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全球化VS去中国化 美欧商界意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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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外于全球化？完全不可能》一文中，分析的是中国与全球化的利益攸关。本文分析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被炒得很热的话题：全球化要去中国化。这个命题，其实是少数人根据西方舆论从“脱钩论”到“去风险化”而做出的判断。但命题的提出者没有考虑到，从脱钩到去风险实际上已经是种回缩，实际操作并非如此，最近的例子就有一个：美国一直要封禁与中国关系密切的TikTok，但2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加入了社交平台TikTok，目标就是为了竞选连任，希望在那1.7亿用户中开发出票源。

解铃还需系铃人。全球化这一过程从经济全球化开始，中坚力量是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因此，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决定力量并非政界，而是商界。

中国美国商会报告：是去是留意彷徨

2月1日，中国美国商会颁布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这一最新报告是基于去年10月至11月访问343家涉及不同领域的在华美企获取的资料撰写，显示有近3分之一的受访者预期公司去年的税前利润同比将有所增加，有3成美企认为随着疫情过去和美中高官互访，预料今年美中关系会有改善，对营商前景谨慎乐观；过半数企业表示，会把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或前三位投资点，同比增加5个百分点。调查还显示，有77%的企业没考虑把生产采购线转离中国。但超过40%表示，暂没有计划增加在华投资，有半数企业表示，如果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将考虑追加投资15%。

受访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准入、监管执法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存在担忧。有近六成的会员企业对中国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市场信心不足，但对此有信心的企业比2022年增加了9个百分点。也有57%企业以不确定或信心不足，形容中国政府开放市场的承诺。

企业担心的首要问题是“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其次是中国法律不确定和劳动力成本增加，因素有多种：部分受访技术和研发企业视中国的《网路安全法》为在华投资的挑战；第三是企业招聘人才困难，不少人才出于地缘政治紧张的原因，不愿意搬到中国；中国经济放缓让人才预期降低，也影响美企招聘外籍人才。

总的来说，这一最新调查显示，与疫情时期及去年相比，在华美企对投资前景的预期和实际利润抱谨慎乐观的态度，相对疫情后已有所改善。

欧洲对华投资的风向标：德国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商界与美国同行一样处于彷徨状态。1月24日，中国德国商会公布了去年9月至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商会的566家会员企业。

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在华德企认为，中国创新者将在五年内引领他们的行业；近四成的企业认为创新是中国市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在汽车行业，超过一成的德企认为中国的竞争对手已经是创新领袖。但这些企业中有八成以上认为中国经济呈现下降趋势，64%的企业认为这是暂时的经济放缓，未来1-3年将反弹。超过四成的德企对今年行业发展持乐观态度。

但这些德企的投资判断分别较大。54%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的投资吸引力在下降，但有同样比例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比上一次的调查增加3%，但比2021年的71%还是相差很大。在华德企对中国市场的风险考虑较多。超过八成的企业认为主要风险是地缘政治紧张，有45%的企业正致力于建立独立于中国的供应链，在中国境外设立额外业务的有40%。

德国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从2022年的1700亿欧元降至去年的1160亿欧元，但对华投资占总额的比重上升至10.3%，这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准。有90%的德国企业家表示，他们将到中国投资。

德国政界也不想与中国经济脱钩。去年11月，欧盟准备针对中国太阳能产品进口实施贸易限制，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为此致信欧盟委员会。信中写道，“我听说欧盟委员会可能打算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元件实施保障措施。我对此感到非常强烈的担忧。”原因是欧盟国家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创历史新高，其中绝大多数太阳能电池板和零部件来自中国。德国总理肖尔茨和企业代表已宣布，将于4月15日至16日访华。

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目前还不行

近几年，美国华府希望重塑国际供应链时将中国排除在外，实现“去中国化”。不过，在实施过程中，美方发现困难重重。2月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至十多年来最低，中美经济脱钩了？》一文，引据美国商务部资料，指出去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从2022年的1.2万亿美元缩减至1.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降至3.9%，为十多年来最低水准，上述资料的大部分缩减是通过对华贸易缩减来实现的：去年，对华贸易逆差数字降至2,810亿美元，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准。但该文指出一个事实：美国并没有像相关资料显示的那样戒断中国进口商品，中国和西方的制造商已经找到了许多绕过关税的方法，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规避美国的关税。因此，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额去年超过中国，为15年来首次，美国对墨贸易逆差跃升至1520亿美元，是2017年的两倍多。美国与越南去年的贸易逆差为1050亿美元，几乎是2017年的三倍。在美国从越南和墨西哥增加的进口中，很多商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原产于中国。

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萝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达文·卓尔在他们的论文中写道，表面上看来，美国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墨西哥和越南等国都在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在激增，表明中国企业正在那里开设更多的工厂。这些趋势暗示，企业可能只是在将它们漫长供应链的最后部分转移出中国，而且一些企业正在把越南或墨西哥等国家作为中转站，从那里将部分或大部分仍在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美国。

论文作者认为，中美经济脱钩的根本障碍在于，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让人很难找到替代品。将越南、墨西当作中转站的结果是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扬：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占比下降五个百分点，也许会导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9.8%，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3.2%。

《纽约时报》从去年开始，发表了不少文章，分析中美脱钩具有多大的可能性。在《“中美国”的起与落：“世界最成功的合资企业”如何走向解体》一文中，引据哈佛商学院萝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达玟·楚尔的一项研究证明，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更高，比如，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价格比从中国进口高10%，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高3%。《“脱钩”不易：研究发现美国供应链仍高度依赖中国》（2023年8月31日）一文中，引据了多个研究报告，证明脱钩不易。

还有的报告则怀念廉价的中国制造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尽管失业，但对华贸易带来的物价下降使美国家庭的生活大幅改善》（Despite job losses，lower prices from trade with China have left US households massively better off.）则证明，从2000年到2007年，从中国进口产品相当于将美国家庭的平均消费能力提高了约2%，也就是美国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1500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15年，中国商品将美国的物价每年压低0.19%。

上述各种调查、分析都表明一点：中美之间耗时30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短时间内脱钩，只是政客们与一些时评作者的幻想，现实远比他们设想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