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累累— 一个毛粉的战斗:当局最忌讳抬高毛反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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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州大剧院。12月20日下午，一场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演出正在进行。这是在中国颇有名气的常州红歌团，成员全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以演唱毛时代的红歌闻名，包括文革中盛行而改革开放之后遭冷遇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指挥戴诚70岁，他是红歌团的创建人，一名狂热的毛粉。1993年，戴诚开始组织唱红歌纪念毛泽东，迄今坚持了30年，他率领红歌团走南闯北，宣传毛泽东思想，人称“红歌司令”。

除了这场公开演出，海南一个红色歌咏比赛也邀请戴诚率团参加。而12月26日去毛泽东家乡韶山祭拜，也是戴诚多年来的保留项目。

戴诚：“韶山我去过多少次了。六七年前，连续三年，我们合唱团为毛主席守岁，连守三年，从25日守到天亮，为毛主席守岁。热闹的劲头，你不到韶山感觉不到，尽管夜里一点两点，可以说水泄不通，人山人海，看了非常感动。尽管老人家走了，还有那么多的人，崇拜他敬仰他，男女老少都有，（我）感动地控制不住，眼泪都流出来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迎来40年的高速发展。江苏位于长三角，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怀念毛泽东的文革歌曲在这里再次唱响，给人感觉时光倒流。

外界有人质疑说，毛粉希望中国回归毛泽东时代物质贫乏精神禁锢的极左时期，戴诚反驳说，“毛主席时代，不是简单的穷所能够否定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平，人人有保障。”他认为，中国目前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导，走了弯路，“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我们的得失，都跟毛主席有关。毛主席思想得天下。”

对毛粉这个带有贬意的称呼，戴诚表示，他大体上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懒得理睬他们”，他说，“我只知道我是毛主席的战士，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

毛粉如何炼成

戴诚生于1953年。说起往事，他哽咽了。

戴诚：“从小妈妈讲，我爸爸八九岁就光着脚在雪地里面给地主放牛，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家庭，我父亲也在19岁参加了革命，我们进学校，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雷锋做好事，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熏陶，奠定了我们的思想基础。”

文革发生时戴诚13岁，成为积极的红小兵，由于不懂政治，加入了保皇派，后来才知道站错了队伍，是毛主席的对立派。至今颇为自责。

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大都如戴诚这样，对毛泽东无条件服从，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而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中共内部还是社会，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抑制和批判。

胡平：“在八十年代，中共通过了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做出了功大于过的评价。在当时，知识界和民间，乃至中共高层，其实多数人（对毛泽东）持否定态度，主张对毛泽东做更彻底的否定，只有邓小平考虑当时的政治需要，做了一个更正面评价，但是大家认为这是阶段性的，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做出一个更否定的评价。八十年代的政治氛围是那个样子的。”

戴诚七十年代进工厂做毛泽东文艺宣传，1980年从工厂调到机械工业局，1984年进入常州市城管队。他注意到八十年代的社会空气跟文革时期发生了很大改变。

戴诚：“其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就开始了警惕和反思，社会上对党的宗旨开始违背和远离，尤其我们从小接触的共产主义教育和信仰，开始被抛弃了，与人民越来越疏远了，把老百姓的事越来越不当回事了。”

胡平说，八十年代毛泽东的韶山故居门可罗雀，民间对于毛泽东的崇拜，更多地是认为毛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一生打倒无数政敌，文采和书法俱佳，而不论其善恶。按照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原研究员陈小雅的研究，最早中国南方的公交车司机在驾驶室挂毛泽东像，目的是为了保平安。

胡平：“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崇拜当然和文革和毛时代完全不一样，就是把毛泽东当作某种神话，认为（毛泽东）是个大人物，一辈子遇到这么多风险，结果还能寿终正寝，所以他能够保佑大家平安。半神话的方式把毛泽东重新请上了神坛。”

胡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毛粉，是在八九民运被镇压、自由派的空间受到压制之后才出现的。

