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曾力挺毛泽东的王稼祥文革为何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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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11月02日讯】中共早期领导人王稼祥曾在三个关键时刻力挺毛泽东，但在文革爆发后，却受到毛泽东的排挤与整肃，他唯一的儿子被迫自杀，妻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子也受到牵连。

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在上海大学附中读书时，加入共青团。

1925年，王稼祥被中共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28年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外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等。

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等。国共内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长等。

1949年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三次力挺毛泽东第一次：遵义会议上投毛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与会者分成两派：一个以博古为代表，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双方为红军接连不断的失败争论不休。前者怪敌人太强大；后者怪前者指挥有问题。

双方相持不下之际，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站在毛泽东一边，投了毛关键一票，促成军事指挥权的变更。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负责指挥军队。

这次会议对于毛此后逐步将中共的军权掌控在自己手上，并最终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铺平了道路。

第二次：确立毛的核心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延安，中共高层两派斗得很激烈。一派以留学苏联的王明为代表；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

王明自恃有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一度咄咄逼人。毛作为中共党内的实力派，也有许多支持者，为争取最高领导权，内外做了很多工作。

在此次王、毛争权中，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再次发挥重要作用。1937年7月，王稼祥经西安、天津、上海辗转到达苏联治疗伤病。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苏联期间，他积极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最终促使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决议。

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先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此，确立毛在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

第三次：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代，毛发起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一场排除异己、进一步确立毛核心领导地位的运动。

1943年7月5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称“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在延安整风中，王稼祥为确立毛在党内的理论权威地位立了头功。

被毛泽东批“三和一少”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接连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内政外交全面左转，甚至走向极左。

1958年毛发动旨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1959年毛以打倒中共元帅彭德怀为契机发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这两场运动叠加，导致的后果是：中国出现饿死4000多万人的大饥荒。

1962年1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工作。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被迫承认自己有错，并说：“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听了毛的讲话后，王稼祥给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

王稼祥认为，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不要四面树敌。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为什么提这样的建议？一是中国饿死的老百姓太多了；二是当时中共“帝、修、反”一起反，三是中共不顾国力援助亚、非、拉国家。

1958-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总计23.6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为18.6亿元，援助非洲国家5亿元。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8年、1959年、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分别为：265.99万吨、415.55万吨、265.41万吨。

在大饥荒已大面积出现的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等于136亿斤。

196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标准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

1960年1月，中共专门成立一个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负责对外赠送现款、食品等，以换取亚、非、拉一些国家对毛的肉麻吹捧和在联合国支持中共。

毛泽东看了王稼祥的信之后，据毛的大笔杆子王力回忆，当时，毛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这“三和一少”，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变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当时，毛的指导思想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与毛“三斗一多”正好相反。在受到毛的批评后，王稼祥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

文革中全家遭难

1966年5月，毛发动文革时，王稼祥就靠边站了。

当时，他仍是中央委员、中联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都没有通知他参加。他的中联部长职务被刘宁一代理，他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刘宁一代替。

1966年7月，他被迫搬出中南海，搬到什刹海旁边的一座房子里。

中联部的造反派先是在机关大院内贴他的大字报，再把他从家里架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开他的批斗会，给了他挂黑牌子，令他坐“喷气式”。

后来，造反派跑到他家里贴大字报。在他的客厅里，拴上一条条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四面墙上也贴满大字报。他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等大帽子。造反派誓言要把他“斗倒、斗臭、斗垮”。

1968年，他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这个期间，又是谈话，又是写材料，我又紧张起来了，心跳又加快了。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安，于是我处于疲倦、不安、紧张、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再加之，这时候街上出现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标语，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

有一天，造反派刚离开他家，他就高喊：“我没有罪！”当晚，他服下安眠药，但还是不能入睡，仍然大声喊叫。无奈，只好增加安眠药的剂量。结果，他脸色苍白，呼吸困难，昏迷不醒。他的夫人不得不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抢救。直到第三天，他才醒过来。

经历一系列的苦痛折磨后，1969年10月的一天，因所谓“战备”需要，他被疏散到河南信阳，被“软禁”在一个封闭的小院里。

1970年10月初，他突发急性中毒性肺炎，生命垂危，不得不回北京医治。

1971年9月13日，中共二号人物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此后，一批老干部复出工作。王稼祥也恢复工作。但是，接下来，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令他十分不解、不安。

1974年1月24日晚，他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文革中，王稼祥倒楣后，他的妻子朱仲丽，也被说成是“现行反革命”，被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

他的儿子王命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工作，也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贴大字报，被批斗，被侮辱，身心受到巨大打击。

王命先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平时只知埋头工作，没有做什么害人的事，突然遭到这一连串的打击，怎么也想不通，一气之下，跳河自杀。

他的两个孙子也失去升学、参军的机会，跟他的养女一起，被下放到边远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结语

今天，我们经常谈论中共的“战狼外交”和“大撒币”外交。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外交上搞的“三斗一多”，就是“战狼外交”和“大撒币”外交。

在中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下，王稼祥希望中共在外交上稍微缓和一下，对亚非拉国家的支援要“量力而行”，实际上，是他在坚持党性的前提下，他人性的一面对老百姓动了恻隐之心。

但是，就是这一点人性，也不能被毛所容忍。

回首百年中共史，每当党性与人性发生冲突时，谁不泯灭人性、服从党性，谁就会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几乎是一条定律。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