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军宣队”

雨夜

《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陈昭

一、《三支两军》概述

二、从《三支两军》到《解放工人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三、从《大联合》到清查《五一六》──我在建工学院的经历

四、从“三支两军”引发的思考

【注释】

    军队是“文革”中唯一没有被打乱的组织，由于它严格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泽东依靠军队才基本上控制住了“文革”根本近乎于失控的局面。 ”中军介入、控制地方各单位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三支两军”（即支持革命左派、工业、农业、对学校的军训、对各单位的军管）。支两军”贯穿“文革”的前7年（1966年至1972年）。1968年起军队人员往往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的身份执行“军训、军管” ”任务，作家当年就主持了北京一所高等院校的“军宣队”。现在距“文革”的发动已有40年之久，但在突发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献中，关于“文革”中的重要角色“军宣队”的介绍却很少见到，而官方文献对“三支两军”的介绍也语焉不详。再过几年，也许就多少人能讲得清没有“三支两军”事实上，不了解“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理解“文革”中“由乱到治”的演进过程必然有一定的困难；不了解“文革”的“乱与治”，根本无法评价“文革”的历史地位。本文根据文献掌握的资料和亲身经历，大致介绍“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供参考。

一、《三支两军》概述

   

1．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谁是“革命左派”？

1966年“文革”启动伊始，毛泽东按照自己的设想，以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刘少奇“司令部”摧毁，然后依靠“造反派”控制。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特意举办生日宴会，只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参加，“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梯级斗争’……这句话是正确地促进了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1]毛泽东当时打算把“夺权”作为“文革”的四个阶段在最后决战阶段，按照他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在“夺权风暴”的高潮期，毛泽东表示：“夺权问题……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2]“可现实的转变完全超越了毛的如意算盘，事实上当时全国上下的“夺权风暴”演变成各地“造反派”组织之间延绵不绝的“武斗”而“打砸抢”，原来的党政系统近乎于瘫痪，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争夺当地最高权力的斗争又方兴未艾，各地之间呈现你死我活的状态，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分享权力。此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掌权无法镇定了。 当时毛也承认：“本来在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3]”

正是在这种阶梯下1967年1月毛泽东对军队指示说：“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仍在战斗”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4]”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表示：“以后凡有真正的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 [5]”这是毛泽东对“支持左派”、支持“真正派革命”的第一步，是“文革”中军“支左派”进程的来源。然而，全国各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中，哪个是“革命左派”，哪个群众组织不是“革命左派”？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提不出一个名单，而是参与“支左”的军队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军队面对严重对立的几派群众组织，听不清谁是“革命左派”，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支左”，结果与毛泽东和“于是毛认为军队“右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 ）以上干部支持右派[6]”。实际上，在很多省市，军队“支左”的结果反而增强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形势变得越发混乱，实与毛的初相违。经过“中央文革”的强行介入，直到1968年大部分省市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由于“文革”中西部工人农民参与“造反”组织，动摇了工农业生产，于是毛泽东又发布指示：“军队要和好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复苏而置之不理。[7]”作为样板，毛泽东把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派到了了北京的6个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等），介入“文革”时期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后来又派出8341部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就是“文革”时期著名的“六厂二校”的由来。军队既已介入各地的“支左”，后来又加上“支工”、“支农”，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解放军在“文革”时期的重要任务──“三支”。

2．“军训”──毛泽东试图用军队控制大中学校的瓦解

最初的“军训”是1966年夏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临时性整训赴京学生的办法，后来启动运用到全国各地中学以上的学校。

1966年8月到11月，全国的学生像潮水般涌向，全市机关学校、北京、闲置的民宅里，到处都是临时安置位，人满为患，且赴京的数百万学生终日闲逛，无人管束。1966年10月，毛泽东发表《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他说：“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项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8] ” 作家当时所在的空军部队就奉派进入北京市朝阳的一所小学。小学的老师们负责外地赴京学生的生活安排（住宿、吃饭等），则负责每天组织外地学生训练两三个小时，教他们一些巡视的站队、行走动作，主要是提高学生的组织纪律性。

