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从蒙昧中睁开眼睛（深度醒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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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翻起20岁时写的日记，看了一本又一本后却发现日记里记录的那段历史和自己好像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我看不出当年发生了什么事，里面记录的文字基本没有事实，没有场景，没有描写，通篇都是“我我我”，只有情绪和结论。

　　由此可见，不要说报道一个国家，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时与人性中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想塑造自已，想要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自己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新闻，将来我们回首往事，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样，一无所见，既看不到他人，也看不到自己，因为这里没有生命的实质。

　　报道新闻就像报道自己一样，而认识自己，是一件多么难的事。“人”常常被无知和偏见所蒙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冲破人头脑中的固有模式是非常困难的。在二十三四岁时，就是带着前面所说的错误思维模式做事情的。后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后，陈虻说，“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说谁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吗？让你表达你有吗？谁教给你们这个的？”他还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撞了南墙，人撞得头破血流才有感受思想的肌肉不会那么僵化，外界的东西才可以侵入你的头脑和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的概念，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看见》一书中写十年来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构成了当下的自己。在之后大量的新闻报道中，我与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相遇，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尽管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日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医院的科主任带着我看现场，墙上有一块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说其实都已经是非典，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人也不知情。医生知情吗？知情……可是他们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清洁区和污染区怎么区分？他就指了指胸口，在心里区分。我说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医生殉职，他说着这些，脸上几乎是木然、空白、沉痛。那黑板上的数字让我理解了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日时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再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他的妻子翻出一本家庭相册，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枝玫瑰花，这朵玫瑰花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丈夫的秘书买回来的。就这一枝花，她把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溥膜压得平平整整，保存得非常好。干枯的花瓣给了我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但那一瞬间我发现没有人我之分，她跟我一样，对自身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她出生在这儿，她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我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别人，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思维训练，而是喜欢四两拨千斤，比较喜欢华丽的水袖工夫，招人耳目。但是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周正龙穿着一个大棉袄坐在地头，我跟他坐着一块儿采访，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同事说，周正龙披着大袄背着光坐在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就是个老英雄啊，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这让我印象深刻，我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如果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关系的梳理才能找出真相。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靠拿证据来这一句话，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自身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便是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中拉出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不同的论述相互殴斗，才能接近事实本来的面目，才能保证自己不成为自己偏见的附庸。

　　采访不是评判，是认识；不是改造，是明白。你要把心里的概念和成见一点一点像剥笋一样剥除，一点点露出它里面鲜嫩的那个劲儿。这是我10年之后的体验。

　　我写下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人，他们撼动我头脑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晃动不安的状态中，有人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引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地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当创建之后才会归属于它。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为的是这个世界真正属于人的实质，不论我们走得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曾经有人问我，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我有理想，但不算有主义。比如我相信理想的力量，甚至我知道理想可能暂时落败，但还相信它会一点点成长。在自己20岁的日记里面我看到很多陈词溢调，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理想是什么，很多人说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在日记中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这页就完了，我还好奇年轻时我的理想是什么？翻过来一看，小柴当年写了一句——我想不断完善自己。

　　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的。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有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我也就觉得踏实了。

　　采访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时我对他说：“我怎么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呢？”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有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谅，我们需要共同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他人，看见自己。

　　我有一个信念：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刻意去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自己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就能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一直记着胡适先生对青年说的那句话，“你们不要总是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你的，你们先要独立。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仍然是奴隶。”尽管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

　　我曾经问过自己一些事，为什么我会选择做一名新闻记者？从事新闻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厌恶很多事情，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化的集体式的一律服从。所以我想很多人可能选择新闻行业，就是因为它本身可以蕴含的独立性。这多多少少是我自己从事记者职业的一个基础。

　　如果不试图抵达“独立”这两个字中的内涵，比之过去的我，就不足以匹配十年中生活从身上流过、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不去“看见”而是视而不见，那确实是配不上这十年。现在的我不知道在“独立”和“看见”的路上将行至何处，我可能做不到更好，但希望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做到“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古代士大夫们总是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结。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头脑当中都始终停留在无知境界，怎能以一种英雄主义、居高临下的方式去启蒙他人呢？所以我在想，启蒙思想的本意是什么。后来在康德的书里看到这么一句话，是说启蒙是人摆脱自身蒙昧和成见的过程，这就帮我找到了一个记者自身的定义。我去探知这个世界的真相，首先必须是揭开我头脑当中的困惑，其次是我跟他人分享事实和语言，然后让每个人得出自己的答案。记者的道德不是谴责也不是赞美，是“知”，你要知道这个事件。人在知识当中才能够稳定，这样就不会太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这是新闻界的责任。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影响和教化别人。刚入行的时候可能会有，也不是因为虚荣心，而是不理解这个职业，觉得传媒是不是特别高尚？是不是非得传播真善美、塑造好社会？慢慢地，我理解了这个职业的属性，也是把自己的角色看清楚了。

