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一：红色滑铁卢（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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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一：红色滑铁卢（３）

穆正新


第三章 特务在哪里？

“特务”是遮羞布

在中立国代表和各国媒体的亲眼见证之下，志愿军方面的“解释”成功率稳定在３%以下。这样的惨败记录，不找替罪羊是没办法搪塞的。“美蒋特务控制战俘”的谎言于是成为共方最强力使用的遮羞布。对国内人民宣传“特务控制”当然有效，因为国内人民被剥夺了知情权。但这种宣传对外却不起作用。因为谎言最怕的就是那种各方都能方便地观察的环境。而中立区为各国代表与媒体记者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有目共睹事实是：战俘是被单独被带到由印度军队把守的解释帐篷里的。这时营区反共组织远在数百米外。这“控制”力怎样传递？现场听解释的战俘只要说声“我要回国”，连营区也不必回，直接就从解释区转往志愿军。此过程全在国际媒体观察之中，谁也没有见到“特务”上前阻挡。但共方讲话不用事实，他们只是钢牙铁嘴咬定“美蒋特务严密控制”就是有。至于这“严密控制”如何跨越数百米空间起作用的呢？共方说法是，营区里的美蒋特务曾“对广大爱国战俘进行了长期的残酷迫害”，致使战俘们深陷恐惧之中。再加上解释区的联军观察员以及瑞士代表等频频用咳嗽、眨眼、翻纸、握笔、打手势等等向战俘“发信号”，战俘就不敢再爱国了。

谎言有顾此失彼的特点。共方这套说词正好与其进行的其他宣传相矛盾。共方一直说“广大爱国战俘”在凶残迫害前始终坚毅不屈，始终“渴望回到祖国怀抱”。而现在又说这些战俘其实已经屈服。而且屈服得那样彻底，以至于来到解释帐篷里“喜见祖国亲人”也无法治愈他们心中的恐惧。显然上述两个说法其中必有一假或者两者均假。“渴望回国”好几年的战俘一见解释代表就不“渴望”了。还让人觉得这些“祖国亲人”不讨人喜欢。“扫帚星”的干活。

至于敌人的咳嗽、眨眼等竟然能够控制住“广大不屈的爱国战俘”，并且众多的“我军首长”亲自上阵也无法将其阻止或击败，就更离奇了。反共战俘来到解释帐篷，单独面对五、六个中朝方的人员。现场“中立国”代表里还有波兰捷克等中共的同志在帮腔。而联军方面只能有一到两人出席。七、八个（有时可达十个）共产阵营同志们高昂洪亮的演讲竟然压不倒一两个敌人的咳嗽与眨眼。除了说明共产党干部的演说空洞无力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退一步讲，如果咳嗽、眨眼等果真具备强大控制力量的话，那志愿军解释代表们也有气管，也有眼皮，为什么不使用起来去压倒敌人？七八条气管一齐咳嗽，十几只眼皮一齐眨动，还怕压不住一两个敌人吗？现场的志愿军首长们有气管故意不咳出声，有眼皮故意不眨出花，眼睁睁地看着爱国战友惨遭敌人咳嗽眨眼的控制而无动于衷，是否有通敌之嫌？

关于“我军首长”亲自败在敌人的咳嗽与眨眼之下的相关案例，白纸黑字地记录在贺明的那本“血淋淋权债”一书里。各位可以自行去阅读查证。

据说帐篷外面的“特务”活动也很厉害。有一天，两个联军的军官站在解释营区的小山坡上聊天。其中一人双手抱在胸前，拇指卡在上臂内侧，四个指头搭在外面，讲话的时两手的四个手指不断地摆动。几十米外有座解释帐篷，里面有个垂头丧气战俘在听解释。战俘看不见这联军军官，坐在他对面的志愿军解释代表们却看见了，并立刻从中发现了敌情：敌人在打手势发信号！他立刻提出强烈抗议。印度主席接到抗议后赶忙离开帐篷来到这两个美国人面前，严肃地说：请不要发信号！那美国军官听说自己在“发信号”吃惊不小。他赶紧离开原地，并向站在附近的中遣会主席蒂玛雅等印度军官请教，他刚才的动作是什么信号？美印官员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有多种可能。一是当他两手抱胸四指向上的时候，从远处看象“V”手势，可能具有激励战俘“争取胜利”的含义。二是“四”个指头可能代表“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争自由”的意思。但最有可能的，是“四”在中国话里与“死”同音。要么含有向战俘发出“打死共产党”的指示，要么以“死”警告战俘。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谁也弄不清。也许那些在帐篷里深陷挫折看任何东西都不顺眼的“我军首长”知道。这里的奥秘不但老外弄不懂，恐怕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也搞不清。如果“四”就是“死”的话，不知道新“四”军、“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该怎么解释？

“揪特务”是革命传统

“揪特务”是共产党搞斗争的老招数。江西苏区打“AB”团，延安“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用“特务”罪名打击对手的知名案例。后来毛泽东整彭德怀遇到困难，就给彭安个“里通外国”罪名，使彭听起来象“特务”，再整就顺手多了。再后来老毛放倒刘少奇，也少不了给他贴上“内奸工贼”等准“特务”标签。

