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难脱张国焘阴影 逼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上）

雨夜

毛泽东难脱张国焘阴影 逼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

作者 小民之心

一九四七年八月，毛泽东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不要后方，跨越式深入敌后，进入千里之外的大别山地区，这就是中共军事史上著名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毛泽东曾经被吹嘘用兵真如神，但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部署在当时便遭到了不少中共官兵的怀疑和非议。

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是依托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同样，其他的几支野战军也都是依托各自的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拥有了六个比较大的根据地和一些小的控制区。实际上，中共军队的发展是和根据地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互为依托、合作共生，从红军到八路军，它们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如此，而长征和西路军的遭遇则是相反的例子，证明了，一旦失去根据地的支持，中共的军队就成了无源之水。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分兵华北、山东各地，先后建立了以一一五师为骨干的晋察冀和山东根据地、以一二〇师为骨干的晋绥根据地、一二九师为骨干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以及江南红军改编的新四军所建立的华中根据地，另外还有中原根据地，正是利用八年抗战建立的这些根据地，为中共打败国民党、最后夺取政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共的五大野战军就是依托这些根据地发展起来的。

到抗战结束时，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的规模与改编之前的红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总体上还很低，尤其是火炮数量非常有限，制约了它的攻坚能力。虽然，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补给了一些武器和弹药，同时中共自己的根据地也可以生产步枪、掷弹筒等轻武器和相关弹药，也曾生产过数门山炮，但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装备基本上还是来自缴获敌方。只是，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很少和日军作战，成建制消灭日军、哪怕是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记录都罕见。由于日军的陆军只有大队及大队以上单位才装备火炮，炮兵部队的山炮或者野炮作战时可能临时配属大队或者大队以下单位行动。通常情况下，只有全歼或者重创日军一个大队或者中队，才有可能缴获到日军的山炮或者野炮。特殊情况下，八路军的小部队在袭击日军的军用火车和运输队的时候，也曾缴获过几门日军的山炮或者野炮。总的来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火炮数量非常有限。

受制于抗战时期的形势，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实际上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彼此基本上是独自发展，其兵源和武器都受限于各自的区域。相对而言，晋冀鲁豫军区的实力和装备水平比较强，原因是，这支部队参加过更多的内战，消灭了更多的中国军队。可以说，在八年抗战中，中共控制下的部队最辉煌的战绩就是打击在敌后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八路军的武器，特别是火炮，主要缴获自国民党军队。由于中共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尤其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因此，在和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先后成建制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十多万人，其中消灭石友三69军、朱怀冰97军、庞炳勋40军、高树勋新8军等重大战役都在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仅仅在歼灭朱怀冰所部国军第九十七军的磁武涉林战役中，就至少缴获八二迫击炮24门，故而在抗战胜利前晋冀鲁豫军区的大口径迫击炮数量居于八路军各部队之首。关于抗战期间中共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依托，消灭中国军队、缴获国军武器一事，我曾经制作过一个节目，《谁说八路军没打过大仗》，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

