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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中國：從“清零宗”變“隨陽帝”
隨著農歷新年的到來，中國再次成為全球疫情的震中。盡管完全的消息封鎖，但很明顯，在突然放棄了歷時三年的清零與強硬管控政策之後，中國正出現新冠病毒的爆炸性傳播。取而代之的，是溷亂的“自由放任”政策，當局的介入降到最低，而每個人只能依靠自己。我們無疑正在目睹一場，自疫情爆發以來最令人震驚和厭惡的事件之一，當然我們在這期間已經經歷過太多令人震驚和厭惡的事情。獨裁者習近平作為當前危機的總設計師，他在兔年的統治比一年前脆弱得多。在國內外，習近平的威望均已大不如前。
中共獨裁政權已經完全失去對其疫情管控政策的控制。這是由於長期經濟危機惡化的壓力，尤其是加上中國三十年來最重大的反政府抗議。去年11月下旬，39個城市和160個大學校園爆發了抗議（目前已知是如此），中共政權被這些抗議逼得驚慌失措，習近平號稱全球最優越的清零政策頓然土崩瓦解。無論中共政權如何試圖將這一政策轉變說成是有控制、有準備的“優化”，也騙不了任何人，因為人們可以親眼看到這一系列動蕩。
隨著新冠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肆虐，這場慘敗在社會、經濟和健康方面的代價，正由中國大眾承擔，特別是窮人（超過6億人）和老人（65歲以上人口有2億人）。習近平本人也將在某個時候對此付出政治代價。我們以前曾談到過他的政權危機，現在由於抗議的爆發和這次政策逆轉的溷亂而被極大地放大。我們可以預見，中共高層會發生分裂，而政權內部也會爆發新一波的激烈權鬥。
雖然11月的抗議浪潮一如預料地在幾天內就被鎮壓了，但未來爆發新的、更大的浪潮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們已經在1月初重慶的抗議中看到的那樣，數千名被解雇的醫療設備供應工作者（而他們更是從習近平的防疫政策逆轉中受害）進行抗議，工人階級——中共最害怕的力量——將投入到新的鬥爭中。正如我們在11月的抗議時所說的，這些抗議改變了中國。這就仿佛是堤壩崩塌，更是突破了14億人口腦子里的心理關口。中國的青年、婦女和工人現在有了更多的政治思考，接受了一種新的意識，就是中國眾多群眾不滿現狀、我們可以起身挑戰現在的這個獨裁政權。這種認知包括認知到局勢是不可逆轉的。無論官媒和國家的宣傳機器如何否認真相，也無補於事。
“生命至上”
中共清零政策的逆轉，甚至可以說是自爆，使中國陷入了重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和更大的經濟困境。這可謂對習近平吹捧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嘲弄，他在電視新年賀詞中重覆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一說法。在迄今為止的新冠疫情史上，我們還沒有見過如此規模的爆發。在全球範圍內，經過三年多的疫情大流行，截止1月13日，感染者總數為6.7億。但是現在單是中國的病例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了這個數字。在中共獨裁政權的審查制度下，我們得不到任何數據。但是僅在河南省，根據該省衛健委官員闞全程在1月1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說，感染人數已經達到8850萬。相較之下，中共官方宣稱全國只有12萬名感染者。
盡管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相對溫和，似乎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人死亡。Airfinity是英國的一家健康數據公司，它基於中國各省在最近改變病例報告方式之前的數據進行建模，並估計12月份有10萬名中國人死於新冠。其模型預測，到1月底，中國累計死亡人數將達到58.4萬。
我們很難不同意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黃延中(音譯)的觀點,即｢清零｣政策的崩潰已經造成了｢最大限度的病毒傳播｣,中共現在正推動｢民眾盡快實現群體免疫｣｡大部分人都震驚於中共重新開放的做法——甚至沒有通過重新開展大規模疫苗接種,或增加醫院的資源,來進行最起碼的準備｡｢為什麼要等三年後才開始準備?｣這是許多人的質疑｡
在《南華早報》采訪中，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研究人員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說，中共“白白浪費了三年的清零投入，最終帶來的成本和傷痕將持續很長時間”。習近平在新冠防疫政策上搞得一團亂、災難幾乎深不見底，根源在於中共威權黨國體制的局限性，以及其內部巨大的矛盾。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獨裁政權是一個有效的（縱然是殘暴的）技術官僚國家。但實際上，中共的控制能力並沒有像它看來那樣強。
中共的政策傾向於在一個方向上走極端，然後突然倒向另一方。地方和地區政府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它們的運作方式靠著猜測中央的意圖，卻不敢公開質疑或承認問題。這就產生了一種難以多工作業（哪怕是很簡單的事情）的治理模式。在嚴重的危機和壓力下，這些矛盾會幹擾整個制度，最終導致整個制度癱瘓。
清零政策意外結束
《外交官》雜志的李卓然認為，習近平政權無意中結束了清零政策的決定是場“意外”。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宣布將“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習近平更強勢（其實正如我們所言，只是表面上得以強化）的新團隊似乎打算逐步取消這一政策，並計畫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某個時候實現中國經濟的全面重新開放。這個可能的時間表，聯系到政權希望有一款或多款中國制造的mRNA疫苗問世。據報道，至少有六家中國公司正在研發mRNA疫苗，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家公司獲得批準。
這一計劃反映了習近平政權所面臨的來自經濟方面的巨大壓力，盡管GDP官方數據虛高，但中國經濟實質上沒有增長、並明顯呈現衰退。這反過來又影響了中美的地緣政治鬥爭，這是中共的生存鬥爭，現在中國在經濟上已經不再能追趕上美國。中西脫鉤雖然仍處於初期階段，但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習近平關於發展國內經濟（所謂的雙循環）的誇誇其談，現在被外界認為比他所聲稱的要困難得多。
11月11日，北京公布了一份關於疫情防控的“二十條優化措施”，其旨在減少過度封城，這是新政的其中一個征兆。但這與二十大傳達的信息相矛盾，因為二十大將“動態清零”描繪成一個半永久性的措施，而中共的地方行政機關則陷入了溷亂。11月，隨著奧密克戎病例激增，封城鎖數量急劇增加。北京的意圖與地方政府的解讀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一些城市政府雖宣布結束封城，但實際仍在繼續。
11月底爆發的大規模抗議使中共從上到下都陷入了恐慌。情況變得緊急起來。抗議只是一個警號，顯示爆炸性社會局面只是冰山一角。由於擔心會有更多的抗議，北京加大了對地方政府的壓力，要求他們執行“二十條”措施。但結果是溷亂的清零政策崩塌，而不是習近平的統治集團所設想的循序漸進過程。甚至在12月7日，當中央政府發布其補充的“新十條”時，發言人堅稱新政策並不意味著中國將“完全放開”，而是將通過“邊防控、邊調整”逐步改變。
然而，正如李卓然所言：“匆忙放開的做法並非源於北京，而是來自於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信號的解讀，卻在政策執行方面走得比北京更前。”
李卓然在2023年1月7日於《外交家》雜志上提到：“面對地方上的突然開放，北京意識到木已成舟，它現在所能做的就是接受現實。”
主要原因還是群眾壓力，以及當局害怕會引發更多抗議。這次事件產生的後續影響，是使得中共黨國機器內部、地區和中央之間的裂痕更大。事件的發展過程對下一階段其他政治和經濟危機的發展提供了借鏡以及教訓。這也是中共獨裁政權，特別是習近平領導下的獨裁政權如此反對放松其鎮壓權力或獨裁控制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它不僅害怕群眾，害怕小退讓會演變成大退讓，也害怕會失去對自己龐大國家機器的控制。
《南華早報》2022年12月27日報導稱，澳門大學和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於12月22日發表的一項研究警告說，中國未來六個月將有150萬人因新冠死亡。這項研究稱，在一個模型中，90%的人口接受了三劑mRNA疫苗，75%的新冠疫情感染者服用了Paxlovid（一種針對高度脆弱患者的抗病毒藥物，可降低嚴重癥狀的幾率），預計死亡人數將降至19萬人。但目前當局政策意味著這個較低的死亡數字不太可能實現。
保護資本
習近平政權已經禁止了外國mRNA疫苗的進口，這些疫苗比中國使用陳舊技術的國產疫苗有效得多。禁令是出於政治原因，源自受了傷的民族主義自豪感，這意味著即使歐盟在1月份通過其衛生專員基里亞齊迪斯（Stella Kyriakides）提出向中國免費贈送mRNA疫苗，也被外交部拒絕，說不需要這些疫苗，中國的情況 “可控”——這種說法很是可笑。
針對外國mRNA疫苗的禁令也是由經濟保護主義驅動的。代表中國資本家利益的中共，擔心對外國疫苗開綠燈會加強他們在中國醫療市場的地位，而犧牲國內資本家的利潤。這就是所謂的“生命至上”，而中共的企業利益才是被保護的。動態清零意味著中國醫藥行業將迎來長達3年的繁榮，2022年的總利潤將達到人民幣7000億元。北京則希望向莫德納（Moderna）這樣的西方公司施壓，讓他們把技術轉移給中國公司，而這是出了名霸道的西方制藥公司當然不會做的事情，原因顯而易見，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也正在越來越多地強制執行科技限制措施，而這構成了中美冷戰的一部分。
中國目前可用的疫苗（科興、國藥）效用低下，已成為抗擊疫情的主要障礙。這些疫苗是為防護舊的病毒變種而開發的，而今天，即使有加強針，對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變種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這又激化了關鍵人群——老年人對疫苗的普遍抵觸情緒，即使奧密克戎死亡率低得多，老年人仍然面臨嚴重疾病或死亡的風險。由於中共在2021年推動疫苗接種的方式，與大多數國家相反——將重點放在工作年齡人口的疫苗接種上，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的疫苗對65歲以上的人口不安全。
中共的黨政高層——大部分是老年人，不願以身作則接種疫苗，而這無助於緩解社會上這些恐懼。這現在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九千萬60歲以上的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其中有2380萬人還沒有接受第一次疫苗接種。許多中國老年人拒絕接種疫苗的現象根深蒂固，而政府至今還不敢實行強制接種，擔心會引發抗議。
在國內出現輝瑞公司生產的抗病毒藥物Paxlovid的猖狂炒賣行為，暴露了民族主義者在西方疫苗問題上的虛偽。據中國當地媒體報道，一包含三片的Paxlovid，目前網上售價高達人民幣5萬元，而原價約為人民幣2,000元。富人正在囤積這種藥物，在當前的危機中，這款藥物是名副其實的救星。鑒於Paxlovid在中國極度短缺，據報道，它已經取代了奢侈品牌茅台酒，成為賄賂中共官員的最佳方式。
當這一波新冠疫情席卷全國時，等待中國人民的恐將是慘劇，而這將加劇對習近平政權的廣泛憤怒。這種憤怒現在有了一個在11月的抗議活動之前所缺乏的參照物——開始思考如何組織起來反對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需要把握這些新的可能性，指出組織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戰鬥的工會和工人政黨的必要性，而目的是要將普遍反對壓迫和不平等的情緒與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需要聯系起來。
武漢大連上萬民眾抗議醫保改革 跨省市鬥爭趨勢正在萌芽
二月八日及十五日，武漢兩度爆發了大規模群眾示威。特別在十五日，示威群眾從上午起就在武漢中山公園集會，高唱《國際歌》，要求政府撤回醫保改革，甚至有人喊出“打倒反動政府”的口號。據現場消息指人數可能高達三四萬人，由於這次醫保改革受影響的主要為老齡人士，因此示威群眾主要以退休老人為主。示威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同日，大連也有數千民眾響應武漢的示威，在政府大樓前集會，反對醫保改革，同樣遭受到了當地警察的打壓，多人被逮捕帶上警車。
事實上經過二月八日的示威後，武漢政府與警察如臨大敵。十五日一早就派出大批警力在市內“維穩”，封鎖了市內多個居民小區，禁止民眾外出。市內公車改道，繞過集會地區，地鐵關閉了中山公園附近數個地鐵站，警察也封閉了市內多個路口，阻止群眾進一步集結。有當日原本打算參與示威被封鎖在小區內無法外出的民眾在網上表示，假如不是這些鎮壓伎倆，當日示威人數可能高達十萬人。
觸發這次大規模民眾抗爭的導火索是2023年元旦日起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行的醫保改革，其中武漢市在2月1日起開始實施。當中對民眾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個人醫保帳戶上的醫藥補貼金額，從改革前的每月286元人民幣，改革後被大幅削減至83元，削減規模高達七成。官方的說法是將原本個人醫保帳戶上，由個人支配管理的錢撥歸到官方管理的統籌帳戶上，讓民眾能“享受門診費用報銷”。
然而對於老年人口特別是患有長期慢性疾病的老人而言，每個月最大最恒常的醫療支出就是購藥。過去可以直接以醫保卡用個人帳戶上的錢到藥店購藥以應付日常所需，但現在個人帳戶上金額大減，如果再要購藥只能自掏腰包，大大加重了開支負擔。而根據台灣媒體《上報》報導，“靈活就業”的人口甚至直接不建立個人醫保帳戶，購藥費用只能全數自理。
至於所謂的“門診費用報銷”只不過是鏡花水月。“門診費用報銷”設有最低門檻，全年500元以內的享受不了報銷，同時政府也設置了最高上限，最高報銷金額為4000元，超出上限的費用仍需自理。
武漢市有著兩百萬退休人員，對於這批廣大的退休老人而言，這樣的改革完全了設置了層層關卡以阻撓他們享用醫保福利。雖說“門診費用報銷”，但實際上就是迫使他們每次購藥都不得不前往醫院進行一堆不必要的檢查，再由醫生開藥然後再去“報銷”。然而對中國醫療系統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不管公營還是私人醫院，營運和斂財手段都相當腐敗下作。哪怕是“公立”醫院，醫院的管理層也會對醫護人員下達財政指標，這讓醫護人員在治療病患時並不以病人的健康為依歸，而往往會想方設法讓病人進行一些不必要的檢查，開藥時醫生也會少開醫保範圍內的藥物，故意署方一些不受保的藥物讓病人多費錢。這也是中國的老人和長期病患者更傾向於自行購藥而避免前往醫院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次改革卻是迫使他們不得不前往毫無信譽的醫院，冒著不必要的健康風險去進行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花上不必要的高額醫療費用。
而更令群眾氣憤的，是政府公務員不受醫保改革影響，可全額報銷所有的醫療費用。
這樣的醫保改革並不單單在武漢實施，在全國範圍內也開始逐步推行，因此大連市也爆發了抗議醫保改革的示威。而在廣州，政府早前也試圖推行類似的醫保改革，但在實施前就在地方政府內部遭到激烈反對而被迫擱置。經過了去年的“反清零、反威權”的抗爭，地方政府更害怕大規模抗爭將會爆發，只能把打擊工人階級的任務互相推卸。
這場關於醫保改革的抗爭實際上是反映了中國嚴重的經濟和財政危機，過去三年的清零政策和全民核酸早已掏空了各地醫保，以致中央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禁止地方政府以醫保基金支付核酸檢測費用。這樣的緊縮政策就是為了應對全國性的醫保枯竭，而同類的抗爭在今後的中國將爆發得更多更激烈。而因為緊縮政策往往是跨省市的政策，將會使抗爭更有可能跨省市共同爆發，甚至通過網絡聯系起來。即使當前嚴峻鎮壓下跨省市的組織是舉步維艱的，但即使網絡審查下群眾還是可以共同消息，並自然發展為跨省市的聯合行動。這再次證明去年的全國抗爭會在方方面面烙印在群眾記憶中，即使未有一個有意識的左翼力量作為政治領導，群眾鬥爭還是會在波折中向前發展。
只有將銀行和公共財政置於工人民主監督，並把整個藥劑行業民主公有化，作為化解財政危機的第一步，並建設一個高效優質免費的公共醫療系統，以病人的健康而非利潤為本。這樣的鬥爭當然打倒獨裁專政，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
中共獨裁恐懼更多抗議 針對打壓年輕女示威者
中國強硬的清零政策在去年引發的抗議勉強持續了兩周，但中共高官們還清楚記得抗議的場景，因此恐懼抗議再起。整個事態發展——從40座城市、100所大學的抗議，到混亂地放棄清零政策，再到隨後的疫情大爆發（恐將導致逾百萬人死亡）——暴露了習近平政權正身陷多麽嚴重的危機，而這些也反過來進一步削弱習近平政權。
當局正進行秋後算帳。被捕者中有數人近年留學海外，包括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應屆畢業生李思琪、威斯敏斯特大學的辛賞，以及芝加哥大學的秦梓奕。許多人被指控犯有“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五年徒刑。其他人已獲保釋，但在來年會受到嚴密監視。盡管中共試圖秘密地進行鎮壓，但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一名編輯曹芷馨的自拍視頻流出後，這些案件更為受到外界關注。在她被捕前幾天，她錄下視頻記錄事件，她說她的幾個朋友已經被捕，她知道她將會是下一個被捕。海外中國留學生和海外其他社運人士的群體正充滿著要求釋放被捕者的呼聲。
中共現在進退兩難，他們越來越不知如何是好。中共慣常的做法，是嚴厲、公開鎮壓異見人士。但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對抗議者鎮壓太狠，則可能觸發進一步動蕩。近年來，國家鎮壓為世界各地的抗議運動火上加油，增強了抗議者的決心，而不是平息抗議，因此各國領袖明白他們必須慎重行事。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的反應不夠強硬，他們就有可能釋出抗議和異議是可以容忍的訊號，這對於危機四伏的獨裁政權來說會是致命的。
中共恐懼正激進化的年輕女性
中國工人與青年面臨的無數危機而引發的抗議越來越多。面臨如此危險，中共政權迄今為止的解決方案是，悄悄地針對打擊他們認定構成威脅的特定示威者群體。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是他們的頭號目標。
自抗議爆發以來，估計約有100人被拘留。年輕女性尤其成為打壓目標。一些報導提及，警方專門就女權主義和LGBTQ議題對她們進行審問。中共也注意到了國際上年輕女性的激進化浪潮，以及她們在最近的群眾運動和抗爭中發揮了相對更大的領導作用。
他們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年輕人普遍面臨著中共資本主義專政直接導致的諸多問題，而年輕女性受到的打擊更大。清零政策下的大學生活已經是一場噩夢，大學生畢業後則又面臨青年失業率達17%的經濟現況。隨著只生一胎的計劃生育政策在2016年變為開放二胎，再到2021年開放三胎，再加上政府鼓勵提高生育率的大規模行動，女性就業保障情況變得惡化，這是因為老板們不想負擔多次產假的成本。這在網上引發了關於是否需要保護女性、對抗工作中的性別歧視的激烈討論——目前中國職場還不存在這種保護措施，而資本家將竭盡全力反對這樣的措施得到落實。
最近幾周，“人礦”成為網絡新詞，指出大家對於自身過勞處境、被迫購房和消費、被當作人形礦物剝削、被期望生育下一代的憤怒。習近平正在大力宣揚“傳統家庭美德”，而這只是資產階級政府壓迫婦女，並在公共服務極其薄弱的社會中政府進一步減少對兒童和長者照顧承擔的一種說詞。“生育罷工” 一詞，是指女性拒絕為資本主義制度創造GDP，而犧牲自己追求福祉的一波浪潮。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年輕人（尤其是女性）越來越不滿，這或將觸發更大規模的激進化和政治抗議，而這正是中共政權需要避免的。
三八婦女節行動： 釋放被捕者！
在去年底的抗議浪潮中，全球數十個城市、大學校園和中國大使館外都有聲援中國抗議的示威。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參加了在台北、紐約、慕尼黑、西雅圖、都柏林、波士頓等地的抗議。在倫敦，ISA與中國學生一起，在中國大使館外組織了一場近200人的示威，並將終結獨裁、反對資本主義作為最重要的訴求提出。
我們需要發起更多抗議，要求釋放被捕的抗議者，並號召工人和學生繼續反抗中共的資本主義獨裁統治。鑒於中共政權尤其針對年輕女性，各組織網絡應該將今年三八國際婦女變成為這個議題的“全球行動日”。中國勞工論壇與ISA在中港台的力量，呼籲世界各地的同志們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團體在國際婦女節行動中，特別聲援被捕的中國女性抗爭者。
中共針對去年抗議者的鎮壓行徑，展現的並非其自信和實力。到了2023年，大規模抗議仍在持續。1月初，因裁員及克扣工資的問題，重慶一家新冠核酸檢測試劑廠的2萬名工人爆發抗議。2月8日，武漢數千名退休鋼鐵工人和其他退休人員，抗議武漢市政府將他們每月的醫保費從260元削減到不到100元，與此同時，數以億計的老年人剛感染了新冠病毒。示威者表示，如果政府不進行讓步，他們將在2月15日再次發起抗議。
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圍繞工資、裁員、工作條件、退休福利的工人鬥爭，以及反對鎮壓和審查、爭取包括婦女權利在內的基本自由的民主鬥爭。反對清零政策的抗議，始於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的工人要求討回被拖欠的工資、反對封城與不安全工作條件的鬥爭。爾後，鬥爭蔓延到多座大城市、多所大學，在這些地方的抗議則首要反對審查制度、要求民主權利。這是自1989年以來，我們首次見到全國範圍的抗議。
即將到來的更多抗議
與拜登等西方資產階級政客所言相反，民主與資本主義不相容，也永遠不會相容——其實只需看看拜登所執政的美國就能明白這一點，當地的墮胎權剛剛在全國一半地區被撤銷。實現真正民主的唯一途徑，包括確保婦女能夠自主決定自己身體和命運，是要終結中國與全球的資本主義，並以將人類的需要和福祉置於利潤之上的民主社會主義代之。只有工人階級，而非東方或西方的資本家，才能領導這樣的鬥爭。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可以通過國家的殘酷鎮壓和嚴密審查來試圖延後鬥爭，但他們無法無限期阻擋革命爆發。
間諜氣球事件加劇中美冷戰
中美兩國圍繞著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爆發了外交沖突，直接導致了原本打算緩和的兩國關系再次陷入了低谷。
2月4日，美國空軍擊落飛越其領空的中國高空氣球，“氣球危機”成為現實。隨後中國方面承認氣球屬於自己，並稱氣球只是民用氣象氣球“誤入”美國領空。拜登政府憤然拒絕拒絕中方聲稱事件是“意外情況”的解釋，並拒絕為擊落氣球道歉。後來，在美加領土上空，另外三個不明物體被美國噴氣式飛機擊落。但隨後美國官員表示，這些被擊落的物體與中國無關。
擊落
在此提供一個背景資料：全球每日有1800個氣象氣球升空。美軍意識到他們不能繼續把美國空域內每一個不明物體都擊落。幾乎可以肯定，中國氣球與中共的軍事間諜計劃有關。但是普羅大眾不能相信中美任何一方的說詞——他們是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階級（帝國主義）利益而進行宣傳。中國當然正在監視美國，反過來美國也在監視中國。這對2023年的任何人來說都不是新鮮事了。2013年，美國吹哨人斯諾登披露的機密文件顯示，美國情報部門監聽了35位外國領導人的電話，據稱其中包括美國的關鍵盟友默克爾（時任德國總理）。間諜氣球則是如今正持續的互相監聽行動中，比較沒有技術含量的手段。
很多人也看到了事態發展鬧劇的一面。美國高級官員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甚至不得不向媒體保證，這些氣球“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出外星人或外星活動相關跡象”。
冷戰背後的因素
美方極力利用氣球事件來增加對習近平政權施加的壓力。華盛頓明白習近平政權更急於緩和冷戰緊張局勢，以便在日益加深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中松一口氣。中共二十大後中國外交政策發生轉變，至少在短期內遏制戰狼外交，是出於戰術考量，並不代表其政策根本上發生轉變。習近平旨在爭取時間，特別是嘗試修覆他的強硬政策（例如支持普京）對中國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地位造成的一些損害。如此戰術上的轉變，不太可能讓習近平有實質受益。中美冷戰終究不是“強硬”或“軟弱”外交政策造成的，也不是由習近平或拜登（甚至是特朗普）等高層領導人起的作用造成的。如今冷戰是由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引起的——即兩個正在衰敗且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之間的生死鬥爭。
美方借氣球事件發動新一波反華攻擊。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這是又一次代價甚鉅的政治挫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更是立即推遲了原定在數個小時後就出發前往中國訪問的行程。拜登政府與另外40國政府分享中國“氣球威脅”情報，進一步把這些國家拉入美國主導的陣營。
中國的困境
事件發生的背景，是習近平與中共在2022年遭遇的一場嚴重挫折。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野蠻行徑為借口，美國強化了北約及其他親美軍事聯盟，並就台灣、供應鏈、技術問題，加大對於中共的壓力。美國也通過加強軍事科技的連系，令盟友變得更加依賴美國。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宣布了非常嚴格的對中國的半導體出口管制，年底更拉攏了日本與荷蘭，再收緊芯片對華出口限制。這無疑令中國產業升級和科技業發展的計劃（包括軍事現代化）遭受重挫，而這正是美方采取這些手段的目的。中美脫鉤也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在內部消費不振、一直作為經濟支柱的房地產市場衰退、以及出口轉弱的大背景下，習近平正面臨越來越大壓力，要去放軟姿態，讓雙方停戰，在這些實質性的制裁政策上打開一個缺口或至少求得一些松動，以重新在國內實現經濟增長，從而避免觸發新一波群眾抗議這個定時炸彈。
而美國資本主義體制也有著緩和關系的壓力，要避免中俄聯合反攻，因此現在美方警告中方不要向俄方提供軍事支持。特別是在冬季結束後，俄烏兩軍很可能會再次爆發激戰，美國方面想在進一步升級與中國的沖突之前，爭取更多的自身處於上風的時間，使自己盡可能處於最有利的地位，以準備未來進一步與中國的沖突升級。烏克蘭方面可能遭遇的挫敗，或將加深支持烏克蘭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分歧，拜登的一些歐洲盟友會更傾向於尋求與俄方妥協，以及可能的談判來作為解決方案。布林肯訪華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中美兩國的溝通渠道與行動的“防護欄”，嘗試對於一場或將走向失控的沖突施加一些管控與抑制。出於這些緣故，可能的情況是，中美雙方在未來幾個月會采取新方法，重新安排兩國官員直接會談。2月18日，布林肯的確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會見了王毅。拜登暗示即將與習近平通電話。這些交流可以從表面上，使這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穩定下來，但在我們身處的資本主義無序時代，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因此任何這樣的沖突間歇期，都可能隨著新的危機爆發而中斷。
突如其來的氣球事件令拜登和習近平政權都措手不及。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許通美在一次外交研討會上質問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你們怎麽會放出這個‘笨氣球’，去搞砸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要啟程的訪華？”
雙方無路可退
北京似乎試圖盡可能淡化氣球事件。中共在經歷過去年年底的全國性民眾抗爭後，在相當多的民眾的心目中已威信掃地，失去了對他的信心以及畏懼。甚至有人猜測，這次氣球事件是否是解放軍內的強硬派所主導，目的就是為了破壞中美關系緩和的進程，推動加強軍備競賽。在中美兩國，統治階級內都存在重大分裂。在美國，拜登受到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的壓力，眾議院指責他對中國“軟弱”。眾議院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追隨佩洛西的作法，計劃在未來數月訪問台灣。拜登與民主黨人認為他們在中美沖突中占據上風（尤其是通過加強科技制裁），因此從仍可能升溫的緊張局勢、或越來越可能發生的軍事危機（比如台海戰爭）中見到戰術價值。
氣球危機凸顯了全球關系何其脆弱，以及帝國主義緊張局勢失控的風險。工人階級運動需要認識到，這個新的警鐘清楚證明了我們需要革命性的變革，終結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我們不能相信美、中或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政客會保護我們的性命和地球的未來。我們需要在國際範圍進行社會主義變革，以使我們的世界去軍事化，克服民族主義分裂和鼓吹開戰的行徑，並將人類從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
中國：從「人礦」看群眾意識的向前發展
「人礦」一詞走紅中國網絡。「人礦」說的是，人們被當作沒有感情的礦產資源，作為消耗品利用，「讀20年書，還30年房貸，養20年醫院」。眾多網民都對於「人礦」一詞發表自己的見解，例如「人礦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開采，使用，殘渣及廢氣處理」，以及「沙特油，澳洲鐵，中國人」。這個新詞匯無處不展現中國的社會憤怒，「人礦」一詞很快就被全網封殺。
審查機器失效 群眾自信提高
從出生開始，「人礦」們很快面對競爭極度激烈的應試教育，爭取被視為「可以使用的礦」而被「開采」出來。新的教育改革制度已經意味著，很多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被勸說放棄中考，準備當「廉價勞動力」，淪為「礦渣」拋棄掉。已經通過高考被篩選出來的「中間階層」「人礦」，也要面對極重的還房貸經濟負擔和超長工時。極少數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 則完全可以留學海外避開高考，但他們絕對算不得「人礦」，而大多會在日後成為壓榨「人礦」的「礦主」。
諷刺時弊的網絡詞匯不斷出現。群眾為了規避網路政治審查而產生反抗本能，並且形成了一個潮流。沒有任何審查機器可以應付群眾無限的創意。
不但在「軟實力」方面，中共輿論機器在「硬實力」上也開始無法控制輿論。過去在五毛和小粉紅的海量洗版，加上審查機器的迅速刪帖，反對聲音在網上往往被壓倒性掩蓋。但去年網民反對聲音之多，以及回應速度之快，使中共輿論機器多次陷入失效，甚至連政權的民族主義宣傳都淪為嘲笑對象。群眾因為看到輿情轉變，開始打破了防火墻下的孤立，讓他們感受到原來自己的意見並不是少數，使他們更有自信在十一月至十二月的抗議中提出言論自由的訴求。
背後的群眾意識
「躺平主義」反映出青年消極抵抗資本剝削和家庭壓迫，但還寄望逃避現實而躲在自己的小烏托邦。但「人礦」一詞更表明更殘酷的現實——勞苦大眾實際上沒有出路，只能淪為礦渣和廢氣。然而，這些都只是憤怒、無力感和消極抵抗的代名詞，並沒有體現鬥爭的意志，繼而得到「我們是最後一代」這種末日結論。這不是說這種意識本身不會對統治構成危機，例如罷生孩子、抵制消費主義等都是這種意識下的產物，只是未能上升到清晰挑戰體制，或尋求新的政治出路。
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意識就只會停留在當下這個水平，也不意味著主張民主權利和階級鬥爭的群眾運動就在現階段不會得到多數支持。去年十二月的抗爭就是例子，開始有群眾提出言論自由甚至中共下台的口號，哪怕具有民主意識的群眾仍是社會的少數，當他們發起的運動將會帶領整個社會意識的發展。
如果不明白這個群眾意識發展的動態關系，只會作出機械的分析，就會得出「當前大多數青年只想躺平，不想鬥爭；大多數工人不想成為人礦，但不想反抗」這種俗庸、悲觀的結論。這種結論除了被自由派和左翼改良分子拿來貶低群眾運動——例如說去年的全國抗議只是要求清零，而不是一場民主抗爭——之外，甚至連小粉紅也會利用這種借口來否定去年的抗議。
群眾運動的進程
群眾運動往往是先進少數人的意識去塑造和帶領多數人的意識向前走。那些嘲諷政權「挖人礦」、「割韭菜」的較廣泛群眾中，會有部分人看到去年少數人的抗議（估計全國總結約二萬人）而覺醒起來。日後的群眾反抗面對言論打壓和政治檢控時，將會有一個歷史依據去賦予群眾要求基本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工會權利甚至中共下台）的信心，而且促進群眾明白到小修小補的改革是不會成事的，而需要一個制度的徹底革命。沒有人說意識會暢通無阻地向前發展，鎮壓和民族主義將會拖累這一進程。但十二月的全國抗議絕對是群眾意識的轉折點，它也與不滿「內卷」、淪為「幹電池」、「耗材」和「人礦」的群眾情緒是相互發展的。
中共在嚴峻危機下並沒有空間作出舒緩民怨的有效措施，因此群眾憤怒注定積累起來。即使十二月的抗爭暫時消退，不但今年有多場工人反抗爆發，未來群眾運動將更有可能針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為這股不滿的情緒和鬥爭行動賦予一個對體制變革的可能性，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
中國：疫癥見聞 守靈三天，葬禮不止
隨著中共毫無準備的突然放開，相當多人都感染了新冠，隨後他們立馬遭遇了諸如藥品短缺、醫院人手不足等各種問題，只能在發燒中艱難度日。
我所在的這個小縣城里，人們完全買不到退燒藥，而想要打退燒針需要排很久的隊伍，例如我在晚上的時候發燒到了39.5攝氏度，去到醫院卻被告知問診的隊伍已經排到了明天，他們只能給我一張紙條，表示我預約了明天靠前的位置，因為很多醫生也感染了新冠而不能工作。
雖然中青年人的抵抗力較強而且疫苗接種率很高，這樣的災難在他們身上還算不上明顯，但仍然有一些人出現了肺炎等嚴重的情況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中共的錯誤是集中體現在老年人的遭遇上。自這樣突然放開以來的日子里，光是我所在的小區就已經死亡了四名老人，其中還有一位是我樓下的鄰居，我和他關系親密，他每次都會拉著我一起嘮家常，而在我印象里他平時的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我們這里的習俗是人死後要就地辦葬禮，而且需要守靈三天，所以往往是這個人的葬禮剛辦完，那個人的葬禮又開始，哀樂不絕於耳，好像每個人的臉上都蒙上了一層陰霾。
觸目驚心的死亡氣氛
不僅是活著很難，想要死得體面也不容易。由於死亡人口激增再加上其實工作人員也大都感染新冠買不到藥物，本地的火葬場運作不過來，常常需要將屍體運到周邊城市火化，但周邊城市依舊是爆滿，中共一貫僵化腐敗的官僚系統， 甚至出現了需要托關系和賄賂相關人員優先火化的情況。這並不是某個城市或極少城市偶然出現的情況，我詢問了許多的朋友，他們在江西、重慶、湖北、河南、山西…遇到了類似的情況，大家都活在恐慌和悲傷中，時刻擔心家人會不會離自己而去。
全中國人正在受苦，尤其是老年人，他們在這個年紀本應該是頤享天年的，結果卻感染新冠而亡。中共有足夠多的時間采取措施做好準備，例如預先準備藥品、建設簡易的ICU病房、進口疫苗…但他們卻坐視了這樣的災難發生。與他們宣傳的口號不同，我們的政府不在乎我們的生命！我們要站起來反抗這樣一個獨裁的資本主義政府，只有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奪取經濟及政治權力，才可以有效民主組織抗疫行動！
中國新冠死亡人數估計已達130萬
總部位於英國的健康數據公司Airfinity表示，中國的新冠死亡總人數累計現已達到130萬。這份報告於2023年2月6日發表，估計了自2022年12月1日以來，當局混亂地放棄強硬的清零政策後，中國的新冠死亡個案。Airfinity基於中國地方政府在12月突然停止公布新冠肺炎報告之前的消息為基礎，進行電腦模擬。
Airfinity的估計並不異乎尋常，並且與其他許多獨立機構的研究結果相吻合。比如澳門大學去年1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預測在當前這一波感染中，中國將有多達170萬人死亡。中共當局1月下旬公布的最新官方數據稱僅有8萬人死於新冠。這數字顯然被嚴重低估。
如果Airfinity的估算是準確的，這意味著僅兩個月的時間，中國死於新冠疫情的人數就超過了美國3年來的總死亡數字。在中國最近期一波大爆發之前，美國的新冠死亡人數為110萬，居世界第一。因此，從這些數字看，中國將成為新的「全球第一」。這或許是中共獨裁政權打算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隱瞞真實情況的原因。
藥物短缺民怨載道下 中國政府卻在為自己洗地
自從中國突然放寬疫情政策以來，中國的絕大部分城市縣城甚至人口數量不是很多的鄉村都出現了大規模感染潮，隨之而來的是退燒藥等藥物短缺的問題。中國政府在疫情開放情況下的準備不周在網絡上引起大量聲討，但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大大小小的各類媒體都在宣傳著“藥物緊張下的溫情”但實質上這是借著中國政府掌控的媒體霸權來轉移民眾視線。
面對短缺政府做了什麽
對藥品的瘋搶和存量不足導致市場上藥品的數量急劇下降，很多藥店表示已經沒貨。不少民眾表示難以買到退燒藥和止疼藥等緩解新冠癥狀的藥物。以布洛芬為例，由於很多人買不到藥，不得不在網上求助，有些時候還要用超過五倍的價格才能從私人渠道買到。
在京東，原價20多一盒的布洛芬甚至漲到了80，而且還需要預約。這種搶購的趨勢甚至蔓延到香港和澳洲。一些報導稱民眾郵寄在網上花高價搶購的藥物被偷。甚至一些專家開始宣傳“維生素C可以治療新冠”導致超市的高維生素C類水果比如說檸檬等被一搶而空。
根據BBC報道，香港的部分藥房已經開始對感冒藥進行限購。路透社報道，澳洲最大的華人社區之一博士山（Box Hill）幾家藥房的止痛藥已經賣完了。盡管中國政府報道正在要求藥廠盡快增產，但是根據相關從業人員的介紹，藥廠從準備原材料到投入生產至少需要六周時間。
除了藥品以外，抗原試劑，未經證實而謠傳對緩解新冠有幫助的黃桃罐頭和電解質水也被搶購一空。根據《環球時報》報道，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的銷售量在一周內增長了300%。
而中國官方並未承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周三（12月2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的“藥品和檢測試劑總體可以滿足需求”。但實際上如果真的可以滿足需求就不會出現目前的藥荒的現象了。
有很多網友在新浪微博留言：“不是說中國的制藥業是全世界最強的嗎？為什麽現在藥品公司不去生產藥物？也有人這樣提問“為什麽政府選擇突然開放？為什麽不事先做好準備？”多如這樣的提問，但官網並沒有給出正面解釋，反而利用媒體霸權去刻意轉移主要矛盾。
宣傳機器馬力全開
以輝瑞的新冠特效藥為例，一盒要賣2000元以上，相當於很多底層勞動者一個月的工資。當一些網民開始在網上聲討進口“臨期輝瑞神藥”的時候，很多人的微博遭到封禁，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微信群討論的民眾甚至有接到警察的威脅電話。這一切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壟斷資本家已經入股了美國的多家制藥公司，中國老百姓成為了藥品行業的韭菜。
同時中國政府開動媒體機器大力為自己洗地，就如《人民日報》報導稱，北京一位醫生將診所里的備用退燒藥貼在診所玻璃上供市民免費拿取。新華社也報導了沈陽一家藥店免費發放1.8萬片退燒藥給民眾。《環球時報》讚揚了上海一位市民將自家退燒藥掛在窗外供鄰居選用的例子。中國新聞網報導了西安一名村醫將退燒藥免費發給村民的故事。同時還有部分網絡主播也開始進行了捐藥的活動。
民眾不滿突然放開重新封控被百姓重提
除了官方喉舌外，各地方媒體和以新聞報導為主的機構，例如《新京報》、澎湃新聞、鳳凰網、以及地方的專屬頻道等，也加入了媒體宣傳。
但在這樣的輿論攻勢下，睿智的網民們指出了此類報導方式的荒謬。短視頻平台“抖音”報導上上海一位女子為了防止寄給父母的布洛芬被偷，特別將藥藏在了衣服里寄出。報導稱其父母家在拿到藥後，表示“覺得女兒非常聰明，才防止了藥被偷”。
一條高點讚的回覆卻批評說：“不要再搞低智新聞了，這種所謂的娛樂大眾是無恥的，大家要思考一藥難求的局面是怎麽造成的。大多數普通人被逼無奈藥物互助這本是心酸和無奈的，現在卻被官老爺拿出來炒作娛樂這是無恥的。”
自從放開以來，中國政府尚未給出一套能應用於當下疫情的明確官方敘事模式。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方可成的話說：“我還沒有看到計劃周詳或精心策劃的宣傳計劃。更要緊在於大方向變了，宣傳必須立馬跟上。”
這篇報導還說，沒有明確的官方敘事模式意味著網絡審查機構也不清楚應該審查什麽樣的言論。就在不久前，封控還是所謂的“主旋律”。而現在，放開卻成了官方政策。封控就成了反面教材。這造成了審核機關的猶豫不決，同時突然放開也導致社會輿論沒辦法及時轉變才造成這種現象。
目前在中國互聯網上出現支持放開的群體和支持管控的群體極端對立的情況。支持放開的群體質疑政府為何不準備好足夠的物資後再放開。而支持管控的網民們則開始懷念起了“清零”時代。
有網友表示：“我們不是懷念封控，我們是懷念過去兩年可以到處浪不用擔心感染的日子，也有網民直接呼籲政府重啟“清零”。並且之前封控期間大喊“新冠就是小感冒，我不怕感染我要自由”的網友卻在自己確診陽性之後發出了“支持防控，我後悔了，”的文字，被大量網友調侃翻臉比翻書還快。
政治報覆
不論是那種言論，都是對於目前政府突然放開之後造成的疫情災難的無奈，在沒有工人階級民主管理抗疫的出路下不免群眾感到焦慮。從實際的角度上中國是完全可以進行準備的，但政府確沒有這樣做，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對於在去年12月發生的“白紙抵抗運動”的一種政治報覆。
我們社會主義者主張認為，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任何改革都不能解決新冠疫情。要保障廣大群眾的生命安全，要使藥廠公有化，並由無產階級的組織來管理生產，停止藥廠從災難中牟利，保障所有人的用藥需求。而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要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群眾性運動，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停止官媒散播假消息，並且社區居民獨立組織和管理物資，民主規劃救災行動。這也需要挑戰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成功。
中共秋後算帳 監控技術無孔不入 白色恐怖肆意漫延
在經濟困境、專制統治和嚴厲鎮壓的背景下，不可理喻的清零政策成為了導火線，使中國去年11月爆發了歷史性的抗爭運動。然而，一如外界所料中共獨裁政權對於這種挑戰自己專制權威的運動不會善罷甘休。據報導，過百人因參與運動而被秘密逮捕，其本人及家屬亦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折磨。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共當局逮捕了四十到六十名抗爭者；而彭博社則指已有超過一百人被捕，當然，由於逮捕行動都是秘密進行，實際被捕者可能遠遠多於這一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被捕者大多數為二十多歲、教育程度良好的青年人。很多被捕者為女性亦非偶然。過去幾年女性激進化起來，在群眾抗爭中發揮顯著作用。中共策略上並非逮捕所有人，以免激起民情反彈，而是打壓部分領頭人物，以起殺雞儆猴之效。
《華盛頓郵報》訪問了一名女性被捕者，她表示自己在11月28日晚上參與了北京亮馬河大橋的抗議活動。她自己曾在中國的社交媒體行業工作過，這警察的偵察監控和追蹤手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過程中注意保護自己的身份，避開攝像頭，但在兩日後仍收到警察的“傳喚”電話，同時她的母親也收到了警察的恐嚇電話，指她的女兒因參加“非法暴亂”而將被拘留。
而在整個12月，網上亦不時傳出有參與者被恐嚇、被秘密逮捕（綁架）等消息。在1月16日，網上流傳一段北京抗議青年的求救視頻。片段中當事人稱自己名為曹芷馨，任職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視頻拍攝時時與她一同參與過運動的5名朋友已相繼失蹤，因此她事先拍下視頻希望一旦“被消失”後向外界求救。
她指，警察在“拘捕”她們時，強迫她們在拘捕令上簽名，但拘捕令上顯示“罪名”的一欄中卻是空白的。警察也拒絕告知她們和她們的家人拘捕的理由、關押的地點、以及拘留的時間。她們在被拘留其間也受到不人道的酷刑對待，女性被迫全裸搜身，以及被長時間審訊。
科技白色恐怖
據各方估計，中共警方最有可能的監控手段主要是手機定位。眾所周知，中國早在2010年已開始實行手機號碼實名登記制度，而在過去三年中共更是以防疫為名大舉加強對個人的行程跟蹤系統，這套系統早已相當成熟，每個在中國生活的人個人所持有的手機“健康碼”已能被精確定位，當時甚至有大量民眾僅僅因為其手機訊號與確診病人共用同一個手機發射站而為稱為“時空伴隨者”而被隔離或限制出行。因此《紐約時報》亦報導了當晚有示威者即使在出發前關閉了手機的GPS和面容ID系統，故意繞遠路躲避追蹤，但仍被警察鎖定身份。
同時中國的攝像頭數量和監控識別技術也非常發達。根據一份2018年北京朝陽區警方采購文件顯示，警方當時采購了一批近20000萬先進攝像頭及其識別系統。要求系統必須能夠記錄行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種族等。其中更要求系統能夠識別出戴口罩或太陽眼鏡者的身份。
中共已建成世界最大的警察國家，每年的維穩費比軍費更高。雖然在中美沖突中拜登打扮成民主捍衛者來對抗專制，但據《自由亞洲電台》2021年8月的報道指，美國的科技企業仍然為中國國家監控系統供應設備及軟件報道點名七家美國企業，包括微軟和HP。在2019年，蘋果與中共合作將總共194個程序從商品下架，包括同年10月將HKmap.live移除，因為專制當局抱怨香港民主示威者利用該程序來追縱警察布防。
中共通過這些技術營造並散播“老大哥正看著你”的白色恐怖氛圍。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中共忌憚於民憤而不敢像六四天安門屠殺後大張旗鼓地“通緝”參與者。群眾運動發展至沸騰點時，國家機器部分人員會受到感染，拒絕執行國家機器的任務，就如1989年的情況那樣，而審查機器也可以就此崩潰。中共獨裁體制被11月的抗爭嚇得瑟縮發抖，不是因為其規模之大，而是因為抗議竟能在巨額投資的鎮壓科技下成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些技術恐嚇挽救不了專制政權的命運。
中國：宣傳的荒謬造成信譽的破產
在過去三年，為證明大規模隔離、全員核酸檢測，以及對14億人進行流調追蹤的正當性，中共的宣傳機器馬力全開，為其「動態清零」政策保駕護航。中共一方面大力煽動民眾對疫情的恐懼，一方面利用各種民族主義的宣傳伎倆來轉移視線、論證體制優越性。但是，失敗的防疫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計其數的次生災難並不是塗脂抹粉的宣傳所能掩蓋的，各地工人抗爭、白紙革命把所謂體制優越、人民至上的謊言撕的千瘡百孔。12月初突然的疫情政策轉變所帶來的亂象更是給了宣傳機器的信譽以致命一擊。
「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10月二十大再次強調的「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總路線過了不到兩個月立刻動搖：12月7日，衛健委發布了疫情防控「新十條」，基本停止之前的防控措施並激進轉向共存。伴隨「動態清零」銷聲匿跡的是各種「醫學專家」的鼓譟：新冠毒性很弱、重癥率低。同時中共也極力掩蓋疫情感染的慘狀。例如12月23日是衛健委發布疫情通告的最後一日，該日通報新增確診4128例、無死亡病例！但現實是每天醫院、火葬場爆滿，無數人買不到抗原和藥物。
中國工程院在其官網上披露，12月15日至1月4日之間，總共有20名工程院院士逝世；一個月內死亡人數比往常一年還要多，有著優渥醫療條件的院士尚且因為疫情密集死亡，普通群眾的處境可想而知。根據流出的一份《衛健委會議紀要》內部估算結果顯示：僅12月1日至20日的二十天內，全國就已累計感染2.5億人！荒謬的對比讓不少網友想起了電影《一九四二》里面的場面：蔣介石問河南饑荒死了多少人？李培基答政府統計一千人。實際上呢？三百萬！
從疫情爆發以來，中共依賴所謂「專家」來向民眾傳遞信息。而對於防火墻內中國群眾來說，在過去往往只能選擇這唯一的消息來源。但是這些衛生專家的說法在短短幾個月中大相逕庭，有意思的是之前鼓吹清零和12月建議共存的專家大體上是同一批人，當這些專家的前後不一的言行被截圖放在一起的時候，不少網友譏諷到：「人民日報句句真理，但不能看合訂本。」只要翻開這些專家的醫書一看，大家就會發現里面其實都是政治內容，因為這些禦用專家與親資獨裁政權緊密結合，無法發出自己獨立的、科學的見解，只能為後者背書並把他們的意志包裝成科學。再加之專家們經常推薦一些未經證實的、有爭議的偏方，例如張伯禮院士推薦用冰鹽水漱口防疫，廣西政府推薦橘子皮和羅漢果泡茶以預防感染。使得群眾對於中共的防疫宣傳越來越不信任和反感，整個12月的疫情應對都在民眾的緊張、猜疑中度過。
失信於民
中國疫情毫無準備的極端共存政策帶來的災難讓中共的口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淪為一句笑話，越來越多的群眾看清了這首鼠兩端防疫政策的實質是「獨裁政權至上、官僚資本至上」。中共自己不斷消耗自己的權威，官方消息和言論失信於民，使未來更多民族主義宣傳都會遭遇反彈。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加劇下也使得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階級意識不斷高漲：從白紙革命到一月初的河南的抗議、重慶的罷工都可見到。社會主義者主張解除一切網禁報禁，容許新聞及言論自由。我們主張踢走國有媒體的官方，由底層新聞工作者及社區居民民主控制媒體。國家停止幹預學院的運作，由學院的科研人員、教育工作者、學生民主控制，停止政權對於學術自由的幹預。這只有在結束獨裁政制和資本主義下才可以實現。
2023年中國財政危機有多嚴重？
隨著2022年結束，中國經濟在一片慘淡哀號中也結束了一個年度周期，中國的財政情況更是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有不少外界報導指出，中共放棄清零政策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於財政枯竭，地方政府紛紛向中央表示無以為繼，加上全國性民眾抗爭的壓力，最終迫使習近平不得不放棄清零政策並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急促轉向全面開放。
那麽現時中國的財政情況到底處於一個甚麽樣的狀態？過去的土地財政在房地產市場寒冬的情況下早已崩潰，據中國房地產分析機構「克而瑞」的統計，2022年中國國有土地出讓成交總金額為4.73萬億元人民幣，較2021年大幅下跌31%。
這筆資金本身就是地方政府極為重要的收入來源，據中國財政部資料所指，過去10年間，土地出讓的收入占地方財政總收入約30-40%，2020年更高達44%。但隨著房地產市場低迷，全國各大房地產企業陸續出現危機，民眾對前景失去信心，購房意欲大減，政府出讓的土地也開始乏人問津。2022年土地出讓面積下降了53%，低於1999年最初發布該項數據時的水平。
城投債
為了創造地產市場交投熱烈的氣氛和假像，不少地方政府通過設立各種「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參與土地競標，用政府自己的資金去競投自己出讓的土地。不少城市通過這種「把左手的錢交給右手」的競投土地金額占比超過50%，而沈陽、無錫等更超過90%。然而這種把戲卻對地方財政沒有任何實際的幫助，甚至會增加額外的借貸成本。
而這種「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的債務簡稱「城投債」的主要特點是，它理論上並非由政府直接借款，而是由政府設立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作為借款人，表面上並不屬政府債務，但實際上卻是由地方政府提供100%的擔保，只不過是利用了資本主義的財務伎倆隱藏起地方政府的債務。
自2019年以來，各地政府赤字嚴重，部分已達借貸上限，因此只能依靠「城投債」苦苦支撐。據中國華安證劵統計，全國城投債在2018年總額約6.8萬億元人民幣，到2022年中已暴增至14.7萬億，估計大多款項都用於核酸檢測、聘請防疫人員等支出上。而事實上這一統計估算仍然相當保守，外界大多認為，中國的城投債總額高達60萬億元人民幣。
債務爆雷
財政部在去年年底的數字，也指出了全國地方政府表內債務達35.2萬億元人民幣。據澎湃新聞報導，去年的地方債務利息支出首之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高達1.12萬億，年增20.8%。貴州省遵義市城投公司「遵義道橋」首先爆雷，「遵義道橋」曾為全國四強城投公司，卻在最近出現債務違約而宣布把債務延期20年，還款利息更由7.5%降至3.5%。這使得債權人和持債銀行直接面臨一筆巨額壞帳以及超過100億人民幣的賬面利息損失。事實上除了貴州之外，陜西、蘭州、雲南等地也出現了政府擔保的城投債務違約，假如這種情況繼續出現在其他城市，中國的銀行系統將面對嚴重的壞帳沖擊。
在這個背景下，地方政府紛紛推出自己的各項緊縮政策割肉補瘡。公務員減薪從去年開始已成為了全國普遍現像。包括像淅江、上海等發達地區，公務員減薪幅度也達到三成。在其他經濟惡劣的省份比如像東北三省，情況更是嚴重，遼寧的公共醫療體系欠薪已超過6個月，黑龍江部分地區更傳出警察部門已連續整整16個月沒有發放薪金，在冬季寒潮襲擊下地方政府也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燃料供暖。2022年底到2023年1月，河北省多個城市出現天然氣不足情況，餐廳無法營業，老人、小孩晚上都被凍醒。湖南、廣東部分城市因預算不足而一度暫停公車服務。武漢更在2月8日因削減退休人員的醫保和其他福利，觸發了上萬人在市政府門前集會抗爭。而全國也正在延遲退休年齡，甚至鼓吹「60多歲仍算是中年，依然可以工作」等說法，試圖在將近油盡燈枯的老年人群體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