在“我军”争取战俘归国败绩累累的情况下，让对手统统是“特务”，则“我军”便“虽败犹荣”了。“我军”政委号召战士蔑视众神独尊马列毛，当然不是“特务活动”。但一个牧师到战俘营布道，令志愿军战俘抛弃共产观念而成为基督徒。他就是“美帝特务”。这是党的宣传要诀。你若说“我军”政委号召力输给牧师，是不太好意思滴。但如果说输给了“特务”，就比较有面子了。台湾一些官员去战俘营慰问反共战俘，当然是“蒋匪特务”在活动。联合国军从台湾招募了若干国语翻译和文化教员。这些人也是“蒋匪特务”。国际红十字会视察联合国军战俘营后的报告不合中共的口味，就成了“美帝走狗”。当他们还想视察志愿军管辖的战俘营时，更具有美帝“间谍”之嫌。就算本来是同一个部队的志愿军官兵，只因被俘后反共不归，即便原先有老党员老八路的身份，也一律算成“美蒋特务”。

特务的原本含义，应该是那些伪装身份暗底下搞阴谋活动的人。上述杯中共所指控的特务，并没有伪装身份这一条。他们干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干什么，言行一致。而志愿军战俘营里确有一批人精心伪装身份，表面说一套暗中却做另一套的人员。他们就是以反共面目潜伏在反共战俘阵营里的中共分子。“白皮红心”的干活。他们才是真正的特务。

李克农是总指挥

根据《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一书，李克农从１９５１年７月起就秘密进入朝鲜，在开城幕后主持停战谈判和遣俘事务。板门店谈判的中朝代表都必须听他指挥。他的人生风格从来就是典型的特务风格。他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总指挥角色一直保密到１９９０年代。当时哪怕在“自己人”圈子里，他和副手乔冠华都不用真名。人们只许叫“李队长”和“乔指导”。李克农出马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和遣俘事务，必然大量使用中共的特务体系。遂使遣返战俘事务与特务结下了深厚渊源。

志愿军战俘群体形成之初，中共尚未能够在其中建立组织进行控制。大多数战俘早已厌恶中共，被俘后很快公开反叛共产党。战俘中亲共人员势单力薄，加上他们自己也背负“叛变革命”等精神包袱，也采取了随大流不作为的态度。因此，初期的中朝战俘与联合军当局关系相当融洽。那时美军觉得管理中朝战俘比他们几年前管理日本德国战俘还轻松。他们的管理方式也很放任，甚至不派一兵一卒就把整火车的志愿军战俘从前线送到后方。战俘们自己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鲜有逃跑或者抗拒行为。

朝中共方通过派遣特务去图控制战俘营的行动是周全的。一部分特务以医务人员等身份到战俘营周围接受联军的招聘，或以劳务、经商甚至卖淫等活动常住战俘营周围。他们与战俘营内共产党组织联络并转运物资。另一部分则在火线上主动向联军投降而直接打入战俘营内。个别军官在投降时特意申明自己的高军阶，以便在战俘营中取得领导地位。依照日内瓦战俘公约，高军阶的战俘有权管理本国低军阶的战俘。为了能不断地向战俘营传递最新的指示，保持对战俘营的控制，中朝方通过火线假投降的派遣活动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３年７月停火的前夕。而１９５３年６月后派遣的特务在出发前就能得知如何与志愿军解释代表团联络了。因为那时停战协定细节都已敲定，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已在组建中。

共产党秘密组织在联军战俘营中活跃起来。联军战俘营的麻烦就开始了。中共组织不但成功地将数千战俘控制在自己手中，还积极地向反共志愿军战俘的阵营渗透。受命的特务人员在公开场合下总是“坚强的反共义士”模样。滴血染旗、刺字纹身等等样样不落后。他们在反共阵营内建立组织发展成员并展开秘密活动。用欺骗、恫吓、裹挟、暗杀等手段分化战俘，争夺控制权。１９５１年秋天起，联军战俘营中骚动、斗殴和凶杀事件剧增，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直至次年５月劫持战俘营司令官杜德的事件达到了高潮。

反共战俘排斥异己，联军当局坚决隔离

许多归国志愿军战俘因为各种原因不说实话。讲述了很多“美蒋特务”以毒打和残杀“强迫战俘去台湾”的故事。不排除其中个别事例的真实性，但绝大多数是谎言。因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反共战俘阵营并不象共产党组织那样硬把人扣在自己的营区搞强迫思想改造。他们的政策是“排斥异己”，即设法把亲共人员挑出来赶走。这是他们与共产阵营的最大区别。一般来说战俘只要公开平和地表达出回国的愿望，自己不走也会遭反共战俘检举而被联军当局带离。归国志愿军战俘中的某些“英雄”，包括孙振冠赵佐瑞等领导人，都是在亲共身份暴露或者在夺取营区领导权的密谋败露后被反共战俘们赶出来的。而他们后来却谎称是主动“冲出来”的。如果反共战俘真是那么残忍地搞控制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活着出来。

蓄意潜伏的共党分子不同于一般的亲共战俘。他们总是强作反共姿态，同时在暗中活动并密谋夺取营区控制权。他们搜集情报、煽动威胁战俘、暗杀反共人士等等。营区内许多打斗和凶杀事件都与共产党特务组织的活动有关。共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对反共战俘阵营危害很大，故反共战俘对于这类“匪谍”的态度十分严厉。曾经杀害过其中一些人。反共战俘们也很注重防范共党分子的渗入，他们并不轻易接纳任何自称反共的战俘。战俘胡广田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９日的日记里说：

