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习近平的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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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勒曼所指出的七宗罪，全都凝聚在习近平身上，并彼此激荡和强化。

独裁者是怎样炼成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暴君和独裁者的看法趋于两个极端。一种极端是将他们看成是非人、魔鬼或疯子。因为似乎只有非人、魔鬼和疯子才会干出种种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情来，比如将上百万人关进集中营，实施种族灭绝。然而，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无助于帮助人们洞察暴君和独裁者的本质，进而防止暴君和独裁者掌权，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谁要是以为会在这世上看见头上长角的魔鬼或者身上挂铃铛的怪物，那他就会永远成为他们的猎物和玩物”。

另一种极端是将阿伦特“平庸之恶”的论述加以极端化和绝对化，认为暴君和独裁者是智商低于普通人、也缺乏基本常识的庸才乃至傻瓜。比如，很多人在谈及习近平时，常常会引述他将“宽农通商”读成“宽衣通商”的笑料。还有人戏称其为“两百斤”，嘲讽其“扛两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豪言壮语违背常识。近代史学者章立凡特意撰写对联：“读书眼览五千载；插队肩扛二百斤。”然而，习近平绝非庸才或傻瓜，他能扮猪吃老虎，以“史上最弱势的总书记”的姿态上位，然后迅速清除所有敌对派系而“定于一尊”，进而成为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独裁者，至少说明他在厚黑学、权谋术方面有独到之处。

认识习近平之类的独裁者，需另辟蹊径，比如“七宗罪”的分析模式就可庖丁解牛、拨云见日。七宗罪的说法，在圣经中没有明确出处，但源于早期天主教教义。最初，天主教修士庞帝古斯定义出八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分别是暴食、色欲、贪婪、忧郁、愤怒、怠惰、虚荣及傲慢，恶的程度层层递进。六世纪后期，教宗额我略一世将八种罪行减至七项，将虚荣归入傲慢，忧郁归入怠惰，并加入嫉妒。他的排序准在于对爱的违背程度，由强到弱的顺序为：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及色欲。后来，集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之大成的神学家阿奎纳及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丁，皆对七宗罪有过详细论说和描述。在当代，美国有一部由摩根•弗里曼和布拉德•彼特主演的名为《七宗罪》的黑色风格犯罪电影，其呈现的人性之恶让人毛骨悚然。

古老的学说在当代经过重新阐释，可焕发出新的思想光芒。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部主任芭芭拉‧凯勒曼（Barbara Kellerman）著有《坏领导》一书，以中古世纪教会七宗罪的原理，写出当今政治人物的七种劣根性。她所列举的七种劣根性，与七宗罪并不一一对应，却更能回应学者冯客在《独裁者养成之路》一书中发出的追问：独裁者究竟有哪些特质，这些特质又是如何形成并强化的？

冯客指出，能长期掌权的独裁者通常仰赖两种权力工具：个人崇拜和恐怖统治。恐怖和暴力统治很容易理解，个人崇拜则更加复杂。很多时候，民众对独裁者的个人崇拜并非真实的和主动的，而是虚假的和被动的，但并不影响其功效，冯客认为：“个人崇拜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人相信或被说服，而是要制造混乱、摧毁常识、强制服从，让每个人变得孤立并碾碎他们的尊严。人们必须自我审查，并且反过来监视他人，谴责那些对领袖献殷勤不够真诚的人。”今天的习近平政权正是如此——很少有中国民众全心全意地相信习近平是官媒上塑造的“开创性的领导人”、“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以及“为全人类指出方向的伟人”，但绝大多数民众都会假装相信，而中共当局只要求民众公开表示相信就够了。

邪恶的极权体制，呼唤习近这样具备七宗罪的领袖

凯勒曼所指出的七宗罪，全都凝聚在习近平身上，并彼此激荡和强化。

第一，无能（Incompetent），用凯勒曼的说法就是：缺少意愿与技巧做持续有效行动，应对重大领导力挑战，及创造正向的改变。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上相当精明，但在治国上非常无能，他将经济大权从国务院总理那里夺过来，却将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束手无策，扔给他人善后。

第二，刚愎（Rigid），用凯勒曼的说法就是：僵化、绝不认错，也许有能力，但不接受新观念与讯息。比如，习近平的封城防疫法，给全国民众带来空前灾难，引发“白纸抗议”。北京、上海等地抗议民众喊出“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独裁、不要个人崇拜”、“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等政治口号。在强大的抗议声浪中，习近平不得不“脑筋急转弯”，仓促废弃动态清零政策。之后，各地警察对抗争者强力清场和秋后算账，许多年轻示威者被捕并遭受酷刑折磨。习近平从未承认其错误和罪行，彷佛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第三，不自制（Imtemperate），用凯勒曼的说法就是：缺乏自制能力，并受周遭无能力也无意愿之有效干预者的怂恿。习近平没有上位时，曾出访南美，在中国驻墨西哥使馆扬言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种缺乏自制力和基本礼貌的言论，却被中国的愤青正面评估为“霸气”和“牛气”。

第四，无情（Callous），用凯勒曼的说法就是：麻木不仁，对别的群体，尤其是臣属团体之需求与愿望之根本忽视或拒绝。此前，即便是作秀，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常常出现在自然灾害第一线，展现与民众同甘共苦的形象；但习近平时代，自然灾害频繁，习近平几乎没有及时出现在灾害现场，顶多发表由其文胆起草的、干巴巴的指示和慰问。由此可见，习近平是一个极度缺乏同情心的独裁者。

第五，腐败（Corrupt），用凯勒曼的说法就是：说谎、欺骗、窃取超过规范许可，将自我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前。彭博社和《纽约时报》都曾发表长篇报道，揭露习近平家族富可敌国、大部分家族成员拥有西方国家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真相。但习近平拒绝公布个人及其家族的财产状况，没有任何媒体敢报道其女儿的境况。呼吁中共领导人和高官公布财产的许志永等人权活动人士先后被判处重刑。

第六，褊狭（Insular），用凯勒曼的话来说就是：对自己团队以外的别人，根本小看或不理会其福祉。冯客指出，像习近平这样被个人崇拜包围的独裁者，往往遁入个人的世界，周围的追随者都是马屁精，让他们更执迷不悟。他们最终只能靠自己做决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把所有人都当敌人。他们变得骄傲自大却又疑神疑鬼，想要寻求更多权力来保护手中的权力。但又因为这一切只仰赖他们自己的判断，所以一个小小的误判也会导致政权动摇，带来致命后果。习近平对蔡奇、李鸿忠等马屁精的信任很有限，只信任彭丽媛，彭丽媛开始像江青一样粉墨登场。

第七，邪恶（Evil），凯勒曼指出，此种人性格乖戾，以痛苦为权力手段，对男女、儿童伤害至极，此伤害包括生理、心理，及两者兼具的各个层面。比如，习近平将刘晓波残害至死，还将其骨灰抛入大海，以此威慑反对派。习近平冷酷地对待被他抓捕和折磨的数以千计的良心犯以及上百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心安理得地做着纳粹做过的事情。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指出：“习近平关注的是他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邪恶的、令世界深感不安的愿景。”

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荣誉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数年前曾出版《完美的独裁》一书，形容中国是“近乎极权”，但当习近平成为“毛泽东第二”之后，他将中共体制的定义修正为“完全极权”。同样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转型成了民选总统，习近平则蜕变成了终身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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