顺便说一下，迫击炮一般属于步兵武器，而炮兵部队则使用榴弹炮和加农炮。当时，中共的军队极少拥有加农炮和榴弹炮这类远程火炮。直到抗战结束，整个八路军仅仅只有一个总部炮兵团，主要装备是75毫米口径的山炮，山炮也称作山地榴弹炮，就是适合山地作战的轻型榴弹炮。这个炮兵团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的。那是在193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战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343旅迫击炮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115师343旅就是由中央红军一军团改编的，是毛泽东的绝对嫡系。毛泽东兴奋地说，要给予迫击炮连以特别褒奖。随之感叹道：“真正是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呀！”几天后，中央军委下达了组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命令。毛泽东对这个炮兵团极为重视，视若珍宝，百团大战结束后，为了国之重器的安全，毛泽东亲自指令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应集中延安附近训练”，遂经过千里长途转移，把炮兵团撤退到延安附近的南泥湾。炮兵团成立五周年前夕，毛泽东专程来到南泥湾视察了炮兵团。又应炮兵团领导的请求，为炮兵团题了词：“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毛泽东对炮兵的作用很有心得。此后，这个炮兵团再也没有参加过战斗，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紧急派往东北，投入内战。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中共各个根据地中，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尤其是位于河北南部的冀南，更是主要的产粮区、产棉区，可以供养大部队。当时，中共的根据地禁止百姓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而是由他们自己发行货币，在根据地流通。其中，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币，老百姓称作“冀南票”，在中共的根据地里是信用最好的。另外，从根据地的弹药生产能力看，晋冀鲁豫在各个根据地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到一九四八年，除了东北根据地之外，晋冀鲁豫的兵工生产能力是最强的，其中八二迫击炮弹的年产量达81万发，超过晋察冀、华东、晋绥区三个根据地的产量之和。抗战胜利后，中共迅速着手组建了用于大规模战争的野战军，开始和国民政府的军队进行作战。

晋冀鲁豫军区最早组建的是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纵队，稍后又组建了第六、第七纵队。其中，二纵、三纵、四纵是由原129师主力部队发展而成，也是晋冀鲁豫建立最早、装备最好的野战军部队。由于晋冀鲁豫根据地位于华北的要冲，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这里的共军很快便和国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大约十个月的时间里，共军就先后发动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其中，上党战役，晋冀鲁豫部队缴获山炮24门，迫击炮40余门，邯郸战役又缴获各种火炮共310门。就这样，晋冀鲁豫野战军先于其他野战军完成了从过去的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

此后，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也就是抗战胜利一年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定陶战役中全歼了号称“泰山军”的国军整编第三师，开创了共军成建制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一个整编师的记录。在这个战役中，共缴获坦克6辆、各种火炮200余门，并紧随东北野战军之后建立了共军的第二支坦克部队。此外，在巨野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甄城附近，全歼了国军第119旅。此役歼敌9000人，特别是消灭了配属119旅的国防部直属的1个炮兵营，完整缴获美制105毫米榴弹炮8门。当时国军的主力，如整编11师，骨干火炮也就是美制105毫米榴弹炮12门。不久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了1个炮兵旅。

到1947年的4月份，刘伯承又率所部在豫北、晋南对当地国军部队发起进攻，基本上清剿了那里的国军，几乎控制了那一带的所有城镇和乡村。部队总数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28万人。野战纵队除原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之外，又新建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还建立了炮兵部队、工兵部队。到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就人数和装备水平来说，在中共的野战军部队中名列前茅，已经成为国军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因此，国民政府对中共的这支位于黄河以北的战略机动力量十分地忌惮。

只是，由于国民政府兵力有限，只能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陕北和山东，而无法分兵对付晋冀鲁豫野战军。这支几十万人的重兵集团，投入任何一个战场，都可能会导致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当时，在河北，沿着平汉铁路的石家庄、保定等几个重要的城市还掌握在国军手里，在山东，济南、青岛、兖州这些城市也还在国军控制之下，而周边的农村地区大部分都已经都被中共控制了。一个国军的高级幕僚在日记中写道，刘伯承将兵力投入河北，则河北危急；投入山东，则山东不支（《中华民国史全集》李新主编中华书局 2011年）。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共军的这支重兵集团，既没有投入河北，也没有投入山东，而是被投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成两部分，陈赓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和第九纵队准备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前往陕北支援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一、第二、第三、第六4个主力纵队十多万人渡过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当时，鲁西南一带还在国军的控制之下，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在这个战役中，先后全歼国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为三大战役之前歼敌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羊山集之战，刘伯承所部以阵亡8000多人的沉重代价，克服据守严密工事的国军精锐整编第66师。这次战役之所以能歼灭被围的国军精锐，共军的炮兵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缴获美制105毫米榴弹炮12门、山炮52门，各种火炮总共872门，此外，还缴获了一批崭新的重型卡车。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力达到了巅峰。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一再下令，要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这支野战军抛开所依托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向千里之外的大别山进发，这支野战军的命运由此出现逆转。1947年7月23号，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刚刚打完鲁西南战役，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28号，刘邓给上司回电，如实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等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第二天毛泽东就发来了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紧急电报，大意是：现在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