但面對這日漸失控的地方債務違約局面，中共中央卻沒有任何出手相救的意思。原因一如李克強所坦言：中央也已經沒錢了。根據中國財政部的官方報告，去年1－11月中央赤字高達7.75萬億元人民幣。一般公共收入下降了3%，其中房地產買賣稅暴跌了23.8%。因此，財政部長劉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直言將執行「中央不救助原則」，「誰家的孩子誰抱」。
現在中共將希望寄托於放棄清零後，經濟環境能快速覆蘇以緩和財政壓力。各大金融機構預測2023年中國的GDP增長約為5%左右，但這個估算是建立在2022年的低增長（更有可能是零增長）的基礎上。不能排除中國經濟可能會迎來短暫的回覆性增長，但這很可能只能通過提高債務水平實現，因此中期至長期而言必然處於無可挽回的下行狀態。且地方財政的結構受經濟環境的實際影響有限，更多是受制於房地產資本市場的情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關中國的最新報告警示，房地產危機仍未結束，仍然對於中國經濟構成嚴重風險。
因此在政策層面上，中共試圖為房地產企業提供更多支持。1月17日，劉鶴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就公開宣稱，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支柱」。但在去年，中國新建住它的銷售額卻大跌28%，銷售面積降至近十年來新低。《華盛頓郵報》預測，今年上半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最好的情況是得到小幅度反彈，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持續下跌。中國百強房企在1月的銷售操盤金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2.5%。去年數字本已很差，因此衰退還在持續。中共也試圖進一步放寬所有借貸限制，拉動市場信貸和流動性以刺激房地產市場和經濟。然而，中國房地產行業的主要問題，在於龐大的過度生產，以及需求的暴跌，而這不能單靠出手拯救負債累累的房地產企業來解決。
基層困苦
但同時，基層的情況卻截然相反，出現了存款增長，消費和借貸意願下降的情況。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至2022年10月，全年居民存款余額增加12.7萬億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相當於過去十年居民凈存款增加的總額。這表明了民眾的消費和投資信心大幅下降，全年消費品零售總額自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後再度陷入萎縮。央行調查指，2022年第四季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占比為22.8%，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占比大升至61.8%，兩者分化創有統計以來新高。
這也折射出現時中國的基層民眾處於一個困苦的情況，失業、欠薪等等的問題困擾著每一個基層民眾，但同時，富豪卻仍在疫情下發災難財，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去年，全國最富有的1.8億人的存款總額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而最窮的5.9億人的存款只有0.89萬億元。
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中國面對的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死局，不可能通過自我改革打破困境，因此中共必須向工人階級發動鬥爭。因此必需組織起工人階級，建設獨立工會抵抗攻擊，並將金融銀行體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專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結束資本主義危機的死循環。
重慶藥廠工人抗議顯示鬥爭情緒並未平息
一月七日，重慶一藥廠中元匯吉裁員導致萬人上街抗議。該家藥廠主要生產新冠病毒檢測包以及相關配套儀器。由於抗原試紙的利潤逐漸降低且訂單減少，於是取消生產線，並裁員兩萬名工人中近一萬人。
而此前由勞務中介承諾的工資，補貼，補償並未到位，於是工人們被逼無奈，開始進行集合遊行抗議。工人與防暴警察爆發沖突，一度使警察防線後退，勞動中介的老板與藥廠的部門領導被打傷至送院。目前當地防暴警察已到場進行鎮壓，而廠內生產機器和產品被砸。
在1月8日，工人與市政府談判後接受了條件。一名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的工人李華（化名）表示：“工人們對這個方案並不滿意，雖然這個方案所提供的工資比他們按勞務合同的工資要高，因為勞務合同提供的實際工資是20元/小時，但其中提供的穩崗補貼低於他們此前預期的3000元，也低於工人們和勞務公司自行談判獲承諾的6000元補貼。
這類大公司都使用勞務中介聘用工人。由於政府勞動部門的無能，求職的工人們只能從數量龐大的勞務中介中獲得勞務信息與資源，當中存在數不勝數的對工人的騙局，同時與企業合作拒絕向工人提供簽署勞動合同。
一位抗爭工人接受《紅色中國網》訪問說：“（工資）17-22一小時居多。一天10小時。早上8點30-11點30休息一個小時一直做到7點半，我是第一次在廠區上班，真不是人幹的活，班組長每天拿個喇叭在旁邊喊你做快點 。”
勞務中介
大公司利用中介分開聘用工人，使他們同工不同酬並且制造分化。然而工人在抗爭中團結起來克服這一障礙。正如受訪工人表示：“現在我們的訴求是同工同酬，要遣散費和合同違約金，報銷回家的路費。”
“我們穿的無塵服都是集體的，每次穿的都不一樣，半個月洗一次，員工通道天天漏水，消防設施都不過關，重慶之前不是建了很多方艙嗎？這里面的臨時工大部分都是住在那個方艙的，有些人打的都是地鋪。餐食的話開始是不提供的，後面是免費提供的，就是兩菜一湯。”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艾丹·周（Aiden Chau）向傳媒表示：“2020-2022年連拿三年的五一勞動獎，而工會在此次事件中，沒有組織基層工會，也未代表工人與企業談判。”
同時，杭州市千島湖伊斯特塑料制品公司因拖欠工資以及大規模裁員引起工人們的激奮，東莞市某制衣廠工人因為被拖欠工資而進行集體維權。這揭示了中共面臨的危機只是開始，即使去年全國抗議隨著停止清零而結束，但經濟危機將驅使工人階級繼續鬥爭。有工人在抗議期間在網上快手直播，很快被網絡封鎖，然後又再不斷啟動新的直播。雖然工人鬥爭並沒有像全國抗議那樣明確提出言論自由的訴求，但在行動中卻與這一訴求呼應。國際社會主義道路支持這場鬥爭，組建獨立工會權利及言論自由，為工人準備更大規模的鬥爭來迎接未來危機中的打壓。
ChatGPT與中國專制統治
自去年11月底，美國公司OpenAI的人工智能實驗室發布了全新的聊天機器人模型ChatGPT後，憑籍其自然得近乎完美的語言能力（尤其是英語）、對話的內容的邏輯性、理論能力、訊息檢索、綜合、以及文本生成能力迅速成為網絡關注的焦點。
自從ChatGPT上線後，國內信息科技公司及研究機構急忙跟進。據彭博社報道，中國已有數個“微信版ChatGPT”公眾號、小程序，將ChatGPT接入自己的應用程式。2月20日覆旦大學自然語言實驗室就推出了一款聊天機器人 MOSS，但在一天內就崩潰下線。3月16日，百度也發布了聊天AI“文心一言”。但根據公眾反映，“文心一言”跟ChatGPT的差距非常巨大，雖然可以進行一些邏輯推算的對話，但沒有回答追問的能力。對其他語言的理解（特別是英語）更是非常不足，即使對於中文也偶然出現理解錯誤，口答風馬牛不相及的情況。百度沒有信心對文心一言進行現場演示，而是選擇了播放預先錄制的視頻。百度首席執行官李彥宏主持的一小時演講卻變成了一場公關災難，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百度的股票在香港下跌了10%。
這顯示了中國資本家和中共政權即使在過去多年，豪擲千金投資人工智能科技，特別是在人臉識別，訊息自動過濾等能直接應用於政權對人民監控的領域上更是得到重點資助。特別是在現時冷戰的格局下，科技、芯片、AI都成為了中美角力的主要戰場之一，中共自然不甘落後。
但在整體訊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而然，與世界先進水平仍存在非常大的鴻溝。根據清華大學科技情報大數據挖掘與服務系統平台AMiner《2022年人工智能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名單中，21個人工智能領域的首10位學者，中國只占約11%，其余絕大部分出自美國。美國在AI領域的基礎性技術更先進，如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得益於這些基礎美國才能構建起大型AI語言工程。而中國政府的研究則集中在應用技術上，這使得中國訊息技術只能對別人的創新進行應用性跟進，但嚴重缺乏創新能力。就像在國內被廣泛流傳和認同的一句說話所說：中國的技術發展能很快的從1走到100，但就是從來沒有從0走到1。
而兩個新興的冷戰陣營之間研究方向的差異更是決定了中國“無法從0走到1”。相對而言，歐美世界的科研團隊對於研究方向有著更高的自由度。而在中國，各個研究團隊往往都必須要依照國家政策所主導的方向，而這些政策肯定不會指向一個可行性、應用性和收益回報完全未知的創新方向，而只會指向已有一定研究成果和基礎，以及應用性高度明確領域。而中國的學術人員和團隊如果不跟從這些方向，就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這是有限的“資產階級民主”和中共的“資產階級專制”間差異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因此中共的政策方向往往是滯後性的。
以ChatGPT技術為例，當中一個關鍵點是，它是在開放源碼的模式下開發的，在這種模式下，科技創新被自由分享，不受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以更多合作的方式去發展。這種方法在資本主義下無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因為它最終挑戰了大型壟斷企業的利潤。這一點從微軟與OpenAI（制造ChatGPT的公司）簽訂的獨家財務協議中體現了出來，這份協議使得微軟可以控制其未來的使用。在ChatGPT發布之前，沒有人能想到它能帶來如此變革性的效果和應用需求，因此中共自然不能把這作為一個研究方向。只能直到ChatGPT發布上線，才急忙跟進這個課題。因此從科研制度上就注定了中共自上而下的模式在科技角力的戰場上處於下風。
此外，中國的言論監控和審查自然也對科研，尤其是對話AI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限制。在ChatGPT上線後不久，就有大量中國民眾翻墻使用，並提出各種被中共視為禁忌的政治性問題，或單純是想方設法的嘲諷羞辱習近平。中共對內可以通過殺雞儆猴威嚇中國民眾，令他們自我審查，知道哪些是禁忌話題不敢討論從而鉗制言論自由。實在不行還可以把所有相關話題從網絡上全面清洗了事。這語言AI卻“不吃這一套”，要讓AI進行自然而合乎邏輯且有意義的語言交流，與讓它要自我審查同時只能給出有利於政權的對話內容，兩者本身就是一個互相矛盾的指標。對科研人員而言這也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任務，產品稍有失言就會引火燒身。
在政治因素以外，中文訊息的有限本身也是中國開發聊天AI一大瓶頸。現時所有的聊天AI都非常依賴對網絡公開訊息的抓取、自我學習和訓練。而根據Internet World Stats的報告，截至2020年3月，全球互聯網內容中英語內容所占的比例高達59.3%，而漢語內容則只占1.3%，排名第10。盡管就用戶數量而言，漢語使用者占19.4%，僅次於英語。但由於“網絡長城”的存在，他們與世界互聯網的接入度不高，這也限制了有意義的漢語訊息的產生。
因此，盡管中國政府已經在科技領域花費了數千億人民幣，而且看上去還將繼續揮金如土，但在先天和後天方面都存在巨大的缺陷。而這些缺陷涉及中共政權和中國資本主義的專制性質。不僅是中國，美國的資本主義體系也存在著深刻的危機，但中國資本主義的官僚主義和專制主義枷鎖意味著中共政權即使一直全力追趕，也只不過是為了不被美國拋離。在全球範圍內，無論是所謂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還是專制國家資本主義，目前的經濟體系都是對技術創新潛力的巨大束縛。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只有通過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掃除資本主義和令人窒息的國家鎮壓，人類的全部創造潛力才能得以釋放。
中國：群眾抗議在中國留下了印記
我們看到中共政權從清零政策轉向放寬限制。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現在是否又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正常狀態？
習近平政權以瘋狂、無序的方式放棄清零政策，造成100萬到200萬人死亡。在一個完全控制媒體、並對醫生使用恐怖手段來掩蓋死亡原因的殘酷獨裁政權之下，大規模隱瞞災難的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這一經歷已經烙印在大眾的意識中。它進一步激起了人們對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憤怒。
憤怒程度在去年的抗議中得以體現。去年底抗議的重要意義在於，自1989年以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大規模抗議。我的意思不是說它與1989年運動類似——那場運動規模更大，層次也不同。但2022年的運動此前數十年的抗議往往都是孤立在地方的。
抗議僅在一周後就平息了。對鎮壓的恐懼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這次抗議在中國留下了痕跡。中共獨裁陷入恐慌，並拋棄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我們現在知道黨政高層出現了分裂，改變路線的決定並不順利，而是非常混亂。在經濟可以回升，但沒有信心實現強勁反彈。經濟狀況看起來非常不穩定。
2021年，恒大集團出現了嚴重問題。房地產危機是否仍在繼續？是否有新的大幅增長的前景？
是的，房地產危機仍然存在，它將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多年。這與日本類似，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裂，30年後日本經濟仍未恢覆。
自恒大在2021年爆發危機以來，共有26家中國房地產公司出現債務違約，也就是無法償付債務。2月，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碧桂園首次申明約9億歐元的年度損失。
房地產公司的債務危機反映了更大的問題，那就是生產過剩。中國有1.3億套空房子，多年來市場是由金融投機驅動的：富人購買幾套房子作為賺錢的機會，而不是為普通工人提供住房。與2021年相比，去年的住房銷售總量下降了24%。工人們仍然負擔不起瘋狂的高昂價格，但現在也把富人嚇跑了，因為房產不再是一個好的投資。
樓市崩盤可以緩和，也許今年可能會有很弱的回升，不過這是基於2022年的低基線。而之前的房地產熱潮不可能重新啟動。
歐洲的一些左翼認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或者至少不像美帝國主義那麽糟糕。他們會把中共政權說成是“較進步”的一方。中國政權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達成協議，並試圖在烏克蘭戰爭的可能談判中發揮作用。中共政權是帝國主義嗎？社會主義者應該采取什麽態度？
中國是一個規模巨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由於它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關鍵地位，它也是帝國主義的。列寧解釋說，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成長為帝國主義，是其“最高階段”。認為中國“只是”資本主義，而非帝國主義的想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其對其他國家的貸款占全球GDP的6%。它利用“一帶一路”使得較貧窮的國家對中國資本主義形成依賴。那些認為這是協助窮國“發展”而不是帝國主義表現的人，需要看看目前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讚比亞和其他國家的債務危機，以及中國資本在這些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習近平政權現在正大力開展外交活動，以顯示它能在新的冷戰中挑戰美帝國主義。包括有非常空洞的烏克蘭“和平計劃”，然後是伊朗和沙特的協議－－後者是中國公關的勝利。但所有這些交易和計劃都非常不穩定，它們沒有什麽實質內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是一個注定要失敗的制度，北京不可能比華盛頓更好地使其運作。
在國際上，我們談論的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新冷戰。新冷戰的升級有多危險？台灣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烏克蘭？
台灣局勢越來越危險。西方媒體只關注沖突的單一方面：中國入侵的威脅。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且中國似乎並不急著要開戰。
其他可能引發台灣戰爭的因素是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它想利用台灣問題來顯示其對抗中國的實力。還有台灣、中國和美國當地的群眾鬥爭。政權可能會感到恐慌，這可能會引發沖突。
美國今天不希望發生戰爭，特別是當它的力量全部集結在對付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但美國正在武裝和軍事化台灣，並建立新的軍事聯盟，如澳英美（AUKUS）條約，這都是為了未來與中國的戰爭。其目的是將中國困在其中。這種危險的戰略本身就會引起戰爭。美國同時還試圖在經濟上擠壓中國，特別是在科技領域。
我們支持台灣人民的獨立權利。但是，除非中國、台灣和區內其他人民建立一個團結的工人階級運動，以對抗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那麽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恐將是可怕的戰爭。
中國勞工論壇認為目前取代中共政權的替代方案有什麽？如何才能實現？
中共政權正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去年的抗議是一個警號，是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件的預演。經濟深陷危機，這意味著習近平無法提供更大的經濟保障作為“胡蘿卜”來減少群眾的不滿情緒。他剩下的就是更多的警察鎮壓和反動的民族主義相結合的“大棒”。可能的前景是未來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
獨裁政權不可能被“改革”掉。這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通過罷工和占領進行的大規模鬥爭，一直是反對獨裁政權的關鍵力量——就像在韓國和南非那樣。但這種鬥爭需要領導、組織和政黨，而這在中國是缺乏的。習近平政權不允許任何政治活動。它禁止所有的工會。
對社會主義者來說，爭取言論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的民主鬥爭，與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密不可分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對待這個問題的。中國有1133個億萬富翁，而美國只有716個，但反對獨裁的鬥爭並不是來自資產階級。反對獨裁的鬥爭必須發展到反對資產階級，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中共獨裁政權。
中共“三胎政策”=女性身上的新枷鎖
因應勞動人口縮減、人口老齡化加劇，中共政權急劇拋棄1980至2015年的“一胎政策”，近兩年大力推動“三胎政策”。該政策旨在讓女性負擔更重，而在我們身處的高度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她們已經面臨最大壓力（性別歧視、低薪、托兒服務的匱乏及高昂成本）。不出所料，“三胎政策”完全沒有起到當局期望的作用。今年1月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956萬，延續了多年來的下跌趨勢，並且自1950年來首次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萬、1960年代以來人口首次減少，出生率則是同年世界倒數第五。如今中國生育率低迷，反映的不單是高昂養育成本等經濟問題，也折射女權意識提升、對於父權“傳統價值觀”的反彈。
在如今中國，生育養育子女的成本已是太高。育媧人口研究智庫今年1月報告指出，光是學齡前兒童養育花費，就要接近人民幣20萬元。公辦幼兒園名額少、民辦的則太貴，造成嬰幼兒入托難、年輕父母也大多需要在工作之余花精力養育幼兒，或被迫承擔愈加高昂的保姆費用。在高考被視作絕大多數人改變人生的途徑之時，中國家長拼命投資子女教育，平均花費已達29.5萬元人民幣（育媧人口研究報告數字為42892美元）、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上述經濟重壓，外加趨於停滯的薪資、極為欠缺的福利保障，都很大程度挫傷生育積極性。
看到新的“三胎政策”尷尬的失敗，又想要自己治理的地方能有些改善，各地紛紛出台措施，刺激群眾生育意願。但大部分情況下，推出的“支持措施”不過是杯水車薪。陜西漢中、湖南長沙等城市有針對第三胎的一次性補貼10000元（全國最高），四川攀枝花、陜西寧陜等地則對於生育第三胎提供不超過每月1200元的分期補貼，一直到孩子滿3周歲。但現實是，養育子女往往是十幾年甚至20年以上的事情，絕非不到萬元的單次補貼、或3年分期補貼能應付。山東濰坊在今年3月公布，家庭中第三個孩子未來可免費就讀公立高中，但這意味著孩子出生後需要等15年才能享受這一待遇，因此遭到很多網民抨擊。
為何“三胎政策”無效？這與中國資本主義制度愈發深化的危機，以及相應的，近年來女權、反父權意識高漲緊密相關。即使中共強化“傳統價值觀”，升級對於女權主義的打壓，以繁冗步驟變相限制墮胎，越來越多女性（哪怕沒有清晰認定自己是女權人士）也開始有了女權相關的意識，比如熱切希望實現自身價值、而非被家庭束縛；更為拒絕“傳宗接代”、“相夫教子”等保守父權思想，不再將婚姻、生育視為到了一定年齡必須做的事；對於徐州鐵鏈女、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僅舉兩個廣為人知的事件，也都深感憤慨、同情事件中的受害者。
中共的三胎政策進一步令女性因為生育問題，在就業方面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2022年一項調查顯示，61%的女性求職時被問過生育狀況、超過38%的女性職業前景更可能因為生育受到負面影響，而受訪男性在這兩個問題上的比例分別為32%和18%。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不準企業以個人婚育情況為錄用條件，然而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為了追逐利潤而犧牲社會利益，意味著官方延長產假的政策只會讓雇主更排斥生育子女的女性，讓她們失去晉升機會、降職乃至被迫辭職，更把女性推回家庭。此時此刻，必然更多女性不願意生育，遑論三胎——前述智聯招聘調查也揭露，只有0.8%的就業女性想要第三胎。
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國女權就持續遭遇腐蝕。世界經濟論壇匯編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中國的排位從2006年的63名持續下降到去年的102名。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自從1990年的73%降至2019年的61%，女性平均薪酬低於男性的比率從1988年的16%擴大到近年的25%。中共獨裁及其右翼網絡水軍直接打擊女權主義、將其貼上“境外勢力”等標簽的同時，“女德班”、“傳統家庭美德”等父權遺毒也卷土重來。其實，正是中共威權資本主義打造的經濟民生慘狀，抑制了群眾生育欲望，而中共獨裁卻要繼續操控女性身體、讓女性（特別是工人階級女性）承擔代價。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有組織的、有清晰的女權意識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取代中共父權資本主義獨裁，讓生育權和身體自主權真正得到保障。
資本主義釀成北京奪命醫院大火
4月18日，北京長峰醫院發生大火。根據官方消息，火災導致了最少29人死亡，其中26人是住院長者，1名患者家屬，以及2名院方工人。這是北京20多年來傷亡最慘重的事故之一，而這個死亡人數也備受質疑，這主要是因為根據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死亡人數達到30人或以上就會被定義為最嚴重的特別重大事故，需由國務院成立調查組進行調查追責。同時，在事故發生後整整一天北京市政府才發出官方新聞通告，網上相關消息也被全面刪除，讓人懷疑中共方面是否擔心令人聯想到去年十一月底觸發全國性民眾反抗的烏魯木齊大火。即使以習近平「新時代」的標準來看，如此的媒體消息封鎖也相當罕見。此事展現當今中共獨裁對可能危及「穩定」的事件的極度緊張情緒——在2022年底，致命的烏魯木齊大火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全國抗議浪潮，在那次群眾抗議後尤其如此。
據查證，長峰醫院是一家牟利的私人醫療集團，2017年上市，在火災發生後被停牌。發生火災的北京長峰醫院前身是由北京市衛生局管理的北京豐台長峰醫院，2009年後被私有化併購改組為北京長峰醫院。除北京外，上海、廣州、成都、長沙等地都有開設有20家私人醫院。然而自2020年起，與許多其他醫院集團一樣，這家私人醫院集團就陷入了財政危機之中，連續多年虧損。2022年上半年虧損了3264萬元人民幣，較前年同期擴大了約2.5倍，累計債務達人民幣4.62億元。
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過去三年疫情期間，中共政府要求大部分私人醫院停業，就診人數急降。這本身就是一個弔詭的現象，證明了這些所謂的「醫院」在面對真正的社會公共衛生危機時毫無作用，甚至連被臨時徵用的價值都沒有，只能在疫情大流行期間當看客。
據初步調查，事故起因源於醫院內部正在進行改建工程，在施工期間無視安全規定，產生火花引燃了現場易燃物料的揮發物。因此，有猜測認為，事故是由於院方為節省開支，僱用了不合安全規範的廉價工程公司偷工減料所致，承接該工程的工程公司老闆亦已被逮捕。然而即使沒有這一次事故，這家私人醫療集團本身就已經前科累累。今年2月，同一集團下的貴陽長峰醫院就因消防設備保養不良而被罰款。而自2016年起，事發的北京長峰醫院就因各項安全違規問題共被處罰過15次。2019年，這家醫療集團更被中共官媒中央電視台揭露涉及「醫托」騙局，胡亂診治及開藥予求診的病患，以詐騙巨額醫療費用。這些私人「醫療集團」事實上更像是一個詐騙犯罪團夥、寄生於患者和公眾來賺取利潤。
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醫療早已成為了一個利潤極其龐大的領域。中國的私人醫療資本臭名昭著，當中最為著名的「莆田系」掌握了全中國80%以上的私人醫療資源，而他們更多的服務對象是廣大的基層民眾，特別是那些教育程度稍低，信息獲取渠道單一的農民工及其親屬。而私人資本在中共各級官僚包庇下以私人醫療服務為名大肆儉財，甚至到達了謀財害命的地步。這些私人醫療集團幾乎不在乎病患的健康，每年最大的支出就是用於宣傳，2015年它們的廣告費用支出就接近200億元，當中120億用於購買百度的搜索結果，佔了百度的廣告總收入近一半。鍾南山就曾概嘆，當他問及一家私人醫院老闆發展情況時，老闆第一句話說的是營業額和利潤，而不是發展了什麼新技術或解決了哪些困難病例，但鍾南山本人其實也是這些私人醫療的「老闆」之一，在疫情期間牟取了不少利益。
在資本主義的規則下，謀取利潤就是主要目標。中共的資本主義體制正不斷推動醫療私有化，縱容私人資本以病人的健康謀利。那怕是所謂的公立醫院也由於撥款不足，要達到各項收入目標，讓病人進行大量不必要的檢查，開出不必要且昂貴的藥物。只有實現真正的醫療工作者、病患、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的民主公有制和控制權，才能確保民眾能享受優質、廉價、以他們的健康而非利潤為出發點的醫療服務。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私有化和外包措施，並警告說資本主義致命破壞公共衛生。同樣，我們主張建立獨立的工人工會，捍衛工人權利、對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進行日常的民主監督。否則，只靠中共惺惺作態地逮捕每一次事故的罪犯，只不過是個障眼法、同樣的事故根源還會持續存在並出現。
中國經濟反彈是怎麽一回事？
中國經濟在2022年遭受了災難性打擊。因此，在其史無前例地開啟第三任期全面統治數月後，習近平迫切希望經濟覆蘇，以驅散籠罩在中國和全球資本家頭上的陰霾、重振“信心”。今年早些時候，全球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國回來了”的說法，希望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強勁增長能夠抵消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陷入衰退的風險。但在疫情後見到的經濟反彈已經在消退。
在考察經濟數據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者從討論經濟狀況中得出的一些結論。我們一直對今年經濟強勁覆蘇的預測持懷疑態度。
當全國人大在3月將今年GDP增長目標正式定為“5%左右”時，我們對這個數字之低感到震驚（這是中國自1991年以來定下的最低GDP增長目標）。許多全球預測者預測中國經濟增長6%或更高數字——習近平政權是知道什麽其他人不知道的東西嗎？
從我們過去的討論中，認知到中國經濟實現5%目標有兩種方式：進一步大幅增加中國已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或者偽造數據。或許這兩種方法會同時用到。在許多篇文章中，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解釋道，中國過去幾年的經濟萎靡不像一些評論員認為的那樣，是習近平超高壓的清零政策的結果（盡管清零肯定惡化了經濟）。
當前深重危機的根源，在於中國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增長模式已經耗盡。它已經走到窮途末路。這種增長模式基於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浪費數萬億在大白象工程）及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漲，與日本以前的泡沫經濟相似，但中國的情況更為惡劣。
債務發動機
這一方式在過去20年拉動了中國經濟，特別是自2008-2009年全球危機以來，中國歷史性、可一不可再的刺激計劃震驚了世界（有說“中國拯救了世界資本主義”）。這背後潛藏的，是一切債務問題爆發的來源，而這正是我們今天的處境。這是我們預料到的情況，但連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否認這一點，因為無論是否因為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他們都聲稱“中國國家機器有獨特的能力”。
中共獨裁政權對銀行系統的控制，外加媒體、互聯網、司法、其他關鍵的金融和政治控制手段——特別是廣泛的審查制度，能夠讓所有吹哨人或提出令政權尷尬的問題的人“被消失”，確實讓他們擁有一些“正常”資產階級政權所沒有的掌控力。但中共並沒有推翻一條通則——具體說來，沒能推翻價值規律。
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一直依靠快速增長的債務。當政府將重點轉向“去杠桿”，從而遏制不斷攀升的債務水平時，經濟已經急轉直下。我們在房地產業債務被收緊中清楚看到這一點，而這引發了過去兩年房地產行業的陷落狀況。2023年所謂覆蘇只是在同一發展路徑上繼續行進。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中國債務占GDP的比率在2023年第一季度飆升7.7%，達到創紀錄的290%。
中共多年來一直在推遲其歷史性的債務危機，其作法是在一場大型的捉迷藏活動中，將定時炸彈從金融系統的一部分轉移到另一個部分。但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金融風暴———通過舉債興建基礎設施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經濟增長機房———或將成為中共政權面臨的一大挑戰。貴州正在出現的債務暴雷，以及其他負債累累的多個省份也行將面對類似情況，對於北京來說，通過又一輪的金融“煉金術”擺脫困境恐怕並不那麽容易。
官方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GDP相比2022年同期增長4.5%，給大家派了一顆定心丸。但現實真的如此嗎？一如既往，中國官方數據的準確度並不可信。這是一次脆弱的覆蘇，極度依賴以債務融資、更由國家來主導的基礎設施項目為形式的“維生”措施。
據《環球時報》2023年2月28日報道，18個省份明確2023年重大項目年度投資近10萬億元人民幣。該報道提及，其余13個省份尚未公布其投資相關數據。
地方政府受到擠壓
但是省政府及地方政府的錢快用完了。根據官方數據，在31個省份中，有22個省份在2022年財政收入下降。數萬億元的償債成本讓地方政府預算出現了一個缺口，而在一些城市，這個缺口占市政府總支出逾1/3。由於房地產危機的副作用，傳統上占地方政府收入1/4的土地銷售去年暴跌23.3%。這意味著地方政府總損失約2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880億美元）。
這最終帶來的，便是全國範圍裁員、減薪和削減公共服務浪潮。 20多個城市的公交服務已關閉或部分暫停，公交公司無法購買燃油或支付工資。河北省取消冬季取暖燃料補貼。學校、醫院、政府大樓和其他地方政府資產已變成賺錢工具、並出售給私營部門，從而讓這些地方政府籌集現金。 “我的很多同事的工資都被拖欠了，這讓我們處境很艱難，因為我們要養家糊口，”江西省的一名政府雇員受《半島電視台》采訪時如是表示，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中共的經濟戰略是開啟再一場大興基建狂潮，冀望這將刺激經濟增長、並刺激消費者支出，讓消費支出成為經濟驅動力。但近年來的趨勢表明，這一冀望並未成真，出現的恰恰是相反的情況。
今年的覆蘇受到家庭消費低迷，以及寧願儲蓄而不消費的阻礙。這一情況不應令人感到驚訝。中國工人和中產階級對他們的經濟穩定——工作、工資、養老金和房地產低迷帶來的損失（所謂的負面財富效應）——感到極度焦慮。4月，青年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20.4%，這意味著逾2000萬25歲以下人口失業。現在，56%的勞動力就業於所謂的非正規部門，即處於去管制、不穩定就業，高於2004年的33%。
資本家也沒有安全感。私企不願承諾新的投資，因為對經濟覆蘇、及對習近平獨裁政權治理經濟的信心已接近谷底。 社會仍未擺脫2022年的“地獄之年”景況。
這種情緒反映在第一季度的數據中，國有部門投資增長10%，而私營部門僅增長0.6%。私營部門貢獻中國60%的GDP、80%的城鎮就業、90%的新增就業崗位。這一事實有助於解釋居高不下、連續一年處於16%以上的青年失業率。
去年12月，習近平混亂地終結清零政策，最終讓大家回到某種“常態”，對此經濟學家們預測會有一波“報覆性消費”。但令人注目的是，預期的消費狂潮卻沒有出現。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的會議上承認了這一點，會中承認存在“內部動力”和需求不足的問題。
取而代之的是，銀行存款增長幅度創下新高。即使是最有熱情的外國投資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雅詩蘭黛、星巴克和高通（Qualcomm）都將中國視為自身最大市場之一，並已對銷售額下降提出警告。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告訴路透社： “2022年超額儲蓄（現今住戶存款增加額相比去年同期的增長）達到8萬億人民幣，引發了市場上的一些樂觀展望，認為這……將在疫情後大量釋放被壓抑的需求……然而，2023 年第一季度超額儲蓄進一步增加。”
“報覆性消費”？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第一季度住戶存款增加9.9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4萬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7%。
因此，經濟學家特別質疑中國第一季度零售總額增長5.8%的數字。除了服務業外（因為大家慶祝3年清零完結，而外出旅行、就餐），家庭消費仍然低迷，而中國的通通貨膨脹率全球最低也證實了這一點。
中國4月份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下降至僅0.1%。這種“無通貨膨脹覆蘇”，正如《經濟學人》雜志所稱，意味著企業面臨著因需求疲軟而不願提價的壓力。
生產者價格指數（PPI）顯示的出廠價格處於通貨緊縮區域。4月份的PPI跌至三年來的最低水平，為-3.5%。與通貨膨脹一樣，通貨緊縮或價格下跌也可以破壞穩定。在中國等債務水平高的經濟體中尤其如此。通貨膨脹通過讓貨幣貶值來消減債務，而通貨緊縮具有相反效果、使償還債務的成本相對更高。
日本與通貨緊縮纏鬥了30多年——這段時期被稱為“失去的十年”，以及隨後的“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間，該國經濟停滯不前，占全球GDP的比重從1995年的17.7%縮減到如今的6%。中國的債務積累遠遠超過日本，隨後中國房地產泡沫在2021年爆破，現在更嚴重的債務危機爆發在占90%政府部門支出的地方政府上，讓中國受到走向“日本病”的威脅。
貴州的求救訊號
盡管政府去年底采取了援助措施，但房地產市場仍在萎縮。雖然房地產銷售的下降速度在去年房地產暴跌後似乎已經穩定下來，但繼2022年下降 10% 之後，該行業的投資額在1-4月又下降6.2%。按建築面積計算，今年第一季度新開工面積相比去年同期下跌19.2%。要知道去年的基數已經很低。
以貴州發生的事件為標志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標志著中國在防止金融崩潰的鬥爭中開辟了一條可怕的新戰線。看起來，某種形式的中央政府對於貴州的變相救助正在進行。貴州是一個擁有 3800萬人口的省份，累計欠下1.31萬億元人民幣的“隱性債務”（是通過資產負債表外的渠道交易）。這主要是主要通過重覆的基建項目欠下的。
4月，貴州省政府向北京發出求救信號。其官方網站上的一篇文章稱，“債務問題已成為擺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決的問題”，並承認“僅依靠（地方政府）自身能力已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該文章在數小時內就被刪除。
貴州之於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就像恒大之於房地產危機——只是冰山一角。盡管如此，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將遠比應對房地產市場陷落困難得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地方政府官方債務在過去5年中幾乎翻了一番，達到35.3萬億元人民幣（5.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地方政府所有收入的120%多。
但隨之而來的是地方政府金融工具積累的債務。地方政府金融工具是地方政府在建設項目和基礎設施支出的主要表外交易渠道。2008-2009年大規模刺激計劃下造成了數以千計監管不力的國有企業，而這鞏固了國有企業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核心的地位。根據IMF數據，到2022年，地方政府金融工具債務增至57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GDP的48%。
中國的內債危機與中共政策促成的外債危機有許多相似之處，北京被迫向其“一帶一路”倡議在亞非拉的參與國家“大家庭”提供多次救助。旨在推動增長和增強中國資本主義及其獨裁統治的經濟實力的項目，反而成為難以挽回的資源消耗。
內外交困
習近平政權承受著來自帝國主義冷戰的巨大壓力，這場冷戰是中美兩個正衰落的超級大國之間的全球地緣政治鬥爭，雙方都深受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困擾。這場爭鬥正推動去全球化進程，這反過來加劇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困境和與日具增的軍事威脅。鑒於這種國際環境，中共正在回歸其刺激GDP增長的老辦法：強迫缺錢的地方政府承擔更多債務。
與此同時，它對民眾施加了更多的緊縮政策，削減了政府指出，並對養老金進行打擊。中國擺脫疫情夢魘，恐怕不會帶來資本主義盼望的“報覆性消費”，而是會讓我們看到工人和青年發起另一種報覆。
五名青年一名失業：中國資本主義下失落的一代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青年失業率的增高不下已成為國內最熱門的話題。2023年3月，16-24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高達19.6%，這也是有記錄以來的次高數字。在進一步考慮到學生被視為非就業人口，農村統計信息存疑，政府可靠性的情況，恐怕真實數據會更高。這意味著青年失業率已經有一整年時間超過16%。而在青年就業前景爭論不休的背後，實則暴露出中國資本主義統治日漸失控的危機。
冰封三尺
中國青年的就業危機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作為社會現象早已存在，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愈發嚴重。如今青年失業率相比習近平剛上台時幾乎翻倍（2012年這一數字為11%），這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息息相關。自習近平時代以來，中國的制造業便受國際市場影響，一直不景氣，長期呈現衰退態勢；而近幾年，政府通過種種管制，對科技企業和民辦教育進行了打壓；新冠疫情的爆發，使得具有支柱地位的房地產行業和娛樂業陷入蕭條。這些對科技企業和其他行業的打壓旨在加強中共的控制，因為當局擔心“資本無序擴張”會破壞自身獨裁統治對於權力的控制。但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無序的，中共終究是沒有辦法擺脫這個矛盾。種種狀況，彼此作用，加劇了資源的緊張和崗位競爭的壓力。（請見我們對中國的總體經濟分析）
除此之外，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難以跟上大學生湧入的步伐。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了七倍。預計今年畢業季將會迎來1160萬求職高校生。
中共正在采用虛假“解決方案”，只是為了掩蓋就業危機之規模。覆蘇“上山下鄉”便是其中一項政策。本月，廣東省政府發布一項方案，號召30萬失業青年下鄉、為期2至3年。此前，習近平在去年12月一次講話中，敦促年輕人下鄉務工“推進鄉村振興”。與20世紀60年代毛時期一樣，該政策還有一個目標：將有不滿情緒的青年分散派到中國農村偏遠地區，防止城市爆發抗議。近幾周，官媒加大宣傳力度，大意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應該做好“擼起袖子”幹粗活的準備，不要對從事哪些工作過於“挑剔”。這些官媒暗示，只要年輕人放低眼光，就不會有失業問題。不出所料，這在社交媒體上激起了憤怒的回應。
“躺平”
現實情況是，崗位的不斷減少與需求的持續增加直接導致了對勞動者不利的就業現狀。根據中國求職網站智聯招聘的一項調查顯示，2022年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月薪比2021年畢業生低12%。但是另一方面，“996”或者“007”式的加班卻成為工作常態。
在前幾年，“躺平”口號曾一度甚囂塵上，反映出青年群體試圖消極抵抗資本剝削和家庭壓迫的願景。但在市場擺布的惡劣就業環境下，“內卷”顯然才是更多青年人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教訓警醒了我們，不能幻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獨善其身，一切反抗統治階級的行動都需要在工人階級基礎上聯合起來才有出路可言。
面對畢業即失業，求職“內卷”化，工作996，以及薪資福利待遇的不斷下降，中國的青年一代正在陷入困境。想要改變這一切，我們需要打造一場勞工運動。中國勞工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治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勞動合同保障。資本家為了牟利，需要越來越多的廉價勞動力，資本主義政權對此只會聽之任之。但是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他們是社會中最有潛在力量的群體，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
愈發嚴重的就業危機將更有可能使群眾運動針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為這股不滿的情緒和鬥爭行動賦予一個對體制變革的可能性，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只有打倒資本主義，實施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的計劃經濟，勞動者才能過上穩定有保障的生活。
我們的主張：
為青年提供全面失業補助
要直聘合同，終結不穩定就業和零工經濟，不要外包
落實八小時工作制，減工時不減薪；分攤工作量至全體勞動大軍、創工作崗位
建立工人民主控制的獨立工會，團結工人鬥爭
國有化一切宣布裁員的公司，交由工人民主控制及重組
建立公有、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打倒資本主義獨裁統治
為不做孔乙己而奮鬥，還是為社會主義而戰鬥？
最近青年在“孔乙己文學”中自嘲為孔乙己，反諷自己得到學歷後卻找不到理想工作，卻又不甘心投身於從事基層勞動。其中金句包括“學歷是我下不來的高台、孔乙己脫不掉的長衫”。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刻畫迂腐的知識分子，他自恃擁有文化知識，嘴邊掛著“知乎者也”，卻沒有謀生技能，又放不下身段，以至生活潦倒。
中共不能容忍被嘲諷，連自嘲也不容忍，故再執起家長的鞭子教訓青年。在《脫不掉的長衫？我為什麽不喜歡“孔乙己文學”》中，“共”青團中央宣稱“孔乙己文學” 是自暴自棄自甘墮落，並表示職業無高低貴賤，所以無論找到的工作多麽不合期望，青年都應該主動去接受歷練，否則就是自暴自棄不奮鬥。
為誰奮鬥？
長期以來，團中央都表示“大部分青年是不斷奮鬥不躺平的”，而他們的論據是青年的周均工時比城鎮就業人員總均值更高，在2019年16~19歲年齡組的周均工時就達到了48.1小時！
那麽到底誰會從青年如此辛苦的奮鬥中受益呢？在資本主義下，勞動者被剝削被壓迫，勞動產品為資本家所占有；在這種情況下，奮鬥的定義就是加倍努力地接受剝削，無論“職業無高低貴賤”還是“奮鬥能帶來成功”都不現實——階級分化的鴻溝使職業間的不平等成為了客觀事實，階級固化使得奮鬥跨越階級變成了彩票大獎般的小概率事件。
在資本主義中國鼓勵奮鬥，就是要求無產階級安於當牛做馬的命運，讓資產階級更好地享用無產階級的血汗。一句廣為流傳的諷刺“只要我們好好幹，老板就可以換新車了”，就是對它的形象描述。 中共的批判看似是尊重勞動，實則是在維護既有的剝削秩序。事實是，中國資本主義無能力創造更高階的就業崗位，讓青年發揮所能並獲取合理回報，浪費了創造經濟的勞動潛力。統治者現在更要剝奪更多青年的教育機會，迫使他們投身基層勞動市場。
“孔乙己文學”反映出青年對奪走他們未來的資本主義的消極抵制，表達的並不是青年不願投身勞動，而是青年不願投身收入不高、既沒有尊嚴又沒有保障的勞動。
網絡歌曲創作者“鬼山歌”因失業、母親住院耗完積蓄，生活窘迫，創作了了一首《陽光開朗孔乙己》。歌曲訊速被網路屏蔽。其中一句歌詞“你開著蘭博基尼 卻笑我不夠努力”，表達出青年的階級憤怒，而另一句“勞動力倒掉河里 我也不便宜賣給你”，也反映這場次文化浪潮與躺平思想同出一轍。
團中央對“孔乙己”的拙劣批判使自己淪為了笑柄，以至於官方不得不通過嚴厲的言論管制來阻止青年的嘲笑。在群眾被不斷噤聲的同時，反動營壘也作出了對“孔乙己文學”的回答。
青年無能？
自媒體“遠方青木”宣稱社會永遠只有5%的精英，所以“沒有能力“的大學生自然會在內卷中因為不夠努力和無能而淪落成為廉價勞動力；“人民”大學的聶輝華則宣稱年輕人對資本家的批判惡化了營商環境，所以他們失去了資本家賜予的飯碗、成了孔乙己。他進而推論，因為民企就業人數最多，所以民企才是失業的救星，“保護雇主就是守護工作”。
但顯然，中國青年就業難不是因為能力不足或者說了太多話。失業現象根植於資本主義，在經濟危機中愈發嚴重，而青年則深受其害。今年二月中國官方，失業率高達18.1%五個青年之中有一個失業，比兩年前高5%。
將孔乙己的悲劇歸咎於孔乙己個人，而忽略魯迅所批判的“吃人的社會”，就是在掩蓋舊社會的黑暗；同樣，指責青年因為自己的能力、言論而陷入困局就是在否認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惡果。資本主義的“磨練”並不能讓青年實現更加全面的發展，青年不可能通過保護雇主或努力奮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自我實現，這些“出路”只會通向更嚴重的內卷和更差的境遇。如果想要實現職業無高低貴賤，工作有尊嚴有保障，就要結束獨裁統治、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生產資料，為了社會主義而戰鬥！
湖南凱盛鞋業有限公司工人罷工——工人需要獨立工會
據中國社交媒體“抖音”上流傳的一則短視頻顯示，2023年2月16日位於湖南省永州祁陽市的祁陽凱盛鞋業有限公司廠區內發生工人罷工。視頻中，數百名員工聚集在廠區內，同時現場亦有數名中共警員在場與罷工工人對峙。
據該視頻發布者，亦即凱盛鞋業工人在社交媒體下的評論介紹，該廠老板由於生產成本增加，而決定將該廠撤離內地往境外搬遷，同時該廠老板在能夠支付工資的情況下拒絕支付工人工資。因而，工人們唯有拒絕工作，在廠區內聚集，要求企業主支付工資。
“十佳企業”
據公開資料顯示，湖南祁陽凱盛鞋業有限公司為台資企業，主要為世界級運動類商品品牌商NIKE生產運動鞋。另根據中共湖南省委台灣事務辦公室官方網站報道，該公司剛剛於罷工事件發生的十幾天前的1月31日被中共地方當局評為祁陽市十佳企業。當局說該公司“激勵全市上下”，但我們認為大部分凱盛工人對此不敢茍同。
湖南凱盛工人的鬥爭是當今中國工人苦況的典型案例——過去一年幾乎所有的勞資糾紛都起因於工人沒有拿到薪水。凱盛員工中絕大多數（約3/4）是女工，公司大量聘用每月工資只有1000到2000元的“實習生”。相比之下，工廠普通員工的工資約為4000元（含加班費）。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NGO）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說，罷工後，當地中共官員和官方的所謂工會多次訪問工廠，但沒有提及裁員和拖欠薪資的問題。中國勞工通訊形容，官方工會是“在平行時空運作”、組織工人代表開會討論“中共二十大精神”、但再次未提及工人的實際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在2023年3月28日提到：“今年國際婦女節，市工會組織了排球比賽和牙齒清潔活動。同時，凱盛的很多女工面臨減薪或失業，但當時沒人為她們發聲。”
中國勞工通訊作出如此批評是有理的，而且很不尋常。中國勞工通訊，及其創始人、六四事件參與者韓東方，在發布有關工人鬥爭的翔實報道的同時，反對建立獨立工會、稱其“不現實”。他們的立場是，中國官方工會可以由工人階級改革、重新“奪回”。中國勞工通訊遵從中國勞工NGO的典型路線，拒絕一切“政治”性的方法或訴求（包括呼籲成立獨立工會），認為非政治、純“經濟”的活動是唯一“現實”的前進方向。但通過這樣的做法，這些NGO不由自主地成為中共獨裁額外的支持網絡，鞏固了工人不滿情緒只能在“體制內”解決的想法。中國勞工通訊采取自由派改良主義的NGO立場，但矛盾的是，一些毛派也反對獨立工會訴求，卻聲稱這是“左翼”的立場，認為獨立工會將是“反動”、親資的（說得好像中共官方工會不親資一樣！）。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勞工通訊的改革路線是“不切實際”的。凱盛工人遭遇粗暴的對待進一步證明，官方工會只是獨裁政權破壞罷工的工具，它從來沒有支持過工人的鬥爭，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還積極支持資本家鎮壓罷工。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由工人自己控制、完全不受公司和國家幹預及控制的新的獨立工會。
工人鬥爭
隨著中國經濟危機深化，裁員和關廠的步伐加快，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中共大肆宣傳的經濟覆蘇（聲稱第一季度經濟增長4.5%）極其不穩，而且是建立在更多債務的基礎上。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也嚴重打擊了中國的出口行業，其中最關鍵的是打擊了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就業。以農民工為主的制造業工人極為依賴加班來維持生活。如今，出口行業的許多工人的工資，僅為疫情前的2/3甚至一半。
中共政權害怕未來爆發的工人鬥爭會以“燎原”之勢蔓延全國，從一個行業和公司蔓延到許多其他行業、公司，而在這種情況下，對獨立工會的訴求，與提高薪酬、提供工作保障和改善工作條件等訴求聯系起來，或將成為一場勢不可擋的運動。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習近平政權在去年12月迅速退讓，以平息群眾抗議。雖然不是工人的鬥爭、罷工，但2022年的運動開創了一個新的先例，抗議蔓延到40多個城市，也顯示工人鬥爭在下一個時期的潛力。
中國新冠疫情災難性的死亡人數與當局的隱瞞
中國自12月初突然解除清零政策以來，疫情在全國大爆發，然而真實的死亡數值卻眾說紛紜。縱使還在處於疫情爆發高峰，中國國家衛健委在12月25日宣布不再每日公布感染和死亡數據，改為由疾控中心每月公布資訊。
然而根據中國政府官方公布資料，由去年12月8日至今年1月12日，新冠感染死亡數字僅為6萬人。而到2月8日，死亡病例也僅為8萬多。我們可以肯定這個數字之低不可能是真實的，但真實的數字究竟是多少呢?
