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 谣言作为一种武器

towns

关于时政的传言或谣言纷飞的时候，多是民情民意汹涌、期待大变局或改朝换代的历史节点，无论是漫长的古代中国史，还是中共治下的当代社会，无不如此。

古代的那些政治谣言（注：『谣』为中性词）从《史记》开始，不绝于二十四史，而现当代政治谣言，我们所经历的，从所谓抓捕四人帮，到八九民运期间，从薄煕来、周永康事件，到『习下李上』、再到这次中共三中全会习近平『中风』，中共政治生态中，每有大事或大节点上，均会传言满天飞，许多传言成为事实，更多的传言反映民情民意，也如研究谣言的专家所言：它是一种武器，针对权力，对抗权力的武器。中共不透明的政治生态，正是生成传言或谣言的沃土。

　　有趣的是，民间的传言被称之为『谣言』，而官方的文字、歌曲造伪，却被称之为『宣传』。

　　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红色歌曲，多是民谣曲调，填充了共产党的宣传语言，『谣』与『言』成功结合在一起，被称为红歌，例如《东方红》，《十送红军》等等，很少有人意识到，那是政治美学中的极致『谣言』。

　　没有人将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定性为谣言，他们不仅利用民间歌谣填充政治语言进行宣传，也利用简单的曲调与政治口号结合，服务于政治运动，例如文革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都是先喊口号，然后唱成歌声，极其简单粗暴。大量的红色儿歌，是以童谣的方式教唱，譬如《学习雷锋也榜样》、《我是公社小社员》等等

　　谣与言的结合，生成政治谣言，成了高大上的宣传，红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红色群众，成为共产党当政的坚实的基础力量。

　　中文语境中，『谣』并不是一个负面文字，歌谣，民谣，童谣，它就是一种歌曲形式，《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均是民谣。

　　『缶』是『谣』的字根，什么是『缶』？张艺谋导演的零八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千人击缶，『缶』，是典型的文化造伪，『秦王击缶』中的『缶』，是瓦器而非青铜器，当时中原国家普遍认为秦人没文化，只能通过敲打瓦器唱歌谣，让秦王击缶，其实是对秦王的贬损。

　　『谣』与民间文化相关联，是民间的、低端的、甚至被视为是粗鄙的文化表达。

　　当『谣』作为词冠时，语义性质发生异变：谣诼、谣言、谣传，是说有人故意制造事端，传播不实资讯，以达到某种目的。所以，我们认知谣言时，要区分针对权贵、统治者的谣言，与针对私域的谣言，针对公域的谣言是民间抗争的武器，而针对私域的不实攻侮，多是恶意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屈原在《离骚》中说『众女嫉余以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第一次使用了『谣诼』，诼同『啄』，谣言像啄木鸟啄木一样，使他受到伤害，『谣诼』是一种文化武器，这种武器是权贵同僚之间的互伤，主流史观认为，屈原是体制内正义的一方，而散布谣言者为利益集团，同样，当代的中共体制内也是如此，文革结束时有『总理遗言』出现，胡温时期既有薄煕来相关的传言，也有温家宝、习近平家族拥有巨额财富的传言，这些传言甚至进入到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国政局，有些传言被证实，有些无法证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高层互相攻击的信息武器。



　　秦末陈胜起义，有口号“大楚兴，陈胜王”，东汉末年时黄巾军起义所喊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些口号是一种武器，要对抗的都是强权，同时在描述自已上承天命的合法性，确立必胜的信念。

　　法国学者诺埃尔·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谣言是古老的媒体，谣言是一种武器，弱者的武器。

　　使用谣言，与民间使用武器一样，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反抗。谣言的传播，口耳相传，受众决定谣言的传播速度与广度，谣言改变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民谣或童谣形式出现的谣言，是一种唤醒，唤起普众的反抗行动，在没有媒体的时代人们口耳相传，在有媒体的时代人们通过媒体传播。

　　《史记》记载，公元前210年有谣言：『今年祖龙死』，而在秦始皇驾崩前一年，在坠落的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持续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咒语式的『谣言』反映的是民意，正是强大的反暴政民意，从谣言到起义，最终使秦二世而斩。天意自我民意的逻辑，也因此成立。

　　公元614年，洛阳城中流传起了一首民谣，头两句是“桃李子，得天下”。它像谶言一样传入宫廷，令隋炀帝杨广心惊，被朝廷官宦用于诛杀李姓异已，造成动荡。四年后，也就是公元618年，李渊称帝，谣言变成了历史。谣言像蝴蝶的翅膀，从民间飞到宫廷，形成一场政变风暴，一个朝代被终结。

　　诚如研究谣言的学者所言，政治谣言是另一个真相，无法被消灭。当更多的人相信传言或谣言时，它是一种需要，抗争者利用它作为无形的武器，对抗强权。

作者吴祚来（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