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当“中华民国”沦为马英九的“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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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如同当代“儿皇帝”石敬瑭

马习二度相会，却再无第一次在新加坡相会的新闻效应。台湾民众对这个只有到了中国才能找到“第二春”的前总统，只是冷眼旁观。而中共对马英九的利用，是死马当作活马用。

“废物利用”的做法，不是习近平首创。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共的太上皇斯大林就曾将国民党和蒋介石比喻为母马和柠檬。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在莫斯科机关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斯大林就中国大革命形势发表讲话说：“要是有一匹母马，它不怎么好，可是毕竟有点用，也还听主人使唤，哪个主人会同意把它赶走呢？”、“母马再不好，只要它听话，能使唤，它也是马呀。 右派要是不听话了，我们就把他们赶走。”“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谁就是笨蛋。这是我的看法。”一个星期后，这几段话还没有传到中国，蒋介石就已反戈一击、反客为主，开始清共了。

马英九当然没有蒋介石清共的胆量，他与习近平的谈话几乎是全程照稿念出，后来马英九基金会也向媒体提供了文稿的逐字内容。唯一出现的“口误”，是马在谈话时提及，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却“一不小心”将“中华民族”说成“中华民国”，然后他立即改口，并强调马习两人都坚持“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重要性。

马英九结束在中国的行程后返台，在桃园机场发表言论时再次说，台湾、中国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国”，下秒又改口称同属“中华民族”。记者会后，马被问到“中华民国”是“口误”吗？马笑而不语，一旁的国民党立委赖士葆代回“故意的啦”。

更耐人寻味的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常会上说，国民党会根据党章、党纲来推动两岸务实交流。他表示，马一开始在致词时展现了“外交艺术”，将“中华民族”说成“中华民国”，即使后来澄清是口误，但也充分展现了国格、避免自我矮化，没有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中华民国”在中国只能以“口误”的形式出现，这种做法居然被自我夸耀成“外交艺术”，国民党的脸皮真比北京的城墙还厚。

历史上，与马英九有相似的人格特质的，是五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石敬瑭原为后唐的一名地方军阀，为了推翻猜忌他的后唐皇帝，向兵强马壮的契丹求救，不顾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比他小十岁，肉麻地尊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为“儿皇帝”。于是，契丹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出兵相助，帮他灭了后唐。随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让国土北方直接暴露险境，每年更要向契丹按时称臣进贡。这种卑躬屈膝的做法，让其身败名裂、皇位不稳，各地军变不断，他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杀。看到后晋乱成一团，契丹爸爸觉得所托非人，频频问罪，石敬瑭惊惧忧郁而死，只活了五十岁。

马英九一家老小大都是美国公民或拥有美国绿卡，他却毕恭毕敬地到北京朝圣，参与习近平的“反美大合唱”，原因无它，只应了《史记》中的一句老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英九不以曾是台湾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总统为荣，偏偏以被习近平钦点为“前台湾特首”而欣喜若狂乃至“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既然“中华民国”只是“口误”，他肯定不会就被中共非法羁押的中华民国公民富察向中共方面交涉。


“中华民族”和“九二共识”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

马英九在习马会上讲话的最后一段是：“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共同追求和平发展。我诚挚期盼：两岸互利共荣，携手合作，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在全世界面前抬头挺胸！”在中国访问期间，他提及次数最多的两个名词是“中华民族”和“九二共识”。

有趣的是，马英九的父母都是国民党官僚，一九四八年撤退到台湾，次年“转进”香港，既是从事对敌情报工作，更是为了想方设法将遗留在湖南的马英九的奶奶、二姐、三姐接出来，否则这些亲属必然沦为中共统治下的“黑五类”，难逃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之整肃。当时，马母已怀孕，马英九出生在九龙油麻地的广华医院。既然在英属九龙出生，其母将其取名“英九”。那么，高调自命为中国人马英九，为什么不改掉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名字“英九”，改为堂而皇之的“马中华”？

马英九历史知识有限，他大概不知道，“中华民族”并非“古已有之”的“神主牌”，而是近代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读到翻译成日文的西方学术著作，知道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这才发明了这个非驴非马的概念，企图将作为多民族的内亚帝国的清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然而，这个发明却让梁启超追悔莫及。我在《颠倒的民国》一书中指出：梁启超未曾想到，他发明的“中华民族”这个新名词和新观念，如脱轨的列车夺命狂奔，完全不受控制，此“知识产权”相继被他所痛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窃取，成为两党建立威权和极权统治的垫脚石。 而美国的中国史权威学者孔令飞亦指出，梁启超关于建立自治的宪政国家的设想，被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发展所击碎。国家统一这种共识形成及维护的代价，是思想上的逆来顺受和政治上令人摆布。

另一个习近平套在马英九头上、马英九甘之如饴的紧箍咒就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苏起的发明，他认为可以创造出一个模糊的东西，中共可以接受，国民党可以接受，民进党也可以接受，“黑瓶子装酱油”，各取所需，各说各话。在陈水扁当选、就职，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时任陆委会主委的苏起提出“九二共识”。然而，一九九二年两岸在香港谈判时，苏起是政治大学教授、国关中心研究员，并非局中人。他是“事后诸葛亮”，以“九二共识”作为到北京的“通关密码”，但“九二共识”并非历史事实。

一九九二年两岸谈判的当事人，无一例外都宣称不存在“九二共识”。当时海基会负责的主谈人许惠祐说没有“九二共识”，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说没有“九二共识”，陆委会主委黄昆辉说没有“九二共识”，总统李登辉也说没有“九二共识”。黄昆辉后来在受访时说出了一个常识，李登辉不可能委托海基会去跟中共方面达成事关台湾主权的“九二共识”：“哪有一个国家的主权可以由一个民间团体去谈的，何况海基会要和海协会会谈，都是要经由陆委会授权，陆委会授权的方案是要报请行政院核定，海基会才能去谈的。”

在会谈中，台湾方面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从未得到中共的承认。一九九六年，海协会秘书长张金成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一九九二年香港会谈没有“一中各表”这件事。 一九九七年，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说，没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一九九九年，国台办负责人亦指出，没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

当时，马英九为陆委会首席副主委，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陆委会召开中外记者会，马英九主持，发表香港会谈结论，标题为“功亏一篑的香港会谈”，这就表示会谈是破局的。然而，马英九后来当上总统，“人一阔，脸就变”，遂沐猴而冠，其冠冕正是中共的“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