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10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最近海外媒体报导,2022年,在中共实施的上海封城期间,健康码除红、黄、绿之外,还有一种中共特权阶层享受的“灰码”,有了这种“灰码”,就不用做核酸检测,据称上海曾有60万“上等人”拥有“灰码”。
这一消息,引发了人们对中共权贵特权的热议。 上海封城期间有“灰码”?10月2日,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在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2021年7月,一个名叫“刘元江”的上海人,在历经四次核酸检测和27个小时的飞行后,终于到达了上海。 从回归上海到2022年年底中国疫情管控彻底放开的这一年多里,刘元江没有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即使在上海封城期间也是如此,甚至在封城期间他也从没抢过任何生活物资和药品。 文章写道,在刘元江入境上海、入住隔离酒店后,家人便通过运作,将他加入了疫情防控的“白名单”。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行程处处受限于健康码和行程码颜色的疫情管控期,刘元江的“特权”在于:在常人持有的绿、红、黄码之外,他长期持有的是“灰码”——官方意义上失踪人口被标记的颜色。而灰码持有者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在街道统计核酸结果和健康码颜色时,见到他的灰码后,会自动将他排除在统计结果之外。得益于此,他从未被“大白”上门刁难过。
文章说,刘元江甚至得意地向朋友们展示过他的灰码。有关领导更是对他透露,整个疫情管控期间,上海有60万人与他一样持有灰码。 “不过很多时候我也不能太高调,有时候某个街道查得紧了,为了不给朋友带来麻烦,我会让司机把我送到其它的别墅,那一年多时间内,我轮流在上海郊区和市中心的三套别墅、一套洋房和两套平层居住,饮食方面,别墅管家和物业都会按时配送,所以我也没吃过什么疫情的苦,这也算是特权的一种吧。”他说。 对于这一说法,网友纷纷表示惊奇与诧异,“灰码我头一次听说,也没见过。但是特殊通行证我是见过的。” 有网友留言说,“我认识的特权阶级们就是普通的绿码哎,都是一次核酸也没有做过,本人和私家车也都有通行证。疫情封城期间在外滩跑步,米其林餐厅和奢侈品店送货到家。这些餐厅商场的车辆也打过招呼都能出入。真的遇到被拦下来的时候,报名字和头衔就可以了。面对底层工作人员不顶用就让对方打给他们领导。” 还有网友说,“封城期间,小区门口、区和区之间的道路上都是有隔离栏和警察守着的,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还是开车经过,需要检查通行证。只要能搞到通行证就可以畅通无阻。” 大陆多地的确存在“灰码”大纪元记者通过查询网络,发现疫情期间,大陆多地的确存在“灰码”,但一般都是地方性政策。如武汉市从2022年4月开始,对外省来(返)汉人员未及时落实三天两检落地核酸检测的人员,及在汉人员未落实48小时内核酸检测者,给予“灰码”。
“灰码”人员严格限制进入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除医疗卫生机构以外),严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网约车;完成采样后,灰码可自动转为绿码。 但在上海官方发布的公告以及防疫新闻里,尚没有“灰码”一说。 原上海徐汇区康健街道会计颜维颖曾经是上海封城期间的防疫人员(大白),她对大纪元表示,“在我所接触的层面,没有听说过灰码,所有的人都是要做核酸检测。” 对于有网友提到的“疫情封城期间在外滩跑步”,颜维颖认为,“如果是到了后面快解封的那段时间,还能理解。但如果刚刚封城的前两个月,几乎不可能。当时我们接到通知是,前两个月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门,后面一个月比如说居民要去看病等特殊情况,我们就放行了。因为到了第三个月后封不住了,不能再封了。” 她介绍说,刚刚封城的前两个月,因为当时她要做管理两个区域的核酸,单位同意她开车出门,给了一张通行证。因为路上警察看到所有的私家车都会拦停,出示工作证明就会放行。但也不能出自己的区,比如黄埔区的只能在黄埔区活动,不能出黄埔区。
