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恐惧驱动的习近平极权

regent

美国之音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讨论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时常用三个术语：恐惧、荣誉和利益，相对于荣誉或者利益，恐惧在修氏看来，常常是引发国际争霸的首因。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惧来解释，习近平对政权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担忧和恐惧，驱使他在政治上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措施，打造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极权政权。

习近平从集权到极权

习近平成为中共核心，修改宪法废除任期制，大搞个人崇拜，并最终在二十大三连任建立习家军统治团队，有多种解释，一种流行的看法就认为，他要干大事，时间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两届任期就结束，留下烂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习自己也常常要求领导干部胸怀“国之大者”，好像的确干大事的样子。或许不排除他有这种想法，可以部分解释他的集权。然而，愈到后来，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愈弱。如果说，集权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么愈到后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换，手段本身也即集权成了目的。因为集权是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势必会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资本家会成为失败者，在过去，失败者往往人头落地，现今毕竟披着一件现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于被处死，但财产没收，锒铛入狱是少不了的。

这些失败的高官和资本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各种方式、手段和机会给习近平及其政权挖坑，制造难题，让习防不胜防。这当然会让习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惧，恐惧政权不稳，恐惧权力不安，甚至恐惧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险。这种恐惧感越强，就越要强化集权程度，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确保绝对安全，从而导致集权变极权，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则虚化。

反腐永远反不完

习用来确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权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反腐、以等级原则建立的政治规矩，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泛安全化。反腐是习树立个人政治权威的不二法门。由于中共的腐败到胡锦涛统治晚期积重难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国，这就给了习反腐极大的正当性，不但会得到大众力挺，在党内也会得到党员乃至一般官员的理解和支持，这可以解释何以习举起反腐大旗，腐败高官一个个毫无还手之力，任凭发落。习借着反腐，大大扩充纪委权力，并在政府层面成立监察机构，将它们牢牢控制在手上，成为打击政治异己的利器。反腐既然开了头，就不可能有结尾，所以，习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远在路上”。

原因在于，以中共干部队伍的庞大，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腐败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十年内不可能就彻底治愈，现在很多落马的官员，都是倒查几年、十几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况，中共的体制乃是一个制造腐败的机器，老的腐败去了，新的腐败又来，永远反不完。另外，习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断敲打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对他心里不服，暗中有威胁的官员特别是政敌，要他们时刻牢记，他的政治权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战的，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和领导，对他恭顺忠诚，否则以腐败论处。故而，这两年被查处的高官数量非但未减少，还在增长，这说明，习是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反腐张力，来震慑官员队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规矩出自习一人意志

但是仅有反腐还不够，虽然中共的干部很难找出没有腐败嫌疑的，然而，总不能将所有有腐败嫌疑的官员都拿下，这是不现实的。如何让大多数官员都服膺他的领导权威，还得有另外的法子，习想到的是政治建设。本来共产党的各种建设都带有政治性，无需在思想、组织、制度、理论等建设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设，并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虽然这看似多此一举，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习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设在党内建立一套带有强烈等级特征、完全体现其个人意志的政治规矩，以此约束全体党员和全体官员。中国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要做事也须有规矩，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规矩是集众意所成，体现的是众人意志，而非少数人更不是单个人的意志，它约束的对象是体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规矩制定者，才显公平和公正。

然而，习的政治建设不是这样，它不是出自众意，是习一人意志的条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据习的意志搞出的这套政治规矩，也约束上至总理，下至村长的所有大小官员，除习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规矩”监督和约束的。过去的中共政治局，总书记和政治局成员在党规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总书记只是会议的召集人，好比是一个班干部集体，总书记只是班长，他和其他班干部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能指挥指使他们。但习通过政治建设，改写了这种关系和游戏规则，他不再是班长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顺的权力去领导指挥和调度政治局的那帮班干部。于是，人们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众政治局委员要向习交一年的工作总结和学习心得，听他点评，合格与否。这套政治规矩就变成一套套在官员头上的政治紧箍咒，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和遵守，不管愿不愿意，因为如果不服从，在现行体制下，势必没好果子吃，轻得穿小鞋，靠边站，重则会有某种不可测的后果。在这种威胁面前，官员们当然“自觉”趋利避害，少有敢对习不敬的。

对经济社会两手抓

虽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规矩，习仍觉得不够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员和党员，对广大百姓和非党人士约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个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威通过反腐和立规，是保住了，但还有一个政权安全的问题。政权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权保不住，作为中共政权总代表的习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难保，所以这两者是联动的。反腐和立规当然也助于政权安全，然而，要让政权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权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强各种安全机构的权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采取更多的安全技术手段，来对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别是在重新以发展经济为党的工作重心的当下。

习明白，中共政权的根本合法性，取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过去几年的折腾和政治挂帅，让经济一落千丈，元气至今未恢复，大大挫伤了民众和市场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经济。但是，面对不友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人心思变，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对安全马虎，放松了政权安全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号令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安全这只手也闲不住，全民抓间谍，蠢蠢在动。习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导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领域，对安全的重压窒息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外资为什么撤离中国，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个方面都和习近平对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恐惧有关，恐惧催生并加剧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规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为其政治权力和中共江山保驾护航，它的后果当然是导致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包括原本可以作为他统治支柱的红二代，以及相当多的普罗大众。和后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资源和手段来表达他们对习的不满的。习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更加强化安全保护，而这样一来让精英阶层也更难受和不满，又进一步使习恐惧不安，于是双倍抓紧安全保护不放，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习氏极权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惧中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