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北京城里希望习近平病倒的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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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每遇危机必“运动”

最近，中国的政治氛围十分微妙，官场与民间对习近平不满的传言持续不断，虽然各自的原因不同。与此同时，中共对局势的戒惧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控制首都的安全，北京正在建新的环京“柏林墙”，而全民“反谍”运动要“筑牢反间防谍国安防线”。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政治高压和强制洗脑的老套路。

一、京城流言飞起时

从中共建政以来，京城流言不断，今年是第二次了。很多人已经忘了，第一次是1975年，毛泽东死前那一年。流言飞起当然与北京的干部子弟有关，他们会打探各种内幕消息，也会把一些半真半假的消息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这样的传言比较容易取信民间，散布很快。上个世纪如此，如今亦然。

今年京城传言再起，与毛泽东死前那一年的情形，十分相似。当年传播的京城秘闻，包括干部子弟们如何私下聚会骂毛泽东，江青的不堪历史，再到《红都女皇》那本书。吾非京城中人，却远在广西桂林听到了这些传言。由此可见，那时传言的流播，纵贯全国，直达边省。

当时我从安徽出差到桂林，在阳朔到桂林的船上，听一位北京市粮食局赴桂林出差的青年干部讲了这些红都秘闻。当时船上只有我们两个游客，初冬季节枯水期船行一夜。不时的江水拍船声中，我俩坐在船沿，黑洞洞的漓江上没一点灯火，我俩互相不问姓名，他对我整整讲了一夜，一吐“心中块垒”。

今年的传言仍然来自北京，不少说法涉及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这说明，北京城里希望他病倒的人不少。这就是官心不稳，民心不稳。上世纪的政治传言靠口口相传，如今的传言则借力互联网，地球之大，无远弗届。

如果习近平居于胡锦涛的弱主位置，这类传言会弱化不少，因为，弱主弃位，不见得会有大的政治动荡。而习近平现在大权独揽，威压群臣，其一旦发病，结果如何，无人可料，所谓“国将大变”，指的就是这种情势。这也是政治传言的穿透力所在。

毛泽东死前曾料到“国将大变”，据说他判断会出现“腥风血雨”。后来的确发生了两次政变。一次是1976年老毛制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把毛的亲信“四人帮”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是警卫部队奉命实施的一次兵变；另一次是1978年，邓小平和陈云联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夺走了华国锋的最高权力，不久华国锋就垮台了，这是文变，不动枪就完成了。

二、环京“城墙”修建中

习近平觉得他的统治稳固吗？且看北京市正在做什么，在建新的环京“柏林墙”。

古代的城市为了城防，一定有城墙，近现代城墙大多已拆光了，但北京市又延着远郊的市界造起了“新城墙”。北京市城区的外面是十个郊区县，现在都升级成市辖区了。这十个区大多与河北省交界，仅东南面与天津郊区交界。所以，这些“新城墙”都建在北京行政区划内市郊各区与河北、天津的分界线。

历史上省市之间的边界，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但乡村里从无边界墙，村民随便来回走。北京东面和冀、津交界的村庄和土地，分别归属不同省市，但当地民众每天在三省市之间来回跑。几百上千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习近平上台几年后，情况就改变了。疫情爆发期间，北京南面的河北省疫情严重，为避免疫情被带到北京，开始在北京南边和西边与河北交界的地段修建了铁丝网，不让人出入。2021年10月26日一位姓史的村民在北京西南边翻爬铁丝网，被北京当地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疫情结束后，铁丝网没理由再留下去了，但北京市政府却开始把铁丝网“城墙”加强、延长。此“城墙”由铁丝网、金属板和滚刺网构成，非常坚固，实现了北京和河北之间的物理隔离，北京各郊区平时还派人沿墙巡逻，以防“非法穿越”。如此一来，村与村之间的村道和乡与乡之间的乡道被切断，只留下几条主要公路，路口设置进京检查站，每天在高速公路上的进京检查站前，汽车排长队。