“在我外面出入的这一到两个月里头,除了警车,几乎整个码路上是没有一个人和一辆车,直到快解封前的两周左右,才很少有车辆在马路上。” 颜维颖表示,如果说有特权的话,应该是绿码,不可能是灰码。因为当时只认绿码,当时上海市任何的公共场所包括写字楼,都需要绿码,没有绿码进不去。 颜维颖补充说,上海的高端楼盘,可能有特殊渠道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好的物资,但说这些人有特权出来走出小区,可能性很小。但如果在自己小区里走动的话,这是可能的。 做核酸检测示意图。(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原互联网某公司后端开发工程师牛保书对大纪元表示,“我的理解是,灰码是介于红码跟绿码之间的一种未知状态。” 牛保书说,绿码代表可以放行,红码就是一种非常高危的状态。灰码就是你游离于监管系统之外,没办法掌握你的情况,给你一个灰码,之后再给你打电话,或者你自己做核酸,代表他没办法掌控你。 “不想去做核酸就会给你打电话。当时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被打过好几次电话,让我去做核酸,每个楼住了几户它都会排查的,前期也忙不过来,后期就开始一步步排查。它试图去控制你,就会穷尽各种办法。” 不过,牛保书认为,灰码可能会成为一种漏洞,就是故意将某人放在整个监控系统之外,这样对上不承担责任,对下这个人不受管控。“我明明知道你在那里,我有你电话,也可以强制你去做核酸,但是我不强制你去。这样这就成为一种特权、一种腐败了。” 牛保书表示,“上海确实有特权,比如一些机关或事业单位的,会专门派送蔬菜、肉类,我们当时住的院子刚好是警察学院的家属院,就见到有辆车专门给他们送吃的。” 牛保书认为,如果是领导或特殊人员,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官方标记,他们内部会有一些通告,比如说领导来了,直接开车进来,岗哨肯定早就接到通知了,不需要有灰码。
牛保书表示,那种要去小区做核酸检查的工作人员,会有工作证了,就是一个牌子在胸前戴着。 “当时有两种志愿者,一种叫志愿者,还有叫自愿者。最开始招的那一批是志愿者,都是机关或国企所谓的积极分子,或是党员跟党员家属那些人,在共产党眼里,他们属于积极分子,他们实际上是有薪水的。后来发现根本就忙不过来,才又号召普通的人进来,他们没有工资,当时他们为了区分,特意起了个名叫自愿者,自愿者是没有工资的。” 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 防疫待遇大不同中共实施“网格化”管理,对于每户居民的信息,包括名字、家里几口人、电话号码、工作单位,都一清二楚。 在上海封城期间,中共喉舌人民网发文宣传,上海疫情防控是如何做到“不落一人”的。但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在疫情封控期间,对于中共特权人员与普通的外来人员的对待,完全不一样。 曾在上海生活四十多年的原上海金融界资深从业人士朱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上海官方公开的政策都是官样文章,上海当局对人的阶层背景的划分会非常精确,对小区的情况掌握得很细。 “比如哪些是涉外的,哪些是红色背景,哪些是普通的外来人员。比如在高档小区发现疫情或者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和闸北、杨浦一些生活水平低的地方的对待完全不一样。”他说。 马桥镇失地农民曹玉燕、罗秀莲在上海康平路(康办)上行走,被康办警察抓捕。(作者提供)上海市民刘庆(化名)2022年6月曾对大纪元表示,他们住的上海康平路是上海市高干区,比较大的官全住在这里,基本上没有怎么封过。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康平路因为是上海市委的办公地,守卫森严,有些路段是禁止拍照的,被称为上海的“中南海”。 刘庆强调说:“我可以跟你讲,到现在我们的胡同就没封过,没严格封过,我几乎每天可以出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派出所、街道都知道,这里住的人,你不知道他们后面有什么背景,搞不好你得罪了哪一家。两家邻居吵架,你去调解,你不知道你得罪哪一家,明天可能北京就来电话。” 刘庆说,他居住的地方也有不少阳性的,“就我一条胡同里面最多的有五个阳性。” 中共三年“清零防疫”,被认为是一场奴化民众的政治运动,这三年是践踏法制、侵犯公民权利的三年,是摧残民生、打烂民营经济的三年。许多人被“集中隔离”颠沛流离,还有许多人在家中被关到发疯,甚至活活饿死。 “这场封城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运动”,颜维颖说,“这场(封城)运动让我彻底看清了共产党:这个政权满是仇恨贪婪,不是保护人民,而是在残害人民。”“我不愿再与共产党为伍,因为他们违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 责任编辑: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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