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这国杀人，那国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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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本；海外出了事找不到中国大使馆的状况，可谓是"常规操作"。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屠戮日本孩子的暴行叫好？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苏州高新园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车站附近，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一对日本母子，连带攻击在日本人学校校车上的乘客。凶徒的主要袭击对象是只有三岁的日本小孩。担任校车引导员的胡友平女士挺身而出，阻止歹徒行凶，遭连捅数刀，最终伤重不治。

如果被暴徒登上坐满孩子的校车，后果将不堪设想。来自江苏淮安农村的胡友平的勇气和牺牲，感动了日本。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和上海总领事馆，为胡女士降了半旗。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在记者会上说：“胡友平女士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避免了校车内的日本学生受到伤害。我谨向此英勇行为致以由衷的感谢和敬意，并表示深切哀悼。”

然而，是否如日本大使馆的微博所说“相信胡友平的勇气与善良代表广大的中国民众”？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日方乐观的期待背道而驰。

在中国，像胡友平那样以血肉之躯挡利刃尖刀的，是少数中的少数；为屠戮妇孺的暴徒叫好并网暴阻止暴力的英雄的，却是相对意义上的多数。

在充满对日仇恨教育的中国，很多人把袭击日本无辜妇幼的暴徒当成英雄，在网上出现大量支持行凶者的舆论。一段流传甚广的短影片说：“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几十年，但是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早就昭然若揭。所以谁也不敢保证这些纯日本人学校到底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位中国女子给苏州公安打电话，要求释放凶手，她说：“周某某是英雄，杀日本人就是杀畜生，杀鸡；我们在自己家里杀一只鸡，有什么不对吗？毛爷爷拚命打下的江山，日本人有什么资格分享我们的教育资源？”有人说：“日本人就该死，包括妇女儿童，这不是底层矛盾，这是国家仇恨。要是哪天爆发战争，无论妇女儿童，对于日本人就要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有人说：“现在就是一个平民、无辜的日本老人或者日本婴儿在我面前，我也下得去手！”有人响应说：“我也是，婴儿就地掐死。”有人说：“恶魔的后代也是恶魔，没啥下不去手的。”当有人质疑这些说法没有人性时，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你是我华夏子民吗？换了我一定肢解，做成刺身。不过之前一定要活着打开天灵盖，来一个油泼日本婴儿脑。”这些言论才是中国的主流民意。这种主流民意正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形成的。

与此同时，已经去世的胡友平在社交网络上遭遇大量网暴，有人辱骂她是“女汉奸”，要求对她的身份进行深挖：“那是日本校车，她救的是日本人，凭啥见义勇为了？”还有人说要成立“锄奸队”。

连中共官方也觉得这些言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赶紧剎车和清除。这些年来对中国形成极端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立下汗马功劳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站出来为之降温，却被更极端者打成汉奸。胡锡进从来不曾反省自己是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之一，遭遇反噬是其宿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将日本当做奥韦尔所说的“公共污水沟”，反日教育从孩子做起，效果显著。比如，山东省枣庄市第三中学举办秋季运动会，负责开幕式的高二学生表演安倍晋三遇刺话剧，当饰演安倍的学生中弹，紧接着另一批学生高举“两声枪响尸骨寒，污水排海遗后患”的红色横幅，全场欢声雷动。

当下中国之精神氛围，与义和团时代一脉相承，正如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所说：“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



图为东京地铁；日本向中国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援助了中国最早的北京地铁建设。（路透社图）
日本以举国之力营救中国游客，文明与野蛮高下立现

这个国家的国民在为杀人者叫好并妖魔化英雄，那个国家却在以举国之力营救并非其国民的外国游客。

据日本静冈电视台七月十日报导，一名中国女游客七月八日晚在静冈县一处海滨浴场下海后失踪。这名来自中国成都的二十多岁的女子，与朋友擅自闯入未开放的海水浴场游泳，被浪冲走。其朋友急忙报警，用很不流利的日文说“朋友在海里游泳时失踪了”。日本警消与海上保安厅调动大批人力进行联合搜救。但直到当天深夜，搜救人员都没有找到被冲走的中国女子。

三十六小时后，这位中国游客在一百公里外的千叶县海域被发现，在附近的一艘油轮展开救援行动。虽然从船的最低处放下三米长的梯子，但当事人已虚弱得无法自己爬上来。于是，油轮船员跳入水中救援，由于有两米高的海浪上下起伏，搜救人员尽力拉住绳子，人也随着浪高忽上忽下。团队合作花了约三十分钟，终于救援成功。随后，海上保安总部第三管区派出直升机，将该女子送往横滨市的医院。该女子有脱水问题，在医院打点滴输液，但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

该女子的朋友后来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当时她与其他朋友拨打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话，结果是空号；寄电邮给中国大使馆，无人回应。随后，她在小红书等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求救，却被社交媒体封锁禁言。

有中国网友在社交网站上讨论说，这种海外出了事找不到中国大使馆的状况，可谓是“常规操作”。中国演员吴京演出的民族主义爱国片《战狼》系列，吹嘘拿着中国护照、举着中国五星旗在天涯海角都会被中国政府救回，其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完全脱节。

这一次，拯救陷入危难中的中国公民的，不是中国政府的驻外机构，而是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日本几乎是以举国之力搜救这位中国游客，仅仅派遣直升机用最快速度将其运送到医院医治，其费用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日本政府没有因为这位中国游客违反海滩的有关规定就对其惩罚和谴责，展现了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政府不将自己的公民当人看，日本政府却将中国公民当人看，两个政府真是天壤之别。

多年前，中国学者和记者马立诚曾撰写了一篇题为《对日外交新思维》的文章，批评反日的民族主义宣传，倡导中日“大和解”，却被很多中国人辱骂为“汉奸”。马立诚指出，很多中国愤青以为日本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去侵略过中国。实际上，中日之间有三个政治文件，其中一九九八年的《中日联合宣言》说，日方表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损害，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反省道歉多达二十五次。中国官方媒体从不报道。其次，日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援助方。自一九七九年以来，日本向中国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援助了中国一百六十多个重要工程——包括最早的北京地铁。当时，中国的资金非常缺乏，日本的长期低息贷款堪称雪中送炭。日元贷款的平均利率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三十年到五十年偿还；而世界银行的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四，三年偿还。然而，中国政府对此闭口不提，很多中国人对什么是政府开发援助一无所知。

这国与那国，中国与日本，谁是野蛮国家，谁是文明国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年我也曾是反日愤青，但当我去日本访问一次后，对日本的看法就全然改观，中共的反日宣传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仍是中国游客国外旅行首选目的地的原因——无论多么愚蠢的人，也有趋利避害、近善远恶、并享受文明、礼貌、尊重、清洁之生活的本能。没有人真正将猪圈当做天堂，也没有人真正将天堂当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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