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11月11日讯】大陆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其回忆文章中曾写道：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时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仇恨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
在中共这样的毒化教育下，父母与子女间、夫妻间、亲戚间、朋友间、同事间的人伦惨剧在中国大陆不断上演，共产党成立早期就有方志敏杀死亲五叔的惨剧，而到了延安时期以及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所谓的“大义灭亲”都并不罕见，且尤以文革时期为剧。
然而，受中共荼毒的不管是高官，还是普通百姓，哪个能逃过天理和报应？中共窃取政权后封的十个“开国大将”之一的王树声的故事，就是天理昭昭最真实的体现。
误入歧途
王树声1905年5月出生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带的麻城。父亲早年做粉房生意兼务农，中年时已有水田四十余亩、山林数块，属殷实之家。母亲共生育了4男1女5个孩子，王树声在家中排行第三。在他6岁和9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一家人此后靠着身为地主的舅公，也就是王树声奶奶的弟弟的帮衬生活。
靠着舅公的帮助，王树声，7岁读私塾，17岁进入武昌高小补习学校，18岁考入麻城县高级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共产书刊，并加入该校马主义研究会。同年转入中共党人董必武开办的武昌高小补修学校。1925年他回乡任私塾教师，次年加入中共，并担任乘马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他遵循共党暴力革命学说，领导本地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武装。他每日游走在农民中，高喊“打倒地主豪绅”的口号，告诉那些深处在大别山闭塞之地的农民要学会斗争。
亲手砍死舅公
在误入歧途的王树声的鼓动下，其家族一共有五十多人，加入了中共。为了吸引更多贫苦农民加入中共，王树声还把自己家里的田地财产都分给了他们，并亲手烧毁了自家的众多地契、地约，以证明其宣传的共产邪说是“为人民造福的”。然而，这还不够，王树声在面对自家亲戚时，仿佛中邪一般，居然不顾伦理纲常，对亲人下手毫不手软。
当时最令农民们震惊的一件事是王树声亲手杀死其舅公的事。他的舅公叫丁枕鱼，是富甲一方的地主，有农田七八百亩，房屋几十套，雇有众多长工短工。丁家能如此富裕，也是福分所致。但在中共的叙事中，大概是为了凸显中共和王树声所为的“正确”，将其舅公描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霸”。虽然没有资料佐证他的舅公是怎样一个人，但能够帮衬亲人的人，会是个没有良心之人吗？
而且在中共农会意图剥夺其财产时，其舅公如何能不生气？毕竟是自己攒下的一份家业。仍相信伦理纲常，相信王树声不会忘恩负义的他，仗着王树声的身份，与农会对抗，又有什么错呢？
显然，丁枕鱼没有想到的是中了邪的王树声居然公开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家里，虽然有钱有田，与穷苦兄弟不一样；但是，我们已经懂得，那一切都是靠剥削群众得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允许这剥削制度再继续下去了，要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愿意革命，我已经是在革命……。”“请大家放心，我王树声脱胎换骨地和农友们站在一个队伍里作战，一生一世永远不变心！”“就算是亲娘，反革命，那也应该处置。”
知晓王树声态度的农会成员，于是在晚上点着火把，浩浩荡荡前往丁枕鱼家，将他家的大门踹开，进屋抓人。王树声也一同前往。丁枕鱼被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他的儿子丁岳平则侥幸从后院逃脱。
丁枕鱼被绑起来后，哀求农会的人放过自己。但根据中共党史的叙述，“还没等他说完话，就被平日里对他恭恭敬敬的仆人揍的鼻青脸肿”。丁枕鱼又爬到王树声面前，希望他看在其舅公的身份让王树声救自己一命，但早已六亲不认的王树声“只是冷冷地笑着看着他”。
几天后，丁枕鱼被农会宣判死刑，王树声亲手拿着大刀砍下了亲舅公丁枕鱼的头。王树声的六亲不认，让那些曾经怀疑他的“革命群众”打消了疑虑。试问，如果其舅公真的“烧杀抢掠、强抢民女”，自有官府处置，貌似“正义”的王树声等私下杀人又是什么行为呢？在当下的中共治下的中国，王树声难道不会被判死刑？
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共宣传的另一个六亲不认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方志敏。1924年3月，方志敏加入中共，并于次年在弋阳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他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带头反抗农民运动，方志敏遂带领全村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他的大院，将其抓住。
当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为其五叔求情，但他还是坚决下令处死了方雨生。方雨生到底有多大的罪过，是否应被处死，文章并没有细说，但从中共对地主的历次冤杀来看，很可能方雨生并不属于什么罪大恶极之列，否则为何连方志敏的最亲之人都为其求情？
无疑，王树声、方志敏等中共党人，为了所谓的革命，为了所谓的党派利益，竟然不惜杀掉自己的亲人，这在遵循伦理纲常、孝道为先的农村中，实为罕见。然而，对于王树声、方志敏的所为，中共却大加赞扬，赞其是“大义灭亲”，由此可见正是王、方等所信奉的马列主义让他不知人伦天理，而这样的惨剧随着中共的发展、壮大、窃取政权，从未断绝。