“下午突传来惊人的消息。是过去曾在七二联队的一个叛徒，已在红色联队居住一年多，今日由印军少校送到本康旁（compound，营区）。照理我们应该欢迎他的。但是我们细心研究，此人还是留不得，恐日后破坏我们全体的团结。因为他已经过赤色份子的熏陶，思想是靠不住的。他虽然告诉我们他在红色联队里的凄惨情形，但是我们全体对他发生很大的怀疑。说不定是共匪派的匪谍份子，在危急之秋，进行破坏工作。所以一致请求印军少校将此一人送回原处，本康旁坚决拒绝予以接收。这位印军少校立即采纳我们的意见，将此一人立即带走，大家才安下心来。”

联合国军监管当局也没有“逼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政策。在把反共战俘移送给印度军队管辖之前，联合国军从未承诺让战俘去台湾。自从战俘营内出现反共和亲共组织间出现夺权打斗后，联合国军即实行将双方隔离关押的政策。任何时候一旦发现战俘不愿意呆在原来营区或者被查证有从事“身曹心汉”类活动时，监管当局便将有关人员带往对方阵营或者送进隔离区。联军搞甄别就是为了隔离，而不是中共造谣的“强迫战俘去台湾”。即便在甄别完成后，联军仍然保护改变态度的战俘。１９５２年６月后转到济州岛的反共战俘本来已经经过甄别被确定为“抗拒遣返者”了。但联合国军仍然在岛上专设隔离营区供任何改变主意想回国的“红色战俘”们居住。不管是战俘自行申请回国还是被反共战俘检举出有亲共倾向的战俘，都被收容在隔离区内。到１９５３年９月联合国军向印军移交时总共收容了８５人。印军接收后即把他们移交给志愿军。但临到移交时其中２０人又改变主意坚称反共不归，另６５人则同意回国。新华社却报道这６５人“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大批冒充战俘的蒋、李特务的统治，回到了祖国怀抱”。同时大肆“控诉”联合国军以及国民党的“滔天罪行”。只字不提他们早在济州岛就被联合国军送进隔离区安全居住了数月的情况。说谎毫不脸红。

假如联合国军真的有“逼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政策的话，何必坚持不懈地隔离保护亲共战俘？又何必将这些人交给印度人？把“红色战俘”杀掉再称他们自杀，不是中共一再指控的“美蒋特务残忍手段”吗？联合国军为什么不用？偏要把他们保护得好好的送回中方再让他们通过中共喉舌猛烈地控诉自己？

党叫逃跑才逃跑

留在反共阵营里的中共分子，时刻听从党召唤。进了中立区后，这些特务们的任务主要有二：其一是配合中共方面的宣传，表演一连串“逃出虎口”的行动，给外界造成“有大量战俘渴望回归祖国”的印象。其二就是相机制在内部造混乱。

伪装反共的特务人员连串表演“逃出虎口”的行动对中共在国内的宣传有极大价值，也确实起了巨大作用。但对国际舆论来讲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说只有负面影响。原因是解释营地太透明。各国代表加上那么多的中外记者在场，李克农那点小技巧实在很容易被看穿。这些奉命为“宣传斗争”而安排的“逃出虎口”行动，无论怎样下功夫，和真正自发的行为总是不一样。一个最明显的破绽是，真正“渴望逃离者”会抓住任何到来的机会立即行动；而李克农所安排的那些表演性的逃离者却屡屡放过良好的逃离时机，专拣一些困难危险的时机出逃。让人们看出他们是在“有计划、按比例”地逃出。

战俘到达中立区的第一天，就在印军的重兵警戒下排着队一个一个地进行登记。登记桌前每次只能有一个战俘。印度兵在身边把守，志愿军的观察人员也在附近观察。这是个逃进“祖国怀抱”的好机会。只要对印军翻译说句话，或者指指志愿军的观察人员就够了。但当天逃离者极少。点到为止。很可能是“组织上”有令，不让太早行动。

进了营地，在安顿住宿过程中，印军官兵频繁进入营区。安排帐篷、分发物资、交接设备，登记造册等等。为了融合与战俘的关系，印军官兵还频频展开公关活动，比如赠送糖果茶点、交朋友学中国话，举行篮球排球比赛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逃离时机，但没有人利用。

战俘入住后的头几周，印军为了熟悉人头而每天进入营区早点名，点名时仔细核对每个战俘。必要时还进入帐篷逐个检查。此时要逃离极易。但没有人逃。

印军不但日夜在营区周围站岗巡逻，在各营区内还设有一个看守办公室，日常驻有一个班左右的印军。到那里去申请遣返也很方便。但没有人利用。等等。

多起“逃离虎口”行动的当事人偏偏选择攀爬铁丝网这种相当困难且非常危险的行动。解释营地的铁丝网并不是为了让人攀爬而设计的。它们有好几层、每层都超过三米高，顶端还向内伸展。不借助工具很难成功。且这种行动不但容易引起反共战俘们的怀疑而引发抓打，也容易引起印度哨兵误会而开枪射杀。印军多次入营房告诫战俘们说，有事直接找他们，切勿攀爬铁丝网以免遭到误杀。但这些“逃离虎口”表演者依然坚持舍易取难，不必要地搞冒险逃离。也许是从周恩来李克农们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情节比较惊险，宣传价值大一些吧。