这次的“军训”本来是针对针对学生的临时性措施，可能后来毛泽东觉得这个办法可以用来控制学生，尤其有利于恢复全国各中学以上学校的秩序。当时，全国的中学基本处于混乱状态，校方已失去管理能力，学校停课，学生终日无所事事。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中央”以后，上千万在校中学生不能再去外地“中央”参加，留在校园内又无课可上。为了应付这一混乱，196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对话：“派军队干部很好训练革命师生的训练方法。训练一下和不大不一样。这样，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重视，加强组织纪律。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9]”于是，从1967年起，军队就逐步派出干部战士进驻各地中学，组织军训，把中学生管提出来。毛泽东看到了“军训”的好处，1967年2月19日又把“军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军、民机关”，除此之外老年外、中年、青年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10]”。一个月后的3月7日，毛又要求军训人员“参与有关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殴[11]《统计》，

“从1967年1月20日至2月10日20天期限，仅驻京部队即抽出4000余名干部，对北大、清华等5所著名高等院校计2.26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培训。此后，全军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逐步增加，参训及院校毕业生也增加。仅1967年4月，全军军队每天平均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即达到5.3万余人，接受军训的学校则达到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全国接受军训的学校猛增至1.17万余所。 12]”

3．“军管”──“军管民”、“民管军”、“军管军”  

    “军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选举，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国家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极限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13]（该文件首次将“三支”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文明2145个单位实施了警卫保护，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广播报社的53％） [14]由此可见，“军管”的强度之大。 当时，一支军队对地方单位实行军管，军队对某些军队单位也开始“军管”例如，毛泽东派人“军管”了总政治部。后来有阿富汗指出：“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15]李德生也承认，这是“一场荒诞的闹剧”[16]。

更滑稽的是，1968年9月2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工人进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让工人“军管”军事院校，这样的荒唐命令可能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该文件的第五条规定：“北京地区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第三工程兵学校、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等六座院校，担负着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训练任务。 、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7]”据我所知，此时，空军学院已经担负着“军管”北京地质学院的任务，可它自己居然也即将被工人“军管”。显然，

当时毛泽东全面动用军队，把军队自动控制“文革”破坏局面的最后手段，实乃迎燃眉头的仓促之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事务之后，有些地方的局势平稳了，但有的地方由于军队更令毛戒惧，组建军队的“支左”和“军管”组成基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军队占了大部分，军队全面掌权、全面壮大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二、从“三支两军”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北京高校武斗伟大中出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到了1968年夏天，“文革”又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各地“造反派”的武斗升级，结果发展到抢银行、抢仓库、抢车船、炸铁路、冲击军事机关、抢军队的武器。 面对失控的形势，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制止广西大规模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21天后，中央又针对陕西局势发布了“七二四布告”。布告内容相似，大意是：近期出现一系列严峻的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银行、仓库，冲击部队，中断邮电，私设电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出现上述情况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省区。“布告”要求停止武斗，办事，立即报告点；首先呼吁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报告点，无条件地迅速恢复铁路交通运输；无条件地交回援越军物资；无条件交回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对确有证据证明死亡、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窃取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广东反革命分子必须惩办。

这两个“布告”发出后，在北京的部队奉命行动。作家所在的部队即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宣传“布告”的精神。然而，就在“布告” “发布前后，武斗之风在北京也刮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武斗前沿升级。7月28日，毛泽东在凌晨3时半到8时半紧急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发表言论，就停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了强硬讲话。毛泽东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了。同时毛命令8341部队帮助他们正在“支左”的北京6个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突然开进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由此“三支两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这其实是“文革”刚刚被毛泽东痛批的“工作组”的变种，可称为“毛氏工作组”。