死因的定義
中國政府嚴重低估疫情程度，對於新冠死亡的定義非常狹窄，只計算在醫院死亡的病人而排除中家中離世的。而且只要不是因呼吸衰竭而過身的病人，而是死於其他並發癥的，又或者未經核算檢測的病人，均不被納入新冠死亡的數字。
不過縱使面對中國的消息封鎖和對於疫情的隱瞞，要推斷中國新冠的死亡人數，世界各地的研究學者還是有不同的方法進行估算。
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家兼環境健康科學教授沙曼認為，保守估計如果中國有40-65%人口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率與美國相若的話，死亡人數會是90萬到140萬人。中國政府在早前宣布全國已經有80%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並且宣布抗疫獲得“重大勝利”。
而一項德州大學與香港大學的學者共同進行的研究，依照中國疾控中心在12月到1月對全國的檢測數據，推斷中國感染新冠的人口甚至高達90%。
不但是外國的專家這樣估算，連中國大學的科學家也得出類似結果。
香港大學流行病學家高本恩的研究，統計了新一波疫情爆發前60歲以上的未接種足夠疫苗的人口，並表示如果該群組感染率達80%，預計死亡人口會超過100萬。
上海覆旦大學科學家去年在科學期刊《自然》發表的一份研究，利用上海奧米克戎爆發的數據作為估算，認為解除“清零”後導致醫療系統不堪負荷，將造成高達160萬人死亡。
香港大學另外三位科學家最近一篇論文，以人口統計和出行模式數據作分析（包括春運），並對比其他國家的疫情，推斷全國至1月底有約97萬人染疫死亡。
對於中國如此龐大的國家，在消息如此不透明的情況下，許多因素都可以左右全國的真實感染數字的確切性。然而，中外的科學家們以各種不同方式估算中國的疫情，得出的結果均比中國官方數字高出一個數量級。這也顯示對於中國疫情嚴重性的報道，並非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抹黑，而是合理、可信的。
非必要的災難
社會主義者過去也揭露並反抗大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疫情犯罪般的處理。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的緊縮、私有化政策摧毀了公共醫療系統，這是災難的主要元兇。但是資產階級民主相對透明且公開的信息（這終究還是工人階級民主權利鬥爭的成果），對比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國，還是能有更準確、獨立來源的科學數據。
無論中國真正的新冠死亡數字是100萬還是150萬，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抗疫政策完全是失敗的。經歷了近3年嚴苛的“清零”政策，中共卻毫無預備地“躺平”，最終還是造成了與西方同等（甚至更嚴重）的不必要傷亡，這無論如何都是犯罪的。
習近平對俄外交證實全球分裂成兩個陣營
伴隨著3月11日兩會的結束，習近平開啟了其第三個任期。通過這次毫無懸念的政府換屆，中共最高領導層全部換成了“習家軍”。這代表習在混亂地結束清零政策後，重新執掌了中共黨內大權。隨後，在3月20日，習近平對俄進行為期3天的國事訪問，與普京於莫斯科會面。
習近平這次出訪傳遞出混雜、甚至彼此矛盾的訊息。他宣稱這次訪問是一場“和平之旅”。這是習與普京會晤的其中一個主題。訪問前，中國政府公布了關於烏克蘭戰爭的所謂“12點和平計劃”。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和平計劃，而是一種外交策略，將習近平定位為“和平使者”，與支持戰爭、向烏克蘭澤連斯基政權提供更多軍備的西方形成顯著對比。這個12點計劃沒有用“入侵”一詞，也沒有要求俄軍撤出烏克蘭領土——換句話說，只有空話。普京禮節性地對中國的提議表示“歡迎”，但現階段他對和平談判並無真正興趣。
外交行動
這一實例說明了，中共在新冷戰中通過傳達外交訊息試圖增強其影響力，但其外交訊息在大部分情況下並沒有實質內容。中國最近在中東取得的進展，似乎令其更能撮合全球交易。在3月10日，在習近平的調停下，中東互為宿敵的沙特和伊朗兩國政權重新建立了外交關系。這是習近平外交的一次重大公關勝利，但這個覆交協議源自於有利中國介入該地區局勢的特定因素；如果認為習近平可以在全球沖突的其他領域再獲得這樣的成果，則是異想天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覆交一事，無疑揭示了美帝國主義的衰落，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帝國主義強大到可以在中東乃至全球取代美帝。
但此次訪俄，習並沒有期待能夠把斡旋的經驗帶到俄烏之間。一方面，俄烏尚處血腥的戰爭之中，雙方都希望在戰場上鞏固自身地位，而非開始談判、走向停火。這場戰爭給習近平添了很大的麻煩，美國和歐洲借此空前團結並大肆擴充武力，中美新冷戰格局和去全球化突飛迅速進入新的階段——這正是中國在極力避免的。中國經濟正因在經濟上與歐美脫鉤而受很大沖擊。
另一方面，中共政權雖然不想這場戰爭爆發，但現在正因應現狀調整自身、以充分利用當前局勢。習近平政權正利用俄烏戰爭的持續，主導規模比中國小得多的俄羅斯經濟，比如中國向俄羅斯購買廉價能源；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利用中俄聯盟嘗試展現一股強大的反美軸心，對抗美國冷戰攻勢。對中共而言，在台海戰爭未來或將爆發的情況下，來自俄羅斯的支持至關重要，而俄羅斯的支持也可以有效震攝如今想正式拋棄“一個中國”政策的美帝國主義鷹派。
習近平的另一個關鍵戰場，便是所謂“南方世界”（非洲、東南亞和拉美），這些地區很多國家政權反對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因此，習普會晤旨在傳遞一個訊息，即有著一個取代西方陣營的“強大”替代方案，以吸引更多這些立場搖擺、左右逢源的政權加入中國陣營。
對於普京而言，邀請習的訪俄之行，主要目的是索求來自中國更多的經濟、軍事上的援助，為戰爭前線和國內經濟糟糕的狀況輸血。盡管習近平曾強調中俄“合作無上限”，但為了避免與美國、北約的沖突升級，習近平仍未公開對俄羅斯進行軍事援助。與此同時，盡管事態終究不在習的掌控範圍內，習近平下決心不讓普京倒台。對於中共來說，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全面挫敗，將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讓中國更加被孤立，並（至少在短期內）強化美國領導的陣營。中共希望、並且可能期待的是，烏克蘭戰爭最終走向朝鮮半島的終局，即烏克蘭被劃為分別由俄方和西方控制的兩部分，而這或將成為烏克蘭戰爭的結局。
許多報道稱，普京對沒有得到習近平更堅實的支持感到失望。毫無疑問，他們的聯盟內存在緊張情緒，正如西方陣營內也存在摩擦一樣（了解過馬克龍的言論便知）。俄羅斯精英階層被中國的實力嚇到，迫使他們擔當中國的“小夥伴”。但現實是，普京處境非常艱難，不能指望得到更多好處。
中俄間的小算盤
為表現他的憤慨，在3月25日，普京宣布將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這違反了普京與習近平在3月22日簽署的聯合聲明內容：“所有核武器國家都不應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並應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此舉讓習的行為無比尷尬。
習上台後，除了不斷煽動民族主義，官方喉舌也有意為民眾灌輸親俄情緒，把普京塑造成反美親中的“硬漢”形象。在俄烏戰爭前，習近平與普京在冬奧的會面，似乎將中俄關系推向了高潮。但短短20天後，俄羅斯便發動了對烏克蘭的入侵。這是個出乎北京意料的行為：外交部甚至曾聲稱“北約的情報(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蘭)就是個笑話”。
因此，習近平講出表示“中立”的漂亮話，並選擇扮演和平使者，旨在向歐洲示好，緩和歐洲對中國維護普京、假中立的警惕。習近平並不是真的呼籲和平，而是嘗試在俄國與歐洲之間做平衡遊戲，但求取平衡的希望已然落空。歐洲各國政府可能會嘴上說習近平是烏克蘭戰爭可能的調解者，但我們不能把這種說法當真。正如馬克龍訪華所表現的那樣，如此外交禮節只是為了在冷戰愈演愈烈的情勢下保護某些商業利益而已。
新冷戰的因素
新冷戰格局不是哪個或哪些戰爭狂人、野心家與獨裁者能夠造成的，而是達到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的帝國主義政權們，為了垂死掙紮而不得不共同塑造的局面。中美這兩個主要超級大國分別主導的兩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形成，正是新冷戰的殘酷邏輯。雖然法國總統馬克龍大談所謂“第三極”，但這只存在於他自己的設想中。
習近平尷尬的“和平之旅”彰顯了在新冷戰局面下，“和平”是多麽的觸不可及。在俄烏戰爭這個中美帝國主義勢力為生存對抗的序幕中，習的和平口號顯得無比虛偽。我們需要團結中、美、俄、歐洲——全球的青年和工人階級，通過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掌控自己的命運，將我們從鬥爭犧牲品的身份解救出來，將戰爭與國與國之間一切形式的對抗，徹底掃入人類歷史的垃圾堆。
中國礦工在中非共和國被殺
在3月19日，在中非共和國南部班巴里鎮附近，一座由中國私人資本經營和管理的欽博洛金礦遭到武裝組織襲擊。事件造成9名中國工人死亡、2人重傷。現場照片所見，遇害的中國工人俯伏在地上，疑似是在沒有還手之力的情況下被襲擊者行刑式處決。這種殘忍的行徑令人感覺事件不單純是土匪團夥劫財。
中非共和國是全球第八貧困的國家。該國血淋淋地向世人展示，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是如何在經濟上被外來帝國主義勢力束縛的，而中國如今也加入到對非洲的帝國主義經濟控制中。中非共和國長期處於內戰之中，伴隨著殘酷的種族清洗——特別是基督徒為支持基礎的親當局民兵屠殺身為穆斯林的少數族群。50萬穆斯林（該國約十分之一人口）如今已是難民。俄羅斯帝國主義在過去5年中在經濟和政治上大舉侵蝕該國，挑戰前宗主國法國的地位。
俄國的涉足
中非共和國總統圖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的現任政府得到了俄羅斯和華格納集團的支持。華格納集團是來自俄羅斯的私人雇傭兵，估計在中非共和國有派約千名士兵，他們與基督教民兵一起對抗穆斯林叛亂組織。這是一場腐敗的教派軍閥之間的鬥爭，雙方都沒有為貧困群眾提供向前的道路。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勢力幹涉該國局勢，盡可能從中掠奪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報名前去工作的中國工人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交火之中。
對於這次金礦慘案，圖瓦德拉政府與反政府武裝互相指控對方是這一宗屠殺的元兇。叛亂民兵組織更指襲擊者是華格納集團。而由於中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後僅輕描淡寫地發表了一個呼籲所有在中非首都班吉以外的公民撤離，淡化處理事件，這令很多人猜測中共是否試圖避免損害與俄羅斯普京政權的關系。華格納集團過往曾多次襲擊中非與蘇丹邊境的金礦，殺害礦工。
雖然中非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境內卻有著豐富的黃金和鉆石礦產儲備。中非政府在內戰中雇傭了華格納集團為其作戰，但根本無力支付相關費用，因此便向華格納集團許諾一些名義上由政府所擁有，實際上並不受其控制的礦產或其他原材料產區轉交予華格納集團以抵償費用，其中便包括中資開采的金礦。華格納集團也逐步將其在中非的經濟活動擴大到包括啤酒、煙草、木材、以及物流等領域。
由於中非經濟條件過於落後，市場消費力極低，因此中國對中非的直接投資和出口仍然非常有限。但作為中非第二大的貿易出口夥伴，中非在2021年簽署加入了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中國的資本愈來愈多地尋求在當地直接控制原材料的生產，以穩定原料成本及保證產能。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時，中國對中非直接投資一舉達到了4632萬美元，相當於2017年的10倍。這也正正符合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爭奪原料產地、爭奪資本輸出、爭奪勢力範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的定義。毫不意外，圖瓦德拉政府治下的中非，正是在聯合國投票擁護香港國安法的53國之一。
非洲的市場
中共也將之作為一個輸出國內過剩產能的地區，尤其是在建築與能源領域。去年中國在中非建成了一座全國最大的太陽能電站，供電量占首都班吉的30%。類似的基建項目在非洲多達數百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22年上半年，非洲進口了1.6GW(百萬千瓦)的中國光伏組件，同比增長41%，緩解了中國光伏的過剩產能。但運往非洲的光伏組件損壞後能否得到有效回收處理成疑，造成了重金屬下滲大面積污染土壤的潛在危機。自然這些國家根本無力支付這些工程費用，中共則向他們提供貸款以開展工程，而這些工程由中國國內的公司所承包。因此往往最後的結果是，當地背負了一筆巨額債務，並得到一些華而不實的大白象基建。比如，中國正在班吉興建一個足球場，但聯合國數據顯示，中非有半數孩童未有就學。同時，中國資本與當地人的沖突也越發嚴重。2019年更由於中資采金企業在中非非法開采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破壞了當地居民賴以為生的河流，引發當地民眾不滿，進而爆發沖突，多輛中國企業車輛被焚毀。中非共和國僅有37%人口可以使用幹凈水。
而由於中非政府及反政府武裝的腐敗和殘暴，中國企業往往通過賄賂當地的實際統治者以控制更多的礦區。在內戰中這些地區的反覆易手，當地的自然資源可能早已被不同軍閥許予不同帝國主義方的資本，或者為運輸路線易手而出現爭議，這就為沖突埋下了致命隱患。
作為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帝國主義越來越深入非洲。現階段這主要體現在經濟關系上，即中國資本的輸出，但也逐步擴大到地緣政治和軍事作用。中共政府曾為了保護石油產出和運送管道，介入了南蘇丹的內戰，逾千名解放軍作為聯合國部隊一分子駐紮在該國。而在2017年，中共也在東非吉布提建立了首個境外軍事基地。
帝國主義沒有出路
可以預期，隨著冷戰的深化，歐美帝國主義與中俄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將在非洲激化。歐美帝國主義勢力往往道貌岸然地指責中國在非洲施加債務枷鎖、破壞環境、無視人權。雖然這些指控有其事實基礎，但西方帝國主義也是極其虛偽，他們在非洲照樣將債務強加於當地人民、壓低原材料價格、縱容獨裁者和軍閥恐布統治、乃至發動赤裸裸的軍事政變以維護他們的利益。從這一點看，西方帝國主義可謂“導師”，而中國帝國主義可謂西方帝國主義的“學生”。工人階級和左翼必須對於兩個帝國主義陣營都采取反對立場，只有團結的群眾運動、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和資本主義、打造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為非洲乃至全世界被剝削和壓迫的人民帶來出路。
馬克龍訪華沒有解決習近平在歐洲面臨的問題
習近平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之間，有些許共通之處，以下僅舉幾例：依靠民族主義和警察鎮壓、面對群眾抗議的問題。今年4月5日至7日，馬克龍訪華期間，法國爆發了近30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反對政府攻擊法國工人養老金權利。習近平政權已經宣布對於養老金權利更嚴重的攻擊（如果全面實施這一改惡）。中共無疑正在擔憂同類抗議會在中國爆發，正密切關注法國的鬥爭。
訪華行程
馬克龍在中國傳達的訊息，看似凸顯法國政府與其西方盟友之間（特別是美國）在中美冷戰行動上的分歧。這為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在宣傳“西方陣營分裂”主題上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出發點，但他們不應過於得意忘形，或將言與行混為一談。不管馬克龍是不是真心實意，在當前的全球關系狀況下，他實踐自己言論的空間是極其有限的。
比如，馬克龍大談擺脫“集團”、跳脫“冷戰思維”。其回國途中接受媒體采訪時則聲稱，歐洲需要通過實施“戰略自主”（馬克龍最愛用的口號）成為“第三極”、不做美國附庸。談到台灣問題時，他說歐洲應該避免“陷入不屬於我們的危機”，暗示一種對於台海戰爭的中立姿態。他說，歐洲需要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而不是過於依賴美國的武器。馬克龍這些話意在展現法國和歐盟想要采取更獨立於美國的立場。但首先，無論采取什麽立場，這都必然不是站在工人階級和民主權利一方的。其次，中美冷戰的殘酷邏輯，意味著全球存在的是兩個陣營；法國這樣一個“中等強國”，甚至是歐盟，想要獨自挑戰中美兩國的野心也不現實。法國/歐盟必須選擇其中一個陣營，也已經作出選擇了。2022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戰爭表明，歐洲資本主義列強完全依賴美國的“領導”。
在馬克龍訪華之際，他在本國已經面對持續3個月的群眾抗議。馬克龍政府的養老金改惡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並且需要最少工作43年才能獲得全額養老金（原本的年限是41年）。民調顯示，這一改惡受到全法七成民眾反對。馬克龍讓不民主的波拿巴主義手段死灰覆燃，在3月16日繞過議會，強渡關山推進改惡。
這是法國自1995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系列群眾抗議及罷工。罷工和遊行已在300座城市爆發。示威人數在3月7日和3月23日兩次打破最高紀錄（350萬）。5月1日，運動仍在持續，有230萬人走上街頭。工會成員組織了“羅賓漢”行動，比如電力部門為遭斷電的低收入家庭重新供電。
作為尚小的一支力量，我們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在法國介入抗議，不僅指出需要無限期罷工，也提出了退休年齡降低到60歲、2000歐元（約合1.5萬元人民幣）最低每月工資與養老金、征收億萬富翁資產、建立真正民主的革命制憲會議、建立民主公有和環保的計劃經濟等“十點致勝方案”。
警察暴行
馬克龍政府依靠警暴，企圖擊垮抵抗情緒。數千人被捕，大部分後來被無罪釋放。警方越來越多地使用催淚瓦斯乃至橡皮子彈，不禁令人想到2019年香港的場景。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非政府組織指責法國警方“過度使用武力”。
威權手段不斷升級，暴露西方陣營只是在利用“民主”作為幌子罷了。與此同時，馬克龍也因為訪華期間受到的高級禮遇，及其本人各種表現，被眾多中國網民在Twitter等墻外平台諷刺，說馬克龍造訪中國是因為內心深處羨慕向往獨裁、向習近平取經如何當“皇帝”，從而更能鎮壓國內抗議。由此可見，反對中共政權的中國民眾，即使尚未形成完整的反帝反資意識，也越來越多明白西方“民主”政府的虛偽。
在烏克蘭戰爭當中，法國政府一直比起英國、東歐國家采取更謹慎的態度。如此謹慎的態度不單是因為法國對於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俄國天然氣占全法天然氣消費量17%），也是因為馬克龍捍衛的是法國資本主義的利益，而法資並不必然與美資的利益一致。和多屆前任法國總統一樣，馬克龍試圖煽動法國民族主義、爭取民粹支持、以戴高樂的形象打造自己。戴高樂曾經讓法國退出北約、展現其對於美國的憤慨。但在舊冷戰中，毫無疑問，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紮根於西方陣營，反對斯大林主義的蘇聯。那場冷戰是資本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建立在國有經濟基礎上的官僚專制）之間、相互競爭的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爭鬥，而今天的冷戰是以中、美資本主義這兩個最大強權為首，不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爭鬥。
在馬克龍請求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馬克龍訪華時隨行，而馮德萊恩以其“大西洋主義”立場聞名，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比馬克龍持更為強硬的態度、也反映了德國統治階級的觀點。主流媒體認為馬克龍想要向北京展現歐洲團結，但現實完全相反。馮德萊恩強調西歐和北美的合作，未對於中歐雙邊合作做出積極表態；而在其個人新聞發布會上，馮德萊恩公開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羅斯運送武器，否則會“會極大地損害歐盟和中國之間的關系”。以上歐洲國家、歐盟領導人之間的不同意見，再次顯示了西方陣營內部的分裂。習近平自然也樂見如此的分裂的跡象，但他不應對此過度解讀。從歐洲媒體和當政政客（尤其是德國的當政者）對馬克龍就中國問題所作評論的憤怒反應，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兩派陣營的內部不穩
兩個冷戰陣營各自都有著肉眼可見的內部緊張情勢，以及未來深刻危機的跡象（普京顯然不喜歡做習近平的“小”夥伴），但現階段來自軍事升級和經濟脫鉤的外部壓力，迫使這兩個陣營內部各個資產階級為了自身陣營“統一”的利益，而壓制他們內部彼此的不滿情緒。馬克龍等歐洲國家領導人接連訪問中國，對習近平和中共來說是一場宣傳上的勝利。
但這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法、德兩國政府沒有改變新冷戰的根本方向。不幸的是，可怕的烏克蘭戰爭或將還會進行很多個月，鑒於習近平對普京的支持，這可能會加劇歐盟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系。中美沖突正朝著升級方向發展，歐洲不能偏離美國立場太遠。習近平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2023年外交政策的主要焦點，是在存在地緣政治真空的所謂“南方世界”（非洲、東南亞、拉丁美洲）建立中國資本主義的影響力。
馬克龍此次出訪觸發了中歐投資協定是否重啟這個問題。然而重啟是不太可能，因為歐盟許多成員國對該協定強烈抵制。重啟該協議的商討更像是禮節性的晚餐閒談，雙方都沒有真的期望協議能夠重啟。
在新的一年，英法德等歐洲大國和美國總的來講都在互相靠攏，而不是更加分化，但隨著烏克蘭戰爭、與中國的帝國主義沖突發展，歐洲和美國之間、歐洲各國之間的關系可能會基於爆炸性的局勢變化和危機的爆發（比如，明年的美國大選會發生什麽）而再有改變。如今中美兩個陣營之間的沖突，本質上是多重危機的局勢下，兩個資本主義集團之間的沖突。兩個陣營的政權都在打擊工人權利，並企圖讓我們去承受資本主義失敗的惡果。工人群眾與真正的左翼不應站在其中任何一方，而應站在起身反對壓迫者政權的人士一方（比如法國工人，以及中國“白紙”抗議者）。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是唯一的前進道路。
中國出生人口數60年來首次下降
2023年1月17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周二（1月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根據官方數據，這是自 1960 年以來人口首次下降，中國人口目前為 14.18 億。中國的生育率多年以來一直在下降。這促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試圖減緩這一趨勢。但在實施了兩年的“三孩”政策之後，並沒有像社會主義者和許多人口專家預測的那樣會對人口下降起到很大的作用，政策的效果收效甚微。
聯合國去年預測，到今年 4 月中旬，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日本、韓國等其他東亞國家也面臨這人口危機。中國的情況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但中國有一些特別嚴重的因素在起作用，這使得向老齡化和人口萎縮的轉變比其他地方更快。聯合國之前就預測過，2030的中國人口將開始下降。現在看來，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
中國的人口危機和即將到來的養老金危機（與勞動力迅速萎縮的問題有關）植根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其中父權制權力結構和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是內在的原因。在中國，獨裁統治加劇了這種情況。在中國有著資本主義、性別歧視和專制統治的混合情況，這種情況毫無疑問是可怕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一個代表的例子，該政策在 2015 年之前實施了 35 年。這導致女性人口比例減少（當今男性比女性多 3500 萬），尤其是育齡婦女的重點人群。即使在放棄獨生子女政策後，政府對資本主義的堅持也意味著人口危機繼續加深。（請參閱我們在本期中關於三胎政策作為對婦女權利的攻擊的文章）。
中國的戶口制度也加劇了人口危機，給農村婦女兒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自 1980 年代以來，戶口制度一直被中共用作支持資本主義覆辟的工具，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群體，但這些廉價勞動力無法在他們用勞動力建設的城市定居或使用他們本應該享受的稅收自助政策。這將舊“社會主義時代”福利保障遭到破壞的最大負擔推給了農村人口，那里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中國農村更是女性最為稀缺和嚴重的地區，這種情況導致了泯滅人性的“新娘”交易和像豐縣鐵鏈女那樣的人口買賣醜聞。
印度人口正在迅速趕上
2021年，印度35歲以下人口將達到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65%。因此，印度將在未來幾十年享受日益增長的“人口紅利”，即快速增長的年輕勞動力，而中國正在出現相反的趨勢。中國勞動力規模在2012年達到頂峰，那一年習近平上台。根據彭博社根據中國政府官方數據的報導，在過去三年中，中國的勞動力減少了超過 4100 萬（從 2019 年的 7.747 億減少到 2022 年的 7.335 億）。這一損失幾乎相當於德國的全部勞動力（4400 萬）。
這也是為什麽中共現在決心開始提高退休年齡，從 2025 年開始針對女工，然後擴大到男性，直到他們都達到 65 歲退休年齡（根據中信證券的一份報告，引用 黑龍江日報 2023 年 2 月 3 日）。習近平在給中共二十大的報告中證實了這次襲擊，當時他表示政府將“逐步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中共決心管理資本主義危機，正準備面對公眾對其竊取養老金權利的強烈反對，以減緩勞動力下降的速度，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競爭，避免經濟崩潰。
當前半破產的養老金制度，隨著“養老金戰爭”升溫，武漢和至少其他三個城市反對削減醫療福利的“白發”抗議活動可能會在未來幾年以更大的規模重演。
資本主義政客（當然包括中共）試圖讓我們相信，人口危機和人口下降必然導致對養老金權利的攻擊、延遲退休、年輕人和老年人求職者之間更激烈的競爭，以及對“家庭價值觀”的更多宣傳。以及要求女性“履行職責”生孩子的壓力。所有這一切都被描述為一場自然災害，超出了社會的控制範圍。
但這是一個謊言。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造成的，而且只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人口下降本身不應導致經濟緊縮或衰退。在利用全社會的資源和人才的民主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下，有可能縮短每周工作時間，保障所有人的工作，使教育和所有公共服務非營利和免費，同時顯著提高工業技術水平。婦女將從父權制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生育孩子的決定將與所有經濟和社會壓力分開。建立在根除殘酷的不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的真正民主將使技術和科學蓬勃發展。社會主義不能局限於一個國家或經濟體（正如中共在其“社會主義”時期所相信的那樣），而是具有國際性的，由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推翻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壓迫者。並結束瘋狂的美中帝國主義沖突導致的世界經濟萎靡。
中國學生成為“東廠密探”？
三月份的時候，中國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陳賽彬被學生舉報在課堂上發表“不當言論”，遭學校停職調查，引起了廣泛關注。加上最近，中國高校教師接二連三因其在課堂上被告密，並被校方處分。這令人留意到近年中共進一步加強了對言論自由的鉗制，特別是在校園大興文字獄，廣招所謂“學生信息員”以監視並告發老師“不當言論”，一時間大學校園人人自危，連正常的課堂討論、觀點交流也被全面扼殺。
“學生信息員”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共通過在高等院校設置“學生信息員”制度，加強在學校的監控，通過一些經審查後被認為“可靠”和“忠誠”的學生作為安插在教室內的密探。在言論鉗制相對較寬松的年代，學生信息員一般只負責反映自己和同學對於老師的教學意見，以及課堂和學生之間的學習氣氛等情況。然而自習近平上任以來，特別是2013年起提出要“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後，學生信息員的活動範圍開始變得愈來愈廣泛。
中國著名物理學家阮耀鐘曾在2019年公開表示中共當局會對學生信息員發放報酬，在大學其間擔任滿三年更可獲免試保送研究生，條件非常優厚。雖然無從得知具體的學生信息員人數，但從各大學乃至中學愈來愈頻繁且公開地招募學生信息員的情況來看，人數肯定是節節上升，宛如在學校內設立了一個又一個的“小東廠”，過去數年，全國多間大學都不斷傳出有老師在課堂被指發表“不當言論”而遭處分的消息。據《紐約時報》報導，這些學生密探不僅收集老師的言論，更會關注老師的私人生活，包括閱讀什麽書籍，看什麽電影等等。
而所謂的“不當言論”，大多數情況下都不過是老師的個人見解或觀點。比如南京航大的陳賽彬教授被指控的言論，包括像是“中國經濟70%靠出口，如果外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一大半中國人將餓死”或是“美國人的持槍權是自由文明的標志，可以保護婦女權益”等。固然這些言論可能與事實有出入或片面偏頗，但理應仍在言論和學術自由的保護範圍內。作為民主權利的一部分，大學乃至整個社會都應該讓這些觀點能夠公開地辯論，而非用專制權力處罰提出這些觀點的人。
即使不涉及政治觀點或西方社會的相關言論，在大學也同樣遭到嚴厲打壓。2018年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副院長趙思運在開學致辭時發言道：“只有對國家民族滿懷深沈摯愛的人，才會批評社會的陰暗面；只有懷揣光明的人，才會去發現和揭露生活中的齷齪。”這樣本來無可挑剔的文學用語和社會觀點，也被指為“不當用辭”而被處分。
與此同時，中共也將這種告密和監視之風延伸到國外。3月，德國媒體CORRECTIV的調查報導指，在德留學的中國公派留學生實際上受到中共嚴密監控，獲中國獎學金的學生需要與中共簽署協議，負責向中國大使館匯報情況，匯報的內容包括課堂上是否存在對中共不利的內容（特別是人文社科），以及刺探其他中國留學生的思想、課堂上的發言、特別是是否有參與政治活動等。這些學生密探有時甚至會出面恐嚇在課堂上發表他們視之為“不當言論”的中國留學生，威脅要向大使館告發他們，或者混入一些政治活動中進行刺探和破壞。這些報導和消息的內容正好與去年12月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及中國同情者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舉行“中國群眾反抗：我們如何才能擊敗獨裁統治”公開會議時，所遭遇到疑似“小粉紅”的破壞行動不謀而合，間接地證明了我們的懷疑。（詳情可參閱我們的文章：《關於中國群眾起義的會議遭遇疑似“小粉紅”的破壞》）
阻礙發展
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打壓，實際上是進一步地摧毀自身科研進步的根基。因此阮耀鐘在揭露“學生信息員”的待遇同時也呼籲學生不要受到利誘就去充當中共的密探。固然我們也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至上以及所謂的知識產權制度同樣也在窒礙技術的全面探索和發展，但是極權統治打造的窒息環境則是對於進步的更大阻礙。因此只有通過民主規劃的公共資金去資助學術研究，全面打破資本主義和專制壓迫的枷鎖，才能真正實現言論和學術自由、確保人類文明的進步。
中國養老金危機：中共推出新的緊縮政策
中共顯然準備就養老金進行猛烈攻擊。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月25日的“第五屆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直指中國養老金危機已迫在眉睫，應從個人養老金帳戶上將資金劃歸國家中央統籌以填補缺口，這個建議與醫保改革如出一轍，但規模恐將更大，而醫保改革已經觸發了2月武漢、大連的大規模群眾抗議。
早有報道指出中國將逐步推行延遲退休，直至2055年實現男女65歲同齡退休。3月的全國人大更確認了這會得以推行。在去年，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指出，中國養老金的結余將於2035年耗盡。而根據同一份報告的估計，即使實施延遲退休，養老金也將於2042年耗盡，僅僅只是把問題拖延了7年，局面似乎已不可挽回。
人口老化
許多國家都在面臨養老金危機，根源在於身處危機的資本主義利潤制度。在中國，這一危機則特別嚴重。在人口結構上，由於早年殘酷的一胎政策，加上目前由於經濟和生活壓力造成的低生育意願，中國人口正以驚人的速度老化。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60年來首次下降；2023年，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十幾年前大批青壯年廉價勞動力帶來所謂的“人口紅利”，現時急速轉變成一個觸目驚心的養老“負擔”。
據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的《中國老齡化研究報告2022》數據，中國只用了21年時間就從老齡化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相比之下，法國用了126年，英國和德國也用了40多年。而這些發達國家有著相對較長的緩沖時間卻仍然因退休問題而觸發過大規模的抗爭——最近的例子便是法國今年的大罷工，350萬工人上街抗議。難以想像中國因此將爆發多大的危機。
另一方面，冷戰格局下，中國與歐美的經濟脫鉤造成的經濟和財政危機也加速著各種社會保障基金的瓦解。
為了讓資本家享受國民經濟中更多的部分（即獲取更多利潤），中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稅收減免優惠政策。在養老金的環節，2022年5月開始，企業繳納的員工養老金工資比例從20%下調至16%。但這正正加速了養老金耗盡的時間，按社科院的計算，這種情況下到了2028年，養老金就會入不敷出，只能“吃老本”發放存量金。在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下，這就是一個無解的死局。
因此，不難理解周小川為何一再強調“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機會”。這暗示著對工人階級采取一大波緊縮政策。但周小川的發言令人感覺這是政府準備對養老金個人帳戶動刀的事前“放風”，測試輿論反應，加上早前多地的醫保改革令個人帳戶的可支配資金大減，嚴重的打擊了民眾對養老金乃至對整個社保基金的信心。延遲退休的消息一傳出，民眾擔心社保繳納年限再次被延長，因此近日多個地區的社保局外出現大批民眾排隊集體退保的現象。
有民眾在網上計算，假如一個人從25歲開始工作並繳納社保，到65歲退休，40年間最少共繳40萬。按退休金每月2000元計算，最少要17年才算“回本”，換言之要活到82歲才“不虧”。但大多數人都對自己是否能如此“高壽”沒有多大的信心。抱有這種想法的特別以年輕人為主，因此他們寧可自己存款，到了退休能對存款完全自行支配，也不願把錢交到政府手上任其魚肉。
中共還想利用這個危機加快私人養老金的發展，這一基金於去年11月推出，推出時規模仍然有限。私人養老金在其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養老金制度里都十分普遍。中共則視之為給缺錢的國家養老金體系緩解壓力的辦法，同時也為銀行和保險公司銷售其養老金“產品”創造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財新網4月22日報道稱，截至目前，這些私人養老繳存資金已達200億元人民幣。
全民養老金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建立完全由國家出資的全民養老金制度。我們反對中共延遲退休的計劃。中國工人需要以戰鬥的法國工人為榜樣，法國工人多次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抗議及罷工，反對政府計劃提高退休年齡。抵禦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發動的海量攻擊，需要的是群眾鬥爭，至關重要的是獨立工會等工人階級組織。
中國學生面臨學費劇增
教育經費的持續削減正推高多地的學費。學費上漲將從今秋新學年開始生效。
在某些地區，這是多年來的首次學費調漲。上海的大學學費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0年沒有調整。
這些離譜的調漲揭示了中國的債務和金融危機有多嚴重。中國的教育經費主要由地方政府支出，而地方政府也是債務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借由學費調漲，習近平政權發出意識形態上的訊號，懲罰去年參與抗議的學生，並“遊說”他們在青年就業危機下接受低薪工作——本文撰寫之時，25歲以下青年的官方失業率為20.4%。
據報道，學費調漲幅度最高的是位於上海的華東理工大學，該校宣布將學費提高54%，達到每年7700元人民幣。
上海電機學院也將理工科（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學費提高40%，其它科目的學費則提高30%。
四川和吉林的大學也在大幅提高學費，最高達40%。然而中國人民的平均月收入僅約3850元。
除此之外，還有更昂貴的宿舍費，以及大學前私人補習的巨大費用。對於來自較貧困地區的學生來說，他們本來在考進大學已經面臨嚴重的不平等，而如今學費調漲將是一個更大的負擔。
雖然如此的費用調漲對於人們生活成本來說令人震撼，但是中共獨裁對整個教育削減開支並不是新鮮事。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間，中央政府的教育經費減少了137億元。
今年對高等教育開支的3.7%幅度削減並非事態全貌，因為大學的大部分經費是來自於缺錢的地方政府。
抗議浪潮
對學生和他們生計的持續沖擊，只會加強即將到來的政治抗爭。在疫情期間，我們已經見到了大學和高中爆發的一波抗議浪潮。
學生的意識已經從反對封控、緊縮和糟糕的衛生條件的訴求，轉變為上海街頭成百上千的大學生高呼“共產黨下台”。
為了抗議學費調漲，學生應該發動罷課，並且應該與大學的員工聯系起來，號召他們加入鬥爭。
肥上瘦下的大學管理層絕不會減少自己豐厚的薪金，而是選擇削減員工的工資、惡化工作條件。要求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的訴求不僅會強化潛在的反抗，而且也是對學生高質量教育的最好保證。
目前，許多學者為了提高大學的引文數量而忙於發表論文，犧牲了備課和與學生接觸的寶貴時間。
當然，我們要問的最終問題是：大學到底有什麽用？每五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失業。河南中煙工業的報告指出，他們的新工廠車間有1/3的人擁有研究生學位。
由於還沒有宣布從根本上解決青年失業危機的政策，官媒今年加大了宣傳的力度。
他們居然說年輕人“不願意從事比自己預期低的工作”。習近平公開告訴學生，他們應該“走進鄉土”。
廣東省已經制定了組織30萬名畢業生回鄉工作的計劃。然而在鄉村地區能找到的工作更少。
一位博主指出了這種荒謬：“這邊有2.93億人從農村出來打工，那邊安排30萬人‘下鄉返鄉興鄉’。”
這是失敗的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結果，同時也是國家鎮壓下的大學教學帶來的結果。
沒有討論、研究和辯論的基本民主自由，難怪學生無法獲得先進工業所需的必要技能。
學生和工人階級家庭正被迫為當局的危機買單。在一些抗議行動中保持“非政治性”將使學生對當局的重大鎮壓毫無準備。
政權的巨大債務危機，意味著他們沒有什麽手段來出台經濟上的優惠政策。因此，現在的裁員和學費上漲只是一個開始。
當然，中共政權不會有任何以社會主義方法處理教育和就業市場危機的想法。
只有打破資產階級（包括體制內部）的經濟權力，將主要企業民主公有，並實行全面民主控制和政治自由，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
這樣的替代方案顯然永遠不會由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實行，而必須由群眾性工人階級鬥爭贏得。
最終，為了反擊學費上漲和教育制度的總體腐敗，這場鬥爭必須作為全面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鬥爭一部分。
習近平與俄羅斯的聯盟有多牢靠？
6月24日俄羅斯發生了短暫的瓦格納兵變後，習近平政權重申了對普京的支持，稱俄羅斯是中國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但瓦格納兵變顯然震撼了習近平政權。在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的雇傭軍向莫斯科進軍的將近24小時里，中國媒體一言不發。
自這場歐洲從1945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打了一年半之後，中共政權對其“強人”盟友岌岌可危的處理並非視而不見。它眼看著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正在付出愈來愈高昂的政治代價。但顯然習近平同樣別無選擇，只能堅持重申兩國的“夥伴關系”。這位中國獨裁者在這段聯盟關系中砸下血本，因此不會輕易的放棄。俄羅斯雖明顯處於下風，但卻是中國的盟友當中，唯一一個軍事大國、核大國，並且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美帝國主義一系列聯盟現在被普京的戰爭重新激活；而中國在與美帝這個仍然主導全球的軍事強權的較量中，需要盡可能多的盟友。
虛假訊號
因此，中俄軸心是新冷戰國際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中國政權對抗以美國為主對的軍事經濟遏制戰略的決定性組成部分。然而，與俄羅斯結盟的重要性有時候卻被低估了，尤其是因為習近平政權有意采用虛假訊號作為其外交工具的一部分。當然，中國這種外交手段並非獨一無二的──所有資產階級政府都會利用這種伎倆來掩蓋自己的真實目的。
習近平和普京之間的“合作無上限”夥伴關系並非正式的軍事聯盟，也不可能成為正式的軍事聯盟。這不符合中共的一貫作風。然而這並不代表在這一聯盟里頭沒有軍事因素。習近平政權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俄羅斯在未來台海戰爭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在2022年2月中俄宣布建立“無上限”夥伴關系之前多年，中俄緊密關系所帶來最重要的戰略利益之一，是確保了中國北方與俄羅斯所接壤4200公里邊界的安全。這使中共得以將重點轉移到南方，特別是海軍的建設和現代化──目前已經發展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以抗衡美國主導的在南海和台海軍事建設，並在邊境和海上爭端方面震懾印度和越南（兩國都得到了美國的支持）。作為交換條件，俄羅斯得以將其絕大部分軍事資源投向了烏克蘭。
親俄宣傳
中共政權提出的所謂的解決烏克蘭戰爭和平方案（中共甚至沒有將之稱為戰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反映中共運用含混其辭的藝術。中國提出了和平提議，以及派遣“和平特使”李輝前往基輔和其他歐洲國家首都，是否表明習近平政權的轉向，或者是否與普京之間出現了分歧令聯盟遭受到破壞？答案是否定的。這只是表明中國政權有混淆視聽的能力。
ISA中國支持者吳先生發表了如下評論：“外交部門永遠都在聲稱自己站在正義一邊、和平一邊、積極勸和促談雲雲。這種乍一看並沒有傾向性的表態有時很具有迷惑性，甚至讓人誤認為cp在試圖將自己從中俄聯盟中抽身出來；但相較於外交辭令，國內媒體的內宣更好地表現了cp在沖突中的立場。”
吳先生解釋，在戰爭問題上，中國國家機器控制的媒體完全站在俄羅斯一方。它們在重覆中俄兩個政權都在鼓吹的觀點：北約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導致了這場戰爭，烏克蘭是西方的傀儡、聯同西方一起對抗俄羅斯。他還引用了中國主要官媒新華社對瓦格納雇傭兵兵變的評論。這評論的用字很少會傳到外國，因為中國政權希望外界看到不同的形象。
官方評論稱：“這起事件證明了普京的控局能力……大敵當前，在俄羅斯還在和整個西方鏖戰的艱難時期，無論普里戈任的訴求有多少合理性，也是犯下了不合時宜的大錯……俄羅斯各方的高度共識——當前應對西方挑釁是主攻方向”
因此，即使中共試圖解釋這場令人尷尬的危機，但也強調反對“西方挑釁”是根本。習近平政權可以覆讀普京的宣傳，因為這與其自身反對美國為首陣營的冷戰議程不謀而合，同時也可以使冷戰議程得到加強。中共需要動員中國廣大民意支持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即擺脫對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依賴，這是中國版的“去風險化”。習近平政權確信冷戰只會升級（在這一點，他是正確的），因此試圖使中國經濟能“免疫”於制裁。正在對中國實施的貿易、金融和技術限制，雖與烏克蘭戰爭無關，但也已經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害。而在未來，不排除中美之間會發生公開的軍事對抗。這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災難性邏輯。
災難性的逆轉
自戰爭第一天起，中國國內媒體的報導就在親俄和親普京的立場上堅定不移。觀乎俄方在軍事上遭到一系列災難性的挫敗，而且這也正中美帝國主義下懷，乍看之下，中國的親俄立場令人難以置信。但北京的“不可理喻”是有章法的。中共的目的就是利用俄羅斯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沖突，來為應對自身即將到來的沖突做準備。
“中國媒體幾乎是俄羅斯媒體的傳聲筒。”ISA在中國的另一位同志林先生解釋道：“有關戰爭的所有消息都來自俄國衛星網（Sputnik）與今日俄羅斯（RT）……中國的網絡審查幾乎只針對烏克蘭方信息，縱容親俄媒體制造謠言。”
林先生指，中國國家媒體在戰區只有一名記者，這突顯了中國完全依賴俄羅斯媒體的報導。他告訴我們：“中國在俄烏前線的唯一一名記者是鳳凰衛視的盧宇光，此人去年還參與造假，將外國修車愛好者視頻編輯成“海瑪斯被俄軍擊毀”的視頻，制造假新聞。“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政權的內宣與外宣形象截然不同，其立場完全是偏袒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問題上，習近平政權與其他帝國主義政府一樣，故弄玄虛來掩飾其真實的目標，並更有效地捍衛自身利益。