肯定还有些特务被指示继续潜伏最后去了台湾。２３岁的江苏人王俊飞（Wong Tsun-fei）是在１９５３年６月底受命向联军投降而潜入反共战俘营。那时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已经组成。他有机会在出发前和某些解释代表会面商定联络事宜。王俊飞的任务代号为４２４。他预定在听取解释的时候设法接收武器。但他在解释开始前夕被反共战俘发觉。他交代了自己的情况，说还有另外两人与他执行同一代号的任务。联军观察人员曾看到解释代表请一个战俘抽烟时，那个战俘一把抢过解释代表的烟盒装入自己口袋。随后声称拒绝遣返并返回反共战俘营。西方国家后来知道一种烟盒状的手枪是苏联集团使用的标准暗杀武器。但此时已无从判断那个战俘抢走的是不是这种东西了。

反共战俘营垒中有数百中共特务，这对联军监管当局来说并非意外。联军方面对中共特务的潜伏情况早已有个大致的了解，也不太担忧他们的活动。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便倾巢出动也闹不出什么名堂。但是，第３１营区的战俘代表兼翻译官王旭的出逃，却着实让联军官员们捏了一把汗。

王旭事件

要理解王旭事件的潜在爆炸性，必须先了解反共战俘与印度军队的严重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是解释营区爆发严重骚乱的导火索，李克农们很希望它被点燃。

当年的印度与中共简直是盟友。那时印度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反西方情绪十分高涨。印度总理尼赫鲁很想和中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印度在朝鲜战争事物上处处偏袒中国。１９５２年２月联合国表决通过谴责中共“侵略”的决议时，有七个国家投下反对票。其中五个是苏联东欧国家，另两个就是印度和缅甸。那时说印度是中苏共的帮凶，可能过分，但也不算太冤枉。朝鲜停火协议达成后，联军立即向战俘营广播协议内容。当反共战俘们从广播里得知他们将要被送到中立区让印度军队看守四个月时，顿觉五雷轰顶万念俱灰。一些战俘失声痛哭起来，营区里一片嚎啕呜咽之声。战俘们觉得，落入印度人手中就等于落入中共手中。那个解释营地距离中朝大兵团部队只有数千米之遥。他们相信印度军队一定会在三个月解释期间的某一天与共军里应外合把他们劫往北方。后来虽经各方软硬兼施来到了中立区，但他们痛恨鄙视印度人的感情仍然很强烈。他们称呼印军为“红头阿三”、“共匪尾巴”、“布头兵”等等，很不愿意听从印军的管辖。而韩国的态度更干脆。他们明确地把印度军队定为“敌军”。韩国政府扬言射杀敢于踏上韩国领土的任何印度军人。企图以此阻止印军进入中立区。为此美军不得不使用直升机将印军从仁川港直接空运至中立区内。

联军方面深信，如果解释营区不出现大乱，一切平稳完成的话，共产党的“解释”必然失败。因此联军的既定策略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企图破坏解释营区稳定局面的行动，不管它来自北方还是南方，都会招致联军毫不迟疑的压制。即便与美军“并肩作战”多年的韩国政府也休想例外。

印军接管后的确对反共战俘不友善。更加深了战俘与印度军的对立情绪。韩国报刊报道说，某印军军官露骨地胁迫反共战俘接受遣返。称如果大家都不遣返的话，北面的“很多大炮”会打过来。印度人还禁止战俘订阅报刊和收听广播。入营时所有收音机均遭没收。为营区提供服务的韩国医护和其他勤杂工人企图向营区偷运报纸和收音机，一旦被发觉也遭印军没收。众所周知控制新闻消息的做法只有共产国家里才有，并不符印度本国的制度。这显然是应共方的要求而采取的不光彩措施。另一方面印军却多次为中方对战俘营区进行广播开放绿灯。印军还试图用武力强迫战俘前往接受解释。这做法更不符合民主体制国家行为准则。显然也是屈从于中朝共方压力的结果。

１０月初，印军镇压了几次反共战俘的示威活动，竟开枪射杀多人。这些事件令战俘与印方对立情绪急剧增高，险情迭出。印军暴行不但激起台湾和韩国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示威，还引起韩国政府发出要出兵中立区去“保卫同胞”的誓言。韩国当局的这一姿态使联合国军大为紧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立刻致信韩国总统李承晚表示“严重关切”。联军司令部更是不敢大意，迅速下令将靠近解释营地的韩国部队调开。接着，大批美军坦克出动阻断了通往解释营区的公路，黑洞洞的炮口直指汉城，警告韩国政府不要轻举妄动。

但联军方面无法控制那两万多已在印军监管下的中朝反共战俘的情绪。如果他们情绪失控和印军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话，联军是无能为力的。暴乱一起，印军紧急开火镇压，加上有人趁机喊“共军来了”什么的，场面必定一发不可收拾。“炸营”现象一旦发生，就给了李克农们天赐良机。中朝方未必要出兵劫营，这些战俘不是他们的宝贝。与其把他们劫回国去修理，还不如就地解决更干脆些。解释营地离中朝方阵地那么近，不单是“很多大炮”，普通迫击炮都够得着。只须几十秒时间就能向战俘营区发射出超过饱和当量的炮弹和火箭弹，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讨厌的战俘难题。中共然后可以开动宣传机器控诉美军“杀人灭口的滔天罪行”，激励全中国人民“誓死向美帝讨还血债”。

