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勞動哲學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導論 勞動哲學的學科價值、學科性質、學科定位和學科體系導論 勞動哲學的學科價值、學科性質、學科定位和學科體系

第一節 勞動哲學的學科價值

一、勞動哲學是把國家意識形態與工人階級和工會聯結起來的中介和橋梁

一般而言，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寫入我國憲法的國家 意識形態，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工會的改革和建設實踐，並在中國工會的改革和建設實踐中，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和工會 理論，是中國工會面臨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然而，僅僅一般地強調國家意識形態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指導是遠遠不夠 的。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意識形態就是工人階級的特殊意識形態，但是經過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這種直接同一狀態已經被打破了，出現了分化，出現了 分工，出現了差別，出現了矛盾，這就不能直接把國家意識形態照搬過來指導工 人階級和工會的實踐了，這就需要一種相對獨立的特殊意識形態， 一種必不可 少的中介和橋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具體實踐 連接起來，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與工會學、勞動關系學等 具體的有關工人階級和工會的社會科學連接起來。展開論證如下：

(1)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載入憲法的國家意識形態，不僅是工人階級和工會這一特殊的階級和政治團體的指導思想，而且是所有階級、階層和政 治團體的指導思想，是全體人民實現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共同理論基礎；作為執 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要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這就是說，國家意識形態體現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和共同理想，並 不包羅萬象地反映和規定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特殊利益、特殊意志和特殊理想，在共同的意識形態框架和政治框架內，各階級、各階層人民可以而且必須從 自己的特殊位置和特殊視角出發，對馬克思主義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詮釋，在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必須擁有自己特殊的、第二層次的世 界觀和價值觀。

(2)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外，又產生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 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不能否認的是，這些新的社會階層， 尤其是其中的企業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市場經濟中，在新的產權關系 和勞動關系格局中，在新的資源(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資本(物質 資本和人力資本)和財富分布中，相對普通勞動者而言，處於優越和強勢地位。 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雖然這些社會階層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 者”,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成我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但在具體 的經濟競爭中，它們與普通勞動者之間存在著相當明顯的差距和矛盾，這種差 距和矛盾必然要反映到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

(3)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相對單一和一致的社會結構分化為市場經濟條件下 多元和矛盾的社會結構的歷史條件下，執政黨和政府必須並且正在由社會各階 級階層的直接代表者變成間接代表者、總體利益代表者和最終代表者，即變成 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的居中協調者或居間仲裁者，執政黨和政府不能單方面代 表某一社會階級或階層而壓制與之有利益沖突的另一社會階級或階層。這實 際上是形成了現代社會治理結構的“三方格局”或“三方機制”,如處理勞動關 系或勞資關系的“三方機制”,又如處理產業關系、地方關系的“三方機制”。應 該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即由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某種“父愛主義”和“權 威主義”的治理結構，向一種“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結構轉 化。社會各階級階層因此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權利，不言而喻，它們也要對自己的存在和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4)在經濟競爭、政治對話和社會博弈過程中，存在著差距和矛盾的各社會 階級階層，為了更有力和充分地證明自身權利、利益和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為了更多地得到作為社會利益總體代表者、協調者和仲裁者的執政黨和政府的 支持，為了獲得整個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更大的認同，必然要從“意識形態”的 高度來論證其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必然要以一整套“宏大話語”來彰顯其 存在和發展的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從而獲得知識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比 如，《中國工會章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作為中國工會的指導思想，與此同時，中國企業聯合會(以下簡稱 企聯)也明確宣布“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雙方在以國 家意識形態為終極理論依據這一層面上是完全一致的，而這一點也的確表現出 雙方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比如，都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但如果停留在這 一層面上，雙方就完全一體化了，彼此之間就不存在利益矛盾和沖突了，就沒有 必要有這樣兩個組織來代表市場經濟中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勞動關系中兩 個相對而立的方面了，而中國工會就沒有理由定位為“會員和職工利益的代 表”,就沒有理由提出“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了；同樣， 中國企聯也就沒有必要提出“以為企業、企業家(雇主)服務為宗旨，遵守國家法 律、法規，維護企業、企業家(雇主)的合法權益”了。既然已經認可了中國工 會與中國企聯代表和維護兩個不同的、特殊的利益群體的合法權益，那就不僅 要從雙方共同認可的國家意識形態出發，而且要從雙方各自的特殊意識形態出 發，來論證其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只有這樣，這兩個“自在的階級”才會分別獲 得其自我意識，從而轉化為兩個“自為的階級”。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企業家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它們 的自我意識也在逐漸形成，它們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家意識形態的同時，還在 努力尋找自己特殊的意識形態——它們不僅在較深或較高的理論層面論證自 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咄咄逼人地貶低乃至否認普通勞動者和工人群眾的 地位和價值。比如，認為所有者、企業家才真正代表了新的生產力和先進文化 的發展方向，而工人則代表了比較落後的生產力和文化；認為企業股東才是企業的主人，而工人只是勞動者和被雇傭者；認為職工和工會是改革不應加以考 慮的變量，應當建構經營者壁壘以遏制職工和工會；認為改革的主體是政治家、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應當建立由他們組成的改革的政治同盟，而勞動者和工人 則是改革的客體和對象，只需要讓他們保持基本穩定就可以了；認為一切利潤 應當歸企業家；等等。所有這些觀點，不僅僅是以一定的經濟學、管理學、政治 學、法學理論為基礎的，而且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自由主義思潮浮出水面後， 又獲得了一種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和法哲學的支持。不能 否認的是，經濟上的強勢集團正在獲得理論上乃至學術上的強勢話語權，並且 表現在與其他社會階層的政治博弈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體現在國家立法和政府決策過程中。

反觀勞動者階層和工人群眾，不僅已經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而且正在 逐步失去其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在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遷 過程中，他們顯得茫然失措、困惑不解、信心失落、無可奈何，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他們重新成為一個“自在的階級”,還遠遠沒有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面 對這種情況，工會和工會理論界也顯得消極被動，只是死死地守住諸如“工人階 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和公有財產的主人”、“應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 級”、“中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工自願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黨 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這些最一般的國家意識形態話語不放，而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公民社會的“三方格局”中，在 “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模式中，發展出一整套與企業家、私營企業主、高收 入群體不同的意識形態，在高層次的理論和學術領域，有力地回應各種貶低和否定工人階級的言論，以強有力的理論和學術依據，加入到國家層面的經濟管 理、政治決策、文化導向和社會建構中去，從源頭上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

本書認為，勞動哲學恰恰可以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特殊意識形態，從 而把國家意識形態與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實踐連接起來。

二、勞動哲學有助於重構當代中國工人的階級意識並使之上升為國家意志勞動哲學的價值不僅僅體現在把國家意識形態“下傳”到工人階級和工會 的實踐之中，還在於概括、提煉、總結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意識、意志、願望和要 求，推動中國工人的階級意識的更新和重構，並使之“上達”和上升到國家意志和國家意識形態中去。

“更新和重構中國工人的階級意識”這個命題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1)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發生了急劇的、 巨大的變化，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 這種情況下，如果固守大一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下形成的那套觀念和意識形 態，就會使工人群眾產生如下較為消極的心理和心態：看不清自己在現實生 活中真實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留戀並希望恢覆到從前的“美好時光”和“黃 金時代”;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以及過於強烈的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對社會 現實和自己的前途悲觀絕望；看不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進步意義以及給自己帶 來的解放、權利和機遇，消極被動地被卷入歷史潮流之中。這三種心理和心態 都表明他們處在一種沒有達到真實的自我意識的“自在的”、隨波逐流的狀態， 只有重新建構一種較為真實的、積極向上的自我意識，他們才能達到一種“自為 的”、獨立自主的狀態。

(2)目前寫入憲法的國家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其他 各階級階層也可以從自身出發對之加以理解並接受其指導，執政黨不能再直接 為工人階級和工會提供現成的“階級意識”、“思想武器”和“理論體系”了，原因 很簡單——它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執政黨只能以國家意識形態作為標 準和尺度，協調和仲裁各階級階層意識形態的論爭，各階級階層應當自己承擔 起創立和發展(重構)其特殊意識形態的責任，而不能抱著“等、靠、要”的心態， 希望執政黨像慈父一樣為自己提供思想工具和精神食糧。

(3)對憲法仍然保留的關於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國家主人地位的規定， 不能做一勞永逸、高枕無憂的理解，即使過去一直是這樣，也並不意味著將來永 遠、必然會這樣。在市場經濟、社會分化、利益集團多元化的歷史條件下，工人 階級能否保持其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取決於工人階級能否在現代市場經濟、 “公民社會”及其“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結構中，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經濟力 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這表明，中國工人階級要重新形成和建立這樣一種 明確的自我意識： 一方面不要樂觀地相信某種外在的歷史必然性或先驗的理由 一定會保障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另一方面也絕沒有必要悲觀絕 望，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反倒有可能追求和實現某種真正的而不是虛幻的 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

(4)“更新”、“重構”的主體無疑首先是工人階級本身，因為正如馬克思、恩 格斯早就指出的，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如果工人群眾 本身不願變、不能變，再先進的思想和理論也無法從外部強行灌輸到他們的頭 腦中去。但這並不意味著知識分子只能無所作為或不必承擔特殊的責任。歷 史證明，轉向工人階級立場並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應該而且可以 在工人階級的思想啟蒙和意識發展方面作出較多的努力、作出較大的貢獻。本 書認為，“勞動哲學”應該而且可以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集中體 現和表現。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盧卡奇、葛蘭西等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向來都很重視 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問題。他們絕不把“階級意識”(社會意識)僅僅看成是 “階級存在”(社會存在)的自動的產物或對“階級存在”的被動的反映，相反，他們把“階級意識”看成是把較低階段的“階級存在”提升為較高階段的“階級存 在”的必不可少的、主動的、創造性的知識和意志力量；他們強調，沒有革命的理 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沒有先進的階級意識就沒有偉大的階級鬥爭，從而也就 沒有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發展。

一百多年來，中國工人階級處在艱難曲折的形成過程中，正如中國本身一直 處於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漫長轉化過程之中一樣。1949年，我國工人人數僅 為800萬；到1978年，盡管增長了十多倍，也僅有1億左右。改革開放30年是我 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最快的時期，工人人數也猛增到3億左右。然而，正如我國工 業化和城市化過程還沒有完成一樣，我國工人階級也沒有終止其形成過程，在未 來幾十年內，還有數億農業勞動者將轉化為工人。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僅在數量方 面還沒有完成，在性質、質量、素質、能力、思想文化水平等更為重要的方面，也遠 遠沒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國工人階級尚未具有清楚明白的自我意識，而工 人階級是否具有獨立而完整的階級意識，是其是否成為一個成熟的、自為的階級 的主要標志，直接關系到中國工人階級能否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積極負責的、 建設性的階級，強有力地加入到我國現代文明社會和公民社會的建構過程中 去，關系到他們能否成為現代民主社會的積極公民和真正的主人。在這個意義 上說，在哲學層面進行歸納、探討、思辨、建構的“勞動哲學”,相對於其他具體的 勞動科學而言，能夠更為宏觀、全面地反映和提升工人群眾階級意識的變化和 發展，並且使之加人到國家意志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中去。

第二節 勞動哲學的學科性質

一 、勞動哲學的意識形態性質

首先，勞動哲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性質。回顧西方勞動哲學的發展歷 史，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哲學，還是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合作主義的 勞動哲學，無不是與勞工運動和工會運動直接聯系在一起的，無不表達了工人 階級的利益、願望、情感和要求。勞動哲學並不掩飾自己的階級性，並不刻意把 自己打扮成某種超階級的、純科學的、適用於一切人的“客觀真理”和“普遍真 理”,相反，它以伸張和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為己任。現代社會是一個意識形態 多元化的社會，至少在西方社會，還沒有見過一種適用於所有人的意識形態。 問題不在於有多少種意識形態，而在於各種意識形態之間如何尋求“交叉共 識”,即在相互分立的基礎上尋求認同，在底線共識的基礎上保持獨立。

我國正在迅速向現代社會結構轉化，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正在 由過去與全體人民直接同一的共同信仰轉化為不同意識形態的協調者、仲裁 者，是多元意識形態之間的“共識層面”,是眾聲合唱之中的高聲部，是交響樂曲 中的主旋律，並不直接為各社會階級階層提供現成的、特殊的意識形態。改革 開放以來，隨著西學的湧入與宗教和國學的覆興，多元意識形態並存的格局事 實上已經形成。比如，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大眾文化乃至學術層面 都取得了較強的話語權。相反，工人階級及其工會組織卻僅僅停留在與國家意 識形態直接統一的狀態，而缺乏自己特殊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使自己處於 依賴於國家意識形態照顧的消極被動狀態。在社會結構日益多元化和差別化 的條件下，工人階級要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地位、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必須擁 有特殊的意識形態。一般而言，在市場經濟中，工人個體相對而言缺乏經濟、政 治和知識資源，因而也是軟弱無力的，工人階級的優勢主要在於人數眾多及其 力量的總和；要把人數眾多的優勢轉化為經濟政治博弈中的優勢(或彌補一盤 散沙的劣勢),只有組織和團結起來，而組織和團結又以明確的階級意識為前 提。勞動哲學正好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

要建設一個“憲政、民主和法治”框架內的“公民社會”,要建設一個各階級階層自由、平等、公正博弈的“和諧社會”,其基本前提是各階級階層對自身的地 位、權利、義務具有明確的意識並在此基礎上組織起來。不能設想，一個缺乏階 級意識和意識形態武器的階級能夠強有力地維護自身的合理權益。我國工人 階級已達三億之巨，在未來數十年，還將有數億農民轉化為工人，屆時工人階級 將成為我國最大的就業人群並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可以想象，如果他們不能在一定的意識形態下、在憲法和法律的規範下組織起 來並加入到國家政治進程中去，那麽,市場經濟本身的“馬太效應”或“滾雪球效 應”必將使貧富差別越拉越大，而兩極分化必將引起社會動蕩和階級鬥爭，“公 民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建設就會淪為泡影。南美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教訓是 值得我國吸取的。

二、勞動哲學的科學性質

勞動哲學又具有強烈的科學性質。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在尋求科學的支持，都必須通過科學的論證，因而也都具有科學的性質，即使是近現代宗教，也 在努力實現與科學的結合，那種完全拒絕和否定科學的宗教，已經被人們視為 “邪教”。勞動哲學也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情感和要求的表達”, 它同時還要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管理學、法學等各門人文 社會科學的角度，對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以及整個社會歷史中 的地位、職能、作用進行客觀、理性、冷靜、全面的論證，從而為工人階級的權利 要求提供學理、學術支持。

勞動哲學的科學性要求我們遵循科學研究和知識生產的一般規律和規範：

(1)要充分繼承和吸收歷史上一切勞動哲學思想資源。這個工作量是很大 的，意味著從勞動的視角出發重新梳理整個哲學史。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 才能指望自己有所突破和建樹。

(2)要充分總結、整理、歸納、提煉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在勞動問題上或勞動領域所取得的成果。這個工作量更大，非一人所能為之。經濟學、社會學、管理 學等學科對勞動問題、勞工問題、工會問題有大量的研究和論述，勞動哲學要與 它們進行視角對接和視閾融合，而不能自說自話、閉門造車。

(3)要進行實證性的社會學、心理學方面的調查研究，把勞動哲學與勞動 者、工人階級的真實的、實際的生存狀態、心理狀態和思想狀態對接起來。哲導論 勞動哲學的學科價值、學科性質、學科定位和學科體系 9學，由於本身的抽象性、一般性、綜合性、總體性，往往與具體的、實際的、特殊的 生活世界隔著一道又一道屏障，這是哲學最為人所詬病的地方。應該始終堅持 馬克思主義的一條真理：工人階級的解放最終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知 識分子對勞動哲學的專門研究當然是很有必要的，但這種研究不僅不能取代工 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內在的發生、提升和發展，而且正應該依據這種發生、提升 和發展。這不僅是對勞動哲學的科學性要求，也是對勞動哲學的階級性和意識 形態性要求。

第三節 勞動哲學的學科定位

一、勞動哲學是貫通哲學與勞動科學之間的橋梁(1)現代科學和哲學的發展證明，在最一般的哲學或世界觀(包括本體論或 存在論、價值觀和認識論)與各門具體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一些 貫通兩者的中間環節。這些中間環節， 一方面可以說是由一般世界觀向具體 的、特殊的科學的下降，故而我們可以把它們稱之為“第二層次的世界觀”,另一 方面，它們又可以說是由具體的、特殊的科學向一般世界觀的上升，故而我們又 可以把它們稱之為“部門哲學”或“哲學分支學科”,如自然哲學、科技哲學、經 濟哲學、政治哲學、管理哲學、歷史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等。它 們分別建立在與其對應的具體科學的基礎之上，但又沒有停留在各門具體科學 的層面上，而是對各門具體科學涉及的問題進行哲學思考，從而使具體科學和 最普遍的哲學對接起來。

(2)勞動哲學(philosophy of labour),作為對勞動者、勞動活動、勞動關系、 工會等社會現象的哲學思考，正是最普遍的哲學與有關勞動者、勞動活動、勞動 關系、工會等社會現象的諸多社會科學(如勞動經濟學、勞動社會學、勞動關系 學、勞動管理學、勞動保障學、勞動保護學、勞動法學、勞動生理學、勞動心理學、 勞動倫理學、勞動美學、勞動動力學、勞動創造學、勞動教育學、勞動組織學、工 會學、職工民主管理學等)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一門“部門哲學”或“哲學分 支學科”,我們稱它為勞動哲學；作為勞動學科群中的一門基礎學科，我們稱它為元勞動學(meta-labour theory)。

二、勞動哲學具有哲學、勞動科學和其他部門哲學都不可取代的相對獨立性

(1)就勞動哲學與具體勞動科學的關系而言， 一方面，它必須直接依托於上 述各門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上述各門社會科學又的確不能取代勞動哲學；相反，如果繞開勞動哲學這個中間環節，這些社會科學就很難得到來自 哲學的支持，或者說，哲學就很難具體化入這些社會科學之中。事實上，這些社會科學之所以在近三十年間發展緩慢(相對其他社會科學而言),其中一個重要 原因正是由於它們缺乏勞動哲學基礎，因而也很難得到最高哲學層面的支持。

(2)就勞動哲學與哲學的關系而言，勞動哲學固然必須以某種最一般的世 界觀和價值觀為基礎，但後者也不能繞開勞動哲學而直接去指導上述各門社會 科學。近年來，我國的哲學研究和哲學發展之所以未能對勞動領域、職工生活 和工會工作產生應有的影響，職工群眾和工會幹部之所以遠離哲學這一 “形而 上的”的抽象王國，哲學界之所以與工會界和工會理論界老死不相往來，也正在 於缺乏勞動哲學這一中間環節。

(3)就勞動哲學與其他部門哲學或哲學分支學科的關系而言，勞動哲學也 具有不可替代的相對獨立性。比如，初看起來，勞動問題正如資本問題或其他 重大的經濟問題，不過是經濟哲學的一個方面，因此，關於勞動的哲學思考隸屬 於經濟哲學，而不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哲學分支學科。然而，勞動問題決不僅僅 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也就是說，它是一個 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方面為一體的綜合性的課題，經濟哲學、社會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等部門哲學單獨而言很難將勞動問題研究清楚，而勞動哲 學在吸收上述諸部門哲學的基礎上，能夠更好地、更全面地、更準確地解釋和解 決勞動問題。由此可見，勞動哲學不僅可能而且必須成為一門哲學分支學科。

(4)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勞動哲學相對而立的資本哲學(philosophy ofcapital), 也可以並且也應該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哲學分支學科，而且事實上，資本哲學比勞動哲學更早地登上了當代中國哲學舞台。由於所處的位置不同， 由於立場和視角不同，勞動者方面會更加致力於勞動哲學的建立和發展，而資 本所有者和經營者方面會更加致力於資本哲學的建立和發展，這也是在情理之 中的事情。但是，勞動哲學和資本哲學並不是絕對對立的，並不是說，只有勞動 者方面才會有勞動哲學，只有資本所有者和經營者方面才會有資本哲學；勞動者方面也會有其對於資本的哲學思考，資本所有者和經營者方面也會有其對於 勞動的哲學思考。不僅如此，由於勞動和資本處於同一個市場經濟體系和公民 社會中，勞動哲學也要盡量考慮到資本的地位和作用，資本哲學也要盡量考慮 到勞動的地位和作用，勞動哲學需要有自我批判和吸收資本哲學的合理成分的 意識，資本哲學需要有自我批判和吸收勞動哲學的合理成分的意識。更有甚 者，雙方都應當看到勞動與資本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歷史趨勢，為消除勞動 和資本的對抗性矛盾準備歷史條件。

總之，勞動哲學的建立，將打通哲學與勞動科學之間的壁壘，填補我國哲學 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一個空白。

哲學、勞動哲學、勞動科學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勞動哲學與其他哲學分支 學科之間的關系，如下圖所示:

哲學

(本體論、價 值論、認識論)

其他部門哲學

其他部門哲學

勞動哲學

其他具體科學 各門勞動科學其他具體科學

哲學、勞動哲學、勞動科學、其他部門哲學關系圖應該說，建立勞動哲學已經具備充分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首先，在我國完整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勞動哲學是不可或缺的環節或部分，是連接 具體勞動科學與哲學的橋梁和紐帶；其次，哲學和有關勞動的社會科學已經為 勞動哲學的創立和發展準備了條件；最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以及作為職工 合法權益代表者和維護者的工會，急需勞動哲學這一理論思想武器，而哲學界 和勞動科學界回應這種急迫需求，創立出勞動哲學這門新興哲學學科或一般勞 動科學(元勞動學),也是其當仁不讓、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西方學術界對勞動哲學學科位置的認識

勞動哲學的學科位置和作為一門哲學學科或元勞動學的獨立性並沒有得 到很多人的認識和認同。就是在分工和分化已經很細密的西方學術界，勞動哲 學在學院哲學或主流哲學中也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現代西方哲學主流是分 析-語言-科學哲學、人本主義哲學、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哲學，很少涉及勞 動問題；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由19世紀的經濟-政治批判轉向文化社會批判，較少涉及工人階級具體的勞動、經濟、生存狀態。哲學與勞動、勞動 (工)運動(labor movement)似乎是不相關的兩個領域；19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 與工人運動的那種密切關聯已不覆存在。當然， 一些重要的哲學家都從不同的 角度涉及過勞動問題，但勞動問題在他們的體系中不占重要位置。哈貝馬斯算 是很重視勞動問題了，不過“勞動”在他的“生活世界”中只占有一個相當消極 的位置，他認為只有“交往”才能重建現代人的“生活世界”。真正在純哲學領 域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似乎只有盧卡奇的《關於社會存在的本 體論》。

著有《勞動哲學》一書的荷蘭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象學研究專家里米 · 寬 特對這種情況深有感觸。他指出，在傳統的學院哲學分類中沒有勞動哲學，勞 動哲學對某些思想家來說似乎是一種相當新的哲學主題。他回憶說：“當我告 訴我的同事和朋友，我打算去教勞動哲學時，有些人感到驚愕，有些人問它是一 種什麽哲學。可是勞動哲學並不是新的，有一種在勞動中發現了新哲學體系的 起點的哲學已經存在了一個世紀之久，這就是馬克思主義。”①雖然勞動問題在現代西方很少進入最一般的哲學層面，但作為勞動運動特 殊意識形態的勞動哲學仍然在頑強發展，主要表現在指導工會運動(trade union movement)的工聯主義(trade unionism)與指導勞動合作運動(labor cooperative movement)的互助主義-合作主義(mutualism-cooperationism)之中，在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在指導左翼政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市場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中。西方勞動哲學主要探討勞工運動的理念、目標、原則、 綱領，勞工運動中雇主與勞動者、契約與身份、安全與所有權、權力與責任、個體 自由與集體聯合、社區(community)和社團(society) 的重構與生活意義的追求等 一系列重要問題。

但是，上述勞動哲學在很大程度上還處在一種非反思的、經驗總結的層次上。不從哲學的角度和層面深入和全面研究勞動問題，在理論上畢竟是一個很 大的缺陷。出身聖奧古斯丁修道會哲學博士的勞動哲學家里米 · 寬特對此有 過深刻的論述：“我的哲學事業開始於對學院哲學的研究，但我發現，盡管它們 包含有價值的元素，但並不是對現代生活的充分表達。現代世界遇到一些根本

的變化：科學和技術迅猛發展，政治和國家的功能急劇變化，與13、16世紀大為 不同。人性不是某些固定品質的綜合，而是歷史地變化和發展的；人性，其潛在 可能性大於其現實狀態，這些巨大的可能性在歷史過程中逐步得以實現。因此，我們不能用13、16世紀的哲學家使用的概念來談論20世紀的人類。如果 說，托馬斯 · 阿奎那不談勞動還不是一個錯誤，那麽,他的後繼者們繼續忽視勞 動問題，就的確是錯誤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哲學是人類生活的表達，它致力 於發現人類生活的基本方面並用概念表達它們；它致力於發現生活中的多中之 一 (unity in plurality)或 多 樣 性 中 的 統 一 性(unity in the multiplicity)。勞 動 就 是 這些基本方面之一。勞動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無疑，勞動是一 個重要的哲學問題，而哲學，如果不發展出一種勞動哲學的話，就不能完成其創 造一種對人類生活的完整的哲學表達的任務(黑體為引者所標)”。

本書作者想進一步指出的是，勞動哲學的缺位對現代社會主義運動和勞工 運動的實踐也是很不利的。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為什麽崩潰?西方民主社會主 義運動為什麽後繼乏力?工會運動為什麽陷入低潮?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 學等具體學科進行分析研究固然是很重要的，而從哲學上進行徹底的和根本的 反思尤其重要。

第四節 勞動哲學的學科體系

勞動哲學是對勞動現象(勞動者、勞動活動、勞動關系等)的本質和規律的 哲學思考。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勞動哲學應當包括如下基本環節：

一、勞動一般

勞動是人們以自主或受雇的方式改造自然界並創造物質財富的直接的物 質資料生產，是人與自然界直接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和變換的活動過程。 由此可知，勞動與實踐、工作、生產是四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範疇。勞動 是一個悖論，其中充滿了物質性、客體性、對象性與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的矛盾運動，因果性與目的性、合規律性與合價值性的矛盾運動，被動謀生性、外在 強制性與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的矛盾運動，社會性、總體性、 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與個人性、個體性、個別性、特殊性、具體性的矛盾運動。

勞動是一種最核心、基本、關鍵和重要的實踐活動，是整個人類生活世界和 社會結構的基礎，是人類歷史的出發點、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並不能用勞動決定和解釋一切，因為從勞動這一原點中分化、分叉、滋長、蔓延出來的東西，如 語言、巫術、宗教、政治、戰爭、法律、習俗、社會管理、社會交往、科學、技術、哲 學、藝術等實踐形式和生活領域，後來都得到了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促進勞 動的發展，這些東西是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勞動諸要素的；它們和勞動有千絲萬 縷的聯系，但又具有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地用勞動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去說明它們本身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

勞動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但不是唯一的動力；還有兩種力量在促進或 促退歷史：精神的創造力量和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前一種力量在性質上高於勞 動生產力，後一種力量在性質上低於勞動生產力。如果說精神的創造力量是與 勞動生產力呈正相關的，它們共同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那麽反精神的破壞 力量則是與勞動生產力呈負相關的，它破壞了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 把人類歷史拉向後退的方向。反精神的破壞力量主要有兩種：暴力和狡智。

應該揚棄勞動一元論和多元相對論、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二元對 立，而實現一種可能的綜合，那就是“以勞動為軸心的多元互動論”。

二 、勞動者

勞動、勞動結構、勞動過程三要素(環節)是：勞動客體(勞動對象)、勞動中 介(勞動工具)、勞動主體(勞動者);勞動就是這三要素(環節)所組成的靜態結 構以及這三要素(環節)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勞動客體，又叫做勞動對象，是 勞動活動作用於其上的客觀物質實體；勞動中介，又叫做勞動工具，是人類賴以 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的橋梁和通道，是人類實現自己改造自然、創造物質財 富的目的的絕對必要的手段；勞動主體，又叫做勞動者，是整個勞動過程的出發 點，是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發起者，是通過制造和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界的積極 的、主動的、能動的創造力量。把勞動過程區分為三要素或三個環節是必要的， 但這種區分也是相對的，因為勞動客體、勞動中介、勞動主體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

勞動者也處於悖論之中：勞動者為整個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 的性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但其自身的主體創造性和精神文化程度最低；勞 動者為人類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實現準備了經濟條件，但自己的勞動卻主要是甚 至不過是一種謀生活動；勞動者為人類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歷史前提，自己卻被 模式化、同質化、平均化、標準化；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但最後分配 到的人均財富卻是最少的；勞動者支撐了整個社會大廈，但其社會地位最低，社 會權利最少。

為什麽勞動者在歷史上處於弱勢社會地位呢?這是因為社會結構由簡單 到覆雜的演化過程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必然對勞動 者進行人為而且惡意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勞動者自身的諸多缺陷和弱點也束 縛自己的發展。由於勞動者的這種社會地位，勞動者在歷史上僅僅具有一種最 終否決者的地位和作用，或者說，勞動者在歷史上僅僅具有一種基礎或基本條 件的地位和作用，迄今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引導者、領導者和先行者。勞動者 是歷史發展的犧牲者和奉獻者，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是承擔人類大部分罪 惡、災難和痛苦的階級，而沒有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主體、歷史的創造者和建 設者，即沒有創造和建設出一種能夠保持和更好地激發社會的創造力、活力、凝 聚力的新型的、新質的社會結構。

然而，數千年來，勞動者不僅保留了人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 而且使之得到了新的發展，勞動者的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和個性也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發展，勞動者的地位和權利在逐步提高、弱勢狀況在逐步改善。尤 其是最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有了較大 幅度的提升。事實證明，勞動者地位的提升，並沒有損害整個社會的效率和發 展速度，正相反，由於自由、人權等從前主要由強勢社會集團享受的價值推廣到了社會底層，便更全面和徹底地激發了全社會的創造潛能，從而使社會得到高 速而又穩定、可持續的發展。這充分表明，勞動者的社會歷史地位還有很大的 提升空間。

應當揚棄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二元對立，實現精英的平民化和平民的精 英化 。

三 、勞動與價值

如同在存在論和認識論上，古代和近代哲學基本上陷入自然主義、客體主 義、唯物主義、客觀主義與人類主義、主體主義、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二元分裂 和對立一樣，在價值觀上也是如此。現代哲學看到了這種二元分裂和對立的片 面性，於是試圖揚棄這種分裂和對立，而尋求一種自然與人類、客體與主體、物 質與精神、客觀與主觀相統一的存在論、認識論和價值觀。這種努力肇始於康 德，成型於馬克思，而在20世紀蔚為大觀。

在這種總的思想潮流中，如以人類實踐活動為軸心，又形成了三種不同的 致思路徑：前實踐哲學的致思路徑、實踐哲學的致思路徑、後實踐哲學的致思路徑 。

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看，首先，價值是對實踐主體需要的滿足，由此可以把 所有價值分為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兩大類，或者更細一點，分為生存價值、安全 價值、歸屬價值、自尊價值、自我實現價值五類。其次，價值又是主體實踐活動 作用於客體的結果，不同實踐活動相應地滿足或主要地滿足不同的需要。這樣 一來，我們就可以把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結果叫做經濟價值，把政治、社會管 理、社會變革活動的結果叫做政治價值，把文化創造活動的結果叫做文化價值， 把日常生活實踐的結果叫做日常生活價值。哲學的價值概念統攝經濟學的價 值概念。歷史上各種經濟學價值理論如供給/生產要素價值論和需求/效用價 值論以及供需均衡價值論，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具有片面性。綜合起來，經濟 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來源於需求和供給，而供給又包括自然資源、 投資與資本、勞動活動、科學技術和管理五種基本要素，其中勞動在經濟價值形 成和創造過程中具有優先地位。

剩余價值或利潤來源於：(1)資本家本人的勞動；(2)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 動；(3)資本的風險報酬；(4)資本家的節儉和積蓄；(5)資本家把科學知識轉化 為生產力而獲得的價值增值；(6)剝削即對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 有；(7)對一部分大自然賜予整個人類的資源的無償占有；(8)對一部分人類一 般智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成果的無償占有；(9)非法利得。前五種來源是合理的， 後四種來源是不合理的。

四 、勞動與產權

產權，是指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既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 權，也包括人的生產能力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產權制度的發展歷程，既是生產 資料所有制發展的過程，也是勞動力所有制發展的過程；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 斷提高是促成產權制度結構不斷高級化的主要推動力量；發達國家的產權制度 出現了由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主向以勞動力所有制為主轉變的趨勢。

決定產權制度性質的三個基本矛盾是：(1)稀缺性和豐裕性：人類與自然的 矛盾；(2)個體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階段性：個人與社會的矛盾；(3)善惡交織性： 人性的內在矛盾。要建立高度公正的產權制度，不僅要以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 為前提，而且要以人格的健康發展為前提，以人的主體性的極大發展和反主體 性的最大限度的抑制和消除為前提，以高級的精神需要取代人的生物性自然需 要並成為人的主導需要為前提。

產權的來源是多重的，因而產權也是多層次的；勞動是產權的重要來源，但 不是唯一的來源。自然產權是一種直接來自人的生命權的先賦性產權，勞動產 權是來自於人類特殊生存方式的後致性產權，非勞動產權是社會分工和其他力 量所導致的後致性產權，包括作為勞動產權之延伸並推動勞動產權發展的、建 設性的非勞動產權與作為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之異化並損害其發展 的、剝削性的非勞動產權。

勞動與產權曾經是統一的，後來發生了分離，再後來二者又開始結合，先是 勞動力所有權的恢覆，後是勞動產權的重建。在現代歷史條件下，重建勞動產 權當然不是要回到單個勞動者與少量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小農經濟或手工業 經濟，而主要是指在普遍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大中型企業內獲得部分產權(股 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部分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在這里，勞動要素就像 資本要素一樣獲得相應的股權和利潤。這是在繼承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成果的 基礎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真正的改造，理應取代以保護勞動力所有權和勞 動者社會保障福利權為主要目標和主要內容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而成為當代 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方向。

資本產權的邏輯是資本雇傭勞動，勞動產權的邏輯是勞動雇傭資本，然而，兩者都具有片面性，資本與勞動相統一的邏輯是勞動與資本的相互雇傭。勞資導論 勞動哲學的學科價值、學科性質、學科定位和學科體系 19相互雇傭、勞資合作是一種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而單方面的資本雇傭勞動或 勞動雇傭資本則是非合作博弈，是零和博弈乃至負和博弈。利潤分享、勞資共決和員工持股是三種基本的勞資相互雇傭模型。

五 、勞動與資本

在詞源學上，“capital” 是一種具有引領作用的、具有主動活力的、能給其他 事物賦予自己的意願的、對其他對象實行覆蓋的事物。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 經濟學家對資本的解釋是對立的，前者認為資本的利潤來自對工人勞動的剝 削，後者否認剝削，認為資本獲得利潤是天經地義的。應該說，雙方都說出了各 自的道理，同時也有其各自的弱點，因此，兩者既是對立的也是互補的。比如， 資本既有自行增值的一面，也有剝削勞動的一面；既有與勞動對立的一面，也有 與勞動合作的一面，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抓住了其中一面並發揮到極 致，但資本真實的含義和歷史地位恰好應該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去理解。

在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中，資本和勞動都分別是被從狹窄的、簡單化 的意義上加以定義的，即“資本”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而“勞動”則是指 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即典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藍領工人的勞動力， 一種以運用 體力和簡單生產技能為主的勞動力。然而，在歷史上，隨著簡單勞動向覆雜勞動的發展與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發展，出現了一種奇妙的勞動向資本和資本向 勞動的轉化，出現了勞動的資本化和資本的勞動化，出現了勞動性資本和資本 性勞動。這種相互轉化和滲透的機制和關鍵是：覆雜勞動就是人力資本，兩者 具有直接的同一性。於是，我們有必要對資本和勞動加以重新定義：資本是在 現代市場經濟和信息知識文明條件下能帶來較高產出和利潤的生產要素，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但以人力資本為主導；勞動則指對信息、知識、技術進行創造、加工、經營、管理並轉化為物質生產的過程，包括簡單勞動和覆雜勞動，但以覆雜勞動為主導。

在工業經濟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稱之為早期的、初始的、傳統的資本 主義)與未來的後私有制、後市場經濟社會之間，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和歷 史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就其以高質量勞動力為主要資本而言，可稱之為“人力 資本主義”;就其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矛盾而使二者直接統一於勞動者 一身而言，可以稱之為“勞動資本主義”;就其資本的普遍化、人人均可成為資本家而言，可以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

六 、勞動與管理

管理學建立在對人性的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基礎之上。對人性的價值判 斷包括主張人性惡的X理論、主張人性善的Y理論與主張人性善惡兼具的超Y 理論。對人性的事實判斷包括“自然—物質—生理一經濟人”理論、“社會一精 神—心理一文化人”理論和“多層次需求人”理論。

科學管理的基本人性假定是人性惡，並且人受物質需要等低級需要的支 配，工作的主要動機就是掙錢，因此管理的任務就是把工人導向多掙錢的軌 道——如果他們願意，就獎勵他們；如果他們不願意，就逼迫他們。人本管理則 基於人性善和人的高級需要的假定之上，認為人在本質上是好的，使人變壞的 是環境和社會制度；人身上具有無限的創造潛能，好的管理應該使之得到自由 的實現；人們工作不僅為了掙錢，更重要的是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和尊嚴。

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看起來是水火不容的，但細究起來，二者的絕對對立 是不能成立的，而相互補充乃至相互融合倒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科學管理應該向人本管理轉化，人本管理應當繼承科學管理的合理內核，於是 就會形成科學的人本管理和人本的科學管理，這就是科學人本主義管理。

在歷史上，勞動與管理曾經是直接統一的，但隨著產權與勞動的分離以及 後來資本與勞動的分離，管理也從勞動中分離出去了。就是在勞動與管理分離 的歷史階段，一些促使二者重新結合的新的需要和力量也孕育生長起來了：勞 動者的個性、個體生產力、人性水平的提高要求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統一；勞動產 權的確立、勞動資本化的趨勢直接要求勞動與管理的結合；勞動與管理的二元 對立所造成的效率損失要求勞動參與管理；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進一 步要求經濟民主化和產業民主化。

勞動與管理重新結合的模式主要有三種：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的參與管 理、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的自主管理、勞動與資本相互雇傭型企業的共同管理。

這意味著管理的革命和根本轉變。所謂管理革命，是產權革命和資本革命的 必然要求，目標指向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是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統 一，其主要形態是資本與勞動的共同管理；旨在消除管理與被管理的二元對立，實 現被管理者的管理和管理者的被管理。勞動者要成功而有效地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和共同管理，要成功地迎接管理革命的挑戰，必須具備充分的主體條件。

七、異化勞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異化首先是一個哲學範疇，而不能歸結為一個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管 理學等具體科學的範疇。它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現象，而且 是一種存在論和人性論的現象：它是人的存在對人的本質的疏離化、陌生化、敵 對化，其根源又在於人的本質或人性的內在矛盾，而人性的內在矛盾又深植於 人類與自然的永恒矛盾之中。

異化是人的存在對人的本質的疏離和對抗，具體而言，是人的社會存在對 人的自然本性和主體性的疏離和對抗。導致異化的原因是：勞動分工必然要求 和導致個人能力的片面發展；社會分工必然導致個人權利和地位的分化；人性 中惡的因素(反主體性)的作用必然使分工、產權、資本、管理與勞動者相異化； 主體性發展的不足也會導致一定的異化。

關於異化勞動的揚棄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激進 的、徹底的模型。如果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可以突破資源稀缺和人性弱點這兩種 瓶頸制約，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模型的確是令人神往的。在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 物質財富的充分湧流、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取代物質需要成為人的第一需要、 人的主體性取得對於反主體性的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本身的自我實現就會取 代謀生勞動，自由勞動就會取代異化勞動，人的存在就會覆歸於人的本質，人類 就會實現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從人類史前史到真正人的歷史的 飛 躍 。

然而，在資源和人性約束條件下，人類還面臨著其他前景。目前，發達國家 陷入需求發育停滯、需求結構畸形、人格平面化和發展動力不足的困境，而後發展國家陷入物質需求相對過旺而資源過於匱乏的追趕困境，整個人類則面臨資 源枯竭、生態危機和核戰爭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應當準備其他的應對 之策。零度增長模式、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過於悲觀，也不太現實，相 比之下，可持續發展模型是各種發展模型的有機整合，是介於馬克思的無限發 展模型與零增長模型和有限增長模型、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之間的比較合理的 模型。這是一種主要依賴於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的、綠色/低碳/環保的、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循環經濟和生態文明。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勞動者要積極主動、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地消除 勞動的異化性質，應該強化自己的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能力、管理能力、討價 還價能力、自我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與精神創造能 力。只有這樣，勞動者才能獲得公平的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並在此基礎上獲 得真實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精神文化權利。 一旦全面擁有了這些權利，在 “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條件下，勞動者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把自己的價值觀、 人生觀、道德觀、經濟觀變成主流文化和公共輿論，甚至變成國家的法律和政 策，強有力地制約、限制和改造那些掌握巨額財富和特權的階級和階層，成為全 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強有力的推動者，成為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強有力的 支持者和實踐者。

八、對工會運動的勞動哲學透視

工會運動是現代勞動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勞動者即工人階級的聯 合的、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作為工會的階級基礎的工人階級，經歷了客觀的形 成過程和主觀的形成過程，主觀過程相對滯後於客觀過程，但只有主觀過程得 以完成，工人階級才在真正完整的意義上由自在階級轉化為自為階級。具體而 言，工人階級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自在的、分散的、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無集 體行動階段；以部分覺悟和有限團結為前提的消極集體行動和零散的積極集體 行動階段；具有相對完整的階級意識的、自為的、積極的集體行動階段。工會的 產生標志著工人階級的形成達到了第二階段，而工會的蓬勃發展和工人階級政 黨的產生則標志著工人階級的形成達到了第三階段。

工會是以工人為主體的雇傭勞動者自願結合的群體組織。熟練工人最先 組成行業工會，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把非熟練工人包括進來的產業工會；到了20 世紀，覆雜勞動者或白領工人也逐步加入了工會。不管情況如何變化，工會是 雇傭勞動者的組織、工會運動是勞動運動這一本質規定，在工會消亡之前是不 會改變的。工會是具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屬性的社會組織，是市民社會或 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工會作為經濟組織，主要是為了滿足工人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工 會作為政治團體， 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工人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另一 方面則是為了滿足工人的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那麽工會作為一個文化共同導論 勞動哲學的學科價值、學科性質、學科定位和學科體系 23體，則主要是為了滿足工人的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工會既然是工人階級為了 滿足其生存、安全、歸屬和自尊等需要而建立起來的，工會既然具有經濟、政治、 文化屬性，那麽反過來說，工會的功能、職能、效用和作用就在於充分地實現其 經濟屬性、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就在於滿足工人階級的生存、安全、歸屬、自尊 等需要。進一步說，工會的功能、職能、效用和作用，就是要在資本主義社會結 構中代表和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工會的經濟功能就是要維 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工會的政治功能就是要維 護工人階級的政治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工會的文化功能就是要維 護工人階級的文化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地位。

像勞動和勞動者本身處於內在矛盾或悖論之中一樣，作為勞動運動的工會 運動也處於內在矛盾或悖論之中：工會的經濟屬性和經濟功能與其他屬性和功 能的矛盾；工人的工具態度與意識形態態度、個人主義取向與集體主義取向的 矛盾；工人權利與組織權威、個人選擇自由與集體行動效力、工會民主與工會集 中的矛盾；工會與工會、工會基層自治與工會規模發展的矛盾；勞資鬥爭取向與 勞資合作取向之間的矛盾。

工會運動發展到今天，雖然取得了無數的成果和重大的發展，但又面臨著 新的挑戰：產業結構升級和後工業社會對工會的挑戰；產權結構的社會化及管 理制度的創新對工會的挑戰；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變化對工會的挑戰；經濟 全球化對工會的挑戰；工人需求層次的提高對工會的挑戰。面對這些挑戰，工 會要重視對工人的勞動產權的維護和追求，要重視對工人的職業培訓和人力投 資，要組織工人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並實現勞資共決，要推動工人的自我 實現需要的滿足和勞動過程中異化的消除。

工會的最終遠景正好是工會的消亡。不過，這個乍一看非常悲觀的結果， 其實是一個非常樂觀的結果。代替工會和雇主組織的，將是那樣一些自由的社 團和自由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語)。

勞動哲學的思想資源

第一章 西方勞動哲學的古代、近代資源和現代譜系

馬克思是勞動哲學的當之無愧、無與倫比的創始人，這一點也得到了20世 紀西方嚴肅的勞動哲學學者如里米 · 寬特的反覆強調。其他各派勞動哲學也 是在與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展開思想對話和交鋒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這一 章我們要追溯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和其他現代西方勞動哲學的歷史淵源，並初 步指出現代勞動哲學各流派的相互關系。

第一節 西方古代和近代勞動哲學思想淵源

本書不能對古今中外的勞動哲學思想給予系統的梳理，而只就對現代勞動 哲學影響較大的五種哲學思想作一些簡要的介紹。

一、亞里士多德的勞動哲學思想

作為奴隸主思想家，亞里士多德當然鄙視奴隸的勞動，也瞧不起其他人為 謀生而從事的勞動活動，他沒有對普通人的勞動活動作過什麽哲學的或經濟學 的研究；他唯一推崇的人類活動、真正高尚的活動就是思想活動，這種純思維活 動與勞動是完全分離的。亞里士多德雖然已經感覺到了商品之間的等同性、可 通約性，但他不知道這種使商品可以公平交換的東西究竟是什麽,不知道勞動 與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就此指出：“亞里士多德不能從價值形式本身 看出，在商品價值形式中，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同等意義 的勞動，這是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28

勞動哲學

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於而且只是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只有在人類 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而這只有在這樣 的社會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 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 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里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是他所處的 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發現這種等同關系‘實際上’是什麽。”不過，細究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我們卻赫然發現，他竟是西方哲學史上 第一個對作為一般人類活動的勞動作出了某種抽象分析的哲學家：他的四因說 和潛能—現實說可以說就是一種被誇大為自然和世界過程的邏輯的勞動哲學。

1. 四因說

亞里士多德實際上已經把勞動過程看作是四種原因的相互作用：質料因 (勞動對象或材料)、形式因(勞動藍圖或範型)、動力因(勞動力或勞動活動)、 目的因(勞動目的);前一個因素可以稱之為勞動中物的因素，後三個因素可以 合稱為勞動中人的因素或精神因素。但他把這種從人類勞動活動中抽象出來 的概念投射到、移植到自然過程之中，用以說明從天體到生命等一切自然事物 的生成、變化和發展。他不認為自己是在模擬人的活動來說明自然，反倒說自 然是一個最聰慧的工匠，而工匠的技藝不過是在模仿自然。他進而用這種觀點 來說明人本身，說什麽身體是人的質料，而靈魂是人的形式。不過，不管亞里士 多德如何顛倒了人類與自然的位置，他的四因說中包含的勞動哲學思想對後人 (如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巨大啟發卻是毋庸置疑的。

2. 潛能—現實說

四因又可以簡化為質料和形式兩種原因，而質料與形式的結合就構成了事 物的本體。不過本體並非靜止不變的，而是一個由潛能到現實的變化過程。因 為質料只是一種潛在的基質，沒有任何確定的質或規定性，沒有任何肯定的或 否定的規定性，只是潛在的“存在”,不是現實的“存在”;只有形式加之於質料 之上，才能形成事物的本體和現實的存在。當亞里士多德在最抽象和一般的層 面來說明一切事物的本體及其變化時，他舉的例子大部分都與人的勞動和其他人類活動相關，如雕像相對於石頭或木頭，建築物相對於建築材料，已經制成的 相對於尚未制成的，已經或正在動作的相對於能夠動作而尚未動作的等，都是 現實相對於潛能的關系，這表明亞里士多德實際上已經把勞動理解為由潛能向 現實的轉化過程，其中已隱含了勞動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的過程、是人類賦型於 自然界的過程、是人類的潛能不斷積累和發展的過程的思想。後世思想家如盧 卡奇，就在他的《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挖掘和發揮了亞里士多德的這些思 想。當然，亞氏本人並未明確說出這些思想，他反倒認為現實在邏輯上、時間 上、本體上先於潛能的觀點，最終認為有某種永恒的現實乃是一切事物及其變 化的第一推動者、不動的推動者，從而窒息了潛能概念中包含的多元性、偶然性 和創造性。

二、基督教的勞動哲學思想

1. 上帝創世說

萬物初始之前，宇宙是無邊無際混沌的黑暗，只有上帝之靈穿行其間。上 帝對這無邊的黑暗十分不滿，就輕輕一揮手，說：“要有光”,於是世間就有了光， 從此，世間就有了晝與夜的交替。這是上帝創世的第一天。

第二天，上帝創造了日月星辰；第三天，上帝創造了陸地和海洋；第四天，上 帝創造了草木和各種蔬菜；第五天，上帝創造了各種野獸和昆蟲；第六天，上帝 看到陽光明媚，大地遼闊，世間一片姹紫嫣紅，觸目可見鳶飛魚躍，感到十分滿 意，便說：“我要照我樣式造人，讓他管理地上的萬物和走獸。”上帝捏了一個泥 人，朝它吹了一口氣，於是，人便在上帝的手里誕生了。

上帝用五天的時間造出天地萬物，又在第六天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上 帝看到天地萬物井然有序、生生不息，他造的人英俊健壯，很高興，便決定把第 七天作為休息的日子。

以上是《聖經》中上帝創世的故事。和亞里士多德一樣，《聖經》也是以一 種擬人的方式來追溯世界的起源，上帝創世的故事不過是勞動創造社會的故事 的一種異化的、神化的翻版，上帝的形象只能是以勞動者為原型塑造出來的，而 絕不可能是以非勞動者、反勞動者(如掠奪者、破壞者、剝削者、不勞而獲者、食 利者)為原型塑造出來的，上帝儼然就是一位辛勤的勞動者!他甚至像勞動者 一樣，在緊張的工作之余安排自己休息!雖然基督教讓上帝從無中創造了世界30

勞動哲學

和人本身，從而剝奪了人的創造者的地位，但我們仍然認為，作為一種“現實的 苦難的表現”和“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作為一種“被壓迫生靈的嘆息”和 “無情世界的心境”,上帝創世說以扭曲的形式表達了被壓迫的勞動者的願 望、信心和力量，以扭曲的形式表達了“勞動是任何一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永恒 的基礎”這樣一條勞動哲學真理。

2. 勞動贖罪說

上帝用亞當的一根肋骨造出了一個女人，兩人混沌無知地生活在伊甸園 里。有一天，蛇引誘女人吃了知識樹上的果子，女人又把這果子給她丈夫吃了。 兩人的眼睛變得明亮了，心智變得聰明了，為自己赤身露體而害羞了。上帝知 道這件事後很生氣，他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痛苦，你生產兒女必 多受苦楚。”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 的果子，地必為你緣故受詛咒。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里得吃的。地必給你 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地里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 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上帝把他們逐出了 伊甸園，讓他們去生兒育女，去耕種他們所自出之土。

這段故事包含了說不盡的寓意，並且影響了許多西方人的勞動觀。比如， 托馬斯 · 阿奎那就這樣論述了勞動的必要性：(1)一個人有責任滿足自己的生 存需要，當沒有其他方式弄到足夠的生活必需品時，他就必須去工作；(2)工作 可以避免怠惰，而怠惰導向罪惡；(3)工作可以贖罪；(4)工作使我們有能力提 供施舍物。荷蘭哲學家里米 · 寬特就此評論說，托馬斯 · 阿奎那所說的所有這 些動機對人的勞動都是外在的，勞動對人來說並沒有內在的價值並帶來內在的 滿足，並不是人的積極的、肯定的、可以顯示人的創造性力量的存在方式。到了近代，亞當 · 斯密認為勞動是對安逸、自由和幸福的犧牲；新教則從《聖經》故事中發揮出一種對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起過很大促進作用的、勤勞致 富的經濟倫理。

從現代勞動哲學的角度來看，可以指出如下幾點：第一，人類犯了原罪，被 逐出伊甸園，並用自己的生育活動和耕種活動來贖罪，這寓意人類脫離了與自然的直接同一狀態，從此要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人口再生產和物質資 料再生產使自己存在和發展下去，不管怎麽說，人類畢竟取得了某種不同於動 物的自主性和自為性；第二，勞動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種忍受、犧牲、贖罪，是 人類為了得救而必須履行的天職和義務，這寓意勞動將要長久乃至永遠受制於 某種外在必要性，這是人類獲得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第三，人類通過勞動來救 贖自己的原罪以及由原罪而產生出來的七宗罪(貪婪、懶惰、傲慢、嫉妒、憤怒、 暴食、淫欲),在此過程中，也在發展自己與七宗罪相對應的七種美德：慷慨、熱 心、謙遜、寬容、溫和、節制、貞潔，這寓意著勞動陶鑄人性、勞動淘洗人性惡和弘 揚人性善、勞動創造人本身的思想。

三、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哲學思想

1.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 · 配第的勞動哲學思想威廉 ·配第在思想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的、影響最深遠的一句話是：“土地為 財富之母，勞動為財富之父。”的確，在他以前，從沒有人從人類與自然相互關系 或主客體相互關系的高度來探討財富的本質，從沒有人把勞動看作財富形成過 程中普遍的、能動的、創造性的因素。 一般而言，主觀上這是出於古代思想家們 的階級偏見(只有“低賤的”普通人才勞動，而思想家們屬於其中的“上等人”是 不勞動的),客觀上是由於古代的勞動還處於不發達的、依附於自然的、狹隘的、 不平等的狀態和水平，還不能像近現代勞動一樣顯示出強大的創造力量，不能 以明顯的方式改變人的生存條件，而只是維持現存的經濟秩序。威廉 · 配第 克服了古代思想家的局限性，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層面都認可了勞動創 造價值的地位和作用；考慮到勞動作為財富之父，是一種對自然資源主動賦型 和重構的力量，是一種真正創造性的因素，因此，在財富形成過程中，它比自然 因素的地位更高、作用更大，因此配第把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當作商品交換 的主要尺度和標準。

2. 約翰 · 洛克的勞動哲學思想

洛克大大地發展了配第的勞動價值論，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他的私有財產權理論 。

在土地和勞動這兩種價值來源中，勞動的地位和作用遠遠高於土地，“我們是靠勞動才得到土地的一切有用產品的最大部分的”,而“自然和土地只提供本 身幾乎沒有價值的資料”,因為“將絕大部分的價值加在土地上的是勞動”, “因為正是勞動使一切東西具有不同的價值”,正是“勞動的改進作用造成價值 的絕大部分”,“如果說在有利於人生的土地產品中，十分之九是勞動的結果，這 不過是個極保守的計算。如果我們正確地把供我們使用的東西加以估計並計 算有關它們的各項費用——哪些純然是得自自然的，哪些是從勞動得來的—— 我們就會發現，在絕大多數的東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歸之於勞動。”比如，面包的價值遠高於橡實，酒的價值遠高於水，布匹或絲綢的價值遠高於樹 葉、獸皮或苔蘚，因為後者是單靠自然供給我們的，而前者是由勞動和勤勞得來 的，任何人只要計算一下前者的價值超過後者的程度，就會明白勞動所造成的 價值占我們享受的價值的絕大部分，而土地，如果我們任其自然而不加放牧、耕 種和栽培的話，不過是一片其好處幾乎等於零的荒地而已。土地及其自然產品是上帝恩賜給人類的共有財產，不過，如果不對它們加 以勞動改造的話，它們並不能保障人類有較好的生活，甚至未必能夠保證人類 的生存。只有勞動才能大大地增加人類財富的積累。然而，與土地自然地屬於 公有不同，勞動天然地具有個體性、私有性，因為人既是自己的主人，當然也是 自己的行動或勞動的所有者，這樣，當他把自己的勞動加之於土地等自然物之 上時，他便自然而然地取得了對於土地及作用於土地而得到的勞動產品的所有 權。一個人能耕耘、播種、改良、栽培多少土地，這些土地就是他的財產。這樣 一來，個人得到了他們想要得到的財產，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社會，尤其是未來 的人類，也因他們的勞動得到了經過改良的土地，於私於公都是一件很好的事 情。當然，這樣一種自然的和諧狀態是以下列約束條件為保障的：

(1)個人通過勞動取自於共同所有的土地僅以供自己享用即滿足生活所需 為限，超出這個限度就不是其所應得。

(2)沒有一個人的勞動能力能夠達到開拓一切土地或把一切土地劃歸私有的程度，所以一個人以自己的勞動獲取私有財產，不可能侵犯到另一個人的權利 。

(3)因為人數有限，以致總是還有足夠的土地供那些尚未取得土地的人們 去耕種、開發和占有。

(4)沒有剩余產品、耐久品、奢侈品的交換和貨幣的使用，因此不會出現嚴 重不平均和不平等的占有。洛克也看到，這些約束條件以及這些約束條件下的 自然和諧狀態只存在於人類早期，至於後來，貪婪的財富欲望產生了，人口劇增 了，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大大地發展了，交換、貨幣出現了，因而財產占有的不 平等也赫然可見了，人們就應通過訂立社會契約並且通過政府來執行這一契 約，從而解決因為財產占有而產生的矛盾和沖突。

3. 亞當 ·斯密的勞動哲學思想

配第和洛克是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建立起經濟理論的，在那里，商品生 產者(自耕農、家庭手工業者、殖民地的拓荒者)集所有者和勞動者於一身，資本 與勞動仍未分開並對立起來，因此，他們可以一方面主張勞動是主要的價值來 源，另一方面又堅決地維護私有財產權，並且一點兒也不感到自相矛盾。到了 斯密所處的時代，工場手工業已經牢牢地控制乃至大規模地打垮了簡單商品生 產者，使之變成一無所有並只能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人，所有者與勞動者開始 分開了，勞動與資本分離並開始有些對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形成了。 斯密處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點上： 一方面不能拋棄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真理， 另一方面又要為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伸張其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這兩方面 已經不再處於原初的統一狀態了。

斯密是這樣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一方面，他從源頭上和根本上承認勞動決 定價值：“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 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自從 分工確立以來，每個人所需要的物品，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他自己的勞動生產的，而大部分要靠交換別人的勞動生產物，因此商品同商品交換也就是勞動同勞動交換，“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確尺度，換言之，只有用勞動做標準， 才能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

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勞動價值論只能完全適用於初期野蠻社會：“無資本 積累也無土地所有制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得各種物品所必需的各種勞動時間， 就是這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在初期蒙昧的社會狀態下，勞動的全 部生產物，皆屬於勞動者自己。 一種物品通常應可購換支配的勞動量如何，只 取決於生產這物品一般所需的勞動量。”這句話也可以解釋為，在勞動者和所 有者直接同一的情況下，物的因素是隱而不彰並可忽略不計的，所有價值都可 以理解為是勞動的產物並為勞動者全部擁有。然而，這種情況並不完全適用於 較發達的生產方式，因為一旦資本已積累起來，土地已成為私有財產，而許多勞 動者則既無資本又無土地時，商品生產就只能通過各自獨立的資本、土地與勞 動的交換和結合來進行，資本和土地也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在這 種情況下，“勞動的全部生產物，不再屬於勞動者了，勞動者大都須與供給資本 雇傭他的雇主共分。於是，一種商品一般所應交換、支配或購買的勞動量，已不 僅僅取決於生產這種商品或者獲取這種商品一般所投下的勞動量了。對於支 付工資提供材料的資本，也要付以利潤”;與此同時，當勞動者在地主所占有 的土地上耕種或采集物品時，也“不能不把它所生產或采集的物品的一部分，貢 獻於地主。這一部分，或者說，這一部分的代價，就是土地的地租。在大多數商 品價格中，我們於是有了第三個構成部分。”於是，斯密將商品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來源一分為三：勞動、 資本、土地。與配第和洛克只看到勞動和土地兩種生產要素不同，斯密把資本 看作極為重要的和獨立的生產要素，並要求給予這一要素以相應的報酬，這當 然是符合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在斯密的經濟哲學構想和圖景中，工人、資本 家、地主，都是自利的、理性的“經濟人”,他們帶著各自的願望和目的來到市場 經濟這張由分工和交換編織的網絡中，由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在實現自己的利益時，也促進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富強。在斯密那個時代，資本與勞動、資 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沖突還不太顯著,因而斯密在一定程度上有理由對正 在處於上升期間的資本主義保持一種自信和樂觀。

4. 大衛 · 李嘉圖的勞動哲學思想

斯密已經拋開勞動的種種特殊形態，而徑直宣布勞動一般或一般的勞動是 財富的真正的乃至唯一的源泉，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商品價值由生 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與斯密不同，李嘉圖認為這一規律適用於所 有的歷史時代，而不僅僅是原始時代；他並且從方法論上貫穿勞動價值論，自覺 地從這一原理出發去審視其他一切經濟現象和經濟範疇，比如，他坦率地承認， 利潤是由工人所生產的商品價值中支付工資以後的余額，地租是農產品價值超 過工資和利潤的余額，也就是說，利潤和地租都是勞動所生產的價值的一部分， 並且與工資存在著直接的矛盾，因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也存在著 利益沖突。

但是，我們當然不能把李嘉圖看成是一位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家。實際 上，李嘉圖恰逢工業革命蓬勃發展和資本主義凱歌前進的時代，充滿自信的李 嘉圖認為勞動價值論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固然有一定的矛盾，但這一矛盾是正常 的、健康的。他是這樣來化解這一矛盾的：

(1)勞動價值論並不與資本對生產和價值形成的貢獻相矛盾，因為資本本 身也是一種勞動，只不過不是工人的活勞動或直接勞動，而是積累起來的勞動 或間接勞動，活勞動或直接勞動創造新價值，積累起來的勞動或間接勞動則把 自己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構成產品價值的一部分。

(2)所謂資本，所謂積累起來的勞動或間接勞動，實際上就是生產工具或生 產資料，在這個意義上說，原始人的弓箭、木舟和捕魚的工具，都是資本，制造這 種工具所耗費的勞動也是利用這種工具所生產的商品價值的一個決定因素： “獵獲物的價值，不僅受支配於捕殺野獸所必要的時間和勞動，且須受支配於制 造獵人資本即其武器所必要的時間與勞動。”

(3)資本或生產資料雖然不生產新價值而只是轉移舊價值，但卻是生產過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理應獲得一定的利潤，並因此而不斷地積累起來，如果工 資占了全部新價值，利潤就等於零，資本積累就根本不可能了，如果資本完全沒 有利潤，那麽誰願意去雇傭勞動者呢?

李嘉圖的上述辯論更多地看到了勞動與資本的統一的方面，而忽略了勞動 與資本的對立的方面；注意到了勞動和資本共同產生價值的積極的方面，而忽 略了勞動和資本的對抗所產生的消極的方面。由於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還在一定程度上結成反對地主貴族階級的同盟，故而李嘉圖學說的內在矛盾並 未充分暴露出來，但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李 嘉圖學說終於因為掩蓋不住這一矛盾而破產了，此後，古典政治經濟學分別向 兩個極端發展，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尖銳對立。

四、黑格爾的勞動哲學思想

黑格爾早在青年時期就認真地研究過古典政治經濟學，可以說，對勞動問 題的探討，是黑格爾哲學形成和發展的動力源泉，勞動辯證法是黑格爾辯證法 的內核和雛形。

1. 青年黑格爾的勞動哲學思想

我國著名學者汝信先生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就根據德文文獻研 究了青年黑格爾的勞動思想，寫下了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青年黑格爾關於勞 動和異化的思想》。下面根據這篇論文簡要概括一下青年黑格爾的勞動哲學 思想：

(1)人和動物的區別就在於勞動，只有勞動才是克服意識與自然界、主觀世 界與客觀世界的分離的中介和手段。通過需求和需求的滿足，主體意識到和客 體的分離並克服了這種分離，從而恢覆了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但是，需求的每一 次滿足都是直接的、感性的、個別的、暫時的和否定性的，因此在每一次滿足之 後，分離的意識仍然存在。實際上，動物與自然界的關系正是如此：動物只是單 純地把對象吃掉，從而把對象消滅，因此它們永遠必須“從頭開始”,而不能產生 任何持久性的、普遍性的東西。原始人與動物也差不多。但真正的人則把勞動 作為自己與世界之間的中項，通過勞動，它不再是簡單地否定和消滅一個對象， 而是重建、再創造一個新的對象，而這個對象世界能夠更加持久和普遍地滿足第一章 西方勞動哲學的古代、近代資源和現代譜系37

人的需要。

(2)勞動是人的主觀力量外化、對象化、客觀化的過程，是人理性地制造和 使用工具的過程。人的勞動不同於動物活動就在於，人是有理性地而不是本能 地作用於自然界的，其集中表現就是，人不再直接以自己的身體去改變自然界， 而是運用身體力量操縱勞動工具，讓勞動工具直接去與自然界發生相互作用， 這不僅節省了人的體力，而且創造出更多的勞動產品。另外，在長期的外化、對 象化、客觀化活動中，人也擺脫了單純的主觀狀態和意志的原始狀態，獲得了客 觀性和普遍性；勞動一方面使自然界真正成為人的對象，另一方面也使人成為真正的人 。

(3)勞動具有社會性。勞動是人們之間的普遍聯系，正是通過勞動，人才被 別人承認，人才彼此成為對別人來說是普遍的存在，而一個人如果僅僅為滿足 自己的特殊需要而生產，他就僅僅是抽象的或不真實的存在。普遍的勞動一方 面是普遍分工的勞動，另一方面是普遍交換的勞動，在這里，沒有一個人能夠以 自己的勞動直接滿足自己的需要，但是，每個人的多種需要卻能夠通過豐富的 商品世界而得到滿足。於是，勞動就成為人與人發生關系的媒介；人不是為自己，而是相互為別人而勞動，勞動成了社會勞動。

(4)抽象的、普遍的勞動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黑格爾說：“個人靠他自己 的勞動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但並不靠自己勞動的特殊產品；自己勞動的特殊產 品必須成為某種不同於他自身的東西才能滿足他的需求。”換言之，勞動的特殊 產品要成為商品進行交換，要成為普遍的對象為大家所接受。但是，產品又是 根據什麽原則進行交換呢?黑格爾指出，在交換中必須拋開個人的特殊能力和欲望，而只計算“抽象的、普遍的勞動”;“每個人的勞動，就其內容來說，對所有人的需求來說是普遍適用的”,勞動只是作為這樣一種“普遍的活動”才具有“價值”。抽象的、普遍的勞動通過市場交換關系同個人的具體需求發生關 系；正是借助於交換，勞動產品按照抽象勞動的價值而在人與人中間進行分配。

(5)勞動的抽象化和社會化必然導致勞動的異化。首先，勞動的社會化、人 們之間的普遍依賴造成了一種個人所無法控制的異己的力量，這種普遍的依賴 關系雖然是由人自己造成的，卻是人無法駕馭的，結果是，勞動由勞動者有目的地創造活動，變成了勞動者不能加以控制的過程了，人所創造出來的產品世界 與人本身越來越疏遠了；其次，技術的進步尤其是機器的使用以及分工的發展， 使人的勞動越來越抽象化、形式化、片面化和機械化了，人變成了機器體系上一 個無足輕重的被動的環節，“勞動就是這樣絕對地變得越來越死氣沈沈，它成為 機器勞動，個人自己的技能受到極大的限制，而工廠工人的意識則下降到極其 愚鈍的水平”;最後，勞動的異化造成極其嚴重的社會後果，那就是日益尖銳 的貧富對立：“大量的人被判定要過多苦多難的生活，在勞動和貧困中變得麻木 愚鈍，而使別人積累起財富，並且有可能從前者手里奪走財富”;“工廠、工場的 存在正是以一個階級的貧困為基礎的”,“富者愈富……這種貧富的不平等，這 種貧苦和需要，變成了意志的極度分裂、內心的憤慨和仇恨。”黑格爾認為，勞 動的異化是必然發生的，只有自我意識、精神的高度發展並因此而建立一個強 有力的國家，才能遏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狂暴的野獸般的力量。

2 . 《精神現象學》中的勞動哲學思想

青年黑格爾從近代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出發，通過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現 實經濟問題的研究，深刻地觸摸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和勞動狀況所表現 出來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看起來他離馬克思只有一步之遙了。然而，我們卻 發現，在他第一部表述自己哲學體系的《精神現象學》中，早期清晰明白的勞動 思想卻籠罩在一種神秘詭異的濃霧之中。原來，像其他啟蒙運動思想家一樣， 他認為人的本質是理性、精神、自由，那麽,人的這一本質是如何形成的呢?人 為什麽會具有這種本質呢?黑格爾由此追溯出整個世界的本原和本質——絕 對精神，他用絕對精神的外化來解釋自然，解釋人類歷史，解釋勞動以及其他一 切人類活動。這就是他從《精神現象學》開始所建立的龐大的、包羅萬象的哲學 體系。我們發現，黑格爾像亞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一樣，把一種得自對現實勞動 的觀察研究而形成的理論範式，誇大、推廣和絕對化為對整個世界的解釋模型， 然後又回過頭來用這一模型來解釋現實的勞動和其他一切經驗的自然和社會現象。《精神現象學》中的勞動哲學思想要在這種理論背景下才能合理地加以 理解 。

(1)勞動是人的精神或理性的外化、客觀化和對象化，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自 我實現。在黑格爾體系中，有兩種外化、客觀化和對象化： 一是絕對精神本身外化為自然與歷史，二是作為絕對精神具體化的人的精神外化到自然世界和社會 世界中去。雖然第一種外化是本原的，不過，對黑格爾來說，如果沒有第二種外 化，實際上也就不可能有人類歷史了，或者說，絕對精神就會迷失在自然之中， 而無法返回到自身之中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勞動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可以說，在絕對唯心主義的框架中，黑格爾又恢覆了全部勞動世界的現實 內容 。

關鍵問題在於，人的精神不能停留在自己的主觀性、空疏性和抽象性中，它一定要外化、物化、客觀化、對象化，才能獲得現實性和力量。因此，可以說外化 是人的一種本質需要，即要求在對象世界中實現和覆現自己，在外部事物上打 上自己內心生活的烙印。後來，他在《美學》中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一 個小男孩把石頭拋到河里，以驚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現的圓圈，覺得這是一個 作品，在這作品中他看出他自己的活動的結果。這種需要貫穿在各種各樣的現 象里。”

(2)勞動是人實現自由並把自己真正創造為人的必由之路。黑格爾通過對 主奴關系的論述精辟地說明了這一道理。自我意識之間為了爭得承認而展開 生死搏鬥，其中勝者成為主人，敗者成為奴隸。最初，主人是獨立的、自由的、自 為的存在，而奴隸是依賴的、被役的、為他的存在，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主人內在 地轉化為依賴者，而奴隸內在地轉化為自由者。原來，由於主人奴役了奴隸並 占有了奴隸的勞動成果，它就成為了單純的欲望滿足者和享受著，而不再需要 通過勞動與自然界進行鬥爭，從自然界爭得自己所需要的產品了；他輕而易舉 地消滅(消費、享用)那些不具有獨立性的、別人提供給他的產品，但是，這種滿 足本身只是隨即消逝的，並不能在他身上留下客觀的或持久的或實質的東西， 也就是說，他作為人的本質力量不僅沒有任何增長，反而急劇地衰退了。與之 相反，奴隸欲望的滿足是受到限制或節制或延遲的，他首先是一個勞動者，只有在為主人提供了足夠的產品後才能被主人允許活下去。但是，因禍得福，奴隸 不得不鼓起全部勇氣和力量去和本身具有獨立性的自然界鬥爭，通過陶冶事物 即對自然界進行加工改造，從而主動地、積極地從自然界獲得勞動產品。在這 個過程中，奴隸的潛能得到開發從而成長為真正具有獨立性和持久性的存在 了，倒是已經墮落和衰退的主人，不得不依賴奴隸勞動提供的產品而茍活，他們 被奴隸推翻的日子也就不遠了。黑格爾的勞動哲學思想是極為豐富的，限於篇幅，我們就介紹這些。但有 兩個人對他的這些思想的評價卻是不可不知的。 一個是馬克思，另一個是盧 卡 奇 。

馬克思雖然批評黑格爾唯一知道並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勞動，並且只 看到了勞動的積極方面而看不到勞動的消極方面，但他還是透過黑格爾唯心主 義的迷霧抓住了其勞動哲學的精髓：“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作 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辯證法——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 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失去對象，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 棄；因而，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 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人同作為類存在物的自身發生現實的、能動的關系，或 者說，人使自身作為現實的類存在物即作為人的存在物實際表現出來，只有通過下述途徑才是可能的：人實際上把自己的類的力量統統發揮出來(這又是只 有通過人類的全部活動、只有作為歷史的結果才有可能),並且把這些力量當作 對象來對待，而這首先又是只有通過異化的形式才有可能。”當然，馬克思是 把隱含在黑格爾體系中的晦澀思想用清晰明白的語言表達出來了。

根據馬克思的這一評論，盧卡奇在《青年黑格爾》一書中也用自己的語言概 括了黑格爾的這樣一種思想：“在人的社會實踐中，原始的直接的東西、天然的 東西被克服掉並且必然被克服掉，而在這個過程中由人的實踐通過他自己的勞 動創造出來的一系列產品所代替；而這種勞動不僅創造這些社會客體，並且也 改造人的主體，因為它也揚棄主體里原始的直接的東西，從而主體就異化了自己。”盧卡奇對黑格爾的這一思想作了高度評價，認為這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 主義的直接思想來源之一。

五、歐文主義的勞動哲學思想

羅伯特 · 歐文是一位最著名的、影響最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他當過學徒 和雇員，後來成為經理，再後來成為雇主和老板，然而，令人驚奇的是：他的思想 感情和立場卻轉向了工人階級，先後成為工廠改革家、社會主義的先驅、合作社 的倡導者和實驗者、工會領袖。他對現代勞動運動的三個方面——社會主義運 動、合作社運動和工會運動，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他的理論和實踐影響下， 形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流派——歐文主義學派。

1. 歐文的勞動哲學思想

(1)財富和價值決定於勞動。歐文從勞動價值論出發，認為“被適當地加以 使用的體力勞動乃是國民財富和國民繁榮的源泉”,他進一步解釋說，作為在一 個特定時期相對保持不變的價值尺度，這種體力勞動既不是個人的勞動，也不 是具體的勞動，而是“人類的平均體力”,即平均勞動或一般勞動。

(2)按照勞動價值論，勞動者應該獲得和享受全部社會財富，然而，資本主 義違背了勞動價值規律，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只是工人創造的勞動產品的一部 分，而另一部分則被資本家剝削去了，從而造成了勞動階級的貧困與痛苦，因 此，現有的制度已經過時，迫切要求進行人類事業中的巨大變革。

(3)社會改造的辦法是建立由勞動者擁有生產資料、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的 合作社，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勞動公平交易市場”和“全國生產者大聯盟”,以勞 動券(自然價值尺度)取代貨幣(人為價值尺度),也就是讓各合作社的商品按 照自身所包含的勞動時間進行交換，從而鏟除剝削的根源。

2. 湯普遜、格雷、布雷的勞動哲學思想

這三個人都是英國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歐文主義者。他們各自對歐 文的思想作了一定的發揮和發展。

(1)湯普遜認為：“沒有勞動就沒有財富，土地、空氣、熱度、光線、電氣、人、 馬——這一切都不配稱為財富。它們能夠成為欲望和幸福的對象，但是它們只 有在被人類的改造萬物的手接觸時，才變成財富”。①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 並且只能按照“一般體力和技巧的人的平均勞動量”進行交換。由此出發，他認 為利潤、地租和其他非勞動收入都是從工人生產物中不公正地扣除出來的份 額，勞動的產物應該全部歸勞動者所有。

(2)格雷第一次系統地發揮勞動時間是直接的貨幣計量單位的學說，論證 了實行“勞動貨幣”的必要性，他認為應該用勞動貨幣代替金屬貨幣，並成立相 應的勞動銀行來組織交換。

(3)布雷強調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因此，在公正的交換制度下， 一切產品的價值都會由它們的生產費用的全部總和來確定，並且相等的價值經常會換得 相等的價值，然而，私有制的存在，引起勞動和資本家之間的不平等的交換，資 本家不勞動，卻能夠強迫工人低於自己勞動的價值出賣勞動。平等交換只有在 公有制和普遍勞動的社會制度下才能得到保證，通過平等交換，財富會逐漸從 資本家手里轉到工人階級手里。

在歐文主義的影響下，英國出現了工人合作運動，到1832年，全國大約有 500個合作會，會員至少有兩萬人。彭寧山區的一個織布村成立了一個協會，其 章程很好地表達了歐文主義的基本原理：“首先，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因此， 工人階級創造了所有財富。其次，工人階級雖然是財富的生產者，但並沒有成 為最富有的階級，反卻成為社會中最貧窮的階級；因此，他們沒能得到他們勞動 的公正報酬。最後，按照相互合作、集體占有、同等努力和愉快勞動的原則，共 同生活在公社中。”E.P. 湯普遜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指出，歐文主義相信，千年王國不僅會到來，而且會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被創造出來；夢想切斷中間盤剝的市場 經濟的工匠的歐文主義、要求推行總工會的技工的歐文主義、希望建立一個理 性的有計劃的社會的慈善的鄉紳的歐文主義、夢想土地或天國的窮人的歐文主 義、希望不受雇於別人的織工的歐文主義，都想見到一個平等的、人人皆兄弟 的、用相互幫助取代相互鬥爭和競爭的社會。這表明工人階級正在走向成熟， 並開始作為一個階級意識到了自身的利益和渴求，他們對資本主義從制度上進 行批評，並提出另外一種更加理性的“烏托邦式”的制度。

第二節 西方現代勞動哲學的緣起和譜系

一、現代勞動哲學的緣起

在古代，狩獵、采集、畜牧業、農業是人類的主要產業，生產的自然要素和勞 動要素的關系相對處於統一狀態，人類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飯，勞動問題還沒 有引起人們強烈的關注。到了近代，由於工業生產和人類勞動開始顯示出改造 自然的強大力量，又由於資本和勞動這一新的社會矛盾產生了，勞動問題便引 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在近代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中，勞動問題占有相 當重要的地位，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甚至已經開始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勞動問 題，或者說從勞動的角度探討哲學問題了。

然而，直到19世紀早期，資本和勞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尚未全 面、公開、尖銳、激烈地表現出來，勞動對資本、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反抗還沒 有達到自覺地、自為的階段，因此，作為勞動者和工人階級思想武器的勞動哲學 思想還處在孕育狀態和不發達的階段。只是在19世紀30年代以後，歐洲先進 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 舞台，現代意義上的勞動哲學才真正發展起來。

所謂現代勞動哲學，首先是指，並且主要是指現代勞動者和工人階級反抗 資本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伸張自己的社會權利和地位、追求自己的歷史價值和作用的思想意識形態，是現代勞動運動的理念和指導思想。當然，現代社會其 他階級，如資產階級，也會有自己對勞動的哲學思考，也會有某種形式的勞動哲 學，不過，它們並不構成現代勞動哲學的主流，而且無一例外地隸屬於資產階級 的以資本為主導原則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哲學，即隸屬於“資本哲學”,正如無產 階級、工人階級對資本的哲學思考也一定隸屬於其具有鮮明革命和改革指向的 “勞動哲學” 一樣。

二、現代勞動哲學的譜系

1. 現代勞動運動的三個分支或三大領域

以反抗資本為指向的現代勞動運動(labor movement,又可譯為勞動者運動、 工人運動、勞工運動),按其活動的重點和範圍不同，分為三個主要分支或三大 活動領域：社會主義運動、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

社會主義運動主要活動於政治層面，其目的是要從整體上改變或改造資本 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工會運動主要活動於企業、職業、產業層面，其目 的主要是要提高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條件、獲得勞動保障；合作社運 動主要活動於資本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如農業、手工業、服務業，其目的是要 在資本主義的大環境中，建立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和消費組織，在 小範圍內和微觀環境中消滅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而建立勞動對資本的控制和 統 治 。

這三種運動經常是聯結在一起的，彼此呼應，相互支持，但畢竟其活動範圍 和目的有很大的差異，有時甚至也發生矛盾和沖突。因此，它們的勞動哲學思 想既有相同和相通的方面，也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方面。

2. 現代勞動運動存在著激進和溫和、革命和改良等不同的傾向和流派按反抗資本和資產階級的激烈程度或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深淺程度，現代 勞動運動又分化為不同的傾向和流派，其中有的是激進的和革命的，有的是溫 和的和改良的，有的甚至帶有保守的色彩。比如，社會主義中有主張革命的科 學社會主義與主張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工會運動中有主張大拒絕和總罷工的 無政府工團主義與主張勞資談判的工聯主義，合作社運動中有直接改變所有制 的生產合作主義和只局限於交換領域的消費合作主義之分。

現代勞動哲學各流派的構成和譜系

第一，現代勞動哲學大體上可分為工人階級的、勞動主義的勞動哲學與資 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勞動哲學，其中前者占主導地位，對勞動哲學的建設和發 展作出了主要的貢獻。勞動主義(labourism),英文本義為“工黨政策”或“勞工 至上主義”,本書用來泛指反抗資本與維護勞動的立場和要求，這個詞與廣義的 “社會主義”是同義的，但作者認為它比“社會主義”這個詞能更準確地表達與 “資本主義”相對而立的意思，而“社會主義”的準確對應概念應該是“個人主 義”(勞動主義對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對應個人主義)。

第二，根據勞動運動的活動範圍和激進程度的不同，勞動主義勞動哲學又分 為社會主義勞動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工聯主義和工團主義勞動哲學、 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與之相對應，按不同時期資產階級對勞動運動的不同態 度，資本主義勞動哲學也可分為自由至上主義勞動哲學和管理主義勞動哲學，前 者對勞動運動持敵視的態度，後者對勞動運動或多或少持合作的態度。

第三，社會主義勞動哲學分化為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勞動哲 學和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勞動哲學；工會運動(Trade union movement)中出現了工聯主義(Trade unionism)和工團主義(Syndicalism)兩種勞動哲 學的分歧，如20世紀初美國勞聯與世界產聯之間的爭執；至於指導勞動合作運 動(Labor cooperative movement)的合作主義(Cooperationism)和互助主義(Mutualism),則是兩個互釋、互補並可以互換的詞匯，其含義是基本相同的。

第四，資本主義勞動哲學，也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 勞動哲學，又分化 為兩種形態： 一種可以叫做自由至上主義(Liberitarianism)或自由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ism) 勞動哲學，另一種可以叫做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 或管理自 由主義(Managerial liberalism)勞動哲學；前者是比較激進的、純粹的、極端的自 由主義，後者是比較溫和的、願意接受管束並自我約束的自由主義。

現 代 勞 動 哲 學 的 構 成 和 譜 系 如 圖 1 - 1 所 示 ：

圖 1 - 1 現代勞動哲學的構成和譜系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本結構圖並沒有把現代勞動哲學各種流派全部包括進 來，實際上，在社會主義運動、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中，還有許多的思想流派， 如路易 · 勃朗的國家社會主義、查爾斯 · 金斯利首倡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蒲魯 東等人的無政府主義、基爾特(行會)社會主義等，本書都不予論及，即使是圖中 提到的工團主義，因其影響較工聯主義要小得多，後文也不予論述。

第二章 馬克思、恩格斯的勞動哲學

與其他現代勞動哲學流派相比，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具有三個極為鮮明的 特點：在政治上它是最激進、最革命的，在思想上它是最哲學化、最思辨化的，在 歷史影響上它是最大、最深遠的，至今不僅仍然在發達國家有相當大的影響，更 重要的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運動，尤其是對於那些正處於資本主義早期 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勞動運動，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對於勞動問題的最全面和完整的 哲學思考，即狹義的勞動哲學(philosophy of/about labour),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 哲學可以說就是一種廣義的勞動哲學(labour philosophy),因為第一，馬克思主 義從勞動出發、以勞動為核心和輻射點解釋社會歷史乃至自然界的變化，從而 形成了一種可被稱之為唯物史觀、勞動史觀、實踐史觀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以及 相應的價值觀和認識論；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站在勞動 者的立場上，為勞動者伸張權利，要求按勞動者的本性和價值觀改造世界，可以 說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勞動者的哲學”、“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工人階級爭取解 放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內容極其豐富，需要大部頭的著作才能對之作出較 為系統的論述，這是本書力所不及的。本書主要依據幾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 作，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第一節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勞動哲學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包含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勞 動哲學論綱。

一、勞動是人的本質活動、類生活或基本存在方式

1.勞動是人的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

“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 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動物的生命活動是無意識不自覺地，而有意識的 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不言而喻，這種生命活動就叫 做勞動。自由自覺性是勞動的第一大特性。

2.勞動是改造自然界的創造性活動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 也就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作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 誠然，動物也生產。它也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 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產品是片面的，而人 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 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 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生產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 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 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怎樣處處 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這是對 “自由自覺性”的深度刻畫和說明。

3.勞動是個體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活動

人當然是一個特殊的個體，並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但是同時，個人是人類總體的一部分，天生就 是一種社會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 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假定我們作為人進行 生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生產過程中就雙重地肯定了自己和 另一個人：

(1)我在我的生產中物化了我的個性和我的個性的特征，因此我既在 活動時享受了個人的生命表現，又在對產品的直觀中由於認識到我的個性是物 質的、可以直觀地感知的因而是毫無疑問的權力而感受到個人的樂趣。

(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產品時，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識到我的勞動滿足了人的需要，從而物化了人的本質，又創造了與另一個人的本質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3)對你來說，我是你與類之間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識到和感受到我是你自己的 本質的補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而我認識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 你的愛所證實。(4)在我個人的生命表現中，我直接創造了你的生命表現，因而 在我個人的活動中，我直接證實和實現了我的真正的本質，即我的人的本質，我 的社會的本質。”

4. 勞動是對象性的、與自然相統一的活動

這是馬克思的勞動概念與黑格爾的勞動概念的最主要的區別。馬克思繼 承了費爾巴哈等人的唯物主義人本學思想作為自己思想的一個環節，認為人是 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不僅把自然界作為直接的 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而且在精神上把自然界作為科學與藝術的對象，作為精 神食糧的來源。“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 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 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於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 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 物，也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於他的對象而存在於他之外的；但 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 的對象。 ……一個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沒有對象，就不是對象性的存在物……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對馬克思來說，自然物質 性是勞動的必然屬性，自然界對人和人的勞動的優先地位是永恒的和不可動搖 的。勞動當然是改造自然的活動，但絕不是任意宰割和奴役自然；勞動在把自 然人化的同時，還要再度把人自然化，即使人覆歸於自然，從而達到人的實現了 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的統一。

二、異化勞動是人的片面的和病態的存在狀態

青年黑格爾曾經揭示了勞動的異化現象，但在他後來建立的哲學體系中， 囚於其唯心主義框架和日益保守的政治立場，更多地論述了勞動的積極的、肯 定的方面，而忽視了勞動的消極的、否定的方面；即使也承認異化現象的存在， 也認為那是能夠憑借精神的力量予以揚棄的。費爾巴哈雖然揭示了宗教和思 辨唯心主義對人的本質的異化，卻根本沒有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實和勞 動現實對人的本質的異化。只有馬克思才把哲學的批判意識與政治經濟學的 經驗研究結合起來，創立了影響極大的異化勞動理論。

“異化勞動”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1. 勞動產品對人的異化

這是最直接可見的異化。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 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實現是勞動的 對象化，但在資本主義現實中，勞動的這種實現表現為工人的失去現實性，對象 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結果是工人生產的越多，他失去的也越多， 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本身就越貧困，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低賤、愚鈍、無力、野蠻、畸形。

2.勞動活動過程對人的異化

勞動固然是維持人的生存、滿足人的自然需要的手段，但對於人而言，勞動 本身也是一種需要，是一種自由自覺的、創造性的因而從其中可以得到自我確 證和自我實現的活動。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對工人說來是外在的東 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這樣的勞動是一種不自由、不 自在、不舒暢、被強制、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僅僅因為這種勞動能勉強維 持生活，工人才忍受，而一旦外在的強制放松了，他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 勞 動 。

3. 人的類本質對人的異化

這是更為深層的異化，是指人的各種本質力量——自然的、精神的力量，變 成了人的異己的本質。人的本質力量是最為內在的、本己的、直接屬於人自己 的東西，然而，既然勞動產品和勞動過程都與人相異化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 化使人變得越來越貧困和虛弱了，那就表明，人的本質力量不再屬於自己了，而 變成了某種反對自己的力量，最多也不過是維持個人肉體生存的手段，而無法 確立自己作為人的尊嚴和地位。

4. 人對人的異化

上述三種異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認同人的異化，即他人對自己和自己 對他人的異化，凡是適用於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勞動過程和自身的關系的東 西，也都適用於人同他人及其勞動產品和勞動過程。在勞動產品、勞動過程和 人的本質力量不與人相異化的情況下，必然會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社會聯系：相互確證、相互欣賞、相互享用。但在異化勞動的情況下，這種社會性聯系 分崩離析，人與人變得相互疏遠和敵對了。

馬克思認為，造成勞動異化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資 本對勞動的統治、勞動者與自然界和生產資料的分離，因此，只有消滅私有制和 資本主義，才能消滅勞動異化。

三、共產主義是私有制和異化勞動的揚棄，是勞動產品、勞動活動、人的本 質和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向人的覆歸

很久以來，“共產主義”在發達國家成了一個貶義詞，跟“法西斯主義”差不 多。這里既有維護資本主義的人的曲解和誤解，也有一些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們對共產主義的庸俗化和教條化。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馬克思是怎麽界定共產主義的 。

1. 對粗陋的共產主義的嚴厲批判

正是馬克思最先嚴厲地批判了粗陋的共產主義，而這正是許多西方人士所 理解的那種共產主義。在馬克思看來，粗陋的共產主義，就其抽象地否定整個 文化和文明的世界，向貧窮的、沒有需求的人非自然地、單純地倒退而言，不僅 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在最好的情況 下，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以共同擁有和享有的方式滿足了其從未滿足的私有 財產的欲望，因而不過是私有財產關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因為它與私有財產一 樣，都把物質的直接占有看作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僅 沒有消滅私有財產、資本、異化勞動、工人等範疇，反倒是把它們以另一種方式 推廣到一切人身上，形成一種普遍的、共同地擁有和平均地分配的、變相的私有財產。從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得知，粗陋的共產主義是以這樣一種勞動觀念 為基礎的，這種勞動就是異化勞動，就是那種僅僅為了滿足物質的、生存的需要 而不得不做的勞動，那種以占有和享有為唯一目的的勞動。

2.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準確含義

共產主義首先不在於“共產”,即工人、窮人、無產者共同地占有從前被資本 家、富人、有產者所剝削和獨占的社會財富。當然，從勞動者也需要滿足其物質 的、生存的需要而言，從消滅勞動產品對勞動者的異化的正義要求出發，共產主 義意味著公有制即公共地、共同地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但這只是共產主 義的初級的、不太重要的方面。真正講來，“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 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 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覆歸，這種覆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 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與自然界之間、人與人 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 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這段話所隱含的前提是，異化勞動的揚棄，意味著自由勞動即自由自覺動的實現，而自由勞動意味著人的本質力量的自由發揮、人的創造需要的充分 滿足、人與人的社會性聯系的實現，而不僅僅是物質需要的滿足和財富的占有。 因此，共產主義或“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也就是說，為了人並且通過人對人 的本質和人的生命、對象性的人和人的產品的感性的占有，不應當僅僅被理解 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占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 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人同世界的任何一 種人的關系——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直觀、感覺、願望、活動、 愛，——總之，他的個體的一切器官， ……通過自己同對象的關系而占有對象。 對人的現實性的占有，它同對象的關系，是人的現實性的實現(因此，正像人的 本質規定和活動是多種多樣的一樣，人的現實性也是多種多樣的),是人的能動 和受動，因為按人的含義來理解的受動，是人的一種自我享受”;這種“已經產 生的社會，創造著具有人的本質的這種全部豐富性的人，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 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作為這個社會的恒久的現實”。馬克思認為，物質的、自 然的感官需要和欲望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經歷了一個精神化、人化的過程，因 此，作為滿足這種需要和欲望的物質財富的占有和享用也只是人的本質力量的 全面實現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否則，這種占有和享用，不管是以私有制的方式， 還是以公有制的方式，都是粗糙的、粗陋的和粗鄙的。

四、勞動創造了人和人的歷史

自由自覺的活動、異化勞動、對異化勞動的揚棄，構成了一種關於人類歷史 的宏大敘事——一種勞動主義歷史觀或勞動史觀：“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 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而且人內在 地經驗了、直觀了、確證了自己通過勞動而誕生、產生的過程。馬克思對這種歷 史觀達到了這樣一種自覺和自信，以致他認為任何超越勞動(人與自然界的相 互作用過程)而解釋人類歷史的歷史觀，統統都已經被駁倒了：“因為人和自然 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說來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說來作為人的存在，已經變成實踐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於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於 淩駕於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和人的非實在性的 承認的問題，在實踐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

第二節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勞動哲學

對《手稿》中所說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或自由勞動，後人有諸多理解和解釋， 其中影響較大的一種是：這個概念是費爾巴哈式的形而上學的類本質、抽象的 人性；從自由自覺的活動，到異化勞動，再到異化勞動的揚棄，是一個黑格爾式 的思辨形而上學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馬克思後來拋棄了這種抽象的人道主 義而創立了唯物史觀，用阿爾都塞的話說，馬克思經歷了一個“認識論上的斷裂”。

這種“斷裂”的確是太突然和過於神奇了。馬克思於1844年年初寫了經濟 學哲學手稿，旋即與恩格斯合著了《神聖家族》,緊接著於1845年春天寫下《費 爾巴哈論綱》並根據這一提綱與恩格斯於1845~1846年寫出《德意志意識形 態》(以下簡稱《形態》),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一路上馬不停蹄，環 環相扣，其間不容必然相當耗時的思想上的猶豫仿徨或根本轉折，難道某種與 《手稿》的抽象人道主義截然相反的“唯物史觀”是從天而降的嗎?而且細觀上述幾個文本，思想的連續性清晰可見，究竟突然從哪里斷裂的呢?

作者認為，《形態》與《手稿》之間並沒有什麽斷裂或根本轉折，因為《手稿》 本身已經奠定了新哲學的基礎，盡管其中還帶有某些舊哲學的遺跡，還有一些 概念上和表述上的生澀。作者是這樣來破解“斷裂論”所提出的難題的：作為人 的本質性存在方式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既不是某種異化勞動出現以前就已經存 在過的遠古黃金時代的樂園狀態，也不是某種應當實現的、迄今只存在於思想 家腦海中的理念或理想狀態，而是在現實的人類勞動(哪怕是異化勞動)中已經 部分地孕育生長的特性和成分，它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於現實勞動之中 了，甚至在某些個體(如某些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手工業大師)那里，已經相當充分地實現了。“自由自覺活動”已經部分地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了，因此它 是一個現實的概念；但是，同時它又糾纏在“異化勞動”之中，因此它又是一個理 想的概念 。

這種解釋可以把《手稿》與《形態》內在地連接起來，從而把前者看作是後 者的胚胎或雛形，把後者看作是前者的深化、具體化、現實化、系統化，即前者的 成熟形態。

一、勞動是人類歷史和人類生活環境的基礎

1. 現實個人的勞動是歷史的出發點

人類歷史的現實前提，“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 活條件，包括他們的現成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所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 其中由勞動所創造的條件尤為重要，因為“一當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 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他們所 必需的生活資料，同時也就間接地生產他們的物質生活本身”。

2.勞動創造了人類周圍的感性世界

費爾巴哈不能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共同的、活生生 的、感性的活動，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 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 代代活動的結果，正是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 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只要它哪怕只停頓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費爾巴 哈)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沒有了”。

二、勞動或物質資料生產包括生產力和交往關系兩個方面

生產力和交往關系構成勞動活動或物質資料生產的結構，前者反映人與自 然關系的水平，後者反映人與人關系的水平。生產力制約交往關系，但交往關 系也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當然，生產力始終是更為活躍的方面。與不同階段的生產力相適應，歷史上出現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 的或等級的所有制以及資本所有制。

生產力與交往關系總是處於矛盾運動之中：已經成為桎梏的舊的交往形式 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變成桎梏並 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這構成了歷史運動中和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 線索，也構成了歷史運動的基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每一 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表現為沖突的總和，表 現為各個階級之間的沖突，表現為意識的矛盾，思想鬥爭、政治鬥爭等。

這里需要強調兩點：第一，“生產力”始終是現實個人的生產力及其總和， “交往關系”始終是現實個人的相互關系，而決不是後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 唯物主義”教科書所強調的那些非人的物質力量，這樣，馬克思就保持了《手稿》 中“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 說的生成過程”的歷史觀念；第二，把勞動、物質資料生產過程進一步深化為生 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運動，就使上述那種一般的、抽象的歷史觀念具體化了 。

三、勞動的異化性質和自主性質

《形態》中反覆出現“勞動”、“自主活動”,它們的關系酷似《手稿》中“異化 勞動”與“自由自覺活動”的關系，如共產主義將“消滅勞動”,或“把勞動轉化為 自主活動”。然而，作者認為，馬克思已經意識到“異化勞動”與“自由自覺活 動”這兩個範疇形式上的二元對立掩蓋了現實歷史過程中勞動活動往往同時具 有異化性質和自由自覺性質這個事實，因此，在《形態》中，構成一對矛盾的已經 不再是“異化勞動”與“自由自覺活動”了，而是“勞動的異化性質”和“勞動的自 主性質”了。

所謂勞動的異化性質(方面),是指由於私有制和強制性分工，由於資本和 勞動的分離，各個勞動者的生產力的總和或擴大了的生產力，好像具有一種物 的形式，對個人來說它們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是某種異 己的、在他們之外的權力，關於這種權力的起源和發展趨勢，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就不再能夠駕馭這種力量而反過來被這種力量所駕馭，他們因而 喪失了一切現實生活內容，而淪為抽象的個人，在極端的情況下，他們的勞動失 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而只是用摧殘生命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生命。①所謂勞動的自主性質(方面),是指勞動畢竟是人區別於動物的存在方式， 任何一種勞動，哪怕是奴隸勞動，也都具有哪怕是最低程度的自由、自覺、自主 性質，而且正是因為人對這種勞動性質的堅持、追求和發展，才使人不斷地發展 出新的生產力，並且不斷沖破束縛他們的新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 一般而言， 在一定的交往形式的早期發展階段，它比較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因而個人勞 動的自主性質就比較強，到了後來，這種交往形式成了桎梏，就被適應於比較發 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更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類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 代替。

四 、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條件

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徹底消滅勞動的異化性質，使勞動轉化為完全 的自主活動。過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個人的自主活動受到 有限的生產工具和交往形式的束縛，結果只達到了新的局限性；“過去的一切革 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 在另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而共產主義革命則反對活動的舊有性質，消滅 勞動，並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這些階級的本身”。這里所謂消滅勞動，是 指消滅勞動的舊有性質即異化性質。

無產階級為什麽能夠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呢?正好是因為無產階級完全失 去了自主活動，因此他們“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 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 馬克思的意思是說，還擁有一點點自主活動的人往往習慣於在私有制的範圍內 擴大自己的自主活動，因此他們充其量不過是改善了私有制；只有無產階級是 徹底革命的階級，他們將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即聯合起來的所有制(公有制)來占有生產力的總和，並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實現充分的自主活動。

第三節 《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勞動哲學

在創立唯物史觀後，經過十多年的經濟學研究，當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最 初草稿時，又獲得了豐富的勞動哲學思想。為避免與下一節的內容重疊，這一 節主要介紹《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簡稱《草稿》)中一 些在後來的《資本論》體系中未加展開的思想。

一、異化勞動的幾層含義

成熟的馬克思不是拋棄了而是深化了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

1. 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對勞動者的異化，也就是資本對雇傭勞動的統治《手稿》已經意識到私有制是異化產生的原因，《草稿》進一步把資本主義 社會的勞動異化歸結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即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和剝削。從資本 的角度來考察，資本作為物化勞動，由於攫取了活勞動的靈魂，而取得了支配和 控制或勞動的權力；“從勞動的角度來考察，那麽勞動在生產過程中是這樣起作 用的：它把它在客觀條件中的實現同時當作他人的實在從自身中排斥出來，因 而把自身變成失去實體的、極度貧窮的勞動能力而同與勞動相異化的、不屬於 勞動而屬於他人的這種實在相對立；勞動不是把它本身的現實性變成自為的存 在，而是把它變成單純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變成單純的他在，即同自身相對立 的他物的存在。勞動的這種變為現實性的過程，也是喪失現實性的過程。勞動把自己變成客觀的東西，但是它把它的這種客觀性變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 的非存在——資本——的存在”。這段極為哲學化的話所表明的倒是一個非 常經驗的事實，即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從工人方面來說表現為勞動的異化過程，從資本方面來說，則表現為對他人勞動的占有”。為什麽一定要用異化這 個哲學概念來表達這個經濟學事實呢?因為經濟學只能描述這個事實，卻不能揭示這個事實中所包含的巨大的張力和動態：勞動者創造的越多，失去的也越 多，他所造成的反對自己的力量也就越大，他自己也就越屈辱和無力!可見，異 化這個概念的思想功能和情感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2. 機器的使用使勞動的智力和技術因素與勞動者相異化《手稿》談到勞動活動本身對勞動者的異化，指的是勞動不能成為勞動者的 自我實現而只不過是維持生存的手段。《草稿》則進一步指出，機器的使用以及 一般而言科學在工藝上的運用，使勞動者淪為機器體系上一個抽象的環節：從 前，“工人把工具當作器官，通過自己的技能和活動賦予它以靈魂，因此，掌握工 具的能力取決於工人的技藝。相反，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 身就是能工巧匠……只限於一種單純的抽象活動的工人活動，從一切方面來說 都是由機器的運轉來決定和調節的，而不是相反。科學通過機器的構造驅使那 些沒有生命的機器肢體有目的地作為自動機來運轉，這種科學並不存在於工人 的意識中，而是作為異己的力量，作為機器本身的力量，通過機器對工人發生作 用”;“勞動的特殊技巧越來越成為某種抽象的、無關緊要的東西，而勞動越來 越成為純粹抽象的活動，純粹機械的，因而是無關緊要的、同勞動的特殊形式漠 不相幹的活動”。

勞動活動的這種技術性內容對勞動者的異化與資本主義制度是直接相關 的，因為第一，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求驅使它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壓縮必要勞 動時間，用機器取代工人的活勞動，這是機器大工業發展的重要原因；第二，使 用機器和運用科學的成果都被資本家得去了，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勞動者在社會 方面的異化：“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慧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 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在機器體系中，對工人來 說，知識表現為外在的異己的東西，而活勞動則從屬於獨立發生作用的物化勞 動。如果工人的活動不是[資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為多余的了”。

3. 勞動的社會性和社會經濟關系與勞動者以及所有的人相異化資本主義生產是以交換價值為唯一目的的生產，私人勞動之間全面地分化和對立，又通過交換而聯結為社會勞動，在這個過程中，便產生了“個人同自己 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各個人讓他們自己的社會關系作為物同他們自己相異 化”,也就是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對勞動者以及所有經濟生活當事人的異化：“活 動的社會性，正如產品的社會形式以及個人對生產的參與，在這里表現為對於 個人是異己的東西，表現為物的東西；不是表現為個人互相間的關系，而是表現 為他們從屬於這樣一些關系，這些關系是不以個人為轉移而存在的，並且是從毫不相關的個人互相沖突中產生出來的。活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 單個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普遍交換，他們的互相聯系，表現為對他們本身來說是 異己的、無關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在交換價值上，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 社會關系，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①當然，這樣一種異化的社會關系比單 個人之間沒有關系，或只有自然血緣關系和統治服從關系要好，因為它造成了 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但 這是一種冷冰冰的金錢關系，是自發的、與個性沒有內在聯系並不受個人控制 的社會關系 。

二、自由勞動的本質特征

1. 自由勞動具有自為性和自我實現性

自由勞動之所以是自由勞動，是因為它在兩方面是自由的：它既不再屈從 於他人或社會對個人的強制，也不再單純服從於個人自己從動物那里繼承下來 的自然需要，因而不再是達到外在目的的單純手段，而是一種內在目的和需要 的實現。當然，人的自然需要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要通過勞動滿足的，但自由勞 動並不以滿足自然需要為最高目的，而是以滿足一種歷史地形成起來的需要為 最高目的，即自我實現需要。自我實現需要是人類在漫長勞動和歷史過程中逐 漸形成起來的一種專屬人的需要，在某些主觀和客觀條件下，如在古代遊牧生 活或未來共產主義條件下，這種需要能夠得到比較充分的滿足，從而使勞動成 為“吸引人的勞動，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成為“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成為“目的本身”即“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

2.自由勞動具有自律性和嚴肅性

雖然自由勞動使人快樂，但卻不是一種輕松的遊戲，而需要人激發和實現 自己的全部力量，需要付出極為艱苦的辛勞和努力：“真正自由的勞動，例如作 曲，同時也是非常嚴肅，極其緊張的事情”,而決不像傅立葉完全以一個浪漫女 郎極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樣，不過是一種娛樂，一種消遣。

3. 自由勞動具有社會性和科學性

物質生產的勞動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獲得自由的性質：“(1)勞動具有社 會性；(2)勞動具有科學性，同時又是一般的勞動，是這樣的人的緊張活動，這種 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而是一個主體，這種主體不是以純 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 種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

三、達到和實現自由勞動的歷史條件

1. 自由勞動是在不自由和異化的勞動中發育生長起來的雖然“斯密在下面這點上是對的：在奴隸勞動、徭役勞動、雇傭勞動這樣一 些勞動的歷史形式下，勞動始終是令人厭惡的事情，始終是外在的強制勞動，而 與此相反，不勞動卻是‘自由和幸福’”,不過我們不應該對此作一種形而上學的 非此即彼的解釋，而應該像黑格爾在論述主奴關系時那樣.在這些不自由的和 異化的勞動中，辯證地看到自由勞動的形成和發展。問題在於，“一個人‘在通 常的健康、體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狀況下’,也有從事一份正常的勞動和停止 安逸的需求，這在斯密看來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誠然，勞動尺度本身在這里是 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須達到的目的和為達到這個目的而必須由勞動來克服的 那些障礙所提供的。但是克服這種障礙本身，就是自由的實現，而且進一步說， 外在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必然性的外觀，被看作個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 而被看作自我實現，主體的物化，也就是實在的自由， ——而這種自由見之於活動恰恰就是勞動，———這些也是亞當 ·斯密想不到的”。作者認為，這段話中 包含了馬克思勞動哲學的最精粹的東西。

2. 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為自由勞動的實現準備了寶貴的歷史條件正是根據上述勞動哲學原理，馬克思高度地評價了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歷 史功績。本來，資本的本性是無限制地追求剩余價值，而要使剩余價值最大化， 莫過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縮短必要勞動時間，於是，資本競相發展科學技術，改 進機器設備，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結果卻違背自己本性產生出不利於自己而有 利於勞動的結果：

(1)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從直接勞動過程中解脫出來，成為機器體系的設計 者、看管者、操縱者、監督者、調控者，而這當然需要他們提高自己的科學技術水 平和一般生產力水平，結果是，他們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最主要的一種生產力。

(2)盡管物質財富在大量而迅速增長，必要勞動時間還是在縮短，這樣，資 本違背自己的意志，在必要勞動時間外，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 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而自由時間正是人類能力發展的空間，勞動者在自由 時間里可以充分發展自己的生產力、科學技術能力、藝術能力和其他才能。

(3)資本主義生產要不斷擴展，資本要不斷地增值，前提之一是大量的商品 要賣出去，於是資本不得不開發和擴大需求體系：“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 並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 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 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這 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一個條件。”在這種需要體系中，最重要和最富 有意義的是， 一種對自由勞動和創造、對自由發揮和發展自己的本質力量的需 要。於是，一種由社會本身產生的新需要，一種歷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 的需要，而成為人的最重要的需要。這里包含著人性和人的需要發展的深刻 辯證法：最初作為工具和手段、作為不得不發展起來以滿足急迫的自然需要的 東西，後來自己成了需要和目的。

由此可見，資本違背自己的意志，推動了勞動者的自我實現需要和能力的 發展，這樣一種需要和能力體系，不僅本身就是最大的生產力，而且成為了人類 最大的財富，並且必然要求沖破資本主義的狹隘的外殼：“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 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 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 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 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 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 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余勞動不 再是發展一般財富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發展人類頭腦的一般 能力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 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抗性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 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 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 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馬克思滿懷激情地展望，“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那麽,財富豈不 正是在普遍交換中造成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財 富豈不正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 統治的充分發展嗎?財富豈不正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這種發揮除 了先前的歷史發展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歷史發展使這種全面的發 展，即不以舊有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成為目的本身。在這 里，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 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

第四節 《資本論》中的勞動哲學

實際上，《資本論》可以實至名歸地稱之為《勞動論》,一種完整的勞動經濟 學和勞動哲學理論。這一節只對其勞動哲學做一點最粗淺的概括。

一 、勞動的雙重屬性

勞動是人類有目的、有意識地改造自然界的活動，由此可以區分出勞動的 兩種相關而又相對的性質：

1. 勞動的自覺性和目的性

自覺性與目的性把人的勞動與動物的活動區別開來：“我們要考察的是專 屬人的勞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 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 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 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 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 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 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勞動的目的不同於其他人類活動的 目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主要是為了制造和獲得滿足人類物質需要的物 質產品和物質財富，包括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

2. 勞動的物質性和自然制約性

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只能改變自然的存在形式，而不能改變 自然的本質。“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 說，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 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的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勞動 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 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 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 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勞動一定是指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指物質資 料生產，這是勞動與其他人類實踐活動的區別。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只能自覺地、有目的地利用自然規律，而不可能改變和違背自然規律。

二、勞動與價值

作為哲學範疇，價值是指滿足人類需要的有用物或有用性，也就是廣義的 效用或財富。與勞動相應的價值是一種經濟價值，或物質財富，主要是指勞動 產品的價值。在分工和交換普遍發展起來的條件下，勞動產品成為商品。商品 的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古典政治經濟學都是這樣劃分的，在此之 前，馬克思也是這樣劃分的：談到商品價值，既指使用價值，也指交換價值。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再關心使用價值，而專門探討作為經濟關系範疇的交 換價值，並直呼其為“商品價值”或“價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一對範疇 被代之以使用價值與價值。

馬克思的貢獻在於，進一步說明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含糊地稱之為“勞動”或 “勞動時間”的價值來源和價值尺度：具體的、特殊的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 抽象的、 一般的勞動創造商品的(交換)價值。抽象勞動，是指在一定時期生產 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其量化的尺度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現有的社 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 價值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在平均的和公平的意義上，覆雜勞動等於倍加的簡 單勞動。商品就是按照一定的、依據其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下波動的 價格而進行交換的。

引起後世很大爭議的是，馬克思承認土地、自然資源和資本是商品使用價 值的來源，卻不是商品(交換)價值的來源，他認為商品價值的唯一來源和創造 者，就是勞動。

三、勞動與剝削

馬克思堅決認為，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物化勞動，或原料和機器設備，或資 本，只是轉移自己的價值，而並不創造和增加新的價值，所有新增價值都是活勞 動帶來的，但資本家卻只以生產工人的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為標準，支付 給工人工資——只占工人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則都被資本家無 償占有了。資本與勞動表面上是平等交換的：資本家提供勞動的客觀條件，勞 動者提供活勞動，但在這里掩蓋了一個秘密，那就是資本家買到勞動力後，就迫 使勞動者生產出超過其勞動力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這就是所謂資本“自 行增值”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

四、勞動與資本的根本矛盾

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是根本性的和不可調和的：首先，勞動越來越走向社會 化、生產力越來越成為“總體工人”的生產力，而資本的占有卻是個別人私有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 料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不可解決的，經常性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就是證明； 其次，工人創造的價值和財富像滾雪球一樣增加，但工人自己卻越來越走向絕 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甚至經常陷入失業，當這種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達到 頂點時，經濟危機就會轉化為社會危機，無產階級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這一 革命與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根本不同之處在於，工人階級是徹底的無產者，他 們不是要求某種新的、比較公平的私有制，而是要求徹底消滅私有制，消滅資 本，乃至消滅作為資本前提的商品和貨幣，從而實行勞動的徹底解放。

五、勞動由單純的謀生手段變成生活的第一需要

此時的馬克思仍然堅持自己的勞動理想：自由自覺的活動、自主活動、自由勞動、作為目的本身的勞動、作為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的勞動、作為生活的第一 需要的勞動，這種勞動理想的實現，意味著人類終於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 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 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 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 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 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 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 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 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 條件。”

第五節 《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的勞動哲學

恩格斯的這篇文章篇幅不長，卻包含極為重要的內容，可以說是恩格斯勞 動哲學思想的總結和概括，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揭示了勞動在猿進化到人過程 中的建構作用，從而把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提出的勞動創造人的思想具體化了 。

一、勞動創造人的具體歷史過程

恩格斯開宗明義地指出：“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 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 變為財富。但是勞動還遠不止於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 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1. 勞動塑造了人的身體結構

猿類已經開始直立行走，但只是在不得已時才用兩腳行走；手和腳已經有 了某種分工，但即使是在和人最相似的猿類的不發達的手和經過幾十萬年的勞動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沒有一支猿手曾經制造過 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是 由於勞動，由於和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由於這樣所引起的肌肉、韌帶以及在 更長時間內引起的骨骼的特別發展遺傳下來，而且由於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性 以愈來愈新的方式運用於新的愈來愈覆雜的動作，人的手才達到這樣完善的高 度，在這個基礎上它才能仿佛憑著魔力似地產生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爾瓦德森 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樂”。

根據達爾文的生長相關律，手又是和整個身體結構協同生長的。凡是有利於手的，也有利於手所服務的整個身體；人手的逐漸靈巧以及與此同時發生的腳適應於直立行走的發展，無疑也反過來作用於機體的其他部分。

2. 勞動產生了語言

隨著手的發展、隨著勞動而開始的人對自然的統治，在每一個新的發展中 擴大了人的眼界。他們在自然對象中不斷地發現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屬性。 另外，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 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共同協作的好 處。一句話，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麽非說不可的地步 了。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猴頭，由於音調的抑揚頓挫的不斷 增多，緩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漸學會了發出一個個清 晰的音節。語言就是這樣從勞動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

3. 勞動使猿腦變成了人腦

首先是勞動，然後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 影響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地變成了人的腦髓；後者和前者雖然十分相似，但是就 大小和完善的程度來說，遠遠超過前者。在腦髓進一步發展的同時，它的最密 切的工具，即感覺器官，也進一步發展起來了。正如語言的逐漸發展必然是和 聽覺器官的相應完善化同時進行的一樣，腦髓的發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覺器官 的完善化同時進行的。鷹比人看得遠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識別東西卻遠勝於 鷹。狗比人具有更敏銳的嗅覺，但是它不能辨別在人看來是各種東西的特定標志的氣味的十分之一。至於觸覺(猿類剛剛有一點兒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於 勞動才隨著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反過來，腦髓和為它服務的感官、愈來愈 清楚的意識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發展，又反過來對勞動和語言起作用， 為二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愈來愈新的推動力。

二、勞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特征和基礎

隨著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人類社會也就出現了。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 特征正是勞動。動物活動只是本能地與自然界相互作用，不可能得到比自然界 所提供的更多的東西，而人的勞動，由於是一種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動，能夠創 造出自然界本身不能現成地提供的東西，從而大大地豐富了人的生存資源，在 這個基礎上，也使得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日趨豐富和覆雜②:“由於手、發音器 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 覆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勞動本身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 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了打獵和畜牧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以後又有了 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業和手工業一起，最後出現了藝術和科 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法律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 的存在在人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唯心主義世界觀因為 習慣於以人的思維解釋人的行動，因而不可能認識到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 中的這種基礎地位。

三、勞動是人與自然、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過程

如果說，動物也不斷地影響它周圍的自然界，那麽,這是無意中發生的，而 且對於動物本身來說是偶然的事情。人離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 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征；“動物 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 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後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 自然界都報覆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 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結果。因為人歸根到底 來自於自然界，必須服從自然界的規律，“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 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 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 規律”。我們不僅應該學會預見我們的生產行動的間接的、比較遠的自然影 響，而且還應該學會預見其間接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而要做到這一點，僅僅 依靠科學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時代的急功近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 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第六節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勞工運動的理論

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必然導致反抗資本統治的勞動運動(labour movement,又 可譯為勞工運動、工人運動)。前文提到，現代勞動運動包括三大分支，馬克思、 恩格斯對這三大分支都提出了自己的指導思想。

一、工人階級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化

“自在”、“自為”本是黑格爾的專用術語，用以表述絕對理念發展的不同階 段。“自在”即潛在之意，“自為”即展開、顯露之意。絕對理念在自在階段，自 身包含的對立面尚未展開，到自為階段，潛在的對立、鬥爭得以顯現；最後，思維 征服、統一了存在，絕對理念就成了自在自為的、最真實的東西。由“自在”到 “自為”的發展，是由非真理到真理、由不真實到真實、由直觀多樣性到多樣性統 一、由表面現象到深刻本質的過程。黑格爾關於概念由“自在”到“自為”發展過程的敘述以唯心主義歪曲的形式表達了包括思維在內的整個世界由低級到 高級發展的規律性，包含了豐富的辯證法因素。

馬克思借用了黑格爾的術語，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僅僅是大批工人的 共同經濟地位和他們的共同利害關系，只能使他們形成一個“自在階級”;只有 在他們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和沖突中，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共同處境和利益，並團 結起來進行鬥爭，才能成為一個有意識的“自為階級”。

18~19世紀的歐洲工人運動，正好經歷了一個由“自在”到“自為”、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無產階級一工人階級從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反對資產 階級的鬥爭，但由於在其發展過程中政治成熟程度和覺悟程度的不同，它所進 行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也就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當無產階級還是“自 在階級”時，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就處在第一階段，即自發鬥爭的階段。這 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認識，還處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即只認識資本主義社 會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系，而未能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覺悟到 把資本家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工人們以為自己陷入貧困是由於機器和廠房 造成的，而不了解其根源在於資產階級的剝削。因此，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鬥 爭，以搗毀機器、焚燒廠房等形式進行，鬥爭是分散的、自發的。18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英國發生的破壞機器的運動，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發鬥爭。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不斷成長壯大。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無產階 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由一個“自在階級”變成“自為階級”,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也就由自發鬥爭的階段發展到第二階段，即自 覺鬥爭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采取自覺的、有組 織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形式。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從此便由感性 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其最高理論形式就是馬克思主義。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 的指導，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思想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於是他們理解了資 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認識到自己陷入貧困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要擺脫 剝削和貧困，必須組織起來，在自己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下，通過無產階級革命， 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

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一部詳細描述、深刻分析工人階級由自在 階段向自為階段轉化和發展的經典著作。在客觀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方面， 工人階級經歷了從家庭手工業到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大工業三個發展階段。

家庭紡織業者兼有農民與工人、小塊土地所有者與手搖紡織工雙重身份。他們 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與傳統農民還沒有什麽區別。隨著珍妮紡紗機取代手 搖紡紗機、水力紡紗機取代珍妮紡紗機、蒸汽紡紗機取代水力紡紗機，工人先是 被集中到工場，進而被集中到工廠，兼營農業的織工階級就變成了新興的織工 階級，變成了完全失去財產而僅僅以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產業革命的最重要 的產物就是英國無產階級：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對勞動力的巨大需要，工人 階級的人數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增長起來，以致在大工商業城市中，至少有 3/4的人口屬於工人階級；中等階級(包括自耕農、小師傅、小資產者)大部分被排擠到無產階級隊伍中，居民間的一切差別化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對立。

與此同時，工人階級在主觀的階級覺悟和集體行動方面也經歷了一個成長 的過程。最初，工人之間也處於盲目競爭狀態，也就是說，被資本主義卷入一切 人反對一切人的社會戰爭之中。本來，工人已經在與資本家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地位了，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使這種地位更加惡化，工人們被迫接受一種降低到 正常人難以承受的、違反人性的程度的工資和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的工作環境、 食物、居住條件，不僅使工人的身體狀況不斷惡化，而且使他們的智力和道德水 平不斷降低，酗酒和縱欲成為他們唯一的快樂的源泉。

首先是強制性的勞動過程本身造成工人的退化，因為他不是由於喜歡創 造、由於本能而去工作，只是為了生存而被迫工作，分工更把這種強制勞動所具 有的使人動物化的作用增強了好多倍。“如果說自願的生產活動是我們所知道 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強制勞動就是一種最殘酷最帶侮辱性的痛苦。還有什麽能 比必須從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種自己討厭的工作更可怕的呢!工人愈是感到自 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為他感覺到這種工作是被迫的，對他自己 說來是沒有目的的。 ……在大多數的勞動部門里，工人的活動都被局限在瑣碎 的純機械性的操作上， 一分鐘又一分鐘固定不變地重覆著，年年都是如此。如 果一個人從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時或十二小時以上從事於制針頭或挫齒輪， 再加上像英國無產者這樣的生活條件，那末，當他活到三十歲的時候，也就很難 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這種情形在使用機器和蒸汽動力以後也沒有 改變。工人的勞動減輕了，肌肉不需要緊張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瑣碎的事情， 但同時也單調到了極點。這種工作不讓工人有精神活動的余地，並且要他付出 這樣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別的什麽東西也不能想。這種強制勞動剝奪了工人除吃飯和睡覺所最必需的時間外的一切時間，使他沒有一點空閒 去呼吸些新鮮空氣或欣賞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說什麽精神活動了，這種工 作怎麽能不使人淪為牲口呢?”工人的生活條件則從另一方面加劇了工人的退化：“工人下工回家時已經 筋疲力盡，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麽不舒服、不親切、潮濕而且骯臟；他迫切需要 消遣，他必須有點什麽東西使他感到還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還能忍受； 身體不健康、特別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憊、煩悶和憂郁的心情，由於其他的生 活條件，由於生存沒有保障，由於不能擺脫各種偶然事件的支配和無法改善一 下自己的生活狀況而達到了無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體已經被混濁的空氣和惡 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種外來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 館里得到滿足，因為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會見自己的朋友。在這種條件下，工 人怎麽能不受酒的極強烈的誘惑呢，怎麽能抵抗這種誘惑呢?相反地，由於精 神上和肉體上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工人不能不沈溺於酗酒。 …… [而]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給它的犧牲者的肉體和精神以毀滅性的影響。”工人們怎麽才能夠挽救他們的人類尊嚴呢?首先是對這種非人的生活狀 況和造成這種非人狀況的上等階級的一種熾烈的憎恨和憤怒：“這種憎恨、這種 憤怒寧可說是一種證明，它證明工人感覺到他們是處在一種怎樣非人的狀況 里，證明他們不願意被當作牲口來看待，證明他們總有一天要把自己從資產階 級的羈絆下解放出來。”如果工人沒有這種憎恨和憤怒，那就意味著他們真的淪為牲口了，但如果 停留在這種憎恨和憤怒上，工人也不可能改變他們非人的生活狀況。工人們進 一步開始了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由於大城市里人口的集中和工廠里 工人的集中促進了工人的階級意識的發展；“工人們開始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整 體，是一個階級；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分散式雖然是軟弱的，但聯合在一起就 是一種力量。這促進了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分離，促進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 他們的生活條件下所應有的那些見解和思想的形成，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受壓迫的地位，他們開始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發生影響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運動的 發源地：在這里，工人第一次開始考慮到自己的狀況並為改變這種狀況而鬥爭； 在這里，第一次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在這里，產生了工會、 憲章主義和社會主義。”

工人的反抗和鬥爭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1)犯罪。這是一種最早、最原始、最不自覺和最沒有效果的反抗方式。既 然私有制只能給工人帶來貧窮和痛苦，工人便戰勝了他生來具有的對私有財產 的尊重而開始盜竊。隨著工業的發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數和 加工的棉花的包數經常成正比。但是，工人很快就發覺這樣做是沒有什麽好處 的。罪犯只能一個人單槍匹馬地以盜竊來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社會卻能以全 部權力來猛襲一個人並以占絕對優勢的力量壓倒他。

(2)搗毀機器和工廠。以暴力搗毀機器和工廠已經帶有一定的階級色彩， 已經不是工人的個體行動而是一種集體行動。但是，這種反抗形式也是孤立 的，它局限於個別地區，並且只是針對現存制度的一個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獲 得轉瞬即逝的勝利，社會權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壓力來襲擊這些再度變得手無寸 鐵的犯罪者，給他們各種各樣的懲罰，而機器還是使用起來了。於是，工人意識 到必須找到新的反抗形式。

(3)工會運動。18世紀已經有秘密的工會存在，但受到政府的迫害。1824 年，議會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於是工會運動蓬勃發展起來。工會公開 宣稱要竭力保護各個工人不受資產階級的橫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苦，他們的目 的是：規定工資，以一個力量集體地和雇主進行談判，按雇主所獲得的利潤的多 少來調整工資，在適當的時候提高工資，並使每一種職業的工資保持同一水平；如果雇主拒絕這種工資標準，就向他宣布罷工；通過限制招收學徒的方法維持 資本家對工人的需求；反對廠主靠采用新機器和工具的辦法降低工資；以工會 基金幫助失業工人。當然，工會的一切努力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工資決定於勞 動市場上的供求關系這一經濟規律，但工會和工人罷工的意義在於：第一，“工 人必須反對降低工資，甚至要反抗這種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為工人一定要宣 布，他作為一個人，不能去遷就環境，相反地要讓環境來適應自己，適應人；因為工人的沈默就表示同這種環境妥協，承認資產階級在商業繁榮時期有權剝削工 人，而在蕭條時期又有權把工人餓死”。第二，工人的積極反抗畢竟也具有一定 的效果，它把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使工人對有產 階級的社會和政治的萬能權力的反抗不致消沈下去。第三，工會限制了工人內 部的競爭，而這種競爭是工資由供求關系來決定這一規律發生作用的條件，如 果工人下決心消滅彼此之間的競爭，不再讓別人買賣他們，不再允許被當作物 件、勞動力商品而是把自己當作具有意志的人，那時，全部現代政治經濟學和工 資規律就完蛋了。當然，工會和罷工並不能完全消滅工人之間的競爭，因此， 工人階級要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勢力，徹底消滅工資規律，他們還需要更多的東 西，他們還需要走得更遠 一 些。

(4)憲章運動。這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會的活動和罷工 中，這種反抗總是分散的，總是個別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個別的資產者作鬥 爭。即使鬥爭有時普遍化了，這多半也不是出於工人的自覺；當工人自覺地這 樣做時，這種自覺的基礎就是憲章主義。在憲章主義的旗幟下起來反對資產階 級的是整個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權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護 自己的這道法律圍墻進攻。當然，憲章運動局限於從政治和法律層面改造資產 階級國家機器，還沒有在經濟上提出一種徹底改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要求， 它甚至把一種已經被大工業所否定的把土地分成小塊份地的辦法當作消滅貧 窮的主要辦法。因此，憲章主義必須進一步發展為社會主義。

(5)社會主義。英國社會主義的最初代表人物是來自資產階級的歐文，他 比憲章主義看得更遠的地方是，要求在經濟上消滅私有財產並建立公有財產。 但這種社會主義還沒有與工人階級結合起來，相反，憲章主義雖然比較落後，比 較不開展，但卻是地道的無產階級思想。因此，憲章主義要進一步發展為社會 主義，而社會主義要進一步與無產階級結合起來。兩者的融合將產生出一種真 正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其目標是全面而徹底地改造資本主義社會。

二、工會運動是勞動反抗資本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會是先於工人階級政黨出現的工人組織，工會運動也先於社會主義運動。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工會的思想主要有如下幾點：

1. 工會是工人消除分散和競爭而聯合起來對抗資本的社會力量資本是一種強大而集中的社會力量，相比之下，單個工人只擁有自己的勞 動力，勞資之間永遠也不可能締結公平的協定。工人的社會力量在於他們的人 數，然而，這種數量上的優勢卻被他們的分散狀態所破壞，而工人的分散狀態之 所以形成和繼續存在，是由於他們之間的不可避免的競爭。工會的產生，最初 是由於工人們自發地企圖消除或至少削弱這種競爭，以便在協定中爭取到哪怕 是能使他們擺脫純粹奴隸狀態的一些條件。可見，工會的產生是必要的和必 然 的 。

2. 工會的直接任務是保護工人具體的經濟利益工人們團結成為工會，通過據理力爭直至罷工等手段，與資本家展開經濟 鬥爭，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如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工會的經 濟鬥爭具有積極的意義。第一，工資的提高，可以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 第二，限制工作日，“不僅對於恢覆構成每個民族骨幹的工人階級的健康和體力 是必須的，而且對於保證工人有機會來發展智力，進行社交活動以及社會活動 和政治活動，也是必須的”;如果不能限制工作日，一切進一步謀求改善工人狀 況和工人解放的嘗試，都將遭到失敗,要知道，“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 一 個人如果沒有一分鐘自由時間，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的需要所 引起的間斷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末，他就連一個載重的牲口還不如。”第 三，更重要的是，經濟鬥爭保持和加強了工人階級的團結、尊嚴和覺悟，鍛煉了 他們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提高了他們的主體精神和行動能力，要知道，如果工人 不起來鬥爭，資本家一定會低於勞動力價值即生產出勞動力所需要的必要勞動 時間來支付工人工資，工人甚至連按照雇傭勞動制度和工資規律應得的也得不 到；如果工人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抵抗，他們就會淪為一群聽天由命、不可 挽救的可憐蟲。

3. 工會及其日常經濟鬥爭的局限性

工人階級不應該誇大其經濟鬥爭的意義並把這種鬥爭的成果當作是最終 的成果，“它不應當忘記：它在這種日常鬥爭中只是在反對結果，而不是在反對 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撓這種下降的趨勢，而不是改變這一趨勢的方 向；只是在用止痛劑，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應當只局限於這些由於資 本的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經常出現的遊擊式的搏鬥。他們應 當懂得：現代制度除了帶來一切貧困外，同時還造成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所必 需的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工人應當摒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 平的工資!’的這種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 傭勞動制度!’”“工聯攻擊的不是雇傭勞動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階級經濟狀 況下降的，並不是工資的高低，而是下面這個事實，即工人階級得不到自己勞動的全部勞動產品，而不得不滿足於自己生產的產品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叫做工 資。資本家攫取了全部產品(從中支付工人的工資),因為他是勞動資料的所有 者。因此，工人階級在成為一切勞動資料——土地、原料、機器等的所有者，從 而也成為他們自己勞動的全部產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4.工會運動應上升到政治層面並且與無產階級革命相結合

工會不僅應學會在國家政權層面進行政治活動，爭取在議會中獲得充分的 代表權；更重要的是，工會要意識到，它現在所進行的爭取工資、縮短工時等全 部活動，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只是達到更高目的即完全廢除雇傭 勞動制度的手段。“因此，不管工會的最初目的如何，現在它必須學會作為工人 階級的組織中心而自覺地進行活動，把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偉大任 務。工會應當支持這方面的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它們承認自己是並且 以實際行動表現出自己是整個工人階級的代表和為工人階級利益而鬥爭的戰 士，因而有義務把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它們應該特別 關懷那些報酬最少的生產部門的工人的利益，例如農業工人，他們由於不利的 條件而出於完全孤立無援的境地。工會應該向全世界證明，它們絕不是為了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利益，而是為了千百萬被壓迫者的解放進行鬥爭。”

三、合作社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積極揚棄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合作社是勞動者為解決生存和改善生活而自發組織起 來的群眾性組織，它可以是正規的工商企業，如生產合作社、合作銀行等，也可 以是松散的群眾自願組合，如消費合作社等。從這種合作組織中，馬克思看到了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的東西，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指出： 這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積極揚棄”,其意義超過股份制那種對資本主義私有 制的“消極揚棄”。他說：在生產合作社中，“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 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值”;“工人自己的合作 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 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這表明，“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 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這里最可貴的一個思想是：從一種舊的生 產方式中可以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而不是用政治革命的方式 消滅一種舊的生產方式和建構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當然，在合作社內，在相當 時期還有占有他人勞動的剝削現象存在，但合作社將愈來愈多地消除對雇傭勞動的剝削。

