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习近平“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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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最近做出几个重大经济决策，比较好理解的有两个，一个是大规模救股市，虽然是虚晃一枪，但也不能说没有策略意义；另一个就是叫停基建，这其实是早该做的决断，因为在中央财力严重吃紧的情况下，继续支持毫无收益的基建项目，极其愚蠢。更何况，地方政府早就把基建项目作为套取中央资金的惯用伎俩。不太好理解的决策也有两个，一个就是金融机构对外资前所未有的开放，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政策全面放权给省市“自主调控”。

此时允许外资在中国拥有全资金融机构之所以令人费解，是因为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之大，已无人不晓，治理环境和政治氛围，都不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开展实质性业务。也就是说，这个决定完全不可能对经济局势有任何影响。我的解读是，这个决策是一个表态，那就是中国绝对不与国际金融体系“脱钩”。还有一个策略性的可能，就是让某些反西方的石油国家的金融机构全资进入中国，以便应对西方可能对中国的全面金融制裁。

最有实质性，同时也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决策，就是房地产政策让地方“自主调控”。以习近平对中央集权的一贯偏好，这个决策应该是不得已而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问题是，房地产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而是习近平有多年思考的问题，那他为什么不借着这个危机爆发，依照他早就说过的“房住不炒”的精神来来化解危机呢？事实上，黄奇帆最近关于房地产危机的一个内部讲话，也试图按照习近平的思路出谋划策，建议北京出手，大规模买入住房作为类似新加坡和香港的保障性住房。从逻辑上，这个办法既有望解决与房地产相关的债务问题，也有利于缓解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难题。

那么，习近平此次突然放弃推行一个“顶层设计”的房地产政策，而让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意味着什么样的前景和风险呢？难道习近平不怕会出大乱子吗？我的解读是，此次放权，很大程度上是被地方的财政危机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面对前所未见的地方财政危机，特别是很多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北京不得不给部分地方政府更大的“运作空间”，尽管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让那些还有机会的地方自救，从而让中央用有限的资源去救非救不可的地方。这个逻辑其实也是当年“改革开放”实行地方分权的逻辑。

但是，当年的情况与如今有两个根本性区别，第一，地方官员与普通百姓的利益冲突不如现在这么尖锐，因此此次放权很难不加剧政府与民争利，引发更大危机；第二，官员成分有了本质的变化。当年各地尚有不少具有强烈“地方主义”倾向的本地领导，这些人与本土乡民的血脉关系、对地方长久利益的关心，是变革成功之关键。而现在，这种力量可以说被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十年消灭殆尽。

正是基于这两点，我非常不看好习近平突然推动地方政府“自主调控”房地产政策。住房问题绝对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问题，而涉及到人口的空间布局，涉及到阶级关系、代际利益的微妙平衡，在普遍预期不好的大形势下，让走马灯一样调换领导人的地方政府去“自主调控”房地产政策，除了掠夺性和投机性的决策灾难，我们还能期待出现任何良性的政策后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