王旭出逃，就是意图触发“炸营”的结果。他的条件极好：他一贯的坚定反共姿态深得其他战俘的信任。绝没人相信他也会是“共谍”。他是联队的负责人，且因为懂英语，一直主管和印军的联络事宜。入营以来他一直忙着为弟兄们领用物资，安顿生活。他“逃离虎口”的机会最多，要逃早可以逃走。但他一直不动声色地等了许多天。直到９月２４日才采取行动。那天他看似不经意地带着６名战俘（也是中共特务）去向印军领取毯子。他们象往常一样地交代一下就走了，没有任何异样。但他们７人一到印军司令部就要求遣返并且立即被送往志愿军方面。王旭们要用这样的方法造成他们７人被印军绑架的假象。而这个效果百分之百会出现。当印军通知该联队说王旭等人已经申请遣返的时候，全联队的人都傻了。没有一个人相信印军的说法。大家坚信他们的领导被印军绑架了。

愤怒、恐慌的情绪在营区里迅速蔓延升温。大家激动一夜商量着对策。第二天一早，当印军进营集合点名时候他们立刻绑架了少校格鲁瓦。然后关闭大门发出通牒，要求印军用王旭来换格鲁瓦。印军随即包围了该营区。反共战俘们守在营区内用石块攻击印军，几名印军官兵被砸得鲜血四溅。印军士兵举起了枪，只等开火的命令。形势愈演愈烈，其他营区的战俘也开始不安起来。最坏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

印度监管军司令官托拉特将军赶到现场。他决定亲自到营区内与反共战俘谈判。处理人质危机的重要准则之一是不能让绑架者获得更多人质，以免增加谈判难度和交换的代价。而托拉特将军现在要亲自送进最大号的人质。此决定令其部下大为惊慌，辛格准将急忙阻拦。但托拉特一把推开辛格大步进入营区。愤怒的战俘们立即把他和卫兵团团围住并以棍棒菜刀等相向。现场气氛紧张至极点。托拉特稳住卫兵并要求与营区头头见面。当战俘领导人来到时，托拉特劈头就质问道：我到这里来怎么连杯茶连根烟也没有？你们算哪路中国人？（What sort of Chinese you are?）平素以“礼仪之邦”国民傲视印军的战俘领导人意外地被“红头阿三”斥为失礼，不禁一愣。顿感脸上有些挂不住。于是喝退左右，吩咐点烟沏茶，要先礼而后兵。愤怒火爆的情绪被成功截断，珍贵的转机出现了。托拉特胜券在握气定神闲，坐下来与战俘领导人品茶赏烟，展开推心置腹的交谈。他毫无保留地把王旭等人出逃的所有细节告诉对方，并对战俘们的不安与愤怒表示完全理解。他说明，王旭人已在志愿军那边，这里如发生流血冲突只能增加弟兄们的伤亡而不可能再把王旭要回来。他还对毯子没能及时发放让弟兄们挨了冻表示歉意，承诺马上解决。他以诚挚尊重的态度渐渐取得了战俘领导的信任，平复了情绪，恢复了理性。一个半小时后，托拉特带着格鲁瓦，在反共战俘的送行下走出营区。印方宣布危机结束。

消息传到联军司令部，美军当局惊得目瞪口呆，继而欣喜若狂。这位东方的将军践踏了美军当局处理人质危机的重要准则。但他获得的结果偏偏是美国人不敢想象的漂亮。美国将军们除了感激与敬佩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好说。

应该说，王旭集优秀的个人魅力与高超特工技巧于一身，诚为李克农特务体系中的精品。甚至在１９５４年反共战俘到了台湾之后，王旭的昔日弟兄们仍在愤怒地控诉说“印度匪军绑架了”他们的“王队长”，有人还誓言要打回大陆去给王旭报仇。而李克农此计，应该说是非常精巧慎密的。如果不是碰上一位不按规则出牌的印度将军的话，他很可能成功了。大功亏于一篑，运气使然也。

flashdance

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一：红色滑铁卢 (４)
作者:穆正新


第四章 败在自己争来的有利条件下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年多实际上是为这些反共不归的战俘们打的。由于联合国军已经明确表示无意北进，只求停火。战争遂转入对独裁政权十分有利的相持消耗战。中朝共产党有把本国人民打光的本钱，而西方国家没有。中朝方面每付出一万名军人生命的代价，毛泽东金日成的权威就增长一分；联军方面每付出一个军人生命的代价，美英等国领导人背负的政治压力就加重一分。联合国急于达成停火协议的心情是无法掩饰的。中朝方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压联合国在战俘问题上让步。联合国除了坚守不能强迫遣返这条底线外，其他方面能让就让，只求早日达成协议。因此协议中有关“解释”的部分对中共明显有利。

中共一直声称志愿军战俘遭到了“美帝和蒋匪”的控制才拒绝遣返。联合国军深知共产党的指控不是事实，也深知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即便脱离联军的监管也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因此联合国军一面反驳共产党的指控，一面同意将战俘的监管权移交给中立国军队。让战俘在中立国的控制下接受共产党的解释，用事实来证明战俘们的志愿。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联合国军于１９５２年９月正式把两万二千余名中朝战俘移交给印度监管部队。此后共方还说什么“美帝和蒋匪控制战俘”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中遣会颁布的规章和解释营地设置也对中共有利。这是志愿军方自己说的。乔冠华在解释开始前的动员会上显得很有信心。他说解释工作“七分靠天，三分靠人”。而“靠天”的那“七分”已经由“个别解释”实现了。解释代表们只要努力把剩下的那“三分”事情做好就可稳操胜券了。乔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靠天”的那“七分”有利条件包括：