恩格斯把農業合作社看作是從農民私有制走向全社會所有制的中間環節。 他強調，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幹預去加速其滅 亡。當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不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補 償，都是一樣),像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 首先要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 力，而是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幫助：“而我們則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竭力 設法使他們的命運較為過得去一些，如果他們下了決心，就使他們易於過渡到 合作社，如果他們還不能下這個決心，那就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 的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從自己的勞動哲學和社會主義理念出發，更讚賞那種與資 本主義企業直接對立的、從根本上沖擊現存經濟制度的、能夠在單個企業範圍 內解決勞動與資本矛盾的生產合作社，對消費合作社則持保留態度：“我們建議 工人們與其從事合作貿易，不如從事合作生產。前者只能觸及經濟制度的表 面，而後者卻動搖它的基礎。”當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即使是生產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大環境下，也不 可能全面地取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因此合作運動應該成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的一部分；合作社也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四、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實現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

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又被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是指實現資本主義社會向社 會主義社會根本轉變的政治革命。

1. 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和任務

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資本主義制度，由於資本主義把私有制發展到了極 端，而無產階級則成為私有制的完全徹底的否定的方面，因此，消滅資本主義也 就是從歷史上徹底消滅私有制。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一方面是消滅私有制，另 一方面是消滅勞動的異化性質和單純的謀生性質，使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和自 由活動，從而結束“人類的前史”而進入“真正人的歷史”。

2. 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和道路

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只能是政治革命，因為要從整體上廢除資本主義制 度，必須上升到政治的或國家的層面，首先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然後運用這個專政自上而下地改造經濟制度和市民社會。在很長時間內，馬克 思、恩格斯認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他們的晚年，也承認了和平過渡的 可能性。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個歷史使命是把私有財產收歸國有，第二個歷史 使命是創造條件，把生產資料還給社會，實現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從 而也為消滅這個專政自己創造條件。

3. 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客觀條件

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具備相當充分的歷史條件時才會取得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交往的普遍擴展。這是因為第一，如果沒有 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 須重新開始爭取生活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覆 燃”;第二，如果沒有普遍的交往，狹隘地域性的個人就不會轉變為世界歷史性 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於是，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並 且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①。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歷 史條件的思考是極為深刻的，已經被20世紀很多國家的革命歷史所證明。

與此同時，無產階級意識乃是無產階級革命必不可少的主觀條件。缺少階級意識，無產階級就只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階級；一個對自己的起 源、性質、特征、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發展前景和歷史使命一無所知的階級，絕 不可能成為歷史上最偉大革命的主體。當然，科學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階級 意識最集中和最完整的表現，而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由科學社會主義武裝起來的 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後來被列寧、盧卡奇、葛蘭西所 繼承和發展 。

第三章 西方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

在恩格斯逝世後，馬克思主義大體上一分為三： 一是由俄國共產黨人所發 展起來的、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又被稱為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 義和社會主義；二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發展起來的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和民主 社會主義，並且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主流地位的社會主義；三是“西方馬克 思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方面保持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激進批判和 否定態度，因而也反對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妥協 和讓步；另一方面，又對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持激烈批判態度。 這一思潮大體上包括三條線索： 一是歐洲各國共產黨內一些人在第二國際和共 產國際之間尋找一條獨立革命路線和革命道路的嘗試，如匈牙利的盧卡奇、德 國的科爾施和布洛赫、意大利的葛蘭西、法國的列菲弗爾(大都被開除出黨);二 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激進的社會批判理論；三是把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思 想流派相結合的種種努力，如薩特、梅洛—龐蒂、馬勒、高茲的存在主義的馬克 思主義，賴希、弗洛姆等人的精神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德拉—沃爾佩、科萊蒂等 人的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等人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科亨 等人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等。有人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 社會的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由於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變化， 由於社會民主黨與保守黨輪流執政的基本格局的形成，“西方馬克思主義”很難 獲得一種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實現，不得不主要停留在思想領域和文化批判層 面，其影響也在不斷衰退。

本書不可能逐一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各個代表人物有關勞動問題的觀點，只能圍繞幾個專題作一個粗線條的梳理。

第一節 勞動的存在論地位

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世界觀和存在論上，都傾向於拋棄唯物主義與 唯心主義的對立；根據《手稿》和《費爾巴哈論綱》的某些論述，他們把馬克思主 義哲學解釋為一種揚棄和超出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對立的實踐哲學，而勞 動，作為人類的第一種和基本的實踐活動，在實踐哲學中享有極高的地位。

一、勞動是主體與客體關系的中介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都反對把哲學的基本問題歸結為物質與精神的關系 問題，把哲學史歸結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歸結 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主張，以勞動、實踐為中介或建立在勞動、 實踐基礎之上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才是哲學(至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 基本問題 。

科爾施認為，歷史與自然是同一個天地：它們都是人類生活過程的組成部分。一切自然環境——生物的、物理的和地理的——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生 產力的中介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從而對於我們來說是作為社會和歷史現象而出 現的。對於我們來說，整個宇宙是一個社會宇宙，所以，就同我們有關的而言， 壓根兒就不存在什麽獨立於歷史之外、整個地存在於我們之外的自然。

葛蘭西：“在實踐哲學中 ……‘一元論’這一術語將表達什麽意義呢?當然 不是唯物主義的，也不是唯心主義的。這一術語將表明在具體的歷史行為中的 對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與某一種被組織起來的(歷史化了的)‘物質’,與人所 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聯系著的具有具體性的人的活動(歷史—精神)。這是行 動(實踐，發展)的哲學”;“在實踐的哲學看來，‘物質’不可以按照自然科學給 予它的意義來理解……。顯然也不可以按照各種唯物論的形而上學的意義來 理解。雖然可以在總體上考察構成物質本身的物質的各種物理的(化學的、力學的，等等),但是，那只能在那些屬性成為生產的‘經濟因素’的限度以內。所以，不可以把物質作為它本身來考察，而必須作為社會地、歷史地為生產所組織 起來的東西來考察”;似乎存在著某種在歷史之外、在人類之外的、自在而自為 的“客觀現實”,但問題在於，“誰來判斷這樣一種客觀性呢?誰采取這種‘宇宙 本身’的觀點，而且這種觀點又意味著什麽呢?在這里，也可以說，我們所涉及 的是上帝這個觀念，特別是一個未知的上帝的神秘觀念的殘余。 ……所謂‘客 觀的’,總是指‘人類地客觀的’,它意味著正好同‘歷史地主觀的’相符合”。

布洛赫：“共產主義宇宙學是以人及其勞動為一方，和以自然的可能主體為 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辯證中介有關的問題領域”,“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宇宙中有 什麽東西是處在人的勞動的範圍之外的，就是說，是處在被中介的自然之中 的”,“一切都取決於人力的發展的前景，所以，更正確些說，取決於共產主義的 發展和展開的地平線”。

法蘭克福學派對這一基本哲學問題也有大量論述，他們進而深入論述了勞 動在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相互關系中的地位：人是通過勞動脫離自然界而形 成的，而自然是通過勞動而生成為現實的自然界的；勞動推動人與自然、主體與 客體從較低的對立統一階段發展到較高的對立統一階段。弗洛姆說：“19世紀 末所盛行的唯物主義認為，真實存在的是物質，而不是思想，與這種機械唯物主 義相反……馬克思並不注意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把一切現象都理 解為現實的人類活動的結果。”馬爾庫塞認為，勞動是一個本體論範疇，自然界 只是作為勞動的對象，只是作為人的生命的工具和手段，才是有意義的。施密 特認為，“物質”只是一個抽象，實際存在的只有具體的物質形態，而它們總是具 體的歷史實踐的產物，因而，不是所謂物質這個抽象體，而是社會實踐的具體性 才是唯物主義理論的真正對象和出發點。

當然，不能簡單地指責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拋棄了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 這一基本原理，指責他們用實踐取代物質或精神作為世界的本原，指責他們把 自然消融到人類歷史之中而否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因為他們認為，物質第一性、自然界的優先地位等唯物主義的真理已經是不言而喻的常識，已經被揚棄 地包含在實踐哲學之中了；問題在於，那個完全置身於人類勞動、人類歷史、人 類社會之外的“物質”、“客觀實在”、“自然”,對人來說就是一種不可能認識也 沒有必要去認識的“形而上學存在”。哲學已經越過了追問世界本原、存在本體 的本質主義階段，而進入認識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現象主義階段。的確，馬 克思也說過，對事物、現實、感性，不能只是像舊唯物主義那樣從客觀的或直觀 的形式去理解，而應當從主觀方面去理解，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來理 解；他又指出，費爾巴哈不知道他所置身於其中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 地以來就已經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 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只要人類停止勞動，這個世界也就不再是一個如 此這般的世界。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方面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而且 在20世紀重新挖掘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這些觀點，對於長期忽視這些觀點的蘇 聯模式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說，具有積極的糾錯意義。問題在 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把“物質”、“自然”接受為一個認識論上的假定和實踐的先 在的前提之後就不去管它了，從而只強調自然的人化而忽視了人的自然化，只 強調人對自然的改造而忽視了自然對人的勞動和實踐活動的積極的、強有力的 甚至決定性的影響，最後走向完全否認自然辯證法的程度，而這不能不說又在 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馬克思以前的唯心主義和唯意志論的思想水平。

二、勞動的辯證性質和辯證法的勞動之源

西方馬克思主義異口同聲地反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最先對恩格 斯發難的是盧卡奇：“他說，辯證法，是從一個定義過渡到另一個定義的連續過 程，結果是片面的、僵硬的因果性被相互作用所代替。但是，他甚至連提都沒有 提到最重要的相互作用，這就是主體和客體在歷史過程中的辯證關系，更談不 到給它以應有的突出地位了，然而，要是沒有這個因素，辯證法就不再是革命的 了”;“在一切形而上學中，都還沒有觸及和改變客體，以致思維還仍然是直觀的和沒有變成實踐的；而對於辯證方法來說，中心問題卻是改變現實”;“從恩格斯 對辯證法的說明中所產生的誤解，主要可歸之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恩格斯—— 遵循著黑格爾的錯誤的引導——把這種方法擴展到也應用於自然。然而，辯證 法的關鍵性的決定因素，即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作為範疇—思維中變化的根基性原因——的基礎的現實中的歷史的變革等，在我們 對自然的認識中卻是沒有的。”葛蘭西倒是認為辯證法可以被應用於自然界，但這是在自然史也屬於人類 史、自然辯證法是包羅萬象的實踐一元論的一個方面的意義上說的，他並且認 為只有建立在實踐哲學基礎上的辯證法才是合理的辯證法，而唯物辯證法是神 秘的辯證法。布洛赫的說法帶有一點唯意志論的色彩：“辯證法本身，在人類所 創造的世界中就是客體一主體的關系，此外無他；就是所研究的主觀性，這種主 觀性常常克服由它本身所規定的物質性和客觀性，並飛躍地向前突進。”列菲弗 爾強調，不存在辯證唯物主義所說的絕對客觀的辯證法，不存在什麽貫穿於一 切事物的辯證法，只有對於改變“客觀性”具有構造性作用的人類實踐，才是馬 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拱心石；如果辯證法來自自然，它就不會是革命的，如果它來 自革命的批判的歷史的分析，就不可能在自然中找到它；“要想提出辯證法思想 的基礎的問題，不應到自然中去尋找(除非想重新建立一個教條主義的和墨守 成規的哲學),而要到實踐中、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尋找辯證法的基礎。人和自 然的關系是這樣的：由自然產生，並在與自然劇烈鬥爭(在這個鬥爭中，人從來 不離開自然，努力越來越深地紮根於自然)中產生的人類，想把自然與其本性調 和起來。馬克思指出，這個調和運動被私有制遏止了，它才是辯證法和革命思 想、革命動力的基礎。離開實踐去研究微粒與波，不管怎麽解釋都是在走向教 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也把辯證法歸結為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系。阿爾多諾把辯 證法擴大到自然界去，認為一切辯證法都產生於主體和客體的對立結構之中。 馬爾庫塞認為，辯證法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的方法，自然只是在其作為社會歷史 過程結構或歷史總體的要素時才能成為辯證分析的對象。哈貝馬斯攻擊恩格 斯的自然辯證法是一種客觀主義的歪曲， 一種機械的偽辯證法，他依據勞動的 中介性，把辯證法看作是“以勞動為中介的辯證法”,意識與自然、主體與客體都 是作為“要素”加入這個辯證運動的③。施密特著重強調兩個區別： 一是“只有對自然的認識過程才能算是辯證法的，而自然本並不是辯證法的。在自然自身 中，一切都缺乏否定性，這否定性是隨同勞動主體的出現才在自然中出現的。 辯證法的關系只有在人與自然之間是可能的”。二是主體與客體的辯證法並不否認自然自身的運動及其規律的存在，或者反過來說，自然規律的存在並不證 明自然辯證法的存在，比如，進化論並不就是辯證法；只是“由於自然產生出作 為意識活動之主體的人，自然才成為辯證法的。人作為‘自然力’是和自然本身 對立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在人那里相互作用，自然是人類的主體一客體。 由於人逐漸消除外部自然界的疏遠性和外在性，使之和人自身相作用，為自己 而有目的地改造它，自然辯證法才存在於人變革自然的活動中。 ——因為人對 於自然的關系是以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前提的，所以勞動過程作為自然過 程，它的辯證法把自己擴展成為一般人類史的辯證法。”梅洛-龐蒂的說法是，如果自然是外在於我們的自然，那麽,人們在它中間 就找不到為負擔其辯證法的分量所必需的關系和性質，而如果自然是辯證的， 它就只能是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明確指出的那 個被人知覺並同人的活動分不開的自然；“自然不知有主體，然而，從主體到客 體和從客體到主體的過渡，乃是辯證法的動力。”②至於薩特，則是上述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從辯證法的源泉來說，它只能 來源於個人的實踐，來源於個人為克服匱乏而進行的對惰性的自然界的勞動改 造活動：“倘若我們不希望辯證法再次變成一種超凡的法則、一種形而上學的宿 命，辯證法就應該來源於個體，而絕非來自我所不知道的什麽超個體的整體”。 其次，從辯證法的內在結構來看，它就是個體實踐朝向總體化(整體化)運動的 規律，或人類行動的邏輯：“辯證法就是整體化法則，這個法則造成一些集合體， 一些社會，一部歷史，即一些強加在個人之上的實在性；而同時，它又必須由無 數個體行為交織而成”;“如果存在辯證法，它只能是由整體化的個體的一種多 元覆合性操縱的各種具體整體化之總體整體化。”如果有一種辯證法，就只能叫做“人學辯證法”。

總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來，人類的和歷史的辯證法來源於人的勞動和實踐活動，或者說，因為勞動、實踐具有自然界所不具有的積極的、能動的、批判 的、否定的、創造的性質，由無數個人勞動和實踐活動融會而成的人類歷史才具 有辯證發展的性質。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承認勞動在人類實踐活動體系中的發 生學的和歷史地形成的優先地位的同時，也看到了勞動的範圍隨著社會歷史的 發展而趨於縮小，所起的作用也在逐步減弱，這使得他們越出馬克思的政治經 濟學批判範圍而推進到對全部人類實踐和整個社會生活領域的批判，尤其是推 進到馬克思還沒有來得及展開的消費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和文化批判；哈貝馬 斯還針對馬克思以“勞動”推衍出“交往”的一元論模式，力圖建構一種“勞動” 與“交往”兩種實踐同時起作用的二元論模式，並且不再從勞動領域而是從交往 領域尋找人類解放的道路。

第二節 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和階級問題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把勞動提到這麽高的哲學地位，正因為他們強烈地感到，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已經完全喪失了批判的、革命的、人道主義的意義，而從事勞動的工人階級已經失去了批判的、革命的階級意識而被同化於資本主義社會結構。

一、勞動的異化和單面化

盧卡奇的一個被公認的歷史功績是，他在馬克思的《手稿》、《德意志意識形 態》於1932年首次發表之前的1923年，通過對《資本論》的解讀而再次發現了 異化理論，從而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先河。從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把人與 人的關系變成物與物的關系的論述出發，盧卡奇指出：“在這里，具有核心的重 要性的是，由於這種情況，一個人的自我活動，他自己的勞動，變成某種客觀的 和獨立於他的東西，某種靠了外在於人的自主性而控制著人的東西。這種現象 既有客觀的方面，又有主觀的方面。從客觀上來說，客體和物與物之間關系的世界(商品和它們向市場的運動)出現了，支配這些客體的法則確實被人逐漸發 現了，但即使如此，這些法則還仍然作為產生它們自己能量的看不見的力量而 同人相遇，個人能把他對這些法則的認識用來為自己服務，但他卻不能用他自 己的活動去改變這個過程。從主觀上來說，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地方， 一個 人的活動變得同他疏遠開來，它變成一種商品，這種商品服從社會的自然法則 的非人的客觀性，它像任何消費物品一樣，它必須按照自己的獨立於人之外的 意思去做。”主觀的方面還在於，當勞動過程的心理方面也被泰羅主義小心地分 析和操縱時，主體的內心世界也被從他那里撕裂下來而融合到客觀的生產體系 中去了，結果勞動者不再是勞動過程的主人，而僅僅是合並到機器體系中去的 一個機械的組成部分。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異化的主觀方面尤其重視。根據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 是自由自覺的活動的理論和弗洛伊德的愛欲沖動學說，馬爾庫塞把批判的重點 從經濟方面轉向人性的、心理的方面，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勞動雖然 在經濟剝削程度上大為減輕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大為提高了，但仍然不是一 種實現而是戕害人的本質、不是解放而是壓抑人的愛欲的痛苦的異化勞動。首 先，這種勞動不能自由地發揮人的肉體和精神力量，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 隨著勞動的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勞動者越來越喪失了自主性和創造 性，只是從事一些單調無聊的動作；這種勞動“把整個的個人(包括肉體和精神) 變換成一種工具，或者變換成一種工具的某一部分，技術的分工把人的存在分 裂成片面的機能，受到資本主義社會進程的調節。”其次，勞動不是自我滿足的 活動，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其他需要的手段，只是被力圖獲得更多的物質財 富、獲得舒適而新奇的物品這樣一種願望所推動。最後，勞動仍然是被迫的而 不是自覺自願的，雖然勞動者不再被皮鞭和棍棒所驅使了，但卻被人為地制造 出來的虛假需要所驅使，被威力巨大、無孔不入的廣告的蠱惑性宣傳所驅使，以 至於人們在休息時間也在想著如何提高自己的勞動技能，從而把全部生命活動 都變成謀生和賺錢的工具。

雖然勞動條件變好了，勞動時間縮短了，勞動強度降低了，勞動收入提高了，勞動的異化性質卻沒有改變，為什麽呢?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以 理性化、科學化、合理化、功能化的形式，在滿足勞動者較低的需要如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舒適需要、物質享受需要的同時，巧妙地壓抑和控制他們的高層次需 要如自主、自尊、獨立、創造的需要的滿足，於是勞動成為片面的、單面的過程， 被有效地整合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之中，而喪失了批判的、否定的、人性化的向度 。

二、單面性與工人階級的一體化

1. 單面的社會與單面的人

“單面的社會”、“單面的人”這兩個概念雖然是由馬爾庫塞提出來的，但實 際上表達了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 革命熱情日趨低落的擔憂、對新的異化和強制形式日趨“合理化”而資本主義日 趨“和平穩定”的憤怒。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弗洛姆等人指出病態社會的病態 的人的特點是：個人融化於整體、人的全面的公式化和標準化、人與人之間的一 切差別被拉平而變得彼此近似；商品拜物教的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 面；機器消滅了人的個性，人變得越來越像機器了；人的內心世界日漸萎縮，被 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一種工業和商業的有組織的控制之中，喪失了個人決斷的樂 趣、文化發展的樂趣、自由想象的樂趣。這些都是單面的社會和單面的人的表現 。

當然，馬爾庫塞的分析是最為精到的。他指出，單面性的本質是以對虛假 需要的滿足替代對真實需要的滿足。所謂真實需要是出自人的本質的自主的 需要，而虛假需要是“那些因對個人進行壓抑而得益的特定的社會勢力強加給 個人的需要，即一些使勞累、攻擊性、痛苦以及不義永恒化的需要”,是為了維持 高生產和高消費而由廣告宣傳灌輸給人的“強制性需要”,由於這些需要的滿足 也會帶來某種快樂，於是人們在一種自由和幸福的假象中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制 度的控制和操縱，接受了一種“在富裕和自由的偽裝下的統治”,接受了“一種舒 適的、安逸的、合乎理性的、民主的不自由”。由於社會的、政治的需要轉化為個 人的本能需要，人就失去了內在的否定性機制，失去了對現存社會體制與壓抑 進行反抗的一面，而社會也因此整合了各種分裂的因素和對立的立場，成為沒有內在否定因素、沒有反體制力量的“和諧”整體。

2. 工人階級的被同化和一體化

單面的社會和單面的人的一個最重要的表現是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制度 的一體化、工人運動的衰落和無產階級革命主體的消失。按照馬爾庫塞的分 析，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具體有五個：

一是由於機械化和自動化的廣泛實現，減少了勞動中的體力因素而增加了 智力因素，降低了勞動強度，縮短了勞動時間，從而減輕了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 義的最迫切最直接的動因。

二是工人階級的構成發生了變化，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工人不斷增加， 在一些重要的工業部門甚至超出了藍領工人的數量，而白領工人在思想上和生 活方式上容易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他們在革命性上低於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傳統工人階級。

三是在企業中出現了資本家和工人利益上的某種趨同，為了企業的長遠發 展，資本家開始吸收工人參與管理，而工人也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主動關心企業 的發展，參與企業管理，參與解決生產問題。

四是資本家往往退出對企業的直接管理，委托職業經理和技術專家對企業 進行行政管理和技術管理，這使得原來直接的階級統治轉變為似乎是比較中性 化和科學化的行政、技術管理，緩和了階級矛盾。

五是消費方式的同化大大促進了工人階級對現存制度的認同，降低了工人 的反抗意識；的確，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和遊覽同一個娛 樂場所，如果打字員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兒一樣漂亮，如果黑人有一輛卡德 拉牌汽車，如果他們全都閱讀同一份報紙，那麽,這種同化雖然並不意味著階級的消失，至少表明了下層與上層在需要及其滿足方面共享的範圍擴大了，從而 提高了現存制度的可接受性。

哈貝馬斯也是一個階級同化論者，他的主要理由是，由於科學技術的高度 發展並日益成為第一生產力，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了；當科學技術的進步變成了一種獨立的和主要的剩余價值來源時，來自直接生產者的勞動力的 剩余價值就越來越不重要了。這樣一來，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兩個關鍵範疇即階 級鬥爭和意識形態，就難以堅持了。

當然，傳統的工人階級已經被同化，並不等於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一 個無需改變的美好社會了。按馬爾庫塞的激進觀點，這正好表明這是一個極度 異化和病態的社會，他從那些未被資本主義同化的社會階層如激進知識分子、 失業者、無組織的工人、流浪漢、窮人、嬉皮士、被歧視的有色人種、殖民地人民 等那里尋找變革的主體和動力。比較保守的哈貝馬斯也從大中學生集團那里尋求抗議力量。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勒和高茲等人則認為發達國家已 經形成了一個不同於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老工人階級的新工人階級：受過專業訓 練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工程師和科學家。正是這個新工人階級會成 為改造資本主義的主體力量。

第三節 走向解放之路

面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全面而深刻的異化，面對社會和人的單面化和工人階級的一體化，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在奮力追求解救之道。馬克思、恩格斯在19 世紀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20世紀遭到來自西方資本主 義國家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實踐兩方面的挑戰，先後被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和繼續主張科學社會主義的政黨(西方各國共產黨)所放棄。工人階級政黨尚且如此，大部分與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沒有直接 聯系並遊離於政黨之外的、學院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更不可能堅持傳統的 革命道路，於是他們轉而提出其他一些烏托邦構想。

一 、心理革命、意識革命、文化革命

早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就針對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高度重視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改變資本主義社會、自覺創造人類歷史過程中的巨大 作用。他指出：“客觀地經濟進化只能創造無產階級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正是 這種地位決定著他的觀點。但是，客觀地進化只能給無產階級以改變社會的機會和必需。任何改造只能作為無產階級本身的自由活動的產物而出現。”當階 級鬥爭達到決定性戰鬥時，正確的或錯誤的理論加速或延緩進步的力量也成比 例地增長。無產階級革命意味著人類史前史的終結，這個過程越接近目標，對 於無產階級來說，理解它自己的歷史命運也變得越迫切，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 決定它的每一個行動也越有力和直接，“當著向‘自由領域’過渡的時刻到來時， 這將變得明顯起來，因為盲目力量將朝深淵盲目地沖撞過去。只有無產階級的 自覺意志才能把人類從迫在眉睫的大災變中拯救出來。換言之，當展開資本主 義的最後的經濟危機時，革命的命運(還有人類的命運)將取決於無產階級的意 識形態上的成熟性，取決於它的無產階級意識”。

葛蘭西極為重視無產階級對文化領導權的爭奪，重視“主觀革命”和“新文 化”、“新人”的建設。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統治不是簡單的強制，而是強制與文 化領導權的結合，而領導權是建立在被統治者的積極同意的基礎上的。因此， 僅僅奪取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不夠的，必須同時奪取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領導權，如果不在“市民社會”領域破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滲透到教育、傳媒、 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影響和控制，資產階級的統治就不會倒台，無產階級革 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那麽,無產階級怎樣才能夠取得文化領導權呢?那就是 要在進行政治革命的同時進行“主觀革命”、“精神革命”、人的內部革命，在人 身上，在他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同其他人的關系中進行革命，在他的文化以 及他對社會所起的作用中進行革命，創造出一種包含所有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一 切方面的變化的新文化，創造出擺脫了機械論和決定論、擺脫了消極接受資本 主義的社會經濟客觀性狀態的、具有自覺的歷史意識和社會道德的一代新人。 沒有這樣一種新人，就既不可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也不可能建設一個嶄新 的社會主義社會。

賴希是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試圖把精神分析引入到政治革 命中。他指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家庭、學校、教會等，通過壓制兒童和青年 人的本能、個性和欲望，把他們變成病態的、神經質的、自卑的、具有獨裁主義和 權威主義性格的成年人，而不是獨立自主、具有自我調節性格的健康人，從而再 生產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基礎。因此，僅僅進行宏觀的、客觀的經濟政治革命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進行微觀的、主觀的心靈結構的革命、文化革命、性革 命和心理的自我解放，在日常生活領域開展反對家庭、學校、教會等壓抑性設施 的鬥爭，具體而言，要反對家長制、強制性家庭對子女的壓抑，反對教會的禁欲 主義教育，反對學校按資產階級的標準塑造人。

列菲弗爾的日常生活批判與賴希的文化革命論異曲而同工，也是把革命的 重點放在微觀的、個體的、主觀的、日常生活的領域，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統治、 剝削和壓迫大量地是通過宣傳媒介和文化教育機構向工人階級潛移默化地實 現的，只有日常生活批判才能跨越階級解放和個人解放之間的鴻溝，在革命前 為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革準備革命的主體，在革命後，把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落 實到每一個人身上，從根本上改變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狀況，實現社會主義事 業與個人生活的統一。

馬爾庫塞認為，當代發達工業社會進人了高生產、高消費階段，給廣大居民 提供了一個豐足、舒適和快樂的生活世界，改變了人們的心理結構，使得順從 的、改良的甚至反革命的意識在大多數工人階級成員中占統治地位，工人階級 已蛻化為維護資本主義的力量，革命的主觀條件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已經準備 好的炸毀自己的客觀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主觀革命和意識革命才能使人 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富裕生活掩蓋著人的需要和滿足的被操縱性、不自主性， 看清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劇了人的全面異化和被奴役狀況，從而拒絕與資本 主義合作並追求社會主義。

二、自由的勞動與人道的社會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看到，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不僅不再會因為貧 困和經濟上被剝削而革命了，而且會因為物質需要的滿足而認同於資本主義， 因此，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和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必須建立在人的新的需求結構和 人性結構的基礎之上。

繼承了馬克思的使勞動變成人的第一需要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思想，馬 爾庫塞進而認為在必然王國內就可能實現自由王國，在勞動之內而不是在勞動 之外就可以實現人的自由發展，而不必等到遙遠的將來即必然王國的彼岸，這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個發展。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具有了一些實現人 類解放的烏托邦的條件和可能性， 一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使貧困的取消和痛苦的 解除成為可能，為社會的變革提供了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二是體力勞動日益 被腦力勞動所取代，在技術員、科學家、工程師階層中，顯示出消除異化勞動的 可能性。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在現有人類需求結構的基礎上組織勞動，而是在徹 底轉變人的需求結構的基礎上，實現“工藝與技術的結合”、“勞動和娛樂相結 合”、“社會的必要勞動能被組織成與人的解放了的真正需要相諧和”。只有按這種自由勞動的原則建立的社會主義、“自由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 義。從這個觀點來看，“現存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它最多 只是單純地擴大滿足現有範圍內的需要，只是把這個需要從較低水平提到較高 水平，而沒有實現質的飛躍即與這種需要結構相決裂；作為與當代資本主義不 同的工業文明的另一個體制，“現存的社會主義”雖然擴大與滿足了人的現有的 需要、減少了勞動時間和強度，增加了生活的樂趣，但這些只是量的變化，人仍 然處於被壓抑和奴役的狀態而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與此不同，自由的社會主義建立在人的“道德的和美學的需要”成為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建立在“感官的、 倫理的和合理的需要的滿足”的基礎上，這是一個消滅了勞動分工、商品、奴役、 剝削、異化和環境污染的自由社會。

弗洛姆則吸收了馬斯洛等人的人本主義心理學思想，借助於“占有還是存 在”的範式，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建立在占有原則上的病態的社會，而把能夠 真正取代資本主義、建立在存在原則即愛和自我實現原則上的社會，稱之為“健 全的社會”或“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現實的社會主義，包括西方的福利社會 主義和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顯然不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它們只是“對社會主義 作了資本主義的解釋”,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改善經濟和社會 政治狀況的一場運動”,“把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化加上福利國家的原則看作衡 量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充足標準”,“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的原則基本上與 資本主義的原則是相同的：最大的經濟效益，規模巨大的官僚工業機構以及在這個既官僚又具有經濟收效大的體系中個人的絕對服從”。

三、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

與馬爾庫塞、弗洛姆等人不同，哈貝馬斯對拯救和解放發達資本主義社會 的勞動不抱希望，而把人類拯救和解放的希望放在重建交往行為和交往關系 上。在他看來，人類的活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即勞動與交往行為。所謂勞 動，是指人類有目的的合理的活動，包括按一定的技術規則進行的工具行為和 以一定的行動方案進行的合理的選擇行為，以及這兩者的統一。所謂交往行 為，是指人們之間按照一定的社會規則而進行的以象征符號或語言為媒介的相 互作用。馬克思把交往關系主要理解為生產關系，或者說生產關系是一種最主 要的交往關系，是其他一切交往關系(上層建築)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經濟 基礎),而生產勞動過程中的交往關系(生產關系)又是由生產勞動中另一個更 為根本的關系即人與自然的物質的變換關系(生產力)所決定的，有什麽樣的生 產力就會有什麽樣的生產關系。哈貝馬斯否定了這種一元論的歷史觀，而認為 勞動和交往行為是兩個獨立的領域，具有同等的本體論地位。此外，交往行為 不僅包括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而且人們之間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包括在交往行 為之中。

哈貝馬斯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已經高度科學化、技術化、理性 化，生產力和物質財富高度發達，但這些並沒有自動地帶來個人的自由和幸福 與社會的和諧和穩定，主要的問題出在人們之間的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上面， 因此，只有實現交往行為的理性化，建立一種自由而平等的交往理性和交往關 系，才能化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

那麽,交往行為如何才能是合理的呢?哈貝馬斯提出了三個標準：第一，交 往者所作出的論斷應該是真實的、有事實依據的；第二，交往者所遵循的規範應 該是正確的、彼此同意的；第三，交往者的意圖和表達應該是一致的。也就是 說，合理的交往行為應該具有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這樣理解的交往理性， 就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理性概念所指向的狹隘的認識論和工具論的含義(獲得真理和實現目的),而是把真、善、美多方面的內涵包括於自身之中。

第四節 工人自治和工人委員會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改造資本主義的構想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思 想，那就是十分重視工人自治和工人委員會，而這正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發 達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工會運動所忽視的，因此有必要對這些思想加以專節介紹 。

一、科爾施等人的工人委員會

德國的科爾施、荷蘭的潘涅枯克和高爾特等人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提出 了工人委員會的思想，要點如下：

1. 關於工人委員會的性質和作用

工人委員會既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形式，也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組 織新社會的形式。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政治和社會權力應該 掌握在工人自身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黨或國家手中；在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後，取而代之的不應該是新的工人國家，而應該是由工人所控制的工人委員會 的聯盟，雖然生產和分配的集中化是必要的，但權力卻必須是自下而上地產生的 。

2.關於工人委員會與黨、工會的關系

工人委員會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權中的地位和作用應該高於黨 和工會。如果說，在資本主義擴張時期，黨和工會這種工人階級的老的組織形 式對於保證工人階級對於其他階級的地位和利益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話，那麽, 在資本主義衰落和無產階級勝利進軍的時期，工人委員會這種新的組織形式就 必須成為主要的組織形式。在被荷蘭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開除後，潘涅枯克和高 爾特進而對黨和工會持嚴厲批判和否定態度，認為工會是壟斷資本統治的完善 工具，工會中的等級制和專職工會官員與工會會員的分離，限制了工人本身的 直接行動；黨和工會剝奪了工人階級的自主性，阻礙了工人階級意識的發展和 新的鬥爭方法的采用；只有工廠會議、工人委員會及其自我指導組織才能組織工人階級為直接需要和自我解放的真正利益而進行鬥爭，才能確保工人權力的 發展和最終對於整個社會的領導權。

3. 關於工人委員會的指導思想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的觀 點，科爾施等人認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是由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然後從外面 灌輸到工人中去的，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表現，是通過 工人階級的自我教育和緊張的自我活動獲得的。在被開除出黨和共產國際後， 他們進而攻擊布爾什維克是一批“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和雅各賓式的知識分 子”,他們把無產階級變成了革命過程的客體，而不是革命過程的主體。

二、葛蘭西的工廠委員會

葛蘭西早在1919~1920年間在意大利的都靈等城市搞過工廠委員會的實 驗，他把工廠委員會與黨和工會區別以至對立起來。他說：“不能把無產階級革 命的真正過程，等同於諸如政黨和工會那樣自願的和契約類型的革命組織的發 展和活動。這些組織出生於資產階級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地帶，是政治自由的發 展，就這些組織完成一種解釋和預言革命過程的學說而言，它們是整個工人階 級將在革命過程中展開的相繼的解放行動的直接而負責的代理人。然而，它們 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國家，它們沒有也不可能包含資本主義在其剝削和壓迫機 器在其不能改變的道路上所激起的一切革命力量。在資產階級占有經濟和政 治優勢期間，革命過程的真正展開發生在地下，在工廠的朦朧處，在資本主義使 之服從其規律的無數群眾的意識的朦朧處，這個發展是不能加以控制和記載 的”;“工會的立場表明它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以外的事物，不是該制度的潛在的 繼承者……它把工人僅僅看作是在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下出賣自己的商品 即勞動力的人們”,因而工會培養出來的不是革命團結，而是狹隘的利己精神、 勞動商品化觀念和個人主義等；在政黨和工會中還產生出日益增長的官僚主 義；更為嚴重的是，有些馬克思主義者還認為，革命的全部任務就是把現存的國 家機器奪過來並加以改造就可以了。

然而，“我們相信，根據俄國、匈牙利和德國革命的經驗，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從資產階級國家的體制中產生出來，不論對資產階級國家，還是對無產階級歷史而言，它都根本是一項全新的創造”。問題不在於奪取政權，而在於要以無 產階級日常生活為基礎，通過一系列新形式使革命獲得充分發展，所以，最緊迫 的問題的解決辦法只能從無產階級權力中心得到答案。那就是工廠委員會。 和工會相反，工廠委員會代表著由工廠中一切生產者對生產過程的直接控制， 未來社會的關鍵就是，把作為一種自主力量組織起來的生產者的直接民主引入 生產領域本身之中，生產者將不再僅僅是生產過程的簡單執行者，而將由資本 主義生產的機器的齒輪變成生產過程的主體。無產階級專政只能體現在以工廠委員會為核心的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組織之中。

工廠委員會為什麽具有這種功能呢?因為它給予工人以生產中的直接責 任，使他們改善自己的工作，從而形成一種自覺自願的紀律，創造出一種生產者 的心理學， 一種歷史創造者的心理學。組織在工廠委員會中的工人的勞動的每 一階段，都獲得新的內容和景觀，他們不再是為統治階級的利潤而勞動，而是勞 動本身成為歷史的組成部分；工人不再是歷史(生產)過程的消極客體，而是成了它的主體。在這個意義上，工廠委員會就成了“無產階級生活的中心”,成了 “無產階級國家的模型”、未來的“無產階級權力機關”;不僅是無產階級參與革 命過程的媒介，而且將是一種把工人階級變成歷史和生產過程的主體的模式。

葛蘭西進一步指出，工廠委員會從四個方面體現了工人階級的自主性和首創性 ：

第一，它具有革命的自發性和主動性。工廠委員會具有猛烈的政治戰鬥精 神，經常沖破工會的限制和束縛而提出革命的要求，在任何時候都能發動工會 由於其官僚形式而傾向於加以阻止的階級鬥爭。

第二，它能實現對勞動的直接占有。工人階級能夠通過工廠委員會這個代 表機構有效地完成對基本的機器、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和工人階級本身的占有。 這種對自己勞動及其產品的重新占有，使工人階級獲得主權和作為歷史創造者 的權力和自由。

第三，它能夠解放生產力。工人階級本身就是被資本主義所束縛的基本生 產力、“新的生產力”,工廠委員會解決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也就是從 客觀上解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從而能夠大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第四，它是無產階級國家的預演和訓練。創造一種自由的社會制度比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更困難，而工廠委員會正是一種“新秩序”,通過它，無產階級能夠 把自己訓練成為未來的統治階級、史無前例的新社會的建築師。工廠委員會具 有訓練和教育工人去承擔未來的重大責任的文化功能，它是“政治和管理經驗 的宏偉學校”。

三、列菲弗爾的工人自治社會主義

針對蘇聯模式的“國家領導的社會主義”和“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列菲弗爾提出了“工人自治的社會主義”。他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顛倒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不是以社會結構支 撐國家，而是以國家支撐社會結構，不是由社會自上而下地控制國家，而是由國 家自上而下地主宰和支配社會，結果極大地貶低了社會的主人尤其是工人的能 動性和首創精神。

第二，工人自治就是要確認勞動者的主人和主體地位，也只有工人自治才 能挑戰國家壟斷和中央集權，並推動經濟、社會的真正發展。自治所遇到的主 要矛盾是它同國家的矛盾，因為國家總是聲稱它是社會的唯一的組織者、代表 者和統一者。國家，不論是否是資產階級的，按其本質總是要用集中的原則來 與自治的原則相對立，而自治則是分權的，從下到上、從要素到總體地活動的。 要解決這個矛盾，只能是以充分發展的自治制約和控制國家，迫使國家接受和 支持自治原則和自治組織，最終使國家趨於消亡。

第三，自治社會主義反對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因為各自治單位之間必定 存在一定的競爭和交換。自治將借助於價值法則來解決市場組織問題，承認使 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但不把交換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生產放在首位，而是 把使用價值的生產和社會需要的滿足放在首位。自治也不否定對市場的計劃 控制，而是把計劃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

四、馬勒的企業工團主義

馬勒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生產越來越自動化，資本家必須訓練一種新的工人階級去開動覆雜的技術機器；工人不再是機器的奴隸，而 是由他來使機器運轉和通過修理排除故障。他們通常都接受過專門的訓練。 另一部分工人則是在研究和發展單位工作的工程師。這兩部分人構成了當代 的“新工人階級”。

馬勒認為，對於新工人階級來說，傳統的產業工會和集體談判模式已經過 時了；工會一般在企業內組織起來並與全國性工會官僚機構脫離了關系。馬勒 把這種工會模式稱之為企業工團主義。

與科爾施、葛蘭西等人對工會的反感和否定不同，馬勒主張把工會改造成 工人自治的形式。他認為，會員對工會活動的高度參與可以有效地防止工會的 官僚化。新工人階級認識到自己在生產和企業中的地位，要求根本改造社會關 系，要求廣泛參加對生產的管理，建立工人自治，正是這條工人自治的道路，才 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改變為社會主義生產結構的唯一的、根本的手段，才 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可能性。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也不可能用從前的階級鬥爭的政治方法來達到了，今 天，階級鬥爭的策略就是“新的工團主義”,即生產集體為自治、為在企業中把權 力和平地轉入到工人手中而鬥爭。

五 、高茲的勞工戰略

在所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中，高茲比任何人都更為精心地推敲出一種可 行的勞工戰略。他認為，在匱乏還在總體上支配人類的時候，“在一個偉大的晚 上”向社會主義的“質的飛躍”是不可能的，在當前歷史階段，資本的專政不僅在 對財富的生產和分配上面實行，而且以同等的力量在對生產的方式、消費的模 型以及消費的方式、勞動方式、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上面實行，在對社會關於未 來的見識、對它的意識形態、對它優先考慮的事情和目標上面實行，在對人民經 驗和認識他們自己、他們的潛力、他們同其他人和世界其余部分的關系的方式 上面實行。這種專政既是經濟的，同時又是政治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以它是 總體的。在這種總體專政中，存在著工人階級置身於其中的生產過程的三種矛 盾：一是社會的必要勞動的生產費用(即培訓工人的費用)在增長而國家卻因為財政危機不能承擔這些費用的矛盾；二是資本和新生產力所要求的那種教育的 本質和水平同為避免現存社會制度的危機所必需的、把工人維持在馴良的歸化 動物水平上的教育的矛盾；三是勞動本身具有日益增長的自主和社會的性質與 工人由於企業的等級制而隸屬性的並與他的勞動夥伴保持著一種原子化的關 系的矛盾。

工人階級的鬥爭正發生在產生這些矛盾的地方，在這里，工人最直接地經 受資本的專制主義並體驗到他們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在這里，資本通過勞動 分工的辦法，生產出它以後能在社會中進行統治的、分解了的、分子化的和蒙受 恥辱的人；最後，也只有在這里，工人才能夠作為一個集團、一種真正的集體力 量而存在，並通過直接的和日常的集體活動，去改變他們在其最直接地不可忍 受的方面的狀況。

然而，對資本主義提出一種抽象否定是不夠的，而要進行一種積極否定，提 出一種體現新需要、新能力和新的社會主義理性的可行的替代性綱領。這一綱 領不是抽象地宣布一切權力歸工人所有而是追求實質性的工人權利，這種實質 性權利是工人運動和工會要求根據契約決定勞動場所和工資規模的永恒權力， 以限制經營管理方面的專斷權力，這些權力包括：

(1)工會應能控制訓練學校以保證它們不是訓練出機器人、無知和褊狹的 廢人，而是訓練出具有各方面的才能，至少能像技術發展一樣推進其工作的專 門的自主的工人。

(2)工會應能控制工作組織和職員制度，以保證職員和組織上的變化有利 於發展工人的官能和職業上的自主性。

(3)工會應能按照特定的生產技術及其可以預見的發展，對公司的勞動分 工行使權力，應當讓雇主根據工人意見采用最適宜的生產技術和組織，以保證 技術的進步和人的發展能夠統一起來。

(4)工會應當談判工作的速度和旋律，應能監視技術變化及其對工人條件 的影響，並保持影響它們的權力。

(5)工會應當要求集體的產量獎，它既不取決於個別生產率，也不取決於利 潤，而取決於在固定數量的勞動時間內完成的生產。這種參與構成工人控制公 司收入的第一步，即走向工人自治的第一步——因為工人要實現這種談判獎金 的權利，就必然要掌握有關企業生產率的變化、利潤的真正的或潛在的發展和經營管理政策本身的一切情報，在這一基礎上，工會就能有效地反對加強剝削 率、擴大經營管理領域的任何企圖，就能談判公司預算的比例，從而行使對整個 經營管理政策的控制權和否決權。

當然，這些還不足以否定建立在利潤基礎上的經濟政策和雇主的權力，更 不意味著奪取政權，但是，如果工會為避免同資本家階級合作而采取保持自己 手腳幹凈的全盤拒絕參與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政策，那麽它將什麽也得不到， 而資本家什麽也喪失不了。這將造成工會目標與其日常行動之間的斷裂。反 之，如果工會抓住了對制定經營管理政策的那些要素的控制，如果它預測雇主 的決定，如果在每一步它都提出它自己的替代性解決辦法，如果它在這個基礎 上進行戰鬥，那麽它將比一百次熱烈的演說更加有效地對資本主義政策提出挑 戰。工會就將處在一種對技術、生產和專業發展實行控制，朝最適宜於社會、經 濟和人性的方向推進它們的地位上。這固然以接受資本主義為前提，但接受它 是為了改變它，為了變更其基礎，一點一點地和在每一步上反對它，以便迫使它 走到工人要去的地方。通過每一個局部勝利，每一次合並、改編、投資或停工歇 業，工人的權力在得到加強，工人的意識水平在得到提高，而雇主的主權領域卻 在縮小並日益顯示利潤的邏輯與人的需要和要求之間的矛盾。通過妥協，工會 並沒有拋棄它們的目標，而是更加接近目標。

總之，真正可行的勞工戰略，就是工會與雇主談判勞動場所的一切方面，從 而縮減雇主的自主性，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縮減經營管理和國家的階級權力。 這種戰略將對經營管理當局的決定，從而也對資本主義模式的優先權提出一種 永恒和持續的挑戰；將允許工會參與經營管理決定，在作出這些決定之前就影 響它們；將把工人放在一種進攻而不是防御的地位，將加深他們對生產過程的 知識、不斷提高工人的意識和能力水平；將刺激起一種在越來越高的水平上朝向越來越進步的目標的不斷蘇醒的鬥爭。

第四章 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哲學

至少在歐洲大陸，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哲學是源出於馬克思主義的，它在反對資本統治、伸張勞動權利這個一般的主張和立場上與馬克思主義是基本一致的，同屬於勞動主義勞動哲學，但在用什麽替代資本統治以及如何替代資本統治等諸多問題上，與馬克思主義存在差別和矛盾；像西方馬克思主義、工聯主 義、互助合作主義一樣，它雖然在很多方面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但仍然是勞動主 義的或反資本主義的，或至少是對資本主義持嚴厲批判態度的，因而也是現代 勞動運動中的重要思想流派。

1884年，費邊社在英國成立，1889年，肖伯納、韋伯等7位費邊社的重要成 員發表《費邊論叢》,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工業民主主義(industrial democracy)、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理 論，很快就被人稱之為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 。1895 年，恩格斯逝世， 伯恩施坦開始修正科學社會主義，於1899年發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 黨的任務》,提出了 一整套修正主義(revisionism) 、 批 判 的 社 會 主 義(critical socialism)理論。以這兩種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成為20世紀大多數西方國家左翼政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的 指導思想，在世界範圍內與以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為指導思想的 共產黨爭奪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權。

第一節 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勞動哲學

費邊主義的名稱得自古羅馬大將費邊，他采取了避敵鋒芒、迂回、迅速、小規模進攻的策略，最終擊敗了迦太基一代名將漢尼拔。應該說，在戰勝私有制 和資本主義這一目標上，費邊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並無不同，區別主要出 現在通向這一目標的道路和方法上。

一、勞動與土地和資本相分離的過程

肖伯納運用邊際主義思維方式，模擬了歷史上勞動與土地和資本逐漸分離 的過程。起初，土地很多，人口很少，先來的耕種者占有了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 土地，結果他們自然比後來者獲得更多的土地產出；與此相反，最後才來到的耕 種者只能得到最貧瘠和最遙遠的土地，只能得到最基本的僅僅能夠維持生存的 土地產出，於是在最先者和最後者之間出現了若幹級差地租，這種地租的存在 使得有些人寧可租種別人的好地也不願擁有一份壞地，而那些擁有好地的人卻 不必親自耕種土地而僅僅通過出租土地就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如果事情到 此為止，還可以說是一種自由和幸福的狀態，因為所有人都是所有者，即使這種 所有也許只是一個租賃權。問題在於，在占有最貧瘠和最遙遠的土地的那個人 之後，還有人繼續到來，他們已經得不到土地了，只能成為無產者。最初的無產 者還能夠通過發明新的生產方法而擠進租種者的隊伍，但很快人滿為患，導致租金急劇上漲，以致租種土地已經無利可圖了。終於，無產者除了出賣自己的 勞動力，再也沒有辦法維持自己的生存了。更為可怕的是，人口還在繼續增長， 勞動力大大地供過於求，以至於擁有財產的人只需要給一幫無產者提供維持其 生存的最低工資，就可以雇傭到大量廉價而好用的勞動者，這個最低生活維持 費就叫做資本——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勞動是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地主和資本家憑借私有財產權所得到的地租和利潤，都是從勞動者身上榨取去的。如果說土 地的好壞直接影響了土地的產出，那也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而不是土地所 有者作了什麽貢獻，因此地租應該是由社會共享的。私有制導致不平等的特 權，使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是依靠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維持 的。典型的無產者的生活是依靠運用他的才能從事有用的活動而獲得的；反之，典型的資本家或財產所有者的生活，不是依靠他或她的活動的任何貢獻，而 是依靠一種被稱為地租、利息或紅利等的年金方式而獲得的，這種年金來自無 產階級每日活動所創造的財富，並由法律加以保證”。

二、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土地和資本對勞動、有產者對無產者的剝削，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極度的社 會不公、邪惡和荒誕。比如， 一個闊太太為她死了的愛犬訂購了一副豪華的棺 材，這副棺材的交換價值被計算為國家財富，與此同時， 一個貧民窟里的小孩卻又冷又餓，眼見得就要死了。這樣一個能夠給死狗提供漂亮棺材卻不能給它的 兒童提供食物和衣服的國家，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富有的國家,當然更不可能是 一個正義的國家。“假若在土地和資本方面的私有財產，為了使少數懶漢保持 富有(不是由於他們自己有什麽勞動)而一定要使許多工人永遠保持貧困(不是 由於他們自己有什麽過失),那麽,土地與資本方面的私有財產將不可避免地會 走上被它所代替了的封建主義的道路”,從而被社會主義所取代。

三、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

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是要實行土地和資本的社會化，它包括四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國有化。對作為整個國家生活必需品的各種天然財富，如食 鹽、煤炭，對某些已經由壟斷資本實行高度集中化經營的產業，如郵政和鐵路， 應該由國家所有和經營。不過，國家所有制的覆蓋範圍不宜過大。

第二個層面：市政社會主義。由地方政府掌握相當大的資源並把勞工組織起來為公共事業服務，是社會化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韋伯在《費邊論叢》 1920年版的緒論中特別指出，“在一個高度組織起來的和人口眾多的社會里，廣 泛的職權不應該如過去所普遍認為的那樣劃歸‘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而應該劃歸‘市區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在一個社會主義國 家內，各種以民主方式組織起來而實際上等於自治的地方管理機構(local gover-ning bodies),應當擔負重要的作用。為什麽地方自治如此重要呢?因為“一方 面它替我們取消了唯一的全國性的雇主(這種雇主其本質是不可避免地要官僚 主義化的)的假設性的專制，另一方面也把我們從普遍的社會生活一律化的惡 夢中解放出來。在‘明日的國家’(state of tomorrow)里，如我們所想象的，那些 不喜歡哈姆斯泰德地方的安排的人們，隨時都可以搬到海爾蓋特地方去，並在 該地的地方政府之下生活。由於有了這種認識，我們就看出：在一個最完全的 與無所不包的集體主義之下，有一條使個人自由的意識大為增加的途徑，有一 個使生活無限多樣化的遠景，並有一個能使個性無限地多方面地發展的機會。 我們奮力地投身於‘市區社會主義’的研究和宣傳，這種主義的理論不斷發展的 結果，不僅大大地推廣了集體主義的現有經驗，而且在1919年，實際上使數千 個工黨黨員進入了地方管理機構，同時也把‘社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state)的 理想大大地充實起來了”。

第三個層面：合作社、公社企業等各種自願組織起來的社團的集體所有和 經營。這是社會主義的基層經濟組織。“從公社產品的價值中，必須提出這樣 一些費用：應繳付給地方行政當局的地租，為經營各種工業所需要的設備的租 金，按照通常方式加以決定和墊支的工資，各種捐稅、預備費、公積金以及為經 營公社企業所必需的其他費用。在減去所有這些費用以後，剩下的那部分價值 應當當作一種‘紅利’在公社工人們中加以分配。”

第四個層面：對保留下來的私營企業實行社會主義的監督。 一方面通過國 家從外部對私營企業獲得的地租和利潤征稅的辦法進行再分配，另一方面則通 過工會組織從企業內部對所有者和管理者進行制約。通過公營企業對於私營企業的強有力的競爭，通過充分發揮公營企業的種種競爭優勢，迫使私營企業 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比較費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構想，可以發現，最大的區別是費邊社會主義力圖減少國家所有制的成分，而提高地方所有制和社團所有制的成 分，這就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保留了一種合理的張力，因為多種層次和形式的公有制經濟之間是存在市場競爭的。馬克思主義雖然也認為無產階級 國家要逐步把生產資料還給社會本身，並提出了“社會個人所有制”和“自由個 性”的終極構想，然而始終沒有提供具體可行的方案，它的信奉者們在理論和實 踐上也始終停留在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模式和水平上 。

四、社會主義意味著勞動的合作和解放

社會主義從客觀的方面來看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從主觀的方面來看是勞 動的合作和解放。通過共同擁有生產資料而進行的勞動合作， 一方面使勞動者 能夠獲得公平的勞動報酬，另一方面也能使勞動者從財富欲望和金錢利益的專 橫統治下解放出來，因為“一旦人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證，我們就會到處看到 各種各樣的人道的願望顯露出來了”;“一切形形色色的動機必然會湧現出來， 這些動機在現在已經在覆雜的人類有機體中起著作用，而且當生理上的生活基 礎有了保證的時候，這些動機一定會取得它們適當的重要位置的。人們想勝過 別人的願望，在創造性的工作中所得到快樂，渴望改善，急切希望博得社會的讚 許，以及仁慈的本能，所有這些必然會開始充分活躍起來，並且必然會立即成為 促使人們勞動的刺激和優秀品德的報酬。”因為其動機和目的得到了提高，勞 動活動成為了人的解放和升華。

社會主義社會因而是人道主義的社會，是依據人道並且發展人道的社會： “社會主義要依靠作為一個整體的人性來得到發展，而不是說要依靠人性中被 稱為牟利的願望這一小部分來得到發展”;“當人們的社會本能的發展教導人們 把自己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等同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最終必定要依靠人們把這些人道的願望用來為社會服務才能得到發展。”如果人性喪失，社會主義就 會崩潰，然而人性不會崩潰，人道不會破產，在更健康和更令人愉快的條件下， 人道將上升到人們今天所不能夢想的高度。

五、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者和完善者

以上四個方面的思想，有些與馬克思主義相一致，有些不太一致，不過，最 能體現費邊主義的特征以及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區別的是，它關於走向社會主義 的道路和方法的設想。

費邊主義放棄了冒險的、革命的、暴力的、激進的、專政的、突變主義(catas-trophism, 亦譯災變論)的政治路線和方法，而選擇了穩健的、改良的、和平的、漸 進的、合法的、議會民主的、建設性的政治路線和方法。前者是早期形式的社會 主義所采取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必要而正確的，但在議會民主制和多黨 制得到相當發展的情況下，就已經過時了。“革命的冒險行為，在元氣橫溢的少 年時代是一種自然而無足責備的行為，在身強力壯的青年時代是一種幼稚的狂 妄行為，而在壯年時代將是一種犯罪的愚蠢行為。”費邊主義之所以選擇用民主主義的路線和方法去實現由資本主義社會向 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是因為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之所以是可能 的，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實現了普選權和多黨制，工人階級不僅獲得了選 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且可以組織自己的合法的社團和政黨，參加議會民主過程， 利用自己作為選民的人數優勢，獲得議會多數，從而直取最高國家權力——立法權，通過立法來改變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在這種條件下，暴力革命已經失去理由和意義了；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為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要通過民主的訓練 來培養自己管理國家和社會的能力，以便自己能夠取代資產階級而有效地管理 國家和社會，如果他們沒有形成民主地管理國家和社會的知識和能力，那麽,不 管他們是用暴力的方法還是用選舉的方法奪取了國家政權，他們就只能專制地 管理國家和社會，或者只能讓國家和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而這兩者都是不可 能實現社會主義的。

真正重大的、根本的變革只能是：“(一)民主主義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對 大多數人民來說，才是可以接受的，並且才能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有所準備； (二)漸進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無論進步的速度多快，才不致引起脫節現象；(三)被人民大眾認為是合乎道德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才不致在主觀上對他 們來說是道德敗壞的；(四)合乎憲法的與和平的變革，至少在英國應當如 此。”對費邊主義者來說，只有民主的、漸進的、合乎道德的、合乎憲法與和平 的變革，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不僅如此，由於手段改變目的，因此只有如此這般 地實現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用相反方式實現的社會主義，很可能不再是什麽社會主義了。

有鑒於此，費邊主義反覆強調，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發展、完善和 完成：首先，社會主義意味著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無產者獲得了民主權利，使民主 從少數人擴展到了多數人和所有人身上；其次，社會主義運動使民主從政治領 域進入經濟領域，實現了經濟民主和產業民主。正是社會主義，使民主主義拓 展到前所未有的範圍，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節 德國修正主義的勞動哲學

對於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的人們來說，修正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是 披上社會主義外衣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修正主義”在很多人的詞典里，絕對是一個貶義詞。不過，修正主義的鼻祖伯恩施坦倒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對他的思想的這種稱呼。起初，修正主義是被人強加的，不過歷史上經常出現類似的 情況：被人強加的不雅的綽號乃至蔑稱，最後卻被被強加者采用了，如“輝格”的 原意是酸牛奶，“托利”的原意是強盜，英國的兩大政黨用這兩個詞彼此辱罵，後來 卻心平氣和地接受了對方給自己的稱號。既然馬克思主義中存在著活的和死的、 正確的和過時的、現實的和空想的成分，那麽,它的繼承者們提出對它的修正就是 必然的和應該的。伯恩斯坦甚至有幾分自豪地說：“工人階級偉大解放鬥爭的歷 史性權利和目的不取決於任何現成的公式，而是由這一階級的歷史的存在條件和 由此產生的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需要決定的，工人階級所必須實現的是理想， 而不是教義。如果有人要把這種觀點稱為‘修正主義’,那麽他盡可以這樣做。不 過他總不應當忘記，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也是修正主義者，他們是社會主義的 歷史上所見過的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任何一種新的真理，任何一種新的認識都是 修正主義。既然發展不會停頓，既然鬥爭的形式也要隨著鬥爭的條件一同受變化 規律的影響，那麽在實踐中和理論中也就永遠會出現修正主義。”不過，伯恩施 坦認為，修正主義畢竟只是對自己思想的一種否定的、消極的、反面的稱呼，肯 定的、積極的、正面的稱呼最好是“批判的社會主義”。

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生，伯恩斯坦究竟做了哪些修正，並有什麽建樹呢?

一、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在一定的界限和範圍內，都是合理的抽象，因而 都是正確的，但如果超出一定的界限和範圍，就會成為過度的抽象，從而也都是 錯誤的。不幸的是，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就犯了這種過度抽象的錯誤，前 者不考慮商品的社會效用，後者不考慮凝結在商品中的勞動。實際上，脫離一 定的社會需求、市場容量和邊際效用，即使勞動提供了產品，也是無價值的；反 過來說，需求和效用本身也創造不出滿足它們的商品。所以，比較兩種抽象的 理論，一個並不比另一個更為正確或錯誤；它們之間的絕對矛盾，只存在於為了 反駁前一理論而制定後一理論的經濟學家的觀念中，並不必然存在於現實中，毋寧說，它們只有相互補充才能說明現實，“在科學的歷史中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一種假說原來是為了反駁另一種假說而制定的，結果卻被認為是它的補充”。

伯恩施坦為什麽要用效用價值論補充勞動價值論?因為他覺得，為了說明剩余價值和剝削，沒有必要把商品的全部價值都歸結為勞動。在私有制社會， 剝削是普遍存在的，奴隸、農奴、隸農、行會幫工、雇傭工人，都在提供剩余勞動， 但不能因此就說商品價值完全取決於活勞動，其他生產要素以及消費者需求的 滿足狀況，也直接影響到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高低。因此，勞動者方 面不能提出全部勞動產品歸自己所有的要求。不用說，這樣一種經濟理論中蘊 涵著與馬克思主義相當不同的政治和道德結論。但是，伯恩施坦並沒有說清楚 價值理論與整個社會主義理論之間的關系。

二、作為目標和理想的社會主義

1. 從詞源學和普通人的意識出發，社會主義就是人與人的合作和團結在拉丁文中，“socius”(同事、同夥、夥伴、朋友)可以看作是社會主義這個詞 的語源，英文詞“society”有群體、社團、協會、交際、交往等意思，“socielity”則 有 群居性、社交性、好交際等意思，從此出發，伯恩施坦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一種合 群的、合作的精神， 一種走向合作制的運動。

再從普通人的意識來看，“在我向五個人提出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什 麽這一問題時，我從一個老工人那里得到了一個經典式的回答。在他的紙上只 有一個詞，就是團結。在我看來，在能夠用一個詞表達出來的答案中，這是最正 確的。整體感，人作為社會的密切聯系，這對於普通人說來就是社會主義的基 本思想。”

2. 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兩個命題

在上述詞源學和普通人意識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伯恩施坦對社會主義提出如下兩個命題：

命題一：社會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認識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本階級的任務的工人的社會要求和自然意向的總和。

根據這一命題，社會主義運動從社會生活的現實基礎，從構成運動的中心 的工人階級的實際需要吸取自己的力量、歸納出自己的目的、提出自己的要 求——這些要求(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經濟要求)的總和，就是社會主義。這是 關於社會主義的一般的和抽象的命題，主要指出了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現 代勞動階級即工人階級。

命題二：社會主義是工人的階級運動在一切領域內部按這樣的精神改造社會，即消滅一切階級區別並且由社會本身有計劃地管理整個經濟生活；社會主 義導致合乎目的的集體經濟並且最終使社會機體全部成員的團結日益實現，導 致社會的密切聯系的實現。

第二個命題是第一個命題的具體化，即社會主義意味著有計劃的集體經濟以及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社會團結的實現。按照伯恩施坦的一貫風格，這仍然是相當一般和抽象的，因為沒有辦法比這更加具體地描繪社會主義的理想藍圖了。

三、作為反思和批判的社會主義

1. 科學社會主義本身包含有空想的成分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克服了一種空想社會主義，以至於恩格斯自豪地說，馬 克思主義通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但是， 他們都沒有料到，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的解釋，導致了另外一種空想主 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社會災變論：“似乎‘剝奪剝奪者’是必然隨著災變開始而且在全線同時發生的行為”;人們懶惰地“假定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 會有一個飛躍。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事， 一切都不過是縫補伎倆和姑息手 段，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帶來解決的辦法，即使不在旦夕之間，畢竟 也是在很短的時期內。人們不相信奇跡，卻要假定有奇跡。他們畫了一條界線：這邊是資本主義社會，那邊是社會主義社會”。伯恩施坦在這里針對的實 際上已經不僅僅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教條化了，他懷疑和否定的是無產階級革 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本身。

2. 科學與社會主義不可能實現完全的統一

首先，科學與社會主義是兩種性質和任務都不一樣的思想形態。科學僅僅 是經過系統整理的知識。知識就是對於事物的真正性質和聯系的認識，而就各 個時期的認識的狀況來說，始終只有一種真理，所以在每一知識領域也始終只 有一種科學。雖然如此，科學又是永遠不會完成的，永遠達不到最後的、終極的 真理，因為客觀世界本身是無限運動的。然而，社會主義不管是作為一種觀念 或學說，還是作為一種達到特定社會制度的運動，總是同一種理想主義的因素 和烏托邦色彩聯系在一起的，或者是這一理想本身，或者是朝向這一理想的運動；它是一種應當發生的東西，或者是朝著應當發生的東西前進的運動；它是一 種出自於工人階級利益的願望和要求，並且服從於一定的、具有終極性質的目的。它的首要目的不是實現科學的要求。它需要科學作為達到自己目的的手 段和工具，但它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科學認識：“社會主義不僅是並且不可能僅 僅是科學，不是並且不可能是純粹的科學。 ……沒有一種主義是科學。我們用 主義所表示的是觀點、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體系，但不是科學。任何一種真 正的科學的基石是經驗，科學是建立在積累起來的知識的基礎之上的。而社會 主義是關於一種未來的社會制度的學說，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嚴格的科學證 明。”由此可知，正如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科學一樣，也不可能有科學的社會主義 。

當然，科學與社會主義也不是對立的，它們可以在歷史上結成最好的同盟。 社會主義越來越從科學的武庫里汲取自己的論據，這是因為第一，社會主義固 然是一種意志的事業，卻不是一種隨心所欲的事業，為了達到所企求的目的，它 需要關於社會機體的力量和聯系、關於社會生活中的原因和結果的科學作為指 南；第二，作為一個上升階級的運動，它對現存事物的批評比任何其他政黨或運動都更為自由，而批評的自由是科學認識的基本條件之一，在所有社會黨派中， 社會主義最接近科學，最關心科學認識的進步。當然，社會主義也只是最接近 於科學，而本身不可能變成科學，如它“不能像精密科學預先確定某種現象那樣 準確地預言社會主義力求達到的社會制度在任何情況下都將到來，它只能說明 這種社會制度多半在什麽條件下到來，並且近似地估計它的可能性的程度”;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固然比空想社會主義包含更多的科學成分，但前者與後 者一樣，並不全部都是科學，雖然在前者中，“可供那種受傾向、受意志支配的幻 想自由馳騁的領域受到更大的限制，也為它的方向作了更加明確的規定，但是 這 一領域並未因此就完全消失”。

鑒於科學與社會主義這樣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因此，與其使用科學社會主義的名稱，我認為不如使用這樣一個名稱，它既充分表達這一思想，即認 為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科學認識的基礎上並且承認這些科學認識是決定方向的 因素，同時又排除這樣的觀念，即似乎社會主義提出或承認一種要求，認為自己 僅僅是科學，並且作為科學在某一時期內是完成了的。我認為最適合這個雙重 需要的名稱是批判的社會主義——按康德的科學批判主義的意義理解的批判”。

四、作為運動和過程的社會主義

1.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是長期的過渡而不是突然的災變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功績有非 常充分的估計，但仍然樂觀地指望無產階級革命不久就會到來。伯恩施坦認 為，我們必須預計到現存社會制度有比過去所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彈 性，並且按照這個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資本主義之所以有更長的壽命和更 強的彈性，歸根結底是因為它的潛能和生命力還沒有全部釋放出來，同時也是 因為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者將要並且必須從資本主義那里繼承許多東西，社會 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有一種歷史的連續性，因而不可能一舉割斷與它的關系而在一片廢墟上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

這種歷史連續性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社會主義民主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繼承者。資產階級已經在政治上對 工人階級作了讓步，承認了工人階級的選舉權、結社權、參政權，難道工人階級 要剝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各項權利嗎?

第二，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繼承者。最初，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的自由 主義以及給自己加上自由之名的資產階級政黨是敵對的，但是近代自由主義中 包含了某些超越了資產階級狹隘內容的東西和更加深遠得多的普遍的社會原 則，因此，“說到作為世界歷史性運動的自由主義，那麽社會主義不僅就時間順 序來說，而且就精神內容來說，都是它的正統的繼承者”,如保障公民自由、自由 人格的培養、移動和選擇職業時不受任何經濟強制的自由、經濟上的個人負責 制等，可以說沒有任何自由主義的思想不屬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 的完成，也可以把社會主義稱之為有組織的自由主義。

第三，社會主義社會是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繼承者。社會主義是靠越來越 多和越來越貧困化的無產階級來完成呢，還是靠逐漸富裕起來的工人階級來完 成?伯恩施坦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馬克思的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理 論已經過時，因為結社權、有效的保護法、政治選舉權和工會運動，使工人能夠 確保自己在財富的增加上獲得的份額增長；社會和工人越富足，社會主義就越 容易和有把握實現。“沒有人想到要把作為一個根據民法維持秩序的共同體的 市民社會致於死命。相反，社會民主黨不想解散這一社會和把它的成員全部無 產階級化，他們寧可堅持不懈地致力於使工人從一個無產者的社會地位上升到 一個市民的社會地位，從而使市民地位或市民生活普遍化。社會民主黨不想用 一個無產階級社會來代替市民社會，而是想用一種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來代替資 本主義社會制度。”既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具有如此密切的連續性，那麽災變論和崩潰論 就是不能成立的。與災變和崩潰這一遠景不同的另一遠景出現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前景向我們指出的是工人的日常鬥爭(……)和工人在數量上、在一般社 會勢力上、在政治影響(……)上的增長，這個前景向我們指出的工人階級的道路 不僅是向前的，而同時也是向上的，不僅是數量上的增長，而且也是它的經濟、道 德和政治水平的提高，它作為參加國家和經濟管理的能力和活動的加強。”

2. 這種轉變只能是和平的、民主的、改良主義的首先，階級鬥爭的形式變了：隨著民主制度的增加，出現了更為人道的、更 為緩和的階級鬥爭方式，從前需要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改革，我們今天只要通 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

其次，階級鬥爭固然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不過，“我並不認為對立面的鬥爭 是一切發展的動力，相似力量的合作也是發展的一個巨大動力”。也就是說， 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某些方面可以通過合作解決矛盾。民主要求合作、節制 和不可避免的妥協，雙方不僅是競爭者，而且是共同體的合夥者。

最後，用發展民主的方式代替無產階級專政。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 在過高估計革命暴力對於現代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創造力這一點上，從來沒 有完全擺脫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伯恩施坦主張發展民主和自由制度，而不是去 炸毀它們並代之以革命的專政。“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實踐活動都是歸結於創造 一些狀態和先決條件，它們能夠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 的情況下轉移為一個更高級的制度。社會民主黨的信徒覺悟到自己是一種更 高級的文化的先鋒，他們一再從這一覺悟汲取鼓舞和激勵，他們所力爭實現的 社會剝奪在道義上的權利根據歸根結底也在於這一覺悟。”但是，階級專政卻屬 於較低下的文化，在可以避免的情況下實現它，就只能看成是一種倒退，是政治 上的返祖現象③。

3. 轉變過程本身就是一切，運動就是一切，而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從上述前提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出如下的結論：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 的過程本身，也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對我來說運動就是一切，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伯恩施坦這句話在國 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引起了軒然大波。他自己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解釋了這句話 的具體含義，摘要歸納如下：

(1)一切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限制、監督、調控本身就具有社會主義的含義， 如社會民主黨推動工廠法等經濟立法的進程、推動地方自治機構的民主化、推動工會運動和工人消費合作社的發展，都屬於社會主義的當前工作和日常工 作。凡是對資本主義的改造，哪怕只是局部的和有限的，都是對資本主義制度 的一定程度的否定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定程度的肯定，並非只有整體性的、 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改造即革命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2)某些超越目前歷史條件的激進措施，未必能夠真正改造和替代資本主 義。例如，讓國家立即接收大的工廠，讓工人立即接收小的工廠，大量建立和發 展工人所有制的生產合作社，肯定會給國民經濟帶來破壞性的影響，因為不論 是政府還是工人都還不具備經營和管理企業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對資本主 義企業進行監督倒是更為有效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伯恩施坦才說：“一部好 的工廠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廠的國有化包含更多的社會主義。”

(3)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和目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般 區別當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然而，第一，它不應該是一種詳盡地制定的並且必 須按照它而行動的最高綱領，因為形勢的變化隨時會突破其中的條條框框；第 二，比起實際的運動過程，比起工人階級精神抖擻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麽它是 否為自己確定了描繪好的最終目的，畢竟是次要的事。

(4)馬克思的理論實際上已在原則上推翻了關於最終目的的觀點。對於一 種以發展思想為基礎的社會學說，不可能有什麽最終目的，它認為人類社會是 不斷處於發展過程中的。根據這個學說，可以有大的方針路線和目標，但不能 有最終目的。即使人們能夠稱為暫時的最終目的的事情，也不應當從頭腦里先 驗地虛構出來，而必須是從運動的實際鬥爭本身出發形成起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曾經說：“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 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 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 麽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 會因素”。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伯恩施坦宜布：“我根本無法相信終極目的，因此也不 能相信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但是，我堅決地相信社會主義運動，相信工人階 級的向前邁進，他們一定會通過把社會從商人地主寡頭政治的統治領域改變成 真正的民主制度(它的一切部門都是受工作和創造的人們的利益指引的)而一 步一步地實現自己的解放。”

第五章 工聯主義勞動哲學

“trade unionism”,中文中有工聯主義、工會主義、職工組合主義、職工聯盟 主義等譯法，1949年後逐漸統一譯為工聯主義。我國學術界和我國人民對工聯 主義的了解和評價，主要來自於列寧的幾個著名論斷：“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 人階級單靠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意識……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 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 起來的”;“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著資產階級思 想體系的加強……工人運動的自發的發展，恰恰導致運動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 的支配”;“自發的工人運動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聯主義，而工人階級的工聯主義政治也就是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無產階級的自發鬥爭如 果沒有堅強的革命家組織的領導，就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階級鬥 爭’”;“俄國社會民主黨所應該實現的任務：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覺性灌 輸到無產階級群眾中去，組織一個和自發工人運動有緊密聯系的革命政黨。”列寧當然還有比較詳細地解釋，我們也認為，這種解釋在當時特定歷史條 件下相對布爾什維克的特殊革命要求而言，是很有道理的。不過，在將近一百 年後，人們有足夠的歷史縱深來反思社會主義、工聯主義與工人運動三者之間的關系了 。

第一節 英國工聯主義：以韋伯夫婦的產業民主理論為例

英國工聯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費邊社領袖韋伯夫婦。下面主要介紹他們 的主要著作《產業民主》一書的基本觀點。《產業民主》 一書發表於1897年，包 括四個部分21章，是一部900多頁的巨著;該書史論結合、邏輯嚴謹，提供了一 種完整的工聯主義理論。

一 、工會的結構

工會的組織結構依存於企業、職業、產業結構的發展。在18世紀，工會主 要建立在工場手工業基礎之上，工會組織結構帶有強烈的職業性和地方性，局 限於某一市鎮的某一職業範圍內。19世紀機器大工業的發展， 一方面需要並引 起資本和勞動的廣泛流動，另一方面又需要並引起資本和勞動的高度集中； 一 方面需要並引起更加細致的分工和專業化，另一方面又需要並引起更加密切的 合作和交換。結果是打破了工場手工業的職業局限性和地方局限性，使資本和 勞動按產業原則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組織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工會結構 經歷了從原始的直接民主向代表制間接民主的轉化過程。

1. 工會原始的民主結構

18世紀的地方職業俱樂部采取一種最簡單形式的民主。每個職業的成員 自己制定規則並把它們應用於特殊的場合，投票表決基金的支出和作出必要的 集體行動的決定。主席和司庫由成員會議選舉產生並且任期很短，通常由成員 輪流擔任，拒絕擔任者要被處以罰金；職業俱樂部一般通過大會處理所有事務， 不大情願授權給專職人員或委員會， 一旦這種授權不可避免時，就通過輪換或 短期任職等權宜之計來防止某些特殊成員的過分要求和過度的影響。在工會 民主的這種最早的類型中，我們發現了一種最天真淳樸的希望，那就是不僅“所 有人都是平等的”,而且“所有利害相關的事物都應該由所有的人來決定”。

2.代表制和工會行政機構的產生和發展

工會的原始民主或全體會議式的管理固然滿足了很小的和地方性的工人 社團的需要，但它也只有在其有限的範圍內才是有效的和可行的。這些孤立的 和分散的小工會， 一方面無力對付法律和社會對工會的迫害，以至於很多工會 只能秘密進行活動，另一方面，它們的封閉性和排外性又使它們與工業社會日 益發展的雇傭的流動性、開放性和普遍性不相適應。於是，這些分離的地方俱 樂部開始建立一種比較松散的聯合，進而又發展出一種緊密的和全國性的聯 合。更大範圍的聯合必然要求一種新的組織結構和管理制度，因為全體會議的 直接控制和決定已經不再適用了。最初的制度創新是由各個地方分支輪流成 為管理中心或領導分支，由一些不脫產的工會幹部在業余時間從事各分支之間 的聯絡、交流和管理活動；隨著分支的增多和共同基金的形成，這一制度被全國 性的分支代表會議制度所代替。這就是說，隨著工會由地方向全國的發展，代 表制民主便逐步取代了原始民主。

工會的代表制民主制度與民主國家的代議制民主制度具有相似的組織結 構：由各個地方工會選出代表參加全國代表會議，由全國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執 行委員會，由執行委員會任命一些專職的支薪行政人員處理工會的日常事務。 比如，在棉紡業，棉紡工人聯合會的代表會議像英國議會一樣擁有“立法權”即 制定棉紡工會政策的最高權力；由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一個由16人組成的執行 委員會，包括主席、司庫、秘書、7個工人代表、6個地方分支工會的常設官員，它 相當於英國的“內閣”,負責執行代表會議的重要決議、承擔聯盟的“管理”職 責；執行委員會授權一個以總幹事為首的小委員會，負責日常管理事務。

工會代表制民主由三個基本環節構成：被代表的會員群眾、由會員選舉產 生的代表和代表會議、由代表會議選舉或任命的專職行政人員和行政機構。其 中，代表和代表會議是一個最為關鍵的環節。在一個大的全國性工會組織中， 實際上不可能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而只能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於是代表和代表 會議的首要職能就是傳達、表達、集中、統一會員的意見和要求。這一點，很多 普通會員代表都能夠做到。困難的反而是代表和代表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職能，那就是監督和控制工會的職業管理階層和行政官員。 一般而言，普通的、不脫 產的會員代表由於缺乏必要的信息、知識、時間和精神上的專注，很難履行其監督和控制的職能，於是便有必要形成一支職業的代表隊伍去平衡和制約職業的 公務員隊伍，前者專司批評和指導，後者專司行政。然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 會尖銳地暴露出代表制民主的內在矛盾：當代表們放棄他們原來的職業而專注 於提高他們的監督和控制能力時，他們也自然而然地會趨向於改變自己的生活 方式、思想方法和知識氛圍，逐步失去對那些他們應該去代表的普通工人的感 情的明確的感知和評價能力；當工人代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工人時，他沒有能 力去批評、指導、監督和控制那些從事智力工作的工會官員，而當他自己也具備 了智力工作者的特質時，他就會趨向於放棄與他必須去傳達其願望的選民的直 接接觸。這是一個有些殘忍的反諷，說明了為什麽雇傭勞動者對代表制有一種 無意識的憤怒。

3. 管理效率與民主控制的矛盾

像議會民主制政治結構一樣，工會組織結構中最主要的矛盾也是管理效率 與民主控制之間的矛盾。 一方面，在工會面臨的對手和環境已經被高度組織起 來和裝備起來的情況下，在工會的目標越來越高、任務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 多、內部構成越來越覆雜的情況下，留戀和停留在原始的直接民主組織結構，將 會導致工會完全缺乏效率、凝聚力、戰鬥力和應變能力，甚至會導致工會的癱瘓 和瓦解。事實證明，代表制及其集中統一的行政管理，給工會帶來了統一的政 策、統一的財政來源和支出、統一的集體行動、專業的分工和廣泛的合作、充足 的知識和智力資源、富有談判能力的職業專家和富有管理經驗的行政官員，總 之，大大地提高了工會的效率和力量。另一方面，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代表 制及其行政管理制度日益演變為官僚制度的過程。

應當看到，在工會直接民主向代表制民主轉化的過程中，原始的民主要求 一直在頑強地抵抗集權化和官僚化的趨勢。首先，全國代表是由地方分支選舉 產生的，必須對他的選民負責，在很多情況下，他無非是依照分支會員大會已經 作出的決議到全國會議去投票，他只是傳達會員聲音的工具；其次，各分支堅持自主地決定分支範圍內事務的權利，抵制來自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工會高層管理 人員的幹預；第三，在原始民主中曾經盛行的創議(initiative) 和公決(referen-dum), 在後來的代表制民主中也長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和實行；第四，在全國 代表會議期間，執行委員會成員和行政官員必須到選舉他們的工人代表和由工 人代表組成的“議會黨團”中去，就大會政策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因此，代表制 仍然保存了基本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則①。

然而，一個由執行委員會專職委員和專職工會行政官員組成的特殊利益集 團還是不可避免地在代表制基礎上產生出來了。首先，以總幹事或首席執行官 (chief excutive officer)為首的專職的和支薪的行政官員會利用種種便利條件使 自己的任職長期化並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由於專注於辦公工作，他們很快獲 得某種職業上的熟練，並通過他們所掌握的與分支工會的聯系渠道(如工作通 信、財政報告),反覆向基層工會和一般會員提供關於他們履行自己的管理工作 的能力的積極的證據，其他人即使擁有同樣的或更優秀的才能，也沒有得到表 現的機會，因此，除非他們表現出明顯的不適當或無能，他們總是有把握使自己 能夠連選連任，於是便形成了一個在性格、訓練、職責等方面與眾不同的特殊的 辦公管理階層，其任期甚至超過英國國家公務員的任期。其次，感到自己無力 控制行政官員的執行委員會，傾向於與這些官員建立一種心照不宣的緊密的聯 系，共同抵制他們共同的選民的批評，有些本身也是支薪官員的委員會成員，對 其他官員的弱點容易抱同情的態度，於是在工會中便產生了一個由一半官員一 半代表組成的統治集團。最後，普通會員的創制權和全體公決權等直接民主權 利受到代表制和行政官僚制的限制，只在極為有限和特殊的情況和問題上才得 到實現，而且既然把什麽問題提交公決的權力、把問題提交公決的時間和方式 的決定權、公決結果的發布渠道等，都掌握在執行委員會以及對執行委員會施 加重大影響的總幹事手中，那麽,這種公決不僅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制約管理層， 反而會成為執行委員會權力的巨大補充，或者進一步加強總幹事的影響。

迄今為止，在工會世界里，仍然未能實現行政管理效率和民主控制之間的理想的結合——在偏於前者時導向個人專制或專家官僚制度的不受控制的統治，在偏於後者時導致無效率和分裂。不同地區、產業、職業、階層的工人具有 不同的利益和戰略機會，要想把他們結合在一個單一的組織或“總工會”里，幾 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雇傭勞動者作為一個階級又的確具有“人類兄弟之情”、對 重構社會的共同希望、對新的道德世界的共同追求，因此又具有一種對統一的 路線和政策的共同需要。在“工會的結構”這一部分的最後，韋伯夫婦提出了一 種聯邦制(federal form)的構想，試圖把工會世界對統一的政策和統一的管理的 需要與基層和地方工會的自治、把職業專家和行政官員的管理與會員民主權利結合起來 。

二、工會的功能

在“工會的功能”這個概念下，韋伯夫婦以很大的篇幅討論了工會的目的、 任務、職責、活動內容；一言以蔽之，工會的功能就在於改善和提高工人的雇傭 條件，捍衛和保障工人在就業、工資、工時、公共衛生和安全、社會保險等方面的 合理權益。隨著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工會的功能也經歷了兩個 基本的發展階段。

1. 早期工會的功能

早期工會帶有強烈的職業性、地方性，工會努力為它們的成員爭取封閉性 和排外性的職業或行業利益。它們的基本信條是“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 原則，這是財產所有權信條在勞動領域的引申：勤勞、勞動也應該像財產一樣得 到社會和法律的保護，勞動者也應該得到智力工作者和財產所有者所得到的保 護，特定的勞動或職業也應該擁有一定的既得利益。為了確保這種既得利益， 工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動：行業人數限制或對新來者的嚴格的準入制度、 進門費、很長的學徒期、對新機器和新技術的禁止、嚴格的職業分界線、習俗工 資等，旨在保持一定範圍內的職業特權。

從一方面說，成員資格的限制、產量的限制、新機器和新技術的限制，持續 地阻止了在最優基礎上的產業重組，降低了生產的效率和水平；從另一方面說，與“完全競爭”相比較，工會的這種特殊保護也使某些家庭、階層和階級避免了 一般的惡化，在這些享有特權的人群中為共同體保存了產業傳統、高水平的特 殊技能以及在赤裸的活命工資基礎上很難達到的身體健康和一般的智力水平。

2.19世紀工會功能的更新和發展

19世紀大工業的發展、資本和勞動流動性的持續增加、產業過程的持續革 命化，使既得利益信條和成員限制裝置在大多數產業變得不適用了。工會不得 不在一種新的“完全競爭”條件下，在一種自由主義的供需信條占統治地位的環 境中，重新開始為工人爭取合理權益的鬥爭。最初，工人的工資完全被勞動力 供求關系和狀況決定(所謂“浮動折算制”),工人與雇主簽訂一對一的雇傭合 同，而且合同內容主要涉及工資而不涉及工時、勞動條件，更不涉及失業、醫療、 養老等社會保險；工會或者被法律禁止，或者只能從事內部的互助保險活動，而 不能進行集體談判和立法活動。這個時期充滿了激烈的和大規模的勞資沖突， 罷工、騷亂、破壞機器、暴力行動此起彼伏，而雇主以犯罪起訴相報覆，並解雇工 會會員 。

勞雇雙方意識到勞資沖突只能導致兩敗俱傷，而以智力工作者為主體的中 產階級和公眾輿論也以社會共同體利益的名義呼籲建立一種理性的、合作的、 規範化和法制化的勞資關系處理機制，於是集體談判、調解和仲裁、勞動立法等 新的制度和機制便應運而生。

集體談判既基於又超越了市場供需信條和個別勞資談判。既然勞資雙方 具有平等的市場和法律地位，既然資方可以通過專利權、特許經營、商標、股份 公司、雇主協會等建立資本的合法的壟斷，勞動者也可以通過工會建立對勞動 力的合法的壟斷，以團結起來的力量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從而改善個別勞動 者在個別勞資關系中所處的極為不利的弱勢地位。經過工會和雇主協會長時 間的談判而簽訂的集體協議，往往覆蓋了一個地區的所有企業甚至一個產業的 所有地區，對那些傾向於個別談判的個體企業主和個體工人具有相當大的強制性，這固然限制了“完全競爭”的自由或完全的“契約自由”,但有利於產業和平和產業效率的整體提高，也符合公眾利益和社會利益，因此，集體談判和集體協 議很快成為主要的、常態的、得到勞雇雙方和社會各界讚成的產業關系調整 機 制 。

集體談判有時候會陷入僵局或完全破裂，引起勞方的罷工和資方的閉廠行 為。為了打破僵局、結束對抗、恢覆談判並進一步恢覆雇傭，就需要調解和仲 裁。在每一個重要的產業中心，都建立了調解和仲裁的地方委員會，由同樣數 量的雇主代表和工會代表組成，通常由一個社會知名人士(律師、政治家等)擔 任委員會主席，他或者起草一個協議並說服雙方簽署這個協議(這叫做調解), 或者給出一個中止雙方爭議的裁決(這叫做仲裁)。通常，有聲望和經驗的調解 者和仲裁者能夠引導雙方認清事實以及對方的利益，從而能夠促使雙方繼續中 斷了的集體協商過程。但是， 一方面因為調解和仲裁並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 性，勞雇雙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另一方面因為工人方面難免懷疑調解者 和仲裁者作為智力工作者會有意無意地偏向雇主，而雇主方面也害怕調解者和 仲裁者借調解和仲裁活動為自己拉選票或增加自己的社會聲望，所以調解和仲 裁也不是醫治產業中斷的萬靈丹，而只能說是集體談判的一個附屬物。於是， 產業內部和社會公眾會產生一種對於“強制仲裁”的需要，那就是通過制定法律 來強制性地規定雇傭條件。

勞動立法或關於雇傭條件的法律規定，通常是社會各方相互博弈的產物， 因此未必能夠充分地滿足勞動者的要求，而且制定法律所需時間很長， 一旦制 定出來又具有長期穩定性，往往滯後於產業發展和雇傭條件變化的需要。但法 律規定的雇傭條件雖然不如集體談判可能達到的雇傭條件，卻有一個集體協議 不可能擁有的好處，那就是強制性地規定了所有地區和企業必須遵守的最低雇 傭條件，而不管那里的工人或雇主具有何種組織程度，也不受通貨膨脹或蕭條 的周期性影響，而且法律並不禁止工人和工會繼續通過集體談判追求高於法律 規定的更高的雇傭條件。所以，勞動立法具有集體協議所不具有的最高普遍性 和長期穩定性，有利於勞資關系的規範化和長期的產業和平。工會所要進一步 努力的是，不斷把某些產業通過集體談判率先達到的更高的雇傭條件通過議會 立法變成普及全國的雇傭條件，也就是說，不斷提高法定最低雇傭條件的水平 和標準。此外，集體談判只是局限於產業內部的民主化，是嚴格意義上的產業 民主，而勞動立法則把工人和工會引入國家政治和法律層面，從而把產業民主提升到了政治民主的水平。

集體談判、調解和仲裁、勞動立法是工會為勞動者爭取合理和合法權益的 方法、手段、機制，這些合理和合法的權益包括更高的工資、更短的工時、更好的 勞動條件、更連續和長期的雇傭，而在以前的個別勞資關系中，工人沒有足夠的 談判能力和討價還價能力，被迫接受赤裸的活命工資、超出正常限度的勞動時 間、惡劣的工作環境、無規則的解雇和失業。為了防止某些工人被雇主和工頭 強迫或引誘為同樣的工資付出更多的勞動或為過低的工資付出正常的勞動，工 會制定了標準工資率，作為產業內部的共同規則，規定最低工資以及為獲得這 份工資可以付出的最大的工作量，如果個別會員違背這一規則而擅自加快工作 速度和加大工作量，就要被處以罰金。為了防止個別工人被引誘通過加班加點獲得更多的收入——雇主會以這些工人的生產率為基準提高勞動定額和降低 工資率，結果是個別工人的收入可能會增加，但整個雇傭勞動階級的報酬率必 定會降低，同時，一些工人因為從事過度的勞動而損害了健康，另一些工人卻陷 入就業困難——工會制定了第二種共同規則，即正常工作時間。在一個世紀 內，正常工作時間經歷了一個逐步減少的過程，從每日14小時，經過每日12、 10、9小時，直到固定為8小時工作制。工會又進一步制定了關於公共衛生和安 全的共同規則，以保護工人的身體、精神和性格免受惡劣的勞動環境的摧殘。 此外，集體合同還規定，雇主應該在有利於工人的前提下引進新機器和新技術， 不僅工資勞動者現有的雇傭條件應該被保持，而且他們應該獲得技術進步帶來 的某些利益如增加標準工資，作為他們接受新變化的條件。鑒於雇主總是想到 以裁員來應對經濟蕭條，工會方面又在集體協議中增加了限制解雇的條款，工 會的理由是：工人是生產效率的最重要的要素，他們的利益應該優先得到保障， 如果雇主通過降低雇傭條件去滿足消費者，他就是在通過惡化長期的產業接力 賽所需要的工人的體能和性格的方式，拋棄了不屬於他但在為他的服務中存在 的 人 力 資 本 價 值(the capital value of human)。

在工人很好地組織起來、工會力量較為強大的產業或地方，集體談判本身 可以在勞雇雙方之間達成標準工資、正常工作日、公共衛生和安全等方面的共同規則。但在工會力量弱小、雇傭不規則的產業或地方，只有勞動立法才能規 定最低國家勞動標準(national minimum),包括國家最低工資標準、國家最低公 共衛生(sanitation)標準、國家最低閒暇與休息(reisure and rest)標準。這個最低 標準往往介於不規範產業的個別勞動合同所實現的雇傭條件與規範產業的集 體協議所實現的雇傭條件之間，是工會、社會、公眾和國家認為非規範產業的非 熟練工人所必需的不能再低的雇傭條件，其中工資一項一般被稱之為“living wage”(最低生活工資)。“living wage”高於免於餓死的赤裸的活命工資(a baresubsistance wage),因 為“living”顯 然 大 於 和 高 於“Subsistance”,“living wage”除了能夠維持生命外，還能夠保障每一個工人持續地和有效地履行其作為生產者和公民的社會功能。最低生活工資的信條替代既得利益信條和供需信條而成 為工會運動的基本信條，它來自於一條更偉大的人性信條，那就是人應該並有 權依靠他的勞動過一種正常的社會生活，按照這一信條，工資不能僅僅被起伏 不定的產業狀況和市場供需狀況所決定，而應該依照工人作為生產者和公民的 需要和他們努力的程度來決定。

三、工聯主義的理論依據

1. 工聯主義與資本利益的一致性

經濟學家們通常認為，勞動力的市場供求關系自然會使工人得到他們應該 得到的工資；勞動力供過於求時，工資自然會降低，勞動力供不應求時，工資自 然會提高。如果工人和工會違背這一自然規律、神的法律(God’s laws)而人為 地要求得到更高的和不斷提高的工資，就會降低利潤、減少資本積累和投資，結 果工人會發現自己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如果他們希望自己持續地被雇 傭，工資就要退回到過去的水平，有時甚至還要低於這個水平；如果他們堅持要 求得到更好的條件，就只有較少的成員能夠被雇傭。況且工資的增長還會帶來 工人階級人口的更快的增長，結果其總體生活水平並未因為工資的提高而有所 提高。工聯主義和工會運動是對自然規律的一種人為的幹擾。

這一理論符合工業革命早期的某些實際情況，但1874年前後，即使是經濟學家本身，也在逐步放棄這一理論。比如，約翰 ·斯圖亞特 ·密爾就認為，工會 可以並且能夠集體地為勞動階級爭取更大的分享和勞動產品中更大的數量；馬 歇爾則指出，國民資本的增加並不只是物質財富的堆積，對工人子女的投資，正 如對馬和機器的投資一樣，也是生產性的。

第一 ，從表面上看，工廠立法、強制性公共衛生、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工資、 工人聯合的自由等，會降低資本的利潤率或投資者的回報率，但是，如果這些事 物產生了政治的和社會的穩定性，如果它們增加了生活的快樂，尤其是如果它 們有利於建立防止革命和強奪的堡壘，那麽,投資者將樂於看到利潤率的降低， 只要這種降低伴隨著政治安全的增加，就勝過在一個更為不滿和更不穩定的共 同體中尋求更高的利潤。所以，明智而有遠見的資本家讚成雇傭條件的逐步提高 。

第二，資本家的利潤率的減少，並不一定導致整個資本利潤的降低和國民 積累的減少，只不過是使資本的利益在各個生產者階級中重新分配而已。經驗 表明，共同規則的實施反而會導致產業效率的提高和廣義的資本的擴大，也就 是說，雇傭條件的改善會積極地增加國民資本的生產率，增加工人階級的身體 力量和智力水平，引誘智力工作者和中產階級為保持未來長久的收入而更努力 地工作，促進技術發明和它們的一般應用，總之，增加共同體各種形式的生產性資本 。

第三，工資過低、勞動條件太差，會引起熟練工人移民國外，這比資本外流 的後果更嚴重，而較高的雇傭條件能夠把熟練工人留在國內從而增加本國的資 本利潤。此外，工人生活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會在本國國民中增加更多有才 能的商人、資本家和智力工作者，增加一般的商業能力，而這些會轉化為新的 資 本 。

第四，工資的增長、工時的減少、公共衛生和安全的改善並不必然帶來出生 率的提高和人口的膨脹。“人口原理”在馬爾薩斯時代的確有某些道理，因為對 吃不飽的工人來說，工資的增加的確主要用於增加食物、提前結婚和養大孩子， 從而帶來人口增加，但對於已經獲得了生存必需品的大多數現代工人來說，增加的工資主要用於提高生活質量，結果倒會是人口出生率的普遍下降。

2. 工聯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一致性

工會的共同規則和國家最低雇傭條件並不妨礙產業競爭或降低競爭強度， 它們只是設置了一個平台或基準，在這個平台或基準之上，消費者可以自由地 去選擇他們偏愛的產品，而不管這些產品是由男人或女人、由人手或機器、由本 國生產者或外國生產者所制造；資本家和雇主可以自由地引進新的機器和新的 技術，可以以高於產業或國家標準的雇傭條件去吸引最強壯、最有技能、最優秀的工人；工人可以自由進出任何一個產業和行業，可以通過提供更好的產品和 服務、通過提高自己的專長和技能，獲得更高的收入，有些專家型工人甚至可以 獲得“能力租金”和“機會租金”。

事實上，正是不規則的雇傭條件經常使雇主得不到最好的工人，因為那些 低素質或壞性格的工人會競相以較低的價格爭奪工作崗位，而優秀工人首先被 挑選，不僅有助於產業的發展，而且能夠促使年輕人努力為自己培養好的性格、 技能和一般智力，從而促進整個工人階級的發展。

事實上，正是不規則的、低於工會共同規則和國家最低標準的雇傭條件的 存在，使許多小企業處於過度競爭之中，這不僅損害了工人的利益，而且有害於 產業效率和國家福利，而當雇主被抵制和被禁止通過惡化雇傭條件追逐利潤 時，他們就被迫轉向通過引進和利用新發明來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並獲得利 潤，這樣就使那些裝備和管理最好的企業得到發展，並逐步地、連續地淘汰掉那 些雇傭條件最差的、裝備最壞的、無能和不負責任的雇主，從而使生產集中到那些知道如何降低成本而不降低雇傭條件的產業領袖手中，使整個產業得到最有 效和最高形式的發展。

可見，在工聯主義這里，經濟學家們所要求的適者選擇(selection of the fit-test)和 功 能 適 應(functional adaptation)都能夠得到滿足；工聯主義，即使對於經濟學家而言，也是一種適用於現代產業條件、適用於每一種特殊產業環境的，不 僅被整個雇傭勞動階級所接受而且有利於增加整個國家的效率和財富的理論。

3.工聯主義與社會共同體利益的一致性

工聯主義由於一方面提高了勞動者的雇傭條件和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又促 進了資本發展和有序的市場競爭； 一方面提高了產業效率，另一方面又促進了 產業和平，因而對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安全、福利、秩序和發展都是有利的，或至 少是利大於弊的。這也是勞資兩大階級之外的其他階級和社會群體能夠接受 和支持它的根本原因。

四、工聯主義與民主

如果僅僅把工聯主義當作一種對雇傭條件的詳細規則，以防止產業競爭對 工人的壞影響，那麽它就與政治和國家管理制度沒有什麽直接的關系：某些國 家的專制統治者也會制定工廠法和國家最低標準，以防止產業競爭降低人民的 健康、智力和性格，但他絕不會鼓勵工會通過集體協商和談判去推進產業規則。 問題在於，工聯主義和工會運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經濟裝置或商業談判機 制，而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民主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 國家要真正有效而持久地實施國家最低勞動標準，就必須主要依賴於工會這一 產業組織，因為工會擁有長期的產業規制經驗和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有足夠 的動力、專業知識、敏感和警覺性。

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產業管理應該由三個主要階級來共同決定：即消費者 決定生產什麽的問題，雇主和資本家決定以什麽方式生產的問題，工人決定在 什麽條件下生產的問題。如果一個民主國家要達到充分和完全的發展，最重 要的是要把工人的真實需要和渴望作為決定雇傭條件的主要考慮，工會在產業 管理的這一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因為最簡單的工人階級組織的成員無論如何 都知道什麽雇傭條件使自己感到痛苦，就像穿鞋者知道鞋子在什麽地方夾痛了 人的腳 一 樣。

產業民主和政治民主是互為前提和條件的。 一方面，工人階級只有在產業領域內有效地組織起來，才能作為獨立而強有力的政治主體進入國家政治生活 領域，也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參與政治生活的國家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另一方 面，工人階級要善於利用政治民主和立法手段鞏固和加強產業民主，不斷地把 通過集體談判獲得的雇傭條件變成國家的法律規定。從歷史上看，產業民主來 源於工人階級把資產階級率先獲得的政治民主實現於產業領域；工聯主義的最 重要貢獻是把民主從政治領域引入到產業領域，實現勞雇雙方在產業中的平等 權利，把英國權利法案、美國憲法和法國人權宣言從城堡、祭壇和王座那里要來 的個人權利實現於農莊、工廠和礦山，像資產階級以民主反對奴隸制一樣，雇傭 勞動階級也以民主反對資產階級的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①。

那麽,這種更為廣泛的民主是否限制了個人自由呢?如果個人自由意味著 每個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只追隨他自己的本能，那麽很顯然，個人自由的確是與 民主不一致的，也與任何形式的政府管理、人群聚居、勞動分工以及文明社會本 身不一致。通常所謂契約自由、聯合自由、企業自由，實際上只是一些人利用偶 然擁有的權力強迫其他人接受他們提出的條款的自由，這種建立在不平等基礎 上的個人自由與強制沒有什麽區別。如果說，“Liberty”或“Freedom” 不是任何 自然的或不可剝奪的權利，而是共同體中這樣一些存在條件，這些條件會導致 個體人的最大可能的發展，那麽,民主就不僅與個人自由相一致，而且是保障更 大數量的個人自由的唯一方式。相反，獨裁統治、貴族統治和富豪統治必定會 剝奪大部分人的個人發展機會。只有當一個民族的資源被審慎地組織起來並 用於為整個共同體而不是為特殊個人或特殊階級謀福利時，只有當產業管理像 人類其他事物一樣由共同規則來指導並由專家來執行時，只有當政策的最後決 定不是由其他人而是由公民本身作出時，才能在作為一個整體的共同體中達到 個人智力和個人性格的最大發展。

第二節 美國工聯主義：以龔帕斯的勞工運動理念為例

丹尼爾 ·奎因 ·米爾斯在《勞工關系》 一書中比較了美國勞工運動的哲學 與歐洲勞工運動的哲學，認為美國勞工運動是在保護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的基 礎上增進工人的利益，而歐洲勞工運動是通過變革整個社會來推動工人階級的 發展；美國勞工運動缺乏強烈的階級意識，主要關心在地方和工作場所爭取更 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歐洲勞工運動具有較強的階級意識，希望通過政 治手段來爭取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革，通過對整個社會結構的革命性變革來尋 求整個工人階級的發展。之所以出現這種區別，是因為在美國勞工運動的發展 的成形階段，美國的經濟社會特性明顯不同於歐洲國家：(1)缺乏封建制度及嚴 格的等級觀念和慣例；(2)比較早地實現了對白色人種、男性和城市工人階級的 真正的公民權和普選權；(3)自由的公共教育；(4)工人有可能提高他們的生活 水準並有可能進入管理和企業家階層。

美國勞聯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薩繆爾 · 龔帕斯最為典型地表達和實踐 了美國勞工運動的工聯主義哲學。紐約大學教授路易斯 · 里德(Louis S. Reed)著有《薩繆爾 ·龔帕斯的勞動哲學》 一書，詳盡而深入地介紹了薩繆爾 · 龔帕斯的勞工運動哲學。這本書是對龔帕斯關於勞工和勞工運動的理念的研 究，同時也是對長達50年之久的、被稱為“龔帕斯時期”的美國勞工運動的一種哲學研究 。

龔帕斯的勞動哲學是一個理念體系，包括他對勞工運動存在於其中的那個 世界的看法，他對待勞工運動的地位和目的的基本信念，以及作為實現這一目 的的最為合適的政策和戰略的理念。

一、從社會主義到工聯主義

龔帕斯最初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一位馬克思派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國際工 人協會成員費迪南 · 勞威爾和其他一些階級意識激進分子把他領進了勞工運 動。勞威爾是一個溫和的、穩健的、理智的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主義與工聯主義是一致的。根據對美國環境的研究，他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工會這一堅 實的基礎之上：以解決面包黃油問題(生計問題)為直接目的的強大的工會運 動，是把美國掙工資者團結和統一起來的唯一方式和道路，只有在這個基礎上， 才能開展政黨和政治活動。勞威爾成為龔帕斯的指導者和顧問，他們一起組織 了一個“哲學家十人團”(the ten philosophers),討論並制定了美國勞工運動的基 本原則——從現實的勞工運動中產生世界上最有效的經濟組織，在這種經濟組織以及控制經濟權力的基礎上，進而影響和控制其他領域，在廣泛的工會運動 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政治活動。這一勞工運動哲學可以稱之為“工會社會主義”。

但是，受拉薩爾派影響很深的政治社會主義者，不顧美國實際情況，專注於 建立和從事工黨等政治活動，僅僅把工會當作實現其社會革命(消滅工資制度、 以生產合作社取代資本主義)的附屬工具。

政治社會主義與工會社會主義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結果則出乎雙方意料： 在工業恢覆經濟發展的條件下，政治派在大選中失敗並被掙工資者拋棄，而工 會社會主義者也因此而懷疑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並轉向純粹 的、簡單的工聯主義，也就是把全部注意力轉向工人的直接利益和直接目標的 實現，而不再追問某種最終理想。

在這個過程中，龔帕斯由社會主義的追隨者變成社會主義的反對者。里德 從幾個方面分析了龔帕斯的這一轉變：

第一，社會主義的激進政治活動，包括他們在勞聯內部爭奪領導權的活動， 使龔帕斯對社會主義者的敵視擴大到了社會主義本身。

第二，社會主義主張國有化，龔帕斯擔心，在工人被國家雇傭的情況下，他 們將被剝奪他們被私營企業雇傭時所擁有的組織權和罷工權，最後，連工人是 否被雇傭也取決於他們持有什麽樣的政治態度和立場，以至於他們的就業權也 將受到威脅；另外，政府本身卻什麽問題也解決不了，只不過把工業和經濟問題 轉移到政治領域而已。龔帕斯相信傑弗遜的“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這一政治哲學理念，認為社會主義將使政府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壓制和摧毀 個人的首創精神。

第三，在人生觀上，龔帕斯畢生信奉志願主義(voluntarism),追求個人自由， 憎恨國家幹預和強制，這也加強了他的反社會主義立場。

二、純粹工聯主義或商業工會主義(business trade unionism)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工會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是息息相關、緊密聯系的，與 此不同，美國工會運動既不直接與任何一個政黨結成戰略同盟，也不自己直接 去問鼎最高國家權力，相反，倒是某些政黨對美國工會運動的滲透無一不鎩羽 而歸。這當然主要是由美國國情決定的，但與龔帕斯的個人影響也是分不開 的。龔帕斯提出並強有力地捍衛了美國工會運動的目的和綱領。

1.沒有最終，只有更多、更高、更好

龔帕斯認為，工人們不滿自己的生活條件並追求更好的生活，這便是勞工 運動。“美國勞聯——被授予代表美國勞工運動說話的權利——致力於沿著最 小阻力的路線工作，努力達到改善在今天、明天、明天的明天工作著的人們(男 人、女人和孩子)的生活條件的最好的結果，使每一天都成為比此前度過的一天 更好的一天。這是勞工運動的指導原則和哲學以及勞工運動的目的：讓所有人 得到一種更好的生活。”那麽,什麽是“更好的生活”呢?那就是經過爭取可以達到的更高的工資、 更短的工時和更清潔安全的勞動條件。勞工運動的目的就可以這樣用 “更……”(more,more,more,now)來表述。這個“更好”,不僅僅指在絕對的意義上用更少的時間在更有吸引力的工作條件下得到更高的工資，而且指他們在 與共同體中其他人的相對關系中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從本質上說，勞工運動是工人階級為自己爭取在國民收入中獲得更大份額的運動。

對龔帕斯來說，最終目的是什麽,既不清楚，也不重要。他不再像年輕時那 樣問及並回答社會和工會的未來，而把工資、工時、工作條件等直接目標作為全 部綱領。他不知道未來能夠帶來什麽,也沒有預言未來的欲望：讓未來人去操 心未來人的問題吧，我們只知道要改變現實——為“更……的東西”而鬥爭!對 於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有時他說：“我們不致力於摧垮、破壞或推翻那個社會， 而是致力於它的更充分的發展和進化。”看起來這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改 良主義。但是，按照他的贏得“更多的 … … ”的戰略，軟弱的工會固然不堪自保， 但強大的工會則通過一天天的活動一步步地改變現存的秩序——盡管它們並 不公開宣稱自己有什麽徹底的根本目標，但對現存的秩序是具有顛覆性的，在 本質上是反資本主義的。龔帕斯在很多演講和著作中都表達著這樣一種安靜 的信心：未來將屬於工人階級；按照某種他所不知道的未來的綱領，權力將屬於 勞動者，勞動者將控制工業。在這個意義上說，龔帕斯主義可以說是一種隱蔽 的“激進主義 ”(radicalism)。

2. 工會運動類似於一種討價還價的商業活動

龔帕斯的工會主義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種商業手段的性質。工會是工人們 努力去支配職業價格競爭並提高勞動力價格的一種聯合：如果雇主不答應工人 們集體要求的條款，工人們就像其他商品的賣主一樣不賣出自己的東西，這就 叫罷工；如果雇主答應這些條款，那就把它們寫進集體協議或合同。為使工會 成為一種有效的戰鬥力，龔帕斯建議收取較高的會費並把它們聚集為很大的罷 工基金；為了吸收工人入會並鞏固工會的穩定性，他建議把工會辦成具有利益 特征的機構。中期的龔帕斯相信，工會的使命就是按盡可能高的價格出賣勞動 力；工會的功能不是去控制工業，而是去控制工業中的勞動力；工會並不關心工業生產本身，並不承諾承擔提高效率的責任。

龔帕斯的這種商業工會主義思想得到了一位德國社會學家對美國的觀察的印證。在《為什麽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中，桑巴特指出，美國勞聯的領導權掌 握在非社會主義者手里，勞聯內絕大多數工會讚成用商業辦法來保護自己所代 表的職業集團的利益；美國工會人士自己經常說：“工會主義是工資收入者在現 代工業世界里高度組織的條件下改善自身狀況的商業方法”,“集體談判是一種 生意”。

實際上，早在龔帕斯和桑巴特之前，馬克思就已經指出了工會為爭取經濟 利益的鬥爭所具有的商業性質：資本家力求通過降低工資來增加利潤，工會力 求通過壓縮利潤來提高工資，這屬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買賣雙方正 常的交換行為，這是權利同權利之間的對抗，而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

桑巴特認為，美國工會運動的核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而馬克思不一定會 作這樣的判斷。作者傾向於認為，如果讓馬克思來對美國工人運動特別是美國 勞聯活動的性質作一個判斷，他固然不會認為它們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也不 會把它們歸之於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從他偉大的歷史感和歷史主義思維方 式出發，他會把它們看作是社會主義運動在美國的替代品，也就是說，它們代替 社會主義運動充當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批判者和反抗者的角色。

三、工會參與與經濟民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龔帕斯開始突破商業工會主義的限制， 也就是突破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的範圍，而進入更廣闊的範圍。這客觀上是 因為戰爭是以“保衛民主”之名進行的，要求工人的合作，要求勞資關系的民主 化，主觀上是因為工會的力量有了幾十年的積累，工會會員得到跳躍性增加，再 加上作為支持戰爭的交換，工會對於雇主和國家的權力增加了。工會參與管理與工業民主化的要求也就提出來了。

已進入人生晚期的龔帕斯最初還沒有反應過來，他還固守從前那種既不要 求分享也不承諾責任的、對抗性的、以提高工資縮短工時為主要目標的集體談 判模式。因此，他在勞聯內受到劉易斯等人的挑戰。在他戰勝了反對派、捍衛 了領袖地位後，他也接受了反對派的政策要點，成為勞工運動新哲學的發言人。

1.經濟民主或工業民主化的一般理念

經濟民主或工業民主化成為勞工運動的新目標，其一般理念是：消滅工業 專制、參與和共享、生產者的自由和解放、共同負責。他指出：“今天，在我們國 家和其他民主國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存在著一種作為資本主義而廣為人知 的專制，用另外一種語言說，就是與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相反的極端，就是財富、雇主、牟取暴利者和物質財富所有者的獨裁專制。挑戰這種雇主的專制和 獨裁的唯一有影響的力量就是美國勞工運功，我們國家和其他工業民主國家的 民主勞工運動。”①由於工業民主成了工會的目的之一，工會主義因而具有了更高的宗旨和更 大的社會功能：工會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維護自身利益的團體，它對於參與和推 動工業民主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功能因素；參與決定不僅是為了獲得更好的工資 和工作條件，而且是為了促進生產者的自由和解放，使人的生活更寬廣、更高 尚、更加充滿深刻的意義。當然，共同控制工業的新身份也意味著承擔新責任， 工人們通過工會尋求成為他們公平地分享的工業進步過程的負責任的一部分。 實際上，工人和工會參與決定將消滅數不清的工業浪費，增加數不清的生產利 益。工業民主高於集體談判而給予工業更多；在偉大的建設性的工業民主化過 程中，勞動者不是在要求得到什麽的機會，而是在要求給予什麽的機會。

2. 從工會角度對工業民主提出的設計和構想

(1)充分和坦誠地承認勞動者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和責任，承認這個角色在 實際操作中給予合作的能力。

(2)工業中每一種本質因素都要組織起來，形成有意識的、進步的、必要的團體：商業協會、工程師和職業社團、工會等。

(3)這些團體的全國性機構志願聯合在一個代表機構(如國家工業委員會， 或國家經濟機構，或經濟國會)中，在這里，每一種有益的因素都可以發出自己 的聲音，在追求公正的過程中，不讓某些因素的聲音壓倒其他因素的聲音，從而 使工業世界中所有有益的經驗用於制定和發展最好的生產和控制政策。

(4)工會在這個機構中，應該為達成決定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的協議，為 教育雇員以合作方式和在合作過程中消除工業浪費，為發展更有效率的生產， 為保證工人的公正待遇，而承擔充分的責任。

3. 工業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區別

龔帕斯的工業民主構想似乎接近了社會主義的立場：從工業中根除利潤動 機，生產是為了使用而不是為了利潤。但兩者還是有根本區別的：龔帕斯只是 要限制私有財產權而不是要消滅它，只是要求利潤動機服從於使用動機而不是 徹底消除它，只是要把利潤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利潤應該只是服務的回報而不 是投機、欺騙、剝削和專制統治的回報。”②這個一貫低調的龔帕斯甚至這樣熱情地展望：工業應該成為一個協調的自 我管理的整體，在這種自我管理中，勞動者應該分享，然後，這個民主化的工業 應該具有它自己和它的真正目的的意識，那就是為使用而生產，而不僅僅或主 要是為利潤而生產。他之所以對工業的民主化持樂觀的態度，是因為他認為工 業本身已經在自願地走向合理化了：管理已經與所有權分離了，它經歷了一次再定位，已經把服務於社會放在與服務於股東幾乎相同的甚至更高的位置，它 傾向於讚成勞動者參與工業控制，願意與勞動者一起加入偉大的工業民主化進程。為了把所有的工業從強有力的金融寡頭的愚蠢、浪費、非社會的和殘忍的 控制中解脫出來，管理者、勞動者和工程師之間的合作是極為關鍵的。

面對龔帕斯的呼籲，雇主方面反應很冷淡。龔帕斯又回到了符合他本人性 格的觀點：勞動者必須為每一點進步而鬥爭，而不能提出超出現實條件的目標。 臨死前的龔帕斯清醒地認識到，勞動者單方面不可能實現工業民主，面對反動的和極端保守的雇主，他們被迫為爭取最簡單的權利而鬥爭，為工業自由的 ABC 而鬥爭!