毛泽东没有说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多么重要，而是说，他在陕北的情况非常困难，刘伯承、邓小平当然明白这其中警告和威胁的意味。于是只得迅速做出部署，8月7日晚，四个纵队12万人马分三路南下。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国军重兵堵截、后有国军十几个旅的部队穷追不舍，还有难以行进的黄泛区，以及涡河、沙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刘邓大军随时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部队南下不久，便进入了宽度达几十华里的黄泛区，过膝深的泥水，步兵和骑兵勉强可以通过，运输辎重的车辆和重炮根本无法通过，只得全部炸毁。当时，这些重炮和车辆中国根本就无法生产，这些装备异常的珍贵。此后，在渡过汝河、淮河的时候，又掩埋或者毁掉了一些轻型火炮，有的部队甚至连迫击炮、重机枪都抛弃了。等到达大别山地区，这支曾经装备最强大的野战军，这两年多积累的家当，用鲜血换来的重武器，基本上全都丧失了。

前边我们讲过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事情，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火炮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毛泽东对于火炮的看重是超乎外界的想象的。“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这就是毛泽东经历战争的心得。既然这些珍贵的重武器和载重卡车根本不可能带到大别山，注定要在沿途毁掉，那么，为什么不留下一支主力部队，转移和保护这些重武器回到根据地呢。关键是，大别山区根本就不适合大兵团作战，既然只能打游击战，又有什么必要调动这样一支强大的主力部队进入大别山呢？这一系列的安排都明显地违背常识。尤其危险的是，在过汝河的时候，刘邓的指挥机关被阻在河的北岸，前有敌人，后又追兵，军情十分紧急。而刘邓部队长途行军已经十分疲劳，路上又炸毁和掩埋了重装备，只能凭借轻武器以死相拼，才强渡汝河成功，然而，大批伤员都留在了北岸，被国军俘虏。而后，在渡过淮河的时候，再次濒临绝境。背水作战，乃兵家大忌，更何况，这支部队长途远行，已经疲劳不堪，而且，几乎弹尽粮绝，如果遭遇大战，后果可想而知。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刘伯承亲自下河察看，恰巧正值两个洪峰之间，发现河水在脖子以下，勉强可以徒涉，就这样，刘邓所部侥幸渡过了淮河。当国军的追兵进抵淮河一线时，正好下一个洪峰到来，河水暴涨，把国军阻隔在淮河北岸，刘邓所部才得以顺利进入大别山地区。可以说，这次行动完全是一场赌博，稍有差池便有可能全军覆没。