當然，社會主義者的分析不能建基於資產階級政府的言論，更不能基於媒體作出的猜測性報導，或基於盟友之間可能分裂的流言。我們必須研究實際的國際力量對比，以及統治階級在各種情況下的戰略利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定位，開拓視野，並警示前方的危險。
習近平到訪莫斯科
一些評論人士誤判了習近平今年3月對莫斯科的訪問，主要看到的是當時中國對普京的不滿跡象，並由此得出中俄聯盟面臨壓力的結論。中俄之間的關系有可能變得緊張，但這並不會改變基本的事態發展趨勢。習近平政權對普京軍隊在戰爭中狼狽不堪的表現感到不滿。事實上俄軍的表現令北京感到驚訝，因為北京一向高估俄羅斯的軍事實力。這甚至使中共重新評估了之前對於“武統”台灣的一些盤算。當然，習近平絕對沒有放棄這一長期目標。
但由於疫情，習近平今年對莫斯科的訪問成為了他自2020年來的首次外訪。他有意識地釋出一個訊號，即習近平將普京看得比其他國家政府更重要（習普已會晤40次），表明了兩國聯盟的重要性。面對西方不斷增加的壓力，習近平利用莫斯科之行重申了中國對普京政權的支持。這種支持涉及廣泛範圍，但並非直接軍事支持或公開對抗西方制裁，否則這將有可能招致對中國的經濟制裁。
戰爭和以美國為首的對俄制裁，對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出乎意料的動力。2023年頭五個月，中俄兩國雙邊貿易額與同比增長了40.7%。其中，中國對俄出口增長75.6%。對於普京政權而言，中國成為了他的生命線，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原先預測的俄羅斯經濟全面崩潰並未發生。2022年俄羅斯GDP下降了2.1%，而非世界銀行預測的衰退12%。
而在同期（2023年1月至5月），中美貿易萎縮了12.3%，中國對台貿易萎縮了25%以上。這一經濟轉變並非無足輕重，當然，中國以折扣價獲得俄羅斯天然氣也並非無關緊要，因為這降低了中國對海運的依賴，而海運在軍事沖突中可能會被封鎖。但對習近平政權而言，與莫斯科的戰略聯盟超越了經濟範疇。是以美國為首的陣營，所施加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壓力，推動著中俄聯盟。
保衛普京
這意味著，只要這兩個政權繼續執政，它們之間的聯盟就幾乎牢不可破。中共總結出的結論是，華盛頓現在以尋求在中國實現政權更叠作為冷戰的關鍵目標。因此，俄羅斯對中共的價值在於通過“統一戰線”來破壞美國領導的冷戰戰略。當然，這樣的統一戰線可能會在重大事件、軍事失敗和革命的影響下崩潰，就如同西方的統一戰線一樣。但它不太可能會被次要的挫折所擊垮。
習近平顯然在這一關系中處在最上風，而普京和俄羅斯則隨著烏克蘭戰爭的曠日持久而日漸衰弱。當然，中國也在利用這種不平衡來為自己謀利，比如蠶食俄羅斯在中亞的傳統主導地位，以攫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但與此同時，習近平也不得不在經濟和外交方面竭盡全力去保護普京政權，哪怕現階段還沒有直接的軍事支持。
歷史的幽靈
瓦格納兵變令習近平政權感到震驚，特別是考慮到它與1991年戈爾巴喬夫統治的結束和蘇聯解體的某些歷史相似之處。我們必須記得，習近平在執政之初堅持要求所有中共官員學習蘇聯解體的歷史，以及堅定他們捍衛獨裁統治的決心。習近平用他特有的父權式語言，將蘇聯的解體歸咎於“竟無一人是男兒”，從而來阻止類似蘇聯解體的事件在中國發生。
即使在瓦格納危機進一步削弱普京權力之後，中國政府仍宣布繼續支持普京，原因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言：“對習近平而言，即使普京被大大削弱，也總比沒有普京要好。”
對於普京政權垮台、由一個敵視中國的政權取而代之，中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這惡夢成真。盡管現階段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這將打破目前的國際力量平衡，對中國極為不利。矛盾的是，這也意味著雖然普京在瓦格納事件後明顯處於弱勢地位，但習近平更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反而使普京在面對習近平時獲得到額外的談判籌碼。
中國與普京的“無上限”夥伴關系是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奧會的期間宣布的。正如我們當時所言，習近平不太可能對普京入侵烏克蘭的計劃一無所知，問題只不過是他知道的多與少。但“無上限”夥伴關系及其時機無疑有助於普京發動入侵。那些聲稱中國政權完全置身事外的說法，顯然是可笑的。正如我們所報導，在當時這造成了中共內部的分裂。中共政權內部的反習派別（這些派別力量薄弱，後來更被徹底清洗）驚訝於習近平公開重構了與俄羅斯的聯盟關系（雖然這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他們覺得這是對美國和歐洲的挑釁。而他們認為，這只不過是許多“戰狼”為一己私利而設新目標，但中國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需要的是更加謹慎。
即使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挫折證明了習近平的重大誤判，他仍然一意孤行。這是因為他認為現在別無選擇。放棄與俄羅斯的聯盟不僅不會強化，反而會決定性地削弱他的政權地位，同時也不會明顯緩和與美國之間沖突，並只會有相反效果。
戰狼出籠
但在去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進一步鞏固了他對國家的控制。此後，他摒棄了咄咄逼人的“戰狼”言論，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嫻熟、不那麽民族主義的言辭，重新表述了他的外交政策。正如我們所解釋，這並不代表戰略上的改變，而只是戰術上的轉變。我們比較過拜登治下的美帝國主義升級行動，與特朗普政府毫無章法又適得其反的亂拳揮舞之間的異同。從根本上來說，拜登只是延續和發展了特朗普時代的反華戰略。而習近平在後“戰狼”時代是同樣道理。
北京所謂的12條烏克蘭和平計劃就是這種策略性變調的一個例子。該計劃在今年2月24日，即普京入侵烏克蘭的一周年時提出，在時間上絕非巧合。帶著這個假惺惺的“計劃”，習近平得以前往莫斯科，重申他與俄羅斯的戰略聯盟關系，同時在各國政府和政治評論員面前天花亂墜。一些人認為這一和平建議意味著中國正與普京拉開距離，並希望結束沖突，甚至可能是在向普京施壓，迫使其在領土問題上作出讓步。但事實並非如此。
習近平政權首先希望避免俄羅斯全面戰敗，因為這可能危及中俄聯盟關系，並危及親中政權的生存。所謂的和平計劃重覆了中共典型的花言巧語，即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該文件沒有一處呼籲俄羅斯撤軍，甚至沒有使用“入侵”這一字眼。文件的標題是“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哪怕在標題，用的也是克里姆林宮的字眼。
中國的立場是通過停火凍結沖突，這意味著俄羅斯的領土收獲將保持不變。該文件進一步抗議西方的“單邊制裁”和“冷戰思維”──這對中共來說是兩個關鍵問題。文件提出中國將為烏克蘭戰後重解提供援助，實際上不過是希望為中國建築公司贏得合同。
中國的計劃可行嗎？
習近平政權沒有自欺欺人到相信這“和平計劃”會以任何重要的方式被采納。其目的不過是混水摸魚，制造外交煙幕，使中國政府能夠保護其與普京的聯盟關系，盡力防止俄羅斯遭受到慘敗，並為其提供轉移來自歐洲和其他國家政府壓力的工具。至今為止，這並沒有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功。
還不能完全排除（但機會不大）的是，如果烏克蘭戰爭曠日持久，西方陣營可能會與中國政權接觸，希望他們能加入談判解決，利用中國與莫斯科的良好關系以達成協議。
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案，因為當下資本主義危機本身就難以解決，在這個基礎上，任何外部勢力強加的“和平”都非常脆弱。北京的想法是，在烏克蘭不加入北約（這是俄羅斯的條件）的前提下，北京能與歐洲列強一起保證烏克蘭的未來安全。但這是不可能的，美帝國主義是烏克蘭一方的決定性力量，它不會單純的袖手旁觀，坐視北京大大加強其在歐洲的地位。
未受安撫的歐洲
習近平4月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的消息被廣泛報導，但這並不代表中國改變了政策。兩國領導人自開戰以來的首次接觸是在習近平與普京在莫斯科會晤後一個多月後進行的。此前，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一個強硬“戰狼”──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稱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等前蘇聯國家不具有“有效的國際法地位”，從而引發了中國與歐盟之間新一輪外交危機。
中國政府沒有召回盧沙野，甚至沒有任何的訓斥。這一事件相當於美國政府故意放出混雜的訊號，讓拜登多次（四次）“口誤”稱美國將在中國與台灣之間的任何沖突中進行軍事幹預。
中國總理李強剛結束了歐洲之行，這是中國政府魅力攻勢的一部分，旨在破壞歐美集團的凝聚力，並將日漸警惕的歐洲資本家連哄帶騙請回中國。在李強訪問的最後一天，歐盟委員會發布了其年度戰略報告，強調要減少對中國的“戰略依賴”，可見這次出訪並非巨大成功。幾天後，中國政府在最後一刻取消了歐盟委員會外交事務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訪華計劃。雖然沒有給出拒絕的理由，但這很可能是為了報覆幾天前，荷蘭政府按華盛頓的要求，決定進一步收緊對華半導體制造設備的銷售禁令。
德國政府最終也與美國立場一致，禁止中國公司華為和中興通訊進入該國的5G網絡，這對中國而言是進一步的挫折。意大利極右翼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威脅要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而在2019年的時候，意大利是唯一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G7國家，這樣的轉變對習近平政權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政變。然而今非昔比，歐洲各國政府仍在繼續加強與美國和北約的聯系。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但正如中俄集團一樣，統治階級認為他們別無選擇。
新冷戰是全球資本主義破產的表現。兩大帝國主義集團都沒有提供任何出路。這場沖突所遵從的邏輯是不斷升級，更多的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國家鎮壓，以及支離破碎的全球經濟極大地加劇階級矛盾。兩個集團都如過河卒子一樣，走向深化經濟和政治動蕩。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揭露雙方的帝國主義角色，並通過建立一個強大的國際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幫助工人運動實現政治重啟。
“退林還耕”？中共農業政策背後的危機
近期，中國出台新農業政策，要求“退林還耕”，推廣“水稻上山”，引發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
在政策口號的撐腰下，多個地方政府瘋狂地鏟平森林、公園、甚至公路，將之改為農田。在雲南，政府摧毀整座山體的所有植被，在高聳的山地用挖掘機開發“梯田”。造成了嚴重的生態浩劫，畫面觸目驚心。而也正如任何腦袋清醒之人所料，這些不可理喻的“梯田”，在一場普通的暴雨中被輕松沖毀。在完全沒有植被的保護下造成徹底的水土流失，沖下山的泥水反過來淹沒山腰的農田和村落，並流入附近河道淤積河床，導致了更嚴重和棘手的自然災難隱患。
其實，只要是一個神智正常的人都看得出，這樣的“農業項目”根本是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瘋狂的舉動。即便強行推動，產量、效率和成本都不能接受。那為何中共各級政府都著了魔似的跟著魔笛聲走？因為背後有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因素。
經濟上，中國深陷危機。各級政府財政足襟見肘。過去充盈地方政府金庫的土地財政，由於房地產危機，地產項目紛紛爛尾，開發商已無力大量購地。根據財政報2023年第一季全國財政收入的報告顯示，本年度第一季全國賣地收入同比暴跌27%。而這個數字本身已是基於2022年的低基數所計算，當時的賣地收入已大幅下降。地方政府於是正好借這一個低潮期，補回之前所占用的農業用地面積。為了遵守相關的耕地面積下限規定，地方政府將那些根本不能用作耕地的區域，如前文提到的陡峭山體，強行開發為“農地”。雖然明知根本不會有人去耕種，但在紙面數字上擴大了耕地面積。至於造成的生態和環境後果，則由民眾買單，這正是資本主義典型的利潤邏輯。
“糧食安全”
而在政治上，中共一直以來堅持全國要保留最少18億畝土地的“紅線”。而目前，全國耕地面積為19.14億畝，人均耕地面積約1.36畝，這數字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隨著冷戰形勢的深化，習近平不斷強調所謂的“糧食安全”，“飯碗要捧在自己手里”。目前，中國的糧食自給率約為65%，預計到2025至30年間會下跌至57%。這一局面令習近平深感憂慮，特別是在未來冷戰局勢將進一步升級，甚至可能爆發中美軍事沖突，中國的糧食貿易渠道是否仍能維持暢通？帝國主義之間的角力範圍不斷擴大，最終會否令糧食也像現時芯片貿易般遭到禁運？
據《日經新聞》報導，中國在今年春季大舉取消了從美國進口的糧食訂單，原訂4月下旬至5月中旬進口的110.4萬噸美國玉米被取消，這數字相當於美國全年向中國出口量的7.4%。可見，中共自身也在推動糧食的“去風險化”脫勾，以擺脫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依賴。
酷熱歉收
然而屋漏偏憑連夜雨，5月下旬，河南暴雨成災，造成了大麥小麥失收，河南官員表示，這場降雨為小麥收成造成了10年來最嚴重的破壞。同時，極端高溫天氣席卷全國，多個地區連日高溫甚至超過了41度（7月17日，新疆吐魯番更錄得史上最高的52.2度高溫），廣西魚塘的魚與江蘇南通農場的數千頭豬，因極端高溫被活活熱死。而資本主義世界無心也無力解決氣候危機，不會提出迫在眉睫的革命性改變，氣候問題對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農業生產必將日益嚴重。
因此，習近平政權從之前“退耕還林”的政策，突然調頭變成“退林還耕”。根據一些零碎的新聞消息指，部分地區更成立了“農管隊”，勒令農民改種谷物、玉米、大豆等，甚至大舉殺到農地破壞已有的經濟作物，用推土機推倒養豬場等等。雖然目前未能肯定這是個別地區的現象還是全國普遍現像，但顯然這些情況的出現，代表著背後有“政策指導”的撐腰，官僚及其爪牙才敢如此逞兇。
聯合國農糧組織的報告多次強調：如果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那麽世界的糧食產量足以養活每一個人，一天都不會有人挨餓。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全球資本主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才是問題所在。中共歇斯底里的退林還耕政策不計成本地破壞自然環境，加速了氣候危機，置民眾生計於不顧。美中帝國主義沖突令各方都拿起了手上的一切武器，包括糧食貿易，以求致對方於死地。這表明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與統治階級的根本性利益矛盾。只有實現世界性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一個基於將大企業和銀行收歸民主公有，以及民主規劃的農業計劃和分配機制，才能真正使人類走出饑荒的威脅。
雲南清真寺強拆背後的中共高壓民族主義
今年 5 月底，中國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納家營清真寺被當地政府強行拆除。這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政權對一切表達民族、種族或宗教差異的行為進行日益殘酷鎮壓的例證。為了阻止當局施工，數十名穆斯林在清真寺外與警察對峙。根據互聯網上發布的視頻，當地警察手持防暴盾牌集結在一起，阻止群眾進入施工現場。當地民眾試圖突破警方防線，期間有人向警方投擲物品。根據官方聲明，此次施工是為了拆除建築中違反規定的部分。一些人說，”他們（當地政府）說他們只拆除了阿拉伯化的建築，但事實上不止如此”。當地政府不僅無視當地穆斯林群眾的要求，還將群眾抗議活動稱為 “擾亂社會秩序”。另有消息稱，在回族群眾與警方發生沖突後，當地政府中斷了當地的互聯網鏈接。這也是中共過去對付群眾運動的慣用手法。
中共政權的高壓政策
與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數民族問題不同，雲南的穆斯林群體在過去並不是一個非常激進的群體。他們從未像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數民族那樣產生過民族獨立的思想，也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激進運動。在納西營清真寺事件中，穆斯林群眾的訴求主要是阻止當地政府拆除清真寺。結果引起了當地難以置信的憤怒。
這一地方政策的背後是中共日益高壓的民族主義政策。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當局加強了對宗教團體和個人的政治控制。對習近平政權的獨裁統治而言，宗教勢力是一種“威脅”，因為它們組織了大量不受中共國家直接控制的信仰體系或文化認同，當局無法容忍這種相對獨立於中共的潛在力量。目前，中共要求所有宗教團體和個人信息都要上傳到數據庫，以此來監控宗教人士。在國家宣傳方面，中共特別強調“外國勢力”對宗教的滲透和宗教勢力的“政治訴求”。對於伊斯蘭教，中共的宣傳將其等同於“恐怖主義”，公然抄襲美帝國主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的宣傳。對於基督教團體，中共則將其等同於危險的“西方價值觀”。 在過去幾年中，中共也發生過類似拆除宗教建築的事件。2021 年，雲南昭通兩座清真寺的圓頂被當地政府強行拆除。一些老年穆斯林威脅要跳樓，以抗議政府的行為。一位雲南穆斯林說，中共強拆宗教建築的行為不僅發生在雲南，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中國政府創造了自己的麻煩
作為一個獨裁國家，中國政府不能容忍任何獨立力量的“萌芽”，無論是宗教、政治還是文化。即使是像雲南穆斯林這樣相對溫和的宗教團體，也必須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控制。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惡化，這種控制只會越來越強，除非該政權遇到大規模的群眾反對，被迫後退。另一方面，在中共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下，中共的政策在地方政府實施後往往會被放大。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如果某地爆發群眾不滿情緒，地方政府的領導人就會被問責。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會過度執行中央政策。例如，在上一次疫情期間，地方政府采取了不人道的管理方法來控制群眾。這反過來又加劇了群眾的不滿情緒。可以說，中國政府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少數群體有特權嗎？
中國的一些人（包括一些自稱為毛主義者的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有特殊的優待。這些評論家本質上具有漢民族主義觀點，他們聲稱少數民族在經商和上學等問題上享有中共的特殊優待，因此應該取消這些所謂的“特權”。例如，少數民族可以在高考中獲得加分。按照這樣的邏輯，這些人最終會支持中共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尤其是中共在新疆和西藏的軍事化管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必須爭取被壓迫民族的權利，同時我們也強調，各民族工人階級的團結是贏得這場反對壓迫之源——資本主義專政——鬥爭的唯一途徑。在新疆烏魯木齊大火的群眾抗議活動中，我們看到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集體抗議中共的政策。這是一個重要的開始。
中國少數民族享有的所謂“特權”不過是用來掩飾征服和專制控制政策。這次清真寺被拆事件以及對中國穆斯林的更廣泛迫害表明，少數民族面臨著比漢族更大的壓迫。如果新疆的維吾爾族人想去其他省份旅行，就會受到警察的盤問，而漢族人則不會受到這樣的監控和針對。少數民族的所謂“特權”，與他們所遭受的壓迫相比，不過是煙幕彈。
我們的觀點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殘酷壓迫的民族政策。與此同時，中共對少數民族和宗教人士的鎮壓愈演愈烈，勢必會在某個階段引發更具爆炸性的反抗，而這種反抗會與各族工人的大規模鬥爭浪潮相疊加、相銜接。習近平“新時代”日益加劇的鎮壓統治正在為史詩般的鬥爭爆發做準備。我們所需要的，也是社會主義者正在為之奮鬥的，是一個包含所有被壓迫民族的大規模工人替代方案，其目標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為所有人創造一個平等和真正自由的社會主義未來。
齊齊哈爾體育館坍塌，殺死學生的是誰？
7月23日，正當黑龍江齊齊哈爾第34中學女排校隊19名師生在體育館練習之時，頭上的屋頂天花突然全面倒塌，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的慘劇。一如過往所有災害發生後的情況，中共官方首先想到的是“維穩”，封鎖消息，並派出大批警員進駐醫院，以控制死傷者家屬。
有遇難的學生家長表示，事發後無論是政府還是學校方面，都根本沒有任何人通知他女兒發生了意外，自己是看到網上新聞才驚覺出事並趕往醫院。而即使家長們到了醫院，面對的也只是呆若木雞、一言不發的政府官員與警察，甚至連醫生都不告知他們受傷子女的搶救情況。現場的家長怒吼道，出事後整整五六個小時都沒人跟家屬溝通。可見在中共政權的眼中，這些家長不是經歷喪女之痛，需要安撫的受害者，而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麻煩，是“社會的不隱定因素”。
目前初步所知，事故起因可能是由於學校工程的施工隊，在體育館屋頂堆放數十噸建築材料所致。但這說法不足以解釋所有疑問。首先施工隊為何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將整整數十噸的建材費時費力地搬上屋頂堆放？齊齊哈爾地處東北，冬季寒冷降雪量大，建築的屋頂理應有著充足的承重能力以支撐積雪，為何在這次事故中卻徹底倒塌？
外包隱患
據海外媒體報導，涉事的施工方為黑龍江嘉美建設有限公司，該公司在當地一直飽受批評。原本只是一家裝修公司，後來大量招攬政府的大型工程項目，截留工程款項，再將工程分包予其他“山寨”施工隊。這次事故很可能就是外包予對學校建築構造一無所知的廉價工程隊所致。過去多年也一直有人舉報該公司行賄官員，以霸占當地文化，教育，和衛生系統的建設項目，行賄金額高達工程款的20%，但舉報一直不了了之。這曝露了中共治下，官商勾結置人命於不顧的嚴重腐敗，也顯示了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層層外包的建築工程給我們留下了多少隱患。
齊齊哈爾的慘案並非孤例。2022年4月，長沙一棟9層高的樓房倒塌，導致54人死亡。事故起因是違章建築偷工減料，以及當地官員執法不力。在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因追求利潤和官商勾結而導致危險建築的事件。2013年，孟加拉首都達卡的熱那大廈倒塌，造成逾1100工廠女工死亡。英國近期（2023年6月）的一份政府報告稱，有涉及70萬名兒童就讀的學校需要大修，並警告說這些學校“很有可能”發生致命的倒塌事故。不管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這些事情的原因都是相似的：是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貪婪而犧牲了公共安全。
工會的作用
此外，中國工會的缺乏也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進一步原因。沒有獨立工會的力量，工人自身和施工安全的問題就完全無人問津，相關訴求也會被壓制。工人們對整體的工程計劃和進度一無所知，只能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哪怕這些指示明顯不合理甚至危險。由於害怕丟掉飯碗以及被當作“搗亂分子”而被打壓，工人們噤若寒蟬。但事實上工人們對危險工程的幹預本來是可以挽救人們的性命。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李文亮醫生！假如工人有獨立的工會力量，能夠選舉和培訓自己的全薪健康安全代表，那麽處於施工第一線工人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執行危險的指令，並對工程本身有著充足的認識。這不僅保障了工人的安全，也能防止工程成本削減而出現危險。
在兩個月前，北京長峰醫院的大火中我們就指出了，不能只靠中共假惺惺的逮捕每一次事故的罪犯而不去解決根源問題，否則慘劇只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這次的事故再次血淋淋地證明了，我們主張建立獨立工會，捍衛工人權利，對工作場所的安全進行日常民主監督的重要性。同時也證明了，推翻以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用以民眾安全與福祉為目的的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道路。
中國北方洪災：資本主義氣候危機與中共的草菅人命
受超強台風“杜蘇芮”影響，現時的華北水災敲響了新的警鐘——不單是資本主義驅動的氣候變化，還有當局不在乎群眾安全造成的災難。7月29日起至8月2日，中國華北發生強降雨，降雨量突破北京地區140年紀錄，隨後災情也蔓延到東北省份。與此同時，過滿的水庫泄洪前未通知居民撤離（僅是發出水位暴漲、切勿到河道附近活動的一條警告）、為了保住習近平“政績”犧牲其他地方、拒絕外地救援隊等人為因素，也加劇了災情，其中河北最為受到沖擊。
截止本文撰寫之時（8月8日），已經至少41人死亡、32人失聯，京津冀地區200余萬人受災。其中災情極嚴重的河北涿州（隸屬保定），許多居民的家園已經面目全非，汽車、家具都被洪水沖毀、浸爛，農戶則遭遇家畜大量死亡的情況，災後重建路漫漫。
河北省委書記倪岳峰在8月1-2日視察保定和雄安新區災區時，聲稱河北要“堅決當好首都護城河”，被許多網民（特別是河北的網友）抨擊是向習近平“表忠心”等。其實，從地形上看，涿州上遊的北京西部山區無法修建水庫、不會從那里泄洪，而北京東部泄洪流入的永定河也不經過涿州。因此，與官方宣稱的相反，讓涿州受難，應是為了保住其南邊的雄安新區。
雄安新區是習近平指示下興建的國家級新區、被稱作“千年大計”。其從2017年規劃設計之初就存在各種問題。其選址所在地屬於沼澤區，地勢低窪，在嚴重洪水發生時，區內淡水湖白洋澱必須泄洪，顯見此地存在極大水災隱患。而且，發展6年後，雄安新區仍然是座有著許多爛尾工程的“鬼城”，也未能發揮所謂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作用。但是，這畢竟是習近平親自決策的項目、是習近平的政績工程，因此為了力保習近平自身統治權威，中共獨裁政權仍然“不惜人命代價”力保雄安新區，令本次水災雪上加霜。
在另一重大災區河北霸州，當地災民於4日到市政府門前抗議，舉出橫幅寫道“還我家園 明明是泄洪原因 卻說成降雨所致”，並與現場警察爆發激烈沖突。1天後，霸州官方發布一封公開信，對於受災戶“聽從指揮、積極回應”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借這些客套話試圖安撫民憤。在同一封公開信中，市政府也承諾全面做好受災補償。然而，2年前河南水災後，近百億重建資金使用都存在各種問題，包括工程質量問題、虛報開工和完工等等，從中見到政權貪腐嚴重，我們無法相信在中共極權專制資本主義、獨立工會力量完全不存在、工人沒有權力監督工程的情況下，只對上級負責的地方政府會確實進行補償受災戶、災後重建工作。
本次洪災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聯系到整個全球氣候變化，而資本主義對於地球的破壞正推動了氣候變化。7月16日，新疆吐魯番才出現52.2攝氏度的極端高溫，刷新紀錄，其帶來的幹旱問題威脅當地棉花生產。2023年7月是有記錄以來全球最熱的一個月。世界各地都出現熱浪、爆發山火。海洋溫度上升會導致更多熱帶風暴與台風，比如足足持續了台風6天平均持續時間兩倍的“杜蘇芮”。
今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稱，全球變暖的風險超出了此前預期，全球氣溫上升或將在“短期內”達到1.5攝氏度的上限。這是一個危險的節點，此時預計地球將發生不可逆的變化，導致野生動物大規模滅絕、海平面上升、極地冰蓋融化和其他災難性影響。中共官方並不會談論洪災背後的氣候變化問題，因為一旦公眾對於氣候變化的認識有所提升，中共政權將更難增加煤炭電廠建設及化石燃料開采，而中共也害怕對於氣候變化的認識會激發群眾的國際意識，從而不利於自身煽動民族意識的統治。
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如其他資本主義政權一樣，無能、也沒有意願完全轉向綠色能源。單純的小修小補，或者各政府部門就氣候問題高談闊論都是無濟於事。現狀表明，我們需要國際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真正氣候行動，將經濟主要部門（包括能源部門）公有化並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之下，迅速推進必要的綠色轉型。需要全球各地協作開發綠色能源、規劃生產，以及綠能相關科研，釋放群眾潛力，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拯救地球。通過打倒燃燒地球的中共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規模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可以、也必將起到關鍵的作用。
中國的青年失業率成為了國家機密？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入危急階段，中國青年工人和學生正陷入史無前例的嚴重失業威脅和個人焦慮中。六月公布的青年失業數字創下21.3%的歷史新高。八月十五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自八月起不再公布這一數據。自然而然，讓人確信七月份的青年失業數據必然更高。停止公布這一政治敏感訊息的決定，就如中共專制政權在其無以為繼的新冠清零政策崩潰後，從去年12月起突然停止公布新冠感染確診個案如出一轍。
21.3%? 還是46.5%？
在今年早些時候，北京大學副教授張丹丹研究指，若將1600萬放棄尋找工作和依賴家人者視為失業，青年實際失業率可能達46.5%。張丹丹引用國家統計局3月份的官方數據，全國16至24歲人口約9600萬，其中勞動人口約3200萬人，但當中630萬人失業；6400萬非勞動人口中，4800萬人為在校學生，剩下1600萬人為“躺平”、“啃老”等群體。因此，假如將這1600萬人視為失業的話，青年失業人口將為2230萬人(46.5%)。
即使如此，中國對於失業的定義和統計標準也極為苛刻。按照官方的定義，只要每周工作一小時以上，或“臨時停工”的人，都會被統計為“就業”。而且只統計城鎮戶口，農村戶口者失業則會被視為“務農”。同時，大學也一起對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弄虛作假。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對於連續兩年低於60%就業率的高等院校專業，將調減招生計劃直至停止招生。因此眾多大專與大學為了生存而迫逼畢業生簽署假就業協議，方可取得畢業證書。根據中國媒體《北京青年報》報道稱，在網上購物平台只需68元，就可以買到一紙假就業協議，幫畢業生和學校蒙混過關。眾多畢業生表示，這些事情在校園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河南省教育廳的官方文件中，更稱要將未能就業的畢業生“動態清零”。
“史上最難求職季度”
對於應屆畢業生而言，本年全國有整整1158萬人大學畢業，人數創下歷史新高。加上中國正深陷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中，冷戰形勢的深化亦令中國的產業升級計劃遭受重創，因此就業壓力極大，今年（再一次）被稱為“史上最難求職季度”。諷刺的是，自2020年起，每一年都是“史上最難求職季度”。
根本原因在於危機中的中國經濟根本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尤其是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崗位更是緊缺。但即便畢業生願意“低就”，基層工作崗位也不見得好找。信達證劵22年6月發布過一個研究報告指，要穩住就業，經濟增長的底線大致是4%。但即使根據官方數字，去年的增長僅為3.6%，而實際上，我們往期文章就曾指出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零增長。這意味著去年本已無法“消化”新成長勞動力，疊加上經濟危機在本年所形成的新失業人口，令青年就業情況雪上加霜。以致部分青年畢業後選擇充當“全職兒女”，通過家務勞動以照顧年老的父母，以此繼續依賴父母維生。雖然我們認同家務勞動也有其勞動價值，理所應當獲得報酬，但顯然在現今的條件下，這不過是青年人無可奈何之下的權宜之計，而非他們的自願選擇。
本質上，失業是資本主義系統下的必備元素。正是由於失業者作為“產業後備軍”的存在，給予了資本家盡可能壓低勞動者工資的空間。加上中共治下沒有民主權利，任何獨立工會都會迅速被政權鎮壓，令工人之間的內部競爭更為慘烈，而這正是現在在中國青年常常掛在口邊的“內卷”。
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同時也正在嚴重地削弱習近平政權的統治威信。網絡上青年訴說失業問題和前途焦慮的討論話題中，充斥著各種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和和對習近平的冷嘲熱諷。在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新階段，工人和青年可能會發起爆炸性的抗議活動，這甚至將遠超過去年曇花一現的“白紙抗議”。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將這股力量組織起來，以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綱領，將受壓迫的青年和工人階級從失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專制統治、以及帝國主義冷戰中拯救出來。
中國經濟陷入“日本病”危機
中國的經濟危機在八月進入了更危險的階段。盡管政府對負面消息實行更加嚴格的管制，但整體形勢每況愈下，而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碧桂園瀕臨破產，危機跡象也擴散到金融行業。
經過三年嚴苛的封城政策，主流廣泛預測經濟會出現覆蘇（當然，我們沒有認同這一預測）。但與前外交部長秦剛一樣，新冠疫情後的反彈消失了。這關乎到的不僅是經濟無法覆蘇。在數十年不可持續地以債務驅動高速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威權資本主義面臨著系統性危機。據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惠譽（Fitch）稱，房地產行業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單一部門”。房地產行業與中國地方政府關聯緊密（中國地方政府的近半收入來自於地產商賣地），而這一直是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核心。
正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師陸挺最近所述：“我們認為市場仍然低估了中國房地產行業大幅崩潰的後果，中國房地產行業占全球新房銷售和房屋建設的一半以上。”中國100家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的新房銷售額在7月同比下降了33%，而在6月銷售額下降了28%。由此合理推測，以興建數量和銷售額論，住房市場比2021年要縮小了1/3。這也受到中國人口危機的加劇影響，許多三四線城市的居民紛紛流出。有清華大學的研究人員指出，2010年至2020年間有266個城市的人口出現下降。
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一環，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失靈，再加上中共的嚴酷清零政策，危機進一步加劇。後來，在後疫情時代經濟覆蘇失敗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得出的結論與中國勞工論壇幾年前已經得出的結論相若。我們意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而如今中國已經轉入長期的經濟“日本病”階段——意味著經濟停滯、債務危機和人口下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優勢在於其高瞻遠矚的一面，使我們不會因事態而驚愕。
如今，對於習近平政權為了回應現況采取的政策之不足，資本家們對於政權失去信任、感到絕望。以前，許多海外資本家對中共獨裁度表示讚賞，認為其能夠“做事情”。他們高估了中共獨裁政權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能力。但與以往的經濟下行不同，目前仍沒有出現重大的刺激方案，即像15年前溫家寶推出的那種巨額財政刺激計劃。部分人以為，15年前的刺激方案“拯救了全球經濟”。
隱瞞真相
相反，中共政權正更需要去操弄或封殺對其統治不利的經濟數據。從八月開始，政府宣布暫停公布青年失業率的數據。今年四月起，消費者信心指數停止公布。地方政府土地銷售數據也不再公開。財經作家的微博帳號因傳播“負面和有害信息”而被禁言。而且記者被下達命令，不得使用“通縮”這個詞語。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淩暉在7月17日表示：“總的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沒有通縮，下階段也不會出現通縮。”
不讓討論這些話題，說明實際情況比官方報告更糟。七月，青年失業率創下了21.3％新高。盡管這數字令人震驚，但仍然是嚴重低估實情。北大副教授張丹丹一份廣傳但很快被移除的報告估計，青年失業率實際高達46.5％。
在2020年之前，零售銷售增長率每年都在9-10％，但目前僅為疲弱的2.5％。需求不足與通縮這個禁忌話題息息相關——消費者物價指數在七月同比下降了0.3％，生產者物價指數下降了4.4％、連跌10個月。2022年的土地銷售數據顯示下降了50％。但據報道，地方政府從土地銷售中獲得的收入僅下降了23％。顯然，這些數據並不相互吻合。
青年失業數字的停止公布，最凸顯如今的審查有多嚴重。在可能有一半的25歲以下人口失業的情況下，青年起義或將在未來發生，就像去年年底曇花一現的抗議浪潮那樣。當然，這對習近平的強硬統治有嚴重的影響。在三年的殘酷疫情封控期間，人民被迫犧牲、飽受痛苦；接踵而至的，是40年來所未見的經濟重壓及前景迷惘；群眾憤怒及挫折感很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爆發。
如今，社會上所有階級的處境都比疫情前更艱難，工廠工人和政府雇員的工資大減，工廠倒閉潮來臨，小企業紛紛破產，數千萬房主支付變成“負資產”的房屋抵押貸款。習政權將這些經濟苦難歸咎於美帝的反華政策和西方的經濟脫鉤，企圖強化民族主義支持。然而，即使這種宣傳對部分群體或許管用，但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其作用也有限。
為何沒有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
資本家們感到驚慌：中共過去一次又一次地用來應對經濟困境的、傳奇的金融“工具箱”，現在是怎麽回事？中共如今沒有應對危機的方案，表明當前的危機與以往不同。整個經濟的債務水平達到了危險的程度（截至2022年底，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了創紀錄的295%），這限制了當局的斡旋空間——老方法不再可行，或者不再具有所期望的效果。
《南華早報》2023年8月29日報道，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表示：“中國放棄激進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就是因為領導層認識到幾年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已達到臨界點所帶來的威脅。鑒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此類風險對社會和政治穩定構成的威脅是難以容忍的。”
中共的默認回應一貫如此，而非采取“直升機撒錢”的方式──即印鈔票並向公眾派錢來刺激消費。在疫情期間，許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更傾向於采用後者的方法。現在，這個想法在國內也有些人提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智庫機構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最近呼籲政府每年花費1.5萬億元人民幣，以數字人民幣的形式給予每名公民約1000元的補貼。
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這種方法有可能使得國家陷入“福利主義”的陷阱，他們認為“福利主義”會造成國家“養懶漢”。習近平對“福利主義”的反感在2021年10月發表於中共刊物《求是》上的一篇演講中得以展現。中共獨裁政權擔心一次性發錢給普通家庭不會有效增加消費，同時卻會擴大預算赤字，並觸發對更多社會支出、改善養老金、醫療和失業保險的需求。在一個極端貧富不均、各地區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全國最富1%的人擁有的財富占比超過底層50%的人的財富），決定家庭應該拿到多少補貼將是一個極具問題的事情，有引發社會動蕩的風險。
相比之下，傳統的做法──再一次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只會讓地方官員和資本家得益。至少過去是這樣，直到過度興建住房和基礎設施，以及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危機，這個選項才變得不可行。負債最嚴重的省份之一貴州就是一個例子，這一案例顯示了中共政策的荒謬之處。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截至2022年底，貴州已經建造了總長8331公里的高速公路，超過了日本的7800公里。而日本有8200萬輛車，而貴州只有不到600萬輛；日本的GDP比貴州多超過15倍。
考慮到金融體系日益不穩定、空前的產能過剩以及上述提到的其他因素，“大爆炸式”刺激方案是沒什麽可能得以實施的。如果中共政權最終不顧一切提出這樣一攬子刺激方案，這將意味著中共高層將要爆發劇烈的權力鬥爭、出現歷史性危機，同時也是一場或將適得其反、產生更惡劣後果的豪賭。
在缺乏重大財政刺激的情況下，政府只能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增強信心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平息金融市場這件事上。自7月中旬以來，這些方案幾乎每周都在推出，但其中的措施要麽有限、要麽次要。這已經成為一種經濟上的拖延策略，使“市場”越來越不滿。盡管中共耗費甚巨、浪費很多資源，嘗試提振滬深300指數，滬深300指數在8月份仍舊下跌了6%。
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方位壓力，英語圈一些評論人士用四個“D”來總結這些壓力源：需求（demand）、債務（debt）、人口結構（demographics）和脫鉤（decoupling）。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解釋的那樣，脫鉤過程（或者部分人所稱的“去風險化”）是真實存在的。中美帝國主義權力爭鬥，以及它們各自的冷戰陣營，現在正在持續影響著貿易關系、供應鏈（體現為生產線“回流”和“友岸外包”）以及投資。這當然不意味著兩個陣營之間完全終止互相的貿易，脫鉤也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然而，朝著減少互相聯系的重大轉變正在進行中。雙方都在設置壁壘，加強監管體制，並越來越多地將貿易和投資轉移到自己的陣營或“友邦”。
今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的亞非拉國家之間的貿易額首次超過了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美國商務部報告指出，2023年前六個月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25%。美國現在最大貿易夥伴是墨西哥，中國則降至第三大。
對中國來說，這種從富裕市場轉向較不發達的出口市場的轉變，無疑將加劇其自身的經濟困境。這伴隨著美國協調的科技戰，旨在削減中國對美國控制的關鍵技術的接觸，以拉大中美科技（特別是軍事技術）之間的差距。對中國工人來說，這已經帶來可觀的影響。在“中國加一”或“中國加二”的策略之下，中國的工廠正在關閉並轉移到印度、越南和印尼。受到地緣政治和純粹的資本主義貪欲的驅使（許多中國資本家也趁著脫鉤的大勢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這一過程或將加速。
馬克思主義的展望
經濟困境驗證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警告。我們強調，包括習近平政權在內的資本家們極大地低估了房地產行業崩潰的影響，這是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轉折點。這個危機不可避免地會蔓延到中國經濟的其他部門，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最先蔓延到地方政府及其金融載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建基於土地價格投機。
我們過去警告，中國經濟大致重演了“日本病”的進程——日本在1990年開始的巨大資產泡沫（主要源於房地產部門）崩潰後，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階段。彭博八月份的一份報道評論說：“世界終於驚覺中國累積多年的挑戰”。