现在北京市的“新城墙”，只有东边和北边还没合围。北京的北面是山区，人口少，很久以来，连省界的界桩都找不到了。去年11月开始，北京市开始派人到北部市界所在的山区和北京东面的乡村，把为数很少的界桩找出来。其实，连当地民众都不知道，省界的界桩到底在哪里。这个核查省界的任务，应该是为了确定精确的边界位置，以便把北京的东面和北面也修筑围墙，最后完成北京外围的环京“城墙”。

东德垮台以前，它面对西德控制区的边界不但有水泥高墙，还有铁丝网、地雷带；北韩跟南韩的边界也差不多。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国界内造铁丝网“城墙”的。北京出现的首都“柏林墙”，开创了一个“世界奇迹”。

三、全民“反谍”风声紧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8月1日发文，《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宣布今年7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文章强调，除了国家安全机关要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的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要“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一个国家若面临外敌严重渗透、策反盛行的局面，再加上外敌随时可能进攻，或许还可以讲，需要保密防谍。中共现在真遇到了这样的国家安全威胁吗？或者中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间谍在中国活跃的大危机了？当然都没有。实际上，现在是过去四十年来在中国的外国人最少的时候。外资企业不断退出，留学生越来越少，连外国的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都被中共挤走了。

过往四十多年中，在中国的外国人络绎来往，更有很多外国人常住在中国。那时中共不担心“外国渗透”，现在外国人见不到了，中共反而怕起来了。这不奇怪吗？是中国人现在都突然想跟境外谍报机构合作吗？当然不是啊，中共的社会监控系统越来越严，何况，普通国人哪能都掌握情报啊。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1964年，政治气氛何其相似乃尔。1959年到1962年，毛泽东强行发动农村“共产运动”，把农民的田地全部改为公有，农民被强迫劳动、强迫吃大食堂、强迫去土法炼钢，结果造成农业大减产，饿死三千万农民。民怨沸腾，连中共1962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中央工作会议，都有干部在会场边的洗手间里贴标语，“打倒毛泽东”。

毛泽东随后在1964年发动了全民性政治运动，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敌人”当时是指“美蒋反动派”和“苏联修正主义”。1964年上海的初中生入学，先要听政治动员报告，讲中国的外部情势有多险恶，要提防配合“美蒋反动派”的“阶级敌人”。一些中学生因此拿着报纸对着阳光看，找插图里是否有隐藏的“反动标语”。学校甚至让中学生开始学旗语和莫尔斯电码，说是要“准备打仗”。中共当时真要靠中学生去打仗吗？当然不是，那时中共还没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实际上，1964年老毛是要营造一种“外敌当前”的政治氛围，从而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同时通过政治洗脑，再度营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与今天中共发动“全民反谍”，不是颇为相像吗？

四、中共“畏民如畏虎”

现在，中共重新启用了老毛的套路，借《反间谍法》来营造一个社会上人人紧张、互相怀疑的社会氛围，希望这样来转移国人关注的焦点，让中共高层摆脱因为经济困境造成的社会压力。

那当下中共在怕什么？中共现在的确有戒惧，但它不敢讲出来。中共高层首要的戒惧是，民众生活艰困，社会严重不满，对习近平的政策有很多批评，却不敢讲。然而，不敢讲不等于不在想，加之官场大部分人对习近平的打击贪污腐败非常不满，也不敢讲。所以，中共高层其实是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中共统治者曾经以为，只要推行过改革开放，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但当下中共却遇到了四十多年来，除了“六四”之外的又一场政治危机。

中共现在还有一项戒惧，那就是，尽管它一直吹嘘自己的政权无比强大，但高层心里清楚，官方统计数据都是用来宣传的，它深怕自己科技和经济上的弱点被暴露到境外去。所谓的“全民反谍”，就是要给中国人全套上“紧箍咒”，让国人不敢讲他们片断知道一点的中共弱点。

而修建北京的远郊“柏林墙”，则显示出中共的第三重戒惧。这种围墙当然没军事价值，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共现在的“畏民如畏虎”之心态。习近平对首都缺乏安全感，他想要一个整洁干净、规规矩矩的北京，没民众敢上街表达异议。