四、勞工運動與理論意識形態

龔帕斯厭於考慮任何實際和具體事務之外的問題，強烈反感推測運動的意 義，思考運動將走向何處；他害怕，對高級目標的追求反而會使下一步勝利更加 困難。他的這種對“理念”、意識形態和最終目的的反感與厭惡，毫無疑問，出自 他的本性，因為他從來就是一個務實的人(practical man),一個鬥士， 一個行動 者，而不是一個哲學家。因此，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及隨後的10年，“非哲學” 成為美國勞工運動的哲學——它不需要具有一種它不應該具有的哲學。既然 龔帕斯認為勞工運動是“practical”,他對理論的厭惡就具有反智主義(Anti-in- tellectualism) 的特點——他不信任外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他認為勞工運動要依 賴勞工自己的努力，要捍衛自己不受那些屬於不同階級卻試圖從上面幫助或勸 告勞工運動的人的傷害；勞工運動應該提防的不只是敵人，還有誤導它的朋友。 勞工運動是工資勞動者所有的、為工資勞動者進行的、由工資勞動者推動的運 動(the labor movement is a movement of wage earners,for wage earners,by wageearners),依照中文對林肯那句名言的翻譯，我們也可把這句話翻譯成：勞工運 動是勞(工)有、勞(工)享、勞(工)治的運動。

龔帕斯為自己的這種立場提出了兩個相當有力的論據：

第一，只有工資勞動者才能真正認識和理解工資勞動者的問題，只有實際 上處於工會中的工資勞動者才能用簡單的方式構思和表達勞工運動政策；那些 通過在工廠、礦山中解決勞動問題而積累的知識，是不可能用知識分子在學院 里或通過教條主義爭論而得到的理論取代的。知識分子通常從天上用掛鉤把 他們的勞工理論垂吊下來。

第二，長久的改變和過程應該並且只能來自人本身，任何人也不能拯救工 人，他們必須自己救自己——替人民去做那些他們能夠並且應該去做的事情，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危險的實驗。歸根結底，工人的福利依賴於他們自己的首創 精神，無論在仁慈或社會道德的偽裝下做什麽事情，都會降低這種首創精神，都 是能夠損害勞苦大眾的最大的罪惡。

五、勞工運動與政治運動

龔帕斯認為，美國人享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因此無須革命就可以 促進社會的變革。勞工運動一般盡可能地戒除政治行動，只有當其他方式不能 達到目的時，才不得不從事政治行動——主要集中於推動立法，以確保合法的 組織權以及針對雇主進行合法的罷工、設置糾察、聯合抵制的權利。這樣的政 治活動不是要積極地擴張自己的政治權力，而正是為了保衛自己的經濟活動， 是為了獲得和保持在經濟範圍內行動的自由。

龔帕斯堅決反對把勞聯拉進獨立的政治活動如成立勞工黨的任何努力。 在他看來，成立勞工黨有諸多危害： 一是分散了工人的活動和忠誠並使之陷入 沖突；二是使工會的活動屈從於勞工黨；三是為制定新的黨綱和解決領導問題 必定爆發意見分歧；四是對這個黨的控制很可能落入社會主義者之手。

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即使政治活動獲得了成功或者說掌握了國家政治權 力，那又怎麽樣呢?工人階級因此就能夠獲得解放嗎?龔帕斯對此表示深深的 懷疑。那些控制工業的法律是無知的入侵，是政治權力胃口的膨脹，以改革和 解救之名出現的國家權力的擴張，只會導致更大的混亂和無望的糾纏。政治和 工業之間，存在著大海一般的鴻溝——政治領域出不了了解工業的需要和工業 的發展規律的人，倒是繁殖了許多煽動群眾者、野心家、阿諛奉承者和誘騙大 師，只有工業才培養出知識大師。 一個是抽象概念和理論的王國， 一個是行動和能力的王國。龔帕斯說過並且一再重覆說，政府在事物秩序中有明確的限 制，只有當人民和他們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處於危險時，它才能超出這些限 制。一般而言，政府沒有能力指導工業，沒有能力拯救工業，沒有能力教導工業 走哪條路。工業應該自己拯救自己，自己構造一種偉大的管理力量，把民主原則運用到自己的結構之中，並且滿足來自它自己的理智的人性需要。

六、個人主義、志願主義與工會自治

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龔帕斯奉行以個人主義和志願主義為出發點的多 元主義哲學。出發點當然是獨立的和具有意志自由的個人，這些個人自願結成 團體，社會就是由這些爭奪利益的團體組成的，其中每一個都長著一雙注視自 己利益的眼睛。勞動者是這些團體中的一個，它獨自理解它的利益並且應該自 由地去改善它們。因此，工人們主要要求社會的，是承認它們組成工會、罷工、 聯合抵制的權利。對勞動者而言，正如對其他團體而言，進步的獲得就在於每 一個團體追隨其自我利益而不必顧及其他團體的利益。政府對這種鬥爭的幹 預是錯誤和有害的——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這種幹預破壞了個人和團體的 不可剝奪的權利；之所以是有害的，是因為它毀壞了主動性、獨立性和自信這些 來自於一個民族力量基礎的品質。很多人在美國工聯主義的堡壘中發現了個 人自由和自由放任的理論，他們把龔帕斯的這種哲學稱之為“志願主義”、“自由 放任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這種哲學的確與其他各國的工聯主義如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工聯主義大都主張集體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大異其趣。 這當然與美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也與龔帕斯的強健、好鬥、男子氣、愛好自由等 個性氣質有關。

關鍵在於，龔帕斯把這種人生和社會哲學貫徹到了工會運動中，形成了非 常獨特、相當徹底的工會自治原則，這在世界工會運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工會自治原則體現在三個方面：

1. 體現在工會內部

勞聯與組成它的工會之間形成一種志願主義結構。龔帕斯完全滿意這種 松散的聯合，盡管有人批評說這對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來說是缺乏效率的。他想 要勞聯一直作為一個志願機構，每一個參與勞聯的工會組織對它們自己的事務 有完全的主權。換句話說，他完全相信工會自由的原則。他相信，只有堅持這一原則，拒絕對個別工會行使或試圖行使強制，勞聯才能避免分裂和瓦解。他 指出，凡是在試圖強制實施某一政策或決定的地方，即使它們是英明的和正確 的，也會遇到阻礙乃至中斷實現我們目標的力量；對於決定我們勞工運動的政 策和計劃而言，沒有一種方式比通過真誠的民主討論直至達到一致的決定更能 夠保障穩定的進步了。龔帕斯要求自己嚴格遵守志願原則，堅定地保持志願的 性格(a voluntary character)。他必須通過他的勸告的高質量和他的熱情之火去 贏得人們的合作。他只能勸告、建議和引導。他不能強迫人們去追隨他認為最 好的行動方向。他一方面不能也不願意行使強制，另一方面，由於工會推動合 作，由於遵循志願的原則完成了許多事情，他也就成了志願主義的使徒。

2. 體現在工會與國家的關系上

從哲學的角度，龔帕斯不同意通過立法，如健康保險、失業保險、養老基金 等方面的立法，作為解決問題的萬靈丹——這是民眾的一種錯覺!國家因此獲 得了家長制的統治力量，而人民的道德品質變軟了，失去了對自己生活負責並 為自己生活盡最大努力的意志，失去了強悍的、充滿血性的、堅固的、與世上一 切壞事物作鬥爭並且通過自己的選擇建立公正的獨立性和意志力量。

政府對勞工不僅是不友善和敵視的，更重要的是沒有解決勞工事務、產業 關系和工業本身的問題的能力。最好是讓勞雇雙方自己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在市場競爭中，工人團體出賣而雇主團體購買勞動力，每一個參與者都努力去 控制最艱難的談判。對於這種交易，有組織的社會應該什麽也不做，除了讓競 爭者得到最充分的交易自由。作為一般的規則，有組織的勞動與雇主應該不借 助於國家的司法管轄權而自行處理自己的關系。

3. 體現在國際勞工運動的關系中

一戰後，龔帕斯成為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創始人之一。英國和歐洲大陸 的代表們認為，國際勞工組織應由各國政府和勞工代表組成，並制定國際勞工 法律。這意味著廢除國家主權。龔帕斯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 ILO 應該是一個 建議機構而不是一個授權機構。通過他的努力，龔帕斯哲學的“主樂調”即志願主義成為ILO 的指導原則。也是由於阿姆斯特丹國際工會聯盟(IFTV) 以多數 表決規則取代了戰前的一致同意規則，從而否定了美國勞聯的志願主義原則， 美國勞聯於1921年退出了這一國際組織。

總之，對於龔帕斯來說，志願主義具有廣泛的意義，是一個普遍適用的原 則，它意味著避免強制，意味著在勞聯的自我管理中以及在它與有組織的社會 的關系的管理中實行志願原則，意味著工會的完全自治，意味著每一個尊重其 他工會和整個社會的工會的獨立性。工會只有作為一個志願機構才是可祝福 的。勞聯是一個志願的聯合，是一個對它的構成成分沒有權力和權威的組織。 龔帕斯渴望勞聯應該如此保存下去，他也相信勞聯尚未完全符合志願原則，他 自己有時甚至不得不實施一點強制。但是，在他生命的盡頭，在他1924年所寫 的《工會的志願基礎》一文中，他仍然強調，志願原則不僅應該是工會活動而且 應該是整個人類自由的基石。

龔帕斯一生的事業毀譽參半，其中最被人詬病的是，他未能主動積極地推 動行業工會主義(craft unionisn)向產業工會主義(industry unionism)的提升、擴 大和轉化，從而阻礙了美國工人運動的壯大和統一。美國勞聯雖然也包括一些 產業工會，但主要是把男性白種熟練工人按職業和行業原則組織起來了，更多 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工人、非白種工人和女工都被拒之門外，以至於有人認為勞 聯是“勞工貴族”的組織。按產業原則組織工人的事業主要是由福斯特、劉易斯 等人推動的。但是，龔帕斯為美國工人運動提供的諸多理念和思想仍然被後來 從美國勞聯獨立出去的美國產聯，尤其是被1955年勞聯和產聯合並後成立的 勞聯一產聯所繼承和發展。

第三節 對工聯主義的全面總結和反思：泰尼鮑姆的勞動哲學

弗蘭克 · 泰尼鮑姆(Frank Tannenbaum,1893～1969),美國歷史學家、社會 學家、犯罪學家，先後任教於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他雖然說不上是一位哲學家，至少說不上是一位有名的哲學家，但是他的《真正的社會： 一種勞動 哲學》,可以說是對工會的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一種深刻研究，是對工聯主義思 想的一種全面總結和反思，具有相當的哲學深度。正像他的書名所顯示的，書 中表達的既是一種勞動哲學，也是一種社會哲學；細讀全書後，我們還將獲得豐 富的經濟哲學、政治哲學和文化哲學思想。這是一本把勞動、勞動者和工會放在整個社會生活體系之中，從經濟、政治、文化諸多視角對它們進行研究的著 作。同時，作者的歷史學背景，還使這本書獲得一種歷史哲學向度。管理大師 彼得 · 德魯克就曾經高度評價這本書“是1951年最受關注的關於勞資關系的 著作”,“作者以最流暢的筆調闡述了勞工運動的傳統觀點，也就是說，工會才是 工業社會最基本的、真正核心的組織和團體”。

一、工會的本質特征

從該書第一章“我們時代的趨勢”,可以概括出一句話：工會代表了一種在 資本主義時代恢覆和重建社會聯系的趨勢和努力——這可以看作是作者對工 會的一種最一般的定義。

這句話(也是全書)中的第一關鍵詞是“社會”(society) 。 不是說有一堆人 聚在一起就是社會，只有每個人在其中有歸屬感並找到了生活意義的聚合體才 能叫做社會，人與人之間才有所謂社會聯系，在這個意義上，早期工業社會和資 本主義社會就不能叫做社會，至少不能叫做真正的社會，而只是一些個體原子 的堆積而已。此外，不論在詞源學上，還是在真實的歷史發展過程中，“society” 首先是指社團即人們在較小範圍內的聯合，其次才是指較大範圍的、作為整體 的社會，最後才出現了“人類社會”這樣一個最高級的概念。

第二個關鍵詞是“恢覆和重建”,指的是工會要在工業環境和資本主義條件 下重新建立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恢覆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的團體意識和合作 精神，當然，這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而要繼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經濟主義、 工業主義的合理價值。

把這兩個關鍵詞中包含的意思結合起來，我們對工會就會有一個較為具體的了解 ：

(1)工會主義是我們時代的穩健的或保守的(conservative)運動，也就是說，它是一種與革命相反的事物或革命的對立面(the counterrevolution)①;它既拒絕 法國大革命的傳統，也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工會運動是改良主義的，與那些 彌賽亞式的政治運動相反，工會是一群關心他們工作的人的聯合，這種聯合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在進行，並且大多是無計劃的、對即時需要很敏感的、不受約束的、目標不太清晰的。整個而言，它沒有一般的目標，因而也沒有表達這種 目標的一般性理念和意識形態。這樣，它便專注於一些眼前的目的，而不把精 力浪費於對烏托邦的無效的追求；它沒有流行的、富有挑戰性的政治和道德理 念，但緩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制度、習慣和忠誠；它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能夠改變 社會的強大力量。

(2)工會主義的著重點在於不同職業和產業中的人們的融合，在於運動。 工會運動是一個引起無數沖突的過程，並產生許多不可預知的後果。它影響了 現代社會的每一個方面。工會運動——運動——是不可終止的，沒有什麽現代 政治智慧或技巧能夠對這個不斷變化的狀態寫上“終止”二字，或者給它一個永 久的方向②。

(3)工會對於由工場、礦井、工廠的工人們所形成的新“社會”而言，是一種 “自然”的建制，正如市鎮曾經被證明對上升的商人們是一種合適的結合媒介一 樣。工會運動把個體工人引回到他的“社會”,它給他一個團體，給他一種他能 夠理解的戲劇，給他一種再次獲得了意義的生活，使他與其他人一起分享了一 種價值體系。工會運動是一種改變我們時代趨勢的無意識的努力，圍繞著一種 在一起工作的人們總是可以達到的有凝聚力的同一性，工會運動把分散的力量 重新組織起來③。

(4)工會的目的與其說是經濟的，不如說是道德的。工會是一種社會的和 倫理的體系，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的體系。它關心的是“整體的人”(the whole man),它的目標是“美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 。隱含在工會主義中的價值是 一些先於支離破碎的現代政治口號的更老時代的價值。工會運動是這樣一種不知不覺的努力——回歸那些來自於過去的價值：安全、公正、自由、信任，在這 些清晰的和內在的價值中，人發現了他的人性尊嚴。可見，工會不僅具有經濟 意義，而且具有道德和文化意義，“工會運動之所以保存下來，是因為它滿足了 人們在一個彼此認識的社會里獲得道德地位的人性渴望”。

(5)工會運動是建設性和創造性的。雖然它不承諾任何一種一般理念和意 識形態，甚至沒有方向感，但通過它的具體的、細致的、日常的工作，通過把成千 上萬的小行動、慣例、權利和特惠待遇加總起來，它就能夠沿著與社會革命不同 的路線重新構造我們的工業社會，而不是把某種計劃強加於工業體系之上。工 會運動是保守的和反革命的，恰恰因為它是創造性的。它一步一步地建立並擴 展一系列新的機制，這些機制能影響所有的人並逐步支配人在其中有其存在位 置的世界。

二、共同體(community) 的崩潰和重建

在古代和中世紀，行會(guild)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社會共同體。它取得了兩 方面的成就， 一是實現了行業自治，二是參與了市鎮民主自治。重要的是，行會 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組織，還具有宗教的、道德的、精神的、社區的、政治的、法律 的功能，是一種生活方式。在中世紀的農村，起著與行會相似的社會性功能的 “社會性事物”是莊園(manor)和村莊(village) 。 莊園和村莊是所有成員都參與 其中的共同體，古老的習俗調節著人們從搖籃到墳墓的生活——指定撿拾物、 耕地、農作物的收獲和動物的飼養，還有婚配、繼承、教堂活動和教堂節日，等 等；規定每一個人的權利和責任。它們不僅是司法共同體，而且是宗教共同體； 不僅是一個經濟機構，而且是一個社會機構，把自己的影響施加於其居民的全 部生活之上。

在行會、莊園、村莊中，成員資格(menbership)對人的保護貫穿他的一生，給 他以和平和安寧，從此產生出中世紀的藝術和技藝。人的生活差不多是一個統 一的整體，成為一個完整的社會的成員保護和提升了個人的尊嚴，給予每個人以他自己特殊的角色。每一個人，每一個行動，都是整體生活戲劇的一部分，這 個生活戲劇的情節是可知的，分配到每一個人的部分是被規定好的。沒有一個 人是孤獨的和被拋棄的。他的個性和他的抱負在習慣法的範圍內得到了實 現——這些習慣法是由他歸屬於其中的共同體制定的。

圈地運動、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毀壞了這一切。成員資格沒有了，習俗的 保護沒有了，勞動者現在只能依靠他的工資生活——如果他幸運地得到了一份 工作的話。工業革命一般而言對所有個人所做的事、特殊而言對勞動者所做的 事，就是毀壞他們的“社會”和破壞他們賴以生活的習俗，使他們成為除了自己 的勞動力以外就一無所有的“自由人”。傳統的“身份”社會解體了，而所謂工 業社會，無非是一些孤獨的、相同的、無依無靠的個人組成的集合體而已。問題 不僅僅在於工人失去了經濟安全和保障，而在於他被貶低成了“經濟人”、“人 手”,不再是一個“社會人”了，他作為人被貶低了，他作為人的尊嚴和生活意義 衰落了 。

面對傳統共同體的崩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經濟主義、工業主義一片歡 呼雀躍，它們相信個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等，每個人只需要盡其所能 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了；它們相信個人之間的競爭必定會導致社會福利 的最大化，至於一些人在競爭中暫時失敗並陷入貧困，這或者是不可避免的災 難和代價，或者可以被資本的積累和就業的增加、生產和財富的發展、新發明的 湧流自然而然地化解。

與此不同，工會運動是對工業革命帶來的人的原子化和無助狀態的反抗。 工人之所以能夠組織起有效的反抗，首先是因為現代工業在客觀上也造成了工 人們之間一種功能上的聯合：工業把許多人聚集在一起，他們有共同的雇主或 對立面，有共同的工作任務、工作場所、工時、工作對象、工具、工資率、工頭，它 們彼此也處於相互關系中；“在這里有一種新的社會因素，把這些勞動者聚集在 一起的同一過程鍛造出一個不可避免地產生出認同感(a sense of identity)的 ‘ 社 會 ’(society)”;“他們相互的聯合和經歷，他們相似的技能，他們在工作台邊 的關系，他們使用的工具，他們工作於其上的材料，給了他們共同的語言”;“甚至雇主也成為一種起催化作用的力量，使工人們凝結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 群體。”最初的工會就是這些被拋擲在一起的個體工人的一種自發的功能群體，它 反映了當人們在一起工作時總是會發現的道德認同和心理同一性，人們需要 它，並且沒有它就不能生存。實際上，早期的工人運動都是自發的，沒有組織、 領袖、基金和來自外部資源的支持。美國工聯主義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非 組織的、未得到支持的、不成功的罷工的歷史。但工人們必然進一步為更高程 度的組織化而鬥爭——為爭取承認而鬥爭，為公開化、合法化、形式化而鬥爭， 他們努力追求一個正式的、形式化的“社會”,即一個有一定的規則、秩序和傳統 的“社會”,一個個人可以在其中扮演戲劇的一部分和承擔責任的“社會”,一個與個人根本的、有機地相關聯的“社會”。

三、工聯主義和烏托邦主義

與工聯主義不同，所有的烏托邦主義，包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索雷爾的工團主義、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都走上了另外一條改造社會的道路。它們都 主張以激烈的方式、通過整體性的革命對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徹底的 改造，從而一舉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它們與它們所要反對的敵人看起來是絕 對對立的，但實際上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都忽視了社區(community) 和社團(society)在社會結構中的樞紐地位，只不過一者以孤獨的個體取代社區和社團， 一 者以社會整體(或國家)取代社區和社團。因此，烏托邦主義對極為重視社區和 社團建設的工聯主義抱一種激烈批評和批判的態度，它們盡力按照自己的遠大 革命理想和要求去改造和利用工會，如果工會不追隨它們，它們就把工會領袖 稱之為“小資產階級”、“壞向導”、“工人貴族”、“工賊”、“叛徒”,是資產階級的 幫兇和工人階級的敵人。

問題的關鍵是，工會並不認為自己是唯一正當和正義的社團並因而要求放 大為整個社會，而只是要通過與雇主團體的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來一步一步地改善工人的狀況。不僅勞動方面可以而且應該聯合起來，其他階級階層也可以 而且已經聯合起來了。作為勞動方面的聯合，工會注重細節的改造而不是去打 碎整個社會結構；它是社會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它本身就是社會，因此它在 改造社會時保存社會。有組織的勞動者從經濟、政治、社會、道德、心理方面按 另一種方式(悄悄的、 一點一滴的改進方式)在不知不覺中重新鑄造一個完整的 社會(the whole society)。

四、所有者的聯合和勞動者的聯合

在歷史上，所有權與勞動、所有者與勞動者曾經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既具有 經濟上的功能，也具有道德上的功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僅資本與勞動分離 了，而且雙方都變成了高度流動性的生產要素。

一方面，勞動被看作是不帶個人感情的、金錢上的、流動的東西，被按天乃 至按時租用，工人為了更好的職位隨時可以離開現在的職位，此外，由於移民或 移居、經濟漲落、季節因素、新技術的應用等原因引起的雇傭的變化，都導致一 種不安全感、 一種漫遊習慣和一種對任何一種被給定的職業的漠不關心。工作 的道德、精神和社會意義已經蕩然無存了。

另一方面，所有者與其資本也只是一種松散的關系，他們擁有一種沒有知 識、直接責任和道德承諾的所有權，如果他們不滿意，就賣出自己的股票，並到 別處購買收益可能更好的股票。

於是，有了雙重的流動性以及雙重的不負責任，在每一種場合，主導動機都 是金錢上的；企業僅僅是股東和工人雙方都在其中尋找機會和金錢的經濟機 構，而沒有道德和文化的意義。這是工業社會的莫大的悲哀。然而，作為一個 所有者和工人在其中與他們的收入來源沒有道德認同的世界是不能持久的世 界，沒有一種制度能夠長期地存在於道德的真空之中。

如果說，隨著個人所有權向聯合所有權的轉變，“管理”被認為是對股東(無 名的所有者)負責的並保持他們的利益的機構，那麽,隨著個體勞動向聯合勞動 的轉變，“工會”也被認為是保護工人利益的機構。它們成為同一工業中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counterparts) 。 這兩種聯合是對資本和勞動各自的分散性和流 動性的揚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兩種聯合之間的關系。

五、資本的壟斷與勞動的壟斷

資本必然走向壟斷並達到某種壟斷之間的競爭，現代經濟學對這一點已經 有了詳盡的論述。泰尼鮑姆的貢獻在於，他分析了勞動壟斷的必然過程，同時 也認同了勞動壟斷之間的競爭。

讓工人得到安全穩定的職業並使它產生較高的金錢回報，這是工會政策持 久的目標。工會的這一目的是值得稱道的和道德上合理的，但卻產生了意想不 到的結果，那就是工會對勞動力的壟斷，而這種壟斷無論是對工人還是對社會 都具有一定負面的作用。

第一，工會對職業競爭的控制和對非會員的排他性，能夠保護它的成員免 遭未被組織的工人的低工資優勢的競爭，保護罷工免遭雇主通過招聘非會員而 實行的破壞，但這樣一來，工會會員也就失去了職業選擇的自由。

第二，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獨立於雇主和工人之上的第三方，它利用對 勞動力的壟斷把某種工資協議強加於雇主，許多小企業由於無法達到這種勞動標準而被迫關張歇業，這也反過來推動了資本的壟斷而削弱了資本的競爭，對 社會和消費者有不利之處。

第三，工會之間經常爆發對於管轄權或壟斷權的競爭和鬥爭，導致工會組織的內耗。

如何評價工會的壟斷呢?應該說， 一方面，完全自由競爭模型不僅對資本 是無效的，對勞動也是無效的；另一方面，也只有勞動的壟斷才能抗衡資本的壟 斷。不過，工會組織日益脫離工會會員而尋求自身利益的趨勢，以及工會和它 的會員與非工會會員之間的矛盾，的確是困擾勞動世界的兩個重大的問題。

六、參與管理：資本與勞動在管理層面的合作

資本的壟斷與勞動的壟斷、管理與工會之間的關系最初是對抗性的。管理方固然敵視工會方，工會方也不信任管理方。雙方實際上遵守的是同一種邏輯 和競爭性商業倫理：以較少的付出和代價獲得較多的回報和利益；通過討價還 價實現金錢收入的最大化。當雙方達不成妥協和協議時，罷工或閉廠就成為理 所當然的選擇。

要改變這種商業倫理和行為模式所帶來的兩敗俱傷的結果，可能的出路就 是工會參與管理。參與管理一方面是工會權力的推進即工會對整個企業分享 管理權力，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工會態度的轉變即工會準備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承擔責任；工會不僅僅是一個與管理相對立的獨立的權利主體，同時也成了企 業的共同主體。“工會要被理解，就要作為一種理所當然之事(a matter of course)而被接受，為此，它要像管理者和所有者一樣關心企業的利益。”①工會參與管理，不僅僅為維護和提高工人的經濟利益創造了更新也更有力的 機制，更為重要的是，工人更高的需要如自尊、自主、社會感情等，通過參與管理而 得到實現，與此同時，企業也由單純的經濟的、營利的機構變成一個具有社會的和 道德的特性的機構，由所有者與勞動者的交易協議②變成一個“社會”。參與管理 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工會成員未來的經濟安全和工會未來的角色，而在於一種置 身於a going concem(直譯為‘營利的企業’,此處引申為‘利益共同體’)中所擁有 的很難說清楚但卻很真實的成員資格感(sense of menbership)……根本的主題是 追求企業中道德的身份。把自己的生命耗費在一種其中沒有可實現的道德身份 的職業中——這種責任是不可忍受的，並且與奴隸的責任是相同的。”工會參與管理的意義可以進一步從兩個方面更具體地說明：

一方面，工會參與管理意味著工人和工會的自我提高以及工人和工會作為 主體被內在地納入工業之中：“工會要繼續存在，就要得到成員的忠誠，為此它 必須給予他們——不僅在工會中，而且在企業中———一種尊嚴感和身份地位。 只有當工人對企業的所有問題和困難都有一種關系時，才會有這種尊嚴感。建立在道德上和心理基礎上的認同感是和平地解決工業系統中的沖突的前提條 件，工人們和他們的工會不能長期被作為局外人來對待。工會要滿足工人們在 一個企業中尋求道德身份的需要，就要給工人們某種他們必須具有的東西，給 他們一個他在其中就像在家里一樣感到自在的地方。所有這些，只有通過工會 參與管理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工會參與管理意味著工人和工會以自己創造性的努力改造和拯 救了整個工業體系：“把整個社會組織在經濟動機和利潤基礎上，乃是最近一個 世紀最大的謬誤。工會再一次證明這個概念是虛假的，因為人不能孤獨地依靠 面包而生活。企業只能給予面包或蛋糕，它已被證明不能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 (good life)的需要。工會，帶著它所有的錯誤，能夠通過把企業整合到它自己的 自然的‘社會’,通過它自己的凝聚起來的勞動力量，通過使企業具有所有真正 的社會都具有的意義，而拯救企業和它的偉大的效率；那些意義給人在其從搖 籃到墳墓的旅行過程中以某種理想主義的實質，那些意義是不能被擴展了的經 濟動機所包括的。如果企業要存在下去，它將不得不在世界上具有一種道德的 角色而不僅僅是經濟的角色。從這個觀點來看，工會對管理的挑戰是有益的和 有希望的。這條路線，對於拯救我們民主社會的價值，也對於拯救當代工業體 系，也許是唯一有效的路線。企業和它的勞動力必須以某種方式成為一個合作 的團體，而停止成為一個分裂的和似乎處在戰爭狀態的地方。”②需要替泰尼鮑姆補充說明的是，工會參與管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 管理參與工會，這兩個方面構成管理與工會合作的完整的含義。參與是雙向 的，不能想象，管理對工會是公開的和開放的，而工會依然對管理保持秘密的和 封閉的狀態。所謂合作， 一是意味著信息的交流，二是對對方內部事務的建議和批評，三是對共同的事務作出共同的決定(joint determination)。這些都需要 雙向的參與。

七、真正的社會：資本與勞動在所有權層面的合作

工會參與管理也好，管理參與工會也好，都是以資本主義所有制即資本與勞動的分離和對立為前提的，因此，雙方的參與和合作是有限的， 一旦出現重大的利益矛盾，雙方就會退出合作從而使合作走向破裂。泰尼鮑姆進而追求一種 更高水平的合作，即資本與勞動在所有權層面的合作。

工人和工會對所有權的分享要求，主要基於以下理由：

第一，工人事實上已經與他所在的企業結成了一種生死攸關的聯系。從理 論上說，工人是自由的，因為他對企業沒有投資和責任，但實際上，由於工會的 資歷規則，某個工人離開一個工會和企業後，他將同時失去他作為成員而累積 的醫療、生育、工傷、帶薪假、養老和退休、死亡撫恤等方面無數的好處——保障 性收入已經成為工人實際收入或總收入的越來越大的部分，而工資收入隨著工 齡的延長，其所占比重不斷降低。本來，雇主願意支付的是隨時可以中斷的合 同工資，而不太願意為工人提供安全保障，但雇主擋不住工人和工會長年累月 地堅持並逐步得到實現的安全保障要求。客觀上產生的結果反而是，工人一生 的命運與他投身其中的企業緊緊地綁在一起了。為了保障工人一生的安全，工 會必定走出最後一步：要求在企業中取得部分所有權。工人迄今所享有的保障 都是通過施加壓力、戰爭威脅和征服取得的，帶有不穩定和暫時的性質，但是， 成百萬人的幸福和安全不能建立在戰爭威脅之上。工人們和他們的工會應該 在企業內並和企業一起尋找社會保障，而最積極的合作方式和最堅固的合作基 礎就是共享所有權。

第二，從社會的、道德的、人本主義的角度出發，工人要超越“經濟人”或不 如說“經濟動物”的生活質量，要超越單純的金錢動機而與他的工作建立一種認 同的、歸屬的、依戀的關系，首要的條件就是工人把企業真正看作是自己的企 業，而這就意味著工人必須擁有所有權；無論如何，他們不會把別人的企業當作 是自己的企業。 一旦他們在他們投身其中的企業中建立了所有者權益或財產 利益，他們就會建立對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為共同體其他人所生 產的東西的質量的責任。

資本與勞動在管理層面的合作叫做參與，這是一種管理制度的創新；資本與勞動在所有權層面的合作則是一種融合和合並，這是一種企業制度、產權制度的創新。這種融合和合並的結果就是工會公司(trade-union corporations)。

人們曾經設想過，克服資本和勞動的流動性和非個人性，使企業成為穩定 持久結構的途徑和方法，有國家所有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沒 收、充公、革命或其他什麽,但這些都是政治的解決辦法，其結果不僅是不穩定 的和暫時的，而且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官僚主義和政治壓迫如期而至，取消了現代工業發展所絕對必須的選擇的自由(包括犯錯誤的自由)和首創精神。工 業社會太覆雜、多面、靈敏、微妙、不穩定、多變和富於創造性，不能被政治宣言 和政治考慮所操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能成為我們現在體系的令人滿意的 替代者，也不能使我們現在的困難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

相比之下，作為資本與勞動、管理與工會的直接結合的工會-公司則既能 克服現存工業制度的弊端，又能保留並發揚自由與首創精神。工會既是資本主 義制度的真正替代者，也是權威主義國家的一種真正可供選擇的替代物，是我 們的現代“社會”,是養育工業制度的唯一真正的“社會”。作為一個真正的社 會，它關心整體的人，並且體現了與人的尊嚴本質相關的自由和安全的可能性。 可以指望，工會和企業將最終合並在共同的所有權中，工會-企業將成為一種 支配人的生活並使每一個人都具有所有人都承認的權利和責任的共同體。

八、工會組織哲學：正確合理地處理身份與契約、成員資格與個人自由、工會權威與會員民主權利的相互關系

按照工會也承認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基本原則，工會起源於個體工人的 自由結社，工會也可以說是工人們之間訂立的一種契約，以維護大家的共同利 益；工會會員有選舉、監督、罷免工會幹部和領袖的權利，也有退出某一工會而 加入其他工會，或自行組建新的工會，或終身不加入任何工會的權利。在這里， 工人個體是最終的權利主體。

然而，工會的力量在於團結，而團結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和紀律約束，因此， 凡是選擇加入工會的工人，都必須讓渡或放棄某些自由和權利。工會會員的成員資格或身份，意味著他得到了許多非會員得不到的利益，為此他不得不忍受 許多束縛和管制。例如，“如果說工會中的會員資格本質上是一種工作機會，如 果每一個工會都有自己制定的準入資格、學徒身份、應得權益、會費、晉升、工 資、退休基金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規則，如果每一個工會在實際上都成了社會 共同體中一種變相的秩序，使自己的成員具有只有在自己內部才可以分享到的 權利和豁免權，那麽,會員們就會發現，要離開他的工會便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對這種離開的懲罰是很嚴厲的。這些懲罰包括失去工作，在同一產業內不得獲 得其他的雇傭、失去資歷和可能的晉升、放棄積累起來的退休、傷病和養老福利。一種極大地改變了自由社會的狀況的新的權力和紀律機構出現了。”成員資格和身份對會員成了一把“雙刃劍”。

工會由此逐漸變成脫離個體工人控制的一種相當獨立的力量：“工會作為 第三方站在工人和他的職業之間，並經常證明它比提供職業機會的工廠和希望 接受雇傭的工人更為強大。工會是一個新的‘社會’,在其中成員資格是本質性 的並且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這個新的社會有它的獨立於任何被給定的 工人或職業的邏輯和它自己的需要，而且它為兩者擬訂條件和制定紀律”;與 此同時，工人的權利受到侵蝕，“工人失去了自由學徒、就業的自由，因為工會設 置許多非會員進入自己行業、產業和企業的障礙。工人的職業被資歷規則所限 制。他不能自由流動，自由進入另一個產業或在另一個地方得到同一種工作。 如果他離開工會，他就可能失去他的資歷、權利、晉升和高工資，就會失去他的 工作。即使他反對工會的政策，他也必須去執行它們。他們的批評和言論自由 受到限制，當他蒙受冤屈、遭受工會領導人損害時，不一定能夠得到糾正。”更有甚者，工會官員可能會利用工會章程關於被禁止行為和懲罰條款的模糊規定 而濫用權力，“工會可能因為不服從、中傷工會官員，未經允許傳播書面材料，制 造意見分歧……一般性過錯而懲罰它的成員，在工人向地方工會、執行委員會 和工會代表大會申訴期間，他可能被剝奪工作。”當然，工會要履行它必須承擔相應責任的集體合同，要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機構而行動，要有力地抵抗敵對勢力的攻擊，要完成維護會員權益的使命，的確 必須擁有控制自己成員的權力，必要的時候擁有處罰和驅逐嚴重違背工會章程 的會員的權力，但這種權力不能危及工人的生存權利，不能損害工人極為重要 的公民權利和憲法權利。

工會日益增長的權力不應該毀壞它的民主傳統。它本質上起源於一種小 民主，建立在會員平等的責任和機會的基礎之上；它的官員是被公開選舉產生的，它的決定服從於成員的批準；會議是經常的，爭論是公開和自由的。工人們不僅希望工會能夠成為與管理方談判的有效的和有力的工具以滿足自己的經 濟訴求，而且希望在工會中享受民主權利和人的尊嚴。從根本上說，成員對工 會的忠誠取決於它是否能夠保護工人作為人而存在的尊嚴和保持工會建立於其上的民主傳統。

第六章 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

“Mutualize” 與“Cooperate” 在英文中是近義的和互釋的，因而“Mutualism” 的含義與“Cooperationism”相近(在中文中“互助”、“合作”連用為“互助合 作”)。西方國家工會運動與勞動合作運動是交叉進行的，工會舉辦了許多合 作制企事業。但細究起來，工會運動與勞動合作運動又是有區別的：

第一，勞動合作最早起源於圈地運動後失地失業貧民的自救行動，稍後對 合作運動影響很大的歐文則是以工廠主的身份而不是以工會領袖的身份舉辦 合作社的，可以說勞動合作先於工會，盡管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被公認 為是1844年成立的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

第二，現在仍然有很多合作社是在工會之外、由並非工會會員的其他勞動 者舉辦的，也有很多基層工會沒有能力舉辦合作社，兩者的範圍並不重合。

第三，最重要的是，工會是資本主義企業、行業和產業內的工人群眾組織， 存在於勞資關系的框架之中，其主要職責是在勞資關系中維護會員的合法權 益，而合作社則存在於勞資關系框架之外，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帶有社會主義性 質的、勞動者的自治經濟組織，在那里，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直接結合起來的， 其主要任務是要協調社員之間的關系以及合作社與市場環境之間的矛盾。

第四，工會本身不是經濟實體，而是社會政治團體，目的是要在資本主義經 濟結構中改善工人的狀況，而合作社本身就是企業，生產商品和勞務，其目的是 由勞動者直接滿足自己的經濟需要並獲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合作社是一種① 有人把“corporatism” 也譯作“合作主義”,是不準確的，該詞的中文意思應為“社團主義”、 “法團主義”。

由自願團結的人們所組成的自治自主的聯合，目的是通過共同擁有和民主控制 企業來滿足他們共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需要。”合作社主要有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金融)合作社、住房合作社等 幾種形式，它試圖在資本主義的宏觀歷史背景上，在某些微觀領域把市場經濟 與一種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結合起來。這種創造性的努力在20世紀下半葉 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第一節 羅虛戴爾合作主義哲學

1817年，歐文在《致工業和勞動貧民救濟協會委員會報告》中提出建立合 作社來解決失業問題的主張。1820年，歐文在《致拉納克郡報告》中提出消滅 私有制、財產公有、權利平等和共同勞動等改造社會的理想主張。1824年，歐文 到美國創辦了“新和諧公社”,公社實行生產資料公共占有、共同勞動、民主管 理、平均分配等原則，堅持三年後宣布破產。歐文的理論和實踐對人提出了過 高的要求，失敗是必然的。失望的歐文回到英國，投身於比較務實的工會運動。

1844年，在英國蘭開夏郡的棉紡工業重鎮羅虛戴爾，28名工人成立了“羅 虛戴爾公平先鋒社”。與歐文的實驗不同，公平先鋒社從比較容易突破的消費 領域入手，並且承認會員對合作回報的要求以及合作社的開放性，從而使合作 社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了。從那以後，合作社逐步由理想變成了現實。如果從 1844年算起，合作社運動已經有160多年的歷史了，它逐漸形成了一套合作主 義者篤信踐行的理念，我們可以稱之為“羅虛戴爾合作主義哲學”。

一 、羅虛戴爾原則

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成立時，曾經制定了8項原則，史稱“羅虛戴爾原 則”:

(1)自願原則。社員入社全憑自願，並有退社自由，同時，規定新社員入社必須是“品行良好，誠實無欺”,並須經正式社員介紹和社員大會通過，以防不良 分子進入。

(2)一人一票原則。合作社實行民主管理，重要議案須經社員大會通過，每 個社員不論股金多少，堅持一人一票的表決方式，不論男女一律平等。

(3)現金交易原則。合作社本小利微，賒欠必然導致管理不善和資金周轉 不靈並因而倒閉，為此，社章規定不論售貨或進貨，一概不準賒欠。

(4)公平買賣原則。合作社所售貨物保持品質優良和足斤足量，並按市場 正常價格出售，不受商業價格競爭影響。

(5)集資原則。社員自願集股籌資，可以按社章規定退股，但不允許轉讓和 買 賣 。

(6)盈余原則。除去股息、公積金、教育基金外，其余按社員交易額分配。

(7)教育原則。按經濟力量逐步舉辦各種教育事業，提高社員的文化知識、 互助合作意識和道德修養。

(8)政治和宗教中立原則。合作社吸收社員，不受政治和宗教信仰的限制。 其中第(1)、(2)項原則為組織原則，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和弱勢群體的民主、平等特征；第(3)、(4)項為經營原則，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弱者組織堅 持的交易、誠信原則；第(5)、(6)項為資金管理和分配原則，體現了在市場經濟 規律作用下，合作社在資本籌集上的特點和利益分配上的優勢；第(7)項原則是 合作社文化發展原則，體現了合作社高度重視人力資源和人文道德的辦社傾 向；最後一項是政治原則，因為在當時英國只有兩個資產階級政黨，無論支持哪 一個，合作社都會被資產階級政黨所控制，只有中立，才能保持工人合作社在政 治上的獨立性。

二、現代勞動合作運動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

從羅虛戴爾等合作社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勞動合作運動的核心價值觀， 這就是自助、自我負責、正直、坦率與互助、民主、平等、公正、團結相統一的價值 觀。在合作運動中，個性與社會性、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得到了較好的結合和 統 一 。

1. 蒙德拉貢聯合公司的四項核心價值

成就卓著、名聲最大的西班牙蒙德拉貢聯合公司(MCC) 確立了四項核心價值觀 ：

一是合作(cooperation),社員既是勞動者，又是所有者，社員利益與企業發 展榮辱與共、休戚相關。

二是參與(participation),人人持有“股份”,並參與管理，分享利益。

三 是 社 會 責 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平等分配財富，以集體利益優先，個人目標與社會目標相一致，兼顧環境與社區利益。

四是創新(innovation),使合作社的基本原則與不斷變化的市場經濟結合 起 來 。

2. 斯科特 · 巴德聯合企業的合作哲學

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在其蜚聲世界的《小的是美好的》 一書中，提倡發展中間技術和中小企業，以反代超級技術和大型企業；作為經典案例，他向人們推薦 了斯科特 · 巴德聯合企業。

歐內斯特 · 巴德年輕時就不甘於一輩子做上班族，極為厭惡“勞力市場”、“工資制度”等字眼，但在他成了老板和雇主後，他又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繼續反 對“將人分為被人管的和管人的資本主義哲學”,他決心在自己的公司里引進一 種“讓產業切合人類需要的哲學”。他把自己所要解決的問題分為兩個：第一， 怎樣在不損害獲利的情況下，在公司里建立起最大限度的自由、快樂和人性尊 嚴。第二，用可以被產業界的私人部門接受的方法來做到它。

1951年，他正式創立斯科特 · 巴德聯合企業，把原有企業的資本分兩次轉 入其中，與此同時，他從前的雇員變成了現在的新夥伴即聯合企業的成員。聯 合企業的章程規定：

(1)公司保持在有限規模之內，不超過350人；如超出此限度，可按巴德聯 合企業的模式另立新企業。

(2)最低報酬與最高報酬之比不得超過1:7。

(3)聯合企業成員都是合夥人，雖可自願退出，但無重大過錯不得被開除。

(4)董事會對企業負責，由聯合企業成員任免。

(5)凈利的60%保留在企業中，余40%一半分配給公司同仁， 一半用作慈 善用途 。

(6)公司的經濟使命是要爭取到在設計、制造、服務方面可以讓公司賺到利 潤的訂單；技術使命是以最新的產品設計獲取訂單，並獲得利潤；社會使命是讓公司員工在工作參與過程中，有得到滿足和發展的機會；政治使命是為其他人 提供一個經濟上健全、社會方面負責的例子來鼓勵他們改變社會。

20年過去後，巴德聯合企業的年營業額由62.5萬英鎊增加到500萬英鎊， 年利潤由7.2萬英鎊增加到30萬英鎊，成員由161人增加到379人。在這里， 每個人都有機會將他自己提升到更高的人性層次，都能自由自在、高高興興地配合公司目標一起達到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的目標。

3. 國際合作社聯盟的基本價值觀和基本原則

國際合作社聯盟主席馬卡斯，在1988年聯盟第29屆代表大會上作了以 《合作社與基本價值》為題的報告，總結了合作社的歷史，指出下列幾點已成為 合作社基本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助的價值——積極性，創造性，責任感，獨 立性，自己的事自己做；互助的價值——合作，團結，和平，集體行動；不追求利 潤的價值——保護資源，反對唯利是圖，不占他人便宜等；民主的價值——平 等，參與，合作；自願的價值——責任感，獨立性，多元性；普遍的價值——全球 性，開放性；教育的價值——知識，理解，洞察力等；目的的價值——服務，方便， 為社員謀利益等。

根據上述核心價值觀，國際合作社聯盟重新概括和表述了合作杜的基本 原則 ：

(1)自願和成員資格開放：成員資格可以自願和不受歧視地取得。

(2)成員民主控制：合作社按成員事先約定的方式管理，成員享有平等的投票權 。

(3)成員經濟參與：成員為合作社提供資本金，其中須有一部分作為合作社 的公共財產，作為成員的條件之一是，對其投入的資本金，只獲取有限的資本金 補償，對股份利息進行嚴格的限制；盈余按三部分分配：建立合作社發展儲備基金，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成員按與合作社的交易額受益；用於支持 合作社大會批準的其他活動。

(4)自治和獨立：合作社是成員的自治和自助組織，它在與政府和其他組織 的關系中必須保持成員的民主控制和自治。

(5)教育、培訓和宣傳：為了順利組建和良性發展合作社，必須對其成員、選舉的代表、管理人員和雇員進行合作原則和合作技術方面的宣傳、培訓和教育。

(6)合作社之間的合作：為了以最有效的方式為成員服務，應加強合作社之 間在地方、全國和國際範圍的合作。

(7)關心社區：合作社通過其成員批準的政策，為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而工作。

這七條原則，仍被稱之為“羅虛戴爾原則”。目前，國際上大部分合作社都 是按照這些原則建立其產權制度、經營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

第二節 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哲學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一生主要從事政治活動，他並沒有直接投身於合 作社運動，因此不能直接地說他是合作社運動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不過，他的 主要著作《互助論》所表述的核心思想與合作運動和合作主義勞動哲學是完全 契合的：他的互助主義進化觀、歷史觀和倫理觀為整個現代勞動運動(包括社會 主義運動、工會運動、合作社運動)提供了一種理論支持；他的消滅了私有制、階 級和國家的理想社會就是一些自由社團的聯合體，而合作社就是其中最主要的 自由社團。當然，工會也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社團，但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覆滅， 工會也會隨之消失(除非工會轉化為合作社),但合作社卻會保留下來並得到充 分的發展。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是現代合作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在20世 紀早期，還對中國最早的合作運動——工讀運動和新村運動有過很大的影響。

一、互助合作是動物進化的主要因素、原則和推動力

克魯泡特金認為，達爾文雖然強調了生存鬥爭在物種進化過程中的推動作 用，但他同時也看到了，在無數動物社會中，競爭被合作所代替，並指出這種代 替的結果發展了保證物種獲得最好的生存條件的智力和良知，他甚至在某處寫 道：“擁有數量最多的最富有同情心的成員的社會，將最為昌盛，並且繁育最多的子孫。”當然，達爾文尚未把互助合作上升為基本的進化原則，而且他的寶 貴思想被他的後繼者即所謂達爾文主義者完全忽視了，以致人們簡單地把《物 種起源》的全部思想歸納為生存競爭進化論。

克魯泡特金繼承了俄國動物學家凱士勒的觀點，認為自然界中既存在互爭 的法則，也存在互助的法則，而且互助比互爭對於物種進化來說要重要得多。 但他不同意凱士勒把互助狹隘地解釋為親族感和對子孫的關心，而是把它解釋 為一種更加深遠的、更加普遍的、超越了親子之愛的合群本能。我們在自然界 中到處觀察到，“雖然在各種動物(特別是在各綱動物)之間進行著極多的鬥爭 和殘殺，但在同種的，至少是在同一個群的動物之間，也同時存在著同樣多的 (甚至還要更多)的互相維護、互相幫助和互相防御。 ……那些獲得互助習慣的 動物無疑是最適者。它們有更多的生存機會，在它們各自所屬的綱中，它們的 體力和智力達到最高的發展水平。 ……互助也和互爭一樣，是一項動物生活的 法則，它也許更加重要得多，因為它促進了這樣一些習慣和特性的發展，這些習 慣和特性保證了種的維持和進一步發達，以及保證了個體用最少的精力獲得生 活的最大幸福和享受”。

二、互助合作是人類進化的主要因素、原則和推動力

人類比動物在更高的程度上發展了互助合作的本能，其重要表現就是有意 無意地創造出許多社會合作的機制和制度，如遠古的部落、古代的村落公社、中 世紀的行會和自由商業城市，當然，還有現代的工會和合作社以及無數種自由 結合的社團。正像不能把動物的互助解釋為親子之愛，也不能把人類的互助解 釋為個體之間的愛和同情，它是一種更為廣泛的人類休戚相關和合群的本能或 情感：“愛、同情和自我犧牲，在我們的道德感的逐步進化中肯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社會在人類中的基礎，不是愛，甚至也不是同情，它的基礎是人類休戚與 共的良知——即使只是處於本能階段的良知。它是無意識地承認一個人從互 助的實踐中獲得了力量，承認每一個人的幸福都緊密依賴於一切人的幸福，承認使個人把別人的權利看成等於自己的權利的正義感或公正感”。

當然，正像在動物中一樣，人類的自我維護、互爭、生存鬥爭的本能也在起 作用，於是，在每一歷史階段，都會發生三種力量的鬥爭：第一種人維護和支持 現存的社會組織，第二種人致力於破壞互助的保護組織以增加他們自己的權力 和財富，第三種人則奮力純潔舊的互助組織，或創立一個以同一互助原則為基 礎的更高級的社會。在他們展開的三角鬥爭中，存在著真正的歷史悲劇。

三、現代互助合作組織的建立及其發展前景

16世紀以來，英國和歐洲大陸進行了一場消滅互助價值和互助制度的運 動，村社、行會、城市自治機構大量崩潰或瀕臨崩潰。然而，億萬人民也開展了 保衛、恢覆、重建互助價值和互助制度的鬥爭。在農村，出現了許多農民聯合會 或農民協會，目的是為了聯合起來共同地購買肥料和種子、使用先進的機器、修 建水利工程、改良土地和銷售農產品。在城市，工會運動蓬勃發展，合作社運動方興未艾，除了生產和消費合作，還有各種友誼團體、秘密互濟社團、醫療互助 會、制衣和殯葬互助會、女工俱樂部等。農民和工人為了重新建立互助和互援 的長久制度而進行的艱苦鬥爭，表現出人類永恒的團結合作、互助互援的傾向。 任何力量都不能消滅深深樹立在人類的理智和良心中的人類團結的情感，因為 它是由我們過去的整個進化過程所培養起來的。

人類比動物優越之處在於，當人類認識到互助比互爭更加有利於人類的進 化和進步這一原理時，他們就能自覺地追求互助的價值並創造出新的互助的制 度。“每進行一次恢覆這一古老原則的努力，這一原則的基本思想便擴展一次。 它從氏族擴展到種族、種族的聯盟、民族，最後最低限度在思想上擴展到了整個 人類。在擴展的同時，它也更加精深了”;“無論什麽時候，當人類要創造一個適 應新的發展階段的新社會組織時，它的建設性天才總是從上述那種永恒的傾向 中吸取了新的開端所需要的因素和靈感。新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只要它們 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以及新的倫理體系和新的宗教，所有這些都來自於這同一 源泉，我們種族的倫理進步，總括起來看，可以說是互助原則的逐漸推廣，從部 落擴展到愈來愈大的組合，最後總有一天將不分信仰、語言和種族而包羅整個人類的”。

第三節 當代世界合作社運動的新趨勢

根據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得到的關於世界合作社運動的最新統計信息，合 作社運動把世界上超過8億人帶到了一起，合作社企業在它們所處的社會中發 揮著重要的經濟和社會作用。下面一些事實顯示了合作社運動與經濟、社會發 展的關聯作出的貢獻。例如，在亞洲，有4530萬人是信用聯社成員。在德國， 有2000萬人，約全國1/4的人口是合作社成員，8106個合作社為44萬人提供 了工作。在日本，每3個家庭中有一個是合作社成員。在印度，超過2億3千 900萬人是合作社成員。在巴西，合作社對農業 GDP 的貢獻達到40%,承擔了 農業聯合企業總出口的6%。在法國，10個農場主中有9個是合作社成員， 21000個合作社提供了400多萬個工作。在挪威，奶業合作社擔當了牛奶生產 的99%,消費者合作社占有市場份額的24.1%,漁業合作社承擔了漁業出口總 量的8.7%,林業合作社擔負了木材產量的76%,在450萬挪威人中，有150萬 是合作社成員。

合作社發展的歷史表明，在社會和經濟迅速變革時代往往會出現合作社發 展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現在19世紀農業經濟時代向工業經濟時代的轉變時 期；進入21世紀，社會開始由工業經濟時代轉入知識經濟時代，合作社因為適 應了新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而興旺發達起來。我國學者周連雲發表文章 論述了當代國際合作社運動的新背景、新優勢、新特點，摘其要點介紹如下：

一、當代國際合作社運動的新背景

近年來，世界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動，為合作社的推廣和發展 創造了前提條件。在世界範圍內對合作社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因素主要有：政治民主化趨勢，經濟全球化趨勢，世界範圍內財富分配方面的危機，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共同關心，各國政府職責和作用的加強，等等。以上各種因素，為合作社 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歷史條件，並賦予合作社發展以新優勢、新價值和新特點。

二、當代國際合作社運動的新優勢

合作制產生160多年至今長盛不衰，有其廣泛的經濟基礎、思想基礎、制度 基礎和法律基礎。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合作社的存在和發展 有其特殊的價值和優勢。

1. 合作社體現了民主，提高了人民參與經濟社會事務的程度

合作社是人們自願聯合起來的、通過聯合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業來滿足共 同的經濟和社會需要的自治組織。合作社的基本價值理念是自助、平等、公平、 團結，而民主體現並實現著這些基本理念。

合作社代表的是消費者、小業主以及處於不利競爭地位的農民的利益，不 僅是勞動階層自願合作、聯手進軍市場的經濟行為，而且是弱勢階層以自主、自強、自律方式參與社會管理的政治運動。創造機會、賦予能力、提供保護，使得 合作社能夠幫助弱勢群體擺脫貧困和社會歧視，把他們的利益導入主流經濟生 活之中。合作制作為弱者聯合、自保、自強的機制，成為工農大眾及其他弱勢階 層的必然選擇，成為他們謀求經濟利益、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徑。全球民主 化趨勢呼喚著代表弱勢階層的合作制，而合作制也順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這 是大勢所趨。

2. 合作社作為跨國公司的抗衡力量，可以有效地抵制壟斷

私有化、全球化的推進對各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為各 國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兩極分化、社會動蕩問題，所以需要一種抗衡力量。 而合作社組織則迎合了這種需要。

面對一個被壟斷和控制的市場，要麽由幾個經濟單位聯合成一個新的壟斷 組織來抗衡已有的壟斷組織，要麽用組建合作社和合作社聯盟的辦法來抗衡大 企業的壟斷。美國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 · 諾斯認為，合作社的市場占 有率只要達到15%~30%,就足以實現其引入市場競爭的目標。由此可見，合 作社可以有效地限制壟斷，保護競爭；對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對有序的競爭 市場的擴展，有特別重要的作用。

3. 合作社具有穩定社會的作用

目前，世界上貧富之間的差距加大，世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 對於弱小、力量分散的小業主和處於不利競爭地位的農民來講，合作制是其進 入市場的有效通道：合作社是一種規模經濟，提供了一種制度和手段，使分散的 個人能夠聯合起來組成自助的團體；合作社又始終把社員的利益放到首位，增 強了他們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的能力。

4. 合作社是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可持續發展，是指一種在不損害後代利益的前提下滿足現實需要的發展。 對待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全面的觀點是把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結合起來，既達到 社會經濟增長，又無須耗竭世界有限的自然資源。合作社的原則和實踐與人類 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精神完全相一致。一百多年來，合作社在穩定農業、減少貧 困、保證食品供應、維護綠色消費、為人民提供穩定的生活、創造就業機會、促進 更清潔的生產技術的利用、重新利用廢品、保護與改善土壤、建立保護環境的市 場營銷體系等方面，都為可持續發展作出了貢獻。未來的合作社，會在人類可 持續發展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

5. 合作社是負責任的政府的最佳合作夥伴

合作社社員信奉誠實、公平、社會責任和關心他人的道德價值觀。雖然這 種價值觀在任何一個組織都存在，但在合作社企業里表現得更充分、更明顯。 同其他類型的企業相比，合作社始終能夠把社會目標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體現 出同社會發展的協調一致性，因而是各級政府捍衛公共利益的最有力的助手和 夥伴。一個好的政府必須致力於促進公正，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為每個人創 造就業，提供社會服務，消除不平等，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適當分配國家資源， 保護環境，保證糧食供應充足等。這個好的政府在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時，都能 夠與合作社找到共同語言。“全球化社會問題世界委員會”的最新報告指出，合 作社運動能夠促進政府和多邊體制緊密合作，為實現公平的全球化奠定基礎。

三、當代國際合作社運動的新特點

與傳統合作經濟的小規模、邊緣化、封閉性不同，當代國際合作運動出現如下新特點：

1. 合作社業務領域和服務範圍不斷擴大和拓展進入20世紀以來，合作社發展的地域越來越廣，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多。目 前，合作社已遍及世界五大洲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農業、工業、流通等各個 領域都在廣泛地發展，從人們的農、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從生產到消費，從 搖籃到墳墓，都有合作社提供周到的服務。

世界各國的合作社，創辦的形式越來越多，服務範圍越來越廣。除農業合 作社、城市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外，還出現了種類繁多的服務性合作社，如 住宅合作社、保險合作社、電子合作社、能源合作社等。

2. 合作經濟組織專業化與聯合化程度日益提高這表現在新一代專業合作社不斷湧現和農產品專業協會、行業協會的產生 兩個方面。如果說專業合作社表現出合作經濟水平、層次和競爭力的提高，是 合作經濟的一種縱深的發展，那麽,協會就是政府與農民及其合作組織之間相 互溝通、密切聯系、更好地維護農民利益的社團組織，是一種橫向的聯系和聯 合。協會組織是各類合作社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確保合作社健康發展、 進一步維護社員利益的必要而有效的機制。

在專業化和聯合化雙向發展的基礎上，已經出現了合作社的規模化和集團 化經營。從分散化、小型化向集約化、大型化、集團化經營發展，是合作社應對 市場競爭的必然選擇。規模化經營是加拿大、美國合作社運動的一個非常明顯 的特點。目前，加拿大有17家非金融類合作社躋身於本國500家最大企業的 行列，美國合作社大約有20家企業年營業額超過10億美元。

3. 合作社體制與市場經濟更加融合和統一

從微觀經濟角度考察，合作社是一種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非常重要的企業 組織形式，正是這種適應性和相容性，決定了合作經濟和市場經濟能天然地結 合起來，並充滿生機和活力。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1)在經營方式上出現連鎖化、現代化趨勢。為應對生產商的巨型化、跨國 化趨勢，增強與生產商談判的能力，商業企業大都進行連鎖化經營。合作社本 身具有的合作與聯合的本性，使得連鎖經營迅速成為消費合作社的主流經營 模 式 。

(2)在經營範圍上出現國際化趨勢。沃爾瑪、麥德隆、家樂福等跨國連鎖機 構的發展，給較小的連鎖集團造成強大的競爭壓力，也迫使合作社一改以國內170

勞動哲學

社員為服務對象的內向發展原則，轉而出現跨國發展的新潮流。

(3)在企業組織形式上出現開放化、多元化趨勢。產生了傳統合作社、新生 代合作社、雙重股份混合合作社、有限第二方股份合作社、公司化合作社等多種 形式並存的格局。

(4)在企業經營上實行公司化運作。 一是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在保證社 員對合作社的所有者地位的前提下，開拓多種融資渠道，以解決自身資金短缺 的問題；二是合作社也對外投資參股，進一步擴大業務經營領域。

(5)合作社地位法律化。西方各國政府把促進合作社的發展作為協調社會 經濟關系，保持社會平衡的重要手段，多管齊下保障合作經濟的發展。

第四節 合作社運動與市場社會主義

長期以來，合作社主要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空隙和邊緣地帶發展。那 麽,20世紀末21世紀初世界合作社運動的覆興和高速增長是否意味著，合作市 場經濟很可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有效替代模式呢?在19世紀，的確 有人認為，應該用合作社取代資本主義企業，如拉薩爾就主張在國家貸款的支持下建立和發展大批工人合作社，這些合作社既能替代資本主義私人企業，又 能防止國家直接掌握和壟斷全部生產資料。但是，進入20世紀後，西方國家占 主流的社會主義不幸蛻變成了工聯主義、集體討價還價和國家幹預主義，這種 合作主義社會理想就破產了。 一個世紀以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在其他方 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是，在社會主義的微觀經濟制度的建構方面，的確乏善 可陳。於是， 一部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家轉而探討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市場 經濟相結合的微觀機制，他們把這種探索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其核心因素 就是生產者合作社；他們又把這種經濟制度稱之為“工人所有制”、“工人合作 社”或“勞動雇傭資本型經濟”、“勞動管理型經濟”。

一、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

所謂市場社會主義，是指“把經濟的社會所有制原則與繼續通過市場機制 配置商品(包括勞動)的做法結合起來的一種經濟和社會制度”①。它的兩個基 本環節就是市場經濟和社會所有制。

1.市場經濟

對於市場社會主義來說，市場不僅是社會主義取得更大經濟效率的手段， 而且也是達到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社會民主和提高社會公正的途徑。取消市 場競爭，不僅將降低經濟效率，而且也無法達到社會公正。在市場社會主義的 經濟模式中，市場是主要的調節機制，而中央計劃將受到嚴格的限制。

2. 社會所有制

這是一種與市場內在貫通、銜接的所有制形式，它一方面與傳統的私有制是對立的，另一方面又與國家所有制是對立的，因此，它處在一個廣闊的社會平台上，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間層次，是一種“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法人一社 團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將受到嚴格的限制。

二、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經驗來源

1.馬克思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思想

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初級形式，他認為隨 著國家的消亡，直接的社會所有制將取而代之。按照馬克思的辯證邏輯，這種 直接的社會所有制，同時也就是個人所有制(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 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因為社會不是 與所有個人抽象地對立的獨立實體，它本身不過是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共同 體。當然，馬克思對這種社會個人所有制的具體形式和微觀機制沒有論述，而 且他明確否定市場、商品、貨幣的作用而主張計劃經濟，但他這種解決個人與社 會矛盾的總體思路和價值取向，無疑是市場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實際 上，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就是以馬克思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思想作為重要理論依據的。

2. 蘭格的競爭社會主義

20世紀30年代，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社會主義的計劃可行性和資源配 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了一種競爭的或模擬資本主義的社 會主義模式。他認為，可以在公有制基礎上模擬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下完全競 爭市場來合理配置資源，其具體方案是：工資和消費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投資 率和積累率由中央計劃機關確定，工業品價格則由一種從中央計劃機關到企業 反覆摸索估計的“試錯法”程序來決定。一般把蘭格模式稱之為“中央計劃內的 分權模式”,而不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模式，不過，蘭格首次確認社會主 義與市場的一致性和兩者結合的可行性，卻是社會主義思想上的一大突破，因 而對後世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3.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

南斯拉夫是第一個擺脫蘇聯控制而主動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國 家。南斯拉夫試圖依據馬克思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思想，建立一種不同於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這一模式的基本要點是社會共同所有制、工 人自治和社會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根據南斯拉夫《關於工人集團管理國家 經濟企業和高級經濟組織的基本法令》(1951年)、《憲法》(1963年)和《聯合勞 動法》(1976年)的規定，南斯拉夫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即生產資料歸 全民所有，是社會勞動不可分割的共同基礎；工廠、礦場、交通、運輸、貿易、農 業、林業、公用事業和其他國家經濟企業，作為全民的財產，由工人集團代表整 個社會在國家經濟計劃範圍內加以管理；工人集團通過工人委員會和管理委員 會來管理企業——工人委員會由企業工人普遍、直接、平等、秘密投票選出，是 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而管理委員會是由工人委員會選舉和罷免的執行機構； 國家通過社會計劃來協調生產和分配中的基本關系，工人自治團體(企業)在這 些關系和統一的經濟制度的範圍內自主經營並決定收入的分配，各企業間的交 換、合作和競爭由市場調節。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模式在世界上有很大的 影響，市場社會主義的一些代表人物，都讚成這樣一種“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工 人團體民主管理企業”或“勞動雇傭資本”的勞動管理型經濟模式。

4. 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

二戰以後，聯邦德國卓有成效地實行了一種“社會市場經濟”,即一種把自由市場原則和社會均衡原則結合起來的經濟模式。社會市場經濟被認為是介 於極權主義經濟(納粹主義強制經濟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與放任自流 的自由主義經濟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是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綜合。 它試圖在競爭經濟的基礎上，把自由首創精神同恰恰是由於市場經濟成就才得 到保障的社會進步結合起來，它主要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來保障自 由競爭基礎上的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社會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勞資共決。 雖然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在“社會所有制”上無所建樹，但仍然被西方公認為“市場社會主義”的一種重要模式。

5. 資本主義國家歷史悠久的合作經濟

在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歷史，其源頭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英 國的歐文和法國的傅立葉等人的社會主義實驗。與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 和勞動管理型經濟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一種社會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礎 上建立起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宏觀環境中由工人、勞動者通過互助合作的 方式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反抗資本主義的自發群眾運動。合作經濟在歐洲經濟 領域中雖然只占產業活動的一小部分，並總的來說處於某種邊緣狀態，但一直 在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著。到20世紀80年代，生產者合作社的數量在意大利已 達到20000家，在西班牙達到6000家，在葡萄牙超過2000家，在英國超過1400 家，其中最著名也最成功的是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聯合體，它已合並40多個合作 社，擁有8500名工人。

我們把合作制定義為一種以勞動合作為主資本合作為輔、勞動支配資本的 企業制度，是建立在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基礎上的一種共同所有制。每個合作社 成員都需要交納一定的股金作為入會憑證和入會資格，在此基礎上實行合作勞 動、民主管理，分配以按勞分配為主，以按資分配為輔；不同的合作社之間處於 一種市場競爭關系之中。

三、社會所有制的兩種類型：大社會所有制與小社會所有制

市場社會主義要實現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對此大家沒有爭論。 引起激烈爭論的是，所謂社會所有制，是否認個人所有的共有制，還是承認個人 所有的聯合所有制?是全體公民的大社會所有制，還是一定範圍內的公民團體的小社會所有制?第一種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的繼續，而第二種思路是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合作制的繼續。

1. 大社會所有制與工人管理的分離與結合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基金社會主義即雇員投資基金基本上屬於第一種思路。 埃斯特林(英國工黨理論家)、羅默等歐美市場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沿襲了這 一思路 。

埃斯特林的觀點是：實行社會所有權與工人管理企業的分割即所謂兩權分 離，“工人們被賦予資本的使用權，可以增值資本和調配資本。他們從中贏得收 入。然而他們並不擁有它們，也不允許賣掉或拋棄它們。資本股票為社會集體所有，只是由某些特定的工人集體進行管理”。資本應當被看作是一種投入，就 像從特殊借貸機構所借款似的，工人們應該民主地控制企業而不是擁有企業。

施韋卡特的觀點是：每個企業都必須由勞動者民主管理，但勞動者自己並 不擁有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歸社會集體所有。

羅默的觀點是：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而由勞動者集體經營，政府通過貸款 利率手段來幹預經濟，指導投資水準和投資模式，人民通過民主政治對社會公 積金的使用行使某種程度的“集體控制”;公司利潤在納稅後以“社會紅利”形式在所有成年公民中平等分配，公民有工資、儲蓄利息和社會紅利三種收入。

從南斯拉夫的經驗來看，社會所有與工人管理兩權分離模式存在如下問題 ：

第一，所謂“社會所有制”,仍然是一種全民共有制，與蘇聯模式的公有制並無本質區別，只不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由國家代表社會占有和經營生產資 料，而自治社會主義則是工人集團代表社會占有和經營生產資料——本體是一 樣的，只是代表不一樣而已。這是一種典型的兩權分離，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模式，相當於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承包制，只不過南斯拉夫工人團體“全 員承包”企業，我國則主要由廠長、經理個人承包企業。這種“社會所有制”因為 仍然堅決排除任何個人、團體、組織對生產資料的排他性的所有權，因此，必然 不可能形成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所需要的明確的產權主體，不可能形成真正自主 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的經濟實體和市場主體。

第二，工人自治企業是一種軟約束的企業，因它本身並不擁有獨立的資本 所有權，而只是利用社會提供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經營而已。因此， 一方面，工 人自治企業傾向於吃社會的“大鍋飯”,使本企業工人團體的收入最大化；另一 方面，一旦企業因經營不善而虧損，它又沒有真正負責任的能力，而是把責任轉 嫁給社會。企業沒有真正的動力機制、“造血”機制和自我約束機制，必然普遍 出現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為，爭奪銀行貸款和負債不還、不正當競爭等現象， 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中國承包制企業中出現的種種負面現象，早在南 斯拉夫就已經出現了。

第三，工人自治企業內部盛行平均主義和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雖然所 有職工作為聯合勞動組織的平等的一員，擁有對企業的管理權力，但由於企業 吃社會的“大鍋飯”這一大前提和職工本身沒有個人所有權，職工的生產經營積 極性也必定大打折扣。職工本身的行為也缺乏硬約束，即一方面傾向於工資、 獎金、紅利和福利的極大化，另一方面不願多作貢獻，不願也無力承擔風險和責任 。

第四，雖然國家不直接經營企業，但國家畢竟是全民的“政治共同體”,是從 所有聯合勞動組織中產生出來的代表全社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掌握著社會計劃 和經濟政策的制定權、重要生產資料的實際分配權，因此，仍然會產生政企不分 的現象，而且在企業虧損和經濟蕭條時，企業要求國家承擔責任，接受和重組企 業，也勢必從客觀上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力度，從而也加強了國家的權力，限制了 市場機制的作用。久而久之，從聯合勞動組織這個“一刀切”的平台的基礎上， 自然而然地會產生出國家集權，盡管反覆重申反對官僚主義，但由於工人自治 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必然讓官僚主義獲得充分上升的空間，國家擁有越來越大 的對經濟的控制權和對生產資料的實際支配權。

由於以上原因，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南斯拉夫也像東歐其他社會主義 國家一樣，經濟增長放慢、工資和物價交替上升、失業和通貨膨脹率升高、外債 負擔沈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社會主義模式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可以說， 自治社會主義在相對消除了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兩極分化和 國家統制主義),同時也把兩者的弊端集於一身了(無政府狀態和產權不明)。

2. 小社會所有制與工人管理的直接統一

歐美市場社會主義另外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則偏向於進一步發展合作制，如米德和範尼克。

米德的觀點是：工人們聯合起來形成集體或合作社團以經營企業；他們根 據投入和產出，以自己能夠獲得的最好市場價格租用資本、買進原材料和出售 企業產品，他們自己承擔預料不到的盈虧風險，並在集體內分配因此而產生的盈余。由於是按市場原則租用資本，外部資本則既可能是公有的，也可能是私人的 。

範尼克的觀點是：企業全體工人平等地參與企業管理，按一人一票制的原則， 選舉產生工人委員會、行政管理機構和企業經理；由一個民主的、一致同意的方案 在不同強度和質量的勞動之間分配利潤，其中一部分直接支付給工人，另一部分 作為儲備金，是企業全體成員的集體賬戶，每個成員按各自的貢獻，以利息形式享 有集體賬戶中資金的增值；純粹的資本所有者則只擁有一種稀缺價格的享用權， 相當於獲得一筆租賃資本的租金；職工有擇業、進出企業的自由，而企業也有雇 傭、解雇工人的權利。這種模式可以叫做“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

3. 兩種模式的比較

比較以上兩種模式，第一種模式否定工人的個人所有，工人只能以集體形 式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擁有經營使用權和收益權。但是，正如我們從南斯拉 夫自治社會主義中所看到的，社會所有制很難和國家所有制劃清界限。因為總 得有一個機構來代表社會在不同企業之間分配生產資料，這個機構，不管是叫 做“計劃委員會”,還是叫做“國家銀行”,都擁有對生產資料的一種壟斷權力， 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資源在各個企業、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之間自由流動是矛 盾的(只有一個自由的資本市場才能做到這一點)。所以，這種經濟與其叫做市 場經濟，不如叫做計劃經濟。另外，這種模式不能防止各個工人團體從本位利 益出發，對屬於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進行掠奪性經營，把本企業工人收入的最大 化放在首位，而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量的增長和質的提高漠不關心，同時， 在工人團體內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義、“搭便車”和“吃免費午餐”的現象，不 能防止沒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數票剝削那些有上進 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強的工人。

第二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則沒有否認資本的個人所有權，只不過把資本雇 傭勞動轉變為勞動雇傭資本了。但這種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傳統的合作社 範圍內，解決不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問題、規模經營問題、勞動力自由流動問題等市場經濟中必然發生的問題。

第一種模式實際上已被歷史經驗所證偽。因此，出路在於改造第二種模式 。

四、股份合作制：一種新合作主義(neo-cooperatism)

從邏輯上，可以通過改造股份制和合作制，來締造出一種市場社會主義的 微觀經濟基礎：

(1)在資本主義股份制的基礎上，引入和擴大職工持股，直至職工全員持股 並且使持股總額足以使職工獲得控股權，從而也使職工獲得經營管理的決策 權。這樣一來，傳統的資本主義股份制即以少數人的資本結合為主的企業組織 形式，就發展成為以職工持股為重要組成部分的現代股份制企業組織形式，和 以職工持股為主體的股份合作制即資本與勞動內在結合的企業組織形式。絕 大多數公民同時持有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和企業內部職工股權。 私人財產所有權普遍化、社會化、民眾化，並形成不同範圍內的社會結合，私有 制內在地向公有制轉化。

(2)在合作制的基礎上，擴大內部職工持股的差別，以調動職工投資和經營 的積極性，同時使合作社的股權結構向社會開放，即允許外部資本自由進出本 企業，以擴大企業的融資能力。這樣一來，純粹的合作制即以勞動結合為主的 企業組織形式，也就發展成為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因為包含了私人財產所有權 這一內在的環節，而成為公私混合所有制。

如果說，股份制是資本的合作，合作制是勞動的合作，那麽,職工普遍參股 的股份制和以職工持股為主體的股份合作制就是資本合作和勞動合作的統一； 如果說，股份制是資本支配勞動，合作制是勞動支配資本，那麽,職工普遍參股 的股份制和以職工持股為主體的股份合作制就是勞動和資本的聯合。這種以 個人所有權為內在環節的社會所有制或者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與市場經濟 是完全相融和貫通的。

五、新合作主義的基本原則

1. 以個人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所有制

它不是國家所有制，也不是抽象玄妙、沒有確定主體的“社會所有制”,而應該是以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為基礎的企業法人所有制和社團所有制，這是一種公 私混合所有制，是以個人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所有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的混合體。這種社會所有制，是從私有制或個人所有制自然而然地生長和發展 出來的，因此，不必要中斷和摧毀私有制的傳統而建立一種否定和取消個人所 有權的國家所有制和社會公有制，而只需要把私人財產所有權進一步多元化、 普遍化、社會化，使每一個人都成為有產者和所有者，並且聯合成為一個法人企 業，就已經達到了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可見，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 點，也就自動地產生出公有制和社會主義了，這一點印證了熊彼得的預言，即不 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衰敗，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強大和勝利，才會導致社會主義。 “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完全可能的，這種“長入”和轉化保留了私有制社會和 資本主義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保留了個人所有制這一基本原則，同時對這一原 則加以社會的限制。因此，這是一種社會個人所有制或個人的社會所有制，是 個人與社會長期以來的對抗性矛盾的初步解決。

市場社會主義的微觀經濟基礎是以職工持股為主體的股份合作制經濟和 以職工持股為重要組成部分的股份制經濟，前者適合於絕大部分中小型企業， 後者則適合於大中型企業，而且兩者是可以彼此過渡的：當股份合作制大量吸 收外部資本以至於職工持股不再占主導地位時，它就轉化為股份制企業，而當 股份制企業擴大職工持股以至於職工持股占主導地位時，它就轉化為股份合作 制企業。當然，傳統的合作制經濟仍會有一定的存在和發展的空間。

2. 企業內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的統一

所謂自由原則，是指承認個體之間的差別，承認在共同的競賽規則下個人 提高和發展自己的權利，承認個人有增資擴股的自由，有擴大自己人力資本投 資的自由，有發展自己個性和才能的自由，同時也有退出本企業的自由。市場 社會主義應該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而不應該是平均主義和共產主義。企業內部 職工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可以有很大的差別，弱者的唯一出路就是通過競爭 不斷提高自己而縮小與別人的差距，而不在於企圖通過多數票壓制和剝奪有才 能的人。所謂平等原則，是指企業的決策權不能由個別人壟斷，而應掌握在全 體職工手中，全體職工通過民主程序來決定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但平 等原則並不排除專家和企業家的作用，而是對專家和企業家實行有力的監督和 制約，使之不可能把手中的權力轉化為謀取個人私利的專橫的權力，同時，保證每個人都有成為專家和企業家的權利和可能性。為了消除自由原則與平等原 則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企業的決策方式應當把股份制的一股一票表決方式和 合作制的一人一票表決方式結合起來。至於在哪些問題上采取一股一票制，在哪些問題上采取一人一票制，在哪些問題上同時采取一股一票制和一人一票 制，則需要進行深入、細致和具體的研究。

3. 自由市場經濟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因為各企業是完全獨立自主的經濟實體，彼此之間發生一種自由的競爭和 合作關系，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政府不得幹預各企業經營活動。如果企業因 為經營虧損而至破產，那麽職工就會因此而喪失股東和勞動者的雙重身份，但 他們有重新結合起來組建新的企業的自由，有加入別的企業的自由，也享有社 會基本保障和基本福利。政府保留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的企業和自然壟斷性 企業，但其主要職能則是建立與保障企業和社會所需要的競爭規則、法治環境、 社會保障體系，同時通過產業政策、貨幣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等經濟杠桿引導企 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追求社會的共同目標，在提高經濟效率的同時，也 達到更高的社會公正。

第七章 資本主義勞動哲學

在現實歷史和思想史上，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是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利己 主義等概念緊密相關的，具有強烈的“家族相似性”,正如勞動主義與社會主義、 集體主義、平等主義、利他主義也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一組概念一樣。其中， 每一組概念內部又都有極端的類型和溫和的類型，兩種極端的類型顯示出絕對 對立的態勢，而兩種溫和的類型則顯示出相互接近的趨勢。

第一節 自由至上主義勞動哲學

古典(經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m)的基本原則是由洛克、休謨、斯 密、老輝格黨人制定的。但在那個時代，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新興的、朝氣蓬勃 的、上升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其內部的階級矛盾並未全面、尖銳和激烈地暴露出 來，而且其主要的對手並不是尚處於形成時期的工人階級，而是不願退出歷史 舞台的封建制度和地主貴族階級。它在表達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時，也 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其他市民和農民的利益和願望。算起來，資產階級和工人 階級還是反封建反專制的同盟者。所以，本書把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古典自由主 義的勞動哲學思想作為現代勞動哲學的前史來看待，它們包含著全面發展的萌 芽，不能被看作是單純的資本主義勞動哲學。本書所說的現代勞動哲學中的資 本主義流派，首先是指一種自由至上主義(Liberitarianism)的或自由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ism) 的勞動哲學，它在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充分暴露之後，仍然頑 固地、教條主義地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理，或者反過來說，在現代勞動運動的猛烈反擊下仍然毫不退讓的古典自由主義，就演變為自由至上主義或自由 放任主義了。使用自由至上主義或自由放任主義這樣的概念，也是為了與後文 所說的管理主義或管理的自由主義相對應，表明一者屬於資本主義一自由主義 的右翼，一者屬於資本主義一自由主義的左翼，正如科學社會主義、工團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屬於勞動主義一平等主義的左翼，而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 互助合作主義屬於勞動主義—平等主義的右翼一樣。

一、自由至上主義的一般勞動觀念

19世紀30年代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激化起來，經濟與社會問題愈演愈 烈，古典經濟學對此一籌莫展。出現了三種解決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辦法，這就 是社會主義、工會主義和政府幹預。然而，堅守古典經濟學信條的自由至上主 義者，如古典學派的余緒(薩伊、西尼爾、穆勒),邊際學派(傑文斯、門格爾、維塞 爾、龐巴維克),新古典學派(馬歇爾、維克塞爾),對這三種辦法都加以拒斥；他 們擁護市場配置和分配，反對政府幹預，抨擊社會主義，並試圖阻止勞動工會， 認為它們或者是有害的，或者是無效的。

在經濟學上，自由至上主義把勞動壓低為價值決定的一個簡單要素。商品 價值遠遠不是僅僅由勞動決定，而是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被許多因素決定的：

從需求方面來說，價值是對需要的滿足或這種滿足帶來的效用。赫爾曼 · 戈森提出了支配人們經濟活動的兩條基本定律(史稱戈森定律):一是收益遞減 規律，即當一種產品消費增多時，其增加的效用會逐漸減少直至為零(需求飽 和)乃至於負值(痛苦);二是理性消費或效用最大化規律，即最大限度的效用就 是使花費在每一種商品上的最後一元錢產生相同的邊際效用。後人從此發展 出邊際效用價值論。商品的價值在於它的效用，而商品的效用歸根結底取決人 們的主觀評價，人們對同一商品的主觀評價又是由高到低的，“因此，決定價值 量的規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表達： 一件物品的價值是由它的邊際效用量來 決定的”。那麽,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起了什麽作用呢?傑文斯說得很明白： “人們往往認為勞動決定價值，然而勞動只是以間接的方式，通過增加或者限制供給去改變商品效用的大小，來決定價值。”①但即使是從供給方面來看，勞動也不是決定價值的唯一要素，而只是諸多 要素中的一個要素。這就是所謂生產要素價值論或生產成本(費用)價值論。 薩伊所首倡的生產三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理論被整個19世紀中後期資產階級 經濟學接受並篤信不疑：勞動、資本和土地是形成和創造效用的基本要素，是價 值的基本源泉，而使用生產要素是要支付一定的代價的——給勞動支付工資、 給資本支付利息、給土地支付地租，這三者構成產品的生產成本或費用；換句話 說，勞動(付出辛勞和痛苦)創造的價值就叫做工資，資本(通過節欲和延期消 費)創造的價值叫做利息，而資本化的土地創造的價值叫做地租。

最後，馬歇爾把邊際效用價值論和生產費用價值論綜合起來，得出了供需 均衡價值論。他認為“生產費用”和“邊際效用”這兩個原理如同一把剪刀的兩 個刀刃，共同決定商品的價值：如果在一定單位時間內生產數量太少，需求價格 就會大於供給價格，那麽,賣主們就會增加產量，隨著供給的增加，需求價格會 降低，供給價格會提高，兩者趨於均衡；反之，某一產品太多時，需求價格必定低 於供給價格，迫使賣主減少供應量，從而使需求價格上升。“當供求均衡時， 一 個單位內所生產的商品量可以叫做均衡產量，它的售價可以叫做均衡價格。”這個均衡價格，就是所謂價值。我們可以把這個推理過程圖示為：

需求— → 效用 — →均衡價格供給價格←—邊際生產費用

邊際效用—→需求價格= 價 值生產費用 供給

圖 7 - 1 馬歇爾的供需均衡價值論

自由至上主義者不約而同地反對勞動價值論，並且很清楚理論上的爭論所 包含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含義，英國經濟學家加澤洛夫就直言不諱地說：“說勞動 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看來是一個錯誤而又危險的學說，因為它不幸給予某些人 以口實，他們主張一切財產屬於工人階級，而其他人所獲得的部分是對工人的 掠奪和欺詐。”③在他們看來，在充分自由競爭和均衡的市場經濟中，勞動力作為商品，勞動者作為賣者，必定會按照自己提供的貢獻(邊際生產力或邊際效 用)得到回報。巴師夏說得好，勞動和資本等各種生產要素在交換中相互幫助， 相互替對方工作，相互提供服務，共同構成一種和諧的經濟；而凱里則認為，隨 著生產方法和工具的改進，資本在生產費用中的價值降低了，勞動在生產費用 中的價值提高了，隨之而來，工人的工資不論在絕對量上還是在相對量上都提 高了，而資本的利潤雖然在絕對量上有所增加，但在相對量上卻降低了，這正好 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人類各階級之間有一種真實利益的完滿的調和。

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的批判

把哈耶克歸入自由至上主義是實至名歸的，《哈耶克傳》的作者阿蘭 ·艾伯 斯坦從頭至尾都這麽稱呼他：有時稱他為古典自由主義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 有時說他從古典自由主義者變成了自由至上主義者。但他不同於19世紀自 由至上主義者的地方在於，在19世紀，社會主義、工會主義和國家幹預主義還 沒有變成一種現實的制度或體制，當然也沒有暴露出它們的弊端和局限性，所 以19世紀的自由至上主義者是比較純粹的資本主義自由放任模式的辯護士， 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乃至反動的；哈耶克的自由至上主義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 以看成是對社會主義、工會主義和國家幹預主義所暴露出來的弊端和局限性的 揭露、批判和抵抗，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至少具有一定的警示意義。

1. 社會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

社會主義是一個偉大的烏托邦理想，它不僅承諾社會公正、更大程度上的 平等和保障，而且承諾比自由主義所能承諾的更高的自由——免於匱乏和競 爭、免於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的麻煩、超越自我和自私的自由，這誘使很多人拋 棄了不那麽高調和有缺陷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

然而，社會主義的實踐並沒有兌現平等與自由的承諾，它與其說打開了天 堂之門，不如說打開了地獄之門——在俄國，是斯大林的暴政；在意大利和德 國，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如果不是社會主義運動為它們掃清了道路， 它們是不可能順利登上歷史舞台並成為主角的。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內在地包 含了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成分，而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不過是它們的極端實現形式而已。我們來看看社會主義是怎樣一步步滑向專制主義 和極權主義的：

(1)社會主義要求以計劃取代市場和競爭。計劃經濟的邏輯是，首先設定 一個統一的社會目標或整體利益。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和利益，所 謂社會目標不過是許多個人在某些方面達成的相同目標，它並不囊括個人所有 的生活目標，在這種情況下，計劃機關就只能動用政治暴力來強迫人們放棄自 己的目標而認同於一個唯一的總體目標。其次，計劃經濟取消了競爭性價格體 系及其分散的、靈敏的、迅速的信息傳播功能，而對整個經濟實行統一的有意識 的控制，但實際上計劃當局不可能掌握這種控制所需要的全部商品供求關系的 信息，於是當它必須作出決定的時候，便不可避免地帶有極大的隨意性、過大的 自由裁量權和過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及其官員的行動對公民來說成為不可預測 的，政府的強制權力的使用不再受事先規定的規則(法律)的限制和決定，於是， 法治必定蕩然無存。最後，計劃經濟必然取消個人的消費自由和選擇職業的自 由，人們的工作和生活都由國家統一計劃安排和控制。

(2)社會主義要求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是，迄今為止，在任何一種公有 制的現代實踐中，公民個人只不過是名義上的所有者，真正的所有者是代表所 有人行使實際占有權和支配權的國家或政府。當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獨立的 所有者手中時，無產者可以選擇自己被誰雇傭，而任何一個所有者都不掌握控 制他的全部，但當生產資料掌握在唯一的所有者即國家手中時，就只有一個雇 主，所有勞動者的生活和工作都依賴於這個雇主。不僅如此，在國家壟斷全部 經濟權利的前提下，也必然壟斷全部政治權力，因為一切經濟問題的解決，都不 是通過自願的、自由的市場交易來完成，而只能憑借強制性的行政和政治權力 來完成。又不僅如此，在經濟政治高度集權的前提下，也必然要求和產生思想 上、精神上、輿論上、言論上的高度統一和一致。因此，國家掌握了全部經濟、政 治和文化資源，成為全能國家和無限政府，而公民在獲得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時， 也失去了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自主和自由。事情正如托洛茨基所 指出的：“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里，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

2. 受雇與獨立經營

雇傭關系是一個普遍存在而且很難消除的事實，除了自我雇傭這種例外情 況，一般而言，我們很難在雇傭和受雇之外作第三種選擇：我們曾經努力逃避被 私人雇主或獨立經營者雇傭，結果我們無一例外地都被國家雇傭。無論如何， 與國家作為唯一雇主相比，眾多獨立經營的雇主的存在，對廣大雇員而言，還能 夠較多地保存我們的自由。因此，為了保護這種自由，我們要允許並鼓勵獨立 經營者的存在和發展。

事情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清楚。從獨立經營者方面來說，獨立經營並雇傭他 人，固然會獲得較高的收入，也會掌握較多的資源和權力，但必須承擔更大的責 任，必須具備更大的勇氣和冒險精神，必須擁有更高的能力，必須付出更多的努 力。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他們要對自己所控制的資源不斷琢磨出新的安排和 組合，不斷在技術和制度層面作出創造發明和開拓試驗；他們必須全身心投入 自己的事業，甚至不能把自己的事業和私人生活區別開來。 一個社會能否有許 許多多的自由擇業和受雇的機會，歸根結底要看有沒有一些獨立的個人能在對 各個組織進行重新組合與重新定位的不間斷的過程中發揮主動精神，是否存在 一批有能力承擔風險的有產者，是否存在私有制和個人對如何使用資源作出決 斷的可能。正是他們之間的競爭使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對任何一個雇員 擁有強制的權力。

從雇員方面來說，接受一種雇傭並不等於失去自由。首先，他始終擁有選 擇成為獨立經營者和雇主的機會和權利。其次，成為一名雇員，雖然收入和管 理權力一般都不如雇主，雖然必須履行雇傭合同所規定的任務和義務，但他也 獲得了雇主所沒有的相對安全、穩妥、不冒風險、不負責任的好處，在工作過程 中他不必作出未經事先囑咐或超出常規的行動，不必越出指派給他的任務的範 圍，而在工作時間之外，他可以擁有完整的私人生活。最後，在民主國家，雇員 也是選民，而且雇員階級擁有大多數選票，他們可以通過選舉、通過有利於自己 的法律和政策，使他們受雇的地位變得更有吸引力。如今已經毫無疑問的是，受雇於人，不僅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實際位置，而且成為他們樂於選擇的位置，他 們從此位置得到了他們主要想得到的好處：有保障的固定收入可供日常開支、 收入多多少少會自動提升、年老時有保障，還不必承擔企業經營失敗的責任，還 可以要求更高的權力機構對他們所不能理解但又是他們生計之所需的經營管 理活動進行監督。

可以說，現在的主要問題不再像從前那樣是如何對抗雇主對雇員的侵害， 而是如何保留雇主地位的必要的吸引力，讓若幹有志之人去競爭這個地位。哈 耶克大聲疾呼：受雇者的自由，有賴於有一批與他們處於不同地位的人的存在! 如果一個受雇者占大多數的民主社會要保持其為自由社會，受雇者就必須容忍 有產階級的存在以及諸如富人的特權和奢侈浪費等令人側目的現象，因為這是 維護自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比起平均主義所必然導致的物質上和精神上 的貧困化來說，這畢竟算不了什麽;無論如何，有缺陷的自由總比不自由和奴隸 狀態好得多。

3.工會主義對自由的損害和破壞

在略多於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工會已由一個非法的組織變成了一個獨一無 二的、不再適用一般法律規則的特權機構了。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工人為“結社 自由”而鬥爭了，而是已經合法的工會開始使用強制手段，脅迫不情願的工人入 會並把非會員排除在就業崗位之外。工會越來越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追求合 法和自私目標的、需要與其他享有同等權利的競爭性團體相互制衡的團體，而 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出於公眾利益把所有勞工完全徹底地組織起來的特殊團體， 因而應該享有特權，這些特權包括：設立罷工糾察線，逼迫企業只雇傭工會會員 或員工被雇後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加入工會，為強迫其他工人接受工會政策而舉 行的派生性罷工和聯合抵制，等等。其實，工會的目的與公眾利益無關，而只是 要實現工會對勞動力的壟斷。相反，工會所僭取的本來屬於民主國家的部分權 力，倒是對公眾利益構成了真正的損害，足以嚴重威脅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全 部基礎 ：

第一，工會對工人的強制，取消了工人至少是部分工人的擇業自由、自願締約權，乃至威脅到某些非工會會員的就業權和生存權，而這曾經是憲法和法律嚴加保護的權利。工人當然有權組織工會，但這不等於工會有權獨立於各位工 人的意志而存在，不等於每一個工人都必須加入工會。工會可以為實現自己的 目標而開展活動，但不能侵害憲法和法律所規定和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

第二，工會的強制行為和對勞動力的壟斷損害到雇主的合法權益：“任何掌 握一個廠家或行業的所有潛在的工人的工會可以對雇主施加近乎無限的權力， 尤其是在雇主已經把大量資本投資到專門設備的場合，這樣一個工會實際上可 以剝奪廠商的所有權，而且幾乎可以支配他的企業的全部收益。”①第三，工會人為提高會員貨幣工資的做法造成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工 會提高會員工資的直接後果就是失業的增多，但工會本身並不對此負責，於是 財政和貨幣當局為了維持充分就業，不得不人為地提供就業崗位並增發貨幣， 結果便是不可避免的通貨膨脹。作為應對，工會又要求增加工資，於是又引起 新一輪的通貨膨脹。不用說，失業和通貨膨脹降低了整個經濟體系的生產力和 效率，最終也降低了工人的實際收入。可見，說什麽因為工會的努力才迅速地 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並只有工會的繼續努力才能進一步盡快地提高工人 工資，完全是一個精心編織出來的神話。

有鑒於此，必須剝奪明確賦予工會的特權，或者剝奪被工會僭取的、法院所 容忍的特權，剝奪它們正在行駛的強制權力，把它們合理的自私利益引導到對 社會有利的軌道上來。當它們恢覆作為自願的、非強制的團體時，它們就會去 從事那些最古老、最有益的活動：作為友好社團幫助會員防範特殊的行業風險。 這當然是一種極其可取的自助形式。

第二節 管理主義勞動哲學

進入20世紀後，資本主義進入一個可以稱之為“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或“管理的資本主義”(manageril capitalism)時期。這發生在微觀和宏觀兩 個層面。在微觀層面，就是所有權和管理的分離，所有者逐步退出公司管理，大 批職業經理人取而代之，這帶來了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科學化和合理化，繼而 又帶來管理的民主化和人道化，使資本主義在企業管理層面得到了改造。在宏 觀層面，是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幹預、指導和協調，以及對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 配。撇開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所施加的強大壓力不說，管理主義的興起也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內在需要。從1929年開 始的空前未有、經久不息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表明，如果沒有國家的宏觀調控，自 由市場經濟本身很可能會走向死亡。自由至上主義或自由放任主義可以休矣。

一 、凱恩斯的國家幹預理論

實際上，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寫了一本名為《自由放任的終結》(The Endof Laissez-Faire)的書，已經提出了管理資本主義或管理自由主義的理念。他指 出，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許多不幸是風險、不確定性和無知的結果；大企業就像是 一種彩票，其中某些人能夠利用無知和不確定性獲利，但結果是財富的巨大不 平等、失業、對理性經濟預期的失望以及對效率與生產的損害。但個人是無法 治療這些弊病的，“治療這些弊病部分應該借助於一個中央機構對通貨和信貸 進行深思熟慮的調控，部分應該借助於大規模地收集和傳播與經濟形勢相關的 數據……資本主義的信徒通常是過度保守的，並且拒絕技術方面的改革，因為 他們害怕這些改革可能會證明是偏離資本主義的最初步驟，但實際上這些改革 可能會加強、維護資本主義……就我而言，我認為資本主義如果加以明智地管 理，在實現經濟目標方面可以比看得見的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加富有效率，但就 其本身而言，它在許多方面是極度令人反感的。我們的問題是設計一個社會組 織，它應該是盡可能地富有效率而又不會觸犯我們對滿意的生活方式的理 解”。①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提供的是一種新自由主義和新資本主義，而不 是一種反自由主義和反資本主義。

凱恩斯也是從供需兩方面來建構其經濟理論的。從供給方面來看，價值是由勞動與資本共同創造的：“我同情經典學派以前的學說： 一切均由勞動產生，幫助勞動者，乃(a)古之所謂工藝，今之所謂技術；(b) 自然資源，若資源豐富， 則使用無代價，若稀少則付地租；以及(c) 過去勞動之具形於資產者，其價值亦 視其稀少性或豐富性而定。我們最好把勞動(當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個人勞 務在內)看作是唯一的生產原素，在一特定的生產技術、自然資源資本設備以及 有效需求等環境之中工作。”這個雇主及其助手的勞動非同小可，因為只有雇 主才是企業的化身，財富的創造和企業的發展，全靠他們負責任而有創造性的 經營管理活動，他們是所有人中最可尊敬和最不可缺少的英雄。他的資本得到 利息，他的勞動得到回報，是無可非議的。與此同時。工人也以工資形式得到 了他的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因為在自由競爭狀態下，工資等於在原有資本 規模基礎上新增一名工人所創造的邊際生產物。凱恩斯從供給方面對價值的 說明，除了強調資本家的勞動的重要性外，與自由至上主義者並無不同之處，對 勞動者也沒有特殊同情之處。

凱恩斯與自由至上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有效需求”這個概念上。我們知道。 馬歇爾的供需均衡是一種微觀的、局部的均衡，凱恩斯認為，這個均衡不能自動 地、簡單地擴大為一國宏觀經濟的總體均衡，即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相反， 由於以下原因，會出現宏觀經濟中有效需求的不足： 一是因為儲蓄欲望的增強 而導致的消費需求的下降，二是人們通常都有一種以貨幣形式保存財產的心理 傾向而不願投資，三是資本邊際收益率遞減律導致投資需求的減弱。如果沒有 強勁有力的有效需求，一國的財富和價值是不可能增長的，所有的經濟危機，大 抵都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即總供給大於總需求造成的。對於這樣宏觀的問題， 消費者、企業這些微觀經濟主體很難或至少不能馬上加以解決，在這種情況下， 國家幹預就是必不可少並且充分有效的。第一，國家通過稅收政策對國民收入 進行再分配，提高貧困階層的收入，從而提高廣大居民的有購買力的消費欲望； 第二，國家通過貨幣政策，放松銀根，降低利息，從而刺激新的投資；第三，國家 財政直接進行社會投資，興辦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務項目，增加就業和提高勞動 者收入，從而推動有效需求的增長。經過一段時間的宏觀調控後，就可以恢覆 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

凱恩斯主義政策與勞動者的利益直接相關之處有兩點： 一是在國民收入的 再分配過程中，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水平和實際收入水平提高了，這應該看是一 個歷史性的進步；二是工會的工資談判獲得了新的理由和依據。我們知道，自 由至上主義堅決反對工會人為地推動工資上漲，而且，遇到經濟危機時，自然還 要降低工資以減少失業。凱恩斯反對通過降低工資來實現充分就業，理由是， 單個企業固然可以通過減少工資來增加銷量和雇傭工人的數量，因為社會對該 企業產品的需求不會因此而改變，但是，整個經濟卻無法通過減少工資來輕易 地增加銷量和就業水平，因為工資是產品需求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且，一旦工資 開始下降，人們就會預測它會進一步下降，這可能會導致企業推遲投資支出，從 而使經濟蕭條進一步加劇。

強有力的論證還在繼續：工資也是一種生產成本，如果工資降低導致價格 的下降，企業的實際債務負擔就會增加，這意味著財富從企業家手中轉入食利 者手中，企業本身的利潤空間變得更小，新的投資將被迫大幅減少乃至中斷；還 有，減少工資會傷害具有較高邊際消費傾向的工資收入者、幫助具有較低邊際 消費傾向的雇主，因此總體的消費傾向會下降，這將會使形勢進一步惡化。還 有一個非常實際的考慮，那就是減少工資會引發勞資糾紛。凱恩斯非常自信地 說，存在著遠比減少工資這種弊害多多的方式更好的創造充分就業的方式，那 就是財政和貨幣政策。

二、彼得 · 德魯克的“新社會”理論

從1939~1950年的12年間，德魯克寫了4本書，建立了一套體現了人道主 義精神和勞資合作理念的管理理論。《經濟人的終結》指出，傳統的“經濟人的 社會”,由於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和整個社會在秩序上的全面危機，使人們普遍 期待“非經濟的社會奇跡”,結果卻落入法西斯主義的圈套。《工業人的未來》 接著指出，取代“經濟人社會”的，應該是一個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建立在人的基 本訴求基礎之上的，賦予工業人或“工作中的人”以社會地位、社會權力、社會功 能的，把社會、企業和個人整合為一體的新的“社會人的社會”。緊接著，《公司的概念》提出了“企業的社會責任”這個核心概念。《新社會：工業秩序解剖學》 則是對前三本書的總結和發展，它緊緊圍繞著勞資關系，深入分析了現行工業 秩序的四個方面的問題，並相應地提出了自己的治理辦法，最後提出了“新社 會”即“自由的工業社會”的總體構想。

1. 對工業社會和新問題的診斷

工業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勞動者與產品及生產工具的分離。這不僅僅是因 為社會主義者所歸因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還因為龐大而細密的分工使勞動者不 再從事生產(produce),而只是從事工作(work), 即生產過程的一個片斷：在工 業體系中，是組織，而不是個人，才能實現產品的產出。由於這個原因，即使在 勞動者的聯合組織，或工會，也無法解決勞動者與生產工具和產品相分離的問 題。這個問題帶來的兩個最為嚴重的後果是，失業和組織對個人的控制。由於 工業體系的波動，一旦經濟蕭條，個人就被甩出這個體系而成為失業者，而失業 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心理問題和社會問題：個人成為沒有 家園的遊蕩的幽靈；由於個人的生存如此依賴於組織，組織就取得越來越不受 個人控制的權力，而最大的組織即國家便傾向於成為一個新的利維坦。現代人 的任務和難題就在於，既希望有一個能夠解決經濟蕭條和失業問題的強有力的 政府，又必須防止自由社會演變為極權社會，在自由放任和極權主義之間找到 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共同承擔責任的觀念和政策。

2. 對工業秩序基本問題的診斷

工業社會由許多企業組成。上述核心問題也首先存在於企業之中。首先， 企業當然主要是一個經濟性組織，必須遵循三條活動準則：避免虧損原則、更高 產出法則、營利性和業績原則。這些原則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對利潤的追求，而 毋寧說是為了確保企業在未來的生存，這應該看作是企業對自身和對社會的責 任，因為工業社會是面向未來的，防御未來的風險損失是它面臨的首要任務，而 沒有利潤就不可能抵消未來風險。其次，企業是一個政治性組織，因為其中存 在著權威—服從關系即權力關系。最後，企業是一個社會性組織，因為人們在 企業中想獲得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聲望，想滿足社會地位和社會功能需要。現 代企業在這三個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1)經濟沖突。真正的問題在於工資的沖突：企業將工資視為成本，工人將 工資視為收入；企業想要成本最小化，工人想要收入最大化；企業要求把工資當作隨市場波動而上下浮動的當期成本，而工人要求把工資當作穩定而有保障的 收入；對企業來說，工資只是一個經濟問題，對工人來說，工作、職業、工資意味 著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工人這種對安全的渴望，導致他們對提高生產率和 改進技術的抵制，因為這會引發技術性和結構性的失業。工人對企業利潤和管 理者高薪抱敵視的態度，認為利潤至上原則不僅僅是對他們的剝削，甚至褻瀆 了他們的人格尊嚴，而企業方面自然也認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工人福利 會損害企業的利潤和競爭力。

(2)管理層與工會的矛盾。即使在工人所有制企業里，也存在著管理層與 工人的矛盾，何況在非工人所有制企業呢?企業管理和治理的主要目的是生產 產品並達到經濟業績，而不是實現工人的利益。“能夠使得企業的治理機構變 得合理的唯一方法，就是形成一股既能代表工人反對管理層的對抗力量，同時 這股力量又是企業治理機構的一部分。而工會正是能夠給企業施加這種最基 本的政治壓力的機構。它主要就是一個政治機構，即使表面上是關於經濟利益 的，但真正的爭鬥也是有關權力控制的。”①工會是針對企業管理層的一種對抗力量和反對力量，但它具有先天的局限 性，那就是企業作為一個經濟組織沒有管理就不能存在，而沒有工會是可以存 在的，這就使它天生具有一種不安全感。為了減弱和消除這種不安全感，它必 須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通過政治手段來吸引和維持會員的忠誠。比如，罷工往 往超出了純粹的經濟目的，而是為了向其成員和社會公眾顯示自己的力量，為 了解決工會內部的爭端和沖突，或為了打敗某個與之競爭的工會。又如，工會 要求企業解雇非會員，或要求新員工很快必須加入工會，於是企業被迫成為限 制性企業(closed shop)或工會化企業(union shop) 。這被稱之為工會安全性條 款，這一條款威脅到企業的經營自由和工人的公民權利。但工會也有自己的理 由：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不允許任何沒有為工會作貢獻的人搭便車恰恰是 公正合理的；只有當工會的安全得到保障時，工會才能有效地履行它與企業簽 訂的合同從而也維護企業的利益。

通常，管理層和工會領導人都認為對方是非理性的、反覆無常的、不值得信 任的、不可揣摩並且從根本上來說是不誠實的，但一旦簽訂合同後，雙方又必須和平相處，於是工會領導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普通工會成員的對立面。企業員 工夾在管理層與工會之間不知所措：“企業管理層與工會組織必然都需要員工 為其效忠，因此他們兩方面都同樣希望吸引員工，依靠這些追隨者來反對對方。 工人不能只投票讚成一方，他需要同時向處於對立面的兩邊表達忠心。這正如 俗話所說，我們擁有兩個指揮同一支部隊自相殘殺的總參謀部；或兩位都使用 白棋對弈的棋手。更形象地說，企業管理層和工會就像神話中雙頭毒蛇的兩個 頭，都用自己的毒牙噬咬對方，最終的結果當然是自取滅亡。”

(1)工業社區的缺失。從客觀方面來分析，現代工業是一個高度專業化又 高度一體化的體系，要真正使之達到高效的運轉，不僅要求每個工人專心致志 於自己的崗位，而且要求他們有一種全面的、綜合的意識或整體感(德魯克稱之 為“管理者態度”),以便完成生產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協作和合作。然而，現行的 工業管理制度未能創造出這樣的整合機制。從主觀方面來看，工人要求在工作 中獲得一種社會滿足感和聲望，要求表現和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性。然 而，在現行工業體系中，管理者和工人都只在對方身上看到一幅投幣機似的漫 畫：工人只是一個貪婪的、懶散的、得過且過的、只對工資支票感興趣的自動機 器；管理者只是一個肥胖的、穿著燕尾服、條紋褲子、整天收取債息的寄生蟲。 就是這些陳腐的漫畫形象，影響著雙方政策的制定。

(2)管理者不能履行職責。管理者的三重職責是：對企業未來面臨的問題 作出戰略決策、組織並充分運用企業的人力資源、提供連續有效的管理。然而， 在今天，只有極少數管理者能夠充分履行職責。

3. 建立合理的工業秩序

針對上述問題，德魯克提出了四條治理這些問題的工業秩序原理：

(1)消滅貧困。關鍵一點是把勞動力當作資本性資源而不僅僅是商品，把 工資當作長期人力資源投入而不是短期成本，當作投資，當作遠期成本和未來 成本，當作應對未來風險、確保企業存續的重要措施。這就需要制定有效的利 潤分享計劃，逐步把工人從無產者變成有產者。

(2)聯邦制管理組織。把傳統的集權制和等級制管理改變為分權制和聯邦 制管理。分權與集權相對，指加強企業中層和基層的決策權力和相應的責任。分權制通常是由上而下地分解職責和權能，它的前提和前身是集權制。聯邦制也是一種分權制，但更多的是平行分權而不是垂直分權，它指的是由一些自主 的單元聯合成為一個整體，其中每個單元具有原生性的而不是派生性的自主權 。

(3)工廠社區的自治性。與企業管理的分權制和聯邦制相配套與對接的是工廠社區的自治。管理層負責經濟性事務，而工廠社區負責社會性事務，包括 職工的安全與健康事務，收入與就業保障預測計劃、利潤分享基金及其他保障 和福利，人事管理、勞動管理、技術變革和生產率的提高，則是雙方交叉關注的 領域。社區自治機構的內部關系與聯邦制企業的內部關系基本一致，區別只在 於它們負責的事務不同。自治機構可以稱為工人委員會或別的什麽,但它不是 對工會的替代，而是直接依托於工會的參與和支持，它唯一堅實的基礎就是管 理層與工會達成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勞資協議。工人們通過自己對社區事務 的管理，就能夠理解為什麽企業需要專業的管理團隊並在經濟事務上享有完全 的權威，為什麽企業必須要有一定的利潤，而效率和營利最大化是對工人有利 的。總之，建立這樣一個工廠社區的自治機構，它既服從且受制於企業追求經 濟業績的需要，又在一定的限度內高度自主，是解決上文所列舉的一系列難題 的一種可行方案。於是，企業滿足了工人關於公民權、得到認可、享有機會的要 求，而工人也承認了公司的治理權威的合法性。

(4)作為公民的工會。作為負責任的公民團體，工會首先要制定一個平衡 企業、工人、工會和社會各方面經濟利益的理性工資政策；其次，工會對其成員 的控制不能侵犯他們基本的公民權利，如工人從一個地方和企業轉到另一個地 方和企業時，會員資格及其相關的權利和利益應該可以隨身帶走；第三，工會要 謹慎行使罷工權，只是把罷工當作一種特殊的和最後才使用的手段，而不是把 它當作一種常用的辦法。社會也有權監督工會，促使工會履行其重要的社會責任。

4. 自由的工業社會

總結全書，德魯克得出如下三個基本觀點：

(1)工業社會將成為自由社會還是奴役社會，主要取決於國家與企業及工 廠社區的關系。如果中央政府直接並完全控制著企業及工業社區，那這個社會 就不可能有自由可言。相反，自治性的企業及自治性的工廠社區能構成一個自由的工業社會的堅實基礎①。在此意義上，德魯克又把自由的工業社會稱為“ 自 由 企 業 體 制 的 社 會 ”(free enterprise society)。

(2)企業將成為投資者、管理者、勞動者以及企業所在社區共同治理的經濟 性與社會性組織。在自由企業社會中當然還保存財產所有權，不過，至少在大 企業中，財產所有權變成了投資權，投資者不再擁有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不再 要求擁有對企業的直接的所有權和控制權，而只要求利潤索取權或投資回報 權，以及只有在企業清算時才浮出水面的資產所有權。進入企業董事會的有投 資者的代表、管理者的代表、工廠社區及工廠所在社區的代表。實際上，普通工 人往往具有雙重身份：他是某一企業的勞動者，同時又是某一企業的股東或投 資者。在這里，所有者和勞動者不再是彼此絕對對立的兩種人了。

(3)歐洲左派所追求和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損害經濟的靈活性和活力、 企業和工廠社區的獨立性和自治性，最後必定導致國家壟斷，從而毀壞自由社 會。自由的工業社會將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它 是超越了這兩種社會的新社會。

三、路易斯 · 凱爾索的二元經濟論(雙因素經濟論)

美國投資銀行家路易斯 · 凱爾索(Louis Kelso)觀察到，當社會變得越發工 業化時，資本要素對生產的貢獻要大於勞動，如美國建國初期，資本貢獻占 10%,勞動貢獻占90%,到了20世紀50年代，資本貢獻上升到40%,勞動貢獻 下降到60%。但現存資本主義主流企業制度的主要問題是，盡管所有的工人擁 有他們的勞動，但其中擁有資本並能夠取得資本收入的卻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工人在總體上只能從勞動中獲得收入，社會財富急劇地集中到少數擁有大量資 本的人手中。資本主義雖然能夠創造出經濟效率的奇跡，但它卻不能創造出經 濟公平。資本的急劇集中所造成的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已成為美國社會潛藏 的巨大危機。這里，通過凱爾索的三本著作來介紹一下他的二元經濟論。

1. 《資本主義宣言：如何用借來的錢讓8000萬工人變成資本家》

1958年，路易斯 · 凱爾索與著名哲學家莫迪默 · 艾德勒(Mortrimer Adler)發表了《資本主義宣言：如何用借來的錢讓8000萬工人變成資本家》 一書，提出了“二元經濟學理論”,主要觀點如下：

(1)在正常的社會經濟運行中，任何人不僅應通過他們的勞動獲得收人，而 且必須通過資本來獲得收入，這是人的基本權利；應該提供一個法律體系，保障 所有公民既能獲得財產收入又能獲得資本收入。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所帶來 的收入增長不應當超過一個臨界點，使那些無機會獲得資本收入的勞動者不能 取得基本的生存收入。通過再分配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貧富分化，但不 如建立起使資本主義所有權分散化的新機制，以便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既得到勞 動收入，也分享資本收入。

(2)任何成功的企業，必須確立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隨著科技的進步，社 會對產品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產品和技術的更新換代越來越快，僅僅依靠對 工人的監督和考核並不能提高他們的責任感和積極性。尤其是高技術領域中， 如果沒有廣大員工對企業的認同，其發展前景就很暗淡，而提高員工認同最有 效的辦法莫過於使他們成為企業的所有者。

(3)通過信貸杠桿使勞動者成為所有者。大多數勞動者工資收入低微，沒 有足夠的現金購買公司的股權，他們怎麽才能成為所有者呢?凱爾索認為可以 通過借貸。借貸從來就是資本家和富人重要的融資手段，他們借錢買來生產條 件並雇傭工人，然後用生產所獲得的利潤還本付息。那麽,窮人也可以通過同 樣的手段融資入股，只不過需要設計一種銀行和其他投資機構可以接受的信用 機制或抵押機制。關鍵是要使勞動要素資本化。

2. 《新資本主義》

1961年，凱爾索和阿德勒再次合作，出版了《新資本主義》 一書，進一步闡 明如下五個觀點：

(1)勞動(人的因素)和資本(非人因素)都是財富的創造者。

(2)勞動密集型生產的效益自人類文明的初始便開始遞減，而資本密集型 生產的效益則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加而遞增。

(3)技術創新促使生產資料由勞動密集型生產部門向資本集密型生產部門 集中。

(4)工業社會中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使社會大眾不僅可以消費商品，還可 以加入到投資和生產過程中去。

(5)隨著勞動密集型生產衰退和資本密集型生產壯大，所有家庭必將越來 越多利用他們的資本參加生產，而逐漸減少靠出賣勞動力獲得收人①。

凱爾索認為，失業在高科技經濟中已經是一種自然的、可以預見的現象。 資本主義經濟的任務並非要而且也沒有能力不惜代價地像制止瘟疫一樣制止 失業，而應該是努力創造條件讓一般的技術性失業落在有承擔能力的人以及自 願失業的人頭上。

1967年，凱爾索提出了員工持股計劃。他認為利用該計劃，能在不剝奪、不 侵犯原財產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財富的重新分配，減少管理和勞動的沖 突，抑制工資的剛性要求和通貨膨脹，解放新的資本來源，提高勞動生產率。 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退休員工收入保障法》。這是美國員工持股計劃的 第一部法律，它使得員工持股計劃取得合法地位，並成為後來指導和規範員工 持股計劃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3.《民主和經濟力量——通過雙因素經濟開展員工持股計劃革命》

這是凱爾索與其夫人在1986年完成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在該書中，凱爾 索正式運用了“雙因素經濟論”這個術語，它暗示勞動價值理論已不再適應現 實，盡管它在古典經濟學中相當明確，同時又暗含於現代經濟學之中；資本工具 和勞動工具是同等的投入要素，因此經濟學就從單一系統轉變為雙因素系統。

從理論上講，所謂雙因素經濟論不過是19世紀就已經為人熟知的生產要 素價值論的翻版，但是，凱爾索卻從中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結論：要讓工人也同時 擁有兩種生產因素並因此而獲得兩種收入(傳統經濟學，不管是資產階級的還 是無產階級的，都讓生產資料僅僅歸資本家所有，讓勞動力僅僅歸工人所有)。 凱爾索認為，雖然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證實了社會主義高度計劃經濟的失敗， 但西方經濟體系也不能說就是一個成功的模式，它不僅沒有鏟除貧困，而且現 在貧困正向中產階級蔓延。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人無法僅僅依 靠工資或薪水供養全家。政府也意識到利用稅收作為財富再分配的手段來遏 制貧困的做法已走入窮途末路，不但財政赤字增大，而且也損害了人們的積極 性和進取心。很顯然，現代經濟使得人們不能自發地獲得現代經濟運行規律所要求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多的人不能掙得足夠的收入來維持財富或過好日子。

凱爾索對亞當 ·斯密和馬克思的經濟思想進行了批判和分析之後提出，所 有國家，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可以采用員工持股計劃這種融資工具來加快經濟發展，將政府擁有的財產社會化和民主化，主要靠民間力量自身 而不是政府的再分配來建立新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要以為每個人僅靠工資就 可以生活得很好，以為貧困可以通過就業而根治；只有資本才是工業社會中維 持生活水平的核心工具，只有讓所有人分有資本，才能讓資本主義保持長久的 發展。

凱爾索的二元經濟論，又被稱之為“人民資本主義”或“民主資本主義”,與 員工持股實踐一起，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四、馬丁 ·威茨曼的分享經濟思想

凱恩斯主義和新政曾一度把美國和西方國家從經濟危機中解救出來，但進 入20世紀70年代後，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同時並存和相互 加強的“滯脹時期”。為此，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馬丁 · 魏茨曼於 1984年出版了《分享經濟：用分享制代替工資制》 一書。此書從尋求解決滯脹 的途徑出發，得出了與凱爾索相似的思想。

威茨曼認為，當今的主要經濟問題，從本質上看不是宏觀的而恰恰是微觀 的行為、制度和政策問題。停滯膨脹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生產，而在於分配，在於 資本主義現存的不合理的工資制度：停滯膨脹產生於一種特殊的勞動支付方 式，即廠商對雇員的報酬是與某種外在的核算單位(典型的代表是貨幣或者生 活費用指數)相聯系的，而這種核算單位的價值既與廠商的經營狀況無關，又與 廠商所做或所能做的一切無關。

威茨曼從分配領域出發把雇員的報酬制度區分為工資制度和分享制度兩 種模式，並分析了傳統工資制度和分享制度的不同特點。他認為，在美國現存 工資制度下，由於員工得到的報酬與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沒有聯 系，這樣就導致了美國經濟中占支配地位的行為方式是穩定的工資和可變的就業，而一旦工資固定下來，廠商基於利潤最大化的考慮，對需求變化作出的反應 主要是在產品數量方面，而不是在價格方面。因為價格一般是按照成本加成方 法確定的，由於工資成本不能變動，價格也就不能變動。所以，當市場需求收縮 時，廠商必然選擇維持既定的產品價格，削減產量，引發普遍的社會失業。為了 幫助失業者擺脫困境，政府不得不實行福利政策，結果導致通貨膨脹。這樣，高 失業和高通貨膨脹日益緊密地纏繞在一起。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周期交替出 現，並且經常同時發生。

威茨曼認為，停滯膨脹的最終解決需要通過改變勞動報酬的性質，觸及現 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方式，並直接在個別廠商層次上矯正根本的結構缺陷。 基本做法是把工資制度改變為分享制度。在分享制度下，工人的工資與某種能 夠恰當反映廠商經營的指數(如廠商的收入或利潤)相聯系，並能自動按照這些 指數的變動而調整。這樣，工人和雇主在勞動市場上達成的就不再是固定工資 的合同，而是勞方和資方共同商議分享比率。在分享制度下，雇員的工資可能 是“單純”的，即完全取決於企業的業績；也可能是“混合”的，即雇員的工資由 固定的基本工資和利潤分享兩部分組成。工人的報酬和工人受雇的數量呈反 比例。當總需求受到沖擊時，企業可以通過調整利潤分享數額或比例降低價 格，擴大產量和就業。這樣，分享經濟具有兼顧保證充分就業和抑制通貨膨脹 的雙重作用。由於分享收入制度具有消除失業、擴大生產和降低價格的內在傾 向，因而工人的情況乃至整個經濟情況在分享收入制度下會更好。威茨曼認 為，要實施分享制，員工持股計劃是一種有效的形式。他建議政府幫助企業成 立專門機構，制定分享制度的標準，用減稅立法等形式促成分享經濟的實施。

威茨曼所要改變的當然不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是這個制度的某些 環節。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中有些東西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有些是可疑的， 還有一些是過時作廢的。比如，“工人的異化，資本對勞動的權力和產業後備軍 都是工資模式的特殊後果，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普遍特征”,只需要把工資 模式改變為分享模式，就能從根本上改變和提高工人的地位。分享經濟不僅給 工人帶來經濟上的好處，還帶來另一個更微妙的好處，“它給了勞動者以作為人的尊嚴的舉足輕重的感覺和作為社會有價值的一員的責任感。當工人是稀缺 的，而雇主又需要他們時，工作條件將得到改善。在分享經濟中，工人同消費者 一樣，具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當廠商們為工人而競爭時，他們將致力於使 工作更加具有吸引力，這一點他們在用自己的產品去誘惑顧客時已經表現出相 當富有創造靈感。當取悅於工人是出於雇主本身的利益時，雇主將很快發現什 麽能使他們幸福並努力使之實現。企業工人的福利將和產品質量一樣並駕齊 驅成為廠商的重要目標。”那麽,怎樣才能把現行的工資制度轉向分享制度呢?威茨曼指出，首先要 利用輿論工具，使分享制度給社會帶來的良好宏觀經濟效果為人們所理解和接 受。應當制定一個全國性計劃，從社會意識、教育和信息等多方面入手，以便把 社會責任感注入勞資的集體協議過程中，使工會、公司和普通公民都了解采用 分享制的目的和采用工資制的危害。建立專門的咨詢服務機構，並配備專家解 釋兩種報酬制度的優劣，造成讚揚分享制的社會氣氛。其次，運用宏觀經濟手 段，鼓勵企業實行分享制度。他建議將勞動收入分成兩個部分：工資收入和分 享收入。對這兩個部分在稅收上區別對待，對分享收入予以減稅。政府應當成 立專門的分享制度實施機構，由它來制定分享制度的標準。

同凱爾索的觀點相類似，威茨曼也提到這種改革不是強制性的。分享制度 不是政府強加給企業的，而是在政府的幫助下創造的。沒有人命令廠商或工會 如何確定分享比率，也沒有人強制每一個廠商實行分享制度。政府所做的唯一 的一件事就是對分享收入予以減稅。

第八章 中國歷史上的勞動哲學資源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並且首先是一個勤勞的民族，自然，在歷 史上和人民生活中形成了崇尚勞動、反對好逸惡勞的道德觀念和社會風尚。

第一節 對有關神話傳說和古詞義的現代闡釋

一、中國古代神話中蘊涵的勞動思想

早在中華民族的神話和歷史傳說中，勞動的觀念就已經根深蒂固了。開天 辟地的盤古、煉石補天的女媧、銜石填海的精衛、搬土移山的愚公，無不都以力 大無比、堅韌頑強的勞動者的形象展現在我們面前。神農、伏羲、燧人也都是偉 大的勞動者，他們就是直接在勞動過程中作出種種發明創造，從而推動了中華 文明的發展：相傳神農是農業和醫藥的發明者，他嘗遍百草，教人醫療與農耕； 伏羲教民結網、漁獵、畜牧，制造八卦並創制了文字；燧人氏則是火的發現者。 黃帝、炎帝、共工、祝融、顓頊、帝嚳、少昊、堯、舜、大禹等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以 其勞動業績和戰鬥業績而成為部落聯盟領袖的，其中舜和禹簡直可以說就是不 折不扣的“勞動模範”。

舜曾先後以農耕、漁業、陶工、商貿為生。《五帝本紀》記載：“舜耕歷山，漁 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尚書大傳》記載：“販於頓丘，就時 負夏”。帝堯聞其賢，乃召見之，問：“我想使天下太平，你說該怎麽做?”舜回答 道：“要公平待人，不偏不倚，對小事也不馬虎，更要講究信譽說話算數，那樣天 下人會自動擁護你。”堯又問：“什麽事最重要?”舜答：“祭祀上天。”又問：“什麽官職最重要?”舜回答：“管理土地。”堯又問：“什麽是首先要做的?”舜回答：“關 心百姓。”帝堯十分滿意，又經過各種考驗後，把帝位也就是現在人所說的大酋長或部落聯盟領袖的位置禪讓給了舜，而舜也不負眾望，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得 到萬民的擁護。

舜本人又繼承了堯的民主傳統，發現了禹並把帝位禪讓給了他。禹改變了 他父親堵塞河道的治水辦法而代之以疏通的辦法，帶領人民鑿開了龍門，挖通 了九條河，把洪水引入大海。他和老百姓一起勞動，戴著箬帽，拿著鍬子，帶頭 挖土、挑土；他因為常年泡在水里，腳跟都爛了，只能拄著棍子走路。傳說禹新 婚僅僅四天後就離家去治水，到處奔波勞碌，三過家門而不入：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沒進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懷孕了，沒進家去看望；第三次，妻子生下了兒子啟，嬰兒正在哇哇大哭，禹在門前經過，聽見哭聲，也忍住沒進去探望。經過十年的努力，禹和他的人民終於把洪水引入大海，人們又可以在土地上種莊 稼 了 。

這些傳說一方面反映了原始社會某種真實的歷史狀況，另一方面也寄托了 生活在階級對抗社會里的勞動者和黎民百姓的一種理想和願望，就是今天的人 們聽起來也會不由自主地產生幾分神往。

二 、對“勞動”的詞源學考證

從詞源學角度考證，古漢語中“勞”字之意有：(1)勤勞、勞苦。如：任勞任 怨。《易 ·兌》“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國語 ·越語下》:“勞而不矜其功。” (2)費；煩。如：勞神；勞駕；無勞遠念。(3)功勞。如：汗馬之勞。(4)病。《淮 南子 ·精神訓》:“好憎者使人辛勞。”(5)憂愁。《詩 ·邯風 ·燕燕》:“實勞我 心。”(6)使用過分。《管子 ·小匡》:“犧牲不勞，則牛馬育。”“動”字則有改 變、操作、行動、使用、運用、起始、發動、感動、動搖等含義。

由此可見，現代意義的“勞動(labour)”,已經在古漢語的“勞”和“動”中有 所表示了。至於兩字合而為“勞動”,其最初含義是：(1)活動鍛煉身體。《三國 志 ·魏志 ·華佗傳》:“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2)偏勞。表示感謝。白居易《初到江洲》: “遙見朱輪來出廓，相迎勞動使君公。”那時“勞動”這個概念還沒有取得現代 人所意味的含義，直到20世紀初，“勞動”二字才用來翻譯“labour”,並且在新文 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普遍流行起來。

很有意思的是，中國古人對勞動的理解，大都強調勞動的艱難、辛苦的一 面，大量與“勞”相連用的詞匯都表明了這一點，如勞人、勞力、勞心、勞神、勞謙、 勞累、勞煩、勞逸、勞駕、辛勞、勞生、勞民、勞役、勞苦、勞頓、勞損、勞覆、勞傷或 勞倦內傷、勞瘁、積勞成疾等②,很少有西方勞動哲學所發掘出來的潛能發揮、自 由創造、自我實現、審美愉悅等積極的含義。作者認為，這與中國主流文化擡高 “君子”的政治活動、道德踐履和個人修行，而貶低“小人”的物質生產勞動是直 接相關的。

第二節 中國古代某些思想家的勞動觀

盡管中國人的傳統勞動倫理源遠流長，但真正進入主流文化層面得到反思 的情況卻不多見，這與西方的情況差不多。自從腦體分工後，文人士大夫階層 已經脫離了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孟子的一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已 經為中國古代文化定下了基調，在這種文化中，勞動與勞動者不可能獲得與其 對歷史發展的實際貢獻相當的地位。只有少數思想家，尤其是出身於勞動者階 級的思想家才對勞動和勞動者有較多正面的論述。

一 、墨子的勞動主義思想

墨子出身於勞動者家庭，做過很長時間的工匠，並且具有相當高明的技術 造詣，可以與著名的魯班一較高下。後來，他創立一個組織嚴密的社團並從事 政治活動，做過宋國的大夫。他從小生產者的利益出發，提出了一套具有鮮明勞動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想。

1. “以力抗命”、“賴其力者生”的勞動人性論墨子實際上在2400多年前就提出了人的本質在於勞動、勞動是人類存在 和發展的基礎這一光輝的思想：“今人故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 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 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維，衣食之財故已具矣。今人與此異 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 財用不足”(《非樂上》);“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 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 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 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 敢怠倦”(《非命下》);在君子即王公大人和卿大夫的“強聽治”與賤人的“強從 事”即統治者的政治活動與生產者的勞動活動之間，墨子更重視後者，因為勞動 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是所有人生存和活動的基礎：“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子 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七患》)當然，墨子的勞動思想是建立在小生產者的農業經濟和自然經濟基礎上 的，那時人作為勞動者的主體力量並沒有充分發展和表現出來，倒不如說小農 和小生產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屈從於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統治，因此墨子 的非命、以力抗命的思想缺乏堅實的現實基礎，於是他又經常祈求“天志”、“明 鬼”的幫助，這是墨子思想中存在的內部矛盾，“相當典型地表現了作為分散、脆 弱的小生產勞動者的雙重性格”。

2.“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葬”、“非樂”的勞動者社會觀和倫 理觀春秋戰國時期，兵連禍結、戰亂頻仍，勞動者當然承受著最大的苦難——被 迫當兵的是他們，被當兵的殺戮的也是他們，墨子對此痛心疾首，他高舉“兼 愛”、“非攻”的大旗，並且率領弟子們奔走於天下，到處制止戰爭。他認為只有兼相愛才能交相利，才能實現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

怎樣實現兼愛呢?在於“尚賢”和“尚同”,即選擇最有品德和才能的人擔 任官吏，直至擔任最高統治者即天子，再由最高統治者制定統一的標準進行統 一的治理。擔任統治者的唯一條件就是人本身的賢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 能則舉之”,而沒有才能的人，即使出身於貴族，也不能被任用，這就可以造成一 個“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賢上》)的公平的政 治局面。

墨子又從普通勞動者的利益出發，提出“節葬”、“非樂”,認為周代以來的 禮樂浪費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虧奪了人民的衣食之財，甚至犧牲人民的生命為 統治者殉葬，實在是天下之大害。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主張強本節用，代表了小生產者的利益和要求。

3.三表法：平民經驗主義認識論

墨子的認識論是為他的勞動主義哲學服務的，這不是一種一般的經驗主 義，而是一種帶有強烈平民色彩的經驗主義：“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 言之，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 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 利。”(《非命上》)他所說的古代聖王之事，是指夏代及夏代以前各代聖賢以民 為本、兼愛非攻的盛治之事，根據這些事來判斷是非對錯，與符合“百姓耳目之 實”和“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完全一致的。

二、許行的民粹主義思想

許行，戰國時楚人，屬於農家學派。他依托遠古神農氏“教民農耕”之言，主張“種粟而後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賽饗而治”;他帶領門徒數十人，穿粗麻 短衣，在江漢間打草織席為生。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許行率門徒從楚 國抵達滕國。滕文公根據許行的要求，給了他一塊土地供他們師徒耕種。

在社會政治思想上，許行比墨子更為極端，主張取消君主、官吏與民眾的分 工，要求賢君與民眾並耕而食，一天朝夕兩餐，身體力行，為民辦事。像滕君那 樣“倉稟府庫”,“厲民而自養”,靠殘酷剝削的手段壓榨人民，養肥自己，這樣的 國君就算不上“賢君”,與人民是敵對的。這是一種樸素的原始農業思想，保存 了遠古神農氏學說的精神，故許行號稱為“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農家思想是當時的一種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想，是一種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但他要 求君民並耕、人人自食其力，與同時代的孟子所鼓吹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 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在中國思想史上，有 其獨特而重要的價值。

許行從貧苦農民的利益和立場出發，要求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以農產品 與手工業產品相交換、實行“市賈不二”的原則。《孟子 ·滕文公上》記載：“從 許子之道，則市賈不二，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 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谷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 相若。”顯然，這是原始農業時期所實行的以物易物的交換，幾乎是絕對合理的， 沒有什麽偽劣與欺詐。許行的“市賈不二”雖然也屬於不切實際的價格論，但卻 是當時農民對不法商人欺詐行為和苛刻盤剝的抗議，今天看來仍有它的積極和 合理的一面。

三、莊子的自由勞動思想

莊子做過漆園小吏，退隱後自食其力，終生困窮並且固守這種困窮，為了保 持自由之身和自由之心，數次放棄了做官的機會。前文說到，中國人的勞動觀 念大都強調勞動的外在的、謀生的、被迫的、損害身心的方面——中國人反對好 逸惡勞，正好表明不少人都是好逸惡勞的，或所有人都有好逸惡勞的一面，因為 安逸使人快樂，勞動使人痛苦。只有莊子，以高妙的思辨和詩意的描寫，發掘了 勞動的積極的、肯定的、創造性的、審美的一面，使形而下的勞動上升至形而上 的和藝術的高度，使卑賤的勞動者上升到得道之人、真人的境界。

1. 庖丁解牛的故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覆，膝之所跨，君然響然， 奏刀糖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 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導大寐，因其固然。技經肯繁之未嘗，而況 大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皰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 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誅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 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養生主》)這個故事說明，自由勞動是一個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必然與自由、客體性 與主體性、自然與人性高度統一的過程。

2. 灌園丈人的故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 挈水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棉。”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 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反於魯，以 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 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覆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天地》)這個故事說明，自由勞動具有非功利性和非機械性，追求人向自然的覆歸。

3. 承蜩者和捶鉤者的故事

仲尼適楚，見佝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 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 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佝僂丈人之謂乎?”(《達生》)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 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知北遊》)這兩個故事說明，自由勞動具有高度的專一性，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和長期 的訓練，達到勞動主體與勞動客體的完全統一，實現有意識過程向無意識過程 的轉化。

4. 操舟者的故事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 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其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達生》)這個故事說明，自由勞動是長期訓練所達到的境界，為此必須經得起失敗 和挫折，且心無旁騖，專注於內心的修煉而放棄對外在價值的追求。

5. 梓慶為罅的故事

梓慶削木為，罅成，見者敬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 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罅，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 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 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 矣，然後成見罅，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 與!”(《達生》)這個故事說明，自由勞動具有高度的非功利性、藝術性、形而上性乃至神 聖 性 。

四、六祖慧能和百丈懷海的勞動佛學

1.慧能的佛學革命

禪宗六祖慧能本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樵夫，但天縱英才，開創了南禪這一多 姿多彩的佛學流派，也開辟了一個佛學的思想解放時代。他貶低了傳統佛教煩 瑣的戒律，使之成為有名無實的東西；他廢除了傳統佛教僵死的修行方法，倡導 生活佛學；他破除了對佛祖、經典、西方極樂世界、衣缽、師父等外在權威的崇 拜，倡導自性自渡即每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拯救；他不重視語言文字、邏輯 推理、理論思維，而極為重視那些不能用概念、判斷、推理來表達的頓悟體驗，使 佛學充滿了詩意和禪機。

慧能的佛學革命一方面表達了下層勞動群眾對佛學的需要，即要求降低學 習佛法的社會和知識門檻，沒有這樣一種時代背景，慧能再有慧根，也難以繼承 禪宗衣缽並開出一代宗風。另一方面，慧能成功地為許許多多沒有文化的勞動 者學習佛法打開了方便之門，而這一點又使得佛教從原理到方法、從內容到形式、從精神實質到組織制度等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普通勞動者的烙印，染上 了強烈的平民化和平等化的色彩。慧能本人就曾經親身經歷了在艱苦的、日常 的勞動中體驗佛法大意的過程，他的弟子們則在他所奠定的基礎上大大推進了 佛學勞動化和勞動佛學化的進程，到了百丈懷海，終於實現了寺院制度的一大革命 。

2. 百丈懷海的叢林法規

百丈懷海通過制定一套叢林法規，實行了佛學與勞動在經濟和精神兩個層 面的結合。

(1)依靠勞動自食其力。佛教最初在印度發展起來時，根據當時的社會文 化傳統與佛教的戒律，僧眾是不能掘地的，以免傷生害命；僧團成員不事生產， 經濟來源以信眾捐贈布施為主，以自己雲遊乞化為輔。及至佛教傳入中國，在 歷代朝廷和官府的支持下，發展出了強盛的寺院經濟，其主要來源： 一是封建帝 王、貴族、官僚、士人的封賞、捐贈，二是寺院自辦產業如土地經營、工商業經營、 高利貸等收入，僧眾沒有也不必親事生產。這種經濟形式一直延續到了中唐， 其間並無改變。

《百丈清規》制定了一整套新的叢林制度，其中在經濟方面有兩條重要 規 定 ：

一是齋粥隨宜，二時均遍，務於節儉，法食雙運：僧眾每天兩次進食，朝食為 “粥”,午食為“齋”;不論職位高低，僧人所食一律均等，早中兩餐，人人有份；以 節儉為原則，表明不能因貪而食，而是為受道業而食。

二是行普請法，即所有的僧人都要勞動，上下均力，全山大眾齊力勞役，從 事生產行為，叫做“作務”。出坡勞作，一視同仁，不分職務高低，都要出力。正 所謂“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2)在勞作中體悟得道。懷海禪師善於將禪融於日常生活，在體用關系上 明確提出要把體落實在用的方面，要求在作務勞作中體會到此即是佛事，把勞 動和修行結合起來。他將“行住坐臥皆是禪”的理論運用於樸實無華的具體活 動 中 。

據載，某次普請鋤地，有個僧人聞到鳴鼓聲，舉起鋤頭歡笑而歸。懷海見 此，說道：“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後問該僧：“你今日見甚道理?”僧雲： “某甲早晨未吃粥，聞鼓聲歸吃飯。”懷海聽說，乃呵呵大笑。

懷海的教學隨機而發又不離本宗，使禪由行住坐臥進入生產勞動領域，讓 勞動也滲透了禪機，僧人們也在富有趣味的勞作中體悟到了佛法的真義。懷海 有一天開田回來，對黃檗說：“開田不易。”黃檗答：“眾僧作務。”師雲：“有煩道 用。”檗雲：“爭敢辭勞!”師雲：“開得多少田?”檗作鋤田勢。師便喝，檗掩耳而 出。這就是黃檗開田的公案。懷海以開得多少田考驗黃檗是否如實地在勞動 中體會到勞動即禪行的真精神，而黃檗作鋤田勢，表明他深有感悟。懷海一喝 是許可他也是勘辨他，黃檗掩耳便走，正好說明日用從沒離開這個。可見，在平 凡的勞作中也洋溢著禪的歡樂。

懷海確實把禪與現實生活隨機結合，不加雕琢，乃至直接等同於生活日用。 懷海對其門人說：“有一人長不吃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吃飯不道飽。”這是體悟 自性後的自然寫照，終日如如，毫無分別造作之心。其同門大珠慧海也說，所謂 禪，便是“饑來吃飯，困來即眠”。這也是懷海常說的“去住自由”。這一“去住 自由”,就主體而言，它指向個體即人的精神解脫；就對象而言，自由也就在現實 的具體生活日用中得以體現，自由也就是自在。懷海本人除了領眾修行外，還 親執勞役，勤苦地工作以自食其力。據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一切的 勞作，他總是起著帶頭作用的。雖然年齡在增高，他仍然每日隨眾上山參加各 種勞作，眾僧不忍，勸告又無效，只好把他的農具藏起來。師曰：“吾無德，爭合 勞於人?”遍尋不見自己的農具，就以絕食表示抗議，弟子們無奈，只好將農具還 給他。這就是有名的“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的典故，在中國佛教史上樹立了勞 動即禪行的典範。

五、王艮的“百姓日用就是道”

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兩個在其家庭出身、早年經歷、思想內容和風格以及歷 史地位等方面都極為相似的人物，這就是唐代的慧能和明代的王艮。慧能是樵 夫出身，王艮則是鹽丁出身；慧能可能一字不識，王艮則年幼輟學，不過粗識文 字而已；慧能開創了南禪，王艮開創了泰州學派；慧能展開了一場佛教改革運 動，王艮發起了一場儒學改造運動；慧能在宗教領域推崇平等和個性自由，王艮關於百丈懷海的資料來源於釋若寬：《百丈懷海的禪法思想及其叢林清規》,《閩南佛學》 2007年第5輯。特此致謝。

則力圖在社會生活中倡導平等和個性自由；慧能門下高足輩出，都是沙門豪傑； 王艮身後亦人才濟濟，“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慧能和王艮，這兩個平民思 想家、“布衣哲人”,一僧一俗，各領風騷，並各自在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 響，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

那麽,王艮的思想體系是什麽呢?他究竟在哪些方面背離了宋明儒學兩個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即朱熹和王陽明呢?

首先，他以自己的格物說去對抗朱熹的格物說。朱熹的格物是要人們在事 事物物上下功夫，以革盡人欲，覆盡天理，以個人服從天下國家，服從天理；而王 艮的格物卻恰好相反，是要人們充分自覺到自我的價值，並以自我去格正天下 國家。他說，物有本末之分，吾身就是本，而天下國家是末。格就是度或格式， 度於本末之間，從自我出發去調整和安排天下國家，就叫做格物。

單就自我是世界的本原這一觀點而言，王艮與王陽明是一致的，並且都與 朱熹相對立。但是，為什麽王艮能進一步提出“吾身是本而天下國家是末”這一 富有近代啟蒙精神的人道主義命題，而王陽明卻仍然是一個封建衛道士呢?

王陽明把自我分為良知之我和情欲之我，他主張去情欲，致良知，因此，他所高揚的自我，只是良知而無肉體，他的自我是先驗的個體，這個個體不過是封 建等級制度的人格化而已，而王陽明反過來以這種先驗的自我去彌補和恢覆已 瀕於瓦解的現實的封建等級制度。王艮則充分肯定情欲之我的合理地位，並把 它歸入良知本身之中。他不把自我稱為“心”,而是稱為“吾身”,就足以證明他 對人的生命、肉體、情欲的肯定，這實際上是肯定下層民眾的物質需要和物質利 益，以及對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的尊重。

自我或良知的一部分是自然情欲，另一部分則是人的社會感情。把人的自 然情欲和社會感情結合起來，就赫然推出了一個活生生的、經驗的自我，一個獨 立於封建等級制度的經驗的個體，這與王陽明的作為封建等級制度人格化的先 驗的自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正是王艮與王陽明的根本區別所在。

王艮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吾身”、“良知”與“天理”、“道”之間的關 系。吾身就是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就是每個人都 具有的良知，就是人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自然情欲和社會感情。

這天理，這道，不是神秘而遠離人生、遠離人民生活的。王艮在中國哲學史 上第一個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命題。“百姓日用”是什麽?就是以人的生理本能為內在動力的日常生活，就是眼視色、耳聽聲、口辨味，就是饑欲食、渴欲 飲、寒欲衣，這些人事就是學(智慧),就是道(天理)。“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 者”,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根本，也就會失去道；饑寒切身而要民眾不為非作歹，是 不可能的事。所以，“身與道原是一體。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遵 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才是至善”。

王艮由此又提出一系列大膽的思想： 立吾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知修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為本，是以明明德而親 民 。……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卻不曾立得天下國家之本，是故不能主宰天 地、斡旋造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 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

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

“明哲保身”在後世演變為“世故”、“自私”、“貪生怕死”、“臨難茍免”等的 代名詞，然而，在殘酷的、草菅人命的封建專制制度下，王艮提出“明哲保身”、 “愛身如寶”,究竟有什麽罪過呢?難道這本身不是一種勇敢的抗議， 一種對人 民生命的珍視嗎?

既然百姓日用就是道，就是良知，王艮在講學過程中，就盡量以日用、現在、 當下來指點良知。他的講學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使弟子們時刻都感受到活潑 愉快的生機。他的教學很類似禪宗用公案、話頭來接引弟子。

有一次，有人向王艮訴說難以找到自己的本心。王艮並不直接回答，卻喊 這個人的名字，那人立即起立答應，王艮說：“你心現在，更何求心乎!”

另有一次，有人問什麽是“中”(良知、道)?王艮也不正面回答，卻指著來 來往往的童仆說：“此童仆之往來就是中”,意思是說，順著本性去行動就是道。

王艮認為，童仆往來、視、聽、持、行，人的一切動作，不假安排，都順應自然 法則，可見人人都具足良知，學人只需從日常生活細心體會，便會發現這良知。

王艮開創的這一門風得到弟子們的發揚光大。據說，有一位鄉下老人問韓 貞良心是何物，韓貞並不解釋，卻要他脫衣服，老人把衣服一件件脫下，最後脫到褲衩時，對韓貞說：“愧不能矣!”韓貞便說：“即此便是良心。”

在王艮的著名弟子中，屬於勞動者階層的有：林春，原是王艮家的童工，王艮讓他和子弟一塊讀書，他一邊讀書，一邊靠編織草鞋維持生活；朱恕，樵夫，常 於采樵後往王艮處聽講，據說餓了時就向人討些漿水和飯而食，聽講以後便負 薪高歌而去；韓貞，窯夫，少年時砍過柴，給人放過牛，後來以燒窯為生，是王艮 的得意傳人之一。

六 、顏元的“格物”、“習行”思想

顏元，明末清初人，從小遭際艱苦，種過田、學過醫、教過私塾、開過藥鋪，晚 年主持漳州書院。曾代表農民利益提出過井田和均田的主張(“可井則井，不可 則均”)。

1. 格物的前提

在本體論上，顏元與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一樣，主張理與氣、理與事、性與 形、體與用等的統一，猛烈反對宋明理學割裂兩者，追求所謂氣外之理、事外之 理、形外之性、用外之體，要求人們在具體事物和事務上下功夫。那麽,如何才 能做到即物窮理呢?只有“格物”。

2. 格物的含義

顏元對格物作了一種完全不同於宋明理學的理解。所謂格物，絕不是靜 觀、冥想，也不是站在事物對面做些描寫、記錄、歸納的工作，而是動手實做實事 和實物：“格物之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訓來，似皆未穩……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義，即孔門六藝之教是 也。”(《習齋記余》)顏元的這個思想與馬克思的實踐觀是相當接近的。按他的觀點，心中想 過，口中說過，紙上寫過，一切只在語言文字上下功夫，都沒有實際的價值，都不 能算作真知識；只有“犯手實做其事”,才是真正的格物，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

不僅如此，顏元進一步指出，只有“犯手實做其事”,格物才能產生實際的效 果從而得到實際的檢驗。例如，學醫，不學診脈、針灸等實際的醫療技術，就是熟讀了千百卷醫書，也不可能成為國手，面對病人不知如何下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存學編》卷一)。

3. 格物即是習行

這種具有實際效果的格物，顏元又稱之為“習行”,並認為習行乃是孔子思 想的宗旨：“孔子開章第一句道盡學宗。思過談過，總不如學過。 一學便住也終 怠，不如習過；習三四次，終不與我為一，總不如時習方能有得。習與性成，方是 乾乾不息。”(《言行錄 ·學習》)思過不如學過，學過不如習過，少習不如多習， 因為只有踏踏實實、反反覆覆地練習、訓練，所學的過程和對象才能與學習者融 為一體，外在的東西才能變成內在的東西，如學琴，“歌得其調，手嫻其指”,叫做“學琴”;“手隨心，音隨手”,叫做“習琴”;“心與手忘，手與弦忘”,才是“習琴” 的完成，叫做“能琴”(《存學編》卷三)。

4. 習行與分工

難能可貴的是，顏元肯定了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他說，如果習 行者能夠上下精粗無所不通，固然達到了最高的成就，但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 做到的，實際上，大多數人都做不到。因此，與其什麽都學結果什麽都不精，不 如精通一藝：“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至矣!不及此者，寧為一端 一節之實，無為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也。”(《存學 編》卷一)但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人人都追求內聖外王，無所不通，結果不過是 自欺欺人，不僅無能，而且無知。其實，精通一藝的人也可以為聖為賢，造福百 姓：“人於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 禹終身司空，棄終身專稼，臯終身專刑，契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聖矣!如仲之 專治賦，冉之專足民，公西之專禮樂，而已各成其賢矣!不必更讀一書、著一說， 斯為儒者之真而澤披蒼生矣。”(《習齋記余》卷三)對於顏元的習行思想，現代學者侯外廬有過比較準確的研究和評價，認為 “習行”有五層含義： 一有實踐的意義，二有證驗的意義，三有改造自然和改造社 會的意義，四有自強不息的意義，五有運動發展的意義①。的確，顏元的這種思 想不僅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而且開啟了近代啟蒙思想，對後世產生 了很大的影響。

第三節 歷次農民起義所提出的願望和要求

幾千年來，作為中國社會基礎和人口主體的農民勞動者，通常只是“沈默的 大多數”,他們只能通過兩種途徑間斷性地表達自己的利益、願望和要求： 一是 某些出身於勞動者的下層知識分子或雖然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但同情勞苦大 眾的中上層知識分子替他們仗義執言；二是在歷次農民起義中公開打出自己的旗幟。

一、農民起義提出的基本要求

縱觀中國歷次農民起義，其口號、要求和綱領主要集中於捍衛人身權、生命 權與爭取小土地所有權、鏟除貧富差別。這兩方面的要求在歷史上又有先後輕 重之別。

一般而言，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在唐中葉以前和以後呈現出階段性 的變化，因此，農民起義所提出的要求和口號也有所不同。中唐以前的農民起 義和農民戰爭，主要表現為反暴政、反苛法、反繁重的賦稅徭役、爭取勞動人民 生存權利的鬥爭，矛頭主要針對封建朝廷。例如，秦王朝的殘暴統治，逼使陳 勝、吳廣揭竿起義，他們提出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伐無道、誅暴 秦”;西漢末年赤眉軍起義的口號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對無道的封建統 治者提出了強烈抗議；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 在甲子，天下大吉”,反映了勞動人民期望東漢統治早日覆亡的強烈願望；隋末 農民起義的口號是“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表達 了勞動人民殊死抗爭的決心和勇氣。

中唐以後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雖然也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鋌而走 險、冒死一戰，但鬥爭的目標不僅僅是覆仇和捍衛生存，而且進一步要求改變造 成民不聊生的大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縮小貧富差別；鬥爭不僅指向封建 朝廷，而且猛烈沖擊地主階級。例如，唐末王仙芝起義，自稱“天補平均大將 軍”,第一次提出了“平均”的口號；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明確提出“吾疾貧富 不均，今為汝均之”;鐘相、楊幺起義進一步提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216 勞動哲學

法，當等貴賤，均貧富”;元末農民起義軍提出了“摧富益貧”的口號；明末李自成 起義，高倡“均田免糧”,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歡迎，起義農民不僅要求割富濟 貧，而且要求平分土地，不僅拒絕經濟剝削，而且拒絕人身奴役。所有這些口號 和要求，都相當鮮明地表達了農民階級追求平等和平均的革命思想。

中國農民的理想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達。洪秀全的思想 融匯了歷代農民起義“等貴賤、均貧富”的要求、中國古代《禮記 ·禮運》中的 “大同”理想和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義，要求建立一個既沒有“此疆 彼界之私”,也沒有“爾吞我並之念”,“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 怯”,“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的理想社會 (《原道醒世訓》)。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民運動的土地綱領“天朝田畝制度” 中，主張土地公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土地按人口不分男女平均分配，此處 不足，則遷彼處，此處荒了，則遷豐處：財產歸公，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由國家按 人口平均分配生活資料，務使“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這個綱領最激 動人心的一段話就是：“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 無人不飽暖。”

應該說，太平天國達到了中國農民最高的自我意識和政治獨立性，即要求 平分社會財富，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剝削制度，實現一個沒有階級壓迫的平 等的社會。但這是一種原始的空想社會主義，也可稱之為農業社會主義，因為 它企圖在落後的小農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實現沒有剝削、壓迫和人人都能過上飽 暖生活的美好社會。由於這種綱領和方案的平均主義性質過於極端和絕對，在 當時並沒有付諸實施。

二、平均主義與皇權專制主義的不解之緣

導致歷次農民起義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皇帝、朝廷暴虐無道、橫征暴斂； 二是皇權旁落，宦官、外戚、奸臣當道，各級官吏貪腐成風；三是民間土豪劣紳勾 結官府欺壓百姓，大肆進行土地兼並，使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四是自然災害，導致本來脆弱的經濟體系土崩瓦解，饑民流離，餓殍遍野。通常，這幾個原因是交 織在一起發生作用的。

問題不在於農民起義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我們連這一點都 否認的話，則這個世界真的就要暗無天日了，苦大仇深的老百姓就要冤沈海底了。洛克認為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權利，法國革命家把反抗壓迫看作是最基本的 人權，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毛澤東宣布造反有理，他們 都確認了勞動者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歷史權利和人性權利。問題在於，農民起義 除了具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自救意義、“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和“以暴易暴”的 原始正義以及推動和實現小土地的重新分配外，對於生產力、科學技術、經濟關 系、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發展究竟起了什麽建設性的和創造性的作用呢?

