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王慶民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人生經歷

我叫王慶民，1994年出生於河南省北部縣城--滑縣。我父母都是縣城事業單位的普通職工。壹場婚姻變故，改變了我未來近20年的命運。在我壹兩歲時候，因為各種原因（因為父母都不想向我客觀全面的講事情的前因後果，所以內情不是很清楚。據我後來打聽，以及對父母雙方的說法的分析和去偽存真，主要可能是因為他們二人感情不和、兩家人裏邊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隔閡矛盾，以及對我的撫養教育方式等問題引發的沖突），我父母，最後走向離婚。當然，離婚本身並沒什麽，社會上離異家庭有很多，但是這次離婚事件之後引發的問題卻是非常嚴重，包括做出的壹些匪夷所思的決定，對我未來的學習、生活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據我後來了解，因為這個矛盾我父親壹方的家庭為了避開我母親娘家人的追打（這個我後來問過我母親，她否認了這壹點，其他壹些當時的旁觀者也不太認同這個說法），或許還有其他原因，和我祖父母、父親、姑姑壹起搬遷去了另外的地方生活。當然我也被帶往外地。   

    在外地生活的大約七八年時間，期間我姑姑因為這件事（她和我母親娘家人壹直有激烈矛盾）刺激有了壹些精神問題（近兩年輕的多了，那些年很嚴重），經常性發瘋（不是比喻，是真正那種令人恐懼的精神異常情況下的行為。），例如摔碗筷、揮舞搟面杖、菜刀、大呼大叫等這些危險、令人害怕的行為。瓷碗摔爛了只能買鐵碗鋁盆。這些我都在場看著，這種事主要發生在我大約5-10歲時候。至於對我，她經常瞪大眼睛（那種瘋病下的恐怖眼神），或者出言恐嚇（把妳打死、妳個xx、妳xx等話），比較大的時候就挖苦諷刺，或者平常說話時候惡聲惡氣的說。還有過沖我臉上吐痰，味很大，很濃的痰。我有時候反擊，對著吐，但是只有壹點痰末，她吐的很多。至於打我的次數，倒不是很多（不多指不是天天打，但是十幾年累計至少也有壹百多次吧，而且嚇唬我的次數比這多得多了），主要是我父親和祖父母的阻攔，加上太小的時候對具體被打也記不太清，不過對於那種發狂或者嚇人的恐懼，現在還清楚記得。打人時候我很小，胳膊腿都沒她長，所以她打我時候還用另壹只手壓著我，摁著我，讓我打不著她，她卻能打的著我，讓我揮著胳膊踢著腿都夠不著她而受欺淩，而且此時她還很得意和猖狂，並且以此故意氣我。還發生過她發瘋時候把我頭摁在水盆裏“洗頭”的這種事。我父親很少直接打我，但是在我姑打我時候，有很多時候是拉偏架，拉住我讓她打，有時候我姑打我他還喊“好、好”之類，不過次數很少。這些事情對我童年時候的心理留下了很多陰影，尤其是形成恐懼感和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對後來的學生時代的思想、行為影響也很大。

   相對於這些，家庭變故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沒有接受小學教育。由於去了外地，而且這些時間裏又曾經多次變換過居住地，加上我父親、我姑以及祖父母的別的事情（這些不方便在文中說，想了解的人我可以當面講），而且根據我家人的說法（怕母親家人找到我把我抱走什麽的有些匪夷所思的理由。雖然感覺很奇怪，但是後來看到很多父母賣自己的孩子、母親吸毒把孩子留房間餓死之類，我這個其實也不算太奇怪、太匪夷所思），就沒有去當地小學，而是在家裏由我父親教我識字讀書，買了壹些課本之類，還有以前他的老課本，用半教半自學的形式學習。至於我的意見，那時候我才幾歲，既沒有獨立思想，又沒有能力抗拒，自然只能接受。

    當然，在那種惡劣的家庭環境裏，基本道德、基本行為規範、人際交往能力，日常言行舉止這些當然都沒有系統全面合理的教，或者有些方面就是空白，連最基本的和人打招呼、還禮這些基本禮儀都不懂不會，清洗個人衛生這些也都不會，也意識不到。

    不過，識字閱讀方面倒是還好，而且由於沒有布置作業之類，還有很多空余時間看了壹些父親年代的老的初中乃至高中課本，雖然當時大多數不完全懂，但是對後來中學學習還是很有幫助。尤其語文、歷史、地理看了很多。而且文科的東西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不管是固定性知識，還有價值觀影響，都慢慢滲透進我的記憶，我的內心。雖然家庭經常吵架，甚至打起來（我祖父母當時60歲左右，和我父親、姑姑他們之間互相埋怨，爭吵，我姑不正常時候摔東西，他們三個去拉住，抱住，總之很恐怖），但是我有機會就去另壹個房間，也沒有電視電腦，當然那時候更沒有智能手機，所以看那些老課本，還有舊雜誌、舊報紙，甚至壹些小人書連環畫，下意識的逃避這些家庭矛盾和恐懼，反倒是在這個過程裏認了不少字，有了對閱讀的興趣，也成了我後來比較擅長文科的伏筆。至於數學，當然因為沒有系統學習，自然很糟糕。英語雖然有些老課本，但是同樣是因為沒辦法教，所以也是到了初中上學之後才正式學習。在這期間，鄰居、親戚曾經問過父親及其他家人，為什麽不讓我去學校，還有平常出門時候其他在墻根坐著的老人、各家媳婦這些人也都七嘴八舌議論，投來異樣眼光。至於同齡人，因為我沒有去學校，所以也沒多少機會接觸，偶爾和鄰居或者老家親戚的孩子壹起在他們家看看電視什麽的。

     這樣過了壹些年份，後來終於回到了滑縣，然後又重新買了房子定居。這時候我差不多該上小學四五年級了，但是家裏仍然不想讓我去學校，而那時候我自己由於孤立時間長了，對外界其他同齡人也有隔閡，這時我已經11歲左右了，有了壹些自己的思想，就自己的想法而言，壹方面極為反感家庭裏天天的互相埋怨、爭吵（連吃飯時候都壹直吵，有時候連著壹整天抱怨、爭執，幾乎不停止。除了互相爭吵，家人還經常自言自語，神神叨叨的，這壹點後來也被我“繼承”了），還有我姑姑的打人、恐嚇，還有天天用不正常眼神在屋子裏來回走動，以及和以前壹樣的惡語相加（例如看電視時候，當時她壹直按換臺換了所有臺好幾輪上百次，電視壹晃壹閃的，我那時候小，很怯的說，別按了，按壞了怎麽辦？她就嗷嗷大叫，還玩命換臺，最後把遙控器摔了，這種嚇人的事很多）。很想離開家庭，但是又對陌生的學校很有恐懼感，所以也不想去上學。不過年齡越來越大，這時候出門，街坊鄰居，尤其是天天坐在墻根聊天的各家的老婆子、各家媳婦，看見我和父親出門，異樣的眼光（就是看壹個不正常人的那種眼神）、各種議論、流言蜚語（很多就當面說，這家孩子是傻子嗎？怎麽不上學，天天跟著他爸屁股後面傻楞楞的之類）就比小時候更多了，因為這時候自己也有了自尊心，也感受到了這種眼光和話語議論的歧視帶來的難過。

     後來又持續了有兩年，因為早到了上初中的年齡，再自學肯定跟不上學習進度了，而且初中很多科目也沒辦法教，後來就決定要去學校報道。但是因為突然和很多學生在壹起，很難去適應，所以就又推遲了壹學年，在這期間，為了能夠適應和學生在壹起玩，結果我父親和我去了網吧，那裏有很多中學生（當時也沒有實名制，平常查的也不嚴格），就通過在壹起玩遊戲，接觸其他同齡人，慢慢能了解、融入學生群體。當然這個做法是很匪夷所思，但是確實是接觸很多同齡人的地方，我們那新華書店和圖書館也沒多少學生在看，更沒辦法和他們在那裏交友，所以網吧還真是選擇。而且因為我當時還沒接觸過外界，所以我父親當時帶著我去網吧，這自然在很多人眼裏也算奇事壹件（他陪我去網吧壹個原因是希望我適應和同齡人交往，而且也願意讓我離開糟糕的家庭環境，他慢慢感覺我壹直在家也不是辦法，待在家裏天天沖突）。不過後來證明，這樣做並沒有起到太多好作用，反倒讓自己有了網癮，而且這個事情還成了後來壹些混混學生找事的壹個噱頭和嘲笑我的談資。

    而我在新華書店和圖書館的閱讀經歷對我後來的學習以及生活包括自己的思想影響巨大。當時開始接觸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政治、歷史、軍事、科技、社會問題的書刊也經常看。後來對於軍事和科技的興趣消退，集中於看政治、歷史、社會問題和文學。這些知識以及社會書刊中的價值觀對我影響頗深。只是那時候看歷史和政治還是主要看科普性的反映具體事件的書，後來到高中才接觸更多理論層面的。而雜誌對我了解和看待現實社會的影響尤其巨大。雖然家庭環境惡劣，但是也沒有接觸多少同齡人的娛樂，也沒有課業負擔，加上為了逃避家庭現實而鉆入如癡如醉的閱讀中，從這些閱讀中有了巨大的收獲。

    其實無論是去圖書館、新華書店，還是網吧，也是能夠有個離開這個天天互相埋怨，吵鬧的家庭的機會，而且可以更少看見我姑那種半瘋半陰險的臉色和話語。但是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有反抗心理，矛盾越來越激烈，我從逆來順受變得有所反抗。這時候，我和我姑姑又發生了激烈沖突。這時候我已經13歲了，所以有了壹定的反抗能力，於是就發生了對打，面對拳打腳踢，還有拍頭（有壹個拍頭長不大的說法，因為她瘋癲，所以這樣做來故意氣我，那時候很小，也不知道這種俗話是不是有道理，但是感覺很受辱），我就反抗，雖然力氣不大，但是比起以前還是有了反抗能力（以前也挖撓著反抗，但是效果不大），打不過也打。然後壹連沖突了很多天，她還用洗澡水、洗腳水（當時我們家沒有淋浴，都是在澡盆裏搓洗，再用小盆子澆身子，從水臟的程度和潑到臉上鼻子上的味道感覺，應該是用小盆子舀大盆子裏的水）潑了我壹身，那種臟水特別惡心，我身上也有壹些抓傷擦傷。然後我就拿了門口的修房子漏下的碎磚塊，狠狠砸了她壹下，正好砸在頭上，據說後來去了壹個醫生朋友家裏包紮了壹下。

    這個事情之後，我父親知道我繼續在家肯定有更嚴重的沖突，我自己也在這次豁出去的反抗之後徹底厭惡了家庭環境，因此我就不在家裏住宿了，而是住在外邊的小旅館，從這之後，到現在，大約9年時間，我就幾乎沒在家裏住過，除了因為壹些事曾經回去過三四次，其他時候我都在外面，見我父親也都是在他工作單位或者其他地方，並不在家裏。這樣住了壹段時間，到了8月份，決定要上學了。由於我沒有上小學，自然也沒有小升初的成績，但是又不想說自己沒有上小學而引起其他老師和同學註意，所以就找到當地中心學校，撒了謊說是在老家牛屯鎮上的學，當時也沒有學籍聯網系統，中心學校的壹個主任後來就根據劃片招生原則安排了學校，我就進入了縣城的道口鎮第壹初中就讀。然後，中學噩夢般的生活開始了。（其實家庭裏還發生過非常多的事，我還受過很多其他傷害，只是因為時間太久，壹些記憶的不準了所以暫時不寫入文章，此外還有壹些暫時不方便說。而且本文以寫我在學校中的經歷為主，所以對家庭的很多情況就只簡略的講壹下。而且經歷了這樣的童年後，抑郁癥的苗頭開始出現。我上初中時候是13歲）

    開學之後就是軍訓。軍訓期間每天也夾雜著早讀以及幾節課，主要是預習初壹的課本。突如其來的集體生活，壹下子讓自己無所適從。尤其是各種打鬧、罵人，以及學校的各種明規則和“潛規則”。我以前認為課堂應該是紀律嚴明，同學之間理應很有禮貌和尊重。但是現實卻是吵鬧成壹片，而且老師在的時候和不在的時候很多同學表現差別很大（現在感覺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但是那時候根本不了解學校，所以對此很奇怪）。而軍訓時候，要求整齊劃壹出操，踢正步、站軍姿，還有跑步、做俯臥撐等。我由於小時候缺乏身體鍛煉，也不習慣這些要求整齊劃壹的動作，然後就開始鬧笑話，例如擺臂動作跟其他人不壹致，俯臥撐做的動作不標準之類，就有壹些同學圍著嘲笑，還有人動手動腳，踢人之類。當然更普遍的問題是，平常說話、聊天，還有行為和別人很不同，雖然在網吧那段之後倒是有些遊戲可以和同學談，但是絕大多數話語、行為還是與同學們格格不入。這就開始出現各種嘲諷或者風言風語了。因為以前沒有遇到過這些同齡人對自己這麽做，所以感覺很惱怒。

    然後就發生了入學以來第壹次很嚴重的沖突事件。那是午飯之後，當時我和幾個同學坐在教室裏看書，然後有壹個混混式人物李飛（據說他曾經上過壹屆初壹，不知道什麽原因又重新上了，在軍訓時候就很不服從教官管理，教官怎麽吵他都不起作用，還嬉皮笑臉表現得滿不在乎），還有壹個小個子學生徐士強，幾個人壹開始在前面不知道幹什麽，後來他們就走過來，李飛就過來拿了個凳子緊貼著我坐著，然後開始說了壹些什麽話（時間長了忘了），我不想理他，後來就動手動腳，打啊踢（踢我的腿）啊之類，並不重，有半開玩笑半欺負人的意味，那個徐士強還拿掃把揮舞，然後我就很惱怒，然後就回打兩下，還沒他打我的重，然後還想奪下來那個掃把，然後他就壹下子由混子式嬉皮笑臉變成兇神惡煞壹樣，然後就惡狠狠的踢打，我也還手了，但是身體比較弱，打不過，就把扔了的那個掃把拿起來回擊，這時候那個李飛拿起來壹塊還沒安到窗上的玻璃塊朝我追過來，然後其他同學把他拉住了，這時候已經到了下午快軍訓時候了，班主任來了，事情暫時平息了。

    過了壹會，班主任王（王國華）老師把我，還有李飛徐士強叫到辦公室，簡單問了壹下經過，他們當然以“本來是開個玩笑”之類搪塞敷衍，我很惱火，講他們顯然是故意欺負人，王老師說，妳氣還沒下去嗎？那就站在這再反省吧。不過也沒站多久，後來王老師說，妳們互相道個歉就好了，以後還是親近的同學呢。然後我就道歉（那時候真是認為出現矛盾如果老師要求道歉，自己就應該找自己的問題，誠懇認錯，現在些許太天真），他也道了歉，然後回到軍訓操場。我以為這個事情就這麽過去了。

    結果到了下午軍訓結束，我正要出門，突然幾個女學生拉住我，說讓我過壹會再出去，我壹開始不知道怎麽回事，後來她們才吞吞吐吐說徐士強和李飛找了十幾個學生準備打我，在校門外等著，讓我等壹會再走。然後我就和她們去了實驗樓上呆了壹會，後來她們說李飛已經被帶到了班主任辦公室，我可以走了。然後我就出了校門，結果沒想到剛走到橋頭，就遇見徐士強帶了至少十幾個人（都不認識，後來據說有初壹外班的，還有些是初二年級的），他看見我就說，就是他（忘了具體原話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指認我）有跑步的，有騎自行車的大多數人手裏都拿著磚頭朝我追過來，然後我沿著河堤跑，好像有人抓住了我，但是掙脫了，最後拐到壹個胡同裏跑到壹個陌生人家裏邊躲到屋裏（這家人是開私人診所的，現在還能找到，有必要時候可以讓他們家出面作證），把這家人嚇了壹跳，我說有人追我，幫我壹下，連謝謝也忘了說。然後這家主人就到大門口，然後那些人圍著門口還讓這家人把我交出來，然後這個主人回來大概說了要不妳跟他出去什麽的，我說他們都拿著磚頭塊，我出去會有什麽下場，然後他就出門對圍著的那些人說，妳們這些人要再不走就報警了，這時候班級裏的班長來了（後來聽說是她知道他們要打殘人怕出大事所以才趕來勸），後來也不知道還發生了什麽，反正又等了很長時間，這些人才走了，我也回了住處，我父親也來了，還往當地派出所報了案。

    第二天去了學校，學校的厲主任負責處理這個事情，他讓我父親還有我大概看了下徐士強寫的“交待”，徐士強大約說的意思就是“對這個傻X東西，就是想弄個套子戴他頭上，拿磚打他壹頓”，可能是他那時還小，不知道搞當面壹套背後壹套吧，所以直言不諱的這樣說了他的做法和動機。另壹個主謀李飛，因為當時被班主任直接叫到辦公室，所以沒有直接參與打人。當時我還提到其他班學生也參與了，厲主任說那沒有證據，而且那麽多人也沒辦法處理，我說當時的班長還有幾個女同學都看見他們了，厲主任說那個班長說她昨天什麽也沒看見，也調查了其他學生，都說自己不知道這個事情。很顯然，她們不想惹禍上身，得罪那些混混，不過到現在還是感謝她們當時給我通風報信，還有阻止打人，無論出於什麽動機。最後結果是，徐士強被“勸退”，因為剛開學，其實想轉到其他學校也不難，而且沒有學籍問題障礙（那時候至少河南很多縣城的初中還沒有聯網學籍註冊這類東西，最多有個學生信息登記簿），李飛被“留校察看”，違紀卡記錄40分（45分就要勸退或者開除，當然後來他各種其他違紀加壹塊都有上百分了，也沒有開除，其實那種積分處理學生的規定實際上很虛，不會嚴格執行，意義不大），其他參與者就完全沒有處置，而且“法不責眾”，加上並沒有造成傷殘的後果，所以就壹律不究了。

    因為這個事情學校“勸退”了學生，算是很嚴厲和比較實際的處理，而且我又去了派出所報案，所以暫時震懾住了那些混混學生，後來在這個學校的半年間未發生大的矛盾。但是其他沖突還是時有發生。例如壹個叫張士鵬的學生，平常就喜歡打架鬥毆，個子不高但是出手比較重，目光兇狠，軍訓時候就趁教官不註意故意踢過我，而且是很用力的踹。至於原因，也不外乎因為我新入學，各種舉止行為不合群，而且形單影只，所以鎖定我為欺負對象。雖然自從徐士強被開除，這種學生對我收斂了很多，但是還是時不時有沖突。我雖然個子高，但是那些年壹直缺乏鍛煉，所以打架上不占便宜。但是在這裏的半年間，耳聞目睹了很多打架、欺負人事件。因為我不合群，所以相對來說不是十分了解其他學生，尤其在校外的打架鬥毆（這些其實很普遍，但是我很難看到），即使如此，我在班裏以及校園裏還是目睹了數十次嚴重的打人事件（四個初中加到壹塊）。

     當然後來我上的其他三個初中，也都有這種現象，並不是某個學校的獨特的“特點”，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至於這四個學校哪個比較嚴重，哪個輕壹些，因為我也沒專門統計過，在各校呆的時間也不壹樣，而且不同班級班風還是有很大差距，所以只能說各校普遍都比較糟糕，不方便具體排序。比較嚴重的往往是都是壹群人打壹個，基本都在教室最後壹排後面那裏，壹群人上來拳打腳踢，想跑就被拽著衣服摁著打，尤其下腳亂踢時候，被踢的人很難看清誰參與踢的（慌亂加上得護著頭，敢擡頭看當然更狠狠打），也不清楚誰踢得最狠，這樣起來之後也沒辦法記具體哪個人的仇（雖然實際上被打的也知道誰是主要參與者，但是本來就不敢報告老師、家長，所以這樣模模糊糊被壹群人群毆，就更加難以具體找誰“算賬”了，因為這種責任分擔效應，而且法不責眾，告那麽多人等於得罪那麽多人，也不可能開除這些人）。還有更惡毒的壹點，就是往往挑著周末或者節假日放假之前那天，往往是上完最後壹節課之後，這樣打壹頓人，正好學校放假，即使想去告老師也找不到班主任或者政教處的了（而且那時候手機也沒那麽普及，我們那裏當時學生本人有手機的也就只有三分之壹左右吧），所以被打之後很委屈想告狀也壹時半會找不到人，只能等開學，結果開學了已經過了至少兩天（當然長假往往就有壹兩個月），被欺負的人氣就消了很多，再權衡利弊，老師又不會因為這開除人，很多家長也不管，反而告了之後還會被打擊報復，遭受更嚴重的毆打或者其他虐待，而且（至少在我們那裏）因為這些欺淩而找老師告狀是壹種令人很不齒、讓人看不起的事情，所以時間的消磨加上權衡利弊，加上受欺負的人在性格上原本就怯懦膽小，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再告了，哪怕在放假前被打的很慘。

    除了群毆，當然還有單獨的欺負，往往就是壹個流氓式學生壹邊倒的方式打另壹個人。另壹方大多數時候不敢還手，即使還手也打不過，反而換來更嚴重的毆打。而且雖然有時候打人的是壹個人，但是他往往有好幾個甚至十幾個狐朋狗友，狼狽為奸。當欺負人的人沒遇到反抗，這些人往往袖手旁觀，甚至為霸淩者起哄叫好，但如果被欺負的敢還手，他們就會適時的圍上去，輕則對被欺負者辱罵恐嚇，圍成壹圈對被欺淩者形成巨大壓力，為欺負人的人幫腔，重的那就等著被群毆吧，或者出了校門遭受更嚴重的毆打或者羞辱。

    很多時候打人的同時還有嚴重的人身侮辱，例如騎在對方身上（和開玩笑那種完全不同，有時候壹些霸淩者用屁股壓在對方頭上），還有在廁所裏打人，受欺負者在臟的、有尿漬的地上爬滾還是輕的，看看現在壹些新聞報道的國內外壹些在廁所或者寢室打人事件，還有讓被霸淩者喝尿或者在那種骯臟環境裏下跪之類的。當然我個人沒有親眼目睹這種行為（因為我和其他人沖突經常告老師那，他們做這些當然避開我，最多只在走廊上看見過把人拉扯到廁所裏面打，具體裏邊還有什麽行為沒有可能目睹），不過根據現在新聞媒體披露的壹些類似事件，很能給大家對可能發生的情況提供壹個參照。這些打架事件裏，徒手的占多數，但是有時候也會有板凳、笤帚、鞋子、書這些打人砸人，更嚴重的有用磚頭、水果刀的，還見過有的拿類似警棍（可能是某些保安用的吧）對著課桌狠拍來恐嚇被霸淩者的。當然，打架過程中發現有什麽東西，往往也會隨時抄起來用。

    除了長期性霸淩，偶爾霸淩有些也很嚴重。像有壹次，壹個平常屬於“旁觀者”那波人裏的壹個同學在操場上值日區掃地時候，看見乒乓球臺上不知道誰放的壹本書，拿起來自言自語的說了壹句這誰的書，突然寢室那邊來了兩個人，上來就奪走了那本書，還拿書狠狠扇了他的臉（絕對比打耳光狠的多，聲音很響），然後揚長而去，他也不敢去找老師。本來他也沒想拿那個書，但是校霸上來就狠狠打了他，這就是“飛來橫禍”，平常小心也避不開這種霸淩。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這些事情為什麽會發生，學校、家長又為什麽不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這些情況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以當地戶籍學生為主（尤其是在市區的重點中學）的學校比較罕見，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人對我所說的很多情況不能理解，不知道竟然有這麽恐怖的學校環境。但是在內地縣城或者鄉村中學，以及大城市郊區、城中村地帶以外來打工者和當地村民的子女為主的學校，這種校園暴力還是相當普遍的。

    當然，說普遍，並不是說大多數學生都直接參與了，而是基本每個班級都有類似情況，當然程度輕重會有所不同。就以我們那裏為例，壹般來說，壹個大約60人的班級，那種流氓混子式的學生不超過10個（基本都是男生），特別喜歡打人、找別人麻煩的往往也就2-5個，而經常性被霸淩的人約有3-5人。其他的40多人，往往是扮演旁觀者角色，不過有時候這40多人裏邊，個別人偶爾可能欺負他人，壹些人偶爾又被別人霸淩。關於發生校園暴力的理論性研究，這個我就只鋪墊壹點，以便於結合來談現實，不去講太多了，可以參考壹些書籍、論文或者像維基百科這種工具，尤其是臺灣，韓國對校園暴力的研究，我主要就談壹些直觀的認識和感受。

     首先，在內地尤其縣城和農村，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居民（學生家長）受教育素質、職業結構與大城市差異很大，社會文明程度和對個人（尤其學生）權益的重視程度也非常不足，所以學生家長本人的素質、教育方式，看待校園暴力等事情的態度存在嚴重的問題。農村家族械鬥這些年雖然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是家族之間、家庭內部的暴力化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還是經常發生，“壹言不合就動手”並不少見。毫無疑問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很大。無論是成年人之間打架鬥毆解決恩怨或者爭議，還是長輩（父親、叔伯之類）“不打不成器”的教育方式，或者幹脆就是發泄式的直接對子女的家庭暴力（不僅包括直接打人，還有長時間暴力恐嚇，嚇唬孩子），或者對妻子等其他家庭弱勢成員的暴力對子女產生的耳濡目染，都讓未成年人（尤其是10-18歲的男孩）的思想埋入了暴力的土壤，他們的行為也因為上述這些“示範”而變得暴力化，而且因為心智嚴重不成熟，往往比成年人更加不註意尺度，不考慮後果，以比誰兇狠當成壹種榮耀，做出比成年人更加殘忍極端的暴力行為。

    而且由於他們父輩受教育水平有限，接受的教育從內容到方式也都很糟，並不在意子女的施暴或者受虐待的校園暴力，認為這些就是“小孩子的嬉戲”，不覺得多麽重要。不認為校園暴力對於子女的身心健康、人格養成、個人尊嚴和權益有多少損害。他們很多人甚至還鼓勵以暴制暴，或者認為小孩的事小孩自己解決，當然也有家長直接找到霸淩者打壹頓的，但是顯然都不是好的解決辦法。

    而且說句半個題外話，很多這種地方（前面提到的區域）環境裏的家長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就缺乏對自己權益的維護意識，生活在麻木和混沌之中，或者習慣了強權、關系戶、地痞惡棍威壓，認可弱肉強食，對皮肉之苦和精神侮辱麻木不仁，或者既壓抑又暴怒，自然很難去應心解決子女在學校的那些問題。而且被霸淩者的家長往往因為外出打工，或者忙於幹農活等其他工作，平日很忙，或者父母就對他實行家庭暴力，親子關系糟糕，所以在學校受欺負時候並沒有家庭為他撐腰討公道，甚至家長可能還不分青紅皂白，不和孩子講理，認為在學校打架（不管妳是不是受欺負）就是惹事，在學校挨打，回家說了這些又挨打，那還不如不說（例如我知道的劉X凱、許X宙、曹X等人）。而施暴者家庭有些往往也是父母關系不和或者離異，或者教育方式粗暴，或者幹脆鼓勵兒子去欺負人，或者放任自流，不認為自己有約束兒子不去欺負其他家庭子女的責任，甚至出了事還為兒子狡辯。而且還有壹點，那就是那些混混頭目往往家境（主要指物質條件，他們家庭倒不壹定和睦，推測起來應該是不和睦，才養出這種兒子）還不錯，例如後來和我發生矛盾的李治、周震，還有前面提到的李飛，從其他人只言片語裏對他們以及他們家庭情況的描述，還有他們平常的消費等各方面看，他們的家庭在縣裏可以說是中上等條件了。可能恰恰由於這種物質條件相對充裕，才能籠絡壹幫狐朋狗友，吃喝玩樂，壹起打架鬧事。（當然農村中也有非常多的溫順、善良、淳樸的學生，我接觸過非常多出身於農村的善良守紀、德行良好的同學，而且農村也是好學生占多數，但是相對於城市居民家庭的學生，縣城和農村的學生違紀包括參與校園暴力的情況明顯較多）

    至於霸淩的具體原因，往往並沒有什麽很合理的理由。“看不慣”、“好欺負”，基本就是這兩個籠統的理由，當然有時候會有壹些具體借口或者打人的導火索。覺得妳言行舉止比較特別，不合群，或者個人行為不合這些混混的心意，那就欺負妳。覺得老師不喜歡妳，不待見妳，家裏沒有人撐腰，在學校沒有“幫手”，大多數旁觀的同學也不待見，打了之後沒有後果，沒能力報復，所以就欺負妳。當然很多時候兩個理由往往同時集中在壹個人身上。因為如果妳“好欺負”，必然找個看不慣妳的行為或者做的事的理由來打妳，時間長了被霸淩的人行為更扭曲，更卑瑣，那就更看不慣，更加打妳。天天被打，畏畏縮縮，學習成績下降，老師更不喜歡他，其他多數同學更疏遠他，更看不起或者看不慣他，當然這個人也變得更加“好欺負”，所以如此循環往復。

    至於具體“導火索”，往往就是故意找個茬，或者先挑釁壹下。例如壹個範xx，坐在壹個校霸旁邊，那個校霸因為壹些原因被老師批評不高興，就起身時候故意把範xx在桌子上立的書還有水杯、文具什麽的都壹股腦推在地上。結果他不敢吭聲，自己撿起來放桌子上，但是校霸後兩臺還是心情不好，又直接踢他發泄，他忍不住反抗，結果打了他。總結起來就是，校霸不爽就找好欺負的罵人或者挑事，被欺負的忍了小的可能暫時安全，但是校霸還會得寸進尺，如果反抗，就大打出手，如果告到老師那裏，廁所或者校外就有壹批混混在等著。當然也有壹些被欺負者自身行為、語言上也有做的不恰當的地方，但是往往和普通學生的這些方面的不足沒多少差異，而且也不應成為遭受比這些小過錯或者不足嚴重幾百倍的校園暴力對待的理由。而且壹旦欺淩壹個人沒什麽後果，而且此人很軟弱，就會變成長期持續性的欺淩，那些流氓惡棍學生欺淩此人就會成了習慣，壹直到分班或者畢業。所謂“人善被人欺”就是這樣，因為沒有合理的調解機制和保護措施，壹個人示弱的後果就是被變本加厲的欺負，變成壹種常態。

   除了直接打人這種霸淩行為，罵人、騷擾、恐嚇當然也有。這些混混學生不爽了之後看見好欺負的隨口就罵，有普通罵人話，也有更難聽的或者根據名字或者平常壹些表現夾雜的侮辱性稱呼。例如叫某人XX狗（權字改稱）、或者名字前面加個傻x之類。拉長音、改語調用侮辱性口氣叫人也比較多。騷擾例如過路時候撥壹下其他人頭、上課竄位置坐在其他學習的同學中間交談。當然這些有些是有意騷擾，有些就是客觀上影響別人。還有我後面提到的投東西和跟蹤嚇唬。還有不給錢讓別人給他打飯、買飯時候強行威脅他人插隊的。此外還聽說過有學生在外面上網，被強行要錢（其實就是搶劫嘛），而且這種事也沒辦法告（因為妳在網吧被別人要錢，自己就得被老師批評處分，數落妳為什麽去那地方，而且妳舉報了，說不定還會被打擊報復，因為他們敢“要錢”，就有能力報復和對付）。

    對女生有時候也會欺負壹下，把頭按桌上或者強行擠過去。不過有時候這些和開玩笑的不能完全分清，畢竟面對這些發生後，壹些女生最終只能笑壹下或者不吭聲來避免矛盾，否則以後更麻煩。這些究竟和那些很明顯是開玩笑的能不能算成壹回事，這個其實很爭議，不好評價，但是這些不是發生在相互嬉鬧時候，過程裏女生也沒表現出高興，反而看起來很反感、想躲避，和明顯是開玩笑的不壹樣。當然還有更嚴重的性騷擾，不過我只見過壹次。就是在課堂上有壹個學生（這個人和王若斌等人關系也很近，也是流氓勢力壹員，不過沒得罪我，此文讀者如果公開此文，最好刪去這壹段）xxx扯開壹個女生（她同桌）的衣服，還把裁紙刀塞到她胸部，然後還動手動腳，然後這個女生大哭。因為我當時被孤立，加上壹堆矛盾，精力很少註意其他人被霸淩，尤其這種騷擾。所以對這些事情了解的不很多，而且他們做這些盡量背著我，我只能看到課堂上的其中壹部分。我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壹角吧。究竟這類情況是否普遍，應該結合其他上過內地縣城初中的人了解壹下。

    至於威脅，很多都是成群結隊壹起威脅，例如為了不讓被打的人告狀，就十幾個人湧進寢室或者教室的位置，圍著被打的，這些人本身就形成壹種壓迫力，加上緊接著的惡語相加，例如威脅以後天天打妳、打殘廢妳、在學校外邊上哪個網吧我們也會找去等等。當然中間也有人唱紅臉，夾雜幾句“好言相勸”之類，如果被欺淩者想離開，他們就上去拉著扯著摁住，這樣軟硬兼施（主要是硬的）讓妳服服帖帖，弄得受威脅者某種程度好像還得感謝他們（尤其唱紅臉的）放過他壹樣。平常和班裏其他人包括外班人發生沖突，也是如果壹個人說話沒用，就壹群人上去威脅，或者壹言不發跟蹤或者圍著對方。

    至於背後傳播別人壞話、散播謠言或者誇大其詞的攻擊別人缺點、詆毀中傷（當然也有以看笑話或者嘲諷的態度陳述、評論並不誇張的事實的），這些反正寢室包括餐廳還有教室都經常有講，這種事當然盡量背著我，不過有時候他們議論其他人還是挺多的，我在被窩裏也能聽見。後來在高中時候，我就看見過QQ和微博上有直接說我的（關於高二年級時候發生的事），還配有我的照片，內容就是“精神病患者”、“傻逼”、“趕快呼叫心理醫生啊”之類。而且這還只是看了兩三個人的QQ空間和微博，其他壹些人的QQ空間根本進不去，說的什麽反正他們自己很清楚，無非也是這些或者更難聽的。當然並不是壹個班全體學生都這樣，但是推算估計有至少十幾個人是類似會有這樣的內容和評價吧。包括我轉去了其他學校為什麽很快這個學校就知道了以前我的情況，毫無疑問就是有人在迅速散播壹些東西，唯恐其他人不知道。而且這還是在5-8年前互聯網不太發達的時候的事情。背後說這些，自然更沒什麽辦法阻止了，如果妳阻止，表現的特別在意，只可能讓對方認為這樣可以讓妳憤怒、痛苦，然後更來勁，更激烈，更肆無忌憚的攻擊。這些可以參考當今微博、論壇、貼吧裏的類似情況。當然，無論妳怎麽對待，是不理睬還是暴跳如雷，對妳名譽的損害已經形成而且不可挽回了，而且這種損害由背後的風言風語會影響到其他人當面對待妳的態度，虛擬世界的攻擊會讓妳在現實生活裏的人際交往受挫、對正常工作學習造成沖擊，至於影響程度輕重，那就看傳播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初期和中期有多少人發起或者轉發、會產生多大輿論影響、最終有多少人接受這些東西的傳播。

   至於學校、老師對於這些現象，其實很難處理的。首先，對學校霸淩這些需要證據確鑿。當時監控錄像還不普遍，打人當然往往都在學校陰暗角落，教室裏的已經是很“公開”的環境了，廁所、寢室、樓後這些地方打人、怎麽打沒人看見，校外的更不用說了。而且施暴者往往矢口否認，或者巧言令色，避重就輕，千方百計狡辯，如果被打壹方沒有明顯傷痕，很難辦。而且即使有旁觀者，也幾乎沒有人作證。其他旁觀學生都是抱著“多壹事不如少壹事”不想招惹那些混混流氓，不想因為作證惹是生非，所以即使看見了嚴重的情況也壹律說不知道，就像我被十幾個人拿磚追的那次，班長都矢口否認看見過誰參與追我。而且有些旁觀者還和那些混混流氓關系比較好，包括壹些女生，他（她）們不覺得有義務阻止或者舉報這些罪惡，也不認為有向老師說出真相、在處理校園暴力中作證的責任，甚至還看笑話，幸災樂禍，或者同情被欺淩者但是沒有達到去仗義執言的地步，或者也是看多了，對這些麻木了。

    而且面對這些校園暴力，很多老師也已經司空見慣了，除非做了非常嚴重的事情（例如打老師、打傷打殘其他學生、多次領頭帶人打群架等等），而且這個學生家裏在縣裏沒什麽地位，也沒什麽錢和硬關系，學生本人也不是小型黑社會性質的那種混混組織頭目，才可能被“勸退”或者“開除”（而且往往更在乎後者--這些學生的背景，而不是違紀嚴重程度處理學生，還有老師對學生個人好惡對如何處理違紀學生影響也很大，這些情況我是聽說和估計，具體究竟是不是這樣有能力的媒體和機構可以調查）。否則可以通過關系擺平，而且按規定確實九年義務教育原則上不允許開除學生的，所謂“勸退”“開除”的學生往往會通過關系或者交錢去另壹個學校。如果被開除，他們更方便肆無忌憚的在校外報復，毆打舉報的（以前有沖突的）學生，這更不好管了。還聽說過學生去政教處反映被霸淩，結果老師有事出去了，把他暫時留在政教處，然後那幾個打人的知道他來告狀，還沖到辦公室裏打他的事，這種也沒有開除。

    此外，老師、學校管理人員也害怕過於嚴厲處置學生，導致下班之後在路上被打壹頓，然後還找不到人。我上的第三個初中的校長據說就曾經在學校放長假時候被不明人員襲擊（這個事情只是聽說，應該是真的，也不排除傳言有誇張成份），而且也沒抓著人，但是可能是本校學生做的，此後（至少我在的那段時間看見過），每到放假，學校廣播裏要求所有男老師都集合起來維持放假秩序，他自己還找了兩個年輕人（不知道是社會青年還是學生會什麽，看著兇神惡煞的）在晚上他巡視寢室時候跟著他。總之，嚴重的打架事件和持續的霸淩行為很多，但是真正勸退或者開除人的極少，至於批評教育、記過這些方式基本沒有什麽用，最多被老師訓話之後老實幾天，然後該怎麽違反紀律還是我行我素。留校查看處分相對來說比較嚴厲，有壹定震懾作用，但是也就那麽回事而已，可能會讓他不敢去做太大的事，但是對於壹些學生油子，這種處罰意義也不大。有些經常違紀的學生油嘴滑舌，明壹套暗壹套，對老師陽奉陰違，看人下菜碟，找更弱的，或者對老師不待見的學生欺負，包括上課影響別人、逃課，還有其他違紀也都是看情況看老師是不是在，是哪個老師，是什麽性格的什麽科目的，這個老師發現自己違紀會什麽反應，和其他的老師發現有什麽不同（例如數學老師在講課時候，當她回頭對著黑板寫題時候，就有人在她背後拿後面的黑板擦砸到黑板上，當然這種很嚴重的情況不多，不過背著老師上課亂傳東西、竄位置、騷擾其他學生很普遍）；以後打架怎麽嚇唬對方不讓告訴老師、怎麽打人才不留證據、找逃課或者不交作業用什麽借口方便狡辯、對那些“不聽話”的弟兄怎麽懲罰……。

    所以很多紀律處分和老師的批評教育因為教育方式不合理和教育內容的偏頗或者不足，並沒有通過它們讓他們真正去改惡從善，遵守紀律，而是讓這些違紀學生越來越狡猾、說謊、虛偽、陰險、表面壹套背後壹套、見風使舵、見人下菜碟，這些不僅影響學生們的學習階段，他們以後工作、生活也壹樣建立在這些思想基礎和實踐經驗的指導下做人做事，這些青春期形成的價值觀和引發的行為會對學生的終身發展產生影響。（關於校園暴力問題，我寫了壹篇文章《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以及如何治理的壹些思考》，具體的詳細的講述了校園暴力問題）（而且這只是以在校學生為主的情況描述，而輟學的12-20歲青少年在校外的社會上的暴力比這些要嚴重很多，而農村地區尤為嚴重）

  回過來再談我後面的經歷。由於自己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了其他的校園暴力，所以開始出現恐懼感和焦慮不安，不過這時候還不嚴重，但是很希望換壹所更好的學校。壹初中六個班級，我在普通班二班，1234都是普通班，由於我以前在家零零碎碎看了很多中學課本，尤其文科的歷史地理，所以雖然很不適應學校環境，但是學習成績壹直比較好，壹直在班裏居於前五名，到了期末竟然得到了四個普通班第壹名的成績（主要是政史地比較好，而且當時期末考試是按各科都是100分計算）。雖然由於學習成績提高，相對來說自己在學校還比較安全（老師會比較照顧成績優秀的學生），壹些老師也比較喜歡我，例如數學、英語、歷史老師。不過還是想換壹個更好的環境，於是通過考試考入了另壹個學校，也是第壹初中對面的學校--道口鎮抗大初中（以下簡稱抗北）（北校，和南校不是壹個學校系統），壹所公辦但是民營的，收高價學費（如果和大城市比也並不高，但是對於當時的縣城和農村居民，這個不算少了，尤其和免費的義務教育比起來。2008年時候學費的收費在每學期300-1200左右，按成績交費（大多數人交的是1200），其他書本費之類雜費另交），成績總體較好的中學。而且由於這所學校學習緊張，從早上6:00早讀，晚自習上到22:00左右，中午還有午自習寫作業，從12:45-2:00/2：30之間不允許在教室外或者寢室外走動，所以決定住校。但是沒有想到，這次轉學竟然導致了更加糟糕的後果。

    抗北雖然在學習紀律要求方面要比壹初中嚴格許多，但是實際的學生紀律，並不比對門的好，尤其在學生之間的欺淩方面還要嚴重壹些，包括是歧視、排擠。來到了由郝老師為班主任的七「五」班之後，我就和好幾個學生有了壹些小的沖突。因為以前在家時候根本沒有註意過個人衛生和整理內務問題，所以很不註意洗臉、洗澡、換洗衣物這些雜事。當然此外最主要還是因為沒上小學，剛入學半年，仍然是和其他人言談舉止都不壹樣，自然不合群和招人攻擊，人際交往能力也差不多還是空白狀態。

    在壹初中時候，由於那次打架事件處理了學生，我成績也比較好，加上學習不太緊張，因此壹方面自己平常會註意點洗漱，還有坐的位置旁邊的幾個學生也都不錯，相對來說比較友好，所以因此導致的歧視比較少，至少不很明顯。但是在抗北，就遇到幾個素質很低下的學生，有壹個叫王若斌的學生就公開在課堂上當面辱罵我，說“傻X”、“惡心”之類（當然不止針對我個人衛生方面，壹些人還談論其他行為舉止，以及以前和父親去網吧、在隔壁學校的過往等事情），他還有壹些其他學生還含沙射影的罵人、通過壹些誇張的言語或者行為表達歧視（例如提到名字拉長聲音怪腔怪調的、幾個人在我路過時候指指點點，在脊背後不提名字的說壹些臟話）。

    不過這種歧視也並不是對我壹人，對其他他們不喜歡的男生女生也往往也公開或者背後表達歧視，說壹些侮辱性言辭。例如對壹個叫唐xx的女學生，壹些男生覺得她長得難看，五官有點像豬頭壹樣，就動輒取笑，很多時候還當面說歧視性言語或者當面說閑話、哄笑，甚至在老師提問她的時候起哄、嘲笑。平常聊天時候，例如講到小說裏醜女，也會說“長得估計像唐xx”等等，夾七夾八的罵人、諷刺。另壹個我後來去的八「壹」班的叫肖X的女生長得就我看來也沒什麽特殊，也沒聽說有什麽“劣跡”，但是可能人緣不好（被歧視對象基本都是孤立壹人，歧視又加劇了孤立，孤立無援則又更容易被歧視，如此循環），或者其他人眼光和我不壹樣，許多人看見她就像看見屎壹樣感覺惡心，進行歧視、排擠，被老師提問時候、在走廊走過壹群聚堆學生的時候，總是伴隨著異樣的眼光、喧嘩、嬉笑。當然還有壹些其他男女生也有被歧視的遭遇，不過她們是比較突出的被歧視者。這種歧視和平常同學之間開玩笑完全不同。善意起哄和惡意起哄還是很明顯可以區分的。她們並沒有侵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就是因為長相、舉止、沒有朋友或者說“幫手”，而成為歧視、孤立的對象，成為其他人排解學習壓力、發泄在家庭、學校老師或者其他同學那裏受的氣而轉移來的惡意惡行的承受者。

    對於這種女生基本就是言語和行為上的歧視，而對於男同學，除了歧視之外，如前面提到的，當然還有直接的拳打腳踢了。被霸淩的男生基本都是比較矮小、瘦弱（不過也有不少“小胖墩”被欺辱），就像壹個叫劉x凱（前面提到過）的學生就因為比較矮，又很胖，還有點“傻氣”，就經常被其他人吆喝（很不禮貌的像叫狗壹樣的叫他）、恐嚇，有時候還會被打。還有像齊xx、梁xx、張x、曹x等人也都是類似被欺侮的對象，當然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不過由於前面提到的為什麽被霸淩學生不敢反抗的那些原因，他們很少去告老師（個別時候被打急了會，但是也沒處理誰，也沒避免再次被打，還多受壹次因為告老師而導致的報復性毆打）。

    而我開始沒有搭理他，但是後來他又罵，然後這壹次我把那個王若斌的桌子上的書全都推到地上，抓住了他衣領差壹點打起來，但是後來被拉開了。不過各種報復很快到來。首先，各種挖苦諷刺更加肆無忌憚，持續到初二重新分班之後，而且越發嚴重。他在新班級和我又分在了壹塊，這個班裏正好又有幾個特別兇狠的混混，例如李治。他們有時候就故意課間時候在眼前晃悠，不提名的罵人，或者陰陽怪氣的提名但是什麽都不說，說話陰陽怪氣或者擺出壹副“我就這樣妳能把我怎麽樣”的表情。當然，我也很看不慣他們，尤其看不慣他們耀武揚威，欺負他人，所以也是導致關系僵化的原因之壹。這種環境讓孤立無援的我感到了比那次十幾人拿磚追我更大的恐懼。因為那次只是壹時有人找麻煩，而現在則是持續不斷的、低頭不見擡頭見無法躲避的矛盾。有時候我瞟壹眼他們聚在壹起說話，王若斌就沖我大喊壹句：“別斜楞眼（看）”，七八個兇神惡煞壹樣的校霸混混有事沒事都到處晃悠，而他們欺負他人時的兇惡，讓我精神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還有像平常很多人罵人說臟話，其實或許其他人不覺得嚴重，但是我在家裏雖然經常聽互相吵罵，但是因為都是直系家人，很少有用臟字罵的（當然我姑發瘋時候例外，例如罵什麽“X了個血X”，但是我小時候也知道罵人不好，不好意思這麽罵），自己也不會（到了高中才開始會罵），所以對此極為反感（現在不那麽激烈反感了，因為見多了。當時覺得這些很不好，但是其他人不以為然。就像我去縣教育局反映那些學生找麻煩，有個女職員就說“我們小時候誰沒罵過人”，但是我在上高中以前還真沒用帶生殖器官、父母家人那種話罵過超過三次）。

    至於背後的詆毀中傷，那更多了，我聽見過他們議論很多其他人，自然也會議論我非常多壞話，究竟有沒有、說的多惡毒他們心裏最清楚，他們敢發毒誓否認嗎？這時候心理恐懼，加上喚醒了以前在家遭遇的恐嚇，估計就是這個時候，心理開始迅速扭曲，抑郁癥、焦慮癥這些心理疾病也是這壹段時期逐步形成。除了言語上的諷刺和恐嚇，更嚴重的是開始有人在後面投東西。例如壹截粉筆、壹個筆蓋、小碎石子、書或者作業本之類的東西。往往在課間寫作業或者午自習趴在桌上休息時候，突然扔過來這個東西砸在頭上，回頭壹看又看不到誰扔的，就非常的惱火（當然只是針對惡意的襲擊，對於不是有意的我不會反感。就像有其他男生女生在玩耍或者遞書過程中有粉筆砸我頭上身上，或者作業本落在身上，我不會發怒，有兩三次這樣的情況，我都不會在意，因為很明顯知道不是故意的。這壹點我還是能區分開的。當然也有部分時候沒區分開）。這種騷擾不勝其煩，有時候砸的還很疼，不過這是次要的，主要危害還是導致沒辦法集中精力學習，連休息壹會都不安寧，心裏壹秒鐘都靜不下來，總怕後面有人投什麽東西騷擾，就像睡前的人等著樓上的人在扔了壹只靴子之後扔第二只，第二只不落心裏壹直不能安生。而我則是被用這些小東西扔了壹次又有二次，又有三四五六……次，有無數的“第二只靴子”，這樣神經壹直高度緊張，心神不寧，思緒混亂，加上那些恐嚇，整個人精神有些不正常了，疑神疑鬼，個人衛生更不註意了，天天走量低著頭無精打采的，學習上也開始走下坡路。

    當然，除了外界這些欺負，因為我個人不適應學校集體生活，被孤立，形單影只，沒有特別好的朋友保護、替我想辦法或者排解恐懼，加上心理承受能力差（如果上過小學，對罵人、投東西、推搡、起哄等各種挑釁習以為常，往往就不會有特別強烈的反應，不會那麽敏感和反感），所以也使得這些恐嚇、騷擾對我的影響比同樣加諸在其他人身上造成的負面影響嚴重的多。當然，這個過程裏我也激烈反抗，例如告到老師那，但是沒有監控，而且這些也夠不上開除，老師也沒辦法。我又反映他們抄作業、上課說話、吸煙這些問題，現在想想很幼稚，我那時候這樣做只是想打擊敵人，讓老師懲處找我麻煩的人，因為又打不過壹群人，又沒有各種壞手段，缺乏其他反制措施，只能用這種方式打擊對方，但是也沒什麽實際效果。結果這些行為反而讓我更加不合群，其他和我沒矛盾的人（但是可能也吸煙抄作業，雖然沒舉報他們，我只針對得罪我的人，而且壹共也沒舉報幾次）也對我很厭惡，自己越發孤立，行為也越發極端，即使有個別和我沒矛盾的混混學生平常表現壹點點善意，我也厭惡的走開或者壹臉鄙視，還惡聲惡氣的說話，有普通學生和我打招呼我都不回應，這樣樹敵更多了。

    我父親也來過學校找老師處理這些問題，但是家長和老師都解決不了，也不可能天天在教室保護住我，所以自己在環境和心理的雙重影響下開始做壹些極端的事情。（現在想想根據有些事情比較後悔，例如其他人吸煙什麽的和我也沒有關系，其實那也是他人壹種自由。尤其我這樣容易在客觀上波及沒有得罪我的人，導致矛盾面擴大，很不好。但是話說回來，在這種惡劣環境中，又如何學會正常的充滿友善的人際交往能力呢？這種沖突不僅本身影響我的學習或生活，還讓我失去了正常的學習他人交際能力、正常為人處世的能力等人的基本生活能力。就像個人衛生問題，如果有良好的環境和勸導，我很快就能改了這些毛病，而充滿惡意的環境只會讓我逆反的拒絕壹切批評，包括合理的和善意的）（其實有壹些就是開玩笑性質的，但是自己因為分辨不清哪些是開玩笑哪些不是，加上前面遭遇過的壹些校園暴力，讓自己防備心太強，疑心太重，過於敏感易怒，導致自己有時候把並不是太惡意的事當成敵對行為，我也有很大責任）

     因為打不過他們那麽多人，而且單挑也打不過（前面說過了我體弱多病），所以我就把帶尖的圓規和小裁紙刀當成防身工具。在這種恐懼和壓抑之下，我曾經有壹次在做操時候拿著它對著王若斌站的揮舞了很多下，當然並沒有真刺，還離了壹些距離。我想通過這樣震懾他不讓他再投東西或者罵人，但是並沒有效果。相反，寢室又出了問題。他為了報復（也可能是其他同黨學生做的），在放假那天中午，我回了寢室發現我的被子被扔在地上，還踩的帶水、泥土的腳印，上面估計有人潑水，特別濕。我就特別惱怒，問寢室裏是誰幹的，他們都不說話，我去教導處反映，結果那七八個混混竟然壹路跟著（而且是緊貼著，還互相遞眼色，有時候圍攏在我身後，有時候壹個跟壹個像跑操壹樣站成壹隊跟著）到了教導處門口，站在外面向屋裏看，什麽話也不說，我去了值班室打電話，他們又跟到值班室，我回教室，他們又跟到教室，還是壹語不發，顯然是在威嚇我，我回寢室，他們又這樣跟回去，不打妳但是讓妳心驚肉跳，又沒辦法對付（覺得這事不嚴重的，可以想想如果自己的兒子或者女兒在學校或者放學之後被這麽跟蹤嚇唬，就算沒有動妳兒子或女兒壹根汗毛，妳會不擔心不害怕嗎？他（她）還能安心學習嗎？）。這時候有學生說是曹x做的，那個學生平常也是經常受欺負，其實只要冷靜壹想就知道，但是那時候我正在惱怒，腦子短路了，就把那個曹x的被子從床上拽下來把水杯裏的水潑上去，然後氣沖沖走了，還去告訴了老師。結果下午回寢室，發現我的被子上也全是水，徹底濕了，估計是用盆子倒的特別多的水，而且寢室壹個人都沒有。我就去值班室打了班主任和校長的電話，他們都說已經放假了，過兩天開學再說吧。開學了之後也就不了了之了，我知道肯定不是曹x做的，而是七八個混混之壹，但是沒辦法，這種事也沒證據，其他同寢室的人也都沈默，所以就這樣過去了，沒有處置任何人。

    然後後來又發生了壹次潑水事件（而且是在期中考試前壹夜，反正還是有人在寢室找事），反正床鋪濕了沒辦法住，當天晚上去了另壹個寢室和壹個關系比較好的同學睡在壹塊，不過關系也不是太近，我只貼著床沿，蜷縮著在壹角迷迷糊糊睡了壹晚上。後來我要求調整寢室，老師同意了，換的這個寢室除了壹個本班的，都是其他班的，基本還好。結果這次反抗失敗之後，更加精神異常，脾氣暴躁，和其他班壹個比較瘦弱的學生吵起來我還動了手打了對方兩下，這是我迄今唯壹壹次打壹個弱者，現在還壹直後悔。

    然後我又找了政教處馬主任，還寫了壹個短的信塞在窗戶裏，給她說解決八「壹」班這群類似黑社會的混混集團問題。結果到了晚上，有壹個叫周暢的學生，拿著壹個手機給我拍照（那時候因為我習慣上沒有註意個人衛生，加上每天因為這些事急得更沒空、更沒心情註意個人洗臉洗漱，不過我知道自己臉上壹塊塊的泥汙，黑乎乎很難看），所以非常惱火，就大喝讓他放下手機，他也擺出來壹副兇神惡煞模樣嚇唬我，還故意按鍵拍下，結果我出了教室門看見馬主任和班主任蘇老師在，就說妳們解決不解決這些找麻煩的學生，然後從衣兜裏拿出來裁紙刀對著自己的手比劃了壹下，結果可能當時腦子壹片空白，或者被惱怒影響了判斷力，本來想嚇別人的動作真的削了自己的手，手指頭壹下子冒出血來，後來發現直接削下了指頭肚的壹點肉。當時是在班級門口這麽做的，所以很多同學都親眼看見了。兩個老師趕快帶我去了附近診所，他們說這個外傷需要縫合，他們幹不了。然後又坐出租車去了縣醫院，縫合了好幾針才止好血。

    這次事件之後，我和大多數同學徹底疏遠了。雖然因為這個事件那些混混學生被震懾了壹段時間，而且老師和教導主任親自來對那些男生講以後千萬不要跟我發生沖突，暫時終止了投東西和罵人的行為，不過更多同學把我當成壹個對他人與極大危險性的精神病人來看待。尤其壹些女生，看見我就跑，在教室裏遠遠躲開，在樓梯、走廊裏遇見我，也是極為迅速的跑步躲開，面部表情有著誇張式的恐懼和嫌棄。包括很多外班學生也把我看成怪物，遠遠的躲避著，往往還互相竊竊私語，指指點點，這種歧視是極大的侮辱，讓我從那些恐嚇騷擾的悲慘境地裏又進入無處不在的異樣的眼光的包圍之中。抑郁癥等心理疾病也在這段時間更加惡化。我很多時候都是貼著墻根低頭走路，不敢去接觸他人，連和父親見面都不想站走廊裏被別人看見，而是在挨著廁所的角落。當時的每天極為逼仄、尷尬和畏縮的生活狀態顯而易見，自己精神不斷受到打擊，精神狀態極差，處於精神瀕臨崩潰的狀況。

    那時候，感覺世界充滿了惡意，到處是不友好的目光和閑言碎語。而且誰知道那些流氓惡棍會不會展開新行動，例如群毆之類，我對他們的動向和背後密謀、詆毀壹無所知，而我卻是孤身壹人，壹舉壹動都在別人眼裏。其他同學自然也不會把這些人準備幹的壞事告訴我，而卻可能把我平常壹點壹滴的表現，各種話和表情都告訴其他人。而我又聽說和目睹了很多嚴重的校園暴力，看見和聽說過很多被群毆或者被長期毆打、追打、欺淩者使用木棍或者板凳砸的被欺淩同學的慘狀。這些事就像前車之鑒，就像預告，我隨時也可能被這樣欺淩，只是因為前面我的激烈行為暫時震懾了這些流氓惡棍，使其暫時不敢這樣，但是誰能知道以後呢？壹旦示弱對方會反復欺淩。所以我時時刻刻處於精神極度緊張、恐懼之中，就像壹個落單士兵走在敵國壹個有很多狙擊手控制的城市的街區，四周都是敵意，不知哪裏的壹顆子彈就能要命，防不勝防。這些很快把自己推向了更危險的舉動之中。

    這期間我還曾經找到校長希望轉班，但是卻沒有成功，甚至被試圖轉去的班裏的學生寫聯名信“上書”反對班主任接納我（這個事聽過同學和校長說過，那個同學可能出於好意，或者是以此警告我不讓我轉去他的班。而且學生和校長都提過，說明是真的，而且從道理分析也完全可能。所以這個事肯定是真的）。這也可見我的“知名度”和那些和我有矛盾的流氓惡棍學生以及其盟友在背後詆毀我的能量之大。不僅這個班級，連學校其他班級乃至其他不同年級的學生都對我充滿敵意和戒備。

    當然，在那壹段日子裏，由於這種惡劣環境帶來的緊張的精神狀態，加上對初中校園生活缺乏適應，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做的也有不當之處，例如對無意的別人的影響也容易大發雷霆、用非常誇張和激烈的手段對付壹些並不是太嚴重的事情等，這些行為失當也讓自己樹敵太多，將壹些可以和睦相處的同學也推到自己對立面。不過在那種惡劣環境下，自己孤身壹人，又沒有人教我怎麽為人處世，最重要的是前面六年根本沒有經歷過學校集體生活，怎麽有能力去適應環境呢？面對很多故意的敵意和無意的冒犯，自己只可能不分青紅皂白的對付，把很多人都看穿惡人，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也無法及時改正自身的諸多缺點和毛病，尤其像個人衛生問題（當然我當時那種狀況也讓很多好心的同學不敢與我溝通，不敢提合理意見，以至於惡性循環）。

    當這架勢過去壹段時間之後，那些被震懾和老師訓斥過的混混學生又開始不安分，又故意投東西試探壹下我（對他們來說，有時候妳越反抗他們越來勁，越想治妳，或者挑逗下想看看妳什麽想法），我忍了兩次，他們反而決定更進壹步，在期中考試時候的午自習期間（下午還要考試），李治隔著好幾排座位拿了壹本書狠狠砸了我頭上壹下（當然也不排除是他的同夥襲擊我，他出頭找事），這次他沒有在後面裝作什麽都不知道，反而故意到了我旁邊把掉地上的書撿起來拿回原位，這就是赤裸裸直接的挑釁了，這時候他也有準備，好幾個狐朋狗友在後面坐著，我直接去質問肯定被打，所以決定下午找老師。

    我又給班主任蘇老師和教導處馬主任說，她們早就對我告狀司空見慣，本身也都煩了，所以只是說會去問的這些套話。後來我又去反映了好幾次，她們開始說李治不承認（發生後面說的那個潑水事件後校長親自問他，他承認了），後來我壹直要求處分他，讓他簽違紀卡，結果蘇老師竟然弄了壹張假的（只是卡片是違紀卡，她自己寫自己簽，按說應該是違紀學生本人簽字的，也沒公章的）來敷衍我，我又找馬主任，結果曾經經常和李治在壹塊的壹個外班學生（不知道名字，但是看見過幾次他和李治在壹起）還跟在我後面，在和馬主任說話時候（在大院裏），他壹直站在側面兇惡的盯著我，還聽我和馬主任說了什麽。平常耳聞目睹了很多嚴重的校園暴力事件，壹些同學被群毆，壹群人亂踢，有時候還拿板凳砸，每次看到聽到這些事內心就恐懼。越是恐懼越激動，越想解決問題但是無果。這種跟蹤就是可能要襲擊的前兆。

    因此我就極為惱怒，也知道找老師是解決不了問題了，只能自己解決。加上這些天受的歧視，以及又重現的投東西騷擾，我準備了壹塊磚頭和壹杯開水（壹是為了壯膽，二是防身），在課間直接站到講臺上，當時大概說了要李治承認投東西砸我，還有王若斌投東西、罵人，還說妳們為什麽不敢承認這些話，然後李治就沖上講臺非常兇惡的看著我壹步步逼近，女班長段xx還喊了壹聲他的名字讓李治下去，但是他反而更猙獰著瞪我，步步緊逼，我拿開水潑了壹下，他躲開了，我拿起來那半塊磚，他還把頭伸過來說，來來來朝這砸，我當時壹膽怯，沒敢真砸下去，就說，我去找校長，很狼狽的要走，這時候才發現剛才那壹下潑的開水澆到了正在下面給其他同學講解的女英語老師頭上，而且燒傷的很嚴重，不過我當時腦子壹團亂麻，加上李治的恐嚇，所以直接去樓下校長辦公室了。這時候王若斌還在後面怪叫著大喊壹聲：“還不回班”，整個教學樓都能聽見，那聲音大的放在人民大會堂不用擴音器全會議室也能聽見（壹點不誇張，絕對能），即使我這樣做了他還如此囂張。

    我頭也不回的去了辦公室，大概講了壹些前因後果，王校長讓我坐在屋裏等著，過了壹會，蘇老師和那個英語老師壹塊下樓來了辦公室，她們就都哭了，尤其那個英語老師看來燒傷不輕，我壹下子給她跪下來了，說不是故意的，我是想對付李治（如果燒了他我絕不會跪，道歉估計都不會），還要磕頭時候，她們趕快把我拉起來了。然後我父親也來了，在學校商討了這個事情，有壹個其他班的班主任說，妳這種應該送到拘留所關上十天半月，其實如果按法律規定是夠了輕微傷甚至輕傷了，但是他們並沒有追究刑事責任，那個老師和他們家人連經濟賠償都沒有要求給，我現在還壹直特別愧疚，很後悔這個行為給她帶來的傷害，也讓我壹直背著這個燒傷老師（而且還是女老師）的罪名，到現在還背負著這個汙點，壹直為此擔憂和痛苦。這個事情之後我在這個學校實在待不下去了，所以主動離開，又去了第三個學校。這時候是2009年初了。

     我初中上的第三個學校是道口鎮第二初級中學。初去學校時候，好幾個老師都很熱情，尤其看見成績單知道我成績在抗大壹個年級600多人裏排到前50（還是因為以前看過中學課本，雖然有這些騷擾恐嚇，但是又沒有其他玩樂分心，甚至用拼命學習逃避其他，所以長期排在前100，最高考過前30名），所以也比較喜歡我。雖然對我為什麽轉校有些疑慮，但是還是比較輕松的入學了，班主任閆老師甚至還專門給我安排了壹個靠前的座位，把原來坐的那個人調到後面。壹開始我很註意個人衛生，還有言談舉止，想珍惜住這次機會，洗心革面，吸取前面的經驗教訓，避免再和他人發生沖突。

    開始壹個星期基本沒啥事，但是壹個縣城，我在抗北已經出了名，“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很快這個班裏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以前的事情，壹些人對我的態度也開始轉變，尤其是那種混子學生，他們很快就對我產生了戒備或者說敵視。壹些瑣碎事情又讓自己心煩意亂，例如那個為了我騰了位置的學生經常坐到我同桌的位置上，還在早讀或者自習時候吹吹唱唱，手舞足蹈的，我因為前面的那些經歷，就比較敏感，很反感這種不正經的行為，尤其影響學習環境很不好，所以就給老師反映了下，不過為了不得罪人，我當時特意叮囑老師千萬別批評他或者處罰他，只是旁敲側擊好生好氣說壹下別讓他再這麽做就好。但是後來老師還是把他叫到辦公室訓斥了壹頓。後來沒出什麽報復事件，但是這事加上那些傳言，自然和壹些同學有了隔閡，雖然歧視沒在抗大初中那麽嚴重，但是或多或少就有了壹點。

    這時候，班裏又轉入壹個新學生，叫文海川。這個人非常兇惡，不僅說臟話是家常便飯，還喜歡打人，手的力氣非常大，壹捏其他人的肩膀或者胳膊，像鋼鉗壹樣，那人就痛得很還動不了（他上了兩個月左右就被學校開除了，原因是頂撞和威脅班主任。後來回教室收拾他的東西時候還順手打了壹個平常很溫順的同學壹巴掌還是擰了壹下），也這麽按過擰過我的肩膀，感覺非常的痛。結果調座位時候他坐在了我後面，動輒狠狠拍打我，還不給錢情況下讓我去給他到食堂買飯，不答應就抓住我胳膊怒目而視，所以我想換個位置坐。

    這時候老師就比較反感了，壹方面她可能聽說了我在以前學校的事情，態度有了很大轉變，加上我第壹次來學校已經挑了個座位，又換位置也不合適。但是我特別恐懼反感文海川，很想調座位，結果就找了好多次閆老師，老師後來說，那我問問誰願意跟妳做同桌，結果因為我在以前學校發生的事情的那些傳言，加上自己比較敏感而告的那壹狀，其他人因此不願意和我做同桌，事情就暫時僵著了。結果這天晚上，班幹部張瓊突然來了我的寢室（他是住在另壹間寢室的），還命令其他人把寢室門關上，我看見他不懷好意的來，我想出去，他就說“坐著別動”，還伸出胳膊阻攔，讓我坐那。然後就跟訓犯人壹樣，板著臉問“妳幾歲了”，我說15了，他就瞪著眼大怒說，（大概意思，原話記不清了）妳15了不懂得規矩嗎？妳壹直去煩閆老師幹什麽？別看妳個子這麽高，我高個子低個子的都打過，像妳這樣的，我打妳幾個都沒問題。我說以前抗大學校是按成績排位，他說（大概意思）妳別提什麽xxxxxx,在這個班就得服從這個班級的規矩，然後還更靠緊我的位置坐了坐，還問，聽到了沒？以後不要再找閆老師，xxxxxx（忘了具體說什麽，反正類似威脅性質的話）。然後才大搖大擺的開門出去了。

    被他這壹恐嚇，我壹下子想起來抗北的那幫混混，不過他這個是明目張膽當面威脅，而且壹看外表就知道是那種很兇狠而且說得出做的到的人。我拿著盆子假裝去接水池洗臉出了寢室，乘人不備趕快跑下樓，正好在樓下看見程校長，於是我大概就說了下這個情況。他要我去辦公室，又具體寫了壹下，然後把張瓊叫來，批評他不應該這樣管理班級、不應該這樣對待同學，不應該威脅人。我當場就講了我執意調座位的原因，主要是那個文海川壹直騷擾，找麻煩，張瓊也聽見了。後來班主任也知道了這個事情，說和了壹下，看起來是沒事了。不過很快就有報復。

    因為什麽原因（具體忘了，反正不在這個宿舍樓了），我們寢室要調寢，換到其他鋪子裏，結果搬到了壹排通鋪屋裏（就是人挨人那種，壹溜7、8個人挨著躺而非壹人壹鋪），張瓊負責安排具體鋪位。前面提到了我當著他的面說過和那個文海川有矛盾，結果他就故意把我安排到文海川的旁邊。那種鋪子本來就擠，中間連隔擋的欄都沒有，要是住了那還不得天天被欺負，被打。我從這個事看到壹些人真是十分陰險的動物，妳在他面前講了自己怕的事，他卻故意制造這種事讓妳痛苦，為了整治妳，連底線都不講，妳怕什麽就故意給妳來什麽。

    我想調換鋪位，但是前面剛調過座位，再說這個也不方便，然後我壹直磨磨蹭蹭畏畏縮縮的在辦公室還有院裏等著閆老師有空或者心情好，壹直沒敢說。閆老師看出來我找她可能是鋪位問題，對我愛答不理（後來她跟我還有我父親說了當時她看出來我是找她調鋪位，還說“我看著妳磨磨蹭蹭站在我旁邊那就是‘又’有事想說”，“‘又’不滿意什麽了”。這種麻煩事使得我和她都尷尬）。結果我幹脆不去學校上課了，還讓我父親去找閆老師商討壹下，最後結果是，挪了壹下，我和外班的壹個大寢室（好像是倉庫改造的，能住30多人）的壹些同學住在壹塊了，不過也有幾個本班的。

     在學校，得罪壹個人，往往就等於得罪了他的壹群朋友，尤其是那種流氓混混式的學生，他們就靠這種遙相呼應、抱團欺負人、“有事”時“互助”得以在學校立足和強橫霸道。在抗北的李治、王若斌、付康等，還有壹些他們認識的外班的是這樣，二初中也壹樣有這種情況。學校裏有壹個叫周震的學生，和張瓊關系很近，而且他是本校壹個老師的兒子。壹開始入校時候，他和我沒有任何矛盾，還曾經聊過幾次天。但是自從我在抗北那些事情傳揚過來和張瓊沖突事件之後，他還有其他有些人對我就有了很大改變。平常走路遇見他和幾個人，眼神、動作跟以前在抗北時候遇到認識我的那些混子學生差不多。不過還沒演變成直接沖突。後來，我打開英語課本，發現上面被人用彩筆寫上“傻蛋”之類的侮辱性話語，書裏邊還有人用彩筆畫的類似侮辱人的圖。這種情況更沒辦法解決，我總不能壹天不離地方的看守著這些書吧。而且因為被孤立，其他看見誰塗畫的同學也不會告訴我是誰幹的。

    然後又發生了兩次投粉筆事件，和以前壹樣，雖然壹共就那兩次，但是又不是定時扔，誰知道什麽時候腦袋或者背上挨壹下，所以精神又開始緊張、思緒混亂，心神不定，聽課、看書、寫作業時候總在想背後什麽時候扔過來個東西砸頭上。除了這些矛盾的攪擾，還有進入初三學習日益緊張，各種要求整理內務、例如掃地疊被子什麽的事情夾雜著，本來就不習慣處理壹些內務雜事，結果哪壹件都沒幹好，還因為這些事被刁難（例如自己吃了個方便面袋扔角落，值日的沒看見，結果檢查的看見後批評了，然後值日的好幾個外班的就壹大通難聽話，也是氣勢洶洶。還有疊被子非要多麽整齊，按規定的特殊格式疊，我並不是懶，而是本來就不會這個，不知道怎麽才能那麽整齊沒有壹點褶皺，也反感形式主義，稍微窩個角有點褶皺都被批評指摘，非要人重疊，疊不好就再繼續重疊，得折騰好幾遍，雖然這些是小事，但是也是焦頭爛額。）。然後更憂慮更幹不好，整天陷入痛苦當中。這時候更沒興趣關心自己衛生了，幾天不洗臉不洗手，衣服也沒空洗。

    我因此產生強烈厭學情緒，後來發展到上壹段學休息壹段，斷斷續續的開始休學，想通過這樣逃避矛盾，減輕痛苦。但是即使這樣，總有去學校的時段，也必然要和那些有矛盾的人經常見面，和其他各種異樣眼光歧視和主觀客觀上孤立我的同學呆在壹塊，雖然也有個別同學比較友好，例如借給我書、卷子，或者聊個天，沖我笑壹下，但是也僅此而已，並不能在出現矛盾時候替我說公道話，或者告訴我誰寫在我書上那些臟話、誰投的粉筆。後來壹個和他關系很好的學生於xx還故意在遇見我時候朝我吐痰，吐在我身邊，嘴裏還鼓鼓囊囊說臟話，而且看我的表情就是很反感和敵視，完全擺出壹副故意吐痰惡心我的架勢。好像除了他是周震本人還是別的壹個人，也這樣在我面前吐過。周震還當著我的面和其他同學說我告狀和他被程校長叫去談話的事，雖然沒直接提我的名，不過還罵罵咧咧的，具體臟話時間太久就記不清了，好像有這貨、這玩意、2B什麽的。那幾個人和他關系比較好，我當時也不敢說什麽反駁。在這種環境下，我整個人都快要被逼瘋了。當時精神崩潰，煩躁不安，不想學習，有時候大半夜睡不著，幹脆從學校大門上扒出來，像幽靈壹樣在街上遊蕩，有時候真希望大半夜在路上的汽車撞死自己，但是又猶猶豫豫不敢這樣。初中二年級時候，無論是在抗大初中還是二初中，整個哪壹年是上學以來最痛苦的壹年，幾乎就在死亡的邊緣。

     後來就發生了投剪刀事件。我坐在靠窗位置，周震本來就和我有矛盾，坐在中間四排裏邊，我開了窗戶，他就讓我前面那個人關上窗戶，我後來又開了半截，他出門從外面用力把窗戶關上了，我又拉開，他又關上，我後來拿了壹個裁紙刀在自己桌子上劃，和他怒目對視，被老師叫過去了批評了壹頓。後來班裏又調座位，周震坐到了我後面三排。結果沒過幾天，就又有壹個東西投到我背上，不是粉筆，而是剪刀，雖然不是尖端直接對著後背扔的，但是剪刀銳利的那半截還是砸在我背上，非常疼，然後旁邊壹個女生看見異常，趕快撿起來這個剪子，周震從後面過來從那個女生手裏拿走剪刀，又給了我側前方坐的張瓊。

    我坐在靠窗的那邊，張瓊是在中間四豎排，離我很遠，如果是正常傳剪刀，即使扔的準頭再差，也不可能從張瓊那塊地方偏到我背上，怎麽可能扔到我這裏，而且這種比較大的利器怎麽能隨便扔呢？而且怎麽正好是他們兩個和我有矛盾的人傳剪刀砸著我？所以自然是故意刺傷我，身體倒沒有多大傷害，但是這顯然是直接又陰險的挑釁，當眾用剪刀砸妳，就是要“治治我”。我不反擊，那就受這麽大的氣，還當眾丟人，天天難受痛苦。反擊了肯定會被抓住手，而且他們兩個我誰都打不過，再像抗北那樣傷人更不合適，也比較怯懦，最後還是找了閆老師。這時候壹個是她已經很知道我在抗北發生的那些事，估計還有壹些誇張變形的傳言，以及為了座位、寢室鋪位、學生矛盾多次找她解決，她早就對我反感厭惡了，所以很敷衍的說去了解壹下。我後來又催她，她說妳還學習嗎？天天考慮這個事。我說誰知道他以後再投什麽東西，而且被紮壹下天天還得和他見面，不敢吭聲，天天這種環境怎麽學習。後來她當然還是把對方的解釋給我說，就是遞剪刀扔錯地方了，其他同學也都不願意出來作證，都說沒看見，包括那個撿剪刀的女生。而且還說我“就妳事多，就妳特殊”，我說這種事應該在學校通報批評（那時候比較幼稚），她說那妳以前做的事呢（指在抗大初中自殘、潑水燒了老師的事），應該全縣通報批評。

    其實如果只是投剪刀這壹個事也就罷了，但是前面和張瓊、周震的沖突，還有因為這些矛盾造成的歧視、孤立，加上休學了壹段還不能安生，周震在和我在老師面前對質時候也是壹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以後上學天天還要面對這些欺負人但是還趾高氣揚的臉，天天見面看見他們幾個還得躲開，又沒能力像其他拉幫結派的人那樣打群架報復，單挑都打不過，那時候感覺人生就毀在這些個（這三個學校）的不講理、喜歡找事、欺負人的流氓混混手裏了，學習也學不進去，天天擔心再找麻煩，背後投東西，又時不時看見他們在那議論，不提名字罵人，女生也是異樣眼光看著落魄如此的我，所以決定不管怎麽樣也要出這口氣。

    既然打不過，老師校長又沒辦法處理，我當時覺得教育局比學校大，於是就去了中心學校（負責管理全縣初中的）和教育局，結果他們都說這個還是讓學校自己解決吧（其實在抗北上學時候就因為處理找事學生和調班找過縣教育局和中心學校，包括找過教育局副局長李xx和紀檢書記馬xx，但是沒什麽用，學校的事還是學校內部自己處理，涉及到的是學生不是教職工，教育局也沒辦法，但是當時就覺得誰官大就找誰，讓官大的壓他，現在想想很幼稚）。不僅沒能影響到他們，反而周震更囂張了，他讓另壹個學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沖我吐痰的於xx）給我說班主任在教學樓下面壹個拐角那有事等我，我當時就奇怪為什麽不在辦公室，結果去了之後看見周震和幾個可能是外班（反正這些人都不認識）站在那，他看見我立即沖著那幾個人說話，對我指指點點。很明顯其實意思就是恐嚇，就是說我找了壹些妳不認識的人認壹下妳的臉（以後打妳就方便），本來他可以把那些人拉到教室外面直接認我，但是卻把我叫去樓下，這顯然就是公開恐嚇了。後來我給閆老師說了，她找了周震，周震也承認了，不過他說他這樣做是想找我談談，但是當時我出現之後他也沒叫住我談什麽，壹個字都沒說。

    面對各種不定時也不知道具體可能有什麽形式的找麻煩的情況下（主要是出於可能被攻擊的恐懼和被對方威脅卻無法反抗的憤怒），我那時候又犯了幼稚病，加上那時候可謂走投無路，不知道怎麽解決這個矛盾和發泄委屈，就坐車去了兩次安陽市教育局（滑縣屬於安陽市管轄），還寫了兩份反映問題的材料，要求很過分，很誇張，要求處理“不作為”的老師和校長，還要求召開學生大會處分周震等人，這是2010年初的事情，壹共也就去了兩次，後來也沒什麽下文了（因為我後來也離開了這個學校，原告都離開了當然後面就沒什麽處理），不過現在感覺不了了之倒是合理的，也是個好事，畢竟自己不會在當時就變得在全國知名，搞得像唐慧壹樣，而且我這個確實是小事，這樣做對自己名譽損害最大。此事之後，我壹下子變得更知名了，無論教育局領導、學校領導、很多老師和同學全知道了我的“大名”。

    現在想想很後悔。其實那時候對這些學生，老師確實也沒什麽辦法，沒有直接打人，沒辦法開除誰，而且事實上前前後後他們也為我做了很多事，閆老師從入學時候給我排座位、後來考試又關心成績、開始出現矛盾時候也盡力幫我解決，在出現壹系列事情前也很和藹，以前我在其他學校時候的事情傳過來，他們也沒讓我退學，校長也很耐心的給我解釋為什麽沒辦法開除這些人，還和顏悅色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正常上課學習，包括還批評其他學生，不管有沒有用，但是至少他們都做了，已經盡其所能了，何況這個校長據說都挨過那種流氓惡棍學生襲擊過，等於比我的事還嚴重的多，他們也沒因為這些個事情生氣的不幹工作了。而且他們又不能24小時看著我，保護我，老師和學校領導都盡到應有義務了，我告的狀要求處理他們，這確實無理，還鬧得沸沸揚揚，地覆天翻，盡人皆知，從市教育局到縣教育局、學校領導和師生成百上千人都知道了（壹個15歲的學生拿著打印的自己寫的幾千字的告狀信去市教育局，確實比較驚世駭俗的，尤其在中部縣城）。除了讓別人更認為自己神經不正常，讓自己更被歧視和面對異樣眼光之外，還給老師、校長抹了黑，傷及無辜，也沒懲治住那些學生，做了壹件大錯特錯的事，給自己和其他人都造成了很不良的影響。這個事情壹直後悔到現在。

    但是想想，那時候也沒有其他方式解決了，或許因為這壹告，加上前面的反抗，包括反映到縣裏教育局還有校長那裏，讓他們不敢群毆我，無論在校內還是校外，因為不知道我可能把事情鬧得有多大，不知道我還會有什麽激烈或者匪夷所思的反應，可能會想，真打傷了我，會不會去市公安局、省教育廳反映什麽的（要真被打了，那真有可能去）。可能起到了這種震懾作用吧。而且周震是學校教師子弟，他們確實庇護他不受處分，還把扔到我背上的大剪刀說成是“指甲剪”，避重就輕。還有後期老師很不耐煩說“就妳事多”，“就妳特殊”、“妳惡人先告狀”之類，還有壹些其他難聽話，態度變得強橫惡劣了些，所以那時候也是正在氣頭上，當局者迷，不打壓敵人的氣焰就過不下去，而且也沒其他解決辦法。而且很多學生都會見風使舵，看老師的眼色行事，如果老師不待見我，他們會更加變本加厲的欺負我，很多處於旁觀者行列的人也會加入其反動陣線，或直接當面或背後譏諷攻擊我，或以嘲笑的態度冷眼旁觀我的窘境。在這個時候我必須求助更高層級的教育部門人員來緩解這種危險的沖擊。而且看不慣周震張瓊等人那種壹副滿不在乎囂張跋扈的樣子，所以非得治治對方不可，就算處理不了對方，也得惡心壹下他們，給他們以及他們家長造成壹些麻煩，以反擊他們對我的各種攻擊。這樣做顯然惡化了和老師的關系，而且還是沒解決問題，也把和老師同學的關系徹底搞砸了，看來這樣也沒什麽用，我幹脆徹底休學了。

    我上學這好幾年出現的這幾次激烈的反擊如潑水、告狀、紮人、站桌子上吐痰等（除了前面提到的，後面還有），除了因為對方特別可惡，打不過對方、對方人多勢眾壞心眼多，加上自己不適應學校生活不知道對各種具體沖突如何合理應對、長期處於受威脅和惡劣環境中精神緊張容易舉止極端之外，自己也缺乏與這些流氓惡棍長期慢慢鬥爭的心思和能力。如果天天想方設法對付別人，肯定影響學習（有些人或許能做到學習後對付他人兩不誤），而且很多學生根本不怕小打小鬧，妳和他對罵或者平常告小狀他們根本不在乎，而且妳這樣他們更來勁，根本遏制不住他們的攻擊和挑釁。只有用特別激烈、特別嚴重的行為才能壹定程度震懾這些流氓惡棍或者其他威脅、侵害自己的學生，讓自己有片刻的安寧與安全。

    很多長期被欺淩的學生很多都是比較懦弱，欺淩者吃準了他們不敢真的激烈反抗，所以才肆無忌憚的謾罵、毆打。他們知道絕大多數人不敢徹底撕破臉對抗流氓惡棍，而且沒有殊死壹搏的勇氣和破罐破摔的魄力，哪怕自己是破罐，被欺負慘了也不敢反抗。這些流氓混混見多了偶爾回罵、還手或者告到班主任那的反抗，作用微乎其微，所以他們早就不怕這些了，對這些小打小鬧的反抗滿不在乎。而且只要被欺淩者做這些，最終壹定會被報復，只是在當天還是在放假前或者更長時間之後（多數都在過壹兩天或者放假時候）報復而已。這些隔靴搔癢的反擊不僅不能制止欺淩，他們會更加囂張跋扈，目中無人。尤其當他們看到被欺淩者投訴無門、反抗力量不值壹提，往往會手舞足蹈十分高興，嘲笑被欺淩者的弱小，更想辦法捉弄、謾罵和毆打弱者。就像壹些校園暴力視頻中壹群人踢打壹個人，看被打者無力反抗、抱頭躲閃卻無處可逃而興奮的爆發哄笑壹樣。

    他們認為我勢單力孤，怎麽不了他們，制不住他們，不能把他們怎麽樣。無論是欺淩者還是旁觀者，看見被欺淩者的軟弱表現，不僅不會同情，反而會認為其“慫了”、“沒本事沒能耐”，加以各種嘲諷、調笑，被欺淩時的慘狀也只會成為他人茶余飯後的談資，而沒有人為此感到義憤和仗義執言。妳理性平和的去講道理，別人只會覺得妳是“傻蛋”，覺得妳好欺負、膽小畏縮，而不會因此尊重妳，更不會幫妳解決問題。所以我只能反其道而行之，用特別激烈特別強硬毫無回旋余地和完全不能退縮而且後果非常嚴重、這些人往往想不到的方式、極具震撼力的方式反擊，才能把這些不怕告小狀、不怕偶爾回罵和還手的敵人暫時的震懾住。我只有幹他們以為我幹不出來或者不敢幹的事，只有做出超出這些流氓惡棍預料的反抗方式和程度的事，才能對他們產生實際的反抗效果，否則他們不會有任何痛感和損失，也不會收斂。只有這樣才能讓對方真正受到損傷，讓老師和他們家長給他們施加壓力以使其有所收斂。

    而且在那種壹個班七八個流氓惡棍，和他們劍拔弩張時候，只要自己放松和軟弱，對方必定得寸進尺、挑釁試探，所以只能壹直采取高壓態勢，在每壹件事情上都堅決反擊，錙銖必較，只有壹直保持強硬才有壹線生機。只要自己示弱，這些人以後就會天天欺負妳，有事沒事都來找妳麻煩。正是因為這樣，他們才不敢把用在其他被欺淩者身上的方式100%用在我身上，才以壹己之力打退數人乃至十多人的猖狂進攻。否則我跟其他的那些被欺負的人的狀況就差不多了，就變成這些人隨時可以欺負取樂的倒黴蛋。尤其看到那種流氓惡棍學生擺出壹副“我就這樣妳能把我怎麽樣”、“我就說妳了欺負妳了妳也不能把我怎麽著”的嘴臉，就格外憤怒，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作做激烈的事。當然這也會帶來巨大副作用，具體的惡劣影響前後都講了。不過既然妳示弱或者逃避也換不來同情與幫助，采用激烈手段反擊也是不得已的選擇了。此外各種孤立、歧視、當面或背後詆毀，也讓自己內心充滿憤怒，在這種冰冷的環境中，我有什麽選擇呢？那些認為忍忍就過去了的人可以經歷下被全班絕大多數人當神經病對待、女生看見之後就跑的遠遠的、滿臉誇張的厭惡表情、眼睛裏充滿嫌惡與鄙夷的這些情況，在這種環境下，不逼出事才是奇了怪了。在這種令人絕望的惡劣環境中，善意得不到回應，只能用暴力來維護自己的安全和尊嚴，才能把各種惡氣稍微出壹點。

     後來就住在了外邊旅館，因為不希望其他人（包括家人）知道我在哪（當然也不希望被那些和我有矛盾的人找麻煩），還用了假名登記（那時候我們那小旅館還沒有互聯網登記那些規定，當時很多也不查身份證），然後就渾渾噩噩的看電視，或者到處遊蕩。自從上初中離開家庭，很少再回去。我住在外面也是壹種對長年拘禁在家的壹種逆反。我壹秒鐘都不想在那個拘禁我十多年的家庭呆了，哪怕後來家人做出了壹些彌補。只要不住在家裏而是外面，就有壹種解放的感覺，不再受各種管制和束縛。當時心裏滿腦子是仇恨和不安。

    這時候因為壹些原因，我見到了我母親，並且在她家住了些日子。這差不多是我長大以後第壹次和她交談了很多天。不過因為長期不在壹起，生活習慣等問題的隔閡，關系並不融洽，她丈夫也比較排斥我，我暫時住在她另壹個兒子屋裏時候，晚上冷的時候連開個空調都不讓，奪過來遙控器立即關上。但是後來她兒子回來，立馬就打開了空調從早到晚天天開著（只要他在的時候）。之後讓我搬到了壹個雜物室，裏邊什麽取暖設備都沒有，弄了壹個小床（類似醫院陪護買的折疊床）和壹些其他人用過的老棉被子（那種老式的很重的棉被子，和他們蓋的完全不同）湊合著。我不計較物質本身好壞，再苦的日子都曾經有度過（例如小時候經濟拮據時期，壹些內容現在不方便說，以後采訪可以當面講），我對物質沒有多少要求，壹天吃壹頓飯兩個饅頭壹碗湯，穿破衣服、在沒空調暖氣的屋裏凍得腿疼，這些都沒關系（這些都經歷過），只是憤怒於這種差別對待。

    他們四口（我媽和她丈夫還有兩個兒子）和我住在壹套房子裏，但是卻有這麽多顯而易見的區別，能夠如此厚此薄彼。而且生病了加上父親去外地有事壹時沒有錢，我找她借錢也很不願意。雖然挺難受，有時候比較憤恨，不過這些也能理解，畢竟突然來了壹個“外人”“入侵”這個家庭，影響了他們三口之家（大兒子上大學平常不在家，壹般就他們三個）的幸福生活，還多了壹份飯，每天進進出出各種不舒服，連提壹下我父親工作單位的名字，我母親就趕快說讓我小點聲，別讓她丈夫聽見，這種環境當然不可能呆太久（不過話說回來，除了我媽，其他陌生人也不會收留我啊。即使有不公但是總是給了我吃住）。

    當然她也給了我壹些幫助，給我又找了壹個學校（抗大南校，和我初二時候上的學校是兩個系統的，雖然名字是南北校之分，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麽關系，只是地理上挨著），還送了些衣服，有新的，也有我表哥穿過的。有時候說話上也很關心，還托壹個有親戚關系的老師照顧我。在這個學校呆了兩個月時間，我比較謹慎，而且班主任和英語老師都和我母親很熟，部分學生也知道，所以沒有發生大的沖突，但是因為前面那些事，壹些知道前情的學生當然還是拿有色眼鏡看我，自己也因為前面的經歷比較敏感多疑，還是有了些沖突，後來感覺怕再鬧到以前學校的地步，幹脆不上了（例如和壹個學生有矛盾，而且又是結夥成派的，我害怕報復不敢回寢室，說肯定有人等著我來找我的麻煩，老師還不信，後來那個照顧我的英語老師帶我回寢室，果然發現那個我告的學生坐在我寢室裏，還有其他幾個和他關系近的人也在這個寢室坐在好幾個鋪位上（他們本來都不住在這個寢室，平常也沒見過這些人壹起來這個寢室），他們看見我旁邊還有老師所以才沒敢威脅或者其他進攻滋事）。

    然後，我壹直休學到中招考試，等於中招前的三個月左右都沒有上學。這期間，還是住在外邊旅館裏邊，精神還是緊張敏感，噩夢連連，基本都是學校打架的事情，還有那些囂張的面孔。中招時領準考證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見以前的同學，所以領證時候還壹直拖著不去，最後等其他同學都坐車去看考場時候我才找到老師偷偷拿準考證，老師還壹直埋怨怎麽這麽晚來，其實我早就來了，只是想等其他同學走了之後再領，省的別扭。在中招考試時候，我還帶了比較長的水果刀進考場大院防身，要是有人趁機騷擾我我就真的會用刀刺甚至殺了對方，結果竟然沒有人找麻煩，對我是壹種幸運，對那些有趁這種考試關鍵時刻騷擾襲擊我的想法但是沒付諸行動的人更是壹種幸運。最後中招考試，因為前面長期休學，物理化學沒怎麽學，當然考的很糟，不過還是通過了滑縣第六中學（僅次於壹中的縣級高中）的錄取分數線，雖然壹直想去外地學習，但是分數不太高，加上還是想在本地試試，看看高中是不是有好轉。

    結果，高中還是那些人，每天都能看見很多以前認識的人，包括那些流氓惡棍，暫時還算平靜，畢竟剛剛開學，這些人還沒籌備好怎麽發起攻勢，還有壹些熟悉或者陌生的同學對我很有善意，各種偏見還沒形成，很多事還沒傳播，所以還湊合。其實在那大概壹個月裏，還是有很多人對我有善意的，畢竟剛開始，很多同學還不知道我以前的各種事情，加上自己註意了壹些外部形象，加上壹些其他原因，例如我母親正好在六中教學（雖然並沒有仗她勢力幹什麽，和她關系壹直冷淡），而且恰巧教的我所在的那個班，壹些同學知道這壹點，暫時沒想找麻煩。所以壹度在班級裏還比較和諧（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就不壹定了，以前以及後面很多學校都是壹開始很好，慢慢就出了各種問題）。但是初中那些事在腦子裏的陰影壹直揮之不去，總想著當初得罪的那些人必然會報復，結果軍訓半截我又休息了，等到正式上課才回來。這時候就又看到學校裏有學生被威脅，我的同桌就因為發書時候給壹個人說了壹句（大概）“妳怎麽不早點拿”，說話語氣比較重，過了壹會就有個膀大腰圓，壹看就很兇惡的人，就給他說“妳說話不會註意點”“妳以後小心點”之類幾句話。

    這時候又天天能夠看見那些以前有矛盾的人，心理陰影越來越強，總是想逃課，又想到中招考試因為這些人考砸了，休學了好幾個月，每天到處跟罪犯壹樣躲藏，我總不能壹直這樣吧。然後就又走了極端。這時候的心態已經是類似於半個加害者了，很想找機會出以前的惡氣。然後和壹個叫王xx的學生發生了口角，因為他倚著我的桌子壹直晃悠，我就讓他別晃了，他壹開始說過“不是故意的”，但是後來他還壹直這樣晃蕩，連續幾天，我就惱了，在背後晃桌子，還踢了他腳壹下，想讓他起來，他反而說“妳繼續晃，太舒服了”，還更加用力用背靠住桌子，故意晃蕩擠撞，我寫字時候桌子就因此壹直動。後來他書掉前面地上他不僅不拾還往後踢，還當著我的面給他同桌說“我以為是王慶民的書呢（所以故意不撿）”。然後我就急了，又想起來李治在班裏60多人面前那次把頭伸過來，讓我拿磚頭砸，我沒砸結果狼狽的跑了，感覺特別羞辱，非常丟人現眼。還有後來對付王若斌、張瓊文海川他們都是告到老師那也沒解決問題，而且告狀反而被看不起。看不起告狀，那我必須自己動手嗎？然後又打不過這些人，難道永遠這樣嗎？在前面的幾個學校壹直都是我退學逃避，嚴重影響學習和生活，而對方安然無恙，初三時候休學總長達到半年（前半年斷斷續續休學，後來又從二初中退學，在抗南學校又在中招前休學了兩個月），難道永遠這樣逃避、耽誤自己？這樣下去還怎麽學習呢？

    當時心裏邊仇恨很大，而且由於初中那三年經歷的事，在學校壹直處於精神高度緊張之中，尤其遇到這種故意激我的時候，情緒就容易控制不住。上次竟然忍了李治的激，這次再忍更是受辱（雖然這個事情壹定程度是我先挑起來的），別人更為認為我慫包、滖逼（膽小畏縮）。有些人以為我即使自殘也不敢傷別人，非常懦弱，更會嘲笑我。我要讓那些料定我不敢動兇器的人知道我究竟敢不敢。自己壹旦被嚇住，會有更多人欺負。我見過那麽多因為示弱被別人欺淩的人。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前面斷斷續續退學休學，耽誤自己學業，因此非常惱怒，壹直憋著很多氣。那天下午又想到這些，我就拿起桌上的裁紙刀，對著王xx背上刺了壹下，還擰了壹下，還說了壹句“殺了妳”，拿起水杯砸了對方。因為那是夏天，王xx只穿了壹件汗衫，結果壹下子就刺的很重，其他學生趕快把他送到醫院（據說後來縫了好幾針，還住了壹段醫院）。

    當天晚上，對方家人就來了十幾個，把去商議的父親圍住，臟話連篇，差點打起來，還賠償了壹些錢。不過對方也沒罷休，據我母親說，王xx家人又追去學校，他母親還連續好幾天坐在我媽辦公室鬧，鬧得學校中我媽很多同事都知道，最後我媽只能暫時離開辦公室不上班（我並沒仗她勢力，後來我離校，未辦學籍，等於類似開除，並沒有讓我媽利用這個職務和與領導同事的關系包庇我）。

    其實這個事明顯是我的責任、錯誤，乃至違法犯罪。和他只是因為壹些小事，但是看見對方激我，或者恐嚇，總是想發火，又想起李治這種人，就把以前的恐懼帶來的仇恨爆出來，想想我挺對不起他的，我做的顯然特別過分，而且很大程度是前面事情積壓的爆發，是壹種遷怒。如果是紮的李治這種猖狂兇惡的人，我肯定不會愧疚或者遺憾，顯然我搞錯了對付對象，這個事情也壹直後悔到現在。而且手段很不光彩，不是面對面刺傷對方，而是在背後捅了壹刀，也就是常說的“背後捅刀子”的非比喻情形。這壹點我也感覺非常沒臉面。其實我做這個事很大程度上是要讓那些輕視我、欺負我的人知道，讓那些料定我除了告狀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肯定不敢動兇器的人知道，我是敢這樣做的。只是很後悔沒有用在嚴重欺淩我的人身上，而錯用在了僅僅發生口角的人身上。如果有人狠狠打了我壹頓，然後我用小刀還擊，我不會愧疚。我所遇到的各種我痛恨的人中，有至少30個人遠比王xx可惡（而且只是口角，可惡其實也談不上），我如果在更合適的時候對更值得這樣刺的人紮，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痛苦（如果那樣，甚至可能完全不後悔，還很高興），沒想到自己受到那麽多欺淩，而自己最激烈的反擊竟然沒有用在這些極可惡的人身上。

    此外，那時候班級內學生普遍對我還不錯，至少到我出事之前還沒有什麽歧視排斥，所以我這樣做就更有愧於他們（雖然按照初中那四個學校的情況，過不了多久可能就會傳揚各種關於我的醜聞，但是畢竟當時還沒發生，而且如果我做的非常好（雖然當時幾乎做不到），或許就沒有什麽歧視攻擊了，我就能正常學習生活了）。（而且後來我還去了壹所比較好的學校，雖然二者沒有直接因果關系，但是還是有壹些關聯。所以心裏更別扭，壹直別扭到現在。感覺好像是我因禍得福，利用他人痛苦成功壹樣）

    這時候我也不想去學校了，反正這種歧視、恐慌、四面受敵的情況我再也不想過了。別人欺負了我，我擔憂害怕；我傷了別人，還是我內心惶恐，焦慮不安。這時候我（其實在中招之前）就已經全縣大多數學生（縣裏學生大多數都在縣城）皆知了。壞事傳千裏，尤其是有些人脈（特別是流氓混混這種學生）的沒有壹個不知道我的。以前那種女生看見我就露出歧視，表現的很恐懼、惡心然後壹溜煙動作非常誇張的跑了的情況自然還會再現。這時候我在六中上學還不到壹個月。

    然後，我就陷入迷茫無措當中。後來想想去外地試試，我父親出於對我小學沒有上導致的這些事而愧疚，所以也願意拿擇校費讓我去外地市區比較好環境的學校試壹試。過了大概壹個月，經過托關系，加上壹些巧合，又交了很多擇校費，於2010年11月下旬左右去了位於新鄉市的河南師範大學附中高壹11班學習。這個學校至少就本部而言，校園暴力還是很少的。（我從初中壹年級開始，因為與家裏的激烈鬥爭（詳情不便在文中說），慢慢得到壹些尊重，而且我又是獨生子女，所以我父親慢慢開始給我更多自主，而且長期不住在家裏，和我姑也有所隔離。在上學上也給我很多幫助，與小時候有很大差別。）

    換了新環境，壹開始感覺還行。畢竟在這個陌生環境，壹下子少了那麽多歧視和冷眼，我也想重新生活，所以盡可能註意個人形象，無論是個人衛生、穿著打扮還是言談舉止。學生大多數來自市區，而且又是名校師大附中的本部，成績普遍很好（基本都是全市成績前十分之壹那壹部分裏的），所以最初幾個月很不錯，自己在前面學校積累的經驗教訓也讓我註意謹言慎行，還有註意個人外在形象。

    這段時間也是我成績重新恢復期，雖然文理還沒分科，但是我專攻文科，放棄理科學習，語數英加文綜的成績迅速提高到全班前五，最高排到第二，政史地單科成績也都穩定在前三名，有時還取得第壹名成績（當然物理化學中學那段就沒怎麽學，初二才開始學物理，化學初三才有，初三我休學時間比上學時間還長，上學期間也處於各種事情中。所以我考這兩科時候就幹脆不寫了，隨手寫或者亂蒙選擇題也沒什麽意義，雖然也有過蒙題，亂塗選擇題，不過多數時候選擇交白卷。生物會做壹部分）（如果只算語數英加文綜，分數要超過壹本線不少分。因為高壹高二離高考還有距離，所以這個只能參考，不能具體衡量）。和同學相處過程中也交了壹些朋友，還有個別的算得上很好很熟的朋友了。開始時候整體人際關系也搞得還可以。即使有些人說話或者行為不禮貌，我也盡量克制。

    隨著新同學互相熟識，相互認識的更深入，人們之間對其他人開始形成深入而且比較固定的印象和態度。我雖然盡可能融入新環境，但是歸根到底，在初中只是學了人際關系的皮毛，而沒有長期、深入了解和參與同學之間人際交往的能力。當然，這不僅和沒有上小學這個根源性的原因有關，也和扭曲化了的初中學校生活的影響有關。在初中那種歧視、壓抑、恐懼的氣氛中，很難去學會正常的人際交往能力，即使看了些皮毛，知道些基本的學校生存規則，卻無法知道這些規則的細節和如何靈活運用它。例如討論遊戲、電影，自己往往插不上嘴；不會開玩笑，不會用互相開玩笑來融入壹個朋友圈；談八卦、同學之間的事情我更不擅長；平常舉止木訥呆板；不了解也不理解其他同學之間微妙的人際關系，以及自己如何在這些關系網裏相處；還有像以前的壹些觀點，就是作業或者卷子不要被別人抄，這個還是太糟，不懂得平衡同學關系。其實如果小學以來都在學校，就知道抄作業甚至參考卷子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我卻把這當成很重要的事，雖然比初中時候強了，連自己也抄作業，還看過別人的默寫，但是這壹些時候還是放不開。

    而我與他人愛好和價值觀也不同。我因為不擅長討論遊戲、電影、八卦和其他同齡人喜歡的東西，反而喜歡看壹些政治、思想文化、社會方面的新聞，例如看《環球時報》、《南方周末》、《大河報》之類的報紙，看壹些這些方面書籍，最多在文學作品上和其他人有些交集，而且看相同書籍體會也不壹定類似，興趣愛好大不相同，所以和其他同學很難說到壹起。當然不同愛好並無優劣之別，但是確實容易讓人之間缺乏共同語言。壹些同學看我的眼神也是很異樣，從有的人看我的目光中就很明顯看出來很厭惡我。行為舉止雖然盡可能註意了，但是還是因為從沒上小學，所以可能儀容儀表、壹舉壹動還是有比較“奇葩”的地方吧。可能壹舉壹動、壹言壹行中都會透出與他人不同。這個我自己還真是很難知道究竟是哪些，因為自己習慣了，所以不知道有些舉動別人看見很嫌棄。可能有低頭沿著墻根走路、眼神飄忽不定或者其他不太好看的眼神、用手摸嘴唇、楞楞的盯著別人看（主要是當時近視，嫌戴鏡不方便，所以還沒配鏡，隔著好幾排看人看不清楚，所以瞪大眼看，還要幾秒鐘分辨壹下，所以可能有女生就誤會是故意盯著人家看。

    其實還是因為孤立和隔閡導致誤會，假如我與他人溝通順暢、同學關系正常的話，這種誤會肯定不可能發生，別人也不會把這當成惡意）、還有有時候看起來傻乎乎的之類（這些也是聽別人說的，自己感覺不到）。而且對很多事情糾紛的嚴重程度，處理問題輕重把握的不好，當然同樣也是不適應學校的壹個特點。何況初中幾年造成的負面影響，各種歧視、孤立和校園暴力造成的恐懼，讓自己更敏感、多疑、易怒、小題大做，對與同學之間更深入的交往總有壹種心理隔閡，抑郁癥對精神的破壞力也讓自己情緒很難控制。而且自從紮了同學那壹刀和潑了老師那壹下，經常想自己背上會不會被刺，會不會被潑水，洗澡時候摸壹下後背，總會在腦子裏浮現那種被紮的痛苦，頭上澆了開水的恐懼。李治、王若斌這些人張牙舞爪，還有親身經歷或者看到過的校園暴力總是在噩夢裏重現。而且我對老師同學隱瞞了原來的經歷，還編造了是在另壹個城市市區上的初中，沒有提滑縣，總害怕以前認識、知道我的人突然出現，或者現在學校的同學通過其他途徑萬壹知道這些，並且將那些事公之於眾。加上與同學更深的相互了解之後開始出現裂痕、甚至矛盾，自己開始向以前的精神狀態和行為狀態靠攏。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最後孤立到連學校是不是上晚自習都不知道，因為沒有同學通知，不像其他同學互相告知，而且往往有共同群組，我對學校很多放假、開學、作業安排壹無所知，只能問老師，結果往往因為這種“周日晚上上不上晚自習（因為有時候上有時候不上，不固定）”、“小長假之後開學是幾點到，上午到還是下午到校”之類小事經常給老師打電話詢問，結果老師很反感，後來出了事之後老師還專門挑出這個問題在辦公室和我父親還有其他同事說，說我“經常打電話給他，有時候還半夜打（我給老師打電話基本都沒超過晚上9點，我印象裏半夜（大約淩晨時候）並沒有打過，絕大多數都是白天打的（倒是在復讀的那壹年曾經在半夜因為特殊情況給老師打過兩次電話，但是高壹高二從沒大半夜打過電話）。老師可能以為我故意沒事打電話，因為在他們的思維判斷中我肯定和其他同學壹樣收到班幹部或者其他同學的通知了）”，對此很厭煩，我則是有苦難言，要是和同學關系都很近，例如加入相關群組，或者和其他同學有聯系，就不會有這種麻煩了（當然，孤立情況主要是高二年級，高壹相對還好）。

    這樣，因為父親拿了那麽多錢，又來了壹個新城市的名校，需要倍加珍惜，重新開始新生活，未來考個名校等這些信念組成的心理堤壩開始潰決，滑向日趨糟糕的境地。當時周末放假我往往都是坐車去附近城市旅遊，還住壹天，而不是靜靜的待在租住的房裏，這個特點從我初中三年級就開始了。只有去陌生的環境，或者在旅途當中才有安全感，在熟悉的環境，四周都是熟人的情況下反而很不安。居住在陌生旅館或者坐在長途汽車上才能感覺安心舒適，即使它是顛簸的、簡陋的。這些年我的開支壹半都用在外出旅行的車費和住宿費上。但是這種散心不是永久的，總是還會回到學校，面對各種問題。

     這期間發生了壹個事情。壹個叫淩霄漢的學生，平常說話很難聽，說話聲調也陰陽怪氣的，臉看起來猥瑣又陰毒。說我的作文是“傻屌”寫的，上課喜歡起哄，還喜歡動手動腳，出言諷刺，例如說我認為的好的同學名字惡心之類，其他記不清了（當然他也說過別人，例如說女生吃的東西有精子味）。三個月裏罵我或者諷刺我至少有十幾次，語氣和表情都很明顯不是善意的開玩笑。反正看見這種人渾身上下極不舒服，然後他看出來我反感他，還故意往身邊蹭。然後有壹天晚上，他看見我吃紅薯，就又跑過來把惡心的臉貼過來，還拉拉扯扯，還故意在我吃的時候表現出惡心神情，我就把快吃完的紅薯連袋子塞給他，他壹下子惱了，上來就把我摁住打了壹頓，雖然他個子低，但是很有力氣，壹下子摁住我，讓我沒機會還手。這時候是課間，班裏還有七八個人，有個人上來把我拉開了。還有幾個女生在旁邊看著。然後自己感覺特別屈辱，哭了壹陣，就去找了學校的壹個值班領導反映了這個事情，想讓他去處理。結果他說太晚了明天再說吧。

    第二天我和我父親找了班主任關仲卿老師和副校長閆新全說了這個事（然後還拍了個片子，沒有傷筋動骨，有些軟組織損傷）。閆校長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覺得告到老師這是小題大做，反而問了我是怎麽來的這個學校，還說“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另壹個校領導也說過“再打妳妳也得忍著”），勸告我回去好好學習，拒絕對打人學生紀律處分（後來某次在對全年級學生訓話時候，他又提到了壹個例子（下面內容是大致記憶的，過了五六年了記不特別準，大概意思是這樣），說壹個學生被打了，給他打電話，他問“妳怎麽知道我電話號碼”，那個學生說是查114查到的，說到這他還笑起來（下面有不少學生也跟著笑起來），然後繼續講（而且用壹種調侃、很不嚴肅的語氣講），他告訴那個學生，妳有打114查我電話這個空閑，應該平心靜氣去學習，學習時間多寶貴啊，被打了就多鍛煉身體，調整心態嘛，生氣有什麽用，要用好好學習來爭氣）。而且當我說調監控錄像時候，閆校長、關老師和另壹個年級領導都表現的莫名其妙，他們的話（例如壹個校領導和關老師在場，那個領導說“我勸他別生氣了，他說要看監控錄像呢”，說話語氣就是壹種對我不懂事較真的厭惡，文字不好表達，以後采訪我可以學著那種語氣說說、表演壹下那種神情和態度）和表情意思好像是說我這種要求很幼稚或者沒必要，或許認為我這樣做太較真，他們都訕笑著或者臉上表現壹種“王慶民不懂事”的樣子。

     後來結果就是關仲卿老師批評教育了淩霄漢，還讓他家長來了壹次道了歉，並沒有任何正式的、記錄在案的處分。此後天天上課，天天見面，全班都知道我被他打了，平常還要低頭擡頭見的，過道、教室裏走動碰面也是每天好多次。就這樣壹直丟人，渾身上下不舒服，打架又打不過，本來很想像在六中那次那種方式給他來壹下，但是想想來這個學校多麽來之不易，花了那麽多錢，又進入了這樣壹個名校的本部（大多數擇校生、普通關系戶都是去的分校），再這樣做也沒學校可去，說不定壹輩子就毀了，所以就忍著吧。再加上這個班裏壹些同學對我很好，還讓我在自習時候給她們講課（歷史、政治科），我也不方便在這種情況下幹那種驚天動地的事。但是這樣遇見之後他壹點不慚愧，我還得躲著他走，怎麽想怎麽憋屈，後來跑操時候又推了我壹把還是什麽別的（時間長記不清了），然後當場就和他對罵起來，關老師勸解開了。此後他就開始各種小動作，例如我課間從外邊回來，他從教室裏看見我，故意從裏邊鎖著門讓我打不開，我上課回答問題還起哄，後來我休學後的期末考試時候他還在我的考場門口“嗷”、“啊”拉長音大叫或者用那雙死魚眼斜著帶著鄙視看我。後來發展到他和其他班級壹些他認識的學生站在班級門口指指點點，還罵“傻逼”之類，雖然不指名道姓，但是全都看著我，指點的方向也是我。面對這些小動作，從沒上過小學，缺乏應對小打小鬧的能力，我不知道怎麽應對比較好，畢竟孤立無援，也沒有其他同學幫我站臺，或者通風報信講淩霄漢背後都對我幹什麽，自己也沒精力壹個個去還回這些小動作，但是本來就被打了，現在又天天受這種腌臜氣，雖然知道解決不了什麽問題，還是去找了關老師，老師給他父母打了電話，但是他回來之後，又在課堂上明知道我和他這個關系情況下，在後面喊名字讓我關窗簾什麽的，反正故意湊過來氣壹下我，還讓我沒什麽理由去反駁。後來在外邊又遇到他的同學（其他班的）碰面之後，就罵起來（還是沒指名道姓）。

    更嚴重的是，我的課本被人用剪子剪了個大口，從第壹頁到最後壹頁上都留下剪痕。這種事還是沒人告訴我誰做的，給老師說了之後，他也沒辦法。後來還有在校園裏走路時候遇見我不認識的學生沖我罵，我當時好像沒得罪其他人，或許就是淩霄漢的朋友吧。還有我過路時從樓頂扔下壹個飲料瓶正好砸頭上，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扔的，怎麽那麽巧。關老師批評他時，他還當著老師的面吱哇叫，說話還是壹如既往陰陽怪氣的，非常囂張。加上前壹段說的那些事，我就越來越不能適應學校了。後來關老師也和我談了談，他告訴我說，他也遇到過不愉快的事情，他也還得繼續教學。而且還說，妳也知道，學校打架的這麽多，有幾個被處分或者開除了（後來還聽說過附中有在考試期間打老師的）？他說的都是事實，也確實是老師無奈，但是我還是忍受不了這種每天處在被騷擾或者可能被騷擾的陰影裏，更缺乏應對的辦法，又忍耐不了，也沒心思學習。既然怎樣都解決不了，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各種不合群、不適應，只能就這麽天天拖著，既不能安心學習，也不能快樂輕松的生活，心事重重，壓力很大，取得的學習上的進步也慢慢停滯不前了。到了下學期臨近期末時候，就暫時休學了。

    緊接著高二文理分班，我分到了由方世蘇老師擔任班主任的高二13班（前面還短暫的分過壹次，後來又拆分，不到半個月，可以忽略不計）。壹開始還好，但是後來就出現了壹些紛爭。因為這個班級是由本部成績中下遊和分校裏成績較好的學生組成（按9科總分分班，而非3（語數英）+3（文或理）的分數分班，我物理化學直接交白卷，總分可想而知），相對於以前高壹，學生素質就又有所變化，裏邊就夾雜了壹些在學習上不太用心，而且不太遵守紀律的學生。和同學相處時因為種種瑣碎原因有各種不愉快（例如我上課喜歡回答問題，參與議論，也有虛榮心作怪，許多同學對此非常不滿），無論自己還是其他同學都對對方感到不適。這時候就發生了有人從背後投東西的事情。雖然這個事情後來發現不是惡意（後來知道是誰了，是壹個叫張X的學生無意隨手玩的，而且壹看這個人就不是那種喜歡找別人麻煩的人），而且是用小紙卷，沒有什麽危害，只是隨意為之，但是由於初中階段遭受的那些事造成心理過度敏感，尤其對背後投東西特別厭惡，防備意識太強，疑心太重，加上前面那個事比較憋屈，結果就勃然大怒，還認錯了投東西的人，還拿鏡子照了疑似投東西的人，這樣就得罪了壹些人，也讓自己壹下子落了壹個很不好的形象。那個被我誤認的學生杜邦（或者他的朋友、支持者）此後還故意用瓶蓋還是什麽的砸我頭上壹下，這更是有苦難言了，然後內心非常惡心。然後就又陷入以前的那種有人稍稍影響壹下--大怒、當場大發雷霆--其他學生看見之後疏遠或者歧視我--更壓抑和惱怒--行為更不太正常--同學們誤解加深--出更大的矛盾的這種循環裏。

    這時候班裏有壹個叫王奕的班長，喜歡四處管別人（有些人他不敢管，也是會看人下菜碟。這壹點我最反感，他就是看著我壹個人老老實實，以為好支使，可以隨便對待，可以不尊重。所以我才很惱怒），而且缺乏禮貌和尊重，拉壹下投影幕和起立唱歌時候腳放凳子腿上都要管。其實也算壹種認真負責吧，但是他意思就是所有東西都要聽老師的，管理班級方式據說也是在以前班裏比較“出名”的，事無巨細，很有管制欲。而且據說他還在壹個作風類似，很“知名”（因為個人風格在學生中很有知名度）的班主任教育下上了壹年（是高壹那壹年，他和我不在壹個班級），這個班主任對學生也是嚴厲、強硬，這種作風和其他各班教師比較非常突出，這個張姓班主任（張自發，壹些學生稱其為“發哥”有調侃也有別的意思）長期強烈灌輸和支持王奕的這種管理班級的方式和作風。而且全校很多學生都知道，對此也是議論紛紛。然後我覺得很多管制毫無必要，連在操場站在臺階上都說“妳下來”，讓別人替他幹壹些事也沒禮貌，像指使傭人壹樣，就和他發生了沖突，出現了壹些口角，不過這些事不是主因，主要是前面那些氣就在他又幹涉這那事情時候爆發了出來。此外還有壹些其他的事情。我總不能像上壹年被淩霄漢打了那次壹樣還休學、退讓和忍耐吧。那個事我忍了大半年，壹直退縮讓步，影響學習，心情也壹直糟糕，最後只能休學不上。如果還那樣，我要忍到什麽時候，壹輩子都這樣畏畏縮縮的逃避嗎？這樣其他人沒幾個同情自己的，反而會看不起，最多露出“關愛傻子的微笑”罷了。

    其實還是前面擠壓的那些被孤立和不適應學校生活下精神崩潰的發作，加上這個沖突，以及壹些其他原因（這個涉及到其他人，很不方便說），我就站在了他的桌子上，還對他的書吐了兩口，然後像潑婦罵街壹樣（年級主任這麽比喻我做的事的，其實挺貼切的）的說了幾句（但是好像沒有說臟話之類（具體的反正很多人聽到了，也可能說臟話了），當時罵了王奕還有那個高二8班班主任張自發，我覺得那個班主任那麽多學生對他的管理班級方式有意見但是都怕他，我就特別想罵，別人不敢反抗這個老師，還言聽計從、對如此專權的老師放縱，我更加想罵他），壹些同學和老師以為我要跳樓（其實窗戶是關著的，我也完全沒這個想法），有些人就勸告，有些人還起哄叫好，大喊大叫（有幾個男女生都直接激我為啥不去和王奕決鬥，或者說妳們兩個矛盾影響我們學習幹什麽之類），有些人就冷眼旁觀，還有趁機拍照的。壹時間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班級各位同學的性格、行為特點、說話方式等眾生相被展示的淋漓盡致。

    後來在老師同學的勸說下，我從桌子上走下來，那時候腦子壹片空白，暈暈乎乎的就回了住的地方。這個事情我壹直很後悔，但是在那種歧視、孤立、被欺淩的環境下不發作才怪。後來我父親也來了學校，和年級主任以及班主任對話了很久，他們不同意我繼續上課，希望我轉學離校，而且說很多學生家長聯名要求不讓我繼續在附中學習（這個只是聽他們說，沒證實，不過很可能是真的）壹直斷斷續續商談了十幾天，最後老師答應在我簽了保證書情況下在繼續在學校待壹段時間。

    回去之後，以前就已經有的那種孤立、歧視、排斥變得更強化、公開化了。例如我壹開始回去時候方老師還不讓進班級的門，我就站門口，有個老師在上課，我說站門口行不行，他說“妳自便吧”，然後壹個學生立馬砰壹聲把門狠狠關上。其他很多同學也是看見之後躲得遠遠的，或者在後排或者側面用有時聽得見但是聽不清的竊竊私語，各種“妳懂得”的眼神、動作，跟以前初中時候壹樣，像看待壹個怪物、恐怖分子壹樣。至於同情我，跟我關系不差的學生也只能旁觀，不方便出來發言站隊。後來我還通過壹些關系比較好的同學的QQ空間點入其他同學的空間，還有瀏覽壹些微博發言，看見我當時站在桌子上的照片，後面還有配的話以及評論“趕快找心理醫生啊”、“我早就想打他壹頓”、“這傻xx”、“這xx爆發了啊”“精神病患者也能上學啊”、“這麽威武（顯然是諷刺）”之類。反正到處傳揚，學校裏估計大多數人都知道了。

    班主任方老師態度也改變了很多，以前還比較同情我，吃過壹頓飯（那頓飯很可疑，因為吃完之後馬上（壹個小時之後）就說讓我退學了，這是送行飯啊，表示壹種虛偽的仁至義盡。而且最後我悄悄在汽車上放了50塊錢，那頓飯三個人（還有壹個老師）壹共也就吃了不到50（2011年時候的羊肉湯、大餅早餐），所以我也不必要承這個情），勸導我好好學習，說話有時候也很動感情。但是經歷了這些事，就比較反感，壹直想催促我離校，我站在辦公室內外幾個小時求他讓我留下學習，他壹言不發，跟沒看見我壹樣，我說想見見王奕家長溝通提提意見（現在想這樣是不恰當而且沒必要），他說“神經病又犯了？”後來我回去上課，他還在課堂上拿此前發生的“布雷維克”的事例（挪威於特島屠殺事件）講“精神病人還不認自己是精神病”、“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類，說話語氣充滿譏諷（當然他說這事也可能不是有意諷刺我的意思，誰知道呢。反正就恰巧在我回校上課到徹底離校那十幾天說的。而且方世蘇此人很善於諷刺，還譏諷過其他的學生。不僅譏諷，還喜歡打學生，我在不到半年內就親眼見過三次，下手很狠，有壹次還是用笤帚，還有壹次是用試卷還是手打了壹個學生的臉（時間太長記不準確），這幾次打人原因只是和他或者其他老師頂壹下嘴（有兩次班裏很多同學都看見了，還有壹次是在監考考場，本班好像除了我沒幾個人，不過壹些外班的在）。據他自己在課堂上說以前年輕時候作為老師，還打過不少學生，他還以此為榮，洋洋自得，說有些被打的後來和他見面還很親密（這事全班都聽見了）。他沒打過我，並不是出於好心（至少後期他對我相當厭惡了），估計怕打了之後我做什麽過激行為，例如猛烈報復他、自殺之類）。而且我在方老師面前提過王奕什麽都管，連腳蹬在板凳腿上都要讓人放下來，結果後來方老師在課間特意走到我的座位，讓我把腳從板凳腿架上放下來站好，這算是為王奕出氣還是故意氣我？那時候其實自己非常迷茫無措，孤立無援，別人背後說我什麽、做了什麽沒人給我通風報信，只能自己體會、靠直接的聽和看來體察。想想自從初壹入學，四五年學習生涯過成這樣，心裏很亂，加上如同冰窖壹般的環境（雖然也有幾個同學比較好，很關心我，接近我，和我說幾句話），所以也沒真正說珍惜最後的機會。

    我又想起來以前那些初中流氓學生在我身後面故意站著搞小動作、比劃，還有我走路他們七八個人緊跟在背後壹言不發的威脅、去找教導處被跟蹤還兇狠的瞪著這些，還有其他目睹的壹群學生竄座位威脅被打的學生、上課跑去別人位置上欺負那人同桌之類，結果都沒被處分，我就想也在王奕這做壹下（現在想想確實不對，但是那時候的想法就是反正妳壞，而且老師不懲罰，制止不了，那我就更壞）。尤其想到前面閆校長和其他壹些老師說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有人打妳也忍著”，我就想，憑什麽要這樣呢？越想越氣。而且在想：既然老師和校領導的意思就是誰挨欺負就得忍著就活該，那我也欺負下其他人，試試學校領導和老師是什麽反應。結果我就照本宣科也學著那樣，站在他後面（他正好坐在最後壹排）比劃壹陣（例如做劈、打的動作，但是並沒有真碰著他壹根指頭，連衣服都沒碰到），後來又拿凳子幹脆坐他後面，然後做了好幾次。

    結果有壹次自習課時候我正坐在他背後，方老師推門進來了，然後就說，那妳走吧，不要回學校了。我當時心想反正也就這樣了，就學以前那種耍無賴的說“我站在他背後也沒招著他”，方老師問我這樣做多少次了，我說“壹萬次”，然後破罐破摔，繼續學以前見過的流氓學生的手段，說“妳開除了我反正王奕以後在學校外面安全不能保障”（其實我孤身壹人，又不是有壹大堆流氓朋友，也沒各種陰險惡毒招數，無法做到真的在校外威脅到他人安全，除非自己親自去找事，如果那樣，我肯定進監獄了。雖然當時很反感王奕此人，但是他不算特別壞的，和他沒什麽深仇大恨，不值得我付出那種代價去攻擊他），方老師聽到這威脅當然更惱火了，然後我就被停課了。後來還被王奕的朋友（也是其他班級的，是那種看起來正經但是內心充滿歧視的那種“好學生”，見過他們在壹塊）在走廊裏罵我“坑爹啊”之類的話。

    這時候我又找了壹次閆校長，他卻不是以前那種對學生打架等矛盾沖突滿不在乎的樣子了（前面提到過），而是很嚴厲的指責我，說讓我退學，而且擺出壹副極難看的臉色，臉上每塊肉每個眼神都能透出對我的反感和厭惡。當然像正校長劉校長還是比較和藹，還說“妳現在這樣我很同情妳，但是妳還得找老師協調”。然後我當時想班裏同學都對我意見極大，能不能搞壹次民意調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希望我離校，多少人希望我留下，這樣的話我走了也沒有遺憾。方老師開始不願意，最後我說只要有人投票願意讓我走，我那時候絕不強留，也不給學校添麻煩，也算了卻壹樁心願，也是我在學校最後壹個請求，最後他同意了。

    結果大多數同學是願意讓我留下的（30多票贊同我留下，十幾票反對我留下），雖然並不能說明太多，投留下的也有各種可預測的心態，但至少說明很多同學還是善良的，不至於太絕情，而且在我搞了這麽大的事情之後，還不想完全公開撕破臉皮反對我。我當場對投票讓我留下還有讓我離開的學生都表示了感謝和歉意。這時候正好是放了寒假。

    假期結束以後，我還是想去學校，結果這次方老師直接安排了壹個平常非常刺頭的壞學生坐到我的座位位置（這個行為我也沒辦法確定是有意還是無意的，畢竟沒辦法穿透到方老師的心裏看看他用意是什麽，是無心之舉還是故意的，不過這種事以後可以當主其他老師的面對質），而且直接在班級門口講讓我以後不要來了，學費可以退還壹部分（還壹直講“按說違紀是不能退學費的，這是照顧妳家庭情況才破例”，不過我了解的是附中違紀的學生退學，大多數人都退了學費，說這種話也是虛偽），後來我在樓下二樓樓梯間（當時他的辦公室臨時在三樓樓梯間，二樓樓梯間是空的，而且挨著玻璃那點是空的通的，上面說話下面能聽見）坐著，正好聽見（當然認為是有意偷聽也可以）他和同事在上面辦公室說話，用很興奮（或者算是對我反感的語氣，反正因為看不見面部表情，只能透過聲音感覺個大概）的語氣說：“王慶民xxx（沒聽清）又來了，還想上課呢，被我給趕走了”（大概意思是這樣，反正肯定說了“趕走了”或者“攆走了”）。這件事以後也可以對質，而且這個很明顯他同事都聽到了。之前當著我和家長以及其他學校領導、老師的面還說過：（大概意思）“介紹妳來學校的關系算個什麽”、“介紹妳來的那個關系戶xxx我也認識”之類的話，言下之意就是我上學時候找的人不夠硬，關系比較淺，所以我犯錯誤沒什麽依仗的勢力，也就是說處理我很容易（反過來也就可以理解為如果我是什麽高官顯貴介紹來上學的話，可能就能為所欲為了）。我以前也曾經說過他“處心積慮”趕我走（其實前期他並沒有這樣，雖然壹直也希望我“換個環境”，不過沒采取什麽措施，後來關系惡化了才這樣），或者這種話也讓老師惱怒，激化了我和他的矛盾。以前我還給他說過與我和淩霄漢和這個班壹些有矛盾的人等的矛盾，所以自己不想走學校正門而是從家屬院出去，避免和這些人沖突和被襲擊，結果他當著我的面對此表示同情，但是對我家長以及年級主任、教導主任等人卻用另壹種態度轉述和評價這件事，把我說的這個事作為我疑神疑鬼、精神狀況不正常、不適宜待在學校的借口，不僅不同情，還因為我說的心裏話而厭惡我，搞當面壹套背後壹套（其實他可以對我直說嘛，雖然我肯定也不舒服，但是總比欺騙強）。

    既然師生關系已經這樣，以前的好感也沒了，那更沒必要上了，而且也上不成了，而且我確實算是嚴重違紀，所以決定離校。不過我臨走還提了個要求，讓老師在班裏公開宣讀壹下對我的處分決定，不能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走了，而且我應該受什麽處罰不能沒有文字結論（雖然我沒學籍沒辦法計入檔案），不能對我的是非對錯沒有定論和公開說明，不能像那些淩霄漢還有初中時候那些人做了錯事連個正式處分都沒。學校和老師開始也不同意，但是我壹再堅持，他們還是宣讀了處理決定，雖然方老師還覺得宣讀的內容措辭不當之類，但是終究還是讀了。

    此後，我還寫了壹封感謝信，對幾乎所有教過我的老師都壹壹列舉名字表達感謝（和方世蘇已經鬧到這個地步，所以唯獨沒有感謝他。但為了避免其他老師接感謝信時感到尷尬，所以沒有在文中直接寫明排除他，只是未把他列入感謝的老師的名單中），復印了七八份，發到好幾個有教過我的老師的辦公室。此後又寫了壹封致高二13班同學的公開信（當時也把王奕排除了），寫了很多東西，有些內容現在想想比較幼稚，有些現在想想也不後悔，反正表達了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我這原稿沒了，估計有些收到的學生有留存），然後就結束了我在附中不到壹年半的學習生活。

     平心而論，雖然在附中時候發生了壹系列沖突，但是相對於初中那三年，附中的那段時光簡直就像在天堂了。雖然仍然有各種不適應、歧視、矛盾，但是至少不像在初中時候時時刻刻處於危險之中，經常性面臨各種直接威脅（流氓學生投東西、追打、跟蹤、嚇唬）以及耳聞目睹各種校園欺淩和天天碰見各種“橫著走”的校霸，也不是像那時候幾乎處在死亡邊緣（隨時準備與欺負我的人同歸於盡）。其實反倒是初中三年積累的壞經驗以及在惡劣環境下扭曲、過度敏感多疑的心理狀態拖累了在附中的適應能力。以前那種把同學關系看成敵我矛盾壹樣的緊張心態被帶了過來，以前的屈辱、恐懼和壓力帶來的後遺癥讓自己在附中重蹈覆轍。這就導致壹些時候小事化大、把壹些沒有惡意的開玩笑看成挑釁，不能完全清晰的分清善意與敵意。不過前面幾年積累的經驗教訓也讓自己至少不是從0開始，從這個角度看，自己在附中的進步又建立在前面初中幾年雖然扭曲但是還是有用的學校生存經驗之上。面對壹些攻擊、孤立、歧視，包括傳播各種關於我的負面信息，我大多數時候都選擇相對克制，並沒有采取非常激烈的行為進行報復。

    在附中期間，我還認識了很多關系還不錯的同學，而且因為自己在這種市區的區域名校，很多學生家境良好知識較豐富，學校老師素質和知識水平也較高（有幾位老師無論是技術性應試教育能力還是真正的學術素養都很高，而且道德品質、傳遞的價值觀也很進步、理性、客觀，例如語文科劉國東老師、還有壹個當時已年屆退休的歷史老教師，因為壹開始我沒在學校，所以沒註意他叫什麽名字，但是他教的卻極好），硬件也比較發達，所以也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素養。而且在本部學習，身邊有很多在市裏排名靠前的學生成績的激勵和競爭，自己對未來的學習目標也更高了，強化了至少要考211、985院校的決心和信心。

    而且平常生活在市區，也比在縣城要好很多，除了吃穿住條件更好些，經常買報看報的習慣也是在新鄉市生活期間形成，這裏的新華書店比縣城書店的書的種類和具體書籍都多很多，也有利於我增加閱讀量、拓展閱讀面。至於心理問題在這期間是變得更嚴重了，還是緩解了，這個挺難判斷的，反正抑郁癥主要是在初中二年級形成吧，後來壹直就有，平常行為和心理狀態有起伏波動，但是抑郁癥病理程度多深，沒有專門咨詢過心理醫生，很難自我客觀的判斷。如果說是心理問題是否在這期間加固成型了，倒可以算是吧。

    說到這裏，順帶提壹下我對被歧視、孤立時的態度。可能大多數學生遇到這種情況就會隱忍，不在乎，麻木或者直說表面裝麻木。不過我容易喜怒形於色，容易發急。就像方老師說的我“隔壹段發作壹下”，確實如此。面帶外界的擠壓，我當然要反抗，要發泄，而不是聽憑歧視和白眼。而急得時候往往可能是因為不太大的事情。但是發急並不是因為這本身壹件事，而是點點滴滴積累的各種令人難過的、傷害到我的事。我既然沒辦法壹壹對付，又不像壹些學生能夠通過壹些巧妙的方式歧視、欺淩其他人轉移壓力，也不想像壹些學生或者社會上的人那樣通過扭曲自己的思想價值觀達到心理平衡，也鄙視阿Q式的自我安慰，總會積壓著爆發。當然我有時候也會通過退學方式逃避，但是不能壹直逃避吧。我壹直逃避只能被認為是懦弱，這樣逃避也沒人同情幫助我，就像好幾次休學、退學，並沒看見誰關心幫助我。而且有些流氓惡棍校霸學生發現妳遇事退縮，就會故意逼妳退學離開。與其如此，還不如大鬧壹場，給壹些欺負我、看不起我的人壹些難堪和損失，雖然自己損失更大，但是也比壹直忍耐、退縮要好。因為那樣別人更看不起我，更加沒人同情和關註。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我在學校看到過很多這樣的，就像此文前面提到的那些被欺淩者的例子，至於社會上的更多了，只要在小城市、縣城、農村生活過（也包括在大城市底層社會生活過）的人，都應該見到聽到過這類人。他（她）們面對無道理、無充分合理理由的歧視、孤立、鄙夷、排擠，保持隱忍，但是社會同情他（她）們了嗎？因為這種隱忍而尊重他（她）們了嗎？並沒有。例如在豆瓣、知乎上看到壹些關於校園暴力受害者或者旁觀者的講述，壹些被欺淩者被孤立歧視，他（她）們壹直忍耐，越來越孤僻、自卑，甚至自殘，除了讓其他人更加鄙視、看不起之外，並沒有多少同情，至於安慰和聲援就更沒有了。既然如此，為什麽要忍呢？為什麽不應該拼壹把，向人群怒吼呢？哪怕對自己傷害更大，也比壹味忍耐強。只是不應該傷害無辜者，反擊程度也不應該超出欺淩者對受害者加諸傷害的程度，要註意有度和節制。當然我的很多行為缺乏節制，也沒有註意適可而止。

    此後我學習就擱置了半年左右。這期間往往就是節衣縮食到處旅遊，壹個原因是心裏煩躁坐不住，前面也提到了，旅行可以讓自己心情平穩些，尤其在陌生環境休息閑逛和乘車奔波，陌生環境沒有歧視與鄙夷，不需要看那些異樣的眼光，能夠暫時逃脫充滿惡意的熟人環境。也不會讓壹些人認為自己礙眼，自己也清凈多了。只有在旅途的奔波中，在行進的汽車火車上，才有比固定居所和學校更為清凈安寧。遠離學校，遠離家庭，就感到比較輕松，雖然依然煩惱，但是相對來說好多了。而且住在外面旅館和旅行也是壹種對小時候長期在家裏被禁錮的反彈。相對於當年被類似於拘禁於家人天天吵架、互相指責，而且時不時就會發生類似我姑發瘋摔鍋碗瓢盆、大喊大叫甚至打架之類事，我也時常被她打這種環境，在外面旅館壹個人單獨住簡直太幸福了。而且越是陌生地方，越是多換地方住，越有逃脫家庭和學校禁錮的感覺，也越有安全感，所以壹直在到處在外住。

    總之，我很想逃離壹切我熟悉也熟悉我的人和環境。當然這代價就是自己更為孤立，鮮有友情愛情（和個別同學偶爾有聯系）。有時候渾渾噩噩，有時候悲觀失望，心情焦躁，腦子裏也是沒有清晰目標，有時看看書或者報紙，有時候上網或者看電視，類似逃避吧，但又不想放棄理想（考中國人民大學，乃至改變不公平的社會，讓更多弱勢群體有權利自由之類），有時又憂慮不安，就像混日子壹樣往前走。如果沒有這些旅行，而是樣子待在家庭或者學校，估計早就發瘋了。

     到了該上高三的時候，我父親托了關系找到了焦作市的親戚，去了焦作市第十壹中學。這個學校教育水平（主要指高考成績）是僅次於市壹中的學校，也是省重點中學。由於前面那些年積累的經驗教訓，尤其在附中那壹段還算比較正常（和初中比）的經歷，讓自己在為人處世、處理同學關系、註意自身形象等方面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加上因為這個機會來之不易，有了問題也盡可能忍耐或者避開，所以這壹年相對沒有太多大的沖突，尤其沒有了前些年由於不能適應環境和壓力導致的那些“驚天動地、全校皆知”的極端行為。還有就是這個學校校風很好，比較崇尚和諧，嚴禁打架鬥毆，如果出現，參與學生都被勸退或者開除。而且學生基本都是市區的，所在家庭基本都是市區的中產或者工薪階層，學生的家庭和所處環境比較好，所以那種兇悍、暴力、強橫的學生很少。

    雖然中間也有壹些不愉快，例如和個別老師和同學有些矛盾，但是相對來說，是我上學以來情況最好的壹年。班主任劉連偉老師、歷史於娟老師等各科老師大都對我很好，許多同學也和我有比較良好的關系。學習成績也開始回升並且穩定在壹本線下十分到壹本線之間，在這個班裏多數時候排在前五名（我去的是普通班，壹共有七個普通班，此外還有兩個重點班），還考過壹次第壹名（而且這些是在我前面休學了半年、前面還有斷斷續續的糟糕環境過的幾個月的情況下達到的，否則成績會更好，從後來復讀時候的成績就能看出來）。

    不過由於沒有辦理學籍（當時不想在附中辦理，不希望他們知道我以前是哪裏的學生，以前在哪上過，學籍上肯定會有各種個人信息，還有家庭情況住址什麽的，所以放棄了），所以高考成了壹個大難題。但是回原戶籍（滑縣）考試肯定會被那些以前有矛盾的學生騷擾和圍攻，各種陰招，加上各種必然的宣揚，即使圍觀、辱罵那也不可能考好了，況且說不定會有其他想不到的陰損手段不讓我考試好，他們肯定千方百計找我麻煩。監考老師也基本都知道我，初中時候壹個校長就說過：“現在全校老師全都認識恁”（意思就是自己因為做的那些事壞事傳千裏）。而又不方便在十壹中暴露自己的個人信息資料（要是暴露了肯定不會像後來那樣安然度過了高三那9個月，而且為此還在這個學校用了壹個化名），也不能在這考試。所以壹直為這個事情焦慮不安，後來把戶籍遷往另壹個地方，才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前前後後花了很長時間，而且還來回奔波了很多路，為此也很憂慮，加上越來越近的高考，學習成績又開始波動。這時候以前那些事又不斷出現在腦海裏，噩夢連連。

    有時候也很奇怪，就是處於四面受敵，和那些流氓學生對抗時候，因為心理上把每壹天當成最後壹天來過，有時候想破罐破摔拼了，硬挺著對抗，反而捱過去了，但是當相對脫離了那個環境，到了壹個相對平和的環境，但是又不能完全擺脫過去的時候，反而感覺恐懼、憂慮、抑郁，心裏壹直亂七八糟（就像在附中的那壹年半時間，因為壹直有各種沖突和不和，這種焦慮反而少，因為只顧著對抗眼前的問題，而且內心各種仇恨和怨憤，所以反而沒有各種其他擔憂和愧疚。甚至在初二至高二期間，想的往往是“妳們壞，我要比妳們更壞”“妳們不要臉，我更不要臉”，而且確實這樣做了，並且覺得只有這樣才能活下去。但安定之後，某種程度就是，自己過得越好，越容易回憶以前的不快，越自慚形穢和羞愧、內疚、自責）。加上高考越來越近，對未來前途命運的擔心，對不能適應社會的焦慮全都湧上心頭而且不可遏止。還有就是在生活在相對和諧、安穩、溫馨的同學環境中，心平氣和的過日子，越是冷靜下來理性的想想過去的經歷，越感覺自己以前自殘、潑熱水、紮人、站桌子上等這些行為太極端，自己都感覺以前的自己是神經病，回憶起來就無地自容，而且又不能穿越回去改變那些已經做了的事情。這就讓自己在負疚、憂慮、恐懼、急躁的情況下學習，而且這種情緒加劇了各種噩夢和緊張，如此惡性循環。

    而且這三年在外地上學都是隱瞞了前面的經歷，甚至還謊稱是另壹個地方的人，為了避免前面的事被現在的學生知道，只能用這樣用謊言來掩蓋和逃避，為此更是感覺非常苦惱。壹方面為說這些謊話愧疚不安，感覺自己不誠實、虛偽，另壹方面還怕突然因為什麽偶然事情遇見老家的人或者以前認識的人，揭穿了當時的我，把我以前初中的事全都掀出來，大肆傳播，讓我丟人現眼、再次變得像以前壹樣被歧視、被當成怪物、神經病，那這樣我這幾年努力改變自身形象、盡力適應學校生活等這壹切努力也會付之東流。所以到了下半學期，成績很難提升上來，腦子裏壹片混亂，整天都在前面那些負面想法和想好好學習的思想裏拉鋸。然後光陰似箭，成績也有所下降，到了2013年的高考，只考了離壹本線差25分左右的分數（在壹本線與二本線之間）。不過這壹年還是補回了大量高二因為半年沒有上學而落下的課程，也為後來復讀第壹年前半程的優秀成績打下基礎，對後來的學習多有助益。尤其數學和英語，在高三這壹年有了有力的鞏固，不至於太拉總分的後腿。

    對我來說，如果考的比較差，考的是二本及以下的學校，那毫無疑問是個災難。因為這樣的學校相對來說不如名校的那種寬容、多元、安寧、和諧。並不是說這些學校就不好，只是我缺乏適應能力。雖然對於其他很多學生是能夠適應的，但是對我來說，由於原本就不適應學校生活，在人際交往、為人處世各方面比不上普通學生，所以如果上這些類型的學校，出現矛盾沖突甚至讀不下去、退學都很可能（初高中的學校都是上了四個，最長的才壹年半），而且如果再遇到那種橫行霸道、尋釁滋事並且打傷我之類的，說不定我會用激烈方式報復，可能壹生都毀了。所以我只有上相對更好點的，尤其211、985院校才有機會避免這些問題（至少能減少這些問題的出現，或者即使碰見這種人或者矛盾，對方也不至於特別無恥、不講理、兇悍）。而且名校有更好的條件讓我在學術上取得進步，和在人文素質方面更優秀的教師、同學交流，進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素養。

     此外，我不僅不能適應學校，由於前面在家庭、學校的那些經歷，讓自己對整個社會的適應能力都比較弱。學校裏的暴力、威脅、不講理、拉幫結派在成人社會也會有，而人與人的復雜的關系、虛偽、陰險、勾心鬥角、恃強淩弱、功利主義、察言觀色、人分三六九等、看人下菜碟、弱肉強食這些，成人社會例如在工作單位，往往比學校還要嚴重。我很難適應，壹個是缺乏這方面的能耐，另壹方面自己還有些殘存的正義感，加上這些年通過閱讀看了那麽多中外書籍，對這些醜惡也很反感，並不願意參與進去、適應它們。而且自身的經歷也讓我痛恨不公和強權，同情弱者和中下階層。而如果考壹個差的學校，相對來說以後找個好工作就比較難，而且找工作或者工作之後免不了要拉關系、托人情、尋找靠山（我上學時候有些就用過幾次，但是不想再用了，這樣不僅欠人情，顯然從道理上也是不對的，最主要的是我家裏的關系也不多，也不高，托關系上學可以，但是想去沿海知名大學執教、當知名媒體記者或者研究員等，家庭的關系完全不可能有幫助），或者幹脆找個差的工作天天忍耐，看見不好的現象就冷眼旁觀，自己遇上麻煩攤上不公就認了等等。而我又不想忍，並且前面提到的那些混社會、適應職場的能力也缺乏，像通過做壞事活著都難。

    所以我只有考名校，相對來說可以有更大的選擇空間，而且有更多機會去發達地區大城市的知名機構工作（例如名校（高中或者大學）、社科研究所、著名媒體、律師事務所或者外交機構），和思想更進步的人在壹起，不僅比較安全，也免了（或者減輕了）那些厚黑學、混社會需要做的不好的、違心的、痛苦的事情，也少了很多對不公的忍耐，少了和流氓混混打交道的幾率（當然，並不是說那種學校環境就出惡棍，無論哪種學校都有各色人物，無論哪種學校都是好學生占多數，但是就我來說，可能更容易適應壹些學校而不適應另壹些學校，這很大程度和自身情況有關，而非他人的責任）。對我來說，只有至少考上211、985學校，我未來的人生才有出路，才有可能活下去的機會。當然，在這種環境下，說不定可以做更多的有益於社會和人民的事情，幫助更多弱勢群體，尤其了解和幫助更多因為校園暴力、家庭暴力等社會痼疾而受到傷害的人。這樣我也能既實現理想，又能對不公的社會有些力所能及的的改變。

    再說，如果我沒有考壹所好學校，我這些年受的苦難算怎麽回事？為了考學付出了這麽大代價和犧牲，不僅投入巨大精力、耗費極漫長的時間，還遭受這麽多恥辱與痛苦。如果只考個普通壹本甚至更低的學校，還有什麽必要忍受這麽多苦痛去各地上學，包括花那麽多錢、付出那麽多精力，尤其去外地奔波？還有壹點，就是憑借我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考上這種學校的，是夠名校的錄取分數線的。但是考了名校，可能又有其他麻煩（後面再說）。

    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打定復讀的主意。其實在高三時候就已經決定要復讀了，因為即使達到壹本線，也不夠211、985這種名校的錄取分數線。而高考復讀學校很多，我的成績足以免除交補習學費（只交書本費），並且進入補習學校重點班。最終，我進入了濟源市第壹中學復讀。我去的是重點班，也是文科復讀班裏唯壹的壹個重點班（集中了濟源、焦作以及附近壹些縣城的優秀復讀生，可以說是豫西北復讀學校的最精華部分），班裏只有四十人左右，老師也都是專門帶的這壹個班級，六個老師（語數英政史地）都是全校最優秀的那批教師，教學質量非常好（後來在學習過程中可以很明顯體會到），這個班級紀律也比較好。

    從9月開始（開學是8月，不過我入學是9月），從早上5:40在操場壹邊讀書壹邊跑，6:10分正式早讀，晚上22:20結束，全天除了短暫休息，壹直馬不停蹄的學習，我的成績有了快速上升，經歷過七八次較大的考試（兩到三星期必有）和十幾次較小的內部考試（每周都有），從壹本線到壹本線上20分、壹本線40-60分，最高考過超過壹本線90分，後來就穩定在壹本線上50分左右，在班級內排名在15-20位（這個學校高考成績最優秀的復讀生集中班）。在河南省多年平均壹本率只有7%左右的情況下，這個成績可以排在全省前2%的範圍內。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除了努力學習，還有就是以前平常課外閱讀的很多東西，看的各種報刊雜誌、關於政治、歷史、地理和社會民生的課外書籍作用很大。還有小時候看的老教材起了作用，所以語文和文綜即使用三分力氣也能得八分成績，歷史甚至完全不學不聽都能考好。所以我可以集中時間學習數學和英語，而文綜往往在220-270之間（滿分300）（考卷難度每次都不同，所以分數上有波動，不過基本文綜能排在這個復讀班前五，算上全校所有應屆班也在前20名。全校文科生大約有上千人）。（這些成績都能查證的，班主任、任課老師都知道，而且壹些成績表學校可能現在還有保存）（而且這是在我前面面對那麽多沖突、高壹高二年級累計休學近壹學年的情況下發生，而且進入復習班之後壹開始就有很多焦慮，否則是很有可能保持在壹本線上80分以上的層次的，而且可能有更大突破。如果沒了這麽多亂七八糟的事，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很容易，清華北大甚至香港中文大學都能考上）

     這時候在高三年級出現的那種心理又開始出現，對前途飄忽不定，心理開始緊張，以前初中時候的事又壹壹浮現在眼前。潑熱水、用刀紮人和被紮、自殘、站桌子上吐痰那幾次嚴重事件總是不由自主的蹦到腦子裏，想趕也趕不走。想起這些事自己就感覺自己神經不正常，感覺當年做的那些事太嚇人，為此充滿愧疚、懊惱和惡心。此外，在極度隔絕情況下過了12年（1-13歲），因為沒上小學，個人各方面都鬧過很多笑話或者與眾不同。以前小時候例如不講究衛生（例如初壹年級時候把鼻涕用手直接抹，然後又用手抹桌子上（被人告訴班主任了，赫老師還親自帶我去洗手），臉上全是汙垢不洗，而且不註意洗澡結果周圍同學都能聞見很大的味，這些不是壹兩次或者壹兩天，而是有很多次很長時間，到高中才沒這些，但是偶爾也會有別人反映衣服有味什麽的，我洗了好幾遍衣服還是這樣，我也不知道什麽原因）、舉止動作異樣甚至奇特或者言談內容特殊之類鬧了很多笑話，這些都成了很多人壹種談資和笑點，結果過了好幾年之後想想，感覺自己特別自慚形穢，對以前的形象非常厭惡，更為自己曾經這樣而懊惱，不僅別人，連自己都感覺惡心難堪。而因為平常不會打招呼（例如當時不會禮儀，別人見面跟我打招呼我都是不理睬，跟沒看見壹樣，到高中才會）、不會和其他同學正常說話（初壹年級基本交際用語完全不知道，和他人沒有最基本的日常對話，有時候說話很生硬很難聽，和他人言談舉止表現差異巨大，不是壹般的異常）等問題也讓那時候很多同學對我意見很大，還有平常走路還有軍訓什麽的，包括身體動作在內壹舉壹動都很與眾不同，現在想想也是很羞愧。

    這些事比壹些違法犯罪還難聽，又不能穿越回去改變，非常畏縮、難看的形象被別人永遠看到和定格了。而且想著如果考了名校，而且又沒學籍，到大學必然要說出沒上小學以及初高中換了這麽多學校的事，必定會知名，順帶以前自己做的這些很嚴重、很極端、很暴力、很奇特的事也會被爆出來（哪怕是為了反抗），這些都會被當成壹種談資和歧視的話柄。大學不予錄取也有可能。尤其那些和我有矛盾的流氓混混學生肯定會添油加醋的攻擊誹謗，誇大、扭曲事實，反正他們以前我在和他們上學時候就已經在私下到處傳播，弄得學校裏大多數學生都知道了我的那些事，名聲盡毀，甚至縣裏很多成年人都知道，我在縣裏青少年人中的知名度比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大。有些還發到網上（前面提到的）。而且很多圍觀者也很難有時間分析前因後果，只看妳做的這幾件事。加上自己壹張嘴抵不過那麽多仇敵攻擊，其他普通旁觀學生可能會為了不得罪這些人而保持沈默、甚至隨著這些帶節奏的人共同傳播、議論，到處傳揚那些事和進行人身攻擊。說不定自己就變成全國知名人物，到時候不僅大學可能會不予錄取（最開始的通知書沒什麽，主要是會有入學之後的復核和正式辦理手續。越是名校越會“知名”和產生社會影響。像我這樣情況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反響可想而知。而且我在中學就遇過至少兩次班級內同學和家長集體要求開除我或者拒絕接納我，分別在初二和高二，初二曾經嘗試轉班，結果另壹個班裏同學數十人（從數量看肯定不止那種流氓混混學生，還有普通學生，也都對我有敵意，此事我聽校長、其他同學都說過）集體“上書”反對班主任接納我。高二那次前面提到了，不僅有學生，還有學生家長，也是很多人。大學新同學聽說我這些事之後，說不定也會來這壹手，被壹群還沒怎麽結識的同學趕走和上書請願排擠。

    我缺少那麽多證件（高中畢業證，學籍檔案都沒有），早晚將面臨錄取學校如同審犯人壹樣的盤問，得壹件件把這些難以啟齒、非常想忘記和抹除的事情說出，大學審核怎麽可能讓我通過，以前我上的八個學校中六個學校學校的老師或者校領導都曾經說過讓我退學、轉學，或者委婉的說“換個環境吧”，大學也不例外，肯定會把我看成壹個麻煩，而且我確實不能很好適應集體生活，說不定即使在名校也會面臨很多與同學甚至老師的矛盾，學校肯定擔心我再發生以前的事，而且越是名校這種問題越嚴重，因為審查越嚴格，也越容易成為社會熱點新聞。除了以前的“劣跡”（尤其兩次傷人事件），“精神狀況不穩定”、“思想存在問題”之類也肯定會成為拒絕錄取的壹個緣故。哪怕我完全改正了，學校和他人也會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而且那時候我撒謊也沒用，學校還要調查，又不會聽我壹面之詞。我和很多學校的老師同學包括校領導都鬧翻了，他們在回答大學詢問的時候肯定不會說什麽好話，至少也是負面多於正面。再說，我不想永遠生活在謊言之中，不想在大學弄虛作假。雖然我現在情緒糟糕很大原因恰恰是由於擔心這些，但是別人不理解，然後就惡性循環：我越怕這些，精神狀況越糟，別人越認為我精神狀況有問題然後循環往復，情況越來越惡劣），社會輿論也會讓我變得路人皆知，無地自容、寸步難行，正所謂“人言可畏”，“萬山不許壹溪奔”，“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比死都要慘，可能真的會生不如死。

    我考的好又怎麽樣，以前至少直接得罪的人加上這些人的鐵桿狐朋狗友就有幾十人，他們對我恨之入骨，如同“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壹樣的恨意。他們肯定會團結壹致致我於死地。這些人絕對不會希望我學業有成，而是會處心積慮、竭盡全力的將我摧毀，互相通氣，交流有關我的信息（就像初中時候壹樣，而且現在智能手機發達，串聯起來比以前更容易了），從名譽到前程，他們絕不會讓我過好。對他們來說，能夠把我擊垮是他們極為高興的事。如果我人生失敗了甚至死去，這些人會放鞭炮慶祝的。他們內部可以“不打不相識”，甚至成年後在壹起笑談年輕時候的事，但是因為我反抗的方式（例如找老師告狀）和對他們的態度不壹樣（性格、思想價值觀、行為各方面都很不同，包括對他們壹些行為反感），所以他們即使和別人打架，在他們眼裏也是“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隨著時間推移而化解，而我和他們互相看不慣，激烈對抗，屬於不同性質的“敵我矛盾”，“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使我想“壹笑泯恩仇”，他們也不可能願意，哪怕已經過去了很多年。而其他和我沒有矛盾但是不明真相的同學也可能被他們裹挾和蠱惑，共同來對我進行輿論攻擊。

    在現在的信息時代，想打擊遠在千裏之外的人很容易，而且也不需要投入多少金錢和精力。現在連大學老師都有被學生舉報，中學生“五毛”還有舉報中學老師上課言論，結果老師被迫辭職的。他們這樣做不僅不累，還會把這種攻訐當成壹種生活的佐料，為平淡壓抑的生活增添激情，甚至覺得自己是“替天行道”。如今網絡上各種對個人的人肉搜索、語言攻擊甚至波及現實，這些人就是這種心態嘛。在這麽多學校看不慣我的人何止幾百，上千人是必然的。我作為壹個學生又有多少力量抵擋攻訐，而且我確實做了很多錯事，並不是別人完全造謠作假。例如我紮傷別人離開了學校，不就是典型的“畏罪潛逃”嗎？（現在沒發生這些事並不是我預料錯了，而是我壹直逃避學校，徹底隔絕，壹直不上大學才沒發生）（雖然或許在壹些人看來（聽過個別人評價這些事）我做的事不算太嚴重，但是我既然高標準要求別人，當然別人也會高標準要求我，我既然激烈指責別人，別人這樣指責我也無可厚非。而且我如果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這種學校，這些事就算小事也大了。社會公眾對名校學生的道德要求遠高於普通人，名校學生的道德哪怕有不很嚴重的問題，壹旦曝光，都會代表整個學校的形象被批判和審視。而且前面已經說了那麽多原因，例如“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區別。而且我反抗的方式和其他壹些行為很特殊，很容易成為談資。何況我感覺這些事確實是很嚴重的，並不是小事。）（而且我當年就是用告狀方式告他們，他們自然也會這樣治我）（而且就算沒人告狀或者學校允許我就讀，這些流言也絕對會在我大學同學圈裏傳播。因為我初高中做的事太“知名”了，不可能傳不過來，沒有不透風的墻，尤其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即使沒人刻意傳播，只有無意的流傳，最長不出壹年同壹個院系的同學和老師肯定都會知道我的這些事，對學習和生活造成巨大影響。）

    還有壹件事也佐證了我對這種危險出現的猜測。我高壹下學期結束時候，曾經試過去新鄉壹中，當時他們學校正好招收插班生，有統壹考試，我當時在學校招生辦登了記，但是卻沒有接到考試通知，而其他壹些附中同學則接到了，我當時很奇怪。結果到了高三時候，因為找復讀學校又去了壹趟新鄉壹中看看招復讀生政策，發現招生處坐的人正好是初二年級滑縣道口抗大初中政教導處的馬主任（前面提到過），這下子知道那次為什麽沒通知了，是因為她當時在登記簿上看到我的名字還有手機號碼，只是我登記時候她正好不在屋子裏坐著，但是後來安排考試的時候她在報名名冊裏看到我了。我高二時候離初中二年級已經過了兩三年，結果她還能因此把我的登記名字劃掉，不讓我參加考試。如果不是後來去了壹次壹中，這事還壹直蒙在鼓裏，根本不知道還有人下過這個絆子，還以為是學校無意中忽略了呢。這件事充分說明了以前我做的事會影響到以後的工作生活，不僅影響名譽，還影響實際的考學、工作這種攸關人生命運的事。不信的人可以去調查，看看2011-2013年新鄉壹中招生辦有沒有壹名叫馬X珍的女性工作人員，她也在大約2008-2010年在滑縣道口鎮抗大初中工作過。這還是插班考試，如果是更重要的學業考試或者工作招聘、職稱考核呢？想想都很後怕。而且也印證了自己因為孤立無援，沒有朋友通風報信，所以別人坑了我都不知道這種情形。

    在初中、高中已經領教了無數次很多人壹致的排擠、背後傳壞話讓其他人都知道我的過往，不僅搞得全校皆知，連外校學生和其他年級學生乃至成年人都知道我的黑歷史（目前對我的中學過往有很多了解（包括被歪曲的了解）的人至少有幾千人，知道我的“鼎鼎大名”的更多，估計有好幾萬人吧。不僅認識我，連我父親他們也都認識。以前在初中二年級，我父親去學校辦公室找老師（我正在老師辦公室，我父親單獨經過院子往教師辦公樓走過來，但是他們都認識我），正在上體育課的班裏的同學都轉臉看，和竊竊私語或者高聲叫喊“王慶民他爸來了、王慶民家長來了”之類的，我在辦公室裏邊看的聽的很清楚。而且所有教我的老師和很多從沒教過我而是教其他班的老師也全都知道我和父親，我父親來學校解決問題時候（只在抗大初中就至少跑過20次），他們也是議論紛紛，在同壹辦公室的都用異樣眼光看著我和父親，在遠處的老師校領導之類教職工，都能看見他們指指點點、嘴動著，聽不見說什麽也知道不會是好話。當時不知道在這些上丟人現眼多少次了。每天受到這種“註目”，有多少羞辱可想而知），再加上壹些添油加醋的評論和掐頭去尾的描述，讓其他剛開始認識我甚至還不認識我的人形成壹種先入為主的印象，導致絕大多數人和我並無矛盾但是對我已經充滿各種成見、厭惡，自己天天在眾人面前擡不起頭、丟人現眼。此外還有壹些學生拍的大量我當年例如站桌子上、表情難看、拿磚頭之類的照片（還有很多其他的，尤其不懷好意的那些惡棍學生拍的），他們想傳到更大範圍的網絡上並不費勁，當年已經在壹些圈子裏到處發了，前面對此已經講到了，以後發到全民都能看到的環境中，自己連在中國的壹塊落腳之地都將沒有，連吃飯住宿都是難題。

    而且自己極為反對校園暴力，痛恨不公和歧視，但是自己卻也做過很多錯事，自身做過自己痛恨的事，哪怕有各種外界因素，而且大多數都是在反擊欺淩中做的。我既然對別人要求高，當然應該對自己要求更高，可是按這種標準我做的事情顯然應該被嚴懲，雖然我付出很多代價（例如不敢辦理學籍、恐懼害怕、不敢回去聯系認識的熟人同學老師，沒了正常的人際交往，東躲西藏甚至更換名字、不得不說謊隱瞞導致自己不誠實、尤其復讀時候心理上的自責內疚恐懼帶來的痛苦導致高考失敗等等），但是並沒有正式被懲治（那兩次傷人事件都至少是輕微傷甚至輕傷）。還有好多事雖然不壹定多惡劣，但是特別“奇葩”，名聲不好，所以壹直不敢面對以前的這些事，總想逃避。而且這些事傳揚起來，不僅影響以後，還讓我在外地上學這幾年的老師知道，他們很多人對我都很好，要是聽說了這些，我在這些老師中的形象又是怎麽樣呢？還有那些曾經幫我聯系學校上學的家裏邊親戚和其他朋友的關系人，如果知道這些肯定內心裏也後悔替我聯系學校。

    “不能正己，何以正人”，想到這些，更是羞愧難當，痛苦至極，想起以前的壹些事就充滿罪惡感，完全無法面對過去，無法面對未來必然需要重提舊事的時候，精神狀況非常糟糕。而且如果我原諒了自己的錯誤言行，原諒了自己對他人的傷害，那麽豈不是也要原諒其他傷害我的人？但是我無法原諒那些故意傷害我的人。如果我不原諒他們而原諒自己，這樣我還怎麽達到對他人和自己壹致呢？這些擔憂和焦慮隨著學習成績提升而越來越強烈，成績越好這些想法越揮之不去，自己精神狀態也開始又向不好的方面發展。加上本來就有抑郁癥，這壹下又加重了，平日學習也是滿腦子這些事，成績開始下降，還出現惡心嘔吐、吃不下飯的情況。平日的言談表現各方面可能也有些異樣，給人的眼神或者面部表情可能也會變得無精打采或者呆滯之類。

    到了12月底和1月份，就又出現了壹些問題。不知道為什麽，可能是因為我前面那些表現，加上本身還是不能完全適應校園生活的老問題，在互相熟識之後同學之間的看法成型之類原因，壹些同學看我的眼光有些異樣，平常我有詢問作業或者不會的題請教，剛入學時候同學們都比較熱情回答，但是現在突然變得很冷淡，愛答不理，甚至起身走開。結果連學習中問布置了什麽東西都不知道，班裏有什麽學習方面的事都沒人通知。我感覺有些莫名其妙。結果到了後來更嚴重，跑操時候我站的位置的前面、後面的人都擺出誇張的“逃跑”的動作，看見我趕快往旁邊跑或者往前或後擠，故意離我很遠，甚至互相推搡著不想跟我站在壹起。在班裏或者樓梯處、吃飯的食堂座位那裏也是這樣，很多同學都想辦法離我遠點，例如在食堂別人吃的好好的，我坐在那之後，有些人端起飯碗就跑了，而且動作很明顯和誇張，眼神和說話也壹樣。這在前幾個月是從來沒有過的，甚至壹開始入學還有人主動親近我。這壹下子讓我想到初中時候那些事，很多女生男生看見我趕快跑，例如上樓梯，看見我過來，七八個人全都跑開或者緊貼著墻，臉色表現的非常厭惡和恐懼。

    沒想到我適應了好幾年學校，在思想和行為舉止、日常交際上改變了那麽多，結果努力都白費了，竟然換來了和幾年前壹樣的對待，壹樣的歧視和疏遠（雖然程度還是很不壹樣的，而且沒有以前的直接的攻擊和找麻煩，只是疏遠和孤立，但是在高四那種緊張環境下，加上自己原本就缺乏處理人際關系和應對矛盾的能力，判斷力也沒那麽敏銳，沒有區分開和以前的程度輕重）。最重要壹點還是自己不會拉幫結派，沒有那種關系很鐵的朋友通風報信，所以根本不知道這是因為什麽具體原因？究竟他們對我的歧視程度是多嚴重？看法具體有多惡劣？會不會有後續的動作來找我麻煩（如果僅僅只是歧視就算了，大不了忍壹段時間就行。關鍵是也可能像以前壹樣還有後續的攻勢）？這些都不知道，所以很恐懼、很憂慮、不知所措，想改變自己的缺點，去迎合其他同學都沒處去改。我以為是以前初高中的那些事情傳了過去（這個現在也沒確定是因為什麽，後來過了很久，高考結束後問過壹些同學，都只說了壹部分原因，主要是個人言行舉止的問題。還有，就是在新鄉市的那些事被壹些人（例如班裏就有兩個新鄉市的）知道了，而且看到了那些照片，然後傳揚開來。此外，也有其他的可能不方便說的原因吧，例如可能怕說了傷我自尊心吧。肯定不止那些（如果並不是有以前的事情傳過去，那說明即使不知道過往的人對我仍然有歧視，證明我即使盡力改變還是沒有效果，比是因為有以前的事傳過去更可怕）。

    我當時感覺心裏壹下子像空了壹樣，加上前面那些擔憂，尤其會不會以前得罪的人趁機來這裏（離老家也就200多公裏，不算太遠，如果有人召集，肯定能來幾十個）發起進攻，搞各種破壞、騷擾，精神壹下子就垮了，基本就崩潰了。看到這種行為，渾身上下都有壹種被電擊的感覺，頭皮發麻，感覺天旋地轉，課程什麽就基本聽不進去了。我也讓班主任和壹個關系比較好的語文老師替我打聽，可是沒有打聽出什麽，而且老師也說了，妳（指我）也明白，學生之間的事普遍都不希望老師知道，也不喜歡老師介入。這確實是實話，以前初中和高中面對校園暴力或者其他矛盾去找妳找老師，也是班裏同學孤立我、看不慣我，那些流氓混混學生投東西砸我、背後傳播壞話的壹個重要原因。在這些問題上尋求老師幫助往往有反作用，那就是讓其他人更孤立妳，疏遠妳，因為很多學校（反正我了解的學校大多數情況是這樣，全國不壹定都是這）的“潛規則”或者說習慣就是學生之間的壹些事（包括各種糾紛、看法、沖突）不應該告訴老師，這是約定俗成，誰破壞了它那就等於“自絕於集體”，集體內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還是壹家人，但是妳讓老師知道或者參與，那這個集體就冷落妳，看不起妳，甚至排擠妳。

    此外，那時候還有壹種詭異的心態。也就是離成功只有壹步之遙的時候，自己卻感到了壹種前所未有的恐懼和不安。這即使在以前和他人沖突最激烈最危險時候也未發生過。想起以前種種遭遇，如今卻能考上這麽好的學校，自己都感覺有些害怕不敢接受，雖然這恰恰是我壹直渴望的目標。而且作為壹個校園暴力的加害者、幸存者，已經有些幸運了，更多飽受欺淩的學生或者幹幹凈凈的同學遠比我有資格進入這種優秀學府。在這種即將成功的時候，越來越感覺自己“不配”取得這麽大的成功，和以前邋遢、骯臟、惡劣的個人形象差異極大，讓我總想毀滅這來之不易的成功。我內心無法接受這種巨大反差，越是過得好，越是光鮮，越是想起以前滿臉汙垢，躲在廁所旁邊避開那些欺淩者和沿著樓梯角落踽踽獨行時的落魄樣子。在這種撕裂與糾結中壹直痛苦著。

    這種自卑感、羞恥感以前也有，但是因為現實沖突激烈，沒辦法顧忌這些。當自己可以自由學習的時候，能夠追求到理想的時候，過去這些事都開始難以遏制的從頭腦中不斷閃現。而且以前無暇顧及的各種擔心，現在都集中性的浮現在腦中無法排解。而且高壹高二對未來高考以及人生也沒有更細致的計劃，而到了高三及復讀時，也就是勝利就在眼前了，各種以前來不及處理的老賬或未來面臨的危機都直接攤在面前，而且很多無法解決。我無法面對過去，無法面對很多老師和同學。加上前面那些事，還有高考的巨大壓力，精神就崩潰了。整個人陷入了壹種絕望、混亂、焦慮的狀態，抑郁的癥狀前所未有的加深，持續到現在。

     此後就休學，經常請假，又開始四處無目的的轉，乘車旅行，上網，看書，看報紙雜誌，反正就是不學習，逃避現實，在離高考已經只有兩個月的時候忍不住這些前面提到的各種壓力，幹脆就不去學校了，就在自己租住的屋子裏看各種書刊，去上網玩遊戲，不再去想學習成績，也不再想學校和學習內容，也不想考慮未來。成績開始呈斷崖式滑落，離校時候成績已經持續下降到壹本線附近，比以前正常成績下降了50分左右。2014年高考結束，不出意料的，沒有過壹本線，離壹本線差了14分，再次以悲劇收場。恐怕沒有幾個人能理解明明能夠取得非常好成績的學生卻不敢考好的心情的痛苦，更不能理解在無其他路可走的環境中又無法走唯壹的考學之路的痛苦。就像壹個快餓死的人，看見壹個蛋糕卻不能吃，因為有毒，不吃會慢慢痛苦的餓死但是死的慢，而吃了蛋糕壹時舒服，然後立馬就死了。我自己都為自己長期在這種心境下還沒有發瘋而感慨。

    考完了，又要面對現實，可是我又不想湊合著上普通學校（前面詳細講了原因），然後就又得復讀。但是雖然找好了學校，但是卻再沒有勇氣去了。雖然交了相關費用，辦了手續，但是還是沒有去上。直到現在，都是在自學（或者迷惘痛苦）之中。這次復讀之後，精神差不多被擊垮了。自高三（即在焦作那大半年）以來已經逐步走上正軌的自己的生活、精神狀況都開始倒退，而且似乎比以前更糟糕、更危險。只是由於自己壹直獨自生活，不至於與他人發生激烈沖突。不過自己又壹次陷入封閉之中，與外界又基本隔絕了。

    通過復讀的這幾個月的經歷，我感覺無論是初中還是高中乃至未來的大學，無論是普通班還是重點班，都有各種問題。例如普通班學生問題的外顯化（校園暴力，各種欺淩）和重點班學生問題的內隱化（素質還好，很少有直接肢體暴力沖突和罵人，但是由於學習壓力等原因也有歧視、排異等），我由於個人種種原因更是很難適應學校生活。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不講理或者只講壹面理，就有歧視和冷漠。而我，由於小學教育缺失，又曾經可以說與世隔絕的生活了壹段時間，加上中學階段扭曲化的生活帶來的心理問題，客觀帶來的各種糟糕的極端行為留下的“劣跡”，讓自己繼續校園生活太難了，未來進入工作單位適應社會同樣也很難。雖然在這幾年學校生活裏也遇到了很多好人，很多關心幫助我的老師，對我很熱心、善良的同學，也給我帶來許多溫情，許多幫助，但是壹旦遇到那些喜歡尋釁滋事的流氓混混學生，各種“校霸”，哪怕只有壹兩個，都難以對付。因為自己不知道對方什麽時候找麻煩，具體哪些人和他們是壹夥，會用什麽方式。

    如果有了矛盾，往往就是以壹敵多，以寡擊眾，壹個人要對付四面八方的問題，雙拳要敵四手甚至更多手。對方知道妳的性格和底細，但是妳因為沒有那麽多“鐵桿”朋友而不知道對方會采取什麽行動、找麻煩的程度會到哪壹層，也不了解壞人層出不窮、花樣翻新的找麻煩的手段。而且自己也沒有心力每天壹邊學習壹邊還能應對復雜的人際關系以及不確定數目的“敵人”。忍耐又學不會，看見他們耀武揚威的故意走過來蹭妳、拿眼神動作挑釁妳，說風涼話或者指桑罵槐的挑事之類，也缺乏同樣的能力回擊，或者妳回擊了就被對方當成理由更加找妳麻煩，逼妳生氣。往往忍的時間長總想爆發，然後搞出來更大的事情，更極端的行為。我不去學校也是害怕自己會再出事，再因為這些矛盾學不進去，然後“發作”，再搞以前的那種行為。雖然現在很後悔以前做的，但是真的到了現實裏那種被欺負、被孤立、被歧視的環境，還是忍不住想用這種方式回擊、發泄。說不定會因此發生違法犯罪的事（其實以前做的按說也夠得上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隔離，就是不去學校，眼不見為凈，不在壹起就沒有沖突。而且如果再出事，還是會給幫助我的老師和友好的同學帶來連帶傷害，何必呢？

    但是自學還是逃不脫以前事情的陰影，除了做噩夢、不由自主回憶以前的事，腦子裏往往有惱怒、愧疚、後悔、自責、煩躁，思想壹直在掙紮，既愧對那些我傷害過或者沒有好好珍惜的人，又想報復那些傷害過我卻沒有得到應有懲罰的人，但是這兩點都無解，又在心裏揮之不去。“不能正己，何以正人”，壹方面看不慣社會各種不公平現象，對別人傷害自己感到憤怒，對遭受的不公十分氣憤，但是自己卻也傷害過別人，也做過不正確不合理，不符合自己道德要求的事，雖然有很多是迫不得已，但是還是感覺自己的價值觀與自己的這些錯誤言行相悖，所以壹直陷入激烈的思想鬥爭之中無法自拔，為此往往精神抑郁、焦慮、失眠，內心懷有極大的痛苦。我不能把自己剝離出應被譴責者之外，如果那樣，我和其他那些只講壹面理、只指責別人而不照鏡子看看自己什麽貨色的人有什麽區別？和那些對自己和他人搞雙重標準的人有什麽區別？而且在每壹個新學校時候為了避免把前面的麻煩傳過來，還得編壹下謊言（故意說成是以前在另壹個沒去過的學校或者家鄉），每次撒謊都很難受，感覺侮辱了自己的道德操守，也辜負了信任的人，讓自己像做賊壹樣，而且又不得不這樣做，這些都讓我特別痛苦，羞愧至極。還有就是前面幾段提到的對以後考上大學因為檔案等問題帶出沒有上小學以及中學換了八個學校，又帶出以前發生的那些矛盾、自己當年做的各種激烈行為以及其他在很多人眼裏不是正常人做的事情。這種恐懼和憂慮下，學習積極性當然不高。雖然按前面各種模擬考試的經歷，我考普通的211或985學校沒有多大問題，但是因為這些事，加上因為這些重壓而排斥學習，學習時間和精力只是同樣情況學生的三分之壹不到，導致成績只能在壹本線與二本線之間徘徊，靠“吃老本”來讓分數不滑落的太厲害。如果沒有這些煩惱和根本無解的問題，根據前面很多次模擬考試的成績，我考入像華東師大、華南師大、中南財經這類學校還是比較容易的。

    這時候，我父親又因為腦溢血暈倒並且住院。我不得不回去並且見到好幾年沒見到的曾經在小時候打我、嚇唬我、發瘋摔東西、潑洗澡水的姑姑。這時候她的病看起來好了些，不像以前那麽瘋，有時候說話還很和氣，但是有時候就會表現出以前的猙獰，例如說話低沈的陰森或者大喊的歇斯底裏（這倒是和我在學校的那幾次激烈沖突時候的說話狀態類似）。雖然她四十多歲了，但是還是能打得過我，手勁還是比我大，沖突時候抓住我的手我就掙不脫。縣城的醫院條件可是沒有大城市那麽好，醫護人員的護理遠沒有大城市全面，端屎端尿、換洗臟單子（自帶的墊著，否則醫院的臟了要付錢買下來）和屎尿布、餵飯都得家屬做。病房裏連空調也沒有（有些病房有，但是我父親那個沒有，在衛輝的醫學院三附院和滑縣中心醫院都沒有），陪護沒有床位（在衛輝的三附院），要睡地上或者自己買折疊床。壹天三頓飯，打飯都要排著隊，每頓買饃、菜、湯都要分開排隊，每排壹回前面就有十幾人，每次買飯就得累半個小時。送病人去做CT等也要家屬自己送去。平常輸液看護，防著滴完或者針被意識不清的病人掙紮而脫落，這些也是要家屬做，每天需要連續看護幾個小時。這些都能讓陪護累得精疲力盡、煩惱急躁，甚至想去死。無論是病房、陪護睡覺的走廊、餐廳都充滿了各種病人和家屬的味道，極其難聞，沒人想呆。

    我這些年壹直體弱多病，動不動就感冒發燒，之所以打不過比自己個子低的多的人，也是因為這些。加上從沒有護理人的經驗，說難聽的就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壓力和抑郁癥，導致精神不振，完全沒有護理能力。加上我和我姑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也不可能壹直呆在壹塊，只有分開少說話少見面才能減少沖突。而我姑對我父親還是願意照顧的，然後她承擔了這個任務（其中也有壹些內情）。雖然她小時候打我嚇我給我帶來巨大心理陰影，但是護理我父親這壹點我確實要感謝她。在我父親昏迷不醒、醒了之後長達壹年時間臥床、生活不能自理期間，不管照顧質量如何，她還是盡力去照顧了。而且還要同時給已經七十多歲的我的祖父母（他們也都已經不能完全自理，我祖母後來已經完全不能自理，意識不清）餵飯、洗衣服，雖然中間也有些虐待行為（這個可能照顧老人時間長的都存在吧，不過我看祖父母其實真是生不如死，因為生活不能自理，家庭條件又不太好，受罪太大了，詳情不宜在文中說）。

    這個過程中，因為我的生活費問題、上學問題又發生激烈沖突，雖然沒大打出手，但是我姑壹直威脅斷了我的生活費，她還大喊大叫歇斯底裏，我也壹樣大喊大叫歇斯底裏。我想拿走部分家裏的錢，避免她每個月給我錢時候都要挾、諷刺，但是我父親不同意（可能是被迫吧，他全靠我姑姑照顧，還有祖父母，所以經常聽她在床邊數落或者說風涼話（例如說我父親在醫生診療時候因為胳膊和癱著所以特別疼“喊饒了我吧”，完全是痛苦下下意識的話，醫生走後她就在旁邊惡狠狠說“‘饒了我吧’那是男女之間xxx時候說的話，妳惡心不惡心啊”等，語言怪腔怪調，而且還是我在場時候說的，或許就是特意讓我聽的。還有我給其他人打電話過程中說過“請問”、“謝謝”這類話，她就在旁邊譏諷說：“哎喲，這不是還怪（很）會說話的嗎？”）也不敢頂嘴或者反對），於是壹直沖突了幾個月，不過生活費還是給了壹些。雖然我也反擊的諷刺（還有直接回罵，例如罵“操妳媽x”、“傻x”，雖然按邏輯等於是罵她還罵了我奶奶（她是我姑，所以罵操妳媽X就等於……），但是越是這樣罵越爽氣，越不要臉的罵她，不分輩分的罵，我才能泄憤，才能表達我的憤怒，雖然冷靜時候想想很無恥，但是需要罵的時候還會這樣罵，甚至罵的更難聽），但是顯然遠遠沒有她會拐著彎罵人、指桑罵槐的譏諷人。而且她40多了，久經這種沖突，罵街慣了，不在乎，而我倒是容易往心裏去。2017年10月，還因為她試圖打我，我去買了把水果刀，在縣醫院病房樓對峙，有幾十人圍觀）。

    當然，因為她曾經有精神問題（現在好多了，但是偶爾還出現相關表現），以及家裏這種病人情況（祖父母長期臥病在床），還沒出嫁，所以這兩年恢復聯系後，對我有時候也比較好，表現出溫情壹面，可能希望我有出息以後能夠給她養老多個保障吧，而且她還是比較看重這個家庭血緣的，我還是獨生子女。不過矛盾和溫情都有，加上以前我小時候她做的那些事給我帶來的巨大心理陰影，現在也是態度飄忽不定，所以我沒有任何安全感。關於學校的事我說我的不同意見，她有時也是大喊大叫。對她，我是既怨恨小時候打我嚇我，給我帶來巨大心理陰影和不幸童年，但是又感謝她在我沒有護理能力情況下盡心照顧我父親，還有照顧祖父母，還有擔心她以後在家做出什麽事或者通過阻斷我經濟來源，以及不得不和她通話時候要忍受難聽話。當然，這件事也說明我不想親手照顧他人，比較自私，但是我如果有比較多收入的話，我並不會吝惜拿錢給父親找個好的護理人員，但是親手每天十幾個小時照看確實做不到，真想早點解脫。

    按說，18歲以後家庭對我就沒有法律上的撫養義務，我就應該經濟獨立，自己掙錢。可是我因為早年長期與外界隔絕（不是不出門，而是交往圈只有家裏四個人，或者外面偶爾有的親戚、同齡人，屈指可數），只在家裏生活，不僅不適應學校生活，同樣不適應社會，沒有基本的交往能力和混社會的基礎知識。和學校裏有老師看管、學校紀律約束下的學生交往還有各種沖突，更不用說去和那些輟學、成年、社會底層的人打交道（沒文憑沒後門也沒有可能去什麽“高端”地方打工）。而且我這些年身體壹直不怎麽好，體弱多病，基本每年感冒發熱咳嗽拉肚子這些累計要有幾十次（壹點不誇張，我身體非常不好，因為缺乏鍛煉加上各種生氣、壓力，心力交瘁），壹年至少三四次輸液，“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拿重物都費勁，更難適應體力要求高的打工活動。

    這些年學習，包括課外閱讀，雖然學了很多理論知識，了解了許多社會民情，也知道了社會的陰暗面，但是知道了不等於學會實踐和融入（就像大學教授可能通過研究知道礦工、富士康、城中村的生存狀態和運作方式，但是他本人真正幹這些，並不能適應的了。例如清華大學的教授朱湘，雖然有才學，但是因為抗爭而從學校辭職離開後，只能乞討度日，不僅自己食不果腹，最後貧困的給幾歲的兒子買吃的都不夠，最終自殺身亡。我當然比不上他的才學，更沒有他的風骨，只是說有某種相似性吧。），相反對此很厭惡與排斥，盡力逃避，非常不想去受這些罪。前面也提到了，我連普通白領或者工薪階層的工作都不壹定能適應，何況打工。即使能避開壹些矛盾，但面對各種看不慣的事，難免會表現的厭惡和排斥，最終還是不可能融入工作群體中。此外由於壹直沒有放棄高考，還要學習，很多事都壓著，也無法抽出很多時間打工。所以我就是那種“百無壹用書生”吧。加上在內地，社會最低工資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之類也很低，低保還不夠交房租，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是壹個自私和無能的人。

    有句老話“壹升米養個恩人，壹石米養個仇人”。我和家庭的關系似乎也是這樣？我也不知道怎麽評斷。家人讓我經歷了痛苦而且特殊的童年，也直接導致了我不能適應學校，後來出現了那麽多嚴重的問題。但是另壹方面，家裏還是養育了我，尤其初中之後，衣食住行和學費也都給了，壹直到現在。但是由於前面那些事，加上現實裏和家人由於種種事情不和，所以沖突不斷。而且我父親還有我姑壹直回避沒有讓我接受小學教育導致壹系列後果的責任。他們都不願意正面承認這個問題給我帶來的巨大傷害。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應該如何對待家庭。雖然有仇恨，但是卻又養育了我，而且自從初中之後，總體上對我的幫助比很多普通家庭對子女的幫助還要多。但是又有很多不滿，反感，除了前面提到的經受的家庭暴力和其他惡劣的家庭環境的傷害，還有其他壹些暫時不方便說的傷害。

    那麽究竟應該如何對待家人呢？我壹直都在迷茫。想要獨立，但是現在情況很糟糕，而且以後我父親和我姑老了，我是怎麽照顧？完全沒有能力親身照看，除非經濟條件好的可以請人。但是我姑給我那麽多傷害，我真想報復她。但是對父親還有其他家人還是有義務照顧的。雖然有那些傷害，但是還是家人。說以後斷絕關系，現實也不可能這樣。除非我死了，就不需要有責任了。只不過我暫時還不想那樣，雖然現在困境那麽多，考上好學校也是身敗名裂，考的差了壹輩子也沒什麽希望，以自己的言行、性格，還是會和壞人激烈對抗，想忍也忍不住，就算強制自己看的慣社會上不直接和自己有關的醜惡，也忍不住自己受欺淩，早晚還得在和流氓惡棍壹類的基層社會上的壞人的沖突中出事。但是我還是有很多想做的，還有壹些理想，不想現在就這樣結束了。

    後來我父親病情漸漸好轉，但是並沒有完全康復，而且長時間沒有上班，在家休養，家裏又有祖父母這兩個老人要照顧，經濟負擔和日常照料的壓力都要大病初愈的父親承擔，當然我姑也參與了照料。這種情況下，家庭對我的經濟支持已經不可能持續太久了，隨時都可能走投無路，我的人生基本沒有什麽光明大道可以走了。只是，我還有很多話想要說，還有很多沒辦完的事情，還有很多未曾實現的理想要完成。

因為我經常看各種新聞報道，不僅了解了其他地方的很多校園暴力，還了解了很多和我有某種相似之處的“特殊”人，例如蘭越峰、唐慧、廖曜中等（當然我的個人道德品質比她（他）們差多了）。

   就像被廣泛報道的“走廊醫生”蘭越峰，她的那種處境我可以感同身受。壹個人在受到外界極端孤立、周圍的人普遍對其充滿嫌惡甚至敵意的情況下，思想、行為都會嚴重的扭曲，情緒容易劇烈波動，也容易做出比較極端、在外人看來不可思議或者驚訝恐懼的事情。因為十幾個、幾十個人的歧視、排擠都用在壹個人身上，就算每壹份“力量”都很輕，它們的合力也足以壓垮壹個單打獨鬥的人。尤其是自尊心比較強、心理比較敏感的人，面對周遭的各種白眼、風涼話和有意識的疏遠的情況下，內心極為痛苦，思想在反復掙紮，精神高度緊張，有時候會頭腦眩暈以致舉止失常、判斷力模糊、不顧後果的做事。這時候可能構建過強的心理防衛機制，對外界的善意惡意難以區分，更難以區分事情輕重緩急和不同的人對待自己存在的微妙的差異，越來越“不通人情”，導致對他人反應過激，或者反應遲鈍。在追求某種目的的時候也可能會走極端，由開始時候正常合理的要求變成比較過分甚至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要求。