宣传队“进驻北大、清华后，中央要求军队立即进驻北京其他所有大学。当时北京共有59所高校，驻京的各军种分片包干。据我相当于，空军、海军各负责10所院校，空军负责北京市东面的9个学院（即机械学院、广播学院、建筑工业学院、化纤学院、化工学院、第二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和地质学院。我所在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简称“一高专”）被指派负责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当时中央规定，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工宣队”的任务是“拥护”解放军工作。北京市革委会规定，“宣传队”的最高领导为“指挥部”和“政委”，“指挥部”由“工宣队”出，“政委”由“军宣队”出，“宣传队”由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曾对各大学的“军宣队”负责人讲话说：学校产生的问题我们不找“工宣队”，而要拿你们试问。 “直接受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市革委会有一个大学组，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直接召集“宣传队”负责人开会，就运动的细节、作法下达指示，谢富治讲讲空军系统也设支专门机构管理空军的这10个军宣队，但不指导各学校的“文革”运动；派出“军宣队”的部队也不过问“军宣队”的工作。

2．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军宣队”的简况看“军宣队”的一般特点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直属国务院建材部，是当时全国唯一专门培养建筑工业材料方面高级人才的学校。大，有一千多名学生。学院里老干部比较多，匹兹堡是第七级干部，在大学里非常少见。我当时就任“一高专”革委会副主任。“一高专”是军级单位，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原来是个普通教员，从来没有担负过领导工作。 空军领导让我参加“支左”时说：空军负责10所大学，我们派往9所大学的“一截”用老同志（多是师长、团级干部），另外用1个“小将”（“文革”中对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般称为“小将”，所以称我为“小将”，其实当时我已经29岁了）。我曾坚辞自由，但还是没能推掉，只好硬着头皮上。

受领任务后，“一高专”派出百多人执行这个任务（全部是部队机关干部），于8月中旬开进建工学院。其时，“一高专”的群众组织刚刚取消，大家集合到“革委会”这面大旗底下，但不同派别的隔阂依然存在。我们这支“ “军宣队”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属于我的对立派，我来说，团结和建设好这支“军宣队”，本身就是个坚持的考验。“宣传队”的另一半是北京铁路根据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派出，由铁路局机关干部组成，号称“工宣队”，他们紧随“军宣队”之后进驻该学院。但当时中央规定，“工宣队”必须“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优秀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18]北京市革委会发现北京铁路局派出的“工宣队”不是产业工人于是，北京铁路局又重新派出100多名真正的铁路产业工人替换了原来派去的机关干部。建工学院的“工宣队”在半年后由于铁路施工任务撤回了该学院。 “军宣队”队长，而自然地就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委身份的成为“宣传队”的“一个片段”，顺理成章地所以成了建工学院的“一个片段”。 ”“指挥”是一个工人班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以必须承担主要的工作。 当时北京对“三支两军”干部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家里坐沙发，出门坐‘华沙’[19] ]。一串场面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我就这样当了建工学院的家。那时我唯一的优势是属于群众组织头头出身，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大，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比较容易与学生领袖沟通。当时对“宣传队”也有一条特别的纪律，就是不许与学校师生谈恋爱。

三、从“大联合”到清查“五一六”──我在建工学院的经历

我在建工学院期间经历了两派“大联合”、学院成立革责、“清理队伍队伍”、 “战备搬迁”、清查“五一六”等阶段。从一所院校里这些事情的处理可以观察当时“军宣队”的作用。

1．大学里的“文革”辉煌是如何收场的？

进入学院时，学院里空空荡荡，很多人不在学校，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激发每一个人，利用各种激励措施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认知学校。师生员工回校后，先把各派其他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成立了“革委会”。学生领袖”组成，按规定“宣传队”不参加革委会，但学院“革委会”受“宣传队”领导，学校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宣传队”手里。当时还有一项政治任务，即“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打击“新”的“敌人”，只是清理了群众组织办理的各种专案，使那些“专政对象”得以解脱。这些“文革”中奉命办理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面临一个大问题：学生们不上课，教职工们不上课、不学习，每天让他们搞定？总不能天天学文件、“搞运动”，如果这样必然会越来越散。最后我们想出一招，派人四出联系，看有什么大型工程、大型企业需要劳动力，这样可以让师生们通过劳动开眼界。这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北京地铁正在兴建，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建设工程也在施工，于是我们把师生们拉到这两个地方以及首钢参加劳动。

