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为何互相欺凌?学校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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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建

最近，“河北邯郸13岁初一男孩遭3名同学杀害后埋尸”的新闻引发全网关注。笔者最近几年一直在农村调研，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在越来越没有温度的乡村，乡校竟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

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环境让这3个男孩成为“恶魔”，走上犯罪道路？又是怎样的家庭环境让这位受害男孩长期遭受欺凌但周围人浑然不知？这里的周围人包括孩子的老师、孩子最亲近的爷爷奶奶、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母官”——村干部们。被害男孩的“周遭”到底发生了什么？

爸爸去哪儿了？打工挣钱和留守陪伴的两难

从法律角度看，除非三位施暴者自己坦白，否则已经难以形成有效证据证明施暴者对受害者生前的欺凌情况。但从恶性欺凌的发生规律来看，受害人在生前应该经常被这三位施暴者“威逼上供”，也许平时家人给的零花钱乃至生活费大概率会被施暴者“分享”。

受害者父亲提供的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他表示此前孩子就曾表示不愿上学，“我们以为孩子贪玩，并没有当回事，后来才知道孩子在学校受到霸凌”。受害人同学提供的细节也能加以证明，受害人曾经向同学写纸条说“自己想死”；有同学曾经多次看到受害人在课间被关（锁）在“劳动小屋”中欺凌、欺负。

然而，大多数自媒体会将此作为“没有做好家长”的例证，进而将这起严重暴力欺凌事件的部分原因归于“家庭”。

事实上，在当下农村，像受害人所处的这类不完整（包括形式上完整实质上不完整和形式与实质均不完整的）家庭越来越多，农村青年家庭易碎化、破碎化在我们的调研中日益凸显。父母其中一方外出或双方外出务工的留守家庭比例最高，还有父母离异的家庭，青年父亲或者母亲必须外出务工挣钱才能养活自己和孩子，于是孩子便成为留守儿童。

当“旁观者”不断强调父母陪伴的重要性，甚至在“网评”中将舆论压力引向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时，我们是否真的能站在他们的处境同情和同理化思考：作为一个壮劳动力，是外出打工养家更加迫切还是留守在家陪伴更加迫切？

如果是夫妻情感稳定的家庭，尚能通过“陪读妈妈-打工爸爸”的夫妻分工方式陪伴孩子成长，但面对当前农村形式和实质均不完整家庭（单亲家庭、犯罪家庭、吸毒家庭、事实孤儿等）日益普遍的情形，这些爸爸或妈妈与这些孩子还能做出怎样的选择？

如果我们足够了解当前中西部大部分县域乃至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尤其是当地工业、服务业的基本情况，就不会在网络中去质疑“妈妈去哪呢？”“爸爸去哪呢？”他们是没得选择，只能到有务工机会、发得起养活自己和孩子工资的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挣钱，孩子便只能交给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来照顾。

在自己的孩子多次否认遭遇校园欺凌后，绝大多数忙于生计的父亲或母亲大概率都会把这归因于“初中生的叛逆”“孩子太贪玩”“孩子太沉迷手机游戏”，如此，家长几乎不会同意孩子不去上学，这就是亲子之间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造成的“二次伤害”：“你今天必须得去上学！”在我看来这，在这个环节中去区分责任（在孩子这里是不讲实话，在家长这里是过于权威）并无实际意义。

这里的深层危机，不是孩子的父母“心大”“粗心”“不负责”等等，而是当今的父母越来越得面对“部分隐形的孩子”，这才是更加普遍的现实。

孩子不愿或不敢把自己在家庭之外的经历告知父母，不论是快乐的体验还是痛苦的经历，他们会藏得很深，如果找不到“指定朋友”倾述，他们一定活得很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扛着，等待自己周遭环境发生巨变，看能否获得喘息的机会。亲子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孩子模糊化，但这种模糊化的孩子在亲子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大多只能继续忍受、服从，将自己陷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看似朋友实则“压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

受害人在生前，除了强迫“上供”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欺凌形式，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此次暴力的伤害程度来看，三位施暴者大概率在受害者生前有“看不顺眼就打一顿”“没事就嘲讽他”等或轻或重的肢体伤害。

看相关报道，是三位施暴者主动约受害者出来玩耍的，受害者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如果这次拒绝，下次双方碰面后又将遭遇什么？也许他内心想拒绝，但他不敢拒绝，因为“今天拒绝了，明天可能就成为他们施加伤害的理由”。

