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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当年为保曾庆红的爹引出的惊天秘密(汉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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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17 13:30: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纪元2023年11月17日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爹,名叫曾山


曾山,189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1926年加入中共。1931年11月7日,正当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在苏共操控下,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山任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曾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1935年,曾山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受训。
曾山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
1937年冬,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以利侵华日军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平共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毛)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弗拉基米洛夫所说的“毛的一个代理人”,应该是指中共高级特工潘汉年。
1955年,潘汉年被中共抓捕,先被判刑15年,后被判无期徒刑。1977年,潘汉年被监禁至死。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大汉奸)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根据公开史料,当时中共方面参与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的有四人:饶漱石、潘汉年、曾山、扬帆。
饶、潘、曾、扬与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产生的效果是:八年抗战期间,新四军与侵华日军之间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
1949年中共建政后,曾山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商业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
保曾山 查档案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内务部部长曾山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冲击。
1967年9月,造反派将曾山抓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坐“喷气式”)。
当时,国务院内务办公室驻内务部联络员孙宇亭,将曾山被批斗的情况报告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严佑民立即报告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标题称曾山为“同志”表明:曾山是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人。指示共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第二,曾山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这是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曾山实施的保护。
但是,到了1967年10月,内务部的造反派,根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情报人员提供的曾山和日本人接触过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人有过接触,但所有行动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造反派不相信曾山的辩解,内务部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则站在曾山一边,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怎么办?
在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内务办驻内务部联络员孙宇亭提议:“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当时在场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档案的事由孙宇亭来办。
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孙宇亭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
然后,孙宇亭拿着他们的批件,跟内务办工作人员赵雪瀛一起,驱车到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孙宇亭向严佑民报告后,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补了一个签字手续。
看到汪东兴的签字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工作人员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其中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上面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亲笔签名。
这些档案证明:曾山所言,确有其事。
孙宇亭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心里很高兴。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孙宇亭摘抄四份电报上的有关内容。孙宇亭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小人物 “闯大祸”
这里说的小人物,是指孙宇亭。
孙宇亭曾任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66年文革爆发后,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兼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兼任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孙宇亭被抽调到国务院内务办,任国务院内务办派驻内务部的联络员。
当孙宇亭起草的报告送报中共中央之后,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孙宇亭大吃一惊。
孙宇亭后来回忆说,1967年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
谢走后,严佑民到孙宇亭的办公室,苦笑着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领导,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领导?严说:谢没有说。孙宇亭等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自己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孙宇亭开会。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孙宇亭以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但是,事件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紧接着发生了六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公安部所有档案被封存,所有档案管理人员被更换。
1967年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300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这些档案。
第二件大事,孙宇亭查档案被认定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
1967年11月的一天深夜,孙宇亭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法宪(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谢富治、汪东兴、严佑民、赵雪瀛、孙宇亭,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
谢富治主审,被审对象就是孙宇亭。
谢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说,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他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富治、汪东兴、严佑民三位领导都清楚。查档报告是他起草的,但是谢、汪、严都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谢、汪、严的批件,他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
谢坚持说,盗窃档案之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孙宇亭还没有开口回应,严佑民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第三件大事:“解放军”全面接管公安部。
1968年黄历新年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第四件大事: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被撤销。
谢富治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第五件大事:汪东兴、谢富治瞒天过海
这件事其实发生在谢富治审问孙宇亭时,但因为它特别具有戏剧性、又特别能代表中共高层官员脸厚心黑的一面,这里把它单独说一下。
当时,孙宇亭说,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汪、严都签字同意了。
谢富治转向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东兴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汪东兴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在简短询问军代表几个问题后,汪东兴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汪东兴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
汪、谢在此事上负有领导责任的证据,就这样,被销毁了。
当汪、谢销毁证据时,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装着没看见。
孙宇亭、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亲眼目睹了这汪、谢两位中央首长表演的这一幕。
第六件大事:严佑民被关秦城监狱四年。
孙宇亭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汪东兴、谢富治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严佑民还算一个有担当的人,主动把责任揽过去了。
其结果是,严佑民因“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被关进秦城监狱四年,1460天。
说到底,谁在怕?
1967年,谢富治担任的职务有: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
汪东兴当时是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
谢富治当时属于副国级高官,是中共党的、国家的、军队的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扫清政敌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汪东兴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大内总管”,是替毛监管中共正国级高官的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按常识,出于保护曾山的目的,谢、汪批示同意孙宇亭到中央档案馆查有关曾山的档案,是例行公事。
但是,孙宇亭起草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后,在中共高层竟然引起巨大恐慌,以致于发生了上述六件极端反常的大事。
事出反常必有妖。
在中共高层,到底谁在害怕与侵华日军秘密和谈的事被人知晓?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曾山的请示电报上亲笔签字的人。
当时签字的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刘少奇1967年已被打倒,任弼时早在1950年就去世了。
也就是说,真正恐慌的人,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毛、周、康为什么恐慌?
因为在中华国民政府将士正在同侵华日军浴血奋战时,毛、周、康却派曾山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以求与侵华日军和平共处。这是“通敌卖国”的严重犯罪行为。
结语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上述六件极端反常的大事,是中共自己做出来的,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出来的。它们表明:中共是何等心虚啊!
它惧怕勾结侵华日军的真相被中国人民了解。
它要竭力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隐瞒其“通敌卖国”的严重犯罪行为。
说曾庆红的爹曾山是“汉奸”,真没有冤枉他。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高义

发表于 2023-11-21 01:24:01 | 显示全部楼层
当时有三曾之说:曾山、曾思玉,曾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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