　　这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小人物，会推动我们做一些非如此不可的事情。很多时候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或者是为了怎样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是因为非如此不可。我想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的记者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说不。这不仅仅是指向一种具体的权利，而是指向很多很多种权利，包括向群众妥协的权利，包括向无知妥协的权利。

　　这时候我就想起钱理群老师。有个学生问他一个问题，说有一天，您觉得您会有宗教信仰吗？钱理群说，“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不认为我有可能会成为任何信仰的信徒，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我决不能将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他／她／它者。”这句话是带着血，带着眼泪，带着痛苦，凝结出来的一句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记者来说，可能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和理会。

　　有天夜深，朋友和我在MSN上讨论完工作后问我：“谁知道我们在深夜里都干些什啊？”我说：“眼睛热了一下，为渺茫而认真的理想吧！”

　　记者不仅仅是我的职业身份，做新闻也是我生存的一种方式，记者的天职就是调查事实的真相。但如果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假如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关切而不是对问题的求解上，就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

　　以前，在电台做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2000年接近25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可以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艰难的，一个记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须恪尽职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类的心灵需要互相帮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当通过提问将心灵的细节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帮助他，就可能也会孤立无援。传播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渗透下去，然后才能生长出新的叶子。

　　我们的文化和教育有很多插在我们脑子里的障碍，或者说桩子。比如，我们都习惯有一个黑白善恶分明的世界，延伸出很多愤怒和仇恨。而我通过记者这个职业学到的是，你必须把道德的帽子摘下来。有这个帽子就容易热汩盈眶，容易把世界分成敌我阵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

　　另外，我们容易有一种“完美新世界”的想法，会以为“假如我们怎样怎样”，“假如我们不怎样怎样”，就会有一个完美新世界。但现在你知道，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们也不要想去改变这个世界。我实际上走了好几年的路，才认识到记者只是观察、记录、认识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出发点和目的都不是。

　　认识了就不会轻易赞美，也不会轻易批评。我喜欢的人，歌徳、朱光潜、胡适、顾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平实的客观性。歌德说，我会跟任何人打交道，我不会有成见，我也不从他身上去要求同情和共鸣，这样我才能够跟他无拘无束的相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整个世界。既善感又特别健康、明朗，有强大的理性基座。

　　我自己对于采访的认识走了三个阶段。先是依赖本能，会展示一些真的东西，但真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然后开始克制自己，制约自己的情绪，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事物；到后来觉得其实是可以对事件的每一方都投入感受，切身去体会他们内心的诉求，这样你就会做到客观，也更有深度一些。

　　相较于发表看法，我更愿意报道新闻。因为我犯过这个毛病。曾经一开口就是大而无当的词汇，全是成语、概念、宏大、热血沸腾。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越具体越好。其实也就是胡适先生说的，你多硏究一点问题，问题本身会指出生活的一个道路，就像新闻一样，不要从意识形态出发去解决问题，而是要从解决问题的路出发，走下去，看看什么样的制度和方式才能更好地帮助解决日常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不太有热点的东西，是一种已经过去的新闻。不是热的时候非不做，而是往往热点新闻刚起来的时候，众声喧哗当中，不大会有一种真的沉静地坐下来、双方辨析这样的机会。一大群记者都在敲门的时候，人家只有躲避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所有的记者倏忽一下全撤了，这时候你没有走，再去了，就会有一个诚恳的交谈：我为何而来。这样往往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接纳。

　　对于过去的十年，我就是一种眷恋。我想起来二十三四岁为什么陈虻批评我，他说我，“你矫揉造作，不可忍受”，我心里不服气。他说你要是这样你就幸福不了。我觉得这跟幸福有什么关系？他说人非得到了30多岁，经历大的挫折说话才能够平实，那个时候才有幸福可言。所以我觉得现在活着，做事做人，我也算起码心里是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