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美国“新常春藤名校”鼎革并非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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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校园挺巴反以抗议还在清场，学生们从未料想的结果不期而至：企业愿意雇佣常春藤大学毕业生的越来越少，与金融界、商界关系密切的福布斯公布一份新的常春藤学校名单，连同老八家在内的十余家名校被排除在外；13名联邦法官乾脆公开声明他们不再雇佣这轮学潮的首发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这是一时之举，还是将成为常态？且看本文分析。

“常春藤”不再常春

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美国左派大本营纽约，但因为反犹是美国政治大禁忌，学生们多年拥护的民主党当局对他们并不客气，先是毫不客气地清场。面对此局，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生要求取消期末考试，理由是抗议暴力引发心理创伤，“很多人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而同时很多同学被拖进监狱”，声明还称“白人至上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仇恨群体”、“犹太复国主义份子”冲击校园，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请校方取消期末考试，让大家全部通过。

学生们未等来学校恩准学生取消期末考试并全部通过的通知，却等来了13位并非泛泛之辈的联邦法官连署的公开信。13名联邦法官表示，他们将不再雇用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助理，理由是“反犹太主义的恶性蔓延”和“学生骚乱的爆发”。法官们写道：“言论自由保护的是抗议，而不是侵入，当然也不是暴力或恐怖主义的行为或威胁”，“很明显，哥伦比亚大学在言论自由和学生不当行为方面采用双重标准。”

如果这只是孤立事件，哥大这些骄傲的学生可以不在意，但真正的麻烦是：这并非个例。从去年10月开始，美国常春藤盟校校园的反以挺哈活动继续在美国各地肆虐。就在今年4月这一轮反以反犹挺巴活动正在进行时，以追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净资产而闻名的《福布斯》发布了一份“新常春藤盟校”名单。在取消八所最为古早的常春藤盟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以及“常春藤+”学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资格后，福布斯使用了几个数据点，例如标准化考试成绩和招聘经理调查，以取代学生凭身份（族裔、性别）录取的标准。

切莫以为这是福布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这家直接为美国金融、商业、经济界服务的杂志，近年一直在做这方面追踪，由于其他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未做同类调查、研究，其参考价值极大。

常春藤名校的学生为何越来越不受欢迎？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大学日益普及，从西方开始流行最后风行世界的一句话是“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其中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更是职场上的金牌入场券，也是一个人一生的骄傲，但现在常春藤名校这块金牌正在黯然失色。

犹太富商一直是美国各大学慷慨的捐助者。我曾在《以巴冲突战场之外的世界大分裂》（10/20/2023）中写过一节“美国犹太商界大佬纷纷对哈玛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讲述了毕业于哈佛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约20多位犹太知名企业家拒绝雇用哈佛学生团体成员的呼吁，其中包括沙拉连锁店Sweetgreen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纽曼（Jonathan Newman）等。这些富翁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纷纷对哈佛等发生反以挺哈的常春藤名校关上了支票本，

哈佛大学是美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培养了八位前总统和九位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为在以巴冲突中支持了哈马斯，立刻被捐款人抛弃；Leberial立场的网刊Free Press发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国大学吗？》一文，列举了美国大学出现支持哈马斯的抗议之后，商界大佬们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开列聘用黑名单等方式表达愤怒的多个事例之后，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国大学。但实际上，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早在Woke之前，其前身“1968年人”（1968年“巴黎红五月”与美国反越战人士）与他们培养的Liberial就前赴后继地促使大学的极左化教育。

常春藤名校毕业生不再被市场青睐

4月29日，福布斯在《独家：雇主们对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态度越来越差，而这20位“新常春藤盟校”的崛起》先回顾了常春藤名校的辉煌历史：对于整个美国的存在来说，常春藤盟校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最早的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录取时筛选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并对其进行严格的教育，为雇主、投资者甚至选民提供了精英认可的印章。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总统和目前福布斯400名最富有的美国人名单中都是常春藤盟校校友，还有八名最高法院现任法官。但这些常春藤盟校正在丧失其作为美国杰出人才培养者的地位。文章提供了一组资料：《福布斯》对其《未来工作》时事通讯的近300名订阅者进行了调查，其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拥有直接招聘权。在负责就业决策的人中，33%的人表示，与五年前相比，只有7%的人表示，他们更有可能雇用常春藤盟校毕业生，42%的招聘经理更有可能雇用公立大学毕业生。

为什么是五年？主要是这几年这些常春藤名校推行DEI系统，招生时放弃了标准化考试，着重考虑的是新生的种族、性别等身份因素（该报告的Legacy即“遗产”之意，在此指身份这种出生自带的社会资本），而且对外不再公布成绩，一律给予A或者A-。但这些把戏骗不过这些富有经验的招聘者，因为日益左倾的美国大学早就流行两套评分机制，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夏菲·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接受媒体Minding the Campus的访问时曾公开表示，自己一向有两套评分机制，一套是为迎合大学“宽松教育”的大方向，一律给学生高分，作为学校官方纪录，方便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目前A-已经是哈佛大学成绩的中位数。但他同时会给学生另一个私下评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

福布斯文章列举了这些招聘者不想录用常春藤名校学生的理由：一是学校实际教授的内容与学生所学东西；二是认为公立学校的毕业生比常春藤名校毕业生更“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评断来自于一位专门从事医疗保健和国防领域的管理顾问）。

不过，美国大学教育左倾与非实用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对于现实来说，《未来工作》时事通讯的醒悟有点迟。美国大学教育左倾化导致很多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专业，比如社会冲突、社会运动等类，除了在美国国外从事颜色革命才能适销对路，基本是无法就业的专业。早在2013年，《纽约时报》就发表过一篇《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其中提到多位毕业于常春藤大学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长期找不到工作，成为“学术难民”的故事。但这篇文章并未指出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脱节，重点是描述这些“学术难民”的漂泊苦难。那时美国NGO是全盛时期，可以容纳不少这类高资质者就业。加上美国大学的高度国际化，每年有百万量级的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来美求学，不少也在这类专业就读，因此淡化了教育专业设置的危机。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资本通常是政治、经济（金融投资、商业、制造业）与文化（教育、传媒、影视）三大类。与中国等专制国家不同，这三类社会资本当中，对社会起长期与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无论是政界还是文化，都离不开经济精英的捐助与投资。校产非常丰厚的哈佛大学原来以为失去100亿左右的捐助能够扛过去，但事实上遇到资金困难，2024年2月，彭博社报导哈佛提前出售16.5亿美金的债券纾困的消息。并解释原因是哈佛基金会的资产配置中有大量在流动性较差的股权基金和房地产，因此不得不通过出售债券等资产的方式来满足运转需求。多年来捐助母校的比尔.阿克曼甚至判断下一步哈佛大学可能会有进一步缩减成本和支出的动作。

但资本对教育的影响远不如对政治的影响迅速有效，“1968年人”开始“在体制内的新长征”长达大半个世纪，保守派在大学几乎很难有立足之地。因此，美国大学的严重左倾之病要治好，“门是窄的，路是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