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红升级换代，挺进西方顶级学术殿堂，西方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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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金刻羽为极权中国涂脂抹粉，就是“胡说八道”

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福斯特在向新生致辞时提问说：“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大学教育意味着什么？大学本身到底是什么？”她指出，高等教育最重要目标是，“确保毕业的学生能分辨有人在胡说八道”。

然而，有些哈佛毕业生，不仅不能分辨什么是胡说八道，而且自己就在胡说八道，还用华丽、精巧的学术术语包装违背事实和常识的胡说八道。比如，二十五岁就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并成为伦敦政经学院年轻的宏观经济学终身教授的金刻羽，就在理直气壮地胡说八道。

金刻羽出版了一本名为《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书，《纽约时报》网站连续发表《美国真的能理解中国吗？》和《一个美国不理解的“原版中国”》两篇访谈，帮助其推销这本“巨著”。她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集权模式，同时伴随一种很强的经济分权形式，可以克服西方的弱点并超越西方。真的如此吗？

谈及中国的言论和网络自由问题，金刻羽指出：“尽管一些政治敏感议题受到审查，但中国境内的信息流动其实非常自由。各个互联网平台上存在大量活跃的民间讨论。”她完全无视数以千计因在网上发表共产党不喜欢的言论而被捕入狱的人士的悲惨遭遇。其中，九零后的年轻人牛腾宇因主持恶俗维基网站而被判重刑，遭受酷刑折磨，生不如死。 这些人在金刻羽眼中都是空气吗？

当被问及新疆以“再教育营”之名关押一百五十万维吾尔人时，金刻羽说：“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不幸的，我不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但据我所知，新疆的再教育营已经关闭。游客可以自行去看看。”这是中共辩护士惯有的话术：不了解，不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其实，不需要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要你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通人，就能发现，在西方，有关此议题的报道和专著随处可见，很多是受害者和幸存者无可置疑的亲身讲述。正如美国学者戴伦·拜勒在其专著《新疆再教育营》一书中所指出，新疆的集中营并未关闭，还在扩建之中，三百多个营区星罗棋布，它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拘禁少数宗教族群事件”。

金刻羽又认为：“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安全比自由重要。”真不知道她如何取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代表权”？评论人林泉在《金刻羽真的理解“原版中国”吗？》一文中反驳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说是官民矛盾，官员首先追求的是自身安全以及维护特权的制度安全，为此民众的自由乃至安全，都可以被牺牲。”换言之，特权阶层的安全跟普通民众的安全并不一致，甚至互相对立。

中国已成为举世无双的“数字极权主义”国家，政府布下全球最多的摄影机天罗地网般地监控人民，几乎每两个人就被一支监控摄影机盯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成为中国维稳的有效工具，购买人工智能监视技术的地方，群体事件减少。史丹佛大学在一份报告也指出，“审查、消息控制和大规模监视让使中国政府能够对中国公民的生活施加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威胁到人类自由、安全和自我管理”。然而，无所不在的监控偏偏不能解决人口失踪问题。 根据北京非营利组织“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的数据，2020年中国有约一百万人失踪，平均每天有2739人走失，其中相当大的失踪人口为身体健康、发育良好的青少年。每当此类事件发生，监控就失效了。由于官方对此讳莫如深，民间只能自行推测可能的原因，质疑的方向便是有官方参与的器官贩卖和器官移植。

金刻羽是怎样炼成的？

金刻羽还主张“中国的底线是避免美式资本主义”、“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大、更明智的德国”。 这句话更是违背西方中学生都明白的政治学常识——我儿子的高中公民课本上写得清清楚楚，美国和德国都是民主国家，尽管有两党制和多党制、总统制和内阁制等差异，但两国都有普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民主制的基本要件。而早在2013年，刚刚掌权的习近平就在中央九号文件中宣称“七不讲”：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那么，中国怎么可能成为“更大、更明智”的德国呢？按照习近平的规划，中国只能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用赵紫阳的话来说就是“裙带资本主义”。

戴伦·艾塞默鲁和詹姆斯·罗宾森这两位兼具经济及政治专才的杰出学者，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和《自由的窄廊》两本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中，有专章讨论到中国的过去、现状与未来。他们认为，中国在政治上仍实行“榨取式”体制，是“盗贼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中国仍未摆脱“失败国家”的命运。虽然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对他们的建议感兴趣，但仍提出中肯的建言：中国政府对外停止操控其他国家及专业组织的企图，对内放弃以数码、科技方式监控人民，“若要创造一个繁荣的现代社会，就不能像《一九八四》那样控制每个人。人们不愿自由思考，不愿冒险，不愿展现真正的创造力，因为他们担心老大哥会摧毁他们。没有创新，就无法真正实现繁荣”。

金刻羽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而是她的特殊身份不允许她说出真相和真理。她不是灰姑娘自我奋斗、自学成才的典范，一篇网上广为流传的、名为《亚投行掌门人的女儿，出身比你好、比你聪明、真的还比你努力》的文章显示，她出身中共显贵家庭：其父金立群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后出任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行长。金立群有一次在北大演讲时谈及其因腐败落马的同仁、财经高官刘铁男，为中国的制度性腐败辩护说，“有些人陷入腐败，不能完全从制度上的缺陷来为自己开脱”。他还煞有其事地说：“当我看到广大的普通农民、工人的子女能够上大学，能够到北大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一个社会一定要把它的经济发展让全国人民来分享。”然而，事实却是，如今工农子弟上北大的比例极低，中国的阶层流动已固化。他刻意隐瞒的另一个事实是：工农家庭不能像他那样将十四岁的女儿送到美国的私立中学上学。以他的工资，不可能支付女儿高昂的学费。金刻羽从中学到大学所获得的全额奖学金，与其说是靠其优异成绩来获得的，不如说是其父亲权力寻租所得——薄熙来的儿子和习近平的女儿，也是如此得到从天而降的馅饼。

金刻羽成年后，成为父亲以及父亲身后的“老大哥”最初要将她塑造成的样板——在伦敦政经学院占据终身教席，《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任由其发声，她更在达沃斯论坛上与西方政经名流谈笑风生。难怪羡慕她的人称其为“金郡主”。她能登上金字塔塔尖，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中共不知投入多少资源，才将其打造成大外宣利器。当人们对中国的五毛或小粉红的印象还停留在胡锡进、周小平、张召忠、孔庆东之流的“土鳖”上时，殊不知，升级换代的金刻羽早已粉墨登场。 她比他们更西化，更时尚，更娴熟地使用西方学术和西方思想来为中共涂脂抹粉、鸣锣开道。

今天中国对西方的渗透，早已超过昔日的苏俄，正如金刻羽在受访时轻描淡写地表示，中国窃取西方先进科技、弯道超车，乃是可以理解的权宜之计。

那么，西方只能任由此类人物侵门踏户而无所作为吗？其实，西方的司法机构可以激活《外国代理人法》和《马格尼茨基法》，让这些法律成为一面照妖镜，照出某些“中国代理人”的真面目。如此，他们的“胡说八道”就没有人当真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