１、中共达到了把战俘从济州岛移到中立区的目的。按照“解释”的原义，是对那些存有疑虑的战俘讲明政策以打消疑虑。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把战俘弄到中立区来。诚心诚意地解释在济州岛进行照样能让战俘理解。中立国部队到济州岛接管战俘也很容易。国际媒体本来就常驻济州岛，透明监督也没有问题。中共之所以坚持要把战俘弄到自己大兵团阵地前面，无非是想借助武力后盾。以“大兵压境”的事实给战俘造成心理压力，希望他们因恐惧而归顺。

２、争取到亲中共国家（印度、捷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组成中遣会。这是中共的大胜利。联合国军必须把战俘移交给中遣会。移交过后联合国军就失去对战俘的管辖权。而中遣会将监管这批战俘达１２０天之久。角色非常重要。由谁担任中遣会成员国自然很关键。说这五个国家是亲中共国家完全符合当年的世界政治格局。那时全球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不到２０个，而这五个国家全在其中。１９５１年当联合国以４４票对７票通过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时，这五个国家里有三个（捷、波、印）投反对票，瑞典投弃权票，而瑞士不是成员国。又根据李春邦的揭露，捷克波兰竟秘密参加中朝方的会议并帮助出谋划策。天下哪有这样的“中立”者？对中共来说，“中遣会”由两个“同志”国和三个“友好”国组成。一个亲美国家也没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反共战俘们完全置于同志和朋友们监管之下，中共还怎么好意思说不放心？

印度担任中遣会主席对中共更有利。主席不但主持会议，还有公断人身份。也即是说，当委员会中其他成员国意见势均力敌无法一致时，全由印度主席公断。那时印度刚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反西方情绪达到巅峰状态的情况。印度亲苏联亲中共的态度是不加掩饰的。印度偏袒中共，不是会不会，而是程度有多大的问题。从贺明的书中可以看出，乔冠华们对印度监管当局至少在一开始是十分满意的。

美英等国当然知道印度亲中共的态度，也知道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浓厚。但是基于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基于对公开透明环境的信心，他们也相信印度当局不可能做的太离谱。因此赞同印度为中遣会主席与公断人。联军还努力劝服反共战俘接受解释，告诫他们在解释营地勿抗拒印军监管或者逃亡。

３、“个别解释”使战俘脱离控制

乔冠华高度喜爱“个别解释”。他在解释开始前的动员会上说：“穷凶极恶的控制一旦摆脱，战俘自然就会回来。怎么给战俘摆脱控制的条件呢？即是个别解释，速战速决，解释通了，立即在帐篷里申请遣返。一个人在帐篷里听解释，是战俘行使遣返权利的极好条件。”

乔冠华这番话，确认了“个别解释”与“摆脱控制”之间的关系。“个别解释”之所以“极好”，就在于它使战俘完全脱离战俘营中的原有组织，在中立国代表的监护下单独面对志愿军解释代表。此时“美蒋特务”鞭长莫及，现场只有“祖国代表”高昂洪亮的声音在回荡。战俘一旦“通了”，一抬脚就能迈进“祖国怀抱”。“美蒋特务”想追都追不上。

“个别解释”特别有利于共方发挥人数优势。联合国军方面只能向每个解释帐篷派出一名观察员。最多再加一名翻译。而志愿军方面至少可出五人。如果中朝方观察员由朝鲜人民军派出，还可以名正言顺再配一名“朝中翻译官”。有一回竟配了两名“朝中翻译官”。中朝战友间讲话为何需要两个翻译呢？共方是这样解释的：因为缺乏朝中翻译人员，只好派出朝英与汉英翻译各一名，共同完成朝中翻译。并肩作战好几年的中朝两国部队竟然” 缺乏朝中翻译人员”？众所周知人民军的主力曾是林彪的部下，有的是会说汉语的军官。此时竟然“缺乏朝中翻译”，以至于战友间非经过英语不能沟通。真亏他们说得出口。如此，加上波兰和捷克代表，帐篷里共产阵营人数接近十个。中方还常常在“关键”时刻向帐篷里追加一两名解释代表。十来个同志协力对付一名战俘。符合毛主席发明的以军级兵力攻击敌连营级单位的“牛皮糖”战法。而且帐篷外还有“我军大部队”在伺候：五六十辆插着红旗的苏式吉普在帐篷周围整齐摆开，构成相当规模的红色旗海。身穿苏军大衣的驾驶员、场外巡视代表、记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等黑压压一大群。而联军方面不但出席代表人数少，且大部分乘大客车前往。因此场外共方各种人员数量大幅超出联合国军方面人员。从外表气氛上看，解释营地更象“红色根据地”。

乔冠华说得不错。对于任何有回国意愿的战俘，“个别解释”个方式保他们百分之百成功。问题是乔冠华没把他所想的全说出来。他的心并不在那些已有归国之意的战俘。他想的是借“个别解释”把本来不想回国的战俘也蒙回国。这个，就超出“个别解释”力所能及的范围。“个别解释”能使战俘脱离反共组织，却不能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的鄙视和仇恨。于是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解释帐篷陷入空前的混乱。反共战俘饱受折磨，解释代表们也吃尽了苦头。

为了自圆其说，中共声称接受“个别解释”的战俘仍然无法摆脱“美蒋特务”的控制。证据呢？据贺明在他的书中言之凿凿的揭发，解释营地里“特务”们是通过咳嗽，眨眼，抬头，低头，翻纸、握笔、举手投足等动作控制战俘的。这些控制手段的毒劲如此强大，致使人数占压倒优势的“我军首长”群向着反共战俘发起的强大政治攻势纷纷失效。我相信很多读者是头一回听说世上还有如此厉害的咳嗽与眨眼。而众多军师团级首长们亲自败在敌人的咳嗽与眨眼之下，实属解放军战史上罕见的失利。痛定思痛。建议解放军国防大学增设“敌特咳嗽眨眼打手势等手段之危害及其破解要点”等课程。以确保下一次战争降临时解放军指战员不致在敌军咳嗽眨眼面前再吃败仗。可怜的贺将军。读着他那些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我觉得很难把眼前的文字与精神病患的自述状区分开来。