今天，許多媒體的評論焦點都集中在中國的“日本病”上。像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羅奇（Stephen Roach）、佩蒂斯（Michael Pettis）這些經濟學者，以及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團等大銀行的報告，大多都抱有這個立場。克魯格曼等人警告說，盡管日本在1990年代的GDP增長平均每年1.3％，而中國或許能實現較高的增長率（2至3％），中國的危機恐將比日本的更糟。當中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經濟水平相較日本要低得多——2022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2800美元，而1991年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29470美元。再者中國的福利水平遠遠不如日本，中國人口問題則更加嚴重、而且比日本更早開始出現人口問題。日本的人口直到2008年才開始減少。
印度今年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有證據表明，可能早在2018年，印度人口就已經超過中國。對於這件事，中共政權沿用其對數據造假的做法。在資本主義下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勞動力正在以每年數百萬人的規模遞減，而其養老金缺口是另一個觸發社會爆炸的潛在因素。按照目前的趨勢，預計於2033年，政府將無法滿足屆時達的4億退休人口的養老金。
中國當然也缺乏資產階級民主的減壓“安全閥”，來幫助資產階級控制、轉移大眾憤怒。另一個重要的區別是，1990年代的日本雖然與美帝國主義有貿易爭端，但並不像今天的中國那樣陷入於激烈的冷戰沖突中。冷戰的出現本身就是因為中國比當年的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對美帝霸權帶來更嚴重的威脅。在這場沖突中，除了暫時性的延緩策略來爭取喘息空間，習近平政權騎虎難下。對於兩個帝國主義陣營來說，唯一的結局要不是勝利就是歷史性的失敗臣服。因此，盡管中共政權目前的危機之深重（但情況發展仍然尚處於早期階段），他們不會且不能轉變基本路線方向、停止與美國的對抗。
在2023年2月的ISA世界大會上，當資本主義投機者正興高采烈地投入中國的債券和股票市場，相信“經濟奇跡”將回歸時，我們指出：
“對全球資本主義來說，最大的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是決定性的轉折點。我們對於日本式的發展（低增長的“僵屍”經濟）的觀點現在已經實現。這也是世界經濟的轉折點。從2013年到2021年，中國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超過30%。房地產行業占中國總GDP的約30%，占全球建設活動的三分之一以上。
“自2021年中期開始的崩潰，以及自那時以來所有指標的下滑——房屋銷售、房屋開工、房價（雖然速度較慢，但只會延長危機）、政府土地出售和投資——預示著中共國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崩潰。但就像他們的西方對應物一樣，中國的統治者沒有一個替代模型。”【摘自《2023年世界展望文件（二）：多方面的全球危機如何影響不同地區》】
病癥蔓延
地方政府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機器中的關鍵部分。他們貢獻了超過75％的基礎設施投資。沒有大規模刺激方案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除了最富裕的城市外，其他所有地方政府的資金已經用盡，無法支付工資、償還債務，更別說再擔負起另一個大型財政刺激計劃。
此外，問題也開始蔓延到金融行業，被中國媒體稱為“中國黑石”的中植集團就是一個例子。盡管近年來加強了對影子銀行的監管，以遏制並減少影子銀行，但影子銀行仍然在為被其他信貸渠道排斥的房地產公司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提供緊急資金。信托行業，即出售投資產品並以高利率向高風險借款人貸出資金的公司，是一個價值為21萬億元人民幣（3萬億美元）的經濟灰色地帶。雖然官方聲稱他們的資產只有7％與房地產行業相關，但真實數字被認為更接近30％。如果這些骨牌也即將倒下，這將加大房地產和地方政府部門的流動性危機，並給整個金融部門帶來危險。
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已進入第三年，現在中國最大的民營房地產公司碧桂園面臨危機。這是中國最大的開發商，其進行中的建設項目幾乎是恒大的四倍。恒大是第一個骨牌，其於2021年8月的違約標志著危機的開始。碧桂園在8月6日付不出2250萬美元的債券利息。就在我們發布本文時，碧桂園距離避免違約不剩幾天時間。該公司暫停了十一項國內債券的交易，並在其盈利預警中，預計上半年凈損失將達550億元人民幣。當恒大破產時，幾乎沒有人認為碧桂園會陷入類似的困境。
與此同時，恒大擁有34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波蘭的國債），並在8月17日向紐約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免受海外債權人的訴訟，同時嘗試重組債務。今年7月，恒大報告稱，2021年至2022年兩年的綜合凈損失達到5820億元人民幣。這比該公司自1996年成立以來的總利潤還多。另一家國有房地產開發商遠洋集團旗下超過20億元人民幣境內債券延期兌付，這又是另一個骨牌倒下。如果遠洋集團在9月1日之前未付款，該公司將違約。
這標志著分隔國有部門與私有部門的防火墻被突破。到目前為止，國有房地產開發商被官媒形容是“安全”的，因此在過去的兩年里，他們一直受到購房者的青睞。中國超過一半的房屋是預售形式的：買家預先借房貸支付房價，然後房子才動工。這場危機導致數百萬套房屋爛尾，並引發了購房者“罷交房貸”，這些購房者無法搬進他們已經支付費用的房屋中。
四分之三的私營房地產開發商（約50家公司）已經在2021年步恒大的後塵，對其境外債違約。當時，遠洋集團被媒體稱為一家擁有“健康財務”的公司。當國有房地產公司也被視作陷入債務危機時，這將進一步打擊市場、強化對購房的抵制情緒。一個惡性循環正在形成。正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所言：“新房銷售下滑引發的連鎖反應，可能導致開發商違約增多、政府收入大幅萎縮、建築材料需求下降、房地產和政府部門員工薪資下降、消費疲軟、金融機構蹣跚而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資產階級機構擔心，如果現在不進行大膽的刺激幹預，目前下行的惡性循環將變得像日本一樣根深蒂固。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2021年的房地產泡沫爆破導致中國出現了8000至9000萬套空置單位。在資本主義下，要消耗掉如此巨大的過剩產能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為什麽中共政權不像一些人士所建議那樣，將這些空置的房屋國有化，轉變為可負擔的社會住房呢？原因在於，中共是個資本主義的獨裁政權，最終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他們極端敵視“福利主義”。而且，要大規模擴建社會住房（在當今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將加速私人住宅市場價格的崩潰，引發嚴重反彈。習近平政權最大的擔憂是社會的不穩定。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措施來推翻資本主義，並民主地計劃經濟，才能解決這個矛盾。社會主義轉型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政黨來實現。
全球影響
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現在處於一個矛盾的情況，他們看到自己的主要帝國主義競爭對手慘遭挫敗，意味著他們在冷戰沖突中處於明顯上風，但他們同時希望其經濟影響控制於一定範圍內。美國總統拜登在說中國經濟是一個“定時炸彈”時，他並沒有說錯。他還補充道：“壞人有麻煩時就會做壞事”。這些話仿佛就是對著鏡子內的自己說一樣。
但即使撇開其對新冷戰的影響，中國經濟的“日本病”對世界資本主義也可能是帶來嚴重破壞。根據BCA Research的Dhaval Joshi表示，過去十年中，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41％，是美國（22％）的兩倍、歐元區（9％）的四倍。中國經濟停滯的時代必然會大幅降低全球的經濟增長前景。克魯格曼淡化了這些擔憂，僅關注美國和西方對中國金融市場和貿易的影響，與2008年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相比，這方面的影響有限。但中國的危機可能通過更多方面，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中國這個曾經的資本主義“奇跡經濟體”的發展───凸顯了我們正在生活的資本主義危機時代的前所未有的特點。隨著中國沈重的債務骨牌倒下，以及中共資本主義的負擔加劇，只有一股勢力可以挺身而出，提供一條真正出路。在接下來的時期，我們寄希望於工人階級和青年走上群眾鬥爭的道路。隨著新的戰鬥性工人運動的出現，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有望成為群眾性的力量。
中共“醫療反腐”所為何事？
在7月底，中共開展了一場所謂“醫療反腐”運動，聲稱要“全面集中整治”全國的醫療和藥品行業的腐敗問題。至八月中旬，至少159名醫院院長和書記被查處，數量超過去年兩倍，單單陜西省就通報“處理”了937人。同時“反腐”運動亦延伸至部分跨國醫藥企業，全球最大的醫藥公司之一諾華（Novartis）被要求開除4名醫藥代表，多場醫療學術會議宣布延期或取消。
誠然，中國醫療系統腐敗叢生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無論公營還是私人醫院，院方為了牟取私利，收受藥品或醫療儀器公企的回扣，向病患處方非必要的療程和昂貴的藥品，甚至直接向病患和家屬勒索“紅包”，這些情況屢見不鮮。部分醫護人員或迫於壓力，或出於自肥也參與腐敗，醫療開支因此成為了不少基層民眾所背負的龐大包袱。
然而，中共所謂的“反腐運動”，無論是針對政府官僚還是醫療領域，都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和裝模作樣為民做事的表演秀。在醫療資源短缺和貧富差距嚴重的情況下，腐敗只是資源集中在富人手里的手段。在沒有解決根本經濟問題下，反腐只不過是一場秀，而且最終損害了民眾的利益。據中國媒體《時代周報》報導，現時一些三甲醫院的醫生對於非緊急非必要的手術，一律不予開刀。同時，由於各醫院進駐“調查組”，醫生不願與之交涉，因此寧可輪番休假，按時下班。這就令病患的輪候時間大增而服務質量大減。與此同時，自上而下的“反腐”運動，反而加深了病患對醫護的不信任，加劇了醫患矛盾。
中國在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中，首當其沖就是推行了所謂的“醫療市場化”。中國的公立醫院雖名為“公立”，實際上政府的投入很少，絕大部分的經營和財政壓力都由醫院自行承擔。因此，公立醫院的醫生也不得不參與“創收”。
另一方面，中國有著更明目張膽且制度性的醫療腐敗，也就是所謂的高幹病房。據2006年中科院的調查報告指，政府的醫療開支中，竟有80%是為了服務850萬黨政幹部，只有20%是服務所有14億中國民眾。而這是中共無法根治的腐敗範圍，甚至在8月8日，《新華社》還發表文章稱高幹病房不可取消，在引發民眾憤怒後文章又被全網刪除。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在醫療私有化的情況下，中國龐大的藥品市場也成為了跨國藥企的狩獵場。由於民主權利和工會權的缺失，醫護、病患、工人都無法組織起來為了實現對藥企的監督而鬥爭，令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藥企（當然也包括中國本地的藥企）重銷售、輕研發，加上醫院成為腐敗管理層掌握的銷售渠道，跨國企業為求進入市場而與醫院互相勾結，其成本自然轉嫁至病人身上。根據Wind統計，去年在中國上市的5000多家公司中，只有57家公司的銷售費用占收入比重超過50%，而其中醫藥企業就占了40家。
習近平為何要在此時出手打擊醫療系統的腐敗？原因很可能是跟之前打壓教培、科技、地產行業如出一轍，擔心這些企業資本坐大，希望加強專制權力對這些企業和市場的管控，但這並非出於民眾、消費者和患者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而且中共官員往往在醫療企業皇國中割據自己的派系利益，這使中央推動的政策受到抗拒、執行命令時混亂不堪，並且難以有效調動資源。在去年清零期間的醫療大混亂，都見這些情況都打擊了習近平的權威。
同時，由於過去兩三年的封控和清零政策極大的消耗醫保基金，習近平政權不得不盡快對醫療行業進行一次清算和審計，以免在經濟接二連三出現危機之時，醫保基金成為下一個被引爆的炸彈。當然，也有出於考慮到現時習近平民望大不如前，急須進行一些政治宣傳，將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形象。
像習近平上任之初那煞有介事的“反腐”運動一樣，中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醫療腐敗問題，最多只不過是讓腐敗行徑換上另一種形式而已。醫療腐敗的根源在於將民眾健康視為利潤的私有化政策，換言之，在於資本主義本身。我們要通過將公共醫療系統置於民主管理之下，加大政府對公共醫療的投資，廢除特權階級的醫療優待，為全民提供免費而且優質的醫療服務。此外，醫藥企業全部國有化並收歸民主管理。而這正是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的立場。
新冷戰的兩極張力加速形成
中美兩大帝國主義沖突下形成了新冷戰的世界格局。美帝國主義由以往三十多年視中國為合作的對象，變為視中國為威脅世界第一帝國主義地位的力量。兩大國都沒有可以緩和的空間。
習近平當前降低戰狼外交的聲調，只是策略上的改變，而不會扭轉中美沖突的根本方向。中美都在各領域繼續部署，為未來的各種沖突（包括軍事沖突）升溫準備，它們整合並強化自己的經濟聯盟、強化自己的軍事力量、拉攏不同國家組成聯盟等。歸根究底，帝國主義沖突是世界危機發展不可避免的階段，而不是國家領導人的政策所能決定的。而資本主義危機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升溫。
兩極化局勢
新冷戰意味著中美兩極的對峙，世界各地的沖突都被拉進其中。就如烏俄戰爭並非兩國孤立的戰爭，而最終來說是中美沖突的其中一環。如果孤立去看烏俄戰爭就會誤判形勢，以為使美國視線轉移至東歐和俄羅斯，以至緩和與中國的沖突。事實正好相反，美國要利用對俄的經濟封鎖和地緣政治部署，為挑戰比俄強大的中共作出準備，同時亦發出警號——如果中國挑戰西方帝國主義（例如入侵台灣）將會付出嚴重代價。美國亦借著戰爭恢覆其在西方陣營對歐洲的主導權。
固然中美帝國主義聯盟各自都有內部利益矛盾，並非完全團結一致，例如歐美和中俄聯盟內部都因戰爭策略和貿易問題發生沖突。而部分國家會在中美之間作利益平衡，希望拿到兩面的好處，但這空間已經越收越窄。
例如印度看起來像是遊走在中美的中立派。它並沒有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並趁著烏俄戰爭而向俄羅斯收購廉價的農產品。印度也是中國主導的金磚國家的成員之一。在最近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南非）中，習近平成功拉攏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六個新成員國，加強合作來抗衡西方陣營的G7峰會。
然而，金磚國家仍僅僅是一個松散的經濟合作倡議。在今天國防和科技比經濟貿易的因素重要得多。而印度是美國印太區的關鍵戰略盟友，例如去年美國與澳、日、印加強被中共視為亞洲北約的“四方安全對話”之合作，以進一步在印太區軍事上圍堵中國。因此，在最具決定性的問題上，印度是屬於美國陣營的。
帝國主義聯盟的性質
中俄帝國主義之間在中亞地區的利益沖突以至在烏俄戰爭的策略分歧在現階段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兩國在美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必須要為了生死存亡而互相依附，包括在軍事上共同合作以及抵抗外交圍堵。雖然中共高估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果，以致它不敢在行動上支持俄羅斯，但它會盡力避免俄羅斯戰敗，避免戰敗使普京政權面臨倒台。如果一個反中的政權在俄羅斯上台，將會使中國在新冷戰受到大大削弱。
一些評論員預測，中國會施壓俄羅斯停戰，使其接受放棄入侵烏克蘭以來占領的領土的條件，但這無疑等同要俄羅斯徹底戰敗，顯然不是中國“和平計劃”所要達到的目的。和平計劃的目的是要為美方造成外交阻礙，並防止俄羅斯徹底戰敗。
我們不能排除未來階段會有談判的可能，但在目前對峙程度下並不會發生。中共企圖通過外交辭令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但無論是三月提出的“十二點和平計劃”以至最近出席沙特阿拉伯的和平會談，都只是擺姿態而並非任何真正有意義的舉措。
在帝國主義沖突的年代，地緣政治沖突取代了跨國資本融合與共同合作。因此，帝國主義聯盟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經濟上的互惠，而是國防與外交的保護。例如法國資產階級即使知道因為投入美國陣營而減少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但在兩極化對峙的局面下是別無選擇的。而中國也一定要保住普京政權以免其倒台，否則自己會陷入徹底的孤立。
政權危機與群眾運動
無疑在經濟危機的年代，中美都難以對盟國給出大量經濟優惠，就像六月的G7峰會中並沒有簽署任何經濟協定，但其主調是共同視中國為世界安全的威脅。如果因此誤解這些帝國主義聯盟是沒有實質意義甚至不存在的，就不能理解新冷戰局面。
但帝國主義危機之嚴峻程度，意味著群眾需要一場規模大得多、意識高得要多、組織強得要多的運動。自戰爭爆發以來，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輿論，包括大部分的“左翼”都支持烏克蘭和西方陣營，而沒有清晰的反戰意識，更未有反對所有帝國主義的階級意識，甚至瑞典、芬蘭都在民意支持下加入北約。這當然是因為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左翼政黨擺出清晰的國際主義立場所致。
中美帝國主義的政權面臨嚴重危機，如果面臨革命運動以至威脅政權存在，當然有可能會暫時緩和帝國主義沖突以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但一般來說，政權為了保住權力，更加要利用戰爭氛圍來加強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因此加強帝國主義沖突。但無論是戰爭初期在俄羅斯短暫的反戰運動、或者2022年中國反封城反威權的運動，其組織力和群眾意識在現階段仍遠遠低於所需要的運動。
這並不是對未來群眾運動發展持有悲觀的立場。相反，真正的革命樂觀主義是明白到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之艱困和重大，距離現階段群眾運動所達到的還相當之遠，同時面對現實在當下建設革命黨。
ISA是率先指出全球化年代終結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對新冷戰的認知亦是我們成立開始分析世界的支柱。在覆雜的局勢下只有正確的分析才能為未來的階級鬥爭作準備。
“山河大學”諷刺教育不公平
過去幾個月，一所名為“山河大學”的虛構學校在中文互聯網上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合稱山河四省）的網友提出，如果這些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資1000元，總共30多億，就可以共同建設一所位於四省交界的高校，以解決當下高考考生數量眾多、但優質高校資源稀缺的問題，甚至還有人自發的設計起了校徽、校訓、校歌，以至自發制定校規校律以及大學的活動課程。這種戲仿用來渲泄山河四省教育資源不足的黑色幽默。
地區資源差異
大學招生將考生居住地納入考量，許多大學傾向招收本省學生，加上“985工程”、“211工程”的名校多在大城市，因此導致大城市名額較多，在錄取率上出現地區間的龐大差異，也因此在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四省人口數字高，但教育資源匱乏，因此學生高考壓力尤其大。以2022年“985工程”院校的錄取率為例，上海為5.33％，河南省則只有1.14％。
“山河大學”在互聯網上的迅猛傳播充分表明了廣大群眾對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存在強烈不滿。這是繼“躺平”以來政府再次被迫回應網路次文化對時弊的諷刺，當局不能再無視網絡輿論，非常擔憂群眾不滿的情緒。
但這個話題很快就在知乎、微博等社交平台遭到了封禁。面對呼籲教育公平的民主訴求，中共當局選擇了極力封殺和輿論管控。資產階級政權從來就害怕群眾的自由討論，因為這會讓無產階級認清教育不公的根源就來自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中共當局無異於是在告訴大家，你們連教育不公都不可以討論，都會被視為犯罪。
在封禁輿論的同時，教育部副部長吳巖還針對此事做出了回應。但我們不得不懷疑這個照本宣科用長難詞拗口到自己都結巴的家夥嘴里究竟還有沒有一句真話？張口就是共同富裕，閉口就是重大戰略都是一些純粹空洞的被他們發明出來用以應付群眾質疑的政治術語，也不奇怪會被網友調侃是“吟唱咒語”，有人自願給聽不懂“咒語”的網友做起了翻譯，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共的意思就是：“已閱，不考慮”。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教育的本質已經嚴重背離了人的自由發展。學生們在學校里被植入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掌控教學內容，資產階級歪曲歷史，美化資本主義制度，灌輸反動思想。
學校就猶如一個巨型的角鬥場，應試教育要求學生踩著其他同學升學，把個人的成功建立在他人的失敗之上。這意味著殘酷的競爭，學生要幻想在資本主義下通過努力學習來實現階級躍升，就不得不陷入海量的作業、刷題和補課所組成的機械狀態（否則就很可能會面臨淘汰），一刻也不敢松懈。
異化的教育
因為應試教育的本質就在於競爭性，資產階級會不斷的增加新的科目和繁雜枯燥的考題，為了不被淘汰學生必須嚴重犧牲和占用自己的休息娛樂時間，直到一步步逼近生理極限，給身心造成巨大的壓力。絕大部分學生都將成為一個資本主義教育下的失敗者。但我們應該指出，角鬥場中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擊敗自己的奴隸同胞奪得寶座得以獲得在貴族面前搖尾乞憐機會的冠軍，而是帶領奴隸們起來反抗的斯巴達克斯。
中國的教育資源占生產總值的比率等同第三世界落後國家，政府還好意思談所謂經濟轉型。資本家控制的政府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會真正代表廣大無產階級。只有通過學生組織起來發起鬥爭，迫使政府大幅提高教育資源，而這場鬥爭也是要求住房和醫療資源的鬥爭，也就是工人階級鬥爭的一部分。而要真正解決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暴政，實行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中國青年失業已成計時炸彈
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停止公布失業數據。此前，中共獨裁政府利用媒體霸權將相關話題進行的封殺，中國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因內涵中國政府對於就業問題無能與遮掩再次被微博禁言。
2023年6月，中國16-24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高達21.3%，是2018年的兩倍。這個數字只計算城市青年失業率，而農村人口向來不算入失業統計範圍。此外，只要一周內工作超過一小時者亦不被算入失業，大量鄉村鎮待業在家的社區志願者也被計算入就業中。就業人口中還包括越來越普遍的“全職兒女”。北京大學教授張丹丹估計，如果1,600萬非在校生在家“躺平”或仰賴他們父母的人都納入的話，失業率將高達46.5%。這暴露出中國資本主義統治日漸失控的危機。
政府無能為力
中國相關部門表示，目前正積極出台政策，提出了針對性地進行幫扶中小企業提供更多崗位緩解就業危機等口號。但根據中國《經濟觀察報》引述智聯招聘執行副總裁李強表示，近幾年高校畢業生規模不斷攀升，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數據在2023年就業人數已經來到了1158萬人，加之過去幾年遺留的往屆未就業群體，就業危機呈“滾雪球”式遞增。伴隨著高壓的就業壓力，一些學校的學生自願延遲畢業為了躲避目前的就業危機，中國政府計劃出台的相關政策對於目前高壓的就業危機並不會有效果，失業率還是在不斷上升。
中國的國際收支數據顯示，2022年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比上年下降43%，為1,900億美元。隨著外資的投入下降所帶動的就業崗位也在不斷下降。同時清零運動不可逆轉地打擊了外資信心。在新冷戰大大升溫前，因為成本上漲，越來越多制造業國家如越南、印度的市場早已搶占中國的份額。中國已經不可能再回覆到世界工廠鼎盛時期的就業狀態。
而近兩年以來，新冷戰已經進入國際供應鏈重組階段，世界呈現中美新冷戰的態勢。隨著美國制造業回流、全球經濟衰退中國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中處於不利位置加劇了內部的就業危機。
當下青年人在面臨畢業就失業的現實情況被迫無奈的躺平，導致了該口號曾一度被推上風口浪尖，這反映出青年群體試圖消極抵抗資本剝削和專制壓迫的願景，同時潛藏著反抗的憤怒情緒。“內卷”成為了更多青年人對於現實無奈的選擇，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就業危機警醒了我們，不能幻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獨善其身。
群眾起來鬥爭
工人階級是社會中最有潛在力量的群體，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愈發嚴重的就業危機與群眾意識的發展使得當下青年人愈發重視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明確知道現時資本家為求壓榨而迫使勞動者超長工時，同時卻沒有能力提供足夠崗位給予就業人口。工作量理應攤分予全體勞動者，減少勞動者工時並解決失業問題。但企業都為了保護利潤而絕不會就範，因此工人鬥爭和就業者鬥爭理應聯合一起，對抗開采“人礦”的血汗企業。馬克思主者明確指出，只有將企業全面公有化，由實施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的計劃經濟，才能開始重組經濟，並將全社會的工作攤分予全體勞動者，才能解決失業危機並善用勞動力發展經濟。這就是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步。
中國：聲援黃雪琴及王建兵 反對中共鎮壓Me2運動
獨立調查記者、#Metoo運動深度報道者黃雪琴，和廣州職業病權益倡導者王建兵，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在二人被捕兩周年後首次開庭。
廣州市檢察院指控黃雪琴“2019年來，多次在網絡、社群發布歪曲、攻擊中國政府的煽動性文章和言論，宣揚顛覆國家政權的思想。2020年5月至2021年2月受‘境外組織人員’糾集，參與‘非暴力運動’網課培訓。”這種關於“外國勢力”的指控已經越來越被看穿是憑空捏造，在去年12月反清零抗議期間，官方指控抗議者為境外勢力，受到群眾的強烈反感。
“煽顛”罪名經常被中國當局用來打壓異議人士，可以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可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往這罪名針對強烈反對政府合法性的行動，近年已變得像尋釁滋事罪那樣“莫須有”的罪名。
黃雪琴是媒體工作者，亦是#me2運動發起人之一。她曾發表《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指中國逾八成女記者曾受性騷擾，引發公眾關注。但她真正被政權針對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曾在2019年香港民主示威時進行采訪，並在網上發表文章記錄遊行過程。她被控曾組織開設網上項目培訓課程，“以境內外重大事件、社會運動等內容，煽動參加人員對中國政權的不滿。”
在審訊當天，派遣警力在廣州法院附近範圍戒備，大批便衣人員把守路口，特警車圍繞法院四周巡邏，盤問和勸離試圖走近法院的人士。中共害怕#Metoo運動有演變成街頭群眾運動的潛力，並且成為表達對社會不公的平台。在2021年十二月弦子訴朱軍性侵案庭審時，北京法院外一度有過百名青年聲援，他們舉著標語並發表演說申訴不公。
聲援黃雪琴的“雪餅關注組”成員，黃雪琴在關押期間經常被半夜突發提訊。聲援者擔心她在獄中遭遇酷刑，身體病理加重，並可能伴隨嚴重的精神損傷。報道指出，她的睡眠經常被打斷，因為她會在半夜遭受審訊。
去年關注組稱，至少有超過70位黃雪琴與王建兵的朋友或家庭聚會參與者被傳喚，進行超過24小時的審訊和恐嚇，更強迫部分人簽署由警方編造的虛假口供，要求他們指認兩人曾參與過“顛覆國家政權”的所謂培訓活動。
黃雪琴和王建兵是在2021年9月在深圳和廣州被捕。黃當時準備前往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就學，未料在前往機場的路上“被消失”。薩塞克斯大學亦被質疑噤聲，據《BBC》報道，校方通過電子郵件通告全校學生不要談論有關黃雪琴的事情。海外大學為了吸納中國留學生的資金而往往與中共合作，淪為獨裁政權打壓言論自由的幫兇。
王建兵則在羈押失聯近200天後才獲準見到代理律師，並經歷了多達五個月的單獨關押，迄今不知道具體關押地點。王建兵曾向律師表示，在單獨關押期間精神備受抑郁癥折磨。
很多中國女權分子越來越具有民主以及階級意識，並開始認清到整個體制需要徹底的變革，使中共政權害怕他們成為未來聚合抗爭的中心點。中共政權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加上去年12月反清零抗爭已為當局響起危急警號，故此要加強鎮壓。最近中共大力利用福島核廢水事件煽動反日民族主義，並且推動“治安管理處罰法”聲稱要打擊“傷害民族感情”的行為，都是為了制造服從政權的恐懼氣氛。
但是，民族主義的轉移和警方的鎮壓不可能無限期地壓制社會不滿情緒。群眾的憤怒與日俱增，對黃雪芹和王建兵等制度受害者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也與日俱增。
新冷戰升溫
過去幾年，以中美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急劇升溫。這被廣泛描述為一場“新冷戰”。這場沖突的根源究竟是什麽？
雖然拜登和美國的資產階級媒體總是喜歡把這歸類於所謂“民主”和“獨裁”之間的道德鬥爭，但這實際上只是世界上兩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沖突，他們所做的也是對全球市場和資源的相互爭奪。
我們這個時代的帝國主義並不像殖民時代那樣，主要表現為由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對被殖民國家的直接統治，但現代帝國主義的確是控制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資源。帝國主義列強對世界不斷輸出“資本”，並利用其對全球金融的控制迫使世界上的“落後”地區對其產生依賴。例如美國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中國有“一帶一路”倡議和自己的全球金融架構。窮國背負著來自那同吸血鬼般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銀行的無盡債務，而往往被迫削減教育和醫療開支，以保持自己國家在這樣的壓力下的經濟穩定。在過去幾年里，斯拉蘭卡、巴基斯坦、讚比亞和阿根廷等國都遭受了諸如此類的災難性債務危機。
“新”冷戰一詞是相對於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及其盟友對壘蘇聯集團的舊冷戰，不過這類比具有局限性。舊冷戰為兩種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之爭——即資本主義與斯大林獨裁統治的計劃經濟。而這場“冷戰”同樣也有許多非常激烈的“熱”的階段，如越戰，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我們今天看到的沖突更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英帝國主義是占主導地位的世界強權，受到正在崛起的德帝國主義挑戰。
新冷戰的由來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中國資本主義覆辟時期之前，美國就開始與中共政權發展密切的夥伴關系，最初是為了針對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20世紀90年代，中美兩國成為推動世界經濟更加全球化的合作夥伴。
但這一發展仍是在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盡管已被削弱）的背景下進行的。隨著中國新興資本主義開始逐漸彰顯自己的地位，並認為自己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甚至可能主導世界的大國，中美關系則開始出現了裂痕。而到2010年代，競爭日趨激烈，隨著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共領導人，中美關系變得更加敵對，尤其是在特朗普就任總統期間。這一進程在拜登政府下只有在加速。
如今，由於中國出現了重大的經濟、社會和人口危機，中國帝國主義崛起的步伐已經停滯。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全球沖突會逐漸平息。實際上，現在是兩個衰弱中、深陷危機的帝國主義大國在爭奪霸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態，會給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帶來許多災難性後果。
失序時代
新冷戰是失序新時代的核心特征，它取代了過去存在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新冷戰是導致中美經濟部分脫鉤的去全球化進程的驅動力。拜登政府致力於“生產回流”、“近岸生產”或“友岸外包”對 “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業，如半導體芯片生產。芯片法案為此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資金。
然而，美國更進一步限制與中國分享或出售關鍵技術、限制美國資本家在中國投資，這些都是經濟戰的形式。中國則以自己的限制措施進行了報覆，包括將美光等美國關鍵科技公司排除在重大項目之外。
新冷戰在烏克蘭也變得“熱”起來。俄羅斯去年2月的入侵觸發了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這場戰爭已成為更廣泛的全球沖突的一部分。中國默默地支持其盟友俄羅斯，而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則投入數百億美元武裝烏克蘭部隊。結果造成了一戰般的血腥僵局，美國估計雙方已各自有50萬士兵傷亡。
烏克蘭人民的利益及其自決權與美帝國主義的活動毫無關系。他們只是借著戰爭加強北約，不僅是為了對抗俄羅斯，也是為了抗衡中國。而結果是，從德國到日本，軍國主義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這包括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這意味著用於住房、醫療保健、教育或應對氣候災難的資金減少。事實上，烏克蘭戰爭和軍國主義的興起意味著對化石燃料產生更大依賴。
軍國主義還意味著煽動反動的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會毒害工人運動。在美國，特朗普和拜登掀起了攻擊亞裔美國人的浪潮，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事態發展方向
過去兩年局勢升級的主要結果是，分別以中、美兩國為首的集團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加強。許多觀察家認為不可想像的事態發展出現，包括與中國有著非常密切經濟關系的德國制定了部分脫鉤計劃。另一個例子是美國、日本和韓國之間的新軍事聯盟，該聯盟必須部分克服基於日本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對韓國的野蠻殖民占領而產生的歷史仇恨。
隨著各國被迫選邊站隊，世界上沒有任何地區能幸免於新冷戰。正如我們其他文章所述，尼日爾的政變和非洲中部的戰爭威脅，與美國、中國及其各自盟友對非洲大地的新一輪爭奪是分不開的。
但最危險的爆發點是台灣和南海沖突。其結果將決定誰主宰世界重要的西太平洋經濟區。現在或在一段時間內可能不會爆發戰爭，但根據帝國主義的邏輯，事態會朝向爆發戰爭發展。
建立反帝國主義運動
同樣，與當前形勢最明顯的歷史前鑒是一戰前夕的時期。當時同樣許多人認為英德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的。而今天核武的存在也不足以阻止戰爭——正如我們在烏克蘭所看到的那樣：在（至今）沒有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的大規模戰爭。
帝國主義沖突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衰落的產物，它無法解決人類面臨的緊迫問題，包括大規模貧困和氣候災難。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工人和青年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推動戰爭的國際運動，一個自始至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尤其是“本國”帝國主義的運動。
中東戰爭 對於中共全球力量及轉向“全球南方”戰略的重大考驗
中東10月7日爆發的戰事正震蕩世界關系。這對於陷入與美國對抗的帝國主義冷戰、同時又面臨前所未有的國內經濟危機的習近平政權來說，戰事讓事態更加覆雜化。
以色列為征服巴勒斯坦人民的新戰爭（包括蓄勢待發對加沙進行地面入侵），既是過往戰爭的恐怖重演，但同時也是截然不同的沖突。如今的恐怖程度處於新層次。聯合國稱，自戰爭爆發以來，加沙已有100多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以軍空投的傳單命令加沙北部120萬居民在“24小時”內撤離。但他們無處可去。道路被炸斷，通往埃及的邊界已封閉。自開戰以來，以色列對加沙進行大規模轟炸，將當地變成廢墟，而30萬以色列預備役軍人被動員起來，準備地面進攻。巴勒斯坦平民傷亡（包括兒童），正不斷飆升。
新冷戰形勢下的戰爭
與烏克蘭戰爭一樣，這場戰爭是在新冷戰背景下發生的，中美兩國各自領導的陣營間的全球權力爭鬥日益激烈，主導著全球進程，並滲入幾乎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危機和沖突中。
美帝及自去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重新激活的西方陣營，當然宣布支持以色列當局。其實，由於哈馬斯武裝史無前例的大膽進攻，在10月7日從“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加沙越過邊境攻入以色列南部並展開屠殺，各政府更容易地對以色列表達政治支持。這次襲擊造成的以色列平民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最多。
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以色列國對其土地和家園的殘酷、持續加強的占領和圍困，是有其正當性的，應獲得所有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但哈馬斯在以色列南部發動的攻擊和屠殺，揭露了其反動本質。哈馬斯是一個保守的伊斯蘭主義運動，獲得各色右翼、惡毒、反工人階級的中東獨裁政權的支持。
10月7日的襲擊在以色列猶太人口當中引發的震驚和恐懼，加強了內塔尼亞胡政府的“自衛”宣傳，該政權準備對加沙進行無情和空前程度的地面入侵。這只會意味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清洗和大規模驅逐。在許多人擔憂會出現“第二次災難（nakba）”，這是指1948年戰爭後巴勒斯坦人被大規模驅逐。此基礎上，民族主義和宗派沖突的惡性循環將持續並加速，以巴雙方右翼威權勢力也將崛起。正如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色列-巴勒斯坦支部同志的聲明所概述，只有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打破這種不斷有人頭落地的發展。
拜登利用這場危機來展示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美帝仍是無可爭議的全球第一軍事強權），向以巴地區派遣了一個航母戰鬥群，後來又增加到兩個，並警告伊朗政權不要直接、或通過黎巴嫩真主黨等“代理”民兵勢力幹預局勢。哈馬斯是遜尼派穆斯林組織，並非直接受什葉派伊朗的政治控制，但他們從伊朗獲得大部分武器、資金和訓練。西方各國政府大規模強化了他們無批判支持以色列的宣傳，包括拜登在內的許多外國領導人將在未來幾天訪問以色列。同時，全球各地城市都湧現了聲援巴勒斯坦群眾的大規模示威。在德國等一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這些抗議被譴責為支持“恐怖主義”，甚至出現會被警方起訴的威脅。
外力介入
伊朗獨裁政權的權力並不穩固。22歲的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被殘殺後，該國震撼地爆發長達一年的大規模抗議。為了擺脫國內的群眾壓力，伊朗政權可能會介入以巴戰事（這並非不可想像）。過去一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一直在與以色列軍隊交火，其領導人出於自身原因擔心，如果以色列成功“消滅”加沙的哈馬斯，軍事平衡就會改變。內塔尼亞胡看來勢必入侵加沙，這將引發更廣泛的流血沖突及人道主義災難，那麽其他中東地區部隊被卷入局勢、波及更大範圍的戰爭爆發就會變得更為可能。
甚至以色列政府的西方支持者現在也在施加壓力，要求以色列限制其地面入侵計劃的範圍。美國總統拜登10月15日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采訪表示：“以色列再次占領加沙將是大錯誤”。美國數名發言人也開始提醒以色列當局要跟從“戰爭法律”。由於美帝被視為以色列在加沙戰爭罪行的同夥，其在中東和整個“全球南方”的地位恐將遭到進一步削弱。因此，美帝更傾向於采取更有針對性的“外科手術式”軍事行動，但即使這樣也無疑將付出非常高昂的人員傷亡代價。
這是否能成功“緩和”以色列政府的攻擊，仍有待觀察。內塔尼亞胡政權面臨著巨大壓力（“反對派”政黨現在加入了一個支持當局軍事行動的“團結”聯盟），公眾對“以色列史上最大的失敗”進行了廣泛的批評和辯論。大部分政權在戰爭開始時都會經歷民調支持率的提升，但以色列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內塔尼亞胡吹噓要鏟除哈馬斯並在軍事上摧毀它，這是為了重新獲得公眾信任而做出的絕望嘗試。因此，美帝也無法完全操控局勢發展。我們在每個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中已見到的危機恐將更嚴重，如果這場戰爭升級為更廣泛的地區沖突則尤其如此。
對習近平政權而言，唯一積極的方面，就是希望拜登和美帝國主義能夠“分心”、將戰略重點重新轉移到中東，從而減輕中美沖突的壓力。普京顯然有著同樣的希望，希望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目光（至少部分地）從烏克蘭戰爭中轉移開去。
但除此之外，所有其他因素都加劇了習近平的困難。短期內，美國再次展現為“世界警察”和作為中東地區的霸主。短短幾天發生的事件，破壞（並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習近平在中東眾多危機中將自己塑造成權力掮客和潛在調解力量的企圖。今年3月，中國協助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覆交，對習近平來說是盡管有限、但重要的地緣政治政變。
2023年6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哈馬斯競爭的政府）領導人阿巴斯（Mahmoud Abbas）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關系提升至“戰略夥伴關系”。針對阿拉伯世界的如此外交舉措，主要是出於經濟需要，但也有助於收買這些政權（大多是獨裁政權），讓他們在中共政權殘酷鎮壓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問題上噤聲。據報道，習近平還告訴阿巴斯，他願意參與調解以巴沖突，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如今，這個提議聽上去相當可笑。甚至說不定，習近平成功促成伊朗與沙特關系回暖（仍有待認真檢驗）之後已然得意忘形。事實上，習近平政權在很大程度上被迫旁觀正發生的可怕事件，而非扮演“主要參與者”的角色。我們再一次看到，中共政權一有機會就誇大自己的“成就”，以展現強大的形象。盡管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尤其是經濟影響力）不斷加大，但中國要從根本上挑戰或取代美國仍有一段距離。
和烏克蘭戰爭問題一樣，在宣傳方面，如《環球時報》所言，中共主要強調美帝“拱火，而不是讓事態降溫”。這一評論當然正確，特別是從長年歷史來看：美帝的戰爭、經濟剝削、對獨裁者的支持，以及對以色列資本主義的袒護，使中東多重、多變的危機長期存在並加劇。
中共的宣傳
習近平政權也希望在這場沖突中展現“中立”和“和平使者”形象。就像在烏克蘭一樣，這意味著要走鋼絲，因為隨著每次危機的加深，中國資本主義的真正利益所在都會暴露出來。中共並沒有為現有的壓迫性全球秩序提供任何替代方案，因為它自身也代表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最好是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延續，代表著與腐敗專制精英階層的交易，代表著以犧牲大眾為代價來最大化其市場和原材料來源。中國石油進口有一半來自波斯灣地區。鑒於中國的國內危機、經濟日本化以及世界最大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中共只想避免新的全球威脅和不穩。
北京在外交上的危險處境，顯現於中國現在是以色列第三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了230億美元這一事實。相較之下，中國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只有1.58億美元，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中國對以色列科技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並曾希望利用與以色列的關系來部分抵銷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微芯片封鎖。
北京面對西方政府和以色列的壓力，被要求譴責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但北京拒絕譴責哈馬斯。這種外交上的噤聲可能會給中國帶來相當大代價，因為美國能將以色列進一步拉入其反對中、俄的冷戰陣營。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共轉向對以色列更友善的基調，它與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關系可能會遭受難以估量的更大損失。