這是一個極為覆雜的歷史哲學問題，此處不能詳論，而主要指出，農民的平 均主義或古代農業經濟條件下的平等主義，與皇權專制主義是糾結在一起的， 甚至可以說是一體之兩面，兩者相互補充而又相互再生：分散的、像一盤散沙一 樣的小農沒有自我組織起來的能力，他們不能成為社會和政治層面的主體，他 們不能代表自己，客觀上需要一種高高在上的絕對權力庇護他們，他們甚至可 以推翻一個不願或無力庇護他們的皇帝，但是他們不能不擡舉或者接受一位新 皇帝。學術界耳熟能詳的馬克思對法國農民的深刻論述也適用於中國農民。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治亂循環與農民勞動者的兩面性有直接的聯系： 一方 面，他們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積極的基礎，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消極的社會成 員，即需要專制君主來代表他們的臣民；因為他們不能自己構成一個公民社會 而主動地加入公共政治生活，於是便只好在平時的逆來順受與走投無路時的暴 烈反抗之間作出兩者擇一的選擇；他們反對貪官污吏但不能創造出從根本上制 約權力腐敗的社會機制，他們盼望明君清官而從不懷疑皇權專制及其官僚制度 本身；他們要麽躋身於大地主和官僚階級的行列(極少數),要麽淪落為無產者 和流民(大量),而不能形成為一個強大而獨立的中農和富農階級，即現代人所 謂的中產階級。

我們可以把中國歷代農民起義稱之為“古代勞動運動”,它能夠對現代勞動 運動提供什麽啟示呢?

第一，要求消除剝削、反抗壓迫和奴役，始終是正義的，但要求消除一切經 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差別，則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幻想，強 行實現時會導致實際上的、以新的形式出現的等級制和專制主義。問題在於人 與人之間固有的、本質的差別是不能人為地消除的，即使能夠消滅勞動者和剝 削者之間的非正常的差別，勞動者之間的正常差別也是必然存在的，為了強制 性地消滅這種差別，就必須建立自上而下的權力控制，從而建立以新的形式出現的等級制度和專制制度。前有秦末農民起義，中有元末農民起義，後有太平 天國運動，都是從追求平等開始，而以建立新的專制朝廷結束。現代勞動運動 不能重蹈這一覆轍，這就要求它把平等這一價值目標和自由這一價值目標結合 起來。現代勞動運動不應該一舉鏟除私有制，而應該逐步改造私有制並使之為 己所用；它要建立起來的公有制，應該是充分承認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的公有 制或“自由人的聯合體”,而不應該是“一刀切”的平均主義。

第二，暴力的正當合理性和作用只限於反抗暴政、掠奪、奴役和捍衛生命、 財產和自由，暴力手段本身並不能夠保證被剝削者、被壓迫者、被奴役者創造出 一種更先進的、更人道的社會制度；勞動者要獲得真正的解放，要以一種本質上 更高級的、更公平的、更能夠滿足人的自由和平等訴求的制度取代剝削壓迫奴 役制度，首要的條件就是勞動者比他們所要取代的對手具有更高的素質、更高 的人性需要和文明程度、更高的知識和道德水平；其次，他們不能采取簡單的暴 力手段，而應該采取文明的方法即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方法達到和實現自己的 目的。為此，他們要每日每時地積累和提高自己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意識、素 質和能力，並實實在在地、建設性地和創造性地改變世界，而不是在走投無路時 揭竿起義。現代勞動運動應該而且完全可以破解平均主義與專制主義既對立 又互補並且周期性循環的歷史怪圈。

第四節 中國現代勞動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中國現代勞動思想大體上可按四大派別兩條線索來加以敘述：三民主義和 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 其中三民主義一社會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一社會主義是主流和主線，無政府 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支流和輔線。

一、三民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勞資調和思想

1.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政治上引進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和民主主義，在經濟 上則主張帶有一定社會主義性質和色彩的民生主義，想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第八章 中國歷史上的勞動哲學資源 219

畢其功於一役，避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鬥爭。三民主義可 以說是一種管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或管理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也可 以說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者不如說是處於兩者之間的、試圖 融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節制資本”作為經濟綱領明確提出是在1924年，但關於這方面的思想在 此前早已產生，並進行了反覆的宣傳。孫中山早年在考察西方社會時，就抓住 了“資本”和“資本主義”問題，他認為，土地、人工、資本之同為生產要素，缺一 而不可，“資本”由“人工”所創造，但生產又必須依賴於資本。但是，工業革命 之後出現了“資本專制”,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其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沖突，便發生階級戰爭。認識到 西方工業革命之後產生的社會問題的癥結就在“資本專制”,孫中山便提出要用 一種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具體辦法是“節 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的辦法：一是限制私人資本不得超出 一定的範圍；二是采取“直接征稅”的辦法。1923年，孫中山把這一思想寫進 《中國國民黨黨綱》,“凡國中大規模之實業屬於全民，由政府經營管理” ——這 是實施民生主義，“防止勞資階級之不平，求社會經濟之調節”的重要措施。 1924年他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凡本國人及 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 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 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平均地權”的思想，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有較為完整地表述：(1)國家制 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由政府進行土地管理及征稅事 宜；(2)私地由地主報價，國家就價征稅，必要時依價收買；(3)國家應當給佃農 以土地，資其耕種，實現耕者有其田。

三民主義的左翼色彩還表現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上。當然， 三民主義仍然以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為內核，俄國、共產黨只是聯合的對象，工農 只是扶助的對象，至於聯合和扶助的主體，則非國民黨和資產階級莫屬。

2. 中國民主同盟的第三條道路

國民黨執政後，逐步背離了三民主義。真正繼承和發展三民主義而力圖為 中國尋找一條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道路的，是中國民主同盟。以孫220

勞動哲學

夫人宋慶齡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固然也忠實地堅持三民主義，但由於國民黨已在 整體上偏右並控制了全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大權，故身在其中的國民黨 左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獨立影響並不大。

中國民主同盟是近現代中國民主革命第二階段所處歷史條件的產物，即它 是在國共兩黨的對立和鬥爭中產生的。民盟產生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基礎和時 代背景決定了它在民主革命鬥爭中可能采取的政治取向，那就是“站在中間立 場”,奉行“中間路線”,努力調和國共兩黨的矛盾和鬥爭，從而達到“自保和發 展”的目的。

這種所謂的“中間路線”,集中體現在民盟一大通過的《中國民主同盟綱 領》中。在政治方面，主張“國會為代表人民行使主權之最高機關，由參議院眾 議院合組之”;“國家最高行政機構采取內閣制，對眾議院負其責任”;“司法絕 對獨立不受行政及軍事之幹涉”。在經濟方面，主張“民主經濟之目的，在平均 財富，消滅貧富階級以保障人民經濟上之平等”;“國家確認人民私有財產”。在 軍事方面，主張“軍權及軍隊屬於國家， ……國家並應以法律禁止軍隊中之黨團 組織”。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張“教育之目的，在養成獨立人格，訓練人民團體生 活，並發揚民主精神”;“國家應保障學術研究之絕對自由”。這個綱領中包含 “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的成分。

民盟的綱領在理論上深受英國費邊社會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影響，英 國工黨思想家拉斯基是民盟最重要的精神導師；它的宏圖大志不僅僅是要在政 治上調和國共，而是要開創出一條以它自己為主導的中國特有的現代化道路①。

眾所周知，民盟的這條中間路線隨著國共決戰的展開而走向破滅了。

二、自由主義的勞動資本化理論

胡適無疑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但胡適也從來 不是一個自由放任主義者或自由至上主義者，而是一個溫和的、自我節制的自 由主義者，一個對社會主義持容忍態度的自由主義者。

首先，胡適所學習和繼承的杜威的實用主義，本身就是主張改革和改良、主 張社會改造的自由主義，非常重視平等價值，屬於自由主義的左翼，接近於美國民主黨的思想。胡適所理解和接受的自由主義，是一種普遍的適用於一切人的 自由主義，而不是獨屬於資本主義或資產階級的專利品：“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 次擴充的。十七八世紀，只是貴族爭得自由。二十世紀應該是全民族爭得自由 的時期。”胡適把這種自由主義稱之為“新自由主義 ”(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 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其次，依照其實驗主義的思維方式，胡適認為社會主義可以作為一種社會 制度方面的試驗。1926年他在考察蘇俄途中寫信回國說：“去年許多朋友要我 加人‘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 義不容我否認這種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傳統的見解和狹窄的 成見。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使我 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 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做這種試驗的 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或美國試驗委員會制與經 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最後，在學理上，胡適認為社會主義是對個人主義一種補救：“十九世紀以 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痛苦也漸漸明了 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 的。向資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於‘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 道：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實行制裁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二是被壓迫的 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和掠奪。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 運動不斷地發生。 ……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 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 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 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總同盟罷工可以屈服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 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在進行的時期，但它的成績已很可觀了。”

在整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對蘇俄的試驗和中共的選擇都是比較尊 重的，但胡適畢竟是一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可以說，在當時不利的歷史條件 下，他堅持了最多的自由主義，因為他堅信英美式民主政體比蘇俄式無產階級 專政要好得多；他只相信一點一滴的改良而反對暴力革命；他主張階級調和而 反對階級鬥爭：“階級戰爭說指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並立的理由，在社會 主義運動史與工黨發展上固然極重要。但是，這種學說，太偏向於申明‘階級的 覺悟心’,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得勞動者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 使社會上本來應該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 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到了20世紀 40年代，他終於成了蘇俄模式的堅定的批判者。

那麽,怎樣才能實現勞資之間的合作呢?那就是改進資本主義制度，使之可以吸納無產者，把無產者變成為有產者：“有些自命‘先知’的人常常說：‘美 國的物質發展終有到頭的一天；到了物質文明破產的時候，社會革命便起來 了。’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革命中。 這種革命是漸進的，天天有進步的，故天天是革命……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 者說，資本愈集中，則財產所有權也愈集中，必做到資本全歸極少數人的地步。 但美國近年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眾。 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 萬元的資本，而股票可由雇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元的資本就不妨有一萬人 的股東。 ……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累，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為小資本 家。……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從一方面說，勞動者可以成為資本家，從另一方面說，最初的資本還不是起 源於勞動嗎?晚年的胡適這樣說：“資本主義不過是‘勤儉起家’而已”;“‘勤儉 為起家之本’,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說他們沒有所有權是講不通的。從這 一個做起點，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帝力何有於我哉’,這是資本主義的哲學，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哲學。這是天經地義，顛撲不破的。”到底我們是應該 “由幾個人來替全國五萬萬人來計劃呢?還是由五萬萬人靠兩雙手、 一個頭腦 自己建設一個自由經濟呢?”總的來說，中國的自由主義先天不足，後天乏力，主要停留於思想文化界， 而未能形成和轉化為現實的政治運動，未能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產生強有力的影響 。

三、無政府主義的勞工神聖論

20世紀初葉，中國知識界開始接觸和了解無政府主義，辛亥革命前後，無政 府主義逐漸在中國形成獨立政治派別。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前後，無政府 主義一度蔚然成潮。1927年以後，無政府主義隊伍嚴重分化， 一部分無政府主 義者與國民黨政府合流，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政治派別宣告破產。

1. 把西方的無政府主義資源與中國傳統資源結合起來

無政府主義把互助和勞動作為基本原則，倡導互助的勞動和勞動中的互助。克魯泡特金認為互助是道德的基石，要使人類的道德向前發展，互助乃是 不可或缺的原動力，而互爭則有很大的害處。施蒂納提出：“每個人均需要的東 西，在其籌措和生產過程中，每個人也應參與其間。”巴枯寧甚至只承認那些 依靠自己勞動生活的人才能夠享有政治權利，認為“自由——這首先是人依靠 科學和合理勞動的幫助從外部自然世界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能力”。

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可供汲取的資源。劉師培說：“一人之私利與眾人之 公利不能背馳”,要能“推己及人，擴私為公”。李石曾提出：“平尊卑也、均貧 富也，一言以畢之，使大眾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這些思想在《墨 子》、《呂氏春秋》、《禮記》等古籍中乃至農民起義綱領中都有來源。

受這些中外思想的深刻影響，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推崇勞動，在中國歷史 上破天荒地高喊出：“勞動者，神聖也。”他們認為，“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賦工 作之良能”,“人之有力而不能用，猶人之有口而不欲不言也”,“工作為人生之 應當”、“人人皆當從事於勞動”。他們把不勞而獲視為不平等、不道德的行 徑，提出“農產或工業品所得之利，皆勞力之所致，即應為勞動家所享受。今其 利乃盡歸於資本家，而勞動家則為其牛馬，故謂之(資本家)掠奪他人勞力所獲 之結果”,“資本家之道德最為腐敗，進網市利、退傭疇，不耕而食、坐收其稅”,勞動家“不想把自己勞動者的結果盡歸資本家的私囊，乃至平等至公道的舉動”。他們主張“無男無女，人人各視其力之所能，從事於勞動，勞動所得之結 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產),勞動者自由取用之，而無所限之”,指出“人人各擇 一業，合之而成一協助之社會。凡所工作，皆供全社會之生活，人與我同在其 中，而非徒供少數人之犧牲。愈勤勞則生產愈豐，而社會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 之幸福愈大”。

2. 中國無政府主義在20世紀初的巨大影響

(1)無政府主義對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資 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中的章太炎、蔡元培、廖仲愷等都受到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 影響，張繼、吳稚暉、張靜江等更是無政府主義的幹將。

(2)無政府主義對工讀運動和新村運動影響很大。五四運動時期，許多新 青年將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 村運動”、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以及當時廣為流傳的“勞工神聖”、“與勞動 為伍”等觀念和主張相結合，創立了大量工讀互助組織，企圖以此逐步實現社會 改良。新村運動的聲勢和範圍，雖不及工讀互助活動那麽大，但經倡導者鼓吹， 也曾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響應。例如，毛澤東、蔡和森、張昆弟等就試圖建立一 種把學校、家庭、社會結合為一體，“人人作工，人人讀書，人人平等”的新的社會 生活方式 。

(3)無政府主義的勞動崇拜對整個新文化運動和啟蒙運動影響也很大。 一些青年知識分子高喊：“念書人是什麽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無用 而又不安生的一種社會蠹民嗎?”“號稱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請問回到 家里扛得起鋤，拿得起斧子、鑿子，擎得起算盤的可有幾人?”“幾千年來教育的 錯誤影響，可以用兩句話表明，就是：有用的分子都沒有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 都是無用的人”;“平素我最欽佩的就是那頭腦簡單、人格高尚、著短衣的勞動 界”;“我很慚愧，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

這里表現出一種觀念的顛倒。從前，肩負社會領導責任的， 一般被認為是 精英人士，但此時青年知識分子則來了個180度的大拐彎，說自己最欽佩的是 頭腦簡單、人格高尚的勞動人民。 一批激進知識分子一方面提倡“勞工神聖”、 “與勞工為伍”,激發下層社會的階級意識，以形成與腐敗的上層社會相對抗的 鬥爭態勢，並最終通過縮小社會上下之間的等級差別，建立一種真正平等的社 會結構。另一方面，這一認識的轉換伴隨著他們日見偏激的自我批判乃至自我 貶損①。1920年5月1日陳獨秀在上海工人召開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上 作了一個題為《勞動者的覺悟》的演講，聲稱：“世界上是些什麽人最有用最貴重 呢?必有一班糊塗人說皇帝最有用最貴重，或是說做官的讀書的最有用最貴 重。我以為他們說錯了。我認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中國古人說：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現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 人，勞心者治於人’。”②(4)無政府主義對中國早期工人運動也有很大影響。他們在開始宣傳自己 的思想主張時，就把勞工作為改造社會的力量，作了大量工人運動的啟蒙工作， 成為中國最早倡議和組織工會的人。這些工會雖具工團主義性質，但對於促進 中國工人集體意識、團結合作能力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無政府主義 者不僅在中國首次張揚“勞動為人生之天職”的思想，喊出“勞動者神聖”的口 號，還在1921年“五一”勞動節時與馬克思主義者及其他進步人士一道，在廣州 共同發動各行業工人罷工、示威遊行，當時永漢路上就掛著兩幅畫像：馬克思和 克魯泡特金。總之，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們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對後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5)第一代共產主義者如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周恩來、彭湃、惲代英等 也都受到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相當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 開之時，全國各地52位黨員中，不同程度地受到過無政府主義影響的有22人之多。

四、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勞動哲學思想

相對於上述三種思潮，馬克思主義是最後一個出場的，但卻成為最為強大 的思潮和唯一的贏家。其實，絕大多數共產黨人都曾經是三民主義、自由主義 (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他們為什麽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呢?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人才真正喚起了、發動了、鼓舞了民眾並且把他們組 織起來了，因為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只有中國底層的勞動者即工農大眾直 接成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體和主力軍，中華民族才能真正推翻壓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

1.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勞動(工農)中心主義”

我們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分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發展階段。新民主主義自然是不同於自由主義的，前者站在工農大眾的立場上，後者站在資 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職業知識分子的立場上；新民主主義不同於三民主義，前 者以工農大眾為革命的主體力量，後者只是扶助和幫助工農大眾；新民主主義 不同於無政府主義，前者把目標指向國家政權，致力於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或人 民民主專政，後者反對國家和一切形式的專政，主張社會改良和社會自治。

從五四運動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到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 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也得 到了孫中山和國民革命政府的肯定和鼓勵。但共產黨人在這一時期的工人運 動中占有實際的領導地位，湧現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工人運動思想家、領導人和 工人領袖，如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王燼美、 鄧恩銘、羅章龍、高君宇、何孟雄、張昆弟、鄧培、陳雲、史文彬、包惠僧、項英、林 育南、施洋、林祥謙、李啟漢、阮嘯仙、蘇兆征、林偉民，等等。

然而，中國革命的任務太重、對象太強大，不僅資產階級難以成為革命的領第八章 中國歷史上的勞動哲學資源

導階級，人數不多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也不夠，必須把農民發動和組織起來才能 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毛澤東正是率先看到了這一點，這使得他脫穎 而出，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在他的革命思想體系 中，勞動和勞動者占有最高的位置。

1919年，在《湘江評論》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 一文中，毛澤東就明確指 出：“勞動階級占全世界人數的最大多數，而且都能盡互助、勞動的責任，但是生 活的痛苦唯有他們受得最甚。所以我們以為改造的責任，不能不由勞動者承 擔。”他把民眾的大聯合看作是改造社會的基本方法。1921年年初，他在排除社會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羅素主義、無政府主 義等社會改造方法後，主張采用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或勞農 階級專政。1926年，毛澤東寫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創造性地把“無產階級” 這個概念分為“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農村無產階級是指長工、 月工、零工等雇農，是農村中最困難也最革命的階級。此外，絕大部分半自耕 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屬於“半無產階級”,他們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這已經在理論上為以土地革命為核心內容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做好了 準備。

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更是農民革命運動的宣言書和政治 綱領。毛澤東從對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關鍵地位的堅定認識出發，開創了一條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他領導了秋收起義，創建了紅軍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這個過程中，他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 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其中，可以稱之為勞動哲學思想的有：

第一，生產勞動、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是人類實踐的三種基本形態，其中生 產勞動又是其他實踐形態以及整個社會歷史的基礎。

第二，無論在哪一種實踐中，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哪一個領域中，工農群 眾和勞動人民都是當之無愧的、不可替代的、首要的主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第三，知識分子必須無條件地為革命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判斷一個知 識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他願不願意並且實不實行與廣大 的工農群眾這一革命的主力軍相結合：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 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何時結合，何時是革命的，何時不結合了， 就變成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了。不管知識分子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多麽重 要，但只要他們尚未改造好，與工人農民相比較，就都是不幹凈的。因此，知識 分子必須不斷地消除自己身上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

2.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勞動(工農)至上主義”

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又開始了新的革命 征程：利用人民民主專政消滅封建地主經濟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在理論上，社會主義社會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這是沒有什麽疑義 的。但在建立大一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後，個別勞動者如何作為整體的勞動 者(國家、社會)的一分子落實自己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問題，如何解決民主與 集權、工人與幹部、勞動者與管理者的關系問題，就成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面臨 的一個最為關鍵而艱巨的問題。應該說，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中，毛澤東對解決這個問題作了最為自覺的探索，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提出了“鞍鋼憲 法”。

“兩參一改三結合”,史稱“鞍鋼憲法”,是毛澤東1960年3月在對中共鞍山 市委《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 提出的我國企業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兩參”指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 企業管理；“一改”指改革企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指在技術改革中實 行企業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者的結合。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提出這一思想，也可以說是因緣際會的結果。 一方面， 大一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客觀上要求統一的、自上而下的領導、管理和指揮。 對這一點，毛澤東作為置身於這個新制度頂端的最高領袖是心知肚明的。另一方面，毛澤東早年所受到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平均主義的影響和西方無政府主 義、民粹主義的影響，他在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勞動(工農)中心主義”,他對支 持他徹底革命並與他一起浴血奮戰的人民群眾的責任感和深厚感情，都使得他 對蘇聯模式的高度集權的管理制度深惡痛絕。於是，他找到了“兩參一改三結 合”這種能夠巧妙地平衡兩方面要求的管理模式。

即使是在今天，即使是在世界範圍內，這個理論都是相當先進的，事實上它 也引起了發達國家企業管理人士的關注。在日本、歐洲、美國，許多企業管理學 家認識到，“鞍鋼憲法”的精神實際上是一種“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 即對 福特式的僵化的垂直管理模式的挑戰。後福特主義的“全面質量管理”理論、 “團隊合作”理論、“經濟民主”理論、“人性化管理”理論等，都與“兩參一改三結 合”有形似和神似之處。

問題在於，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這是很難做到的。相 反，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把黨的一元化領導和企業行政的管理權威突出起來， 與此同時，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也滋長蔓延起來。

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惕、反感和激烈的反應，他的辦法不是深入研究 並創造條件具體地實現“兩參一改三結合”,而是進一步要求用群眾性的大民主 來取代必要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把革命戰爭年代的“勞動(工農)中心主義”進 一步提升為“勞動(工農)至上主義”。如果說，“勞動(工農)中心主義”曾經是 取得革命勝利的銳利武器，其中所包含的平均主義、民粹主義成分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是革命成功所需要的，那麽,當“勞動(工農)中心主義”進一步上升為 “勞動(工農)至上主義”,並且要求在和平的經濟建設環境下得到強制實施，其 中所包含的平均主義、民粹主義乃至反智主義就會無限放大並且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1)使公有化程度越來越高並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在農村割資本主 義尾巴，在工廠取消利潤目標和獎金激勵等物質刺激手段。

(2)以大民主對抗和打碎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官僚主義，讓一部分革命造反 派和工農群眾進入各級“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相信他們可以取代黨內的“官 僚主義者階級”而實現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理想。

(3)“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工宣隊管理學校(包括大學);知識青 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要求學生半工半讀，政治掛帥，反對“白專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 產實踐中去；現有技術隊伍要參加革命大批判，清洗“專家治廠”、“技術第一 ” 等“資產階級名利思想”,並分期分批安排他們去當工人；知識分子是“臭老 九”,必須到“五 ·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陳獨秀在1920年的一句偏激之語 (“中國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現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 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終於變成了現實!

3. 改革開放時期勞動神話的漸次破滅

物極必反這個古老的哲理在勞動問題上也同樣有效：對勞動和勞動者有意 無意的崇拜、拔高、神化，並不能帶來勞動和勞動者的真正提高和解放，倒是會 引起其他被嚴重貶低的生產要素和社會要素的強烈反彈。果然，隨著毛澤東的 去世，改革開放的時代到來了。本書不能對這個時代作出全面的評價，而僅僅 指出這樣一個事實：三十多年來，資本、管理、知識等其他生產要素在經濟生活 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了，並且也帶來其所有者在政治和社會地位上的上升；相對 而言，勞動和勞動者在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在不斷下降，在思想 文化上也逐步失去了話語權。對於這種分離、分化和分隔的事實，社會各界是 一致承認的，區別只在於一些人認為這是正常的，一些人認為這是不正常的，一 些人認為這既有正常之處，也有不正常之處。下一步的問題是，我們怎麽防止 資本的神化、資本的霸權和資本力量的絕對化?我們怎麽防止已經出現的社會 裂縫變成深不可測的鴻溝?我們怎麽恢覆和重建勞動、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尊 嚴和合理的地位?我們怎麽建立和發展一種公正的、公平競爭的、合作互補的、 以勞動與資本關系為核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應該說，這個問題不 僅有關中國勞動者的前途和命運，而且在同樣程度上有關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的前途和命運。

第九章 對各派勞動哲學的比較研究和綜合揚棄

以上幾章只是蜻蜓點水般地涉及一些勞動哲學思想資源，遠遠不能稱之為 一部完整的勞動哲學思想史——只有大部頭的著作才能夠做到這一點。作者 相信，由於目前我們掌握的研究材料還很有限，有些重要的思想資源就被錯過 了。本章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在目前我們所掌握的勞動哲學資源的基礎上，我 們應該和能夠作出怎樣的比較、評價、綜合、提煉、取舍?我們怎麽從當代世界 和當代中國國情出發，揚棄(即既繼承又批判、既肯定又否定)這些思想資源? 一句話，我們怎麽發展和創建一種當代中國的勞動哲學，即一種既具有當代性 又具有中國性的勞動哲學?

第一節 對各派勞動哲學的比較研究

大體上可從三個方面作一點比較研究：

一、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對立

在對待自然的態度或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現代各派勞動哲學都是建立 在同一個工業文明以及相應的主體性哲學或人類中心主義基礎之上的，彼此之 間的分歧不是很大。

分歧主要出現在社會歷史觀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 一般而言，勞動 主義流派的勞動哲學持一種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而資本主義流 派的勞動哲學則持一種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無論是科學社會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也無論是工聯主義還是合作主義，都是一種“集體行動 的邏輯”而不是一種“個體行動的邏輯”。這絕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因為 在資本主義社會，廣大勞動者只是被迫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和“工人”、“人 手”,他們作為個體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幾乎不具備與雇主討價還價的“資本” 和能力，很少有可能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靠自己的力量在經濟上上升到資本家 和強者的地位，自然而然地，他們就要以集體的、團結的力量去對抗強勢的資產 階級。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的勞動哲學，不論是自由至上主義的還是管理主義 的，都持一種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社會歷史觀，這當然表現出資產階級和強 勢社會集團的自豪和自信；它們始終以個人為本位和出發點，雖然也提倡一定 範圍和一定程度的合作和聯合，但認為這種合作和聯合必須有利於個人的生存 和發展，而決不能演變成一種壟斷，因為壟斷是危害大多數有產者和資產者的 利益的；在自由競爭過程中，只具有簡單勞動力而不具有其他更重要生產要素 (如生產資料和企業家才能)的勞動者被淘汰，是符合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和人 性規律的，如果他們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唯一的出路就是發憤圖強，把自己從無 產者變成有產者。

當然，對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對立不要做絕對化 的理解，因為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整體與個體、集體與個人都是不可分離 和相互轉化的，所以即使是激進的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者，或激進的個體主義 和個人主義者，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對立面的存在和發展。比如，馬克思主 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從整體上摧毀和消滅資本主義和整個 私有制，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可是一個個性高度發展、個人高度自由的社會。 而馬克思所嚴厲批判的那些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至少在表面上也都是以 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道德準則的，也是追求社會和諧的，也是公 開譴責剝削、掠奪、欺詐和壓迫的。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龔帕斯的勞動哲學似乎是一個特例：他公然鼓吹個人 主義和志願主義。此處先作出兩點解釋：第一，美國工人的確在主觀上比任何 其他國家的工人具有更強的個人進取心、自主性和冒險精神，而在客觀上也具 有更多的機會；第二，龔帕斯的勞動哲學在勞動主義勞動哲學譜系中屬於最右 的那種，後面我們還要指出，它與屬於資本主義左翼的管理主義勞動哲學在很 多方面是相當一致的。

二、平等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

在價值觀上，勞動主義的勞動哲學把平等作為自己追求的第一價值，而自 由這一價值甚至被排在由平等衍生出來的團結、合作、互助等價值之後。這也 是由工人階級的社會存在狀態及其反抗鬥爭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對外而言， 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逐步取得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選舉等項權利和 自由，但卻與資產階級處於巨大的貧富對立和經濟不平等之中，因此對平等的 要求便成為他們的第一要求；對內而言，既然工人階級只能以團結起來的集體 力量與資產階級對抗，那麽個體工人的個人自由就要服從集體的紀律，個人利 益就要服從集體利益，個人之間的差別就要服從集體的統一，將來要建立的理 想社會就應該是一個高度平等的社會。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為了獲得夢寐以求 的平等，就要甘願犧牲一些個人自由，或者要等到勝利了的將來才能享受最充 分的個人自由——據說到了那時，自由與平等就會獲得最完滿的統一。

相反，從個人本位原則出發，資產階級思想家們自然把自由作為自己追求 的第一價值，他們雖然也在形式上承認人們在人格、資格、權利、機會等方面的 平等，但是第一，平等是從個人自由這一最高價值中衍生出來的，不能取得獨立 自在的、與自由比肩而立的地位；第二，結果的平等是反自由的因而是絕對不能 允許的；第三，沒有什麽能夠保證人們一定能夠實現在人格、資格、權利、機會等 方面的實質上的平等， 一切僅僅取決於個人的努力和個人之間的競爭。資產階 級思想家們之所以把自由奉為第一價值，也是由資產階級的社會存在狀態及其 行為的內在邏輯決定的：從前處於上升時期時，資產階級致力於追求從封建專 制制度下擺脫出來的經濟自由和政治權利；取得統治地位後，資產階級又致力 於維護其不受工人階級限制的經營自由，以自己既得的強勢地位(作為“自由競 爭的結果”、作為“自然的秩序”)抑制工人階級以平等之名所要求的對社會財 富的分享。資產階級的哲學本質上是一種“資本哲學”,資產階級的“勞動哲 學”只是“資本哲學”的補充或組成部分。按照“資本哲學”的內在邏輯，勞動者 提升自己經濟地位的唯一途徑就是，把自己的勞動所得即工資積累起來並轉化 為資本，這樣一來，每一個工人都可以變成一個小小的資本家，並且如果足夠勤 奮、機敏、善於經營的話，小資本還能夠成為大資本——自由主義可以為這一切 提供擔保，任何人都不能以平等之名劫富濟貧，從而損害自由市場經濟的活力。

這就是資本主義勞動哲學的要義。哈耶克的《自由憲章》反覆論證的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平等主義與自由主義也不是絕對對立的。在歷史上，自由與平等是 一起提出來的，是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第三等級反抗專制國王和封建領主的思 想武器，只不過在後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更多地維護和追求自由，而 無產階級更多地追求和爭取平等。但資產階級也承認每一個人包括無產者在 基本自由上的平等，而無產階級當然也渴望和追求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自由。 雙方在主要目標上的激烈對抗掩蓋了他們之間具有的共同點和相通之處。

三、無產階級立場與資產階級立場的對立

不用說，勞動主義或平等主義的勞動哲學表達了無產階級、工人階級、雇傭 勞動階級的利益、願望、要求、觀點、視角、立場、追求和理想，資本主義或自由主 義的勞動哲學則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這一點並不是一開始就清楚明白 的，而是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形成過程以及兩者的鬥爭過程一步一步清 晰起來的。比如，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自己同時也代表了自由工人的利益和要 求，至少在反封建專制上與工人是一致的。與此相反，最初代表幼稚時期的工人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也並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提出徹底革命的要 求，倒是經常呼籲有良知的工業家和慈善家一起來實現勞資合作，共同改造私 有制社會。

客觀上說，勞動與資本、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雇員與雇主之間確實存在一 定的共同利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性的方面或隱或顯、或強或弱，比如， 在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初期，同一性方面表現得較為明顯，但在19世紀30年代後，同一性方面就顯得非常微弱了，而鬥爭性方面是壓倒性的。不過，進入20世紀後，同一性方面又逐步顯示出來，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降低了，而階級合作的分量加重了。

第二節 對各派勞動哲學的綜合揚棄

19世紀末以來，西方社會結構開始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勞動和資本、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由尖銳沖突轉向溫和沖突，進而轉向一 種沖突性合作或者合作性沖突。這樣一種社會存在領域的變化引起了社會意 識領域的變化，而後一變化也反過來促進了前一變化。

一、勞資沖突轉向勞資調和、階級鬥爭轉向階級合作

經過工人階級長期的英勇反抗和堅決鬥爭，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 方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相繼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讓步，如經濟上提高工人工資 水平、縮短工時、廢除童工勞動、改善勞動條件，政治上落實工人階級的結社權、 罷工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政權，在社會層面則開始建立各項社會保險、保 障、福利、救濟，遏制貧富兩極分化的勢頭。

作為理性的、精明的、善於精打細算的經濟人，資產階級估量和計算出來勞 資沖突、階級鬥爭給自己帶來的嚴重的經濟損失、政治風險和社會危害，他們開 始由追求短期的眼前利益轉向追求未來的長遠利益，由追求單純的經濟利益轉 向追求綜合的整體利益，由謀取絕對剩余價值轉向謀取相對剩余價值，由殺雞 取卵式的掠奪式經營轉向細水長流式的可持續經營，由野蠻粗暴的專制管理轉 向科學管理乃至某種程度的人性化管理。雖然對利潤和資本的無限增值的追 求並沒有變，但剝削的方式合理化了，剝削的程度減輕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社會貧富差別縮小了，馬克思當年所做的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和相對 貧困化的預言基本上沒有成為現實。這當然不能說馬克思主義完全失效了，倒 不如說，資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承 認了工人階級在財富創造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承認自己對工人階級的 過度剝削既是不公平的，歸根結底也是沒有效率的。實際上，古典經濟學大師 亞當 ·斯密早就說過，工資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於工人勞動力的恢覆和 他們的文化技術水平的提高，從而也有利於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後來 的馬歇爾、凱恩斯也重申和強調這個道理。應該說，在實際經濟活動中，越來越 多的資本家、企業家和雇主也接受了這個道理。

資產階級這種態度上的轉變也反饋到了工人階級這邊，工人階級看到了在 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合法的、溫和的、改良的方式不斷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和 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他們對資產階級的階級仇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強烈反感 也逐步緩和下來了。這樣一種社會心理的變化必然要反映到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之中。如果我們不是繼續高調地指責西方國家工人階級“腐化變質 了”、“被收編和同化了”、“喪失階級意識和革命意志了”……那麽,我們就必須 承認，19世紀末20世紀初費邊主義、修正主義、工聯主義成為社會主義運動和 工會運動的主導思想，實際上是及時反映了西方社會結構的變化和工人階級的 社會地位、利益、需求、觀念、理想和追求的變化。

二戰以後，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現象，使得勞資矛盾和階級 矛盾進一步緩和，甚至出現對立雙方走向融合或同化的跡象或趨勢：左右兩翼 或左中右三翼政治力量輪流或聯合執政；集體談判、集體合同和勞資政三方機 制成為處理勞資關系的基本制度；共決制、工人參與管理、員工持股、利潤分享 等工業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的實驗和實踐此起彼伏、連綿不絕；社會保障 的進一步健全標志福利國家的形成；白領工人和職員的數量超過藍領工人；第 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而成為主導產業；知識勞動或智力勞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 的地位和作用超過體力勞動；人力資本這種新的資本形態在財富增長過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超過物質資本；在傳統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產生和發展起來 一個新的中產階級……所有這些，簡單套用19世紀的理論範式(不管是馬克思 主義的還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是無法解釋的，甚至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社會 主義、工聯主義也感到力不從心。

二、勞動主義的勞動哲學與資本主義的勞動哲學由兩個極端向中間靠攏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越激烈和尖銳，資本對勞動、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 剝削和壓迫越殘酷和放肆，工人階級的反抗和鬥爭也就越走向極端和決絕，因 而其所提出的勞動哲學思想就越激進和革命，所以，在19世紀階級鬥爭最尖銳 激烈的50~80年代，堅決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或 科學社會主義的勞動哲學就占據了主導地位，而其他勞動哲學則相對處於次要 地位，甚至還沒有產生出來。但也正是由於無產階級的英勇反抗，迫使資產階 級作出了許多讓步，勞資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趨向緩和，並出現了勞資合作和 階級合作的新動向，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社會主義應運而生並得到了迅速發展， 工聯主義也戰勝了工團主義。經過20世紀的發展，出現了社會主義運動、工會 運動、合作運動從左向中間靠攏的趨勢(激進、革命 溫和、改良),也出現了資 本主義從右向中間靠攏的趨勢(頑固、保守 開明、改革),與此同時，勞動主義的勞動哲學與資本主義的勞動哲學也從左右兩極向中間靠攏，如圖9-1所示：

勞動主義勞動哲學(左) =====》《===== 資本主義勞動哲學(右)

圖 9 - 1 兩種勞動哲學從左右兩極向中間靠攏圖9-1可以細化為圖9- 2:

科學社會主義勞動哲學、 工團主義勞動哲學、西方 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激 進、革命、左) 《===== 中間 =====》 自由至上主義勞動哲學 (頑固、保守、右)

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哲學、 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 工聯主義勞動哲學(溫和、 改良、中左) =====》 中間 《===== 管理主義勞動哲學(開明、 改革、中右)

圖 9 - 2 兩種勞動哲學從左右兩極向中間靠攏

回顧一百多年來西方社會結構柔性化和合理化的過程以及各派勞動哲學 此消彼長的歷史，我們可以對上面的圖示再做幾點說明：

1. 溫和形態的勞動哲學逐步取代極端形態的勞動哲學

必須承認，社會民主主義和工聯主義的勞動哲學主導了20世紀西方發達 國家的勞工運動，而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的勞動哲學的影響力則不斷減 弱；在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後，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從歷史的前台退隱到歷 史的幕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雖然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批判的傳 統，但實際上只具有文化批判的意義，而與社會主義、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沒 有什麽聯系。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這樣一種減弱和退隱，與其說是因為它跟 不上歷史的步伐了，不如說是它自己積極的奮鬥所造成的結果——如果沒有馬 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激烈批判和19世紀工人運動的猛烈抵抗，資產階級絕不會對工人階級大發慈悲，絕不會主動自覺地對工人階級作出讓步。科學社會主 義遠遠高出於空想社會主義之處就在於放棄了對資產階級的幻想。忘記這一 點，就意味著誤讀人性和背叛歷史，也意味著必將遭到人性和歷史的嚴懲。所 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和勞動者都要深深地感謝科學社會主義和19世紀工人運 動所作出的不朽貢獻，並把馬克思主義的寶貴理論資源當作人類勞動哲學的永 久的財富。客觀地說，社會民主主義和工聯主義，與其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叛 逆者或競爭者，不如說是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遺產繼承人。

與此同時，作為對勞動主義的勞動哲學由激進形態向溫和形態轉化的反 應，資本主義的勞動哲學也由自由至上主義這一極端形態轉向管理主義這一溫 和形態。許多管理主義者或管理的自由主義者，都在認真地研究勞動世界存在 的問題，對勞動者的要求作出積極的回應。不論是從我們重點介紹的凱恩斯、 德魯克、凱爾索、威茨曼等人，還是我們沒有提到的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社會 學家、管理學家、勞資關系學家、法學家，都對勞動問題和工會問題給予了很大 的關注。

2.兩種趨於溫和的勞動哲學在許多方面取得了交叉共識

科學社會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者兩個極端在各方面的尖銳對立是一望便知的，但社會民主主義、工聯主義與管理主義、管理的自由主義卻分別從左右兩 端向中間靠攏，甚至出現了部分融合、重疊、交叉，以至於有時候很難辨別出它 們之間到底有什麽實質性的區別。比如，龔帕斯把經濟人的假說和自由主義的 基本理念帶進了工會運動，發展出一套帶有濃厚的商業主義、志願主義和個人 主義色彩的勞工哲學，博得了包括威爾遜總統等人在內的開明的政治家和企業 家的認同。韋伯夫婦、龔帕斯、泰尼鮑姆等人關於工業民主的構想與德魯克、凱 爾索、威茨曼等人關於資本民主化的構想有很多相近和相同之處。

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一開始時的確是相當理想主義的、激進的、革命的、不妥協的，這是被逼入絕境的無產階級所作出的自然的、正當的反應。隨著 運動一步一步取得勝利，它們反倒不再指望和期盼一舉獲得整個世界，而是接 受了許多經驗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實用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漸進 主義的、改良主義的思想，運動的目標放低了、運動的速度放緩了，運動的手段 放溫和了。與此同時，資產階級也在知識、眼光、理智、需要、素質、涵養、道德、 社會責任、文明水準等方面有所改善和提高，其中有些人還成了深刻的反省者、第九章 對各派勞動哲學的比較研究和綜合揚棄嚴肅的自我批判者和堅定的改革者，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理性建構主 義、理想主義、平等主義、集體主義思想成分，如著名思想家丹尼爾 · 貝爾就自 稱為“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像 哈耶克、弗里德曼那樣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已經不多見了。

當然，指出這種走向融合的趨勢並不是說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已經一體化 了，因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平等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矛 盾也已經被揚棄了。不管雙方之間已經出現了多少共同點，它們仍然是從不同 的位置和立場出發並且經過對抗和鬥爭而走向合作的。對於這一點，實際上雙 方也是心知肚明的。人類離消滅階級鬥爭還有遙遠的路要走。

三、通過綜合和創新實現揚棄

現代勞動運動和現代勞動哲學已經將近200年的歷史了。上述歷史趨勢 部分是不自覺地部分是自覺地實現的。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歷史高點上有意 識地推進勞動哲學的發展時，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現實需要，自覺地對各種 勞動哲學資源進行搜集和整理，在搜集和整理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研究，在分 析和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和創新。 一般來說，任何一個勞動哲學流派，都存 在一些值得永久保留的思想資源，也存在一些偏頗、錯誤、過時的東西，當代學 者的任務就是要在繼承和肯定前者、批判和否定後者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創造 出新的勞動哲學體系。

第三節 當代中國勞動哲學方法論略

如果本書作者是一個西方人，那麽從當代西方社會的實際出發對現代西方 各派勞動哲學進行比較研究和綜合揚棄，就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了。然而，我 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建設和發展的是“當代中國的勞動哲學”,這一方面要求我 們繼承、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勞動哲學資源；另一方面要求我們不能僅僅 在書房里從事某種純粹知識性的腦力勞動，而是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分析、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勞動問題。這是一件困難得多的工作。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西方現代勞動哲學，我們固然不能置之不理，但也不能拿來就用。老實說，如果不吸收並應用西方勞動哲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範 式，我們簡直不知道如何建設中國的勞動哲學。此外，西方國家已經走過的工 業化過程，正是我們僅僅走了一段並且需要繼續走完的，它們在這個過程中積 累下來的處理勞資關系的經驗和理論，無疑對於我們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然而，如果我們直接運用它們已經取得的相當成熟的經驗和理論來處理中國的勞 資關系，無疑要犯教條主義的錯誤。那麽,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究竟我們應該吸 取差不多200年間現代西方勞動哲學中的哪些成果呢?對於各派勞動哲學我 們究竟應該做什麽樣的取舍呢?因此，我們除了要運用上面兩節所提到的一般 的比較研究和綜合揚棄方法外，我們還必須具備一些特殊的方法論自覺，俾使 我們能夠建設一種既具有“當代性”又具有“中國性”的勞動哲學。

一、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精華，又要吸收非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合理成分

1. 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歷史貢獻

馬克思無疑是現代西方勞動哲學的創始人。在理論上，他提出了一個完整 的勞動哲學體系，其要點如下：

(1)所謂勞動，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的有目的、有意識的物質活動，是人類與 自然界的物質交換活動，是人類的基本存在方式。

(2)勞動作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是人類的一種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正是 在勞動活動的基礎上，才產生了人類的政治活動(實踐)和文化活動(實踐)。

(3)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整個所謂人類歷史，無非就是人通過勞動把自己創 造為人的過程；只有在勞動過程中，人類的生產力、思維、情感、語言、社會關系 等才逐步發展起來。

(4)勞動具有雙重屬性，即一方面它是滿足人的物質需要(這是從動物那里 繼承的需要)的手段，是服從“外在目的”的必要勞動或謀生勞動，另一方面它也 是人的創造性需要(這是只有人才具有的需要)的滿足，是從“內在目的”出發 的自覺、自主、自由的活動。

(5)強制性的社會分工和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和私有制，把 勞動變成了“異化勞動”,一方面是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第九章 對各派勞動哲學的比較研究和綜合揚棄 241另一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成為單純的謀生活動，使勞動者的創造天賦和創造潛 能得不到發揮和發展，使人性遭到嚴重的戕害。

(6)所謂“人的解放”或“人類解放”,本質上就是勞動者的解放，就是消滅 勞動的異化性質和異化方式，從而使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那 時，勞動不再成為謀生的手段，而成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類因此而實現了 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然而，馬克思的歷史貢獻不僅僅在理論上，而且是在實踐上為19世紀的無 產階級、工人階級提供了一種階級鬥爭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正像他自己所 說的，他的哲學不僅是要解釋世界，而且是要改變世界。他的哲學果然改變了 世界。我們固然不能把他的理論和實踐教條化、神化和絕對化，但我們應該承 認，正是他所指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迫使資產階級作出讓步，從而把西方社 會和西方文明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所作出的偉大歷史貢獻，使得它的一些思想在現代和 當代西方社會逐漸過時了——不是因為它們在其產生時是錯誤的，而是因為它 們後來沒有必要了。然而，這只是就它在西方國家的情況而言，對很多剛剛開 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馬克思主義 勞動哲學還具有極強的現實性、針對性和正確性，對這些國家的勞動運動還具 有寶貴的指導意義——原因僅僅在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還處在貪婪地、不 擇手段地追求剩余價值的階段，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還處在原始的、野蠻的、慘 無人道的階段。許多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歷史經驗表明，沒有工人運動和無產 階級革命的殊死抵抗，這些國家絕對不會自動進化到比較文明的歷史階段。

2. 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反思

當然，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只是勞動哲學的奠基形態，並不是勞動哲學的 終極形態。馬克思主義最講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矛盾具體解決，最重視 真理適用的時空範圍，最承認歷史的變化和發展，因此，馬克思本人一定會反對 把他自己的勞動哲學，照搬到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去。從20世紀西方社會 的結構性變化和我國的現代化實踐這兩個視角出發，反思馬克思的勞動哲學， 可以提出如下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

(1)在馬克思所處的社會和時代，資本對於勞動、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進 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無情的政治壓迫，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代表無產階級提出一種“徹底決裂”、激烈反抗的勞動哲學，要求一舉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 度，具有充足的歷史合理性——只有空想社會主義才寄希望於資產階級大發慈 悲。然而，也正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堅決鬥爭，迫使資產階級不斷作出讓步。20 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以來，勞資矛盾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斷趨於 緩和，出現了勞資合作、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合流的新動向，杠鈴型 的社會結構正在向橄欖型的社會結構轉化。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沒有必 要重新探討勞動與資本的相互關系呢?把一切價值歸結為勞動而完全否定資 本和資本家的經營管理對價值創造和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否在學理上有所偏頗 呢?例如，隨著勞動向資本轉化和資本向勞動轉化， 一方面出現了一種帶有一 定資本性即要求得到利潤回報並且的確具有討價還價能力的勞動形態——知 識勞動，從另一方面看，這種知識勞動也可以說是一種帶有勞動性的資本形 態——人力資本。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擁有知識產權的高級勞動者，可以通過 在資本市場融入風險資本而迅速創業並成為巨富；反過來，資本也正在大量向 教育和人力資源領域投資，並因此而獲取豐厚的利潤。從哲學的視角來看，這 正好是一個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當然，這絕不是說勞動 與資本的矛盾已經不覆存在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已經完全合為一體了。

(2)在我國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過程中，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 程中，資本和資本所有者的地位、職能、作用和貢獻，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 且由於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便不可阻擋地形成了資本的買方市 場和強勢地位，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勞動的賣方市場和弱勢地位。這是中國工 人階級和工會必須面對的一個嚴酷的現實。在這一方面，“經濟必然性”的確顯 示出其強大的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人階級和工會是完全無能為力、只 能被動適應的，更不意味著工人階級和工會應該“識大體”、“顧大局”、自覺並 且無償地為社會轉型付出代價，作出犧牲，理由很簡單，勞動是任何一個社會存 在和發展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然而，同樣不能忘記的是，當工人階級 奮力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的時候，的確不能像馬克思當年那樣，提出徹底消滅 私有制、資本、市場經濟、商品貨幣關系的激進要求，不能提出重新建立大一統 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激進主張了。工人階級和工會只能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公民社會”格局與“憲政、民主和法治”框架內，維護和提 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

(3)從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工人階級和勞動 者如果也被承認有所謂人權、自由和個性，那的確僅僅是形式上的，而在產權關 系、勞動關系等現實的社會關系中，並沒有實質上平等的人權、自由和個性。不 過，20世紀西方社會的發展證明，形式上的平等是可以逐漸轉化為實質上的平 等的，人權、自由和個性正在逐步落實到社會的下層和底層，盡管上下之間的差 別還是相當大的，但畢竟不是一方全有、 一方全無了。 一般而言，在當代社會 中，社會強勢群體傾向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而社會弱勢群體則傾向於平等 主義和集體主義。不過，極端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與極端的平等主義和集體 主義，已經被證明是死路一條，而雙方的交流、對話和取長補短，能夠幫助人們 走出這兩條死胡同。20世紀的歷史發展表明，社會正義(表現為法治)就是在 自由與平等之間、在個人與社會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張力。從而，自由主義、個 人主義與平等主義、集體主義也應該並正在從兩個極端向中間靠攏。①這就意味著，當代中國勞動哲學不能再像當年馬克思那樣只堅持整體主義 思維方式和集體主義價值觀了(馬克思把個性的自由發展推到未來的共產主義 社會，而在通向這一理想社會的過程中，主張實行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 革命，一舉消滅異化勞動和資本主義，從而一舉實現無產階級的人權、自由和個 性，而反對通過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革和社會改良逐步擴大工人階級的人權、自 由和個性)。如果說，馬克思當年是被逼無奈、別無選擇的話，那麽,蘇聯模式社 會主義的失敗已經證明，過高的要求和理想以及為實現此一要求和理想而采取 的過於極端的方法和手段，只能事與願違地導致相反的後果。當代中國勞動哲 學當然是一種“集體行動的邏輯”,但也應當吸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 義的一些合理成分，吸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處理勞資關系的經驗和方法，吸取 西方勞動科學的研究成果和合理內核，並結合中國國情，創造出中國特色的勞 動哲學、中國特色的勞動科學以及中國特色的工人階級和工會理論。

3. 從中國國情出發，對現代西方勞動哲學資源作出多角度和多層面的取舍

在方法論上，本書不是僅僅選擇某一種勞動哲學並摒棄其他勞動哲學，而是從三個視角或在三個層面上擇取現代西方勞動哲學資源：

(1)擇取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否定性維度、批判 性視角和基礎理論結構。這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對當代中國強資本弱勞動的 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正當反應，是工人階級保持人性尊嚴、追求社會最低公平、抵 抗超經濟剝削的戰略選擇，是以革命和罷工等激烈行動和最後手段對可能出現 的過度剝削和壓迫行使否決權——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奴隸起義、農民起義、 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已經無數次宣布了弱者的這項歷史權利和底線 人權。之所以說是“最後手段”、“底線人權”,是指不到走投無路、忍無可忍的 時候，被剝削和被壓迫者都不想使用和行使它們；被剝削和被壓迫者是否使用 和行使它們，取決於剝削者和壓迫者是否給人留下一條活路。當然，在當代文 明社會，強者們不一定會把弱者們逼上絕路，弱者們也不必行使最後的否決權， 這實際上也是對雙方都有利的情況，但弱者們不能不保留這項權利以防不測之 禍。不僅如此，弱者們也永遠有權利對資本和權力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不公進 行不間斷的批判和抗議，把壟斷性經濟和政治力量約束和限制在公眾勉強能夠 承受的限度和範圍之內。

(2)擇取社會民主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 勞動運動的替代性維度、建設性視角和中層理論結構。作出這樣一種戰略選擇 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人類是善於學習和糾錯的動物，他們完全有能力避免前 人犯過的重大錯誤，他們不必把前人走過的路亦步亦趨地重走一遍。我們中國 所要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全盤模仿19世紀自由放任的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於這樣的社會共識，執政黨、政府和社會各界就能形成一 種強有力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監督和制約中國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發 展。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社會民主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與 管理自由主義或管理資本主義之間正好處於一種既對立又統一、既對抗又合 作、既承認對方又限制對方的關系之中。也就是說，現代勞動運動的主流和主 要目標是用對資本主義的制約、管理、監督、參與來取代、替代對資本主義的全 盤否定和徹底摧毀，這樣，一方面社會生產和財富增長過程不會中斷，社會結構 不會崩潰，另一方面勞動運動也會得到一些實質性的成果，經濟、政治和社會結 構也會得到一些實質性的改革和進步。這是一個邊破壞邊建設而不是一個大 破壞之後大建設的過程。本書作者不希望中國重蹈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第九章 對各派勞動哲學的比較研究和綜合揚棄 245的老路，不希望出現劇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動蕩，而希望社會民主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成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

(3)擇取自由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參照性維度、開放性 視角和輔助理論結構。自由主義在資本哲學方面還是頗有建樹的，在勞動哲學 方面則少有建樹，因為現代勞動運動作為一種集體行動主要遵循平等主義和集 體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難以接受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盡管 如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把自由主義，尤其是管理的自由主義作為當代中國勞動 運動的參考系和輔助理論，理由是：第一，在勞動運動的歷史中，屢屢出現權力 集中和壟斷、官僚主義以及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民主權利的損害，對此，自由主義 和個人主義不失為一服有效的解毒劑；第二，勞動運動不能永遠停留在平等主 義和集體主義的水平上，不能永遠指望靠人數的優勢和群體的力量消解和彌補個體力量的弱小，也就是說，勞動運動要創造條件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得到 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讓每一個弱勢個體都變得強大起來。這樣一個更高的價值 目標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存在一致之處，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 可以成為勞動哲學和勞動運動的理論資源。

以上三個方面是互補的，共同構成當代中國勞動哲學的理論品質和思想張 力；針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可以而且必須突出強調和發展某一方面，但 這種互補關系應該始終保持不變。

二、恰當處理理論與實踐、宏大敘事與微小敘事、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之間的關系，破除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烏托邦主義與實用主義的二元對立

現代勞動哲學中一直存在著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烏托邦主義與實用主 義、目的論與工具主義、最高綱領論與過程論、建構主義與實證主義、意識形態 與常識等之間的對立和爭論，這種對立和爭論，既存在於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 社會主義之間，也存在於工聯主義與工團主義之間，還存在於工聯主義、合作主 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更存在於科學社會主義與工聯主義、合作主義之間。 這樣的對立和爭論，主要是由處於不同國家或不同歷史時期或不同階段或不同 階層的工人群眾的利益差別、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引起的，但也有認識論上的 原因，那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工會運動、合作運動的領袖們和思想家們，沒有達到一種方法論上的自覺，沒有很好地連接而是割裂了理論與實踐、宏大敘事與 微小敘事、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理想與現實、長遠目標與眼前利益等之間的關 系。龔帕斯和美國勞聯就頑強拒絕任何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從外面和上面指 導勞工運動，使得美國工聯主義具有強烈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操 作主義、改良主義和反社會主義色彩。與此相反，為了在經濟文化落後的俄國 獲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並實現社會主義，列寧就要求把無產階級先鋒隊布爾 什維克才具有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他對工聯主 義抱完全否定的態度。

眼下擺在本書作者面前的一系列難題就是，本書將要建立起來的理論體系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反映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利益訴求?如何 把西方現代勞動運動的經驗和理論與當代中國的勞動運動結合起來?作者本 人生活和工作在大學社區，遠離工廠、企業和工人社區，如何了解工人群眾的實 際生活狀況和真實的思想感情狀況?作者本人雖然出身勞動階級和社會底層， 但現在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地位上已經上升到社會的中層，還有資格和能 力代表處於社會下層和底層的工人群眾說話嗎?

具體到勞動哲學這門學科來說，由於它處於哲學與勞動科學之間，就要求 研究者既要具有深厚的哲學修養和哲學背景，又要具有豐富的勞動科學知識； 既要有較強的抽象思辨能力，又要有較強的經驗歸納能力，最好還要具備實證 調研能力。要求這樣高，可能是這麽多年來從事哲學研究和從事具體的勞動科 學研究的人兩方面都不願意涉足勞動哲學這一領域的重要原因。直到現在都 有人懷疑作者是否能夠建立一門勞動哲學，或者認為即使建立起來了，也不具 有什麽學術價值和實踐價值。

作者充分理解這種懷疑，並將始終以戒懼之心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盡力 避免或解決已經意識到並且很可能在研究中也會出現的問題。本人也不能對 自己要求太高，指望自己能夠一舉建立一個完備的勞動哲學體系並且能夠成為 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指導思想——如果一個學者這樣要求自己，還是趁早停住 為好，免得誤人誤己。作者覺得，作為一本草創之作，只要它能為後來者踢開幾 個障礙，鋪設幾塊磚頭，積累一點成功的經驗和一些失敗的教訓，作者就是可以 問心無愧的。

第十章 勞動一般

這一章要探討勞動的本質特征、勞動與其他人類活動的聯系和區別、勞動 在人類歷史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為勞動哲學體系確立一個出發點或邏輯起點。

第一節 勞動的本質

一 、勞動的本質和定義

給“勞動”下一個一般的定義，看似簡單，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歷史 上已經有過很多對勞動的定義，但還沒有哪一種定義是為所有人一致同意和接 受的，這實際上宣告了客觀主義認識論的破產：很可能並不存在一個自在存在 的事物的客觀本質或內核，即算存在，我們也不可能像逮住一只兔子一樣逮住 它，或者拿一面穿透萬物的照妖鏡鎖定它，因此，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客觀真 理和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在我們給勞動下定義時，我們每個人的視角、潛意識、立場、價值態度、方法等總是有些不同之處，於是我們便得出對於勞動的不 同的、獨特的規定，其中任何一種規定都是對其他規定的某種否定。

現代主義思想家們，從黑格爾、馬克思，到盧卡奇、布雷弗曼(Braverman), 都有一種關於勞動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s) 或宏大敘事(grant-narratives), 都 對勞動給出了明確的定義並從此定義出發解釋社會生活乃至整個人類歷史。 然而，正如吉布森 · 布瑞爾(Gibson Burrell)在《碎片化的勞動》 一文中所指出 的，在布雷弗曼之後，勞動過程理論陷人一種認識論上的碎片化，某些作者還陷入了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即本體論上的碎片化；導致這種碎片化的原因乃是 “真實世界”即現代生活世界本身已經碎片化和多元化了。後現代主義思想家 們認為，想把勞動世界的碎片重新整合起來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任何總體化 努力的結果無非是對已經碎片化的知識的一種新的補充，無非是增加碎片化的 清單而已。

吉布森 ·布瑞爾本人的觀點位於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 一方面，他承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男人與女人、勞動與資本、控制與抵抗的分裂所造成 的碎片化的力量的確是一個客觀的、必須承認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們固然不能 像前現代主義一樣對這一事實加以經驗主義的處理，但也不能像後現代主義一 樣對之落井下石；比較而言，現代主義仍然是一個可取的方案，為此，必須尋找 一種認識論上的整合(epistemological integration),並且同時尋找一些運行於不 斷增長的碎片化之中的本體論的力量(ontologicai forces)。退一步說，即使像後 現代主義所說的那樣，理論、視角和方法的多元性是一種正常的、健康的狀態， 那麽,總體化的努力至少也是其中一種必要而可能的視角。

本書接受吉布森 ·布瑞爾的觀點，理由之一是，總體化的努力、 一般理論範 式的建立，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而且可能的；理由之二是，中國現在正處於建構 現代性的過程之中，勞動、資本、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公民社會等仍然是我們值 得並且必須為之奮鬥的元敘事和宏大敘事，後現代主義的解構力量只是提醒我 們，不要把任何一種元敘事和宏大敘事教條化、絕對化，從而重新落入某種本質 主義和一元論的死胡同，而要對任何一種元敘事和宏大敘事保持足夠的批判和 反思；在現代主義的本質主義和一元論與後現代主義的碎片化和多元論之間， 還有一種合理的選擇，那就是在不同的元敘事和宏大敘事之間，實行哈貝馬斯 所倡導的“商談倫理”與羅爾斯所倡導的“交疊共識”。本書對勞動的定義也只 能被看作是一種假設性範式，旨在通過對話和商談與其他假設性範式之間達成 交疊共識。

柏拉圖的兩分法和亞里士多德的種加屬差法，奠定了定義事物的基本方 法：在某一事物與同類事物之間的共同點基礎上，找出它們之間的不同點，確定某一事物在其所屬系統中的位置、界限和特征。這是一個加與減同時進行的過 程：所謂“加”就是增加所定義事物的特殊規定性，所謂“減”就是把那些與所定 義事物不同的事物排除在外，這樣一加一減，就把所定義事物與其他事物區別 開來了，該事物的本質屬性就凸顯出來了。比如動物 →兩足無翼動物 →人(理 性的、制造與使用工具的兩足無翼動物)。對勞動的定義仍然可以采用這種方法 。

定義1:勞動是人類的一種特有的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特有的存在 方式這個定義表明勞動是一種人類活動和人的存在方式，而不是一種動物活動 或動物的存在方式。誠然，人也是一種動物，也有許多動物性的活動，但這些活 動如吃喝拉撒睡就不能稱之為勞動。誠然，吃喝拉撒睡這些動物性活動後來也 在很大程度上人化了，但因為最初使人區別於動物的是勞動而不是這些活動， 而且這些活動之所以能夠人化，也是建立在勞動基礎之上的，所以勞動與這些 活動的本質區別仍然是存在的。

定義2:勞動是一種運用體力、智力、知識和工具實際地改變外部世界和周 圍環境的對象性活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實踐活動人類特有的活動至少有兩種，主客觀相統一的實踐活動和沒有客觀化和對 象化的思維活動，勞動只能是第一種而不是第二種活動。誠然，實踐活動中一 定包含思維活動，而思維活動也會轉化為實踐活動的一個環節，但在很多時候 思維活動的確只停留在人的頭腦中，這種停留在人腦中的主觀思維活動就不能 稱之為勞動。

實踐是主客觀、主客體相統一的過程，實踐具有主觀性與客觀性、主體性與 客體性、創造性與對象性雙重特性，而單純的思維活動只具有主觀性、主體性和 創造性，而不同時具有客觀性、客體性和對象性。勞動無疑是一種實踐活動而 不是一種主觀思維活動，它必須同時運用體力和智力並且實際地改變對象 世界 。

流傳已久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劃分是不能成立的。雖然這種劃分可 能是想區分以體力為主、腦力為輔的勞動和以腦力為主、體力為輔的勞動這兩 種勞動形態，但這種概念上的截然兩分是不科學的，很容易使人產生雙重誤解： 一方面是忽視勞動的腦力、智力、知識、意識方面，另一方面又把處於主觀狀態而不改變客觀實際的意識活動也當作勞動，從而抹殺和取消實踐活動與精神活 動、對象性活動與意念活動的區別。如果需要對強調和突出體力的勞動與強調 和突出腦力的勞動作一個區別的話，不如使用簡單勞動和覆雜勞動這對不容易 使人產生誤解的、更為準確的概念。

定義3:勞動是一種運用體力、智力、知識和工具實際地改變自然界並生產 出滿足人類需要的物質財富的實踐活動，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作為人類 生存的永恒基礎的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是由人所主導的、有目的有意識地進 行的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和變換過程勞動是一種實踐活動，但並不是所有的實踐活動都是勞動，以社會結構、人 際關系和人本身為改造對象的實踐活動，如階級鬥爭、政治活動、社會管理活 動、社會交往活動、科學實驗、社會調查，還有教育、醫療、體育、娛樂、消費等人 本身的生產活動，不能稱之為勞動；如果我們把所有這些實踐活動都稱之為勞 動，則勞動概念與實踐概念就沒有什麽區別了。

定義3突出了勞動改造自然界、創造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的特 性，在哲學的層面上，把人類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系用“勞動”這個概念加以概 括和指稱，從而明確了勞動在人類全部活動和整個實踐活動體系中的本體論上 的優先地位，這對於我們認識人類歷史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意義。無論人類文明發展到何種程度，我們都始終要記住，人類依賴於大自然 而又必須改造大自然，只有物質資料生產即勞動才能實現人類與自然的這種對 立統一，其他一切人類活動和實踐活動都要以勞動作為基礎和出發點。

定義4:勞動是人們以自主或受雇的方式改造自然界並創造物質財富的直 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與自然界直接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和變換的活動 過程這是對勞動內核的最終把握，也就是說，雖然勞動是物質資料生產，但並非 所有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都是勞動；只有活勞動、直接生產勞動才是本質意義 上的勞動，而投資活動、資本運營活動，雖然也是重要的實踐活動，也是物質資 料生產過程和體系中的重要方面，但是，第一，它們只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改造 自然並創造物質財富的活動；第二，它們是物質資料生產體系中的“高層建築”, 而不是直接與自然界發生對立統一關系的“底層基礎”;第三，資本是死勞動，是 過去勞動的物化、積累和凝結，在歷史上，先有活勞動，然後才有死勞動以及轉化為活勞動之對立面的死勞動即資本。

至於企業管理活動，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資本雇傭勞動的情況下，它主 要是一種監督活動；在勞動雇傭資本(勞動管理型企業)的情況下，它屬於勞動 而且是一種覆雜勞動；在勞資共決或勞資合作的情況下，它具有半勞動半監督的性質。

到此為止，勞動的定義就顯得非常狹窄了。不過，這不應該被看成是這一 定義的弱點，而毋寧說是這一定義的優點。實際上，這一定義既是對人類活動 和人類實踐的同時性結構進行抽象分析的終極結果，也是對人類歷史的歷時性 結構進行追溯還原的終極結果：在人類歷史的開端，勞動乃是唯一的人類實踐， 後來所有的人類實踐最多只是以萌芽的形式蘊藏在勞動之中；勞動是人類歷史 的開端、發源地和原型，是打開社會歷史奧秘的鑰匙。

以上抽象思維過程如圖10-1所示：

圖 1 0 - 1 人類活動的基本結構

二、勞動與相關範疇的關系

現在我們可以簡單討論一下“勞動”範疇與相關範疇的關系了。

1. 勞動與實踐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實踐是一個表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諸多 相互關系的總體性範疇，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又被有些人稱為實踐哲學(包括 實踐本體論、實踐歷史觀、實踐認識論、實踐價值論),或實踐唯物主義。相比之 下，勞動雖然是實踐的原型，是最基礎的實踐活動，但在概念的外延上，勞動小 於實踐，只是實踐的一部分。我們再回顧一下整個西方哲學史，從亞里士多德 開始，“Practice”也遠遠大於和高於“Labour”。

但是，盧卡奇試圖從對勞動的結構分析中直接發展出一種社會存在本體 論，在他看來，正是勞動活動構成了主客體相互運動的辯證法和歷史的總體性， 並且只有創造這一總體性的勞動階級、生產者、無產階級才有能力了解這一總 體性。然而，沒有勞動固然就沒有主客體運動的辯證法和歷史的總體性，但僅 有勞動也是遠遠不夠的，從勞動中並不能自動地產生出人類歷史的全部豐富性 和統一性。盧卡奇晚年所奮力創作的、長達上百萬言的《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 論》所要表達的思想，其實相當單薄，用一個小冊子就可以概括和歸納出來。

有鑒於此，哈貝馬斯在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就對勞動的範圍、地位和 作用加之以諸多的限制，而突出了交往即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於勞動的獨立 性，突出了勞動之外人類生活的另一個領域：語言、象征、對話和交往的世界，這 個世界反過來對作為工具行為的勞動產生巨大的影響。交往理性取代了工具 理性的地位，交往辯證法取代了勞動辯證法的地位。

吉布森 ·布瑞爾對盧卡奇和哈貝馬斯作了一個比較：如果說盧卡奇只是強 調勞動的優先性或勞動的認識論優勢的話，那麽這對於理解歷史總體性的確是 必要的，但他對勞動過分強調以至於把勞動當作一只企圖從中擠出所有社會 學、政治學、經濟學內容的檸檬的做法，可以被恰當地稱之為勞動的拜物教化 (the fetishisation of labour);哈貝馬斯正確地限制了勞動的地位和作用，但也誇 大了交往對於勞動的獨立性，當他對交往和語言的使用提出了一套理想的規則 和理性主義的假定時，人們就有理由指責他犯有智力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毛病，正如聚焦於勞動可能遭受勞工至上主義(Workerism) 的指責一樣。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哲學界就有許多人試圖從勞動這一原點出發，重構 整個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後來甚至有人提出了“勞動歷史觀”的構想②,把勞動 作為一個包羅萬象的、能夠產生一切而一切又覆歸於其中的本體，作為一種普 遍的、無往而不勝的構成性原則。這顯然是重蹈了盧卡奇的勞動決定論、泛勞 動主義或勞動至上主義的毛病，更遠一點說，是重蹈了黑格爾主義乃至整個西 方傳統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毛病。但是，如果我們因此就 否定勞動在人類實踐體系中的基礎地位，而簡單地用交往、語言、權力、文化、知 識等來取代勞動作為某種構成性原則，就不過是用其他形式的一元論和決定論 來取代勞動決定論而已。比較合理的選擇，是在堅持勞動的優先地位的基礎 上，建立一種人類活動各個領域相互作用的總體性實踐辯證法。

2. 勞動與工作

勞動與工作(work,job) 經常是通用的，但勞動肯定是一種工作，而工作不一 定是勞動。我們把勞動界定為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那麽,很多工作，如資本的經營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文化工作等，就不是勞動。所謂工作，是指在一 定的社會分工體系中所從事的職業活動，因此，人類的絕大部分實踐活動，除了 以消費活動或人本身的生產為主的日常生活實踐外，都叫做工作或職業活動。 工作或職業活動，是一個其外延僅小於實踐的範疇，比勞動範疇的外延要大 得 多 。

人們通常不加區別地使用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這兩個概念，其實，社會分 工比勞動分工要大得多。的確，追根究底，所有其他的社會生活領域都是從勞 動領域分化出來的，但一旦這樣一種社會分工格局形成了，勞動分工反而只是 整個社會分工的一部分。凡是在社會分工體系中從事一定職業、履行一定職 責、得到一份報酬的活動，都叫做工作，不管它是不是直接生產物質資料的 勞 動 。

3. 勞動與生產

在日常語言乃至學術語言中，勞動與生產(production)經常是互換的，是一對同義詞或近義詞，而且兩個詞又經常連用而組成新詞，如生產勞動、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率等。人們對歷史唯物主義重新加以解釋時，傾向於 從對勞動的結構分析中，引申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範疇：生產力表明勞動的 技術方面和勞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生產關系表征勞動的社會方面和勞動 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這樣一來，“勞動”這個範疇也就等同於作為生產力與生 產關系之統一體的“生產方式”這個範疇了，只不過勞動是一個動態的對立統一 過程，而生產方式則顯得是一個靜態的對立統一體。

這樣的解釋對於恢覆歷史唯物主義的人類學向度和人本主義內容是很有 價值的，正像馬克思雖然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 矛盾運動把人類歷史當作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進程”,但他始 終也沒有忘記自己在《手稿》中所說的：“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 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勞動與 生產、生產方式是同義的。

不過，根據本書上文的論述，生產範疇在外延上是大於勞動範疇的：首先， 有些生產活動並不是物質資料生產，如人口的生產(實際上，在中文中，“生產” 的本義就是指小孩的分娩，後來才引申到其他類似於小孩分娩的活動),如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現在，知識、文化的生產已經成為一個產業了);其次，物質資 料生產包含著比勞動更多的內容，誰也不能否定投資和資本經營活動在物質資 料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們肯定不能把投資和資本經營活動稱之為勞動 。

此外，生產範疇小於工作範疇，因為很多工作或職業活動，如政治和社會管理活動，不能叫做生產活動。

根據上述論述，實踐、工作、生產、勞動這四個範疇的關系可以用下式表示：

實踐>工作>生產>勞動

第二節 勞動的悖論

人類本身就是宇宙中最自相矛盾的存在：它來自自然而又力圖超出和改造 自然；它秉有自然賦予它的本質同時又不甘於被自然外在地規定自己的本質而 力圖自己規定、選擇和創造自己的本質。人類的這種矛盾境遇和矛盾本性到處 表現在人的活動尤其是勞動活動之中，勞動到處表現出自相矛盾的特性，而勞 動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些矛盾不斷產生、解決、再產生、再解決的過程。

一 、物質性、客體性、對象性與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的矛盾運動勞動是有目的、有意識地改造自然物質世界的活動，是物質與精神、客體與 主體、客觀對象與主觀創造、被動(受動)與主動(能動)等的對立統一過程。勞 動的物質性、客體性、對象性表現在，勞動不是主觀思維過程，而是與客觀物質世界實際地發生相互作用的過程，而勞動的產品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把已有的 自然物質元素按照人的需要和構想組織和結合起來。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 創造性表現在，勞動是有目的、有意識、有計劃地進行的，並且能夠創造出自然 界本身不存在的自然物質結構和功能，從而滿足人類所特有的需要。

要把兩種如此不同和對立的性質有機地結合起來，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實際上，能夠實現物質性、客體性、對象性與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完滿統 一的情況，是很少見的。

在原始社會，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只是處在萌芽狀態，采集和狩 獵這兩種主要的勞動和產業，都是獲取自然界提供的現成的食物；在古代社會 (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雖然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有了較大的發展， 但勞動的物質性、客體性、對象性方面對於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方面 仍然處於主導地位，畜牧業和農業一方面高度依賴自然地理條件(土壤、氣候、 陽光、水資源),高度依賴植物和動物的生長節律和生死循環規律，也就是說，高 度依賴外部自然力，另一方面，也高度依賴內部自然力即人的體力，科學技術和 生產工具還沒有成為主要的生產力。

近代以來，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和創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發展。

在哲學和基本價值觀上，人本主義壓倒了神本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壓倒了自然 中心主義；在經濟生活領域，工業文明取代了農業文明，科學技術和機器體系 (物化的科學技術)成為主要的生產力，對自然改造的強度、廣度和深度都大大 地增加了，物質財富如井噴一樣湧流，這些財富主要不再是保留原來自然形態 的產品，而是通過對自然物質元素進行重組和構型而形成的自然界本身並不存 在的人工制品；在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人們不再受神的意志、習俗、血緣和地 緣關系、森嚴不變的等級制度等異己力量的統治，而是主動積極地改變社會關 系、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通過立憲、立法及主體之間的社會契約來管理社會生 活。然而，作為對傳統社會的一種反動，現代社會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精神性、 主體性和創造性原則完全壓倒了物質性、客體性和對象性原則，從而導致了極 為嚴重的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由此又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 一個悖論出現 了：人的精神性、主體性和創造性的極度發展使人類自己走到懸崖的邊緣，面臨 著毀滅的危險。有鑒於此，後現代主義哲學和文化對現代主義哲學和文化進行 了全面的反思，甚至全盤否定和顛覆了現代性，人、人性、理性、主體性等現代主 義所張揚的一切宏大話語和價值目標紛紛慘遭解構。

當然，後現代主義只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消極的反動。比較可能的出路是 在繼承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即在保持和發揚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 和創造性的前提下，恢覆勞動的物質性、客體性、對象性，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 和統一，也就是馬克思所展望的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的實現了的人道 主義的統一。

二、因果性與目的性、合規律性與合價值性的矛盾運動

這是上述第一個矛盾的深入展開，因為勞動的物質性、客體性和對象性集 中體現為勞動的因果性和合規律性，而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和創造性集中體 現為勞動的目的性和合價值性。

黑格爾較早觀察到勞動過程中因果性與目的性的關系，他在1805~1806 年的耶拿大學的講稿中寫道：“人利用大自然自己的活動例如鐘表發條的彈性、 水、風等，在大自然的感性的此在中作出某種與大自然本來想做的完全不同的 事情，大自然的盲目作為被人變成了合乎目的的作為，變成了大自然本身的對 立面”,而且人“讓大自然自己改變面貌，自己在旁邊觀看並不太費力地導演著這一切……”盧卡奇評論說：“黑格爾正確地看到了這個過程的兩重性： 一方 面，目的論設定‘僅僅是’利用大自然自身的活動；另一方面，人轉變這種活動使 之變成自己的對立面。在沒有從自然本體論上改變其基礎的情況下，這種自然 活動變成了被設定的活動。這樣，黑格爾就描述了勞動過程中的自然因果性所 起作用的一個在本體論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方面：自然對象和自然力在沒有經歷 內在變化的情況下，就產生了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勞動著的人能夠把自然對 象和自然力的屬性及它們的運動規律納入一些全新的組合之中，使它們具有全 新的職能和作用方式。但是，由於這些只能在自然規律的本體論上不可揚棄的 範圍內進行，因此，自然範疇的唯一變化僅僅在於它們——在本體論的意義 上——被設定；它們的被設定的存在乃是被納入其規定作用的目的論設定的中 介，這樣，從所設定的因果性與目的論的相互交織中同時就產生了一種統一的 同質的對象、過程，等等。這就是說，自然和勞動、手段和目的就造成了某種自 身同質的東西：勞動過程以及最終的勞動產物。”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這一思想，進一步在因果性與目的性的張力場中界 定勞動：一方面，人的勞動“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 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 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另一方面，由人的目的所設定 和主導的勞動過程仍然是一個嚴格的因果過程，並且必須嚴格依據自然界的因 果規律，勞動的成功正在於自覺地、有目的地、有效地利用自然規律，而不是肆 意改變和違背自然規律。

盧卡奇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思想又有更為深入的發展：

1. 目的論設定

目的論貫穿於整個勞動過程之中。與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在所有其他存 在形式中都發現了目的不同，馬克思嚴格地把目的論限制在勞動(社會實踐)領 域，並且指出，社會存在的形成過程、它對自己的基礎的超越以及獲得獨立的過程，都是以勞動，就是說，都是以不斷實現目的論設定為基礎的。

2. 目的的設定要落實於對因果性的設定

自然界的因果規律不顧人的目的而自在地發生作用，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 的，就要把自在的因果關系變成為我的因果關系，變成為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 從而使目的和因果兩種本來異質的東西發生相互作用並產生某種同質的結果 即勞動產品：“設定的目的能否實現，這僅僅取決於在確定手段時究竟在多大程 度上把自然的因果性轉變成了——本體論意義上的——設定的因果性。目的 的設定產生於社會的人的需要；然而，為了使它成為一種真正的目的設定，對於 手段的確定，即對於自然的認識，必須達到一定的與這些手段相適應的水平；如 果這些手段尚未獲得，那麽,目的的設定就僅僅是一項烏托邦工程， 一種夢 想。”②手段對於目的的意義不僅在於沒有手段就不可能實現目的，還在於手段 是使勞動過程的結果得以固定下來、使勞動經驗得以延續下去、使勞動得以向 更高階段發展的主要社會保障，因此，雖然在每一次具體的個別的勞動過程中， 目的總是統治和調節手段的，但從具有歷史連續性和歷史發展的整個勞動過程 來看，手段與目的的等級關系就發生了一次極為重要的顛倒。這是對黑格爾 關於手段和工具比有限目的和直接享受更尊貴更持久思想的精彩發揮。

3. 因果性設定是人對自然資源的選擇、組合、重構、造型

人不能創造或消滅物質，也不能創造或消滅自然規律，但可以從自己的需 要和目的出發，利用自己的體力、智力和工具的力量，改變自然物質要素的排列 組合方式，從而“制造”出自然界本來沒有的物質存在形態或形式(“人工產 品”),它們具有滿足人的特殊需要的特定功能。這里既有認識論上的可選抉 擇，也有本體論(存在論)上的可選抉擇。首先，人們從利用和改造客觀世界的 目的論設定出發，對無窮無盡的自然對象和自然過程進行認識論上的選擇，以 不斷提高的準確性、細致性、層次性去感知那些對目的論設定有意義的事物和 因素，而讓那些對於目的論設定並無重要性的事物和因素退居成為暗淡的背 景。然後，根據這種選擇性認識，人們可以有意識、有計劃地讓自在存在的事物和因素之間發生主體所希望的關系，形成主體所規劃的關聯。這里的關鍵是， 自然界的因果聯系並不是像鏈條一樣單向的、 一環扣一環的、外力無法插進的 必然性，而是由雙向、多向力量構成的相互作用，其中包含著種種不確定的可能 性。這樣一個可能性王國才會給人的目的論設定提供可選抉擇的廣闊的回旋 余地，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因果性與目的性、合規律性與合價值性之間的結合。

4. 個人勞動的目的性與社會勞動體系的因果性的矛盾

雖然個人的勞動無疑具有目的論性質，然而，由無數這樣的勞動所形成的 共同作用和相互作用，卻始終具有純粹的因果性質。如何在社會層面上實現 勞動的目的性和因果性的結合，至今仍然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有待解決的問題。

鑒於人類有目的的勞動活動所導致的種種不符合和違背人類生存和發展 目的的嚴重後果，如自然界對人類的報覆和懲罰、人類由於過度爭奪自然資源 而產生的戰爭和殺戮，如何解決勞動活動中因果性與目的性、合規律性與和價 值性的矛盾，便成為整個人類所面臨的共同的和首要的問題。然而，並不是所 有人都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即使很多人認識到了，各國各民族之間也 遠遠沒有建立一種解決這一問題的共同的、有效的機制和制度。發達國家固然 不願放棄其經濟上的領先地位，它們通過把那些破壞自然和生態環境的低端產 業轉移到不發達國家來重建自己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不發達國家則不惜通 過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方式奮力追趕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距離。於是，這 個問題便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三、被動謀生性、外在強制性與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的矛盾運動

人不僅受到外部自然界及其規律的制約，而且受到內部自然界及其規律的 制約，這主要表現在，人是有死的生物，和動物一樣服從支配身體的物理學、化 學、生物學規律，像動物 一樣貪生怕死、趨利避害，像動物 一樣需要吃喝拉撒睡； 迄今為止，物質需要、生理需要、自然需要，仍然是絕大多數人首要的需要。這 就決定人的勞動首先具有謀生的性質，首先是被物質需要和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推動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勞動是人們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從事的活動，而 不是因為勞動本身具有什麽吸引力，以致當人們可以用非勞動的方式解決謀生 問題時，人們會像逃避瘟疫一樣地逃避勞動。可見，迄今為止，勞動對大多數人 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強制性。

然而，就是在這種被強制性地進行的勞動過程中， 一種新的、我們可以稱之為主體性的人類潛能在悄悄地、慢慢地生長發育起來，發展到後來，這種人類潛 能，就其本身也要求得到實現和滿足而言，它也成為一種內在的需要，一種真正 的人性需要。主體性這種內在的人性財富最初是作為滿足人的自然物質需要 的手段而出現的，到後來它卻表現出自為目的的趨勢。人的內在的主體性外化 為、實現為改造自然的工具體系，因此，黑格爾對於人的作為勞動目的的物質需 要的滿足與作為實現這一目的手段的生產工具之間的關系的論述，也完全適用 於人的物質需要與人的主體性之間的關系：“手段是推論的外在中項，而推論則 是目的的實現；因此，手段中的合理性在手段那里宣告自己是這樣的合理性，即 在這個外在的他物中並正是通過這種外在性而保存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手段 是一個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東西； ——犁比犁所造成的、作為目 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貴些。工具保存下來，而直接的享受則會消逝並忘卻。 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盡管就他的目的說來，他倒是要 服從自然界的。”為什麽物質需要的滿足只是一種外在的、有限的目的?因為 受物質需要支配的人正好是服從於內在的和外在的自然界的人，相比之下，主 體性需要和潛能倒是一種真正內在的乃至無限的目的，具有這種需要和潛能的 人能夠憑借自己所制造的工具而支配外在的自然界，能夠憑借自己的精神力量 控制內在的自然界。

任何歷史階段和任何人的勞動都同時具有被動謀生性、外在強制性與自由 自主性、自我實現性。這兩種屬性是彼此對立的，以致迄今為止在大多數人那 里，勞動的被動謀生性和外在強制性壓倒了勞動的自由自主性和自我實現性， 只有在較少的人那里出現了相反的情形；這兩種屬性又是相互依存的，因為正 是在謀生勞動中積累和發展了人的主體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反過來， 又正是這後一方面的發展，才極大地提高了勞動滿足人的自然物質需要的能力 。

比較樂觀的預期是，勞動的被動謀生性、外在強制性逐步降低，而勞動的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逐步提高，直到前者服從於後者，而後者成為勞動的主導 屬性，直到實現席勒、傅立葉、馬克思等人所展望的勞動成為遊戲、樂趣和生活 的第一需要的理想程度。令人憂慮的是，人類在達到這一理想之前，很可能因 為殘酷的生存競爭而同歸於盡了。人類目前應該並且可能做到的事情是：

第一，在共同的生存威脅面前，節制自己的物質需求和物質消費欲望，在尊 重和保護自然的前提下合理地、適度地索取和生產所需要的物質資料。

第二，在物質需要得到簡樸而健康的滿足的前提下，自覺地甚至帶有自我 強制性地把自己的需求結構提高到以精神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為主的層次，這 些需要的滿足消耗較少的資源，具有“邊際成本遞減”和“邊際收益遞增”的特 性。這是一種更加人性化也更能夠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存方式。

這是一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轉變，如果不是地球上絕大多數人達成 一種基本共識，這一轉變是不可能實現的。

四 、社會性、總體性、 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與個人性、個體性、個別性、特殊性、具體性的矛盾運動

勞動不僅僅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而且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或 交往過程，因為像原子一樣孤立自在的個人是不可能完成勞動過程的，任何個 人的勞動都具有社會性，任何個體的勞動都具有總體性，任何個別的勞動都具 有一般性，任何特殊的勞動都具有普遍性，任何具體的勞動都具有抽象性。看 似孤立的勞動如魯濱遜的勞動，其實包含深厚的社會內容，反過來說，看似鐵板 一塊的集體勞動，如拉纖、打夯、流水線作業，無不以個人的最低限度的自主性 和自由意志為前提。下面就幾個方面作一點展開論述。

1.分工與協作之間的矛盾

即使是最原始的勞動，如用粗笨的石器打死一頭野豬，也有簡單的分工和 協作。分工要求個人負責和完成一定的動作和任務，協作要求承擔不同任務和 職能的人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相互補充，結合成為一個緊密的共同體。正是分 工和協作，極大地放大了個人的生產力，使系統之和遠遠大於個人力量的簡單 相加。人類先是本能地感知到然後是自覺地意識到分工與協作的神奇作用，於是有意無意地使分工更加細致，與此同時，也使分工基礎上的協作更加緊密。 現代經濟就是一個龐大的分工協作體系； 一方面，國民經濟分為許多產業，同一 產業分為許多行業和職業，同一行業和職業又分為許多道工序，同一道工序又 分為許多崗位；另一方面，崗位之間、工序之間、行業和職業之間、產業之間又是 緊密依賴和聯結在一起的，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經濟系統也會出現問題。

分工與協作的確是互補的和相互促進的，然而，這種互補和相互促進卻並 不是自發的和自然而然的，並不存在什麽“先定的和諧”,如果缺乏有意識的計 劃、管理、調節、控制，到處可見的倒是崗位之間、工序之間、行業和職業之間、產 業之間的脫節、分離、相悖乃至嚴重的沖突。

2. 個體勞動生產力與總體勞動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勞動的分工和協作的發展，直接導致個人、個體的勞動生產力與總體(集 體、社會、人類)的勞動生產力的不同步的發展。誠然，總體生產力的發展歸根 結底來自於個體生產力的發展，但迄今為止，總體生產力的發展並不是來自於 各個個人的生產力的平等而自由的發展，反而更多地來自個人生產力的不平等 和不自由的發展：首先，分工使個人能力和生產力得到專門化的、專業的發展， 但也導致非常片面的和單調的發展，以致很多人整個一生都局限在某個勞動崗 位上，而對勞動世界的全過程和結構一無所知；其次，人們之間在勞動生產力上 的發展是極不均衡的，有流動和上升機會的人能夠得到較大和較全面的發展， 而許許多多沒有這種機會的人則陷入愚鈍無知之中，淪為機器體系上不足掛齒 的齒輪和螺絲釘。

於是，出現了馬克思所指出的類的力量的擴張和個人力量的萎縮之間的二 律背反：人類生產力的壯大和個人的無能為力、人類需要和能力體系的豐富和 個人的貧弱，正像馬克思所沈痛地描繪的：“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 少；他創造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 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 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鈍，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

3. 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

在分工與協作構成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的個別、特殊、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作為個人勞動總和的社會的一般、普遍、抽象勞動創造交換價值。由於 交換成為產品實現自身價值的絕對中介，以致當某種產品不能取得交換價值 時，即使這種產品可能的使用價值非常高，它也無法實現自己的功能，從而成為一堆實際上沒有使用價值的廢物；反過來說，由於交換是一個非常覆雜的過程， 由於交換過程中產生新的利益驅動，交換價值便經常遊離乃至背離於使用價值 之外，以致許多使用價值不高乃至沒有什麽使用價值的東西卻獲得了很高的交 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一種高層建築和一個抽象王國，它固然能夠有力地推廣、 擴大、普及使用價值，但也很容易從中產生出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 。

比較樂觀的預期是，人類在解決分工與協作、個體生產力與總體生產力、使 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等一系列矛盾的基礎上，實現勞動的社會性、總體性、 一般 性、普遍性、抽象性與勞動的個人性、個體性、個別性、特殊性、具體性的統一。 這一對矛盾的解決，與勞動的前三對矛盾的解決是互為條件的。

第三節 勞動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勞動哲學不僅要解釋勞動的本質和自相矛盾的特性，而且要進一步探討勞 動在社會生活和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勞動範圍的絕對擴大與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

所謂勞動範圍的絕對擴大，是指人類改造自然界的廣度、強度、力度和深度，人類勞動的平面的和立體的、橫向的和縱向的半徑， 一直在並且還將要不可 遏制地增加。所謂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是指勞動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結構 中所覆蓋的範圍、所占有的比重已經並正在逐步縮小，相對而言，人類其他的實 踐活動和社會生活的範圍已經並正在逐步擴大。

這似乎是兩種方向相反的運動，但其實是指向一個方向：人類自由的擴大 和人類文明的發展，這是因為，第一，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恰好是勞動範圍的絕 對擴大的結果，相反，人類與自然的物質變換的範圍越狹窄，人類改造自然的程 度越低，勞動在人類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的邊界就越寬、比重就越大，乃至勞動就是唯一的和包羅萬象的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第二，其他人類實踐和社會 生活的發展，如政治實踐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會管理的科學化和人性化、文化 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等，反過來也在極大地推動勞動生產力的發展。

並不是每個人都理解了這種相反相成的運動。很多人看到勞動改造自然 界的範圍的絕對擴大，就誤以為勞動在社會生活中的範圍和邊界也在絕對擴 大，於是在人們的潛意識和意識中，自覺不自覺地出現了勞動概念的泛化。

一是把勞動混同於生產，於是進行人口再生產的家務活動被稱之為“家務 勞動”,進行精神文化產品生產的活動被稱之為“腦力勞動”或“精神勞動”,政 治活動被稱之生產公共產品和服務，進而又被稱之為“管理勞動”。如果順著這 一邏輯，性愛活動能夠“生產”出小孩，那麽男女戀愛和做愛也是一種勞動了。

二是把勞動混同於工作或職業，於是舉凡一切在各個社會生活領域提供一 定的投入、產出並獲得相應報酬的職業活動，都被稱之為勞動。日常用語和學 術研究中經常提到“不勞動者不得食”、“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 勞不得”,實際上都是把勞動等同於工作或把一切工作等同於勞動了。為了與 黃、賭、毒等非法牟利活動相區別，我們可以把工作或職業界定為是合法的謀生 或營利活動，但許多這樣的活動也顯然不能稱之為勞動。例如，股票交易活動 也要付出一定的體力而且要付出極高的智力，這種活動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很 高的回報並且因為繁榮了資本市場而促進了市場經濟和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 這是一種合法的並且受到社會鼓勵和保護的工作或職業。我們還經常在各個 彩票售賣點上看到若幹彩民在非常認真地從事他們的職業活動。社會上還有 許許多多與物質資料生產沒有直接聯系的工作或職業活動，它們都要付出一定 的體力和智力，都在為社會提供這樣或那樣的產品和服務，都在以某種方式推 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它們都叫做“勞動”。

面對著勞動概念的泛化，本書堅定地把勞動界定為活勞動或直接的物質資 料生產，這樣一種活動的確在絕對地增長和壯大其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在人類 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也的確在相對地縮小自己的範圍和邊界。

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labour”的本義是指分娩時的痛苦(與中文“生產” 的原意同義),也指人的身體的令人焦慮的損傷、張力、壓力、重負等狀態，因為 人最初的確主要是運用其體力去與比自己更強大的、異己的自然力量作鬥爭 的。漢娜 · 阿倫特研究過勞動的這種早期狀況，並且建議保留“勞動”這個名詞用以表達人的生產活動的引起麻煩的方面。古希臘和中世紀把勞動看作是由 奴隸或窮人所從事的卑賤的養家糊口的活動，而把自由人的擺脫了謀生壓力的 活動叫做“Art”。這種理解雖然帶有階級的偏見，忽視了勞動所包含的主體性 和個體性內容，但還是比較忠於勞動的詞源學意義，強調了勞動所具有的直接 地改造自然的含義以及勞動的辛苦與艱難。無獨有偶，中國古人也很強調勞動 的這一方面(參見本書第八章的相關論述)。本書認為，應該在繼承對勞動的這 一傳統理解的基礎上，確定現代勞動的範圍和邊界。

作者反對用勞動泛指一切生產活動、經濟活動、職業活動、實踐活動，這並 不是要讓勞動保持在某種原生狀態或停留在某種原始水平上，實際上，現代勞 動在量和質兩方面都遠遠超出了原始的和古代的勞動。首先，雖然勞動在現代 人類生活結構中的比重已經並還在不斷降低，但現代勞動的絕對量和總量已經 千百倍地大於原始勞動和古代勞動了；其次，現代勞動在質上也已經無可比擬地高於原始勞動和古代勞動，這主要表現在現代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 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正在上升為主導的方面，智力與知識要素、科學技 術和管理要素正在成為主要的勞動生產力。因此，如果說在原始和古代社會， 只有那些利用簡陋的工具、運用初級的經驗知識並受血緣和地域條件制約的物 質資料生產才叫做勞動，那麽,在現代社會，物質資料生產已經發育和發展為分 工極為細密、層次極為豐富、結構極為覆雜、範圍極為廣大的網絡體系，所有加 入這個網絡體系的活動，除了資本的投資經營活動，都可以叫做勞動，即直接的 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那些體力支出雖然很小但直接加入物質財富產出鏈條的科 學技術活動和組織管理活動，也是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勞動，而且是比較高級的覆雜勞動。

當然，在現代社會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與其他生產活動、經濟活動、職 業活動、實踐活動密切聯系和依賴、相互轉化和滲透的情況下，要在勞動和其他 活動之間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是不可能的，在兩者之間會有一塊比較模糊 的區間，其間的很多活動兼有勞動和其他活動雙重性質。但是，不管怎麽說，離 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比較遠的活動，就不再屬於勞動的範圍了。

二、勞動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厘定了勞動的性質、範圍和邊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探討勞動的地位和作用了。

1. 勞動是一種最核心、基本、關鍵和重要的實踐活動

前文我們把人類實踐活動劃分為四種：物質資料生產、社會變革活動、文化 產業活動和日常生活實踐。在這四種實踐中，迄今為止，物質資料生產仍然是 人類第一位的實踐活動，這不僅僅是因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自然界的永恒 的制約，只有物質資料生產才能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人類的其他實踐提供 物質條件，而且還因為其他實踐活動最初都是從物質資料生產中發展出來的。 我們又進一步把物質資料生產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即勞動和資本經營活動， 其中勞動對於資本經營活動具有本體論的和歷史的優先性：被開發的土地等自 然資源、生產工具、作為交換媒介和儲藏手段的貨幣等生產條件和生產資料是 積累和凝固起來的活勞動，是勞動的產物；只有在相當發達的勞動分工和交換 的基礎上，資本才能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被產生出來並被運營起來，雖然被集 中經營的資本相對於分散的勞動表現出強大的優勢，但資本之所以能夠被集中經營，本身又是分散的勞動長期積累的結果。

2. 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世界和社會結構的基礎

前文我們把人類活動或人類生活劃分為人類特有的活動和人類的動物性 活動，又把人類特有的活動劃分為人類的實踐活動和人類的精神活動。人類的 動物性活動、實踐活動和精神活動，就構成人類生活的總和，構成人類的生活世 界和人類社會，而勞動正是這座宏偉的建築物的基礎。事情正像馬克思所說 的，只要人類停止勞動哪怕是一年的時間，這座建築物就會轟然倒塌。我們不 妨反過來想一想，在人類的所有活動中，人類的動物性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 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精神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 能!人類的政治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文化產 業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夠作 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資本經營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 界的基礎嗎?不能!這一切被排除之後，只剩下勞動可能具有這樣的功能，而 勞動也真的具有這種功能———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為此作證： 一旦我們失第十章 勞動一般 269

去勞動提供給我們的吃穿住的資料，我們就會被活活地餓死和凍死；我們的確 需要其他人類活動所創造的條件才能夠活得更好一些，但沒有勞動所創造的生 活資料，我們連活著都是不可能的。

三、勞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說過所謂世界歷史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恩格斯也說過 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並相信可以在勞動中找到打開社會歷史奧秘的鑰匙。在這 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可以說是一種勞動主義歷史觀(勞動史觀), 或勞動決定論，或勞動一元論。不過，從馬克思、恩格斯也很重視政治上層建築 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能動作用而言，勞動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受到限制的。借鑒 19、20世紀其他歷史哲學的成果，我們試圖重新確定勞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

1.勞動是人類歷史的出發點、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並不能決定和解釋一切

勞動使人直立行走從而擴大了人的視野和腦容量，勞動使語言交流成為必 要並得以實現，勞動創造了人賴以生存和進一步發展所絕對必需的物質財富， 勞動過程孕育了人類全面發展的萌芽，勞動使人與自然對立起來又使人與自然 相統一……所有這些都表明勞動是人類歷史的當之無愧、無可替代的出發點、 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出發點並不預先決定終點，入口並不是出口，奠基石並 不等於整個建築，從母腹中產生出來的兒女後來會長大成人並成為獨立的個 體。問題的關鍵在於，從勞動這一原點中分化、分叉、滋長、蔓延出來的東西，如 語言、巫術、宗教、政治、戰爭、法律、習俗、社會管理、社會交往、科學、技術、哲 學、藝術等實踐形式和生活領域，後來都得到了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促進勞 動的發展，這些東西是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勞動諸要素的；它們和勞動有千絲萬 縷的聯系，但又具有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地用勞動發展的邏輯和辯 證法去說明它們本身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

最初，正是勞動的發展使這些非勞動領域的產生和發展成為必要和可能， 但人類的創造力一旦投入到這些領域，這些領域就不僅在範圍上不斷擴展起 來，而且在地位和作用上也不斷提高起來。於是，就在這些領域之間以及這些 領域與勞動之間形成了極為錯綜覆雜的相互作用。當然，相互作用並不等於各個領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它們交替地起主導作 用，有時是革命和戰爭，有時是經濟制度的改革和發展，有時是科學技術，有時 是思想意識形態，而勞動則始終是所有這些矗立於其上的基礎。

2. 勞動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但不是唯一的動力

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並且至今 仍然是主要的動力。馬克思主義指出，勞動生產力推動了科學技術的變革，推 動了生產關系的變革，推動了政治制度、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變革，推動了人 們的社會心理、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那麽,又是什麽推動了勞動生產 力的發展呢?是人類與自然的永恒矛盾，是人類物質需要的永不滿足和物質財 富的永恒匱乏。這樣的一幅歷史畫卷看起來是脈絡清晰、簡明扼要的。

但這種分析對於深思熟慮的頭腦來說還是過於簡單的。它至少忽視了另 外兩種推動歷史運動變化的力量：精神的創造力量和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前一 種力量在性質上高於勞動生產力，後一種力量在性質上低於勞動生產力。

精神的創造力量來自於又高於勞動生產力。勞動本身中包含了精神的創 造力量，但勞動中的精神創造力量是局限於當前勞動過程、服從於眼前利益和 目標的，因而是受到很嚴格的限制的。從勞動中分化出去的精神創造活動則超 越了物質利益的局限和當前勞動任務的限制，而取得無限發展的自由和空間， 使得人類創造出輝煌燦爛的精神文化，這些精神文化表面上是不實用的甚至是 無用的，但卻通過種種管道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勞動過程中去了，從而大 大地提升了勞動的水平、層次、生產力和財富創造能力。

如果說精神的創造力量是與勞動生產力呈正相關的，它們共同推動了人類 歷史的進步，那麽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則是與勞動生產力呈負相關的，它破壞了 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把人類歷史拉向後退的方向。

反精神的破壞力量主要有兩種：暴力和狡智。

我國當代歷史學家吳思通過對中國歷史的解讀，提出了著名的“血酬定 律”,揭示了暴力在歷史中觸目驚心的地位和作用。

所謂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報酬，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系。 從晚清到民國，吃這碗飯的人比產業工人多得多。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所拼搶的東西，這就是“血酬定律”。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麽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 報酬，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報酬、利息是對資本的報酬、地租是對土地的報 酬。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拼搶目標的價值。如 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 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②。

為了將暴力行業性命交易中買主和賣主兩大集團區別開來，我們稱皇帝、 軍閥、匪首等暴力集團首領為“血本家”,稱賣命的士兵為“賣血者”。血本家在 招兵買馬之後就對平民百姓獲得了生殺予奪的暴力強權，平民百姓要想活下 去，就要向血本家繳納貢賦或保護費。

血酬第一定律：匪變官。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血酬第二定律：官變匪。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 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血酬第三定律：匪變民。隨著血酬逐步降低，生產行為的報酬相對提高，土 匪可以轉化為農民。

血酬第四定律：民變匪。假定血酬不變，隨著生產收益的減少以致消失，大 量生產者將轉入暴力集團。

血酬第五定律：變法改制。為了追求血酬的最大化，土匪既然願意建立保 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麽,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 者也應該願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暴力靠硬搶，狡智靠巧奪。仿照吳思的“血酬定律”,我們也可以在歷史的 生存遊戲中發現某種叫做“狡智取酬定律”,而且這條定律起作用的範圍和程度 一點不弱於“血酬定律”。

血淋淋的歷史還告訴我們，在很多時候，靠發展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並不能遏制和戰勝狡智和暴力，勞動者和創造者為了奮起反抗、戰勝邪惡，也不得不使用狡智和暴力的手段。馬克思就說過，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批判 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於是，階 級鬥爭和用正義的暴力武裝反抗邪惡的暴力就構成了另一條歷史的進化路線， 補充了勞動推動歷史進化這一條主線。我國當代作家姜戎在其蜚聲中外的《狼圖騰》一書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勞動創造人”的命題是片面的，必須補充“戰鬥創造人”這個命題。

第四節 揚棄勞動一元論與多元相對論之間的對抗

在我們討論勞動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時，經常會碰到一元論和多元論的對立。

一、一元論歷史觀和多元論歷史觀的得失比較

曾經出現過許多解讀歷史的決定論，如理性決定論、地理環境決定論、人口 決定論、遺傳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技術決定論、制度決定論、勞動決定論、階級 鬥爭決定論、暴力決定論、意識形態決定論、語言決定論等。依照西方形而上學 的傳統，決定論的思維邏輯是，通過對自然和歷史事實的分析，找到某種最初 的、不可分的本原或本體，再從這種本原或本體出發，演繹和發展出萬事萬物及 其運動、變化、發展，於是，世界(自然、歷史和精神)就成為一個具有明確的因果 順序和必然規律的過程。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分別是古代決定論和近代決定 論的代表人物。

所有的決定論無一例外全都是一元論，因為只有一元論才能保證向後的追 溯(直到找到最後原因和最終動力)和向前的推進(直到實現最高目的)始終是 在同一條線上，因而一切都是被決定的和可以理解的。

決定論和一元論滿足了人類追求唯一的世界真相和本質的理性需要，也滿 足了人類在世界上尋求某種安全可靠的基礎的心理需要，因此在歷史上曾經占 有絕對統治地位。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生活中的多元性、特殊性、偶然 性、不確定性，尤其是人類活動的主觀性、自主性、自為性、選擇性、創造性，不斷地顯現出來，並且拒絕被納入某種一元論和決定論的框架和模型之中，拒絕被 還原為某種一元而又普遍的必然之物。於是，多元論、偶然論、自由意志論、自由選擇論、解構主義、相對主義等種種“反形而上學”的、非決定論的世界觀、歷 史觀、價值觀便應運而生了，並且日益成為主流的思潮。但是，多元論和非決定 論固然一時之間滿足了人們另一種追求豐富性、全面性和覆雜性的理性需要， 也滿足了人們尋求個性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心理需要，卻帶來了非常嚴重的負面 後果，那就是世界、歷史和人生重新陷入某種不可認知的混亂狀態，而“什麽都 行”的犬儒主義價值觀也大行其道。

二 、建立“以勞動為軸心的多元互動論”

勞動主義歷史觀或勞動史觀、勞動一元論或勞動決定論，像其他歷史一元 論和歷史決定論一樣，提供了一種解釋歷史的模型和範式。應該說，這種歷史 觀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對於歷史的比較完整和自成一體的解釋，加深了人們對歷 史的認識，其對勞動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強調，也使之成為現代社會 主義運動和勞工運動的理論指導和精神武器之一。然而，無論這種歷史觀如何 竭盡全力地把地理、人口、語言、知識、文化、權力、資本、管理、暴力、狡計等諸多 非勞動的要素化約和還原到勞動過程之中，它仍然不能夠解釋所有這些因素在 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的獨特的作用。當然，任何一種用其中一個要素來解釋全 部歷史的努力，都沒有跳出一元論和決定論、本質主義和還原主義的思維方式。 比較正確的思維應該是全面地把握所有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

但是，相互作用並不意味著所有因素和力量平均地、無主無次地起作用，人 類所觀察和把握到的更多的是一種在某一種主導因素和力量制約下的相互作 用，也就是說，在多種多樣的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有某些因素和力量 更為重要和關鍵。

就我們所觀察到的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勞動正就是調控人 類社會系統與外部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以及人類社會系統內各部分之間相互作 用的主導因素和力量，正是通過勞動，人類社會不斷從自然界吸取物質、能量和 信息，也是通過勞動，這些從自然界吸取過來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被源源不斷地 輸送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部分。因此，勞動對於人類社會的其他因素和力量具有 本體論(存在論)上的優先地位，但這一點絕不排除其他因素和力量相對獨立的運動、它們之間的相互運動以及它們對勞動的反運動。勞動的這種中軸地位使 得人類歷史具有了某種必然的聯系和規律並呈現出某種趨勢和方向，從而也使 人類歷史具有可認識性和可理解性，但這絕不排除人類社會在宇宙空間中向四 面八方進行的探索和開拓，絕不排除人類社會多種變化發展的可能性、不同人 類群體自主選擇的自由和整個人類發展趨勢的不確定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人 類由於過度的生存競爭而走向自取滅亡的可能性。是的，勞動包含和承諾了人 類永恒發展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能否變成現實，還取決於其他社會因素 和力量的參與和合作。

於是，在勞動一元論和多元相對論之間、在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出現 了一種可能的綜合，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叫做“以勞動為軸心的多元互動論”。也 許，在遙遠的將來，勞動的力量和水平提高到人類只需用少量時間就能輕而易 舉地解決物質資料生產問題的程度，那時文化就將取代勞動而成為人類社會的 主導因素和力量，而“以文化為軸心的多元互動論”就將取代“以勞動為軸心的 多元互動論”。也許，在不遠的將來，人類會由於過度的生存競爭而陷入自相殘 殺，那時暴力就將取代勞動而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導因素和力量，而“以暴力為軸 心的多元互動論”也將取代“以勞動為軸心的多元互動論”。

第十一章 勞動者

本章將在對勞動的結構和過程或勞動過程的結構作進一步剖析的基礎上， 重點對作為勞動過程的起點和終點的勞動者作一些較為深入的研究，力圖破解 作為歷史推動力和創造者的勞動者迄今總是處於社會底層這一歷史悖論。

第一節 勞動客體、勞動中介、勞動主體

勞動、勞動結構、勞動過程三要素(環節)是：勞動客體(勞動對象)、勞動中 介(勞動工具)、勞動主體(勞動者)。勞動就是這三要素(環節)所組成的靜態 結構以及這三要素(環節)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

一、勞動客體

勞動客體，又叫勞動對象，是勞動活動作用於其上的客觀物質實體。 一般 而言，勞動客體包括兩大類：未經人類改造的天然的、純粹自然的客體和經過人 類改造的人工客體，前者不包含人的勞動，後者則是天然客體與人的勞動活動 的合成物，其中已經物化、凝結了人的勞動活動。

用哲學的語言說，勞動就是一個把自在之物變成為我之物的過程，或自然 的人化過程。只要人類存在，這個過程就是沒有終結的，因為不管勞動的範圍 擴展到多大，總還有無限的自然世界等著人去開發和改造。在這個意義上，我 們又把尚未進入勞動過程的自然物叫做潛在的勞動客體，而把已經和正在進入 勞動過程的自然物叫做現實的勞動客體。從自在之物到為我之物轉化的過程， 也就是從天然客體到人工客體、從潛在的勞動客體到現實的勞動客體轉化的過程。就人類生活於其上的地球表層而言，正像馬克思所說的，已經很少有開天 辟地以來就原封不動地存在的自然物了，人類到處在地表投入了自己的勞動、 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且自工業時代以來，人類勞動的觸角已經深入地球的深 層結構了。我們身處其中的環境已經或多或少是一個人工的環境了。

讓哲學很感興趣的問題是，天然客體與人工客體究竟有什麽區別?勞動究 竟在什麽意義上改造了自然?勞動作為創造活動究竟創造了什麽東西即比自 然界多出了什麽東西?

勞動總是具有最低程度的創造性，其鐵一般的證據是，勞動所制造出來的 東西，是自然界本身沒有的東西，或至少是由人加工改良了的東西。誠然，最初 的勞動采集來的可食植物和獵取來的可食動物是自然界本身提供的，但用火對 它們進行加工已經是一種創造了，更不用說采集和狩獵用的石器，不管是多麽 粗陋，也是自然界本身提供不了的東西。

勞動、創造之所以是勞動、創造，原因在於它產生出某種自然界不曾有過 的、自然界憑自身之力永遠也產生不出來的新事物。在這個意義上，勞動、創造 的確是從無到有的。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勞動、創造又絕不可能是從無到有 的：任何人乃至任何神都不能從虛無中創造出什麽物質、元素、力量、能量，世界 在物質、元素、力量、能量上是守恒的，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在這個意 義上說，世界上不可能有什麽創造。

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謂創造，那麽唯一的可能便是對物質、元素、力量、能量 之間的形式和關系的創造，即對物質存在形態的改變，也就是人們利用自然界 所提供的原料、素材，創造出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或人希望擁有的物質存在形 態。這樣一種創造的確能夠滿足必須無中生有和不能無中生有這雙重的規定 性和約束條件。

關鍵是，自然界並不是鐵板一塊、無縫可鉆的，物質、元素、力量、能量之間 的結構、關系、形態並不是不能改變的；自然界充滿了種種可能的結構、關系、形 態，因此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要求，對各種各樣的物質、元素、力量、能量 重新進行組合，從而生產出、制造出、創造出自己想要而自然界本身沒有的新事 物(新的結構、關系、形態)。最初的勞動只能改變自然界的表層結構、關系和形 態，而現代勞動已經能夠改變自然界的深層結構、關系和形態了。也就是說，天 然客體越來越多地變成了人工客體。

二 、勞動中介

勞動中介，又叫勞動工具，是人類賴以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的橋梁和通 道，是人類實現自己改造自然、創造物質財富的目的的絕對必要的手段。如果 缺少勞動工具這一絕對中介，人就只能以身體與自然界直接對抗，不僅改造自 然的力量非常弱小，而且處於自然力量的直接威脅之下，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正是勞動工具使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成百上千倍地增大。然而，勞動工具不僅僅是實現了勞動生產力的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它使人的勞動與動物的活動 具有了本質區別，以致我們可以說，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勞動的本質特征，而不制 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動就不能叫做勞動。

讓我們更為具體地分析一下勞動工具的特性、地位和作用。

1.勞動工具是人類體力的延長和放大

人的體力是很有限的，如果不是經過特殊的訓練， 一般人的體力遠遠趕不 上許多強壯而兇悍的動物。然而，勞動工具把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所有身體 器官的功能近乎無限地放大了，人憑借自己的身體做不到的事情，憑借勞動工 具都能夠做到。

2. 勞動工具是人類智力的外化和物化

勞動工具作為人類體力的延長和放大，恰恰是人類智力外化和物化的結 果。關於這一點，黑格爾有過極為精到的論述，他把勞動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稱 之為“理性的狡計”:人用同樣具有物質性的勞動工具去直接與物質客體發生碰 撞和摩擦，在勞動工具被損耗的同時，物質客體原來的結構和形狀也被改變了； 人雖然只是通過勞動工具間接地作用於自然界，但卻直接地實現了自己的目 的，使自在之物變成了為我之物。如果說手工工具還只是經驗知識的物化，那 麽機器就是科學的物化，是人類對深層自然聯系和規律的駕馭和利用，而電腦、 互聯網和機器人的使用，使機器體系達到智能化和自動化的高度，把曾經作為 機器體系的一個補充環節的勞動者解放出來，使之成為機器體系的設計者、操 控者、駕馭者。

3. 勞動工具具有超越主觀性的客觀性、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超越短暫生命的持久性

不管一個人或一群人的體力有多強、智力有多高，但它們總是附著在有生死的生命之中的，隨著生命的消逝它們也會消失。勞動工具作為人類體力和智 力的物質載體，克服了人類內在的勞動生產力的主觀性、特殊性和短暫性，而使 得勞動生產力取得客觀物質的形態，成為可以普遍交換、世代繼承和永久保存 的財富。

4. 勞動工具實現了人類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主體性力量和主體性需要的發展壯大

黑格爾不僅看到了勞動工具的理性和持久性，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勞動工具相 對於物質需要的滿足這一有限的、外在的、實用的、當下的目的的尊貴性以及把人 類引向無限發展的價值意義。我們知道，最初的勞動都是以滿足物質需要和獲取 生活資料為直接目的的，後來人們認識到，勞動工具或生產資料的制造和使用，使 人們能夠事半功倍地獲得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從而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物 質需要。於是，人們便抽出一部分人力、財力和物力專門用於制造和改進勞動工 具，於是，物質資料生產就分化為生產資料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兩大部類。 這就意味著，人類為了在未來獲得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就要節制眼前的消費而 投資於未來，即不是把剩余產品分光吃盡，而是讓一部分人依靠這些剩余產品擺 脫生活資料的生產而投入到生產資料即勞動工具的生產中去。這就是奧地利經 濟學家龐巴維克在《資本實證論》中所反覆強調的“迂回的生產方式”。這種看似 迂回曲折的生產方式，卻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最終比以人力從自然界獲取 生活資料的“直接生產方式”獲得成百上千倍的生活資料。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種相對擺脫實用目的的勞動工具的生產 過程中，人類的主體性力量和主體性需要也發育生長起來了，這種主體性力量 和主體性需要最初是作為實現物質需要的滿足這一自然界強加於人類的外在 目的的手段而發展起來的，後來它們逐漸表現出自為目的即要求得到自我實現 的傾向。這是一種嶄新的人性財富，是人類歷史的全新的生長點和動力機制， 隨著歷史的發展，它們對全部人類生活的影響正在越來越強勁地顯示出來。

三 、勞動主體

1.勞動主體的界定

勞動主體，又叫勞動者，是整個勞動過程的出發點，是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 發起者，是通過制造和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界的積極的、主動的、能動的創造力量。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表現在：第一，他是勞動目的的 設定者，勞動或者是為了滿足勞動者的自然物質需要，或者是為了滿足勞動者 的主體性需要，或者是為了同時滿足這兩種需要；第二，勞動者是勞動計劃的制 定者，勞動總是按照勞動者事先制定的程序和藍圖而展開的；第三，勞動者是勞 動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即使是智能化和自動化的勞動工具，最終也離不開 勞動者的設計、制作、操縱和控制；第四，勞動者是勞動對象的發現者、加工者和 改造者；第五，勞動者是勞動結果即勞動產品的吸收者和消化者，他們不僅把勞 動產品看作是勞動目的的實現和對自己辛勤勞動的回報，而且看作是自己主體 性力量的實現和確證，不僅通過物質消費活動吸取來自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 信息，而且通過精神消費活動吸取勞動產品中所包含的精神價值和意義。

此處是從哲學的角度界定勞動者的，與上一章對勞動的定義是完全一致 的：勞動者是從事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主體。這一定義是比較嚴格的，與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勞動關系學、法學對勞動者的定義既有一致之處，也有不同 之處。一致的地方在於，各門社會科學所說的勞動者，肯定都包括“從事直接物 質資料生產的主體”;不一致的地方在於，各門社會科學大都將“勞動者”與“生 產者”、“工作者”、“職業活動者”、“雇員”等概念混同或交替使用。在各國勞動 立法中，有將勞動者稱之為“labourer” (勞動者、勞工)的，有稱之為“worker” ( 工 人)的，有稱之為“workers and staff”( 職 工 ) 的 ， 有 稱 之 為“personnel”( 員 工 ) 的 ， 有稱之為“employee” (雇員)的，有稱之為“wage worker”(工薪勞動者)的，有稱 之為“wage earner”(靠工資為生的人、雇傭勞動者)的，有稱之為“employed labourer”(雇傭工人)的，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定義大都突出受雇於他人和獲 得工資這兩個相互規定的特征，與本書的勞動者定義相比， 一方面顯得過寬，即 凡是受雇從事一定有報酬的職業活動(工作)的人，都是勞動者，如政府、社會團 體、文化生產部門的雇員；另一方面又顯得過窄，把歷史上存在過的不被雇傭和 獲得工資的生產者，如從事集體生產的原始人，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和依附農， 運用自己的生產資料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獵人、牧人、漁民、養殖者、農民、手工 工匠、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統統排除在勞動者之外。

本書試圖在“勞動者”、“生產者”、“工作者”三個概念之間建立一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關系：

(1)凡在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等能 源生產業、建築業和房地產業等)和第三產業中的流通部門(交通運輸業、倉儲 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等)自雇和受雇從事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人 員，叫做“勞動者”。

(2)“生產者”,不僅包括“勞動者”,而且包括為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提供 資本、管理、信息、知識和文化等生產和生活要素的人：①直接物質生產產業中 的投資經營者或雇主；②在第三產業中為直接物質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金 融保險業、郵電通信和信息傳輸業、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地質勘察業等)從業的雇主和雇員；在第三產業中提供文化產品和人力資源 服務的部門(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教育、衛生、文化、體育、娛樂業等)從業的 雇主和雇員。

(3)“工作者”,不僅包括“勞動者”和“生產者”,還包括在政府、社團等公共 管理機構和社會組織中從業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他們為勞動者、生產者和整 個社會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管理、公共設施、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公 共產品和服務。

這樣一來，勞動者一定是生產者，但生產者不一定是勞動者；勞動者和生產 者一定是工作者，但工作者不一定是勞動者和生產者。這種說法自然也會引起 麻煩，但問題是，如果泛泛地把所有的生產者和工作者都叫做勞動者，會引起更 大的麻煩。

指出勞動者與生產者和工作者的區別的意義在於，強調勞動和勞動者在社 會生活和人類歷史中的基礎地位和奠基作用。

指出勞動者與生產者和工作者的聯系的意義在於，強調不直接從事勞動的 生產者和工作者也是重要的社會成員，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有其不可替代 的地位和作用。

2. 勞動者的類型

勞動者基本上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以體力為主腦力為輔的簡單勞動者，另 一類是以腦力為主體力為輔的覆雜勞動者。在現代社會，前者又被稱之為“藍 領勞動者”,後者又被稱之為“白領勞動者”。這種區分消除了傳統的把勞動者第十一章 勞動者 281

劃分為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的做法的二元對立性，因為“體力勞動者”肯定 是要支出腦力的，而“腦力勞動者”肯定是要支出體力的。

簡單勞動者和覆雜勞動者的分法只適用於直接物質生產領域，直接物質生 產領域之外的投資經營活動、文化生產活動、社會管理活動適用於簡單生產者 和覆雜生產者、簡單工作者和覆雜工作者的分法。

在直接物質生產領域，設計、發明、制造、改進勞動工具的勞動者，是覆雜勞 動者，只是使用現成的勞動工具的勞動者，是簡單勞動者。比如，在工廠里，半 熟練和熟練工人就是簡單勞動者，技術員、工程師是覆雜勞動者，技工則介於兩 者之間 。

在較為覆雜的物質生產系統中從事專門管理活動的人員(管理者),就其代 表投資者或雇主控制整個勞動過程而言，是經營者，就其組織、協調、指揮各勞動要素協同發揮作用而言，是覆雜勞動者。

四、勞動客體、勞動中介、勞動主體的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

把勞動過程區分為三要素或三個環節是必要的，但這種區分也是相對的， 因為勞動客體、勞動中介、勞動主體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

1.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者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連續統或因果鏈

勞動者作用於勞動工具，勞動工具作用於勞動對象，這是一個順向作用過 程，也就在勞動工具作用於勞動對象的那一剎那，勞動對象也反作用於勞動工 具，勞動工具反作用於勞動者，這是一個逆向作用過程。例如，我們用鋤頭挖 地，在鋤頭進入土地時，土地的抵抗力就通過鋤把傳達到我們的雙手和身體了。 這就構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並且實現了一個完整的圓圈運動，如圖11-1 所示 ：

勞動工具 =====》勞動對象 =====》勞動工具

(起點)勞動者(終點)

圖11 - 1 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者的相互作用

2. 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者的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

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者不僅作為不同的要素和環節而相互作用，而且 進一步發生內在的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

第一，勞動者的目的、知識、意志、情感滲透和轉化到勞動工具中去了，勞動 工具變成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延長和擴展，變成了人的無機的體力和物化的 智力。

第二，勞動工具通過損耗和折舊而融入勞動對象之中，通過勞動工具對勞 動對象的改變，勞動者的目的、知識、意志、情感也滲透和轉化到勞動對象中去 了，從而使純粹的自然對象變成了人工對象、自在之物變成了為我之物，原始的 自然變成了人化的自然。

第三，被改造的自然對象一部分變成了生活資料， 一部分變成了生產資料 即勞動工具。勞動工具最初就是人手直接作用於勞動對象而制造出來的，這些 勞動對象直接就是勞動工具；後來，物質資料生產劃分為生產資料的生產和生 活資料的生產兩個部類，兩個部類又構成連續的生產鏈條，這樣一來，在一個環 節，對一些人是勞動對象的東西，在另一個環節，對另一些人就成了勞動工具。

第四，變成了生活資料的勞動對象，通過消費活動變成了勞動者的有機的 身體，從而實現了人口和勞動力的再生產；變成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工具的勞動 對象，通過勞動者的操作、練習、運用，內化為勞動者的知識、技能等主觀的生產 力，從而大大地提高和壯大了人的本質力量。

這個過程如圖11-2所示(箭頭表示滲透和轉化):

勞動者 — → 勞動工具 — → 勞動對象 - 生活資料 一 → 身體力量

勞動者

勞動者 — → 勞動工具 — → 勞動對象 - 勞動工具 一 → 精神力量

圖 1 1 - 2 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勞動者的相互滲透和轉化

第二節 勞動者的悖論

上節把勞動者放在勞動結構和勞動過程中作了一個原型分析，這一節進一 步分析勞動者的矛盾特征和歷史演變過程。

一、勞動者的矛盾特征和矛盾處境

如同勞動是一個悖論，勞動者也是一個悖論，具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特征。 雖然勞動者是勞動體系和勞動過程的起點和終點，但在整個社會生活體系和過 程中，勞動者，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個體，其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自 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個性的發展程度，相對而言都是最低的。

1. 勞動者為整個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但其自身的主體創造性和精神文化程度最低

覆雜勞動當然具有較高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即使是簡單勞 動也具有最低限度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不過，相對於其他社會 成員而言，勞動者的主觀方面或主體方面的發展程度仍然是最低的，這是因為 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抽走了而變成勞動過程 的外部動力，以至於勞動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機械的、被動的、單調的執 行過程。席勒、黑格爾，尤其是馬克思，早就指出過勞動的這種異化性質：“知識 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慧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在機器體系中，對工人來說，知識表現為外 在的異己的東西，而活勞動則從屬於獨立發生作用的物化勞動。如果工人的活 動不是[資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為多余的了。”到了20世紀，布雷夫 曼進一步詳細地研究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這種去技能化(deskill-ing): 設計、構想、計劃過程與執行過程相分離，“知識集中於管理者手中，留給 工人的只有一種重新解釋過的並且不幸是不充分的技能概念； 一種特殊的靈巧，一種有限的和重覆進行的操作，作為技能的速度，等等。”通過對工人勞動 的這種去技能化、同質化、碎片化，資本得以同時實現三重目的：降低勞動力價 格、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對工人的管理控制能力。這種去技能化的過程， 同時也就是去精神化、去主體化、去創造化、去目的化的過程。

2. 勞動者為人類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實現準備了經濟條件，但自己的勞動卻主要是甚至不過是一種謀生活動

馬克思指出：“一個人‘在通常的健康、體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狀況下’,也 有從事一份正常的勞動和停止安逸的需求……誠然，勞動尺度本身在這里是由 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須達到的目的和為達到這個目的而必須由勞動來克服的那 些障礙所提供的。但是克服這種障礙本身，就是自由的實現，而且進一步說，外 在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必然性的外觀，被看作個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 被看作自我實現，主體的物化，也就是實在的自由， ——而這種自由見之於活動 恰恰就是勞動……”①在這里，馬克思看到了勞動的雙重性質：謀生性、被強制性與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但馬克思在其整個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始終強調 的是，有史以來或在人類史前史，勞動者都不過是在必然王國爭得一點點自由， 他們的勞動主要是一種被迫的謀生活動，即使他們也具有自由自主和自我實現 的需要，也很少有機會得到滿足。馬克思的這一判斷基本屬實。20世紀以研究 和倡導自我實現而聞名世界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理論，實際上也印證 了馬克思的觀點，因為他拿來作為範本的自我實現者，絕大多數都不是勞動者。

3. 勞動者為人類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歷史前提，自己卻被模式化、同質化、平均化、標準化

受制於社會分工的必然性、階級統治的強制性和謀生的被迫性，勞動者的 個性自然就得不到充分的發展，相反，他們為了能夠活下去，不得不在規模化、 標準化、程序化的勞動生產體系和過程中從事一份被規定好的工作，承擔一項 高度片面化和專業化的職能，成為機器體系中的齒輪和螺絲釘。他們只有在勞 動過程之外的業余生活中才有可能發展一點自己的個性、興趣和愛好。

4. 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但最後分配到的人均財富卻是最少的

自然資源是財富的重要以至於主要來源，不過，自然資源是通過勞動才轉 化為人類可以享用的財富的，況且自然資源是大自然平等地、 一視同仁地賜予 所有人的。因此，可以說，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然而，在實際分配 過程中，勞動者所得到的相對份額卻是最少的，其人均財富占有量是最低的。

存在著一種“抽血機制”,源源不斷地把財富從勞動者那里轉移到其他社會成員那里。剝削或對剩余勞動的掠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差別只在於剝削程度有高 有低。勞動者積極的或消極的反抗程度高一點，剝削程度就會低一點，但還沒 有哪一個國家達到了消滅剝削的、真正平等的狀態。

5. 勞動者支撐了整個社會大廈，但其社會地位最低，社會權利最少

即使在現代工業社會，我們也能夠看到，很多終日流汗勞動的人，不僅經濟 收入最少，而且享受不到政治權利、思想文化權利、社會保障權利，享受不到作 為人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尊嚴。他們的前輩——奴隸、農奴、依附農，情況就更 為悲慘了。

6. 勞動者人數最多，但卻成為社會弱勢群體

沒有哪一個階級或社會群體比勞動者數量更大了，但勞動者卻在經濟、政 治、社會、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全面地處於弱勢地位。勞動者像中了魔咒一樣， 默默地掙紮在社會的底層、下層，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上升到中層而已，除 非他們搖身一變而成為非勞動者。

二、勞動者特征和處境的歷史變化

以上對勞動者矛盾特征和矛盾處境的描述看起來是令人悲憤和悲觀的。 不過，也正是在這種矛盾的特性和處境中，孕育著新的萌芽和希望。

1.勞動者不僅保留了人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而且使之得到 了新的發展

勞動者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核心、基礎和腹地，非勞 動者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勞動。只要勞動承擔著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 需的物質資料的功能和職能，它就必定成為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 的性的熔爐、儲藏所和助推器，一旦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被 摧殘凈盡，勞動就不成其為勞動了。從黑格爾對主奴辯證法的深刻論述中，可 以揭示出勞動的這種陶鑄人性的作用：正是在嚴酷的、艱苦的、被強制和壓迫的 勞動過程中，奴隸成為依靠自己的主體力量而生存和發展的人，倒是主人由於 長期脫離勞動而坐享他人的勞動成果，導致其主體力量的衰退和萎縮，最後成 為依賴於奴隸而生存的寄生蟲，如果不是因為他們運用暴力控制和鎮壓奴隸的 話，他們早就會成為奴隸的奴隸，而奴隸就會成為這些昔日主人的主人了。

經過漫長的勞動過程的陶鑄，從原始的集體勞動者，到後來的個體勞動者，從古代的奴隸和依附農，到近現代的工人，總的來說，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 創造性、目的性是在不斷提高的。馬克思是資本主義最嚴厲的批判者，但他也 看到了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 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 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 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 人),——這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一個條件”;“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 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 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恩格斯肯定了馬克思所指 出的這一變化趨勢：“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 面流動性……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 且使各種關系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 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 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 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 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

2.勞動者的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和個性也得到了 一 定程度的發展

雖然迄今為止，勞動者的需求結構總體上仍然以物質需要等較低層次的需 要為主，但他們在勞動過程中鍛造成長的巨大的主體精神潛能和創造潛能也正 在轉變為一種內在的、必須得到滿足的需要和沖動，要求作為目的而得到實現。 在現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要求作為“自我”、作為“個人”而得到表現 和實現的呼聲越來越高，迫使僅僅把工人當作工具和資源加以開發和使用的泰 羅主義和福特主義的管理，向更多地重視勞動者的人性尊嚴、自主和創造、參與權、發言權的後泰羅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管理轉變。勞動過程的人性化、雇傭 關系的人性化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了。不僅如此，勞動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短，自由時間大大增加，在這些自由時間里，勞動者可 以擺脫謀生的強制性而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才能和個性。實際上，不是勞動者的 日益貧困化和由此產生的革命要求，反倒是他們在主體力量和個體力量上的發 展，才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真正的威脅。實際上，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最早看 到了這一點：“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那麽,財富豈不正是在普遍交換 中造成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財富豈不正是人對 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揮 嗎?財富豈不正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這種發揮，除了先前的歷史發 展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歷史發展使這種全面的發展，即不以舊有 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成為目的本身。在這里，人不是在某 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 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從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出發， 完全可以得出另一種不同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資本主義的改 造路線，從更高的人本主義要求出發改變資本主義的勞動制度和生產關系。

3.勞動者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地位和權利有所提高，弱勢狀況有所改善

奴隸的命運比被殺甚至被吃掉的俘虜要好一些，依附農的命運比奴隸要好 一些，獲得了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的工人的命運比依附農要好一些，這些 都是確鑿的歷史事實。

資本主義經濟不同於此前任何一種經濟的第一個基本特征是，資本為了實 現利潤的最大化，就要全面而深刻地開拓整個自然界，就要大規模地發展和利 用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生產工具，為此，就需要大量能夠運用和操作先進的生產 工具的勞動者。不言而喻，工廠工人所掌握的知識、技能，他們所擁有的勞動生 產力和所達到的勞動生產率，遠遠地高於此前的任何勞動者。工人在勞動和生 產過程中客觀地位的提高，加強了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從而可以不斷地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

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二個基本特征是，資本的擴張和利潤的增長依賴於對市 場的橫向的和縱深的拓展，而市場的實質和核心就是有購買力的需求，沒有這種有購買力的需求，所有商品都會因為其價值得不到實現而變成廢品，投資者 因此也會血本無歸。勞動者人數眾多，是最大的消費群體，是最深廣的“市場腹 地”,如果他們僅有需求而無購買力，市場的規模和深度就會急劇萎縮。因此， 資產階級即使毫無人道主義動機，僅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也要不 斷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和實際的購買力。這樣一來，勞動者即使在社會財富這整 塊蛋糕中所分割到的比例並不公平，但其絕對總量卻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物 質生活水平也大大地提高了。

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工人階級在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狀況也在不斷 改善。19世紀下半葉，在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各資本主義 國家相繼落實了工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結社與集會權、言論與出版權、罷工 權等一系列政治權利。到了20世紀，勞動者基本的文化與社會權利又得到落 實，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教育、勞動保險、社會保障和福利等方面建立了較為全面 的立法和執行體系，二戰以後，這一體系得到加強和完善，以至於這些國家自稱 為“福利國家”和“社會國家”。

無論勞動者還在遭受多少剝削和壓迫，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一個半世紀 以來，勞動者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不僅在主體力量方面，而且在客 觀社會地位方面，勞動者所取得的成果，幾乎超過了前此全部歷史發展所取得 的成果的總和。

第三節 勞動者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勞動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平民、大眾、群眾、民眾、人民、勞動人民、勞 苦大眾、被統治階級、被剝削階級，或者至少是其主要部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 勞動創造歷史的觀點，勞動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力，是歷史發展的主要推動 力。一般教科書大致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論證：第一，勞動人民是主要的生產者， 是大部分物質財富的創造者；第二，勞動人民通過階級鬥爭，推動了社會制度和 社會形態的發展；第三，勞動人民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或者說，是精神文化創 造的基礎和源泉，知識分子正是通過總結、概括勞動人民的經驗和智慧而創造 出精神文化成果的。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卻無法解釋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為什麽這些作為歷史主體、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的 勞動者、勞動人民，雖然人數最多，千百年以來卻一直處於被統治、被剝削的社 會底層地位，而人數很少的剝削者卻能穩穩地高居統治地位?為什麽奴隸起 義、農民起義、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動搖統治階級的基礎”,而不能從根本上推翻 這些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反倒是新興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能夠取而代之? 為什麽勞動人民就算推翻了某一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卻又從自身內部產生和 形成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既然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宰者，把那一小 撮統治者和剝削者消滅了，不就萬事大吉了嗎?