胡平：“六四镇压不止是镇压广场的示威者，它是对八十年要求思想解放、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打压。当时对毛泽东的批判也是当年的自由化思潮之一。自由化思潮受到严厉打压的时候，很自然的，对毛泽的批判和否定的声音，被压下来了，人们整个思潮发生了变化。”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共组织了一场历时半年的全国范围的革命歌曲大赛。此时的戴诚是一名城管，他受到了启发，开始组织合唱团唱起了红歌，向港台流行音乐和资产阶级文化宣战。

戴诚：“我们豁然开朗了，唱歌是一种斗争，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有效斗争和合法斗争的一种方法，一下子大家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了。”

黄益是红歌团的一名热心成员，他回忆认识戴诚的情景说，有一年当地强行推行打疫苗，很多市民不满。后来，在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一次活动中，黄益又遇见了戴诚，两人对现实都有很多抱怨，于是一见如故。

黄益说：“接触下来，他（戴诚）其实这个人格魅力还是相当能感染人的。”

中国入世以后，大批工人下岗，贫富差距拉大。红歌团有一个团员叫黄生荣，以前是宜宾卷烟厂的劳动模范，2004年下岗，随后夫妻离婚，从毛时代名义上的工人领导阶级陷入了赤贫。戴诚每月资助他1000元，黄生荣也加入了合唱团。

戴诚：“毛主席共产党交给工人铁饭碗，后来被砸掉了，到最后，三座大山，回到了老百姓头上。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什么原因？他买不起房啊！这不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啊？买不起房因此不结婚，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发展？现在吃的东西多不安全，这个病那个病，有病了没钱看病，这些东西不是威胁吗？”

在常州，像黄生荣这样的下岗工人，黄益这样对生存环境日益不满的市民，以及大量对现实充满信任危机的人们，聚集在戴诚的红歌团。

黄益：“总而言之，各行各业都有。毛粉毛迷的话，肯定是属于三观比较正的一些人，是靠谱的人，至少是有追求，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人，往大了说，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人类文明。”

戴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路线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走错了路。普通人没有得到改革的好处，却承受了改革的损失。

戴诚：“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能停留在嘴上，要体现在人民的生存的实际中间。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腐败现象，就是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局会很可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毛主席领导下能够取得成功，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人民服务，人民才拥护，否则不会拥护。”

南征北战

1999年戴诚被下放至街道的联合执法办。一年后，常州红歌团正式亮相。戴诚的红歌事业迅速赢得了关注。他们把解决中国现实困境的钥匙，指向了毛泽东思想。

最近三十年，中国民间在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分歧日趋激烈，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介入，“拥毛”和“反毛”的冲突遍布网络和现实社会。

2017年，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微博转发了否定毛泽东的言论。一些毛粉集会抗议，进行文革式围攻，最终邓相超被记过、停职，并被免去山东省政协常委职务，辞去政协委员。

经济学家茅于轼因在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中称，只有彻底清算历史，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进步，惹怒了左派人士，受到人身威胁。

戴诚：“有一年茅于轼被常州市某个部门请过来，要来讲反毛的课，我就跟公安讲了，如果你们不制止这个行为，我一定要让他死在常州，绝对不给他出常州，我要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反毛是假的，最终的目的是反共产党，搞垮这个国家，亡党亡国。当时公安也很配合，把这个活动取消掉了。”

2012年9月北京的一次抗日示威中，著名的毛左代表韩德强，以北航副教授的身份，动手打了一位“辱骂毛主席”的老人。事后并没有受到训诫处罚。

2012年12月，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盛世欢歌歌咏大赛，组织者借向十八大献礼其实是以盈利为目的。参赛者每人要交2000元参赛费。演出当天组织混乱不堪，当发现获奖者已经内定，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业余参赛者当场罢演，戴诚也组织常州红歌团在现场高唱红歌表达抗议。毛泽东时代令人仰望的政治议事中心蜕变成了一个低劣的商业演出场所，戴诚以高唱红歌的战斗姿态表达不满。消息很快传遍互联网，常州红歌团一战成名。