2．大学的“战备搬迁”──“盲人骑瞎马”

1969年秋天，中央突然大造“要准备打仗”的指挥，一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人们的感觉好像战争明天就要爆发。 北京市革召开了紧急会议，命令北京的大专除院校几个核心的学校外，其他在半个月到20日学校必须搬出北京。然而，连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个搬家法？一所大学不光有学生和教职员工，还有教工部分，所有家庭举家搬迁，谈何容易？老孩子怎么办？还回来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更何况，搬迁地还要准备住房、教室、实验室、工厂、图书馆，设备图书的安放、教学活动的组织，以及交通、生活设施等等等，每所大学都面临一系列问题。而学院的教工们认为，你们“宣传队”将来可以回部队，学生们早晚一天要毕业，所以搬到偏远地区后你们都要离开，只有他们不得已不一会儿呆下去，自然他们会重重考虑。因此，教工们提出了许多非常实际而我们又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往哪里搬，怎么搬，搬去怎么生活，孩子上学如何解决，不在这个学校教工队的工作怎么办？为什么只有学校搬迁，而北京市其他单位都搬迁？这些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也没有人给我解释。上级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死命令：搬！快搬！

建工学院的主管部门是建筑部，根据部长赖际发、政治部主任钟炳昌、军管会主任李大同的指示，学院“宣传队”和“革责”的负责人到河南、湖北、湖南立即选址赖际发部长曾提示，湖南常德附近有一个报废的金刚石矿（601矿），那里有一些空房子。这个矿离常德约30到40公里，附近没有大即将的居民点。我们到现场实地考察后发现，如果把该矿的房子全部利用起来，考虑勉强可住下学校的师生员工，但根本无法进行教学活动。请示建材部，最后就确定搬迁到这里，因为时间紧迫，再无选择的余地当时，建工学院的搬迁全然不考虑未来的办学条件和教工的生活环境，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找一处地方让全校人员勉强住下。搬迁地一经选定，学院里就立即召开各项会议“动员”，此时师生们早已是驯服工具了，对“宣传队”的要求只能服从。 于是，全院师生们马上就启动了，把教学工厂、图书馆搬迁了留守人员。当时我是非常“革命”的。我安排全校迁移人员备份两路，教工并直接乘火车到岳阳，然后转到常德；另一条路线我路线，先到韶山“朝圣” ，然后徒步行军走到目的地，风风雨雨，总共走了三天半。到了金刚石矿，人是住基地，但是没有床，也没有桌椅板凳，一律打地铺。因为房子非常少，老师们根本不可能的一间一间，教工只好挤了一间房，中间拉了一个布帘。即使在我们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上级还是下了防空洞的任务。虽然已身处偏僻的国外山沟，也照样得象城市里那样挖防空洞。

据我相似，当时北京许多院校都与我们有类似的码头。象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北京矿业学院迁到四川合川县三汇坝，北京电力学院迁迁河北省邯郸地区岳城水库工地及邯郸、马头、峰峰三个发电厂，情况都与我们学院相似。中国科技大学接到迁出北京的命令后，曾派人分头前往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却没有一个地方大力支持，最后是安徽省合肥市同意接收，安置在原安徽师范学院内。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福利很好了，既进了餐具，又现成的校舍可用当时，不仅北京的大学奉命搬迁到境外，其他省市的大学也收到搬迁通知。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迁重庆；广东省原有20所高等院校，“文革”时期只准留10所，于是暨南大学被撤销，广东工学院迁往粤北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华南工学院一度分成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20]有人说，学校搬迁是由于林彪关于战备的“其实，1969年林彪关于战备的指示只是要求军队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战场不涉及地方事务。 大专院校仓促迁离指挥，涉及面很大，影响必然，应当是中国教育在“文革”时期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这个决定完全是错误的，当时慌乱地搬家，盲目地寻找地方，怎么会有好的结果？这种搬迁决策把国家教育事业的前途等扔到九霄云外，疑问，穷乡僻壤没有办大学的适当地方。果然，不久之后，搬出北京的大学都又一处一处重新搬回设备，有的回到北京，有的换到其他城市。我工作过的建工学院在常德滞留两年后，也于1971年10月搬到武昌，1985年更名为武汉工业大学。