這是一個令本書作者(一個“根紅苗正”、出身於最底層勞動人民的知識分 子)一直苦惱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悖論。本節試圖來破解這一歷史悖論。

一、勞動者在歷史上處於弱勢杜會地位的原因

1. 社會結構由簡單到覆雜的演化過程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這主要是指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地位和作用的限制。前文談 到，勞動分工不等於社會分工。勞動分工指人類物質資料生產先後經歷的幾次 分工：農業從采集業中分化出來、畜牧業從狩獵業中分化出來、手工業從以上各 業中分化出來、商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大工業從農業、手工業、商業中分 化出來。社會分工則是指某些社會實踐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 一是生產資料 的經營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二是精神文化生產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三是社 會公共管理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正是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經濟生活和社會 生活的範圍的擴大和覆雜性的增加，內在地產生了對專門的資產經營、精神生 產和社會管理的需要，而這些專門的實踐活動一旦分化出來，便得到獨立的發 展，並且反過來推動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種社會分 工，人類至今還會停留在原始狀態。

這三種社會分工對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的影響是極為重大的：

(1)物質資料生產分化為生產資料的經營(間接的)和勞動(直接的)兩部分，應該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投資或資產經營活動脫離了勞動，不再 直接與自然界發生相互作用，而是在勞動過程之前和旁邊，為勞動過程準備、組織、籌集、整合材料、工具、資金等客觀生產條件。這樣一種分化大大地促進了 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第一，它滿足了生產資料的生產應該優先於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客觀要求，因為由專門的人對生產資料進行專門的經營管理無疑比 由勞動者直接進行的一般性的經營管理，更能夠使稀缺的生產資料的效益和功 能最大化，也更能夠促進生產資料品質的改進和提高；第二，對生產資料的相對 集中化的經營管理比單個勞動者所進行的分散的經營管理，更能夠擴大物質資 料生產的規模，提交人類改造自然的廣度、力度和深度。

奈特比較準確地指出了投資活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會進步 的所有形式本質上都是通過當前消費的犧牲或‘投資’來增進生產力的發展： ①將現在物品投資於創造新的設備物品；投資於發現和開發新的自然資源； 投資於發展自己的個人才能(或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他人的才能);投資於技 術發明；投資於改進企業組織；投資於創造新的社會嗜好和欲望。”從本質上說，投資活動是每個人都應當做的，只不過在一定歷史時期，由一些人專門 去做比每個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經濟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現投資與勞動的分工而已。

如果上述理由基本能夠成立的話，那麽,我們就能比較容易地理解如下歷 史事實：在原始社會的公有制解體後，根據原始的平等和民主傳統，土地等生產 資料被劈分到各個家庭，從而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平均的私有制，但是這樣一種 私有制很快就被一種特殊的、不平均的、階級對立的私有制所取代了——一些 人成為窮人和債務奴隸，很少擁有或完全失去生產資料；另一些人成為富人和 奴隸主，擁有較多乃至大量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無疑比全社會共 同所有更有效率，同樣，生產資料的有差別的個人所有又比無差別的、平均的個 人所有更有效率。這樣的故事不僅發生在古代，而且發生在當今。比如，我國 農村的土地承包制無疑比人民公社體制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這種分 散的小農經濟的效率也遠遠比不上規模化、產業化、市場化、企業化的現代大 農業 。

生產資料的經營與勞動的分離，同時也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 與勞動者的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雖然人數少，但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 高端和頂層，控制著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全過程；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低端和底層，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經營者的領導、支配、控制、指揮。

(2)精神文化生產從物質資料生產和勞動中分化出來，也是歷史的必然和 進步。人類勞動不同於動物活動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人類勞動具有理性和精神 性，具有意識和目的，它們被語言、符號、象征等表達出來，並因此而把各個勞動 環節整合起來。在勞動生產力低下、每個人不得不用幾乎全部力量和時間進行 勞動才能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勞動的智力因素的積累和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只 有一種辦法可以較快地提高勞動的水平和整個人類的發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 在整個社會的不多的剩余財富和自由時間集中起來，讓一部分人專門去發展人 類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歷史上沒有出現這種社會分工，人 類現在的情形會怎麽樣呢?一定與原始人類相去不遠。

精神文化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的分離，同時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與生產資 料的所有者、經營者以及與勞動者的分離，其中知識分子與勞動者分離最遠，因 為知識分子直接依賴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對生活資料的分配，而生產 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也比勞動者更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於是兩方面結合得 非常緊密。因為在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隔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兩 者之間的聯系就比較間接和比較少，勞動者從人類精神文化發展中得到的益處 也比較間接和比較少，這無疑不利於勞動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劇了他們 的弱勢地位。

(3)社會公共管理從物質資料生產、精神文化生產中分離出來，當然也是歷 史的進步和必然。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擴展、經濟 交換和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社會成員的增多、社會層級結構的覆雜化和社會 沖突的經常化，於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資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設施的 建設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範圍的問題便產生了，客觀上要求由專門的社會 管理機構來治理和解決。如果沒有國家政權等公共管理機構，不僅公共問題無 法得到解決，即使是私人之間的爭端也會缺乏權威的裁決者。

社會公共管理從私人生活中獨立出來，同時也意味著政府官員與社會成員 的分離。在勞動者、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中，毫無 疑問，勞動者離政府和政府官員最遠，受到公共權力的保護和眷顧最少，政治地 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總的來說，三種社會分工形成了三個新的社會集團：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 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這三個集團分別掌握較多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 治資源，都是比較強勢的社會集團。這三個集團又是互補的和互通有無的，自 然而然地形成一種利益同盟，共同構成整個社會中的主導階級。與此同時，勞 動者雖然人數眾多，但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都只擁有較少的經濟資 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他們便構成整個社會中的被主導的階級。

2. 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人為的而且惡意的掠奪、剝削和摧殘

如果說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社會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 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麽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的掠奪、剝削和摧 殘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辯護的。社會分工固然要求並一定會造成社會分層和利 益差別，但並不會也絕不要求一種兩極分化、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正是強勢 社會集團對勞動者貪婪無度的掠奪、剝削和摧殘，才會使主導階級與被主導階 級之間的差別演變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 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根本的對立和激烈的對抗。

其實，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由於在社會分工中占有 較高位置、作出較大貢獻而得到較多權益(財富、權力、聲望),基本上是正當合 理的，也是勞動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遺憾的是，無數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表明，強勢社會集團從來不滿足於其所得到的正當權益，而是無一例外地利用手 中所掌握的對經濟、政治、文化的控制權謀取不正當的權益，為此不惜大量使用 暴力和狡智。

暴力是對生命和財產等目標物的強制、威脅、攻擊、傷害、毀壞力量，是一種 與生產力和創造力性質相反的力量。狡智是用欺騙、偽裝、訛詐、陰謀等不道德 方法達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產性和反創造性。暴力和狡智不僅在現 代社會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它們甚至是起主導和決定作 用的力量。

在人類的野蠻和蒙昧時代，氏族之間、部落之間、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非常 頻繁和血腥，實際上，既然那時的人並沒有今天的“人類”、“人性”概念，原始群 落的成員並不把其他原始群落的成員當“人”看待，而是把他們當“野獸”看待， 那麽攻擊另一個群落就與攻擊其他的野獸一樣是一種狩獵活動，是原始人主要 的勞動和生產方式，被殺死的敵人和沒被殺死的俘虜是這種狩獵活動的重要收獲，是原始人重要的食物來源。進入“文明”時代後，其他人不再被當作狩獵的 對象和食物來源，但使用暴力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或直接奪取其他人的財產、 通過戰爭搶劫其他民族的財產，仍然是一種經常性的行為。而且，雖然暴力的 程度和範圍有所控制，但另一種邪惡的力量——狡智，卻得到極大的發揮，不僅 在暴力活動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動中也得到廣泛使用(如經 濟、政治和文化陰謀)。

暴力和狡智的結合成倍地增加了它們分別起作用時的力量，以狡智為指導 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狡智具有強大的攻擊力和戰鬥力，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殺 傷性。由幾個富有狡智的人和一小群亡命之徒組成的小集團，可以控制和奴役、剝削和壓迫數量上超過他們幾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勞動群眾。

暴力和狡智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們參與所有權的劈分，參與 產品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參與政治決定過程和文化生活過程，參與人們的日常 生活。經濟上的壟斷肯定是以政治權力為支持和保護的，而政治權力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一種合法的和有組織的暴力。而所謂“文化”,所謂“精神”,其中包含 有多少有意無意的欺騙，包含多少狡智啊!

3. 勞動者自身的缺陷和弱點

以上兩個原因足以使勞動者處於弱勢地位了，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這種弱 勢地位又限制和壓抑了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 現性和個性的發展，而強化了勞動者身上也天生具有的人性弱點，使勞動者形 成一種弱者精神和弱者性格，這種精神和性格又反過來使勞動者處於更加弱勢 的社會地位。

(1)在總體的需求層次和人格結構上，勞動者大都具有一種生存型、安全型 人格，或中性型、中庸型人格，其特點是：第一，物質需要、生存和溫飽需要、避險 求安或趨利避害的需要是其最強烈、最主要的需要；第二，攻擊性、破壞性、侵略 性等邪惡的需要比較弱；第三，自主性、獨立性、創造性、積極性、主動性、進取性 和成就欲、發展欲、自我實現欲等主體性需要和品質，也比較弱。這樣一種人格 結構，在其社會存在或社會表現層面即外部行為特征方面，表現為溫和、服從、 安分守己、知足常樂等，是別人眼中的“好人”和政府眼中的“良民”,但同時也 明顯地缺乏上進心、個性、首創精神和業績、價值、成效；不僅個人的發展速度很 慢，整個社會的發展速度也因此而極為緩慢。

(2)在知識和精神的發展上，勞動者大都滿足於經驗、習俗、神話、傳說、宗 教等低層理性或非理性的對事物的解釋，缺乏反思和批判意識，缺乏強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對知識有一種既向往又自卑的感情，對知識分子 有一種既崇拜又鄙視的態度。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並不是精神文化的主要 創造者。

(3)在價值觀和倫理道德上，勞動者大都受到兩方面的負面影響： 一是受統治階級虛偽的、高調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蒙蔽，不敢甚至羞於追求正當的世 俗價值、世俗利益和世俗權利；二是受自身弱點和偏見的限制，表現出否定個性 的自由和發展、嫉妒強者、抹平一切差別、追求行為一律和結果一致的平均主義 和共產主義思想。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只是比較傳統的底線倫理的保存和 守護者，而不是新型的張揚和發展個性的倫理道德的主要創造者。

(4)在經濟上，勞動者大都缺乏投資和經營、分工和交換、競爭和合作的意 識和能力，而只能靠從事比較簡單勞動或某種被指定的職業來維持生存。資本 意識、融資投資意識、利潤意識、風險意識、投入產出意識、會計核算意識、資本 擴張和擴大再生產意識、信用意識和無形資產意識……舉凡一切市場經濟所需 要的知識、意識和能力，都是普通平民所相對缺乏的。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 並不是新的生產關系和管理方法的主要創造者。

(5)在政治上，勞動者大都長期地忍讓服從、茍且偷安，或者在忍無可忍時 火山一樣地爆發，摧枯拉朽，橫掃和席卷一切，而缺乏平時積極參政議政、推動 政府不斷地改良和改革，社會危機時冷靜克制、限制破壞性沖動的公民政治品 質。在大多數時候，他們缺乏自組織能力和行動，像一盤散沙一樣任憑有組織 的強勢社會集團揉搓，其中每一個人都很難靠個人弱小的力量、靠自身的努力 改變其經濟和社會地位，他們唯一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就是在強勢集團陷入 統治危機的時候，試圖以政治暴力方式來整體性地達到經濟上的解放。不過他 們總是在暴動不久後發現，他們追求的目標是人間天堂，而造成的不過是新的 人間地獄。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並不是憲政、民主和法治等新型政治制度的 主要創造者。

二、勞動者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局限性

由於以上諸方面的基本劣勢和弱勢，使勞動者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現出以下特征：

1.勞動者在歷史上僅僅具有一種最終否決者的地位和作用

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不是社會結構中的主導階級和推動一種社會結構轉 變為另一種社會結構的決定力量，不能從根本上消滅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但 任何一種統治和剝削，也不能損害勞動者的最低生存權和最低限度的行動自 由，不能超過勞動者的最高承受能力，不能讓他們的生存狀況悲慘到再也活不 下去因而再也無法忍受的地步。由於他們占人口絕大多數，所以， 一旦他們起 來造反，完全有能力推翻任何統治集團，盡管他們不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 制度。勞動者可以制止社會崩潰，制止社會向一種完全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 方向演變，但卻不能決定社會向何種更高、更進步、更文明的階段發展。

2.勞動者在歷史上僅僅具有一種基礎或基本條件的地位和作用

勞動者為整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和基本條件，這表現在以下幾 個方面：第一，社會的物質財富都是通過勞動者艱辛的勞動直接創造出來的，勞動者停止這種勞動，整個社會就會陷入停滯、倒退和崩潰；第二，任何一種先進 的科學技術，都必須通過勞動者這個中介才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除非勞動者 不再存在了);第三，任何一種社會理想和新的社會制度，都只有取得勞動者的認同、擁護和支持，才能得到實現，只有他們表示接受，才能得到延續和發展；第 四，任何一種先進的思想和藝術作品，都必須反映占社會絕大多數人口的勞動 者的某些利益、願望和要求並從他們那里汲取精神養料才能產生，都必須通過 各種途徑滲透到民間並從民間得到進一步認同和支持才能得到發展。因此，勞 動者雖然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引導者、領導者和先行者，卻是任何一個引導者、 領導者和先行者獲得成功的基礎或基本條件。沒有這個基礎或基本條件， 一切 所謂社會精英之間的鬥爭，就只不過是他們自己之間的鬥爭，不可能對社會的 發展有任何積極的作用。

總之，勞動者是歷史發展的犧牲者和奉獻者，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是承 擔人類大部分罪惡、災難和痛苦的階級，而沒有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主體、歷 史的創造者和建設者，即沒有創造和建設出一種能夠保持和更好地激發社會的 創造力、活力、凝聚力的新型的、新質的社會結構。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是一 個殘缺不全的、有待完成的、掙紮前行的歷史主體。

三、進一步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前文提到，最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 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事實證明，勞動者地位的提升，並沒有損害整個社會的 效率和發展速度，正相反，由於自由、人權等從前主要由強勢社會集團享受的價 值推廣到了社會底層，便更全面和徹底地激發了全社會的創造潛能，從而使社 會得到高速而又穩定、可持續的發展。這充分表明，勞動者的社會歷史地位還 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1. 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必要性

首先；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使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下層 階級上升到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的地位，從而填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鴻溝， 把兩極分化的、杠鈴型的社會結構改造為兩端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 為各階級和階層創造一種安全與和睦的生活環境。

其次，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改造強勢社會集團和強者與弱 勢社會集團和弱者在人格、性格、道德和精神上的片面性，使雙方都能夠得到自 由而全面的發展；有利於勞動者和非勞動者都能夠成長為真正和完整意義上的 歷史主體、歷史創造者和建設者。

最後，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實現自由與平等兩個基本價值 目標在更高水平上的統一，從而達到更高程度的公平和正義；有利於重塑整個 人類的價值觀，使人類能夠凝聚成為一個整體，共同面對人類文明所陷入的危 險和困境。

2. 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可能性

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提高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第一，勞動者像其他人一樣被賦有平等的人格，他們同樣在自己身上保存 和發展了豐富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個 性等寶貴的人性財富，這是他們能夠成為平等的社會主體和完全意義上的歷史 主體的內在根據。

第二，在幾千年社會分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社會生活的各領域、各部 分已經進入了高度整合和相互滲透的新的歷史階段：經濟與政治的整合與互 滲、經濟與文化的整合與互滲、政治與文化的整合與互滲；社會結構變得越來越第十一章 勞動者 297

開放、多元、富有彈性和流動性；階級對抗已經向階級合作轉化。在這種新的歷 史條件下，勞動者完全可以具有多重的社會身份：他們可以同時是所有者、投資 者，是選民和競選者，是科學研究者或文學和藝術創作者，等等。勞動者可能是 他們的主要身份，但不再是他們唯一的身份了。

第三，在勞動者付出了幾千年的犧牲和代價後，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力已 經達到很高的程度，勞動和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 多的勞動者從直接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解放出來，即使是繼續留在勞動過程 中，其必要勞動時間也越來越短，而自由時間越來越多。這就為每個人的自由 全面發展打開了廣闊的空間。的確，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 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過上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都在其一生中獲得了自己的 成功、幸福、價值和意義，誰還在乎自己在垂直的社會等級階梯上處在什麽位置 上呢?

第四，19、20世紀的風起雲湧的勞動運動證明，雖然作為個體的勞動者是孤 立、分散、弱小的，但他們可以組織、結合和團結起來，以集體行動對抗強勢階級 對自己的剝削和壓迫，從而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迫使社會結構向比 較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化。

第四節 破除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的二元對立

當我們對勞動者在社會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進行研究時，不可避免地遇到 歷史上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二元對立。

一、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二元對抗

1.精英主義的歷史源流與思維邏輯

精英主義者在歷史上可謂源遠流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最早、最系統地 表達了精英主義的思想。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只有哲學家、有理性有智慧的人才能成為國家的統治者，有勇氣的武士只能做國家的保衛者，至於只有力 氣的普通勞動者和奴隸，當然只配成為被統治者。在亞里士多德的眼中，只有 公民、自由民才可以成為統治者並享受民主，而奴隸甚至不能算是人，只不過是298

勞動哲學

工具而已。古羅馬的伊壁鳩魯主義、斯多葛主義和大儒主義，都標榜知識分子 心靈的自由和幸福，而鄙視勞動階級。近代以來，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笛卡爾、 伏爾泰、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哈、康德、謝林、黑格爾、青年黑格爾派、叔本 華、尼采、施蒂納、卡萊爾、巴枯寧等，都是有名的精英主義者。精英主義有極端 的和溫和的兩種：

極端的精英主義者認為自己是人類中特殊的一族，是人上之人，是天縱英 才(“天才”)、天之驕子(“天子”),是最優異、最高貴的人種，其智慧和權力直接 來自某一神聖的源泉，是天生的統治者、領導者、引導者、導師、先知、聖賢、牧 師。與此同時，群眾是天生的愚民、庸人、賤民，是人類中卑賤的種族，只配接受 別人的統治、管理和訓導。此種人一般都追求絕對的權力，實行極權專政和王 霸統治，雖然在客觀上可能起某些歷史進步作用，但基本歷史作用都是反動的。 歷史上的暴君無一例外都是走火入魔、陷入病態和瘋狂的極端精英主義者。20 世紀世界舞台上，也仍然活躍著這批人的身影，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也最 為深重。

溫和的精英主義者成員比較覆雜，既有比較開明的專制君主和政客，也有 進步人士、保守人士、卡里斯馬人物；既有政治家，也有企業家；既有社會活動 家，也有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也可以說，在一般情況下，大部分經濟界、政 治界、文化界的上層人物都帶有精英主義傾向，或者說精英主義成為他們的主 流思想——馬克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些人當然要為自己的優勢 的社會地位尋找合法性的依據，其主要依據就是他們的才能、品格、貢獻和作用 大於一般人。溫和的精英主義的基本觀念可歸納如下：

(1)認為人與人的差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合理的，其中優秀者成為社會精英，平庸者成為平民，也是很正常的，硬要去改變這種“自然的”狀況，反而 會導致社會正常秩序的破壞和社會的動蕩；要求一切人都完全平等，必將導致 對精英的不平等，從而損害社會發展的創造性活力源泉；以平民專制代替精英 專制不過是以暴民統治代替暴君統治而已，其效果比後者更差，因為暴君統治 還能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而暴民統治則必然處於無休無止的爭權奪利和自相 殘殺之中，導致一種無政府的野蠻狀態。

(2)認為平民、群眾、民眾本身的素質太低，應該對自己經濟上的劣勢負責， 也沒有資格和能力參與社會的管理。民眾猶如永遠也長不大的孩子，需要精英以父母和導師的權威去教育、管制、規訓、引導、懲戒，決不能由他們任意胡來， 而這也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

(3)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範圍內，直接民主、人民民主、大眾民主缺 乏技術上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現實的烏托邦幻想。民主永 遠只能是精英民主，國家永遠只能由專家來治理，這是人類無法超越的規律和 必然性。

2. 民粹主義的歷史源流與思維邏輯

民粹主義在歷史上也是源遠流長的，可以上溯到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紀異端 教派的共產主義。近代以來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英國的柯貝特、柯勒律治，法國 的盧梭、邁斯爾、博納爾、拉梅內，德國的赫爾德、費希特，都有強烈的民粹主義 傾向。中國道家主張返璞歸真，返回初民道德狀態的自然主義思想和儒家“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和對平均社會財富的大同世界的向往，也是20世紀中國 民粹主義得以廣泛傳播的思想養料。

“民粹主義”作為一個正式名稱、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形成於19世紀下半 葉的俄國，那時，一大批俄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主義者， 一方面強烈反 對沙皇專制制度，另一方面又反對俄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希望通過改造俄羅斯 村社，而直接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新社會，故而主張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到 民間去”,與俄羅斯農民相結合。民粹主義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後，引起知識 界極大的反響，不過當時的叫法不叫“民粹主義”,而叫做“平民主義”、“貧民主 義”,“勞工主義”、“勞農主義”。當時最有名的知識分子，如蔡元培、陳獨秀、李 大釗、吳稚暉、章太炎、梁漱溟等人，都主張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中國的新民 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民粹主義特征。20世紀，可以說是 民粹主義盛行的世紀：幾乎一切後發展國家，都在民族解放運動、社會革命和現 代化過程中，訴諸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而發達國家的後現代主義，也帶有民粹 主義色彩。

民粹主義也有極端的和溫和的之分。極端民粹主義主張經濟精英、政治精 英、文化精英應該完全放棄自己的社會身份和文化優越性完全平民化，包括經 濟政治地位、職業、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情感、習慣、語態乃至服裝各個方面的平 民化，主張建立平民的絕對統治，並對從前的特權階級實行專政；比較溫和的民 粹主義則允許自己與平民之間保持一定的差別，但同樣主張平民至上、勞工至上、勞動至上、平等至上，主張經濟上的共產主義、政治上的大眾民主主義和文 化上的自然主義。

民粹主義的基本思維邏輯和基本觀點可歸納如下：

(1)人民崇拜、平民崇拜、工農崇拜。認為人民(指勞動人民、平民),並且 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認為勞動人民是一切 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認為人民群眾最富有智慧，所謂“卑賤者最聰明、 高貴者最愚蠢”;認為勞動人民道德上最高貴、淳樸，人格上最純潔、完美，農民 最為勤勞勇敢，而工人階級最為大公無私，並且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使命。

(2)勞動崇拜和田園牧歌崇拜。對人民、平民、工農的崇拜，當然也就意味 著對勞動的崇拜。勞動創造了人類，勞動創造了財富，勞動創造了歷史， 一切價 值都是勞動創造的。人類生活中之所以充滿如此之多的罪惡、災難和痛苦，不 是因為知識、科技、財富、金錢、貨幣、資本太少了，而是因為它們太多了，只有重返農業文明或更為淳樸的狀態，才能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人和睦相處的、田園牧 歌式的、符合自然本性與人性的美好生活。許多現代民粹主義者雖然認可工業 化、現代化和科學技術化所帶來的某些成就，但仍然強烈地譴責知識、科學技術 和財富的過度擴張，號召人們返回一種簡樸的生活狀態。

(3)平等的共產思想和民主的工農專政思想。民粹主義一般在經濟上主張 以平等為基本原則的公有制和共產制度，其中有的主張在全人類範圍內實現這 種制度，有的主張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實現這種制度，有的則主張在社團範圍內 實現這種制度；或者主張一種平均主義的小私有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有 限的交換。在政治上，民粹主義強烈地要求實行工農民主專政：即工農範圍內 的大眾直接民主和對壓迫者、剝削者和反動的智識階級的專政。

二、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兩極相通

從前面的論述可知，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在許多方面處於一種極端對立的 狀態。但是，在仔細觀察之下，又可以發現這兩極之間有許多相通的和互補的 方面，或者是表面對立而暗地里互補，或者按其內在邏輯而互相轉化。

1. 精英主義往往以民粹主義的面貌出現

在現代條件下，由於社會的世俗化、傳統意識形態的解魅、平等民主意識的 萌生和普及，再以赤裸裸的“君權神授”實行精英專制，已經不那麽靈驗了，於第十一章 勞動者 301

是，精英主義便改變形態，以民粹主義的形式出現，其具體手法主要有兩種： 一 是把人民、民眾、無產階級、工農大眾擡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自己則作為這個 抽象的、神化的整體的人格化代表的身份出現，聲明只有自己才代表“歷史必然 性”、“歷史規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人民的意志”、“公意”,把 自己打扮成“人民之子”、“人民之友”、“人民公仆”,以此騙取人民群眾的信任 和授權，而一旦掌握權力，就在繼續哄騙和神化人民群眾的同時，以人民的名義 限制個人、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人民的名義實施極權專制統治，並且大肆謀取個 人的私利，這種情況多半出現在社會轉型階段的國家。二是在實行憲政、民主 制度的國家，仍然有一些長袖善舞、花言巧語的政客精於蒙蔽選民的理智而迎 合選民一時的沖動、貪欲或陰暗的心理，對選民阿諛奉承、溜須拍馬，許下美麗 的諾言，大開空頭支票，而一旦當選便制造種種借口和理由，采取拖延和賴賬戰 術，拒不履行對選民的承諾。由此可知，精英主義並不一定反對民粹主義，而民粹主義也無法構成對精英主義的真正否定物和解毒劑。

2. 民粹主義內在地以精英主義作為補充

民粹主義本質上是精英知識分子的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並不一定被人 民、民眾、工農大眾所認同，實際上，平民大眾本身很少有這樣一種美化自己的 意識，他們更多地意識到的是自己的軟弱、無力、無知和劣勢地位，而不是自己 身上種種民粹主義者所誇張地加以讚美的優點。因此，民粹主義要讓自己的主張被民眾接受的話，還必須有一個自上而下的啟蒙進程，但既然是啟蒙，便當然 是以精英自居的，只不過這一潛在的前提被自己的民粹主義狂熱所遮蔽了而 已。這一點也正是民粹主義者最苦惱的地方：他們滿腔熱情地為民眾鼓與呼， 以至於流血犧牲，然而他們往往悲哀地發現，民眾對於他們持冷漠和懷疑的態 度，甚至成為他們犧牲就義時的熱鬧的看客。實際上，在歷史上，恰好不是那些 理想主義地看待民眾、對民眾充滿信任和希望、願意無條件地獻身於民眾的民粹主義者，而是那些較為現實主義地看待民眾、不僅深知民眾的優點也深知民 眾的缺點並且用適合民眾素質的方式去組織和發動他們的民粹主義者，才能成 功地發起、領導一場民粹主義的社會革命並且取得勝利——但是這樣一來，這 些成功的民粹主義者也就轉化為精英主義者了：他們按照自己堅決的意志調 動、利用、形塑、控制、約束民眾的力量，而不是聽任民眾放縱自己的需求和願 望，而民眾由於缺乏自組織的能力，也需要這樣的鐵腕人物來領導自己，於是，從民眾運動中，便內在地產生出和擁戴出一種新型的精英統治者，他們成為神 明一般的人物，成為大救星、大英雄、大豪傑，成為戰無不勝的偉大領袖。在這 種情況下，即使是非常真誠的民粹主義者(而不是假的、虛偽的民粹主義者),即 仍然以造福人民為己任並且不謀個人私利的民粹主義者，內心就會形成一種邏 輯的轉換：從前，他是依靠人民、引導人民、由人民推舉和擁戴、以自己的正確和 功績建立其領導地位的世俗領袖，現在他則變成了比人民自己更能代表人民 的、代表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代表人民無意識地蘊藏於自身之 中的本質、規律、真理、正義的神明般的人物；他的一舉一動都是以人民大眾利 益為依歸的，同時，他又有權以人民的名義教育、領導、管制，甚至鎮壓和消滅人 民之中的任何一個具體的人，對此，人民是不會有絲毫懷疑，會衷心擁護的。

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這種互補的關系，正好在一個方面表明了：兩者都 是片面的，兩者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虛假的，因而也是應當揚棄的。

三、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精英與平民矛盾的根本解決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精英與平民、腦力工作者與勞動者、知識分子與物質生 產階級的長期分裂、隔絕和對立，是一種歷史的不幸，是一種人類的悲劇，這種 不幸和悲劇一方面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也是片面的和不合理的，因此，千百年來，人們都夢想著能夠消除它們，而重建人類的和解和社會的和諧。

1. 精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首先，精英客觀的歷史作用是片面的、善惡混雜的。精英主義強調精英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不過精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經日益被 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所認知。不管精英在歷史上有多麽特殊的重要性，也不管 一個精英的價值即對歷史進步的積極意義，相當於多少普遍平民的價值的總 和，如我們可以說愛因斯坦對人類的貢獻相當於10萬人、100萬人對人類的貢 獻，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精神的負面作用既阻礙歷史發展、破壞文明成就的消 極意義，也遠遠地高於普通平民；歷史上死於精英之手的平民的總數不知超過 死於平民之手的精英的總數多少倍。“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歷史的真實 寫照 。

不僅如此，精英的性格、人格、品格、品德、精神境界、價值觀念等主體的和 主觀的特征也是片面的，甚至是畸形的和病態的。我們已經知道，歷史上有許多智勇雙全的精英，卻是十惡不赦的罪犯和壞蛋，或道德敗壞的偽君子，如商紂 王、隋煬帝都是文武全才，卻是有名的暴君；李後主是卓有成就的文學藝術家， 卻是亡國的昏君；培根是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同時也是一個貪污犯；歌德、黑 格爾，在政治方面是十足的庸人乃至奴才；海德格爾與納粹關系密切，政治上很 不清白；參與曼哈頓計劃和工程的科學家們，對長崎和廣島死於原子彈爆炸的 數十萬無辜平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至於精英分子個人性格上、習慣上、心理 上的病態、變態、畸化、異化現象就更為普遍了。相對而言，精英分子群體中自 殺、發瘋、人格分裂、神經衰弱、憂郁癥等精神異常者的比例，比普遍平民要高 得 多 。

2. 平民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人民、平民、民眾、群眾、勞動者、工農大眾被神化、偶像化和抽象化久矣。 今天，已經是還其世俗的、現實的本來面目的時候了，而真實地、現實地認識人 民、平民的特征、性質、地位和作用，就內在地包含著承認人民、平民本身的缺 陷、弱點、片面性、局限性乃至人性的劣根性。而承認所有這些負面的消極方面，並不是要醜化他們，並不是為精英專制主義提供口實，而是要尋找如何現實 地改變和提高他們的品質和地位的途徑和方法。如果說當年魯迅先生對平民 大眾抱著一種“愛之深，責之切”,“恨鐵不成鋼”,“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 度，並終因找不到現實的出路而抱恨終天，那麽,我們今天要在繼承和發揚魯迅 先生對民眾的分析批判態度的基礎上，在新的現實歷史條件下，尋找改造國民 性、提高民眾的素質、改變其經濟政治地位的現實出路。

3. 精英的平民化

精英的歷史片面性和局限性，隨著歷史的進步和發展而愈益顯示出來，精 英與平民的鬥爭也因此越來越激烈。關鍵在於精英與平民在結構上的隔絕和 對立，使得精英越來越自私褊狹，與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背道而馳，而平 民卻無法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更無法進入精英階級。因此，精英為了改變自 己在社會上孤立和危險的狀況，就必須主動地向平民靠攏，主動地消除自己與 平民之間的鴻溝，這就是所謂精英的平民化。精英的平民化包括精英的世俗 化、精英結構向平民開放和精英受到平民的監督和制約等幾方面的含義。

4. 平民的精英化

消除精英與平民的兩極對立和惡性循環的有效途徑，除了上述精英的平民化外，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途徑是平民的精英化，即平民本身大規模地轉化為 精英 。

平民的精英化的基本含義是：首先是平民自身素質的全面提高，實現自身 的人格轉型，即從生存型、安全型、依賴型、散漫型、被動型人格，向自尊自主型、 社會合作型、自我實現型的人格轉化。其次是積極、主動、全面地參與社會的經 濟競爭、政治競爭和文化競爭，在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多元文化之中提升自己 的社會地位。

5. 自由個性的生成是精英與平民矛盾的根本解決

如果拋棄馬克思試圖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 濟來消滅階級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的思想，本書以為，在發展和完善市場 經濟、憲政民主和多元文化的基礎上，完全可以繼承馬克思關於“自由個性”的 設想。馬克思所展望的理想社會，是一個以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以個性自 由為基本原則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不再是一個“虛幻的集體”,而是一個“真實 的集體”,在這個集體中，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 發展的基本條件。那麽,什麽是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或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個 人呢?按馬克思的設想：第一，個人已超越了生存必然性的限制，個人的天賦和 才能的發展成為第一需要，成為目的本身，與此同時，勞動也不再是謀生活動， 而是自由自覺的活動；第二，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利己與利他、存在與本質、 對象化與自我確證的矛盾已經得到基本解決，個人成為普遍的、世界歷史性的個人 。

無論是按馬克思思想的內在邏輯，還是按我們的理解，這當然不應該是一 種削平一切差別和個性的平均主義狀態或個人的同質化、平均化的發展。個人 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內在地保留和包含了個性的豐富性，競爭與合作的社會格 局仍然存在，因而競爭與合作社會的基本特征也仍然存在：

(1)雖然人們不再以爭奪物質生活資料為競爭的目標，但仍然會爭奪發展 資料即自由發展個性和才能所需的外部條件；個性和才能的競爭雖然以社會合 作為基本條件而不再是一種對抗性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和爭執仍然會存在。

(2)雖然就所有的個人都成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個人而言，傳統的精英與 平民的劃分已失去意義，可以說，平民已經普遍地轉化為精英了，但競爭的結果仍然會有很大差別，特殊人物、傑出人物、偉大人物仍然會層出不窮地產生，個 人對個性、特殊性、卓越、成功、聲望、榮耀的追求仍然會存在並能夠得到合理滿足。

第十二章 勞動與價值

上面兩章對勞動和勞動者的本質、特征及其在社會結構和歷史過程中的地 位和作用作了一般的探討。從這一章到第十四章，要探討勞動在整個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討勞動與價值、產權、資本、管理等幾個基 本經濟現象之間的關系，從勞動的視角出發對迄今為止人類基本的經濟制度進 行反思，也從基本經濟規律角度出發對勞動進行反思。

第一節 價值的本質和形態

“價值”,又被叫做“效用”、“意義”或“財富”,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被 廣泛使用的概念。研究勞動問題，迎頭就碰上價值問題：勞動對於人類的生存 和發展具有什麽作用和意義?勞動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什麽有價值的東西? 這屬於哲學層面的探討。經濟學層面的勞動價值論則更是繞不過去的問題。

一、價值理論的源流

關於價值的思考源遠流長，但從邏輯思路上基本可以歸納為三類：

1.自然主義、客體主義、唯物主義、客觀主義的價值觀

自然主義把價值看作是自然事物本身的屬性，客體主義進一步把價值看作 是包括自然事物在內的所有客體(自然客體、社會客體、精神客體)本身的屬性。 唯物主義強調自然和社會事物的物質性，否認柏拉圖的理念和黑格爾的絕對精 神一類的“精神客體”。客觀主義和客體主義在英文中是同一個詞(sub-第十二章 勞動與價值 307

jectvism),但強調的是認識對象不以人的主觀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性。撇開 這四個概念的諸多細微差別不談，其共同之處就是把價值看作是不以主體和主 觀意識為轉移的客體性和客觀實在性。比如，食物具有何種營養價值、自然景 觀具有何種審美價值、社會現象具有何種道德價值，這都是由這些事物本身的 性質、結構、內在聯系和規律決定的，對所有的人都是普遍的和一視同仁的，與 人的需要、欲望、感受、認知等無關，如果非要說與人的需要有關的話，那也是因 為人的需要本身也是自然的、物質的和客觀的，與外在事物具有某種異型同構 性——人是一個微縮的小宇宙，與大宇宙是相通的。

2. 人類主義、主體主義、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價值觀

人類主義(humanism), 又叫做人本主義、人道主義、人文主義，與主體主義 基本同義，認為價值純粹是一種與人相關的現象，是一個出自人的、屬於人的、 為了人的意義領域， 一切外在事物之所以對人具有價值和意義，僅僅是因為它 們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沒有人和人的需要，世界上就沒有所謂價值：沒有好壞、 沒有利害、沒有善惡、沒有美醜。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比人類主義和主體主義 走得更遠：只有人的主觀意識並且歸根結底是個人的主觀意識才是價值的最終 創造者和評判者。人類主義和主體主義基於對共同的人性和人類需要的認可， 會承認價值的共通性和普遍性。與此不同，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則否認客觀 的、普遍的、共同的價值標準，走向徹底的個人主義和相對主義。不過，這四種 價值觀都是緊緊地圍繞著人來言說價值的，都以人作為價值的出發點和歸宿， 因而與自然主義、客體主義、唯物主義、客觀主義的價值觀形成鮮明的對比。

3. 自然與人類、客體與主體、物質與精神、客觀與主觀相統一的價值觀如同在存在論和認識論上，古代和近代哲學基本上陷入自然主義、客體主 義、唯物主義、客觀主義與人類主義、主體主義、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二元分裂 和對立一樣，在價值觀上也是如此。現代哲學看到了這種二元分裂和對立的片 面性，於是試圖揚棄這種分裂和對立，而尋求一種自然與人類、客體與主體、物 質與精神、客觀與主觀相統一的存在論、認識論和價值觀，這種努力肇始於康德，成型於馬克思，在20世紀蔚為大觀。

在這種總的思想潮流中，如以人類實踐活動為軸心，又形成了三種不同的 致思路徑：

( 1 ) 前 實 踐 哲 學(pre-practical philosophy)的致思路徑。

這種路徑也反對自然主義、客體主義、唯物主義、客觀主義與人類主義、主 體主義、唯心主義、主觀主義兩個極端，但還是比較強調自然歷史與人類歷史的 連續性和統一性，試圖在自然與人類的某種直接同一中揭開價值之謎。

我國學者王志華在其《大系統價值學說—政治經濟學的變革》(香港國際 政治經濟出版社，1998)一書中就做過這樣的努力。他認為，價值是由事物之間 的供求關系表現出來的，這種供求關系存在於宇宙運動從微觀到宏觀的一切物 質運動之中，因而價值是存在於宇宙中的共同規律。從各種事物的相互關系中 發現任何事物都存在“從外界吸收能量”和“向外界輸出能量”的兩極，由此而 構成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正是“吸收能量”和“輸出能量”的兩極構成了整個 宇宙運動各個層次、各個事物之間的能量供求關系。 一件事物所需的能量是特 定的，而外界能量是多種多樣的，這就決定了只有其中某些能量合乎該事物的 特定需求，對該事物具有價值。 一件事物的價值，取決於該事物在所處的特定 的環境中所形成的能量供求關系。因此，所謂價值，就是事物主體與客體之間 的能量供求意義。

一種物、一件事或一個人的價值，首先取決於自身的功能，其次取決於作用 對象的需求，供需雙方的存在決定價值的存在。商品種類繁多，每種商品有各 自的使用功能即所謂使用價值，但不管其功能差異有多大，都表現為一個共同 的功能，即滿足人類的消費需求。因為人類的生存發展需要吸收外界能量，具 體表現為依賴於物質與精神的消費，而商品的功能正是滿足人類的這種消費需 求，商品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商品功能對於人類消費的需求意義。每一種商品都 在消費需求總值中占有相應的比例所以商品的價值就是商品的消費需求值。從這段論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致思路徑：從自然事物“從外界吸收能 量”和“向外界輸出能量”的運動出發，繞過人類實踐這一絕對中介，直接過渡到 人類主體與外界客體之間的供求關系，從而得出一個普遍適用於萬事萬物的價 值定義。這種致思路徑還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自然主義、客體主義、唯物主義、 客觀主義的遺產。各種各樣的生命哲學、生命倫理學、生命美學也都走在這條路徑上。

( 2 ) 後 實 踐 哲 學(post-practical philosophy)的致思路徑。

後實踐哲學對價值在漫長的人類勞動和實踐中孕育、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存 而不論，而直接面對聳立於勞動和實踐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文化價值世界。 我們以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卡西爾的符號哲學和文化哲學為例來說明此種致思 路 徑 。

卡西爾也是反對物質與精神、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自然與人類的二元 分裂和對立的，主張這種分裂和對立應當統一於“存在”之中。不過，卡西爾不 是從勞動、實踐出發而是從符號、象征出發去理解這種統一。從人類的生存狀 態和存在方式來看，人不僅像其他動物一樣生活在物理世界中，而且也生活在 人自己創造的新的維度之中。這種所謂“新的維度”,是指外界刺激在人的思維 過程中被符號化的過程。思維在這里一方面主動接受和攝取外界刺激，另一方 面，思維同時給予外界刺激以不同的指稱形式，各個指稱形式之間有相互聯系， 並形成一個特有的整體結構。符號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各種方式從感性的材料 提升、抽象出某種普遍形式，以表現出一定的意義。它們既是物質的可感性的 顯現，是可以知覺的形式，也是人類精神活動的表現，表現為人類創造的文化和 知識產品。

這種人類思維符號化的過程，不僅僅是一個認識過程，而首先是人類存在 的歷史過程。這就是說，符號是在人類歷史中形成的特有現象，人類通過創造 語言、神話、藝術等符號，建立了一個“人類的意義世界”。卡西爾由此得出其文 化哲學的基本觀念：符號是人類存在的本質特征，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 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以至於可以說人就是“符號的動物”。符號不只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而且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創造 了各種文化形式，如寓言、神話、宗教、科學、藝術等。有了這些文化，人類才有 了賴以存在的條件，人的生存環境才是人的環境，人類賴以存在的社會才是人 類社會。符號不是臆造的本體，不是超越時空的、絕對觀念性的東西，而是具體 的、歷史的、相對的、附著於物質材料之上的。同時，又只有符號才使感性世界 獲得一定的規律性和統一性，從而讓人類與世界相互適應和相互調節。研究符號的生產、變化和發展，本質上就是研究人類的存在和發展歷程。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與卡西爾的符號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把整個 世界劃分為三個：物理對象或物理狀態的世界是“第一世界”或“世界1”;意識 狀態或精神狀態的世界是“第二世界”或“世界2”;思想的客觀內容的世界，尤 其是科學思想、詩的思想以及藝術作品的世界是“第三世界”或“世界3”。世界3中的知識是客觀的，因為它們不是主觀精神本身，而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 雖然它們是人類創造的產物，但也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自主性的領域，並反過 來對世界2和世界1產生影響。卡西爾和波普爾不是孤例。在20世紀西方人文哲學和科學哲學兩大領域 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語言學轉向”,就是一種後實踐哲學的路向。此外，在我國20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中，針對蔡儀的客觀論和高爾泰的主觀論，朱光潛就提出過主客觀統一論，這也與西方的這種主流思潮不謀而合。

( 3 ) 實 踐 哲 學(practical philosophy)的致思路徑。

由馬克思開創的實踐哲學，在20世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舉其要者，有葛 蘭西的實踐哲學、盧卡奇的以勞動為核心的社會存在本體論、南斯拉夫和東歐 馬克思主義中的實踐本體論、哈貝馬斯的交往實踐論等。

在中國，實踐哲學的代表人物首推李澤厚。早在20世紀50年代，李澤厚 就獨辟蹊徑地提出了美學中的客觀社會說，把美的主觀性和客觀性統一於社會 實踐。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中，他進一步提出了“人類學本 體論的實踐哲學”或“主體性的實踐哲學”,對哲學史上物質與精神、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等二元分裂和對立給予了人類學本體論的實踐哲學的回答：“人 類的最終實在、本體、事實是人類物質生產的社會實踐活動。”從前的種種哲學家之所以陷入“二律背反”,正因為未能把“實踐”引入本體論中，所以哲學家 們或者偏執於物質，或者偏執於精神，或者訴諸上帝。然而，正是以使用和制造 工具的勞動為核心的人類實踐活動，化解了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自然與人性、必然與自由等長期困擾人們的“二律背反”。在悠久漫長的實踐活動中，自 然界的規律和結構進入到實踐的規律和結構中，而實踐的規律和結構又通過自 覺注意、自我要求和自我確證等主觀環節而內化、凝聚和積澱為智力、意志和審 美的形式結構。正是實踐，作為絕對的樞紐和中介，打通了物質與精神、存在與 意識、自然與人性、必然與自由，一方面使自在之物變成了為我之物，另一方面， 精神、意識、人性和自由的方面也消除了自己空疏的主觀性，而轉化為客觀的實 在。李澤厚指出，人類實踐的成果包括外在物質的方面和內在心理的方面，前 者是由生產力、生產關系等組成的工藝-社會結構，後者是由知、情、意等組成 的文化-心理結構；前者相當於康德的不可知的“先驗對象”,後者相當於康德 的不可知的“先驗自我”,康德的這兩個“物自體”及其分裂對立正好消融於人 類實踐這一本體之中了。由此出發，李澤厚一一破解了康德哲學中的懸案：時 空直觀形式、範疇、先驗統覺、理念的範導作用、道德的超越性、自然的合目的性 和美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等。它們都來自於人類主體性的“文化—心理結構”。 這個結構具有巨大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但又深植於人類的物質實踐活動之中。① 這樣一來，李澤厚就在人類學本體論的實踐哲學的基礎上，構築了他的認識論、 倫理學和美學大綱。

不過，在實踐哲學的基礎上建構一套比較完整的價值理論的人，不是李澤厚，而是李德順。1987年，李德順發表了後來對學術界和社會都產生了很大影 響的《價值論》一書，該書是國內第一次把價值論當作與存在論、認識論處在同 一層面的哲學基礎理論來建設的嘗試。

二、價值的本質

《價值論》比較全面而深刻地論述了價值、價值關系、價值事實、價值與真 理、價值標準等問題。

1. 價值和價值關系

所謂價值，就是客體的存在、屬性及其變化同主體的尺度是否相一致或相 接近。這個定義還比較抽象，進一步的解釋是，“價值關系”和“價值”概念是對主客體之間特定的關系內容的概括。價值關系，是一種以主體尺度為尺度的 主客體關系；價值，則是指這種關系所特有的質態，即客體對主體的意義。在實 踐活動中，客體的存在、屬性和合乎規律的變化，是否具有與主體生存和發展相 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意義?這種意義依主體尺度而區別為不同的性質：對 主體的生存發展具有肯定的作用，或能夠按照主體的尺度滿足主體需要，即為 正價值，反之則是負價值。總之，價值是對主客體相互關系的一種主體性描述， 它代表著客體主體化過程的性質和程度，即客體的存在、屬性和合乎規律的變 化與主體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質和程度。主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不是一種封閉的、靜止的關系，而是主客體之間不 斷相互作用的過程：主體按其本性即客觀需要去同客體發生關系，在觀念上和 物質形式上使客體為自己服務；客體的自在規定性和規律性則在實踐的過程和 結果中反作用於主體，促使主體調節自己的需要，調節自己的實踐活動；經過 “作用—反饋—調節一再作用”的多次反覆，主體及其需要和客體屬性之間逐步 達到相互適合和接近。這是價值關系運動和價值實現的一般過程。

2.價值客體和價值主體

一切與人建立對象性關系、 一切對主體需要的滿足產生某種作用的自然事 物和社會事物，都是價值客體。客體具有自身的本質、屬性和變化規律，但進入 價值關系後，便對人產生正面的或負面的影響。人是一切價值的主體，是一切 價值產生的根據、標準和歸宿，是價值的創造者、實現者和享受者。客體和主體 都具有自己的內在尺度，但在價值關系中，主體的內在尺度是價值的根本尺度， 對象同主體一致的程度是價值的基本標志。萬物的價值及其等級和次序並不 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從來都是人按照自己的尺度來排列的。③一方面，價值並非客體本身的屬性，而是客體屬性與主體的一種效果關系： “客體與價值的關系不是實體與屬性的關系，而是實體及其屬性同主體活動的 關系。價值是客體及其屬性在主體的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為主體服務的效 果”;另一方面，主體的內在尺度並非主觀任意的尺度，主體也具有客觀性。

所謂主體的客觀性，是指人、主體所具有的不依賴於人的主觀意志的存在、本 質、本性、能力、條件和活動方式等客觀規定性，它包括人、主體的需要、活動和 實踐體驗等一切並非由人主觀隨意決定的表現；主體的客觀性不僅是價值客觀 性的前提，而且價值客觀性最終要通過主體生存發展的客觀變化表現出來並得 到驗證。

3. 價值事實

價值事實作為評價認識的對象，是主客體之間價值關系運動所形成的一種 客觀的不依賴於評價者主觀意識的存在狀態。它既是客體對主體的價值現實， 又是客觀的事實，所以叫“價值事實”。而評價則是對價值事實的感受、理解、情 感和態度。價值事實存在於價值關系運動的現實的或可能的效果、結果之中； 或者說，價值關系運動後果的事實就是價值事實。這對於物質方面的價值和精 神方面的價值來說都是成立的，同科學認識中的“科學事實”具有同樣的客觀性 和效力。

4. 價值與真理

真理使人們懂得“有什麽”和“沒有什麽”、“是什麽”和“不是什麽”、“怎麽 樣”和“為什麽”,從而提供著實踐的可能性、基礎、權利和運動軌跡；價值使人們 明白應該和能夠從世界得到什麽,通過怎樣的付出而獲得，從而提供了實踐的 必要性、選擇定向、動機和動力。對於實踐來說，真理問題，即主體對於實踐中 一切因素的有無、實虛、真假、是非等的把握與處置是否合乎實際及其規律，作 為客觀必然性決定著實踐的命運，而價值問題，即客體的變化滿足主體需要的 可能性以及主體如何理解、構想和努力實現這種可能性，則通過主體的能動性決定著實踐的命運。

5. 價值標準與真理標準

真理標準是驗證主觀對客觀、認識對對象、主體對客體之符合的標志和尺 度，價值標準是驗證客體對主體、現實對需要之符合的標志和尺度。只有在實 踐中，思維的真理性才能得到檢驗，而事實的價值也得到檢驗。因此，實踐既是唯一的真理標準，也是唯一的價值標準。

此處之所以大篇幅引用《價值論》,是想從這些觀點出發為本章概括出一個 理論基礎：價值是實踐主體與實踐客體相互作用的產物，是實踐主體的力量在 實踐客體中的實現和實踐客體對實踐主體的需要的滿足。

三、價值的形態或類型

1. 從主體需要角度出發對價值的分類

價值是對主體需要的滿足。主體需要可以最粗淺地分為物質需要和精神 需要，或自然需要和文化需要。馬斯洛思考得比較精細一些，他把人的需要分 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實現需要五個層次。這樣一 來，價值作為對主體需要的滿足，就可以分為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或者更細一 點，分為生存價值、安全價值、歸屬價值、自尊價值、自我實現價值。

2. 從主體實踐活動及其結果的角度出發對價值的分類

價值是主體實踐活動作用於客體的結果，不同實踐活動相應地滿足或主要 地滿足不同的需要，比如，物質資料生產活動主要滿足物質需要、生存需要，當 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安全需要、歸屬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實現需要；政治、 社會管理、社會變革活動主要滿足人的安全需要、歸屬需要、自尊需要，當然，也 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物質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文化創造活動主要滿足自我實現 需要，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自尊需要；日 常生活實踐主要滿足人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當然，也在一定程度 上滿足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把第一類實踐活動的 結果稱為經濟價值，把第二類實踐活動的結果稱為政治價值，把第三類實踐活 動的結果稱為文化價值，把第四類實踐活動的結果稱為日常生活價值。

把這兩種分類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價值譜系或價值簡表，如圖12-1所示：

圖 1 2 - 1 價值譜系

這個圖可以簡化為圖12-2:

價值：經濟價值 政治價值 文化價值 日常生活價值

經濟價值：使用價值 交換價值

文化價值：知識價值 道德價值 審美價值

圖12 - 2 價值簡表

從上述價值表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勞動，作為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 與作為間接的物質資料生產的資本活動一起，為人類創造出主要用於滿足人類 的物質需要、生存需要的經濟價值。當然，在物質資料生產所創造的產品中，也 包含一定的精神文化價值，不過，創造精神文化價值畢竟不是物質資料生產的 主要功能，正如在文化創造活動的產品中也包含有一定的經濟價值，但創造經 濟價值畢竟不是文化創造活動的主要功能。

社會分工決定了不同實踐活動承擔不同的社會職能和功能。不過，我們也不能對此作機械的和僵死的理解。在現代社會，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上，不同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領域正在走向滲透和融合。因此，對上述價值表 應當作出如下補充：任何一種實踐活動都能夠創造出包含有多種價值的產品， 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不同層次的人類需要；反過來說，不同的價值也是相 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

四、哲學的價值範疇和經濟學的價值範疇

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無疑包含了一種一般的價值理論，但他本人又的確沒有 給出一個哲學的價值定義，這對他的經濟學研究造成了不利的影響，最明顯的 表現就是他從勞動的二重性(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推導出商品的二重性(使用 價值和價值),在這里，價值由一個一般的哲學範疇降級為一個特殊的經濟學範 疇。本來，馬克思在很多地方也沿用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把商品價值分為使用價 值和交換價值的做法，但他最終還是在交換價值之下設定了一個價值，而把交 換價值看作是處於價值與價格之間的某種東西，或者把交換價值和價格等同使 用。這給後人留下了無數的爭訟。本書認為，如果我們把哲學的價值範疇與經 濟學的價值範疇的關系理順了，上述爭訟就可以迎刃而解。

哲學的價值定義適用於一切價值現象和價值類型，所有的價值種類，包括 經濟價值、政治價值、文化價值、日常生活價值，都是實踐主體與實踐客體相互 作用的產物，是實踐主體的力量在實踐客體中的實現和實踐客體對實踐主體的 需要的滿足。所謂經濟學的價值，也就是上述價值表中的經濟價值，在分工和 交換沒產生或不明顯時主要指使用價值，隨著分工和交換的發展，交換價值日 益成為一種重要的經濟價值，以致當某種產品因為沒有完成交換而失去交換價 值時，其使用價值也會得不到實現。邏輯上前後一貫的說法應該是，經濟價值， 或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方面。而馬克思卻認為產 品和服務包括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方面，無異於是說商品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 價值兩個方面，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是把類概念、大概念、普遍概念當成了 屬概念、小概念、特殊概念。另一方面，由於馬克思把“價值”當成與“使用價 值”相對的概念，就大大限制了這個概念的普遍適用性，從而使經濟學的價值概 念不能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和其他學科領域的價值在同一哲學層面上通用。 比如，當馬克思用“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一般人類勞動”、“相同的人類勞動”、“人類勞動本身”、“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 費”、“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的生產耗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界定商品 的價值時，雖然突出強調了商品價值的人為性即勞動改造自然界並創造使用價 值的主體性，卻完全拋開了商品價值的另一根本屬性——為人性，即價值滿足 人類需要的有用性，他甚至得出了價值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的極端 結論 。

後世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去解決馬克思的哲學價值觀與經濟學價值理論之 間的邏輯矛盾，反而把這一矛盾推到荒謬的程度，得出一系列有損理性尊嚴的 結論：“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與生活中的價值概念是兩碼事”———仿佛經濟是與生活漠不相關的；“勞動工具創造使用價值而不創造價值”、“土地提供財富而 不提供價值”、“未經勞動的自然資源有使用價值而不具有價值”——價值竟然 不是效用和財富，而效用和財富竟然不具有價值!

那麽,為什麽馬克思這樣的大思想家會出現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呢?這應該 歸因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強烈的階級立場和意識形態性質：為了證明價值全 部由勞動創造這一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並進一步推論出剩余價值理論，他不 得不把“財富”和“價值”這兩個範疇分開，一方面承認生產資料(勞動對象和勞 動工具)在財富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承認它們也是使用價值的來源，另一 方面堅決否認它們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把商品價值的形成、創 造和增加完全歸功於活勞動；如果一定要承認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在價值形成 和創造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話，那它們最多也只是作為一個既得的常量從一種形 態轉化、轉移為另一種形態，而絕不增加新的價值，況且生產資料歸根到底也是 勞動的產物，是積累起來的勞動，是凝固為、物化為物質形態的活勞動，是“死勞 動”。

這是一種過度的抽象，就把在經濟價值、商品價值或物質財富形成和創造 過程中起作用的其他要素統統過濾排除掉了，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勞動作為唯一 的要素。這固然得出了在邏輯上自成一體的勞動一元論和勞動決定論，但卻犧 牲了更大範圍內的邏輯一貫性：哲學與經濟學的連續性，財富、效用和價值的一 致性，整個價值世界的多樣統一性。

第二節 勞動在經濟價值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節試圖通過對經濟學上諸種價值理論(勞動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效用價 值論、供需價值論)之間的爭論的簡要評述，重新核定勞動在經濟價值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經濟學價值理論的三種思路

如同哲學價值觀有三種基本思路，經濟學價值理論也有三種基本思路：供 給價值論、需求價值論、供需均衡價值論。

1. 供給價值論

供給價值論，也可以稱之為生產要素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上從客體、 客觀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由於人們對於經濟價值形成過程起作用的各種生 產要素的強調不同，供給價值論又可以分為自然資源價值論、資本與投資價值 論、科學技術價值論、管理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在19世紀，科學技術和管理還 沒有被當作獨立的生產要素提出來，生產要素價值論內部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土 地、資本、勞動三要素共同決定價值論和勞動決定價值論之間。亞當 ·斯密的 體系內已經包含了兩者之間的矛盾，在他之後的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了勞動價 值論，而薩伊、托倫斯、詹姆斯 ·穆勒、凱里、巴師夏等人發展了要素價值論。到 了20世紀，熊彼特、奈特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都把管理或“企業家才 能”當成重要的乃至起決定作用的生產要素，而哈貝馬斯等人則把科學技術看 作是第 一 生產力。

2. 需求價值論

需求價值論，也可稱之為效用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上從主體、主觀角 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由於人們對需求和效用的理解不同，這派理論又可分為同 質需求論和客觀效用論與異質需求論和主觀效用論。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 西斯蒙第最早明確地表述了他的效用價值論，用以補充勞動價值論：“人一生下 來，就給世界帶來要滿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願望，以及 使他能夠滿足這些需要和願望的勞動技能或本領。勞動能力——是他財富的源泉，而願望和需要則為利用這些財富指明了方向。”①西斯蒙第所說的需要， 是指人作為“消費實體”一生下來就具有的生理需要，而個人需要的總和就是社 會需要，滿足這種社會需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即由“全社會的 需要和足以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決定的。在薩伊看來，物品的 效用是物品價值的基礎，當人們承認某東西有價值時，所根據的總是它的有用 性。對薩伊來說，決定價值的效用是商品本身所固有的。與西斯蒙第和薩伊不 同，邊際效用學派則主張異質需求論和主觀效用論，因為人與人的需要是不同 的，他們滿足需要時的主觀感受是不同的。門格爾說：“所謂價值，就是一種財 貨或一種財貨的一定量，在我們意識到我們對於它的支配關系於我們欲望的滿 足時，對我們所獲得的意義。”龐巴維克則直截了當地把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 即人們對物品的主觀評價，只有一個人主觀上認為商品對他有用處時，這樣的 商品才具有價值。那麽,效用的大小或價值量的高低由什麽決定呢?由它的邊 際效用量來決定。在不斷增加消費時，物品的效用是遞減的，最後增加的那個 單位所具有的最低的效用就是邊際效用；邊際效用決定該種商品的價值量③。

3. 供需均衡價值論

供需均衡價值論試圖消除上述兩種價值論的片面性而提出一種較為全面 的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從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角度規定價 值的理論。第一個進行這種嘗試的就是薩伊。第一，他認為滿足需要的效用是 價值的基礎，沒有效用的物品是沒有價值的；第二，效用是由勞動、資本和自然 三個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出來的，沒有資本的幫助和各種自然力量的作用，勞動 無論怎樣巧妙和聰明，也不可能創造出價值；第三，價值決定於產生效用的生產 費用，因為要獲得生產效用的勞動、資本和土地，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即生產費 用，於是產品的全部價值又分解為工資、利息、地租三種收入；第四，價值是由供 求關系決定的，因為沒有需要固然不可能有效用和價值，沒有生產要素和生產 費用也不可能有效用和價值，雙方都不能單方面決定價值，於是只有供給與需 求雙方的相互關系才能決定價值，或者可以反過來推論，既然供求關系直接決定了價格，而價格又是測量價值和效用的尺度，那麽供求關系也就決定了價值 和效用。到了19世紀末，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在邊際效用論和邊際價值論取 得長足發展的基礎上進行了第二次綜合，用邊際效用和生產費用分別說明需求 和供給，認為邊際效用決定需求，生產費用決定供給，而兩者之間的均衡決定價 值。馬歇爾的供求均衡價值論奠定了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的基礎 。

以上三類價值理論的關系如圖12-3所示：

圖12 - 3 各種經濟學價值理論的關系

薩伊、約翰 ·穆勒、馬歇爾等人的供需均衡價值論大體上兼顧到了價值的 客體、客觀方面和主體、主觀方面，與本書所提供的哲學上的價值定義在大方向 上是一致的：價值是實踐主體與實踐客體相互作用的產物，是實踐主體的力量 在實踐客體中的實現(供給、產品)和實踐客體對實踐主體的需要的滿足(需求、 效用)。但是，從實踐哲學的價值觀出發，還可以對他們的供需均衡價值論提出 如下批評 ：

第一，未能突出實踐活動(投資活動和勞動活動)的軸心和絕對中介地位， 沒有用實踐活動去綜合自然與人、供給與需求、產品與效用等環節和因素，使之成為一個連續的統一體和統一過程。

第二，只是羅列各種供給要素或生產要素，而未能說明各要素之間的相互 關系及其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關鍵在於，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 供求均衡價值論，只是在市場供求關系這個平面上從數量角度無區別地看待各 種生產要素，比如把勞動簡化為勞動力，把投資經營活動簡化為貨幣和資本等 生產費用，進而把價值簡化為價格，把供求價值論簡化為供求價格論，而看不到 正是投資活動把各種生產要素組織起來，而活勞動則把這些組織起來的生產要 素運動起來並且轉化為產品。對生產要素相互關系及其在價值形成中的地位 和作用的分析只有具體到投資活動與勞動活動之間的關系的分析才是可能的， 而投資活動與勞動活動之間的關系固然受市場供求狀況和價格等數量因素的 影響，它們之間還存在著更為深刻的、本質的、力量上的對抗和合作關系，價值 的形成和創造就在這種關系之中，故而不能簡化為價格上的均衡。

第三，未能從人類學實踐本體論角度出發對人類的同質需求和異質需求、 社會需求與個人需求、生理需求與心理需求、客觀需求與主觀欲望等之間的關 系和變化規律作深入的研究，因而也不能把客觀效用論、社會效用論與主觀效 用論、邊際效用論統一起來。

因此，有必要在實踐哲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供需價值論。

二、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一切經濟價值，或物質財富，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不管是商品還是貨幣和 資本，都包含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方面。

1. 使用價值

通常人們把使用價值定義為產品和服務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效用和功能。 的確，使用價值是最基本的經濟價值，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恒的基礎。轉化 為商品的產品和服務，也首先具有使用價值。問題是，貨幣和資本也具有使用價值嗎?應該說也具有。貨幣和資本本身當然不能用來吃喝，沒有直接的使用 價值，但它們卻能夠購買和生產使用價值，因而具有間接的使用價值。歸根結 底，人們之所以追求更多的貨幣和資本，至少其原始動機是為了更多更好地滿 足其吃穿住行等物質需要。資本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即使是貨幣，也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生產要素，“貨幣猶如一項新的技術，節省人們計算和比較財富的時間，加速商品流通速度，打破商品生產在時空上的限制，擴大人們交換商品的範圍”,從而促進了使用價值的生產。

在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使用價值總是由個人、家庭、企業等微觀生產單位生產出來的，但這些使用價值只有一小部分是供其生產者自己消費的， 甚至完全不是為其生產者自己生產的，因此，它們要變成消費品，就有賴於與別 的使用價值進行交換。

2. 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商品所具有的交換其他商品的屬性和功能，某些產品可能對生 產者本人具有某種使用價值，但因為不用它們去交換別人的產品(自己不願意 或別人不接受),它們就沒有交換價值，但絕大多數產品都具有交換價值，故而 叫做商品。交換價值也具有所有價值都具有的共同本質——滿足人的需要，只 不過它不像使用價值一樣滿足人的直接的物質需要，而是滿足人的分工和交換 的需要：人們為了更多更好地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有必要專注於某種自己具 有優勢的生產以獲得更多更好的產出，然後拿自己產出中的一部分去交換自己 不直接生產的必需品。即使是在原始社會，也有最低程度的分工存在：男人打 獵，女人采集。因此，那時的產品也可以說是一種原始的商品，也具有一定的交 換價值 。

對交換價值的這種理解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共識，馬克思也繼承了這一共 識：“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 或比例。”但馬克思認為交換價值只是一種形式，在這種形式下還隱藏著一種 內容、實質、實體，那就是“價值”,即相同的、抽象的、 一般的人類勞動，從而導致 一大堆概念上和邏輯上的混亂。其實，真正與交換價值構成內容與形式關系 的，就是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是使用價值的形式，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內容， 兩者共同構成商品價值或物質財富的完整意義。

3.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相互關系

亞當 ·斯密說得好：“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 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①兩者的關系可以簡要論述如下：

一方面，作為價值內容的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是維系人類生 存和發展的絕對必要的物質條件。無論一個人、 一個國家的金銀有多少，貨幣 有多少，這些作為交換價值的集中體現的財富，如果不以足夠的使用價值為基 礎，就不能叫做財富，而只是一堆廢物或廢紙。神話和寓言中那些能夠把一切 點化成金子的人最終全都活活地餓死了，傑克 ·倫敦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為了能 夠在荒漠中節省體力以死里逃生，極為明智地把拼命得來的全部金子都扔掉 了。正如李嘉圖所說：“一種商品如果全然沒有用處，或者說，無論從哪一方面 都無益於我們欲望的滿足，那就無論怎樣稀少，也無論獲得時需要費多少勞動， 總不會具有交換價值。”另一方面，交換價值作為價值的形式，相對於使用價值又的確具有一定的 獨立性，甚至會與使用價值發生嚴重的異化。在物物交換時代，這種獨立性隱 而不彰，隨著交換的發展，作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應運而生，交換價值的 獨立性就明顯表現出來了。擺脫了直接物質形態多樣性的束縛的貨幣，的確極 大地促進了物質資料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因為有了貨幣，人們可以購買 到一切必要的生產要素而進行更大規模的生產；因為有了貨幣，人們可以購買 到一切自己不能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因為有了貨幣， 一切不動產可以變成動產，一切不能永久儲存的貨物可以變成能夠永久儲存的財產；因為有了貨幣，人們 獲得了一種方便的成本收益、投入產出的計量手段和評估工具，從而提高了生 產效率和經濟效益；認為有了貨幣，人們還能夠沖破種種血緣的、宗法的、性別 的、階級的、等級的、身份的、地方的、種族的、國家的深溝故壘，而獲得社會的、 政治的、文化的廣闊發展空間。但也正因為貨幣具有這種形式化、普遍化的功 能，它也逐漸表現出一種脫離物質生產和使用價值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自為 目的、自成體系，以致導致了瘋狂的金錢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

當然，不管交換價值和貨幣走多遠，最終總要回歸到使用價值的基礎之上。

無論如何，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 的。全面認識兩者的關系，足以解釋基本的經濟現象。馬克思在交換價值與使 用價值之間引進一個叫做“價值”的東西，用它來作為交換的尺度和標準，使交 換價值脫離了使用價值這個具體和覆雜的基礎，而把它放在一個過於純粹、抽 象和單一的基礎 ———一般人類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上，表面上繞開了問 題，實際上使問題更加覆雜化了，因為用這種單一的、一元論的“價值實體”是無 法說明覆雜的商品交換現象的。經驗表明，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沒有一個人是 以單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尺度和標準的，而是考慮到各種各樣的 因素，通過討價還價達成一種相對滿意的交易。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當然 是使用價值決定和交換價值決定過程中的關鍵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三、經濟價值的多種來源

經濟價值，不論是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都具有多種來源，都是各種相關 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就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的動機和目的、沒有消費產品就 沒有意義而言，需要乃是價值形成的起點和價值實現的終點。不過，對於價值 的形成、生產和創造過程本身而言，需要及其滿足已經內化為生產的動機和目 的，因此我們只要把影響生產過程及其結果的諸種因素一一列舉出來就可 以 了 。

1. 自然資源

土地等自然資源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價值的重要來源，尤其是稀缺的自 然資源。人類生產和勞動並不能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使用價值，而只是改變自然 物的存在形態，使之由人類不能直接消費的自在之物變成能夠滿足人類需要的 為我之物。因為自然資源具有使用價值，所以也具有交換價值。從前，陽光、空 氣、水，作為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非常充裕，以至於人們無須付費就能獲得，但 正因為人類以為這些資源是無限供給的，就掠奪性和破壞性地利用這些資源， 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污染，所以現在潔凈的空氣和水開始成為稀缺之物了， 為了獲得它們，人們不得不以個人支出和公共支出的方式付費了。可以設想， 如果全球氣溫持續升高，自然的陽光也必須經過人工處理才能為人類所享用。 許多不可再生的資源眼看就會被開掘完，它們的價格會越來越昂貴。為了重建 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的生態平衡，人類正在投人巨額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所有這些都強烈要求我們把自然資源看作是價值和財富的寶貴來源。

如何計量自然資源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是一個具體的經濟學問題。 在理論上，我們可以設定某種“自然資源的平均稀缺程度或平均豐裕程度”作為參考標準，而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由供求關系決定的自然資源的價格大體上 已經反映了自然資源的價值量。

2. 資本與投資

資本與投資是比自然資源更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來源。如果人類永遠 停留在用最粗陋的工具改造自然界的簡單再生產的階段，資本與投資活動的確 不會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如果擴大再生產是人類必然的選擇，那就必須把一 部分生產勞動成果轉化為資本，以便為更大規模的生產提供一個新的、更高的 起點。這種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的活動就叫做投資經營活動。最初，這種活 動是由原始社會所有成員集體地進行的，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它逐漸轉化為 一種由少數人專門從事的活動。應該說，資本與投資活動並不是到了資本主義 時代才有的，嚴格地說，自從人類歷史已開始，它們就已經存在了，只不過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它們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其他的力量，如自然界的力量、血緣和宗法力量、暴力和政治力量、簡單再生產的慣性力量、宗教和道德等意識形態力 量壓倒了資本和投資活動的力量，直到近代，它們才成為一種主導的經濟和社 會力量，才產生了一個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其他許多人類活動不同，資本 與投資活動不是一種保值活動而是一種增值活動，不是指向過去而是指向未 來，不是瓜分現成的財富而是創造新的的財富。它們具有強烈的開拓性、擴張 性、超越性和創造性。設想一下，一個人自己積累或繼承了一筆錢，他不是把它 們用於消費而是用於投資(把這筆錢轉變為資本),用它們購買自然資源、生產 工具等生產條件並雇傭勞動者進行生產，他當然為社會創造了新的財富。 一個 國家、一個民族的繁榮昌盛正有賴於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這樣的投資者。

可以用“資本與投資活動的平均稀缺程度或平均豐裕程度”作為衡量這一 生產要素的價值量的標準。

3. 勞動活動

勞動是比資本與投資更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來源。在社會或人與人的 關系層面上，是資本與投資活動把其他生產要素組織和連接在一起，但在技術 或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上，卻是勞動把其他生產要素組織和連接在一起。沒有投資者的資本和投資活動，勞動者還可以在簡單和原始水平上進行生產，但沒 有勞動，就完全不可能進行生產，或者說投資者不得不把自己變成勞動者進行 小規模的簡單生產，從而使資本和投資活動失去意義。勞動就像一團永恒的活 火，又像一個沸騰的熔爐，陶鑄萬物，把所有生產要素組合成為一種新的產品和 使用價值。資本是死的，投資活動並不直接與自然界打交道，並不直接創造使 用價值，只有勞動，才具有直接創造物質資料的功能。

勞動的價值量由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也就是用 “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 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衡量。本書反對將社會必要勞動時 間作為商品價值量的唯一計量標準，並不否認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實際 上，馬克思所設定的“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正好包括前述自然資源條 件、資本和投資活動以及後面還要提到的科學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在計算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可以而且必須把它們抽象掉，但這不意味著要把它們從 整個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抽象掉，就像計算其他生產要素的價值量時可以而 且必須把勞動要素抽象掉(置入括號或隱為背景或設為條件),但決不可以把它 從整個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抽象掉一樣。

4. 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最初並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只是勞動的智力方面，或者雖然 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得到獨立的發展，卻並沒有進入物質生產領域而轉化為直 接的生產力。工業文明的出現意味著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直接的生產力，正像馬 克思所說的，機器大工業簡直就是科學技術的物化。當然，說科學技術是一種 獨立的生產要素，並不是說人類所有的科學技術成果都已經變成了生產要素， 而只是指已經並正在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科學技術變成了強大的生產力，不包 括那些暫時不能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科學技術成果。 一般而言，科學技術通過 三種方式轉化為生產力：發現和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發明和制造新的生產工 具和生產技術，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

可以用“科學技術的平均發展程度”來評價和計量這一生產要素對價值形 成和創造的貢獻。

5. 管理

管理原來也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蘊涵在投資活動和勞動活動之中。進 行比較簡單和小規模投資活動的投資者和資本家本身就是管理者，以自有生產 資料為基礎的獨立勞動者本身也是管理者。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了 資本與勞動、投資活動與勞動活動的大規模的結合，簡單的管理已經不夠了， 一 種專業的管理活動和一個職業的管理階層應運而生。管理活動具有雙重屬性 和雙重職能：一方面，要代表資本家和投資者的利益，保障資本的增值和利潤的 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勞動者的利益，保障勞動者收入的 增加和其他勞動、經濟權益的實現。這兩種職能日益結合為一種職能：實現勞 資合作。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以泰羅制為代表的管理，盡管也宣稱追求勞資 合作，但實際上主要代表資方的話，那麽,二戰以後管理的主流就日益轉向人性 化，即追求公正、雇員發言權和參與權的方向，勞資合作和雙贏日益成為管理的 主題。偉大的管理者或企業家一定是能夠充分地調動和發揮所有生產要素的 潛能並使之達到高度融合狀態的人，而絕不是資本意志的簡單的執行者或單方 面的勞工利益代表。

同樣，可以用“管理的平均發展程度”來評價和計量這一生產要素對價值形 成和創造的貢獻。

四、勞動在經濟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的優先地位

本書反對把勞動當作唯一的價值來源。把任何一種生產要素誇大為絕對 的價值決定力量，都犯了一元論和本質主義的錯誤，都不能夠解釋豐富的價值 現象。比如馬克思從勞動價值論得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的結論，然而，問題在於，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就一定能夠消滅投資、經營、管理與 勞動之間的社會分工並使一切價值以勞動券的方式歸屬於勞動者嗎?馬克思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自己就指出，社會 主義的按勞分配事先要進行六種“社會扣除”,其中第一項用於補償消費掉的生 產資料，第二項用於追加投入以進行擴大再生產。試問，這不是投資活動又是 什麽?只不過這不是私人的投資活動，而是“社會”的投資活動，但總歸要由一 些專門的人而不能由所有勞動者直接進行這種投資活動。

但是，本書也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勞動與其他生產要素等同視之甚至貶低勞動要素的做法，而堅決認為在上述五種生產要素中，勞動具有相對優先的地位和特殊重要的作用。

1. 自然資源只有通過勞動才能轉化為價值

雖然對於整個人類的存在和發展而言，自然界具有本體論上絕對優先的地 位，但就價值的形成和產生而言，自然資源卻只有通過勞動才能轉化為對人有 用的價值。當然，某些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和水，對人具有直接的生理學價 值，但在這些對動物也同樣適用的自然條件的基礎上，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具有 決定意義的乃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所以，從人類學的角度看，事情的順序就倒 過來了：只有在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上，陽光、空氣和水這些一般的自然條件才 對人成為價值。比如，不吃飯光喝水是沒有用的，不穿衣並住在比較溫暖的房 子里，冬日的陽光對人也是無價值的。眾所周知，吃穿住所需的物質資料都是 人改造自然的結果或通過勞動從自然資源轉化而來的價值。

2. 資本和投資活動、科學技術和管理等人為的生產要素都是從勞動中分化出來的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而投資活動最初是勞動的一 個方面，後來才分化出去成為一種專門的經濟活動。同樣，科學技術活動和管 理活動最初也是在勞動過程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後來才分化出去成為專門的 職業活動。要是沒有勞動這一原始的基礎，後來的社會分工是不可能的。

3. 只有活勞動才是唯一把所有生產要素熔鑄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過程

有了自然資源、資本和投資活動、科學技術、管理這些生產要素，並不等於 就能得到產品及其使用價值，進而得到相應的交換價值。只有把所有這些生產 要素與一個更為關鍵的生產要素即勞動相結合，才能形成現實的物質資料生 產；只有把這些要素投入到活勞動的熊熊烈火之中，才能夠鍛造出、建構出、制 造出人類所需要的物質財富。這個論證還可以倒過來進行：我們在五種基本的 生產要素中，首先去掉專門的管理活動，當然生產效率會降低、生產規模會縮 小，但生產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進而我們又去掉專門的科學技術活動，生產水 平會降低，產品質量會降低，但生產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進而我們又去掉專門 的資本和投資活動，整個生產的確會倒退到原始社會的狀態，但生產仍然會繼 續進行下去。在所有非自然的生產要素中，只有活勞動及其直接擁有的生產工 具(最直接的生產工具就是雙手)是最後的、不能再簡化的要素。

由以上三點可知，只有活勞動及其直接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才是連接、填平、 打通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鴻溝的絕對中介，才是維持人類生存的最深層的基礎。 人們平常可能會忽視勞動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一旦抽掉勞動這塊基 石，整個人類社會大廈就會轟然倒地。

強調勞動的這種優先地位，並不是要貶低其他生產要素和社會力量在社會歷 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而是要提醒人們飲水思源，對勞動和勞動者抱有足夠的尊 重和敬意。人們常常說，往上數三代，幾乎所有的城里人原來都是農民。我們把 這句話做一點引申：往上數二百代，所有的人都是勞動者。今天有那麽多不必從 事直接物質資料生產而占據較高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的人，全都要感謝人類勞 動的恩賜，全都要感謝那些默默無聞的勞動者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

強調勞動的優先地位，也不是要讓每一個勞動者都取得比其他社會成員 (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知識分子、政府官員等)更高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 位。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是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因此，即使這個群體作為整 體擁有最大份額的社會財富(在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已經占到國民收入的75% 以上),分攤到每個人頭上，其人均財富占有量仍然是最低的，而人數不多的其 他社會群體，即使作為一個整體只占有社會總財富中較少的一塊，其人均占有 量仍然是較高的。但是，只要財富的分配是遵守公正原則即按貢獻分配利益的 原則，這種經濟上的差距就是合理的。此外， 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還要保證社 會的上層結構向所有的勞動者開放，讓勞動者能夠上升到更高的社會地位，而 讓身處上層結構卻不稱職的人到基層去老老實實地做一名合格的勞動者。

第三節 勞動與剩余價值、利潤、剝削

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推導出他的剩余價值論：勞動者創造了全部 商品價值，但他們只以工資的形式得到他們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剩下的部 分被資本家無償地占有了，這種無償占有就叫做剝削；剩余價值在各個職能資 本家之間進行再分配，便轉化為資本的利潤。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否 認剩余價值，否認剝削，認為各個生產要素按照它們對產品和價值形成所作的 貢獻得到其應得的部分——勞動得到工資、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資本利潤來源於資本要素對生產的貢獻，來源於資本家的勤勞、節儉、冒險、創新和 經營管理，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

現在我們按照本書的理論模型來討論一下剩余價值和剝削問題。

一、剩余價值的三種含義

1. 剩余價值1:一定歷史時期滿足人們最基本生存需要後的剩余產品即使在原始社會，也有少量剩余產品，當然是按當時消費水平而言的剩余 產品。任何一個社會總要節制眼前的消費欲望，而把一部分產品轉為剩余產 品，以解決人類生存和發展中面臨的兩個重大問題： 一是為應對未來很有可能 發生的變故、災禍、危險有所儲備，二是把一部分人從直接物質生產過程中抽出 來，讓他們從事勞動工具的改進和發明，或進而從事專門的社會管理和精神文 化創造。

2. 剩余價值2:產品中所包含的超過投入生產過程的各生產要素價值的那 部分價值在進入生產過程之前，各生產要素的價值是一定的：多少資源、多少資金、 多少設備、多少經營管理、多少勞動。它們的價值量是可以按一定的價格計算 出來的。進入到生產過程後，這些本來分離的生產要素發生了一種相互作用和 “化學反應”,結果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整體之和小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這意 味著生產出次品和廢品，從而導致虧損；整體之和等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基本 上等於白幹，最多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整體之和大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這意 味著出現了一部分新增價值，即補償各要素價值後的剩余額，或者叫做利潤。 毫無疑問，只有第三種情況才能成為人類生產的常態(擴大再生產),因此，可以 說，追求剩余價值或利潤是人類物質生產的本質特征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應該說，所有生產要素都對剩余價值2的形成作出了貢獻。正如青木昌彥 等人所揭示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合作博弈會產生一種企業剩余，應當在股東、經 營者和員工之間合理地分配這種剩余。與剩余價值1一樣，剩余價值2本身也與剝削無關；問題不在於要不要生產剩余價值2,而在於如何分配剩余價值2。

3. 剩余價值3:經濟上處於強勢地位的人從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人那里 無償占有的一部分產品和價值正是在剩余價值1的基礎上，從勞動活動中分化出來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實現了社會分工；正是在剩余價值2的基礎上，產生 了剩余價值3——從勞動者中分化出來的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利用自己在 物質資料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中的優勢地位，除了得到自己按其貢獻應該得到 的那部分價值外，又額外占有了由勞動者生產出來並且應該由勞動者占有的一 部分價值。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也存在於奴隸社會和封建 社會：“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 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 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①當然，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 並沒有獨占剩余價值，為了得到政治上的保護和思想上的支持，他們分出一部 分剩余價值給政治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

這個定義與馬克思的定義既有一致之處，又有不一致之處。 一致之處在 於，剩余價值的確是勞動者失去的而由非勞動者無償占有的價值，的確是非勞 動者對勞動者的剝削；不一致之處在於，剩余價值和剝削這一事實的成立並不 以假定勞動者創造了全部價值為前提。事實上，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也參與 了價值的創造，也應該得到一份報酬。即使是不參與物質資料生產的政府官員 和知識分子，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對物質資料生產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和 建設性，也應該得到其應有的報酬。問題的關鍵和核心不在於非勞動者完全不 創造價值而勞動者創造了所有價值，而在於非勞動者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物質 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與社會生活過程的控制權，剝奪了勞動者一部分 應得的報酬。

我們像馬克思一樣堅決指認剝削的存在，但不像他那樣認為剝削的程度有 那麽高，也不把勞動者和非勞動者絕對對立起來，把非勞動者妖魔化而把勞動 者耶穌基督化；我們也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承認其他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 和創造的貢獻，但不像他們那樣認為這種貢獻有那麽高，也不像他們那樣否認 剝削的存在。

二、合理的利潤來源

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全部由勞動者創造，其在各個職能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就叫做利潤。這就在剩余價值2和剩余價值3之間畫了一個等號。本書認 為各生產要素對剩余價值2都有貢獻，馬克思所認為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剩余價 值或利潤，並非全由剝削得來，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資本和資本家對生產的貢獻， 因而是合理的和應得的。

1.資本家本人的勞動

資本家的生產勞動，指資本家親身參加直接的生產活動。早期的資本家同 時也是生產勞動者，他往往只雇傭少數的工人，甚至只“雇傭”自己和自己的家 人。他身先士卒、赤膊上陣，其勞動的強度和勞動時間的長度，往往超過他的雇員。他們往往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甚至連白天和夜晚的界限也是模糊的。 他們或早起晚睡、披星戴月，或拋妻別子、長途奔波，付出比一般人更多更辛苦 的勞動。後來成為大資本家的人，往往都經歷了這樣一個白手創業、篳路藍縷、 背水一戰的過程。他們甚至是名副其實的“勞動模範”。

資本家的勞動當然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但資本家並沒有得到一種叫做 “工資”的收入，他的工資全部包含在利潤中了，是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扣 除這一部分工資的話，他的利潤量就會相應減少。

2. 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動

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動，指資本家的融資籌資、投資決策、經營項目和經營 方向的確定、市場定位和市場營銷方略的制定、企業長遠發展規劃的制定等資 本運營活動，是有關企業發展的戰略性決策活動。早期的資本家同時也是資本 運營家即企業家。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企業家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最 關鍵的生產要素，並要求給予較高的報酬，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投資經營活動 確實能創造出很大的價值和效益。把不同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參與市場競爭，不 是所有人都能做好的，不是所有人的經營效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在同等數 量和質量的生產資料、設備、技術和勞動力的條件下，不同的資本家的經營活動 會產生出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效果，於是一些人慘淡經營、停滯不前， 一些 人破產了，另一些人則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故有人把純粹物質資本獲得的回報 叫做“利息”,而把資本運營活動即企業家活動所得到的回報叫做“利潤”。

3. 資本的風險報酬

世界上沒有萬無一失的投資，任何投資都是有風險的，包括經營風險、技術 風險、勞資沖突風險、安全生產風險、市場風險和社會風險(如戰爭、社會動亂、第十二章 勞動與價值 333

革命、國際爭端等)。

大部分創業者都要經歷一個學會規避風險和“交學費”的過程。因此，讓投 資者得到一個比銀行存款利息更高的回報以抵償經常發生的風險，增強企業抗 御風險的能力，應該視之為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這種回 報是完全應當的，得到這種回報也是完全正當的。這種較高的回報又叫做風險 利潤。反過來說，如果投資創業所得之利潤完全與銀行存款利息相等，那麽,就 沒有人去投資創業了。設想一下，一個國家的銀行里有許多存款，但是沒有人 去投資辦企業，這個國家的經濟必定是非常落後的。讓資本得到更高的利潤， 固然會鼓勵資本家更大膽地去加大投資力度並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財富，但整個 社會也因此而得到更大的好處——這個社會的經濟更發達、就業更充分、生產 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更快、國民財富積累更多，反之，取消風險利潤，固然使資本 家受到損失，但整個社會也將蒙受更大的損失。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風險利潤， 而在於把風險利潤控制在何種水平上，才能既提高投資者的積極性，同時又不 至於讓這種利潤高到雇員、消費者和社會無法容忍的地步。

4. 資本家把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技術、生產工具而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

兩個企業，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條件下，由於采用了知識含量不同的生產工 具和生產技術，會生產出質量和數量上完全不同的產品，因此也獲得完全不同 的利潤。企業采用先進生產工具和先進技術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一般而言通過 企業內部創新和從外部買進兩條途徑。

在第一種情況下，企業自身有一批研究和開發人員，專門從事新機器、新技術、新產品的研制。但是，仍然不能把全部超額利潤都歸結為這些研究與開發 人員的剩余勞動，因為研究和開發需要更大的資本投入，而且這種投資是一種 風險投資——如果研制費用過高、研制時間過長甚至研制沒有結果，或雖然研 制出來新產品，卻不能適銷對路，就會使整個企業陷入巨大的財務危機，甚至導 致破產。所以，研究和開發費用這種風險投資要求一定的回報即上文所說的風 險利潤。新機器、新技術和新產品是這種風險投資和科研人員的勞動共同作用 的產物，因此，它們所帶來的新增產值、附加值、超額利潤，不能完全歸結為科研 人員的剩余勞動。

在第二種情況下，企業從外部買進新機器、新技術、新設計等專利產品，那麽,這是一種市場交換行為：發明家和專利擁有者轉讓其知識產權，資本家支付一定費用，這里很難說有什麽剝削成分。專利擁有者自己投資辦廠，未必能夠 取得比這種知識產權轉讓更好的回報，而資本家買進知識產權，固然有可能獲 得較高的利潤，同樣也要冒一定風險。資本家和專利所有者取長補短，共同把 新的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過程，並且雙方都得到好處，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貢 獻，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資本家對本企業工人的剝削。

三 、不合理的利潤來源：剝削以及其他

1. 剝削：對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

Exploitation,本義為開發、利用，後引申為一種旨在獲得他人剩余勞動和剩 余價值的開發和利用。我國學者楊堯鐘給出的定義是：“剝削是一種社會行為， 是指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借其經濟和其他社會條件的優勢而對他人資源 (含人力、物力)予以利用從而獲得了剩余索取權的活動”。剝削所得就是上 文所說的剩余價值3。勞動者對剩余價值2的創造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們 得到的只是他們所創造的總價值中相當於補償勞動力耗費或事先約定的勞動 力價格的那一部分，超出這一部分的價值即剩余價值3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

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基本上或在很大程度上是運用暴力、政 治權力進行的，這種剝削可以直截了當地被稱為掠奪和搶劫。與奴隸主對奴 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相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基本上是一種經濟性剝削。

(1)剝削方式的不同：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是一種超經濟的、 強制性的剝削，奴隸、農奴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淪為會說話的牛 馬和生產工具。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則以工人獲得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 為前提，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的自願交換行為和契約來實現的。不管這里面有多 少被迫的因素，也比奴隸勞動、徭役勞動要文明不知多少倍。資本家對勞動力 的使用也要尊重工人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盡管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普遍盛行限 制工人人身自由、體罰、強迫冒險作業、強制延長勞動時間等現象，但後來都遭 到法律的禁止。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頒布《勞動法》,以保護工人的基本權益， 而工人也組織了工會，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取得成立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以及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從而加強了自身與資方討價還價和限 制剝削的能力。

(2)剝削程度不同：奴隸主和地主除維持奴隸、農奴最基本的生存外，剝奪 了他們的全部剩余勞動，而工人的工資水平都可以隨經濟發展和企業經濟效益 的提高而不斷地提高，從而大大地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條件。

如果從利潤中扣除掉前述五種合理因素的話，資本家對直接生產工人的剝 削程度遠不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高。實際上，隨著生產自動化程度的提高，資 本家甚至可以把生產工人排除出直接生產過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已主要由資 本家與簡單勞動者、直接生產工人的矛盾轉化為資本家與覆雜勞動者之間的矛 盾。而覆雜勞動者的勞動已經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從而使覆雜勞動者獲得 高於簡單勞動者的討價還價的能力；甚至到底是資本雇傭勞動，還是勞動雇傭 勞動，也會成為一個重新需要定義的問題。這是後話。

我們這里探討的是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在這種關系中，由於資本是主 要生產要素，由於在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中，資本處於強勢和優勢，勞動處於 劣勢和弱勢，由於資本取得買方市場的主動地位，而勞動處於賣方市場的被動 地位，因此，資本確實擁有對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索取權，勞動者的部分勞動確實 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但剝削程度並不如馬克思設想的那樣高。按馬克思的計 算公式，工人每天勞動12小時，創造了6先令的價值，其中3先令用來補償資本 家預付給他的工資(必要勞動),剩下3先令就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勞 動、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剩余價值率達到100%。但根據本書的分析，如果從 前五個方面作出種種扣除，則剝削程度即剩余價值率就會大大降低了。

然而，馬克思雖然過分強調了資本家對勞動者的直接剝削，卻忽略了下文 將要指出的其他兩種對勞動者的間接剝削，或者說，他借助於勞動價值論把這 兩種間接的剝削全部轉入直接的剝削之中了。

2. 對一部分大自然賜予整個人類的資源的無償占有

自然資源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理應為整個人類共同擁有，具體來說由 一定範圍內的人群和社會(氏族、民族、國家)共同擁有。如果個人要占有自然 資源，必須支付一定的代價或給予一定的回報。不管是誰(個人、集體、國家、跨 國公司)來組織和控制物質資料生產，都應該把其中因為無償或低價運用自然 資源而產生的價值分配給全體社會成員。然而，自古以來，自然資源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占有、利用和分配。在經濟、政治上捷足先登的人們，運用暴力、狡智、 權力等手段，無償或低價獲取、支配、使用許多自然資源並因此而得到豐厚的利 益和利潤，這實際上是對勞動者和其他社會成員的共同財產權的侵占和剝奪； 而勞動者則因為很少或完全得不到自然資源，而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不得 不從資源(如土地)擁有者那里高價購買或租用自然資源，或者不得不受雇 於 人 。

3. 對一部分人類一般智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成果的無償占有

科學知識應用於生產過程，具有一個更為深廣的背景，那就是整個人類一 般智力的提高、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偉大的科學家們的貢獻。沒有這個更大的前 提，無論是企業內的科研人員還是企業外的技術專家、發明家、工程師，都不可 能進行生產工具、技術和產品的創新。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家也好，發明家也 好，工人也好，消費者也好——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不費分文地無償地享受 了先輩的遺澤。像牛頓和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不知給人類帶來了多少 剩余價值。這是社會和人類的共同財富，但對這一共同財富的分享卻是不公平 的。資本家從自利的動機出發，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從而無意中提高了 整個人類的文明程度和福祉，因而有其特殊的貢獻，理應得到新增價值的一部 分。然而，由於資本家控制了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整個過程，他們把很大 一部分理應分配給勞動者和其他弱勢社會成員的價值據為己有了。這是對勞 動者公共權利的剝奪和剝削：正是因為勞動者承擔了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職 能，才會有一部分人去發展人類的一般智力、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勞動者有權 因為自己的犧牲和貢獻而得到回報。

4. 非法利得

馬克思曾十分尖銳地指出：“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 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 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 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 骯臟的東西!”的確，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由於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機制以及新型的倫理道德，確實普遍存在種種非法行為，如偷稅漏稅、行賄尋 租、錢權交易、假冒偽劣、缺斤短兩、侵犯知識產權、破壞生態環境、侵犯工人人 身和勞動權益等，以通過損害國家、社會、競爭者、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加速 資本的積累。不過，這些行為只是一種零和對局的、非生產性的行為，只能造成 財富的轉移，而不能造成財富的增加，而且會極大地扭曲市場機制，搞亂市場秩 序，一般很快會導致公眾的反彈和法律的制裁。資本家長期進行這種不正當競 爭，也會感到提心吊膽、身心疲憊，感到歸根結底大家都會受到損失，所以，這種 普遍的混亂時期不會太長， 一般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逐漸建立起法制經濟和與此 配套的新型經濟倫理，從而使非法行為減少到社會公眾能夠容忍的程度。

第四節 對剝削與利潤的哲學思考

一 、對剝削的反思和評價

資產階級經濟學肯定所有者、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 索取權，肯定他們獲取全部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正當性，否認剝削的存在，他們潛 在地或顯在地基於這樣一種哲學思想：凡在歷史上存在過並在現實中繼續存在 的現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據，都符合自然與人性的規律。這是一種無批 判性的、庸俗的、辯護論的歷史觀，無視人類積極、能動地改造社會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 。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把非勞動生產要素和非勞動者 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正當索取全部歸之為對勞動者的剝削，並且認為勞動者雖 然創造了全部價值、剩余價值和利潤，卻走向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樣 一種巨大的反差和絕對的不公平自然會激起馬克思對一種對絕對公平和平等 的社會制度的追求。然而，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運動以後，人 們驚奇地發現，曾經似乎被革命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的剝削現象，隨著 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的開展又死灰覆燃了，於是大家再一次面臨如何評 價“剝削”的問題。

一些人重新接受並狂熱宣傳在西方已經過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另一些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則對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論和剝削 理論作了某種變通，承認剝削在歷史上的暫時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時強調最終 消滅剝削的歷史必然性。他們的辦法是區別兩種剝削現象——借用市場社會 主義經濟學家羅默的“社會必要剝削”的概念，當消滅一種剝削將造成經濟激勵 機制的嚴重破壞和技術或其他生產要素的嚴重衰退時，該種剝削就是社會必要 剝削，這種剝削對社會發展具有某種促進作用和激勵性——由於剝削的存在使 得社會成員受到生存的壓力，從而會產生對於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激勵作用， 因而是可以甚至必須接受的；阻礙和破壞社會生產力的剝削則是多余的、不必 要的、邪惡的剝削，應當予以消滅。①本書認為這種變通是缺乏理論思維能力的表現。剝削成了激勵機制，那還 是剝削嗎?如果說剝削是某些貪婪之人的激勵機制，怎麽能把它普遍化為一種 社會激勵機制呢?沒有剝削，經濟和社會就不能發展嗎?倘若如此，剝削或被 剝削就是人類永恒的宿命。導致這種思維混亂和道德失準的原因是，論者一方 面像馬克思一樣堅持把非勞動要素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索取歸之於剝削，另一 方面又不得不實際上承認非勞動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經濟發展的貢獻，以便 與現實社會中“按勞分配與按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分配”的政策相一致，於是 便照搬羅默所杜撰出的“社會必要剝削”這個怪胎，從而放棄了馬克思對剝削的 嚴正譴責態度!其實，他們所說的“社會必要剝削”正是指非勞動生產要素對剩 余價值和利潤的某種合理追求!如果我們把這種正當的追求排除在剝削之外， 那麽,一切剝削，包括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專制國家或其他暴 力集團對勞動者的剝削，資本家之間的剝削，勞動者之間的剝削，乃至某些流氓 無產者、懶漢、自願失業者、職業乞丐等對整個社會的剝削②,總之，一切利用手 中掌握的某種優勢或力量無償獲取他人所創造的價值的行為，都是不正當、不道德的，都是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反動行為。消滅它們。絕不會損害經濟社會 發展的激勵和動力機制，反而會激勵和促進更多的人發揮、發展出更高的創造 力。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消滅它們，而在於人類什麽時候才有能力消滅它們。它 們現在還有機會存在，絲毫也證明不了它們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正當性——人 類現在也沒有能力徹底消滅掠奪、侵略、壟斷、專制、獨裁、壓迫、欺詐、兇殺、黃、 賭、毒等種種醜惡之物，難道它們也成了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激勵機制嗎?

有人引用馬克思下面一段話為剝削的正當性辯護：“‘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 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 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至於這種感化議論的徒勞，那就不用說了，因為 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一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 開辟道路的，其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種族的利益同特殊個體的利益相一致，這些 特殊個體的力量，他們的優越性，也就在這里。”——“正是從為了整個人類社 會的發展必須有一部分人作出犧牲來看，奴隸、農奴和工人的被剝削才具有歷 史的正當性。與此同時，只占人口少數的剝削者，無論他們是奴隸主、封建地 主，還是資本家，由於他們在一定時期的剝削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因而盡管 他們剝削了奴隸、農奴和工人，他們的剝削也具有歷史正當性。”但從馬克思 所承認的社會分工及其對個人限制的客觀必然性，得不出一些人可以利用自己 的優勢剝削其他人這種主觀行為的正當性的結論。剝削以及其他醜惡的東西 的確在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只不過不是起什麽“促進”、“推動”等積極的、 建設性的、創造性的作用，而是起“促退”、“反動”等消極的、破壞性的、毀滅性 的作用。所謂歷史，正是剝削等醜惡勢力與創造等美善勢力之間的較量。當前 者壓倒後者時，歷史便向後退；當後者壓倒前者時，歷史便向前進；當兩者勢均 力敵時，歷史便停滯、徘徊。惡就是惡，不能因為我們暫時戰勝不了它，就認為 它有歷史正當性和道德合理性；正因為它是不正當和不道德的，我們才應該與 之作不懈的鬥爭!

二、對合理利潤的反思和評價

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剝削當作合理的利潤，馬克思則把合理的利潤當作剝 削。本書認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經營活動，正是馬克思所說的那些與種族利 益相一致的特殊個體的“力量”和“優越性”所在，應該得到合理的回報。資本 主義有其道德合理性，也有其道德不合理性。從對資本的利潤來源的分析可 知，在前四種情況下，資本基本是道德和合理的，在後四種情況下，資本基本是 不道德和不合理的。應當在力所能及地限制和消除資本的不合理利潤的同時， 保護並且激勵資本得到合理的利潤。

即使是在極端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勞資激烈對立和鬥爭的情況下，資本方 也不能把勞動的價值貶低到使其工資接近於社會低保的水平——否則勞動者 坐在家里吃低保就可以了，勞動方也不能把資本的價值貶低到使其利潤接近於 銀行存款利率的水平——否則資本所有者坐在家里吃銀行利息就可以了。

如果從勞資合作和調和的角度出發，勞動和資本則可以共同努力，爭取到 一個“雙羸”和“共享”的局面。比如，資本家如果吸收工人參與企業的經營管 理，而工人也認同企業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那麽企業的凝聚力和生產力將大幅 度提高，資本家和經營者也會增加決策的知識、信息來源和減少決策失誤，從而 使企業的利潤大幅度增長。那麽,這部分新增利潤就可以由勞資雙方共享。實 際上，如果勞資雙方真誠合作，企業內部各生產要素高度協同有序地運營，則會 創造出一種良好的企業形象、企業品牌和企業知名度，而這種無形資產會成為 一種嶄新的生產要素，並且成為企業新的利潤來源。毫無疑問，這種無形資產 乃是勞資雙方的共同資本，而由此帶來的利潤也應該由勞資雙方共同分享。

又如，勞資雙方可以坐下來認真談判，客觀地計算各種生產要素對利潤的 貢獻，工人方面可以提出消除剝削即全部獲得其勞動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的要 求。但由於企業是一個共同體，而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是有風險的，因此，工人方 面也應作出與資方共擔風險的承諾。如果不願意作出這種承諾，那麽理所當然 應當向資方讓渡一部分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如果工人方面既不願意與資方共 擔風險，又要求全部獲得自己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那就超出了自己合理的權 利邊界，並且自己這一方面也會出現某種道德不合理性。當然，由於資本方面 占著強勢和優勢的歷史地位，比工人方面有更大的風險承擔能力，資本方面理應作出更多的讓步。

不管發生上述哪種情況，只要資本相對勞動還處於一種強勢的歷史地位， 而勞動相對處於弱勢，只要社會還是由占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和占人口多數的 無產階級組成，那麽,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就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剝削還會存在， 而且即使剝削程度減輕，貧富分化還會很嚴重。

第十三章 勞動與產權

為什麽迄今為止人數眾多的勞動者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的社會地位?為什 麽人數很少的投資者和經營者獲得了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前面幾章已 經涉及了一個主要原因：所有權、產權與勞動者的分離。這一章要展開論述勞 動與產權的關系問題，進一步深入探討勞動與所有權、產權分離的原因，探索重 建“勞動產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一節 產權與產權制度概論

一 、所有權與產權

所 有 權(ownership/proprietary right)與財產權/產權(property rights or rightsof property)是兩個經常被人們不加區別地使用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的確具有 某些共同的含義，故而可以交替使用，但細究起來，兩者又有一些重要的區別。

所有權和產權都是指人們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 利，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個概念是通用的。但所用權強調的是所有物與所有人 之間直接的歸屬關系和嚴格的對應關系，通過取得他人同意而獲得的對他人財 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不能叫做所有權。產權的含義比所有 權寬泛得多，既可以是指對歸屬於自己的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 權利，也可以是指對經他人自願同意而獲得的對他人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 收益、處置的權利。比如，早在古代，就存在借用、借貸和租賃的行為，一個人只第十三章 勞動與產權 343

要支付一定的代價，就可以取得在一定時間內占有、支配、使用他人所有的財產 的權利，並因此而獲得相應的收益。這種通過租借而獲得的權利顯然不是一種 所有權，但卻是一種產權，不僅享有在一定時間內占有、支配、使用他人所有的 財產的權利，同時也必須盡到保管、維護等各項義務，如果產生雙方約定外的損 壞，或者發生丟失，租借人必須以自己的財產或以別的什麽方式予以賠償。在 現代社會，所有權與產權的分別就更明顯了：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由於 股份公司這種企業制度和財產組織形式的出現，非所有者的經營者取得了對投 入企業的資本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部分處置的權利，這種相對完整的產權 又叫做“法人財產權”;所有者主要保留對投入企業的資本的終極所有權、分紅 權和最終處置權，他們轉讓給經營者的部分產權轉化為他們對經營者的選擇 權，他們自己則退出生產經營過程，他們的這種產權又叫做“股權”。

所有權與產權的關系可以這樣來表述：所有權是原生的、核心的產權，而產 權是衍生的、擴大了的所有權；所有權一定是單一的、與所有者直接統一的，而 產權卻可以是多元的、可以與所有者是間接統一的；所有權是基礎和出發點，不 論產權衍生成為多麽覆雜的結構，最終都要追溯到所有權，但產權又不能還原 為、化約為、等同為所有權，它把所有權放大了，它包含所有權，其外延和範圍大 於所有權。那麽,為什麽所有權會演化為產權呢?主要原因在於生產要素的優 化組合和規模經營會帶來比所有權人直接經營自己的財產更大的產出、更高的 效 益 。

在後文的論述中，我們會更多地使用產權、產權制度，而較少使用所有權、 所有制，因為前者包括了後者。但在必要的時候仍然會交替使用這兩組概念。

二、產權的雙重含義

1. 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

所謂所有權(產權)和所有制(產權制度),是指各生產要素(土地、資源、生 產工具、勞動力)歸誰所有和經營的制度安排，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一種 首要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產品的交換方式和產品的分配方式。

過去我們對所有權、產權的理解，局限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或財產所有 制，是指對生產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處置；至於生產要344

勞動哲學

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體力、智力、技能、知識、組織和管理才能等，則沒有 作為一種“財產”或“財富”,作為一種占有的對象來理解。產權，應該是指生產 要素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僅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而且包括人的 生產能力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澄清產權的基本含義，對於我們理解產權制度的歷史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2.產權制度的發展歷程，既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發展的過程，也是勞動力所有制發展的過程

原始公有制是氏族公社對全部生產要素(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共同 所有；奴隸主所有制是奴隸主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雙重占有，奴隸主不僅擁 有生產資料，而且擁有勞動力，奴隸則不僅不擁有生產資料，而且不擁有自身的 勞動力，而成為像牛馬一樣被奴隸主所占有的財產或“會說話的工具”;封建地 主所有制是封建地主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對勞動力的部分占有，農奴的處境比 奴隸的處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能隨便被買賣、鞭撻和處死，至於佃農，雖 然沒有擺脫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但比農奴又取得了更多的自由；資本主義 所有制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不直接占有勞動力，勞動力由工人直接擁有， 資本家必須通過市場交換來購買勞動力，而且是僅僅購買勞動力，而不是購買 工人的全部身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產權的發展過程，是勞動者的生產能 力、勞動力由別人占有變為自己占有的過程，是勞動者不斷獲得解放和自由的 過程。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看，單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角度，實際上就很難把 奴隸主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從本質上區別開來。

3.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是促成產權制度結構不斷高級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到目前為止，就整個人類而言，生產資料仍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而人的 生產能力、勞動力仍然處在次要地位，因此，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產權結構中仍占 主導地位，而勞動力所有制只占次要地位。但是，促成產權制度演變的最終力 量是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即人的生產能力、勞動力在生產要素中占有 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眾所周知，人類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生產出能夠滿足人 類生存需要的物質財富。不同的生產要素，對形成物質財富，有不同的貢獻。 在遠古原始社會，勞動的對象即采集、狩獵的對象——野果、野獸是最重要的生第十三章 勞動與產權 345

產要素，對於形成物質財富、維持人類生存的貢獻最大。所以，那時的人類對他 們賴以維持生存的這些勞動對象頂禮膜拜，以致每次狩獵前都要舉行隆重的巫 術、祭祀活動，來祈求被狩獵動物的寬恕。後來人們從狩獵活動中學會了畜養 動物，從采集活動中學會了種植植物，於是出現了原始的畜牧業和農業，自然而 然地，牲畜和糧食成為最重要的物質財富，而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 一 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土地都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次是生產工具，最後才是勞 動者；農業(包括畜牧業)是主導產業，手工業和商業只是派生的、為農業服務的 產業。誰擁有了土地，誰就主宰了經濟和社會。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人類不再主要從自然界表層獲取物質財富(糧食、牲 畜),而從自然界深層獲取物質財富(煤、鐵、石油、礦物)。於是，以簡單生產工 具從事的手工勞動便被機器生產所取代，生產工具一躍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 素，農業文明被工業文明所取代，工業取代農業成為主導產業。機器和工業的 發展反過來改造了農業，使農業生產也朝機械化、規模化的方向發展。在這個 時代，誰擁有了生產工具，誰就控制了經濟和整個社會。

但是，生產工具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同時也就意味著人的生產能力這一 生產要素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了。固然，直接的生產勞動者(以簡單勞動為主的 產業工人)作為機器體系的一個環節，只需要付出比較簡單的技能，但是機器本 身並不是自然界的產物，而是人的智力的物化，是科學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 這就是說，在生產工具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背後，隱含著科學技術向生產 要素轉化的過程。那時，科學技術還沒有成為直接的生產要素，而是存在於物 質資料生產過程之外，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必須轉化為 生產工具，轉化為直接生產勞動者的技能，才能成為生產力，這就決定了科學技 術工作者還不能成為物質資料生產的主力，而只有那些擁有貨幣，能夠購買生 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簡單勞動力的資本家，才能成為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力 量。科學技術工作者從上層建築進入經濟基礎，通過出賣自己的科技成果而成 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廣大的以簡單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依然是生產過程 中次要的因素，依然是無產階級。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所有制仍然以生產資料 所有制為主，但是人的生產能力所有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第 一，一般的以簡單勞動為主的勞動者獲得人身自由，成為自己勞動力的主人；第 二，特殊的以覆雜勞動為主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憑著對自己特殊的勞動能力的所有權，通過交換來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或比較豐裕的物質財富。

4. 發達國家的產權制度出現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主向以勞動力所有制為主的趨勢

二戰以後，發達國家經濟社會結構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轉化。工業文明是建立在對非再生性能源、資 源(如煤、鐵、石油、礦物等)的開掘和利用基礎上的，但是，這些非再生性能源在 地球上的儲存量是有限的，至今已被工業文明耗竭得所剩不多了。因此，文明 必須尋找新的基礎，即由對非再生性資源的利用轉化為對再生性資源(如太陽 能、原子能、生物能)的開發，這種開發極大地依賴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就是 說，極大地依賴於覆雜勞動和人的創造能力的普遍而全面的發展。

第二，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從前，知識的生產只是作為“上層建築” 的一部分而進行，它要通過許多中介環節，才能轉化為物質經濟、物質生產；現 在，知識的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本身正在成為經濟的基礎，物質生產反而只 是知識生產的外化和物化。從前，知識是為滿足農業(第一產業)、工業(第二產 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發展的需要而被生產的；現在，知識產業本身成為主導 產業，反過來大規模地、深刻地改變其他產業。這些物質生產產業的發展對知 識的依賴程度已經超過了對資金、資源的依賴程度，或者說，知識對物質經濟發 展的貢獻，對社會物質財富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了50%,甚至於達到了80% 左右 。

第三，簡單勞動者向覆雜勞動者轉化。因為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知識化、 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所以，產業工人從機器體系中解放出來，轉變為直接物質 資料生產的控制者和監督者，轉化為覆雜勞動者，大量就業人口轉向非物質生 產部門，轉向知識產業、文化產業和信息產業。到22世紀，知識經濟發達的國 家，傳統的產業工人將只占全部勞動力的極少的一部分(5%~10%),一個新的 覆雜勞動階級將取代傳統的簡單勞動階級。

在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產權制度也會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勞動者 生產能力所有權將取代生產資料所有權而成為首要的所有權，知識產權將取代 物質產權而成為首要的產權，人力資本將取代物質資本而成為首要的資本；與 此同時，一個新型的、以覆雜勞動為主體的、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有產階級， 將取代傳統的、以資本所有者為主體的、占社會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而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已出現這種發展趨勢，大部分國家 還處於生產資料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階段，而勞動者生產能力所有制仍處於低 級發展階段。

三、決定產權制度性質的三個基本矛盾

人類社會為什麽有所有制(產權制度)?產權制度為什麽會成為經濟和社 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因素影響和決定產權制度的構成、演變和發展 方向?這是有關產權制度的另一個基本問題。

1. 稀缺性和豐裕性：人類與自然的矛盾

這是制約產權制度的第一個基本因素。人類在自然中生存和發展，自然界 不會自動地滿足人，人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從自然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根 據人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高低，從理論上，我們可以設想出人類在自然界中 的四種生存狀況：極度匱乏狀態、相對匱乏狀態、相對豐裕狀態和極度豐裕 狀態 。

極度匱乏狀態，指原始人類的生產力極低，只會使用最簡單的工具，智力貧 弱，主要依靠簡單勞動，在與其他動物的生存競爭中並不占太大的優勢，不得不 依賴於自然而生活，主要靠從自然界獲取現存的食物和住所而得以勉強維持生 存，基本沒有什麽剩余產品；相對匱乏狀態，指人類生產力有所發展，人類學會 利用生產工具，通過利用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從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除維持人 類的基本生存外，出現了剩余產品，在生存問題基本解決的基礎上，人群出現初 步的分工，智力得到專門的發展；相對豐裕狀態，指分工進一步發展，智力、科學 技術得到很大的發展，生產工具得到極大的改造，使人類能從自然界獲得巨大 的物質財富，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過上了小康生活，相當一部分人過上了富裕生 活，只有極少數人處於貧困狀態；極度豐裕狀態，指人類智力、科學技術得到普 遍和高度的發展，人類從自然界獲取豐裕的物質財富，人人都能過上富足的 生 活 。

一般而言，只有在物質財富極度匱乏和極度豐裕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單一的、完全的公有產權制度才是充分必要和可能的。

毫無疑問，在極度匱乏狀態，公有制便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而且是使人類能348

勞動哲學

夠存活下去的唯一選擇。因為只有公有制才能把原始人群結成一個整體，以整 體的力量去與自然界抗衡。這種情況就是在今天也可以見到。比如，當某一人 群遭受地震、火山爆發、海難、旱災、水災等不可抗的自然災害，從而使他們陷入 絕境時，他們會迅速拋棄自己的私有財產觀念和損人利己之心，而團結成為一 個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否則，這個群體就會因為相互對立而迅速陷入瓦解，完全 失去幸存的希望。

反之，在極度豐裕的狀態，物質財富充分豐裕，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各盡 所能、按需分配”,私有制和財產的排他占有也會成為多余的，全人類將共同占 有和享有一切生產要素。可以說，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外，在相對匱乏和相 對豐裕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私有產權制度就是必然會產生和發展的。因 為，一方面，社會物質財富不可能同時同等地滿足所有人的生存、享受和發展需 要，因此，人們必然會為爭奪有限的物質財富而展開鬥爭；另一方面，這種鬥爭 又是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展開的，只要這種鬥爭不是過度惡劣， 就不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和瓦解，不會使人類倒退到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

2. 個體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階段性：個人與社會的矛盾

這是制約產權制度的第二個基本因素。如同人類在自然界中會處於極度 匱乏、相對匱乏、相對豐裕和極度豐裕四種狀態一樣，個人在社會中也會處於個性極度貧困、相對貧困、相對豐富和極度豐富四種狀態。實際上，人類之所以在 自然界中處於匱乏狀態，正因為個體力量的弱小和個性的貧困，而人類在自然 界中之所以能達到豐裕狀態，也正因為個體力量的強大和個性的豐富。

一般而言，只有在個性極度貧困和極度豐富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單一的、 完全的公有產權制度才是充分必要和可能的。

很顯然，當個體力量極度弱小，個性極度貧困時，個人自身是無法獨立生存 的——就個體力量而言，他比他所要獵取的猛獸弱小得多：與許多動物相比，人 沒有那麽鋒利的牙齒和爪子，沒有那麽銳利的目光和靈敏的嗅覺，沒有那麽快 捷的奔跑速度和持久的耐力，沒有那麽完善的趨利避害本能。因此，他們必須 團結成一個整體，以整體的力量對付自然界個別的力量，才能生存下來。在這 種情況下，原始公有制是必然的、唯一的選擇。

反之，當個體力量極為強大、個性極為豐富時，當個人所能創造的財富遠遠 多於他所需要的財富時，私有產權對他來說也是多余的：他不需要私有制來保護自己，以使自己得到比別人多余的一份，他也不用從別人那里去掠取，也不必 擔心別人從自己這里掠取，因為所有的個人都是高度和全面發展的。

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當個體力量處於相對弱小、個性處於相對貧困和 個體力量處於相對強大、個性處於相對豐富這一漫長的歷史階段，個人與他人、 個人與共同體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私有觀念和利己主義欲望就會從他的內 心深處滋長蔓延出來，私有產權制度就會占主導地位。因為個體的能力(包括 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是不平等的，個人所能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 自由時間是不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強制要求物質財富在所有個人之間平 均的分配，顯然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分工、個體能力和個性的發展的，因而也 是不利於整個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發展的。

3. 善惡交織性：人性的內在矛盾

這是制約產權制度的第三個基本因素。所謂人性的內在矛盾，是指人類和 個人人格結構中的內在矛盾，是人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本性與社會本性、低級需 要與高級需要之間的矛盾。人的本性中有善性(主體性)、惡性(反主體性)和 自然本性三種要素。善性即主體性，包括人的自覺性、自主性、創造性、合群性 和自我確證性，表現為自尊、愛、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等人的高級的精神需要；惡 性即反主體性，包括人的惰性、奴性、侵略性、破壞性，表現為人的一些黑暗的、 惡劣的心理需要；自然本性是人作為動物、生物的自然屬性，非善非惡，表現為 飲食、求偶、安全、休息及機體運動等自然需要。人的這三重本性是相互矛盾又 相互聯系的，根據個體人格結構中哪一種本性占優勢，可以把多種多樣的個性 劃分為三種類型：主體個性或優秀個性；反主體個性或惡劣個性；中庸個性。主 體個性是主體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智力型、創造型、自尊型、仁愛型和審美型個性；反主體個性是反主體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惰性-奴性型、侵 略-破壞型、惰性-破壞型、奴性-侵略型個性；中庸個性是自然本性占優勢的 個體人格，包括生存型、安全型、享受型個性。歷史經驗表明，來自人性深處的 惡(集中表現為暴力和狡智),以及依靠暴力和狡智控制他人的個人和利益集 團，在產權形成和產權制度演變過程中曾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就是說， 要建立高度公正的產權制度，不僅要以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為前提，而且要以人格的健康發展為前提，以人的主體性的極大發展和反主體性的最大限度的抑 制和消除為前提，以高級的精神需要取代人的生物性自然需要成為人的主導需 要為前提。如果不具備這樣的前提，即使人類生產力可以達到創造充分物質豐 裕的水平，人類也仍然擺脫不了一個人統治人、人壓迫人、人控制人、人剝奪人 的社會結構。

第二節 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歷史演變

一、原始公有產權的局限性

原始公有制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雙重的公有制：氏族公社作為一個集體， 整體占有自然資源、土地、牲畜、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本身；所有氏族成員共同勞 動，共同生產，勞動成果平等分配；沒有私有財產，甚至沒有私有觀念；沒有剝 削、壓迫和統治，人與人是完全平等的；沒有國家、官吏和法律，氏族首領沒有可 以加以支配的政治強制力量，他們按照氏族所有成員公認的習慣和道德，來調 解氏族內部的糾紛。

“這是一個多麽美好的社會!”許多對私有制深惡痛絕的思想家忍不住讚美 道：“這是人類的黃金時代!”於是，在他們看來，私有制毀壞了原始人類的公正、 無私、誠實、正直、善良和仁慈，毀壞了原始人類的美好的人性，使人類墮落成為 自私、狡詐、虛偽、貪婪、殘暴、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衣冠禽獸”。他們以原始 公有制為藍本設想一種理想的公有制社會，以代替現存的罪惡滔天的私有制社 會；有些人甚至要求罷黜私有制社會的一切(包括其文明成就),而直接退回到 原始社會的田園牧歌生活。

這顯然是一種道德至上主義的偏激判斷。如果我們用一種事實判斷與價 值判斷、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相結合的思維方式來觀察、分析原始公有制，我們 就會赫然發現，原始公有制原來是一種極為粗陋的、低級的所有制。

1.原始公有制不是出於原始人類的善良本性，而是出於原始人類生存的必然性

有一種觀點認為，原始人類是善的，猶如嬰兒是善的(所謂“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後來被私有制敗壞了。這種觀點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原始人類 沒有惡性的話，他們後來怎麽會造出一個惡的社會呢?事實上，與現代人類一 樣，原始人類也具有善惡兩面性，只不過出於生存的必然性，原始人群必須抱成 一團，形成緊密的共同體，才能維持生存，因而至少在氏族範圍內，惡的一面如 攻擊性、侵略性、破壞性，是被壓抑的——如果這一面也發揮出來，就會使原始 人群陷入相互傾軋而解體，並被自然界一個一個地消滅掉。所以，原始社會就 有極為嚴酷的圖騰禁忌制度、習俗和道德準則，對任何危及共同體生存的行為， 都要施行嚴厲的懲罰。

2. 原始公有制具有強烈的狹隘性、封閉性和排他性

原始人群作為一個又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而聯結的氏族公社，在狹隘的 範圍和孤立的點上自發地繁衍和發展，公有制的原則只適用於氏族內部，而不 適用於氏族之間，相反，在氏族之間經常爆發激烈的爭奪資源、土地和財富的戰 爭，惡性只在氏族內部受到壓抑，而在氏族之間卻作為“集體惡性”得到釋放。 氏族成員同時也是戰士，戰爭是他們經常的並且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職業，獲 取敵人頭皮最多的人成為氏族最勇敢的戰士，甚至成為氏族首領；俘虜最初統 統被殺掉，後來被蓄為奴隸，他們不被當作人、當作同類看待。不同的氏族群體 之間或者相互仇殺，或者“老死不相往來”,缺乏經濟上、精神上的橫向聯系。這 種狹隘的、封閉的和敵對的群體關系，比動物群體之間的關系好不了多少，普波 爾形象地把這種社會形態稱之為“部落囚籠”或“野獸的囚籠”①。實際上，由這 種狹隘的群體所有制演變為個體私有制，也可以說具有內在的邏輯必然性；氏 族群體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本身的排他的獨占以及對其他氏族群體的掠奪，把 其他氏族的成員蓄為本氏族的奴隸，已經埋下了私有制、階級對立、剝削和統治 的種子，私有制只不過把這一變化趨勢引向氏族內部，從而完成這一變化而已。

3. 原始公有制束縛了個人的發展，也使分工、生產力和人類能力的發展極為緩慢

在原始社會，個人勞動力，連同他本人的全部，都是屬於共同體所有的；個 人處於一種血緣依附關系中，還沒有割斷與共同體的臍帶。氏族共同體有一種“一體感”,就像是一個人一樣，而個人乃是這個更大的生命體的一部分。所以， 一方面，共同體對個人是全部負責的，如果某個人被其他氏族的人所殺，整個氏 族就會激動起來，為他進行血族覆仇。另一方面，氏族共同體也對個人擁有至 高無上的權力，個人沒有任何獨立和自由可言，他不可以隨意地從一個集體轉 到另一個集體，他也不可能脫離集體或違背集體的習俗、規範而進行獨創性的 活動，一切發明和創造通常都是被禁忌的。這就是說，原始公有制在壓抑人的 部分惡性的同時，也把人的一部分善性，把人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壓抑住了。在 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沒有分工(每個人都是“多面手”),人的才能沒有分門 別類的發展，生產能力、技術和經驗長期處於低水平的重覆和極其緩慢的積累 狀態，在幾十萬年間，沒有明顯的進步。自人類誕生至今，竟然有99%以上的時 間處在原始社會，私有制社會的歷史還不到全部人類歷史的1%!