“五伦”，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理论之一，即“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五种伦常关系乃天下共有。违背伦常之事，不可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是历代王朝统治者所倡导的，就是注重维护伦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信义、孝悌，并以此维系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然而，以毁灭传统文化、毁灭人类为己任、不讲任何道义的中共，在以无神论治国的同时，以“党性”压制“人性”，强调党的利益至上，要求党员和民众放弃亲情、背叛良知，大义灭亲受到鼓励。这样的中共对传统社会的破坏无以伦比。
为中共卖命 甚至去抢钱
杀死亲舅公后，王树声在中共的邪路上是越陷越深。网上有文章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因为经费紧张，队长派王树声和另外一个队员去抢劫钱财。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接受任务后想了半天，觉得无从下手。最后王树声想起自己的老家有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熟门熟路。
于是两个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才蒙着脸进去喝令主家拿钱。不料这家的老太太认出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大惊下叫出了他的小名，还对他说：“娃儿呀，你要钱，就直接回来跟叔奶奶说，用不着带上刀枪来叔奶奶家抢呀。”
王树声听后满面羞惭，无地自容。老太太知道了他们的来意，转头和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抢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反而会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钱让他们快些离开。于是老太太拿出密藏的五十元一筒的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走。王树声不忍心拿那包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脱口而出说了声：“谢谢您家！”便与同伴急急忙忙从后门溜走了。晚年，王树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讲述过这件事情。
既然抢钱时都知道无地自容，那他在杀死舅公时是否也良心不安呢？
1927年，王树声参加领导了黄麻暴动，暴动被国民政府军剿灭，中共麻城县党代表等8人都先后被打死，只有王树声一个人活了下来。其后，他成为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北上逃跑被中共美化为“长征”期间，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
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王树声秉承中共不抗日、发展壮大自身的旨意，在太行山建立豫西根据地，扩大武装。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鄂豫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等。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他先后担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国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十大将军中，王树声位列第五。
三个儿子皆不得善终
貌似风光的王树声，其实也有难言之隐，那就是三个儿子都不得善终。
王树声是在1944年秋天遇到身为军医的杨炬的，并对她一见钟情，两人开始了交往，之后结婚。两人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大儿子王鲁光是夫妇俩的骄傲，他自幼聪明，继承了母亲杨炬的才学，文质彬彬，小小年纪就考中了清华大学。但在一次外出时他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终身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而且离不开人照顾。
二儿子王楚还自出生起就体弱多病，即便父母家人花费最多的心血，最终还是成为了植物人，早早离世。
小儿子王建初在青年时期就参了军，时常出现头痛头晕的情况，他多次告知父亲自己头痛想要回北京医院治疗，可王树声却误以为这是小儿子为了摆脱军人生活偷懒找的借口，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王建初的病情就这么被耽误了。最后王建初患上了精神病，从此痴痴傻傻不再正常。
三个儿子接连出事，对于王树声夫妇的打击可想而知。女儿王季迟是子女中唯一平安长大的，成为了父母的慰藉。
而在中共党魁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彼时在军事科学院任职的王树声为了保护叶剑英，被造反派批斗，并被拳打脚踢，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没有遭受更多迫害。1974年1月，他因患食道癌晚期病亡。
结语
从佛家的因果报应角度看，王树声的三个儿子出事且不得善终，以及自己罹患癌症而死，都是自己造下的罪孽的报应，这罪孽自然也包括违背纲常伦理，杀死亲舅公吧。而这样的罪孽，中共党员中有多少个王树声需要还啊。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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