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网】（来源：美国之音）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六四”。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六四”。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从每天8小时增加到12小时。中国军队在天安门武力清场、血洗北京街头后，中文部取消了原定播出的所有广播节目，为听众带来有关这场民主运动的最新报道。
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是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
“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
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天安门大屠杀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录音带的捐赠人是当年在北大留学的美国学生银丹（Daniel G. Silver）。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他们的示威被军警驱散。学生们转而到天安门广场聚集，人数一度达十万人。
那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王丹回忆，那天晚上，他从广场赶回学校，看到上千学生把“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学生们接二连三地发言，声音中透着兴奋、乐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学生们并非盲目天真。他们清楚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他们中一些人经历了被镇压的八·六学潮。
“政府是狡猾的，”法律系研究生熊焱说。“你要火烧中南海，一说出来，那个枪把你打死也没得说。你要打倒中国共产党，这好像也不那么现实。”
他的发言赢得同学们的笑声、掌声。在那个春天的夜晚，或许没人想到，这句看似不经意的玩笑竟一语成谶。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1989年6月，她在接受美国C-SPAN电视台访问时说：“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
天安门运动期间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认为，1989年5月17日是关键的一天。他在2009于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写道：
《改革历程》封面
“这一天邓小平把权力最大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召到他位于北京景山北面一条胡同的家中，讨论学生示威问题。…… 他让政治局做出秘密决定，保证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有最终决策权。”
前《光明日报》记者、拥有“红二代”背景的八九亲历者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中也把5月17日这天作为邓小平提出戒严，调兵进京的关键节点。
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他说。
但是吴国光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这是1989年6月6日一位亲历了中国军队血洗北京街头的市民寄出的信。
6月3日晚，他从木樨地一路逃亡，后躲在33中校门口附近的居民楼才捡回一条命。他回忆，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时，他在黑龙江备战。当时苏联兵并没有真来，也没有向他开枪，但现在解放军真地要打死他。
“一发子弹就打在我脚下30厘米的地方，绝不超过40厘米。……他们不是为杀人，何必连开几次枪？但真到后来我才想到，那是真子弹，不是橡皮的。因为打在地上，溅起直径约20厘米或更大的一团火花。我永远忘不了这团火花。
……
我尤其清楚看到那些兵的疯狂劲，一是完全仇恨万分地开枪，二是全是朝人打，平打，打楼窗，没有一次是朝天鸣枪吓唬人，全是正规瞄准射击。”
——摘自“北京来信”
这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王XX在1989年6月3日-4日事件（木樨地）时穿的一条裤子，上面沾满了他及旁边重伤同学的血。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的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这是1989年6月4日，一位目睹天安门血案的广场纠察队员写下的报告。
“我身边一位同学正要喝饮料，突然捂住他的腹部，倒在地上。当我掀起他的衣服，在他的腹部有一个大血洞在不停的喷血。不到一分钟，附近就有五位同学被抬走了。天安门到处是救护车的呼啸声和同学们嘶哑的呼救声。隔几步就能够看到一滩殷红的血迹，令人发至（指）。”
——摘自《“血？血！血！！！” 》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新（Al Pessin）从北京发回很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1989年6月4日凌晨，一个20岁的学生在天安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这些报道从北京发送回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由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认为那个时候是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在大陆的一个巅峰时期，” 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他说。
当年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幻灯片捐赠人：查普曼夫妇（Ronald Chapman）
天安门大屠杀三天后，查普曼夫妇撤离北京，返回檀香山。他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外教中最后一批撤离的。
《檀香山广告商报》1989年6月11日的一则报道说， 想到离开北京时那个下着雨的星期三，罗纳德·查普曼仍然会哽咽。他看着自己的学生和其他理想主义者一道，怀着让国家变得更好的信念，成群结队地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可是与学生们告别时，这些年轻学子们在哭泣，他们感到挫败，他们恐惧，他们竭力想逃脱政府的秋后算账。
报道引述他的妻子艾伦·查普曼的话说：“从一开始，一切就带着一种宿命的味道。他们知道少数人可能会付出生命。他们想象会有催泪瓦斯和棍棒，但是没有想到会是真枪。”
手表捐赠人：弗朗西斯·菲利普斯（Frances K Phillips）
1995年，时年27岁的弗朗西斯·菲利普斯来到中国。在古玩市场的一个摊位上发现了这块印着天安门和戴头盔的军人的手表。
菲利普斯不认识中文，无法分辨手表上“平息暴乱纪念”几个字。她不知道这是当年北京市政府发给戒严部队军人的奖品，但是手表上的数字“89.6”触动了她的神经。她隐约听说过六年前中国发生的那场血腥镇压。
她花100美元买下了手表，对于当年刚从研究所毕业的她来说不是小数目。回到美国后，她把手表送给自己爱好研究历史的父亲。
2022年，菲利普斯的父亲去世了。在父亲的遗物中，她找回了这个手表。把它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天安门档案”。
“想到今天的学生们能通过这个档案了解那场屠杀和那些被抹去的生命，我感到如释重负，”她告诉美国之音。
35年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美国之音在北京采访到的一名年轻女性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捍卫者丁家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2年重刑，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是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忘不了维园的烛光——它曾带给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很多希望。“那些烛光让你看到，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她说。
何晓清告诉美国之音，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在说，忘掉过去，往前看。
但是这位长期研究天安门运动的学者说，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她本人也在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后，被香港中文大学解雇。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何晓清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说，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但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极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本文为美国之音专题节目，原文有很多录音音像，请参考原文：
打开1989“天安门”的时光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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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4 08: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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