二、私有產權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私有制的產生，不僅是人類所有制歷史、經濟關系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全部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革命，它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使人類在短短幾千年的時間內，在不到人類歷史1%的時間內，所取得 的成就遠遠超過占人類歷史99%以上時間的原始社會所積累的全部成就，或者 用摩爾根的話說，原始社會不過是野蠻和蒙昧時代，真正的文明時代是從私有 制社會才開始的。

私有制的歷史合理性表現在經濟和道德兩個方面：

1. 私有制的經濟合理性

第一，社會物質生產建立在個體自利的基礎上，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動力機 制問題，個人和個體家庭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其投資、創業 和勞動的積極性。

個人的自私自利本身並不是“惡”的東西，而是一種中性的(非善非惡的)、 自然的本能，是一種自我保存、自我發展的本能，是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自私 自利並不一定損害他人，只有損人利己才是惡的。在原始社會，個人的自私自 利是被壓抑、被控制的，因為個體的生存同時表現為集體生存，個人只有維護集體才能保存個體，而維護集體也直接地保存了個體，因此個人的相對獨立和自 由是不可能的。私有制把個體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這一寶貴的資源開發第十三章 勞動與產權 353

出來，無疑大大地刺激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從此以後，個人和個體家庭由注 重眼前的物質利益，轉向注重長遠的利益、生產能力的提高和生產規模的擴大， 由注重消費轉向積累和投資，由安於現狀轉向開拓進取。

第二，個人和個體家庭同時承擔著經濟上的責任和風險，這就解決了經濟 發展的約束機制問題。人們學會了精打細算，節約成本和開支，最有效、最合 理、最安全地利用和開發自己擁有的資源。應該說，在人類資源相對匱乏的情 況下，由這些自利的個人和個體家庭去擁有和支配這些資源，更能使有限的資 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 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可 以把一分錢掰成兩半用，可以巧妙地平衡家庭收支，利用非常有限的財富使全 家人過上體面的生活。很顯然，在公有制統收統支的情況下，缺乏這樣一種內 在的約束和責任機制——這一缺陷在原始公有制下還不太明顯，因為那時經濟 上極度匱乏，除勉強維持生存外，沒有什麽剩余可以浪費，因此公共收支和公共 生活還是一種很節約的方式；但一旦人類生產力有所提高，雖然資源有限、財富 相對匱乏，但畢竟在維持生存外有所剩余時，繼續維持原來的公有制，就會缺乏 對剩余財富或公共財產的責任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具體的個人對公共財產負 責任，從而使有限的資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第三，個人和個體家庭之間必然會展開競爭，從而形成一種經濟發展的壓 力機制，使個體生產獲得一種持久的外部壓力和推動力。很顯然，在原始公社 個體與共同體直接同一、個體與個體之間缺乏利益差別的情況下，不可能形成 這樣一種競爭機制。競爭機制作為外部動力，推動個體生產經營，同時，在整個 社會範圍內，競爭機制又是一種強大的內部動力，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和經濟的 發 展 。

第四，個人和個體家庭以及不同人群之間的競爭，大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 展，而分工的發展又促進了交換的發展，從而使經濟發展大大地沖破了血緣關 系的限制，使人們建立了廣泛的經濟上的聯系，使市場經濟得以發展起來。因 為每一個經濟單位要在競爭中獲勝，必然要發揮自己的相對優勢和獨特優勢， 必然要充分開發自己在資源、自然條件、生產技術和勞動技能等方面的比較優 勢，於是社會分工便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發達的分工又導致發達的交換，於是一 種相互競爭而又相互合作的經濟機制——市場經濟便發展起來了。很顯然，在 原始公有制下，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受到嚴格的限制，只有在私有制下，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當然，早期的、古代的私有制 是不發達的、不成熟的和野蠻的。比如，勞動力歸奴隸主封建主所有而不是歸 勞動者自己所有，妻子、子女的勞動力歸家長所有而不是歸他們自己所有—— 這種形式的私有制限制了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自給自足的自然經 濟占了主導地位，而市場經濟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夾縫中生存。隨著生產力、分 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勞動者本身的不斷反抗，古代的私有制 向現代發達的、成熟的和文明的私有制發展，也就是向普遍化和公平的方向發 展。勞動者獲得勞動力所有權，社會上絕大多數成員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在 這一基礎上，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得到大規模的發展，已達到發達和成熟的狀 態。應該說，分工、交換、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沒有最原 始的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私有制，反過來說，沒有私有制，也不可 能有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2. 私有制的道德合理性

說私有制具有經濟合理性，許多人是讚成的；說私有制也具有道德合理性， 那是他們萬萬不能同意的。他們發現了一個著名的“二律背反”:在整個私有制 社會，經濟不斷進步，而道德在不斷退步；伴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日益增長的，是人性的淪落、人格的敗壞、道德的頹喪和腐敗以及精神的空虛和貧 困。事實上，這正是他們強烈要求廢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主要理由。

當然，經濟與道德的矛盾一直是存在的(原始社會也存在),但說兩者達到 這樣一種極端的“二律背反”,則是一種人為的虛構和誇張。應該說，公有制有 公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私有制有私有制的道德合理性和不合理 性——如果原始公有制沒有道德上的缺陷，它也就不會轉化為私有制；如果私 有制沒有道德上的支持，它就不可能獲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私有制不會單憑 其經濟上的合理性而取得其歷史合理性，或者說，私有制的歷史合理性內在地 包括了一種道德合理性。人類的惡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私有制造成的，私有 制不過是使被原始公有制壓抑住了的某些惡性釋放出來並助其泛濫而已。但 同時，私有制也釋放出被原始公有制壓抑住的某些善性並培育出新的道德要素 和道德品質，培育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得以成長和發展所要求的新型道德：

首先，在私有制基礎上，生長出一種個體本位道德。私有制原則上是要以 個體為本位的，當然，私有制並沒有一開始就落實每個個體的本體地位，而是演第十三章 勞動與產權 355

變為一種階級對立的私有制——社會上少數人擁有生產要素而多數人一無所 有，甚至失去人格的獨立和自由，但私有制正在向普遍的個體私有制發展。私 有制大大地解放了人的被原始公有制所壓抑的積極性、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 性，增強了個體的自主能力和自我負責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社會合作 和交往的能力，這就為一種新型的道德——個體本位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 礎。私有制經濟要求每個人對自己負責，要求每個人自立、自強、勤勞、節儉、開 拓、進取、冒險，要求與他人進行平等的交換與合作——只有符合這些道德原 則，私有制經濟才會迅速發展；掠奪、剝削、壓迫、偷盜、搶劫等不道德行為歸根 結底是不符合私有制道德原則的，因為它們會毀壞私有制的基礎，會造成巨大 的社會動亂和激烈的階級鬥爭，使經濟不能正常發展。

其次，私有制使個人和個體家庭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使他們按其投 資、生產、經營和勞動的績效和效率獲取相應的報酬。這實際上公平地把勤和 懶、精明和糊塗、能幹和無能、強和弱、勇敢和懦弱、節儉和浪費等等區別開來 了，從而讓勤勞、精明、能幹、強健、勇敢和節儉的人先富起來，讓懶惰、糊塗、無 能、羸弱、怯懦、浪費的人落於人後，並逼迫他們改變自己、提高自己、強化自己， 而不是指望通過公有制無償地獲取別人的財富。這對於鼓勵社會競爭，防止和 避免“搭便車”、“吃大戶”、吃“免費午餐”和“槍打出頭鳥”等另一種形式的不公 正，是非常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私有制既符合效率原則，也符合社會公正的 理想。因為社會公正一方面要求讓所有的人(包括最弱的人)平等地得到參與 競爭的機會，讓所有的人按照大家一致同意的規則參與競爭，另一方面，也要求 承認人與人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的差別，保護那些優秀的人並鼓勵每個人都成 為優秀的人，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變成平庸的人。

如此看來，私有制既有符合個體道德的一面，也有符合社會道德(社會公正 原則)的一面。千百年來，這種道義的力量、道德資源也是私有制得以存在和發 展的無形支持力量。如果私有制完全是不道德的，就會使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不 能接受或無法承受，它也就決不可能長久地存在和發展下去。

三、私有產權制度的弊端

私有制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弊端有些是經濟上的；有些是道德上 的；有些是其固有的和不可根除的，隨私有制本身一同生滅；有些則是在其本身的發展過程中可以逐步改變和消除的。

1. 私有制的經濟不合理性

第一，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私有制只是少數人的私有制，即少數人擁有 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大多數人一無所有，並且對少數人處於人身依附關系。 這種情況不能使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都發揮出來，廣大 勞動者缺乏生產熱情，他們僅僅迫於生存而勞作，其潛力遠遠沒有得到發掘。 這種情況隨著少數人的、階級對立的私有制轉向多數人的、普遍的私有制而得 到改善，但至今還沒有得到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可以叫做私有制的“微觀不經 濟”或“內部不經濟”,即同一生產單位(家庭、農莊、作坊、工場、工廠、公司)內 的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和人力資源未被充分利用起來而處於壓抑、沈睡或浪費 狀態 。

第二，各個私有者和私有生產單位雖然可以通過相互交換產品進行協作和 社會化生產，但不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直接地進行大規模的協作。這樣會導 致兩種負面後果： 一是因為各個私有者都追求自己狹隘的目的，追求私利的最 大化，很少注意也很難顧及其行為的外部影響、社會影響和長遠的後果，因此， 往往對私人有利的，客觀上對他人、社會和後代不利(雖然私人生產者主觀上可 能並沒有害人之意)的，這種情況叫做“外部不經濟”;二是因為私人生產者之間 盲目競爭，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生產某種程度的以至嚴重的混亂和無序狀態，造 成諸如重覆發明、重覆投資、生產過剩、產業結構趨同等極大的浪費，這種情況 叫做“宏觀不經濟”。由於私有制的“外部不經濟”和“宏觀不經濟”,使人類在 很長歷史時期內，對自然界進行非理性的、掠奪式的、征服式的經營，造成本來 有限的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嚴重失衡，使人類陷入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之 中。也就是說，私有制在節約資源和能源的同時，也在浪費資源和能源。當然， 可以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減少私有制這種經濟不合理性，但只要私有制存在 下去，這種情況就很難從根本上消除。

2.私有制的道德不合理性

與私有制的經濟不合理性相比，其道德不合理性是更加引人注目的。

首先，私有制讓被原始公有制壓抑住的人性中惡的一面釋放出來了。在原 始公有制下，攻擊性、侵略性和破壞性只是針對其他氏族群體的，現代轉而針對 氏族內部了，於是暴力、欺詐、偷盜、搶劫、貪污種種惡劣行為加入到了生產要第十三章 勞動與產權 357

素、財富的占有和分配過程中，也就是說，生產要素和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不完 全是由正常的投資、生產、經營和勞動活動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暴力、欺詐等“非 生產性”活動決定的。 一些人不是通過正常的經濟活動，不是靠發展主體能力、 生產能力而擁有和獲得財富，而是靠暴力、欺詐等非生產性活動成為所有者。 這些人因為其本身的生產能力低下而無法生產財富，由於其好逸惡勞、懶惰而 不願意從事艱苦的物質資料生產，於是便變本加厲地去掠奪別人。

其次，私有制帶來階級對立、剝削、壓迫和統治，導致觸目驚心的不公平和 不正義現象。在原始公有制後，有一個普遍的、平等私有制階段。按照原始社 會的公平原則，每個人都平等地得到一份生產資料，但是，由於正常的私有經濟 活動本身帶來的貧富差別和由於非生產性活動的巧取豪奪，生產資料很快就集 中到少數人手中，普遍的私有制被少數人的私有制所取代，社會分化為有產者 和無產者兩大階級。更有甚者，有產者利用其對生產資料的獨占權，剝奪勞動 者的人身自由，逼迫他們賣身為奴，對他們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不僅如此，有 產階級和剝削階級還建立起國家政權，把這種階級剝削合法化、永久化，利用政 治暴力、公共權力和國家強制力，對勞動者進行政治壓迫和統治，迫使他們永遠 安於被剝削的經濟地位。

由於私有制不能防止甚而縱容個人的不道德行為和階級的不道德行為，從 而導致兩方面的惡果： 一是使私有制的經濟合理性大打折扣，使其經濟效率難 以充分發揮出來；二是導致劇烈的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社會經常陷入動亂和 革命狀態，而每一次大規模的動亂和革命都使千百萬生靈塗炭，人口大規模減 少，社會的經濟、文化、技術、生產力、財富等等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從而導致一 次又一次的歷史大倒退。

四、公有產權的重建

正是由於私有制在經濟上和道德上的弊端，導致人們覆興和重建公有制的 強烈願望。當然，公有制自始至終並沒有從歷史上徹底消失。我們所說的“私 有制社會”,並不是一個私有制是唯一產權制度的社會，而只是私有制是主要產權制度的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公有制經濟因素，包括 家族範圍、村落範圍、地方範圍、國家範圍內的“公田”、“公地”、公共資源、公共 設施、公共產品等，它們是私有制經濟的必要和重要補充。

除了這些遺留下來的和自然而然地存在的公有經濟成分外，人們還努力針 對私有經濟的弊端，尋求公有經濟作為替代物。這種重建公有制的努力，又被 稱之為社會主義。如果從16世紀初托馬斯 · 莫爾提出的烏托邦構想算起，社 會主義將近有400年的歷史了。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有各種各樣的流派和形 態，但從如何對待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來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

1.整體替代與打碎重建型

這一派要求以一種全社會大一統的公有制整體上替代私有制，即建立一種 處處與私有制形成根本對立的公有制。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和要求，就必須徹底 否定私有制，在打碎舊世界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新世界。當然，私有制下所取得 的物質成果還是要保留和繼承的，甚至某些技術層面的管理體制也是可以繼承 的，但私有制本身及其政治文化上層建築卻是應該完全拋棄的。這種類型以科 學社會主義為代表。

2. 部分替代與內在轉化型

這一派認為公有制與私有制既有對立的方面也有統一的方面，應當以自己 之長取代對方之短，以對方之長彌補自己之短。因此，這一派主張部分替代私 有制或部分重建公有制，在公有制沒有優勢的領域保留私有制，在私有制沒有 優勢的領域發展公有制。這樣一種部分替代顯然不是推倒重來、打碎重建，而 是要在繼承私有制本身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將私有制 內在地轉化為公有制，而不是借助政治暴力從外部摧毀私有制。這種類型以民 主社會主義為代表。

從20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曾經取得勢如破 竹、摧枯拉朽的勝利，在十幾億人口居住的數十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但是過急過快的社會革命代價太高，負面後果太多，反彈太大，對私有制的長期 歷史合理性估計不足，對公有制得以建立和發展所必備的歷史條件準備不充 分，結果到了20世紀末，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像繃得過緊的神經一樣終於崩潰 了。相比之下，采取漸進和改良戰略的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在很多方面不盡如人 意，卻取得了一些實實在在的成就。

第三節 從勞動力所有權到勞動產權

上兩節對產權一般、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關系及其歷史發展做了一個提 綱式論述，為本節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基礎。本節要討論的問題是：勞動與產權、 勞動與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之間是什麽關系?

一、勞動是產權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來源

洛克在歷史上首次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建立了他的勞動產權論(見本書第一 章第一節)。的確，正是勞動改變了自然資源的原始狀態，使自在之物變成了為 我之物即屬人的價值和效用，那麽,勞動者對於他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以及他用 工具改造過的勞動對象便天然地、天經地義地、無可爭議地擁有所有權。這是 由人類的存在方式決定的，是由人依靠勞動獲取維持生存所需之物這一本質 的、本原的、“自然的”、“天然的”的前提直接推演出來的，原始人類就是這麽進 化而來的 。

受到洛克的啟發，黑格爾用對象化理論為勞動產權提供了一種哲學上的論 證，他認為主體只有對象化、外化在客體中才能擺脫其主觀空疏性而成為現實 的主體。“由於財產是人格的體現，某物應屬於我的內在表象和意志並不足以 使它成為我的財產；為實現這種目的，占用便必不可少。我的意志借此才獲得 的體現便包含他人的承認。”所謂占有就是人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在對象之中， 把對象變成為我之物：“作為其實質性目的，人有權利把其意志體現在任何物 中，從而使該物變成他的東西，因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這種目的，而是從他的 意志獲得它的命運和靈魂。這就是人對一切‘物’據為己有的絕對權利。”馬克思進一步發揮了黑格爾的思想：人正是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 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反過來說，他也只有在他自己所占有 的無機物上才能自由地實現自己的意志。“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於他的對象而存在於他之外的；但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 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 ……一個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沒有對 象，就不是對象性的存在物……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 。”與洛克和黑格爾不同的是，馬克思依據勞動價值論，得出了勞動者應當以共同 所有和占有的形式獲得全部產權的要求。

依據本書的理論範式，產權的來源是多重的，因而產權也是多層次的；勞動是產權的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來源。

1. 自然產權是一種直接來自人的生命權的先賦性產權

洛克在論證勞動產權時也承認一個更大的前提，那就是土地及其自然產品 是上帝恩賜給人類的共有財產。我們無法證實上帝恩賜這個假定，但我們卻可 以從人類與自然的直接同一性、人是自然存在物、所有人都是自然的兒女這一 前提出發來論證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自然資源這一天賦的自然權利。只要我 們承認每一個來到世上的人都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那就必然要承認他擁有最 起碼的維持生存的自然資源的權利。洛克可以辯解說大部分價值和財富都是 勞動的產物，但是第一，畢竟勞動不能單獨創造價值和財富，勞動與自然一起 “合作”才有價值和財富；第二，有些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水，對於維持人的 生命是極其寶貴、不可或缺的，它們無須經過勞動的加工改造。20世紀的產權 理論仍然堅持自然產權，其論證過程如下：“(1)人有權作為獨立的行為人(a-gent)存在。因此，(2)他們有權不讓其行為關系終止，比如他人對其大腦的破壞。從這一點，推導出(3a)人們有權按照其意願移動或運用其身體，只要不侵 犯他人的權利。他人有責任不得違背其意願而移動、運用或者改變其身體。換 句話說，(3b)人們有移動以及運用其身體的排他性權利，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權 利。因此，(4)他們對任何可能獲取以及‘並入’其身體的物擁有排他性的使用 權，比如食物轉化為蛋白質。(5)這種排他使用的權利是財產權。”應該說，自然產權才是第一產權，勞動產權是建立在自然產權基礎上的第 二產權 。

2. 勞動產權是來自於人類特殊生存方式的後致性產權

自然產權雖然是先賦的第一產權，但卻只是一個普遍的前提。因為第一， 人類是以個體、小群體、較大的群體而現實地存在的，從來沒有作為一個統一的 整體按照統一的意志而存在，因此，自然界賜予人類的資源必須按照更為具體 的原則在各個群體和個體之間分配；第二，自然資源並不自動地滿足人類需要， 真正決定人類生存尤其是人類發展的力量是人類自身的活動，因此，人類自身 的活動才應該是決定產權構成的直接原則。正像斯蒂芬 · 芒澤所指出的那樣， 來自生存必需權的自然產權“僅僅等同於對世上資源的一般請求。要使這種請 求轉化為對特定物的財產權，就要求投射(如采集食物、穿著衣服或者建造房 屋),或者在少數情形下並入(如通過吃食物而變成身體組織)。”①毫無疑問，在 所有影響產權的具體構成的非自然的、人為的、後致的因素中，勞動是最為重要 的因素。自然產權雖然是第一產權，卻只是構成產權的最初的前提、最低的標 準、最後的界限：應當保障每個人的生命權，在此基礎上，勞動以及其他社會因 素具體地決定產權的構成。

勞動同時具有私人性和社會性、個體性和集體性，因此勞動產權必然同時 具有公有性和私有性，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兩者所占的比重不同並且在產 權制度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原始社會以公有產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最低 限度的私有產權；文明社會以私有產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公有產 權。洛克僅僅從個體勞動出發論證了私有產權，而忽略了集體勞動建構的集體 產權。馬克思則相反，從勞動的社會性論證了公有產權，否認了私有產權的長 期的乃至永久存在的必然性。

3.非勞動產權是社會分工和其他力量所導致的後致性產權

非勞動產權是第三種產權，也是第二種後致性產權。很多人把勞動產權等 同於公有產權，把非勞動產權等同於私有產權，進而又把私有產權等同於剝削 性產權，這是一種雙重的誤解。首先，勞動產權既可以是公有產權，也可以是私 有產權，前文已經論及；其次，非勞動產權既可以是私有產權，也可以是公有產 權，如任何一種國家政權所擁有的財產至少有一部分是公有的、反哺於社會全 體成員的；此外，非勞動產權既可以是剝削性產權，也可以是建設性產權。據此，我們可以把非勞動產權大致劃分為兩種：

(1)作為勞動產權之延伸並推動勞動產權發展的、建設性的非勞動產權。

在前幾章中，我們曾經指出勞動分工必然要求社會分工，於是投資經營活 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了。與此同時，從勞動產 權中自然也就分化出非勞動產權。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逐漸獲得了 產權，其中投資者獲得直接的產權，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通過國家政權獲得 間接的產權。應該說，這種社會分工和產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和合理 的。事實證明，這種分工和分化盡管是拐彎抹角地但最終還是促進了勞動和勞 動產權的發展。我們只需要反過來推理就能明白這一點：如果沒有這種分工和 分化會怎麽樣?

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產權的相對集中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投資經營活動的專門性發展必然會導致產權的集中， 一些人獲得了很大的產權，另一些人 減少乃至失去了產權。但只要這種集中符合以下兩條原則：①導致了稀缺資源 的優化組合、產生了規模經濟效益、降低了生產成本和增加了產出；②能夠為減 少了乃至失去了產權的勞動者提供和擴大就業機會，或提供另外某種社會補 償，使之能夠維持比在原始的產權平均狀態下更高的生活水準——這種集中就 是合意的、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而且也為後來的勞動者在更高的歷史水平和 文明程度上重建勞動產權準備了前提和條件。

(2)作為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之異化並損害其發展的、剝削性的 非勞動產權。

我們曾經指出，惡——貪婪、暴力、狡智等在歷史上也是一種原生的、本體 論的、產生巨大作用的力量，它們加入到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過程中，加入到產 權分化過程中，推動產權由相對分化和不平等向極端的兩極分化演變，致使一 些人擁有巨大的產權，而另一些人成為赤貧者和無產階級。

從理論上我們可以斷然肯定，沒有適當的社會分工、私有制和一定程度的 不平等，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向前發展而會永遠停留在原始狀態。但絕不可以進 一步推論說，沒有產權和財富的兩極分化，沒有剝削、掠奪、壓迫，不把一種相對 有差別和不平等的、多數人的普遍私有制變成一種絕對懸殊和不平等的、少數 人的特殊私有制，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向前發展。正是一部分在客觀上占據社會 優勢地位的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從自己的貪欲出發，運用暴力和狡第十三章 勞動與產權 363

智等手段，聯起手來剝奪了很多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甚至剝奪了他們與 生俱來的勞動力所有權和人身自由，直至剝奪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這種活動 也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嗎?當然沒有，恰恰相反，是阻礙了歷史的發展。假設沒 有這種活動，歷史會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只是因為勞動者以自己的辛勞和 血汗創造了社會存在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從而奠定了歷史發展的基礎，只是因為 建設性的非勞動活動與勞動活動發生的“化學反應”所產生的倍增效應，只是因 為建設性的非勞動產權的正面作用大大抵消了剝削性的非勞動產權的負面作 用，人類歷史才在總體上表現出向前發展的態勢!

勞動產權、建設性非勞動產權和剝削性非勞動產權的關系是：建設性非勞 動產權建基於勞動產權，剝削性非勞動產權建基於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 權，反過來剝削性產權對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又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 量。結論只有一個：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重建勞動產權與建設性非勞動產 權的良性互動關系。

二、勞動產權的嚴重喪失、部分重建和全面重建

1. 從普遍的、比較平等的私有制到特殊的、嚴重不平等的私有制原始公有制解體後，按照氏族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傳統，建立了一個比較 平等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私有制。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勞動者之 間的競爭，必然導致貧富差別；社會分工的發展又進一步使財富和產權向一部 分人集中，再加上貪婪、暴力和狡智的推波助瀾，這種私有制很快向一種嚴重不 平等的、兩極分化的私有制演化，以致很大一部分勞動者不僅失去生產資料所 有權，而且不得不賣身為奴(另一部分奴隸由戰俘轉化而來)。奴隸制意味著一 部分人的勞動產權的徹底喪失。不過，我們不要把“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 理解為只有奴隸主和奴隸、封建主和農奴兩個對立階級的社會。實際上，在那 個被稱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還存在大量沒有失去勞動產權的自 由民如自耕農、自由工匠、小商人，或雖然失去或基本失去生產資料所有權，但 還沒有失去人身自由即勞動力所有權的自由貧民。在這些人身上，基本保留了 或部分保留了勞動產權。

2. 從重建勞動力所有權到重建勞動產權

奴隸向農奴、奴隸主向封建主的轉化，意味著勞動者通過英勇的反抗和鬥爭，爭回了部分的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則以承 認勞動者全部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為前提。當然，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 下，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資本家剝削去了，他們的工資被壓低 到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和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於是，18、19世紀的工人運 動主要致力於在資本主義制度內提高勞動力價格、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提高 生活水平，保護完整的勞動力所有權。到了20世紀，勞動者由部分重建勞動產 權即重建勞動力所有權的鬥爭轉向全面重建勞動產權(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和 勞動力所有權)的鬥爭，諸如利潤分享、勞資共決、工人持股等制度創新此起彼 伏，它們已經或深或淺地涉及產權層面，已經或多或少地為勞動者爭取到了完 整意義上的勞動產權。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勞動產權的這種實現，也就是所有 權的普遍化或資本的社會化；在歷史發展階段上，這也就是特殊的、少數人的、 階級對抗的私有制重新向普遍的、多數人的、階級合作的私有制轉化。

此處有必要對我國學術界所使用的“勞動力產權”和“勞動產權”這兩個概 念作一點辨析。使用“勞動力產權”這個概念的學者實際上所要求的也是勞動 者可以以自己的勞動貢獻在企業中獲得一定的產權或股權，即嚴格意義上的 “勞動產權”,也就是最初洛克所講的勞動者對於自己創造的產品擁有的財產 權。只不過洛克的勞動者是獨立進行生產，而現代勞動者是在企業中進行生 產，因而其勞動產權就不可能是獨立存在的，而只能以股權的形式存在。但“勞 動力產權”這個概念並不能準確地表達上述完整的內容，從字面上講，所謂勞動 力產權也就是勞動力所有權，也就是斯密意義上的勞動財產權，即每個人對他 的勞動能力(體力和技巧)所擁有的財產權。勞動者得到工資，也在一定程度上 實現了他的勞動力所有權或斯密所說的勞動財產權，但這不是本書所講的現代 意義上的完整的產權在勞動者身上的實現，這樣一種實現只能用“勞動產權”而 不能用“勞動力產權”來表達。

在現代歷史條件下，重建勞動產權當然不是要回到單個勞動者與少量生產 資料直接結合的小農經濟或手工業經濟，而主要是指在普遍實行現代企業制度 的大中型企業內獲得部分產權(股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部分剩余控制權和剩 余索取權。在這里，勞動要素就像資本要素一樣獲得相應的股權和利潤。這是 在繼承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真正的改造，理應取代以保護勞動力所有權和勞動者社會保障福利權為主要目標和主要內容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而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方向。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美籍華人學者曹天宇甚至把勞動產權提到基本人權和 憲法權利的高度：“勞動產權指的是勞動者根據其在企業運行過程中付出的勞 動而享有的一系列財產權利，其中最重要的與非人力資產投入者一起分享企業 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作為勞動者不可讓渡、不容侵犯的基本權利，勞 動產權應該在憲法文本中有充分明確的表述，從而使其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 可和尊重，並在法律上得到政府的保護”。①“勞動產權的最終依據在於，勞動 者作為自主自決的道德主體，對其行為和活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享有不可 讓渡的權利。勞動產權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投入自己的勞動這一道德行為 的法律表示。因此，對它的任何侵犯，都構成對人類社會生活道義基礎的挑戰。 基於同樣的理由，它也不能轉讓和買賣。任何涉及勞動產權轉讓和買賣的契 約，即使是當事人自願簽訂的，也與自願賣身為奴的契約一樣，不僅在道義上不 能接受，在法律上也是無效的。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產權與生命和自由等人類 最基本的權利一樣，應該被確認為是一種憲法權利，在憲法的文本中得到明確 的表述。”

三、勞動者與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

1.勞動者與私有產權

因為資本產權是一種私有產權， 一些主張用勞動產權取代資本產權的社會 主義者，就不假思索地認為勞動產權是對私有產權的否定，也就是說，勞動產權 一定就是公有產權。如果說當年馬克思在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提出這樣的主張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麽在今天如果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就顯得相當缺乏理 性 了 。

首先，在當今時代，勞動與資本正在從對抗走向合作，勞動產權與資本產權 相結合的可能性已經大大提高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變成現實。據統計， 美國已有60%左右的人擁有一定的股權，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勞動者。新加坡倡導全民持股。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就把國有企業股權大規 模出售給職工和公眾。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推動員工持股計劃。這種情況從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勞動者獲得產權，從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資本的社會化和 普遍化，其實當年馬克思就已經看出來了，他把股份公司當作在資本主義內部 資本的一種自我揚棄。

其次，從歷史淵源來看，原始公有制解體後的私有制就是一種勞動產權制 度，而且即使在後來階級對抗與階級剝削的私有制社會，也一直存在大量私有 勞動產權，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制或者以自己財產為基礎的個體勞 動。產權與勞動相分離、勞動者成為無產者乃至奴隸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能證 明私有制天然地、本質上一定與勞動者相對立，或勞動者天然地、本質上一定拒 絕和否定私有制，而只不過證明勞動者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 而沒有成為私有者或沒有保持住私有者的地位而已， 一旦主客觀條件具備了， 他們又可以重新成為私有者。

最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們還不能預測這個時期有多長)——有人甚 至還認為只要人類存在和發展——每個人都應該、應當努力使自己成為私有 者。理由有二：只有私有財產才能確保每個人的基本自由；只有私有財產的普 及化才能實現基本的社會公正。

斯蒂芬 ·芒澤在論證私有產權時，在“並入與投射”這一基本理由之後，緊 接著就提出了另一重要理由——“支配、隱私和個性”:“如果所有人在私有財產 制度和經濟中有排他的權力，那麽他們就能確立和保護多種個人的善。它們是 與自治、人格、自尊(self-respect)、 自 重(self-esteem)、自由、隱私和個性存在交叉 的項目。”進一步說，私有財產對於每個人擁有“社會中全面的人類生活”—— 一種自尊和合理自信的生活能力免受損害的的生活——是必要的條件。的 確，維護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個性和獨立人格， 一直是自由主義哲學、經濟學和 政治學為私有產權辯護的主要理由之一。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 和立場也同樣適用於勞動者嗎?僅僅因為這一觀點和立場首先是由資產階級 思想家們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就應該予以否定和拋棄嗎?

本書的觀點是，對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個性和獨立人格的追求，同樣也是勞 動者的基本人性需求和基本人權。的確，個性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甚至 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自然事實，也不是什麽自然人性或天賦 人權。的確，在歷史上，首先是那些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擁有較多資源的個人 和集團具有較多發展個性的機會，並且其個性也確實首先得到了較高的發展。 但是，歷史不僅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不斷從自然界的統治下得到解放的過程， 而且是個人不斷從社會整體的禁錮下得到解放的過程，是個人從貧乏到豐富、 從弱小到強健、從片面到全面發展的過程。這樣一個縱向的歷史過程同時也就 是個性的發展由社會上層(中心)擴展到社會下層(邊緣)、由少數人擴展到多 數人的橫向的結構性變化，歷史的發展高度正好是由社會上有多少人的個性得 到了自由發展(自由的廣度)來衡量的。的確，“個人”、“個性”是歷史發展的產 物和結果，但這一產物和結果同時又作為前提影響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如果 說，在勞動者的個性因為受到限制而相當微弱的狀態下，他們對私有產權的要 求也比較微弱並且得不到滿足，那麽,經過漫長的歷史積累，當勞動者的個性意 識和自由需求日益強烈的時候，建立私有勞動產權就必須提上歷史的日程。應 該說，勞動者激烈地否定和仇視私有產權，僅僅是他們處於不成熟的歷史發展 階段時的絕望心態，他們越是軟弱無力，就越是熱烈地向往某種絕對平等的公 有制，這樣一種向往實際上是對他們實現不了的私有產權需求的一種補償或替 代性滿足。然而，放棄對私有產權的要求，實際上是放棄勞動者應得的歷史權 利，是讓幾千年來勞動者的犧牲付諸東流，尤其是在公有制的嘗試因為不具備 基本的歷史條件而失敗的情況下，繼續否定和拋棄私有產權，對勞動者來說是 極不明智和具有極大損害的①。社會主義運動要真正取得成功，第一步不應該 是把私有財產全部收歸國有，而應該是把自由主義的原則平民化、把私有產權羅馬教皇利奧十三世在1893年所發布的一則通諭中指出：“社會主義者們力圖消滅私有財 產，並堅持主張個人財產應當全部變成共有財產，接受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的管理。 ……但 是，他們的這些建議對於所有的實踐目標來講是如此明顯的無益，以致如果這些建議得到 實施，勞動者本人將成為第一個受害者。 ……社會主義者們在力圖將個人財產轉移給社會 的過程中，打擊了每一個掙工資的人的利益，因為他們剝奪了他處置他的工資收入的自由， 並因而剝奪了他增加他的股份和改善他的生活條件的所有希望和可能。”———轉引自[美] 詹姆斯 ·布坎南：《財產與自由》,韓旭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3頁。

普遍化，為勞動者的個性發展和自我實現創造必要的物質的和社會的條件。

私有產權的普及程度還是平等和公正的主要指標之一。如果說，少數人壟斷產權、多數人一無所有是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那麽,取代這種狀況的絕不可能是一個一刀切的、 一碗水端平的、高度結果平等的社會——在一 個人數眾多而又無差別的社會平面上必然高聳起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代表機 構，結果又會出現新形式的剝削和壓迫——而只能是一個私有產權普遍化的社 會，一個比較普遍的、平等的私有制社會，只有它才是通向更高社會歷史階段的 必經之路。這個社會保留了階級、階層差別，鼓勵自由競爭和個人首創精神，同 時又實現了每個人在爭取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發展的機會、權利、資格、規則和 基本社會保障方面的平等。自然，在競爭的結果即財產擁有量和個人發展程度 上，是一定有差別的，但由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社會領域向所有人無限制 地開放，由於公民權利的實現、社會民主監督和法治的實施，因此就會嚴厲限制 壟斷和剝削，嚴厲限制貪婪、暴力和狡智等惡性力量的作用，這樣的差距就必定 不是懸殊的，而是健康的和良性的。

2.勞動者與公有產權

強調勞動者首先要爭得私有產權、勞動產權首先是並主要是私有產權，是 因為看到了在相對匱乏和相對豐裕的漫長歷史時期，私有產權具有長期的歷史 合理性(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但這並不是說，私有產權本身是沒有問題 的。上文已經指出，私有產權制度具有經濟不合理性和道德不合理性，正因為 如此，公有產權就是對私有產權的必要的補充和制約，在具備充分歷史條件時， 還可能是對私有產權的替代。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公有產權，而是公有產權 在多大的範圍內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公有產權采取何種組織和運行模式?

在兩極分化的私有制社會，勞動者所能構想的公有制只能是一種絕對平等 的共產制，正因為他們在當時的私有制框架內完全沒有出路，他們便設想出一 種與這種私有制絕對對立的公有制。他們為爭取這種公有制而進行的鬥爭是 可歌可泣的，表現了人類對平等和公正的不懈的追求。問題在於，由於當時勞 動者的個體能力普遍低下，他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素質普遍低下，即便他們通 過浴血奮鬥建立了公有制，他們也無法駕馭這個公有制，結果這個公有制又會 不可避免地演變為某種變相的私有制。19世紀中國的太平天國和20世紀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就是明證。當然，不能因為社會主義遭受挫折，就像哈耶克那樣斷言社會主義根本上就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或像福山那樣宣布資本主義 已經是“歷史的終結”。現在我們面臨的“真問題”是，在私有制開始走向大眾 化、平民化、普遍化的時代，公有制應該采用何種可行的模式?只能是一種與私 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相融通的公有制， 一種在一定範圍內“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一種在一定範圍內社會化的私有產權。這是一種私有產權向公有產權的 內在揚棄和轉化，是保留了私有產權的公有產權，或者說就是一種公私混合產 權和公私混合所有制。其主要企業組織形式就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 。

可以在兩個層面構造這種新型公有制。 一是在宏觀經濟層面，對各級各類 國有企業進行改造。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包括中央 企業和地方企業),以便向社會提供民營企業提供不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這 些企業的特定職能決定其產權不能完全劈分到自然人，至少必須由國家保持控 股權。問題是要使這些企業在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內運營，使之接受國家 立法機構的控制和國家監察機構、公眾輿論的監督，防止官商勾結和內部人控 制，從而真正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從企業 內部員工和企業外部經理人市場通過公開競爭而產生。企業內部勞動者分享 一部分股權及其利潤並參與企業管理，企業還可以向外部投資者和公眾發售股 票，通過“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兩種機制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

在微觀經濟層面，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企業和私營企業中，大力 發展職工持股，直至普遍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 獲得產權， 一是以自有資金購買企業股權，二是以其勞動貢獻獲得一定的企業 股權，從而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勞動與產權的直接結合。勞動者股東由此 可以進入企業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治理機構，全過程參與企業的經營 管理，獲得部分(在股份制企業)或全部(在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企業)剩余控 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如果我們不是把公有制設想成為一種與私有制絕對對立 的、沒有個人產權的、勞動者作為一個混沌的整體共同占有全部生產要素的那 種共產制，而是把它設想為一種在其內部有明晰的產權主體和一定程度的產權 與利益差別的聯合所有制，是一種繼承了私有制的合理內核(個人所有權)的 “社會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語),如果公有制的本質不是要消滅個人所有權，而 是要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那麽,上述產權制度不是公有制又是什麽呢?只不過這里所謂公有，不再是平均無差別地共 有，而是指：(1)每個勞動者都成為產權主體，成為企業的主人；(2)由個人所有 權所聯結而成的企業法人所有權對於個人的股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不能還原 和劈分為個人所有權，為了企業的永續成長，企業當期剩余的相當一部分要轉 化為公積金和公益金，用於再投資和其他企業公共事務。

第四節 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對立和統一

討論勞動產權時迎頭碰上的就是已經存在數百年之久的資本產權這一強 硬的事實。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勞動有勞動的邏輯，兩者可以達成基本的共識嗎?

一 、資本的邏輯：資本雇傭勞動

資本的邏輯可以歸納為：“誰投資、誰所有、誰得益”;資本雇傭包括勞動在內 的其他生產要素，在支付給這些要素事先約定的報酬後，獲取全部利潤或承擔全 部虧損。其論證簡述如下(參見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奈特、張維迎等人的著作)。

1. 資本的稀缺性與勞動的過剩性

資本是積累起來並且不用於當前消費的貨幣、生產資料等財富，這是一種 稀缺的資源，對於這種稀缺資源，必須加以優化配置和有效利用，而最能夠做到 這一點的人只能是與其利害直接相關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是不具有或極少具有 這種資源的勞動者。與此相反，勞動這種資源在一般情況下都是富富有余的， 能夠在市場上賣出去就已經很不錯了。這兩種資源在市場上相遇並進行交換 時，資本的主動性和勞動的被動性就顯而易見：資本可以從容地選擇勞動者，而 勞動者為了得到滿足即時生存需要的生活資料，必須立即答應資本所有者的條 件。其中最主要的條件是：獲得一份約定的工資，服從資本方的管理，尊重資本 方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資本所有者從自身利益出發必定會對資本的 保值和增值盡心盡力，如果反過來，資本所有者把自己的資本出租給勞動者，則 勞動者很難對不屬於自己的資本的保值增值盡職盡責，倒是有一種強大的沖動 使眼前利益最大化以滿足迫切的生活需要，從而把稀缺的資本轉化為生活資料。因此，即使是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由資本雇傭勞動也比由勞動雇 傭資本的效率和效果好得多。

2. 資本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與勞動的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

資本，尤其是為特定交易和生產目標而量身定制的固定資本，具有專用性， 一旦投入就被長期“鎖定”或“套牢”,難以變現、轉作他用或退出企業，因此對 於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更為重要，付出代價更大，貢獻更大；與此同時，在市場交 易過程中，資本還具有可追索性和可抵押性。與此相反，勞動這種要素具有通 用性，因而也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可以隨時從一個企業撤出而轉移到另一個企 業，而且勞動是不可追索和不可抵押的。當這兩種生產要素組織成為一個企業 時，流動性要素有更多偷懶、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而非流動性要素有更多長 遠發展動機和監督的動機，因此，只能把管理、監督的權力歸之於資本家。

3. 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勞動對風險的厭惡

經營企業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業，資本家既然不願意把資金存放在銀行或 租借給其他人，而選擇自己辦企業，而且敢於在雇傭勞動者之前事先就投入一 筆資本購買機器、土地、廠房、原材料等，就表明他有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他由 此也得到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包括勞動者的信任；由於使用自己的資本辦企 業，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決策也會更為謹慎，會更為理性地規避風險。與此相比， 勞動者沒有自己的資本和財富去承受風險，大多數人會選擇得到一份比較穩定 的工資收入，他也得不到市場上其他交易主體的足夠的信任。應該說，由資本 雇傭勞動對勞資雙方來說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分工，而由 勞動雇傭資本則無人承擔風險。“工人所擁有的企業收入所有權的不可轉讓 性，意味著工人管理式經濟中沒有在不同風險類型個體之間將風險承擔專業化 的可能。此外，工人被迫集體承擔那些實際上通過多樣化就能夠得到保險的風 險。因此，工人管理式經濟不能激勵風險承擔者和風險厭惡者去從事那些能使 資源流動到高價值用途的交易。”

4. 資本方面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勞動方面的短期行為

資本顯示出一種有效的信號，即資本家過去取得的成果表示他擁有較高的經營管理能力。市場上其他交易主體包括勞動者通過這一信息很容易就能識 別誰可以充當企業家，不僅如此，“一個資本所有者，當他選擇成為企業家時，會 更加誠實、可信、盡職和勤奮。他沒有積極性誇大(謊報)自己的經營能力，也沒 有興趣從事過濫的投資活動。相對而言， 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卻更有積極性謊報 自己的經營才能並從事過度投資。 ……資本雇傭勞動是一種能夠保證只有合 格的人才會被選做企業家(經營者)的機制；相反，如果是勞動雇傭資本，則企業 家(經營者)市場上將會被東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說，太多的無能之輩將從事經 營活動)。”經驗表明：(1)同時擁有個人資產和經營能力的人成為企業家； (2)擁有經營能力但缺少個人資產的人成為管理者；(3)擁有個人資產而缺少 經營能力的人成為純粹的資本所有者，他們與由自己挑選來的管理者一起成為 聯體企業家；(4)既無個人資產又無經營能力的人成為工人。前三種人專門從 事經營管理活動並獲取利潤，工人則專門從事生產活動並獲得工資。

5. 資本雇傭勞動降低交易成本而勞動雇傭資本增加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搜尋信息成本、談判與簽約成本、決策成本、執行成本、管理 成本、監督成本等，總的來說，資本雇傭勞動的交易成本低於勞動雇傭資本的交 易成本。比如，由所有者充當監督者比由非所有者充當監督者成本更低，效率 更高，為此，必須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以激勵他們進行監督的積極性；經營決 策者的活動在陰影下進行，很難對他進行監督，而工人的生產活動在陽光下進 行，比較容易對他進行監督，因此讓經營決策者監督生產者的成本小於讓生產 者監督經營決策者的成本。又如，少數幾個經營者作出決策的成本遠遠低於由 團隊普通成員作出決策的成本，因為“所有工人參與企業經營的權利排除了任 何一個人作出重要決策的權力”,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業的決策就是“那些不具 備用於辨別和評價各種經營決策的專門知識的人所進行的曠日持久的過 程。”再如，如果企業的所有者、經營者和總監督者得不到全部剩余索取權，而 是由團隊所有成員分享利潤，固然會減少普通成員的投機取巧行為，但會增加核心成員的投機取巧，由此造成的損失會超過實行利潤分享而得到的收益；在 利潤分享制度下，隨著團隊人數的擴大，由此激發的投機行為也會按比例擴大。德姆塞次甚至說：“如果要實行有效的控制，財富分配就會不平等。如果 要的是財富平等分配，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控制。財富分配和有效的控制之間這 種關系存在的原因在於：如果要使控制有效，就需要把企業的所有權集中在少 數所有者手中。在這個意義上，要使大規模的企業有效率，就不能實行財富的 平等分配，因為那會把我們集中所有權的能力毀掉。”平喬維奇也說，南斯拉 夫企業的經理具有很強的動機用一種與工人的集體偏好相一致的方針來代替 那些能夠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方針，其結果就是交易費用的上升和社會機會集 合的收縮；“要想讓工人管理式企業更有效率，就必須做到：(1)將範圍廣泛的產 權轉交給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雇傭、解雇工人的權力和不受集體偏好束縛的 權力；以及(2)為經理設計一套新的獎懲制度，以激勵他或她尋求和奉行能最大 化市場價值的方針政策。問題是如果這些產權上的變化實現了，它們就會在事 實上，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脫離工人對企業管理的參與。”總之，由於資本雇傭勞動在經濟上、技術上、管理上的種種優越性，便理所 當然地成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否則，在西方國家法律既不鼓勵也不禁止勞 動雇傭資本的情況下，這種企業組織形式(如合作制)為什麽沒有成為主導的企 業組織形式呢?

二、勞動的邏輯：勞動雇傭資本

應該說，上述資本雇傭勞動的邏輯大體上符合古典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 但是把這種邏輯絕對化和永久化，如果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閉眼不看歷史條 件的變化。殊不知，正是在資本雇傭勞動的幾百年歷史進程中，勞動雇傭資本 的邏輯也在悄悄地孕育生長。許多左派學者，也有一些主流經濟學者，紛紛對 上述論據提出了質疑。

1. 關於資本稀缺性和勞動過剩性

經過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幾百年的發展，資本的稀缺問題已經基本解決 了，甚至出現了發達國家資本過剩的現象。這些國家不得不把大量過剩資本向 後發展國家輸出，即使這樣，也還有大量遊資在國際金融市場橫沖直撞、興風作 浪。與此相反，由於人口的趨零增長、生活水平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發達、經 濟信息化和知識化程度的提高等原因的協同作用，從前那種簡單勞動過剩的情 況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覆雜勞動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討價還價的 能力越來越強，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稀缺性。

2.關於資本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與勞動的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

由於資本的過剩和資本的證券化，資本的流動性大大提高，而固定的專用 投資部分相對減少，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專用性固定資產租賃業和租借市場的 發展，使得資本所有者不用自己建立企業而只需要把這些專用資產出租給非專 用資產所有者就可以獲得足夠豐厚的利潤，並且能夠省去自己經營企業的辛 苦；“理論上，只要在租借同一專用性資產上互相競爭的非專用資產所有者足夠 多，以致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完全的，則專用性資產的所有者同樣可以在對其投 資之後通過將它出租而獲得其全部回報，而不需要利用自己的資產來自己經營 企業。”與此相反，在許多國家的企業中都出現了勞動要素的專用性的明顯增 長，以致很多勞動者的專用性知識和技能在市場上失去了可交易性，而只能在 特定的企業才能發揮其功能，這些勞動者牢牢地被鎖定在某一企業中了，這樣 一來，勞動也像資本一樣具有可抵押性了。日本企業制度就承認了勞動的專用 性和可抵押性，實行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制和利潤分享制；德國的共決制度也 顯然不再把勞動看作僅僅具有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的簡單、廉價的生產要素。 實際上，提出資產專用性理論的威廉姆森也把因“實踐出真知”而形成的專用人 力資產看作與專用場地、專用實物資產、特定用途資產同樣重要的專用性資產。既然公司不能隨便到外部勞動力市場招人來取代擁有公司不可或缺的特 殊技能或人力資產的在職工人，反過來，在職工人所特有的人力資產的不可撤出性又使得公司成為其唯一的買者，那麽,與其雙方相互挾制、相互對抗，不如 達成一個能使雙方利益最大化的產權合約。

3. 關於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勞動對風險的厭惡

由於資本的證券化，其流動性大大提高，又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資本獨立承擔風險的意願大大減弱，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東大部分已經失去對企 業的所有感、忠誠感、主人意識和責任意識，而僅僅把企業看作投資賺錢的工具 和中介，一旦企業出現危機和風險，立刻就用腳投票， 一走了之。與此相反，由 於勞動專用性的提高，勞動者倒是把自己的命運與企業的生死存亡緊緊地聯結 在一起了。在西方國家企業並購的狂潮中，只要企業能夠賣個好價錢，企業的 股東甚至會拱手讓出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企業的所有權，倒是工人和工會挺身 而出，堅決反對惡意收購，他們甚至自己籌資從股東手里購買嚴重虧損的企業 的股權，把企業改造成為以員工持股為主的勞動者自治企業或工人管理型企 業。這足以證明勞動者已經具有了風險承受的意願和能力。對於這一點，一些 主流經濟學家也是承認的。比如E.C.B.高爾就認為，雇員作為其所在公司的 一分子，他們為公司做的工作遠比法律認定為公司所有者的股東所做的要多得 多，而法律和法理對這種確鑿無疑的事實竟然視而不見；青木正彥也同意這種 說法，而薩莫斯說得更明白：“如果把公司看作……一個把所有生產要素結合起 來並且持續經營的企業制度，那麽,[為公司]提供勞動的雇員就與提供資本的 股東一樣，都是企業的成員。的確，與很多股東相比，雇員可能為企業投入了更 多的服務年頭，可能更難撤出這種投資，與企業未來的利害關系也可能 更大。”①4. 關於資本家的強經營能力和勞動者的弱經營能力首先，資本並不一定是其所有者擁有經營能力的準確信號，因為這些資本 不一定是經營所得，而可能來自巧取豪奪，或來自饋贈和繼承等外部偶然性。 其次，企業發展歷史表明，很多企業都是創業者依靠自己的勞動積累白手起家 建立的，進而又通過把勞動產權轉化為資本產權發展起來的，倒是他們的繼承 者們或者把企業搞垮了，或者不得不退出企業的經營而成為單純的食利者。最後，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眾化和民主化，許多勞動者越來越具有投資、經 營、交易、管理等方面的意識和能力，越來越像一個企業家一樣發現和發展自己 的相對優勢，並把它們像資本一樣拿到市場上去保值增值。他們也直接購買股 票而成為企業的小股東，說他們眼光短淺、行為短期、容易撒謊、不負責任，無異 於污蔑和毀謗。

5. 關於交易成本

所有者、經營者比勞動者更難監督，因此如果不把經營權、監督權、剩余索 取權全部交給他們，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聽起來很像是承認壞人或道德低下 者對企業和勞動者的恐嚇和綁架，而且在邏輯上也是倒果為因或者是把需要證 明的東西當作理由：所有者和經營者之所以比勞動者更難監督，正是因為他們 在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制度中長期處於強勢和專制地位的結果，這本身就是成 問題的，怎麽能夠把它作為資本雇傭勞動的理由呢?而且說資本監督勞動的成 本低於勞動監督資本的成本也是難以成立的。實際上，讓少數幾個所有者和經 營者去監督成百上千個勞動者，成本更高、效率更低，更重要的是，效果更不好， 因為勞動者是活生生的、有自我意識和自主意志的人，他們也完全可以把自己 的勞動積極性、勞動熱情、勞動創造力“關閉”起來①,消極怠工，甚至公然罷工， 這樣造成的效率損失實際上是更大的，更不必說資本專制所帶來的社會的、道 德的和心理的損害了。另外，少數人壟斷利潤所帶來的邊際損失無疑大於其邊 際收益，而多數人分享利潤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無疑大於其邊際損失，這也是可 以得到經濟學上的證明的。至於民主決策的成本高於集權決策而其效率低於 集權決策，的確是勞動管理型企業或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應當重視和解決的問 題，但絕不能武斷地說這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在歷史上已經發生了政治民 主取代專制的事實，證明了民主的效率是高於專制的，而民主的成本是低於專 制的，這個道理在經濟民主問題上就行不通了嗎?

總之，歷史已經發展到勞動可以雇傭資本的時候了，實際上，在許多合作企業、員工控股企業、風險投資企業，早就已經或正在實行勞動雇傭資本，沒有什麽理由斷言它們一定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三、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

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勞動有勞動的邏輯，兩者看起來針尖對麥芒，各不相 讓。本書則試圖打通這兩種邏輯，指出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雇傭的廣泛性和價值中立性

說到雇傭、雇傭勞動，許多人立即就想到剝削、控制和人格的不平等等負面 的和貶義的含義。的確，在歷史上，這些東西曾經是與雇傭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但不能因此就說，雇傭就會永遠成為對勞動者的一種詛咒。經濟、政治和文化 的發展，使雇傭勞動表現出一種去剝削化(de-exploitation)的趨勢，又由於勞動 雇傭資本現象的出現，“雇傭”就逐漸變成一種普遍的、價值中立的現象和概念， 其主要含義無非就是租用、借貸、產權的部分轉讓。在現代社會，即使一個人是億萬富翁，根本不用工作也有花不完的錢，但只要他有工作的意願，有成為一個 社會人、完整的人、自我實現的人的意願，他通常會自己創辦一件事業，或者受 雇到某一企業或非企業組織從事某種自己想幹的工作。反過來說，普通勞動者 雖然肯定是某一企業的雇員，但他通常也擁有其他企業的一定數量的股權，順著資本雇傭勞動的邏輯說，他也在雇傭別人為自己工作。

2. 勞資博弈的三種模式

博弈論指出了三種可能的博弈模式：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零和博 弈(zero-sum game)、負和博弈(passive-sum game) 。正和博弈又叫雙贏(win-win), 是雙方同時獲益或取勝的博弈，雙方利益之和通過博弈增加了(1+1> 2)。零和博弈又叫一輸一贏(win-lose), 一方獲勝另一方失敗， 一方所得即是另 一方所失， 一方的增加額是另一方的減少額，總和不變(1+1=2),純增加額為 零。負和博弈又叫雙輸(lose-lose), 兩敗俱傷甚至同歸於盡，雙方利益之和比博 弈之前減少了(1+1<2)。系統論也看到了這三種情況，但所用術語不同，叫做 “系統之和大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系統之和等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系統之 和小於要素的簡單相加”。

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立與統一或鬥爭與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一場博弈。第 一種博弈，罷工或閉廠，乃至暴力沖突和武裝起義，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負和博弈，因為雙方的利益都嚴重受損了。第二種博弈，雙方消極合作，即不得不把對 方當作合作對象，但彼此懷有深深的敵意和不信任，把對方之所得看作是自己 之所失，於是各自都極力按照以最低投入獲取最大產出、以最低付出獲取最大 回報、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收益的原則，使對方利益最小化而使自己利益最大 化，這樣的博弈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第三種博弈，雙方積極合作，雖然也意識 到利益的差別，但能夠建立某些共同的目標，形成基本的乃至高度的共識，一起 把蛋糕做大，一起使企業得到長遠的發展，由於這種協同的合力作用和化學反 應，便產生一種遠遠超出各要素簡單相加的總和；通過公正的分配，雙方的利益 同步增長，這又進一步推動雙方更高程度的合作，如此良性循環，水漲船高，以 至無窮，這種促進企業以及勞資雙方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博弈，就是典型 的正和博弈。

應該說，勞資關系的歷史，大體上表現出一個從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的發 展趨勢，其間負和博弈時有發生，但不能算是常態，也不可能持久進行，雙方作 為理性的人類，又會使博弈回到正常的軌道。

3. 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的可行模式

應該說，無論是資本單方面雇傭勞動還是勞動單方面雇傭資本，都是片面 的，都會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後起的企業產權制度 和經營模式，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由於融資渠道較窄、決策成本較高、對經營 者激勵機制不足、產權結構相對封閉等諸多原因，使之在與資本雇傭勞動型企 業的競爭中處於劣勢，至今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當然，客觀條件的限制如資 本強勢的慣性、傳統企業制度的路徑依賴、政治法律制度的滯後、傳統思維方式 和價值觀念的阻礙等，是需要全社會共同解決的問題，但勞動者本身經營素質 的提高、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的產權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創新，也是亟待解決的 問 題 。

鑒於資本是重要的生產要素，鑒於資本產權所具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 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結合、資本與勞動的相互雇傭，乃是一種最為合理的選擇。根據目前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下三種具體模 式是可以繼續采用並值得進一步改進的：

(1)利潤分享模式。這種模式最初是資方在勞方的壓力下采用的，因而還 是由資方主導的，但既然是利潤的分享，實際上潛在地承認了勞動產權及其剩余索取權。在利潤分享制中，工資依然按市場規則和價格支付，分紅部分則依 企業利潤多寡而決定，如果企業沒有利潤，雇員的契約工資不受損失。在美國 一些企業，雇員分享到的利潤可達公司利潤的40%以上，而日本產業工人收入 的1/4是由獎金分紅構成的。到1990年，利潤分享制覆蓋了1400萬法國職 工，約占職工總數的60%;1987~1999年，在《財富》雜志評選的1000家大企業 中，采用利潤分享制以及其他以業績為基礎的激勵性工資方案的企業，從26% 上升到50%以上。

(2)勞資共決模式。這種模式是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企業 制度。既然是共同決定，當然是以承認勞資雙方在企業中的平等地位為前提 的，而且共同決定的範圍不僅限於直接涉及勞方工資、勞動條件、福利等眼前利 益，而且涉及整個企業的發展和利潤分配等與勞動者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相關 的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勞資相互雇傭的模式，只不過還沒有明確界定勞動者在企業中的產權 。

(3)員工持股模式。這種模式首先由美國產生，而被各國相當數量的企業 仿效，各國政府也在稅收、金融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員工持股部分來自公司 的股票獎勵和利潤轉讓，部分來自銀行低息貸款。到1997年，在美國1100家 上市公司中，有53%授予其全部職工以股票期權；到1996年，全美直接和間接 持股的人數占全部成年人口的43%③。撒切爾夫人打造“股東國家”,在其任期內使英國擁有股票的人從200萬增加到1200萬。與前兩種模式相比，員工持 股不是員工以整體方式獲得某種默認的產權，而是以個體形式獲得公開的產 權。這種模式大大推進了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結合，使資本雇傭勞動和勞動 雇傭資本兩種對立的企業制度在更深、更具體的層次上結合起來了。

以上三種模式只是目前影響較大的模式，隨著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必將有更多更好的模式產生和發展起來。

第十四章 勞動與資本

前面幾章已經多次涉及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問題。的確，在現代社會，似乎沒有一個問題比這個問題更為重大、深刻和全面的了：在經濟上，勞動與資本 兩種基本經濟力量(生產力、價值、產權)在這里交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勞動 與資本也是兩種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

在很多人眼里，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問題，似乎早在19世紀就已由馬克思加 以徹底明白的解答了，似乎以後的歷史運動，只需要按照馬克思所指明的社會 圖式前進就可以了。然而，隨著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由興盛轉向衰落，隨著計 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資本力量的崛起，隨著西方先進國家由工業文明 轉向信息文明、由物質經濟轉向知識經濟過程中新型資本形態的出現，勞動與 資本的關系又重新成為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

第一節 勞動與資本的初始關系

一、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源自自然與勞動的關系

人是自然存在物，人類生活在自然之中，因此，自然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 恒基礎，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自然只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在的、先賦的基 礎，而不是人類自為的、後塑的基礎。這一自為的、後塑的基礎，就是勞動。人 之為大的特殊性就在於，他不是通過從自然界獲得現成的生活資料而維持生 存，而是通過改變自然界來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自然是財富之母，勞 動是財富之父，兩者的相互作用，構成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但是，正如人類社會曾經歷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轉化的過程一樣，財富的生產也經歷一個 由自然主導向勞動主導的過程——不僅古代農業文明直接依賴於土地、陽光、 水源、氣候等自然因素，就是近現代工業文明，也是建立在對地下能源——煤 炭、礦物、石油、天然氣的開發利用基礎之上的，一旦這些能源耗光了，工業文明 也就會土崩瓦解。只有當物質財富生產不再建立在對地球上有限的、不可再生 的能源的開發利用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無限的、可以通過人工而再生的能 源的開發利用的基礎上時，勞動才會成為物質生產的主導力量。這時的勞動， 已不再是農業和工業文明時代運用體力為主的簡單勞動，而是信息和知識文明 時代運用智力為主的覆雜勞動。

在這漫長的農業和工業文明時代，以運用體力為主智力為輔的簡單勞動， 在各種生產要素的力量對比關系中， 一直是一種次要的生產要素，因此，擁有這 一生產要素的勞動者，在社會生產體系中，也一直處於被支配的地位，而擁有更 重要的生產要素——土地、能源、生產工具等生產資料的奴隸主、地主、資本家， 則成為生產過程的支配者。在這一基本的社會結構中，知識這一生產要素也沒 有成為獨立的和主要的生產要素，因此，知識分子也受到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控 制、利用和支配。

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正是在勞動與自然的關系這一宏大的歷史發展背景中 產生出來的。

二 、資本的詞源學解釋

“capital” 來源於拉丁詞“caput” 。“caput”的主體意義是“頭”(腦袋),其余 的意義有：開端(起源)、頂點(頂端、盡頭)、腦筋(理智)、實質(基礎、主要部 分)、人(人口)、生命(生活)、頭目(首領、首長、領袖)、公民權、首都(首府、中 心)、篇章(篇、章、節)、資金，等等。拉丁詞“capital”的意思是(女祭司)蒙頭巾、 (判處)死刑；“capitalis”是 “caput” 的形容詞，有四個意義：頭的、腦袋的；生命 的、生死攸關的；致死的、不共戴天的；基本的、主要的、傑出的、卓越的。我國學 者李鵬程認為，如果我們不先入為主地把“capital”理解為“資本”,而是對它進 行不命名的“功能性解釋”,它大體上具有如下規定性：(1)有生命的東西，即由 自身發展的動力學意義的東西；(2)本體的一個最主要的構成部分，是本體的全 部活生生存在的動力之所在(鮮活精神源泉);(3)是對整體發展方向進行“引領”的(即對整體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動力之物；(4)處於事物之全體的 “首要地位”的東西。在西方文化中，“capital”是一種具有引領作用的、具有主 動活力的、能給其他事物賦予自己的意願的、對其他對象實行覆蓋的事物，而且 它可能地、集中地蘊涵著(抑或附帶著)比別的任何主體性之物更為豐富的資 源，它是自願的組合及其優化方式。在一般社會學的意義上，它的實際載體並 不從 一 開始就是專指貨幣。例如，“capital”作為“首領”,就是人；“capital”作 為 “首都”,就是指對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有引領和決定意義的城市。雖然在西方古 代 ，“capital” 也被用來稱呼“資金”(錢、貨幣),但這也是在“資金”具有“一定 的”(很有限的)引領作用和決定作用的意義上來使用它的。“capital” 概念與資 金概念相比較，前者是一個大概念，它在“引領”和“決定”等意義上覆蓋後者； 也就是說，後者只有在具有引領和決定作用的時候，才稱得上是“capital”,而不 是 一 切資金都可以被稱作“capital”。

那麽,怎麽來理解資本的這種引領和決定作用呢?資金是怎麽成為資本的 呢?我們來看看馬克思和其他經濟學家的解釋。

三、兩種資本理論

1. 馬克思的資本概念

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經典定義，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用公 式來表示就是G—W—G’,即資本家預付一筆貨幣(G),用來購買進行生產所必 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W),然後再賣出產品，收回一筆更大的貨幣(G),這筆 貨幣的數量等於原來預付的貨幣額(G)加上一個增值的貨幣額△G,這個△G 就叫做剩余價值。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剩余價值並非來自生產資料，因為生產 資料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了，其中並沒有價值量的變化； 剩余價值來自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即資本家通過絕對延長勞動時間、 增加勞動強度，或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的辦法，迫使工人 在生產出補償其勞動力價格(工資)的產品外，又生產出一部分剩余產品。貨 幣、生產資料本身並不一定是資本，只有當資本家利用貨幣和生產資料來剝削工人的勞動並獲得剩余價值時，貨幣和生產資料才轉化為資本。可見，資本是 一個歷史範疇，它不是純粹的物，而是以物的形式體現出的社會關系即資本家 剝削工人的經濟關系。它得以產生的兩個歷史條件， 一是部分地主、商人和手 工業主積累了相當數量的貨幣，並可以自由地購買廠房、生產工具和原料等生 產資料，擴大生產規模；二是大批勞動者失去土地等生產資料， 一無所有，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且由於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也已經 打破，勞動者獲得人身自由和遷徙自由，可以到勞動力市場去尋找買主。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一旦來到世上，由於受著追求剩余價值的強大驅 動，便瘋狂地榨取工人的血汗，瘋狂地向外部世界擴張，搶劫海外殖民地的黃金和白銀，掠奪落後國家廉價的原料，從而使自己迅速膨脹起來。“資本來到世 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與此同時，馬克思出於其偉大的歷史感，又高度評價了資本的歷史功績和 歷史地位：它打破了種種狹隘的血緣、宗法、等級、地域和行會的限制，使商品經 濟普遍地發展起來，並建立起統一的世界市場；它驅使人類全面、深入地探索自 然界，引發和推動了工業革命，使科學技術廣泛地應用於生產領域；它極大地推 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在短短不足200年的時間里創造 的成果超過了過去全部人類歷史創造的成果的總和；它還培養出一個強大的市 民社會，摧毀了封建專制制度，初步實現了政治民主；它為一個新的更高的社會 階段的到來準備了物質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前提。

2.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概念

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資本實證論》一書中，對資本概念的歷史發展作了系統的回顧：

(1)最初，資本一詞用來表示貸款的本金，和利息相對；此時，資本等於“生 息的金額”。

(2)人們進一步意識到，貨幣本身並無生息能力，這一能力本質上來源於財 貨的生產能力。貨幣只是財貨的交換形式。因此，產生利息的真正的“本錢”, 不是貨幣，而是可用它換得的財貨。休謨已經意識到，利率不是由貨幣的量，而 是由有用的財富或積蓄的量決定的。杜爾閣對此種意義的“資本”有比較準確 的論述：“無論是誰，在一年中擁有較他需用為多的財貨，他可以把多余的部分 積蓄起來。這些儲存的財貨，就是人們所謂的資本。 ……無論這些財貨，或這384

勞動哲學

筆資本，是以金屬的形式，還是以其他物品的形式保存下來，都完全一樣。因為 貨幣代表任何一種財貨，正像另一方面，所有其他財貨代表貨幣那樣。”

(3)亞當 ·斯密指出，“儲存”起來的財貨並不都是資本，其中用於直接消 費而不產生任何收入的，不能叫做資本，只有能給所有者帶來收入的那部分財貨，才能叫做資本。

(4)赫爾曼認為，資本是“一種具有交換價值的效用的持久基礎”,不僅包 括亞當 ·斯密所說的那帶來收入的財貨，而且也包括土地和一切永久性的消費品(如家具、房屋)。

(5)門格爾把資本定義為現在為我們所掌握的而在將來使用的那些更高級 的經濟財貨(生產性財貨),它不包括耐久性的消費品，但包括勞動力所提供的 生產性服務。

(6)克蘭瓦赫特認為資本的一個特征是，它能減輕獲利的勞苦或生產性勞 動，因此，它不泛指一切生產資料，而僅指生產工具。

(7)傑文斯也認為資本應理解為“用來便利生產的財富”。不過它不是指生產工具，而是指維持工人們生活的物品，正是這些物品能使工人在任何一種持續得很長的工作中等待到最後的結果。

(8)卡爾 · 克尼斯把資本定義為“社會所現有的一切財貨(無論用於消費、 獲利或生產),可以被用來滿足未來的需要者”,這一定義包括杜爾閣、亞當 ·斯 密和赫爾曼等人的定義的基本要點。羅雪爾的定義(資本是“貯存下來用於未 來生產的任何產品”)與克尼斯的定義最為接近。

(9)瓦爾拉把一切耐久性財貨(包括土地、人和流動性耐久財貨)稱為資 本，而把一切非耐久性財貨(包括食物、工業生產中的原材料和燃料等)稱為 收 入 。

(10)麥克勞德和庫納斯特否認資本是一種實物(財貨),而認為它是實物 中包含的一種價值或能力，一種儲存著的勞力、流通的能力和生產能力。

在逐一清理和分析上述資本理論的基礎上，龐巴維克提出了自己對資本的 解釋：資本是在迂回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階段里出現的中間物的集合體。所謂迂回生產方式，是與直接達到其目的的、直接運用體力從自然獲取消費品的、 “赤手空拳”的生產方式相對的；在這個迂回過程中，人們運用一系列中間物即 以生產工具為主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與那種直接的生產相比，這種用迂回的 方法進行的生產具有如下特征：(1)它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 物品；(2)它要經歷許多的環節和更長的時間，不能立刻獲得消費品，為此人們 必須為了實現一種對未來的預期而耐心地等待和節制自己的消費欲望；(3)它 所運用的資本即生產資料不是自然界現成賜予的，而是人們在生產和積蓄、勤 奮和節儉的基礎上，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制造出來的；(4)它能夠帶來遠遠 超出直接生產預期的收益即利息，也就是說，資本既是生產性的，也是獲利性 的。龐巴維克因此把這種用迂回方法進行的生產直截了當地稱之為“資本主義 的生產”。

3. 兩種解釋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對資本的解釋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的解釋，有如下重大區別 ：

(1)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純粹的物，而是通過物表現出來的一種社會關系，或者說資本是某種社會關系、經濟關系、財產關系的物質載體；資本體現了 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則認為，資本就是生 產資料、生產工具等生產要素本身。

(2)馬克思認為，資本是一種歷史產物，它萌發於簡單商品生產過程，其最 初的形態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間接地剝削農民和手工業生產者；資本的 成熟形態是生產資本、產業資本、工業資本，此時，貨幣完全轉化為資本，它直接 剝削工人的勞動，榨取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則 認為，資本是一個自然的、永恒的範疇，自從人類運用簡單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 以來，資本就已經出現了，並且永遠不會消失。

(3)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增值來源於資本家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占用， 隨著剩余價值在不同資本(工業資本、農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領域的 瓜分，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這一轉化掩蓋了資本增值的秘密，仿佛資本能夠自 動地產生利潤；實際上，不同的利潤都來自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與此相反，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來源於生產與積蓄、勤奮與節儉；資本之所以增值， 完全來自於生產資料、生產工具這種生產要素所帶來的更高的生產力。資本家386

勞動哲學

越投資於這種生產要素，提高這種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就越能夠得到回報，利潤 也就越高；資本、土地、勞動力，各按其在生產過程中所承擔的職能、所起的作用 和所作的貢獻，而分別得到了利潤、地租和工資三種不同收入，這是一種極為自 然、公平和天經地義的過程，其中不存在誰對誰的剝削。

(4)馬克思認為，在私有制基礎上，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是無法解決和消除 的，只有消滅私有制，把生產資料由資本家私有制變為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才 能從根本上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和正義。與此相 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來沒有懷疑私有制的合理性，認為資本與勞動之間不 存在什麽根本對立而只存在利益分配上的差別，認為工人也是其自身勞動力的 所有者，並以其對勞動力的所有權而獲得其工資收入，工人也可以通過努力工 作、節儉和儲蓄而積累資本，也可以投資創業，加入到資本的自由競爭過程 中 去 。

4. 兩種解釋的互補性

這兩種解釋看起來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如果我們完全認同資產階級 經濟學家的看法，那麽很顯然， 一切社會主義運動都失去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 理性。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完全認同馬克思的看法，認為資本就是剝削的工 具，利潤完全來自於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那麽,對於像中國這樣急欲實行市場 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重新確立資本的合法地位，培育資本主體和資本市場， 恢覆按資分配，就會遇到巨大的觀念上和道德上的障礙。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 著根深蒂固的重農輕商的傳統，20世紀初又形成了一種重勞輕資的新傳統，而在數十年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本又一直作為“剝削”的同義語而遭 到絕對的鄙棄和否定，因此，從理論上重新厘定資本的含義，重新評估資本的歷 史地位，對於推進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站在21世紀的歷史高度來看，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都 說出了各自的真理，同時也有其各自的弱點，因此，兩者既是對立的也是互補 的。比如，資本既有自行增值的一面，也有剝削勞動的一面，既有與勞動對立的 一面，也有與勞動合作的一面，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抓住了其中一面 並發揮到極致，但資本真實的含義和歷史地位恰好應該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去理 解。下面，我們試就資本的起源和資本的本質問題，作一個初步探討。

四、資本的起源和本質

1.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念，資本就是生產資料、生產工具或能夠帶來 更多產品的物品。這樣一來，原始人類所制造和使用的最粗陋的石斧、石刀也 是資本，因為原始人類只有相對或暫時放棄“赤手空拳”地采摘野果或搏殺野獸 以獲取生活資料的活動，而利用一定的“自由時間”對石頭進行加工，才會制造 出這些生產工具。這是把人類活動最基本的特性當成了資本的特性。人類之 所以不同於動物，正在於他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延長和放大自己的體力和智力， 讓物質性的工具、中介與自然物發生相互作用，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點被 黑格爾稱之為“理性的狡計”。很顯然，運用生產工具進行生產，比赤手空拳地 進行生產，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能獲取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這就是龐巴維克所 謂的“用迂回方法進行的生產”。但龐巴維克同時把這種生產稱之為“資本主義 生產”,這樣一來，自從人類產生以來，人類就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這顯然是對 資本主義的拙劣的、赤裸裸的辯護。

資本固然是一種生產資料，但生產資料不一定就是資本。歷史上，生產資 料的出現遠遠早於資本的出現，資本也不一定會永恒存在下去。馬克思指出， 資本是一種歷史產物，是在一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中出現的事物。它 不僅是生產資料，而且包含著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它不僅是一種物，而且包 含著一種財產關系和經濟關系。

資本的第一個歷史前提是私有制。

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一層含義。這一含義意味著： 第一，資本是生產資料，而不是生活資料；第二，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而 不是原始社會公共所有的生產資料。資本是一種排他性的占有物。

2. 資本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那麽,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奴隸主和地主也排他性地擁有土地、生產工 具等生產資料，甚至擁有勞動者及其勞動力，它們是不是資本呢?當然不是。

資本產生於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夾縫中，是作為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 否定因素出現的，它是與工業文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同發育成長起來的， 當它終於成為主宰經濟的力量時，也就意味著人類進入了工業文明和自由市場經濟時代。

資本的第二個歷史前提是商品經濟，它的前身就是貨幣。資本的最原始的 含義是指用於貸款並生息的本金或資金。可見，沒有商品經濟及其一般等價物 即貨幣，就不可能有資本出現。資本的最初歷史形態就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 資本 。

資本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二層含義。在 這種條件下，生產資料可以表現為貨幣並通過貨幣而進行自由交換。

3.資本是在工業文明(生產工具成為主導生產要素)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資本的第三個歷史條件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至於生產資料中的生 產工具已開始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而土地等自然生產條件或自然生產資料降 為次要的要素。商品經濟以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以及商業的出現為前提。在手工業中，手工業產品以及制造這些產品的生產工具，都遠離了自然物質形態， 對土地的依賴性很弱，自然只是給手工業提供原料而已，對這些原料加工改造， 完全有賴於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至於商業，不論是異地農產品之間的交換， 還是農產品與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還是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都有賴於 先進的交通工具和運輸技術——而這正是商業活動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 本之所以能夠帶來很大利潤，很大程度上正在於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有 較高的生產力，從而使產品的附加值或商品交換的差值大大地提高了。

資本是在工業文明(生產工具成為主導生產要素)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 資料，這是資本第三層含義。在這種條件下，首先是生產工具成為資本，發展到 一定程度後，土地等其他生產要素才獲得資本的品格。

4.資本是在商品經濟和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結合的生產資料

資本的第四個歷史條件是勞動者從人身依附條件下解放出來，成為自身勞 動力的所有者，這樣，不管他自身還擁不擁有生產資料，他都能夠不受阻撓地出 賣自己的勞動力——在失去生產資料的前提下，他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而在沒有失去生產資料的前提下，他也可能為獲得比自己獨立生產更高的收入 而出賣勞動力。當然，手工業者或商人也可以僅僅雇傭自己及其家庭成員，但 這與資本的擴張本性是矛盾的。資本必然沖破這一限制而雇傭外部勞動力，從而擴大生產經營規模。

資本是在商品經濟和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結合的生 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四層含義。

顯然易見，資本是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否定物。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 中，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不具有資本的品格：

第一，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生產力很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因而也是最主要的財產，是人們爭奪的主要對象。由於土地產出較低，而可耕土 地資源又有限，人們對土地的爭奪達到這樣激烈的程度，以致僅靠經濟本身的 運動根本不能解決土地和財富的分配問題，人們不得不用政治的、軍事的、宗法 血緣的、宗教的、道德的種種非經濟手段來直接解決經濟問題——人們不是憑 自身的生產能力和經營能力來分配財富，而是通過弱肉強食的暴力手段來決定 財富的分配，於是建立起普及全社會的極權專制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所有生 產要素，包括土地、生產工具和勞動力都是不能自由競爭和自由流通的，不僅土 地所有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生產資料，而且奴隸和農奴根本失去了對自身勞 動力的支配權，而淪為“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地主、貴族、國王只有通過超 經濟的剝削和奴役，通過把勞動者緊緊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並且榨光他們的血 汗，才能使自己達到一種比較體面和富裕的生活。在這種制度下，財富的再分 配只有通過以暴易暴、周期性的造反和動亂來解決，從而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 的生產力。可見，土地是封閉的、靜止的、低產出的、低積累的，這與資本的開放 的、自由的、擴張的、變動不居的、高產出和高積累的本性形成鮮明的對比。

工業文明不再直接依賴於土地和現成的地表資源，而是對大自然進行深度 的加工和改造，深入發掘地球深處的能源，因此，它極大地依賴對自然資源進行 發掘、加工、改造的工具，並使生產工具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要素。很顯然， 靠土地所有者是不可能推動這一文明的，而只能讓一種新的財富形式即資本及 其所有者，來扮演這一文明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資本所具有自由的、獲利的、擴 張的本性，促使它不斷地進行新的投資，不斷提高生產工具的性能和生產的科 學技術水平，使科學技術得到廣泛的應用，從而鍛造出一個龐大的生產工具系 統即工業文明系統。

第二，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土地是等級專制制度的物質載體。它身 上嵌蓋上了封建的紋章，它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不動產，而且是社會意義上的不動產，不可能有空間位置的移動，也不可能通過自由買賣完成所有權的置換， 不可能通過產權交換向最有才能的生產經營者手中和獲利最大的生產領域流 動——這種變動將動搖等級專制制度。因此，土地所有者根本沒有對土地進行 投資、改良土壤和種子、完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及提高勞動力素質的動機。 不僅如此，通過生產經營而擴大財富，會使他逾越其在等級制制度中所處的位 置而招致嚴厲的懲罰。於是他們便把剩余產品揮霍殆盡，整個國家也不會把剩 余產品用於發展科學技術，而是用於修建象征皇帝、國王威權的巨大工程。與 此相反，資本正如商品，是天生的自由派和平等派。它沖破一切等級的、政治 的、血緣的、宗教的、地域的各種限制，按其追求利潤的本性在全世界自由流動， 流向能幹的經營者和高效益的經營領域——它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動產(尤其 是作為其集中體現的貨幣),而且是社會意義上的動產。

第三，土地所有者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剝奪是超經濟的、強制性的、直接受 專制政治和國家權力保護的，勞動者或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或者只有極為有限 的人身自由，即使是自由農、小農，也被束縛在土地上及血緣宗族和村社中；資 本對勞動者剩余產品的索取則是經濟上的、非強制性的、非暴力的，是通過締結契約方式來達到的，是通過資本家作為買方的優勢地位和勞動者作為賣方的弱 勢地位來實現的。因此，資本與勞動能在全社會範圍內廣泛流動和結合，實現 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

資本萌生於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過程中，與簡單商品經濟一同經歷了幾千 年緩慢的發展，在工場手工業階段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而在工業革命中成為 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力量，資本力量由此也轉化為資本主義——一種在工業文明 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體系。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 一書中，對資本力量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極為精辟的概括：“資本主義在歷史上 展開時，表現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它要存在於一個國家，務必得到資金廣 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珍域的雇傭，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保 險、律師的聘用等)全盤活用。既打開如是局面，則信用之流行必受法制保障， 然後所有權和雇傭才能結成一張大網，而且越編越大，終至民間的社會經濟體系與國家互為表里。”

五、與早期資本相對應的早期勞動

1.勞動相對資本是一種處於弱勢的生產要素

在“勞動一般”章節中，我們已經論述過勞動的本質、特性、形態，此處不必 重覆，而只需指出，與早期資本相對應的勞動，是一種以體力為主以智力為輔的 簡單勞動，科學技術知識還不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而是被資本家所掌握和 控制，按照資本家追求利潤的要求把其中一部分轉化成了生產工具和生產技 術。資本家運用手中的貨幣購買原料、科學技術、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投入生產， 自然也就掌握了對整個生產和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反之，勞動者除了出賣勞動力外，沒有別的出路。

2.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關系

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中，資本掌握了對整個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的控 制權，掌握了最為關鍵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由於資本具有這種幾乎不 容挑戰的強勢，便驅使資本家超出人類道德的底線，通過過度的剝削榨取工人 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並通過控制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來保護和加強這種剝削和 壓榨。這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故事，而且在許多後發資本主義國家，這些故事 還每天都在重演，不是馬克思等社會主義思想家編造出來的。作為對資本家殘 酷剝削的正常和正當反應，工人階級進行了英勇的反抗，而馬克思等有良知的 知識分子則為他們的鬥爭提供了精神武器。今天看起來，馬克思主義顯得有些 偏激和片面，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它卻同工人運動本身一樣，具有足夠的歷史 合理性和正義性。

第二節 資本與勞動各自的歷史演化

以上我們探討了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在這種初始關系中，資本和勞 動都分別是從狹窄的、簡單化的意義加以定義的，即“資本”是資本家所占有的 生產資料，而“勞動”則是指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即典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監領 工人的勞動力， 一種以運用體力和簡單生產技能為主的勞動力。從歷史的角度 來看，這種初始關系和狹義定義，反映了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勞資關系的實際情況；從邏輯分析的角度看，這種初始關系和狹義定義，通過抽象分析，突出 了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和區別，忽略了資本和勞動各自向對方演化的趨勢。

一、資本與勞動的區別是其相互作用的前提

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都會承認資本與勞動的相互作用：資本離不開勞動 (即使是資本家本人的勞動),勞動也離不開資本(即使是勞動者本人的資本), 兩者只有結合起來，現實的生產過程才會出現並進行下去。馬克思和古典經濟 學家也都會承認資本與勞動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首先，資本轉化為勞動。資本家預付工人一筆貨幣，工人用它來購買生活 資料維持自己和家庭成員的生存，並再生產出勞動力來。此外，資本家可以進 行一定的教育投資，提高工人的知識和勞動技能水平，從而獲得更高質量的勞 動力 。

其次，勞動也可以轉化為資本。按馬克思的說法，勞動可以創造出新的財 富和剩余產品，資本家把這部分剩余產品轉化為新的資本；資本是積累起來的 勞動，是勞動的物化，是死勞動。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雖然否定資本對勞動 的剝削，但他們也認為，工人可以通過勤奮工作，掙更多的收入，將一部分收入 積累起來轉化為資本。

但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前提是承認兩者之間的區別，因此，馬克思和 古典經濟學家肯定都會否定勞動就是資本、資本就是勞動這種直接的同一性， 他們肯定不會接受勞動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這類取消了資本與勞動對立、 消除了兩者的邊界、混淆了兩種含義的“混亂的”概念。盡管亞當 ·斯密等人也 經常把勞動力或人本身納入資本的範疇，盡管馬克思也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發展”、“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將成為最大財富的說法，但是，他們在原則 上均堅持資本與勞動的本質區別，取消這一區別，也就等於抽掉了古典經濟學 家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大廈的基石，這些理論大廈就會轟然倒地。

二、勞動和資本各自的歷史發展

1.簡單勞動向覆雜勞動的發展

在農業文明時代，物質生產勞動主要是一種以體力為主的簡單勞動，知識 在其中的作用很有限：直接生產勞動者固然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很低，就是專門從事智力工作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人和絕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宗教和哲學等 非實用性的、“形而上”的研究，自然科學極不發達，即算有，也很少運用於直接 物質資料生產過程。

在工業文明時代，知識成為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 具體表現為科學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即以機器體系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工具的 發展和使用，因此，誰能夠擁有這些先進的生產工具，誰就掌握了最主要的生產 要素，誰就會在生產過程中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占就業人口絕大多數的勞 動者仍然從事簡單勞動，成為機器體系中的一個被動的環節。雖然全部簡單勞 動之總和在整個生產體系中(尤其是在勞動密集型工業中)是非常重要和不可 缺少的，但單個工人的勞動相對而言卻是無足輕重的，因此，在沒有組成工會之 前，單個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十分被動和軟弱的地位。資本與勞動的區分 和對立就是建立在這種歷史狀況的基礎上的。

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時代的勞動可以歸結為一種舊式的勞動。兩者的區 別在於，少數人所創造的知識在農業文明時代還沒有應用於直接生產過程，而 在工業文明中得到了應用，但在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總勞動結構中，兩者都 以簡單勞動為主，都以簡單勞動者占勞動人口的絕對多數為主。

信息和知識文明時代，則出現一種新的勞動形態。這時科學技術在生產過 程中得到更為全面和更為深刻的運用，以致勞動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已由簡單勞 動者變為覆雜勞動者、由藍領工人變為白領工人；不是少數人的智力和知識成 為其物化的生產工具，而是絕大多數人的智力和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 成為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力量。

這種新型勞動的出現，使它的對立面即資本也改變了自己的形態。

2. 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發展

20世紀中葉，傳統的以物質資本為主導原則的經濟學受到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許多難解之謎的強烈挑戰。

(1)現代經濟增長之謎。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計算，1929~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大 大快於物質資本投入的增長速度。“大量的估計數字表明，國民收入的增長比 國民資源的增長要快……與用於產生收入的土地、實際勞動量和再生產性資本 的數量三者結合起來的數量相比，美國國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速度要高得多。而且，最近幾十年間，從一個商業周期到另一個商業周期，兩個增長之差變得越來 越大。”比如，盡管美國農業的投入並沒有實質性的增加，而產出卻出現了較 大幅度的增長。那麽,這個巨大的差值、差率和差額是怎樣產生的呢?

(2)庫茲涅茨之謎。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發現，在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其資本形成的 速度卻相對下降了，這就是說，相對於國民收入的增長，美國的凈資本形成卻在 減少。例如，美國資本與產出之比，1869~1888年間是3.2:1,1909~1928年 間是3.6:1,而1946~1955年間卻只是2.5:1。“換言之，在最近幾十年中，更 多的產出是用較少的資本生產出來的。”國民收入中由資產所創造出來的份 額從大約45%降至25%,而在勞動工時相對降低的情況下，歸於勞動對國民收 入的貢獻卻由55%提高到75%。那麽,這部分貢獻是怎樣產生的呢?

(3)工人收入增長之謎。

20世紀以來，美國和西方國家工人實際收入水平普遍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 與此同時，勞動工時卻大大縮短了：1900～1920年，工作時間減少37%,而收入卻 增長34%;1920~1940年，工作時間減少20%,而收入卻增長35%;1940～1970 年，工作時間減少了17%,而實際收入增長了37%。1900~1909年，雇員報酬 在國民收入中約占55%,而在1970年則占了75%。與此相反，財產所有者收入 從24%降至8%,租金收入從9%降至3%,凈利息從5 . 5%降至4%。當然， 可以用工人階級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的讓步這種政治原因來加以解釋，但除此以 外，還有沒有純經濟原因在起作用?

(4)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縮短之謎。

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個人收入差別呈現 出逐步縮小的趨勢。當然可以用累進稅制和公共轉移支付等第二次分配來加 以解釋，但是否有更加深層的原因和必然性呢?

舒爾茨等人認為，以上這些謎，絕不能僅僅用資金的投入，也不能用就業人 數和勞動工時的增加來解釋，而只能用“人力資源質量的改進”來解釋。這就是 說，高質量的勞動力和“知識、技術、有關工作機會的信息以及移民方面的投資” 的提高，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這種新型勞動力，舒爾茨等人稱之為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為什麽要把高質量的勞動力稱為“人力資本”,以區別於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力呢?原因如下：

第一，同物質資本一樣，人的知識、技能等質量因素的形成和維持都要花費 成本，這一成本要高於形成和維持普通勞動力所需的生活費用。早期資本主義 階段的簡單勞動力只需很少的費用就能維持，但高質量的勞動力則需要接受長 期的教育和培訓，而教育和培訓需要較多的投資。自20世紀以來，各國政府和 勞動者本人花費在教育上的投資在不斷增長。美國勞工教育資本存量，按1956 年美元價值計算，在1930~1957年間由1800億美元上升到5350億美元①。

第二，同物質資本一樣，人們在知識、技能等方面的費用支出，是為了獲得 將來更大的收益而放棄了眼前消費和眼前收入。這種投資機會成本比較高，具 有投資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如為了完成大學教育，就必須放棄不上大學而馬 上就業獲得的收入。相對而言，簡單的勞動力則不具備這種特征。

第三，與物質資本一樣，知識、技能、智慧、創造力等具有稀缺性，在勞動力 市場上求大於供，可以獲得較好的價格。與此相反，簡單勞動力則不具有稀缺 性，且供大於求，在價格談判過程中處於劣勢地位。

第四，與物質資本一樣，高質量勞動力具有較大的生產效率，能夠創造較多 的財富，因此，理所當然也應該得到較高的收入；與此相反，簡單勞動力則只有 較低的生產效率，因此收入也較少。

由於有了人力資本的理論，上述經濟之謎都能得到較為合理的理解：1929~ 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中有20%來自教育；而工人收入的增長和個人收入分配差 別縮小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

國外有關專家曾研究過教育對提高個人勞動生產率的作用，認為相對於未受教育的人來說，小學教育能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43%,中學教育能提高 108%,大學教育能提高300%。換句話說，大學畢業者的勞動生產率是未受過 教育者的4倍，是受過小學教育者的2.8倍，是受過中學教育者的2倍。

一些經濟學家依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對近一百年西方經濟增長進行了 分析。以美國為例：荷蘭經濟學家蒂恩貝爾通過計算認為，美國在1870～1914 年間，粗放性因素(資金、勞動力投入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73%,集約性 因素(技術、管理等)的貢獻率只有27%;而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遜對1929~ 1982年的美國經濟進行定量分析則表明，美國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中已有55%是知識進步因素所作的貢獻。二戰後日本的情況是：1960~1973年，科技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1.3%;1969～1984年這個貢獻率是58.6%;1982~ 1986年是60%。表14-1中的西方主要國家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在二戰以後都 達到很高的比例，平均達60%以上，即超過實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表 1 4 - 1 二戰後發達國家各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國家(年份)

國民收入 增長速度

勞動貢獻率

資本貢獻率

技術貢獻率

日本(1953~1971)

8.81

21.0

23.0

55.2

美國(1948~1969)

4.00

32.5

19.7

47.7

法國(1950~1962)

4.70

9.6

16.8

73.6

聯邦德國(1950~1962)

6.27

21.8

22.4

55.7

意大利(1950~1962)

5.60

17.1

12.5

70.4

英國(1950~1962)

2.38

25.2

21.4

53.4

3. 人力資本的定義

人力資本，由於它主要通過教育途徑而形成和獲得，因而又可以稱之為教 育資本；由於它的主要內容是信息、知識，因而又可稱之為信息資本、知識資本； 由於它的非物質性，因而又可稱之為精神資本、無形資本；由於它與體力、簡單 勞動力的區別，因而又可以稱之為智力資本。

在所有這些稱號中，知識資本、人力資本最為貼近，在全世界也叫得最響， 主要原因在於：第一，教育資本、精神資本、無形資本、信息資本、智力資本等概 念都只是反映了人力資本的形式或外部特征，知識資本則反映了人力資本的內 容；第二，信息經濟、信息時代、信息文明等概念，作為工業經濟、工業時代、工業 文明之後的過渡階段，被知識經濟、知識時代、知識文明所取代，知識、知識經濟 又把信息、信息經濟揚棄地包含於自身之中。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生 產力和財富，整個經濟都建立在知識的生產、使用、交換和分配的基礎上。

現在可以正式對人力資本或知識資本加以定義了。

(1)人力資本是指“個人的生產技術、才能和知識”(薩洛，1970);是“居住 於一個國家內人民的知識、技術及能力的總和，更廣義地講，還包括：首創精神、 應變能力、持續工作能力、正確的價值觀、興趣、態度以及其他可以提高產出和 促進經濟增長的人的質量因素。 ”(M.M. 麥塔，1976)我國學者李建民將人力資本定義為“存在於人體之中的、後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健康等 質量因素之和。”上述定義突出了人力資本兩個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它是人的“知識、技術 及能力”等質量因素，而不是體力等簡單勞動力；第二，它不是泛指一切知識、技 術和能力，而特指“具有經濟價值”的、“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知 識、技術和能力。

(2)狹義的、直接的人力資本是指具有直接市場價值和經濟意義的知識、技 術和才能；廣義的、間接的人力資本是指一切直接或間接、現實或潛在地具有市 場價值和經濟意義的知識、技術和才能。

具體而言，狹義的、直接的人力資本是指已進入市場或者馬上能夠進行市 場運作的、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 能。一般來說，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或者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可操作性、經濟 可行性，能夠取得直接的產出、增值和利潤，或者擁有相當的市場需求和顧客 群。一方面，這是它們成為人力資本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僅僅具有客觀條 件還不夠——由於人力資本直接存在於人身上，與它的主體、所有者有直接的 同一性，是直接為它的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的，因此，如果所有者本人沒有關於人力資本的自我意識、沒有把它投入運營並獲取利潤的市場觀念、沒有基本的 運營能力，那麽,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對它的所有者來說，就不具有資本的意 義。可見，知識、技術和才能的所有者本身的產權意識、市場意識、經營意識，是 構成人力資本的主觀條件。否則，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就會被他人(比如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當作簡單勞動力加以廉價使用，並因此而獲得巨大的超額利 潤。這可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剝削。

廣義的、潛在的人力資本，指由於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不具備、很難或暫時 不能進入市場，不能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不具備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 才能，或者說，在這種知識、技術和才能與物質財富和經濟效益之間，有太多中 間環節，以致它們只具有間接經濟價值，因此又可以叫做間接的人力資本。人 力資本固然肯定是人的知識、技術和才能，但並非一切知識、技術和才能都直接 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比如許多哲學、宗教、道德、藝術、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知 識並不能帶來直接的產出和經濟效益的提高，這些知識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 售，也往往是賠本的。但不能說它們就不重要或根本不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 因為第一，這些知識是那些實用型知識的理論基礎或精神背景，從歷史上看，後 者大都是從前者中分化出來的；第二，這些知識、智慧從整體上提高了人的基本 素質、擴展了人的視野和精神境界、熏陶了人的氣質和情操，從而間接地提高了 人的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第三，隨著人的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這些知識作為商 品也會獲得越來越多的顧客和消費者，從而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和利潤——實 際上，凡是成了經典的哲學、宗教、藝術和理論科學作品，都是暢銷書、常銷書， 只不過他們的作者已經享受不到它們帶來的經濟利益了。

對人力資本作這種區分具有非常大的經濟意義：人們在對人力資本進行運 營時，要進行深刻的市場分析，選擇那些在現階段具有市場需求並能夠運用於 直接生產過程的知識、技術和才能加以運營，以獲取近期的經濟利益，同時也要 投資於那些對於未來發展具有重大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的生產，以獲取遠 期的經濟利益。不論對於一個國家，或是對於一個企業，還是對我們每一個個 人，都必須確立這樣一種人力資本的發展戰略。

4. 人力資本的構成

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可以發現它們是 由以下四個基本方面組成的：

(1)經營管理性人力資本。這一部分人力資本，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隱匿 在物質資本概念中，後來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叫做“企業家才能”,也可以簡稱 為“管理資本”、“結構資本”。它指在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計劃、決策、組織、溝 通、領導、指揮、協調、控制、市場分析、價格談判等方面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無 論是在傳統工業經濟中，還是在知識經濟中，這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

(2)科技性人力資本。這是整個人力資本的內核部分，也即狹義的“知識資 本”,是直接提高產品數量和質量及經濟效益的科學知識、專利、生產技術和工 藝、勞動技能等。在工業經濟時代，這部分資本隱匿在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等概 念中；在知識經濟時代，它們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成為“第一生產力”,成為整 個經濟活動的核心和基礎。

(3)價值導向性人力資本。這部分人力資本是宗教、哲學、價值觀、文化等 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既包括勤奮、節儉、理性、創新精神、冒險意識、自我現實 需要等個體性人格素質(馬克斯 · 韋伯稱之為“新教倫理”),也包括誠實、合 作、信任、團隊精神、職業道德和責任感等群體性人格品質(科爾曼、福山等人稱 之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科爾曼指出，除了人的技能和知識之外， 人力資本還有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個體和他人共事的能力，即人們為共同目 標而一致努力的能力①;而福山則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在社會或其下特定的群體 之中，成員之間的信任(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普及程度，這種社 會資本與其他人力資本不一樣，它通常是經由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文化機制 所建立起來的②。這種資本不僅對於減少沖突、降低經營成本，而且對於凝聚力 量、增加產出和經濟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上的社會資本，人們 又稱之為“道德資本”、“精神資本”或“文化資本”。

(4)綜合性人力資本，指企業或個人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形成的品牌、信譽、 形象以及顧客的忠誠和滿意、注意力和偏好等無形資本，這種資本是前述三種 人力資本的統一和協同發揮作用的結果，沒有前三種人力資本長期的運營，是 不可能形成此種資本的，而此種資本一旦形成，反過來會給企業或個人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有人把這種資本稱之為“顧客資本”或“市場資本”。

在諸多關於人力資本結構的分析中，還有“健康資本”、“遷移與流動資本” 等提法。我們認為，它們，或者只是人力資本的條件，或者可以歸並於前四種人 力資本，而不能成為獨立的人力資本。

健康，如果僅指生理、身體的健康，則不能構成人力資本，正像體力、簡單勞 動力不能稱為人力資本一樣。健康固然是人力資本的先決條件和自然基礎，但 它對直接提高產出和經濟效益意義不大，因為在現代醫療、保健條件下，人的健 康狀態普遍提高，而且知識生產過程和知識化的物質生產過程對人的體力的要 求並不特別高。健康的重要有二： 一是對人力資本構成一個否定性限制，即如 果失去健康，身陷疾病，那麽一切人力資本都是無用的；二是對生活、生命的價 值很高，遠遠高於對直接生產過程的經濟意義。現代醫學和心理學進一步提出 “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人格健康”概念，這種健康倒真是一種人力資本，只 不過它完全可以歸入上述第三種人力資本即價值導向性人力資本之中。

關於遷移和流動資本，舒爾茨等人指勞動者因為地理位置和職業位置的移 動而獲得更高的收入。這種善於通過地理位置和職業位置的移動而增加收入 的能力，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經營管理能力，屬於經營管理性人力資本。

第三節 勞動資本化和資本勞動化

從上述對覆雜勞動和人力資本兩個概念的論述中可知，相當一部分人力資 本就是覆雜勞動，如勞動性營管理和全部科技勞動，而全部覆雜勞動都是人力 資本，這兩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在現代經濟中， 經營管理活動具有二重性，就其代表資本而言，它是資本活動或投資活動，本書 將其稱為資本性經營管理；就其代表勞動而言，它又是一種覆雜勞動，本書將其 稱之為勞動性經營管理。我們來看一下勞動與資本是如何向對方轉化的。

一 、勞動與資本各自向對方演變

1. 勞動向資本演變

勞動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向以覆雜勞動為主，覆雜勞動、知識勞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知識、技術、才能成為大部分新增產出、物質財富和 利潤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技術、才能具有了資本的基本特征，並 且對物質資本有日益強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應。

2. 資本向勞動演變

由於知識、技術、才能具有潛在的和現實的經濟價值，國家、企業和勞動者 個人紛紛向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科技領域投資，於是，物質資本大規模地向 勞動者身上轉化。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者身 上積累了巨量的人力資本。按舒爾茨的計算，美國勞工“教育資本”的存量，按 1956年美元價值計算，在1930~1957年從1800億美元上升到5350億美元，所 估算出的勞工“教育資本”收益增長約占該時期經濟增長的1/5。與此同時，賦 有人力資本的雇員的收入也相應提高，到1970年時，占國民總收入比重已由 1909年的55%上漲到75%,而純粹的物質資本收入和財產占有收入由45%下 降至25%①。按這個增減速度估算，到2000年時，人力資本收入應占國民總收 入的87.5%,而物質資本收入僅占12.5%。

原來，勞動和資本並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轉化 的。勞動和資本這個對立著的正題和反題，已形成一個歷史的合題——人力資 本，或者也可以叫做“勞動資本”。這個過程如圖14-1所示：

圖 1 4 - 1

資本與勞動的基本結構

圖14-1說明：箭頭表示相互依賴、互相作用以及相互滲透、相互轉化。從 勞動和資本各自的構成來看，它們各自已經把對方包含於自身之中了，即使是 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在總勞動中也存在著具有一定人力資本意義的覆雜勞動，這正是後來勞動與資本得以相互轉化的基礎。

覆雜勞動即人力資本

圖14 - 2 早期資本主義勞動與資本的相互滲透圖14-2說明：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覆雜勞動即人力資本不占主導 地位，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前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20%左 右，而後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80%左右。這是工業經濟為主的歷史階段。

覆雜勞動即人力資本

圖 1 4 - 3 發達資本主義勞動與資本的相互滲透圖14-3說明：在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覆雜勞動即人力資本的地位和作用 已大為上升，而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地位和作用則大為下降。雙方處於某種 均衡狀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占50%左右。這是半工業經濟半知識經濟歷史階段 。

覆雜勞動即人力資本

圖14-4 晚期資本主義勞動與資本的相互滲透

圖14-4說明：20世紀末以來，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已進入晚期發展階段，其 顯著的標志是就業人口的70%以上都是覆雜勞動者，而覆雜勞動或人力資本對 經濟的貢獻也超過了70%。這是一個以知識經濟為主的歷史階段。相比之下， 從事簡單勞動的就業人口，以及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比 例，已降至30%以下。

從理論上推演，資本與勞動重合的部分會越來越大，最終可能出現兩者的完全統 一 ：

圖14-5 勞動與資本的完全統一

圖14-5說明：這時，“資本”被消滅了，但同時，“勞動”(被迫的、異化的、 單純謀生意義上的勞動)也被消滅了；那時，正如馬克思所熱情展望的，勞動(作 為自由自覺的創造活動)成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 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成為目的本身，而投資活動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一 方面。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了，而可以稱之為人本主義社會，也就是馬克 思當年所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

不過，這樣的理想社會是很玄妙的，離我們還是非常遙遠的。實現這一理想，至少必須具備這樣一些歷史條件：

(1)生產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湧流，全人類都可以充分地滿足其物質需要，對物質財富、“財產”的爭奪和私人占有已毫無必要了，因此，物質財富的私 有制也將被消滅。

(2)在物質財富生產領域實行市場經濟的必要性也沒有了。因為生產力發 展到這種高度，人類只需要用一小部分時間和精力就能生產充分富足的、能滿 足所有人需要的物質產品，這一任務，由為數不多的一些巨型企業就可以有計 劃地完成，而且電子信息技術肯定能發展到這種高度，以致全體消費者的需求 信息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由一個中央處理器整理出來。

(3)由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消失，商品、貨幣、資本等自然也就成為過時的東西。

(4)取“勞動”、“資本”、“物質財富”的生產而代之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 發展”、“人本身的生產”。在這一全新的歷史階段(馬克思稱之為“真正人的歷 史”,而把之前的歷史稱為“人類史前史”),也許“財產”、“財富”、“勞動”、“資 本”、“公有制”、“私有制”、“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經濟必然性”等概念都 不適用了，將有完全新的理論和概念來描述和理解那個社會。

至於我們現在，還不得不回到勞動與資本的現實關系中來。

二、勞動與資本的矛盾依然存在

不管是在工業經濟背景下，還是在知識經濟背景下，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區 別和矛盾還是存在的：

1.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簡單勞動不具備人力資本的性質，即使在知識經濟高度發達的未來，也很 難絕對消滅簡單勞動。物質資本的地位雖然下降了，但仍然是物質資料生產和 知識生產的重要條件，仍然擁有很大的剩余索取權。在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存在 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矛盾。至於不發達國家，那麽,這個矛盾則依然是經濟 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2. 物質資本與覆雜勞動(人力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應該說，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它們主要的矛盾是：雙方都在爭奪經濟生活的 主導權——物質資本還不會輕易在放棄其曾經擁有的王者地位，而人力資本則第十四章 勞動與資本 405

咄咄逼人，要求取而代之，並獲得絕大部分利潤。但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兩者 又是互相依存的。目前，有一些宜傳知識經濟的作品，給人的印象是，仿佛知識 經濟、互聯網經濟、電子商務等等能夠憑空變出物質產品來，仿佛有了信息、科 技、知識產業，傳統的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初級服務 業)都不需要了，這是一種很大的誤導。所謂知識經濟，絕不是淩空獨立的，在 人腦或電腦中能夠獨立完成的，而是指整個經濟包括物質經濟，都建立在知識 的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的基礎之上；使科學、技術、知識，更快地轉化為物質 生產；使物質生產不再依賴於自然提供的非再生能源，而是依賴人類科學技術 本身能夠控制的再生性能源；整個生產過程雖然從根本上講是一種高科技知識 物化的過程，但最終產品畢竟是用物質因素生產出來的，不管它們的體積多麽 少、它們的質量多麽高、它們的能量多麽大，它們畢竟脫離不了物質存在形態。 因此，傳統物質資本(包括土地、資源、能源、物資設備、資金)仍然在物質生產過 程中起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知識本身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這些客觀條件。 於是，物質資本與覆雜勞動(人力資本)之間的競爭、合作關系便展開了：可能依然是物質資本雇傭覆雜勞動(人力資本),也可能是覆雜勞動(人力資本)雇傭 物質資本，也可能是雙方之間互為雇傭、平等合作。

3. 簡單勞動與覆雜勞動(人力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簡單勞動因為其不具備人力資本的性質，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明顯的劣勢 地位。不過，由於知識經濟條件下簡單勞動的數量很少，此一矛盾及由此而產 生的體力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不會太突出。但在發展中國家，這一矛 盾是很突出的。

4. 物質資本本身之間即大物質資本與小物質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在工業經濟時代較為激烈，在知識經濟時代較為緩和。

5. 覆雜勞動本身之間即小人力資本與大人力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在工業經濟時代較為激烈，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整個科學文化 教育的普及和人力投資趨於平均化，人力資本的差別將會相對縮小——這種差 距不再取決於出身、家庭地位、階層差別、民族差別等種種限制教育機會均等的 外部條件，而取決於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其中後天努力起決定性的作用。但 是也不能否認，在人力資本普遍提高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 轉化的過渡階段，富有物質資本的家庭會把相當多的物質資本轉向人力投資，從而使其家庭成員獲得較高的人力資本，而相對貧困的家庭在這方面投資較 少——雖然人力資本積累最重要因素是後天的努力，但畢竟優越的外部條件更 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積累，而惡劣的外部條件則會對人力資本的積累構成很大的 阻礙。因此，在這種時代轉換或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由於先前歷史過程的延 續，會形成一種先賦性的、起點上的不平等。幸好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主要是 人本身才能之間的競爭，而人本身才能的競爭，首先取決於人本身的努力，這種 努力會克服客觀條件的相對不利——應該說，這是有史以來一種最公平、最人道、最富有生產性的競爭，這是最能消除制度性不平等(權利不平等)而確保平 等，同時又是最能消除平均主義(結果平等)而確保自由、個性和創造性的一種競爭 。

三、勞動與資本的現代定義

由於覆雜勞動的普遍發展及其對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的主導作用，由於 “人力資本”、“智力資本”、“知識資本”這種新型資本形態的出現，我們就必須 改變資本和勞動的初始定義以及兩者的初始關系，而發展出一種現代定義和現代關系。

記得我們曾對資本有一個這樣的定義：資本是商品—市場經濟和手工業一 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相結合的生產資料。在這一定義 中，資本基本上等同於“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只是隱蔽地包含 在物質資本之中—— “經營管理”包含在“資本的所有”之中了，知識勞動及科學技術也包含在生產資料、生產工具中了。與此同時，“勞動”也基本上指簡單 勞動者、藍領工人所從事的簡單勞動或熟練勞動；如果勞動者身上也具有人力 資本因素，那在經濟分析中是忽略不計的。於是，資本與勞動簡化為物質資本 與簡單勞動的關系，而且兩者處於一種對立的、緊張的狀態，而人力資本和覆雜 勞動則仿佛消失不見了。

人力資本和覆雜勞動正是在勞動與資本這種古典的初始關系中生長起來 的。它們作為整個生產體系中否定性和創造性的因素而發展壯大，終於由依附 性的——雖然是最先進的但在總勞動和總資本中卻是次要的因素——變成獨 立的、在總勞動和總資本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要素。

於是，我們有必要對資本和勞動加以重新定義：

資本是在現代市場經濟和信息知識文明條件下能帶來較高產出和利潤的 生產要素，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但以人力資本為主導。勞動則指對信息、 知識、技術進行創造、加工、經營、管理並轉化為物質生產的過程，包括簡單勞動 和覆雜勞動，但以覆雜勞動為主導。

與古典的初始定義相比，現代定義既有很大的拓展，又有一定的連續性：

(1)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並不僅指生產資料，而且包括經營管理、科學知識和 技術、專門的和稀缺的勞動技能等生產要素。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能夠帶來更 高的產出和利潤。而且，與貨幣、生產資料等物質資本比起來，人力資本是更為 重要的資本。

(2)古典、初始意義上的資本利潤，有一部分來自對工人的剩余勞動的索 取：由於產業工人占就業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即算資本從某一個單個勞動者 那里只索取微乎其微的剩余價值，總的結果卻是一個龐大的數目。現代意義上 的資本利潤，則主要來自人力資本本身的生產性和創造性以及物質資本的“利 息”部分和“風險利潤”,來自於簡單勞動的部分大為減少。因為簡單勞動力、藍 領工人在總勞動人口中的比例將越來越低——從1/2降到1/5、1/8、1/10乃至 更低的比例，因此，即算對某一個單個簡單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索取更多，但總的 結果仍是數量很小的，更何況，簡單勞動已不再生產出什麽剩余價值了。

(3)由於人力資本這一中間物的出現和壯大，勞動與資本由對立走向統一， 兩者結合為一個新歷史課題、新的統一體—— “勞動化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勞 動”。對於理解勞動與資本這種新的歷史關系具有十分關鍵意義的環節是：覆 雜勞動、知識勞動就等於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兩者是同一個東西，只不過從勞 動和資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稱呼而已。

一般而言，勞動是指一種運動狀態，而資本乃指一種靜止狀態：勞動是一種 “活”的運動著的資本，而資本是一種“死”的、凝固的勞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覆雜勞動和人力資本，那麽,它們兩者的區別不過在於：

(1)覆雜勞動是一種運動著的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一種靜止的覆雜勞 動；覆雜勞動是人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人力資本的使用和運用的過程，這一過 程又凝結為、結晶為更高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人力資本。

(2)覆雜勞動概念側重於描述生產經營過程中使用價值的創造和增加，表 現為有用財富(知識、貨物、服務)的積累，而人力資本概念則側重於描述生產經營過程中市場交換價值的創造和增加，表現為貨幣財富的積累；覆雜勞動追求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人力資本追求利潤率的提高。

一切覆雜勞動都具有人力資本價值。即使是遠離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的 高遠的、脫俗的、形而上的精神創造活動，由於它們與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有著 千絲萬縷的、現實的或潛在的、直接的或間接的關系，因此也多多少少地、現實 地或潛在地、直接地或間接地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

一切人力資本都是覆雜勞動的產物。某些非常特殊的“人力資本”(如美 貌、特異功能、文藝或體育的天賦等),如果僅僅是父母給的、純自然的產物，而 沒有經過有意識的開發、培育和塑造，尤其是其所有者本人沒有產權意識、投資 意識和經營意識，那麽它們就始終是一種原始的、粗糙的東西，只能像土地一樣 獲得某種“級差地租”或像簡單勞動力一樣被人雇傭、利用和剝削，而不能成為 真正的人力資本。

從本質上而言，人力資本價值的高低，除物質資本的投入因素外，主要取決 於覆雜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尤其是取決於覆雜勞動的獨特性和創造性。越是高 級的、覆雜的、獨創的覆雜勞動，就越具有高級的人力資本價值。

但是，在人力資本市場上，由於人力資本的交換不完全取決於人力資本本 身包含的價值，而同時取決於對人力資本的供求關系，取決於大眾消費者、顧客 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檔次、水平和類型。因此，人力資本價值高，未必價格也高， 而人力資本價值低，未必價格也低——人力資本和精神產品也正像物質資本和 物質產品一樣，往往優質的商品，由於市場需求較小，其價值便被低估，而次優 的以至一般的商品，由於市場需求旺盛，其價值便被高估。這種價格與價值背 離的反差現象，只能隨著消費者的需求水平、消費水平、欣賞水平與接受水平的 提高而逐漸消失。

第四節 勞動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根據前面的論述，在信息、知識經濟時代，覆雜勞動成為一種最重要的生產 要素，知識、技術和才能成為一種最大的生產力，勞動對於資本在歷史上第一次 從總體上處於主導和支配的地位。那麽,為什麽不實行由全體勞動者共同支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呢?為什麽不取消商品、貨幣、資本這些歷史範 疇，反而卻把覆雜勞動稱之為“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把勞動歸結為資本， 這不是使資本普遍化和泛化了嗎?這不是讓資本主義獲得了更加廣闊的統治範圍和發展天地了嗎?

——社會主義理論家如是問。

這個問題提得好，也符合社會主義理論家一貫的思維邏輯。

一 、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長期歷史合理性

我們姑且按照社會主義理論家的思路進一步推演如下：西歐或美國的某一 社會主義政黨通過選舉掌握了政權，廣大選民(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白領 勞動者、知識勞動者)都讚成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於是， 一場轟轟烈烈的對 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開展起來，私有財產和資本所有權被剝奪， 一切 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並按統一的中央計劃進行全社會的生產，商品貨幣關系 也趨於消亡。不錯，這正好是當年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有人高呼，知識 經濟和互聯網絡打開了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門!

可是，為什麽那里至今還沒有任何動靜?為什麽連主張混合所有制的民主 社會主義運動和追求勞資共決的工會運動，自最近幾十年以來，準確地說，自進 入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以來，卻表現出明顯走下坡路的跡象，仿佛它們的黃金 時代已一去不覆返了?難道知識勞動者(有人稱之為“新工人階級”)沒有任何 階級意識而甘願永久地承受資本的統治和剝削嗎?難道西方發達國家，真的已 經永遠失去了革命的主體和動力了嗎?

還是讓我們老老實實地回到馬克思：在根本的歷史條件還不具備時，不可 能實行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包含的種種潛力沒有完全釋放出來之 前，資本主義是不會滅亡的。

第一個根本的歷史條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充分湧流。人們 不再為了爭奪生活必需品而展開鬥爭，因而私有制也沒有必要存在了。應該 說，這個條件，就是在最發達的工業國家和步入信息知識文明的先進國家也不 具備。知識經濟出現只是打開了通向創造這一條件的門窗，但是現有知識經濟 的發展程度，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先進國家的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問題。考慮 到世界上還有5/6的國家和人口仍處在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代，而在全球經濟、信息、知識、商品、資本和勞動處於一體化的互相作用的前提下，即算那些先 進國家率先實行社會主義，也會作為一種“地域性的共產主義”而被世界市場所 吞噬——發達的資本向不發達國家轉移和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向發達國家轉 移，會使發達國家也永遠處於某種物質匱乏狀態，會使公有化和計劃經濟的努 力流產，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又會覆活。如果要讓全球60億人口(據保守的估 計，21世紀中葉，全球總人口將達到150億，而且新增人口中大部分為貧困人 口)都達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口的生活水平，那麽地球上一切可用的非再生性資 料和能源都會被消耗光!知識經濟(一種開發和利用再生性資源和能源、使物 質財富的生產建立在永久性基礎之上的經濟)實在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為了 促進這種經濟的發展，就必須確保“知識”這種寶貴的、稀缺的資源的產權和合 法權益，就必須鼓勵人們不斷地去進行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就必須 進行充分的競爭和合作——而所有這些，都要求私有制和建立於其上的市場經 濟作為其制度保障。可以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知識經濟仍然是一種以私有 制經濟和市場經濟為主的經濟，公有制經濟和計劃經濟只能作為其補充而得到存在和發展。

第二個根本的歷史條件：勞動者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轉換，人性水平有極大 提高。用馬克思的話說，物質需要不再成為人的主要需要，從而生產也不再建 立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基礎上，勞動即人的主體力量的發揮不再成為謀生活動而 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性中惡的因素受到根本抑制，人的道德水平根本改觀； 利己與利他的對立已經消失。這是主觀條件。應該說，單有客觀條件，並不能 自動地帶來社會主義。如果人們心中仍然有強烈的貪欲、物欲、占有欲、權力欲，如果人性中仍然具有強烈的攻擊性、侵略性、破壞性，那麽,即算人類的生產 能力能夠達到高度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物質需要的水平，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也是 不可能的——它們必將因為人的主觀條件不具備而陷入破產。很顯然，當今人 類，即使是最發達國家的人們，還遠遠沒有具備上述主觀條件；相反，工業經濟 和物質經濟時代的邏輯、文化、精神、思想、價值、觀念仍在深深地支配著他們。 物質需要趨於饜足，但新的高級的精神需要並未形成，至少不占主導地位，新型 人格遠未形成；人的統一的生活被分割成為兩塊——為謀生而勞動(盡管已降 至每周30小時左右)和無所事事的、無聊的甚至於病態的閒暇活動——而遠遠 沒有達到一種充滿創造性的整合和統一。很顯然，在這種條件下，貿然取消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而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其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其結果必然是悲慘的。

二、勞動資本主義的歷史理由

既然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仍不具備，既然匱乏和生存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 決，既然私有制和市場制度仍然將是知識經濟的基礎，那麽,“資本”、“勞動”這 些範疇就仍然有效。而“資本勞動化”和“勞動資本化”,即物質資本通過人力 投資轉化為覆雜勞動而覆雜勞動通過生產經營轉化為人力資本，就具有充足的 歷史理由：

第一，既然私有制還有繼續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既然人們(不僅是資本 家，而且是勞動者)的私有觀念和財產占有欲望還根深蒂固(實際上，勞動者的 財產占有欲望從來沒有被普遍地滿足過),那麽,物質資本就還有繼續存在的合 理性。不僅如此，在私有制下，勞動力本身也有一個歸屬和所有的問題，這一點 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就已經解決，那時，工人已成為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只不 過勞動力總量過大而單個勞動力的生產率不高，因此，總體上對資本處於從屬 地位。知識、技術和才能這些高質量的、高生產率的勞動力，當然也有一個所有 權的問題，而且除了某些集體共有的知識產權外，絕大部分知識、技術和才能都 歸勞動者個人所有。如果財產、財富，不僅指物質財產、物質財富，而且也指精 神財產、精神財富的話，那麽,知識、技術和才能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私有財產 或私人財富。不僅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這種財產歸勞動者個人所有，以便激勵人們加大人力投資，使這種稀缺的財富變得富裕起來，使這種財產得到保值 和增值，就是勞動者本人，這些在物質資本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除了簡單的勞動 力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這些剛剛由於所有權而得到實惠、由於擁有一種 稀缺而典型的生產要素——高質量的勞動力而得到較高回報的“經濟人”,是絕 不會把自己這筆財產拿去充公，交由社會共同所有和支配的。由於不同勞動者 的素質和能力有較大差別，這些勞動者不可能結成一個“平均主義”的共同體來 共同地、平均地擁有和支配生產資料和覆雜勞動力本身(只有那些擁有同樣簡 單的、同質的勞動力的勞動者，才會傾向於實行“共產主義”)。從理論上，可以 設想出兩種資本與勞動關系的模型：

模型 I:資本雇傭勞動，這是早期資本主義和工業經濟時代一種典型的形態，在知識經濟時代，簡單勞動密集型和物質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行業和企業， 仍然會采取這種模式。

模型Ⅱ:勞動雇傭資本。這種模式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工業經濟時代已零星 地出現——合作社就是一種典型的試驗。合作社的每一個成員都帶入一定資 金或生產資料，並且可以通過貸款或租賃、“雇傭”合作社以外的資本。合作社 實行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實行以按勞分配和按勞分紅為主的分配方式。當 然，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在資本主義大環境下，它也帶有資 本主義企業的基本特征。它與別的企業有明確的產權邊界，而企業內部也有股 權的差別(盡管不大)。它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雇傭資本的情況會越來越多，只不過，這時的勞動已 不再是簡單勞動，而是高級、覆雜的勞動——幾個或一批擁有雄厚知識、技術和 才能的勞動者，憑著少量的自有資金、借款或融入風險投資而獲得客觀的生產 條件，很快地就能建立起一個高速發展的企業，並且賺取豐厚的利潤。由於物 質資本相對富裕並在國民經濟中地位下降，而高質量的覆雜勞動相對稀缺並在 國民經濟中起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因此，在資本與勞動的談判和合作過程中， 勞動相對處於優勢，而物質資本處於劣勢——高級勞動可以很快找到物質資 本，而物質資本，如果不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話，在發達國家內部就很難找到高 回報的投資機會——除非有高質量的覆雜勞動對它發出微笑。這與早期資本 主義形成多麽鮮明的對比：那時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資本可以隨時抓到大把 大把的勞動力，而勞動力雖然可以“自由選擇”,卻只能在饑餓和服從於某一資 本的控制之間進行選擇(這種情況在工會和集體談判出現後有所好轉)。

問題是，這類“勞動雇傭資本”型的企業，與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 有制企業，有著本質的區別，而與傳統的資本主義企業則極為接近：(1)生產資 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是勞動者整體地、共同地、不分彼此地占有；相反，不 同的勞動者之間對企業擁有數量非常不等的產權，在這些企業中，個人的終極 所有權即私人財產所有權是確定無疑的，只不過這些人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企業 進行整體運營而已；(2)雖然物質資本在企業產權結構中地位大為下降，而高素 質的勞動力則獲得極高的地位，但與傳統資本主義企業一樣，仍然遵循同樣的 遊戲規則——股份制。企業成員按其掌握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及其對勞動生產 率和經濟效益的貢獻，而獲得一定的股份，其中，擁有不同數量和質量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無形資產的勞動者，對股份或股權的要求是不同的，對利潤和收入回報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在企業中的責、權、利都是不一樣的。

第二，既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知識經濟仍將是一種市場經濟，那麽商品、 價格、貨幣、資本、利潤、股份公司、股票、股票市場仍是一些不可缺少的交換方 式、運行機制、核算工具、競爭手段和評價指標。在這種總的、不可逾越的歷史 背景下，如何確定“知識、技術、才能”及其運用，即覆雜勞動在整個物質生產和 經濟生活過程中的地位呢?如果覆雜勞動在不依賴於物質資本的前提下，也能 直接帶來巨大的產出、效益和利潤，如果不是物質資本雇傭覆雜勞動，而是覆雜 勞動雇傭物質資本，如果大部分利潤都回報給覆雜勞動，而少部分利潤只以“利 息”或“租金”的方式回報給物質資本，那麽,應當怎麽來稱呼這種比“物質資 本”更具有“資本”性質的東西呢?

