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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企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有明确的目标:企业通过产品或服务来赚取利润;政府则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来维持秩序改善民生。它们都有可能成功或失败:企业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政府也可能把社会治理的更好或更糟。尽管都可能把事情办砸,但后果却不尽相同:严重亏损的企业会被收购或破产倒闭;不受欢迎的政府嘛——大伙却往往拿它没辙。原因很简单: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 不进则退;政府的更换则要麻烦的多,在专制社会中几乎不可能完成。
即使在非专制国家,竞争机制的缺乏也会使得政府效率远逊于当地成功的企业。效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办事速度,二为消耗资源与产出的比例。政府在这两方面都很容易陷入效率低下的窘境。提高办事速度需要几个条件,最重要的是执行人的意志和权力,其次是方案和执行与监管机构的复杂程度。为什么马斯克开发星链和可回收火箭技术如此神速?因为马斯克本人对公司大权独揽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意志要在有生之年让人类殖民火星。而美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则常常成为他的掣肘:比如要求他在火箭发射之前提交火箭部件落入海中不会砸到鲸鱼的评估报告……
在民主国家政府职能往往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部门让它们互相监督制约,以减少腐败和滥权现象。但这也增加了办事的流程和复杂度,影响了速度效率。当社会事务日趋复杂,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增加,而这些新部门的工作内容往往监管多于服务。试想开一家简单的餐馆,也会面临需要申请营业执照,卫生执照,消防合规,劳务合规,财务审查等众多事项,没有一定意志力和执行力的普通人还真办不了。
工作态度方面,政府公务员往往抱着铁饭碗的心态,以个人不犯错为最高准则。能够照章办事已是不错,速度方面就难以奢求。在资源利用,特别是公帑的花销上,只要合规,少有节省的观念。同样的商品,政府采购往往高于市场价格。官员在花钱时不做充分市场调研,不选技术上最为经济合理的方案也是常态。比如美国政府在为农村地区提供网络服务的项目上就刻意拒绝星链等廉价且能快速普及的方案,而选择铺设昂贵的光纤网络,使得投入多年时间与巨大开销后依然难现成果。细看每一步,政府行动的立项与花销都是合规的,但总体上效率就是低下,远景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入不敷出必须持续增加赤字以维持财政平衡,这些负面的后果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政府的低效是一个世界难题。尽管体制内的官僚都或多或少感知到问题的存在,但有兴趣要去改变现状的却寥寥无几。首先这是一种惰性带来的惯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心态。对于高层官员来说,常年的政治磨砺早已让他们圆滑世故。他们和他们的前辈设计了政府的运作方式,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暗藏着私人的利益。将子弟安排进入冗余部门赚取高额薪俸,通过家族关系与相关企业构建利益关系,甚至凭此在退职后进入这些企业,这都是常见的隐蔽腐败方式。精简政府提高效率与他们的私利相抵触,因此也很难由这群官僚推动。
然而政府的低效在很多国家已经或即将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了,特别是政府债台高筑的恶果。债务是要偿还的,若是债务规模大到财政收入都难以支付到期利息时,那对社会经济和政府的稳定性都将是致命的。米莱在阿根廷大刀阔斧削减政府部门降低预算走出债务危机的改革被证明是可行有效的。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近年国债规模的飙升也给财政带来极大负担,以至川普刚当选下任总统就宣布要以马斯克为首组建政府效率部,执行类似的政府瘦身改革。鉴于马斯克收购推特后裁员八成仍能将其继续做大做强的实绩表现,有理由相信他在新工作上会取得同样突出的成绩。
和西方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效率的现状如何呢?我们同样从效率的两个方面(速度和花销)来分析。
从政体上看,中国由中共独裁专制,与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民主之下,凡事大家商量着办,还要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办事速度上总是差一截。专制政权就少了很多累赘,说干就干,不但速度快,还能把很多别人压根办不了的事情给办了。比如三峡大坝这种对环境和安全影响巨大的工程,在学术评估和科学论证不充分,学界和民间充满争议的情况下,大领导发话拍板,一切障碍就神奇消失,大坝按期合拢。这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又比如疫情期间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说封一夜就给封了,甚至还能做到把居民关在家中焊死大门。这效率,这执行力,马斯克也自叹弗如。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各种各样的世界第一,比如高铁总长度、钢铁总产量之类,也在各行业创造出奇迹般的中国速度。
