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3月09日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虽有万般才华，但一旦走错了路，不仅自身下场悲催，而且也终将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遭后人唾弃。做了苏共秘密党员、为中共效力的“国母”宋庆龄如此，接受苏联特务培训并做中共间谍的才女安娥也是这样。
对于安娥这个名字，虽然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如果提到上个世纪左翼音乐家聂耳谱曲并一直为中共所大力推崇的《卖报歌》，很多人是应该有印象的，而安娥正是《卖报歌》的词作者。
作为当年才女的安娥，红色作品当然不止这一个，还有什么红色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曲、歌曲《打回老家去》，多部戏剧、话剧以及诗集《燕赵儿女》、小说《苏联大嫂》、译制剧《青年近卫军》等不少作品。或许，从其创作的红色作品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怎样被邪恶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可怜人，也就可以明白被洗脑的她，为何做了苏联国家保卫总局和中共中央特科的双料间谍。 叛离家庭 加入中共并前往苏联接受特务培训 安娥原名张式沅，河北获鹿人，1905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在兄弟姊妹中，她排行第八。她的父亲是民国很有名望的教育家张良弼。张良弼清末时曾中举，1902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回国后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曾任保定任直隶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辛亥革命后，任众议院议员。1931年7月病逝于北平。 在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父亲的教导下，张式沅学习了不少古诗文，也在表面上具备了大家闺秀娴静文雅的气质。或许是骨子中天生就具备不安分的因素，亦或许是受时代的影响，张式沅在保定女师读书时，就因“女学监辱骂学生”带领同学罢课。女学监为何要辱骂学生，究竟是如何“辱骂”的，张式沅是否有理，自然是历史悬案，但结果却是：和她母亲是结拜姐妹的女学监被迫辞职，张式沅也被迫退学，这至少说明张式沅所为也是学校所不能容忍的。 其后，张式沅跟随父亲前往北京。1923年18岁的她考入国立北京美专（现中央美院）西画系。在美专，胆大的她又和高年级的同学谈起了自由恋爱，而她的男朋友邓鹤皋（原名邓洁）是中共地下党。邓来自湖南，中学时就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开始接受共产思想。到北京读书后，先后加入青年团和中共。 正是在邓的蛊惑下，自身就比较叛逆的张式沅于1925年加入了中共。接受中共指令的邓鹤皋带头罢课、组织反政府的游行集会，张式沅都积极参加。张式沅父母听说后，非常担心，她的母亲还强行将她带回家，并且不许她出门。 张式沅自然不认为这是父母为自己好。1926年春，张式沅趁母亲外出，便逃出家门，选择与邓鹤皋结婚，因为没有经过正式婚礼，也没有公证的记录，两人大概率是同居吧。她还这样说：“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换取自由！”只是她口中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 也是在这一年夏天，邓鹤皋受中共高层李大钊委派，去大连任中共地下的地委书记，伺机反政府。张式沅也随同来到了大连，参与中共地下活动。 1927年1月，有着多项才能的被张式沅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选中，派其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式沅与邓依依不舍地告别。然而，这段革命感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同年国民政府开始“清共”，消除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大批中共党员被抓被处死。邓鹤皋也被抓捕。邓坐了几年多监狱后又找到了中共，继续为中共效力，直到1979年去世。 彼时，远在莫斯科的张式沅听到的消息是邓被判了死刑。按照常理，张式沅如果真的对丈夫有感情，至少也要为之守身几年吧，可张小姐却在这一年与中山大学的教员、中共党员郑家康再婚，或者也还是同居。这样的例子在中共党内不是个例，这只能说，张小姐等中共党员确实很革命，在感情婚姻上深受马列“共妻”开放思想影响。 张式沅与郑家康在一起后没多久，1927年末郑家康就被叫回国，开展中共的电讯工作，而张式沅则被挑选到苏联国家保卫总局培训。至于培训了什么内容，无非是如何做特务，包括出卖色相，而从张式沅日后的表现后，确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苏联接受两年多的培训后，张式沅于1929年回国，进入中共中央特科，接受特务头子周恩来的领导。她自此改名安娥，并奉周恩来的命令，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时任中共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与安娥直接联系。至于安娥的第二任丈夫郑家康似乎早被她抛在了脑后。