也或许，他一直以来在表面上都是跟这三位施暴者玩耍，他们在面上是“朋友”，但一定不是地位平等的真朋友。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类似的恶性校园霸凌事件，受害方与施暴者之间并非陌生关系，他们常常是“朋友关系”“室友关系”等，就算没有这层关系，他们总在某个空间内有密集的社会交往和接触。

但是，在这组关系中，受害者的地位与施暴者的地位一定是不平等的，受害者在受到其他人欺负的时候，他们可以以“朋友”的名义来保护他，但这不影响在他们自己这个圈子内，他一定是受其他人欺负的对象。那么，这种看似朋友实则“压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又是如何产生的？

一线老师和家长的描述似乎都有一个高度相似的“解释”：这些孩子在性格上一般都是非常善良的，比较老实，成绩中等，不太爱表达，在老师和家长面前是典型的“中等生”和“乖孩子”。这种善良在不对等的同辈群体交往中，往往就转为“不轻易反抗”“忍让”“忍受”等行为，尽管他内心觉得他们是不对的，至少让自己非常不适，但也不会说什么。

成为善良老实人并不是他们的错，更不是他们遭遇霸凌的核心原因。结合长期观察可以发现，初中生群体中确实存在这么一群“懂法”的人，其本质是钻法律空子，以自己未满14周岁，或者未满16周岁为由，在校园内外尝试做一些让自己刺激、能够满足自己欲望但不符合自己这个年龄阶段、不符合中学规范的行为，比如抽烟、喝酒、嚼槟榔等，甚至冒险参与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比如有组织的打架斗殴、砸车偷东西、公路上飙车等等。

中国农民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00后、10后肯定不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在笔者的同龄人（85后）中，80后、90后中不少人就有留守的经历，他们是中国农村第一代留守儿童。

同样是留守，为何第一代留守儿童遭遇这类极端恶性的同辈群体欺压的事情较少听闻，到了生活水平、法制水平、管理水平、信息水平均获得综合提升的21世纪20年代却时常出现？作为农村社会的细胞——农民家庭出现结构性危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还有没有家庭之外的因素如社区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的影响？甚至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才是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的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发生在某初中的一起欺凌事件

笔者在某校实习的时候，深度了解了一起“常规欺凌事件”。欺凌者和被欺凌的同学都是初二的同班同学，前者是3-4个男生，他们“强行”脱掉后者的裤子，然后用学习机录他撒尿的样子，并强迫他玩弄自己的隐私部位。一开始后者也是被前者“骗到厕所里说拍好玩的事情”，后者最初以为只是好友之间的“拍摄人脸”的游戏，但剧情根本不是他所预设的。

为什么他会同意别人给自己“拍脸”呢？初二年级正处在发育期，也许他觉得自己有点“小帅”或者只是单纯地认为“拍这种视频好玩”。作为电教委员，他原本负责管理平板使用，不允许同学私自带平板出教室，但可能是因为“友情”或“义气”，也可能是自己经不住“摄像”的诱惑，就给这些“朋友”特殊待遇，让他们将平板带出教室拿到厕所。

笔者发现，在实施欺凌的圈子中，内部常常有“主导者”-“配合者”-“跟随者”三种角色，他们会商议如何分工来实施“他们认为好玩，但实则是欺凌”的事情。受欺凌者只能表面上跟他们在一起玩，但是在隐秘的角落，就成为他们“有组织欺负”或“偶发性发泄”的对象。

也许在欺凌的最初状态，“因为是朋友”“因为是熟人”“朋友要讲义气”，受害人在遭遇朋友带给自己不适感的时候，仅仅只是把这当作“朋友间的开玩笑”，但此时二者的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前者会不断利用信任试探玩耍的边界，同时利用隐秘空间建构强弱秩序。

“利用信任关系试探玩耍的边界”

好朋友在一起玩耍是儿童互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具体玩什么内容、如何玩一般由大家共同确定。在这个事件中，受害人与霸凌者在“玩耍”的设定上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非一致性。一致性是“同时去厕所摄像”，非一致性是受害者以为“拍脸颊”但霸凌者是“拍下体”。

当受害者基于朋友信任关系进入一个“隐秘的封闭空间”——学校厕所的小隔间，当受害者发现自己预想的“玩耍方式”与霸凌者设计的“玩耍方式”在细节上有明显差距且让自己感到非常“不适”而想退出的时候，他就被“围攻”了。

案例中受害者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退出这个“游戏”，受害者写道：“没过多久，XF就开门进来，开始拉我的裤子。我不想给他们看，就说你走开，别搞喽。把他推开后，我就想开门出去上厕所。”但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失败了。“接着LZ进来了，把我推到了角落”。