诚然中国速度体现了专制铁拳力量的强大,但这种力量并不能收放自如,也无法面面俱到。大领导关注的项目自会获得下属全力配合,但上级不重视或刻意忽略的部分则效率极端低下,甚至无法推进。由于只对上方负责,中共的政府部门往往只会专注来自上头的命令。那些来自下方的请求就难免遭到怠慢,甚至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毫无速度效率可言。所谓中国速度,那都是个别方面的。平均而言,中国的总体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突出。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贫富分化的急速加剧,普通人生活质量的进步速度就更加缓慢。
中共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力出奇迹,专制似乎成了一种优势。但这种模式近来却屡屡碰壁,不再灵验。面对西方的芯片封锁,中共斥资万亿大炼芯片,却没有砸出一片水花,与海外的技术差距还在不断增大。疫情期间给上亿人每天捅鼻子,可还是无法阻止病毒传播,最终无奈放弃清零全面解封。为什么还有事情靠专制的力量也无法办成呢?因为强制所能调动的只有个人的蛮力,它不能改变病毒传播的客观规律,也无法推动技术进步。事实上自由才是激发创造力的最佳土壤,专制起到的恰恰是反面抑制作用。
从资源利用效率,或者说金钱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说,中共政府的效率非但低下,而且存在着巨额的浪费。比如说疫情期间的封城、方仓、每天一次甚至多次核酸检测,巨大的投入产出几乎为零。水稻上山、雄安新区都是类似的例子。即使中国引以为傲的高铁,表面风光的背后也是巨大的亏损,大多数线路使用率的低下导致回本遥遥无期。
中共专制政权使用资源效率低下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外行领导内行,在没有充分调研的情况下外行领导拍脑袋做决策,显然会导致大量的浪费,甚至带来灾难。比如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就是极端的例证。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部门缺乏监管导致腐败盛行,官员们故意多花钱乱花钱,实际是将钞票装进自己的口袋。这种现象在地方政府尤其严重。中国地方政府特别热衷于搞大工程,尤其是大型基建项目。一方面这符合中央精神容易获得中央拨款,另一方面也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或据此增发地方债务。项目需要的资金越多,它们就越容易上下其手谋取私利。至于项目质量,项目完成后能否真正创造效益,政府增发债务对未来财政的影响,地方官员是不关心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后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总要兜底不能让地方政府破产。
美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政府的臃肿低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存量巨大且还在加速增长的政府债务已经埋下了爆雷的危机。川普再次当选总统后,任命马斯克为政府瘦身,消减债务提高效率。虽然还未上任,其计划已经迎来众人的喝彩和期待。相信川普和马斯克能够获得成功,他们都是精明干练的成功商人,拥有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从政的理想并不是谋取私利,而是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为美国社会造福。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政府积弊之时能够及时引入社会精英改革政府弊端,何其幸甚!
反观中国,中共政府之开销债务远胜美国,社会经济基础又远逊美国,危机指标更是随时爆表。随着房地产崩盘,以卖地收入为大头的地方财政全面崩溃,中央财政在经济疲软态势下也难以为继。财政困难已经严重到公务员的工资都要拖欠了。那么中共会不会学习阿根廷和美国通过削减政府规模来化解债务提高效率?不会!相反它们还在继续增加债务,印钱来确保财政和庞大公务员阶级的生活保障。它们获得的利益最终只会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由本就贫困的普通国民承担。
政府瘦身改革需要由体制外人士来主导,特别是那些在企业管理方面卓有成效心得的企业家。川普和马斯克就是这种模式。但是中共独裁的特点确定了民营企业家们在中国处于二等公民的实际地位。他们只不过是中共的提款机,让羊长出更多羊毛的牧羊犬。他们需要听从党的指挥,接受党的领导,按照党指明的方向去奋斗努力。若是他们通过官商勾结致富,那么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并非真正从市场中打拼出的商人,也不可能去改革政府填补体制漏洞。对于那些真正有能力靠自己发展壮大的成功企业家,他们的建议党会听从吗?马云就曾经指出中国的金融监管问题巨大,想要通过阿里旗下的蚂蚁金融改革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果呢?Where is Jack Ma? (马云哪儿去了?)马斯克打趣问道。
悬崖勒马还是疯马加鞭,马斯克和马云这两马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境遇表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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