    而對自己這些行為能夠清楚了解卻又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會越發羞愧、憂慮、急躁，導致思想更加扭曲和行為越發極端，這又導致四周他人更強烈的反感和敵意，然後循環往復。而這時候，壹開始觸發的事件（例如我和李治、周震的矛盾對錯、蘭越峰和醫院領導同事的沖突孰是孰非）就已經不重要了，或者焦點已經被轉移到了蘭越峰（我）的這些反常行為上了。對於不是十分了解內情的外人，往往只看到壹個“瘋子”、“精神病患者”、“偏執狂”，由對其人反感自然延伸到她（他）的要求、所有思想觀點、所有行為的否定。至於她的要求究竟是否合理，日常其他正常時候的言行是否正確，往往就沒人去較真了，而且在普遍厭惡她（他）的大環境下，誰還去冒著得罪大多數人的風險去花費大量精力刨根究底、替其說公道話呢？壹個人在惡劣的環境中孤立無援，屢受打擊，往往不是走向麻木，就是敏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這壹點不奇怪，敏感和麻木是可以並存的，看很多人尤其經歷苦難的底層的人就容易壹方面逆來順受，壹旦爆發卻又可怕，就像古代的農民起義中的各種暴行）。如果有人幫助其融入社會環境，走出矛盾與沖突還好，如果孤立的與所有人都無法溝通了，那後果很可怕。因為這時她（他）已經無法正確分辨他人對自己的言行及整個外界的各種事情，有時無法提早發現他人對自己的傷害，有時又會誤會他人的好意。當壹個人對外界幾乎所有人都無法信任之時，加上各種前面的傷害帶來的痛苦，很容易令此人心中滋生出仇恨，做出更加激烈的行為，壹旦如此循環下去，必然是被孤立的人受巨大傷害，或者壹些挑釁者被狠狠回擊、壹些圍觀者被誤傷，或者被孤立者和外界兩敗俱傷。

    至於像蘭越峰做出這種行為的前因後情，就更容易被忽略了。壹開始她和醫院發生沖突，院方用比較“缺德”的方式--讓他人強行代替她的職務，並且鎖上她的工作室，以此逼她離職，而且即使不離職，也因為進不了工作的房間而無法上班，達到壹定天數醫院也能“正大光明”的以長期不工作為由開除她。她只能通過坐走廊來“上班”，以此保住這個職位，保住基本工資。相對於有權有人強勢的院方，她只能如此做，否則怎麽辦呢？上訪是需要很長時間的，還需要金錢和時間投入，所以她必須先用“來上班”塞住醫院已經擺下的“自動離職”的陷阱。至於後來的下跪、在地上打滾、大喊大鬧，包括說壹些很極端、誇張的言論，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種因為心理刺激惡性循環的原因之外，弱勢者往往也只能通過這種“鬧”來爭取外界關註、發泄不滿情緒、對抗群體壓制。

    坐在辦公室的院長（還有各種形形色色的領導）因為有權力，有很多手下，還有靈通的消息來源和通暢的向上級或者同事傳達自己意見的渠道，當然沒必要通過這種歇斯底裏的大鬧來傳達自己的要求、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其他醫護人員“眾誌成城”，以幾十人戰壹人，“用口水淹死妳”，在精神上相互鼓勵、信息上互相通氣，對待蘭越峰的行為上保持壹致與默契，對外也統壹口徑，當然也不需要去通過哭喊、叫罵來實現他們的目標，領導們更是可以衣冠楚楚的客客氣氣懲治妳，不用罵街撒潑，足以讓人無法立足。社會上很多領導幹部無論是貪汙受賄還是整人，都不需要撒潑打滾就能做到，因為有權力和關系。

    至於說蘭越峰是不是通過“利用社會對醫院的不滿來達到私人目的”，這個眾說紛紜。但是她提到的醫院的弊病究竟有沒有和她目的是公是私並不能捆綁定性。外國很多大選裏攻擊對手腐敗或者其他醜聞，其實也是為了自己在選舉中能夠戰勝對手，並不是大公無私，但是只要有利於加強監督，讓普通選民從中獲利，這就是有益的。當使用正常的手段（如法律訴訟、向上級反映、申請工會或婦聯這種組織幹預等）無效或者久拖不決情況下，弱勢者采取的不傷害他人（主要是具體個人，並不包括單位）直接利益或者名譽的壹些激烈手段，尤其言辭方面的過激，其實是可以諒解的。壹個三歲小孩打壹個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男人，打了十幾拳並沒什麽傷害，反過來，這個男人只要用兩個手指擰壹下小孩，就足以讓小孩子十分痛苦，難道要壹味譴責“打了很多拳”的小孩子嗎。

    在醫院方面擁有權力優勢（背靠體制，任免和處分大權，主要領導都反蘭，上級衛生局也是，還有因此帶來的財力優勢，可以對輿論進行公關）、人數優勢（醫院絕大多數人反蘭，排擠敵視她）、環境優勢（在前二者情況下，醫院內部運作、財政收入詳情、醫院工作安排等都可以由多數方來控制、對外解釋，各種醫院是否合法合規運作的“證據”也能制造，蘭越峰則是孤掌難鳴，有口難辯，在這種孤立中更難調查取證）等多種絕對優勢情況下，黑白自然可能顛倒，視線很容易被轉移，弱勢方錯誤自然可以被誇大，強勢方的過錯乃至違法犯罪都可能被輕描淡寫和掩蓋。至於外界部分輿論對蘭越峰的支持，其實實際作用有限，因為這些支持並不能有效的滲透入醫院的環境，不能真正轉化為蘭越峰的後盾，而且基本都是口頭的支持，自然沒有醫院的權力有效，況且醫院通過各種公關以及其他壹些因素已經讓媒體和網絡輿論不偏向蘭越峰了。

    還有就是在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下，蘭越峰即使通過這種對抗“勝利”了，恢復了工作，重新當上超聲科主任，平常在醫院工作和人際交往中也會面臨各種有意無意的刁難和各種白眼、風涼話，也很難有同事做朋友，處在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此外還有因此丈夫與她離婚（根據《南風窗》對其采訪的文章（《倒敘“走廊醫生”》）所述，這些事發生後，她丈夫也拋棄了她，她丈夫離婚前後也像看怪物壹樣看她，“蘭越峰傷心，是因為丈夫也相信她是‘瘋子’”，“和我相處的時候，看得出他很恐懼”、“（蘭越峰自語）（丈夫）這麽好的人，為何變得如此絕情”……）、因為過激言行和其他人的誇大詆毀對名譽的傷害，導致出現心理疾病這些，都是無可挽回的傷害，即便“勝利”了也還是失敗了，贏了壹時壹事，輸了壹生壹世。

   當然，我的具體情況和蘭越峰並不相同，我也不是什麽正義的代表，我做的壹些事也只是針對個別學生，並不是反對學校。我的不幸經歷由於諸多原因，而且個人情況很特殊，並不能把主要責任歸咎於體制（相反，我受教育體制的影響比大多數學生要少，反而是其他處於教育流水線內的絕大多數學生更受教育體制等現有體制影響）。但是在很多時候面臨的處境、心理狀態、對個人後續影響等方面有些相似之處。面對比自己有暴力優勢（能打架）、人數優勢（無論是打架那種還是四周的冷眼和歧視）、信息優勢（通過人脈等渠道對妳的了解、分析）、輿論優勢（背後很多人議論妳、詆毀妳、諷刺妳，自己卻寡不敵眾或者根本不知道誰在何時何地說過自己什麽壞話，想反駁都不知道對方說的是什麽）的對立面，自己同樣會有上面分析的那些心理變化，然後做出很多過激行為。

    我雖然面對的環境比蘭越峰好很多（每個班級內和我有突出的直接矛盾的同學往往也就兩三個人，比較公開歧視的最多時候也就20多人，還有壹些對我好的安慰同情我的，老師大多數時候也偏向我），而且和冷暴力者沒有多少直接利益沖突，但是由於自己年齡小（13-20），人生經驗更少，面對這些更加不知如何對待，所以和蘭越峰的處境差不多糟吧。由於長期被歧視、孤立，結果自己變得神經過敏，對很多人都充滿敵意，可能別人無意的冒犯或者壹點點小事就會讓我以為是挑釁和攻擊，於是激烈反擊，往往反應過了頭，在恐懼中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分不清問題輕重，讓自己樹敵太多，如此惡性循環。

    當然，我並不贊同“我弱我有理”這種思想，自己做的錯事我很清楚自己的責任，但是我想通過蘭越峰這個例子說明為什麽會產生壹些過激行為，在沖突雙方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出現的事情有哪些可能不被外人了解和體會到的內情。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都應該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但是不應該讓雙方力量和影響力、話語權的不對等影響了人們對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斷力，更不能忽視被孤立者和大眾對立時雙方所受傷害程度的巨大差別。壹個人發出的傷害是有限的，而幾十人甚至更多人把自己的暴力、歧視、排擠用在同壹個人身上，而這個人又沒有朋友來幫助回擊、分擔痛苦，就等於是惡流的千鈞之力，足以讓壹個人精神崩潰、痛不欲生，甚至由行為偏激變成真的精神病（相反，那些集體欺淩他人的人卻可以躲在人群中，利用“集體”的掩護來消解、淡化自己的錯誤甚至罪行，以“法不責眾”逃脫懲罰。從壹人壹腳踢死小偷或者毆打村裏的“瘋子”，到紅衛兵集體暴力（例如亂踢亂打羞辱老舍、打死卞仲耘）、數百萬日軍在中國的集體暴行，延拓到歷史上各種戰爭罪行，都能看到很多人躲在“集體”大旗的掩護下為非作歹卻能全身而退。相反，獨自施暴的個人鮮有逃脫各種制裁的）。

    而且在這種個人與工作單位及同事出現矛盾時，如果有良好的制度和普遍較高的國民素質，就不至於變成這樣。如果法律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堅持程序正義和現實正義結合，單位也能夠實現職工民主化平等化，而社會風氣及國民觀念也更重視基本人權和個人自由，社會上各種民間團體互助組織的發展，都能夠遏制這種工作單位的集體霸淩，讓壹個人的去留不受偏見與利益擠壓，而是按事情的是非曲直裁決。就像臺灣地區的“蕭曉玲事件”，就是壹個典型例子。具體情況可檢索維基百科，因為內容過長過多，且情況復雜，因此不在此摘錄。簡單說就是壹位中學教師因為業務問題及私人政見還有與同事領導及學生的不和，後來幾經波折的維權事件。無論孰是孰非，或者都有責任，但是並沒有出現像蘭越峰遭遇的這種嚴重的排擠和拒斥，更不至於把人逼得要發瘋和做出異常舉止例如坐走廊、在地上打滾哭鬧等。雖然兩件事情況不完全壹樣，但是還是有壹定的可比性。保護每個個體合情合理的利益比以壓制個體為代價的“集體榮譽”更值得捍衛。馬克思說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個人的權益不僅是前提，還是根本目的。

    還有唐慧案，也和我的少部分經歷有類似之處。根據現在的很多新證據，證明唐慧在上訪中所告的女兒被拐走強迫賣淫的情況有部分不實之處，而她所提的要求判處多名相關犯罪人員死刑的要求也過高。此外，很多政府機構、媒體以及其他和她接觸過的人認為她性情偏執、行為激進，四處告狀，壹直“鬧”個不停，當街咆哮，歇斯底裏，是壹個不知進退、只講自己壹面理的人。在我看來，雖然她確實講的有部分不是實情，用情感綁架司法判決也不對，行為也確有偏激之處，但是都是事出有因。

    首先，她作為壹個單身女人，在年僅10歲的女兒被拐走強奸並賣淫後，除了通過四處上訪和激烈言行等“鬧騰”的方式來引起政府和社會關註，並沒有別的辦法。如果她家裏有錢有勢，或者還有權，而且家裏有厲害的男人，還有壹群厲害的朋友，遇到女兒被拐，完全可以通過關系直接找到誘拐女兒的那個娛樂會所，通過施壓手段救出女兒，對做這個事的人也可以通過壹頓暴打甚至打傷打殘來“解恨”，還可以帶人去把對方娛樂城砸了出氣，或者通過自己在城裏的地位和關系讓這個娛樂城的老板、包括他的後臺壹輩子都沒機會再發財致富。當然也可以通過扭送對方到派出所並且通過合法渠道要求嚴判對方（完全可以通過認識的關系或者用錢背地打招呼，而且這種事又合情合理，不需要當眾鬧，更不需要四處上訪），讓誘拐自己女兒賣淫的罪犯得到應有的懲罰，或者比應有的懲罰更重的懲罰。而唐慧孤身壹人，還是女性，又不是什麽有權有錢的大戶人家，連去那個娛樂場所去找女兒都花了很長時間，更無力扭送罪犯了。而她去找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要求抓捕和懲辦罪犯也被各種“沒證據”、“以後會辦的”等等理由搪塞推諉。在這種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她才通過上訪或者其他激烈方式希望得到政府和輿論重視。

    第二，對於壹個母親來說，她的女兒就是“掌上明珠”，哪怕她是個平民的女兒。上流社會富家子弟的子女被家長當做自己未來的希望和社會未來精英保護著、寵愛著，難道平民家庭的子女就不值錢了嗎？就沒有尊嚴和權利了嗎？李天壹打人案後楊瀾對因為打人勞教他而認為“太重了”，為這樣壹個人大附中的海澱“精英”而惋惜；駐聯合國參贊之子殺害家教……；壹些富家女生被強奸殺害後，附近很多高校全體男生被查DNA……他（她）們有尊嚴、權利，要求以人道主義對待，平民就不能有尊嚴和權利嗎？就不必被人道對待嗎？上流社會或者地方強人“地頭蛇”之類的人有氣性，有有仇必報、有氣必出的態度，平民就不能有嗎？壹些有很多能打架的朋友的人，受壹點氣甚至只是口角上吃了點虧，就能帶壹幫朋友去“收拾”對方出氣；有權有錢的人被別人謾罵或者詆毀（哪怕是背後罵的），甚至無仇無怨，只是看對方不順眼，也會用自己的權力、金錢、人脈去整對方，尤其對方和自己是在壹個單位的，總會明裏暗裏給對方使各種絆子來出氣。難道他們這些高高在上、橫行霸道的人可以這樣壹直氣順，平民就只能自認倒黴、忍氣吞聲了嗎？

    唐慧只有這壹個女兒，對於壹個人生走了大約壹半的單身女人來說，自己的子女就是唯壹的希望和寄托，當她聽到自己女兒竟然被人拐走並且賣淫，難道不憤怒嗎？不難受嗎？她當然希望那些傷害女兒的壞蛋受到懲罰，至於具體細節和女兒在事情中的的言行（母親都不會也不想考慮這個問題：女兒可能壹定程度是自己去和這些人交往的，不完全是強迫，女兒也有壹定責任（雖然當時女兒只有12歲，對人和事物的辨別能力還沒有成熟清晰）），自然容易讓情緒壓倒了理性。可是誘拐賣淫這個大前提並沒有錯，而且她告的這幾個惡棍平日就是流氓無賴，幹這種事的人往往也有黑社會背景，本身就是有很多罪惡的，說不定強奸誘拐了其他平民女性，只是沒有像唐慧這樣告發，忍了或者已經用錢私了了而已。在恃強淩弱、欺壓良善的現象很多的環境下，稍稍矯枉過正壹些又能如何呢？至於部分撒謊或者無理取鬧（例如狀告兩個警察強奸她女兒，這個顯然不是事實、要求判處所有涉案罪犯死刑、張貼大字報等），除了因為上面說的作為壹個弱者只能采用激烈方式對抗、在女兒被強奸和拐賣後極為憤怒和痛苦等原因外，唐慧和政府雙方信息力量不對稱也是壹個重要原因。因為她沒有那麽多關系、門路去客觀了解整個案件的進展，更沒有權利直接調閱案卷、質詢警方，壹開始也不能弄清究竟有哪些人參與強奸和誘拐自己女兒，所以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去起訴更多相關的人員（而後來發生在監獄的“秦星（誘拐唐慧女兒賣淫主犯）救人立功事件”後來被爆出是串通起來弄虛作假以減輕刑責事件，也證明了確實有人通過非法手段試圖逃避法律應有懲罰的黑幕，等於是證明了唐慧的壹些擔心）。

    而且由於壹些人出於壹些目的--如南方周末《什麽造就了唐慧》壹文中提到的“唐慧對公眾和媒體的陳述常存在矛盾和失實的地方，但這些事實又被放大關註”--壹些輿論過於關註這些被誇大和作假的地方，但是卻恰恰忽略了基本事實：唐慧的10歲女兒確實是被誘拐賣淫（而且據警方調查證明被解救前已經“接客”100多人（不是100多次，次數可能更多）），並且據《中國婦女報》披露她女兒經醫生確診因此患上嚴重的創傷後應激精神障礙和性病，並極有可能喪失生育能力；在唐慧報案後警方遲遲不抓捕罪犯和營救她女兒，甚至幹脆拒絕立案；唐慧在當地上訪維權後被關押30多天、後來還被勞教（雖然很快在社會輿論壓力和律師抗爭下撤銷）。這些事實不應該被唐慧的部分不誠實行為抹除或者淡化。我個人經歷和看到聽到的壹些事就說明了壹些學生和老師會因為看不慣某人而放大其壹些缺點，以此打擊此人的名譽和形象，這樣壹來，即使此人做壹些正確合理的事，也會因為前面的汙名化而不能得到合理評價。（後來，我與采訪唐慧的記者曾經有直接交流，也看了他寫的後續報道，唐慧個人確實有許多問題，其個人所控訴是東西有壹定失實，還有壹些其他問題。但是這並不能否定那些真實的東西）

    壹個弱者在利益受到傷害時候只能求助於公權力來主持公道，而且往往會有過激或者不正常的言行舉止，對於弱者不合理要求公權力可以選擇駁斥和耐心解釋，不為這種“鬧”所動，不姑息遷就，但是不應該厭惡告狀者乃至去抹黑她，更不應當因為她“妨礙穩定”而勞教她。當然，求助公權力次數多了或者告狀過程中因為情緒問題而舉止過激，會導致他人對其產生厭煩，甚至覺得是“神經病”，心理不正常。那麽，那些壹言不合就開罵滿嘴臟話、因為小事就去打人、砸店鋪“教訓對方”的地痞流氓等各種“校霸”、“村霸”是不是更算過激、神經病呢？那些在單位看誰不順眼或者有意無意得罪他，然後就給對方穿小鞋，利用權力和人脈關系整對方的人是不是更有心理疾病呢？

    當然為什麽社會上對二者看法不壹樣，其實原因也就幾點。第壹，地痞惡霸欺負的往往是弱者，而對於有錢有勢的人不僅不欺負，往往還去巴結、堆著笑臉對待（例如幹部、富人以及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女兒因為社會地位、權錢優勢、住處治安、家庭教育條件等，被拐騙、強奸、欺淩幾率極低，地痞惡霸並不敢去找死），對平民也不是所有人都欺負，看人下菜碟，這樣其他不受欺負的人就變成冷眼旁觀者，甚至認為被欺負的是“倒黴蛋”，見怪不怪，而弱者往往又不反抗，也沒有話語權，強弱分明，這樣就不會引起誰反對，於是“和諧”的很。而像唐慧這種則是以小搏大，而且不僅得罪了地痞惡霸，還客觀上影響了壹些官員利益（於建嶸教授講的信訪考評弊端，只看上訪數而不考慮實際解決問題來作為地方官員“維穩”成績的考核標準，導致地方政府全力阻截壓制上訪），當然容易被群起而攻之。

     第二，有權有錢有勢有人脈的人往往有非常多的方式去出氣報仇，而且往往有有效又隱蔽的手段，還可以“細水長流”，慢慢的“收拾”對方。而沒權沒錢沒勢又缺乏關系後臺的人則手段單壹，而且報復手段容易突出、明顯，而且希望壹勞永逸解決問題，所以提出的要求往往過高（雖然是壹次性的）。就像地痞惡霸，他們雖然欺負人，但是壹般不會把人打死，最多是打傷，或者往往采用類似城管手冊寫的那種“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方式打人，讓妳被打都沒證據叫屈和控訴。此外更多采用恐嚇或者騷擾手段（弄個刀塞對方家門口、明著跟蹤、打恐嚇電話、潑漆之類），工作單位的報復也往往用業務問題做為借口，而不是公開說“就是因為妳得罪我才這樣xxxx”，或者通過造謠中傷方式詆毀對方，慢慢折磨對方，而不是壹氣治死對方，所以受害者也是有苦說不出，說出來四周的旁觀者也沒人支持。當然除了這些還有其他普通人更加想象不到的陰暗手段。

    而像唐慧，她沒有能力慢慢去“治”那些傷害她女兒（或者說把女兒帶入邪路）的人，也難保這些惡霸流氓進了監獄幾年後被保釋或者其他原因提前釋放（很多方式可以提前出獄，可以參考新聞爆出的壹些通過所謂“科學發明”等奇葩理由被減刑但是後來發現是內外勾結造假的事件），也沒有壞人那麽多的心機和壞本領。加上即使罪犯被判很多年徒刑，也不能解唐慧之恨，所以她才執意要求判處這幾人死刑。如果她有後臺和關系能夠找人在監獄裏“收拾”這些人，或者家庭條件好，這些人出獄對她也沒有威脅，她就不壹定會執意要求判處他們死刑了，也不會因此到處大鬧，到處上訪了。而且在壹種弱肉強食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對平常的欺負人、擠兌人整人司空見慣，但是對於弱者通過合法渠道爭取權益卻不以為然，雖然有部分輿論支持，但是當事人、利益相關方和附近人員（當地和這個娛樂場所有關的人員、唐慧的鄰居和老家村民、地方政府）往往是持負面看法的，因為唐慧的“鬧”對這些人在實際利益和名譽等方面都會有些損害。難道壹個社會可以容忍那些充滿私刑暴力、陰險隱蔽而且往往矯枉過正的報仇方式，卻不能容忍壹個人透過正當渠道積極追求懲罰罪犯嗎？

    我沒有唐慧因女兒被誘拐賣淫而受到的那種巨大傷害，但是實際上感受到的痛苦不比這種傷害低，在處境和個人條件上和唐慧相似。在學校因為各種不適應導致自己丟人現眼、出盡洋相，被當成怪物、“傻逼”對待。如果自己麻木了，真的傻也沒什麽了，但是自己很清醒，所以這些羞辱非常清楚的印在心裏。尤其在自己初中時候，年齡很小，加上長期沒有過集體生活，面對突如其來的各種沖突，無從應對，每天都當成人生最後壹日來捱著度過，天天防範各種可能的攻擊，把本來比較嚴重的事情看得更為嚴重。這種情況下，加上太天真，沒上過小學所以不知道老師的能力是有多大，以為老師和領導能解決所有問題，結果在沒有解決時候又氣憤，大鬧，又跑到上壹級機構，把自己名聲也搞壞，到現在想起這個事就非常羞愧。如今感覺很對不起老師和學校領導，因為他們確實不可能根治校園暴力，而且在勸導過程中也盡力了，並沒有太嚴重的推諉或者消極處理。後來又告了他們，是極為錯誤的行為。但是當時如果不那樣做，又怎麽辦呢？只能退學或者忍耐。雖然最終還是退學了，其實還不如早點退，不去告那壹狀，何必給老師和校長添這麽大麻煩。

    還有，我還要再強調壹下，舉的這兩個人的例子並不是想說明“我弱我有理”，弱者就能無限的提出要求，相反我在舉例中也清楚的批判了這壹點。我只是想說明弱者在這種外界不友好的大環境下，由於話語權失衡，也讓旁觀者和外界對事情的前因後果、對事件中涉及的人的評判出現嚴重偏差、涇渭分明的對錯被攪渾甚至使黑白被顛倒，以及為什麽這種情況下弱勢壹方容易做出極端行為、心理扭曲，以及采取的壹些在常人看來並不是太合情理甚至很不合情理的事。此外，也希望人們明白，強勢方和弱勢方沖突時以及沖突之後，絕大多數情況下弱勢方受到的各種直接間接的傷害都比強勢方嚴重。不僅為數眾多的群體攻擊壹個人造成的傷害總量極大，而且平日壹個人要防範那麽多充滿惡意的人，不知道什麽時候哪個人會以什麽方式來攻擊她（他），這本身就對壹個單獨的人造成巨大的壓力與負擔，哪怕其他人不動她（他）壹個指頭，只是直接間接的威脅就讓其在每天的防範中走向抑郁與恐懼，甚至精神崩潰。而且因為責任分擔效應，這個總的大傷害是十幾人乃至幾十人或者更多人分擔，所以每個人的責任都會忽略不計了，難以被追責。就像網絡霸淩導致的自殺事件，壹個人的死是幾十萬人共同造成的，追究誰（當然往往也可能找到壹個始作俑者或者帶節奏的，但是事實上責任還是被稀釋了）？而這個單獨的弱勢者稍稍反抗，就可能涉及比較嚴重的事，因為壹個人只能用自己個人的力量反抗，自然責任只能由自己壹個人承擔。而且群體中的人能以群體為掩護，做事再惡劣往往也能隱蔽在大集體中（就像義和團、紅衛兵）難以被直接追究其個人責任，而被孤立者即使有壹點小毛病也能被群體裏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看到，然後公之於眾進行群體討伐。

    村上春樹說過，“在脆弱的雞蛋向堅硬的高墻撞去時，即使雞蛋多麽‘咎由自取’，高墻多麽‘正義’，我都會站在雞蛋壹方”。我並不完全贊同這壹點，因為我認為公平正義比扶弱抑強更重要，不能是非不分，而且過度強調扶助弱小可能會導致“裝可憐”的大量出現，就像現在壹些職業乞討者。但是人們至少不能恃強淩弱、崇拜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對強勢的權貴和惡霸曲意逢迎，而對弱勢群體落井下石。就像反右和文革時期，壹個人犯錯誤，其他同事朋友乃至家人都要用口頭或者書面形式對其批判，把“落井人”批的體無完膚，好像這個人壹無是處、從批判之日起突然“發現”此人充滿各種罪惡壹樣，這就是追隨強權、從眾自保的典型表現。讓真相和對錯不因雙方權勢大小、金錢多少、人脈多廣、“得勢”或“失勢”而受影響，而是根據事情本身實際的是非曲直進行評價、處理、善後，才是極為必要和理所應當的。

最近幾年經常上網，除了瀏覽國內外新聞，通過壹些QQ群、貼吧、微博也了解了很多各階層國人的各種思想價值觀和生活狀態。自己為了轉移學習壓力，逃避進退兩難的高考，也加入過壹些小圈子，以匿名方式參與討論。在這個過程中，也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包括許多強兇霸道、陰險歹毒之人，也見識到了國人幾個突出的特征：冷漠、黨同伐異、缺乏常識、缺乏人味、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看著各色人等說的話以及表現的各種思想，真是感到五味雜陳，讓我對社會有了更多了解，也讓我思考學校教育、家庭環境及青少年成長與成人社會的關系。因為個人曲折的經歷和大量的閱讀，讓自己對社會上各種不良現象非常惱怒和痛恨，而自己比較敏感的心理可能也在客觀上對很多好的或壞的事情有更敏銳的認識和體察，而且因此有極強烈的愛或恨的心理。壹邊是娛樂化、虛無化、戲謔化、盲從化的網絡輿論生態（並不是指全體，只是壹種大風向），壹邊又有著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山呼海嘯。

    “呵呵”、“葉良辰”、“公知”、“聖母”、“腎六”、“xx婊”……各種戲謔符號和盲從的網絡行為大行其道，雖然戲謔壹定程度可以消解某種權威，但是也破壞了知識的嚴謹、政治的崇高，削弱了對不平等、生活艱苦的抨擊的銳利，將各種不正確、不應當發生的事情淡化。“妳過得不好不能怨社會，是妳自己不努力”、“妳窮妳無能還逼逼啥，以為我會同情妳”、“別激動，給妳吃口翔冷靜下”、“認真妳就輸了”、“生活就像強奸，與其因為反抗而痛苦，不如順從享受快感”、“我就喜歡看妳雖然對我不爽，卻不得不和我壹起建設祖國的樣子”……這種社會責任的虛無化、弱肉強食的合理化、人際關系的無賴化雖然不是全體國民都有，但是這些思想的信徒遍布祖國，哪裏都有。

    同時，各種民族主義也遮蓋了社會啟蒙和個性解放，比壹百年前的“救亡壓倒啟蒙”還要嚴重。就像《南風窗》采訪的獨立戲劇創作人張獻說的：“很多人把眼前巨大的罪惡，工農底層民不聊生視而不見，卻有壹個國族話語”，“在罪惡普遍存在時，我們要區分出什麽是大的罪惡，什麽是小的罪惡，什麽是迫在眉睫的，什麽不是那麽尖銳的”。人們可以為了國旗五角星的位置、國外運動員出言不遜而全民討伐，為什麽不能用這種團結的力量參與改變勞工處境和待遇（尤其改善農民工的收入和社會保障等條件）、改善農村科教文衛等方面的質量、推動教育體制改革、推動教育資源均等化等，來改變數億人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也給予更多人自由、平等、尊嚴呢？難道南海問題、臺灣不承認“九二共識”（當然我個人是非常支持國家統壹和領土完整的，但是反對為了這可以拋棄其他的偏激愛國主義）、加拿大女記者“傲慢指責中國人權”等事情真比教師被拖欠工資罷工後被開除；藝考、自主招生中各種權錢色交易、憑關系走後門大行其道以及孕婦被老板安排搬重物上下樓梯逼她辭職、農村黑惡勢力欺壓農民、扶貧款沒有進最窮困和最需要幫助的農民腰包而是被住別墅開豪車的村幹部據為己有等這種民生艱難和社會不公值得憤怒嗎？雖然我也是半個民族主義者，尤其壹直很反日，但是我的出發點是對日本制造而且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在其他地區的殺人、強奸暴行憤慨，是因為他們屠戮虐殺中國人民，侵害了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尊嚴、自由、正義，而不是為了壹個簡單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是站在特定民族立場偏向著說話，更不應該把不同西方國家以及不同時期的國際環境、所有外國人混為壹談、捆綁看待。人應該有理想，但是不能把理想寄托於看似高大上但實際充滿偏激、沙文的民族主義上。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場上對外狂嘯，既不需要付出個人的什麽經濟或者生活代價，又站在某種政治正確的位置上，還能贏得各種掌聲，自然很多人都去做。

    當然，在追求權力、金錢、美女的時代，理想的空虛也讓“愛國主義”成了填補很多人理想空白的好東西。但是這種“理想”，說穿了就是壹種非理性、非進步的思潮，對於國家真正走向強大並沒有多少實際幫助（甚至把國家推向當年德日走過的老路），相反還遮掩了更急需關註和解決的國內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把民生忽略，把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擠到壹邊，“愛國主義”還成了那些在現實裏恃強淩弱、貪汙腐敗、罔顧民生的官員的遮羞布，成了靠爹靠媽、錦衣玉食、奢侈揮霍、縱情聲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既得利益集團成員及其子女集體狂熱捍衛既得利益體制的大王旗，是城市普通白領和工薪階層在焦慮於孩子教育、老人養老、買房還貸、看病難看病貴這些焦頭爛額的事之時被轉移註意力的壹個絕佳手段，也是底層平民在受各種不公和欺淩後有個發泄和“揚眉吐氣”的由頭（發泄完了還是受剝削和欺壓，就像《南風窗》中《由遊客“打秦檜”想到的》壹文中提到的嶽飛廟前五跪像被很多平日在基層官員、老板、單位來的各種上級、黑惡勢力等壓迫下的老百姓，尤其在家裏受屈的婦女吐痰發泄，但是吐完了現實裏還是受屈辱和壓迫，不過吐了之後反抗意識更弱了，因為發泄了壹部分，雖然這種發泄只是自欺欺人，並不能給壓迫、傷害自己的那些壞人任何實際的損傷，自己利益還是繼續受損，很多婦女還是受氣和挨打），所以這種“愛國主義”和真正的理想主義相去甚遠，或者說只是壹種扭曲了的理想主義罷了。壹個流行弱肉強食、理想主義熄滅、功利主義橫行、“拼爹”大行其道、拉關系靠後臺、推崇忍耐服從、對上級仰視對下面俯視、表面壹套背後壹套（或者嘴上講的壹套，而現實實踐用另壹套）、說謊話臉不紅心不跳、各種“潛規則”大行其道並壓倒法律法規以及公序良俗的時代，難道不是壹種悲哀嗎？

    其實，校園的“小社會”的狀況壹定程度上就是當今糟糕的成人社會或者說相對於校園的“大社會”的預演，以成年人為主的“大社會”的種種現實會通過家庭、學校等載體浸淫校園的“小社會”的社會生態，而現今教育體制以及其內容形式、由師生以及家長共同構建的校園人際關系等形成的校園社會文化也會對社會的發展以及成人社會的各色人等的構成發揮直接的“培育”作用。上段提到的當今社會各種不良乃至醜惡現象，難道在壹定程度上不是當今教育模式以及校園社會各種弊癥的產物嗎？

    雖然每當社會出現壹些小到坑蒙拐騙、大到貪汙腐敗乃至殺人越貨，尤其壹些容易吸引人眼球的熱點新聞爆出後，媒體往往會說“反思教育問題”，但是反思了這麽多年，教育狀況改善了多少呢（甚至是否在壹些時期還有倒退和惡化的趨勢呢）？除了壹些學校多了多媒體設備、空調暖氣以及漂亮的教學樓之外，教育制度、具體的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這些更重要的體現教育內核和目的的東西改變了多少呢？當今社會的80後90後都是受90年代及之後的教育成長起來的壹類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這兩批人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我當然也是90後，也有很多缺點，90後也很多元，但是大多數80、90後的共性是什麽呢？我相信現在很多在高校教育過這些批次學生的高校教師尤其人文科學方面的教師又尤其德高望重極具才華和德行的知名教授應該能認識的比較深刻。

    當然，8090後在當今社會的表現也可以通過現在社會發生的很多事看到，簡單的評價可以說：有好的，有壞的；想復雜的評價，還是讓更有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人來評價吧。但是當今的教育顯然是不樂觀的。“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同樣，少年愚則國愚，少年兇暴則社會兇暴，少年壓抑則國人壓抑，少年謊話連篇則中年人誠信缺失，少年蠻不講理則國民胡攪蠻纏，少年三五成群尋釁滋事則成年後拉幫結派狼狽為奸，少年學生時代不獨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維則工作後冷漠因循忍耐服從，少年陰險虛偽則成人狡詐陰毒……可是，這20余年，教育改革了多少呢？魯迅說的“救救孩子”在如今還有多少回聲呢？抑或真的映襯了《狂人日記》裏“狂人”的處境，把金玉之聲當做瘋子的瘋言瘋語，置之不理，甚至恐而遠之了。如果這樣下去，梁任公期待的“少年雄於歐洲”何時才能實現呢？

   當今社會很盛行“找自身原因”論和“改變不了社會所以要改變自己”的觀點。如果就我個人的經歷，由於自身情況極為特殊，確實後來發生的很多事和自己特殊的童年狀況、自身的自我言行舉止有關，我個人要負很大部分責任，但是我並非典型的例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經濟、社會、家庭、學校教育等問題，有些已經在這兩篇文章中提到過多次了，大環境的問題必然造就壹些欺淩他人者、壹些被欺淩者，必然出現嚴重的校園暴力，就像在貧民窟，必然很多人挨餓受窮，必然有很多人販毒，必然有很多人賣淫，必然有很多人酗酒和毆打妻子兒女，並不是妳“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真正從底層變成精英的人並不是沒有，但是微乎其微，底層變成精英與精英子女繼承父輩地位的幾率完全不對等，同樣在內地縣城和鄉鎮普通中學通過努力考入名校幾率和沿海大城市中學生進入名校幾率也是非常不對等，雖然內地中學生可能在學校比沿海學生努力非常多倍，付出的學習時間和投入的精力和考試結果並不劃等號。

    假如財富是壹種成功的象征的話，就像馬雲從平民變成中國排名前三的富豪，確實在某種程度證明了平民可以通過努力走向人生巔峰，但是並不是其他人和他“壹樣努力”就變成馬雲那樣了，因為馬雲成功也是有各種條件（就像他三次高考，很多農村的學生復讀壹次的錢都沒有，後來經商中建立的人際關系網、抓住互聯網時代時機甚至還有些幕後的不為人知的努力以及運氣等），並不完全是簡單的清清白白只抓業務的努力就行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金字塔結構的社會，不管怎麽競爭，總是有人走上巔峰，而更多的人在下層，而如果是橄欖型結構，就能有更多的人成為中產階級，而不會是貧富嚴重不均、底層民眾數量和比例龐大的金字塔社會。而且金字塔社會也有多種類型，壹個良好些的金字塔社會應該是中下層雖然人數眾多，但是有基本且較良好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條件，兜底的質量比較好，不需要為這些搭上命去工作；在就業時有真實且完善的勞工權利，失業時也有基本救助，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和人格尊嚴；收入和社會保障能夠有較獨立自主、遵循自我意願的生活，也有壹定的追求個人理想的機會；有通過較公平的教育進行階層爬升和促進階層流動的可能；而且也能通過壹些手段直接間接的參與社會生活和政治活動，真正作為國家的主人參與國家管理，享受公民權利和履行義務。

    而如果比較糟糕的金字塔結構的社會則是不僅貧富分化嚴重，而且金錢和權力、社會地位能夠高度重合，人分三六九等；勞工權利名存實亡、勞資關系嚴重傾向資方、薪金不僅和貢獻不匹配，就這樣還經常被拖欠或者克扣、壹些工人完全沒有工人應當有的五險壹金和其他福利，甚至連工會都沒有或者名存實亡；人壹生只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奔波，為了活著而活著，金錢和精力投入質量不高的孩子教育、低質或者自養的老人養老還顯不足，在大城市工作幾十年壹套房子都買不起；生活的重壓讓壹切理想追求、興趣愛好被拋擲壹邊，最多只能靠沒什麽興致的拍照式旅遊和用八卦娛樂刷屏消遣；人與人之間關系和互相不以道德和操守而是以社會地位、權力大小金錢多少來評價；教育差距極大，教育變成加劇社會不公並將不公傳導至下壹代的幫兇；社會階層固化，拼爹盛行，靠權力金錢關系門路而非能力獲取教育條件和工作職位以及收入和社會地位，至於其他在比較好的金字塔結構國家中的東西，也往往蕩然無存。在這種社會裏，不是妳“努力”、“找自身原因”、“改變自己”就能成功，就能爬上去，所謂“有本事”也不只是指工作能力，還有壹些“成功”的骯臟本領，例如諂媚和逢迎、行賄受賄、見什麽人說什麽話、巴結上司、拉幫結派黨同伐異……這些行為必然伴隨著認人不認理、拋棄理想追求、無視公平正義、不理會或者曲解各種規則與道理、通過排他手段擠兌他人上位、對比自己有權有勢的欺負自己不敢反抗，卻又找更容易受欺淩的人身上找補、看見各種醜惡現象保持沈默、對各種不公保持冷漠和無視甚至譏諷其他打抱不平的是“多管閑事”……難道這些就是“找自身原因”和“不改變社會而要改變自己”改變出來的“成果”，就是“有本事”的表現？

     對於很多人認為不同的人收入、地位、成就和生活質量不同是因為貢獻不壹樣，付出不壹樣，還要特地說壹下。當然我下面講的主要是比較有意願學習的，至於根本不想學習或者對學習投入很少的那些就無法算進我說的努力者中了，畢竟這樣的人沿海大城市也很多。就以我熟悉的中學教育以及其最重要目的高考為例，像內地中學，即使是班級內成績處於中等偏下的學生所付出的努力（從學習時間、投入精力這些）也比沿海大城市尤其三個直轄市的中學90%的學生付出的直接學習努力多，尤其在刻苦度上，中部幾個省份遠遠比東西部要苦。這在另壹文中和本文中壹些章節已經有詳細敘述，為了方便看而不用翻找，那我就重復壹下主要的東西。

    縣中和部分市中是5:30--6：30（冬夏）左右起床（住校是這樣，不住校的如果上早自習只能比這起的更早）上早自習，還有壹些市中是7:00左右到校早讀，從高壹至高三都是這樣。上午下午各四節甚至五節課（壹般有兩節自習），晚上晚自習壹般上到21:30-22:30，每周基本都是上六天（也有上五天的，高三很多學校三個星期才放兩天，還是為了照顧離家遠的，平常每周只放半天，“大星期”才放兩天），寒暑假三年平均看，只能放壹半（當然不同學校會有差別），長期像監禁壹樣的待在校園內。至於具體學習內容和方式，那更是苦不堪言。早自習是以閱讀為主，當然也可以寫作業，壹直要讀或者背誦約四十分鐘，語文英語政治歷史地理有很多需要背的東西。有時候早上跑操還要壹邊跑壹邊讀，然後到7:00之後還有壹個早讀，以讀語文或者英語為主，就這三個讀背時間就極為消耗精力，讓人疲憊不堪，而且即使這樣那麽多東西也背不過來。而兩個自習和午間則是被幾乎寫不完的作業覆蓋，很難得閑，尤其在高三時候有鋪天蓋地的卷子需要做，壹個人只算高三年級壹個學年，做1500張以上的卷子壹點不誇張，就像壹位衡水中學的女生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把做的累加起來有2.41米厚的的卷子拍下和自己“合影”留念。

    這種瘋狂的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是極強的，從課堂學習的時間、強度、付出的腦力體力消耗看，比大多數都市成年人的工作都要累。這些學習歷程是壹周五天、沒有早晚自習、下午早早放學、最多到高三有些校內加課和單獨的校外補習的發達地區大城市名校學生所從沒經歷過，恐怕也不想經歷的。而且這些都是強制性的，只要妳想在這裏上學，就只能適應這些，當然妳有輟學的自由，但是沒有選擇如何上學的自由。當然，像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等更特殊的“高考工廠”，比普通的中部縣市中學學習強度還要大（可參閱南方周末《衡水中學的“封神”之路--超級高考工廠》壹文）。（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具體情節，因為本文不是以講述和分析教育制度問題為主，所以在此暫不詳述。）

    而這種高強度的勞動量，至少從直接學習上遠超過了沿海大城市學生的付出，但是卻遠比輕輕松松學習的發達地區學生考的學校差，中部各省平均壹本率不到發達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整體水平的壹半。當然我並不贊同通過立即調整高考錄取比例來改變這個問題，因為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雖然付出很多，但是實際學習水平卻並不高，也就是往往並沒有真正理解學習內容，並沒有和分數匹配的素質，而且沿海學生在優秀師資和較進步的理念引導、極佳的硬件設備、優越的家庭條件下較為輕松的學習了很多東西，而且事實上付出的也並不少，只是這種付出相對來說沒有那麽集中、明顯、在身心上沒有直接流那麽多汗水和勞累罷了。如果看經濟投入數額（人均家庭教育開支和政府公共教育開支）和在課外的間接學習（例如在圖書館、科技館以及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公益活動）用的時間和精力，沿海大城市學生付出的顯然要更多，雖然這種付出往往伴隨的不是勞累而是快樂和輕松，收獲感比付出感更強。

    這歸根結底還是教育體制以及大環境導致的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問題（這個在另壹文中也詳細講述），體制內的師生並無辦法突破，不是“自身努力”就能解決的。但是這些能夠在沿海考壹本的學生只能考二本，能在錄取率高的省份考二本，做這些中部省份只能上三本，並不是他（她）們不努力，相反，這些男女學生付出的心血與汗水遠比很多發達地區大城市學生要多，為高考成績，為中國的教育體制犧牲了更多的自由、理想，用自我禁錮譜寫了苦難但不輝煌的篇章，而教師和其他教職工同樣“帶著鐐銬跳舞”，在體制內只能想方設法讓學生考好成績來改變這些學生的命運，除此也無他途，教師們執教的畫筆也描繪出了猩紅扭曲但又充滿光彩與希望的未來圖景。

   而且更可悲的是，這些學生只能“自相殘殺”，在壹個省內為爭奪固定數量的名額互相競爭，如果都比賽著補課、都玩命死記硬背、都搞瘋狂題海戰術，可能成績都提高，那錄取分數線也會跟著提高（或者改卷更趨嚴格以壓低分數線），說白了跟沒有提高實際作用壹樣，（壹本、二本、三本）錄取比例基本還是那個既定比例。即使錄取率出現波動，其實和當年考試成績、學生努力程度也沒有什麽關系，而是國家出於其他目的進行的既定政策調整，不以學生是否努力為轉移。而且高中的應試學習中的學生競爭和市場經濟中的各種競爭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假設比較良好狀況下）往往能夠“優勝劣汰”，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實現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應試學習中的競爭中中學生往往只是在做很多“無用功”，在不能有真正“產出”的情況下拼命消耗腦力和體力。除了高考這個目的外，這些男生女生雖然不是完全做“無用功”，但是大多數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帶來的知識也會在進入大學或者走入社會後忘記，只有壹部分知識以後會用到，至於提高人文和科學素養，在這種應試教育下的學習中更是效率低下，在嚴重缺乏對所學知識理解、運用能力狀況下，投入和產出（產生的國民人文和科學素養水平、能力）如果非要量化的話，能有10:1嗎？這個問題可以問問對當今教育認識深刻的鄭也夫教授。

    其實很大程度上，這些來自中部人口大省的中學生就像古希臘傳說中的西西弗斯壹樣，把石頭推上山，石頭又自動滾落，然後再推上去，如此循環往復，辛苦勞作但是實際上是在做無用功。對於這個省份整體而言，各種補課、強化學習、題海戰術並不能提高整體中學生真正的知識素養，就算死記硬背和反復做題讓學生知道了壹些東西，在部分科目上有比較紮實的基礎，算是壹些成就，但是同時還有扼殺學生真正理解、獨立思考、多元思維和創新的能力的負面影響，而且占用了大量本可進行廣泛閱讀和社會實踐的時間和條件，學生也不能在這種教育中被發掘獨特潛質和正向個性、按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習，更不用說學生在這種牢籠中囚禁的勞苦青春本身的傷害了，所以把利弊相抵，弊病和戕害仍然如冰山般只被融掉壹角，整體還是那樣可怕。而且這種教育下培養的教條思維、被動化學習方式對大學學習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習帶來惡劣影響，中學的應試教育流毒把大學相對開放多元的教育也侵蝕了。但是作為省內壹個個體學生，面對這種體制和周圍環境，無法打倒它，連逃離它都需要巨大代價，只能去強迫自己玩命學習，和同學競爭總數基本確定的、遠低於多數其他省份錄取比例的那些名額。那些說是因為莘莘學子們“不努力”所以不能獲得和沿海同樣情況的學生的成績的應該捫心自問這樣說對得起這些年數千萬中部中學畢業生嗎？

   同樣，對於那些普通的產業工人、農民工、個體經營者、農民，以及再擴展後的基層公務員、白領、事業單位普通職工（尤其像我熟悉的很多薪資和教師的社會地位、付出不匹配的很多老師）、沒有做大官或者大企業家或者社會“大哥”的親友或後臺的人、沒有大城市戶籍的人，這些人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和我前面提到的這些中部學生壹樣，並不是自身“不努力”才不能有好的生活條件，也不是壹些上流社會人士尤其激進“愛國者”們說的是這些人“沒本事才抱怨社會”，更不是踐行了“不想著改變社會而是改變自己”這個原則就普遍能出人頭地了，相反這種社會風氣只會讓這些通過自身努力勤勞工作、刻苦學習的人更難以取得平等的社會地位、更不易獲得與勞動價值匹配的收入、更無法捍衛作為學生、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人等的權利。

    因為這種風氣除了讓人民變得更加自私、冷漠、各顧各的無法團結、都去爭奪殘羹剩飯而非變成平等食客，而且為了那壹點點利益能夠爭得不可開交甚至頭破血流（這不只是比喻，現實裏底層民眾為了爭奪那可憐的壹點利益往往就是用暴力的手段，例如前些天南昌爆出的賣肉攤之間競爭，壹些商戶就向另壹個商戶豬肉上、攤位上破泔水、扔垃圾，還直接把各種汙漬的臟水潑了女商販身上。類似事件每天全國都有幾萬幾十萬起，在平民社會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沒有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也可以在網上搜，爆出的即使是冰山壹角，也不少了。）。即使有小部分人從中出人頭地並且拿到分蛋糕的餐刀，也會在“誰受窮誰倒黴，我‘努力（哪怕是用的不正當手段）’我理應分的多”的弱肉強食、蠻不講理的觀念中變成新的剝削者，繼續維系不公平的社會。所以我希望那些覺得別人“不努力”和“沒本事”所以活該處在較低階層而自己卻高高在上錦衣玉食的人拍著良心想壹想，這樣看待廣大人民尤其是支撐國家發展進步的工人階級（當然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前範圍廣了，不止是各種企業的產業工人，而是包括農民工、白領、事業單位職工、個體經營者等在內的龐大的以勞動為第壹生產要素的受薪階層），難道不羞愧嗎？不覺得這種“不努力”“沒本事”的言論很惡心嗎？

   當然，講了壹面不能不講另壹面。體制和社會大環境雖然可以影響乃至決定了個人命運，但是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體制，然後逃避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和需要履行的義務。但是如果因為認為體制不好，所以可以損人利己、坑蒙拐騙乃至殺人搶劫，就應該被譴責並且嚴懲了。就像南周的評論員文章中提到的海南的壹群搶劫犯，不僅搶劫，有時還殺人滅口，還曾經把被搶的婦女拖進車裏輪奸，作案具體情節惡劣，還以貧窮為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辯護，被法官當場駁斥。在不良的大環境下，人還是有諸多選擇的，就像校園暴力的發生有很多因素，但是不能因為學校、家庭存在的種種問題就能欺淩他人還不受懲罰。

    例如類似《盲山》中的那家買主，尤其那個強奸女主人公的男主人的父母，都是窮苦至極的人，但是卻又千方百計拘禁被拐的女生，老兩口甚至還直接按住女主人公讓男人強奸她。南方周末《受苦人的強權》壹文中的壹些話發人深省：“壹個人並不因自己受苦受難就天然具備道德優勢”、“相對於統治階級，窮苦民眾當然是受壓迫者；但民眾中原也有不同角色，很多人不乏在他人面前扮演壹下壓迫者的機會，如丈夫之於妻子、父母之於兒女等等……他們有充分條件，把自身所受迫害轉移到別人身上……他們對更弱小者的欺壓，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壹些身處底層的人，壹旦掌握壹點小權，便會利用此壹優勢，對有求於自己的人耀武揚威……復制並強化了強權的暴力”。而且由於底層民眾整體擁有資源的短缺，底層內部的壓迫、暴力往往更殘忍、更血腥，這就是為什麽有人為搶劫幾十萬乃至幾千塊錢就去殺人、因為幾千塊錢的救助款都能出現村幹部和黑惡勢力去克扣窮的吃不上飯的農民的救命錢、壹些農民為了獲得有限的愛心車票，各種弄虛作假證明自己家人有病、工資極低（把本來就低的工資說成更低以博取優先同情）等來騙取這價值幾百塊錢的車票。同樣那些碰瓷的為了幾千幾萬塊錢甘冒被撞殘撞死或者被打被捕的風險作假訛人、職業乞討的（很多騙子以“坐公交車回家”為借口每次只乞討壹塊錢）能夠為了每次少則壹塊多則十幾塊錢天天厚著臉皮撒謊，說明弱者也會喪失良知和人性，而且喪失的比強者還沒有底線。

    二戰中德國軍人對猶太人和各占領國平民、戰俘的虐待和殺戮、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暴行壹樣，不能以“軍國主義”制度來逃脫每個士兵個人的罪惡，在軍國主義體制的大前提下，每個士兵在戰爭中還是有壹定的選擇性的，而且實質上除屠殺猶太人外，最高領導層的命令以及其意識形態中也沒有要求士兵必須去殺戮平民，至於很多虐殺（例如把人裝到麻袋裏系上口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把很多人捆起來串成串子綁上手榴彈炸飛。雖然軍國主義導致了人性扭曲，但是這些具體的殘忍的行為天皇和東條英機並沒有讓他們這麽做，有很強的個人罪惡成分，並不是迫於體制非做不可。相反，完全可以不這樣做）、強奸，就更是軍國主義體制造就加上個人兇殘性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每個參與的士兵都應該被處決而不是因日本政府投降而被豁免罪行。這也就是我主張對於校園暴力中長期欺淩他人或手段惡劣者實行嚴厲措施懲治的原因。

    而且有時候弱者也有折磨“強者”的手段，當然更多時候去欺負更弱者，或者以特殊方式傷害他人。例如很多女性因為在學生時期和成家之後受到各種創傷，心理變得陰暗甚至扭曲。例如被婆婆欺淩，自己也會“媳婦熬成婆”，變成欺淩自己兒媳的人。還有就是婦女（主要是壹些農村和縣城的婦女）往往通過說風涼話、罵街、拐彎抹角諷刺和摔砸東西、吃飯幹活乃至睡覺前都不斷埋怨他人、當面詛咒、或者其他氣人的方式來慢慢折磨丈夫、公婆或者子女等家人，有時候也以此對付街坊鄰居或者關系不佳的同事。很多在機關、事業單位或者其他服務業工作的人也會把這種難看的臉色和話語甩給來辦事的人或者顧客。看看現在基層很多辦事員或者幹部對待辦事群眾的惡劣態度，各種刁難敷衍，就很能推測（要是在家裏高高興興很幸福，還會在外面這麽發泄嗎？）。尤其在照顧年邁的老人或者臥床難再起的丈夫或者幼小的子女時，往往各種怨氣能夠充分向這些家人身上發泄。不僅是言語上的譏諷、說難聽話，往往會有直接虐待。這也是現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虐待老人現象嚴重的壹個原因吧。當弱者心黑，往往也會有各種方式欺淩他人，而且也很隱蔽，手段也很殘酷（甚至非常殘酷），當然危害也很大。當然這在大城市居民中很少，可能大城市居民不以為然，但是這在農村真的很多。而如果女權得到保障，男女真正平權，女性也有自己不受制和依附的生活，婦女不受那麽多傷害，能夠獨立自主，就不會惡婆媳循環無盡、毒婦怨婦滿村了。而曾經受傷害也不能成為免除自己的責任，尤其不能傳導傷害給無辜的人。不過，想在當今社會的廣大人民中形成既意識到體制弊病，又明白自己的責任，既團結起來推動社會的進步，改變不公的環境，又在自身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履行自己的義務，從身邊做起從自己做起，真是很難的，當然我也並沒有完全做到。更重要的是不僅現實不是如此，反而有很多人在用完全相反的價值觀和行為來生活，就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

    雖然我自己本身就有種種問題，按現在流行的話是“沒資格”來嫌棄他人、評判社會的。甚至從某些方面，自己還是“拉關系走後門”的受益者（轉學時候），上的學校有些也是省內名校（例如河師大附中和濟源壹中都是省內可以排進前20的名校，河南全省大約有上千所高中），自己大鬧時也有某種“強勢者”的味道。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想去講，因為我在農村、縣城、中等城市、大城市都或長或短的待過，加上通過很多閱讀（尤其通過報刊雜誌對當代社會和近現代社會的了解）還是知道了不少東西，雖然沒有上小學，少了這個經歷，但是卻在其他很多方面見到了比同齡人更多的事情，了解了各種善與惡。更不能因為自己可能因為從壹些不良現象中受益過就緘口不言，相反應該為此愧疚，並且利用這些手段取得的較優越的條件為更多人發聲。

    因為我經歷特殊，看問題能客觀嗎？對這個問題，我自己也不能清楚的自評。但是，如果我是如同部分從未經歷各種平民社會環境的“清清白白”、“幹幹凈凈”的嬌生慣養的上層青年，就沒有可能比較深入的知道平民社會真正的貧困、不公、暴力、虛偽、冷漠；如果我不是長期處在孤立、身體虛弱、精神緊張的狀況下，也不能感同身受的理解社會裏各種弱勢群體如婦女兒童在受到傷害時的無助與痛苦；如果自己在校園暴力裏沒有激烈反抗，麻木不仁，慢慢適應、接受了這種有人欺負人有人被欺負的現實，或者完全逃避了事，或者變成旁觀者或流氓、“校霸”行列中的壹員，也不會有現在還算敏銳的觀察與分析能力，也沒有了批判性，而可能把不合理看成合理，也變成自己現在反感的人；如果沒有這些曲折的經歷和具有被傷害和傷害他人的雙重狀況，就不能清楚的體察人性的復雜與惡劣環境對人思想和行為的重塑力。

    從小的閱讀，尤其是沒有功利性引導的閱讀讓自己有了壹定的獨立思考能力，報刊雜誌的大量閱讀更是讓自己在教科書之外能夠更多了解古今中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而且我小時候看的70年代的老課本之類雖然沒有現在的教科書相對生活化，但是卻有壹種革命性和批判現實主義的獨特魅力，在獨立閱讀以及和生活的比對後，會產生壹種推倒壹切不公的豪情壯誌，把公平正義、自由解放而不是現在推崇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當成壹個青年的追求。例如魯迅的《藥》、《祝福》，巴金的《家》，夏衍的《包身工》、海涅的《西裏西亞的紡織工人》等等文章或者詩篇，都有這種追求個人幸福和社會進步的思想滲透出來，不像現在很多課文或者做的試卷中的文章看似貼近生活實則粉飾太平、遮掩不公，而且嚴重的教條化應試化，並不讓妳獨自感悟文章，而是按老師灌輸的意思理解內容，為了考試得高分去自動“貼近”參考答案和揣測閱卷人心理（有的老師直接就說平常各種考試訓練就是為了要“取悅”閱卷人、寫作文要“帶著鐐銬跳舞”，也就是在約定俗成的寫作思路、限定好的價值觀取向、幾個固定的寫作格式下展示“文采”）。

    從校園裏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到成人社會的各種醜惡，這些都需要有人講述、批判、討論、解決。雖然自己是壹個犯過很多錯誤，嚴重傷害過他人的人，但是我還是不想因此而去明哲保身、自顧自己，內心還有壹些正義感和使命感。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如果有黑有白，黑的占多少，白的又占多少，都得分個壹清二楚，而不應該和稀泥，更不應該顛倒黑白，不分對錯。在壹個崇尚權力與金錢、普遍認同強者邏輯的社會，總應該有不同的聲音，哪怕這個聲音很微弱，哪怕發出這個聲音的人自己也“不幹凈”，但是社會不能緘默，人民不能萬馬齊喑，不能讓物欲橫流、厚黑遍地、理想扭曲的潮水吞沒。

   真正強大的國家應該是維護全體（至少也是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讓每壹個人都能有尊嚴的生活，讓每壹個人都有發聲的機會和平臺，而非變成壹部分既得利益者裹挾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來為充滿著不公與虛偽的大集體搖旗吶喊的機器。引用寫有《活著》壹書的余華所著的新書書名--《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很能說明中國的現實，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各階層差距、性別差距，以及前面這些帶來的懸殊的貧富差距、社會地位差距，本應有相同的政治權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差距不大的受教育條件、經濟參與與收入分配的十多億中國公民，卻因為種種非個人努力的原因處在極大的差異之中。這些極大差異形成的原因往往主要並不是個人奮鬥的勤勞或懶惰，而是家庭出身、戶籍壁壘、生長環境、工作行業、人脈關系、所處階層（上面幾點部分內容相互重合）甚至是幸運還是倒黴等非個人原因的體制性、行政性、代際傳承性、隨機性等問題導致的。

    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據統計只有1.09億-2.04億（根據瑞信財富報告和中國金融調查得出的兩個數據），加上金字塔頂端富裕階層的壹兩千萬人，也只占中國總人口的十分之壹至六分之壹，這些享受著歐美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既得利益階層就算不去同情大多數工薪階層以及廣大工農的處境，也不應該把自己的優越感淩駕於平民的自尊心之上，更不能強行拿自己的生活條件去“代表”全體中國人民，進而用“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壓制人民對於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的追求。對於處於更弱勢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農民工、留守兒童（尤其是留守女童）、殘疾人等群體，因為她（他）們本來話語權就微乎其微，在受到欺淩、剝削乃至虐待時往往很難反抗和擺脫較封閉的處境，悲慘程度可想而知。這樣做對得起數十年來因為家庭暴力等原因自殺的數百萬婦女嗎？對得起因為貧窮導致“貧賤夫妻百事哀”而讓女性變成惡婆毒婦怨婦使得整個家庭男女長幼長期處於折磨與矛盾沖突中的千千萬萬家庭嗎？對得起沒有五險壹金養老醫療全靠微薄且易被拖欠的工資度日和養家的農民工嗎？對得起6100萬乏人照看、衣食不濟、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甚至時常被性侵的留守兒童嗎？對得起因為各種政策性歧視和個人性歧視不能和受和普通人壹樣教育、工作、社會參與的機會的殘疾人嗎？

    當然，對於弱勢群體，並不是要去遷就弱者，壹味給弱勢群體各種恩惠，而是給她（他）們梯子和安全網，讓這些人能夠和普通人壹樣有機會求學、工作，和普通人壹樣能夠參與社會生活，有選擇各種職業的權利和條件，而不是淪落底層，變成邊緣人群，也不能讓弱勢群體沒有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要寄人籬下或者依附親友或老板乃至黑社會，受盡白眼和欺淩，甚至被用來犯罪（例如殘疾人被黑惡勢力控制強迫乞討），給這些人基本都物質條件和法律保障，給她（他）們最基本的人的尊嚴。馬克思說過，未來理想社會是“以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個體的幸福才能構成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偉大。保護每壹個人的權益，給每壹個人尊嚴，無論他（她）是強者還是弱者，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市井平民，無論是京滬戶籍持有者還是內地農村戶籍的名下人，都有法律和制度實踐中的平等，都有發出自己聲音和爭取權益和尊嚴的權利，這才是真正偉大的國家，才是值得去愛和用生命去捍衛的國家。

    我想起了初中壹年級時候，我們那時是七年級（即初壹）才正式學英語，班上有很多來自農村的學生，其中有四五個女生英語學的特別好，那壹年我們那裏有個名校畢業生想實習壹下，正好來了我們班，教學能力強，而且教育手段多樣，把平日死氣沈沈的課堂搞得很有活力，還請過我們吃飯。她講的很好，壹些女生學的也很好，她們多數來自農村，但是英語天賦並不比大城市的同齡女生差，無論是口語還是書面做題和寫作。在只有錄音機算是“高科技產品”的簡陋課堂中，她們都表現了很強的學習英語的能力和學習欲望，課堂表現也可圈可點。但是後來這個老師也離開了，就如同偏遠山區壹個優秀的支教老師離開壹樣，孩子們失去了壹個好老師，往往就不再有那麽多的學習進展了。

    多媒體設備和個人電子學習工具的缺少、個人視野受環境限制（與大城市尤其國際化大都市中的同齡人接觸各種外國文化、英語書刊、和外國人交流乃至出國的優越條件天壤之別）等原因，除了個別學生通過拼命努力、用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日夜學習能夠考個好學校，繼續攻讀英語之外，大多數和大城市女孩有壹樣天賦和求知欲及理想的農村女生不得不從這扇打開世界的窗欞前轉回身去，回到那死氣沈沈、破破爛爛的家園裏。像丁X、劉X婷、楊X的女生，英語都是很好的，但是在師資條件、學校基礎設施、生活的大環境以及家庭狀況等因素的制約下，她們只能把學英語當成例行公事壹樣，為了考試而學習壹些，閱讀量和閱讀面都不能和大城市學生比肩。

   對她們這類學生來說，如果很有幸，就考個二本學校，在家鄉找個體面的工作或者在大城市從單位的最基層做起，往往也和英語或其他大學專業沒有多少關系。而更多的同樣情況的女生，可能只能考個三本或者大專，學的英語也早隨著大學放羊式教育和與家裏的父母或者其他親戚關於人生未來的各種抱怨和拌嘴中忘卻殆盡了。甚至有些女生早早輟學，打工掙錢，去大城市從事各種辛苦的工作，然後和同壹階層的人結婚，或者幹脆被家人包辦婚姻，成為和自己母親、祖母等祖祖輩輩的女性壹樣，在破舊而保守的村裏每天沒有理想和追求的麻木的活著，平日出門最遠走到村頭小河，眼睛最遠也只能看見離自己不到10裏的樹林。即便偶爾能去集鎮或者縣城購物和走親戚，也只能帶回大城市早就不流行的款式的衣帽，沈浸在精神生活貧瘠的大包小包之中。至於娛樂，對於很多農村的婦女（男人往往也是），麻將桌是最大的興趣。即便有了互聯網，因為知識與環境的局限，她們在互聯網上的關註點也壹樣非常有局限性，失去了想象力、創造力的她們，在思想的開闊度上，還不如許多進程打工的男性農民工。她們每天捋起褲腿揮汗如雨的在田裏幹活，回家又在油煙裏忙的要死，在與鄰裏罵街、和婆婆鬧別扭甚至丈夫的拳腳中度過余生。不知這時，她們是否還記得剛開始學英語時候的熱情和興趣，是否還記得自己筆尖劃出各種中外知識時心中或許有的壹些夢想--了解世界、走出農門、走向新的生活、追求更多生命的可能性；抑或是壹些樸素的想法--穿上電視劇裏女明星的那種衣服，也和她們壹樣有氣質，走在霓虹燈五顏六色的光映照的大街上，在電視裏演的高樓別墅的陽臺上穿著睡衣看清晨的陽光，和通過戀愛結合的高大英俊事業有成的男朋友雙宿雙飛……

    真正能實現這些夢想的農村女生鳳毛麟角，因為，錄取率太低了，學校之間差異太大了，像河南全省壹本率7-8%，“三駕馬車”省實驗、鄭州壹中、鄭外本部壹本率達80-90％，很多地市裏最好的學校壹本率在30%左右，而普通縣城壹中壹本率往往只有不到5%（除了個別名校），其他普通中學往往不到1%。而農村家庭的子女往往都是在縣城中學甚至鄉鎮高中。而越是經濟條件好、居住於城市的學生家長越重視子女教育，也越能投入更多錢和精力去提高子女成績，在小學或者初中成績好，當然也越容易進入高中名校，這又有利於進名牌大學。壹方面，好的物質條件可以讓子女沒有後顧之憂，專心學習，又能在補課、學習工具、課外作業這些上有能力投入，自然成績較好。此外經濟條件好的家長可以交巨額擇校費讓子女進入名校學習，當然通過關系後門也可以去好學校（我就是這樣進的附中）。而農村家庭在這種競爭失敗後越發不贊同自己子女通過考學改變命運，因為經濟條件不足以支撐子女和城裏孩子壹樣的學習經費投入，家裏邊很多口人素質參差不齊同樣也無法給子女壹個安靜、平和的學習環境。而高考改革之後對學生課外閱讀量、優秀教師引導等要求更高更重要，城鄉教育差距更大。即使考上大學，基本也只能考上二本以下，絕大多數都是三本和專科，而有沒有這類學校的文憑對找工作、對工資多少影響也微乎其微。這也是現在農村流行“上學還不如打工”思潮的重要原因。

    如此循環，階層日益固化，有些人上下兩代都是老板、公務員；有些人自己是白領藍領，培育的子女也要去從事這種工作；中產階級給子女選擇名校、體面工作，其實也是自己同樣人生的延續；底層農民工的下壹代比老壹輩除了手裏多了臺智能手機，衣服比老壹代新壹些鮮亮壹些，職業、社會地位還有個人追求和父母比較並沒有太大變化。教育原本是讓不同階層的子女盡可能站在同壹起跑線，讓每個未成年人都有較平等的機會走向未來，而如今的中國，教育卻成了凸顯社會分層、加劇當下社會各階層固化的推手，讓貴者恒貴，賤者恒賤，治人者恒治人，治於人者恒治於人，雖然也不乏通過應試教育從底層壹躍成為社會精英者，但是相對於整體，這種情況並不多。

    而且更吊詭的是，據我直接和間接的觀察了解（主要通過互聯網上壹些交流以及各種閱讀，現實裏也算見過這類人），從底層尤其內地農村通過應試教育考入名校的學生在各種人文素質尤其愛心、同情心、多元包容、國際視野方面還不如沿海大城市畢業生，反而更加自私自利、崇尚強權、更強烈的追逐金錢和權力，傾向於忍耐服從、“聽話”，贊同盲目的忠孝節義，反對女權、反對同性戀、反對丁克、反對性解放和不婚主義等思潮，在社會議題上持保守主義觀點而非進步主義觀點。例如很突出的壹點，許多（不是全部）來自於農村保守思想濃厚的家庭出身的男性，在婚後往往不能給予生長在大城市的妻子足夠的尊重和理解，在家庭博弈中往往傾向於父母而非妻子，妻子只能更多的順從公婆的意誌，為了傳宗接代而不顧妻子個人自由要妻子盡早生育乃至生多胎、在家相夫教子而非鼓勵妻子在事業上有更多成就和給她更多自主生活空間。這樣就造就了百萬千萬嫁給農村出身男性的城市優秀女性毀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能按自己意願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往往考慮家庭就要把工資收入、離家遠近、是否方便照顧公婆等放在主要位置）、隨心所欲的去旅行、參加社會活動，淪為生育機器和照顧公婆、子女的仆傭，端屎端尿、洗衣做飯，服侍公婆和丈夫，還得聽公婆乃至丈夫的各種責罵，尤其很多婆婆會毫無道理或者故意找茬的欺淩兒媳，各種無端責備、侮辱、謾罵和折磨（例如挑剔買的東西、讓兒媳把幹幹凈凈的衣服在重新去洗，說兒媳做的飯不好吃是故意氣婆婆等），甚至有壹些女性會遭受這種丈夫的家庭暴力。這些曾經對“質樸”的農民出身、刻苦學習、白手起家掙錢致富的丈夫充滿尊敬和愛憐而以身相許的妻子們，最終往往只能在家庭的桎梏中消磨壹生。

    只能說，這是更深層的悲哀，在壹些不發達地區封建宗法殘余和保守主義大行其道的情況下，加上糟糕的教育和大環境不僅毀了很多人去追尋更美好生活的機會，還破壞了人性、扭曲了心靈，讓人變得更加冷漠與無情、虛偽與自私，當農村孩子出人頭地之後，反而露出野蠻資本主義時代暴發戶的青面獠牙。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希望中國的區域、城鄉、階層差異能夠得以縮小，尤其在關系到壹代代新人未來的教育領域，應該通過教育投入的均衡化（而非簡單的改變各省的錄取率）給予不同地域學生在師資、教育基礎設施、教育理念等方面相差較小的教育，培育自由、獨立、自尊自愛、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有正義感、價值觀正常、思想進步健康的新人。當然，這些我只能說說罷了，沒有權力，就無法改變，只希望以前那些來自較貧窮家庭的很好的同學，尤其那些女生，能夠有壹個好的人生歸宿，即使不富裕，也要有些尊嚴和自由，至少少受些委屈，少受些他人的擺布，有個還算不太差的壹生。



   無論是在電視、報刊雜誌、互聯網上了解的社會百態，還是親身經歷的世事艱辛，都讓自己充滿憤懣、壓抑、痛苦和失望。雖然無論自身還是社會，當然也有很多好的東西，但是我總是看不慣各種不好的東西，對各種無恥的人非常厭惡（當然我自己也有無恥的地方，但是仍然極度反感那些社會上其他無恥的人，當然也對自己的壹些錯誤更反感痛恨），尤其是當醜惡的東西還有這麽多的情況下，總是想去改變，但是自身難保，力量又小，無力去打抱不平或者糾正他人錯誤的觀念，每天越看越氣，但是又放不下這壹切，也沒辦法放下，自己的人生不可能與社會大環境切割，沒辦法完全逃避現實。“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雖然這話說起來很矯情，但是心裏總有這麽壹些誌向，去改變不公和懲惡揚善。自己作為壹個經歷許多坎坷的人，很能體會到弱者的痛苦和無奈，對於強大且邪惡的東西有壹種強烈的仇恨，試圖去攻擊它們、推倒它們，把世界上壹切不平的事扳平，把顛倒了的黑白扭轉，只是往往力不能及。

至於我個人的前途，似乎已經是無路可走了。雖然這些年學校生活積累了各種經驗教訓，但是並不足以適應學校生活，也不能很好的融入社會。這些年由於抑郁癥帶來的各種問題，焦慮、壓抑，記憶力減退，思維方面也有些不如以前了，學習成績很難回到前兩年的巔峰狀態。失眠情況雖然不嚴重，但是還是存在，而且最重要是晚上經常做噩夢，即使不太“噩”的夢也往往都是和自己學習或者生活裏的經歷的痛苦有關的，讓自己經常半夜驚醒，睡眠質量很差。而且無論是睡覺還是做別的事，往往都在有意無意的拖延，感覺做什麽都提不起精力，不願意去做，總想逃避壹切。尤其在第壹年復讀時，發現自己經過了多年改變，還是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無法清楚有效的判斷身邊其他人孤立、歧視自己的具體原因、程度輕重，因此也很難有辦法去應對，即使最後發現了壹些問題，往往也是反應過敏或者反應遲鈍。而且如果以後在大學或者工作單位再次和他人沖突，尤其是和那種拉幫結派、有權有勢的人沖突，仍然是沒有辦法擺平。自己孤身壹人，對方人數眾多；自己在明，他人在暗；對方做壞事手段隱蔽，我做壞事手段明顯；自己的陰險程度不及對方、陰招損招的多少和運用能力不如對方；自己喜怒形於色（例如看見那種欺負妳還不覺得自己錯，還擺出壹副“我就這樣妳能怎麽樣我”的流氓，我很可能忍不住壹刀殺了對方，反正永遠都不會忘，有機會就想治這種人。我在附中也曾經有樣學樣的擺出這壹招，最後也退學了，但是絕大多數惡人都沒有因為這種無賴流氓手段受懲罰），往往心裏藏不住事，對方則能口蜜腹劍，在背後慢慢找妳麻煩；自己說話做事往往不會繞彎，還容易得罪老師，對方則能在老師面前裝的很乖；自己不善於撒謊或者至少當面撒謊容易緊張露餡，而對方則能說謊話、不承認做事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別人解決沖突方式“多樣化”，我就只能找老師或者領導，要不就是做比較激烈的事猛烈反擊……

    就像我在初中，七八個人從教室跟到寢室，又跟到政教處，跟在後面嚇唬妳，結果平安無事，我在教室坐在王奕後面卻被勸退學（當然還有前面的原因加上導致的勸退）。別人向我頭上背上投東西、把被子扔地下踩、拿刀剪課本或者在書上畫寫侮辱言語，結果沒人告訴我是誰幹的，但是自己反擊壹下，例如拿裁紙刀在桌子上劃，馬上有人告訴老師說是我挑釁，這就是孤立無援和拉幫結派者的力量對比導致的結果。如果是我幹了這些事，肯定馬上有人打報告，告訴老師或者那個同學，而且即使沒人看見，我想說謊也會緊張而被老師看出來，但其他學生就能臉不紅心不跳的否認，還壹副無辜模樣，或者假惺惺的說句對不起，以後還繼續找妳麻煩（像淩霄漢）。還有就是那些流氓“校霸”往往會看人下菜碟，並不去惹那些和老師關系好、家庭背景好的學生，打架找事也會看時間、地點、時機，這樣往往不影響壹些旁觀類學生的利益，而我往往是在課堂大鬧，反而影響了他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在抗大初中的那幾次，還有附中的那兩次，都是當場發作），引起更多人對自己反感。

    很多老師和學生因為不能完全了解我，在我發作之後不知道還會不會有進壹步的什麽動作，無法判斷我後面還可能做什麽，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當然還是遠遠的走開比較好（但是恰恰是我做事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才震懾住了那些流氓惡棍學生，因為他們摸不透我的脾氣，不知道我在被欺淩或者騷擾之後會如何反擊，所以我才沒被他們打殘打傷或者其他嚴重的欺淩。而像他們平常欺負的同學，正因為他們摸透了被欺淩者的脾氣，知道這些被欺負的人在被欺淩後會用什麽方式反擊（或者幹脆就不反擊），所以才能肆無忌憚的欺淩，而且不會有嚴重後果（就像他們知道壹些“受氣包”即使被欺負也不會反抗，或者在放假前打壹頓，然後過兩天開學這個人氣就消了，所以才挑準放假時候打人。如果是壹個很記仇的人，他們就不會采取這種方式。這就說明我的反應程度和反抗手段的不確定性給我帶來了很大保護，當然副作用就是導致了很多老師同學的誤解和歧視，不知道我還會幹出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我特意采取激烈的和不確定的反抗方式才震懾住了窮兇極惡、人數眾多的流氓惡棍學生。他們尤其怕我受嚴重欺淩之後殺了他們（當然我潑水告狀這些也壹定程度震懾了對方不敢輕舉妄動），所以才只敢小打小鬧，不敢更瘋狂的進攻）。相反，那些喜歡尋釁滋事、橫行霸道的流氓惡棍學生的套路其實對很多普通學生來說還是壹定程度可以預知的，可以通過壹些方式去躲避他們，所以反而對這種人不像對我那樣恐懼。

    還有就是因為學生矛盾而頻繁找老師解決，老師就會心生反感，從初中壹年級開始，大多數學校都在我離開前（有些根本沒出大事時候）就多次給我還有我父親說，最好“換個學校吧”，想送客了事，認為我是個大麻煩（例如壹個學校領導在我離校之後說過“恁終於走了”，聽我父親說的，忘了那人是什麽職位）。雖然其他很多學生也經常違紀，可是由於很多就是小騷擾、小沖突，而且並不告到老師那裏，所以老師並不反感這種學生。至於打架鬧事的，只要不打出輕傷以上，鬧到派出所之類，他們也不擔心，但是像我這種告到老師這裏，就等於老師要為之負責，還要去處理這些事，所以老師當然不太樂意讓我在學校繼續上學。當然，他們也確實沒能力沒辦法去解決這些事。

    此外，前面提到了，很多人認為“存在即合理”，校園暴力中，很多人認為厲害的人欺負人並沒什麽，被欺負的弱者就“應該”被欺負，不激烈反抗，也不上告，欺人者站在欺人的“位置”，被欺負者也在自己“應該在”的“位置”，這樣就“和諧”了，就“沒事”了。我壹直反抗、告狀，與“校霸”之類對抗，然後爆發激烈沖突，壹些學校領導、壹些老師、還有壹些同學就會看不慣，認為這樣不正常，甚至可能感覺這是“擾亂了秩序”、“惹出事”。就像現在西方壹些女權運動組織的調查，壹些舉報同事、同學性騷擾自己的女性反而被老師、領導、其他旁觀的同事、朋友認為是“麻煩的人”、“容易招惹事”，而對她們進行歧視排擠，受二次傷害（可參考維基百科“性騷擾”條目中“抗議後的報復與迫害”部分）。當然，我有時候反抗過度，反應過激也是壹方面。

    還有很重要壹點，就是如果告到老師那裏，往往更容易被同學孤立，因為學校潛規則就是大多數學生之間的矛盾是應該“自己解決”的，而不是去找老師或者家長，認為這樣“告狀”是無能或者“很壞”的表現，這種做法本身就會被很多同學孤立、疏遠、排擠。所以說，相對於那些流氓惡棍式人物，學校更不喜歡我這種人，因為前者做事會看人、看場合和時間（例如在校外、夜間、沒人角落），而且做的事可控或者說不會嚴重影響學校和老師利益（打人不見傷、適可而止，而且打人者和被打者都不會去找老師，往往連家長也不知道，對學校來說相當於什麽都沒發生），而我則容易通過學校正規渠道，等於讓老師和學校領導負責，還得讓他們付出時間和精力，鬧的事往往又是在學校甚至課堂上，而且有時候表現的過激，老師不知道我後續還會做什麽更過頭的事，比較害怕，所以我比那些流氓惡棍更被看做學校和班級的“麻煩”。就像前面提到的附中閆校長對其他打架事件的態度和對我違紀的態度截然不同的狀況就是非常典型的。別人做壞事手段比較隱蔽，而我則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做，非常明顯，所以更容易令老師和同學恐懼，畢竟眼見為實，直接見到的暴力就能對壹個人產生更清晰的印象，至於那些打過很多次人的流氓惡棍，只要沒人看見，就能在人前裝出壹副惡棍紳士的風度，並不招人厭煩。這種情況下，何必去學校給別人“添麻煩”，也給自己“找氣受”呢？（當然，在這些年中，因為長期處於對抗之中，有時候會把壹些不是太嚴重的事反應過度，反抗過激。因為害怕自己壹旦退縮導致對方變本加厲欺負，所以壹直只能以超強硬對強硬，豁出命來對抗，行為自然容易非常過頭。而且加上害怕被欺淩者中唱紅臉的騙了，痛恨那種打完之後假惺惺道歉，以後還繼續欺負的那種情況（在這篇文章和另壹篇文章都提到過）。所以往往拒絕任何和解，包括對普通同學的調解也抵觸，所以處理方式也確實不當。）

     此外，壹旦和個別人發生沖突，不僅容易得罪和這個人關系較好的壹幫人，還容易因為自己情緒失控、判斷力不清晰、表現的反擊方式激烈等原因和其他普通同學關系也惡化。就像在初中，無論是在壹初中，還是抗大初中以及二初中，因為和個別人發生沖突，由於手段過激，壹方面別人對我的看法發生變化（例如劃手自殘事件讓其他人看見我就躲開跑），導致很多和我沒矛盾的人也疏遠我；另壹方面，由於和流氓學生沖突，導致自己對其他壹般同學也產生戒備心理，甚至厭惡所有和那些流氓混混關系較好的人，就導致自己也對沒有傷害自己的其他同學產生敵意（像其他人想參考下我的作業或者試卷，其實讓他人看看多好的交朋友機會，但是當時很固執，還捂著不讓看，堅決拒絕），還有因為發生矛盾後自己吃虧導致心情不佳，然後對待其他和自己關系好的同學也沒有好氣，甚至把因為和流氓校霸沖突中吃虧的氣轉到日常和其他同學交往上，表現的缺乏禮貌、把他人的善意拒之門外等等，例如在附中和淩霄漢發生沖突後，我對班裏其他同學也不像以前那麽熱情有禮貌了。加上自己交際能力差，不能準確了解其他每個人的心思和對我的真實態度，面對壹部分人（假如5個人）歧視、攻擊我，可能自己會誤會有10個人對我不友好，然後對這些人都充滿反感，這種情況下，和個別人的沖突就演變為和很多人都有了芥蒂，加上前面說的壹些被孤立的原因，互相作用，然後惡性循環，導致和班級內同學的關系越來越不正常，出現越來越多的矛盾。這些年雖然試著改善，但是並沒有多少成效。結果這樣不僅讓我自己受到很多額外的傷害，還給其他原本可以正常和平相處甚至成為好朋友的同學帶來了不安和反感、傷害，把原本正常的那部分人際關系也搞砸了。

    在這種環境下，就會越發敏感多疑，判斷力出現偏差，把他人壹些正常的舉動也看成挑釁或者孤立，這樣讓自己更難受、對他人更厭煩，逐漸變得難以分清善意和惡意，在和他人普通的爭執中反應過激，激化矛盾，自己脾氣也變得更糟。而且沒有可以完全交心的朋友，也就意味著很少有人能教給我學校裏各種生存的技巧，這樣對於學校裏各種“潛規則”或者說別人司空見慣但是我還不知道如何處置的事缺乏了解的渠道。我也缺乏與其他同學深入交流的能力，我無法了解別人的意圖，別人也無法了解我的意圖，總是出現各種誤會，造成許多矛盾，而這種不良的關系又導致矛盾無法得到有效解決，把很多原本可以化解的非蓄意攻擊的小矛盾變成後果嚴重的沖突。每天都要費上很大的精力去費勁的分辨別人做事的意圖和對我的態度，每天對別人的有壹定褒貶意義的話都得壹句壹句分析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就分析這些永遠分析不完的東西就精疲力盡（其他普通同學之間判斷他人壹舉壹動往往就像吃面條拿起筷子壹樣下意識和自然，就像算壹加壹等於二這種算數題壹樣從腦子裏不需思考的投射到手上寫出，不需要多考慮就知道別人在幹什麽，而我卻需要琢磨大半天），還怎麽好好學習和快樂生活呢？想到去了學校就總要面對這些，就沒有什麽勇氣再去，也不想受以前受過的這些罪，不想天天像被電擊壹樣因為別人的冷眼或者誇張的歧視動作而渾身發顫，然後又像行屍走肉壹樣呆滯的看書，身體像被抽空了壹樣，沒了魂，然後自己慢慢變得越發精神異常，自語自笑，變成壹個孤獨的怪物。在沒有外界傷害和敵意下的孤獨沒有什麽不好，關鍵是孤獨和孤立是不同的，孤立是被四周用不友好的方式對待，並且影響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生活。

   還有就是自己缺乏各種與流氓式人物對抗的手段。壹旦出現沖突，只能還是找老師解決、小發作、大鬧之類，甚至做出更極端的事。因為自己沒有流氓惡棍的那麽多招數，而且也沒有精力去每天慢慢和對方鬥，加上自己容易生氣，長期壓抑肯定會爆發，找老師也不能處分他，更別說開除對方了，被欺負還要天天見面，即使想保持心平氣和也不可能。前兩年壹直特別後悔以前做的比較極端的事，例如潑開水、自殘、站桌子上、去市裏告狀，現在雖然還是後悔，但是想想其實那時候也沒別的辦法或者發泄渠道，投書砸自己、拿剪刀砸自己的人天天在眼前晃，背後各種風言風語、挖苦諷刺，用陰招（前面提到的破壞書、弄臟被子、跟蹤、把和我有矛盾的人安排在壹個通鋪鄰位之類）整我氣我，又打不過那麽多人（裏邊有些人即使只打壹個人也打不過），老師也不能制止，連個處分都沒有，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反擊，雖然我自己在這種反擊裏傷害最大，對名譽產生永久的無可挽回的損害。而且對方人多勢眾，消息靈通，即使找妳的事也能讓妳抓不住對方（找個外班不認識的人打妳罵妳或者跟蹤妳，就像初壹時候徐士強帶了壹群外班學生打我，就像李治派人跟蹤去見馬主任的我壹樣），雙拳難敵四手。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因為自己和有矛盾的人力量不對等、信息不對稱，所以往往不知道對方會在何時何地、用什麽方式來找麻煩，精神容易過於緊張和焦慮，時間長了會陷入過敏或者麻木狀態，更加難以理性、有節的對付各種矛盾沖突。與人出現不和後，只能通過自己的猜測、分析來判斷事情，判斷對方可能傷害自己的各種手段，自然容易出差錯，甚至被誤解為“被迫害妄想”。雖然這些年吸收很多經驗教訓，但是並沒有多少新的對付流氓混混學生的手段，同樣也沒有適應各種亂七八糟的人都有的職場環境的能力，所以即使去了學校，說不定還是會走老路或者做出更激烈的事，給自己和他人都造成嚴重傷害。所以這也是我壹直沒有去復習學校，而且某種程度刻意逃避考大學的壹個原因。

    現在通過互聯網又了解了各行各業各種人的思想，反正看到了更多社會黑暗面，感覺如果我遇到了這些可能會比以前更忍受不了，尤其遇到對方玩陰招暗中下絆子或者做了傷害自己而不承認、還繼續蠻橫無理的情況，容易極為憤怒，暴怒下頭暈腦脹，吃不下飯，如果在這種環境中不出事可能倒奇怪了。看到那種“反正妳也怎麽不了我”、“我就這樣找妳麻煩妳又能怎麽樣”的人，我肯定忍不住發作（我曾經也學過這麽做，算是壹種痛苦中的逆反），搞出大事。因為自己的特殊情況導致的個人思想、行為的與眾不同，現實裏很容易和這種人沖突，但是自己實力又不能戰勝對方，每天還要低頭不見擡頭見，不是自己天天被嚇唬、歧視、孤立甚至直接被毆打，就是壹直對抗，防備對方，更不可能集中精力學習了。像在初高中那種情況壹樣，像和李治王若斌等七八個人天天對抗壹樣，每個充滿惱怒、痛苦，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不是天天痛苦的忍受，就是做很極端的事，而且到現今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不做，因為太痛苦和壓抑，也沒別的解決辦法，只能搞出大事。而且由於這些年的經歷，只要看見這類人就非常憤怒，普通人侵犯到我的利益到不見得會惱火，但是這種強勢的流氓惡棍，哪怕他們稍微影響壹下我，我都想把他們碎屍萬段。被欺負或者譏諷的時候反應遲鈍、逆來順受會被忍看不起和惹人嘲笑，雖然激烈反抗也會被嘲諷或者歧視，但是總比變成倒黴蛋和可憐蟲強。而且無論是罵人、說難聽話諷刺，或者下絆子找麻煩，因為我比較敏感，更容易受傷和生氣，難受很久。而對方聽見我罵或者攻擊可能往往滿不在乎，臉皮厚甚至不要臉，這些攻擊他們根本沒往心裏去，正所謂“無情者傷人，有情者自傷”，等於說即使表面上我和對方扯平，實際上還是我受的傷害大。如果這樣處於矛盾沖突之中，自然不必要去學校，不必要去找這種罪來受。

    此外，別人傷害了我，我很難受，而我如果傷害了別的無辜的人，或者在反擊中做的超過應有的限度（如果沒有超過限度只是“以牙還牙”對等報復，我並不會過意不去），“防衛過當”，超出了對方對我的傷害，我心裏也非常不安，往往會有愧疚悔恨。也就是說無論是他人傷害我還是我傷害他人，都會非常難受和不安，而且壹直存留在內心裏揮之不去，記很久甚至記壹輩子。直到現在我還都清晰的記著那些傷害我的人和我傷害的人。我很希望扯平所有問題，報復傷害我而沒有得到應有懲罰的人（雖然這個想法惡毒，但是確實是我內心的想法，揮之不去，我沒想報復過頭，只想讓自己因為他們對我傷害的那個程度的等同的還回去），而讓我傷害的人通過類似方式傷害我以扯平。但是這些恐怕無法實現。我要是現在找去這些人求傷害我以扳平，別人還以為我神經病，造成更大損害。而且大多數我傷害他人的事情沒辦法通過暴力直接讓對方扳平，因為自己在這些事情中不是用暴力傷害的別人。而且如果自己沒有充分的條件去補償對方，只口頭上道歉賠罪的話，別人只會認為自己虛偽和矯情做作（如果我大學畢業有工作和較高收入，我當然願意用實際行動包括物質補償來表示歉意，但是現在關鍵是過不了大學錄取這壹關，何談工作和收入）。而且萬壹對方出惡意，用超過自己曾經傷害對方的程度報復呢？這樣我豈不是繼續和對方進行復仇循環了？而且如果我繼續上學，工作，接觸社會，毫無疑問還會重演過去很多事情，制造更多對不起我和我對不起的人，心裏會更難受，更抑郁。所以壹直逃避現實，逃避人，逃避生活。

    總之，壹旦進入某個群體（學校，中學或大學或者其他工作單位），必然會給自己帶來傷害，而且也可能會對群體中無辜的人產生不良影響，還辜負了群體中對我友好且有很高期望的人（例如對我比較好的老師、同學還有介紹我入校的人，例如二初中的劉主任），讓他們感覺很尷尬和煩惱。我現在非常害怕再次讓支持幫助我的老師和同學失望，甚至讓他們大驚失色、非常無語。所以盡量少接觸人，接觸的越多就意味著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性越高，而且導致對我本來非常支持和贊賞、充滿期待而在出事之後非常尷尬的人就越多。現在只要處在有很多熟人在的集體、多人的環境裏，就感到各種不自在，無論是周圍的人對我，還是我對周圍的人，都會有壹種排斥，我在場時候我不舒服別人也不舒服，感覺自己在群體裏很礙眼，很多余，全身上下都不舒服。每天我都得費極大的心力去分析別人壹舉壹動對我是善意是惡意、究竟想表達什麽（別人可能立馬就明白，但是我卻要想很久也不壹定能搞懂別人的行為究竟代表著什麽，別人對我的看法和行為究竟是想表達什麽），自然也無法及時的做出合理的反應。其他人得心應手的人際交往在我看來比登天還難。別人因為我在而感到麻煩，我也確實容易在與他人相處中產生麻煩。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鬥爭，各種麻煩會接踵而至，各種煩惱也會不斷出現，這也就是我壹直以耽誤學習乃至毀掉前程為代價逃避學校、逃避社會的原因。

    每當想起以前做的很多事，自己本身就覺得自己是神經病，荒唐、離奇，但是如果再次遭遇那些種情況，可能還是會重蹈覆轍，做那些冷靜下來的時候感覺非常愧疚、匪夷所思的事情。因為自己沒有別的辦法解決問題，而且又容易激動。而且自己壹旦退縮，對方會變本加厲攻擊，所以明知道做的壹些事對自己名譽有非常不好的負面影響，還是要去做。很多事情（例如紮人、潑開水、站桌子上往對方書上吐痰、站人家背後比劃嚇唬（包括說狠話威脅他人安全）之類）我明知道不對，但是面對惡劣環境，面對不友善、恐嚇甚至攻擊，我卻必須用這種極端手段保護自己、震懾對方，以此出氣，非常違背自己的本意，和內心價值觀完全沖突。這令我更為痛苦，也讓自己對未來非常絕望。人與人為什麽非要互相傷害呢？為什麽呢？為什麽呀？

    我這些年雖然拼命想改變自己，卻還是處處碰壁。就像在復讀的第壹年時候，我自以為已經改變的能夠融入集體生活，但是結果卻非常悲慘，自己仍然無法適應。我感覺相對於初中時期，我高中幾年已經竭盡全力在行為舉止、言談內容、生活習慣各方面做出了巨大改變，例如在講究個人衛生方面，我現在天天洗臉洗手洗腳，有時候壹天還洗好幾遍。在與他人交往是也很註意措辭、語氣和內容，避免冒犯他人或者與人爭執。在看到看不慣的事情時也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盡量“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離容易發生矛盾的學生遠壹些，但是還是逃不脫孤立和歧視。可能我確實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改進，但是很多人連我有哪些問題都不直接告訴我，我又怎麽改正呢？壹個人先得要知道自己錯在哪才能改變，連錯在哪都沒人告訴我，我怎麽改呢？很多毛病我自己確實感覺不到。

    很多時候我為了改變不良習慣做出了巨大犧牲，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性，例如養成衛生習慣費了巨大的精力，每天用很多時間去做。至於其他性格上思想上的不合群，我也想辦法避免了，但是仍然無用。想討好別人別人也不會領情，因為自己不知道怎麽樣才能順其自然不那麽磕巴的融入環境和交友，可能生搬硬套的套近乎讓別人更反感吧。壹方面自己放低身段甚至低三下四去適應環境，另壹方面還是沒有回報。我也不知道該怎麽繼續改正自己，才能適應集體生活環境，才能有更多的朋友（或者至少能夠少壹些對我充滿惡感的人）。壹直在反思自己的言行，但是到現在還是沒有搞清應該怎麽做才能避免各種問題的發生。有時候自己感覺完全正當的事別人也覺得不正常。

    就像我在附中壹開始交了住宿費，但是並沒有去住壹天，結果後來我去找了幾次班主任開證明、找後勤科長和副校長簽字退費，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後來卻成了關老師方老師在我出了站桌子事件後給我家長談話時說我“性格特殊”的壹個例子，說我“（大概意思）為了退幾百塊錢住宿費這麽有毅力，找了那麽多次老師和校領導”，關老師還說連他外甥女退住宿費都沒退成，他（指我）還非要去退。我覺得既然有流程為什麽不能做呢？為啥我合理的去辦事也被拎出來講呢？我確實不能明白這件事究竟怎麽體現出我品格或者性格的負面了？跑了很多次明明是因為妳們拖著不辦，來回開證明，所以才花了那麽長時間辦這個事，這怎麽壹下子變成我的問題了？妳們壹次性就能辦好我還來回跑這去那幹什麽？老師或同學對我的意見諸如此類還有壹些，他們覺得特殊，但是我確實感覺不到，我不知道怎麽好了，當然如果有人提醒或者提前告知，我會力所能及改變壹些（例如如果我知道退壹點住宿費錢還有這麽多負面評價，我肯定不去要了），但是也沒人說啊。就像方世蘇老師曾經在我出了那些事之後問我：“妳究竟想要怎麽樣？”，其實這也是我想問其他同學以及老師的，我很想知道妳們究竟是想怎麽樣，為什麽在我沒侵犯妳們利益的前提下這樣對待我？妳們究竟想幹什麽？怎麽樣才能讓妳們滿意？妳們這樣做究竟想達到什麽目的？怎麽樣才能罷休？

    在這近10年中，我對不起很多人，也有壹些人對不起我。作為壹個看不慣他人為惡和反感社會各種不良現象的人，如果自己做了傷害無辜他人的事，或者反擊對方卻給對方的傷害遠超出其應受的損傷時，就會特別痛苦後悔，惱怒煩躁，腦子裏經常浮現那些事情，陷入強烈的自責當中。如果辜負了壹些人的期望和沒有珍惜好壹些機會，自己也會很內疚，雖然有時候可能還會重蹈覆轍。有很多老師對我很好，無論在學習方面還是其他方面，例如思想開導上，都給我很多幫助，例如王莉老師、赫秀壯老師、關仲卿老師、何華星老師、劉連偉老師、婁捷老師、王向明老師等（還有其他許多人，就不全部列舉了）。還有兩個校長（抗大初中（北校）即抗北的王校長和二初中的程校長）都是很耐心的給我講社會現實，勸導我應該適應學校環境，對問題有正確的看待，雖然他們並沒有解決問題，但是他們確實也消滅不了這種流氓學生，對我則是做到仁至義盡，還細心開導、教育我，而我則是鬧到他們的上級教育局，弄得學校名聲不好，也對他們不好，壹直感覺很對不起他們。

    像王國華老師、閆紅薇老師、蘇連琴老師等人，也都曾經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但是由於我必須要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回擊那些找我麻煩的學生，所以只能告狀、鬧事，包括找她們解決問題、指責她們不處理違紀學生，給她們帶來非常不良的影響。這確實是沒什麽辦法的事，以後萬壹我還能活得好，願意給她們直接的經濟補償以致歉（不過如果放到現在，面對那些流氓學生，我可能還只能這樣做，因為實在沒有別的辦法）。

    還有很多同學，有些也向我釋放善意，但是那時候在天天鬧矛盾、精神高度緊張情況下對周圍充滿敵意，壹些同學和自己說話、打招呼沒有積極回應，非常冷漠，甚至充滿敵意的看著對方。像初壹時候，有壹個叫靳X洲的學生，雖然平常也喜歡和那些流氓混混學生說話，但是對我壹直比較關心，還在我和他人出現沖突時候好心勸我。但是那個時候我就對他愛答不理，壹點禮貌都沒有，這也是我人際關系交往很差的壹個例子吧。此外還有壹個叫高X程的學生也曾經好心勸我要和同學相處上註意方式方法，也是很好心的，我也沒珍惜這種真心的關懷。還有例如李X森的同學，也曾經對我很好（當然還有許多人，在此不壹壹列舉了）。還有自己初中時候喜歡捂著（不是比喻，就是這種具體動作）卷子不讓旁邊的人看，還不讓別人參考作業，現在感覺非常後悔和幼稚，我這樣做別人自然會把自己看的特殊和孤傲，甚至認為有敵意。要是小學階段也上過，就絕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我因為此前從沒上過學校，所以以為完成作業、考試這些都是很莊嚴的事情，不應該有不合規定的行為，後來才發現自己這些做法多麽幼稚和怪誕。其實到了高中我自己也抄過別人的作業，也在默寫沒完成時候看過別人的。但是初中時候完全意識不到這些其實稀松平常，而是當成多麽大的罪過壹樣）。在二初中時候也有女生主動給我壹些我沒有訂（因為來得晚）的卷子或者練習冊讓我看，但是自己也沒感謝對方，緊接著又和他人沖突，鬧得地覆天翻，自己在女生眼裏的形象可想而知了。

    後來在高中，也同樣有很多對我比較好的同學，就不壹壹說明了，不過我都沒有來得及報答或者說同樣的友好態度相還，就因為那些矛盾沖突而讓自己在他人眼裏變得可怕、可憎了。平常對待壹些人也有某些地方的歧視。

    還有那個被我用裁紙刀紮傷的學生王乾坤，我壹直也感覺很後悔，如果是紮的那種特別可惡、平日就欺壓良善的惡棍，我壹點都不會後悔（對那些極壞的惡棍雜種殺了都不會愧疚，還會很高興，如果能親手處決那些危害人民安全幸福的社會渣滓，我不勝榮幸。如果紮的是淩霄漢那種人，我肯定不會後悔和愧疚），但是對他這壹刀遠遠超過矛盾應有的沖突，他也並不是那種特別壞的人。此外我在這個事件之後休學了壹個多月就去了壹所比較好的學校（河師大附中）雖然二者之間沒有直接關系，而且我早就想去外地上學，不管出不出這個事都會去外地，只是時間問題，但是總感覺怪怪的，我傷害了他人，自己卻去了壹個更好的地方學習，這不是踩著別人肩膀上位嗎？我最痛恨這種人，雖然我並不是有意傷害，但是客觀上某種程度就是這種樣子，總感覺自己很慚愧（雖然因為刺人這件事自己心理和生活學習都已經受到巨大創傷（前後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但是這個別扭還是轉不出來）。

    而且據我所知（高三時候和我媽又聯系上才知道，做那個事之前不知道），他父親很早就去世了，家境也不富裕，她母親把他還有他幾個姐姐拉扯大很不容易，而我因為這種沖動就刺傷對方，感覺很對不起他，後來也想道歉，還托以前的班主任捎了話（因為和縣裏幾乎所有人斷絕關系，害怕見面引起其他學生找事，或者借機慫恿，所以不方便當面見。如果以後方便，我還是願意見他，讓他用合適的方式報復回來）。要是讓他紮我壹下或者打壹頓還回來（讓他忍氣（壹直沒找到我報復，肯定算是忍氣啊）好幾年我已經很愧疚），我心裏才能安寧（當然如果我以後有機會也願意用自己勞動獲得的經濟收入再次適當補償，雖然家人已經賠償過壹次）。

    而那次被我熱水不小心誤燙的女老師（她才在那個班教學不到壹個月，我連名字都沒記）則是我最感到對不起的人。她沒有要求追究我的責任，連經濟賠償都沒有要，而她頭部被嚴重燙傷，我心裏非常難過，壹直想去道歉，但是自己又沒有壹個好的文憑或者說成就，高考連續失敗，有什麽臉去看她呢？（如果我還能考上名校，對她我也會進行經濟補償，口頭道歉太虛偽，但是得我考上名校並且大學畢業有很多收入）現在經常摸自己的頭和背，總是不由自主的設想自己被開水澆頭的痛苦、被刀紮的疼痛。或許是過於的將心比心，這種想法經常冒出來，根本擋不住，千百次的想象自己遭受這種傷害會有多麽疼痛，連細節都要構思（例如如果我背上被紮疼的難受，上廁所會不會用力也疼呢。開水澆頭上把頭皮燒壞究竟是什麽滋味？頭皮留疤會多麽痛苦？這些想法讓我更能對我用開水潑和用刀紮的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更為自責）因此身心俱疲，極為痛苦不安。

    此外，有時候我確實會因為壹些小事小題大做，加上在惡劣環境中防備心理太強，容易把壹些並不是故意找事的意外行為當成挑釁。例如有兩個學生在玩，把書扔到講臺上，我正好在那站著，結果以為又是有人找事，於是告到學校教導處。我這種做法就太過分了。雖然是因為那些流氓惡棍學生挑釁以致精神緊張導致的，但是我自己也有壹定責任。還有壹些口角、說話行為的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反應過度，用很激烈、很不好的方式對付對方，很明顯也是非常錯誤的行為。因為這點事告對方，確實會被很多人看成神經病。對於這些我對不起的人，每當想起就特別羞愧難受，想到那時候做的那些事就想找個地縫鉆進去，為此壹直懊惱和慚愧，希望這壹切都沒發生，但有時候又覺得壹些事不可避免。

    同樣對於其他那些想感謝的老師也是因為高考失敗而沒有去看望，只有壹次給壹個老師打電話說考上（那次只是分夠但是並沒有報誌願）xx大學的名義才說了幾句話，但是後來也不去聯系了。現在高考是這個局面，我有什麽臉面去見這些老師呢？他（她）們對我的近況應該是不知情的（長期都沒有回老家，加上去外地學習之後，不希望以前的事傳播過去，所以刻意不想和老家初中那些人和事再扯上，也沒有電話或者QQ微信之類的聯系），我也壹直感覺羞愧。對我來說，除非考個211、985院校才能不太丟人，而考上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那種名校才能比較有臉去看望以前教過我的老師。但是現在這些離自己都越來越遠了。（這些事有些相當嚴重，還有壹些雖然有人告訴我不嚴重，但是我還是覺得嚴重。對於經常打架欺負他人的人可以不在乎比較輕的傷害，但是我不能。我既然譴責校園暴力，自然對自己應該要求更高，每壹件做錯的事都是汙點）（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人，還有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因為防備心太強而在言語行為上傷害過很多無惡意的人，或者對別人的壹點小毛病小問題反應過度，也是很不好的。而且有時候在可能控制沖突時過於錙銖必較，不夠自重容易做過頭的事）（對於那些因為我大鬧客觀上影響了正常學習的人，我也非常抱歉）。

    不過如果壹定要在受欺淩和防衛過當之中選擇，我還是選擇後者吧。我看到的很多被欺淩者，並沒有因為不反抗而被欺淩者放過，欺負人的反而更加毫無顧忌的欺負。而旁觀者無論男女也並沒有去阻止（反而往往是流氓惡棍欺淩者中的壹些人會“適時”的勸說不要再打再欺負了，避免打的太重出了大事），也沒有誰公開表達同情和幫助（或許私底下也有在內心裏同情的，但是也沒多少，大多數人都覺得這些人是倒黴蛋、活該，甚至很多旁觀者還對被欺淩者進行嘲笑、鄙視。從這些人看到校園暴力之後的表現，如語言、動作、神情就會知道）。既然這樣，那我還有什麽必要妥協退讓、保持理性平和呢？那樣別人只會更加把我看成倒黴蛋、傻逼、糊塗蟲，把我被欺淩當笑話看，更沒有人尊重我，我更加活不到現在這樣。那些在大城市裏不知道內地縣城和農村的社會生態的人對我寫的這段話可以無視，繼續妳們聖母心度小人之腹。

    至於那些直接打我我、砸過我、騷擾、歧視過我的人，他們絕大多數也並沒有受到什麽懲罰，甚至還心安理得，不僅對我猖狂，對其他弱者也猖狂，不僅當時壹時耀武揚威橫行霸道，他們壹直都是耀武揚威橫行霸道，無論平常說話，還是走路和舉動，各種行為無不透著流氓惡棍橫行霸道的作風。尤其那些例如通過在背後投東西等在背後耍陰招的人，我從來沒忘記。雖然現在看不到這些人了，但是這些人現實裏還是這樣，我看不到不等於沒有發生。而且在其他地方又看到很多具體的人不壹樣但是言行舉止、在群體裏的地位各方面和以前見過的流氓惡棍沒什麽兩樣的人，只是看到了更多種類的陰招和惡行。

    而其他沒有直接欺負我但是各種歧視和孤立我的人，例如看見我就趕快跑的人（不是比喻，前面說過很多了，就是直接跑，躲開），很多情有可原吧，如果我看見壹個可能威脅到自己的人或者看著別扭可能也會躲開，我在學習和生活中對壹些人也會有偏見或者類似歧視的情況，只是我壹個人的歧視起不了多少實際作用，而壹個集體幾十人的偏見或者排擠則能產生巨大直接影響。任何人都有權利與討厭的人保持距離，所以這些普通同學的行為無可厚非。不過有時候完全沒得罪對方卻被排擠也是很難受，對這些同學我確實不好評價。其實這些同學往往也受那些流氓惡棍或者喜歡翻嘴扯舌的人挑唆和影響，才對我有更深的反感。不過話又說回來，我自己也確實有言行不當的地方，不能指望別人都遷就自己、哄自己，這也是錯誤的想法。經過這些輕重不同、直接間接、有意無意的傷害，自己精神遭受了極大的創傷和扭曲。他們做的事情有些承認了，有些不承認。不過很多事眾目睽睽，就像投東西，我很多時候看不見具體是誰，但是其他同學看見了。至於像跟蹤嚇唬，這些也有人看見。或許也有完全沒人看見的事。對不承認做事的他們有種當著所有老同學的面發毒誓嗎（大多數他們找事時候都被人目擊了，他們敢當著看見這些事的發毒誓嗎？）？我就敢發這種誓言。

    雖然因為在惡劣環境中精神緊張，有時候存在誤會、誤判，搞錯了壹些事，就像附中時候認錯了投東西的人，或者把壹些不是惡意的人和事當成壞人和惡意攻擊，但是絕大多數時候的事都判斷對的。我敢做就敢承認，這些人做了不敢承認嗎？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敢拍著良心發毒誓嗎（如果有良心的話）？不敢在以前的老師和同學以及社會公眾面前發毒誓嗎（具體發什麽因為太難聽所以不在文中列，不過如果見面對質我可以說出來，例如包括發誓者自己在內全家慘死？這是最輕的誓，還有其他更毒的以自己、父母、妻子、兒女（即使他們有些人現在沒有，以後也可能有吧。）以及其他他們最親愛的人作為發誓的內容？）？做壞事即使騙得了老師、騙過所有人的眼睛，也騙不了自己的記憶、自己的內心。天公地道，人心為秤，那些借口沒有錄音錄像、沒有人看見（或者有人看見但是沒人敢作證）而否認自己罪惡的人要知道，天地之中自有公道和青天。只要做了，這些言行就永遠印在了世界上，不能抹掉。（我說的這些不僅只是針對欺淩我的人和欺淩我的事，還有這些人和他們的狐朋狗友欺淩其他弱者的事）（當然，對我自己也壹樣，我做的錯事我也會永遠記著，會懺悔，想辦法彌補，以及用以後對社會發展進步的貢獻、對不公正社會的改變來贖罪）（當然，有些時候的歧視我自己也有很多責任，這個在文章中提到過。有時候自己也沒把握好他人的善意，有時候自己把可以搞好的關系搞糟了，我個人也應該承擔起自己的那部分責任）（即便壹些人昧著良心發誓，其實還是有人看到的，例如投東西後面肯定有其他同學看到，還有跟蹤威脅我，像李治讓另壹個外班的人跟蹤我，至少那個跟蹤的人知道李治說的真假。真的發誓對質時候我會把他的誓錄下來，包括錄音和錄像（如果他敢發的話），然後發給所有同學以及公開在社會上，看看他在那些知情者面前能不能擡起頭來）（假如壹開始就進入了比較友善的環境而不是四面受敵，不是壹開始就遇到十幾個人拿磚追我，不是壹直遇到各種欺淩者的挑釁，如果都是善意玩笑和交流，或許我能在沒有上小學的前提下較好的融入初中，也就沒了後面的那麽多事情。）

   至於說家庭，雖然我壹直對家裏決定沒有讓我上小學導致這壹系列問題而極為憤怒和怨恨，也對小時候遭受的家庭暴力例如各種恐嚇壹直存有恨意，但是自從上初中以來，尤其上高中之後，我父親還是盡心竭力支持我，找了好幾個學校，而且還是重點中學，在經濟上做到了有力支持。由於我大多數時候不住校，又加上經常通過旅遊散心調節心態，住宿和車費就占了生活費大部分，加上吃飯和學費，我的開支還是很大的。對於壹個家裏有兩三個病人（祖父母長期臥床，我父親現在腦溢血還沒好利索）、收入只是縣城中等水平的家庭來說，我的開銷已經是壹個沈重負擔了。此外，雖然我曾經受到家人的傷害，但是家人也強調“壹致對外”，在我受到外人例如學校學生流氓的傷害時還是比較積極的支持我並且去找學校老師和領導想方設法解決問題，對外人傷害到我也比較憤怒。由於家庭對我反抗學校惡霸的支持，我才能與這些學校的流氓惡棍進行長期的鬥爭。雖然這些也不能彌補前面錯誤決定（沒有上小學和適應家外的環境）和小時候家裏惡劣環境（前面提到過）給我造成的無法挽回的巨大傷害（這種傷害壹直影響到現在），但是畢竟我父親盡了自己的力來盡可能彌補，而不是讓我自生自滅、對我撒手不管，在經濟上做出了巨大投入（雖然現在由於種種原因在縮減）。

    此外，在我上高中之後，我父親給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間，不僅同意我住在離家幾十裏的學校外面，還不過多幹涉我的日常生活，也從沒有在學習成績上逼迫過我，對我個人興趣愛好也沒有過多的幹預，當然這也和我想方設法使用各種手段疏遠家庭有關，不過這個過程中我父親總體還是比較開明的，雖然個別時候也做過壹些暗中幹涉的事（這個也不方便在文中說太多。不過可以舉兩個例子：我和壹個縣城的壹個親戚（是我父親的幹媽）說了說關於以前我小時候父母離婚以及為什麽不讓上小學的事，結果我無意中告訴父親，父親就帶上我爺爺直接找到對方家裏質問為什麽給我說過去那些事，把這個老奶奶嚇得不輕。還有我在濟源和壹個語文老師關系很近，我父親還在我說起這的時候抓起其中壹個細節（那個老師在學校外面而不是家裏和我談話，說那個人對我有戒心，以此挑撥關系（雖然我也覺得這個老師應該是這樣也戒心，但是用不著家人告訴我，用不著父親或者其他家人警告我，因為他的目的是不讓我對外說家裏的事，破壞我在外的關系））。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雖然我父親給我壹些自由，但是包括他在內的家人只要有壹點點機會，就還想控制我，從本質上想控制我。所以我只能通過對家裏撒謊保護我的自由、保護我的隱私，保衛我的生活）。我為了擺脫幹預有時候也會對家人撒謊，不說明學校的很多事情，甚至也不告訴家人我住在外面的哪裏來抵觸幹預。當然我撒謊也有報復家人對我特別小的時候的事撒謊的目的。我報復心比較強，而他們都不願意告訴我離婚和搬家還有不讓我上小學的具體實情，而且對造成我如今狀況的責任上壹直支支吾吾避而不談。而且現在我父親和我姑時常還在壹些事情上對我撒謊，而且次數很多（這個不方便在文中說，具體可以當面說）。所以我也用對他們撒謊反欺騙，家人相互撒謊，也是壹種奇景，雖然經常在我家庭裏發生。

    我姑雖然小時候給我很大傷害，但是畢竟後來照顧了我父親，履行了我該履行但是沒能力做到的事，所以恩怨還是得分開的。不過她是否在她的工作單位或者和親戚朋友的聊天閑話中說我的壞話，傳播我在學校的事情，這個不得而知。雖然她比較傾向“家醜不可外揚”，但是因為我和她壹直有沖突，我也曾經很多次在外說過她的“壞話”，她在背後詆毀我也不奇怪，說不定以前學校傳揚的事也和她有關。而且因為她在家裏，我和我父親即使用電話通話，她也了解個大概，所以更有“料”來爆我的隱私給他人。而且我曾經對父親或者在她面前說過壹些話，她完全可以扭曲、誇張或者用其他方法添油加醋渲染傳播，把壹些存在的事誇大其詞，把沒有的事根據我的只言片語進行捏造，然後大肆傳播，也完全是可能的。因為我自從上高中就不在老家，對老家不接觸太多，不知道具體都有哪些人在背後詆毀我，具體說了什麽，只能根據以前在的時候的情況推測壹部分（例如前面提到多次的壹些流氓惡棍學生以及其他反感我的學生在學生圈中到處說我的壞話，我轉學之後新學校老師和同學馬上知道了以前的事之類。例如我去二初中，過了不到兩星期，全班大多數同學都知道我在抗大的那些事，老師也知道了，甚至其他班壹些人都知道。這些前面已經詳述了）。她也可能暫時不這樣做，因為希望她老了我能照顧她，然後留著這些了解我的隱私當底牌，作為壹把“撒手鐧”，以後我長大要是不給她養老，她就做前面說的那些詆毀我的行為。就像我現在的這篇文章如果公之於眾，而且被她知道，她就可能立即詆毀我以反擊（例如在她工作單位或者朋友圈把我的事扭曲、添油加醋甚至無中生有的誹謗）。除此之外還可能有更陰險歹毒的方式打擊我，不過現在還不知道。

    至於我祖父母，他們當年也是做出離開家鄉並且讓我輟學的決定者之壹，小時候雖然對我也很好，但是也管不了我姑發瘋嚇人打人，他們現在都老的已經幾乎沒有自理能力，連意識也不清了，在家裏過著很痛苦（這個不方便在文中說，可以盡情想象）的日子，估計不會過太久他們就會終老了。自從初中壹年級之後，除了偶爾回去過，絕大多數時候都沒見面，我也沒照顧過他們，現在也沒什麽感情了，雖然還記得他們小時候對我的照顧。我姑以前特別兇惡，現在在壹些時候對我好無非就是希望她老了之後能夠有個為她養老的人，用壹些好收買我的心。而我現在為了錢（家裏就她身體還利索，我父親身體還弱得很），為了繼續活下去，也不敢在她面前過多表現反感，不能當面指責和追究她以前小時候各種暴力和恐嚇給我造成的傷害，還得小心翼翼跟她說話，雖不完全像狗壹樣“搖尾乞憐”，但是實質上也差不多。其實我和她都是在互相利用，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變得虛偽和不敢表達真感情，我很虛偽和無恥，她也壹樣虛偽和無恥。為了有生活的費用，為了生活，人就會變成這樣。

    我和我父親還有姑姑等家人的關系很類似二戰後的中國和日本，日本雖然在二戰後給中國很多非賠償名義的經濟援助、技術援助（自上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日本是中國第壹大援助國，中國是日本第壹大受援國），但是並沒有真正道歉認錯並以戰爭罪行及破壞為名義對中國賠償（只有個別時候會道歉，例如村山談話，但是日本絕大多數主流政治人物乃至社會都沒有這樣），始終不願意認罪，而且更重要壹點是造成的傷害無法挽回，即使各種經濟彌補也遠遠不夠造成的損害，而且很多東西無法用錢賠償。我家人雖然在初中之後在我激烈抗爭和其他原因情況下給了我很多幫助，例如找學校和生活費，但是前面我走的那些彎路已經無法挽回，我自己由於特殊童年（尤其沒有接受小學教育和與同齡人接觸導致無法適應學校和社會）導致後續那些事，各種丟人現眼，繼而使名聲惡化、名譽毀滅，做了那麽多錯事乃至罪行，直到如今無路可走，而且未來還是無法適應社會，都不是通過這些補償能解決的，很多東西永遠釘在了我身上，無法抹除，尤其因為這種特殊經歷導致自己犯的錯誤（程度嚴重、情節奇特（很容易被當成談資），或者二者兼有）而且對未來學習、工作（如果還能走到那步的話）以及婚姻（同上）導致毀滅性影響，人生已經近乎無路可走，只有等死。如果經歷了正常的家庭環境成長和小學教育，就不會出現那些不適應學校、做出那麽多激烈、奇特、扭曲的行為，就不會丟人現眼，成為成千上萬人的話柄和談資，也不會到現在還沒勇氣考學和工作。而且家人壹直不願意正面承認錯誤決策給我帶來的傷害的責任，反而以“保護小時候的我”（例如說要是上學就讓我媽給我賣了之類莫名其妙也不可能的理由）之類的理由搪塞和狡辯。而且我姑對我小時候打我嚇唬我並不承認，還說“妳記錯了”、“有錄音錄像嗎？”之類的惡心話狡辯否認。這種態度讓我極為惱怒，但是由於前面提到的原因，暫時還無法翻臉。

    這些年的學校生活大多數時候都在各種矛盾沖突中度過，由於自己極為激烈的、扭曲化的反抗產生的震怖以及反抗的不確定性，使對方不敢輕易做大事（例如怕我在受到嚴重欺淩之後殺了他們，其實這個想法當時確實有）再加上在矛盾極度升級後往往選擇退學轉校，所以沒有受到其他很多校園暴力受害者那種被群毆、長期淩虐、用磚頭砸、還有各種校園暴力新聞裏提的壹些高強度暴力（有時候幾乎就發生了，但是躲過了），否則就我壹個人與他們沖突，他們肯定會恨不得把我撕碎，可能早就被他們打殘甚至打死了，至少也會像其他很多同學壹樣備受長期的高強度直接攻擊欺淩。但是避開這種情況附帶的巨大代價就是自己激烈反抗帶來的和其他很多同學關系的疏遠、嚴重歧視和孤立，和老師關系鬧僵，失去了青春年華裏正常的友情，也沒有了中學時代的種種歡樂和自由（有部分時間段和部分情況下有這些，但是相比起來，那些不幸更多更突出，影響也更大），數年間壹直在壓抑、恐懼、焦慮中生活，有時候為了避免同學知道以前經歷還要說壹些謊言（例如以前是在是A市的，結果說成以前在B市上的學，而且為此還要想辦法圓謊），在高強度對抗中患上嚴重抑郁癥，身心俱疲，學習成績總體起伏很大，喪失了和普通學生壹樣的學習知識、備戰高考的條件。

    而且我壹直在敗退，在逃避，出現矛盾往往只能以自己離開為結局，而對方卻安然完成學業（除了初壹時候被開除的那個，而且實際上也沒影響），初中換了四個學校，高中又是四個，無論鬧騰的多激烈，最後受傷害最大的還是自己。自己越是反抗，受到的傷害尤其名譽毀損越嚴重，並且如此惡性循環，在泥地裏打滾，越嫌自己臟越打滾，然後自己更臟。尤其那些非常誇張、激烈的舉動和言辭，讓自己名聲掃地、身心受創，青春年華也被不斷的毀壞、耽誤，當然很多也是我自己的責任。往往我的反擊對我造成的名譽損害比不反擊要大的多得多。在傳媒尤其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時代，加上照片、錄像這些影像的普及，我的這些經歷更容易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充滿惡意或者無意從眾的傳播，各種誇張、誤讀的宣揚同樣會在人前人後四處進行（前面提到了很多了，我在初中時候縣裏同期學生大多數都聽過我的“大名”，我的事早就是壹種談資，後來在其他學校也往往是“名人”，如在附中，尤其通過那壹些站桌子上的照片傳的很多班級的學生都知道我這個“精神病患者”，然後底下各種評論，難聽的，直接指罵的，或者諷刺的，而且我只是點看了個別人的qq空間和微博，其他更多的並沒看到），雖然暫時還沒在更廣泛的區域傳播，但是其實考取了壹些名校，因為需要開具壹些證明和講述自己過去（沒有學籍和長期復讀、多次轉學，自然也要提及那些“大事”等），自己做的壹些事的激烈、突出乃至離奇（就像壹個校領導說的“教了這麽多年學，從沒見過恁（指我）這樣的”），此外無論考到哪終究會傳回老家還有以前上過的那些學校（大學復核因為我沒學籍必然要詢問以前我就讀過的學校），本身我在那些學校或者同期學生中就是“知名人士”，相關老師同學也會知道，比較清楚了解我情況的就有好幾百人，壹傳十十傳百，加上壹些“有心人”（和我有矛盾的人，看不慣我的人）故意在誇張和扭曲的添油加醋的有意傳播，搞得滿世界都知道也不奇怪。現在之所以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恰恰是我沒有去上大學和接觸那麽多人，通過逃避、自我封閉和與社會隔離而得到的茍安，但是也耽誤了自己。無論是在現實世界還是互聯網世界，自己永遠都是“雙拳難敵萬手”。這也是自己高考遲遲沒有取得完全可以取得的成績的原因。我之所以投書南方周末，也是希望南周在合適的時候能夠通過詳細完整、全面客觀的調查取證，理性真實的講述我的經歷，給我壹個客觀的評價。

    如今互聯網、新聞媒體報道的各種校園暴力，以及我所耳聞目睹的身邊的校園暴力，我個人所遭受的直接暴力是屬於很輕的那種。不過受到的其他校園欺淩，例如恐嚇、騷擾、歧視、排擠、人身攻擊等（具體事例前面都有）卻是比大多數人要嚴重。原因就是上段以及前面其他相關段落所說的激烈反抗等各種因素，所以這些別人的歧視孤立，我自己也有很大的責任。而且從某種角度看，我也有加害者的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幾件事，還有做壹些極端事情時候對普通旁觀學生造成的恐懼等，也是我的責任。至於說歧視，我那時候也不是沒有偏見，有時候也會說壹些現在感覺很不對的話。所以我屬於校園暴力中受害者、旁觀者、加害者三種情況都存在的人。通過互聯網和報刊電視等媒體看到很多人經歷比我更嚴重的校園暴力，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校園暴力以及其他校園問題講述出來，用壹個親歷者的視角給他人、給社會提供壹個了解校園生活中不美好的那壹面的窗口，讓社會更加重視校園欺淩問題以及其衍生的各種其他負面問題，讓廣大中學生都能有壹個安全、寧靜的校園環境，也讓中學為大學和社會培育更多懂得遵紀守法、尊重他人、真誠正直、友愛寬和的人。

   對於我的經歷的講述，由於時間跨度很大，有些離現在已經有差不多七八年，所以記憶可能略有偏差，但是主要內容應該是無誤的。當然還有壹些我在學校在家庭等地的事情沒有提到，有些是忘記了，有些是沒必要提，有些在文中不方便提及，如果要當面采訪，可以進行補充。對於校園暴力的基本要素、成因、後果以及解決手段，我單獨寫了壹篇文章，隨本文壹同發出，可與本文講述的壹些內容結合著閱讀。

    作為壹個壹些經歷很特殊，但又經歷過很多中部縣城和中等城市中學生普遍經歷過的中學生活的人，寫下本文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壹，作為壹個“弱者”（只是從壹些方面，我並不是典型的弱者）和“邊緣人”，壹個和集體比較疏離的人，我有責任替處境類似的人發聲，並且講出處於這種弱勢和邊緣中的人的成長歷程、現實處境、思想狀態、心理問題。我的壹些經歷和思想狀態（無論是正常的還是病態的部分）都能給社會壹些啟示吧。

    從群體來說，我很能理解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和未成年人、老人、殘疾人，受校園暴力侵害的被欺淩的學生，以及受其他（例如戰爭中的平民尤其婦女被敵方乃至本方侵害，淩辱、殺戮）強者戕害的弱勢群體，理解她（他）們的痛苦、羞辱、掙紮、無助、絕望。從古至今都是強者掌握著話語權，雖然自啟蒙運動以來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得以彰顯，弱勢群體得到很多保護，例如女權運動的發展和殘疾人、兒童權益的維護，但是並沒有根本改變強者主導社會的實質，弱勢群體利益仍然被嚴重侵害，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像印度農村的婦女被強奸、強迫婚姻、買賣、殉葬，中印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尤其農村地區的婦女處境仍舊很糟，家庭暴力見怪不怪，校園暴力同樣在不發達地區也不被認為是什麽大事。婦女、老人自殺已經是中國農村壹大痼疾（南方周末《農村自殺檔案》）。

    不僅這些弱勢者發出的聲音很微弱，即使發出了聲音，往往也被很多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階層認為是給國家（或xx地方）抹黑，影響了國家或者當地的形象，還特意挑出發聲者的“個人問題”（像印度黑公交輪奸案發生後很多印度上流人士指責女生不應該大晚上出門、和男性友人獨處之類，還有宗教學者說“即使再兇惡的黑社會分子也不會侵犯品德高尚的女性”，言下之意就是被輪奸的女子品德有問題），讓受害者二次受傷害。在各種直接間接有意無意的壓制下，弱勢群體無法與在經濟、政治、輿論等各方面資源占絕對優勢的強者分庭抗禮，加上受害後精神受到的創傷以及孤立下的求助無門導致的激烈扭曲行為（如蘭越峰、唐慧，我的那個不算，我有些事自己責任比較大），導致強者更有借口指摘弱勢群體“沒事找事”、有“受迫害妄想癥”（在多次受傷害後確實會敏感多疑，對正常的事也激烈反應，某種程度確實會出現“被迫害妄想癥”，但是壹開始並非如此，而且並不是每件事事情都是“妄想”出來的，相反，很多甚至多數是真實的，只是由於處於弱勢，了解信息渠道不暢，導致易出現判斷偏差。當然受傷害之後過於敏感導致反應過激、多疑也是壹個原因），讓弱勢群體更加受壓迫，發出聲音反而受到更大的羞辱。

    還有的時候，強者會把很多人都會犯的毛病用放大鏡在弱勢發聲者身上挑出來。孤立無援的人的錯誤很容易被挑出來檢視，而人多勢眾的流氓惡棍或者位高權重的惡官或者其他領導則可以利用權力、人脈等避開批評，做壞事能夠比較間接和隱蔽，而且往往混入群體之中，不易被發現和公之於眾。如廈門大學女教授謝靈，當她舉報了校長在食堂“開小竈”並且此事公之於眾後，學校就立即報復式的調查她“涉嫌論文抄襲”。其實由於周圍大環境和體制，當今大學論文存在各種不規範乃至抄襲並不鮮見，只是平常沒事時候很多人都這樣，但是壹旦妳想仗義執言或者反抗強者，這些平日裏算不得什麽的事就被冠冕堂皇的拿出來當大棒敲打了。而且這讓妳有苦難言，壹方面證明妳有汙點，自然“沒資格”指責別人這這那那，另壹方面妳又沒辦法反駁（如果謝靈公開反駁“反正很多人都這樣，為什麽不調查其他人學術問題呢”，等於把很多同事乃至整個同行都得罪了，而且妳又怎麽證明呢？自己又沒有能力調查。所以這壹招的狠毒就是在於讓妳有苦說不出，有理不能辯）。

    更糟的是，很多受欺淩者已經喪失了揭露、反抗欺淩的勇氣，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還有什麽地方能夠替她（他）們伸張正義。而且由於她（他）們知識的不足和視野的局限讓其不知道完全可以不認命，完全可以不受折磨的活著，弱者完全可以有另壹種活法。在逼仄的環境和服從化的教育中，這些受欺淩的弱者麻木、逆來順受。就像在農村很多被欺侮的婦女或者受校園暴力侵害的未成年人，可能連像南方周末這種媒體的名字都沒聽說過，或者聽說了也不知道具體是做什麽的，也不知道現在大城市存在的壹些女權、保護未成年人、殘疾人、LGBT等組織和各種相關活動，不知道在大城市戶籍居民的弱勢群體雖然也受壓制，但是卻有遠比她（他）們更有尊嚴、更豐富多彩的生活，更不了解社會上其實是有很多有正義感、樂於幫助弱勢群體的人。在思想上，在大腦裏就沒有這種講出自己受欺淩的動機和傾訴目標。

    此外，這些受欺淩者總體上相互隔離，即使有些近處的互相知道，但是由於信息所限、其他（例如強者的壓迫無法組織起來）也不能擰成壹股繩反抗，更無法從全省、全國角度看待自己遭受的問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這樣她（他）們只能孤獨的面對欺淩，而不能聯合起來。這些是更深刻、更可怕的現實。賈樟柯曾經說過：“愚昧就是不知道在自己的經驗範圍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性”。但是這種愚昧並不是這些弱者自己的過錯，而是由於大環境尤其強勢者、特權階層的有意愚民，是壹種“被愚昧”的愚昧，導致這些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不知道還有另壹種生活方式，還有壹種不需要必須以欺壓與被欺壓的人，人們都能相對較為平等的交往和學習、工作的生活。這是壹種更大的悲劇，不僅是這些弱者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哀，國家、社會的悲哀，是時代的汙點。作為壹個有些類似的經歷的人，我寫這兩篇文章就是想為在經濟條件、社會地位、身體素質、人際關系、話語權等方面處於弱勢的壹方講些公道話、大實話，講壹些她（他）們想說但是不方便說或者沒條件和不能這麽系統清晰的說的話。

    某種程度我是幸運的。當我在壹個學校遇到無法解決的矛盾時，往往有可能逃避，可以換壹所學校，可是其他很多被欺淩的學生因為沒有家庭和老師的支持，只能忍耐，往往要忍三年甚至更久，不麻木就壹直痛苦著，如果在欺淩中變得麻木，往往會精神頹廢，得過且過，失去對美好事物的感知力，甚至為未來對妻子或者子女的家暴埋下伏筆，也為社會增添了更多戾氣和不安全感。

    同樣，很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和兒童、老人也無法躲避，例如南方周末《家暴陰影下婦女權益的保護--未能完全翻轉的李彥案》中被丈夫用各種殘忍手段施虐卻求助無門無處躲避，最終殺死丈夫被判無期徒刑的李彥。還有更多的被欺淩者連殺死欺淩者的勇氣都沒有，只能默默忍受，而我還有逃避的條件，可以獨自住在外邊的旅館，與家庭、學校和社會裏的各種矛盾沖突有所隔離，也有機會在比較安靜的環境中閱讀和思考，考慮自己的人生和分析社會現實，並且思考出壹些個人經過思考認為對的道理，想出壹些對社會問題尤其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的解決辦法。可是以千萬乃至以億計的那些天天遭受欺辱、處於恐懼之中的很多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受害者絕大多數卻無處可逃，每天在恐懼與憂慮中被動的“等待”固定時間或不定時的施暴，這種確定要受欺淩卻又無處可逃而且還要時時“等待”，比睡覺前等待樓上的“第二只靴子”要可怕百倍千倍。痛苦、麻木、逆來順受和把不合理合理化，“認了”是受欺淩者的常態。

    作為壹個有條件逃避部分問題而沒有被打擊的完全喪失追求正義的勇氣、沒有隨波逐流的人，我更有責任替這些痛苦而無助的人發出聲音，為這些可憐的人爭壹點話語權，讓社會知道她（他）們的境遇，進而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保護每壹個人的權利、自由和尊嚴。我作為壹個自己也給他人帶來過嚴重傷害，也有罪惡的人，也應該用剖析自己的方式給他人壹個鏡鑒，用文字進行懺悔，而不是隱瞞自己的錯誤，過著和社會上那些做壞事良心沒有壹點不安、從容說謊和站在自己立場（而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上為自己辯護的那些敗類渣滓（往往他們不是在底層而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在社會上還混的風生水起）壹樣的生活。在犬儒主義盛行的今日，理想破滅，公平正義被當成虛幻，人人都在厚黑，都在玩潛規則，相對主義大行其道，道德被選擇性使用。因此，更得有人堅持真理、正義，或者至少有最起碼的對錯之分，要有良心。

    第二，希望通過寫這兩篇文章，能夠讓社會更加重視校園暴力問題，更加關註不太發達的地區教育存在的種種問題，為推動中國教育的整體發展和教育資源的均衡化做出壹點努力，對此在另壹文中已經有詳細闡述。

   第三，我的個人經歷無論是從普遍性的經歷還是特殊性的，都有很多東西可以為他人和社會起到壹種啟示、告誡，至少某種程度上是壹種負面典型。當然我經歷的家庭問題（尤其家庭暴力、家庭內沖突）和校園暴力、教育問題等都能為社會提供壹點點借鑒和警示。此外我個人的心理狀態，無論是正常的心理狀態還是趨於病態壹面的心理狀況，都可以作為研究青少年心理狀況的素材，對研究和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提供壹些有價值的參考。雖然我有些個人經歷和心理狀況並不完全具備普遍性，但是還有很多是有普遍性的。

    我以前極力隱瞞本文書寫的這壹切，但是隱瞞下去除了讓自己心理壓力加大最終走向崩潰、人生毀掉之外並無意義，而且未來極可能被壹壹抖落出來，前面已經提到了。與其那樣，還不如我通過自述將自己的經歷交給媒體和學者，起到壹些有積極意義的作用。尤其當網絡或者其他途徑爆出這些時，我希望新聞媒體能夠通過調查了解，給我壹個公正合理的評判。

    我並不希望任何媒體和個人替我洗白，只求客觀公正的講述和評價。當然我並不是說立馬公開這些，但是相關媒體采編人員和相關學者（例如青少年問題學者、教育學者）可以先看看（我還寫了其他理論性分析校園暴力、教育問題、家庭問題的文章，可以作為重要參考），到合適的時候再公開，尤其當網絡上很多人傳播此事時，希望正規媒體能夠用客觀公正、有價值的報道，既為我個人伸張正義正確的那部分（我做錯的那部分當然要自負其責），又借此事件為社會提供壹些有意義的啟迪和有價值的思考。

    如果我的幾篇文章能夠為社會發展起到積極作用，我的經歷包括各種作為大眾談資的東西給思考和解決例如家庭親子關系、家庭暴力、教育問題、校園暴力、青少年成長、抑郁癥患者心理狀況等各種社會問題提供有意義的參考，讓我及我的經歷、心理成為研究上述問題的壹個標本，使我遭受的這些痛苦和欺淩就能有些價值，也算是為我曾經做的錯事進行某種程度的贖罪，我會非常欣慰。說白了，就算身敗名裂，也讓自己的聲名敗得更有價值，對社會有些積極意義。如果我的聲名的毀滅能夠讓人們對於上述這些社會問題有更客觀的看法，哪怕只是對分析和解決上述問題多增添壹份素材，我也比現在什麽都不做更好些。（當然，希望在報道中不要影響到曾經幫過我的老師和同學，對那些涉及到和我有矛盾的人可以講，其他沒有影響到我甚至還幫助了我的人就盡量保護他（她）們的隱私）

    第四，無論自己未來如何，總要給這個世界留下些什麽。我個人的命運現在無法由我自己決定，前途也壹片暗淡。我自出生以來20多年中多數時間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尤其在學校的幾年無論他人傷害我還是我傷害他人，都讓自己身心受創，名譽盡毀（雖然我並沒做過什麽嚴重的犯罪行為，且均有原因、情非得已，但是因為那些激烈舉動，以及正遇上互聯網興起導致的行為被記錄與傳播，我的這些事加壹起，在許多人看來比壹個許多犯罪者還惡心，更令人尷尬和鄙夷，壹部分過失殺人或者強奸的人還能在監獄服刑後改過自新，重新回到社會，人們還能原諒他們當年的沖動，願意接納他們的改變。但是對我這樣的人，人人都有戒備心理，不願意生活在同壹個屋檐下，連接觸都不願意，因為我這些事太特別，太惡心，太離奇，我太不可捉摸和不確定，相反那些罪犯倒是還能歸類在正常人的範疇，而我則是在這個範圍之外），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長年累月生活在扭曲與痛苦之中，沒有了很多人都擁有的快樂、幸福，人生近乎毀滅。我要臉就活不到現在，但是我也不想完全不要臉。

    如果我能夠用我的肺腑之言為解決校園暴力問題、教育體制問題起到哪怕微小的作用，我就算是為社會進步發展和維護人民利益做出了壹點點有價值的貢獻。我的壹生不能沒有成就，哪怕這個成就需要犧牲我的名聲，需要我以名譽與生命為代價對他人和社會講述自己惡的壹面來實現。我不能在這個世界上活著卻沒有貢獻、不能對他人沒有壹點幫助、不能對社會發展沒有起到壹點點促進作用。即使不能“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至少也要留下壹些正義的聲音，在這個充滿汙穢和不公的世界發出自己的吶喊，不為強權和眾意所屈，堅持並表明自己的理想。

    南方周末作為中國自由派媒體的中堅，理念雖然和我的價值觀並不完全重合，還有不少分歧之處（例如南周在經濟議題上持中右翼的自由主義立場，在部分社會議題上也持溫和傾向保守的自由主義立場，而我則在經濟問題上持中左翼（國際通用的左右分別而非“中國式”左右派分別）的社會民主主義立場，在社會議題上持較激進的社會民主左翼立場），但是它關註弱勢群體、既不被強權征服，也不壹味迎合民意，而是相對客觀公允、理性求實的報道社會百態，因此我把自己書寫的心聲交給它，希望能夠影響更多的人，讓更多的弱勢群體都能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當然，其他我信任的媒體也壹樣，我希望這些進步媒體能夠在必要的時候通過客觀公允、理性求實的報道給我壹個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評價，既不誇大我的錯誤缺點，也不避諱我給他人造成的種種傷害）。

    話語權被壟斷是可怕的，當年的德日法西斯就是在舉國壹致的輿論中走上戕害各國人民（包括德日的本國人民）的道路。古拉格不止存在於西伯利亞，它還在無形的萬維網中；《壹九八四》中的思想禁錮也不止存在於文學作品裏，往往也在看似寬松卻充滿各種軟性或硬性有目的性引導的當代現實世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共和國建立後不久就提出並至今提倡的文化方針，多元的輿論才能讓各階層不同群體都有表達自己思想、維護自己利益的機會。

    對我來說，在當今充滿強者邏輯、贏者通吃的環境中，更有必要為弱勢群體呼喊。婦女、未成年人、老人、殘疾人，尤其是農村婦女、留守兒童，這些人並沒有能夠充分的維護自身的權益。農民工、城市產業工人、較不發達地區教師（尤其鄉村教師）、縣鄉和小城市個體戶、絕大多數普通農民等這些占人口大多數的中國公民並沒有充分和合理的分享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經濟成果，雖然從縱向上是比以前幸福多了，可仍然處於相對貧窮之中，享受著較差的教育、醫療、養老和其他社會服務。他（她）們在社會地位、權利分享、社會參與方面更是與其貢獻不相匹配，在公民社會的發展方面和同樣經濟狀況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都相形見絀。

    而且更糟的是，這些東西還在進行代際“傳承”，下壹代仍舊如此。種種社會不公、各種黑幕、舊式和新型的醜惡都在，校園暴力只是社會黑暗面的冰山壹角。北大馮軍旗的那篇極具震撼的《中縣幹部》調查論文足以令人感到中國中部基層社會黑暗的現實多麽讓人痛心而無奈，又多麽“稀松平常”和見怪不怪。作為耳聞目睹並且親身經歷過壹些殘酷現實的我，並不想沈默與順從。

    我的兩個同省的文學家：劉震雲和閻連科，都以犀利的筆鋒描繪了自己的家鄉，用批判主義的文字表達著對故鄉深深的愛，愛之深，責之切。而《滄浪之水》的作者雖不是與我壹省，但是其實小說所描寫的很多東西都有中部社會的共性，其中的點點滴滴的描寫都震撼人心，看小說主人公，壹個充滿理想的青年被社會改變，生於黃河母親撫育的中原大地，卻不能造福家鄉百姓，變成壹個曾經厭惡的人。我沒有這些文學家生動描寫現實、把現實融入文學的能力，也沒有陳桂棣、馮軍旗、於建嶸等人走門串戶詳細調查、全面分析的能力，只能根據自己所見所感寫出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寫出自己的個人體會。我親身經受和看到聽到了很多校園暴力和家庭暴力，所以希望社會能夠關註，能夠改變，讓弱勢群體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

    我對自己的剖析，可能還不那麽詳盡，還不夠深刻，但是我盡可能會講自己不好的壹面，給他人和社會以有益的啟迪。盧梭的《懺悔錄》就以展示自身的醜惡壹面來為社會提供鏡鑒，我遠遜於盧梭，但是也希望用類似的方式通過文字表達自己的心聲。如以“才如江海命如絲”來評價我雖為過譽，我的知識水平並沒有江海之闊，但是經過這麽多年的閱讀書籍、報刊雜誌，以及通過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了解的各種東西，加上這些閱讀形成的思考分析能力，我還是算小有才情吧（我可以不誇張的說，我的近現代歷史、國際關系方面的知識水平要好於普通壹本乃至部分重點高校的相關專業學生，我可能在知識系統性、學術性上略差，但是我在廣度深度上要好於這些學生）。不過“命如絲”倒是很貼切，心有沖天壯誌，命如腳下汙泥。原本可以成為例如華東師範大學、中山大學甚至中國人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這類名校之星，實現遠大理想，通過學習和分析研究、實踐，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走出困境，無論做社科研究員、記者或編輯、律師，還是大學教師，都能發揮壹技之長，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和國家進步的優秀公民。

    但是由於前面那些原因，自己卻自身難保，別人高考成功是金榜題名前途無量，而我高考考入名校後則面臨幾乎可稱為滅頂之災的危險，人生也可能已經走到盡頭。想堂堂正正做人，卻汙點壹大片，永遠洗不凈；想奮起高飛，卻被過去和現在的種種痛苦拉拽，不僅不能飛起，還搖搖欲墜。而且因為很多事是已經發生的，我又不能穿越回去改變壹切，連改的機會都沒有，如今只能在糾結與痛苦中慢慢走向毀滅。但是我求生欲望還是很強的，我不想自殺。某種程度上我很像契訶夫的《第六病室》中的格莫羅夫，由於自身個人生活的危機和對社會大環境的種種問題悲觀導致的雙重壓力，使自己處於極度憂慮、糾結、恐懼之中。雖然我活下去很難，雖然我有很多錯誤甚至罪惡，但是我還是想再努力壹下，用所有勇氣再向大學、向未來進行壹次沖刺。雖然由於各種原因，我的夙願--成為當代的魯迅和中國的盧梭--幾乎沒有可能，可是在內心總是堅守著，哪怕死了，哪怕因為其他的如上面提的事情“身敗名裂”，我心中也永不放棄這樣的追求。

    還有壹點，雖然我擔憂很多事，不希望壹些信息傳播，但是我也不會接受任何人的要挾，不會被壹些人掌握的所謂“黑材料”嚇倒。想當年我孤身壹人力戰強敵，挫敗內外敵人的聯合絞殺，我都沒有被擊垮。如今我也寫出這些經歷，因此更不會被這種輿論圍攻和破壞而屈服，大不了與那些流氓惡棍黑惡勢力組成的反動陣線拼個魚死網破，即使死了破不了網，也讓他們在殺害（包括逼死）我的過程中遭遇各種麻煩障礙，消耗其金錢、精力和名聲，讓他們沾上我的血汙。

    自從我有清晰意識起的十幾年來，由於以上所述特殊的情況，我受盡了各種欺淩，看到了無數的白眼、嫌惡、鄙視，經歷了各種恐嚇、排擠、謾罵，丟人現眼的時刻不勝枚舉，也遭遇過直接的暴力身體攻擊。雖然因為我經歷特別，所以我的遭遇自然會比很多壹般人復雜和痛苦，但是我所經歷的各種暴力與冷暴力，走過的曲折路程，很多其他人也在壹些事情上與我有類似之處。我的經歷是個人特殊因素的偶然性和壹些發生於很多普通人的不幸必然性結合的結果。我希望通過我寫的文章，讓社會關註壹般性的校園暴力問題、教育體制問題、家庭環境對未成年人成長問題等攸關社會發展進步的問題，並從各方面改善相關問題，讓他人不再重蹈我某些經歷的覆轍。

    我作為壹個學生，對於很多教育問題、家庭中未成年人狀況等問題能夠以壹個親歷者、當事人角度進行分析。而且我作為壹個中途進入學校教育、並且與主流教育群體有壹定疏離的人，也有壹個較獨立的視角觀察學校教育和學生集體。我前途暗淡，寫這些東西，就是希望拼盡自己所能對社會提供壹點點有用的東西，做出微小的貢獻，也使內心有些許的安慰和救贖，也算我沒白活這壹遭。人之窮途，其言也善。幽暗的人生還要照亮社會最後壹秒。而且也正是幽暗，才更想照亮社會，讓自己不壹無是處，永遠湮沒於蕓蕓眾生和歷史長河，更不想卑瑣苦楚的終結。

     我自己可能沒有什麽道路可走，無非是早些“身敗名裂”還是拖得晚些日益沈淪的區別。但是這個社會是有的，中國是有的，世界也是有的。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壹，當今社會的種種黑暗終究會被摧毀，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當真正充滿自由、平等、公平、正義、友愛的社會建成時，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不再受家庭暴力的折磨；身心殘障、性取向特殊不受家庭內外、學校、工作單位和社會上的各種歧視與排擠，性別歧視也不復存在；校園暴力能夠得到充分遏制，身體較弱和交際能力較差的學生不再被打罵欺淩，不再在各種校內外威脅、恐嚇中恐懼的生活；學校、班級中不再是有些人趾高氣揚、橫行霸道，而另壹些人卻要小心翼翼、看人下菜碟、明哲保身；師生關系能夠真正平等和友好，老師既有威嚴又不高高在上，師生之間、學生和學校領導之間不再是充滿隔膜和簡單冷漠的應試功利關系，而是能夠真誠溝通，平等交流，並且去共同建設（學生在學校事務中有真正發言權）全體教職工和全體學生共有的校園；各區域、城鄉、各階層的子女都有相近的教育條件，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被老師壹視同仁的對待……雖然，可能這要過數十年乃至上百年、數百年才可能實現，我不能看到了，但是，後人會看到的。

    當嶄新的時代來臨，我們回憶歷史，對當今社會的觀感會是什麽？如同當今國人看清末愚昧落後、積貧積弱、臟汙遍地的中國？如同今日英國人看當年“羊吃人”圈地運動時的野蠻與殖民擴張的血腥？如同如今美國人看19世紀開拓西部的殘忍和20世紀初爵士時代的道德淪喪、腐敗猖獗、物欲橫流？希望真有“歷史的終結”：在某個時期後，人類社會充滿公平正義、友善博愛、平等團結，每個人都能獨立自主、自由自立、有理想有尊嚴的生活。當然，歷史可能不會“終結”於某種具體的狀態，但是至少要基於壹個讓人們有充分的自由、足夠的尊嚴、合理的物質滿足和有較高底線的公平正義、平等均富的社會狀態，廣大人民都能認同和遵守“共同的底線”，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去追尋未來無限的各種更高境界的可能。但是，當今的社會，大多數人和這些基礎性的維護基本人權的要求還有很遠的距離，實現它們，任重而道遠。我肯定看不到了，但是未來會有人看到這樣的世界的。

討論校園暴力，首先要明確壹下概念。“指長時間持續的、對個人心理、身體和言語遭受惡意的攻擊，且因為欺淩者與受害者之間的權力或體型等因素不對等，而不敢或無法有效的反抗。欺淩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通過對受害人身心的攻擊，造成受害人感到憤怒、痛苦、羞恥、尷尬、恐懼以及憂郁”--摘自維基百科。而狹義的校園沖突則是雙方都有責任而且力量相差不懸殊的矛盾沖突情況（當然雙方力量不對等，而且雙方受對方打罵侮辱程度非常不同的沖突就可以劃歸欺淩）。

    對於校園暴力/校園欺淩概念，還需要更加詳盡的補充說明。

   1.校園欺淩除了身體體格強弱（打架能力強弱）不對等，往往還有欺淩者還有知識和語言能力優勢（口才比較好、會強詞奪理、利用對方恐慌焦慮情況下對對方夾雜謾罵的指責）、心理素質優勢（流氓學生往往不講理不要臉還能保持“理直氣壯”的態度，鎮定、陰險、狡猾、兇惡、會在老師面前壹套背後壹套，有人看見的地方做壹套，沒人看見的地方的思想行為又表現出另壹套。而被欺淩學生可能性格軟弱、心眼少、鬥不過嘴、容易驚慌和失態、緊張忙亂）；

    2.雙方“朋友”數量多少的不平衡和“朋友”性質構成的不同（欺淩者主要是有意願和能力打架幫忙以及幫腔立威聲援的人，尤其有“弟兄”和幫派的，在朋友和別人有了沖突，可以快速的幫腔、動手，而且高度的認人不認理，不管朋友對錯，堅決幫忙，站在朋友壹邊；而被欺淩者即使有壹些朋友，往往也是壹些平常溫順、謹慎、明哲保身不願意惹事的朋友，遇見沖突並不能第壹時間和堅定的站在受欺淩學生的壹邊，即使站出來了可能也打不了架、幫不好腔）（流氓混混學生的“朋友”並不壹定都要上去打，但是可以助威、拉偏架、替對方探聽消息（例如裏邊幾個打人，門口就有望風的看看班主任或者學校領導之類巡視者走過來沒有）、跟蹤受害者乃至通過言語或者無言的舉動威脅受害者；

   3.雙方在班級的、在同學心目中的地位、在老師眼裏地位（這個倒不是說老師恰恰親近壞學生，而是老師不待見受欺淩學生以及知道霸淩學生的厲害而息事寧人袖手旁觀這類“地位”和狀況）的失衡、“後盾”（例如被欺淩者家庭條件差、和父母關系不和缺乏支持保護等，而欺淩者家裏有錢有勢或者關系硬等）力量相差很大；打架鬧事、與人沖突的“經驗”豐富，與“沒經歷各種陣勢”的差異；交際能力和人緣差距（欺淩人的學生往往會看人下菜碟，不會去惹所有人，甚至還會特意和壹些學習好的、和老師關系近的同學搞好關系）等這壹系列優勢來實行欺淩。

    此外，網絡暴力也是校園暴力的壹種重要形式，除也具備校園暴力壹些共同特征之外，還有壹些獨特之處、特殊的危害。關於以網絡形式實行的校園暴力，在本文後面有敘述，在此不詳述。

    總之，校園欺淩往往是以多欺少、以強欺弱、以及利用有利的地位和環境等優勢對相對弱勢壹方實施欺淩。當然欺淩的特點還有就是無理取鬧、沒事找事、尋釁滋事，無端（或者只因為“看不慣”對方，或者認為對方“好欺負”，而並不是這人做了什麽損害他們、損害班集體其他成員乃至損害社會利益的事情）的欺負他人；或者利用壹個小事情做借口以遠超對方應負責任的程度進行欺淩，多次、長期、手段惡劣後果嚴重的反復攻擊；或者在雙方都有責任的沖突中，不通過和對方平等講道理、辯論爭公道而是通過仗著自己打架厲害、人多勢眾、會罵人和強詞奪理等優勢來打壓、羞辱對方，在欺淩時“壹起上”或者“輪流上”來欺淩勢單力孤的被欺淩者，並且使用暴力、恐嚇等方式進行後續報復（例如兩個人發生口角，其中壹方會帶壹群流氓惡棍在學校裏邊或者校門外襲擊另壹人，還有的人會去其他班“認人”，指認和其發生沖突的人（我親眼見過這種情況，五六個外班的或者社會青年直接進到我的班級裏找壹個可能欺負了他們“小弟”的人，認了壹圈沒有然後踹開門走了）往往還伴隨著多次恐嚇，例如天天帶壹幫人在外面截住妳、嚇唬妳，還讓妳低頭認錯甚至下跪“認罪”，或三番五次當眾羞辱對方。讓對方丟人現眼、尊嚴盡失）。

    當然，自從有了互聯網，網絡欺淩也是壹種非常重要的校園暴力手段。通過散布他人謠言、隱私、在網上進行挑釁、辱罵，都是網絡欺淩的典型方式。當然有些欺淩還夾雜著金錢勒索、強迫“服務”（例如強迫他人天天去給他買飯、洗飯盒、接倒洗腳水等，否則就打罵，這種情況在互聯網新聞上可以搜到）、考試欺淩（考試中強迫（和自願被抄的完全不同）他人把卷子交給他抄，影響他人考試時間，甚至壹些地方的高考還有這種現象，家裏有勢力或者惡棍學生（這二者往往重疊）強行奪走其他學生卷子抄襲，很多被奪卷子的還是女生（我的老家和我去考試的縣市沒有見到過，但是其他壹些地方有這種現象））。

    性侵也是壹種特殊情況，雖然公開的情況比較少，但是也並非沒有（受害人容易因難以啟齒拒絕承認，加上壹般都會在隱蔽處做，自然很難看到。但根據國外校園性騷擾和強奸的數據進行類比，還是有比較嚴重情況的。欺淩中男生對男生的性侵應是占絕大多數（可參考軍中和監獄中的情況，美國監獄有7%男性曾被強奸--維基百科“美國監禁制度”詞條，美國、韓國也都爆出過軍內性侵醜聞），男生對女生的性侵壹般直接歸為強奸了。

    而欺淩的過程和後果往往是壹邊倒（被欺淩者被打、被罵、被侮辱、被誹謗、被群體暴力或者冷暴力歧視、壓迫，受害者痛苦、尷尬、恐懼、麻木、憂郁，而施暴者則沒有受到什麽損害或者損害微乎其微），具體說往往被欺負的被打不敢或者沒能力還手、欺淩者往往使用器具（鋼管、水果刀等）、嚴重的欺負和微不足道的輕微回擊的鮮明對比和長期的欺淩和偶爾的反抗的差別（例如某次好幾個人狠狠踢打了他30下他只還了其中壹個欺負者兩三下，被打的鼻青臉腫卻只反擊了兩拳，被欺負幾十天只有兩三天裏有過兩次反抗而且沒什麽效果這種）、被罵或者被譏諷、剌刺卻不敢還口（或者偶爾頂幾句，還幾句嘴，但是遭到暴打和更惡毒的咒罵，多人輪番責罵，欺淩方在言語攻擊上有絕對優勢）、被在平常同學背後（或者網上）詆毀傳謠而因為關系面沒有欺淩者寬、以及消息不夠靈通、應付這些言語霸淩能力不足、心眼沒有霸淩者多等無法抵消或者反抗這些網絡霸淩以及現實裏的歧視、詆毀。

    總的來說，欺淩就是壹方故意滋事、雙方力量不對等、在沖突中局面壹邊倒、最終受傷害的只有壹方而且受傷害較嚴重（或者兩方都有傷害但是壹方在身體被打、被言語侮辱、被嘲笑戲弄、在同學甚至社會上的名譽被破壞程度嚴重，在班級裏乃至學校丟人現眼，被人看不起，變成霸淩者和旁觀者眼裏的“傻瓜”、“倒黴蛋”、“可憐蟲”這種被欺侮戲弄嘲笑的身份定位。而另壹方則受損微乎其微，甚至還因為欺負人的“勝利”而得到滿足和快意，感覺高人壹等，乃至被很多人當成“大哥”、“牛人”。

    這些欺淩者通過這些欺淩他人行動能夠“立威”，在班級乃至學校裏趾高氣揚、耀武揚威、橫行霸道，讓其他人都得讓著他、慣著他、甚至討好他，平常不被欺淩的旁觀者學生和這種人說話也要客客氣氣、小心翼翼，更不敢批評他們的言行舉止。平常各種違紀或者不當行為甚至考試公然抄襲他人，班幹部也不敢管、不敢報告老師或者老師也睜壹只眼閉壹只眼之類）。甚至在很多時候，這些流氓惡棍學生不需要毆打、謾罵被欺淩者，也不需要破壞被欺淩者的東西，幾個人天天在被欺淩者眼前、背後走來走去就足以產生恐嚇、壓迫的作用（就像監獄審犯人，有些獄卒只需要揮動鞭子嚇唬被打過很多次的囚犯，就足以把壹些人嚇得渾身顫抖、充滿恐懼）。

    此外，還要將校園欺淩和開玩笑區分開來。開玩笑往往是二人關系親密友好、雙方自願追逐嬉戲，而且即使打鬧，也有尺度和特定環境。而校園欺淩則往往是強迫性的，而且顯然帶有刻意侮辱、打擊對方，給對方帶來傷害的行為。校園欺淩總是給對方帶來身體上的疼痛、精神上侮辱，讓對方在大庭廣眾或者特定人群中丟人現眼、至少也是出醜和尷尬，讓對方覺得不舒服。開玩笑當然是故意戲謔，雙方都因此快樂，並無或者罕有不適之感。

    當然二者有時候也有壹定交集。例如壹些流氓混混往往先用半開玩笑的方式挑逗他人，如果此人應對得當（例如微笑、敷衍），而且流氓心情比較好，不想欺負妳，就會繼續開玩笑，然後走開。如果此人應對不當（如果急了或者表現厭惡之類），對方就會把半開玩笑變成欺淩（對於壹開始就不是開玩笑而是找茬滋事的，就不需要按這種情況評判了）。當然有時候人與人玩笑開大了也容易導致沖突的發生，還有雙方性格和價值觀差異（如果開玩笑的人外向，被開玩笑的內向，或開玩笑的認為某句話只是玩笑，而被開玩笑的則認為是冒犯），也可能因此發生沖突，演變成欺淩。

    當壹個或多個欺淩者向長期被他們欺淩的人在欺淩中穿插有開玩笑時候，這種“玩笑”造成的痛苦和欺淩也差不多。就例如奧斯維辛集中營受刑的猶太人，在經常被毆打時，突然有個黨衛軍官拍拍他肩膀，抓住他的頭善意搖晃幾下，這個猶太人只會感到可怕、厭惡而不會感到對方的親昵。南京大屠殺中那些被蹂躪過暫時還沒死亡的中國婦女看見日軍走過來沖她們笑，或者拿花逗她們玩，即使在日軍這壹特定時刻心裏確實是開玩笑，她們也會非常惡心和恐懼，甚至比此前被強奸還感到痛苦和羞辱。絕大多數校園暴力中的被欺淩者、欺淩者以及旁觀者，還是很能區分開開玩笑和惡意欺淩的。

   關於這些校園暴力發生的原因，前面自述（自述我發給了壹些調查記者，而與我的個人經歷無關的人，我就不發自述了，壹個是內容太長，另外涉及大量個人隱私）已經斷斷續續講了壹些，例如著重講了家庭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有諸多因素。關於校園、教育之外的社會大環境因素，如果展開分析，篇幅較長，暫且擱下，在此著重講壹下關於學校、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即導致校園暴力發生的相對直接的原因。

   首先，學校教育內容嚴重缺乏關於如何進行人際關系交往、尊重他人、處理同學之間、師生之間關系等人文素質教育。

    就我所了解的縣級中學和內地市中（都是重點中學），對這些東西並沒有多少系統化、體系化、實踐化的教育。雖然偶爾老師也會講壹些事例或者個人人生經驗來教導學生如何做人，但是只是穿插於應試性課程偶爾為之，所占的學習時間非常少。至於有時候的主題班會之類，往往也會流於形式。例如對中國人日常生活文明禮貌的主題班會，雖然舉了壹些例如旅遊景點不文明現象，但是並沒有真正延伸到日常生活裏人際交往、行為舉止上的文明禮貌，只是以壹些套話做結語。而且這種班會也只是每周壹節，往往還被其它學習任務占用。

    也就是說，像為人處世、待己待人等這些生活必備的素養，基本靠家庭教育以及“社會教育”裏各種經驗教訓來塑造。而前面提到的家庭教育質量的參差不齊，以及當今社會道德存在嚴重缺失下對未成年人的不良影響（面對社會壹些醜惡現象時候，青少年如果沒有合理引導，恰恰容易去學壞的壹面，因為這樣不僅逆反，還比較“酷”，青少年的心智不成熟的“落後”以及身體成長狀況的“超前”往往更容易勾起天性裏惡的壹面），很容易讓他們形成不良的價值觀，而且往往以更不掩飾、更露骨、更殘酷、直接的方式表現出來。

    例如歧視，可能成年人歧視會比較隱蔽，說難聽點是暗中下絆子，雖然陰險，但是大多數時候人與人也會冷和平的相處。但是未成年人的歧視會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侮辱性、歧視性語言），或者通過動作（誇張的厭惡表情、舉止）以及更激烈的行為（毆打、喝罵或者其他侮辱性行為例如男生對其他男生的性侵犯）表達出來，往往比成年人很多時候造成的傷害和破壞性更大、公開歧視的時間更久。前面壹些我還有其他同學的例子已經講了壹些實際情況，互聯網上也能搜到很多類似案例。

   當然，除了集體對個人的這種歧視或者攻擊，小圈子團體之間也有壹些矛盾，男生例如打群架、女生例如有時候壹個寢室還能分成兩波對抗，每天劍拔弩張的。這種雖然不是那種單向傷害，危害性不很大，但也不是什麽良好的同學關系，這也與教育問題有壹定關系。而且這種沖突比大城市重點中學那種輕度的、有底線的同學之間矛盾的嚴重程度差別很大，不能等同視之。

    這種人文素質教育的嚴重缺失，不僅影響學生時期學生們的價值觀和行為，也會對他們未來成人之後的思想價值體系和生活實踐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例如未成年人看到成人社會裏的坑蒙拐騙、謊言與虛偽、叢林法則強者邏輯、拉關系走門子、阿諛奉承、暴力強權，這時候又沒有學校教育來糾偏，來讓他們認識到這些是錯誤的，引導他們向正確的方向去，那他們看到這些往往不是憎恨與批判，而是贊同與適應，並在未成年之前在校園或者社會上“預演”、“彩排”，這樣的人走向社會，構成新壹代國家公民，對他們自己、對他人、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可想而知。

    其次，巨大的學習壓力和學習內容形式的教條化也是校園暴力、學生心理疾患等問題發生的重要原因。

    我所在的地區，從初中開始，早晚自習就成了學校必備。從早晨6:30開始學習，到晚上21:30（有時候是22:30），午間往往還有大量作業，想休息壹會也是很難。課間最多只能在走廊放風或者趴桌子上每次瞌睡幾分鐘，或者在教室寫作業，還有吃飯時間很緊湊。其他時候都在學習，上正課或者寫作業，就這樣作業往往還寫不完，只能抄壹下別人的了事（我也這麽做過）。除了初壹上半學期和高壹那幾個月是雙休，其他都是壹周至少上六天課，有時候兩個星期只休息壹天半。初三高三時候連跑操往往都帶著課本背誦，加上各種大小考試，正規考試基本每月壹次（高三基本上十幾天壹次），平常平均每天每科還要做至少兩套習題（每套至少有20道題）和壹張卷子（如果看做題總數，壹共六科，最終都要乘以6）、天天學的暈頭轉向，學習壓力可想而知。而且布置的很多作業必須“寫完”，但是總有不會的題，這只能導致抄襲。而且做不完還容易被批評（也不壹定），這樣往往導致壹抄了事或者潦草緊張的做完，而不能深入研究自己不會的題，更不可能把這些寫作業的時間用在自己喜歡的科目或者自己喜歡鉆研的課題上。

    在這種重壓之下（有很多還有家長的壓力），學生心理往往會發生各種變化，變得易怒、暴烈、殘忍，當學習壓力導致精神緊張、痛苦，有些人就會用毆打、歧視、辱罵等方式欺淩他人來轉移壓力，排遣壓力，就類似戰爭期間軍人犯罪，槍殺、毆打、虐待、強奸平民那樣（當然校園暴力程度與之很不壹樣），也類似軍隊、監獄這種高壓且封閉的場所出現的淩虐現象（當然程度也不同，但是有些要素類似）。從很多因為雞毛蒜皮小事就鬥毆甚至打傷同學，甚至強迫對方喝尿、還拍照到處傳播這些已經報道過的事件，就可以知道沈重學習壓力之下（原因之壹）往往會出現很嚴重的破壞性的爆發。還有壹些人在這種學習環境中徹底破罐破摔，也容易毫無顧忌的四處找麻煩，抱著“我不想學習妳忙也別學”的心態把班級搞得烏煙瘴氣。

    另外，因為是應試教育，學習很多東西本身就枯燥無味，加上學生壹些自身或者家庭原因缺乏學習的積極性，面對形式化的學習內容，各種死記硬背、題海戰術，自然失去對學習的興趣，青春期的余力往往就會用在校園暴力之類事情上。如果像沿海大城市重點中學那樣，學習內容比較豐富多彩，同學們都能從日常學習裏找到快樂和自由，就不會在課堂上違反紀律，影響他人，到處亂竄位子、投東西、喧嘩、聊天、看各種亂七八糟的書刊（例如黃色書刊之類），也不會有太多人把戲弄、欺負他人當成學習無聊下的壹種扭曲化的樂趣了。（當然，如果大環境和學習條件不改善，沒有良好的教育內容和青春期引導措施，課業過於放松，也可能導致學生有更多時間沒事找事。所以解決校園暴力並不只是減少課業負擔就行了，而是多管齊下，否則如果只重視減負可能反而導致問題更嚴重）

    第三，學校以及當地各種教育基礎設施的缺乏也很嚴重，所處的大環境較為貧窮、落後，社會風氣不佳（例如崇尚暴力或者至少不鄙視暴力），這也讓學生沒有壹個可以較好陶冶情操、安靜學習、拓展視野、提高素養的環境。

    在圖書館看書和混跡網吧的孩子，哪壹個更容易打架鬥毆？經常去科技館、大劇院（在家也有獨立空間和安靜的學習環境）和騎著摩托在大排檔、網吧（當然我也去了很多次）、臺球廳或者幹脆大半夜在大街上遊蕩（或者呆在家裏聽父母吵架甚至被當出氣筒）的孩子，哪類更有利於成長，包括更理性的待人接物？答案不言自明吧。雖然前後二者都是壹種生活方式，但是以社會主流思想判斷，孰優孰劣，以及對他人、他（她）們的家庭、社會的影響哪個相對好哪個相對壞，也是很明顯的。

    像縣城中學，至少我那時候沒有圖書館，實驗室也是只在個別時候開放，新華書店離學校也比較遠，雖然周末也有幾十個中學生去看書（根據我目測），但是相對於縣城那幾個中學數千中學生，這真是九牛壹毛了。縣裏圖書館更是只有少許報刊雜誌，這是七八年前情況，但是現在也沒見有多少進步。和京滬穗那種規模龐大、環境優美、書類齊全、查閱方便、服務優良、電子化信息化的圖書館根本不能及千分之壹。而且據我所知，各學校自己也有很多圖書館、實驗室、微機室，而且不像我們這只是偶爾開放，平常經常進行各種活動。某市中雖然有圖書館，但是我記得壹年半左右壹共只有三次組織去看書，而且全是在高壹時候，後來高二完全沒有了。至於個人去看，壹個是學習沒時間，還有就是學校以及各位老師並不太引導多讀書，無論是有組織的還是宣傳上，都更強調應試學習，考試成績始終是第壹位的，而且是學校學習生活中占絕對主導地位的。至於科技文化展覽設施、室內健身設施、計算機、理化生應用實驗室等往往更是聊勝於無或者幹脆沒有。

    那課外生活去哪呢？除了在家裏或者學校寢室，無疑就是網吧、遊戲廳、還有大街上摩托車的轟鳴，以及大半夜三三兩兩的未成年人在遊蕩。如果他們覺得這些不夠刺激，那就剩下打架鬧事了。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也是內地尤其農村子女了解世界的窗戶，讓他（她）們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其他更自由、更優質、更多樣、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給青春期的他（她）們未來無限的希望。當然，書中各種道理、價值觀也會深深影響他們的思想和行為。而如果有老師循循善誘，在課本之外給他們的閱讀以良性的指導，讓他（她）們把看到的書本與現實結合起來，更會影響甚至改變他們壹輩子的人生軌跡，讓他們跳出落後、保守、愚昧、暴力、短視、狹隘、麻木等壹些地區很多人的“宿命”（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而且很多人還有善良、淳樸、熱情、正義等好的品質，同壹環境中有各式各樣的人，同壹個人也有復雜的善惡兼備的特性，就例如我），找到他（她）們真正的人生價值，追尋並得到真正自由、有尊嚴、獨立自主、物質充裕、精神豐富的幸福生活。而且這對他們當下的學習、行為也會影響很大。

    如果有了這些好的教育基礎設施，並不是說校園暴力就沒有了，而是程度得到很明顯的減輕，加害者和受害者數量也會相對減少。同樣，如果各類文化科技設施齊全，自然會讓學生有了豐富充實的學習生活，既轉移了學習壓力，也提高了學生素養，還填補了課外學習生活的缺失，也對於解決校園暴力以及學生心理疾患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剛才提到與京滬穗對比，其實我並不是說要內地縣城、農村也達到這種水平，但是差距不能太大，而現實是差的非常巨大。這就像收入分配，資方、領導和技術人員可以比普通職工多拿，但是不能差距懸殊。雖然內地小城市和縣城不必有京滬穗那樣大型的圖書館以及劇院等文化設施，但是至少每個學校要有小型圖書館，把世界經典名著、重要理論著作、青春文學著作、國內主要報刊雜誌囊括在內，供學生免費閱讀和借閱，並且和學生建立溝通機制，哪些學生喜歡看但是沒有的可以隨時添加，舉辦壹些讀書會，師生之間、同學之間交流溝通，分享體驗。縣城和小城市可以有信息化的中型圖書館，向全社會免費開放。至於其他科技實驗、科學文化展覽設施，不僅應該建好，而且要內容充實（不能只壹座外表漂亮的大樓），硬件齊全，應該保持開放，而不是現在壹些學校把它當成形式，只在上級領導視察時候打開或者偶爾使用才打開，變成真正的科普、快樂學習、學生交流、課外休閑的好去處。當然這些都要投入巨資，又涉及到教育投入、地域公平以及教育體制改革、財政支出分配問題。

   第四，教職工總體素養有待進壹步提高，教師在校園暴力問題處理上地位也很尷尬。此外，師生之間也存在巨大隔閡，師生關系有欠合理。

    壹是老師職權和個人能力有限，很難去處理校園暴力問題。二是為了不得罪人，不惹難招惹的學生，加上學校規定模糊，往往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壹方面，壹些老師（只是壹部分）對待學生很粗暴、不講理、不細心；另壹方面又縱容和無視校園暴力問題。

    由於師範人才培養存在地域差距，導致教職工在處理校園暴力、對學生心理和行為等日常生活方面的指導都有很大不足。在應試教育下，內地中學更加強調教師的技術性（提高學生學習成績）能力，而忽視指導學生做人做事、提高其人文素質方面的教育能力，這導致很多教師面對學生之間的糾紛以及學生心理問題、學生違反校規校紀問題、在校園生活下產生的各種其他問題不能有更加良好的處置方式。往往是簡單粗暴的批評、空洞的說教、流於形式的紀律檢查等。至於如何開導違紀學生以及學生中邊緣群體等，也沒有什麽很良好的方式。這些其實並不是教師本人的錯誤，而是由於師範教育（尤其是內地二本及以下學校師範人才培養）對這些不夠重視，加上應試化、教條化、行政化的體制所限，還有教職工薪金過低，導致他（她）們這些教師不能更完全、更優質的完成培養思想健康、人格健全、品質優良、道德高尚、快樂自由的學生的任務。

    像我們那裏縣級中學教師月工資僅壹千多元（大約七八年前，聽說的），市中（A市A中，還是省重點中學）基本工資也只有1400-1800左右（四年前，看的辦公室的工資表），普通地市重點中學（B市B中）教師基本工資（不包括其他獎勵提成）有3000-5000左右（六年前，聽說的，不壹定準確，但是看起來這些教師生活條件還不錯，但是也不算很高），相對於社會整體工資水平，教職工（尤其普通中學）工資過於低下，而且重點名校和普通中學、市級名校和縣級中學工資相差過大，這導致教師可能更加強調班裏學生學習成績的績效，而忽視其他方面，而且影響教師隊伍吸引優秀人才（尤其優秀大學畢業生）的能力，還影響教師生活質量以及個人素養的提高以及在學校工作期間的心情和工作態度，這都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教學質量和培養的學生的素質水平。按國家正式的相關規定，教師工資應該不低於公務員工資，但是現實是教師基本工資可能還不如很多外出打工的民工，其他提成和激勵也往往以班級學習成績、明面紀律、以及其他不為人知的分配原則（這個就省略吧，不是討論重點，大家都懂），這除了導致學生學習壓力增大、應試教育強化，自然也更不利於教師關註每個學生在人格養成、思想道德培養等方面的問題。

    雖然學校作為事業單位有壹定的其他福利和社會保障，但即使加上這些，教師工資仍然過低，和他（她）們應有的社會地位以及貢獻（對培養、教化壹代代新人、推動社會進步、引領社會發展）完全不匹配。“有恒產者有恒心”、“倉廩實而知禮節”，如果壹個教師連基本生活以及養家糊口都捉襟見肘，每天為基本衣食住行而奔忙勞累，也沒有空閑的金錢和時間通過閱讀、進修、旅行、和學生以及其他教師互動交流來提高個人教學質量和水平，又如何更好的全身心的去教育好每屆以百計（至少教兩個班）、幾十年數以萬計的學生呢？而且這樣的工資水平下教師工作更多變成壹種工具性行為，在計較學習成績等教育績效、家裏柴米油鹽等焦頭爛額的瑣碎生活中，還如何能有壹顆靈敏的心的體察班上那麽多同學每個人存在的各種問題、還如何能靜心感受每個學生的獨特性和潛質、還如何能與每壹個學生推心置腹、因材施教呢？

    至於面對校園暴力，本身自己就有壹堆事尤其經濟收入、績效壓力等的教師除了簡單的批評幾句、或者放任自流不告不理、或者暴怒之外，還可能有多少其他方式呢？至於具體孰是孰非，學生雙方責任怎麽劃，更沒空分析調查了，至於善後問題（例如以後有矛盾的雙方如何相處，怎麽調解）就更無從談起了。中部地區（尤其是縣城、非特別知名重點中學）的教師待遇確實需要有大幅度提高了，即使現在的工資水平翻番也達不到法律規定的不低於公務員收入的水平。如果有了良好的經濟待遇，也能吸引更優秀的生源填報師範專業，從而更好的提高整體教師隊伍的素質。而且當地大學的師範類專業也應該在培養師範生時既強調相關科目技術性內容的教育，也不能忽視教給這些未來的教師關於如何培養學生思想品質、獨立人格、自尊自愛這些內容（尤其對以後可能成為班主任或者語文教師的師範生），具體來說也應該教育他（她）們如何對待青春期學生，如何處置校園暴力。教師是國民啟蒙之母，師範院校（專業）以及它們的教職工則是國民啟蒙之母之母。（當然就我所見的教師，普遍對我還是很不錯，至少表面上是，當然也能肯定很多實際上也是對我好，但是這不代表對所有學生都這樣，而且我去的大多都是重點中學）

    第五，現在處置校園暴力不僅過輕，而且大多數沒有落實到文字、沒有記錄和約束力。防治校園暴力要制度化、明晰化、法制化。

    對於毆打至傷（或者長期毆打淩辱）、嚴重侮辱（例如灌尿、好幾個人輪流騎在身上頭上、用暴力逼他人低頭“認錯”、“認罪”、扒光拍裸照、學狗叫之類），應該按法律進行刑事拘留並記錄在案，嚴重的處以徒刑（適當的可以緩刑），當事人要公開道歉、監護人賠償對方精神損失（主要在於懲戒，其實為了避免“碰瓷”或者同學之間經濟賠款不好看之類，有些可以把賠償款改為繳納“青少年社會管理費”（類似“社會撫養費”），交給官方機構，並由社會監督使用，款項專門用於校園暴力研究、防治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輔導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令加害人的監護人出錢可以督促、警醒其管教好子女，而不是不當回事），其他程度較輕但也造成比較壞的後果的校園暴力也應該由學校給予適當處分並記錄在案，培養學生負責意識（現在普遍是完全沒記錄，處分都是私下的、口頭的，雖然壹定程度保護了壹部分未成年人，但是加害者知道反正打人也沒事，更助長暴戾、兇惡，對他們以後走入社會培養遵紀守法意識也不利）。像臺灣現在很多校園暴力事件都對簿公堂，這就是壹個進步，要摒除中學生打架只是“小孩玩呢”的思想，未成年人也有尊嚴、權利和責任，要更重視公道和正義，讓加害者認罪伏法，得到懲罰，而受害者則得到心理安慰、實際幫助和正義聲援。當然校規校紀還要條文清晰，例如怎麽樣算是“長期淩辱”，怎麽算是“毀謗他人名譽”，怎麽樣算是“嚴重侮辱”……有哪些表現，都要清晰規定，不能模棱兩可，結果出現執行時候自由裁量權太大，結果老師（或者教導處）“看人下菜碟”，處置不公。

    此外，適當的體罰也是必要的。雖然體罰不符合現代教育原則，但是針對青少年暴力行為卻有重要的阻嚇作用。對壹部分未成年人來講，肉體懲罰往往比批評教育和拘禁等限制性措施效用更為明顯。對於很多聽不進道理或者純粹講理被當耳邊風的，肉體的痛苦可以讓他知道嚴重性。而且當他已經用暴力毆打了其他人，他自己也應該受到相應的對待，這樣才能理解被毆打者的痛苦，也為受害者討了公道。而且這樣做也讓欺負人者知道打人之後自己也會被同樣對待，也會受苦和受辱，也打掉了這些流氓“校霸”的“威風”，這些人通過打人來“立威”和“出氣”的動機就會被削減。

    當然，不能壹味的體罰而讓其產生逆反心理，而應該把體罰當作輔助，其他教育為主，而且體罰只針對嚴重毆打、侮辱他人並且給被打者造成嚴重身心傷害的欺淩者，只針對占學生總數極少比例的人。而且只針對校園暴力施暴者，對並未用暴力傷害同學的其他違反校規校紀問題絕不能施以體罰。體罰的具體手段和程度輕重應有嚴格規定。當然體罰執行者應該公允，不能看人下菜碟，而且整個體罰過程要有其他人（例如被體罰者家長和霸淩受害者家長、任課老師）在場監督，適可而止，必要的話還可以錄像，壹旦發生意外或者糾紛就能有據可查，當然錄像平常不對外公開，以保護學生個人隱私。新加坡等國現在還有鞭刑，就是以懲戒暴力犯罪或嚴重擾亂公共秩序、猖狂尋釁滋事者，有利於打擊違法犯罪分子尤其是流氓惡棍的囂張氣焰，有利於社會治安穩定。這不僅是抑制校園暴力的必要途徑，也是培養學生遵紀守法，在未來社會中遵從合理的法律法規以及工作單位的工作紀律、乃至遵守社會公序良俗的預演、鋪墊。

    如果從學校校規校紀的處置都模棱兩可，有時過度批評學生、對學生無理壓制、不合理幹預學生對他人和學校無害的學生個人行為，有時又姑息縱容壹些學生各種校園暴力、幹擾破壞學校正常合理秩序的行為；處理違紀學生“看人下菜碟”；看加害學生和受害學生關系和後臺處理糾紛；憑老師個人好惡；學生是否是“刺頭”（就是很兇很硬）；看哪個學生會當面壹套背後壹套；怎麽樣違紀又能不留證據；對老師當面恭順背後臭罵；專挑軟弱可欺、不敢反抗或者家長不喜歡老師不待見的欺負；見風使舵，看不同任課老師性格而在不同課時紀律表現不同……這些思想和行為如果延續到成年後的工作和生活中，那對社會肌體的腐蝕和對法律與道德的破壞也不言而喻。

    第六，互聯網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也讓校園欺淩的方式更加多樣化、復雜化，有更強的隱蔽性和殺傷力，也增大了學生之間發生沖突的幾率。

    現在qq、微信、微博、貼吧等社交軟件的大量應用讓人與人之間交流更容易，也讓各種詆毀、中傷、謠言等各種壞話有了更方便、更迅速、更大範圍的傳播。想要毀掉或者打擊壹個人的名譽，以前要慢慢的口口相傳，現在發到公共空間就行了，例如qq群、微博這種所有人都能看見的地方。當然，在微信朋友圈內部、qq空間這種半開放環境往往也能吸引十幾人或者幾十人註意，足以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可以連環傳播。互聯網還能“圖文並茂”，傳播他人人身照片、生活狀態照等，比文字和口口相傳的語言更有沖擊力。

    而且有了智能手機，可以隨時隨地、時時刻刻去攻擊他人。在這種虛擬空間還能避免現實裏傳壞話不方便、更容易避免對方報復或者質問等。而且還可以用其他人不知道的“馬甲”發布壹些其他人的隱私或者負面信息。例如建qq群可以加自己信得過的人，在內部傳播，這樣對方不知道或者知道也沒證據，這樣就能更加肆無忌憚的人身攻擊了。

    當然，並不是說人身攻擊都是欺淩，也不是說背後說人壞話的壹方說的都是謠言（很多是真實的，只是有些內容涉及他人個人隱私），而且被中傷的人往往自己確實有責任（例如確實做了錯事、確實影響了他人利益）。但是，網絡上傳播他人隱私和言行、說人壞話造成的損害往往大於對方應付的責任，超出了回擊的限度。由於這種人身攻擊和傳播出於傳播者個人感情和偏見，只站在自己立場來說話，所以容易失去對“度”的把握，做的過分，而且往往只講壹面之詞。如果雙方的能力與精力（辯論水平或胡攪蠻纏能力不對等、朋友聲援力量不對等（往往朋友會站在自己陣營而非站在有道理壹方，而且朋友多就意味著信息渠道多，可以更多的了解對方的個人信息、生活裏的事、各種日常言行等，自己壹方被對方詆毀時候也能第壹時間知情）、雙方對互聯網社交媒體運用能力差別、（多個人對壹人，十幾個人對幾個人，導致人少壹方招架不來等）差別比較大、握有對方“短處”差別大（有些人喜歡搜集別人毛病，或者熟人多人脈廣，自然可以通過很多渠道了解對方隱私，搜集到對方更多的“黑底子”和不當言行，另壹方則孤立無援）等，就可能會導致不講理或者講偏理的壹方反而取得勝利，或者強勢方本來就有理，但是嚴重誇大對方的責任和“罪行”，讓受欺淩壹方所受指責和名譽損害超過了他（她）應負的責任。

    這樣等於不按道理對錯而是誰朋友多、誰更會耍嘴皮、誰更有“料”（既有對方公開做的事的“內情”，也往往有對方隱私）、誰會籠絡人心和耍陰謀詭計誰就能在這種輿論沖突中掌握主導權，這種話語權的不對等往往也會讓大量旁觀者被強勢但是不壹定有理的壹方的觀點所引導，給有理的弱勢方帶來精神打擊、名譽損害或者隱私外泄，或者讓也有責任（包括應該在某件事上負主要責任）的弱勢方承擔了比應負的責任多很多倍的傷害。此外壹些有網絡技術的人可以利用互聯網黑客技術侵入他人手機、電腦竊取他人隱私信息、照片、錄像等用來四處散播以破壞他人名譽、揭出他人私人生活內容的人。

    當然，通過壹個人的某種社交平臺找到他（她）的其他相關社交活動、朋友信息（例如通過微博裏透露從的點滴信息逐步找到對方微信、QQ、貼吧賬號等，通過對方的粉絲或關註的人找出對方的壹些朋友，或者點擊壹些頭像、鏈接，看到其他相關賬號，了解對方日常的活動、愛好等）也是更普遍更容易的。還有壹些人通過互聯網用陰險手段獲取對方生活裏比較不想讓他人知曉的思想、行為。如A與B（AB都為男性）有矛盾，A知道B的微信號，A用壹個陌生微信裝成女生來“勾引”B，慢慢套B的話，讓B與“女生”的交談中說壹些曖昧話、知心話，然後A將其截屏並當成笑話傳播，成為他人談資，來間接詆毀B的聲譽。如果A與B的人脈圈大小和親密度差別大、社交軟件使用技巧能力不對等，雙方心眼多少、陰險毒辣的本事大小不同，則B很容易上A的圈套，甚至上當之後名譽受毀損還懵然不知。而且由於互聯網使用方便、用來攻擊他人的成本遠低於在現實中的言行攻擊，加上互聯網覆蓋的範圍之大，很容易發動多次（甚至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發動幾百次）網絡霸淩，重復進行傷害。而通過互聯網進行威脅、挑釁，也相對於現實更為容易，且不易受到懲處。這種網絡上對人的威脅也會轉化為現實威脅，對人正常生活造成嚴重負面影響。

   人肉搜索也是網絡霸淩的壹種重要形式，霸淩性質的人肉搜索往往有人帶節奏，用煽動性的辭令進行鼓動和指引。現在互聯網人肉搜索事件很多，例如“很黃很暴力”事件、“林嘉祥事件”、“復旦黃山門事件”、“女生疑似偷竊被人肉後自殺事件”，還有多起“抓小三事件”等，雖然有些是有某種正義感引導下的行為，也有壹部分事件有壹定的正面監督和懲戒犯罪作用，但是結果往往矯枉過正，有些把個人恩怨或者私德問題變成公共事件，給相關責任人帶來遠大於其應承擔的責任的巨大傷害。這種網絡評議往往缺乏理性和尺度，按照自身價值觀而不壹定符合法律的思想評判事情，而且有些時候會把事情扭曲和誇大，和古代的“私刑”類似（當然現在也有，例如壹群人打死小偷）。