４、印军出兵端掉“特务组织”

至此，战俘已来到我军强大兵团的眼皮底下。美军已经交出了管辖权，战俘们全在同志加朋友们的控制下。还有了“个别解释”这样的好东西。形势本应一片大好。可是“广大爱国战俘踊跃回归祖国”的景象硬是不出现。是什么原因呢？中共咬定说，都怪战俘营区里的“特务组织”还在起作用。至于数百米外营区里的“特务组织”是怎么“遥控”了一个坐在众多“我军”代表们面前的战俘？党说不清楚。而那些愿意申请回国的战俘一进帐篷就和解释代表敬礼握手说说笑笑，此时神秘的“遥控”顿时化为乌有。这是怎么发生的？党也说不清出。反正共产党就是共产党。胡咬乱攀说有就有。不要证明。然而没过多久，连这个说法也被志愿军方面自己的努力给戳破了。这就是张子龙案。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５日，第２８营区的战俘尤学和翻出铁丝网来到志愿军驻地，报告了志愿军战俘张子龙被“美方特务”杀害的案子。中共立即在国内外发起了强大的控诉宣传。

志愿军战俘营中的国共双方势力杀来杀去的案子并不少。但蓄意的凶杀总是隐蔽进行且求速决。公开发生的伤亡则在群殴或意外冲突时出现。但这个张子龙被害案完全不同。它被中共媒体描绘成凶手故意丑化自己的公开杀人表演。根据人民日报当年登载的故事，该凶杀过程持续三十余小时，动用多种凶器和工具，打断多根帐篷支竿，用掉许多汽油，一点一点地切割烧烤、变着花样把人慢慢折磨到死。接着还要炒吃被害人的内脏等。凶手不回避公众，不怕周围站岗巡逻的哨兵或者入营点名办事的印军官兵发现，公然地驱赶各队战俘前往参观。特别奇怪的是，张子龙的人身权利全遭粗暴剥夺，惟有言论权被保留至最后一息以便他能不断地喊“万岁”。让人觉得凶手们可能是在中共“烈士故事编写纲要”一类章程的指导下杀人的。我们都熟悉中共所塑造的烈士，他们多有在咽气前喊出“万岁”或者掏出一笔钱来交给党的习惯。凶手如果按照一般坏蛋的办法先塞住嘴再杀人，导致烈士就义前喊不出口号，不就“辜负党的期望”了吗？

中立区的各国人员很难相信这离奇的故事。那里的人可以见到很多令谎言难以立足的情况。任何人只要看一眼战俘营区，即会对中共故事产生极大怀疑。营区宽度不到五十米，凶杀现场离印度哨兵巡逻通道约二十米，而俯视营区的固定哨位距离凶杀现场也只有几十米。印军哨兵如同站在三米跳台上观察泳池对岸的情形。凶杀作案时间跨越两个白天一个黑夜。期间印军要换岗将近二十茬，竟无一人看到几十米距离上的“花样杀人”表演，没有听到烈士的高昂口号声，也没有察觉到各小队战俘被轮流驱赶至现场参观杀人等极不正常的活动。这些印度兵也太“兵马俑”了吧？印军每天早晨要执行一次全营场集合点名。而“花样杀人”以及炒吃内脏等活动竟没有因此而中断。更不可思议的是，“广大”同情张子龙的战俘们看到凶杀在进行却拒不向印军呼救，冷漠地看着战友被慢慢害死而不作为。一直等到匪徒们把烈士杀完，内脏吃完尸体埋好等一切都结束后才去报案。烈士的名字也很成问题。中方的报道有的称该烈士为“张子龙”，有的则称“张振龙”。而印度人查遍其名册也找不到这样的名字。印人随即又与联军名单核对，发现联军的名册上也没有。只好推测该烈士可能由志愿军空投至２８营区。１１月３日印军带领各国记者前往证人所指的“尸体掩埋处”挖掘。记者们赫然发现：镐头挖下去的地方，乃是“冰川纪以来未经人类触动过的生土”。该烈士生得无名，死得无迹。天下第一奇案也。

共方故事显然侮辱人类智力，在中立区传播实际上降低了中共的可信度。但志愿军方面并不在乎。因为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并不想查清案情真相。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此案去清除战俘营中的反共组织。中方渲染故事给印军施加压力，要他们“逮捕凶手”。印度军队终于采取了行动。１１月３日，印军荷枪实弹进入２８营区挖掘尸体并指认逮捕凶手。尸体没有挖到，却当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反共战俘。然后印军把全营区战俘集合排队，按照尤学和的指认抓人。结果把几乎所有小队以上的负责人全当做“凶手”和“见证者”抓走了。一口气逮走２７人。这一来，等于把志愿军所称的“特务组织”给连锅端了。志愿军方面的目的实现了。２８营区一举成了“解放区”，形势一片大好。乔冠华们所渴望的“广大战俘踊跃投向祖国怀抱”的喜人景象眼看就要出现了。

