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中美冷战造就经济全球化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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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政府为了拉动衰落中的经济，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口号，而电动车等几项产品被视为扩大出口的“利器”。但中国大力推动电动车出口的努力，却遇到了欧美国家的抵制。

要点：

▪习近平最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新质生产力”；
▪廖岷与耶伦谈判时提到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指正常国家之间出现的贸易纠纷；
▪外企若继续选择中国公司做生意，可能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这不是单纯的贸易争端，而是中国点燃中美冷战之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2.0版的世界新格局中受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又采用一系列险招，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房地产这根中国经济的支柱。这些政策为何出台，其后效又如何，本文试做分析。

一、习近平拔高电动车为“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最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新质生产力”。其背景是，原来的生产力不灵了。过往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支柱一直是房地产业，由此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四成。两年前，房地产业这根经济支柱突然垮下来了，因为这个产业的盲目扩张，把未来几十年需要的住房都盖完了；而民众承受着沉重的房贷负担，在中国进入全面失业、全面降薪的时代，大家的日子越过越难、越过越苦，没多少人还想贷款买房了。这样，房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全面萧条。

为了维持信心，中国政府就编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口号，强调要发展新能源（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材料、先进制造（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这个“新质生产力”其实是“新瓶装旧酒”，这些产业原来中国就有；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是，利用欧美国家推动绿能的方针，用低价电动车占领欧美市场，以保持出口创汇。

其实，光靠电动车，根本无法填补房地产业崩塌造成的经济成长空白。中国的“万得产业链数据库”（Wind Product Chain Database，简称Wind PDB）去年1月发表了《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这项研究显示，中国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建筑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2020年的就业人数达到1.15亿。而2022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的《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影响研究》指出，汽车电动化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是，6年里该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100-200万个。

现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就业人数只有550万人，随着电动车的产销量上升，汽车工业的就业人数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四分之一甚至更多。显然，电动车产能的扩大，不但无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反而会大量减少汽车产业原有的就业人数，当然就更谈不上吸纳房地产业那可能失业的上亿人了。

其实，中国的电动车外销并未打开美国市场。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的副总裁去年11月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市场不在他们目前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言之，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厂家比亚迪现在还未能进入美国市场。不过，中国电动车已有相当数量进入欧洲市场了，去年前9个月约40万辆在中国制造的乘用车进入西欧，其中三分之一是外企的车，三分之二是中国本身的品牌。整个2023年，中国的出口车达到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出口欧洲市场，主要靠低价取胜。

二、冷战会终结“在商言商”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不久前到中国访问，临走前在记者会上强调，在电动车出口方面，“中国今天采取的行动可以改变世界价格。当全球市场充斥着人为制造的廉价中国产品时，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就会生存堪忧”。耶伦在北京谈判时，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表示，西方是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让中国的企业无法正常发展。听起来，好像是各讲各话，那谁有道理呢？这要看我们怎样来理解了。

廖岷与耶伦谈判时提到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指正常国家之间出现的贸易纠纷。中国本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现在是否可以通过WTO的贸易纠纷调解程序，来解决中国电动车倾销所遇到的反弹呢？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开放，不能用于处于冷战状态的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自从2020年初中国点燃中美冷战之后，中美之间就不能再维持单纯的商业竞争了。关于中国点燃中美冷战，笔者在本台发表了数篇文章，介绍过这个过程，其中最早的文章《中美对阵中途岛》发表于2020年4月10日。我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还特别分析了中国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活动，说明这些活动都是中国对外扩张战略的重要一环，也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有关。

中国从二十年前开始，就一直在大举扩军备战，不只是扩建航母舰队、挑战美国海军，还在南中国海的公海水域建造了多个海上军事基地，把南中国海用作中国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为中国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提供安全隐蔽的作战环境，从而让这些战略核潜艇随时可从深海中发射洲际导弹，对美国全境发动核攻击。

美国与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及东亚的民主国家之间，现在当然仍然是正常的单纯商贸关系，在民主国家之间，应该就是“在商言商”；但是，当专制的红色大国威胁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时，红色大国就把自己变成了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破坏者，也因此就成了试图维持东亚地区和平安全的这些民主国家的对手，或者说是敌手。而民主国家对敌手就再也不能单纯地“在商言商”了。

“在商言商”的前提是，双方都谋求和平和稳定；但其中的一方若准备武力威胁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就必须防范。何况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美国必须防止中国用核武器作为威胁手段、以达到控制西太平洋海域内各国的战略目标。所以，从2020年中国点燃中美冷战开始，中美之间从此就不存在单纯的商业竞争了。因为中国把商贸活动当作压制、打击美国经济的手段来用，它一方面想用低价挤垮美国的企业，一方面用商业活动当中赚来的外汇进一步贯彻对外扩张的企图。

三、中美进入国家安全竞争

今年以来，美国开始比较明确地采用冷战应对程序来对付中国，这样的双方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国家安全层面的竞争。美国现在不断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的某项经济活动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美国要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晶片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高端晶片可以被中共用来研发打击美国的军用装备。

美中两国之间国家安全层面的竞争，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弱敌”，即削弱敌手的能力，增加敌手追赶美国先进能力的困难度。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一直有一个建立西太平洋地区新霸权的国际战略，而它的经济策略本来就不是建立长期互信的经济伙伴的合作关系，而是以“敌弱我强”为目标。

所以，中国会持之以恒地盗窃美国的技术，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披露，过去多年当中，中国每年盗走的美国技术价值五千亿美元，累积下来数额惊人；同时，中国也不择手段地试图挤垮美国的企业，挤占美国的市场。那美国面对中国的“敌弱我强”之商业和科技策略，就只能以牙还牙，同样用“弱敌”手段来应对。这就是冷战中的典型应对方式。