    而校園小圈子的網絡暴力雖然影響力沒這麽大，但這種語言上的攻擊會變成現實裏的歧視、排擠、無法安心學習，甚至不能完成學業而退學。對很多“網紅”或者說名人明星，人肉搜索或者爆料這些人的緋聞壹般不會太過破壞他（她）們的生活，因為這些人壹方面有大量粉絲聲援、又有公關團隊和經紀人，有能力應對各種網絡攻擊。此外很多上流社會名人往往居住在與平民有所隔離的高檔社區、出入有自己的汽車甚至私人飛機，還有仆人、廚師這些，足以與大眾隔離，即使網上鋪天蓋地的圍攻，現實裏吃住行往往不受太大影響。而普通老百姓壹旦被人肉搜索，平常住所（無論住家裏、學校還是租房）往往會有人直接騷擾、拍攝，甚至“聽墻根”（如河工大事件中就有人在被人肉的女方家屋外聽屋裏說話，還在貼吧搞了“現場直播”，除了“直播”房間裏面的對話，包括屋子裏怎麽哭都描述的有聲有色，還夾雜各種惡毒、尖刻的評論。雖然這個事件中男女私德有虧，但是也不必這樣吧，而且還牽涉了無辜的家人。），出門吃個飯都會有壹大幫看熱鬧乃至滋事的人圍著，如果有工作往往只能辭職（像延安“看黃片”被警察破門抓捕的夫妻，變成名人後，夫妻因此在老家過不下去，被迫離家去外面打工，但是二人仍然被人認出來騷擾、說風涼話，丈夫被公司老板以“妳名氣太大了我這小地方容不下”辭退，妻子在超市當收銀員都幹不下去，經常被人圍觀--見華商網《延安小夫妻在家看黃碟被抓續：生活幾陷絕境》。雖然他們的行為並沒損害他人利益，而且有幾個人平常沒看過這種片子呢？但是就因為這對夫妻出了名，很多人卻因為各種各樣心理（如獵奇、厭惡）騷擾當事人），在學習中的可能會輟學甚至自殺（如那個偷竊而被人肉後自殺的女學生，就是無法承受同學的歧視和謾罵才選擇結束生命，相對於她偶犯的這點小罪，這個懲罰太重了）。

    雖然這些事情很多並不是涉及校園暴力的網絡欺淩，但是由這些事情可見通過人肉搜索等方式進行的網絡霸淩有著極大的負面作用，輕則讓人心理受創、出現心理疾病，重則會讓壹個人不能正常學習、工作，甚至不能活。而這些人有些是犯的錯誤的危害遠遠低於網絡霸淩的給她（他）們造成的傷害，有些連違法犯罪都談不上，還有些幹脆壹點自身責任都沒有（如“很黃很暴力”的女主人公）。（反過來說，倒是有非常多的人做極為惡劣的事情，就只因為其手段陰險、方式隱蔽，沒有證據證明、或者即便有證據也無法像人肉搜索、網絡暴力那樣傳播的力度，使他們躲過輿論的譴責，受害者無法得到社會關註、同情和幫助）

    而即使是雙方力量均等的網上相互攻擊、揭短、對罵，雖然不壹定產生上面幾個結果，但是和前面的情況壹樣，名譽都會有所毀損，學習也會受到壹些影響（部分精力和時間用在生氣和去與對方鬥嘴上），在其他同學甚至老師眼裏的形象都會變差甚至變得惡劣。而且最重要的是，這樣往往解決不了問題（對人註意自己言行舉止自律等方面可能也有壹些積極作用，但是不大，因為是否被欺淩往往不是是否有理，而是是不是有朋友幫腔、會耍嘴皮和手段、有“料”等前面提到的那些能夠掌握話語權的東西，而且導致“校霸”流氓學生等橫行霸道時候更不敢仗義執言，普通學生平日更謹小慎微，怕被通過網絡報復。還有就是很多網絡欺淩裏對受害者的攻擊指摘等往往只是針對大多數人都會犯的小錯誤，只是因為不喜歡他這個人所以恨烏及屋，把各種小毛病都能擡出來示眾，所以並不能成為推動學生潔身自好的有力手段，反而可能抑制個人個性的張揚），反而會激化矛盾。

    此外，互聯網社交本身也會帶來很多口舌交鋒，因為不需要面對面，就沒了壹些顧及，所以更容易口無遮攔，增加糾紛，進而可能由網上鬥嘴演變為現實裏面對面的沖突。而這種網絡霸淩由於是在虛擬空間，有時還是匿名，即使知道是誰也沒直接證據，所以學校老師更難介入。至於公安司法機關，除非被霸淩者是知名人士或者導致直接嚴重的人身傷害後果（例如導致自殺），是很難去追究責任的。而且往往參與者人數眾多，又沒有公開帶頭的人，自然難以追查誰的責任。加上這種事件太多，警方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太大，在平常有更多更重要的刑事、民事和經濟案件出現情況下，對這方面自然很難全力治理。根據維基百科，這些年網絡霸淩現象越來越多，已經成了很重要的壹種欺淩形式，而且往往作為傳統欺淩形式的“配合”，增大對受害者的傷害（例如女生扒光衣服毒打，裸照被放網上）。

    當然，互聯網上合理的爭執、輕度的言語沖突、在合適範圍內的指責包括輕度嘲諷都是正常的，以上所說的是很嚴重的欺淩行為，帶有強烈的侮辱、造謠中傷、人身攻擊等行為並造成較嚴重後果的網絡霸淩。

校園暴力從古至今、從中國到外國都存在，但是存在並不代表合理。首先，它實實在在的給人造成了身體上的和心理上的傷害，很多還是重大的傷害，而且往往還潛移默化的影響到成年後的生活。而且中學階段正是壹個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這個時期的人生經驗對他們未來的思想價值觀和實踐行為影響頗大。

    根據維基百科上壹些韓國、臺灣等地的研究，未成年時期的校園暴力、家庭暴力對他們成年以後的生活有很大影響，校園暴力的施暴者、受害者相比其他人，成年後家庭出現家暴（施暴或者被虐待）、犯罪的幾率都更高。當然對於心理、性格、思想狀況、價值觀、行為方式也都有深遠影響。社會上的壹些邊緣人，除了比較突出的有少數心理障礙乃至心理疾病的人，還有為數更多的在職場受排擠、孤立，家庭矛盾頻發、人際交往不順暢、生活裏麻木或者易怒之類的人。這些人可能按不同程度或標準劃分人數不壹樣，但是根據生活經驗估計絕對有數以千萬計（當然他（她）們這樣有其他方面原因，而且往往自身也有壹定責任，但是學生時代經歷肯定會對其產生重要影響）。而施暴者和旁觀者在校園暴力事件中也會形成麻木不仁、強者邏輯等思想，如果沒有合理的教育引導，他們長大之後雖然往往不會像學生階段做具體的那些霸淩方式，但是會轉化成別的形式和內容歧視、欺淩（例如職場的弱肉強食、擠兌人），只不過由相對公開露骨而直接的變成比較隱蔽陰險而間接的罷了。

    學生時代很多東西都是成年後的預演，雖然不是百分百的保留和通過原樣形式呈現，但是總會潛移默化的產生影響。例如叢林法則，學生時代欺負弱者或者拉幫結派，那成人之後就會“看人下菜碟”和黨同伐異；學生時期知道誰誰誰很厲害不能惹，眼睜睜看著流氓惡棍耀武揚威但是覺得正常，那長大之後也往往會無視社會不公，看到黑惡勢力或者強權暴政不敢反抗，甚至聲討幾聲都不想做；看慣了壹群人踢人打人，公開辱罵，人數眾多的旁觀者慢慢也就麻木不仁，不覺得這有什麽不妥，自然到成人社會上看了欺負人的事、不合理的事也不敢路見不平壹聲吼；壹些“好學生”學會了自保，懂了怎麽討好混混學生求得自己安寧，以後到了社會上也會拉關系、走後門、找靠山，而不是遵循公平正義，按程序和法律做事；在學校學會了當面壹套背後壹套，當著老師說好話，背後又罵，違反紀律想方設法不被老師發現，到了成年之後也玩當面壹套背後壹套，人前人後兩副面孔、工作生活裏也是想辦法占便宜、違反工作紀律、巴結領導；中小學作業抄襲或者考試作弊（當然這個原因多方面，例如作業太多，老師家長對成績逼得緊之類，我也抄過作業），到了大學研究甚至工作之後也繼續各種抄襲、模仿、弄虛作假……這樣的人在國內恐怕數以億計吧。

    而施暴者則因為沒有被懲罰而更篤信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把拉幫結派集體作惡、恃強淩弱當成成人之後生存的手段，甚至繼續保留未成年時期的暴力特征，用拳頭和鋼管來欺壓良善、威逼他人，以此獲取利益（看看現在各種黑惡勢力，尤其盤踞在基層的地頭蛇（按於建嶸教授的話說“農村基層暴力匪化”）橫行無忌、控制各種社會資源就知道，當然如果作為老板和官員之類用制度足以獲利而且沒人公開挑戰的話，他們可以在平時不用暴力，不過歸根結底還是強權）。像現在“城管打人”問題，其實如果沒有青少年時代在充滿壓抑與暴力的環境中“熏陶”，會有這麽暴戾的舉動嗎？能夠下意識的把暴力當成稀松平常的處理問題的選項嗎？所謂“打人時周圍不見人、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不僅只是城管手冊的教導，恐怕未成年時候就學會這些既欺負人又能逃脫責任的“技巧”了。

    壹個班級數十名學生組成的人際網絡、成員之間的關系，它的內容形式也會影響以後壹個職場（例如壹個公司、壹個機關單位）的人際關系、各種成員構成（強勢者、弱勢者、被孤立者、“刺頭”、“老好人”、“倒黴蛋”、“替死鬼”、“跟屁蟲”、“八面光”、“長舌婦”之類各種人物）以及利益分配。好的學校和班級，有平等和諧多元包容的成員關系，自然也有利於建設同樣平等和諧、利益均沾、多元寬容的職場。相反，如果從中學就生活在壹個認人不認理、明哲保身、黨同伐異、勾心鬥角的環境中，對成年後這些人組成的職場產生的影響也可想而知。

    當然，人是會變的，經過人的成長，思想性格以及行為會發生很大變化，很多學生時代不學無術、喜歡尋釁滋事的人也可能會學好，而壹些心地善良、遵守紀律、刻苦學習的同學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變壞，人的成熟理性也會勾掉少年時期的野蠻，而且學校的環境和未來工作的職場，居住的居民小區有很大不同，所以二者不能全面的類比。不過二者還是有諸多相似點，而且有很強的繼承性。尤其在沒有系統性的學校教育的指導和糾偏之下，很多人並不能從校園生活的經驗教訓中提升自己的素養，改掉很多毛病，而是在新的工作中用其他形式將少時的經驗和思想實踐出來，這些經驗和閱歷雖然也可以給他們正面啟迪，但更會夾雜大量“厚黑學”，為人做事不以對錯而以利益作為行為標準。所謂“換湯不換藥”，“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如前段所述，青少年社會的暴力環境也會對成人社會的暴力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生長在拳頭和水果刀決定孰是孰非、地位高低的青少年環境中，自然也讓成人社會保留或者“升華”出更多血腥暴力的臟汙，讓人民缺乏安全感和變成強者通吃、產生由權勢和威壓而非講道理主導的社會。而且這只是強調校園暴力帶來的直接負面影響。

   除了這壹面，校園欺淩本身也破壞或者削弱了美好的校園生活。就像壹個人，如果生了病，不僅身體因此疼痛，精神萎靡，而且這期間往往錯過了看電影、健身、旅行、和朋友家人玩樂等幸福的生活過程。同樣，校園暴力（包括各種歧視、沖突以及其他不良的人際關系）不僅本身給人帶來痛苦，也讓受害者（還有其他壹些受波及的人）難以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下享受學習、閱讀、同學交友、參與各種活動。如果天天有人可能罵妳或者上課隔著妳和其他人說話（有矛盾的人，如果關系好或許不在意）、扔東西，或者隔幾天就有人要打妳，還能學習的進嗎？兩波人天天跟仇家壹樣在寢室或者教室見面，還能壹塊好好玩或者學習交流嗎（可能有些人能做到，比較會忍或者暗中對抗，或者不怎麽在乎，壹邊玩樂壹邊對付人，不過我做不到）？

    如果每天下課、放學後都有可能被拉到廁所、教學樓背陰地方、學校外面小樹林或者爛尾樓裏毆打、扒衣服、用煙頭燙、撒尿等各種淩虐，除了本身的痛苦，還會讓受害者長期處於驚懼、戰栗、焦慮不安之中，即使暫時沒有人對他（她）這樣做時也不知道這種淩虐何時會再來，哪還有心情學習和快樂生活？痛苦與屈辱、不幸會抵消對快樂的感知力和對幸福的判斷力。例如在剛剛發生礦難或者因工傷死亡的家屬會有心情看奧運會嗎？在村裏疾病纏身無錢醫治又被地頭蛇強迫低價賣地的農民會為神州10號飛天而高興、自豪嗎？經常被長輩和丈夫毆打的婦女看見電視裏演的閱兵式上女兵方陣會歡呼嗎（歡呼又能改變現在她家庭的情況嗎）？無論是國家還是工作單位、學校的集體榮譽，如果有些人處於被壓迫剝削的情況之下，他（她）們沒有義務，而且往往也沒有自由、敏銳的心去體會集體的勝利。至於對平常學習的影響當然更明顯了。前面已經提到過，被欺負的人因為經常挨打、挨罵以及受到其他恐嚇侮辱，沒有心情學習，也難以集中精力去聽課，成績自然容易下降，這樣更容易不受老師同學待見，然後更易被欺負，如此惡性循環。

    例如我在另壹文中提到的某學生就是這樣，他數學在班裏曾經排前幾名，後來經常被捉弄、欺負，成績就倒數了。其他壹些被欺淩的學生當然學習上往往也不好，有些是壹開始成績就不太好，有些是被欺淩之後成績下降的，但是受欺淩學生很難後進，並不能像其他很多學生成績在落後之後還能提升，所以本身這種惡劣的境遇（主要是長期被欺負那種）就幾乎讓受欺淩的學生沒有較好提升自己現象成績的可能。這不僅僅是影響生活質量了，而是影響壹個人未來中考、高考以及更遠的前途命運。本來可能取得優良成績的學生因為這些原因（當然壹個人成績不好往往是多方面的，也有自身原因，但校園欺淩肯定是壹個重要影響因素），影響了壹個人壹生的命運，誰來負責呢？沒有人。而且各種擾亂課堂紀律的行為也影響其他旁觀類學生的學習，有時候老師因為這都氣哭了或者氣的不上課，這更是損害了師生們的利益。校園暴力對學習成績（包括對受害者和旁觀者，旁觀者因為這種糟糕的校園環境也會或多或少受到影響）的影響非常大，甚至壹些時候有決定性的負面影響。更有甚者，會直接影響他人的高考，破壞他人前程。在壹些縣的高考時，還出現壹些“校霸”（往往是家裏有背景，不過我老家的縣倒是沒有聽說，其他壹些縣存在）直接搶奪其他學生的卷子當場抄襲，老師也不去管的這種現象，而被抄的學生因此不僅嚴重影響了答題時間，心理也受創傷（很多還是女生），把做題的思路還有步驟也打亂了，嚴重影響答題狀態，成績受到極大影響（如果每科都受影響，考試得的總分因此降50-100分是正常的），本來能考好學校的只能考差學校，壹些人被迫復讀。

   有人認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他既然欺負妳，肯定妳自己也有問題。這個其實可以看看新聞報道的案例和日常了解的經驗。前面已經提到過，欺淩者主要是挑“看不慣”和“好欺負”的，至於這個被欺淩者“看不慣”的行為是不是侵害了他人利益？大多數是沒有的。就像內向的人：如沈默寡言的人、喜靜不喜動的人，或者喜歡上課發言討論問題的人、興趣愛好和其他人不相同（別人喜歡A遊戲他喜歡B遊戲、別人普遍喜歡科幻、八卦而他喜歡歷史之類）舉止言談不合群（低頭走路或者說話不太會看時機和大流）、同性戀等特殊性取向、不巴結“校霸”等，這些行為或者這些人的特征危害誰的合理的利益了嗎？如果算是有點對他人的冒犯，和其他學生的不合理行為相比，突出嗎？嚴重嗎？答案往往是否定的。而且這種易受欺負的人往往軟弱可欺，自然大多數也不可能做出特別危害他人的嚴重事情。所以這些流氓混混、“校霸”欺淩他人往往並非是他人侵犯了他們、其他班級成員、班集體的利益，而是根據個人好惡。我了解的幾個被欺負的學生，例如（刪節）等人，都屬於比較老實、軟弱，也沒有什麽突出的毛病，遵守紀律程度和普通同學程度壹樣，當然也有類似這樣平日比較搗蛋、學習較差但是也沒犯過大錯誤（尤其沒有打架、欺負他人或者擾亂課堂秩序、破壞東西之類）的被欺淩者，而且他做的錯事也遠輕於他受到的欺淩（被打、被罵，而且有時候打的比較狠），即使有錯誤也應該讓老師或者學校教導處處理，或者讓班級全體學生通過合理的討論來評價他，而不是讓流氓混混學生欺負他，而且這種欺淩並沒有導致他變得遵守紀律、好好學習了，相反讓他更不遵守紀律，更不想學習了。我了解的大多數被欺淩者（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是比較老實、不影響他人利益、比較內向或者孤單的人。而且歧視他人者有時候個人毛病不比被歧視者少，所以歸根結底還是看妳是不是好欺負，是不是會籠絡人，而不是自身毛病多少和自身缺點大小。

    而且即便是因為雙方沖突、各有過錯的情況，如果沒有人主持公道，不能妥善解決沖突，壹方面會使得最終沖突結果是由雙方實力決定（弱肉強食）而非誰對的多誰錯的多、誰的言行更過激和造成更大傷害這些道理決定，破壞公平正義；另壹方面，缺乏法治、缺乏學校、教育部門甚至公安司法機關介入，這種沖突很容易不斷的惡性循環，互相報復，仇恨不斷加深，釀成更嚴重的後果（出現致死致殘致重病的血案、和（或）造成持久性沖突，對雙方心理、學業、社交以及未來生活產生極大負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這會導致傳導效應，尤其表現在受害者壹方會變成加害者欺淩其他更弱者、尚未遭遇校園暴力者，甚至從長遠看傳導至未來成人後其對妻子、兒女實施家庭暴力。人都有補償心理，當在某處吃虧（尤其長時間、嚴重程度的吃虧、利益受損、被欺淩），又得不到壹些機關、社會和他人的公正解決，通過合理合法渠道不能討得公道，他/她就希望在其他地方彌補回來，出口惡氣（以及那種“不作惡的惡”，以冷漠的態度對待他人，缺乏對好人、弱者的同情，也缺乏對壞人、惡人的憤怒。例如摔倒老人不扶的現象，不止因為怕承擔責任被訛，也有在這種互相傷害的環境中慢慢褪去人性的善而激發了人性的惡的因素存在）。這樣就使得整個社會出現許多既受到他人傷害，又傷害了他人的人，然後不斷傳導、循環，使得社會治安惡化、道德水準下降、法紀廢弛、仇恨不斷積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融洽甚至充滿矛盾，影響人們生活的幸福感、影響人們正常的工作、學習的熱情與效率，影響人們為人處世的態度、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善意……這些危害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當然離嚴重傷害他人者/嚴重被傷害者生活空間最近的人受到的這些負面影響最大，但是整個社會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被以上的負面影響所影響到）。當然，這種傷害並非等量傳導（也就是說並不是某人受傷害多嚴重，就等量的（或者差不多的）傳給其他人這麽多“份額”的傷害），相反絕大多數恰恰是非等量傳導傷害，具體受傷害的程度與反過來給他人的傷害有正相關，但是具體的程度輕重更多由這樣的人做壞事的能力、條件、性格決定。

     有人認為說，“妳別惹他不就行了”。其實集體生活，人與人在壹起難免有交流、共事、摩擦，流氓、“校霸”往往壹開始就是惡語相加，嘴上不幹不凈罵人或者諷刺人，說話走路都能表現的很霸道。當然妳如果壹開始遇到對方辱罵或者蠻橫或者占小便宜（例如無故或者聊天時候吐臟字、平和的在某事上勸他壹句或表達不同意見，他連珠炮的汙言穢語或者威脅之詞來回答妳，他可以對妳講難聽的說話，包括諷刺妳，但是妳不能這樣對他，否則用更難聽的話罵妳、威脅妳甚至打妳，對自己和別人用雙重標準要求；亂用妳東西還不禮貌，但是不能用他的，也搞雙重標準，甚至比妳用自己東西、坐自己座位都有優先權；強行借錢不還等），然後忍了，那可能就避免了更大的問題，避免了遭受嚴重校園暴力，避免了報復。但是也可能讓對方得寸進尺，看妳好欺負而更加跑過來撩撥妳、欺負妳。在缺乏關於同情心同理心和理性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大環境中，示弱和求饒非但不會被諒解和寬恕，往往對方看妳好欺負，用我們方言說比較“好捏”，那些流氓混混學生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得寸進尺的找麻煩。還有就是往往同學之間同班至少要壹年甚至三年，難道三年時間妳每天在教室、寢室都得在大事小事上都讓著他們？遷就他們？他們違紀或者不交作業、遲到早退、上課或者自習攪擾課堂就不能管，很少被記錄或者批評，而其他學生有壹點違紀班幹部就如實記錄，這算什麽學校環境？有公平嗎？平日對待他們和對待別的同學就得用不同的臉色、不同的態度、不同的言語和動作？而且很多混混學生會想方設法故意逗妳急，妳越是想躲避，他們越是來勁，拼命靠近妳、挑逗妳，非得讓妳惱怒不可，讓妳做出反應，然後他們再進壹步罵妳、打妳，而且妳的反抗還成了他們毆打侮辱妳的借口。憑什麽有些人就“應該”成為嘲弄、譏諷、鄙夷的對象，而另壹些人卻耀武揚威、沒人敢惹？

    而且，就算所有學生都小心謹慎，都想辦法避免得罪他們，那他們也總要挑選至少壹兩個好欺負的學生來欺淩，因為欺淩人的大環境大前提（前面提到的那些）沒有改變，總會有人成為受害者（就像傳銷，下家通過再騙人，再發展下線來轉移上家賣給他的東西來挽回投入的本錢，但是終究會有壹批“最後的下家”受騙；古代等級制和野蠻資本主義時代的剝削，即使每個人都努力奮鬥，都有機會成為上層，但是各階層總有人在社會金字塔底層受剝削壓迫），而且這個過程也助長了見風使舵、恃強淩弱、對上仰視對下俯視、弱肉強食等不良的思想觀念的形成，無論在校園還是以後社會，都不是什麽好的狀況。而且對於處於未成年的學生來說，由於心智不成熟，社會經驗太淺，並不能有成年人的應對事情的能力，面對欺淩者的滋事往往缺乏合理的判斷力、解決能力，所以怎麽能要求所有好學生都有這些能力呢？難道要逼迫遵紀守法者去學躲避、討好壞人的本領，逃避問題，而放縱欺淩者肆無忌憚的到處滋事嗎？

   此外，校園暴力也有某種特殊的復雜性。欺淩壹個人不壹定是“長期”，而且就算是長期欺淩，也不是不分晝夜整天的欺負人。例如有什麽班級集體活動，或者平常聊天，可能欺淩者和被欺淩者會在壹起玩，欺淩者也會在被欺淩者被老師表揚之類事情後拍拍他肩膀來鼓勵或者贊揚壹下。平常吃東西也會分他壹點辣條或者麻辣燙，或者帶他去上網，其他班有人欺負他，他們有可能（很少）去幫他理論之類。例如（刪節）等人就是這樣。前面還提到過打了人之後如果被打的鬧著要告狀，欺淩者有時會過來說好話安慰、道歉（唱紅臉壹方）。而臨時性欺淩往往也有可能和解甚至“不打不相識”，雙方慢慢變成朋友，或者在調解下被欺淩者由於種種原因“原諒”了對方。但是這改變不了欺淩者與被欺淩者關系不正常的實質。

    這就像封建地主和農民，野蠻資本主義時期的資本家與工人，雖然有些地主和資本家不太壞，但是改變不了雙方不平等的實質。再兇惡的地主特別豐收時候也會給雇農點獎勵，過年送點肉、餃子之類。但是他兇惡時候對農民的剝削、毆打和辱罵呢？《亂世佳人》裏表現的幾個被主人比較良好對待的黑人能抹除黑奴制度下整體黑人悲慘的處境嗎？就像中國古代，老百姓只要碰到壹個雖然還是專制壓迫、苛捐雜稅的皇帝，但是經常減免稅負、關心下人民疾苦，比暴君昏君好些，哪怕還是非常不平等，官員貪腐，老百姓還是極為貧窮，沒有權利自由，做慣奴隸的人卻仍然“萬姓臚歡”，如魯迅《燈下漫筆》中說的：“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時候，給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盛世”，因為“雖不算人，但究竟已等於牛馬了”。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嗎？所以欺淩者有不欺淩甚至比較好的對待欺淩者時候，並不能掩蓋欺淩時候的錯誤乃至罪惡。至於“和解”、“說和”之後有真的和好的，還有被迫的。就像對方踢、打妳幾十下，流血了，但是妳要報案或者找老師，他為了平息，找人從中說和，草草道了歉或者幹脆沒道歉，只說“以後我不會打妳了”，而妳知道告狀可能沒用，開除不了也拘留不了他，又怕他報復，所以“原諒”了他（他們），“和好”了，甚至還沖對方笑了。這種是真的和好嗎？其實只是因為懼怕對手，加上對方軟硬兼施，所以不得已才“和好”，並不是對方被合理懲戒或者還回去之後平等基礎上的和解。而且流氓惡棍裏本來就有“紅臉”“白臉”的分工，壹旦欺侮人造成比較嚴重的後果，或者被欺負的人惱怒要告狀，“唱紅臉”的就會出來打圓場，和“唱白臉”的兇神惡煞軟硬兼施來逼被欺壓者就範。其實在打人之前“唱紅臉”的就知道要欺負受害者，而且有些自己也參與了，所以本質上也是霸淩者，而且並沒有從開始就阻止欺侮，其“唱紅臉”的目的不在於保護被欺淩者，而是避免被欺淩者反抗，給他們整個流氓惡棍學生群體造成損傷，而且顯然“唱紅臉”者所作所為根本是在保護兇狠的“唱白臉”的不被反抗尤其是不被告發，而非保護受害者。

    如今社會很流行“妳應該適應環境，不是讓環境適應妳”、“生活像強奸，既然反抗不了，就幹脆享受快感”這類思想，其實不就是讓用忍耐換取少被欺負嗎？打了妳左臉，妳伸過去右臉，很懂事，所以打右臉時候輕點或者幹脆不打了，還沖妳笑笑，結果好像不是他打了妳，而是贊揚了妳壹樣，妳不僅不能反感和痛苦，還應該感謝和高興。但是最關鍵是妳臉實際被打了，而且對方也沒因此道歉或者受懲罰。妳有兩千塊錢，搶劫的看妳可憐，只拿走壹千，把另外壹千遞還給妳，因此要感謝他，覺得他是個“好劫匪、有良心的劫匪”？這是太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癥候”了。利益受損還要通過低三下四、賠笑臉、唯唯諾諾來換取對方對妳做出的遠低於他傷害妳的程度的“恩惠”，這是壹個自尊、自愛的人應該做的嗎？其實家庭暴力也是這樣。很多人認為生養了子女，當然也可以打，因為“我要不生妳養妳，妳命都沒有”。婦女被丈夫毒打，丈夫也覺得“我在外面辛苦工作撐起這個家容易嗎？”、“我很多時候還對妳好呢”，甚至壹些丈夫毆打完妻子，道歉賠不是，說下次不會了，還痛哭流涕，但是過些天卻又毒打妻子，然後又說自己後悔，然後又打，如此循環往復。關系不對等下的同學友情還是不要比較好，人不能受了氣還主動討好對方，這樣維持的“和氣”如同抗日戰爭時期主動犒勞日軍、討好占領當局以換取做官經商的利益（或者只是為了少受欺負、少受剝削）的漢奸、順民壹樣。

   這種壓迫方和被壓迫方並不完全對立甚至還能共存、共同高興的參與其他事情的情況，和中國特色的人情社會、“尊卑有序”、集體主義觀念濃厚、家庭觀念濃厚關系很大。壓制性而非對抗性的文化讓不平等的雙方有時候還能很“和氣”，集體和家庭觀念壓倒了個人權利和自由，就要人（尤其是底層力量弱、話語權弱的弱勢群體）“服從大局”，不給集體、家庭“抹黑”，忍受集體內部的壹些不公和欺淩，“壹致對外”、“疏不間親”，就像當今地方政府不許上訪給地方“抹黑”、上級檢查時候下面單位或者學校所有人都得打掃衛生幹幹凈凈、自己穿著很好、充滿笑容、只說自己幸福而不提不滿壹樣。被拐賣到山區村莊強奸後以德報怨教村裏孩子讀書的郜艷敏，在記者慕名采訪、省政府頒獎給她時候，卻被鎮裏和村裏幹部阻撓采訪和授予她“感動河北十大人物”，認為她被販賣這點“丟了當地縣、村鎮的人”、是“國家的恥辱”，連因她而受益獲得教育的村裏孩子的父母祖父母這些男女老壯村民也用暴力攔阻外面記者采訪，也不讓她出去接受采訪（後來她偷偷跑出去才和鳳凰衛視記者見面），還有很多人把她被拐賣而教書當成壹種美好的“典範”，如根據她的故事改編的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鼓吹受欺淩的人就應該不爭取自己合法權益、不懲罰罪犯，反而要去任勞任怨，在忍耐極大痛苦和恥辱中“為社會服務”，把欺淩與被欺淩合理化，美化被拐賣、受家庭暴力的婦女的處境，其實這還是中國傳統文化“顧全大局”、守規矩、忍耐服從和當今盛行的“各有各的活法”、“沒本事被欺負活該”的強者邏輯在作祟。

    同樣，像嚴歌苓寫的《陸犯焉識》中就描寫過文革時勞改營每天吃糠咽菜，但是當外國王子來考察“模範監獄”的那天的午飯，各種雞鴨魚肉都有，而且囚犯們還得說每天都是吃這些，吃的時候還得表現的很文雅，裝作吃慣了這些東西。而這個過程中，沒有壹個人在王子訪問時大喊“這些都是騙人的、裝樣子的、應付妳們來訪問的”這種揭穿謊言的話。這除了顯而易見的後果（說實話肯定被槍斃，雖然這些人平常因為饑餓或者疾病死亡的也很多，文革時大多數在西北的勞改犯都死於獄中，活到文革結束的倒是少數。他們卻不願意拼壹把而“死得其所”，陳勝那種有“今亡（逃跑）亦死，舉大計亦死，死國可乎”思想的人太少了，連說句真話都不敢），也有魯迅說的很多中國人長久在專制統治下產生的奴性吧。被打了還笑嘻嘻的是奴才，奴隸中的“人才”，會比其他奴隸多受主子獎賞，當然也少受主子懲罰，這是真正的“和解”嗎？仆人被主人打了還拼命指責自己做事不周到、唯唯諾諾賠不是，這是真正的“原諒”嗎？真正的和解應該是在自身不會被打擊報復、和對方地位平等、對方做出真誠道歉和改過行為之後的握手言和，而不是因為怕更嚴重的欺淩、“秋後算賬”，迫於壹群流氓惡棍的壓力和處於不利環境下不得已的“原諒”、“和解”。

    就像哈佛大學桑德爾在以“正義”為主題的公開課上講的：人能夠得到尊重，是因為我們的意誌能自由存在，能夠自由的行動和選擇。而意誌自由就是當妳在做壹件事時候，完全出於自律而非他律，只是為這件事本身，而非任何其他的東西。如果只是為了“不惹麻煩”，只是出於對流氓惡棍學生的恐懼，出於對以後可能被在沒人角落拳打腳踢報復而功利性的選擇“和解”，只是壹種怯懦和逃避罷了。至於那些為了避免再次被欺淩而在言語、行動上還刻意討好曾經欺淩自己的人甚至加入這些人的幫派，變成他們的“兄弟”的被欺淩學生，只能說更為可悲了，和當年叛國投敵的漢奸、當今巴結領導、尋找靠山，投其所好淪為權貴的打手和奴才的人本質上是壹樣的。而很多旁觀者冷漠旁觀、替欺淩者向老師和學校隱瞞，在被老師和外人撞見欺淩情況後打圓場，其實也能對應到成年之後對社會上有人被欺負無動於衷、看不起弱者也鄙視“個人主義”，在工作單位或者社會大街上維護集體的“體面”而參與壓制個體爭取權益的行動。這也是為什麽占人數大多數的中下層職工能夠被少數領導、老板和管理人員有效的控制、分化的壹個原因。中學階段是以後成人社會的預演，當今社會很多人缺乏正義感、謹言慎行以求自保、背靠大樹甘為有權有錢者的奴才、見什麽人說什麽話、恃強淩弱前倨後恭，其實都可以從中學階段的各類學生身上找到它們的雛形。

    還有人認為，哪有那麽多人每天閑的沒事去找別人麻煩，作業都做不完。對於霸淩者而言，去欺負他人並不是壹件麻煩事，相反是壹種很有趣的娛樂活動，而且用不了多少時間。欺淩並不是每天專門花幾個小時欺負他人，而是在比較短的時間完成，或者和日常生活就融為壹體了，就像壹日三餐那樣平常。就像群毆，很多打人過程“最核心”的部分也就用不超過1分鐘，加上前前後後“準備”時間和“收攤”，往往壹個課間時間都不到。至於亂投東西、拍打、用手擰別人，還有罵人之類，在上課或者自習期間做完全不會占用他們其他打鬧的時間。就像現在互聯網上各種圍觀明星家庭醜聞、人肉搜索他人、跟帖起哄、和不同意見的人對罵等等，和日常工作也不沖突，相反很好的“鑲嵌”在了日常工作之中，成了工作之余的消遣。前面已經提到了，在課程枯燥乏味、作業做不出來、缺乏讀書娛樂等各種設施和沒有豐富的校園活動的情況下，打架或者其他滋事就成了必然的娛樂了。就像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看守在枯燥中以木槌敲打猶太人囚犯睪丸為樂（南風窗“南書房”《他用壹生來詮釋人性之惡》壹文）、南京大屠殺時日軍士兵強迫中國婦女自己掀開裙子赤裸(裏邊什麽都沒穿)、還讓她臉上微笑，並將其拍照留存（見張純如《南京真相--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壹書，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也展示有這張照片，還有其他很多類似的照片）以此為樂、“紅衛兵”以讓批鬥者坐“土飛機”、戴高帽遊街羞辱為樂壹樣，扭曲化的環境總會讓人把欺淩他人當成壹種很刺激的業余活動。

    對於輕視校園暴力者來說（這也是當今社會很普遍的觀點），最主要的辯護理由往往是“這是小孩子的事，不算嚴重”、“畢竟沒有成年，誰都會經歷這個成長階段”之類，把校園暴力歸結為“孩童行為”、“不可避免”，“過了這幾年就沒事了，就過去了”，淡化事情的嚴重性。但是前面很多段落已經講了它往往對人有持久性作用，對成人之後的人生歷程也有重大影響。這種長遠影響在韓國、日本、歐美、臺灣地區都有大量相關研究證明，中國大陸近年來在研究校園暴力方面也已經取得較大進步，也有壹些相關研究成果可供參考。

    而且即使拋開長遠影響，只看中學六年（部分校園暴力或可延展到小學大學，這樣有16年），那也是人生的壹個重要階段啊。每壹天都很珍貴，是生活在快樂、自由、平等、有尊嚴、受保護的六年，還是在時常面臨暴力、恐懼、憂慮之下，心情壓抑、屈辱、麻木、暴怒、焦慮下度過六年呢？雖然並不是說時時刻刻都會在這種環境和心境下度過，但是時常出現這些已經是災難性的了。人生壹共才幾個六年呢？何況又是無比珍貴並對成年後生活影響深遠的青春期。以上哪種青春的六年過得更好呢？而且像打架時候，下手往往不比成年人輕（而且有些比成年人更不知輕重，更沒底線），侮辱人的時候也往往不會像成年人那樣“做人留壹線”，而是盡力為惡，看看新聞上爆出的很多事件（有些還有錄像、照片）就知道。至於通過日常聊天、尤其用互聯網誹謗他人、傳播他人隱私、當面或者背後詆毀攻擊別人，未成年人也會很熟練的運用，並且把這些行為“發揚光大”到成年之後。所以校園暴力造成的實際危害不見得比成年人的打架鬥毆輕。

    13-25歲是壹個人最為兇頑暴虐而且暴力極度外顯化的時期。平常的欺淩也讓班裏那麽多同學旁觀，被欺淩壹方往往被其他人看不起、歧視，天天在丟人現眼中過日子。即使壹些女生也抱有這種崇拜“瀟瀟灑灑”的痞子而看不起被欺淩的班裏瘦弱可欺的同學。即使不談那些嚴重的毆打（例如群毆把人打傷這種嚴重）、侮辱（往身上撒尿這種程度）行為，只看平常的各種騷擾、恐嚇，也足以很大程度影響正常學習生活。

    就像劉震雲寫的《壹地雞毛》中寫到的，兩口子婚姻不幸福，吵架對抗，甚至關系破裂離婚，往往並不是因為什麽國家大事，而是丈夫買的豆腐餿了、孩子病了買藥打針太貴、老家來親戚壹身臭味煙味來蹭飯之類“雞毛蒜皮”的小事。這些事情雖然不大，但是天天過在這種日子裏，很影響幸福感，讓人充滿各種煩惱與痛苦，而且日積月累，時間長了積壓的更難受，或者變得麻木不仁，不知什麽是輕松、愉悅、自由了，更不可能在這種環境和心境下有什麽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了。如果壹年只有壹兩次欺淩也算不上嚴重，但是這種長期欺淩往往是經常性多次反復發生，由此帶來的痛苦、恐懼是時時刻刻都在被欺淩者心中的。而且這種欺淩在確定性中又有不確定性，在肯定被欺淩的時期內沒有非常固定的欺淩時刻（當然有時候也會有固定的，但是更多是不固定），也就是不知道具體哪壹刻發生，所以被欺淩者會經常性處於恐懼不安、焦慮緊張之中，或者變得麻木和逆來順受，對外界的感知弱化以保護自己內心，這樣其實傷害更得，讓人失去了正常的喜怒哀樂的情感。

    而且未成年人（主要是指受害者壹方）因為缺乏成年人的心理素質和應對方式，不像成年人有比較成熟的自我心理調試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差，面對這些霸淩，身體和心靈受到的傷害和痛苦也不比成年人受屈之後的痛苦小，造成的心理陰影和對未來性格、行為的後遺癥往往更比成年之後遇到事情所受創傷大（尤其在沒有家庭或者老師的善後輔導情況下，會出現心理扭曲乃至價值觀扭曲異位，變得麻木或者殘忍，崇尚強權，崇拜拳頭的力量等）。受欺淩者往往經常性做噩夢、身體莫名戰栗、對外界的風吹草動，身邊家人、同學、同事的壹舉壹動過於敏感，恐懼壹些不必要的事，或者麻木遲鈍，別人叫自己或者談論什麽事情，自己跟不上他人思路，跟傻子壹樣，做事情也容易丟三落四、顧此失彼，還會精神頹廢和缺乏做事的信心和勇氣。

    就算成年之後擺脫了心理陰影，生活正常，那這幾年的校園生活不是人生的壹部分嗎？難道就這樣過去了嗎？而且事實上所謂“看開了”往往是麻木了，會忍受了，這雖然壹定程度沖淡了那些不愉快的事造成的傷害，但是卻導致人變得麻木和馴順，以後工作、在家裏也壹樣逆來順受，沒有權利意識，為工作中自己的勞工權利受損和生活中家庭不和諧埋下伏筆，缺乏對事物的感知力，等於失去了很多幸福，人生殘缺化了（當然不是完全變麻木了，而是壹定程度受影響，至於程度深淺，要看具體情況）。而且扭曲化的同學關系（有些人頤指氣使、橫行霸道，天天耀武揚威，說話走路都霸道著，而其他人得小心翼翼不得罪他們，讓著他們，有人可以違紀不被班幹部記錄，有些人就得乖乖完成甚至超額完成老師要求）同樣不是合理正常的人際關系，是需要進行改變的，平等、和諧、有序才是良好的同學關系以及班級生活的要素。

    無論什麽年齡，做錯事甚至違法犯罪都應該自負其責（當然監護人和學校乃至社會也有責任，但是不能因為這些把學生本身的責任蓋掉，13-18歲期間壹個人已經有了部分乃至全部民事行為能力，有了壹定的價值觀和社會位置，就應該真正負起那部分責任，而不是給他人造成重大傷害乃至違法犯罪連個正式的、公開的、記錄在案的處分和懲戒都沒有，這樣又如何培養負責任、遵紀守法、懂得尊重他人利益、富於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國家公民呢）。小時候都不分黑白對錯，對犯錯誤乃至違法犯罪都敷衍了事、和稀泥，長大了如何成為負責任、講道理的人呢？

    人生的每日每月每年都很寶貴，不能用“過去了”敷衍了事，如果敷衍了中學六年，大中小學16年，那以後成人生活了，在工作中勞工權利受損，沒有和勞動貢獻匹配的工資收入以及社會保障、退休後沒有和貢獻匹配的養老金和受較好照顧的晚年、在生活中時不時受到比自己有權有錢有勢的人欺淩，難道也都以“反正都過去了”這樣渾渾噩噩度過壹輩子嗎？然後如此代際傳承，下壹代乃至以後很多代子女也都這樣過日子嗎？人的生命只有壹次啊，即使不必要像保爾柯察金說的“不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壹生為全人類解放而鬥爭”這麽偉大和無憾，至少也應該有基本的尊嚴，不受不公的對待和強者欺淩，能夠學有所成學有所用、勞有所得、老有所養，付出的學習努力、創造的勞動價值和自己應得的報酬（成就和榮譽）相匹配，有獨立自主、不受控制和壓迫的生活。在各種被欺淩、忍受、煩惱、麻木中度過青春乃至整個壹生，是極為悲哀的事情，那些認為“反正都過去了”的人內心裏有幾個願意處於被欺淩者行列呢？

    “往事並不如煙”，只在乎曾經的失去之人會痛苦的無法自拔，這確實是不幸的和需要通過調適而改變的。但不在乎失去的幸福、沒有權利意識則更可怕，如行屍走肉壹般。人要自尊自愛，就要維護合理合法的權益，對受到傷害而憤怒，對傷害他人而愧疚。只有覺醒了，才有意識尋求改變，讓曾經的被傷害或傷害他人的經歷不再重演。而且恰恰是因為“都還小”，是“小孩子”，所以青少年時期對於包括校園暴力行為在內的不良行為的矯正才更為重要，因為這個使其正是壹個人行為、價值觀固定成型的時期，前面已經具體的講了很多了。“人民應該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不生活在恐懼不安之中是人的基本權利之壹，與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息息相關，對於未成年人更是如此。

    社會在進步，時代在發展，人的權利日益得到認可和尊重。就像八小時工作制、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兩性平等這些在封建社會時期和資本主義早期完全沒有（而且也沒人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東西如今都成了社會共識。相反，歷史上的男尊女卑、等級制度，奴隸制和封建制的人身依附關系、無償勞動和嚴重剝削以及毫無社會保障的勞工待遇等曾經被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如今已經被普遍的摒棄。

    同樣的，校園暴力在過去對人權不夠尊重、社會經濟落後、人民生活困苦、各種生存利益損害很大的時期被忽視，是因為畢竟還有這些更重要、更急迫、更嚴重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如今國民生活已經達到了壹個較高的程度，在勞動、醫療、養老以及教育方面已經有了很大進步的大環境下，校園暴力問題被突出了出來，就像經濟發展到壹定程度（解決了溫飽問題）就要重視環境保護壹樣，應成為社會進步的又壹個攻堅點。各種媒體披露的冰山壹角的校園暴力事件已經令人震驚，而每天、每月、每年還有千千萬萬未成年人經歷著這些而沒有被披露。

    當現在很多城市居民已經開始關註動物權利（各種愛狗愛貓組織（我也是愛貓人士）甚至螢火蟲的生存權（見南方周末《亮了多少城，暗了多少蟲》壹文））、討論老人臨終關懷問題等更高的追求的時候，校園暴力問題難道還不值得關註嗎？校園暴力、家庭暴力都是社會肌體上的毒瘤，而未成年人、婦女、老人、殘疾人這些弱勢群體的被侵害則是當今文明世界的恥辱與瘡疤。根據聯合國等機構以及國內外其他人權、經濟、文化組織的各種報告數據、論文，全世界每年校園暴力、家庭暴力受害者根據估測有多少呢？根據比例估測，有些國家有數百萬，有些是數千萬，而被各種媒體（從各地地方電視臺和都市報到國家電視臺乃至世界級通訊社）報道出的各種事件亦是不勝枚舉。即使重度的受害者只占總數的20%，累計十幾年的數量也比同時期所有戰爭直接帶來的人道災難更大。

    人們往往只看到了突發性、爆炸性的大規模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員傷亡和其他損害，但是這些發生在各種看得見（更多是看不見）的角角落落、零零散散的校園暴力、家庭暴力累加起來，更是壹個天文數字，數字背後是多少婦女、未成年人、老人以及殘疾人及其他弱勢群體的痛苦、屈辱、無助、絕望、麻木，是壹個個鮮活的生命被摧殘，逆來順受或者絕望掙紮。看看中國農村婦女自殺數據和相關調查，那背後是上千萬屈死的冤魂，以及她們背後代表著的幾十年來累計十數億的忍辱偷生的農村婦女。

    按照韓國和臺灣的關於校園暴力的調查，有5%-20%的中學生參與霸淩，也有10%左右的人被霸淩（當然輕重還有是持續性還是偶發性的具體會不同），中國的內地即使按這個比例算，又有多少人呢？其中比較嚴重的又占多少呢？除了新聞報道，近些年通過qq群、貼吧、論壇等渠道也了解了其他壹些人講的校園暴力，很多程度比我在身邊聽到看到的還要嚴重。相關機構以及新聞媒體如果進行研究調查，不難得出結論。而在類似學校（主要是內地縣中以及城市的非重點中學或者重點中學分校）生活過的新聞工作者或者有親密朋友待過的，也可以有更直觀更清晰的感受。

    還有壹點，當今中國社會乃至其他國家對於校園暴力（包括各種冷暴力、歧視以及扭曲化的人際關系）的輕視，是否是有壹個因素，那就是社會資源（權力、金錢、傳媒輿論等）本身就是掌握在以前在學校屬於旁觀者、霸淩者以及遠離嚴重類校園暴力（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市區戶籍人民）的校園環境下成長的人呢？這個雖然我沒辦法統計，但是根據直觀感受以及通過在現實以及互聯網的壹些了解，似乎是這樣的。壹些曾經在學生時代是流氓混子的學生畢業之後很多也比被欺負的人混的好，有些還是當地地頭蛇、小幹部（當然也不乏“大幹部”）之類，其他地方官員、富豪恐怕也是旁觀者或者霸淩者居多吧。

    至於被欺淩的人，在校園習慣了被欺淩，麻木不仁，到了社會上可能還是被剝削、受他人管理乃至被邊緣化的人。對學習成績的負面影響本身就幾乎阻斷了他（她）們進入社會上層的可能，甚至社會中層都不見得能給他（她）們多少席位。而掌握國家更高權力的官員、學者以及影響力很大的傳媒的校園工作人員更多也是在沿海大城市市區重點中學那種平靜、文明、和諧，擁有各種書籍和優秀教師、小班教學、家長同學教養很好，懂得寬容尊重，遠離嚴重性的校園暴力的蜜罐子裏長大的。即使發生矛盾，也不至於動手甚至流血，哪怕勾心鬥角也有底線，自然很難體會到占人口數也是同齡學生數的大多數的內地中學生的學習環境。所謂“何不食肉糜”嘛。而且類比體制內與體制外、老板和民工、城市和鄉村完全不對等的資源、地位以及與不對等的資源地位極為“對等”的話語權輕重，這個推論（社會資源包括話語權被校園暴力中的旁觀者、霸淩者，以及遠離校園暴力的“蜜罐人”控制）恐怕也是可以被證明是正確的。

   韓國、日本、臺灣地區難道確實比中國大陸整體的校園暴力水平嚴重得多嗎？從常識就可以否定。只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弱者有了話語權，強者中也出現了更多對弱勢群體的關註者、同情者，加上新聞、電影的開放度，才有那麽多反映青春期陰暗面的相關電影和新聞。

    從輿論上看，當今中國看似並沒有比這些國家和地區更嚴重的校園暴力（雖然也爆出非常多，但是和整個輿論總局面比，校園暴力還是壹個很邊緣的問題，更缺乏像《告白》、《熔爐》（老師對學生的暴力也算廣義的校園暴力吧）、《韓公主》、《憐憫》、《黑色18歲》、《懲戒者》、《媽媽不哭》這種震撼人心的影視作品），只是重視度不夠罷了，很多人只當是司空見慣。壹個不重視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問題的社會，並不是家暴和校園暴力問題確實很輕，而是這些受害的婦女、兒童、青少年、老人、殘疾人的弱勢群體已經被排斥出社會既得利益群體了，沒有足額得到應得的教育或經濟收入、沒有得到平等的社會地位、沒有與既得利益者公平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當然也沒有充分的話語權，沒有為這些弱勢群體支撐的輿論陣地（或者雖然有為弱勢群體發聲的平臺，但是對“主流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對）。相反，那些沒有經受（或者受害很輕）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的人或者就是施暴者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控制了經濟權力（不僅體現在工作中的對女性性別歧視，還有家庭內部財產支配權往往也在強勢的男性壹方，那些看韓劇或者都市劇長大的以為男人只能私藏“小金庫”而女人掌控財產的人不要用“何不食肉糜”和斷頭王後安托瓦內特的視角去評價這種事）、政治參與權、社會文化制定權（例如儒家思想尤其程朱理學，當然還有其他的）、社會輿論主導權，加上自身身體優勢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義、平等博愛、扶弱抑強、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這樣環境中弱勢群體所經受的痛苦和不公對待很容易被湮沒，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

    既然這些人並沒有在校園暴力中受害，自然總體上改變它的積極性就不是那麽強（當然壹些人例外），甚至壹些人不覺得它是錯的，雖然這些人中大多數恐怕並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處於校園欺淩的被欺淩壹方。很多成年人對少年時打架鬥毆輕描淡寫為“年少輕狂”，甚至認為這種經歷是充滿熱血與激情的青春的組成部分而自豪的人，恐怕都是校園暴力加害者或者在平日打架鬥毆裏勝多敗少的人吧。如果和受欺淩者或者在平日打架中經常失利被打，恐怕就不會這樣為此驕傲自豪了。把自己的成長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然後還沒有負罪感和懺悔心，這樣的人算是什麽雜碎東西？

    至於所謂因為“義氣”而拉幫結派並帶有暴力色彩的人，雖然也有出於正義感的，但是更多的只是認人不認理、黨同伐異罷了。在這些人眼裏，自己人即使犯錯也沒錯，或者犯大錯也是小錯，別人犯小錯也當大錯懲罰，別人惹著了自己的“兄弟”，就要去壹哄而上、遙相呼應或者輪流去攻擊。這種屁股決定腦袋、不按道理和事情是非曲直的“義氣”，和真正的社會道義背道而馳。其實這和專制社會中特權階層自我分肥、團結壹致壓制人民壹樣，像國民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時期官僚資產階級通過剝削人民卻內部團結鎮壓人民壹樣（典型如揚子公司事件、“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大遊行”被鎮壓事件）。當然當代很多也類似，在此不多講述，其實大家都明白。而且很多貪官汙吏貪汙受賄，也是為了讓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過上好日子，包括很多把子女送出國的“裸官”，更是有舍己為家的勇氣。這些貪官汙吏對家人的愛也是真誠的，只不過他們是使用人民勞動所創造的財富讓家人幸福，把自己對家人的愛建立在剝削人民之上。

    除了統治階級，平民百姓裏的坑蒙拐騙、偷竊搶劫、鉆空子占便宜的人，很多也是為了父母養老看病、孩子上學學費生活費、為妻子買房子蓋房子才去違法犯罪，這些罪犯往往對家人有著深深的愛。但是那些被騙、被偷、被搶甚至被殺死的人的利益在他（她）們眼裏就可以不顧了。而戰爭中軍人屠殺平民往往也是有平民殺死個別占領軍的偶發情況，然後就瘋狂屠戮（如德軍在蘇聯境內對平民的殺害、日軍在中國各地尤其南京大屠殺以及華北農村的“掃蕩”、美軍“美萊村屠殺”等），其實也是軍人內部的“義氣”--來自同壹民族的軍人、同壹聯隊甚至同壹帳篷的“戰友”被對方殺死，然後其他軍人就瘋狂報復，對絕大多數手無寸鐵的平民大開殺戒，殺死的人遠遠多於己方損失（往往是自己軍人死亡數的幾百倍），而且往往還伴隨著強奸、殺嬰等對婦女兒童的暴行。在日軍眼裏，日軍以及日本人是“高貴民族”、日本是“壹等國家”，而中國人則是“支那豬”，“支那”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壹部分，是應該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而日軍強征慰安婦，卻還對在蹂躪中患上性病的慰安婦大加指責，認為她們“有病的骯臟身體影響了偉大的帝國軍人的身體健康和戰鬥力”（電影《黎明之眼》中有講述），算是把自己的“兄弟”軍人高度呵護而把他國婦女當成奴隸甚至不如畜生壹樣進行雙重對待登峰造極的表現。當然這些軍人之間可能確實有友情，活著的軍人對被殺死的戰友可能確實很悲痛，但是這不能成為屠殺平民、虐待更弱者的理由（至於這些戰爭的非正義性就不需要講了，因為眾所周知。而且退壹萬步說，即使正義戰爭也不能屠殺平民）。這種拼命保護自己人，護住自己的“弟兄”，而把其他圈子外的人不當人，動輒威脅、羞辱、虐待甚至殺戮的行為，是人應當做的嗎？雖然日常流氓惡棍在絕大多數時候不像戰時軍人這麽極端，但是威脅、毆打、敲詐甚至虐待他人危害也是很大。人聚成群體互利是人之常情，對圈子內外親疏有別也很正常。但是拉幫結派尋釁滋事、耀武揚威、欺淩他人、危害社會，就與公平正義、法治平等、多元自由、博愛理性背道而馳了。

   存在並不壹定合理，況且有些發達地區校園暴力問題程度要輕的多，這就說明校園暴力是可以通過很多手段遏制、減輕的。而且那些認為校園暴力是不可避免因而無須解決的人，有幾個真的受過校園暴力？還有那些校園欺淩的加害者，他們覺得欺負人不是大事，成年後也不後悔以前做的，覺得那也沒啥，甚至有些人以年輕時候到處打架鬥毆欺淩他人為榮，當成自己威武厲害的例子。但是他們樂意被欺淩嗎？他們願意和被欺淩的調換位置嗎？反正我看見的沒有壹個樂意的，而且他們欺負別人不覺得怎麽樣，但是別人哪怕說了他壹兩句往往就會暴跳如雷，認為是找他們的事，然後加倍反擊。這恰恰說明校園暴力顯然對未成年人是很有影響的，否則那些霸淩者為什麽喜歡霸淩別人，但是打了甚至只是口頭上說壹下他們，他們就如此憤怒。

    而且未成年人或者說13-20歲左右的人極具破壞力，文革時期紅衛兵不就是這個年齡嗎？他們比成年人更激進、更不知道同情和將心比心，有著壹種無知的殘忍和無底線的瘋狂，所以老舍、傅雷、吳晗、顧聖嬰等很多人被他們批鬥的自殺，卞仲耘才被宋彬彬等人（其實最可惡的不是宋彬彬，據卞仲耘丈夫說，宋是指揮者，沒直接打人，是其他十余人參與的直接毆打。而宋彬彬這些年已被千夫所指，但是那些其他直接打人者卻安然無恙，公眾連她們的名字都不知道，當然無法譴責，這些做了惡不負責的人才更可惡）直接打死。戰爭期間犯罪的士兵年齡往往也是16-20歲，南京大屠殺進行瘋狂屠殺、強奸，而且使用各種極為殘酷的手段虐殺，也都是年齡近似的這些小青年所為，而年齡較大的倒不壹定如此兇殘。沒有良好的教育和合理的約束，未成年人（主要指13-18歲這個階段）很容易做出比成年人兇殘的多、無恥的多的事情。所以，罪行面前，未成年這個年齡時期雖然可以成為壹定的原宥理由，但是不能成為完全脫罪的擋箭牌，尤其對於手段極為殘忍、後果極為嚴重的罪行（例如殺人、強奸、致殘、長期虐待），年齡再小也不能寬恕。否則受害者靈魂何安？社會公道何在？天理何在？


   對於如何解決校園欺淩問題，上面已經斷斷續續講了壹些方面，以下將壹壹列舉防治校園暴力的具體建議並壹壹詳細說明。

    第壹，對於教育內容形式的改革非常必要，要加強人文素質、公民素質教育，尤其要強化法治教育。

    當今教育教條化、空洞化嚴重，很多學生包括老師自己也不認為這些課本教育的東西應該在社會裏實踐。結果變成了課堂是壹回事，現實生活又是壹回事，現實裏靠家庭教育、聽朋友（好朋友或者狐朋狗友）講壹些“道理”、“人生經驗”以及根據自己親身的經驗教訓得出的“適應社會能力”來待人處事。這往往導致學生價值觀以及日常行為變得冷漠、自私自利、虛偽、缺乏同情心、同理心、認人不認理、恃強淩弱、見風使舵、明哲保身之類（這些缺點壹部分我也有）。雖然在現實社會陰險虛偽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即使不得已也應該知道是錯的，而不是把它合理化並且只要用得著就盡量用，甚至以此為榮。在這種教育下，很多人以“圍觀”他人、取笑他人為樂，把看“傻子表演”當成課余消遣。按鄭也夫教授的話，中國教育“已經病入膏肓”。

    現在的語文和思想品德（初三和高中為思想政治）作為塑造壹個學生品德和人格、教授基本人文知識最主要的兩科，都嚴重的虛化、應試化，學的東西幾乎都是為了考試預備，講課文還有卷子的閱讀往往只講技術性的結構、主旨、描寫手法以及做題思路等東西，卻很少實質性、開放性、多元化的講這些文章本身的意義和啟示，更鮮有學生獨立思考這些文章的內涵，對學生思想道德的影響微乎其微。

     所以，這兩個科目必須有極為有力的改革，要讓課本與現實結合起來，增強語文和政治（思品）教育的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辯證性。例如對於“面對摔倒的老人應該怎麽辦、有哪幾種相對比較合適的方式”、“xx或xxx（這種案例有很多）出軌（離婚）事件中私德和法律底線的差異的探討及民眾圍觀心理的分析、反應出的輿論引導（縱容）手段的特點及其多樣性”、“對韓寒方舟子代筆門爭論的理性思考”、“‘占海特事件’與教育平權的辯證分析”“因為不守規定被老虎咬死的婦女家人該不該同情”、“楊改蘭事件背後的貧窮和家庭矛盾可以給我們每個不同家庭環境的中學生有哪些啟發”、“李天壹事件背後反映的民意與特權”這些，就應該直面討論，從個人道德到體制各方面分析探討。

    除了突發事件，當然還有歷史和現實、理論議題，例如“張誌新和林昭在萬馬齊喑中的吶喊與反抗”、“文革紅衛兵集體暴力”、“文理分科利弊幾何”、“軍訓究竟有沒有必要強制全體參加”、“慈善捐助‘救急不救窮’是否合理”、“如何化解小販權益與居民食安、出行利益及市容情況的矛盾與沖突”、“對待殘疾人、性侵受害者等特殊群體究竟采取怎樣的表情、舉動和言辭比較合適而不傷害其感情”、“中國是否應該援助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中國應該更好的融入世界並遵循普適價值，還是更多的堅持中國特色和歷史傳統”等等。通過對壹系列事件、理論的探討、辯論，將學習和現實結合，讓人文教育走下“空中樓閣”，真正成為塑造學生、激勵學生、升華學生的課程，培養具有平等、自由、自尊、自信、博愛、公正、法治理念的學生，讓他（她）們有愛心、同情心、同理心、正義感，尊重多元，扶弱救貧，敢於與惡勢力作鬥爭。

    教育不能僅僅局限於文字與思想，更要在現實中實踐，並且讓學習成果應用於學校、同學關系、家庭。通過各種社會實踐活動讓學習的知識真正用起來，不僅能夠讓教育產生實際作用，而且還能加固教育成果，讓教育的價值觀更深的熔鑄在學生腦海裏，如此反復，形成良性循環。例如對於親身經受或者目睹家庭暴力的同學，可以運用學習成果，利用學習的知識想辦法解決問題，求助於師長、同學和社會。（當然也要社會壹些相關機制跟進）（反過來，當他們受助成長之後，又可以投身於幫助下壹代受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傷害的受害者，如此良性循環，互幫互助）。還有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師生關系、父（母）子（女）關系、同學關系。很多現實中遇到的問題也可以作為課堂探討的話題，並且反過來影響現實。即使不能得到解決，也讓自己從中吸取了經驗教訓，並且在這種教育指導下產生的後續影響（例如遇見壹個欺負人的事，好的教導應該是如何保護自己、通過利用合理體制或者改變不合理體制來打敗對方，而且不讓其他更多人受害；如果是沒有正確的教育指導，可能他（她）就會從這個經歷中得到這樣壹個體會：以後我要比他（她）更陰險、更毒辣、更有權有錢有勢力，這樣我就打敗他（她）了；或者去找更弱的欺負，以此來“挽回面子”、“找自尊”，獲得利益彌補被強者奪走的損失），也比通過混社會得到的經驗指導的影響要良好的多。

    如果有了這些良好的教育，大多數學生都能有正常的、符合人性的價值觀，有了基本公民素質，那校園暴力自然會減少很多，即使班裏還有壹些沒有完全接受這種教育帶來的價值觀的學生，至少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到處耀武揚威，欺負他人，畢竟會有人站出來阻止，而不是旁觀看熱鬧甚至起哄，而且出現了矛盾也有了解決渠道。最重要是教育和好的機制、環境讓人即使和他人沖突，也不至於突破道德底線，去做例如灌尿、天天在廁所毆打甚至性侵犯之類喪失人性的事。

   在教育中，辯論和批判性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兩點。開放辯論和進行批判性教育反而可以讓學生更加尊重多元、看問題不再片面，如北京大學教授饒毅所說：“中國中小學教育缺乏批判性的訓練，對社會造成的損害不僅是不互相批評，更大的問題是壹批評起來就沒有理智……理性討論的過程，對建立壹個真正理性真正和諧又不壓制的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進行多元辯論和批判性教育，不僅讓學生在上學時及其成年後都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且導致他（她）們不懂得如何合理的與和自己有分歧的人商討問題，在與他人產生分歧時容易蠻不講理或者胡攪蠻纏，根據立場或感情而非事實真相來評斷是非對錯，這樣自然也容易把觀點爭議演變為人身攻擊，互相攻訐和謾罵，看看現在互聯網上普遍存在的情緒化、立場化的各種臟話、無理話滿天飛，很多微博貼吧變成撕逼場，鮮有理性客觀的辯論。

    例如在很多網絡上的爭議話題討論中，雙方或其中壹方只抓住對方只言片語、選擇性無視、只撿對自己有利的壹面說（而且與此同時還指責對方是選擇性撿有利的壹方面說），分不清問題的主流與支流、看不到事情的兩面性、抓不住問題核心、拒絕深入討論而只停留在情緒化、簡單化的表面、不想討論長遠機制問題而進行建設性討論而是鼓吹極化觀點、更喜歡對人與事情發表破壞性評論而非提出積極性、改革性建議與探討、把雙方都有責任的問題簡化為壹方全對壹方全錯等。沒有批判性教育的話，而且長期與人不理性“撕逼”，經歷各種惡意批評與嘲諷，即使善意與合理的批評也會被當成冒犯、挑釁。這種狀況在學校發生，就很容易引起各種沖突。所以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開放有控制的（對罵人、人身攻擊、胡攪蠻纏的辯論參與者進行限制和告誡）辯論、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就越發重要和急迫了。在這樣的教育下，很多扭曲化的同學關系也會正常化或者壹開始就不出現，不壹定完全達到溫馨美好，但至少能做到“君子和而不同”、“求同存異”，進而對他們以後進入社會，構建平等、寬容、友愛、和諧的職場關系產生積極影響。



    相較於上述其他教育，法治教育是有利於推動治理校園暴力的更具針對性的教育內容。如果青少年明白守法的重要性和違法犯罪的後果，就會有效的預防、阻遏包括校園暴力在內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也能為可能遭受欺淩或已遭受欺淩的學生提供更有力的求助渠道和法律保護。

    法律、法治，對於很多青少年來說是既熟悉又遙遠的名詞。這壹方面當然是法治觀念較淡薄的社會大環境、成年人漠視法律造成，而校園法治教育缺失乃至針對青少年的法治觀念培育的欠缺則是這種狀況更趨惡化的直接原因。就我所上過的所有中學來說，基本都沒有很細致、常態化、實用化的法治教育，甚至連形式上的法治教育課程學習或者校園普法活動都寥寥無幾。當然可能沿海大城市或者內陸部分名校會在這些方面有更多建樹，但就我們這裏而言，無論是地市級的名校（如某市的某大學附中），還是縣城的初高中，情況均為上段所述的那樣糟糕。除了偶爾的普法教育活動（壹年都不壹定有壹次），還有在學校院內有壹些看似貼近現實但是仍舊空洞單薄的普法宣傳欄、壹些時候在班級黑板上例行公事式的寫壹些相關普法內容（多是為迎接某節日或者應付上級布置的相關法治教育任務），此外幾乎就沒什麽正規的普法教育了。（當然思想政治科目中有壹些關於法律、法治內容，但是內容較少，只有不超過10%的思想政治科目內容直接與法治有關。而且嚴重教條化、與現實脫節）

    至於學校非正式的“法治教育”，其實也就是學校壹些領導、班主任及各科任課老師根據個人經歷經驗，在學生大會（各種活動）、向學生講課或者閑談中偶爾講壹些關於法律方面的東西（主要是勸告學生遵紀守法），算是壹種客觀上的法治教育。但是這種“法治教育”不僅只是偶爾為之，而且非常不系統、不完善，甚至夾雜了這些老師的壹些並不很正確的價值觀念，如各種厚黑學等。這和真正的系統化、正規化而且有嚴格規範與標準、有健康的價值取向的法治教育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

    針對這些情況，政府教育部門、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學者、青少年教育學者）、學校及教職工、學生家長、學生、媒體、關於普法或者致力於法治建設的NGO、各種智庫等需要進行協作、商討，建立完善的、真實的、實用化的學校法治教育體系。在統壹的、法治教育核心內容相同的大前提下，並根據不同地域、不同年級、不同性別，建立起既普適又具針對性的中國校園法治教育系統。具體來說還有壹些細化建議。

    1.將法治教育課程納入日常教學中。現今絕大多數中小學均無專門的法治教育課時，僅僅在思想政治（小學為社會，初中壹二年級為思想品德）課涉及法治的部分順帶提及。而且如前所述其內容少、教條且與現實脫節。針對這種情況，首先應該將法治教育作為較獨立的部分進行授課，每周至少有壹節“法治”課，與平時的思想政治科目區分開來。至於教師人選，可以由思想政治老師代教，但壹所普通中學至少有兩位在法治教育方面有專長的教師對其他老師進行指導或直接對學生教學（重點中學、名校當然要酌情增加）。此外，就是政治科內容的改革問題。這個涉及到將現在的整個思想政治科進行徹底改革，變為公民教育科的問題。所以在此不詳述。

    2.把法治教育與現實結合起來，對青少年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法治教育。青少年為什麽認為法治離自己遙遠，就是不了解生活方方面面都與法有關。校園的法治教育不應只以學生守法為唯壹教育目的，只有讓學生真正懂法、用法，才能更好守法。除了像校園暴力問題中涉及的各種暴力需要用法治教育詮釋其危害外，也應該讓青少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法治啟蒙中。例如平日購買商品如何維權、如何預防各種詐騙（而如今校園貸導致的各種問題如高利貸“裸貸”、黑社會上門討債等很需要通過法治教育讓學生保護自己）、如何與同學在經濟往來（這個在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學生中很多）中既保護友誼又保護個人財產、家庭暴力與法治、如何用法律對抗性騷擾、如何處理生活中與他人的嚴重糾紛等等，把青少年在現實中遇到的所有涉及到法律的、所有可以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相關問題都壹壹講解，並且鼓勵青少年在現實中運用這些在法治教育中學得的知識。

    3.要多進行打動人心、實實在在的普法教育活動。現今的普法教育往往只有壹些司空見慣的圖片和文字（相對於現在青少年接觸的各種信息，這些普法信息太枯燥、太缺乏震撼力了，看CCTV社會與法頻道的很多節目都比看絕大多數校園普法教育材料有影響），而且也是經過壹些“脫敏”的挑選，不痛不癢，對增強青少年法治觀念的效果趨近於零。所以必須要有很多真正能夠打動青少年的普法活動。請公安機關辦案多年的老公安（尤其以經常處理青少年犯罪的公安幹警或者司法檢察機關的人員為宜）為學生講述各種案例，就比壹些並未較多接觸真實違法犯罪案例的人說壹些空洞乏味的話要好很多。

    此外條件較好的學校可以邀請壹些知名的法律專家、犯罪心理學家、研究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社會學家等等進行演講並與學校師生（尤其學生）互動交流，答疑解惑。相對於其他如教育部門官員、學校教職工，這些專業人士能夠更清楚的了解青少年成長中的各種問題，更知道青少年違法犯罪（或者違法犯罪傾向）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也能更好的為學生解答關於法律方面的疑惑，讓學生更好的懂法守法用法。

    而參觀公檢法、監獄等代表國家強制力的法律執行機關，也能夠起到某種震撼效果。在合理的引導下，學生可以與壹些服刑人員接觸溝通，從而了解違法犯罪的後果，避免學生自己重新走這些違法犯罪者因沖動、誤入歧途等原因走過的錯路。此外還有很多活動，因篇幅所限不再詳述。但是無論什麽活動，都要註意壹點，就是要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能夠在活動中與他人或者學生內部進行充分的互動，能夠真正參與進去而非只是單純的旁觀者，這樣的普法教育才能深入人心，長久影響學生而不是很快淡忘、變成耳邊風。良好的法治教育應當使學生從內心真正尊重法律、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而非僅僅出於對法律制裁的恐懼而服從法律。

    4.法治教育要與法治實踐結合起來，所有法治教育的內容都應該與現實吻合，要讓學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違法的後果、守法用法的好處。在本文的關於治理校園暴力建議的第二點（在後面）中提到的那些對校園暴力問題治理的法制化措施要落到實處，讓遵紀守法的學生得到法律和執法機關的有效保護，讓欺淩他人且已觸犯法律的學生得到應有懲罰，並讓廣大學生都看到這樣的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樣普法教育才能讓學生信服，學生才會去遵紀守法。如果法治教育的東西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實現，教育中宣講的東西和現實很不壹致，受欺淩時求助司法機關、運用法律維權不起作用，那學生就會失去對法治教育內容的信任，在遭遇校園暴力等問題時就不再利用法治教育中獲得的法律知識保護自己，而欺淩者也更加蔑視法律，那法治教育必定破產、名存實亡。所以這是法治教育的重中之重，這壹點實現不了，法治教育就沒有太大意義。當然不僅是青少年校園法治教育是如此，整個社會都是如此，沒有合規而有力的執法，沒有實現法治的大環境，只是口頭上講的天花亂墜，那麽提高公民法律素養、推動國家法治化終是壹場空夢。



     第二，無論是學校還是公安、司法機關，都應該把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重點放在保護遵紀守法的未成年人身上。對於違紀違法學生，要把學校紀律處罰、公安司法機關的法律懲罰與行政處罰、經濟處罰相結合，多管齊下、多措並舉的進行懲治。而對校園暴力受害者，應該提供盡可能多的保護與支持，彌補受害學生的損失，最大限度維護廣大遵紀守法的學生的合法權益。

    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上其他壹些國家，學校以及司法機關往往在保護未成年人過程中側重於保護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當然這樣做基於幾個原因，但是實際上這些理由都是片面的、且多出於社會達爾文化的極端功利主義目的，本質上是反人性的、反公正的、與現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馳的（雖然其中許多行為以法治為名），依靠損害眾多遵紀守法學生及老師利益來實現的。

    第壹個理由：“事情已經發生了，懲罰也挽回不了”。很多人認為如果校園暴力已經發生，懲辦肇事者也沒用，反而又影響甚至“毀掉”壹些人（加害者），認為抓起來，或者在學校學籍檔案上記錄學校處分影響前程，“出於挽救學生目的”不正式懲罰。這樣看似“很善良”，但是實際上忽視了幾點。首先，這樣對於受害者公平嗎？尤其對受到長期或者嚴重（或者長期且嚴重）的欺淩的人，鼓足勇氣告發了，結果對方卻沒被正式處罰，這公平嗎？這些屈辱就這樣壹帶而過？

    這還起了很壞的示範作用。很多壞學生看到做壞事沒有被懲罰，自然肆無忌憚。如果學校處理學生都能記錄在案，公平合理，對於特別嚴重的已經違法犯罪的能夠按法律拘捕，校園安全會有很大好轉。而且這種示範作用還影響未來。看起來是“救了”加害學生，其實長久看助長了做壞事不負責的風氣，就像“從小偷針，長大偷金”，以後到了社會上、工作單位壹樣的欺壓良善，專橫跋扈，欺上瞞下，當面壹套背後壹套。而且學校紀律處分“留記號”並不等於就怎麽樣，如果這種處分常態化，也不至於因為這個大學就不錄取之類。這就像現在要搞的“誠信檔案”、公開“老賴”姓名和工作單位等信息，雖然令壹部分人受自己檔案記錄的負面影響，但是能提高全社會負責意識，而且他自己做了錯事就要負責嘛。而且壹些霸淩者不覺得自己打人欺負人算大事，那為什麽又怕留什麽記錄呢？

    即使進行處分或者拘捕壹定程度影響了他們的長大成人之後的人生，那究竟是讓遵紀守法的學生在校園暴力中身心受創，影響未來成年之後的工作和生活，還是讓違法犯罪，侵害他人利益的那批學生未來成年之後受不利影響？如果有人說“校園暴力是成長中不可避免的，在成長中總有人受害，有人被淘汰或者邊緣化”，那更證明有必要嚴懲欺淩他人乃至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因為，如果非要“淘汰、損害”壹部分學生，那當然更應該是那些為惡之人，流氓惡棍學生承受這種“淘汰、損害”，而不是沒有影響他人的無辜學生。而嚴刑峻法的高壓懲治則能威懾各種違法犯罪，再輔以軟性措施（前面提到的那些改善學校軟硬件等）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壹樣，這樣反而從長遠看能降低潛在犯罪率。雖然這樣可能會“毀了壹些人”，但是“毀”的總是極少部分，如果他們做了傷天害理的事，理應受到懲罰。

    而且也不是不給這些受懲處的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如可以效仿新加坡的“短期拘留令”處罰方式，即對於較輕微犯罪，可以關進監獄，但是並不留案底，也就是出獄（或者受社區管制結束）之後，違法犯罪記錄消除。這種懲罰方式適於對程度較輕（但是也不太輕），未造成特別嚴重後果，但是已經構成違法犯罪的校園暴力施暴者使用。這樣既較有效懲罰了欺淩者，又不至於讓這些未成年人壹輩子背著案底，有更好的改過自新的機會。當然，對於造成嚴重後果的，還是應該按普通的懲罰方式，即留下違法犯罪記錄的方式進行懲罰。

    其次，寬縱比懲罰成本更低、責任更小、得罪人更少；而對保護易受害的未成年人則需要長時間、大量精力的投入。學校和公安司法機關以“保護未成年人”為名輕處分或者不處分違紀違法學生，只需要放手、簡單批評幾句就行了，至於這些流氓混混學生會不會再犯，那就不管了，或者周而復始繼續批評教育了事。這樣既符合現行法律規定和原則上的“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以拯救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又可以少得罪那些“刺頭”學生（這些學生不僅本人厲害，往往還拉幫結派成群結隊，十分兇惡，有些老師、學校保安、乃至派出所人員都怕，有些他們的家長可能也有比較高地位或者勢力），此外還省了很多處理、審判、羈押等人力物力成本。而相反被欺負的學生家庭往往地位和條件不太好，這樣學校以及其他機構也有這種為了自身利益考慮的選擇性對待。

    而對於防治校園暴力、保護其他學生，這需要投入的太多（例如韓國壹些學校聘請專門防霸淩保安人員乃至和當地警方協調，這些都需要巨資投入），而且在當下師生比已經失衡、應試教育主導、警務繁忙下，也很難做到更好的呵護遵紀守法學生，只能出了比較嚴重的事再解決，或者通過按成績分班等方式解決部分問題。這樣就導致壞學生沒有被有效壓制（被輕處理或者免於處理，更缺乏後續輔導和監護）而好學生則不能得到很有效保護（放任，沒出大事就不管，出了事沒人告往往也不管），這也就是未成年人保護客觀上變得側重於保護違反學校紀律或者法律的學生。

    如果寬容處置之後能讓這些流氓混子學生改過自新那也好，但是由於寬容處置之後缺乏後續的教育、引導機制，除了“寬容”卻沒有通過教育輔導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家庭環境、交往人員，自然導致他們不斷重犯以前的錯誤，把批評當耳邊風、我行我素。這就說明通過從寬的處理並沒有“感化”他們，反而讓他們有恃無恐（就像新聞報道過的北京壹群未成年飛車黨打架、襲擊路人，嘴裏還喊著“我是未成年人”（河南某地壹個老師因為阻止未成年人小便被打傷，民警來了，他們也是滿不在乎的說“俺們是未成年人”），很囂張，現實裏我也親眼見過很多類似的這種因為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有恃無恐的人）。而且這也導致被欺負的學生更不想通過合法渠道解決問題（告了狀解決不了問題還被人看不起，甚至被打擊報復），有可能忍氣吞聲，也可能去拉幫結派，找“大哥”尋求保護或者報復，或者“鍛煉身體”變成加害者壹類，這樣單方面的欺淩就會演變成雙方打架鬥毆，對社會治安、學校秩序、這些參與學生以及旁觀學生的成長造成更負面的影響。

    而且，如果不積極處理這些違紀乃至違法的學生，不盡可能改變他們的思想、行為，以後還和加害者在同壹個學校同壹個班級，那他（她）們怎麽相處？施暴者每天還是橫行霸道的，受害者只能想辦法躲避了，那這還有天理嗎？（舉例，可參考東方衛視《東方直播室》20150713期提到的吳起縣高中女生圍毆事件）。

    此外，正規處理的謹慎、從輕性和現實的校園暴力殘忍性、嚴峻性對比鮮明。就像印度強奸案頻發，而大多數嫌犯都因為過輕的刑罰（而且還有監獄比貧民窟條件還好很多，刑期還短，還過度保障犯人各種權益，讓他們過得比在外面還好，有免費又幹凈又衛生的吃住，甚至還有豐富多彩的娛樂體育活動。印度黑公交輪奸案裏三次強奸、兩次用鋼管插入被強奸女性下體的未成年人只被判三年管教）甚至因為對證據要求過嚴以及審判時間過長而導致罪犯沒有被定罪（有些強奸案過了五六年還沒審完，發達國家也有，像日本操縱性工作者並且用殘忍手段殺死揭露內幕的女性的黑社會大佬後藤忠政（見《東京罪惡》壹書））。

    同樣，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為了保障罪犯“人權”而顛倒施暴者和受害者處境的狀況。很多罪犯不僅被保障安全和基本衣食住，有些比他們原本生活條件還好，而受害者家庭則壹貧如洗沒人管，受害者本人（假如沒死亡）可能壹輩子身體殘疾或者得精神病，受害者家屬或是為了照顧受害者天天累的天昏地暗，或是承受喪親之痛無人幫助……這是公平的嗎？壹個罪犯不僅沒有以同樣的痛苦相抵，有時候反而得到比不犯罪還好的待遇，或者懲罰遠遠輕於他做的罪孽，很多人出獄之後甚至還能繼續保持大佬地位甚至發財致富，登堂入室（像臺灣江南案直接兇手，“竹聯幫”大佬陳啟禮、吳敦（比較知名的，還有更多知名度沒有他們高的），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更多了，有相當壹部分地方富人、控制利潤豐厚的各類商業的地頭蛇都有黑社會背景（《南風窗》就有過不少基層黑惡勢力的報道，還有如電視劇《使命》也很生動的講了地方黑勢力頭目成為富豪、企業家）），那麽那些因為他們犯的罪行而家人死亡或者殘疾，或者被威脅和壓迫的人卻只能沈默接受，這又是什麽天理呢？而且，要讓善良的普通納稅人為罪犯的生活支付代價已經是不得已，而讓這些罪犯過得遠比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好的生活更是令人惡心。

    總之，壹旦罪行嚴重程度和懲罰力度嚴重不匹配，就導致法律威懾力的下降、社會秩序的約束力下降、社會不公程度的加劇、弱勢群體受害的可能性增大和受害程度的加深。而校園暴力問題也是壹樣，雖然當今文明社會不提倡同態復仇，但是至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要保持公允、平衡，讓違法者得到懲罰和約束、讓受害者天理得還、讓守法者感到安全。對於造成受害者身體的輕傷以上、長期性欺侮導致受害者心理受創甚至心理扭曲化的校園暴力行為，如果法律礙於“未成年人”不懲治，那豈不是宣揚弱肉強食，讓受害壹方認為只有以牙還牙才能解決，去找“大哥”或者拉幫結派去鬥毆嗎。或者客觀上等於是在鼓吹“社會本來就應該是有些人欺負人，有些人生來就被欺負，這是天經地義”，讓人忍耐欺辱、默認不平，那這算什麽正常教育呢？還有就是前面提到的，未成年人的這種狀況會影響到成年之後的狀況，校園的這種人際關系會影響到未來社會的發展程度。總之，對於青少年違法犯罪，不能壹“寬”了事，撒手不管，也不能息事寧人、敷衍塞責。

    三者，往往欺淩壹方人數較多，而且有些人很兇惡，家庭背景硬、在外拉幫結派等原因，因此老師或者其他教職工、公安司法人員等出於“法不責眾”和“看人下菜碟”等因素也不願意去得罪他們。相反，受欺淩者往往勢單力孤、缺乏來自家庭的支持和保護、不受老師待見等因素，導致老師和壹些其他機構的人員並不願意全心全意幫助他們，更不願意因為他們而去得罪兇暴又有勢力的欺淩者。像很多時候打人都是幾個人壹起上去踢打、侮辱甚至被欺淩者根本看不清都有誰參與（現實裏見過很多這種群毆，還有比較知名的新聞，例如韓國密陽未成年人集體輪奸事件），而且“為了壹兩個人”壹下子處理（甚至開除）了七八個甚至十幾個人，就等於得罪了十幾個學生乃至他們的家長，而且可能導致這些家人來學校鬧事。

    在以利益和穩定（而非公平正義）為主要權衡標準的思想影響下，當然希望息事寧人（像江西余幹許多村莊幾乎全村詐騙，為了避免抓走所有犯罪嫌疑人導致罪犯家屬尤其其中的老弱婦孺阻攔、上訪、鬧事“影響社會穩定”，政府讓5000多名罪犯簽了個“不再行騙保證書”就放了，至於那些被騙得傾家蕩產、衣食無著的受害者（這些被騙者往往都是文化水平較低者，很多人把壹輩子積蓄都投了進去）的正義卻被拋在壹邊；“廣州毒品村”博社村也是只抓了主要制販毒人員，其他很多參與運輸、外圍生產、銷售、知情包庇的村民恐怕也不追究。還有現在普遍存在的對購買被拐婦女兒童的買方普遍不予法律制裁，也是怕“民風彪悍”，連警車都開不進村。而那些被拐婦女（有些被解救了也被強奸甚至生子了）和孩子以及她（他）們的家長的痛苦又有誰管呢？雖然他們大多數是成年人，但是其實這就是法不責眾的大環境、大風氣，對於校園暴力問題也壹樣）。這種做法某種程度確實是對於壹些教職工、司法人員個人是最有利的選擇，也有利於保持“大局”穩定，只是公平正義、天理王法被擠壓的所剩無幾了，受害者的身體受到的傷害、精神創傷、經濟利益損失乃至生命安全被威脅就無人負責了。

   在校園暴力猖獗、暴力犯罪日益低齡化的情況下，必須改變現在公安司法機關輕易不介入校園暴力的現狀，對於造成嚴重後果、手段殘忍、主觀惡性深、屢教不改的未成年人犯罪必須從嚴從重打擊。法律上也應該修改承擔刑事責任年齡，可將承擔刑事責任年齡降低至9-11歲（13歲殺人強奸淩虐的案件新聞媒體已經爆出壹些，現在的14歲才負壹定刑責不合理，可參考英國的“惡意補足年齡原則”--主觀惡意大、有很成熟思考能力的10歲男孩犯罪即可按已滿14歲懲罰--南方周末《兒童犯罪不能壹放了之》壹文），而且可參考香港的對於殺人、強奸、致人重傷等嚴重犯罪行為，並不給予未成年人大幅減輕刑罰的特權，而是和成年人適用同樣的法律。而且對於很多出獄後由於家庭、學校等大環境未變很可能二次犯罪的未成年人，判處長期徒刑讓其在監獄度過青春比出來危害更多人要好的多。

    而對壹部分罪惡極大的未成年人處以死刑，對受害者是告慰、對社會上是正義得到伸張、對其他遵紀守法的人是保護，對他本人是壹種懲罰也是解脫。至少將判處死刑最低年齡降至14歲。死刑可以徹底摧毀壹個嚴重犯罪並且很可能重復犯罪的單人源頭，也可以對黑惡勢力等有組織犯罪集團造成極大打擊，對社會中潛在的違法犯罪分子產生巨大威懾。面對服刑人員二次犯罪較多且往往更殘忍，死刑是很有效的措施。當然，對於確實罪不至死但是卻有長期危害性的（例如不搞死人但是經常性威脅、騷擾他人且屢教不改，但尚未造成極嚴重後果的），可以實行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用最嚴厲的限制措施（例如相對於壹般罪犯，給這樣的人更少的被外人探視的機會、關押於特別監區），將其與社會永久隔離。如果只管放人而沒有後續管教、更生措施，這些人只會再次犯罪。就像河南省壹個死緩罪犯通過不斷減刑服刑20多年出獄，結果出獄後56天就殺死了壹個未成年少女。還有山東臨沂壹個13歲少年殺人後只被判六年管教，結果出了管教所，就夥同其他三人闖入壹家剛結婚的民宅，當著新婚妻子丈夫的面強奸了她，最終還將夫妻二人殺死。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公安系統的人對這種累犯問題有詳細數據，很多公安人員也對這種二次乃至多次犯罪者的前因後果有較深了解），所以有時候死刑是徹底阻絕壹個人再次嚴重傷害他人的非常有作用的手段。而且很多違法犯罪集團往往利用未成年人不判死刑以及減輕刑罰的法律規定，故意派未成年人執行殺人、運毒、打擊報復他人等活動，讓未成年人去直接做最惡劣的事，而主使之人則在幕後操縱，出了事可以撇的壹幹二凈，讓未成年罪犯死扛然後因未成年而輕判。或者在黑惡勢力大佬犯罪後由幫派內未成年人“頂包”，不僅使得很多違法犯罪分子因此逃脫懲罰或減輕了被懲罰的程度，使得他們從事犯罪活動時更為囂張和肆無忌憚，也導致原本是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規定變成加劇犯罪集團尤其黑惡勢力招募引誘未成年人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誘因。這與很多殘疾人被犯罪分子利用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動機和危害如出壹轍。

    對於認為刑事處罰“毀了”孩子的論調，前面已經講了很多了，保護未成年人，要著重保護遵紀守法、不傷害他人的那些未成年人，而不是本末倒置，容忍壹些人傷害他人，給他人帶來無可挽回的身心傷害，而這些加害者在這種欺淩他人過程中“積累人生經驗”、成長起來，“慢慢變好”。如果壹部分具有侵略性的人成長要靠犧牲另壹部分本本分分、遵紀守法的人，那德國屠殺猶太人、日本侵略中國也是合理的嗎（按照壹些納粹和日本右翼的邏輯，這種屠殺和入侵是“不可避免的”，是“優等民族”擴大生存空間的必須和國際競爭的必然）？

    難道受欺淩的學生就應該像731部隊用作人體實驗的“馬路大”、“原木”壹樣，讓如同日軍壹樣的欺淩者通過欺淩，如同通過對活人進行化武實驗、註射病毒乃至活體解剖得到的研究成果壹樣獲取人生的“成長經驗”？難道壹些人走上人生正軌就要通過踐踏他人的尊嚴乃至前途命運來實現嗎？這種通過欺淩他人滿足自己心理快感、發泄情緒的行為，就如古代男性（尤其有身份地位的男性）納妾、臨幸女仆人、甚至侵犯民女、強奸婦女，在得到極大滿足之後再安心“修身齊家平天下”壹樣；也正如古代貴族可以任意使喚、剝削、欺淩（包括辱罵、毆打乃至殺害）仆傭、農奴乃至平民，自己可以免於勞動、重刑（例如即便犯平民可以被判死罪的罪行，對貴族最嚴重的往往也只流放）以及做各種瑣碎的、不體面的事情，可以任意毆打平民而不受處罰，靠被自己在地位上（也在精神上）踩在腳下的千萬“下等人”維持他們高貴典雅的氣質、寬厚仁慈的態度，以“下等人”的不體面換取自己的體面，以加重平民百姓的負擔來減輕自己的勞苦，用老百姓的委瑣（要辛苦勞作，並且替代貴族們做壹切不體面的事情）彰顯自己的不猥瑣乃至優雅壹樣，以損害他人尊嚴以“提高”自己自尊心的行為，是對校園暴力中被欺淩者的壹種精神剝削。靠壓倒別人以得到自己尊嚴的滿足，就是自古以來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的余毒，是人身上殘存的獸性的表露。

    當然對於未成年人刑事處罰，應該集中於嚴重侵害他人利益的暴力犯罪，對於其他方面的例如經濟犯罪可以比較寬松，以拯救可以拯救的未成年人。畢竟沒有涉及直接嚴重傷害他人的犯罪還是可以多給改過自新的機會的（因為其並未嚴重毀傷他人的身體和精神並造成不可逆的後果）。此外對於少年監獄（少管所）的管理應該更加嚴格和透明，進行適當教育、對部分可改造者與不可救藥者隔離關押，打擊壹部分拯救壹部分，避免監獄變成滋生更嚴重犯罪的溫床和各種惡習交叉感染區。雖然這些人有機會出獄可能還危害社會，而且可能因入過監獄更兇悍殘忍，但是至少比壹直在外面組成幫派，在學校內外威脅、毆打、勒索、欺淩他人，讓大多數遵紀守法的學生處於恐懼和擔憂之中要好很多。

尤為重要的壹點是，無論學校處分學生還是公安司法機關懲治涉嫌違法犯罪的校園暴力施虐者，都要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如果根據學生家庭背景不同、關系後臺的大小親疏、老師個人好惡的區別等標準而非學生本身犯錯或犯罪的輕重進行懲罰，那不僅對受害者不公，還將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傳入未成年人之中，讓學校也變得藏汙納垢、充滿醜惡。這些不良狀況必然導致未成年人有樣學樣、恃強淩弱、崇拜權錢、熱衷“拼爹”。

    所以保證學校以及公安司法機關公平公正處理校園暴力問題及其他校園沖突問題，不僅是保護學生安全、促進校園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也是讓未成年人懂得遵紀守法、遵守社會公序良俗、樹立公平公正、平等法治、自由有序觀念的深刻實踐教育。只有讓好人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慰藉，讓壞人得到懲治，每個人為自己的錯誤乃至違法犯罪承擔責任，而且懲罰程度與做的壞事嚴重程度相匹配，才能讓人人都根據道理對錯而非強弱與否做事待人，才能讓人人都氣順心平，受欺淩者惡氣得出，欺淩他人者從內心真正認錯改過，事情才能真正得到解決、平息。

    當然這就需要處置過程有公開性和充分監督。對於未成年人名譽保護所以不適宜公開的情況，可以采取小範圍監督方式，由學校、學生、家長和有信用和責任感的社會工作者適度參與，保護所有未成年人（無論是被欺淩者還是應受懲罰的欺淩者，當然也要註意不要顛倒輕重，不能把保護加害者作為重點）的權益，保證這些處置行之有效、公平公正，起到維護校園安全和改造學生的作用。

    此外，對於日益突出的網絡霸淩問題，國家應該通過積極立法的方式規範互聯網言論，對於造謠中傷、誇大、扭曲、渲染他人言行、傳播他人隱私、使用各種侮辱性言辭多次、長期攻擊他人並造成較嚴重後果（這壹點很重要，當然具體程度輕重的裁量需要被重視和規範）等行為，應該通過追究其民事責任（罰款、賠償精神損失費），嚴重的追究其刑事責任的方式進行懲戒。此外，對於散布他人不實信息等也應該有登報或者其他在公共場合公開道歉、說明實情等方式挽回受害者名譽。

    雖然我國有壹些相關法律法規，但是還不夠健全，最重要的是執行力度微乎其微，這需要從執法理念、執法投入各方面改進（可參考臺灣的經驗，臺灣近十幾年在民事糾紛法制化上發展很快，例如網絡上名譽權損害很多對簿公堂的例子，很多都進行了民事賠償，刑事罪往往也以易科罰金方式執行（有利於判案但又不至於刑罰過重，畢竟因言入獄太重了），對於規範互聯網言論有很強的震懾作用）。當然，互聯網有其特殊性，太較真也不可能，平常口角沖突並不必要鬧到司法機關，但是至少要規範到壹個合理的區間，在限定條件下可以相互有言語沖突，但是不能突破底線，不能造成嚴重後果，給他人及親屬、朋友帶來嚴重的傷害。當然學校也應該有合適的介入措施，老師在不幹涉學生上網自由和不滲入學生網絡隱私的前提下對學生之間的網上沖突以及網絡霸淩要有合理的幹預，通過談話等方式阻止事態擴大，減少對被霸淩學生的名譽毀損和精神傷害。

    再次強調，對於治理網絡暴力，最重要壹點是需要嚴格執法，尤其要嚴懲每次網絡暴力活動帶頭的、最囂張的成員，不能因為法不責眾或因為互聯網相對隱蔽性導致的未能嚴格執法甚至完全不作為。

    不過有壹點需要註意，就是無論對學校領導、老師以及公檢法機關，不能簡單的以量化方式評價治理校園暴力的成果並進行獎懲。因為如果以校園暴力發案率高低、相關責任事故多少等進行相關評定，會導致更嚴重的瞞報、漏報和為處理而處理的現象。如今成年人社會各種截訪事件就充分說明，簡單的以發生率作為評價責任人的標準，會導致受害者的冤情更難以得到社會、上級機關的了解，因為這會導致相關責任人為自己的政績、聲譽、前途竭力阻止受害者上訪或者曝光。

    如果在學校實行這種扭曲化的責任制，會導致校園暴力受害學生不僅要面對流氓惡棍學生的攻擊報復，還要面對由學校領導、老師以及上級教育部門組成的圍墻，使得這些受害者面臨更大的困境。而且這種方式客觀上也確實導致老師尤其擔任班主任的教師面臨的責任增大，在沒有相應的待遇提高以及其他防治校園暴力的輔助人員以及機制到位前，會影響到這些教師的授課和增大壓力，不利於正常教育工作的順利開展。而對於公檢法機關也是類似。

    所以，壹方面我們要在學校建立壹套防治校園暴力的體制機制，堅決懲治制造校園暴力的違紀違法學生，另壹方面不能簡單的派指標、下任務、劃各種線，尤其不能把發案率高低作為評價校園暴力嚴重程度及進行獎懲的標準，而應該更重視在防治校園暴力過程中的具體作為，把學校領導、任課教師在防治校園暴力過程中的實際付出、所做的工作的質量作為評價標準。雖然這樣確實不易，因為很多是非量化的措施，實踐起來困難很多。但是只有這樣，才能讓這些教職工不去選擇隱瞞而是著力解決校園暴力，讓學生有更通暢的渠道反映問題、解決問題。

    需要單獨強調的是，對校園暴力加害方進行經濟處罰是防治校園暴力的壹個必須且關鍵的舉措。它既是對於學校紀律處罰、國家刑事處罰的補充，更是文明化社會給予傷害他人者最適當的懲戒方式。這種經濟處罰應該由學校和公安司法機關共同決定和執行，並由國家機關、全校師生、學生家長、新聞媒體、民間組織進行監督。

    在如今的校園暴力處置過程中，口頭的批評教育是最多的。這種批評幾乎不會給加害者以任何實質性的損傷，甚至加害者被批評次數越多，對這種批評越麻木、不在乎。即便進行紀律處分，對於壹些參與校園暴力的“老油條”也不能形成實質威懾。而且許多加害者背過處分，也就不怕再多背幾個（如果還不足以開除的話）。更糟糕的是，這種只影響其名譽而不觸及其實際利益的處罰方式，只對於相對更有良心、有悔過心的加害者有“損傷”，讓這些並不很壞的人感到慚愧。而對於那些兇頑暴戾，甚至惡貫滿盈的校園暴力加害者們，反而幾乎沒有任何損傷，甚至壹些人還以此為榮，把面對老師批評和校規校紀處分當成壹種“榮耀”，當成壹種自己大膽無畏、叛逆勇敢的展示。而如果對這些人進行經濟處罰（當然絕大多數賠償金都由其監護人負擔），就使對他們的處罰不再只停留於口頭、名義上，而是影響他們的實際生活，令其付出實際的代價。相對而言，自然後者更具威懾力、會起到更明顯的作用。而現今校園暴力事件中也有壹部分涉及經濟賠償，但是並沒有制度化，是否賠償、賠償數額更多受雙方當事人以及家長的實力、受害者追責的決心、事件曝光度以及其他隨機性、與事件本身嚴重性無關的因素影響，這種經濟處罰（賠償）嚴重缺乏公正性、法治性。更重要的是，其實現今大多數造成較嚴重後果甚至極嚴重後果的校園暴力事件，加害者都未賠償給受害者壹分錢。尤其如校園暴力中的網絡暴力以及歧視、侮辱等冷暴力，雖造成嚴重後果，但幾乎沒有幾例受害者獲得賠償的情形。

    經濟處罰針對的校園欺淩行為應包括肢體暴力，也包括嚴重的語言暴力、網絡暴力。處罰的輕重應兼顧主觀惡性、實施過程、客觀後果。處罰對象應該包括所有參與者，並且要避免出現責任分散問題（假如壹個人欺淩造成的後果應索賠1萬元，那麽10個人欺淩造成同樣後果的話，他們每人都應該賠償5000-10000而非每人賠1000元），以加強對集體欺淩的威懾力。至於處罰的具體金額，個人認為應在500-100000之間（造成特別嚴重的傷害的，就不在這個範圍之內了）。此外，還要對累犯者實行“超額累進罰款”，而對於經濟條件好且不畏懼壹般性經濟處罰（例如覺得“老子有錢，欺負妳了反正我交罰款就是，然後繼續欺負妳，反正我有的是錢”）的欺淩者，可以處以正常罰款5-20倍乃至更多的懲罰性罰款。

    而具體如何進行經濟處罰，對於處罰的實際影響至關重要。首先，就處罰金額來說，1.應根據不同地域制定不同標準，因地制宜2.以加害者家庭收入比例進行處罰 3.處罰金額的區間應該較大，但要對每層次的處罰有清晰的規定

    由於不同區域、不同階層的國民收入差別巨大，實行統壹的處罰標準顯然既不合理也不合情。而且如果對於貧窮家庭和富裕家庭罰款相同，自然導致對富裕家庭出身的加害者缺乏威懾，又對於過於貧窮的家庭造成巨大經濟負擔（甚至幹脆賠不起，使得無法真正實施處罰）。所以，必須像征收個人所得稅與社會撫養費壹樣，對校園暴力加害者（監護人）實施比例罰款。當然，這與征收個稅壹樣，都需要更完善的個人收入申報與核查制度，以保障公平公正。

   此外，對於造成嚴重後果尤其長期性傷害（例如致使受害者患上中度以上的抑郁癥、甚至精神病，或者退學、影響學業與工作）的校園暴力，可以嘗試“青債成還”的方式，即學生在青春期傷害別人，在長大成人懂事並且工作之後，需要將收入的壹部分賠償給受其嚴重傷害的校園暴力受害者，這既有力的懲罰了校園暴力加害者，也讓因校園暴力身心受創的受害者在成年後不至於過於困頓，不至於因為抑郁癥、精神疾病而難以正常工作而窮困潦倒，最大限度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而且這種方式相對於簡單的重罰加害者（例如投入監獄），更能改善受害者境遇，也給予未成年加害者改過自新的機會，減少防治校園暴力的阻力，更有利於社會和諧、包容，導人向善，推動社會的良性發展與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良性循環。

    經濟處罰不僅是為了懲治和威懾校園暴力的加害者，也是為保護遵紀守法的未成年人、並對受校園暴力傷害的同學進行實質性的彌補，以維護校園內外的公平正義。經濟處罰的罰金，應該以以下幾種方式分配和使用：1.直接發給校園暴力受害者（及其監護人）。2.作為學校（或整個市區、縣域）防治校園暴力的基金，用於支付防治校園暴力的各種投入，例如用於支付專職管理校園暴力的保安人員、心理咨詢師、以及相關管理老師的工資與獎金（當然他們的工資變動不應過於受罰金多少影響，國家負責撥款為主，罰金作為補充）；用於學校設計與購買防治校園暴力的宣傳材料、舉辦與防治校園暴力相關的各種活動的經費；為學生配備反校園暴力器材（例如女生防身的自衛噴霧）；還有例如安裝與運轉更多的監控系統、取證和偵測設備的使用、學校與公安、法院等機關、新聞媒體、家長協調所需要的各種費用。3.作為相關專家學者研究防治校園暴力問題的經費。4.用於為校園暴力受害者的身體與心理傷害進行專業的、長期的治療（不包含於直接賠償）。5.為受校園暴力嚴重傷害導致其家庭陷入困境的學生及其家人提供經濟幫助；對因家庭不幸、家庭暴力使其在學校又導致校園暴力傷害（例如沒家長關心的孩子容易被欺負）的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用、甚至必要情況下提供安全住所。6.為與學校合作的相關社會公益機構提供經費。7.用於其他與防治校園暴力有關的開支。對校園暴力罰金、基金的使用，應該效仿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壹樣，強制化、制度化、普適化，全民（全體學生）覆蓋，並且應與這些社會保險壹樣，把公平性、扶弱性作為必須具備的特征。讓全體國民為保護自己的孩子的青春期共同埋單，讓參與校園暴力的加害者（包括詆毀、侮辱、歧視、排擠等冷暴力）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讓受校園暴力傷害的學生得到實質的補償。

    對於善款的使用和監督同樣重要。壹旦涉及金錢、利益，就不可避免的出現腐敗和濫用職權；只要涉及管理與服務，就難以回避官僚主義、怠政懶政、不作為亂作為。所以，對校園暴力的經濟處罰（包括罰金的管理與使用）過程，乃至整個防治校園暴力的管理與服務的體系，都需要來自各方的監督。無論是學生家長（包括校園暴力受害者也包括施暴者的家長），還是全體學生，以及所有老師，都有權利也有義務監督以學校為軸線的防治校園暴力的體系的運作。他們應對校園暴力的管理過程尤其經濟處罰的罰金使用與管理情況有充分的知情權，有提出質疑、了解具體運作內情的表達權和參與權，以及對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不法行為向上級單位、司法機關、新聞媒體進行舉報的權利。他們是直接利益相關方，當然有這些合法的權利。

    而政府、司法機關、學校同級及上級黨委、新聞媒體、社會公益組織等，都應該發揮各自的優勢、履行相關職能，盡到應有的責任，共同參與校園暴力的防治工作，共同監督經濟處罰的執行情況。它們既要相互配合，發揮各自的長處，又要相互監督、督促、制衡，增進監督體系的透明度與公正度。

    對於校園暴力慣犯，安裝如性侵犯罪犯戴的定位器（甚至可以戴能夠監控其說話、舉動的監視器）也是壹個辦法。為保護其隱私，可以讓他們把設備戴在身體隱蔽部位，只有警方和壹些學校工作人員可以知悉其行動軌跡，便於了解其行蹤，使其在試圖欺淩他人時被及早發現和制止，也便於發生欺淩行為後固定證據，進行懲罰。對於團夥式的校園幫派，更需要由警方、學校的強力威壓，從重懲治，並輔以調整班級打散團夥、監控有欺淩前科者的通信（包括互聯網、電話等線上通信和面對面的線下交往）等方式震懾他們。警方和學校老師也應該將遵紀守法的同學們組織起來，互幫互助，共同抗拒這種流氓團夥，而不是同學被欺淩卻做壁上觀。在這個過程中還可以培養學生與惡勢力作鬥爭的勇氣與塑造堅持正義的品質。

    嘗試對校園暴力加害者實行藥物治療與生化類懲戒，也是很有必要的。對於那些天生或後天暴力環境下形成的頻繁使用暴力傷害他人，具有強烈的攻擊性、侵略性，並以欺淩他人為榮、在欺淩團夥中充當骨幹分子的校園暴力加害者，可以采用類似於對性侵犯罪犯進行“化學閹割”的方式，以藥物摧毀其暴戾、兇悍的精神品性，擊垮其邪惡的意誌，令其不再有黑社會大佬的邪惡魅力（如希特勒那樣的雖然作惡卻能夠讓許多德國人崇拜的魅力），削弱其號召力、挑釁他人的能力。

    雖然某種程度這樣有些違背人道，但是當這些流氓惡棍黑惡勢力已經通過欺淩他人讓許多普通學生身心受創，如戰爭中被淩虐的平民甚至“慰安婦”壹樣終生生活在校園暴力的陰影中，那麽如此對待他們也是天經地義、天道好還。現代醫學似乎還沒有非常完美的精神控制類藥物，但是已經有了許多抗狂躁等精神類的藥物，如果多加研究，應該不難研制出抑制人的暴力行為、攻擊與挑釁行為的藥物。即便使用這種藥物對其精神產生傷害，也比他們傷害他人要好。我們應該加快相關的醫學科研工作，用生物化學手段促進校園暴力的防治。當然，這類藥物僅用於有嚴重暴力傾向、經常性欺淩他人並造成嚴重後果、屢教不改、猖狂兇頑，並且往往是惡勢力團夥的首要分子和骨幹的人身上，並且要有壹套嚴格的程序。在保障程序合法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強制其服用或註射相應藥物的方式，讓其精神被摧毀，意誌被粉碎，如枯萎的樹木、瀕死的動物壹樣，再無欺淩他人的念頭和能力。

    很需要註意的壹點是，這種“藥物懲戒”與針對校園暴力施暴者的“藥物治療”既有區別又有共性。前者更強調“懲戒”，即通過強制其服用或註射藥物來摧毀其犯罪的意願與能力，對其身心造成壹定損傷；而後者更著重於“治療”，即通過包括藥物在內的多種醫療手段診治與矯正其心理與生理中存在的的異常、傷害他人的病癥，使其重新回歸社會（或繼續禁錮但仍需通過治療以改造）。

    此外，對於校園暴力的治理，要秉承預防為主、以保護遵紀守法的學生（尤其弱勢學生）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隱患險於明火，防範勝於救災”的法則同樣適用於校園暴力問題。簡單的懲治有時會加劇社會暴力，例如制造更多的少年犯，使得更多的服刑人員出獄危害社會。因此，壹方面打擊校園暴力不能手軟，還要建立更好的能讓罪犯既受到懲罰又不會導致在監獄“進化”為更兇殘的罪犯的獄政體系；另壹方面要註意把保護普通學生尤其弱勢學生作為防治校園暴力的重點。例如韓國就有對壹些校園暴力受害者配備保鏢，或者委托警方介入，這都是值得中國借鑒的。相關開支應該有國家撥款、對校園暴力加害者的罰款、相關社會機構和熱心人士的捐助來共同負擔。對壹些並無什麽過錯卻因身體弱、舉止不合群等易受欺淩的學生，學校及警方應該做重點保護，甚至將其與壹些警察、老師結成對子，對其進行壹對壹的保護。而學生家長也應該與學校老師、警方積極配合，組成防止校園暴力傷害的鏈條，捍衛學生們在校內外的安全。我們應該讓每個學生都能感到安全、安心，讓他（她）們沒有校園暴力的威脅下學習和生活，可以在合法範圍內做任何事而不需要擔心別人的威脅，不需要時時刻刻明哲保身、不需要看人說話、不需要因恐懼他人的不滿而退讓、更不需要以討好、逢迎來換取自己的安全。

    總之，校園絕不應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絕不應是法外之人。



    第三，要建立專門的校園暴力舉報機構、建立預防和打擊校園欺淩的快速反應機制、善後機制、長效處理機制。

    對於該機構的職能，有兩種可能的類型：壹是僅僅負責對校園暴力的應急處置，主要職責也僅限於對校園暴力具體事件本身的初步處理，尤其是為學生提供壹個舉報平臺，而其他涉及校園暴力防治的問題交給教育、公安、民政、司法等機構處理。二是將該機構打造為以防治校園暴力為主要職能、包含青少年反校園暴力宣傳與預防；以及為青少年提供心理輔導、長期庇護、法律援助、生活救濟等；負責轄區內青少年安全和反黑惡、幫派勢力對校園滲透；成為學校、學生與學生家長、教育、公安機關參與防治校園暴力的橋梁，為各方提供平臺和各種力所能及的支持。

    無論建立哪種機構，教育部門都應該會同公安部門共同建立壹個具有執法權的，專門打擊包括直接暴力、冷暴力、網絡暴力在內的各種校園暴力行為的政府機構，名稱可定名為“青少年安全保障委員會（國家級為委員會，各地為廳、局、所之類（或均稱“青少年安全委員會”），至少與國家統計局、知識產權局同級為副部級）”、“反校園暴力委員會”或“青少年安全保衛工作執法局”（以下用第壹個名稱的簡稱“青安委”）。該機構既可如審計局那樣獨立於其他機構之外（但直屬於國務院），也可以由教育部或公安部負責管轄。至於是獨立機構還是歸屬於教育或公安部門，各有利弊，應經過相關專家學者、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教育公安等相關政府機構人員、社會公眾各方通過科學論證做出選擇。

    該機構應建立電話、網絡舉報和直接當面舉報等多種舉報渠道。工作分為校園暴力應急幹預和其他日常工作兩大部分。

    應急幹預工作職責：青安委接到舉報或通過其他途徑得知校園暴力事件後，應在第壹時間采取措施，包括派遣執法人員制止尚未發生或已經發生但未停止的校園暴力、阻嚇與遏制潛在可能發生的校園暴力、將已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做初步調查、將校園暴力事件根據情況嚴重性和必要性通知學校、相關學生家長（包括欺淩者和受害者）、公安機關、其他相關職能部門、控制校園暴力施暴者並解送公安機關、給予校園暴力受害者提供人身保護（包括提供臨時居所、提供短時間內（如7天）的基本衣食住行需求）和心理疏導、對校園暴力事件當事人、現場進行初步調查取證、固定證據等。該委員會可以對壹些不需公安介入的輕度校園暴力直接進行處理（當然需要相關立法配合，不僅要立法使其有執法權，還要具體規定其執法範圍、權限、手段），並由學校等機構與個人服從並執行，對於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機關處理。（若歸屬公安部，則直接擁有這些權力）

    對於網絡暴力，青安委應該與公安、國安部門更緊密結合，將通過QQ、微信、貼吧、微博等多種方式進行網絡暴力的信息、證據進行固定，通過調查實名制信息、綁定的手機號信息、登錄IP等各種手段，查出發出相關信息的人，及時制止網絡暴力的繼續發展和蔓延，並給予當事人合理合法的懲戒，並追究造成嚴重惡劣影響的網絡暴力參與者的刑事責任。



    對於青安委建立與運作，有以下幾點需要得到重視：

    1.必須保障舉報渠道暢通，有人24小時接聽電話，區縣級青安委24小時有人在舉報單位值班（包括接受舉報和做出反應人員），並及時做出反應。校園暴力可能發生於壹年內任何壹天、壹天內任何時段，因此必須保障隨時有人接聽並記錄、做出反應。

    2.該機構人員必須有壹定程度文化素養，尤其要有對弱者的同情心同理心，能夠對校園暴力問題有正確的、較深的認識，並根據舉報者陳述情況對每個校園暴力事件能夠做出壹個較合理判斷，以便於做出正確的反應。此外，應該保障有壹定比例工作人員是曾經的校園暴力受害者，曾經的受害者相對而言更能對舉報者情況感同身受，也更具責任感去解決問題。壹定要杜絕反校園暴力機構執法人員“城管化”，以較高薪水聘任有良好文化素養和道德水準的人任職，堅持高薪引才、高薪養廉。他們的社會地位應與教師、民警相當，是國家發展的引擎、是社會穩定的中流砥柱、是人民的守護神。當然，崇高的地位、較高的薪水也伴隨著相對於普通人而言更大的責任、更多的義務，還有更多的道德要求。

    3.要賦予其國家法律規定的執法權，地位類似於教育、公安、消防等政府機構，其在法律範圍內有權對學生、學校、學生監護人做出處罰、訓誡的權力，有將校園暴力加害者短時拘禁、扭送和移交公安機關的權力。對於暴力抗法者、毆打、恐嚇該機構執法人員的，類同於襲警罪處理。

    4.對於虛報案情要有處罰機制。有的出於惡作劇虛報校園暴力的，應該罰款和訓誡；對於校園暴力欺淩者通過惡意舉報來幹擾、破壞正常工作的、試圖麻痹舉報機構、混淆是非的，類同於報假警進行處理，包括罰款、拘留乃至移交法院判處其徒刑。但是壹定要註意壹點，就是有些校園暴力受害者確實因為個人能力所限、欺淩者陰險狡詐、環境條件等限制缺乏證據，因此在對舉報內容分辨時要耐心細心，不能對於沒有證據的壹概認為是虛報。這也要求該機構、教育、公安部門必須加大投入，在合情推理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技偵手段，包括增加監控錄像覆蓋範圍、強制調取疑似欺淩者網上聊天記錄、通話記錄等，查找證據，得出結論。

    5.最重要壹點是，青安委必須明確其職能，並與其他教育、公安、司法部門劃分清楚各自具體的分工，建立分工明確、權責統壹的反校園暴力體系，切忌出現“都有權管但都可以不管”，然後互相推諉扯皮，導致求助者四處奔波，求助無門的情況出現。而且在學校的反校園暴力教育中，也要將不同的防治校園暴力的機構各自的職能向學生講清，避免學生面對眾多相關機構，不知應該求助於誰的情況發生。且面對非常急迫的校園暴力事件，所有相關單位都有責任第壹時間記錄、做力所能及的幫助、上報，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學生的求助。

    6.青安委需要接受學生及家長、司法機關、上級部門、媒體和其他社會輿論、非政府組織等各方面的監督。對於機構內工作人員失職、瀆職，甚至與校園暴力欺淩者、黑惡勢力勾結的情況，應嚴懲不貸。

    第四，對於青春期學生暴力傾向要有壹個合適的替代手段予以排解。例如大公司為了解決壓力組織員工摔盤子，這就是壹種排解形式。當然，學校不必要具體學這個。增加各種文化、體育活動就是壹個很好的選擇，讓豐富多彩的活動填滿日常學校生活。除此之外，要對學生觀看帶有暴力內容的電影、玩帶有暴力內容的遊戲有壹個正確的引導，不應該堵塞，但是也要通過指導，讓他們區分開虛擬與現實，讓這些娛樂成為壹種暴力“替代”和情緒轉移，讓這些影視劇和遊戲排遣他們的暴力傾向，而非變成他們實踐於現實的教科書。這需要很有經驗和能力的教師介入，在課堂內外有所講解和討論，以及在合適場合細心的輔導。

    除此之外，學校在性問題上也應該更加開放和坦誠。無論是家長還是老師，都應該尊重學生發展合適的戀愛關系，14歲以上的性行為方面也不應該壹味制止而應當合理引導，進行積極且開放的性教育，提供安全保護和技術指導。例如紐約市政府對中學生發放避孕套之類就是壹個可以效仿的例子。此外，對於青少年主動購買性（而非反過來從事性工作）也應該持包容、開放、理解的態度，不加以過度制止，只註意強調節制。這樣也能減輕校園性騷擾或者其他間接引發的校園暴力行為。

    性壓抑本來就是暴力存在的壹個重要原因，青春期對性的需求與環境的禁錮形成尖銳的矛盾，保守的制度和環境（包括學校環境及家庭環境）對性的天性的壓制，都制約了青春期男女學生的幸福感。青春期的性解放，既符合天性，又有利於促進校園和社會和諧。而且這原本也是已經具有部分民事行為能力的學生的權利。

    此外，像吸煙之類雖然有害健康但沒有直接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不應該壹味堵塞，否則會導致逆反心理，很多學生知道老師和父母不允許他們吸煙，他們心理的反叛意識和表達個性的思想會反彈，會瘋狂的沒有節制的吸煙。只有真正講解了吸煙的具體危害，甚至可以允許他們在不打擾他人（不讓其他人吸二手煙）情況下去嘗試吸煙，破除了這種禁忌，才能遏止逆反下吸煙等現象反而更為嚴重的情況。在不直接或間接侵犯他人利益（也不誘發侵犯他人利益的行為）的領域應該盡可能開放，減少管制。當然，減輕學生學業負擔，不被高壓的學習搞得渾身難受，自然也對學生身心健康，包括減少暴力沖動很有意義。給予學生更多在不損害他人利益類領域的自由，不僅有利於防治校園暴力，也維護了學生合理合法的正當權益，讓男女學生的中學時代更加充實和多彩。

    第五，要建立在教職工指導下的班級、校級學生自治組織，在校園內外進行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增強學生自主參與能力，引導學生更好的、不傷害他人的參與和融入集體生活、樹立正確的人際觀，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網絡，構建安全、和諧、自由、公正的校園環境。

    要想建立和諧安寧、充滿友情的同學關系，需要創造條件、機會促進學生之間正常的人際交往，讓每個學生都有壹個共同參與的平臺進行交流互動，在平等、有序的環境下展示個人的個性，管理師生共有的學校，通過溝通盡可能減少沖突、歧視、對立，讓大家知道群己權界，尊重不傷害他人和集體利益前提下的個性和獨特言行，勸導和阻止損人利己或者黨同伐異的沖突，壓制那種耀武揚威、橫行霸道的“刺頭”乃至流氓式學生，通過學生調解方式解決部分沖突和隔閡，老師可以適當指導。而且學校也應該有這種由老師支援的學生糾察隊，負責制止校園欺淩問題，至少防止各種沖突擴大化。

    如果在校內外出現造謠中傷、人身攻擊等，自治會也應該及時勸導調解，或者讓雙方開誠布公談判，不至於讓同學利益受害。主要工作要由負責任、品質良好的學生擔任，其他同學合理參與，老師壹定要主持公道，發現會議變味（例如不公正甚至被壹些人控制當成黨同伐異工具，糾察隊拉偏架）可以立即中止。當然，除了防治校園欺淩以及調節各種同學關系，自治會也可以進行其他很多活動（這個就不多講了）。對網絡霸淩問題，自治會同樣也應該參與構建和諧的班級網絡朋友圈，把現實裏的部分職責也在互聯網虛擬空間中履行。同學之間因為對某事某人意見不和乃至爭論並不可怕，但是如果讓爭論變成欺淩就不好了。

    雖然自治會不壹定能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但是至少可以給同學們壹個共同交流、治理班級以及學校的平臺，把課堂品德教育的東西實踐出來，減少壹些相互的誤解和歧視。當然如果這些也做不到，那再不濟也聊勝於無吧。而且成立校園自治組織並非完全是為了防治校園暴力，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公共參與意識和能力，養成社會責任意識，讓學校真正成為進入社會的“預科”，為成年後成為能夠積極理性有序參與公民社會建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並參與政治與社會生活打下基礎。

    第六，對於家庭教育缺失或者扭曲化（例如留守兒童、父母工作太忙無暇照顧、家庭暴力頻發或者家長品德敗壞、家長教育方式嚴重不當等），學校與社會應該有壹個合理的補充撫養、教育機制，對於因為經濟壓力或者家庭不良的教育觀念而輟學或者不能安心學習的學生應該由學校和社會機構對學生進行幫助和拯救。

    現在校園暴力的施虐者、受害者中，大多數家庭都不美滿（前面提到過了），不是父母不在或者太忙，就是不會教育子女，而這成了“培養”經常違反校規校紀、騷擾他人、打架鬥毆、參與不良團體（各種幫派、黑社會）甚至違法犯罪等行為的中學生的溫床。現在留守兒童有6100萬，還有3100多萬“流動兒童”（跟隨父母打工，輟學或者在條件極差的打工子弟學校學習），這裏邊大多數人都存在以上問題。至於其他非留守或者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方式不當甚至家庭暴力頻發的也有壹定的比例。除此之外，大量寄宿生也存在以上留守兒童和家庭教育缺失的青少年所存在的問題（主要強調從農村來縣城或者市區學習的寄宿生，離家很遠，往往半個月乃至壹個多月才能回家壹次，而且往往也就能回去呆壹兩天。在比較陌生地方過集體生活，除了盡力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以避免攤上事惹上人，往往就是自己也拉幫結派，或者找“大哥”庇護。還有就是經濟條件差（家庭不富裕或者拒絕給足夠的生活費）導致只好通過結成幫派“互助”、輟學、通過犯罪獲得金錢、在貧困情況下產生壓力和痛苦並且因此欺淩別人來發泄。課外生活往往貧乏、扭曲。壹些人跟著“老油條”去吃喝玩樂，學不良習慣、染上吸煙喝酒甚至沾上賭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所以綜合起來，這個數字是驚人的。

   對於這個龐大的“非正常環境”下的中學生群體，必須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盡最大可能彌補因為上述原因產生的教育缺失、人格缺失，以及蕩滌、阻止他（她）們染上的不良習慣。壹方面，在物質上要盡可能提供不低於基本需要（最好能夠達到中學生平均生活消費水平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經濟支持，讓他們不至於因為衣食住行的不足而造成痛苦，以至於違法犯罪、加入幫派團體“互助”、破罐破摔影響、傷害他人。有了基本的生活費用，也能讓他（她）們有尊嚴的生活，而不是產生自卑、仇富、極端、貪婪等不良思想，也不會因為貧窮變得麻木不仁，不想學習，自生自滅。

    在保障這些孩子基本物質需要的同時，也要教他（她）們合理的理財能力，而不是給了生活費了事，否則反而可能讓壹些人吃飽撐的沒事幹，甚至拿錢去結交“朋友”，四處尋釁滋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很多校霸流氓的頭目往往家庭條件是比較好的，甚至家境很富裕，自己生活費也很多，這樣他才有財力拉攏“弟兄”，變成流氓惡棍學生的“領袖”，成為制造校園暴力的主犯。

    另壹方面，要有為數眾多、素質不太低的教師進行教育，並在校園之內或學校系統之外建立壹套與學校課堂教育相輔相成的青少年社會救助、幫扶、更生機構，不僅保障他（她）們學校教育的完整性，也要盡可能彌補部分家庭教育的缺失和糾正社會“教育”的扭曲，像第三條壹樣，讓他們有平等、自由、公正這些理念，有基本的愛心、同情心、同理心，至少有基本的是非觀，把他（她）們從混跡城中村、鄉下各種娛樂廳，組成幫派尋釁滋事、白天黑夜四處遊蕩甚至違法犯罪的狀態中解救出來。對於壹部分因為家庭原因已經出現心理問題的，應該有相關心理輔導人員幹預。壹方面要耐心輔導，把道理講通、講實，而不是空話套話，通過溝通讓他們遵守校規校紀、遵紀守法，不影響他人；還要盡可能解決能夠解決的他（她）們具體困難，提供物質、精神等各種幫助，提高其學習能力、適應社會能力，尤其培養其健全的人格和自尊心。

    此外，相關機構也要和公安機關合作，對於已經用盡溫和手段、仁至義盡但是還是不思悔改，影響他人，甚至發生嚴重的校園暴力，欺淩他人的未成年人，應該嚴懲，通過公開逮捕、公開判決方式，震懾其他同齡人（即使這些被捕的毀了那也沒辦法，否則會影響、傳染更多人），在這類學生經常聚集地方多安裝監控錄像，在保護其個人隱私基礎上監護，保護好學生，拯救可拯救學生，打擊張狂兇殘、強兇霸道的學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學生之間壞習慣乃至惡行的“交叉感染”以及對學校整體秩序的破壞（雖然關進監獄或者開除也會造成其他地方的“交叉感染”，但是處罰只要限定在少數人，而且有其他配套（改善管教所、監獄狀況、出獄善後），而且對嚴重違法犯罪的學生處以長期徒刑乃至無期徒刑、死刑就可以減少這種危害）。通過軟硬兼施、務實理性、保護最大多數遵守紀律和法律、不侵害他人利益的學生，最大限度保障這些非正常環境下成長的子女能夠和其他同齡人壹樣，能夠有壹個安全、平等、公正、幸福的學習環境，成長為同樣具有尊嚴、自信、愛心的國家公民。具體來說，還有壹點就是給留守兒童壹個良好的居住環境，如果家裏太簡陋而且離學校過遠，最好是建很多非集體性的二三人的宿舍甚至單人宿舍，給他（她）們更多自由空間和靠近學校且安全的學習環境，以便於更好的學習生活。

    當然，以上所有這些都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巨資（這些均納入政府公共財政支出中的科教文衛支出中，也就是政府必須提高支出額度，優化支出結構，並且保有余而補不足，促進各地區教育資源分配均等化），不僅要建設優良的校園基礎設施，還要有大量師資投入，以及學校周邊的居住、飲食、治安設施投入。當然，也要在這些物質投入基礎上建立壹套高效、人性化、符合現實的運作機制，讓這些投入真正能夠用在這些急需幫助的學生身上，而不是事倍功半甚至變成形式。

   第七，要盡可能縮小不同地域、城鄉、重點與非重點學校的教育環境差距，改善教師工資和福利待遇。

   根據我親身經歷以及各種新聞報道，絕大多數校園欺淩（尤其是手段殘忍、造成嚴重後果的事件）都是在內地、縣城或者鄉村學校、非重點學校、農村戶籍學生為主的學校、重點中學的分校等。相反，發達地區、大城市、重點中學本部、以城市市區戶籍學生為主的學校則很少有校園暴力問題，而且出現的校園欺淩事件嚴重程度往往也較輕。這除了生源質量本身導致的良性循環（總體上，入學的遵守紀律安靜正派的成績較優良學生構建較良好氛圍）和惡性循環（大致上，入學時候就已經有各種不良習慣的學生相互影響導致環境較差）之外，師資質量、其他教職工素質、硬件投入、教育理念等也是重要原因（前面已經詳細敘述了）。

    雖然說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做到所有國內中學教育水平相同，即便西歐北歐也不能做到，但是把差距縮小到合理的範圍內、並且有兜底機制（最差的學校不能糟糕的太過分）還是很應該的。前面已經詳細講了如何通過各種物質投入和體制改革來改善校園環境，那麽對於這些條件較差學校，並不是壹定要搞得和人大附中、北京四中那種學校的教育質量壹樣，但是至少要有思想正派、有基本教育素質的教師，有基本的讀書、娛樂設施和完整的人文教育體制，校園暴力應該控制在低水平。這也是前面已經提到的要財政巨資投入、教育資源分配公平、和其他相關體制改革才能實現。

    第八，要對校園暴力施暴者和受害者進行持續性管控和心理輔導，並且教會欺淩者和被欺淩者以後如何正確的為人處世，糾正不良且有損他人利益的言行。在處理校園暴力之後要有接續的配套措施，在學校編制中增加心理咨詢師、學生沖突和校園欺淩調解員、機動性保安人員等，分擔老師的相關責任和工作。無論是從輕還是從嚴處理，無論是對單方面的校園欺淩還是雙方對抗的學生沖突，都應該有後續的措施、對受害者的關懷。

    壹方面，要堅決避免已經處理之後，受害者、舉報者被打擊報復這種情況，給予有效的後續保護（尤其校內外安全，加強聯絡，和家長結合、溝通）。然後，應該通過講道理讓加害者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不是表面聽從老師批評處理，心裏卻充滿對告發者、受害者、老師的怨恨，以及繼續重犯老的錯誤。第三，對於因校園欺淩身心嚴重受創的（例如被在廁所暴打和侮辱、拍裸照或者其他長期被欺侮、被在互聯網上大肆詆毀中傷而名譽嚴重受損等），應該由心理醫生、班主任以及家長各方想方設法排解與治療，而且盡全力避免這些事件繼續發生在他（她）們身上。對已經發生的侵害要盡力制止和挽回，例如要求學生刪除相關侮辱性照片和言論。此外，也應該調解雙方沖突，好言相勸，讓雙方在已經承擔自己責任前提下相互諒解，至少讓雙方以後天天見面或者共同學習、居住時候不再繼續有那些激烈矛盾，不至於“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對於以前矛盾過於激烈調解不開，或者欺淩、暴力傷害已經有極嚴重的後果，但是又不夠開除處分的學生，應該采取調換班級等手段（而且給予受害者壹方調換選擇優先權，受害方可選擇自行調走或者讓加害者離開本班去別的地方），將矛盾復發性降到最低。還有就是要讓加害者發自內心的知道欺淩別人是不對的，而不是被批評教育、處分之後產生逆反心理壹味簡單粗暴的批評，越是不讓他們欺淩別人，他們反而越這麽幹。只有疏通好思想，在學生內心深處明白欺淩他人和偷盜、搶劫、強奸壹樣是很壞的行為，並且不被“犯罪英雄化”這種社會評議所“鼓舞”，而是因為犯這些錯誤丟人、羞愧，才能避免校園欺淩在高壓下反而出現逆反的發案。

    當然，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護受害者不受二次乃至更多次傷害，也避免出現再次被欺侮後激烈的報復（在老家就聽說過壹個農村孩子因為長年被欺負，最後拿刀殺了欺淩者的事情），產生更嚴重的後果。像“放學之後在外面等著妳”可不是壹句玩笑話，對於真正經歷這種情況的被欺淩者就是噩夢。對這種可能如果沒有善後處理，就可能導致向老師尋求保護的被欺淩學生受到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程度更嚴重的傷害。這些也都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還有教育理念的轉變、教育體制的人性化。

    第九，學生和學校、地區的“自由”“自主”、“尊重多元和差異”往往和無序、放任自流、無視不公和條件、環境差別相混淆。這需要強化中央對地方、管理機構對學校、學校對學生的合理管控和限制，以及前面提到的改變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以及教育理念差別過大等情況。讓所有區域、所有學校、所有學生在遵循最基本的正常的“普遍價值”與保護學生基本權利，不能扭曲過度。

    現在社會上盛行“人各有各的活法，別亂評價和幹擾別人”這種思潮。其實這往往忽視了“自由”、“多元”的真正內涵，忽視了群己權界，把無害他人的自由生活與對他人、社會利益有害的“自由”混為壹談。就像人不能有殺人、搶劫、強奸、欺詐、偷盜等的自由壹樣。

    我們也不能把區域地方、單位（學校）和“小集體”的“自由”和每個個體的自由劃等號。就像不能說伊斯蘭教有戴面紗、不許婦女有平等地位、不允許她們拋頭露面這些習俗的自由，所以就去允許伊斯蘭教有實行伊斯蘭教法、原教旨教育的自由，用來壓制每個婦女個體的自由選擇的權利自由壹樣。每個學生應該有更多自由選擇的機會去選擇學習內容（科目）、學習方式（緊跟老師還是自主學習、課外閱讀等）、參與學校團體和參與社會活動（公益活動、維權活動等）、談戀愛、適度上網娛樂、表現的內向或外向、興趣愛好以及其他不危害他人（也不嚴重危害自身的生活方式。但是每個學生都不能以個人自由為由去尋釁滋事、破壞公物和校園社會秩序、“看不慣”其他人無害舉動而去“收拾他”、強行和他人套近乎、對其他男女學生做出各種流氓舉動，以及嚴重酗酒、吸毒等必然害人害己的行為。老師和家長、社會機構也不能以“尊重學生個人生活”、“保護未成年人個性自由”等理由對這些放任自流。

    而像錄取率低的省份被迫采取應試教育（死記硬背、填鴨、題海戰術）應該表示理解，但是不應該合理化它們，而是想方設法通過疏導和調整改變這種狀況。至於貧窮、落後、保守情況籠罩的很多貧困地區的糟糕的教育軟硬件設施、滯後甚至有害的教育理念（例如灌輸弱肉強食、唯利是圖、講厚黑學等這些理念），也應該通過教育投入改變、雖反感但同情，而不是按壹些人認為的“窮人有窮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活法”來淡化教育資源不公導致的學生生活條件的巨大差異和考好大學機會的嚴重不平等。那些說“窮人有煩惱痛苦，富人也有煩惱痛苦”的人有幾個樂意去當窮人呢？既然“都壹樣，都差不多”，為什麽絕大多數人還追逐財富，計較工資多少、住房條件、社保水平、治安條件，而不願意“高風亮節”的少拿工資、挑最差的分配房、隨便挑個破地方居住然後把省下的錢都捐獻了呢？這種心靈雞湯和自我安慰就是十足的精神鴉片。

    而且，放任之後往往並不是每個人可以隨便幹自己喜歡的事，而是被其他力量（素質較差的家長、品質惡劣的朋友甚至黑幫大哥、能力和素養不是很好的教師等）主導的不良思想、手段、以及構造的大環境影響和控制。就像很多南亞東南亞國家，例如印度，國家對國民生活的管控和影響小了，並沒有讓廣大人民尤其平民階層都能自由發展和無拘無束的生活，反而導致底層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地方黑幫、大財團、大地主、宗族頭人或者宗教甚至邪教頭目控制了基層社會，對人民進行控制、壓迫和奴役。女性和貧民、低種姓人群受到各種暴力侵害和經濟、身體剝削，像強奸案頻發也是國家治安力量不足和警察權力太小導致（當然警權擴大要有良好的監督機制、高薪制等方式保障其不濫用權力）。即使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放任壹些組織和個人對其他人實行特殊“教育”和“過特殊生活”也會導致各種悲劇（如美國的大衛教派事件中壹些教徒被控制奴役，壹些未成年人被“教主”性侵。政府長期不幹預，最後鬧出人命才出兵，結果過程中又導致大量傷亡；臺灣“莊靜潔事件”中女生莊靜潔被誘導參加所謂“靈修”團體用“神術”治病，結果導致她死亡。這些都是放任民眾“自由選擇”情況下個人的真正自由被剝奪，被他人控制和壓迫，給受害者帶來極大傷害的例子）。此外給予人以自由的前提是也同時使其擁有合理使用和享受自由的能力和素養，通過教育讓他（她）能夠真正正確、有效的行使自由。雖說“天賦自由”，但是如前面所述，自由受制於各種現實因素，很容易跑偏了。否則只可能導致濫用自由，甚至違法犯罪。壹些國家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就有這種因素。

    所以某種程度上，自由放任也是壹種犯罪，是壹種“不做惡行的惡行”，而且自由放任從整體和長遠看，危害有時候比積極幹預但是充滿腐敗和不公還大，因為社會權力真空被比貪官汙吏和知法犯法的警務人員兇殘、貪婪百倍的地頭蛇、黑惡勢力、有錢的地主和宗族首領控制，他們更加缺乏被有效監督、缺乏基本治理社會能力、缺乏基本的人性，缺乏理性和公平的觀念。真正的自由是每個具體人的自由，而不是以某些集體的“自由”壓制集體內每個個體成員的選擇權；真正的公平正義也需要強大的、由人民監督和參與的公權力撐腰和強力介入，而不是以“自由放任”這種“看不見的手”讓社會“順其自然”發展，否則和原始社會有什麽區別。

    而且“不幹預”思想最後往往也會引火燒身。壹方面，很多現今生活的好的人認為應該“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麽等到落難或者處在糟糕環境中又有誰替他（她）們說話呢？而且妳不幹預他人不代表他人生活的糟糕導致的連帶影響不影響到自己。就像現在很多城市居民壹方面對農村的貧困落後包括教育的糟糕視若無睹，另壹方面卻又抱怨進城打工或者旅行、辦事的農村人“素質低下”、例如某發達城市居民說的“外地人尤其青少年人太暴力”之類。每當大城市（尤其北上廣以及其他沿海大城市）出現壹些不文明行為甚至違法犯罪行為時，本地戶籍居民總是說做這種事的是外地人。雖然很多時候證明確實是非當地戶籍居民做的，但是這些問題恰恰是這些生活優越並且享受到廉價勞動力帶來的較好物質發展和服務生活的大城市居民對農村漠不關心甚至維護自己特權才導致的。誰素質高誰素質低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環境使然。經濟落後、教育水平低的地區肯定會出現更多的素質不是太高的人，而經濟落後與否與教育水平高低也不是誰努力與否的單壹原因，更多是大環境問題。如果不改變體制弊病和縮小城鄉及區域差別，大城市和發達地區居民必然面臨各種高犯罪率和低素質的外來居民，不可能廉價勞動力和高素質鄰居兼得。在享受到普遍沒有五險壹金、同工不同酬、低福利的外來人口創造的財富的同時，生活條件優越、受教育程度高的大城市戶籍居民也應該反思壹下自己的自私給自身生活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而不是以壹種“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態度，既不想與外來人口公平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又嫌棄共同締造城市發展進步的外地人（如果沒有外地人的勞動，只用本地戶籍居民工作，這些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要遠高於現在，因為這樣將會導致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勞動力成本驟增）。以剝削的方式利用外來人口的勞動成果，以戶籍壁壘附帶的各種經濟、社會權利的差異將同壹個城市的人口變成兩類人，跟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白人對待黑人的方式有何區別（有個區別，那就是黑人白人不是同壹個種族，但是中國大城市居民中無論本地人還是外地人，絕大多數都是同壹個民族漢族的成員）？

    對於教育方式不合理、教育理念和給學生的價值觀不正確的地方，中央、發達地區應該積極幹預和引導，進步的媒體、NGO、民眾也應該去幫助這些由於種種原因比較落後的地方，而不是用“多元”、“尊重”來放任甚至合理化它，當然更不能因此歧視這些地方，不能搞地域黑（而現實卻往往和理應的對待方式相反：壹方面說“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別去幹涉別人”，但是現實裏卻又經常在言談中說“xx省（中西部省份被黑的多）的人素質低、騙子多、xxx（難聽話甚至罵人話）”之類充滿歧視性的語言，在互聯網與現實中對外地人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這種拒絕互相理解、取長補短、相互交流的狀況導致各地隔閡加深，對雙方都沒有好處）。這些落後狀況有各種歷史和現實原因，並不是當地廣大師生、人民的罪責。

    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和科層制的國家，這雖然壹定程度壓制了地方的積極性，但是也有了將國內發達地區的進步的制度和思想觀念較快應用於後進地區的有利條件。在人民還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文化素質、思想基礎和視野去獨立自主尋求進步、幸福的生活時，國家和政府以及思想進步的“先覺醒的”民眾以及相關的NGO有責任去幫助他（她）們，積極的幹預他（她）們，加大財政投入、對口援助、師資投入、發達地區教育方式和內容的引入，縮小教育水平的地域差距、城鄉差距、階層差距。只有這樣，才能推動整個中國教育事業的進步，給中西部、小城鎮和農村學生以更好的教育條件，讓他（她）們與大城市中上階層的學生都能有豐富多彩、幸福自由的中小學生活，有相同（至少差距不懸殊）的機會進入優秀高等學府，培育人格健全、思想進步、善良友愛、科學理性的現代公民，繼而對全社會產生積極影響。這對於防治校園暴力自然大有裨益。

    不發達地區校園內外的治安同樣也應該被充分重視，學生在校園內外都不應被威脅、襲擊，不能讓尋釁滋事、欺淩他人、敲詐勒索的流氓混混危害男女學生安全。此外，中國傳統的讓“青天大老爺”主持公道的思想雖然有壹定的局限性和負面作用，但是在人與人之間力量強弱嚴重不對等、群己權界模糊、自律能力差、在大環境下個人不能獨立自主、社會矛盾頻發時，確實需要老師、上級來評理、主持正義。同樣的，在校園暴力發生後，老師、學校以及涉及違法犯罪後介入的司法機關等，都應該積極的做好學生的“裁判員”，伸張正義，打擊邪惡，而不能放任弱肉強食。

     第十，要有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公益誌願者參與到防治校園暴力中來，校園暴力受害者及其家長也應該團結起來，組織起來。

    就像現在壹些活躍的環保、教育、科研的NGO壹樣，對於校園暴力問題，也需要社會廣泛的參與。相關學者加入組織可以提出各種防治校園暴力的方案；中小學教職工則可以在組織內互相交流教學和防治校園暴力的經驗教訓；已成年的曾經的校園暴力加害者和受害者也可以用親身經歷作為其他人員研究和解決校園暴力的樣板，或者讓這些人直接去學校和學生溝通，現身說法；其他人如司法人員（普法教育和從法律角度幹預）、心理醫生、保安人員、企業家、社區義工等也可以共同參與，從各角度提出壹些措施，然後各自在自己崗位去保護學生安全、調節青春期學生心理。

    這些組織只是松散的，只需偶爾開會（或者使用網絡會議）交流，作為工作之余參與的壹項社會公益活動，不影響正常上班工作。而學校各不同班級、年級以及不同學校的受欺淩學生應該在學校、家長和社會組織的幫助下團結起來（當然不是搞個新的幫派），互相聲援和幫助（但是不能組織起來去打擊報復或者合夥打人），這樣不僅減少孤立的欺淩，也讓壹些黑社會幫派因被欺淩學生組織起來了而不敢隨意欺人，而個別人的欺淩則更容易被遏制。更重要的是，如果學生有了老師和家長輔導的反欺淩組織，很多受欺淩的學生就不用去參加其他的校內外幫派組織、投靠“大哥”去尋求保護了，削弱了黑惡勢力成員的“人力資源”來源，避免成為其用以違法犯罪的工具，讓每個人都能不依附他人而安全的生活，都能有尊嚴的與他人平等生活，對整個社會治安的穩定都大有裨益。

    最重要的是，受欺淩者家長需要被組織起來，不僅有利於避免孩子被多次欺淩，也有利於這些父母在子女受到嚴重傷害（例如構成輕傷以上、導致精神疾病、子女不能正常上課學習等）時互相幫助、分享維權經驗，更好的與學校以及司法機關打交道，捍衛正當權益（其實我認為不止受校園暴力孩子的家人應該組織起來，現在社會上各種殺人、強奸、致殘、被打砸、受敲詐勒索等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及其親屬也應該組織起來，組成例如“暴力犯罪受害者聯合會”、“經濟案件受害者互助同盟”等，即使具體遭遇往往大相徑庭，但是有了組織就有力量，弱者（受害者不壹定都是弱者，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是）應該團結起來維護權益，這樣才能和往往是地方強人、黑惡勢力、企業、事業單位乃至其他有組織、有權有錢有關系後臺的強勢的加害者壹方抗衡，不至於讓法院的調解或判罰因為外力而不公、不讓受害者在訴諸法律之後再受強勢者欺淩、威脅、襲擾等對維權的各種阻撓）。當然這也需要政府和社會上層（知名學者、媒體人、企業家、社會活動家等）的幫助，給這些人牽線搭橋，提供財力支持、信息支持、智力支持、輿論支持、法律援助，幫這些弱者構建互相溝通、聲援的平臺，讓弱肉強食的社會稍稍能夠平衡壹些，不被野蠻時代的叢林法則殘余過度的玷汙當今時代的文明與秩序。

    十壹，新聞媒體在防治校園暴力問題上應當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尤其在連接相關各方、曝光相關事件和監督校園暴力防治上應起到突出作用。

    眾所周知，20世紀以來，大眾傳媒的發展極大的提高了信息傳播的範圍、速度，對信息影響力的提升可謂空前，而近十多年互聯網的發展則更是讓公眾輿論對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找政府投訴不如上微博曝光”雖有些誇張，但是並非沒有道理。在官僚主義嚴重、息事寧人作風普遍的中國，通過媒體報道引起社會關註，並促進原本被擱置甚至被壓制的事情得以解決的情況經常看到。校園暴力亦是如此。如今社會對校園暴力問題的關註度提升，包括互聯網自媒體和傳統媒體在內的各種媒體的相關報道功不可沒。而對於具體案例，新聞報道往往也能促使事情得到更好解決，甚至可以將各種長期欺淩通過社會關註使得欺淩行為被終止。在知乎上就有壹個案例，壹位智力存在壹些問題的孩子長期被同學打罵欺淩，甚至被逼吃屎，被同學發到知乎上後，引發廣泛關註，雖然爆料人受到欺淩者威脅，但是在社會壓力下，欺淩行為被中止，學校和老師也開始幫助那位學生回歸正常生活。這就充分證明媒體對於防治校園暴力的重大作用。

    無論是對個案的報道，還是對普遍性校園暴力問題的調查分析，這些都不能只有媒體單方面參與。媒體應和政府及司法檢察機關、學校、專家學者、社會活動家、NGO等社會力量進行溝通協調，發揮各自的作用，加上和學生、教師、家長合作，形成防治校園暴力的鏈條，共同參與，並由媒體通過采訪聯系、調查報道作為連接的橋梁。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媒體對校園暴力問題的調查報道更有價值，由引起社會關註到直接促進問題改觀。此外，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壹些媒體可以設立包括校園暴力問題在內的校園問題投訴熱線（甚至讓壹些學校與媒體結成對子，固定報道學校發生的包括校園暴力在內的各種負面事件，讓學校中的壹切陰暗面暴露在天光下，實現真正的“陽光校園”），使得受較嚴重欺淩的學生（如果雞毛蒜皮小事並無必要大動幹戈報道）可以及時得到媒體報道、社會關註，這樣不僅可以讓受欺淩學生得到社會聲援，使得加害者迫於社會壓力不敢輕舉妄動，也能使得學生在壹些學校和老師不作為的情況下有渠道求助。如果能夠及時得到聲援，不僅能有利於制止欺淩行為，還能夠給予受害者心理支持。如果有很多聲音在支持，就會鼓起被欺淩者的勇氣，讓其看到希望。這也有利於避免受害者選擇自殺、用極端手段報復他人甚至做出反社會行為，免於更多人因此受害。

    其他我認為關於媒體在防治校園暴力問題上能夠起到的作用，均寫在《對媒體調查報道校園暴力問題的壹些建議》壹文中，篇幅較長，在此不詳述。

   十二，對於“特殊學生”應該進行特別的教育和管控，這包括易被欺淩者和有暴力傾向的人。對於因為性格特殊、身體發育問題、身體殘疾、言行舉止不合群但不傷害他人的學生，如性格內向甚至有自閉癥的學生、性取向或性認同特異者、盲人、某些肢體殘疾者（尤其像胳膊、腿、面部畸形、皮膚有大面積疤痕或者有白化病這種病狀明顯的疾病患者、病狀外露非常突出易被“關註”取笑的人）等應該進行特別關懷、實行更有彈性的教育手段。這些由於種種先天因素或後天原因，而且往往有難以重塑和改變性，所以應當給她（他）們適當的特殊關照，讓這些“特殊”學生能夠有同樣的機會參與到校園的學習生活中，有尊嚴的度過青春。有壹些案例在這方面給了社會不少啟示，例如臺灣的葉永鋕事件。

    據維基百科所述（下面關於葉永鋕事件的內容大多數摘自或改寫自維基百科），葉永鋕是臺灣屏東的高中生，因為比較“女性化”，所以因這種性別氣質經常被同學欺淩，甚至被脫下褲子“驗明正身”，雖然曾經向老師反映，但是這種欺淩還是繼續發生，最後他不敢在放學時如廁，只能偶爾提前下課去上廁所或者去教師專用廁所等，結果更受同學嘲笑，結果在壹次如廁中突然死亡，死因雖可能是“跌倒後後腦撞擊死亡”，但是前面的那些欺淩和導致的各種不便與羞辱也間接促成了這起悲劇（法院調查中提到“死者系因自己小便後急於返回教室步下臺階行走時觸及濕滑地板……頭部撞擊地面致死”，顯然是他害怕其他同學放學後也來廁所，導致他被嘲笑甚至被脫褲欺淩才慌慌忙忙想趕快解手，離開廁所，而且因為獨自上廁所所以出了意外沒有人第壹時間報警或撥打急救電話，導致延誤搶救時間不治身亡）。

    當然，社會上有壹些對其死因的其他猜測，不過缺乏證據（我認為或許有這種可能：可能因為這種“女性化”性別特質被歧視，壹些看不慣他的人正巧也提前下課去上廁所，然後就打他，結果把他推倒，導致撞地身亡？因為當時沒有監控，無法得知真相）。該事件發生後，引起臺灣性別平權教育人士、社會學家和社會工作者關註，教育機構頒布《性別平等教育法》，更註重性傾向、性別特質、性別認同等內容。教育部也發起“反性別暴力”等活動，在校園內外宣傳尊重兩性平等、尊重不同性別特質的人，教育政策轉向強調性別多元教育。教育部還拍攝了相關紀錄片《玫瑰少年》送至全國高中作為教材，而臺灣歌手蔡依林也聲援葉永鋕的母親，呼籲大眾關註校園性別暴力霸淩問題。這個事件就說明了對特殊學生進行特殊關照的重要性。

    對有自閉癥、性格內向、身心殘障、體弱多病的孩子，學校不應該強迫她（他）們按照統壹的教育方式來接受教育，而在上課方式、時間上應該有些彈性，例如可以允許其定期休學、老師輔導下的自學，家庭條件良好的這類孩子的家長可以支付給老師壹些特別工資讓老師在家或者其他地方單獨教育子女。此外也應當發掘這些學生的潛力，讓這些“特殊”的人能夠在學習上有進展、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理想追求。

    據統計，有10％的自閉癥兒童會表現出“學者癥候群”的特征，即在演奏樂器、繪畫、記憶、數學計算等方面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尊重這些“特殊”學生，給她（他）們壹個不受歧視、自由包容的教育環境，很可能產生出比普通人在某些領域更優秀和有很大社會貢獻的人，例如對博弈論做出重要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納什。相反，如果像現在國內（尤其中西部條件較差的地區）嚴重缺失對“特殊”群體的關懷和特別教育，這些人不能有有尊嚴的學習、生活的條件，更不可能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去學自己喜歡的東西、做自己喜歡的事。更悲哀的是，這種“特殊”的人往往成了很多村莊都有的“村頭的傻子”，被他人嘲笑、戲弄甚至毆打，毫無尊嚴的不如狗的活著。當然還有很多類似的人只能“家裏蹲”，替父母兄弟燒火做飯（不只是比喻，有些地方仍然還有傳統竈臺），幹粗活累活，長大之後往往也只能去掃大街（不是歧視環衛工人，但是客觀現實確實是環衛工人收入低，還被人看不起，更缺乏舒適的工作環境和合理的生活保障，裏邊有壹定比例是智力障礙人士，往往還受其他環衛工欺淩，我親眼見過），就這樣沒有人格的茍活，慢慢結束自己的壹生。

    甚至有些殘疾的少年兒童可能被拐賣、綁架或利用，從事各種違法犯罪活動。例如殘疾人乞討者往往就是因為沒有正常的教育、缺乏關懷和保護被迫或自願的走上坑蒙拐騙甚至偷竊搶劫的道路。因為殘疾人乞討容易比正常人獲得更多同情，而犯罪後對殘疾人處罰輕（例如專門讓聾啞人偷竊，結果警方問他們就不說話，手語專家來了他們也裝不懂），更重要是因為殘疾人無依無靠，因為智力障礙和身體殘疾不易和常人交流，所以這些因素導致殘疾人相較於普通人，被黑惡勢力等各種犯罪集團脅迫犯罪情況更嚴重和普遍，而且壹旦被犯罪者控制，這些殘疾人很難脫身。例如央視曾經報道的首都機場殘疾人被控制乞討，這些殘疾人每人每天可以乞討幾百甚至幾千，但是都被控制她（他）們的黑惡勢力拿走，自己只有壹天三餐的盒飯錢，沒有壹分余錢（不僅是為了剝削，有壹點錢都怕她們逃脫）。而沒有被這麽廣泛報道的此類情況不勝枚舉，大多數城市都能看到。而以上所說的這些人很多是從受到排擠的學校畢業或者中途退學後變成這樣，還有很多根本就沒有上學。而且，相對於肢體障礙類型的殘疾人，智力、精神障礙人士因為殘障性質，更加不被多數社會公眾所理解，甚或被更多的誤解、排擠、敵視，更易被人嘲笑、戲弄，也更少得到同情、幫助。所以，學校為特殊群體（包括肢體殘疾和精神障礙、智力殘疾人員）提供獨特的、良好的學習環境，不僅只是對學生之間的平等很重要，也對整個社會不同的人之間的平等有促進作用，讓社會上受到欺淩和歧視的這些邊緣人群能夠有尊嚴的生活。

   除了實行特別的教育方式，也需要有專門針對自閉癥、身體殘疾等學生進行教育的教師。對條件較好的區域，每個學校可以有十余名特殊教育老師，她（他）們不僅承擔部分普通課業，還肩負有壹定程度照顧特殊學生生活的責任，能夠與這些特殊學生進行溝通、談心，引導學生學習、解決生活裏這些人因為心智或身體造成的種種不便。當然，這類教師和“特殊”學生的師生比應該不超過1:10，而且要有較高的工資。對於不發達地區，每個學校也至少應該有壹位這樣的教師，而且要根據學校規模、“特殊”學生多少來具體增減教師人數。這當然也需要學校做好相關摸底調查工作，了解學校內有多少“特殊”學生，以此作為提供各種配套措施的依據。當然，高校尤其師範類院校應該進行相關人才培養，為各地大中小學提供足夠的以教育“特殊”學生為目的的專業教育人才。而老師和家長積極結合、溝通也是保護“特殊”學生的重要壹環，只有學校教職工、學生家長、政府機構以及社會各界的其他人聯動，才能最大限度保護這些弱勢的學生，促進這些“特殊”學生的全面發展。

   而對於擁有強烈暴力傾向且屢教不改、把欺淩他人當做樂趣而且呈現病態的學生，學校和社會也應該對其有特殊的管理。如果壹個人的暴力傾向只是由於各種外部因素導致，而且程度不特別深、能夠通過教育疏導、懲戒結合予以糾正，那就還有救，但是對於暴力傾向極強、屢教不改而且呈現病態的暴力傾向，把施暴當成生活不可或缺的壹部分，“不揍人不爽”、“不捉弄人（惡意捉弄，不是開玩笑那種）不舒服”，那就必須采取比較有力的手段解決。除了因為嚴重欺淩他人涉嫌違法犯罪開除、拘留甚至判刑外，將其送入特殊管訓學校和在本校編排特別班進行特殊管理是很必要的。如今社會上很多所謂的私人“矯正學校”存在很多問題，不僅沒能把學生改造好，反而因為壹味強調服從、忍耐，以暴制暴，導致出來的學生更暴力、冷漠（雖然這種學校很多是關的網癮男女，並不是因為暴力問題，這壹點我很反對，只要網癮沒有導致精神疾病或者因此欺淩他人，這種家長送子女去學校“教育”就是違法的，違反學生人權，應該放這些人出來，尤其對於女生更不需要使用這種手段。例如知名的臨沂的楊永信開辦的戒除網癮的機構，就是徹頭徹尾的違法行為，嚴重侵犯學生人權，壹些例如電擊等措施更是慘無人道，泯滅人性，這種機構絕不應該存在。但是我支持封閉管理那些很暴力的學生）。但即使這樣，也比讓這些人在學校禍害更多人強。至於把特殊學生放在壹個班級，我初中時候壹所學校就曾經實行過，現在可能取消了，因為了解不多，所以效果不太好評價。

    對於特殊管教學校或者班級確實應該有比現在素質更好、更能“對癥下藥”的教職工進行管教，尤其可以成立國家和私人（有愛心的企業家等，但是應該讓企業家在全國采用在很多學校平攤、匿名方式，避免定向捐助後，這些學生只感恩個別人不感恩社會，畢業後變成壹些人的打手）共同出資的由官方控制和相關NGO參與的正規化改造性教育學校，給予這類學生合理的尊重，但是也沒必要搞得太過於好，否則就變成我之前所說的壹些國家監獄犯人比平民還吃住的好、還更有尊嚴和安全，把加害者和受害者地位顛倒的事情。給他們懲罰才能讓他們明白遵紀守法、回歸正常社會的重要性。

    對於因心理疾病導致暴力傾向或者因為長期施暴心理上也變成固化施虐狂的，要有相關精神病專家、心理醫生進行診斷和治療，費用由教育專款負擔，如果他們經治療痛改前非，也讓他們要知恩圖報，通過未來在社會上的好的表現來償還這些曾經的錯誤、罪行以及社會為其付出的經濟開支、人力投入。

    對於這些人的改造，當然也需要家長的配合，前提是這些人的家長有不太扭曲的價值觀和不太糟糕的教育方式。對於即便通過長期（如長達數年）教育仍舊有蓄意、以欺淩為目的傷害他人的行為或傾向，且用盡所有手段仍無法改變的，如有嚴重違法犯罪可判處其終身監禁，如有嚴重精神疾病可永久關押於精神病院，對於沒有嚴重違法犯罪也無法按精神病羈押的，可以另設特殊監禁機構，或交與其家人，由政府、警方、社區監督禁閉於家中，並定期進行傳喚和問詢，以保證其不傷害他人，也避免其被監護者傷害，保障其合法權益。

    十三，推動防治校園暴力各種措施的實施，應該堅持漸進的、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並在發達地區、具代表性地區、校園暴力多發區域、程度嚴重區域先行先試，然後逐步推廣。

   眾所周知，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區域之間差異極大，各地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因此對於防治校園暴力而言，必須根據各地不同情況，在堅持基本原則和總體方略的基礎上，進行區別對待，采用多元的政策、制定不同的目標。

   例如針對歧視、語言侮辱、排擠、孤立、網絡暴力等“軟暴力”相對突出、頻繁的東部地區，應該更傾向於防治以上這些問題，並且確立預防與制止為主、懲戒為輔的策略，並對校園暴力的認定標準更為嚴格壹些。由於東部尤其沿海大城市有相對優越的物質基礎條件和較先進與完善的法治環境、制度保障，以及較高的國民素質、學生素質，因此可以試行更為先進的、溫和的、更細化與人性化的防治手段，將發達國家（如日韓、新加坡）防治校園暴力的壹些措施在東部沿海城市進行試點。

    對於因為貧困、留守兒童多、家庭暴力與校園暴力交織等因素為主導致校園欺淩頻發且往往情況嚴重的中部地區，應該更側重於從減少貧困、幫扶留守兒童、保護受家庭暴力或失去家庭保護的孩子、為其提供衣食住行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讓因為這些原因處於弱勢的未成年人不受欺淩，也使其不因貧窮與缺乏家庭愛護而走上欺淩他人，甚至違法犯罪的道路。對於中部這種相對貧困、貧富差距很大、不同學生家庭環境與其他條件差異較大的區域，給予弱勢學生物質支持、人身保護、法律援助，讓受欺淩的學生不因這些劣勢而不敢或無力反抗的學生有條件反抗、有後盾與勇氣反抗，讓潛在的校園暴力受害者有底氣，讓借助金錢、人脈關系、家庭背景等優勢的欺淩者或潛在欺淩者有所忌憚，對減少潛在的校園暴力、解決已發生的校園暴力、促進校園的公平正義、實現學生之間地位、生存、學習、全面發展條件的平等非常重要。

    對於校園暴力頻次低（根據表面統計）但暴力行為明顯更多的東北地區，應該把防治校園暴力與維護社會治安更緊密結合，更著重嚴厲打擊黑惡勢力、成年人介入校園、學生糾紛的行為、打擊校園幫派勢力，讓大中小學生不生活於恐懼之中，敢於團結起來與惡勢力作鬥爭。並且進行更多的反暴力教育，樹立文明光榮、暴力可恥、講道理好於比實力的觀念，令未成年人逐步摒棄蔓延於社會上的拳頭至上、崇尚強權和暴力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

    對於宗族勢力強大的南部沿海以及部分宗族觀念濃厚的中部地區，應該註重於推動對校園暴力及各種未成年人糾紛的法治化，改變“情大於理”、“人大於法”的情況，減少因校園暴力導致的宗族械鬥、私刑報復行為，避免因校園暴力導致的治安惡化、事態擴大化，嚴防校園暴力的性質與特征由糾紛與沖突，向欺淩、長期壓迫轉變。另外，應把防治校園暴力與反毒品、反黑、反賭博等行動結合起來，避免不良學生黑社會化、嚴防毒品與賭博向校園滲透，切斷校園暴力與毒、黑相互惡性循環的路徑。

    對於西部地區的校園暴力防治，除重視與中部地區類似的貧窮、留守兒童較多等誘因外，還要考慮民族、宗教因素在校園暴力、校園人際關系方面的影響，在處置校園暴力等校園糾紛上，采取各民族壹律平等、壹視同仁的原則，各族、各種宗教或非宗教信仰的學生都應該遵從普適價值，宗教信仰和民族習慣不得淩駕於法律、校紀和社會公序良俗、基本道德之上。嚴厲打擊以民族和宗教進行拉幫結派、蓄意攻擊（包括暴力與軟暴力攻擊）其他民族與宗教的行為。

    對於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不同階段的校園暴力，也應該根據不同階段校園暴力都的性質、程度、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防治。例如對於初中及以上的校園暴力應該嚴懲，而對小學以教育和輕度體罰為主。對於初高中校園暴力以懲辦其本人和監護人相結合的方式，對於大學生則以懲辦其本人為主。且對於大學生參與校園暴力（且往往這時校園暴力參與者已經成年），應該對所有嚴重校園暴力參與者（尤其有黑社會背景或校園幫派的參與者）處以開除處分（至於拘留、判刑，就是公安機關的事情了）。且如211、985重點院校應該對打擊校園暴力有更嚴格的規定，堅決剔除出欺淩他人、尤其參與集體欺淩個人、利用權勢、金錢、人脈等優勢欺淩弱者的學生，保障培養的國家精英人才有正常的人格人性、有正義感與良心，絕不能讓道德敗壞、品質惡劣的學生存在於名校校園和正常畢業。

    十四，對於愈演愈烈的以網絡暴力形式發動的校園暴力問題，尤其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涉及（包括參與網絡暴力攻擊、欺淩他人和遭受網絡暴力傷害，以及同時有網絡暴力加害者和受害者雙重身份）網絡暴力日益增多的情況，國家必須積極幹預，堅決遏制網絡暴力。而涉及校園暴力的網絡暴力，與不涉及學生或學校的網絡暴力與許多類似之處，所以我就以防治普通網絡暴力的思路分析，然後夾雜壹些關於網絡上的校園暴力特殊性的分析內容。

    相對於現實中的校園暴力，網絡暴力有如下特殊之處：

    1.互聯網的“虛擬世界”中的網絡校園暴力相對於現實世界的網絡暴力有其相對隱蔽性，壹是由於互聯網中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以匿名身份參與網絡暴力，就導致相對於現實校園暴力更難以追責；二是互聯網上即便知曉對方身份或對方實名發言攻擊，由於雙方往往現實距離較遠，加之法治不健全等原因，不易被追究；

    2.發動網絡暴力的相對容易、影響範圍大。相對於在現實中攻擊、詆毀他人，在互聯網上非常方便，可以隨時隨地做，對於攻擊他人的時間、地點幾乎不受客觀條件限制，也可以隨意選擇己方最有利的時機。且在網絡上對他人的攻擊詆毀能夠有理論上無限大範圍的影響，雖然現實中受網絡暴力參與者的能力（包括金錢、人脈、個人網絡暴力技巧）等內部因素和社會關註度、公民素養等外部因素影響，導致不同網絡暴力影響程度大小、傳播範圍大小不同，但都比同等情況下現實中的攻訐、詆毀影響要大。而且由於互聯網的無界性（至少在國內大陸內部無界，且並不是與外網完全隔絕），這個人無論到了哪裏，都有可能受到網絡暴力傷害，哪怕這個網絡暴力源頭距他（她）有幾百公裏、幾萬公裏。具體到校園暴力上，以前受欺淩的學生還可以通過轉學和努力改變自身等方式重新生活，而互聯網產生尤其智能手機普及之後，他無論到哪個學校，都可能因現在的同學知悉其以前的經歷而對其欺淩，而曾經欺淩他的同學也可以通過互聯網繼續對他施以網絡暴力。這對於歷經屈辱的欺淩，好不容易換了環境的弱勢學生如同噩夢壹般。衣食住行都會受到影響。

    3.網絡暴力造成的影響往往持續很久，甚至影響被欺淩者終身。由於互聯網“有記憶”，導致即便發生在十多年前的網絡暴力，詆毀被欺淩者的相關言語、照片、錄像等仍存留與互聯網，隨時可以被他人看到，或因某事的刺激被舊事重提，帶來的危害遠大於沒有互聯網時代時同等的情況（例如在7080年代，即便對某女生有流言攻擊，隨著時間推移或她改變居所及上學、工作單位、及其個人的改變，都會讓曾經的攻擊淡化或被人遺忘，但是現在有了互聯網，多少年之後她仍然會被“有心人”通過互聯網發現那些詆毀的言論或照片，繼而對現實中的她造成名譽傷害在內的各種傷害）；

    4.網絡暴力的影響、造成的後果往往非常大。雖然很多時候因互聯網的虛擬性，不能完全與現實中的肢體暴力、冷暴力相比，例如可以通過退出網絡上的爭議等方式終止具體某次網絡暴力，且在覆蓋範圍、烈度與現實暴力相同時，現實暴力危害更大。但同樣還有更多的網絡暴力比現實暴力危害更大。（2）（3）已經講了網絡暴力有傳播範圍廣、影響人群多、危害更持久等特點。此外，因為發動網絡暴力相對容易、成本低，壹旦在某些圈子（如學校、班級的群組）利用人數優勢、人際優勢及結合現實中的影響力，對弱勢方進行長時期、反復的網絡攻擊，或在開放區域互聯網（如微博、貼吧）將小範圍的欺淩擴大為大範圍的攻擊，攻擊的數量和力量都進行質的提高，並輔以人肉搜索及現實中的歧視、孤立、杯葛，將對受害者的生活產生毀滅性影響。許多人的精神被擊垮，其中有些人因此罹患精神疾病、自殺等，但加害者卻因為沒有直接當面殺人、打人而未受懲罰。

    5.網絡暴力參與人數眾多，因責任分散效應，加之國內盛行法不責眾的潛規則，無法有效追責；

    6.綜上，網絡暴力發動的方便與容易、成本低、不易被追究責任，和造成的影響的惡劣、後果的嚴重、受害者名譽、學習、工作和生活受到的負面影響之嚴重形成鮮明對比。這既是網絡暴力突出的特點，也是防治網絡暴力的難點。

    而涉及校園暴力的網絡暴力除具有以上特點外，還有其他更糟的問題。1.由於未成年人心理相對脆弱、可塑性強，受網絡暴力傷害會更嚴重，造成的危害更大、更持久，較嚴重的會影響終身。2.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差，發動網絡暴力又容易，導致未成年人參與網絡暴力比成年人更頻繁。3.未成年人圈子相對封閉，進行網絡暴力更不易被察覺，且這種相對封閉的環境對受害者影響更大、更不容易求助。4.未成年人更缺乏應對網絡暴力的能力，無論是應對方式還是心理承受度，都不如成年人，更難對抗網絡欺淩，無法有效的制止對方繼續進行網絡欺淩，缺乏應對辦法。5.未成年人知識水平有限、分辨能力差、且更易抱團、拉幫結派、跟風，導致壹定程度上所發起的網絡暴力更為激烈，傷害更直接與巨大。6.未成年人更易有樣學樣，由受害者變成加害者，將自己承受的網絡暴力傷害轉嫁給其他人，然後互相傷害，嚴重毒化未成年人人際關系7.未成年人中盛行的網絡暴力容易形成壹種不良示範效應，讓他們形成不良的價值觀，繼而使其成年之後將學生時代的網絡暴力及其中各種陰險惡毒的具體行為“發揚光大”，然後形成惡性循環，讓社會陷入網絡暴力的漩渦。以上這些特點與校園暴力相對於成年人的暴力有許多類似，前面已經講過很多，因此不詳述，只在此簡單列舉壹下。

    對於網絡暴力瘋狂泛濫的嚴峻形勢，必須通過多渠道、多種手段進行治理。

    第壹，需要加強反網絡暴力立法，嚴格執法。

    相對於歐美和日韓，中國反網絡暴力的立法工作進展較為緩慢，對於網絡暴力的界定不夠清晰、懲處不夠嚴厲。例如現在互聯網盛行的包括人肉搜索在內的網絡暴力，以及各種侮辱謾罵行為，幾乎沒有幾例（除了謾罵警察及壹些體制內特殊人員）被處以刑事拘留、判處徒刑等。

    而相反，受到網絡暴力而破壞正常生活、甚至因此得了抑郁癥乃至精神疾病的例子卻有很多，甚至還有壹些因此自殺的。許多網絡暴力造成的危害比現實中毆打、威脅、欺淩他人乃至將他人打成殘疾後果都嚴重，現實中這些行為很容易被定性為嚴重犯罪，對加害者進行懲辦，但在網絡上把毀壞掉他人的聲譽，致使對方不能正常上學、工作、生活（甚至有些需要搬家）甚至逼瘋、自殺，後果極為嚴重，加害者卻不受懲罰。且即便被網絡暴力者有壹定過錯，也不應該被如此對待（現實中出於“正義感”去毆打或其他方式傷害已經犯罪的罪犯也是犯法的也會被懲治，但是互聯網卻不是），而無辜者就更不用說了。

    互聯網更放大了多數與少數、強者與弱者、有更多話語權與話語權不夠、表達能力強和發聲渠道廣與表達能力弱和發聲渠道少者之間的差距，讓各種爭議與沖突的解決結果、各種影響不是由是非曲直決定，而是由雙方的強弱決定，具體說是因為雙方誰人多誰人脈廣、誰有話語權、誰掌控各種權力與權限（例如壹些圈子的管理員的權限）多、誰有更多金錢、誰有更多精力投入互聯網爭議等決定，這嚴重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原則，與現代文明中人人平等的理念相違背，網絡私刑也與法治社會相沖突。

    因此，必須加快反網絡暴力的立法、修法進程。壹是更加具體、清晰的闡釋網絡暴力的概念、界定網絡暴力包括哪些行為，並對於不同類型和不同程度的網絡暴力行為規定具體的懲罰措施，切忌規定模糊不清，更要避免大而無當充滿空話。

    二是必須加大懲罰力度。因為許多網絡暴力（例如進行長時間進行詆毀、羞辱、歧視並透過互聯網影響其在學校的學習或在工作單位的正常工作、以及對其生活的社區和朋友圈影響其日常生活）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遠超現實中的壹些傷害（例如被毆打），後者往往可以被法律懲治，而前者卻反而大多不被懲罰，這非常不公。法治第壹要義是公平，是平等，“事物的力量總是傾向於摧毀平等，而法律的力量應該總是傾向於維護平等”，不讓弱者因其“弱”而受不公的對待和欺淩壓迫，不讓強者利用其“強”而胡作非為欺淩他人，是法治的內質與精髓。

    因此，對網絡暴力加劇了社會不公的情況，必須嚴厲打擊，根據對受害者造成傷害的程度比照現實中的情況進行懲罰，不能因為傷害過程在相對間接、隱蔽的互聯網上發生而減輕責任。且還要對利用互聯網的隱蔽性、匿名性通過網絡傷害他人的行為，依照刑法的對於手段惡劣適用從重量刑的因素加重懲罰。對於“法不責眾”，壹方面必須在立法與執法上改變此觀念，另壹方面需要使用嚴懲首犯與主要從犯（或多名首犯）的方式，不能讓集體暴力變成無頭案，導致受害者無法追責；此外，既然是集體參與網絡暴力，那麽每壹個人都至少應該承擔罰金，分攤巨額罰款，然後全都補償給受害人，以實現公平。

    更重要的是加強反網絡暴力的執法。公安、司法、國安、教育、網監等國家機構與相關互聯網企業及通信運營商需要加強打擊力度，加強合作。中國現在反網絡暴力法律法規雖然不健全，但其實現在仍有法可依，例如《民法總則》等各種法律都有相關規定，之所以沒什麽作用，除規定的還不夠細致、嚴厲之外，更多是因為執法不嚴，對網絡暴力的民事處罰很少，而刑事處罰甚至可以說處於幾乎空白狀態。

    無論是公開範圍的微博、貼吧、各種論壇（如知乎、天涯），還是相對封閉的微信朋友圈、QQ群，人肉搜索、人身攻擊、各種持久性辱罵乃至人身威脅都存在，但是卻極少有進入法律程序的。有許多人認為網絡匿名不容易調查，其實關鍵在於是不是願意投入資源與精力進行查處，如果願意，幾乎沒什麽查不到的。通過調取聊天記錄、發帖記錄，很容易查到相關信息。互聯網都是有痕跡的，且相對於有壹些反偵查能力的黑客和有組織犯罪成員，普通人更缺乏真正的在網上隱匿的能力，且因為已經全面實行實名制，最多使用或購買他人身份證進行註冊（這本身就篩掉大多數人，因為這需要壹些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還有被拘捕的風險）進行發言，大多數人都可以循其實名制註冊信息找到其本人或身邊知情人，想追究其責任並不難。關鍵在於現在執法資源在反網絡暴力方面投入不足，壹些機構官員對網絡暴力並不重視，基層又有大量失職瀆職行為，導致原本並不很難（只是需要增加許多投入）的反網絡暴力的執法幾乎處於空白。

    因此必須從理念上改變（重視網絡暴力）、在投入上大幅增加、從執法上更嚴厲，並經常性抓壹些非常突出的施加網絡暴力的罪犯，殺壹儆百，達到威懾作用。而“尋釁滋事罪”也應普遍適用於網絡上的挑釁、滋事行為。對於嚴重網絡暴力罪犯實行拘留、判處徒刑等刑事處罰之外，對網絡暴力處罰亦可保留死刑選項。對於那些組織他人發動網絡暴力、作為策劃、參與網絡暴力的骨幹，且參與網絡暴力次數極多、並造成極嚴重惡果（例如受害者自殺、患上精神分裂癥）的罪犯，且還有其他罪行，可判處其死刑，以達到威懾之目的。而對利利用網絡暴力獲取巨額利益的，並在獲取巨額利益時使用網絡暴力嚴重傷害他人的，也可以適用於死刑。對壹個人的懲罰的程度應該看動機、後果，不能因為其手段隱蔽、巧妙而減輕甚至逃脫處罰。

    此外，對於各種出賣個人信息、售賣他人身份證件等為網絡暴力提供條件的，同樣應該嚴懲不貸，除判刑外，尤其要處以巨額罰金，只有令他們損失大於非法所得，犯罪成本大於收益，才能有效震懾此類違法犯罪行為。這類犯罪非常普遍也在於打擊力度不夠，公安、企業、通信運營商漏洞太多，對“內鬼”懲罰不到位甚至根本不懲罰導致的。

    除通過嚴格立法、加強監督、投入更多資源外以強化打擊之外，可以對此類犯罪的罰金進行合理分配，包括公安機關及互聯網企業監管部門可以在破案後分得壹些罰金作為破案獎勵，提高對此類犯罪打擊的效率。對於舉報網絡暴力行為的網民應該有合理的嘉獎（從對網絡暴力罪犯的罰金中撥出），為反網絡暴力增加更多證據與線索。另外，壹定要提高辦案效率，對於網絡暴力，尤其相對嚴重的、很可能由網絡暴力演變為現實傷害的，要從速出警，及時制止，盡快做出初步的解決。

    第二，加強反網絡暴力的教育、宣導、互動，從根本上改變國民對網絡暴力的認知，讓網民以更合理的方式看待、對待網絡暴力。具體來說，包括：1.教育人們如何預防網絡暴力，例如註意不要在互聯網上過多暴露個人隱私、不要主動挑釁他人釀成他人對自己的網絡暴力、在遇到網絡暴力時如何保留證據、如何維權等。2..教育青少年及公眾正確對待網絡暴力。對於各種誹謗與攻訐，應該培養公民（無論是青少年還是成年人）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要被各種網絡上的謠言或誇大不實之詞迷惑，要對事情做出正確判斷。另外，對於各種侮辱、挑釁言辭，或曝光對方個人隱私、照片錄像等行為，應該通過合理教育讓公眾明白，真正應該被恥笑、譴責的是做這些網絡暴力行為的人而非受害者。這就像文明社會對強奸的看法的轉變，應該譴責的、鄙視的是強奸犯，而不是受害人。面對網絡暴力時，應該出於公心和責任感進行舉報，而不是坐視不理甚至加入到網絡暴力行列。

    公眾思維方式的轉變、價值觀的進步對於反抗網絡暴力非常重要。“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當民眾不因壹些人使用的網絡暴力而圍觀與嘲諷受害人，甚至譴責施加網絡暴力者，至少做到不附和不參與不跟風，甚至積極譴責和舉報，網絡暴力自然也就“威力”大減，受害者受到的損傷就會變少，加之對網絡暴力的懲罰，在多種影響下，網絡暴力可以得到很好的遏制。當然，這不僅需要進步的、良好的、細致的教育，更需要整個社會環境的改觀、整個社會文明的提高。這在短期內很難實現，且必須輔以法律手段才能達到目的。

    對青少年來說，在課內課外、學校和家庭與社會，都應該接受反網絡暴力的教育與保護。當然，在教育中要避免強制灌輸，而應該通過有引導的自學、與老師和同學的辯論、互動交流，以及結合生活現實、網絡生活經歷，讓他們逐步懂得什麽是網絡暴力、為何要反對網絡暴力、如何應對網絡暴力（包括如何應對自己的網絡暴力，也包括看到同學朋友或陌生人遭遇網絡暴力，自己需要做什麽和不做什麽），將教育內容與實踐結合起來。這也對於互聯網生態由如今的惡性環境向良性環境轉化非常重要。

    第三，相關互聯網企業、通信運營商及其所屬的網絡平臺管理機構應該加大打擊網絡暴力的力度、加強與公安、司法機關的合作；各網絡平臺應加快內部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相關管理人員（小到貼吧管理員、QQ群管理員，大到微博管理團隊）應該秉持公平的原則，嚴格遵守相關規定，積極辦事，維護互聯網上網民的合法權益。

    眾所周知，對網絡暴力有直接幹預權、處於第壹線的可以遏制網絡暴力的，是這些網絡平臺大大小小的管理員，網民平常面對的管制依據，也是這些平臺的各種規定。但是很明顯，中國國內的互聯網壹方面在某些內容上管制嚴厲，但在另外壹些方面卻幾乎完全無管制，類似於叢林法則主導的原始社會壹般。貼吧、知乎、微信群、QQ群、豆瓣等雖都有管理員，但是其管制顯然不是公平的、壹視同仁的，相反添雜了大量個人好惡、私人恩怨、小圈子利益，濫用職權、不作為等各種現象極為普遍。

    在這樣的環境下，網絡暴力當然無法得到遏制。而青少年進入這樣壹個“無政府”環境中，自然迅速沾染了網絡暴力惡習。即便現實生活中對青少年各種管理、教育，如果互聯網方面缺乏管理和幹預，那就像木桶的短板壹樣，導致青少年不僅會把現實中難以施加的暴力轉移至網絡，還會因這種叢林社會環境的浸染沾上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內的各種不良價值觀，造成巨大危害。因此，改變互聯網的“基層治理”迫在眉睫。

     首先，要在各網絡平臺建立法治化的（非人治化的）、清晰的、透明的、公正的管理規則與制度，由根據個人好惡、利益和價值觀管理（或不管理）的“人治”管理環境變為更多依據相關規定、更多出於公心的“法治”管理環境。

    其次，要提高管理效率，對於涉及網絡暴力尤其人身攻擊、侮辱欺淩的，無論對錯，都對施加網絡暴力壹方實行包括封禁在內的各種措施。而且相關管理應和實名制結合起來，對於網絡暴力加害者進行各種暫停其權限的方式遏制，對於情節惡劣、屢教不改的，對其實名註冊的相關賬號實行永久封禁，並與其非法使用或購買他人身份證件進行註冊的違法證據移交公安機關處理。（當然，個人希望這僅僅針對網絡暴力參與者且為其中非常惡劣的，對於其他的如政治分歧、異見但無反人類、反社會言辭的政治言論不應如此處理）。

    第三，移動、聯通、電信等通訊運營商也應該積極與網絡平臺、公安機關合作，在涉及網絡暴力犯罪上積極提供相關證據和線索、並利用技術條件對參與網絡暴力的客戶實行斷網、切斷通訊和經過登記備案的監控、定位等。

    第四，網絡平臺管理人員應與公安機關共同建立反網絡暴力的快速反應機制和溝通平臺，及時留存證據和鎖定罪犯，並將許多網絡暴力扼殺於萌芽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壹定要高效、快捷，對於受害者的舉報應該迅速響應。

    第五，對網絡平臺管理人員進行適當的培訓和教育，提高管理者的知識水平和管理能力。

    第六，對網絡暴力、網絡侵權行為建立壹套完整的迅速的申訴渠道。第六，對於違反規定的管理人員，應該有合理的處罰措施，例如撤銷其管理員職務，撤銷其管理權限，對於涉及違法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責任。第七，加快互聯網民主化建設，將民粹化、依附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互聯網社會改造為更具民主性質、更具公平性、更重視法治和程序的環境。這些目標涉及需要改變的地方太多，在此不詳述。但即便在社會改革尚未有大進展情況下，僅僅只從小處改善互聯網環境，也還是很有余地的。第八，網絡平臺的管理、處罰、人員安排都應該向透明化發展，例如對相關信息進行公示，並為普通網民監督提供相應的便利。第九，對於優秀管理人員施行物質獎勵，激勵管理人員在管理過程中秉公執行各種規定，尤其要獎勵冒著風險、承受壓力、且受到傷害的與惡勢力作鬥爭的管理人員。

    對於涉及未成年人、大中小學生的網絡暴力，除參照以上方式治理外，還要更快、更有力。由於前述未成年人遭受網絡暴力造成的巨大傷害，因此更應該及早發現和制止。尤其現在智能手機的普及導致各種照片、錄像四處流傳，而中小學階段是壹個人很不成熟、很容易做壹些不傷害他人但是卻不雅觀、讓人看見產生負面觀感的行為，對其名譽產生嚴重損害。且有許多照片是被斷章取義的拍攝，往往拍攝者是強勢壹方（因為弱者、孤立者拍攝時就會被阻止甚至毆打），照片呈現的內容常常是片面的、有選擇性的。“靜止的照片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紐約時報》壹位知名戰地記者如是說。斷章取義的照片會毀滅壹個人的名譽、精神，以影像的“局部真實”混淆真正的全部真相。

    而現在連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會被寬容、從輕處理，而那些沒有傷害他人只是因為舉動不恰當甚至甚至僅僅是因為不合群就被人利用照片進行詆毀，顯然是極不合理的，而造成的精神創傷更是需要有人負責。壹個未成年人因為壹些小過錯被拍下，讓壹生都蒙上陰影甚至毀掉，而給他人帶來如此毀滅性影響的加害者卻絕大多數都安然無恙，這是與公平正義極度相悖的，傳播相關照片的人（尤其主犯）必須被嚴厲處罰、並對受害人做出相應的賠償，為造成的各種精神損失、直接間接損害做出充分的賠償。這要求國家必須立法清晰與完善、執法有力，成為受網絡暴力傷害的受害者堅實的後盾，保護這些未成年人的權益、不讓稚嫩的靈魂受到摧殘。

。

    十五，建立校園暴力終身追溯機制，對於程度嚴重、情節惡劣、後果嚴重的校園暴力加害者實行終身追責。此外，要探索“青債成還”的良性與衡平的懲罰與救濟機制。（待詳寫）

    十六，建立對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機制，救助受校園暴力、家庭暴力、網絡暴力及其他因素傷害的未成年人，鼓勵其通過法律手段保護自己和維護合法權益，為其提供各種法律上的支持與便利。（待詳寫）

    十七，建立反校園暴力、網絡暴力見義勇為獎勵機制，鼓勵廣大學生、網民以防禦性手段（以制止、讓施暴者終止欺淩為主，而非以暴制暴，惡性循環），積極制止在校內外、互聯網上的欺淩行為；並通過教育和實踐，讓普通學生和網民學會如何識別和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如何積極有效的參與制止校園暴力發生的能力；對參與見義勇為的正義者進行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並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保護，以避免其遭遇打擊報復。當然，壹定要通過調查了解，分清阻止暴力行為和拉偏架、以反暴力為名來制造暴力的行為。

每年國家都會發生壹些很大的自然或人為災難，例如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7.23動車事故、上海跨年夜踩踏事故、昆明火車站和烏魯木齊暴恐事件、“東方之星”客輪沈沒、天津港爆炸事件等，這些事件往往震驚全國，人們都會對此非常悲傷，甚至舉國為之哀悼。但是實際上，每年因為家庭暴力、校園暴力而毀掉的婦女和未成年人數量遠遠高於這些具有震撼性的大事件導致的死亡和傷殘者人數。

    相對於校園暴力，因家庭暴力造成的惡果有較為清晰的數據，能夠比較直觀的反映受欺淩的弱勢群體的悲慘，而自殺是弱勢群體最慘痛的結局之壹（那些長期受欺淩而生不如死的人，或許還沒有自殺的人悲慘，至少自殺而死的人縮短了自己的痛苦時間，少了很多被毆打淩虐等肉體折磨帶來的身體痛苦和謾罵、恐嚇、羞辱等導致的精神傷害）。中國2005-2008年農村婦女自殺率分別為272/10萬、182/10萬  、198/10萬 、160/10萬，“中國農村女性實際自殺率高於官方統計，因為我國生命登記系統不完善……自殺未遂者比例很高……每出現壹個自殺死亡者，背後就會有10-20名自殺未遂者，如此算來，我國每年或許還有100多萬農村女性自殺未遂……中國女性占世界女性的21%，自殺女性占世界女性的56.6%，中國女性自殺率比世界女性平均自殺率高5倍”--中南大學《脫序型：我國農村女性自殺現象探究》。自殺除了貧窮等因素外，受到家庭成員的家庭暴力或宗族、鄰裏各種形式的欺淩和壓迫自然是自殺的重要原因。由於受到各種身體或者精神虐待，每年自殺於這些壓迫下的中國婦女有約30萬人。