3．清查“五·六”──曼哈顿“造反派”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该通知称：“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集体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进攻，罪大恶极。”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文件的指责属纯荒，是无中生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根本不是“反革命两面派”，而是“文革”中受迫害的将领；王力、关锋、戚本禹也与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无关。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其实皆是子虚乌有，显然此时查清“五·一六”的真正目的就在其处，毛及“中央文革”不肯明言。

该文件明确规定了“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都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得清查具有很大的便捷性；而“三指向” ”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 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学校里的大学生里“文革”青年积极分子。这次运动是对“文革”青年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领导这次运动，是我觉得最舍不得建工学院学生的地方，也是我抱恨终生的遗憾。[21] 上级明确指出，建工学院1967年发起的中南海“揪刘火线”是“反革命事件”，以“揪刘”为幌子，阴谋搞暴乱，对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清查”开始时是开大会揭发、造声势，主要是揭发“文革”刚刚谁“砸抢”了，谁冲击了建材部了，于是“文革”刚刚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号召的许多活动到了1970年又都了成了“恐怖分子”。当时的“军宣队”和“革委会”把当年“造反派”的几个重要人物挑出来，成立了专案组，隔离审查。这些​​青年学生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开始时，毛泽东要打开桌子，拼命鼓动学生们“造反”；一旦毛达到了目的，就一脚踢开；

不仅如此，还要借清查“五·一六集团”之名重庆“造反派”。有人指出，“文革”中有三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度，其中第三个是1968年到1970年这3项运动都是由“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时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死于这一时期，大部分是无法受苦自杀的，最终窒息，还有极少数人被枪杀了。这一时期整死人的事件，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就更能看出其严重性。当然，各单位“革责”、“军宣队”、“工宣队”的具体作为也有很大的差距。如清华大学只抓出了一个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北京地质学院一个也没有抓出来，而有的地方抓却催生了千上百个“五·一六分子” ，其中冤案之多可想而知。

四、从“三支两军”引发的思考   

1981年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解决》中对“三支两军”的评价是：“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闹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舆论后果。”这种说法十分含混模糊。“三支两军”到底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又带来了那些舆情后果等等，在“文革”研究中需要有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在“文革”中的“造反”、“夺权” ”，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乱，“武斗”、“派战”比比皆是。在这种剧烈混乱的情势下，由军队介入地方工作，对稳定国家政权无疑具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大量的工作，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基础使得哪个工农业生产才会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运行。这些都是“三支两军”的功劳所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当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治本良方”。

需要指出的是，“三支两军”完全不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而是出现混乱局面后的应对性措施。毛泽东在安排“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属于“从“三支两军”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重要决策“文革”中有一个官定口号写入各种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直接指挥的”。毛泽东本人还曾为这个口号的后半句表示过不满：“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顾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22]其实，这个口号是一个伪概念，因为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从来就只有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林彪只是个军委副手，而且是个不管事的副手，没有实权的副手。在林彪之上还有大权独揽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尤其看重军权。在他“退居二线”时，他可以把党权、经济权力交出一部分，但他的军委主席绝非“退居二线” ”，他对军权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从不许任何人染指。军队在什么时候使用，对什么方向使用，如何使用，都只能由毛泽东一个人决定。“三支两军”的过程表明，所谓的“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是“毛枪”和“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此推及有关军队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至今仍被众多人搅成浑水的1969年10月18日全军进入紧急战备（即称林彪“践自”发布“一号令”问题），军队高级领导人的重用（如李德生、纪登奎）或打倒（如贺龙、罗瑞卿、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揪军内一撮”的提出和求然而止，等等，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