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在广东。青年时期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不仅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因交友广泛，人称“日本通”。 后来，杨登瀛回国去了上海，先后在日本人的教会、商社里工作，并很快就在上海打开了局面，他不仅和日本商人往来密切，还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的高层和国民党人士非常熟悉。在加入国民党后，杨登瀛与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张道潘等成为莫逆之交。他因此在上海政界、商界、帮会皆游刃有余。 不过，杨登瀛在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陈养山成为好友后，人生发生逆转，因为陈养山是中共地下党。在陈的宣传下，曾在日本接受共产思想的杨逐渐向中共靠拢。1927年蒋介石“清共”，引起杨的不满，发过几次牢骚，结果也被关了起来，后来在蔡元培等人作保下，才被放了出来。 1928年发动浙江暴动失败的陈养山悄悄躲在杨登瀛家中，陈继续给杨洗脑，而杨也将国民政府的一些秘密情报透露给陈。 不久后，陈立夫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与陈立夫关系密切的杨登瀛被任命为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上任后，陆续将中统内部情报告诉陈养山。陈遂向中共高层汇报，希望可以与杨建立长期的情报合作关系。 正苦于无法打入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的周恩来，立即派陈赓和杨登瀛单线联系，并让陈养山搬离杨家。杨与陈赓见面后，同意做中共特务。陈赓还代表中共答应每月给杨登瀛300光洋的经费，并资助他买了汽车，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 从此，杨登瀛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中统的内鬼，他的几任上司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都不曾怀疑过他，而且对他信任有加。 为了联络方便，也是为了监视杨登瀛，受过苏联特务培训、年轻貌美的安娥被中共安插在其身边，一旦有重要情报，“由安娥秘书及时抄送给陈赓”。而陈赓也会适当提供一些真实但不重要的情报给杨登瀛，帮助他在中统内部立功受奖。陈赓后来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从安娥1929年10月到杨登瀛身边的一年半时间里，杨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如协助中共特科处死白鑫、陈慰年、戴冰石、黄第洪等中共要害部门内的“叛徒”，解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等，安排中共特务进入国民政府的要害部门，如介绍钱壮飞进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介绍宋再生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做政治密查员。 杨登瀛如此为中共尽心尽力，并几次解救中共高层，离不开安娥对其成功的洗脑，或者也可以说离不开中共的“美人计”。 1931年，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被国民政府抓捕，他随即投诚，供出了很多秘密，包括杨登瀛的身份。杨不久被下狱，但他拒不承认指控。后在密友张道潘的活动下，杨登瀛被释放出狱，过了一段时间出任国民政府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也暂时与中共断了联系。 中共篡政后，杨登瀛选择留在了大陆，但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于1969年12月凄惨死去，这样的结局实在是自作自受。 民国时期大戏剧家田汉非常多产，一生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自然不少是红色作品。他还成立了南国社，并“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在文艺界名头甚为响亮，自然他也是彼时中共和国民政府要争取的对象。中共派出了给杨登瀛做秘书的才女安娥来拿下田汉。 1929年末，经南国社一位中共地下党的牵线，24岁的安娥打扮成清丽脱俗的大学生，以请教戏剧的名义去见年长她8岁的田汉。不愧是受过苏联特务培训，安娥在不同的角色中转换自如。 果然，有着清丽外表且文学功底深厚的安娥让田汉一见倾心。在田汉看了她描写留俄女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莫斯科》后，更是连声称赞“这样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 一来二去，田汉如中共所愿，被安娥拿下，安娥甚至成为田汉的精神导师。在安娥“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原本崇尚唯美浪漫的田汉开始关注更多现实问题。他不仅在1930年春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主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随后还要求加入中共。