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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的《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直指“尽管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但中国最高领导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对前景的忧虑,而且他似乎对于更多的刺激措施不感兴趣”。
这个分析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仔细检视“二十大”后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政策表现,是有很多旁证的。例如,一方面,中共,包括习近平本身在内,一再对民营企业喊话,表达国家对民企的支持。但另一方面,面对棘手的房地产危机,当局不是自己承担责任,而是甩锅给许家印等大型民企集团的代表,用逮捕的方式试图强迫民企帮助政府度过难关。今天许家印,明天碧桂园,这样的搞法怎么可能让民企安心发展?
再例如,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对外开放的大门是敞开的,喊话欢迎外资继续进入中国。但事实上,迄今为止,外资逃离中国的趋势并未减缓。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87%,偌大中国,只剩下49亿美元。彭博社形容是“几乎处于断流状态”。上海美国商会最新的调查也发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于本公司的业务前景的悲观程度创几十年新高,接近20%的美企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年至少将部分业务转移出中国。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对经济前景悲观之外,中国政府动不动就以政权力量打压外资的做法并未改变,突击搜查美国资讯业者,修改《反间谍法》,外企高管被扣押的消息不断传出,令外资人心惶惶,都是无法留住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对于具有指标意义的苹果公司,当局也不放过,自2020年以来就开始的对于公务上使用外国品牌电子产品的禁令,到今年8月已经扩及到283个地级市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导致苹狗股价前不久重挫,市值损失一度高达1900亿美元。
9月11日,中国媒体《观察者网》刊出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的专访,探讨当前中国的经济难题。张军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质疑:“既然我们的国力可以动辄就花上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去搞形象工程,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买单呢?”这是个好问题是因为,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低迷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之一,而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就可以有效提振消费,这么简单的拉抬经济的手段,为何北京不采用呢?
其实张军自己就给出了答案:“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度投资,其中包含大量政府支持的投资,很多投资没有合理的回报,打水漂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政府的确有加大投资力度,但增加的投资并没有被分配到底层民众手中,而是以基础设施建设等名目,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搞“形象工程”,甚至上下其手,继续扩大寻租空间的活水源头。显然,中国经济下行的结构性因素,在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继续压榨社会大众的利益,问题不在于财政政策,而在于投资的分配政策。
中国经济下行的结构性因素,在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继续压榨社会大众的利益,问题不在于财政政策,而在于投资的分配政策。(美联社)
各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和执行方式,在在证实了《华尔街日报》的观察:习近平对拉抬经济增长没有兴趣。那么问题就来了: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习近平为什么兴趣不大?
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或许可以作为答案。他们在分析“榨取式制度为何无法支撑经济的稳定长期发展”的时候指出:“政治权力的控制者最后会发现,利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扩大他们享有的大饼,甚至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对他们自身的获利会比支持经济进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后会摧毁经济富裕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也从榨取性变成广纳性。”
考虑到这本书是2013年出版的,这两位作者堪称先知,因为他们十年前的描述和分析,与今天中国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完全符合。尤其是对于“政治权力者为什么不在乎经济成长”的分析,更是揭示出了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也就是说:对于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统治集团来说,经过十几年的国家权力的扩张,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分配财产,比经济增长本身更能增加他们的利益,成本也低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拉抬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
这,就是习近平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共统治集团,对于拉抬经济增长兴趣不大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中国动辄就花上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去搞形象工程,却不用这些钱去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买单。(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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