    像楊改蘭事件，只是因為她殺死了自己4個孩子而且又留下遺書引起廣泛報道才被大規模知曉，否則只是每年自殺的數十萬農村婦女中默默無聞的壹員。需要殺死自己的孩子，還是好幾個孩子，才能引起社會關註，僅僅自己單獨自殺則鮮有人註意，這不是社會莫大的諷刺嗎？這不是壹篇評論中說的“盛世螻蟻”的悲劇嗎？其實可以推測，假如受很嚴重（經常性毆打、謾罵、恐嚇）家庭暴力而選擇去自殺的人占受家暴的人的20分之壹，那麽受嚴重家庭暴力的農村婦女就有數千萬，城市婦女如果只算做農村婦女情況的三分之壹，二者加壹起也有三千萬人，這還不包括受輕度中度家庭暴力和家庭不和而身心受創的婦女。

    雖然青少年自殺現象不如婦女自殺那麽嚴重，而且青少年自殺原因比較多樣，因校園暴力而自殺只是壹小部分，但是就中國的人口基數和13-22歲的人口總數，因同齡人的欺淩而自殺的青少年自然也不在少數。因為現在自殺很多還是有據可查的，記者可以通過調查相關數據進行分析了解。而且雖然青少年因校園暴力自殺的比例沒有婦女因家庭暴力自殺的比例高，但是青少年受欺淩並受到嚴重身心傷害的比例並不比婦女受家庭暴力而受傷害的比例低多少，而由於未成年人（尤其在10-18歲之間的未成年人）心智發育尚未成熟，正處於個人思想形成期，面對他人的欺淩往往比婦女更加不知所措和傷心痛苦，更容易留下心理陰影，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易發生扭曲，對道德、法律乃至整個社會的認識產生偏差，對成年後個人工作和生活產生嚴重的負面作用（前面已經提到過具體的影響了）。

    雖然因校園暴力自殺或自殺未遂而傷殘的沒有完整的統計數據，但是即使新聞披露出的相關事件也很多，這還是在保護青少年隱私低調處理情況下出現的（青少年自殺也有記錄，因為現在所有自殺者理論上都在死亡後在公安機關死亡記錄中註明死因為自殺，因此相關媒體也可以從這方面搜集數據和這些自殺者的簡況）。青海初二男生被校霸長期欺淩：讓他天天拿飯盒、打開水、倒洗腳水、洗頭，當仆人使喚，還經常毆打，最終於六壹兒童節自殺身亡；北京壹私立學校學生被同學欺淩中踢傷陰部，最後自殺身亡；山東膠州壹所中學學生因不堪長期欺淩跳樓自殺未遂，雙腿被摔斷無法繼續學業，父母因此只能放棄工作照顧他，全家陷入絕望……除了用暴烈方式選擇結束生命的，還有更多的在各種長期、殘忍的淩虐中忍氣吞聲默默忍受的。除了“稀松平常”的拳打腳踢，扇耳光、用棍棒乃至鋼管毆打、被用磚砸、用煙頭燙、用打火機燒、潑冷水、潑硫酸、往頭上身上撒尿、扒光衣服拍照（多數針對女生）、性侵等更為殘忍的手段也不時被報道（如東方衛視的《東方直播室》20140707期 《血色花季》20150713期《妳絕不寬恕？》，就相對客觀的講了很多事例，采訪了很多當事人，還有現場學者、名人的評論）。

    校園暴力造成的具體身心傷害以及持久影響在前面已經說過很多了，還有壹些會直接患上明顯的精神分裂癥（抑郁癥、焦慮癥這些都不算這種嚴重的，精神分裂癥是說已經精神失常的）。往往只有欺淩者有意拍照才可能爆出，所以真正後來被發現、公開的只是冰山壹角。還有長期性、不間斷的欺辱、騷擾、恐嚇日積月累累加起來導致的傷害也是極嚴重的。此外，很多組成幫派在校內外四處騷擾、敲詐、毆打其他學生的流氓團體對整個學生群體都有極大危害，多數人都要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例如曾經有新聞傳出壹個由在校學生和輟學生組成的流氓團夥專門挑選學校內成績優異的女生強奸，這個新聞是在七八年前看到的，忘了具體內容，所以找不到鏈接了，但是肯定有這個事）。按內地地市、縣城、鄉鎮中學平均每50個人有壹個被長期性、極嚴重欺淩（例如上面提到的那些殘忍手段對待，或者被長期的毆打和恐嚇），每10個人有壹個被比較嚴重的欺淩，那每年（各年級累加）被極嚴重欺淩的學生就會有200萬人，受到比較嚴重欺淩的就有上千萬人。通過互聯網也了解過壹些因為受欺淩或排擠而不敢上課，退學在家。當然，這些對於大城市嬌生慣養中成長的很多未成年學生以及已經成長為成年人的人來說很難感同身受。

    無論是受家庭暴力傷害的婦女和未成年人，還是受校園暴力傷害的大中小學生，都是壹個驚人的數字，比上面提到的那些大災難造成的傷害波及的人要多得多。這些人除了自殺或被欺淩至死致殘的，其他的人也長期處於痛苦（身體疼痛和精神創傷）、屈辱、驚懼、焦慮、麻木之中，在學校以及未來社會上處在被壓迫的地位在交際圈中也往往是被孤立、鄙視和冷落的那類人。人生的快樂大大減少甚至沒有了快樂，人生變得殘缺而晦暗。即使能夠壹定程度在成年後（離婚後）擺脫陰霾，也失去了她（他）們寶貴的青春，失去了不能重來的光陰，直到走向死亡，走完這不公、殘缺、充滿傷痛的壹生。

    在地震中失去生命是令親友乃至國人傷心的，在踩踏中窒息而亡也是可怕的，在暴恐中被長刀砍中也是撕心裂肺的痛，但是受家庭暴力校園暴力折磨的人，經歷的欺淩，無論是暈頭轉向的被壹群人狠狠踢打、還是被板凳鋼管擊中骨頭、被澆在臉上嘴裏的尿，被其他人天天明著暗著嘲笑、歧視、謾罵，受欺淩者感受到的壹樣是可怕、撕心裂肺的痛，可能有時候沒有前者死亡時那種劇烈的傷害，但是慢慢煎熬、長期受辱帶來的持久痛苦比那些大災難中的死難者感受到的痛更久、揮之不去，生不如死，而家暴和校園暴力後遺癥中帶給受害者妻子兒女的傳導性傷害同樣也讓更多無辜者傷心痛苦。驟然死亡的人是沒有屈辱的，甚至也沒有感受到太多痛苦，痛苦時間也很短暫，而慢慢被淩虐則是充滿不公和壓迫、羞辱。就像日軍攻占南京後長達六周的大規模強奸，根據壹些日軍日記、回憶錄以及中外調查，很多人是受盡侮辱而死，還不如被壹槍擊斃來的痛快。雖然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程度即使按嚴重的也低於南京的暴行，但是有很多類似之處，都是壹方利用絕對的武力或者身體優勢對另壹方進行殘忍的虐待，還表現的非常興奮，從那些照片中日軍那種狂笑以及校園暴力中欺淩他人時壹些流氓惡棍表現的激動興奮中可以找到很多壹致的人性的惡，尤其是青春期男性的兇惡、暴戾與無情。

    我們不能只關註造成轟動性效果的重大公共事件，更要對社會各種陰暗、隱蔽的角落的罪惡用心體察、想方設法解救和保護這些人。恐怖襲擊確實恐怖，但是事實上每年死於恐怖襲擊的人數占非正常死亡者的比例極低，雖然恐怖襲擊容易給民眾帶來極大心理恐慌，但是事實上全國平均每個人及其親友遭受恐怖襲擊而死亡或受傷的幾率是極低的，按每年5000人（高估）死亡或傷殘（包括因恐襲導致的心理創傷疾病、家人因恐襲死傷給家屬帶來的連帶創傷患病）的各種恐怖襲擊或者隨機殺人事件，平均每人遭遇恐怖襲擊導致上述後果的幾率只有26萬分之壹，而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帶來的（只算很嚴重性質的那類）受傷害人數則遠高於這個比例。如前面所述，這些人受到的痛苦和恐懼往往並不比受暴恐襲擊的人受到的傷害輕，而且具有持久性、反復性受害的特點（當然，恐怖襲擊也有家庭暴力、校園暴力不能比擬的特殊危害，例如在公共場合作案產生的政治影響、社會恐慌、誘發族群沖突等，尤其在當今傳媒發達情況下借助媒體傳播，短時期內會對社會有極大的沖擊力。但我前面也從很多角度講了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帶給社會的整體性、長遠性影響，而且直接波及的人更多）。

    社會各界關註動車那200多死傷者、昆明和烏魯木齊成百刀下冤魂同時，人們也應該更多的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處境，為婦女、未成年人、老人、殘疾人和其他弱勢群體提供力所能及的保護，建立有效的機制盡可能保護這些人的安全，給弱勢群體平等參與社會、平等就學、就業，通過法律維護這些人在家庭中地位、家庭事務決策、家庭財產分配等方面的正當權利，而不是任憑強勢者危害其身心安全、侵犯她（他）們的自由和權益、剝奪她們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這些都需要國家的制度保障、物質支持、教育引導，也需要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工作機關改善環境和改進機制，還有社會組織和公益人士的積極參與。

    有必要再次重復強調壹遍：恐怖襲擊是可怕的，是令人恐懼的，尤其對於親歷（主要指親眼看見但是並未受直接傷害的那些人）恐襲的人，往往記憶猶新，久久不能擺脫那壹幕恐怖圖景。但是在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中，有非常多的人不僅親身經受各種毒打、威脅、羞辱，而且往往持續經歷數年乃至數十年的長期欺淩，帶來的肉體痛苦和心靈創傷絕對比恐怖襲擊的親歷者嚴重的多，即便在恐襲中受輕傷且目睹他人血肉橫飛也可以通過心理輔導慢慢恢復，但是受到身邊熟人長期欺淩的人想擺脫也不能，因為受恐襲者只需擺脫心理陰影，而且同壹人幾乎不可能再遭受第二次恐襲。而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的受害者則不僅有心理陰影，還在現實中幾乎每天和欺淩者見面且難以回避。

    很多人看見公共場合的恐怖襲擊覺得可怕，可是，實際上在陰暗無人的角落（例如家裏邊，在臥室、廚房、衛生間或者鎖著門的院子裏，又例如學校的廁所、教學樓後面、學校外面後墻或者樹林裏、河邊、廢棄的爛尾樓，或者在晚上幾乎沒有人的時候的大街），發生的事往往比公共場合的更可怕更令人發指。尤其對於受害者來說，公共空間總是有獲得幫助的可能，而且至少能讓人看見對方對自己的暴行，而在陰暗角落則是完全無助的、絕望的、任人擺布的，在這種封閉環境中所感受到的恐懼絕對比在公共場合要嚴重的多。

    而且，越是沒有人（至少沒有參與毆打的“外人”）的地方，施虐者就更能肆無忌憚隨心所欲的用各種毫無人性的手段來對待被欺淩者，例如燙煙頭、用鞭子反復抽打、往身上頭上撒尿等，在公共場合發生幾率微乎其微，但是卻能在封閉環境中瘋狂的不需掩飾的做出來。現在新聞媒體披露的壹些新聞附有的照片或者錄像，展示了壹些受到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侵害的受害者身上各種傷痕，央視的社會與法頻道就播出過壹些案件，尤其妻子因受丈夫或其他家人虐待而殺死對方，投案後警方在她身上驗出的男人帶給她的各種疤痕。其他平面媒體和互聯網上也有許多。例如引述過的李彥案中，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中就有她受家暴後的照片。

    而校園暴力中很多用磚頭砸、亂踢亂踹、逼人下跪“認錯”、扒光衣服、對著受害者撒尿等很多都是欺淩者拍攝的，網上可以很容易搜到相關信息。而事實上除了壹小部分囂張至極、完全沒有法律意識和完全不知道什麽是害怕的欺淩者，大多數人不會選擇拍照留下證據，即使少部分欺淩者拍下這些淩虐圖片，也只會在小圈子內部傳看，或者只是當做要挾被欺淩者不說出去或者有助於他們以後繼續欺淩的脅迫手段，更不會傳到網上變成追究自己責任的把柄，所以可以推測在陰暗角落實際受到嚴重欺淩的學生遠遠多於現在媒體和其他互聯網平臺爆出的。至於采取城管手冊的“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方式打人還讓受害者確實很痛而且飽受屈辱，那就更難被發現和懲治了。而且如果陰暗角落中的弱者身體弱乃至有殘疾，如臥床的老人、幼童、盲啞或者肢體殘缺的殘疾人被虐待，更是痛苦難以言狀，但是卻又非常普遍（看看各種爆出的新聞，如家人的虐待、養老院的虐待、殘疾人學校的內幕等）。

   對於社會公眾來說，不能只把能看見的、容易變成新聞焦點的可怕的事當成可怕，而對於看不見或者不能具體了解的醜惡現象不予關註。同樣，我們不能只關註可能傷及主體人群的威脅（而且往往幾率很低），而忽視對個體、對弱勢群體的傷害。沒看見不代表沒有發生，相反，很難被看見的、發生在較封閉或偏僻環境中的罪惡遠遠比在公共場所發生的罪惡情節要惡劣的多，因為沒有輿論的監督和眾口評價，所以才會完全沒有道德底線的瘋狂作惡。

    就像在歷史上和當今世界各種監獄、集中營、戰俘營已被廣為人知的各種酷刑，就說明了在沒有社會公眾的眼睛和耳朵的監督，人性惡的壹面就會被極度釋放，給手無寸鐵的弱勢壹方造成往往生不如死的傷害。當然，有時候即使部分陰暗角落的惡被發現，只要強勢的欺淩者有足夠的權力（尤其暴力）封鎖消息、壓制議論，也能讓惡繼續發生。就像中國山西壹位教師通過多年調查寫成的《炮樓裏的女人》壹書，就講述了山西數萬乃至更多婦女在抗戰期間被通過綁架、直接擄掠等方式綁進附近日軍炮樓，進行短則數月長則壹年甚至更久的性奴生活的悲慘歷史。通過壹些極有勇氣的婦女的口述，講了她們在炮樓中極度屈辱的經歷。這些雖然在當時的山西鄉村地區有很多人知道，但是迫於日軍的暴力壓迫，沒有人敢去抗議（抗議也沒有用），更沒有更有力的辦法解救她們（有些有錢人家可以拿錢把自家女兒或者妻子“贖回去”，但是還有“贖回”後再次被綁架的），她們的親人只能默默忍受，其他人更是只旁觀，還想方設法通過躲避，不讓自己的妻女被綁走，更對炮樓裏的罪惡聽之任之甚至有意當做沒看見。

    而從古至今地方刁官惡吏、地痞惡霸欺壓良善，而且如果手段相對隱蔽，不在大庭廣眾之中驕橫，不當著滿大街眾人的面打罵，而是在各家各戶裏逼債逼捐、夜半拆遷、在陰暗角落毆打反抗者、欺淩弱勢者，就能很大程度減輕民憤（例如現在的關黑監獄、大半夜沒人時候強拆或者扔磚頭潑漆威脅、把村民帶到遠離圍觀群眾的院子裏或車子裏“談判”、威脅），其他人反正也惹不起他們，自己沒遭遇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遇到就成了倒黴的“少數派”倒黴蛋，而且廣大人民也沒親眼看見，只當沒發生，那這種惡就會永不停止。世界上絕大多數刑事犯罪都是在較隱蔽情形下發生的。所以，我們壹定要更重視“看不見的惡”，從制度上改善懲戒機制，采用更準更嚴厲措施針對那些在非公共場所欺淩他人並造成嚴重後果者；全民從思想上重視各種陰暗角落的罪惡，鄙視這種行為和更同情和理解這種處境下的受害者，也在身邊多關註和舉發、幹預這種現象；從技術上加強合理的監控和查察，在合理合法和受人民監督的大前提下對人們個人以及生活環境加強監控，例如利用監控錄像和電話、網絡通信得到的各種證據預防和打擊那些在曾經科技不發達時幾乎無法取得證據的發生在“陰暗角落”的各種針對他人的暴力犯罪（當然再重復壹下前提，在好的體制、合理合法和受人民監督下的高強度監控）。

   當然，解決校園暴力是壹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可能壹蹴而就，更不可能徹底根治。暴力、歧視和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等是人性惡的壹面的體現，根植於人性之中，並不容易去除。而整個世界、國家以及社會存在貧困、不公、犯罪、以及種族、地域、階層、價值觀等各方面差異帶來的各種沖突的大環境也是校園暴力問題難以解決的框架性因素。但是，減少校園暴力、改良校園環境、緩解各種校園欺淩行為和壹定程度改變不正常不合理的同學關系、師生關系還是很有希望實現的。

    如前面提到的，奴隸制時代的無償勞動、殉葬，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男尊女卑、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肉體毆打懲罰、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對科學進步者等“異端”的火刑與其他酷刑迫害、資本主義早期的每周無休和十幾個小時的低薪勞動等，在當時被普遍認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再正常不過，但是如今都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這就說明時代是不斷進步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存在並不等於合理，更不等於不能改變，校園暴力問題當然也是如此。而且在大城市與農村、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名校和普通學校校園暴力發生的數量、比例和嚴重程度的巨大差別，就已經說明校園暴力問題是可以通過壹系列舉措減少、緩解的。青少年並不是非得經歷殘酷的、充滿暴力、排異與歧見的青春才能成長，就像老人並不是非得像幾百年前沒有醫療保健體系、沒有退休金壹樣，就像婦女並不是非得像數千年中曾經長期存在的狀況--普遍不在外工作沒有獨立經濟收入、不能獨立自主婚姻戀愛、普遍不能參與政治等公共社會生活等--壹樣，其實這壹切都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們不能被“存在即合理”的謬論遮蔽，青少年的成長並不是非得犯了很多嚴重錯誤才能長大、成熟的，要勇於開拓壹個更美好的未來，讓青少年不須經過存在較多暴力、歧視與偏見、迷惘與焦慮、逆反與掙紮的青春，就能成長為成熟理性的成年人。人在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歷攸關終生的人格、價值觀、未來數十年的人生命運。即使不能徹底杜絕青春期的校園暴力，也應該通過好的教育讓他（她）們從青春期各種沖突和問題中吸取經驗教訓，在成長的挫折中成長為品格良好的成年人。而不是將青春期的各種不良習慣和扭曲醜惡的價值觀“發揚光大”，在成年後以更陰毒、更隱蔽、更多樣、更具危害性的方式和內容實踐出來，給他人和社會帶來更大的危害。

    在文化類似、經濟社會發展較發達的韓國、臺灣地區、日本、新加坡，都有很多比較成熟的有關校園暴力問題的研究，也有還不完善但是進步很大的防治校園暴力的制度性措施（這個可以通過互聯網搜索和通過查閱相關研究書籍來了解），也取得了壹些成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於這些國家在研究、防治校園暴力方面的成果，中國應該多多借鑒，再因地制宜，根據中國的特殊情況，根據各省份、城鄉、男女學生的差別（這也是我在文中將“他”和“她”並列列出的壹個緣由），建立壹套行之有效的防治校園暴力（還包括防治歧視、誹謗、網絡暴力等其他非直接欺淩以及學生之間非單方面欺淩的“沖突”）問題的體系，最大限度保護學生，維護校園內外學生的安全，建立平等和諧的同學關系、師生關系，保障未成年人在公平、安全、自由、寧靜的環境中生活、成長。

   積跬步至千裏，滴水穿石。雖然即使人們去努力改變校園欺淩問題，也不是壹代兩代人就可以有突破性成就，不是幾年、十幾年可以有大幅度緩解的，但是如果每個人、每代人都不做，那再過500年、1000年也不會有進展。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都是每個國家公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只要我們積極的改變不合理、不公正的現狀，終究會讓社會更公平、更美好。從茹毛飲血到鉆木取火，從行屍走肉壹般的奴隸到有壹定自由的封建社會農民，從受盡剝削無權無勢的工人到勞工運動和“無產者聯合起來”下社會主義運動的風起雲湧，以前沒幾個人覺得理所應當的八小時工作制、退休金制度、反雇傭童工等勞工權利的實現，到後來未成年人義務教育的基本人權被全世界普遍認可和推行，都是從不可能到可能，從開始實現到日臻完善。人類經歷了極為漫長而昏暗的寒夜，進入21世紀的世界雖未完全看見日出，卻已迎來了充滿希望曙光的黎明。

    我相信，經過各國很多代人的努力，校園暴力問題會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決，數量會減少，程度會減輕。即使還有零星嚴重的情況，那時的人們也會像今人看到黑磚窯奴工、因饑餓餓死、衣不蔽體、女子幾十年深閨不出門、常見的宗族械鬥、動輒受傷致殘的暴力沖突、發生比例遠高於當今的惡性謀殺與強奸、大規模屠殺戰俘和平民等壹樣罕見和震驚（這些很多在古代是家常便飯，很多人認為很正常的事），並且有既文明又公平合理的解決相關的途徑和制度。從根本上說，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進步是解決校園暴力、家庭暴力等分支性社會問題的宏觀基礎，校園暴力問題的解決有賴於未成年人生活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的改善。防治校園暴力也應是從古至今不間斷的社會革命的壹部分，推動社會向更為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對於校園暴力，必須極大的重視，然後疏堵結合，既創造各種條件改善學生物質生活、精神狀況、社會環境，又嚴打校園暴力，嚴懲長期霸淩他人、用殘忍、毒辣手段欺侮他人者，必須由公安司法機關介入，不避諱判處長期徒刑乃至死刑（應該廢止16周歲以下不判處死刑的限制，在16-18歲年齡段做下嚴重傷害他人的重罪也不能過於從輕），對程度較輕的校園暴力也要做到盡早發現、積極介入、明確處置、妥善善後，才能維護校園安寧和保護青少年社會的公平正義。

    有必要在此強調壹遍：校園暴力的本質，是壹種精神剝削，它與階級壓迫、政治迫害、種族壓迫、強奸與性騷擾、歷史上對LGBT人士的歧視與迫害（現在LGBT群體處境有很大改觀，但是受歧視和欺淩的狀況仍舊存在）、對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權利剝奪等壹樣，都是壹種傷害、壓迫、迫害行為，會給受害者帶來巨大損傷，包括現實利益的毀損與心靈創傷。保護未成年人，要著重保護遵紀守法、不傷害他人的那些未成年人，而不是本末倒置，容忍壹些人傷害他人，給他人帶來無可挽回的身心傷害，而這些加害者在這種欺淩他人過程中“積累人生經驗”、成長起來，“慢慢變好”。

    如果壹部分具有侵略性的人成長要靠犧牲另壹部分本本分分、遵紀守法的人，那德國屠殺猶太人、日本侵略中國也是合理的嗎（按照壹些納粹和日本右翼的邏輯，這種屠殺和入侵是“不可避免的”，是“優等民族”擴大生存空間的必須和國際競爭的必然）？難道受欺淩的學生就應該像731部隊用作人體實驗的“馬路大”、“原木”壹樣，讓如同日軍壹樣的欺淩者通過欺淩，如同通過對活人進行化武實驗、註射病毒乃至活體解剖得到的研究成果壹樣獲取人生的“成長經驗”？難道壹些人走上人生正軌就要通過踐踏他人的尊嚴乃至前途命運來實現嗎？這種通過欺淩他人滿足自己心理快感、發泄情緒的行為，就如古代男性（尤其有身份地位的男性）納妾、臨幸女仆人、甚至侵犯民女、強奸婦女，在得到極大滿足之後再安心“修身齊家平天下”壹樣；也正如古代貴族可以任意使喚、剝削、欺淩（包括辱罵、毆打乃至殺害）仆傭、農奴乃至平民，自己可以免於勞動、重刑（例如即便犯平民可以被判死罪的罪行，對貴族最嚴重的往往也只流放）以及做各種瑣碎的、不體面的事情，可以任意毆打平民而不受處罰，靠被自己在地位上（也在精神上）踩在腳下的千萬“下等人”維持他們高貴典雅的氣質、寬厚仁慈的態度，以“下等人”的不體面換取自己的體面，以加重平民百姓的負擔來減輕自己的勞苦，用老百姓的委瑣（要辛苦勞作，並且替代貴族們做壹切不體面的事情）彰顯自己的不猥瑣乃至優雅壹樣，以損害他人尊嚴以“提高”自己自尊心的行為，是對校園暴力中被欺淩者的壹種精神剝削。

    上面提出的那些問題以及若幹建議，是根據我自己切身體會、通過互聯網上和其他人交流、新聞報道、其他學者零散的言語、看過的有關文章等綜合分析、體會而寫出的。當然，由於自己不是專業研究者，加上寫作匆促，所以本文可能存在諸多缺點和不足，也希望閱讀者批評指正、修改完善。因為自己較長時間被孤立，和其他同學交流少，所以雖然聽過見過很多校園暴力，倒不壹定比其他壹些閱歷更豐富的學生了解的全面深入，尤其對於欺淩者各種陰險、惡毒的手法以及更不為人知的暗角暴力，通過新聞、互聯網倒是能得到更多相關信息。這算是壹個校園暴力親歷者的壹點努力，壹種聲音，希望社會能夠更加關註校園暴力（包括歧視、排擠等冷暴力）問題，了解校園暴力發生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理性看待校園暴力，然後引起人們的關註與探討，集思廣益，共同為解決校園暴力問題出謀劃策，並且由老師、家長、公安司法機關人員、青少年社會工作者、學者、新聞工作者、領導幹部及其他相關人士等不同身份的人民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崗位（或所處位置）上為此做出自己的那壹份貢獻，呵護我們的下壹代子女，以及惠濟未來千秋萬代，讓每個男生或女生，無論來自大城市還是小縣城或者鄉村，無論家庭算富裕階層還是平民百姓，無論在名校還是普通學校，都幸福的度過他們的童年、青春期，遠離校園暴力，不被欺淩也不欺淩他人，不生活在恐懼之中，讓短暫又漫長的人生之旅充滿愛、自由、尊嚴和平等。

   雖然解決校園暴力問題要通過很長時間的努力，但是必須盡早做、盡快做，盡各自所能去做，盡可能讓更少的人受害。反欺淩行動的遲緩，就意味著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受校園暴力的摧殘，時代雖然在不斷發展，他（她）們的青春卻只有壹次，無法重來。防治校園暴力，迫在眉睫，不能拖延。

傑瑞米柯賓

光陰似箭，距我在2018年8月離開中國大陸、踏上流亡海外的道路，已過去了很久。但每當我想起自己兩年多來在中國經歷的壹切，包括在中國大陸上訪、寄遞信件、聯系各界人士以呼籲關註和解決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問題，後來又赴香港維權、呼籲、求助的過程，在中聯辦門前割腕試圖以死抗議後，卻被關進被精神病房“觀察”、後來又被羈押在警署羈留室的痛苦經歷，仍記憶猶新。作為壹個孤獨的維權者、價值觀理想化而性格脆弱的反校園暴力呼籲者，我在大陸四處奔波卻處處碰壁，進行了近兩年堂吉訶德般的個人社會運動；當我抱著近乎幼稚的希望來到香港，又遭遇了千斤壓頂般的打擊，歷經磨難與心酸，親身體會到了被拘禁與羞辱的痛苦，至今心有余悸、創傷猶存。

    當我遭受壹系列沈重打擊、失去自由之時，我就在想著：我壹定要把自己這幾年維權、求助等經歷全部寫出來。無論是試圖傾吐自己艱辛而曲折的經歷、簡要述說自己在大陸四處奔波，到政府機構上訪和請願、拜訪和聯系媒體人士、社會知名人士，以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的歷程；還是想要描述在港維權、拜訪泛民人士過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展示香港政治、社會生活之壹隅；為了訴說香港警方對被拘留人士的作為、揭露香港精神病房的隱秘內情、論述我所了解和搜集到的大陸精神病院惡劣的環境與廣泛的人權侵犯問題，分析陸港精神衛生體制的弊病；講述我返陸後壹系列波折與屈辱，以及作為弱者在中國面臨的種種苦難……我也知道，在中國，在世界無數的角落，有千千萬萬的人，他/她們比我承受了更多屈辱、走在更艱難的道路上、付出了更大犧牲。因此，我有動力，更有責任，把這段經歷寫出來，為這個社會中的弱者發出吶喊。哪怕在寫許多段落時，都需要再度回憶起那些苦痛、屈辱與悲傷。

    第壹章 受難與抗爭--壹個校園暴力受害者與維權者的曲折人生

   （壹）校園暴力的摧殘與個人理想的破滅

    我叫王慶民，1994年出生於中國的中部省份--河南省。因為家庭變故、家庭暴力等諸多外部原因（涉及內容太多，我以後會專門撰文講自己的童年經歷，在此就不展開講述了），未接受正式的小學教育，靠自學和父親輔導完成小學階段學習，當然也沒有大多數孩子都有過的幼兒園及小學集體生活經驗。直到2007年才直接就讀初中壹年級。由於此前從未有過校園生活的經歷，導致我與其他學生格格不入，如言談舉止不合群，時常不註意個人衛生等，很難適應學校生活和建立良好人際關系。而較柔弱、女性化的特質和瘦弱的體格，讓我成了易被欺淩的目標；執拗、太過講理（也可以說認死理）、敏感、不善於忍耐、看不慣不平事的性格特點，更容易與他人發生沖突。

    於是，2007-2014年，也就是自我上初中到高考復讀的近七年時間，我遭遇了多次持續性的校園暴力，其中2008年初中二年級（在河南省滑縣道口鎮抗大初中北校區，校園暴力施暴者李治、王若斌、付康及其外班不知姓名的惡霸團夥黨羽等）時與2011-2012年高中壹二年級（在位於河南省新鄉市的河南師大附中，校園暴力、網絡暴力施暴者淩霄漢（高壹11班）及其外班黨羽；杜邦、孫啟宇（高二13班）等；學校包庇縱容者時任副校長閆新全；對我侮辱、諷刺、威脅的時任高二13班班主任方世蘇）時，遭遇了兩次極為嚴重的校園暴力和因校園暴力引發的網絡暴力。這些校園暴力形式包括直接暴力毆打、辱罵、使用粉筆瓶蓋碎磚礫書籍等物品對我長時間襲擊、群體性的威脅恐嚇、在互聯網上散布關於我的謠言、詆毀性言論和傳播我的照片等，並受到了嚴重的歧視和孤立。而我不斷反抗、告狀，對打和使用物品還擊、從學校告到教育局，但作用有限。幾年間多次因校園暴力休學和轉學。此外，我還因為這些校園暴力的打擊，造成與同學間人際關系的惡劣，還在痛苦與反擊中嚴重誤傷了壹位老師、過度反應嚴重傷害了壹位叫王乾坤的同學。這更令我愧疚和痛苦。而這些校園暴力事件給了我巨大創傷，當時整日生活在沖突、屈辱、焦慮、憤怒、恐懼之中。久而久之，我患上了抑郁癥（2017年在鄭州市診斷為中度抑郁，但抑郁癥的相關癥狀，如過度焦慮、情緒波動、壓力過大，早在2008年遭遇校園暴力後就發生了，並且在此後每次遭遇校園暴力時就會出現這些抑郁狀況），對我的學業造成了毀滅性影響，原本應純凈而有活力的青春布滿了傷痕、淚痕，我的前途命運也因之被斷送。（關於校園暴力詳情，因篇幅關系，在此不詳述。我寫有《壹個“特殊”學生的自述》壹文，共12萬多字，細述了我2007-2014年遭遇的校園暴力的具體情況）

    不過，我的學習成績壹直較好。雖然校園暴力給我學習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但我學習非常刻苦。尤其在內陸中學那種高強度學業壓力和高密度授課進度下，我需要起早貪黑的誦讀、聽課、寫作業，最刻苦時從早上5:30學習至晚上22:30，期間僅有不到4小時的休息時間，寬松時也是從7:00-21:30，中間同樣只有4小時休息。而我就在這樣的學習強度下度過了近5個學年（除去斷斷續續休學的兩年）。

    另外，幼時沒上小學，卻還有很多空余時間看了壹些父親讀中學的時期（1970-1980年代）的老的初中乃至高中課本，雖然當時大多數不完全懂，但是對後來中學學習還是很有幫助。尤其語文、歷史、地理看了很多。而且文科的東西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不管是固定性知識，還有價值觀影響，都慢慢滲透進我的記憶，我的內心。同時，我還看了壹些父親年代的小人書（連環畫）、畫冊、雜誌，對我積累知識也多有助益。此外，小時候聽廣播（那時全家遭遇不幸，輾轉流離，沒錢也不方便買電視，偶爾湊到別人家看。2005年之後我家回滑縣定居，才買了電視。我開始聽廣播時還不到10歲，那時央廣壹套還沒改為“中國之聲”）、稍大後看電視，收聽收看了大量社會新聞，對我豐富知識、認知社會，同樣產生重大積極作用。

    最關鍵的是，自10歲至今我在書店和圖書館十多年的閱讀經歷（也包括我後來在網上閱讀）對我後來的學習以及生活包括自己的思想影響巨大。我集中於看政治、歷史、社會問題和文學類的書籍，其中的知識、價值觀對我影響頗深。而報刊雜誌對我了解和看待現實社會的影響更為巨大。魯迅和契訶夫的小說對現實的深刻批判、托爾斯泰的巨著蘊含的人道救贖精神與奧威爾的佳作對極權危害的揭露、費正清與秦暉剖析中國歷史與當下的金玉之言……他們作品傳遞的知識和價值觀深深紮根於我的心中；而《南方周末》、《南風窗》、《讀者》（以及2014年起在互聯網上閱讀的《紐約時報》、《聯合早報》等）等報刊雜誌更是我思想啟蒙的基礎讀物，成為我了解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窗口……我在閱讀中有了巨大的收獲，也有利於提高我的學習成績。在這樣的閱讀與課外學習下，我在社會科學領域有了相對豐厚的知識儲備，尤其在國際關系/國際政治方面有很高水平的認知和很強的分析能力（在這壹點上我沒必要謙虛）。而經年累月閱讀中的知識積累與價值觀建構，是我後來做長期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及推動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礎。

    因此，我在學校壹方面遭遇校園暴力，但成績依舊名列前茅，同時又不斷休學、轉學，且不止壹次換到不同城市的學校學習。2013-2014年，我飽經創傷終於能夠較好的適應學校生活，在2013-2014學年高考復讀時穩定在壹本線上40-60分，偶爾成績還會更好。如果成績這樣保持或者繼續提高，我至少能考上211、985院校，甚至更進壹步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等院校。但就在2014年年初，發生了因我曾經在前面學校上學時的事情被歪曲傳播到新校的情況，以及壹些其他原因，導致我驟然被孤立和歧視。而這時又是高考關鍵點，我精神壓力巨大，此前又多次受到校園暴力的傷害，舊的創傷並未愈合，新傷如同向舊傷口撒鹽。因此原本就脆弱的心理迅速崩潰，於高考百日前休學，高考失敗（雖仍考到距壹本線差14分，為河南省高考的前20%-30%，但對我是慘敗）。（關於決定人生命運的這200多天中，我心理上的折磨，另文有詳細描述）

    我此前為了恢復學習，轉到了離老學校幾百公裏外的新校，我父親為我付出了巨額擇校費和生活費（我家庭條件很差，祖父母又長年患病，醫療和相關照看的開支巨大。尤其2015年之後，幾乎陷入絕境）。為了在其他城市考學，還多次遷移戶籍，也很麻煩。我極為刻苦的起早貪黑、冒著酷暑嚴寒學習（內地小城市假期很少很短，平日平均壹周只放壹天假，暑假壹個月寒假半個多月，高三更是緊張），努力沖刺，卻得到如此慘痛的結果。我心理受到極大刺激，精神在焦慮與麻木中徘徊，不斷做噩夢和回憶遭遇校園欺淩的場景，沈浸在高考失敗的痛苦中難以自拔，意誌消沈，精神恍惚，就再沒去學校上學（雖還在掛名參加每年的高考，但根本沒有正式學習（嚴格說“非正式學習”也基本沒有，焦慮抑郁下如何正常學習），在應試教育主導、題海戰術為主要提分手段的高考模式中能考成什麽樣可想而知）。

    對我來說，沒有考上如中國人民大學（或至少211、985）等院校，就等於我徹底失去了實現理想與追求的機會，沒有了改變充滿不公與黑暗的社會的條件和地位、喪失了以名校學生身份參與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可能，我的政治抱負化為了泡影。而我的性格和身心狀況，做壹般白領和基層工作人員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我因壹系列創傷導致無法適應社會，不能適應復雜的人際關系，擔心工作中再次像在學校裏那樣被孤立與歧視，害怕受欺淩和傷害），自然也不適合於打工，家庭又很貧困，不能考上名校在個人前途上也沒有出路。而這些憂慮與痛苦反過來又惡化了我的精神狀況，形成惡性循環。

    此後，我長期在河南新鄉市（有短暫幾個月在河南焦作市）自己租的出租房看實體與電子版的書籍、雜誌、報紙，玩遊戲，以及在網上和壹些知識交流圈子評論時事，以密集的閱讀和評論轉移註意力，把辯論時事、在群組內做壹些思想啟蒙，當成壹種心靈寄托。如果沒有這些轉移壓力的手段，校園欺淩中的屈辱、折磨，就足以摧毀我的意誌，讓我自殺、或精神徹底崩潰。但即便想方設法減輕痛苦，我的抑郁癥仍舊在加重，如沒有力氣收拾床鋪和正常洗漱，情緒波動很大，時而情緒樂觀，但有時想到受欺淩的事情和晦暗的前途，又會壹天時間都不想出門，即便出門走路也跌跌撞撞，如同靈魂出竅壹樣。

   2015-2016年，我父親因突發腦中風，臥床壹年，我又不得不與幼時對我實施家庭暴力的姑姑見面。此前我長年不回家，從2007年上初中就租房住在外面或住校，假期也不回家，找我父親都是在他工作單位滑縣中醫院。後來我到外市上高中，連和我父親都不常見面了。2015年我父親中風後，我才又和我姑姑斷斷續續待在壹起幾個月（此後我父親好轉，我就又回新鄉市出租房住了）。她在1995年左右的家庭變故中因受刺激，精神上出了問題。我幼時她常對我毆打虐待，甚至把洗腳水潑到我頭上、把我的頭摁倒水盆裏，長期對我施加家庭暴力（這些在我的《自述》中有清晰描述），我與她水火不容。我在10歲之後尤其13歲左右，也進行了激烈反抗。雖然這次見面時我長大了，她對我沒像以前那樣糟糕，但依舊沖突不斷，在醫院陪護期間見面後時常吵架、對打，甚至動了刀子（我身體瘦弱打不過她個潑婦，刀只是防身威嚇用，打是用手，沒出血）。因我不適應社會和不能工作，我還要從她那裏拿生活費，這讓我感到非常屈辱。除了我父親，我爺爺奶奶也常年被慢性病傷害，我爺爺已於2017年去世。我奶奶已經幾乎完全喪失意識、生活100%不能自理躺床上等死，皮膚上到處都是爛瘡、身體周圍全是惡臭尿騷味。而我父親和我姑姑為了照看爺爺奶奶，也耗盡了時間和精力，沒有任何休閑的條件。此外還有許多事情，打擊和磨難（而不是磨礪）不斷，都讓我感到社會的殘酷與生活的艱難。而我後來幾年根本未在學校上學，高考成績（仍然每年參加考試）自然越發糟糕，遑論重新得到巔峰時期的分數了。

   我也大致了解到，2013-2014學年與我同壹班級的學生（即濟源壹中文科七班復讀班），大多都在名校學習，生活快樂、前途遠大，未來也能有體面、收入優厚的工作；而在2010-2012學年河南師範大學附中的同學也普遍過得不錯，包括那些校園暴力加害者和旁觀者，都毫無愧疚的好好生活著，有些東西過得還挺滋潤。而我卻被校園暴力毀掉，身心受創，尤其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不可逆的傷害，生活日益拮據。在這種強烈的、刺激性的對比下，我越來越感到不平。在2014年高考失敗時，我主要是感覺痛苦和屈辱，焦慮抑郁，而由於刻意逃避現實，所以盡量不去觸碰心中對於前途毀滅的怒火，選擇退避和遺忘。但兩年後我飽嘗世事艱辛時，就對我七年間遭遇的各種校園暴力非常憤怒，復仇和討要公道的想法充塞於心中，發誓要做些事。

    在這幾年間，我也通過各種途徑，如報刊雜誌、電視、互聯網，了解到大量校園暴力、網絡暴力的案例和相關討論，越來越感到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的普遍性、嚴重性，以及解決的急迫性。因此我希望通過我的個案，促進中國防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制度性建設，讓社會各界都關註和參與解決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此外，我在中學階段也親身感受到了中國教育的種種弊病，包括教育體制的僵化腐朽、教育的內容與形式的各種缺陷。這與校園暴力、網絡暴力的泛濫密不可分。因此我也希望為教育改革盡自己壹份力）（關於這些，我的另壹篇文章《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有詳細記述和分析，《自述》中也有大量提及）

    於是我決定要獨自維權和發起關於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的社會運動，哪怕沒有名校身份和他人支持，哪怕家庭貧困，自己壹個月幾千（波動很大，不是確定的）的生活費，我也要做。引用我自述中的話就是“……人之窮途，其言（行）也善。幽暗的人生還要照亮社會最後壹秒。而且也正是幽暗，才更想照亮社會，讓自己不壹無是處，不致湮沒於蕓蕓眾生和歷史長河，更不想卑瑣苦楚的終結。”也就是說，我不想白活這壹生，壹定要在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方面做出開創性、建設性的成就。

    （關於以上這些內容，在我的《自述》中有非常具體的講述，所以在此就簡短節說，本文重點書寫的是《自述》及我其他文章中未提及的內容。在其他文章中已具體講述的，在本文中就不展開詳細講述了）

   （二）在網絡社會的大致經歷，壹段插曲加速我走上維權路

   而這時，我又在知識交流圈（壹個以“答題”為主題和紐帶的知識交流圈子）遭遇流氓惡棍的圍攻，我憤而退出。在我高考失敗後，我為了逃避現實、轉移註意力，以及舒緩壓力和調節心理狀態，加入了網上的壹些知識交流圈子。2014年年底至2016年8月，在圈子的時候（主要在以下幾個QQ群和貼吧活躍：“壹站到底雅風驛站答題”、“壹站到底公孫答題”、“逐鹿·墨蘭閣”、“征服群”、“歷史地圖吧官方群”等，貼吧三國誌11吧、壹站到底吧，貼吧ID“旁觀的小貓”，後為維權安全註銷，詳細原因在後文解釋），我以“貓咪”為昵稱，時常做壹些思想啟蒙、社科常識普及，例如出相關的政治、文學、歷史、電影、地理、軍事等類型的題目，也參與答題。或者與人辯論、探討中國與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批判中國專制而腐敗的政治體制和各種社會醜惡現象。我會把自己要傳播的價值觀融入題目之中，或直接發壹些如秦暉、福山的文字，做社科常識普及，以及點評歷史和各種社會熱點事件，分析中國政局，希望群友更多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有壹部分群友也很喜歡我的知識普及，時不時有熱絡的交流。我在這個圈子待了差不多近兩年。這個圈子群友知識水平普遍較高，至少遠高於中國社會平均水平。其中壹些群友，算是國內學識很豐富的知識分子了。因此，我與群友們有許多共同語言，我與絕大多數群友也都能夠和諧相處，有壹些群友和我的關系還很友好。我對那個圈子是很有感情的。

在那裏，我看到許多還不錯的中產群友和他們富足的生活，對民生百態又有了許多認知。雖然他/她們中的多數都精致利己，但也不乏關心時事者；有些忙於工作，閑暇答題娛樂，有些家庭寬裕，整日交友說笑……相對於我在校園的經歷，答題圈讓我更多觸及了成人世界，尤其得以壹窺中國中產高知群體的價值取向、生活狀態。這些群友對社會黑暗面大致上有清醒的認知，但是多處於既得利益階層，還是滿足於目前中國的現狀。他們雖然普遍有壹定的求知欲和表達欲，但只是把這當成壹種興趣愛好，最多為了修身養性，並沒有也很明顯不想把這些知識用在現實中以維護權利、促進公共利益、改變社會。雖然就對這些人的了解，他/她們總體上知識相對豐富、財產更是充足、人脈也很廣泛，社會地位也不差，完全有做實事的能力和條件。但即便他們大多認同自由民主理念，也只是停留在口頭上，除了我沒有任何人願意以實際行動投入社會運動（當然，不要說社會運動，他們連圈子裏眼前的醜惡也冷眼旁觀，下面我馬上就會提到）。我也在這個圈子及其中的“亞圈”直觀的看到了許多陰暗的東西，如拉幫結派、黨同伐異，說明中國互聯網世界也是“人情社會”而不是由道理和法治主導的社會。還有壹些惡人、五毛，以及搞網絡暴力的各種手段，如人身攻擊、人肉搜索、侮辱誹謗、挑釁威脅。我從中得以窺視到互聯網環境的黑暗壹面及其具體表現。而且我個人也再次受到孤立無援下被圍攻的傷害。（當然，總體上看，圈子的氛圍還是以和諧友善為主的）

    （以下內容有必要非常詳細的講述。部分涉及人物昵稱用拼音半隱，既方便查證，又保護他/她們隱私）

    雖然答題圈大多數人不錯，但總有害群之馬。其中有兩個有知識但道德敗壞的惡霸，壹個叫董佳博的惡棍（陜西西安人，據說曾就讀於西安高新壹中，後來考入了西南石油大學），另壹個網名為“索拉”（不確定真實姓名，後來在其QQ空間發現其在德國的“居留許可證（AUFENTHALTSTITEL（aufenthaltstitel））”，疑似他的名字拼音為WU YINAN，中文名為吳奕男，吉林省長春市人，現在疑似在德國特裏爾大學（Universität Trier）留學，常住在下薩克森州（Land Niedersachsen）的吉夫霍恩縣（Landkreis Gifhorn）。但由於此人很狡詐，也不排除其故意展示他人證件暴露以誤導仇人（但我通過綜合查詢分析，應該是他本人的信息）的東北惡棍。這個“索拉”很值得壹說。“索拉”經常滿嘴臟話還帶狠勁，憑借以下特點橫行答題圈：

    1.陰險狡詐。如他自己說曾冒充女生在微信上套得罪他的人的話（未遂，而且“索拉”還覺得“可惜”）、聲稱在他不在的群裏有很隱蔽的小號觀察別人、疑似拆掉得罪他的人的QQ群（取得信任當上管理員踢光群成員）……其中前兩件事是他自己在群裏說的。“陰毒”這壹點（尤其能夠制造恐懼感）是他能橫行霸道無人敢惹的最關鍵因素。例如他自己公開在群裏講這些陰毒的手段，就是想達到壹種讓人恐懼的目的吧。另外，至少就我當時（2014-2016年）的了解，他始終不在圈子裏透露姓名和較具體的生活狀況（至少當時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對自己現實生活極少提及，對隱私的保密做的很好，明顯很有心機、防備心理很強。

    2.恐嚇他人。例如聲稱可以“埋伏十個八個人”約架、動不動說要砍人、發和他有矛盾的人的照片挑釁。例如對壹個也是東北吉林的勢單力孤的“許k宇（昵稱封s）”進行長期攻擊、誹謗、威脅。

    這個叫“許k宇”的人是脾氣古怪、說話非常難聽，常得罪人的，生活中可能受過什麽刺激，據群友說那這人因為挨過打得了精神病，我也覺得這個人心理和言語是比較扭曲，至於算不算“精神病”，我也不好判斷，現實生活裏這種人也不少，心理扭曲多是因環境造成，被他人和社會逼瘋的大有人在，我後面還會分析這個問題。但是這人雖不算好人，但我在的兩年間，也沒看到他幹過什麽特別惡劣、具有危害性的事。只不過因為他說話難聽又看著不太正常，群友都討厭他，自然不會幫他。其實討厭這種人別去搭理，或者罵回去就行了，何必像“索拉”那樣去過分欺負呢？如果這人真有心理疾病，這樣的攻擊毫無疑問加重了他的病。如此惡性循環，他就更加“不正常”了。（而且如果壹定要挑毛病，許多群友都有各種各樣讓人不適的缺點、毛病，難道都應該被殘忍對付？）

    “索拉”就在答題圈挑釁這個人不停歇，不斷的發這個人的照片，各種謾罵、誹謗，還說對方慫、他約架那人不敢去之類（還配有疑似他指定的約架現場圖片），當然語氣非常兇惡和具侵略性，不像我敘述的這麽平和。而群友對此大多默默圍觀，或者把“許k宇”和他被圍攻當笑話看，甚至有幫閑和不明真相者跟隨“索拉”惡語辱罵和傳播謠言，即便善良些的，也就是說句“許k宇把網絡當成現實了”，意思是認為“許k宇”太在乎答題圈、不跳脫出去，是自己的問題。但讓這些圍觀群友說壹下“許k宇”有哪些特別惡劣的行為，也沒人能說出來。這其實就是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和性騷擾中典型的旁觀者“責備受害人”行為，找出受害者瑕疵，以論證“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相反，群友們對於“索拉”等人的惡行（後面還會提到）卻不置壹詞。（關於“索拉”等人欺淩“許k宇”的這些事，在我進答題圈之前就有了，我退出時也沒有看見終止，所以這場網絡暴力持續至少兩三年甚至更久）（我之所以用不小的篇幅講這個“許k宇”，其實也是因為我和他至少在某些側面是相似的，例如都是相對孤立的、受過傷害的、處境惡劣的）

     3.造謠誹謗破壞他人名譽。例如汙蔑他和他有矛盾的人如“許k宇”答題作弊，是“度手”（指答題時百度而不是憑自己能力），這在圈子裏是很嚴重指控，相當於說別人論文抄襲。但反過來有人（如群友“李s丹妮”）在答題比賽中這麽質疑他，他就立馬惡狠狠“妳媽逼”的罵人，否認自己用百度作弊；提到稱贊和他關系不好的人（叫“中s革命軍”），就“什馬呀……”之類咋咋呼呼打斷別人……這二人和其他壹些人拉幫結派、囂張跋扈，專找弱小孤立的人欺負。而且會把在線上的網絡暴力蔓延到線下，威脅他人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而大多數人因事不關己就不敢也不願招惹他們，冷眼旁觀，甚至與其保持良好關系。至少就我看來，大多數群友並沒有因為他們各種惡行和特權而厭惡他們，連“不說話不合作”都沒有做到，哪怕“索拉”還多次做過騷擾女群友的事。

    我說的“索拉”對女群友的性騷擾行為，完全不是指那種溫柔、打情罵俏式的“撩妹”，而且多數也不是常見的那種輕微的言語不當（這種行為很多人都有，是缺乏對女性尊重意識的大環境所致，主觀不見得是惡意，沒必要苛責），而是很流氓和富侵略性，有時候帶著惡狠狠的惡棍氣息。例如既會趁人少時在群裏給女生（“昵稱“七q”，浙江省壹位小學教師，溫和善良）發語音中發了好幾段“啪”、“啪”、“啪”的類似（或者就是）“打飛機（男性自慰）”聲音，他還和這個女生及另外在線的人開玩笑說他是在拍手掌，然後那個女生很尷尬，也不敢說什麽反對的話，反而引開話題避免進壹步騷擾；也會利用眾多人熱烈聊天刷屏時調笑與其不熟的壹個體育群女群主（昵稱古x煙，不了解真實身份，籍貫可能是江蘇或遼寧，也是個不錯的群友）“她是我前妻”之類壹些很不尊重女性的話，後來這個女生退了這個她自己開的群，另建了壹個性質壹模壹樣、大多數主要成員也壹樣的體育群，長期沒有邀請“索拉”，也不知道是不是為躲他騷擾。此外，還逼走過壹個人品很好的旅居新加坡（中國國籍）的女圍棋手（昵稱有好幾個，其中兩個昵稱是“珍妮姐”和“大萌姐”，是壹個群主的圍棋界朋友。她已退圈，且不畏懼“索拉”，我就不半匿名其昵稱了）。“索拉”趁那個女圍棋手在群裏時，淩晨又沒什麽人，就和他另壹個朋友（忘了叫什麽）發中英文翻譯題互答，答案都是“陰道”、“陰莖”之類詞匯，這個圍棋手罵他“mdzz”然後就退群、退圈子了。這是我看到的他性騷擾對象中唯壹壹個算是反抗了且拒絕忍受的。她壹向比較正直，之前就指責過“索拉”開過分的什麽玩笑，說“看見妳（索拉）就煩”（也可能就因為這，所以“索拉”利用大半夜群裏沒什麽人時候把朋友拉來以性騷擾來報復、挑釁她）。看來同為中國人，在新加坡這種法治社會生活的人的價值觀，的確不同於在醬缸和厚黑文化中缺乏正義感、對醜惡見怪不怪的人。

    而且這三次顯而易見的，被騷擾者都感到明顯不適、反感，甚至憤怒，而不是說“兩廂情願”。我親眼看見了“索拉”至少5次明顯且惡劣的騷擾。而“索拉”對其他人的非性騷擾的惡語相向就不勝枚舉了。而我和他交集並不多，只有寥寥幾個共同的群，更沒時間每天盯著屏幕關註他，也與他沒有線下交集，我都看見了好幾次。那麽沒看見的有多少？這是公開場合，私下壹對壹私信又騷擾過多少不敢聲張的女生？他現實生活中又性騷擾過多少人、多少次？不言而喻。（絕大多數其他群友如果敢明目張膽這麽做，早成為眾矢之的、被大家逐出圈子了，可“索拉”卻安然無恙）

    值得壹提的是，“索拉”性騷擾的對象都是在圈裏沒有什麽勢力，沒有男朋友、沒結婚或者男友不在圈裏的，而且相對勢單力孤，在群裏沒有“鐵桿”友人的女性。對於男友/丈夫也在群裏的女性，以及人緣很好、在群裏有號召力的女性，“索拉”就不敢騷擾。這又體現出“索拉”陰險狡猾、欺軟怕硬的特質。而這，也是他多次性騷擾卻還能混的很好的原因。被騷擾的弱勢女性都不敢反抗（除了那位旅居新加坡的），他也就越發肆無忌憚。

    答題圈還有壹些人肉搜索事件、把群友QQ號碼發到同性戀網站事件（據群友“大y蛋樹”說，他收到“壹群求搞基的”加好友的信息，壹度被迫設置了拒絕壹切加好友申請）、匿名者在答題群裏發出壹些生殖器圖片（群裏出現過好幾次，有人在群裏發出壹大堆男性生殖器圖片騷擾圈子，非常惡心）等亂七八糟的事，不知道都是誰幹的。“索拉”就在群裏大肆宣揚發生殖器圖片的事是“許k宇”幹的，我也不知道真是那個人幹的還是他栽贓或者誹謗。據說當時有人去查了IP地址，也不知道查到沒有。此前，貼吧的匿名賬號公開了這個叫“許k宇”的個人信息以及壹些諷刺他的言論，很明顯是他仇人幹的。

     就我的看法，群裏許多陰暗的事，也只有既心理非常陰暗而且又有能力（有錢、有懂網絡技術和作惡手段的朋友、有心機）作惡的人才會幹得出來、才能幹得出來（反過來沒有能力幹的，就算心理陰暗也做不到。例如在壹個群裏，我看見人議論這個“許k宇”和群裏其他群友吵架，“許k宇”說要在貼吧發帖報復之類。不久後有群友就說“到現在就看見了壹個（許k宇的）小號”，語帶譏諷。我不太相信這樣的人有能力幹那些不僅缺德而且需要壹定條件才能做到的事）。仗著在圈子裏的勢力、影響力，以及陰毒的技巧，“索拉”對他人反復的汙蔑詆毀，以及疑似栽贓陷害，是很容易讓不明真相的群友相信的，對被詆毀者的名譽會有嚴重破壞。這也進壹步鞏固了他們在圈裏的地位，讓其他人都怕他們，至少不敢指責他們。

    總之，“索拉”和董佳博等人驕橫跋扈，緊密的狼狽為奸。他們可以惹別人，別人不能惹他們，壹共六七個人（當然其中也有壹個“蓬l"還算好的，至少我在時候還相對善良，雖然說話也和其他許多東北人壹樣“沖”，但至少不陰損，我退群時還跟他打了招呼，不知道現在變成啥樣了。我覺得不太可能出淤泥而不染，變壞的幾率更大。而另壹個我沒怎麽接觸過（我在答題圈最活躍時，這個人恰巧退圈了）的叫“八神”的吉林人也是很囂張瘋狂的。有兩位很活躍的群友和我私聊時都提到這個人很兇惡，其中壹位說他是“刺頭”；“索拉”也在群裏說過：“‘八神’當時真的想去把‘許k宇’砍了”。可見這個“八神”是怎樣的東西或者說怎樣不是東西（而且這個東西也是高知惡棍，參加答題比賽也名列前茅）。

    他們沆瀣壹氣利用局部優勢“圍毆”和其有矛盾的群友。即便和他們關系不差的人對其中壹人開個玩笑，另外的人都會去幫腔袒護。例如壹個叫“胡t花”的開玩笑說“索拉”沒有得答題冠軍辜負他期望了，董佳博就立即沖過去對他說“花h妳別說了行不”。董佳博不讓說自己人，但是卻動不動讓這個群友“註意點啊”、說那個群友“想多了”之類脾氣很沖的話和多管閑事（而這些人並沒招惹過他，道德品質也不差，例如他幹涉過的兩個人，昵稱分別為“俯s陽明”和“石f李昌鎬”的，都是人品很好，說話和氣，也從不惹是非的，只不過評論壹些政治、體育問題，就被董佳博用惡劣語氣幹涉）。董佳博還把不知怎麽查到的另壹個群友“子y”的真實姓名的姓和名字縮寫在群裏公開，似乎在顯擺自己有能耐。

    董佳博還是典型的自幹五毛，這是和我發生沖突的導火線。他反對群友批判政府，例如說“這都是領導的事不用他們（網民）瞎操心”。他還在群裏多次攻擊他的同班同學，把他同學的微博言論截圖發群裏，諷刺他同學支持民主自由和反共的言論。他自然也看不慣我批評中共和評議時事，尤其看不慣我長篇大論講道理（他恰相反，最不喜歡理性客觀），而他在圈裏混熟後，看到我獨來獨往，沒有那種流氓惡棍朋友，沒幫手，就多次當面或背地裏（有人告訴我的）對我諷刺挖苦，語言暴力。如嘲諷我批判時事時說：“妳管著全世界呢（他嘲諷我關心時事、什麽都評論，但董佳博自己卻在群裏到處管別人）”；別人出題我答對了，他找茬非要讓別人取消我的得分；故意找茬懟人，例如我批判“帝吧出征”像“網絡義和團”（現在我依舊這麽認為，但是更發現他們的港臺對手同樣惡心，兩邊都不是好東西），他就湊過來譏諷我說“噴自己人有意思？”，我說“愛國不是無腦愛”，他就滿嘴“妳妹”“妳牛逼牛逼”之類嘲諷……反正他逮著個機會就找他看不慣的人的麻煩。而董佳博非常惡心的壹點是，竟然侮辱六四英烈，贊同中共鎮壓，說紀念六四的是“無腦跟風”等等。

    當群裏有人抱怨制度不好、看病難還要托關系之類，訴說各種不公和生活艱辛，董佳博就很不愛聽（雖然人家也不是對他說的），說“那沒辦法”、“自己沒本事妳自己的事，和政府有什麽關系（他特別喜歡說別人“沒本事”，好像他自己多有本事壹樣，雖然他、“索拉”以及和他們壹樣的這類東西，更多是靠拼爹而已，尤其有良好家境和戶口，他們壹輩子的成功都和受精卵分不開），對批判體制的，董佳博就當面譏諷，說“反正他們也只能在網上說說，也改變不了（就是看人民推翻不了不公而得意）”之類。董佳博就是那種“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為自己的茍且而得意洋洋、扭曲如蛆蟲，還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熱量的人們”的人。

    董佳博還經常因為壹點糾紛破口大罵群友，甚至有時看別人不順眼就罵，例如壹個叫“麗p孃孃”的同性戀男孩子（看日常言語和透露的情況，年齡肯定不大）沒招他惹他，話都沒和他說過，只是比較活潑，在群裏和其他群友說笑，包括談論同性戀方面的事，董佳博就當面“滾妳媽的”大罵人家，背後（在別的我曾經也在的幾百人的QQ群）還說人家是“神經病”、“變態”。

    但另壹方面，如果群裏壹群人都在罵共產黨，或者圈子裏比較有影響力的群主之類諷刺中國體制，董佳博就不敢批評，或者只敢問句“妳們不喜歡共產黨，難道喜歡國民黨？”之類幼稚的疑問（在2016年春晚時）；參加壹個群的比賽時，因為壹點糾紛破口大罵對方全隊，但質疑這個群當時的群主（昵稱“不z所謂”）設置的比賽規則時卻唯唯諾諾，被這個群主批評“不要總是質疑規則，而是應該玩轉規則”（雖然我不贊成這個觀點）後，也只敢嘟囔幾句，再不提異議。董佳博這些行為，說好聽點叫“有眼力見兒”或者“有眼色”，其實就活脫脫壹個小人。

    此外值得專門說的是，他們說話非常兇惡陰狠，同樣壹句話，“索拉”等人說話的語氣（哪怕只是打字）都與其他人不同，總能制造壹種沒人敢惹的恐怖氣息。說話咄咄逼人，“我當時就想去砍他”之類的話滿天飛，壹副“我就不講理妳能怎麽樣”的流氓態度，這恰在壹部分東北人身上最典型。當然，東北人也有好人，答題圈裏就有好幾個，例如壹個叫“憂y之都”的吉林人就反而很溫和甚至敏感和膽怯；還有壹個叫“徐h”的黑龍江人更屬於既直爽又謙遜、且熱心善良的人（當然他知識也很豐富）。而且東北人往往也是暴力的受害者。但這裏出現不要臉的、無恥的、作惡多端、欺淩弱小的雜種的概率，遠高於中國其他任何地區。雖然，受害最深的，往往也是東北人，東北的弱者，沒權沒勢的人、性格軟弱的人、身體柔弱的人、不夠強悍的女性……被他/她們身邊同為東北的禽獸欺負。我耳聞目睹的許多東北人和涉及東北人的事情之後，感到那裏許多人還殘留著滿清八旗那種弱肉強食、野蠻暴力、缺乏廉恥、以淩虐他人為榮的刁惡狡詐之風。直到21世紀，東北還殘存著未開化的滿人的韃虜習氣，即便當地的漢族人也被傳染。

    體制性的暴力，東北同樣領全國之先。雖然勞教所曾在全國都有，警察暴力也屢見不鮮，但論暴力、陰惡，東北首屈壹指。建三江事件，東北警方對維權律師采取“來壹個打壹個”的方式，四位維權律師共計被打斷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師被輪番辱罵（“在那個下午，我（王全璋）聽到了壹生都沒有聽過的汙言穢語”）、強迫按手印（突然，壹個警察從後面摁住我的肩膀和脖子，壹個警察上來強迫我蘸了印泥，抓著我的手用力在保證書上面摁了兩次手印。

我倍感羞辱，極其難過地哭了，兩個警察邪惡而得意地笑了，邊笑邊說，“怎麽就跟楊白勞賣喜兒似的。”）、從背後暴打和關燈恐嚇（他非常專業地把我的眼鏡扔掉，讓我面對墻壁，抓住我的頭發猛的撞墻，另外壹個警察用拳頭猛擊我的後腦。在我被撞墻的壹瞬間，我壹下子明白了，明白了我在中午看到的那個人為什麽前額血跡斑斑。……我大聲喊起來：“警察打人了！”有個穿制服的警察跑過來，裏面的警察馬上把門關上，把燈關掉，叢文東迅速走了出去。三個警察像饑餓的狼壹樣在黑暗中逼近我，其中壹個說，把黑頭套、電棍拿過來，壹個警察掄起礦泉水瓶子要向我頭上砸，我想起了高智晟、李和平，想到張俊傑被打斷的三根肋骨，感到了恐懼。”）--紐約時報《建三江被拘遭遇記》。去建三江采訪的記者如南都的文濤等人被各種跟蹤威脅，最終被迫放棄采訪而離開……

    另壹起體制的惡行--馬三家事件，勞教所男女管教人員對女犯的各種毆打、欺淩自不必說，竟然還有普遍性的性虐行為。例如作家王藏采訪被遼寧撫順維穩人員強奸的朱桂芹：“朱桂芹還說，她走出馬三家後就絕經了。有次在截訪車上被強暴過。強暴她的人邊做邊問她：“爽不爽？我的雞巴大不大？”--王藏《馬三家的女鬼們》。這樣的人簡直是畜生。

     還有哈爾濱市前市長朱勝文，遭時任副市長嶽玉泉等人誣告陷害，並由這位仇人主導調查，將朱抓捕後酷刑逼供，包括電擊、坐老虎凳、蒙頭暴打、麻繩捆吊……他雖然利用庭審時陳述了這壹切，並引起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國際特赦組織的關註，但最終還是被判刑17年，最後在出獄前夕不明不白死在牢中。而她妻子為其鳴冤上訪十多年無果，在天安門廣場喊冤卻被拘留。對壹個省會的市長如此酷刑虐待，且有其仇人直接參與此案而不回避（朱申請要求嶽回避，但被駁回），然後還死在監獄，恐怕在其他省市類似級別案件中都找不出來吧。此外還有如央視主持人劉芳菲的丈夫、港商劉希泳，被吉林省壹群檢察官使用蒙眼綁在審訊椅、膠帶封嘴、鑰匙刺腳、廁所泵堵鼻子、強行彎折劉的身體（把頭“褶”向腳部，想象壹下就知道多痛）致其胸部骨折而窒息死亡。只是因為他是港商、妻子是知名主持人，此事才有機會被媒體曝光、罪犯才得到審判。不知多少無權無勢的冤魂慘叫著，卻又無聲無息的死在這片土壤黑人心更黑的土地上。

   總的說來，東北人中許多人做事極狠，別的地方罵人打人都會給對手留點尊嚴和臺階，東北許多人則是把弱者往死裏欺負，摧毀對方起碼的尊嚴，甚至把對方逼瘋、逼死。而且東北人特別喜歡抱團，不是為了幹好事而是為了損人利己，就像黑社會壹樣（或者就是實實在在、如假包換的黑社會），利用局部的人數優勢欺淩他人、制造恐懼、得到特權。當然，流氓團夥內部是很講“義氣”，但是外人就成了他們“義氣”的投名狀、犧牲品了，這符合真正的江湖道義嗎？而在微博、知乎、推特等各處，對東北人各種醜惡行為的反映和批判比比皆是。東北有權有關系有勢力有錢的人，都是踏著東北或者其他地區老百姓的尊嚴與利益而有滋有味的生活的。

    而答題圈也不例外。以“索拉”為首的最起碼六七個人的小團夥，至少有四個是東北人。群裏其他人互相吵架壹般都有底線，吵架也都有個還算合理的由頭，也不會用什麽陰損招數，更不會暴力威脅別人，吵完很快也就過去了。“索拉”他們卻是非常陰狠的，就如我上面提及的那些野蠻陰險的行為。他們完全不把道理和規矩放在眼裏，可以公然胡扯八道和雙重標準，滿嘴臟話謊話毫不愧疚，還為蠻不講理洋洋得意，毫無廉恥。他們總是千方百計羞辱、騷擾與他們有矛盾的群友，而且非要把其他得罪的人逼走，辱罵壹兩年都不停歇（例如前面提到的“許k宇”，只要有機會（沒機會也湊機會），“索拉”就瘋狂的罵這個人，各種挑釁、侮辱、誹謗，我看見的就有至少二十次（而我在兩年間沒看見那個人提過他壹次。當然我進圈子之前他們應該就有矛盾，那時“許k宇”和“索拉”發生什麽就不知道了。雖然就我看，“許k宇”並沒能力、也不可能對“索拉”造成什麽重大損傷）。而且他們還把網上的糾紛鬧到線下，直接威脅他人人身安全。而董佳博雖為陜西西安人，卻也和“索拉”臭味相投，言語和行為風格很相近。他們平常沆瀣壹氣，“索拉”也直接稱贊過董佳博：“小董人不錯”、“小董學習特別厲害，能考上哈佛”……

    他們的確都是有很高學歷的人。“索拉”是答題圈比賽的五次冠軍，好像在國外留學，看其知識水平肯定是知名院校學生。董佳博在個別領域記憶力很好（例如美國歷史，尤其記美國總統，這和他的五毛身份對比起來真諷刺，不過也很有代表性，有才無德、思維倒錯），據說當時在西安最好的高中高新壹中上學，後來我查到他上了西南石油大學。目前只查到“索拉”和董佳博這兩個人的少量信息，他們更詳細的信息及其他同黨的還沒查到。這種人讓我想到了李天壹和與他壹起輪奸女性的東北朋友們。他們都是家庭出身好和在名校上學（如人大附中）的惡霸。知乎上也有個例子，是答主講他的壹個很惡毒的同學。他的這個同學因為不滿他母親和另壹個男人同居，而這個男人的孩子和他壹個學校，於是他就領著朋友在學校廁所圍毆男人的孩子，“他叫人整天打那個男的的小孩，把那個男的的小孩的頭插到廁所裏。沖水。整個人踢進小便池裏邊，真是往死裏折磨呀……”最後據答主說，這個惡棍竟然考上了清華法學院。“索拉”、董佳博就屬於這類人。除了這幾個，當然他們在圈子外也有朋友，看他們滿嘴“砍人”，而且的確有恐嚇威脅的實際能力，認識黑社會或者本身就是什麽幫派成員也不奇怪。此外，字裏行間也能看出他們家境相對優越（其實答題圈大多數人都是高知中產），說不定是什麽貪官汙吏的二代。

    當然，“索拉”他們雖然在答題圈橫行霸道，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得罪。前面已經說了，他們只會挑選勢單力孤、沒什麽背景的弱勢者欺淩。而對於很明顯社會地位高、經濟條件好、家庭背景硬、在群裏朋友多的，他們壹般不會去欺淩。相反，他們還會盡可能去和壹些群裏很活躍的、有影響力的知名群友或者群管理員搞好關系（例如和另壹個我不常在的“大家的壹站到底”答題群，“索拉”就和好幾個管理員相熟），平時也與大多數群友相安無事（除非誰觸到他們了）。即便性騷擾，選擇的也多是沒親密的男性朋友或在群裏沒什麽關系網的。可以欺負誰、跟誰應該搞好關系、如何在群裏給自己塑造良好的形象，他們駕輕就熟，如狗叼肉壹樣嫻熟敏捷。因此，他們在群裏口碑並不算差，即便看不慣他們的，平日也緘口不言。（他們之間所謂的“義氣”，都是建立在對他人強兇霸道基礎上的。我看到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先惹別人，然後幾個人壹起圍攻、找麻煩。即便有先說他們的（僅僅只是“說”，沒有罵人）他們的報復也遠超必要和突破底線。他們是挑釁性的尋釁滋事，而不是防禦性的相互保護）

    而我此前在學校已經有了壹些與這類人相處的經驗教訓，也和許多其他群友壹樣，選擇盡可能不與其沖突，謹慎小心的避開矛盾，對於他們欺負其他人也忍住不去幹預。而且我個人在群裏口碑比較好，和許多群友熟識的時間比董佳博還要早壹些，他不敢輕舉妄動（其實他多慮了，我和其他人的關系僅限於觀點近似，不像他們那種黑幫友誼，而且大多數人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後來他當然看明白了這點）。於是我在很長時間內與他們保持了和平共處的狀態。但後來董佳博在群裏羽翼漸豐（尤其有“索拉”撐腰之後），主動招惹我好幾次，我隱忍不發，他卻不知收斂繼續攻擊。再加上看到他們囂張跋扈欺淩弱小，到處挑釁別人，我想到以前遭遇的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實在看不過眼。我最看不慣的是他們對自己和別人搞雙重標準，而且他們可以囂張、攻擊騷擾別人不被懲罰，甚至群組管理員都不敢禁言他們，誰惹了就會遭受各種麻煩。前面提及的“許k宇”是壹例，下面再舉壹例。

    有壹個人品很好，平日對群友很熱心很善良的QQ答題群管理員“浩r”，僅僅因為按群規踢了“索拉”的小號（群內禁止發廣告，只要發的就踢，然後“索拉”復制了壹個發廣告的號發的廣告，發到群裏，違反了群規），就被他謾罵攻擊，然後“索拉”的朋友也出來幫腔，壹起攻擊辱罵，還故意刷廣告挑釁“浩r”。好幾個人對壹個，本來“索拉”是理虧的，卻憑借黑社會式咄咄逼人的囂張，以及他朋友及時（可以說是立即馬上）趕到幫腔、圍攻“浩r”，反而在沖突中勝利。幾個惡棍欺負壹個善良的人，當時的場景不難想象。於是“浩r”被迫退群，也退了其他所有答題群，還刪了圈裏許多（也可能是全部）好友（和我後來壹樣），被“索拉”逼走壹年左右，我退群前不久他才回圈子。這位“浩r”也算是答題圈元老，是天津壹所壹本院校的畢業生，也是眾多群友都很熟識的老好人，還是好幾個答題群的管理員，都如此下場，何況別人。（當然“索拉”自己當時為了面子也退了那個群，不過並沒有像“浩r”那樣退出所有答題群，也沒刪除好友，反而繼續在答題圈活躍。而且不久之後他就聲稱在那群裏有好幾個隱蔽的小號。不知道是為了炫耀還是恐嚇）

    因此，沒有人敢管“索拉”他們，甚至壹些群的管理員與他們關系很好，前面已經說了，他們也知道和大多數在圈子裏影響力很大的群友和管理員搞好關系而不是四面樹敵。於是他們六七個人四處咋咋呼呼卻順風順水。如果是其他人違反群規，卻會受懲罰，他們享受著壹種明顯的特權待遇。雖然這種特權並沒實質經濟利益，但淩駕於他人之上、在圈子裏橫行霸道，本身就是壹種利益。何況，如欺淩他人、性騷擾，對“索拉”等人是很快活的事，當然是利益了。

   （他們這夥人，尤其“索拉”作惡多端。但我和他們交集不多，我又不可能也沒心力每天都監視他們所作所為，所以，根據他們已知的劣跡和行事作風，我看到的和以上所說必然只是他們惡劣行徑的壹小部分。而且篇幅所限，即便我看到聽到的也無法盡述。以上所述事情均發生於QQ群裏，相當於公共場合。至於這個“索拉”真名實姓，他在答題圈等互聯網圈子混了那麽久，知道他姓甚名誰的肯定有，有興趣的可以去打聽，這種東西必須給他教訓）（在我寫作本文期間，已經查到了“索拉”的相關信息，前面已經提供提過了）

    於是我就公仇私憤壹起發作，在群裏發了幾張“五毛錢”、五毛工作細則等圖片諷刺董佳博是五毛，他問我在說誰，我說妳覺得我在說誰？他就破口大罵，罵我“傻逼日雜美分”，把宣揚歐美普世價值當美分是他無知，但把我壹個激進反日、多次在群裏批判日本侵華暴行、扣上“日雜“帽子就是無恥造謠、睜眼說瞎話了，還壹如既往的帶臟話，於是我忍不住破口回罵（我在圈裏近兩年，說臟話不超過個位數），罵他“操妳媽逼”之類，還說他“嫩得很”（意思是說他狗屁不通）等，比較難聽。他就也用“操妳媽逼”之類臟話回罵我，開始攻擊我“批判政府”、“喜歡長篇大論，誰看妳寫的”、“沒本事就抱怨社會”、“喲，妳老成，就妳理性客觀”、“妳有本事妳去改變啊”……而且我反駁舉例董佳博罵人的事時竟然撞到他們的朋友，壹個叫“吼哈”的黑龍江人（之前只知道他們關系好，在這之後才知道他和董佳博關系很親密），我舉例說董佳博也罵過他，他當時正在群裏，反而罵我多管閑事，嘴裏不幹不凈的罵我“妳是不是傻逼”、“妳有病嗎”之類。我發私信質問他怎麽不管董佳博（反而罵我），他反而說我“不走運，我正好在”之類的話。我當時腦子壹時沒轉過彎來，沒理解這是種流氓邏輯，還為“多管閑事”給他道歉，他還愛答不理，只發了個握手圖（那時太單純，而且被他這種胡攪蠻纏打亂思路，沒對罵經驗，這種不知好歹的東西不罵他祖宗就不錯了，道個毛歉。就算我不應該管他的事，他罵我難道不是反而應該向我道歉？）。我對董佳博說是他先罵我的，而且到處管別人，他就耍賴“我哪罵妳了”，我把他此前當面諷刺我“沒本事就抱怨社會”、“管著全世界呢”以及他幹預其他群友說話的截圖立即發出來，他又換了壹副嘴臉（這個轉換的純熟足以證明其流氓性）：“我說妳是噴子咋了？”“沒妳管得多（指我關心社會）”，然後看講理不過，又聲稱“逗比，來啊”“打殘廢妳”之類威脅之詞，囂張野蠻，罵個不停。

    我那時面對如此不要臉的罵人和胡攪蠻纏，也不擅長罵戰，不知如何應對。然後群裏沒人幫我，最多打個圓場，他們團夥的人倒都冒了出來。所以我壹氣之下退了群。我退了那個群之後，有其他人提醒我，說董佳博去找“索拉”幫忙找我麻煩（黑社會就是這樣，壹方面他們說別人求助、報警是慫，但他們自己第壹時間都是去找狐朋狗友求援），“索拉”在別的群給董佳博說聲稱要“找個機會幹他（指我）”等黑社會式言辭。所以我後來把圈子都退了。我如果沒退，他對付其他人的陰損手段也會用到我身上。那時我無錢無勢，孤立無援，肯定搞不過他們。如果像現在認識了相對多壹點的人，我肯定會和他們較量壹番，至少讓他們出出名，把他們的劣跡廣而告之。雖然後來有人勸我回去，說事情都過去了算了，董佳博也退群去上學了。但是我那時已決定去維權了，也就沒再回圈子（退出之前，我只給幾個熟悉的群友解釋了壹下，然後就幾乎悄無聲息的離開了）。在這個圈子呆了將近兩年，我對圈子和許多群友還是很有感情的，也是我這些年除了學校之外唯壹長期活躍的朋友圈，卻沒想到以這樣的方式離開。雖然我那時已經想退圈維權，但是也應該是我正大光明的在群友的歡送中主動離開，而不是被他們逼走。

  （我被逼離開而沒有對抗到底，也是因為以現在中國的法治狀況，以及他們家庭背景和條件，以及陰險惡毒，即便他們把我毆打致傷，也不會被法律懲罰。我報案後，幾乎必然面對各種扯皮，僅僅“沒有打人監控錄像”他們就能推脫大半，然後動用金錢和關系，以他們的不要臉，巧舌如簧顛倒黑白，最終壹點刑事責任沒有是必然的。此前我遇到的許多事，例如遭遇的校園暴力，大都是如此。當然，雇兇傷害也是這種有錢有關系（尤其有黑惡勢力背景）的人的常用招數，最終就算抓壹個他們雇的小混混，他們本人也不會受懲罰，最多賠點錢。如果能夠將“索拉”、董佳博本人繩之以法，讓他們留個違法犯罪記錄，為民除害，我落下個殘疾也值得，畢竟拿自己的殘疾或者這條命換個李天壹式高知惡棍（也很可能是未來的特權階層成員）很值，但現實卻難以實現，甚至可能被他們倒打壹耙，反而受冤屈。他們之所以敢這麽囂張，就是因為知道作惡不會受懲罰。正因這些，我才有了後來堅決的維權，因為必須改變這壹切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惡劣現狀）

    這些惡棍完全是流氓式語言攻擊，我對歐美社會也有許多批評（當然在國內我肯定以批評中國的問題為主），還激烈批判日本侵華，對制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右翼恨之入骨，時常提及和批判，還和群友探討過如何對日報復、追責，反被扣“日雜美分”，董佳博不是瞎而是壞；我痛斥社會不公，激烈批判中共暴政，卻被罵“沒本事抱怨社會”，他們完全不跟我正面講理而是胡攪蠻纏，顛倒是非，用激烈的文革式語言打亂思路（董佳博跟紅衛兵壹樣野蠻而無知），加之以黑社會般赤裸裸的威脅。我舉例不小心舉了壹個他們的人，然後那個“吼哈”不僅不感謝我，反而汙言穢語辱罵我，我自己慌了手腳還給“吼哈”那個狗東西道歉。除了面對胡攪蠻纏血口噴人，在激憤之下罵了幾句難聽的，我做到了充分的禮貌，他們卻如此惡心。然後其他的人都袖手旁觀，並不保護和珍惜我這樣的好人。“會說的講不過亂說的”，又沒人幫助我，他們的人卻合夥威脅和攻擊，還如何爭下去。結果，明明完全是我占理的事，卻以我退出而結束。雖然我在反擊之前，就對這樣的結果有預料，但我還是不能忍受下去。我的情況，如果要找壹個類似的人對比的話，算是有點像方舟子吧。我沒他的才華和能力，但性格、遭遇什麽的，多有相似之處。

    我當時很痛心的是（現在就不是只有痛心這麽單壹的想法了），壹些我平常關系還不錯、經常互相討論交流的群友，都不敢得罪這幫流氓，不為我仗義執言。前面也已經說了，我也有不少熟識和關系很好的群友，但是他/她們都屬於那種很溫和的好人，沒有能力也不願像董佳博、“索拉”他們那樣迅速團結壹致的用下流手段攻擊。而且他們可能在網上和生活中見過太多類似的壞人和醜惡的事，早已見怪不怪了（否則他/她們看到包括“索拉”性騷擾在內的各種惡心行為時，為什麽不出頭呢？）。至於我為其出頭的人，就更弱小和孤立，沒有能力幫我了（甚至有些被他們欺負的跟我壹點不熟，至多說過幾次話）。話說回來，我也不會與董佳博、“索拉”那類人為伍，哪怕他們貼我臉上奉承，我也不會要這種朋友；有朋友變成這樣欺侮他人、顛倒黑白、認人不認理、驕橫跋扈的人，我會選擇絕交。所以，我自然就孤立無援、像以前遭遇校園暴力那樣敗退了。

    在中國，人們總是不願意主持正義。其實，圈子裏有許多家產幾百萬甚至千萬的群友（包括壹些生活極好的京滬戶籍中產），知識水平、社會地位也不低，想趕走、狠狠治壹下“索拉”等流氓惡棍並不難，團結起來更是易如反掌，但他們卻不願意做，相反大多對這些醜惡視而不見，和幾個流氓惡棍談笑、當成正常群友對待（例如有位群友說“‘索拉’、‘小董’人還不錯”，我不知道他們做了以上那麽多行為，怎麽還算“不錯”？）。原因我覺得大致有三點，壹是沒侵犯到他們利益，甚至和“索拉”、董佳博等人平日還很熱絡（前面已經說了，這幫人見人下菜碟，不是誰都惹），至於別人被“索拉”等人欺負的多慘，他們就沒有什麽共情、同情了）；二是不想惹上麻煩，畢竟“索拉”等人不僅兇狠霸道，而且很陰毒，各種黑社會招數防不勝防，如果惹上，會不斷給妳制造麻煩，挑釁威脅、辱罵騷擾、構陷誹謗、破壞名譽，甚至嚴重影響到現實生活，最終讓妳受不了，選擇服軟或退出，而且還不壹定罷休。第三就是我前面說的，人們早對各種惡行見怪不怪了。因此，群友們對他們的惡行並不敏感，甚至已經在“可以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的環境中形成了適應、迎合這種惡人的心態。久而久之，就習慣了惡、為惡開脫，甚至從這些人身上看出“還不錯”。但我如果有群友們平均財產的十分之壹、中產水平的社會地位和人脈關系，以及法紀嚴明的社會制度，我壹個人就能、也壹定會去整倒、驅逐“索拉”這樣的團夥，因為我是正義壹方。即便整不倒他們，我有那樣的條件也會和他們鬥個幾百回合，而不是直接被逼走。

    需要特別講明的是，這種發生在QQ群之類相對封閉的網絡空間，如學校學生、職場同事、社區業主、有共同生活交集或愛好且關系緊密、互動頻繁的小圈子的網絡暴力，無論嚴重程度還是對個人的危害，往往遠大於發生在微博、貼吧、以及Facebook、Twitter之類相對開放的社交平臺和相對陌生的網民之間。在這種“低頭不見擡頭見”的環境裏，謾罵和詆毀很難避開（例如在同學或者同事圈子裏，不可能輕易的壹走了之），而且可能會持續很久。加害者對受害者的個人情況包括隱私了解的也相對更多，且容易將攻擊欺淩蔓延和影響至線下現實生活，傷害強度自然更大。就例如微博上幾千人的謾罵圍攻，對被攻擊者造成的影響，可能還沒有小圈子裏兩三個人經常性的騷擾更嚴重。而且相對於知名人士如明星、政要、“公知”等“大V”，普通人根本沒有前者承受網絡暴力的能力（如應對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小圈子也更加講人情關系而不是對錯是非，所以受害者哪怕占理，在群友關系錯綜復雜的圈子裏也很難求助、也鮮少有人願意主持公道。因此，同樣程度的辱罵、詆毀、騷擾、威脅，是發生在公開的社交平臺，還是封閉的小圈子，對被攻擊對象的傷害程度完全不同。而且由於是小圈子，不太擔心被揭露和引起更大範圍的網民對受害者的關註聲援，流氓惡棍也容易壹手遮天毫無制約，施加網絡暴力自然肆無忌憚、沒有底線，也會更加露骨、公然蠻不講理。而受害者壹方當然更為孤立無援、無法躲避和招架，面對反反復復、持續不斷的攻擊痛苦不堪。這就和大街上打架的人不多，但是小巷和廁所的毆鬥、家庭暴力非常普遍；和平年代光天化日多少年都看不到強奸，但是每月每年各種黑暗角落卻發生無數性侵案，都是壹個道理。最醜惡的事情，往往會發生在大眾視線之外的暗處，互聯網上也不例外。

    我的這壹次經歷，與以前遭遇的校園暴力異曲同工；董佳博、“索拉”這樣的惡霸，與我在學校見過和聽說的流氓惡棍也形神皆似；而在圈子看到和經歷的醜惡，也讓我再次感受到網絡暴力無處不在（我遭受的很輕，主要是其他人受到嚴重的網絡暴力（最嚴重的像“許k宇”這種，被逼的瘋瘋癲癲的，當然他變成那樣，可能也有別的原因，但網絡暴力肯定是原因之壹），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詳述）。這也讓我更意識到互聯網世界，與線下壹樣，需要法治、理性和公平正義（關於防治網絡暴力的具體對策，我在其他文章中有完整闡述，在此不詳述）；也急需推動教育改革，培養有是非觀、正義感、羞恥心的公民、網民，改變惡劣的互聯網生態，清除流氓惡棍、打擊互聯網上的黑惡勢力。

    不過客觀上他們助推了我抗爭的早日啟動。如果不是看不慣這些流氓惡棍，因而仗義執言並被逼走，我可能會壹直沈浸在小圈子裏，而不會在2016年9月就開始維權了，至少可能會晚壹些。這件事成了我投身於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的催化劑，堅定了我改變社會不公的決心，並促使我將決心迅速轉化為行動。他們也讓我明白，不僅在線下社會，互聯網社會也是陰暗的、充滿骯臟的，在現實社會及互聯網的各個角落，有無數的“董佳博”、“索拉”、“吼哈”這樣的惡棍，需要被懲治、鏟除。他們在互聯網上恃強淩弱，在現實中也必然橫行霸道（難道他們在現實中的行事作風，可能會和在互聯網上時有本質區別嗎？這樣的人在現實中沒幹過壞事才奇怪呢），傷害過許多普通人尤其弱者；他們青年時欺人，成熟之後就會害人。我不想以“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來定論，但是這樣的東西進入壯年乃至中年之後依舊不會是好東西，只是手段更加狡詐，把惡毒由囂張外溢變為更加陰損縝密的方式而已。

    如果他們只是普通人也沒太大危害，這些事也就算了，不值得提及太多。但是像董佳博、“索拉（也就是很可能叫吳奕男的這個東西）”這些人，我前面已經說過，根據其日常透露的信息，都是家庭背景很硬、受教育水平很高的，未來也有很高社會地位，甚至還會掌握權力、躋身於國家要害機構。因此，他們作惡的破壞力更大，更有資本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逞兇為惡，是國家和人民之大害。正所謂“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對這類人，如他們不悔改，必須除之。當然，最重要的是改變這種流氓惡棍生長和存在的環境，從根本上鏟除黑幫式人物生存的土壤。如果我不發起社運，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以後我還會在互聯網和現實中不斷遇到同類事情，換個圈子還會遇到（當然，我發起社運也壹樣遇到，但畢竟是做了反抗，而不是幹等著承受欺淩）。我總不能壹直選擇逃避吧，況且我也沒有條件逃避了。這個答題圈某種程度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而且就我看來，從這個圈子幾個群群成員的素質、知識包括部分人的同情心各方面，還要好於整體上更惡劣的平均社會環境。反過來說，連相對好的圈子、平臺都有如此惡劣的事情，那麽更壞的環境有多惡心，不言自明。

    因此事的刺激，也以此為契機，我放棄了渾渾噩噩、逃避現實的生活，開始了漫長的以行動來維權、呼籲社會關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的個人社運歷程。

  （關於上述答題圈的事，我講的全部屬實，並對此負法律責任及壹切其他責任。如果“索拉”和董佳博想砍死我或找人弄死我，或者用法律手段告我誹謗，我都歡迎。我說的每壹句話是真是假，歡迎他們逐字逐句反駁。董佳博這個狗雜種不是聲稱要打殘我嗎？我倒看看他們有沒有這個臉皮和膽量。那個“索拉”敢不敢承認真名實姓？敢不敢說自己在哪上學或者工作？“索拉”慫的連真名姓都不敢露（後來我才查到他的信息）。他們家境明顯都挺好，對他們而言坐飛機出國花壹點錢算不上什麽。而且“索拉”不就在德國嗎？離我所在的地方不遠。以他們“埋伏十個八個人”的人脈，找幾個黑幫、黑客也算不上難。至於別的陰招，例如對別人用過的或沒用上的各種誹謗、騷擾的招數（例如他們也可以說我性騷擾，繼續罵我“日雜美分”，看看有沒有人信），他們隨意，我又不是不知道他們有多陰損和有錢有人脈。

    我公開攻擊他們，風險的確不小，但是我死也不會放過這些狗雜種。他們的兇惡，比起以前我遭遇的校園暴力，並不差多少，只不過只是在網上，而且我立即退出了。如果這發生在現實中，他們的言行會比我前面遇到的大多數校園暴力加害者還要兇暴、明目張膽。當時我退縮了，現在能再退縮嗎？當初他們給了我那麽大羞辱，我怎麽能放過他們？如果我到了現在還不敢批判這些惡棍，還不敢懲惡揚善，我還是人嗎？（如果不是這些人實在太惡劣，到處欺淩他人、在圈子裏強橫無恥，我也不至於寫這麽長的篇幅和用各種激烈言辭敘述有關於他們的這些事。我對99%以上的人都不會如此激烈的抨擊。例如答題圈裏有好幾百活躍的群友，我有這麽批判過其他任何人嗎？有幾個群友和我有口角，但都是小事，而非“索拉”、董佳博、“吼哈”等人這樣的黑惡分子）

    這些事絕大多數都不是我壹個人看見的，而是許多答題圈群友都看到的發生在公開場合的事實。他們平常在群裏是怎樣的人，在那圈子裏待過幾年的老群友都壹清二楚，而且有的人對他們比我更熟悉。同樣，他們曾經和現在上學、工作時的同學同事也都會清楚其行為和品性，他們有本事把所有人都收買了嗎？至於我是怎樣的人，群友們也都知道。哪怕他們弄死我，我也得講出其他人不敢講不願講的事，絕不能縱容這種流氓惡棍。（至於我敘述的這段經歷中提及的答題圈的其他人，大多也都是在圈裏比較活躍的，群友們大多都認識，也互相認識）

    關於這個答題圈的其他事情，也有許多有講述和分析價值的東西；圈裏的各種人物，同樣值得做壹番細致描摹和分析。我在這個圈子裏的確是長了很多見識。只不過那麽多人和事，寫起來需要很長的篇幅，寫本書都富裕，在此就不記述了，以後再說吧。）

（三）堂吉訶德般的維權與單人社運

    從2016年9月赴位於廣州南方報業大樓的南周總部面見記者，到2018年5月28日自上海浦東機場乘機抵港，在中國大陸這1年零9個月期間，我去了許多政府部門、高校和媒體，當面遞交材料、陳情和呼籲；而EMS郵件也發了30多封；主幹內容相同的電子郵件更發給近百人，包括高校學者、媒體記者、政府官員、社會名人、社會活動人士、心理學者等，基本都是我有所了解和認為可信（如看過其書籍、文章或其他場合言論）的人，還有幾十封電子郵件和EMS，發給了媒體、政府機構、高校。

    在此有必要說明壹下當面遞交或通過EMS寄遞、發送的電郵所發的材料、信件、郵件內容：

    每套材料內含4-7份材料，包含80-150張/頁自費打印（當然是自費，或者說是用父親給我的生活費，否則誰給我發錢）的單面紙張/電子文檔，寫給不同機構和個人的有針對性與區別的《致xx（高校/政府部門/媒體/個人）的呼籲信/請願書/壹封信》；我投入巨大心力完成的《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壹些思考》這篇9萬多字的理論性分析文章；根據《思考》而編寫、包含三十三條清晰具體建議的《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防治校園暴力的具體建議》（即《思考》中的建議部分，也是《建議書》的詳細版）。給涉及我個人校園暴力事件管理部門、新聞媒體的，除了這三份，還有集中而簡要的講述我遭遇的校園暴力詳情的《舉報信》/《我的苦難歷程》，以及匯總了各學校涉事人、旁觀者、知情者的名單《證人名單》。對我非常信任的發信對象，我還發給他們我寫的那篇包括詳細人生經歷的自傳性質的、長達12萬字的《壹個“特殊”學生的自述》。（發送和遞交的絕大多數紙質文件均有我的簽字和手印，只有發給以前個別老師和心理咨詢師的沒有必要按手印）

    因我個人遭遇的校園暴力已過去很久，證據早已滅失，加之中國政府機構普遍存在的不作為和腐敗，我對於通過政府機構或法律途徑解決我遭遇的校園暴力個案並不抱太大希望（但也沒完全喪失這方面的信心，如提起訴訟（我咨詢過律師，追訴期還能商榷），不過需要媒體先報道，產生影響），但指望能夠由媒體介入，調查真相，為我討個道理上的公道、得到輿論上的支持，或許可以改變我的人生命運。

    而更重要的目的，則如我的《呼籲書/請願信》中所說的（引用篇幅較長，且混摘了寫給不同機構的壹些章節。不過很有必要將下列的內容全部摘錄，因為這些文字包括我的壹些基本情況，其中提到的個人想法，也是我四處奔波、呼籲的緣由、精神動力，也與我後來赴港維權的各種行為密切相關）：

   “我是壹位學生，由於壹些原因，我遭遇了極嚴重的校園暴力以及相伴的網絡暴力，身心受到極大創傷。因此現在我寫了關於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並發送給新聞媒體、知名學者、政府機構、社會活動人士及各大高校和社科機構，希望能夠為社會關註和解決校園暴力、網絡暴力以及其他教育問題、青少年成長問題提供壹種參考。我不僅是為了自己，也希望能夠幫助比我更悲慘的受校園暴力傷害的百萬千萬孩子。

    如果建議信中提及的那些制度或機制現在已經實現，最近數十年來遭受校園暴力傷害的百萬、千萬乃至更多未成年人，就不會遭受這麽多的欺淩，就不會經歷那麽多的痛苦，即便遭遇校園暴力，也能早些被制止、被救助，更有充分的證據追究責任而不是苦於證據不足無法追責，更不會像現在遭受各種誤解、冤屈，以及帶來的歧視、排擠和各種長期的、嚴重的、永久的傷害。

    我親身經歷過校園暴力，同時也親眼目睹、親耳聽聞了許多發生在身邊的相關校園暴力事件，有許多孩子就因為青春期受到欺淩，身體被傷害、精神被擊垮、尊嚴喪失，如同花兒被摧折，原本應該美好的青春被毀掉，甚至壹輩子留下陰影，對成年後的生活造成嚴重危害（具體危害我寫在發給妳們的文章中），正如我在建議書中所說的：

    “校園暴力的本質，是壹種精神剝削，它與階級壓迫、政治迫害、種族壓迫、強奸與性騷擾、歷史上對LGBT人士的歧視與迫害（現在LGBT人士處境有很大改觀但是還存在被歧視和迫害的情況）、對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權利剝奪等壹樣，都是壹種傷害、壓迫、迫害行為，會給受害者帶來巨大損傷，包括現實利益的毀損與心靈創傷。保護未成年人，要著重保護遵紀守法、不傷害他人的那些未成年人，而不是本末倒置，容忍壹些人傷害他人，給他人帶來無可挽回的身心傷害，而這些加害者在這種欺淩他人過程中“積累人生經驗”、成長起來，“慢慢變好”。

    但是相對於階級壓迫與社會動亂、政治迫害、種族壓迫、性騷擾、歧視LGBT人士、對殘疾人的欺淩，校園暴力是被忽視的，雖然許多校園暴力的酷烈程度不亞於甚至高於前者。這種現象必須被扭轉、被改變。必須要重視校園暴力問題，因為無論是校園暴力的殘酷程度、還是涉及的人的數量、長期危害，都可與女性在歷史與現實受到的性別性質傷害、LGBT人群受到的迫害、殘疾人權利權益的喪失“等量齊觀”。

     每時、每天、每月、每年，都有未成年人在受校園暴力的摧殘，而日積月累，年復壹年，就有數百萬、數千萬孩子被校園暴力傷害（中國缺乏統計數據，可根據壹些調查及類比日韓及港臺地區的校園暴力發生比例、件數推算中國大陸數據），讓他（她）們的童年、青春充滿傷痕、黑暗，甚至終生都自知或不自知的處在青春的陰影的籠罩下，原本健康快樂的生命變得晦暗、陰暗，充滿悲劇的度過壹生。

    當發達地區的大多數孩子都生在陽光下，得到充分的呵護而無憂無慮的生活時，還有許許多多孩子，尤其生活在發展相對滯後區域的、教育質量有待提高的學校環境的孩子，經常處於被欺淩、被傷害的生活狀態下，每日每年都處在恐懼、屈辱與痛苦之中。他們是被大多數人因“幸存者偏差”而有意無意忽視的人，是因缺乏關註與關愛、甚至被校園暴力旁觀者冷漠以待而受到在遭遇校園暴力後的二次、多次重復傷害的人。他們本性與其他普通孩子壹樣純良，命運卻與正常生活的孩子迥異，飽受校園暴力的傷害，這何其不公？連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有法律保護、都給予其各種改過自新的機會與條件，這些無辜（或者所受傷害遠超其應該承受的程度）的校園暴力受害者為何卻無人幫助、甚至還要受到更多誤解、面對冷漠無情的世界？黑白顛倒，善者無善報，惡者無惡報，甚或軟弱善良之人飽受欺淩，兇頑惡毒之人卻人生之路順利無阻，通過欺淩剝削他人走向成功。黑白顛倒，善者無善報，惡者無惡報，甚或軟弱善良之人飽受欺淩，兇頑惡毒之人卻人生之路順利無阻，通過欺淩剝削他人走向成功，成為既得利益者，天理何在？

    “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對於未成年人的世界，同樣如此。未成年不是違法犯罪的擋箭牌、不是青少年生存於醜陋的叢林法則環境的遮羞布。我們不應該對未成年人遭受的來自同學、同齡人、老師、家長等多方面的傷害作壁上觀，或者輕描淡寫。我們必須加強防治校園暴力的制度建設、社會參與，推動防治校園暴力的制度化、法制化、公正化、科學化、透明化、普適化、公共化。要讓防治校園暴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讓每壹起校園暴力事件都得到相對更為公平的處置；讓每壹位未成年人都得到平等的對待，讓受傷害者得到公道和救濟，讓加害者受到懲罰和真心悔過；讓社會公眾，不同職業、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公民們都普遍的、廣泛的參與到防治校園暴力的進程中來，共同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的成長保駕護航。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雄於歐洲則國雄於歐洲”。同樣，少年愚則國愚，少年兇暴則社會暴戾，少年殘忍則國人狠毒，少年謊話連篇則中年老年時誠信缺失，少年蠻不講理則國民胡攪蠻纏，少年三五成群尋釁滋事則成年後拉幫結派狼狽為奸，少年學生時代不獨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維則成年工作後冷漠因循忍耐服從，少年虛偽缺德則成人狡詐陰險……為了我們的下壹代的成長，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須改革教育、增加對校園暴力問題的關註、強化治理，以保護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孩子們的身心健康，讓孩子們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讓每壹個學生都能夠平等的、自由而不受外界傷害（尤其不受同儕欺淩）的前提下學習與生活，讓每壹個生命都快樂、自由的成長。

     雖然解決校園暴力問題要通過很長時間的努力，但是必須盡早做、盡快做，盡各自所能去做，盡可能讓更少的人受害。反欺淩行動的遲緩，就意味著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受校園暴力的摧殘，時代雖然在不斷發展，他（她）們的青春卻只有壹次，無法重來。防治校園暴力，迫在眉睫，不能拖延。”

    簡單來說，因為我的人生、前途命運被校園暴力毀掉，但我不願意這麽認命了。我很想為校園暴力受害者們爭壹口氣，讓社會能夠聽到受校園暴力傷害者的呼聲，讓人們知道校園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難。如果這樣，我這麽多年所受的欺淩、屈辱就沒有白白的承受。如果我的建議被政府和相關機構采納，很大程度上就能讓許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轍；如果社會各界人士都能關註、了解校園暴力的表現形式、發生原因和嚴重性，參與防治校園暴力，那麽反校園暴力的目標就能逐步實現。更進壹步的，還有可能以反校園暴力為切入點，推動教育改革，讓我呼籲的對於教育內容與形式的改革建議得到重視，尤其推動人文學科教育朝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方向發展。

    如前所述，我用發送電子郵件、通過EMS寄遞材料、找相關個人與機構面談並當面呈交材料這三種方式，來呼籲社會關註和參與防治校園暴力、網絡暴力，推動教育改革。

    向社會活動人士、學者、媒體等個人或機構發送電子郵件，並不簡單。雖然我發給他們的附件（幾份正文材料）大同小異，但單獨致他/她/機構的信卻大不相同。我在發給每個人/機構之前，都會詳細了解此人或機構的概況，除其身份，還要了解他/她擅長的知識領域、成就、價值觀、現在的基本生活工作狀況及近期動向；該機構（媒體、高校）的概況。以媒體為例，需要了解其風格、價值取向、在國內外新聞界的地位、歷史成就（假如有的話）、能夠側重於哪方面（如理論分析/激發情感、促使政府行動/引發民間討論/利於國際社會關註）來報道校園暴力問題……

    不過我了解這些倒不需要太多時間，因為我發往的大多數人或機構，都是我有所了解甚至很熟悉的人或媒體。例如秦暉教授，我詳讀過他的幾部主要著作，了解他的思想價值觀與品格；如壹位南周資深記者C（此人對我還不錯，為保護其名譽，在此不便透露姓名。後面還會提到），我細讀過他絕大多數文章和報道，對其擅長領域與報道風格極為熟悉；如紐約時報，我常看其中文網文章，其政治傾向和傳遞的價值深入骨髓，是我非常崇敬的媒體……我只需要對他們的個別信息、最新動向再確認壹下就好了。

    真正需要花費很長時間的是給他/她們寫信。信中都要涵蓋上面所提的對方的概況、成就，我為何認識/找到他，最重要是怎麽把校園暴力問題與這些收信對象聯系起來，讓他們覺得自己有必要幫助呼籲社會關註校園暴力、參與防治校園暴力。而這，就需要具有針對性的寫不同的內容。每封信少則近2000字（如《致賀衛方教授的信》），多則6000字（如《致紐約時報的壹封信》），每字都要字斟句酌，爭取字字入骨，充分、完全、深入的表達我的觀點和訴求。不過也有些信可以用較類似的格式，信的主體部分內容相同，如致中國各大高校的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信。我寫給壹百多人/機構，除去可重復的部分復制粘貼，分別寫成的致他們的信（不包括那7篇正文）累計就有三十至五十萬字（沒具體統計過，估算的）。然後，再壹份份的發出去，等待回音。

    我通過EMS寄的紙質文件，以及當面遞交的材料，也包括與上述寫電子郵件同樣的心血，當然還有更多的辛苦。寄EMS，不是壹件輕松活。如我當時發的推文：“我印的紙質文件累計就有四五十份（每份三到六篇，最長的55頁，短的建議書也有14頁，每份共計120多頁。以上不含《自述》。少數包括《自述》的又多出80多頁），每次印幾份，還要區分發給不同的人和機構的內容差別，還要每篇都簽字按手印，然後提著大包去郵局，然後怕搞混了，寫壹份快遞單交壹份，然後如法再交第二、第三第四份……然而那些接收機構呢？”僅僅去復印店印文件，就動輒近百元（壹次印四五份）印刷費，還要扛著那麽沈的文件去郵局，大熱天大汗淋漓。在郵局，每份寄遞費用因重量和省內外的區別，費用在25-45元之間，僅郵寄費就累計花費不低於1000元。

   為了呼籲被重視，也希望找到可以幫助我個案的人或機構，我還經常乘車（火車或長途汽車）去媒體機構、政府和高校。我常住在河南，而為了去這些機構，以及去拜訪我認為可以幫助我的人，還有上訪，我去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至於省會鄭州，自初中起去過不計其數，很多是散心），其中上海和北京都去過多次，有時會常住在京滬的青年旅館。而這，需要不小的開支和巨大的精力。但這種奔波換來的常是閉門羹或假意的客套。還有壹些人恰巧不在（因無聯系方式無法預約，且有聯系方式的大多我也不預約，因怕被直接拒絕；而如果我到了他們辦公室門口，見了面，我有機會當面陳詞、講述遭遇和目的，把事情講清、講細，然後直接面呈材料，對方收下的幾率就比較大。當然，這麽做是不太合適，但實際效果會好壹些，哪怕根本上還是沒有多少作用），而我只能返回河南。不過我出門也不止為了這些，還有以旅遊緩解緊張心情，以及找心理咨詢師做心理咨詢的目的。而在此期間，無論是拜訪他人、旅行還是上訪，都讓我見識了各種人和事，認識到社會的病態、國人身上包括自私利己在內的各種劣根性，以及民生疾苦、世事艱辛。我就像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壹個人孤身與社會不公、校園暴力遍地的大環境搏鬥，在懸殊的力量對比下，做著力所能及的事、追求著力所不及的目標。

   （四）壹滴水無法穿石，壹愚公不能移山

    我歷經壹年多的奔波勞累，奮力維權和呼籲，卻沒有明顯成效。除了個別記者和學者有所回復之外，大多數人不是毫無回音，就是敷衍、搪塞，最後同樣渺無音訊。而有回復的，也只是口頭上答應關註校園暴力問題，即沒有公開呼籲和參與防治校園暴力問題，也沒有幫助到我的個案。個別願意報道的，我卻因故錯過，現在非常後悔。如果具體講我在大陸的呼籲經歷，見到的每個人、得到的每個回復，篇幅會很長，就只舉個別例子和簡短節說。

    至於他們為何如此對待，為何我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無用功，我猜測應該包括以下這些原因：

    1.國人普遍精致利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便看起來德高望重的學者也是如此。關註、呼籲和參與防治校園暴力不是他們必須盡的義務，也不是大多數人的本職工作，所以他們不關心不理睬；（其實的確無可厚非）

    2.我是壹個普通學生，因校園暴力高考失敗，沒有背景和社會地位，連學歷都欠缺，沒有社會影響力，人微則言輕，夠不上這些知名人士和媒體機構關註的資格；

    3.有些人太忙，無暇顧及我的呼籲，甚至連看我寫的文章的空閑都沒有。

    4.無利可圖，和1差不多，畢竟現在中國是權錢社會，無利不起早。

    5.現在的國人和中國高校、社科機構（及其成員），還沒有自覺的公益心、更無關心弱勢、關心國家政策的公民意識，缺乏社會責任感。

    6.認識不到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問題嚴重性，不知道校園暴力對弱者造成的巨大痛苦、導致影響壹生的創傷。而同情心同理心更缺乏，無法對我的悲慘遭遇感同身受。此外，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雖然很普遍和嚴重，但是大多數人還是沒有當成需要系統性制度性解決的社會頑疾，而是傾向於認為是次要的、邊緣的議題，沒有充分的認識和足夠的重視。（雖然我在幾篇文章中都詳細說明了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的如何嚴重、防治的必要性多麽迫在眉睫）

    7.除了個別有所交流（包括面談和打電話、發郵件）的，大多數人對我不了解，完全不認識我，且從未遇見過像我這樣遞建議信、請願書之類的人和事，不能理解我為何要做這些（雖然我在相關文章及給他們的信中都清晰完整的說明了行為動機），所以擔心我居心不良、有什麽企圖，不敢與我接觸。

    8.我發的個人遭遇的校園暴力詳情，可能寫的太直白坦蕩，包含大量非常負面的內容，也包括我自己的陰暗面（包括但不限於做的不好的事情、個人性格的缺點），因此看過後不知所措、不敢相信、當我神經病、甚至被嚇住，幹脆敬而遠之。

    9.我個人的事情涉及當事人太多，不願意因為我爭公道而得罪那麽多人。

    10.我的事情時間太久遠，沒有新聞時效性。

    11.這個世界，現在的中國，苦難太多，比我慘的大有人在（即便校園暴力受害者中，比我悲慘的也難以計數），所以我的事情排不上號，或者要排號慢慢等。

    在8、9、10、11的因素影響下，我的建議書和請願信、希望相關人士和媒體關註普遍性校園暴力問題的呼籲也被忽視了。

    除了這些不同時期相近的社會制度和環境、國人和世人人性共通的固定性原因之外，恐怕也有時代變化的因素。在2013年之前的胡溫時代，中國公民運動蓬勃發展，公益組織、維權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例如，我如果有機會參與許誌永、郭玉閃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為中國民主轉型出壹份力，我想我不僅可以得到救助，還完全可能實現我的將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受害者組織起來的目標，並依托組織大展宏圖（如參與教育改革、教育平權的研討和實踐），成為公民運動的先鋒和骨幹。在那時，新聞自由度也較大，我的呼籲也可能如同“躲貓貓事件”、“鄧玉嬌事件”等得到媒體關註（我的事沒他們嚴重，但我的主動性強，個人能力強，且我所反映的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教育弊病，與他們的壹樣，均為以個案反映出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我在那時維權，很有可能得到來自社會四面八方的關註和聲援，在愛的鼓勵與正義人民的保護下，有了維權組織和其他維權人士的支持，就能夠掀起對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及教育改革問題的關註、討論，並推動問題的解決。

    可自習近平上臺後，輿論管制日益收緊，而民間組織更遭遇外科手術式打擊，公盟被解散，各種維權和平權性質的組織銷聲匿跡，其余公益機構也日益敗落、名存實亡。整個社會風氣也日益墮落，在開明年代大家覺得關心國計民生、捍衛公共利益是理所應當，而如今“自掃門前雪”的精致利己卻成了國民的“本分”。我所反映的社會黑暗面，不符合習時代宣揚的主旋律與正面價值觀，以揭黑為榮的維權時代已經壹去不返。我個人的維權和呼籲，自然也在時代的疾風驟雨中雨打風吹去了。

    個人的命運，總與國家的興衰榮辱、時代的潮起潮落，息息相關。對試圖與時代相搏、有靈魂的個體，影響尤甚。

    這些只是我個人頭腦所能想到的，當然還有許多我意識不到的因素。因為我遭遇嚴重的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又在很長時間內獨居，性格孤僻、生活孤立，確實很多思想與社會大眾格格不入，我無法理解甚至根本不能完整清楚的知道社會上形形色色的國人內心都在想什麽、心機有多深、思想多陰暗。（當然，隨著時間推移，見識增多，我現在（書寫本文時）對人心的惡毒與社會的黑暗又多了許多認識）

    無論他/她們究竟出於什麽原因，總之，這壹年零9個月，我飽嘗了他/她們各種無聲的拒絕、狡獪的敷衍、彬彬有禮的提防、居高臨下的嫌棄。這些位居中上階層，其中壹些還不乏知名度的各界人士，其言行、嘴臉，讓我大跌眼鏡，既失望更憤怒。

    在此不妨舉出兩例。我維權和呼籲的第壹站，就是南方周末。我是在閱讀南周中度過中學時代的，它對我的意義非同壹般。南周的影響力、公信力無疑是國內報刊中的佼佼者。哪怕經過2013年新年獻詞事件的挫折，其在非政治性議題的報道上仍極富權威。因此，我對南周寄予厚望，希望他們以我的案例為切入點，通過專題報道來呼籲社會關註和防治校園暴力問題。2016年9月，我奔赴廣州，去南周總部面見記者。之所以選擇去面見，就是為了引起他們的重視。當面陳述我遭遇的校園暴力情節會更具感染力，口述可以提高可信度，問答交流中還可以引出、增補更多需要講的東西。我想方設法給家裏要錢（我當然沒辦法說是為了去南周），此時正值父親大病初愈，我姑姑還掌握著部分財產支配權，所以又發生了醜陋的爭吵，最終拿到了壹千多塊錢。我就拿著這些錢坐火車抵達了廣州，在大學城找了小旅館住下，住的50元壹天的空調小單間。雖然廣州有許多景點，我所住的附近就是中山大學，但我沒有任何心情看景色、逛校園。我此行唯壹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南周的關註和報道。

    在去南周總部之前，我壹改頹廢和不修邊幅的形象，換上新衣服，從頭到腳洗的幹幹凈凈，刮幹凈胡子，頭發也在不久前理好了。我做這麽多，當然是希望給接待我的記者壹個好印象。此外我還把自己高中時寫的隨筆之類帶上，以證明我的文字功底和知識水平。抵達廣州後多次打了南周的電話，他們轉到了應該是關註社會新聞方面的記者組。總之，我為了這次接受采訪，做了很多準備，而且是帶著壹種崇敬的態度去見南周記者。

    當我到了南周總部所在地--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在大門口的登記室，保安要求先打電話聯系。我又打了那個電話，然後等待。過了壹會，壹位女記者到了，她叫丁捷。她確認了我的身份，告訴保安，“是來找呂宗恕的（當時我只聽到這個名字，不知道是哪幾個字，後來我搜索南周記者名單，才知道是“呂宗恕”這三個字）”保安刷了我的身份證，打印了壹個類似通行證的東西。然後我就隨這位記者去了大樓餐廳。

    我問她這算是正式采訪嗎？她不置可否。我問現在談話有沒有正式做錄音，她說沒有。我第壹次和記者見面，比較緊張，言談狀態不好。壹開始我自己對個人遭遇做大致敘述，後來我說可以她問我答，這樣更好壹些。然後她粗枝大葉的詢問和記了壹些校園暴力發生的時間、地點。整個談話過程中，她既不熱情也不算冷淡，不過明顯有敷衍和缺乏重視的語氣。最後她問我有沒有文字材料，我說還沒來得及寫（當時去的比較急，並且想以口述為主，以後補充文字材料，所以就沒來得及寫，畢竟寫起來必須從頭到尾內容很長，寫的短了又說不清）。臨走時我向她要了郵箱，告訴她寫完之後會發給她。她滿口答應收到後就會回復處理。本來安排應該是見呂宗恕記者，但是她在全程並沒聯系呂記者和我見面或者通話，只有她自己壹個人跟我談話，或者準確說是在應付我。我不知道這是她自作主張還是怎麽回事。

    在從廣州返回河南的火車上，我就開始寫個人自述和關於校園暴力的分析文章。我花了將近壹個月，回憶著那些痛苦經歷，回憶各種看過的關於校園暴力問題的資料，然後又在網上查詢確認，拾遺補缺，才寫完了有10萬字（後來修訂、擴展到12萬字）的《壹個“特殊”學生的自述》、7萬字（後來修訂、擴展到9萬字）的《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壹些思考》兩篇文章，然後發到丁捷的郵箱裏。她給了壹個非常簡短的回復，說已收到，閱後回應。結果從此之後壹個回應都沒有。我後續又發給她郵件，問她是否方便將材料轉發給南周壹位資深記者C和評論員戴誌勇，因為二人都適合報道校園暴力，後者在南周寫過關於校園暴力的評論文章且知識豐富，前者關註弱勢者的權益且做的報道大都客觀理性。QQ郵箱發QQ郵箱可以撤回，於是我撤回郵件看看她有沒有讀，顯示撤回失敗，她讀過了，但是沒有回應。後來我多番詢問，她都不說話。而我後來給C記者微博發私信，問他有沒有收到他同事丁捷轉發的關於校園暴力的兩份材料，他說沒有收到。此後我又給丁發過幾次個人情況的補充說明和前面文章的修訂版，她依舊沒有回復。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我那時是非常憤怒的。前面已經說過，我為了這次見面，費盡心力的準備了那麽多，千裏迢迢從河南趕到廣州，對南周充滿美好的期待。然而這位丁記者，連對我最起碼的尊重和禮貌都沒有。如果她看完認為不適合報道，難道不能回復我壹下，哪怕簡單的寫幾個字解釋壹下理由？我讓她轉給C記者和戴誌勇評論員，如果她認為不方便，也可以直接告知我，但是她讀過之後不說行不行，完全不回應算怎麽回事？做出拒絕報道決定後不給當事人任何回復，是南周所有記者都遵循的默認規則嗎？還是見人下菜碟，對不同的來信來訪者區別對待？而且我不同於許多發給南周接收新聞線索的公共郵箱的讀者，我是親身到了南周總部與記者面談過的，郵件是發給南周記者個人工作郵箱的。此外，我後來在百度上查到她當時只是實習記者，那麽她有沒有把我的材料轉給呂宗恕等同壹新聞組的資深記者共同閱讀和商討？壹個實習記者有權單獨否掉壹個可資報道的案例嗎（後來C記者是說過可以報道的，他把我的材料給了上級編輯，原則上都通過了）？我付出那麽多心血，在經濟非常拮據的情況下好不容易來到廣州，換來的就是這樣無禮的對待？這種不置可否的態度，是不是嚴重耽誤了我去找其他人和機構呼籲？作為南周記者，有沒有最起碼的職業道德與修養？對得起“南方周末”這個金字招牌嗎？我為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受害者呼喊，把這次會面當成極為重要的決定命運的事來準備，卻被中國最大的自由派媒體以如此冷漠的方式拒絕。雖然現在沒那麽憤怒（很大程度是因為經歷和耳聞目睹類似的人和事太多了），但依舊覺得很是惡心。

    這件事也讓我感到，包括許多記者在內的中國自由派中產，對待中下階層的老百姓，是不懂得也不會去尊重的。各種禮節往來，僅限於同階層之間。他/她們文字上寫的都是對底層的關懷，心理上卻將自己和老百姓做了清晰的區隔。我不認為自己的情況是特例，國內媒體記者對待求助的老百姓，恐怕大多都是如此（關於這壹點，我看到聽到過壹些例子，篇幅所限，在此不記述）。至少我後來求助的對象，大多數都與丁捷很是神似。當然也有還不錯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南周資深記者C，我與他在近兩年內聯系了十多次，他還在咖啡館請了我壹次（當然主要是為了找個安靜環境談話）。不過這種好人鳳毛麟角，而且在某些關鍵時刻，還是把自保當成首位，後面還會提到。

    丁捷這個例子是媒體界的，下面再舉壹個高校的例子。關於我為什麽要找高校學者及高校本身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在致各高校的信中有清晰解釋，在此節選《致中國人民大學的請願書》中的壹小部分內容為例說明：

    “我也向包括貴校在內的全國各大知名院校發出請願書（即本文），將我寫的關於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信發給妳們。中國人民大學作為中國最優秀的以人文社科院系為主的高校，在校園暴力、網絡暴力、青少年成長、教育改革、公民社會建設等方面的研究自然應當仁不讓的成為高校中的先驅和表率。我希望妳們學校及相關院系也能在研究校園暴力的成因、背景、危害及如何治理方面得到創造性、實用性成果。

    正如我在《建議書》中提到的，要建立專門研究校園暴力的專家委員會，負責研究校園暴力發生的成因、危害及治理方式，為治理校園暴力提供智力支持。委員會應包括教育學家、心理學家、公安和司法界專家（例如刑偵專家、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學者等）、傳媒學專家、科技與醫療衛生專家及其他有與治理校園暴力相關的各種專長的專家學者，集思廣益，進行分學科、跨學科研究，並與學校及政府、NGO等對接，將理論研究與實踐結合，極大的加快防治校園暴力進程，在防治校園暴力方面實現突破性、創新性、革命性進展。而高校無疑是該委員會運轉最重要的平臺，而高校師生則是研究校園暴力問題的中堅力量。

    如果人大攜雄厚之社科研究實力，讓社科類院系的師生集思廣益參與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研究，輔之以充分的研究經費投入，必定會取得巨大成果。而人大利用自己在國內的地位和影響力，更是足以將防治校園暴力的研究成果推向實踐、讓社會廣泛關註校園暴力、讓政府、司法機關、學校、NGO、新聞媒體發揮各自職能，讓學生、學校教師、學生家長、政府公務員、警察和法檢獄政人員、社會活動人士和公益人士等有關各方根據妳們的研究來科學合理的參與到防治校園暴力中來，共同為防治校園暴力而努力。如果妳們這樣做，將會惠及億萬未成年人，讓未來的孩子們不再受校園暴力的傷害，都能安全健康的成長。我在此替受校園暴力傷害的孩子們感謝妳們，他（她）們知道妳們的努力後，即便沒辦法直接道謝，內心也會感謝妳們的。”

    因此，我趕赴各大高校，想要見到我比較熟悉（單向認識）的學者遞交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及我個人情況的材料。我想見的學者中，就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2017年晚春初夏之際（我忘了具體時間），我赴北京，其中壹站就是拜訪張教授。

    去人大之前，我已去了北大。北大雖然開放參觀，但每個學院都不允許外人自行進入（例如錢理群教授所在的文學院、賀衛方教授所在的法學院，我都去了其學院門口，但都不許入內，我也約不了人家那樣地位的，後來只好發了EMS），必須事先和要見面的學者預約。而清華在工作日直接大門就不讓進，公安大學則是任何時候都不許外人自行進入（同樣必須有約定才能進），兩個學校門衛在大門口就把我阻攔下來了，院子都沒進去。而張教授所在的人大國關學院大樓，只需登記就可入內。

    我到了樓上，找到了寫有“張鳴”牌子的房間，敲了半天也沒有人開門。於是我去學院辦公室問，被告知張教授已退休，不常回學校了。我心壹下子涼了。我原本很期待當面給張教授陳述我的遭遇，讓他幫著將有關材料轉給他認識的官員和搞相關研究的同事朋友，我還預想見面後如何慷慨陳詞，沒想到是這樣不幸運。而我又無法長期在北京待下去，更不方便每天跑到人大來等他。然後我問有沒有張教授的電話，辦公人員給了我壹個他辦公室的電話，人都不在，我打了自然打不通。不過我在走廊裏打電話，能清晰聽見張教授辦公室裏電話的響聲。於是我又返回辦公室，問能不能聯系壹下張教授，我很想見見他。坐在椅子上的壹位學生模樣的人說，“張教授不是想見就容易見到的”，這言下之意教授也和官員壹樣倨傲難見嗎？辦公室裏的人都拒絕提供張教授的其他聯系方式，我只好作罷。等了很久還沒人，我就走了。

    我後來連續好幾天給張教授辦公室打電話，竟然有壹次打通了。接電話的人說，他是張教授的學生（不知道是否是那天在學院辦公室見的那位），我就告訴他我也是學生，有壹些個人材料想交給張教授，能不能提供張教授的聯系方式。他說我可以在微博上給張教授發私信，我說發過但是張教授沒有讀（未顯示已讀，可能張鳴教授不看陌生人私信）。後來他說讓先發給他，告訴了我他的郵箱。然後我就把相關材料發了過去。而且在信的內容裏，我對他非常尊敬，當然也少不了感謝之類的話。對方說收到了，然後就再沒回應了。不過這時我已經遭遇過不少拒絕，只追問了壹次不再聯系了。我估計他也沒有將材料轉給張教授。他告訴了我他的名字，沒有包括姓氏。現在已經忘了（好像帶“德”字？），郵件也早已刪除（為安全起見，我經常刪除郵件已避免被盜而泄露信息）。不過他在2017年有張鳴教授辦公室的鑰匙，並且替張教授接電話，應該和張教授關系很親密，張教授可能是他的導師什麽的吧。如果有人想知道姓甚名誰，問壹下張教授或他身邊的人哪個學生在2017年春夏兩季時有他辦公室鑰匙、幫他處理部分工作，就立即知道了。現在有人提起那人名字，我肯定能回想起來。（越是沒有透露、我沒有記錄名字的，我越會想辦法打聽到）

    現在分析此人的心態，估計壹開始把我當成其他高校的學生，以為是什麽公事或與張教授熟識，所以願意接收材料。他看過之後發現全是訴說苦難和抨擊社會不公，以及呼籲防治校園暴力這種社會運動方面的東西，並不認為與張教授有關；也從字裏行間了解到我是高考失敗的高中生，沒有什麽身份地位，就不再搭理我了。很明顯，階層之間的界限是很分明的，對待有利益瓜葛和個人愛憎的熟人和沒有任何關系的陌生人也是天壤之別。就像人大東門許多賣假學生證、殘疾人證的農村大媽，和幾十米外人大院裏的天之驕子們--人大學生，是每天都能互相看見卻沒有任何交集的兩組國人。二者同樣都是黃皮膚黑頭發的華夏兒女，甚至來自相同的家鄉，卻如同生活在兩個世界，互不相交。而我的行為，在張教授的那位學生看來，不僅很怪異，也無疑破壞了不同階層不相交的等級關系，是壹種“僭越”。現實中的北京沒有物理意義上的折疊，然而各種有形無形的界限同樣分明和殘酷。（而且人大學生之間是平等的嗎？人大本科畢業生雷洋和人大自考生李寧（山東蓬萊訪民李淑蓮被虐致死案中李淑蓮的女兒，為其母被害而鳴冤、奔波、抗爭已有十年），得到社會重視程度壹樣嗎？前者有大批校友簽署聯名信、利用人脈等資源互聯和聲援其家人，後者有壹位人大校友、老師或學生為她和她母親說過壹句話嗎？）

    至於張鳴教授如果知道了我的求助，會不會幫忙，我也不確定。他自己也能力有限，最多只是把我的材料轉給其他人或者在網上公開壹下。當然他也可能根本不理睬，畢竟我把材料郵遞、發送給其他幾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後，除個別的，大都毫無回應，張教授也難例外。

    篇幅所限，在此只暫舉這兩個例子。在壹年零9個月中，我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期間遇到的其他許許多多的人和事，以後會另寫文章詳細講述。本文主要講在港經歷和流亡前的生死掙紮。

    總之，當面被敷衍、被假模假式的客套應付、吃的各種閉門羹，讓我在殘酷的校園生活後又體會到人情冷漠世態炎涼；看著沒有回音的求助私信、顯示已讀卻渺無音訊的電郵，就能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冰冷和無情；透過手機屏幕，仿佛就能看到收件人冷漠、鄙夷、嫌棄和不屑的臉，看到人間滿滿的惡意。我越來越懷疑，他/她們在自己的書籍、文章中寫的，在各種演講、訪談和微博微信上說的，是發自內心的真話，還是僅僅停留在紙面上的空話、甚至偽裝？我寫的每封信都字斟句酌、根據不同收信人的不同身份與情況做針對性的懇求，壹腔熱血寫的肺腑之言，代表百萬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受害者的幾十萬言的無聲吶喊，最後換來的就是壹言不發或矯飾虛偽的對待。其中壹字不回、壹言不發的最具陰深，讓妳找不出“把柄”或者批評的由頭，從根源上、壹開始，就斷絕或者不開啟聯系、幫助，直接擺脫我呼籲、求助帶來的“麻煩”。但壹言不發背後，也能推斷出其各自冷漠、自保、精致利己的內心。

   （當然也有好人，有些溫暖的回應，但很少，最寬松計算也只有十幾人（不到我聯系過的人和機構的10%），回應也很有局限，在實質上並沒幫到我，並未公開呼籲關註校園暴力，只是做到了對我最起碼的尊重和理解）

    他/她們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講、充滿憂患意識的文字、對不公的憤怒之語與對苦難者的同情之言，和在我求助後的推搪、沈默，甚至提防，構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他們每人分別只有壹副皮囊，但都有兩套靈魂，可以在寫作、公開場合活動時用壹套，私底下拆掉那套換上另壹套。或者不止有兩種面孔兩套靈魂，而是有許多套，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面對不同的人，熟練的換上自認為最合適的壹套……（這些人還是我個人認為中國社會中地位和學識較高、品性比較好的，甚至許多是百裏挑壹的好人。他們都如此，那麽其他人呢？可想而知、壹目了然。這個社會殘酷的讓人（至少讓我）不寒而栗）

    毫無疑問，他/她們並沒有強制性義務幫我、呼籲和參與防治校園暴力（政府和其他責任機構除外）、推動教育改革，他們不需因此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但公共道義呢？社會責任呢？以及更深層次的公民義務呢？他們真的看不到校園暴力已經嚴重到何種程度了嗎？那麽多校園暴力案例、未成年學生被毆打、淩辱的視頻和照片，視頻中受害者屈辱的求饒、撕心裂肺的哭喊，難道他們看不到嗎？以萬計十萬計的最嚴重的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受害者，根本難以正常學習和生活，前途命運被摧毀，處於絕望的深淵中，只需壹拉，這些飽受欺淩的孩子們就得到新生了。“救人壹命勝造七級浮屠”，為什麽這些名人、顯要人士就是不去幫助弱者呢？精英的良知與正義呢？哪怕只是做壹下呼喊、壹次轉發也好啊。對他們來說，這並不需要付出什麽代價，相反有時對他們自己還有好處，例如關註校園暴力這種社會醜惡現象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成為伸張正義的表率。當然，他們也有許多擔憂，就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權衡利弊，按如今扭曲而灰黑的價值觀論，的確是弊大於利，至少大於實際的、物質的利益，於是選擇拒絕和沈默就不難理解了。其實現在冷靜下來，我當然能夠明白，而且非常清楚明白。但是在那無助而掙紮的兩年，就當局者迷了，無法接受這種殘酷的現實。我也知道自己的求助和呼籲方式在中國人看來的確比較怪異、難以理解、脫離國情，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用這種方式求助和呼籲，我還有別的選擇嗎？失敗之後，我還有別的出路嗎？

    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名校學生，乃至社科院研究員、大學教授，如果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是不是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到處碰壁，而是能得到壹些響應、做出壹些成果了？但如果我能考上名校，那恰恰會是在遭受校園暴力程度不嚴重的情況下，那樣反而不見得有現在這樣的動力了。換做其他人，更是會在成功之後做個精致利己主義者，放棄對普遍性問題的抗爭。即便報復，也只會報復當年欺淩自己的加害者個體，而非改變社會結構性不公、青少年圈層普遍的醜惡。這些成功者是不會為弱勢群體說話的。我後來在寫給香港社會活動人士的信中就提到了這個問題：

   “我以前的忍耐，都是為了考上中國人民大學這樣的高校之後，再利用影響力去做現在做的維權的事情，毫無疑問那樣做更好，因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脈和各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現在難以實現了，只能就現在這樣沒身份沒地位的做。

    其實這也是許多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和各種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劇：人生剛剛開始，就被摧毀了正常的學習、生活，被摧毀了學習能力、人的精神被擊垮、毀掉了人際交往的意願、無法正常的進行學業和工作，自然也沒有充足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

    反過來，那些校園暴力加害者、旁觀者，卻因為沒有被欺淩，沒有受到以上這些損害，甚至從欺淩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滿足與愉悅（就如強奸犯壹樣從強奸中得到快感），正常的學習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會地位與收入。他們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願意提及曾經的校園暴力，甚至輕描淡寫、歪曲事實以打壓受害者的控訴。青少年受害者的話語權，已經被“扼殺在搖籃裏”、摧毀在萌芽中。

    因此，這本身就是悖論：受害者話語權是不足的，就是因為他們是受害者，他們受的傷害，害得他們沒有身份地位和各種條件。反過來有話語權、有能力與條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觀者，他們沒有動機去講防治校園暴力、甚至替校園暴力辯護。這在我發的《思考》壹文中有詳細講述。相對來說，我是受程度較嚴重的校園暴力受害者中條件（尤其知識水平）最好的，這也是我能夠做這麽多的原因。”

    的確是悖論啊，而且何止是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受害者，中國所有弱勢群體難道不都是這樣嗎？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話語權反抗、呼喊，缺少抗爭所需的資源，而非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恰恰是更有權力、金錢、人脈關系、話語權的成功者、既得利益者。這就是人間的諷刺和悲哀。（當然，在如今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即便我是名校學生，也不見得能夠做出什麽成果。即便背負盛名，也需要看雙方甚至多方力量的博弈。就像北大嶽昕事件和佳士工運事件的結果就是例證。在佳士事件中，北大、人大、南大等知名高校的學生不也壹樣被騷擾、威脅、抓捕、毆打、軟禁了嗎？我的呼籲雖然沒有政治性，但依舊是反映社會黑暗面的、涉及大量利益相關者的、帶有社會運動性質的敏感行為。嶽昕請求公開沈陽性侵事件檔案就是非政治性的訴求，但仍被打壓。在保護既得利益階層（尤其特權階層）為目的的維穩體制下，相對弱勢壹方連發聲、求援都會被阻止（這就是中國體制特別邪惡之處）。而她們的同學、老師也同樣的冷漠、袖手旁觀，並不因她們是自己的同學、學生而有哪怕壹點呵護與聲援）

    “物質決定意識”，我在維權與呼籲防治校園暴力過程中的壹系列失敗，將我的心態、思想、精神面貌，強行由指向“希望”的正值，掰到對準“絕望”的負值。我從壹開始遇到沒有回信的情況就心中壹緊、身上發涼，到後來日益麻木，渾渾噩噩的去發電郵、寄EMS，不再指望能夠回信，只機械的把寄遞、發送郵件當成任務；從看到讀了私信和郵件卻不回復的憤怒、連珠炮發私信質問（即便這樣我還是壓著怒火沒有說臟話），到後來愛回不回，對明顯敷衍的回信出於禮貌和殘存希望感謝壹下，不回信也不再當回事；從壹開始的充滿熱情，重燃豪氣的到處奔波，到碰壁後失望的在旅館玩手機遊戲以逃避失敗。這時候，我的耐心、自信心逐漸被銷蝕，後來，讀書的興趣和耐性都沒有了，有時就跟行屍走肉壹樣，不規律的暴食或斷頓、嗜睡、以遊戲麻醉自己。而思維能力、記憶力也在下降，經常丟三落四，手機、電動剃須刀、錢包，都丟失過。急躁易怒、自言自語，也比較明顯了。那時的我，就如老舍筆下原本樂觀爭勝但卻屢遭生活重擊的祥子，日益被逼向精神上的崩潰與靈魂上的死亡。（當然，維權和呼籲後期的這種惡劣，反過來也影響了求助的效率和質量，例如不那麽認真甚至自我敷衍的追問，或過於急躁追問，都會影響對方態度和回應情況。不過即便我態度很好、十分認真、禮貌和謹慎的發信息，就像中前期所做的，結果不也就如前面所說的那樣而已嗎？）

    而心理咨詢也不順利。我在兩年間，和大約9個心理咨詢師對談（我也記不準幾個了，大多數只談了壹次），共做了至少30次心理咨詢。這些心理咨詢師基本都是善良的，有些對我很不錯。但心理咨詢作用非常有限，如同吃感冒藥治重傷寒壹樣。在咨詢師建議下，我也去醫院做了心理診斷，結果為中度抑郁癥，也服用了壹些抗抑郁藥物。但吃藥和心理咨詢壹樣，也是治標不治本，相反精神狀況在日益惡化。因為吃藥和心理咨詢只能緩解精神上的焦慮抑郁，卻無法解決現實問題，無法讓我重新恢復到像2013-2014年那樣能夠考入名校的狀態，無法把毀掉的前途命運重新修補起來，也無法讓那些欺淩我、給我人生造成毀滅性影響的人得到懲罰、不能讓正義得到伸張。而在這些創傷和扭曲經歷影響下，我也無法融入社會，難以正常學習、工作與生活。這些現實問題不解決，我的抑郁永遠都好不了，壹切藥物治療和心理咨詢都是隔靴搔癢而已，反而加重了經濟負擔。至於防自殺熱線，我也打過多次，不但很難打通（北京市心理危機與幹預中心的，總是占線），而且通了之後聽到接線員例行公事般的語氣、透著“無能為力”的回復，以及冗長的問卷調查式提問，只是增添了我的無助和絕望。我發現，看似健全的公益性心理咨詢體系，都是流於形式，直白點說就是擺設。我曾經看到過說心理熱線救了許多自殺者、幫助了多少萬人之類的新聞報道，可我打過電話後的感受與報道描述完全不同，溫暖和美好只存在於宣傳中罷了（而且就我的了解，我的感受不是個例而是普遍，如知乎、貼吧也有相關評論）。關於我心理咨詢、去醫院求醫、打公益性的熱線中發生的具體的事情，也有許多有寫作和研究價值的、值得反思的東西，我以後也會撰文詳細講述和分析，在此不詳述。

    我家庭條件的惡化，讓我失去了繼續溫和維權的經濟基礎。自從2015年4月我父親腦中風，我家的經濟狀況就急轉直下。雖然我祖父母和父親、姑姑都是事業單位職工，有著較好的福利保障和還算不錯的收入，但90年代中期發生的壹系列事情，導致我父親暫時失去工作，回來後只能去後勤上做壹些普通工作。2010年後，我祖父母相繼患上了嚴重的慢性病並發癥且臥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醫療開支甚巨。雖然醫療費報銷了大部分（至少80%），但未報銷部分及他們二人的衣食住行（例如去醫院租車費用）也是很難承受的數字。而我父親中風，則重創了這個家庭。我家時不時需要借貸度日（現在還在借）。雖然2016年後我父親逐漸恢復，但中風後遺癥導致行走不便、反應遲鈍，仍無法上班。

    家境的日益敗落，也是我拼命維權的壹個原因。我看到我家如此悲慘，由小康之家變得壹貧如洗，想到如果我當年考上名校就不會這樣，我就能養活自己甚至家庭（哪怕家人給我造成過創傷），因此也更加憤恨校園暴力給我造成的傷害，更痛恨欺淩者；就下定決心要扳回損失，懲罰惡人，討還公道；越發堅定了我要在防治校園暴力領域做出成就的決心。也只有如此，才能改變我的命運，否則就是死路壹條或者壹生生不如死。而我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以及上學時的抗爭，共花費了10多萬元，占據了家庭開支的最大份額（十幾萬元對於富裕家庭算不了什麽，但對我家則是巨款）。我父親壹直給我寄錢，讓我能夠生活和學習，但對我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之事基本不知情。我利用這些有限的生活費，省吃儉用用以維權旅行、上訪和寄遞信件，以及用以支付其他相關開支。（其實這也是很多維權者、上訪者共同的心態和行為動機。旁觀者往往不理解，壹個人都困難到壹貧如洗甚至瀕臨家破人亡的地步，為什麽還要花費這麽多精力財力去上訪，為什麽不找個工作先生存、過日子，改善生活條件？他們不知道，上訪者往往是沒有退路的，生存條件越差，越有訴說冤情、報仇雪恨的動機；家境越是惡劣，越是無所顧忌，越是需要公平正義包括金錢補償來彌補；越是上訪受挫，付出的代價越多，也就越發難以自拔，越不願意半途而廢。既沒有什麽可以再失去（不過維穩體制是可以讓失去太多的上訪者失去更多的：如果說維權者受難就像由正數變成零，那麽維穩的迫害就是將零變成負數），也沒有放下壹切、重新生活的物質條件和心理狀態，只能在上訪的道路上壹條道走到黑。）

    但到了2018年4月，家裏情況進壹步惡化，我也知道，我父親很快可能就無法寄給我充足的生活費用，我自然也不能在繼續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了。其實，我此前就多次瀕臨身無分文的境地，有兩次給我為數不多的朋友借了500元，才免於露宿大街。至於我母親，就壹分錢都不會借給我。而不斷給我父親要錢，我自己也不心安，畢竟他自己都窮的穿著破舊的衣服，吃著饅頭和菜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日益失去耐心，變得越發急躁，經常發怒，自律和克制能力越來越差。

    這時我也加快了上訪的節奏。極富中國特色的信訪制度，處理問題流程緩慢，工作人員態度粗暴，充滿推諉扯皮，似黑洞般吞噬公民的寶貴光陰、若賭場般消耗著冤民的金錢，如絞肉機般攪碎上訪者的精力與意誌。更恐怖的是，還有壹個“截訪”體制伴隨著“信訪”體制。對於上訪影響地方政績和形象、尤其威脅到地方權貴利益的，會有地方政府勾結黑惡勢力，暴力綁架上訪者、並送往黑監獄甚至精神病院羈押，讓上訪者受盡折磨。在此之後，還會被作為長期（甚至終身）的穩控對象，被限制人身自由（例如限制出遠門，尤其不被允許去北京。在現在火車票甚至汽車票已實名制，且交通、通訊、住宿信息均與公安聯網的情況下，很容易掌握穩控對象行蹤），甚至部分人還會被黑惡勢力貼身跟蹤、在家門口“駐紮”，遭到直接辱罵與威脅（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如王全璋之妻李文足、鄭州維權老兵尚慶林、壹些P2P受害者維權骨幹）。

    因此我壹開始是通過發送EMS的方式反映問題，以相對保守的方式信訪，避免被穩控而失去人身自由。但在我向包括教育部在內的政府機構發出多封EMS後沒有回音（倒是我赴港前夕投訴河南省公安廳信訪辦而發的那封EMS，得到了壹個敷衍的回應。新鄉市公安局衛東派出所也有壹個態度、語氣上還不錯的回答，但無法解決我的實際問題）。我耗盡心力寫的關於校園暴力問題的分析文章和建議書，卻被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完全忽視，不知扔到哪個垃圾桶裏去了。我想到小說《滄浪之水》中，主人公池大為在大學畢業前，也與我壹樣，和兩個同學做了很久的農民問題田野調查，寫成幾百頁報告後寄給政府，卻石沈大海。他們此後也在現實的打磨中逐漸放棄了理想，走上追名逐利的道路。在中國，理想主義者真是壹事難成啊。

    於是我決定當面向有關機構遞交我個人舉報材料，以及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請願信。我相繼去了新鄉市紀檢委、市信訪辦等機構，也打電話給教育局，卻遇到推諉扯皮，幾句話就被打發走了。在新鄉市牧野區法院咨詢立案和申請人身保護等問題，對方說除非涉及暴恐之類的案件，其他普通案件根本就不可能給原告人身保護。我也曾經在壹場消費維權方面嘗試過法律訴訟，主要目的是為起訴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者做鋪排和試驗。果不其然，與我通過媒體了解到的其他許多人壹樣，我在訴訟過程中深深感受到法律途徑的復雜、艱難，以及法院等機構的官僚主義與不負責任（關於這件事，也很復雜，與本文沒多大關聯，就不再此記述了。以後會另寫文章詳述）。在同樣的事情中，除了訴訟，我也還以其他方式如舉相關投訴/舉報信件的方式，來為在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問題上進行街頭抗爭和去學校及相關政府機構門口呼喊做預演。然而結果也不理想，而且如果是大鬧式的，基本註定會被拘捕。

    而我在省教育廳和省公安廳的正規上訪，壹處遭遇的是敷衍與冷漠；另壹處遭到了包括侮辱謾罵在內的各種惡劣對待（我專門寫有《在河南省公安廳的遭遇》壹文描述詳情。我非常理性克制，信訪工作人員卻野蠻粗暴，也對其他訪民同樣粗暴），更沒有接受我的舉報信和建議書等材料。在信訪時，他們也登記了身份證信息並當面輸入電腦。而這時，根據其他信訪者的經驗，越級上訪會進入穩控名單，如果下壹步我去北京，或繼續在省級部門上訪，就很可能被抓捕、監視、軟禁（相應的案例不勝枚舉，在防火長城外到處都能看到此類信息）。而即便我不再上訪，也有可能成為穩控對象，且不會有任何書面的、甚至口頭的告知，但卻會在行動上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對我施加像對其他上訪人員壹樣的威脅、毆打。

    值得壹提的是，有壹起很知名的女訪民李蕊蕊上訪被強奸、被威脅要關到精神病院的事件，就恰與校園暴力有關。李蕊蕊因上學時年齡大了幾歲，受到老師的侮辱和同學的嘲笑，且後來被拒絕入校學習，剝奪了她受教育權，所以她踏上上訪之路，遭關進黑監獄，且被看押她的保安人員強奸，後又被威脅要將她送入精神病院（僅僅因為她上訪動機較為特殊，政府和當地居民甚至她的家人都不認為因校園暴力問題需要上訪。而這種“與眾不同”就被認定為“精神病”，顯然是嚴重違反人權、違反人身自由權的）。在媒體和其他維權人士（如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長趙連海）的營救下才回到家鄉。此事當時影響很大，在網上可以檢索到許多信息。她的情況與我多有類似之處，我當然也會有被關押在黑監獄和精神病院的危險。

    此外，壹系列的實名舉報，還讓我有被被舉報者打擊報復的危險，這比被政府打壓可能性更大、危害更直接。無論是那些帶有幫派色彩的流氓惡棍學生，還是個別老師，都可能對我打擊報復。為避免這些，我不輕易透露手機號碼和微信號（微信加過少數人如旅館老板，絕大多數聯系過立即刪掉），註銷了貼吧賬號（我裏邊出了800多道知識競答題，都是我的心血，許多吧友都知道。但因為在學校貼吧上過，擔心被流氓學生定位IP地址，不得不註銷）、停用了以前的QQ（無法註銷，為防止定位我幾乎壹年沒在QQ聯系任何人）、微博也用小號，想方設法保護隱私（現在想很幼稚，真想搞我，用這種小手段根本躲不過，只是自我安慰）。因為這些都可以被輕松定位，查到登錄的IP地址、我的準確位置和行動軌跡等。中國國內出售個人信息的產業非常發達，隨便網上壹搜就有花錢用社交賬號或手機號定位、身份證和手機號互查的非法業務，500-1000元壹次，而查詢戶籍和住宿記錄等更多個人資料也並不難，央視等媒體對此有過專題報道（例如2017年2月，央視就售賣個人信息、通話記錄、打車記錄、戶籍記錄等進行過暗訪和報道）。如我在舉報信中所說的：“ ……2.我所舉報的情況牽涉許多人，他們朋友多人脈廣，很可能采取各種齷齪陰暗手段來對我的舉報活動進行阻撓和破壞，例如查詢我的戶籍信息、出行和開房住宿記錄、盜取我的社交賬號、查詢我的通話記錄、查找我的位置信息（就像央視報道的非法買賣個人信息新聞中講的那樣；就像巫山縣政府監控馬泮艷微信聊天記錄那樣）……”

    這時，我已經走入了絕境。我盡了自己所能做的壹切，卻似赤身走進冰山，到處是嚴寒般的敵意，要把我凍死在冰冷的人間。我總是在想，我家庭都成這樣了，幾乎壹貧如洗，我還能做這麽多事，那些有地位、有影響力、有人脈、有金錢的知名人士，為什麽就不肯幫我發聲，為什麽不肯投身於包括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在內的公民運動之中？對媒體來說，做防治校園暴力問題的專題報道很難嗎？對學者來說，把校園暴力作為研究課題或轉給相關同事做研究很難嗎？對社會活動家和知名人士來說，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人脈，呼籲壹下媒體關註校園暴力問題很難嗎？至於政府部門，當然是有義務保護公民的安全、受教育權，有責任保護未成年人身心不受傷害的。而我壹腔熱血為國家獻言獻策，自費印制那麽多材料遞交給他們，結果不僅沒有回音，在信訪機構還遭遇侮辱和刁難。相反，那些精致利己的富人和中產，毫無社會責任心，卻悠哉悠哉的過著美好生活；屍位素餐的政府公務員，卻拿著高薪和享受平民難以企及的福利保障。我將自己的時間、精力、思考與寫作、生活費用……的大部分都投入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可以說竭盡所能，卻落得貧病交加（耗幹了金錢，抑郁癥日益加深），何其不公？我為呼籲防治校園暴力付出壹切，他們卻不願付出哪怕千分之壹。

    他/她們不知道，我作為壹個孤獨的個體，為了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做了多麽驚人的努力、付出了多麽巨大的代價。我為了省錢去奔波，壹天只吃兩頓飯甚至壹頓飯（當然這也和我本來就不習慣於吃早飯有關，但我也能省就省），吃的都是蘭州拉面、黃燜雞米飯或者沙縣小吃這種便宜的快餐（不過確實好吃實惠，能吃飽。點外賣都是兩份甚至三份米配壹份菜，盡量吃飽又便宜；住在壹天30-50元的青年旅館四人到八人間，和各式各樣的人在壹起，大晚上聽見各種打呼嚕聲音震天響，夏天冬天都不全天開空調，熱的冷的無法忍受卻又不得不承受；從上到下的衣物都是穿了超過壹年的，不爛就不買新的；頂著酷暑抑或嚴寒，汗流浹背或渾身發抖的挎著提包四處奔波。有時踏著沒到腳踝的雪奔走數裏，雙腳冰涼，鞋裏浸著雪水；坐著火車汽車累計行程至少十幾萬公裏，長途顛簸，擠公交或地鐵，很少坐出租車或叫滴滴……（關於我的出行記錄、住宿記錄、消費記錄，其實有點渠道的人都很容易查詢到，有心人可以清晰畫出壹副我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的奔波地圖）

    至於別的努力與痛苦，前面已經說過不再重復。雖然我也有以旅行轉移壓力、散心、做心理咨詢的目的，但至少說半數以上的精力，用在了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的事情上。何況我還有嚴重的抑郁癥焦慮癥，精神狀況很差。在有拖延癥狀、曾極力逃避現實的情況下，無論是各種奔波和拜訪，還是寫作相關文章，以及寄送信件，都要比常人付出更多勇氣、更強的毅力，必須強打精神與惡劣的精神狀況鬥爭。這壹切，雖有爭取個人利益的目的，但更有推動制度變革與維護公共利益的追求。在西方國家，這些行為是再正常不過的社會運動；而我個人則是標準的社運人士，是為改變落後制度與反抗社會不公的革命者。

    然而，我換來的是什麽呢？我不再重復前面已提及的遭遇及感受，但在我心中，對這些冷漠、殘酷、羞辱性的對待，已經反復咀嚼了幾百次，由痛苦到劇痛，由劇痛到麻木，然後重新清醒，又如落入冰窖。雖然有時我也能夠理解他們，就如我前面提到的那11條原因。但理解不等於認同，也不代表沒有痛苦，更不能消解現實的絕望。我本來就因校園暴力身心受創，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求助和呼籲，卻得到這樣的結果。我平日就更頭昏腦漲、記憶力下降、反應能力下降，精神已處於崩潰邊緣。

    從社會的冷漠，到體制的壓迫，既無人相助，又無法如在西方國家那樣以街頭和廣場請願、遊行的方式引發輿論關註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專制的體制，與我個人的悲劇息息相關。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泛濫與難以治理，與維穩體制、與低效而腐朽的政權、與對弱勢者申冤和吶喊渠道的阻塞，與獨裁者對公民運動、社會運動的鎮壓，與統治集團奉行的形左實右、高度社會達爾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思想與行為體系，都緊密相連。

    我已經竭力抗爭，做到了壹個沒有權力也沒有雄厚財力的個人可以做到的壹切。可是孤掌難鳴，再堅強的個人，也敵不過冷漠的世界。水滴石穿，需要億兆水珠的接續；愚公移山，需要無窮子孫的不懈。而我，壹個人，能做多少呢？無人響應的現實，讓我的壹切希望化為泡影。

   （關於那兩年求助和呼籲的詳細經歷，我會在未來完整的書寫下來，包括公開所有真名實姓的當事人，包括所有回應和不回應的，總數有100多人。他/她們大多數在互聯網上很活躍，有些人在自己所處的圈子裏可謂知名度很高，有的也至少算小有名氣。除我主動認為需要保護其名譽、安全（如涉及政治敏感）的個別人之外，我不會用化名描述，而是百分百使用其真名姓。另外，如有權威媒體願意就我的事情進行相關采訪、訪談，我也會提供這些人的名冊。這既是為了體現敘述內容的真實性，也是為了讓國內外人民都清楚與直觀的了解壹下中國社會的殘酷，展示在中國維權和求助的艱難、做社會運動的阻力之大、弱勢群體的無助之深。當然，許多我求助的對象也有各種各樣的無奈、不得已，我也能夠理解。這些我會替他/她們解釋、講出他/她們沒有幫到我的原因。但其中另壹部分人的言行和嘴臉，是很醜惡也很有意思的（求助過程中我自己的嘴臉有時也很扭曲、難看，我也會照寫不避），比前面舉的兩個例子中的人物更惡心的大有人在，寫出來既殘酷又有趣。如他們看到我的文章，歡迎據實做出評論包括批評；如對我的描述包括細節提出異議，我願意用文字、視頻和面對面的方式對質。我也願意為我所描述內容的真實性承擔法律責任及壹切其他責任）

   （五）絕望中再生赴港之念

    這時，我想到了去香港維權。其實我此前就有赴港或出國的念頭，但後來對在大陸維權和呼籲還抱希望，赴港又需要很大花費，就擱置了。然而在大陸奔波兩年卻處於絕境，因此我又有了赴港的念頭。

    為什麽想到去香港呢？我在致香港泛民主派的信（壹封請願信、壹封求助信）中詳細講述了動機，不需重寫，就直接摘錄（兩封信混摘）於此：

尊敬的

工黨李卓人先生

工黨張超雄先生

港中大周保松先生

教協葉建源先生

民協馮檢基先生

民主黨何俊仁先生

民主黨塗謹申先生

社民聯梁國雄先生

土盟朱凱迪先生

香港各位立法會議員

香港各位社會活動人士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各大學、社科機構學者：

    我是壹位來自大陸的學生，我在中學時期遭遇了嚴重的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持續數年且影響至今，我的身心受到極大創傷，個人前程、人生被毀掉。我也耳聞目睹了身邊許多人和在互聯網上了解到的其他許多陌生人都遭遇過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有許多經歷的傷害遠比我的遭遇嚴重。因此我決定開展維權活動，壹方面希望中國大陸相關機構重新調查我的遭遇，還我公道，讓毀掉我前途命運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另壹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希望通過各種方式呼籲中國政府和社會、公民關註校園暴力問題，例如我采用了向政府、高校及壹些專家學者投遞建議書、請願信等方式，以促使其關註和解決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

    但是在維權過程中，我遭遇了許多挫折，而且還有很大的危險。在中國大陸，我的人身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在我的名譽受到詆毀與汙蔑、個人生活被騷擾、個人安全受到侵犯時無法被有效制止，這已經發生過了，具體情況可以發給妳們。且被我舉報的人，有可能對我實施打擊報復，而壹些地方政府也可能對我“截訪”，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遭遇與初高中學校流氓學生那種跟蹤與威脅（我對這種事本來就有心理陰影，我不希望再遭遇），甚至如許多大陸的上訪者壹樣，被關進黑監獄、精神病院。而且在大陸，我無法真正享有遊行、請願、結社等自由，無法在公共場合進行反校園暴力的宣傳和呼籲（例如發傳單、在相關政府機構、學校門口請願、抗議），甚至還會被當場拘捕、毆打，以及其他可能的更可怕的事情。雖然現在我還沒遭遇這些，但是已經有那麽多人的前車之鑒（例如最近報道的山東於歡案中吳學占團夥做過的淩虐女訪民事件；例如“巫山童養媳”案中馬泮艷被地方政府限制自由、跟蹤、威脅、監視通訊，且對其遭遇網絡暴力不聞不問，卻對其網絡言論了如指掌），而且我也已經在河南省公安廳信訪辦遭遇惡劣對待，已經是先兆。如果等事情發生，就來不及了，我那時也會被限制出境，無法維權了。

     （以上所述的我的遭遇、訴求、可能遭遇的危險的來龍去脈和證據，都在我寫的相關材料中，因為太長，就不在此摘錄了，會隨本文壹起發給妳們。關於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請願信，也是壹樣）

    因此，我希望在香港進行我的維權活動，也希望得到妳們的幫助，例如保障我的安全，保障我在遵守香港合理的法律法規的前提下進行反校園暴力的宣傳、個人維權活動、在中聯辦、中環等機構和地域舉牌宣講、向香港各大媒體及政府機構、社會組織、高校和新聞媒體遞交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信與請願書等行動。還有，因為我是旅遊簽證，我現在的入港時限只有7天。但是7天肯定是完不成這些的，而且我回去之後永遠都沒機會再來香港了。我不希望在我完成這些目的之前被遣返、抓捕。如果我被遣返回大陸，下場就是前面所說的那些，或者還有牢獄之災（雖然比起前者，牢獄之災似乎不算太糟，因為其他的更可怕）。我因為受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本來就身心受創，還得了抑郁癥，精神脆弱，身體虛弱，如果回陸遭遇這些，可能就死了，或者徹底精神崩潰，發瘋，然後在屈辱中死去。死還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被冤屈、以及死前遭遇各種欺淩、侮辱。我懇請妳們幫助我。如果妳們願意做更進壹步的協助，例如提供壹些可以用於表達訴求的牌子、提供相關宣傳材料的印刷、指引我到合適的地方去宣傳、請願，介紹壹些香港的社運常識、以及為我提供創傷後心理輔導（就是我這些年遭遇校園暴力、網絡暴力、維權挫折造成的創傷）之類，那更好，不過這些次要要求有沒有並不重要，我完全也可以自己摸索著自己壹個人去做。



    我也希望妳們及妳們所在的政黨、妳們參加的各種社會組織也關註校園暴力問題，積極參與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防治工作，為香港、大陸乃至許多國家打擊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出壹份力。我也會在與妳們或妳們所在黨派的工作人員接觸後，把相關建議書和請願信發給妳們。其他關於防治校園暴力的請求，都寫在相關文章中了。

     我只是想為陸港人民，尤其與我遭遇類似甚至更嚴重的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受害者做些事。他/她們絕大多數人是沒有能力像我這樣四處求助，發給政府和社會知名人士、媒體的。因此我更需要舍命替他/她們說話，為這些沒有能力沒有勇氣發聲的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受害者發出聲音。

     我所寫的建議是根據我親身經歷、所學知識思考後寫成，有些意見並不成熟，而且大陸與香港社會環境存在較大差異。有些建議不適用於香港，但是香港與大陸在防治校園暴力方面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香港的經濟、政治、社會條件遠比大陸平均水平要好許多，因此可以在防治校園暴力方面起到表率作用。此外，如果可能，我也希望妳們能夠利用香港在中國的獨特地位，將我的建議書廣而告之，通過妳們的影響力及香港媒體的影響力，促請中國大陸的中央政府、教育、公安等部門關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打擊校園欺淩者、懲辦失職瀆職的教師與其他教育工作人員，解救受校園暴力傷害的未成年人。

     之所以求助妳們，壹是因為我知道妳們都是有社會責任感、正義感、同情心同理心的社會活動家，壹向關心港人與大陸民眾的民生疾苦，樂於更勇於為民發聲，為民請命，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二是我的個人政治傾向與妳們大多數人類似，都是傳統泛民的政治取向，因此我也更信任妳們，更有親近感。

     我在大陸維權艱難，因此希望在政治相對寬松、社運更為自由和活躍的香港呼籲防治校園暴力，擴大我的呼籲的影響，希望諸位社會活動人士、立法會議員、及香港政府機構（包括教育、警務等）推動校園暴力的防治，讓每壹位青少年都能在安全、自由、不受欺淩的環境下健康成長。

     如果我的建議能夠被討論、采納，哪怕只采納壹點，哪怕只討論壹下，哪怕並沒有被采納但是被社會關註到了，妳們這些社會活動家、社會知名人士、以及立法機構、政府部門、社會各界的公民們，能夠聽到受校園暴力傷害者的呼聲，讓人們知道校園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難，我就非常欣慰了。如果這樣，我這麽多年所受的欺淩、屈辱就沒有白白的承受，我的忍耐、我關於校園暴力問題的呼籲也終於有了壹些作用，能夠讓許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轍。……

   ……我在此也替他/她們這些校園暴力受害者向妳們致謝。也希望妳們繼續為港人、為包括大陸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爭取權利，維護陸港人民的民權民生，推動中國全境的革新與進步。”

    此外，我也希望能夠在香港泛民人士的幫助下，轉往第三國（尤其法國、德國）尋求政治避難，離開社會環境極為惡劣、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冷漠無情的中國大陸，到外國展開新的生活。如果那樣，我就可以投身於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也能治療我的抑郁癥，生活在充滿愛和自由的世界，再不會受欺淩、歧視，不用忍受不公，更可壹展才華，實現理想與追求。

    如同迷失於深山叢林與石壁間的旅人，突然看到遠處升起的壹縷炊煙壹樣，我似乎從絕望中看到了希望。在這樣的動機與期盼下，2018年5月28日，我從上海浦東機場乘機（此前我在上海呼籲，包括去上海市教委、市信訪辦和復旦大學，以及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等媒體），於當日下午抵達香港，開始了我帶著美好期望，卻得到始料未及的噩夢般結局的香港之行。（我已於2017年5月，辦理了港澳通行證和臺灣通行證、護照，且申請了壹次旅港簽註。當時未當面信訪，沒有被穩控，所以也就順利辦下來了）

     （當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中，許多港人包括我曾經很崇敬的人的言行，讓我對香港、大多數香港人的看法，發生了極大變化。此外，近壹年來在墻外互聯網上看到許多港人的價值觀和言論，尤其對大陸人的態度和舉動，讓我深深的感到自己當初去香港的選擇是自作多情、走錯求助方向了）

第二章 興奮、失落、迷茫、絕望--在港的十日奔忙

   （壹）在盲目樂觀中抵港

   5月28日上午，我抵達浦東機場，心中非常興奮和忐忑。因為我的打算是，這次赴港，就不準備返回國內了，壹定要在呼籲防治校園暴力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並得到香港媒體和政黨的關註，得到有組織的支援，然後尋求政治避難，轉到第三國。（當然後來的經歷讓我明白我這些想法真是極為幼稚和不切實際）

   乘坐擺渡車時和登機之後，我還高高興興拍攝了浦東機場登機口、從機窗拍了停機坪、拍攝了即將離開（當時以為是永別）的上海、中國大陸。在航班起飛之際，我以為這或許是我在中國大陸拍攝的最後的影像，以為自己擺脫了被“截訪”的可能，也離開了危險與冷漠的環境，將會有全新的未來。興奮之下，我還把照片發給壹位同病相憐的孤單的弱者，壹位大陸較有知名度的底層女性受害者M女士；以及大陸社運領袖、公民運動組織者、民主革命家X先生等社會活動人士，告訴他/她們我去香港了，發送了諸如“我自由了”之類的訊息。對比後來在港被關押23天的經歷，出境時我發的這些信息真是莫大的諷刺。（我僅僅只是告知他們，他們與我的行為沒有關聯）

    14:30左右，我所乘的航班抵達香港赤蠟角機場。（因此次香港之行距今已數月，加之精神狀況不佳，所以本文中提到的行程和許多事件發生的時間，與當時真實時間可能會略有偏差，個別事件有可能因記憶偏差在順序上有顛倒，但總體時間線我記得還是比較清楚）

    下機後在海關的入境口，我把港澳通行證遞給看起來像是印度裔的關員，他操作了壹通電腦之後，交還給我通行證和壹張超市小票大小的紙片，上面寫著“批準逗留至6月4日”的字眼。我在抵港前就知道我的簽註只能在港停留七天，但對根本無歸意的我來說，至少當時並沒在意這壹點。

   出關後，我在ATM取了幾百港幣，購買了八達通。這時我才開始搜索我要找的相關機構。我在地圖上搜索香港最大的泛民黨派民主黨（的辦公位置），只搜到壹個“民主黨（九龍西支部）（下稱民九支部）”，位於太子站附近。雖然當時已經大約4點了，但是我還是決定今日就去拜訪，順便在市區找壹家旅館住下。然後我乘坐地鐵，幾經轉乘抵達了太子站，循地圖找到民九支部。這時大約5點鐘。自從下機、乘地鐵，然後步行到民九支部，壹路聽到的都是香港話，看到的也都是豎立的繁中招牌，已是到了與大陸迥然不同的地域。

    （二）初見泛民，順而無利

    到了位於恒利大廈三樓的民九支部辦公室門口，我沒有馬上敲門，站在門旁猶豫了很久。雖然我來香港有壹個大致計劃，但真的到了之後怎麽說，我卻並沒仔細準備過（因為考慮後就會想到與素不相識的人求助並不容易，而且在大陸都遭到那麽多次拒絕了，所以壹直拖延關於具體怎麽說的思考。不過我倒是在28日當天急匆匆寫了壹封致幾位香港立法會議員/前議員的求助信，比後來我發的請願信和另壹封求助信都要短）。

     我猶豫的另壹個原因是，我雖然在以前，通過互聯網上的新聞報道、各種文章，對泛民有所了解，但畢竟從沒接觸過真人，所以很緊張。

    但我想到既然已從大陸來港，且打定主意不再回大陸，怎麽能臨陣退縮呢？於是鼓起勇氣敲了門。壹位年齡大約20多歲的女士（像是普通書記員）開了門。我說我是中國大陸來的學生，有事情要求助，她要我稍等。過了壹會，壹位大約30多歲的女士（可能是支部負責人？我當時沒想到問她姓名和職務）和壹位年輕男士分別從兩個裏間辦公室出來，與為我開門的那位女士在談論關於遊行示威方面的事。這是我第壹次親眼看到香港泛民、政治反對派，但看到之後並沒什麽特別的感覺，也就沒那麽忐忑了。

   然後我又做了壹遍自我介紹，把自己帶來的文字材料（關於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寫的分析文章等）給她們看，並告訴她們1.我在大陸可能遭遇政治迫害（拘禁和毆打上訪者、阻礙維權和社會運動也是制度性迫害，雖然是牽強了些），遭遇社會性歧視和欺淩（這個在我的自述中講的很細，我確實無法在中國這樣壹個對抑郁癥患者、對特殊性別特質的人非常歧視的環境下生活，何況還有網絡暴力和流言造成的集體霸淩、長期性霸淩），心理遭遇極大創傷，希望尋求政治避難；2.我想要在港宣傳防治校園暴力，在香港中環等鬧市區示威請願，宣講我的遭遇和防治校園暴力等，也希望去中聯辦、各大高校民主墻張貼我寫的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書和建議信；3.希望有政黨能夠幫助我。然後我也把還沒來得及印刷的那封當天剛寫的求助信根據她們提供的電郵發過去。

    她們簡單瀏覽了我的紙質材料，把發的郵件打印出來，讀了郵件中我的請求，對我表示同情和理解。那位負責人女士聽到我要去中聯辦張貼請願書，就很驚訝，說“啊，妳要去中聯辦啊，那樣妳就回不去了”。她們善意提醒我，當時過幾天就是六四，時值敏感日期，如果我參加相關集會或此時在中聯辦張貼什麽，會大陸後就很危險。我說我就沒打算回去了。於是她們就幫我印了壹些她們認為可能幫到我的機構，如支聯會、國際特赦組織等許多機構的聯系方式和地址等信息頁，香港四大紙媒的聯系電話，以及各大學的網站和地址（其實大部分我可以在網上搜到的）。我還提到關於在香港提出“酷刑聲請”的問題，他們給了我入境處的相關材料和聯系方式。她們聽到我還要去很多機構和政黨，還熱心的將我發的求助信郵件打印出來了很多份，把我印的防治校園暴力的材料也復印了幾份，用她們辦公室的夾子夾好交給我。她們熱情對待我這麽壹個素不相識的大陸人，也為我提供了其他機構聯系方式，我也不好再提更多要求（況且要求都已寫在郵件中了，她們已看過，並無進壹步表示），於是就道謝告辭離開了。

   這些工作人員沒有大陸黨政單位幹部那種死板、扯皮、愛搭不理、居高臨下的官僚氣息，她們是善良和熱情的。但是……似乎我無法得到進壹步的幫助，例如和民主黨進壹步討論能否借助其力量宣傳校園暴力問題、給予我個人以聲援、為我構想的遊行和請願提供支持。當然，她們並沒義務進壹步幫助我，無論如何我都感謝她們。

    通過與泛民的這次“初見”，我已隱隱約約感覺到，在香港恐怕沒有人能幫我脫離苦海和達成訴求，不會有人真正付出人力物力幫我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為我爭取政治避難。壹切還是要自己來。

    我從民九支部離開後，看了幾個組織機構的地理位置，發現支聯會、立法會李卓人辦事處（我知道李已不是立法會議員，但還是很想見到他，李卓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香港泛民人士之壹，他如果能幫助我就再好不過）距此很近。雖已是傍晚，但我還沒找住處，索性先去看看。

    步行左拐右拐，用了十幾分鐘就到了民九支部給我那張紙上提供的支聯會地址--好望角大廈。我到了樓上，看到門上貼著支聯會紀念六四的各種海報。但進去之後找了半天卻沒找到支聯會的辦公室，裏邊好像全是教協的工作人員（後來我才知道支聯會是借用教協的地方工作）。我問了壹位女士支聯會在哪辦公，她又問了問身邊的人，告訴我支聯會的人今天沒有在。然後她給了我壹個電話，和民九支部給我的是同壹號碼。我看天色已晚，且擔心語言不通，就沒打電話。

    從教協離開後，我來到地圖上搜到的“立法會李卓人辦事處”所在的“彌敦道557-559號”。地圖上寫的是15A，但我到了樓上之後，發現好像是壹個健身房。我用普通話問房間內的人，他用香港話回答我，說了半天他才搞懂我找誰，然後建議我去8樓。然而8樓也沒有（我也忘了8樓是什麽）。我就回到樓下，大廈保安也說不知道。我正要離開大樓時，突然瞥見標示各樓層機構的分布欄中的壹行寫著“香港職工會聯盟”。李卓人就是職工盟的啊。因此我問詢了保安確認後，我就趕快乘電梯到了職工盟所在的19樓。

   這時已經是晚上8、9點鐘，但幸好職工盟還有人在。我敲門之後，壹位20多歲的男職員開了門，我把在民九支部打印的求助信給了他，並告訴他想見李卓人先生。他告訴我李卓人恰巧不在香港，到周四或周五才能返港。於是我向他要李卓人的電子郵箱，他爽快的寫給了我李卓人先生的郵箱地址。

   （三）心事重無心覽景，物價貴焦慮日深

    離開職工盟，我才從急於求助的緊張中回過神來，打量入夜後的香港。自乘地鐵到市區、小步快跑的連去三家機構，心事重重，還壹直用手機查交通路線和機構地址，根本沒註意看身邊的街景。

     炫目燈光照耀下的旺角，與我看過的香港電影、新聞影像中的香港街市，並無二致。對首次到香港的普通遊客來說，親眼看到東方之珠的夜景，如熙熙攘攘的市場、街頭巷尾透出的英式風情，都會或多或少激動壹番，逛街、拍照、品嘗特色美食、參觀景點、購物……不過我完全沒有這些雅興，景色對我沒任何吸引力。我置身於香港的中心，心中有波瀾，甚可說心潮難平，但是因思索維權、求助之類而起，和這座看起來很美麗、中國唯二特區的街市與風情無關。這些年遭受的累累創傷，維權挫折，求助中遭遇到各種無情的拒絕和冰冷的眼光，令我身心俱疲，痛苦不堪，自然也毀壞了我欣賞美的心境。所以，身處繁華的旺角，我也只跟翻閱不感興趣的娛樂雜誌壹樣，粗看了幾眼周圍的樓宇和招牌，就開始找住處。

    查找結果讓我備添煩悶。無論是我常用的美團，還是愛彼迎、攜程，顯示的附近旅館房價都不便宜。我在大陸京滬的青旅，壹天住宿僅僅30-50元，而現在看到的，絕大多數都在200元以上。價格較低的也有，但差評很多，大致看了幾個差評，竟然還有店主辱罵威脅、不退押金什麽的。旅館條件簡陋倒沒什麽，但我初次來港，又是為了辦事，怕節外生枝，所以不想住這種問題房源。因此壹時半會竟然找不到便宜且安全的住所了。

    入夏的香港，天氣濕熱，揮汗如雨。我只好找了壹家麥當勞，想邊吃邊在網上找旅館，最重要是吹空調降降溫。我點了壹份套餐（忘了具體吃的什麽，反正有漢堡薯條），60多港元，比在大陸貴了壹倍。看來寸土寸金的香港不僅住宿昂貴，吃飯也不便宜。

     看到高昂的物價，本來就煩悶的心情更為焦慮。我本來就沒帶多少錢，家裏又越來越困難，如何承受在港的消費。我機械的嚼著薯條，毫無感覺，跟味覺喪失了壹樣，註意力都轉移到找旅館和對物價的煩惱上了。不過還好，幾番搜索，終於在美團找到了壹家評價不錯、小單間壹天200人民幣（美團上還是人民幣計價）的旅館--新d方賓館。雖然也不便宜，但總不能睡大街吧。睡大街太熱還在其次，主要是休息不好頭昏腦脹，會嚴重影響辦事。

    胡亂的吃完快餐後，我看著百度地圖（我用的是中國聯通手機卡，即便在香港用Google地圖也要翻墻，所以在港期間大多數時候用的都是百度地圖），沿著彌敦道，找到了旅館所在的新興大廈。

    進了大廈找到電梯，等電梯到了，上去卻發現沒有賓館所在的樓層（我現在忘了在幾樓了）。我問身邊的人，壹個個都搖頭、面無表情，甚至毫無反應，也不知道他們是不知道怎麽到我說的樓層，還是聽不懂普通話。後來找到保安，才找到可以去賓館的大廈另側的電梯。我來港之後，遇到類似的麻煩和不適應，比比皆是，例如把電梯按鈕中的①當成大陸的1樓，總是出錯電梯停的樓層……至於部分港人在大事小情上的冷漠，與大陸人“各有千秋”，我後來體會的更多（尤其是香港人對大陸人的歧視，更明顯）。

    賓館老板很熱情和藹，登記之後，我找到了自己所在的房間住下。我進房間第壹件事就是打開空調，實在是熱的受不了，下機之後幾個小時的奔波，渾身被汗水浸透。洗漱之後，我分別給民主黨和李卓人的郵箱發了郵件，講了我大致情況，還把防治校園暴力那幾篇文章的電子版發給他們。在給民主黨的郵件中，我提出希望見到塗謹申議員（當然後來並沒有得到回復）。

     給李卓人的郵箱發郵件，結果發送失敗。我當時以為是WiFi問題，但試了多次都是如此，而發給其他人就正常。雖然有提示，但是是英文，我頭昏腦漲也沒仔細看。後來第二次去職工盟，才知道是我把手寫的郵箱地址“ctu”看成了“cfu”。如果在前兩年，我立即就能察覺為什麽發送失敗，對這類小事馬上就能明白原因。但幾年間不斷受創受挫，我腦子越發不好使了，反應能力下降，時常在這類小事上不知所以，用我們老家方言就是“不機靈了”，心理創傷的影響就在這些細節中體現出來。

    正所謂“心靜自然涼”，反之，即便空調客房涼爽怡人，各種擔憂仍令我焦慮的無法入眠。前面已說到，在民九支部的經歷，說明我得到的幫助可能僅止於印刷文件這種細枝末節。連香港最大的泛民政黨民主黨都是這樣，恐怕其他政黨和個人更不可能幫到我。

     而更迫在眉睫的危機是，我的錢不夠了。本來來港時就剩壹千多元，即便我父親每三天寄給我500，也不夠我在港的開銷。如果我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幫我的人，或者免費的住處，我就不得不露宿街頭或者被迫返回大陸。想到這壹點，我不禁打了個冷顫（這次在香港沒成果，以後恐怕永遠都沒機會翻身了），內心更為煩躁。我在來港前本就應考慮到錢緊的問題，但壹直逃避直面現實，盡量想樂觀的卻不切實際的可能性。然而昂貴的物價把我強行從理想拉回現實。錢，住，吃，超過了維權，成了壓迫我精神的主要因素。

    明白了尋求幫助的急迫性，我決定加速求助進程。當晚我就搜索了民協、社民連、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的地址，籌劃在港第二天的行程。有了目標，心中平靜了許多，安慰自己“車到山前必有路”，不知不覺就在空調的涼風中入睡了。

   （四）造訪國際特赦組織和民協，二赴支聯會

    次日（5月29日）上午（應該是這壹天，但因時間太久，也可能是稍晚的壹兩天），我首先去了國際特赦組織。敲了門後，壹位戴著眼鏡的30歲左右的女士（不知道是香港本土人還是華裔）開了門。我問“我可以進去說嗎？”，她堵在門口，面無表情的用生硬的中文問我“妳可以說英語嗎？”，我告訴她我英語不太好，主要是想尋求政治避難，希望得到她們的幫助。她站在門口猶豫了壹下，示意我在門口等待，回辦公桌寫了壹個電子郵箱給我，要我把情況先發到郵箱。然後就跟我說再見了。簡短的交談期間，還看見來了兩個20歲左右的女生（可能是組織的實習生？），被她迎進房間，我則不得不壹直站在門口。離開之後，我心想，國際特赦組織官僚習氣也挺重，對求助者十分冷淡。她們難道不知道，來求助的人往往都是走投無路，甚至有生命危險、正處於極大的危機中嗎？這麽草率敷衍，談幾分鐘話或作個記錄都不肯（做個記錄很重要，因為壹旦出事，就有據可查，相當於“留了個記號”，不會完全“失蹤”），讓我對大名鼎鼎的國際特赦組織大跌眼鏡。不過我後來在網上了解到，國際組織在亞的機構普遍冷漠虛偽，如在泰國的聯合國難民署也是如此，我也就比較釋然了。

    我又到了民協總部。民協大門敞開，屋內燈光昏暗，雖然是工作時間，卻壹個人都看不到。我又是敲桌又是高聲問詢，才有壹位年紀很大（大約60歲？）的老太太走出來。她只會講香港話，交流非常困難。後來她找出紙筆，告訴我民協的人平常都不在此辦公，只有下午五點開會時才有人。在好幾個機構都撲了個空，我非常失望。我告訴她我希望聯系民協議員，她就寫了譚國僑和何啟明議員的聯系方式（後來我才想到他們是區議員而不是立法會議員），然後要我留下材料和聯系方式。我在求助信空白處寫上自己名字和郵箱、手機號交給她，問她馮檢基的聯系方式（我對馮先生略有了解，而且他也是傳統泛民，所以我認為他是值得我信任、可能幫助到我的好人），她寫給了我。我道謝離開。

    我出門就打了馮檢基辦公室的電話，卻聽到香港話的智能語音，沒聽太懂，好像是無法接通之類的意思。我想起昨天支聯會沒人，決定再去壹次。

    然而今天還是沒人。於是我詢問教協職員，她們答應幫我聯系，然後就給了我壹個電話號碼。我撥打電話，傳來壹位女士的聲音。我告訴她我是大陸的學生，在大陸遭遇政治迫害，希望尋求支聯會幫助，申請政治避難。她告訴我，在香港是無法申請政治避難的，因為香港是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下。簡短說了幾句後，我告訴她我想和她見壹面是否可以？她立即就同意了。然後我把電話交給工作臺的職員，她幫我寫下了見面的地址，以及這位女士的名字--馮愛玲。

   因對香港不熟，為避免迷路或路上耽擱而遲到，我就提前兩小時去了銅鑼灣。因物價太貴（在飯店吃壹頓午飯大概60人民幣，還吃不飽），我壹個外來旅客也找不到便宜實惠的飯店，中午幹脆就沒吃。所以我到銅鑼灣後，就在7-11便利店買了壹份孜然燒春雞（壹小只整雞，30元，很實惠），去了麥當勞買了套餐配著吃，邊吃邊等。吃到壹半，還被服務員警告不讓在店內吃外帶的食物，即便我也買了份麥當勞。我只到港壹天多，就在幾件事上感到，香港比大陸更強調規矩、更少通融。當然，這也可以說是文明的體現。

    （五）與支聯會馮女士的第壹次談話

    晚上7:40分，離約定時間還有20分鐘。我從麥當勞去約定地點見面，地圖上近在咫尺，但在小巷子轉了好多圈才找到具體位置，看到了教協的牌子。這才想到這裏和好望角大廈壹樣，支聯會都是和教協在壹處辦公。幸虧我提前去，否則就遲到了。

    到了教協所在的二樓，我告訴前臺職員要見馮愛玲女士。她打了電話，要我稍等。等待期間，看到有許多老人（應該是教協會員）在樓上看書、交談；海報上張貼著教協日常活動和發放贈品的說明，很像大陸企事業單位的活動中心。教協雖為泛民主導的組織，但辦公處並沒什麽政治色彩。

    過了壹會，壹位大約60歲、滿頭銀發、面容和藹的老奶奶走出來，跟我打招呼。她就是馮愛玲女士，也是我在港期間，給了我最大幫助的人。後來我被關到警局和精神病房，如果沒有她的幫助，尤其與我父親的聯絡、對我的探望，我所受的苦難會更多、受苦時間更久。

    我隨馮女士到了她的辦公室--位於教協所在的閣樓上的壹個類似雜物間的房間。房間很小，屋內堆放著支聯會的各種海報、雜誌之類出版物，標語牌、桌椅之類占滿了房間。這就是聲名遠播、在八九民運中出錢出力甚巨、為呼籲平反六四和紀念六四堅持了近30年的支聯會辦公場所（之壹，但其他的恐怕條件也不好）。它寒酸的還不如中國壹個貧困縣縣委縣政府大院內的儲物間，卻是國際上對六四事件介入最深、對六四問題研究最多、對六四後續關註最久的組織的辦公室之壹。

    我從堆積如山的各類物品中拉出兩把椅子，和馮女士面對面坐下。我壹邊作自我介紹，壹邊把求助信和防治校園暴力的材料遞給她。馮女士用心的看著我的材料，問我的情況、來港有何打算。我就簡短的講了我遭受的校園暴力的苦難，以及維權歷程。

（以下是當時對話大致意思，並非壹字不差，部分對話記錄是將口語意思“翻譯”為書面語，本文中部分其他對話亦如此）

（因時間太久，只記住了與支聯會馮女士的壹部分談話內容，我只挑記住的和比較重要的寫出，實際談話要比這長很多）

我：“我因為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得了嚴重抑郁癥”“高考考砸了，人生都被毀了”……我不斷訴苦。

馮：“我們也經常遭受到網絡攻擊，就像支聯會在網上（Facebook）被五毛謾罵詆毀。”馮女士對我的遭遇很同情，也告訴我網絡暴力哪都有。

我：“妳們是壹個集體，謾罵的不影響妳們（現實）生活，而且還有支持的（所以受網絡暴力傷害較輕）”、“各種威脅、謠言，傳播照片挑釁，被圍攻，我自己面對（承受），不是妳們能想象的。”（壹個孤立無援的個體、普通人承受網絡暴力，和社會組織、名人承受的，完全不同，尤其我是在封閉的小圈子遭遇的網絡暴力，就跟在監獄裏被欺負壹樣，無法躲避和求助，且吃的是啞巴虧。而這壹點恰恰很多人不理解）我解釋著這些細微卻關鍵的區別、嚴重的傷害。

馮：“我理解。”馮女士應該是理解了我的心情，但恐怕難以真的感同身受。

我：“我很希望得到香港泛民政黨的這些幫助（就是求助信中提到的希望給我標語牌、印刷材料、以及給我關於香港遊行示威的指導）。”我指著求助信說。

馮：“現在香港很少關註大陸的事情，恐怕（他們）幫不了妳。”的確，香港近幾年反大陸風潮日甚，傳統泛民敗落，本土派崛起，港人大多對大陸內部事務包括人權問題已經不怎麽關心了。

我：“我覺得校園暴力是個世界性問題，香港也有吧”

馮：“香港有啊，聽說有中學生（因校園暴力）自殺的”

我：“所以我很希望利用香港這種自由環境，宣傳校園暴力的嚴重性”；“校園暴力受害者需要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就像同性戀（群體）壹樣，我希望在香港能建立防治校園暴力的組織”

馮：“妳好像多次提及同性戀（群體）（我前面也有提到，不過對話就不壹壹列出），為什麽想到和他們（比較）？”

我：“我覺得同性戀（群體）與校園暴力受害者有許多相似，都是弱勢，同性戀（群體以前也是被歧視、欺負，但是後來組織起來，就爭取到社會的尊重和法律保護了。校園暴力受害者也應該（效仿）”

我：“韓國對於校園暴力問題很重視，但是我沒有條件去，語言也不通”。我當時壹心想著國際社會的幫助。

馮：“這個我也不了解”

我：“我準備去中聯辦門口請願、舉牌、張貼防治校園暴力的材料，不知道有沒有作用？”

馮：“中聯辦門口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事（不會引起多大影響），即便傳媒報道了，（熱度）也很快就過去了”

我：“我很想為防治校園暴力事業而奮鬥、犧牲，就像中世紀的布魯諾，布魯諾，您知道嗎？”

馮：“妳還很年輕，很多事不是像妳現在想的（那麽容易實現）。”後來的事實果然證明了我的幼稚。

我：“我學習成績很好，原本可以考上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這些大陸最好的學校的，所以如果能為我提供條件，我肯定有很大成就。”對於與名校失之交臂，我壹直耿耿於懷，經常提及，跟祥林嫂念叨“阿毛……”似的。

馮：“那妳還不如回去考學，或者上夜校，上了大學，以後工作有了收入，再去實現理想。”許多人都這麽說，卻不理解那根本不現實，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下，身心受巨創，謠言滿天飛，不可能正常學習，考學之路已經毀了。我的上訪之路也是開弓沒有回頭箭。