胡平认为，毛粉形成气候和当局的纵容不无关系。虽然六四之后出现毛热，但是和中共改革开放的主旋律还是有距离的。而进入新时代以后，“毛粉就登堂入室了，俨然成为当今主旋律的一部分。”

胡平：“毛粉进一步升级是在习近平时代。（他）一上台就提出，不要把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30年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贬低改革后30年，重新抬高改革前30年，重新抬高毛泽东时代，部分抬高了毛泽东的地位。习近平上台后重新恢复了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包括政治上个人独裁，日益加强个人权力，经济上国进民退，国际上更加对美国对西方的对抗，使人感觉好多方面更类似毛泽东。”

胡平认为，民间的毛粉，只是跟着节奏起舞，受到当局各种各样的鼓励，“有人还打着这种旗号打压自由化的思想，扮演了当局的帮凶的角色。”

负债累累

为了红歌事业，戴诚付出了很多代价。

2002年，他争取到了参加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全国比赛的机会，但是去北京演出的费用需要自己解决，戴诚不惜卖掉住房，租用了两辆大巴车，载着100号退休老人去北京，十几天吃住行，都是他想办法解决。这些年，他为了红歌事业借债240多万元，现在还有40多万债务没还清。

这让妻子难以忍受，六、七年和他不来往。他失去了住房，在小车里睡了一年。为唱红歌和纪念毛主席，就连母亲病故都无暇照顾。不过他义无反顾，说“（如果）给我一个亿，我要唱到全球去，把红歌唱到全球。”

戴诚活跃的身影也引发了当局注意。他原本每个月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活动小组，但是最近几年被公安禁止了。地方认为，很多参与者借着怀念毛主席攻击现行政策。这让戴诚非常生气。

戴诚：“我们一腔热血，信仰共产主义，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有些人不这么认为，甚至认为我们颠覆政权颠覆这个国家，类似毛主席时代的那些仇视共产党的四类分子、坏分子。对毛主席的态度，官方很不明确，就能说明问题了。”

胡平说，当局最忌讳的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政府。

胡平：“毛粉其实有很多方面因素，有一些其实对现实不满。大搞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权贵横行，对这些不满，就把毛时代加以美化，借助毛的形象对现实有所批评。（另一方面）比如北大岳昕，他们支持工人的维权，也就是所谓的毛派，这一派其实一直受到了当局压制。虽然当局把毛的地位抬得更高，但是也非常忌讳别人把毛抬出来批判现实。内部有这种说法，警惕现在一些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今天的共产党，这种毛粉当局是坚决压制的。”

胡平所说的岳昕，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本科学生，以倡导劳工和妇女权利闻名。BBC将其列为2018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活动家之一。2018年4月岳昕因参与要求北大前教师沈阳涉性侵学生案信息公开而被学校多次约谈。2018年岳昕因为帮助深圳工人维权，8月被逮捕，至今一直处于失踪状态。

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演出圆满落幕，但是戴诚依然忧心忡忡。一方面，他又背上了新的债务，另一方面，疫情以来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为中国未来的走向担忧。

戴诚：“我现在最大的担忧，水能覆舟，因为身边街上好多店面都在关门。我住的地方，旁边有个商场，本来很热闹的，现在三分之一的店铺没了，百业凋零。然后物价越来越高，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严重。我就担心，水能覆舟，你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但是他表示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念。

戴诚：“要么纪念毛主席，要么我跳楼，搞不成我就跳楼自杀。既然允许这么多反动势力在疯狂地猖狂地反毛主席，我唱毛主席就是斗争，我没有枪，我用歌。毛主席革命成功就是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我用讴歌毛主席共产党和劳苦大众，作为一种斗争方式。

好多人劝我，见好就收，唱唱就行，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哪来这么多钱？我认为见好就收属于叛徒逻辑！这是叛徒行为！我不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我只有向前冲，不可能停下来。”

源: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