就在刘邓大军急速南下的时候，8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指示他们：“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毛泽东要刘邓“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毛泽东显然是感觉刘邓大军行进速度太快。常言道，兵贵神速，一支10多万人的大部队，目标自然十分巨大，在敌后千里行军，这本来就异常危险，随时都可能遭到国军的阻击和围歼，理应尽快地离开这个地带，早日进入根据地。然而，毛泽东却要他们少走路、多休息。真是这样，那等于给国军准备足够的时间在前边堵截，设下埋伏，这样的结果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掩护刘邓南下集团，原本已经决定要开赴陕北的陈赓谢富治集团8万多人，被临时改变了用兵的方向，来到靠近湖北的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而且，毛泽东还指令在陕北指挥作战的彭德怀采取行动，牵制在陕北的国军不能外调。同时，还命令在山东的陈毅、粟裕的部队，分兵策应刘邓南下集团。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毛泽东来说，当时部署的核心便是让刘邓所部进入大别山，其他部署都是围绕刘邓南下展开的。说什么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明显只是一个托词。假如陕北真的紧张、真的危险，为什么还让彭德怀采取行动，不让在陕北的国军离开呢；假如陕北真的危险，为什么不让陈赓谢富治兵团进入陕北协助作战呢；说什么陕北粮食短缺，这根本就是借口。陈谢兵团进入伏牛山地区，当地也无法解决这数万人的粮食，需要从晋南老根据地运输粮食；陈赓兵团西渡进入陕北，同样也完全可以依靠晋南、晋中根据地供应粮食。另外，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史称“中央小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和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这个会议从筹备到结束，前后20多天，而且通知前线部队领导人，十来天后在中央驻地小河村开会，并不担心有被胡宗南偷袭的危险，可见当时情况已相对稳定，对安全已有了一定的信心。实际上，那个时候，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经过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已经基本上稳定了陕北战局。退一步讲，为了确保陕北的安全、分散和牵制胡宗南的兵力，只需陈赓谢富治的8万人马已经足够了，并没有必要非得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以吸引胡宗南的兵力。为了减轻延安的压力而千里跃进大别山，明显是舍近求远。

结果，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刘邓大军十几万人进入大别山后，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由于粮食短缺，部队不得不以团为单位分散布防，此外，由于伤病，以及大量士兵逃亡，部队减员很多，不少团已经不能作战。再加上没有重武器，再也没有能力对国军进行大规模做战，一支付出巨大牺牲建立起来的、在关内最强大的野战军，就这样降格成为一支游击纵队。中共党史上说，千里跃进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南京，根本就只是一句空话。一支缺乏弹药、没有粮草的游击纵队，又能有什么战斗力，对于国军重兵防守的大城市又能构成什么威胁？

刘邓大军在出发前要沿途的根据地给他们准备了一些自军阀混战时代就流行的硬通货——黑货和银元，黑货就是鸦片烟土，然而，相对于十几万之众人吃马喂，这点硬通货实在是杯水车薪，基本上还得靠抢。可以想象，在大别山那样一个人口稀少、资源有限的地方，当地百姓的粮食都无法自给，突然来了十几万人马，需要给他们提供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会给当地带来多大的压力。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迅速进行了土改运动。这种土改运动非常残酷，严重侵犯了自耕农的利益。尤其是滥杀无辜，导致当地民众反弹很大。

著名军旅作家刘家驹在他的遗著《光荣的背后》（2020年出版）中提到，刘邓大军到大别山，挖地三尺，烧杀掠夺，对贫下中农也不高抬贵手。其中有篇对共军将领的采访文章，题目是“杀俘虏壮胆气”，详细记录了一些共军官兵在大别山的所作所为。他们说，进入大别山，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土豪，目的不是为穷人分田分地，而是军队初来乍到，要吃要穿求生存。其实，大别山真正的土豪没几个，中农居多，凡有猪的，有牛的，不管成分如何，都给弄来保住我们的肚子。老百姓反感，组织起来刀枪相向，我们下到地方的工作人员被杀的不少。另一个说，到一个地方，把老百姓抢个精光，吃个精光，人家就跑到山上去骂我们，说跟日本鬼子进大别山一个样。你骂你的，我干我的，看到哪家房子好，就进去搜刮，有米就煮，有猪就杀。还有一个说，我到一家布店，老板见我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我向他借布，老板问要几丈？我说，通通借，全国解放后，政府会来还给你的。左说右说老板就是不行，团长来了，见我光动嘴不动手，火了，怎么还不动手？老板娘见我们搬走她全部家当，跪下来抱住团长的腿哭嚎，老总啊，留下点吧，我们要活命呀！团长说，我们的命更要活。一脚踢开了她，一挥手，统统抱走！这些都是刘家驹记录的共军将领的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