我：“我回去就沒有出路了，還可能被抓，我想在香港申請政治避難。”雖然我已經在電話裏得到對此事的否定答復，但還是不死心。

馮：“在香港是沒辦法申請避難的，有許多比妳（受迫害）嚴重的，很有名的人，在香港都沒有（申請避難）成功，最後還是回了大陸了。”馮女士重復了這樣壹個殘酷現實。

我：“可是我回去沒有辦法生活下去啊，那些網絡暴力還在影響我的名譽，我抑郁癥也沒辦法工作學習”……我把本文中提到的我的絕望處境大致講了壹遍。

馮：“有時候，遇到困難就要去勇敢面對”

我：“如果我去歐美國家可能就好了，也能做很多事。”我到香港的兩大目的之壹就是想轉往第三國，逃離中國。

馮：“在歐美生活也不是那麽容易的。如果想做事，還是要從生活的地方，從身邊做起、鬥爭，不能離開（大陸）”

我：“在國外沒有歧視，生活自由，我可以做社運人士和職業革命者”

馮：“不是妳想的那麽好，外國也有很多歧視，還有要解決生計問題”

我：“我6月4日滯留期限就到了，到時不回去會被遣返嗎？”此前並沒考慮過這壹點。

馮：“會，大街上經常有查證件的，查到就會遣返”

我：“那我怎麽辦（不能政治避難）？”聽到說可能會被遣返，我心中壹沈，但我的確沒有別的路。

馮：“妳就把這次來港當成壹次考察吧，多逛逛，散散心，以後有機會再說（出國或申請避難）。”

我：“……”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麽說了。如果我有良好條件，還有錢，家庭還好，我當然可以多嘗試，找各種途徑。但現在沒有金錢，更沒多次試錯的機會，無路可走，且拖延不起。

……

    談話中，我也提及了關於六四、支聯會、大陸維權的艱難、輿論環境的惡化、我對如已故的司徒華先生、現任支聯會領袖李卓人等泛民人士的敬仰、香港政治情勢等許多方面的事，也向支聯會為六四、為中國民主事業、為中國人民的付出表達了敬意和感謝。這些談話內容與本文主題關系不大，且時間太久記不清具體對話內容、篇幅很長，就不具體寫出來了。



     我告訴她我想去港中大找周保松教授，以及在港中大和港大民主墻張貼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信和建議書。她說她聽說過周教授，但沒見過面。我說我壹直很景仰周教授，想去拜訪他，聽他出出主意，看看他能否幫我和關註校園暴力問題。馮女士說香港各大學都放假了，中大半月前就放假了，港大也要放假了，去了之後不壹定有人。我來的確實不巧，但又沒第二次機會。所以我還是決定第二天去至少其中壹所高校。

    我們事先就約定只談半小時。談話結束時，我索要了馮女士的郵箱（也是支聯會的工作郵箱），馮女士又給了我兩期支聯會的刊物《港支聯通訊》，以及紀念六四活動的宣傳冊。然後我就告辭離開了，馮女士壹直送我到樓梯口。

    這是我第壹次與香港泛民人士詳談。馮女士壹直註意傾聽我的訴說，也很有耐心的回答了我許多疑問和想法。雖然她道出了香港無法幫助我的現實，讓我感到失望，但她只是陳述壹個事實罷了。誰能壹下子扭轉現實呢？就像馮女士在談話中提到的：“我們呼籲平反六四這麽多年了，（中共）就根本不理我們，我們只能做到堅持（雖然支聯會事實上做了更多實事，如幫助“天安門母親”群體）（這麽呼籲下去）”。

    現實總是殘酷的，受侮辱與損害的弱者常常是無力的，正義的伸張遙遙無期。六四如是，校園暴力受害者亦如是。只是前者舉世皆知；而後者，連個協助和保護受害者的組織都不存在，連集體發聲的平臺都沒有。甚至，幾張海報、幾副標語牌、哪怕壹次遊行請願都沒有。

   （六）二赴職工盟，造訪立法會

    從教協閣樓返回旅館後，我就把防治校園暴力材料的電子版（壹共約10份，包括給大陸壹些機構和個人的信）發給了馮女士。我也寫了壹封感謝信，對馮女士今天願意會見我、傾聽我的訴說、為我提供建議表達了感謝。此外，我也表達了希望再次面談的意願。

    第二天（5月30日）早上，我就收到了馮女士的回復，她非常願意在今天同壹時間同壹地點再次會面。因為我在去信中提及“死亡”、“犧牲”，她還勸說我要珍惜生命。

    我決定再次去職工盟，看看李卓人先生在不在，或者其他人能否幫我。前天晚上見的人並不在，免不了又要問詢和解釋。之後，壹位姓洪（好像是姓洪？因時間過了很久，不太確定。如果是，就和之後我被關在精神病房打電話聯系的那位職工盟洪先生是同壹個人）的30多歲男士接待了我。我道明來意後，又給了他壹份求助信。他拿著看了起來（說明我那天晚上的求助信並沒被那位工作人員傳給其他人看）。我又打開手機電子郵箱，問為什麽發給李卓人先生的信失敗。他看了壹下告訴我發錯了，我才發現原來我把“ctu”看成了“cfu”。

     在我請求他們幫助後，他打了壹個電話，告訴我，有壹位負責大陸方面事務的職工盟職員--林祖明先生，會由他與我面談具體溝通事宜。但他在另壹處工作，而且今天生病去醫院了，下午可能才能趕來見面，也不確定時間。我計劃的是下午去立法會，既然下午不確定能否來這裏，那就再過壹天再說吧。我把我的身份證號和港澳通行證編號寫在求助信上留給他，指望他們可能幫我辦理延期滯留或政治避難手續。

    我又向洪先生問了問關於港大、港中大的位置和情況，就道謝告辭離開了。這次談話中，洪先生還是比較熱情和負責的。這樣相對親民的工作作風，估計和職工盟關心基層的政治定位、常與基層工友打交道的經驗豐富有關。

    午間，我乘地鐵抵達位於金鐘的立法會大樓。在乘地鐵期間，我看到旁邊壹位女士拿著寫有香港最高法院字樣的材料，於是詢問她最高法院是否和立法會在壹處。她聽到問話立即用手遮住材料，很不高興的回答了我的問題。我並不是有意看她的材料，僅僅無意間看到，然後就正好向她詢問下法院的地理位置（因為地圖有時候不準，容易繞暈）。看來香港人很重視個人隱私。

    從地鐵出口到立法會，中間經過商場、天橋、立法會內部天橋……等等壹大堆亂七八糟、讓我暈頭轉向的路程，到了壹個好像是立法會接待來客的大廳（位於二層，與兩個天橋交接處）。

     立法會接待處很像賓館的前臺，壹位女性工作員詢問我有什麽事。我拿出身份證件和材料，告訴她我希望面見幾位立法會議員，並在立法會前請願。她並沒接我的證件和材料，只是告訴我這需要預約，而且並不是所有議員都在立法會大樓辦公。

     我告訴這位女士，自己並沒有他們的聯系方式。於是，她請我把手機交給她，連上立法會大樓的WiFi幫我登入了立法會網站（我的聯通4G網絡需要翻墻），翻到了寫有議員們辦公室電話、工作郵箱和辦公地址的PDF頁面。她也建議我，現在正值午間，電話可能打不通，可以去距此不遠的訪客大廳休息。我道謝後立即截屏和手抄了幾位泛民議員的聯系方式，告辭去訪客大廳了。

    又走了壹段很短但也令人暈頭轉向的路程，到了訪客大廳（準確說可能不是這個稱呼，但我也記不起它的學名）。沒想到的是，我在大廳安檢處體驗了壹把中國大陸機關安檢的待遇。我來到安檢口，幾個男女安檢員毫無禮貌，臉上洋溢著大陸基層幹部那種小人得誌的神情，用訓斥的口氣說話，我聽不太懂香港話，壹位女安檢員就沖我大喊大叫，頤指氣使讓我站這做那。她們問我帶著什麽東西，搜了壹通包，把指甲剪都搜出來放外面，然後用器械結結實實的從頭到腳搜了壹遍身體。經過驗包、搜身、問詢幾通程序，才給了我個牌子讓我進去，而且要我把包存在保管箱內。壹位保安員尾隨我進到保管室，讓我把包裏東西拿出來放到保管箱，指著我掏出的充電器、另壹部手機，還有厚厚的文件材料、毛巾（天太熱我隨身帶著擦汗），以及壹些透明膠帶（貼標語和材料用）、耳塞、鏡子、八達通卡、硬幣等亂七八糟的小玩意，說“這些妳都要帶進去？”我說：“妳們不讓帶這些嗎？”他不置可否，我就壹件件把它們放到保管箱。稍後他又說“這些可以帶進去”，我只好又壹件件的放回包裏。

    我被他們這通野蠻的安檢和沒邏輯的支使整的暈頭轉向，比剛才暈頭轉向在各種天橋和立會各大樓間轉的還暈頭轉向。我就沖這位保安人員說：“妳們這的官僚主義都快比上大陸了”。他打著哈哈回：“妳們大陸現在發展的比香港好”，也不知他沒理解我說的意思還是故意打馬虎眼。

    終於進到樓內，還要在工作臺填表登記，和大陸信訪部門壹樣，要填寫個人信息和出示身份證件。弄好之後，我就拿出剛記的號碼打電話。

    我第壹個電話打給了教協葉建源議員辦公室，是壹位張姓女士接聽的。她壹開始讓我聲音大壹些，可大廳禁止喧嘩。我轉了半天才找到個角落提高聲調講話。我告訴她，我是中國大陸的學生，想在香港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的問題。而教協作為香港教育機構，自然與防治校園暴力有關。因此我想把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呼籲發給葉議員，希望他能夠關註校園暴力問題，利用議員的地位和影響力，以及教協這個組織，壹方面推動香對港本土校園暴力問題的關註和防治，另壹方面輻射、促請和影響大陸對校園暴力問題的關註和治理……（也就是本文前面貼出的請願信中提及的來港維權動因）。最後，我還提到要在立法會和香港政府大樓前舉標語請願的問題，問她如何請願、葉辦能否給予支持。

     這位張女士說，“我們沒有辦法接受請願，關於怎麽請願我們不了解。妳先把材料用電郵發過來吧”。我又問她我能否面見葉議員，當面遞交由我簽字按手印的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書與建議信（這樣比較正式，有象征性意義、易引起重視）。她在電話那頭似乎猶豫了壹下，大概意思是說的“葉議員不在，不方便與妳見面”、“我們都在工作，也是不方便到樓下和妳見面的”、婉拒了見面的要求。我道謝後掛斷電話，簡短的寫了封致葉議員的信，連同相關材料發了過去。

    第二個電話打給張超雄議員辦公室。壹位男士很爽利的說，妳先把材料發過來吧。

    本想打第三個電話，是要打給朱凱迪議員辦公室，然後轉念壹想，還不如直接發郵件算了。

    於是我分別給張超雄和朱凱迪寫了封信，把信和材料發到他們的工作郵箱。

    寫信字斟句酌，用了將近半小時，等到發完郵件，看時間已經是中午了。我問大樓內有沒有打印紙質文件的地方，有人告訴我在大廳裏的圖書室。我到圖書室問詢，被告知只能復印不能打印。堂堂壹個立法會，竟然連個對外提供打印服務的文印部都沒，這又和中國大陸機關很相似了。

    這時，我又給葉辦打了電話，想確認壹下是否收到我的郵件。撥通之後，是壹位男士接的電話。於是我問他知不知道剛才我對那位張女士說的那些事，他說不知道。我問他看到我發的防治校園暴力問題的郵件了嗎？他說：“我是看不到郵件的”。於是我又耐心的把對那位張女士說的話又重復的講給他。說到壹半，他打斷我的話說：“這為什麽要找我們？”。於是，我在電話中仔仔細細的解釋：校園暴力是陸港乃至世界都有的問題、大陸維權艱難而香港有壹定的自由、香港也需要解決校園暴力問題、香港關註校園暴力可以輻射影響大陸……我還沒講完，他又來了壹句“但這和我們有什麽關系呢？”。我憤怒的掛斷了電話。

     我回到立法會接待處，說要投訴這位工作人員。我又撥通了葉辦電話，我把電話交給了接待處的女士，她聽電話時對方已經掛了。然後再打就打不通了。我惱怒不已，在接待處發了壹通火。我自費赴港，為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又花錢又出力，當天又汗流浹背的從旺角趕到金鐘，謙恭客氣的求助，卻得到無責任心的粗暴拒絕。而且發生糾紛後，他從中作梗，我就很難和葉建源議員聯系了。那位女士告訴我可以選擇聯系別的議員，我說：“明明錯的是他，為什麽讓我換其他人聯絡？”這時壹位男工作員過來，建議我去專門向議員遞物品的收發室（也記不得學名了，以此大陸類似的“收發室”暫代），可以寫留言給葉議員。

    我照他的指引，找到了收發室，在壹張A4上寫了壹整頁留言，表達了對葉辦工作人員的不滿和希望葉議員關註校園暴力問題的期望，讓工作員放到葉議員收件箱，然後就離開了。

    （現在想來，人家並沒有義務幫助我，我生的是哪門子氣呢？包括後來對方回復辯解時候我的憤怒，又有多少理由和必要呢？）

     我這時才觀察起立法會大樓四周的面貌。立法會大樓與政總大樓、行政長官辦公樓緊挨著，組成了裝載香港政治中樞的樓群。雖然從地圖看，樓群位於鬧市，但置身其中，才發現周圍非常荒涼，與商業區、步行街之類人流密集地幾乎物理隔絕，甚至壹個便利店都沒有。樓群四周是立交橋、綠地和不明水泥建築（未完工的水泥墻壁？沒看懂什麽用途），非常不利於群眾聚集。如果是個人請願，就更不會有人註意到了。即便有組織成群結隊的到大樓前請願，也不會有多少過往行人看到，反而像圍場中的獵物，方便被警方包餃子。不知這是不是港府在建設時，就為了隔離群眾與官府、防止民眾抗議和聚集圍觀，而有意設計為這種荒灘堡壘式辦公樓群。

     看到這麽個景象，我就放棄了舉材料喊口號示威請願的打算。當我要離開時，看到有電視臺在搞采訪（好像是有線電視臺），我就想湊上去問壹下，看看有沒可能趁機舉個牌喊口號讓他們拍下來，有個采訪當然更好。但他們大隊人馬都往樓裏去，我問了采訪車裏的人，他壹直搖頭（可能聽不懂普通話？），我看上鏡無望就走了。

     經歷安檢和葉辦工作人員的粗暴對待，我發現陸港的官僚主義作風是相通的，基層辦事員尤其執法者的粗暴與傲慢也是各種形似和神似。兩地政府機關也都是壁壘森嚴，僅僅進個門，官本位與等級制的腐氣就撲面而來。不過，此後幾十天在香港的壹系列經歷，才讓我真的知道了什麽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相比起來，在立法會這裏的遭遇簡直太“溫柔”了。



    （七）赴港中大拜見周保松教授未果、參觀中大民主墻

    我第壹個高校行程是去中大。5月30日中午，我到了地鐵大學站，看到外面壹片荒涼。原來，地鐵站距校園還有很遠。雖然好像有巴士，但我弄不清他們是怎麽停靠、是只載學生還是也拉遊客，所以我決定徒步去中大校園。

    很快我就發現這是個錯誤決定。壹是因為天太熱，二是因為路太長，而且還是上坡的山路。我走了十幾分鐘，已經大汗淋漓，也沒商店可買水。幸虧路上有壹棟樓（忘了叫什麽），我進去吹起空調，拿出毛巾擦汗，累的直接坐到地上。這時有位清潔工阿姨關心的詢問我，我告訴她我是來找壹個老師，不熟悉中大，所以迷路了（當時已分不清方向，百度地圖定位不準）。她告訴我可以在地鐵站乘坐學校班車，雖然名義上拉的是學生老師，但壹般也不會查證件。她還提醒我休息的這棟樓壹個安全出口外，有自動販售機，可以用八達通買飲料。我道謝後趕快去買了瓶冰水喝起來。

     喝完水擦了汗繼續前行。我查到民主墻位於“文化廣場”，就循路走去。但明顯地圖不準，我竟然走入死胡同，前面全是草樹。不過我看到遠處有路，就翻越柵欄，連走帶爬的穿越樹叢翻到了對面。

    走了半個多小時，終於到了文化廣場。不過我找了很久，才發現了民主墻，在不起眼的角落，上面空空蕩蕩幾乎沒貼任何東西，而且好像是這裏（忘了具體位置），貼著只允許本校學生在民主墻張貼標語的告示。而校園明顯是放假後的景象：人寡車稀，壹片寂靜。

    我又到了學校辦公樓，說要找人，保安給了我學校辦公室的電話，並指著外面讓我離開大廳去樓外打。外面熱的要死，陽光很強，看不清手機屏幕。我找個陰影點開屏幕，打電話給校辦，想要問壹下周保松教授在不在。結果接聽電話的女士不懂普通話，只大概聽到我找政治系（正式稱呼是政治與行政學系），我說了好幾遍“周保松”，她沒聽懂，然後我手機屏幕上全是我手上、臉上流的汗，帶著汗水的屏幕貼到臉上很不舒服。我又熱又是汗水直流，難受的很，來回踱步，費盡口舌，都幾分鐘了，我急了就掛了。

    我對此很驚訝。按說中大的陸生比例也很高了，但校辦職員竟然不懂普通話。以此看來，壹方面香港普通話教育在發展，另壹方面壹些學校還堅持以香港話作為辦公語言，以彰顯其獨立性，甚至用以抵抗大陸“文化入侵”。不過就我個人的體驗看，這估計苦了大陸來的學生，以及普通來港辦事人員。

    我決定去學生會問問情況，例如了解下在民主墻能否張貼我的書信。問路到了學生會，發現並沒有人。倒是想打印材料時，在樓下復印部（無法打印）遇到壹個普通話很好的中大學生。我問他周保松教授在哪裏，他用Google搜到周保松的聯系方式給了我（都是辦公用的電話郵箱），告訴我周教授在鄭棟材樓，但現在放假可能不在。

    我道謝離開後，在旁邊壹個半露天的餐廳吃了點飯。飯是港式的蔬菜沙拉之類，我很吃不慣，跟幹吃黃瓜西紅柿差不多。我吃完了也沒飽，不過畢竟算吃了午飯。

    吃完後，我壹路來到鄭棟材樓。我先打了剛才得到的電話，無人接聽。我就根據地址找到房間，敲門無人。我到樓層另壹邊的辦公室詢問，壹位女士在窗口告訴我，周教授不在，什麽時候在、在哪能找到，她也不知道。

    我下樓後，坐在壹樓沙發上，按郵件地址給周教授寫了封信，把請願書和材料發給了他。然後我坐著休息和等待回應。期間，還去了不遠的壹個復印部，發現也沒有人。我坐在沙發上寫《個人情況說明》，壹直坐到傍晚，周教授還沒回復，辦公樓上還是沒有人。我就離開了。（至於為什麽不提前發郵件聯系，我在前述的在大陸維權過程那部分已經提及了，那樣更難見面）（此外，截至本文書寫到本段時，周教授都沒有對我所發郵件做回復，我此後（2018年7月）向周教授所發郵件迄今同樣無任何回復）

    回到來的那條路上，看見中大的大巴，我就坐上去，也沒人問，壹路回到地鐵站。

    在地鐵站（還是換乘站？我忘了），我搞反了回港島的方向。問壹位地鐵工作員阿姨，她告訴我通過地下通道去對面坐，然後給了我壹副嫌棄的臉色，撇嘴斜眼。我也不知為何，我自我感覺很禮貌，估計她和我因口音不同，多費了幾句口舌嫌我麻煩？或者就只是對大陸人有意見？我道謝離開，去對面坐上了地鐵，回到住處。不過港鐵大多數職員還都很友善的，如在機場站的港鐵服務員；只有兩三個，如上面這位，似乎因我口音和溝通，就不怎麽友好了。

  （當然，在2019年8月，我將這些資料包括求助周保松教授的過程，發給他本人之後，他的回應，以及他在香港反《逃犯條例》事件上的許多看法，讓我知道當初我壹腔熱情滿懷期望的找他，實在是自賤、所托非人）

     （八）壹赴中聯辦、與馮女士的第二次談話；看到香港“籠屋”

     我也決定去中聯辦看看，考察壹下地形和環境，以便按圖索驥去貼標語、舉牌、請願。（在港維權的十天，我去中聯辦去過好幾次，而且時間很久，分不清哪壹次分別看見什麽，所以下面所寫並不是僅壹次看見中聯辦的見聞）

     在我心中，中聯辦是壹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前面已提到，我壹直堅持看時事新聞，對中國的民運、社運和維權活動始終保持關註，即便維權奔波期間也不例外，情緒極糟時也沒停止。因此我很清楚，香港是中共政權控制領土中民運社運最活躍之地；而中聯辦則是中共統治香港的象征，是香港的“中南海”，如同“太上皇”般左右著香港政治。除此之外，中聯辦還有壹個特殊之處：它與大陸中央與地方的黨政機構大院壹樣，是中共政權直接所屬，且位於中國領土上（這與美英法德等國的中國使領館有根本區別，也是其對於抗議者意義特殊之所在）；但它外面卻是至少名義上高度自治、允許政治反對活動的香港區境。在此和平請願或示威，壹般情況下（我後來遭遇的情況就“不壹般”了），不會像大陸那樣被“消失”，也不會像大陸那樣沒有媒體敢於報道。因此中聯辦自然是直接向中共抗議、對中國政府表達訴求最合適的場所。我看到過許多次有關於港人或大陸維權人士在中聯辦門口抗議的文字、圖片和視頻形式的報道。因此，我也把在中聯辦前請願，當成在港維權與呼籲防治校園暴力計劃中最重要的壹個步驟（當然，毫不避諱的，我也有以此引發國際社會關註、借此向他國申請政治避難的目的）。

    到達中聯辦門口之前，我以為那裏會聚集著眾多香港乃至港外的抗議者、媒體記者，以及擺放著許多標語橫幅之類，政治色彩濃厚、氣氛緊張而有活力，如同六四前的天安門廣場。如果那樣，我的請願就可以得到媒體和各種政治社會團體的關註，我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的努力就會有突破性的成果。

    但當我滿懷期待來到中聯辦所在地，眼前的情形卻令我大失所望。中聯辦的門口以及周圍，沒有壹位抗議者，也沒看到有任何橫幅和標語。更糟的是，這裏與立法會大樓壹樣，四周行人稀少，中聯辦大門正對立交橋，做什麽事都很難吸引人群關註。

    為什麽眼前的景象與我在傳媒上看到的完全不同？我很快明白了。第壹，發生在中聯辦的抗議都是短暫的，並不是每時每刻都有人抗議；新聞媒體自然也只在有抗議示威活動時才會來這裏，只會報道中聯辦門前有抗議時的景象。第二，我在新聞中看到的關於在中聯辦抗議的圖片和視頻，都只拍攝了中聯辦門口柵欄前（或沿幹諾道從東側拉著橫幅走來）的抗議者，並沒拍四周無人的空曠地帶，更不會去拍中聯辦大門對面的立交橋。沒有來過中聯辦的人，自然會在看到新聞報道後，產生壹種中聯辦門口經常有人抗議、四周都聚集著抗議人群的錯覺。我就是被這種錯覺誤導了。

    其實我對香港的錯覺不止於此。我在媒體上看到過很多有關香港占中運動和七壹遊行、六四晚會的新聞，於是認為香港是政治氣氛很濃的城市。但我在港期間，除了六四那日，其他時候在大街上沒有看到過任何遊行示威活動，只在旺角壹帶看到過兩次大陸組織“法輪功”的成員，他們在地上展示“審判江澤民”、“法輪大法好”等標語，許多行人匆匆從他們身邊走過，沒人圍觀和問詢。看來，大多數香港人和大陸人壹樣，並不怎麽關心政治。另壹部分港人，也只願意在特定時間參與街頭運動，平日也看不到他們抗議的身影。再往後看到聽到的壹系列事情，更確認了這壹點，後面會有提及，在此不記述。

    （當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及壹系列事件，又顛覆了我那些天在香港人政治冷淡的認知。也讓我發現，許多長期不參與政治的，壹旦參與，則會比經常參加政治的各國和地區的公民更加狂熱、極端、是非不分，陷入集體無意識的狂暴之中）

    這些錯覺也讓我明白，沒有親歷，就容易產生誤解和偏見。無論是好的期盼還是壞的歧視，都和見識少與刻板印象有關。

    失望歸失望，來了總要仔細觀察壹番。但似乎中聯辦沒什麽可看的。除了位置偏僻、和港府壹樣坐落在人煙稀少、多障礙物的地帶以防群眾聚集外，建築沒什麽特殊的。只有黃底黑字、中英雙語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牌子，提醒人們這裏是中共政權在香港的“總督府”，是中共在港公開且最醒目的存在。

    值得壹說的是，我第壹次去時並沒看見香港警員，只看見兩個穿著白色警官制服的大陸方警衛人員在樓門口戒備。看來中聯辦內部警衛工作是由大陸方負責。這時中聯辦的鐵閘門是打開的，但我在的幾分鐘並沒什麽人出入。

    此外就什麽都沒有了。而我後來又有兩三次去中聯辦時（包括割腕寫血書那次）的遭遇，以及被警方羈押時聽說的事，讓我對中聯辦有了更多了解。不過那都是後話了。

    看到沒什麽可看的了，我就走了。我邊走邊想，這樣的情形，我如何請願和吸引媒體註意呢？沒有人關註，我的請願或示威就沒什麽用，我總不能指望中聯辦官員發善心幫我。然後我就趕赴銅鑼灣去見馮女士。

    到了銅鑼灣之後我逛了逛商場，又去麥當勞吃飯和消磨時間。在麥當勞附近的商場，我想上廁所，詢問值班工作人員，他帶我去了工作人員使用的衛生間，還要開鎖開門。他告訴我香港壹部分商場樓層沒有公共衛生間。而中國大陸基本每個商場每層都有開放衛生間。這是香港落後了？還是香港發展的太早，在硬件配置的細節與生活習慣上還保持著早年的樣貌？

     晚上8點，我第二次與馮女士見面。這次談話壹部分內容與第壹次內容相近，為方便起見，就不以對話形式書寫了。

     我在見面前就告訴了馮女士我在立法會的遭遇，表達了對葉辦工作人員的不滿。馮女士跟教協的工作人員很熟悉（後來我知道泛民圈子互相都很熟悉），答應幫我問問。見面後馮女士告訴我，葉辦工作人員說“我們只是要他把材料發過來啊”。我聽到這種辯解真是覺得“陸港壹家親”。我又講了壹下和葉辦通話情況，並告訴馮女士，職工盟答應可能會幫助我。馮女士很高興，說他們能幫到我挺好的。

     我又說了下在中聯辦的見聞，表達了沒有人關註的擔憂。馮女士說，中聯辦壹直都是這樣，即便媒體報道熱度很快也就過去。還有人在中聯辦門口露宿的，也沒解決問題。馮女士還是勸說我這次維權如果不成功，還是回大陸吧。

    我又提到住宿問題。我告訴馮女士，我壹天200人民幣的住宿費承擔不起，又聽大陸維權人士說教會有可能收留，所以問問有沒有什麽教會能幫我（當然我個人是無神論者）。馮女士說，香港寸土寸金，教會也不太可能有什麽住宿的地方提供。而且現在香港許多教會接受政府方面資助，以及……也不太可能幫助我維權。馮女士也說，壹天200人民幣的旅館，在香港已經是很便宜的了。

    此後又討論了些其他政治社會方面的問題，我也提到要去六四紀念館看看，並且參加六四晚會。不知不覺時間到了，馮女士也要下班回家。然後我就告辭離開，返回旅館了。

    其實，我在新興大廈住宿期間，也見過更便宜的“旅館”。有壹天我看見我住的樓層有另壹個廉價旅館，壹個阿姨正在開門，我就去問，她就帶我去看她家的“旅館”（如果那算是旅館的話），說1000港幣壹個月。我進屋之後，看見房間有五六個床位，遠比大陸青年旅館破舊，住的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從穿著和擺設可以看出極為貧窮，房內充滿難聞的異味，不知誰的手機還是收音機開著刺耳的音樂外放，整個房間給人以壹種破落、死亡的氛圍。有的床用蚊帳罩著，據阿姨說，空調並不是時時刻刻都開。我進去壹分鐘就感覺屋內濕熱的令人難受，而那些長住的人更不好受吧（或者已經習慣、麻木了？）。或許這就是香港的“籠屋”吧。也不知道我看見的那些老人，是沒有身份的大陸偷渡者，還是香港本地老無所依的居民。他們幾乎可稱為破爛的家當全堆在壹張床上，人看起來就像露宿的難民，毫無精氣神。而他們居住的這棟樓外，就是繁華的旺角，銀行、商場、高檔餐廳、珠寶行、賭場、酒吧……星羅棋布、密密麻麻、華貴典雅、富麗堂皇。香港，與大陸壹樣，有著驚人的貧富差距，有著長年在底層社會掙紮、散發著垂死氣息的人。

（九）造訪港大，在港大民主墻張貼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信和建議書

    5月31日上午，我乘地鐵來到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坐落在山上（具體山的名字，我後來查了半天也沒弄明白，好像是好幾座山連著的），從地鐵站出去，就通過電梯升到位於山間的大學校園。我乘電梯前因不知道哪個門通往大學，還誤推了壹個側門，然後警報嗚嗚叫，我看到上面寫的“如果擅自推門面臨檢控”之類字樣，嚇了壹跳。當然後來沒人因此檢控我，但著實被香港復雜且與大陸不同的環境弄的暈頭轉向。雖然香港與中國大陸都是用漢語，但口音不同，口語交流依舊麻煩，各種標識繁簡的字體差異和語意差異也讓人反應延遲。至於壹些設施功能和設置差異，也讓我不能適應。因此無論是尋人還是找機構，都比大陸費時費力的多。當然，這也與我那些天越來越焦慮、緊張、擔憂有關。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很難正常高效的辦事。

    香港大學內道路復雜、縱橫交錯，高架橋壹堆，各大樓也分布紛亂，應是因依山而建，沒有什麽規律。而百度和Google地圖定位都不準（校園畢竟是小範圍區域，而且地形高低起伏復雜），我摸索半天才找到壹個超市，位於莊月明文娛中心。在超市又買了固體膠、膠水，以備在民主墻張貼使用（當然後來全沒用上，因為民主墻只允許用大頭針）。然後我又到了這棟樓的食堂吃了午飯。吃的飯和花費記不清了，好像是雞肉飯之類，比外面便宜許多。

    吃完之後，我就開始找民主墻。問了壹位學生，她告訴我路徑。但是我走了兩步就暈頭轉向了，看指示牌上的地圖，也搞不清東西南北。我後來在路上又問了幾個人，才最終找到民主墻。這時離進學校都快2個小時了，又是熱帶的夏天，我渾身上下全部濕透了，不停的用毛巾擦汗。

    看到民主墻之後，我非常激動。雖然民主墻比我想的要小，但神聖是無疑的。大陸的中學我上過八所，維權和呼籲時去的高校也很多，但絕沒有允許張貼學生個人的政治性標語和宣言之類的區域。誰敢在布告欄張貼這壹類東西，不用說被發現後立即就會被保安制止、拿下。當然，沒人試過，我也沒。所以，港大民主墻象征著言論自由，象征著自由、自由，可以自由的表達。我內心能不激動嗎？終於可以貼我的呼籲了啊。

    這時才發現，我帶的建議書在民九支部復印時印成雙面了。而且也沒有致港大的信，貼這些會讓港大師生摸不著頭腦。

    於是我只能先找打印店。問了附近圖書館，圖書館說非本校師生不能進，如果打印要去學生會那裏或者到校外。然後我又找壹位學生問具體位置，她在手機地圖上幫我找到壹家在般鹹道附近的打印店。

     我在民主墻旁邊的椅子上匆匆寫了壹封《致港大諸位師生的公開信》，然後去打印店。我出港大幾乎用了進港大的壹多半時間，順著山路下到般鹹道。

     我先問了般鹹道那家打印店，竟然3港元壹張，多印不減價。我又走了很遠（至少2公裏山道），找到壹家便宜的（忘了名字，打印店門兩側是黃色貼紙或漆裝飾）。然而這位50多歲的老板態度奇差，愛答不理，偶爾回話也跟吃了槍藥似的沒壹點好聲氣。我說能不能在電腦上修改下字體（手機有些格式在電腦上不匹配），他說“不行”。我想在電腦上改幾句話，還是“不行，妳在電腦上改耽誤事”。讓我自己在手機上改，然後忙著和另壹個人說話去了。我在手機上改過後，又發他郵箱壹遍，他讓我等著，讓後來的壹個人先印壹堆文件。我大汗淋漓，拿著毛巾問他有沒有水我擦下臉，涼快壹下。在山路上來回的奔跑，到店時不僅渾身是汗，熱的腦子也都不清楚了。他說，“沒有”……我只好壹邊拿幹毛巾擦汗，壹邊問他字體是不是與我手裏大陸印的壹致（因為發現香港字體與大陸格式不同，我怕字大了或小了難看，我在大陸印的那個字號和字體恰好），他說“我沒空看，反正就這樣，妳印不印”，我讓他各印壹份，心想剩余幾份去其他地方印算了。印出來我給錢之後，終於如釋重負的離開了。

    現在回憶在立法會和這店裏的經歷，我腦子裏冒出來魯迅小說《非攻》結尾的壹段話。

    那段話的原文是這樣的：

    “墨子在歸途上，是走得較慢了，壹則力乏，二則腳痛，三則幹糧已經吃完，難免覺得肚子餓，四則事情已經辦妥，不像來時的匆忙。然而比來時更晦氣：壹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國隊，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關外，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壹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墨子來往宋楚，解滅國之憂；我奔波陸港，為反校園暴力。我雖然在身份和成果上與墨子有天壤之別，但被基層吏卒和庶民折騰方面，簡直是同病相憐了。雖然這些人也有孩子，而且大多沒條件當校霸的吧（校園暴力加害者大多有錢有勢，至少帶頭欺淩者如此）。此前，我在旺角的住處附近問哪裏有打印店，不知是語言不通，還是別的原因，壹位賣藥的年長女店主（也可能是店員）也是對我壹臉鄙夷，皺眉撇嘴的說“香港沒有這個東西”。我拿出壹張紙比劃、解釋，她也還是搖頭、嫌惡的看著我，然後我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是真沒聽懂我的普通話，還是因為往是大陸人或別的原因歧視？經歷這些，我也更能理解為什麽許多人沒有公益心、不願做好事了。從上流社會到平民大眾，歧視、冷漠無處不在，如無形的荊棘與圍墻遍布大地，讓前進者受傷、氣餒。當然，後來我遭遇了更慘的創痛，不是這種程度的形容了。

    我沿般鹹道摸索著往回走，在港大東門附近，找到了另壹家打印店，是叫“快易印”什麽的。店面非常狹窄，昏暗的燈光下，印刷設備、櫃臺和另壹面墻之間只能容壹人勉強通過，香港的寸土寸金果然處處都有體現。老板是個年輕人，他的五六歲的孩子和他在壹起。我問了問價錢還合理，多印便宜，就將材料都印了兩份，還彩印了兩份《熔爐》劇照、兩份我的EMS郵遞單集合圖片。在電腦上修改了字體字號。他普通話很糟，我說的話他也聽不太懂，但他孩子卻完全聽得懂我說的普通話，說起普通話也基本上字正腔圓。看來，香港的“普教中”推廣迅猛，成效顯著。印完後只花了20多元港幣，我道謝後離開。

     終於回到了民主墻。此時的民主墻上，大多數區域已經被張貼上東西了。占據民主墻的主要是三幅標語（因我還保留著當時拍的照，所以內容都能查到）：“聲援嶽昕，北大打壓可恥，中華人民共和國壹切權利屬於人民”；“捍衛百分百言論自由，香港有（應為“是”）自由討論港”；“5月9日啟吾輩，民主固存，#GE14#馬來西亞”。都是壹張A2或A4紙壹個字，貼占了民主墻四分之三的區域。民主墻最左側有著類似於“使用說明”的文件，上面寫著不允許貼人身攻擊性內容、正常情況下貼的東西保留七天、只允許用大頭針固定紙張而不許用膠水之類……等說明。

    我看到民主墻左側還有壹塊空白，就推開玻璃窗開始張貼。從上到下、從左到右依次張貼《致港大諸位師生的公開信》、《致香港各位社會活動人士的請願書》、《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以及《熔爐》中那句經典臺詞“我們壹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不讓世界改變我們”的劇照、我在大陸發送EMS的郵遞單圖片。

    致港大師生的信內容是這樣的：

    “我是壹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校園暴力受害者（也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當過許多次旁觀者，在反抗校園暴力的過程中也給壹些人帶來過麻煩甚至傷害），因此現在我寫了關於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並發送給新聞媒體、知名學者、政府機構、社會活動人士，希望能夠為社會關註和解決校園暴力、網絡暴力以及其他教育問題、青少年成長問題提供壹種參考。我不僅是為了自己，也希望能夠幫助比我更悲慘的受校園暴力傷害的孩子們。

     港大民主墻全港聞名，是關於各種政治、社會議題觀點爭論的平臺。我所貼的請願信與建議書，與政治沒有什麽關系，但是校園暴力也算是很值得關註和討論的社會議題吧。我對民主墻張貼內容的要求不太了解，如有有違規定的行為，在此提前表示歉意，也希望觀看我張貼的書信的老師與同學們指出。

    我的建議有許多不成熟之處，如有異見歡迎反駁與辯論。其實，防治校園暴力，正如我的建議書所說，需要集思廣益，需要社會各界尤其高校師生的參與。只有不同意見的爭鳴，才能更全面的揭示校園暴力問題的復雜性，為解決問題提供更完善的方案。此外，港大及其他高校的每位學生、老師都可以講述、分析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者親眼見到、親耳聽到的各種校園暴力，尤其較嚴重的、如給受害者帶來嚴重的、持久性傷害的案例，通過將這些實例和理論相結合，理解校園暴力受害者遭遇到多麽大的苦難，和校園暴力受害者有真正的共情、對受害者有更多同情，為研究和參與防治校園暴力提供條件和動機。我希望港大做出更多關於校園暴力的研究成果，繼而呼籲全社會關註和解決校園暴力，讓孩子們都安全、自由、有尊嚴、平等、不受欺淩的度過青春期。

    至於其他的，都寫在建議書與其他我張貼的信件中了。建議書內容較長，請諒解。如果內容太簡略，就很難系統、完整的表達我的建議的具體內容、可行性。

    謝謝妳們，也謝謝港大提供這樣壹個平臺，讓人們通過自由的表達、思想的爭鳴，促進社會的進步。

（若妳們認為與民主墻要求內容無關，可撕掉，謝謝）”

    然後我又在信末尾簽上名字（應該簽了名字，我記不太準了）（傍晚又補寫上時間）。

    我把書信用大頭針壹張張的固定在民主墻上，很快就占滿了這片原本空白的區域。還剩余四五張，怎麽見空塞紙都貼不下了。因為貼的建議書內容前後相連，如果貼到民主墻另壹側空白處，就把想表達的東西搞亂了，也不方便學生、教職工和遊客看。因此我幹脆把剩余幾張半折疊的放在民主墻和玻璃窗之間底座的縫隙，然後拉上玻璃窗。就這樣，緊湊著貼完了三封書信和兩張圖片。

    在我張貼時，就有幾個學生和遊客走過來看，我就很興奮的向他們介紹我的情況，以及貼的東西內容、意義，並希望他們關註校園暴力問題，他們紛紛點頭稱是，有位阿姨說：“校園暴力確實是很重要的事”；壹位男學生問我家鄉是哪裏，怎麽來到這之類，我壹壹回答。看到他們關註，我非常欣慰。

    貼完之後，我就坐在民主墻右邊的椅子上，壹邊喝水壹邊看民主墻，時不時走到我張貼書信那片墻的前面反復看自己的“作品”，來回踱步，內心既激動又忐忑，期待著更多人看到我的呼籲信件。我坐了幾乎壹下午，也就有約百多人經過，只有五六十人駐足看了我張貼的信件，有幾個人對著我的材料拍了照。我問了附近坐著的港大學生，才知道港大已經放假了。雖然比較失望，錯過了人流較多的沒放假時間，但有不少人看，也不錯了。每當有人駐足觀看我寫的信件時，我都激動不已。我想，在這座世界知名學府民主墻張貼防治校園暴力的呼籲和建議書，是非常有象征意義的事，是進壹步行動的試水與前哨。

    激動了很長時間，我的心情才逐漸平靜下來。這時已經是傍晚了。我突然想到，剛才在看民主墻“使用說明”時看到說民主墻歸港大學生會管理，而我貼的因與政治無關，會不會在我離開之後被撕掉？雖然我在張貼的信中說不符合就會被撕，但如果真的很快被撕掉，那我的張貼作用就會大打折扣。因此我決定去學生會問問，如果會被撕，我就請求能不能通融壹下保護我貼的東西。

    經過壹進壹出再壹進，我對港大校園已經相對熟悉了。我很容易就找到學生會大樓，看到玻璃窗裏有壹位學生模樣的男生在值班。我道明來意，並把復印的與在民主墻張貼內容完全相同的書信給了他看。他認真翻看後說我的這些都是挺好的，也沒有什麽極端的或敏感的言論，不會被撕；如果七天後沒有人在那塊區域貼新的東西，我的還可以繼續保留。我欣喜不已，心中那份擔憂也放了下來。他還給了我壹個郵箱，好像是用來申請延長張貼時間的聯系方式？我忘了它的用途。

    這時他又仔細翻了翻我寫的關於校園暴力建議書和請願信，想了壹下，很熱心的給了我壹個建議。他拿出壹份雜誌遞給我，告訴我：“港大學生會有壹個刊物《學苑》，妳可以去試試找找他們能不能發表（我的書信）”。《學苑》雜誌我是聽說過的，它因被梁振英批評有“港獨”傾向而聲名大噪。我對這個建議很感興趣。我最缺的就是輿論的關註，如果我的個人經歷和呼籲建議等書信能發表在港大刊物上，當然是極好的事情。他把那份《學苑》雜誌送給了我，告訴我雜誌辦公室在太古樓，可以明天上午去。我道謝後告辭離開。

   讓我感到暖心的是，整個交談過程中，這位男生非常誠懇和熱情。我在香港遇到的青年學生和年輕警察，基本都是很善良熱心的。

    我決定立即就去看看。這時已是晚上8點左右，港大校園很昏暗。我在大陸許多高校拜訪學者或旅行時，即便晚上9點，也燈火通明。這是說明香港高校更愛惜電力呢？還是基礎設施落後的又壹次體現呢？或者只是因為放假所以關了燈？見仁見智吧。

    壹路問路來到太古樓。我到了《學苑》雜誌辦公室門口，看到大門緊閉，門上貼有“香港獨立”的字樣。我心裏壹沈。雖然我知道《學苑》的“港獨”風波，但我認為那是梁振英的挑撥和誇大。當我真正看到這個標語時，內心是不舒服的。我的政治傾向前面請願信中已經提到，是傳統泛民的政治傾向，支持國家統壹，有大中華情結，也就是本土派港人說的所謂“左膠”。我對港獨壹向反感，雖然後來我對他們中的部分人有些同情，但同情的是個人，對港獨價值觀還是反感的。而且主張港獨的，大多對中國大陸人權漠不關心，甚至對大陸人有偏見和歧視（當然，對這些歧視，大陸人也要承擔部分責任），我獲得幫助的成功幾率很小。所以此次香港之行，我只找了傳統泛民，沒有找任何本土派、自決派和港獨派（建制派更不用說了）。來到《學苑》雜誌辦公室，也是那位男生的建議。看到這“香港獨立”的標語，我求助他們發表文章的心就涼了半截。不過後來我還是來了幾次，也很想和他/她們當面對話，探討壹下香港及陸港之間的各種問題，順便也講壹下我的事情。但可惜的是，每次都是大門緊閉，可能是因為已經放假了吧。

    不過來太古樓有壹個收獲，就是發現了壹個很好的餐廳。我當晚就是在那吃的飯，壹份牛肉飯加紅豆冰，30多港元，非常好吃，尤其是紅豆冰涼爽解渴。後來我又來了幾次港大，都是在這吃的飯。

    吃完飯離開後，我想到中聯辦距此不遠，決定看看夜間的中聯辦，萬壹有意外收獲呢。此前我在端傳媒上讀到有反人大釋法遊行就是大半夜進行，中聯辦為終點。我希望遇到個熱鬧的遊行之夜，但路上行人稀少，走了半個小時後到了。晚上的中聯辦門口也是沒什麽人，更沒抗議者。然後我就坐巴士返回旺角了。

    港大之行相對成功，甚至讓我短暫忘卻了煩惱。不過當我回到旺角的旅館，支付200元住宿費時，我的腦子壹下子清醒了，清醒的感到腦子又渾渾噩噩了，思緒也彈回到絕望的現實中。

   （十）與職工盟林祖明先生交談、造訪社會民主連線試圖拜訪梁國雄先生未果

    我31日赴港大之前，就又去了壹趟職工盟。我到了之後，就提到上次約定的會見。壹位上次見過面的女士要我等下，進到裏屋和另壹位工作人員耳語起來。我就把頭扭開看屋內的陳設，心裏想著，我執著於面談，但可能人家根本沒放在心上，並沒安排見面，也沒想到我今天又來。而對我來說，能否會面非常重要。就那時的情形看，除了職工盟，恐怕沒組織可以幫我，如民主黨、張超雄和朱凱迪議員辦公室，都沒有回復我的郵件。再沒幫助，我很快就要躺大街上了。但他們似乎並不了解我處的絕境，更無法體會到我從陸到港求助不斷遭拒的痛苦心境。

    看著廳堂內樸素的陳設環境，各種工運和活動宣傳海報，默默忙碌的職員，我也在想，機構是好機構，職工盟確實是摯誠的為工人服務，但因我是大陸人，也不是工人，卻遺憾的難以得到協助。

    過了壹會那位女士出來了，給我壹張紙，上面寫著周五（6月1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11:00見面。我就道謝告辭離開去港大了。

    6月1日上午，我照約定來到職工盟。稍等之後，我在壹個類似會客室的房間見到了林祖明先生。

    林先生30多歲，壹米七左右的身高，說著壹口帶香港口音的普通話，也和他的身份契合--負責聯絡大陸人士、處理涉陸事務的職工盟香港籍幹事。我進來之後，他與我握手寒暄，面對面坐下。在連續遭遇挫折後，我把希望都寄托在職工盟的幫助上了。因此我很著急的把材料遞給他，然後開始講我的情況。

（以下是當時對話大致意思，並非壹字不差，部分對話記錄是將口語意思“翻譯”為書面語。另外，因眾所周知的原因，部分對話不便透露，畢竟他們在香港，在中共統治區域）

我：“我的情況（材料）您看過了嗎？”我很希望他清楚的明白我的事情嚴重性。我說話很客氣謹慎。

林：“前天（職工盟職員）告訴我妳來這邊，當時我在生病，去醫院了。我昨天晚上，啊，我呢……和支聯會的馮愛玲女士通話聊了半個小時，聽她說了妳（我的情況）”，林先生告訴了我他和馮女士認識，似乎還很熟。林先生說話較慢，很清晰。

我：“您和馮女士認識，很熟悉嗎？”我很有些意外。

林：“我們認識啊，職工盟和支聯會是兄弟組織（或者說的是“友好機構”？反正大概這意思吧）……有很多合作”，這壹點我倒是早就知道，所以也就馬上理解他和馮女士為何如此熟識，這不是巧合，是我找的機構屬於香港同壹政治支系（也就是壹個圈子）。

我：“那妳看我這個情況……”我很想知道他如何對待我的求助。

林：“（看著材料）我聽她講啊，妳經歷的主要是校園暴力，還有……網絡暴力，……，是這樣吧？”，看來林先生只是了解了個大概。

我：“是的，我從上初中就是……”，我又把告訴馮愛玲女士的以及信件中的重復了壹遍。

林：“妳是在上大學還是高中，現在是什麽狀況？”沒有直接接觸，就很難了解清楚這些。

我：“我已經退學了，還在嘗試高考，但是，校園暴力傷害很大，生活就被……摧毀了，我有嚴重的抑郁癥，沒辦法正常學習……”，我又重復著。

林：“這個職工盟呢，妳知道，它主要是關註工運的，像……，……，學生方面……”林先生提到了職工盟主要關註工運，但是學生這方面就沒什麽參與。

我：“我知道，我很清楚，我就是因為校園暴力，啊，這個缺失，得不到應該的關註，沒專門的組織，所以我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壹個這樣的（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的組織。現在香港有其他關註學生方面的機構嗎”，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建立防治校園暴力的專業性組織。把校園暴力受害者組織起來、和社會主流連接起來。

林：“關於校園暴力這方面的（組織、機構），香港也沒有”，證實了我的了解。

我：“那現在職工盟有條件有人力抽調出來去運作（校園暴力問題）嗎？”我現在想起這句話覺得很幼稚。

林：“這個很難，職工盟現在人力物力也都有限”

我：“妳們能不能聯系其他組織和社運人士幫我”，然後我指著那封求助信說，信中包括何俊仁、李卓人、馮檢基、梁國雄等人。

林：“過幾天我看看，現在支聯會那邊主席就是何俊仁嘛”

我：“我現在還需要媒體關註，香港這邊媒體您有熟人嗎？”此前我發給過香港媒體郵件，他們都沒回復采訪事宜，還是要通過熟人途徑。

林：“媒體的話，就需要先找幾個那邊的熟人，然後看看材料，如果有新聞價值的話呢，就做采訪。采訪壹般是開發布會，來好幾家媒體……不過如果只有壹兩家媒體或者沒有人來，就不好了”

我：“這需要多長時間聯系？”我是想最好幾日內就能聯絡的。

林：“估計壹個月吧”，聽到後，我心壹下子沈到底。

我：“可是我只能在這七天，不能現在聯系嗎？”我肯定沒條件呆壹個月啊。

林：“這個需要很多工作、溝通，不可能那麽快的”

我：“……我這個簽證能不能延長，6月4日就到期了”，我沈默了壹會才說。

林：“這個不能延長，壹般除非是工作啊，需要開證明”

我：“妳們能不能開壹個，就以學術交流這些（名義）？”現在想來肯定是不適宜的請求，但那時我不能回大陸，前面已經都提及過了。

林：“這個不行的”

我：“那我怎麽辦？”

林：“這次妳就先回去吧”

我：“我還想要遊行、請願這些，例如去中聯辦……”

林：“過幾天就是6.4，還有6月6日湖南工運人士李旺陽的紀念日，日子很敏感，如果妳現在在這（參加），回去之後會很麻煩。例如……”，林先生很好心的勸我不要在敏感日期引起中共註意。

我：“李旺陽，啊，我知道他的，我不想回去，我是想政治避難，去第三國，例如我找國際特赦組織了……”

林：（我忘了他怎麽回答了，大概意思和馮女士說的壹樣，是不能避難吧）

……

    因為談話已過了很久，我所記得的大概就這些，還是意譯。

    談完後，我說怎麽與他聯絡，他把郵箱寫給了我。後來我說用WhatsApp短訊更便捷，林先生想了下就寫給了我他的手機號。然後，他又復印了我的材料，也幫我印了幾份。我就道謝告辭離開了。

    這次談話雖然形式上比較友好，但就實際意義看，是很不理想的。前面已說過，相對於其他政黨或組織，職工盟是最可能也最有條件幫助我的。因為職工盟深植於基層，服務工人和職員，扶弱濟困，行動力強，有幫扶能力，社運經驗豐富，我的情況相對比較符合他們幫助對象的特點。但林先生在談話中，字裏行間都透露著無能為力的意思。雖然沒有徹底拒絕，但即便要等待壹個月就有好結果，我也沒錢撐著等啊。如果連職工盟都幫不了我，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幫助可能就更為渺茫了。（根據後來的情況，以及對港媒及香港社會更多的了解、接觸，即便林先生和職工盟願意幫我，也不見得會有記者來關心我壹個大陸高中生的事。我即便真等壹個月，最終九成九也會不了了之）

    我決定抓緊時間，再求助壹個機構。我想到還沒去梁國雄先生所在的社會民主連線，決定立即就去。

    關於梁國雄先生，我算是比較了解的。他與李卓人、劉千石壹樣，都是香港為數不多關心基層工人和弱勢群體苦難的社運領袖、民意代言人。但相對於李劉二人，他更具草根情結、極富戰鬥精神。他也是香港知名政治人物中，唯壹壹個旗幟鮮明信仰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無論在立法會，還是街頭，梁先生總是傾盡心力為底層人民吶喊、與權貴抗爭。他的行動力在港無人可比，發起和參與示威遊行不計其數，中聯辦前常有他的身影，立法會上也總是為民請命。他幾十年如壹日，嫉惡如仇，寧肯坐牢也不屈服，在香港這片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城堡中堅守著平等、正義、扶弱濟貧等社會主義理念。梁先生不僅愛香港，也愛著中國人民。紀念六四、聲援高智晟、紀念劉曉波和呼籲釋放劉霞、為709律師奔走呼號……他從不缺席，且往往沖在最前線。我相信，他如果傾聽了我的訴說，了解到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受害者所遭受的欺淩、傷害、痛苦之嚴重，壹定會仗義執言，為劈荊斬棘開辟防治校園暴力之路提供幫助。他當時雖因宣誓風波被剝奪議員資格，但絲毫無損他的影響力。相反，宣誓時高喊“平反六四”，正彰顯了他堅持正義、不畏強權的優秀品格。因此，我找社民連，主要是為了見梁國雄。

    當我來到社民連所在的泰昌工廠大廈，看到四周都是貨櫃車，以及稀稀落落忙碌的工人。而地圖上顯示的四周建築，大多都是工廠、貨倉之類。社民連設在這裏（而非像其他政黨辦公地都在商業區寫字樓），正顯示了它親近基層勞工的本色。我問值班保安社民連是否在這裏，他說是的，但是很可能沒有人在。我到了樓上，看到社民連辦公室果然鎖著門。我問隔壁壹個辦公室窗口裏的女職員，她也聽不懂普通話，於是我不再問，在求助信上寫了姓名和聯系方式，從社民連辦公室門下的空隙塞了進去。而此後，也並沒有回音。



   （十壹）壹段插曲及關於中國女權問題、網絡暴力問題的感想與評述；去聖德肋撒醫院、再訪港大

    我返回住處後，焦慮不已。晚飯沒吃，也睡不著覺，哪怕白天奔波很困。

    我現在寫回憶時，是平心靜氣講那段經歷，無法完全代入當時的心理狀態，因此對那時的心境很難原封不動的復述。簡單說就是，時而空虛的什麽都不想，只感到空調的涼爽；時而又焦慮於沒錢吃住下去（沒錢活下去是當時我最迫在眉睫的事）；想到維權失敗，憤怒的已經怒不起來，好像麻木了；卻不時又回憶起校園暴力的情景，對不能懲罰和曝光他們而不甘心，心中驚悸，皮層下神經似在抖動般（類似電流穿過身體）。我抑郁癥發作的比較嚴重時就會這樣，以前在遭遇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和維權挫折時，也不時的有這種狀況。

    像精神上打了壹場內戰，身體躺在床上看著很安靜，心理上卻被折磨著。暈乎了好長時間後，我覺得這種精神狀態下去不行，說不定很快就崩潰了。我決定找醫生開點藥，看看香港有無更好的治療抑郁癥的方式。（我那時還天真的以為，有可能得到香港醫療機構的免費醫療支持。我到香港目的之壹就是治療抑郁癥（當然後來在精神病房的遭遇，經歷了壹些醫療程序，反讓我抑郁癥加劇，更添驚恐和麻木，經過了幾個月才從驚悸中回復））

    我勉強從床上爬起來，強打精神下了樓，找老板問附近有沒有大醫院。老板說有壹個法國醫院，正式名稱是聖德肋撒醫院。

    我晚上在7-11便利店買了燒雞和面包，返回旅館吃了。然後我就看推特。在港期間，我多次用推特和大陸維權人士聯絡，如壹位居住在安徽合肥的殘疾人維權者。此外，我也將個人維權的過程，包括在港部分維權經歷發到推特上。但因我上推特比較晚，發的消息少，並沒多少人關註。

    說到這裏還有壹個插曲。這段插曲和我在網上的壹段經歷有關，我有必要大致寫出來。

    在港維權期間，推特上壹位叫“雪夜曼陀羅”的臺灣女生，很關註我的境遇，對我很同情，建議我找壹位叫“爪姐”的香港推友，她好像是女權人士、社運人士。但此人（常用昵稱“三爪”）我在微博上曾經接觸過（明顯與推特上為同壹人），印象不好。（當時為避免被我舉報的人人肉和追蹤，用的是盡可能不暴露個人信息的小號“遠海明燈”、“冰山上的貓咪”）

     第壹，我數月前曾經發私信問過她壹句如何在港申請非政治性難民庇護問題，她並沒回應。我當時維權連續受挫，所以很焦慮，看顯示她讀了就追問了壹下怎麽沒回復，她就擺出壹副傲慢的姿態，大概意思是說，她幫助過壹些大陸人，但是什麽時候幫助是否幫助是她的自由之類，應該是嫌我催她壹次就打擾她了。還說別的什麽沒有我就記不清了。此後也沒再回復我的問題。當然她是否幫我的確是她的自由，我完全尊重，所以我自然不再次求助她。

    第二，我曾經和她在壹些公共議題上做過簡短的探討，發現她心腸不壞（或者某些方面可以說很好），但知識水平有限，思想狹隘，評論往往有失偏頗。例如她批判中共統治後，香港政府就變得親商親權貴，我說從港英時就是了，中共是延續港英的經濟模式和分配政策。她反駁說港英時期殖民政府是抑制富商的，這明顯不符合事實。我就找出端傳媒的文章截圖反駁，她就說“反正就是那樣”……之類的。此外，關於大陸安檢問題等各種話題，她都批判錯位。壹個搞人權和社運的港人不了解香港政治常識，也缺乏對大陸社會問題基本的判斷力。與缺乏常識和判斷力的人說話，往往非常麻煩，也不利於解決我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就算了吧。

    不過這都是次要的事，也不是我想講的重點。

    第三，則是壹些很值得提及的事。我曾經和包括她在內的壹些陸港臺女權人士活躍的微博圈子接觸過（2017年底至2018年那維權的最後幾個月，我偶爾上微博看新聞、求助和參與討論。次數很少，但還是看到了壹些人事），在推特上也爭執過壹次，對這個圈子印象很差。

    這圈子有幾大問題（至少其中壹部分是這樣，當然整個女權圈子是龐大而復雜的，人上壹百形形色色，不能對所有人壹概而論，但以下這些問題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普遍）：

    1.拉幫結派，屁股決定腦袋，不僅對外撕鬥，女權圈內部也跟文革紅衛兵壹樣，總要分成兩派甚至多派，不講道理只憑聲高話惡人數多寡的互撕，至少我親眼看見過壹次兩波人互撕與圍攻，只不過無法像紅衛兵那樣動武罷了。壹個人瞎胡鬧沒事，壹群人就能產生巨大負面影響；例如我說了壹些對事不對人的評論，幫巫山童養媳事件當事人馬泮艷爭辯了幾句，就被卷入兩波女權分子的是非漩渦之中，自拔不得（非要把妳卷進去），我再禮貌的感謝、為無意加入壹方而道歉，都得不到善意回應，反而被攻擊謾罵，受了不少氣。而我因受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對拉幫結派深惡痛絕，既反感別人合夥找事，更拒斥自己變成某些團夥的成員幫他們欺負其他人，也不想被人當槍使。（當然，她們其中壹些人不承認拉幫結派。但是好幾個人明裏暗裏呼應，幫腔和站隊，不算拉幫結派？那什麽算？當然，她們相互聯系的程度肯定比不上許多網絡圈子的男性流氓惡霸，但說她們拉幫結派我認為也沒錯）

    2.不容異見和批評，而且公然反對理性客觀中立，只能順著說，只要提出不同意見，哪怕妳非常和氣，毫無冒犯之辭，都會扣妳“男權（分子）”、“直男癌”、“聖吊”、“大傻X”等各種帽子，而且不跟妳正經辯論，而是各種挖苦諷刺，壹群人陰陽怪氣的嘲諷。如壹個叫“心血來橋”的女權分子，就是特典型壹個例子。她的壹些朋友也喜附和她，和她壹起明裏暗裏譏諷他人。而我在推特上評論說“許多殘疾人生不如死，有時候活著還不如死了，可以少受很多罪”之類，主張殘疾人有有尊嚴的結束生命的權利，以及客觀陳述殘疾人活著有多麽悲慘、受到多少歧視和欺淩，就被她們完全曲解成歧視殘疾人、要殘疾人去死，然後結夥圍攻……無論後面我說了多少論證，並說若有冒犯表示道歉（雖然我並沒錯，但我願意為那個殘疾人感覺被冒犯而道歉）她們就是不理解（辯論過程在推特上有記錄），罵完人辯不過就拉黑。這些人既蠢又沒有同理心，缺乏對殘疾人問題復雜現實的認知。我在自己的自述裏多次提及維護殘疾人在內弱勢群體權利的重要性，並在防治校園暴力的文章和建議書中提及保護有殘疾的未成年人的具體方案。如果嚴重的抑郁癥也算殘疾，我也算殘疾人。如果說我不能對殘疾人感同身受、同情殘疾人，那這個世界上就沒幾個人算得上同情殘疾人的了。

    3.女權主義者對女權問題的關註偏離重點，既極端又不堅定。例如過於強調性別偏見等爭議議題且日趨教條化、貴族化，而對更急迫、更有社會共識的女權議題缺乏投入和實踐。如中國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問題（及中國農村女性極高的自殺率問題）始終非常嚴重，而建立健全反家暴法律法規和監督其執行、建立包括切實有效的庇護機制在內的婦女人身保護體系等問題，以及確保離婚權和人身保護令的切實執行，就是當務之急；而在反性騷擾方面，如何通過制度建設和公民互助保障女性有條件有勇氣反抗性騷擾、性侵犯（而不是像現在普遍沈默、擔心被打擊報復和汙名化），同樣是值得女權主義者研究和推動的；女性在職場遭受的各種歧視性對待，也應是女權反抗的重要方向；女性由於不同於男性的各種生理特征，在工作中面臨諸多不便，因此產生了改善工作環境的需求（如哺乳問題，就需要公司有哺乳間）。推動對女性友好的工作環境的構建，無疑需要女權人士的鼓與呼；而落後地區女性在受教育權方面的面臨的各種挑戰，更是需要維護女權力量積極介入的。此外，女性之間的團結互助，建立以反家暴、反性騷擾等為目的的互助組織，相互之間提供緊急而關鍵的救助（如臨時的人身保護、居所提供、傳遞求救信息），也是很必要且有條件做到的。總之，女權主義者應該在關於女性基本的安全、生存、發展的問題上竭盡全力；把追求男女公民均應享有的、易達成共識的基本人權作為主要面向；把保護底層、殘疾等弱勢女性基本尊嚴和權利作為女權運動的重點目標；把追求的女性權益具體化明晰化作為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關鍵；將身體力行從自己做起作為基礎運動方式。

    但現實中，大多中國女權主義者恰恰在走相反的路徑。壹方面，她們不願意行動起來，對於亟待解決的侵犯女性權利的問題沒有充分的關註，更沒有實際的參與推動解決，即便在宣傳和口頭呼籲上也沒有盡力而為，不夠投入、缺乏堅持；另壹方面，她們卻又把女權理論教條化極端化，將大把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大而化之和極端的觀點與言論的爭執上，為了幾句話幾條新聞罵的不可開交。這和“小粉紅”每天執著於民族主義狂熱而無腦愛國，卻對國民的民權民生視而不見壹樣，既愚蠢又冷血。女權分子即便不用像我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這樣投入全部身心（更不用像我這樣割腕流血），也至少要拿出收入的千分之壹、付出時間和精力的百分之壹，去為維護女性權利做些實事吧？但她們沒有。這稱得上是“女權主義者”嗎？

    更荒謬的是，哪怕他人同意大多數捍衛女權的主張，只要不同意她們的壹部分觀點，或者不夠激烈，就會被打成“直男癌”、“男權分子”，然後劃清界限口誅筆伐。女權圈子內部也會因為壹些分歧互相攻擊詆毀，鬧得不可開交，給對方扣上“偽女權”、“吊癌”之類帽子。這與反右和文革中將壹些人的異見言論無限上綱上線，打成“特務”、“反革命”在邏輯上如出壹轍，只不過前者危害很輕，不至於給“批鬥”對象帶來多大實際傷害。女權的這種極端化傾向，不僅不能推動社會對女權問題的關註和婦女權利的保護，反而導致了大眾對女權的疏遠、抵觸、拒斥，使得女權主義者日益孤立與封閉。這用中共的壹個術語評價，就是“脫離群眾”，無源之水怎能波濤滾滾？無根之木又如何枝繁葉茂呢？

     此外，還有女權日益貴族化的問題。女性中權利受侵害最嚴重、處於水深火熱境地、最急需救助的，無疑以農村和落後地區女性、城鄉底層女性為主，但是她們恰恰是女權主義者實際上相對最為忽視、受女權運動影響最為微弱的群體（這與印度部分地區底層女權運動的如火如荼對比鮮明、可悲）。就像我在推特上講過，略作刪修復制於此：“從豪門到平民家庭，尤其底層，數百萬計的女性遭受著嚴酷的家庭暴力，每年大約30萬婦女自殺……而公知圈媒體圈的女性，控訴在酒局上、辦公室被性騷擾……後者當然有權利控訴。但和那些受家庭暴力而自殺卻悄無聲息的女性比，總覺得哪裏不對。例如壹位知名的人權活動家、作者Z女士，在metoo運動中指控她曾經采訪過的壹位男性作家，對她展示肩部的麻疹，以及疑似“拍了屁股”。且不說真假與緣由（即便Z女士的指控完全為真），這件事和神州大地比比皆是的將妻子打傷、長期虐待，女性卻未得到任何保護、男人沒受任何懲罰的案例相比，算得了什麽？和幾十萬不堪淩辱自殺的婦女比呢？如果是壹位小城鎮普通女孩，因為這點事控訴，會被人們看成什麽？矯情？神經病？可這位知名女士的控訴，卻得到廣泛支持。……上流社會名媛的壹瞬觸覺和視覺，比成千上萬底層婦女的人生和生命都金貴。當然，我對這位女士無不敬之意，她也為中國人權貢獻良多，她也完全有權利控訴。我只是陳述壹個事實。女權運動、metoo運動，都不應貴族化，不應演化為上流社會才能用的高級器皿。壹切不立足於廣大人民利益的運動，是不能長久的，是無法紮根的。人民的苦難、百姓的生命，無論何時何地，都應高過上流和中產男女們的觸覺、視覺。

     人人生而平等。”

     誰的命不是命啊。

    4.這批人中部分人人品不壞（較有影響力的，人品不壞的居多，還要顧忌影響；普通博主，那就臟話和挖苦、極端更甚，畢竟匿名生物更沒顧忌），甚至在壹些事上很有正義感，但往往思想偏狹、知識水平低、分辨是非能力差、批評有余（且往往批評不到點子上，謬誤百出）建設不足、視野狹窄、評人論事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缺乏對人與事復雜性的認知能力、講問題只講壹面理、缺乏自省和同理心、辯論時不斷偷換概念和歪曲他人語意、臟話連篇……言論風格很像川粉（即特朗普的支持者）和紅衛兵，壹副文革做派，典型的民粹作風。甚至還有個別人猥瑣、陰損，心機很深，頗有坑人技巧。例如壹位臺灣的女權社運者（她聲稱是臺灣女權活動家苗博雅的“迷妹”，還聽過社運學者範雲的課），在壹次關於馬泮艷女士事情的微博辯論中，在評論區主動要私信我，然後我就跟她私信交談。上午說話好好的，下午就突然和我翻臉，跟她壹群朋友誣陷我私信“騷擾”她，然後謾罵我和馬泮艷。後來我貼出她主動聯系我的截圖，這位又改口狡辯，最後因為各種原因註銷賬號跑了（這個事我以後必要的話會專門寫文，作為網絡沖突的壹個案例評析）。她/他們的網上言行，與她們反對的男權分子、政府、社達，形異實近，只不過是處於較弱勢壹方、沒有實際為惡能力罷了。（這次及之後接觸的壹些港臺看似進步、關心人權的人士，越發讓我大跌眼鏡，連範雲、苗博雅的粉絲都這樣素質）

    壹方面，她們相對於那些五毛、社達、川粉、男權主義者，各種極右派，各種歧視與欺淩弱勢群體的惡人比，相對沒那麽野蠻、暴力、陰毒、骯臟、無恥。女權圈子在互聯網各種圈子裏，肯定算不上最糟的（甚至不見得低於全體中國互聯網網民、所有圈子的平均水平。  後來我看到推特中文圈同樣甚至更糟糕、惡毒。

    例如我流亡海外後在推特等處接觸的壹些自稱是進步人士（如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不少圈子推主（普遍是動漫之類花裏胡哨的頭像，應該基本都是日本動漫之類的吧））的推特用戶同樣素質低下、思想偏激、手段惡毒，普遍是逆向民族主義者，滿嘴“支那”不離口（其中有些極端親日，雖然五毛亂用“精日”、“日雜”之類詞匯黨同伐異（例如前面提到的董佳博居然汙蔑我壹個堅決反日的是“日雜美分”）但的確有的真正極端親日的挖了其祖墳都不解恨，壹群漢奸、二鬼子），動不動“惡俗出道”（然而他/她們卻匿名猥瑣的不敢顯真身）、P圖惡搞與霸淩、集體圍攻、查他人甚至全家戶籍和冒名造謠。而且這些人還反對自己的對頭這麽做，搞徹徹底底的雙重標準。雖然他/她們的敵人如五毛也很惡毒，但他們的手段、對對方的傷害程度與對方具體個人的罪惡程度匹配嗎？我和他們接觸較少，但也清楚的看見了壹例他/她們對同為進步主義者兩個人的惡毒圍攻，且根本不必要。此外也斷斷續續、部分的（我沒辦法搞清所有前因後果）看到了這些人對其他人的不少類似的惡意攻擊案例。在他/她們的言論和價值觀中，我看到了蒯大富、宋彬彬、聶元梓的影子，當年紅衛兵的幽靈就在這些東西身上若隱若現。只要有作惡的條件，他/她們就壹定會把惡發散出來（關於這些人的言行，我也都有相關截圖和言論記錄，在此不具體記述）。

    回到女權者的行為上，我當然知道男權分子的惡劣言辭和手段、中國網上和線下對女權普遍且強烈的惡意敵意，是她們選擇以惡武裝自己的原因之壹。女權等圈子的陰暗，和整個互聯網互掐互鬥互害的大環境密切相關，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換句話說，女權界的種種醜陋，也是中國惡劣的互聯網生態的縮影和壹個例證。更遠壹步說，中國女權界的低劣現狀，和中國惡劣的體制、糟糕的教育密切相關。

    但是，她/他們既然站在進步陣營，就應該對自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更多的自省自律，至少得有基本的是非觀，而不是為了屠龍，把自己也變成惡龍。品格低劣者，怎麽配做女權分子、進步主義者？何況，即便以惡制惡，也要局限在必要範圍內，把攻擊重點對準大奸大惡之徒，節制使用激烈手段，不需把自己也變成惡人，也不應對所有異見者都用惡毒言辭攻擊（事實上恰恰有相反的表現：她們面對壹些對女權主義、女權主義者言辭和行為非常惡毒的人（例如“肉唐僧（徐誌戎）”、“二逼瓦西裏（邱欣宇）”、“吐槽鬼（真名暫時未知）”、“壹個有點理想的記者（張洋）”等），恰恰反擊力度不足，攻擊並不劇烈。當然，這也是國人的通病：欺軟怕硬，女權分子不例外不奇怪，這某種程度是“人之常情”。雖然她們抱起團，拿出內鬥時的勇氣和力量，是足以對這些惡人發起壹些激烈進攻的，甚至打擊惡人的實際生活、線下利益（這在國內外已經很常見了），但她們卻沒有做，哪怕這些人作惡多端理應嚴懲）。如果自身的言行不檢，也會給不懷好意的人汙名化女權提供口實。不能正己，又何以正人呢？不得已犯錯可以理解，故意為惡就不能原諒了。總之，提高道德修養和知識水平，尤其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對她們是當務之急。這不僅適用於女權主義者，也適用於壹切站在進步陣營中的人。進步人士，必須要對自己比對敵人的要求更嚴格、更加自律，不欺淩弱小、不片面極端。

    女權分子都這樣嗎？自然不是。也有很不錯、雖有壹些缺點但人品格優良、知識水平較高的，不過鳳毛麟角。例如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女權作家陳亞亞（她和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好的女權分子還是朋友或關系很近、至少相互認識。不過並不奇怪，壹顆樹上還既有好蘋果，也有爛蘋果呢，何況人）。她心地善良，看問題較客觀理性，且不乏深刻，也比絕大多數女權人士更關心底層的苦難。雖然她在壹些事上也沒有做到充分的公允，但在如今非常骯臟的輿論生態裏已經不錯了。此外，她個人性格比較直率，但本質善良，即便說話激烈些，也能看出是好意或出於激憤。

    我前面已經說了，女權圈子的人不能壹概而論，確實有許多在某些問題上出發點是好的的人。但是，在壞人作惡或采取不合適方式對待他人時，這些好人對朋友這麽做並不及時制止而是放任與選擇性沈默；而對與自己或自己朋友有矛盾的對頭，不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反擊，而是認可以暴制暴且超出必要限度的手段，沒有采取持平和中立的態度。壹個人犯了錯，而且壹而再再而三犯錯，他/她的朋友就有必要去規勸；越是骯臟、混亂的環境，就越需要相對明事理的人去矯正。可她們並沒這麽做。所以這些比較好的人對女權圈子環境的惡化，也是有責任的。

    至於我惹上是非的過程中，我自己有沒有什麽不當行為，我覺得可能有以下幾點別人認為不當的。其中有些上面已經提及過，為解釋清楚，在此只好重復壹遍。

    1.在不認識的人微博下發表異見、提出批評，包括例如為溫儒敏“歧視女生”辯護，說他的言論不是“性別偏見”只是陳述事實，就被“心血來橋”等人說是“好為人師”，然後被組團冷嘲熱諷。我覺得發表不同意見，只要沒有辱罵、嘲諷或人身攻擊就可以，意見越是多元才越能互相理解。但是別人看來可能這是來“挑事”、“砸場子”，哪怕和和氣氣都會被認為別有用心。她們分不清嘲諷和提異見的差別。我當時莫名其妙，後來也就理解了，哪怕微博這種公共場合，有些人的評論區也只是為自己圈子裏的人開放的，陌生人不能多嘴多舌，更不要說提出反對意見了。雖然很明顯，提出意見肯定以批評為主，我不會吃飽撐的專門長篇大論到別人評論區贊同誰的意見。我認為這壹點從道理上我沒什麽錯，但是可能不符合網絡圈子潛規則，算我多嘴。（關於溫儒敏的言論是不是“歧視女性”，我可以單獨寫評論論述，在此不詳述）

    2.沒有堅定站在她們其中壹方，而是試圖客觀中立，然後就被認為是挑撥矛盾。我想的是恰恰不能偏袒壹方，支持某壹方多了，必須再去講另壹方的好處或批評贊揚過的壹方，以保持平衡（除非壹方特別正義、足夠善良；另壹方特別壞劣、罪大惡極，才可以有鮮明的支持其中壹方的立場，而且也應該建基於理性判斷與正義原則之上），這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態度。她們卻不能理解。這壹點我不認為自己有任何錯誤，相反我認為這非常必要，我壹定會堅持這種評論方式。

    3.有時候我說實話，例如上面提到的“中國殘疾人普遍生不如死，死了反而少受許多罪”，是大實話，沒有惡意，相反是想讓她們明白中國殘疾人處境的惡劣（講了惡劣情況才有改善的動力和切入點），以及捍衛他們選擇死亡以減少痛苦保持尊嚴的權利，結果被她們當成攻擊殘疾人。我覺得我沒什麽錯，最多我的話措辭激烈了些，但是結合上下文及我說的事情本身，我都是陳述事實，是同情殘疾人而不是歧視和攻擊。在我自述和防治校園暴力的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提及對包括殘疾人在內的弱勢學生保護的必要性及具體措施。

    4.在壹場關於馬泮艷的爭議事件中，我勸阻A方不要滿嘴臟話，也不要拿我的事做攻擊的借口，不要亂用我提供給她（圈子裏綽號“北歐”）的私信，要把激烈手段局限在黑惡勢力等那些罪大惡極的人身上，不要對普通人（前面說的那位臺灣女生）那麽激烈，也感謝了她前面的幫助。然而我感謝和規勸了好多次她不聽，於是我為了表示中立和試圖向B方去解釋我的觀點，把和A方的私信內容發給B方的壹個叫“徐鈴鐺”的人，以證明我是客觀中立的，不同意汙言穢語罵人。而且提前通知了A方的人（網名“王小能”），但是還是被認為是出賣A方。首先我本來就極反感拉幫結派，更不願意被當槍使。第二我感謝和勸告了多次，A方不聽，我只能這樣做，哪怕兩邊都得罪，我也不願意被壹方綁架成她們陣營的。我既然不屬於某壹方，當然談不上出賣。這件事我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麽錯。（不過，很久後我在微博又看到了壹個對馬泮艷侮辱誹謗的人，而其語氣、言辭內容，極像那位汙蔑過我、但我感覺人不是特別差、曾經和我有過友好交流，所以為她說了公道話的女生。我如果知道她換了個號又來辱罵誹謗馬泮艷，我當初不會給她求情。所以某種程度我也錯了，而那些站在馬泮艷這邊對對方死打到底的人倒更適合整治這種人）

    5.我沒有及時退出，被卷到她們的是非窩裏不能自拔（雖然並不是我願意卷進是非的）。我當時就應該不爭辯早點離開，結果我想爭辯出是非，反而越來越說不清。這件事我認為我的確大錯特錯了。對牛彈琴有毛的用，早剃頭早涼快。（當然這也變相證明互聯網“劣幣驅逐良幣”、理性客觀不抵侮辱謾罵的現實）

    最後，我算不算女權主義者呢？這個不好定義，關於是否為女權主義者的判斷標準本來就很混亂，我也不能確定自己算不算女權主義者。毫無疑問，我是支持女權的，我對於保護和發展合情合理的女性權利當然持支持態度。我自然也不是男權分子，不是“直男癌”。當然，我也反對極端女權主義，也認為當代中外女權運動的觀念和實踐存在諸多問題甚至錯誤。

    至於別的，我相信她們早晚會看到我這篇文章，也立馬能對號入座，歡迎她們指出來我本文沒提及的我的錯誤或者她們認為的我的“錯誤”，我會壹壹回應。

    關於如何界定是不是女權圈子的，我覺得有三個標準吧。1.她/他們是否自稱女權主義者或積極支持女權；2.她們是否經常、持續性的參與女權議題討論並為女性發聲；3.她們是否參與女權為主旨的網絡圈子且相互互動或者互鬧頻繁。

    以上全部三點均為“是”的，我認為就是女權圈子的人，但並不壹定是女性。

    在這個圈子裏我看到的具體東西、和我有關的事情詳情，寫起來需要壹定時間和占用不少篇幅，與本文主題沒多少關系，就以後再說吧。我會單獨寫壹篇文章講這段事情。

    考慮到這些不好的情形，我當時就放棄了找“爪姐”以及她的那幫朋友幫助的建議（當然，就我的判斷，即便我請求，她們也不會幫助我，根本不是壹路人（“壹路人”其實又如何呢？嘴上都講的好聽，現實中誰肯拉壹把？）。而我後來流亡出境，更看到這些人與我政治觀點、價值觀的巨大分歧，簡直是政治上的對立面，她們又怎麽可能幫我）。後來我才發現，那位幫我的臺灣女生也有如上述的許多“女權人士”類似的毛病，然後爭吵後互相拉黑了。她幫助我是真心的，而且還是我在艱難處境中為數很少和我保持聯系的網友，但後來她壹系列錯誤言行也是事實。這件事在我推特上有記錄，在此不記述。

    （這些事本身並不是什麽大事，我也不會和其中還沒有極糟極惡的“女權人士”計較（極糟極惡的女權圈子裏還是非常少的，男性社達、有才無德的權貴和精英惡棍才遠比這可怕。這些人有金錢、知識、人脈，甚至有些還有權勢。他們不僅在言論上陰毒，更有實際作惡的能力），但是上述情形反映出的女權界乃至中國輿論圈的各種問題，卻很值得分析思考。我寫這些，也是希望人們了解女權界的壹隅，看到問題才能改變，否則女權運動至少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在中下層次會越發跑偏，最終必然不利於女權運動發展、不利於中國進步主義事業、不利於維護中國女性和更廣大人民的利益）

     （當然，我綜合前前後後看到各種圈子的事情，無論是中外媒體對體制內黑暗的揭露、間接聽聞到的權貴的囂張、直接看到的互聯網上各種社達、極右、川粉，乃至自由派、民運人士的各種黑暗面，其實女權圈子這點事真的是“小黑見大黑”、“輕臟比極臟”了。）

    看了推特和壹些新聞後，壹天的疲憊湧上頭。抑郁嚴重發作那個勁過去，就平靜許多了。我雖然睡眠質量不好，例如容易做噩夢，或者拖延癥下入睡時間點會不斷延後，但還是能睡著的，失眠並不嚴重。就這樣，不知是幾點，我就睡著了。

    第二天我起的很晚，快到中午才出門，乘公交去聖德肋撒醫院。

    醫院位於壹段很偏僻的道路附近。當時行走匆忙，沒註意過道有什麽值得壹說的東西，不過感覺比大陸醫院安靜、裝潢更好、人也較少。

    我壹路到了服務臺，問壹位接待的工作人員。因不懂普通話，他拿出紙筆，我們通過文字書寫來交流。我問他門診有沒有心理醫生，我有抑郁癥需要治療。他好像不清楚，又叫來旁邊壹位女士。那位女士說周壹才有。我問能否使用大陸醫保或申請費用減免，她說不可以。我道謝離開，坐到沙發上休息。談話中，這位女士的語言和表情，跟我聽聞過的那種大陸醫院基層老員工倒很神似，我也曾親眼見識過，接觸過的應該都有體會。香港和大陸有許多相像的地方，這又是壹個例子。

    錢這個東西，真是到哪裏都需要。當時我的錢越來越少，我父親寄的已經沒我花銷的多了。如果再看醫生，估計又壹大筆開支，至少也幾百港幣。她說不能減免費用，我也就打消了求醫的念頭。

    說到求醫，我在香港還發現壹個現象，就是中醫診所很多，鬧市區幾乎每條街道都能看到，可以說和香港的銀行壹樣密集。此前兩天感冒拉肚子，旅館老板也是給了我壹管中藥。她當然是好心，很善良熱心，我也表達了感謝。不過我壹直對中醫中藥不信任。香港的中醫這麽興盛，也說明這個國際大都市，封建殘余依舊根深蒂固。在某些領域，香港比大陸有更多傳統文化的烙印。

    坐了壹會，我決定去香港大學，看看民主墻上貼的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信和建議書還在不在。順便，我也在港大轉悠下緩解精神壓力。

    這次輕車熟路，很快找到了民主墻。我的書信都完好的貼在墻上，沒貼上那幾張也都在玻璃窗裏放著。於是我就放心了。我坐在民主墻右側的長椅上，繼續寫《個人情況說明》。雖然寫完後要印的話，只能到周壹，因為文印店都歇業了……

    我在路上就感受到了香港與大陸周末時的區別。周末的香港，除了大型商場和飯店人潮洶湧，鬧市遊人如織，其他商行，無論是文印店，還是小賣鋪，各種雜貨店，都紛紛歇業。至於公共機構和社會組織，更是大門緊閉空無壹人了。連醫院專科醫生都要周壹才上班。我也無法去任何機構求助，打電話也全不通。而在大陸，除了政府機關和壹些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商鋪都不會休息，節假日都是照常營業（除了春節）。

    港人嚴格遵守休假規制，確是文明社會表現。至於利弊，就因人而異了。每周休息二日，自然是保障了工作者的個人休假權利，保護了職員和勞工利益；卻也很明顯會給消費者、辦事者帶來各種不便。在大陸，無論周末還是工作日，想買百貨隨時都可，生活服務也每天都能找到人。但在香港，就什麽都要等到周壹，至少對收入不高的普通人是如此。我壹直贊同增加勞工休假時長，維護勞工權利。而當我作為辦事者，在香港親身體會了壹把處處吃閉門羹的周末後，又感覺大陸商戶的勤勞也值得稱贊，因為他們犧牲休息，為大眾帶來了便捷，也提高了自己的收入。這就是大陸經濟某種程度上比他國和地區更有活力、商人更具競爭力的原因吧。這也讓我對包括休假權在內的勞工權利問題有了新的認識，果然是“紙上得來終覺淺”啊。

    我寫完之後，就在港大閑逛。這類走到哪算哪的亂逛式散心，是我自上初中前到現在，許多年養成的習慣。只要煩悶時，旅遊或者閑逛，心情就會好點。但維權這兩年，日益無心散心。滿腦子都是事，什麽景色都進不到腦海，走到某個終點才會回過神來，才真正看幾眼景色或建築。在港大也是，我走了半天也沒看幾眼香港大學的景致，走路時腦子基本是空白的。然後我就回旅館了。

    （十二）到訪六四紀念館

    我在翻找手提袋裏的材料時，翻出了馮女士給我的支聯會雜誌和宣傳冊。因此我又想起要參觀六四紀念館的事。我前幾天壹直在忙於求助，就把這事放下了。現在是周末，我決定趕在六四前去紀念館。對我來說，80年代的民主運動是令我無限向往的革命歷史，六四英烈是我仰望的豐碑。如果我早出生20多年，我壹定投身於民主運動，會去犧牲，死在那個壯烈的夜晚；而不是像現在，人不人鬼不鬼的飽經屈辱過了24個年頭，壹事無成。

    我來港時就希望參觀六四紀念館，而我來的時間又恰逢六四，參與紀念是理所當然。在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前，參觀紀念館，可以更好的了解六四、感知六四。至於那些煩惱，都沒有六四重要。不管未來是死是活，紀念六四都要做。

    中午，我按宣傳冊上的地址乘地鐵來到石硤尾。在地鐵站附近簡單的吃了點飯，就步行去紀念館所在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紀念館位於藝術中心二樓的壹個小房間內。房間只有壹間中型辦公室大小，四壁貼滿了關於六四的圖片、海報；房子正中放著壹臺老式電視機，電視機前放了大概七八張椅子。房內安靜肅穆，訪客不多，有兩位女性誌願者（應該是帶薪誌願者，或者是工作員），壹位坐在靠門口的辦公桌後面忙著工作；另壹位在整理館內資料，見我進來就跟我打招呼。我看到桌子上的捐款箱，就拿出50港幣放進去，那位誌願者連聲道謝。我告訴她，我是中國大陸的學生，多年來都在關註六四、了解六四，很敬仰六四英烈。她很感動，說中國的未來都在我這樣的學生了。我很不敢當，告訴她不僅我個人，許多我接觸的大陸人都同情六四中遇難的學生，對民主自由很向往，民主中國壹定會建立的。聽到這些，她非常欣慰，熱情的給我介紹紀念館。我問她紀念館為什麽這麽小？她說這是臨時地點，而此前，由於壹些人搗亂，出現法律糾紛……被迫遷到這裏。

    中共對港人紀念六四行為的抹黑、打壓，我早有耳聞。現在又聽她們親口講述中共的騷擾逼迫，親眼看到支聯會如此不易的堅持，我既感動又感慨。我向她表達了謝意，告訴她，支聯會所做的這壹切，大陸人民都會銘記在心（大致意思是這樣）。說了壹會話，我才正式開始參觀。（大致對話是這樣，記憶會略有偏差）

    電視在播放著六四紀錄片，此時正播到袁木恬不知恥的撒謊那段。而這類紀錄片我在YouTube上看過，所以轉頭去看墻上的海報。

    海報內容分兩大類：關於六四的背景、事件經過，和中共在大陸近70年的統治概況、近況；關於六四的照片，有壹部分我曾經看過，還有的就是第壹次見。其中有壹張北京市中心的地圖，標註了上百名犧牲者被殺害的具體位置，以及他/她們的姓名（或無名氏）或職業。其中最知名的，是“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之子蔣捷連。還有壹些大學生、壹位“四川萬縣保姆”，及許多無名氏。這些身份不同的人，都“平等”的犧牲在了那個悲壯的夜晚，共同成為民主革命的殉難者。

    地圖上標註犧牲者的符號，是壹個個紅點。而墻壁上的屠殺照片，則直接血淋淋的展示著中共政權的殘暴，為這壹個個紅點做註。再看到六四前他/她們和平請願、高舉“德先生，妳好”等各種支持民主自由的條幅滿腔熱情參與學運的照片，兩廂對比，霎時就透出歷史的殘酷。而那些記錄海外華人、國際社會在六四前聲援中國學運，及屠殺後遊行示威譴責暴行的照片，看起來令人振奮。可想到當今華僑華人對六四的普遍遺忘與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淡漠、西方國家對中共專制政權的綏靖及合法性的默認，這些影像反而讓人直觀的感受到歷史的倒退。善惡、正邪的對比，總能讓殘酷更殘酷、醜陋更鮮明。

    墻壁壹隅的海報，講述著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脈絡。從五年計劃、三面紅旗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開放、八六學潮、八九民運，中國曲折的歷史本可以像韓國、拉美、蘇聯與東歐那樣，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為專制畫上句點。可是，密集的槍聲打爛了自由的幻想，轟鳴的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希望。縱使有WangWeilin在坦克前的昂首挺胸，哪怕三輪車夫們因學生市民的死難而垂淚與呼喊，人民的勇氣與善良，至少在壹時，是抵不過武裝到牙齒的暴力機器的。

    墻壁所張貼的，大致就是這些。後來，我在網上看到了正式的六四紀念館，明顯比我去的臨時紀念館大的多，墻壁上張貼的六四事件資料應該也更齊全。

    關於六四的書刊，壹本本陳列在書桌上。我問剛才那位女士能否翻閱，她說當然歡迎取閱，看完放回原處就好。我大致看了幾本，多為圖冊，記錄著六四的前前後後、點點滴滴。其中還有壹本中共方面印制的宣傳冊，目的是為了向國內外宣傳六四為“反革命暴亂”，照片的註解都是抹黑參與民運的學生和市民的，包括軍車燃燒的圖片。看著這些照片和文字註解，我在想，當年的中共還敢公開許多影像，甚至在國際上辯駁壹番。而如今的中共，則完全通過信息封鎖、輿論控制的方式維持統治。相比而言，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更無自信，也更為狡詐。

    還有的書刊，就提到六四死亡人數的爭議。我此前就看到許多不同說法，紀念館的書刊和報刊截圖也是提供了各種不同的數字，如壹張圖片中的剪報提到英國檔案揭秘有壹萬多人死於屠殺。其實，六四無論死傷幾百人，還是上萬人，都是慘烈而巨大的悲劇。壹張張清純的面龐變成長安街上殘破的屍塊，是不爭的事實。與三年大饑荒、文革暴力、南京大屠殺壹樣，死亡數字的爭議不能成為掩蓋罪惡的借口。未來民主中國建立後，包括具體死亡人數在內的種種關於六四的謎團，都有真相大白（或得到最接近真相的情形）的壹天。

    我在翻圖冊時，那位女士告訴我，下午有壹個活動，有兩個作畫的藝術家來紀念館，她們會指導參觀者將對六四的感受用筆畫成圖畫。她問我是否參加，我說當然。於是我就拿著圖冊坐到椅子上，壹邊看圖壹邊看紀錄片。雖然紀錄片裏的片段我看到過，但在紀念館再次看到那些遊行請願的場景，又壹次熱血沸騰起來，默唱著《國際歌》，心潮澎湃，似乎和紀錄片中的學生隊伍壹起在長安街上行進，為了民主自由而不惜壹切……

    下午3點左右，人開始多了起來。從我坐下到後來離開，大概有50多人參觀，少數是大陸的，絕大多數是香港人，還有幾個外國人。每當參觀者有問題時，那兩位誌願者女士都很熱心和詳細的解答，為他們講述那些關於六四的圖文背景和故事。看她們熟練的對參觀者講解、更換著那幾部紀錄片的磁帶（好像是磁帶吧），應該是已經在紀念館工作很久了。她們與我見到的馮愛玲女士壹樣，都對紀念六四這項工作有著全情的投入。從她們工作時的言談舉止及剛才的交談中，可以看出她們對八九六四那段歷史有著深厚的感情，是以虔誠的心來工作，或者說，在履行良心的使命，而非只是為工作而工作。

    過了壹會，來了兩位女士，就是剛才那位誌願者告訴我的繪畫藝術家。壹位年齡約40歲，不會說普通話，和我基本沒法交流；另壹位不到30歲，我和她大致可以互相聽懂對方的話。我，以及另外兩位參觀者，和她們兩個坐在壹起，五個人壹起畫關於六四的感受。

    我因為沒上過小學，初高中時學校也多把美術課換成考試科目，所以基本沒正經學過繪畫，連最基礎的線條都畫的毫無筋骨，只能粗粗勾勒壹番。另外的那兩位參觀者就畫的算畫了。壹位女士畫的是監獄還是什麽的，另外的壹位男士畫的什麽忘了。我畫了壹排階梯，階梯中途斷裂（還有別的什麽，畫的比較復雜，忘了）。我告訴她們，這象征著六四摧毀了前面十多年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後國人的墮落，以及六四前後的對比。六四前的中國，理想主義滋潤著國人尤其學生的心田，民主與法治成為各階層共同追求的目標，平等博愛是知識界壹致的理想；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下，社會的黑暗被揭露、專制與暴行被批判……六四之後的中國，卻每況愈下，政治專制、高壓維穩、不擇手段發家致富成為社會主流，國進民退國富民窮、貧富差距日益加大、階層固化愈發嚴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利己主義大行其道，道德淪喪、誠信破產、知識分子犬儒化、國民公共意識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宛如隔世。這就是我在圖畫中想表達的“對比”，也是我壹直對六四事件極為重視的原因--它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讓國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惡不分的時代。而我自己的命運，客觀上也被六四及它後來的影響所改變了（試想，如果我出生後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國，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後來，我和其他兩位參觀者在紙片上的畫，都用別針別在了展覽幕布上。

    活動結束後，我又看了壹會圖冊，拍了十幾張照片（後來因為在中聯辦割腕被抓，所以返回大陸時和其他敏感照片壹起刪了），才告辭離開。臨走時我告訴那位誌願者女士，我會去維園參加六四晚會，然後相互揮手告別。

（十三）發出最後壹波求救信

    回到旅館後，我因參觀紀念館而激動不已的心情才逐漸平靜下來。我翻看短信，看到我父親問我“出什麽事了嗎？”，我只好回了壹個“沒有事，住旅社開支大”。他之所以這麽問我，是因為這幾天我要的錢明顯多於往常，壹周要了1500左右。他當然不知道我在香港，還以為我要備戰高考。今年的高考我也報了名，6月7日就開考。但我現在這個精神狀態，如何能正常學習和考試。

    前幾天，我發給許多香港社會活動人士的請願信，也附上了求助信息，但大多沒有回音。只有張超雄議員辦公室回了壹封信，卻是說無法幫助，反而建議我去支聯會求助，還附上了支聯會地址和聯系方式。我當時就把這封信轉給了馮愛玲女士，然後還說“妳們也（和大陸壹樣）踢皮球”。（不過後來我被關到精神病房，張超雄所在的工黨、幾位重要成員還是幫了我壹些忙的，我此前說他們踢皮球也不太厚道，他們確實難以幫更多的忙，也沒有義務）

    因此我才又寫了《寫給各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求助信》和《關於我個人情況的說明（兼答與我溝通的各位社運人士）》兩封信，做最後的求助嘗試。《求助信》已經在前面和請願信壹起混貼出來了，我在這裏就只把《個人情況說明》貼出來。內容較長，但基本將我的處境和訴求全部簡明扼要講出，還提及了校園暴力受害者的苦難，因此我把全文貼在這裏（其中表強調的加黑加粗的，也原樣保持）：

        關於我個人情況的說明（兼答與我溝通的各位社運人士）

諸位社運人士：

    為便於妳們簡單明了的了解情況，我就逐條的講壹下，現在腦子很亂，可能寫的不很清楚明白，就這樣能看大概意思就行了。

    1.雖然我的事情許多已經過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傷害持續至今。就像在2008年和2012年在滑縣和新鄉市發生的事情，卻在2014年的濟源市（離那兩個地方數百公裏）再次造成惡劣影響。我都已經盡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謠言與誹謗、以及當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陰影和恐懼感焦慮感、抑郁癥、心理創痛……都還影響到我現在的生活。不解決根本問題，不搞清事實和懲辦欺淩我的人，問題就永遠存在，尤其那些照片的傳播和散布，迄今仍舊存於我認識的人圈子裏的流言蜚語，就會讓我永遠生活在歧視與孤立之中（還有可能被直接暴力傷害，因為歧視等冷暴力，我更易與他人沖突）我就永遠無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種被孤立、歧視、威脅的滋味，只有真正經歷過的才知道多麽痛苦，文字根本無法那麽有力的表述出來。且這些傷害下，無人聲援並反復發生，我這麽多年還能堅持活下去，已經是奇跡了。

     因此並不是我放棄、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不澄清真相、不懲辦惡人，我就壹直處於被傷害和被傷害威脅之下。我不可能壹輩子躲在出租屋不出門、不接觸人、不建立社交圈子。但是只要做這些正常生活的事情，立馬就會被傷害，因此我自己必須做現在做的這些事，也就是追責、曝光和哪怕沒人幫我，我也只能壹條道走到黑。因為其他路更黑。

    2.我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就像舉報信中所說：“2018年的我，如果沒有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傷害，我可能在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看看我在2013-2014年的成績，尤其2013年底那幾個月，老師和部分同學都可以作證），在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的開學儀式上，或者已經在壹些媒體、中國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機構實習、工作，實現遠大理想，通過學習和分析研究、實踐，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走出困境，無論做社科研究員、記者或編輯、律師，還是大學教師，都能發揮壹技之長，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和國家進步的優秀公民。但是現在呢？我的前途毀滅，精神崩潰，抑郁癥日益加重，且永遠無法消除以前網絡暴力、校園暴力的各種謠言、曲解、詆毀造成的惡劣影響以及引發的傷害，整日逃避現實，渾渾噩噩，在麻木與回憶痛苦中度過，曾經受到的傷害的陰影壹直揮之不去，摧毀了我的人生。”

    此外，我家庭因此也付出了沈重的經濟代價，因為轉學、在外地各種費用，以及我這些日子維權，花費累計至少十幾萬，對壹個縣城工薪階層、家庭又有病人（祖父母長年臥床和壹年幾個月去大醫院看病，祖父已於2016年去世，我父親2015年腦溢血，現在還沒好利索，我自己也有抑郁癥）的家庭，已經是耗盡積蓄了。如果沒有這些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我早就正常考入名校學習、工作了，有了收入回報家庭、維持自己生活，乃至做更多的事情，就如上面所說。可是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毀掉了這壹切。

    這樣的仇，怎能不報？這樣的冤，怎能不訴？這樣的傷害，怎能不反抗？

    3.我以前的忍耐，都是為了考上中國人民大學這樣的高校之後，再利用影響力去做現在做的維權的事情，毫無疑問那樣做更好，因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脈和各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現在難以實現了，只能就現在這樣沒身份沒地位的做。

    其實這也是許多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和各種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劇：人生剛剛開始，就被摧毀了正常的學習、生活，被摧毀了學習能力、人的精神被擊垮、毀掉了人際交往的意願、無法正常的進行學業和工作，自然也沒有充足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

反過來，那些校園暴力加害者、旁觀者，卻因為沒有被欺淩，沒有受到以上這些損害，甚至從欺淩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滿足與愉悅，正常的學習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會地位與收入。他們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願意提及曾經的校園暴力，甚至輕描淡寫、歪曲事實以打壓受害者的控訴。青少年受害者的話語權，已經被“扼殺在搖籃裏”、摧毀在萌芽中。

    因此，這本身就是悖論：受害者話語權是不足的，就是因為他們是受害者，他們受的傷害，害得他們沒有身份地位和各種條件。反過來有話語權、有能力與條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觀者，他們沒有動機去講防治校園暴力、甚至替校園暴力辯護。這在我發的《思考》壹文中有詳細講述。相對來說，我是受程度較嚴重的校園暴力受害者中條件（尤其知識水平）最好的，這也是我能夠做這麽多的原因。

    4.校園暴力受害者數量眾多、程度嚴重，但是都處於孤立無援、被社會嚴重忽視的狀態。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組織，無論是討薪教師、上訪退伍兵、女權活動者、基督教會成員……他們都有組織、能夠互相通氣和聲援，壹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會廣泛知悉。但是像我這樣的校園暴力、家庭暴力之類的受害者，是沒有辦法被外面了解和聲援的。壹旦被抓，就出不來了。

     這也是我在建議書中提到為什麽要建立防治校園暴力的NGO、讓校園暴力受害者組織起來、讓公民們都參與防治校園暴力的原因。他們需要組織起來，更準確說是需要被組織起來，因為他們自己沒有能力組織起來，普遍處於孤立無援、眼睜睜看著、等著自己受欺淩卻無能為力的狀態。

     5.校園暴力受害者與《熔爐》中的殘疾孩子類似，是屬於必須有外力介入、他人幫助才能維權、正常生活的人（群體），他們與有自主維權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軍人並不壹樣，他們缺乏求助、組織、謀生、對抗的能力，無法自己去維權，必須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為成年人的社會活動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幫助與聲援。

當今中國社會乃至其他國家對於校園暴力（包括各種冷暴力、歧視以及扭曲化的人際關系）的輕視，有壹個關鍵因素，那就是社會資源（權力、金錢、傳媒輿論等）本身就是掌握在以前在學校屬於旁觀者、霸淩者以及遠離嚴重類校園暴力（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市區戶籍人民）的校園環境下成長的人。這個雖然我沒辦法統計，但是根據直觀感受以及通過在現實以及互聯網的壹些了解，似乎是這樣的。壹些曾經在學生時代是流氓混子的學生畢業之後很多也比被欺負的人混的好，有些還是當地地頭蛇、小幹部（當然也不乏“大幹部”）之類，其他地方官員、富豪恐怕也是旁觀者或者霸淩者居多吧。至於被欺淩的人，在校園習慣了被欺淩，麻木不仁，到了社會上可能還是被剝削、受他人管理乃至被邊緣化的人。對學習成績的負面影響本身就幾乎阻斷了他（她）們進入社會上層的可能，甚至社會中層都不見得能給他（她）們多少席位。而掌握國家更高權力的官員、學者以及影響力很大的傳媒的校園工作人員更多也是在沿海大城市市區重點中學學習，不了解大多數學校殘酷的校園暴力，所謂“何不食肉糜”嘛。而且類比體制內與體制外、老板和民工、城市和鄉村完全不對等的資源、地位以及與不對等的資源地位極為“對等”的話語權輕重，這個推論（社會資源包括話語權被校園暴力中的旁觀者、霸淩者，以及遠離校園暴力的“蜜罐人”控制）恐怕也是可以被證明是正確的。

   韓國、日本、臺灣地區難道確實比中國大陸整體的校園暴力水平嚴重得多嗎？從常識就可以否定。只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弱者有了話語權，強者中也出現了更多對弱勢群體的關註者、同情者，加上新聞、電影的開放度，才有那麽多反映青春期陰暗面的相關電影和新聞。壹個不重視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問題的社會，並不是家暴和校園暴力問題確實很輕，而是這些受害的婦女、兒童、青少年、老人、殘疾人的弱勢群體已經被排斥出社會既得利益群體了，沒有足額得到應得的教育或經濟收入、沒有得到平等的社會地位、沒有與既得利益者公平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當然也沒有充分的話語權，沒有為這些弱勢群體支撐的輿論陣地（或者雖然有為弱勢群體發聲的平臺，但是對“主流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對）。相反，那些沒有經受（或者受害很輕）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的人，或者校園暴力就是施暴者、旁觀者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控制了經濟權力、政治參與權、社會文化制定權、社會輿論主導權，加上自身身體優勢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義、平等博愛、扶弱抑強、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這樣環境中弱勢群體所經受的痛苦和不公對待很容易被湮沒，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這些人並沒有在校園暴力中受害，自然總體上改變它的積極性就不是那麽強（當然壹些人例外），甚至壹些人不覺得它是錯的，雖然這些人中大多數恐怕並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處於校園欺淩的被欺淩壹方。

     因此，必須有擁有較高社會地位、更多話語權、更多權力與權利、有較高知識水平和見識與視野、有更多進步價值觀的人幹預、幫助，才能讓校園暴力的嚴重性充分被社會了解和重視。

    6.在大陸遇到的最大可能危險不是公安和國安，而是來自我舉報的人的打擊報復，他們涉嫌有黑惡勢力背景（否則當年就不會那麽囂張），拉幫結派，有N多種方式可以騷擾、威脅、傷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觀，“借刀殺人”，借助這些人變相“維穩”。如果我在網上遇到攻擊詆毀，並且發展到線下，直接在我現在孤身壹人的住所威脅和攻擊，再次發生2008年時候那些事，我怎麽辦？求助誰？當年在學校作為學生都沒有人管，現在我實際上已經不屬於任何學校了，大陸警察又不願意管理，那怎麽辦？

    7.妳們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滯留、抗議，回陸後會受到巨大壓力。這個我明白，但是過去、現在，我已經承受了巨大的傷害和心理壓力，2008年和2011-2012經歷的校園暴力的心理陰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瘋逼死了，還有什麽不能經歷的？現在我的情況差的已經不能再差了。

    8.我已經拖了4年，精神狀況越來越差，思維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記憶力下降的也是厲害，經常丟三落四，正常學習和生活難以維持。而我家庭也因為變故而很快無法在經濟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沒辦法再等下去了，等徹底發瘋、流落街頭、自殺，就都來不及了。最多只能繼續在大陸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幾個月（還是在（6）不發生的情況下），又有什麽意義？那時我還有機會來香港嗎？

     9.我回去之後還是只能去學校或者政府遊行抗議，然後就會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廳接受材料壹個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沒有回復。不鬧的話，更得不到關註和回應，鬧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會受到威脅，我回去肯定弊大於利。當然，也恰恰是現在的絕望，才讓我拋棄壹切幻想，重新維權、呼籲社會關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此前我曾經猶豫的情況下放棄了南方周末壹位資深記者的報道邀請，現在我後悔不叠，我絕不會重犯二次這樣的錯誤，絕不放棄現在的機會。

    以我的個人情況，例如精神狀況、身體狀況，社會背景（沒關系沒後臺，性格還比較偏激，又缺乏人際交往能力，進了監獄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裏邊，出不來了。而且死前必然還會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議，還可能遭到殘酷虐待。

     10.我現在非常需要媒體的介入。因為只有媒體的報道，才能讓社會了解這些黑暗，引發人們對於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的關註。

     我希望有嚴肅的、擅長做社會新聞與深度報道的、有人文關懷的媒體進行調查報道。例如紐約時報、南方周末、鳳凰周刊、端傳媒等。校園暴力是很復雜的，並不是簡單的黑白對錯，想引發社會深入思考，更是要避免片面、激進、口號化。只有完整的展示了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前因後果、內因外情，挖掘各種校園暴力事件各方背後的故事、聯系各種專家學者探討和交流，才能有真正的成效。像打了雞血壹樣用煽動性大標題怒罵壹場，是沒有持久性和深刻性的，對於社會解決校園暴力沒有太大意義。而且我也不願意用簡單的標簽與口號，以“熱點推動情緒”的手段煽動民粹。

    我現在最缺乏的是影響力，因此才四處發東西。就像美國的“me too”反性騷擾運動，就是需要知名人士的鼓勵和宣傳，當然還有強大的公民組織和媒體的支持，才能讓處於相對弱勢的女性講出自己的經歷，為預防性騷擾努力。她們說的事絕大多數也不追責了，但是並不是沒意義。通過這些活動讓女性更好的了解和預防性騷擾，也讓黑暗之處的醜陋見了光，讓受害者不再羞恥而是譴責加害者，並且讓社會共同努力去防治性騷擾、關愛這些被傷害的女性，讓悲劇不再重演。

    讓醜陋見光，是解決問題的第壹步。我受到校園暴力傷害，壹方面是那些傷害本身造成，另壹方面（甚至我個人認為更重要）是由於這些傷害的隱蔽性，而且我因為反抗被冤屈，因為揭露（但是缺乏證據）被誤解，然後我不斷辯白和抗爭，然後受到更多冤屈和誤解……然後就抑郁了，甚至精神不太正常了。如果真相大白，讓我受的汙名化被洗刷，其實哪怕不追責也可以，只要查明真相，讓大家知道我為什麽走到現在這樣，抑郁癥和各種精神問題是外因還是內因，這本身對我就是巨大勝利。

    11.我希望利用香港這樣壹個社運發達，個人相對自由的環境，推動中國反校園暴力與反網絡暴力組織的建立與發展。現在無論中國大陸還是香港，相對於女權、勞工權利、LGBT權利、殘疾人權利的組織，關於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弱勢青少年（尤其男性弱勢青少年）的保護組織、維權組織是處於幾乎完全空白狀態。而這與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嚴重程度、男性弱勢（包括體格、人際交往、家庭背景弱勢）青少年受到的極嚴重的傷害的現實形成鮮明的對比、尖銳的矛盾。這些弱勢青少年，占總的青少年比例，是比同性戀群體占比還多的，受害程度也更嚴重（這壹點幾乎毋庸置疑，1990年代之後，同性戀受到直接歧視與暴力攻擊的有多少？而程度嚴重的校園暴力受害者又有多麽悲慘的遭遇？對比壹下就知道了）

     因此，成立相關組織、並促使政府專門對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制定對策、把防治校園暴力納入教育機構日常工作，成為教育領域壹項常態與重要的任務，都是迫在眉睫的事。

    12.絕大多數校園暴力受害者都沒有能力求助、甚至沒有勇氣、更甚至根本不懂得不知道沒有意識求助。他們更沒有知識、視野、經濟條件、人脈關系來香港求助或在大陸維權求助。我可以說99.9%的比我程度嚴重的校園暴力受害者都沒有像我這樣的這麽多渠道去求助、發聲。但是這並不代表那麽多校園暴力慘劇沒有發生，只是他們無力、也沒有勇氣求助。因為我現在做的事並不是只為自己，我是代表幾百萬受非常嚴重校園暴力傷害的大陸學生（或許香港青少年也有這種情況，我前兩天還聽馮女士講香港有因校園暴力自殺的孩子）來請求幫助、希望建立相關組織、以後源源不斷的幫助、營救校園暴力受害者，為他們維權提供壹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13.我個人的情況相對比較復雜、特殊，造成我現在這樣狀況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某種程度我遭受的校園暴力也比較“輕”，也就是說（暫時）沒有殘疾、徹底精神失常而發瘋，但是那麽多比我情況糟糕、且更為無辜、弱勢、受到嚴重傷害的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受害者是急需、也更值得拯救。前面已經說過了，他們沒機會求助和發聲，因此我壹定要為他們爭到支持，為他們引起社會的關註，引起陸港兩地政府和公民們的廣泛關註。例如媒體不報道我，而選擇更具代表性的、更悲慘的校園暴力案例也很好，我可以為其處境做些解釋、說出這些受害者無力說出的話。

    14.我已經說了：“校園暴力的本質，是壹種精神剝削，它與階級壓迫、政治迫害、種族壓迫、強奸與性騷擾、歷史上對LGBT人士的歧視與迫害（現在LGBT有很大改觀但是還存在）、對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權利剝奪與權益排斥等壹樣，都是壹種傷害、壓迫、迫害行為，會給受害者帶來巨大損傷，包括現實利益的毀損與心靈創傷。”但是相對於階級壓迫、政治迫害、種族歧視與壓迫、男性以男權夫權父權對女性的侵淩和壓迫及性剝削、對LGBT人士的歧視與迫害、對殘疾人權利的剝奪，校園暴力卻明顯處於被忽視、被遺忘的狀態，尤其不被當做壹種普遍性、結構性問題對待（只有占總數比例極少的個案會被關註，且只會處理個案，而乏有推動根本對策的反思）。但校園暴力（以及12-20歲的青少年對同齡人的欺淩問題，並不壹定都是學生）的酷烈性與普遍性與以上這些傷害與壓迫完全在同類程度的水平。校園暴力受害者數量龐大，但是因相對分散與孤立而無法同聲共氣的抗爭與維權，無法讓社會聽到他/她們與其數量匹配的聲音。

     還有摘壹段給大陸社運人士許誌永的話：“死於政治迫害、因為政治問題、階級、民族和宗教問題被壓迫、傷害、欺淩，甚至毀掉壹生，和受校園暴力、家庭暴力傷害的，除了手段途徑不壹樣，結果難道不是壹樣嗎？難道前者就值得關註和拯救，後者就可以放下來以後再說？對壹個人來講，無論因為以上哪種因素受傷害，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傷害的過程而不是動機。您（許誌永）也是河南省的，出身平民，應該知道基層暴力多麽猖獗，這些年很多地方還是這樣。在學校被天天羞辱性的毆打、甚至被逼喝尿、在廁所裏被打的滾爬的哪個縣城中學都有不少，個別（雖然累計起來也是驚人的）被性侵犯（男性對男性），壹個人人格、尊嚴都沒有了，人性就在20歲之前18歲之前毀掉了。不是麻木就是逆來順受、暴力沈淪，然後再循環下去，制造出家庭暴力、給社會增加暴力。還有壹些以酗酒、抽煙、賭博還有各種方式麻醉自己，還有的就自殺了。還有的因為校園暴力尤其侮辱性傷害，發瘋了，精神病，生不如死。我不覺得這些比死在坦克車下要好。而那些加害者的兇殘程度，往往恐怕是要超過那些專政機器下的軍警們的”。

     即便從2010年算起，受嚴重淩虐的校園暴力受害者也比南京大屠殺死亡的30萬人要多。日韓和臺灣地區都有校園暴力統計數字，至於大陸，我與許多人也都可以了解平均多少人中有壹個被嚴重欺淩的，數字肯定超過如南京大屠殺這樣的集中暴行。而且相對於這種有歷史紀念的、已經壹定程度還了公道的，校園暴力受害者往往到死都沒有得到道歉，更沒有什麽懲罰加害者、讓世人了解這些散布在全中國900多萬平方公裏的各種屈辱的冤魂在青春期的經歷了。

    15.而校園暴力問題與網絡暴力問題恰恰是社運空白，也是中國和世界許多國家忽視、卻又嚴重的社會頑疾。西方國家雖然重視保護兒童和青少年，但是重點是保護兒童與青少年不受成年人、國家體制的傷害，但是忽略了同齡人對同齡人的欺淩，或者為了保護違法犯罪、傷害他人的未成年人，而相對忽視了被傷害的未成年人。而美國頻發的校園槍擊案則是校園暴力的極端表現。因此，針對這壹世界性難題，尤其13-20歲青春期男性的暴力，必須要加大力度研究和防治，絕對不能放任壹部分孩子成為另壹部分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犧牲品。

    16.我壹個人能力有限，沒有影響力，甚至連印材料都要自己提著兩個大包到處找打印店，用很長時間才能修訂好材料。我不懂香港話也是導致出現許多次交流障礙的重要原因。每去壹個地方發請願書和建議信、張貼宣傳，都需要很多時間。當然最重要壹點還是我沒有地位、人脈和影響力，做多少都是茶杯裏的風暴，作用很小。如果有相關的組織幫助、媒體介入、社會名人的呼籲，就完全不壹樣了。

    17.我不僅希望社會關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也希望做壹些其他社會活動，尤其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涉及到大陸和香港直接的民權民生的具體事情，例如推動關於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進行；研究和促進中國大陸精神衛生體系的完善與文明化、幫助有精神疾病的公民維權；創建為例如弱勢學生、重病患者與家屬（相對於醫院醫生）、被黑惡勢力傷害與威脅、遭受網絡暴力的受害者、遭受家庭、校園及網絡多重暴力走投無路的人、各種被歧視、孤立的人等發聲的組織，給他們壹個維權的平臺、提供暫時留置和保障安全不受威脅與傷害的處所，讓這些人不再像我這樣求助艱難、有那麽多的曲折而悲慘的經歷，讓這些弱勢群體不再因沒有話語權而被忽視，也能夠有尊嚴的活著。更進壹步，也可以讓他們通過說出他們的故事，讓人們了解這些邊緣群體的苦難，以促進這樣的人群的境遇的改善，至少可以減少歧視和偏見。   

     剛剛大陸還有壹個新聞，壹家三口因欠債要自殺，後來鼓起勇氣放棄自殺，卻又因網絡上的攻擊謾罵而自殺身亡（兩死壹傷），可查新聞“北京壹家三口在湖南自殺”，。這個例子並不是孤例。因網絡暴力得了抑郁癥、精神病、正常學習和生活被摧毀的大有人在。網絡暴力給許多孤單的、弱勢的人造成了多麽嚴重的傷害，卻沒有人承擔責任、沒有人被懲罰。而自殺或茍活的受害者卻承受了多少傷害啊。我之所以受這麽多屈辱還不死，就是為了通過與社會公民的呼籲，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至少減少發生，讓他們有求生的渠道，對網絡暴力，必須有制衡，對網絡暴力受害者應該有救助和保護，而且這種救助，就像醫院救治病人壹樣常態化。（大陸如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環境，許多人毫無同情心、冷酷、缺乏人性，暴民很多，這樣的環境我維權，不要說政府的打壓和我舉報的人的打擊報復，冷漠、看笑話的民眾就會讓我喪失勇氣）

    18.我還想去位於香港的許多機構，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難民署、平機會，還有壹些政府機構和社會組織，新聞媒體，遞交請願書和建議信，希望他們關心非政治性的難民、弱勢群體、弱勢青少年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時間，我現在離開香港怎麽做這些呢？

    19.我現在有嚴重的抑郁癥，焦慮抑郁，緊張度高，回到大陸面臨那些危險、無力反抗和維權（只能忍耐）會加劇我的病情。我希望延期逗留在港，以便於求醫治療。

    20.我希望在香港或第三國（例如歐洲）做社運，現在中國大陸根本就不允許有維權活動，尤其無法進行街頭運動，只有在國外才有可能。

    當然，我以後肯定會回大陸做反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運動的，第壹，那是我的祖國，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公民責任上，我當然要首先為自己祖國的人民爭取權益，為保護祖國的青少年而做出貢獻和犧牲。第二，大陸的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顯然比香港特區和許多發達國家嚴重，在大陸學習和生活的他/她們更急需拯救和保護。但是我現在必須在境外活動，以引起媒體、政府、社會組織、國際機構的關註，並引發他們的參與，然後才能最大限度的推動中國和國際上對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的關註和參與解決。如果我現在什麽都沒做到就返回，那有什麽意義呢？

    我之所以沒有自殺，之所以耗盡力量來港，就是希望在有關於防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方面的請願與呼籲有些突破。我忍耐了這麽多年、逃避了這麽多年，我就是為了現在，就是為了有發聲的這壹天，就是為了自由的呼喊、為了通過社會運動伸張正義，為受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受害者發聲和求援。這壹次機會錯過，永遠都沒有了。

    我將《求助信》和《個人情況說明》再次群發給了香港政界、學界、社運人士等各界人士，並附上聯系方式。我指望我最後的吶喊，能讓哪怕壹個人伸出援助之手，把我從沒有錢維持生活又高度抑郁、恐懼不安的絕境中拯救出來。

    此前在大陸，我就在《舉報信》和致各大媒體的信中發出類似絕筆的求救和宣言：  

   “1.如果我在未來改口，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放棄舉報信中對相關校園暴力加害者及失職瀆職老師的那些指控，那壹定是在他們的暴力或其他方式的逼迫下做的，或者是他們將我非法拘禁和控制、或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冒用我的名義發表的，希望各部委、廳局領導、媒體人士、乃至所有人都不要相信。哪怕我在視頻或者錄音裏甚至當面否認舉報信中的內容，也不要相信，因為很可能是在被威脅之下做的，我不是江姐、張誌新，面對各種可能的惡毒手段，包括酷刑和恐嚇，我有可能壹時屈服。尤其有黑勢力背景的，什麽惡心、惡毒、侮辱他人人格、讓妳精神上徹底被擊垮、讓人飽受屈辱的事情都能幹得出來（例如最近爆出的山東於歡案吳學占團夥對待訪民的行為），具體他們會怎麽做我在這就不說了，他們有很多種極惡毒的摧毀他人精神、靈魂和基本尊嚴的方式，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和張純如的書中都可以看到壹些這類行為的描述（當然也有南京大屠殺記錄中沒有描述的，描述到的只是冰山壹角。很多黑社會的行為比日軍還惡毒）。總之，不要相信任何我否認舉報信主幹內容的表態（至於細節，因為時間太久可能個別地方會有修正，不影響整體指控）。

     2.我所舉報的情況牽涉許多人，他們朋友多人脈廣，很可能采取各種齷齪陰暗手段來對我的舉報活動進行阻撓和破壞，例如查詢我的戶籍信息、出行和開房住宿記錄、盜取我的社交賬號、查詢我的通話記錄、查找我的位置信息，對我進行威脅和傷害。

    我對舉報信所有內容負責，如有誣告，我情願以誣告陷害罪入獄。我願意在合適場合保障雙方安全和平等（而非在“拉偏架”環境中）前提下與所有被指控者當面對質。

    2018年的我，如果沒有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傷害，我可能在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看看我在2012年10月至2014年3月的成績變化，尤其2013年底那幾個月，老師和部分同學都可以作證），在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的開學儀式上，或者已經在壹些媒體、中國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機構實習、工作，實現遠大理想，通過學習和分析研究、實踐，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走出困境，無論做社科研究員、記者或編輯、律師，還是大學教師，都能發揮壹技之長，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和國家進步的優秀公民。但是現在呢？我的前途毀滅，精神崩潰，抑郁癥日益加重，且永遠無法消除以前網絡暴力、校園暴力的各種謠言、曲解、詆毀造成的傷害，整日逃避現實，渾渾噩噩，在麻木與回憶痛苦中度過，曾經受到的傷害的陰影壹直揮之不去，摧毀了我的人生。

    只要我還有壹口氣在，我就絕不會放棄要求查明真相、絕不會放棄追究責任；我也會不斷呼籲國家、社會各界及廣大人民關註和參與防治校園暴力，直到生命最後壹刻。我忍辱負重活了這麽多年，沒有自殺或者去殺死欺淩我的人，就是為了揭露校園的種種黑暗，將青少年社會的醜陋曝光於光天化日之下。

    其實，我的情況相對來說屬於受較嚴重校園暴力受害者中情況較輕的。那些長年被毆打、淩虐（例如被逼吃屎喝尿、喝洗腳水、下跪、被扇耳光、羞辱性的圍毆、男生被男生性侵犯如被迫口交等），受到各種身心傷害的校園暴力受害者，他/她們根本沒有能力、條件去反抗，甚至已經喪失了反抗的決心與勇氣。如果社會廣泛動員起來揭露校園暴力，編纂成冊、連載報道，這樣揭露校園暴力的材料將會如同張純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揭露南京大屠殺的詳情那樣令人震驚，讓人們知道每年這個世界的角角落落，都有數以百萬計乃至上千萬的未成年的校園暴力加害者在對年齡相近的孩子使用各種殘忍、惡毒、隱蔽的方式加以欺淩，而這些受害者往往在孤獨的忍受著傷害，以痛苦、恐懼、悲傷、麻木、焦慮、絕望等各種心理狀態生活在傷痛之中，他（她）們原本應該美好的青春被毀掉，甚至壹生都生活在經歷過的校園暴力的陰影中。這些都需要被揭露，只有向世人展示了殘酷的真相，引發社會的廣泛關註，才能為解決問題提供動力和條件。

    如果我死去（無論是被殺害、被逼自殺或其他原因去世），還會有人（無論是校園暴力受害者、旁觀者，還是曾經的加害者後來幡然醒悟的人，還是媒體人士、老師、專家學者、社會活動家等各種願意為防治校園暴力而努力的人）前赴後繼，踏著我的鮮血，為公平正義而抗爭，為反抗校園暴力而鬥爭，就如同歷史和現在的世界上為爭取民族解放、自由民主的中外先烈那樣，在經過長久的、許多代人的英勇鬥爭後，防治校園暴力事業必定取得成功，終將迎來勝利的明天，開啟讓每位青少年都能平等、自由、不受欺淩的生活的嶄新時代。”

    想到明天是六四，沈悶的心情又起了波瀾。我想，能夠參加維園的集會，也算來港壹大收獲。在大陸，不能在任何公共場合紀念六四。自上初中至今的十年，我也僅有壹次點蠟燭在房間默默悼念過。明天，終於可以和港人壹道，公開向六四英烈致敬、為民主而呼喊。

   （十四）維園六四日，燭光淚瑩瑩

    六四到了。我上午就整理好行裝，準備趕赴維園。雖然晚會晚上8時才正式開始，但我已迫不及待想去，而且或許白天就會有很多預備性活動，能趕上最好不過。

    不過這時我又想到，我今天是合法逗留的最後壹天，幹脆去入境處看看，能不能延長逗留期限。於是我先去了位於灣仔的入境處大樓。

    我到了之後，看見入境處門口有兩位穿著灰黃色衣服的保安人員，都是南亞或東南亞裔的，連基本的漢語都不懂。我說要去入境處，其中壹個個子很矮的保安，竟然不知故意還是無意的，把我指到相反的通往商場的方向。我發現走錯後，非常憤怒，但他不懂中文，我沖他喊叫發火也沒用。後來到了入境處辦理延期逗留的窗口，在排隊時，我想，自己也沒什麽證明材料，恐怕根本沒可能得到延期許可，說不定還會惹麻煩，因此我轉身就離開了。然後我乘巴士趕往維園。

    到了維園，看到確實已經有支聯會等機構人員在，他們正在搭紀念臺，但是沒有什麽活動。在維園正中，好像有幾副悼念劉曉波、六四紀念者的花籃，還有壹個六四遇難者紀念碑樹立在園中。這時天氣非常炎熱，現在又沒有紀念活動，我決定去維園對面的香港中央圖書館看書休息，等到晚上再來。

    中央圖書館內部闊大、很是涼爽。我本想找幾本書看壹看，但自己情緒起伏不定，完全看不進去，連坐都坐不住。口渴想喝水，工作人員卻說沒有，我只能出了圖書館跑了很遠買了兩瓶又折回來。回來之後，我還是看不進去書，腦子紛亂。處在無路可走的絕望中，即便遇到我很看重的重大紀念，校園暴力和眼前的經濟困難造成的痛苦依舊纏繞。我就在圖書館來回上下樓、繞樓層轉圈踱步，焦躁不安。

    我決定打電話給那些我發去求助郵件的議員和機構，雖知獲助希望渺茫，但已無路可走了，試壹試總歸比不試好。打給張超雄議員辦公室，壹位女士告訴我收到郵件了，已經回復讓我去找支聯會。我說我和支聯會人員見過面了，她們無法幫助。她說那我們這裏也無能為力的。我道謝後掛掉，又打給朱凱迪辦公室，我對接電話的女士說，朱凱迪先生也曾經被黑惡勢力威脅過，又同情基層百姓苦難、為鄉民爭取土地正義，能不能也幫助壹下我呢？她說很抱歉，香港議員沒辦法管到大陸的事。我道謝後掛掉，而此前打過民協和周保松教授辦公室的電話，全都打不通。本想再打幾個，我想到還是會被拒絕，或者總是沒人接，就絕了望，不再打電話。

    後來我頭腦冷靜了，才勉強坐下來休息。我抱著書包用手扶著頭，就這麽打瞌睡了。我憤怒、痛苦之後，就會疲累，想睡。雖然這樣肯定睡不安穩，但有壹種逃避感和安全感。

    打了壹會瞌睡就醒了，壹共也就半睡不睡的休息了半小時。我覺得坐在圖書館又沒心情看書，還不如去維園。於是我就通過天橋，回到維園。

    這時的維園已經有不少人了，而且好像正要召開壹個新聞發布會。很快，我在主席臺看見了李卓人，還有其他許多我不認識的泛民人士。我就和許多在維園的市民圍攏過去，和記者壹起聽他們講話。這是我第壹次看到李卓人真人，非常激動。他們講話慷慨激昂，但可惜的是，都是香港話，且因話筒增大噪音，我基本聽不懂，只能聽懂中國、中共、709、威權等個別名詞。

    快要講完時，突然下起了雨，演講者、記者、市民都紛紛找地方避雨或打傘。我也擠到壹個記者棚避雨。過了壹會，李卓人過來了，接受記者們的采訪，距我只有不到5米。我其實是有在這時拿出材料直接求助李卓人先生、引起旁邊記者關註的念頭的。但想了想，六四是個大日子，我個人的事算得了什麽，我怎麽能攪局呢。退壹萬步，即便沒什麽負面影響，在六四這個時間點讓記者關註我的事，也非常不合適。於是我打消了這個念頭，眼睜睜看著雨停後李卓人離開，記者也都逐漸散去。當然，後來我被關到警局和精神病房時，後悔異常。如果我當時舉著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書和建議信請求李卓人幫助甚至呼喊口號，就可能會是另壹種結果。但現在想，這樣做的確不合適，不是攪局也變成攪局了，而且可能發生壹些意想不到的惡劣後果。

    雨停後，我看見支聯會的職員推著募捐小推車，在公園推來推去。這位職員至少50歲了，推車上的募捐箱簡陋的似乎像破的壹樣，他默默的彎著腰推著。我壹陣心酸，走上去捐了20港幣，他連聲道謝。我也對他道謝，因為支聯會成員們為紀念六四、為中國民主事業，堅持了29個年頭。如果不是我當時心事重重，壹定會和他攀談壹下，問問他已經在支聯會工作多久了、對六四有哪些思考……

    這時地面已經幹了，只有壹點坑窪還有水跡。許多市民都坐在廣場上休息，還有帶著小帳篷來的。我也拿報紙墊著坐下，等待晚會開始。期間，看見有記者在采訪市民，不過好像對我沒興趣，我看見她們采訪了我不遠處的老奶奶，估計她們認為老奶奶參加過許多年六四晚會，故事更多吧。還有中大的學生在發中大刊物，也給了我壹本。我順便問她中大民主墻外人究竟能不能貼，她說不可以，而且貼的話還要實名的。這時又淅淅瀝瀝下起小雨，我拿出雨傘把自己團在雨傘下，翻著中大刊物，不知不覺睡著了。

    從日落西山到夜晚來臨，也不知過了幾小時。我從迷迷瞪瞪中清醒過來時，維園已經人山人海了。我坐在離紀念大講臺二三十米處，不遠也不近。有人在發節目單和蠟燭，我沒領到，後來費了好大勁才找到發的人領了壹份。

（由於時間過去很久，以下描寫可能會出現時間順序的顛倒）

    大約8點鐘，晚會開始。臺下壹片靜默。女主持人首先是介紹出席紀念的泛民人士代表，不過又是香港話，我只聽清了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名字。後面女主持開始講話,雖然香港話我難以聽懂，但我還是努力試圖聽清壹些話。她大致提到了六四、中共對公民社會、言論自由、維權律師的打壓，重點提及了709事件，多次提及王全璋的名字。在香港甚至國際上，這位已失蹤三年多（這次六四晚會時他已失蹤2年11個月）的維權律師，已成為中國維權律師受難和不屈的象征。

    講話完畢，支聯會代表向六四紀念碑敬獻花籃。我距離太遠，並沒直接看到。我和維園全體市民轉身面對紀念碑，三鞠躬。我的身邊，有穿著像白領的青年男士，有大學生模樣的女孩，有中年大叔，有六七十歲老奶奶……他/她們都安靜的舉著蠟燭，向為中華民族爭取自由民主而犧牲的英烈致敬。鞠躬後默哀壹分鐘，全場寂靜無聲。我在想，29年過去，許多上了年紀的大陸人已淡忘了六四，新壹代也多不知、不解六四，只有港人，每年都會紀念。烈士們在感慨世事悲涼時，也會略感欣慰吧。

    悼念結束後，在大講臺上開始播放視頻。視頻是天安門母親的控訴，她們已經控訴了29年。我想起曾看到過采訪丁子霖的壹段報道，報道中說，丁子霖她們以為，六四會像1976年的四五運動那樣，很快得到平反。可是，六四事件已經過了29年了，她們還是沒有得到壹個公道，但卻在漸漸老去、去世。“含冤而死”，“冤”和“死”結合在壹起，意味著黑白顛倒，意味著死不瞑目。六四英烈犧牲了，她們的母親、家人，竟也看不到平反那壹天、等不到正義得以伸張的那壹刻了。她們比阿根廷“五月廣場的母親”更為悲慘，後者看到了殘暴的軍政府覆滅的結局、也等到了劊子手陸續被清算的新時代，而六四英烈的母親卻看到中共政權的日益壯大、統治集團越發反動和兇惡，以及劊子手和他們子女的權勢熏天、盡享富貴榮華。世間何其不公！不去改變，又待何時呢？

    之後播放的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談話。我個人認為，709大抓捕，與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修改憲法廢除任期限制之舉，是習近平時代專制高度強化最露骨的三大象征性事件。而其中尤以709為暴力、野蠻，且是三件事中，被壓迫壹方最弱勢卻反抗最激烈也最持久的。而709律師的妻子們，為了她們的丈夫，為了正義，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奮勇抗爭。抗爭中遭遇的各種屈辱不勝枚舉，如果是我早就發瘋或自殺身亡了，而她們卻堅持了下來。她們是勇敢的，也是孤獨的。對她們來說，外界尤其國際社會的聲援至關重要。之所以她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像其他上訪者、維權者和社會運動人士被抓捕，還能有壹定自由用以抗爭，國際社會的關註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願六四晚會上她的視頻談話，能夠讓香港和海外人士更加關註709律師及其家屬的遭遇，為他們爭取壹些主動。

    此後，是壹些組織的講話。還是因為語言問題，我聽不清楚。後來查閱新聞，應該是“左翼21”等青年組織的代表講話。新聞中還提到，香港幾大高校的學生會，已經連續多年拒絕出席六四晚會。這壹點我非常痛心。我不能理解，為什麽香港、臺灣的青年人，非要把“獨立”置於普世價值之上？為何非要急於與中國大陸切割，並因此不惜對六四這樣的反人類罪行冷漠待之。哪怕有著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都應該對其他族群的苦難給予關懷、為其呼喊，何況兩岸三地同文同種，都是大中華的組成部分。大陸人民是有各種劣根性，品德敗壞之人比比皆是，我深有體會，本文就會講很多。但我們需要做的，是去改變，是要懲惡揚善，是通過團結與奮鬥讓十多億國人變好，而不是自掃門前雪，不顧他處瓦上霜。我也不是不知道他們有壹些說得過去的理由，但作為大中華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我還是不能贊同港獨、臺獨及與此相近的各種分離主義、國族主義主張。至於梁頌恒、遊蕙禎以“支那”蔑稱中國，及其他極右勢力的仇陸仇華行為，我就很是厭惡了。馬克思曾經說過，“工人階級是沒有祖國的”，我也認為被壓迫的人民，不應有國界和族群之分，更不應故意新創民族和國家以區隔同胞，而應該團結起來、聯合起來，共同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而鬥爭，開辟中國乃至世界的美好未來。我壹生都會秉持這樣的原則。

    “釋放劉霞”，也是晚會主題之壹。劉霞的丈夫劉曉波為中國民主事業而犧牲在牢裏，她也因協助丈夫抗爭而身陷囹圄。但他們深愛並為之奮鬥的大陸人，連知道劉曉波的都是少數，聽說過劉霞的恐怕更是連千分之壹都沒有。眾多港人和歐美人士，卻普遍知道她被中國政府軟禁的遭遇，並為爭取她早日獲得自由而吶喊。兩相對比，既有安慰，又是諷刺，更是悲哀。另外，劉霞因長期遭受迫害，有嚴重的抑郁癥。而我也有抑郁癥，對她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她因軟禁等各種迫害而痛哭的照片，我就想到自己絕望時的掙紮。沒有得過抑郁癥的人，是很難理解抑郁癥患者受到迫害時那種更刻骨的痛苦的。劉霞熱愛自由，卻連家門都不能邁出，被監視和管制，就足以令相對脆弱的她痛苦的難以承受，靈魂深陷在抑郁的苦海中絕望掙紮。看到網上許多人批評她不夠堅強，甚至指責她“張著大嘴哭”“表演”，我更是感到憤怒。抑郁癥患者當然不需要被供著讓著，但是也請體諒她們遠超常人的無力感、痛感、絕望感，多壹些理解與關愛，少壹些刻薄和苛責。

    此後，是演唱幾首紀念六四的歌曲。《血染的風采》、《自由花》、《民主必戰勝歸來》……或悲壯、或激昂，我雖不會唱，也跟不上用香港話唱的歌詞，但依舊受到歌聲的感染，熱淚盈眶。身邊也有市民流起眼淚，十幾萬支白色的蠟燭也似流著淚，在黑暗的夜色中為人們帶來光明。我相信，正義早晚會戰勝邪惡，光明會驅散黑暗，民主必戰勝歸來。

    在歌聲中，晚會走向尾聲。臺上臺下齊喊口號：“悼六四、抗威權”、“結束壹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喊聲響徹維園。在喊正式的口號間隙，還有人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雖然人數很少，但聲音也不小。我是贊同支聯會用“結束壹黨專政”而非“打倒共產黨”為六四晚會口號的。有時候做政治運動，既需堅定，也要講求技巧。港人在高聲喊口號時，並不僅是紀念六四和呼喚中國民主，也在表達對回歸以來中共對香港政治社會滲透的不滿、對中共侵蝕香港自治的憤怒。激昂的口號，也證明港人並非如自決和港獨派所說紀念六四是“行禮如儀”。相反，至少壹部分港人，悼念六四時是自覺自願並深情投入、將“建設民主中國”作為深入骨髓的價值信條。我也認為，民主的中國，才能真正保障香港的法治與民主免受侵蝕、使香港的自治得以保全。

    晚會結束了。市民們有序的退場，我也隨人流離開。這是我出生以來第壹次參加政治集會。因語言不通，我無法完整傾聽晚會的所有演講、活動。但我還是完成了悼念六四英烈的心願，與港人壹起鞠躬、默哀、唱歌、呼喊口號。29年前我未出生無法與英烈們在壹起，29年後我與他/她們的靈魂在壹起。

    這次集會，也讓我看到了許多港人對六四、對大陸人權、對中國人民的關心，感受到了港人的正義感與同理心。我也衷心的希望港人能夠堅守住香港的自由、法治，堅持到中國大陸也迎來民主的那壹天，與大陸人民攜手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當然，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及許多港人表現出的諸多言行和態度，讓我對香港及港人的看法發生了很大改變。心系大陸的、關心大陸人民的，只是港人中的少數。甚至，參加六四晚會的，也並不都是支持中國大陸民主事業和陸人疾苦的，而是出於其他想法。但無論如何，我還是非常感激和敬佩那些真心關註祖國和全體中國人民的港人，哪怕他/她們是為數很少的）

    坐上返回旺角的地鐵，激動的心情迅速轉換為對自己前途的絕望。6月4日是我合法在港逗留的最後壹天。當時，我真有直接坐地鐵到羅湖以返回大陸的打算。但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我回去，又有什麽出路呢？精神幾乎崩潰下參加高考？那是在自取其辱。在港滯留當然也沒希望，但能拖壹天算壹天吧，說不定有轉機。如果沒有轉機呢？那就自殺吧。

   （十五）赴聯合國難民署和明報編輯部，以及回憶造訪端傳媒的過程

    第二天我很晚才起來。我決定去聯合國難民署看看。雖然此前就已聽馮女士說過，香港的聯合國難民署並不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我以前也看過大陸政治難民在香港的難民署被拒的事（例如民國派人士張向忠在港難民署求助被拒的遭遇），但還是想試試看。

    我步行來到位於上海街250號的難民署所在大樓，許多香港政府機構或機構的九龍分部都在此辦公。我直接坐電梯到了難民署所在樓層，但卻有玻璃門隔開了辦公區和電梯口。我只好看提示打了辦公樓保安人員電話，對方要我稍等，很快就上來了。她上來之後，我告訴她想進難民署申請政治避難，她說這裏是不會接受來自大陸的避難申請的。如果非要聯系，就先發郵件吧。在樓下，她寫給我難民署的郵箱（和前面許多人寫給我的聯系方式壹樣，都是可以通過互聯網輕松查到的），我道謝離開。

    然後我決定去找媒體。香港的媒體，我曾經聯系過鳳凰衛視，當時找了《冷暖人生》節目組，是壹位叫“鄭大牛（不知道是真名實姓還是昵稱）”的編輯接收和回復的郵件，對方還是很溫和禮貌的。當時我因為還擔心上電視影響我日常生活，還沒放棄高考，對方也建議我可以匿名發表文章到微信號投稿。但後來我又忙於向其他人維權和求助，就耽擱了。當然後來我很後悔沒有把握，那時對方沒說我的案例能否上節目，我也還沒到絕境，所以我也沒緊追要求，就過去了。我後來還曾經去過位於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大樓的鳳凰衛視上海新聞中心，想當面遞交材料，也希望最好能面見壹些主持人或記者，卻被工作人員告知不收新聞材料，也不能進到裏邊找主持人和記者。

    赴港後，我去的第壹個媒體是端傳媒（我記不準是哪壹天去的，應該就是6月2日至6日那幾天）。2016-2017年初，我看了有半年多的端傳媒文章，還以“冰山內的烈火”為昵稱，經常在文章評論區發表壹些個人看法。但後來我維權呼籲，以及精神狀態越來越差，就很少看、直到現在基本沒看了。我感覺端的文章很有深度，價值取向也與我多有重合，所以很期待他們關註我的事情。而且那時我還收到過端傳媒的壹封邀請郵件，大概是說因為我在評論區很活躍、評論質量佳，所以邀請我參與端的壹個新功能（“圓桌”？記不清了）測試，說我是被選中參與測試的壹百人還是壹千人之壹。我當時很高興，因此我把自己校園暴力的經歷發給了端傳媒。但只得到壹個簡短回應，說以後報道校園暴力問題時，會參考我的材料，此後再無回應。我當時還根據端發給我的邀請郵件中的聯系方式，打過他們壹個駐上海的大陸聯絡人員的電話，言談間他很熱情和氣，我說如果以後我去香港能不能去端傳媒辦公地點看看，他說如果采訪需要先約定，如果只是想說說話聊聊天當然可以。

    於是我現在就去了。到了端傳媒所在的弘富產業千禧廣場，上了樓，看到了端傳媒的標誌。我也忘了是叫開的門還是直接就推開了。辦公室右側是接待來訪的服務臺，壹位二三十歲的女性在值班。我簡單道明來意，說想見壹下編輯或記者。她說現在都出去采訪了，有什麽事發到郵箱吧。然後寫給我壹個郵箱，和我在網上查到的是同壹個。我說我以前發過，但是沒有回應。然後我指著左邊壹排格子間和人說，這不是有記者在嗎？我能不能談壹談。她表情語言都表現的有點不耐煩了，還是說讓我發郵件，她說會給編輯說壹下留意壹下我的郵件。然後我就走了。看來說話聊天什麽的實際上並不可以（當然我也不是為了聊天）。如果我是什麽很有身份的人，掏出個高校或者企業名片，她就態度不壹樣了吧。人與人的不平等、影響力的差異無處不在啊。我也再壹次明白，傳媒人員現實中的行為，和傳媒文字營造的形象，是有很大落差的。看文章感覺到的媒體是高大的，現實卻是壹地雞毛。南周如此，端傳媒也壹樣；大陸如是，香港亦如是。不過嚴格說來，這位工作人員做錯了嗎？無論從規則制度，還是從道德價值，她都沒錯。反過來，似乎還是很盡職的把門、保護媒體工作地點的安寧、安全呢。至於我的死活，他/她們並沒義務管。（當壹年後我流亡出境、再次在端傳媒評論區評論時，我提到了此事，而且此時我恰在評論區遭遇網絡暴力，而端傳媒的回應和處置再壹次讓我領教了什麽是“文明的冷漠”。再後來，我還對其前總編張潔平及其許多同事、朋友壹幹人等有了更多的認識）

    6月5日，我去的是明報。明報距我出發地油麻地很遠，我坐大巴車去的。壹路顛簸不已，我當時人都是暈的，眼神飄忽不定，懶得看任何街景，整個人又暈又蔫，如同柔軟的僵屍。坐了至少20站，才到了明報所在地明報工業中心大樓。到了明報編輯部所在樓層，前臺有壹位女士，還有壹個保安。我告訴她希望見壹見記者，她說他們都在工作，只能打電話或發郵件。我拿出簽過字和按了手印的材料，給了她，希望她轉交相關編輯記者。她收下了。我問如何聯系，她給了我明報中國組的聯系郵箱。我想對前臺拍個照，她說不可以，我於是只能對墻自拍壹張。然後我就道謝離開了。

    我就再沒去別的地方，直接回到旅館把自己塞到被子裏捂著頭逃避現實，昏昏沈沈的睡著了。醒了之後又死馬當活馬醫般的給聯合國難民署寫了封求助信，然後繼續蒙頭大睡。

    （十六）向中聯辦遞交請願書；參加紀念李旺陽先生的晚會

    6月6日，我感覺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天就去中聯辦請願。我先坐車去了港大，看民主墻上我貼的東西還在，又去了太古樓吃了飯。吃完飯就步行去中聯辦。

    沒想到的是，離中聯辦就壹二百米了，突然下起大雨來。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氣，這老天阻擋我幹什麽？而且雨越來越大，壹時半會很難停息。雖然我帶著雨傘，但雨實在太大，如果冒雨在中聯辦門口請願的話，文件和標語都會濕了。我看到對面是西區警署，不知怎麽想的就走了進去。進去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是想確認壹下在中聯辦請願警察會不會幹預，有什麽規定。我進去之後發現和大陸派出所的場景差不多，幾個警察有的在操作電腦、互相談笑，還有的可能是外勤，站在屋裏避雨。我問坐在服務臺最左側的年齡大約四五十歲的老警員，我是大陸學生，想在中聯辦請願可不可以。他邊和同事聊天，邊隨口問我請什麽願、幾個人？我說是關於校園暴力的，就我壹個人，他說可以。說話之間，他很不正式嚴肅，和同事壹直在談笑，完全沒把我當回事（和後來我割腕後，西區警署如臨大敵比起來，對比鮮明）。 （另外，關於香港警察的稱呼，好像普通警察都稱為警員，我也弄不太清。因此為方便起見，在本文中，除特殊情況外，我會把不特定或群體警察都稱為“警察”，具體的不超過兩人、個體的警察都稱為“警員”）

    過了壹會，雨停了，我就去中聯辦準備請願。此前，我買了壹面五星紅旗，大小正好夠我披在上身或舉起來揮舞（後來查了下，大小應該是60×40cm這個規格的），準備把請願信和旗幟壹起舉起來。

    到了中聯辦門口，我看到有兩位香港警員正在整理柵欄，除此之外沒什麽人。我就站在正對中聯辦的花壇旁邊，拿出國旗和材料準備請願。然後那兩位香港警員馬上就過來了，他們把我勸到中聯辦東側壹個很破舊的大樓的樓道裏。其中壹位年齡較大（約50歲？）的警員很和氣的問我要做什麽，我說我要請願、遞交請願書。他說，如果妳這麽做（以舉牌請願的方式），中聯辦反而不會收，是沒用的。他建議我把想遞交的材料整理出來，然後他會叫出中聯辦工作人員，讓他們收下。我想了壹下就同意了，而且他壹番熱情好意，我也不方便反駁和拒絕。於是我就翻找需要遞交的材料，他勸我不要急，慢慢找。我把請願信、建議書、防治校園暴力的分析文章，舉報欺淩我的學生及失職瀆職老師的舉報信，以及請願用的標語“請求中央政府防治校園暴力（大致意思）”壹份份整理好，然後跟著兩位警員回到中聯辦門口。

    那位老警員進到中聯辦，叫出了壹位穿白衣服的工作人員，40多歲，似乎級別不低，有點像督察員之類。他出來問我有什麽事情，我就非常莊重嚴肅的說，我是中國大陸的學生，要遞交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和請願信。然後，我後退、鞠躬，雙手拿著請願信等材料，恭恭敬敬的像遞交國書壹樣，對他說，“大陸學生向中聯辦遞交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信（大致是這麽說的）”，把整理的整整齊齊的、簽了字按了手印的請願信、建議書、分析文章、舉報信、標語壹並呈交給了這位中聯辦工作人員（但我也不能百分百確定他是中聯辦/大陸方面的人員，也可能是香港的警務督察之類）。他收下後，我對他道謝，他點頭，拿著我的材料返回中聯辦辦公樓。這時是大約下午兩點。

    我隨即也對兩位警員表達了感謝。我想記下他們的警號，他們欣然同意，把肩上的警號對著我讓我記錄，他們的警號分別是：49004、52945。

    我正要離開，走了沒幾步，正好迎上香港泛民人士紀念李旺陽的隊伍，以及隨行報道的記者。他們正在喊著口號朝中聯辦走過來，其中包括梁國雄先生。於是我就下意識的跟著他們往回走。

    走到中聯辦門口，他們壹字排開，記者也都正對著他們拍照。我還沒想好站在哪，就被警察勸說讓開地方。於是我走到中聯辦西側那邊觀察情況。我看到梁國雄他們在大喊紀念李旺陽、要求追究李旺陽死亡責任的口號，而中聯辦的人在門旁很冷靜的觀察情況，看來他們久經戰陣，早已對這種抗議見怪不怪了。其中壹男壹女兩個穿白衣的中聯辦人員在門旁，女的看見我在看他們，她也看著我，然後給男的使眼色讓他註意我，二人還低聲交談。

    這時我在考慮是否應趁著許多記者在，展開標語和拿出材料，吸引媒體註意。但和在六四晚會時考慮的壹樣，我不願意攪局，影響他們紀念李旺陽的活動。而且，如果我這麽做，也有可能被泛民人士誤以為中共方面派來攪局的，尤其在我包裏放著國旗的情況下。在香港，揮舞五星紅旗的基本都是極端親共分子，如陳凈心之流。我帶著國旗，主要是想以妥協和表達愛國的方式，促請中國政府解決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問題。但這很容易被誤解。而且剛才遞交了壹套完整的材料後，現在剩余的材料湊不完整，記者來了我材料不全很尷尬（雖然手機裏有）。所以我陷入猶豫。

    這時，集會散了。記者壹時半會還沒有走。我終於決定趁機行動。我趕快走過去，準備拿出標語和材料，以引起媒體註意。然而這時幾個警察圍攏過來，其中壹位年輕女警問我有什麽事，我說我想呼籲中國政府關註校園暴力，想請求媒體關註。我壹開始還把她錯認為媒體記者（因為香港警服和大陸的不壹樣，而且好像她還穿著雨衣），後來才看出她是警察。這時剛才勸說我的那位老警員也過來跟我說“妳看，他們這樣（抗議），（中聯辦）就不會理會”。我表示同意。這些警察並沒阻止我什麽，但就這麽壹耽擱，記者就都走了。後來只剩下還有幾個攝影師，我問壹個身高體壯的扛攝影器材的人，他說他是東方日報的。但大多數記者都走了，他好像又只是攝像的，東方日報好像還比較親中共，我就沒再舉牌、請求采訪什麽的。

    就這樣，我喪失了最後壹次用和平方式表達訴求並引起媒體註意的機會。我如果當時大呼口號、高舉標語，就可能讓媒體報道我的事情，並得到同情和幫助。或者，我追趕上離去的梁國雄先生，不管怎麽請求，如果他幫助我，或者至少建立聯系，為我在大陸搞反校園暴力活動爭取聲援和有限但寶貴的保護，都比後來被關到警局和精神病房遭受壹系列屈辱性的的對待，回到大陸後又遭遇各種挫折和傷害要好。就算這樣做求助失敗，我又能失去什麽呢？優柔寡斷讓我喪失了最後的機會。

    稍後，我也看到了聯合國難民署回復的郵件。不出所料，難民署說只能接受在原國籍以外地區的人的庇護申請，我在中國，所以無能為力（大致意思）。雖然早有預料，我還是憤怒不已，回信說“妳們怎麽這麽冷血呢？我都要死了”。他們此後也再沒回復我任何消息。

   我從中聯辦離開時想到，職工盟的林先生說，6月6日有紀念李旺陽的活動。我作為左翼，對中國工人運動有所了解。李旺陽是湖南工運領袖，因支持八九學運和呼籲平反六四而入獄，受盡折磨。我對他很敬佩，因此決定參加他的紀念活動。雖然我疲憊不堪，但多參加壹場紀念，也比什麽都不做更好。或許，參與對李旺陽先生的紀念，可以給我更多抗爭的勇氣。於是我就在網上搜索，在Facebook上看到尖沙咀文化中心有紀念李旺陽的晚會，於是趕了過去。下午又在下大雨，我進了文化中心大樓內，又累又難受，渾身癱軟，想在供休息的沙發上躺壹會，剛躺壹分鐘，就被工作人員提醒不能躺，我只好在地上半睡半坐窩了幾小時，跟流浪漢壹樣。

    等到晚上，紀念李旺陽的晚會在文化中心外的露天平臺開幕。相對於六四，當然規模就很小了，只有大約百位觀眾坐在臺階上參會。我那時已無參加六四晚會時的精氣神，腦子亂七八糟。我大致只記得紀念者致辭、播放李旺陽妹妹李旺玲的談話視頻，以及壹系列紀念李旺陽的音樂節目。看到“砍頭也不回頭”的標語，我在想，自己沒有李旺陽這種硬漢的骨氣，但總能有赴死的勇氣。晚會雖也有激昂的口號、感人的音樂，但我怎麽也無法像前天六四晚會時那樣投入和激動了。自己的麻木與無助感越來越深。

    深夜，我回到了旅館。回去之後，我還向老板的丈夫要了香港法律援助署的聯系方式。但我想到壹系列的拒絕，連聯合國難民署都不提供庇護，香港的法律援助機構又能幫我什麽呢？

    那就死吧。

第三章 血灑中聯辦，手銬加身

    （壹）為什麽非要用流血與死亡的方式來請願呢？

    為什麽我要自殺？其實，前面兩章中的許多段落都已提到了，尤其在《個人情況說明》中，也清楚的闡述了自己的絕境（其實，如《自述》在內的我此前的別的文章也都提到自己的處境和絕望）。我在此再匯總壹下，也再補充壹些原因。

    壹，生活條件和精神狀態都在日益惡化，難以維持正常生活，更遑論學習和工作，根本無法有尊嚴的活著。 從2008年至2014年，我的青春因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被毀滅。從2014年至2018年，我又拖了4年，都25歲了，不適應社會，缺乏人際交往能力，無法正常上學和工作。 “雖然我的事情許多已經過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傷害持續至今。我都已經盡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謠言與誹謗、以及當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陰影和恐懼感焦慮感、抑郁癥、心理創痛……都還影響到我現在的生活。……尤其那些照片的傳播和散布，迄今仍舊存於我認識的人圈子裏的流言蜚語，就會讓我永遠生活在歧視與孤立之中（還有可能被直接暴力傷害，因為歧視等冷暴力，我更易與他人沖突）我就永遠無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種被孤立、歧視、威脅的滋味，只有真正經歷過的才知道多麽痛苦，文字根本無法那麽有力的表述出來。”……因此並不是我放棄、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

    “我已經拖了4年，精神狀況越來越差，思維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記憶力下降的也是厲害，經常丟三落四，正常學習和生活難以維持。而我家庭也因為變故而很快無法在經濟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沒辦法再等下去了，等徹底發瘋、流落街頭、自殺，就都來不及了。最多只能繼續在大陸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幾個月（還是在（6）不發生的情況下），又有什麽意義？那時我還有機會來香港嗎？”

   “妳們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滯留、抗議，回陸後會受到巨大壓力。這個我明白，但是過去、現在，我已經承受了巨大的傷害和心理壓力，2008年和2011-2012經歷的校園暴力的心理陰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瘋逼死了，還有什麽不能經歷的？現在我的情況差的已經不能再差了。”

     還有單獨想提的壹些話，就是無論在校園斷斷續續7年的經歷，還是後來呼籲和維權的兩年，以及在互聯網上看到聽到和經歷的許多黑暗的事情和現實，都讓我對這個社會非常失望、絕望。魯迅、契訶夫都看到了社會方方面面的黑暗，但他們更多是壹個旁觀者、記述者，自身生活還是相對優渥的、與苦難還是有所隔離的、自身的安全和尊嚴還是很有保障的。而我，不僅旁觀了種種醜惡，也親身經歷了許多黑暗，是受害者、無助的弱者。

    我像祥林嫂、魏連殳、涓生，貧窮、孤獨、歷經磨難，沒有出路或出路就是墮落；又似格羅莫夫、契基爾傑耶夫、姚納，社會不公和生活艱辛如滾燙的瀝青般傾瀉在我頭上，將我燙的滿地打滾、身體和精神都受到腐蝕的酷刑。其中最慘痛的無疑是高考的失敗（當然這個我個人要負很大責任）。因此，我對於各種醜惡、黑暗和不公，既體會更深，又無力逃脫和抗拒。所以我不僅有魯迅和契訶夫二人的清醒和憤怒，還有無助和絕望。而且，即便能生存下來，不僅自身還要受屈，還會沾染這個時代的惡，自己也成為黑暗社會的壹部分、醜惡行為的參與者，在互害社會的泥潭裏越陷越深。在校園暴力過程中，我不就是有過加害者的壹面嗎？而社會比學校更復雜和骯臟，各種受害和加害，我以後必然遭遇/參與更多而不是更少。當然，對我這樣的弱者，絕大多數時候還是受害方。在這樣的社會生活下去，只會不斷遭受屈辱，卻無法討得公道，反抗只會碰壁更多、冤屈更大、受傷更深。而我又沒有逃避這種醜惡環境所需的權力、金錢、人脈關系和社會地位，欲逃無路。與其如此，不如壹死了之，即便自殺引不起關註，也能免受未來生活中更多的傷害。

    二，理想破滅，人生無望。“對我來說，沒有考上如中國人民大學（或至少211、985）等院校，就等於我徹底失去了實現理想與追求的機會，沒有了改變充滿不公與黑暗的社會的條件和地位、喪失了以名校學生身份參與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可能，我的政治抱負化為了泡影。而我的性格和身體狀況，做壹般白領和基層工作人員又不甘心（更重要是不能適應復雜的人際關系，導致再次被孤立與歧視，害怕受欺淩和傷害），自然也絕不適合於打工，家庭又很貧困，不能考上名校在個人前途上也沒有出路。”如自述所說：“心有沖天壯誌，命如腳下汙泥”。6月7日就是高考日，我卻早已喪失了追求理想的機遇。看到這個巧合的時間，更加劇了我自殺的念頭。

     三，因上訪、維權和做社運，返回大陸後可能會遭遇來自政府部門的體制性迫害。“我回去之後還是只能去學校或者政府遊行抗議，然後就會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廳接受材料壹個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沒有回復。不鬧的話，更得不到關註和回應，鬧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會受到威脅。”

    “以我的個人情況，例如精神狀況、身體狀況，社會背景（沒關系沒後臺，性格還比較偏激，又缺乏人際交往能力，進了監獄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裏邊，出不來了。而且死前必然還會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議，還可能遭到殘酷虐待。”

     在此特別需要說明都是，大陸對待上訪、維權者的行為是很不確定的。有時候他們會放任不管，有時則會嚴厲對待（例如抓起來投入黑監獄，關到久敬莊那樣的監獄式“訪民中心”虐待），還有在敏感時刻會限制其自由（如“兩會”、“十x大”召開期間），派人尾隨威脅上訪者、在上訪者家門口堵門等。更嚴重的積極維權、為社會不公發聲的，則可能直接被拘捕。此外有時政府部門還會派人去上訪者工作地騷擾，迫使老板解雇上訪者，但有時也不會這樣而是給上訪者壹條生路。所以其實無法準確判定政府或公安會如何對待我。但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會導致壓力、恐慌，影響正常的學習、工作、生活。這樣的案例在“維權網”和“民生觀察”等網站很多，例如湖北荊門的劉艷麗、安徽阜陽的李卉，就是積極為人權發聲，壹開始被騷擾、丟工作，後來直接被長期拘留的較知名案例。

     四，返陸後可能會遭遇流氓惡棍學生打擊報復。“……我舉報的人的打擊報復，他們涉嫌有黑惡勢力背景（否則當年就不會那麽囂張），拉幫結派，有N多種方式可以騷擾、威脅、傷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觀，借助這些人變相“維穩”。如果我在網上遇到攻擊詆毀，並且發展到線下，直接在我現在孤身壹人的住所威脅和攻擊，再次發生2008年時候那些事，我怎麽辦？求助誰？當年在學校作為學生都沒有人管，現在我實際上已經不屬於任何學校了，大陸警察又不願意管理，那怎麽辦？”

    五，就是我在大陸與香港壹系列的維權與呼籲的失敗，讓我徹底喪失了信心，沒有了希望。以前支撐我的，就是期望能夠有知名人士或媒體的關註，讓我關於防治校園暴力的呼籲產生社會反響，也能改變我的人生命運。可是，我奮力呼籲，得到的卻是連續不斷的失敗。對此，前面已有詳細描述。“對這些冷漠、殘酷的經歷，已經反復咀嚼了幾百次，由痛苦到劇痛，由劇痛到麻木，然後重新清醒，又如落入冰窖。……我本來就因校園暴力身心受創，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求助和呼籲，卻得到這樣的結果。精神已處於崩潰邊緣”。人的承受能力總是有限的，而我已經承受了上百次失敗，其中有至少20次都是親身前往求助，但依舊無果。我還要怎麽忍耐、承受呢？

    “壹個人要能夠勇敢戰鬥，需要感覺到背後有庇護、側翼有支持、腳底下有大地。”索爾仁尼琴的話真是至理名言。我危險重重、連受打擊，精神瀕臨崩潰（或者某種程度已經崩潰），卻孤身壹人，四處求助全都碰壁，既無人保護，也沒有聲援，如雙腳懸空掛在懸崖邊，處絕地而難生。我怎麽可能堅持的下去呢？

    況且，我將近兩年的維權，最終幾乎沒有成效，我沒有完成呼籲社會關註和解決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問題的目標。這樣的情況下，我難道不應該殉難於事業、以死亡來展示我的決心、體現我付出的犧牲嗎？

    而促使我自殺的導火索，還是錢的問題。這壹點毋庸諱言，我並不高尚。前面已經提到，我父親得了腦溢血不能工作之後，家中已捉襟見肘。在2015年之後，我多次處於身無分文的邊緣，雖然依靠給朋友借錢和網上貸款勉強度過，我父親後來又接濟上來，但這種有驚有險的金錢危機早晚有壹天會真正釀成危及生存的災難。因為，我家裏的錢越來越少，父親越來越拿不出錢來，而我的開支卻並未減少，反而時常有額外需要。在2015年之前，我要錢基本沒有什麽障礙；但2015年後，經常需要催促、死皮賴臉的要更多的錢，才能支撐我的維權呼籲、吃飯住宿。我對這種要飯壹般的生活，以錢來維系的家庭關系深惡痛絕，卻又無法擺脫。我的維權和呼籲，以及家庭成員看病，已經吸幹了我的家庭幾乎所有財產。我在香港時，已經斷定家庭對我無法繼續接濟下去了。

    如果我還有錢，哪怕幾萬元，我就會選擇繼續在港滯留，有更多耐心，以更溫和的手段求得支持，再去找各種機構和個人，如各政黨、媒體、學者；也有錢購買各種宣傳道具，以溫和手段如舉牌等方式請願；哪怕激烈壹些，也只會在中聯辦、中環、維園這些場所，進行宣講、絕食，吸引香港市民的註意與同情，看看是否會有轉機，而不是用激烈手段自殺，至少不會那麽快自殺。當然，假設我有更多的錢，例如幾十萬上百萬，那我可以去許多國家和地區進行求助和呼籲。但問題是，我就剩幾百元了，包括所有港幣和人民幣，銀行卡裏也沒錢了。當然，給我父親要還是能要壹些的，但還能要幾次呢？要的錢又能撐幾天呢？（說到這我又想說，比我、比我家有錢的那麽多，但為什麽沒有壹個人願意像我壹樣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呢？為什麽沒有人肯推動制度性和普遍性的社會變革呢？）

    我當時也以為，我在中聯辦門前的自殺很有可能引起媒體的重視，能夠讓我的事情廣為人知。如我自殺未遂，就可以接受記者的采訪，改變自己的命運。甚至，更進壹步的，如我在《致紐約時報的壹封信》中所說：

    “我若被監禁或殺害、被逼自殺，希望人們知道，我是國內因公開揭露和反抗校園暴力而犧牲的第壹人，我希望我的死亡能夠成為反抗校園暴力的壹個裏程碑，我願做21世紀反抗校園暴力領域的布魯諾，用燃燒自己的生命刺破黑暗，引發人們對於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關註，推動對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的防治，拯救這些處於痛苦而絕望，卻又被社會忽視的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受害者。”

    或許，我可以成為防治校園暴力領域的布魯諾，成為與校園暴力抗爭、挑戰青少年社會結構性不公與暴力的第壹人。如果那樣，我就和布魯諾、釋廣德、帕拉赫壹樣，死得其所、死的光榮偉大。

    活著，要面臨那麽多絕望與屈辱，無路可走，且最終還是會悲慘的死去；自殺，卻可能得償所願，壯烈輝煌。所以，選擇自殺，已是順理成章。死去反比活著更有價值，至少也是壹種解脫。更簡單的說，活著，有那麽多壞處；死了，卻有那麽多好處，為什麽不死呢？

    那就行動吧。

  （二）為自殺做準備

   關於自殺的心理準備很充分，但是物質準備卻非常倉促。直到當天上午，我才開始寫遺書、在路上才買工具。（其實這也是拖延心理（或者說拖延癥）的壹種表現。而且，我難道真的那麽樂意死嗎？）

    6月7日，也是中國每年高考的日子，今年我仍然報了名，但現在不在考場而在香港，不是赴考而是赴死。

    我上午起來後，就開始寫遺書。遺書是寫在前面提到的《熔爐》的劇照彩印圖片的背面，劇照中那壹行中文字幕“我們壹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不讓世界改變我們”，也可作為我死後的墓誌銘吧。遺書大致內容是：1.我是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受害者；2.我受到那麽多傷害，但無法報仇雪恨了，其中提到兩個人，壹個是電視劇虛構人物、用暴力方式復仇的劉華強，壹個是北京首都機場自殺無他人傷亡的爆炸事件（現實版《恐怖直播》）制造者冀中星。我說我沒有能力做到他們做的事，只能自殺；3.我提到以前曾經幫助過我的同學、老師、陌生人等，我說感謝他們，但以後永遠都沒機會報答了；4.我說關於我的事情具體情況的文字材料，都在我隨身攜帶的包裏；5.我說了自殺的目的，是為了引起媒體和社會關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問題。

    最後，我寫上了幾句口號，記得應該是：



身殉祖國，血諫中華！

祖國萬歲！

人民萬歲！

正義萬歲！

真相與真理萬歲！

    然後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寫完之後，我像往常壹樣，帶著兩個包離開旅館。這時應是上午十點。

    然後，我找到了壹家超市，買了壹把十幾厘米長的水果刀。買刀時，我內心很忐忑，但情緒還平穩。其實，為準備寫血書或自殺，此前我已買了壹把小的折疊刀，還有壹把美工刀，但覺得都太小，很難用來自殺。於是我就買了個大的。

    買完刀，我先去了港大。首先還是去看了看民主墻。看到我張貼的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與請願信還在。然後，我就去太古樓吃飯。用八達通刷卡，差不多刷完了余額，還是紅豆冰和牛肉飯，吃飯時想到要去自殺，比較激動，不過吃飯倒沒影響，壹口氣吃完了。這期間基本沒想太多事情。吃飯時應是中午十二點到壹點，因很緊張沒註意時間。

    吃完後，我就步行奔赴中聯辦。順著山路壹路疾走，快到中聯辦時又下起雨來，而且又是瓢潑大雨。但再大的雨，都不會讓我的決心動搖。我走到壹個好像爛尾樓還是未完工的樓房之類避雨。這時，我想起來包裏還有支聯會、港大、中大的刊物，如果帶去自殺地點，自殺後會給支聯會和港大中大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說不定中共會誣陷支聯會等機構教唆我去中聯辦自殺。即便不死，帶著這些刊物，無論被構陷還是誤會，也都說不清了。因此我把這些刊物、宣傳冊之類全都拿出來，扔到樓旁垃圾桶裏。

    隨後，我又把遺書拍下來，發給了幾個和我聯絡比較頻繁的人。

    這時雨停了。我毫不猶豫的向中聯辦走去。

   （三）血灑中聯辦

    大約下午壹點半，我走到了前面提及過的中聯辦東側的那棟舊樓樓道那裏。我大汗淋漓，於是脫掉了外套，扔在了壹張不知誰放置的空椅子上（這件外套此後就再也沒找回來）。然後，我掏出水果刀，又放了回去，又拿了出來。現在想，我當時下意識的想法可能是，究竟到中聯辦門口再掏刀，還是先拿出來。最後，我把國旗拿了出來，把刀用旗幟包著（說實話，我雖反對中共，但對共和國和國旗這個國家形象還是有感情（哪怕共和國也不能真正代表中國），我這樣做的確不地道不莊重），拿著遺書，然後跨著包走向中聯辦。

    我走到中聯辦門口正中時，正好壹隊穿著西裝、公務員模樣的人群背對著我走出中聯辦，他們絲毫沒註意到我。我原本是想展開國旗，披在身上，然後自殺。但真的到了現場，緊張至極，這壹切儀式都忘了。後來，把自殺的流程也搞亂了（或者說根本沒有構思自殺流程）。

    我當時非常慌亂，拿著遺書想往刻著中聯辦中英文全稱的那個牌子上貼（但完全沒想到拿膠水），然後沒貼上，我就把它放地上，把水果刀拿出來。然後大喊口號“身殉祖國，血諫中華”，拿刀對準自己心臟（或腹部？反正就那壹塊）刺去。但刺了壹下，又壓了壹下，刀子竟然沒有插到身體裏，只是破了壹點皮。我立即右手拿刀割左手手腕，第壹刀不淺，皮膚完全割開，但沒流出血（後來才想到等壹下才會出血，而且割錯了位置），於是我對準第壹刀割的傷口處猛的割了第二刀，血迅速流出來了。我就把刀放地上，拿右手手指在傷口上蘸血，然後又拿起遺書，往遺書上塗血、試圖寫血書血字。

    這時，中聯辦的人和香港警察全都跑過來了。剛才我喊著口號刺心臟時，就看見有白衣中聯辦人員發覺並探頭張望，但警察出來還需要時間，我就趁這個間隙成功割腕。現在，我在試圖往遺書上寫血書，香港警察就沖了過來。壹位大約30歲的警察緊緊抓住了我的右手，而我已割腕的左手舉著遺書，在流血。然後我大致看到有好幾個人沖我拍照，沖遺書拍照，既有警察，也有便衣（看形象氣質，有可能是駐中聯辦的大陸國安或其他負責安全方面的人員）。我就大喊，當時太緊張，現在忘了喊的什麽，大致應該是我想請願防治校園暴力之類。然後控制住我的那位警員對我用生澀的普通話說：“妳是為了讓這個國家變的更好，對嗎？（這應該是他從我的喊話及攜帶的國旗判斷出的）”我說：“是的，我並不反對中聯辦，我與中聯辦工作人員無冤無仇，我只是要表達我的訴求（大致意思）”。他說“好的，妳要冷靜，要冷靜，不要動，我們也是為妳好的，不會傷害妳（大致意思）”。期間有幾個路人在看和拍照。還有警員在搜查我的包，應該在找證件，以及有無其他攻擊性物品。

    然後，又有幾位警員過來，拉著我往中聯辦東側走，他們壹邊拉，我壹邊喊“打擊校園暴力”、“血諫中華”等口號，我這時還看見，昨天見到過的那個中聯辦白衣女工作人員正面露笑容看著這場景。我就對這些香港警察說：“妳們看見沒有？她們還在笑，大陸教育出來的都是冷血動物（當然後來我才知道許多香港人及其他海外的人同樣是冷血動物，哪怕接受過高等教育）。

    這些警察把我拉到了中聯辦東側壹個門洞裏。好像就是這時，有人用紗布還是什麽裹住了我手腕上的傷口。他們把我拉到這之後，又在拍照。這時，壹位女警對我說：“妳還認得我嗎？”，她就是昨天跟我說話的那位香港女警員。我說：“我認得”。然後我對著圍著我的這些警察還有其他不知身份的人員說：“妳們知道我為什麽選擇今天自殺嗎？6月7日是中國大陸高考的日子，我因為校園暴力受到傷害，高考失敗，所以我才這樣（大致意思）”。其實我選擇6月7日自殺，前面已經說了，有這個考慮，但更多是時間上的巧合。如果我7月份來香港，也不會等壹年再割腕。

    警察們沈默著聽我說了這些，然後有人對我說：“我們要在這裏等著救護車，我們要把妳送到醫院去”。我對著這些警察說：“我要求政治避難，妳們不能夠把我遣返回大陸，這是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大致意思）”，接著我又說：“我希望去第三國，要申請政治避難”、“我要得到人道主義待遇”。壹位50多歲的老警員（也可能是警官）“嗯”了壹聲，就沒下文了。當然我後來明白，這些話和前面提及的壹些對香港不切實際的想法壹樣，又很幼稚。我說的這些，他們壓根就沒當回事。

    過了不長的時間，救護車來了。我說我的材料和信息都在我的兩個包裏。兩位香港警員（為方便記述，分別稱為A警員和B警員，後面的以此類推，特殊情況的單列）跟著我上了救護車，把我的兩個包也提了上來。

    （再往後面的經歷，由於我自殺造成的情緒波動、在惡劣環境導致的身心痛苦，所以對部分事情記憶沒有此前那麽清楚，但總體還是清晰的）

    （四）抵達瑪麗醫院，做檢查和縫合傷口

    上車之後，A警員用很溫和的口氣告訴我，因為我的港澳通行證（剛翻出來了）顯示我已超期居留，因此要拘捕我，然後給我戴了手銬。我說我當然會遵守香港的法律，伸出手非常平靜和服從的讓他給我戴上手銬。不過後來想到這事，我覺得只是因為他們怕我再自殺或出意外才銬的我，超期拘留只是借口罷了。

    路上，A警員用香港話說了那句“妳可以保持沈默，但妳所說的壹切都會成為呈堂證供”的話（應該就是這句，雖然我聽不大懂香港話，但這位警員強調我壹定要聽）。兩位警員還問我在港這些天住在哪裏，我告訴了他們。並且說，我做的壹切事情包括自殺，都與旅館無關，老板完全不知；我也沒在旅館做任何違法犯罪的事情或者準備性工作，所以不要連累他們。警員告訴我不會的，只是問壹下。我對他們表示了感謝。我又告訴他們，我有抑郁癥，需要心理醫生幫助，他們說會有的（當然後來想到這，真是壹大敗筆，反成了認為我精神有問題而強制送院的借口）。我還向他們說我如果拘捕，我希望單獨關押，以及重復了希望尋求政治避難等問題。他們不置可否。我還說我這樣做是希望引起媒體註意，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把我割腕寫血書的視頻發出去。A警員安慰我會有人發的（後來結果截然相反，至今我都沒有看到有人上傳相關視頻或圖片，雖然當時有不少人包括路人拍照）。我又表示了感謝。在押送我去醫院期間，我至少對警員說了兩次感謝，說話很客氣和溫和，沒有任何激烈或不當動作和言辭。

    到了醫院（後來知道是瑪麗醫院），他們把我帶到類似於門診初診的壹個門診臺（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麽，我去的大陸醫院都沒有）。壹位女醫生問我哪裏受傷，是怎麽回事？我指給她割腕的地方，告訴她我是割腕自殺，還有胸腹部破了壹點皮。她問我為什麽自殺，我就大致講了壹下關於遭受校園暴力的情況。她問我有沒有別的疾病，我說沒有身體疾病，有抑郁癥。我這麽說是指望能夠得到心理治療，因為那時驚魂未定，本來精神狀況就很糟，割腕之後更驚惶無助。如果有心理輔導之類的幫助，就可以減輕我的焦慮抑郁。但沒想到，我如實訴說我得了抑郁癥的情況，或許恰恰成了後來我被送入精神病房觀察的動因之壹。

    換上紗布包紮以後，警察們把我帶到對著門診樓大門的壹個似乎棄置不用的服務臺後面。他們打開我的兩個包，仔細進行搜查。他們拿出了我包裏的的全部文件，包括防治校園暴力的標語、請願信、舉報信、建議書等所有文件，並壹壹拍照記錄。壹位老警官問我為什麽要在中聯辦自殺，我說我找了很多政黨和媒體，但是沒有得到關註，所以才割腕自殺。他聽後也沒說什麽，看表情似乎對我有些同情。這時我才想起問這是哪裏，警察告訴我是在瑪麗醫院。期間我壹直安安靜靜坐在椅子上，沒有任何反抗或激烈的動作，或者說，完全沒任何動作（如果腿發抖不算動作的話）。

    然後，剛才押送我的那兩位警員，把我帶到了門診樓的壹間很狹小的空房子裏（好像是候診室？姑且認為就是候診室吧）。候診室裏有壹張床，我就雙手銬著（還好不是背銬著）坐在床上。很快過來壹位護士，要我簽署縫合傷口的同意書。她大致給我講了壹下可能會留傷疤的後果，我沒任何猶豫就簽字了。

    緊接著，來了壹位精神科醫生。她問我為什麽要自殺，我說是因為校園暴力的傷害，還有來香港求助失敗等等。然後她又問我這些天心理狀態之類，例如感覺上怎麽樣，我說我感覺有時候低落、焦慮之類（大致是這樣說的。我維權連續受挫，馬上要身無分文，情緒能不低落和焦慮嗎？）。她又問我在中聯辦自殺前心理上有什麽感覺，情緒如何之類，我說會感到很激動之類（具體記不太清了，反正就是說情緒有波動。如果自殺之後情緒沒有變化，那不是才不正常嗎？）。然後她就走了。

    就在這位醫生詢問我的前後，警察換班了。C警員和D警員替代了前述的AB兩位警員。他們走了我才知道是換班，所以立即向C警員說，我托他向離開的AB兩位警員表達感謝，希望他能夠轉達，他同意了。C警員很年輕，20多歲，普通話很好，說話和長相都很溫和。D警員年齡較大，基本聽不懂也不會說普通話。（因為不允許用筆記，更無法用手機，所以這些警察的警號我自然很快就忘了，哪怕我當時努力去記）

    隨後是漫長的等待。這時，我才在想，剛才自殺，雖然有那麽多心理準備，但真的臨陣，卻慌張不已。為什麽沒死呢？刀子太鈍是個原因，這東西又沒辦法提前在身上試，在別的東西上試又不準。沒經驗也是原因，考慮過許多次自殺，卻沒演習過壹次。但最主要是下意識不想死吧。我割腕，割的是胳膊外側，切動脈難道不應該在裏側嗎？看見血管怕疼了？雖然我割那兩刀時，壹點疼痛都沒有，像割餐盤裏的熟肉壹樣，自身毫無感覺。如果我當時猛的朝手腕砍下去，或者選擇抹脖子，應該死亡幾率就有90%了。

    我確實沒有必死的決心，刀子割下去，全憑運氣死與活。我前面也提到，如果我自殺未遂，說不定會引起媒體的關註。顯然，暫時希望落空。可是，如果能上法院也好，我可以在法庭慷慨陳詞，批判大陸的政治體制，陳述自己遭遇的不公，引發香港乃至國際社會的關註。但如果我死了，會引起更大的反響。遺書和包裏的材料，就可以讓我成為呼籲防治校園暴力領域的布魯諾。然而現在是沒死。沒死就繼續抗爭吧。但後來有驚又慘又險的遭遇，尤其各種屈辱，讓我多次後悔割腕時對自己下手不夠狠，沒有壹刀斃己。不過死了，現在也沒有機會寫這些了。

    我問C警員，我可能得到律師幫助嗎？他說會的。後來我問他，警方可能會怎麽處置我，他說可能會交給入境處。我說如果請求政治避難可以嗎？他說這些話妳可以向入境處那邊陳述。這時，我根本沒想到會出現後面可以說最壞的結果--被關進精神病房。因此，情緒還相對平穩。心裏雖忐忑不安，但也壹直安靜的坐著，或躺著休息壹下。我告訴他關於校園暴力的事情，他說妳可以在國內發微博什麽的爆料，我說那沒用的，沒有多少人關註，而且可能被刪帖（後來我回到國內，和我預料的差不多，後文我會再講）

    過了好長時間，C警員帶我去手術室縫合傷口。縫合時打了麻藥，不疼。那時，我還強打精神露出笑容，對C警員說，“這（傷口）是犧牲的標誌，這就是抗爭的代價（大致意思）”，把自己當成抗暴英雄。我還說能不能幫我把傷口未縫合時情況拍下來，他說不能，說“這個妳以後自己拍吧”。整個過程我依然很平靜。

    （五）接受精神科醫生的問詢，命運的惡性轉折

    縫合完畢，回到候診室。過了壹會，來了兩位醫生，有剛才那位女醫生，還有另壹位三四十歲的男醫生，應該也是精神科的。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他們可以決定我是否被強制關進精神病房。

    他們比較具體的問了我自殺的原因，以及校園暴力的情況。他們好像問了說遭遇的校園暴力是真的還是想象的，我說當然是真的。這種提問真是荒謬至極，我哪有那麽大想象力想象持續七年的校園暴力。他們問我抑郁癥得了多久了，我說有10年了（我從2008年開始算的），是中度抑郁癥（有2017年在鄭州市的診斷證明）。

    這時他們提出了個問題：他們問：“妳是真的想要自殺，還是就是只是想割腕引起關註？而且女醫生此前還此後說了句，“妳不是想要真的自殺，對吧？”然後我很誠實的說：“不是，我是真的想自殺”。現在想起來，我的這個回答是我被判強制送院的又壹原因。我誠實回答，卻為後來受難埋下伏筆。

    期間，他們要求看壹下我寫的校園暴力的材料。然後C警員就拿出包裏裝的材料，我就指給兩位醫生看，例如遭遇校園暴力的具體情節。然後他們又問為什麽要在中聯辦自殺，我說在大陸遭遇不公平對待（這個前面有提及），我希望在中聯辦割腕引起媒體關註。他們問我現在想怎麽辦？我說我想去第三國，尋求政治避難。還有壹些別的問題，時間太久記不清了，應該沒什麽重要的了。

    這時，他們提出了壹個問題，現在想來很坑人，並且實實在在把我坑苦了。他們問我，如果我的事情（舉報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沒有解決，還會不會自殺？我又實話實說：“會的”（或者說的是“會自殺”）。而這個回答，估計就是將我強制送入精神病房的關鍵因素。

    然後他們就走了。在此期間，他們並沒有讓我做任何關於判斷是否有精神疾病的測試、問卷，也沒有對我做出任何正式的診斷。甚至，詢問時都很不正規，是在候診室而不是醫生辦公室；問話像嘮家常隨口問，而非嚴肅、正規的詢問，給人的感覺就像隨意的聊天。我在他們詢問時，雖因剛剛自殺未遂，情緒不會像普通人那麽平靜，但也未表現的非常激動、躁狂之類極端情緒，也無其他異常舉動。

    後來我想，他們在詢問我以上這些問題，尤其是否還會自殺的問題時，並未如警察拘捕嫌犯時必須說的“妳有權保持沈默，但妳說的壹切都會成為呈堂證供”那樣，告知我的回答會有怎樣的後果。我根本不知道我對這些詢問的回答，將會影響我是否會被強制送進封閉式精神病房。相反，他們采用了具誘導性的言辭讓自殺者說出可能還會自殺的心理動態（雖然那位女醫生前面也善意說了句“妳不是真想自殺吧”，但此後也未告知我如果說自殺會有什麽影響。那個男醫生更無說任何提醒的話），自殺者的誠實反成了他們強制送院的口供。

   過了壹會，有兩位護士來了。其中壹位告訴我，根據評估情況，我需要到精神科病房入院治療。我大腦像被重擊了壹拳，整個人幾乎崩潰。因為我在大陸，就聽說過精神病院內的種種內情，如捆綁、電擊，各種虐待，知道關到精神病房會有多可怕。當然，最重要的，是會失去自由。自由，對我來說比生命還要珍貴。（後來，我從香港醫院出院後，迄今為止，我看了大量大陸精神病院的內幕（如網站“知乎”中關於待過精神病院的抑郁癥患者等輕型精神疾病患者、被家人無辜送入的正常人、探望者、病人家屬的敘述，非常可怕），還有壹些上訪者、維權者被強制關押於精神病院的案例、在病院的遭遇，以及壹些新聞報道。雖每個案例都不同，但大多數講的都是很黑暗可怕，少則欺淩，嚴重有虐待，還有各種捆綁、電擊。相對於香港，大陸的精神病院惡劣至極，許多地方還不如監獄。後面我會用插敘和總結的形式具體敘述相關例子。而我會選擇許多知乎上的案例展示和分析。因為相對於其他平臺，知乎上的案例敘述更加詳細、完整、清晰。而如微博、貼吧的絕大多數都是非常簡短（往往只有100-200字乃至幾十字），很難了解這些被關進精神病院者的詳情。越是完整清晰，越有利於判斷真偽和了解事情來龍去脈，以及當事人被強制關進精神病院的痛苦。當然，知乎也有許多不可信或扭曲事實的內容，我會盡力去偽存真。而且我把相關案例基本都全文摘抄，是否真實、客觀，大家也可自行判斷）

    因此我立即表示反對。護士告訴我，可以找法官申訴，不過需要等待。她問我是否要見法官。我說需要，她說好的，她會把法官請來，然後就走了。

    我的心情從相對平靜迅速變得極為焦慮不安。我沒有想到，我壹直表現的非常正常，也在割腕後沒有再做任何過激動作，甚至自殺後的情緒都沒有很大波動起伏，跟警察也非常禮貌客氣，卻得到要送進精神病房的結果。

    我就坐不住了。我壹會躺下，壹會坐起來。中央空調的冷氣也吹的我受不了。因為外衣落在了中聯辦旁邊，我此時只穿著壹件T恤。“心靜自然涼”，但我感到恐懼時，反而更覺得冷了。剛才並沒感覺太冷，他們說要把我送到精神病房，我壹下子煩躁起來，連帶著也感到冷氣的刺骨。