在以上兩段論述中，我們竭力回避“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 本”這些概念，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概念已經蠢蠢欲動、呼之欲出了；正因回避 這些概念，更顯出這些概念的不可缺少，因為只有運用這些概念，才能說明正常 的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過程。不錯，把勞動當作資本，會帶來一定程度概念上 的混亂，但是，如果不確立“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本”這些概念， 那就會產生更大的理論混亂；前一種混亂是暫時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梳理，是可 以理順的，而後一種混亂則是破壞性的：人們既不能用傳統的資本主義理論，也 不能用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來描述分析、闡釋這種信息經濟時代的市場經濟和以 人的覆雜勞動為核心和主導的私有制經濟，同時又不得不用那些已經不適用的 分析框架和話語來勉為其難地言說，自然要陷入彼此矛盾和自相矛盾之中。

我們的思路則是非常清晰和流暢的：既然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資 本和利潤這種客觀核算工具、競爭手段和評價指標是不可缺少的，既然物質資 本這種生產要素已退居次要地位，而“知識、技術、才能”和覆雜勞動已經成為主 要的生產要素並成為主要的利潤來源，那麽,與其再糾纏於資本與勞動的對立、 再爭奪資本對於勞動或勞動對於資本的控制權，不如直接把“知識、技術、才能” 和覆雜勞動稱之為“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本”。這是一個歷史合 題，是勞動與資本的直接統一體。從此以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演化為物質資 本與人力資本(覆雜勞動)、大人力資本(大覆雜勞動)與小人力資本(小覆雜勞 動)以及人力資本(覆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矛盾。這當然是資本的泛化、普遍化，是資本的屬性向勞動領域的擴張和普及，但同時，這也是勞動取代了物質資 本的地位，是人的地位、勞動者地位的提高——勞動者因此而成為人力資本家、 知識資本家，並因此而成為物質財富的擁有者。

在工業經濟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稱之為早期的、初始的、傳統的資本 主義)與未來的後私有制、後市場經濟社會之間，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和歷 史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就其以高質量勞動力為主要資本而言，可稱之為“人力 資本主義”;就其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矛盾而使兩者直接統一於勞動者 一身而言，可以稱之為“勞動資本主義”;就其資本的普遍化、人人均可成為資本 家而言，可以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

第十五章 勞動與管理

管理，廣義上泛指對一切人類活動和社會生活領域的計劃、引導、激勵、協調、組織、監控等等，包括國家政治管理、宏觀經濟管理、社區社團管理、企業事 業管理、家政管理乃至個人的自我管理。本章所稱管理專指微觀經濟管理，即 對微觀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管理，在現代條件下，主要指企業管理。在前幾章 分別討論了勞動與價值、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的基礎上，本章著重討 論勞動與管理的關系。

第一節 管理的基本問題

企業管理，是處理企業內部各種生產要素(人、財、物、信息、知識、技術、時 間等)之間的關系以及企業與外部環境(市場、社區、政府等)之間關系的綜合性 治理活動，“是為了有效地獲得、分配和使用人類的努力和物質資源來實現組織 的目標和為組織成員謀求積極的利益而進行的某些職能活動”。人是整個物 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主體，因此在企業管理所要處理的內外關系 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與人的關系(管理者之間的關系、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管理 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其中最核心的又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

一 、管理與人性

任何一種管理理論、管理制度、管理方法都自覺或不自覺、明確或潛在地以 某種人性假說為基礎。歷史上有多種人性理論，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大體上可以 區分為性善論、性惡論和性亦善亦惡論；從事實判斷的角度大體上可以區分為 “自然一物質—生理—經濟人”理論、“社會—精神一心理一文化人”理論和“多 層次需求人”理論。

1.對人性的價值判斷

對人性的價值判斷著重指出人性是好的、善的、美的還是壞的、惡的、醜的， 抑或是好壞、善惡、美醜交織的。近代以來，意大利的馬基雅維里、法國的拉羅 什富科、英國的休謨等人都是鮮明的性惡論者。馬基雅維里斷言，“人都是忘恩 負義的、易變的、奸詐懦弱的、趨吉避兇的、貪得無厭的。”拉羅什富科則認為 人都是損人利己的，但卻極力以無私的美德裝飾自己。休謨提出了著名的“無 賴假定”。與此相反，人文主義者、蘇格蘭道德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家，大都是 性善論者。管理學家道格拉斯 · 麥格雷戈根據歷史上這兩種人性論，提出了著 名的X理論和Y理論。

X 理論提供如下假設：

(1)一般的人，天性就是好逸惡勞的，而且只要他們能夠做到，就設法逃避 工 作 ；(2)因為人的這種厭惡工作的特性，所以對絕大多數人，都必須用強迫、控 制、指揮並用懲罰相威脅等手法，使他們作出適當的努力去實現組織的目標；(3)一般的人，情願受指導，希望避免擔負責任，相對地缺乏進取心，而把個 人的安全看得最重要。

Y 理論提供如下假設：

(1)工作中消耗體力和腦力，正如遊戲或休息消耗體力和腦力一樣是自然 的， 一般人並非天生不喜歡工作；(2)外力的控制和處罰的威脅都不是促使人們為組織目標作出努力的唯一 手段，人們在為承諾的目標的服務中，將會實行自我指導和自我控制；(3)對任務所作的承諾與完成任務後所得到的回報成正比，例如，這類回報 中最為顯著的就是自我滿足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一回報的直接作用之一就是 產生獻身於組織目標的努力；(4)在適當的條件下， 一般人不僅學會接受任務和承擔責任，而且也會尋求 任務和承擔任務，逃避責任、喪失進取心、強調安全感，通常是後天經驗的結果， 並非是人天生的本性；(5)在解決各種組織問題時，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具有運用相對而言的 高度想象力、機智和創造的能力；(6)在現代工業生活的條件下， 一般的人只是部分地發揮出他們的智慧潛力。

按照X 理論，所謂管理，就是由管理人員負責企業資金、原料、設備、人員等 各要素的整合和組織以獲得產出和利潤，為此有必要用勸說、威脅、懲罰、獎勵 等辦法去指導、監督雇員們完成被指定的任務。原則上，泰羅的科學管理，法約 爾的行政管理，韋伯的科層管理，都是建立在性惡論和X理論基礎之上的。

泰羅指出了工人磨洋工的兩個原因： 一是人的天性趨於輕松隨便，這導致 “本性磨洋工”;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錯綜覆雜的思想和重重顧慮，這導致“故意 磨洋工”。既然人的天性是在沒有壓力和動力的情況下就不會高度緊張地工 作，為了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就必須在誘之以高工資的同時加之以高的工 作定額。

法約爾把管理的要素歸納為五個：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其中每一 個都是以對雇員的不信任為前提的；他所提出的十四條管理原則的針對性也是 非常強的：分工、權力、紀律、統一指揮、統一指導、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報 酬、集權、等級鏈(權力線)、秩序、平等、人員保持穩定、主動性、團結精神，除了 “平等”、“主動性”兩條，其余都是監督和管制工人的。

韋伯認為科層制的基本要素有：

(1)實行勞動分工，明確規定每一個成員的權力和責任，並且把這些權力和責任作為正式職責而使之合法化；

(2)各種公職或職位按權力等級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指揮鏈或者等級原則；(3)根據通過正式考試或者訓練和教育而獲得的技術資格來挑選組織中所 有的成員 ；(4)所有擔任公職的人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選出的；(5)行政管理人員領取固定的“薪金”,他們是“專職的”公職人員；(6)行政管理人員不是他所管轄的那個企業的所有者；(7)行政管理人員要遵守有關他的官方職責的嚴格規則、紀律和制約。

韋伯認為，從純技術的觀點來看，官僚集權式行政組織能夠取得最大的效 率，在精確性、穩定性、嚴格的紀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它比任何形式都要優越， 因此，這種組織是對人進行絕對必要的控制的最最合理的手段。

麥格雷戈是Y理論的倡導者。根據這一理論，管理不是強制、管制人，而是 為雇員創造機會、釋放潛能、除去障礙、鼓勵成長、提供指導的過程，其基本任務 是促使雇員們通過實現組織目標來實現個人的目標，其具體方式是：

(1)通過授權和委托，使人們從傳統組織制度過於緊密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使他們能夠擁有一定程度的可以支配自己的自由和權利，並承擔一定的責任， 實現自我需要；(2)通過工作範圍的拓展，能夠使得基層的員工更樂意承擔工作任務，並為 他們實現社會需要和自我需要提供機會；(3)通過員工參與管理和決策，使他們在事關自己的問題上能夠發表意見， 這不僅有利於員工自身的成長和發展，而且有利於把員工的創造力引向組織目 標的實現；(4)通過對個人為組織目標的實現所作的貢獻進行評估，不但可以激勵員工為組織作更大貢獻，而且能滿足員工個人的自我實現需要。

從 Y理論出發，德魯克提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目標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簡稱為MBO) 。 它是德魯克所發明的最重要、最有 影響的概念，並已成為當代管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標管理的出發點是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的認同，而不是老板或管理方單 方面地把目標強加於員工。目標管理是一種參與的、民主的、自我控制的管理 制度，也是一種把個人需求與組織目標結合起來的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 上級與下級的關系是平等、尊重、依賴、支持，下級在承諾目標和被授權之後是 自覺、自主和自治的。目標管理不是一個機械的過程，而是一個有機的過程，類 似於培育和澆灌樹木。它的運行原則是通過個人的發展最終求得組織的平衡 發展。就像個人與組織之間的一場愉快的婚姻一樣，個人保留了自己的尊嚴和 自由，但同時要向組織履行職責。所有這些最終將有助於創造一個自由和人道 的社會。德魯克因此稱目標管理為管理的哲學。德魯克認為：組織的目的是使 平凡的人作出不平凡的事；組織不能依賴於天才，因為天才稀少如鳳毛麟角；考 查一個組織是否優秀，要看其能否使平常人取得比他們看來所能取得的更好的 績效，能否使其成員的長處都發揮出來，並利用每個人的長處來幫助其他人取 得績效；組織的任務還在於使其成員的缺點相互抵消。

目標管理的第二步是把總目標層層分解為子目標，即通過專門設計的過 程，將組織的整體目標逐級分解，轉換為各個子目標，從組織目標到經營單位目 標，再到部門目標，最後到個人目標。在目標分解過程中，權、責、利三者得到明 確，而且相互對稱。這些目標方向一致，環環相扣，相互配合，形成協調統一的 目標體系。只有每個人員完成了自己的分目標，整個企業的總目標才有完成的 希 望 。

通過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兩個向度的結合，目標管理把管理者的工作由控 制下屬變成與下屬一起設定客觀標準和目標。這些共同認可的衡量標準，促使 被管理者用目標和自我控制來自我管理，也就是說，由自我評估和控制，而不是 由外人來評估和控制。目標管理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它使得我們能用自我控 制的管理來代替由別人統治的管理，把客觀的需要和可能性轉化成為個人的目 標，通過自我控制取得成就。這是真正的自由。

但是Y 理論和目標管理理論顯得過於理想化，實踐起來難度太大。於是， 另一些管理學家力求綜合X理論和Y理論，而提出所謂超Y理論。當代著名 管理學家孔茨的觀點可以說代表這種趨勢，其要點如下：

(1)個人的確以自我為中心，並且始終表現出嫉妒和多疑的特性，但人們在 取得成就後，也會為他人的成就而高興，並且也會經常表現出無私和甘願為他人獻身的方面；(2)個人會為滿足他們的需求而工作，但當人們接近滿足的臨界點時，他們 就不再願意積極地致力於特定的勞動；(3)個人會有惰性或好逸惡勞的傾向，但如果領導者能以富有想象力的方 式，利用人們的自尊、物質欲望、地位以及人性的其他許多特征而去引導和激勵他們，他們是能夠受人引導和激勵的；(4)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要求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生活和工作，但也肯定 會有因不能忍受別人的幹擾而要求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獨自工作的情況；(5)個人只有通過組織和合作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如果能得到超過 代價的利益，他很可能接受對他的個性的不言而喻的限制；(6)沒有一般的人或相同的人，所有的個人都是不同的，而且個人本身也會 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表現出不同的品質；(7)個人可能會對日常工作感到厭煩，顯得不願意負責任，但不能因此而否 認他們具有應付挑戰的能力，他們非常想了解一下自己最高水平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以上介紹了幾種基於對人性的價值判斷的管理理論。當然，對人性的價值 判斷也來自於一定的人性事實，正如對人性的事實判斷也一定包含了某種價值 意向一樣 。

2. 對人性的事實判斷

對人性的事實判斷致力於對人的本然、客觀狀態的認知，但由於實際上人 們很難得出一種對人性全面的、符合人本來樣子或真相的看法，而總是自覺不 自覺、或多或少地以偏概全，把某種只具有有限真理性的觀點誇大為絕對真理， 這些所謂事實判斷也就演變成為價值判斷(意識形態),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種。

“自然—物質一生理一經濟人”理論，正確之處在於看到了人性中自然的、 物質的、生理的、經濟的方面，錯誤在於把這一方面誇大了，從而得出人是經濟 動物的結論。整個古典經濟學便建立在“經濟人”假說的基礎之上。泰羅把這 一觀念移植到管理學中，認為人們幹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生存而掙錢，只要能夠多掙錢，工人們就會拼命地幹活。為了驅使工人們全力以赴地完成工作定 額，泰羅制定了差別計件工資制，對於完成和超額完成工作定額者支付高工資， 而對於達不到定額者支付低工資。用工作定額和差別計件工資制鞭策工人拼 命工作，是科學管理的一條重要原理。

“社會一精神—心理一文化人”理論，是由行為科學學派及人際關系學派的 代表人物梅奧等人提出來的。梅奧通過為期九年的霍桑實驗發現，員工的工作 積極性與工作環境、勞動條件、工資報酬等等“經濟需求”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 系，而與人們的社會性需求有著密切的關聯，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社會人”假說 ：

(1)不能把工人看成單純的經濟人，而要看成社會人。影響工人生產積極 性的因素，除了物質條件外，還有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因素，這就是追求人與人之 間的友情、安全感和受人尊重，等等；(2)工作條件、工作報酬等不是影響工作效率的第一因素，工作效率的高低 主要取決於士氣，而士氣又主要取決於上下級之間和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 狀 況 ；(3)與正式組織相伴生的還有非正式組織，這些組織是以人們的社會情感 為聯結紐帶而結成的自發性群體，有其特殊的慣例、習俗和傾向性，無形地左右 人們的行為。

根據上述觀點，梅奧認為管理者要傾聽員工的意見，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 增強工人們的安全感和歸屬感；使正式組織的經濟功能與非正式組織的社會功 能保持平衡；通過提高工人的滿足度來提高士氣。

“多層次需求人”理論，主要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和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 論。他們綜合了前面兩種觀點，又加上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並把各種人類需 要整合為一種由低到高的層級結構。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人所皆知，此處不再介紹。赫茨伯格對這個理論的貢 獻在於，通過把它運用於企業管理研究而修正和補充了這個理論。赫茨伯格發 現，公司管理中有一些因素，諸如公司政策與行政管理、監督、工作條件、人際關系、薪金、地位、職業安定和個人生活等等，只能成為不滿意的因素而不起激勵 作用，換句話說，假如這些因素在工作中大量存在而且相當優越，便不致引起工 人的不滿，但這類因素的存在並不能使人們在思想上產生滿意感，因而不能起 到激勵作用，然而缺少它們時，必然引起不滿。因此，這類因素可以稱之為“保 健因素”。與此同時，研究發現，有一些與工作內容相關的因素，包括成就、賞 識、工作富有挑戰性、晉升和工作中的成長等等，可以使工人產生滿意感，或者 即使沒有達到滿意，也不至於產生不滿。這類因素可以稱之為“激勵因素”,因 為只有這類因素才具有產生滿意感的能力。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與赫茨伯格的雙因素論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圖 1 5 - 1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與赫茨伯格的雙因素論的比較馬斯洛和赫茨伯格的需求理論比較起前兩種理論還是比較全面的，但在整 個人性論範圍內，它們又是片面的，因為它們沒有考慮到無數前輩思想家已經 反覆指出過的人性惡的方面。本書的論述試圖建立在把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相結合的、一種更大範圍的人性論綜合的基礎上，這就是本書作者在《悲劇人性與悲劇人生》一書第四章中所提出的人性假說。此處圖示如下：

圖15 - 2 人性的要素和結構

二、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對立

比較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兩種管理理論和實踐，可以發現它們在以下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對立：

1. 以物為本與以人為本

科學管理以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增值為中心、本位、根本、目的和宗旨，人只 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生產要素，只是實現提高效率和質量、增加產量和利潤這 些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至於人本身主體性和創造潛能的實現，只能嚴格限制在 物質資料生產所要求的範圍內。人本管理則把人作為管理活動的中心、本位、 根本、目的和宗旨，物質資料生產的效率、質量、產量和利潤的增加和提高，則是實現人本身的發展的手段。人本管理是從人出發的管理、為了人的管理、依賴 人的管理、以合乎人性的方式進行的管理和以員工為評價主體的管理①。早在 1945年，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院的一項實驗研究就表明，“以職工為中心的領導 方式”(配合以比較“一般”而不是“嚴密”的監督)比“以生產為中心的領導方 式”有更高的生產力、更強的團體團結性、更高的士氣、更少的工人不安以及更 低的工人離職率等②。管理學家里斯曼把泰羅時期叫做“考慮工作的”時代，而 把梅奧時期叫做“考慮人的”時代。

2. 壓制個性與解放個性

科學管理，不管是泰羅、法約爾，還是韋伯，強調的是專業化、標準化、職能 化和定量化。為此要求工人無條件地遵守紀律、規則、程序和制度，整個企業成 為一部精心設計的、精良的機器，而人只是其中的一個零部件，從而否定了工人 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和自決權，使他們被迫為了爭得一份工資而從事單調、枯燥、 沈悶、無聊、令人厭煩的工作，如果說他們也得到一定發展的話，那也是一種畸 形的發展。人本管理則充分尊重人的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通過主動參與管 理、對整個工作流程的了解、工作的擴大化和豐富化、崗位的輪換、工作小組的 自主決策和合作、新知識和新技能的不斷培訓等等，消除工作過程對個性的異 化性質，使工作成為自我實現的過程。

3. 崇尚效率和利潤與追求平等和民主

科學管理提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完全受利潤意識形態的支 配，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目的，科學管理也反對對工人敲 骨吸髓，不再主張以延長勞動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的方法榨取工人的絕對剩余 價值；轉而通過動作研究和程序設計，通過提高勞動效率、節省多余的動作、降 低身體疲勞等來獲得更多的相對剩余價值，在雇主獲得更多利潤的前提下，也 讓工人的工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這就是泰羅反覆呼籲和強調的“精神革命” 和“勞資合作”的實質。人本管理反對利潤至上主義，也反對針對利潤最大化而提出的工資最大化，而追求勞資關系和工作場所中的平等和民主，包括利潤分 享、參與管理和人的全面發展。約翰 · 巴德不是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從效率 的要求出發，而是從道德哲學、宗教、人本主義心理學和政治哲學等角度來論證 發言權(參與權)和公正的；他認為它們來自生命權與勞動權等基本人權，來自 人性尊嚴，來自政治民主的要求，來自人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要求，本身就 具有目的的意義①。

4. 主張懲罰和獎賞與主張激勵和自我激勵

在勞動動力和工作動機問題上，科學管理運用的是“大棒加胡蘿卜”,一方 面以扣發工資、處分、降職、解雇等強制性措施相威脅，另一方面又以提薪、發獎 金、晉級等恩惠性措施相誘導和吸引，從兩方面驅使工人更多地付出努力，形構 和塑造工人的忠誠和職業道德。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激勵機制的話，那麽它完全 是建立在勞動者是天性懶惰、好逸惡勞、只追求眼前物質利益等假定之上的；這 與其說是一種激勵，不如說是一種壓抑，即把人局限和關閉在經濟動物的水平 上。與懲罰和獎賞這種自上而下的、來自他者的、外鑠的動力機制不同，人本管 理主張基於人本身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激勵和自我激勵機制。這不是由 一種外在的權威給定某種現成之物去吸引人，而是創造寬松的環境和可能性空 間，讓人們自己去發展自己的個性和才能，並通過人們之間的自覺認同和合作 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組織形式。最終，來自他人的激勵被每個人的自我激勵 所 取 代 。

5. 強調訓誡和控制與強調自律和自我控制

在約束和監督機制的設計方面，科學管理強調用規章制度、紀律和責任不 斷地去訓誡和控制工人。它也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所謂企業目標或組織目標不 是從工人個人目標中產生出來的，只是所有者、經營者和管理者個人目標的企 業化和組織化，而不同時也是工人的個人目標的企業化和組織化。為了使這些 外在的目標變成工人自己內在的目標，只有實行工廠專制或嚴格的企業等級制 度。人本管理則強調自律和自我控制：既然企業目標與工人的目標是一致的， 既然工人的自由和權利得到了保障，那麽當然，他們也會具有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意識，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相當強硬的約束，因為不負責任和不盡義務的行為 必將毀掉所有的自由和權利。工人們彼此之間出於自覺的相互監督的效力遠 遠高於管理者單方面對工人的監督的效力，而每個人的自我監督和自我控制乃 是一種最高的監督和控制。

6. 基於人性惡和人的低級需要的假設與基於人性善和人的高級需要的假設

科學管理的基本人性假定是人性惡，並且人受物質需要等低級需要的支 配，工作的主要動機就是掙錢，因此管理的任務就是把工人導向多掙錢的軌 道——如果他們願意，就獎勵他們，如果他們不願意，就逼迫他們。科學管理相 信，通過引導工人與所有者、經營者、管理者一起追求高效率(以最少投入獲得 最大產出)和高效益(以最低成本獲得最高收益),工人也能實現工資的最大化， 同時也能成為勤奮的、能幹的、體面的、道德的和文明的公民。人本管理則基於 人性善和人的高級需要的假定之上，認為人在本質上是好的，使人變壞的是環 境和社會制度；人身上賦有無限的創造潛能，好的管理應該使之得到自由的實 現；人們工作不僅為了掙錢，更重要的是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和尊嚴；管理的最高 目標就是創造條件使“管理”成為“不管理”、使自上而下的他律和他治成為自 下而上的自律和自治、使自外而內的被組織成為自內而外的自組織，把管理與 被管理的過程變成所有參與者共同管理的過程，變成自由、自主、自治、自我指導、自我激勵、自我協調、自我控制與自我實現的過程。

三、科學人本主義管理的基本構想

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看起來是水火不容的，但細究起來，兩者的絕對對立 是不能成立的，而相互補充乃至相互融合倒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1. 科學管理向人本管理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科學管理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那時資本主義已從早期發展階段進入 中期發展階段，原來那種基於資本家個人經驗和個人意志的、粗暴而笨拙地榨 取工人絕對剩余價值的管理辦法已經過時了，於是轉向一種更為科學、更有效 率、更加標準化和理性化、更為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管理辦法。不過，這種管理仍 然是以資本雇傭和統治勞動為前提、基礎和基本原則的。“科學管理”相對於早 期管理是科學的，但如果說科學在本質上意味著全面性，那麽這種建立在資本雇傭勞動的片面邏輯基礎上的管理又是不科學的，應當向一種更科學的即更符 合變化著的人性的全面性的管理轉化。比如，這種管理雖然可以獲得更多更高 的產出，工人也沒有以前疲勞而且獲得了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於計劃、思考、想 象的功能從工人的動作、行為和執行功能中分離出去了，最後導致工人的怠工、 故意破壞和限制產量，以及對“效率人”、工業工程師的不信任和仇恨。關鍵在 於，科學管理只是把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具有個性的完整的人：“事實上， 人們無法做到一上班就擺脫他們的個性，擺脫他們的個人目標和利益……組織 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工作滿足感問題，而不能回避。組織必須正視這個事實， 即每天來工作的是完整的人，而不是他們的手或腿。”①此外，科學管理隱含著一種關於人性的二元論，它預設了管理者的全知、全 善和全能，把管理者當作一種完全在本性上不同於被管理者的特殊人類，或者 說像神一樣的族類，由他們來保證管理的科學和公正，經驗表明，這是完全不可 信的。即使是泰羅所設想的那種仁慈的、照顧工人利益的專制，仍然是一種專制，仍然帶有專制所不可避免的強權性、任意性、非社會性和反人類性。這種工 廠內的專制政體顯然與全球民主化浪潮背道而馳，工業民主化、產業民主化、經 濟民主化勢在必行，不可阻擋。

科學管理轉向人本管理又是完全可能的。且不說實行人本管理的種種經 濟、政治、文化和人性條件正在形成，就是科學管理的原理本身中也蘊涵著人本 管理的可能性。我們以泰羅的科學管理思想為例來說明一點。

第一，泰羅認為“管理的主要目的應是在確保每一個雇主獲得最大限度的 財富的同時也確保每一個雇員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②他主張的是共同得益， 主張通過長期增長來保證雙方的得益，主張一種合作博弈而不是非合作博弈。

第二，泰羅所提倡的科學管理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因素中包含合理的成分： “構成科學管理的不是任何一個因素，而是各種因素組成的整體。科學管理可 以簡單地概括為：它是科學，而不是單憑經驗行事的方法；它提倡合作，而不是 不和；它要求最大的產出，而不是受了限制的產出；它培養每個人發揮他的最大的效能和獲得最多的財富。”

第三，泰羅反覆說明科學管理的實質是一場心理革命：科學管理不僅僅是 提高效率的方法，不僅僅是一種計算成本的新制度、計件工作制和獎金制度、工 時研究和動作研究、職能工長制——所有這些都只是科學管理的輔助手段而不 是其實質；科學管理在實質上包含著要求工人和管理者同時進行一場全面的心 理革命，“就是雙方把注意力從被視為最重要的分配剩余的問題上移開，而共同 把注意力轉向增加剩余上， 一直到剩余大大增加，以致沒有必要就如何分配剩 余的問題進行爭吵為止。他們會看到，當他們不再相互敵視，而是肩並肩地向 同一方向邁進時，通過他們共同的努力所創造的剩余額多得簡直令人目瞪口 呆。他們雙方都會認識到，當他們以友好合作和互相幫助來代替對抗和鬥爭 時，他們就能共同使剩余額猛增，以致工人工資就有大大增加的充分余地，制造 商的利潤也會大大增加。”泰羅的這一思想被泰羅協會所接受，在它成立不久後提出的科學管理的13 項目標或原則中，已經吸收了一部分人本管理的要求：(1)企業的永續成長； (2)職工的持續就業和賺錢機會；(3)減少浪費，收益由勞資雙方共享；(4)提高 工人生活水平；(5)通過增加工人收入保證工人有幸福的家庭和社會生活； (6)工作條件是健康的和令人愉快的；(7)用科學方法分析工作，對工人進行選 擇、培養、安排、調動和提升，保證人盡其才；(8)負責對工人訓練和指導，保證工 人有機會培養出更高能力並提升到更高位置；(9)讓工人了解自己的工作與一 般的工作計劃和方法，培養自信心、自尊心；(10)通過對計劃和方法的理解以及 橫向的和縱向的自由接觸，在工人中培養出自我實現精神；(11)通過恰當的工 作行為來培養工人的品格；(12)在工資待遇和其他方面消除歧視；(13)消除環 境中令人不快的因素，促進相互了解、容忍和團結協作的精神③。

應該說，泰羅的科學管理是在傳統的資本雇傭勞動的單向邏輯下所能達到 的最高理論成就，雖然在當時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勞資合作這一基本理念是應該繼承和發展的。

2. 人本管理應當繼承科學管理的合理內核

有些主張人本主義的管理學者，把人本管理與科學管理全面對立起來。由 於割斷了這兩種管理的內在聯系，於是科學管理便變得惡魔化和不堪回首，而 人本管理則變得天使化和類似於烏托邦幻想。這是對兩種管理的關系的誤解。 實際上，如果人本管理要比科學管理更加人性化和人道化，那麽它就應該更加 符合全面的人性，也就是說，它應該比科學管理更加科學，因此它就不能拋棄科 學管理已經取得的合理成果，否則它就會成為某種不科學、非科學、反科學的東 西。現在回過頭來看科學管理，至少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因素是值得人本管理吸收的 ：

一方面，雖然科學管理誇大了人性當中的劣根性，尤其是它貶低了勞動者 和工人的人性尊嚴。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任何人，包括勞動者和工人，都具 有陰暗的和惡劣的人性因素，諸如偷懶取巧、好逸惡勞、搭便車、損人利己、貪 婪、妒忌、不負責任、逃避自由等等(經濟學稱之為“敗德”和“機會主義”),即使 是在勞動者掌握了經營管理權的工人自治型企業里，再往前追溯一點，即使在 由親人組成的家庭生產和生活中，也是經常可以看到的。對於普遍存在於人性 中的這些惡的因素應該怎麽辦呢?放任自流肯定是不行的，依據神聖的上帝意 志、天意之類外在的戒律加以嚴厲的壓制，效果並不顯著(因為神明的力量究竟 是虛幻的),而且往往副作用大於正作用。經過幾千年的社會實踐，人們發現由 人類自己制定的制度和規則比較能夠有效地抑惡揚善，這些制度和規則包括激 勵、獎賞機制和監督、懲罰機制兩大類，其中前者側重於揚善，而後者側重於抑 惡。我們不能說歷史上所有的制度和法律都很好地履行了抑惡揚善的功能，我們甚至知道有些制度和法律發揮了抑善揚惡的功能，但我們總歸承認它們部分 地履行了抑惡揚善的功能，至少有它們比無政府、無制度、無法律、無規則的混 亂狀況要好。正是在這一點上，科學管理在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企業制度的發 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雖然不能夠做到全面的抑惡揚善，但卻做到了 部分的抑惡揚善。人本管理所要做的是，去掉科學管理中不合理的、抑善揚惡 的成分，進一步發展其中合理的、抑惡揚善的成分，使之能夠推動人性的更高的 進化和進步。人本管理也要制度化、規則化、程序化，也要預防、監督、懲治人性 惡的表現，也要褒揚、激勵、獎賞人性善的表現，只不過它要把對被管理者單向的激勵和監督變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雙向的激勵和監督。人本管理當然 要讓好人、能人、“君子”能夠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和價值，但也要防止壞人、 庸人、“小人”利用人本管理的寬容、開放、自由而搭便車、揩油、吃免費午餐或者 以鄰為壑、損人利己。

另一方面，與其說科學管理所面對和解決的一些問題，是與特定經濟制度 和社會制度無關的，毋寧說，任何一種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都要面對和解決這 些問題。比如人的勞動的節奏、動作的協調配合、人與人的分工和協作、人機系 統中人所承擔的職能與人的本性的矛盾、在集體生產中集中指揮的權威和個人 自由的矛盾、層級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與平等和參與的矛盾，等等，科學管理 流派對它們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並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泰羅的工時研究和 動作研究最為有名。所謂工時研究，就是對完成一件工作應該用的時間進行精 心的研究，為此要對工人的每一個動作進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 整合、建設和重新安排。在“分析階段”,每一件工作都將被分成盡可能多的簡 單的基本動作，然後把無用的動作去掉，通過對最熟練工人的每一個操作動作 的觀察，選擇出每一基本動作的最快和最好的方法，並且把每一基本動作的時 間測量和記錄下來，在所記錄的時間的基礎上，還要加上不可避免的耽擱和停 頓、因為“沒有經驗”而損耗的時間以及休息的間歇。在建設(綜合)階段，要建 立基本動作和時間的檔案材料，盡可能把它們用於其他工作，此外，還要考慮對 工具、機器、原料和方法等的改進，以及使與任務有關的所有要素都最終實現標準化。運用泰羅的研究成果，工人們能夠花較少的力氣而生產出更多的產品， 並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工資。

值得指出的是，泰羅在根據工時研究和動作研究而制定工作定額時所遵守 的一條原則是，要求每一個工人在不損害健康的情況下生產出他自己級別中頭 等工人所能生產的最高數量的產品，這不是根據頭等工人的突擊勞動或緊張勞 動來制定的，而是根據頭等工人能夠連續勞動多年而又不損害其健康的進度和 速度來制定的，達到這個標準的工人除獲得平均工資之外，還可獲得相當於平 均工資30%~100%的獎勵。泰羅不支持雇主們以最便宜的價格購買勞動力和盡可能少地支付工資的做法，也不支持工人們想以最少的勞動來換取他所能獲 得的全部東西的願望，相反，他主張給頭等工人以高工資從而激勵他們在標準 的和高效率的條件下花同過去一樣的力氣而生產更多的產品①。即使在今天看 起來，泰羅的研究仍然是很有價值的；無論如何，以最節約的辦法生產最多，對 於雇主和雇員來說都是兩全其美的選擇，我們有什麽理由拒絕這一研究成果呢?

3.科學的人本管理和人本的科學管理

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就是要把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結合起來，消除兩者的片 面性，從而實現科學的人本管理與人本的科學管理。經驗表明，不以人為本的 科學管理固然可收一時之功效，久而久之會導致工人積極的或消極的抵制，最 終導致更大的效率損失，而不講科學的人本管理必然流於浪漫主義的花架子， 其效率最終還不如片面的科學管理，而失去效率的管理是沒有可持續性的。那 麽,怎樣才能實現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結合呢?必須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 兩個層面進行艱苦的探索。

在管理理念層面，要把性惡與性善、低級需要與高級需要、個性約束與個性 解放、責任與自由、義務與權利、效率與民主、外部激勵與自我激勵、外在控制與 自我控制等等具有一定沖突的價值、目標和觀念有機地、動態地結合起來。所 謂有機地結合，不是把兩者簡單地並列或雜糅在一起，而是要揚長避短、相互補 充、實現雙贏。所謂動態地結合，是指這種結合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本，而是歷史 地變化和發展的。總的來說，上述矛盾的前一方面曾經在歷史上占據主導地 位，現在後一方面的力量已經崛起了，而且整個人類歷史都朝著後一方面越來 越占據主導地位的方向發展。

在管理技術層面，要根據上述理念設計、創造具體的、可行的、有效的管理制度、模式、方式、方法。這方面的創新將是無窮無盡的。

美國管理學家和勞資關系學家約翰 · 巴德在《人性化的雇傭關系——效 率、公平與發言權之間的平衡》一書中進行了這兩個層面的、雖然不是很成功但 還是很有啟發性的嘗試。首先，他從勞資合作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一個基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型——效率、公平與發言權的平衡，其中效率來自資本和財 產權的要求，公平(經濟報酬的合理分配)和發言權(參與決策)來自勞動和勞 動權的要求。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效率，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財產權，自然 而然地高於公平與發言權嗎?或者相反，即公平與發言權高於效率的需要嗎? 這兩種極端的思想都不可取。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應該是尋求效率、公平與發 言權之間的平衡。具有效率和帶來經濟繁榮的自由市場經濟力量是很重要的， 也是應該鼓勵的，但是，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和民主思想進一步要求利用經濟市 場力量為改善人的生活質量服務，並達到廣泛的共享的繁榮。按照這種說法， 對於雇傭的動因，即個人、市場、制度、組織策略以及公共政策，當務之急是要提 供一種人性化的雇傭關系。我將這種雇傭關系定義為符合人權標準的、能夠創 造生產力的、有效的雇傭關系。國際勞工組織索性稱其為‘體面的工作’。”效率與公平、發言權既不是完全對立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形成一種 對立統一的張力關系，可用一個三角形表示如下：

圖15 - 3 雇傭關系的幾何圖形

運用這種三角關系，根據效率、發言權和公平之間不同的組合和結合，巴德 歸納出五種處理勞資關系的模式，因為它們都兼顧到了勞資雙方，都在三角形 區域內活動，因而大體上都屬於人性化的雇傭關系。

(1)社會夥伴關系：宏觀層次上的效率、發言權以及通過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來實現公平 。

(2)共同決策制、企業工會主義：工作場所層次的發言權和效率。

(3)弱自願主義：在勞動力供過於求時以效率壓倒公平和發言權。

(4)強自願主義：在勞動力供不應求時實現較高的公平和發言權。

(5)部門談判和集中裁決：較高的公平和發言權。

另一個努力尋求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相結合的學者是美籍日裔管理學家 威廉 ·大內，他所倡導的Z理論和Z形組織，並沒有一味地強調人本管理，而是 吸收了科學管理的某些長處。比如，Z 形組織把正式計劃、會計制度、準確情 報、客觀的定量分析等明確的控制方法與基於智慧、經驗、敏感、團隊精神和共 同價值觀等帶有一定含蓄性的判斷和決策結合起來①。Z理論承認，管理面臨 的一種主要危險就是以懶惰、逃避責任、工作上的自私等形式表現出來的自我利益。其解決的辦法， 一是用等級制來保障高度的紀律性和辛勤的工作，二是 在個人與社團之間建立徹底的目標一致性，從而使自主的個人自然而然地辛勤 工作、合作並為社團謀利。傳統的企業管理采取第一種辦法，而烏托邦社團則 采取第二種辦法。Z 形組織則同時把兩種辦法結合起來：“Z 形組織，與烏托邦 社團不同，的確在使用等級制的控制方法，因為它們並不完全依賴目標的和諧 一致在雇員中建立秩序。但它們確實廣泛地依賴象征性的辦法來促進平等主 義的態度和相互信任。其中，部分的做法就是鼓勵雇員之間建立整體關系，用 自我指揮取代了等級指揮。這對提高責任感、忠心和動力都是有利的。”

第二節 勞動與管理關系的歷史發展

一、從勞動與管理的直接結合到勞動與管理的分離

1.原始勞動與管理的直接結合

原始勞動也包括組織、協調、指揮、控制的方面，不過這種活動不是由專門 的、脫離勞動過程的人承擔的，而直接就是勞動過程的一部分。這倒不是說在原始勞動中就沒有領袖和權威，而是說，領袖和權威是從勞動者中自然而然地 被推舉而產生的，他們本身就是最有經驗、最勇敢、最有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他 們自始至終置身於勞動過程之中，並且也像其他勞動者一樣平等地分享勞動的 成果；他們的地位和身份也不是終身不變的，其他更有經驗、更勇敢、更有勞動 技能的勞動者會取代他們；自然，他們也不能獨斷專行，而要接受其他根據古老 習俗和傳統而享有民主權利的勞動者的監督和制約。

勞動與管理的這種直接統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當 時的人類剛剛從動物中進化而來，個體的力量很弱，往往不如個體動物，因此無 法獨立生存，而只能抱成一團，以團體的力量戰勝其他更兇猛的野獸。就是個 體力量最強的人也不可能獨立完成一次狩獵活動，而必須依靠他的同伴和整個 團隊；另一方面，“頭兒”如果不身臨其境、身先士卒，也不可能成功地組織和指 揮任何一次狩獵活動。

勞動與管理的這種直接統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可能的和可行的。 當時的勞動團隊少則幾人，多則幾十人，因此信息、知識、技能的交流和整合可 以是直接的、平行的、面對面的，決策過程也比較簡單，團隊成員之間的直接協 作通常就可以解決勞動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和困難，用不著一個專門的、職業 的管理機構進行高度集權的、自上而下的指揮和控制。

把原始勞動與原始管理的關系還原到這種歷史條件下來理解， 一方面能使 我們避免某種對原始民主的浪漫主義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我們理解這種 原始民主解體的歷史必然性。

2. 管理與勞動的分離

根據本書的思想脈絡，對管理與勞動相分離的原因可以作出如下分析：

一是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的客觀需要。勞動分工使得整個勞動領域演化 成為一個覆雜的分工和交換體系，勞動者即直接生產者即使能夠直接控制他本 人的勞動過程，也不能完全控制他的產品在市場上的交換過程。由於客觀上必 須有一部分人來組織和協調社會生產，這就產生了管理與勞動的第一步分離； 商人最初自發地承擔了管理的職能，後來由專門的市場管理部門和政府機構有 意識地承擔宏觀經濟管理的職能。管理與勞動的第二步分離是由社會分工即 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生產活動從勞動中獨立出來推動的，這導 致了所有權的集中，使普遍的、平等的私有制演變為特殊的、不平等的私有制，掌握大量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脫離直接生產勞動而成為專門的投資經營者和管 理者，而減少或失去生產資料乃至失去勞動力所有權的勞動者，自然也就失去 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和管理權，他們成為被管理者。這是勞動與管理的更為深 刻的分離。

二是發展規模經濟的客觀需要。對於原始的小規模的勞動集體和後來的 自耕農、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勞動與管理是直接統一的。但人類勞動和生產不 可能永遠停留在這個層次和水平上。隨著分工和交換的發展與所有權的集中， 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和經營就不僅成為必要，而且成為可能，進而成為現實。在 幾百人的手工業工場和在幾個人的作坊中，對專門的和專職的管理的需要是完 全不同的，而在成千上萬人的大工廠和大企業，專業的和層級化的管理更是不 可缺少的。這個道理跟希臘城邦可以搞直接民主而疆域廣大的國家不可能搞 直接民主是一樣的。

三是惡性的人性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推波助瀾。 一方面是管理者把客觀上 需要的權威和權力的必要集中轉變為專制、獨裁和權力的壟斷化，進而又轉變 為權力的終身制和世襲制，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挖出一條不可逾越的萬丈 深溝，把管理與被管理之間的關系轉變成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 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並且以種種邪惡的手段來維持和鞏固這種關系。 另一方面，在這種兩極分化的管理格局中，勞動者人性中所固有的惰性、被動 性、依賴性也被強化，他們變得越來越失去自主性和獨立精神，越來越失去聯合 的和自組織的能力，很多人甚至甘心情願地認同對他們的統治、剝削、壓迫和奴 役，或者通過把自己變成幫兇來保全自己，這種情況又反過來使專制獨裁的管 理變得牢不可破。

應該說，管理與勞動的分離，在合理的範圍內，使管理活動、管理知識和管 理技能得到專門化的發展，從而也推動了生產勞動力和經濟的發展。但是，兩 者的二元對立和對抗，既使管理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大打折扣，也使勞動者方面 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進而也阻礙和破壞了勞動生產力和經 濟的發展。

二、從勞動與管理的分離到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結合

就是在勞動與管理分離的歷史階段， 一些促使兩者重新結合的新的需要和力量也孕育生長起來了。

1. 勞動者的個性、個體生產力和人性水平的提高要求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統一

本書已經描述過20世紀以來簡單的藍領勞動向覆雜的白領勞動轉化的趨 勢、勞動者的個性和個體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的趨勢和勞動者的需求層次高級化 的趨勢，這是勞動要求主動參與乃至主導管理過程的重要原因。正如麥克雷 戈、明茨伯格、德魯克、約翰 · 巴德等人所反覆強調的，勞動者參與管理，不僅僅 是為了更加公平地分享經濟成果，而是為了捍衛勞動者作為人的人性尊嚴，為 了更充分地實現其人性潛力，為了作為人、作為目的得到自由發展而不是作為 達到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和手段茍且偷生。的確，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勞 動者的高級需要和潛能，如認識的、創造的、自主的、交往的、審美的需要和潛 能，處於一種潛在的、沈睡的、被壓抑的狀態，還沒有要求得到像生理需要那樣 急迫的實現，但是當基本需要的實現已經不成問題時，這些高級需要的實現和 高級潛能的發揮自然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這種歷史地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需 要，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種新的、歷史地形成起來的人性尊嚴，這種人性尊嚴必 須在勞動、生產經營過程中得到體現。勞動參與管理正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勞 動者作為主體之一、作為主人之一加入到企業合約之中，對勞動條件、勞動程 序、勞動過程、勞動結果，與資方一起實行全過程的計劃、組織、協調、指揮、監督 和控制。

2. 勞動產權的確立與勞動資本化的趨勢直接要求勞動與管理的結合

勞動與管理的分離曾經是勞動與產權分離的結果，產權的邏輯直接決定了 管理的邏輯。20世紀以來，勞動產權又重新恢覆和重建起來，人力資本成為重 要的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僅僅按照產權與資本的邏輯，作為股東(即使 是小股東)的勞動者，也理所當然有權參與企業的治理和管理，更何況個別的勞 動者的股權雖然微不足道，但企業所有勞動者聯合起來的股權卻可以占到企業 股權結構中很大的分量，沒有什麽經濟上、政治上、法理上、道德上正當的理由 禁止雇員股東以聯合股東的身份進入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行使最高的管理權 力——經營決策權、選擇專業管理層的權力和剩余分配權。

3. 勞動與管理的二元對立所造成的效率損失要求勞動參與管理

由所有者和資本方獨享管理權的最主要理由就是效率，而效率不僅僅有關所有者和資本方的利益，而且有關整個社會(包括勞動者)的利益。這就給管理 與勞動的分離制造了一種來自社會公益的辯護，從而取得了某種道德合理性。 這種辯護對於一時一地的情況很可能是適用的，但卻不適用於長期的、全面的 歷史情況。首先，少數人的決策和管理固然具有迅速、快捷、簡便、節省成本的 優勢，卻會冒管理者由於信息不靈、知識欠缺、人格缺陷等原因而導致決策失誤 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多數人不能直接作出有效的決策，至少他們能提供 無數有價值的創意和建議，拒絕這些寶貴的資源是一種嚴重的效率損失。其 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少數人獨享管理決策權、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 權，而多數人處於無權地位，必定導致勞動者“關閉”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責 任意識和奉獻精神，導致他們消極怠工，在嚴重的情況下，導致尖銳的勞資沖 突，從而產生巨大的損失。最後，進一步產生企業的負的外部性，產生一系列嚴 重的社會問題，從而使整個社會的總福利遭受損失。由此觀之，從長遠來看，基 於效率和社會總福利的理由對資本單方面雇傭和管理勞動的辯護是不能成立的。

4. 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進一步要求經濟民主化和產業民主化

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家讚成普選制、議會民主制、多黨制，讚成信仰自由、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遊行自由等，但在社會生活中他們卻劃出了一塊非 民主的領域或民主的禁地——私有財產和私有企業，理由恰好是，只有維護私 有產權和私有企業的獨立經營權利，才能為政治民主提供自由的、獨立自主的 公民主體，才能防止國家權力向私人領域的無限制的擴張；至於私人領域範圍 內的事情，就讓這一領域的當事人自己按照自然的和人類的本性，通過自由競 爭去解決：一些人獲得產權並雇傭別人工作，另一些人失去產權並受雇於人，因 而前一種人管理後一種人，這是一種正常的並值得加以保護的結果和秩序，相 反，用政治的或其他人為的方法平分產權和管理權，必將破壞經濟領域的自治 並拆除政治民主的基礎。他們的論證是以經濟競爭必定導致產權和勞動的二 元分離這一假定為不容置疑的前提的，他們的論證也割斷了經濟專制與政治專 制、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在邏輯上的連續性和一貫性，而得出經濟專制與政治 民主可以兼容、結合和互補的怪論。無數歷史事實表明，工廠內的壟斷、專制和 霸權，必定延伸到政治和文化領域，而更高階段的政治和文化民主，必定以經濟 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為基礎。這就是20世紀經濟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運動方興未艾的根本原因。

當然，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結合不可能恢覆到原始勞動與原始管理之間的那 種直接同一狀態，因為人性的水平不一樣了，個人的素質不一樣了，勞動與經濟 活動的規模不一樣了，勞動的分工與協作、社會的分工與協作的覆雜程度不一樣了，因此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尋求和創造勞動與管理相結合的新形式。

第三節 勞動與管理重新結合的可行模式

勞動與管理重新結合的模式主要有三種：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共同管理。

一、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的勞動者參與管理

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的管理當然是由所有者以及代表所有者的經營者來 主導的管理，但在這樣的傳統企業里，勞動者也可以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 企業的管理了。考慮到這類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將大量存在，發展這些企 業中的勞動者(職工、工人)參與管理，具有極為現實的意義。

勞動者參與管理已經采用的形式有：

1.勞資集體談判

指勞資雙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等有關勞動權利的事項進行談 判，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集體合同。集體談判有各種級別。在企業一級，談判 在雇主與企業工會之間進行；在地方一級，談判在地方雇主組織和地方產業工 會之間進行；在中央一級，談判在全國性雇主組織和全國性產業工會之間進行。 雖然工會並不參加企業的日常管理，但工會與雇主簽訂的集體合同對雇主的日 常管理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因而勞動者一方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管理了。 此外，作為集體談判的前提條件之一，工會享有對企業相關信息的知情權。

2. 工人委員會

歐洲許多國家的企業都有工人委員會，並且得到法律的保護。工人委員會 對工資標準、工作時間安排、在職培訓、休假等有關勞動權益的問題享有參與決 定權，對工人雇傭、調遣、解雇等有關人事的問題，對企業生產、財務、銷售、利潤 分配等有關經營的問題，享有知情權、討論權和建議權。

3. 基於雇員持股的雇員董事

在實行雇員持股的企業，雇員股東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進入企業董事會， 代表雇員股東參與企業重大事務和問題的決策。

4. 合理化建議

很多企業鼓勵雇員就企業多方面的事務和問題提出建議，對其建議被采納 並且產生經濟效益的員工，企業予以一定的經濟獎勵和精神獎勵。日本企業在 這方面做得比較好。

5. 班組或小群自主管理

很多企業鼓勵雇員在班組一級進行自主管理，或者建立技術革新小組、質 量管理小組等小型團隊，他們圍繞一定的目標和任務進行工作，在一定範圍或 一定時間內享有比較充分的自主權。

所有這些形式當然都沒有觸動資本方的決策權和最高管理權，但畢竟使勞 動者獲得了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的參與管理權，比赤裸裸的資本專制要文明得 多。此外，沒有參與管理上的長期的積累和訓練，勞動者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跳 躍到更高的管理台階和水平之上。應該說，參與管理是勞動與管理重新結合的 最初的也是必要的步驟。從發展的觀點看，參與管理經歷了偽參與(pseudo participation) 、 部分參與(partial participation)和完全參與(pull participation)三個階段，而完全參與是較高層次的參與，雇主在勞動、人事、經營各方面的決策，都要 征得雇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並生效。這實際上已經不只是一種參與，而是共同決 定(joint determination)了。

二、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的勞動者自主管理

勞動雇傭資本的企業的治理機制和管理制度，自然而然就是勞動者的自治 或職工民主管理。歷史上出現過合作社、工人自治企業、雇員控股企業，與此同 時也出現了相應的勞動者自主管理模式。

1. 合作制的思想和實踐

合作制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長起來的，是以勞動合作為主，資本合 作為輔，勞動支配資本的一種企業制度，是建立在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基礎上的 一 種共同所有制。

合作思想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主要倡導者是英國的歐文和法國的傅立葉、聖西門。他們認為，公共村社和生產合作是理想社會產生的 基礎和先決條件，是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發揮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早期的 典型合作實踐有歐文的“新協和”合作計劃、傅立葉的門徒孔西得朗的合作居民 區和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是英國曼徹斯特附近的羅虛 戴爾鎮28個紡織工人於1844年組建的消費合作社，其運作原則主要有自籌股 金、一人一票、利潤按交易額或股金比例分配。

合作社是典型的強調公平的民間組織，特別適合於抵抗市場沖擊能力較弱 的產業，因此，農業成為合作制發展最廣泛且持久的產業。現代西方合作社主 要有三類，一是以農民為主的農業合作社，二是以工人為主的勞動合作社，三是 以城鄉居民為主的消費合作社。

2.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

南斯拉夫是唯一一個實踐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和社會所有制思想的 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的《憲法》、《工人自治法》、《企業管理基本法》、《國民 經濟計劃法》,廢止了國家所有制和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使企業成為由勞動者集 體占有生產資料、集體享有勞動成果的自治企業。

在南斯拉夫自治企業中，工人直接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直接控制企業、直接 享有企業的利潤，國家只以投資收益和稅收的形式參與分配。作為原始投資者 的國家在向企業注入創業資本後，企業資本的實際占有權和經營使用權轉歸企 業的工人委員會。企業必須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如果嚴重虧損，則由國家接 收，進行關閉或重組。企業全體工人選舉產生工人委員會作為企業權力機構； 由工人委員會選舉生產管理委員會，處理日常經營事務。

應該說，南斯拉夫的自治企業制度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一種有益 嘗試，激發了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曾一度改變了國家所有制和國 有企業的低效率狀況。

3. 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理論

實行雇員持股計劃(ESOP) 以來，在美國出現了一些雇員持股達到控股程 度乃至雇員獲得全部股權的企業。針對這種情況，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教 授範尼克發表了《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通論》,系統地提出了工人管理企業的思 想。範尼克的勞動管理型經濟模型具有如下特征：

(1)企業全體工人平等地參與企業管理，按一人一票的原則，選舉產生工人委員會、行政管理機構和企業經理；工人委員會是企業最高權力機構，擁有最高的控制權。

(2)企業全體成員共同分享利潤，這種分享對同等強度和質量的勞動是平 等的，由一個民主的一致同意的分配方案來分配，純粹的資本所有者只擁有一 份稀缺價格的享用權，相當於獲得一筆租賃資本的租金。支付資本租金後的企 業利潤，一部分直接分配給工人，另一部分作為籌備金，是企業全體成員的集體 賬戶，每個成員憑各自的貢獻，以利息的形式享有集體賬戶中資金的增值。

(3)企業成員有就業自由。企業擁有對工人的雇傭、解雇的權力，工人在企 業的地位完全取決於他對該組織的貢獻；工人也有擇業權，可自由選擇工作崗位，並按勞取酬。

範尼克認為，在這種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發展的動力不再是資本 對利潤的無休止的追求，也不再是上層經理人員對私利的貪婪，更不是對計劃 指令的純粹的服從。企業的動力真正來自個人利益與企業整體的結合，企業持 續的高效率來自於個人與集體的協調統一。同時，由於利潤的內部化，形成成 員的自我約束機制和命運共同體。

4. 勞動自主管理的優點和局限性

合作制等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是一種勞動支配資本、以勞動聯合為主資本 聯合為輔的企業制度，這種制度消除了物對人的統治，使勞動者成為企業的主 人，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

但是，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也具有內在的局限性：

(1)勞動自主管理以按勞分配為主，限制資本所有者和出資人的利潤要求， 因此，大大地降低了資本所有者和出資人的投資積極性，使企業很難獲得進一 步發展所需要的外部資本，而只能靠企業本身緩慢地積累來擴大生產規模，在 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與資本主導型企業進行有力的競爭。

(2)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一般都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和福利性質，因為參加 合作企業的成員所投的股金的差別受到嚴格限制，按資分紅水平很低，企業成 員的收益主要不取決於其擁有的資本，而取決於其勞動的貢獻，而勞動貢獻又 取決於個人的思想道德素質，這就很容易產生部分人“吃大鍋飯”、“搭便車”的 現象，影響能力強貢獻大的勞動者的積極性。

(3)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的生產目的是為成員服務，而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因此，缺乏強烈的擴張沖動，很難向規模經營發展。

(4)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遵循自願原則，既可自由加入，也可自由退出，使 企業資本很難成為一種具有不可分割性質的法人資本，限制資本規模的保持和 發展。而如果采取強制原則，不準自由退出，又會使許多人不願進入。因此，它 們處在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5)有的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的合作性質更強，不以資本合作為條件，即不 以個人所有權為基礎，而實行勞動集體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如南斯拉夫的 工人自治和中國50年代的農村高級合作社。這種集體所有制具有產權模糊的 特點，個人利益沒有得到產權界定，更容易產生平均主義和短期行為，高分配、 低積累，無人對企業的保值增值負明確的責任，沒有強大的自我約束，使企業發 展失去後勁。

(6)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和決策機制，這對於小 企業是適用的，但對於規模較大的企業，造成決策成本高、效率低，難以抓住商 業機會；同時，由於縱向管理體系等級多，監督成本高，一旦監督失效，又容易造 成嚴重的官僚主義。因此，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很難與規模經濟相容。

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制度的局限性，使它大多只能適用於小企業或市場競 爭較弱的行業，而不適用於大企業和市場競爭較強的行業，這使得它很難與以 資本聯合為主的股份制相抗衡。這就是為什麽股份公司成為一種主導的企業 制度，而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則處境危艱，很難有較大的發展。

可以說，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得以大規模發展的歷史條件仍不具備：

第一，雖然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已有很大的改變，資本地位相對降低，而 勞動地位相對提高，但是，到目前為止，由於在世界範圍內，物質財富和物質資 源相對於人類欲望和需要的滿足，仍處在短缺和匱乏狀態。因而，資本對勞動 仍然處在相對優勢的地位，以資本主導的企業制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適合於現 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嚴格地說，典型的合作制和勞動自主管理，只有在兩種情 況下才是適用的：一是在生產力極端低下，比如在原始社會，人們不得不以原始 合作制、原始公社的方式來進行生產和分配，否則，人類就會被自然界各個擊 破，連生存下來都不可能；二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資本充裕、物質財富充分湧 流的情況下，對資本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爭奪已沒有必要，這時勞動對資本的 完全控制才能實現。在這兩者之間的漫長歷史階段，對資本主導型的企業制度的主要替代模式，只能是勞動與資本相互雇傭和勞動與資本共同決定；而勞動 主導型的合作制則只能在某些行業和領域以有限的規模存在。

第二，雖然世界經濟已越來越社會化和一體化，但市場經濟仍然是一種最 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而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必然存在激烈的競爭。很顯 然，勞動自主管理企業由於存在上述種種局限性，很難在市場經濟中得以大規 模的發展。勞動自主管理企業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要在市場經濟下得到擴大 和發展，就必然會改變自身的性質而轉化為股份公司。這就是為什麽股份制和 股份合作制會成為主導的經濟體制，而純粹的合作制只能作為某種補充而存在 和發展 。

三、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型企業的勞資共同管理

在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中，適合實行勞動產權與資本產權的結合、勞 動與資本相互雇傭和勞資共決。德國和日本已經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 德國的共決制

共決制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重要內容和標志性特征，其宗旨是通過 職工參加企業管理來協調勞資關系，特別是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德國有關法 律規定，職工人數在5人以上，且其中3人擁有被選舉資格(年滿18歲和在本 企業工作滿6個月)的企業，都需設立包括職工代表的監事會(相當於其他國家 的企業董事會；德國企業董事會則相當於其他國家的企業經理層)。監事會成 員分別由企業股東大會和工人委員會選舉產生。監事會主要職責是任命董事 會成員，並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按照1976年頒布的《共同決定法》的規定，凡 職工人數在2000人以上的企業，監事會中必須有半數職工代表。監事會內的 職工監事，與資方監事一起，不僅就直接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事務(如工時、報 酬、休假、勞動保護、職工培訓等問題),而且就整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共同作 出決定。當然，為了打破可能出現的投票僵局，法律賦予由資方或股東代表擔 任的監事會主席最後一票的表決權。

應該說，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和勞資共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聯邦德國在戰 後很快就崛起為經濟強國並順利實現了與民主德國的統一就是明證。但共決 制還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因而遭到來自資方和勞方兩方面的批評。經濟 學家們認為，勞資共決損害了產權和經濟效率，因為它違反了決策與風險、風險與報酬一致的原則——成功決策的好處由勞資雙方共享，而失敗決策的損失由 股東單方面承擔，這樣便降低了股東的積極性，增加了股票資本的成本，結果使 資本流向非共同決定制企業；與此同時，雇員參與投資和經營決策時，天生就具 有使短期收人最大化而不是使企業長期價值最大化的沖動，從而降低了企業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從勞動角度來看，共決制也是不充分的。這不僅體現在代表股 東權利的監事會主席的最終決定權上，不僅表現在2000人以下企業職工監事 處於少數派地位上，更重要的是勞動者的共同決定權缺乏產權基礎，也就是說， 勞動者的管理權不是建立在勞動產權的基礎之上的，或者說，不是來自於產權 和經濟發展本身的、內在的發展要求，而是來自於政治上對平等和防止勞資沖 突的考慮，並且通過法律強制實施的。這是以集體勞權的形式取得的與產權在 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勞動與產權內在結合，不利於投資者依照資本本身的邏 輯接納勞動者參加管理，也不利於勞動者以產權主體的身份與其他非勞動股東 共擔風險、共謀發展，從而不利於勞資合作向更高水平發展並建立真正的勞資 利益共同體。本書認為，應當把美國式的、基於個人主義和私有產權的雇員持 股制度引進德國式的、基於集體主義和集體勞權的勞資共決制度之中，締造勞 資共決的產權基礎。

2. 日本的勞資合作管理

日本的主流企業制度可以說是股東一元化控制模式與勞動者管理企業模 式的混合物，是股東主權與從業員主權的統一，是金融利益和從業員利益的加權和。企業被看作是股東、從業員、銀行、關聯企業等各種利害相關者的組織 體。戰後日本的經濟民主化削弱了財閥實力，分散了所有權，使股東對企業經 營的影響力大幅度降低，而從業員和經營者的發言權大大增加。與歐美企業明 確劃分經營者和勞動者兩個階層不同，日本企業的經營者或從業員是一個統一 的概念，是一個統一的團隊或整體，每一個正式職工不僅可以在基層獲得自主 管理的權利，而且通過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都有平等的機會上升到較高的管理層級。日本企業的管理層當然也要對股東負責，但是，各級管理者，包括 董事長和總經理，並不是由股東大會任命的，而是從從業員中經過年功序列階 梯提拔上來的，他們也要代表從業員的利益，因此，管理層帶有濃厚的職工集團 代表者的色彩①。最為有趣的是，在日本企業內部，經營管理人員也都是企業內 工會的成員，而且大多數還是工會組織的領導人，他們經過多年的磨煉，成為企 業中出類拔萃的人才，然後被推舉到經營管理階層。

日本經濟學家伊丹敬之說明了從業者主權形成的原因。他認為，長期在企 業工作並獲得本企業特有的知識、文化和信息的職員，是企業最稀缺的資源，有 能力對企業基本的、重要的問題作出決策。同時，股東(資本所有者)可以通過 資本市場進行多樣化的投資組合，或“用腳投票”一走了之，分散或轉移風險；而 “從業員”與企業結成了息息相關的合約，並投入了大量專用性“人力資本”,與 企業形成了命運共同體，難以轉移風險。因此，從業員合乎邏輯地應當在企業 中享有主權。股東的權益應表現為股權的收益，而從業員則應實際控制企業， 並因此而獲得相應的利潤。

日本經濟學家加護野忠男和小林孝雄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從業員主權：從業員從兩個方面在企業中作了“資源抵押”。 一方面，他們以隱形出資方式押出 其人力資源。所謂隱形出資，即長期在企業工作的員工，在相當長時期內只獲 得低於其勞動貢獻的工資，未支付的部分包含在企業利潤中，逐步積累起來， 一 旦他們退出企業，就會面臨重大損失。另一方面，在長期的工作過程中，從業員 自覺鉆研業務技術，不索取任何報酬。這些學習成果作為企業的特異能力積存 在個人身上，這種特異能力很難在企業外部得到充分評價，但對本企業確是稀 缺的財富，因為它是一種難以進入市場交易的對本企業的資源押出，如果這些 從業員退出本企業，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損失，而且也是企業極大的損失。由於 上述兩種資源抵押，使從業員與企業形成命運共同體，因此，從業員有資格取得 企業的實際所有權和控制權。

股東主權和從業員主權的結合，使日本企業成為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一點尤其表現在經濟衰退和企業危急之時。按照傳統的資本主權和勞資對立邏輯，在這種情況下大批解雇員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在日 本企業或威廉 · 大內所說的Z 型企業內，可以通過分擔不幸來避免解雇：“股東 可以通過在一年中少分紅利或承擔輕微損失來分擔損失。作為補償， 一支有高 度責任心和經驗豐富的雇員隊伍，將在以後的年代中以巨額回報他們利潤。同 樣，各級雇員可以通過縮短工作周、少得工資、放棄津貼，以及暫時從事他們不 感興趣的工作來分擔不幸。”這樣的企業不僅雇傭最穩定、自願離職率最低， 而且因為擁有產業中最有經驗的勞動力而成為成長率和利潤率最高的公司。

追求利潤仍然是日本企業的主要目標，只不過利潤不是由股東獨享。依據 企業的經營成績，通過較高工資、獎金、退職金、企業住宅、保健設施、交際費等 等形式，從業員也在廣義的企業利潤中獲得自己的一份：“日本的大企業是采取 把利潤按一定比率分給股東之後，將剩余部分加上工資分配給‘社員’(‘正式’ 從業員)的方式，以追求‘公司社員’人均收入最大化為目標來決定產品的產出 量和資本、勞動的投入量。”②由於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和利潤分享等等機制的 協同作用，企業成為從業員托付終生之所和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他們雖然掌握 了經營決策權，卻不會用之於追求短期薪金收入的最大化，而會用之於追求長 期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於企業股票價格不斷上漲，股東獲益良多，他們 也就不再幹預企業經營管理過程，而且也同意從業員分享企業利潤。

誠然，日本的企業管理還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日本企業的實踐提 供給人們最寶貴的啟示是，原來所謂管理不僅僅是所有者、股東、資本方面的權 利和責任，而且也可以是並且應該是勞動者、工人、雇員的權利和責任，進一步 說，管理可以並且應該是資本與勞動的合作、互補與共同成長。

第四節 迎接管理革命的挑戰

一個管理的革命時代已經到來，所有人——投資者、勞動者、管理者、被管 理者，都面臨挑戰。投資者和管理者當然首當其沖，他們很可能不願意放棄手 中獨享已久的管理權，但他們終究抗拒不了洶湧而至的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 企業民主的大潮；而具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和管理者則懂得主動迎接和擁抱這 一大潮，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本書特別強調的是，勞動 者、被管理者也要認真迎接這一挑戰，首先要認清管理革命的實質和內容，其次 要為適應和推進這一革命準備主體條件。

一、管理革命的實質

1. 管理革命是產權革命和資本革命的必然要求，目標指向經濟民主、產業 民主和企業民主所謂產權革命，是指兩極分化的產權關系向多極相容的產權關系轉化，是 指少數人對產權的壟斷向多數人對產權的分享轉化，是指無產階級的有產化， 是指產權與勞動、所有者與勞動者的重新結合。所謂資本革命，是指人力資本 取代物質資本、知識資本取代金融資本而成為主要的資本，是指資本的勞動化 和勞動的資本化，是指勞動與資本的對抗和零和博弈向勞動與資本的競爭性合 作和正和博弈轉化。產權革命和資本革命必然要求相應的管理革命。在歷史 上曾經有過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產權革命，但在當時，作為公有財產主人 的勞動者由於主客觀的原因不能夠自下而上地、有效地經營和管理公有財產， 而是由一個身份特殊的管理階層自上而下地、高度集權地經營和管理公有財 產，結果是，這樣一種公有制又在不知不覺間演變為一種徒有其表的公有制(空 有制)和實有其里的私有制(官僚集團所有制)。因此，如果說當代的產權革命 是要建立和發展私有的和公有的、個體所有的和集體共有的勞動產權，勞動者 就一定要在經營管理這個環節上實實在在地行使決策權和監督權。執行權的 確可以而且應該委托給職業經理人或專業管理者去行使，但決策權和監督權必 須牢牢地掌握在產權主體手中；勞動者決不能滿足於法律上的所有者這一身份，只有全過程參與經營管理，他們才能成為真正的所有者。

2. 管理革命是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統一，其主要形態是資本與勞動的共 同管理當科學管理走向極端時，便出現了與之全面對立的人本管理思潮，但人本 管理由於其本身的局限性，實際上只能在一些合作制企業或工人管理型企業得 到小範圍的實踐，因此，真正能夠大規模地取代科學管理的是把科學管理與人 本管理二者統一起來的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大體上說，與資本管理勞動相對應 的是科學管理，與勞動管理資本相對應的是人本管理，而與資本和勞動共同管 理相對應的是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統一。在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所實行的 勞動者參與管理必定是以科學管理為主、以人本管理為輔的管理形態，在勞動 雇傭資本型企業所實行的勞動者自主管理必定是以人本管理為主、以科學管理 為輔的管理形態，兩者都還不可能達到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全面而深刻的結 合和統一，因此，這兩種企業形態和管理形態在當代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 件下，也不可能成為主導的企業形態和管理形態。只有勞動與資本相互雇傭和 共同管理的企業，才能真正達到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高度統一，因而也顯示 出最為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前途。

3.管理革命旨在消除管理與被管理的二元對立，實現被管理者的管理和管 理者的被管理在資本對勞動的單向管理和科學管理中，管理與被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 者是對立的，雙方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和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雖然勞動者 參與管理部分地改變了這種水火不容的狀況，但並沒有在兩者之間建立一條相 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順暢通道。在勞動者自主管理和人本管理中，管理與被管 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界限和區別被取消了，他們只是特殊的勞動者，只是臨 時和暫時擔任管理工作的勞動者，不需要具備特殊的管理知識和管理才能，只 需要簡單地執行管理委員會或工人委員會根據全體勞動者的意志制定的計劃 就可以了；他們也沒有特殊的動機和激勵去發展自己的經營管理能力，如果出 現傑出的經營管理人才，他們通常會被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吸引走。資本和勞 動共同管理的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則能夠較好地處理管理與被管理、管理者與被 管理者之間的關系： 一方面，兩者之間具有相對的分工和區別，另一方面，兩者 又是相互轉化的，兩者之間流動的通道是經常敞開的； 一方面，作為被管理者的勞動者具有參與企業重大問題決策的權利，並且有權隨時監督經營管理人員的 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也是管理者，另一方面，經營管理者享有一定範圍獨 立決策的權力、組織指揮生產經營活動的權力、根據市場變化迅速作出權變和 應對策略的權力、率先作出經營和管理創新的權力、獲取較多企業剩余的權力， 但是他們必須服從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的企業最高權力機構的決定，並同時接 受企業監督機構和普通股東和員工的監督，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又是被管理者。

二、勞動者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共同管理的主體條件

不用諱言，在傳統的資本雇傭勞動的體制或傳統的大一統的國家所有制 下，許多勞動者的確形成了一些依賴意識、平均主義觀念、被動受雇心理、懶漢 思想、厭惡風險的傾向、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沖動、搭便車等機會主義動機，缺乏 較高的管理素質、管理能力、管理知識和管理水平。這些也成為眾多經濟學家 和管理學家反對勞動者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和共同管理的理由。本書認為，這 些問題的確是應該予以重視和解決的。勞動者要成功而有效地參與管理、自主 管理和共同管理，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如下一些思想觀念問題:

1.勞動者也要有產權意識、投資意識和利潤意識

每個勞動者都必須認識到：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資源和資本依然相 對稀缺、勞動相對富裕，在資本對勞動的優勢和控制地位依然存在，在資本索取 剩余權依然有其歷史合理性的情況下，對資源、產權的爭奪和控制乃是一切經 濟活動、政治活動的出發點；擁有產權或資本所有權，是其他一切經濟權利和政 治權利的基礎。因此， 一是要改變單純雇傭勞動的觀念，因為單純的雇傭勞動 必然被相對剝奪，而且越是高級和覆雜的雇傭勞動被剝奪的就越多，即便你是 一個白領勞動者或高級雇員，你依然處於弱勢和被控制、被剝奪的地位；二是要 打破追求短期消費的觀念，為了自己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應當節制消費，因為你 有限的收入被消費掉了，你就不可能積累能產生利潤、能實現價值增值的資本； 三是要打破單純儲蓄的觀念，因為你把錢鎖進保險櫃或存放在銀行，你就只能 獲得很小的回報，甚至你的錢還會不斷貶值，你應當善於理財，使錢生錢，也就 是說你要進行投資和經營活動，你要有強烈的投資意識、經營意識和利潤意識，使死錢變為活錢，使小錢變為大錢。

2. 勞動者也要有責任意識和風險意識

任何一種投資，都不會百分之百的安全，都有如影隨形的風險。但反過來 說，你把錢放在銀行，也有貶值的風險，要是把錢放在家里，更有失竊的風險。 俗話說，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冒險，哪有豐厚的“風險利潤”?我國開始實行 職工持股制度時，職工們普遍不願意和不敢入股，害怕因此使自己血本無歸， 一 旦看到那些“敢吃螃蟹的人”,手中的股票幾十倍地增值，自己心理又像是打翻 了醋壇子。說實在的，這只能怪你自己。因此，在實行職工持股制度時，職工要 有必要的風險意識。古人雲：“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國正著手建立社會保障制 度，政府、社會和企業都在多方面安置破產企業的職工和下崗職工，為什麽不可 以搏一搏呢?有些企業目前經濟效益不好，但只要產品適銷對路、市場前景看 好，職工可以大膽入股，甚至可以出資買斷企業的產權。已經有許多這樣成功 的例子。只要職工們能積極行使自己的股東權利，時刻關心企業的生產經營， 監督和制止某些經營者的無能、非法和不負責任的行為，群策群力、同心同德， 絕大部分虧損企業都可以走出困境。

3.勞動者要克服短期行為，追求自己的長遠利益，與企業結成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有些職工希望自己公司的股票盡快上市溢價發行，自己可以拋出手中的股 票，趁此機會撈一票，有的職工熱衷於炒股，對本職工作沒有興趣和熱情。應該 說，這是一種短期的和不健康的心理。要知道， 一旦你轉讓自己的股權，你又會 重新變為一個雇傭勞動者，失去自己的股東地位和權利。當然，有能力並甘冒 風險的人，可以實施別的投資計劃，甚至可以辭職創辦自己的企業，也可以專門從事股票買賣，但是，大部分企業職工都去這樣做，是很不現實的——主觀上沒 有這麽大的風險承受能力，客觀上也沒有這麽大的發展空間。對他們來說，長 期擁有公司的股權並且為公司的發展努力工作，乃是一種最好的選擇，而且公 司職工股東可以結成一種集體力量，影響董事會的決策，很好地維護自己的合 法權益，而有頭腦的公司經營者，也會對職工的長期投資和勞動貢獻給予豐厚 的回報，這樣的公司會穩定甚至跳躍式發展，職工的股權價值也會成倍增值。

4. 勞動者要協調好自己作為股東與作為員工的關系

作為股東，你希望自己的股權收入最大化，作為員工，你希望自己的勞動收入最大化。但是，作為一個職工股東，你首先要看到你作為股東和勞動者兩者 的統一性，因為你既是這個企業的股東，又是這個企業的勞動者——資本離開 勞動是不會自動增值的，因此，你應該努力工作，為企業的發展多作貢獻；勞動 離開資本是不會自動創造價值的，因此，你應該為企業的資本經營獻計獻策，企 業的總的效益提高了，你作為股東的收益，與作為勞動者的收益都會提高；反 之，你既不關心企業資本的運營，而只想拿更多的紅利，又不忠於職守、努力工 作，而只想拿更高的工資，企業怎麽會得到發展呢?企業得不到發展，你的利益 又何在呢?

5.勞動者要克服平均主義思想，樹立一種建立在平等競爭和效率基礎上的公平觀念

為實現資本與勞動、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為實現產權民主和經濟民主，股份公司的職工持股會和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職工股東大會， 一般都實 行一人一票的表決方式。但是，如果這種表決由平均主義思想嚴重的人來行 使，將會產生極大的弊端。首先，這種表決會侵犯持股多、勞動貢獻大的職工的 利益，因為平均主義者患有嫉妒狂和紅眼病，會利用手中的多數票對少數人實 行剝奪和“專政”;其次，這種表決使傑出的企業家難以脫穎而出，而企業家在市 場經濟條件下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第三，這種表決會造成決策 成本高、決策效率低，會使經營者失去應有的決策自主權，使投資大、責任大、承 擔風險大的職工難以集中作出迅速決策所需的多數票，使企業容易失去轉瞬即 逝的商業機會；第四，這種表決可能會造成誰都不負責任、急功近利、分光吃盡 的短期行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為什麽會失敗呢?一是因為企業產權仍然 沒有得到明晰的界定，職工個體仍然沒有對企業產權的所有權和關切度；二是 因為這種平均主義價值觀和思想方法，致使企業失去長遠發展的激勵和約束 機制。

要使一人一票制真正奏效，要真正實行產權民主和經濟民主，關鍵在於提 高每一個職工股東的素質，建立一種機會平等觀，而不是傳統的結果平等觀， 一 種有效率的、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公平，而不是那種“一刀切”的、無效率的、“要 麽全有、要麽全無”的公平。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平均主義的公平在國家所有制 和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是失敗的；在市場經濟和新的公有制形式下，也必然失敗。 為了確保一人一票制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決策效率和決策速度，為了充分發揮企業家和經營者的潛能和作用，為了激勵職工股東投資的熱情和勞動積極性， 使企業獲得長期穩定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壓力機制，必須允許職工股東之間股權和能力之間的差別、風險和貢獻之間的差別、權力和利益之間的差別。持股多、 責任大、貢獻大的職工股東的意見，只要符合企業長遠的發展利益，即算利益分 配對他們有所傾斜，一般職工股東也應予以支持。要知道， 一個小面包，即算你 獲得均等的一份，也只有可憐的一小塊，而一個大面包，即算你得到的只是其中 的一小塊，仍然比你平均獲得的小面包的那一塊要大得多：關鍵在於把面包做 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現在是小股東，能力也較弱，但你可以通過節制消費、繼 續增股而擴大自己的股權，也可以通過學習和實踐，努力提高自己的經營管理 能力、決策能力和勞動技能，在企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利用弱者手中的多數 票優勢壓制強者，只會使自己永遠處在弱者的地位上。 一旦企業在市場競爭中 敗北，你同你的股權、投票權、勞動權都會遭到滅頂之災。這個責任該由誰來承擔?

第十六章 異化勞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在“勞動一般”和“勞動者”兩章中，我們談到過勞動和勞動者的悖論，談到 過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對勞動者的限制；在“勞動與價值”一章中，我們談到過 剩余價值和剝削；在“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三章中，我們 談到過勞動與產權、資本、管理的分離和對抗。所有這些現象，都可以用哲學上 的“異化”概念來歸納和概括，都可以稱之為勞動異化或異化勞動。正是在異化 勞動過程中，生長著一種自由勞動、自由自覺的活動、人的自我實現或人的自由 全面發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本章是對勞動歷史行程的總結，同時又是對勞動 未來的 一 般性展望。

第一節 勞動的異化和異化勞動

異化首先是一個哲學範疇，而不能歸結為一個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或管 理學等具體科學的範疇。它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現象，而且是 一種存在論和人性論的現象：它是人的存在對人的本質的疏離化、陌生化、敵對 化，其根源又在於人的本質或人性的內在矛盾，而人性的內在矛盾又深植於人 類與自然的永恒矛盾之中。

一、異化是人的存在對人的本質的疏離和對抗

1. 人的存在與人的本質的非自在統一

自然物、動物的存在和本質是直接統一的，因為它們是被更大的因果鏈條決定的存在物。人的存在與本質也有某種程度的自在統一性和被決定性，但人 主要是一種自為的、自我創造的生物。就人總是以自己的活動、行動積極地選 擇、塑造自己的本質而言，人的存在先行一步，這叫做“存在先於本質”;就人的 活動、行動又總是以某種理想人性、未來人性的觀念為指引而言，人的本質又先 行一步，這叫做“本質先於存在”。這里就發生了人的潛在的、內在的本質外化、 對象化、物化這種由內而外的運動，同時又發生這種運動的結果內化為人的本 質的由外而內的運動。異化就發生在這種雙向運動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外 化的、對象化的、物化的過程和結果，沒有成為對人的本質的肯定和確證，沒有 豐富和壯大人的本質力量，反而對人的本質成為一種異己的、敵對的、傷害的和 破壞的力量。

費爾巴哈從他的自然主義人本學出發，把人看作單純的自然存在物，看不 到人的存在與人的本質的矛盾：“存在並不是一種可以同事物分離開來的普遍 概念。存在和存在的東西是一回事……存在是本質的肯定。我的本質是怎樣 的，我的存在也就是怎樣的。魚在水中，但是你不能把魚的本質同這種存在分 離開來。語言已經把存在和本質等同起來。只有在人的生活中，而且只有在反 常的、不幸的情況下，存在才會同本質分離；這里會出現這種情形，即並不是在 有了一個人的存在的時候也就有了他的本質，但是正因為這種分離，當人的肉 體實際存在的時候，他的靈魂並不就真正存在。只有你的心存在的時候，你才 存在。但是， 一切事物——違反自然的情況除外——都樂意在事物所存在的地 方，都樂意是事物所存在的樣子。”——恩格斯針鋒相對地指出，這是“對現存事 物的絕妙的讚揚。除了違反自然的情況，除了個別反常的情況，你樂意在七歲 時成為礦井的守門人，每天單獨一人在昏暗之中度過十四個小時，既然你的存 在是這樣，你的本質也就是這樣。走錠精紡機的拈接工也是一樣。你的‘本質’ 就在於，你應當服從某一個勞動部門。”然而，對於千百萬無產者來說，他們在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存在並不就是他們的本質，恰好相反，這種存在違背了他們 的本質，因此他們奮力尋找一種適合於自己本質的存在方式，就像身處污水中 的魚渴望遊到一片適合於自己本質的水域一樣。

2. 人的自然存在與自然本質、社會存在與社會本質的矛盾

人的存在首先是肉體存在或自然存在，“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 是有生命的個人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事實就是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 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鎖鏈上的 一個環節，因此像動植物一樣必須符合種種自然規律。人依賴土地、陽光、空 氣、水分等而生存，因而他是受動的對象性存在物，正像他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膚 一樣，他不能超出自然界而羽化飛升，否則就會變成非存在，變成無。這種鐵的 必然性，決定了所謂人類征服自然界實際上就是人類歸覆於自然界，人類主宰 自然不過是在人的統一性下返回到物的統一性。

那麽,人的自然存在與動物的自然存在有沒有區別呢?人的自然存在作為 研究的出發點，並不意味著它是脫離歷史現實的純動物性存在。如果說人的自 然存在是歷史運動的前提，那麽同時也應該說，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歷史運動 的結果。這是因為，首先，有生命的個人“使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 行動並不是在於他們有思想，而是在於他們開始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就是說，人的肉體生命不僅僅是自然過程的結果，也是人通過生產生 活資料滿足自己物質需要的結果。其次，人的完全直立行走、靈巧的人手和發 達的人腦等在歷史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如果把人的自然存在看作是純 動物存在，那麽第一，我們就無法區別開人的存在與動物的存在；第二，我們也 無法說清楚人的自然存在本身。為了解決上述矛盾，我們必須把眼光從自然轉 向歷史，尋找真正屬於人的存在即人的社會存在。

人的社會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就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即人 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也就是勞動實踐—— “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 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實踐當成人的社會存在，正是 人的這種社會存在即人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 開來”。費爾巴哈的自然主義人本學的最大錯誤正在於只把人理解為“感性的 對象”(自然存在),而不是把人理解為“感性的活動”(社會存在);黑格爾和薩特也認為人的存在是人的活動，但前者對此加以客觀唯心主義的解釋，後者對 此加以主觀唯心主義的解釋。

人的本質是蘊藏於人的存在之中的需要、潛能、內驅力，其中，人的生理需 要和本能是人的身體、肉體或人的自然存在的本質，亦稱人的自然本質，而人的 主體性需要和潛能以及與之相反的反主體性需要和潛能，是人的活動或人的社 會存在的本質，亦稱人的社會本質。反主體性的需要和潛能是與主體性需要和 潛能相反的、也是歷史地形成起來的另一種社會本質。人的自然存在與自然本 質、自然存在與社會本質、社會存在與社會本質、社會存在與自然本質經常處於 相互交織的矛盾狀態，我們把其中人的社會存在與人的自然本性和主體性社會 本質的矛盾稱之為異化。

3. 人的社會存在對人的自然本性和主體性的異化

異化並不指一切存在與本質相疏離和對抗的情況，因為異化既是一個描述 性概念和事實判斷，也是一個評價性概念和價值判斷，表示社會歷史中那些由 人所產生但不利於人的成長、進步和發展的異己力量，至於那種對人性中某些 陰暗因素的必要的壓抑，比如道德和法律對反主體性如攻擊性、破壞性的壓抑， 是推動人的成長、進步和發展的，我們不把它們叫做異化，倒是可以稱之為人性 的進化 。

馬克思對異化有過精彩的描述：“人自身異化了以及這個異化的人的社會 是一幅描繪他的現實的社會聯系，描繪他的真正的類生活的諷刺畫；他的活動 由此而表現為苦難，他個人的創造物表現為異己的力量，他的財富表現為他的 貧窮，把他同別人結合起來的本質的聯系表現為非本質的聯系，相反，他同別人 的分離表現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現為他的生命的犧牲，他的本質的 現實化表現為他的生命的失去現實性，他的生產表現為他的非存在的生產，他 支配物的權力表現為物支配他的權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創造物的主人，則表現 為這個創造物的奴隸。”人的社會存在既然對人的本質發生異化，那它就不是人的本質的充分實 現，而是人的本質的一種歪曲的、顛倒的、畸形的、假象的、殘缺不全的表現形式 ：

第一，人的社會存在與人的自然本質相異化。在私有制生產關系中，人的 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於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於他自己， 而是屬於別人。因為勞動者流血流汗拼命勞動的大部分成果都被剝削者奪去 了，而留給自己的僅僅能勉強維持生存甚至根本不能維持生存。“勞動為富人 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但是給工人 創造了貧民窟”;“勞動的實現竟如此表現為失去實現性，以致工人從現實中被 排除，直至餓死。對象化竟如此表現為對象的喪失，以致工人被剝奪了最必需 的對象——不僅是生活的必要對象，而且是勞動的必要對象。甚至連勞動本身 也成為工人只有靠最緊張的努力和極不規則的間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對象。對 對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 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種田的無口糧，織布的沒衣裳，當 奶媽的賣兒郎，縫繡被的睡光床，燒瓦的住茅房，賣鹽的喝清湯，賣唱的眼淚汪 汪，淘金老漢一輩子窮得慌!這的確是一幅顛倒離奇的異化圖景。

第二，人的社會存在對人的主體性的異化。人的勞動活動不是人的主體性 本質的自由表現，人處在勞動中、處在社會關系中，猶如處在牢籠中一樣。首 先，人的能動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得不到自由發揮。廣大勞動者年覆一年、日覆 一日地從事繁重單調的簡單勞動，完全失去了發展科學、藝術等方面的創造才 能的可能性；剝削階級驅使勞動人民去創造財富，卻把勞動者置於非人的勞動 條件和勞動環境之中，它關心的是如何榨盡勞動者身上的最後一滴血汗，而絕 不會去關心勞動者創造才能的發展。如果剝削階級也允許勞動者創造才能的 某種程度的發展，也必須嚴格限制在它所需要的程度和範圍內。其次，在異化 勞動和全部社會生活中，人的交往性、認同性和社會性也得不到自由表現，正如 恩格斯憤然指出的：“同他人交往時表現純粹人類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經被我 們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以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社會破壞得差不多 了。”既然人的主體性得不到表現和實現，因此，“勞動對工人說來是外在的東 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他在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 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 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覺得不舒暢。 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因而，它不是滿足勞動 需要，而只是滿足勞動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種手段。勞動的異化性質明顯地表 現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那樣逃避勞動。 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 動”①。這樣的勞動喪失了任何崇高感、自我實現感和美感，而成為純粹維持生 存和為他人服務的手段。

二、異化原因探析

1.勞動分工必然要求和導致個人能力的片面發展

勞動分工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來自於自然界的無限廣泛性、多樣性和深刻 性。人類為了與自然界建立廣泛而深刻的關系，就必須相應地使勞動日益細 分，使勞動能力得到日益專門化的發展，否則，人類勞動和人類力量就會停留於 “原始的完滿”狀態。但勞動分工在造成人類整體能力體系發展的同時，也造成 個體能力和人格的片面性。勞動分工必然產生不同的勞動類型，如農業、林業、 畜牧業、漁業、狩獵業、工業、服務業、信息知識業，而更為深層和本質的分工是 簡單勞動和覆雜勞動、覆制性勞動和創造性勞動的分工。這一分工使大多數人 不得不長期從事簡單勞動，使其個體生產力處於非常低下的水平。在大工業機 器體系中，勞動者甚至成為被動消極的環節，只能從事千篇一律、單調重覆的動 作，只能得到某種畸形的、片面的、病態的發展。許多思想家和藝術家，如席勒、 黑格爾、馬克思、卓別林，都描述和表現過這種異化狀態。應該說，這樣一種技 術異化(科學技術對勞動者的異化、總體生產力對個人的異化)是人類生產力發 展的必經之路，本質上是不可避免的，與任何一種社會制度沒有必然的聯系，也 很難把它歸罪於某一階級或某些人，很難對之加以善惡評價。社會制度可能會 強化或減弱這種異化，但卻不能從根本上左右這種異化的消長。

2. 社會分工是異化產生的重要前提條件

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精神文化生產相對獨立發展的客觀要求，必然導致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向一部分人的集中。於是，在一定歷史 時期，從勞動領域和勞動者這里分化出去的非勞動領域和非勞動者，反過來相 對勞動和勞動者來說處於優勢和強勢地位。當然，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具有必 要性與必然性，並不意味著這種分工要凝固化和僵硬化，並不意味著有些人無 須努力，天生就並永遠應該處於好的和高的位置，而有的人不管如何努力，命中 注定都要處於壞的和低的位置。產權、資本、管理與勞動一定程度的分離是必 要的，但沒有理由說他們之間的兩極分離和對立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但無論 如何，社會分工為異化、為兩極對立的私有制、為剝削和壓迫的產生準備了條件 。

3. 人性中惡的因素(反主體性)的作用使分工、產權、資本、管理與勞動者 相異化 。

使分工、產權、資本、管理與勞動的分離達到對立和異化程度的主要推動 力，是人的貪欲、暴力和狡智等人性之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分工的規律 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是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 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他又說：“最卑下的 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 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 信 — — 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所謂“最卑下的利益”,就是指脫離了人的社會本質制約的純動物性的物質 需要。所謂“最卑下手段”,就是指不再用主體性的手段——勞動，而是用損害別人、掠奪別人這種反主體性手段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卑下的利益和卑下的手 段的產生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卑下的利益必然要求卑下的手段，而卑下 的手段則不斷滿足和再造出卑下的利益，結果在一幫社會寄生蟲身上，由於長 期不參加勞動，一方面喪失了任何創造性、在自然面前無能為力，以致只能依靠 他人的勞動而生存；另一方面，為了滿足其貪婪的需要，他們就殘酷地壓迫和剝 削廣大勞動人民，使人性中兇狠、貪婪、殘暴、自私的成分在他們身上得到瘋狂的實現和發揮。此外，勞動者身上的奴性、惰性、依賴性在統治者、剝削者的威 逼、恐嚇、鎮壓、哄騙、誘導下也得到滋長蔓延，這些反主體性的實現使勞動者處 於更加不利、更加弱勢、更加無法改變的地位和處境。

4. 主體性發展的不足也會導致一定的異化

第一種情況是主體性發展水平不夠而引起的異化，比如，人類認識能力的 局限性，使人們只能預見到他們活動的某些後果，而無法預見到另一些長遠的、 覆雜的後果。因此，根據他們的認識所作出的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在當時看 起來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就，但若幹年過去後，其負面的後果才逐漸顯露出來， 這些後果可能對人們構成嚴厲的懲罰。第二種情況是各種主體性因素不能均 衡協調發展而引起的異化，例如一個人可能有較強的自主性、創造性，而認同 性、合群性比較弱，或者恰好相反，那麽他的行動的結果就會部分地對他成為某 種異己的力量。

由以上四種情況分析，異化深深地根植於人與自然的矛盾，深深地根植於 人性本身的矛盾，只要人必須把內在的本質外在化，把主體的力量對象化，就必 然地和普遍地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異化。人類不能保證每一種對象化都能夠覆 歸於自身，每一種對象化都成為自我確證和自我肯定，必有一部分對象化脫離 自己的控制往而不返，或者返回來否定自己。

第二節 異化勞動的矛盾發展過程

從人類學本體論(存在論)或歷史觀的角度來看，異化是與人類歷史始終相 隨的。不能夠按照黑格爾自在一自為一自在自為或肯定—否定一否定之否定 這種三段論公式，把整個人類歷史設想為類存在與類本質的統一—異化一異化 的揚棄或類存在向類本質的覆歸三個階段。更不能像有些極端的提法那樣，把 這種三段式歸納為人—非人一人性的覆歸，把異化這個歷史階段整個兒看成是 非人的或“滅絕人性的”。事實上，原始社會不見得就那麽美好，階級社會也不見得一無是處。

一、原始人的異化

如果我們把異化界定為人的社會存在對人的自然本性和主體性的疏離、對 立和否定的話，那麽原始社會也存在異化，只不過這種異化是以一種原始人集 體與其他集體相對抗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而不是以集體內部的階級對抗的形式 表現出來的。原始社會人與人的團結遠遠不是出於一種內在必然性，而僅僅由 於外在強制性即生存必然性。人們之間之所以平等發展，僅僅因為只要他們之 間互相敵對分裂，他們就會被自然界一個一個無情地吞噬掉。僅僅只有和他人 組成集體，個人才能抗拒自然界並謀取維持生存的生活資料。由於人們的生產 力低下，只能在狹窄的空間從事勞動，又因為他們尚未完全擺脫動物群的特征， 因此他們結成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集體，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關系直接依附 在血緣關系和自然關系之上。馬克思指出，原始的共同體，“以個人尚未成熟， 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系的臍帶為基礎”。恩格斯對此加以精辟闡述，他說：“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別一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 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 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 們，雖然使人感到值得讚嘆，他們彼此並沒有差別，他們都仍依存於——用馬克 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個人的社會性表現為對共同體的 依賴性(因而缺乏差別、個性),而這種依賴性恰恰又轉化為一種排外性。這樣 平等、友愛僅僅局限在本氏族之內，而鄰近氏族或部落——擴大了的氏族，對本 氏族來說，如果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敵的話，至少也處於非常疏遠的關系之中。 部落與部落之間經常爆發戰爭，戰俘總是被無情地殺掉甚而被吃掉(而戰俘本 人也是決不會俯首投降的)。這充分表明原始人身上還存在大量殘酷、褊狹、嗜 血、冷酷無情、狂暴等獸性。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這種獸性回過頭來對氏 族、部落內部也發生作用，從而成為摧毀原始共同體的重要原因。

原始人的這種抽象而狹隘的社會性、認同性、群居性與每個人所具有的創 造性、自主性、個性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具體表現就是，原始的圖騰禁忌對每個人都成為神聖的、森嚴不可侵犯的戒律，緊緊地控制每一個人的行動，尤其對那 些最富有創造性、自主性和個性的個人來說，它們就是一種阻礙發展的障礙和 桎梏。正因為如此，這種封閉而極端平等的社會性必然要走向一種開放而不平 等的社會性：

第一，既然人的社會性對人來說尚未成為一種內在必然性，而是由於外在 的強制，那麽,只要這種強制稍微被打破，原始人的社會性就可能喪失掉，而動 物的非社會性又會重新在新的環境下以新的形式爆發出來。

第二，既然原始人只具有狹隘的社會性、群的社會性(因而具有排他性),而不真正具有全人類的社會性，那麽,只要生產必然要求擴大規模和提高水平，必 然要求打破受血族關系限制的閉固狀態、增強各個人群之間的融合、創造廣泛 的社會聯系，從而也為建立真正普遍的社會性創造條件。但是在原始人排他性 的基礎上，這種融合只能通過戰爭來進行。而在對外戰爭中的非社會性完全有 可能轉化為對內的非社會性。

第三，既然原始人的社會性同時也是對共同體的依賴性(這一點又是由於 其創造性之極不發展),因而無所謂個性，而真實的普遍性必須以豐富的個性為 前提。因此，當人脫離抽象的普遍性而走向具體的個性時，個體之間就可能發 生矛盾和沖突。

二、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的異化

在私有制和階級社會，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整體主體性和個人對於社會的個 體主體性，總的來說比原始社會得到了高得多的發展。但是，與人的主體性得 到長足發展同時進行著另一個歷史行程，那就是人的反主體性也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滋長蔓延。歷史的辯證法表現在，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對象化越得到發展，異化也越得到擴張。

1. 異化勞動奠定了歷史發展的基礎

公正地說，異化是人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建立的社會過程的一個必經環 節，是人性發展的一個必經環節。原始的人性非常微弱、抽象，只能說是人性的 萌芽、影子，只是熹微的曙光，還沒有升起為光華四射、牢籠萬物的太陽，這時自 然必然性對人性的統治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人性的萌芽只能保存在狹隘 的血族共同體之中。它一方面具有排他性還未成為真正全人類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依賴性而沒有獨立的個性。但是完全的、真正的人性卻一方面是全人類性，另一方面又是獨特的個性。異化的進步意義恰恰在於：

第一，戰俘被保存下來作為奴隸，從事物質生產勞動。這個事實具有兩重 意義，其一，兩個氏族或部落之間通過俘虜變為奴隸而建立了內在的聯系，使外 族的生產力、經驗、技術等傳入了本族；其二，對俘虜本人來說，當奴隸總比被吃 掉或殺掉的命運要好(抽象地認為寧死不做奴隸是錯誤的，因為生命的死亡同 時意味著徹底失去爭取自由的可能性，而人只要還活著就能通過鬥爭重獲自 由)。所以奴隸們對生產有一定積極性。正是奴隸勞動這第一種異化勞動成為 整個社會的基礎，極大地推動了生產的發展。

第二，異化使勞動分工固定化，從而使人擺脫了原始大一統的、單一勞動的 束縛，這雖未直接造成真正的個性，但卻是勞動多元化、社會多元化的第一步， 是造成豐富個性的必要準備。階級社會個體不管怎樣片面化和原子化，但畢竟 比原始社會僵硬的整體更好。強制性分工使個體日益原子化，同時也通過物的 中介把廣大的人口和地域聯結起來，甚至導致全世界生產的一體化、系統化。 所以馬克思認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 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 力的體系。”①由此可見，異化勞動不僅使生產力，也使人性得到進一步發展。任何一種 私有制生產關系都不可能完全扼殺自由，都不可能完全壓抑人的本質的對象 化，因為這不僅割斷了歷史，而且剝削階級也不能得到自己揮霍的物質財富。 “異化”一詞既包含敵對、疏遠、異己化的環節，也包括聯系的環節。如果人的存 在與本質絕對對立，絕對不相聯系，那麽勞動也就成為不可能的了。所以，人即 使生活在異化的社會關系中，也不能脫離這種關系而存在，因為如果脫離了這 種關系，也就脫離了他人、社會、歷史、人類文明，從而重新返回到動物狀態而不 能成為人。所以異化勞動仍然是人把自己創造為人的根本道路。奴隸通過勞 動鍛造出自己新的力量和新的品質，從而使自己成為人，並且因為給主人提供 了生活資料而成為主人的主人；而主人由於不能勞動和剝削別人就淪為非人， 而且因為他的需要的滿足依賴於奴隸勞動，因而成為奴隸的奴隸。所以說奴隸們才是創造歷史的主體。

2. 對異化的反抗推動了歷史的進步

在階級社會中，很多向往自由的人不堪忍受與自己的個性格格不入的生 活，於是有的人縮進了個人生活的小圈子或藝術的象牙之塔；有的人歸隱山林 之中，浪跡江湖之上；有的人憤世嫉俗，看破紅塵，遁入空門；有的人玩世不恭， 放浪笑傲或者以酒澆愁，頹廢潦倒；有的人則幹脆自殺。但是問題不在於逃避 異化的社會關系而反被這種關系所拋棄毀滅，而在於挺身與異化作鬥爭，消滅 異化以獲得自由——這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 是消滅異化勞動的根本途徑，也是人性發展的另一條道路。當人的存在與人的 本質高度異化，因而生產關系也不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階級鬥爭和社會 革命就開始了。只有在階級鬥爭中，勞動者階級才公開地展示自己的內在本 質，充分發揮自己被壓抑的歷史主動性和歷史創造性、革命毅力和革命首創精 神，英勇地奮不顧身地去消滅一切非人的生活現象。既然人在自然面前通過勞 動證明自己是人，而人在社會中卻被奪去了人在自然面前爭得的人的存在，淪 入非人的生存境地，因此只有奮起反抗，才能“顯示自己最動人、最高貴、最合乎 人性的特性”,才能在社會中獲得人的生存。列寧高聲讚美說，革命是勞動人 民的盛大節日!長期積郁在心中的對統治者的憤恨、被侮辱被損害的痛苦、默 默無聲中積聚的自尊和對自由的渴望，在革命中一齊爆發出來，摧毀掃蕩了整 個舊世界，而創造出一個比較合乎人道的新世界。如果說，異化勞動是階級社 會發展的基礎和根本動力，那麽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杠桿和直接動力。 沒有人的本質與人的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鬥爭就會失去根據 和目的，而沒有階級鬥爭，上述矛盾也不會自動解決。如果說，在階級社會異化 勞動是在否定形式下的人性和歷史進步，那麽階級鬥爭則是肯定形式下的人性 和歷史進步。

3.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歷史貢獻

異化勞動和階級鬥爭推動階級社會歷史由低級走向高級，由野蠻走向文 明。無論如何，農奴比之於奴隸，工人比之於農奴，在生產能力、知識、道德諸方 面都有一定的發展；同樣，封建生產關系比之於奴隸主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比之於封建生產關系，不僅更加適應生產力發展，也更合乎人道一些，盡管 在某些方面更加非人化。工人階級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民主，無論多麽抽象多麽 形式，但比起奴隸那種會說話的工具、連生死都不由自己操縱的地位要好。特 別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使生產力、人的本質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

首先，資本按照自己的規律，不斷克服一切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不斷克服 對自然的神化，不斷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於現有需 要和重覆舊生活方式的狀況。“資本破壞這一切並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 阻礙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界 限。”①因此，“如果說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 一方面創造出一個普遍的勞動體 系，——即剩余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那麽,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 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甚至科學也 同人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性體系的體現者， 而且再也沒有什麽東西在這個社會生產和交換的範圍之外表現為自在的更高 的東西，表現為自為的合理的東西。因此，只有資本才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並 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 大的文明作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以前的一切 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 度下自然界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而 對自然界的獨立規律的理論認識本身不過表現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 管是作為消費品，還是作為生產資料)服從於人的需要。資本按照自己的這種 趨勢，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 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於現有需要和重覆舊生活方式的狀況。資 本破壞這一切並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 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②其次，資本不僅促使人的創造性得到發展，而且它還違背自己的意願創造 出自由時間。自由時間的出現，標志著在滿足社會物質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 間之外，人們可以把剩下的時間用於滿足人的其他需要。“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來為發展 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物質要素，這種個性無論在生產上和消費上都是全面的，因 而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在那種情況 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這是因為一種歷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 的需要。由此可見，資本是生產的；也就是說，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 系。只有當資本本身成了這種生產力本身發展的限制時，資本才不再是這樣的 關系。”馬克思嚴厲斥責那種原始自然主義和封建浪漫主義，認為“在發展的 早期階段，單個人顯得比較全面，那正是因為他還沒有造成自己豐富的關系”, “留戀這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空虛之中，也是可笑 的”。馬克思明確肯定，資本主義社會的“物的聯系比單個人之間沒有聯系更 好，或比只是以自然血緣關系和統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地方性聯系要好”。 因為正是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 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從而為全 面發展的個人創造了社會的和人本身的前提。

生產力的發展本來應該是這樣的：在大量自由時間里，工人全面發展自己 的能力，以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於勞動生產力。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卻 把工人能力的發展嚴格限制在可以獲取高額利潤的限度內。“資本的不變趨勢 一方面是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 為剩余勞動。如果它在第一方面太成功了，那末，它就要吃生產過剩的苦頭，這 時必要勞動就會中斷，因為資本無法實現剩余勞動。”⑤工人由於不占有生產資 料，不具備任何條件以發展自己，因而自由時間對工人來說只成為無聊，成為無 所事事的苦悶和痛苦，只被資本主義消費機器所撥弄。不僅如此，只要機器體 系能夠完全代替工人勞動並由此而獲取最大利潤，工人甚至會被完全排除出直 接生產過程。因此，正像淺水的生存環境違反鯨魚本性一樣，無產階級的生存 環境也與他的人的本性發生公開沖突。無產階級“就是在被唾棄的狀況下對這種狀況的憤慨。這個階級之所以必然表現出這種憤慨，是由於它的人的本性和 它那種公開地、斷然地、全面地否定這種本性的生活狀況相矛盾”①。正像資本 主義生產關系在其上升時期較之以前種種生產關系導致生產力和人性的較全 面的發展，在其衰落時期，也導致最全面最極端的異化、非人化。由於資本主義 生產關系揚棄地包容了其他一切奴役關系，由於無產階級成為唯一被奴役的勞 動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解放出來，也就是人從整個私有 制，從全部異化中解放出來。這一解放使人的發展進入了第三大形態———“建 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 上的自由個性”。

第三節 異化勞動的揚棄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關於異化勞動的揚棄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激進 的、徹底的模型。本書認為，如果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可以突破資源稀缺和人性 弱點這兩種瓶頸制約，可以達到物質財富充分湧流狀態和人性善全面壓倒人性 惡的道德狀態的話，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模型的確是令人神往的。

一、勞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

應該說，馬克思設想的勞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還是十分嚴格 的，他已經指出，如果達不到這些條件的話，私有制、異化勞動是無法消除的，人 的自由全面發展也是不可能的。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是：

1. 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充分湧流

在生產力發展的較低水平上，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質和量都很有限的 情況下，即使改變了一種私有制，“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 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覆燃”。在資本主義社會末期，生產力發展到這種高度，以致生產工具——機器體系可以自動生產，用不太多的 時間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生產大量滿足人們物質需要的財富，而勞動本身成為最 主要的生產力，成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勞動者在一種異 化的社會形式中“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 面的能力的體系”。他們已經能夠而且應當完全占有生產資料體系(這種物 質生產力因為是社會化的，所以狹隘的地域性的個人是占有不了的),以全面地 發展自己。馬克思還強調指出，只有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進行無產階 級革命，它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才不會被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擴張所滲透 和蠶食 。

2. 自我實現的需要取代物質需要成為人的第一需要

這個條件與上一個條件是相輔相成的，否則，即使有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 和豐裕的物質財富，人們仍然會沈溺於對物質財富的追逐之中，仍然不能使勞 動由謀生活動轉變為“生命的自我表現”,這也是為什麽“迄今為止的一切革命 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 另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的根本原因。只有當勞動者本身成為最大的生 產力並且覺得有必要掌握全部生產資料以用於“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 發揮”時，才能夠真正“針對活動迄今具有的性質，消滅勞動”;“只有完全失 去了整個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實現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 揮”;“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又是同個人 向完全的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向自主活動 的轉化，同過去受制約的交往向個人本身的交往的轉化，也是相適應的。隨著 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

3. 主體性取得對於反主體性的絕對優勢

自我實現需要、主體性需要並不能自動地、並不會必然地取代自然物質需 要而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因為反主體性也在強有力地要求得到實現並爭奪第一 需要的地位。我們見過許多人，他們的物質需要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滿足，但卻 不能培養和壯大自己的主體性需要，而是讓自己的反主體性需要得到了滋長； 還有一些人，對物質需要的滿足並不感興趣，但卻熱衷於對權力和名望的爭奪， 熱衷於統治和控制他人，他們為此而不擇手段、無惡不作。要徹底消滅異化並 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必須要在全人類形成一種共識和共同抑制人性之惡 的機制。只要人性惡繼續存在，異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人類固然不可能徹底消 滅人性之惡而使自己變成天使和神明，但把人性惡控制在相對無害的程度和範 圍，還是很有可能的。

二、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從人類史前史到真正人的歷史

一旦具備了上述充分而必要的歷史條件，這個理想的、真正人的社會就能 實現了。這個社會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描述：

1. 人本身的自我實現取代謀生勞動、自由王國取代必然王國

當然，人類總是先能生存，然後才能進行其他活動，因而勞動即物質資料的 生產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恒的自然基礎，是一切社會不可缺少的東西。但是，的的確確，不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性質會發 生變化。那個時候，就是直接的物質生產也是人的一種自我發展和自我現實， 並且表現為一種“內在必然性”,一種“需要”(“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 替了國民經濟學上的富有和貧困。富有的人同時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 表現的人，在這樣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實現表現為內在的必然性、表現為需 要”),“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甚至不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決定和制約人的全面發展，而是隨著個人的全面發 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 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 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 ……於是，以交換價值為 基礎的生產就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的對抗性的形 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 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 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勞動”(“物質資料生產”)、“物質需求”、“經濟的必 然性”這些範疇必然聯系在一起。在共產主義社會，由於它們已經完成了自己 的歷史使命，它們就只以另外一種方式、以另外一種地位和比重存在於其中。 並不是說，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生產力，就不要物質生產勞動了，就沒有物質需 求了，就沒有經濟基礎的影響了；而是說，所有這些都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存在 於共產主義社會中。在這里，生產力雖然仍是生產物質資料的能力，但同時更 是人的全部能力的一部分(正如人是最大的生產力，生產力也是人的最大的能 力——征服和開拓自然的能力);勞動雖然仍然生產物質資料，但已不是單純的 謀生活動，而是一種自由創造活動，是整個人的自由活動的一部分；物質需求的 滿足是人的自我創造需求滿足的自然前提；經濟的必然性只是人的自由全面發 展的必然性的物質基礎。馬克思精辟指出：“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 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 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 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 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生產關系當然仍然存在，猶如生產仍然存在一樣。但是，第一，它的外延擴 大了。“生產關系”已不再是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發生的人與人的關系，而是整 個人本身的“生產”中發生的關系，或者說，本來意義上的“生產關系”,只是擴 大意義上的“生產關系”的一部分。第二，它的內涵發生了變化。過去的生產關 系都是通過人與物的關系而表現出的人與人的關系，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

共產主義“生產關系”則是直接的人與人的關系。人人皆兄弟，人人互相交流、 互相奉獻是比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和生活資料的共同享受更神聖的東西。生 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只是作為前提、條件和手段為人本身的發展(包括人與人的 關系的發展)服務。共產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不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 而是人的自由發展。共產主義決不能僅僅理解為擁有和享受，而是“人以一種 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如果說，支配過去歷史發展的是物質財富的生產，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 矛盾運動，那麽,在共產主義社會，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乃是“人的全面自 由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統一於“人的全面自由發 展”之中。正如生產力成為人的總體能力的一部分，生產關系也成為人的全面 發展的一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共產主義——交往形式本身的 生產”②,正是指的這個意思。至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得到真正解決； “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 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 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 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 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 來，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 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 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 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 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 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③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探討史前社會生活的本質以及社會發展的動力和規律 的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用深邃的目光透視歷史，在紛繁覆雜的歷史現象中， 在無數意志的相互沖突中，在各個個人有目的有意識的主體實踐活動中，發現了一種支配歷史發展的客觀的經濟必然性，物的必然性。但是我們一開始就不 能認為歷史運動的原因在人之外，不能認為歷史是一種純自然的發展過程。相 反歷史發展始終有人在其中作用，這種作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終於，人成為 最大的生產力，並要求沖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向前發展。於是，在經濟的必 然性之中生長出一種人的必然性，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生長出一種歷史人本主 義。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關於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解放(的條件、道路、 手段)的學說，歷史人本主義則是關於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學說。

對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 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在那種情況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 性消失了，這是因為一種歷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物質生產領域 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反對活動的舊有性質，消滅勞 動”、“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應該作一種歷史的和辯證的理解：第一，作為人類 生存和發展的永恒基礎的勞動即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當然是不可消滅的，盡管 從事勞動的社會成員會越來越少，但總得有一部分人繼續致力於直接的物質資 料生產，關鍵在於他們的勞動也將成為自我實現的活動，為此，就必須把勞動中 笨重的、單調的、機械的、重覆的部分交由機器去承擔，而讓勞動者從事機器的 設計和改進、生產過程的控制和協調等創造性的活動；第二，這樣一種自由、自 覺、自主、自我實現的活動，雖然能使人得到高度的滿足和快樂，但仍然是一個 嚴肅的和科學的過程，仍然要求人付出緊張的努力和專注的投入，而不能被理 解為一種輕松的“遊戲”或“享樂”;第三，既然勞動與其他人類活動一樣，都是 人的自我實現，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在所有自我實現活動中進行選 擇和變換，自然而然地，勞動就不再是一種專屬於某些人的活動，而是所有人的 活動領域之一，而勞動者就不再是一種固定的社會身份，而只是人的多重社會 身份之一。

勞動在人類活動結構中的範圍越來越小，勞動者在社會總人口中的人數越 來越少，這是不是意味著勞動和勞動者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越來越低 呢?如果我們繼續在必然王國內以勞動與非勞動、勞動者與非勞動者兩極對立 的方式思考問題的話，的確是這樣的，但在“自我實現”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更高範疇或“普照之光”的照耀下，這一對立是不存在的。勞動轉化為自我 實現、勞動者轉化為自我實現者(而不是剝削者或單純的消費者),表明勞動和 勞動者在完成其艱巨的歷史使命之後終於獲得了解放，在付出巨大的代價以後 終於得到了歷史的回報。在必然王國範圍內，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上，這是 勞動和勞動者的終結，而在自由王國範圍內，在歷史人本主義的意義上，這是勞 動和勞動者的新的開端。與此同時，本書所艱苦探索的勞動哲學也將轉化為人 類自我實現的哲學。

2.自由勞動取代異化勞動、人的存在覆歸於人的本質

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就是人的存在覆歸於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實現或 現實，是人類發展史上一次燦爛的日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 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 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覆歸，這種覆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 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 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 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 類之間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 解答。”①人的存在與本質的矛盾的解決包含以下幾層意思：

(1)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這種解決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由 於人在很高程度上馴服了自然，能夠輕易地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從而超越了 自然必然性、經濟必然性，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 義)。由於物質需要退居次位並被人化，而人的主體性的發展成為目的，因此， “勞動”已不是指狹義的物質資料生產，而是指人的全面的自我創造、自我實現 的 實 踐 活 動 。

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的第二個方面是，由於解決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 矛盾，人們能夠既合乎自然，又合乎人性，既合乎規律，又合乎目的地調節自己 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因而在更高程度上覆歸於自然(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 然主義)。人制造出第一件粗陋的石器，也就宣布了人對自然的反叛，從而對自然界犯下了“原罪”。由於人的勞動以一種新的力量加入自然界，從而破壞了自 然界天然的和諧和平衡，因此，人對自然的每一次勝利都帶來自然對人的更厲 害的報覆。人於是必須不斷認識自然，按照自然的本性來改變自然，才能“贖 罪”。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對自然的肆無忌憚的暴虐統治的社會原因消除了，因 而人能夠在不違反自然本性的前提下加入自然循環過程，從而控制自然。因 此，勞動不僅具有創造性，而且也具有科學性，而且正因為具有科學性也最富於 創造性。這樣，人就在掌握自然的基礎上重新達到與自然的統一，在人的統一 性下重新返回物的統一性。

(2)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的解決。在私有制社會，由於人對人的統治， 造成社會關系對人的異化。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人對人的統治，從而也把人的 關系還給了人，使勞動成為人的社會性的真正現實。馬克思這樣生動地描述了 這種社會性的勞動和勞動的社會性：“(1)我在我的生產中物化了我的個性和我 的個性的特點，因此我既在活動時享受了個人的生命表現，又在對產品的直觀 中由於認識到我的個性是物質的、可以直觀地感知的因而是毫無疑問的權力而 感受到個人的樂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產品時，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 識到我的勞動滿足了人的需要，從而物化了人的本質，又創造了與另一個人的 本質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對你來說，我是你與類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識到 和感覺到我是你自己本質的補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而我認識到 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愛所證實。(4)在我個人的生命表現中，我直接創造 了你的生命表現，因而在我個人的活動中，我直接證實和實現了我的真正的本 質，即我的人的本質，我的社會的本質。”共產主義消滅了私有制生產關系中包含的人與人的對立，從而人們能夠自由自覺地調整自己的社會關系，自由自 覺地生產自己的“交往形式”。“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同過去的被迫交往轉化 為所有個人作為真正個人參加的交往，也是相適應的”。人成為社會的主人， “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 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③。因此社會關系作為所有全面發展的個人的共同的關系，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共產主義社會 的人是最有社會性的人，同時也是最有個性的人。個人為社會為他人而工作、 創造，同時也就是個人的自我現實過程；同樣，個人是社會存在物，他的生命表 現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個人的自我實現也就是社會本身的再生產、再 創造。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又是 每個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3)人與歷史的矛盾的解決。在原始社會，大家共同支配自己的社會生存 條件，共同勞動，但是另一方面，只有一種單一的勞動方式，因而無所謂個人選 擇。在私有制社會，勞動者所接受下來的生產方式對勞動者成為一種異己的外 在必然性， 一開始就把人限死在某一位置上。奴隸的兒子永遠是奴隸，農奴的 兒子永遠是農奴。但是“隨著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 就終結了”。如果說在階級社會是過去支配現在，在共產主義社會則是現在 支配過去。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自由的聯合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前提個人都 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各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達的生產力 為前提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這些生存條件就是先輩人所創造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教育和實踐相結合塑 造出自由全面發展的新人，個人自由選擇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消滅了生存條件對 個人的外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社會創造一切條件為新一代人培養全面的需要 和全面的能力，而新一代人又自覺地運用既得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進行新的自 我創造活動。

(4)對象化和自我確證的矛盾即人和他所創造的成果的矛盾的解決。在異 化社會，既然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現實化表現為非現實化，因此人的對象 化本質無法返回人自身。共產主義消滅了人的存在對人的本質的異化，從而既 能使人的本質得到自由的表現和發展，也能使人得到全面的自我確證、全面的 享受和滿足。“隨著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說來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 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 一切對象對他說來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而這就是說，對象成了他自身。”通過人同世界的多種多樣的人的關系，通過多種 多樣的肯定方式——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直觀、感覺、願望、活 動、愛——人在對象中全面地享受到自己的本質從而使之返回自身。

按照本書一貫的思路，異化勞動的揚棄也就是勞動與其他人類活動、勞動 與投資經營活動、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重新恢覆了統一。自 然，相對的分工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一定範圍、一定時限內存在的，然而，雙方面 之間絕對的、兩極分化的、固定不變的、強制性的分工將會一去不覆返。

需要指出的是，謀生勞動與異化勞動是兩個相互聯系而又相互區別的範 疇。一方面，謀生勞動條件下的確更容易產生異化勞動，而異化勞動必定加深 和固化勞動的謀生性質；謀生問題的解決將消除異化的一大原因，也就是說，能 夠幫助人類更為有效地克制自己的反主體性和發展自己的主體性，而異化的限 制和消除也會加快謀生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謀生勞動指涉的是勞動的動 力、動機、目的問題，而異化勞動指涉的是勞動者與他的勞動過程及其結果的關 系問題，這畢竟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所以謀生問題的解決並不會自動地導 致異化問題的解決，反之亦然，在歷史上也的確出現有些富裕的勞動者仍然身 處異化之中、有些自由職業者的勞動仍然是謀生勞動的情況。人類需要利用謀 生問題的解決這一歷史契機，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設計一系列可以控制人性 之惡的制度和機制，也需要利用異化問題的部分解決這一歷史契機，轉變和提 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水平，從兩方面努力來實現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 的發展 。

第四節 資源和人性約束條件下其他可能的人類前景

追求一種消滅了匱乏和異化、剝削和壓迫與實現了富有和公平、自由和平 等高度統一的社會，不僅是馬克思的願望，也是一切富有理想的思想家、藝術 家、宗教家、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的共同願望，區別只在於他們達到理想的方 法、手段、途徑不同而已。但是，馬克思等人所構想的自由王國需要具備極高的歷史條件，這些條件要同時具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僅從學理、知識、技術 層面而言，他們只看到了歷史發展的一種最好的可能性，而沒有看到歷史發展 的其他可能性。他們的理想建立在——(1)人類可以而且一定會突破資源的約 束；(2)人類的高級需要可以而且一定會生長起來並且成為第一需要；(3)人類 的主體性可以而且一定會完全壓倒反主體性——這三個假定的基礎之上，而這 三個假定本身是需要論證的。本節要討論的問題是：(1)如果這三個條件不能 具備，我們應該怎麽辦?(2)假定這三個條件最終都能夠具備，但需要相當漫長 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勞動的謀生性質和異化性質?(3)假 定這三個條件最終都能夠具備，但在這三個條件具備以前，人類很可能會遭受 被毀滅或自我毀滅的危險和威脅，針對這種情況，人類有沒有有效的應對之策 和解救之道?

一、發達國家和整個人類所面臨的困境

1. 發達國家出現需求發育停滯、需求結構畸形、人格平面化和發展動力不足的困境

什麽是“自然需要的界限”?什麽時候“歷史形成的需要”才超過“自然的 需要”?這里有沒有一個量的界定?馬克思沒有具體說明，馬斯洛也沒有具體 說明，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和物質富有程度已經遠 遠地超出了自然需要的正常合理滿足所要求的程度。然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制 度、經濟發展機制、經濟增長方式卻仍然是按照過去歷史所形成的、以“匱乏 人”、“經濟人”、“自然人”為出發點的“必然王國”邏輯的慣性運行的，至今沒有 表現出根本轉型的重要跡象。不管是維護傳統資本主義的保守黨和保守人士， 還是對資本主義持批評態度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人士，都沒有對工業文明和現 代經濟的人性基礎作出深刻的反思，都沒有提出一種新的經濟哲學和經濟價值 觀，都沒有提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和新目標，區別只表現在如何發展經濟和如 何分配經濟成果上，而不在為什麽發展經濟這個更根本的問題上。“高投資/高 就業/高增長—高利潤/高工資/高收入一高消費/高支出/高享受”,是社會各階 級、各階層、各派別共同遵守的“經濟人”行為邏輯；投資和需求從兩頭拉動經濟 發展，通過更全面、更徹底地激發、調動、引導甚至塑造、偽造、編造人的物質需 要以擴大“市場需求”、“總需求”,從而挖掘廣泛的投資機會和保持經濟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於是出現了一系列奇怪和荒謬的 現 象 ：

(1)人均資源和財富占有量已經很高，但貧富分化仍然相當嚴重，少數人盡 管已擁有富可敵國的巨額財富，但按照現有經濟機制的慣性還在增加更多的財富；他們的財富已經失去滿足自然需要的正常功能了，而僅僅是供他們滿足某 種病態的占有欲、成就欲。

(2)物質上的富有並沒有帶來幸福、身心健康、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並沒有 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而只不過帶來數量上的擴張，帶來繁忙而變態的消 費，帶來無數身心疾病，帶來人際關系上的疏遠、冷漠和孤獨。

(3)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已經使人不用工作就能夠過上對相對不發達國家 的大多數人來說算得上是富足的生活，為謀生而工作的緊迫性已經不存在了， 於是出現大量搭便車、揩油、寄生於社會、好逸惡勞、偷奸耍滑等所謂“自願失 業”現象和“福利病”;驅使他們重新工作的動力和動機無非是趕上比自己更富 足的人、過更富足的生活以維持自己的臉面和尊嚴這種較低的需求，而並不是 出於本質上超越經濟人邏輯和經濟需要的新需求。

(4)工作時間越來越短、自由時間越來越多，但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用這些 寶貴的自由時間去發展人的天賦和才能，不知道如何去為自己創造一種更富有 意義的生活，於是這些閒暇時間只不過使人陷入更加花樣百出的物質消費和準 物質消費(娛樂)而已。

(5)一方面是自願失業的增加和就業時間的不斷縮短，另一方面，國家和社 會仍然把“高就業”和“低失業”作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以高工資和 高收入來激勵人們追趕更富有的人們並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而這 樣做又會導致更多的自願失業和工作時間的進一步縮短。 一種所謂“收入剛 性”和“福利剛性”的鐵律(Iron Law)把所有人都綁在經濟的不可逆增長的戰車 上了，因為一旦出現經濟的蕭條和危機，出現大規模失業和通貨膨脹，必然導致收入和福利的降低，而這一定會引起政治和社會危機。

發達國家已經陷入騎虎難下、進退失據的境地。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首先是因為人的需求層次的提高並不是按照較低層次需要滿足後較高層需要就 會自動形成這種“自然機制”進行的，其間很可能會出現斷層或時差，能否消除 斷層或盡快縮短時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自我認知、自我控制和自我塑第十六章 異化勞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479

造，取決於精神的和文化的力量，取決於價值觀上的轉換和更新。

導致需求發育停滯、需求結構畸形、人格平面化和發展動力不足的另一個 重要原因是，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固然在“必然王 國”範圍內、在“經濟人”邏輯層面上解決了許多問題，造成了一種兩頭小中間大 的、比較合理的橄欖型經濟社會結構，但在鼓勵人們積極提高需求層次、引導人 們由經濟人轉向精神人、自我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方面乏善可陳，致使人們行為 的主要動機仍然集中在對經濟利益和物質財富的追求上。

2. 後發展國家陷入物質需求相對過旺而資源過於匱乏的追趕困境

受到發達國家經濟成功的正面刺激和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侵略的負面刺激，不發達國家紛紛開啟了追趕發達國家的現代化 過程。經過短則幾十年長則上百年的追趕，它們發現自己與發達國家的距離仍 然相差很大甚至有加大的趨勢。它們的追趕陷入了物質需求相對過旺而資源 過於匱乏的困境，其原因在於： 一是發達國家高收入和高消費的榜樣激起了後 發達國家人們過於旺盛的物質需要；二是後發展國家處於人口高速增長時期， 人均資源占有量越來越低；三是發達國家過去掠奪了這些國家的部分資源，現 在又通過經濟全球化迫使後發展國家處於世界產業鏈條的末端，這些國家的收 入和利潤的很大一部分轉移和輸送到世界產業鏈條的高端去了，發達國家利用自己對資本、技術、知識產權、人才的壟斷實現了對後發展國家的經濟剝削；四 是發達國家對後發展國家的政治、文化上的滲透以及它們認為必要時的軍事侵 略，加劇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和差距。

這樣一來，後發展國家也被綁在經濟主義的戰車上了，並且欲罷不能、進退 兩難：緊跟發達國家的步伐、依樣畫瓢地照搬發達國家曾經用過的模式、重走一 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固然會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但必然失去經濟上的 自主性，甚至失去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自主性，同時導致國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和工農大眾之間劇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閉關鎖國，試圖靠自己的力量發 展經濟和實現現代化，又已經被許多國家證明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而且與發 達國家的距離必定會越拉越大。

當今世界最大的國際矛盾已經不再是“東西矛盾”即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 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而是“南北矛盾”即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矛盾。這個 矛盾不解決，將會使整個人類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陷入危及人類生存的絕境。我們現在來設想一下，假定在未來一百年內，世界經濟秩序、規則、機制 繼續沿用現在的經濟主義思路和經濟人邏輯，發達國家繼續按照自己的要求主 宰和控制世界經濟，那麽第一，由於一定歷史時期不可避免的“馬太效應”,發達 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第二，在地球上非再生能源已 接近枯竭而再生能源的利用問題還不可能解決的情況下，同時不發達國家的人 口將要翻一倍以上、全球人口將超過150億的情況下，世界大戰簡直就是不可 避免的，在現代高科技戰爭條件下，人類的毀滅也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這樣說來，改變現在的經濟價值觀和經濟發展模式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 題，而且是有關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不容置疑的是，發達國家要率先承擔責 任，這不僅因為它們更有能力和條件，而且因為它們欠債更多，因而應該對這個 世界作出更大的補償。大量消耗地球上的資源、破壞生態平衡造成環境污染 的，主要是發達國家。例如，發達國家的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15.9%,但能源 消費卻占到世界消費量的52.9%。而人口占世界人口76.4%的發展中國家的 能源消耗只占28.1%。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那麽,地球上的石油 儲量只夠用3年，天然氣只夠用4年，煤炭只夠用15年。美國居住了占世界 5%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28%的天然氣、23%的固體燃料、20%的硬煤、23%的 石油、42%的汽車汽油、26%的電力、10%~30%的銅、鋁和鋅。美國每天平均 釋放26.8萬噸一氧化碳到空氣中。可見，要拯救地球，拯救人類文明，為子孫 後代留下一個可持續的生態環境，必須從發達國家入手。但是，不發達國家也 要承擔相應的和不可推卸的責任，與發達國家一起，通過談判、協商、合作，共同 建立一種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為了能夠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進行一 次全人類範圍內的文化革命，從根本上轉變人類的價值觀念，把高層的人性需 要的滿足放在低層的人性需要的滿足之上，把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性尊嚴、 人類和平和永續存在等更高價值的追求置於對經濟利益、物質利益的追求之 上，同時通過相互監督和制約，抑制人性中惡劣的傾向和欲望，確保人性層次的 順利升華。

二、資源和人性瓶頸下揚棄異化的替代模型

當今世界所陷入的困境，表明人類的發展遇到了資源與人性兩種瓶頸，能 否突破這兩種瓶頸，我們不能斷然給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如果人類能夠順第十六章 異化勞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481

利突破和闖過，當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如果突不破、闖不過呢?我們還能夠依然按照那種建立在能夠突破和闖過的假定基礎上的經濟主義思路、經濟人模型和 經濟增長模式往前走嗎?顯然不能，因為這是一條死路。即使人類不是本性善 良的生物，而只是理性的、會計算利害的生物，我們也應該避免這條道路。為了 能夠在兩種瓶頸制約下揚棄異化並實現人類的永續存在和成長，必須探尋其他可行的替代模式，也的確有很多有識之士設計和構想了種種替代模式。

1. 零度增長模式

這是由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提交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所提出的。其 主要觀點是：由於人口按指數增加模式增長，從而要求糧食等人類生活用品也 必須按指數增加模式增長，但是地球的可耕地和其他礦物資源是有限的，勢必 使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面臨資源不足的困境；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引起環境污 染的種類、範圍和絕對量也循指數增長規律日趨嚴重，而地球吸收污染物的自 凈能力十分有限，從而使環境惡化、生態平衡失調。因此，世界若按現在的趨勢 發展下去，在未來100年內總有一天會到達極限，出現全球性災難。為避免這 一危機的發生，他們提出了使全球均衡發展的“零度增長”對策。

下面是報告中兩段最重要的的文字：

我們的結論是：(1)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方 面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增長的極限有朝一 日將在今後100年中發 生。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力雙方有相當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 (2)改變這種增長趨勢和建立穩定的生態和經濟的條件，以支撐遙遠未來是可 能的。全球均衡狀態可以這樣來設計，使地球上每個人的基本物質需要得到滿 足，而且每個人有實現他個人潛力的平等機會。(3)如果世界人民決心追求第 二種結果，而不是第一種結果，他們為達到這種結果而開始工作愈快，他們成功 的可能性就愈大。這些結論是如此深刻，而且為進一步研究提出了這麽多問 題，以致我們十分坦率地承認已被這些必須完成的巨大任務所壓倒。我們希 望，這本書將適合於許多研究領域和世界上許多國家，引起其他人的興趣，提高 他們所關心的事情的空間和時間的水平，和我們一起理解和準備這個偉大的過渡時期，即從增長過渡到全球均衡。

由於為生存選擇相當長的時間水平，以及較長的平均壽命作為理想的目 標，我們現在對全球均衡狀態得到的一套最低要求是：(1)工廠資本和人口在規 模上不變。出生率等於死亡率，資本的投資率等於折舊率。(2)所有投入和產 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資和折舊保持最小。(3)資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 兩者的比例安排得與社會價值一致。隨著技術進步創造新的選擇自由，它們可 以深思熟慮後加以修正，慢慢地加以調整。報告補充說明，在均衡狀態中，需要不變的量只有人口和資本，而那些不需 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資源，或不產生嚴重的環境退化的人類活動，可以無限地繼 續增長。特別是那些被許多人列為人類的最理想和最滿意的活動，如教育、藝 術、音樂、宗教、基礎科學研究、體育活動和社會的相互影響，是能夠繁榮的。

《增長的極限》發表後，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響，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 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但該書的悲觀主義結論和態度也引來激烈的批評。批評者的主要觀點是：(1)羅馬俱樂部沒有 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用以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取代傳統的 不可再生能源；(2)《增長的極限》試圖以數學模型代替知識和理解，忽略了技 術進步、價格制度、公共政策和規章制度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有效促進，羅馬俱樂 部不懂得持續增長和加速發展的主要障礙不是物質方面的，而是政治、社會和 制度方面，在良好的制度引導下，人類可以突破所謂增長極限的瓶頸；(3)羅馬 俱樂部的這個報告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詞，在發達國家已經獲得了高速增長 後，卻要求發展中國家維持現狀，不要走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道路，這是極不公平的。

2. 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

面對諸多批評，羅馬俱樂部委托美國人梅薩羅維克和德國人佩斯泰爾發表 了另一篇報告《人類處在轉折點》,該報告提出了一個“有限增長模型”。他們 認為，在21世紀中期到來以前，在世界各地由於各自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時間，可能會發生區域性的崩潰。解決的辦法必須是全球各個國家聯合采取行 動，由物理的增長方式向生物體增長方式轉變，用有機分化方式解決人與自然 關系，以綠色革命和科技進步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這個報告提出的這些 關乎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引起了的人們廣泛關注，在一定程度上 促進了同舟共濟的全球意識的形成。

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書中，提出了一種類似於有限增長 模型的中間技術模型。這本書的獨特和深刻之處在於對傳統經濟學和經濟發 展模式提出了一種元經濟學或經濟哲學層面的反思：“(1)從對人類的研究中衍 生出經濟學的目的和目標；(2)從對大自然的研究中衍生出經濟學最關鍵的方 法論。”他指出，我們正在消耗一種不可替代的資本性資產，那就是寬厚的自 然所一直提供的容忍限度，或者說，我們根本沒有把自然資源、大自然的容忍限 度及人類本質當作不可再生的資本，或“自然界資本”,而只是把它們當作一項 收入加以揮霍；如果承認人對自然的依賴，那麽很大一部分“經濟”就是“不經 濟”,很大一部分增長其實是一種退化，因為它們是一些病態的、不健康的、解體 式或毀滅式的增長。經濟學要成為智慧，首先要擺脫貪婪和妒忌，這就必然要 求我們放棄“理性人”、“經濟人”的假說，放棄“利益、效用、利潤、收入最大化” 的要求。那麽,什麽才是經濟學的智慧呢?那就是放棄大量生產所運用的超級 技術，而采用中級技術、人性化的技術、自助式和民主式技術，低消耗、低投資、非暴力，充分利用人民聰明的大腦和靈巧的雙手：智慧能讓科技向有機性、溫 和、非暴力、悠閒及美麗方向重新進發……我們需要的方法和設備是：

(1)夠便宜，每人都能確實掌握。

(2)適合於小規模的應用。

(3)能與人類對創意的需求相吻合。

(4)可幫助男女從雇主那里獨立出來而成為自身的雇工，成為自我管理的、 合作的以及替當地市場而工作的團體的一員。

(5)能帶來政治和經濟權力以及人口的逐步分散。

(6)能給更多平民帶來更具人性的生活， 一種真實的自我管理式民主， 一種擺脫大規模消費和廣告媒介的自由。最終的消費是簡樸的，即以相對的低消 耗率產生高度的滿足感，使人們得以生活得沒有壓力和緊張。

中間技術也可以叫做一百磅技術，介於原始的一磅技術和發達國家的千磅 技術之間；它們可以開辟大量的工作場所。如果不在發展中國家大量發展中間 技術和中小企業，必將形成貧富、城鄉兩極分化的“二元經濟體系”。

一方面，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比零度增長模型要樂觀一些，但要 求人類放棄富有效率的高科技、大生產以及尋找能夠使人類永續成長的可再生 能源的努力，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人類的智慧和制度能夠 控制高科技和大生產，它們仍然是能夠使人類擺脫匱乏的主要力量。另一方 面，小規模生產和中間技術也難以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堅實的基礎，而且也 很難找到實施這一模型的社會力量，也很難避免從中產生新的集中和壟斷。

3. 可持續發展模型

20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G.H.Brundl-and)為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 以制定長期的環境對策，幫助 國際社會確立更加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經過3年多的深入研 究和充分論證，該委員會於1987年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經過充分論證的研究 報告—— 《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注意力集中於人口、糧食、物種遺傳、資源、能源、工業和人類居住等方面，在系統探討了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 社會和環境問題之後，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 又不危及後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這個定義表達了兩個基本觀點： 一是人類 要發展，尤其是窮人要發展；二是發展有限度，不能危及後代人的發展。

與前兩種模型相比，可持續發展模型的優點是，把人們從單純考慮環境保 護的角度引導到環境保護與人類發展相結合，而不是把兩者對立起來。能夠把 兩方面結合起來的關鍵條件是，能源使用可在兩方面獲得新生， 一方面是可以 提高傳統能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在不遠的將來，可以使用以太陽能為基 礎的可再生能源。美國能源部研究表明，在未來的40年里，美國可從太陽、風、 水、地熱、生物中獲取現在使用的能量總量的57%~70%,至少可以使該國現在 使用的能源節約一半，這意味著將來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可行的。雖然資源需求還會不斷增加，但人類可以通過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全 面改善資源的使用方式、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可以建立以循環經濟為主體的 能源體系，以生物方式取代物理方式。資源的循環利用，可以為人類社會的可 持續發展打下可靠的基礎，使資源供給的增長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增長。

可持續發展模型的最新發展是低碳經濟模式。“低碳經濟”最早見諸政府 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作為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並不豐富的島國，英國充分意識到了能源安全和 氣候變化的威脅，它正從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目 前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2007年7月，美國參 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 要戰略選擇。2007年9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 第15次領導人會議上，明確主張發展低碳經濟。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 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 態。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 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 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 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低碳經濟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峻挑戰。 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能源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及其誘因不斷 地為人們所認識，不止是煙霧、光化學煙霧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氣中二氧化碳濃 度升高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也已被確認為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低碳經 濟”、“低碳技術”、“低碳發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低碳城市”、 “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應運而生。而能源與經濟以至價值觀實行 大變革的結果，可能將為逐步邁向生態文明走出一條新路，即：擯棄20世紀的 傳統增長模式，直接應用新世紀的創新技術與創新機制，通過低碳經濟模式與 低碳生活方式，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

4. 各種發展模型的有機整合

本書認為可持續發展模型是介於馬克思的無限發展模型與零增長模型和有限增長模型、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之間的比較合理的模型。這是一種主要依 賴於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的，綠色、低碳、環保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循 環經濟和生態文明。從本書基本思路出發，可對這一模型梳理如下：

(1)可持續發展既要盡最大努力去突破資源和人性瓶頸，實現人類的永續 成長，又要為無法或暫時難以突破瓶頸制約時避免人類災難做好充分的準備。 後工業文明不是回覆到前工業文明人與自然的原初統一狀態，而是要在繼承工 業文明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達到人與自然的更高統一，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繼 續發展科學技術和大生產，以高生產率和規模經濟優勢解決物質資料的生產問 題。但與此同時，不能等到物質財富充分湧流時再去轉換人的需求結構和人格 結構，而是要在物質需要適度合理滿足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提升人的需求層次 和人格層次，把建立在“物質人”、“經濟人”、“消費者”、“自然征服者”基礎上的 經濟模式轉變為建立在“文化人”、“社會人”、“創造者”、“自我實現者”基礎上 的經濟模式。

(2)關鍵在於在全人類範圍內實現價值觀的轉換以及相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換。面對人類所面臨的危機，需要人類從根本上反思和重新確立經 濟增長和物質資料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得到更多、更好、更高級、更奢侈的 消費品以無限地滿足日益膨脹的物質欲望，而是為了給人類的健康、安全、幸福 和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一個物質基礎。怎麽界定“物質需要的適度合理的滿足”? 以身體健康為唯一標準，依此標準獲取必要的食物、衣服、住宅、交通工具等生 活必需品。一個人擁有好幾套豪宅、好幾輛豪華轎車、好多昂貴的衣服和首飾， 吃頓飯花費成千上萬元，住一夜賓館花費成千上萬元，洗浴按摩一次花費成千 上萬元……所有這些，都遠遠超出了正常的自然需要，都是一種病態的、無聊 的、不道德的、有罪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現行經濟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這種高消費—高投資一高收入一高消費……的惡性循環過程，並且激勵那些還 沒有進入這個過程的人進入這個過程。 一種荒謬的經濟學觀點認為，如果沒有 對高檔和奢侈消費品的追求，經濟發展就會失去動力，而現在被認為是高檔和 奢侈消費品的東西，將來會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這是一種不負責任和喪 失良知的經濟學!這種觀點閉著眼睛看不見，把有限的資源用於解決急迫的民 生問題會在更大程度上擴大內需或市場需求，即算民生問題得到了解決，或人 類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人類也可以並且應該把剩余資源和剩余財富用於人類的高層次需求的滿足上，而不可、不該浪費在物質需求的無度滿足上。人類 完全可以做到在低碳、綠色環保、健康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把工作和生活的重 心轉移到不必消耗太多能源、物質資源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滿足上去。事實上， 很多人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有什麽理由認為其他人就一定做不到呢?