因此计算，研究“文革”必须弄清军队在“文革”全过程的表现、作用以及军队活动的来龙脉。如果一看到穿军装的人就说是“林彪的势力”，或者一看到穿军装的人被“打倒”就说是林彪干部，“三支两军”实行之后，军队干部全面进入了党、政、教育等各个领域、各个系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中共“九大”开会时，会场内满眼都是军人。此时，有人说“林彪的势力膨胀了”，此言大谬。军队数量过多，而且参与到党政核心部门，在现代政治中当然是非常忌讳的事。但是谁造成的？是毛泽东。绝对看不到这些人与林彪穿着同样的服装，就说他们是“林彪的势力”，其实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与林彪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些人故意这样说，不过是为打倒林彪制造罪名而已。

毛泽东让工人、军人开进国务院一批部委，开进各省市委，开进堂堂的高等学府，开进工厂企业“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大学，工人、解放军“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人”阶级顶上上层建筑的斗、批、改台”，让一个科长（迟群）、一个机要员（谢静宜）掌管中国的两个最高学府，把大学面粉搬迁到偏远的山沟农村，这一切，都明显标有毛泽东不重视教育、敌视知识分子的印记。批评这些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军队被迫而生硬地介入地方反恐工作，其言论后果也相当严重。毛泽东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基层地方领导人执行这些政策时又变本加厉，结果让一基层地方上干部和群众惨遭殃。加上上军队干部缺乏工作经验，外行内地方领导行、瞎指挥参加“三支两军”的军队成员良莠不齐，若派到一个单位的军队负责人的个人品质好一些，政策水平高一些，这个单位就会少一些折腾，群众就会少遭一些罪；反之，如果    军队负责人的个人品德统计表，拉一派打一派，那这个单位的群众就惨遭殃了。国家的高级机关，甚至接近了“中枢”（所有进入中央部委的人）或进入了“皇宫”（像王良恩到了中央办公厅），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其实相当复杂。 ”，然而这些一辈子呆在兵营里的武将根本不懂其中的厉害，结果酿成了许多悲剧。他们虽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后来人被诬陷为林彪、“四人帮”的死党或余党，或被当成“透明人”，受了不白之冤（如21军政委施义之），甚至死得昏不白（如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震、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而当年安稳稳定在军队工作的人或那些早从“三支两军”阵地抽身返回部队的人，却大为“安全降落”，乃安享晚年。此一时彼一时，让人唏嘘未完！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军队本应是保家卫国的力量，绝不能是一党一人的私家武装，更不能成为打倒政敌的武器。政治虽然在“文革”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后患无穷。无论是“文革”祭祀的“三支两军”，还是后来邓小平主导的“六四事件”，都能看到其负面报道甚至的后果。这些教训都告诉我们一条普世真理──不走“军队国家化”的路是绝对不行的。

【注释】[1] 《王力挽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323页。  [2]《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双人时的谈话》（1967年5月1日），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宣传册。  [3]出处同注[2]。  [4]“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宣传册。  [5]“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批语”（1967年1月21日），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宣传册。  [6]转引自《王力恍录》下册，第853页[7]《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967年3月3日），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宣传片 。 8]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宣传册。  [9]出处同上。  [10]出处同注[8]。 [11]出处同注[8]。  [12]刘炳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后后”，《党史纵览》，2006年第1期；《华夏文摘增刊》335期。  [13]决定全文如下：各总部、各军区转并各省军区、各军、各军兵种、各院校：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重大任务，军委决定：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个段落。除了补充战备、援外和必要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具体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急时，立即全力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结束时，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军区所属地区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四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引自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海报。） [14]出处同注[8]  。 15]余汝信，“是谁下令军管总政？”，见“林彪·军队·文革”网。 [16]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389页。  [17]出处同[ 1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968年8月25日），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横幅。 [19]“华沙”是一种轿车牌子，当时中国中级干部乘坐这种汽车。 [20]除《广东省志：教育志》，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至222页。 [21] 我的“军宣队”经历了这次运动开始后不久就结束了。当时，中央要求，北京的指挥迁迁司令部的军区要加速派员占领原来由北京军事单位派出的军宣队，我们的搬迁地湖南属广州军区管辖，所以广州军区从军区通信兵部队派出军宣队于1970年3月底进驻建工学院，我们则于4月中旬返回建工学院[22]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之“1971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