    C警員試圖安慰我，說壹會法官來了還有機會申訴，不要太焦慮。我激動了壹會，也有點麻木了。腦子壹片空白。

    過了至少壹個半小時，法官才過來。這位法官看起來30多歲，壹副文質彬彬的樣子。他詢問我的申訴理由。我告訴他，1.我自殺是壹種抗爭，並不是因為精神病。2.我有抑郁癥，但沒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不需入院治療；3.如果我被強制入院，對我名譽有不好影響，容易被汙名化。此外，我還舉例說，許多人都會用自殺來抗爭，還有自焚的，例如釋廣德。當然，當時我說的時候沒現在寫的這麽條理清晰，比較慌亂，但是以上幾點都提到了。

    他聽完就去見醫生了。期間，他只說了我要申訴什麽、以及應和了句我擔心汙名化這兩句話，談話過程也就壹分鐘左右。他根本沒告訴我這就是詢問的全程，更沒說他不會再回來了。

    過了有至少十幾分鐘，護士過來，告訴我，法官聽了醫生的陳述後，已經決定了，同意醫生而不是我的意見，也就是我要被強制送院治療。我又是恐懼又是憤怒。我說我要見法官，護士說法官已經走了。此前我是相對平靜、心境也不很糟糕的。正是因為他們把我送進精神病房，我才急躁起來，焦慮和恐慌也極大加劇了。我恐懼和惱怒之下，就大喊起來，用銬起的雙手敲打床鋪、墻壁。護士見狀就離開了。我幾乎是哭著對C警員說，我被從中聯辦帶過來到現在，我壹直很配合執法，為什麽要這樣？為什麽？我本來不想自殺，妳們這樣是逼我自殺。說完，為表抗議，我用頭部撞了壹下墻壁。然後，C警員就有點慌了，用比較誇張的語氣對著外面還是對講機喊了句“快來人啊，要自殺啊”。

    然後壹下子進來兩個還是三個警察（當時慌亂記不清了，看來西區警署布置了至少兩層看守我的警員），除了剛才提到和C警員搭檔的D警員，還進來壹個身高至少175，既健壯又非常肥胖的警員，這個警員長相很兇，至少有200斤重，膀大腰圓。胖警員警告我不要大聲喊，這裏是醫院。我說他們要把我關精神病院，所以呼喊是為了求救，跟他大聲爭辯。然後他就兇神惡煞壹樣的沖我吼：“妳再喊再動就把妳捆起來”、“現在就能把妳綁起來”之類威脅言辭。我就喊：“我要見律師、我要見律師”，胖警員伸過頭，把他的臉幾乎貼到我臉上，吼叫般的回答我：“沒有、沒有”，還帶著壹種得意之氣。然後我就不說話了。這位胖警員和D警員也走出候診室。

    胖警員威脅我時，我又感受到了極度的驚恐和無助，汗毛直豎，就像以前遭遇校園暴力時壹樣。候診室除了三個或四個警察，沒有任何其他人，我孤立無援，沒有人可求助，也無處可逃。即便被打了、被捆綁起來，或者別的暴力對待，也不會有人看見和知道；也沒有媒體會拍到，這間小房子也沒有監控。我聽說過香港的“七警案”，知道雖然香港警方總體文明，但如果暴力起來，也是很可怕的。我又是大陸人，他們打起來或許更無顧忌，不太擔心被追究責任。

    現在想來，除了警察的粗暴，還有壹個更重要的問題需要提及，就是剛才傾聽我的申訴後還是判令我應被強制送院的法官的行為。他只聽了我說的幾句話，僅僅交流了1分鐘左右，既沒有詳細了解我的自殺動機、精神狀態，又沒有傾聽完整我的詳細陳述，且在沒有告知他只傾聽這壹次、不會再回來的情況下離開。相反，他和外面醫生的交流時間卻較長，過了至少十幾分鐘護士才通知我需要入院。這顯然是不公平的，他沒有給我反駁醫生的機會，也沒有把我和醫生叫到壹起當著他的面互相辯駁，並且更傾向於醫生短促的判斷而非當事人的陳述。如果類比司法審判，就相當於沒有做到“程序正義”。

    我現在正在寫《香港精神衛生體制現狀分析》，剛寫了個開頭，我重點分析了這件事並提出改進措施：

    “2.詢問法官應用更長時間（至少5-10分鐘）詳細聽取公民個人意見，完整的了解公民自殺或做出過激舉動的前因後果，多與公民交流，親身判斷公民的精神狀況和行為動機，而不是單方面只聽醫生的意見，以保持真正的平衡和中立。

    3.無論是醫生還是法官，都須堅持“疑病從無”的原則，尤其要區分輕度精神疾病（如抑郁癥等）和重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癥等）的差異，不能簡單的僅僅“有病”就關起來，否則全香港需要關起來上百萬人、全中國要關起來近億人（據世衛組織統計，中國有精神疾病的人占總人口7%（另有中國官方發布的《浙江省精神衛生資源服務藍皮書》，其統計數據說有17%，可能與世衛組織界定標準不同），而香港則是有七分之壹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也不能因為有壹次過激舉動就關起來，而應該了解做出過激舉動更多是因為精神疾病還是現實所迫他人所逼，綜合判斷是否應該入院治療、進入哪種類別的病房（是監獄式的全封閉病房、還是有壹定自由的半封閉乃至開放式的復康病房）進行治療。對於損害他人利益、傷害他人的，可以依法判入懲教署或監獄，而非精神病房。

    此外，醫生和法官也應體諒弱勢群體的處境，應該出於人道主義盡可能避免將公民送入醫院而非為了穩妥而犧牲公民自由和權利（法官應該清楚以目前香港的醫療衛生理念（大陸更是如此）、尤其全封閉式病房管理狀況，把病人送進去是被剝奪各種自由、受苦的，而不是進去享福），保護公民合法權益。”

   （這篇關於精神衛生體制問題的分析文章，我寫到入院部分就先放下了，等於只寫了開頭。我缺乏專業知識，只能憑通識知識加個人經驗寫壹下，現在重點寫在港經歷的回憶，所以這篇理論文章以後才能完成）

    那兩個警員走後，C警員又試圖安慰我，說要去的東區醫院也是壹所很普通的醫院，跟這裏壹樣（是全科醫院），不要擔心。我當時就不相信，到了之後果然是被關進封閉的精神病房。東區醫院當然是壹個綜合性醫院，內外各種專科都有，但我是被關進完全封閉的精神病房，和關在精神病專科醫院完全沒有區別。這位警員對此不會不清楚，這種欺騙很令人不適，雖然他對我還不錯。

    這時我腦子時而壹片空白，時而緊張不安。我當時估計，香港的精神病房應該會比大陸文明許多，但究竟如何，完全不知道，只能聽天由命了。除此之外，其他的事倒基本都沒想，下意識逃避各種思考。我壹直擔心在大陸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卻沒想到居然在香港被送進精神病房了，真是莫大的諷刺、惡劣的結果。

    又暈暈乎乎的坐了至少壹小時，我耐不住這種面臨不確定性的等待，於是主動問C警員何時送我去醫院，他說很快。不過顯然不是很快。我又焦慮不安的坐了很久，才有幾個警察和護士（或護工）擡著擔架，帶我去東區醫院。

    我也忘了是在候診室還是在救護車上躺上擔架的。反正躺上擔架後，護工立即用又寬又厚的麻布類繩子綁住我的兩個手腕和兩個腳腕，四肢被固定，動彈不得。我那時很麻木，也沒有任何動作，壹言不發。CD兩位警員坐在車裏，我躺在中間，仰頭看他們。我問C警員幾點了，他說8點了，我才知道距我在中聯辦割腕已過了6小時。從車窗可以看到外面漆黑的夜晚，我的心也如這夜晚漆黑壹片，充滿對已知和未知的恐懼，不知道會在精神病房遭遇什麽、被強迫住院多久。

   （後來我才知道，瑪麗醫院壹男壹女這兩個精神科醫生，在我整個被判入精神病房及對我制造汙名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惡劣的作用）

   （由於1.我被強制送入精神病房以及在病房中各種不好的遭遇，導致精神狀況變糟、記憶力變差，渾渾噩噩；2.在病房內大多數時候每天生活都很單調雷同，雖然護士臺下面有更新日期的貼紙，但沒有可以記憶時間的參照事件（只有個別特殊事件記得日子）。所以，以下講述經歷的事情中，大多數無法提供具體日期，且部分事件順序可能顛倒，壹部分事情可能記憶不夠完整清晰）

   （如前所述，大陸的精神病院遠比香港的惡劣，大陸精神病院中各種欺淩、虐待、捆綁、非常普遍，甚至時常不守規定的過度使用電擊。因此不要把香港相對不差的情況誤以為是中國精神病院的常態。香港是特例，與中國大陸精神病院的惡劣情形不能相提並論。我也會在講述在香港精神病房經歷時，以插敘我總結方式講述我從主流媒體、學術文章、“知乎”和微博等互聯網論壇、及其他維權者那裏聽說的大陸精神病院的殘酷內幕）

   第四章  焦慮、順從、麻木、煎熬--囚於精神病房的二十三日

    （壹）痛苦的掙紮與被迫的調試--初入精神病房

    1.渾渾噩噩的入院過程

    也不知過了多久，汽車停下了。我不安之中完全忘了從救護車裏到的精神病房門口壹路看見了什麽，反正是在擔架上被擡進去的。

    被擡進病房後，出現了壹個穿藍色制服的護士。他笑著指著自己的工作牌，自我介紹他叫盧偉傑，開玩笑說可以叫他盧sir。雖然他衣服上有“護士”字樣，但我當時精神恍惚，把他當成醫生了。

    他和警察進行了交接，登記了港澳通行證後，C警員告訴我，什麽時候離開醫院，警察會再把證件還給我，然後警察們就離開了。

    盧偉傑和另壹位身穿綠色制服的“支援人員”（類似於護工吧，以下就以護工指稱這類人員）把我叫到病房中間的桌子前，要我脫光衣服，且要壹絲不掛連內褲全都脫掉，以換上醫院的病號服。而且，他們並沒選擇找個單間或讓我在廁所、浴室換衣服，而是當著他們面，他們也不到屏風後面回避。這當然是非常屈辱的事，如果在警局，我反而可能會抗議。但是在精神病院，我早就耳聞對不服從者的捆綁、電擊，且剛才就是被綁著四肢送過來的。那種潛在的暴力阻嚇，足以讓人不敢反抗，身臨其境才能體會到那種環境的威壓。因此我就順從的在他們面前脫的壹絲不掛，然後換上了病號服。其實，他們即便不提供換衣間，至少也可以做到轉回頭不看我，但是他們沒有，那個護工更是壹直看著我。說白了，他們對於病人、並未確診的入院公民，並不當作有尊嚴的個體來尊重。而後來在病房壹系列的遭遇和見聞，也證明了他們對病人的態度，很像獄警對犯人的態度。脫衣的整個過程，我像機器壹樣機械的脫掉內外衣，精神麻木。

    換完衣服，盧偉傑和綠衣護工開始清點我的財務和其他物品。看到國旗，盧偉傑用誇張的、抑揚頓挫的聲調說，“我愛我的祖國”。我感嘆了壹句，“國家機器就是厲害啊”，指的是我在中聯辦割腕就被送到精神病院的行為。盧偉傑沒說話，表情卻有點難看。從進來到現在，盧偉傑的言語動作，就讓我感到這人表面上愛笑，卻更像笑面虎，給人壹種比較陰的感覺。後來證明果然如此。而我把他們說成“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可能他內心很不滿。

    這時我也看到那位綠衣護工工作牌上的名字--鄭明。這個鄭明三四十歲左右，矮胖的身材，壹張堆著橫肉但並不可怕的臉，不太懂普通話。在後來的20多天裏，看到他屬於護士和護工中比較嚴厲的，但並不壞，平常面無表情，很少和病人說話。

    用了至少20分鐘，他們才把我的物品整理完畢，讓我在清單上簽了字。這時我才知道盧偉傑是護士，而值班醫生還沒來。然後，我就被安排在4號病房壹張床鋪上休息。

    4號病房有十幾張床鋪，大多數床位都躺著人。和壹房子精神病人住在壹起，原本是應該很害怕的。但我似乎並沒特別的感覺，也可能只是因為都在睡覺，看不出與正常人有什麽區別。這時我手裏拿著壹張醫院的入院通知單，寫著醫院和病房名稱--東區尤德夫人那達素醫院K4病房。上面簽著我的名字。我自己都忘了我剛才什麽時候簽的名了。

    過了壹會，值班醫生過來了。這位醫生姓林，大致問了我的情況。他應該是有瑪麗醫院那邊詢問我的資料，他問我2008年抑郁癥診斷情況，還以為我那時就已確診抑郁癥。我說那時候並沒有診斷，是我自己感覺抑郁的，2017年才去做了診斷。他有點驚訝，說：“啊，是這樣啊”。這其實也側面證明瑪麗醫院那兩位精神科醫生並沒仔細對我診斷，連問都沒問清，粗枝大葉的詢問後就把我判入精神病房。然後我說我晚上睡不著，能不能開安眠藥，他說可以。我再問其他的問題，如何時診斷和出院，他就要我等第二天見我正式的主治醫生再說。

    吃藥之前，護士拿走了我的眼鏡，保存在護士站，此後每晚都是如此。吃完安眠藥，也不知是藥物作用，還是下意識以睡眠逃避，或者就是因為被折騰的身心俱疲，總之我很快就睡著了。從入院到入睡，整個過程跟做夢壹般，恍恍惚惚的。或許只有下意識的模糊自己的心靈，讓它不那麽敏感，才能逃避屈辱的、喪失自由的現實吧。

    第二天醒來，去護士站拿眼鏡，他們都在忙，問了幾遍才給我。

    戴上眼鏡，我才大致看到了病房的樣貌，不過當時渾渾噩噩，沒搞清楚全貌，呆了幾天之後大概才了解清楚。這個K4病房是壹個大約300-500平米的全封閉式病房，入口有兩層厚厚的門，都需刷卡才能出入。大病房包括1、2、4、5四間大病室（為方便起見，以下也稱為病房），均為於從門口向裏走的方向的左側，每房都是十幾個床位、壹臺高高掛的電視；1、2和4、5號病房中間，沒有3號病房，而是有三個分別約5平米的小單間，門上寫著“觀察室”，是安置特殊病人或禁閉不聽話的病人使用。觀察室前面是幾張沙發和椅子、壹張桌子，供打牌、看電影用，新來的也在這吃飯。緊挨1號病房、靠近大門的是大餐廳，也作為病人與親友的會見室。而相對的左側，對著餐廳的是幾張沙發和電視，還有供病人聯系家屬的電話機。從門口往裏方向，過了沙發和電視機，依次是小衛生間、大衛生間、浴室，隔過護士站B再往前是治療室、又壹個小衛生間。護士站A靠近門口，護士站B正對三個小觀察室。兩個護士站下水泥上玻璃封的嚴嚴實實，門也是要刷卡才能進的堅實厚門，只有小洞壹樣的凹型窗口，兩個護士站就像堡壘壹樣監視、看守著病房裏的病人們。A護士站左側就是醫生會見病人的診療室，和病房也用厚厚的門隔著。病房裏有好幾個監控探頭，至於護士站裏邊有沒有不得而知。（因為“病人”這個詞帶有汙名化意味，而且我不希望輕易定性他人為“病人”，所以本文後面會更多使用“住院者”這個詞。但為了強調精神病房住院者以“病人”身份下的處境，有些地方也會使用“病人”壹詞）

    拿完眼鏡，就被叫到桌子前量血壓。我整個人有氣無力，看著各種看起來正常或明顯不正常的精神病人走著或坐著，感到很不適，雖然他們並沒對我怎麽樣。

    開始吃早飯了。我是新來的，所以就坐在觀察室前面推過來的早餐桌上吃。我完全沒有胃口，第壹頓早飯是什麽粥忘了，反正感覺反胃喝不下去。順帶說下第壹天的午飯和晚飯。午飯是米飯和聞起來非常刺鼻的肉塊，我也根本吃不下去。那種刺鼻也可以說成是香，但香的明顯太過頭。於是我只吃了蔬菜和米飯，肉完全沒動。晚餐還是粥，倒是因為太餓喝了半碗或者更多。總之，我第壹天吃飯吃的相對比較少。

    2.覺知失去自由的痛苦

    吃完早飯，我就在病房走了壹圈，最後回到了自己的床鋪。這時我才真正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

    我上初中至今，還從沒失去自由過。無論在居住的小城逛街、購物，還是出外旅遊、散心，以及後來的為維權與呼籲防治校園暴力而奔波，我想去哪裏就可以去哪裏。而我因校園暴力傷害而休學時，脫離學校和同學傷害我的環境，乘車去陌生的地方，也讓我得以暫時緩解因歧視和欺淩造成的痛苦。即便因抑郁癥而產生逃避、拖延的癥狀而窩在旅館很久不出門，也是自願而非強迫，我隨時都可以外出。哪怕我壹輩子自己不出門，但能自由選擇和被監禁，是完全兩碼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被監禁之後的痛苦，只有被真正監禁過的人才真正知道。

    最重要的，是自由本身的可貴。雖然因為中國的專制制度、維穩體制，以及我比較窮錢很少，讓我可享有的各方面的自由大打折扣，但我生活中依舊有許多自由，有選擇住哪裏、去哪裏、吃什麽、做什麽、看什麽、玩什麽、以及回避什麽和拒絕什麽、這壹天下壹天都怎麽過……等等各種自由。自由，就是有權選擇如何生活，可以選擇幹什麽不幹什麽，是基本人權，是人生活的尊嚴與價值所在。

    而在病房裏，我沒有自由，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我只能在狹窄的病房裏來回走動，或躺在病床上。我躺在旅館單間的床上時，可以用手機看想看的文章與書籍、玩遊戲、看電影……在這裏，沒有手機，也沒有獨立與安靜。四周都是躺著或坐著的病人，有的病人嘴歪眼斜，有的雙目呆滯，有的頭始終歪著，還流著口水，他們沒有攻擊性，但是看著他們、和他們待在壹個房間，的確不舒服。這算是歧視嗎？就算是吧。而且，如果居住的更久，那麽那些真正病的很重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狀態，壹定會“傳染”給沒有病或者病情輕微者的。另外，我自己吃住，都是想什麽時候吃飯、睡覺都可以。在病房，我必須按規定的時間作息，不能根據自己的生物鐘和習慣吃和睡。對比較自由散漫的我來說，這又是無形的痛苦折磨。

    此外，我在精神病房，壹切都被護士看著，包括洗澡前後換衣服時赤身裸體的被監視。至於走路、躺下，都被人看著，這不僅不自在，而是喪失了隱私和自由言行的權利。試想壹下，妳在家吃飯、看電視報紙、踱步、睡覺……壹直有人盯著妳（哪怕那個人或者那些人並沒有阻止妳，只是看著），會是怎樣的感受？會不會沒有束縛感？壹言壹行被盯緊，隱私和尊嚴是不是被侵犯？何況，這裏並不是只看著，還隨時隨地可以管束妳，以及把壹言壹行記錄下來，作為他們判斷“有病”或者“沒病”，以及“什麽病”、“病的多重”的標準，妳每個動作，都是沒有隱私的、供人品評的。

    我焦慮抑郁，原本在外面可以通過看手機、做事轉移註意力，以緩解壓力、減輕焦慮。而在精神病房，我既不能做任何事，又要和各種精神病人待在壹起，還要接受各種管制、監視，焦慮、抑郁和恐懼反而加強了。我在割腕前發的求助信中提到，自己因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等傷害，患有抑郁癥，希望得到治療、幫助，卻沒想到是以這種方式得到“治療”，也就是在受罪。這和精神病房醫治病人的目的對比，又是壹種諷刺。

    在這種沒有自由的環境中，我也感到了自己的虛弱。我的精神壹直是脆弱的，身體也總是虛弱的。但我被關到精神病房後，感覺到身心愈加虛弱。周圍都是精神病人，醫護也是陌生人，沒有自由和選擇權，還有潛在可能受到捆綁、關禁閉、電擊等懲罰。精神病房與監獄類似，大體上是與世隔絕的，與外界聯系受到嚴格限制（這個後面會具體提到），除了在精神病房被管束、“治療”，完全無法觸及、參與世界上的任何事。如果有很多親朋好友尤其至親密友的人被關進來，更會幾乎失去生活交際的壹切。而我雖然很孤立孤獨，沒有失去親朋好友的這個痛苦，但也因此在封閉的監獄般環境中，更感覺孤立和恐懼。而且，這種隔絕本身就是痛苦，更何況，這讓我更沒有了得到聲援和呼應、和他人自由順暢聯絡的條件，遠比在外面時更為孤立無援，充滿著無助和無力感。當然，還有未蔔的前途--不知有在這沒有自由的精神病房關多久、即便回到大陸有沒有可能被投入監獄或精神病院……都讓我身心俱疲、驚恐不安。這種精神狀況下，我自然感到自己愈加虛弱，精神萎靡不振，身體垮的像攤泥。

    我現在後悔，沒有在維園遇見李卓人時向他求助、沒有在中聯辦門前遇到梁國雄時求助，哪怕下跪哭鬧向他們陳情，哪怕失敗也算試過了；也沒有趁媒體記者在時舉牌、自殺。或者更早些，沒有積極爭取南周那位資深記者C的采訪、爭取鳳凰衛視《冷暖人生》的報道。可惜，對我這樣沒權沒勢、形單影只的人，是沒有那麽多試錯的機會的。我錯失良機，選擇了最不適當的機會自殺，而且還沒殺死自己，於是就被囚於牢籠之中。對我來說，精神病房比監獄還要讓我厭惡。在這裏，只要情緒激動，就被視為不正常，可能會得到捆綁和電擊；而我聽說香港監獄的壹些情形，倒應比精神病院文明，至少沒有肉刑，至少把犯人當成正常人來尊重吧。

    被監禁過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貴；而懂得自由的重要與神聖的人，才能理解我對自由的渴望。

    3.流血吶喊成泡影，重獲自由很遙遠

    我斜躺在床上，拿起給我的那張東區醫院入院通知單。我看到上面有關於精神健康覆核申請的內容，在絕望中生出了壹點希望。雖然我隱隱覺得，這個覆核程序會很麻煩。

    這時，我請求聯系家人和朋友。他們此時不允許我用手機打電話和上網。至於給病人用的公用電話機，只能打香港的電話或手機，不能打給大陸。而馮愛玲女士等人的手機號，我並沒記住，在手機通訊錄和紙張上。護士們要我等。後來我又請求，他們還讓等。不知道過了幾小時，我至少請求了三次，他們才把手機和包裹給我，讓我記下幾個聯系方式。在醫院裏，不管要什麽、請求什麽事，大多數情況都要至少求三次，才有回應。

    我從手機上記錄下了馮愛玲女士、職工盟、明報、張超雄和朱凱迪辦公室的電話。我還從包裹裏拿了從民協抄的馮檢基等人的手機號那張紙，以及紐約時報駐上海分社的聯系卡片。護士就拿走檢查了壹下那張紙和卡片，只允許我拿走聯系馮的那張紙，把紐時的卡片扣下放回包裹了。他們不見得是擔心卡片，而是不讓聯系媒體（雖然聯系也沒用，況且後來想起來那是大陸電話，打不通）。

    我緊接著就給馮女士打電話。我把情況大致說了壹下，然後問馮女士外面有沒有我的什麽新聞（我在中聯辦割腕的事）。然而我大失所望，她說沒有聽到和我有關的新聞，沒有媒體報道。我這時更為後悔沒有在6日記者在的時候自殺。我就哭著求助馮女士，讓她聯系媒體，還有把我的材料轉給梁國雄先生，希望梁先生來看我。她答應轉過去材料，讓我有耐心，在病房裏等著，聽醫生安排。我就表現的很脆弱，告訴她，我質地脆弱，受不了精神病房這種環境，讓她想辦法把我救出來。她說她會和林祖明先生商議，也會盡快來看我。然後我又說了壹大堆乞求的話，才掛斷電話。

    我的確是脆弱的。我無法像張誌新和林昭她們那樣有堪稱偉大的勇氣與意誌力。即便沒有任何酷刑，僅僅是失去自由，我都受不了。如果我在大陸搞社運被捕，估計被審訊第壹天就會垮了。如果在大陸的精神病院，我可能關不到半個月就會真的瘋了。

    應該是在這天下午，我終於見到了壹位醫生。但似乎這次見的不是我的主治醫生，而是另壹位30歲左右的男醫生。這位醫生姓陳，他算是我的“副治醫生”？我也不好下定義，總之也負責我的診治，但不是主治大夫。他不會講普通話，但是能夠聽得懂普通話。因此他可以聽我說話，但他詢問我和回答我的疑問，是在紙上寫字給我看。

    時間過去太久，我當時精神狀態又極糟糕，所以很多對話都忘了。我記得的大致只有以下這些：

    他問我好嗎？我禮貌性的說還好（其實並不好）。我告訴他，我是為了維權抗爭，才選擇在中聯辦割腕。他說（準確說是他寫，為方便記述，以下權當說吧），維權可以維權，但是不應該傷害自己。此外，他是在這次還是後來還說到，大陸的事情還是要回大陸解決，這裏是香港。對他這些話，我有壹萬句回應，但沒辦法都說。於是我只說，妳們這樣關押我壹個維權者，是中聯辦政治迫害的幫兇（至少客觀上是）。他說，他是醫生，維權的事不歸他管，他只管我的精神健康狀況。我問他我何時能夠出院，他告訴我，這視醫生的判斷和我的精神狀況而定。我問他關於精神健康覆核申請的事，他說，如果申請覆核，整個程序至少要6個月時間（或者說的是“大約6個月”）。我大吃壹驚，他看到我的驚訝，又對我說“所以還是要在現在多配合醫生，爭取早日出院”之類的話，意思是別指望覆核了，費時太長，還是爭取當下吧。此外還說了些什麽我記不清了。最後，他要我寫家人的聯系方式，我把我父親的手機號碼寫給了他。然後他就跟我說再見了。

    4.對惡劣的精神健康覆核制度的評析

    這段話中最重要的、最有實際價值的壹句，就是這位陳醫生說，精神健康覆核程序需要等待6個月，也就是在醫院病房裏申請覆核之後，還要等半年才能有人來審查我或者其他任何申請覆核的住院者的精神狀況是否可以出院。

    我深深震驚於香港這種稱得上恐怖的官僚主義、漫長而繁瑣的制度與程序。我在想，如果有人誤診，或在病情輕微或病情比較嚴重但無傷害他人或自殺風險，並不需要強制入院治療情況下，被醫生判斷需強制關進精神病房，然後要過半年才能覆核、出院。那麽這半年時間，住院者失去自由、無法像普通人壹樣工作、學習和生活，會給他/她造成多麽巨大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損失？如果是學生被誤診或者高估病情而被滯留在院，中學生和大學生的學業要耽誤多久？如果是職員、工人乃至白領等受薪者，又要損失多少收入和福利，以及相對隱形的績效和升遷機會的損失？這些誰來彌補？還要在醫院受到各種管制、和真的嚴重精神病患者住在壹起，要受多少罪？帶來多少潛在和長期的傷害？誰來承擔這個責任？

    更可怕的是，把壹個正常人或者如抑郁癥等輕度精神問題的人和如精神分裂癥、狂躁癥等在內的有嚴重精神病的患者關在壹起，並用管理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在病房關押管理6個月，我敢斷言，絕大多數沒病或者病情輕微的也會被關的瘋瘋癲癲、精神異於常人，導致真的得病或病情加重，甚至造成影響終身的身心創傷。而這時精神健康覆核的結果，反而極可能將入院時沒病的人診斷為有病，因為診斷的是入院6個月後住院者的精神狀況，而不是入院時住院者的精神狀況。如果這樣，住院者豈不是要無限循環且惡性循環的永遠住在醫院？這樣壹個好好的人的壹生豈不是就被毀了？

    香港號稱東方之珠，竟然會有這樣糟糕的精神衛生制度。當然，在中國大陸，有更加惡劣的精神衛生體制，媒體有諸多報道（如紐約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殷馳、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合作撰寫的《中國的精神衛生、強制收治和任意拘留》、鳳凰周刊《被“精神病⼈”的⾃我救贖》、《從鐵籠到病房——內地精神病⼈強制醫療制度變遷》等⽂章；央視的《新聞調查》、《新聞周刊》、《今日說法》等欄目也對精神病⼈權益等問題做過調查報道）。但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各項社會指標如人類發展指數都名列世界前茅，卻有著有致命缺陷的精神衛生體制，真是件可恥又可怕的事情。這關系到許多可能被冤枉而送入醫院而失去自由、失去正常生活者的人生，危害與司法冤獄相比有何區別？但卻遠沒有司法上的冤獄、程序正義缺失等問題那樣得到社會重視。

    連相對發達而文明的香港都是如此，那中國大陸呢？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呢？可想而知在糟糕、惡劣的精神衛生體制下，中國、世界上會有多少和司法冤獄惡果相同的精神病院強制收治受害者喪失自由、受到各種生理和心理傷害，毀掉了人生。

    當然，我也看到香港的法院審理案件，也是有很長的時間排期；香港其他內外科做手術，也是需要預約和等待。但無論是原被告，除非特殊罪案，壹般都不會在監獄裏等待（涉及刑事犯罪也可以保釋，而且許多待處理者的取保金似乎不多）；做手術的也不會都待在醫院等手術開始，而是可以在等待期間做許多事，有相當的個人自由。因此，這些情況和被強制關在精神病房等待覆核的人的處境，是完全不同的。

    5.強打精神在病房寫詩寫文，最後放棄

    見過醫生，我就更加絕望了。看來，我在短期內是很難出院的。

    記不清是第二天還是又過了壹天，我的精神就有些崩潰了。我受不了沒有自由、有各種管制和限制的環境。我臉趴在護士站的臺子上，跟虛脫了壹樣，告訴護士我想出院，想回家（回我自己租住的房子）。護士說，那要聽醫生怎麽說。

    我又坐到了病人打牌的桌子旁邊。好幾個病人雖然看起來明顯精神有問題，但都不壞。而且能打牌的，腦子都相對清醒。護士總體比較冷漠，這些病人（或者稱他們為“住院者”更恰當）對我反倒更為友好。有壹位口齒很不清晰的住院者告訴我，有什麽話可以找護士要紙筆寫下來。於是我就找護士要了壹張紙和壹只筆芯，開始寫想說的話。但在精神崩潰之下，根本就沒有定力去長篇大論寫東西。

    我在這張紙上，只寫了“這是政治迫害”、“連監獄犯人都有辯護律師，為什麽我沒有犯罪，在精神病院卻沒有人可以為我辯護”、“沒有自由很痛苦”之類的話。壹共只寫了幾行，交還給了護士。護士直接把紙筆放在壹邊，也不知道他們後來看了沒有。關於政治迫害壹節，我當時並不知道香港的醫院是獨立的，中聯辦或者香港政府並無能力幹涉（更主要是因為我這麽個小人物，也不值得他們幹涉），在驚慌之下誤以為我入院和中聯辦或港府有關。後來種種跡象表明，與中聯辦或港府並沒有關聯，中聯辦沒有能力也不值得介入警方和醫院對我的處置。至於我在中聯辦自殺，就被羈留、送入精神病房，這種客觀上對流血請願的打壓行為是否合理、處置是否適當，就是另壹回事了。

    後來又有幾天，我還想再寫東西，但是護士只又給過壹次紙，再要就說沒有紙了。於是我把壹些東西寫在入院通知書和索取的精神健康覆核申請書背面。而筆也是基本只給筆芯，還又是必須請求好幾次才會給。不過我自己也沒有寫多少東西。本來想要學那些在獄中等待赴死的烈士寫詩，但馬上就感到自己不是那塊料。在驚恐憂懼之下，我連筆芯都拿不好，腦子裏更沒有詩思了。只是想到了以前高中時寫過的紀念林昭、張誌新的詩，又在病房重寫了壹遍：

暗夜珍珠閃宇內，巾幗勇士戰魔魁。

萬馬齊喑唯壹鳴，就義悲歌斷頭人。

淒風冷雨半世過，明月空照赤縣民。

唯今大地共山河，猶記烈女獻英魂。

    此外還寫了幾首關於六四和李旺陽的詩，既很差又不押韻，索性也就不再寫了。

    此後，又寫了壹些關於住在精神病房的感受，也很簡短，情緒糟的根本寫不下去。同樣，在這裏也沒有任何心思冷靜思考事情，反而更加在焦慮與麻木中循環。

    通過這件事，我也明白了，人與人是不壹樣的。不是每壹個人都能有那些在牢獄中抗爭的革命者那樣的勇氣。我即便再強打精神，都受不住監禁的痛苦、更承受不了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命運的重壓。面對監禁帶來的精神折磨，憑意誌很難抵抗，尤其我這種心理脆弱、沒有被長期關押經驗的人。當然，也有我孤立無援，也沒有新聞報道的原因。我壹個人抗爭再多，在這囚室般的精神病房抗爭再久，但沒有幾個人知道，也無聲援，更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我又有什麽動力抗爭呢？如果大陸、香港，乃至世界上，成千上萬乃至更多的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受害者聲援我，如metoo運動那樣受害者群起響應、媒體爭相報道，我還會如此的軟弱、頹廢、絕望嗎？

    但無論如何，我都更加佩服那些政治犯。他們在封閉的、環境惡劣的監獄，還堅持寫作，用文字來抗爭。有些甚至寫在衣服上、寫在煙盒上，還有寫在身上的。如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壹個人能夠在酷刑、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寫出那麽多充滿愛與堅強的文字，需要莫大的勇氣，是多麽的了不起。當然，也必定有許多人在絕境中寫出的記述、吶喊，沒有傳播出去和流傳下來，獄方壹次“成功”的檢查，就讓足以載入史冊的作品永遠湮沒在歷史中了。他們都是偉大的。我自愧不如。

    6.打電話求助，馮女士來探望我，聯系父親

    精神病房的探視，是有嚴格的時間限制的。東區醫院精神科K4病房只允許病人親友每天下午3點到5點前來探視（每周六還是周日上午還開放兩小時，但壹周只壹天）。我打給馮女士幾次電話後，她終於抽出時間來探望我。她每天都有很繁忙的工作，如果在壹天內抽出壹兩個小時倒可以，但必須在下午3-5點，就比較難了。因為東區醫院位於港島柴灣，遠離市區，探視者路程上花費的時間可能比探視本身用時更久。醫院嚴格限制探視時間，自然是為了醫護人員工作和管理方便，但把麻煩變相轉移給了探視者。

    我好幾天都沒見到病房外的任何人了。期間，我曾打電話給朱凱迪辦公室，告訴接電話的壹位女士我是此前發過郵件的大陸學生王慶民，因為在中聯辦割腕被送進精神病院，希望朱議員能夠救救我。她告訴我，他們無能為力，但建議我要冷靜、表現的正常壹些。我說我想早日出院，她告訴我，可以給醫生說妳要回家。我說醫生不會同意的。她說，不會不同意的，妳是大陸的，簽證也到期了（我在此前發給他們的郵件中註明了這壹點），香港不會壹直關著妳。妳要多給醫生說要求回家，醫生會同意的。我道謝後掛了電話。我想，外面的人真是難以了解醫院的情況，我簽證早到期了，也請求過醫生了，我怎麽說都沒用，他們根本不同意我出院。

    我也打給了明報。他們把電話轉到收到我紙質文件的中國組需要時間。而電話旁墻上貼紙規定每次通話不能超過10分鐘，而且後面其他病人還在催，根本沒辦法拿話筒等。我打了大約5次才接通明報中國組。在病房裏聯系外界過程中的各種麻煩、障礙，造成的各種耽擱事和誤會，外人是很難體會的（後面還會講到）。打通後，他們說收到我的文件，但當時忘了遞交舉報信等關鍵信息，材料不完整，而我在醫院又不被允許使用手機發郵件，於是他們沒辦法進壹步調查。至於我希望他們報道我在中聯辦割腕被關押在精神病房，他們的口氣明顯沒興趣報道，只說會跟進的。我在香港多次聽到“跟進”二字，後來感到，“跟進”這個詞在大多數時候，其實和大陸政府機構人員說“我們會處理的”、大陸媒體或壹些人說的“我們知道了”、“有消息我們會聯系妳的”，是壹樣的托辭，只不過更高雅、簡約、文明壹些。

    在這無人相助的孤立境況中，我就更盼望馮女士早點來探望我。

    我和馮女士約好下午三點多的探視後，我從下午壹點就開始在走廊裏轉，焦急的等待著見面。到了三點，我就壹直探頭往餐廳看，看看馮女士有沒有來。然而，過了三點半也沒有。我又打電話，馮女士說正在路上，不要著急。後半個小時我幾乎就是在電話機、餐廳門口來回探頭張望中度過的。我又打了壹次電話，馮女士說剛到醫院樓下。她五六十歲了，腿腳並不方便，也沒有義務必須看我，按說我應該體諒。可是在那樣焦急、恐懼的情況下，我反而是在催促她快點來。人在自身處於危急的情況下，總是顧不得體面、也沒了同理心，此後壹次次得到證明。

    已經過了4點，馮女士才從餐廳通往病房外的那個入口出現。壹位護工把我叫了過去，確認是來看我的，才放我進餐廳。此外，探視時也嚴格限制探視者給住院者東西，食物需要寄存。探視者看住院者如同探監壹般。

    我和馮女士見面之後，我就哭了起來。然後把入院通知單給她看，說可能至少還要呆幾個月。她叫我不要擔心。我拉著她的手，請求她壹定要救我出去。我說，我要見梁國雄先生。她說，已經把材料轉發給梁先生了，但他也很忙，很難立即顧得上看。我說想和梁先生見面當面說我的事情，她答應會轉達。我當時是非常急切想見到梁國雄先生，我認為只有他才能理解我、也壹定會救我。那種急切，幾乎想在壹分鐘後就能見到梁先生。

    後面我還對馮女士說，希望找媒體報道我的事情。再往後說的什麽我都忘了。

    然後，我就用馮女士的手機打電話給我父親。我大致講了壹下我在香港自殺的情況。他並沒有責怪我。我說能不能來到香港，他說家裏要照顧奶奶，而且家裏沒錢，沒辦法來，最好是我自己回去，或者先回到深圳，到深圳就好辦了。他並不了解情況，我連醫院都出不去，當然就出不了香港，怎麽回深圳？

    時間很快到了，我只得掛了電話。馮女士給我留了壹塊面包，寄存在餐廳櫃子裏，然後告別離開。

    7.和主治醫生的第壹次談話

    終於和我的主治醫生見面了。主治醫生是壹位30歲左右的女性，和上面提到的我的另壹位醫生壹樣，也姓陳。

    陳醫生說話語氣很溫和。她開始詢問我遭遇校園暴力的詳細情況。我就從前到後大致講述了自己的經歷。雖然談的時間較長，但畢竟無法在壹個小時內完整講述我20年的人生遭遇和七年的校園暴力經歷，只能大致講壹些。我告訴她，因為事情起因復雜，必須從最開始講，才能理清來龍去脈。我也告訴她我患有抑郁癥的情況。談話中，我還糾正了她對我遭遇校園暴力時間記述的錯誤（應該也是看了瑪麗醫院不全的資料所致）。而後來數次談話中，我糾正了她好幾次類似的錯誤。

    為證明我的個人情況，我也向她提出希望她看看我寫的文字材料，以及在手機裏的關於網絡暴力的壹些例子、證據的圖片。但是她說這以後再說，現在只希望聽我直接口述。後來我又提到過希望她看這些文字和圖片，但她拒絕了。我不知道為什麽她不看能夠證明我所說是否真實的證據，也不看能夠反映我這幾年四處奔波維權目的、也能反映我知識水平和思維能力的文字材料，反而只聽我口述。這或許是她們診療的規定，但這種規定就像法院審理案件不看物證只聽原被告陳述壹樣，很是荒謬。

    她問我家庭情況，我告訴她，我父母離婚，我和父親、姑姑和祖父母生活在壹起。但其實我從2007年上初中壹年級，我壹直在外面租房子住，沒回過幾次家。除了2015-2016年我父親癱瘓在床時，很少和家人在壹起。但當時我沒來得及提及這壹節，可能她誤認為我壹直和家人住壹起（後來我和父親見面，問起醫生問他的過程，似乎醫生以為我和家人壹直在壹起）。

    此外，我也提及是否能夠出院且留在香港申請避難，或去第三國，因為我參加六四晚會等事情，以及維權活動，回大陸可能會遭遇政治迫害。我忘了她怎麽回應了，她好像是故意回避了正面回答。（壹年多之後回想起來，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香港人對大陸普遍充滿厭惡與鄙夷，怎麽會贊同我留下。至於東區醫院，只是把我關押起來，而不是願意幫我脫離惡劣環境）

    她問我，現在在病房是否感到安全，有沒有感到害怕或者危險，有沒有人迫害我。我說還好，在這裏沒有人迫害我。這是廢話，我當然是對於現實可能的危險做出反應，而不是憑空說誰迫害。

    她還問我的腿為什麽發抖。我自從在中聯辦自殺，又被強制關進精神病房，突然轉換了環境，精神受連續打擊，當然比較緊張。我壹緊張就容易抖腿，這個倒是有很久了，而病房比較冷，我更是容易發抖了。這麽長內容我也沒辦法說清，就說是因為緊張所以發抖。

    她還問，我在中聯辦門口拿刀割腕時，有沒有持刀沖進中聯辦的打算，我說當然沒有。這種惡意揣測真是令人反感，我與中聯辦工作人員沒有私仇，哪怕他們是中共政權的組成部分。我割腕是為了和平抗爭，沒有任何發起攻擊性行為的想法。

    我也說，我是為了維權抗爭才選擇割腕，結果卻被關在精神病房。現在我待在病房，穿著這種病號服，形同虐待（如囚服壹樣，是壹種標簽化、服從者的標誌，很難看，而且病號服裏不允許穿內褲），因此希望早日出院。我也告訴她，我出院後會向媒體反映自己的遭遇，包括講出在精神病房的經歷。她說需要為我的安全負責，現在沒辦法確定我的狀況，所以不能立即讓我出院。她也說，她們需要進壹步觀察我的情況，並且與我父親聯系之後，才能安排出院事宜。

    言談之間，她看起來是很客氣的，語氣溫和，也沒有任何訓斥或辱罵。但有壹件事也很惡心。就是我當時就提出能不能去那種開放式或半開放的病房，而不是這種全封閉的病房，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她說，這沒有開放的病房，她也沒有權力決定我換到別的病房之類。但後來我和壹位護工熟識後，他告訴我，我所在的K4病房下壹層，就是相對自由的半開放式康復病房，而且有病人從我所在的封閉病房轉到過下面。後來我快要出院時，也問過另壹位男性陳醫生是否可以搬到樓下康復病房，他說如果很快出院就不用了，也證明既有這種半開放的康復病房、醫生也有權讓病人去這樣的病房。但她卻撒謊。如果她說我的情況不適合去，並給出合適理由（如擔心再次自殺），倒還好些。但是她選擇對我撒謊，是非常不尊重我的表現，並不把我當成有尊嚴、不應欺騙的個人來看待。（當然，當我知道後來的事情，就明白這種溫和外表下，她和其他醫護能夠做出怎樣的類似司法判決中冤假錯案的殘忍行為了。這已經不是道德問題了，是侵權問題、法律問題，乃至決定人的名譽和命運的問題）

    這次談話大概進行了壹個小時（也可能更長壹些），是我住院期間和醫生交談時間最長的壹次。主要是因為與主治醫生第壹次談話，我要講自己大致的背景和人生經歷，尤其經受校園暴力的過程，所以時間就長了些。而此後每次與醫生的談話，基本都沒超過20分鐘。我不知道這麽簡短的談話（而且如前所述，醫生還存在記述錯誤），如何能夠搞清壹個人復雜的人生、怎麽能夠準確判斷其自殺的復雜心理動機。而搞不清這些，又如何能夠有對他/她有沒有精神疾病、有多嚴重的精神疾病做出準確判斷呢？

（二）被動而強制的“適應”--對病房生活的日益習慣、麻木

    1.飲食習慣劇烈的改變；評析大陸精神病人惡劣的飲食條件

    我被強制關在精神病房三四天後，開始變得相對麻木和不舒服的適應，這種“適應”，壹直持續到出院。

    這種適應最明顯是體現在飲食方面。我壹開始吃不慣香的發腥的肉塊，也喝不下不喜歡喝的橙汁。只有有魚塊和牛奶的餐食，我才吃。而蔬菜也只吃葉子不吃梗。但是過了三天，我感到非常餓，對那些原本感覺香的難聞的肉塊壹點不覺得反胃，壹口就吃下去了，橙汁也喝個精光。至於蔬菜，基本連葉帶中間白色的梗都吃光，米飯壹點不剩。甚至再後來，感覺都不夠吃了，反而想方設法要雙份飯，無論什麽飯都行。饑餓，會破壞味蕾，讓人放棄對食物的挑剔，為了填飽肚子不計較味道。或者準確的說，那種對特定食物、味道的厭惡感，在饑餓時就自動消失了。我這時才真的理解那些饑荒年代吃樹皮、草根、觀音土的人。饑餓，真的能讓人變得什麽都肯吃。

    我在被關在精神病房之前和出院之後，讀過壹些曾經進過監獄的政治犯、刑事犯對監獄生活的描述。他們也有人提到，剛進去什麽都吃不下，尤其餿了的飯菜聞著都想吐。但是過了幾天，就會如風卷殘雲般吃個精光，吃起來如美味佳肴。在饑餓而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人的身體、嗅覺味覺、器官的反應，都會發生改變。如今我自己也體驗了壹把。只不過，我比他們吃的東西好的多，有肉有菜有牛奶或橙汁，只不過有些食物我比較不習慣吃罷了。

    簡單的說壹下病房裏吃的東西。先說下碗的大小。除了通心粉用的大碗，其他所有的三餐都是用小碗，小碗就跟大陸賣黃燜雞米飯的餐廳盛米的碗差不多大。早上是壹小碗粥，裏邊有時候是肉，有時候是別的什麽，記不清了。中午是壹小碗米和壹小碗菜和肉，當然肉壹般只有幾小塊，剩下的就是蘑菇豆腐青菜之類，也可以額外盛粥。晚上還是粥。中午飯是壹天最重要的，然而不知道是本身飯少，還是因為被關押導致恐慌性的饑餓，或者就是因為大多數時間沒事可做，我感覺非常餓。護士說可以加壹份飯，然後我告訴護士兩次後，護士說幫我在電腦上加上了，但是我去拿飯時還是壹份。後來我又問，他又在電腦上加壹遍，結果還是壹份……護士也不知道怎麽回事，然後這件事我幾乎每天中午都問，差不多問了有十次（沒任何誇張，的確有這麽多次）才知道，他說飯加上了但是不知為什麽沒辦法和名字對上，所以我只能每天拿飯時自己去給發飯的另外再要。此外，晚上還有“夜宵”，其實就是發兩小包餅幹或兩個小面包，每包面包大小都和超市裏“蛋黃派”小面包差不多，餅幹更小，都是幾口就吃沒了。此外還有壹小碗橙汁或牛奶。如果有親友送進來各種零食，也都只允許在這時吃。如果送的有泡面，醫院會幫著煮。而我只有馮女士帶來的幾個面包，有的住院者也會分給我壹點，我盡量節約著吃。

    與大陸精神病院的病人相比，我在香港精神病房所吃的東西也可以算是山珍海味了。據我所看到的相關講述，大陸精神病院的飯食普遍非常糟糕，可以類比監獄的夥食。當然，發展水平不同的區域情況肯定不同，如京滬的病院與內陸小城市、縣城的精神病院夥食必然有巨大差別。但毫無疑問，大多數精神病人，都在沒有選擇的吃著糟糕的食物。關於這壹點，論壇“知乎”有相關描述，甚至有壹位把媽媽接出精神病院的女兒（在提問“如何在精神病院證明自己是正常人”下，知乎昵稱8X23，有700多粉絲，共回答了300多個問題，所有回答迄今（“迄今”指我書寫本段時，以下相同）壹共獲超過4500贊同，近700感謝，本回答212贊同，132評論。所以回答內容有很大可靠性）說“可能有很多人無法想象精神病人的夥食，用壹句話形容，豬都不吃的東西”。

    即便不那麽糟糕的，也是說（在同樣的提問下，回答者知乎昵稱劉s河，迄今粉絲260多人，回答50多問題，共獲2400贊同，近700感謝。本回答獲142贊同，34評論。同上具備很大可信性（我所引用的知乎及其他的材料，都是得到較多關註、得到不少認可的，而且符合國情和社會情況，以及有事實和邏輯，還有壹些是權威報道、論文，均有充分可信度，為方便起見，後面的引用會省去這句話，但和本段壹樣均有充分可信度））“醫院的飯很差，因為壹個病人是10元/天的夥食費，醫院必須保證成本最小”，看其整個問答及其他問答，應該較熟悉內情。在腐敗和克扣行為猖獗的中國大陸，連貧困兒童的營養餐都克扣、幼兒園和小學都有過期或劣質食物。而在毫無監管與保障、吃飯者被監禁無力舉報的精神病院，精神病人的飲食之惡劣可想而知，惡劣的普遍性和程度只有監獄才可相比。

    大陸精神病人糟糕的處境必須要改變。我之所以穿插著寫大陸精神病人的處境，就是希望國內外都能關註到中國大陸精神病人遭遇的各種的虐待、欺淩，並且去改變。這也是我寫作本文的目的之壹。相對於大陸被關押在精神病院的病人、疑似病人、沒病卻因各種原因被關到精神病院的人的各種悲慘遭遇，我受的這點罪根本算不了什麽，香港的精神病房和大陸比也算是天堂了。

    此外，我在割腕和被關進精神病房之前、在大陸的時候，因為預感自己上訪、抗爭而可能被逮捕，還曾經在推特上詢問壹個曾經坐過牢的大陸異見人士在監獄是否可以絕食抗爭，以為是壹種很值得驕傲的行為。當我真的被關起來，關到精神病房，才知道這種有點浪漫化的想法根本不現實。因為我是被關在精神病房，如果絕食會被視為不正常，更無法出院。據壹位護工說，住院者絕食會被強制灌食。而且，我沒幾天就餓的主動要更多的飯吃了，絕食的想法也隨著饑餓和恐懼而消失了。即便不是精神病房而是監獄，我同樣也受不了。我被關之前那些絕食之類的想法非常幼稚。這時我這才更明白了，抗爭、犧牲，都是痛苦的，不是壯烈又美好，而是持續的煎熬、被迫的“適應”，甚至經常要無奈的服從。沒有被監禁、失去自由的人，絕大多數根本無法真正體會到被監禁者的痛苦。當然，能夠熬過這類殘酷監禁的古今中外的對抗強權強人的反抗者，都是真正的英雄。

    2.逐漸與部分住院者熟識、相互溝通

    另壹個適應的表現，就是從與周圍病人/住院者完全不說話不打招呼，到能夠和醫院的其他住院者建立相對良好的關系，或者至少相互熟識。

    我剛入院時，非常恐懼，擔心裏邊的精神病人有攻擊行為，以及其他會造成傷害和恐懼的情況。但可能是有攻擊性的精神病人並沒關在這裏，或者香港的精神病人大多都較溫和，至少這個病房中沒有具攻擊性的病人。當然也有壹些病人會做侵擾到他人安寧的行為，這個放在後面講。

    K4病房精神病人/住院者按神智清醒程度分三類，壹類完全神智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長期被綁在床上或躺在床上，瘦骨嶙峋和不清醒的程度如同養老院瀕死的老人（雖然這些病人有的看起來只有二三十歲）。這壹類占到病人的10-20%。第二類是神智不太清醒，說話也多口齒不清，與他人交流不便，但是能夠自己吃飯、上廁所，時不時也看電視的。這壹類占到病人的60%左右。第三類就是看起來和正常人差不多，溝通交流能力與普通人相同，但因為做了壹些激烈的事情，或者因發生什麽變故而精神受刺激等原因，需要強制入院治療，或者是自願入院治療的，不過自願的占比應該很少。這壹類占到病人/住院者的20-30%。我有所交流的，當然只有後兩類，說話比較頻繁的，只有第三類。

    住院幾天後，我認識了幾位住院者。為保護他們隱私，知道真名的壹律用拼音或部分名稱來稱呼，而不用全名。其實吃飯和吃藥時候都要點名，但是用的是香港話，我聽不太懂，只有壹部分交流過或者看到過他們名字的才知道姓名。

    壹位叫李gx，身高體壯，儀表堂堂，是香港本地人。他看起來基本上沒任何精神疾病。他告訴我，他是因為喝酒喝的比較多，然後就和妻子發生了些矛盾，情緒比較激動，行為過激，於是就住院了。其實他的情況完全可以不住院，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他也在這種封閉病房裏。

    李屬於學歷比較高的，家境也是中產，對政治也比較關心。他主動問我是哪裏人、為什麽進到這裏。我就告訴他我遭遇校園暴力，在大陸維權失敗，所以來香港，但是沒有人關註我的事情，於是在中聯辦割腕，然後就被送進來了。他對此很同情。那時我處於驚懼不安中，聽到他關心就非常感激，也感覺到溫暖和依靠。我說我很想見梁國雄先生，他說他家恰巧就和梁國雄的壹個助手是鄰居之類。我很高興，希望他能聯系壹下。他答應了，說下次給妻子打電話時會提及這件事（不過後來並沒什麽結果）。此後，我也和他有至少五六次聊天。

    壹位是外國人，叫James（外國叫James的比較多，而且不是全名，就直接叫他James吧）。他既是香港公民，又擁有美國國籍（好像還在英國待過），算是有中美雙重國籍的人。他基本不懂中文，我英語也不好，但他邊說邊比劃，我大致能聽懂他說的壹些話。因此我和他可以用英語做壹些簡單交流。有時李gx也會和James、我三人壹起聊天，李的英語好，可以為我們做翻譯。跟他比較熟了之後，他告訴我，他好像是因為母親（或者祖母？我記不清了）去世了，他很愛他母親，因此受不了至親去世的打擊，心理受了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具體是哪壹種精神疾病，我英語不好就沒聽懂，但看起來不嚴重。

    James是那種很典型的有活力、性格開朗熱情的歐美人。據他說他是電影編劇還是演員什麽的。他聽到我遭遇校園暴力，後來自殺的事情，也很同情我，擁抱我。在病房裏，他常常會大笑、和其他院友或護理人員說笑，聲音很大。後來看世界杯球賽，他看到好球也會喊叫（當然這些喊叫、大笑以及壹些誇張舉動不是病態那種，而是和許多人在電視或現實中見到的那種大大咧咧的老外壹模壹樣）。

    但有壹點，就是他在病房明顯有壹些類似特權的特許。例如1.其他病號很少給紙筆，我找護士要大多數時候也不給；但他就能每天都拿到筆（而且很多時候拿到的是筆而不是筆芯），可以寫日記或者學漢語；2.別的病號都不允許穿內褲，我卻有壹次看見他換衣服時穿著白色內褲，也不知道是偶然壹次還是壹直這樣；3.他經醫生準許每周還是半個月可以自行回家（他告訴我他家在灣仔）壹次，雖然幾個小時後就必須回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符合醫院規定，為什麽其他病人全都不被允許這樣，哪怕放個風都沒有；4.有時候他在晚上可以借護士站B的白色無繩電話（我也不知道那具體是什麽，反正很像大哥大）給家人打電話，不用白天和其他人壹起在那個黑色固定電話前排隊。5.他玩鬧或者喊叫壹般都被寬容，偶爾批評兩下。但其他人如果情緒激動些就會被關禁閉。我看見有壹次他玩鬧推撞了護工的椅子，也沒被批評。其他住院者就沒誰敢有這麽大動作，平常回病房慢了、玩牌太久了都會被批評。當然，也可以視作他玩鬧、說笑喊叫都是感情流露，其他人則不正常。但這個雙重標準怎麽看都不太對。就算是病人，其他人不應該有喜怒哀樂嗎？有病就不能像正常人壹樣，在憤懣時喊叫以發泄情緒嗎？5.無論護士還是護工，許多護理人員對他和其他病人，態度明顯是不壹樣的。許多普通香港人在面對在港的普通歐美人和亞洲人時，有沒有這種差異的態度呢？答案其實不難找尋。

    壹位是住在我旁邊的病人。他大約20多歲，平常戴著眼鏡，看起來斯文些，有時候看起來比較憂郁陰沈，不知道名字，就叫他眼鏡男吧。眼鏡男經常躺在床上看書，我偶爾借他的書看。他的書是在醫院移動圖書車借的，有三國演義，還有壹本忘了名字的關於三國的書。他自己看三國，我只好借另壹部看，都是繁體字和豎著排列的字，我看的很不習慣。最主要是內容很差，全文幾乎都是罵諸葛亮的，水平也屬於地攤文學。我當時實在沒別的可看，忍著惡心看了壹些，最後還是看不下去了。除了借書，和他基本沒有別的對話。只是他有壹次因為看書，讓我找護士關掉頭頂上的電視，我就去了。護士說別人還要看呢，不要理他，我也就沒再說別的。不過病房裏電視的聲音是很大，尤其躺在鄰近電視的床位上，白天根本難以休息。

    壹位比較胖，大約20多歲，就叫他“胖子”吧。他比較愛說話，壹說就說個不停。除了和病友說話，他還有個特點就是喜歡打電話，占用電話機時間很長，甚至壹天占著電話斷斷續續打幾小時。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什麽特點了。

    還有壹位很愛說話的，看起來只有30多歲，但不知為何有許多白頭發。他走路總是哆哆嗦嗦的挪動，說話同樣哆哆嗦嗦，口齒不清，說話時總是帶著誇張的哭腔。可能是被關在病房太久了很孤寂，有機會就站別人身邊壹直訴說，我也聽他說了兩次，大多數內容沒聽懂，只聽懂他說“病房裏沒有自由啊”、“被欺負啊”之類。

    壹位年齡比較小，應該不到20歲。他是我出院前幾天才入院的，說話慢慢吞吞，看起來略微癡呆，但交流還是沒什麽問題。他問我為什麽進來，我就告訴他關於校園暴力的情節，以及自殺情況。我問他香港的學校怎麽樣，他同學有沒有欺負人的，他說他同學都很溫柔。他還說，我應該改變心態，把被欺負當成壹種樂趣看待。我也不知道怎麽回答他。

    壹位叫林xs，有50多歲，平時沈默寡言。他心地善良，吃宵夜時，他經常把自己帶的面包餅幹給我壹點，或者他吃自己的，把病房發的兩個小面包/小餅幹推給我。在我經常感覺肚子餓吃不飽的情況下，他給的那份零食很珍貴。雖然這聽起來像是“壹升米的恩人”，尤其和後面出院後壹兩個像“壹鬥米的仇人”比起來的話。

    壹位叫楊x，是美籍華人，家鄉是紐約。我在這個病房壹共看見過三個外國人，香港國際大都市的特征，在精神病房也有體現。他身體特別肥胖，跟日本相撲選手的身材幾乎壹樣。他也是比較清醒、溫和的，關於他，我後面講的事情中還會提到。（這三個外國人，除了前面提及的James，另外還有壹個叫Robert的外國人，五六十歲，我跟他沒有多少交流）

    壹位年齡有60多歲，看起來很老很瘦，據他自己說以前是建築師，就叫他“老建”吧。“老建”在這應該住了很久了，他妻子和女兒常來看他，給他許多吃的東西。他脾氣有點古怪，和其他住院者鬧過兩次小糾紛，不過心腸不壞。有時候喜歡給別人講他的人生經驗什麽的，別人想插話或者回應，他就“妳聽我說”的駁回去然後自己繼續說，而且口水四濺。他口齒也不太清楚，說的香港話我只能聽懂小半部分。

    “老建”和其他幾位壹說話就說個不停而且有些病態的病人壹樣，應該都是和在病房呆太久、孤寂感無處排解有關。病房就像座大監獄，人的心理和語言都會變異。這裏心理醫生來訪頻次很低，雖然有院牧和心理輔導師補充，但絕大多數時候病人還是處在孤獨和封閉的心理狀態下。當然，可能壹些類型的精神疾病本身就會讓人這麽說話不太正常。我處於驚恐、焦慮、憤怒的情況下，也會在說話/文字交流時有類似情況出現。

    除了這幾位，其他的就基本沒有了。個別涉及壹兩句話交集的，後面會提到。

    3.樹欲靜風不止，壹場換房風波

    原本我變得有些麻木和適應了。但這時突然發生了壹件事。住院的第五六天左右，前面提到的那個護士盧偉傑，突然把我叫過去，要我從4號病房換到5號病房。而他並沒告訴我任何理由。我當時也沒想太多，就搬過去了。

    我搬過去之後才發現，5號病房與其他病房很不壹樣。5號病房就是我前面說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第壹類病人，以及第二類病人中會滋擾他人的病人。我後來才知道，4號病房主要是接納新來的住院者，病房口正對值班座位，方便觀察新入院者的情況。而1、2號病房則是住著神智較清醒、也沒有影響他人行為、有自理能力的病人。5號病房呢？

    5號病房的病人，都有各種嚴重精神問題、行為問題。有的病人經常大小便失禁，我住的那兩天，聞到5號病房味道和另外三個病房完全不壹樣，臭氣很大，非常難聞。雖然護工很快就來擦洗，但是味道沒辦法立即去除，然後味道未散盡又有新的屎尿味（而且5號病房還有個門（1、2、4病房都沒有門），把門關上後護士聞不到臭氣，住院者卻要聞更多臭味）。有的病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白天晚上都經常用雙手敲打床鋪，或“嗚嗚”喊叫或自語，還有壹位經常“waiwai”的大喊，我根本沒辦法休息，只能等大半夜他們安靜了才能睡覺，白天想躺下安靜休息壹會都不行。另外，這些人，尤其被綁在床上或輪椅上的病人，大多面目猙獰，壹看就不是正常人的臉，是標準的嚴重病患的面龐，而且身體骨瘦如柴，扭曲變形，和另外三個病房的病人看起來天壤之別。雖然他們並沒攻擊我，但是也是比較可怕的，天天都面對肯定不適。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嗅覺、聽覺、視覺方面都承受了很大痛苦，看到本文的想象壹下就知道。而我原本就有抑郁癥，又因為被強制送院焦慮恐懼，換到這麽糟糕的病房更是雪上加霜。

    於是我就在和李gx等人聊天時提及了這個問題。李告訴我，5號病房都是關壹些不聽話或者病情比較嚴重的，妳做了什麽錯事了嗎？我說沒有啊。而且我雖然當時焦慮驚恐，但是外表、思維各方面都比較正常，和1、2號病房的人類似，明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更沒有大喊大叫或者騷擾影響別人什麽的。他就說，可以找護士請求換房。其實我本來並不很想求護士，因為以前無論借東西還是吃飯什麽，請求事情都得低三下四求好幾遍，但我在5號病房待了壹天，實在受不了了。

    於是我去護士站B，而負責護士就是盧偉傑。我說希望換到別的房間，他說沒有空床位了。然後就去忙了。我又問其他護士，為什麽把我調到5號病房，有護士告訴我4號病房要騰出空位子給新來的。我就想，4號病房比我來的早的很多，例如旁邊的眼鏡男就是比我早，為什麽把我調走，而且調到全是重病號的5號病房？

    我離開後，又和李等人商量，他告訴我，這房間有壹個空鋪位，妳再問問護士。我又去護士站B，然後其他護士還是說要我去找盧偉傑，是他負責。然後我又找他，告訴他能不能換鋪位，並且說有人告訴我有空余的，在某個鋪位。

    然後沒想到他突然發起怒來，拽著我的胳膊還是肩膀，拉著我去1號和2號病房，問我是誰說的、誰指使我換床位的。我當然不能說了（如果是違法犯罪的事，我當然不袒護任何人，不為之隱瞞。但是李的行為是幫我的，而且不是犯法、做壞事，我當然不能出賣），就壹言不發，說我不換了。然後他還不罷休，壹方面拉著我繼續逼我說究竟是誰說的有空鋪位，又拉我去那個空床鋪，說這裏早就有人了。我最後只好連聲說不換床鋪了，他才罷休。整個過程他都拽著我，說話也很兇，大喊大叫，言語動作都很粗暴。

    這件事，以及後來出院前又發生的壹場和盧偉傑的沖突，讓我明白，即便相對文明的香港精神病房，也壹樣有惡人。至於為什麽要專門把我挑到5號病房，是隨機還是故意的？我當時還不知道，但後來幾件事，讓我感覺盧偉傑八成是故意的。至於後來的事，後面再說。

    第二天見到主治醫生陳醫生，她問我感覺怎麽樣，我就把換房間的事給她說了，但沒提及盧偉傑的粗暴行為，擔心節外生枝。我說把我調到主要是重病號的5號病房，嚴重影響我休息。她問我那些人攻擊傷害我了嗎？我說沒有，但是不舒服。我說為什麽要調我去，這是不是對大陸人的歧視？她問我和以前校園暴力中感到的歧視壹樣嗎？我說應該不壹樣吧。她對此並不當回事，而完全不理解不同病房環境的巨大差別，已經惡劣環境對我造成的滋擾、帶來的身心痛苦。醫生和住院者/病人在同壹間大病房，但醫生完全無法與病人共情。如果她是男的，在5號病房住壹天；或者她去女病房同樣環境的病室住壹天，才能真的理解環境多惡劣，相對清醒的病人或者“被精神病”者有多痛苦。

    後來，我又趁盧偉傑不在，乞求其他護士，好言好語求了很久，不斷說好話乞求，才給我換了壹個2號病房的床位。雖然還是被關押在病房裏，但是換個病室也好很多。看來並不是不能換，只是要看人、看護士心情，以及自己要低聲下氣懇求。說到這裏，我又想到對政治犯的采訪，他們也提到，有時候不同的監室，牢頭獄霸不同，犯人生活就有巨大差別。例如新疆政治犯寧慧榮說（作家馬蕭寫過壹系列的政治犯訪談錄，寧是采訪對象之壹）：“每個地方的看守所對在押人都不壹樣，甚至同壹個看守所不同的監室，乃至同壹個監室換壹個牢頭，對在押人都生活都有很大影響”。精神病房何嘗不是如此，我遇到盧偉傑這種人，而且被他當成欺淩對象，就倒黴了；換到重病號的房間，就無法正常休息了，甚至心神不寧、抑郁焦慮加劇。而被關押者，無論是精神病院住院者，還是監獄犯人，都是無力反抗的、沒有選擇權的、無處逃避傷害的。就像壹位後來和我關系還不錯的護工當時說的：“這裏是公立醫院，安排妳住到哪，妳就要住到哪”。當然，香港的情況很輕微，中國大陸才是封閉環境中欺淩和虐待的重災區。關於中國大陸精神病院的各種粗暴管理、虐待現象，放在後面說吧。

    4.與病房部分護理人員熟識；對病房其他日常生活的適應、麻木

    前面提到了與其他住院者的熟識，下面講壹下護理人員。 K4病房的護理人員分兩種：“護理師”，就相當於大陸正式的護士，穿藍色制服；“支援人員”，相當於大陸的護工，但是也會承擔部分類似於大陸護士做的事，穿綠色制服。為了方便，以下就分別以“護士”和“護工”來稱呼這兩類護理人員吧。護士大多數時間坐在護士站內，負責安排病人入院出院、管理病人檔案、通過監控錄像觀察與記錄病人情況、為病人量血壓和配藥等。而護工則是坐在病房門口、大廳和餐廳之間，也就是護士站外面，實時監控病人情況、打掃衛生、晚上在各病房點名等。而為不能自理的病人擦洗、餵藥，自然也是護工負責。當然，護士和護工的工作也有交叉重疊之處，例如護理無法自理病人、病人親友探視時巡視、擡擔架等。總體來說，護士負責處理比較重要的事情；護工處理相對瑣碎的事情，也就是為護士“打下手”。這些護理人員前胸都帶著工作牌，但是有時候牌子是反著的，而且我也不方便把頭伸過去有意的看，所以超過壹半的護理人員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憑心而論，這些護理人員大多數都還好，除了前面提到過、後面還要提及的盧偉傑，其他護理人員沒有壹個算是壞的。其中還有幾個很不錯。例如以下幾個：

    萬y貴，護工。他生在中國大陸，後來才定居香港。他老家是江蘇蘇州，自然普通話說的比較好，也是病房裏與我說話次數比較多的護工。他算是對我很好的護理人員之壹。因為他來自大陸，對大陸政治社會情況較了解，所以對我因維權被關到精神病房很是同情。他有時候說話帶著教訓口氣，其實是壹種關愛。

    姜g來，護工。他也是對我很好的護理人員之壹。他普通話說的不好，但是我基本能夠聽懂。他對香港政治比較關心，政治傾向也是泛民主派。他也比較了解我為什麽進到醫院，說看著我就不像有病，感覺很正常等等。

    陳y良，護工。他也是比較友好和藹的，但平時說話不多，不過幫過我幾次忙。壹般求其他人什麽事，都要請求好幾遍，請求他的時候壹遍就行了。

    朱s男，護士。他很年輕，不過反而是職位較高的護理師。他普通話說的很不錯，我跟他有不少交流，我詢問事情他壹般都會有回應。

    李w拱，護士。他年齡約50歲，我和他說話沒超過3次，但是有壹次卻幫我免於再多關押至少壹周的悲劇，此事後面再提。

    關w國，護士。他40歲左右，也算比較好的護士，性格比較和藹。

    還有壹位護士，雖然我和他說話很多次，但他的工作牌始終反著，看不到名字。他也是很年輕，就像大學剛畢業的男生，就叫他A護士吧。在關於餐廳加飯問題上，我跟他說過很多次話。

    除了這些，其他的態度也有好的，但是不多了，而且因為牌子反著，我看不到他們的名字（在那樣的環境下，我也不便於要求那些與我不熟悉的護理人員把牌子反過來）。而有些就比較冷漠甚至態度較差（對這些人，我更不方便看他們反著的牌子了，牌子正著我都不方便湊上去看）。而這壹點（他們的牌子反著，或者雖然正面放著但字很小還是繁體，不伸頭看不清），此後包括到現在，給我帶來了巨大的麻煩。

    例如壹位50多歲的護工，也是牌子總翻到裏邊看不到名字，在我吃藥時候非要讓我把嘴張開、把舌頭伸出來轉，轉壹次還不行還讓繼續伸轉舌頭，把舌頭翹起來，看看我有沒有把藥含在嘴裏，還呵斥著，和監獄檢查犯人壹樣。而大多數護士護工並不會這麽幹。我和另壹位護工談話提到這件事，他就說，如果和妳熟悉的，就不會這樣做；但是不熟悉的，就要查查看妳有沒有把藥咽下去。他也說，按規定護士護工有權這樣查，他可以選擇不查妳，但是查妳沒有錯。借用壹句話就是“不查是情分，查妳是本分”。還有壹位30多歲留著胡子的護士，我請求他拿出我的手機給父親打電話，他說必須下午三點之後才行，還不讓我打太長，只允許五分鐘，還拉著臉。而能不能打電話、打幾分鐘，也是他“自由裁量”。在這種監獄式環境，絕大多數事情都不是按規矩制度來，而是都在管理人員個人的性格脾氣、對被管理者的態度、甚至管理者壹時半會的心情。管理者如果想刁難被管理者，那被管的只能乖乖聽話忍耐，反抗不僅沒有用，還會被嚴厲懲罰。我和壹位護工談話時，他也告訴我，有時候不同的值班護士，在處理病人請求時，就會有不壹樣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和我談壹些涉及病房內部規定、他們同事的事情及其他與他們自身利益相關問題的人，我不方便公開名字，當然以後有人有調查求證之類需要，我會單獨告訴其這些話具體是哪壹位護理人員講的）

    不過即便態度好的，許多時候請求事情也需要三番五次，而且還不壹定同意幫妳做。

    為什麽請求或詢問壹件事需要多次呢？；1.權力總要用起來，而拖延、推搪、拿架子，就是權力的體現。2.他們還是沒有做到對病人和普通人壹樣尊重。例如我借紙筆，前面已經提到，總是需要多次請求。他們有時候手頭在忙別的事，哪怕筆就在旁邊，也要妳再三請求，而且有時候就不給了。而且病房沒有嚴格規定是否可以給病人筆或筆芯，所以這種有自由裁量權的事，就完全看護士心情和對病人的主觀態度了。他借給妳，可以，不借給妳，也可以。這就是權力。當然，不止借紙筆，有時候問護士今天醫生是否與我會見、詢問社工何時來到、和父親通話何時安排、精神覆核申請書什麽時候給我……反正各種瑣碎的事，都要請求少則兩遍多則四五次，而且必須小心翼翼、好聲好氣的請求，而不是正常的兩個平等的人之間對話。雙方的關系和口氣，其實就跟和大陸老百姓在機關單位窗口辦事時的情況差不多，去過政府部門辦事的普通人應該都能明白。老百姓要好言好語、低三下四，而辦事員則可以大聲呵斥、各種刁難。當然我在香港醫院，除了盧偉傑和上面所說那個檢查我吃藥的護工，其他人倒並沒呵斥過我。其他護理人員也就是拖延壹下，我有事需要多求幾遍，也談不上刁難，但是那種麻煩勁是壹樣的（而且語言的障礙也增加了壹重麻煩），求人所需的語氣是壹樣的，雙方的關系地位也是類似的。如果說有不同，第壹，就是在政府之類權力機構辦事，或者求人，還是有壹定自由的，有時還有壹定選擇余地的。而精神病房是完全沒有自由、必須百分百求人的；第二，去政府或者求人，雖然也是迫不得已，但畢竟是主動求別人的。而絕大多數被關進精神病房的，包括我，則是被強制關進來的，我並不想在這呆，他們不強行把我關押起來，我也就根本不用這樣低三下四的求人，連和他們接觸都不會有，更用不著低三下四求他們了。

    至於護理人員對住院者沒有像對外面的正常人那樣同等尊重，通過對比更能體現。例如他們壹開始不允許我使用自己的手機給父親打電話，當然也不能上網。我多次請求使用我自己的手機都不被許可，但是後來馮愛玲女士在探視期間對護士提出，希望護士從存儲櫃裏拿出我自己的手機聯系家人，護士考慮了壹下就同意了。用了幾次後手機電量很少了，我希望護士幫我充電，他們也拒絕了（後來馮女士拿了自己的充電寶在探視時讓我充電）。但是後來出院前我當著護士的面向馮女士說護士拒絕給我手機充電，壹位護士立馬就說“我們給妳充電，我們給妳充”，馮女士走後他立即就幫我充上電了（如果我早點當著探視的馮女士或者林先生的面提出這個問題，或許他們早就同意給我充電了）。我出院時，護士還把兩部手機都交給我，說“我們幫妳把電都充滿了”。我表示了感謝。現在想來，真是很有意思的事。除此之外還有壹些別的事，也能體現出來這種差別對待，後面會講到。

    病房的另壹項日常是洗澡。這又是體現病人沒有隱私的壹個例子。洗澡間是有門的小隔間，但是洗完澡出來後，必須壹絲不掛的站在護士面前換上新的病號服。當然這可能是為了安全起見，但是客觀上就是讓病人赤身裸體對著護士，暴露人最基本的隱私。而且洗澡和換衣服都是強制的，每兩天必須至少洗壹次澡，也必須當著護士的面換上沒有內褲的新病號服。我不知道監獄是不是也不允許穿內褲，但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麽精神病房不允許穿。是換洗麻煩？還是別的什麽原因？

   其實最簡單來說，對醫護人員，住院者必須做的就是服從、服從、服從。指使與服從的關系，就是醫護與精神病房住院者雙方關系的本質。

    病房的作息都是整齊劃壹的。吃飯方面，三餐和夜宵都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我壹開始無法適應這種格式化的生活，畢竟我已經離開學校四年了，早習慣了自由散漫。但是不知不覺也“被適應”了這種作息。因為大多數時候沒什麽事做，報紙就那幾張，因此填飽肚子成了壹件令我期待的事。每當開飯了，我也就能從在病房裏來回走動中解脫出來，吃飯過程就等於在忙於壹件事，不會那麽無聊了。吃飽了的感覺也能帶來壹種滿足感，讓焦慮的心情平和壹些。晚上熄燈休息也是統壹的。因為醫院發安眠藥，所以我還是可以比較正常的休息。但是有幾天，例如出院前夕，因為緊張，還是沒有休息好。至於早上起床，雖然可以早壹點或晚壹點，但是壹直不起床，護士就會強制叫起來。有壹次我用被子捂著頭想多睡壹會，被那個叫鄭明的護工直接把被子拉開，叫我起床。



    每周有三四天的上午10點左右，在餐廳會有壹些課程，課程持續壹小時左右，使用投影儀來講課。這些課程其實就跟中學的思想品德課差不多，內容很枯燥，都是壹些如何培養樂觀的心態（很類似於於丹的雞湯理論，如換角度看問題心情和生活就變好了，雖然許多情況下，例如飯都吃不上的人、天天受家暴之類欺淩的人，換什麽角度心情都難好起來。如果飽受欺淩、壹貧如洗，心情還能“好起來”，那才是真瘋了、傻了）、如何與人相處、預防性騷擾之類的課程。而且我呆了23天，課程內容已經開始重復了，例如預防性騷擾，講了兩次。課程結束後，每個病人會得到壹小杯奶茶或者可樂。講課者有時是醫生，有時是“心理輔導師”什麽的。“心理輔導師”和心理咨詢師還不太壹樣。這種輔導師除了講課，有時候還會與病人談心。我也曾經和壹位叫“潘w聰”的輔導師有過交流，這個後面再說。同樣是10點、在餐廳、壹個小時，每周還有壹兩次點歌活動，讓病人選擇自己喜歡的歌曲，然後音樂師在投影儀上播放帶視頻的歌曲。除了這些，基本就沒有別的活動了。雖然活動表上寫著“天臺活動”，但是絕大多數病人從沒被放到天臺或者病房外任何地方放風，據護工說只有個別三五個人被允許去和樓下康復病房的病人壹起種花什麽的。相對於漫長而枯燥的病房日常生活，這些活動微不足道。

    病房還在壹些天的下午發茶水，讓病人用自己的飲料瓶去接。這時倒是不用排隊和叫號，但茶水有限，晚到的就沒有了，所以往往擠成壹團。我除個別次去領茶水，大多數時候看見那群病人擠著，就不去了。或許我還是有那麽壹點殘存的尊嚴，也或者隱隱算是對精神病人的歧視，總之我不願意去和那些人去搶茶水。

    除此之外，就是看電視。但是電視除了滾動播出重復多次的新聞，就是電視劇，全是香港話，我精神狀態又不好，也看不進去。我在5號病房時，電視噪音還嚴重影響到我休息。

    有時還會有基督教牧師“院牧”來病房。我壹共見過兩位院牧，和其中壹位聊過。我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他，說我是大陸維權人士，為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在中聯辦割腕被抓，送到了這裏。我還告訴他我很是擔心回大陸後遭遇抓捕和虐待，他告訴我放寬心壹些，而且據我講的詳細情況，他認為我回去後應該不會被抓。我告訴他我很希望免於遣返，申請政治避難去第三國。他說香港現在是中國政府控制，所以沒辦法政治避難，讓我從長計議。

    而護理人員對住院者的懲戒雖遠比大陸為輕，但是也不是沒有。在此舉壹些我看到的例子。

    1.病人“沖門”被捆綁。我在前面提到了病人美籍華人楊x，他是我看到的唯壹壹個試圖“逃離”病房的病人。他剛進病房，應該是感到很不適應，於是就趁護士不註意跑向厚厚的病房大門。其實他當然出不去，需刷卡進出的門既厚實又嚴絲合縫。但是護工看見之後，就立即招呼其他護理人員說“要沖門啊”，於是護士、護工們共七八個人都跑到門口，壹擁而上，把這個至少有150公斤重的胖大病人拽到擔架上，用布帶捆綁住四肢，關到“觀察室”裏。再往後有沒有強制打針吃藥什麽就不知道了，反正沒有電擊。整個過程算不上粗暴，處置基本上得當。但被關起來之後關多久，恐怕也沒有明文規定，而是護士“自由裁量”的。關於這個楊x，我後來和他說過好幾次話，平常也很溫和。他之所以“沖門”，不止是“不適應（其實沒人能‘適應’精神病房，能‘適應’才壞了）”，而最重要的應該是渴望自由吧。任何壹個神誌清醒的，無論完全沒病還是有些輕微的精神疾病，都不喜歡呆在在病房喪失自由、任人管束、沒有隱私。

    2.病人互相推搡被關禁閉。可能是關押太久，呆在沈悶的環境裏比較壓抑，也或者是別的原因，有兩個病人互相爭吵起來，然後用手各自推了對方兩把，護士就把先推人的關到“觀察室”裏。後來我看到連他的日常用品都拿了進去，估計至少要被關1-2天吧。前面說過，“觀察室”很小，只有5平米左右，很逼仄，雖然有床和小桌子，但是關在裏邊肯定不舒服。我覺得短期關壹下可以，如果時間太長就不好了。關多久同樣是護士“自由裁量”。這些如果發生在病房外面“正常人”之間，是很常見的小沖突，路人也就勸個架，打的嚴重才會報警，很少會因為這些被拘留、判刑。而在病房，則可以關禁閉甚至捆起來。再進壹步，這些壹定會被記在護士觀察記錄中，影響對其精神狀況的評估，乃至進壹步影響其出院時間。至於會影響多大，顯然就是看護士怎麽寫、醫生怎麽判斷。而這裏邊，就有非常大的自由評斷和裁量空間。（而我後來又搜尋了大陸精神病院的許多內情描述，對病人的捆綁更是普遍和濫用。有時病人沒有反抗危險，只是為了安全，甚至是由於病人之間的矛盾，為了安撫多數病人，就把作為少數的個體病人捆綁起來）

     說到醫護對住院者的“自由裁量”，還體現在這種捆綁、關禁閉時，倒不像對待我的精神覆核申請、聯系我父親時形式主義耽誤事、繁瑣的出院程序等教條化的“按規定辦事”，而是壹群護士自主決定捆多久、關多久，甚至是否關、是否捆。當然，或許有壹些模糊的規定，但可操作空間很大。除了是否捆綁/關禁閉和捆綁/關禁閉時間長短，具體綁多緊（這對於痛苦程度影響很大）、需要大小便時護士讓等多久，這更沒有明文規定了，全看護士心情。而且，對於過嚴苛甚至欺淩住院者的護士，其他護士護工是視而不見的，例如我的經歷和下面其他弱勢病人的例子。在監獄，各種規定相對明確，對虐待犯人也有明文規定懲罰。而精神病房呢？什麽法律條文都沒有（或者模糊不清的提及），更沒有監督者和獨立的類似於駐所檢察官那樣的可求助對象。

    3.病人唱國歌被威脅捆綁。有壹位看起來病的比較嚴重的病人，20多歲，平常弓著腰，木木呆呆，目光呆滯，說話嗚哩哇啦，吐字不清。不知為什麽，他總是會在電視裏播放國歌時條件反射般的跟著唱，唱的也是嗚哩哇啦、荒腔走板，聲音非常大。我呆了23天，就聽見他至少七八次唱國歌。其中還有壹次，那個美國人James還開玩笑的跟他壹起站在電視機前唱國歌，唱完後兩人握手，好似在表現中美友誼。大多數時候，護理人員都不會理睬他，如果聲音特別大，會呵斥他壹下，此外也不會怎麽懲罰他。

    但是盧偉傑卻不是。我前面已經說了，這個人不僅僅是嚴厲，還帶著壹股狠勁。有壹次正好他在值班，這個病人又荒腔走板的跟著電視大聲唱起國歌。然後盧偉傑拿著捆人的布帶式繩索就過來了，面露兇光、聲色俱厲的沖著他吼了壹通，還拿著繩索對著他比劃，然後嚇得他不敢唱了，連連嗚哩哇啦的求饒，盧偉傑才拿著繩索回護士站了。

    其實我聽著這個病人多次荒腔走板的大聲唱國歌，也比較厭惡，那種聲調很是刺耳。但是是不是應該這樣恐嚇、威脅？而且病房非常壓抑，又沒有可以釋放情感的條件，連放風都是極個別人的特權，有時候這種唱歌可能也是壹種發泄情緒的手段。那麽就因為唱歌難聽、聲音很大，就聲色俱厲的斥責、捆綁相威脅，合適嗎？有多少是為了管理，多少是盧偉傑故意欺負人、發泄他自己的情緒？

     4.查在衣服裏藏夜宵的老年病人。盧偉傑欺負患者，並不是孤例。再來講講他怎麽對待老年病人的。前面已說到，夜宵只允許在餐廳吃，不允許帶出去。但是有些患者在半個小時內吃不完那麽多親友帶來的零食；或者吃了親友送的零食，醫院發的兩小包餅幹或者面包沒吃完。於是，有些病人就會把零食藏在衣服裏帶出去，到餓的時候再吃。醫院不允許病人將食物帶出餐廳的規定是否合理呢？有合理的壹面，例如管理方便、避免發生什麽噎著之類的意外；但是另壹方面剝奪了在其他時間吃東西的權利，這種權利剝奪合理嗎？。而且三餐又比較少，我相信不止我壹個人感覺吃不飽。所以，有些病人留壹些零食到餓的時候吃也情有可原。

    對於這種偷偷的藏起零食的行為，大多數護理人員都不會刻意的像盯著罪犯壹樣防著病人藏零食，偶爾看見會讓病人交還沒吃完的零食，更偶爾的會在門口檢查壹下，讓藏零食的把零食交出去。

    但盧偉傑又開始“粗暴執法”了。壹次，壹位大約60歲的老年病人在衣服裏藏了壹兩包餅幹，夜宵結束後就和大家壹起往餐廳外走。走到門口，站在門邊的盧偉傑猛的壹把扯開這個老病人的衣服，然後餅幹掉到地上。然後盧偉傑惡狠狠的瞪著老病人（我忘了他有沒有出言訓斥），最後老病人和大家壹起回病房了。精神病房裏的住院者相對於醫護已非常弱勢，而盧偉傑則挑選弱勢中的老弱欺淩。雖然我只看見了幾次，但是是在23天內，而且是盧偉傑上班的時間（他並不是每天都上班，那23天他也就上班十幾天）。這些天之外難道盧偉傑會是另外壹個性格和行為方式？難道正巧我在的23天，遭遇和看見他多次欺淩我和其他住院者（且我是偶然看見，23天中的大多時候我也註意不到、也沒心思去關註他的言行），而他在我23天中沒看到的時候、在病房工作的其他幾個月、幾年甚至更久時間，都很文明禮貌？

    盧偉傑的這次“執法”過程，和對待唱國歌的病人壹樣，態度和行為都非常粗暴。而且都是利用某些“正當”的理由，以維護病房秩序為借口，來欺淩病人。什麽叫做“濫用職權”，什麽叫“粗暴執法”，這就是。管理人員以正當的“執法”為掩護，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欺壓、傷害被管理者，是非常惡心的行為。因為他的粗暴行為披上了“執法”、“維持秩序”的外衣，很難像普通人之間的糾紛那樣被指責和懲處，被欺淩者就被堵住了嘴；而有了權力做後盾，欺淩被管理者往往也更肆無忌憚。而且在這種封閉的精神病房，就相當於監獄，根本逃避不開。被欺淩者如果反抗，就成了“不服從管理”，會招致打擊報復，而且要面對整個執法機器（例如住院者在病房要面對全體醫護人員；在大陸，反抗警察粗暴執法，要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至少也是整個壹個派出所的公權力和合法暴力），根本無力反抗。就像病房的護士，是有權關病人禁閉、捆綁病人、記錄病人的日常表現和精神狀況的。而記錄的病人日常表現、精神狀況，是醫生判斷病人能否出院的重要依據。如果反抗，只會認為妳是在發病，會把妳關更久。在這種力量極不對稱情況下，病人只能忍受欺淩。至於舉報，後面我會提到自己親身舉報後會有什麽後果。

   在病房裏，我和李gx說話時提到盧偉傑的行為，李說，醫院也是為了有不同性格的人來管理精神病房，要不容易控制不了住院者（大致意思）。其實，如果住院者有非常暴力或者傷害他人的舉動，以嚴厲的方式阻止乃至懲罰當然沒問題（不過也應該將詳細過程記錄在案），但是盧偉傑的行為例如我舉的這些例子，以及後面還要提及的，住院者並未做出任何暴力行為，作為護士的盧偉傑是根本不必要使用恐嚇等暴力的，顯然不是對等、適當的工作需要，而是濫用權力、以其個人心情和住院者軟弱程度惡意欺淩的。

    （除了對我的欺淩（後面還會提到）以及以上提及的對其他住院者的欺淩之外，我在出院前夕，還看見過壹次盧偉傑在過道裏走路時，用手揉搓壹位看起來比較老實、有點“憨傻”的病人的頭部。揉搓那個住院者的腦袋時，盧偉傑的臉上還帶著壹種惡心的笑意。而這個病人顯然完全沒有惹他，也沒有違反病房什麽紀律和規定。）

    5.“胖子”因爭執被關禁閉

    前面已經提到，“胖子”特別喜歡打電話，壹天打好幾個小時。而我也要聯系馮愛玲女士和其他人，所以也要用電話。有壹次，我在等待轉接過程中，他壹直催促我快點，我說讓他等會，他還催促個不停。然後我就把電話掛了，跟他說“妳來打電話吧，妳打”。這時候護工過來了，把他帶走，說讓我打電話。我就又等待轉接，還是沒人，我就掛了。我在病房來回踱步時，發現“胖子”被關在“觀察室”了。我立即去護士站，告訴護士希望把他放出來，護士說“和妳沒關系”。我走了之後感覺很明顯有關系，就又回去，說沒必要關他，護士還是說不要我管了。壹位護工說，他不是第壹次這樣了。我就去“觀察室”那邊，看壹個護士正在和“胖子”在“觀察室”門口說話，我就過去告訴護士，希望把“胖子”放出來，沒必要關禁閉。然後護士批評了“胖子”兩句，就把他放了。我還感到很不好意思，“胖子”倒是說“沒事”。

     我認為因為這壹點小事就關禁閉，完全沒有必要。這種管理過於嚴厲了。不過和我所了解的大陸的精神病院中動輒捆綁、電擊的行為比起來，香港的精神病房還是“相當人道”的。

     而在5號病房，則長期捆綁著壹些病情嚴重、缺乏自控能力的病人。這些人中大部分除了上廁所，就沒有離開過床鋪。甚至還有少數幾個，即便大小便也是在房間裏、在輪椅上。所以5號病房才壹直臭氣熏天。這些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懲罰”，但是同樣是對人極大的約束。當壹個人四肢都被粗布繩子捆住，完全動彈不得，還不如豬圈裏的豬們有自由。至少就我看來，他們這樣的生活是沒有尊嚴、生不如死，不如被安樂死。

    還有壹些住院者，從被送進精神病房，就壹直被綁在床上，有時壹綁就是壹兩天，然後才解開束縛的繩索，允許在狹小的病房內走動。我被關押的23天內就看見了兩次。而據我向護工打聽，平常經常有這種進來就綁很久的。而原因好像是這些人是喝酒或者和人發生沖突，但沒聽說有傷人的。如果僅僅為了預防，就捆綁這麽久，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顯然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相對於前面那些神誌不清的嚴重病患，這些被捆綁起來“觀察”的住院者，神誌都相對清醒（甚至有些很清醒，除了情緒低落，言談與正常人無異。我近距離和其中壹個被捆綁者說過話），四肢全被捆住、只能擡頭看天花板，想上廁所都得喊護士護工，回來又被捆上。清醒的情況下，被捆著的滋味自然更加不好受。

    相對於罪犯或嫌疑人戴手銬腳鐐可以走動，精神病房的護理人員把人像待宰的豬羊壹樣捆綁四肢、不能動彈，後者更痛苦、更限制自由、更加不人道。醫護人員當然美其名曰“為了保護病人安全”，而客觀上顯然是壹種體罰、羞辱。這些拘禁、體罰、羞辱，在正常環境就是重罪。即便在監獄，懲罰也要有度，也要顧忌監規和法律。而在精神病房，這壹切都成了“合理合法”的行為，而捆綁多久、如何處理住院者的請求、是否及如何責罰醫護認為“有麻煩”、“不老實”的言行，並沒有細致和具體的條文，主觀隨意性很大，更沒有什麽監督、投訴的渠道。精神病院/精神病房，幾乎就是壹個法外之地。

    除了這些懲罰，病房還有壹些耐人尋味的小細節。例如墻上貼的“防性侵犯小貼士”（明顯是指同性性侵），提到了身邊的人如病友、親屬、陌生人都可能是性侵者，並且教住院者遇到性侵如何防範和保留證據。但唯獨沒有提及醫護人員也可能是實施性侵者。而事實上，對病人最具權力優勢、和病人接觸最頻繁的醫護人員，才是可能性最大的潛在性侵者。這樣的案例即便爆出來的就很多，Google上壹搜壹大堆。

    如美國國家體操隊隊醫納薩爾性侵超過125名女性，還包括三名奧運金牌獲得者。而自閉癥等精神疾病患者因缺乏反抗和告發能力，也是可能被性侵犯的高危群體。這樣的例子和相關研究同樣可以在Google上搜到許多。例如臺灣立法院壹項提案就提及：“立法院議案關系文書 院總第246號 委員提案第20686號……臺南壹家安置機構，在（民國）105年（2016年） 1 月初發生教保員性侵女院生;壹名張姓教保員，對自閉癥、極重度智障等多重障礙的17歲女院生伸出狼爪，只不過，事過壹年，106年（2017年）2月份臺南市社會局才接獲檢舉，院方疑似，隱匿案情，長達壹年……”提案還提及“近 10 年來臺灣性侵案件頻傳，民國 97年到105年受暴人數總共累積88,382人，性侵案件中被害身心障礙者人數8,635人，比例高達9.7%。”

    更令人驚悚的，是2018年12月美國亞利桑那州壹家護理機構的女植物人被性侵懷孕並產下壹子事件。而後來警方調查證明，護理院壹個36歲的男護士是性侵者（而且這個男護士還有妻子和4個孩子，在外人看來似乎並非那種“光棍”、市井流氓、無子女的“典型”強奸犯）。植物人被性侵懷孕極罕見，但性侵弱勢群體、身心殘障而未懷孕也未被發現的，無疑更普遍和更難發現。如果這個女植物人沒有懷孕、男護士性侵時做了壹些“防範措施”，或許永遠都沒有人知道這起性侵（而且很可能是長期性侵）了。連聾啞和精神疾病的受害者都難以求助，何況是完全沒有自主意識和表達能力的植物人了。

    這些由護理人員侵害身心障礙或其他弱勢者的案例，都是發生在相對封閉、極不易覺察的環境中，有些如果沒有特殊的、偶然的因素（如被性侵者懷孕、受害者死亡或被其他人意外發現），就可能被永久隱瞞。因此，被發現和揭露的，只是千分乃至萬分之壹了。而電影《熔爐》反映的真實案例的殘酷更是眾所周知。所以最需要防範的潛在性侵者是誰呢？

    另壹個細節是，在餐廳有壹個意見箱，病人可以把對醫院的意見寫在壹個意見信（我也忘了意見信從哪拿，好像是在護士站）上，有人會定期收走。不過我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認真看。另外，我還遇到過壹次醫院人員（是壹位50歲左右的女性，應該是代表東區醫院的或者整個精神科的）在這個病房的護士陪同下來病房征求意見，我就提出了不能使用手機和缺乏書報的問題。這些問題他們還會考慮（例如護士告訴我每周二還是周四的上午有圖書車，我從來沒見過，他說我可能在睡覺，所以最後壹周我特地註意了壹上午，都沒有見有圖書車），但是如果更嚴重的呢？涉及到醫護人員的違規甚至違法行為呢？我說了後面還會提及我舉報（當然不是給這位工作人員，而是向其他護士）後給我帶來的嚴重傷害和危險。所以這些東西基本和大陸機關單位的“意見箱”、信訪或投訴科室壹樣，都是形式和擺設罷了。

     此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病房活動通知欄紙張上，印著壹些日常安排，其中如壹些講座、放電影，是有的；但諸如“天臺活動”、“電子遊戲”等安排，現實中完全沒有。但護理人員還是每周更換著這些紙張，其形式主義同樣和大陸政府機關、教育醫療單位等機構如出壹轍。

    當然，這壹切與大陸的精神病院相比，的確是“文明”太多了。

  5.看報紙與書籍雜誌、看電視，獲取信息與新聞；對這些信息、新聞的感想、聯想

    我前面提到，剛進精神病房，什麽都做不了。壹方面是精神狀態糟，另壹方面是不熟悉病房情況。過了幾天，我才大致了解了病房各種事情，包括報紙的發放、取閱。

    整個K4病房每天只有兩份報紙，壹份是蘋果日報，壹份是星島日報。偶爾看見過明報和東方日報，是其他人的探視者送進來的。病房裏壹共近百人，雖然大多數神誌不清不看報紙，但剩下二三十人也會很快拿光報紙。只要少數人不把報紙放回原位或壹直占著看，其他人就沒得看。後來我才找到竅門，就是上午10點左右剛發報紙就去拿，或者到沙發上找。偶爾看其他人桌上有就去借，但盡量不借。

    對我來說，這些報紙非常珍貴。我轉移註意力以緩解焦慮、了解外界信息，主要就是靠這些。本來我希望馮女士送壹些書，例如在精神病房重讀《壹九八四》、契訶夫的《第六病室》，必然有新感慨。但是她很忙，沒空去找，最後給了我幾本教會發的小冊子。而那裏邊除了少數勵誌故事，大多都是宣揚基督教思想，包括壹些根本不科學的迷信、明顯虛假的類似於“顯靈”之類的故事，我自然沒興趣看下去。裏邊居然還有壹篇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的文章，講他遇襲後的心路歷程，字裏行間都在誇贊“神”、“主”。這樣的敢言之士也墮入這種神學的泥潭，我很是遺憾。我大概翻了幾次也就不看了。（當然，文中也有講基督徒行善、救助弱勢者的故事，但是篇幅很少，大多數還是宣揚教義和各種迷信（例如將壹些巧合歸為“神跡”，當然荒誕不經、不值壹駁））

    而據護士說，每周二還是周四上午，會有流動圖書車，但是我在的23天，基本是過了三周多，壹次都沒看見有圖書車進來。無書可借下，我借過他人的書看，但是書很不好看，有位住院者給我雜誌，也只有兩本，還是娛樂雜誌《東周刊》。所以，能看的主要就是這些報紙了。雖然看報紙平均每天只能消磨壹個小時時間，其他時間還是來回走路或躺床上難受。但有總比沒有強，而且，有些新聞，在被關押時讀、經歷過關押後回想，別有壹番感受。甚至，這些新聞可以和自己的遭遇、自己耳聞目睹的各種事情聯系起來，產生很多新聞本體之外的聯想。當然，大多數感想、聯想，是在出院（或者更準確說是“重獲自由”、被釋放）之後、安頓下來之後，才想到和構思完整的。有些新聞內容是通過現在再查相關新聞或資料，和回憶當時所看，結合起來寫的。在被關押在精神病房時的精神狀況很糟，看報狀態差，記憶的東西也有限。

  （以下新聞因過去很久，而且有些新聞現在查不到原文了，記憶的細節可能會與原文有壹些偏差）（想到哪個新聞就寫哪個，除結尾涉及校園暴力和性騷擾問題，以及精神病院的虐待事情外，其他的無特意的先後次序）

    我住院期間，在報紙、電視和雜誌上看到這麽些個新聞（有些新聞電視節目也會提及，但主要是來自報紙）和文章、信息：

    1.美國邊境未成年偷渡者被虐待事件

    當時有幾日的蘋果日報，報道了美國邊境的偷渡者問題。香港報紙稱他們為“人蛇”，出於習慣，我還是稱其為偷渡者吧。

    報道中說，有許多未成年偷渡者被關押在美國邊境的拘留中心。他們無法適應惡劣的環境，好像是吵鬧和表達不滿了，結果就被銬在單間椅子上。他們就更憤怒和不服從，然後就更受虐待，壹直被銬著不能動彈。媒體曝光後，拘留中心否認虐待這些未成年偷渡者。這篇報道我現在搜不到原文了。

    看到這新聞，我在想，這和我多麽相似啊。我就是越反抗，越被打壓和傷害、越不被理解，然後我被激怒和感到屈辱，於是通過壹些激烈的言語和行為表達憤懣、反抗不公，反而被關到這精神病院裏，和這些偷渡者壹樣失去自由。那些剝奪我、剝奪未成年偷渡者自由的管理者、執法者，難道不想想，很多反抗恰恰是妳們不合理對待造成的，甚至很多算不得什麽反抗，只是吶喊幾句、動彈幾下，卻要被進壹步壓迫，並可能帶來終身的創傷。此外，我和這些未成年偷渡者壹樣，面對體制暴力、面對封閉的環境、面對管理者的絕對暴力優勢，都是很無力的，任人擺布，無力反抗，只能承受屈辱而無可奈何（當然，弱者的這種絕望處境，恰恰是許多心地陰暗、崇尚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幸災樂禍的談資）。

    依靠暴力的壓迫、拘禁、虐待，不是解決問題的合適方式，這只會制造對立、增加仇恨，最終導致傷害鏈條的出現和延長，發生更多罪案，對社會和公民產生危害。這些偷渡者只是為了更好的生活（違法犯罪傷害他人偷渡者如黑幫另說），可以合法遣返、可以溫和對待，何必暴力相加？而我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是為了反抗校園暴力而吶喊，是做正義的事業，通俗點說就是在做好事，也沒有給任何他人造成傷害，為什麽反而要把我關押在精神病房？

    2.屯門醫院護士傷害老人致死事件

    蘋果和星島都報道了屯門醫院護工在護理老人時捅破其肛門致其死亡事件。當然這件事據報道可能是意外而不是虐待。但結合上壹件事，以及我看到的陸港兩地養老院、殘疾人護理院的虐待醜聞，如震驚全港的“康橋之家”院長張健華性侵患有智力障礙的女院友的醜聞，很能反映管理/醫護人員的不當甚至惡意虐待行為會帶來多大危害、弱勢群體（尤其身心有障礙者）又多麽容易受到傷害。而精神病房發生的事情，醫護對患者的欺淩，由於住院者特殊的身份和全封閉式的環境，相對而言就更難以舉報和反抗。在知乎提問“如何在精神病院證明自己是正常人”下，知乎用戶“聖f錦意”（迄今22萬關註、210萬贊同、21萬感謝；本回答190贊同18評論）說的清晰明了：“所以，當妳被貼上精神病這個標簽，還是精神病醫院這種“比較權威”的地方貼上去的。妳到底是怎麽樣，已經不重要了。有無數的人只認識妳這個標簽。妳的喜怒哀樂，是精神病的喜怒哀樂。妳壹切的言論是精神病的言論。妳的壹切動作是精神病的動作。妳就算不說話不動，妳睡著了。人家也是說，妳看，那個精神病終於睡著了。”（我在本文中引用的曾經被關到精神病院的人，在知乎等互聯網平臺上發言大都匿名，原因也是如此。如果公開真名實姓，將會對其名譽造成極大損害。因此，在精神病房被欺淩乃至虐待的，絕大多數都不敢公開站出來投訴、起訴，不僅涉及到非常惡心的“民事行為能力”問題（也就是想起訴精神病院及其醫護，先得證明沒有精神病或者有足夠的民事行為能力），還有反而會讓自己蒙上汙名。司法冤獄者敢翻案，“精神病冤獄”受害者則更多只是選擇沈默）

    自然，精神病人對醫護人員欺淩的反映、舉報，也是“精神病的舉報”，自然不被人信任，即便他/她有舉報機會的情況下。例如“康橋之家”的智力障礙女院友，就因其“精神健康問題”難以出庭作證，差壹點就讓惡院長張健華逃脫懲罰了（只是後來張健華反咬壹口，索取訴訟費，才讓媒體重新關註，大幅曝光了此事）。而更多時候，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連舉報的機會、受理者都沒有。至於反抗，那在香港就等著捆綁和禁閉，在大陸就等著被毆打和電擊吧。至於“和理非”式“公民抗命”，在外面是正常理性的，在精神病房搞這些“非暴力不合作”，百分百會把妳判定為精神病、發神經。同樣，在警署被審問時，可以保持沈默，但是在精神病房，這壹定被認為是“不合作”的壹種精神病表現，即便不采取什麽手段，至少是出不了院的，可以無限期關押下去。

    因此，香港的精神病院/病房雖遠好於大陸，但毫無疑問，無論哪裏的精神病院/病房，實際上對被關押者的軟性硬性控制、及主客觀欺淩的“彈性”都要大於監獄。因為在這裏，他們不把妳視為正常人，而是“非正常人”，在較惡劣的精神病院直接就是“非人”了。我關進監獄還或許能應付，但精神病院怎麽做，都可能把妳當成不正常的行為，哪怕在外面、“正常人”的世界只是小事。不過據馮女士說，即便警察把我關到監獄，監獄也有醫院的，如果認為有精神病也會采取措施的。我想，那地方肯定不會好於東區醫院。總之，在“精神病”這個標簽下，怎麽對妳都有某種“正當性”，自然更容易導致醫護人員更加肆無忌憚濫用權力欺淩，且受害者很難追責。

    關於這個問題，以及相關案例，我後面還會再講，在此就只引述這位知乎用戶的話作為評論，以“康橋之家”性侵案這壹知名案件為例。

    3.壹位男性嫌犯在審訊室自殺事件及其後續影響

    報道中說，壹個叫林繼偉的涉嫌非禮女性的嫌犯趁看守警員外出，用布條在北角警署自殺。我當時可能因為腦子太亂，看成了那人剛自殺，現在重搜新聞，發現是前年自殺，今年是宣判該案，所以報道舊事重提。在報道中，提及了警員的疏忽和應該承擔責任。而這個自殺事件及其他同類事件應該對於警局對拘留者管理有很大的影響，也和我後來在西區警署羈留室受了很大的罪估計很有關系，就留到後面講吧。

    4.壹席區議會補選事件

    因為我記得新聞中參加那次補選者的名字，所以現在都能搜到，是佳曉選區補選，由植潔鈴、李鳳瓊、陳真真三人參選。香港區議會有458席，而僅僅壹席補選就能得到連續幾天且篇幅不小的報道，說明港媒對選舉的重視、香港選戰普遍的激烈。而我從有關補選的新聞中也看到，連個區議會選舉都能有壹些不光彩手段，例如選擇性利用民調，以及相互攻擊，只講對自己有利的話。雖然以前從互聯網了解過許多香港選戰，但直接看選舉地媒體對小選舉的連續具體報道，還是第壹次。當然，相對於立法會選舉和香港三司十二局更骯臟的爭鬥和“官商鄉黑”的各種利益勾兌，這場區議會選舉已經相當“文明”了。在立法會議員中，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包括本土派、自決派），都有不少素質更加低下、選擇性歪曲變造事實甚至明顯撒謊的。看過這次補選報道後，又想到以前看到的香港從特首到議員選舉的各種負面現實，讓我對香港民主運作有了更復雜的感知。不過，要民主，就要容忍許多公開的對立與醜陋。因為，沒有民主，會有更多看不見的爭鬥與骯臟。我也在想，連這樣的有頭有臉的人物都談不上清白無暇，何況普通香港人，以及精神病房裏的醫護呢。即便香港，離真正文明進步的社會，也還有很長的距離。

    還有壹個感想是，既然政治需要保持多元化和競爭以相互制約，像監獄、精神病院這些封閉場所，難道不需要獨立監管機構的監督與透明化管理嗎？精神病房住院者不需要類似於律師性質的“辯護人”以維護其權利不受侵害嗎？

    5.梁天琦被判入獄事件

    這則新聞是我被關押期間看到的最重大新聞之壹（另壹個是特金會）。報道中說，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以暴動罪被判處六年徒刑。報紙上的相關新聞和評論有很多。例如“胖子”家人送來的明報上就有壹篇《梁天琦與“全共鬥”》的評論（我在餐廳看這壹篇時，還有壹個護士說“不要看這個啊”，意思是說這是宣揚暴力的東西，不適合看。因此我回到自己床鋪才又打開看），對比了香港和日本、歐美帶有暴力色彩的社會運動之異同。還有壹篇星島日報的《慘過梁天來》，借梁天琦事件講了壹個歷史上的冤案，戲稱香港青年人不知道“慘過梁天來”，卻能明白“慘過梁天琦”……諸如此類，不壹而足。

    關於旺角騷亂，也就是騷亂支持者所稱的“魚蛋革命”，我是有所了解的，不過沒有比對另壹場香港動蕩“六七暴動”了解的多。因為我是左派，所以對後者更關註，哪怕時代很久遠。在我看來，旺角騷亂是社會各種不滿的大爆發，既是香港回歸以來自由日益萎縮的激烈反彈，也是香港貧富差距巨大、階層固化嚴重下的必然產物。但我認為，旺角騷亂缺乏清晰的政治立場，最終不可避免的淪為實實在在的“騷亂”，而不是“革命”。六七暴動雖造成壹些悲劇，且有外部力量影響，但畢竟是被壓迫人民對社會不公和港英殖民政府腐敗與專制壓迫的奮勇反抗，有鮮明的政治立場。此外，旺角騷亂是由持港獨傾向的本土派領導的，更讓我增加了對它的負面感知。

    關於香港香港社會問題，我壹直認為香港最大的問題不是中共的滲透，而是從港英至中共時期自始至終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低稅率、高房價等親商政策下，香港貧富差距極大，階層固化程度遠超中國大陸，是各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中共對此有壹定責任，但把黑鍋都扣中共頭上顯然不合適，這個鍋最主要應是港英當局和香港權貴階層自己背。香港的極度親商親權貴親資本主義的政策，主要就是港英時期英國和華人太平紳士合作搞的，中共後來沿襲了港英當局的基本政策，是英規共隨罷了。英國不僅在香港，在新加坡、印度、南非搞的都是這壹套，不顧平民死活，為了自己商業利益壹味扶植大資本家大地主，縱容當地人做土皇帝作威作福，也就是“特別統治主義”。這種對權貴的扶植和對社會的放任，就導致社會不公的不斷加劇。這就是我對香港社會問題的基本看法和立場。

    因此，我對於香港本土派把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源歸咎於大陸，認為香港獨立就能解決問題的觀點，很不贊同。他們以“民族”自決而非維護小販等下層市民權利為出發點發起暴力，我自然不支持。雖說梁天琦他們也是反抗體制暴力和壓迫，上述的明報那篇文章就提到，市民和學生發動暴力行動，無論是席卷法蘭西的“五月風暴”，還是日本“全共鬥”制造的壹系列事件，都是為了反抗更大的暴力--來自體制的軍警乃至整個國家機器的暴力、暴力壓迫，有壹定合理性和正當性；但是，暴力就是暴力，何況我認為香港本土派並沒1960年代席卷世界的壹系列社會運動那樣有很明顯的正當性，相反充滿狹隘、排外（主要就是排陸）、短視與自私。因此，他們受到懲罰是理所應當。至於是否過重，就是另壹回事了。

    刑罰是否過重呢？僅以“暴動罪”判六年，我覺得確實過重了。因為這個罪行主要強調公民對體制的暴力反抗，而不是對個體的具體傷害。壹個體制的威權程度嚴厲至此，也就和專制差不多了。我作為弱者，充分體會過大陸專制的嚴酷，又被香港警方抓捕和關到精神病院，自然明白個體公民面對國家機器的虛弱。如果再嚴懲反抗者以助長威權，會進壹步讓香港向專制極權化淪落。真正需要懲罰的，還是具體的暴力行為及其所造成的傷害、破壞。

    雖然我對港獨持反對態度，但是對梁天琦等入獄者還是比較同情的。他們也是有理想的人，並且肯為理想付出代價、做出犧牲。雖然我與梁的理想大相徑庭，在香港的統獨問題上態度截然相反，但至少都反對專制與強權，都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對於其他因騷亂被判入獄的，我同樣是不贊同其觀點但同情其勇氣與犧牲。他們中許多人都是20多歲，正值大好年華，卻不得不忍受數年牢獄之苦。這讓我想到參加六七暴動的那些青年學生和工人，許多人也因坐牢和被打壓，毀掉了壹生。即便回歸之後，除了少數成了風光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之類，大多也是邊緣沒落之人。中共反而與他們的敵手--富豪資本家以及港英政府的“舊電池”們合作，真是悲哀。我看到那段歷史，更感到中共的可惡，他們不僅獨裁專制，還拋棄了曾經為理想而抗爭、傷痕累累的、戰鬥在壹線的革命戰士。理想主義者，總是被追求壹己私利的權貴集團所利用，成為了工具、炮灰。

    此外，我還在報紙上看到遊蕙禎坐牢的事情。我對她的評價，與對梁天琦的基本壹致。相對於梁，她更缺乏對香港歷史現實和中國文化的充分認知，這從她在紐約時報上撰寫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例如她說“自從1997年從英國手中接管這座城市以來，中國已經侵蝕並幾乎摧毀了香港的民主。……人們在相對開明的英國統治下所珍視的公民自由和權力分立等概念，正在遭到拋棄”。這顯然與事實不符，港英時期比現在更專制，除了彭定康擔任港督的最後幾年。而紐約時報另壹篇關於她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她壹方面主張港獨以抵制中國大陸的影響，另壹方面卻對中華文化劣根性和中國古代專制主義歷史缺乏認識（例如她說《論語》對她世界觀影響很大；她“中意”中國封建王朝，“特別中意”秦朝）。而最後給出的藥方：“只有從中國分離出去，香港才能擁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這個“只有……才……”句式更是荒謬。認知錯位導致判斷錯誤，是香港青年民主人士的通病，而本土派、港獨的崛起，這種思想謬誤“功不可沒”。不過她敢於承擔宣誓風波中沖擊立法會的責任，入獄服刑，而不是像壹些傾向於港獨或自決的選擇逃跑，我還是比較尊重和同情的。

    我出院後，在推特上看到支持“上海獨立”的上海人胡誠宜被送進上海的精神病院且遭拘禁和電擊事件。而在香港，單純主張港獨並不會被抓捕，更不會被認為精神不正常而被送進精神病院。那麽精神是否正常，究竟是根據本人精神狀況判斷的，還是大環境、大多數人的意誌“決定”壹個人有病還是沒病？我既反對港獨也反對上海獨立，但不贊同因為他們思想相對特殊，就認定為“不正常”。即便中世紀反抗教廷思想壟斷的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也只被視為“異端”分子而不是精神病。同樣，我主張防治校園暴力，並提出諸多建議，並四處奔波呼籲，確實沒有其他受害者這麽做過，至少在中國是第壹人。然而，這應該被視為“不正常”嗎？如果涉嫌違法犯罪，就按法律懲辦；如果沒有違法犯罪，就可以自由講話做事，包括提出與眾不同的主張、做有別於主流的事情、選擇特立獨行，為什麽要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並關押在精神病院？

    還有，反對暴政、反對粗暴執法的社運者和小販可以暴力反抗警察、城管，那麽精神病院，尤其大陸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遭遇醫護人員欺淩、虐待及各種不公對待時，又如何反抗呢？恐怕是完全沒有反抗能力和條件的，只能完全忍受、任人欺淩。

    關於入獄的梁天琦等人，我最後想說的就是，希望他/她們在獄中平安生活，也思考下究竟做怎樣的事，對香港人才更有利？香港和大陸的關系究竟應是怎樣的？如何更好的應對大陸人入港旅行、炒房、“文化入侵”造成的各種滋擾、危害？如果簡單的想驅逐“蝗蟲”，是不是很像美國和南非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這符合現代文明嗎？到底是“民族/城邦主義”和“香港獨立”才能救香港，還是選擇和大陸人民壹道，和香港傳統泛民團結，共同反抗中共的專制極權，建設民主的中國與改造國人、重建自由的中國香港？

    （當然，我自己也在反思，我的大中華情結、大壹統理念，與中國社會現實有哪些沖突？是不是需要修正？雖然現在我沒有轉變念頭，並認為會堅持下去，但的確有動搖。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另外撰文分析，在此就不展開論述了）

  （在我寫作本文期間，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當然此時我已寫到返回大陸之時（2019年7月初）那部分，不是寫到這裏時），及衍生的壹系列暴力行為。我不僅看到了這些，還看到事件中港臺陸及其他地區相關人士的言行、表現。這讓我對香港問題的認識、對這些港人與涉此問題的非港人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有了更深更具體的認知。不過論述起來篇幅極長，就不在此進行評論了）

    6.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會晤

    特金會是我住院期間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新聞，無論香港報紙還是電視新聞，都密集報道了此事，病房裏的電視新聞節目不斷循環播放二人握手和會談的視頻。不過這特大新聞反倒與我沒什麽直接關系。但是現在想來，也有壹些感想。對特朗普，我持很負面的看法，這個在此不展開講，後面我還會提到。至於金正恩，眾所周知，他是朝鮮第三代獨裁者，與其祖父和父親壹樣，將治下的大多數人民置於地獄般的處境之中。僅僅在1990年代，朝鮮就有少則數十萬多則上百萬人死於饑餓。而遍布朝鮮的集中營更在制造累累罪惡，就如《平壤水族館》中敘述的那樣可怕。而國際社會總把朝鮮核問題放在首要位置，卻對朝鮮人權問題相對忽略，甚至為前者犧牲後者。我想，當金三風風光光與特朗普握手時，死於其家族世襲暴政的朝鮮死難者靈魂何安？至今仍沒有自由和處在饑饉狀態下掙紮求生的九成以上的朝鮮人民又作何感想？只談核問題而完全回避人權災難的特金會取得成功，是朝鮮的福音嗎？還是金氏家族得到了繼續奴役人民的護身符？

    7.鎮江老兵維權事件和卡車司機罷工事件、大陸醫院醫生違規操作致病人感染艾滋事件

    港媒對中國大陸的報道，總體較少，且不同媒體所占篇幅不同。報道中國大陸新聞最多的，是傾向反共的蘋果日報，至少占到主要新聞板塊的五分之壹。而親建制的星島日報就相對較少。至於電視新聞，則很少提及大陸，偶爾只有關於中美貿易沖突的新聞，是當作國際新聞來報道的。

    鎮江老兵維權事件、卡車司機罷工事件性質類似，就放在壹起說吧。兩起事件都是大陸非政治性的維權事件，港媒的報道也算比較詳細了。例如鎮江老兵大半夜被毆打、扔到溝渠裏、不允許戰友去醫院探視等。關於卡車司機串聯罷工，也報道了壹些細節。在大陸媒體幾乎無法報道任何集體維權事件的情況下，香港媒體的報道，起到了壹個很重要的窗口性作用，有助於港人及有條件看到港媒的大陸人知曉這些在大陸被封鎖的消息、對大陸的黑暗面有具體的了解和更多的關註。

    還有壹件在蘋果日報看到的新聞同樣值得說壹下，就是大陸壹位醫生因為違規操作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事件。我重獲自由後，又將在並病房裏看到的該新聞做了更詳細的查詢。據報道，浙江省中醫院醫生趙金方嚴重違反“壹人壹管壹拋棄”的職業規定，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其中竟然還有兩人已經懷孕。此事在內地曾長期被封鎖，只有如新華社等少量報道，直到判決書公開才大規模曝光。而最後的判決結果是，僅僅以“醫療事故罪”將趙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這說明：1.醫療事故罪罪名量刑很輕；2.沒有使用“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合理嗎？）。而其他責任人僅僅是各種警告、免職（相當於暫避風頭）處分，無壹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而受害的5個生命，和另外兩個即將成為生命的胎兒，則都毀掉了。如此輕罪重罰，是非常荒謬可怕的。

    因為我比較關註社會新聞，加上我好幾個家人（奶奶、父親、姑姑）都在醫療系統工作，而我又和報道醫療方面的記者有過接觸，所以對於醫療界壹些內情有所了解。關於這件事，我在推特上有過評論，整理壹下搬到這裏吧。

    相對於公檢法和其他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理工技術人員違法犯罪，有時造成的後果並不亞於政府和高官，但這些“非權力機構”和“非官員”的罪責往往會被輕視、忽視。他們違法行為難道可能比政府部門的失職瀆職情況少嗎？但他們同樣有著和政府類似的特權帳幕。例如醫患沖突和司乘沖突，當然需要就事論事，根據每件事是非曲直做孰是孰非的判斷。但我個人在總體上是會更多批評醫方司方的。因為無論是醫生還是司機，都是有壹定的環境優勢、技術優勢，甚至可稱為“權力優勢”的。當然細分明顯醫生更具備此特征。醫司類似於政府，患乘則像老百姓，雙方資源力量是不對等的。因此醫療人員違法犯罪往往難以被追責，追責後也受罰很輕。例如杭州輸血導致艾滋事件，醫生只被判了兩年多，這還是鬧大了才處理。如此重罪輕罰，自然有恃無恐。社會地位較高的理工中產儼然成了次級特權階層。

    中國理工網醫界常年存在的各種亂象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壹方面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專制、瀆職，及缺乏法治的大環境，另壹方面是自由派等社會批判者過度集中於關註政治亂象而忽視了工業、IT、科教文衛等以精英和中產為主體的行業和領域違法犯罪的泛濫（甚至許多自由派自己就是這些行業中產崗位的既得利益者），在政府和平民間出現了對以上機構人士批判與管制的真空帶，導致社會關註的不足與社會治理的缺位。這是非常可怕的，因為這些行業組織是壹個國家的軀幹，是弱於政府但強於平民的既得利益團體，壹旦作惡或發生嚴重過失，其利用技術壟斷和信息不對稱的優勢隱瞞、變造事實，政府又不作為、司法腐敗、中上層勾結和枉法，老百姓就會深受其害而無力申冤。而這又會助長這些“次級特權階層”的違法犯罪。這種惡劣狀況亟待改變。例如，要促進相關行業和其服務對象話語權的對等，讓沖突雙方的聲音都能被社會聽到，才可能公平公正的解決各種糾紛。而第三方的監管與仲裁機制的建立健全及其實質化中立化，更是重要且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我個人對醫生並沒什麽惡感，我遇到的絕大多數醫生反而都不錯，例如在河南和外省好幾個城市和縣城的醫院、社區醫療服務中心，我體弱多病多次打針輸液甚至住院，醫護大都挺好的。但是有些重病醫院就不壹樣了，例如北京、鄭州那些大醫院的各種醫患沖突、醫療事故，以及壹些醫護人員惡劣的態度、言論、行為。在香港東區醫院這裏，也只有盧偉傑壹個護士很惡劣，其他的人沒有表現出特別壞，最多是有的比較冷漠、缺乏尊重和禮貌。但夠的上非常惡劣的只有盧偉傑壹個人。但我也不能因為自己在大陸各醫院就醫相對較好的經歷去抹除其他病人和家屬的痛苦。如今醫患雙方在輿論場（例如知乎、微博等各互聯網平臺）的聲音完全不對等，醫護人員都是抱團講壹面理，壟斷話語權，實在太囂張了。還有例如前面提到過的“壹個有點理想的記者”張洋，以及北京積水潭醫院的醫生“燒傷超人阿寶”寧方剛等人就是沆瀣壹氣、狼狽為奸、顛倒黑白，瘋狂攻擊謾罵對醫護人員進行批評的記者、患方及其他人士，是囂張跋扈的典型。2016年，正值習近平政權瘋狂打壓維權人士、民間公益組織和維權組織紛紛被取締時，“中國醫療自媒體聯盟”宣布成立。“醫自盟”的成立是習近平時代傾向強勢壹方的社會達爾文政策的衍生物，並和將醫療糾紛中的“醫鬧”打成“黑惡勢力”相輔相成，加劇了醫患之間權力、話語權的不對等（患者方面就沒有也不會被允許組建“維權聯盟”、“患方自媒體聯盟“）。醫護人員在醫患關系中處於絕對優勢，有著遠多於絕大多數患方的金錢、人脈、人數（暴力）優勢，更有醫療衛生部門的權力後盾（甚至醫院自己就是壹個“準權力機構”並有著依醫院級別和規模而不等的大量資源和人脈），以及更關鍵（也往往是致命且難以制約的）專業技術及其醫療糾紛詮釋上幾乎完全的壟斷性話語權。他們利用以上諸般優勢欺淩弱勢方，然後還反而把和他們有糾紛的病人和家屬全都打成“醫鬧”，把自己說成白蓮花，我才在醫患關系方面發言。對於這些恃強淩弱的，我非常痛恨。我很看不慣某壹方借助壹些特殊優勢欺淩弱勢，無論是政府還是黑惡勢力還是別的利益集團）

    關於前兩件新聞和我的關系、看了這三件新聞後我的感想，前述《個人情況說明》中的壹段話恰好可以應答：  

  “4.校園暴力受害者數量眾多、程度嚴重，但是都處於孤立無援、被社會嚴重忽視的狀態。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組織，無論是討薪教師、上訪退伍兵、女權活動者、基督教會成員……他們都有組織、能夠互相通氣和聲援，壹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會廣泛知悉。但是像我這樣的校園暴力、家庭暴力之類的受害者，是沒有辦法被外面了解和聲援的。壹旦被抓，就出不來了。

    這也是我在建議書中提到為什麽要建立防治校園暴力的NGO、讓校園暴力受害者組織起來、讓公民們都參與防治校園暴力的原因。他們需要組織起來，更準確說是需要被組織起來，因為他們自己沒有能力組織起來，普遍處於孤立無援、眼睜睜看著、等著自己受欺淩卻無能為力的狀態。

   5.校園暴力受害者與《熔爐》中的殘疾孩子類似，是屬於必須有外力介入、他人幫助才能維權、正常生活的人（群體），他們與有自主維權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軍人並不壹樣，他們缺乏求助、組織、謀生、對抗的能力，無法自己去維權，必須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為成年人的社會活動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幫助與聲援。”

     而以上這些話，也基本適用於因維權、家庭矛盾等“被精神病”者和真的精神病人，尤其被強制關押在精神病院的人。面對強大的、傲慢的、壟斷專業話語權的醫療機構，及其中醫護人員組成的利益共同體，這些“被精神病”者和精神病人同樣、甚至更迫切需要他人的幫助，需要被組織起來，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8.港鐵沙中線醜聞

    關於港鐵沙中線醜聞，也是病房電視新聞中循環播放的要聞，在兩大報紙上同樣占據大量篇幅。因它涉及到許多技術性問題，我就不多講新聞本身如何了，只講講感想。

    第壹，香港的法治、權力制衡、輿論監督，對於曝光和問責這類問題作用重大。如果在大陸，這種沒有造成嚴重後果的“小事”，基本不會被曝光，引不起什麽風波。在大陸，哪怕死人了，如果不是死在大城市或者死的不是大城市戶籍居民、死亡人數不太多，都很難引起輿論的廣泛關註和相關機構的問責。相對於港媒對“剪短鋼筋”這麽件不算太大的事密集的報道，大陸也就天津大爆炸和七二三動車事故有這種報道規模，而且要受審查和限制。至於反對派問責什麽的，大陸自然是零。所以，雖然這些年香港民主自由萎縮，但至少在民生問題和非政治性事件的處置上，香港比大陸還是好太多太多。

    第二，無論大陸還是香港，包括知名企業在內的各種強大利益集團的嘴臉都很醜惡。我當時看到關於沙中線醜聞的新聞，還以為港鐵肯定竹筒倒豆子承認各種過錯。但是現在查閱維基百科上相關信息，發現與大陸許多人和機構壹樣，同樣各種撒謊、搪塞、隱瞞事實，很是醜陋。所以，人性惡的壹面根深蒂固，有權有勢有錢的人、知名企業等利益集團同樣如此，而且危害更大。他/它們看起來很有社會地位、權威和知名度，但卻匿藏著醜惡的另壹面。同樣，學校對校園暴力、精神病院對病房中醫護人員的不當甚至違法犯罪行為、養老院幼兒園對虐老虐童行為，也會想方設法隱瞞真相、掩蓋醜聞、避重就輕，而不是承認過錯或罪行並去解決問題。如大陸涉及虐童的紅黃藍事件和攜程幼兒園事件，如香港頻發的虐老風波，均是如此。

    第三，沙中線事件其實並不十分嚴重，只是有壹些安全隱患，但是卻引發廣泛關註；但是每天大陸和香港都有的性侵犯、家庭暴力、校園暴力、虐待老人及精神病人與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事情，當事人承受著巨大的苦難，卻無法引起社會同樣的關註。這說明，人還是傾向於關註涉及自己的利益，而忽視他人的痛苦。地鐵人人都坐，自然擔心安危，哪怕出的問題並不很危險；弱勢群體生活狀態惡劣，相當大比例的弱勢群體還被殘酷虐待，但弱勢群體是少數，主流人群就事不關己了。

    例如大陸上訪者朱永健，就曾被關押在蘇州市吳中區精神病院（蘇州是中國最發達的江浙滬地區最富有和市民文明素養最高的城市之壹），受到嚴重虐待。據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撰寫的《“最黑暗的角落”--中國精神病非自願收治濫用報告》所述，“精神病院裏面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因上訪被關進精神病院的肉店老板朱永健說：“他們裏面的飯很難吃，我根本吃不進去，簡直就不是人吃的，我想豬都不會願意吃那種食物。再加上我被用大單的方式捆了2次，身體難受的要命，體重肯定會減輕的。”“大單就是雙腿雙腳捆緊，綁在床尾，再把兩個胳膊拉緊，緊緊綁在床頭，把人的身體就等於是拉長了，妳說那種感覺能好受的了嗎？太慘無人道了！我真不知道他們怎麽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關於病房夥食的描述，與前面提到的例子描述吻合，看來大陸精神病房住院者夥食條件極差很普遍，哪怕在蘇州這樣江浙地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

    可這樣的事情，在大陸卻悄無聲息。除了是因為涉及上訪媒體無法介入等因素，公民對弱勢群體權利的普遍淡漠，也是原因之壹。絕大多數在精神病院遭受虐待的人，並非因為上訪，而是其他非政治性原因，我前面舉有例子，後面還會列舉。人們關註奶粉、疫苗醜聞，是因為他們也有孩子；他們不關註精神病人和殘疾人權利，是因為他們家沒有精神病人或殘疾人，或者有也被他們送到精神病院當累贅拋棄了（關於這種情況，我後面還會引用權威文章講述）。自私和冷漠，是人類精神的癌細胞，不去除，就會擴散、病變，讓人與人之間充滿隔閡與仇恨，對缺乏獨立抗爭能力的弱勢群體、邊緣人群的傷害是毀滅性的。

    9.“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維權事件

    就在我滯港期間，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他自己也被奶粉廠家陷害，已不止是“受害者家長而且也是受害人了）也到了香港，希望在香港起訴毒奶粉企業。郭利只和媒體進行了溝通和嘗試走法律途徑，他走法律途徑有沒有成功不知道，但至少得到了媒體報道。我找的組織機構更多，卻因籍籍無名等原因壹敗塗地。因郭利赴港，蘋果日報中國組再次報道了他維權的事情（看新聞似乎蘋果中國組以前報道過或至少聯絡過他）。這則新聞，最能看見我自己的影子。郭利被黑心企業陷害，我遭遇的校園暴力的表現就包括現實和網上的各種侮辱誹謗；郭利孤身壹人尋求翻案、因毒奶粉事件維權，我也是獨自呼籲防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郭利在監獄受到毆打且只能默默忍著不吭聲、其他犯人不允許和他說話、吃已壞掉的肉、有段時間承受在被單獨監禁在類似地下室牢房的孤獨之苦；我因維權抗爭割腕，被關進精神病房受屈辱（後面還被關在警署羈留室受罪）（當然，我受的罪明顯比他輕）……

    而我和郭利最相似，也是郭利與我最痛心的是，朋友、親屬幾乎都避而遠之（我父親也不支持我維權，我也是背著他做的），社會公眾也沒有任何協助與呼應。更糟的，如郭利所說，當他出獄後成功翻案，被宣判無罪後，打電話給朋友，“他身邊的朋友全都不吱聲了。“郭利說："因為（作假）這個環境大家已經習慣了，突然有人說真話，大家覺得挺不可思議的。"而我在2008-2014年面對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而抗爭時、2016年受到互聯網圈子裏黑社會式威脅時、2016-2018年維權和呼籲過程中，以及我從香港出院返陸後的各種遭遇，如知情者的沈默、旁觀者的冷眼、朋友的拋棄、面對我乞求時的拒絕與鄙夷，無不反映著這個社會的冷漠與殘忍。有必要再重復壹遍索爾仁尼琴的話：“壹個人要能夠勇敢戰鬥，需要感覺到背後有庇護、側翼有支持、腳底下有大地。”可我在戰鬥時，誰肯庇護我？支持在哪裏？腳底下則是懸空的萬丈深淵。為何中國社會如此可悲？僅僅只是因為專制統治嗎？國家的崩壞，有幾人無辜？

    更諷刺的是，在講述他的這些遭遇的新聞的微博評論區（大陸媒體也有報道，但相對於港媒，回避了部分內容），清壹色（說99%都不誇張）都是支持他的言論，對他的維權贊不絕口，同情與憐惜鋪天蓋地。此外，還有壹些批評他妻子、朋友冷血的評論也得到高贊。但是，這些評論者在現實中會如何對待郭利這樣的人呢？我們根據日常經歷，很明顯可以判斷出：網上這些很有正義感的網友，在現實中遇到郭利這樣的受害者、遇到身邊的這種不平事，幾乎會和郭利的朋友壹樣（難道會不壹樣嗎？），遠離他，“不吱聲”，至少也不會給予任何實際的支持和公開的聲援；更不會去選擇與受害者壹道，同惡人、流氓團夥、強大的利益集團、邪惡和腐敗的政府等各種惡勢力作鬥爭。我自己就親身經歷過多次，例如本文開頭提及的那起網絡暴力中圍觀者的表現就是例子，此外還有更慘的情況。所以，這就和如今的國人批判文革和紅衛兵壹樣，只會批評他人和不相幹的事，而缺乏自省，更不會在現實中自我糾錯與改變。“好人都在網上，壞人都在現場”，這話沒錯，也是國人、世人劣根性之壹。國人不僅不能知行合壹，反而知行分裂，口頭上都很有正義感，卻在涉及自己利益和需要實際付出的時候都選擇自私自利、沈默不言；甚至“知”也可以分裂，“行”更可以分裂，總是使用雙重標準評判不同的事情、對待遠近親疏強弱貧富不同的人，對自己與他人更是完全兩套邏輯且絲毫不覺得可恥。這就如同“四人幫”批判林彪壹夥、網友評論“小悅悅事件”中路人冷血無情壹樣，並不把自己的惡行或冷漠包括在批判範圍內，也不知道或裝著不知道自己同樣在作惡或縱容作惡。

    像郭利、我這樣孤立而弱勢的受害者，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受害者、“被精神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等各種弱勢受害者們，如何才能安全和更有力的維權呢？我在《校園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有專門論述，現摘錄（並略做增補）如下：

    “第十，要有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公益誌願者參與到防治校園暴力中來，校園暴力受害者及其家長也應該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就像現在壹些活躍的環保、教育、科研的NGO壹樣，對於校園暴力問題，也需要社會廣泛的參與。……其實我認為不止受校園暴力孩子的家人應該組織起來，現在社會上各種殺人、強奸、致殘、被打砸、受敲詐勒索等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及其親屬也應該組織起來，組成例如“暴力犯罪受害者聯合會”、“經濟案件受害者互助同盟”等，即使具體遭遇往往大相徑庭，但是有了組織就有力量，弱者（受害者不壹定都是弱者，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是）應該團結起來維護權益，這樣才能和往往是政府機構及官員、地方強人、黑惡勢力、企業（尤其國有企業又尤其其中的央企，例如金融、鐵路、煙草、石油）、事業單位（例如醫療、教育）乃至其他有組織、有權有錢有關系後臺的強勢的加害者壹方抗衡，不至於讓法院的調解或判罰因為外力而不公、不讓受害者在訴諸法律之後再受強勢者欺淩、威脅、襲擾等對維權的各種阻撓。當然這也需要政府和社會上層（公民運動領袖、知名學者、媒體人、企業家、社會活動家等）的幫助，給這些人牽線搭橋，提供財力支持、信息支持、智力支持、輿論支持、法律援助，幫這些弱者構建互相溝通、聲援的平臺，讓弱肉強食的社會稍稍能夠平衡壹些，不被野蠻時代的叢林法則殘余過度的玷汙當今時代的文明與秩序。”

    當然，想實現以上這些，有待於制度的變革和公民社會的成熟。最重要的，還是改變冷漠自私的人心，在人民中樹立關心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公民意識。此外還要強調的壹點是，受難者不缺少無用的、起哄般的鼓噪，缺少的是及時、切實、有力的支援。當然，旁觀者的確沒有強制性義務為抗爭者提供物質支持。但是，作為壹個公民、作為有良心的人，當我們看到郭利這樣既是“弱者”又是“勇者”的人、大寫的“人”，如果我們有壹些物質基礎，拿出哪怕年收入的千分之壹、甚至可以更少點（是的，更少，不用更多，更多當然更好，可更少但拿出來也行啊）支持壹下，難道真的很難嗎？而且，如果人們能夠團結互助，為敢於揭露社會黑暗、勇於抗爭的人提供物質、精神支持，以及輿論聲援、安全保障，最終也有利於自己與家人。就以郭利為例，他在客觀上不就是為所有毒奶粉受害者討公道嗎？他的抗爭讓相關企業有所忌憚，讓更多孩子免受毒害。對這樣的人，我們難道不應該感謝並且提供物質上的支持嗎？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良性循環，人們才都能安全、幸福的生活。

   （關於這件事，還要補充壹點的是，郭利因曾是中產、知識階層，通過努力至少部分得到了公道，例如服刑期滿後提起訴訟得到無罪判決，但加害者依舊沒有受罰，其也付出了五年牢獄之災、工作丟失，身體和精神飽受摧殘，當年擔任翻譯工作年薪百萬的生活也回不來了，只能靠儉省節約的花微薄的殘疾人補貼、低保，以及母親接濟的錢款度日。而還有更多沒有郭利曾經的經濟條件、知識和能力的弱勢群體，連他這樣半翻案的條件都沒有。他/她們比郭利更悲慘，但卻因為弱勢，受難的沒有生息、動靜，就“殘死如草不聞聲”了）

    10.慶陽女學生跳樓事件

    港媒對發生在大陸的這個事件還是花了不少篇幅報道的，尤其對圍觀起哄者的反應做了重點描述。包括香港人在內的許多海外民眾之所以歧視大陸人，與部分大陸人總是做壹些在相對文明的社會無法接受的惡行有很大關系（當然這並不代表對大陸人無差別的看待、進行歧視就是對的，相反我認為這不對，有原因不代表就對）。本事件大致情況是，甘肅慶陽壹位女學生被教師猥褻，起訴至法院，但法院以情節輕微為由做出不起訴決定，學校也拒絕開除涉事教師，女孩因此得了抑郁癥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無法正常學習和生活，感到不公和絕望，因而要跳樓自殺。然而，她試圖跳樓時，四周許多圍觀者叫好起哄，“妳到底跳不跳啊”、“要跳就跳，果斷壹點”、“樓下好熱，快跳啊，妳到底跳不跳？”……等各種言語嘲諷、激將，甚至有人拍下現場視頻傳播，在視頻解說中對女孩各種冷嘲熱諷。最終，女孩掙脫營救的消防員，跳樓自殺身亡。

    這種譏諷、嘲笑、激將、侮辱，我自己早已經歷過許多次，其中有三次給我造成極大創傷，是我考學失敗、前途被毀、患上抑郁癥、走上自殺道路的主要原因。例如2012年初在河南師大附中，我受到各種歧視和欺淩，加上其他原因，壹天晚上就站在墻邊桌子上，許多同學都在拍照、起哄，讓我去和有矛盾的人去決鬥，別打擾他們學習（雖然這些人自習課根本不怎麽學習）。後來還把我的照片傳到QQ空間，各種辱罵諷刺……在我的《壹個“特殊”學生的自述》中有具體講述，在此不詳述。所以，我很能理解這位女生的絕望。她之所以沒有立即跳樓，就是還有求生的渴望，還希望得到人們的鼓勵和溫暖（很多自殺的人在自殺行動前都會這麽想）。但是她換來的卻是惡毒的嘲諷和激將。這也是我為什麽選擇自殺、為什麽過不下去的原因：國人太冷血了，生活中處處都能感受的這種冰冷甚至惡毒，冷漠是常態，溫暖才是例外。上面那條關於郭利的新聞不也是嗎？

    與郭利維權事件另壹處驚人的相似是，慶陽跳樓事件曝光後，公共輿論場又是壹邊倒的譴責圍觀起哄者，卻並不反思自己是否也是冷血殘忍國人中的壹員、有沒有在現實或網上刻薄的對待過他人。看平日許多非明星名人的普通陌生人自殺事件新聞的微博和論壇評論下，“自殺請在家，方便妳我他”等在文明法治的國家會被普遍譴責甚至足夠入罪的仇恨言論不僅數量眾多，還往往得到高贊，被頂到評論區上方。而且這次慶陽跳樓事件，之所以國人壹致譴責圍觀起哄者，似乎因為發現女生是因遭受不公、被教師猥褻受屈而自殺，且自殺時沒有“影響”到其他人，反而自殺過程中又受傷害，所以是個“完美受害者”。相反，如果是因為做了什麽錯事哪怕只有壹絲壹毫個人責任而自殺、自殺時打攪了壹下別人的工作生活，死法不合群眾的心意，就不會同情甚至惡語相加了（哪怕這個錯小到拘留15天、罰款500元的懲罰都夠不上（罪行夠判5年、10年徒刑可以逼死嗎？有權逼死嗎？），甚至根本構不成違法犯罪）。例如北京地鐵發生自殺事故後，地鐵停運了壹兩個小時，就有許多人抱怨影響自己上班，謾罵自殺者。連壹個平日心地相對善良、比較明白道理的Y姓女醫生，且是壹位有400萬粉絲的實名大V，在地鐵自殺事件後，都在微博上公開說“自殺能不能不影響別人”之類言辭（雖然她也補充解釋說本不應這麽冷血）。

    更進壹步的，還有網友集體逼死自殺者的，例如四川瀘州某網友直播燒炭自殺，竟有上千留言逼他去死。“11時20分，小曾在微博上留言“老子不死了行不行？”40分鐘內，數百條留言湧進了這條微博下方的評論，有人說“不行”，有人說“妳賠我流量”，也有人說，“妳必須死”。……也有網友試圖阻止小曾自殺。@折原林也_琳是兩名參與勸慰的網友之壹。……@折原林也_琳看到更多的網友湧進了微博，咒罵的留言太多，每刷新壹次就會多出壹百多條。勸慰的聲音瞬間被淹沒……”（摘自新京報《95後少年：按不下停止鍵的自殺直播》）。

    這種認為別人做壹點錯事、哪怕只是感覺不順眼不完美、或稍稍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就覺得自殺不值得同情甚至譏諷咒罵的思想，普遍存在於國人心中，連平常的“好人”都是這樣想，這才是比慶陽跳樓事件中圍觀者惡行更可怕的。因為前者得到普遍的認同、贊同，並時時處處都在發生，且對自殺者的惡毒言行大多沒有被曝光批判，而是在暴民心照不宣的相互遮掩下，很快淹沒在繁雜的生活中了（即便曝光又如何，就像新京報報道的這個事件，許多媒體都報道了，影響很大，但有任何壹個起哄叫罵者（間接的殺人犯）被追究責任了嗎？死去的生命還能追回嗎？現在還有幾個人記得這件事？逼死當事人的那些網民當時就壹哄而散，如今有人為此懺悔、贖罪，用行善、勸誡他人不重蹈覆轍等實際行動彌補過失和罪惡嗎？）。國人對自殺的人都如此對待，更何況對他人遭受其他不致死亡的磨難（哪怕生不如死）時的態度了。

    對國人冷血、殘忍的批判，我前面就講了許多，後面還會提到，在此就不過多重復。我想說的是，人心為什麽壞成這樣？我在推特上曾經寫過短評，在此可以略微展開來講。慶陽女學生跳樓時壹些圍觀者為何叫好？重慶公交女乘客為何搶方向盤/司機為何故意撞向大橋護欄？無數類似事件為什麽不斷發生？他們為什麽要這麽殘忍、野蠻？至少其中壹部分人的壹部分原因，是他/她們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半輩子壹輩子，都沒有被溫柔以待，而是不斷受到傷害，如校園暴力、家庭暴力、網絡暴力、職場暴力，而且沒有得到公道和補償，摧毀了他們的自尊心，埋下了怨憤和仇恨，最終轉移發泄傷害，讓社會陷入惡性循環。在互相傷害、鬥爭、羞辱中，人們也日益麻木，摧毀了人性中本應有的正常的是非觀、感知力，變得愈發暴戾、陰損。我經受和見到聽到的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只是中國漫無邊際叢林社會中的壹小片窪地；全國的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也僅是當今社會冷酷與暴力泛濫現狀的壹個側面。如《天通苑小超市老板娘的日常》中描述的融入國人壹舉壹動的欺淩、奸詐、陰暗，與更大的犯罪如黑社會欺淩百姓、體制性不公，共同構成了“殘酷人民共和國”的醜惡日常。在沒有法治和適當福利保障的叢林社會中，弱肉強食、冷血殘酷成了生存和成功的通行證，對不公的抗拒與對醜惡的敏感、富有同情心與心地柔軟，反是被欺負、被排擠、感到更多委屈與放大傷害、被剝削壓榨的墓誌銘。許多國人總是不懂得呵護他人的尊嚴，卻擅長實施各種羞辱，摧毀他人的自尊心，以讓他人感受到痛苦為樂、為榮、為能。當然，他們欺負的對象，絕大多數是相對更弱勢的人。如魯迅所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國人總是欺軟怕硬，不願反抗強權和惡人，卻把自己的怨毒發泄到更弱勢者身上。“弱者”不僅包括殘疾人和極端貧困者，只要和強者比，沒有什麽權勢、社會地位不夠高、金錢相對較少、人脈關系弱甚至形單影只、缺乏靠山和鉆營的渠道……都是相對的弱勢者，會被有優勢的強者欺淩，如同動物世界的食物鏈壹樣殘酷。

    要想改變，就必須探析國人冷血殘忍的根源，這需要正視、了解這些冷血思想和言行發生的原因，並想方設法去解決根本問題，而不是流於泛泛的批評、也不是對個別作惡者采取人肉搜索等以暴制暴的手段。當然，對涉及違法犯罪的冷血殘忍行為，施加刑罰是必要的，但依舊治標不治本。許多人只看到中國人的冷漠、自私、狡詐、野蠻、殘忍……卻不去探尋國人為何變得這麽壞，不去理解壹切惡行的來龍去脈。經歷和耳濡目染了各種醜惡和飽經創傷的國人，在沒有法治和正義、平民階層仍在為基本的生存而掙紮、中產階級工作生活普遍缺乏安全感、社會矛盾尖銳的當代中國，怎麽可能善良、溫柔、待人和氣與公正。不去修復世間的創傷、撫慰遭受屈辱的國人尤其弱勢群體，沒有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充分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國人的恨與惡就會無限惡性循環下去；擺脫暴力與仇恨的惡性循環，不僅僅要改變體制、改革教育，還要懲罰惡人，撫慰救助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保護弱勢群體，實現社會和解，達至文明的重生。這是壹個漫長的過程，需要經過長時間的不懈努力。但可悲的是，這個過程現在在中國不僅還沒啟動，恰恰相反，國人之間的歧視、仇視、敵視愈演愈烈，在互害的深淵裏越陷越深。

    在這個社會如此殘酷運轉的過程中，許多人受極大的精神壓力，喪失自信、尊嚴被摧毀、承受不了痛苦的重荷，被逼出抑郁癥焦慮癥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徹底發瘋的自然也大有人在。越是弱者，越容易被欺淩，越沒有回旋余地，越容易心理扭曲精神異常，最後發瘋。而且，被逼出精神病的，恰恰是心理比較脆弱、善良的，如章詒和所說：“高貴的靈魂總是脆弱的”，許多被逼瘋的普通人的靈魂不見得多麽高貴（當然，上流社會的人也並不多麽高貴，當今社會更是遍地精致利己、有才無德者），但是和那些性格冷酷、心腸惡毒、不為苦難所打動、能夠在叢林社會裏遊刃有余的人比，顯然前者（至少前者中很大壹部分）是相對善良和值得同情的。篇幅所限，在此只舉壹例，並結合我個人的遭遇說明。

    在知乎提問“精神病院發生過哪些細思恐極的真實事件”下，知乎用戶“鄧x長”（迄今10600多粉絲、41000多贊同、5900多感謝、7400多收藏，本回答得到26000贊同、有5500評論）曾因抑郁癥自殺入院，在醫院目睹了壹幕絕望而悲慘的場景（重點用粗體標出。原文以排比格式寫出，無句號），在此截取回答中的部分內容：

     “……

     我記得有個女生，被繼父虐待強奸，後來瘋了，但是也會有醒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白天就跟著照顧我的護士阿姨到處走，就是綁著繩子，她走哪裏我走哪裏，   

     我白天不會犯病，除非我媽給我打電話或者突然出現

     所以說，我壹直很特殊，有的新人的家長壹直以為我是扮成精神病的護士

     有次，那個女生發病後註射了鎮定劑，我剛好跟著護士阿姨去拿藥，然後護士在門外準備她需要的藥品和食物，我站在門口，門上的小窗是打開的，能看到裏面壹切，也能聽見聲音

     那女生突然醒了，然後不停地動，喊著，為什麽要綁著我，為什麽啊，然後壹直說她繼父是壞人為什麽沒有把他綁起來卻要綁自己

    護士阿姨就拉著我說去喊醫生，說藥效過得太快了

    我就壹直聽到她在裏面大哭，說為什麽不把壞人抓起來

    那個時候，是有多麽的絕望，在壹個小房間裏，就那麽哭著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會突然清醒，然後發現自己被綁著，然後陷入黑暗，然後當妳發現的時候，他又瘋瘋癲癲了

    ……”

     而我呢？壹心為了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希望讓更多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轍，因而奮力抗爭。但社會各界不去解決我提出的問題，卻把我關進精神病房，讓我失去自由、被汙名化，這難道不荒唐和可悲嗎？我相信，因為受傷害反而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如上面這位被捆綁的女生，也例如我，在中國是很多很多的，我在壹些維權的網站和圈子也都看見過許多案例。相當大比例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國人中，在外面社會就是受害者，且往往受傷害很久很深，然後才得了精神病或者“被精神病”，國家、社會、親屬、朋友、老師、同學、同事沒有去保護和撫慰，沒有幫助他/她們走出傷痛重新生活，反而讓他們陷入新的苦難，失去自由，甚至終身都生不如死的在精神病房度過，再也看不見外面自由的世界、再也不能過正常的生活。就像這位被繼父性侵的女生，原本應該是可以通過壹系列心理和藥物治療修復創傷、回歸社會重建生活，或至少在庇護所之類救助機構，在部分、短期限制其自由的前提下（以免因其精神狀況發生意外），安全、自由而有尊嚴的活下去。但如今的中國，她這種情況不僅得不到救助，反而被關進精神病院再受折磨。這樣違背人道的社會現實，和造成這種醜惡現實的制度，難道不應該改變嗎？參與、放任弱勢者在遭虐的惡性循環中毀滅的國民，難道不應該懺悔、反思嗎？

    “無情者傷人，有情者自傷”，在中國這種道德逆淘汰的社會，壞人通過欺負他人、擠占奪取他人的利益神清氣爽，名利雙收；而許多因外部的、後天的因素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普遍是受到各種傷害的人、至少是無辜無罪的人，卻往往會被關進精神病院，如同在監獄壹樣沒有自由，受到欺淩和虐待。這種荒謬的現實必須要改變，要盡快改變。

    11.對香港報紙評論性文章的看法

    我壹向喜歡看評論性文章，因為它不僅在陳述事情，也在展示觀點、與讀者交流思想。但是我看了蘋果和星島的評論文章後，感覺港媒的時評質量壹般。我常看紐約時報、聯合早報等報刊的評論文章，水準普遍較高。所以再看港媒的，就明顯感覺到壹種落差。港媒的評論大多傾向性很強（如蘋果批中共反建制、星島批港獨和泛民），實質內容貧乏，鮮有深刻與理性的好文。相對而言，只有“占中三子”之壹的戴耀廷教授在蘋果上的幾篇文章不錯。

    戴教授的其中壹篇文章是講四個特首，講的還是比報紙上大多數評論文章平和與深入的，從中也能看出其學術功底和價值觀。另外還有壹篇很值得評析壹下，它是講的香港在占中之後要往何處去。戴教授提及了選民要積極通過投票，用選票壯大民主派的力量、奪取立法會控制權的重要性，我深以為然。我支持占中，但是我覺得它的意義遠沒有許多參與者自認為的那樣大，甚至某種程度是失敗的。政治亦如戰爭，聲勢是次要的，主要是要攻城略地，取得實際戰果。但聲勢浩大的占中，最終並無什麽重大的成果，真普選這個最大目標並未實現，香港民主也沒什麽進展，香港社會也是“馬照跑舞照跳”沒有變化。占中結束後泛民令人惋惜的走向分裂，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包括港獨派在內的所有反建制派得票並未提高多少；宣誓風波後的補選，更是讓建制派奪回三席。所以，占中某種程度真是中共所說“香港壹部分人”的行為，而沈默的大多數，還是支持建制派或對政治無感的。戴教授壹再強調要用選票爭民主，但占中後市民對政治反趨冷漠、泛民分裂，這兩年民主派選票不增反減。因此，香港雖說有戴教授這樣理性而清醒的學者，卻缺乏溫和而堅定做持久抗爭的公民，爭取民主和普選之路必然遙遙無期。

    （前面評論梁天琦的時候已提到，在我書寫本文期間，香港爆發“反《逃犯條例》”運動，我對香港和香港人的看法發生變化。而我對戴耀廷及其文章的看法也有所改變，在此同樣不詳述）

    我看了報紙上壹些評論文章及其他新聞後，發現無論是親建制還是支持泛民，都勇於批判特首林鄭月娥，但在批評具體的其他官員和社會知名人士時，就會有各種取舍和遮掩。我此前發現臺灣也有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或地區，領導人成了壹個遙遠而虛空的靶子，攻擊他/她沒有任何危險，每家媒體、每個公民都敢批判甚至謾罵，還能博得壹個“敢言”的名聲；但對其他有頭有臉的人物，就會有與是非無關的褒貶取舍了。至於涉及到黑惡勢力和與自己利益關系緊密的身邊人，就更三緘其口了，平民尤其不敢言。而極少數敢言者，則會遭遇臨門式的威脅、突然的災禍，就例如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明報總編劉進圖。不夠成熟和平等的民主區域傳媒界與社會輿論中的這種狀況，如同人頭頂上的瘡疤，由頭發遮著，不仔細看不易覺察，但看多了仔細看了就能發現這瘡疤還不小。此外，香港的各大報刊還喜歡相互攻擊，且多情緒化言論而乏實際性批判，且有些詞句已經是辱罵了。這也側面證明港媒的道德自律程度不高，和歐美報刊的差距很大。

    至於其他的評論文章，也有還可以的。只是與本文主旨沒什麽關系，所以只舉上述戴耀廷的文章做代表。

    12.東周刊關於日本校園暴力的報道、教會性騷擾醜聞、自閉癥“巴士迷”男孩被欺淩事件，及三件事微妙而殘酷的相通之處

    在病房呆了壹周左右之後，“老建”借給了我兩本很舊的《東周刊》。它是個娛樂雜誌，最知名的就是在劉嘉玲裸照事件中刊登了疑似劉的裸照。我既對娛樂不感興趣，也很厭惡劉嘉玲裸照事件中東周刊的行為。不過病房裏沒別的雜誌可看，我就勉為其難的看了壹點。

    在這個以娛樂為主的雜誌上，我竟然看到了關於校園暴力的內容。有壹篇文章是講日本的校園欺淩問題，現在我在Google上怎麽搜都搜不到它（我看文章時常會忽略標題，就導致更難找原文）。文章大致說的是，日本校園欺淩很嚴重，包括網絡暴力在內的各種歧視、孤立等冷暴力普遍存在，全國有十幾萬還是幾十萬學生因此選擇退學、休學來逃避（我忘了這個數據是壹年的還是許多年累計的）。後來政府還是社會組織建立了專門為校園暴力受害者建的學校，這些被普通學校歧視、孤立等各種欺淩的學生，都去了這種特殊學校，抱團取暖，重新開始學業。

    我早就對日韓地區不斷曝光的校園暴力問題有所了解，但是還是沒想到這麽嚴重、並且有這麽多的學生因此退學。即便如此發達的地區，校園暴力都屢禁不止，甚為猖獗，何況中國呢？我在《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就專門論述過這壹點：

    “韓國、日本、臺灣地區難道確實比中國大陸整體的校園暴力水平嚴重得多嗎？從常識就可以否定。只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弱者有了話語權，強者中也出現了更多對弱勢群體的關註者、同情者，加上新聞、電影的開放度，才有那麽多反映青春期陰暗面的相關電影和新聞。從輿論上看，當今中國看似並沒有比這些國家和地區更嚴重的校園暴力（雖然也爆出非常多，但是和整個輿論總局面比，校園暴力還是壹個很邊緣的問題，更缺乏像《告白》、《熔爐》（老師對學生的暴力也算廣義的校園暴力吧）、《韓公主》、《憐憫》、《黑色18歲》、《懲戒者》、《媽媽不哭》這種震撼人心的影視作品），只是重視度不夠罷了，很多人只當是司空見慣。壹個不重視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問題的社會，並不是家暴和校園暴力問題確實很輕，而是這些受害的婦女、兒童、青少年、老人、殘疾人的弱勢群體已經被排斥出社會既得利益群體了，沒有足額得到應得的教育或經濟收入、沒有得到平等的社會地位、沒有與既得利益者公平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當然也沒有充分的話語權，沒有為這些弱勢群體支撐的輿論陣地（或者雖然有為弱勢群體發聲的平臺，但是對“主流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對）。相反，那些沒有經受（或者受害很輕）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的人或者就是施暴者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控制了經濟權力（不僅體現在工作中的對女性性別歧視，還有家庭內部財產支配權往往也在強勢的男性壹方，那些看韓劇或者都市劇長大的以為男人只能私藏“小金庫”而女人掌控財產的人不要用“何不食肉糜”和斷頭王後安托瓦內特的視角去評價這種事）、政治參與權、社會文化制定權（例如儒家思想尤其程朱理學，當然還有其他的）、社會輿論主導權，加上自身身體優勢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義、平等博愛、扶弱抑強、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這樣環境中弱勢群體所經受的痛苦和不公對待很容易被湮沒，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這些人並沒有在校園暴力中受害，自然總體上改變它的積極性就不是那麽強（當然壹些人例外），甚至壹些人不覺得它是錯的，雖然這些人中大多數恐怕並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處於校園欺淩的被欺淩壹方。”

    而我在《東周刊》上看到的這篇文章，再次印證了我的判斷。不過在日本，受校園欺淩的學生還可以得到救助，去專門接受受到歧視、孤立等各種暴力冷暴力傷害的學生的學校重新學習，即便不能徹底解決問題，至少能夠為受害者提供壹種緩沖。而在中國，只能忍受或者退學打工，壹輩子的命運就徹底改變了（當然絕大多數是往不好的方向改變，甚至有的壹輩子就毀了）。像我這樣有能力轉學好幾次的，是很少的。而且日本有人關註校園暴力問題，這些歧視和欺淩至少能夠被大眾看見，能夠慢慢的去解決或至少緩解，而中國則沒有。於是，許多受校園暴力傷害的孩子的苦難，都在眾人的緘默、冷漠中，淹沒在這個殘酷的世間了。

    另壹方面，連日本這樣高度發達、很註重保護個人權利與安全的國家，校園暴力都如此嚴重，那麽中國還要多少年才能將校園暴力壓制在很低的程度呢？這必然是極為漫長的過程，可能是50年、100年，甚至更久。在這個過程中，肯定還有億萬未成年人會遭受程度很嚴重的校園暴力的傷害，不太嚴重的、只受偶爾而非持續性校園暴力傷害的，那就無法計數，恐怕說占總人口的三分之壹都是樂觀的。中國現在最令人憤慨的問題是，制度化防治校園暴力（及與校園暴力相關的網絡暴力）的進程並未開啟，社會公眾參與防治校園暴力也還是空白，壹切都沒有開始。

    出院前夕，我還看到壹則有關於教會性騷擾的報道，現在查不到在蘋果日報看到的原文，但能查到其他媒體的相關報道：香港東網：“近日有教會爆出性侵醜聞，令人驚訝！團體“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促進小組”去年8月開始，於網上召集曾遭遇或見證教會內性騷擾的人士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收回55份問卷，當中51%人表示加害者為教會同工或信徒領袖，54%人曾向他人求助。

    調查中，64%受訪者自身曾於教會內遭性騷擾，其餘為朋友或教友的經歷。方式依次為“觸摸，抓捏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體”(33%)、“強迫進行性行為”(17%)、“引起性聯想的評語，玩笑或提問”(5%)。56%受害人目前已轉到其他堂會或已沒有再參與教會聚會，但仍有29%受害人留在原來堂會。”

    BBC也有壹篇文章《寬恕還是反擊 香港女基督徒舉報教友性騷擾之後》提到該調查，分析更為細致，其中壹些結論讓人痛心而憤怒，我對這些結論感同身受：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發表報告，50多名教會成員聲稱，曾在基督教圈子遭受性騷擾，當中10人聲稱被強迫進行性行為，超過壹半加害者為教會同工或信徒領袖。受害人身陷基督教的文化與體制之中，向教友或高層求助，反被指責沒有寬恕的心，而加害者大多不用負責。   

    協進會邀請了當中5位進行深入訪談。在55份有效問卷中，三分之二沒有留下聯絡方法，36%的指認來自朋友或教友的經歷……香港#MeToo運動舉步維艱，壹些公開自己遭性侵的女性，在社會上備受質疑……加害者中，逾半為教會內有壹定權力者，曹曉彤認為這反映“權力”是性騷擾問題中不可忽視的壹環。研究性別問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何式凝指出，教會內權力者與壹般信眾關系並不平等，又重視“分級和諧”，壹些信眾會盲目順從，認為教會高位的人掌握更多真理，提出不同意見的則會被視為麻煩制造者……掌權者習慣了權力，以為自己情欲表達具有認受性，並不會考慮受害人身心承受的後果，亦肯定受害人不敢發聲，故為所欲為。”而就算受害者報警，在調查過程中也蒙受巨大壓力，調查人員如果訓練不足，不懂得控制受害人的情緒，會傾向不信任受害人，問壹些難堪的問題，甚至反指受害人是否想誣告，令受害者受到二次傷害。”

    本文中也舉了大量具體性騷擾案例和細節，因篇幅問題，在此僅摘錄壹則，且省去具體性騷擾細節，如需查閱全文，根據標題搜索即可。

   文中舉例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師黎明，是壹位站出來實名舉報教友性騷擾的基督徒……來自上海的黎明，從不諱談六四、民主、港獨等敏感議題，曾公開維護學生的言論自由。在公眾眼中她敢言無比，但她曾經有壹個鮮為人知的秘密：曾在壹個基督教組織內，遭壹名男教友持續性騷擾。”而這位被化名為“陳先生”對她的騷擾行為包括強行握著她的手、強抱、強吻等，而且是多次、長期的性騷擾。她向教會反映，“希望他們向陳先生轉達自己的意願，但往往換來質疑、反問：“是否誤會了、想多了？”……“為何妳仍與他獨處？”另壹些則說會為黎明祈禱，希望主賜她有寬恕的心原諒陳先生。

    這讓黎明深感宗教團體往往過於強調單方面的寬恕，卻不著重為受害者尋求公義。

    “侵犯者說壹聲對不起、表現悔過態度，所有壓力便落在受害者身上：為何妳不原諒他、包容他、寬恕他？”

    即便在強吻事件之後，教友仍只勸黎明“不要放在心內”，無人出面制止陳的行徑。黎明覺得，教友避免沖突、尷尬，擔心破壞群體中友愛的氛圍，寧願追求“表面的和諧”。

    去年底，黎明撰文公開自己的經歷，結果引來爭議。不少人批評她破壞教會的形象，也怪她令大家不懂得如何面對陳先生。他們認定黎明在過程中有給予男方信號，有人更說她“收兵”（享受男性追求而不承認正式關系）……在其社交網站頁面上，有人不點名批評她，指這種“不指名道姓又不報警”的“#MeToo”風氣蔓延開去，或有人利用網絡審判手段搏出位，或想搞同自己有私怨的人。亦有人指，“#MeToo”是壹種“白色恐怖”，令“求愛不遂”的人遭網上欺淩。

   “當傷害事件發生時，大家不是把加害者視為沖突的源頭，而是把申訴人視為矛盾的源頭。”黎明對BBC記者說。”

   看上面的調查結論和案例，性騷擾的普遍和難以治理，是不是和校園暴力、網絡暴力被忽視、受害者舉報後的遭遇（就例如我）有驚人的相似呢？其中關於權力在性騷擾中的作用，是不是和精神病院中醫護人員與住院者的關系很類似呢？護理人員相對病患的絕對優勢地位、護理人員對病患的各種懲戒權力，和教會領袖對信徒的權力優勢比起來，是不是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而且，在黎明的案例中，她敢於就六四、民主、港獨等敏感議題發聲，卻難以解決身邊的性騷擾問題，也側面說明了這種“微觀的惡”比因公共敏感議題惹上麻煩的幾率更高、更難以對付、更防不勝防。“閻王好哄，小鬼難纏”，對人們尤其弱勢群體最大的傷害，往往並不是宏大的政治經濟事務，而是日常生活中這些細微卻如針紮般痛苦的受害經歷。壹個常在身邊的惡霸、熟人中的流氓，低頭不見擡頭見的騷擾與欺淩者，比政治迫害、制度壓迫更具直接、現實的危害性。政治迫害除了坐牢的，大多只是偶爾被傳喚、“喝茶”和被其他為難；但身邊的惡人則是天天在壹起，接觸頻繁，隨時隨地會被欺淩、騷擾。而且熟人、生活圈子中的惡人對被騷擾被欺淩者更加知根知底，更能夠在周圍的工作生活環境中尋找到易被欺淩的“獵物”，更易抓住受害者軟肋和把柄、攻擊脆弱之處。所以人們對身邊的惡人更不敢招惹，甚至噤若寒蟬、唾面自幹。敢罵特首、總統、國家主席的，不見得敢回擊老板、上司、長輩的騷擾與欺淩，甚至面對“平級”的同學、同事中的惡人、霸道強橫者，都不敢且難以反抗。

    這樣的情形在現實中比比皆是。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前南都記者文濤，在赴黑龍江采訪“建三江事件”時，雖明知有危險，但仍敢深入虎穴做報道；文濤還因為采編關於艾未未的報道而被拘押70多天。而現今他身在中國，仍敢提及這些禁忌話題，並繼續發表相關敏感言論、表達政治異見（哪怕相對隱晦了些）。但他還在推文中提過，他在90年代在北師大讀書時，面對體育系組成的“抓風紀”隊伍搞雙重標準（即壹邊抓其男女學生談戀愛，他們自己卻經常勾搭女生的行為），文濤卻並不敢反抗、吱聲。文濤推文原文如下：“那時的校園風紀，還就對男女之事敏感。想起鄙校校衛隊，多體育系，最熱衷抓談戀愛的，樹林棒打鴛鴦，宿舍清查“拉簾子”。而所謂非法戀愛，體育系為甚，有時感覺他們專業搞對象，業余讀大學，執法犯法，可以說是燈下黑，為畢業後參與相關工作做準備了。”而同樣在90年代讀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的學者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也有相似經歷。很明顯他們都沒有選擇反抗。連名校學生，且後來成了知名人士的人都如此，何況普通學生、市井平民了。至於反抗的後果，我自己在反抗校園暴力後遭遇的打擊報復、受到的嚴重身心傷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身邊的流氓惡棍式的同學、同事、鄰居、朋友圈子的成員，乃至網上壹些圈子的流氓惡霸，對個體造成的恐懼感、壓迫感是比獨裁政權還要大的。

   此外，個體在隱蔽環境下所受傷害後，也普遍比群體被傷害更加無助，得不到溫暖與支援，會因無處傾訴、缺乏舒緩、沒有集體共擔，而使痛苦感倍增。黎明在被性騷擾之後的遭遇和創傷，就是典型。作為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受害者，我對此同樣有切膚之痛的親歷。

     當時，我還看到報紙上提到香港壹個未成年“巴士迷”遭遇欺淩事件。壹位14歲的自閉癥少年，遭遇同為“巴士迷”的青年人欺淩，被騎在身上毆打，據說此前還遭遇掌摑，即便他下跪求饒都還被毆打。這件事情因發生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人拍下照片及錄像，引起媒體關註。這和狹義的校園暴力不同，但性質是壹樣的。其實，99%以上的校園暴力行為都沒有欺淩過程的照片或錄像流出（這個比例有人質疑嗎？），而嚴重程度往往不亞於大家通過壹些欺淩者或公共監控拍下的視頻中看到的。性騷擾、職場欺淩，以及精神病院中存在的虐待行為亦是如此。這三件新聞將騷擾與欺淩的嚴重性普遍性，以及公開與陰暗處暴力關註度截然不同的對比，鮮明的呈現了出來。關於隱蔽處發生的傷害的普遍及危害程度之嚴重，我在《思考》壹文中也有論述：

    “很多人看見公共場合的恐怖襲擊覺得可怕，可是，實際上在陰暗無人的角落（例如家裏邊，在臥室、廚房、衛生間或者鎖著門的院子裏，又例如學校的廁所、教學樓後面、學校外面後墻或者樹林裏、河邊、廢棄的爛尾樓，或者在晚上幾乎沒有人的時候的大街），發生的事往往比公共場合的更可怕更令人發指。尤其對於受害者來說，公共空間總是有獲得幫助的可能，而且至少能讓人看見對方對自己的暴行，而在陰暗角落則是完全無助的、絕望的、任人擺布的，在這種封閉環境中所感受到的恐懼絕對比在公共場合要嚴重的多。

    而且，越是沒有人（至少沒有參與毆打的“外人”）的地方，施虐者就更能肆無忌憚隨心所欲的用各種毫無人性的手段來對待被欺淩者，例如燙煙頭、用鞭子反復抽打、往身上頭上撒尿等，在公共場合發生幾率微乎其微，但是卻能在封閉環境中瘋狂的不需掩飾的做出來。現在新聞媒體披露的壹些新聞附有的照片或者錄像，展示了壹些受到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侵害的受害者身上各種傷痕，央視的社會與法頻道就播出過壹些案件，尤其妻子因受丈夫或其他家人虐待而殺死對方，投案後警方在她身上驗出的男人帶給她的各種疤痕。其他平面媒體和互聯網上也有許多。例如引述過的李彥案中，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中就有她受家暴後的照片。

    而校園暴力中很多用磚頭砸、亂踢亂踹、逼人下跪“認錯”、扒光衣服、對著受害者撒尿等很多都是欺淩者拍攝的，網上可以很容易搜到相關信息。而事實上除了壹小部分囂張至極、完全沒有法律意識和完全不知道什麽是害怕的欺淩者，大多數人不會選擇拍照留下證據，即使少部分欺淩者拍下這些淩虐圖片，也只會在小圈子內部傳看，或者只是當做要挾被欺淩者不說出去或者有助於他們以後繼續欺淩的脅迫手段，更不會傳到網上變成追究自己責任的把柄，所以可以推測在陰暗角落實際受到嚴重欺淩的學生遠遠多於現在媒體和其他互聯網平臺爆出的。至於采取城管手冊的“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方式打人還讓受害者確實很痛而且飽受屈辱，那就更難被發現和懲治了。而且如果陰暗角落中的弱者身體弱乃至有殘疾，如臥床的老人、幼童、盲啞或者肢體殘缺的殘疾人被虐待，更是痛苦難以言狀，但是卻又非常普遍（看看各種爆出的新聞，如家人的虐待、養老院的虐待、殘疾人學校的內幕等）。

   對於社會公眾來說，不能只把能看見的、容易變成新聞焦點的可怕的事當成可怕，而對於看不見或者不能具體了解的醜惡現象不予關註。同樣，我們不能只關註可能傷及主體人群的威脅（而且往往幾率很低），而忽視對個體、對弱勢群體的傷害。沒看見不代表沒有發生，相反，很難被看見的、發生在較封閉或偏僻環境中的罪惡遠遠比在公共場所發生的罪惡情節要惡劣的多，因為沒有輿論的監督和眾口評價，所以才會完全沒有道德底線的瘋狂作惡。就像在歷史上和當今世界各種監獄、集中營、戰俘營已被廣為人知的各種酷刑，就說明了在沒有社會公眾的眼睛和耳朵的監督，人性惡的壹面就會被極度釋放，給手無寸鐵的弱勢壹方造成往往生不如死的傷害。當然，有時候即使部分陰暗角落的惡被發現，只要強勢的欺淩者有足夠的權力（尤其暴力）封鎖消息、壓制議論，也能讓惡繼續發生。”

    還有很多想說的，但是篇幅所限，只說這麽多吧。

   13.關於精神病房虐待患者的案例舉例及分析

    校園暴力如此，發生在監獄、精神病房等封閉場所的各種欺淩、虐待，何嘗不是如此。在前面好幾個新聞的聯想中，我多次提及精神病房存在的欺淩、虐待病人的行為，就接著上文，在此舉兩個例子做壹個集中的說明吧。

    例如知乎用戶“莫f”（迄今520粉絲、4300多贊同、340多感謝、460多收藏，本回答有789贊同，146評論）在提問“如何在精神病院證明自己是正常人”下所述的在北京安定醫院的遭遇（為保持事情完整性，只好全部貼出，篇幅較長，被欺淩等重點言辭內容用粗體標出）：

    “我打算說出這件事。也算解決壹個枷鎖。2017年年末，我跟父親吵架。吵架之後半夜。他打了北京安定醫院的電話。然後把我綁走了。理由是我白天跟他電話裏吵架的時候說了壹句。妳再這麽逼我我就去死。然後掛了電話。當時我跟他不在壹起。也不在北京。在離北京很近的壹個城市。他半夜開了門強制給我帶走。因為是強制。所以我連警都沒報成。上了“120”之後。我情緒穩定了。想著跟他說說話。讓他消消氣。但是他壹句都不說。到了安定醫院之後。因為是急診。只有壹個“大夫”。當時我想跟這個大夫說話。結果他根本不聽。(是真的不聽)然後說是誰打的120。他說是他。當時那個大夫問了他大概10多分鐘吧。然後出來就拿了收費的單子。但是這個時候我也沒多想。我根本就沒想到後來發生的事情。之後那個醫生拿進去。裏面出來壹個護士，拿著針。當時我就感覺不對了。就要跑。結果門口有保安。攔住我。然後護士就扒我褲子。保安也在旁邊，摁著我。給我打了壹針。然後急診旁邊有個小屋子。他們就把我關在那裏。大概1小時後吧。藥開始起作用了。我就被帶出來。架到三樓(我身體本來就不好。當時就沒力氣了)

    到了之後就看到壹道壹道的鐵門。我進去之後被帶到了壹個屋子(叫興奮室)大概就是二十幾個床位。放在壹個屋子。然後當時已經很晚了。我問護士。我住在哪，然後那個護士說：“沒床位了。要不妳在走廊裏睡壹宿吧。”然後指著地笑了兩聲。我發誓那是我人生中聽的最刺耳的笑聲。然後有壹個老奶奶。(後面會講她。)看我在那。就說要不妳跟她壹起睡吧。(就是壹個小姑娘。)那個小姑娘才14歲。然後淩晨3點。我跟她壹起睡。(對了。半夜還接了尿。說要化驗。裏面壹切的檢查全是強制的。)第二天6點。我被吵醒。護士會在走廊裏大喊名字。然後妳就得起來。不起來肯定是強制。(說到這。想起來，進來的時候衣服什麽的都被收走。包括所有的東西。然後給了我壹個粉的像布壹樣的東西。特別破。(真的不誇張)頭上都有監控。屋子裏。完全沒有任何隱私)然後簡短點講吧。6點起被抽了11管血。我本身就比較瘦。最後都抽不出來了還得抽。然後就被關進興奮室。疊被等著“專家”來。8點了護士會推個車。拿藥。不吃是肯定不行的。我壹進去就看見有人被綁著。每個床下面都有“帶子”像那種束縛的。我在那有個女生僅僅說她想出去就被護士綁起來。然後掛水。因為會被認定是“情緒不穩”。8點的時候壹群人當面“專家”開始問我問題。我就說我是因為吵架進來的。跟家裏有爭執。結果那些醫生聽完什麽都沒說。然後我說什麽時候能出去。見家屬。旁邊有個護工說妳來的第壹周可能不能見。醫院規定。妳不在這待1.2個月別想走。當時我就又氣又不能表現出來。(表現出來會被綁)那些醫生專家每個就問幾分鐘。有的人根本不問。還TM看病。我看就是把人關起來餵藥。(我生氣是因為有個奶奶。裏面唯壹對我好的人。重度抑郁。那種地方正常人都受不了。)然後我講講白天。白天護士會在屋子裏說話。根本沒法休息。因為我是淩晨進去。6點檢查。所以第二天困的睜不開眼。我說了二十幾個人壹個屋子。護士護工來來回回。到了第三天。我實在挺不住了。因為到了晚上燈是來著的。（黃色的燈）走廊的白燈都開。燈都會照進來。每天都有人打呼。我是有聲音睡不著。被強制拉下去做核磁的時候我因為三天睡不著脖子擡不起來了。真的就是沒力氣。感覺精神徹底崩潰了。因為我想休息。但是那些護士，護工無時無刻會在屋子裏說話。而且非常大聲。聊旅遊，聊吃什麽。我拿紙堵耳朵都沒用。有個護士看我拿紙堵著還特意更大聲說。對了。每天不能喝水。起來之後。檢查被拍到下午的話妳就沒有水。就是幹脆水杯都不給妳。到這聊聊吃的。吃的我在那8天。（最後我奶奶去付的錢）收了將近9000塊。每天就是壹碗榨菜。粥。早餐。午餐大概就壹個菜？跟不好吃的那種。基本沒法吃。說回來。我在裏面我看醫生根本不聽妳說的。而且確實睡眠已經讓我要徹底崩潰了。我第四天躺著的時候感覺真的瀕死了。我活到現在20年沒這麽清晰的感覺自己要死亡。而且我還對那裏的傻逼專家們抱有希望。我擔心自己由於睡眠不足。如果他們問我話的時候狀態不好真被判斷成有病怎麽辦。我就徹底出不去了。後來第三天。真的很巧。我被拉下去做檢查的時候進電梯。看我了我媽。（我媽其實從小到大事不關己的那種，我手骨折都沒反應）她看到我披頭散發。穿個那麽破的布。當時沒流淚。但我第壹次感覺她難過了。我這時候也知道她從老家過來了。我哭了，然她接我走。之後因為他們說見家屬說我“情緒激動”。護士把我拽走了。晚上的時候護士發藥。過來跟我說給我張電話卡。（進去的時候是沒有卡的。每次吃飯會有個IC卡壹樣的插卡電話，每次只能打10個人。每人三分鐘。）說妳給妳媽媽打個電話。她跟我說我媽下午看我那樣說怎麽給孩子穿那麽少。給護士站打電話罵她們了。所以她說讓我給她打電話告訴她我不冷。我當時想著先把卡拿了。然後我給我媽打電話（打電話的過程護士什麽就在旁邊）等到第二天。我再給她打。說為什麽不接我走。她說問了醫生，醫生說沒過急性期。不讓走。我媽說孩子有什麽病。要接我。他說誰簽字送進來的只能誰簽字接走。妳是她母親也不行。所以這種情況直到第八天。我奶奶知道了。然後趕過來。把他大罵了壹頓。然後他們壹起到醫院了。簽字之後我出來了。後來我出來因為沒手機。去派出所報了警。警察說得去綁妳走的地方。我又回了綁我的地方結果綁我的地方說那是妳父親我們立不了案。他是妳監護人。我反問他我都20了還有監護人？他說“有”。他說這事我們管不了。妳願意就去起訴。出來之後也給幾個報社打了電話。說跟上級反映結果不了了之。也發了微博。奈何從來不玩微博。想買頭條不通過。事情也沒受到很大的關註。對了。安定醫院出來之後有個病歷。我出來第壹天低血壓進醫院了。懷疑是那些天給開的藥的副作用導致的。然後病歷上入院診斷是情緒沖動。出院診斷是精神障礙。除了這個所有的檢查後面全都正常。

    我從出來之後低血壓住院。然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我奶奶在我報警之後給我跪下了。說能不能別去。看警察不管在旁邊還說妳看他們不可能管。還說什麽他畢竟是妳爸。先講到這吧。有點累。我只想說壹句。他是畜生。不是爸。還有，北京最權威的精神病院原來能亂關人。強制的把壹個20歲的女生關進去八天。而且不檢查不診斷就餵藥。最後為了逃脫責任就寫個精神障礙這麽個什麽個虛詞。呵呵。”

    希望看到文章的人能註意到，這位“莫f”是住在中國大陸最好的精神病醫院之壹北京安定醫院，這就是中國大陸最好的精神病院之壹的內幕。如果認為孤證不立的話，再舉壹個知乎用戶“小h花”（迄今1500多粉絲，16000多贊同，2900多感謝，2700多收藏，其中本回答得到239贊同，78評論）在北京安定醫院的經歷（在提問“精神病院中發生過哪些細思極恐的真實事件”下的回答），重要內容仍用粗體標出：

   “有人說我是編的，不知道惡意在哪裏，實話實說而已，附上住院那個手環吧，證明自己沒有說謊，如果有機會再附上繳費單。

（此處為住院手環照片，包括病區、床號、住院號、姓名性別、年齡、住院時間，姓名打了碼）

手腕上青色的是抽血抽的，因為做無抽壹手臂都是。

--2018.4.17

   安定醫院，住院的時候17歲，現在18。全國最好的精神病院之壹，躁郁癥進去封閉二十多天，這輩子寧願死，都不再住院治療了。進去了之後，妳的命就不是妳的了，是妳的家屬和醫生的，只要妳家屬和醫生覺得妳有病，妳就是有病。

    認識了壹個到裏面戒毒的女孩，認知清晰，每天跟護士走的很近，人還算好，後來跟我們聊開了，知道這女孩是吸毒被母親拖關系送進來戒毒的。她跟我說，這醫院主要就靠住院和電療賺錢。

    進去了不管不問，先打壹針弗派，大概是壹種情緒穩定劑，後面又打了幾針，到了第三四天的時候，面部開始抽搐，舌頭壹直吐在外面，無法控制。那時候意識模糊，大多數護士   面色都不好，沒有主動和人溝通，有護士問詢過，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到了做電療的時候，做電療的醫生說:“舌頭怎麽了？”然後看了下我的用藥單子，跟旁邊不知道是助手還是什麽說，弗派針對非精神分裂的病人會有這種反應。然後給我停了。

    病區裏面什麽樣的病人都有，認知清晰的，認知模糊的，從精神障礙到失眠，吸毒的，戒賭的，什麽樣的都有。

    病房裏有個認知不清晰的十七歲女孩，做電療做到整個手臂內測都青壹塊紫壹塊的，總是在找護士護工借筆，不知道她要做什麽，晚上壹圈圈地在走廊上走。

    她找到護士，叫她們姐姐，跟護士報自己的床號，告訴她們自己吃藥吃的太多了，頭很痛，護士只是不耐煩地把她哄到壹邊，要不就是置之不理。後面忘了是因為什麽了，可能是要對她做什麽治療，被捆了起來。我真的壹輩子都忘不了那些被捆起來的病人的表情，她們被捆起來的理由各異，她們什麽都做不了，只能呆呆地望著天花板，眼神空洞而絕望。

    不想說了，我現在在外面，過得很好。

    2018.3.29

    人漸漸多了，評論區也有好多在安定住過院的，再說幾件事情吧。

    說護士態度好的我認為只針對認知清晰的病人，我剛做電療那幾天認知也是模糊的，基本上在床上躺了三天，起來了看到護士在護士站喝冰紅茶，我不知怎麽問了句:“可以給我喝壹口麽？”她們就像是看怪物壹樣看著我說:“妳腦子壞了吧？”後面我認知清晰了，對我態度就正常了。

    印象裏有四個醫生，壹個主人。醫生態度都是壹般，有壹個醫生很好，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病人都很溫柔地對待，很負責。

    有壹個男醫生很惡心，經常嚇唬不想吃藥的病人，說不吃藥會死之類的，病人在他值班期間鬧了就隨便綁人，不會過來安慰之類的。我們幾個病友私下都說這個醫生才是有病，綁人愛好者。

    進醫院之前吃了很久的抗抑郁藥，剛進醫院就給我停了，我也想不通為什麽。結果十分不適應，開始情緒低落到谷底，每天只想著如何出去，醫生來查房了就跟她反應這個情況，但壹直沒有改方子。後來趕上壹回主任來查房，我跟她說了，她讓我的主治把抗抑郁的加上，才得以活命。因為這次突然而來的斷藥，自己的抗抑郁藥又加量了。

    每天上午都要去娛樂室活動，這個評論區也有人說過了，是強制的，我也有嘗試躲在病房裏不出去，確實成功了。最無語的是剛做完電療那幾天，身體極其不適應，只想睡覺，還被護士喊去娛樂室，但護士看我站都站不穩，放棄了。

    有男病人過來搭訕，壹個200多斤的胖子，我當時告訴了他我叫什麽，後來沒過多久就要我做他女朋友。真的很惡心，然後我跟護士反應，她們只是笑。接下來的幾天我都試著躲著不去娛樂室，聽見他在娛樂室大喊我的名字，沒人管。但被護士發現還是會被哄過去，然後繼續被他糾纏，還好有個護工阿姨看不下去了，把我帶到了壹邊，才得以解決。

    唉。。。世界真是荒謬啊。”

    而評論區有許多住過安定醫院和其他精神病院的紛紛表示自己也經歷過類似情況，對於幾個質疑者，答主也做了回應。這個回答很容易搜到，就不壹壹列舉了。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很明顯，由於住過精神病院的人普遍知識水平、心理狀況、個人條件都很差甚至極為糟糕，因此能夠在知乎寫出、願意寫出自己或親屬在精神病院的經歷的，是鳳毛麟角，但即便鳳毛麟角，都有約數百個回答提及了精神病院存在的欺淩和虐待問題（且僅僅只包括含有“精神病”、“精神病院”等關鍵詞的提問下的回答）。而那些被囚禁終身、沒有親戚願意接出來、醫護人員也知道他/她不會出院的，永遠都沒機會說出精神病房裏醜惡的人，那些護士醫生會對他/她們做什麽呢？有多少未知的《熔爐》那樣的暗角存在著呢？