(3)一個社會的產業或經濟結構應當這樣來安排：

①制造業，主要從事生產資料、耐用消費品、基本消費品等物質資料的生 產，采用高科技和大規模生產方式，提供標準化、批量化、大眾化、高質量低能 耗、高性能低價格的產品，控制乃至禁止昂貴奢侈品的生產。生產力和科學技 術的發展要達到這樣的高度，以致為數不多但由公眾廣泛持股的大企業就可以 完成制造業的任務。這些企業仍然應當獲取一定的利潤，以鼓勵投資並進行擴 大再生產，但不再以股東利潤最大化為最高目標，而是要以股東、員工、社區、消 費者等利害相關者乃至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為最高目標，為此，它們必須接受 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全社會的監督。

②文化產業，或者叫做精神生產，馬克思稱之為“人本身的生產”和“人的自 由全面發展”。這是一個把傳統的“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融為一體的新興 產業，大量物質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將要轉入這一產業，成為精神產品或文化 產品的生產者和創造者，包括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哲學、宗教、藝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 ·E.米德在1964年所發表的《效率、公平 與產權》一書中問道：“當我們每天只需工作一個或兩個小時便可以得到足夠的實際商品 和服務來滿足我們需要的時候，在那麽多的休閒時間里，我們所有的人將幹什麽? …… 當每人每小時工作的產出量特別高、但實際上全部產量基本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大財主手 里，同時大量工人比以前相對地(或者甚至絕對地)處境更糟的時候，我們將怎麽辦?”如 果不改變現有經濟制度的話，結果只能是，由於富有的財產所有者數量很少，而自動化工 業所需勞動力比例也很小，為了解決投資和就業問題，就不得不降低工資率，大大擴展勞 動密集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而這些產品和服務主要由極少數億萬富翁所享用，“我們又 將返回到一個充滿極端貧困的無產者以及男管家、男仆、幫廚女工和其他隨從奴仆的超 級世界里。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華麗的新資本主義樂園吧!”米德提到了四種可能的解 決問題的思路：工會國家、福利國家、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他本人從效率 與公平相結合的角度，推崇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即財產所有權平等化和社會化的國家。 他把這種模式稱之為自由社會主義——一條介於蘇聯共產主義以美國資本主義之間的 中間道路。他的思路與本書觀點是比較一致的。 ——參見[英]詹姆斯 · E. 米德：《效 率、公平與產權》,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2、24~63、122～123 頁 。

教育、體育等精神和文化生產部門。一般來說，文化產業不適合於標準化、批量 化、規模化、大眾化生產方式和大企業組織形式，而是由各式各樣的中小型合作 團隊來進行生產，可以采用合夥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種種組織形 式。它們提供的產品仍然是必須參與文化市場交易的商品，既可以以價格和貨 幣為中介進行交換，也可以實行活動與活動、產品與產品的直接交換。精神文 化生產具有三大特點：第一，由於其產品是將豐厚的精神文化內容附著於簡單 的物質載體之上，因此只需消耗很少的物質資源，不會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和 環境污染；第二，這種生產作為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作為人類潛能和天賦的 發揮，本身就是目的，本身就能夠提供高度的滿足、快樂和幸福，因此必然不會 以追逐利潤為主要目標；第三，由於人們的素質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普遍提高，對這類產品的市場需要會很旺盛，因此生產者也能夠獲得一定的利潤，用於滿足 他們基本的物質需要並用於精神文化的可持續生產或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追 加投資。

③服務業，主要為物質生產、精神生產、日常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提供服 務，包括商業、金融、通信、信息、餐飲、住宿、醫療、衛生、保健、旅遊、娛樂等方面的服務。其中適合於大規模標準化運營的服務也可仿照制造業采取大企業的 形式，但大量服務將會采取中小企業的形式，並像文化產業一樣采取合夥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組織形式。

各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實行由政府宏觀調控和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這 是由勞動與社會分工將更加細密因而交換將更加全面、個人選擇和發展將更加 自由和多樣化、精神生產將更具有自主性和創造性所決定的，不可能由大一統 的中央計劃和集權經濟取代市場經濟。貨幣和價格仍然是主要的經濟調節和 核算手段，正如米德所堅持的：“貨幣和價格機制毫無疑問應該屬於人類最偉大 的社會發明之列。恰當地運用價格機制，它就應該能夠給每個人下一道具有普 遍意義的命令，使每個人都公平地分享社會資源中的一個份額；它能夠讓每個 人自主地決定(在個人選擇確屬恰當的時候)他將以什麽方式執行這個命令；在 每個生產者和商人(在技術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按照最 經濟的方式，生產出市場上最需要的產品，在最需要的市場上出售。簡而言之， 只要恰當地運用貨幣和價格制度，就能夠在社會事務中把自由、效率和公平結合在一起。”

(4)在產權制度上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或米德所說的“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雖然馬克思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傾向於社會所有或國家所 有，但他說的在協作和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 (社會個人所有制)的偉大構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卻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土地 和部分生產資料公有，由一個民主的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有效的控制和 運營，主要用於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其余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實行個人所有和 個人聯合所有，主要用於保障個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發展。

(5)就業觀念和就業形式的大變革。在現行經濟體系中，所謂就業，是指進 行投資經營活動或雇傭別人進行生產，或者受人雇傭從事生產活動。前者得到利潤，後者得到工資。一旦你不再雇傭別人或受人雇傭，你就失業了，前者變成 坐吃老本的閒人，後者變成領取失業救濟的貧民，由此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 題和心理問題。所以就業、失業成為困擾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大問題。按傳 統經濟的邏輯，將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會把大量勞動者排除在勞動市 場之外，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失業者，或者只能把就業時間壓縮到一天工 作一兩個小時以安排更多的人就業。但是，如果所謂就業或工作僅僅是指為社 會提供有價值、有意義的貢獻，不管這種貢獻是物質產品和初級服務，還是精神 產品和高級服務，不管是以雇傭別人或受人雇傭的方式提供，還是以自主獨立的方式提供，那麽就業的範圍就會大大拓展，就業的形式就會無限多樣。我國 學者林春設想出一種在社會保障公民最低收入基礎上的以參與代替傳統就業的新的就業模式：

①參與覆蓋一切直接和間接的“社會必要勞動”以及一切社會承認的、最寬 泛意義上的工作，包括藝術創作和其他有益的精神活動。通過參與，人們作為 個人和集體的一員進入合作和交換的領域。合格的參與者身份換來他人和社 會的尊重及回報。參與由此成為取得人性內在需要的社會認同的唯一途徑。

②因技術和社會的進步而從終日勞作中解放出來的人們將有更多的閒暇 發展各自的興趣才能，有更多的時間彼此照顧，從而形成一種“關懷經濟”(ca-ring economy)或“共享經濟”(solidarity economy)。它建立在自治合作、社區網 絡、義務勞動和多種形式的換工(通常無須貨幣作中介)的基礎之上。

③熟悉的工作之外，包括家務(由兩性分擔，與公共參與和非家務角色相結 合)和非正式、季節性、臨時性和隨意性工作，靈活時間，自由職業，自我“雇傭”, 志願義工，互助公益，社團聯絡，以及任何其他公認有價值的“幹活”形式。

④每個人以公民參與身份獲得一份社會收入(social wage)或基本生活費， 包括義務教育和一般的防疫治病費用。在此基礎上，人們根據願望和機會參與 正式或非正式、有(固定)工資或無工資、訂長期合同或不簽約的各種工作/活 動，憑貢獻而可得到生活費以外不同形式和數量的其他收入。大致等額的公民 收入一方面使最低水平上的經濟平等得到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又非但不限制反 而創造個性選擇、良性競爭的條件，從而根本性地消除了就業、無業、失業、待 業、半就(失)業、靈活從業等地位的差別。詹姆斯 ·米德的“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也是按照這樣一條思路來解決困 擾西方發達國家的就業和失業問題的：“這樣一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勞動更加 變成了一件完全是個人選擇的事情。笨重危險的艱苦工作，不得不支付特別高 的工資，以便吸引勞動者，有些人情願去做這些工作，目的是為了明顯地增加自 己的收入。在另一個極端，有些人立志獻身於非商業性的活動，他們也能如願 以償，只要他們願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當然他們也不至於在閣樓里忍饑挨 餓。最重要的是， 一些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與舊式的國內服務不同)將會繁榮起 來，有人願意為另外一些處於相同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人們提供這些服務， 演戲、跳芭蕾舞、繪畫、寫作、體育運動，以及所有這類被亞當 ·斯密稱為‘非生 產性’的活動，都會再半職業、半業余的基礎上興旺起來，提供這類服務的人，也 不會再墮落為巨富保護人的貧窮的諂媚者了。”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按照馬克 思的觀點，在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歷史階段，科學、藝術等精神創造活動不僅是 而且是更高意義上的“生產性活動”——人本身的生產；按照我們的理解，還需要補充的是，這類活動通過其產品的出售也能夠獲得相應的物質的或經濟的 報 酬 。

三、勞動者積極揚棄異化、發展自己的路徑和方法

不管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突破資源和人性瓶頸條件下徹底揚棄異化和實現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模型，還是在資源和人性瓶頸無法突破條件下的替代 模型，都要求人們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忍受一定程度的乃至嚴重的異化。在這種 情況下，勞動者當然不能夠被動地等待那美好的明天的到來，而應該盡其所能 主動地、積極地、一點一點地消除異化和一步一步地發展自己的路徑和方法。

針對那種畢其功於一役、一舉鏟除異化並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的想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異化勞動仍然是一種勞動，仍然包含著對象化、部分回歸 和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仍然不能說是一種完全非人的活動因而只能通過整體 的社會革命徹底消滅之。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可跳躍的歷史條件下，異化勞動的揚棄或勞動的解放，只能通過量變和部分質變的積累，即通過不斷地增加 勞動的肯定性、自我實現性程度和因素和不斷減少其否定性、異化程度和因素， 一步一步地實現。社會革命是一種最後的選擇，鑒於社會革命一般都要付出高 昂的代價並帶有嚴重的後遺癥，因此，只要有和平地、建設性地解決社會矛盾的 可能性，只要改革和改良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就不能訴諸社會革命；只有 在改革和改良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經喪失殆盡的時候，才能進行社會革命。正因 為如此，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要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內 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就必須極大地強化其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 能力、管理能力、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 力與精神創造能力。

1. 強化勞動生產力

勞動者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提高，首先取決於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 勞動生產力主要表現為特殊的、專有的生產知識、技術、技能和經驗，以及基於個體生產力之上的團隊協作能力。分工對於勞動者是一把“雙刃劍”,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限制勞動者的發展，使之在很長歷史時期都只能成為擁有體力和粗淺 知識、技術、技能、經驗的簡單勞動者，但隨著分工的高度發展，生產過程科學技 術水平的提高，分工也給勞動者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使勞動者能夠專注於發展某種特有的、高知識技術含量的生產力，成為覆雜勞動者和主要的生 產要素。與此同時，分工越細密，協作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突出，這也給勞動者的 團隊協作能力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勞動者這兩方面的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企業 不得不把勞動者看作重要的、具有極高經濟價值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分工不 可超越的經濟必然性面前，勞動者最明智的選擇，不是否定和逃避分工，而是利 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發展和提高自己生產力的質量、水平和專用性。事實表明， 現代化大生產要求大批高素質的技術工人，他們也能憑借自己的技術獲得較高 的收入。與其讓自己消極被動地充當機器的附庸，不如通過幹中學(lerning bydoing)、在職培訓和業余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勞動素質和技術水平。這是完全 可以由勞動者本人自主控制的，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實現。

2. 強化投資經營能力和管理能力

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終生定位於單純的勞動者的位置，還應該像資本家和企 業家一樣成為投資者和經營者，成為一個準資本家和準企業家。首先，在工資 較高的情況下，勞動者應該並且可以把一部分收入積累起來轉化為資本，投資 於本企業、投資於股票市場、投資於其他資本市場；其次，勞動者應該並且可以 把自己作為投資對象，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把自己的知識、技術、技能和經驗 作為有增值能力的資產進行追加投資，使之達到更高的水平並產生更高的回 報。第三，勞動者要培養、訓練和提高自己參與企業管理的能力。總之，勞動者 應該像企業家一樣發現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資產的相對優勢，尋找最好的市場 機會，進行有效的經營管理，使之獲得最高的回報，而不能僅僅滿足於獲得一份 固定工資。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勞動者應該勇於自主創業，或聯合創業，成為獨 立的或聯合的企業主。事實上，歷史上許許多多的大資本家都是通過白手創業 而獲得成功的。應該說，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股東或資本所有者或經營管理者， 會有力地限制資本壟斷化的趨勢，會有力地促進資本和財富的普遍化、社會化 和平等化，會有力地推動經濟制度朝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這對於勞動者自己 和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好事。

3. 強化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和集體談判能力

勞動者僅僅擁有某種資源是不夠的，要善於在市場經濟中尤其在與企業建 立合約過程中為自己的資源獲得一個公平合理的價格。通常，擁有較高生產力 的勞動者也就擁有較大的“本錢”或話語權，而只擁有簡單勞動力的勞動者很容易處於權利失衡、失去話語權的地位。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資本雇傭勞動的 總體格局中， 一對一的談判總是不利於勞動者的。因此，作為一種權利救濟機 制，工會(Trade Union)或勞動者聯盟(Labour Union)就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只有 工會才能把分散的勞動者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從而 改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改變資本與勞動權利嚴重失衡和傾斜的 狀態。為此，勞動者是否具有自組織意識以及相應的自組織能力就顯得至關重 要。這里會出現一個基本矛盾，那就是勞動者個人追求收入最大化和穩定就業 的合理要求與勞動者組織對勞動者個人之間的競爭的合理控制之間的矛盾。 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既是勞動者個人也是勞動者組織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4. 強化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

勞動者不僅應該在企業或工作場所、產業層面有效地組織起來，還應該在 整個階級層面和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這已經超出經濟領域或市民社會的範 圍，而進入了政治領域或國家權力的範圍。通常，在現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勞動者及其工會組織可以與已有的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結成聯盟，或者在工會 聯合的基礎上直接產生左派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這樣，勞動者及其工會就能 夠通過這些政黨，把自己的利益、願望、要求、主張帶進國家政治生活層面，或者 有力地影響國家立法，或者有效地監督行政和司法。 一種合理而有效的戰略聯 盟是，勞動者和工會成為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選舉基礎，而左翼政黨或 社會主義政黨成為勞動者和工會的政治代表。事實證明，這種聯盟在很大程度 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宏觀層面的 國有化和社會保障與微觀層面的集體談判和工人參與管理等制度和機制的建立，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5.強化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

這常常是被勞動者和社會各界所忽視的方面，因為大家都把注意力直接集 中到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權利和地位的改善上了。其實，勞動者文 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的提高有關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值得引起勞 動者和工會的高度重視。首先，如果勞動者文化素質低下、精神創造能力薄弱， 即使法律賦予他們較高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或者即使勞動者通過革命奪取 了政權並建立了公有制經濟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他們最終也會因為沒有 足夠的知識和能力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事務而重新跌回過去低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其次，勞動者較高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 一部分可以轉 化為勞動生產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投資、經營、管理能力， 一部分可以轉化為 自組織和集體行動能力， 一部分可以轉化為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這樣就能夠 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素質，使他們不僅有資格提出更高的權 利要求，而且能夠勝任更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職能。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 是，勞動者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初看起來好像是一件極為困 難的事情，以致很多人強調，只有在具備足夠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後才能夠做好這件事。但實際上，這件事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主觀的努力，任何一個人， 只要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並擁有一定的自由時間，都能夠自學成才，都能夠發 展一方面或幾方面的興趣、愛好、潛能和天賦，只要持之以恒，必有所成，而這些 最初顯得無用的知識或技能，一旦遇到適當的機會，就會發揮其作用，並改變自 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6. 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致力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勞動者應該成為全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強有力的推動者，成為可持 續發展模式的強有力的支持者和實踐者，而不能亦步亦趨地去模仿和追趕資產 階級和特權階級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成為經濟主義、經濟人模型、高投資高收 入高消費模型的炮灰和犧牲品——在這種模型下，勞動者只能得到某些殘羹剩 炙而已。勞動者的確應該強化其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能力、管理能力、討價還 價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與精神創造能力，但 這並不是說每個勞動者也要成為億萬富翁和暴殄天物的高消費者，而是說，只 有這樣勞動者才能獲得公平的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並在此基礎上獲得真實的 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精神文化權利， 一旦全面擁有了這些權利，在憲政、民主 和法制的制度條件下，勞動者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把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 觀、經濟觀變成主流文化和公共輿論，甚至變成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強有力地制 約、限制和改造那些掌握巨額財富和特權的階級和階層。千百年來，勞動者身 上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美德，如勤勞、節儉、樸素、真誠、互助、合作、尊重自然、愛 護後代，等等，全都可以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模型和道路的精神資源和道德資 源。勞動者因而會成為避免人類災難、保持人類永續成長的主要依靠力量，為 人類的存在和發展作出比以前更大的貢獻。

第十七章 對工會運動的勞動哲學透視

經過漫長而艱難的跋涉，我們終於來到本書的最後一章：從勞動哲學角度 透視工會運動。當然，對工會運動進行哲學研究，本身就是勞動哲學的一個不 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泰尼鮑姆的名著《真正的社會： 一種勞動哲學》就是專門研 究工會運動的。工會運動是現代勞動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勞動者即工 人階級的聯合的、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從哲學角度反思工會產生和發展的規 律，總結工會運動的歷史和展望工會運動的未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 意 義 。

第一節 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工會的產生

工人階級是現代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與資產階級相對而立的階級，至 今已經歷了工場手工業階段、機器大工業階段並正在經歷後工業化階段。我們 並不打算對這個過程作歷史學的描述，而是著重研究一下它的產生發展規律。

一、工人階級形成的客觀過程和主觀過程

1. 關於階級形成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

主要是借助於馬克思、恩格斯、盧卡奇、葛蘭西、賴特、湯普森等馬克思主義 思想家的研究，今天的人們大都公認工人階級的形成是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 客觀過程和主觀過程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借用黑格爾的術語，把工人階級 的形成過程區分為自在的階段和自為的階段，認為只有當工人階級具備了真實的社會意識和自我意識即社會主義意識並進行積極主動的階級鬥爭時，它才從 自在的階級轉化為自為的階級。針對第二國際的經濟主義和客觀主義，盧卡奇 突出強調工人階級的歷史主體性，認為工人階級只有突破其具有拜物教和異化 性質的、內在分裂的意識狀態而達到自己真實的總體性的階級意識時，才能成 為真正能夠推翻資本主義、實現人類解放的歷史主體一客體。葛蘭西進一步把 無產階級革命理解為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綜合性、總體性革命，強調文化革 命的重要性，要求無產階級掌握“文化霸權”即對於整個社會的文化主動權和領導權 。

為了更為清楚地說明階級形成的客觀過程和主觀過程，賴特使用了“階級 結構/階級位置”與“階級形成”這對不同的範疇。階級結構是宏觀分析層次上 階級關系的整體狀況，是微觀層次上階級位置間的所有關系的集合體，而階級 形成則指在追求階級利益的階級結構中集體組織的社會力量的形成；“如果說 階級結構是通過階級位置之間的對抗性社會關系來定義，那麽階級形成則是通 過在階級結構中的合作性社會關系來定義”。階級形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 在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之間構成一個關鍵的鏈環——由於單獨行動時個人追 求其階級利益(尤其受剝削階級中的人們)的能力是很弱的，所以人們不斷地試 圖鍛造各類集體以提高他們的鬥爭能力，階級形成就是階級能力形成的途徑， 並因此使階級鬥爭達到力量的平衡。

賴特認為，馬克思的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的區分暗含了一種目的論的觀 點，而且必然指向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而“階級形成”這個詞不蘊涵在階級結 構里集體的有組織的社會力量有任何內在的趨向，即圍繞“基本”階級利益發展 成革命組織。它只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包括潛在變化的廣闊範圍：對任何一個 給定的階級或階級位置群體，人們可以說“強”或“弱”的階級形成；具有強烈團 結一致和個人犧牲的階級形成或沒有強有力團結和約束的階級形成； 一致的或 分裂的階級形成；革命的、反革命的或改良主義的階級形成；創立正式組織(政 黨和工會)的階級形成，或借助於非正式社會網絡、社會俱樂部、社團甚至教堂等任何有利於團結一致的集體的社會關系樣式的階級形成。

至於階級意識，特指個人主觀性的方面，因為“階級”不是有思想、能思考、 能衡量選擇和有選擇機會等的實體；階級意識只能是個人意識，但主要是指個 人意識中帶有獨特的階級特性和階級內容的意識；“如果把社會結構理解為決 定行動者客觀物質利益的社會關系的場所，把階級鬥爭理解為試圖實現客觀物 質利益的社會實踐形式，那麽,階級意識就可以被理解為帶有階級內容的主觀 過程，該過程決定與那些客觀物質利益和鬥爭相關的有意識選擇”。②賴特的 用語有些煩瑣，用我們的比較簡明的語言來表達就是，階級結構是階級形成的 客觀條件和客觀過程，階級意識是階級形成的主觀條件和主觀過程，而階級鬥 爭就是這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統一過程。

賴特的貢獻在於拓展了階級形成的覆雜性和多元性，把工人階級的非政 治、非革命的意識和組織形式也包括在階級形成之中，從而承認了許多非馬克 思主義、非社會主義的工人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地位和作用。此外，他正確地強 調個人是“階級意識”的最終主體，強調個人意圖和選擇的重要性，強調個人獲 取知覺、推測、偏愛的特殊性促進或阻礙了他們對階級利益的追求，從而避免把 “階級意識”抽象地理解為某種仿佛獨立於個人的整體的階級實體所具有的意 識，由此人們可以開始發展出性質不同的階級意識形式的相當覆雜的類型學， 例如，根據知覺、推測和偏愛的特定組合，在“霸權的”、“改良主義的”、“對立 的”和“革命的”工人階級意識間進行區別是可能的③。賴特並沒有因此而走向 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還原論，把宏觀社會現象簡單地分解為微觀的個人行動。 他運用系統論整體大於部分之和而部分共同構成整體的原理，認為“整體等於 部分之和加上部分之間的所有的相互作用”,這使得他一方面能夠注重階級鬥 爭的微觀基礎，即占據特定階級位置和參與特定階級形成的個人的屬性、選擇 和行動對集體行動方式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宏觀層次的條件和過程對個 人意識和選擇的影響。比如，在一個已經集體組織起來的階級結構中的個人意識和選擇，就不同於一個還沒有集體組織起來的階級結構中的個人意識和 選擇。

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也較好地把握了階級的客觀形成和主觀 形成的關系：“我使用‘形成’,因為這是一個在動態過程中進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觀的因素，又有客觀的因素。工人階級並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 起，它出現在它自身的行程中。 ……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個相異、 看來完全不相幹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 悟里。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範 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 的某種東西。 ……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 那里得來還是親身體驗),感到並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 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階級經歷主要由生產關系所決 定，人們在出生時就進入某種生產關系，或在以後被迫進入。階級覺悟是把階 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 形式中。如果說經歷是可以預先確定的，階級意識卻不然。我們可以說具有相 似經歷的相似職業集團對問題會作出合乎邏輯的相似反應，但決不能說這里面 有‘規律’,階級覺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會以相同的方式出現，但絕不會有完 全相同的方式。”湯普森認為，1790~1830年之間這段時期內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工人階級的 形成，它首先表現為階級意識的成長，即各個不同群體的勞動人民之間的利益 認同以及它與其他階級利益對立的意識。其次，它表現為相應形式的政治和工 業組織的成長。到1832年，已經成立了基礎雄厚的、自覺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事 業機構(工會、互助會、教育和宗教運動、政治組織、期刊等),形成了工人階級的 知識傳統、各種工人階級群體社交的形式和工人階級的感情。工人階級的形成 不僅是經濟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實。它不是工廠制的自發產 物，也不應當想象有某種外部力量(即“工業革命”)作用於某種難以形容的、混沌的人類原料，從而在另一端產生出一種“新人類”。工業革命過程中變動著的 生產關系和勞動條件並非施加在這種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身 上。這些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是由潘恩或由衛斯里宗鑄成的。工廠工人或織襪 工人也繼承著班揚的傳統，繼承著人們記憶中的村莊的權利，繼承著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觀念，也繼承著行業的傳統。他們是民眾宗教信仰灌輸的對象，又 是新政治傳統的創造者。工人階級被別人形成，同時也在形成自己。

總之，工人階級既是客觀地被形成的，又是主觀地形成的。

湯普森在理論上的不足在於過於強調主觀方面對於階級形成的作用，從而 忽視了馬克思所說的，階級形成的確有一個從自在到自為的過程，或者說階級 的主觀形成與階級的客觀形成之間的確會出現一個時間差。如果他的意思是 說，沒有階級意識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階級形成，而具有階級意識是完整意義 上的階級形成的標志，他是對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在階級主觀地形成以前， 它已經客觀地(盡管是不完整地)形成了。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日》中非常精彩地論述了19世紀中葉法國農民客觀上已經形成為階級但主觀 上還沒有形成為階級的矛盾狀況：“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 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相互敵 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 們利益的統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聯系，形成政治 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②馬克思在這里說的就是指法國 農民沒有從自在階級轉化為自為階級因而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階級的情況， 這是導致他們選擇路易 · 波拿巴作為他們的政治代表的主要原因。而且隨著 法國工業化的發展，法國農民最終在客觀上也蛻化為一個階層，更談不上他們 的階級意識和主觀方面的發展了。馬克思的這段話不能用來證明階級存在與 階級覺悟的直接統一性(沒有階級覺悟就沒有階級存在、階級不能先於階級覺 悟而存在),因為階級的客觀存在的確會先於階級的主觀存在。但這並不是說 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不重要，恰好相反，這正好說明，沒有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就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階級，只不過這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而 不可能從一開始就達到這一歷史高度。

2. 工人階級形成的客觀方面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工人階級形成的客觀歷史條件和客觀過程是： (1)生產方式由家庭手工業發展到工場手工業，由工場手工業發展到機器大工 業，與此同時，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轉化為工場手工業工人，工場手工業工人 轉化為工廠工人；(2)封建的生產關系轉化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雇傭勞 動，利潤和工資制度的建立，使勞動者由獨立的或處於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中 的勞動者轉化為雇傭勞動者或以掙工資謀生的人。

馬克思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或財產所有制為標準來劃分階級的，依此標 準，工人階級就是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靠出賣自己勞動力而獲取工資的雇傭勞 動者，是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受資產階級剝削和統治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的 這種劃分是符合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歷史狀況的。至於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 出現了其他影響階級構成的客觀因素，那是後來的事，並不否定馬克思的分析 範式的有效性，而只是補充了馬克思的分析範式。關於韋伯和賴特等人的階級 分析範式，我們在後面還會涉及，此處還沒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3. 工人階級形成的主觀方面

工人階級的主觀構成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工人的自我意識(個體意識和 階級意識)和社會意識的發展，指工人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結構、階級結構與自己 的階級歸屬、自己所屬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自己在所屬階級中的地位等的知 覺、認識和理解，一般來說要經歷被灌輸的和虛假的階段、初步自覺和獨立的階 段與真實和理性的階段；(2)團結、合作和自組織的意識和能力的發展，這是一 個揚棄自己的孤立自在性而走向自覺地聯合的過程；(3)對資本的統治對剝削 的抵抗行動和鬥爭能力的發展，這是一個由分散的個體行動走向以聯合起來的 集體力量展開具有實際威力和效果的集體行動的過程。

下面我們從主客觀兩方面的結合來追溯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

二、工人階級形成的三個階段以及工會的產生過程

1. 自在的、分散的、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無集體行動階段

在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初期，工人階級處於自在的、分散的、原子化和碎片化的、無集體行動的階段，相當於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所描述的惰性 的共在或“系列結構”,生動的例子是聚集在車站等待公共汽車的一群乘客。這 是一個沒有什麽內在聯系的、由孤單的個體形成的一個臨時性的集合體，乘客 們彼此漠不關心、互不交流，更不可能有什麽組織；他們只是外在地聯結在一 起，然後隨著一輛接一輛公共汽車的離去而分離。最初的工人階級也是這樣一 種惰性的、消極的、被動的“系列”,他們被資本和法律的強權與被迫謀生的需求 趕到一起，面對陌生和異己的環境茫然不知所措，對自己在工場、工廠和城市生 活中的前途和命運一無所知；隨時可能遭遇的解雇又會使他們永遠成為陌路 人，正像他們當時隨波而來一樣，現在又隨波而去。我們現在簡單分析一下為 什麽他們在這一階段不可能有明確的階級意識和積極的集體行動。

(1)許多工人一方面已經失去了過去當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時擁有的少量生 產資料和家園，他們已經回不去了，只能在新的環境下謀取生存資料；另一方 面，雖然工業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工資低、條件惡劣，但相對於瀕臨破產的農業 和小手工業而言又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和比較收益。正像海爾布倫納在《經濟 社會的形成》中所客觀地指出的，即使在城市貧困的情況下，工廠的生活也比農 業制度和家庭生產制下的生活更為好些；貧窮並不是新出現的現象，它只不過 是把農村孤立而分散的貧窮現象集中到了一個地方，集中在城市里，因而使人 觸目驚心而已①。不管怎樣，工業的發展帶來了人口的增長和嬰兒死亡率的下 降，也就是說帶來了國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問題不在於工業的發展本身而 在於工業所生產出來的大量財富被極不公平地分配了)。在這種情況下，由於 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工人還不得不為爭奪有限的工作崗位而展 開激烈的競爭，正像在車少人多時車站的乘客們不得不為擠上公共汽車而蜂擁而上、奮勇向前一樣。

(2)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機器一方面極力宣揚工業經濟的優越性，宣揚工廠 制度、雇傭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是最合乎人類本性和自然本性的制度，極力掩 飾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和不公平現象，另一方面，又制定禁止工人結社、集 會、遊行、示威的法律，在這種雙管齊下的控制下，許多工人形不成真實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而甘心忍受對自己的剝削和壓迫，而最先形成了比較明確的階 級意識的少數工人也不得不考慮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必然會遭受嚴厲鎮 壓的巨大危險，還有一部分工人雖然也很不滿，但出於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慮， 等著別人出頭露面，而自己則既可以規避出頭露面的風險，又可以獲得別人出 頭露面可能給大家帶來的好處——集體行動內在的瓶頸制約已經在一開始就 表現出來了：既然冒險犯難不僅得不到更大的好處而且會得到很大的壞處，而 不冒險犯難不僅沒什麽壞處而且可能分享好處，那麽,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 不可能的了。從理論上似乎可以假定和預期，具有共同利益或遭遇共同困境的 工人階級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應該采取目標一致的集體行動，但在實際上，尤 其是在工人階級的早期形成階段，由於工人階級的分散性、自發性，由於他們的 需求、素質、認知能力和道德水平的個體差異性，集體行動基本上沒有出現。後 面我們還將看到，集體行動的這一方面的邏輯一直伴隨著整個工會運動，只不 過集體行動的另一方面的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它的作用而已。

(3)從博弈論角度分析，由於早期工人在主觀上尚未達到整體認同而聯結 為一個階級，他們采用的是非合作博弈策略，從而陷人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模型是：有兩名嫌疑犯被拘留所分別看管，地方檢察官確信他們犯 有某項罪行，但缺乏確鑿的證據，需要取得他們的口供。於是檢察官分別告知 這兩個人，他們可以選擇承認有罪或不承認有罪，判決將根據其認罪態度作出， 其中認罪者輕判，不認罪者重判。檢察官的對策是，如果兩人都不認罪，就給他 們編造某種小罪予以輕判；如果他們都認罪，就按照他們所犯罪行起訴並建議 酌情減輕一點處罰；如果一人承認一人不承認，則對承認者予以輕判，對不承認 者予以重判。毫無疑問，如果兩人可以見面交流並相互信任，作為理性人，他們 一定會選擇都不承認，因為這會得到最好的結果。但問題是他們既不能見面， 也缺乏相互信任，於是他們從自己利益最大化出發，爭取通過認罪而得到最輕 的處罰，而不管對方是否認罪，結果他們不約而同都選擇了認罪，而這恰好落人 了檢察官的圈套。他們的個人理性恰好導致集體的不理性。早期工人不能夠 作出團結一致進行集體抗爭這種能夠給他們帶來最好結果的策略，而是從確保 自己個人安全和利益並避免最大損害這種個人理性出發，選擇了不抗爭的策 略，結果自然是加重了資本對勞動的整體上的控制和剝削，而在集體境況得不 到改善的情況下，個體工人的處境自然也得不到改善。

2. 以部分覺悟和有限團結為前提的消極集體行動和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階段

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初，機器大工業和工廠制度得到大規模發展，工人 在更大規模上聚集在一起，共同的勞動條件、勞動過程、勞動報酬，長時間的勞 動協作和交流，勞動技能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等， 一方面使早期工人本身力量 的極端弱勢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使他們獲得了更為清楚明白的階級認同和階級 覺悟，於是他們開始在一定程度上組織起來並開始采取一定的集體行動。工會 就是在這一時期從中世紀行會傳統中脫穎而出並登上了歷史舞台的。盡管有 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但工會和兄弟會、共濟會、互助會等準工會組織還是到處 成立起來並進行半公開半秘密的活動。在各類工人團體的秘密組織下，工人開 展了兩種類型的抵抗和鬥爭。

第一種我們稱之為消極的集體行動，主要表現為怠工(磨洋工)、降低生產 速度和效率、降低產品數量和質量、缺乏工作興趣和積極性等，有人稱之為“集 體無行動”(collective inaction)①,與上文所提到的以服從和承認現存制度為主 調的無集體行動不同，這是一種另類的集體行動。但因為“無集體行動”與“集 體無行動”在字面上不好區別，本書采用“消極的集體行動”這個比較清楚明確 的概念；顯然，“無集體行動、消極集體行動、積極集體行動”這種三分法比“無集 體行動、集體無行動、集體行動”那種三分法要合理得多。

第二種我們稱之為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它具有雙重特性， 一方面表現出 公開地表示對現存制度不滿、積極地改變現狀的意向，正面主張自己的權利和 要求，而不是像消極的集體行動那樣只是不合作、不投入；另一方面，它又具有 零散的、局部的、暫時的、臨時的、偶然的、不確定的特性，而不是一種持久的、影 響廣泛的、高度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世紀初期英國的 盧德運動，主要目標是搗毀機器和工廠甚至殺死個別的廠主。此外，個別工廠、 個別地區進行的短期罷工行動，由於某種突發事件而引起的群體行動，也可以 歸入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之列。

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相當於薩特的“群體”即“階級的集合體”的第一階① 參見劉愛玉：《選擇：國企變革與工人生存行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04 勞動哲學

段— 並合群體，這是從共在(自在)的無機結構到共為(自為)的有機結構、由 惰性的系列到積極的有機組織轉化的第一個環節。與“系列”是一種外在的物 質性構架不同，並合群體是在一定的共同目標或外部敵對勢力的推動下集合起 來的，典型的例子就是1789年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獄。國王對巴黎人民的不 信任和軍隊的屠殺，使巴黎人民立即意識到他們是一個整體並迅速形成了一個 整體，人們走出家門，焚燒政府機構，攻克巴士底獄。但並合群體仍然是不定型 的和不牢固的，是以“第三者”為中介的， 一旦驅使並合群體形成的目標或者壓 力消失，這種群體就失去了“共為”的對象，而重新返回到惰性的系列，還原為烏 合之眾。比如， 一旦巴士底獄被攻克，作為並合群體的巴黎市民就因失去了目 標而打道回府了。盧德運動和小範圍內的罷工行動也具有類似的特性。

不過，積極集體行動的出現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著集體行動的第二 種邏輯出場了。奧爾森揭示了集體行動動力不足的機制：當大型潛在集團的個 別成員看到他的支持對集體目標的實現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起決定作用時，以 及當他看到無論他對集團目標的實現有沒有出過力他都能從他人的努力中獲 益的時候，他就會傾向於放棄參與集體行動，或者拒絕為集體產品的生產支付 成本①。這當然是一個相當深刻的洞見，但這只是揭示了集體行動的一方面的 邏輯或集體行動邏輯的一個方面，而不能把它當作集體行動的全部邏輯。本書 將指出集體行動的第二重邏輯：(1)我出的力雖然很小，但很多這樣小的力匯合 起來會形成排山倒海的巨力；(2)我不出力固然也可得利(分享集體產品),但 人人都像我一樣不出力，結果將是誰也不可能得利(根本就不可有集體產品)。 幸運的是，人類並不總是受第一種邏輯支配，至少有時候有些人(如果不是所有 時候所有人)會打斷第一種邏輯而遵循第二種邏輯，於是，在這些人的帶動下， 積極的集體行動(哪怕最初只是零散的和帶有偶然性的)就出現了。當然，這是 一些敢冒風險的英雄豪傑，是歷史發展的推動者和創造者。

正是一些最早覺悟的工人和一些積極獻身於勞動群眾的知識分子、社會活 動家率先號召工人們團結和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與資產階級相抗衡，這才 有第一批工會組織的出現。羅伯特 · 歐文顯然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工會的出現還意味著工人階級初步在主觀上也形成為一個階級，意味著工人階級已經 打開了“囚徒困境”的第一個缺口，開始從工人之間的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3. 達到了相對完整的階級意識的、自為的、積極的集體行動階段

1824年，英國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條例，工會運動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各 個行業都成立了工會和全國聯盟，而歐文所建立的“全國職工大聯盟”,在幾個 月內就集合了50萬成員。到了20世紀30年代，英國的憲章運動、法國和德國 的工人起義，標志著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工人 階級基本上由自在的階級轉化為自為的階級，工人的集體行動不僅有工會的組 織和領導，還有其他社會主義政治團體和政黨的組織和領導，因而不再是零散 的、局部的、暫時的、臨時的、偶然的、不確定、秘密的、非法的、非制度化的，而是 經常的、普遍的、國際國內相互聯系的、持續鞏固和發展的、公開的、合法的、制 度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成為國際工人運 動的指導思想，而各國社會民主黨取得了工人運動的政治領導權，同時，其他的 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政黨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工會運動與社會主 義運動同時在微觀和宏觀、經濟與政治、社會與國家兩個層面展開，並且建立了 千絲萬縷的聯系。

當然，不能說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已經完結了，應該說，即使在其進入自為 的、自覺的、積極行動的階段之後，它仍然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進一步形成和發 展。也不能說工人階級成為自為階級之後，其內部就不再存在自在的、自發的、 分散的、離心的、內耗的成分了，而且，隨著工會組織的擴大和發展，隨著工會運 動的體制化和制度化，新的問題也隨之而出現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和“囚徒困 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並取得了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

薩特從他的辯證理性邏輯出發，論述了“並合群體”解體後依次出現的幾種 新的階級集合體：“誓願群體”、“組織群體”、“制度群體”以及可能並且應該爭 取的“戰鬥群體”。的確，在工人階級的形成進入第三階段後，依稀可以看到所 有這些群體的身影。

誓願群體。並合群體可能在暫時的威脅解體之後就解體了，但也可能在持 久的威脅下幸存下來。為了應對威脅並持久存在下去，幸存群體的成員通過立 下共同誓願來消除彼此的離心傾向，以保證幸存團體的團結和不因其中個別成員的背叛而遭受傷害。誓言把外在的威脅和來自外部的恐懼轉化為內在的威 脅和恐懼：一旦有人背叛，其他成員就能以維護“共同利益”的名義對他施以懲 罰。於是幸存群體就變成了一種建立在“博愛一恐怖”基礎上的誓願群體。

組織群體。維系在兄弟之愛和對背叛的懲罰之上的誓願團體要得以長期 存在下去，有必要在其內部建立一種嚴密的分工與協作的功能關系和明確的權 利義務關系，於是簡單的誓願群體演化為比較覆雜的組織群體。隨著任務的覆 雜化和群體容量的增大，相對簡單的功能性相互關系會演化為更為覆雜的功能 性相互關系。與此同時，群體中固有的惰性、無機性、離散性、系列性因素也隨 之而增加，組織群體也包含著退化為誓願群體、並合群體乃至“系列”的可能性。

制度群體。為了強化組織群體，有必要用明確的等級制度把其內部功能關 系和權利義務關系固定起來，於是組織群體演化為制度群體。適應群體與內部 的惰性和系列性作鬥爭的需要，制度群體中出現了一種淩駕於一切成員之上的 力量或最高權力，這就是權威。 一種制度要行之有效地與分散因素作鬥爭，就 必須賦予某個權威機構以強制力，而國家無疑是最高的權威。然而，國家並不 擁有永恒的合法性，因為國家本身也是由一些特定的個體所組成的群體，它是 為克服制度群體中的惰性、系列性、分散性而產生的，但它本身受到內部的惰 性、系列性、分散性的困擾，當它不能克服這種困擾時，就會走向解體，於是制度 群體又會退化為非制度群體乃至無機的集合體。

戰鬥群體。在薩特看來，迄今為止的歷史就是在無機的聚集系列與有機的 群體之間的無休無止的擺動和循環；看起來，歷史是沒有所謂最終發展方向的， 徹底消除匱乏、惰性、無機性、異化並建立真正的人類共同體是很困難的。但 是，人類追求解放的沖動又是不可遏制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價值目標又是值 得工人階級為之奮鬥的。工人階級要獲得解放就應當努力超越前此發生的歷 史循環，而創造出一種嶄新的群體形式——戰鬥群體。薩特把馬克思的“自由 人的聯合體”的思想引入對戰鬥群體的構想之中，他指望有一群真正聯合起來 的人，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超越集合系列的惰性和無機性，而實現真正的整 體化，這種整體化不是停留在簡單地把系列變成群體，而是在每個層次上根據 其他層次來規定共同行動的可能性，以共同完成一種自由的實踐。在薩特看 來，工人階級還遠遠不能達到這樣一種自由實踐的水平，不僅最初的工人階級 處在被外部系列性制約的無能之中，就是在工會出現以後，也並沒有真正改變這種無能系列性；迄今為止的工會並沒有成為戰鬥群體，而只是停留在並合群 體、誓願群體、組織群體、制度群體的水平上：“工會是被客觀化的、外在化的、機 構化的、有時是官僚化的工人階級。”①本書並不完全認同薩特的觀點，但認為他的辯證理性分析對於我們研究工 會運動還是很有啟發性的。

第二節 工會的本質、屬性和功能

從上節論述可知，工會的產生標志著工人階級達到了部分覺悟和有限團結 並展開消極集體行動和零散的積極集體行動的階段，而工會的蓬勃發展則標志 著工人階級達到了相對完整的階級意識並進入自為的、積極的集體行動階段。 本節進一步論述工會的本質和多種存在形態。

一、工會是以工人為主體的雇傭勞動者自願結合的群體組織

從工會產生過程來看，工會最初是以工廠工人為主體的、在資本主義生產 過程中處於被雇傭地位的簡單勞動者的聯合，至於覆雜勞動者組織或加入工 會，則是一百多年以後的事了。簡單勞動者或藍領工人之所以率先組織工會， 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人數眾多並集中於工廠從事集體勞動，具有組織工會的客觀 條件，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在與資本家的生產關系和市場交換關系中處於劣勢 地位，單個工人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勞動權利，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制約資本家 的權力、限制資本家的剝削，因而具有組織工會的主觀願望。高級技工、技術人 員和低層管理者等覆雜勞動者雖然也是雇傭勞動者，但他們最初人數很少，又 擁有較高的職業技能或韋伯所說的“市場能力”,因此對他們來說，理性的選擇 不僅不是成立或加入工會，反而是與資方合作，而資方也願意把他們拉攏和控 制在自己的手中。只是在進入20世紀後，隨著覆雜勞動者人數的增多，部分覆 雜勞動者才逐漸加入工會。

簡單勞動者或藍領工人又包括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兩部分。熟練工人具有較高的技術和技能，是生產過程的主體力量；非熟練工人(含學徒工)只有 很低的技術和技能，是生產過程中的輔助力量。工會的出現有賴於這樣一個歷 史契機，那就是勞動者已經具有一定的“市場能力”並在生產過程中具有不可或 缺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具有了一定的與資本討價還價的意識和能力，很顯然，非 熟練工人不具有這樣的條件，因此率先成立工會的只能是熟練工人。按照中世 紀手工業傳下來的行會傳統，最初的工會都是由擁有一定技術和技能的熟練工 人組成的行業工會。但工會的發展有賴於把所有工人都組織到工會中來，而這 是一件需要努力爭取才能完成的事情。按照產業原則把同一產業里的工人不 分職業、技能、熟練程度、新老和男女區別組織成為產業工會，在英國直到19世 紀末才實現，在美國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實現，其間發生了老工會主義即行 業工會主義與新工會主義即產業工會主義之間的激烈爭論和鬥爭，最後，產業 工會終於基本上覆蓋和統一了行業工會，從而使工會運動達到了較高的組織 水平 。

20世紀以來，覆雜勞動者或白領工人也逐步加入了工會。不管情況如何變 化，工會是雇傭勞動者的組織、工會運動是勞動運動這一本質規定，在工會消亡 之前是不會改變的。

二、工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屬性

工會是具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屬性的社會組織，是市民社會或公民社 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工會具有經濟屬性，是工人為了加強與資本家的市場交易能力或討 價還價能力並為提高自己的工資收入等經濟利益而成立的“勞動聯合”,獲得較 高和更高工資、較短和更短工時、較好和更好勞動條件(換一種說法就是避免較 低和更低工資、較長和更長工時、較壞和更壞勞動條件)是工會的直接目標。工 會首先是一個經濟組織，是在企業和產業這些更大經濟實體中與資本方和雇主 組織相對立的方面。

其次，工會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屬性。僅僅是為了成立工會組織，工人們 就不得不與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和對此進行殘酷鎮壓的政府進行不屈不撓的 英勇鬥爭，這已經是一種政治行動了。在工會合法化之後，工會的發展表現為 由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的過渡：(1)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地方工會之間的聯合，第十七章 對工會運動的勞動哲學透視 509

直至成立全國性產業工會乃至全國總工會；(2)全國性工會組織通過遊說議員、 通過支持代表或同情工人階級的政黨，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帶入國家政治生活 層面，使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性質發生部分質變。工會不是政黨而始終是群眾 性組織，但工會肯定是重要的社會政治團體，即使不涉及別的理由，僅僅因為如 果不進入政治層面工會就不能有效地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工會也必須在 一定程度上成為一個政治組織。

最後，工會也具有特定的文化屬性。工人階級一定會把自己的價值觀、情 感、信念、道德和習俗帶入到工會之中；他們成立工會，不僅僅是為了改善自己 的經濟狀況、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同時也是為了滿足自己作為個人和社會成 員的精神需要和文化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想過一種可以歸屬於其中的、有尊 嚴的社團(society) 生活的需要，對這一點，泰尼鮑姆在其《真正的社會： 一種勞 動哲學》中說得最為清楚明白(參見本書第四章)。除此之外，工人們還希望自 己的組織能夠滿足自己提高知識、技術和技能水平的職業教育需要，以便能夠 反過來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力和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

參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如果說，工會作為經濟組織，主要是為了滿足工 人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工會作為政治團體， 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工人 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工人的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那 麽,工會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則主要是為了滿足工人的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發達國家，至今還很少有工會能夠把滿足工人的自我實 現需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後面我們研究工會的內在矛盾和發展前景時，還會 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工會，都同時具有經濟、政 治和文化屬性，只不過由於其所處環境不同，這三種屬性的比重和組合方式會 有所不同。 一般來說，經濟屬性是所有工會最重要的屬性，即使在某些特定歷 史條件下，某些政治工會及其成員會毅然犧牲當前的經濟利益，甚至甘冒犧牲 生命的危險，但那也是為了在未來獲得更大更長遠的經濟利益。在不同歷史條 件和不同國情下，工會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會有很大的區別，以至有些國家 的工會似乎僅僅只是一個經濟組織。不過，仔細觀察之下，這些工會也具有政 治屬性和文化屬性，哪怕是非常微弱的。

三、工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功能

工會既然是工人階級為了滿足其生存、安全、歸屬和自尊等需要而建立起 來的，工會既然有經濟、政治、文化屬性，那麽反過來說，工會的功能、職能、效用 和作用就在於充分地實現其經濟屬性、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就在於滿足工人 階級的生存、安全、歸屬、自尊等需要；進一步說，工會的功能、職能、效用和作 用，就是要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代表和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 益。工會的經濟功能就是要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地 位；工會的政治功能就是要維護工人階級的政治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 位；工會的文化功能就是要維護工人階級的文化權益，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 地 位 。

那麽,工會有沒有一般地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社會功能”呢?當然有，但 這種社會功能正好是通過履行其代表和維護工人階級權益的職能來實現的，而 不是作為整個社會共同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維護者的身份來實現的，這是因 為，在存在階級矛盾和對抗的條件下，沒有抽象的社會共同利益，而只有具體 的、對立雙方都認可的共同利益。也就是通過勞資雙方的鬥爭達成妥協和合作 以後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如果勞動者和工人階級不積極主動地與資產階級 進行鬥爭而是消極被動地屈服於資產階級，如果僅僅由資產階級單方面來界定 社會利益，那麽,這種“社會利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會利益，而只是一種打扮 成社會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狹隘的階級利益，由此來指責工會運動破壞了公共秩 序、損害了公共利益，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不能抽象地談論工會的社會功 能，一定要在階級鬥爭和階級合作的具體場域中來界定工會的社會功能：工會 很好地履行了維護工人階級權益的職責，也就從根本上履行了自己的社會功能。在現代民主政治框架內，社會共同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維護者，既不是工 會也不是雇主協會這些社會組織，而應該是國家這一最高的政治實體。

這一觀點能夠得到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方面的廣泛支持。 限於篇幅，此處僅僅引證著名社會學家齊美爾、科塞等人的相關論點。齊美爾 的《沖突論》和科塞的《社會沖突的功能》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1)社會沖突並不像帕森斯等人所認為的是病態的、反常的社會現象，只具 有破壞性、分裂性的後果，它們也是一種社會化的形式，一定的沖突是群體形成和群體生活持續的基本要素；(2)沖突通過加強群體意識和分離感而在社會系統中的各群體間建立起邊 界線，由此使系統內的群體身份得以確立，相互的排斥通過在不同群體間建立 一種平衡而使整個社會系統得到維持；(3)經常的和制度化的沖突可以釋放和宣泄敵意和緊張，因此沖突對社會 秩序具有保護或安全閥功能，相反，如果不提供這種出口，敵意就會被堵塞並累 積起來，最終導致社會關系的解體；(4)建立在多重群體關系之上的多元社會，有可能通過群體間的多重關系 和多種形式的沖突而被“縫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多種沖突可以相互抵消，使社 會不至於沿著一條主要的分裂路線走向二元化並最終走向崩潰；(5)公開地表達出來的沖突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為正是沖突機制 使社會面對挑戰時能夠進行積極的調試和調整，能夠推動規則和法律的修改， 從而使社會能夠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下去，相反， 一種不允許沖突存在的僵 化的社會制度，不僅達不到真正的穩定和牢固，而且一定會因為阻止必要的調 整而走向災難性的崩潰；(6)與外部群體的沖突會增強內部的團聚力，而專制主義並非團聚力增強 的結果，反倒是內部完全失序的結果；(7)沖突能使對立雙方高度組織化和鬥爭規範化，勞資鬥爭的歷史證明，對 方的統一和組織化對己方是有利的，因為這可以在對立雙方之間引入共同規 範，即雙方約定用常規武器進行鬥爭，所以雇主方面希望工會能協調統一工人 的行動，以免遭受好鬥之士的號召和野貓式罷工，而工會方面也希望甚至幫助 雇主方面組織起來，這樣它就不必去與許多不同的雇主討價還價，這樣一來，資 方的聯合與工會的聯合同步增長，兩個組織互為存在的條件，就像外部的沖突 加強了各自內部的團結一樣；(8)在沖突沒有發生時，對立雙方對各自的力量並沒有確切的了解，通過沖 突和較量，雙方都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而和解正好發生在雙方通過沖突使各自 的實力得到鑒定之後，與此相反，互不了解會使和解變得更加困難；既然沖突成 為確定對立雙方相對實力的最有效的手段，那麽它也就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平 衡機制。

科塞最後總結說：“在一個對沖突根本沒有或只有不夠充分的容忍和制度化的社會結構里，沖突易於導致機能失調。沖突導致分裂的威脅的強度和對社 會體系公認的基礎的破壞程度，與這個社會結構的僵化程度有關。威脅這樣一 個社會結構內部平衡的不是這樣的沖突，而是這種僵化本身。這種僵化使得敵 意能夠積累起來， 一旦沖突爆發，這種積累的敵意就會集中到一條導致分裂的 主線上。”問題不在於人為地遏制和消滅一切沖突，而在於使沖突公開化、正常化、經常化和制度化，使之變成一種良性的社會推動力量。這是社會學的發展留給我 們的寶貴思想遺產。這也證明了，工會在履行自己的天職和使命的同時，也在 推動工業社會和公民社會的發展。

第三節 工會運動的內在矛盾

像勞動和勞動者本身處於內在矛盾或悖論之中一樣，作為勞動運動的工會 運動也處於內在矛盾或悖論之中。下面我們將展現勞動運動中表現出來的一 些主要矛盾 。

一、工會的經濟屬性和經濟功能與其他屬性和功能的矛盾

一個全面的、完整的工會能夠很好地協調其各種屬性和功能之間的關系， 但現實的工會運動並不總是能夠做到這一點，有些工會會突出工會的經濟屬性 和職能，而忽視乃至否定工會的其他屬性和功能，另外一些工會會突出工會的 政治文化屬性和功能，而反對把工會等同於某種經濟機構和經濟工具。在同一 工會內部，有些成員和領導人會偏重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乃至把經濟利益作為唯 一的追求目標，而另一些成員和領導人則偏重對政治文化權益的追求乃至不願 意在資本主義體系內追求經濟地位的提高和經濟狀況的改善。人們一般把前 一種傾向稱之為“商業工會主義”,而把後一種傾向稱之為“社會工會主義”或 “政治工會主義”。

1. 商業工會主義與社會工會主義的矛盾

美國勞聯和它的領導人龔帕斯是商業工會主義思想和實踐的典型代表，在 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範圍內，通過工會的集體行動，追求更高的工資、更多的福 利、更好的工作條件，是美國工會運動的最高乃至唯一目標。20世紀初，美國共 產黨人福斯特等人試圖把源於歐洲的社會工會主義和政治工會主義引入美國， 雖然經歷了艱苦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並終於銷聲匿跡。脫穎於勞聯的產聯只是 在工會運動的範圍問題上與勞聯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和爭奪，但在工會運動的目 標和宗旨等根本問題上並沒有實質區別，所以在二戰以後，兩家順理成章地合 並為“勞聯一產聯”。當然，美國工會運動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也逐步發展了它 的政治文化屬性和功能，但總的來說，商業工會主義仍然是它的主流。

歐洲工會運動也有商業工會主義的影響，但社會工會主義是占主流的。社 會工會主義當然並不一般地否定工人和工會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其與商業工會 主義不同之處在於：

(1)工會不能僅僅在現存秩序範圍內運用經濟手段追求經濟利益，而要運 用政治手段在政治層面追求更大、更根本的經濟利益，直至改變資本主義的基 本經濟制度；(2)不能把工會僅僅當作為會員謀取更多經濟利益的工具，因為工會還要 滿足工人的歸屬感、自尊感、自主需要和公平需要，使工人獲得一種新的社會存 在方式 。

因此，社會工會主義嘲笑商業工會主義是一種“自動售貨機式的工會主 義”:“人們往一台自動售煙機中塞上幾個硬幣，是希望能得到幾盒香煙；而工會 會員支付會費是為了得到工資的提高或工作條件的改善，這兩者很相似。但工 會並不是一台自動售貨機，也不能總是只在短期內被工人看成是可信賴的機 構。”約翰 · 巴德描述了社會工會主義的幾個特征：

(1)工會運用集體談判、組織政治活動、與其他同情群體之間的聯盟以及社 會問題方面的教育等手段追求社會公平及廣義的社會工資；(2)通過將工人定義為公民，把狹隘的勞工問題轉變為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

(3)具有政治的和意識形態色彩；

(4)較有激進性和對抗性，尤以法國工會為甚。

社會工會主義又有溫和的和激進的兩種，前者屬於改良主義的範圍，受社 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主張通過議會政治逐步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後者受工團主 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主張通過革命政治一舉摧毀資本主義制度。

2. 改良工會主義與革命工會主義的矛盾

在工會運動的方法和道路問題上，商業工會主義和溫和的社會工會主義屬 於改良工會主義，激進的社會工會主義則被稱為革命工會主義。

商業工會主義局限於經濟上的改良，即使進行罷工，也只是把它作為一種 在經濟上討價還價的手段，逼迫資方讓步，而在資方不讓步的情況下，工會並不 會采用進一步的行動，而是選擇覆工，準備下一輪的談判。溫和的社會工會主 義主張政治上的改良，通過工人階級政黨或左翼政黨，推動有利於工人階級的 立法和制度改革。激進的社會工會主義則主張大拒絕、總罷工和革命，目的是 要廢除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工團主義是一種激進的社會工會主義。根據凱斯 ·萊波恩在《英國工會主 義的歷史(1770~1990)》 一書中的研究，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m) 或工團主義(syndicalism) (亦譯“工會組織主義”),最早產生於20世紀初的英 國，其代表人物為 E.J.B.艾倫(著有《革命工會主義》)和T. 曼(著有《產業工 團主義者》),美國的代表人物是勒翁，法國的代表人物是索雷爾。工團主義的 基本主張可以概括如下：

(1)行業工會不足以阻止所有的工人成為一個階級，且其政策是保守的而 不是革命的 ；(2)革命的產業工會將把所有的工人組織起來，建立一個“國家中的國 家”,以工人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寡頭統治；(3)產業工會是階級鬥爭的最強有力的工具，它通過工人階級的集體經濟 力量的直接壓力控制住資產階級的掠奪和國家暴政；產業工會權力的最高表現是通過總罷工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功能完全癱瘓；(4)總罷工的使用應得到增強和擴大，它能夠把大部分工人擁入實際鬥爭 中，逐步發展出行動的統一和精神的一致，使工人們作為一個階級而思考和行 動，從而直接地和強有力地剝奪資本家階級；(5)工團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社會主義，而產業工會是實現這一目的的 工具和中介。

1912年南威爾士礦工改革委員會發表的“礦工的下一步”,就宣布了一個 工團主義的綱領：“每一個產業都徹底地組織起來去戰鬥，去獲得對產業的控制 和管理。中央生產委員會協調所有的產業，根據一個統計部門對人民需要的調 查，把它的要求分配到不同的產業部門，然後讓人們自己去決定適應什麽和如 何適應，應該如何去完成工作。這將意味著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創造一種實際 生活中的真正的民主。任何其他民主都是欺騙和陷阱。”工團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逐漸被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所吸收和取代了。 真正具有很大影響的激進社會工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工會理論，它在19世 紀下半葉歐洲工人運動中處於主導地位，而在20世紀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的 那些社會的工人運動中處於指導和領導地位。與工團主義以工會取代政黨和 國家不同，馬克思主義把工會運動看作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它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指向社會主義革命，並且在革命成功後成為黨聯系 工人群眾的紐帶和橋梁，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社會支柱。

二、工具態度與意識形態態度、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

不同類型的工會運動具有不同的文化特性、文化要求和文化指向。 一般而 言，商業工會主義遵循工具態度和個人主義價值觀，社會/政治工會主義遵循意識形態態度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其中溫和的社會工會主義有較為溫和的意識形態態 度和集體主義，而激進的社會工會主義有激進的意識形態態度和集體主義。

1. 工具態度與意識形態態度的矛盾

Clive Fullgar認為，工具態度是一種對工會的精於計算的態度，個人從一種對工會的一種可被感知到的、能使他的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的態度出發對工會 作出反應。 Sverke把這種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責任和忠誠描述為會員和工會 之間的一種功利主義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個人理性地考慮加入工會的成本和 收益，以他對工會能夠達到某種有價值的結果的工具性知覺為基礎來作出自己 的 決 定 。

意識形態態度則指工人認同有組織的勞動的價值和信仰並使之內在化。 工會被認為是一個積極的、社會的、有組織的和政治的機制，而不是自我利益最 大化的工具；會員與工會之間建立一種道德關系而不是精明的利害關系。 Sverke把這種以價值理性為基礎的責任和忠誠界定為建立在個人把工會和有 組織的勞工的一般目標和價值內在化基礎之上的對工會的依戀。在這里，社會 行動不是建立在對個人獲得的預期之上的，毋寧是因某種意識形態理由而發 生 的 。

Clive Fullgar 進一步指出，上述兩種態度與不同文化背景有聯系。在澳大 利亞、英國、美國，工具態度占主導地位，而在歐洲國家，意識形態態度更為流 行；聚焦於經濟問題的商業工會主義更可能培養工具性態度(美國),而社會/政 治工會主義有更廣闊的關懷，即強調產業和經濟民主與政治改革，這種工會主 義更可能與意識形態態度相結合。

2.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矛盾

工會運動作為勞動者的集體行動，自然而然地遵循集體主義價值觀，這一 點不僅馬克思主義強調過，從克魯泡特金對工人互助傳統的追述中，從泰尼鮑 姆對工會起源於工人對原子化狀態的反對和對社團生活的追求的分析中，從湯 普森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描述中，也能夠清晰地看出來。湯普森指出，富 有哲理性的啟蒙運動使用的“社會的人”一詞最新奇的後果之一，便是在英國那 些小酒店中開會的一些無名俱樂部的章程中， 一再出現這個詞。這個詞還融合 了基督教的博愛和歐文主義的社會承諾。這個詞推動了工人階級意識的成長。 正如威廉斯所說的：“‘工人階級文化’一詞所表達的意思……基本上是集體主 義的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組織機構、行為舉止、思維習慣和目的意圖。”到 19世紀早期，集體主義價值觀念在許多工業地區是最主要的觀念，它有一套明確的道德法則，如對工賊、雇主的“工具”和出賣鄰居的人進行制裁，對不同心同 德或個人主義的人不予寬容等。集體主義價值觀念被自覺地遵守著，而且在政 治理論、工會活動和道德詞匯中盡皆推廣普及。的確，正是這種集體主義的自 覺意識以及相應的理論、機構、紀律和團體價值才使得19世紀的工人階級不同 於18世紀的暴民①。

然而，工人階級也受到近代以來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思想的影響，法國人 權宣言和美國獨立宣言以及各國憲法對個體人權和公民權利的強調，的確也具 有普適性而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擁有不同勞動力和市場能力的勞動者之 間的確也有利益上的差別和矛盾，因此，在工會運動中也存在個人主義思想因 素，尤其在美國，個人主義甚至成為與集體主義互為表里的觀念和文化。美國 是一個典型的個人主義社會，是一個權力間距小、等級觀念弱、機會比較多、權 利比較平等的社會，因此，那里的工會運動就表現出強烈的商業工會主義色彩 和工具理性態度，工人把工會當作實現個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工具。相 反，現代歐洲社會由中世紀社會發展而來，遺留有較大的權力間距、較強的等級 觀念、機會比較少、權利較不平等，因此，工會運動就表現出強烈的社會工會主 義色彩和意識形態態度，工人傾向於把工會當成建立有權者與無權者之間更大 的平等的機制，傾向於把工會看作一種團結互助的生存方式和道德實體②。

應當指出，有些國家和地區工具態度和個人主義占上風，有些國家和地區 意識形態和集體主義占上風，但在所有國家的地區的工會運動和每一個工會 中，乃至在每一個工會會員身上，都存在著工具態度與意識形態態度、個人主義 與集體主義之間的矛盾。

三、工人權利與組織權威、個人選擇自由與集體行動效力、工會民主與工會集中的矛盾

工人享有個體人權和個體公民權利，工會是工人自願結合的社團組織，因 此，個體工人是工會的最終主體，是工會運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這似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識。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矛盾的甚至是詭異的：工會運動像任何社會 運動一樣，工會組織像任何社會組織一樣，似乎也遭受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的命 運、薩特所說的等級化和官僚化趨勢和米歇爾斯所說的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的統治——工會組織表現出一種與工人相異化的趨勢；工會組織不可 避免地走向等級化和官僚化；像人類的大多數一樣，工人似乎命中注定會有一 種悲劇性的結局，即屈從於少數人的統治，而且必須滿足於甘當寡頭政治的基礎 。

1. 非工會工人與工會的矛盾

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工人享有自由擇業和就業的權利，享有自由加入或 不加入工會組織的權利。然而，工會運動不可避免地造成對工人勞動權利和就 業機會的壟斷，與工會達成集體協議的工會化企業即所謂封閉性工廠、工會工 廠和代表工廠，要求以工會會員資格作為雇傭條件，或者要求工人在雇傭後一 定期限內必須成為工會會員，或者可以不加入工會，但必須向工會繳納一定費 用來代替會費，作為對工會這個談判代理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的報酬。這使得許 多不願加入工會的工人的就業權利遭到損害乃至剝奪。當然，工會運動有一種 “溢出效應”或“威脅效應”,即迫使非工會化的企業為了避免被工會化而提高 其工人的工資，但工會化的確也具有一種“擠出效應”,即由於工會限制工作數 量，大量工人只得進入工資較低的非工會部門乃至找不到任何工作。有學者研 究認為，長期看來，擠出效應強於威脅效應，也就是說，工會降低了非工會工人 的工資，工會工人收入的提高不是來自利潤而是來自非工會工人，從而加劇了 社會不平等。

2. 工會會員與工會組織的矛盾

工人是為了團結起來以集體力量抗衡資本力量而組織和加入工會的，因此 工人必須限制和讓渡部分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工會 組織又有一種與會員相異化的趨勢。比如，工人缺乏有效、靈活的轉會機制和 退出機制，這限制了工人的擇業自由，使他們不得不終身依附於某一工會組織， 一旦退出某一工會，他們會遭受很大的經濟和福利損失。又如，工會組織需要得力的幹部和有權威的領袖，但這些人往往會演變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利用 工會的組織資源為自己謀取利益和權勢，正如德國學者施奈德所指出的：“一個 群眾組織的管理需要、工會開支的增長以及工會決策權的集中化傾向，所有這 些結合在一起，改變了工會形象，使工會日益被‘工會機構’、‘工會官僚’所支 配。一種必然要影響到會員與專職工會領導之間的關系的因素，使工會幹部這 個職業在形成過程中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他們自己的‘等級利益’。”其實，早在100多年前，韋伯夫婦就已經觀察到了工人權利與組織權威、個 人選擇自由與集體行動效力、工會民主與工會集中的矛盾，後來泰尼鮑姆也著 重討論了這一問題。圍繞這一矛盾，產生了對工會嚴厲的批評和工會方面的據 理力爭。批評者認為，工會的壟斷既損害了效率，最終也損害了公平。詹姆 斯 ·米德指出，工會采取限制措施阻止新工人進入某一職業以保護該職業較高 的報酬水平，不僅會加重該職業工人與其他工人在收入上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狀 況，而且會減少國家的財富總量，因為它阻止勞動力的自由而有效的流動。此 外，限制每個工人產量的規定，或者劃分工人界線的規定(阻止具有積極經濟意 義的工作崗位的轉換),雖然保護了特定工人集團的利益，但也像其他壟斷組織 一樣具有反社會的性質。對工會的強制性和壟斷性的更詳細的批評是：

(1)剝奪了工人自由自主地決定是否加入工會的自由，限制了工人的結社、 集會和言論自由， 一方面迫使工人為了得到工作而加入工會，另一方面又為工 會領導人提供了太多權力；(2)妨礙了工人個人行使寶貴的工作自由權；

(3)自願的工會會員會促使工會領導人盡職盡責，而強制性入會會促使會 員與工會離心離德；(4)如果雇員不願意由工會來代表，他就沒有道義上的義務為工會付費，尤 其是當工會把會費用於工人不同意或反對的政治目的時；(5)既然法律禁止雇主歧視工會會員，也應該禁止工會歧視非工會會員。 面對諸如此類的批評，工會的反駁是：

(1)工會壟斷是對資本和雇主壟斷的正常的和自然的反應，否則就會出現 極大的經濟和社會的不公平；(2)工會安全保障制度可以阻止搭便車者從工會的代表中受益卻不必付出 相應代價的機會主義行為；(3)工會安全保障制度只是多數統治的民主原則的應用，因為工會代表是 由大多數工人選舉產生的；(4)工會安全保障制度可以確保工會的集體談判代表地位不因雇主對工會 會員的歧視而削弱；(5)工會的安全保障促進了產業穩定和勞工和平，激勵了工會領導人盡職 盡責從而提供更負責和更可靠的工會服務，加強了工會為雇員服務的力量。

3. 雇員授權工會主義與工作控制工會主義的矛盾

在工會運動史上，上述矛盾表現為雇員授權工會主義與工作控制工會主義的矛盾。

雇員授權工會主義堅持工人是工會的創立者和推動者的自由民主理念，強調雇員的自我代表和自主的決斷力。雇員授權通過自己選舉的工會組織與資 方進行集體談判，達成基本的框架協議，在這一框架內，雇員自己在雇傭條款或 條件上與資方進行談判以解決爭端，工會只提供支持和保護，但不取代雇員個 人作出自主的決定。

工作控制工會主義主張，為了能夠有效地對抗基於財產權的泰羅主義和福 特主義，削弱雇傭彈性、工資彈性、程序彈性，保障工人工作的穩定和收入的增 長，就要在企業內建立嚴格的資歷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建立雇員在企業內部勞 動力市場上循序升遷的制度，就要授予工會的完全代表權並取代雇員的直接決 定權，就要加強工會對工人的控制和權威②。

按第一種模型，工會是一個民主的、自治的組織。經驗表明，它只適用於需 要獨特個人技能、采用高效工作制度和自我管理工作團隊的工作場所，但大部 分工會則實際上是按照第二種模型運行的，它確實能夠比較好地滿足雇員的基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但這樣一來，工會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個爭奪工人投票權並 為工人提供公共產品的代理機構，而不是工人能夠控制的自治團體了，工人僅 僅是消極的評判者和接受者，而且他們接受和消費的只是通過集體談判而提供 的大眾化、標準化產品，至於個人的利益追求、個性發展、自主和參與的更高的 需要，工會不僅不予滿足而且還會加以抑制。工會變成了工人的代理機構和管 理機構，如同企業經營管理層是股東的代理機構和管理機構一樣，這兩個機構 達成集體協議共同維護整個企業的秩序。事情正如艾倫所說的，“工會活動的 目的是為了保護和改善其全體會員的生活標準，而不是為了給工人們提供一個 自我管理的鍛煉機會”;也像懷特 ·米爾斯所說的，工會領導人“是永不滿足的 管理者。在產業日常事務中和他建立和維持工會的過程中，他使那些在其他情 況下是破壞性的事件變得有秩序”。①值得一提的是，撒切爾的保守主義對工會的改革依據的正是雇員授權工會 主義和所謂“人民主義”(peoplism),以對抗英國工會的法團主義(corporatism) 和工作控制工會主義。保守黨政府對工會的限制不是因為工會代表了工人，而 是因為工會沒有很好地代表工人：好鬥的工會領導人通常隨心所欲地忽視了工 會會員的正當的希望和要求；工會會員成為沈默的大多數——它們的沈默是在 工會運動內部缺乏民主的結果。保守黨政府相信，只有通過控制工會領袖的權力，通過削弱工會本身的組織結構，工會才能更好地代表普通的工會會員。保守黨的改革綠皮書建議，工會執行委員會的選舉以及罷工決定應當由會員秘密 投票決定，這樣就能成功地恢覆工人作為個人和公民的權利，而削弱工會的集 體主義和法團主義，使集體談判模式受制於會員的參與和控制。當然，保守黨 政府有它的政治目的，而且由政府撥款資助的秘密投票，利用了工人對相關信 息的不充分的了解和分散化，而主要通過媒體所傳達的信息又不能平等和公正 地代表、反應和考慮所有各方的利益和觀點，因此秘密投票成為被政府管理和操縱的。但這種改革也的確從一方面看出，加強雇員對工會組織的授權和參 與決策，是醫治工作控制工會主義和工會官僚主義的良藥。

4. 集體行動的雙重邏輯的矛盾

集體行動既具有自主自由的、自組織的、自願合作的、有機組合的、積極的、 良性的動力、因素、趨勢和邏輯，也具有從眾的、無組織的、被動參與的、無機離 散的、自行消解的、消極的、劣性的動力、因素、趨勢和邏輯。理想的集體行動是 個人目標與集體目標、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個人自由與集體秩序等之間的高 度統一，其前提條件是每個人都具有很高的素質、很強的參與和合作能力，從而 集體行動的負面邏輯被完全消解了。

然而，奧爾森所揭示的集體行動的負面邏輯卻是真實地存在的。在集體的 形成和行動過程中，搭便車的機會主義動機和行為是普遍存在的， 一些人希望 別人的努力給自己帶來現成的好處，而另一些人則擔心個人的努力沒有影響和 效果，或擔心自己的努力被別人揩油，或擔心個人的努力會付出太大的代價和 犧牲，於是，集體行動往往功敗垂成，甚至根本就不能形成一個像樣的集體，盡 管潛在的“集體”人數眾多，但卻一盤散沙，活生生、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由少數 人有效地組織起來的暴力集團或強制性權力所統治。

就以工會為例。工會的產生、存在和發展都要求大量工人的積極參與，然 而，研究表明，只有一少部分人(5%左右)經常參加工會活動，而超過90%的工 人不出席工會會議或參加其他工會活動。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讚成工會。 實際上，當美國國會要求有選舉資格的工人投票表明自己是否讚成工會時，在 塔夫脫—哈特利法案生效的頭四個月中，工會贏得了664場工會選舉中的660 場，超過90%的雇員讚成強制入會制；在頭四年中，44795個工會通過這類選舉 獲得承認，工會贏得97%的選舉。怎麽解釋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呢?唯一的解 釋是，工人希望工會的成就能夠給他們帶來收益，所以他讚成工會，但他又不願 投入和付出太多，因為這並不能給自己帶來額外的好處，而且這種投人和付出 也影響甚微，所以他不參加工會的活動。這跟公民一般投票讚成較高的稅收以 資助額外的政府服務，但作為個人他們一般在稅法允許範圍內盡量少納稅是一 個道理。

在這種情況下，奧爾森認為必須提供一種選擇性激勵，才能維持有效的集體行動，那就是對不服從的個人予以排斥，而合作的個人則被邀請參加特權小 集團；具有選擇性激勵的組織是具有行使強制性措施的權威和能力的組織，是 具有能向潛在集團中的個人提供積極誘導能力源泉的組織。

於是形成工會運動中的二律背反：

正題：必須賦予工會領袖和積極分子以特殊的權力和激勵，以鼓勵會員的 積極參與並減少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

反題：必須制約工會領導層和管理層的權力，以防止他們變成特殊利益集團，從而避免異化和寡頭鐵律。

公正地說，工會內部的分工和一定的等級秩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給予工會領導層、管理者和積極分子以較高的經濟待遇和社會聲望也是正常的 和必要的，不能也不應指望他們個個都成為無私奉獻的公仆。對於普通會員來 說，真正的問題是要克服自己的機會主義態度，主動積極地參與工會活動，這樣 才有可能在上述正題和反題之間形成以下合題。

合題：工會的存在和發展有賴於在精英領導和會員民主之間保持一種良性 的互動和合理的張力。

四、工會與工會、工會基層自治與工會規模發展的矛盾

在工人與工會矛盾的基礎上，又發生了工會平行結構中工會與工會的矛 盾、工會垂直結構中下級工會與上級工會之間的矛盾以及工會的獨立自治與工 會的聯合統一的矛盾。

工會產生於工人之間自願的聯合，而這種聯合最初都是在小範圍內進行 的，即使是很大的工會組織也必須通過基層工會展開活動，因此，小工會、基層工會是工會運動的不可或缺、牢不可破的基礎。小工會和基層工會直接與工人 在一起，具有獨特的直接民主的優勢，能更好地鼓勵和容納工人參與，更好地代 表和維護成員的利益。但是小工會和基層工會成員少，缺少財政支持，缺少廣 泛的服務和專業工作人員，難以支持其所組織的罷工和勞工教育，也不能進行 有效的遊說和維持必要的應付訴訟的法律工作人員，所提供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是有限的，而且經常陷入管轄權的爭執之中。因此小工會和基層工會必然要 走向更大規模的聯合和合並，從而形成地區、產業和全國範圍內的大工會。大 工會的優勢是具有規模經濟效益，具有較強的集體談判力量，能夠支付較高的 工會活動成本，能夠招募各類專業人才，能夠制定統一的政策和發動較大規模 的集體行動，能夠提供較高水平的服務，同時又能夠降低管轄權爭執的發生率、 減少小工會和基層工會之間的沖突。但是，大工會有大工會的弱點，那就是它 遠離普通會員，有比較覆雜的管理層級和比價高昂的管理成本，容易走向不受 工人制約的官僚主義和特殊利益集團化。

問題聚焦於如何建立一種把微觀層面的小工會和基層工會與宏觀層面的 產業工會和全國工會有機地整合起來的理性化的工會結構，從而讓小工會和基 層工會得到更多的資源和支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在保持自己獨立的同時 分享大工會的規模經濟效益，同時又通過更高程度的民主使大工會能夠達到小 工會所達到的同等程度的成員參與①。

五、勞資鬥爭取向與勞資合作取向之間的矛盾

這個矛盾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商業工會主義與社會工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因 為商業工會主義雖然並不觸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但卻可能采取一種好鬥的、 零和博弈的戰略。按照以最小投入和成本獲取最大產出和收益的經濟人邏輯 與同樣信奉這一邏輯的資方展開激烈的鬥爭，典型的方法和武器就是罷工；另 一方面，社會工會主義也不一定就是片面主張勞資鬥爭的，如溫和的社會工會 主義也主張勞資合作，只不過它把其活動的重點放在宏觀的政治的層面而不限 於經濟層面。

勞資鬥爭取向與勞資合作取向之間的矛盾也不等同於革命工會主義與改 良工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因為西方國家工會運動的主流，至少到20世紀後，就 是改良主義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不主張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資本主 義，但它們都是主張勞資鬥爭的，或主張以勞資鬥爭為基礎的勞資合作。

勞資鬥爭取向與勞資合作取向之間矛盾的真正起源是：勞動與所有權、資 本和管理究竟是界限分明、不容混淆的兩方，因而只能通過鬥爭而求得妥協，還是雙方是可以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因而可以通過合作博弈而求得共同發展?這 正是我們在本書第十二、十三、十四章研究過的問題。

1. 勞資鬥爭取向

典型的勞資鬥爭模型就是以罷工和閉廠為最後支持和手段的勞資集體談 判，其中包含的邏輯就是資本與勞動是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兩種既對立又 相互不可分離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對立之處在於資本要獲得利潤最大化，勞動 要獲得工資最大化，己方利益的增長是以對方利益的減少為前提的， 一方之所 得是另一方之所失；不可分離又在於資本與勞動都是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缺 少一方另一方不可能單獨完成生產過程。於是，雙方的行動邏輯就都是盡量討 價還價，如果可能，就達成妥協和合約，如果不可能，就訴諸罷工或閉廠，以此脅 迫對方屈服。雙方都沒有注意到它們之間除了妥協和暫時的均衡外還有更為 深層的同一性和共同利益，那就是通過主動積極的合作增加一個“整體值”或 “化合作用產生的額外剩余”,並通過分享此一剩余而實現雙贏。

在很長時期，工會都堅守這一勞資關系模型，而把試圖打破這一模型的新 嘗試視為對工會運動的破壞。比如，利潤分享在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了，但大 多數工會領袖乃至工人都把它看成是資本家誘使工人更賣命幹活的詭計，以蠅 頭小利為代價剝削工人更多的剩余勞動。工人參與也早就出現了，但工會領袖 認為工人委員會這種工人參與形式是資本家想更為有效地控制工人的又一詭 計，並且會破壞工會運動和工人階級的統一和團結。工會對勞資共決也持這樣 的看法，如美國機械師工會的主席就說：“我們對用一種烏托邦制度來代替自由 經營毫無興趣……而且我們相信，比起董事會的會議室工人能在談判桌上得到 更多自由經營的成果。”美國勞聯—產聯的領導人之一科蘭德說得更直接：“美 國工人有足夠的聰明才智，從其本性中認識到，解救之道不在於董事會會議室 或者經理套間中椅子的調整，而在於他們自己的自治組織實力和談判力量的增 長。”①職工持股計劃也是由投資銀行家凱爾索推動的，最初也得不到工會的 支 持 。

2. 勞資合作取向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幾乎所有勞資合作的形式都首先是由資方或資產階級 思想家提出來的。這個現象並不奇怪，因為某些處於強勢並擁有精明理性的資 產階級成員，能夠最先計算出勞資之間非合作博弈給雙方帶來的損失，同時能 夠敏銳地感受到勞資之間合作博弈帶來的更大的好處，相反，處於弱勢的工人 階級即使有人從理論上認識到了這一點，也缺乏條件提出具體可行的構想並付 諸實踐。問題在於，工人階級不能因為這些想法是由資產階級首先提出來的就 將它們拒之門外，因為這會使工人階級失去爭取更為根本和長遠利益的寶貴機 會和有效途徑。工人階級和工會經過最初的懷疑和猶豫後，也逐漸接受了利潤 分享、工人參與、勞資共決和員工持股等等打通和填補勞動與產權、資本、管理 之間鴻溝的制度創新。比如，德國工會最初把工廠委員會看作是一種破壞工人 階級團結統一的力量，後來轉變態度，把工廠委員會視為自己在工作場所的擴 展，為它提供廣泛的培訓設施和專職工會官員、情報、建議和專門知識；工會認 識到，如果它要在企業一級起作用，就必須與作為代表企業全體工人的法定機 構的工廠委員會合作，把它作為自己進入工廠和辦公室的有法律效率的門票。 工會約束工廠委員會只顧公司範圍內雇員狹隘利益的傾向，而工廠委員會也通 過工會得到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影響，結果是兩者合作為德國勞資關系體系的 持續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①又如，美國工會也轉向支持員工持股，1990年， 勞聯—產聯成立了一個協助工會代表其成員得到公司股票的委員會，鋼鐵工人 聯合會則力圖把員工持股計劃納入集體談判之中，成為勞資合同的組成部分。 美國雇員開始依據雇員的股票所有權，分析其他股東的表決方向，培養自己的 董事會代表，在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上影響決策。可以這麽說，當工人的直 接權力不足的時候，就要通過工人的資本力量來補充。②此外，利潤分享也已經 遍布歐美 一 半以上的大企業。

除非勞動與資本完全合一，否則兩者之間的矛盾總是會存在的，因而勞資 鬥爭與勞資合作兩種取向也總是有矛盾的。比較常見的是以一定的鬥爭為前提的合作或走向合作的鬥爭這種中間形態，可以稱之為“鬥爭性合作”或“合作性鬥爭”。

第四節 當代工會面臨的挑戰和工會的未來

工會運動發展到今天，雖然取得了無數的成果和重大的發展，但又面臨著 新的挑戰。工會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工會運動將會走向何處?

一 、當代社會對工會的挑戰

當代社會對工會的挑戰是多層次和全方位的，對工會的改革和發展提出了 多重的需要。我們在這里僅討論其中主要的幾種。

1. 產業結構升級和後工業社會對工會的挑戰

二戰以後，發達國家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先是服務業或第三產業得到迅速 發展，然後是文化/知識產業從服務業中分化出來並得到迅猛發展。到20世紀 90年代，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引領整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後工業社會、信息文 明、知識經濟已經基本成型。眾所周知，工會一向是以工業為依托、以藍領工人 為主體的。現在，不僅服務業和知識產業是以覆雜勞動者為主體的，就是傳統 工業產業也在很大程度上知識化了，其中的覆雜勞動者(白領工人)數量已經超 過了簡單勞動者(藍領工人),於是出現工會會員數量急劇減少的現象。如果這 種狀況繼續發展下去，將來藍領工人的數量一定會像當年的農業勞動者一樣降 到10%以下乃至趨近於消失，傳統工會也就面臨著消亡的危險。工會的當務之 急是如何把覆雜勞動者或白領工人吸引和組織到工會中來，正是在這個問題 上，工會遭遇到極大的挑戰，因為大量白領工人、職員和知識分子對加入工會缺 乏欲望和興趣。

施奈德在《德國工會簡史》中講述了這種情況：“隨著後工業社會的形成，工 會的社會基礎即男性的、工業(專業)技術工人數目也在減少，1987年職員的數 目第一次超過了工人。工會在一些重要領域——煤炭、鋼鐵、造船業中充當了 幾乎已無法長期生存的產業結構捍衛者的角色，而新興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雇員則對工會表現冷淡，甚至采取拒絕的態度。於是‘工會的終結’這句話四處 流傳。”

2. 產權結構的社會化及其管理制度的創新對工會的挑戰

產權結構的社會化表現為企業股權的多元化和大眾化以及雇員養老基金 持股、員工持股，等等。這要求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掌握企業法人財產權的 經營管理層已經不是少數幾個股東的受托人，而且是包括員工股東在內的數量 眾多的股東的受托人。因此，即使僅僅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單一經營目標，也要 調動企業所有利害相關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激發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創造 性、責任感和忠誠。經營管理層(按傳統習慣繼續被稱為“資方”或“雇主”)一 方面繼續通過與工會的集體談判來調解勞資關系或產業關系，另一方面又繞過 工會，運用某些人本主義的管理思想和人力資源政策，直接向員工個人灌注和 形塑激勵機制，於是出現了托馬斯 ·寇肯等人所說的工會化產業關系向非工會 化產業關系、集體談判體系向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轉化：“新型的更加精細的非 工會制度是以20世紀60年代早期出現的激勵理論為基礎的。個人被假設為： 本質上願意努力工作，有很強烈的心理成長需要，對組織目標具有高度的責任 感。當時，行為科學中關於工作擴大化和工作豐富化的理論也受到管理者的關 注，一小部分勇於創新的企業在新的工作場所的設計實踐中扮演了關鍵的角 色。這些新的理論促進了有利於引進更加多變的、有挑戰性的和利於個人成長 的工作安排的技術發展。最後，研究工作設計的後續者得出如下結論： 一個好 的工作是能夠提供高度反饋，具有任務多樣性、挑戰性、自主性和有機會學習新 技術的工作。社會技術專家對這一思想進行補充，他們推薦通過小組或團隊的 方式組織工作，而不是通過分配個人任務和工作描述的方式。”面對這種形勢，工會方面缺乏積極主動的對策。寇肯等人指出，傳統集體 談判模式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管理者管理，工人及其工會通過集體談判提起或 者協商來施加與管理層決策有關的影響。工人領袖對於參與管理層的共同協 商或分享決策權的憂慮，反映了勞工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商業工會主義傳統，工會擔心被誘騙支持不令人滿意的選擇，或者在政治上被認為過於接近管理層， 以至於疏遠了各階層工人的利益。由於有這些疑慮，又加上傳統的集體主義 思路，工會領導人和工人代表即使進入了董事會，注重的也主要是集體談判模 型中所注重的問題，還不能滿足工人的個性發展要求，而直接面向個體工人的 新需要和新訴求，正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優勢。

3. 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變化對工會的挑戰

馬克思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標準劃分階級的，他沒有預料到資本主義社 會無產階級有產化、勞動產權和勞動資本化的可能性。韋伯的多元論階級劃分 方法則提供了這種可能性。在韋伯的體系中，生產資料所有權固然是一個重要 的指標，其他具有重要市場能力、行動能力和討價還價能力的要素，如經營和管 理的資源和能力，技術、技能、知識、教育和手工勞動力等資源和能力——總之， 通常人們所說的“財富、權力和聲望”——都影響和決定階級的構成；市場能力 的組合是多種多樣的，但大致上會形成幾種主要的組合從而形成幾個主要的階 級類別：主要擁有最重要生產要素即生產資料或財產或資本的人們構成上層階 級，主要擁有個人職業能力、市場競爭力和獲利能力的人們構成中層階級，主要 擁有勞動力的人們構成下層階級。韋伯由此在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之間植入一個中間階級，由此形成一個等級階梯式的而不是兩極對立式的階級 結構；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人們的市場處境和階級處境是可以改變的，他們可以 從一個階級上升或下降到另一個階級。

新馬克思主義者賴特吸收了韋伯的多元方法，建立了一個以雇傭關系、生 產資料(資本資產)、管理權力(組織資產)和技術專長(技術資產)為四個維度 的階級分析模型，認為在後工業社會存在著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 “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雇傭勞動，處於階級結構的邊緣，不是主要的階級； 構成階級結構之兩極和主體的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由職業經理和技術專家 構成的“中產階級”,處於階級關系中的矛盾位置上，兼具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 雙重屬性，其中位置較高的接近於資產階級，位置較低的接近於工人階級，因此 它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毋寧只是一個中間的過渡階層。賴特最終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二分法，否認獨立的中產階級的存在，按他的計算，到1990 年，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仍占就業人數的50%以上。

更多的社會學家則確認後工業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立的中產階級，這個 階級不論在人數還是在財富占有量上都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和主流，因而西方 發達國家已經由一個兩頭大中間小的杠鈴型社會結構轉化為一個兩頭小中間 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這種變化對工會運動的影響甚 巨，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們一半以上甚至高達80%以上自我認同為中產階級，而 工會向來被認為並就是工人階級的組織。施奈德分析了德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對德國工會的影響：

(1)工會組織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傳統的工人生活環境正在消失。不容否 認的是，綠色環境居住運動的展開、小住宅自成一體、晚間家庭電視消遣和自駕 車在住宅和勞動場所之間長途往返， 一方面促進了分散傾向和非集體化傾向， 另一方面縮小了社會差別。

(2)尋求安全成為一項重要的生活準則：職務晉升、家庭穩定、消費能力提 高和拒絕積極的政治活動。職業上是謀生，而生活願望只在業余時間內實現， 以“業余享受”形式表現出來的“生活質量”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決定了廣大 工人(雇員)階層的社會現實。

(3)經濟奇跡和社會市場經濟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廣大雇員重新肯 定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相信在這個制度基礎上可以公正地解決利益沖突。 工會是否有必要成為問題，個人晉升似乎也是一條大有希望的改善生活狀況的 途 徑 。

(4)很大一部分工人把自己認為是中間等級的一部分，許多技術工人、職 員、公務員即使不認為集體利益代表形式“有損自己的尊嚴”,也會認為這是可 以放棄的。工人與職員在收入差別和享受消費消遣的機會差別趨於消失①。

4. 經濟全球化對工會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對工會的直接影響是，資方和雇主為了規避工會化而關閉工會化工廠，把它們遷到工會力量薄弱的國家和地區，或通過訂單控制和技術控制把制造和加工部分外包給不發達國家的工廠，這就使發達國家的大量工人面臨 失業的危險，當然，還有不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相當數量的移民也在以低 價與發達國家的工人爭奪就業機會。面對這種情況，工會不得不降低集體談判 的要求或勞動標準，或者讓地方和工作場所一級的談判取代全國和產業一級的 談判，而這又加劇了工會結構本身的矛盾。當然，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不發達國 家工業的發展，也給不發達國家的勞動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但 對於走在世界勞動運動前列的發達國家的工會來說，卻提出了許多亟待解決的難題。

5. 工人需求層次的提高對工會的挑戰

工會存在的理由歸根結底是要滿足工人的需求。前面我們談到過，由於在 工業社會階段工人的需求層次還比較低，因此工會主要是滿足了工人的生存、 物質、生理、經濟和安全需要，其次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工人的歸屬和自尊需 要，但這一方面只是在工會內部得到較大的滿足(盡管工會本身的等級化和官 僚化對此又打了不少折扣),但工會並沒有為工人的歸屬和自尊需要在更大的 社會生活範圍內的滿足提供足夠的幫助。至於工人作為獨立個體的自我實現 和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則基本處於工會的視野之外。工會作為一種團結互助 的組織，本質上是弱者的一種集體生存和鬥爭方式，因而在本質上懼怕個性的 發展和個人對成長、成就、自我實現的追求；它提供的是一些滿足工人基本需求 的標準化產品和服務，而不能提供滿足工人特殊需要、高層次需要的個性化產 品和服務。但是，隨著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隨著簡單勞動向覆雜勞動 的轉化(其背面是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的轉化),工人新的需要和價值觀也逐漸 成長起來了。莫斯 ·堪特爾指出，1977年在美國，工作有兩個主題： 一個主題仍 然延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模式和軌跡；但是另一個主題是正在發生的新 的強有力的改變，工作是一種自我尊重和非物質性的獎勵——挑戰、成長、個人 成就、工作的樂趣和意義、發展和積累的機會，以及健康和安全的生活，工作還 應該滿足在個人權利、正義感和公平等方面不斷增長的員工意識和意願。 一個 受過更好教育的工作群體，同時也是更加具有批判性、質疑能力和更多要求的 勞動者群體正在形成，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就會使他們產生失敗感和挫折感。這當然不是說傳統的集體談判模式所取得的那些基本的和歷史性的成 就不重要了，或者說對工人的物質獎勵的需要——收入、安全、健康和雇傭保障 的滿足已經不重要了，而是說工會應該積極回應工人的新需要，正是在這一點 上，工會還無力滿足雇員的新需要和新預期。調查表明，工會會員對工會各項 工作的滿意度依次是：(1)獲得更好的薪水——84%;(2)保護工人免受不公正 的待遇——83%;(3)獲得更好的福利——76%;(4)處理申訴——69%;(5)使 工作更有趣——46%;(6)在管理決策中代表工人的利益——41%;(7)讓工 人擁有關系到他們如何完成工作的發言權、提高勞動生產率——40%;(8)讓 工人擁有關於業務的發言權——27%。

德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德國工會傾向於把工人和雇員的個性願望當作一 種錯誤意識，而不能明確肯定這種新的個性自由需要與可能性的發展。既然如 此，傳統的集體調節模式就開始失去作用；於是，“工會已落到它們自己參與創 造的一種發展後面。今天人們之所以能激烈地闡述塑造個人生活的需要，也是 而且恰恰是由於工會參與創造的普遍的生活質量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當 然，“承認雇員內部及其不同的生活樣式和利益，並不意味著工會必須放棄一種 廣泛的社會秩序觀念，但是，它們必須要比以前更加明確地把一個團結互助社 會的目標具體化，並且要以雇員多種多樣的需要和願望為準繩。這個社會的中 心既非技術亦非經濟，而是人。”適應和滿足工人的新需要和新期待，促進他們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發 展，並不是要徹底放棄工會的組織權威和團隊紀律，而是要使團結互助原則與 個人自由原則相協調。正像施奈德所指出的：“工會確實沒有理由放棄它們的 基本原則——社會公正、人們的團結互助、自由、民主以及國際合作，這些都是 工會政策的基本要點。鑒於世界範圍的貧困、剝削、各種政治陰謀、伎倆和壓 迫，鑒於環境破壞與戰爭危險，這些基本要點都沒有失去現實意義。工會正處 於估計將比它們的歷史中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深刻和根本的變化之中，但是它們沒有終結。”

二、工會的對策和發展戰略

各國工會都在想方設法應對上述挑戰，此處不予贅述。我們要想說的是， 從本書的勞動哲學思想出發，可以提出什麽樣的對策呢?

1. 工會要重視對工人的勞動產權的維護和追求

工會最初是由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勞動者所結成的勞動力聯盟，因此， 長期以來工會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為工人爭取更高的勞動力價格或工資水平 上，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然而，經過長達兩個世紀的鬥爭，工人的經濟狀況 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的勞動力素質和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前者使工人能 將一部分收入轉化為資本，成為資本所有者，後者使工人能以職業技能和人力 資產直接提出對企業的產權要求。因此，工會不能停留在維護工人狹義的勞動 權利即就業、工資、工時、工作條件、福利保障等基於勞動力的權利上，而且要理 直氣壯地追求包括勞動產權、勞動者的資本權利在內的廣義的勞動權利，或者 說勞權與產權相統一的經濟權利(說法可以多樣，但實質和內容是一樣的)。

2. 工會要重視對工人的職業培訓和人力投資

根據我們前文所說的，在工業經濟高級階段和知識經濟中，覆雜勞動就是 人力資本，因此，不斷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和職業技能，是獲取勞動產權的主 要依據，也是實現勞動與資本合作乃至勞動雇傭資本的重要條件。舉辦多種多 樣的在職培訓和業余培訓，不一定能收到立竿見影的經濟效益，甚至還要求工 人支付一定的費用，花費很多的閒暇時間，但這是一種長期投資，能夠帶來非常 可觀的未來收益。工會如果不重視這方面的工作，就是沒有維護工人根本的和 長遠的利益，工人就會因為只擁有簡單的勞動力和缺乏人力資本而永遠處於弱 勢的經濟地位。

3. 工會要組織工人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並實現勞資共決

經營管理絕不僅僅是雇主或經營管理者的事情，不管工人是作為勞動者和 人力資本所有者，還是作為股東，都有必要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當然，工人最初缺乏經營管理的必要的經驗、知識和能力，企業的經營管理層也會以工 人參與經營管理缺乏效率為由制造種種障礙，但誰也不是天生的企業家，普通 工人經過學習和實踐，也會對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的發展作出自己 的貢獻。工人委員會、勞資協商會、團隊自主管理、工作生活質量管理、質量圈， 等等，都是工會引導和推動工人參與管理的可資利用並可進一步完善的形式。 當然，參與管理也好，勞資共決也好，並不是要取消管理與被管理的相對區別， 即使是在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也需要有專門的、職業的管理者，但工人的參與 管理和民主管理，可以消除管理與被管理的二元對立，從而把企業創造成為高 效而又人性化的組織和利益共同體，在這里，工人的歸屬、自尊、合作、認同等中 層次需要能夠得到比較充分的滿足。

4.工會要推動工人的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和勞動過程中異化的消除

工會要積極吸收由資方和雇主方率先提出和實行的人本管理、人力資源管 理等能夠消除勞動活動的異化性質的辦法，而且作為工人的組織，工會應當也 能夠比資方和雇主方做得更好。如果勞動者和工會方面繼續以勞資非合作博 弈或勞資之間永恒沖突的眼光看問題，那麽,所謂人本管理或人力資源管理的 確就是資本剝削勞動的種種花樣翻新、溫情脈脈的形式。比如，勞動過程理論 家布洛維在一家芝加哥工廠做社會調查時發現，那里的工人熱衷於一種“趕工 遊戲”(the game of making-out),因為他們認為這種遊戲激發了技巧和鬥志，提 供了自我表現的機會，增添了成功和勝利的感覺。布洛維認為，工人認同了這 種遊戲規則，異常努力地工作，殊不知中了資本家的狡計：資本家以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升遷、物質的和精神的獎勵、人為地設計和制造的“滿意”,誘使工人主動 地、積極地接受資本主義秩序，從而成功地實現了從“工廠專制主義”向“文化霸 權”的轉型。另一方面，工人由於在趕工遊戲中得到了種種滿足，在不知不覺間 積極參與了對自己的剝削；工人們在一定的工作設計和工作組織中獲得了選擇 的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機會，按照自己同意的遊戲規則進行競爭，出人意料的結 果卻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剝削結構的再生產。應該說，布洛維的觀點有其深刻之處，他指出的這種深層異化現象也的確是存在的，但工人追求自我實現 和自我表現的需要也是天經地義的，因此，問題不在於工人們應不應該參與這 種“趕工遊戲”,而在於消除對這種遊戲的操縱、控制和剝削。工會的責任就是 要為工人的自我實現創造一種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環境，在消除資本對勞動 結果的剝削的同時使勞動過程變成一個勞動者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

三 、工會的未來與工會的終結

如果工會在以上幾方面做得很好，那麽工會就會得到全面的發展嗎?從一 方面來說是的——如果我們對工會做一種廣義的、擴展的理解的話，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所有就業者、工作者、雇員和自雇者都叫做“勞動者”或“工人”的 話，工會的確有可能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傳統意義上的工人(藍領和白領) 和所有職員、公務員、知識分子統統吸引到工會中來。但如果我們堅持工會是 勞動者或工人的集體組織這一原初的定義的話，那麽我們不得不說，工會的未 來就是工會的終結或工會的消亡。

工會的終結是在以下兩個層面上說的：

1. 雇主組織和工會組織將會融合為統一的職業組織和產業組織

按照人類社會一種理想的發展趨勢，勞資共決、勞動與資本相互雇傭、勞動 產權與資本產權相互滲透的長期發展，會使勞動與資本的邊界漸漸模糊。當 然，相對的區分還是會長期存在的，但問題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同時兼有勞動 者與所有者、雇主與雇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多重身份，那麽,與其他們以不同 的身份參加不同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不如實現這些從前是對立的組織和團 體的融合和統一。那時候將有遍布於各個產業的多種多樣的職業組織和產業 組織，由它們來協調和解決各自範圍內的利益矛盾和紛爭。在這個意義上，未 來的職業組織和產業組織將會在一定程度上覆歸於中世紀的行會組織，因為行 會是整個行業內所有從業人員(包括師傅和幫工)的共同組織，而後來的雇主組 織和工會組織正是行會一分為二的結果。區別只在於，未來的雇傭關系根本上 不同於行會內的雇傭關系，因為那時每個人將同時是勞動者與所有者、雇主與 雇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

2. 原來意義上的勞動者趨於消失因而工會失去其存在的基礎

按照我們的勞動哲學構想，物質資料生產會縮小為人類社會生活中很小的領域，其中的從業人員只占社會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活動 本身也與其他產業人們的活動一樣是一種自由的、自我實現的活動。因此，那 時已經沒有專門的勞動者或專門的工人這種特殊的社會身份了，作為他們的特 殊組織的工會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如同氏族組織、家族組織、村社、行會等 等發揮完它們的歷史功能自然就趨於消亡一樣，甚至如同階級專政、強制性國 家完成它們的歷史功能自然就趨於消亡一樣，工會在完成它的歷史功能後也會 愉快地告別世界而得到安息，在此之前，工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過是為這一 天的到來準備歷史條件而已。工會的終結這個乍一看非常悲觀的結果，其實是 一個非常樂觀的結果。代替工會和雇主組織的，將是那樣一些自由的社團和自 由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語)。

所以，我們不必擔心工會的消亡，真正需要擔心的倒是工會的不消亡。在 我們曾經預想的其他比較不確定的乃至悲觀的人類未來前景中，勞動與資本將 永遠處於沖突狀態，因而工會與雇主組織也會成為永遠對立的社會組織。

結語 從勞動哲學視角看中國工會的改革和建設

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之中，具體可從以下八個方面加以 描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從農業文明、半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信 息文明的轉化；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化；從一元社會向多元社會的轉化； 從低度分層和僵化的社會結構向高度分層和流動的社會結構的轉化；從等級一 身份社會向平等—契約社會的轉化；從政府集權社會向公民權利社會的轉化； 從權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化。這八個方面概括為一句話，就是中國正在完成 現代化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根本轉型。在這個激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中 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 一是市場經濟對工人階級和 工會的挑戰和機遇，包括產權關系的變化和勞動關系的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和機 遇；二是工業化和信息化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雙重挑戰和機遇；三是社會結構 的分化和演變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挑戰和機遇；四是經濟全球化對工人階級和 工會的挑戰和機遇；五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挑戰和機遇。

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的確有關工人階級的前途和命運，也有關中國工會的生死存亡。應當看到，同處於社會根本轉型過程中，其他社會階層，比如幹 部階層，比如資產所有者和經營者階層，比較積極和主動地對其面臨的機遇和 挑戰作出了回應。相比之下，工人階級及其工會組織則顯得反應遲鈍、步履 蹣 跚 。

從勞動哲學視角看中國工會的改革和建設，可以並應該有專門的論著,此處僅就幾個主要問題做一點浮光掠影的討論，權且作為本書的結語。

第一節 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與工會的階級基礎一、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

1.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工人階級的初步和部分形成

所謂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是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再一次開始了工人 階級的形成過程。進一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才真正開始了全面形成和發 展工業市場經濟的歷史時期。相比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中國工業只 不過是在傳統農業經濟的裂縫中略具雛形(到1949年，工業經濟不過占國民經 濟的10%左右而已);改革開放前以高度集權方式建立起來的工業體系，雖然其 產值在數字上已占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70%,但那不過是農業產值向工業產值 的部分轉移和工業自我循環、自我增值的結果，不僅90%的人口仍然依靠農業 為生，而且他們還要為單騎獨進的工業體系不斷輸血以維持其形單影只的增 長。真正講來，在改革開放以前，工人階級不僅在數量上遠遠沒有成為中國社 會的主導階級(在1949年和1978年，工人階級都只占總人口的10%左右而 已),而且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處於相當幼稚的狀況。由於我國近現代歷史 的特殊性、覆雜性和曲折性，雖然經歷了大約一百年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也只 是在量和質兩方面部分地形成而已，還遠遠沒有達到完全形成的程度，甚至沒 有達到基本形成的歷史階段。

不錯，在法律和國家意識形態上，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社會的生 產資料和國家政權的主人，或者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主人。但是，由於先天歷史 條件的不足，由於工人階級的主體條件和主觀素質不足以勝任直接管理企業、 國家和社會的任務，甚至不具備足夠的能力監督自己的代理人行使管理企業、 國家和社會的職權，因此，雖然說作為總體的工人在法律和意識形態上的地位 極高，但每一個個體工人在實際上不過是高度依附於國家的雇員，接受自上而 下的嚴密的管治和控制。工人階級是企業、國家、社會的主人的自我意識和階 級意識，不是依據工人實際的地位和作用而自由自覺地形成起來的，而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以政治形塑、外部灌輸等形式“被形成”起來的。有學者針對新左 派把“兩參一改三結合”極力推崇為經濟民主的典範的做法指出，在勞動力國家 所有制下，勞動者不是一個自由、獨立、自主的經濟主體，沒有形成自我個人利 益的所有制基礎，沒有追求自我個人利益的權利，沒有尋找職業權、選擇職業 權、流動權，沒有自我設計、自我奮鬥、自我發展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實行的 所謂職工民主管理，具有如下消極被動的特點：(1)不是勞動者作為勞動力產權 所有者和具有民主權利的公民主動積極地、自下而上地參與管理，而是自上而 下地被賦予與被動員的；(2)工人只是並只能是作為整體的一分子、為了整體的 利益而被調動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 一旦他們抱著爭取和維護個體權利的目的 參與管理，他們就必然會被剝奪參與管理的權利和資格；(3)工人在某種他們必 須服從的框架內被運動，或者說他們被賦予運動自己的權利，這種民主管理不 過是工人否定自己、服從集體並進而服從集體的化身(領袖)的實現形式 而已。

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和基本形成

改革開放為大規模而又有效率地推進和完成我國的工業化開辟了一條正 確的市場經濟道路，中國工人階級在量和質上進入了一個再形成的過程。短短 30年，2億多農民轉化為工人，而且在未來30年，還將有更多的農民轉化為工 人，屆時，工人階級將成為我國人數最多的階級。這是量上的劇烈擴張。當然， 我們更為關注的是工人階級在質上的提高，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工人的階級意識 和集體行動能力、結社意識和結社能力的發展。

在過去的30年中，“老工人”即國有企業工人經歷了許多難言的辛酸和痛 苦。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他們雖然並沒有成為真正的主人翁，但擁有穩定的工作和福利，並且在名義上、形式上、制度設計上、程序上有一系列工人當家做主 的權利。20世紀80年代的承包制改革賦予企業管理者以很大的、不與工人分 享的經營自主權，從而使工人的地位相對降低；到了90年代，工人一方面遭受 下崗失業，另一方面，此前仍然保留的主人翁希望被徹底打破，工人階級恢覆到 它的本來面目即無產階級，而且是就業得不到保障的無產階級。有學者的研究表明，在穩定而有力的國家規制下，絕大多數工人在懲罰性制度和預防性制度 面前選擇了退出、服從和個人傾訴，而基本上沒有以利益組織起來的公開的集 體行動。工人階級的無集體行動表明他們遭受到了集體行動的瓶頸制約：工人 出於自己的情境理性，以自己對社會境況的了解和對集體行動成本的估計，認 為采取集體行動對自己弊多利少，通過這種理性的利害計算，無論是下崗工人 還是在崗工人，都喪失了集體性和凝聚力而趨於碎片化；“工人階級的碎片化與 工人階層內部的非同質性形塑了工人在重大事項上利益偏好的不一致性，使集 體因為工人沒有共同命運、沒有共同利益偏好而失去了共同的行動目標”;即使 有了共同目標，由工人階級的分割和非同質性所帶來的集體行動能力的低下也 使他們難以訴諸集體行動。但是，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都遭受 過來自工人的消極的集體行為(怠工、缺勤、低效率、不合作等)的困擾，而且有 一小部分工人已經達到較高的集體認同並開展和發起了積極的集體行動，在一 些企業和城市出現了為數可觀的“群體性事件”(罷工、罷運、罷教、停工、集體上 訪、遊行、請願、靜坐、堵路等)。

與此同時，“新工人”即剛剛由農民轉化而來的工人，由於獲得了城市與農 村、工業與農業、工人與農民的比較利益差別，由於他們走的是一條上升的路， 而不像“老工人”那樣走的是一條下降的路，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具有像“老工 人”那樣被灌輸的主人翁意識和正規的代表組織(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因此 他們比老工人更能夠接受經濟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更能夠忍受城里人和資本 家強加在他們頭上的種種不公平的待遇和嚴重的剝削行為。當然，他們中也會 發生消極的集體行動和零星的積極的集體行動，不過與“老工人”還是相差 很遠。

這就是說，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整體上正處於自在的、分散的、原子化和碎片 化的無集體行動階段與以部分覺悟和有限團結為前提的消極集體行動和零散 的積極集體行動階段之間，其中絕大部分“老工人”偏於第二階段，絕大部分“新 工人”偏於第一階段。

對於處在這種歷史發展階段的工人階級，現存的合法工會是一種“先賦的”、“現成的”、“外生的”的組織模型，憲法所規定的結社權的落實就表現為自 上而下地把工人“嵌入”、“裝入”工會或工人不假思索地、隨著大流自然而然地 加入工會。應該說，有一個現成的工會形式可以利用，對工人階級來說很可能 是一件好事，至少比根本就不允許有任何工會要好，至於現存工會在多大程度 上能夠代表工人，或者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這個工會改變為讓自己滿意的 工會，這取決於工人與工會之間長期的互動。

二、中國工會的階級基礎和會員來源

為了使工會真正成為工人階級的組織，首先要在會員來源上做一些必要的限制：

1.工會不應接納國家、社會和企業的管理者階層作為自己的會員

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對此不會有人有什麽異議。問題在於，按傳 統的工人階級定義，國家、社會和企業的管理者階層也被歸入工人階級範疇。 但在現代公民社會的三方格局中，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是依法協調和仲裁社 會矛盾的獨立的階層，不應當再歸入工人階級之列；至於企業經營管理者，他們 或者本身就是資產所有者，或者是資產所有者的代理人，更不能歸入工人階級 之列了。即使在國有企業，由於年薪制和股票期權制的普遍推行，其經營管理 者也已經部分地成為資產所有者了。更何況，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家、社 會和企業的管理者階層實際上無須工會來代表和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或者以 其個體的力量就已經處於強勢地位，或者有另外的社會政治團體，如民主黨派、 企業家協會、工商聯合會，來代表和維護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也沒有必要加入 工會；即使加入了，工會也難以、也不可能代表和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反倒會 從自身利益出發、以工會會員身份對工會施加不利於普通工人群眾的影響。因 此，工會章程應當明確規定：國家、社會和企業管理者不能加入工會。當然，不 加入工會並不等於反對工會。實際上，國家、社會和企業管理者以及其他社會 各界人士都可以以非工會會員身份同情、支持和參與工會的活動，工會方面也 需要並歡迎他們的幫助。

2. 工會沒有必要接納所有部門的雇員和從業人員作為自己的會員

非直接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從業人員能不能加入工會，如第三產業中某些既不生產物質資料產品也不生產物質資料服務的部門，尤其是從第三產業中進一步分化出來的文化產業，其中的雇員可否加入工會?現行《中國工會章程》第 一條規定：“凡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其他社會組織中，以工資收 入為主要生活來源或者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 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認工會章程，都可以加入工 會為會員。”這是以雇傭關系為標準定義勞動者的，自然不僅把上面所說的國 家、社會和企業管理者包括進來了，更是把所有在第三產業和文化產業就業的 雇員統統包括進來了。這個標準太寬泛了，僅僅把雇主排除在外。按本書的定 義，勞動者是物質資料的直接生產者，包括簡單勞動者和覆雜勞動者；工人階級 是現代勞動者，包括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作為現代勞動者或工人的組織，不 能夠包羅萬象，不能夠把非直接物質資料生產者包括進來。實際上， 一個社會 團體，能夠把數以億計的工人組織起來，已經很大很大了，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 組織了。如果它能夠真正有效地代表和維護數億工人的利益，已經非常非常了 不起了，根本就沒有必要對其他非工人的就業人員進行量上的擴張，這樣反而 會模糊工會的目標、分散工會的注意力、增加工會的內部矛盾和工作難度。那 麽有人會杞人憂天般追問，非工人從業人員，比如知識分子，究竟由誰來代表和 維護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我國已經有了許多職業性、行 業性、產業性協會、聯誼會、研究會，在它們基礎上可以整合和重構更高級別、更 具規模、更能夠強有力地代表和維護其會員利益的組織。

第二節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和社會地位

一、職工合法權益的科學內涵

我國《工會法》第六條規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中國工會章程》總則規定：“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對中國工 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地位、角色和職能的這一 科學規定，已經得到全社會的認同。但對什麽是“職工合法權益”、它包括什麽 具體內容，由於角度和方法不同，人們並沒有取得一致的認識。比較流行的一 種看法是，所謂“職工合法權益”,就是指職工在勞動過程和勞動關系中所享有 的“勞動權益”,主要指就業、勞動時間、工資、勞動安全、職業培訓、勞動保險方面的權益。本書認為，這只是狹義的“職工合法權益”。中國工會所代表和維 護的，應該是廣義的“職工合法權益”,即從人權和公民權利角度出發界定的“職 工合法權益”,或者可以反過來說，所謂“職工合法權益”,就是指職工作為人作 為公民所擁有的、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

1. 職工的合法權益包括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和社會權益

應該說，勞動法所稱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與工會法所稱的“職工的合法 權益”是不完全一樣的。勞動法是專門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並不調整其他經 濟關系以及政治、文化關系等社會關系。因此，它所稱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主要指勞動關系之一方的勞動者的直接與勞動有關的權益，又稱勞動權益或勞 權。工會法則是調整工會與工人階級以及工會與黨、政府和企事業單位之間的 關系的法律，其內容不僅涉及勞動關系，而且涉及其他經濟關系；不僅涉及經濟 關系，而且涉及政治關系、文化關系等社會關系。因此，工會法中所稱“職工的 合法權益”當然包括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和社會權益四個基本方面的內容。

(1)經濟權益。不僅包括狹義的勞動權益，而且應包括產權權益。

(2)政治權利。不僅僅是職工在企事業單位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而且是職 工作為公民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上所享有的政治權利。

(3)精神文化權利。首先是在勞動過程中的精神文化權利，因為勞動者不 僅僅為謀生而勞動，作為人，他們也要求自己更高層面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滿足； 其次是勞動者作為公民在整個社會生活中依法享受的精神文化權利。

(4)社會保障權利。不僅僅包括作為勞動者依法享有的失業、醫療、工傷、 養老、生育等方面的勞動保險，而且包括作為公民依法享有的社會救助、社會福 利等方面的社會保障。

2.職工的經濟權益包括職工的產權權益和勞動權益

職工合法權益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經濟權益。由於在目前歷史條件下，勞動 權益確實是普通職工主要的經濟權益，由於是勞動法首次在一般的意義上把工 會確定為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於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工會界人 士)便把勞動者或普通職工的“經濟利益”或“經濟權益”等同於其“勞動權益”。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思維誤區。勞動權益固然是一種經濟權益，但經濟權益還包 括更為重要和根本的產權權益，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認為產權比勞權、產權關系比勞動關系更為重要和根本。

我國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有許多區別，其中最重要的有兩 點：我國市場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起步的，而西方市場經濟是在私有制基礎 上起步的；我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全體人民都能夠分享所有權 的市場經濟，而西方國家所建立的基本上是少數人獨占所有權的、資本主義性 質的市場經濟。於是便產生了兩個不可回避的問題：第一，在對傳統的公有制 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時，如何兌現和落實職工作為公有財產主人的所有者權益? 如果只有少數人得到產權而多數人都失去產權，人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或 者過去的公有制是假的，或者雖然是真的，卻是應該被廢黜和取代的；或者過去 的社會主義是騙人的，或者將來要建立的是資本主義；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要建立一種普通勞動者也能分享產權及其收益(資本 及其利潤)的新型的產權制度，否則，我國的市場經濟就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 有什麽本質區別了。

財產權和產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根據“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 中共十七大已經明確提出了保護和提高勞動者經濟利益的兩條根本途徑： 一是 “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二是“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產權(所有權)所產生 的收入，正是典型的“財產性收入”,因此落實普通勞動者的產權，無疑屬於我們 應該創造的條件和機制。根據近二十年來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某些實踐經驗， 落實勞動者產權可供選擇的途徑和方法有：

(1)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改制時，將一部分公有資產折抵量化為職 工股份。

(2)在國有獨資企業和國家控股企業，企業職工除了獲取勞動報酬外，有權 享受一部分資產收益或利潤。

(3)在上述企業中，將對公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和相關的權利具體分解 到企業內部每個崗位和每個職工身上，使職工以模擬市場的方式在其所在的崗 位上當家理財(邯鋼經驗)。

(4)在新建企業和各類企業(包括私有制企業)增資擴股的過程中，鼓勵職 工以現金購買企業股權，廣泛實行職工持股制度。

(5)在中小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時和部分新建企業中，實行以職工持股為主體的股份合作制，從而在勞動結合的基礎上實行資本的結合，或者以資產結合為紐帶實現勞動的結合。

(6)由傳統的集體所有制發展為勞動者社團所有制(橫店集團、萬豐集團)。

(7)在各類企業中，職工可以以其高新技術成果或“人力資本”擁有企業股 份 。

(8)勞動力產權與勞動力股本化的探索，即將企業職工的勞動力(包括簡單 勞動力)折算為部分股權，勞動者在獲取工資的同時，逐步獲取部分股權收入。

(9)鼓勵自主創業，讓更多的勞動者成為創業者。

以上列舉了落實勞動者產權的一些重要途徑和方法，實踐中還會湧現出更 多的途徑和方法，落實勞動者產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將越來越大。我國改革 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使在產權關系中處於弱勢一方的普通職工也成為所有者和 產權主體，使我國廣大職工群眾和勞動者都成為有產者和“中等收入者”,從而 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莊嚴承諾。

二、對工會職責和角色的全面界定

1. 工會不僅應是職工集體勞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而且也應當成為職工集體產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工會的維權職能和維權內容，取決於工人階級在經濟關系即產權關系和勞 動關系中的雙重地位。如果上述對“經濟權益”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麽,工會就 不僅要協調勞動關系，而且要協調產權關系；不僅要維護職工的勞權，而且要維 護職工的產權；不僅要成為職工集體勞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而且也應成為職 工集體產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工會之所以要成為職工集體勞權的代表者和 維護者，乃因為普通職工作為單個勞動者在勞動關系和勞動力市場中是分散 的、軟弱的、無力的，因此應當把單個人的勞權組合為集體的勞權，通過結合和 組織成為工會，並由工會作為代表與勞動關系的另一方進行集體協商、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以此來維護勞動者的勞動權益。與此同時，普通職工或者還 不直接擁有產權，或者只擁有少量的、分散的產權，在產權關系和產權市場上也處於弱勢地位，因此應當把單個人的產權組合為一種集體的產權，通過結合和 組織成為工會，並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持股會、職工董事監事等有效的機制 加入到企業治理結構中去，與產權關系的另一方共同決定企業生產、經營和分 配等方面的重大事項，從而維護職工、勞動者的所有者權益或產權利益。不言 而喻，中國工會比西方工會肩負著更為艱巨的任務，這也正是中國工會不同於 西方工會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建設及其維權理論的重 要內容之一。

2001年修改後的《工會法》第六條實際上已經對上述立場和觀點有了一定 的法律表述：

第六條 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工會在維護全國人民總 體利益的同時，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工會通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協調勞動關系，維護企業職工勞動 權益。

工會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組織職工參與本單位 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此條既沒有把合法權益等同於經濟權益，也沒有把經濟權益等同於勞動權 益。第二款說的是維護職工勞動權益，第三款雖然沒有提到“產權權益”這一字 眼，但所謂參與本單位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所謂經濟民主，如果 首先不是指維護普通職工的產權利益，不是指協調企業內部的產權關系，又是 指什麽呢?考慮到整個第六條的內容基本上是修改時新添的，可以把這一條看 作是首次在法律上對“工會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一個完整的表述，而且 更為引人注意的是，這一條已經明確了工會協調勞動關系、維護職工勞動權益 的主要機制就是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雖然不明確但卻暗含了工會協調產 權關系、維護職工的產權利益的主要機制就是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這一點需要 在修改法律時明確起來。

總而言之，產權關系和勞動關系是工會的基本依據和出發點；工會是產權 關系和勞動關系中弱勢一方的代表者，必須以維護勞動者、普通職工的產權利 益和勞動利益為自己的天職；產權關系領域和勞動關系領域是工會基本的活動結語 從勞動哲學視角看中國工會的改革和建設 |547領域；工會要以構建、協調、發展公正的產權關系與和諧的勞動關系作為自己的 基本目標和基本任務；組織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與代表職工進行集體談判和 簽訂集體合同，是工會的基本活動內容和活動方式。由此也引發出一系列重大 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比如，如何從產權制度改革的角度來修改現行的職代會條 例、改革現行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重新界定職代會的基本職權?如何理順職 工代表大會、職工持股會、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等職工當家做主的民主機制之間 的關系?如何理順職工代表大會與工會之間的關系?應當說，這是建立有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工會模式的核心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不僅在中國工會發展歷史 上，而且在發達國家工會發展歷史上，都沒有現成的答案。

2. 工會不僅應是職工經濟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而且也應該是職工政治權益、文化權益和社會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1)工會應是職工合法的政治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宏觀層面，全國 總工會要代表全國職工群眾，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協以及全國勞資 政三方協商機制等渠道，參與立法、參政議政，實現對職工合法權益的源頭維 護，落實職工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在中觀層面，各級地方總工會要通過地 方人大、地方政協以及地方勞資政三方機制等渠道，表達職工群眾的利益、願望 和要求；在微觀層面即基層，工會要按照黨的十七大的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階級，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 務公開，支持職工參與管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2)工會應是職工合法的文化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各級工會要通過多 種方式和途徑，促使文化界創作更多反映人民主體地位和現實生活、群眾喜聞 樂見的優秀精神文化產品；要與企事業行政一起共同建設企事業文化，滿足職 工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3)工會應是職工合法的社會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中共十七大報告提 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具體論述了優先發展教育，建設 人力資源強國；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 民收入；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 醫療衛生制度；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六個方面的內容。應該說，工 會在我國社會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大有可為的，另一方面也是義不容辭的。

三、中國工會的權利和社會政治地位

中國工會肩負如此重大的社會職能和歷史使命，必然客觀上要求具有相應 的條件和權利；如果工會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僅僅是執政黨和政府的一個 附屬部門或群眾工作部門(俗稱“三等科室”、“二等後勤”),那麽工會斷然不可 能履行自己的職責並且必將被工人群眾所拋棄。

1. 工會應依法享有能夠保障其履行職責的基本權利

首先，工會的法定權利實際上、本質上就是勞動者合法權利的集合體，常凱 等勞動關系和勞動法學者稱之為由個體勞權派生和匯集而成的集體勞權。勞 動者作為個體，享有勞動力所有權、就業權、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勞動安全權、 教育與培訓權、保險與福利權、勞動爭議權等，當他們個別地行使這些權利時， 是分散的和軟弱無力的，只有聯結為集體權利才具有強大的討價還價能力或談 判能力。集體勞權也就是國際上所公認的工會代表和維護權(或稱“團結 權”)、集體談判和集體爭議權、產業行動權或罷工權、參與或共同管理權和監督權。其次，工會的法定權利還指它作為社團法人像其他社團法人一樣所享有的財產權和訴訟權。

我國法律已經規定和保障了上述大部分權利，但對工會的產業行動權或組 織罷工權尚沒有明確的規定，既沒有加以禁止，也沒有加以保護。工會的產業 行動權來源於工人的勞動力所有權和自由支配權，當他們以集體的形式從生產 過程中撤出其勞動力時，就被稱之為產業行動或罷工，通常這是由工會來組織 的，或者說是以工會形式表現出來的。工人以個體形式撤出勞動力，可以叫怠 工、缺勤，但不叫罷工；一夥人不約而同地怠工或缺勤，充其量也就是消極的集 體行動，可以叫做停工，還是不能叫做罷工。罷工是由工會組織的有目的、有計 劃、有程序、有紀律的積極的產業行動和集體行動。我國政府已經簽署了含有 罷工權條款的國際公約，但在國內法上還沒有立法保護工人的罷工權和工會的 組織罷工權。然而，這些年來變相的罷工現象或所謂“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 工人和工會無法可依，雇主、政府和法院等其他各方也無所適從，造成我國產業 行動在體制外發生、體制外運行、體制外治理的不正常現象，最明顯的體現是，法院在處理職工群體所提起的集體訴訟時，采取一種“祛集體性”、“弱化集體 性”、“壓低審級，利於控制，終結於縣、市地方層級，縮小社會影響力”的策略，從 而瓦解了職工的集體訴訟權。經驗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沖突和產業 行動是正常的，與其讓它們處於無序的蔓延狀態，不如將其導入和納入法律調 整範圍。有鑒於此，我國許多勞動關系和勞動法學者已經反覆呼籲加快我國的 罷工立法進程。

2.工會應當不受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幹擾依法獨立履行職責

中國工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工會是執政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 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這是對工會地位和工會作用的高度評價，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建設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障，但對此完全可以並且必須做 出新的解釋。關鍵在於，隨著社會分層和利益集團多元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 條件、執政任務和執政方式已經大大地改變了，從前，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 部，都是國家的勞動者，“人民”、“公民”的概念比較單一，現在，新的社會階層 尤其是資產所有者階層也加入了“人民”、“公民”的行列，執政黨和國家政權也 要代表和保護它們，甚至還要把其中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和國家政權里來。可 見，黨和國家正在拓寬自己的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像中國企聯之類的組織，也 完全可以把自己定位為“共產黨聯系廣大私營企業主、企業家的橋梁和紐帶”、 “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

如此說來，中國工會和中國企聯都是“橋梁和紐帶”,都是“重要社會支 柱”。當雙方利益一致時，或在雙方共同利益層面上，這說得通，當雙方發生沖 突時，執政黨和國家究竟應該向著誰呢?究竟誰才是“橋梁和紐帶”以及“重要 社會支柱”呢?站在協調者和仲裁者的公正立場上，執政黨和國家應該根據事 實、依照法律來“判定”誰更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誰更符合全社會和中華民族 的整體利益，而不能事先作出帶有傾向性和偏愛的“判決”。於是雙方就需要向 “法庭”提供證據並伸張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它們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來爭得 有利於自己的“判決”——而這以它們是兩個平等、獨立的“訴訟主體”和“民事 主體”為前提。

中國工會的獨立政治地位和社團法人地位由此昭然可見。有人說，“工會 獨立”必將導致工會脫離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杞人憂天之說。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是全國人民的政治共識，是載入憲法的法律規定，脫離和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就是違法，就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中國共產黨也是以法律來領導和治理國家的。 因此，用憲法、勞動法、工會法等法律來治理工會就足夠了，沒有必要由執政黨 來直接領導工會；執政黨和國家政權管全局、抓總體，工會以及其他社會團體內 部的事情，必須由它們自己去管理，把什麽事情都堆到執政黨和政府身上，執政 黨和政府也會不堪重負，並且不得不負無限責任，這是違背現代公民社會的治 理原則即“小政府、大社會”與“憲政、民主和法治”的。

3.工會要實行思想上、經濟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

工會不是政黨，它不會直接去爭奪最高國家權力，而是通過具有勞動主義 和社會主義立場的政黨去影響國家的政治和立法進程。它必須與社會主義政 黨結成親密的聯盟，但除了在政治大原則和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外，必須實現思 想上、經濟上和組織上的獨立自主，而不能讓政黨包辦代替或控制決定工會的 內部事務。這是保證工會履行自己職責的必要條件。

工會思想上的獨立是由工人階級構成的多樣性和思想上的多元性、多層次 性決定的，就是說，工會不能像政黨一樣要求自己的成員達到思想上的一元化。 政黨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強制性地、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地灌輸給工會成員，工會 成員只要按照工會章程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就可以了，不必在工會內部強求世 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倫理道德觀、審美藝術觀等意識形態上的一元化。

工會經濟上的獨立是指工會自行籌措和使用自己的經費、自行決定工會資 產的保值增值、投資經營，自行承擔自己的經濟支出，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專 職工會幹部和專業人員的工資待遇由工會自行支付，而不能由政府或企業管理 層支付，或者雖然由後者支付，但法律嚴格保護工會的幹部職員的相關權益不 受雇主的侵犯。這樣做， 一方面可以使工會幹部解除後顧之憂，不受企業行政 方面對工會專職幹部的解雇威脅；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強工會幹部對會員的忠誠 和責任感。

工會組織上的獨立是指各級工會幹部由會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民主選舉 產生，不受任何其他機構的委派和任命；工會會員對工會幹部享有充分的批評 權、建議權、監督權、彈劾權和罷免權；上級工會組織領導人由下級工會組織提出候選人名單，並由本級工會全體會員秘密投票選舉產生。

反過來說，如果工會仍然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在思想上、組織上、經濟上 完全隸屬和歸屬於黨政系統(這在當時是必然和必要的),那麽它如何履行其在 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中的基本職責——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呢?如果工 會缺乏獨立的職權和積極進取、主動負責的精神，不能夠大膽地、及時地、卓有 成效地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而是等、靠、要，或一等、二看、三琢磨),它 就會失去工人群眾的信任，工人階級就會像一盤散沙，無法以集體行動的力量 彌補個體力量的不足，就會越來越處於弱勢，社會的貧富分化、不公平、非正義 就會愈演愈烈，最終必然會引發劇烈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動蕩，從而也使執政黨 的領導和國家政權面臨顛覆的危險。如果這種推論是正確的，那麽,這正好說 明了一個深刻的真理：正因為工會沒有成為職工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它也就不可能成為執政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以及國家政權的重要社 會支柱。可見，怎樣使工會成為憲法和法律規定下獨立自主的工人階級群眾組 織，怎樣使工會真正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是我國工會改革和建設的最重大、最 關鍵的問題。

四、中國工會體制改革的重點和難點

工會體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否則，什麽工會的性質、職能、作用、權利、地 位等都會流為空談。

1. 傳統工會體制的慣性和工會體制變化的路徑依賴性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一元化、行政化工會體制到市場經濟條件下多元 化、法治化的工會體制之間，有一個較長時期的過渡階段，在這一階段，根據學 者們的研究，工會、職工代表大會具有比較明顯的“中介性”。也就是說，工會還 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工人階級代表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雇主、企業行政、 經營管理階層與工人之間的中介組織，具有維護雙方利益的雙重職能。

張靜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項研究表明，企業職代會是國家政權建設的一 部分，其基本功能是整合個體支持整體，同時在基層決策者和群眾之間提供制 度化聯系，將不同的社會需求納入體制的掌握之中。通過職代會等建制，企業 成為利益組織化單位或其內部職工利益分享的共同體，兼具政治整合和行政管 治雙重職能，而工人則被化整為零地組織進各個單位之中，單位內部按均分原則進行行政性利益分配，強化了工人對單位的忠誠，分割了工人的團體身份認 同，弱化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限制了單位外部公共空間的發展。企業職代會作 為一種國家與工人階級、單位與個體工人之間的中介體，通過滿足職工的部分 訴求而分散了社會政治行動的內容、形式和規模，客觀上減低了面向國家層次 或社會公共領域的政治壓力。經過十多年產權制度改革後，情況怎麽樣呢? 馮同慶的研究表明，經受了改革考驗仍然能夠存活下來的國有企業，具有三個 特點，一是國家介入的逐步推出，二是企業逐步進入市場，三是企業內部出現階 層分化，但“單位”的組織形式仍然存在，工會和職代會的主要特征仍然是中介 性的，並且對於促進企業經濟效益、自主規範階層關系、保持宏觀社會穩定和防 止普遍性社會危機具有良好的效用。不僅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的工會也具有 中介性特征，在一個工會和職代會都做得較好的案例企業，工會既不是通常的員工的“利益代表組織”,也不能說是“老板工會”,應該說是能夠協調勞資雙方的“中介性組織”。

眾所周知，在發達國家的確已經出現了比較高的勞資合作水平，因此代表 工人的工會與代表股東的經營管理層雙方都開始具有一定的“中介性”了。這 當然是一件好事，但在此之前，工會一直是作為“利益代表組織”產生和發展起 來的。在現階段的中國，工會表現出比較明顯的中介性，顯然不是那種勞資高 度合作以後出現的中介性，而是傳統工會既要保持自身的壟斷性、行政性和唯 一合法性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工人急迫的維權需要的矛盾狀況的反映，隨著 中國現代化過程的深入展開和階級階層的進一步分化，工會必須也一定會由目 前的中介組織變為旗幟鮮明的工人階級利益代表組織。

2. 一元化工會體制繼續存在和發展的條件

在西方那種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下，再加上工人階級本身存在不同階層 之間的差別和矛盾，根據集體勞權來源於個體勞權和自由結社的原則，西方國家的工會自然而然是多元化的，聯合和合並要根據自願原則進行，而且必須征得會員的同意。 一元化工會體制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遺產，對於改革開放 時代的工人們尤其是青年工人來說，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一種先賦的、現成存在 的、獨此一家別無選擇的集體組織形式，國家法律不認可其他工會組織的合法 性。當然，從理論上說，不同工會之間的競爭會加強工會的代表性，在將來條件 具備時，中國也會出現多元化的工會體制。不過，多元工會也有多元工會的弊 端(如著名的管轄權之爭),一元工會也有一元工會的優勢，假定我們能夠在一 元工會的形式下充實“代表和維護”的真實內容，我們也能夠成功地實現傳統工 會向現代工會的建設性、漸進性轉化。馮同慶最近研究了一家私營企業工會所 舉行的工會幹部的直接民主選舉，他的基本結論是：(1)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 進一步發展，工人們基於本能、感覺、興趣、潛能、夢想、習慣、良心等的公民意識 和權利要求正在逐步形成，這一方面表現為他們的主體性和議價能力的增強， 另一方面表現為他們的責任感和合作精神的增強；(2)具有新的公民意識和權 利要求的工人不再滿足於某種被給予的現成工會，他們要求組成由自己選舉產 生的哪怕是稚嫩的新型工會，而且他們成功的競選活動已經表明他們已經具備 了自我組織的能力；(3)即使在不改變現行政治體制和工會一元化體制的情況 下，工人們仍然能夠在工會直選等民主的社團活動中培養起寬容、合作和團結 的精神，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習慣和能力，從而自下而上地推動公民社會 的實現：“工人公民權利的衍生、社團權利的發展、基層民主的發展，既受制於上 層民主制度又可能改變上層民主制度，進而有可能促進整個社會民主制度的 建設。”這個例子表明， 一元化工會體制可以和真正的工會民主相結合，其中最為 關鍵的是要實行工會的依法獨立和依法自治，由會員依法選舉和罷免自己的幹 部。現在，工會幹部的民主選舉，至少在私營企業已經成為非常必要和完全可 能的了：第一，法律禁止“老板工會”,因此排除了企業雇主和企業行政對工會的 控制；第二，地方工會組織可以指導企業工會，但從地方工會派員到企業擔任工 會主席既是不應該的(因為剝奪了與會員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是不現實的 (因為一個地方工會不可能派員到其管轄的成百上千個企業工會);第三，私營企業一般沒有共產黨組織，甚至黨組織要依托於工會才能存在，因此不存在同 級黨組織對工會的控制。

中國的國情不一樣，不必照搬西方工會的組織模式，但是，中西工會的性 質、職能和使命是一樣的，都是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此，作為中國 唯一合法的工會，為了成為名副其實的工人組織，為了圓滿地履行其代表和維 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職責，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所屬工會組織，就要在工會 內部的群眾化、民主化上狠下功夫，力爭讓每一個工人的意願通過工會得到表 達，讓每一個工人的合法權益通過工會得到代表和維護，從而以其出色的工作 和業績得到廣大工人群眾的認同，直至所有的工人或至少是大多數的工人，都 把中華全國總工會作為自己唯一的選擇。果真如此，就同樣會體現個體勞權和 集體勞權的統一，甚至能比西方相互之間存在競爭和矛盾的工會組織更好地體 現這種統一。我國工會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把“群眾化、民主化”作為工會 體制改革的方向，就提出了“代表制、聯合制”的構想；90年代以來，在某些地區 和企事業單位進行了基層工會主席的直選和幹部自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 而，應該說，工會組織體制改革的力度、強度、廣度和速度，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 的需要，遠遠沒有滿足工人群眾的維權需要。真正能夠遏制非法工人組織的， 就是合法工會能夠真正承擔和完成歷史賦予它的職責和使命，舍此別無選擇。

不管中國工會目前存在多少問題和困難，多麽令人不如意，但是，與西方國家的工會正運動在不可避免地走向下降的方向相反，中國的工會運動正在觸底 反彈，正在走向可能長達一二百年的上升之路。這一點是可以確信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