万事俱备，中方雷厉风行，立刻通知中遣会，他们要对２８营区战俘进行“解释”。印军毫不怠慢，遂安排于隔日（１１月４日）进行。印军按时调出了战俘。志愿军各组解释代表痛下决心一定要创造出优秀成绩。他们使劲浑身解数向战俘发起强大心理攻势。特别地借着昨天发生的事件向战俘们传达一个重要信息：我们要抓谁就能抓谁。你们营区的所有头头都被抓了，剩下的人应该知道谁在这里说了算。想去台湾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赶快申请遣返才有前途等等。这一天的平均“解释”时间超长，每个战俘都被仔仔细细来来回回地搓揉多遍。创下平均单人解释时间一小时五十三分钟的最高纪录。“解释”力度更是超强，凶猛的“解释”言词致使犯规次数剧增。多名解释代表被中遣会罚出帐篷。鏖战一天，战果如下：经解释１６３名，两名战俘愿意遣返，占１.２％。各国人民都笑了。

被敌人“单只手放倒”

棋艺不佳的人要求对方先让一两子；功夫差的人要求对方先捆住一条臂。这种形式的较量，通常为君子所不齿。但却是共产党的最爱。对方只能出单手，而我党自己四肢齐上，赢的概率肯定大。但这种较量方式也不是没有风险。一旦输了，那就比最难看还要更难看，比最不中用还要更不中用。中共争夺志愿军战俘的失败，恰恰是这种类型的失败。它败在手无寸铁的战俘面前，败在曾有“最可爱的人”称号的“自己人”手里，败在“兄弟党”同志们的见证之前，败在国际舆论的睽睽众目之下。最不堪启齿的是：它被对方“单只手”扒拉在地上，结结实实地败在了自己争来有利条件之下。

不但败给敌人，还失去了友人。到解散期的后期时，印度军队与反共战俘关系有些改善。这应该归功于中共的蛮横和反共战俘的理性。印方先前受中共影响，很相信中共的说法。但随着他们和反共战俘交往的增加，渐渐看见了真相。共方种种蛮横无理的行径也从反面教育了印度人。中共无节制的编造战俘营地里“美蒋特务残酷控制杀害战俘的罪行”，往往超越常识而令印军难以接受。他们日夜站岗放哨成天和战俘打交道都没有看见那些罪行，远在军事分界线那一边的中共倒比他们的哨兵还更清楚。并且不由分说就压印军抓这个逮那个，多少也引起印军的反感。当中朝战俘拒不出营听解释的时候，中共总是毫不掩饰地要求印军动武。有一次监管军司令官托拉特的确下了决心要用武力将抗拒解释的中朝战俘请出营地。他派了大量部队包围营区并亮出武器相威胁。没想到反共战俘视死如归毫不退让。托拉特为难起来，他报告说现场对立情绪高昂，如果动武至少会造成三百人伤亡。他的报告在中遣会中只得到的瑞士瑞典等代表的重视。瑞士瑞典代表要求停止进一步行动。但共方代表听闻之后竟然丝毫不为所动，依然要求印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把拒不听解释的战俘押出营。这种冷血态度立刻把共方“热爱战俘”，“坚决保护战俘不受美蒋残害”等伪善嘴脸打了个粉碎。全世界都看见了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印军当然不可能毫无感觉。共方的蛮横残酷的态度，正好帮助印度人理解并同情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誓死不归的意志。因此他们对战俘的态度也变得友善一些。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底，贺龙等率领庞大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他们慷公家之慨带去大量物资。还特意给中立区的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地送来大量的慰问品。企图收买人心。慰问品中居然还有一群生猪。由于反共战俘们抵制这些慰问品。印军只好代为接受。但其他东西好保管，生猪却成了印军的心病。于是，借着反共战俘要庆祝蒋介石生日的机会，印军故意启发反共战俘：你们整天喊的那个口号“Shah Chu Ba Mao（杀朱拔毛）”，是什么意思呀？反共战俘向他解释一番。印军又说：是吗？但光喊不练，也不太好吧？正好我们有些猪。何不练一练，让我们看看怎么杀，怎么拔，好吗？战俘领悟。于是磨刀煮水大开杀戒；添肉加菜，饱餐一顿。

１９５３年圣诞节前夕，三个月的解释期限届满。联合国拒绝中方延长解释期的要求。解释营地的解释活动终止，进入最后３０天的观察期。中方故作姿态地抗议了一阵以后，知趣地默认了。次年１月２０日，观察期也届满。印度监管军正式释放所有抗拒遣返的志愿军战俘。那一天，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凌晨三点起床，将营区内外打扫干净。整装待发。七点二十分，印度军队打开营区大门。反共志愿军战俘排成六路纵队，高举中华民国国旗，唱着嘹亮的歌曲，步伐整齐地迈出了印度村。长达一整天的时间里，一万四千三百余名历经九死一生千辛万苦的反共战俘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他们的前方，是联合国军为他们搭建的自由之门。美军军乐队高奏凯歌欢迎他们返回自由世界。热情的欢迎人群向他们致敬。战俘们要从这里登车前往仁川港，然后乘船前往台湾。在他们的后方，仍旧在不停地传来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广播声：“回来吧！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请转向北方，奔向自由吧！”这高音量的广播声从昨天夜里就开始了。同样的语句、用样的音调，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一如解释帐篷里最常见的解释词。反共战俘们早已知道，自由并不在那个方向。他们义无反顾地向着南方行进，把这喋喋不休的呼叫声远远地抛在中立区寒冷的旷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