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薛荫娴、茅于轼：润者永远不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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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逼迫说真话的人离开的，不是祖国，是敌国

2009年5月6日，八十二岁的“中国防爱第一人”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三辆警车停在其小区门外昼夜守候。那天，她中午饭都没有吃，假牙也未带，就匆匆离家，从小区后门溜走。

高耀洁避居开封的一位友人家，思考下一步怎么办。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关于艾滋病血灾的数据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随后，她决定出走美国。

8月7日，高耀洁从广州白云机场登机，途中三次转机，次日抵达美国，心中一块巨石才落了地。她回忆说：“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我这个穷光蛋，来美国之后深深体会到，来美国的华人，多么富有，多么会花钱，多么狡诈，一切一切，真一言难尽，我只好‘自我封闭’。”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埋头修订书稿。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原血祸这种人为大灾难前所未有。然而，造成血祸的人，至今没有一个被追究，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高耀洁自己背井离乡，也连累子女“被失业”。她的女儿如此评价母亲：“她走上了抗爱滋病道路，可能是解救了人类，但却毁了家庭……我希望她是个普通的母亲，而不是什么英雄。”历史学者朱学勤在《中国出了个高耀洁》一文中写道：“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八十三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

比高耀洁年长两岁的流亡者，是八十四岁的薛荫娴。1938年，薛荫娴出生在革命家庭，儿时的愿望是像父母、哥哥、姐姐一样“扛起枪打老蒋”。2963年，作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她进入国家体育委员会，做了三十六年的国家队随队医生，曾为多名奥运冠军服务。她发现，许多运动员被强迫服用大量兴奋剂，于是公开反对和揭露这种做法，从此受到严厉打压。

2007年，多名官员造访薛荫娴家，警告她不得在奥运前谈论兴奋剂的事。她拒绝闭嘴，双方发生争执。刚做过脑部手术的丈夫被推搡倒地，三个月后离世。

薛荫娴的长子杨伟东是一位艺术家、独立制片人，原本过着优越的生活，却因为母亲说真话、父亲被官员打死，改变了人生轨迹。他开始做异议知识分子访谈，探究中国民主化之路，自己也成为敏感人物。2015年，为抗议当局限制母亲出境，他在国家体育总局门口裸体抗议，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刑拘，坐牢一百一十四天。薛荫娴说：“我们已被弄得家破人亡，丈夫死后，他们又将矛头对准大儿子。整他，不让他工作，开个咖啡馆，有特务在那坐着喝茶，别人谁还进敢进啊。”

2017年，薛荫娴患血尿重病，医院不收治，让她回家等死。她只好带着儿子、儿媳离开中国，远赴德国求医。到德国后，看到刘晓波因严重肝癌不允许赴外就医、惨死中国的情状，更让她想到自己如果留在中国而无法就医的悲惨结局，也更坚定了她在在德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决心。

辗转住过三个难民营后，薛荫娴的政治庇护申请终于获得批准。此后数年，她与儿子一起，每天平均花三个小时整理、校对德国外交官帮她带出来的六十八本工作日记，编辑成三卷本的《中国毒品》一书，不畏国安警察对其国内家人的骚扰，将其出版问世。薛荫娴说：“吃兴奋剂本来就是偷别国运动员的金牌。”

在德国幽静的山城拉芬斯堡，薛荫娴说，她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就像白居易讲的，‘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哪里有安静，哪里就是我的根”。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文明社会的最低标准

高耀洁和薛荫娴逃离中国时，还没有“润学”这个汉语新词。 所谓“润学”（runxue， runology），就是一套有理论、方法论，甚至有实际案例分享和教战守则的移民知识体系。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封城，成了许多中国民众采取行动“润”起来的最后一根稻草。选择离开、移民他乡，原本积累的人生经验与资本不再具备同等价值，当然极具挑战性。但愈来愈多人还是决定用脚投票、重整人生、重塑价值。

“润”永远不迟，润者永远不嫌老。果然，比高耀洁、薛荫娴更高龄的润者出现了：九十五岁的经济学者茅于轼为“润学”谱写了新篇章：2023年1月14日，社交媒体X上，早已“润”到美国的评论家蔡慎坤发出一张茅于轼寿宴的照片，披露“一生崇尚自由的茅于轼先生九十五岁之际终于来到了自由之地”，且茅先生坦言“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九十多年的中国”。 蔡慎坤还透露，茅于轼和夫人赵燕玲是几个月前离开北京，到达加拿大温哥华的女儿家。当茅于轼提出要出国时，国安主动将他送上飞机，他们巴不得让他早点走。

在寿宴上，茅于轼表示“很遗憾的是，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化中国了，也看不到中国人用选票来决定由哪个政党哪个领导人来管理国家了”。 但他仍乐观相信“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开倒车是不得人心的，必然车毁人亡”，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不仅拥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会拥有“自由组党、自由表达、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1月17日，居住在美国的作家、媒体人高伐林在X平台发帖转达茅于轼给中国年轻人的寄语：“我已经很老了，活不了多久，将来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你们将面对什么样的社会？应该比我急。社会要进步，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若社会倒退，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造成的。”这段话说得非常沉痛。

毛泽东时代，茅于轼被打成右派，强制劳动改造，学术生涯被迫终止。文革中更是受到批斗，被红卫兵剃成光头羞辱。多年后，他回顾这段经历，说自己被打成右派并不冤枉，自己并非朱镕基那种焦大式的右派：“就事论事而言，我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 但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

多年来，茅于轼在中国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和一党政治。他曾因批判毛泽东而遭受毛粉攻击。2013年，由中国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纪录片《较量无声》，片中点名茅于轼是“卖国贼”。茅于轼反驳说：“说老实话，从1840年到现在一百七十年，中国所有的进步百分之百是西方的影响，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影响。……中国儒家文明，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作用，但在别的国家起的作用不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儒家起来的。”

2018年，茅于轼在北京家中接受海外媒体专访，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直言不讳地批评习近平修宪恢复领导人终身制、文革复辟等。他还说，美国才是和谐社会，若有可能，最希望赴美定居。随后，他遭当局禁言。他参与创办的、享有盛誉的民间独立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被当局查封。

润者无疆，润者不分先后。过了七十五年没有自由的生活，茅于轼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终于有了自由。茅于轼的离开，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中国缠着裹脚布的经济改革也就此宣告终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