从受害者的检讨书可以看到，他的朋友一开始确实是拍脸，但另一个朋友进来后觉得不够刺激，就开始扒他的裤子，这时他开始反抗，但也仅限于“半开玩笑式的语言反抗”，即他自己说的“你走开，别搞喽”，并顺手推开对方。也许正是他的反抗不够激烈、不够坚定，再进来的另一个朋友则直接把他推到了阁间角落，同时三个围着受害人。

在这种更加逼仄的空间下，受害者“因为害怕他们把我的衣服和裤子全扒下来”选择了按照他们的要求动作让他们拍摄。可见，从一开始拍脸-不够刺激-趴下裤子-反抗不够激烈-推到角落-因害怕而妥协-按照对方要求玩弄下体-非常好玩好笑（满足了他们的刺激感），对方通过不断试探被欺凌者的反抗意识强弱和抵抗行为的力度来突破“玩耍的边界”。

“利用隐秘空间建构强弱秩序”

尽管当前学校在校园安全考核高压下，越来越多的通过安装各种监控设备来扩大教育管理者“可视化”的空间，但在最基本的保护个体私密的要求下，学校的摄像头至少有两个地方是不进入的，即厕所和寝室（包括学生寝室和教师寝室）。而这两个空间成为当前涉及性欺凌的最重要的校内空间。

当然，除此之外，受到建筑布局、资金支持等客观条件限制，其监控设备在公共空间的覆盖范围仍是比较有限的。对学生而言，他们总能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找到公共空间的“监控死角”，这些监控死角也成为校园霸凌的实施场所。这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校园欺凌在空间上越来越隐蔽，这也许是校园监控密集化带来的意外后果，或者说是校园安全紧箍咒带来的意外后果。

在这样的隐秘空间中，在公共场所维持的平等的朋友关系转为以羞辱、欺压他人的非平等性关系，霸凌者往往以人数多成为强势者，被欺凌者因势单力薄或不敢反抗或反抗失败而不得不在这个特定环境中成为受害人。前面提到的“四位学生玩一位同学的下体”就是在男厕所摆放清洁工具的“小阁间”发生的。

同时，乡村社会人口大量流失，人口密度降低，事实上也在为农村学生社区实施欺凌提供了某种便利，即不被别人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多，长久无人居住的空宅，被农户闲置不用的大棚等等。这些因乡村空心化而闲置、废弃的场所成为校内欺凌者升级暴力手段的主要空间。

客观上讲，校园内这些隐秘空间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管理者就没有改善的空间。对教师隐秘的空间不一定是对学生隐秘的空间。

校园霸凌事件中的“第三者”

在很多校园霸凌事件中，我们能看到“第三者”的身影，前述案例中就有一位，他是因自己的好奇心无意“闯入的”，没有实质参与欺凌，看到后觉得“自己不应该参与”就退出了。尽管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三位同学在“欺负”一个同学是错误的行为，但他并没有立即去跟相关老师汇报。

第三方保持沉默，或许是他们的反霸凌意识不够，或者他们也害怕报复，但其实，在这种隐秘空间的性欺凌事件，最需要这类第三方的同学为教育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以最快速度介入、在现场捕捉证据，将欺凌程度降至最低。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给第三方同学提供积极正向的反馈？

我个人认为，一旦现场抓了正着，证据在场，确定为“校园欺凌事件”，首先要严惩欺凌者，通报其家长。如何严惩？派出所出面，将实施欺凌学生及其家长直接带到派出所教导室进行教育，根据霸凌行为的恶劣程度采取不同时间段的“反思检讨”，3个小时、6个小时、9个小时、12个小时，且要求父母陪同反思。

反思之后在派出所向受害者及其家庭道歉，学校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公开或半公开的通报。同时，严重警告这些同学，如果试图再犯或者去报复你们可能认为的第三方，直接拘留案底存档。学校和派出所秉持“首犯教育为主，再犯严惩不贷”的原则，让这些“心术不正”“猎奇作祟”的未成年人及其不明事理的家长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笔者在浙江某中学调研的时候，该校校长就是充分利用乡镇派出所的威慑力量来震慑校园内极少数“不服管教的学生”。

“我们学校会主动联系派出所的警察，在恰当的时间让他们进入校园‘巡视’，并告诫学生如果他们在校内违法犯纪，这些警察可直接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去！”

该校长认为这种“预警式”“震慑式”的“警校联合”在预防校园欺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我们这样的乡镇学校学生学习习惯不好，但这些穿着制服的真警察出现在校园的时候，再调皮的学生也还是害怕被警察抓的，所以他们的不良行为会收敛很多！”

反对校园霸凌要具备群众基础，要能够走群众路线，要形成有效的校警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