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胡舒立的啄木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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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媒体人胡舒立创办的《财新周刊》自去年11月起，连发数篇文章如《改革亟须新突破》、《重温实事求是路线》和《2023终有一别》，都被迅速下架。海外评论界对胡舒立的年终呐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她是跪谏；有的说，她豁出去了；还有的说，她的《财新》已成党内反习大本营。而我感兴趣的是，胡舒立的啄木鸟使命还能继续吗？中共会如何处理它？

胡舒立有一句关于啄木鸟的名言。她在任职《财经》十一年期间，曾经多次把《财经》比作啄木鸟，称它“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以新闻专业实现新闻理想，以传媒为中国改革进程守望把脉，是胡舒立的“啄木鸟”使命，也是她主持《财经》和《财新》的一贯理念。这个使命离不开胡舒立在体制内的特殊角色、关系网和相对独立的身份。她2009年在接受《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的采访《禁区》（The Forbidden Zone）时直截了当地说，《财经》是在承认现行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去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并希望推动与完善。而她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推动了中国进步。她和她的采访团队屡屡揭露财金黑幕，包括《银广夏陷阱》、《基金黑幕》、《谁的鲁能》、《SARS调查》等，凭着一系列严谨、扎实、专业的重磅报道，他们将《财经》的影响力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胡舒立对中共政权的容忍度有一种相当准确的判断力。对每一则报道，她几乎都要计算这个政权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自己能够走多远。她在江胡执政时游走言论自由的边界成功过好多次，关系网也经常发挥微妙的作用。这给了她十足的勇气和自信。对于那些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负面新闻，她总是有办法解释，而且经常成功。她的成功或许就如欧逸文描写的那样：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

不过，胡舒立也碰到不少压力。《基金黑幕》发表后，10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发表严正声明，对《财经》施压，胡舒立反驳说：“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总结说，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引领潮流又批判社会，这便是《财经》杂志对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是贯穿始终的新闻追求和取得业界认同的基础。汪丁丁的总结显示，那时的《财经》和胡舒立的新闻理想路走的还算顺风顺水。

当然，与其说胡舒立的新闻理想路那时走的还算顺遂，还不如说，作为“树”的中共政府，还曾经允许啄木鸟或多或少的存在，胡的啄木鸟使命和她的体制内改良主义才有了用武之地。但是习近平执政后一切变了，胡的新闻理想路变得非常难走。体制变成一块铁板无缝可钻。而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那棵大树有多烂，他们要的是唱高调的喜鹊而不是治病的啄木鸟。胡舒立的三篇文章被接连下架说明，习政府对《财新》这只治病的啄木鸟已经烦不胜烦了。

至于习近平会如何对付胡舒立和她的《财新》，在我看来，以习近平的小肚鸡肠，坚持大倒退的固执，及对个人独裁的迷信，他会恨不得像判任志强那样至少判胡舒立18年。可是他不得不仔细掂量，拿下胡舒立，他会捅多大的马蜂窝。胡舒立在国际国内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她是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来的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财富》选出的50位全球杰出领袖；也是国内媒体良心的标杆。习若判胡，不仅激起民主国家的新一轮愤怒和反击，也会在国内掀起反习新高潮。

胡舒立的啄木鸟使命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中共这棵大树宁愿从上到下被虫子洞穿，也不允许啄木鸟敲打，因此胡舒立们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显得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