但是，科技战、商业战之外，冷战应对方式当中，从来都必须包括外交官的笑脸应对，也从来都包括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会面，那是为了防范危机和冲突。所以，如果西方国家的企业以为，美中领导人见面了，谈得不错，从此就又可以“在商言商”了，那是大错特错的。冷战有一个铁律，那就是，冷战没有退出机制；只有当冷战中的一方倒下了，冷战才会结束。人类现代史上，第一次冷战——美苏冷战——当中倒下的那一方是苏联。

四、政府救房市，险棋坏全局

那中国的经济能否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生机呢？日本的著名投行野村（Nomura）证券公司最近指出，到今年4月底，中国还有2千万至3千万套预售住房尚未交付；要完成这些项目，需要人民币3兆到4兆。而4月中国主要城市新建住宅的价格，创下近十年来最大环比降幅；同时房地产投资和房屋销售也继续下滑。这些悲观的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前几轮的房地产救市行动迄今为止效果不彰。

《华尔街日报》5月17日报道，中国最近又出台了新的房地产扶持政策：一，取消过往阻止炒房的房贷利率政策；二，将房贷最低首付比例款降到15%；三，要各级地方政府拿钱出来，把房地产公司卖不掉的住房买下来。这样的政策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下面大致说明一下。

首先，中国的中产阶层家庭目前已经户均背负2百万人民币的房贷，现在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还要诱使更多中低收入家庭负债。而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居民现在不约而同的选择是，尽量提前还贷，降低负债压力，因此全国银行加总的房贷余额已经开始下降，同时储蓄余额也开始下降。这种状况下，会有多少家庭积极响应政府的借贷号召，增加自家的财务困难呢？

其次，现在中国的房产价格不断下降，政府降低房贷的首付比例到15%，实际上是把巨大的风险放到了银行的头上。只要从现在起，房价再下降15%，银行新放出去的房贷就可能变成坏账，让经营已经非常危险的银行面临更大的存活压力。

再次，让地方政府买下房地产公司卖不掉的住宅，等于是房地产公司的坏账由地方政府买单，那只会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让现在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雪上加霜。

这三项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为了救急，不顾后效；酿祸于未来，只图眼前不致于崩盘。《华尔街日报》称，这些政策是中共迄今最大胆的举措；不过，《华尔街日报》没说的是，这些政策虽然大胆，实属险棋，救不活全盘，却断送生路。中国政府不惜以未来的经济恶化为代价，选择这样的险棋，其实是因为没棋可下了，只能下一着险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困难，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忧心忡忡。虽然外企希望中国经济能早早改善，但到底中国经济今后会怎样，外企左右不了。外企关心的无非就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因素。就影响中国经济的内部因素而言，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中国的银行系统岌岌可危，这件事已引起了西方金融界的关注。金融系统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运行，如果银行岌岌可危，那么，中国经济就不容易摆脱困境了。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因素，表面上看是国际贸易问题，其实质却是国际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冷战造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重组。

五、经济全球化2.0版：“跟谁做生意最重要”

最近几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风向变了，新的风向是，“跟谁做生意，比做什么生意还重要”。这句话是中国最大的涉外金融交易专业银行、中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最近在一个视频里讲的。中国银行是中国官办的四大国有银行之一，英国《金融时报》集团的《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2021年8月公布的全球最强1千家银行当中，中国银行排名第三。

“跟谁做生意，比做什么生意还重要”这句话，主要不是讲中国公司的处境，而是在讲外企的选择；即外企若继续选择中国公司做生意，可能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这个判断的背景是，现在外企看中国市场和中国生意的眼光已经改变了，因为经济全球化2.0版已经开始替代经济全球化的1.0版了，过去靠中国市场、做中国生意赚钱的外企，现在算盘必须重新打了。

那外企的算盘要怎样重新打？从上述这句话中可以解读出一层意思，那就是，外企只要躲开中国做生意，就可以比较安心。世道变了，过去30年是经济全球化1.0版，其背景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那个年代，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不是让自己的工厂加入中国的“世界工厂”，就是关掉自己的工厂，到中国去下单采购。在那个时代，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随便做什么生意，去中国就对了”。

经济全球化2.0版跟经济全球化1.0版，只差一个数字。经济全球化1.0版是，“随便做什么生意，去中国就对了”；那经济全球化2.0版是，“随便做什么生意，不去中国就对了”。现在各国企业考虑做生意，首先要想到，生意跟谁做，最好避开中国，因为美国推动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全都是避开中国，免得生意会遇到麻烦。这是新的世界经济大趋势，中国无法逆转它，更没办法把已经发生了的经济全球化2.0版，拉回到对中国有利的经济全球化1.0版的老路上去了。为什么经济全球化2.0版开始替代经济全球化1.0版，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2020年初点燃了中美冷战。

曹远征是中国的由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50人论坛的成员之一，他的话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学家当中，有些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改变了。过去中国是各国都喜欢的国家，现在变成了各国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国家。不过，当下还是有一些国家的元首去中国，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大公司已经在中国拔不出来了，只能硬着头皮挺下去；或者是它们的出口市场狭窄，舍不得放弃对中国的出口。

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全球新的产业革命已经到来，其先导产品是个人电脑（AI PC）和AI手机（AI Cellphone）。此刻美国主要的IC产业大公司齐聚台北，可能会商讨相关的新一代AI电子产品的技术规范，同时争相到台积电下订单。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高端半导体产业链已经把中国隔离在外，而台湾则成了这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各发达国家要追上新产业革命的步调，就必然依靠经济全球化2.0版的产业链。这个大趋势与中美冷战密切相关，而认清这个国际经济技术新格局的基本背景，已经成了当前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