中國是整個中東地區第一大貿易夥伴，去年雙邊貿易額達5070億美元。根據中國政府數據，已有21個阿拉伯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制衡並削弱美帝反華戰略的手段，北京的“全球南方轉向”已成為習近平2023年外交的核心特征。金磚國家（BRICS）8月的擴張證明了這一點，當時有三個阿拉伯國家加上伊朗及另兩國獲邀加入。這些步驟，以及其他擴大中國帝國主義在所謂“全球南方”（中東及亞非拉）影響力的舉措，將受到正進行的加沙戰爭的嚴峻考驗。
最起碼，剛在北京開幕的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被7000公里外的危機完全搶走風頭。而如果以色列重新占領加沙的話，戰事恐將蔓延，中共在外交鋼絲上將更難保持平衡。
繼烏克蘭戰爭的恐怖之後，戰爭正再一次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蔓延至以色列邊境，這令我們看清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真相。全球資本主義正在將人類拖向無休止的民族主義沖突、軍國主義和恐怖戰爭的深淵。當務之急是在全球各國家地區建立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杭州亞運：64號碼幽靈纏繞中共政權
近期在杭州舉行的亞運會上，兩名中國跨欄運動員在比賽後相擁祝賀的照片遭當局審查。
10月1日，在林雨薇奪得100米跨欄決賽金牌後，林雨薇與吳艷妮擁抱在一起。吳艷妮獲得第二名，但因搶跑而被取消資格。這兩人分別在6號和4號賽道參賽，因此短褲上標有這兩個數字。照片中，兩個數字無意中組合成“64”——中共獨裁政權的禁忌數字。
反應遲緩
盡管許多中國年輕人對這一歷史事件一無所知，但“64”這個提法常用來指代1989年6月4日大屠殺。萬計的解放軍使用坦克血腥鎮壓北京市中心（包括6月3-4日晚間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群眾示威。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最初由學生領導的抗議，但隨著工人加入，鬥爭大幅強化，抗議持續了7周。圍繞著“打倒獨裁”、“腐敗下台”等訴求，這場運動得到了數百萬人的支持，並蔓延到了100多座城市。鄧小平和中共元老們下達鎮壓抗議的命令，鄧小平更表示：“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
受疫情影響延後一年的第19屆亞運會，於9月23日至10月8日在杭州舉行。中國運動員共獲得383枚獎牌（其中金牌201枚），位居獎牌榜榜首。日本以52枚金牌位居第二，韓國以42枚金牌位居第三。運動會共有45個國家參加。最初，官媒未能注意或理解到，林雨薇與吳艷妮照片中數字組合的危險象征意義。新華社和央視新聞廣傳了這張照片，但隨後突然刪除了它和所有相關內容。微博也緊隨其後，審查了分享該圖片的貼文。在墻外，這張照片在海外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瘋傳。
這一事例說明，盡管當局對於“安全”的在意程度與日俱增，但對習近平政權來說，審查制度及思想控制卻變得越來越成問題、具挑戰性。亞運會期間，杭州每當舉行具有政治意義的重大活動時，都會加強治安管理。
居住在亞運會場地附近的居民被告知要全程關窗，不要向外看或站在窗戶附近。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的照片包括一個上面寫著“亞運期間窗戶關閉”的封條。多名評論人士看到這與新冠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的相似之處，包括杭州的安保措施之下，司機和快遞員發現他們進入一些小區的道路被封鎖，因此部分食品配送遭到擾亂。
在處理備受矚目的體育賽事上，中共政權有著自相矛盾的表現。政權通過舉辦此類活動帶來的威望和盛況，來提升其全球形象和國內權威。與所有資產階級政權一樣，它希望利用此類盛會來轉移人們對政治挫敗與危機的注意，並借此煽動民族主義。但同時，由於中共政治基因中對群眾的不信任和恐懼，其在此類盛會中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去年11月在卡塔爾舉行的世界杯足球賽期間，球場內擠滿了觀眾，但大多數人並未出於預防感染新冠的考慮而戴口罩，這一幕成為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國家審查機器過度壓制對此事的討論，因為中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堅持全面清零。當時，大約有5億中國人處於某種形式的封城之下。
起初，中國中央電視台等國家電視台對世界杯的政治敏感圖像感到驚訝，但很快就“修正”了這個“錯誤”。他們在轉播期間運用了30秒的延遲，讓審查員有更多的時間來處理“問題”，他們用球隊教練或任何其他的鏡頭，取代不戴口罩的球迷的特寫。
禁書
Chinaworker.info 今年再版了2009年出版關於八九群眾民主鬥爭和六四大屠殺的禁書。這次再版新增了一些歷史材料。在記載1989年運動的各本歷史書中，我們的這部書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著重於工人階級在一切社會變革運動中都是決定性力量的作用。
自由派歷史學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只關注學生的角色，而忽視工人的角色，並否認1989年是一場革命鬥爭。而中共的默認立場是掩蓋這些事件，實在無法掩蓋的話就將其污蔑為犯罪者的“暴亂”。 由於有這麽多版本的偽歷史，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新一代左翼青年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找尋真相，並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這一改變世界的事件背後的階級力量。
華為新芯片它取得突破了嗎？
8月底，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公司，在無預警無宣傳的情況下發布了全新的高端旗艦手機系列Mate 60系列在中國引起了劇烈的反響。起初，各國科技公私單位拆機後報告，華為新機使用了中國半導體龍頭中芯科技研發代工的麒麟9000S7納米芯片，在經歷專業測試後專家斷定該芯片為全新設計的架構，並不是華為在美制裁之前的庫存芯片。
政治宣傳
但另一方面，最近日本拆機機構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最新研究，Mate 60的Kirin 9000S處理器其實是14納米的芯片，但透過特殊技術，使其效能接近至7納米工藝芯片的水平。如果這說法屬實，就推倒了“技術突破”的宣傳。中共通過中國大量的自媒體和官媒宣傳機器除了配載中國自研的7納米芯片之外，還是全球首款能與高軌衛星通訊的手機，同時華為此次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拜訪北京的時機點上推出新機，媒體更是打出華為Mate60系列就是中國已經突圍美國一系列制裁的證明。
可見政治宣傳色彩濃厚，本次華為無預警發布的行動是中共獨裁政府在科技戰的反擊也是廣泛輿論戰的一部分。媒體大力宣傳中國各地實體門市大排長龍，手機銷售一空。強調過去因受制裁而備受打擊的華為“起死回生”，目的是為當下暴雷的中國經濟，注射一劑愛國主義的強心針。
2022年10月，白宮出台了對華半導體行業全面的“出口管制”，使得相關公司幾乎不可能向中國出售芯片、芯片制造設備和含有美國技術的軟件，同時它還禁止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為中國的半導體相關行業工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中國。
美國加大半導體產業制裁
例如， 荷蘭的半導體巨頭艾司摩爾（ASML）公司，它是全球唯一生產最先進的EUV光刻機的公司，在美國制裁令下達之後中國將無法購買世界最先進的芯片制造機器，同時三星、台積電、英特爾等半導體巨頭也都紛紛跟隨美國制裁。美國的制裁之下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舉步維艱。專家也表示本次華為與中芯國際合作生產的7納米芯片，距離其他世界前沿芯片設計及代工的對手仍有較大距離，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行業仍是統治地位。同時美國商務部表示，將對華為徹底盤整這些含有美國技術的全球半導體公司與中國的關系並加大對中國的半導體制裁。
目前國際的先進制程已經達到了5納米、3納米的程度，同時需要依賴EUV進行光刻。中芯國際以DUV機台能沖刺的制程極限至多到七納米制程，由於技術和設備的限制芯片的良品率一直是芯片代工的巨大挑戰。因此，新手機很可能會受限於芯片生產力的限制，難以提高出貨量。
在華為的新機中，由中芯代工制作的CPU系統，可能還是使用荷商艾司摩爾（ASML）生產的DUV光刻機，而非中國自制的光刻機。現在中國最先進的光刻機大概就屬上海微電子正在研發的28納米機台，與生產最先進的3納米制成的EUV光刻機相差甚多，同時本次芯片還是用了台灣大立光、穩懋，以及日本村田，韓國三星等公司的零組件。有專家稱目前麒麟9000S 7納米芯片，該是中芯國際在未來5至10年內能做到的最好制程技術。
中國半導體發展舉步維艱
新手機即使暢銷也救不了華為。調研機構TechInsights預估，由於Mate 60 Pro等的銷量成長，2023年華為智慧手機出貨量將達到3500萬支。盡管如此，與巔峰時期的2019年相比，出貨規模仍大幅下降，華為當時的出貨量超過2.4億支，全球市占率達到18%，即便Mate 60 Pro等產品暢銷，恐怕也難以達到2019年時的2成銷量。
同時與中國半導體行業緊密相連的同屬於高科技領域的中國汽車制造業在歐洲受到了反補貼調查，使得中國在中美科技戰中的處境更加艱難，也導致中美新冷戰中對抗的領域沖突加劇。社會主義者認識到，在中美新冷戰局勢的科技戰下要堅決反對沖突，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中美的一方，帝國主義沖突導致的惡性競爭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全球整體生產力降低。
只有將科技產業公有化並由從業員民主監督，才能打破國家邊界的限制，促使各國真正的合作，提高科技的發展。這是停止中美科技戰以至軍事競賽的第一步，也需要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建立工人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
中共《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強加民族主義遭群眾抵制
9月5日，“中國人大網”發布了一則“《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增加了民族主義的內容，尤其是第34條第2、3款。這兩項條款中提到，如果在公共場所穿著有損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志，或制作、散播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言論，將面臨罰款甚至拘留。2022年，蘇州一名女子因穿和服被警方帶走，理由就是“煽動民族仇恨”。這次更是直接將民族主義的條款寫入法律。
群眾抵制
此舉在群眾之間掀起軒然大波。僅僅兩天後，“中國人大網”的留言平台就有三萬多人評論，其中幾乎全部是質疑和反對的聲音。相比於其他法律草案，《公司法》僅僅只有五百多人評論，而《增值稅法》和《學位法》的修訂草案只有不到一百人評論。面臨洶湧的民意，被視為“中共喉舌”的胡錫進也不得不站出來提醒中共“不要觸發公眾情緒”。中共與很多學者、律師談話，要求他們不要發表意見，不少人的網絡帳號被封禁。
許多網民表示，這項法律過於寬泛，警察的自由裁量權力過大，很可能變成系統性的迫害。中國政法大學的一名教授寫道：“如果公職人員可以憑個人偏好和觀念信條，隨意擴張解釋和適用法律，那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什麽區別？”有網民將這個草案和中共在香港的鎮壓聯系起來，指出中共可以先給一個人扣“傷害民族情緒”的帽子，然後名正言順地拘留，就像中共把許多香港抗議者稱為“暴徒”，然後鎮壓。實際上，中共一直以來都有用來鎮壓群眾的法律，那就是“尋釁滋事”罪。過去，中共一直以這項罪名來鎮壓異見人士，來維護自己的獨裁權力。這項法律也一直遭到群眾的抵制。
即使中共將這項法律細化，說明什麽是“危害民族情緒”的服飾和標志，也不會改變它的民族主義本質，這是本次群眾抵制更激烈的原因之一。新一輪的群眾情緒除了對獨裁統治的不滿，還有對民族主義的不滿。群眾意識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只是為了它自身的利益。有人將過去中共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匯總起來，指出中國在與日本關系好的時候，就大肆投資“日本風情街”，而關系不好的時候，就宣傳抵制日本產品。
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隨著清零政策對群眾的鎮壓、經濟形勢逐漸惡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越發無效。從之前的佩洛西訪台，到最近的日本核污水事件，可以看到群眾相較以前沒那麽積極響應中共的民族主義說辭。因為民族主義並不能解釋為什麽群眾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差，也不能解釋為什麽貧富差距巨大。群眾對被民族主義洗腦的抗拒也聯系到中共身上。有網友寫道：“你（中共）吃特供時，就不提和我們是一個民族，住高幹病房的時，就不提和我們是一個民族，需要我們努力工作的時候，就說和我們是一個民族。”
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單純通過鋪天蓋地的宣傳來給群眾灌輸民族主義已經不滿足中共的維穩需求，所以它不得不將民族主義寫進法律。這說明中共面臨巨大的危機，已經開始對民族主義的宣傳效果失去了信心。它開始擔心民族主義失去市場，並且無法再分散群眾對中共的憤怒情緒。如果民族主義仍然牢牢駕馭著群眾，那麽中共完全不需要將民族主義寫入法律。正如一名網友所說，“國家居然會害怕老百姓‘傷害民族感情’？如果日子越來越好，為何要擔心老百姓‘傷害民族感情’”。
我們的主張
中共和它的民族主義宣傳陷入越來越深的危機。為此，中共獨裁政權必須利用法律和警察等暴力機關來保護自己，強化對群眾的鎮壓。未來，隨著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群眾的不滿將持續增加，中共可能會被迫更高壓的手段來保衛自己的獨裁統治和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通過有組織的鬥爭來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及其所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獲得民主和自由。這需要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才能成功。
“即使14億人口也不足以填滿中國的空置樓房”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還沒有見底的跡象。經濟師洪灝表示，2021年中國房地產銷售額達到了18萬億元人民幣。但他向CNBC表示，2023年房地產總銷售額達到10萬億元就算是“幸運了”。
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恐將使中國經濟陷入長年停滯。房地產的大衰退就如經濟的巨型煞車器，並是3年殘酷的新冠疫情防控結束後經濟未能反彈的主因。
一方面，住房長期供過於求，同時中國也存在人口危機。城市化進程已經放緩。貢獻房屋建造數量40%的房地產公司現已拖欠貸款。資本家過去相信市場只會上漲，因此造成過度杠桿。2021年，隨著恒大債務危機，泡沫開始破滅。其董事長許家印和其他幾名恒大高管現已被捕。這恐怕預示著政府將主導拆解恒大的進程。尚不清楚這會對更廣泛的經濟產生什麽影響。
有視頻顯示，9月23日，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在東莞舉辦的一個經濟論壇中表示，即使中國14億人口也住不完全國的空屋。他的講話提及已出現的、規模驚人的房地產供應過剩。這是因為金融投機猖獗，造成了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
空置房屋
賀鏗在東莞表示：“空置的房屋究竟有多少，各個專家估出來的數字相差很大，最極端的認為目前的空置房屋數量足以容納30億人居住，這個數據可能有點過了，但我認為14億人可能住不完。”
先前估計中國有6500萬至8000萬套空置房屋。賀鏗的說法暗示，即使前述這些數字也是低估了實情。因此，中國現況確實是非常荒唐。175年前，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已經在《共產黨宣言》解釋這一進程：“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
面對這場危機，習近平政權顯得處於癱瘓狀態。近幾個月來，中央和省級政府宣布了200多項不同但七零八碎的措施，嘗試重振房地產市場。9月房屋銷售量較8月增長17.9%，但仍較2022年9月下降29.2%。
整個社會及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共獨裁政權能夠治理經濟的信心已經動搖。正如我們在《社會主義者》雜志中所解釋，中國經濟看起來越來越陷入“日本化”——這是指日本資本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初類似（但規模較小）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經歷的“失去的數十年”。日本曾經被視為有望超越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但後來卻陷入了停滯。日本占世界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18%降到今天的不到4%。
不過日本和中國之間有著諸多不同，當馬克思主義者描述經濟“日本化”的過程時，我們並不是說中國將全然重走日本危機的道路。更詳盡的說明，請參閱《社會主義者》雜志第71期文章《中國經濟陷入“日本病”危機》。
中國不一樣，但……
高盛近期（2023年10月）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房地產崩潰實際上在某些方面看上去比當年日本更嚴重。中國城市的空屋占總房屋約20%，是1990年日本9%的兩倍多。報告稱，中國房價是家庭收入的20倍，而1990年的日本為11倍。中國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也是1990年日本的兩倍。因此報告指：“中國房地產市場下滑對實體經濟的直接影響將比日本當時更大”。
洪灝等經濟學師預測，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低迷將持續數年甚至十年。瑞銀集團投資銀行預計，房地產銷售及建造將“穩定”在2020-21年高峰時期的五至六成水平。房屋建造大減將引發連鎖反應，從更多違約、破產、失業、地方政府預算危機，到危機蔓延到金融體系的風險。
中國前副總理劉鶴在1月份於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房地產領域風險如果處置不當，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必須及時幹預”。但北京方面似乎少有“及時幹預”。關於中國經濟“日本化”的恐懼將會愈演愈烈。
“平等”幻滅：青年階級意識加速覺醒
各路官媒始終熱衷於宣傳“越努力越幸福”的傳說。對於青年來說，他們從官媒那里聽到的一直都是諸如農村學生刻苦學習考入了清華、高中畢業生白手起家創業致富的故事。
但現實告訴青年，這些故事只是個例。
學生時代開始，中國青年所受到的熏陶就是“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但對於出身普通家庭的學生來說，這種幻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化為泡影。高失業對青年的影響是廣泛的，考入名校也難以保證良好的就業前景，更遑論改變階層了。即使是作為雙一流大學的中傳，“未就業+自由職業”率（也就是失業率！）也高達近40%。
“不夠努力”？
在失業率暴增的情況下，“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官方將日均工作超過九個小時作為“青年奮鬥不躺平”的證據，那麽勞動法所規定的“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就只是一個擺設；官媒將 “211畢業5年存款5000元，工作是火鍋店保潔”作為即使不斷失業也依舊“不躺平”的正面例子大肆宣傳，但這個例子反而證明了即使是211畢業，即使是再樂觀、再“不躺平”，也難敵就業形勢的一路下行。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越努力越幸福”只是一個都市傳說。而“小人物逆襲”、“奮鬥不躺平”一類故事試圖通過渲染努力來掩蓋的，就是階級地位對於個人發展的更大影響——代代相傳的特權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遠大於努力。於是，官方對“努力”的宣傳遭到了越來越強的厭惡，一個反問開始廣為流傳：
“駱駝祥子淪為悲劇難道是因為他不夠努力嗎？”
對於官僚子女來說，“就業下行”的壓力並不存在。他們父母所積累下的資源讓他們在體制內外都能過上遠優於同齡人的生活，不學無術的周頡輕輕松松得到了對外界來說門檻極高的崗位，深圳的官三代“北極鯰魚”則能大大方方地宣稱自己家里有“九位數”，還去了澳大利亞留學——用來自“韭菜們”的錢！對於他們來說，這一切特權並不是駭人聽聞的，而是如同呼吸一樣平常的，所以“炫耀”也是自然而然的。
裙帶關系在體制內具有決定性的力量，足以保證官僚子女在政府、在國企實現“紅色家族代代傳”。在階級關系的代際傳遞中，青年踏入社會後發生了高速的分化。
折疊中國
相比於在“提供了超過80%城鎮就業”的民營企業苦苦打拼的青年，“靠關系”進入體制內的少數人享受著穩定的工作、更多的福利和更少的工作量；即使和“考進來”的貧寒同僚相比，他們也享受著更低的招聘要求、更快的晉升等來自領導的“關照”。在之後的工作中，他們將靠酒杯、牌局和婚姻找到自己在官僚的關系網中的位置，完成特權的世襲——這種特權不是、也不可能是靠白手起家的努力得到的。
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中國的青年失業與不平等現象日益加重，而資本主義證明了自己無力解決這些問題。在“211畢業5年存款5000元，工作是火鍋店保潔”的新聞下，“中青評論”發文稱，這代表了“年輕人大可以在開闊的原野上自己選擇奔馳向前的方向”；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所謂“自己選擇奔馳向前的方向”，只能是基於工人階級的依附和被壓迫地位的自由。要真正實現青年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在經濟上實現無產階級的民主計劃與控制。
不平等現象激發著青年的怒火與渴望改變的情緒，也促進著階級意識的增長；而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之下，如果青年無產者覺悟到需要組織起來，並對整個體制發起全面的挑戰，將會是革命的一股中堅力量。
倫敦東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塗鴉引發群眾不滿
倫敦發生的一起事件引發了激烈的網絡討論，讓人們看到了中國快速變化的政治情緒。八月，幾名中國留學生在小紅書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發布一則信息，稱他們在倫敦東區紅磚巷的塗鴉墻刷上了中共宣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24字。這項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一鵲”（網名）在社交媒體上宣稱，他們的活動是為了批評“西方中心主義”。
“核心價值觀”在2012年作為宣傳口號被中共提出，在習近平的推動下，這個標語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公共場所，包括公交和地鐵等公共交通。不少城市曾要求所有市民全體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應對高層的檢查。在學校和政府單位，學生和公務員被要求必須牢記背誦，他們甚至會被抽查背誦的情況。
群眾激烈反對
隨著習近平政權加強控制和中國經濟形勢的惡化，人們對中共政權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在公開表達對習近平統治的不滿之前，群眾的不滿首先會集中在政權宣傳的不同方面，如所謂的“核心價值觀”，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因為群眾會將“核心價值觀”中的內容和中國的現狀聯系起來。一名網友留言說：“你們只敢在國外這樣做。你們敢去北京的街頭這樣塗鴉嗎？”言下之意，“一鵲”等人只有在墻外才能創作和政治相關的內容，在墻內就會面臨中共當局的懲罰，甚至被拘捕，即使他們塗的是中共當局自己宣傳的口號。
除了墻內群眾借此機會表達對中共的不滿，墻外的中國人也行動起來。他們到紅磚巷進行二次創作，來表達對中共的反對。例如在“自由”和“公正”前面加上“無”和“不”，變成“無自由”、“不公正”。隨著事件繼續發酵，“核心價值觀”塗鴉周圍出現了更多海報或塗鴉，內容包括要求反對中共鎮壓香港、西藏和新疆，以及反對中共獨裁。按照“一鵲”的說法，他們想要用這個塗鴉來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但在海外中國人的二次創作之後，東區塗鴉發展成了反對中共的聚集地。這反映出群眾對中國政府的廣泛不滿。當中國人逃離了墻內的直接管控後，不滿情緒就會表現出來。
一向被視為中共的鐵桿支持者的“小粉紅”，向來力挺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這次卻與東區塗鴉問題保持距離。知名愛國博主“孤煙暮蟬”認為所謂“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對中國政府的“高級黑”。她認為“一鵲”等人根本就不是為了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而是為了借機引發對中共的不滿。這體現出這些“小粉紅”自己對中共和中共的宣傳口號缺乏信心，因為他們意識到習近平今天的統治越來越民意低落。他們意識到在墻外刷上“核心價值觀”會產生相反效果，觸發群眾不滿。
事件擴大之後，“一鵲”試圖澄清自己，他在社交媒體上否認自己的行動是為了諷刺中共。顯然，他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向中共解釋，自己並不是一個海外的異見人士。這種“自證清白”比在網絡上澄清自己更困難。一直以來，中共通過各種渠道，包括使館、學生社團和孔子學院，來監控海外中國人，尤其是留學生。如果一個留學生在海外參加了政治活動被中共間諜拍到，他在回到中國之後將受到中共的審問。海外大學為了吸引更多中國學生賺錢，往往會和中共合作，成為鎮壓幫兇。
中共的“核心價值觀”真是社會主義嗎
中國在上個世紀末完成了資本主義覆辟。在此之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一個斯大林式的官僚獨裁政權，它用社會主義的言辭來掩蓋特權官僚的專制統治。即使擁有國有經濟，這樣的社會和國家也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為了維持統治，即使在今天，資本主義的中共在某種程度上仍然需要以“社會主義”為借口，為鎮壓、加強專制控制和攻擊“西方”民主辯護。與此同時，中國自由派普遍支持向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邁出有限的幾步，他們接受並傳播中共歪曲的“社會主義等於專制”的思想。事實上，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只是過去一百年來工人鬥爭（包括社會主義者領導的革命鬥爭）的結果。我們警告，在新的無序時代，這些民主權利將越來越多地受到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只有民主的工人階級革命群眾運動才能推翻獨裁統治，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
中國：南北俱澇 氣候危機進一步惡化
在七月份，華北京津冀地區遭受罕見的暴雨侵襲，造成至少近百人死亡及失蹤，財產損失超過一千億元人民幣。而在僅僅一個多月後的9月初，南方福建、廣東及港澳再一次迎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災害。這顯示了全球氣候危機所造成的災難正以明顯的速度急速惡化。
暴雨起因是台風“海葵”登陸後的雲團所致。暴雨除了在香港和澳門造成了前所未見的災害，在廣州、東莞、深圳等地亦造成了嚴重災害。氣象學者形容，這次是暴雨相當於“在兩小時內，將400瓶500毫升的瓶裝水倒在1平方米的玻璃上”。深圳的降雨量打破自1952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市內多個地區積水甚至淹沒到腰部，羅湖火車站全被泡在水里，市內幾乎所有隧道都被淹沒，部分地區水流甚至湍急得沖走路上的車輛。
突然排洪
深圳水庫在8號淩晨排洪，但僅僅在事前45分鐘才通報香港政府，內地民眾更是被蒙在鼓里，深圳市應急管理局更是在排洪前2分鐘才通知民眾。在《深圳晚報》官方微博的留言中，可以看到大量民眾被困求救的訊息。
而直到8日上午近9時，深圳市政府才發出通知，稱“羅湖區企事業單位和居住在羅湖區的居民停工一天”。但事實上大部分民眾在這份姍姍來遲的通知公布前，已不得不想方設法涉水上班，而當時雨尚且仍未完全停下。加上受災被淹導致交通中斷的並非僅僅羅湖一區，深圳市內，乃至廣州、東莞、佛山、珠海等地都受災嚴重。但這些地方基本都沒有任何停工的決定，甚至根本沒有制定過極端情況下的停工機制，可見在中國內地，對勞工權利乃至基本安全的保障是何等缺乏。
事實上，在更早之前的7月底，台風“杜蘇芮”就已在福建造成了一場88萬人受災的暴雨，而在9月“海葵”暴雨侵襲廣東前兩天，福建就已再次先首其害。9月5日福建福州市的降雨量就突破了紀錄。福建有598座水庫需要排洪，造成福州、福清、泉州多處出現洪災。中共的水庫為了爭取最大的發電效率，在平日往往盡可能保持在高水位以維持高水壓推動渦輪。在這種“重蓄輕排”的策略下，根本不會考慮民眾的安全，造成水庫的防災能力大打折扣，一旦暴雨來襲很容易就要排洪，令下遊民眾雪上加霜。
這次暴雨在福建令147個鄉鎮受災，多條農村交通甚至通訊中斷。有災民表示，農村地區的水災根本無人關注，在一個多月以來，接二連三的災害下，災民都沒有得到政府救助，因而對政府感到失望和憤怒。
這一次的暴雨，連系到一個多月前華北京津冀洪災，更進一步的證明了氣候危機正在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帶來一場又一場的災難。在2011年夏季，中國每月發生六到八次洪災。而據綠色和平組織稱，2022年7月發生了130 多起洪災，8月則發生了82起。隨著地球溫度的升高，台風及與其關的暴雨變得愈來愈強，一個又一個的氣象紀錄被打破。平均氣溫每升高1攝氏度，大氣就會吸收多7%水分。而在最近兩次台風登陸時，中國周邊海域的水溫都高達30度以上。然而資本主義中共政權對此卻毫無作為，甚至還在加速建設新的煤電站，習近平政權更擔心民眾對氣候危機的意識提高，進而引發民眾的國際意識，令“維穩”更為困難，並嚴防國內抗議極端天氣的活動與全球氣候運動中的“外國勢力”相互聯系。
全球氣候危機惡化
全球氣候危機正在惡化。本年7月3日是全球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天。在9月份的首十天里，四大洲的十個國家遭受了的雨災和洪災。沙漠國家利比亞東部城市卻在洪水中被摧毀，造成至少一萬人失蹤。倫敦帝國學院氣候變化研究所稱，現時氣候危機已進入到了不可逆的階段。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在2030年前減少約21%，在2035年前減少約35%，才能使平均氣溫升幅保持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2攝氏度內的水平──而這是災難性的水平。但是，各資本主義大國的政府之罪惡政策意味著目前根本不可能實現這些減排目標。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國際性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氣候行動，將主要經濟部門，特別是能源部門置於工人民主管理控制下，立即推動綠色能源的全面轉型。基層工人組織起來鬥爭是唯一能夠阻止氣候災難，也是唯一能改變這一切、推翻資本主義和獨裁專制、挽救人類自身的力量。
中國：2023年工人抗爭大增
看上去，中國工人抗爭浪潮在2023年仍持續升溫。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NGO）中國勞工通訊統計，今年上半年平均每月近120起“工人集體行動”。今年7-9月更是升至平均每月143起，顯著超過2022年平均每月近70起。由於中國極權高壓統治下的信息封鎖，搜集到的資料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罷工激增
過去中國工人抗議以建築業最常見，然而今年制造業工人抗爭與罷工激增。今年初，有抖音帳號發布視頻爆料，一群工人站在江蘇省江陰市匯巨昌紡織工廠門口，控訴他們工作20多年的地方倒閉、工人拿不到社保也拿不到薪水。另一段發布於5月26日的影片則顯示，深圳一間電纜工廠有多名工人站到頂樓，高舉“老板欠我們錢”。這些視頻就像磁鐵般吸引其他許多工人談到他們遭到的不當對待。許多這類視頻下的評論，經常有工人提到其他工廠也拖欠工人薪水和社保，一些指責當局沒有協助工人。中共作為親資本的獨裁政權，當然不會站出來維護工人，而是會主動鎮壓抗爭，但是工人作出批評中共政權的評論，在現時條件下已經是重大發展。
在中國境內的社交媒體及網站（比如抖音、快手）上傳相關視頻，是這些抗議被爆料出來的常見途徑，隨後相關信息傳到境外。在疫情封城期間，中共大量刪掉網民分享疫情的帖文，激起了群眾對言論自由的渴求。現在工人經常一邊被關閉直播頻道，一邊開新的頻道直播，與審查機器對抗。毫不意外，在中共對於社會動蕩更加恐懼的情況下，絕大部分相關視頻最後都在防火墻內被清除，工人公開他們的處境、乃至大規模組織起來也是極難。因此這些抗議規模有八成多是100人以下。但今年上半年仍然有5場超過1000人的工人抗議，包括深圳一家網絡勞務中介公司倒閉拖欠工資引發的討薪抗議，以及我們今年早些時候報道的重慶藥廠工人抗議、武漢反醫保改革的抗議。
盡管中共政權竭力壓制“負面消息”，中國經濟狀況仍慘淡，對於很容易面臨無償加班、減薪或未經正當程序的裁員的工人尤其如此；在工廠搬遷倒閉潮、青年失業不斷高升之下，工人群眾生計更加艱難。中國所謂“工會”只是中共當局破壞抗議的傀儡，而法律途徑也在大部分情況不起作用，因此哪怕當局必然出動鎮壓鐵拳，抗議仍是中國工人唯一出路。
有時，工人能夠通過英勇抵抗擊退鎮壓、迫使企業和當局作出讓步（比如重慶中元匯吉藥廠抗議，工人們在抗議後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資，以及調整了補貼），抗議本身也大多被當局出動的警力鎮壓、即使有所謂政府介入也大多沒有什麽實質讓步。然而工人們腦海中的記憶不會輕易消失，會通過自身不斷累積的經驗，更加明白需要自己控制、完全不受公司和國家幹預及控制的獨立工會，捍衛自身權利。
同時，來自建築業的抗議在如今仍然是主要的抗議來源，這主要關聯到房地產行業慘淡、爛尾樓頻傳。比如今年6月有陜西一名農民工在網上爆出，自己和其他工人在2021年碧桂園一個房地產項目工作，但在2022年5月交房後一直沒收到8個月多的工款。抗議者也包括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作者，包括被拖欠薪資半年的公共汽車司機。
經濟脫鉤
制造業之所以成為抗議多發的部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冷戰升溫、中西經濟脫鉤不斷加劇之下，很多跨國企業、以及中國企業將工廠搬離中國、遷移到更親近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今年第二季，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比去年同期下跌87%！同時，在中國，由於過去數年的殘酷“清零”封控，許多民眾數個月沒有收入、積蓄基本耗盡；而中國主要出口市場歐美則面臨經濟瀕臨收縮、生活成本危機問題。
由於中國工人階級如今的苦況也聯系到新冷戰這個國際局面，工人們也需要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國際工人階級團結行動。這正是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勞工論壇的立場。
李克強之死顯示反習情緒加深
68歲的李克強死於心臟病，觸發中共獨裁政權龐大的網絡審查機器再次與群眾進行較量。對於中國群眾，網絡是可用來表達自己觀點的唯一半合法渠道。李克強於2013年至2023年3月任中國總理，名義上是中共黨國官員中權勢僅次於習近平的二號人物，他於10月27日在上海離世。
而在過去兩天，李克強在安徽合肥故居外有至少一萬人排隊獻花悼念，故居門外鮮花堆積如山，甚至一度令市內鮮花脫銷。伴隨鮮花的悼念卡上出現最多的一句話是引用李克強離任時所說的“人在幹，天在看”。這句話對習近平而言具有相當的挑釁性，甚至可以說是一句詛咒。突顯了民眾正利用悼念李克強來表達對習近平的強烈不滿。
中共審查機器立即開足馬力，下令各國家機關和媒體封殺對李克強“評價過高的言論”。這些在網絡上流出、發布的秘密審查指令，要求所有媒體對明褒暗貶的“低級紅高級黑”言論保持警惕。一篇聲稱李克強在上海被送錯醫院（被送去中醫院，而非心臟病專業醫院）的文章被審查員移除。
馬來西亞歌手梁靜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被許多人在網上轉發，以此表示抗議。去年，前任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去世時、以及再幾個月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時，也曾發生過網民分享這首歌的情形，令這首歌在中國每隔一段時間就遭封禁。這一現象很顯然突出了在中國已形成的強大反習情緒。
微博話題“#該死的不死”很快就遭封禁。其他網民也開始上傳李克強的視頻或語錄，帶有含蓄的批評意味。其中一例是李克強在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發初期訪問武漢的新聞片段，他前往武漢視察的時間比他的老大習近平足足早兩個月。另一例是李克強在2020年全國人大記者會上透露，中國有6億多人口月收入不到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租房都困難”。那次講話是正在進行、但很大程度處於幕後的中共內部權鬥的一部分，李克強的團派想要戳穿習近平自誇的“脫貧”說法。
深重的不安全感
現時對李克強逝世哀悼與討論的壓制，反映習近平政權在感知到社會上很大的不滿情緒之時，有著深重的不安全感。全球最大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後，中共陷入了歷史性的經濟危機，生活水平下降，經濟處於“生命維持”狀況。多達一半的25歲以下青年失業，而習近平政權禁止相關數據的發布。根據凱投宏觀的估計，去年中國家庭凈財富減少了4.3%。所有社會階層都變得更加貧窮，而工人階級始終是承受最大代價。
大學自然是當局特別“關照”的對象，去年一系列抗議（有時被稱作“白紙”運動）後尤其如此。當時，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一場致命火災，加上人們對嚴酷的封城措施的怒火不斷累積，引發了這一系列抗議。如今人們顯然擔心，李克強之死同樣會成為引爆群眾對於社會、經濟問題不滿的導火索。2022年的抗議是中國自1989年以來最廣泛的一次，抗議也提出政治訴求，包括要求習近平下台，但抗議很快就被鎮壓。
香港《南華早報》報道，海南大學發出通知，警告學生不要在網上發表李克強之死的相關言論。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一位學生輔導員匿名向《南華早報》表示：“不希望學生自行組織悼念活動，因學生可能過於沖動，導致發生三十多年前那樣不必要的風波。”
中國素有“以悼念死者來批判生者”的傳統。這就是1989年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突然離世後，爆發的群眾民主運動的最初表現方式。1976年，盡管時任總理周恩來於1月去世，但3個月後的4月4-5日清明節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群眾示威，反對清除悼念周恩來的花圈、標語等物品，反映了群眾對毛政權的憤怒。
被邊緣化的人物
隨著習近平越來越多地集權於自身，李克強及其國務院逐漸被習近平邊緣化。一黨專政轉變為一人獨裁。如此加強威權控制的過程，現在因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加劇，這也解釋道為何中國相當一部分人對李克強有期望。對於李克強的哀悼並非出於他是誰，而是出於他不是誰。
在某些方面，李克強個人象征著習近平統治的殘暴。他淪為次要人物，影響力遠不如朱镕基、溫家寶等前任總理。甚至他自己身為總理的講話有時也會遭到審查，或者被丟到報章最後幾頁，有關他出席公開活動的報道也是如此。倘若中共二號人物也是威權控制的受害者，那麽普通公民還能有什麽自由呢？
李克強有時會以一種很謹慎、隱晦的方式，表達整個社會和統治精英內部（包括最大的約200個中共資產階級權貴家族）對習近平統治與日具增的不滿。這些不滿遠遠未達到組成一個有相互協調且認真的反習反對派。在中共內部權鬥中，李克強所屬的團派慘遭習近平擊敗，這一點生動地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體現出來。現在，團派已經在作為統治機關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沒有代表。團派元老、前中共總書記、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在二十大上被公然羞辱，並被“攙扶”離場。
李克強代表的是什麽？
李克強在中共政權內部所代表的，是經濟自由主義派的殘余、鄧小平“改革開放”方針（資本主義覆辟得以實現的途徑）的支持者，以及對習近平的“脫鉤”、“自力更生”、升級與美帝對抗等民族主義資本主義政策感到不滿的那部分資產階級。
這些力量在過去十年中變得越來越弱，並不是因為習近平的政治技巧，也不是因為李克強或其他團派領導人的個人缺陷，而是反映了在客觀的社會與經濟層面，中國資本主義需要加強獨裁統治、及更加民族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向。與更早起步、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競爭時，像中國這樣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其自身固有的弱點，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
中國資本家需要的，不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並且日益脆弱）的資產階級民主，而是獨裁統治保護他們，令他們免受敵人（包含其自身）的傷害。“新皇帝”習近平的個人集權的根源，便在於這些社會矛盾。
回歸毛時代？
2022年8月在廣東考察期間，李克強說“黃河、長江不會倒流”，暗示要延續鄧小平所制定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開放”政策。40年前，廣東被視作資本主義覆辟的搖籃。自李克強離世後，他這句話被廣泛分享。這句話意味著對習近平加強（資本主義）國家控制、背離鄧小平的“改革”的批判。這句話也顯示在緬懷李克強的浪潮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思想。盡管反習情緒普遍，而且愈演愈烈，但目前廣大群眾還不清楚應該有什麽樣的替代方案。
習近平的威權及民族主義政策被一些批評者描述為倒退回毛時期。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毛澤東政權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經濟基礎上。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在1980年代資本主義覆辟之前，中共黨國是一個效仿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獨裁政權，建立在極其官僚主義的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但它能夠引入重要的社會及福利改革——這些隨後被資本主義摧毀。
如今，習近平政權利用一些表面言辭及徽號，並談及資本主義覆辟前時期，從而合理化獨裁統治與鎮壓，但這些做法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利益。這並不意味著回歸免費基本醫療、住房補貼或廢除資本主義。今天的許多哀悼者都引用李克強有關改革開放的講話，一部分是因為鄧小平的資本主義覆辟議程被普遍、錯誤地與反對習近平的所謂“毛主義”（被視為將中國拖回貧窮和落後狀態）混為一談。
馬克思主義者密切關注中共黨國內部的權鬥，因為這能夠讓我們局部（以一種很扭曲的方式）窺見對中國社會聚積的龐大社會壓力。中共各派及領導人都不會帶來任何前進的方向，他們沒有一個是站在工人階級一方的。他們的權鬥關系到如何掌控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包括尋求“最好”的方式維持中共獨裁統治、避免革命的挑戰。
通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習近平政權可望成功抑制李克強之死帶來的政治影響，避免群體性事件的觸發。但由於中國嚴峻的經濟發展軌跡，以及日益殘酷的獨裁統治，爆炸性社會不滿的進一步累積無可避免。
民族自決還是帝國爭霸？——中國打出“琉球問題”牌
2023年6月1日，中共媒體報導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訪問新建成的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特別提及《使琉球錄》，強調琉球與中國的歷史淵源。7月3日，日本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訪華，中共政府給予高規格接待，還邀請玉城丹尼參觀了福州的琉球歷史遺存。此後中共媒體開始造勢“琉球亡國” “日本無琉球主權”等言論，網上輿論更是出現了“收覆琉球”“琉球獨立”一類的輿論。本文的主旨是要分析為何中共政府在這個時間點打出的“琉球”牌，因為其背後是新冷戰的這一重要的時代背景。
帝國主義爭霸
從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的視角來看，“琉球”牌是中美新冷戰走向進一步對抗的體現。在福島核廢水事件前，中共已開始在琉球問題上展開攻擊。由此可見最近一波的反日宣傳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權用來煽動民族主義以轉移群眾憤怒情緒的工程。
此外，琉球群島位於中國通往太平洋的“東大門”，美國在此地的駐軍無疑是美帝國主義在東亞的重要戰略支點，加上中俄聯盟強化起來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合作抵抗日韓的軍事威脅，中共政府想出此招來對抗美國及親西方陣營的日本政府。這做法與普京高舉支持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區的自決權如出一轍。無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支持沖繩獨立運動倡議的民族自決權，但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此。