在经济社会层面，高层不要“低端”外来人口大量出现在北京，影响市容。2017年北京市就奉命执行过一次“清理外来人口行动”，赶走了几万到北京打工的外地人。北京的外来“低端”人口主要来自河北省，那里很多农村人想到北京谋生。

而在政治层面，高层也不愿看到“白纸运动”之类的抗议活动再度发生。北京市民和搭乘飞机高铁进京的旅客，都已实名掌握，用手机定位就可以随时查找其行踪。但外地农民工坐小巴进京，就不容易查控了，这就要靠环京“柏林墙”的功用，不让他们进京，便可以减轻首都警方的社会监控压力。

五、每遇危机必“运动”

每一次中共遇到了内部危机，必定会发起一波新的政治运动。在毛泽东时代，196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家都饿肚子，吃不饱饭、吃不到肉，中共便制造出了“阶级敌人”，先是在社会上营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然后就进一步延伸到文革时期的“打倒党内走资派”。今天中国人再次进入了生活不易的年代，中共当下制造的“敌人”，换成了“境外特务”。

中共无非是借这样的政治运动来制造全社会的恐惧。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洗脑”从制造“阶级敌人”开始，而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靠的是所谓的“群众专政”。现在中共新一波的“政治洗脑”是从制造“特务”开始，而打击所谓的“特务”，靠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部，要让特务机构在全国进一步活跃起来，吸收更多的人与国家安全部合作，来广泛监控民众。

最近中国正准备开始实行“网络身分认证”，取消中国人匿名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迫使所有民众在互联网上由政府实名认证。这是一种新的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高压手段。

六、恐惧之下强洗脑

政治高压的真正目的是造成国人的恐惧，而恐惧之下，中共的政治洗脑才可能产生作用。“政治洗脑”这个词是美军在朝鲜战争后期审讯共军俘虏时发现的一个现象，即很多共军官兵被中共长期强迫实行宣传教育之后，产生了反美的顽固认知。当时美国人用Brain Washing这个词，来描绘中共对其国人的思维控制。这个英文词后来被翻译成中文，从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也传播使用。

所谓的洗脑，就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用暴力、威胁，高强度的思想灌输，来实现中共讲的所谓“思想改造”。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肉体上的害怕，到心理上的臣服，直到国人成为听党话的“驯服工具”。直到今天，中共一直都依靠政治洗脑来抵抗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虽然知识分子会多少有一些独立思考，但在政治高压下，敢个人挑战中共统治的人少之又少。

中共为什么要维持政治高压？因为，只有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之下，老百姓才会迫不得已地做出接受“政治洗脑”的样子来。“政治洗脑”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统治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鼓吹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其方法是四步法。

第一步，在社会当中强行捏造出一种两分法的“好人”、“坏人”，把“坏人”界定成“敌人”，落实到某个社会群体上；第二步，把虚构的“敌人”作为政治打击对象，造成全社会的恐惧，害怕自己成为被打击对象；第三步，逼迫民众跟“敌人”划清界限，主动出来“揭发”、“批判”所谓的“敌人”，造成社会分裂，一些“积极分子”会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经济上的好处；第四步，即便政治运动过去了，被打击的“敌人”被平反了，很多当年跟随共产党的人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当年的愚昧，他们就成了为共产党辩护的顽固分子。

共产党开展“洗脑运动”的政治高压手段，无非是“群众专政”和“克格勃”这两种。在当年的苏联，所有人无不害怕无法无天的暴力机关“克格勃”；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内，知识分子最开心的就是，不用再担心“克格勃”了。“克格勃”在中国叫国家安全部，如今全民“反谍”运动把中国“克格勃”重新推到政治高压的重要位置上，就是为了造成全社会范围的恐惧。只有这种恐惧让人人都害怕了，“政治洗脑”才能用“谎言”来填充民众的头脑。认识中共的统治并不难，其套路基本上会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