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收买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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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共在西方培植和豢养一个“熊猫派”，以及大大小小的基辛格，乃是一种战略部署，极其成功，是低级文明战胜高级文明的典范，它一没有进入中共理论系统，二没有进入西方政治学，至今还仅是一种谋略。1998年我写过一文《中共对美外交的步步为营》，分析以尼克松为首的“熊猫派”，如何步入中共布下的迷阵。那时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没有人相信我们说什么，在周围人眼里，我们都是怪物。这篇旧文躺在我的硬盘也睡了快三十年，今天才熬到基辛格死掉。去年美司法部长巴尔还呼吁硅谷和好莱坞停止向北京磕头，近乎悲愤说：“中国共产党思考的是几十年和几百年，而我们倾向于聚焦下一个季度的盈利报告。”这是耗费三十年才看懂的，很不错了。时至今日，德国人还是三十年前美国人的认知水平。从2016年起，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可能的经济后果，德国拒绝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措施”。有意角逐下届基民盟（CDU）主席的德国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罗特根认为，“中国太大、经济太强、科技太先进，制裁没用”。】

中共凭借操纵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颇为收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那些最可能从美国迁就中共的政策里大捞好处的人，在美国政府和公众当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中共的迁就政策，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前国务卿基辛格（Herry Kissinger）和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还有前副国务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等。

如果这些人想为他的主顾（某家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中赢得一项合同，那么根据中方的要求，这场交易的条件是，这个公司要在美国为中国的利益公开辩护，或者安排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记者团访华；美国公司主管也可以通过这位“顾问”认识中共的高级官员，美国公司为此付钱给这位“顾问”，而这个顾问为了巩固他与中共官方的私交，则要在美国公开支持取悦北京当局的政策建议。这种安排从来不会明显地写在商业合约里，但人人都懂得这种交易。

基辛格为中共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辩护是很著名的。就在屠杀的第二天，他同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称邓小平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说邓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为仁慈而较少混乱的过程”。美国国会呼吁制裁行动，布什当局正准备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基辛格却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的采访时说，“我不会主张任何制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示威者占领首都的主要广场达八周之久，”这种占领导致了失序和混乱，因此实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八九年十一月，他陪伴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见到了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钱其琛，钱对他大为夸奖，回美后他在白宫又报告了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基辛格一年中会数度访问中国，而中国的大门对他则永远是开放的。

基辛格总是回避一个问题，即他能从他鼓吹的对华政策中图到多少利润。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许多想在中国寻求商机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付给基辛格大笔的钱。一九八九年他发表那些为中共辩护的言论时，他组建了一个名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伙公司，与他的老熟人荣毅仁负责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在中国投资。美国全国民主政策委员会（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 Thompson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基辛格确实从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公司那里拿到大量酬劳。

显然，由于基辛格这样的原美国高级官员又从中帮忙，使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游说集团，这个集团不愿意批评北京当局的人权记录，反对与中国“对抗”或制裁中国，并借此捞到了可观的利润。此中要害是基辛格、黑格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公开地或私下地推动美国的政策，然后个人也从中国渔利，这个样式，其实就是后来在中国泛滥成灾的腐败模式。

（那时候，中共成功打破西方对华制裁，乃是颇有研究价值的一段中国外交史，足可列为美国对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课题，即“分化西方”，至今如此——又及）

“六四”后中共的对美外交，从一开始就不纯然是被动式的“韬光养晦”，而是力图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不仅仅是无孔不入的活动，包括私下游说的宣传、威胁和恐吓，还包括购买或盗窃技术。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问题的种种争论，已经被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由原美国高级官员组成的集团所支配，而这个集团的人则通过推销他们所主张的对华政策获取暴利，中共惯于以发动经济战相威胁，企图这样来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当年“惩罚波音公司”的深远意义。总理李鹏一九九六年取消了购买波音飞机的承诺，改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飞机。他极为露骨地说明了采取这个做法的原因，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合作时不附加政治条件，而美国人却任意地威胁要制裁我们。”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对美政策之所以能明显地收效，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把经济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经济上的利诱和惩罚来向美国索取政治让步。

卸任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十分灰心丧气地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对付中共时，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们却拖我们的后腿，把合同抢走。”今天，这种策略已经进一步挑唆法国的反美情绪，最近法国总统席哈克北京之行，不仅签了十二亿合约，还同中共一道谴责“美国霸权”。

中法的这种“合作”，无非是冷战时代戴高乐与毛泽东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钱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后开始“见成效”。

通过西方左倾知识分子影响西方舆论，是中共对西方分化的另一个层面，也是中共国际统战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只准许很少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进入中国，这些人被中国称为“中国的朋友”；其中著名的，一个是瑞士作家韩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只有极少数美国人能去中国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进入毛泽东会见外国贵宾的客厅与毛长谈。还有一些外国人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伦•艾黎等，澳大利亚共产党员Wilfred Burchett等，也属此类。

自“苏东波”以来，西方左倾思潮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舆论需另求其道，开始运用各种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国的朋友”，办法是去中国的签证、到各地旅游的许可、以及进入中南海会见领导人的特权等。

但是由于效果不彰，西方舆论对中共的基本调子仍是负面居多，因此中共开始采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称为“杀鸡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作了序，从此中共不准他再进入中国大陆，这对于一个以中国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个损失。

接下来，曾经公开批评中共违反人权的美国学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请访华签证时被拒签，或者是被要求参与一场寻求著名美国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动、以此换取访华签证。以中国大陆为主要报道对象的著名自由撰稿人夏伟（Orville Schell），曾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就再也拿不到签证，原因是他参与了“人权观察”的活动。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后几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签证进入中国，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却在北京首都机场海关被拒绝入境，还把他在旅馆里扣留了整整一夜，于次日晨将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后说，当他被扣压在旅馆里时，有四个公安局官员在房间里通霄值班看守他，他们把房间里的电话也切断。

夏伟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中共在试图控制外国的中国观察家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中方制造的恐吓确实使许多外国学者和记者讲话时小心翼翼，他们害怕成为中共的“不受欢迎的人”。他说，其实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完全知道，这本来就是中共对付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手法，这种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威胁手段不仅在中国国内十分有效，而且对外国记者和学者也产生强烈效果，因为这些人为了保住目前与中国相关的职业，需要去中国，所以对中共有所依赖。

美国有一小群中国问题专家避开“冒犯”中共，依然可以获得与中共高层官员接触的机会，所以反而与当年的韩素音、斯诺一样“走红”，为白宫非正式地提供咨询，为美国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国之行“护航”，也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分析，在政治上充当中共的辩护士。可是，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精英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仅排斥本国异己、也排斥外国批评者的中国政府，只要这些美国学者在某些问题上冒犯了中国政府，他们去中国作调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们的学术生涯就会因此终结。那些保持与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触管道的美国政治学者们，通过这些接触还能了解中共领导人是如何想问题的，这些知识确实颇为实用；他们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就有参考价值。但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毛泽东的声誉、人权、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北京当局紧紧地盯着，这些学者就只好要么是说些奉承之词，要么干脆缜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