列寧同志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尖刻地諷刺了打著“民族獨立”旗號的帝國主義爭霸行為：“假定日本人指責美國人侵占菲律賓，試問會不會有很多人相信這是因為他根本反對侵略，而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侵占菲律賓呢？是不是應當承認，只有日本人起來反對日本侵占朝鮮，要求朝鮮有從日本分離的自由，才能認為這種反對占領的‘鬥爭’是真摯的，在政治上是誠實的呢？”中共政府一方面迫害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禁止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的民族自決，一方面卻鼓吹“琉球獨立”，為“琉球亡國”流下鱷魚的眼淚，可以說是虛偽至極。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無條件支持琉球的民族自決權，支持沖繩民眾踢走駐日美軍，保護民族語言和文化的自由，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但是，民族自決不等於在中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站隊，他們只會利用受壓迫民族來攫取自身利益。只有通過亞洲各國無產階級與受壓迫民族的聯合鬥爭，打倒美日中以至世界的帝國主義，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才能真正確保民族自決權，確保受壓迫民族獲得真正的自由與解放。
微芯片：中美沖突的決定性戰線
中美科技戰是這兩個敵對帝國主義陣營之間冷戰中的一個關鍵戰線。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表示，2022年有兩個日子會“被歷史銘記”。第一個是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二次是10月7日，拜登政府對中國實施了大規模的出口管制，以切斷其先進芯片的供應。
美國強力推動了日本與荷蘭加入這場微芯片之戰。日本、荷蘭這兩國分別在芯片制造工具、先進光刻機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美國的禁運效果將大打折扣。美國主導的禁令旨在令中國無法獲得人工智能和超級電腦的高端芯片。這也是為了確保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最終控制數據庫，這關系到金融、技術和信息戰。說到底，美國的政策是為了軍事技術，他們要阻撓解放軍的武器系統進一步現代化，從而使美軍在未來戰爭中獲得科技優勢。
美國金融投機家達利奧（Ray Dalio）將今日情況與1940年進行了對比，當年美國在美日兩國開戰前夕切斷了對日石油供應。他說道：“芯片就像當年的石油，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微妙的問題。”但正如達利奧補充所言：“美中都不想打仗，大家都擔心戰爭會造成的實質損失，並在經濟和政治上帶來嚴重打擊。”
正如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競爭對手之間的戰爭，無論是直接的還是以“代理人”沖突的形式，在帝國主義下是不可避免的。雖然社會主義者不認為中美之間爆發戰爭迫在眼前，甚至短期內也不會爆發台海戰爭，但我們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怕的前景，除非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建立社會主義。
“自力更生”
美國加強科技封鎖正迫使習近平政權加快“自力更生”的計劃。9月，有報道稱半導體產業擬集資3000億元人民幣。這將是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又稱大基金）推出的第三支、也是數額最大的基金。
2014年和2019年的前幾輪集資分別籌集了1387億元和2000億元。但最大的投資來源始終是國企和地方政府。人們有理由懷疑後者是否有足夠的財力投資。“大基金”也受到涉及腐敗和浪費投資的醜聞困擾。去年，大基金多名前高管被捕，半導體產業新投資額大幅下降，而這恐怕與這一波逮捕有關。
2018年，華為被特朗普政府列入黑名單，美國公司被禁止向這家中國公司出售美國設計的半導體、軟件和零件。該政策範圍擴大到包括那些向華為出售含有美國設計或零件的產品的外國公司，這些公司將面臨美國的制裁。拜登2022年歷史性的出口管制，實際上意味著對整個中國科技業采取同樣的方法，使該產業成為“一個大華為”。
科技戰不斷擴大
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隨著帝國主義冷戰的升級，越來越多的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倒向了美國的反中戰略。歐盟27國政府中有11個已禁止華為和中興設備進入其5G網絡。據報道，此前曾緩和立場、並試圖在中美之間采取模糊態度的德國政府正在起草一項新法律，從2026年起禁止電信商在其“核心”系統中使用華為和中興通訊。
顯然，8月底華為Mate 60智能手機發布的宣傳深受地緣政治的影響。華為這部手機是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訪華期間推出的，絕非偶然。
該“技術突破”被用來強化習近平的位置，用來表示中國有能力克服美國領導的封鎖，並打贏科技戰。正如文章《華為新芯片它取得突破了嗎？》所示，我們有理由對這一點表示懷疑。無論真實與否，中國的“科技成功”有助於向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倡議成員展現強大的形象，而“一帶一路”倡議現在已成為北京的戰略重點，以制衡西方資本主義日益高漲的反華保護主義。
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優先投資科技業和軍事相關產業，而犧牲了建立資金短缺的社會保障、退休金和醫療保健服務。這跟美國兩大親資政黨的帝國主義政策如出一轍。在新冷戰的雙方，資產階級政府都在削減實際工資並攻擊工人權利，同時將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持資本投入到科技戰和軍事上。中美兩國工人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從而實現和平、民主管理的公有經濟以及國際團結。
2024農歷新年除夕不放假：中國工人階級所受的剝削
中共近來宣布取消除夕強制假期，變成“鼓勵各單位結合帶薪年休假等制度”。但這一安排在實務中意味著，大部分勞動者恐怕都要在除夕上班。在公務員、教師等勞動者工資被削減、養老金處於危機之時，這一休假辦法可謂對於中國工人階級的又一次打擊。隨後，發改委在新浪微博自欺欺人說“如果配合帶薪休假可以放假9天”，引發群眾憤怒。
由於中國文化傳統上講究除夕這天全家團圓，官方如今的放假辦法將導致過年氣氛大打折扣，若再算上返家路途消耗的時數，實質休假更為緊俏，因此網民特別針對官方的放假“9天”說法批駁、指出“正常雙休日都巴不得勞動者多多加班趕工”，除夕休息根本沒保證。更有不少網民聯想是否因為“除夕”諧音“除習”，當局才決定取消除夕假期——這說法當然有戲謔成分，但的確反映中國民眾對於習近平政權不滿持續升溫，也漸漸看到自身休假權利受侵蝕和政權之間的關聯。
中國勞動者長期處於高工時、少假期的狀態。勞動者今年9月平均每周工作48.8小時，折算年工時則超過2500小時、已是全球最長，並創下二十年新高。中國內地每年公眾假期僅11天，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少之一，而香港、澳門公眾假期分別有17、20天，歐美發達經濟體的每年法定假期加帶薪年假有30-40天——當然，更多的帶薪假期、更合理工時，及其他福利待遇，是工人階級有組織團結鬥爭贏得的，但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統治下，廣大勞動群眾極難組織獨立工會，在抗議和罷工也往往受到警察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工人在罷工中越來越避免產生任何組織領袖人物，以免受到針對性的打壓。工人鬥爭往往在短時間內爆發，但受到資本家分化和孤立下鬥爭很快消散。
中國勞動者少的還有帶薪年假以及其他假期，而這些有限的假期實際能享受多少也是問題。按現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在職場連續工作1年之後才能開始享受年假。並且，打工人玩命工作、加班，請假時容易遭受壓力，生怕被視作懶惰、升遷等未來發展受影響，因而往往最後不敢請假，全體職工平均年假利用率只有63%。
然而，相對自身的奮鬥而言，中國工人的收入水平仍很可憐。2022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約5100美元），僅是人均GDP四成。資本主義制度一方面盡力剝削工人階級、拉低工資水平，另一方面卻又依托工人階級為主的社會大眾盡可能消費來拉動經濟，根本自相矛盾。資本主義中共政權正是自制如今危機。
即使“躺平”口號一度流行，絕大部分工人青年仍然沒有“躺平”的本錢、仍然被迫“內卷”。這說明我們不能幻想在資本主義消極抵抗來迫使資本家讓步，一切反抗統治階級的行動都需要積極的工人階級鬥爭，包括組建獨立工會。社會主義者認為，若要切實落實各工作場所充分的員工休假權、同時確保優良的經濟活動，就需要分攤工作量至全體勞動大軍、創造充足的工作崗位——但資本主義制度做不到這一點，因為它需要失業人口來迫使工人接受更低的薪資水平。因此，各大經濟部門也必須被公有化、置於勞動者民主控制。 這必然意味著要推翻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去年四通橋示威者之所以能一招激起千重討論，除了因為膽敢公然反對習近平外，也因為點出了鬥爭的方向——提出了“罷課罷工”的主張。全國的罷課罷工在獨裁中共下等同挑戰政權統治。而對社會主義者來說，罷工也提出了進一步的組織問題——如何可以有效組織跨省市的罷工呢？就是需要具有民主架構的組織，讓工人可以共同協調和決策。中共很清楚知道罷工會形成這種組織，而這種組織一旦采納階級鬥爭和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將會是未來推翻其統治的萌芽機關。
廣東中山二院多名醫學生集體患癌
廣州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下簡稱中山二院）乳腺腫瘤中心實驗室近日傳出實驗室醫學生集體患癌，引發廣泛關注。現時，官方承認應有3人確診癌癥，但網上消息指至少另有6人有待確認。由於患癌的醫學生都不到30歲，因此民眾懷疑與實驗室環境及安全措施失當有關。
在事件被曝光以後，院方一方面發表聲明表示願意配合調查，但另一方面又偷偷拆除了涉事的實驗室，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行為令人懷疑院方試圖毀滅證據。
中國媒體經濟觀察網采訪了五名在實驗室工作過的醫學生，發現其中的安全措施和工作間的安全意識簡直形同兒戲！有醫學生透露，他們所知的安全防護知識只有戴手套和口罩，至於為何要戴？具體有哪些物品對身體有危害，實驗室里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
在實驗室里導師只管分配工作任務，之後就甩手不管，只由較年長的學生帶著操作一遍，完全沒有講解和培訓安全制度。更有甚者，部分學生表示實驗室方面連手套都沒有提供，要由學生自行外出購買。
這次的集體患癌事件，有人懷疑是由於實驗室內的試劑所致，那些試劑原本是“給動物造的腫瘤模型”。而實驗室由於安全制度形同虛設，各類有毒試劑往往都得不到妥善存放，有醫學生指遇上分配到的一些新試劑，也根本沒人跟他們講解相關的知識，只能靠自己上網查詢。
而在進行病原體相關實驗時，理應要在相應安全等級的生物實驗室中進行，以及配備相應的安全與防護措施。但受訪學生大多表示，他們都沒有接受過系統性的安全培訓，有醫學生稱，要不是發生了中山二院集體患癌的事情，他甚至不知道慢病毒實驗需要在P2實驗室進行。
如此草菅人命且敷衍的實驗室安全制度，很難不令人聯想起新冠病毒外泄自武漢P4病毒實驗室的流言。雖然直至目前為止各方都沒有確鑿的證據，但中山二院的事件說明了病毒外泄的隱患是客觀存在的，而且風險極高。
同時，從事件中也可以看出，醫學生們遭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剝削。所謂的領導、管理人員、導師，都不過是把他們看作是免費勞動力。醫學生表示，由於工作和課程壓力極大，日常生活都是在實驗室內度過，甚至連吃飯都只能在堆滿各種劇毒試劑的環境中解決。
因此，醫學碩士、博士生們往往直接稱呼他們的導師為“老板”，這一資本主義雇傭關系中的稱呼直觀而生動地表現出他們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醫學生稱“老板”們每周開會一到兩次要求匯報實驗結果，沒來得及出結果的會被罵，因此他們除了上課，其他時間基本都是在實驗室內度過，每周工時至少70小時，但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敢得罪這些“老板”，因為他們都害怕無法畢業。
這樣的醫院實驗室並非個別情況，而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可見導師和院方是何等漠視人命和不負責任，一想只想在學生身上拿取實驗報告作為自己的科研成果以搏取晉升。在這個層面上，這些醫學生實際上與他們手中的小白鼠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資本主義與官僚體制下的消耗品。諷刺的是，這是些都以治病救人為目的的“醫院”！
這突顯了獨立工會和學生組織的迫切性。一個自下而上，通過選舉產生的獨立學生組織，能保障這些研究生們不會成為導師們的工具，維護學生們的利益以及安全，並監督那些有握“生殺大權”的導師，令他們不再會被異化為“老板”，而是真正傳授知識的老師。
同時，醫學研究生們名義上是學生，但實際上也是在為醫院和研究機構提供勞動價值，特別是在高危的實驗室工作環境下，他們需要有一個獨立工會和安全代表去保證他們安全和健康，確保每一個在實驗室工作的人員都能接受系統且全面的安全培訓，以及有著足夠的防護設施。中共每次事後的所謂調查根本不會有任何效果，只有有組織的工人監督委員會，才能徹查這次事件並嚴懲疏忽以至很可能涉貪的管理層，最大程度地杜絕實驗室事故，也確保不會再有下一個“李文亮醫生”。無論是學府以至醫院在中國都受中共官僚嚴密控制，因此基層組織將其民主化等同一場打倒獨裁的政治革命的開始。
習拜會：冷戰並未解凍
11月15日，獨裁者頭子與戰爭狂頭子會晤，進行了拖延已久的會談。習近平和拜登上次會面是在一年前的印尼，當時他們承諾為兩國日益惡化的關系確立“底線”。然後，一個中國間諜氣球就擊破了這道底線。美方反應激烈地中斷了一系列計劃中的外交來往。
兩國元首在為期3天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舊金山峰會期間舉行會談，雖然沒有取得什麽實質進展，但卻揭示了兩個世界超級大國之間關系的真實狀況。在與習近平告別後才幾分鐘，拜登在新聞發布會上就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仍是獨裁者”，但聲稱會談已取得“進展”。雙方的口號都是“穩定”。他們想向世界傳達的訊息是：雖然加起來占世界經濟比重40%的兩國之間關系已經跌入谷底，但情況不會變得更糟——至少現在如此。
因此，中國政府並沒有像今年稍早拜登稱習近平為獨裁者那樣，對拜登使用“獨裁者”字眼而表示強烈不滿。大部分中國媒體報道時，刪減掉這一消息。社交媒體上有人諷刺說：“說‘習大帝’的話可能習近平愛聽。”
顯然，中方對拜習會晤持最為樂觀的態度。為了確保這次會議召開，北京也做出了最大讓步。前往美國的中方官員需要舉行一系列的會前會議來敲定細節，而直到會晤約莫三周前，才明確決定習近平是否出席。
他會嗎，他不會嗎？
這些工作上的一個潛在麻煩，是習近平欽點的香港特首李家超被禁止參加APEC峰會。香港是APEC的21個經濟體當中的獨立會員。李家超由於支持北京在2020年實施港版國安法而受到美國制裁，因此他不得進入美國領土。美國拒絕在這個問題上讓步，而習近平一度似乎以此為借口而回避出席會議。9月，習近平派總理李強出席在印度舉行的G20峰會，此舉被解讀為事實上的抵制。但在過去的兩個月里，政治現實明顯發生了變化，習近平需要表現出合作的態度，而非進一步煽動民族主義。
關鍵問題是，不能發生讓習近平在美國“丟臉”的事情。如此荒謬的微細管理表明，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習近平的地位變得非常不穩定、面臨巨大壓力。英國《金融時報》11月19日報道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現中國資本主義崛起勢頭的逆轉（正如我們所言，這可謂“日本時刻”），而這對於理解中國如今正在發生的事情可謂關鍵：中國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已經下降，在過去兩年從18.4%下降到17%——這是自毛澤東時代以來的首次。
《人民日報》稱舊金山會談是“歷史性的”，甚至稱這是中美關系的“新起點”。顯然，這種說法與現實相去甚遠。此次峰會不會令中美關系“重回正道”，更不會令帝國主義冷戰解凍。美國率領的芯片戰，如今歐洲也參與實施的反華貿易制裁，遏制中國軍力成長的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以及習近平將中國與俄羅斯、伊朗和其他反美政權更緊密聯系的反制措施，迄今仍是世界發展的主導趨勢。在加沙針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恐將使冷戰僵局更不穩定。
過度炒作
中國媒體的大量炒作顯示了究竟是哪一方最希望進行加州會議。在習近平出訪前幾天，官方媒體基本上是在禁止反美言論。習近平的“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說法，成為社交媒體上的話題標簽。在試圖在外宣上塑造一個更友善的習近平、對外國資本家表示歡迎的同時，中共宣傳的焦點在於鞏固習近平在國內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舊金山為美國企業高管舉行的晚宴上發表演說時，獲得至少3次起立鼓掌。該晚宴的出席者當中，馬斯克（Elon Musk）、庫克（Tim Cook）等億萬富翁對習近平阿諛奉承——這再次顯現，美國資本家熱愛獨裁者，中國共產黨則熱愛資本家。習近平也沒有走訪“普通人民”。但這次晚宴上所展現的良好氛圍，並不能使中、美資本主義關系回到曾經的緊密。中、美資本主義過去的這種關系推動了30年前所未有、直到在過去10年結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
帝國主義冷戰推動的經濟脫鉤，如今已是明白無誤、正在加速的一股趨勢。美國顧問公司科爾尼（Kearney）發布的年度回流指數顯示，今年從低成本亞洲國家進口到美國的制成品中，只有一半來自中國，而四年前這一數字為2/3。同一份報告稱：“在金融領域，中美分離更為明顯”。去年，以美元計算的中國外來直接投資金額下降至80億美元，回到2004年的水準。反過來，中國對美國投資也是急遽下跌。卡塔爾和挪威現在對美國經濟的投資超過了中國。
權力鬥爭加劇
習近平政權一方面受到經濟停滯困擾，同時中共及解放軍的權力鬥爭重燃，他需要外交上的“成功”，來顯示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實力”，並釋放（無論多麽空洞的）信號表示與美國之間的經濟沖突是可控可制的。中國媒體大肆宣揚拜登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獨”等陳詞濫調，仿佛這是會談上達成的突破。
按照傳統，中共三中全會是宣布新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會議之一，這本應在年底前舉行，但這次會議卻被延後到拜習會之後。顯然，如此計劃是為了利用訪美為習近平進入全會鼓勁。官方如此操作加劇了人們的猜測，即盡管習近平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勝利，但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在2023年已變得更加激烈。
似乎再多的內部清洗都不夠。近年來，習近平已經清除了中共黨國的數百名高級人物（所謂“老虎”）和數百萬基層官員，以鞏固他的個人權力基礎，但社會和經濟危機正在引發新的權力鬥爭、政治分化和陰謀。歸根結底，政權和資產階級內部的這些壓力，反映了對中國經濟的恐慌及深刻的悲觀情緒，還有對社會爆炸的恐懼。
被消失的部長們
中共最近爆發的內鬥的激烈程度之甚，中國五名國務委員中的兩名在過去幾個月內被免職及消失。這兩位國務委員都是習近平親自提拔的親信。兩人是自6月以來就消失的前外交部長秦剛，以及8月在同樣地消失的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兩人都正在接受調查，秦剛是涉嫌“違反國家安全”，而李尚福可能涉及貪腐問題（尚未得到官方證實）。進行此類指控可謂中共清洗中的標準做法，但通常背後暗藏著這些官員踏入的政治雷區，比如密謀、挑戰或損害最高領導層的權威。
就秦剛而言，如果我們忽視中共“道德警察”、以及他擔任駐美國大使期間的婚外情指控，那麽導致他被免職的最可能原因，大概就是他在氣球事件後，對於與美國的外交來往事務處理不當。經過幾次斷斷續續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6月前往北京，其使命是“穩定”關系，並為新一次拜習會打下基礎。
但當布林肯在北京會見習近平，並坐在離習近平很遠的位置、一張不尋常的馬蹄形會議桌的一邊時，此種被視作耍花樣的行徑激怒了美方，仿佛座位安排的靈感出自卓別林的電影《大獨裁者》中的某個著名場景一般。座位安排是由外交部長秦剛安排的，美方顯然對此感到不滿。
幾天後，拜登在一次競選活動上稱習近平為“獨裁者”。在同一次演講中，他說：“習近平之所以非常不高興，是因為當我下令擊落那個裝有兩大箱間諜設備的氣球時，他不知道氣球在那里。”這一說法很可能是真實的，並且比起被指出是獨裁者，更能擊中習近平的軟肋。不管拜登的話是否有這樣的意思，中方的確將此言解讀為：有意批判中方對待布林肯有失禮節。四天後，秦剛也成為中國“被消失”大軍中的一員。
這可能是因為中共部分官員認為秦剛的做法太過火，擔心將觸發美國更大反彈。我們看到，在如此高壓的環境下，一個相對較小的外交錯誤就造成一名官員被免職。連習“皇帝”都無法平息事態。這突顯了中共高層的局勢變得多麽不穩定。
去年10月二十大後，以已故的李克強為首的反習派基本上被擊潰。各派系權力鬥爭為主的舊模式已經終結。反習聲音散落在黨國機器的各部分。但矛盾的是，這使得當前不再按派別組織的權力鬥爭變得更難預測，也更難不暴露於公眾。另一例便是媒體爆料新總理李強坐擁巨額家產。在中國對於媒體全面控制的情況下，這很可能也是國家內部權力鬥爭的表現。
對拜登的壓力
隨著今年即將結束，美方也面臨與習近平會面成功的壓力，從而平息美國一些重要盟友、以及華爾街對中美沖突是否會在短期內失控、或將走向軍事對抗的擔憂。美國經濟盡管存在顯見的脆弱性，但可能不會像中國資本主義那樣陷入“日本化”的絕望困境，然而從以色列對加沙的圍堵之戰、烏克蘭戰爭的僵局，到特朗普（民調領先拜登2-4%）的歸來，拜登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
正如在印尼的會議上，美方談到建立“護欄”來限制對抗那樣，拜登在舊金山向習近平談到：“避免（中美競爭）演變成沖突或意外沖突”。事實上，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強權之間的爭鬥正在升級，這些只言片語只是讓旁觀者鎮定下來、相信這些政權“負責”並完全“受控”——與顯現的一切截然相反的東西。
這兩位國家領導人確實達成了一些微小、但相當模糊的協議，來佐證他們有關會談取得“進展”的說詞。中、美兩國軍隊互相溝通，因中方抗議佩洛西2022年訪台而被中方叫停，如今則將恢覆雙方來往。即使在這件事上，北京仍堅持將“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恢覆兩軍高層溝通）”納入協議，這表明該協議的基礎也不穩固。雙方也同意成立一個“工作組”來打擊芬太尼從中國流入美國，並成立另一個“工作組”來探討人工智能的風險。
在拜習會的誤導幻象背後，現實世界比一年前還要再危險。中、美各自領導的集團之間的冷戰沒有表現出任何實質緩和跡象。亞洲的軍備競賽正在加速（見第23頁的文章），華盛頓、北京和布魯塞爾（歐盟）正在推出大量保護主義政策。10月，拜登加強了美國對華科技制裁。雙方都在表面上進行“會談”，同時強化冷戰戰略。
11月17日，《日經亞洲》中國問題資深記者中澤克二表示，他認為沒有采取足夠的具體措施來緩解對抗。“這還不足以讓習近平挽回面子，”他補充道，“現在的問題是中美關系緩和會持續多久。半個月？一個月？也許三個月？”
鄭州夫妻維權被毆 群眾不再相信虛假“中國夢”
11月15日，全網擁有超過45萬以上粉絲的“亮亮麗君”夫妻直播前往融創維權，遭到了融創方面的暴力圍毆。2021年，夫妻倆購買了鄭州融創中永中原大觀的一套期房，但這個樓盤在2022年夏天陷入停工，並陷入爛尾。夫妻兩人開始用短視頻記錄該項目的發展和維權經歷，引發網友的關注。根據亮亮麗君夫妻自述，當時工作人員將所有燈光關閉，並疑似啟動了信號屏蔽儀，直播開始卡頓、掉線。他們意識到情況不對，想要離開，卻遭到了數名男子的圍毆，妻子的手機被搶走，夫妻倆的車胎被紮破。根據網上曝光的視頻，可以明顯聽到數名男子在討論打人事宜。
與過去的爛尾樓抗議維權案例相比，首先，亮亮麗君夫妻當天僅僅是想討要融創當初承諾的“買房返現”的兩萬元，以周轉自己的信用卡。如果說融創資金鏈斷裂，無法交房，那麽融創沒有任何理由來拒絕亮亮麗君夫妻只要兩萬元返現的訴求。並且當時亮亮麗君夫妻得知，融創的一個樓盤正在舉辦活動。這戳穿了房地產商過去用來搪塞業主的“我們也沒錢”的謊言。他們寧可把錢用來舉辦活動，也不願意履行承諾。對於融創來說，如果給一個業主履行了承諾，那麽接下來將有更多的業主前來維權。因此，他們寧可在廣大群眾的關注下打人，也不願意完成自己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更何況當地的警方也和融創沆瀣一氣，即使融創打人證據確鑿也不會受到什麽懲罰。事後，有網友到融創的辦公室門口鳴不公，被融創叫來的警察當場驅趕。事件將令更多爛尾樓受害者對發展商的不滿，並使他們感到要集體追討才有可能得到合理賠償。這正是中共政府最害怕的地方。
不配得到中國夢？
其次，亮亮麗君夫妻在過去的視頻中一直以樂觀積極的態度來面對生活，他們代表了很多盡管對中共越發不滿，但仍對未來抱有一定幻想的群眾。習近平上任以來，多次提到“中國夢”就是要“人民幸福”，很多群眾對此抱有幻想，認為自己只要努力勤奮，就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在很多網友看來，亮亮麗君夫妻的經歷就是標準的“努力勤奮”、“不抱怨，相信國家”、“合法維權”，但他們仍遭到了資本主義的“鐵拳”。中國自媒體人任沖昊評論說：“連最勤勞、最守法、最樂觀的公民都不配得到中國夢？……小夫妻挨打，中國人臉疼”。他的報道幾小時內被觀看超過300萬次，第二天被刪除。 《三聯生活周刊》評論夫妻倆是“非暴力討債被暴力中止”。
事件爆發後，中共立馬向各方單位施壓，他們打電話到亮亮麗君夫妻公司，要求開除他們。亮亮麗君夫妻被迫離職，回到鄉下老家。之後，他們的網絡賬號也被禁言。在亮亮麗君夫妻的網絡賬號被封殺前，他們發微博說：“以前是讀歷史，此刻我的經歷就是歷史，我橫豎不理解，為什麽？”這也是廣大群眾在日漸惡化的經濟形勢面前提出的問題。他們在過去一直聽到資本主義的“未來會越來越好”的虛假承諾，但事實並不會像資本主義所描述的那樣發展。中共過去高速的經濟增長只是通過剝削勞動群眾和透支未來。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總是把本階級的特殊利益說成是符合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虛假意識”的產生根本上是統治階級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維護其統治合法性，掩蓋其剝削的本質。隨著經濟日益惡化，統治階級越來越不能兌現他們的承諾，甚至原本的一些民生福利也會被收回。例如說在很多省份出現了養老金和公務員工資的虧空，有地區的公務員爆料已經連續幾個月沒有拿到工資。
社會主義者指出，中共根本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獨裁的資本主義政權，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維護資本主義和自身的存活。因此，面對群眾的訴求，他們會更傾向於鎮壓，而不是解決群眾的問題。在這個資本主義面臨巨大的危機的時代，應該立即停止對中共的一切幻想，尋求新的出路。這就要求一個革命性的政治綱領和一場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才能推翻獨裁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反清零、反專制抗爭一周年
去年十一月，中國群眾因為不忍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以悼念新疆烏魯木齊的火災受難者為導火線，引發了全國至少21省爆發了72場抗議行動。估計全國約有五萬人參與。以中國人口來計算，參與人數仍是少數，但已是自從幾近打倒中共政權的八九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抗議。
潛力猶在
在去年運動迅速退潮後，我們指出群眾運動的潛力只是暫時被壓制下去，但群眾意識的發展只會繼續向前。哪怕運動暫時退潮，積極分子受到殘酷鎮壓，我們固然要聲援他們，要求停止迫害和無罪釋放所有政治犯。然而，運動走下坡並不意味著走入反革命的形勢。一年來政權面臨更嚴峻的經濟危機，國家內部的癱瘓更曝露於群眾面前，反習情緒更加強烈，因此群眾再次起來反抗只是早晚的事情。
一年來，中共極為恐懼抗議會演變為八九天安門式的運動。運動一周之際，中共大力加強鎮壓，曾高舉一張空白A4紙的南京傳媒學院女學生李康夢仍被關押，大量人還持續被國安騷擾、限制出境，甚至被送進精神病院。南京傳媒學院被視為運動發源地，當局以“人盯人”的方法戒備。大量學院內有專人把守不讓外人進入，學生及教職員要刷臉過閘機才能進入校園。
其中一個例子是《自由亞洲電台》報道的一位大學生張俊傑。他父親以檢測隔離為名，把他騙到南通市第四人民醫院精神科。隨後他被捆綁手腳、推進病房，一度被威脅要服用精神藥物。出院回家後，他因為參與所謂“煙花革命”而被控“尋釁滋事”，之後警方兩度把張俊傑送回醫院。最後他成功到新西蘭升學，才逃離中共迫害。
抗爭透露中國群眾意識的發展，讓我們在專制獨裁的黑暗環境下了解到普羅大眾的激進化和政治化。從群眾對於“外國勢力”官方宣傳的憎恨可見民族主義宣傳的反彈，而對言論自由的大膽要求、甚至部分人喊出“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民主口號，在鬥爭前沿的女權分子可見反對性別和家庭壓迫已經反對整個體制不可或缺的一條戰線。可見中國群眾在習近平極端獨裁下已發展出強有力的民主意識。
如何克服弱點
誠然網絡封鎖極為嚴密，使資訊無法流通，在一切形式的獨立政治組織都被禁制的情況下，使群眾可通過它們記錄和討論鬥爭的經驗增添了額外困難。但中共是無法抹殺經歷過鬥爭的青年、女權分子、基層居民以至罷工工人的記憶。廣大群眾的意識是由這些少數先進群體的鬥爭經驗塑造而成的，一旦群眾鬥爭再次爆發時，在2022年運動里的很多特征將會重新出現。社會主義者分析這些特征，鞏固運動的先進之處、並提出建設性方案來克服運動的弱點。
運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訴求是言論自由，這是對中共來說是紅線，除非有一場革命性鬥爭威脅到中共政權，否則難以想像中共會在言論審查上讓步——因為這就好比中共為自己簽下死亡證明書。疫情期間，大量網民因為在社交媒體分享疫情資訊和封城生活而被刪帖，感到即使並非威脅國家的言論也被封鎖。網民感受到不只有自己被刪帖，形成一種集體互相連系的意識，打破了防火墻內的孤立，繼而轉化為在群眾鬥爭出提出了此一訴求。
因為言論被審查的經驗，迫使群眾在鬥爭中走向政治化和激進化。這正是中共鎮壓使形勢走向革命化的邏輯。2021年11月疫情封城期間，擁有20萬工人的鄭州富士康工廠數度爆發抗議，反對不人道的隔離措施。期間工人使用Telegram來互相聯系。以往工人往往以微信或QQ來組成網上群組，因而迅速被封殺，但現在集體翻墻成為了一個新趨勢。還有在其他罷工中，工人利用快手直播罷工被封鎖頻道，因而使工人集體輪流直播，硬碰硬對抗言論審查系統。
去年運動已透露了倒習意識成為了一股群眾趨勢，而在今年因為中共國家癱瘓更加曝露於群眾眼前，包括經濟危機大大深化、失業問題無法解決、國防及外交部長突然撤人、解放軍內權鬥惡化、河北水災救災無力，群眾越來越意識到國家不是宣傳那樣的強大。而悼念李克強也成為了一個宣泄口，反映出群眾對於習近平統治的不滿，希望回到鄧小平時期較開明的狀態。然而，倒習意識一方面反映群眾對於體制的不滿，但同時也未認清到這一點：需要倒的是整個中共體制，而這個體制也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彼此交織、不可分割。因此，很多反習人士存在換上明君可以帶來出路的寄望。這種改良主義的幻想在第一波鬥爭當中不免存在，群眾會在鬥爭中嘗試不同思想和方法——當中工人階級政黨是帶來新統治的替代方案的關鍵元素。
為數最為的被捕者是女性，可見中共極為恐懼女權運動的發展。去年整體運動雖然沒有鮮明打出女權的訴求，但這並不奇怪——運動爆發與結束如此之快，短時間內很少明確的口號可以形成，所以才被概稱為“白紙”運動。然而，很多在運動前線的女性都具有強烈的女權意識。
習近平視女權和同志抗爭為人口危機的根源，他要通過打壓性別平權來鞏固父權核心家庭單位和思想，以此為社會控制的工具，避免整個依賴父權的資本主義受到動搖。同時，他最害怕性別平權議題與民主權利連系起來。因此，警察鎮壓女權分子時往往指控她們是外國勢力輸入毒害中國的思想。正成為人口危機和打壓女權，反倒令女權運動發展成更鮮明的反體制運動。社會主義者必須指出，女性平權是階級鬥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需要連系至反對資本主義才能徹底成功。
在海外聲援中國鬥爭的活動中，更清晰可見女權主義者的聲音。在10月29日的英國倫敦的一場示威當中，女權分子為喻意鐵鏈女事件，將彼此連接在一起，抗議中國國內性別暴力和性別歧視。雖然海外留學生仍然受到中共學生間諜組織以至秘密警察監控，但相對在國內舉辦抗議活動仍然安全得多，算是成為了一個避風港。與此同時，中國抗爭者在海外活躍起來時，也融入了國際議題當中，例如在支持巴勒斯坦跟黑人權利的集會，以及聲援伊朗革命的行動，以至在西方國家工人的罷工，都有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的身影。國際意識的加強為中國鬥爭打破孤立開拓了一些機會，進一步需要的是國際階級團結的綱領和工人組織。
組織和口號
運動中一個弱點，是沒有清晰的口號和綱領，只能對於中共的惡政作出條件反射的行動。這使運動在沒有明確方向的情況下更可能失去動力。雖然起初單靠反清零已動員大量群眾，但運動要走下去、在受挫後得以更強地重建，必需要對於如何改變體制有明確的訴求。我們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在去年主張：
停止清零，停止鎮壓抗爭
行動升級，建立獨立學生會與工會，發動罷課罷工
要言論自由、罷工權、組織權、不要審查與監控
要勞工自由，不要996，要八小時工作制，要生活工資
要性別自由，不要父權要女權，不要家庭壓迫，不要再有鐵籠女
要跨族群團結鬥爭，支持一切民主權利，包括港台疆藏自決權
中共不能自我改革，打倒習近平、打倒獨裁、打倒資本主義
此外，運動也欠缺組織。單靠自發的群眾鬥爭並不足以戰勝強大嚴密的中共國家機器，而是需要通過抗議者組成的行動委員會，並由工人階級組織的力量帶領。四通橋的彭載舟正確地指出打倒中共政權需要罷課罷工的行動方向，至於如何推動罷課罷工就需要組織起來。獨立民主工會將會是未來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訴求，而這訴求被中共極力抵抗。中共恐懼任何獨立的組織，而具有潛力掌握經濟力量的工人組織更加是洪水猛獸，因此必然竭力鎮壓，所以獨立工會又與反對獨裁的鬥爭緊密連系起來。此外，學生在去年多所大學抗議，如果有組織協調起來，討論明確的鬥爭方向，共同對抗校方和警察鎮壓，運動可以抵抗建制的分化和逐個擊破，並且進一步升級。
而進一步問題是，打倒中共的話，中國會如中共及中國民族主義分子所言，陷入無政府狀態以至國家分裂嗎？到底需要由怎樣的政治力量取代中共才能統治國家呢？自由派希望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會因為反對習近平的國家控制而反抗，但事實上他們都與國家體制融合一起，在政治上軟弱不堪、沒有獨立性，在新冷戰只會驅使中共加強國家控制和民族主義，以中共市場派只能在李克強死前奄奄一息來看，他們無法挑戰習近平的政策。老毛派則幻想中國可以回到改革開放之前，幻想中共仍有左派可以重奪政府。新一代毛左則是“運動就是一切，沒有最終目標”。對他們來說政治願景太遙遠了。這種想法在某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嚴重低估了現況所需。這種錯誤的方法，不能幫助推進厘清鬥爭會帶來的各種思想，反而是會壓制運動的政治發展。我們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答案是，在中國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才推翻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因此運動組織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領導，就由現在開始建立起來。
“崇禎”新書被下架，疑因暗諷習近平
九月的新書《崇禎：勤政的亡國君》一經出版就在中國網絡上爆紅。網民紛紛轉發該書的封面和簡介，來暗諷習近平和崇禎一樣，會將中國領向崩潰。根據這本書的簡介，明朝的崇禎皇帝並沒有沈迷酒色，或者窮奢極欲，但在他的錯誤政策下，明朝一步步走向滅亡。在書的封面寫著：“昏招連連步步錯，越‘勤政’越亡國”。十月，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了“下架通知函”，聲稱這本書因“印刷問題”要全部下架召回。
對號入座
這是中共的慣用套路，它往往不會直接指出某本書是“禁書”。如果它將某本書標記為“禁書”，反而會調動群眾的好奇心。所以中共一般會以各種無關理由來下架、查封或銷毀他們認為“可能引發不良反應”的書籍，即使書中並沒有直接攻擊中共或習近平。此前一個月，去年被中共以“非法經營”借口封殺的《每日的工人階級史》，出版人在今年10月被宣判入獄18個月並罰款6萬元。無論“崇禎”新書的作者是否有諷刺習近平意圖，群眾都會將習近平和“亡國君”崇禎聯系到一起。有網民嘲諷道：“有人（習近平）開始對號入座了”。
崇禎“勤政”表象背後的兩個重要原因分別是：第一是擅殺大臣、阻塞言路。崇禎曾鼓勵大臣大膽發言，但每當大臣真的針砭朝政，崇禎又懷疑大臣諫言的動機。如果某大臣攻擊或讚揚另一名大臣，崇禎就懷疑這是黨爭或結黨。如果某大臣批評崇禎的政策，崇禎就懷疑這是該大臣為了留下美名而沽名釣譽。張岱評論崇禎“用人太驟、殺人太驟”。如果臣子的發言合乎崇禎心意，就會提拔，如果臣子的發言不合崇禎心意，就會被貶謫。因此大臣們只好隨聲附和，不敢有自己的意見。第二是政策朝令夕改，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五年，朝廷的稅收政策一直反覆無常、朝令夕改，有時追繳欠稅，有時又免除舊稅。缺乏持續性的政策不僅對國家上下無益，還惡化了人們對朝廷的信任。這種政策上的反覆無常和崇禎在用人上的反覆無常也有關聯。
於是有群眾將習近平上任以來的黨內鬥爭和各種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與崇禎皇帝作對比。習近平自上任以來就放棄了鄧小平時代以來相對“溫和”的黨內鬥爭傳統，將所有權力集中於自己一個人。在用人上，今年被撤去職務的秦剛最初也是被習近平大力提拔，美國的朱志群教授評價秦剛是“習的愛將，他的迅速提拔和突然消失，背後的關鍵人物都是習”。群眾不禁將習近平的這個案例和崇禎作比較。而今年李克強的突然去世也引發了群眾對習的懷疑。習近平的國內外政策也常常朝令夕改。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面臨多省缺電，習近平放棄“環保”，重新鼓勵火電；習近平公開批評李克強主張的“地攤經濟”；還有習近平在看到西方制裁的壓力之後又一改“戰狼”宣傳，口徑逐漸“溫和”。這些反覆無常的政策和中共黨政聯系到一起，使群眾感到不滿。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看到直接套用歷史故事來分析今天局勢的局限性，但從中國民眾“借古諷今”來表達對現政權不滿，讓我們觀察到他們的情緒和意識發展。過去也有歷史愛好者和歷史學家們分析崇禎為什麽看起來如此“勤政”但最後還是作了亡國君，但並未遭到封殺或者管控，這是因為習近平的黨內鬥爭和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都使群眾感同身受。從拖延養老金和公務員工資，到爛尾樓事件，再到高居不下的青年失業率，群眾不禁產生一種“末日”感，仿佛中國就要像明朝末期一樣瀕臨崩潰，“皇帝”習近平的所作所為也被群眾聯系起來。
反習情緒高漲
我們解釋說，李克強在中國政權內部代表的是經濟自由主義派的殘余，他們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質上是資本主義覆辟），反對習近平加強國家對資本主義的控制。群眾對李克強的悼念，並不是因為群眾真正地或有意識地盼望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而主要是因為群眾對習近平政權越發不滿，並懷緬九十年代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市場的時光。這反映出盡管反習情緒越發高漲，但廣大群眾還未認清當前獨裁制度才是社會問題根源，以皇帝借喻習近平也一定程度看到群眾還在寄望一位明君能帶來出路。
社會主義者認為，隨著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群眾只會越來越不滿，但要推翻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政權，還需要一個正確地理解組織起來的必要性、革命性的政治綱領和工人階級的黨。
“中國婦女營造家庭文明新風尚”背後的家庭壓迫
“要積極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強對年輕人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的引導。”10月30日周一，習近平與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新領導團隊進行了集體討論並發表講話時如是說。這段談話表面上宣揚“營造中國婦女家庭文明”，但在現存中共專制獨裁的資本主義體制下，所謂的家庭文明新風尚是鞏固實際上是加強壓迫女性的父權從而加強社會控制，並且通過控制女性家庭觀生育觀去緩解目前中國嚴重的人口危機。
人口危機
目前中國面臨著嚴重的人口危機，這對於社會產生了巨大負面影響，目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獨裁政權從打擊女權、歪曲婦女家庭觀家庭文化等方面洗腦精神控制女性，目的是進一步剝奪女性自由生育的權利讓社會中的女性回歸家庭多生孩子幫助獨裁資本主義制度緩解人口危機問題。但人口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此制度掌控著勞動人民創造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資源分配存在極其懸殊的不均。
在中共獨裁資本主義體制下高昂的房價、巨大教育的成本和不完善的生育環境造成了年輕人生不起生了也養不起的情況，對於女性來說目前沒有充分的產假制度、對女性工作權益保護的法律也很欠缺，中國職場社會中存在嚴重的對於孕婦的不平等對待，目前中國不少公司會在得知女性已婚或懷孕後會直接開除並不提供補償，同時中國目前的托幼機構和公共教育相關的支出嚴重缺乏。《新華社》於2022年12月報道，中國有4700萬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僅5%。除了托育服務嚴重缺乏外，有80%托育機構是民辦（私有）機構、不受政府有關收費的規定限制、因此價格較高。由於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中共獨裁政府在資本體制下根本沒有辦法解決人口危機，中共通過進一步壓迫女性權益使得女性被迫成為生育機器。
中國的專制獨裁統治是采取家長式的統治方式。專制當局僅僅單靠政治鎮壓來維持統治是不夠的，在生活和社會層面也要做到全面鉗制，制造一群馴服政權的順民，就要利用家庭單位去加強控制人民生活，施加更嚴厲的道德規範。例如，去年中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更嚴格要求家長“依法帶娃”；還有政府限制十八歲以下青年玩電子遊戲也是與此一脈相承，都是把家庭規範交由國家去直接處理。所有的公民都是中國共產黨或者政府的“孩子”。按照中共的思維，中共作為家長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的利益。而低婚率和生育率正會削弱這種社會控制手段，因此中共並不能容忍。
中共在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明確提到，不準企業以個人婚育情況為錄用條件，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為了追逐利潤而犧牲社會利益，中共官方延長產假的政策，在沒有獨立工會監督下，只會讓雇主資本家們更排斥生育子女的女性，讓她們失去晉升機會、降職、被迫辭職，而這種情況更會把女性推回無償家務和照顧小孩的工作。雖然人口危機對於中共來說有著長期的、毀滅性的經濟與政治危險，但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政權，它無能找到出路。目前中美冷戰加劇，中國的經濟和人口危機正導致中國落後。另一方面，中共不得不利用民粹主義得到支持率，強迫女性回歸家庭是中共博取中國中老年支持率的重要手段。
社會主義替代是女性反擊的唯一出路
如今危機意味著我們急需有條理、有組織的女權意識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這需要一場鬥爭，反對中共的父權資本主義獨裁，確保生育權和身體自主權真正得到保障。盡管在計劃經濟時代，女性和全體工人的經濟權力得以強化、中國曾取得女性權益的進步，然而今天這些成果卻在逐漸回退。女性絕不會接受自己僅僅是維持生育率的工具。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展，女性的剝削和壓迫程度也逐步加深。這一問題無法在資本主義中找到解決方案。只有女性與工人階級其余部分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工人民主，只有在社會主義體系下，才能真正消除性別壓迫。
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在南海掀起波瀾
近幾個月來，菲律賓和中國之間就南海（馬尼拉政府稱之為西菲律賓海）島嶼和“地理要素”（通常只是礁石）的主權爭端急劇升級。雙方海巡船只對峙，相互發射高壓水炮以及激光，並至少發生了一次碰撞。這些“灰色地帶”策略的攻擊，是為了避免被視為“武裝攻擊”，因而觸發《美菲共同防御條約》。
軍事考量最重要
兩國政府不僅出於經濟原因，也是為了政治和聲望，而在海上爭端中采取強硬立場。另外四國（文萊、馬來西亞、台灣和越南）政府也對南海的部分或全部島嶼聲稱主權。奪取這些無人島的控制權，可以支持一方政府對周圍水域、漁業資源和海床下潛在的巨大礦產資源的合法聲索。
現時這些島礁的實際“歸屬權”問題存在很大爭議，並且沒有得到任何國際條約或法律的承認。中共政權提出的九段線（現已擴大到十段線）對南海90%的海域聲稱主權，但2016年被海牙國際法庭駁回。北京拒絕承認這項判決。這一定程度地為美國政府提供了宣傳武器，將中國的行為描繪成“非法”，而諷刺的是，美國自己卻拒絕簽署作為仲裁庭裁決基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這些爭端大多具有地緣戰略和軍事成分，而這些甚至比各國的經濟野心更重要。隨著小馬科斯（其父親老馬科斯為美國支持的已故獨裁者）當選總統，菲律賓在正在進行的帝國主義冷戰中從傾向中國轉而傾向其傳統軍事盟友美國。這與前任總統、“亞洲特朗普”杜特爾特的政策大相徑庭，杜特爾特向習近平示好，並試圖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左右逢源。