1935年还写出了后来中共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有意思的是，1930年秋，安娥选择与田汉同居，这是否是真正的爱情，只有当事者知晓，毕竟两人的情感生活都比较乱。安娥第一任丈夫邓鹤皋并没有死，在左联成立后，还被中共派到左联工作。安娥的第二任丈夫郑家康也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而安娥之所以顺利与田汉同居，除了中共党人开放的品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娥与其前两任丈夫可能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两任丈夫没有进行纠缠。 除了安娥私生活混乱，田汉的私生活也好不到哪里。田汉1920年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易漱渝结婚，1925年易漱渝病故后，1927年又娶了易漱渝的同窗好友黄大琳；1928年田汉又和富家女林维中恋爱，林维中逃婚出走新加坡，两人还保持着热烈的书信往来。1929年田汉与黄大琳分手、刚与林维中订婚，安娥就出现了。在安娥与田汉同居后，林维中回国。 田汉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曾这样描述自己：“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 考虑再三，田汉还是觉得与林维中完婚。此时怀了田汉孩子的安娥不仅向林维中做了离开田汉的保证，还帮助田汉找婚房。安娥自我安慰说：“这是一名中共特工的工作。”看来，做了中共特工，一切都要扭曲了。 1931年，杨登瀛入狱后，在老家生孩子的安娥躲过了抓捕，但也因此与中共失去了联系。此后，安娥将儿子田大畏送到保定老家请母亲代为抚养。她回到上海后开始投入各种创作，还参加了左联音乐小组。 1933年，在田汉好友任光介绍下，安娥到百代唱片上海分公司歌曲部任主任，并嫁给了任光。百代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1933年到1937年，安娥与任光过了四年静好的岁月。 1936年，任光因被日本特务追杀，逃亡海外，并与安娥分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国内，1941年，死于皖南事变。 恢复单身的安娥在淞沪抗战爆发后，在撤往后方的船上与田汉再度相逢，两人旧情复燃，再度同居。抵达武汉后，田汉出任国民政府政治部艺术宣传处处长，安娥则参加了苏共秘密党员宋庆龄、邓颖超等组织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1939年，安娥还与同是共产国际间谍的记者史沫特莱，一同到抗日前线采访。 田汉与安娥的生活安定后，1940年安娥将儿子接来重庆，已经9岁的田大畏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此时，林维中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了重庆。林维中多次在街上拦住田汉吵闹，田汉写了离婚信，要郭沫若转交给林，但郭怕闹出人命，私自把信扣下。 为了躲避林维中，田汉、安娥不得不离开重庆。1946年2月，应周恩来电召，田、安再回重庆，林听说后，每晚都来骚扰小三安娥。4月，田汉与安娥出席 “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座谈会时，林维中在会场外的墙上和安娥的住处贴了许多传单，控诉田汉始乱终弃。 最终，在田汉在答应一年内付给300万元“赡养费”后，田汉与林维中办了离婚手续，1948年与安娥办了结婚手续。按照传统观点看，田汉和安娥一个是渣男，一个是渣女。 效力中共 田汉安娥结局惨 1949年中共篡政后，安娥先在中央统战部、保卫部干了一个时期所谓的特殊工作，后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家协会，继续从事创作。但没多久，安娥于1956年秋天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 而田汉在1949年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1966年文革爆发后，田汉被打倒，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劳动锻炼”，并在1968年凄惨死去，终年70岁。据说他临死前只求能见老母一面，昏迷中念叨的也只有家人，而他写在纸上的最后文字则是“认罪书”，诬陷自己“不明道德，陷害良善，鱼肉百姓”。 他死后，有军方人士对田大畏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他连骨灰都不敢取回，其他亲友均不知情。 田汉虽死，但仍未解脱。1970年中国大陆大规模批斗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也因此，田汉在1975年被中共宣布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 而安娥也在文革中遭到批斗，说她的创作属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她属于“还没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有苏联特务嫌疑”，等等。1976年，她也悄然死去。 田汉、安娥死之前，是否后悔上了中共的当呢？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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