    這個世界看不見的角落，總是在發生著各種令人發指的暴行，許多事件酷烈程度並不亞於奧斯維辛和南京大屠殺中的許多具體案例，只不過前者每個個案中涉及的人數很少（如絕大多數校園暴力事件中只有壹個受害人）罷了。而前者累積起來，肯定要比奧斯維辛、古拉格以及南京大屠殺受難者加壹起還要多的。這些惡行大都發生在日常、發生在和平年代、發生在歌舞升平的大街外的小巷暗角、發生在外表清純的未成年人的小圈子裏、發生在“治病救人”的精神病房裏……

    相對而言，我所呆的香港精神病房，的確算是精神病房中的天堂了。例如我至少還有幾張報紙和電視新聞可看，後來還看到了世界杯（當然我並沒心情看）。而大陸大多數精神病院哪有這些呢？但精神病房就是精神病房，即便是精神病房中的天堂，也不會有人願意待在那裏，因為沒有自由。

    關於看到香港報刊雜誌及電視新聞後的聯想、評論，就只說這麽多吧。再重復壹遍，這些思考絕大多數都是在出院之後，準確說是安頓好之後才想到的。在醫院裏，看報刊雜誌和電視新聞的時間很短，絕大多數時候還是焦慮的在病房裏來回的踱步。

    我之所以用如此長的篇幅寫以上這些新聞及其關聯的問題，壹是想通過這些新聞，進壹步闡述和強調校園暴力問題、網絡暴力問題、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權利被侵犯問題的嚴重性、關註和解決的必要性；二是希望借這些新聞，表達壹下我對中國許多重要的政治、社會問題的觀點，表明我的價值觀，也嘗試對解決相關問題提出壹些建設性的意見。

    6.真的就這麽“適應”了嗎？

    從吃飯到睡覺，病房日常的基本作息，看起來我似乎已經適應了，是嗎？顯然並不是。與其說是“適應”，不如說是壹種“忍受”和“順從”。面對精神病房強大的制度壓制，面對這個制度堅硬的部件：醫護人員、封閉的病房、壹系列管理和懲戒措施，我柔弱的肉體只能選擇忍耐服從。但這種服從更多是外表的、強迫下不得已的。相反，以前相對自由散漫、有尊嚴和權利的生活壹下子被改變了。人身自由被完全剝奪，言論自由、通訊自由也被嚴格限制或說部分剝奪；每天低三下四求護理人員，不能像正常人那樣充分表達喜怒哀樂，不能釋放七情六欲，相反要接受從起床到睡覺、吃飯到吃藥的各種管制，還要在洗澡後赤身裸體在護士面前護士換上衣服，作為人的基本尊嚴被剝奪了，自由生活、自由選擇的權利也被破壞了。

    經歷了這種由有自由到無自由、有尊嚴到無尊嚴、有權利到無權利的改變，我的心理狀態、思想意識都被強行扭曲。就像原本健康的胳膊被他人拉的脫了臼、自由伸展的腿被暴力擰彎，我的精神也被外力強制彎折了。精神彎折的結果，就是比沒有被關進病房前更加渾渾噩噩，在陌生而封閉的環境中緊張而焦慮，在各種約束管制下精神萎靡不振，思維和反應能力進壹步下降。精神的萎靡和脆弱，連帶著也導致身體更為虛弱，有時感到身體疲累和沈重，有時又覺得整個人很麻木和飄忽。

   當然，我前後只在精神病房待了23天。如果呆230天、2300天，會是怎麽樣呢？會真的瘋癲、馴順、癡呆嗎？就像我看到的病房的重病患者那樣，每天只吃飯和拉屎撒尿、像僵屍壹樣在狹窄的病房裏來回踱步，像豬圈裏的豬玀在封閉的病房呼呼大睡，如同行屍走肉壹般毫無生氣的活著嗎？我想90%會的。即便壹年半載內精神沒有失常，恐怕也很快就從內而外完全服從精神病房的紀律和作息，反而不能適應病房外正常社會的生活了。就像《肖申克的救贖》中的布魯克斯，他寧可在牢裏劫持獄友換取加刑，也不願意被釋放，因為他已經被監獄“體制化”了，也就是完全適應且無法離開監獄的生活體系了。相反，布魯克斯無法適應監獄外的自由生活，出獄後最終還是自殺了。精神病房同樣是將人“體制化”的機構，而且比監獄對人的精神重塑的更徹底，因為“精神病房”不僅限制人肉體的自由，還要“矯正”人的精神。只是，這種“矯正”，究竟真是在矯正，還是在破壞人追求自由的靈魂和精神的本真？

    被關到精神病房對我造成的傷害還不止這些。入院前我向法官申訴時，就提到住進精神病房會導致汙名化的問題。而事實上，尤其對於不太了解精神疾病問題的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總是會對住過精神病房的人標簽化為“精神病”，無論最後診斷結果是什麽，歧視和汙名都會形成，並如影隨形般影響住過精神病房的人。

    另壹個連帶的重大影響是，我被關到精神病房後，我的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活動就被迫中止了。在病房內，人身自由全無、通訊自由受限，根本沒有辦法像被關押前那樣去各機構和媒體引發關註。期間，職工盟的林祖明先生來探視過我，他就告訴我，然後現在聯系媒體，媒體都說因為我的事情發生在大陸，找不到其他當事人，不方便采訪。本來我想通過割腕自殺引發媒體關註，促使社會重視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問題，結果現在不僅沒能引起關註，我反而失去自由，在精神病房受罪，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面對被關進精神病房導致的直接傷害和間接損失，我只能選擇忍受，沒有任何反抗余地。連表達生氣、憤怒都不可以，因為會被看成發病，就更難以爭取到早日出院。我在以前遭遇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時，還可以表達憤怒、發泄情緒，甚至不滿意大陸警察都可以投訴、提出異議，但是在病房，什麽反抗言語和行為都不能做，做了還會產生適得其反的後果。這對於我這樣性格執拗的人來說，是屈辱，是折磨。但這壹切最終還是忍下來了。

    除了吃飯、吃藥、洗澡、看報、睡覺，從早上7:30到晚上10:30，15個小時中，大約12個小時都是在病房裏來回踱步，或者偶爾在床上坐壹會，然後坐不住又開始踱步，腳都被拖鞋棱磨破了，但還是得踱步，因為躺床上壹動不動更難受（還有護工勸說我不要來回走路，我心想我枯坐在床上，什麽事都幹不了，沒有任何轉移註意力的工具。焦慮緊張，非得真瘋了不可。所以還是選擇來回走路，然後護工也沒說再什麽）。如此死氣沈沈的生活，就這麽壹天天的熬著。

    因此，所謂“適應”，只是放棄了反抗，變得相對麻木和馴服罷了。事實上我根本不能真正適應這樣沒有自由和尊嚴的生活，內心總是想著早日出院。

（三）“被入院”容易出院難--殘酷的滯留、身心的掙紮、痛苦的思考

    1.和主治醫生談及自殺問題；我個人關於自殺問題的想法看法

    我和主治醫生陳醫生的談話，平均兩天壹次，除了第壹次，每次不超過20分鐘，有時不到10分鐘。

    我因自殺而被判強制入院，自殺問題當然是醫生詢問的重點。在瑪麗醫院被問詢是否真的想要自殺，我誠實回答是要自殺；後來又被問如果問題沒有解決是否還會自殺，我說還會自殺，結果就被強制送到精神病房裏來了。因此在和病房的兩位醫生談話時，我吸取前面這兩次回答的教訓，只好違心的說，我不是想自殺，只是想通過在中聯辦割腕引起媒體對我的事情、對校園暴力問題的關註，而如果我出院，也保證不會再自殺了，而是會好好生活下去。事實上，我當時很清楚，會大陸會不會自殺，取決於環境而不是我自己。

    這真是很荒唐的事。為什麽香港、大陸的精神衛生體制和醫療理念，非要逼人撒謊呢？自殺也應是個人的自由，人應有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

    關於自殺是不是個人的自由，人類已經爭議了很久。我在前面第三章的第壹節，已經很清楚的闡述了我為什麽要自殺。而在我其他文章如《自述》和《個人情況說明》中也都有背景提及。我本不想死，但是理想的破滅、維權的挫折、社會的殘酷、生存的艱難，都把我逼向了死亡。我已經承受了太多，從幼時的家庭暴力，到中學的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我常年生活在痛苦之中。好不容易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卻還是因謠言和歧視倒在了高考的終點線之前，功虧壹簣。此後，整個人焦慮抑郁，瀕臨崩潰。無奈下我選擇上互聯網逃避現實，好不容易有了壹個相對友善如避風港般的朋友圈，又被壹群流氓惡棍侮辱和逼走。我住在自己的出租房裏想逃避社會，家庭又突生變故，父親中風，我生活越來越拮據，再拖也拖不起了。於是我鼓足勇氣，奮起維權，投身防治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的社會運動，卻四處碰壁，遍嘗世間冷漠。我盡力抗爭了，可力量微弱，總是受屈和吃虧。這樣沒有尊嚴的、身心飽受折磨的活著，有多少意義呢？

    我前面提及了自殺的壹個原因是為了理想，為了抗爭，為了做防治校園暴力領域的殉難者，如布魯諾、釋廣德、帕拉赫那樣。不過我沒有那麽光榮偉大，我為防治校園暴力奔走呼號、我的抗爭、我的自殺，也是對生活絕望的逃避。

     就像古今中外的許多革命者，是不是完全是因為政治理想而參與革命、為革命犧牲呢？或者說，政治理想又發自於什麽？毫無疑問，不只因為使命感正義感這些，有時就是因為把它當作精神寄托罷了。就像有些民族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許多也是中下階層，他們並不見得真的理解民族利益和民主自由的本質和意義，很多時候只是以民族自豪感和參與政治運動掩飾生活中的失落。以政治理想代替壹般的生活追求，是對生活瑣碎與不滿的下意識逃避。

    我想到《紙牌屋》第三季中的壹段劇情。劇中女主角、第壹夫人克萊爾去營救因宣揚同性戀權利而被俄羅斯逮捕的美國人科裏根。克萊爾勸說科裏根，簽了認罪協議，但科拒絕簽署。克萊爾勸他要懂得妥協，他卻說革命者是不能妥協的。看到這，科裏根就像壹個爭取LGBT權利的革命鬥士，視死如歸，寧願關在俄羅斯監牢也不放棄政治理念。克萊爾為了進壹步勸說，就留下來和科裏根長談。克告訴科，他的丈夫在美國等待著他，難道不願意回去嗎？科才開始吐露心曲：他和他的同性戀丈夫，感情並不和睦。從壹開始的情投意合，到後來和許多異性夫妻們壹樣，生活壹地雞毛，乃至互生嫌隙。於是，科更投身於同性戀權利的宣傳，甚至跑到明知有被捕危險的俄羅斯。談完後，克萊爾睡著了。壹覺醒來，科裏根用克的圍巾上吊自殺。然後，在普京和安德伍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克萊爾拒絕粉飾俄羅斯的粗暴拘捕，聲稱科裏根是為了信念，不甘屈服才自殺身亡，將科塑造為烈士。這樣說道理上自然說的通。但前面那段對話，科裏根的個人生活，與他投身政治、冒險赴俄、最終自殺，又有何種關系？

    政治，是宏大的東西。投身其中，可以給人以力量感，哪怕人本身的力量並沒有實際改變。全情的投入政治，有時可以忘卻生活的艱辛，至少在精神上，成為逃避部分零碎卻也重大之煩惱的港灣。而為壹個偉大的政治目標而犧牲，也是比普通死亡更有崇高性的死亡方式。對飽經創傷、無法抵禦現實各種傷害的人，更是壹種感覺上超值的解脫。

    所以，就說到我自己了。我的政治抱負、社運行為緣自何因？政治理想有幾分純潔性？十幾年閱讀積累的知識與價值觀，和生活中遭遇的挫折與創傷，哪個是最重要的社運驅動力？而挫折與創傷這部分具體如何驅動？是因同理心和權利意識覺醒而投身社運，還是為逃避繼續受挫而把身心由日常生活轉向革命與社運？我在中聯辦割腕自殺的舉動，是為了理想殉難，還是因生活絕望而選擇了壹個更有價值的方式自我了結？

    說件我自己遇到的事情。在2017年的時候，當時家裏很困難，我乘車去了幾十公裏外的安陽市貸款，聯系到了浦發銀行壹個經理辦信用卡。辦卡還需要開壹個收入證明，我打印好證明，然後和父親去他工作的醫院蓋章。醫院辦公室推給財務科，財務科卻說父親兩年沒有上班，拒絕蓋章。其實，我父親作為事業單位正式職工（正式工和臨時工現實保障差別巨大），始終有權利享受與職稱相稱的保障和福利，還有正常存儲的每月近400元（工資的12%）的公積金。雖2015年中風後沒上班，但是都在醫院工作快要20年了，以前是醫生，後來因發生壹段家庭變故而離職（這件事發生在1995-1997年，當時鬧得很大，滑縣許多人都知道），回來後只好去了後勤。當然職位壹降低，變成個“掃地的”，財務上就看不起和借故刁難了。其實恰恰是因為生病沒上班，才急需蓋章辦卡取錢救急，我也能多壹點生活費繼續維權。還有，聽我父親說，醫院在我父親生病期間，沒有發病假工資。而按《勞動法》規定，“前6個月病假工資按80%發放、6個月以上按65%發放（按10-20年工齡標準）”，等於醫院在2015-2018年間扣發了我父親至少5萬元工資，即便抵上三年間需繳納的五險壹金約壹兩萬元，也還有三萬多沒有發。還有關於事業單位病假工資發放的其他規定和政策，與《勞動法》大同小異，都要求單位發給長期病假職工類似比例的工資。但醫院卻根本不執行，我勸我父親去醫院要這些工資，我父親說肯定不會給。當然，這種明顯違反《勞動法》和事業單位職工病假工資發放相關規定的行為，在小縣城算不上什麽奇怪的事，連在職工作人員都欠薪，何況請病假的。但因此從情理上說，醫院更有義務蓋章幫忙以解燃眉之急，財務科主任只要同意就行，也不會給醫院造成什麽損失。然而不管我父親如何懇求，各種說好話，科主任都不給蓋章，這就是權力。然後，沒有收入證明，信用卡自然沒有辦成。後來浦發銀行的那位經理都說醫院不近人情。

    走到樓梯口，我忍不住“妳媽那個逼”喊叫著罵人，我父親趕快讓我小點聲，說我罵了之後醫院就會找他（我父親）的事（也就是找麻煩）。難道我想罵嗎？我也在想，自己本來學習優良，壹表人才，如果沒有那些校園暴力，我會在211或985院校裏和同學們壹起研究政治、歷史和社會，舉止溫文爾雅，才華橫溢，是國家的柱石、時代的希望。可如今的現實卻是，我在這跟潑婦罵街壹樣的說臟話、大喊大叫。而且也不是壹次了。短暫的幾次回家或去父親、奶奶住的醫院（爺爺已經於2016年去世），跟小時候對我長期毆打虐待、實施家庭暴力的姑姑見面，又多次激烈沖突，在醫院大庭廣眾下打的不可開交，她力氣大我打不過，最後我把水果刀都亮出來了。我什麽時候變成窮兇極惡的歹徒壹般了？2017年初，我在上海，因為父親暫時接濟不上，我差點流落街頭，不得不向包括我母親在內的人借錢……然後壹些事現在都感到羞愧不安。我怎麽淪落到這步田地？尊嚴、禮儀、修養，我全都沒有了。還不得不撒謊。這樣壹個人，還活著做什麽？活下去只會重復這些粗魯和骯臟的言行，壹步步墮落下去。我不想墮落，不想變成我看不起、看不慣、受不了的人。可我抑郁癥日益嚴重，沒有能力改變自己，那只有死亡才能避免墮落、不讓自己再這麽沒有尊嚴的活下去。（除了以上的例子，我在《自述》中也提及我遭遇的很多讓我為自己行為而痛苦、愧疚的例子，篇幅所限，在此就不記述了）

    知名社會學家塗爾幹在他的《自殺論》中，根據動機將自殺分為四種：1.利己性自殺；2.利他性自殺；3.失範性自殺；4.宿命性自殺。從定義看，四種自殺動機有些互斥，例如利己和利他性自殺。但我倒是感覺，這四種自殺因素我全都或多或少的具備：我既處於與社會的相對疏離狀態，受到歧視欺淩，因此感到孤立和痛苦（符合1）；又希望以我的死喚起社會對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問題的關註，成為社會運動的殉難者（符合2）；面對醜惡的、顛倒黑白的、沒有公平正義的社會，我喪失了生活的信心（符合3）；中國沒有法治與自由、在專制壓迫下弱勢群體處於欲喊不得、欲逃無路的絕望境地，我活著的痛苦超越了對死亡的恐懼（符合4）。塗爾幹當然不鼓勵人們選擇自殺，但他的理論清晰的闡明了人選擇自殺的各種動機及其在情理上的自恰性。我自殺的理由難道不充分嗎？我活下去的意願，遠不抵選擇死亡的動力。我自殺不是壹時沖動，而是必然選擇。

    我無法忍受歧視與欺淩，不願意壹而再、再而三的受辱吃虧；也不想再有那種厚著臉皮撒謊以免流落街頭的行徑了。在《自述》中我已經很清楚的講了自己在家庭和學校遇到的許多次傷害，本文也提及了遭遇的包括網絡暴力在內的謾罵威脅，以及維權和呼籲防治校園暴力過程中的各種挫折和打擊，在此就不重復了。我抗爭斷斷續續有十年，維權也近兩年，結果還是失敗告終，我難道不應該選擇殉難、以死明誌嗎？不應該用生命的代價表示為呼籲煩防治校園暴力事業付出了犧牲嗎？歷史和世界上有多少人為了擺脫迫害和追求真理而自殺，除了前面提及的釋廣德等人，還有因同性戀傾向被迫害而自殺的艾倫·圖靈、無法承受經歷和目擊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強奸慘劇而自殺的魏特琳、在文革期間遭受肉體和精神雙重折磨而選擇“自絕於人民”的數十萬乃至更多的知識分子及工農大眾、希望從極權壓迫的痛苦中解脫而自焚的壹百多位藏人……淹沒在歷史中的男女自殺者有千千萬萬，知名的也不勝枚舉。我就是想像他/她們壹樣，有尊嚴的、有價值的、壯烈輝煌的結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至少少受些痛苦，為什麽不可以？我適應不了這個殘酷的、充滿不講理、暴力、謊言、不公平的社會，想壹勞永逸的擺脫，為什麽不可以？其他人有什麽權利阻止我自殺？有什麽權利因為“擔心”我自殺，就把我關在精神病房讓我沒有自由、沒有尊嚴，令我飽經創傷後再受折磨？

    還有，難道我願意死嗎？如果中國有充分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我遭受校園暴力後，學校、教育機構和公安司法機關都能夠負責任的、合理合法的處置，保護我的人身安全、懲治校園暴力加害者，讓各種欺淩、歧視、毆打、威脅不再發生；對於網絡暴力，公安司法機關、通訊運營商、社交網站能夠堅決打擊，通過社交賬號查到實施網絡暴力的個人，涉嫌違法犯罪的嚴懲不貸、並且消除給我帶來的不良影響；對我與他人的糾紛能夠積極處置、合理裁決，對於侵犯我利益的人堅決依法懲處（反過來我違法犯罪也壹樣）；社會能夠對我這樣的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受害者、因家庭沖突頻繁且嚴重的無法在家生活、因外部傷害無法正常學習和工作、導致抑郁癥、不能融入社會的人，給予基本的福利保障和適當的補償……我當然不會自殺。可現實卻是，我在八個學校中的六個都遭遇校園暴力，其中在兩所學校極為嚴重，我自己反抗過卻因勢單力孤而失敗，反受更大傷害；我也從班主任到校長再到教育局都求助、上告了，可是遇到各種推諉扯皮、敷衍了事，根本不能阻止校園暴力繼續發生。至於網絡暴力，現在網上比比皆是，絕大多數報案根本不管，沒有警察肯去查造謠誹謗、傳播他人隱私的人（例如查IP地址和他的基本信息，並追溯到現實進行處罰），而許多受到網絡暴力攻擊的人則需要付出巨大代價。至於私力救濟，我缺乏權錢和人脈，當然也無法做到。這些年我即便躲在出租屋逃避社會，或者去陌生之地旅遊，時不時還會遇到不平事而難以解決（就例如前面提到的在壹個答題圈的遭遇）。而中國社會福利保障之低、更是世人皆知的事（以及許多人不太知道的申請保障和救助之難）。我連吃飯住宿都成問題，更沒辦法體面而有尊嚴的活下去。在本文前面（後面還有）及《自述》中我已經舉了自己在惡劣境況下我現在愧疚不已的行為了。在壹個黑暗的、不講理的、恃強淩弱的社會，我自己也免不了沾上臟汙，生不如死，還有什麽勇氣活下去呢？

    說句激烈的話，假如對我實施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的人都能很快被懲罰，該抓的通通抓起來，犯罪的嚴格按照法律判刑關進監獄，而且能夠保護我以後永遠不再受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及其他各種傷害和打擊報復、不再受任何欺淩，誰找我麻煩就百分百“法辦”誰，再給我100萬人民幣（美元歐元更好，給我更多我也不反對），那我肯定不會自殺了啊。這當然是氣話，但是本質的確如此。壹方面不給我提供好的生存條件、基本的法治保障，壹方面又不讓我為抗爭而死，這是怎樣違背人性的邏輯？

    可是，香港的精神科醫生和法官卻以阻止我自殺為由，把我強制判入精神病房；精神病房的醫護人員也以擔心我自殺為由，把我強制關在精神病房。這不僅是對人自由的剝奪，也是對人天性的扼殺。而在大陸，同樣會以壹個人可能自殺為由將他/她關押在精神病房，關押幾個月、幾年，甚至終身。這就是東方式精神衛生體制的保守和陳腐：寧可讓人痛苦的活著，也不允許他/她有尊嚴的死去。相反，在壹些西方國家，安樂死已經擴大到許多無法承受心理創傷（而不僅僅是身體上患了絕癥）的年輕人：在荷蘭，壹位遭受性侵犯後患上PTSD（創傷後壓力綜合征/創傷後應激障礙）的20歲女性被允許安樂死，結束她痛苦的生命；另壹位荷蘭的29歲姑娘，也因為“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伴隨著嚴重的焦慮癥、妄想癥及強烈的自殺傾向（多次自殺未遂）”，最終被允許安樂死……而荷蘭現在又在起草新的法律，準備進壹步放寬安樂死的適用範圍，允許那些認為生無可戀、再活著沒有什麽意義的人選擇通過安樂死結束生命。除了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瑞士也都允許壹定條件下的安樂死（而且是主動性的安樂死）。這才是人本主義的醫療態度和手段。當然，這些案例和提案也伴隨著巨大的爭議，但最終人們尊重了當事人的意願，為修改法律打開窗口，而不是逼迫她們痛苦的活著，更不是把她們強制關在精神病房讓她們喪失珍貴的自由與尊嚴。這就是東西方人文理念的差異、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價值觀的差異、是服從社會與集體的價值觀還是遵從個人意願的差別、遵循傳統扼殺人性還是發揚人道尊重人權的差距。東方文化影響下的這種壓制性的、陳腐性的、反個人主義的、保守性的社會風氣和精神衛生理念，傷害了多少追求自由、尊嚴、寧靜的生命啊。即便作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個人的意誌也被制度的高壓與傳統的慣例所剝奪，壹個人生還是死，本人卻不能做主。這些包括警察、醫護人員在內的保守而愚昧的國民們，他們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在乎），什麽是生不如死；他們不知道，對有些人來說，自由、尊嚴、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比生命還重要。

    東區醫院精神科醫生逼人撒謊的行為很可惡。強迫人痛苦的活著而不讓人有尊嚴的死去的社會理念和精神衛生體制，是必須要改變的。

    2.關於聯系家人問題的麻煩與拖延；我父親試圖來港過程中的波折；對香港醫院嚴重的官僚主義、繁瑣誤事的形式主義問題的評析

    我沒有想到，關於聯系家人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竟然成為影響我在精神病房滯留時間延長的最主要因素，將我出院的時間延遲了兩周左右。也就是說，如果在這壹點上沒有麻煩，我很可能十天左右就能出院，而不是在精神病房被囚禁了23天。而且中間醫生還出過壹次嚴重差錯，如果不是我及時發覺和糾正，可能我還要待更久才能出院。

    ①關於醫生聯系我家人問題上醫院荒謬的規定及造成的後果

    兩位陳醫生都告訴我，需要和我家人聯系，有了家人對我精神狀況的佐證，才能夠確定我是否可以出院。關於由家人影響甚至決定住院者能否出院是否合理，我後面還要分析和舉例講述，不過這個問題暫時放到壹邊，先說醫生與我父親聯絡的曲折過程。

    我已經說過，在入院第二天，那位男陳醫生就已經記下了我父親的手機號。再後來兩天，主治醫生女陳醫生也記下了我父親的手機號。但他們並沒有與我父親聯系。我告訴女陳醫生，說可以把我自己的手機拿來，讓她和我父親通話，但是她不同意，說醫生是不能使用住院者的手機聯系家人的，這違反醫院的規定。我後來又問她，能不能用她自己的手機聯系我父親（我相信大多數香港人的手機卡都能打國際長途），她說這也是不行的。我當時就氣的不行，卻又不能發作，壹生氣她就會認為我在發病，更出不了院了。而醫院的辦公電話又無法打國際長途，這事就耽擱了。從此我的出院進程開始了漫長的拖延。

   我沒有想到香港醫院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有如此嚴重，沒有任何變通的余地。既然妳們想要通過我父親了解我的日常精神狀況（雖然明顯沒法了解日常狀況，我好幾年都不和家人住壹起），那就應該想方設法聯系到我父親，無論是用我的手機，還是醫護人員的手機，或者東區醫院任何壹部能打國際長途的手機、固定電話。醫護人員的和我的手機都在病房放著，用壹下非常便捷，但是為什麽就是不肯用呢？不符合規定？有明文規定說醫生不可以用個人手機或住院者本人手機聯系住院者家人嗎？如果沒有明文規定而只是約定俗成，那為什麽不可以變通壹下？如果有這樣的明文規定，荒謬不荒謬？後來這件事拖延了兩周，我就在想，如果是監獄，會不會因為壹些技術性問題，就額外將罪犯多羈押兩周？我在精神病房沒有自由，每天受各種管束，甚至偶爾還受欺淩，還要和各種精神病人呆在壹起，估計比在香港坐監獄都痛苦。然後就因為醫生不能用個人手機或我的手機給我家人打電話，就讓我在形同監獄的環境中多關押兩周？這是負責任的、人道的行為嗎？說句難聽的，讓醫生和護士與我換換位，他們住在病房被管制，吃飯睡覺整齊劃壹，每天穿著病號服無所事事、趿著拖鞋來回踱步，看看他們能堅持幾天、受不受得了。

    ②我父親試圖來港的波折

    這時，女陳醫生又問我父親能不能來香港，我說我也不確定，需要和父親再聯絡壹下才能知道。她的意思應該是，如果我父親能來，就更能說清我的情況，而且如果我可以出院，就由我父親直接領走，比較安全。其實，如果我父親很容易來香港，我也非常希望我父親來接我。

    但現實是，我父親來香港有很多麻煩。1.他沒有港澳通行證，如果辦理至少需要幾周時間，在縣城更麻煩，辦加急的也不見得順利（後來問了果然如此）；2.他還要和我姑姑壹起照顧我奶奶，我奶奶完全癱瘓在床，且幾乎沒有任何意識，吃拉睡全都要我父親和姑姑照顧，家裏離不開人；3.我父親中風未痊愈，行動不便，身體虛弱，且有再次中風或突發其他疾病的風險，不方便千裏迢迢來香港。4.家裏非常拮據，我父親來港要花很多錢，他舍不得。

    不過那時我著急出院，雖然知道這些，但還是很希望父親能夠來香港。於是我給馮愛玲女士打電話，告訴她讓她聯系壹下我父親，而且再來探視我壹下，我用她的手機給父親打電話。

    馮女士聯系了我父親，但是她說我父親告訴她，公安不讓他來。我當時以為因為我在中聯辦割腕，所以他被穩控了。但是聽起來好像又不像，因為沒有提及具體有什麽維穩措施如警告、拘禁什麽的。過了兩天，馮愛玲女士來探視我了，我才和父親直接聯系上。這時我才明白，我父親是覺得香港這個地方非常特別，壹般人是來不了的，大陸政府不會同意讓他來。我父親自從96年那次離職事件後，二十幾年來與社會脫節，加上後來腦中風，連智能手機都不會用，所以對赴港旅遊問題壹竅不通。於是我只能慢慢的、大聲的（他聽力不好）、重復著給他解釋，告訴他只要辦個港澳通行證就行了，最好能以探病為由辦個加急的，讓他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局詢問。然後探視時間到了，也就沒辦法繼續說了。

    前面已經說了探視非常麻煩，所以馮女士只能壹周來壹兩次，其他時候只能用病房的電話聯絡。我只能通過馮女士做中間人，了解我父親那邊的情況。而我父親本來聽力就不好，馮女士說的又是香港口音的普通話，加上我父親具體內容表述不清，然後馮女士再傳過來，和我父親想表達的意思就不壹樣了。這種麻煩沒經歷過的很難體會，最大問題是容易耽誤事。

    經過幾次聯系，終於大致知道，我父親那邊說需要香港的醫院開具壹個證明。於是我告訴女陳醫生，她說會開壹個。過了壹兩天，她開了壹個英文的信函，我也沒註意寫的是什麽，應該就是證明我在這住院之類的。但是這時又有壹個問題，就是我父親不會用智能手機，發的圖片傳不到他的手機上，這可怎麽辦？我想了半天，感覺只能把圖片發給我認識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讓他們幫我把圖片保存，想辦法聯系到我父親，然後我父親再找有微信、QQ的鄰居或朋友來接收圖片，然後再打印出來交給公安的出入境部門。至於為什麽我不自己做這套流程，因為在病房裏我平常不被允許用手機，沒辦法長時間等我父親找到鄰居朋友接收。在通訊自由受限的情況下，就是這麽麻煩，還會耽誤事。許多政治犯被關進監獄的附帶傷害就包括沒有通訊自由，與外界聯系被切斷或嚴格限制壓縮，很多重要事情都被耽擱。

    然後，又是經過再三的懇求，他們才允許我坐在餐廳使用自己的手機半小時，將證明信拍照和發給朋友。這是我第壹次被允許較長時間的使用手機，而且還被他們看守著。

    ③首次被允許使用手機上網，聯系外界

    這時我已經有壹周以上沒有使用手機了。打開手機，我立即拿著證明信拍照，再拍壹張我手持證明信的照片，期間還被護士說不要拍到其他人。拍完之後，我請求護士能不能把照片發給朋友，讓他們轉給我父親（這就有點自我審查、習慣性服從的意味了），他們同意了。於是我打開微信，迅速簡短的把自己因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在中聯辦割腕自殺、被關到東區醫院精神病房的事，告訴為數不多的幾個相對熟悉和見過面的人（前面已經說了，我以前求助過那麽多人，但是得到回應的、值得信任的，少之又少。而且很少的人中也大都也沒有加微信，發郵件則等不及）。這幾個人包括南方周末的C記者、湖南異見人士陳女士、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的鐘記者、壹位在香港上學的女權活動人士武女士、河南的壹位維權者劉先生……

    其中C記者我最熟，前面提到我和他有過十幾次郵件往來，他還和我見過面，在咖啡館請過我壹次，有壹次當面談話。本來曾經有壹次契機，他要報道我的事情，但是我猶豫了壹下錯過了。後來我再三懇求他報道我的事情，他卻又不願意了，機失則不再來，我喪失了被南周報道的唯壹機會。他的拒絕也是我不得不來香港的壹個動因。現在我第壹個想到他，就把情況大致告訴他，他就說“妳太不冷靜了（我走投無路了怎麽冷靜？）”，我問他能不能轉告壹下我父親，把我發的證明信圖片轉給父親，他問我為什麽不找家裏的親戚，我心想我家親戚都是老家農村的，早就不怎麽來往了（除了我祖父去世時，還有我父親中風期間短暫來過，也並不是情願），據我父親說有些親戚還和我家有矛盾、各種嫉妒（雖然我家現在都壹貧如洗了，但以前全家都是事業單位的，反正這些親戚的心態就是“恨人有笑人無”）。我當然沒辦法說那麽多，只能說聯系不到，希望C記者幫幫忙。他說這不行，他做不了，還是讓我自己聯系家人。估計是因為看我說在中聯辦門口割腕，他擔心自己牽連上政治麻煩吧。然後我發現他迅速把我拉黑了。習近平時代，輿論管制急速收緊，新聞界人人自危，生恐和公民運動、政治抗爭問題沾邊（雖然我當時並沒反政府，自殺時還帶著國旗，是和平請願），他這樣做也是能夠理解的。

    然後我又發給了陳女士，並且希望她幫我聯系媒體，把情況公開在互聯網上。陳女士又讓我補充了壹些具體情況，當即就同意替我把信息發到推特上。然後我才想到搞壹個群組，把幾個人拉到群裏。那位劉先生告訴我，他很快就會給我父親打電話。後來他還問了很多，但是時間有限，我沒辦法壹壹回應。而另兩位的回應就非常謹慎了。當然，我也能夠理解（除了理解，別的以後再說吧）。此外，我還用短信把信息發給了另壹位社運人士，同樣請求他聯系我父親。然後時間就到了。如果我寫壹份然後復制粘貼就會省很多時間，但是當時著急忙慌，腦子亂成壹團，就壹個個的回復，浪費了很多時間，然後轉眼就半個小時了，護士要把手機收走，我只能關機，把手機交給護士。至於接收到我信息的人究竟發不發、是否聯系我父親、能不能引起媒體關註，我就完全控制不了，只能聽天由命了。

    然後又進入了漫長的等待。我給馮女士打電話，讓她聯系我父親，她給我父親發了短信，但是沒有回復。我後來從我父親那裏才知道，當時他正在托人打聽情況，試圖讓其他人來香港救我出去。

    期間，我還接到我高考報名學校王老師的電話（正巧在我用手機時打來），說我父親聯系不上我，問我在哪。我只說了在香港醫院，希望老師轉告我父親。這位王老師幾年間在我報名考試方面幫了不少忙，我何嘗不想爭口氣呢，但卻沒辦法正常考學。有時候我的確會給別人帶來壹些麻煩，雖然從根本上說這些麻煩是其他人帶給我，我又傳導給其他人的。

    對我來說，每多呆壹天都是煎熬。我無法及時了解外部的信息，只能默默等待。

    馮女士又壹次看望我的時候，她給護士提出把我的手機拿出來，讓我用自己的手機和父親聯系，護士同意了（我自己早就提出過，護士不同意。如果他們早點同意多方便）。我給父親打電話，父親說辦通行證需要很長時間，辦加急的需要去省裏批準（這就是小縣城的麻煩），所以壹時半會來不了。我就非常慌張，希望他早點來，他讓我不要著急，安安心心在病房該吃吃該喝喝（在這種環境，我怎麽能安心的了？）。然後我問他有沒有接到其他人打的電話通知，他說接到了。我又催他盡快來，他說正在找人想辦法。然後我就告別掛斷了電話。我父親還告訴我不要關機。我每次只有馮女士來探視時或護士特許才能用手機，平均壹星期才壹兩次，剩余時間反正不許用，不關機就沒電了。他完全不了解情況，我解釋半天他也不明白。這不止我父親，許多人都沒住過封閉病房或者呆過監獄，根本不了解也不理解被關押者處境多麽糟糕、有多少不便。

    我拿著手機又聯系上次聯系的人，陳女士說已經把我的材料轉給了媒體“香港01”的壹個記者（後來她告訴我這個記者姓楊），其他的消息就沒有了。而那位劉先生則說，已經聯系上了我父親，但是我父親希望公安機關來把我從香港接回去，他自己不敢來（還是前面說的見識原因）。他們還在群組裏討論我父親有沒有被穩控的問題。其他幾個人也沒什麽回復，我也不好意思繼續追問。時間很快到了（馮女士每次探視都是4:30分左右來，所以只有半小時聯絡時間），我只好把手機交給護士。然後馮女士和我告別後離開。

    從這幾位為數不多聯系到的人那裏，我大致感覺到應該沒人關註我的事情。雖然陳女士已經將信息發出去了，但並沒什麽反響。而我父親明顯壹時半會也來不了，我還要繼續煎熬、在病房裏耽誤。

    拖了兩天，我在又壹次見到女陳醫生時，再次提出用手機聯系父親的問題，她依然拒絕。精神病房無法發火抗議的環境，也讓我沒辦法進壹步說什麽做什麽。而醫生則並不在乎拖延多久，她們按照傳統慣例行事，只想免除自己的責任，即避免我出院後自殺，而不考慮我呆在病房沒有自由的痛苦。

    又過了兩天，我父親打來電話，說很可能來不了了，因為我奶奶在家病重，家裏很難離開人；而他自己身體也不好，來香港太遠，還是希望我去深圳。他希望我自己告訴醫生我思維很清楚，完全可以出院。但是問題是醫生必須聽我父親親口說，我說沒有用（而醫生又拒絕用便捷的方式聯系我父親）。此前，我還讓我父親聯系壹下我母親，看她能不能來（我母親是高中教師，收入還算可以，還曾經出過國（旅遊），也不像我父親對大多數信息時代的事完全不懂，智能手機之類她當然會用。我出院和父親見面後，知道了情況。當時父親給我母親打了電話，說我在香港，她能不能來香港把我救出去。然後我母親就對我父親說“妳不是騙我的吧？”，拒絕來香港。不過這倒在預料之中，我父母之間的關系、我母親和我的關系壹直都非常不好。只是當時實在沒辦法，才想嘗試壹下，結果又多了壹次三方（我、父親、母親）都糟心的情況。

    這時，事情已經拖了壹個星期。在這壹周內，醫生並沒再問我太多事情，每壹兩天就是例行公事的把我叫到辦公室問幾句“感覺怎麽樣”的話。根據這些情況，以及兩位陳醫生對我說“妳暫時還不能出院，現在只是需要和妳父親了解情況”之類的話，說明對我的詢問和觀察也已經基本結束了。也就是說，如果醫生壹開始就和我父親通話，我就能提前壹星期出院（其實也就是出獄）。但是現實並不是這樣，相反還在拖。

    ④用了壹周時間等待社工，為此多在病房被監禁壹周

    醫生通過護士告訴我，打國際長途聯系父親，需要找社工。但是現在精神科唯壹的社工王姑娘去休假了（東區醫院精神科只有這壹個社工，也真是……），所以要等社工休假回來才能開始著手聯系我父親。然後給了我壹個電話號碼，是社工王姑娘辦公室的電話。我試著打了，第三次還是更多次之後才打通，是壹位男士接的電話，說王姑娘不在，要等到下周二。

    這也就是說，我需要如坐針氈的在病房多呆壹周，多在病房踱步七八天，除了偶爾看報紙無事可做的多失去自由將近300小時。而這些本可以免去，假如社工沒有休假而是正常工作的話。這和醫生因為醫院的“規定”而拒絕直接聯系我家人導致延誤我出院進程同樣嚴重、糟糕，造成的後果前面已經提及，就不重復了。醫院和醫護人員不知道人在精神病房被關押和在監獄並沒多少差別嗎？因為妳們的官僚主義、休假調整，就讓壹個被強制關押在精神病房的人白白多關押兩周，如果是拘留所或者監獄這樣平白無故多把人關押兩周，需要賠償當事人多少損失？相關責任人會受到怎樣的懲辦？關於中國大陸對精神病人的強制收治、任意拘留的新聞和研究有很多，揭示了中國大陸精神病院肆意侵犯他人自由的情況之普遍和嚴重。但香港呢？雖然相對來說程序比較嚴格，但是也可以因為各種亂七八糟的原因讓住院者強制延期關押於病房，而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任意拘留的標準同樣遠比監獄寬松，隨便把人多關幾天壹點責任不用負（當然，在由“觀察不超過7天”到“延長觀察不超過21天”的轉換中，讓我在壹張新通知書上簽了字。但是延長觀察的標準是什麽？有沒有告知我或者家人（假如能聯系上家人的話）？此外，我也沒辦法拒簽。怎麽抗拒？不簽就能放我出去了嗎？）。

    還有，為什麽東區醫院整個精神科只有壹位社工？精神科僅僅在K4病房就有至少15位護士和護工，而整個精神科的社工只有壹個？或者其他社工不負責給香港之外的住院者家屬打電話？其他科室的社工不可以借調嗎？又是為了程序，就可以置住院者利益於不顧？壹位護工告訴我，“香港這裏原來是英國的，比較重視程序，什麽都按制度”。但制度難道不是為人服務的嗎？這種僵化官僚的管理，和大陸政府部門尤其公檢法機構的各種拖延、敷衍、不負責任、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有什麽區別？

    於是我每天白天就在病房裏來回走，走壹通就是壹小時，坐床上歇會繼續走。踱步時拖鞋棱把我的腳磨得更嚴重了，但是已經感覺不到多疼了（不僅心理麻木，肉體也麻木了）。只有這麽來回走動，才能排解沒有自由的焦慮。這種行屍走肉般的生活，又被人為的加長了壹周。喪失自由帶來的痛苦，前面已經提到過壹些。但其實，對精神狀況的破壞、身體變得更虛弱、心理上的打擊和挫傷，主要是在出院之後顯現的。我會在本文中詳細描述。

    這期間還度過了端午節。端午節加周末的三天假期期間，醫生都放假了，只有護士和護工在值班（似乎護理人員人數也減少了？不確定，反正感覺很冷清），住院者都被關在病房。醫生在病房外休息休假，而我則需要沒有自由的在病房裏等待醫生吃飽喝足玩好之後回病房上班，決定我何時出院。當然，病房夥食裏多了壹份粽子，估計價值二港幣吧。

   此外，我還看見幾個護士笑嘻嘻的哄著壹個看起來不太清醒的住院者吃很大的幾只粽子（應該是供給給護理人員的，明顯與住院者吃的不同），善意的想是在給病人過端午節，是壹種人道關懷。不過也可以詮釋成“在哄傻子玩”。至少這件事上，這些護士主觀上應該沒有惡意，但客觀上並沒有把病人當成需要平等尊重的人對待，從他們平日對待病人的許多言行包括表情笑意之類，都能看出壹二。

    等到端午節過去了，社工終於來了。這時離醫院通知我安排社工與我父親通話，已經過了壹周左右。

    3.打電話與探視--隔離中的縫隙、脆弱時的依托

    在病房期間，除了偶爾能看報紙和電視，以及吃飯，只有兩件事還能轉移註意力，成為脆弱無助狀態下的依托，就是向外打電話、和探視者談話。當然，這兩件事性質壹樣，也可以說是壹回事。

    前面已經說了，打電話是很麻煩的事。壹個問題是有時間限制，壹次只能打十分鐘；另壹個麻煩是打電話的人多，電話只有壹部，我正在打電話，後面的病人就不停的催，他們多數也沒什麽禮貌；反過來，我也得慢慢等其他人打完電話。站在旁邊等，有時候得站壹個小時；離開去踱步，回來其他人又占了電話……總之，打電話很麻煩，和求護士辦事、白天想安靜休息等病房裏其他各種事壹樣麻煩、困難。

    麻煩歸麻煩，電話總得打。我見縫插針，半趴在桌子上，壹只手支著桌子，壹只手拿話筒，和外界通話。

    “外界”對我來說並沒幾個人。我半數以上的電話，都是打給馮愛玲女士。整個被關押期間，我給她打了至少三十次電話，有時候壹天打好幾次，雖然往往每次只通話幾分鐘。訴說被關押而沒有自由的痛苦、請求她找人找媒體和想辦法救我出院等各種可能實現或不著邊際的想法、討論我回大陸後各種可能的命運、聯系我父親、催促她來探視我……越是無助、脆弱和孤獨，話就越多，內心越焦慮和急躁，同理心也被消噬的越嚴重--難以顧及馮女士工作的忙碌與她個人生活的自由。她每天工作都很忙：打電話時經常聽到她在相對嘈雜的室外；她有時也告訴我，她要工作、要陪家人，很忙。但是在病房中無依無靠的絕望感壓倒了同理心，我總是不斷的給她打電話，還催促她來看望我。

    她也是探視我次數最多的（其實只有兩個人探望過我，另壹位是林祖明先生），她那麽大年齡，每次來醫院都需要換乘地鐵（或公交），必然會在路途上--無論是從辦公地去地鐵站還是從地鐵站到醫院病房--奔波勞累（回程同樣辛苦）。她還要專門騰出時間，把事情早些做完或交給他人，才能來醫院探視。我從沒說“妳不來也沒事，少跑幾趟吧”，反而催她快點來、多來幾趟。現在想來很是愧疚。她壹般4點半來，只能談30分鐘（但是她在路上來回就要用兩三個小時）。她來了之後，我就問她能不能聯系媒體、找其他社運人士幫助我，還談到害怕回大陸遇到維穩、不測……以及許多事情。我還托她帶進來壹盒牙膏和牙刷，避免長時間不刷牙口臭，影響和醫護對話時醫護尤其醫生的印象，進而影響出院。結果馮女士第壹次帶進來的牙膏沒過壹周就丟了，護工也說沒辦法。後來我讓馮女士又拿了壹副。

    後來護士允許我用自己手機給父親打電話，我就趁探視時間和父親聯系，再擠出片刻時間向外發郵件、微信、短信。如果沒有馮女士探視，我就很難有機會給父親打電話。總之馮女士的這些通話、探視談話，讓我有了幾分安全感；為我與父親通話、與外人通信架起了橋梁；最重要是成為我在香港這人生地不熟的環境中唯壹的“熟人”（雖然被關押前我和她也只認識了不到十天）、最大的依靠，不至於叫天天不應的完全孤獨無依。她前前後後對我的幫助很多，以後有機會再報答吧，沒有機會那就非常遺憾，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辦了。

    打給職工盟和林祖明先生的電話頻次也是比較高的，雖然遠低於打給馮女士。我打給職工盟時，有時是壹位不知姓名的女士、有時是壹位姓洪的先生接的電話。那位女士似乎是普通職員，不負責具體事情，只傳話給洪先生和林祖明先生。那位洪先生接到電話後，大致聽了壹下我講的情況，告訴我林先生休假了（我真倒黴，那位社工王姑娘也在休假，不巧都讓我趕上了。或者香港人休假本來就頻繁），要我等他回來。而職工盟和其他人都不方便提供林先生的手機號碼（我此前記的那個找不到了），我只能幹等著。過了幾天林先生才返回香港。但他卻不在職工盟總部辦公，而是在另外壹處。於是，我只好打給職工盟總部，再讓接電話的職工盟職員傳話給他，直到他來探視我後給了我他辦公地點的電話號碼。

    林先生前兩次探視我時，我主要和他談了三個問題，壹是媒體能不能介入報道；二是能不能滯留香港或者去第三國申請難民，而不是被遣返回大陸；三是我被遣返回大陸的話，如果中共政府因為我在中聯辦割腕的事件對我采取壹些不利措施，我該怎麽應對。

    林先生告訴我，他已經聯系過壹些媒體如南華早報、明報，但是對方說不能只聽我壹面之詞，我的事情發生在大陸，不方便調查其他當事人，所以沒辦法報道。這真是很諷刺。因為我就是沒辦法和那些學生和老師對話，才希望用媒體的影響力和調查能力挖掘真相，有了媒體才能促成調查和對話。而現在媒體反而說因為我壹面之詞沒辦法報道，真是不知道該說什麽。當然，香港媒體的確很難因為我這麽個無名之輩，而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在大陸大動幹戈的調查訪問。雖然對我個人來說，我的遭遇毀滅了我壹生；但是對於其他媒體而言，我的事只是每天香港和大陸發生千千萬萬事件中的壹件，並不認為有重大的報道價值（雖然我相信如果他們有耐心和我當面詳談，會明白其中價值的）。林先生還問我為什麽要自殺而不等著他的消息，我心想即便等壹個月，不也是這樣嗎？我在大陸已經奔波了近兩年，耗盡精力和物質，不得不這樣選擇。關於我自殺的原因，前前後後我說了很多，在此就不詳述了。我對林先生也沒說太多，就是說等不及了，希望以自殺引發關註。

    關於避免遣返和申請難民問題，林先生說沒什麽可能性。我說如果回去會有很大危險，因為我畢竟在中聯辦割腕（雖然並沒喊反共反政府或其他政治性口號），遺書中還提到冀中星（遺書內容被中聯辦人員拍下），還參加了六四晚會和紀念李旺陽的晚會（雖然林先生此前就特意告誡我不要觸及這兩件事，我還是去了。除了本身很想參與紀念，我又有多少想借此得到政治避難的條件呢？毫無疑問，我的行為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所以擔心至少地方政府會對我采取壹些措施，例如關進黑監獄和精神病院，或者直接以尋釁滋事罪拘留、判刑。所以能不被遣返當然最好。我還提到了壹位叫談雅然的大陸女孩，她作為被領養子女，其居港權存在爭議，被法院判定為非法滯港，但在新聞報道後得到許多香港民眾同情，獲得了居留權。我告訴林先生這件事，說希望能夠和她壹樣得到港人同情和支持。不過現在我覺得這想法很幼稚可笑，我跟談雅然情況差別太大，在香港人眼中的形象也必然大相徑庭。以我的政治觀點和行為，許多港人對我不會有好感。出院後這幾個月，我對香港民間排外（其實主要就是“排陸”）情緒又多了些了解，發現港人對大陸人的反感程度之嚴重，遠超我以前相對保守的估計。而香港人對大陸人權的關註也在日漸消減，越發呈現“自掃港城雪、不管大陸霜”的狀況。即便對大陸維權人士，許多港人也不贊同給予多少支持，認為大陸人自己的事不應該影響到香港，而應該在大陸解決。（當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活動中大多數港人的表現，尤其其中壹些極端分子在線下和互聯網上的言行，讓我徹底明白了主流港人對大陸人的態度。當然，也有壹些對大陸友好的港人，但顯然是少數）

     那麽我回到大陸又該怎麽辦？林先生說，我的事情沒多大影響，除我之外也有許多大陸人到香港來維權，很多也沒什麽事。如果萬壹被捕，那只能聘請維權律師進行辯護（其實涉及政治的，聘請維權律師也基本沒什麽用（最多能向獄外傳個話），709之後連維權律師自己都被迫認罪了）。我說如果被關在正規監獄還好辦，如果被關在黑監獄或者精神病院又怎麽辦？林先生怎麽回答我記不清了，大概是說了些寬慰我的話。我告訴他，我希望在大陸能夠得到壹些人的幫助照應，這樣會更好壹些，無論是公益方面還是別的領域的人都可以。他說會考慮這個問題。我也給他說了幾個我算是有所了解的大陸社運或異見人士的名字，但他不認識沒辦法聯系，說會考慮找其他的人。然後他也做了壹些囑托。

    雖然現在我用文字回憶那段對話時條理清晰，但其實當時我都比較緊張，說話又亂效率還低，和被關進病房前那種思路清晰，對事情表述完整的狀況完全不同。至於我和林先生的其他通話、談話，會融入後面其他事情的記述中。

    另壹個聯系比較頻繁的對象是張超雄辦公室。我給幾個個人和媒體打電話，沒有得到什麽回應，本來不抱希望也不想再打電話了。但後來我看到記電話號碼的紙上還有張超雄辦公室電話沒打，於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撥打了電話。

    壹位男士接了電話，他告訴我他姓郭（後來才知道他是工黨主席郭永健）。我把我的情況跟他說了壹下，並告訴他我前些天曾經往他們辦公室發過個人材料的郵件，詳細情況都在郵件中。然後我就請求他是否能夠幫助我出院，以及關註我的維權和呼籲等事情。我還告訴他，支聯會的馮愛玲女士了解我的情況。他回復我說，他會看看我的相關材料。而且他認識馮女士，他會在問過馮女士之後回復我。我表達了感謝，結束通話。

    但我和郭先生只通話過這壹次。因為病房的電話只能打出不能打進，而郭先生也不常在張議員辦公室，後來幾次都是其他人接的。其中有壹次我打電話，接電話的男士說郭先生恰巧離開，他去追沒追上。再往後的至少5次通話，都是壹位姓梁的女士接的。她告訴我，郭先生是工黨的主席，平時工作很忙。我聽到郭先生是工黨主席時，很出乎意料，非常高興。落難時候更希望抱大腿，人性就是這麽的諷刺。我把前面告訴郭先生的話以及想補充的話又講給梁女士，希望她轉告郭先生。不過因為在病房裏那種狀態，加上每次打電話有時間限制和他人催促，我說起話來就又是比較亂，而且怕梁女士沒有記住，就重復好幾次，每次打電話說的大同小異。結果壹些重要的話沒說到，說過的連續重復，講的雜亂無章。我自己也知道這樣挺不好的，她也說我重復的太頻繁了，後來我就減少打電話了。這再壹次證明，人處於危機和慌亂情況下，思維和表達能力都變差甚至表達不清語無倫次，對他人的依賴性大大增加，臉面啥的也都不顧了。

    我也打給了蘋果日報。我看到病房報紙上有他們的聯系方式，就打了過去。我告訴接電話的女士，我在中聯辦割腕自殺，被關到精神病房。然後這個女士就打斷我，告訴我自殺不是正確表達訴求的方式，如果再說自殺醫院肯定不會讓我出院，還讓我不要再說了。我只好掛了電話。期間，我為了避免被護理人員聽見是打給媒體，還壓低聲音說話，就這壹位和我關系還不錯的護工還過來看了看（可能我壓低聲音拿著報紙打電話動作有些鬼祟吧，但是大張旗鼓更不行了）。如果是關系差的護理人員，估計更不允許我打給媒體了吧。

    打給明報和朱凱迪議員辦公室的情況，在前面已有提及，在此不重復。他/她們當然有權拒絕幫助。

    至於我壹直想見的梁國雄先生，雖然應該已收到了馮愛玲女士轉給他的信息，但可能他太忙，接收的信息太多，尤其在打官司（剝奪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向法院申訴，當時病房的電視中的新聞節目也報道了此事），或者別的原因，因此沒有空來看我，也沒有其他形式的回復。直到我出院也沒能和他見上面，也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見到他了。

    由於我在香港並沒什麽朋友，加上在病房絕大多數時候不允許用手機上網，沒機會去查媒體和機構的聯系方式，我也就只打了這些電話。此外，我還趁為數不多的探視時，給十幾個人發了求助的電子郵件（絕大多數是大陸的），大致講了我割腕和被關在精神病房的情況，還附上了在病房特許拍照時（就是給我父親發證明時）拍的照片。因為只有每次半小時探視，我沒辦法挑出發給誰，只能隨機點壹些聯系人發過去。然而直到我出院（以及到現在），也並沒有壹個人回應郵件。有些人怕擔責任，有些人對我不了解，總之不願意惹上麻煩（然後我自己更麻煩了）。雖然此前我就連續求助失敗，但這次在中聯辦割腕後發求助沒有回應，恐怕也有我被關在精神病房的汙名化的影響。另外，如果是其他政治犯或因壹些更傳統的因素（如司法冤獄、強拆）做出激烈的行為，可能就會聲援了。而我是因為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這些別人誤認為“不嚴重”（雖然事實上非常嚴重）或者是“新興問題”（其實校園暴力自工業化時代以來就已經很普遍了；網絡暴力尤其社交媒體上的威脅與誹謗，也至少有了20多年歷史，最近幾年更是越發猖獗、急劇惡化），缺乏對其嚴重性的了解，也是這些人沒有回應的原因吧。

    雖然總體上聯絡的效率很低、大多數沒有起到作用，但是那少部分起到作用的，對我產生的積極影響還是很大的。我也想到許多政治犯被關押在看守所或監獄時，也會壹樣孤獨和無助。雖然他們比我堅強太多，但長期處在封閉的、基本沒有反抗余地的環境中，也都很渴望來自外界的幫助，至少是聲援和鼓勵。只有借助外力，他們才有可資抗爭的力量和空間；有外部及時聲援和呼應，他們的抗爭也才有更多的現實意義。對他們來說，每壹次探視、每壹通電話、每壹波聲援，都彌足珍貴。這會讓他們感到自己沒有與世隔絕，在精神上不再那麽無助，成為堅持下去的動力。即便他們在監獄無法聯系外界，如果獄外的人們為他呼喊、聲援，在客觀上也會讓他們的犧牲有了價值。

   （此外，我在支付寶的螞蟻借唄上有欠款（壹期1000多元，共計還有3000多元，當然我如果當時在中聯辦成功自殺死了，只能我父親代還了（事實上平時每次還款也是父親打給我錢，我死之後和之前還款來源壹樣，只不過我死了支付寶方面會聯系我父親，讓他還款。但我總不能因為這3000塊錢不自殺、放棄自己的抗爭吧，而且我父親會還錢給支付寶的）。而我此前從未逾期過（這個我和支付寶官方那裏都有記錄，此前（2018年5月及之前的每月）每次都是在還款日前還款，但因由滬赴港及在港花費太高累積了這麽多），為保持良好信用，我希望父親寄錢讓我還款，但他卻不放心，要等我出院才給我錢。於是我還專門讓馮女士查了香港支付寶客服聯系方式，我用病房電話打給香港的Alipay服務熱線，告訴她們我不是惡意逾期，希望她們記下來我的大陸支付寶賬號並對我的來電做記錄。她們讓我打大陸的，我說我在病房沒辦法打；她們又讓我借別人手機，我心想我自己手機平常都不讓用，借醫護人員的更不行了。即便後來在馮女士請求下，也只能有給家人打電話和求助的那壹點時間，無法等待支付寶客服慢慢溝通回應。然後和香港的Alipay溝通也很是麻煩，需要等待客服問詢其他人，而我這邊又有其他住院者也要打電話，然後經過好幾次通話、換了好幾個客服，才有壹位做了記錄。當時我還很在乎這個信用記錄。不過後來幾個月的落魄，讓我也顧不得征信這些問題了。後面我還會提到相關的事情）

    4.終於等到社工；關於醫院聯系家人、申請醫療費用減免中的壹些事

    過了端午節，社工王姑娘終於來了。

    王姑娘30多歲，普通話很好。她首先詢問了我入院的情況，我就把大致經過告訴了她。我說我原本以為在中聯辦自殺可以得到媒體的關註，讓我達到維權的目的。她告訴我，媒體不會關註，警察只會把妳（我）送到這裏（精神病房）。談話中，她拿出了壹個申請醫療費用減免的表格，告訴我如果無力繳納住院費用，就需要申請這個醫療減免。我當時還以為需要把這個手續辦完才能出院，心裏又涼了半截（後來才知道，只需要我填了表格交上去就可以了，不需要等減免手續批準）。我的確無力繳納住院費用。馮女士說我住在醫院估計壹天花去好幾百港幣住院費，壹位護工也說如果在私立醫院，壹天可能要數百甚至上千港幣。我被關在精神病房，又受罪又消耗香港納稅人的錢，簡直是“雙輸”。不過慶幸的是，不至於像大陸許多精神病院，因為家人不支付住院費，幹脆不許住院者出院（雖然這只是會導致住院費用累積更多。因此這個邏輯也很復雜很諷刺，相關案例、評析可以查到）。

    此後王姑娘才談到聯系我父親、讓醫生和我父親通話的問題。她告訴我，需要申請長途電話（具體怎麽申請她沒說），申請完畢才能讓醫生和我父親通話。我問她這個申請需要多久，她說可能需要幾天。然後我把已寫給醫生的我父親的手機號碼又寫了壹遍交給她。我也向她提及回大陸可能遭遇政治迫害，能否幫我聯系政黨和國際機構申請政治避難的問題（後來才想到她只是醫院社工，不是政治和社運社工），她說她只負責關於醫療費用減免和聯系我父親的事情，其他的她無能為力。

    她把我的壹些檔案材料拿出來，上面貼著西區警署的聯系方式，我才想起出院也會是西區警署接我出去（這壹點似乎被醫生忽略了，醫生說擔心我自己出院可能發生意外）。她問我在香港還有沒有別的聯系人，我告訴她我和支聯會的馮愛玲女士及職工盟有聯絡，然後把馮女士的電話號碼寫給了她。然後我道謝回病房。

    此後，我從護士拿要了我的手機給父親打了電話，告訴他要時刻保持手機暢通，註意接聽電話，醫生會找他問話。我告訴他，對醫生問的問題實話實說就行了。通話期間，護士就在旁邊，也只給我五分鐘通話時間。

    但等了壹段時間，醫生還是沒有打電話聯系我父親，關於辦理免除個人住院費用的手續也沒有處理。於是我給張超雄辦公室打了個電話，希望工黨的郭永健主席給社工打電話講壹下我作為維權者的情況，給醫院打個招呼，促使醫院早日聯系我父親，方便我早日出院。接電話的是梁女士，她答應會轉告。

    然後，是當天下午還是第二天上午，社工王姑娘就和我見面了。她問我是不是認識工黨的主席郭永健，我說認識。她告訴我郭先生給醫院打了電話，醫生馬上就會跟我父親聯系，她也讓我立即填報申請住院費用減免的表格。很明顯郭先生的電話起了作用。包括後來我不至於繼續長期滯留醫院，也可能和郭先生、林祖明先生打了電話關照、告訴他們我的情況有關。否則不知道還要多關多少天。我想，看來哪裏都需要找關系、求“貴人”，香港也不例外。有影響力、有頭有臉的人，和普通人說話就是不壹樣。我追求平等博愛、爭取公平正義，在現實裏卻還是需要利用某些特殊關系（雖然我和郭先生算不上認識，更不熟，僅僅通過壹次電話。他也是看在馮愛玲女士面子上幫我，而且是合理合法的幫助我，沒有任何違反法律和制度的言行。同樣，馮女士、林先生都是在合理合法的範圍內幫助我的，也沒有任何違反法律和制度的言行）才能脫困，真是諷刺。（當然，醫院也可以冠冕堂皇的說，“我們不是看在誰的面子上，什麽時間給我父親打電話、何時出院，都是正常安排。”反正究竟是怎樣的，他們自己心裏有數）

    前面我提到有醫院人員在病房護士陪同下來病房征求意見。那已經是在社工給我父親打電話之後、我出院前壹周左右了。我當時就提出為什麽社工這麽晚回來，醫生又不直接聯系父親，影響我早日出院。那位護士（也是不知道名字）就跟我說，整個精神科只有這壹個社工，而且她和我（第二次）見面之後下午就幫助醫生聯系我父親，已經很快了。我心想，那還不是因為工黨的主席給妳們醫院打電話，妳們醫護和社工才重視的，否則不知又要拖到什麽時候。

    然後在她的指導下，我開始填申請減免醫療費用的表格。首先需要填住址，以及與誰壹起居住。我告訴王姑娘，我好幾年都獨自居住，來之前在上海市住了壹個月，此前三年（除赴京滬等地維權和呼籲外）則常住在河南新鄉市的出租房裏（而那位女陳醫生在這壹點上（即我是否與家人常住和現居住地）還沒社工問的詳細，如此馬虎不知道如何有準確診斷結果）。她就說那我填壹個人居住就行了，地址也填成了位於河南新鄉市牧野區的旅館。填到現在的收入，我寫上我父親每月給我的錢，不包含房費每月平均1000多元。至於現在個人財產，我說，現金只有在醫院保存的這幾百港幣和人民幣，兩張銀行卡裏估計都是只剩幾十塊錢了（的確只剩這麽點了，我在之前和後文都講述了我的具體經濟情況）。王姑娘說那就這麽填吧。我指著表格寫的需要提供銀行流水證明之類的說明問她，是不是需要把銀行卡拿到銀行刷壹下開個證明？她說不需要，既然現在不方便，直接填就行了。我不知道香港其他人申請醫療費用減免，是否也是這樣不需查實就可以隨意填寫。這對我的確是壹種方便，但是我覺得這種只憑個人誠信填寫資料的規定很容易讓人鉆空子（後來我在網上看到，有人爆料壹些來自大陸的新移民的確利用香港這個漏洞，在填報各種信息時弄虛作假，引起港人反感）。其他還有壹些內容記不太清了，也沒什麽特別需要說的。最後要簡單寫壹下申請理由，我就寫我是大陸維權人士，不得已自殺維權，沒有錢支付醫療費（雖然是被強迫消耗醫療資源的），只能申請減免醫療費用。填完之後我道謝回病房了。

    5.醫生與我家人通話；對以住院者家人描述來判斷住院者有無精神疾病/病情程度的不合理與危險的評析

    醫生與我父親、姑姑通了電話。通話開始和結束時，社工王姑娘都告知我了，因此可以推斷大約通話了壹個小時，也是醫生與我父親及姑姑唯壹的壹次通話。據我父親後來所說，女陳醫生問了壹些我的精神狀況，以及校園暴力的情況。我父親大致說的是：1.關於我的精神狀況，我父親說我的思維很清晰腦子很清醒，希望我早日出院；2.關於校園暴力，我父親說那些事已經過去了，都是比較小的孩子之間的沖突，（壹部分）事情也得到了解決。醫生問我父親，據他（王慶民）所說，曾經因受校園暴力而站到別人桌子上（鬧騰），被人拍下照片傳播，有沒有看見照片？我父親說沒有看到。3.關於我父親是否來港問題，我父親說家裏有病人，我的港澳通行證到期了，讓醫生允許我自己回去。至於我姑姑說了什麽，我就不得而知了。前面提到，大多數時候我跟她關系非常糟糕，所以我也沒法問（問了她也不壹定給我說實話），我父親也沒告知我。總之，東區醫院醫生與我家人的通話，僅此壹次、僅此約壹小時。

    那麽根據家人的證言來評判我的精神狀況是否合理呢？如果只是作為壹種參考，當然可以。但是如果把它當成判斷我精神是否正常、患有何種疾病及嚴重程度的決定因素，那就大錯特錯了。

    就我個人來說，我自從2007年上初中，就極少回家（大多數時候在出租房住，少數時候住校），也很少和父親見面（見面都是在他工作單位--縣中醫院，而不是家裏）。只有在2015-2016年，因為我父親突發腦溢血，中風後無法行動，我才不得不在我父親住院的醫院和他們待在壹起過壹段時間，也才見到好幾年不見的姑姑，且沖突不斷。我父親能夠行走後，我就又很少回去了。也就是說，在 2007-2018年這11年時間內，我很少和家人生活在壹起，他們不是很了解我的情況（而且我父親不會用智能手機，也沒辦法微信QQ之類視頻交流，只能用電話和短信）。此外，我和父親、姑姑還有明顯的價值觀差異，對校園暴力、網絡暴力及對我造成的傷害程度有很不同的看法，我與我姑姑還有激烈的矛盾沖突。這都導致他們無法準確證實我的精神狀況如何、所說的情況是否為真。

    以我父親關於校園暴力事件的回答為例，我遭受校園暴力時，他都不在場，也只對壹部分事情知情，對有些事並不知道或只了解個大概。例如我的照片被人散播的問題，他們大多數都是背後傳播，且我被孤立和排擠，絕大多數時候看不到他們朋友圈，我主要通過欺淩者對我的拍照舉動和歧視行為推斷，以及聽個別好心同學的轉述，我自己只偶然看到過相關圖片，是在2012年初在網吧電腦上登陸QQ和微博後看到的，其他網絡上對我的威脅、關於我的侮辱誹謗言論（例如“早就想打他”、“精神病患者也能上學啊”之類），我也只親眼看過壹部分。而當時我已離開學校，認為事情可能就過去了。我更知道法律程序非常艱難，而且越是怕他們傳播他們更會傳播，所以也就沒有保存和起訴（當然後來我追悔莫及，沒想到惡劣影響持續數年、惡毒誹謗傳播到新的學校）。而我父親連智能手機都不會用，平常也不和我住在壹起，他怎麽能看到相關照片和言論？至於是否真的有相關照片，許多同學和老師都清楚，尤其2011年底在河南師大附中高二13班那件事鬧的很大。當時我因連續遭受校園暴力等原因憤懣至極，晚自習時站在壹個與我有糾紛的學生的桌子上大吵大鬧，班內30多個參加當晚晚自習的學生都在圍觀，有的人就拍照，連外班的都圍在窗戶和門口圍觀，也有人對著我拍照或錄像，至於看到過相關照片的，經拍攝者的朋友圈傳播，估計有成千上萬人。所以我說的難道可能是假的或者幻覺嗎？（當然，這些復雜而具體的情況，醫生是無法從與我累計也就兩三個小時的談話中了解到的）

    關於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的嚴重性，我個人遭遇巨大創傷，尤其歧視、孤立、威脅等冷暴力，最終無法正常學習、多次休學退學、高考失敗、前途毀滅。我父親雖然對此有所了解（只要有時間和機會，我都在給父親講），為我轉學付出很多，也曾經為此去過學校很多次和老師溝通（尤其2008年，去過至少幾十次），但他總認為事情已經過去了，換個學校就沒事了，對於網絡暴力傳播速度快範圍廣、破壞力大的特征也不了解（他自己不會用智能手機也不會用電腦），要我從心理上克服、向前看，並不能體會我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創傷、名譽上的嚴重破壞及造成的長久現實影響。

    我父親對我遭遇的校園暴力問題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是眾多校園暴力受害者家長的普遍心態。校園暴力問題之所以得不到重視、受害者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和家長的輕視、不在意關系很大。我父親還算比較重視，多次去學校交涉的，還有許多家長連管都不管。更有甚者，本身就是經常虐待子女的家庭暴力施暴者，更不會關心孩子是否受校園暴力傷害了。此外，在未成年人中也流行被欺負不應該找家長和老師的風氣，如果不自行解決或不吭聲，而是依靠家長和老師，就會受到歧視、排擠、孤立和更多欺淩。這就導致受欺負也不敢跟家長說。

    而家長的這些反應（或者沒有反應、不知曉）恰恰也就是校園暴力加害者敢於欺淩的原因：被欺淩者沒有家長撐腰保護。而被欺淩後無法得到家長保護，更受欺淩，然後惡性循環，以致於長年累月生活在流氓校霸的拳頭和運動鞋之下，甚至在廁所被群毆，還有的被性侵（雞奸），受盡侮辱無人相救。還有些欺淩者會把這些欺淩過程拍下來，以供娛樂取笑、威脅受害者，而這些視頻、照片很難被家長（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家長）看到。我親眼見過其中壹些情形，也看過互聯網上許多他人敘述和新聞報道的案例（之所以被披露，大多是欺淩者拍攝欺淩視頻，然後“不小心”公之於眾）。因此，通過學生家長了解孩子是否遭遇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遭遇校園暴力的程度，顯然在大多數時候是不準確、不完整的。而精神科醫生通過我家人了解我遭遇校園暴力的情況，以研判我精神狀況，顯然也是容易誤判誤診的。

    （關於我的個人經歷，尤其經受的校園暴力傷害的具體情節，都在我另壹篇文章《壹個“特殊”學生的自述》中有非常詳細的描述，在此就不展開講述了。看到之後我相信會判斷出我所說的是否為真。而且我願意與當事人對質，如果警方、學校、通訊運營商、相關網絡平臺願意配合調查更好。而且我在《自述》末尾附上了涉事人名單。而關於上段所述校園暴力問題的分析及案例舉例，我在《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也有具體分析，相關案例和新聞也可以在網上查到，在此也不詳述了。之所以不詳述，是因為如果具體展開講，會占非常大的篇幅，並使本文及現在這部分敘述偏離我想表達的重點）

    不止我個人如此，許多僅僅根據家人證言而判為精神病並強制收治的行為，都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家人畢竟不是本人，不是24小時生活在壹起，甚至長期分居不同地點，不可能充分完全的了解壹個人本人的精神狀況和言辭真偽。而且醫生和這些被收治者家人溝通時間非常短暫，很多也就幾個小時甚至更短，怎麽可能清楚完整的了解壹個人的精神狀況呢？法院判案都需要曠日持久，而醫生診斷就憑這幾句證言？當然如果結合了被收治者在病房的表現，那就會好壹些。但是事實上，許多醫生僅僅只靠被收治者家人的證言就長期關押，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以上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因為這些是非故意、非主觀惡意的行為。真正可怕的，是壹些人因家庭矛盾，利用親屬身份誣陷家人為精神病，捏造事實，故意將家人送入精神病院；或者誇大家人精神疾病的嚴重程度，將普通的抑郁癥、焦慮癥描述為更有危險性的狂躁、精神分裂癥等，然後將家人送入和監獄高度雷同的環境之中。再有的，是對於確實有精神疾病但是已經治愈可以出院的，家人卻拒不簽字同意出院，導致精神病已經痊愈或不需要再住院的被收治者繼續被關押在精神病院。

    關於這個問題，在紐約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曾在中國擔任過六年法官的殷馳教授，和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所長，也是資深中國事務專家孔傑榮教授共同撰寫的《中國的精神衛生、強制收治和任意拘留》壹文中有清晰闡述：

    “根據《精神衛生法》的規定，兩名精神科執業醫師的診斷決定就足以另壹名患者被收治入院（而且可能是收治終身）……中國有許多被收治住院的精神病人在正常服藥的情況下都能夠正常生活，但卻多年甚至終身被困在精神病院。世界衛生組織2001年的壹份報告估計，世界上每四個人當中就有壹人在人生的某壹時點會罹患精神性或神經性障礙……若要出院，必須克服包括其監護人在內的多重困難……諷刺的是，第三個也是最常見的障礙，是家庭成員時常出於各種原因，對醫療機構做出的患者已經康復並適合出院的專業決定持否定態度。他們或拒不出面到醫院辦理出院手續，或試圖反對可以出院的診斷決定。他們不希望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打擾，或有時在涉及例如遺產繼承的案件中，他們也許希望可以繼續享用本應用於被收治住院患者的財產……”

    而被家人誣陷或誇大病情送入精神病院或類似機構關押的案例，是非常多的。在社交媒體、各種網絡論壇上時常可以看到這種事（例如前面我舉的壹位女生因為和父親吵架被送入北京安定醫院的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主流媒體上也有不少報道，包括央視的《今日說法》都曾經報道過相關案例。在此選取《鄭州晚報》首發，被“民生觀察”、“新浪河南”與知乎等多家網絡平臺轉載的壹個案例，案例中壹位老板被前妻誣陷而被抓進精神病院，全文如下：

    “鄭州汪飛（汪w樺）董事長事件

    編輯

    汪飛被精神病

    49歲的汪飛（化名）是河南省酒類銷售的大腕兒，他經營著壹家酒業銷售公司，自己是董事長。

    2012年7月20日，他早早來到公司，和員工壹起忙碌著生意。不知何時，壹輛救護車停在公司門口，車上下來6個彪形大漢，直奔汪飛而來。“就是他！”瞬間，汪飛就被幾名彪形大漢包抄並按倒在地。還沒等在場的員工楞過神，汪飛就被控制得嚴嚴實實，繼而強行搜身，手機、勞力士手表等物品被全部擄走。“妳病得很重！”“我沒有任何病，我沒有……”不容分辯，汪飛就被強行架上救護車，拉到了鄭州某精神病醫院。

    等汪飛明白時，他已徹底失去了人身自由。醫院戒備森嚴，他被綁在病床上。“我真的沒有病，正常得很。” 被強行拉到這家“戒備森嚴”的精神病院後，只要有機會，他都極力向醫生解釋自己沒有精神病，然而醫生根本不聽，反認為“病人”已失去理智，是不想配合治療。汪飛說，進到醫院，“我的手腳全部捆綁到病床上，腰間還系壹根繩子，這樣的捆綁持續了24個小時”。住院後，醫生、護士強行撬開汪飛的嘴巴“餵”藥，還註射針劑。汪飛稍有解釋或不配合，醫護人員就打他。因為病房“與世隔絕”，他的活動範圍僅限病房、樓道，裏面都是穿著病號服的精神病人。沒人可以溝通，也不準和外界聯系。

     醫院不放人

     2000年，他和前妻離婚，因經濟問題他們發生過矛盾。

     汪飛的前妻“委托”精神病院把汪飛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汪飛辯解：“如果我是精神病人，還會有人來找我做生意？”

     接受“救治”的第三天，趁有人到病房探望，汪飛多次乞求後，得到壹位病人家屬的憐憫，給他使用手機。他的四弟小汪接到求救電話後，聯系律師參與營救。當天下午2點，他們趕到了這家精神病院。折騰了幾個小時，醫院仍是不放人，小汪無奈報警。民警明確告知院方，憑直覺“患者”汪飛沒有精神病。院方負責人和醫生均聲稱沒有家屬，也就是汪飛的妻子同意，醫院無權“放人”。

    “入院”第四天，小汪和律師再次來到精神病院，要求出院。但是，醫院醫政科長宋某、精神科主任王某仍解釋，“誰送來的誰接走，必須要有汪飛的妻子殷女士到場才能放人”。“殷女士不是他的妻子，他倆早離婚了。”汪飛弟弟說。但是院方說：“他們是不是夫妻，醫院不負責查實。”

     胞弟、公安民警、律師反復交涉，鄭州某精神病院就是不“放人”。

汪飛知道這壹切都是前妻“設計”的， 可是，他不明白，醫院為什麽不做檢查，單憑前妻的壹句話，就認定他是精神病人。“被精神病”80多個小時，醫院逼他口服、靜脈註射藥品，並被無端捆綁、毆打，苦不堪言。

    小汪又向幾家媒體反映，迫於各方面壓力，當晚6點30分左右，已失去人身自由長達80多個小時的汪飛才獲得自由。

訴訟和索賠

    為討要說法，汪飛將醫院告到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

    律師認為，精神病院非法收治正常人，限制汪飛人身自由80多個小時，嚴重侵犯他的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要求賠償20萬元。院方逼迫他吃藥，並遭到無端捆綁、毆打，嚴重侵犯他的身體權、健康權，要求賠償10萬元；要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10萬元。共計40萬元。並要求醫院公開道歉。

    院方承認，後來得知汪飛和殷女士已辦理了離婚手續，但當時，殷女士拿出兩人的戶口本表明兩人還在壹起生活，而且她還和孩子壹起送汪飛來醫院治療。醫院還舉證說，“病人”汪飛不積極配合治療，打罵醫護人員，為穩定情緒，才給他使用了藥品。根據精神病診治流程只有送病人入院的殷女士才能簽字，為其辦理住院和出院手續。因殷女士壹直不願出面才導致汪飛住院三四天。

    法院認為，精神病院僅憑殷女士辦理的住院手續，就擅自派人將汪飛帶往醫院診治的行為，嚴重侵犯了汪飛的身體權和自由權。

    最終判決，醫院當面向汪飛賠禮道歉，並賠償汪飛精神撫慰金3萬元。

    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判決書的那壹刻，汪飛熱淚縱橫。

    說法

    精神病院收人誰說了算？ “醫院憑壹面之詞就能將人強行帶走？”汪飛非常困惑。

    可喜的是，我國《精神衛生法》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為防止醫院和醫生“錯判”“誤判”，《精神衛生法》增加了法律救濟渠道，規定精神障礙患者或者其監護人、近親屬認為行政機關、醫療機構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法規定侵害患者合法權益的，可以提起訴訟。”

    根據殷馳和孔傑榮兩位教授的文章分析，《精神衛生法》是“可喜”的嗎？看完他們所寫的文章全文就會明白，該法不僅有重大缺陷，而且在中國如今的政治社會環境中，相對進步的部分也根本無法得到真正而普遍的執行。

    這位化名汪飛的先生是大老板，有金錢和親朋好友，也有壹定社會地位，因此在朋友、警方和媒體的幫助下很快出院並且得到了壹定的補償。而那些沒有金錢、地位、人脈的呢？例如壹位知乎用戶在問題“為什麽沒有受害者對楊永信進行報復”下的匿名回答，雖然點贊很少，但講的很有道理（楊永信的網戒中心和豫章書院這些機構毫無疑問也是另類卻也符合“精神病院”定義的監禁機構）：

    “因為“受害者”們能力不足，要是智商情商夠的話，哪會和父母鬧到被送進網癮學校的地步。（間或聲淚俱下哭壹場間或撒撒嬌間或誠懇跪地懇求改過自新，人家吸毒多少年家人都舍不得送去強制戒毒的大有人在。）

    哪會連離家出走都做不到就被家裏押送進網癮學校。家裏人要計劃終極手段了少年們居然壹點不知道，反正不想讀書了怎麽不離家出走。出去洗盤子發傳單當網管當代打也比被關起來（壹開始受害者可能不知道電療那麽痛苦）好吧。

     那些真正聰明伶俐有獨立能力或者敢殺敢打的網癮少年，是不會進網癮學校的。受害的那些，沒能力制定精密的復仇計劃，沒能力籌集萬把塊的活動經費，沒足夠的情商聯絡幾個當年的“同學”並不被人發現，最主要也沒毅力，只能網上打打嘴炮造造輿論。

    明知道自己仇恨的人在自己的壹畝三分地上活得自在得意。

    ……”

    所以，每壹個被曝光出的“汪飛”“被精神病”的遭遇背後，就有壹千、壹萬甚至更多個沒有被曝光、沒有討得公道、甚至永遠都會被關在精神病院沒有自由的“被精神病”的人。是的，是人，是天性自由的生命。而且很明顯的，隨著近年來新聞自由的日益收緊，對負面報道的壓制越來越嚴，能夠得到媒體關註和披露的“被精神病”案例只會越來越少以至趨近於零；得不到報道，甚至發不出聲音的，則會越積越多，如萬人坑裏的骷髏，堆擠在地下永不見天日。

    就例如知乎上另壹個昵稱為“飛g天空”在“如何在精神病院證明自己是正常人”問題下的回答，這個人幾乎沒粉絲，回答時間也很晚，因此本回答只有10個贊和7個評論，但我卻看的心驚肉跳：

   “首先說結論:無法證明！！！我家小區對面就是市級的心理醫院（群眾口中的所謂精神病院）！沒有圖片沒有故事，只有壹個簡單的真事！

    這個醫院不算繁忙，院區裏大片停車位出租，所以我在裏邊租了壹個車位，醫院後是壹大片綠地花園還有籃球場，附近社區居民晚上常去遛彎，所以醫院裏很多普通人往來（這是背景）。

    壹天周末中午我剛停好車，看見醫院正門處幾個人在爭執，走進了看到是壹個中年男人，壹個略微年輕的女人，壹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人，圍著壹個坐在輪椅上的中年女人。

    那中年女人對把著她胳膊的年輕女人說:我沒病，別送我進去。

    那年輕女子敷衍著:嗯，妳沒病，咱就進去看看。

    中年女子搖頭，猛然起身想要離開！

    三人把她圍住，死死拽住她。

    她哀求:我真沒病啊！

    年輕女子轉身進了醫院，大抵是去喊醫生了。

    中年女子對壹直拉著她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人說:傻孩子，妳把媽送進去媽就完了。

    她兒子目光茫然卻並不說話。

    過壹會，醫院裏沖出幾個推著急救車膀大腰圓的護工。

    女子被架上了急救車。

    其時，四周很多人在圍觀，議論紛紛。

    我曾問了壹句那女子身邊的親屬:我看她不像有病啊？

    但沒有人理會我……

    而除了我這句半疑問……至始至終，再沒人幫她說壹句話，也沒有人聽她說壹句話，更沒有人認真回她壹句話。

    因為大家認為她是精神病！

    盡管她打扮得體，言語清晰，思路也未見混亂，更不曾做出暴力舉動，但她還是被送了進去。



而我始終記得她被人死死壓在急救車上後說的壹句話，也是唯壹的壹句話:我完了！



    是啊，她完了！

    壹輩子被打上精神疾病的標簽，壹輩子只要有自我情緒的流露，觸及了誰影響了誰，就會被道德綁架:妳看，我就說她有精神病吧！



    而當時說完那句話，她就再也不掙紮了，這可能就是哀莫大於心死吧……

無能為力，只有記錄！”

    這樣的事情，不知道全國每天、每月、每年，會有多少起。當然，這個回答贊和評論都很少，發帖者也幾乎沒粉絲（雖然連續幾個月都有贊同、回答的軌跡，而不是死賬號），真實性如何呢？看文中所說的情形，是符合如今中國大陸強制收治的現狀的。此外，也沒有看到其編造該故事的動機、沒看到有什麽利益相關。而且，這種沒有幾個贊、沒有多少轉發（如果在微博等可轉發平臺上），只有現實或網上只言片語的記錄，才是普通人受難後輿論反應的常態。得到廣泛關註的受害者，上了微博、新聞頭條的，則是萬裏挑壹，不幸中的大幸了。

    在輿論相對自由的年代，壹些被家人誣陷而送進精神病院的案例得到了報道，從自由派的南方周末到代表官方的央視，這些影響力巨大的媒體都報道過，然而又如何呢？這麽多年有什麽改觀嗎？精神衛生領域的強制收治方式有改變嗎？那個《精神衛生法》和差不多同時期頒布的《反家暴法》等看起來比以前有所進步的新法律，得到有力執行了嗎？得到普遍執行了嗎？有哪怕10%的受害者因之獲益了嗎？和習近平治下高壓維穩、犧牲弱勢的實際政治方針比，這些好聽好看的空頭法律又有什麽鳥用？

    除了制度和法律的缺陷，還有保守文化下精神衛生理念的落後。我前面就提到香港東方式精神衛生體制的保守性，大陸自然更是如此。我認為，壹個人首先是他/她自己，而不是其他家人的附屬品、連帶物。因此，由其家庭成員決定送入精神病房治療，本身就是違背當事人意誌、侵犯人權的。哪怕壹個人有精神疾病，也應該在醫院及中立的第三方科學判斷並給予其本人充分申訴、辯護和選擇權基礎上，決定是否應該住院治療、住院多久、何時出院，而不是由其家人決定。如果壹個人精神狀況如何全憑其家人壹張嘴（或幾張嘴）決定，醫生完全聽信其家人的壹面之詞，這難道不是比證據不足情況下制造出的司法冤獄更具危害（也更荒唐）嗎？而當醫療機構認為病人已經痊愈，不應該再需要其家人簽字才能出院。他的病既然已經好了，有了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當然要尊重其本人的意願，憑什麽還要由其家人決定其是否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不改變將被收治者與家人捆綁的精神衛生體制，那麽強制收治制度就是家庭暴力的幫兇、親屬構陷的工具。此外，對於那些親人亡故、與親人離散的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又如何對待呢？沒有家屬，就要永遠被關在精神病院嗎？

    關於精神衛生制度和理念的弊病，在此就暫時只講這麽多。我前面已經講了很多，後面還會再分析。

    6.壹次醫生嚴重疏失險些讓我在精神病房又多關押壹到兩周

    女陳醫生和我父親、姑姑通完電話後，把我叫到辦公室。她告訴我，她已經和我父親、姑姑通了電話，了解了我的情況。我問她我何時能出院，她說要等我父親和姑姑來香港之後。我非常驚訝。因為我父親此前明確告知我他不會來香港了，我姑姑更不可能來香港。他兩個都來了，我奶奶誰來照顧？我們家又請不起家政，也不放心請便宜的家政人員。我又問她，我家人確定要來？女陳醫生說，他們說要來，只是證件有些問題，需要等待。我當時整個人腦子就暈了，因為這和我從父親那裏聽到的完全不同。沈默之後，我說那好吧，我就等他們來。

    出了會見室，我立馬準備給馮女士打電話。我忍著急躁等前面的病人打完電話，撥通了馮女士的號碼。我告訴她，不知道為什麽，我父親突然又要來香港了。她說如果來也好啊。我說，問題是我父親以前說不來了，現在為什麽又要來？我請求馮女士給我父親打個電話或者發短信問問，我父親究竟來不來。我也告訴馮女士，我和我姑姑有激烈的矛盾，是不是她從中作梗，給醫生說要來，然後故意耽誤我出院？我對這些壹概不知，只能在病房裏猜測（當然這些又不能給醫生說，說了這些猜疑她只會認為我在發病）。馮女士說她會問的。然後我道謝掛斷了電話。

    我整個人處於焦慮不安之中。因為我無法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麽。監禁的壹個危害就是信息的隔絕。在這封閉病房裏，我無法與父親聯絡，也沒辦法幹預到外面的情況。難道真是我姑姑故意搬弄是非、破壞我正常出院？或者只是發生了誤會？也或者我父親真的改主意要來？或者中國大陸公安人員已經幹預過了？與外界隔離的環境，讓我對事情真相壹無所知，腦子壹團亂麻。我只能指望馮女士早點問清楚。

    後來我想，幹脆求壹下護士拿出我的手機，直接問壹下我父親。然後，我找到壹位年齡約50歲的護士（他工作牌反著，看不到名字），我告訴他，我父親對我說不來香港了，而我又聽醫生說我父親要來，所以我不確定怎麽回事，希望給父親打個電話問清楚。他說手機在存放病人物品的櫃子，不方便拿。我說我情況特殊，聯系父親需要用自己手機打長途，所以護士把我手機放護士站了。他說他會看看。然後他看到的確在護士站抽屜裏，於是他同意我打電話。

    我開機撥號，然後打開免提，以便讓護士聽到（我猜測我父親很可能不會來，估計醫生搞錯了，所以打開免提讓護士作證，後來證明這個做法很對）。然後父親接了電話。我就問我父親醫生大概問的情況，他就把我前面已提到的那些回答告訴了我。他說他告訴醫生的是，我（王慶民）的港澳通行證要到期了，家裏有病人，去不到香港，讓我自己回去。此時我立即示意那位護士註意聽，然後我告訴父親，醫生誤會了，以為妳要來。我父親讓我再給醫生重復壹下，說他去不了了，然後告訴醫生我（王慶民）思維很清晰，不會自殺，讓醫生允許我出院。我說好的，然後掛斷電話。因為我開著免提，站在護士旁邊打電話，整個內容那位護士都聽的壹清二楚。

    我立即對那位護士說，妳都聽見了吧，我父親並不會來香港。他說聽到了，會記錄下來告知醫生。我說我需要看壹下他的名字（否則如果醫生不信，我找誰作證呢？），希望他把工作牌翻到正面。他壹開始覺得不必要，我請求了好幾次，他才同意。我看到他名字叫李w拱。我擔心他沒有清楚記錄或者醫生不相信，所以再三叮囑他轉告醫生通話的具體情況。因為我從父親這裏聽到了和醫生不壹樣的說法，而且我父親的消息有利於我提前出院，所以我說話和表現有些激動、興奮（我當時也就是看起來很高興，語氣興奮些，並沒有做任何激烈舉動，連聲音也是正常音量）。他要我不要激動，否則醫生看到了就認為我情緒不穩，不讓我出院了。我只好壓著興奮，盡可能不表現任何高興情緒。這也是很諷刺的事情，連表達正常情感都不行。精神病房裏的規矩時刻都在提醒這裏是精神病房，住院者不許擁有正常人理所應當擁有的各種權利，包括表達喜怒哀樂。即便笑出聲音、說話語速快壹些激動壹些，都是被看成情緒波動、不正常的。

    那麽醫生為什麽說我父親要來香港？很明顯是醫生聽錯了。這個肯定和口音差異有關。女陳醫生是香港人，平常多使用香港話，普通話屬於“外語”。而我父親則是說的河南方言或者不常用的跑調的普通話，然後雙方口音差別就很大了。女陳醫生對普通話的掌握，就像中國中等水平大學生對英語的掌握，說的很流利，也完全聽得懂純正的英語，但是聽英語方言就不行了。所以女陳醫生就聽錯了。具體哪裏聽錯，我估計是我父親說“通行證到期了”這句。他是指我在香港滯留期限到了（我父親當然不能準確說出“滯留”之類名詞），然後女陳醫生聽成我父親的通行證到期了，以為要辦證之類以便於來香港。我父親說要我出院之類的請求她肯定也沒聽清楚，導致錯誤沒有得到糾正。此外，我父親中風後，聽力下降、說話也不很清楚，可能會答非所問，也會影響醫生理解。這件事也證明，醫生和我父親的溝通質量不佳，甚至出現誤聽。在溝通質量如此低下，甚至出現聽錯我父親來港與否這種低級錯誤的情況下，醫生如何能從我父親那裏清楚的了解到我的精神狀況和過往言行？如果從我家人那裏聽錯的是關於我的精神狀況和言行，那是不是會導致誤診？

    即便只是聽錯我父親是否來港，也已經算是醫療事故了（我不知道從法律上這是否可以判定為醫療事故，但潛在後果是嚴重的）。因為如果我不及時聯系父親，而是等我父親久不來港才發覺，或者馮愛玲女士下壹次探望時才聯系到父親，那就會嚴重延誤我出院的期限。如果我沒辦法聯系到父親，完全等醫生看我父親不來才重新聯系，那會拖更久。而且即便我聯系了父親，聽到了他不來港的消息，在沒有護士作證的情況下，醫生肯定信她的耳朵而不是我的轉述，說不定以為我“妄想癥”呢。然後我只能等她下壹次聯系父親（我請求她聯系她當然不會聽，至少壹星期內很難答應；答應了又得等和社工安排協調）。因此醫生的誤聽導致我多在病房呆壹到兩周甚至更長，是完全可能的。

    那位李護士安慰我，說妳早晚都要出院，即便搞錯了也沒什麽，最多也就在醫院多待壹兩周。我心想，如果壹個被拘留15天的人，因為監獄失誤多關了壹星期，他要受多少罪？按規定應該如何處罰失誤的獄政人員？精神病房和醫院壹樣，都會讓人喪失自由。至少對我來說，喪失自由是非常痛苦的（我相信對大多數人也壹樣）。再說，如果因為多呆壹段時間，因為精神病房糟糕的環境，把我真逼瘋了，我忍不住發起火來，僅僅做壹些在正常環境下不算很嚴重的行為（如大街上吵架、輕微肢體沖突的行為），那就惡性循環出不了院了。這樣的後果比在看守所和監獄更惡劣。難道不是嗎？總之這絕不是什麽好地方，多呆壹分鐘都沒好處。還是前面那句話，讓醫生和護士與我換換位，他/她們住在病房被各種管制，吃飯睡覺整齊劃壹，每天穿著病號服無所事事、趿著拖鞋來回踱步，看看他/她們感覺如何。因醫生疏忽大意，變相“非法拘禁”的行為，後果、造成的傷害是很嚴重的。但這位女陳醫生和護士居然不當回事。而病房其他醫護大抵也是這樣想的（難道會不壹樣？）。

    在此舉出知乎問題“精神病院中發生過哪些令人細思恐極的真實事件？”中，壹位叫“惜h”的用戶的回答（該用戶迄今獲得4100多贊同、370多感謝、270多收藏，該回答獲得4.1k贊、375感謝，283評論，這是她最受歡迎的壹篇回答）：

“22歲入院

由於在家常態是閉著眼 不說話 流眼淚

被強制性用塑料膠布綁住腿 當時只穿秋衣秋褲 頭發很臟 塞在後排座 連夜開到南京腦科醫院



沒有心理咨詢 沒有醫生面診

直接把我丟在醫院住院部

晚上精神分裂的 幻聽躁狂的 從小智障的 …

各講各的 很大聲

剛進院都要被綁起來觀察

我被綁在床上

這樣的環境讓壹個被監護人認為是有抑郁癥的人 懷疑所有的壹切 喪失安全感 充滿絕望

…



見到許多不同病癥的人

都是世間特別的人



細思極恐的事的體會是 人很孤獨 無所不在枷鎖之中”

    即便沒有直接的虐待，投入這種環境，本身就是可怕的事情。甚至比監獄還沒有自由，被捆綁、被當做“非正常人”，甚至就是“非人”。此外，這些病狀較輕甚至只有普通抑郁的，還會被重病患者“交叉感染”，惡化精神狀況。普通人和重癥精神病人在壹起都會受不了，何況精神相對脆弱的抑郁癥患者。我在香港遭遇的比這輕壹些，但被捆綁、喪失自由、和有著各種明顯不正常言行舉止的人在壹起，怎麽可能不恐懼、焦慮，這是在治病，還是逼人得病、發病？

    因此，東區醫院醫生聽錯我父親的陳述，難道算不上醫療事故嗎？是不是和其他內外科壹樣，給住院者/病人帶來了潛在損失？然而會有誰被追究責任呢？即便中國大陸，出現司法冤獄、在監獄和看守所被非法關押，哪怕關15天，原則上也可以獲得國家賠償，責任人也可能受到處罰；如果在精神病院，無論關多久，即便最後證明沒有病，絕大多數也會不了了之，壹分錢都不會賠償、壹個人都不會處理。這種“誤診”或者說工作失誤與普通內外科診療不同，帶來的不是清晰可見的損失而是隱形損害，造成的損害不易被外人發覺和量化；而更糟的是，住院者在入院時就被貼上了“精神病人”的標簽，他/她們的指控很難像普通人那樣得到采信。這和我在前面評論“屯門醫院傷害老人致死事件”中提到在精神病房發生的虐待事件無法與普通科室發生的糾紛壹樣去投訴，是壹個道理。所以，哪怕耽誤了壹兩個星期，甚至更久，也會不了了之。

    （當然，數月之後我才知道什麽是瑪麗醫院和東區醫院真正的惡劣行為，這耽誤壹星期相比而言都幾乎完全不算事了）

（四）出院前的經歷與波折

    1.醫生勸阻我維權；對大陸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維權者的案例舉例及分析、引述相關權威文章和調查報告

    和我父親通話之後，我的出院問題終於提上日程。

    確認我父親不會來香港後，我又見到了女陳醫生。關於誤聽問題，她只說已經知道我父親不會來了，根本不提她自己聽錯的事，更沒有認錯、道歉。對這些醫生而言，估計她/他們認為住院者大抵都是“病人”，沒必要當公民來尊重的，也不覺得她的疏忽導致我可能多關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算什麽嚴重的事。至於責任問題，她腦子裏恐怕完全就沒有，作為醫生並不比市井民眾有任何更高的道德和責任心（雖然地位越高職責越重，責任也應該越大）。以回避掩飾了過錯後，她就開始與我具體談論關於我出院及出院後的問題。她問我出院後是否還繼續維權，我說我會采用溫和的方式（其實我自殺前也是采取溫和方式維權的）。她說，能不能把這些事情放下來，重新生活，意思是不贊同我執著於維權。我說，我是希望通過把我的事情發到媒體上，然後進行呼籲，讓社會公眾關註、了解這些校園暴力受害者遭受的苦難；希望能夠把受害者組織起來，互幫互助，也就是用建設性的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制造仇恨和破壞）。在出院前夕的幾次談話中，她多次建議我放下過去，放棄維權。當然，這從她的角度無可厚非，因為她通過和我父親聯系，誤認為我遭遇的校園暴力情況並不嚴重；而她的“職業責任”，是避免我出院後再做出過激行為如自殺。她認為我再次維權就可能再次做出過激行為，因此勸阻我不要維權。我擔心如果我說要堅持維權她不讓我出院，只好說我會放下過去、找工作、重新生活。

    我對這種勸阻的看法是，他/她們根本不了解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嚴重性和現實處境。對於我的個案，幾位醫生（包括前面提到的瑪麗醫院的）也沒有理解我的維權與呼籲中包含的訴求的必要性。關於我的維權動機和目標，在本文第壹章已經有詳細闡述。我因受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傷害，身心遭受嚴重創傷、前途毀滅，無法正常學習和工作，怎麽可能壹筆勾銷？而且除了維權，我也沒有別的路可走。說句不好聽的，妳們這些醫護人員能替那些校園暴力加害者彌補我的青春、學業及其他連帶損失嗎？能幫助我恢復錦繡前程嗎？即便不說那些巨大的傷害，哪怕能給我幾個月生活費讓我渡過難關嗎？妳們100%不能，妳們只是把我關起來讓我受罪，還浪費香港納稅人的錢。所以為什麽要阻止我維權？

    更重要的是，我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目標，是希望通過媒體報道、政府重視、知名人士參與，引發社會各界對普遍性（而非個案）的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問題的關註，推動制度化法治化防治措施的建立與執行，保護、救助、補償受害者……總之，我是用正大光明的手段，呼籲用建設性的方式解決在中國乃至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問題，是在做好事、實事、進步的事。為什麽做好事也不可以呢？我不是害人而是在救人，是在為同病相憐的受害者護權利爭權益、避免未來的孩子們重蹈我和許多受害者的悲慘覆轍。為什麽要阻止我做這些必要而又稀缺的事情？張平宜救助麻風病孩子時、高耀潔呼籲關註艾滋病問題時，應該阻止嗎？難道要勸她們“別去救人”、“不要呼籲”嗎？

    香港的精神病院/精神病房的醫生對於維權者只是有所勸阻，即便客觀上有問題，主觀上並沒有惡意，甚至她/他們還自以為是好意，醫院對於維權者也不太會隨意收治（我畢竟有自殺行為，哪怕後續治療也有許多不合理的）。但中國大陸則完全不同。通過將維權者、上訪者、民運社運人士、各種異見人士關進精神病院，以打壓維權活動和社會運動，已經成了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頻繁使用、中央政府默許和縱容的慣常手段。而習近平上臺以來，這種“被精神病”手段變本加厲，且在高壓維穩、新聞管制的狀況下，受害者欲逃無路、求告無門。

    在此舉出維權新聞網站“民生觀察”（因中共的打壓，網站在中國境內無法看到，除非使用VPN）對湖北棗陽被精神病人衛秀雲的采訪作為典型案例（重點內容用粗體標出）：

“《專訪湖北棗陽被精神病人衛秀雲》

作者：民生編輯1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更新時間：2018-08-29 23:19

采訪對象：衛秀雲（女）

時間：2018年7月24日

地點：湖北省棗陽市沿河西路

    共產黨壹黨專權下，壹些手握公權者借“被精神病”來打擊報復維權者，來解決影響地方穩定大局的“不穩定者”，這壹現象已經不僅僅是道德的問題，更是壹種野蠻的非法手段。強行“宣判”壹個健康人為“精神病人”，反映出公權力不受制約下對公民私權的肆意摧殘和踐踏。對涉及私權的公權力使用，僅僅依靠立法禁絕公權力為心術不正的當權者所用，無異於空中樓閣平地起、鏡花水月思中存。必須從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多黨競爭的頂層設計上予以有效制衡，才可能將公權力真正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去。也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改變飲鴆止渴式的公權力對私權的粗暴侵害，有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不斷增強民眾的安全感，實現公權私權並行不悖基礎上的和諧穩定、長治久安。

    本網獲悉，湖北省棗陽市太平鎮會計衛秀雲（女），因堅持揭發單位領導向下級部門索賄問題，被鎮領導和維穩警方多次送進醫院精神科“強制治療”。2018年7月24日，本網誌願者來到湖北省棗陽市找到了衛秀雲，對她做了壹次被精神病情況的專訪。



全文如下：



誌願者：衛秀雲妳好！據棗陽維權人士白建強介紹，您因為常年舉報鎮領導的索賄問題，多次被政府維穩部門送進精神病院關押“診治”，我們想對這壹情況做壹個了解，對妳做壹次專訪可以嗎？

衛秀雲：好的，我願意接受采訪，希望大家關註我的悲慘遭遇，希望大家幫助我進壹步維權。

誌願者：請問妳是為什麽事情被地方政府送進精神病院“診治”的？是什麽人送妳去的？

衛秀雲：我原是棗陽市太平鎮的壹名會計，因鎮政府時常向下面的村委會索要數額不菲的財物，而我家也是村民出生，深知各村委的艱難，所以就於2004年開始舉報鎮政府的腐敗行為。但是，不曾想我的舉報非但沒有人查處，反而被上級透露給了太平鎮鎮政府。事後，鎮政府就把我調離了崗位，並且時常對我威脅恐嚇，為此我就開始到襄陽市和北京信訪局上訪，之後鎮政府就將我列為穩控對象，多次將我非法拘禁在家阻擾我出門信訪。我第壹次被送進精神病院關押是在2005年的元月3日。

當天，我們太平鎮的鎮政府工作人員馬偉（音）帶領多人，以幫我解決問題為由把我騙到湖北省武漢市，到了武漢市他們幾人就把我押送到“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精神科交給醫院關押。期間，醫院的醫生問我們鎮政府工作人員說：“她真的是精神病人？”鎮政府人員說：“她很偏執，喜歡上訪告狀，所以不管妳們醫院要多少錢，只要妳們給她弄壹個精神病（病例），我們就長期把她關在這裏，妳們醫院可以創收，我們鎮政府也可以防止她去北京上訪。”事後，我就被關在這家醫院裏壹天，次日該院的壹位領導來查房，發現我不像精神病人，就要求醫生為我做壹次精神疾病體檢，體檢的結果顯示，我的精神狀態在正常範圍（有檢查結果證明書）。醫院院長得到這個消息後，就立即通知精神病科室的醫生說：“趕快通知鎮政府讓他們24小時之內來把這個人領走，如果鎮政府不來領，就通知她的家人來領，這樣偽造事實把壹個正常人關進精神病院是很嚴重的違紀問題，如果被曝光，我這個醫院院長恐怕都當不成了。”後來，我的哥哥接到通知趕到醫院來把我接出了醫院。我和哥哥返回棗陽市後，我又開始繼續上訪舉報。

上訪期間，我又多次被鎮政府人員和警察非法綁架、拘禁，時間最長的壹次是棗陽市維穩警察把我拘禁在北京的壹個收費室內長達七個月之久。

誌願者：妳此後還有沒有再被關精神病院？

衛秀雲：有。大約是2006年1月4日，我們鎮政府的壹名工作人員突然通知我說“妳舉報成功了，政府和檢察院決定給予妳獎勵和補償，妳趕快到檢察院去辦手續。”，等我到了檢察院門口，鎮政府的幾名工作人員就壹哄而上，把我綁架到了襄陽市精神病院關押“診治”。期初，是鎮政府人員的幾個人把我推進醫院的，進了醫院後，又由醫護人員管控我，他們很快就搶走了我的隨身物品，然後扒掉我的外衣和皮帶、鞋子，把我捆綁在壹張大鐵床上，開始給我強行灌藥，而我就拼命反抗，他們就使勁的把我的雙手勒緊，直到把我捆綁了六天六夜無力反抗後，他們才給我松綁。松綁後，我的雙手已經被腫脹麻木，失去了正常功能，時至今日都沒有恢復，12年了，我的雙手依然嚴重紅腫疼痛，完全無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基本殘廢了。還有，他們接連6天給我強灌不明藥物，導致我的眼睛出現病變，長期流淚。

誌願者：妳知道綁架妳去精神病院人員的姓名嗎？

衛秀雲：知道，是太平鎮黨委書記王興國（音）以及婦女主任等黨委委員6人綁架我到精神病醫院的。

誌願者：妳還記得那家精神病醫院的名稱嗎？

衛秀雲：記得，是湖北省襄陽市“安定醫院”（音）的四病室。

誌願者：醫生有沒有給妳檢查妳是否患有精神類疾病？

衛秀雲：沒有給我做檢查，醫院偽造了壹份病例說我有精神病，並且醫生還多次恐嚇我說：“政府把妳交給我們，就是要整治妳喜歡上訪告狀的毛病。現在，我們把妳和瘋子們關在壹起，妳怕不怕？看妳還上訪不上訪了？”

誌願者：妳在醫院裏有沒有被毆打的情況？

衛秀雲：有啊！他們接連六天給我灌藥，而我拒絕服用這些不明藥物，這時醫護人員就會揪住我的頭發，打我的臉，然後捏住我的鼻子，再用筷子撬開我的牙齒往嘴裏灌藥。有壹次，我咬緊牙關堅決拒服，他們就拿來壹雙筷子強行撬我牙齒，結果把我的壹顆門牙都撬倒了，嘴唇也撬破了，鮮血直流他們也沒有住手，接著他們把筷子插進我的嘴裏亂撬，直到撬開我的嘴把藥物灌完才放手。灌了藥以後，我就開始慢慢暈厥過去，毫無知覺，就連大小便都失禁了，醒來後我發現床上滿是汙垢，呼叫醫護人員給我松綁清理，他們也不肯。直到現在，我的這壹顆牙齒都沒有恢復，牙齒已經變黑還經常流血，我的嘴唇到現在還有壹塊明顯的黑色傷疤。

誌願者：妳跟精神病人住在壹起有什麽樣的感受？

衛秀雲：醫生把我和十幾個女精神病人關在壹起，這些女病人有老有少，她們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她們會時常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突然高聲唱歌，特別是在半夜裏她們也會有這種情況，非常恐怖。還有壹些病人會將床被蒙在頭上到處亂跑，跌跌撞撞，讓人難以入睡。也有壹些病人會突然齜牙咧嘴，像是要打人的樣子，我很沒有安全感，精神高度緊張。我覺得，鎮政府把我關在精神病院還有另壹種企圖，就是她們想以此來恐嚇警告我，讓我以後不敢再去上訪。再有，她們把我送進精神病院“診治”並偽造病例，這樣她們就可以說我是壹個精神病人，以後我的上訪舉報行為，就會被認定為無效信訪。

誌願者：在妳被關精神病院之前，妳的日常生活都正常嗎？有沒有在醫院查出患有精神病？有沒有暴力自殘或毆打傷害他人的情況？

衛秀雲：在我被關精神病院之前，我的日常生活壹切正常，從來沒有查出過我患有精神類疾病，我們家族也沒有精神病遺傳史，我也沒有暴力自殘和傷害他人的情況，我與工作單位的同事及鄰居都相處的不錯。

誌願者：妳最後是怎麽出來的？

衛秀雲：是我被關了六天六夜，我女兒的爺爺得到消息後，專程趕到襄陽市“安定醫院”強烈要求放人，不然他也要去上訪告狀，我們鎮政府怕事情越鬧越大才通知醫院放我回家的。

誌願者：經歷了被關精神病院的折磨，妳此後還敢去上訪維權嗎？

衛秀雲：剛被放出來的壹段時間確實有心理陰影，心有余悸，畢竟在裏面被捆綁了六天六夜備受折磨。但是，隨著我對法律知識的學習，我開始克服了恐懼，我覺得應該感到害怕的是那些違法犯罪的政府人員，而不是我。之後，我在家調理了壹段時間，修養了壹下身體，而後就又開始踏上了上訪維權之路，時至今日我依然在堅持上訪舉報，目前我已經取得了壹些勝利，這就是棗陽維穩部門已經答應給我和女兒被他們毆打賠償三萬元錢。

誌願者：妳的女兒也被維穩人員毆打了嗎？

衛秀雲：是的，我女兒在北京上大學，有壹次我躲過維穩人員的監控跑到北京準備上訪，棗陽市的維穩人員就追到了北京市，但是他們壹時找不到我的人，就找到了我女兒的學校。到了學校，他們謊稱是鎮政府給我女兒送助學補助的，以此把我女兒騙出了學校，我女兒走出學校後，他們就把她拖到壹處偏僻處拳打腳踢，把我女兒打的遍體鱗傷。此後，他們就要挾我女兒撥打我的電話求救，我接到女兒的電話後趕忙跑來，結果，維穩人員就把我強行綁架回棗陽拘禁了很多天。事後，我要求他們賠償但遭到拒絕，為此我又多次上訪投訴，最後經過我多年的努力，他們最終答應賠償三萬元。雖然他們對此事做了賠償，但他們對其他的迫害行為卻沒有賠償，所以我還是要堅持上訪舉報。

誌願者：好的，謝謝妳接受我們的采訪，祝妳早日維權成功！

衛秀雲：也謝謝妳們的關註，希望社會各界給予我幫助。謝謝”

    中國各地政府將維權者強制送入精神病院關押的行為，在近年來已經普遍化、常態化，成為政府官員和精神病院管理者乃至醫護人員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潛規則，成為維穩體制的組成部分。因此，像衛秀雲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僅僅“民生觀察”網站“被精神病”壹欄就有近500條信息，涉及200-300名維權者。而在另壹個維權網站“維權網”中，也有129條信息，其中的壹些可以與“民生觀察”網站的信息互相印證。更可怕的是，由於以下種種原因，能得到披露的“被精神病”事件，只是中國大陸比司法冤獄還可怕、更無法申冤的“被精神病”案例的冰山壹角：上訪者遭受政府打壓壹盤散沙很難聯合、信息閉塞、普遍沒有較高知識文化水平（這壹點對於寫作和口述的質量有關鍵影響），很多“被精神病”的維權者沒有能夠與維權網站等取得聯系，即便聯系上也表達不清情況；政府對新聞自由打壓異常嚴厲，維權網站維護人員被抓捕（例如報道該案例的“民生觀察”網站負責任劉飛躍就被抓），采訪報道維權者“被精神病”案例困難；政府和精神病院普遍抵觸媒體采訪……

    在這個案例中，受害者衛秀雲僅僅是因為舉報貪汙腐敗，就被政府兩次送入精神病院，並在醫院遭受殘酷虐待，飽受創傷，還留下了後遺癥，無法正常生活。但某種程度上，她還是幸運的（其他更多的人是不幸的）：1.她第壹次被關在精神病院，醫院因擔心被媒體曝光而釋放了她。而時間是2005年。那時中國新聞自由度較高，各種侵權事件、維權事件較多的被曝光（例如廣播和電視節目經常通過暗訪，調查和播報地方政府的種種劣跡），精神病院及醫護人員受到壹定程度的監督和制約（雖然依舊有“被精神病”危險，例如她2006年第二次被關精神病院，就無媒體報道）。而2013年至今，已經沒什麽新聞自由了，負面報道被大規模封殺，揭露政府黑暗面報道更是寥寥無幾，所以這種“被精神病”事件很難在大陸媒體傳播。而海外的/防火長城外的網站在中國大陸影響力極小，絕大多數民眾看不到，在這些網站或媒體曝光，對官方和醫院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影響。2.她的家人壹直支持她，並且千方百計的營救她，在她公公的“鬧”和堅持下，她才得到釋放；她哥哥也幫助她。但從整體上看，許多家人因為感情冷淡、家庭矛盾及政府逼迫，對因維權“被精神病”的家人不會去救、不敢去救、不盡力救（更不用說那些主動把家人送進精神病院的了），都會導致受害者長期甚至終身被關押在精神病院。而那些永久性被關在精神病院的維權者，更易受醫護虐待（因為不怕他/她們說出去），也永遠沒有機會訴說苦難和申冤了。還有壹些沒有直系親屬、形單影只的，就更悲慘了，被抓進精神病院往往根本無人知曉，有人知曉也因不是親屬而無權要求醫院放人。

    在此列舉壹部分中國“被精神病”並被關押/曾被關押在精神病院的維權者或政治反對派人士：羅映華、李金平、錢進、胡荻、焦延壽、王群鳳、鐘亞芳、林秀麗、徐武、鮑俊生、耿兆紅、韋朝芝、張軍、王培劍、王國印、屈良富、邢世庫、陳翠玲、王誌鋒、朱漢、李小萍、許大金、張治、張文和、曹孫忠、何芳武、彭蘭嵐、張海彥、朱明霞、孫立勇、都玲、施根源、宋再民、劉偉、馬勝芬、黃枚芳、尤寶芬、沈佳君、朱廣花、潘顯陽、辜香紅、夏付年、汪荷娣、陸立明、丁建勇、鄧光英、蔡應蘭、任迺俊、李本鳳、潘斌、張起、王守安、陳碧香、張吉林、劉剛（非為六四學生領袖那位）、曹繼月、楊誌祥……他/她們中有些完全沒有精神病，精神狀況正常；有些因為蒙冤受屈、維權受挫、被打壓迫害，貧病交加，導致焦慮抑郁恐懼或別的精神疾病，但是並沒有自殺或傷人等危險行為及意圖，不需要被關押起來封閉治療；即便有個別的確有較嚴重的精神疾病，治愈、病情緩解了也應該被允許出院……但是他們大都被非法關押，而且無論關押還是釋放，往往都是不合程序、需要家人或維權界難友費盡周折或求或鬧，才可能救出。即便被允許出院，往往也是由政府而非醫院決定。當然，他們還是相對幸運的，因為得到了輿論關註（沒有得到關註的自然上不了維權網站），而且其中有壹些人地位和知名度很高，如作家、學者/大學教師、維權領袖/著名維權人士，容易得到關註和聲援，所以他們中壹部分已經獲釋。而沒有被披露的，不知道姓名的，都是沒有知名度的維權者、上訪者，他/她們恰恰被關押更長久、受難更嚴重，或許永遠都要被關在精神病院，受到折磨也無人知曉。當然，在許多縣市，人們或多或少都知道這樣的壹些事，在知乎和微博上時不時能看到類似評論。但由於言論控制尤其刪帖、禁言、封號，所以大多數事件不為人知。即便爆出的也往往沒有具體的姓名、地點及基本情況。於是，壹個個鮮活的生命，毀滅於精神病房的牢籠中。

    關於中國泛濫的“被精神病”的狀況，在前面已提及過的“紐約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曾在中國擔任過六年法官的殷馳教授，和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所長，也是資深中國事務專家孔傑榮教授共同撰寫的《中國的精神衛生、強制收治和任意拘留》”壹文中有著精準的分析和批判：

    “在中國，每天至少有上百人被精神衛生機構強制非自願收治入院。在這些人當中，有的是通過其所涉案件的刑事程序。毋庸置疑，對壹個嚴重罹患精神障礙的患者是否收治，如何收治及收治多久，是壹個日益嚴重的世界性問題。在政府采用多種方式對公民進行拘留的中國，這些問題已被證實尤其嚴重。

    ……

    在對精神障礙患者進行強制收治方面，任意拘留的可能性很大。就此，中國在保護公民人身自由方面仍大有可為。盡管《刑事訴訟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的規定不盡完善，它們至少旨在分別為所謂的犯罪分子和違法人員提供壹些基本的保護。就算那部新出臺的令人心畏的《監察法》--雖然與精神衛生強制收治毫無關系--授權壹個新的國家機構對政府官員或者國家相關管理人員因涉嫌各種不當行為而進行留置（盡管該期限很長）。但是，中國政府利用精神病院以及其他不太惹眼的壹些機構，包括針對吸毒和賣淫人員的強制戒毒中心、收容教育所、“政治再教育”基地和“黑監獄”等，利用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監管的方式，對公民進行任意拘留的做法，已經受到廣泛批評。

    ……

    目前，在中國精神障礙患者非自願住院治療的程序中，沒有屬於真正中立的第三方的壹席之地。根據《精神衛生法》的規定，兩名精神科執業醫師的診斷決定就足以令壹名患者被收治入院（而且可能是收治終身），無需聽證或者司法許可。因此，沿襲前蘇聯的模式，精神病院應官方要求對個人進行強制收治已成為打壓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分子的便利手段。根據中國壹非政府組織“民生觀察工作室”最近的壹份報告，中國的醫療界“在對批評政府的人士以精神障礙需要住院為由進行拘禁方面，繼續向官方妥協。”

    《精神衛生法》本身也因為過於寬泛而難以適當貫徹。“精神障礙”是該法規範的疾病。令人遺憾的是，該法卻將其模糊的定義為“由各種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或思維等精神活動的紊亂或者異常，導致患者明顯的心理痛苦或者社會適應等功能損害。”盡管該定義外延寬泛，毋庸置疑，並非所報道的這全部1億多遭受不同程度精神問題困擾的中國人都需要非自願住院治療。正當程序在如此重要的決策過程中的缺席，仍會損害數以百萬的人們免於被任意拘留的基本自由權利。”

    同樣，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撰寫的《“最黑暗的角落”--中國精神病非自願收治濫用報告》也對中國“被精神病”情況的泛濫的原因作了細致的分析（也附有許多個案佐證）：

    “2011 年 4 月的壹天，淩晨 2 點，徐武撬開窗戶，通過鐵欄之間的縫隙，從武鋼職工二院精神科的監護病房裏逃脫。四年之前，徐武所在的單位與警方壹起，違背他的意願，將他送進了精神病院，直到他逃脫。

    徐武說，他沒有精神病，而是因為向政府部門投訴他的工作單位而被強制收治的。但是，他被醫院診斷為患有“妄想癥”，並且癥狀在四年內沒有絲毫減輕。在成功逃脫後，徐武到廣東參加了壹檔電視節目的錄制，講述了他被原單位迫害和被強制收治的驚心動魄的故事。離開電視臺時，徐武在南方電視臺大院內被7名操武漢口音的男子(其中壹人聲稱是警察)塞進壹輛出租後離開。徐武隨即被帶回了精神病院，但卻由此引爆了中國精神病強制 收治的輿論風暴。在網絡上，人們對他是否有精神病，以及醫院、武鋼和當地公安機關在將他關押在醫院的行為是否違反了法律展開了熱烈討論。

    中國的精神病非資源收治制度就像個黑洞。壹個公民僅僅因為有精神病，甚至僅因其家 庭成員、雇主、公安機關或者其他國家機關聲稱他有精神病，他/她就可能因此而無固定期限的“消失”掉。

   據官方估計，中國每年有 80 萬人被送進精神病院。 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像徐武壹樣，是被強行收治的。醫院接收這些人後就禁止他們離開，除非那些決定將他們收治的人(送治人) 同意他們出院。在醫院裏，病人作決定的權利被剝奪，除非醫院或者送治人也同意該決定; 後者還在法律上被醫院視為該病人的“監護人”。被強制收治的病人還要接受藥物和電擊在 內的強制治療。中國的法律法規目前並沒有對病人的精神狀態以及收治的合法性進行獨立審 查的規定，病人也沒有請求司法復核和委托律師的權利。病人與外界的通信權利在通常下也 被剝奪了。

    非自願收治制度濫用背後的原因

    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獨立是目前非自願收治被濫用的主要原因。中國目前還沒 有壹部專門保護精神障礙者群體的法律。盡管有若幹部全國性法律涉及到了非自願收治的某 些方面，例如《刑法》、《警察法》等，但相關條文不僅用詞模糊，對非自願收治的具體情形和程序也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壹些地方立法機構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規對非自願收治進行規範，但是這些法規對非自願收治的情形的規定過於寬泛。此外，目前不管是全國性法律還是地方性法規，都沒有對收治程序中的司法復核作出規定。壹旦病人提起對醫院或者送治人的訴訟，法院往往不願意處理並為非自願收治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司法保護。

中國政府於 2011 年 10 月發布了《精神衛生法》(草案)，但草案提交人大表決的時間尚 未確定。從表面上看，該草案對當前違反《公約》的強制收治制度做出了修正。

    精神病非自願收治被用於政治目的

    當前的非自願收治制度極易被濫用。那些有“門路”(包括權力和金錢)的人可以通過 強迫或付錢的方法讓醫院拘禁他人，以此作為懲罰或讓他們“禁聲”。這些做法卻往往被免於處罰。2002 年，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發布的調研報告表明，強制收治被政府用於政治目的，主要被用於對政見異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的拘禁。十年之後，精神病收治制度被出於類似政治目的的濫用仍在繼續。當前很多被強制收治的人是上訪者、異議人士或活動家。在這些案例中，那些讓政府官員惱火的人，包括向上級機關上訪的人或發表批評政府言論的人，被送往精神病院作為懲罰。

    與此同時，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部分精神病院的私有化管理也加劇了這種濫用。壹 些富有的人可以付錢給精神病治療機構，將他們想“擺脫”的人、近親、員工等監禁或者強制治療，監禁和治療的時間長短取決於送治人的能力和意願。在部分案例中，送治人同意付錢給精神病院，讓醫院收治其“有精神病”的親戚或者員工。在接到送治人的指示後，醫院的職工甚至會跑到大街上將送治人的親戚或員工“抓走”。隨著政府部門維穩經費的日益增加，公安部門開始付款給精神病院，由醫院對當地的“麻煩制造者”進行變相監禁，精神病院也因此從中受益。……”

   （這份報告附有許多具體案例，每個個案也都有相對詳實的講述與分析，隨便壹個個案都如冤獄般殘酷，有些案例中精神病院的惡行與司法機關的不作為的細節令人發指。篇幅所限，在此不引述（在前後文需引述的地方，我會引用部分案例）。看到本段且需要了解“被精神病”造成的更具體的危害及相關案例的，可以在Google檢索“《“最黑暗的角落”--中國精神病非自願收治濫用報告》”，即可以找到原文全文）

    報告也提到，中國精神病院、政府機構、司法機關的許多行為，如剝奪非自願收治的病人或“被精神病”者人身自由通訊自由、剝奪“病人”尋求司法救濟和保護的權利、精神病院對“病人”實行暴力、虐待等行為，是違反中國政府於2008年批準的《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的，如《公約》規定的如下內容：

平等和反歧視(第五條)

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第十二條)

獲得司法保護(第十三條)

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四條)

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第十五條)

免於剝削、暴力和淩虐(第十六條)

保護人身完整性(第十七條)

尊重家居和家庭(第二十三條)

健康(第二十五條)

    但在沒有法治、對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的權利實行全方位剝奪的現實環境下，《公約》中的規定是多麽軟弱無力啊。雖然有孔傑榮和殷馳等權威學者的關註，以及他們和相關國際機構撰寫的文章和調查報告的精準批判，中國惡劣的精神衛生狀況尤其強制收治問題並沒有改觀，相反還在隨大環境惡化而惡化。而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和封鎖，也導致這些寶貴的聲音難以廣為傳播。另外，在資訊爆炸的時代，這類對大眾來說較為邊緣化的議題，即便得到有限的刊發和傳播，也立即淹沒在億萬條信息的濁流中，難以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和足夠重視，哪怕這些文章和調查報告承載著數百萬人的苦難與冤屈。

    我沒有在大陸的精神病院住過院，在香港也只被關了23天，所以我無法親身體會大陸精神病院惡劣的環境和住院者遭受的痛苦。而且即便大陸的精神病院，也是復雜而多樣的：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不同級別的精神病院，不同模式（全封閉或半封閉；嚴格隔離和有壹定活動空間）的精神病房，情況往往大相徑庭；不同的醫生和護理人員，對待不同病人也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態度和行為。但毫無疑問，哪裏的精神病院，都會讓住院者失去自由、受到管制、喪失在院外正常享有的各種個人權利；在這種受管制的、封閉的、醫護和住院者力量完全不對稱且無監督的環境中，被欺淩和虐待的幾率，都大於在正常的、自由的、開放的、起碼有壹定法律約束的、公共的社會環境。

    書寫本文期間，我從頭到尾完整閱讀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索氏在書中把蘇聯勞改營、監獄、遞解站和流放地的黑暗描述的淋漓盡致，分析的入骨入魂。但可惜的是，他在書中對蘇聯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異議者、濫用精神疾病強制收治體系關押人民的行為沒有用專章進行描述，只是偶爾粗略的提及了幾次與精神病問題有關聯的內容（例如提及在監獄裏的政治犯發瘋、發狂後，立即被拖出去打死；刑事犯絕食、抗議，被送入精神病院），這不能不說是巨大的遺憾。而根據索爾仁尼琴描述的列寧--斯大林時代（及後來更頻繁以“精神病”為借口迫害異見者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其他的證人證言和合理推測，很明顯蘇聯的精神病院並不可能好於監獄。索氏對蘇聯精神病院描摹的缺失，或許恰恰證明精神病院比勞改營更加封閉和黑暗，被永久關押的比例更高，對被關押者造成的心靈創傷更嚴重，還有汙名化影響到了人們對幸存者敘述的關註度和信任度。而這壹切，導致更難以有相關信息被透露出去，更鮮少有幸存者有能力和條件講述內幕，當然也更難得到當時蘇聯國內（以及蘇聯解體後繼承國俄羅斯歷史、政治研究者）和國際社會及相關人士的關註。

    通過我這幾個月來對於“被精神病”問題相關材料的閱讀與對各類個案的了解，我相信，中國乃至許多欠發達國家的精神衛生體制尤其強制收治制度制造的罪惡，如果有人和組織機構能夠協調起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做深度的調研、收集到足夠的材料、進行充分剖析與解讀，足以從中挖掘出在和平與發展年代的另壹個“古拉格”（甚至，壹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精神病院/病房也有不少惡行）。即便僅僅只研究中國，從1978年至今，就有至少數百萬被不合理強制收治且長期被囚禁（其中很大壹部分被囚禁終身）的“精神病人”（例如80年代大量女知青因為各種原因被送進精神病院），這些人原本應該過正常而自由的生活，即便因各種外部傷害確實患上不同程度精神疾病的，也應該接受修復式治療（而非監禁式管制），在痊愈後被允許回歸社會；或在救助機構提供的特殊崗位工作、在福利機構療養，或二者結合自給自足。但實際情況卻是普遍被判了“無期徒刑”。他/她們遭受苦難的時間之久，遠超改開前極左年代被關押在遠至大西北和北大荒、近在京郊滬外各種監獄和勞改營的“右派”、“反革命”幸存者；她們受到禁錮和虐待之悲慘，大抵也等同於甚至部分超過了在同樣封閉黑暗的勞教所、勞改隊和監獄服刑的包括政治犯在內的各種受難者。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對於精神病院中的惡行與醜陋，只有數量不少但質量欠佳的口述和短文，而且普遍缺乏實名，還沒有壹部足以震撼人心的作品為這些被強制收治者呼喊和正名。受難太輕的、學術與文字功底還不夠足的，例如我，無法完成壹部足夠像《壹滴淚》、《古拉格群島》那樣引發廣泛的乃至世界性的關註的著作；而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例如許多作為旁觀者的學者，都無法詳細的、徹底的、本質化的對那些最悲慘的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受難最深重的，卻沒有機會寫出自己遭受的苦難。這又是壹個殘酷的悖論。

    2.出院前的壹系列談話

   （因時間久遠，以下所述只是當時談話的大致意思，與實際情況可能略有偏差）

    到了6月25日左右，男陳醫生把我叫去問話，還是用我說他寫的形式。他問我，回到大陸是否還擔心會受到迫害？我說，有職工盟的朋友幫助我，我不害怕。當然，那時候林先生還沒找到可以幫助我的社工人員，而且找到也不見得能幫我太多。我當然還是擔心的。可是為了出院，而且前兩次因為誠實回答卻被關在精神病房，我只好說不擔心。男陳醫生伸出拇指鼓勵我（在精神病房裏這麽伸拇指鼓勵，我覺得思想相對敏銳的都能感到其中客觀的諷刺意味），告訴我，由於我在醫院期間表現非常平靜（其實是我不得不平靜、忍耐，不平靜我更出不去了），所以醫生決定允許我出院。我非常高興，問他我何時可以出院？他告訴我最快本周六之前就可以。此前我還從護工那裏知道了樓下有半封閉的康復病房，因此我問男陳醫生是否可以轉到康復病房。他說如果很快出院，就不用轉了。他還問我出院後準備怎麽辦，我說我會找工作和學習，重新生活。他又對我做了壹些鼓勵，然後就和我告別。（此外，這位男陳醫生和我說話時，多數時候戴著口罩）

   （前面已經說過，和我談壹些涉及病房內部規定、他們同事的事情及其他與他們自身利益相關問題的人，我不方便公開名字。當然以後有人有調查求證之類需要，我會單獨告訴其這些話具體是哪壹位護理人員講的。因此，下面提及的護理人員的名字就隱去了。）

    我把事情告訴了和我關系比較好的護工，他們也為我能夠早日出院而高興。其中壹位，就是告訴我樓下有康復病房的護工。前面說過，我剛被關進來時，就曾經給主治醫生女陳醫生要求過住半開放式而非全封閉的病房，但她卻推說沒有，還說自己也沒權力讓我轉到別的病房。但這位護理人員在端午節前後告訴我，我所在的K4病房下面壹層就是康復病房。他說，因為不屬於同壹區域，他不知道樓下病房的具體情況，但大致了解到樓下管理的比我現在住的K4病房要寬松，活動空間較大。我問他康復病房是否可以使用手機，他說不清楚，肯定比K4病房寬松。我後來在網上查了下香港康復病房的情況，看到說有許多健身設施、有更多日常活動等。這位護工也告訴我，以前就有壹些住在K4病房的病人因情況好轉而轉入樓下康復病房的，然後好轉了再出院。不過他也說，大多數病人是直接出院，沒有中途轉病房。而我詢問男陳醫生時，他說我很快出院就不用換了，等於確認了醫生是有權為住院者換病房的。這和女陳醫生的說法完全不同。我也明白了，這些精神科醫生，撒起謊也是不打草稿也不臉紅的。或者，精神科醫生並不把住院者/病人當正常人尊重，覺得胡扯壹氣或者敷衍了事很合理。而這關系到我的活動空間和日常生活狀態，病房環境好壞和自由度大小還會影響我的精神狀況，並不是不重要的。

    我也與這位護工談論了精神病房的社會作用問題。我說，妳看我這樣為了維權而自殺，卻被關進精神病房，很是不公平。他說，精神病房的作用，就是為了治療那些可能傷害自己或者別人的人，把他（她）們和社會隔離。他言下之意，應該是說精神病房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我說，我知道這些，但是把這些人關進精神病房，是剝奪了他們的自由，是靠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來保障多數人。他說，確實算是壹種犧牲吧。他還告訴我，在香港，壹般對醫生說出院之後不再自殺，醫生就會讓妳出院。不過我的感受不是這樣，否則也不會被關23天，聯系了家人才讓出院。而中國大陸，更是不會這麽輕易放人了，前面我已舉過許多例子。

    我告訴他，我在香港被關在精神病房的經歷，也算是壹段特殊的人生歷練吧（雖然這個歷練代價太大了些，不僅是被關押期間的痛苦，還有極大的後遺癥）。他說也對，就當成歷練吧。此外，我還和他談及了香港政治方面的話題。他說現在香港越來越像大陸了，他是很敬佩與中共鬥爭的人的，他自己沒有條件去和中共鬥爭，但是支持那些有勇氣鬥爭的人。我還問到他這個病房的住院者最小的都被關多久，他說，就他看到和了解的，最短的只來了兩個小時就走了，還有的已經住院10年了。而還有壹些則多次入院、出院、再入院。此前，我看見他和其他護理人員捆綁5號病房自殘（例如不停的打自己臉）、大叫大鬧的病人，以及給他們餵飯，還給他說過，這樣的人這樣活很痛苦。他說我們（護理人員）的職責就是照顧他們。我想，這些人估計就壹直這麽折騰自己、被人折騰到死去吧。就我個人感覺，這種情形生不如死，顯然不如安樂死更好。我看到有看起來十幾歲的都被關進來，我問他最小的有幾歲的，他說他看見過最小的十歲多（好像是這麽說的）。我還征求這位護工的意見，是否願意讓我把精神病房的情況寫下來，他說寫吧，可以。我當時還對他和其他幾個對我較好的護士和護工說，我離開醫院後會對他們表示感謝。那時沒想到後來發生了另外的事，讓我發現至少說那些護士的行為，我明顯是感謝錯了。

    而另壹位護工，政治和社會觀點就比較保守了。他聽到我要出院的消息，就說妳還是找個工作做，養活父親（我此前告訴他我家庭情況了），不要搞那些政治方面的事了。他說我搞社會運動是異想天開，勸我放棄。他當然是好意，但是我回陸後的遭遇，證明我的確沒辦法放棄。出院前兩天，我又遭遇盧偉傑的威脅。第二天我把情況告訴他，他說，如果告訴妳（我）盧偉傑這個人（言下之意應該是說盧如何如何不好），妳肯定又生氣。他還勸我說，不可能每個人都喜歡妳（我從來沒希望每個人都喜歡我，但不喜歡也不應欺淩、傷害），很多事情要想開。他要我註意外表，要挺胸擡頭走路，不要整天彎腰駝背。我還說出去之後會寫壹些東西，例如關於在精神病房被關押的感受和評論，他就說我“妳看妳又犯了那些毛病”。我也跟他提到被關起來的不合理，他說，妳自殺，那就證明妳精神崩潰了，就是病人，需要治療。我說我在這病房沒有自由，是受罪，不是治病。他說，妳呀，妳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這裏每天吹著冷氣，吃飯睡覺不要錢（他知道我申請免除醫療費了），妳看看大陸精神病院（什麽樣子）？香港的養老院（什麽環境）？（香港的精神病房的確比大陸的好，但終歸還是精神病房，沒有自由本身就是最大的傷害了。吃的飯經常不飽（哪怕是恐慌性饑餓），睡覺更是需要借助安眠藥，即便如此有些晚上還睡不著。至於白天，更是無法安穩休息，連坐下來內心都不安穩）

    這位護工雖然壹直批評我，但是心腸是非常好的。他是站在平民立場，希望過安穩小日子的人。我很不贊同他的壹部分觀點，但是很尊重他這個人。

    此外，還有護工提到了醫護人員工資差別問題。壹位護工說，像護士（護理師）月工資有3-5萬，護士長和比較高級別的護理師是6萬至8萬，醫生壹個月十幾萬。而護工的工資則只有幾千到壹萬多，遠低於醫生和護士。我記得大概數字是這樣，不過因時間過去太久，我當時也沒刻意去記，所以記得可能不很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同壹間病房的醫護人員之間收入差距巨大。這是在和他談論關於香港政府對精神病房投入資金問題時引出來的。他說香港政府在精神病院建設方面投入巨大，如果需要妳（我）交住院費，壹天可能要上千港幣。我回應他說，我感覺病房吃住條件也不算太好，在高樓上占地也不多，為何花那麽多錢？他說主要是人工貴，然後就說了這些工資數字。

    其中護士和護工之間巨大的工資差額，我認為很不合理（至於醫生的，我對其工作強度和專業技術性缺乏深入了解，同樣不了解香港平均工資水準和各行業收入分配概況，沒有參照物，不好判斷）。前面我已經講了護士和護工的職責大約都包括哪些了。就我看來，護士和護工所做的工作相差並不大，至少勞動強度相若。當然，護士比護工需要掌握更多專業技術，從事例如配藥、記錄病人表現、操作醫學儀器設備等需要壹定文化水平的工作。但是這種工資差距未免太大，至少和多數發達國家相比分配不均。那麽給予護士高工資，是不是真的有利於提高護士素質和效率？並不壹定。我看到的是護士和護工素質沒什麽差別。至於勞動強度，就更是很近似了。雖然護士做的專業性工作多壹些，但往往坐在封閉的護士站裏邊，比護工更為悠閑，實際上休息和做壹些私人事務時間更多。例如護工坐在外面，壹般不會也不方便拿出手機玩（除非發個信息），反而需要無聊的寫壹些表格打發時間（沒註意具體記錄的是什麽），護士則坐在很可能沒有監控覆蓋的護士站裏經常使用手機，看起來不像是工作需要，有幾次我從窗外看見護士明顯在用手機玩遊戲。在相對枯燥的工作環境中，能夠更多使用手機，就是護士的壹個隱形福利（當然，在工作中用手機也無可厚非，我相信大多數人工作時都用過手機幹非工作的事）。而護士中還有盧偉傑這樣的敗類，拿著高工資卻欺淩住院者，沒有基本的職業道德，還涉嫌違法犯罪。東區醫院K4病房中醫護人員內部顯著的收入差距，也是香港貧富差距的壹個小小的縮影吧。

    而就在出院之前的壹周，我才見到了心理咨詢師。在我入院不久，我就向女陳醫生說，希望有心理咨詢師來談話，做壹些心理治療。她說會安排。然後過了十多天，直到我快出院才見到。

    這位咨詢師姓江，大約30多歲，很和藹可親，普通話也還可以。他告訴我，他是接到請求來為我做心理咨詢的。我問他可以談多長時間，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咨詢。他說請求咨詢的人很多，他壹到兩星期才會和我談壹次，這次談話可以談40分鐘。於是我就簡短節說的給他講了我的個人情況，包括童年經歷和中學時期的事，以及我割腕自殺的原因。他聽後表示同情和理解。他問我出院後有什麽打算，我說看情況吧，盡可能找個工作，或者繼續考學。期間，我還和他談了在大陸維權的壹些情況。整個交談過程很愉快，因為他是心理咨詢師，與我有壹些互動談論，而不是像醫生那樣只是死板的問我個人情況。談話結束時，我告訴他如果我很快出院，應該就沒機會再跟他做咨詢了，但是萬壹沒能出院，就可能還見面。他就半開玩笑的跟我說，那還是希望不會再見面了，祝我早日出院。然後我道謝告別。

    出院前夕，我還與壹位“心理輔導師”談了話。前面提到過，他叫潘w聰，是在他和同事向住院者講課時認識的。因為他們用香港話講課，我聽不懂，有時這位潘先生就用普通話給我做些解釋。除了講課，他還會到病房和住院者談話。我和他談過兩次，第壹次只聊了很短時間。第二次是在出院前不到壹周時。他說，是女陳醫生希望他和我聊天的。他問我出院之後要做什麽，我說上學或者找工作，以及繼續做防治校園暴力的事。他說妳還打算維權嗎？我說是，實話還是脫口而出，雖然我不應該說的。然後他又問我是否願意參加醫院的壹些活動，這些活動是針對病情好轉的住院者開放的。我當時嚇壹跳，因為據男陳醫生說我很快就要出院了，然後潘先生又讓我參加活動，是不是我的出院又擱置了？我就問他，他說不影響出院，但是我還是很擔心。此後還和他探討了關於學業方面的事，雖然事實上我恐怕很難繼續學業了。

    潘先生走了之後，我很是擔心因為說了還要維權，女陳醫生不讓我出院。於是，我在下午他來跟其他住院者談話時，又特意叮囑他，希望他轉告女陳醫生，我希望早日與家人見面團聚，早點出院，我會好好生活不會維權，也不會自殺了。他答應轉告，說會把我說的話打到他們互相交流的地方（類似於內部聊天室吧），女陳醫生會看到。我道謝告別。

    我此時在焦急的等待林祖明先生。因為我擔心回大陸就被公安機關控制，所以希望大陸那邊有人接應壹下。然後我就多次詢問護士關於探視問題的事，了解探視時間和要求。護士問我是誰來探視，如果政治方面的不行。我說為什麽，他說這是醫生說的。然後我又問了另壹個護士，我說為什麽聽有的護士說涉及政治的人士不能探望我，他說妳這個情況比較特別（應該指在中聯辦割腕），醫院是中立機構，不能受外界幹擾。我說職工盟的也不行嗎？他說應該可以，不要擔心，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敷衍（不過的確在實際上沒阻止探視）。當然，如果是在大陸，多數精神病院除了家屬能探視，或者家屬帶人來探視，其他的人都是無法見到住院者的。如果是涉及政治的、維權上訪的，連家人都不壹定能見到，更不用說見律師、維權性的NGO組織成員了。

    出院三天前，林祖明先生來探視了。整個談話主要是關於我出院後的安排的（其中有些內容因政治敏感不便講，在此略去。當然，在此需要聲明壹點，無論林祖明先生、馮愛玲女士，還有其他泛民人士與我溝通時，他/她們都絕無讓我在大陸搞任何政治行為，相反有的勸告我安下心來好好生活）。林先生告訴我，大陸那邊不是很好聯系，因為畢竟我在中聯辦自殺，所以像壹些社工人員就擔心政治敏感之類不願意接應。我說那怎麽辦呢？他說現在還在找是否有合適的人接壹下。

    然後林先生告訴我，有壹位國內知名的“被精神病”領域辯護律師H女士，是他朋友介紹的，人在深圳，然後要我自己聯絡壹下（讓我自己聯絡當然也有壹些合理且必要的考慮，不過連他都不直接認識，我和H女士素昧平生，又能聯絡出什麽？），然後給了我H女士的手機號，讓我加她微信好友，備註就說是河南的學生王慶民，然後立即就加上了。他讓我直接打這個手機號問H女士是否願意接我，我前前後後打了幾遍，都是聽到對方正在通話中，估計是自動設置為拒接陌生來電吧。而林先生讓我用微信給H女士發信息，然後把大致情況告訴她。我發過去消息，H女士立即就回復了。她說，我能幫妳什麽？我說我希望回深圳時有人接壹下我，避免失聯。她問，妳沒有家人嗎？我說我家人在河南，離深圳很遠，因此希望她可以在出關口接應壹下。然後我把幾份個人資料文檔發給她，讓她了解壹下我的情況。然後她過了好壹會才回復，忘了具體說的什麽，總之是不願意接我。這時護工叫我，說醫生要見我（早不見晚不見，非要占用這個探視時間），我只好離開探視室（也就是餐廳）去見女陳醫生。用了十幾分鐘，見完之後我才返回探視室。我告訴林先生，醫生說可能周五就讓我出院了。然後給H女士打電話還是不通。我說看來這位女士不願意接我，林先生說他會再聯系其他人接我。

    我問林先生聯系防治校園暴力方面的組織有沒有什麽進展，他說他打聽了，沒有專門防治校園暴力的組織，只有壹家位於北京的叫“同語”的同性戀權利保護組織，對校園暴力問題有關註，但主要是針對同性戀學生的。林先生問我我的性取向是什麽，我說性取向是異性戀，但是性別氣質有些女性化傾向。當時，我還趁機刪掉了在六四紀念館、六四晚會和紀念李旺陽先生晚會時拍的照片（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回大陸會發生什麽，只好按最壞打算。我擔心被遣返大陸後手機直接被公安扣查，到時來不及刪）。然後又談了壹些話，林先生說有什麽事打電話聯系，然後我就和他告別了。

    中間那次見醫生，女陳醫生和我說了哪些事呢？她告訴我，醫院有可能在周五（6月29日）或周六（6月30日）安排我出院。她說會開壹個轉介信，是英文的，然後讓我在大陸醫院再進壹步診療。我說這個是正式的診斷證明嗎？她說不是。我說能否開壹個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診斷證明，她說，沒有辦法開什麽證明（可能是我住院時間太短無法確診有無精神疾病及疾病類型、程度？），這個轉介信也不是證明，只是講壹下妳（我）的個人情況，以及在這裏（東區醫院病房）的治療過程和表現，讓妳回大陸後看醫生時，方便醫生了解情況。我說有沒有中文轉介信，她說沒有。我說大陸絕大多數醫院都不懂英文，能不能開壹個中英對照版的或者翻譯壹下，她說她們不能翻譯（又是程序問題，不是她們職責），讓我自己找朋友翻譯。然後她又問了遍我出院的打算，我說會學習、工作。她還問我做什麽職業，我說想當助教之類的，她說那需要很高學歷啊，我心想我想當年足夠考上全國前20的名校的，但當面說估計會被認為是精神不正常什麽的，講起來又是很長的事她也沒時間聽，所以我也沒反駁，只說會努力找工作，然後我道謝離開。

    值得補充的壹點是，我從始至終不知道兩位陳醫生的全名。尤其那位女陳醫生，見過我不下七八次，但是從未對我以口頭或通過展示工作牌方式告訴我她的全名。而我的出院與否，乃至未來人生，幾乎全都在她手裏，我自然不敢去主動問她全名是什麽。雖然病房並無規定住院者不能問醫護人員姓名，但壹種無形的壓力讓弱勢方的住院者、醫生眼中的病人不敢去問，生恐得罪了決定自己命運的精神科醫生。這就是權力的厲害、強者壹方潛在的震懾/恐嚇力。當地位嚴重不平等時，實力懸殊時，會讓弱勢壹方主動的、自我的放棄正常環境下許多合理的要求、重要的知情權，直接讓弱者自己就不敢開口，連反抗、沖突都不發生，在“和平”、“和諧”的外表下，壹方悄無聲息、直接認命般喪失權利權益了。這種情形，在社會各領域，無論是機關單位，還是市井江湖，到處都有。我在精神病房不敢問主治醫生的名字，連決定我自由與否的人的最基本信息都不能知道，就是社會不公、制度壓迫的壹個直觀表現。（反過來，醫護人員有我病歷資料和其他身份證明，也可以詢問我許多事情）（當我書寫本文過程中，我找到了曾經拍照的那個證明我在那裏住院、準備發給我父親作為辦簽證的紙張圖片，上面有醫生的印刷名字和簽字，印刷體寫的應該是女陳醫生的名字，叫Chan Lok Yan Tammy，又搜到其中文名疑似為“陳樂欣（陳樂欣）”。不過中文名字不完全確定）

3.遭遇盧偉傑的威脅恐嚇，幾乎影響出院

    雖然此時我在醫院喪失自由已有三個星期、受了壹些苦，但是最終要出院了。無論如何，這都是好消息。但沒想到，此時發生的壹件事，讓我差壹點無法按時出院，甚至發生更危險的後果。

    6月27日晚上，我坐在2號病房最靠外壹張床上，和李gx、James玩拼字遊戲。我坐的床鋪只和我住的鋪位隔著壹張床。在病房裏，相對來說和我共同語言最多的，就是他們兩個人了，我和他們經常坐在壹起聊天。James的家人給他送來壹個英語的拼字遊戲版。這個遊戲需要好幾個人壹起玩，進行比賽。我英語不好，很多單詞早就忘了，但是James和李都希望我和他們壹起玩，我覺得湊個人數也好，於是就和他們坐在壹起，在小桌子上玩起了拼字遊戲。中途到了夜宵時間，我和他們兩個去餐廳吃東西，回來之後繼續玩。

    然後就到了點名時間。每次吃完夜宵，護理人員都會對病人進行點名。不過我記得都是由護工而非護士點名，但這時身為護士的盧偉傑過來了。他突然指著我的鋪位，瞪著眼沖我大喊：“坐到妳的床上去”，我正坐在剛才那個床位等李gx和James回來玩拼字遊戲，被他這聲大喊嚇了壹跳。然後我就坐回僅隔著壹張床的自己的鋪位去了。

    這時，我基本確定他是在故意針對我找茬欺淩了。前面我已經說了那次換房事件和他當時對我的恐嚇威脅，也講了他對壹位藏夜宵的老年病患和壹位唱國歌的青年病患的粗暴行為。其實不止如此，還有幾件類似的事。這些事綜合到壹起，足以說明他總是故意針對相對弱勢的住院者進行欺淩。

    這個盧偉傑經常不理會我的問詢。我趴在護士站窗臺上問他吃藥具體時間之類的事，他根本不理；我找他借筆（筆芯）和紙，他也不給。當然，這些還是小事。

    有壹次，我晚上睡覺穿著病號服（也就是睡衣睡褲。不管白天吃飯見醫生，還是在被窩睡覺，都是那壹套衣服，既作為“正裝”，也作為睡衣）感覺不舒服，就脫掉了睡褲，蓋著被子睡覺。第二天早上我被盧偉傑和另壹個護工叫醒，發現我的睡褲掉在地上，然後盧偉傑就呵斥我要我把睡褲穿上，我還沒來得及去撿，他就把睡衣用穿著皮鞋的腳挑起來，讓我從他腳上撿。這種公然侮辱或許壹些在監獄待過的政治犯見過。我這時怎麽辦呢？難道撲上去和他打架？那我或許永遠也出不了院了。我只能從他腳上，或者說皮鞋上撿起來睡褲。然後我在被窩裏穿，他還壹直盯著看（這是不是變態行為？就算主觀上不是變態，客觀上這種行為是不是變態？難道不能把頭轉過去？），我穿好了他才走。

    關於這件事，後來我問了壹位和我關系比較好的護工。他告訴我，病房不允許病人脫掉衣服睡覺，需要穿睡衣，因為這是醫院，不是在妳自己家。但是這恐怕沒有明文規定。就算有這個“潛規定”，也並不合理。如果是白天穿正式的病號服，晚上發壹套軟和的睡衣，穿睡衣也沒什麽。但是K4病房的睡衣和病號服是同壹套，它的設計主要是白天穿的，晚上穿起來就像和衣而臥，肯定不舒服啊。所以為什麽不能脫掉睡？而且我是蓋著被子睡而不是露著裸體睡覺。當然，最重要的是，護士沒有長著手嗎？用穿著皮鞋的腳把睡衣挑起來、讓我從他腳上拿，是什麽行為？有沒有職業道德和起碼做人的品格？就算是病人就不需要尊重了嗎？

    從前面的四五件事，尤其換床鋪事件、被威脅事件和用腳挑起衣服侮辱事件，是故意針對我的嗎？結合後來發生的事，和他對其他病患的欺淩，我覺得他並非針對我個人，而是對所有相對弱勢、好欺負的住院者都如此對待。至於我為什麽成了他的欺淩對象，大抵和我遭遇校園暴力的原因類似吧。例如在我被盧威脅後，我把這件事告訴壹位護工，他要我挺胸擡頭，不要低頭彎腰走路。以前在中學時，就多次聽人旁敲側擊說過這是我被欺淩的壹個原因。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不妨礙任何人的走路姿勢、身體姿勢，為何成為被欺淩的理由。就因為我低頭彎腰就表現出自己懦弱好欺負？所以就應該被欺負？

    此外還有壹個問題，就是護士是可以查看住院者檔案的。將住院者的日常情況記入檔案，作為判斷住院者病情的依據，本來就是護士的職責之壹（關於這壹點，馮女士、林先生，還有張超雄、朱凱迪辦公室的人員，還有和我關系好的護工，都或多或少提到過，也就是護士會觀察和記錄我的情況）。我在護士站外，經常可以透過窗戶看到他們查閱、編寫住院者檔案。因此，盧偉傑肯定看過我的檔案，了解我入院的原因，以及對醫生說的話，自然了解我關於遭受校園暴力的事。而前面已經說了，盧偉傑這個人說話做事帶著狠勁，和校園暴力中的欺淩者很類似。他的行為風格、面部表情，做類比的話，有點像《肖申克的救贖》裏毆打、強奸安迪的那幾個男犯，只不過他由於醫院的規定和監控限制約束，以及香港較完善的法規，因而不敢那麽幹罷了。這樣的人，恐怕學生時代就是校園欺淩者，在校園暴力中常扮演加害者身份（這壹點如果有媒體肯調查，查到盧偉傑在中學、青少年時期的表現並不難。甚至進壹步可以了解他現時鄰居乃至家人對他的印象），是校霸，經常欺淩弱小。

    所以，他看到我的校園暴力經歷，以及抗爭經歷、在中聯辦自殺以呼籲防治校園暴力的敘述，怎麽能不對我產生惡感、欺淩的意圖呢？我等於是他的天然對立面。這些也是我遭遇他壹系列惡劣對待後才想到的，除此之外我也不了解他的更多個人情況。而他則通過查看檔案，以及作為護士居高臨下的日常觀察和冠冕堂皇的記錄，對我的個人情況，包括經歷、性格等等了解的很充分。在這種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他當然很方便了解我的弱點，也便於他利用職權借機找我的麻煩（其實，任何壹個精神病房中能夠接觸到住院者檔案的護理人員，都能夠通過檔案了解病房內所有住院者的個人經歷、家庭背景等個人情況，然後由此產生好惡與偏見，了解到住院者生活處境和個人心理上的弱點，很容易發生區別對待、欺淩虐待行為）。此外，我是大陸人而非香港本地人，他相對也不太擔心有家人或者本人找上醫院投訴，所以欺淩我更為肆無忌憚。

    而這天晚上盧偉傑對我的呵斥同樣是故意找茬。即便有要在夜宵之後回自己床位的規矩，也是護工而非護士負責（至少我在的那些天看到的都是夜宵後護工負責點名）；完全可以正常語氣說話讓我回去，而不是跟對待犯人壹樣，用訓斥的語氣沖我大喊大叫（當然對犯人這麽做按理也是不對的）。這已經是他至少第五次找我的麻煩了。如果坐在哪等點名這種小事都可以作為訓斥借口，那盧偉傑工作期間經常玩手機是不是也不符合規定？

    想到這些，我想到去護士站把這些事反映給其他護理人員，投訴他的行為，至少做個記錄。現在想來，我非常幼稚。但如果只是向其他護士說壹下盧偉傑的行為，本來也沒什麽危險。可是意外總是會發生。

    我走向護士站B。走到護士站門口，看見有好幾個護士在護士站B門前和裏邊（盧偉傑也在裏邊，有不少人，可能在換班），還有病人在問詢護士什麽事情。我就對站在護士站B門前的壹位年齡有50歲左右的護士（這位護士又是把牌子反著戴的）說這些事。然後悲劇發生了。這位老護士恰恰是病房中為數不多基本完全聽不懂普通話的護理人員之壹。我跟他說了好幾句，他別的沒聽懂，就只聽懂了“盧偉傑”三個字。然後，他直接叫了在護士站B裏邊坐著工作的盧偉傑，我立即示意不要讓他叫，他還是沒聽懂，我只能對著護士站裏邊的盧偉傑擺手，意思是不是在叫他。然後我給這位老護士解釋說是想投訴盧偉傑，而不是找盧偉傑本人。他還是沒聽懂，以為我是要叫盧偉傑出來壹下，再次叫盧偉傑從護士站出來。這次盧偉傑直接就出來了，而且他又是瞪著眼睛很兇的盯著我。我那時候也沒考慮太多，就直接對他說：“我是要投訴妳，妳太嚴厲了”，就這幾個字，沒有任何辱罵或者冒犯（當然，如果把投訴就當成壹種冒犯，那他前面對我的欺淩對不對？應不應該投訴？難道要我壹直忍著？）

    盧偉傑立即暴怒起來。他走到我面前，直接把臉幾乎貼到我臉上，狠狠盯著我，沖我低聲吼叫（就是控制音量的吼叫）：“妳投訴咩呀？妳投訴咩呀？”然後又兇神惡煞的沖我吼叫了十幾秒，因為是香港話，我又很緊張恐懼，除了前面這兩句，我都沒聽懂，不過很明顯不是好話。打個比方，盧偉傑的這通吼叫，就像電影《黑鷹墜落》中那些索馬裏民兵沖著被圍攻的美軍吼叫，聽不懂說什麽，但是明顯是攻擊性的、帶有恐嚇性質的。然後我就想避開他，扭開頭想離開，他卻追過來。我往後退，他步步緊逼，壹邊緊逼壹邊沖我吼叫，還比劃著作勢要打人，眼露兇光，整個壹副臉和動作就跟正在拷打被捕者的獄卒壹樣。這時候那位老護士才過來拉了盧偉傑壹下，勸住他。然後盧偉傑還覺得對我恐嚇的不過癮，指著我沖我大吼：“坐回去”。

    然後我趕快往回走，因為恐懼，我下意識的想離盧偉傑遠點，就往大廳方向走，路上遇見壹個正在掃地的護工，我同樣下意識的想向他求助（因為我不知道盧偉傑是不是還要打人或者捆人）。我還沒說兩句話，盧偉傑就在後面對那個護工喊，讓那個護工把我帶回我的床位。然後我也忘了那位護工怎麽做的了，反正我自己走回2號病房了。

    坐回我的床鋪後，我感到非常驚恐。因為在這個精神病房，護士捆人是完全可能的；盧偉傑在我的病歷記錄上寫個“情緒不穩定”之類的讓我出不了院，也易如反掌。我自己就是被綁著四肢送進來的。我也在病房看見過好幾次病人被捆的情形。有些住院者被送進來後完全沒有反抗，只是單方面認為其有危險性（據壹位護工所說是這個原因），就從送進來後壹直綁了至少壹天（或者更長），被綁在床上不能動彈。所以，盧偉傑完全可能找個理由把我捆綁起來，那個滋味不好受。而在病歷上記錄住院者情況，也是盧偉傑等護士本來就有的權力，可以冠冕堂皇的這麽記錄，至於究竟怎麽“情緒不穩定”或者其他汙蔑，為什麽有情緒波動，他當然可以隨意編造個理由（而不會說是因為和他沖突）。至於說香港精神病院相對講制度、道理，是真的嗎？雖然前面醫生聯系我家人、安排出院事宜，的確很講制度，都講的非常死板、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了。但如果真的時刻都按道理和制度，盧偉傑會沒有顧忌的欺淩好幾個住院者嗎（而且他不可能正好只在我進病房後的這23天欺淩他人吧，不知道他以前已經欺淩了多少弱勢住院者了）？如果真的處處都講道理和制度，盧偉傑會在我合理投訴後如此明目張膽的謾罵威脅嗎？

    我之所以很是恐懼，也是因為以前受到過校園暴力的傷害，被多次威脅、毆打、辱罵過，有嚴重的心理陰影，又有焦慮抑郁，所以盧偉傑的恐嚇讓我想起這些恐怖的事，壹下子整個人條件反射般的哆嗦起來了。本來在病房呆這麽久已經逐漸適應了，這壹下子就跟真的瘋了似的渾身顫抖，精神緊張，腦子裏亂七八糟。

    這時候李gx和James已經回來了。他們叫我過去繼續玩拼字遊戲，我恐懼焦慮的哪有那個心情。他們看出我驚恐不安，就問我發生什麽事了（他們在2號病房裏，也沒註意到發生了什麽）。我就坐過去告訴李gx剛才盧偉傑威脅我的情形，他又把話翻譯給了James,告訴他“Mr盧……”，然後James就立即過來擁抱我（他很喜歡擁抱朋友），說不要擔心，我稍微安心了壹點。然後這時候盧偉傑不知道是故意還是無意的又過來了，沖著李gx說：“不要在這玩，把東西收起來”。於是李gx和James把拼字盤收起來，李gx說，我們去那邊（供住院者打牌、吃飯用的大桌子，正對著護士站B，鄰近“觀察室”）玩吧。我覺得自己呆著也不安全，於是就跟著他們過去了。

    在桌邊坐下之後，我當然還是沒心思玩遊戲。然後李gx看我狀態實在不好，就讓坐在桌旁的那位很胖的美籍華人楊x代替我的位置繼續玩，我坐到李和楊的中間。然後，我就小聲跟他們講剛才遭遇的事情詳情。這時候盧偉傑又從護士站B走過來了，站在我的身後，不知道想幹什麽。然後李gx就問他幹什麽，然後應該還提及了我的事（當時非常緊張沒聽清），因為我聽到盧偉傑回答“我就是想讓他坐回他自己床上啊”，所以李肯定問他了。然後盧偉傑就走了。我還想抱怨，李告誡我不要再說了，如果盧偉傑壹會再過來，“妳（指我）就麻煩了”。

    過了有十幾分鐘，時間大約是晚9點至9點30分，盧偉傑和其他幾個護士下班了，背著包離開了病房。這時我才敢和李gx繼續說話。我就對李和其他幾個住院者說“他為什麽要這樣威脅”、“怎麽哪裏都有這種人（指以前在學校和其他地方遇到的各種惡人）”，李說，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什麽人都有。他還告誡我不要去觸怒盧偉傑（雖然明顯是盧先威脅、侮辱我多次），說“他這個人很麻煩的”，然後還指著James說，“妳問James，他也被盧偉傑推搡過”，“他（盧偉傑）就是這麽壹個人”、“他就是喜歡找比他弱小、好欺負的人的麻煩，妳看他就不會找我（李gx）的事情（李gx的意思是，他自己比較壯實、儀表堂堂，而盧只敢欺負弱小，而不會惹不好惹的。這與校園暴力的動因如出壹轍）”、“這個社會它就是什麽人都有”。我說我是正當的投訴，為什麽被這麽對待，這不對。李壓低聲音對我說，“妳很快就要離開香港啦（還和盧偉傑沖突幹什麽？）”，要我別再聲張，盡快順利出院。我說壹定會反映盧偉傑的行為，這時旁邊另壹位住院者（不知道名字，是我出院前幾天才被送進來的，送進來時他被綁在擔架上，但看起來很柔弱沒什麽威脅。過了有壹兩天才不綁他了）有氣無力的對我說，“沒用的，他們不會相信，而且會說是妳自己的問題”。這我能夠明白，就像性騷擾受害者反抗、舉報騷擾，同事、社會，甚至家庭，反而會指責被騷擾、性侵犯的女生“不檢點”，進行“蕩婦羞辱”。那位很胖的美籍華人楊x也勸我不要想了。（那位李gx講的的確很對，我看到的被盧偉傑欺淩的幾個住院者，非老即弱，或者神誌不清，以及像我這樣來自大陸（不是本地人、以後家屬也不會找上門）、有受校園暴力傷害等明顯弱點的。盧偉傑知道欺淩這樣的住院者，遭遇反抗或追究責任的可能性幾乎是零，所以才借故找茬。這和校園暴力欺淩者專挑好欺負的下手，如出壹轍。無論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網絡暴力，還是精神病房中的惡行，不同年齡、不同環境的欺淩與虐待，都有某種相似性、共通性。而且，這些不同類型的暴力與欺淩，其加害者有重疊性，受害者更具重疊性。流氓惡霸在哪都更會做流氓惡霸作的惡，弱者或者有明顯軟肋的人在哪裏都更易受欺淩）

    我那時感覺很驚恐。因為我不知道盧偉傑會不會在第二天再做什麽事，尤其是找借口阻止我出院。而且我面對這種恐嚇，總是希望要個說法。於是，在壹位年齡大約30歲、有很密的短胡須的護士走過時，我跟他打招呼，然後把我被盧偉傑威脅的事情告訴他。他卻不以為然，回避我質問的盧偉傑在我投訴時的威脅，說“是妳先犯錯的（指我沒有坐在自己床上才引來盧偉傑呵斥）”。我說這可以直接告訴我，為什麽沖我吼叫呢？我還說，以前換病房的事情時候，盧偉傑就拽著我拉到病房，並且對我呵斥。這位護士說，“那是因為勸說妳不要換病房妳不聽，所以（那樣做）警告妳，讓妳聽話”。我還提及了盧偉傑用穿著皮鞋的腳挑起我的睡衣，讓我從他臟鞋上拿睡衣的侮辱行為。這位護士回答，“那是因為他沒有戴手套，所以不能直接揀病人的衣服”。後來我又爭辯，而這位護士壹直強調我“犯錯”在先，而回避盧偉傑的粗暴、恐嚇言行。後來我告訴他我還會投訴，他說那是妳自己的事情了。然後他就去忙工作了。他的牌子同樣反著，而且我這時要求他說出名字，肯定會引起猜疑甚至轉告給盧偉傑，我肯定就麻煩了，所以也就沒詢問他姓名。

    我回到桌子旁邊，繼續低聲說這件事。李gx說，“既然妳已經給他們說過了，就別再說了”，讓我早點休息，等待出院，別再發生什麽事。雖然我被驚嚇的難以立即入睡，但還是回床鋪休息了。

    我回床鋪躺下後，就在擔心盧偉傑會不會在第二天繼續找麻煩。據我從壹些護工那裏以及打電話給那幾位泛民人士時了解到，精神科的護士會在日常觀察我的情況並記錄，以此作為判定住院者精神狀況、是否可以出院的重要依據。而我出院日期還不確定，如果他再找茬，尤其故意激怒我，在護士觀察記錄之類的東西上寫上“情緒不穩定”、“有暴力傾向”之類的文字記錄，那就可能導致我無法正常出院，甚至在此後如此循環的欺淩和惡意記錄，導致我永遠無法出院，成了“終身監禁”。至於醫生，當然會更信任甚至偏袒護士、同事，而不是相信我。如前所述，盧偉傑還對其他幾個弱勢病患進行欺淩，說明是慣犯，陰招必定很多。

    想到這些，我非常擔憂。我在精神病房本來就因失去自由而精神惡化，遇到這件事我更是恐懼、焦慮，精神萎靡，渾身癱軟。當然，更嚴重的身心不良反應是在離開醫院後才更清晰體會到的，類似於或者就是PTSD（創傷後壓力綜合征/創傷後應激障礙）。

     然後壹直睡不著，哪怕已經吃了安眠類藥物。而晚上強制滅燈也沒辦法看報紙，任何轉移註意力和排除恐懼的手段都沒有，內心就這麽壹直焦慮著。可能到了後半夜（我也不知道具體幾點），才稀裏糊塗的睡著了。然後早上醒的非常早，6點多就醒了。醒來不久我就看到了盧偉傑。我嚇了壹跳，為了穩住他，於是下意識的試探著、帶著如今讓我蒙羞的歉意口氣（因為當時很恐懼，怕得罪他出不了院）對他說，昨天晚上的事我不該舉報妳的。他擺擺手說“沒事”，我心想，妳說沒事，但我有事了。本來被禁錮就加劇焦慮恐懼、喪失自由，遭了很大罪，這壹下又讓我雪上加霜。而且他還欺淩其他住院者，僅僅在我被監禁的20多天就看見好幾次（前面我都詳細講過），也親身經歷了4次（前面也講過），怎麽能輕易放過他。只不過我不想斷送出院的機會，免得其故意在病歷中護士觀察情況上惡意寫東西，只好在罪惡的屋檐下低頭了。（當然，有時候盧偉傑也會表現好的壹面，例如我洗完澡想換個病號服的薄夾克式外套，他說可以，給我拿了個。但他對我的傷害遠大於這種本身就是職責範圍內的幫助，我不會成為那種類似於“被劫持但覺得劫匪表現出善良”而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人）

    如前所述，精神病院/病房特殊的環境，精神病房醫護與住院者特殊的身份，都會讓反抗、舉報難上加難，甚至被倒打壹耙欺淩、監禁。如在知乎提問“精神病院中發生過哪些細思極恐的真實事件？”下，知乎用戶“江t 809”（800多粉絲、14000多贊同，1600多感謝；本回答有127贊同，21評論）的回答所說：“可怕的就是：由於精神病院的天生屬性，在精神病院裏發生的各種不公平、欺壓和侮辱（尤其是醫護對病人的）都會被區別對待。這些如果發生在意識稍微正常的病人身上，只要病人做出了對外界而言正當的防衛乃至反抗，在精神病院裏其唯壹的後果就是讓人們覺得他病得更重。這是壹個可怕的怪圈。很難找出把柄來破解這個局。”因此，我根本無法反抗盧偉傑的欺淩，鼓足勇氣去舉報，卻壹下子被嚇得坐臥不安，甚至可能影響出院，讓即將到來的自由失去。和盧偉傑早上打過照面、“服軟”後，我還是驚魂未定。

    上午，我立即就給馮女士打了電話，把大致情況告訴她，說遭到護士威脅恐嚇。她說那就告訴醫生或者社工啊。我說擔心因此又糾纏不清出不了院，她說那妳考慮考慮，她下午會來看我。我緊接著又給張超雄辦公室打電話，是那位梁女士接的。我告訴了她我舉報盧偉傑的壹系列欺淩行為，反而遭到威脅恐嚇，如果出不了院怎麽辦。梁女士說，根據她對精神病院情況的了解（她也沒說是曾經在類似機構工作過，還是從他人那裏得到的了解），建議我不要再去護士站舉報了。我聽她這麽說，更有點發慌。不過我沒忘了告訴她，希望郭永健先生給醫生或社工打個電話，幫我說壹下我的個人情況，變相算個擔保，讓醫生允許我早點出院，以便早日回大陸、得到自由、見到家人。梁女士答應後我就道謝掛斷了。

    之後，有壹位“心理輔導師”，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經常在餐廳講課的人，也是那位與我多次交流過的叫“潘w聰”的同事、同職位的人，來到了病房。我就告訴他，我想見潘w聰，我其實是想告訴潘先生我的遭遇的。我對於與盧偉傑關系密切的護士不信任，也不信任和盧低頭不見擡頭見的醫生，但我覺得潘先生可以信任。而這位“輔導師”我沒有過交流，所以不太方便給他講。這位“輔導師”告訴我，如果我想找潘w聰，他可以讓潘先生下午來壹趟，我說希望他來。這位“輔導師”就答應了。

    我為了減輕恐懼、轉移註意力，就選擇和我熟悉的護工多說話。我和壹位護工談起了我來香港、經歷的苦難，以及以後估計不會來了之類的半訴苦半打發時間的話。那位護工對我很同情，說我能盡早出院很好，以後有機會再來香港吧，他還開玩笑的說，只是別再進這裏了。

    其實也說不了多少話，護工還要工作。我只好拿著報紙翻來覆去的看，捱過時間和恐懼。中午吃飯又是要了兩份。下午來回走路等馮女士來。

    到了4點半，我就更加著急了。我給馮女士打電話，她說在路上。可是，到了4點45分，馮女士還沒有到。我最後壹個電話打過去時，她說正在上樓。我問護工，護工說最後十分鐘就關閉探視了。我叫苦不叠，沒想到出院前（也可能出不了院）很關鍵的壹次見面竟然就這麽沒有了。在自己孤獨、驚慌、無助的情況下，我是很有責怪馮女士的想法的，哪怕她並沒任何義務探望我、幫助我。

    就在我絕了望，要返回床位時，突然護工叫住了我，說馮愛玲女士來了，而且護士答應可以讓我與馮女士見面。

    我進到餐廳，和馮女士坐下的時候，已經差不多5點了。壹位負責管理的護士說，可以給我們10分鐘的談話時間。然後馮女士說讓我給我父親打電話，然後又要等護士把我手機拿來。等待過程中，我就向馮女士抱怨，說“我付出這麽大犧牲，耗盡精力、流血抗爭，換來的就是沒有人響應、支持……”等等怨言。馮女士就在壹邊聽著，等我說完，她才說，現實就是這樣，我們（支聯會）都抗爭了幾十年了，也沒有能夠實現平反六四……我說我能夠理解，也知道做社會運動不易，我心理脆弱所以承受能力差。然後護士把我兩個手機都拿出來了，問我用哪個，我說蘋果那個，然後趕快開機給我父親打電話。接通後我父親告訴我，林先生已經幫我找好社工了，在深圳和鄭州都找到接我的人了。我父親又細心囑咐了我幾句，讓我聽話、註意安全，入境後立即給他打電話，我答應後就掛斷了。

    然後，我就說我手機快沒電了，充電寶也沒電了，如果回程手機沒電無法聯絡怎麽辦？我當著護士的面告訴馮女士，這些人（醫護人員）不讓我充電（我請求過好幾次，他們都不同意為我手機充電），然後旁邊的護士立即說“我們給妳充、我們給妳充”，還問我是否就這兩部手機，然後就把我兩個手機都拿去護士站充電了。對比他們對我單獨要求時和馮女士在場時的表現，完全是兩種態度、兩幅面孔。關於這件事，我前文提及過，在此不多敘述。

    這時候，馮女士從包裏掏出壹個紅包來，對我說，妳家庭情況很不好，而且路上需要路費，這些錢是大陸人士捐到支聯會募捐箱的錢（人民幣），都是零錢，不好兌換（不方便兌換成港幣），給妳做路費，也算是壹點心意。我立即推辭，說這怎麽行呢，我不要，馮女士卻執意要給，還把錢從紅包裏拿出來數給我，那麽多張“零錢”數目還不小。我說，這些錢是大陸人為六四捐的，我要這個錢不合適。馮女士還是要給，這時候護士聽到了走過來，他說按規定探視者不能給住院者財務（這個倒是有明文規定，墻上貼著），如果要給等出院後在門外給吧。然後我說護士都這樣講了，您不要給我了。馮女士這才把錢收起來。這時候十分鐘到了，馮女士又留給我壹塊黑面包和壹瓶龜苓膏交給護工，讓我出院時帶走，然後才和我告別。（其實馮女士所給我的，也可能是她自己的錢，換成人民幣給我；或者給了那些人民幣捐款，她自己又拿錢補上。但無論是六四捐款，還是馮女士個人的，我都不合適收）

    就在這期間，我看到那位“心理輔導師”潘w聰從餐廳外面往門口走去。可能是上午他同事告訴他我要找他，因此他下午來見我，沒想到正好遇上我和馮女士見面，他也就沒等我，直接就走了。我也就喪失了壹次立即狀告盧偉傑的機會。但現在想來，說不定潘w聰也可能偏向盧呢？而且他沒有任何權力，即便我告訴他，他自己也沒辦法，還是會告訴醫生或者醫院，再調查、處理，又節外生枝影響出院了。此外，因為護士、護工壹直在我和馮女士身邊，我也沒辦法當面給馮女士細說此事，也止於在此前電話裏的幾句了。這種對於盧偉傑有利，對我不利的環境，讓及時舉報成為了難以實現的事。

    4.終於看到自由的曙光

    雖然這時我還不確定是否能在幾天內順利出院，但至少看到希望了。我盡可能隱忍，避免節外生枝，也避開與盧偉傑的沖突。不過我還是忍不住，和壹位與我關系不錯的護工談到了盧偉傑。我對他說了盧偉傑威脅我的事情，他說，“如果我告訴妳盧偉傑這個人（根據後面的話，從邏輯上推論，他想說而省略的應該是：“盧偉傑如何不好”之類的），妳就更生氣了，妳生氣對妳身體和心理都不好（大致意思）”。他還說，不可能每個人都喜歡妳，要放平心態，平常走路挺胸擡頭，別低著頭彎著腰走路。而這樣的話我此前就聽其他人說過多次。我也不知道我低頭彎腰走路礙著誰了，為什麽這會成為被欺淩的壹個原因（當然，我自己也知道挺胸擡頭走路更好，彎腰低頭的姿勢習慣了，就不容易矯正）。至於對我說過“放平心態”的就更多了。我想，那些欺淩、傷害我的人為什麽不矯正他們的不良心態？這個社會總是對受害者說三揀四，卻對傷害他人者退避三舍（當然，我知道說這樣話的同樣有許多是出於好心）。這位護工也知道我很快要出院，叮囑我回去之後找個工作，好好過日子，照顧父親（我跟他說過我父親中風過，家境也不好），別再搞那些政治方面的事了。我說我出院後會把在病房這些天的經歷都寫出來，他就說“唉，妳呀，妳……真是吃虧吃的還不夠……”，雖然他說話是批評，但我知道他心腸不壞，語氣也是關心的，本身是為我好。我也就沒再說什麽。

   關於我會敘述我在精神病房遭遇的事，我告知了多位與我關系較好的護工和護士，他們大多都同意我寫。不過也有護工叮囑我，“如果在外面說妳進過這裏（精神病房），大公司是不會雇妳工作的”。我知道他是好意，不過這也又說明，即便在香港，社會對有精神問題的人（哪怕已經治愈或者說本來就沒多大問題）的歧視也是比較普遍的。

   捱到第二天，我給林祖明先生打電話。他告訴我，已經在深圳和鄭州找到社工人員了，可以接應。我告訴他，希望他把我在大陸有人接應的事告訴醫院的社工和醫生，以便於讓他們放心讓我出院。然後我把社工王姑娘的電話號碼說給林先生。林先生答應會說的，我道謝後結束了通話。

    然後，我又給馮女士打了電話，再次聲明我不要那些錢，那些都是大陸人為紀念六四表達的心意，應該用做關於六四的用途，我不能接受這些錢。馮女士答應了。此外，我還就那次探視時我發的火向馮女士道歉，我說不是針對她，而是我來香港抱著巨大希望，卻遭遇如此悲慘境地，所以才發了牢騷。馮女士也表示理解。我告訴她如果我回大陸被扣，希望她和我父親聯絡，馮女士也答應了。然後我又對她這些天的幫助表示了感謝。我也向馮女士告知了明天上午就出院，她恭喜我即將出院，還說第二天出院時會來接我。

   下午，我又給林祖明先生打電話，他說，已經告知了社工，社工會轉達給醫生的，但最重要還是我自己表現正常，這樣醫生放心我出院。他還說，回到大陸之後，可以和他聯系，如果我失聯了，他會聯系我父親。我又萬分道謝、結束通話。（至於我為什麽沒有告訴林先生盧偉傑的事，是因為我與他的交流更多是“公事”，還有壹些其他交流細節中我也感到多說或許無益。因此我自己至少在這件事上選擇“識趣”壹些，不再給人家添麻煩。不過我回陸後因其他事還是不得不“麻煩”了他和他的朋友，和林先生還是以不愉快的對話告壹段落（那件事與我求助太急有關），這我會在後文提到。不過無論如何，林先生前前後後也是幫了我的大忙，我也不應以“升米恩鬥米仇”心態評價林先生）

    過了不壹會，護士就叫我見醫生了。女陳醫生說，我明天大約10點鐘就可以出院了。她又壹次問我出院後會怎麽樣，我說會好好工作，重新生活。她問在病房期間，還有什麽事嗎？我不希望節外生枝，只盼及早出院，只好說“沒有事”。她說，會開具壹封轉介信（關於這壹點，我前面已經提及了，她只開英文轉介信，而沒有中文的。而且我問她，是否可以開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診斷證明，她說無法開具），還會給我壹個月的藥物（但也未告知我藥物的名稱、性狀、作用）。這些都會在我出院時由護士交給我。我說能不能開壹些安眠藥，我休息不好，她說可以開幾天的。我對她表示了感謝，說了再見（我可是不想“再見”、“再進”了），然後告別。

    此後我又打電話告知了林先生，也打電話告知了張超雄辦公室的梁女士。我還告訴梁女士，算了先不要追究盧偉傑的事情了，也不要郭永健先生向社工詢問此事了，先出院，我先自由再說，然後我也向她以及郭永健先生這些天的關心表達了感謝。

    哪怕醫生已親口告訴我，我第二天就會出院，我仍然不敢確定，擔心發生意外，讓出院延遲，甚至無法出院。我知道，在精神病房裏，哪怕做出在外面算不了什麽事的舉動，都會被視為“有病”、“犯病”，例如發壹下脾氣、喊壹嗓子、錘幾下墻壁，換來的就可能是半個月、壹個月甚至無限期的“徒刑”。至於大喊大叫抗議，後果就更可怕、難以預知了（例如可能會被電擊，以及永久性監禁之類）。越是要出院，我越是提心吊膽，恐懼不安，擔心萬壹發生什麽意外，或者我控制不住要出院而激動的情緒，表現出什麽情緒波動而無法出院。我按捺著不安的心情，又去找和我熟識的護工說話轉移壓力。

    到了晚上，我吃了安眠藥，卻還是睡不著。失去自由22天了，終於熬到出院的時刻，終於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氣，不受約束的走動、做事、生活了。雖然回到大陸，不知還有什麽危險在等著我（在中聯辦割腕，中共、地方政府會輕易放過我嗎？他們對待上訪者的事例我很清楚），但走壹步說壹步吧，先獲得自由再考慮別的。輾轉難眠中，看著已經熄燈的病房，我腦子裏很亂，不想也無法思考更多，只是想著早些自由。不知到了淩晨幾點，我才不知不覺的睡著了。如果沒有吃安眠藥物，我不知道是否會睡得著。

    醒來時，病房內還是黑乎乎的，但能看見墻上的表，是大約6點。

    5.終於離開精神病房，以及對於中國大陸惡劣精神衛生體系的再評價（前面評論過多次了，但不夠。雖然本段的評價也還是遠遠不夠）

     6月29日早上，我6點左右就醒了。如果沒有意外，我馬上就能出院了。但我忐忑不安的心，並未放下。功虧壹簣的事多的是，而我又缺乏耐性，誰知道會發生什麽呢？不過，後來幾個月的事情證明，我自己努力克制、忍耐，可是外部環境從沒“克制”對我的有意無意的傷害。

     不過，我至少忍過了出院前的最後幾小時。在病房來回踱步，等到開飯；吃完飯，又與護工說話，來回踱步，看舊報紙，打發時間。雖然只有幾小時，卻坐立不安，焦急不已。而住院者李gx今天也要出院了，我們互相恭喜對方將獲得自由。

    上午10點20分左右，護士終於通知我，可以出院了。他把轉介信和藥交給我，又讓我回自己鋪位和抽屜檢查壹下，看看自己有無落下什麽東西。我把寫的詩、雜七雜八的記錄及寫有幾位聯系人的紙張拿走，其余的如馮女士給我的教會的冊子什麽的都不要了。然後，護士、護工把我帶到病房大門外的壹個房間，讓我檢查壹下存儲的東西有無遺漏，護士還把我的兩部手機給我，說“已經幫妳把電都充滿了”，我表示了感謝。另壹位護工讓我把馮女士送到病房的牙刷也拿走，說“妳路上還要用”，還說了壹句“這裏（精神病房）不屬於妳，回家吧”，讓我有了壹絲感動。

    然後，我才拿回了自己的上衣和褲子，護工讓我回病房廁所穿上。我到了廁所趕快脫下如囚服壹樣標著“那達素醫院（或者寫的是“醫院管理局”？記不清了）”字樣的格子病號服，穿上久違的正常人的衣褲。我出來之後，其他住院者紛紛向我揮手，恭喜我出院，大都是壹幅羨慕的表情，我也向他們揮手致謝，內心也希望他們早日獲得自由。我也和其他醫護人員打了招呼（幸虧裏邊沒有盧偉傑），告別了我住了22天零14個小時左右的精神病房--東區尤德夫人那達素醫院精神科K4病房。（我被關進來的時間是6月7日大約晚上8點至9點）

    憑心而論，我在香港的精神病房，主要是失去自由、加劇焦慮和抑郁，但大多數醫護人員還都不錯。當然，醫院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讓我被關了22天有余。對於我這樣渴望自由、無拘無束的人，已經是沈重打擊。而出院後的“禁閉後遺癥”，PTSD，才讓我更加體會到拘禁帶來的傷害。

    但大陸的精神病院中關押的精神病患（包括並不必要強制住院的輕度精神疾病、精神障礙、情緒病患者）、“被精神病”者、本來沒有精神病卻被折磨成精神病的公民，遭受的不止是失去自由，而是受到欺淩、虐待、不合理懲罰、長期甚至終身監禁。就像我在前文舉的例子，住院者吃的飯豬都不吃，被捆綁、電擊普遍而沒有嚴格的規定和監督，壹些住院者尤其懦弱的病患被當做仆人被醫護人員使喚，住院者中也有互相欺淩，而醫護對待住院者更是歧視、欺淩十分常見，即便北京的安定醫院、蘇州的吳中區精神病院、南京腦科醫院這些發達城市大型的精神病院都是如此，小城市、縣城的呢？（當然，有人覺得那些人是壹面之詞。那麽，他們說的是否合情合理？有哪些明顯虛假的？醫護人員敢不敢和出院者對質呢？精神病院和監獄相比，有哪些異同？這些不難考證）

    知乎上有些例子詳細說明了精神病院的恐怖，我前面已舉過多例，其中包括壹位知乎用戶“8X23（迄今共有740多粉絲、獲得4700多贊同、731感謝、809收藏。本回答獲得231贊同，34感謝，139評論）對縣城精神病院的惡劣飲食環境的陳述。其實她還提到了更多醜惡，她的話簡練而有力，既深刻又有同情心，很值得摘抄（重點部分用粗體標出）：

“我錯了 我知道自己偏題了……對不起……



我說明壹下。我只是指我所在的這個小縣城的唯壹壹家精神病院……

其他醫院我不知道……我也相信這個世界有好醫院

這個世界有善

但是我也相信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壹定有壞……

人性 真的是壹個很奇妙的存在……

～～～～～～～～～～

我的母上大人是間歇性精神病患者，拿著國家發的那個精神殘疾證的。

15年我陪麻麻去辦證書的時候，是在當地的精神病院辦的。

我想說，那個地方，是人間地獄。

在那裏，醫護人員，絕大多數醫護人員都沒有把精神病人當人看。打，罵，言語淩辱，到處是柵欄，人就像豬壹樣被關起來。甚至會豬狗不如。

真的，是有多狠的心才會把父母送到那個地方啊！

我親眼看見醫護人員對待精神病人就像對待豬狗壹樣，那些精神病人的眼神透露出的絕望才是這個世界最深的絕望，想死，死不掉，死了醫院沒錢，想活，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對了，可能很多人都無法想象精神病人的夥食，我只能用壹句話形容，豬都不吃的東西。