自2019年以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表示，菲律賓對爭議地區的主張適用於《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美國和菲律賓之間有著該地區歷史最久的軍事聯盟）。在最近的敵對行動升級期間，美國的言論升級了。10月底，拜登警告北京，美國的國防協議包括對菲律賓船只的一切攻擊，這增加了當菲律賓船只受到中國海警騷擾時，美軍可能介入支持菲律賓的可能性。他說：“任何對菲律賓飛機、船只或武裝部隊的攻擊，都將觸發我們與菲律賓之間的共同防御條約。”
“第一島鏈”
這些沖突的背景是美帝國主義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所謂“第一島鏈”海軍戰略，該戰略起源於朝鮮戰爭，而這場戰爭也爆發在西方資本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的舊冷戰之初。毫無疑問，今天拜登的團隊、美軍以及日本等其他區域力量正在鼓動菲律賓新政府在有爭議的領土上以更加挑釁的姿態挑戰中國的軍事力量。
這種策略存在許多危險。在同一陣營內有很多出現誤會的可能，甚至“傀儡”也可能進行一些反傷到“主子”的行為。自特朗普時期以來，美國開始加強將東南亞國家拉入其陣營的行動，但其行動遠沒有在東歐那樣成功。這並不意味著現在傾向於美國的國家會輕易回到之前那樣的親中立場。但美國無法像他們在東歐那樣有效地命令這些國家做出政治和軍事決策。
美帝國主義在中東面臨噩夢般的挑戰（目前局勢正徘徊在可能發生地區戰爭的邊緣），也表明華盛頓對殘暴的以色列政權也頂多只能夠部分地控制，這刻畫出當今東亞動態可能的發展方向。
中國和美國遭到的挫折
先前，我們討論過中美帝國主義勢力爭鬥的第一個直接戰場可能會在東海或南海。在某些情況下，中、美兩國政權當中任意一個政權可能會認為，這里是向對方施以軍事“教訓”、迫使其讓步的最佳舞台，同時又不會帶來太大失控升級風險。爭議島嶼上沒有常住平民人口，因此基本上不會造成直接“無辜傷亡”，以免成為軍事沖突升級的借口。因此，參謀部可能會得出結論，認為這個可能性比入侵台灣的風險小得多。由於上述原因，所有這些可能的情況都充滿了危險，可能會反噬或耗損挑釁的一方。南海沖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是這兩個帝國主義列強在台灣問題上徹底決裂之前的角力場。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中國在該區的軍事擴張，我們也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所謂“自由航行演習”——這也是帝國主義的公然侵略行徑。我們主張南海由周邊國家和其余鄰近國家人民共同民主管控，全面實現南海非軍事化，共同管理、保護和開發海洋自然資源。在資本主義政權下，這種和平雙贏的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在資本主義氣候變遷和過度開發之下，海洋正迅速遭破壞、海洋生物正快速滅絕，而沖突仍在升級的原因。
只有建立在對等和民主權利基礎上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有可能改變這種惡性循環。誠然，資本主義對天然氣、石油、漁業等資源的競爭是次要的，而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間為了準備未來戰爭而就軍事空間和定位的激烈競爭。這也關系到中國能否成為一支“藍水海軍”——能夠像美國一樣在其地區之外投射全球力量，這顯然是其目標。因此，南海爆發的任何戰爭都並非主要為了爭奪資源，而是為了成為軍事霸權。
十多年前（也就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國便開始更大力地主張其海洋主權。我們看到大規模的人工島建設計劃——“沙長城”——中國建立了軍事基地。其他主權聲索國也進行類似的行動，只是規模不能和中國相比。中國與菲律賓也爆發了捕魚權沖突，例如2012年中國從馬尼拉手中奪取了黃巖島的控制權。
同年，中國的胡錦濤政權與日本之間爆發了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爭端，引發中國大規模反日民族主義示威。這起事件牽涉到在中國所發生的一些脫離當局控制的抗議活動。但這些抗議從根本上來說是反動的、軍國主義的。正是在這場沖突中，2007年成立的四方安全對話組織開始有了實質內容。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推動日本、印度、美國和澳洲對抗中國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鉆”。
2023年夏，我們見到中菲沖突再次升級。 與“全球南方”的許多國家領導人一樣，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被中國的債務融資基礎設施計劃——“一帶一路”倡議所吸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杜特爾特成功地取悅了中共的政要，因為他宣布：“我在這里宣布，我會和美國分道揚鑣，不僅僅是在軍事上，還包括社會和經濟上……我可能還會去俄羅斯與（總統）普京交流，告訴他我跟你們兩國一起對抗世界：中國、菲律賓、俄羅斯。”
“一帶一路”失去動力
杜特爾特作出那番表態是在2016年。兩年後，只有價值1.6億美元的項目真正破土動工。今天，菲律賓重新倒向美國一邊，其實是中國帝國主義的受挫。10月，馬科斯政府宣布終止與“一帶一路”倡議在三個大型鐵路項目上的合作，轉而向日本和印度尋求融資。雖然這並不是正式或完全退出“一帶一路”倡議，但這項舉措對習近平政權的聲譽是一個重大打擊。10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峰會上，馬科斯缺席——這反映出席峰會人數減少的大趨勢，五年前還有37名國家領導人出席峰會，而今年卻只有23人出席。
此外，盡管中國在某些方面試圖拉攏菲律賓脫離美國陣營，但中國海軍和海警並沒有停止騷擾菲律賓漁民，這種行為很受中國民族主義觀眾的歡迎。但也令到哪怕在馬科斯上台之前，杜特爾特就已經開始疏遠中國。
2023年初，拜登政府在菲律賓北部建立了四個新的軍事基地，並取得了針對中國的重大勝利。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美國的不沈航母。今年8月，當拜登會見韓國總統尹錫悅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時，我們再次見到南海問題成為焦點。三位領導人重申了2016年海牙裁決，反對中國的九段線。印度領導人莫迪也承諾將維護這項決定，這是印度政府首次采取這樣的立場。
中共政權在南海的建設（以及在東海的類似舉動）是“逐步削弱”該地區其他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的戰略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要使美帝更難地在南海投射力量及對中國開戰。
雖然從軍事邏輯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有其道理，但在政治上卻完全適得其反。相反的效果在於中國的海洋軍事化正在將該地區其他國家政府推入美國陣營。不僅是菲律賓，越南和印尼也被推向美國一邊（印尼與中國在南海附近，就納土納群島存在主權爭議）。印尼和馬來西亞政府最近就海洋主權主張問題進行了談判，解決了彼此的爭議，但他們仍然與中國的存在主權爭議。
這些動態也是在全新的背景下發生的。正如烏克蘭戰爭、以及以色列針對加沙展開的戰爭所表明的那樣，由於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新冷戰，當今國家間的軍事沖突正在呈現出更加覆雜和“全球化”的特征。
美帝捉襟見肘
美帝國主義在這方面也有著嚴重的問題。在以色列發動加沙戰爭，以色列要求“世界警察”作出回應、將軍隊從過去美帝嘗試部署力量的“印太地區”重新部署到中東之前，美帝就遇上了問題。即使作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也面臨著因資源受到三方拖引（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而過於分散的風險。
中國軍隊的優勢明顯，因為爭議地區靠近其海岸，而美國則必須進行遠距部署。中國的造船能力是美國三倍。這反映的是經常獲引用的、中國官方軍費開支數據。論官方數據，中國軍費開支比美國小得多。但實際上，中國的開支要比官方數據高得多，每年可能達到7000億美元，而不是官方公布的3000億美元。 這是因為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許多生產民用產品的私人企業也是國防承包商。其中一例是正在建造的巨型“浮動停車場”貨櫃船，而這個是用以出口中國規模巨大的電動車過剩產能。如果台灣遭到入侵，這些貨櫃船還可以用來運載大量坦克和其他軍事裝備。雖然美國海軍在該地區的軍事地位受到中國的威脅，但在投入實戰之前，中國海軍的真實軍事實力（相對美軍而言）仍然存在疑問。2021年11月，薩加莫爾研究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是的，中國海軍擁有的艦艇比美國海軍還多，但它的導彈要比美國擁有的少得多》稱，兩國海軍對比的不僅是艦體數量，真正競爭的是導彈發射管的數量，美國海軍理論上可以攜帶的導彈數量是中國的兩倍多。
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荒唐邏輯之下，錯誤的優先事項。美國與英國、澳洲簽署的AUKUS（澳英美聯盟）協議是另一個例子。整個南海周邊地區都正在軍事化。東盟（ASEAN）十國集團本世紀的年度軍備預算翻了一番，達到432億美元。這相當於菲律賓教育預算的3倍——菲律賓有1/5的兒童失學。南海的氣候危機也很嚴重。近年來，由於海水變暖，超過500個珊瑚礁已經死亡或遭受不可逆轉的退化。這片海洋為數百萬人提供食物，但根據當前的全球氣候趨勢，到2050年，一些魚類和海洋物種的數量預計將減少90%。
區內所有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尋求發起並領導反對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建立國際社會主義的工人和被壓迫人民政治替代方案。
湖北襄陽健橋醫院——資本主義食嬰獸
11月6日，微博名為“上官正義”的網友公開舉報湖北襄陽健橋醫院販賣出生證明，售價9.6萬元，買證者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就能得到一份憑空捏造的證明，販子叫囂：“我犯的是死罪”，不惜冒上絞刑架的風險。
“上官正義”原是一名打拐志願者，經過一年多的臥底潛伏，通過暗訪追蹤等方式才終於掌握證據。販賣出生證明不過是這條龐大利益鏈的下遊，院長及工作人員長期同販賣嬰兒的中介合作，作假出生證明正是為了使這些灰色嬰兒的身份得以洗白，甚至醫院本身也收購、販賣嬰兒，還提供代孕服務，嬰兒尚未出生就被當作商品銷售，食嬰獸的怪影漂浮在這片天空，等不及將其血淋淋的嚼碎。
醫院成了人口集市
湖北襄陽的情況不是個例，廣東佛山、廣西南寧等地的醫院也遭到舉報。健橋醫院這位被中共官方譽為“最美巾幗奮鬥者”的葉有芝院長甚至早在2010、2011兩年就因為非法胎兒鑒定和引產手術被罰，更別提一名去年8月在該院生產的孕婦稱自己的胎兒在剖腹過程中因醫院過錯導致死亡，最終卻沒有被認定為醫療事故。
在利用網絡發聲之前，“上官正義”首先去到了襄陽市衛健委求見趙旭主任被拒，兩名刑警卻不惜連夜跨省“追兇”，敲響了舉報人河南鄧州的家門。9月兩次向陜西、河北兩地舉報均不受理，向所有人證實了監管機關同它所容許的罪惡是一丘之貉。
2018年同樣由“上官正義”參與的益陽網絡販嬰案更直白的揭示出這點，見面地點從益陽和睦佳醫院到益陽現代兒童婦女醫院，有勾結的醫院太多同時安排了兩批買家令販子直言記混了，販嬰販證恐已成為業界共識。
除了被拐賣的嬰兒，還有相當多是父母自願出賣的，販子借著送養的名頭來掩蓋罪惡，但我們社會主義者必須考察“送養”的源頭。益陽案中出賣自己孩子的張霞表示自己因欠債離婚，無力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原想打掉孩子，卻被醫生告知孩子已成型，“想給他一條命”迫於無奈才選擇出賣孩子。首先在中國婦女實際的墮胎權已是蕩然無存，而我們再問那些整天為老齡化哭喪、一刻不停宣傳多子多福的家夥們在哪里？現在有一位母親想養育自己的孩子，為什麽這將使她的生活更艱難？他們當然不會回答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沒有一絲一毫的家庭保障，雇主們連勞動力再生產的錢也不肯付。
出賣孩子的利益張霞僅能得到小頭，只夠生育和補充營養的費用，其余都被中介抽去了，中介仰仗著官僚，依靠不完善的收養法，肆無忌憚的攫取利益，合法送養孩子甚至比出賣孩子還困難，這樣的吊詭不止一次的出現在我們眼前。2013年父親李鐘祥終於找到自己的兒子小龍，“孩子離我只有7公里，卻花了14年才找到他，為什麽？因為他被‘合法化’了”，深圳惠東縣白花鎮計生辦、衛生院、村委均幫助販子辦理了虛假的證明，聽聞消息惠東縣公安局很快注銷了小龍的戶口，使他面臨不能接受義務教育和參加高考的困境，而計生部門則聲稱需要追繳超生的罰款，金額高達30多萬元。小龍被拐賣時上戶輕而易舉，使父親花光積蓄苦找14年，現在找回來了，上戶反而變得難如登天。
過去所有被承諾解決的問題，現在再次通過健橋醫院一案重新暴露出來。在益陽案中，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普遍惡劣的生存狀況使得母親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孩子；在李鐘祥案中，為資本服務的官僚從中獲利制造重重困難，使父子不能相見，直到最後還要對他們趕盡殺絕。
解決方案
不願意走向毀滅的人們，如今擺在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我們不能依靠中共的司法體制來取締嬰兒販賣，因為整個行業已與中共緊密勾結，就如鐵籠女事所揭露的人口販賣事件一樣。我們需要由受害者家屬與基層醫護人員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才能進行公正且透明的調查，並懲罰人口販子、院方高層和腐敗官員。
社會主義者主張用公有醫院來代替為資本服務的私有醫院，但不是現在由官僚控制的國有醫院，而是交由醫護人員及病人代表的委員會民主監督，取締腐敗世襲的官僚系統。在中國，所有這一切要由工人階級打破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通過無產階級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社會主義革命！
房產泡沫爆破已成事實 中國沒有新經濟支柱
自今年以來，中國恒大集團——曾經中國的大型地產開發商，世界五百強企業，由於債務危機破產重組。資產階級的媒體與經濟專家給出了許多解釋，如資產重組失敗、投資過度導致資不抵債、中共政府收緊貸款政策等，但根本原因並非政策問題，而是整個資本主義的房產泡沫已經不可避免地爆破。
有人會說，中國的房地產經濟正加速走向泡沫破裂，但我們的觀點與之不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實際上已經破裂了。在2017年中共政府決心遏制住房投機後不久，房地產市場開始下滑，在恒大和碧桂園等大型開發商深陷債務和破產危機後，中國的房地產業呈現出斷崖式下跌趨勢。這一事實從一些經濟數字便可看出：2023年8月，中國44個重點城市的新房成交面積較上一月減少29%，房地產行業未償貸款額較上年同期下降1000億元，居民新增人民幣貸款同比減少3224億元，中長期貸款減少672億元，同比減少2158億元。這些數字意味著這一基本事實：房地產需求端基本面下滑，供給端造血不足。居民已經沒有資金購買房產，甚至沒有足夠的信心貸款購買房屋。另一方面，中共政府擔心房地產企業垮台將引發巨大的社會危機甚至是動亂，仍要求銀行向房地產企業持續注資——對房地產開發商的貸款則增長了4%，達到13.17萬億元。中共政府面對房地產經濟泡沫的破裂，已經無計可施。盡管知道房地產這樣一劑毒品是很難戒除的，但卻如將死的癮君子一般，拼了命也要繼續吸一口，來維持他表面上的健康與風光無兩。
這一危機在中國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中國許多地方政府依賴出賣土地給房產企業以獲得公共財政所必需的資金，房地產企業的危機意味著地方政府財政的危機。自去年以來，中國多地爆出公務員與公共事業單位職員（包括公立學校的教師、公共汽車司機，以及環衛工）的薪水遭到拖欠的事件，但是遭受危機的地區只多不少，它們仍依靠上級政府撥款以及向臨近地區借款來勉強維持政府運作。
不可持續
中共政府深知房地產經濟的不可持續性，轉而尋求“新經濟增長點”，試圖通過數字經濟、新能源、人工智慧等新興產業“彎道超車”，幫助其攀上全球產業鏈的上遊位置。然而單一產業不可能成為整個中國的經濟支柱，這種出口導向的經濟也是不可持續的。我們以電動汽車為例，在中共政府大量補貼國產企業生產電動汽車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電動汽車銷量占全球銷量的60%。如今中國街頭的“網約車”大多是純電動汽車，家用汽車也越來越多采用油電混合動力的汽車。但是電動車的生產完全依靠政府補貼進行，例如電動車企“蔚來”每生產一輛汽車便虧損25萬元，其生產完全依靠地方政府無止境的財政補貼。
但是2023年開始，中共政府停止補貼電動汽車，地方政府的補貼也因房地產危機而變得前途未卜；與此同時，歐盟於2023年9月開啟對中國電動汽車的反補貼調查，這意味著西方陣營正加緊對中國的經濟封鎖與打壓。這個例子很好地證明了我們先前的觀點：中共政府的“新經濟增長點”往往是不可持續的，且在新冷戰的大環境下存在諸多困難，房地產經濟仍將是中國多數地區的常態。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要深刻認識到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特色的房產企業與中共政府合謀只是使危機更嚴重，但不存在什麽“資本是壞的”或“沒有了公權力一切都會好起來”。只有同時打倒貪婪的房地產企業，也就包括背後支撐的中共獨裁政府，將房產企業全部公有化，將空置住房沒收，置於工人委員會的民主管理之下公平分配，才能真正做到人人有房，解決中國人的住房問題。
我們要求賠償給購買爛尾樓的小業主，由房產企業支付。我們支持討要工程款的建築工人支持他們組建獨立工會。但這些基本要求都不免觸碰到中共的紅線，因此鬥爭也要為著推翻中共政府與消滅資本主義而奮鬥。
蘇州電子廠青年工人過勞猝死 再證《勞動法》不過廢紙一張
在中國，勞動者嚴重缺乏獨立工會的保障，工人過勞猝死在工作崗位上的悲劇無日無之，而且死者愈來愈年輕化。本年八月中旬，在蘇州一家電子廠“蘇州佳世達”一名23歲的青年工人小徐被發現猝死於員工宿舍內。而此前他已連續13天每天至少上了10小時的夜班。然而，當地政府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卻並不認為死者死於工傷，哪怕佳世達明顯違反了多項《勞動法》以及《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政府當局也只建議與勞務派遣公司及廠方協調解決，自己則置身事外。
小徐原本是與一家勞務派遣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因此家屬在追討賠償的問題上與勞務公司及廠方陷入了無盡的拉扯之中。勞務公司與廠方都在互相推卸責任，並指員工在宿舍猝死不屬於工傷，因為“宿舍不是工作場所”，而家屬由於經濟能力有限，無力承擔屍檢費用以確定死因。廠方最終表示願意補償八萬至十萬元人民幣，與家屬最初要求的150萬元人民幣兩者相距甚遠。
臭名昭著的企業
蘇州佳世達光電有限公司過去主要為戴爾和惠普生產液晶顯示器、投影機、以及藍牙模塊。其在蘇州的工廠擁有4,763名工人，但在網絡上，這家工廠的風評頗差，特別是勞務派遣工加班過多，而且經常被以各種名目克扣工資。
在這則案件中，佳世達也明顯違反了《勞動法》中每周工作40小時及每月最多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的規定。在資本主義專制中國，由於工人被禁止成立獨立工會，並受到抓捕和監禁的威脅，《勞動法》的作用尚且不如一張手紙，這已是眾人皆知的現實。
一次又一次，工人工傷後得不到應有的補償，甚至過勞猝死後家屬仍要陷入漫長的“維權”泥沼中，經常由於經濟能力有限而無法搜集足夠的證據以主張自己的權利，這些血淋淋的例子都不斷的說明了獨立工會組織的需要。
這也證明中共的官方工會純粹是獨裁政權用以“維（資本主義的）穩”，打壓工人鬥爭的工具，對維護工人自身權益毫無作為，在很多的情況下甚至積極支持資本家鎮壓工人抗爭。任何對於官方工會為工人權益出頭的想法，但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所需要的是真正由工人自己民主控制的獨立工會，而不是由資本家和國家控制的工會。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它多次表明（1989年天安門、2002年遼寧、2018年佳士鬥爭），工人在獨立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是其中最大的紅線。一旦逾越，就會威脅到整個專制統治結構。因為正如國際實例所顯示的那樣，中國的獨立工會可能很快成為大規模反專制運動的主力。盡管鎮壓力度加大，但習近平政權面臨的歷史性經濟危機意味著反對獨立工會的紅線將越來越多地受到挑戰。任何獨裁政權都無法永遠阻擋8億無產者的群眾壓力。
房地產危機——爛尾樓下的中國社會
2023年9月28日，恒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強制措施，即使房產泡沫爆破早已成事實，但這一新聞傳出還是造成轟動的輿論效果，仿佛靈堂正式敲起的喪鐘。自從2021年恒大集團爆出暴雷之後，爛尾樓就成為了中國社會民眾的一個常識——一個中國民眾被迫去面對的一個絕望的社會常識：花光一個家庭所有積蓄買了房子之後，順利交付是幸運，而房子爛尾才是常態。
無能為力之下的絕望心理
在中國知名彈幕視頻網站“嗶哩嗶哩”一則民眾分享的名為“恒大強行收房”的視頻中，評論區的民眾則留言表示恭喜。在這則視頻中，視頻UP主被恒大要求在沒有裝修好的房子簽字確認收房，而評論區中，不乏表露恭喜的人，如其中一名評論者表示：“哈哈，當前的房地產環境，能交房就是萬幸了，哪怕延遲交房，真諷刺啊。每年這麽多的資金全部流入房地產，收割了一波又一波，最後錢都被賣地的賺去了”。這其實表明了普通購房者面對爛尾樓而又無能為力之下的絕望心理。
而在同一視頻網站名為“用盡一生積蓄買了爛尾樓”的視頻中，也有人分享了住進爛尾樓里的生活。這些人用盡了一生積蓄，購買了一個期望在城市中能夠為提供自己遮風擋雨的穩定居所的房子，結果卻面臨爛尾，百般無奈之下，他們只能住進爛尾樓里，視頻中一名母親說他們給他們的孩子取名為了“盼房”，取盼望房子之意。但這位母親隨後在視頻中說：“我覺得好悲哀啊，把這種盼望寄托在一個小孩的身上，大人都解決不了。”
2023年11月2日，在一起爛尾樓房地產開發商與購房者的訴訟案件中，一名代理房地產開發商的女律師在庭審後被購房者用榔頭襲擊，導致改名女律師重傷。根據微博有披露的信息稱：在庭審中，房地產開發商認為其已作出保交樓承諾，購房者應按合同約定繼續履行還貸義務。購房者則稱房子已爛尾，自己為何還要支付房貸。而該房地產開發商代理律師則稱，若房地產公司破產，等待清算即可。可見司法體制如何為資本護航到底。這是又一起因房子爛尾而引發的悲劇。
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爆破已開始成為社會常識，而買房“成家立室”、要有房子才有安全感等傳統思想開始被打破。
青年勞動者實際上已經放棄了購房想法。在深圳，本地房價已高達6.1萬元一平方米。當地中產階層的代表，公務員群體不少已經放棄了買房的想法，一名在中共暴力機器即警務部門工作的公務員聲稱：“反正我分到單位的公租房了，我這輩子已經不打算買房了”。而另一個在2023年剛與自己的女友結婚的從事軟件開發工作的青年腦力勞動者則表示：“哪里買得起房子啊，在本地買房根本不可能”。
深圳當地兩千多萬常住人口中，約57.6%的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中。所謂城中村，是指留存在城市區域內的傳統鄉村，是中國大陸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有的現象。城中村中的房屋，以樓與樓之間極高的密度、較差的周邊居住環境而得名；在這里，在兩棟樓居住的人，透過窗戶可以和對面樓棟同一樓層居住的人握手，也即俗稱的“握手樓”。城中村的居住環境若需要簡單的對比，可以理解為優化版的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的九龍城寨。
等到老
公租房是當地青年勞動者的最大希望所在。所謂公租房，指政府的公共租賃住房，是政府以低廉租金出租給本地戶籍無房者居住的住房。但截至2023年11月14日，目前在冊輪候等待分配公租房的申請人數已超過五十萬。若考慮到其中家庭的人數，實際人數顯然超過五十萬。這表示大部分青年根本等到老也遙遙無期。
社會主義者主張公有化房地產企業，並交由工人與居民由下而上組成的民主組織進行管理，並收回所有空置房屋，將其面向無房勞動者進行分配。現存中國的空置房屋根本足夠14億人口立即有房居住。但只有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打破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體制，並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才有可能實現。
甘肅地震震出“脫貧”的失敗
12月18日，中國甘肅省發生了6.2級地震。目前至少已造成了131人死亡，過千人受傷。這是自2014年雲南地震以來傷亡最慘重的一次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塌，加上當時天氣嚴寒，氣溫低至零下15度，災民和生還者可能面臨保暖困難，引發次生災害。
震央所在位置的甘肅省積石山縣，是屬於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當地2022年全年人均GDP僅14000元人民幣，位列全國最窮困縣的第九位。因此大量老舊的房子本身根本不具備任何抗震能力。
這也無形中揭破了習近平所謂“全面脫貧”的謊言，現實情況是當地的貧困問題仍然嚴重。中共政府曾經在當地建設大型太陽能發電站，其目的更多不過是為了消化光伏行業的過剩產能，民眾的住所仍幾乎沒有防災能力，所謂的“脫貧工程”更多不過是當地官員的面子工程，民眾實際受惠非常有限。2020年數據顯示，當地陽山村在“扶貧項目”的支持下，平均每人年收入也僅為6050元人民幣，他們正是前總理李克強口中“六億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中的一分子。
同時，這個地區處於地震活動構造帶上，屬於中國抗震設防區劃的重點防範地區之一，對建築物有較高的抗震要求。然而當地民眾由於貧困，絕大多數只能住在廉價的自建房中，這些房屋沒有任何抗震能力，甚至根本沒有施工圖則。當地政府卻對此聽之任之，一直無意解決。究其原因，無非是改善民房的防災結構算不上任何有“經濟回報”的政績。這在中共的資本主義規則下，就不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對於此次地震，遠至西安亦有震感。網上片段顯示，西安文理學院學生感受到地震後正要逃出宿舍，卻因宿舍今年開始改用人臉識別系統，大門被鎖而無法逃生，學生情急之下只能砸碎玻璃門逃離，所幸無人受傷。這景像令人聯想到一年前烏魯木齊大火，居民也因當時的疫情封控，緊急逃生出口被鎖死而無法逃生，並觸發全國性的反清零反專制抗爭。有學生在事後表示：“一直到今天才知道烏魯木齊離我們並不遠。”
可見在多次災難過後，中共專制政權仍然沒有絲毫改變。官僚只知逢迎上級追求政績，而不是以民眾的利益為依歸去改善民眾的實際生活環境。對待民眾又如臨大敵，為了加以控制不惜堵死緊急出口。中國民眾需要自下而上的組織起來，通過要求並組建獨立工會、居民組織和救災團體建立緊急援助和重建計劃。透過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來揭露官僚主義的失職和資本家以救濟工作為名發災難財的行為。在民主控制下解決一系列的天災人禍。挑戰中共的資本主義專制，建立一個民主的，真正以民眾利益和安全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社會。
研究自由不存，學術未來安在？
近年以來，中國的歷史研究陷入了一種極其荒誕的境地，蘇聯史等“敏感”領域日趨雕敝，而“權威學者”們則越來越熱衷於一些諸如“中國五千年前就開始講大一統了”的奇談怪論。
在專制國家更深入學術領域的背景下，歷史研究領域的亂象，就是中共現實政治的反映。
密密的紅線
在大陸，重大選題備案制是橫在學者面前的攔路虎。根據這一制度，“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選題必須經過批準才能出版發行；於是，民族宗教、黨史國史等眾多包含了“不穩定因素”的研究就成為了被重點關照的對象。這種“關照”不只是備案審核的程序問題，而是意味著一部學術著作的命運，甚至一個學科的方向何在、存續與否都需要由國家機器決定。就這樣，學術界布滿了各式各樣的禁區，不單單是“思想傾向不好”的學術著作，就連“政治方向正確”、但不幸言及敏感內容（例如文革）的著作都大抵不能免於在審核中被斃掉的命運。
以蘇聯史為例，在近年蘇聯東歐問題被納入需要備案審核的“重大選題”名單之後，蘇聯史著作的出版就陷入了審核周期漫長、審核結果不確定的境地——這對於學科發展的打擊造成了巨大打擊，也成了當前蘇聯史研究進入寒冬的一大因素。
但如此加強控制並不是所謂的“共產暴政”；恰恰相反，這是資產階級專制在學術領域的表現形式。通過設立學術禁區、扭曲歷史事實、限制研究方向，中共領導下的研究把中國描述成了一個幾千年來以民為本、天下一家的地方，進而通過宣稱中國共產黨是天命與正統所歸、“合法”繼承了中國歷史的一切遺產，最終把歷史變成了為資本主義專制賦予合法性的準生證。
在“政治”（即維護當局威望及統治）先於學術的背景之下，學術研究的目的就變成了為習近平的“重要論述”背書；於是，歷史學界的“最新成果”紛紛變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的論據。以民族問題為例，只要一個研究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那麽其結論必然是“XXX成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一部分”——於是非但五胡亂華、遼宋金元長期對抗成為了民族融合、共同發展的一部分，就連清朝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也成為了中國邁向所謂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一步！這樣的研究被嚴格框定在習近平言論的範疇之內，是不可能實現任何學術突破的。
中國的學術研究除了作為習近平的論據之外，同樣難逃為新冷戰服務的命運。雖然中共表面上宣稱要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但在論述所謂文化基因的時候，御用學者卻又強調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民為本的、崇尚和平的，所以中國的民族性、中國的道路是比殘暴的西方文明更優越的。但這正是“認為本國優越性使它能擔任別國不能擔任的角色”的民族救世主義，這群學者的論調也正是他們所批判的“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就這樣，學術領域的鉗制反而意外生動地體現了新冷戰雙方根本就是一丘之貉（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緊隨“總書記重要講話”
在國家機器的打壓之下，學術自由與出版自由早已煙消雲散了，殘留的緊隨“總書記重要講話”之後的研究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以史為鑒，只能成為資產階級煽動民族主義的工具。而為了實現學術自由，社會主義者主張在學術界，無論是在讀者、學者的討論還是著作的出版中，都需要以民主為原則；國家為學術研究提供的應該是大力的支持，民主的資源分配，而不是肆意的幹涉與利用。這種學術民主無法在資本主義下實現——沒有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民主控制，也就沒有學術自由。
中共不斷加緊網絡監管——數字極權化深入推進
11月4日，知名翻墻工具“Clash”Windows版本的作者被警方約談後宣布停止更新，並刪除了其在代碼托管平台Github上的所有數據。這一事件引發了強烈的寒蟬效應，為避免警方的調查，在兩天內，“Clash”全系列軟件（包括內核）的作者們均刪庫“跑路”。
而今年八月初，中共擬針對未成年人實行更嚴苛的手機管控——每天僅能使用1至2小時，且深夜至淩晨禁用。一石激起千層浪，青年們紛紛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憤怒。
早在兩年前，中共就已然在網絡遊戲方面對未成年人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嚴格限制，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針對未成年人的數字繩索在不斷收緊。
人人受害
更為普遍的網絡監視發生在每個公民身上。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大都會在其APP上留“後門”，以采集信息和監視用戶，美其名曰“個性化服務、優化體驗”。譬如，年初Google的一份報告顯示，電商軟件“拼多多”利用安卓系統漏洞，獲取高級權限，進而掌握用戶的私密信息。其後有員工表示其公司甚至有專門的小組來研究漏洞和竊取數據以便使公司更好地盈利。東窗事發後，該小組已經解散。但窺一斑而知全豹，拼多多不是個例，他們以及一眾互聯網巨頭如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和百度等，都存在大量竊取隱私的劣跡，並且會將數據進行秘密交易和共享。中國網民戲稱國內互聯網已進入“大裸奔時代”。
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要“監管”科技，只是要確保資訊牢牢由中共控制，並且要聽從國家的金融政策，但為什麽卻放任這些黑客行為呢？答案很簡單，因為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共當局將企業置於其專制獨裁之下，是為了提高對人民的警察監控。互聯網公司竊取的隱私數據，當然會自願或“被自願”地與政府共享，二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為了剖析這種資本主義的罪行，我們指出其官商勾結的過程大致如下：網絡公司竊取數據建立大數據系統並利用其區分用戶群體進行“大數據殺熟”等行為，以達到其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作為放松監管、優惠政策的回報和對政府的討好，這些公司又會將數據貢獻給政府，使其掌握每位公民的網絡活動軌跡，並與政府本有的數據庫深度結合，建立起龐大的監視系統。
政府自身的監視行為則更為粗暴，且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例如三大運營商（移動聯通電信）就會利用手機卡實名制度（香港也已全面推行）讀取你的短信和通話記錄。而政府自身的軟件（如銀行、政務軟件等）則甚至會直接讓國內手機系統為其“開綠燈”以監控人們的手機，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國家反詐中心APP就已經實現出廠植入在大多國產系統中，甚至還有部分基層政府強制市民安裝該軟件在手機中。近日承德公安對於翻墻使用代碼托管平台Github的程序員予以嚴苛的天價處罰，展現了當局的高壓管控，並在網上引起了公憤。此外，據可靠消息，自去年十一月“白紙運動”後，上海等大城市部分路段時至今日還會組織便衣警察在路口隨機抽查路人手機，尤其是大學生的。他們會強制要求你打開手機交給他們，檢查里面是否有Telegram、Twitter（X）、TikTok等國外軟件，要求你刪除並簽署承諾書，然後登記你的個人信息。
今年兩會通過的國務院改革方案中提到設立“國家數據局”這一點（盡管微軟等外企表示不會提供數據給中國政府，但我們很難相信這類壟斷公司的話），這意味著政府管理數據將更加精細和系統化，每位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其網絡活動將被實時綁定整合，網絡極權正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深入推進。
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
成書於1948年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為我們展現了極權統治下的恐怖情景————人人都要被政府通過實時開啟的大屏幕監視著。七十多年後，實行資本主義極權統治的中共當局已經近幾實現了此目標。
中共建立的數字極權制度為其打壓異見人士、鎮壓群眾抗議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政府指令下，互聯網平台都建立了嚴格的內容審查制度以審查政治敏感內容，譬如去年11月的富士康工人運動、今年的反醫保改革（“白發革命”）和反拆清真寺運動。中共官僚資產階級的政府害怕群眾運動，渴望政權穩定，因此急於建立網絡集權，以便配合內宣的愚民政策，穩固其邪惡統治。當然，有壓迫的地方自然就有反抗，我們看到不少的網絡技術人員在網絡分享保護個人隱私和逃避中共監管的經驗心得，致力於打破中共的審查和捍衛言論自由。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博主“編程隨想”阮曉寰和其他部分民主人士已被當局以莫須有罪名逮捕，盡管自由派人士在政治觀點上跟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他們並不尋求終結資本主義專制，而只是要求一些零散的改良），但我們仍發聲要求中共釋放這些維權人士，並與人權分子共同聲討當局對民主權利的野蠻踐踏。固然我們與他們的分別，在於我們看到這些打壓的制度性源頭——資本主義——並與之鬥爭，而非只解決表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極權的斯大林主義者（覆辟資本主義前的中共）毫無相似之處，我們重申對粉碎專制、捍衛自由和消滅剝削的承諾，“在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之條件。”
作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識到，如今我們所處的信息時代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於群眾可以借助互聯網實時了解到各類新聞報告，了解多元的思潮和觀點，以及自由發表言論。得益於此，群眾情緒最終將更快、更廣地蔓延。一場局限的地區抗議很有可能快速發展成一次席卷全國的變革浪潮，正如我們在一些國家見到的那樣。我們也看到連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也透過操控社交媒體（還有其他打壓手段）來打擊、消耗並迷惑群眾鬥爭。在幾月前的法國大罷工中，“民主的”馬克龍政府也一度考慮實行互聯網管制，來繞過民選國會去推動反工人階級的退休金改革。作為剝削者的中共資本主義政府當然不會容忍被剝削者有良好的反抗條件，因此其早就建立了隔絕外界的“防火長城”，並一步步收緊監管，從而使網絡成為其奴役人民的又一個手段。
反對一切形式剝削和壓迫
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壓迫，捍衛人民的民主權利，當然也包括網絡和言論自由。但我們必須指出，包括中共在內的全球資本主義政府都是蛇鼠一窩，在剝削本國無產者方面。歐美國家的民主權利，並非是該國資產階級統治者“仁慈地”賦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歷史上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而迫使政府做出的讓步。
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前，西方沒有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一人一票的普選，正是革命的威脅迫使各統治階級讓步進行民主改革來避免革命。不了解這一事實就會沈溺在改良的幻想中，以歐美所謂“民主”政體為理想，從而忽視了階級矛盾，這正是許多自由派人士的局限性所在。我們不要“仁慈”的剝削，我們要消滅剝削。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用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待問題，並剖析其癥結所在。
中共建立數字極權控制輿論和鎮壓人民，本質上是害怕群眾威脅其政權統治。近年來工人運動和群眾抗議的頻繁反映出中國正陷入更深的一輪危機中——貧富差距加大、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激增等，這又反過來促使中國政府如坐針氈，從而加緊社會管控和極權統治，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我們為遊行、罷工、結社等一切民主權利而鬥爭，而由於本國的資產階級不能也不願實現它們，因此這一任務理應落到工人階級頭上。在接下來不可避免的社會變革中，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在面對資產階級的瘋狂打壓下（就如在香港那樣）贏得民主權利的力量，並實行工人民主統治——實現自下而上的民主計劃經濟和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
中國反猶主義升溫：加沙戰爭與反美民族主義的共同作用
自從10月以來，中國網絡上反猶主義升溫。這不過是中共獨裁統治下，中國與日俱增的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最常針對西方“境外勢力”，以及維吾爾族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最新表現。
中共官媒的宣傳亦應和反猶主義的升溫。中國央視在10月發布《美國選戰當中的以色列因素》節目，宣稱猶太人占美國人口的3%、卻控制著70%的美國財富，並利用其財力操縱美國政局，然而稍加深究便知這些數字都毫無根據。相關話題沖上微博熱搜，獲得近1億次瀏覽。中共想指出，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選舉下，猶太富人仍然操控著社會，反映其制度腐敗與黑暗，目的是合理化自己的一黨專政。
中國反猶主義的冒起
以色列正在加沙發動一場極其殘酷的戰爭，造成的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數比以往任何一場由以色列發動的戰爭都要多（迄今已死亡超過2萬人）。社會主義者以及所有支持和平、捍衛生命權的人們都堅決反對這場戰爭。但我們區分以下兩者：一方是政府（極右軍國主義的內塔尼亞胡政權），另一方是在這場戰爭遭受惡果的各族群普通民眾。日益升溫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包括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仇恨暴力，都源於資本主義，在危機和戰爭時代尤甚。這就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國際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原因。
如今中國反猶主義的冒起，與歷史上的反猶主義有些不同。如今中國的反猶主義將自己置於中、美兩方陣營的軍事外交競爭框架內，以色列政權當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這為支持中共獨裁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新話題作為“出口”，從而發泄、傳播民族主義毒素。
另一個案例，便是1990年代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遭遇差評攻擊，足見反以情緒已發展出了反猶情緒。該電影講述一名德國商人在二戰幫助波蘭猶太人躲避大屠殺，情節與如今的以色列並無直接關系，在中國也長期受好評；但在視頻網站bilibili（B站）上的評分，在加沙戰爭開始2周內從9.7跌至4.1。對此，有新浪微博用戶冷嘲熱諷：“以色列吃小胡子紅利（指因為猶太人被納粹德國迫害而受到廣泛同情），算上今年都78年了，也該吃夠了”。知乎等其他大型網站，也出現反對猶太人的其他言論，包括對於為何猶太人“被全世界仇視”的“討論”。
很多網民明確譴責以色列針對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屠殺，例如“過去德國納粹不讓你們活，如今你不讓巴勒斯坦人活”。這些譴責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基本正確指出如今以色列國身為壓迫者國家的事實，透露了網民對於恐怖屠殺的義憤。然而，前述這些譴責缺乏分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觀點，因此沒能區分以色列政權和遍布全球的猶太人、無視了猶太人也不是鐵板一塊（在以色列之外，一些猶太人活動家抗議如今的加沙戰爭）的情況。
一般來說，在各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不是自下而上自發產生的，而是由統治階級煽動和操縱的，通過分化反對者、轉移對其罪行的怒火，來保衛其權力利益。
中共的立場
這顯示中共喉舌因應當局對當前加沙戰爭的立場，在宣傳上做了一定轉變。其實，中國過去的宣傳，一貫對於猶太人都采取較為友好的態度。二戰期間，上海就接受了大批歐洲猶太人避難，如今上海還有猶太難民紀念館記錄這一段歷史。自1992年中國和以色列建交以來，中以兩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已經非常重要。兩國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了230億美元，這遠高於中國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雙邊貿易額。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國企業對以色列科技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而且，中共也曾利用與以色列的關系，試圖部分減輕美國對中國的微芯片封鎖。
不過，如今中共當局在加沙戰爭中很難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維持平衡。這是因為中美沖突是這一進程的主要推動力量——中共希望利用當前的戰爭來削弱美帝國主義在中東的勢力，並加強中國帝國主義以“和平使者”的表象在“全球南方”的地位。這意味著它必須準備好（至少暫時）“犧牲”與以色列資本主義的關系，以及為了公共目的，展現更為親巴勒斯坦的立場。因此反猶情緒的冒起不是憑空而來。在10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接受記者關於反猶言論浪潮提問時，回答稱中國法律禁止利用網絡宣揚極端主義、民族仇恨和歧視暴力等信息，此外重彈落實“（資本主義）兩國方案”等老調。考慮到中共一貫對於網絡言論審查嚴格，如果民間反猶言論能夠較為自由地流傳、不被刪除，那麽顯然政權是放任這些言論，因為此舉與當前外交政策利益相合。
另一因素是，中共在習近平會見拜登之際，刻意緩和了先前尖銳的反美言論，主要是為了安撫資產階級，試圖阻止資本加速逃離中國。如此立場180度大轉彎的最鮮明一例，便是民族主義煽動者、“老粉紅”司馬南最近宣布“力促中美關系友好”，令他的許多追隨者大吃一驚。隨著中共當局暫時減少對反美民族主義的需求，反猶主義的升溫或將是對政權有用處的一個出口。
然而，反猶太情緒也可能像其他的民族主義那樣“過火”、引發更大的外交風波，迫使當局開始介入壓制。這使得當局更難有回旋空間。只要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沒有在全球範圍建立，那麽民族分化和戰爭就永遠不會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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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 17: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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