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国已经掉进“前苏联陷阱”

towns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日来，中国政府不断召开经济刺激记者会，但并未公布具体的经济刺激方案或措施，引发了外界的激烈讨论和臆测。中国的经济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增长放缓，而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从失业问题到消费疲弱，这些问题让人不禁联想到苏联在崩溃前所经历的困境，中国是否也正在走向“前苏联陷阱”？

苏联的解体有多重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财政资源的枯竭。当财政压力不断增加时，苏联领导层试图以节约和增产来度过难关，却忽视了体制内在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曾推行严格的节约措施，要求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削减物资分配，试图挽救经济。然而，这些政策非但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社会的不满逐渐累积，最终导致了体制的崩溃。

与苏联相似，中国目前也面临着财政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国政府试图以大规模基建和刺激消费的方式来挽救经济，但效果有限。由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出口和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当这些引擎停滞时，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与苏联后期经济过度依赖资源输出的情形如出一辙，当全球市场需求下降时，国内经济便失去了动力。早在李克强担任总理的时期，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节省支出，显示出掉入“前苏联陷阱”后的焦虑。前不久，有地方政府传出为了挽救地方经济，要“砸锅卖铁”，更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已经踏上前苏联的覆辙。

另一个使中国与苏联有相似之处的现像是年轻一代的无力感。苏联解体前的社会氛围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无奈，年轻人陷入了无意义的竞争中，最终选择消极应对或离开体制。中国的年轻人也正面临类似的困境，这种状态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被形容为“躺平”现象。许多年轻人发现，不论是教育背景还是能力，似乎都无法保证一个稳定的未来，导致他们对社会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躺平”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中，也在中下层官员中蔓延。一些中下级官员因为无法解决实际问题，选择了怠政，这加剧了政府在基层的无效运作，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极低，他们对制度的信心严重不足。这种现象与苏联解体前期的社会情绪极为相似。1985到1995年出生的中国“泛90后”一代，是中国成长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年轻人。他们有着较高的受教育水准，但却面临着极其有限的就业机会和房价压力，未来还要承担养老和抚育的重担。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选择将注意力转向互联网，通过吐槽视频等方式排解压力，这种现象也与苏联解体前社会的娱乐化有一定相似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失业问题不仅威胁着经济的稳定，也可能动摇政治体制的根基。虽然目前年轻人对政治体制的抵抗较为消极，但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尚未可知。历史上许多动荡和革命的导火索，正是由失业和经济困境引发的。如果政府无法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年轻人可能会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从而成为动荡的力量。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剧，年轻一代将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负担，而这些负担可能最终会压垮他们的耐心和信心。如果中国无法为年轻一代提供足够的机会和出路，这种积累的不满情绪最终可能会引发类似的社会动荡。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更涉及到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苏联的崩溃为当前的中国提供了一个警示，当政府无法有效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时，社会的不满情绪可能最终会转化为对政治制度的挑战。如何避免掉入“前苏联陷阱”，将是中国未来的关键考验。这可不是以“大水漫灌”的方式拉抬股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