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共合体 左毒乱华

FRANKSTON

桑通/上报

我很荣幸有机会推荐宋国诚教授《失速中国》这部大作。犹记得两年多前，我俩初识于《新闻大破解》论政节目，后来多次同台论政，每次合作愉快，让我获益良多，我们亦师亦友，令我倍感欣慰。宋教授准备充分，单刀直入，见解独到，条分缕析，用字精辟，庄谐并重。例如以“科技锁喉”一词，形容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禁制政策，复以“仙女棒火箭”一词，形容中国西部发射井盖失灵的飞弹，诸如此类，生动传神，令人印象深刻。

习近平极权统治下的红色中国，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重要政治课题。坊间相关中外文书籍汗牛充栋，但大多抱持以下观点：习近平是中共统治的“异数”，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党国安全为中心”，大开中共历史“倒车”，“骑劫”中共向下沉沦。其实，这种看法似是而非。中共统治的“常数”一直都是：弱势时扮傻卖笑韬光养晦（猴气），强势时仗势欺人战狼出征（虎气），不理承诺，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没有原则，诡变成精，以征服、占领、改造、永霸全人类为其终极目标。

习近平从来没有乖离上述“常数”。以月亮为例，邓江胡是新月，毛习是满月，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月亮还是同一个。需知道习没有否定邓江胡，而是自觉邓江胡时代跟习时代的中共实力与国际形势差距太大了，于是决心以毛为师，有所作为。同样道理，汉武帝从不否定文景之治，但却以秦始皇为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表法里，劳民伤财，出征西域，尸横遍野。嬴政与刘邦是仇家不是重点，毛泽东与习仲勋是冤家当然也不会是重点。

明白到这个道理，才能理解：不是习近平开了中共历史的倒车，而是中共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习近平，而习近平也不辱中共使命，把中共本质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在十多年前早已不寄望中共党内产生足以遏制独裁者的力量，不再刻舟求剑或痴人说梦。君不见2020年“港版国安法”及2024年“23条立法”摧毁香港自由法治人权，其实是中共极权专制本质使然，而习也只不过是刀手而已。假如今天中国仍然由邓江胡统治，我相信香港惨况也是大同小异。香港与中国融合发展、人口洗牌、文化改造、教育变质、中联办成为香港第二支管治队伍，究竟是谁开始主导的？不是习近平，是江胡。种子早已埋下，习只不过是收割者。韬光养晦者玩的是阴谋，有所作为者搞的是阳谋。分别仅此而已，识者不可不察。

基于以上观念和视野，本书内容针对习近平的极权统治，就起到细致描绘与画龙点睛的双重作用，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宋教授在第一部率先揭橥“习帝养成术”，把习近平奉毛泽东为“精神之父”的心理状态，分析得细致入微。第二部谈到“五毒攻心”，第三部谈到“五大诡辩”，均结合中国与国际近年时事脉动深入分析，其中涉及中国窜改香港历史的部分，尤其引发我的深刻共鸣。第四部大字标题“中国，必须告别”，令我拍案叫绝，并以塔西陀陷阱的失信漩涡作结，令我击节赞赏。通读全书，一气呵成，令我爱不释卷。

本书第二部提及“民族智能退化”、“网络民粹主义”、“新蒙昧主义”等概念，其实值得进一步展开深入讨论，成为另一部专书。

以下简单谈谈我的一些初步想法。“中共”、“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的糟粕”四者相互交织，彼此牵扯难分。需知道国际社会多年来的政治论述，往往把四个概念分开处理，固有其聚焦针对中共政权的战略考量，委实无可厚非，也不需要改变。然而，只要大家坦诚面对现实，就知道四者犹如一大酱缸，体用一元，难以截然划分。从个人经历来看，我在千禧年代曾经多次往返中国多地为律师工作出差，并在北京大学就读博士班。我当时仔细观察过产、官、学等许多中国人表现，发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柏杨笔下的酱缸文化，所言非虚。纵有例外，特例不影响我对上述通例的研判。

质言之，只要我们不抱持大中华或大一统的本位主义去思考世局，很多事情可以用常识和知识来解释说明。具体来说，中华文化蕴含著许多毒素，虽有提倡“民贵君轻”的华丽口号，但却没有产生宪政、法治、人权、共和、自由、民主制度与文化的坚实观念信仰；虽有摆荡在宗族尊卑顺从（儒）、逍遥置身度外（道）、领悟缘起性空（释）之间的三角混沌，但却没有坚持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定锚观念格局。再加上“衣食足然后知荣辱”（经济决定论）、“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优于自由），“行而宜之之谓义”（道德相对论）、“学而优则仕”（权力优越论），那就会造就出一个偌大的左倾思想观念温床，服从父母官，期待包青天。

及至西学东渐，民初新文化运动萌芽，多人捡拾马克思主义这种有毒的左派西学，并且奉为至宝。在不知不觉间，跟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上述左倾糟粕一拍即合。然后放任英美宗教改革以来宪政民主与古典自由主义等宝贵思想擦身而过，甚至被某些激进人士弃如敝屣，令人非常遗憾。及至中共夺权建政，共产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把中华文化糟粕充分利用，大幅扩张，形成共生关系，彼此并不矛盾，反而互相契合。

毕竟，有怎样的文化，就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制度，就有怎样的政权，然后又反馈到文化里去，形成一个不断内卷回旋的恶性循环。换言之，光看政权影响制度，制度影响人民，只是看到事实的一半；再看人民拥抱文化，人民容忍极权，才看到事实的另外一半。当加害者与被害者同质同构，两个角色牵扯难分，中国人要“出三峡”（历史学者唐德刚语），真的比登陆月球还要困难。或许，我上述观点会为大家理解本书中“民族智能的退化”、“网络民粹主义”、“新蒙昧主义”等观念，提供另一个思考维度。

我预计习近平与中共的孪生关系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暂还未见尽头。只有当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格局有真正的觉悟和转变，进而勇敢反抗中共暴政，凝聚强韧的公民社会，追求中国各省各地真正的独立自主和民主宪政，酱缸才会被逐步打破，进而拆除台湾和香港旁边的超级炸弹。我相信宋教授内心深处也期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让本书成为习近平政权的照妖镜和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