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纯钩：不屈服﹑不妥协﹑不放弃：时间在我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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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运动十年周感言

占中运动至今十周年，流寓台湾的香港人举办活动纪念这一场香港本土抗争运动，在现场视频中看到陈健民教授和朱耀明牧师。两位精神都很好，言谈举步正气凛然，令人欣慰。

香港当代历史上四场标志性的抗争，一是零三年的反二十三条大游行，二是占中运动，三是旺角警民冲突，四是反送中运动。四场运动有一定延续性，其间间隔十六年，规模虽有大小之别，但激烈程度却一步步提升，这其间，占中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五十万人大游行是香港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要求，只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内，对中共提出的最低要求，那时香港人还不知道如何自处，只是不接受奴役式的法律约束。当时中共底气还没有那么足，温家宝到深圳就近观察，惊觉大事不妙，即刻收回二十三条立法的决定。

从那时到爆发占中运动，过去了十一年，香港人与中共时分时合，到占中运动前，中共羽翼既丰，开始露出真面目，立场更顽固，心机更险恶。在那之前，陈健民与戴耀廷等学者和政界人士，与中共还“有介倾”，希望通过说服谈判来和平解决香港的政制难题，他们作出了很多努力，到最后终于发现，中共只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变脸的机会。

在对中共彻底失望之后，陈健民﹑戴耀廷与朱耀明三位决定发起占中运动，那不是他们一时的头脑发热，是香港人的忍受已经到了临界点，香港普遍民意已经到了必须用更激烈的政治抗争来与中共较量。

占中运动是被逼出来的，除此之外，香港人已经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与中共博弈，只有公民不服从运动，只有激烈的抗争手段才能显示我们的决心，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才能让中共看到香港人团结的力量。

从反二十三条到占中，是一次质的飞跃，两次运动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只是表达，后者则是宣示，前者是以下对上，后者是对等较量，前者是和平请愿，后者是强力施压。

占中运动是香港公民抗争的启蒙运动，运动初期学者们提出来的“违法达义”，对香港人是一种全新的概念，但却赋予我们以激烈手段对抗专制统治的正当性。记得初时我也有一点不理解，后来拜读戴耀廷在信报的文章（当时信报尚有底气发表这种大逆不道的文章），被“违法达义”的概念敲醒，再后来又在一次公开场合听到陈健民和戴耀廷的演说，更加深了我对他们行动意义的认识，自此以后，我对香港人的抗争运动有全新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二位也是我的政治启蒙者。

公义之足以凌驾法律，是因为法律本来就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之上。如果有一种法律损害公众利益，违背公众意志，那公众就有权去推翻它，另订新的法律来符合自己的要求。

所以占中运动虽然影响了有限的香港正常的市民生活，但那是我们为争取切身利益必须付出的代价。唯有以非正常的手段，才能迫使专制统治者正视他们面对的对手，才有机会在道义上压倒他们，唤起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

占中运动打开了政治抗争的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性，由那时开始，到旺角警民冲突，再到反送中运动，暴烈程度一路飙升，规模不断扩大，终于达到最高峰，让全世界为之瞩目，让中共的丑劣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今日回顾这场运动，不要忘记当时登高一呼的三位运动领袖陈健民﹑戴耀廷和朱耀明，是他们发起和领导了这场运动，是他们在香港普遍民意的激励下，当机立断，破釜沉舟，带领众多市民，完成了这一次壮举。

陈健民因此饱尝了铁窗之苦，戴耀廷至今仍被困囹圄，朱牧师也不辞辛劳，仍旧奔波在抗争第一线。他们和其他香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一样，是我们的领路人，值得我们永远的敬重。

占中运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它留下的精神遗产，却直接引发了几年后的反送中运动，没有占中运动的先行，不可能会有后来香港全民的觉醒。占中宣扬的“违法达义”，正是对反送中运动中所有街头暴力冲突的解禁，香港人命中注定有此一劫，所以至今我们不后悔。

此外，占中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民主力量内部的分歧，也值得我们反省。陈健民提到“退场机制”，显示当时内部没有取得共识。年轻人兴起的“拆大台”思潮，使香港政治抗争自此失去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反送中运动中分散的行动可歌可泣，但因各行其是，缺乏组织调度和策划领导，以至规模虽大而成效甚微，最终未能达到共同的目标。

人民的自我解放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今日香港被踩在中共铁蹄下，但由占中运动开启的香港人不服从﹑不妥协﹑不放弃的斗争，将永续发展下去。我们没有灰心丧志，也不后悔做过的一切，我们只是在等待时势的变化。一旦正邪最后决一死战的时机来临，所有流散海外的民主斗士都会回去，香港人会重新站起来，光复我们的香港，彻底改变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