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美中关系：成于全球分工的互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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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近30年变化分析之一

目前，美中关系处于平静阶段。对美国来说，大选期间，国际事务维持现状最为重要；对中国来说，也得等待大选结果，视白宫主人是谁制订因应之策。但是，这段窗口期也是最好的反省时期，双方都有必要反省一下美中关系为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因为这并非是两国任何一届领导人刻意追求的结果，只要认真思考一下目前这轮竞争的关键词：制造业+高科技核心技术，就明白这是经济全球化内在运作逻辑的必然。

明白两国“竞争”关键词，美国晚于中国

中国官方了解到中国必须在技术上与美国竞争，大概在2005年提出“和平崛起”就开始了。2008年的“千人计划”，就是为了巧取美国技术实现“弯道超车”而刻意打造的，其结晶就是2015年李克强任总理时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如今回望这一过程，令人感慨的是：中国方面这些动作并非密室谋划，而是大张旗鼓宣之于世的公开计划。而美国直到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才算将“中国仿制、偷盗、剽窃美国技术”这种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列入对中国政府公开指责的重要内容。

拜登上任以来，奉行“战略模糊”的对华战略，但在俄乌战争这一背景下，美中关系不断恶化。9月18日，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为题的听证会时说，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美国必须为先进技术领域投入资源，因为“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与此同时，坎贝尔还示警，“中俄合作以及乌克兰战争的走向对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有深远影响。”

在地缘政治中，要避免中、俄、伊朗、北韩四国当中的中俄两国尤其是四国全数结盟，是美国冷战大师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反复告诫美国政治家（包括他们之后的在内）的重要提醒。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一书中，明确建议美国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免中、俄、伊朗这几个国家形成联盟，因为那对美国十分不利。

坎贝尔对华战略的考量要点

俄乌战争发生后，中俄在地缘政治上的联盟已成为事实。美国的中国专家已经换了一代人，坎贝尔对美中关系的定位符合新一代美中战略家的构想。综合他历年言论，他对美中关系的战略要点（按时间先后）主要是：

2020年12月，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中国的挑战可以帮助美国避免衰落》（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Why Competition Could Prove Declinists Wrong Again）。该文指出，“衰落主义”或认为美国的卓越地位正在不可逆转地下滑的观点有其吸引力，但这种宿命论是错误的。美国仍拥有令人羡慕的优势，包括有年轻的人口、金融主导地位、丰富的资源、和平的边境、强大的联盟和创新的经济。此外，美国拥有非同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美国可借应对中国挑战来扭转衰落之势。

2024年6月13日，坎贝尔在出席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的活动时表示，当前世界局势危险性高，对美国而言，推翻中国政权不符合本身利益，应与盟友一起做足准备，发出明确讯号划红线及表达关切，在尽可能不损害美国或盟友的利益下，与中国共存。

9月18日，坎贝尔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则表明他对美中竞争的核心定位已经与冷战完全不同，也与拜登对美俄冲突的定位不同。冷战的基调是民主的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专制极权苏联阵营的对决。美俄矛盾的性质，拜登多次指出是民主与独裁的冲突。坎贝尔把美中矛盾完全限制于地缘政治的框架内，是硬实力的比拼——这说明坎贝尔对华外交战略完全持现实主义态度。

坎贝尔是职业外交家，归属于民主党阵营。不过，现在美国两党在对华态度上比较一致，就算大选过后，政党轮替，他的这些主张应该不会被束诸高阁。

以下需要回顾美中友好与交恶的主轴：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共分两个层面，其中的政治全球化，即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改变中国，让中国民主化并接受普世价值，如果说克林顿在主张接纳中国加入WTO之时有此想法，此后数届政府也曾做过相应努力，但到了胡锦涛任总书记并于2005年开始公开反颜色革命时，政治全球化在中国这里卡了壳，以后的全球化，在美中关系这里，主要就是经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二者。

1990-2012年：美中两国互补互利，中美国（Chimerica）成流行词

美国资本大规模（包括制造业转移）进入中国，发生于2010年代。据统计，1990年至2015年的25年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228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640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是来自中国方向投资的3.56倍。其中，美国对华投资于2008年达到210亿美元，是历年投资的最高峰值。

这种大规模资本进入中国，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两国关系亦进入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英国《电讯报》（The Telegraph）在2007年3月4日发表了一篇《并非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Chimerica）》，作者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写了一本Chimerica：A Tale of Two Nations（《中美国：两个国家的故事》），弗格森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并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内在全世界变成流行词。

为什么要创造出“中美国”这个新词呢？弗格森的论据如下：中国加入全球经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对全球工资水平的影响，推动美国企业利润从200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12%。与此同时，中国储蓄涌入全球资本市场，导致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从2001年前的5%左右降至2006年的2.8%。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担心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失衡，中国央行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美国正越来越深地陷入共产主义政权的债务中。

弗格森认为，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些所谓的不平衡：不要把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两个国家，而要看作一个国家：中美国。正如所有美满的婚姻一样，中美国家两半之间的差异是互补的。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尤其是中国人把钱借给美国人，而美国人的平均财富比中国人大约高出25倍，这难道不有点疯狂吗？难道穷国不应该从富国借钱来资助其工业化吗？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增持美元债券，不仅仅是在为美国人的挥霍提供资金，它正在系统性地减缓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从而保持中国出口商品的廉价和不可抗拒。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创建终极稳定基金。当你的银行账户里有一万亿美元时，你或多或少就不会像1997-1998年那样，在其他亚洲经济体中造成混乱的货币危机。

弗格森也承认，中国还会经历更多起起伏伏。但他们的周期性失控不太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只不过是短暂的阵雨，与中美共生的长期盛夏相比，这不过是阵雨而已。尽管中美关系名为“中美国”，但这并不是幻想。弗格森回答：“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如今距离2007年已经有17年，这一期间世界发生了太多事情，“中美国”这个由英国人发明的词就象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非常短暂，但确实被许多人当真了。美国智库人士也曾当过真，但对中国所产生的作用是否全然良好保持怀疑。

（未完待续：《美中关系：阴影起于美国制造业衰落——美中关系近30年变化分析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