在那裏，沒有人權。

精神病人也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力。

我痛恨那個地方，當時醫生勸我把麻麻也送到那個地方，說，我到上海讀書了就沒人照顧麻麻了。不好意思，我拒絕。”

    而維權網站如“維權網”與“民生觀察”等涉及“被精神病”的案例中也有千百條信息，這冰山壹角的醜陋已觸目驚心，何況全中國超過百萬的被以“精神病”為由的被拘禁者。他/她們所受之苦、之辱，處境的絕望，不是我的遭遇可以比擬的。

    患有輕重、類型各不相同的精神疾病患者，以及沒有精神疾病或程度很輕但卻“被精神病者”，是社會中邊緣的邊緣。對於身體殘疾者，許多人還抱以同情、施以援手，而對於被扣上“精神病”這個帽子予以汙名化的人，則會遭遇空前的歧視、孤立、排擠，以及惡人故意的刺激、詆毀、誹謗、散布謠言，導致心理疾病患者處境雪上加霜。如果辯解，壹句“妳有病、妳不正常”/“妳精神錯亂”/“妳在幻想、妳有妄想癥”，就可以堵住妳的嘴、摧毀妳的話的可信度、摧毀妳的生活。而且，這些“精神病”往往也會被家人歧視、欺辱（當然同時也有精神病人傷害家人）、拋棄，送進精神病院。

    而關進精神病院，則更是喪失了自由、沒有了普通人擁有的基本生活，學業、事業、理想……什麽都沒有了，如犯人般過著沒有尊嚴的日子，以及幾率和嚴重程度都遠超常人的虐待、欺淩。如果反抗，可以順理成章的捆綁、毆打、電擊，如果告狀，而又有誰信妳呢？因為妳是“精神病患者”啊。何況，大多數人連告狀、投訴的機會都沒有（在監獄畢竟還可以見律師、有“駐所檢察官”之類的獨立人員（哪怕有些地方如中國大陸，那只是形式，但是有點能力的犯人還是可以求助的），精神病院有嗎？監獄也有壹般性反映問題的渠道即找獄警，說不定個別的會發善心，但精神病院的醫護會聽住院者、“病人”的訴求嗎？），壹輩子都會在比監獄還沒有規矩和人道的環境中度過壹生，最終死於精神病房。而受到的壹切欺淩、虐待，甚至更嚴重的傷害，都飄散在火葬爐的煙塵裏、埋葬在黃土或水泥之下了。

    但在輿論場上，人們更多停留在“精神病殺人不犯法”、“精神病證書等於殺人執照”之類極為粗淺、帶有強烈歧視與偏見的認知上，讓新聞爆料的個案遮掩了更多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失去自由、飽受虐待、生不如死、殘死無聲的現實。哪怕，有許多研究證明，即便真的精神病人，犯罪率也不高於甚至低於普通人。

    如BBC文章《大規模槍擊案是否和精神疾病有關》中提到的研究表明，“精神障礙患者的暴力行為僅占美國整體暴力事件的3%-5％（遠低於普通人群中高達18％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這意味著“即使妳能夠消除所有精神障礙患者，妳仍然要面對96％的暴力”。此外，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所犯的暴力大部分是輕微違法行為，如口頭攻擊或出手打人，沒有殺人（然而自殺是壹個突出問題）”。相反，文章提到，“其實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為暴力行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因為他們更容易受到傷害。”

    除了這篇文章，無論陸港臺、新加坡等華人圈，還是歐美等發達國家，都有許多相關研究數據，證明精神病人並不比常人更具傷害他人的可能。而且有些研究認為（如BBC這篇文章），精神病人還比普通人犯罪率低。那麽，難道要把全世界所有人關起來嗎？否則，為什麽單獨針對精神病人，甚至僅僅被懷疑“有精神病”的人呢？當然，有人會說，精神病人犯罪更隨機，更難預測。這的確是壹個問題。但事實上，大多數犯罪都是難以預測、預防的，且精神病人犯下嚴重罪行的概率是極低的。監獄的罪犯也有權出獄“重新開始”，哪怕二次犯罪的幾率很高（這個同樣有統計和研究）。而與交通事故、自然災害、火災和意外爆炸、工業事故等意外事故（這些事故突發性和隨機性都極強，傷害巨大，致死率高，並不是防範就可以避免）導致的巨量傷亡相比呢？據統計，僅交通事故壹項，全世界近年平均就有125萬（聯合國數據）至135萬人（世衛組織數據）死亡，2013年有5400萬人因交通事故受傷。而據中國官方統計，2018年中國有6萬人死於交通事故；世衛組織則通過中國衛生機構收治數據測算，中國每年平均因交通事故死亡25萬人（2015年數據）。

    而精神疾病犯罪造成的傷亡則不足這些意外事故的千分之壹、不足“正常人”惡性犯罪造成傷害的百分之壹。我們為了預防那微小的可能，就要毀掉他人、毀掉這個國家壹代幾百萬人、累計十數年即以千萬計的人生嗎？就像為了預防交通事故，難道應該禁止壹切包括汽車在內的現代交通工具，全部改成步行或坐轎子嗎？何況，我們如果采取更多心理健康投入、心理危機預防、建設性治療（而非監禁式隔離），這些也是可以得到很大程度預防、解決的。

    而且，我是贊同對傷害他人的精神疾病患者按照法律進行懲罰的，因為他/她做了傷害別人的事，不管精神狀況如何，就應該承擔責任（當然也要適度，例如除非特殊情況，不應該以“有精神病存在危險”為由而終身關押，但可以判處犯了無期徒刑罪行的精神病人終身監禁、犯了死罪的精神病人死刑。總之，應該盡可能把確診或疑似的精神病人，類比對正常人的懲罰，並通過司法手段處理，而不是以“非正常人”甚至“非人”來對待），而不是把所有的、絕大多數沒有傷害他人的精神病人乃至疑似精神病人都抓起來關起來（而且往往是關壹輩子）。

    這些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人，大多數並沒有傷害過他人，犯下足夠判處“終身監禁”的罪行的更是比例極低。相反，他/她們多為受害者，往往是因為遭受職場暴力、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網絡暴力、政治迫害、家庭和人生變故（如巨大挫折、利益損傷等負面的事情），罹患精神疾病，或者只是因憤懣、恥辱、痛苦而有了心理問題（還沒有嚴重疾病），卻被關進精神病院裏，遭受二次傷害，甚至毀掉壹生，這何其不公？至於“治療”，如前所述，我所講的大陸、香港的精神病院，真的是在“治療人”還是在“治人”、“整人”、傷害人呢？這些難道不需要改變嗎？更進壹步的，整體、具體上，要如何改變？我這篇文章就是在寫這些，我也正在思考，未來也會寫出更多相關文章。除此之外，也有許多其他人寫的深刻的評析與擬出的方案。

    在知乎問題“如何在精神病院證明自己是正常人？”的回答中，有壹篇匿名回答，迄今獲得了3.4k贊，470多感謝，150多評論，其論述極為深刻，說到了我的心坎裏，全部復制於此（重點部分用粗體標出）：

“反對很多答案，不壹壹點了。

作為壹個有親身經歷的人，匿了。

我希望段子手們遠離這個話題。我甚至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建設起美國式的逆向歧視。

因為精神疾患，和同性戀、性別歧視等其他話題都不壹樣，它的特殊性在於，很多段子只要稍微寫的真實壹點，都很可能被認為是真的。

比如某個高票答案居然說調戲護士……

要知道在壹個壹線城市，大部分病區看護也不過是護校畢業，甚至是社會無業人員。拿著兩千多的月薪，全封閉的工作環境，三班倒，有的地方連手機都不讓玩，無聊的工作中拿病人尋開心成了很多人唯壹的娛樂活動。



下面是答案。

裝有病被治好沒用。

裝有病被治好沒用。

裝有病被治好沒用。

該吃吃該喝喝沒用。

該吃吃該喝喝沒用。

該吃吃該喝喝沒用。

報警沒用。

報警沒用。

報警沒用。

（我就很奇怪妳哪找電話去）



因為現實就是，真有病的都得不到妥善治療！醒醒吧，少年。

以下我會慢慢解釋。



“精神病”的概念很寬泛。至少比大多數人認知中的“瘋子”要寬的多。

在實踐中，焦慮、抑郁、酒精依賴，都可以收治住院的。

所以，能不能出精神病院，並不想很多人想的壹樣，是壹個邏輯詭辯。

這問題本質上是個社會問題，它是與：患者是否是家人送來的，是否是權力機關送來的，是否有人交醫藥費……有關。

而且在今天，第壹重要的決定因素不是醫藥費，而是醫院是否會擔責任。

因此監護人或權力機關的送診至關重要。

問題不在於妳有沒有病，而在於誰送來的。

誰送來的。

誰送來的。

誰送來的。

如果走了必要的程序送進去了，那幾年內幾乎沒有機會出院。

這並不是因為患者是精神病，而是因為中國精神衛生機構的管理和治療水平底下。很多有明顯癥狀的人都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在精神病院終老壹生。或者反復的出院，入院，出院，入院。

對於誤診的，沒有明顯癥狀的人，根本得不到關註。

妳以為進了精神病院會有醫生圍著妳轉嗎？妳以為醫生會把妳的行為當成癥狀嗎？別天真了。

沒人理妳才是最正常的狀態。大夫查房時溜上壹眼，開壹種治不好也治不壞的鎮靜藥（比如勞拉西泮）吃幾個月，平時交給病區護工，才是正常狀態。

醫生見慣了病人，都有幸存者偏差。但在壹個低級的環境裏，小小的偏差可能把“病人”困在病房裏幾年再正常也不過了。

現實就是這麽殘酷。



而且，說句最通俗的話，送進去沒病也能整出點病來。

就像很多人說的，被“冤枉”造成的情緒波動和初入院的鎮靜藥物的使用，會形成惡性循環，會使人在困倦和暴躁之間交替，很容易被診斷為雙相障礙。

本身現代科學對很多精神疾患的發病機理和判別標準都還在研究中。其中也包括精神分裂，雙相障礙和躁狂這些符合老百姓“瘋”的認知的嚴重精神疾患。

精神病在臨床判斷中是癥狀指向的。

也就是，不管妳的情況是怎樣的，妳表現的像個精神病妳就是精神病。

但是問題在於，以今天中國的科技、經濟和社會水平，對精神病的判斷是恨粗疏的。

而且說精神衛生機構，也確實是自己監管自己。



目前，我國的現狀是，只有壹些大城市，只能做司法鑒定，即鑒定壹個人是否具有完全的刑事與民事行為能力。 夠資格做這個鑒定的，壹個城市也只是寥寥幾個專家。至於大家想象當中鑒定壹個人是否“有病”，這無論從技術上還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都是做不到的。

要知道，我國太多小的城市的公共衛生系統裏甚至沒有精神病院、精神科。



說壹句最明白不過的話吧，在當今中國，精神病院“隔離”的功能遠比“治療”的功能大。



再者，壹般的說來，“被精神病”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本身可能就具有性格孤僻，社會關系不融洽等特點。或者卷入了壹些社會矛盾當中。本身很可能已經具有心理或情緒問上的題。 經歷這樣壹個過程，其情緒問題發展成精神障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精神疾患患者的權益保護和精神衛生制度的建設，是壹個社會問題， 只有通過壹場曠日持久的社會運動，就像同性戀權益運動、女權運動、關愛自閉癥患者運動、關愛艾滋病患者運動那樣的社會運動，才能推動精神衛生機構與制度的建設。

包括普及收診前鑒定制度，建設第三方監管制度。這都需要巨大的經濟投入。

可以想象，這個過程裏會有ngo的推動，有義工的服務；有南方系的報道；有姚晨、濮存昕、司馬南、袁立之類持不同政治取向的大V們去體驗約束、體驗分裂癥患者的恐怖嚎叫，之後寫下的壹篇篇催人淚下的微博；有馬雲這樣的大老板捐錢；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建議、提案；有專家學者、壹線工作者的研究與奉獻。

但更多的，是有無數精神疾患患者和被誤診者的血淚。



只有經歷這些，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從大了說，整個國家的民主與法制建設，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

願每壹個精神疾患患者和被誤診者得到健康、快樂、幸福。願我們的國家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

    這篇回答很悲觀，又很現實。香港的精神病房，和大陸相比，的確已經是天堂了。而我被關在香港23天，而沒有像大陸的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被關幾個月、幾年，甚至壹輩子，也是足夠“幸運”了。那麽，大陸以百萬計、十多年累計就能以千萬計的被關押在精神病房的人，怎麽辦？他/她們雖人數眾多，但社會幾乎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這些人的話語權幾乎是完全缺失的。相反，人們更多停留在“精神病殺人不犯法”、“精神病證書等於殺人執照”、“精神病人鬧事打人警察都沒辦法”之類極為粗淺、帶有強烈歧視與偏見的認知上，新聞爆料、眾人口傳的顯性“精神病殺人”“精神病鬧事”的個案，遮掩了更多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失去自由、飽受虐待、生不如死、屈死無聲的黑暗現實。（當然，並不是每壹間精神病院都非常黑暗、每個精神病人都會遭受如此的虐待，但黑暗、虐待，的確是普遍的現象，而且我所列舉的多數案例，都是大城市重點醫院，那麽更差的地區的精神病院可能會好（準確說是“不這麽壞”嗎？）（此外，這篇回答中提到許多精神病院沒有電話，其實有又如何？也只限時限次打給家人而已。我能聯系上香港泛民政黨人士，是因為有知識、幸運的記錄了他們的號碼。如果換成其他被關進精神病房的，恐怕也不知道要打給誰才有用。而且我聯系上議員和政黨人士，他們也並不能做多少，哪怕幫的那點還是看在馮愛玲女士面子上）

    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說，“群體只會進行形象思維，也只會被形象所打動。這些或是吸引或是嚇住群體的形象，最終也成為群體的行為動機……刺激群眾想象力的……其形式必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鮮明形象，或是伴隨著幾個不同尋常的、神奇的事例……人們猜測壹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輪也許已經沈沒，那麽這件事對群眾的影響力能持續壹周之久。但是據官方的統計表明，僅僅1894年壹年，失事的船只就多達850條、汽輪203艘，從造成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來講，它們遠比那次大西洋航線上的失事厲害得多，而群眾卻從不會關心這些不連續的失事。”

    人們只看到了大庭廣眾的罪惡，卻忽略了封閉環境中更多人的苦難。哪怕壹個人們眼中的“瘋子”、“躁狂癥患者”大鬧地鐵、公交，引發的關註（更不用說能夠用作多年談資的殺人事件的影響了。哪怕絕大多數的殺人者都被判別為神智正常，是“沒有精神病”的人。關於比例數字究竟如何，有足夠條件的也可以去查核），都遠多於多少被拘禁壹生、毀掉壹生的“被精神病”者、屈死的囚犯。即便曾被廣泛報道的楊永信用囚禁、電擊、毆打等虐待方式“治療網癮”的事件，現在還有幾人關註，有人去改變嗎？我們沒有親眼看到，不代表沒有發生。相反，沒有看到的千萬角落，惡人更能無所顧忌、敢於毫無忌憚的做出大庭廣眾極少有人敢做的惡行。黑暗的角落，有無數類似《熔爐》中描述的“地獄”之地，需要我們去關註、去“聚焦”。

    這壹切都需要被改變。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21世紀還有如此多的罪惡、剝奪自由、欺淩與虐待、淩虐致死……樁樁件件不斷發生，卻坐視不理。

    關於對精神衛生體系的種種弊端、精神病院/病房的各種黑暗面，以及其他案例的評析，我會在後文恰當節點再做舉例、引用、分析，在此就先只說這些了。

第五章 帶銬輾轉、蒸籠般羈留室過夜、PTSD的初現--捱過“最後”還有“最後”

    （壹）手銬再加身，繁雜程序的折騰

     我走出病房門時，西區警署的壹位警員已經在等著了。他帶我走到電梯口，又有壹男壹女兩位警員走過來，並且對我說：“我們現在要把妳銬起來（大致意思）”。他們銬我時，我看到了馮愛玲女士，她就坐在電梯旁邊的凳子上。我被三個警察控制，手上正在帶銬，連打招呼、說話都不便，我只能看著她點頭示意。馮女士壹直目送我和三個警察進入電梯、關上電梯門。這是迄今我與馮女士最後壹次見面（當然通電話、短訊是有的）。也不知道在未來，我還有沒有可能再當面見到她、感謝她了。她是壹位慈祥、善良的老奶奶，熱心公益，為平反六四奔波，也在我個人的事情上多有幫助，我壹生都會感激她。

    終於離開了病房，終於重新看到了外面正常世界（哪怕還是東區醫院裏，但精神病房內外已是兩個世界）來來往往的人流，立即有了和在病房時不壹樣的感覺。但頭腦渾渾噩噩的，我當時以為只是前晚沒睡好。只是，後來我壹系列身心上的表現和感受，與PTSD很像，與壹些被長期關押過的人訴說的很像，基本也就是了。當然，這也不止是由於關押的這23天造成，後來我面臨的壹系列惡劣環境甚至絕境，也加重或者說助推了PTSD的惡化。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押送我的三位警察，壹位年齡較大，有四五十歲，稱他為E警員（按第三章的警員順序排），另壹位20多歲的年輕男警稱其為F警員，那位二三十歲的女警稱為G警員。他們把我銬的很緊，勒的我手脖子都是痛的。我的兩個包也被其中壹位警員拿著。穿過人流後，他們把我送上警車。

    我問他們要把我送到哪裏，E警員和G警員都不怎麽會普通話，我只能與F警員交流。他告訴我，需要先帶我去做筆錄，然後再去入境處。然後警車就開了。我壹路上很配合，而我提出把手銬換下位置，不要銬在恰巧磨到骨頭的那塊，F警員也答應並重銬了壹下，但還是很緊、很疼。F警就坐在我身邊，E警和G警坐在前面。警車在各種立交橋、盤山公路上飛馳，我也沒心思看路牌，腦子恍恍惚惚。這時我開始擔憂回到大陸會怎麽樣，會不會旋即被拘捕，或者投入黑監獄和精神病院。想到這些，我心神不寧。警車在山道來回上下，雖然車速很快，但很久還沒到目的地（我當時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不知道讓我去入境處還是警局）。幾乎走了近壹個小時，才來到壹個警局。他們告訴我，要在這裏采集我的指紋等生物特征。

    三人把我帶上樓，進了壹個類似審訊室的地方，但並沒對我做任何審訊，只是拿出我的港澳通行證進行了登記，並口頭詢問確認我的身份。我問這是哪裏，F警員告訴我這裏是柴灣警署。

    然後，就是帶我到拍照室之類的地方拍照，正面、側面、背面，都被拍了個遍。不過這算是流程中最為順利的了。此後又到了另壹個房間按指紋，才是真正體會到“正常流程”中會有多少繁雜與故障。

    如果曾經有過被拘捕經歷、或者被傳喚或其他需要被警方采集信息的，應該都知道，警察要對被扣押者的手掌、每根手指進行360度指紋采集，然後還要另外采集指頭上的指紋。在采集之前，需要洗幹凈手，然後等手上的水幹了，再“幹活”。兩個手掌和手棱、每根手指，都要在采集玻璃上用力按、用力滾動，如果電腦顯示采集“不合格”，就要重新來，最終在幾次重復動作中挑壹個“最佳指紋/指頭印/掌紋”。僅僅做這些，我就用了30多次。

    但更加糟糕的事來了。不知為什麽，當這輪采集完成（本來也就是要徹底完成采集了），他們的電腦卻無法正常錄入，於是兩個警察就不斷重啟電腦，輸入密碼、登入程序，又讓我重復這些動作。結果壹次又壹次失敗，他們就讓我重復這麽做。他們來回開關機差不多有十次，而我的手、每根手指每次都要來回滾動，我都記不清多少次了。前前後後折騰了至少兩個小時，也沒有采集成功。我的手已經很疼痛了，筋疲力盡。我剛從精神病房出來，不但沒很快恢復自由，又被這麽折騰，頭昏腦漲的。我問他們幾點，他們說已經兩點多了。我想，那我何時才能去入境處呢？（這件耽擱很可能就是此後警察沒能在當天趕上送我去入境處的原因，然後我才被關在羈留室壹夜）

    期間，我還問到我在東區醫院遭遇護士欺淩、恐嚇，是要在這報案，還是聯系醫院管理局，壹位警員（我記不準是哪位了，好像就是那位能說普通話的F警員）說“那妳先聯系醫院管理局” 。我也想早點回大陸，避免再被送回精神病房“調查”，就沒堅持報案。

    在折騰期間，年輕警員還向進來的年長警員請教怎麽處理故障，老警員（或者是警官）也不會。折騰的實在沒辦法，他們又出去請示，最後讓我換到不同樓層的另壹個信息采集室。結果在這不到半小時就完成錄入了。我心想，妳們不早點換到在這邊，非要在那個故障機器上折騰，這些警察受折騰，我更受折磨，兩只手疼痛不已。我不認為他們是故意整人（這個我當然是能看出來的，無論從相關警察的神色舉動、性格特征，還是遇到的電腦故障情況和處置，都和盧偉傑那樣的故意欺淩完全不同），但明顯是死板、形式主義、不知變通。而且值得壹提的是，雖然我在柴灣警署的遭遇不是被故意整，但大陸的警察、香港的警察對其他被拘留者（精神病房的醫護人員對住院者也壹樣，就像盧偉傑利用作為護士的權力對我及其他住院者的欺淩行為）、在其他事情上，完全可以利用他們對程序的熟稔、利用這些繁雜的程序，假裝故障、程序問題，把人整得筋疲力盡甚至死去活來（還有更多客觀上讓人受罪的做法，後面很快就會講到）。有權就是可以各種指使、折騰人，而且妳還抓不住明顯把柄。

    采集完畢後，三人把我帶上警車，又開始了很長的路程。我本以為這次終於要把我帶往入境處了，或許他們會把車開到入境處大樓，我就回到大陸了。沒想到，又是至少壹小時車程，居然把我送到了西區警署，也就是中聯辦旁邊那個我曾經去過的警局。這時應該是下午4點左右。

   （二）在西區警署羈押間受苦

    我被帶進西區警署後，直接被關進了警署大辦公室裏壹個類似鐵籠子的小房間。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麽，姑且稱為“羈押間”吧。隔著鐵閘門，可以看到辦公室裏許多警員在忙碌。

    房間裏只有壹張長凳，地上還有血跡、毛發，頭頂則是各種管道。不過慶幸的是，因為和大辦公室通著，有冷氣吹進來。期間壹位女警說會給我盒飯，還問我吃不吃橙子，我說都行。過了壹會盒飯送進來，米飯裏有肉絲和辣椒啥的，還有壹杯橙汁之類，我壹口氣全部吃喝完了。這飯確實不錯。

    吃完飯，我在裏邊坐臥不安，詢問警員我何時才能去入境處。結果不是不理睬就是讓我等。後來終於有壹位警員過來，說今天不行了，明天才能送我去入境處。我壹下子慌了，害怕這壹天又有什麽變數，或者我壹激動又被送回精神病房，那前面的忍耐就功虧壹簣。我要求給家人和朋友打電話，其實就是想告訴我父親，以及馮愛玲女士和林祖明先生。然後他就讓我等，我多次請求都是說“妳等著”，哪怕我的包和裏邊的手機就在不遠處辦公室桌上。

     等了至少壹個小時，壹位警員才把手機給我，而且只允許我打壹個電話，並且告訴我明天上午才能讓我走。我打給了父親，告知他警察說我明天才能回去。我父親說“妳要聽警察的話，註意安全，明天回來給我打電話”，然後我就結束通話了。我還想打給馮女士，這位警員說不行，我只好關機，把手機交給他。

    我呼喊警員，說要見律師。壹位女警過來，她問我有律師嗎？我說沒有，但是不是有那種替被拘捕者辯護的公派律師嗎？她說沒有，是需要自己花錢請的。我現在也沒有搞清楚，香港警方在拘捕公民（無論本地人還是大陸人或外國人）時，被拘捕者有無權利請求警方或司法機構派遣律師維護自己權利。甚至更進壹步，當時我被羈押的具體理由、我所處的法律狀態是什麽，警方都沒有任何告知。香港以高度法治聞名世界，可在執行層又有多少“細縫裏的泥垢”呢？

    很快，來了壹個警員，拿著壹個表格，大致意思是要收繳、封存個人物品，還要我交出身上可能會用於自殺之類的物件。我這時也只好簽字（還是和在精神病房被迫簽字時壹樣：難道我能不簽嗎？不簽會有好結果嗎？）。然後，他要求我把眼鏡、腰帶、鞋帶都取下來給他。最誇張的是，還要把襪子脫掉。當我把眼鏡摘掉、腰帶和鞋帶抽出來、襪子脫下來交給他之後，我才不斷感到各種不便甚至痛苦。

    我高度近視，去掉眼鏡，整個辦公室就壹片模糊，我求助（例如上廁所時叫人）或者看東西就更麻煩了。而腰帶去掉後，我得不斷提起褲子，否則就會掉下來。而我又焦慮的坐不住，只好提著褲子在小房子（或者更恰當說是“小籠子”）裏來回走動。連續提幾個小時褲子，如果誰試驗壹下，壹定知道不是好滋味。

    這時候，壹位穿著白色衣服的警官（在香港應該是叫“督察”之類）過來了，說“妳還認得我嗎，妳在中聯辦（割腕）我就在場”，我說不記得了。我割腕時腦子壹片混亂，四周都是警察和中聯辦人員，我自然記不起這個人。他又跟我說了幾句什麽話（記不清了），然後就走了。

    他走了之後，我才看了下自己的形象：彎著腰、提著褲子、精神恍惚，而且沒戴眼鏡時我的眼色情況我也是知道的，總之壹幅敗相，毫無抗爭者的英雄氣度。在精神病院，我擺出英雄氣度也沒用，在警署，我想擺也擺不出，反而像落敗被俘的敗兵，沒有絲毫生機、氣質。

    我努力提振自己的精神，在心中默唱《國際歌》，“起來，極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盡力不讓自己這麽頹廢、荒唐的面對辦公室裏這麽多警察。我想，梁國雄等抗爭者入獄時，必定是很勇敢堅毅的，而不是像我這樣頹廢。而我應該向他們學習。

    但哪有那麽容易呢？當我沒有穿襪子，光腳穿著沒有鞋帶的運動鞋來回走動，鞋子晃晃蕩蕩，不壹會，腳就被磨破了，而且，腳上出的汗浸到鞋裏，很快鞋子就像在雨水裏趟過壹樣，腳就泡到濕鞋裏，不壹會就泡腫了，磨破的地方更疼了。我問正好走動到鐵門前的警員，我能不能脫光鞋子赤腳走路，他說“那妳隨便”。我赤腳之後，踩在又臟又涼又硬的水泥地上，腳被硌的生疼，感覺比泡在濕鞋裏更不舒服，只好重新踏進濕鞋裏。這種肉體折磨，還是那句話，誰自己做下試驗就知道多痛苦。如果警察不收走鞋帶和襪子，我就不用受這麽多罪。

    他們收走這些，是怕利用它們自殺。可我羈押間上面的管道至少三米高，即便最能自殺的腰帶也夠不著，鞋帶就更是了。至於襪子，又不是那種女式的絲襪而是沒什麽彈性的布短襪，我是想不到這個怎麽用來自殺。再說，這羈押間連著辦公室，警察對我在裏邊的壹舉壹動隨時都能看見，我又怎麽可能躲避開他們的註意而突然自殺了呢？

    我曾經在前面提到，我在精神病房期間，看到壹則新聞，講北角警署壹位涉嫌性侵的男性在審訊室自殺。或許是這起自殺事件讓香港警方苛待被拘捕者，以免背上管理不力、囚犯自殺的責任。於是，警察對我（肯定還有其他可能有自殺傾向的被拘捕者）采用了這種“收走所有哪怕有壹點可能用做自殺‘工具’”的方式，以杜絕發生自殺事件、為自己和警隊免責。

    但他們為什麽不想想被拘捕者的感受、不考慮被如此對待者會受多少法外的傷害？就例如我，雙腳泡在濕鞋裏，幾小時後就泡腫了，沒有鞋帶的鞋把腳磨的又紅又腫又痛，身體和精神都嚴重受傷害。尤其對於焦慮、抑郁，有心理和精神問題的人，這反而加劇了他/她們的精神痛苦和身心疾病，埋下了其此後可能厭世、自殺的隱患。當然，那時候自殺，就不是警方的責任了，畢竟不是死在警局、監獄之類。而且，警方和社會得知當事人自殺後，反而會覺得在警署、監獄這樣苛刻對待是正確的，因為後來“妳們看他/她果然自殺”了，以“印證”采用苛酷方式的必要性。但他們不考慮這種苛待、虐待，本身就是對拘捕者身心的傷害，更是強化其自殺傾向的誘因。而且，如果收繳了他們的腰帶等物品後，當事人還是想到了各種高難度的自殺方式，那表明其已經非常的生不如死、實在不想活下去了。既然如此，基於人道，為什麽不能遂了他/她的心願呢（關於自殺的權利和自由問題，我前面已有過詳細論述，不再重復）？至於看守警員的責任，不用追究就可以了。

    這讓我想到此前北京驅逐“低端人口”和取消“互助獻血”的事情。香港警方對待被拘捕人士的作為，以及我在東區醫院精神病房的許多遭遇，其實和北京這兩件事異曲同工。對於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者，他們考慮的只是“妳/妳們別死在這”、“妳們別在我管轄的範圍內出事”、“妳們別在我需要承擔責任的層面出事”，然後機械的、極端化的執行殘酷政策、規章，而讓弱勢者遭受更多身心和生活上的不便與折磨、不惜把弱勢者逼到更加危險（但不屬於他們責任範圍）的區域、處境。

    例如北京驅逐“低端人口”，就是以避免再次發生火災、改造社區環境和治安等理由（當然還有更深層次原因，不過至少表面上理由是以上那些），但粗暴的驅逐讓他/她們更無處可去，面臨喪失廉價住所、丟失工作、陷入貧困、讓自己和家人陷入生存危機。而取消“互助獻血”，名義上是為杜絕非法血液交易、保障輸血的血液安全之類理由，但這會讓更多急需用血的患者面臨等待“正規血液”太久而失血死亡的危險。而香港警方及許多監獄、看守所、精神病院及其他羈押場所，對可能自殺者的各種苛虐措施（如扣緊手銬腳鐐、用束縛帶長期捆綁），同樣嚴重傷害當事人身心。香港警方因發生過北角警署自殺事件或其他類似事件，就對我采取壹系列苛待手段（不止已提及的，後面還會提到更嚴重的手段），而且估計對其他有自殺可能的被拘捕者也如此苛待，是極不人道的行為，反而會加劇其脫離嚴酷環境後因PTSD等原因而自殺的可能。（當然，大陸警方、監獄系統、精神病院等地為“防止自殺”，采取的手段更不人道，如壹些政治犯的敘述）

    但無論北京政府，還是香港警方，以及香港精神病房的醫護，嘴上卻都說“這是為妳/妳們的安全著想”、“這是法律/制度規定”、“為了避免妳們遇到安全隱患/自殺”，把自己不人道乃至殘忍的制度、政策、行為，說的冠冕堂皇、理直氣壯，表現的“壹片好心”，而絲毫不考慮被管理者、弱者自己的選擇權，也不顧及這些政策/手段對弱者帶來的長遠傷害，各種間接的、連帶的傷害。這種行為輕則說是缺乏共情、不會將心比心，重則足以用“虛偽”、“殘忍”、“無恥”形容。

    法律、制度、政策，都是手段，而目的則應該是讓人有尊嚴、有自由、能夠更好的生活，而不是顛倒過來，為了履行責任（同時也是壹種推卸責任），而不顧弱勢、被執行壹方更根本的人權。如果法律、制度、政策違背了人性、侵犯了人權，弊大於利，就應該修改、廢除、重新設計和訂立。“以人為本”、“天賦人權”，說的都很好聽，可現實呢？許多強力機構（包括精神衛生機構）、家庭，都以“為妳好”為名，行傷害之實，不給當事的本人自己選擇如何生活、選擇生死的權利。

    我在羈押間不斷走動，越來越感覺難以支撐，胳膊和腿都開始發抖。我又問過路的警察何時把我送進可以躺下休息的房間，他說讓我等。後來我去了羈留室（也就是過夜的地方），才明白還不如呆在這個鐵籠裏呢。

    在我難受的來回走動時，看到有幾波男女罪犯（或者疑犯）被帶進帶出，不過這些男女都沒有和我關在壹起，而是關到和我平行的其他羈押間。有些看起來像東南亞人，還有的可能是大陸人。他們被送走時，都是被用銬子串起來的。給了我壹個“單間”，可能也是怕我自殺或與其他人沖突吧。

    到了大約5、6點鐘，壹位警員突然把我叫出來，並且拿起我的東西，把眼鏡給我，告訴我現在就去入境處。我大喜過望，因為我壹分鐘都不想在這鐵籠子呆了。這時候壹位年長警官在打電話，雖然我聽不懂他的香港話，但看旁邊兩個警員拿著我的包聽他打電話，應該是和入境處交涉我的事吧。這時還有壹位女警官也站在旁邊，我就對她說，我是來維權的，是受害者，我不應該受這樣對待。她說，“我們盡可能提供方便，讓妳早日回到大陸”。期間，我還告訴警察，我打印的許多材料和標語內容敏感，能否幫我扔掉。拿著我的包的警員說，妳自己在入境處再扔吧。然後，我聽著那位男警官打了很長時間電話，然後又看見兩位警員放下了我的東西，我知道八成是去不了入境處了。果然，這位警官打完電話，告訴我明天才能走，今天就把我安排在西區警署羈留室過夜。然後我又被關進那羈押間，重復了壹個小時前面說過的那些折磨。

   （三）蒸籠羈留室、與年輕警員對話

    到了晚上，他們終於把我帶去警署內部的羈留室。羈留室位於警署半地下的壹片區域。壹個大的羈留室被分成壹些單間，我就被關進靠裏側的壹個單間了。本來我在想，終於可以躺下好好休息，明天就返回大陸了。但當我進去、呆了壹會之後，才知道這裏比剛才更難受。

    首先，羈留室中根本沒有空調（香港稱為“冷氣”），只有羈留室之間的過道裏有兩臺巨大的風扇，吹的風都是熱的。而羈留室大門和辦公室完全隔開，辦公室的冷氣根本吹不到羈留室。而這時正值夏季，又是香港這種亞熱帶地區，羈留室裏像蒸籠壹樣悶熱。我僅僅呆了10分鐘，就熱的受不了。而“床鋪”則是類似於公園躺椅那樣的光滑水泥板，還有壹條毛毯。大夏天，放個毛毯，也是要“熱上加熱”了。

    其次，這個羈留室並不是四壁完全封閉，而是有鐵卷閘窗。我不確定西區警署的這個羈留室是完全在地下還是地下地上各半層，但壹直聽到有火車（或者是港鐵、輕軌之類）的轟鳴聲、撞擊鐵軌聲，以及汽車鳴笛和軋過馬路的聲音。此外，那兩臺電扇傳來的嗡嗡聲也鬧的我更加心神不寧。這種噪音下，不要說入睡，連想安靜的坐會都難。

    又熱又鬧哄的情形下，我精神開始趨向崩潰。壹位警員坐在椅子上，面對面在羈留室外（羈留室也是鐵籠子那種）看著我，端坐不動，也不說話。而我則在裏邊來回走動，越走越熱。而羈留室裏雖然有廁所，但卻沒有水龍頭，水只從便池流出沖穢物，根本沒辦法洗臉洗手。雖然我被送進來時候給了我壹包濕紙巾，但只有兩三片，貼臉上壹分鐘就沒用了，實實在在是“杯水車薪”，無法消除暑熱，更不要說涼爽壹下了。後來送來晚飯，我吃了兩口就吃不下去了，誰能在那麽悶熱下吃得下熱飯。我說醫生還要我吃藥，藥就在我的包裏。他說會把藥送來，但直到第二天都沒把藥送來。

    羈留室裏備有壹雙鞋底特別薄的拖鞋，我穿上之後在水泥地硌的生疼，但穿上沒有鞋帶的運動鞋則被汗水泡的發腫。最後我就選擇替換著穿減輕痛苦，但也把兩種痛苦輪流都受了。

    我本以為香港的警政體系應該還是比較人道的，沒想到環境竟然如此惡劣。我害怕在這樣的情況下身體痛苦會逼使情緒失控，又被重新送進精神病房，把受過的罪重受壹茬。說不定，即便再入院再出院後，又被送進這羈留。因此，我只能來回走動，但不敢喊叫或者做出踢柵欄、墻壁之類表達憤怒的動作，火氣都憋在心裏，拼命忍耐。有痛苦不能發泄，這就更難受了。

    這時候警察換班了，換來了壹個20多歲的年輕警員，按順序就叫他H警員。壹開始，他也和上壹位警員壹樣，壹言不發的正對我的羈留室端坐著。看來，他們是要24小時輪班看護我，避免我做出自殺之類行為。我心想，妳們有這個人工費，怎麽不把羈留室打造的人道壹些，至少有冷氣、有報紙，讓被拘留者心平氣和的度過羈押，這本身就有利於舒緩被拘留者的不良情緒、減少自殺傾向。但香港警方卻弄成如此惡劣的環境，而且警察也和我壹起受罪。這位H警員和上壹位壹樣，壹身非常整齊且看起來不薄的制服，估計比我還熱。

    我實在忍受不了身體和心靈的雙重煎熬，滿頭大汗的把頭伸到鐵柵門縫隙，對那位年輕警員說，“我能和妳說說話嗎？”。這位很年輕的警員說，“按照規定，我是不能和妳說話的。但是妳可以對著我說話，我當做沒聽見就好啦”。我看他說話很是和藹，而且能聽和說普通話，也就卸下了擔憂，開始半自言自語的沖著他講我的事情，關於遭受校園暴力、來港維權、在中聯辦割腕、被關進精神病房等事。H警員壹開始默默聽著，逐漸的和我說起話來。（後面的對話，已過了壹年左右，當然無法完全復原對話，我只能憑記憶講壹下大概內容）

     他跟我說，大陸的事情還是需要回到大陸解決的。我說大陸的司法、教育系統很黑暗，我沒辦法才來香港求助。我還告訴他，我找了香港許多政黨、媒體，還有在中聯辦割腕，結果根本就沒幾個人關註我的事。他說，香港人都是工作很忙的，每天壓力很大，都要為生活打拼，怎麽可能管得了那麽多事，大陸的事（香港人）更管不了了。我說好像香港01關註到我的事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民運人士陳女士講的），他說那個媒體沒什麽名氣，況且有那麽多新聞，沒有多少人關註的。我說此前有幾個警察都聽不懂普通話，但妳能夠聽懂。他說，老警察都不怎麽會普通話，但年輕警員聽得懂也說的了普通話，因為現在學校都會教香港話、普通話、英語，三種語言。我說，香港人要學三種語言，也真是挺辛苦的。他說是啊，很辛苦，都要學。我問他入職警隊多久了，他說才四個月，而我則是他第壹個看守的對象。

    我說，我在中聯辦割腕，就是希望引起香港和國際上的關註。H警員就跟我講，說中聯辦的事他們香港警察都不能幹預，連中聯辦外出的汽車，香港警察都沒有職權管（大致意思）。

     再往後，我就問H警員，為什麽羈留室沒有安裝冷氣，這麽悶熱，我都要被熱暈倒了，飯也吃不下。他說妳猜為什麽？我說羈留室是懲罰犯人的地方，所以沒有冷氣吧。他說不是，是因為有被羈押的人提出，這裏全都是封閉的，而他們不是犯人（只是臨時羈留使用，不關已判罪犯人），所以他們說希望“聽到外面的聲音”，和外界相通，否則是侵犯他們的人權。所以羈留室才設計了大卷閘窗，還能聽到外面鐵道上的轟鳴。既然和外面通氣，當然沒辦法按在封閉環境才方便使用的空調之類了。我聽完感到莫名其妙，我說現在悶熱的要死，噪音巨大，響聲震的我心神不寧，這才是侵犯人權啊，怎麽會有那樣（提出那種奇怪要求）的人。他說他也不知道，就是這樣。

    後來，我又跟H警員討論校園暴力問題，我說，我來香港，就是在大陸沒有遊行、請願的自由，才來到香港，而且香港難道沒有校園暴力嗎？陸港應該壹起努力防治校園暴力。我還跟他說了我遭到各種毆打、威脅、騷擾以及黑勢力學生的傷害的事。他說，這在香港絕對不會有，香港每個學校都有社工，如果發生校園暴力，學校、老師、社工都會制止的。雖然就我了解並非如此，如我後來看到香港的董之英中學就多次爆出嚴重的校園欺淩，而上水中學、聖約翰學院、玫瑰崗學校等院校都曾被媒體爆出校園暴力事件，且壹些連續發生，並未真正妥善處理。而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的論文《香港校園欺淩全球之冠，學校應如何對策及處理?》中開篇就提到，“2017年12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發表了於2015年於75個國家和 地區中的 15 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淩情況全球最為嚴重。 有多達 32%受訪者表示曾於壹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淩，相比加拿大(20.3%)及美國 (18.9%)還要嚴重……”。即便該調查對於校園暴力的定義可能較寬泛（因為據我所知日韓歐美更嚴重），但毫無疑問足以證明香港校園暴力是存在而且較普遍的。同樣，我和馮愛玲女士交談時，她也提到聽說過有香港中學生因校園暴力自殺的事情發生。而這位H警員卻說“在香港絕對不會有（那麽嚴重的校園暴力和各方不作為）”，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吧，哪怕身處過校園，也並不能關註到身邊發生的殘酷暴力、不能和校園暴力受害者感同身受。

    然後，我還是拜托H警員能夠關註校園暴力問題，向身邊的朋友、親人宣傳這些。我之所以這麽說，也是擔心回到大陸沒機會再說，就當效仿那些身陷囹圄還繼續傳播進步思想的革命者，努力再做壹下宣傳，能影響壹個人算壹個人。但H警員還是說，“在香港不會發生的”，我也不知道說什麽好了，那時我也沒辦法拿出手機讓他看香港的那些校園暴力案例。

    此外，我也跟他提及了我被關進東區醫院精神病房的事情。他說“東區醫院不是精神病院啊”。我說是被關進東區醫院的精神科病房，他才明白。我告訴他在那裏有護士（盧偉傑）欺淩、恐嚇我，而且有監控錄像，以他（H警）的經驗，有沒有可能查處他。他說即便有監控錄像，但是大多數錄像都是沒有聲音的，H警還用動作效仿著說“他可以說‘我是在跟妳說話啊（而不是恐嚇）’”。看來控訴盧偉傑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哪怕有監控錄像。

    跟H警員交談時，為了離H警員近壹點，我只能伸著頭彎著腰，梗著脖子擠在鐵柵門的柵欄上，時間壹久，整個脖子都是疼的，我只好時不時縮回脖子揉壹下，然後揉下的都是汗和泥（在精神病房都沒好好洗過澡）。我問H警員我和他聊了多久了，他說才半個小時。我想，我還要熬多久啊。這時我已經熱的幾乎要虛脫了。我身體壹邊承受痛苦，心裏壹邊在想，我是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受害者，我是為了維權，還希望讓香港、國際社會關註百萬千萬遭受校園暴力的弱者、受害者，是做好事，是做社會運動、做建設性的、有積極意義的事，為什麽卻讓我遭受這樣的折磨？

     我向H警員抱怨這些，他說他能夠理解，但也沒有辦法。我說妳看我身體這麽瘦弱，根本沒有攻擊力，為什麽要把我關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他說，就是看妳不像壞人，就是個學生，才把佩槍收了起來，以免讓妳（我）感到恐懼。

    這時我熱的實在受不了，就跟H警員說，“我能不能脫掉衣服和褲子，實在太熱了”，他說“沒關系，我和妳都是男生，沒事的”。於是我就脫了汗衫，但在壹個警察面前脫掉上衣，我感覺很不好意思（即便我在精神病房已經這麽裸體暴露、變相受辱那麽多次了），很快又穿上了，褲子更沒有脫。而且我脫掉汗衫，羈留室照樣像蒸籠壹樣，要把我蒸熟壹般。

    我又重復著抱怨這裏太熱了，受不了了，而且我也睡不著覺。H警員說，他自己也感到很熱了。我問他這裏這麽熱，以前沒有被拘留者反映過嗎？他說這裏是西區警署的臨時羈押場所，壹般關的都是非法入境、超期滯留等待遣返的大陸人，或者轉送監獄的，據他所知最長的只關了4個小時，沒有在這過夜的。而我關的這天，其他所有（好像至少有七八間吧）羈留室都是空的，只有我壹個人。我心想自己真倒黴，成了非人道羈留室的試驗品了。

    我這時開始感到頭暈目眩，渾身燥熱，雙手通紅，不知道是不是中暑了。H警員也說看到我臉上、脖子都是紅的。我說再這樣下去我會暈倒，而且也不可能睡得著，我想去醫院看看有無中暑，最好能在醫院病床躺壹夜（當然不是精神病房病床）。H警員看我實在難受，他自己也感覺的確這裏很熱，就同意了，拿出對講機呼叫同事，說這裏有人生病。然後他告訴我，有兩種可能，壹種是有醫生來羈留室為我看診，另壹種情況是會用急救車把我拉到醫院。他還說，他知道在大陸像我這種情況根本就不會有警察搭理，但香港這裏會給妳醫療救助的，妳請求看病，就會有人來。他還好心提醒我，除了熱還有別的什麽癥狀（只說熱可能他們不會送院），我說我還頭疼。其實那時候頭疼主要是身體痛苦、焦慮造成，倒不是本身腦子疼。

    但等待的時間很漫長。據我估計，從我請求就醫到後來急救車來到，至少過了壹個半小時。期間，H警員除了和我說話，就是端坐在椅子上，偶爾才看壹眼手機。某種程度，他和我壹樣，都像囚徒，都不能隨便走動，只不過他在鐵欄外，我在羈留室裏邊。我這時熱的已經受不住，壹會坐地上，壹會站起來，又來回走動。外面有個開門之類的響動，我就問H警是不是急救車來了。他每壹次都是給了否定的答案。

    期間來了壹位警官，H警向他報告了我的情況，這位警官看了看我的情況就走了。過了很久，H警告訴我，他得到通知（對講機說的吧），會把我送到醫院。我問是什麽醫院，他說是瑪麗醫院。我說我在中聯辦割腕後，就是被送到那裏包紮的。他說那是因為瑪麗醫院是這附近最大的醫院（中聯辦和西區警署挨著），所以都是送到那裏。我問H警員，壹會去醫院，能不能由妳帶我去，妳對我有所了解，也能證明羈留室的情況。他說這不壹定，不過只要是他所在的壹隊的，待人都很不錯，不用擔心。

    （五）重枷下被押送去瑪麗醫院

    很久之後，帶我去急救車的警察終於來了。不過，他們不僅給我帶上手銬並銬緊，還帶上了腳鐐。更誇張的是，這個腳鐐不僅綁住腳踝，還有壹條掛在腰上的鐵鏈。然後他們拉著我，腳鐐嘩啦啦的響，我拖拉著沒有鞋帶的鞋，壹路到了警署外的急救車上。到了車上，醫護人員開始給我量血壓，車裏有空調，我壹下子就不熱了。坐在我旁邊的是兩位警員，壹位20多歲，壹位長得很高的30多歲的警員，分別稱之為I警和J警吧。也不知道和前面那位H警員是不是壹隊的。我告訴J警羈留室太熱，能不能送我到瑪麗醫院住，或者換個羈留室。這位J警板著臉說，“我們現在要送妳去醫院，但是看完病還要回來。妳在路上老實壹點，我回來跟同事說給妳換個房間，如果不聽話，那就沒有（不換房間）了。”整個語氣就是訓斥犯人的態度（當然我在他眼中就是犯人）。我說剛才看護我的警員知道我的情況，他也說羈留室是很熱，他都受不了。J警就又訓斥我，“妳不要聽他說什麽”。那位H警也沒有跟著我去醫院。

    在急救車上倒是非常涼爽，我的難受勁壹下子少了壹大半。但是手銬、腳鐐戴在身上，滋味也不好受。I警和J警壹左壹右“看護”著我，壹言不發。我想到壹會還要回到那蒸籠般的羈留室，就焦慮不已。也不知過了多久，急救車才開到瑪麗醫院。

    下車之前，J警又用訓犯人的語氣跟我說，“醫院這裏是公共場所，下車之後不要給我搞什麽事”。然後他和I警壹起拉著我進了瑪麗醫院的門診大廳。我被其中壹位（也忘了是哪個）用鐵鏈緊緊拉著，鐵鏈纏在腰上，警察拉著我就像牽著壹條狗壹樣。而門診大廳裏有許多看病的和病人家屬，都比較好奇的盯著我和警察，至於有沒有拍照的就不知道了。在明亮的門診大廳裏，我看清了我自己這樣像狗壹樣被鐵鏈拴著，被警察押送著，許多市民在看著，我當時已經很麻木的心理還是被刺激出屈辱和痛感。我在東區醫院精神科病房被關押期間，看到報紙報道有個印度籍搶劫重犯（後來我又查了壹下叫文子星），因為很是兇悍，送往法院審理時由許多警員押送，也是被帶手銬腳鐐。我想，我壹個弱不禁風，也沒傷害他人，沒有違法犯罪，維權失敗不得已才自殺的受害者，怎麽也是重枷加身，手銬緊扣，雙腳戴鐐，腰上還拴著鐵鏈？

    兩位警員拉著我坐在四周人少的壹片區域的椅子上，其中壹位去和在醫院大廳裏的保安還是警察去交涉，過了壹會才回來，然後拉著我去那個我前面提到過的（我割腕後被送瑪麗醫院時）類似於初診臺的地方。那位接診的醫生問我哪裏不舒服，我說可能是中暑了，而且還頭疼。然後她讓我測體溫，還拿出壹張紙，問我的頭疼屬於上面的五個級別的哪種。其實我頭疼主要是焦慮和太熱造成，本身不很疼，我就指著中間那個（三級）。然後她就給了我壹張紙，寫的是排隊的號碼。我雖然有氣無力，但還是對這位醫生道謝。然後我就被兩個警員拉走了。

     兩位警員把我拉到門診大廳左側沒什麽人的壹片空座那裏坐下，I警坐我旁邊看著我，J警坐在不遠處翹著腿看手機。我看了下醫生給的紙片，上面說我可能還要等到淩晨兩點半之類。而這時候已經是淩晨了，但瑪麗醫院還是有這麽多人排隊看病，不過沒有那天白天人多。

     這時候我幾乎已經虛脫了，從早上6點到這時，超過18個小時沒有睡覺，而且坐警車、急救車奔波勞累，最重要是在羈押間和羈留室站著（根本坐不住），這麽多折騰讓我感覺渾身癱軟、精神崩潰。我這時只想著千萬不能喊叫、有反抗動作，否則又會被送回精神病房，最後的壹天壹定要忍下去（雖然也不壹定是最後壹天）。然後我雙腿不停的抖動，不是因為冷，而是緊張焦慮。我以前遭遇校園暴力的時候，曾經有過長期失眠的狀況，兩天沒有睡覺。我這時候的感覺就跟幾天沒有睡、又勞累又饑渴壹樣的狀態。然後還要這麽煎熬的等待。

    雪上加霜的是，手銬銬的非常緊，勒的我兩個胳膊肘部疼痛不已，稍把手銬挪壹點就卡住挪不動了。我知道手銬可以調節松緊，警察對我的銬法，無異於對犯了重罪的犯人。除了手銬，腰上和腳踝上像“狗鏈子”壹樣粗長的鐐銬更能證明這壹點。我在精神病房關了23天，已經比較麻木和順從了，但被如此像狗壹般拴著，我還是非常能感到屈辱的。這我前面已經說了，在此我再說壹遍，我感覺不多。那種痛苦與屈辱，語言形容不盡，真的經受過才會知道。而且，這壹栓，從出警署到醫院、在醫院等待、返回羈留室，前前後後至少栓了三個多小時。當然，手銬也勒了同樣久的時間、同樣長的疼痛（除了中間見醫生和上廁所松開過幾次）。

    那我犯了什麽罪？沒有。香港警方也未對我做出任何指控。我做的事情危害他人和公共安全、公眾利益了嗎？沒有。我在中聯辦割腕，是為了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而且是去了很多機構求助、呼籲無果的情況下，自己瀕臨身無分文境地下，不得已才選擇割腕。我是受害者，受害者啊。我從不同意“我弱我有理”，也不認為受害者就應該被百般遷就，但受害者難道該被如此惡劣的對待嗎？我從小時候遭受家庭暴力，我姑姑對我毆打、恐嚇；到了初中之後，因為沒上小學和家裏特殊情況，又不適應學校，遭遇了斷斷續續長達七年、其中有兩年極為嚴重的校園暴力，還夾雜網絡暴力，因此高考失敗，痛失進入知名院校的機會。後來又有兩年沈浸期，我飽嘗世事艱辛、各種不公，以及貧困。

    於是我才奮起維權，四處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從2016年9月至2018年6月底（也就是我在西區警署羈留室時、文中的此時），我抗爭了近兩年，撰寫那麽多關於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的分析文章及呼籲和懇求的信件，到處找政府機構、媒體和知名人士，寄遞EMS郵件，發送電郵，我嘗試了壹切手段。我是在做好事啊，是為了呼籲防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啊，當然我有報仇、改變命運的私心，但歸根結底我做的事情不應該嗎？呼籲的問題不重要嗎？在這個過程中傷害到誰的合法權利了嗎？如果讓社會廣泛關註校園暴力和網絡暴力，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治理，這難道不是急需的大好事嗎？

    那我為何遭遇如此的對待呢？在精神病房被當成病人沒有尊嚴的被關了23天，被護士盧偉傑欺淩，還要忍受醫護人員的管束，又在警署羈留室受苦受熱，去醫院就醫時被粗大的鐵鏈拴著、手銬緊銬，像壹條狗，或者壹個重刑犯壹樣，這合理嗎？我壹腔熱血、身體力行，與不公抗爭、揭露黑暗，然後換來的是這樣的淩虐。這不是黑白顛倒，那什麽才是呢？

    身體的傷害還在其次，這些虐待對於我精神的摧折，才是長期而酷烈的。不僅在此時，在我返回大陸後，這些傷害的後遺癥都爆發了。即便到了現在，我精神時不時仍受困於當時在香港留下的這些創傷。

    後面的經歷我在本文後面再講。回到瑪麗醫院我遭罪的場景吧。

    僅僅只有前面那些痛苦嗎？不止。因為我的鞋帶和襪子被收走，我只能赤腳穿著運動鞋。在瑪麗醫院坐了不到半小時，本來就已經泡腫的腳更腫了，鞋裏全是汗水。我把腳拿出來放到外面，J警立即過來（應該是聞到味道了），看了我的雙腳，說，“這醫院是公眾場合，不允許把赤腳露出來”。我解釋是因為被收走鞋帶和襪子，腳在運動鞋裏泡腫了，然後我又把腳半放進鞋裏，說“這樣可以嗎”，J警沒說什麽就走了。後來過了很久，我的腳泡在濕鞋裏實在受不了，然後我又把雙腳伸出來放鞋上，詢問J警說“我就把腳拿出來壹會，實在難受”。他說，“妳愛這樣就這樣吧”。我坐的附近沒有什麽就診的市民，所以我就赤腳了壹會。

    再往後，我想起東區醫院還開了藥給我，包括治療抑郁的和助睡眠的。而且我在警署時，警員答應把藥從我包裏拿出來送到羈留室讓我吃下。但現在我到了醫院，這藥怎麽辦？然後我就問J警，他又是大聲訓斥我說“我們只會讓妳在這看病，吃這裏（瑪麗醫院）的藥，其他地方的藥不許吃。妳回到大陸之後愛怎麽吃怎麽吃”。這句話不僅說明了他們警署不僅內部溝通不暢，也基本證明了我前面的判斷，也就是他們只是避免我以及類似情況的被拘捕者在他們羈押期間不出事，至於離開他們掌控、回到大陸，是死是活就不管了。

    此後，這位J警態度緩和了壹些。他說，“妳看到了，這裏的人都在排隊等著看病，我們也要等著”。然後他又說，“大陸公安執法也是這樣很嚴厲的（意思是把我這麽銬起來折騰）”，“我回去會告訴他們給妳換個房間，明天就送妳回家了。以後啊，不要再來香港了”。然後又坐回去了。而I警則基本沒有和我說過幾句話，壹直處於沈默模式，處理我的事情的決定權都在J警那裏。

     說到這裏，我前面還提過在瑪麗醫院（也就是我剛割腕後）被醫生要求送進東區醫院精神病房時，遭遇壹個胖警員威脅的事。這也讓我思考，香港的警察有沒有配備執法記錄儀呢？我後來做了相關搜索，看香港警務處官網上說，從2006年起港警已開始配備“隨身攝錄機”，2014年擴大了使用範圍。但是記錄儲存期只有31天。另外，我看見不少關於香港警察於民眾、示威者、記者沖突的事情，沒有看到另壹方要求警方提供執法記錄儀的事件。所以，現在到底有多少香港警察配備了執法記錄儀，我不知道。而威脅我的那個胖警員和這個態度惡劣的J警員身上壹堆東西，但是我認不出哪個是執法記錄儀，能認清的只有手槍和對講機。而且即便有，如果只儲存31天，而且被拘捕者無法請求留存證據的話，有記錄儀和沒有也差不了多少。

    等了大約壹個半小時，護士叫到我的號了。可能晚上人比較少吧，所以比紙條上提示時間早壹些。兩位警員押著我去了指定的診室。我進去之後，看見壹位醫生和好幾位護士在房間裏。醫生拿出聽診器聽了聽，看見我手上的割腕傷疤，還有手銬腳鐐，就問怎麽回事。這時我下意識回頭看兩位警員，問J警，“我可以講嗎（這也是被精神病房醫護和警方“馴化”的表現，不敢自己做主而是請求管理者同意）”？他說，“妳想怎麽講就怎麽講”。然後我才對醫生和護士說，我在中聯辦割腕自殺，然後被警察拘捕，剛從東區醫院精神科出來不久，又被關在西區警署羈留室的大概情況。他問我現在主要是什麽感覺，我說現在有些頭疼，主要是羈留室太熱，沒有冷氣，感覺像中暑。但坐上急救車、來瑪麗醫院之後，就不熱了。我說在羈留室還有巨大噪音，睡不著覺。

    醫生說，我只能給妳開治頭痛的藥，至於沒有冷氣、噪音很大，那他沒辦法。我說能開壹份助睡眠的藥嗎？他說可以。我表示了感謝，然後醫生讓我出去等。過了十幾分鐘，醫生把藥開好了，兩位警員又押著我去診室拿藥。然後我就在門診大廳把治頭痛的藥和安眠藥都吃了。但這時警察並沒帶我離開瑪麗醫院。過了好壹會，I警才問我，剛才醫生是說讓走了嗎？我說應該是吧。然後警察才帶我回到西區警署。

    回到警署後，我又向J警抱怨噪音太大，他說“妳太敏感了吧，我在這（辦公室）就聽不到啊”，我心想妳在辦公室又不是半地下的羈留室，所在位置和封閉性都不壹樣，妳當然可能聽不到，但不代表我聽不到。但又不能頂嘴，只能說“是不是可以換個房間了”？然後他就給我調了壹個房間，離風扇近了壹些，但外面汽車的噪音還是很大，不過後半夜車稀少了許多。然後我也沒辦法了，就湊合著吧。然後在蒸籠般的羈留室蓋著毯子翻來覆去睡不著。過了至少半小時，可能是安眠藥起作用了，我不知不覺才睡著了。

    第二天醒來時，應該是早上6點-7點左右，鐵柵窗戶外面有了壹些光亮，更有了更多的汽車聲和鐵軌撞擊聲，我就是被這些噪音“叫起來的”。這時換上的壹位看守我的警員幾乎完全聽不懂普通話。我問他幾點了，能不能出來洗洗手（洗手臺在外面過道），以及我什麽時候能走，他壹概搖頭聽不懂。我就這麽滿臉大汗的在羈留室踱步。壹邊走動壹邊在心裏想著，壹定要堅持下去，很快就會離開這裏了。雖然這時我疑慮周六會不會讓我回大陸，要再關到星期壹就不知道我會怎樣了。

    過了壹會，壹位警官過來巡視，我向他提出洗壹下臉，他聽得懂普通話，讓看守我的警員打開鐵柵門，我立即沖到洗手臺用水沖了壹下手和臉。然後送來了早飯，是三明治，我幾口就吃完了。

    又過了大概壹個多小時，壹位警官進來，對我說，再過1個小時，我就可以“回家了”，警察會帶我去入境處。這時我精神才放松下來，哪怕我並沒有什麽“家”可以回。雖然回到大陸，會發生什麽後果，會不會立即被收押，我完全不知道。但我在香港精神病房和警署羈留室受的罪足夠多了，我壹分鐘都不想呆了。

    大約上午9點-10點，終於有兩位警員來到羈留室，說送我去入境處。然後又壹次給我戴上手銬，緊緊的銬住我的雙手，不過沒有腳鐐。然後帶著我離開了這個充滿噪音的蒸籠羈留室。

    （六）不離奇的在港尾聲：離港前的最後幾小時

     終於要離開了。進了警車，雖然手被勒的很緊，但不熱，而且正在向自由行進，哪怕回陸後可能又入陷坑。

     押送我的警察好像有4個（或者3個、5個？太久記不準了），不知我算什麽重犯，對我如此陣仗。警車壹路上橋下道，走了很久。這時候我在想，回去怎麽辦呢？我想到那些同學，曾經對我好的同學，是否願意再幫我呢？這時我已經感到，回大陸最可怕的就是孤立無援。我需要有人，尤其熟悉的人幫助我。在精神病房和羈留室被關押、虐待後，我對於得到關愛、保護，有無比的渴望。經歷了這些陌生人的冷漠、殘酷，甚至欺淩、虐待，我很想從熟人、朋友、同學那裏得到慰藉、呵護。雖然冷靜下來想，這很難實現。現在相對安定之後想，就更覺得不可能了（當然，我安定下來後，也不怎麽需要為個人生存求助了）。如果他/她們早就對我很好、足夠關心，我還至於走到今天這壹步嗎？但在當時，我壹心希望得到幫助，壹心想要溫暖。至於我父親，我也想得到他的關懷，但我知道他能力有限，後來證明果然如此。

     幾乎我這壹輪“心語”想完了，車還沒到入境處。香港雖然看起來不大，警車走的也是人少的路線，但路途卻還是很漫長。我手腕被手銬勒的生疼，皮都破了。我問他們還要多久，他們說快到了。然而並沒有“快到”，而是至少又走了大半個小時，才到了壹個類似倉庫工棚的地方，後來我才知道那就是入境處的遣返辦公地。然後汽車又在這左轉右倒，折騰了半個小時才開進入境處辦公室後面的小門旁邊。在這通倒車中，我還看見有“懲教署”字樣的車在旁邊，看來這就是遣返各種“不三不四”的人的地方，我作為維權者也位列其中了（當然林先生說過，有不少大陸維權者都來過香港，估計都是被送到這遣返的吧）。

    終於停下車了。幾位警察從壹個小門把我押送進了這個很像大棚子的地方。進到這裏之後，警察和入境處人員做了交接，把我的兩個包都還給了我。然後很坦然的卸掉我的手銬。我下意識的表示了感謝。他們也就離開了。此後沒幾分鐘，我就被關到壹個很大的鐵籠子樣的羈押間（姑且這麽稱呼吧）。這時我手銬腳鐐全沒有，也基本無人看管（入境處的人員都在較遠處低頭辦公或四處忙碌），如果想撞墻自殺、用提包的帶子勒頸自盡什麽的，很是容易，比在羈留室或者在瑪麗醫院手銬腳鐐加身時容易太多了。但警察就不管了。送到入境處，他們的職責就完成了，如果我自殺，和他們毫無關系。當然我那個時刻並不想自殺，我說這些，是講警方、精神病房醫護的虛偽。他們只是在自己負有責任的環節用過於嚴酷的手段防止自殺，不惜傷害當事人身心。但他們真的關心當事人生死嗎？當他們交接完成，毫無顧忌的就把我手銬解開，然後揚長而去了（當然，即便人在此後自殺，也比把人關起來受罪好上百倍，至少解脫了）。

    很快，入境處人員送來壹份盒飯，是米飯和雞腿之類，還有壹瓶礦泉水。我壹口氣全都吃喝完了。然後我問外面的工作人員，何時遣送我回大陸，對方告訴我不要急，會讓我和下壹批遣送者壹起走。

    我在羈押間無聊，想打開手機、拿出寫的材料，結果發現香港警方把這些全都用結實的塑料袋徹底密封了，根本打不開。連我的人民幣和港元、銀行卡，全都封了起來。我連咬都咬不開，更撕不開。而且我也不方便在羈押間大動作撕扯這些塑料袋，說不定又違反什麽規定被懲罰。我就向工作人員詢問並索要剪刀拆這些塑料袋，對方不給，說“會給妳們統壹拆封的時間的”。

    然後我就在羈押間來回走動。墻上寫著壹些阿拉伯文、英文還有別的不認識的文字，大概是講入境處的壹些規定。我沒心思研究這些，心裏想的是回大陸後怎麽辦？警方盤問時我應該怎麽說……不過我的心態和在精神病房與羈留室時很不壹樣了。我進精神病房不到壹周，我心裏就想“放我出去吧，我絕對不再維權了”、“放過我吧，我願意放棄理想，湊合著過日子”。但我在入境處羈押間時，也就是到了“半正常”的環境後，哪怕因為睡眠不足和PTSD，依舊暈暈乎乎，卻已經在想，只要有機會，我壹定會繼續為改變社會而奮鬥的，雙拳又握緊了，也敢表露本真的感情了，內心有壹點點復原了，精神略微回到了本真、正常的狀態，而不是像被囚禁的犯人、“精神病人”那樣，處於完全無助、絕望、崩潰、麻木的狀態。（當然，這也是很諷刺的事。人本應該越在艱難時越有勇氣，但現實往往相反。我後面還會寫到）

    這時，我看到柵欄外又押來壹批女性，有十幾個人，應該也是等待被遣返的。看她們穿著打扮和神情，而且好像互相認識，我估計可能是在港從事非法行業（如色情方面）的大陸偷渡/非法滯留人員吧。她們也是討生活的，很不容易。從根本上說，不也是因地域發展水平差異，她們生來身處貧困之中，才不得已到香港來找生存之路嗎？中國哪個大城市沒有許多這樣的女性呢？她們和男性農民工壹樣，各種基本生存權利得不到保障、沒有尊嚴的活著。而且相對於男性農民工，她們更受歧視、更弱勢、更需要依附於人。不過我在入境處看到她們時，她們臉上也沒有悲傷或者痛苦，有些壹臉冷漠，甚至有的還和旁邊的人談笑。我對面的羈押間有兩個女性，壹個年輕壹個中年，時不時互相交談，也都很淡定。但誰又知道，她們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流過多少淚呢？（當然，或許我“自作多情”，人家並沒有“流過淚”，反而為有機會脫離貧窮而感到高興。哪怕，這個過程中有各種磨難與代價，受到多少剝削與欺淩，但她們或許已經麻木了、不在乎了）

    過了很久，入境處人員才打開門，帶我去了壹個辦公桌前坐下。壹位40多歲的工作人員給了我壹張表，讓我填上個人情況，而我的港澳通行證、社保卡、身份證等證件已經由警方交給他了。我說，妳們是要把我移交給大陸公安嗎？他說不會。他還說，我們會給妳方便，讓妳以旅行者身份正常通關回到大陸。也就是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我很高興，至少沒有被直接遞解給大陸公安，或許可以免於被追查。我連聲道謝。但我還是有所擔心，這時又想到政治避難的問題，就問他，我想向聯合國難民署申請政治避難，我想去歐洲例如法國，我是否可以在此向入境處提出。他似乎沒聽懂我說的話壹樣，指著我的證件說，“妳有這個‘社會保障卡’可以在大陸申請簽證啊”。我沒明白他的邏輯，以為他沒聽懂，又重復了壹遍我要申請政治避難的話，我還強調在大陸可能受政治迫害。然後他又指著社保卡說，“妳用它申請簽證過去啊”，然後臉上還露出比較意味深長的神色。我這時才反應過來，八成他是在裝糊塗，故意回避我提及的政治避難問題。至於他為何拿我社保卡說事，可能他不了解大陸社保卡的性質，把它當成我在大陸的重要財產證明之類的了。然後，他說會讓我跟著下壹批被遣返者壹起離開。我也識趣的不再追問了。

    辦完手續，又把我送回羈押間。等了壹會，入境處的人終於帶我走了。跟我壹起的，還有大約30個人。這時入境處人員又給我銬上了手銬，不過比警察的松多了，基本就是個形式。因為我材料太多，還有壹個包因警察給各種東西套了太多塑料袋已裝不下，他們給了我壹個木箱。我壹個提包壹個木箱，又有手銬沒辦法拿，壹位入境處職員主動幫我拿著木箱，我表示了感謝。

    然後，我和其他被遣返者坐上了壹輛中巴，離開了入境處。壹位入境處女職員告訴我們，要送去羅湖口岸。期間，她多次要求我和其他人不要掀開窗簾向外看，不知道是因為我們這些人有礙觀瞻還是什麽別的原因。

    壹路無話，也不讓交頭接耳，被送到了羅湖口岸香港這壹側的壹個休息間裏。入境處人員把所有人手銬都打開，然後讓大家在這把包都拆開。我這才發現，其他人和我壹樣，各種物品也是被警方全都壹件件封存起來了。然後大家連撕帶咬，扯開這些物件。有的人先拆了封著的鑰匙扣之類的，然後直接用上面的指甲刀割開，大家互相幫助，就把袋子全扯開了。

    因為警察把我的東西分了十幾袋，連港幣的硬幣都粘貼起來，還把手機卡和手機分離、銀行卡被粘的很緊，僅僅整理這些就花了很久。然後我又把那些提及政治和個人避難求助等敏感文件（如給泛民的請願信、求助信、情況說明）都扔掉，只留下《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等不敏感的東西。可能就是在這時，我把東區醫院開的轉介信丟失了（這是當晚我在深圳才發現的）。可能轉介信混雜在這些文件裏，我當時根本沒有從被關押23天的惡劣精神狀態中恢復正常（當然後來很久也沒恢復好），又因睡眠不足，頭暈目眩，剛剛自由後要虛脫壹樣，所以丟了包括轉介信在內的好幾件書信（不敏感的文件）還有卡片。不過主要的證件、銀行卡和錢沒有丟失（這些被警察都弄到壹個袋子了），還有在中聯辦前自殺時沒用上的國旗也在。我自殺時那個手寫的遺書也沒了，但不是丟了而應該是被警察沒收了，因為我記得6月7日在瑪麗醫院時他們就封存了那個帶血的、背面是《熔爐》劇照的遺書。“我們壹路奮戰，不是要改變世界，而是不讓世界改變我們”，但我壹人奮戰，卻已被世界（或者說我所接觸到的世界）摧殘的心傷身疲，被結結實實的“改變”了，而且是實實在在的壞的改變。

    整個整理過程用了幾乎壹小時。等到所有人都整理完，入境處人員才讓大家陸續離開。我拿著港澳通行證，按照入境處那位工作人員說的，自行刷卡通關，然後果然過關了。這時是6月30日，大約下午4點。距我5月28日下午抵港，已過去了33天。其中的10天，是在四處求助卻無助的奔忙中度過；還有23天，則是在絕望的牢獄（我始終認為精神病房就是壹種牢獄）中屈辱的熬過。但似乎終於“過”了，過關了、也過了這場劫難了。真的是“過去”了嗎？（後來發生的事情，讓我發現自己並沒有真正擺脫香港的問題、東區醫院的問題。相反，這件事及自己必須的反抗，會長期的進行下去。事情遠遠沒有結束）

    在大陸，等待我的是什麽呢？會有公安/國保的問詢與傳喚、地方政府的截訪嗎？捱過鐵窗中的驚悸，返回“平凡的世界”，卻為何又屢受屈辱、幾近毀滅呢？相比在香港，我的生活、經歷，“好起來”了嗎？

傑瑞米柯賓

2020年9月10日，由眾多學者和機構參與統計分析和撰寫、美國非政府組織“社會進步勢在必行（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發布的2020年世界各國“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 Index (以下簡稱SPI) ）”揭曉，中國以66.12分排名第100位，位於163個上榜國家和地區的中下遊。本次發布的SPI排名得到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各大媒體的報道，以及學界政界的廣泛關註。

    該指數分為三大維度、12個子項，共含50個具體指標，涵蓋營養保健、醫療衛生、水電供應、社會治安、教育事業、網絡通信、環境保護、政治權利、公民自由、社會平等、婦女權利等各重要領域，既全面的反映了壹個國家整體的社會進步/落後程度，又透視出這些分支領域各自的發展水準，在評述全局的同時可貴的展示了其不同側面，是了解、研究和評述壹個國家宏觀和微觀現狀的極佳參照。

    簡單的看中國綜合指數排名，只能得出中國仍處於發展中階段，經濟和社會、政治與文化都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等有限的、淺顯的結論。而如果我們對中國在SPI中具體的每個領域、每個分項上的得分及排名進行深入分析、進行橫向和縱向對比，則會有更加深刻的認識，了解到中國特色專制主義下復雜的社會現實，洞悉中共政權得以長久維持統治的原因，辨明中國經濟社會畸形發展的真相。有了對當下中國全面而深入的認知，各界人士才能就如何改變中國、幫助中國人民，做到有的放矢、對癥下藥，促進中國的文明與進步。

    （壹）2020年中國SPI各項目具體分數及排名

    本文是圍繞著SPI進行探討的，因此我首先將中國在2020年SPI中各項指標的具體得分及排名摘錄於此，而後再依據這些數字進行具體的分析和闡述。

    該指數的三個維度（大項）分別為“人類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幸福的基礎（Foundations of Wellbeing）”、“機會（Opportunity）”。這三大項中，中國的得分和排名依次為82.93分、第81位；64.79分、第112位；50.63分、110位。

   在“人類基本需求”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5個具體指標（小項）。

   其中，“營養與基本醫療（Nutrition and Basic Medical Care）”子項得分為95.85分，排世界第46位。

其所含各具體指標得分及排名如下：

    “營養不良比率（Undernourishment）”：2.5分（分數相對越高說明該指標量越高/程度越深，下同。且不同項目賦分數值涵義不同（如有些“分數”是相關數據的比例、有些是總量、有些是數值、有些是指數）、同分數的權重也不同，不同項目間分數不能直接比較），第1位（名次越靠前說明該項表現越好，有些名次是並列，下同）；

“傳染病死亡率（Deaths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20.62分，第37位；

“兒童發育遲緩率（Child stunting）：10.29分，第76位；

“兒童死亡率（Child mortality rate）”：13.21分，第45位；

“孕產婦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e）”：8.60分，第60位。

     “水與衛生系統（Water and Sanitation）”子項：87.65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不安全的水、衛生設施及其衛生問題導致的死亡率（Unsafe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attributable deaths）”：0.60分，第51位；

“使用不安全或未經處理水源的人口比率（Populations using unsafe or unimproved water sources）”：17.39分，第79位；

“使用不安全的或未經改良衛生設施的人口比率（Populations using unsafe or unimproved sanitation）”：22.43分，第95位。

     “居所（Shelter）”子項，82.73分，第10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清潔燃料和環保烹飪技術使用比率（Usage of clean fuels and technology for cooking）”：64分，第112位；

“通電比率（Access to electricity）：100分，第1位；

“可歸因於室內空氣汙染的致死率（Household air pollution attributable deaths）”：52.76分，第104位。

    “個人安全（Personal safety）”子項，65.46分，98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交通事故死亡率（Traffic deaths)”:15分，第95位；

“政治殺戮和酷刑（Political killings and torture）”：0.42分，第135位；

“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4.00分，第88位；

“謀殺率（Homicide Rate）”：0.53分，第16位。

     在“幸福的基礎”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7個具體指標。

     “獲得基本知識”子項，82.90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接受優質教育（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1.57分，第109位；

“未入學婦女（Women with no schooling）”：0.01分，第66位；

“中等教育中的性別平等（Gender parity in secondary attainment）”：0.09分，第91位；

“小學入學率（Primary school enrollment）”：無數據；

“中學畢業率（Secondary school attainment）”：78.60分，第63位。

    “獲取信息和通信（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子項，71.61分，第82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使用在線治理（Access to online governance）”：0.96分，第9位；

“媒體審查（Media censorship）”：0.28分，第159位；

“互聯網使用者比率（Internet users）”：54.30分，106位；

“移動電話普及比率（Mobile telephone sub****ions）”：115.53分，第1位。

     “衛生與健康（Health and Wellness）”子項，65.77分，第79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獲得優質醫療保健（Access to quality healthcare）”：1.39分，第120位；

“獲得基本醫療服務（Access to essential services）”：81.60分，第45位；

“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比率（Premature deaths from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328.76分，第71位；

“60歲時的預期壽命年限（Life expectancy at 60）”：21.04分，第74位。

     “環境質量（Environmental Quality）”子項，38.89分，第180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Greenhouse gas emissions）”：13000.00分，第189位；

“顆粒物問題（Particulate matter）”：52.06分，第165位；

“生物群落保護（Biome protection）”：0.79分，第79位；

“可歸因於室外空氣汙染的致死率（Outdoor air pollution attributable deaths）”：49.37分，第163位。

    在“機會”大項下，分為4個子項，共含18個具體指標。

    “個人權利”子項，29.21分，第162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1.00分，第186位；

“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0.11分，第164位；

“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0.24分，第170位；

“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0.47分，第121位；

“女性財產權（Property rights for women）”：3.52分，第132位。

     “個人自由與選擇權（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子項，71.55分，第58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脆弱性就業比率（vulnerable employment）”：45.38分，第107位；

“腐敗（Corruption）”：41.00分，第79位；

“早婚比率（Early marriage）”：3.02分，第45位；

“避孕需求的滿意度（Satisfied demand for contraception）”：91.20分，第1位。

    “包容性（Inclusiveness）”子項，27.79分，第14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socioeconomic position）：1.44分，第128位；

“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social group）”：0.67分，第156位；

“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Equality of political power by gender）”：1.32分，第140位；

“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minorities）：7.40分，第122位；

“對同性戀者的接受度（Acceptance of gays and lesbians）”：0.20分，第83位。

     “接受高等教育”子項，73.96分，第35位。

其各小項得分及排名如下：

“優質大學加權指數（Quality weighted universities）”：521.00分，第2位；

“可引用文章（Citable documents）”：0.48分，第65位；

“接受高等教育的婦女比率（Women with advanced education）”：0.70分，第70位；

“職業教育年限（Years of tertiary schooling）”：2.51分，第60位。

     在該機構官網頁面上與SPI壹同展示的，還有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ppp，即購買力平價，非為常用的以國際匯率為參照指標），為16117美元，排世界第68位。而中國SPI第100位的排名，與此有明顯的落差。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進步程度，是明顯不及中國人均GDP即經濟發展水平、平均的物質繁榮程度的。

    而查看SPI中各項具體數據，所反映的種種差異、內情，遠不止如此。在本文中，我將分析這些數據各自反映的中國現狀與問題，探討這些現狀與問題的影響、成因，並對比不同領域發展水平的差異，從而為中共治下的當代中國做出壹幅數字畫像，將復雜的中國相對完整的呈現出來，供各界人士參考。

   （二）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高覆蓋、低質量、不均衡

    SPI中的第壹個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某種程度就是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覆蓋程度及質量的評價。而後兩個維度中關於教育、醫療（非基底性）等方面的數據，雖也可歸於公共服務範疇，但由於相對更為重要和特殊，將在後面單獨列舉和分析。本章僅就第壹個維度中的各項數據及第二個維度“幸福的基礎”中個別相關數據進行解析和評論。

    “營養與基本醫療（Nutrition and Basic Medical Care）”

    根據前述數據，在“營養和基本醫療”的方面，中國處於中等偏上水平。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大國，而建國後也對農業高度重視。雖然在1950年代中後期至文革結束這段時間內，中國農業因政治因素遭到巨大破壞，國民基本的食物供給出現嚴重短缺。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農業迅速恢復和發展。尤其在袁隆平等學者做出開創性成果後，中國農業從數量到質量都取得了真正的“躍進”。

    中共政權早年的革命鬥爭及後來的政權建設，都非常依賴農村、農民。長期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穩定與否，極大影響著中共統治。因此，中共對“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相當重視（當然這種重視並不代表將農民利益放在第壹位，更多是依賴和利用“三農”），每年均下發大量文件、出臺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糧食和經濟作物產量也得到保障。當然，中共政權對農民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剝削是沈重的，壓的農民難以喘息。甚至可以說，建國後至今，中國城市居民得到較好的營養供應（包括饑荒時代寧可讓農民餓死也保障城市“定量戶”口糧，票證制度對城市居民的偏袒），正是以犧牲農民階級利益為代價換來的。而如《中國農民調查》和《淮河的警告》等知名調查報告，也將改革開放後許多年來農民的苦況做了詳細調查、描述，對“三農”所涉的問題做了尖銳的剖析，為改革農村醜惡現實和改善農民生存狀況發出了真誠的呼籲。

    但僅就農業生產的效率，尤其對城鎮人口的糧食供給方面，中共政權做的很是成功，哪怕這些成就是建立在城鄉“剪刀差”、曾長期實行的強制征糧和課稅等對農民殘酷剝削之上的。而且，自胡溫時期取消農業稅、發放種糧補貼、推動農業保險覆蓋以來，農民生存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種植和養殖積極性都有所提高。此外，政府通過大量購買糧食進行儲備和糧食緊張時投放儲備糧平抑糧價等措施，也保障了糧食的相對低價和穩定供給。

    因此，中國人的營養不良比率很低，還排到了世界第壹位（雖然是與許多發達國家並列，而非唯壹第壹）。而相對充足穩定的糧食供應，自然也降低了兒童發育遲緩、因饑餓夭折的情況。不考慮其他而僅就保障“吃得飽”方面，中國比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及部分發達國家都要成功。當然，這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如中國的城市流浪人口、長期失業流動人口極少等。這就涉及到戶籍制度和維穩體制等更多問題，我會在後文詳細分析。

    但在“兒童發育遲緩率”上，中國僅排在世界第76位，屬於中間水平。這說明中國對於少年兒童的營養供應存在明顯不足。與極低的“營養不良率”比起來，“兒童發育遲緩率”較高，凸顯了營養供應質量的相對差劣。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各地區和城鄉發展不均衡，各階層收入差距大，自然在兒童營養供應上存在差異。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居住、中產以上階層居民的子女，幾乎完全沒有營養不良、發育遲緩的情況（除非有特殊疾病）。

    發育遲緩及營養不良主要集中在本應是糧食產地的農村。有些農村地區是地理環境如山區地帶不宜種植糧食作物造成貧困和缺糧，還有的則就是城鄉差距、地域差距、階層差距以及社會保障水平低下導致。10.29分（10.29%兒童存在發育遲緩情況）、居世界第76位，只是中國整體的、平均的情況。顯然，在貧困落後地區，兒童發育遲緩及營養不良問題遠比平均情況糟糕。這即是中國資源配置和相應保障不均衡的壹個例子，但SPI並未將這種國家內部營養供給的不均衡直接描述出來。

     “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和“傳染病死亡率”反映的是最基礎的醫療衛生條件。在這兩項上中國都居於中等偏上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則名列前茅。這說明了中國在最基礎的醫療服務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自從建國後帶有政治色彩的“愛國衛生運動”以來，中共政權就逐步建立了低質量但高覆蓋面的醫療衛生系統。雖然這個系統質量堪憂（如改開前乃至直到20世紀末的農村醫療系統中，是由大量缺乏系統教育和專業訓練的“赤腳醫生”擔當重任），但至少是“從無到有”，實現了全國範圍、深入鄉村的廣泛覆蓋。得益於近現代以來世界範圍內醫療衛生技術的巨大進步，以及中共政權對基層細密的滲入，建國至今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建立了可以“救命”的醫療系統。這其中也包括針對常見傳染病的預防系統。

    固然這樣的醫療系統是“廣而薄”的，落後地區的醫療無法治療疑難雜癥，日常醫療的質量也堪憂，但足以將建國前醫療技術不發達、缺乏醫護情況下各種不治療可致死的“小病”治愈，也能相對及時的阻斷傳染病的大範圍傳播，大大減少死亡率。而現代醫療系統對於預防和治療流行性傳染病、兒童疾病，以及孕產婦生育安全方面，有著傳統醫療不可比擬的優勢（如婦產科團隊即便接生和保育功底再差、設備再落後，也強於傳統的“接生婆”和極為粗陋的接生環境），經過壹定訓練的醫療團隊可以很容易的實現“保命”。

    因此，中國的兒童和孕產婦死亡率遠低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共政權影響力向鄉鎮和村落下滲，也帶動了醫療等公共服務更深更廣的覆蓋，解決了最基礎的、需要壹定專業化門檻但技術要求不高的醫療需求。

    而在“傳染病死亡率”方面中國表現的相對更好（排第37位，而“兒童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分別排45位和60位），不僅有以上原因，還在於中共政權強大的社會控制力和對人口流動的鉗制。在戶籍制度、公安系統的羅網下，加上強制收容等各種變相監禁手段，以及特殊時期采取的高壓管控、大規模的群眾防疫動員，足以將以人際感染為主要染病方式的傳染病迅速扼殺。

    最近的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卻在首先爆發的中國幾乎絕跡，就是因為中國實行了幾乎所有國家都無法做到的徹底的、高強度的封城和隔離措施，生產生活停止，部分地區幾乎處於“休克”狀態。即便到了疫情被控制之後，中國依舊實行極為嚴厲的社會管制，如通過健康碼追蹤民眾行動軌跡、封閉大學校園等（雖然其他壹些國家和地區也有類似措施，但力度、密度均不及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是專制政權，這些隱私數據使用和強制管控缺乏透明度和監督，與民主體制下的相應措施不可等同視之），並有將疫情期間確立的管控機制和技術手段應用長期化的趨勢。而2010年代前，對麻風病與艾滋病的防治，也是將病人集體囚禁在封閉村落的方式實現的。改革開放以前，甚至存在政府主導的集體屠殺麻風病人的行為（在那時，即便不直接動手屠殺，也是讓他們與世隔絕自生自滅）。

    也就是說，中國在防治傳染病方面的成功，是以犧牲公民個人權利和自由尤其自由遷徙權為代價的，反映了中國現行體制的極權主義特性。在壹些時期和壹些地點，壹部分防疫措施甚至是毫無人性的。這樣背景下防疫取得的相對成功，當然是不值得稱贊和效仿的，甚至許多措施是應被廢止、唾棄的。只有在集中優勢醫療資源撲滅疫情、動員民眾廣泛參與防疫、高密度檢測和系統性持續性診療、普及衛生防疫常識等方面，中國有可取之處。但從根本上，“中國式防疫”是弊大於利的。

    “水與衛生系統（Water and Sanitation）”

    在“水與衛生”這壹領域，中國排名第79位，處於中等略偏上的水準。但與營養供應問題類似，相關數據同樣未能反映中國城鄉、地域及階層間用水衛生方面的差距。中國的城市自來水供應系統較為發達，居民普遍也可得到純凈的生活用水。而在農村，使用清潔度差的水源，甚至使用井水和河湖水作為生活用水的情況依舊較多，其水質處理系統完善程度和處理質量均較城市和發達地區為差。不過，中國的水價還是較低的，民眾基本都能承受用水開支。

    因此，中國居民用水及用水衛生問題，主要還是在於不同人群用水便宜度及水質的差距大，而不是整體或平均上落後。而SPI的數據未描述這種重要的國內差距，無法展示差距所反映的必需品供給質量的不平等現象，是很遺憾的。

    “居所（Shelter）”

    “居所”子項中，除了“通電”涉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其他兩項均是與環保有關的，在此不細述，留後與其他環保方面的指標數據壹起評論。

    中國所有縣級行政單位均實現了通電，理論上電力服務覆蓋了100%的人口，與許多發達國家並列第壹，顯示了中國電力基礎設施的完善。中國的電力機構幾乎完全由國家掌控，“國家電網公司”及其在全國的分支擁有大量撥款和供電收入，還有“壹路綠燈”的政策支持，足以支撐其建立覆蓋全國包括偏遠地區的供電系統。這同樣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供電能力差（供電覆蓋範圍有限、經常拉閘限電、不堪負荷或因系統故障而停電等）形成鮮明對比，顯示了中國集權體制資源配置能力的強大。

    但數據沒有告訴我們的是，中國電力系統腐敗和利益分贓嚴重，從最上層控制電力系統的李鵬家族，到各省、市、縣電業機構的官員和職工，都是中共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有著比普通民眾優越的多的收入、工作條件、社會保障和生活福利。中國電力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就背後，是嚴重的制度性腐敗、官僚資本對資源性產業的壟斷，以及大量德才不配位、坐享福利、收入與付出不相匹配的利益集團的形成、占有、控制及代際傳承。

    電力系統與醫療、煙草、鐵路、石油等行業所屬的國家機構及成員壹樣，是中國“體制內”的組成部分，在支撐國家發展建設、為國民提供壹定服務的同時，攫取了巨量的、遠超其應得的利益，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權和政策傾斜，其成員是中共政權的受益者和擁護者，其收入是維系政權存續的重要資金來源。這些名義上是“國有”、“公有”制的企事業單位，已將理論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資產和收益據為己有，是對“社會主義”的巨大諷刺。

    至於涉及居所空氣質量的數據，我個人認為相對於房價、周邊治安乃至物業服務等對中國民眾更急迫的問題，並不很重要。當然SPI將“居所”的三個指標中兩個都和環境掛鉤，說明發達國家的專家學者更看重自然環境宜居問題。而就我看來，中國民眾更憂慮於房價過高及鄰裏素質低等人文環境差劣等問題。在連買房都困難的情況下，室內空氣質量之類並不會是多數國人關心的重點，或者說只是精英階層才很在乎的“貴族指數”。

    SPI未在“居所”項目中包含房價（尤其大中城市常住人口擁有自住房比例）和人文環境，不得不說是壹個重大缺憾，也讓“居所”的評分難以充分反映中國民眾在住房方面的實際困難。即便如此，“居所”方面中國以82.73分只排108位，若加上房價等因素，中國的排位將更靠後。

   值得壹提的是，“Shelter”還有“庇護所”、“避難所”、“遮蓋處”的含義。既然SPI在該項命名上不使用“Housing”而使用“Shelter”，理應考慮到關於家暴受害者、流浪者、其他特殊原因失去家園者的庇護場所/臨居地點的有無及環境好壞，但SPI卻未收錄相關數據，令我不解。或許“Shelter”在此表達的並非我所理解的意思，但我還是希望SPI能關註到我所說的方面。我之所以關註中國的“庇護所”等問題，也是因為中國在弱勢群體保護方面非常落後，與西方發達的庇護機制相比，中國的庇護機構屈指可數，如家暴受害者等弱勢群體常年處於傷害和危險之中。這是國際社會應該關註的、不應遺忘的。

     “個人安全（Personal Safety）”

     “個人安全”方面，中國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處於國際中遊，治安處於中等偏上，涉政治的酷刑情況則相當嚴重。

    與中國道路交通網絡迅速發展同步的，是中國交通事故的數量及死傷人數的不斷攀升。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平均每年有7萬人左右死於交通事故。而世衛組織等國際機構則認為，中國每年有超過2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而根據得分表示的死亡率乘以中國人口計算可知，SPI采用的是世衛組織等國外機構的數據。根據中外數據統計的口徑差別（中國官方使用交管部門的統計，國際上則采用醫療機構所認定死於交通事故人數的統計）及中國官方數據可信度的低下，顯然SPI采用的數據是更接近真實的。

    這說明中國道路交通安全問題還很嚴峻，交通環境建設和安全治理還需要加大投入和制度性改革。相對於對罰款和交通管制的熱衷，交管機構在預防交通事故方面所做的是不足的。而中國官方數據與國際機構數據的巨大落差，則反映了中國統計領域普遍存在的人為幹預、瞞報少報負面數據、為政績和面子不惜弄虛作假等情況，說明了中國官方部分統計數據的不可信。具體到交通方面，由於交通管理機構為政績和私利，以及瀆職等，瞞報、少報、漏報交通事故件數及死傷人數，在中國各地和各層級均普遍存在。

   此外，如近幾年“壹刀切”式禁止電動車的行政手段，雖然壹定程度減少了交通事故的發生，讓各城市道路上看起來更幹凈、有序，卻造成平民百姓出行的極大不便。這是壹種變相的“懶政”行為，再次體現了專制政權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忽視缺乏話語權的平民利益、漠視復雜民情的政策特性。這並非是說政府怎麽做都是錯的，而是強調政府決策必須兼顧各方利益，在解決或緩解問題時要統籌兼顧，在不犧牲其中壹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實現人民整體上利益的最大化。這也不是在為難政府和管理人員，這些難題本就是壹個合格政府理應合理對待的；對於民眾的苦衷，“食民之祿”的公務員們也是有責任傾聽、妥善解決的。

    中國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和比率，說明中國交通安全管理和服務與發達的交通網絡（如較高的道路質量）不相稱，改善交通安全十分重要和急迫，關系到億萬國人的生命和健康，涉及數十萬人的生死和殘疾與否。不容樂觀的數據和排名，也說明了中國基礎設施等“硬件”建設突飛猛進的同時，包括安全系統在內的配套保障等“軟件”還明顯不足。

     “犯罪感知”和“謀殺率”則都可以歸於社會治安領域。這是本文中重點論述的壹個部分。

     首先需要註意的，是這兩個關於社會治安領域具體指標的排名，有著明顯差異。“犯罪感知”排名世界第88位，只是中間水平；而“謀殺率”則是10萬人中僅0.53起，只有15個國家好於中國。這說明了中國在打擊命案和壹般犯罪上，有著非常不同的態度和力度。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嚴打”中，對於涉嫌殺人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從快從重處理，且大多數均被判處死刑。即便到了21世紀，還有“命案必破”原則及對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限期破案”等要求，同樣對公安機關偵破命案施加了巨大壓力，促使警方集中資源優先偵破命案，並不惜影響其他非命案的處置。這固然嚴厲打擊了致人死命的惡性犯罪，形成的震懾作用也大大降低了命案發生率，但導致刑訊逼供的泛濫，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前些年平反的如呼格吉勒圖案，以及前不久才曝出的張玉環案，都是這種矯枉過正、“用力過猛”處置命案造成的惡果。換句話說，中國的低謀殺率壹定程度是建立在擠占其他案件資源、不惜刑訊逼供和“疑罪從有”的情況下實現的。這樣換來的可與瑞士等國媲美的低謀殺率是否值得，是相當有爭議的。

    另壹個關於社會治安的數據“犯罪感知（指數）”，則反映了中國治安情況的復雜。值得說明的是，SPI在評價各國犯罪嚴重程度方面，並未使用“犯罪率（Crime Rate）”這壹指標，而是以“犯罪感知（指數）”代替。這或許和“犯罪率”在各國都不易統計，且各國犯罪標準及立案比率不同，以及統計數據往往多有遺漏等原因有很大關系。

    而SPI不采用“犯罪率”作為評價中國社會治安的標準，就更是合理的選擇了。因為中國官方不僅對犯罪率諱莫如深，不願向國際上公開犯罪率，各地有關罪案的統計也存在各種貓膩。據疑似為對公安系統內部很知情者的說法，中國存在報案率低、公安機關立案不實（如“不破不立”、“難案不立”、“立案不準”、“已破不立”、“低估低立”）及造成的“犯罪黑數大”等問題。而中國專制政權公信力的低下和營造“和諧社會”的需要，更讓官方統計的犯罪數據不可相信。即便國際組織通過各種途徑拿到了中國官方的犯罪統計數據，也必然是經過層層修飾的。因此，SPI采用“犯罪感知（指數）”代替犯罪率，更利於評估中國真實的治安狀況。

   在分析SPI的“犯罪感知（指數）”之前，首先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治安歷史及現狀做個簡單梳理。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於文革結束、百廢待興，社會管制又較此前松弛許多，以及經濟發展的副作用，社會治安壹度嚴重惡化，殺人、強奸、綁架、搶劫、偷盜等犯罪異常猖獗。因此就有了後來的“嚴打”運動。但由於社會矛盾的尖銳及那時刑偵手段的落後，即便在高強度嚴打下，犯罪率仍居高不下。直到21世紀初，惡性刑事犯罪才在高壓下由高峰下落。在打擊犯罪的過程中，“收容遣送”、“勞動教養”、“被精神病”等法外手段被大規模使用，數以百萬計人員受害，如孫誌剛、唐慧、王靜梅（楊佳之母）只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已。

    而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至今，中國公共場所的治安狀況得到了急劇的改善。這是由兩個原因決定的。第壹是中共政權強化了維穩體制，為維持社會穩定和爭取民心以提高統治合法性，對如“兩搶壹盜”等明面上的刑事犯罪進行了高強度的打擊，並建立了高密度的安檢系統，以及在正式武裝力量之外聘用了大量社會人員無孔不入的維穩維安（這壹點在北京最為突出）。第二個原因，則是視訊與互聯網科技的爆炸式發展、普及成本的大大降低，以及所伴隨的刑偵技術的突飛猛進。近些年來，中國建立了覆蓋大中小各級城市的“天網”系統，在農村也推進了所謂“明亮工程”，利用監控攝像頭及互聯網大數據，對民眾的出行、住宿、通訊、購物、理財等工作和生活的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實現了全方位監控，實現了古今中外都未做到的高壓管控。得到大數據的加持，極權主義名副其實。

傑瑞米柯賓

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徹底改變了社會治安管理的面貌。在以前，許多搶劫、殺人案件長年無法破獲，而如今則往往僅需數天甚至數小時即可告破，嫌疑人也幾乎100%難逃法網。因此，惡性治安案件呈直線下降。至於偷盜，雖然仍廣泛發生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場等人員密集場所，但偷盜難度已大大增加，破案難度則大大減小，大件物品的盜竊更是急劇減少。此外，移動支付也讓搶劫和偷盜變得非常困難和面臨更大風險。

        根據蓋洛普10月27日發布的《全球法治》報告中的民調，中國的治安良好程度以94分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和土庫曼斯坦。（民調中的問卷共提出四道問題：對居住地的警方是否有信心、晚上獨自行走是否覺得安全、過去壹年自己或家人是否遭竊，以及過去壹年是否曾被襲擊或打搶）。

    但互聯網、大數據、刑偵、安檢等技術在全球都迅猛發展，為何中國的治安得到改善更多呢？這關鍵在於專制的中國可以完全不考慮個人隱私權，不必面臨侵犯公民隱私與自由導致的抗議和法律挑戰。在美歐等國，警察和情報機構也希望通過加強安檢措施、廣布監控探頭、采集大數據監控個人行為軌跡等方式打擊犯罪、強化治安，卻遭到國民的激烈抵制，壹些公民組織就此進行了激烈抗議，並通過訴諸法律等方式，迫使警察和情報機構放棄這些侵權措施，安檢系統從未能夠達到中國這樣的範圍和密度，壹些已布置的監控系統不得不拆除，已實行的數據采集也被迫中止。雖然這些反抗並未完全阻止公權力機構使用現代技術加強治安管控和情報搜集，但至少讓政府不敢明目張膽的利用科技擴展權力觸角，不能毫無顧忌的利用大數據侵入公民的隱私範圍。

    然而在中國，則完全沒有這樣的反對力量。壹方面是國民的權利和隱私意識不足，抱著“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的心態，對安檢的冒犯性無感，也不在乎被監控，甚至還覺得這樣更安全。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眾根本無力抗拒官方推動的監控措施。

    如今的中國是世界上罕見的高度極權國家，帶有政治性質的遊行示威會被扼殺於萌芽之中，而公民組織沒有任何存活的空間，更無力挑戰政權的決策。壹盤散沙的民眾除了發些牢騷外，處於無能為力的狀態。而中國也沒有司法獨立，同樣不可能像西方那樣通過法律途徑捍衛隱私權利。因此，中共推行的壹系列旨在建立“大數據極權”的措施，沒有遇到任何實際的阻力，也沒有任何來自政權之外的監督和約束，數字化監控體系得以肆無忌憚、無止境的擴張。這反過來又強化了政權對民眾的管控和威嚇能力、使民眾無力感更深，更難挑戰大數據極權政策的推行，形成惡性循環。

    但即便如此，中國的“犯罪感知（指數）”還是達到了4分（0分為最低，5分最高），居世界第88位。這是因為，“犯罪感知”的定義為“對國內安保程度以及其他公民可以信任的程度的評估（An assessment of the level of domestic security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other citizens can be trusted.） ”不得不說，這樣的定義的很巧妙的，比簡單比較治安水平，更能人性化的、去表層化的反映社會安定和諧的程度。

    如前所述，中國利用廣設安檢、密布監控攝像頭和肆意收集分析大數據，以高壓穩控、維持治安，安保程度自然屬於高警戒水準。中共政權以戶籍制度和網格化管理為基礎、由基層派出所到公安機關為主力、黑暗的司法和獄政系統為支撐、武警和軍隊為後盾而建立的社會管制體系，組成了環環相扣、密不透風的“警察國家”。顯然，其社會表層的相對安定是以嚴酷的壓制實現的，是通過“弱民”、“辱民”等方式做到的，而非通過實現民主法治、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公平、發展和改革教育、允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等方式自然而然地降低犯罪率。

        無論通過媒體了解還是個體感受，都可以感到國人之間是嚴重缺乏互信的，“老人摔倒不敢扶”僅僅是相對最明顯、突出的例子罷了。而依靠高壓極權、大數據監控，以及如“菜刀實名制”等極端管控措施（甚至在新疆等地，還有“白糖實名制”措施以防止利用白糖制造炸藥），，是換不到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相反，中共政權通過強化暴力機器和使用侵入式手段維持治安，剝奪人民壹切表達不滿的方式，恰恰反映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和民眾互信程度的低下。極權高壓可以讓社會表面上和諧安寧，營造壹種亦真亦幻的安全感，卻無法消除制度黑暗和結構性不公帶來相互嫉恨、沖突、猜疑和欺騙，以及導致的互不信任和人心敗壞，還使得人民更為壓抑和沈淪，社會問題更無法得到發現、討論和解決。

        何況，中國的大數據和監控體系主要用於維穩目的，在處理治安及維護人權方面，反而故意限縮相關功能的應用。例如在中國，發生壹些具有爭議的案件後，總是發生“監控壞了”的情況，事實上並非真的監控壞了，而是公檢法方面出於包庇犯罪者、避免形成負面社會影響有害於穩定等目的，而有意銷毀或藏匿監控錄像、拒絕調取大數據。例如在“人大雷洋案”、“豐縣李秀娟案”中，作為證明警方施暴的重要證據執法記錄儀的實時錄像均缺失。而對於各種偷盜、人肉搜索、互聯網上侮辱誹謗等，官方也拒絕使用大數據進行調查和打擊，與針對“誹謗領導人”及“辱罵民警”時的迅速出擊、嚴厲處罰，形成鮮明對比。換句話說，中國的監控錄像和大數據系統在很多時候是無助於社會治安甚至有害於執法公平的。這種選擇性執法，加劇了社會不公平和弱勢民眾的不安全感。

    這樣壹個安保嚴酷、缺乏互信、總是選擇性執法的國家，即便表層的治安環境要明顯好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其“犯罪感知（指數）”排名依舊靠後，也就不奇怪了。

    事實上，中國的治安環境還有更加令人不安的壹面。相對於公共空間治安的相對良好，單位的、個人的、私密的環境中各類犯罪包括暴力行為是嚴重缺乏法律介入的。例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壹套完善的反家庭暴力（這裏的“家庭暴力”不止包括夫妻之間的暴力，還包括虐待老人、虐待兒童、虐待殘疾親屬等對其他家庭成員的暴力；不僅包括直接的肢體攻擊，還包括長期辱罵、精神控制、餓飯、剝奪財產使用權等其他形式的暴力與冷暴力）體系。在發達國家，對家暴者的懲罰與受害者的保護機制更是非常成熟。而在中國，絕大多數家庭暴力案例均未進入法律程序，常年遭受家暴者不計其數。雖然中國近年也在建立反家暴機制，如實行“人身保護令”和設立家暴庇護機構等。但相對於四分之壹的家庭存在家暴的比例與巨大的總量，得到法律保護和獲得救濟的人微乎其微。

    同樣，如鄰裏沖突、職場暴力、熟人性侵、校園暴力、虐待動物等較封閉空間的違法犯罪，都是中國治安的“黑數”。顯然，無論發生在公共空間還是私密環境，同樣是對個體的傷害，同樣是違法犯罪行為。而且，非公共空間的傷害行為往往更加持久、惡劣，受害者更為無助，遭受更大的身心痛苦。可是，中國的公檢法等機構在為保持表面安定的需要，而大力打擊發生於公共空間的犯罪時，卻嚴重忽視較封閉環境、私密空間的暴力行為，毫不顧及更加弱勢的受害者權利。每當在公共場域發生刑事案件甚至僅僅是治安案件時，公安系統和各路媒體都爭相通報相關信息，全縣、全市乃至全國皆知，警方也會快速偵破。但到了私密空間的暴力時，即便對當事人傷害遠大於公共空間的治安案件，也得不到警方足夠的重視，社會更是會忽略這些隱秘的悲劇。這也塑造了國民敏感於公共安全、麻木於非公共領域犯罪的心理特征。（誠然，各國都存在重公共案件輕私密暴力的情況，但中國顯然尤為嚴重，重表層治安而輕真正全方位個人安全的情況尤其突出）

    甚至，中共政權和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出於維穩需要，還故意放任非公共空間的暴力行為，作為社會發泄、抒壓手段，用心陰險惡毒。如在動物保護方面，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大多數國家，迄今未制定反虐待動物的法律法令，再惡毒的虐待動物行為都無法入刑。在中國的“知乎”等既得利益者聚集的互聯網平臺上，其輿論普遍反對立法懲處如虐貓等殘忍行為，對主張立法保護動物免受虐待者極盡侮辱謾罵。他們字裏行間都在表達著希望允許虐待動物以釋放社會戾氣、緩解社會矛盾的扭曲心態。而虐貓群體甚至結成團夥，通過人肉搜索等方式對曝光虐貓者的動物保護人士進行網絡暴力，猖狂之極。

    窺斑知豹，中國虐待動物行為的普遍和猖獗，以及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對動物保護的輿論現實，也側面說明了中國社會不公造成的黑暗與壓抑已達到何種程度、人心敗壞到多麽惡劣的地步。只有骯臟和敗壞到喪心病狂的社會，才會出現數量如此之多的國民（而且辯護者多為精英階層成員。相反，平民大眾倒是對虐待動物有樸素的憤怒。這從知乎和微博對虐待動物事件的不同輿論風向就能看出來），千方百計、處心積慮、“苦口婆心”、歇斯底裏的為虐待動物辯護、反對立法保護動物。

    中國針對非暴力性的犯罪更是存在執法不嚴、不公。如對互聯網上的詐騙、誹謗等違法犯罪行為，極少予以追查和懲辦。而對於公務員、企業主、白領階層的職務犯罪，更是存在普遍性的“放水”和選擇性執法，法律很多時候就是壹紙空文，只是偶爾拿來懲罰“不聽話”者的整人工具而已。這與發達國家執法嚴明形成鮮明對比。通過這些手段壓低犯罪率、制造“和諧”的社會觀感，是各國專制政權慣用的伎倆，中國也不例外。

        與暴力犯罪對比，中國對非暴力但實際危害更大的犯罪懲罰量刑畸輕。相對於搶劫等刑事犯罪的處罰，官員貪汙受賄的處罰明顯較輕（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對於搶劫等犯罪量刑極重）。如多個案例說明，對於僅搶劫數百元的行為，往往都會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而貪汙受賄高達數百萬甚至數千萬元，才會判處同樣的刑期。如2019年江蘇儀征壹起搶劫案，外賣小哥搶劫520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李士祥受賄8819萬元，同樣被判十年。即便公開在媒體上的類似判罰，就不勝枚舉，更不消說未被媒體披露但如山堆積的類似案例。中國司法體制對百姓的苛酷、對官員的寬容，可見壹斑。

        此外，無論對於暴力犯罪還是非暴力犯罪、公共場域犯罪還是私人場所犯罪，執法和司法不公都是極為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公安、司法系統到處是利益勾兌，本是最應有公平正義的地方暗無天日，執法不公、司法腐敗，都極大侵蝕著真正的安定祥和。沒有公正，穩定就沒有意義，甚至後者起到了掩蓋醜惡的作用。執法與司法不公，遠比社會治安本身更需關註和改變。

    中國治安領域還有壹個更具爭議、對民眾影響十分重大的問題，即黑惡勢力/黑社會問題。誠然，黑惡勢力/黑社會/幫派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治安問題，對民眾造成嚴重的身心威脅、危害。但中國的黑惡勢力與專制體制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而微妙，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也有著更為獨特的影響。

    壹方面，中共政權為鞏固統治、壟斷權力，以及爭取民心，對黑惡勢力采取高壓態勢，經常發動“掃黑除惡”行動，也的確取得了壹些成果。至少在表層上，中國比拉美、中東、非洲等地黑社會大庭廣眾肆無忌憚搶劫、殺人、販毒的惡劣狀況要好的多，民眾也有更高安全感。但另壹方面，則是黑惡勢力與各地政府、權貴乃至整個體制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雖然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官黑勾結，但如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情形普遍更為嚴重和缺乏曝光與制約。

    從雇傭黑惡勢力恐嚇異見人士、迫害上訪人員，到官黑勾結謀取多種利益，再到基層派出所與地方幫派的曖昧關系，黑惡勢力與體制、“白道”上的既得利益群體聯系緊密，成為中國維穩體制、專制體制乃至整個社會運轉的組成部分。而“打黑除惡”後黑惡勢力“春風吹又生”，“年年打黑年年黑”甚至“越打越黑”，就反映了黑惡勢力保護傘的強大、與現行體制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現實。

    因此，中國的黑惡勢力對治安的危害，既有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顯性酷烈度為輕的壹面，又有官黑勾結更深及體制依附性更強的另壹面，民眾在涉黑涉惡問題上的犯罪感知也應處於中遊。

    總之，中國治安體系表現為各種形式的不平衡不公正、以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為優先而輕忽個人權利與尊嚴的保護、以高壓和極端及侵入式手段維穩、選擇性執法、重表面輕裏層、重公共安全輕個人權利、重打擊暴力犯罪輕忽非暴力犯罪、罪與刑不對等（量刑畸重或畸輕）、有罪不罰情況普遍、重懲罰輕教化、執法與司法不公及不透明等。這些無法直觀的反映在SPI的“犯罪感知”指標得分中，但比整體的安全度感知及治安狀況更值得了解和關註，並促使對這樣惡劣現狀的改變。

   “政治殺戮和酷刑”這壹指標，是第壹個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中唯壹直接涉及政治的。中國以0.42分僅排名135位，也是第壹個維度各指標中排名最低的，足見中國政治壓迫遠比經濟與社會狀況惡劣。

    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政治殺戮”是極少見的，但“政治酷刑”案例卻眾多且情形嚴重。不同於俄羅斯普京政權對極具威脅的反對派人士頻繁進行暗殺，也不像盛行於中東、南亞等動蕩地區的政治殺戮、涉及民族與宗教的政治性仇殺，中國在國內大多數地區（新疆除外）采用的是以拘禁、軟禁、監視等手段為主的政治迫害措施，很少直接致人死命。

    這並不是中共政權比其他國家的專制政權或宗教極端勢力寬容溫和。相反，正是中共有著絕對的社會控制力，可以以多種方式限制個人自由，不需直接殺害即可令反抗者在公共場域包括互聯網空間徹底銷聲匿跡、喪失影響。

    以俄羅斯為例，俄雖為威權國家（某種程度也可以認為是專制國家），但有壹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國民可以示威遊行、結社抗爭，反對派人物也有很大活動空間。即便被拘捕，他們的支持者也可以通過相對自由的媒體和自媒體發聲聲援，甚至將其在獄中的言論播散出來。而且，普京政權無力完全限制反對派人士的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因此，面對壹些聲望卓著的反對派領導人，或挖出政權巨大“黑料”的記者，只能采取暗殺以肉體消滅。

    而中國與俄羅斯等國不同，如今公民組織沒有任何生存空間，傳媒也都在政權控制之下，反對派人士、維權人士能動性十分有限，根本難以形成大的聲勢、引起廣泛呼應。同時中國又有著堪稱世界上最嚴密的監控與監禁體系，完全可以在不“肉體消滅”的情況下，實現“毀聲滅跡”或將其影響削弱到忽略不計的程度。此外，如此密不透風的極權下，也沒有哪個反對派人士的影響力和威脅性值得政權必須去殺掉。當壹切都扼殺在搖籃裏，抗爭者沒有多少閃轉騰挪的余地，局勢沒有“失控”的危險，自然不需要實施容易引起國際註目、可能導致國內某些圈子騷動的暗殺了。顯然，鮮少殺戮不僅不能說明中共仁慈，反而說明了極權空前強大、可將國民完全操弄於股掌之中。

    關於中國的“政治酷刑”，最典型的莫過於中國維權律師群體所受的各種酷刑。包括“709大抓捕”在內，王全璋、余文生、江天勇、李和平等律師均遭受殘酷折磨。而早前已被捕的高智晟律師更是被曝出遭受電擊和竹簽捅生殖器等殘酷刑罰，雖壹度獲釋，如今又下落不明。而還有人數更多的普通上訪者、維權者，遭到地方政府長期騷擾、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官方雇傭的黑惡勢力綁架、毆打，甚至性侵。而中國的政治犯在監獄服刑期間，普遍飽受殘酷的監獄環境折磨。這些都可以歸於“政治酷刑”中。

    “政治酷刑”的危害不僅在於對當事人的傷害，還在於其制造的恐懼感對民眾參與政治的阻遏、對潛在維權者的震懾。而參與政治生活、維護個人和權利和公共利益，本是人類不可剝奪的基本自由、基本需求。中共政權通過包括酷刑在內的各種手段，讓整個中國變成壹個政治無處不在，民眾卻無法自由自主參與政治的“政治監獄”，是剝奪公民生存和發展權的醜惡行徑。

     “人類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維度分析綜述

     綜上所述，中國在“人類基本需求”這壹維度總體表現尚可（尤其和後面要闡述的另兩個維度相比），以第81位勉強超過總共163個國家的排名中線。其中，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表現良好、基本公共服務和供給方面壹般，環境和安全方面較差，而涉及政治的指標非常糟糕。這即是中國在國民基本需求方面整體及各局部的表現。

    但遺憾的是，“人類基本需求”中的各指標均未能反映出中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資源的配置在國內不同階層、不同區域（尤其城鄉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和深刻的不平等。對於階層差距懸殊、城鄉和地域間差異明顯、存在“國家折疊”現狀的中國，SPI僅從全國整體和平均水平進行描摹，顯然是不足的、不能揭示中國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衡這壹極為重要的事實的。這殊為可惜。

    即便如此，“人類基本需求”還是相對真實的反映了中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在總體上的狀況、在世界上的水平及與其他國家的對比。可以清楚的看到，即便在中國相對“擅長”的領域，也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三）教育、通訊、醫療與環境：有得有失、有成有敗

     SPI的第二個維度“幸福的基礎”，涵蓋國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幾大方面，是中國民生狀況的寫照。相對於第壹個維度偏向於生存性的指標，本維度主要是對人類發展性需求的考察。

     “獲取基本知識（Access to Basic Knowledge）”

    在“獲得優質教育”方面，中國僅以1.57分排名第109位，或許會讓部分人士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在壹些人看來，中國的教育系統還是比較完善的，基礎教育覆蓋面廣、高等教育也算發達。

    但SPI中“獲得優質教育”的定義是“高質量的基礎教育保障所有人，足以使他們能夠行使成年公民的基本權利”。換句話說，“優質教育”指的通過基礎教育，即足以培養能夠建立和參與公民社會、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現代公民，包括擁有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不僅僅只是學會識字、作文、算術、做工等工具性技能。

   顯然，中國的基礎教育中，關於公民教育的方面基本是空白的。雖然小學的“社會”科和中學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有類似的意味，但無論內容還是教育形式都與民主國家真正的公民教育大相徑庭。進壹步說，中國的相關科目不僅沒有真正的教育學生行使公民權利，相反在不斷灌輸忠於中共政權、忠於“社會主義”制度、服從公權力機關的思想，進行洗腦教育、愚民教育。雖然中學教育中也有關於監督政府、行使公民政治參與權等內容，但都流於形式，普遍是“假大空”，且只是作為很次要的內容進行說教式宣傳。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實中相關參與的途徑不通，專制體制下民眾根本無法履行公民責任。社會現實是反民主的、禁錮公民的，沒有與現實的連接，又怎麽可能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呢？

    此外，中國的教育還存在嚴重的應試化、功利化現象。中國自小學至高中的教育均以贏得高考勝利為核心目標，廣大師生長年累月陷於“做題競賽”之中，使教育喪失了其本來面目。即便到了大學，以應試和功利為目的的教與學，仍舊無處不在。這樣的教育下，培養出的是大量的“做題機器”和精致利己之徒，而非德才兼備的現代公民。

    這也反襯出中國推行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實用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我在另壹篇關於教育改革的文章中就提到，要在總體上改革教育的內容與形式，要加強人文素質、公民素質教育，尤其要強化法治教育，讓中學教育真正成為塑造學生、激勵學生、升華學生的手段，增強語文、思想政治等人文科目的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學生分辨是非、認識世界上各種人和事情復雜性的能力，培養具有平等、自由、自尊、自信、博愛、公正、法治理念的學生，讓他（她）們有愛心、同情心、同理心、正義感、責任感，尊重多元，扶弱救貧，敢於與惡勢力作鬥爭，成為真正的現代公民。讓公民教育取代愚民教育，讓通識性教育超越工具性教育，是中國未來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當然，這壹切在中共專制極權體制下，是無法實現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只有推翻專制，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之後，中國教育才能迎來轉機，實行徹底的大變革；民主體制建立之後，也必須要推動公民教育，才能鞏固和發展民主，讓公民們懂得如何參與民主、積極捍衛民主，主動而高效的維護公共利益、自身和他人的權利。

     而在“未受過教育的婦女”指標上，中國排名第66位，高於多數國家，但也並不十分出色。中國在女性教育方面還是相對進步的，這得益於中國世俗主義的社會形態，以及建國後中共壹度大力推動的婦女解放運動。雖然近些年中國女性權利有退步趨勢，但當今中國婦女還是享受了前幾十年女性權利發展的余蔭。

    而中國另壹個指標“中等教育中的性別均等”中排名第91位，低於前壹指標。也就是說，中國婦女雖然普遍接受了以識字為主的小學教育，卻在進壹步提升知識和技能的中學教育中落後於男性。這與中共政權並無直接關系，只是說明在中國社會中的重男輕女觀念影響著對不同性別子女的教育培養，對女性接受教育方面的重視和投入不及男性。如果要說與體制相關的，那就是政權沒有做到在教育上對女性、女孩的足夠扶助。

    SPI的“小學入學人數”缺乏數據，是令人意外的。事實上，中國在這方面的數據並非空白，官方有相關信息公布。據中國教育部官網的《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全國擁有）普通小學16.01萬所，另有小學教學點9.65萬個；招生1869.04萬人；在校生10561.24萬人；畢業生1647.90萬人。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99.94%。”中共政權在這方面沒有造假的強烈動機，且與現實中許多人感受到的情況基本相符，因此數據應是可靠的。

    根據以上數據，中國在基礎教育中的基礎，即小學教育領域，做的還很到位，基本實現了適齡孩子全部入學的要求，要好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但這僅僅是從數量和比例而言，並沒有體現小學教學的質量，更未描述不同小學之間師資、硬件、服務等教學環境和教學質量方面的差距。顯然，在北京朝陽、上海浦東就讀的小學生，和在中西部農村的小學生，所享有的教育質量是差距懸殊的，日常的課內外生活也是天壤之別的。這種差距，是遠大於多數國家內部存在的教育差距的。這既與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導致的各地發展水平迥異造成，也和政權資源配置不公、制造差別和放任差距有關。

    而擁有中學程度學歷的，占適齡人口的78.60%，居世界第66位，同樣是劣於發達國家但好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與前述許多指標相同的問題是，該指標同樣沒能反映不同階層、城鄉、地域等異質群體所受中學教育質量的差距。簡單從入學比例看，中國的中學教育的確不算落後，但不同中學之間的質量天差地別，比小學之間的差異更大。由於中學涉及中考、高考，因此不同教學質量的學校對學生的前途有著巨大的差別化影響，關系到學生壹生的前途命運。即便在壹個城市、壹個縣城，不同中學之間的師資水準、教學水平、升學率、教育模式等，都差別巨大。這些中學及所屬學生當然不能等同為壹體來評斷。而SPI涉及教育的指標，均未能反映這種同級別教育中不同學校的巨大差異，以及其所反映出的階層、家庭、城鄉、地域之間存在的教育鴻溝，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而且，即便考察總體的教育水平，簡單的以入學率/畢業率作為標準，也是失之偏頗的。因為這只能從數量上、名義上、表面上看到其教育的成就，卻無法從質量上、實質上、裏層中評判這個國家/地區實際的教學水平和教育成果。而中國作為深受“斯大林體制”影響的國家，權力自上而下賜予而非自下而上授予，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往往只強調數字上的政績而忽視實實在在的成果，導致只重視數量卻輕視質量、在數字上弄虛作假等情況盛行。因此，中國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即便拋開存在的巨大內部差異，從總體上看也是很有水分的。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中國在基礎教育、中等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高等教育也有發展畸形的問題），例如教育工作人員的收入就遠低於醫療領域人員。這說明了中國體制缺乏對長遠益處的關註，社會急功近利，對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教育事業沒有真心的關註和扶植。相對於醫療領域瘋狂的“吸血”使醫療管理人員及醫護人員（尤其醫生，護士收入還差不少）賺的盆滿缽滿，大多數教師及其他教職工則較為清苦，有些甚至處於貧困狀態。這是不應該的，教師教書育人、責任重大，理應獲得豐厚的物質回報和更多尊重。如果壹個國家、社會及每個個人只討好急救者而輕視育人者，只知道肉體疼痛的煎熬而不在乎知識的貧乏和思想的空虛，是沒有靈魂和前途的。

    當然，對中國教育做出這麽多批評，並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國在教育上的成就。如果只談工具性的教育，中國還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既然是評論，自然以批評為主。何況中國的教育存在系統性的、根本性的弊病，沒有起碼的教育自由和教育公平，其主流本來就是負面的，以批評為主是理所當然的。

    “獲得信息和通訊（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在“使用在線治理”方面，中國以0.96分位居世界第9。它反映出的事實是兩面性的。壹方面，這說明中國政府在使用信息技術進行在線治理、推動電子政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另壹方面，卻可以透出大數據極權已發展到極高水平的可怕現實。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信息技術的使用方面，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已達到很高水平和覆蓋面。從民間是的網購、電子支付、外賣業務的高度發達，到官方電子政務的管理和服務系統的建設和普及，都超越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這與中國良好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非政治層面的互聯網生態較為寬松、社會對於信息化生活需求強烈等密切相關。

    在電子政務方面，由於中國政府可以不計成本的投入，足以讓信息化治理得以迅速發展。而且，由於線下辦事程序繁瑣、官僚主義濃厚等帶來的極大不便，民眾也對電子政務有著強烈的需求。雖然事實上電子政務並未非常有效的改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下的各種“辦事難”現象，但至少對此有所緩解。相對於態度冰冷，甚至經常口出惡言、侮辱刁難的公務人員，民眾當然更喜歡和沒有感情但是至少不給自己臉色看的信息化顯示頁面打交道。

    但正如前段所提到的，信息化並未真正解決中國民眾在與政府打交道時遇到的各種問題，電子政務也未充分替代線下辦事流程。大多數事情還是要親身的、多次的跑腿解決，辦事效率依舊低下。而那些需要找關系、走後門及其他受“潛規則”支配的事情，就更是電子政務無法解決的了。因此，中國的電子政務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它在技術上是領先的，但在實際應用時受制於官僚主義的大環境，不能全面發揮其相對優勢。

    更令人擔憂的，是專制主義下政權以信息化的政務警務手段，加強社會管控，鞏固極權統治。在前文關於社會治安方面，已提及技術革新對於強化極權的重大作用。而電子政務、在線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對民主政權而言，提高的是為民服務的效率；對專制政權而言，增強的卻是肆虐暴政的能力。在缺乏監督和透明度的情況下，以互聯網為主要媒介的在線治理，很容易異化為大數據極權，信息技術加持的極權主義對公民的監視和控制無處不在，遠超歷朝歷代任何專制社會。所以，專制的中國在“在線治理”方面排名很高，從本質上看，不僅不是可喜可賀的，反而十分令人擔憂。

    關於“媒體審查”，在中國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老生常談、已被反復議論的問題。中國以0.28分（滿分4分）排名第159位。我未能查詢到該項排名總共包含多少個國家和地區，但根據“無國界記者”發布的2019年世界各國“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77位，位列倒數第四，僅高於土庫曼斯坦、朝鮮和厄立特裏亞。據此推斷，SPI中“媒體審查”指標中，中國差不多也應是排名倒數的。換句話說，排除那些影響力很小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媒體審查最為嚴酷的國家。而“自由之家”在評估世界上65個國家的互聯網自由度（不包括朝鮮）後，在報告中指出，“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的審查制度更嚴格、更系統”。

    自2013年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再到2016年《炎黃春秋》被停刊和“偷梁換柱”，中國的敢言媒體早已被“整頓”殆盡，輿論界萬馬齊喑。到2019年，中國已沒有了任何具獨立性的傳統媒體、規模化媒體。自媒體則同樣普遍受到嚴厲審查，且在審查機構“拉偏架”情況下，呈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態。除了部分低調委婉、借古諷今、借外喻中的隱晦批判，激烈的、正面的、直白的批判性言論基本已不復存在，歌功頌德和選擇性發聲/沈默成為常態。

    根據SPI“媒體審查”的定義，中國的分數屬於“直接且常規的審查”類別，即擁有最直接和常態化的審查機制，而非僅在特定時間、針對特定信息進行有限度的審查或幹預。事實上，中國的媒體審查比這樣的描述更加嚴重。中國所有的傳統媒體均被中宣部及其下屬機構直接而嚴密的控制，沒有絲毫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而互聯網平臺上的刪文、刪帖、限流、封號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至於“五毛”水軍參與引導輿論、制造謠言、惡意舉報，在中國已成為龐大的國家產業。當然，還有“防火長城”對境外輿論的屏蔽，以及越發收緊的對VPN使用的控制。中國的媒體審查可謂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即時性”的，無人可以幸免。

    雖然由於互聯網的龐大繁雜，民眾有壹定的發言自由，也能在特定的圈子裏談論較敏感議題，但是這種自由是相當有限的、被框在極小範圍內的、無法形成廣泛影響和聯動效應的。同樣，各大媒體和自媒體也會有壹些旁敲側擊宣傳普世價值的內容，但相對隱晦、節制，且經常面臨被刪除、限流等禁制措施，無法明確的闡述要真正表達的觀點，也不能形成有規模的輿論效應。這些進步的話語也很容易淹沒在官方主導的反動輿論環境中，難以發揮其廣泛的啟蒙與喚醒作用。（值得特地說明的是，涉及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互聯網言論，尤其謠言、誹謗性的言論，是不屬於“言論自由”的。這方面中國倒是沒有積極禁制。如BBC壹篇文章稱，中國互聯網“既是高墻圍困的牢籠，又是極端放任的叢林……只包括履行政治審查的義務，而不包括其它；處於歐美國家無法想象的放任狀態……”這顯然不代表言論自由的蓬勃，只能說明中國互聯網的叢林化和低劣化）

    在這樣的審查機制下，中國有著幾乎為世界最低的新聞自由指數，在SPI的“媒體審查”指標中也位列倒數，也就不足為奇了。

    “互聯網的使用者（Internet users）”，中國以54.30%的比例排名第106位。這說明了中國仍有龐大的非網民群體，這壹群體主要由老年人、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及部分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構成。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網民人數會繼續攀升，網民比例也會大幅提高。

   而手機的擁有比例高於100%，平均每百人有115.53部手機，與世界上其他人均手機超過壹部的國家並列第壹。這包括使用智能手機和非智能手機兩種情況。有賴於移動通訊技術的發展和通訊基礎設施的完善，中國在手機的普及比率上遠好於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也不遑多讓。

    中國手機普及率之高和政府在線治理技術能力之強，與中國媒體審查（包括自媒體審查）的嚴酷，形成鮮明對比。壹方面，中國在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領域成績喜人，技術成熟、硬件完備；另壹方面，在使用的目的和管理上卻非常反動，千方百計鉗制民眾獲取信息尤其政治信息的自由，將信息技術作為強化統治和實現政權意誌的工具。這很清楚的體現了中共專制極權的特色，即在技術、工具及其應用方面成績斐然甚至領跑世界，但在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上卻保守反動，用心險惡，並以技術上的成功鞏固其專制統治，利用工具的發達達成惡毒的目的。

    “衛生與健康（Health and Wellness）”

    在“獲得優質醫療保健”方面，中國僅以1.39分（滿分4分）排名第120位。但在“獲得基本醫療服務”方面，卻以81.60分（全覆蓋為100分）排名於45位。這兩項數據對比，清晰的說明了中國醫療的現狀，即高覆蓋之下整體上質量較低，醫療體系壹方面可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但另壹方面醫療質量、醫療環境遠達不到優質。這與第壹個維度“幸福的基礎”中有關於中國醫療衛生成就的數據及排名情況契合。

    中國的醫療領域的最大問題，與教育等其他公共服務問題壹樣，均為資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同階層、城鄉、區域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

    在中國，優質的醫療資源被政府、軍隊、重點企事業單位及其成員和家屬占有，其中又以高級幹部占有其中最為優質的部分。當占人口比例很少的特權階層占用了核心的、優質的醫療資源（包括優秀的醫護人員、高水準高質量的醫療保健設施及服務、巨額的資金和昂貴的醫療物資等）之後，剩余的醫療資源才被薄薄的攤給超過十億的普通民眾。

    根據“環球網”在2013年引述“21世紀經濟報道”的文章稱，“2006年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曾披露中科院調查報告的數據，政府醫療投入的80%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了。但在此後，官方則很少再具體披露此類數據。這也使得公眾很難了解幹部醫療的具體情況。而該問涉及公立醫院服務結構的調整、醫保制度的改革等公立醫院改革的諸多方面，牽壹發而動全身。”連高度支持政府的《環球時報》旗下的“環球網”都曾引述了如此言論，可見中國醫療資源不平等情況何等嚴重。

    而中國的多軌制醫療保障系統，更是在讓特權階層普遍享受優質免費醫療的同時，令平民背負了沈重的醫療負擔。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平民名義上享受免費醫療保障，但實際上只能得到極低水準的醫療服務。在改革開放後的約20年間，中國部分城市居民和絕大多數農村居民處於幾乎完全沒有醫療保障的惡劣境地，許多得病的民眾被迫放棄治療，忍受病痛甚至等待死亡。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普遍的醫療保障。但無論是城鎮居民醫保，還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其報銷比例都是有限的，民眾還是需要負擔很大壹部分醫療開支。

    在中國，醫療產業化、商品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雖然中國絕大多數醫院為公立，且冠以“非營利性機構”的名號，但實際上醫療行業在瘋狂的吞噬著中國民眾的財富。其中，以“以藥養醫”、“過度醫療”為典型特征的盈利模式是中國各地醫院的“標配”。需要說明的是，“過度醫療”並不是所提供的醫療物品和服務過度充分，而是指醫療的性價比之低。這不僅讓民眾面臨巨額醫療開支，也讓國家醫保系統承受著沈重的負擔，消耗著國家財政儲備。而國家財政的收入，也都是來自人民的稅款。

    廣大普通民眾是現行醫療體制的受害者，受益者則是中共統治集團及醫療利益共同體。中共統治集團通過把醫療開支轉嫁給民眾，作為低人權低福利的壹個環節以刺激勞動生產，並將更多原本可投入醫療領域的財政收入用於直接和間接的中飽私囊。而從中央到地方，從衛生系統官員到醫護人員，均更加直接的從醫療行業巨大的收益中分得各自的利益，還進壹步利用其地位和資源優勢獲取各種特權，並相互聯系、相互庇護、同聲共氣，形成了龐大的階梯型利益共同體。當然，其中越是身居高位的、身為管理人員的，其攫取的利益相對也就越多。他們為壹己私利，利用其積累的權勢、財富、人脈，把持著醫療議題的話語權，阻撓著力度本就有限的醫療改革，讓民眾面臨的“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雪上加霜。

    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和其中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美國除外），均實行免費醫療。免費獲得醫療保障已經成為國際主流社會公認的壹項基本人權。而在中國，受到中共專制體制的壓制和醫療利益共同體的阻撓，全民免費醫療遙遙無期。而醫療資源的配置更是越發呈現不均衡、不公平的狀態，無論是不同階層之間，還是不同地域之間，醫療資源都存在著極大的不平等。例如北京許多戶籍居民尤其其中的權貴階層，享受著免費、優質而舒適的醫療服務；中部小縣城和農村居民則需要日夜排隊，才能等到三甲醫院醫生粗糙的診療，在異地還要承擔異地診療更低的報銷比例。數十萬甚至百萬計家庭的資產被無底洞般的醫療費用耗盡。還有更加貧窮和弱勢的家庭，因無錢看病只能坐等家人死亡，連“過度醫療”都享受不到。

    但正如前文所述，由於中國的集權體制和政權對基層的下滲，中國有著比多數國家更完整齊備、覆蓋全國的基層醫療體系，哪怕它是低質的、粗糙的。這不僅是前述的在防治傳染病及婦產領域取得成就的原因，也是中國在民眾獲取基本醫療方面排名較高的重要因素。在這壹點上，我們的確需要贊揚中國基礎公共服務的相對完善。

    同樣因此，中國在“非傳染病導致的過早死亡比率”和“60歲時預期壽命年限”方面，表現也位居中等略偏上。顯然，中國的醫療體系在“保命”方面的表現要好於“治病”。中國醫療的現狀在中短期內沒有改變的可能，“看病難”和“看病貴”將繼續困擾大多數民眾，醫療領域的種種問題積重難返。醫療結構僵化和醫療資源分配固化，將成為中共治下中國的壹大基本國情。即便未來中國走向民主，如今積累的醫療問題和不公正也很難解決，因為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無論何時（民主化之前和之後）都會竭力阻撓對醫療問題做根本性的改革。

    “環境質量（Environmental Quality）”

    “環境質量”是中國在SPI中除涉及政治的指標之外，表現最差的領域。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中國超過美國與印度，排放量“高居”世界第壹；“顆粒物問題”則排名第165位，與“室外空氣汙染造成死亡”的高比例和低排名相吻合；在保護生物方面，中國排名更低。

    中國的環境問題，從建國以後的工業化時期就已存在。雖然當時工業生產規模遠不如改革開放之後，但如“大煉鋼鐵”中各種極度粗放的工業生產模式，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環境汙染和資源浪費。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工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環境問題也日益突出。但秉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先發展，後治理”的理念，環保問題長期居於次要地位。即便官方有時在強調環保，並列入基本國策，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可以說，建國以來中國都在以透支資源和環境來促進經濟發展。

    直到胡溫執政時期，由於國內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對改善環境的訴求，以及國際上要求中國負起保護環境責任的壓力，中共政權才開始真正關註和著手改善環境問題。中國政府強化了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還壹度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環境惡化的趨勢壹度得到遏制。習近平執政之初，還搞起“環保風暴”，以粗暴激烈的手段實現環保目的，短期內取得了壹定成效（不過，習的“環保風暴”往往是揀“軟柿子”捏的，有明顯選擇性和運動式的。如政府經常禁止露天燒烤、禁焚燒稭稈，但對環境汙染的主要來源工業排汙排廢卻治理不力）。

     但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之間又形成了顯著張力，加之專制體制導致的環境治理實效不彰，中國的資源與環境問題重新惡化。到了習近平的第二任期，穩定經濟又成了主軸，環保再次被放在次要位置。至於“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之類的口號，只是壹種政治宣傳罷了。雖然習近平在包括聯合國大會等場合宣稱要保護環境、節能減排，甚至誇口聲稱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但可信性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從國際形勢來看，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已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等國際環境規約，以及世界各國反環保的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大行其道之時，難以想象中國會逆流而動，承擔起保護地球環境的責任。相反，美國等國放棄環保原則，只會使中國在環境問題上少了外部的壓力與約束，加劇中共治下中國對境內及全球環境的破壞。例如，中國從亞馬遜雨林的破壞性開發中得利，並且毫無停止跡象，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如今中國在全球環保問題上的奉行的實際政策。

    不同於經濟和就業，大多數環境問題造成的危害並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需要很長壹段時期才會以各種形式顯現出來。中國民眾只有在涉及PX工廠建設等“鄰避問題”時，會積極甚至過度關註和發起抗議。但對於諸如氣候變暖、顆粒物汙染等更重要的環境危機，只要還沒形成非常直觀的、貼近自身的重大危害，包括國人在內的各國民眾往往對此麻木和“順其自然”，沒有強烈改善環境的欲望。國內外甚至有許多人，還把氣候變暖等環境危機視為環保人士制造的“大騙局”，根本不承認、不相信，遑論重視和解決了。

    而當改善環境需要壹定程度上以犧牲就業、個人和家庭收入為代價時，民眾更是會普遍抵制節能減排的努力。即便在發達的美國，“銹帶州”的民眾也普遍對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不屑壹顧，不願意為改善環境付出影響自身生活的代價。在經濟和民生都很薄弱的中國，民眾自然更不願意讓環保影響到個人生計。而以維持政權穩定為第壹要務的中共政權，更是會放任環境汙染和過度耗能，以保證經濟引擎的轉動，穩定就業和國民收入。至於長期性的環境危害，他們顧不得，本身也缺乏長遠意識和為子孫後代著想的責任心。

    對於“生物群落保護”，也有必要做壹個單獨的說明。首先，在資源和環境遭受破壞的大前提，對生物群落、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自然不容樂觀。中國雖然建立了許多自然保護區，壹定程度拯救了許多珍貴的生物及生物群落，但存在管理不善的情況。而在保護區外，如濫砍濫伐濫捕、盜獵搶掠等情形很是嚴重。官方和民間雖均努力進行過生態保護工作，但成效有限。如“三北防護林”防風固沙、黃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沿海地區實行“休漁期”等，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這既有環境自然變得惡化的不可抗力，更有人為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不過個人對於中國在保護生物群落方面排名如此之低，還是略感驚訝的。畢竟，中國還是有著壹套較完善的生態保護系統，或許它太腐敗和低效了。

    根據未來中國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狀況，以及國際形勢的演變，中國的環境問題只會更趨惡化而不會好轉。新冠疫情讓本已下行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共政權為“促就業、保增長”，維持統治穩定，就更顧不得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了。而國際局勢目前雖然混沌難明，但大體是越趨民粹化和本土主義化，各國無法就全球環境問題協調壹致、共擔責任。相反，各國會為壹己之私，不顧溫室氣體排放等環境問題造成的各種長遠危害。

   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在環保領域所受的國際壓力大減。而國內關註環境問題的民間組織，也在前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掃蕩中被迫解散或轉趨低調，已無力對政府及企業進行監督。沒有了國內外對節能減排的約束，中國各地過度的耗能和超限的排汙將更加肆無忌憚。這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生態環境，都將是巨大的不幸，國內外生態災難的加劇不可避免。

    “幸福的基礎（Foundations of Wellbeing）”維度綜述

     第二維度即“幸福的基礎”，中國以總分64.79分排112位，明顯低於在第壹維度即“人類基本需求”方面82.93分、第81位的分數和排名。與各項具體數據所體現的特征壹致，即中共治下的中國，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可以獲得較好保障，但生存質量和進壹步的發展性權益的獲得就相對差劣了。

    具體說來，中國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總體排名中遊，通訊和互聯網治理排名很高，但媒體審查和環境保護方面表現極差。這反映了中國在保障民眾生存和發展權方面的復雜現狀：既有進步和優點，也有落後與缺憾；在技術性、工具性、兜底性方面成就不俗，但在涉及人權、自由及提升性指標上與世界平均還有很大落差。

    總之，國人“幸福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不平衡的，個人基本的生存和發展需求還不能得到較好滿足。這既有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限的因素，也有制度性結構性的原因。

（四）權利、自由、包容性與高等教育：低人權下個體有限的自由與機遇

     第三個維度即“機會”反映的是基本人權、選擇如何生活的自由、社會對於弱勢群體的包容性，以及人類實現超越性發展的載體高等教育的水準。相對於前兩個維度，本維度具有更強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也是SPI各類別指標中中國短板最明顯的。

   “個人權利（Personal Rights）”

   在個人權利方面，中國很悲哀的以29.21分排名第162位。這並不出人意料，反而是情理之中的。

    其中，“政治權利”壹項，中國以1.00分（滿分40分）排名世界第186位。我們雖然不意外於中國如此低的得分與排名，但至少要搞清楚，中國民眾喪失的是哪些政治權利。

    那麽，何謂“政治權利”？根據百度百科援引中國學者鄒瑜編撰的《法學大辭典》所述，中國公民應享有的政治權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主要指選舉權、被選舉權，參加管理國家，擔任公職和享受榮譽稱號等權利。我國憲法規定，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國家保障人民參加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等權利。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利。同時規定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機關進行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定的政治權利與自由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而根據維基百科闡述的世界上壹般性的政治權利，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包括“被告人權利等法律上的自然公正（程序公平），例如有權受到公正審判、正當程序、有權獲取法律救濟，還包括參與公民社會和政治的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申訴權、選舉權等”。而“通常意義上的政治自由，包括了言論自由、著作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無罪推定原則。政治自由亦通常體現在選舉權及民主體制，公民有權對權力及政府發表不同的意見，包括支持及反對的意見”。

    權利與自由是缺壹不可、密切相通的，因此政治自由也可視為政治權利的壹部分。根據以上中外關於“政治權利”的闡述，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什麽是政治權利與自由、公民應該有哪些政治權利與自由。以上這些權利與自由，共同構成了“政治權利”的基本內容。

    根據中國的《憲法》及法律角度對“政治權利與自由”的定義，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政治權利。選舉與被選舉，是實現民主最主要的保障，也是參與民主最重要的渠道。

    中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落實情況如何呢？這又是眾所周知的事。中國沒有普選制度，從國家元首到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均為間接選舉產生。最能體現其非民主性的，是所有選舉均毫無競爭性與透明度。“差額選舉”中的差額也是內定了當選者和落選者的。國家領導人和地方政府首長均由間接選舉、等額選舉產生。而縣級及以下人大雖名為直接選舉和差額選舉，但實際上早已指定了參選人、當選人、落選人。“六四事件”之後，雖然有極個別的“獨立候選人”參與縣區級人大代表競爭，但除其中個位數人士之外，皆以落選或被迫棄選告終。這極少數的“獨立候選人”，在數百萬計全國各地人大代表及候選人中，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便如此，這極少量的“獨立候選人”還遭遇各種威脅和騷擾，因參選而無法正常生活。這足見公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虛假，以及政權專制獨裁的本質。

    在中國的選舉制度中，只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村委會、居委會）的選舉有壹定的真實性。但選舉出來的只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領頭人，並非國家公職人員，村民和居民也非在履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中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特指選舉國家公職人員）。從實際影響角度，基層自治組織的選舉對國家政策、社會民生影響甚微，不足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多元政治和規模化的公民力量。而且，村民委員會選舉存在大量舞弊行為，也沒有來自民主政府和公民社會的監督，選舉程序和結果的公正性很差。

    至於“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也是以普選制和代議制為前提的。沒有真正的普選和代議制度，人民也就無法參與國家各項事務，無力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作為控告、申訴、檢舉最主要途徑的信訪機制，本就是壹個非法治的、十分折磨民眾的、不應該存在的制度。而司法上的“民告官”不僅程序繁雜，且鮮有勝訴。

    言論、出版、結社、示威等各項政治自由，中國更是蕩然無存。在中國，黨的宣傳機構掌控壹切傳統媒體、管制壹切自媒體，包括傾向自由派的媒體其實也被中共宣傳機構鉗制；嚴厲禁止任何政治性的示威遊行，只要有發起的跡象就會被扼殺於萌芽之中，僅有有限的非政治性的、因具體民生事宜引起的遊行示威；嚴禁組黨，非政府組織也被嚴厲打壓，如“中國民主黨”、“公盟”均被取締，參與者普遍被判刑，其中領頭人更是被判處十年徒迄今中國大陸已無政治性的公民組織存在，政治多元化程度為零。

        中國在政治領域管控之嚴厲、“紅線”之低，是除朝鮮等極少數國家外，各專制國家都無法比擬的。例如發生“阿拉伯之春”之前的中東各國，普遍被視為專制政治文化濃厚的地區。但即便在那時，多數中東國家也還是允許人民有壹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也能有限的結社、集會、遊行。正是之前這些相對“寬松”的條件（哪怕本身也並不真的很寬松），促成了後來席卷中東的變革的發生。而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營造進行思想啟蒙和革命預備的輿論環境，更沒有籌備示威遊行的基礎，壹切都在政權的禁制之下。

        如前所述，中共政權還有效利用了信息技術，作為強化統治的工具。這極大強化了中共管控的能力和強度，使得壹切自由更容易被扼殺，人民也失去了“遊擊戰”反抗的可能。這就像巴以沖突中，此前幾十年裏弱勢的巴勒斯坦曾能夠與以色列周旋、互有損失。但進入信息時代後，巴勒斯坦人壹舉壹動，都被高科技發達的以色列利用大數據和監控錄像偵測，形勢呈“壹邊倒”趨勢，巴人已經徹底喪失對抗以色列的空間。而中國人民與中共政權/中共權貴集團的關系，很大程度就是類似於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軍警及情報部門的關系。

    關於中國的“表達自由”，我在上述的“政治自由”及前述關於“媒體審查”的部分，已經做了與之相關的闡述分析，在此就不重復了。

    而中國的“宗教自由”，則是壹個比看上去復雜得多的問題。表面上看，以無神論為官方信仰的中共政權，必然是敵視、壓迫宗教的。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如此。在“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時期，中共對宗教進行了激烈的摧殘，民間的宗教信仰被摧毀和壓制的幾乎歸零。但改革開放以後，處於穩定人心和發展經濟的需要，宗教又被中共所容忍甚至鼓勵。

    具體來說，中共對不同宗教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對於佛教、道教等中國本土宗教，中共態度較為開明、開放，除要求其擁護中共統治外，未加過多的幹預，沒有打壓反而積極扶植，作為穩定社會、提振傳統、對抗西方“文化滲透”的重要工具加以使用。而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中共則持警惕、限制、打壓的態度。例如對基督教，就成立了“三自教會”以圖削弱中國基督徒與國外尤其羅馬教廷的聯系，避免外國滲透和保證所謂“獨立自主（實際上是更好的被中共控制）”。對獨立性強、信徒以聚居為主的伊斯蘭教，中共則采取種種手段限制其影響力的擴大和信徒數量的增加。

    但至少就基督教而言，在中國的發展並非表面上那樣飽受壓制。事實上，無論官方的“三自教會”，還是民間的、與外國往來密切的“家庭教會”，在改開後的四十余年間都有著迅猛的發展。直到最近幾年，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才比較積極的打擊“家庭教會”，此前則是普遍默許和容忍“家庭教會”的存在和發展的。據不同口徑統計，中國現有各派別基督徒共計2000萬至8000萬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估計差值，是因為在官方打壓下其相對隱秘，很不易統計），且仍在迅速增長中。中共壹方面忌憚組織化強的宗教力量對政權的挑戰，但另壹方面也希望利用宗教以麻醉人心、調和階層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因此，中共如今仍對包括“家庭教會”在內的基督教力量睜壹只眼閉壹只眼，並不全力的進行打壓，只選擇性鎮壓其中明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的教會組織。

    與對待基督教的相對寬容相反，當下中國嚴厲鎮壓伊斯蘭教，穆斯林處境痛苦。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在新疆設立集中營，拘禁超過百萬維吾爾、哈薩克等族穆斯林，並實施殘酷迫害。而對於回族及其他民族的穆斯林來說，雖沒有受到對維族人那般殘忍對待，但前者同樣生活在恐懼不安之中。這種不安不僅來自於中共政權，也來自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非穆斯林的仇穆情緒。中國的伊斯蘭教問題還和民族問題纏繞在壹起，使得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漢族與維回等少數民族的隔閡與對立越發加深。而少數民族極端分子制造的恐怖襲擊和中共的系統性暴力清洗，使雙方的矛盾火上澆油。中共自以為以超高壓手段壓服了穆斯林實現了“安定祥和”，但卻積累了更深的仇恨，終有壹天會釀成更大的悲劇。

    關於“宗教自由”，我還有另壹方面的看法。我並不認為高度的“宗教自由”是壹件純粹的好事。宗教帶有強烈的反智性、排他性、保守性，對於現代社會發展有明顯的阻礙作用。世界的潮流應是走向世俗化、“祛魅”化、現代化、文明化。以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為基礎的世俗社會，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宗教雖然在某些歷史階段起到過壹些積極作用，但早已到了退出歷史舞臺、回歸到僅保留於個人信仰和愛好的時候了。

        中共建政後，中國在專制統治下取得的有限程度的經濟發展和局部的社會進步，某種程度恰恰在於其堅持了世俗主義。當然，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手握大權的毛澤東曾經以壹種類似於“神”的身份，以“毛澤東思想”及該思想指導下的實踐，構建了壹種恐怖的紅色宗教（或者說是類宗教的思想信仰）。但毛也至少推動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女性解放運動，而不是像許多宗教對婦女百般束縛，以各種清規戒律壓迫人性。而在1980-2000年代，崇尚科學的中國社會更是迎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雖然毛澤東、習近平都在神化自己，並都在很大程度上抗拒理性與科學，但他們畢竟不是宗教中的神，其構建的思想體系也遠不如宗教影響之久之深。中共政權建政以來為數不多的正面舉措，即包括打擊了宗教保守勢力，促進了世俗主義的發展和科學精神的弘揚。

        而且，中共政權為避免宗教極端勢力坐大，也扶植相對溫和的宗教派系，客觀上使得中國的宗教勢力保守程度較低。例如基督教領域，中國官方操控的“三自教會”普遍屬於基督教派系中的自由派，對待世俗問題較為開明。反而是壹些脫離中共管制的“獨立教會”、“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多屬於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的宗教派系。後者對於宗教有著迷信式的忠誠，政教不分，以宗教的教義指導現實生活，愚昧而頑固。因此，中共對中國基督教會的“操辦”，其實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

    當然，這不代表我支持鎮壓宗教。相反，我堅決反對對宗教進行無端的、過度的鎮壓。如對新疆穆斯林的嚴酷鎮壓，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中國及中國人民，尤其中國的婦女，的確很是得益於中共政權整體上的世俗化政策，才免於受到更嚴酷的宗教禁錮。宗教必須回歸到私人的、個體的信仰和愛好，而不能成為指導國人、引領社會的意識形態。

    在“尋求司法公正”方面，中國以0.47分排名第121位。雖然此排名很低，但可以看到，相對於政治權利、表達自由、宗教自由等，中國的司法是略好的（或者準確說是不特別差的）。

    從根本上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法治，因為沒有民主。沒有民主，法律就只是專制統治者壓迫人民的工具。中國也沒有司法獨立。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就公然聲稱，要“堅決抵制西方的‘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的80年代，以及法制環境還沒那麽差劣的江胡時期，習近平時代正將“黨指揮法”發揮到極致。

    但另壹方面，習時代也在法治範疇中有關非政治的方面、形式層面做了壹些工作，配合所謂“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以滿足國家表面上的法治進步與中產階級日益增長的法治需求。因此，近年來中國在部分微觀領域的法治建設方面，取得了有限的進展，頒布和完善了壹些法律法規，填補了不少法律方面的空白和厘清了壹些法律的模糊地帶、彌補了以前法律法規存在的不足與滯後、進行了有限的司法體制機制改革、補上了建國以來法制體系不完備等各種歷史欠賬和遺留問題。此外，同樣是在非政治領域的法律實踐中，也更加重視程序公正和規範化工作，在技術層面提高了法制體系運轉的質量。

        就狹義的民眾尋求司法公正來說，中國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的確比以前在非政治層面得到了相對更好的保障。如今的法制體系明顯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並以保守和穩定為優先。如前所述，中國的治安體系嚴厲打擊個體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底層暴力犯罪的同時，對白領階層犯罪、職務犯罪、非暴力但危害嚴重的犯罪處罰畸輕。中國的司法體系與治安體系緊密相連、壹脈相承，有著同樣的指導思想和實踐內容。這就導致不同階層民眾的個人權利得到的保護程度大相徑庭，法律變成鮮明的用以逐層階級壓迫的工具。

        在司法實踐中，不公和腐敗無處不在。即便根據中國官方的披露（如最高法和最高檢的官方網站信息），司法人員受賄、徇私案件也不勝枚舉。在缺乏輿論監督和權力制衡的情況下，中國司法不公的嚴重性可想而知。權力和金錢廣泛涉入司法領域，普通民眾深受其害。沒有體制的根本變革，這些不公和腐敗就難以根除。

        此外，中國司法體系與行政體系壹樣，有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之風，工作效率十分低下，民眾需要為控告、申訴等司法流程付出極大的精力、漫長的時間。雖然這在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但中國的無效率性更高，更難在社會監督下改進。尤其公檢法人員的惡劣態度，是許多經歷過司法流程的人都記憶猶新的。

    但對於絕大多數民眾而言，司法還是其尋求正義最後的渠道。即便他們深知司法的不公和體制的顢頇，也理解古人“屈死不告狀”的格言，但在無可奈何之下還是會尋求法律給予的正義。就像得了絕癥的患者，即便知道治愈的希望渺茫，還是願意去醫院試壹試壹樣，受害的民眾也只好求助於這樣敗壞的司法體制了，因為其幾乎別無選擇（信訪渠道在中國某種程度也類同於司法渠道，但是更加艱難和危險）。相對於完全堵死的政治權利和個人自由，司法領域至少還有供民眾遙望正義的縫隙。在不涉及政治、體制及權貴利益的法律糾紛中，民眾還有壹些討還公道的勝算。

    歸根結底，中國並不是壹個法治國家，專制的政治屬性決定了人治的司法屬性。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獨立，人民不壹定能得到完全的正義；沒有民主和司法獨立，人民就沒有通往正義的路徑。雖然在司法實踐中，許多非政治案件會得到正義的結果，但是這更多是來自恩賜而非權利，是幸運而非必然。只有建立自由民主的體制，讓司法擺脫專制的枷鎖，法律才會成為捍衛人權的利劍而非專制的權杖，才會有真正的法治與正義。

    在“女性財產權”指標上中國的更低排名，即可以展示中國法治不公的壹角。雖然中國女性在生育、醫療、勞動等方面地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財產分配上卻受父權傳統束縛，並受保守的中國法制體系影響。中國司法體制雖為大陸法系，卻也在很多時候遵循傳統的習慣和文化。因此，在財產分割、分配中，中國的司法實踐傾向於男性而不利於女性（這壹點在內陸中小城市和鄉村地區最為明顯）。這也說明了中國女性權利的脆弱性和相關法律保障的缺失。

    沒有經濟獨立，就很難有人身獨立和人格獨立，就需要依附於人。因此，女性的財產權對於女權至關重要，關乎女性是否可以真正獨立自主。SPI之所以將此單獨作為壹項指標，與政治自由、司法環境等並列，正是在強調它的重要性。捍衛女性的財產權、繼承權、分配權，就是捍衛男女平等和推動婦女解放。

    “個人自由與選擇（Personal Freedom and Choice）”

     在這個子項中，SPI並未選擇主流、精英、核心群體作為考察自由度和選擇能力的對象，而是更強調弱勢者的權利多大程度得到保障，以及阻礙自由與選擇的因素所產生的影響。這是很值得贊揚的。在中國，權貴階級擁有著“超級”的自由度與選擇權，而精英及中產階層同樣在非政治領域有著相當的自由和自主性。如果考察這些人或社會自由度的平均水平，那得出的結論壹定是扭曲的，甚至與真相相反的。每個個人包括弱勢群體都能自由發展，才是壹個真正自由和擁有選擇權的社會。

     該子項中的第壹個指標，是關於脆弱性就業者比例的。根據SPI官網解釋，所謂“脆弱性（或弱勢性）就業”，是指產生勞動價值的家庭式雇工和自雇工人（個體戶）占全體就業者的比例（原文為“Contributing family workers and own-account worker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mployment”）。這些人缺乏組織和獨立性，也普遍沒有如“五險壹金”等各種社會保障，更易失業、被欺淩和剝削，是本就處於弱勢的工人中的更弱者。中國的這類雇傭人員占全體就業者的45%，足以說明中國有數量龐大、比例很高的處於幾乎“無依無靠”被雇傭者。

    個體經營者用辛勤的勞動，利用分散的資源，提供著廣大人民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服務（如早餐點、小賣鋪），為經濟社會註入很大活力，促進了商品流通，繳納了不菲的稅款，也有利於吸納人員就業和促進社會穩定，貢獻巨大。但中國政府並未給予他們應得的保障和尊重，大多時候未提供社保、信貸、公共服務等支持。相反，各地政府機關為城市乃至鄉鎮的形象等，動用城管人員肆意驅逐、謾罵、毆打這些個體經營人員。而從事家政服務等工作的個人則普遍遭受身體和精神虐待，如同舊社會的奴仆，任人擺布，完全沒有與雇主平等的地位與做人的尊嚴。這是對中共政權標榜的“推翻了封建主義大山”的巨大諷刺。

    脆弱的就業群體是中國勞工喪失權利與自由、飽受剝削壓迫的突出見證。其實，無論是這些個體就業者，還是在各大企業勞動的工人集體，都沒有作為工人應有的尊嚴與權利。無論是勞動報酬的多少，還是休息時間的安排，以及諸如工作安全、工傷補償、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待遇，都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工人階級是國家發展建設的主力軍，是推動中國經濟騰飛的中堅力量，沒有工人階級，就沒有現代化的中國。可是，他們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待遇，權利和自由被剝奪。

    這必須要改變。其中脆弱的個體就業者，更需要制度保障、法律保障、組織保障。應該允許這些脆弱的就業群體成員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互幫互助，共同對抗權貴集團和精英階層的壓榨與不公對待，維護基本的權利與尊嚴。當然，這壹切實現的前提，是推翻中共的獨裁專制，建立民主和多元的新國家。

    而腐敗問題，則是包括中共政權在內，幾乎所有國人都承認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令人意外的是，中國以41分排名第79位，位於世界中間水平。這個排名似乎不算很高，與國內民眾普遍認知有明顯落差。而該數據來源為頗具公信力的機構“透明國際”的“腐敗感知指數”。也就是說，它還是有很高權威性的。

    那為什麽排名與許多中國民眾的看法有落差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國人低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腐敗的程度。就像魯迅先生壹直在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但實際上這些人性的缺點弱點不是中國人獨有，而是世界共通的普遍現象（當然不同民族也有壹定區別，但整體上共性大於個性）。就腐敗問題而言，如印度、尼日利亞、南非、印尼等發展中大國情況都很嚴重，即便他們是民主政體、有著中國不可比擬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但我們也不能忽視“透明國際”本身判斷存在的偏差。不同於以上所述的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和封閉的，許多腐敗無法被揭露，各種形式的隱形腐敗（如不當得利分成等灰色收入，以及如字畫賄賂等“雅賄”手段）不易察覺等，都可能讓“透明國際”在評斷上出現錯誤。雖然中國壹些學術機構甚至政府方面與“透明國際”有著合作，但我相信他們不會把中國腐敗的全況透露給後者。因此，在民主國家可以輕易獲取的腐敗情況，在中國只能依賴官方途徑及各種猜測。這也應是“透明國際”低估中國腐敗狀況的壹大原因。

   至於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如今早已過了風暴的中心階段，已不再有多少威懾力。習反腐本身就是出於肅清政敵、確立權威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為廉政而反腐。這種“運動式反腐”和“選擇性反腐”，自不可能對解決腐敗問題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那麽，腐敗與“機會”及“個人自由與選擇”有何關系呢？當然有關，而且關系密切。腐敗就會導致人與人因權力、金錢、人脈等各方面差異產生不平等不公正，自然也會影響到人與人在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機會平等。腐敗讓有權、有勢、有錢、有關系門路者有了更好的機會，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選擇。官員通過“進貢”上級升遷、商人勾結官員牟利、患者賄賂醫生優先獲取優質醫療、家長請托校長走後門占名校名額……都在破壞著平等與正義，損害著其他人的自由與機遇。相反，那些無權、少錢、人脈寡的人，其機會被奪走、自由被擠占，只能選擇余下殘損的資源。

    有人以“高薪養廉”為中國的制度性腐敗開脫，認為腐敗某種程度就是在以高薪提高行政效率。這正是忽略了腐敗與“高薪”的關鍵區別，即高薪下是平等的為國民服務，腐敗則是利用權勢和金錢破壞平等。腐敗帶來的“效率”只是有利於參與腐敗的既得利益者們，損害的則是弱勢的廣大民眾。況且，“高薪養廉”是給予公務人員與貢獻相對匹配的合法收入，而不是讓那些選擇性辦事、屍位素餐者中飽私囊。“高薪養廉”與腐敗得到的高收入有著本質的不同，也有著完全不壹樣的作用和影響，豈可類同視之。

    所以，反對腐敗，就是反對不平等和不自由，就是追求公平正義。而中國，距離哪怕相對程度的平等，也還有很遙遠的路程。

    在“早婚”方面，中國以3.2分排名第45位。根據定義，分數的含義是，中國15-19歲女性中有3.2%存在實際已婚或同居的情況。這好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南亞、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女性早婚早育的情況都遠比中國更為普遍。甚至在美國南方及內陸壹些州份，也存在普遍的早婚甚至童婚情形。

    而中國表現的相對良好，又是得益於早年中國推動的婦女解放政策，以及中央集權體制對相對落後地區更好的開化作用，推動了婚姻的規範化。

    但我們也不要忽視，中國還是有壹些貧困、落後、偏遠地區存在著壹定程度的早婚現象，甚至還有買賣婦女和童養媳等更加惡劣的情形。例如在重慶巫山，就有壹位叫馬泮艷的女性，12歲時被親戚賣給了他人作為童養媳，還因此被強奸生子。這樣的案例絕不是孤例，只是她的案例得到社會較廣泛的關註而已（即便她的個案得到較多關註，也並未改變她的命運，犯罪者也沒有受到懲罰）。這類案例，哪怕壹例都是多的、不應該的。所以，即便中國整體上早婚情況較輕，也不能忽略部分地區部分女性因早婚早育受到的重大傷害，保護女性尤其少女和兒童，是極為重要、不可輕忽懈怠的。

    而在“滿意的避孕需求”方面，中國以91.20分高居世界第壹位。這是中國為數極少極為值得稱贊的成就。之所以中國有這樣出色的表現，是因為中國的世俗主義和非宗教化的社會形態、對計劃生育的大力幹預和投入、社會風氣對墮胎等行為態度十分開明、各種阻礙避孕和墮胎的制度和文化障礙較少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令人憂慮的是，這種情況如今正在向壞的方向轉變。隨著中共政權政策的變化，原來的“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政策正在轉變為支持較早結婚和生育。據說，已經有壹些地區在墮胎方面設置了障礙，例如需有不宜生育的疾病、親屬同意才可墮胎等情況。同時，隨著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尤其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派別力量的膨脹），以及傳統“女德”等糟粕文化的還魂，反墮胎、反避孕等思想逆流正在中國加速湧動。這非常值得警惕，需要堅決的反對。

    女性作為胎兒的母體，毫無疑問應擁有對胎兒的處置權。胎兒不是完全的生命，只是由受精卵發育的不完全體。女性的墮胎自主權，關系到女性大半生的自由、就業、生活，也和女性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男女平權有復雜而密切的關聯，不應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剝奪。

    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有限成就來之不易，是自清末民初至今無數仁人誌士包括巾幗英雄奮勇抗爭得來的，不能被從體制到民間、從國內到境外各種反動勢力的反撲所摧毀。婦女擁有包括自由生育權、墮胎權在內的各種權利與自由，是現代文明理性社會所必須的選擇，是每壹個正直進步的國人（無論男女）都應該參與捍衛的。

    在“個人自由與選擇”中，有兩項是專門關於婦女的，其他分項也多有涉及女性權益的指標，可見SPI對於婦女權利問題的重視，也反映了婦女權利受損的嚴重和改變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女性占世界人口的約壹半，維護女權就是捍衛人權，捍衛人權也必須維護女權，二者是不可分割、緊密相連的。女性作為男權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需要從制度、法律、文化、風俗習慣上加以保護和賦權，讓男女實現全面的、真正的平等，讓世界上的所有男女公民都安全、自由、平等的生活。

    “包容性（Inclusiveness）”

     在“包容性”子項中，其實主要考察的是社會平等的問題。這其中涵蓋了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對同性戀者的接受度這五個方面。對於相對弱勢者而言，如果生活在較為平等的環境中，也就意味著社會的包容性強。因此，以“包容性”壹詞描述本分項，也是很有道理的。

    “社會經濟地位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的定義及相關分數解釋為，“對以下問題的綜合評價：“政治權力是否根據社會經濟地位分配？” 以0到4的分數尺度衡量。0：富裕的人實際上享有政治權力的壟斷；普通人和窮人幾乎沒有影響力。1：富裕的人擁有政治權力的主導地位；位於收入平均線的人幾乎沒有發言權；窮人基本上沒有影響力。2：富裕的人對政治權力擁有很強的控制力；中等收入或收入較弱的人有壹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只在那些對富人而言不太重要的問題上有影響。3：富裕的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但是，中等收入的人幾乎具有同等的影響力，而窮人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權力。4：富裕的人民沒有經濟地位中等或較差的人民更多的政治權力。政治力量或多或少地在各個經濟集團之間平均分配。”

        而中國在該項中以1.44分排名第128位。這也就意味著，權貴階層主導了政治權力，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總體很低，而中產以下尤其貧困者基本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

        同樣，在“社會團體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方面，其定義為，“對以下問題的綜合評價：“政治權力是否根據社會群體（由種姓、族群、語言、種族、宗教或它們的某種組合定義）分配？” 以0到4的分數衡量。0：政治權力由壹個由少數人口組成的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1：政治權力由少數人口組成的幾個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2：政治權力由占人口多數的幾個社會團體壟斷。這種壟斷是制度化的，即不受頻繁變化的影響。3：所有社會團體都有壹定的政治權力，有些團體比其他團體更有權力；或不同的社會集團交替執政，壹個集團在壹段時間內控制著大部分政治權力，其次是另壹組–但是所有重要的集團都在權力所在地發生轉變。4：所有社會群體的政治權力大致相等，或者沒有強大的族裔，種姓，語言，種族，宗教或地區差異可言。社會團體的特征與政治無關。”

        在這個指標上，中國排名更低，僅以0.67分排名第156位。顯然，這反映了中共統治集團對權力長期的、制度化的絕對壟斷，也側面證明了中國獨立政治力量和公民組織的空白狀態。

        這非常符合中國的政治現實。在中國，權貴階層以中國共產黨這壹組織為主要載體，壟斷了國家權力。其中，核心統治階層掌握了國家最高層次的、核心地帶的權力；各級次級權貴則在地方和其他相對外圍層次復制了核心統治集團的所作所為，構成了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分配結構。越是有權有錢，所擁有的權勢越大，所得到的金錢、美色越多，形成馬太效應。但相對於民主法治國家，中國的“馬太效應”是建立在貪汙腐敗、官商勾結、官官相護、朋黨相攜、任人唯親等惡劣行為的基礎上的。或者確切的說，中國權貴階層不僅同樣有民主法治國家既得利益者的骯臟，還比他們獲利更多，也無恥的多。

         而專制極權體制，則是他們維護權力和獲得利益最重要的依靠。當權力集中在這少數人的手中而非全民共享，沒有制衡和監督，他們就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政治權力壟斷資源、巧取豪奪。他們反對多元政治、打壓新聞自由、壓制言論自由、實行愚民教育、動用暴力機器鎮壓各種形式的反抗，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保住和擴展他們及其子女的龐大利益。

    這對於廣大人民來說，無疑是災難、是對平等和尊嚴的踐踏。但對於權貴階層及其子女乃至擴大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這樣的體制反而是有利的、值得捍衛和鞏固的。

    我曾在《關於中國各領域現狀及對民主轉型的看法》壹文中，描述了中國既得利益階層在中國所處的地位及其心態：

    “事實上，中國“民間力量”內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大於與中共專制的矛盾的。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集團，有著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識形態差異。例如許誌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時，推動教育平權，反對最強烈的，並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京滬等地戶籍居民。京滬戶籍居民和外地務工者都是“民間力量”，但是卻有著近乎生死攸關的矛盾。

    從改革開放到鄧小平南巡，再到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數十年間中國已經培育了壹批“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階層，並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代際傳承，利益逐漸鞏固，身份地位越趨清晰，其階層所屬也已穩定下來，形成了龐大的求穩茍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義群體。

   對於這些處於相對有利地位的中產階級中上層、京滬等特大城市戶籍居民、部分國企央企及事業單位（如三桶油、醫療、煙草、鐵路等行業群體）成員，高知理工“工業黨”成員（以上群體部分重合）……他們寧可選擇與中共合作，也不願意放棄相對的特權；他們寧可壹邊沒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層剝削，壹邊剝奪比他們更弱勢者，保持相對於平民大眾更優越的地位和特權，也不要人人平等。這既是這些精致利己、因私為惡者習慣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也是由他們精密的算計決定的。至少從他們角度，成為次於核心特權階層的“二等人（或稱為‘優勢集團’）”，以壓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於他們（至少從經濟上和他們的價值判斷上）。

    因此，在“民間力量”內部就極度分化、階層固化且這種分化、固化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談“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必須考慮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差異、矛盾，以及選擇側重於與哪些“民間力量”合作。關於這些，我在《十論民運》和《人民憲章》中都做了闡述，我是傾向於維護廣義的工人階級（產業工人、工薪階層、普通職員）、農民與農民工、及各相對弱勢群體的權利為優先的。當然，這更多是基於正當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從實用角度考量，究竟是側重於動員我前面說的那些“二等人”、“優勢集團”，還是相對弱勢的工農大眾，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優勢集團”成員掌握著巨量的財富、知識、人脈、話語權等資源，遠比工農大眾有更強的推動變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們如今在習近平統治下，享受著較為優越的生活，又缺乏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專制獨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腦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們在非民主環境下有額外的“自由”，例如在專制而非法治下，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潛規則獲利、胡作非為乃至違法犯罪更易於免責和“疏通”。相對於弱勢者，蔭庇於鼓勵弱肉強食體制下的“優勢集團”成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於攫取財富，公共資源配置也更傾斜於他們，更能不擇手段的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有什麽動力去選擇變革呢？

        這些“優勢集團”與工農大眾的關系，很大程度就像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白人與黑人的關系那樣。如前所述，他們甚至在專制下過得更好，可以享受廉價勞動力、戶籍特權、相對良好的治安、相對優良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他們為何要選擇失去相對特權、甚至面臨戰亂和財產再分配的風險，去推動中國的改變呢？尤其在如今漸變不可能的情形下，他們更不會贊同革命、“打倒舊社會（如今的社會）”了。對相對弱勢者，習近平時代是尊嚴和權利上相對的“最壞的時代”，但對這些“優勢集團”，恰恰是“最好的時代”。（而且，這些“優勢集團”中的許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發達國家或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國大陸爭權奪利、聚斂錢財，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於中國是否民主，其他國人是否自由，他們並不關心）……”

        因此，如今中國的權貴乃至整個既得利益階層，對於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反而是堅決擁護和全力捍衛的。在我們眼中這個體制的斑斑罪惡，他們卻會當成“美好（對他們也的確是美好的、值得維護和繼續存在的）”、“壹片大好”，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各種缺點，恰恰是他們心中中國“優越性”的體現。當今中國這個極度不公平的社會，我們視之為醜惡的時代，對弱者更是人間地獄，對強者、既得利益者來說，卻是美輪美奐的人間天堂。就像快速舒適的高鐵與骯臟緩慢的綠皮車並行不悖壹樣，中國數個階層各自過著品質截然不同的生活。

    如今等級化的、弱肉強食式的叢林秩序，不僅有利於從中大受其益的既得利益階層，這樣的秩序也是催動“中國模式”前進的內在動力。有了懸殊的不平等，才形成了嚴酷的競爭；嚴酷的競爭之下，人們才能迸發出無比強烈的爭勝心和拼搏的意誌，繼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總量上創造更多的財富。

   不同於許多因體制完全腐敗和階層全面固化而全無競爭性的衰弱國家，中國社會有壹定的階層流動空間，並給人以閃轉騰挪的余地，甚至因其競爭的激烈與殘酷，反而比民主國家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強的前進動力。不平等的競爭雖然不能實現過程和結果的公平，卻可產生別樣的刺激，激發人們的爭勝心。中國的統治者們將不公平的現實對國民產生的負面影響，有效的轉化為促進個人奮鬥的推動力，而非成為經濟停滯的障礙。中國的體制在保障既得利益階層整體利益不受損害的同時，給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有限卻可見的機遇，以擴大統治基礎、強化競爭和維持社會穩定。

        例如高考制度和公務員競聘制度就是實現“土窩窩飛出金鳳凰”的路徑，哪怕它有相當程度的局限性，且路徑正在越發變窄。在中國，即便出身於普通甚至貧困家庭，如果肯努力拼搏，是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的，當權者是會吸納他們，讓他們“入體制彀中”、分得壹杯羹的。當然，這個“拼搏”不僅包括認真工作、辛苦勞動，還包括攀附權貴、拉幫結派、媚上欺下、奔走鉆營，利用體制的空隙和社會的“潛規則”，最終達成階層躍升、實現“榮華富貴”的目的。

        中國目前這個體制和社會，既考慮“關系”又考慮“能力”，既要“守成”又要“效率”，有關系門路背景者與有能力者瓜分和共占了既得利益（往往二者身份是重合的，即既得利益者既有關系門路，也有能力，因為能力本身很大程度就需要壹定條件比如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這往往又需要有優越的家庭條件，二者循環，即階層固化）。這樣，中國的既得利益群體就有了活力和技術性素質，有了更強的可持續性和代際傳承的能力，讓這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得以長存，專制體制也能長治久安。那些沒有關系門路背景也沒有機會取得“能力”的弱者，包括大多數工人、農民和個體經營者，就成了這個社會的犧牲品、被剝削者，從事低階的、勞動報酬低下的工作，為生存而苦苦掙紮，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成為時代的受害者。

        另外，中國還在壹種特殊的“包容”方式上很下功夫，即通過不平等的制度與法律，自動將社會群體進行隱形的切割，以結構性的壓榨與剝奪，淡化個體對個體的傷害明顯度，並且通過壹系列手段將各階層在物理空間和精神層面有效的相對隔絕開來，讓受害的弱勢者很難清晰的明白誰是掠奪者與加害者，並將其與權貴及精英隔離在不同的生活軌道上，減弱其發起反抗的心理動機，增大其接觸現實中真正壓迫者的難度，並“適時”引開矛盾焦點，最終弱化大眾心理層面社會矛盾嚴重程度和反抗烈度，再利用高壓維穩和“奶頭樂”軟硬兼施的制服之。當人們找不到真正的壓迫者或物理上難以靠近，反抗的怒火（及潛在的行動欲望）也就被自我安慰熄滅，甚至轉化為維持不公正現狀並擠入既得利益者行列的動力。

    關於“性別對政治權力平等性的影響”，中國排名同樣很低。無論是中國政治高層的性別構成，還是兩性在國家政策方面話語權的差距，都在表明中國政治層面的男女不平等極為嚴重，遠比經濟、文化方面兩性不平等為嚴重。沒有政治的平等，經濟和文化上的相對平等就是脆弱的，是容易被顛覆的。何況，中國女性在經濟和文化層面的與男性也有巨大差距，且近年該差距呈擴大趨勢。男女平權的惡化，與女性在政治地位上的低下是分不開的。中國最高實際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7人，均為男性；25位政治局委員中僅壹位女性。而全國各地方的黨政機構中，大多也是如此。女性沒有權力，也就無法真正牢固的擁有權利。沒有權力的衡平，就沒有權利的平等。

    在“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暴力”方面，針對不同的少數群體，中共政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如前述的針對宗教群體問題上，對待佛教、道教，和對待基督教，對待伊斯蘭教，各有不同。

        而針對不同民族，態度也是不同的。中共政權對於維吾爾族的迫害是最為嚴重的，對藏族次之。中共對維吾爾族采用關入集中營及監獄，並施以酷刑的方式，並輔以派遣漢族幹部大規模入戶進駐等手段，以超限手段對付維族的分離主義活動；對於藏族，則采用嚴密監視、高壓管控等手段，壓制藏人獨立和自治的浪潮，以軟硬兼施的手段維持在西藏的穩定。對回族則持警惕和監視態度；對西南諸少數民族（藏族除外）實行恩惠政策，以扶貧開發等手段籠絡人心；對蒙古族，則是有防範也有拉攏，給予其相對優越的政策支持，換取北疆的寧定。最特殊的是滿族，它不是受害或與漢族平等的少數民族，而是滲透於中央和東北地區，占有特權和襄奪了中國部分歷史文化話語權的民族，所享受的政策紅利甚多，在實質上淩駕於包括漢族在內所有民族之上，並逃避其歷史責任。

    而中國體制和社會對於殘疾人等弱勢的少數群體，則是很不友好的。不同於西方國家對殘疾人的各種扶助措施，如無障礙設施的廣泛設置、殘疾人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中國身心殘障者處境艱難。國內的無障礙設施僅在較發達地區有壹定數量和覆蓋，且經常遭占用和破壞；殘疾人普遍無法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失業率遠高於普通人，且多從事類型較低端、薪酬較低的工作，機關和大型企事業單位需聘用壹定比例殘疾人的規定形同虛設；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殘疾人的歧視，發生在家庭和福利機構中對殘疾人的毆打等虐待行為很普遍。但由於對新聞自由和個人維權的壓制，這些信息大都不被公眾了解。即便如此，從個別新聞中還是能夠窺探其中內情，例如廣東的練溪托養中心，因少年雷文鋒死亡事件，牽出49天內20人死亡的新聞，引爆輿論。這足以窺見中國殘障弱勢群體生活之悲慘、處境之恐怖。

    在“包容性”最後壹項，即“接受同性戀者”方面，中國以0.20分排名世界第83位。同性戀群體在中國的處境又是壹個復雜的議題。壹方面，中國官方拒絕同性婚姻合法化，也不允許LGBT群體進行大規模公開的平權活動；但另壹方面，受益於世俗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社會對於同性戀持壹定程度的開明態度，而非如許多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及人群那樣堅決拒斥同性戀行為及相關群體。不過，中國的互聯網及線下同時也有大量反同言論，不同人對LGBT群體的接受度參差不齊。

        令人擔憂的是，與女權壹樣，中國對同性戀雖然曾經有過較為開明的時期，但政策正在收緊，打壓日益增多。如中宣部控制的廣電總局在2019年7月發布的《通則》中就將同性戀稱為“非正常的性行為”，要求在視聽節目中加以禁止。而已持續10年的同性戀群體組織的“上海驕傲節”也於今年宣布停辦。這都證明政權對於同性戀及LGBT群體的打壓日益升溫。未來數年，中國的LGBT群體處境將更趨艱難，而同性婚姻合法化、公開化則遙遙無期，LGBT群體還要長期生活在相對的暗處。

        “接受高等教育（Access to Advanced Education）”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也是個人得以在社會上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高等教育則是人獲得進壹步的提升、得到超越性發展機遇的前提。如果說基礎教育是人生的奠基，高等教育就是地基之上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讓人生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在該指數中，中國以73.96分位居第35位，處於“優良”程度。這既得益於中國龐大的高等教育規模，也和教育領域對個人機遇的提升的確較多有關。

        在“優質大學加權指數”中，中國以521分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這無疑與中國龐大的人口及教育體量有直接的關系。正是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國土面積及教育規模，才讓中國擁有了從總量上鮮有匹敵的教育資源及優秀生源，也就有了眾多排名世界靠前的優質大學及所擁有的大量學生。依靠龐大的基底和集聚效應，以及通過行政手段對教育資源的集中，中國的高等教育排在了世界前列，令全球許多國家艷羨。這就是大國的天然優勢，會在整體的競爭力與總值方面遙遙領先。

    而在涉及人均的教育數值上，中國排名壹下子就跌到了60多位。在“可引用文件”及“預期的高等教育年限”方面，中國分別排名第65位和第60位。而“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婦女”也是以70%位列世界第70位。

        即便如此，這仍然比在“機會”維度中其他大多數排名要好的多。相對於政治自由、公民權利、社會包容性等而言，中國在教育領域的確給了民眾較多的機遇與空隙。

        但這些機遇與空隙僅限於給予技術性教育和提供進身之計方面，並不代表中國的教育有真正的自由，更不代表它可以培養真正自立自強的現代公民。相反，中共政權嚴密把持從中小學到大學的壹切教育的內容與形式，嚴禁獨立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啟蒙。雖然有個別教師試圖向學生傳遞自由民主理念和公民意識，但只是零星的、短促的、隨機的、非正式的、有限度的，且如今連這點自由都面臨嚴酷的摧殘，如“五毛”學生對老師的舉報以及自上而下對極少數敢言教師的迫害。如翟桔紅、楊紹政、許章潤、蔡霞等高校教師的“下場”就是例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的確有了長足的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這種發展是嚴重畸形化的、工具化的，是重手段輕思想、重應用輕通識、重理工輕人文的。

        中國的教育有著無比突出的工具性特征。它既是政權推動愚民教育的工具，也是培養技術型工具型人才的工具，還是個人用以出人頭地、競爭上位的工具。它也未能承擔使民眾獲得通識知識、獨立思考能力、追求正義的品質和參與公民社會的功能，成為徹頭徹尾的功利化工具。教育工具化，也讓民眾自我工具化，繼而讓整個社會工具化。在工具化的教育下，人人成為社會固定的部件，沒有作為人基本的人文素養和精神品質，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儼然是只會服從和逐利的“工具人”。

        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雖然中國有眾多知名高校，也有著可觀的“可引用文件”數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也算眾多，但因其教育內容和形式的劣質和工具化，這些成就都遠沒有數字看起來那樣好、那樣高。相反，忽略內質的統計誇大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成就。

        即便只考慮給予個人出人頭地的機遇平等方面，中國高等教育的作用也日益衰減。隨著階層固化的加深，不同階層子女所受教育的質量差別越來越大，教育不僅沒能成為打通階級壁壘的隧道，反而成為了階層固化的幫兇。在以前，如清華北大等知名院校農村學生曾高達半數，如今只有壹至兩成左右。權貴階層子女基本壟斷了最珍稀的那部分教育資源，中產階級勉強分壹杯羹，普通民眾則只能從小就“輸在起跑線上”。階層之間、城鄉之間、地域之間的教育差距日益擴大，學歷水平越來越和家庭階級地位呈正相關，通過高考實現階層躍升越發艱難。

        還有“可引用文件”的品質問題。中國近些年來在專利、引用文獻等方面的數量上有迅猛的增長，但質量卻乏善可陳。例如專利領域，中國每年專利數量已居世界第壹，但專利的轉化率卻很低，即有效性低。而“可引用文件”中的文章、文獻同樣會有類似問題。在文件質量堪憂的情況下，只談數量，就很容易被形式主義、形象工程制造的假象蒙蔽。我想SPI引用的SCImago數據也未能考慮到中國學術方面存在的巨大水分，同樣會受此類形式主義和數據造假的影響，而導致公開的光鮮數據與學術領域的真實狀況存在很大落差。

        總之，中國高等教育在取得壹定成就的同時，更存在著巨大的問題。而SPI的數據和排名僅僅展示了成就，至少客觀上無法充分有效的反映出存在的問題。這就是數據、指數的局限性。它很難反映具體數據內部的質量、內容、均衡性、細節等重要方面，只能給出壹個相對宏觀的數字，以及根據這個宏觀而粗糙數字而得到的排名（當然，SPI本身就是由許多具體數據共同構成，可以說是由各種細節、具體質量、內容組成了宏觀的“社會進步”狀況。但具體到高等教育這個子項、“可引用文件”這個小項，它們本身又成為了壹個較為宏觀的、粗糙的數據，缺乏更低壹級的子項、小項進行解釋和補充）。

        “機會（Opportunity）”維度綜述

        在本維度上，除最後壹個子項即高等教育及前面個別小項如婦女避孕和墮胎自由之外，其余方面中國均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在政治權利和媒體審查等方面更是幾乎排名墊底，與朝鮮等極度專制和落後的國家相近。這就是當代中國可怕的現實，令有識之士絕望而窒息。

        凡是涉及政治的問題，根本原因都在於這個獨裁專制的體制和龐大的特權階層的統治。不發起革命（包括不流血的和平革命）、不改變根本的制度與社會形態、不鏟除權貴集團，這些問題都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觀。而在習近平政權日益強化的專制統治之下，連有限的改善都沒有，反而越趨惡化。

        但我們也要註意到，中國社會的“機會”不可謂不多，哪怕是需要依靠服從、鉆營、依附得到的“機會”。這就使得中下層民眾並未對階層躍升完全喪失希望。這個體制對中下層有壹定才能和欲望的個人，有著很強的容納、吸收能力，能夠讓這些人為權貴階層所用，雙方心照不宣的合謀共同剝削大多數人，構建起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實現壹種不平等的穩定秩序。這就讓中國社會在專制體制下始終保持活力（在弱肉強食環境的逼迫和成王敗寇的刺激下，甚至比西方國家在某種程度更有活力），而不會走向衰亡。這正是中共專制極權令人生畏之處，它有著邪惡卻強大的生命力。

   （五）繁榮下的不公與邪惡：SPI反映出的當下中國復雜現實

     SPI用這三個維度、12個分項、50個指標，勾勒出了中國特色專制極權社會的數字畫像。這幅畫像既有閃亮的光斑，也有幽暗的黑洞，更多的則是晦暗難明、間有明亮的灰色圖景。

        SPI在這50個指數之外，還列出了中國人均GDP及排名。SPI的50個指數本身是排除了有關經濟發展水平、個人收入等直接的經濟指標的。但SPI中許多數據的高低，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卻與經濟問題密不可分。

        就中國的經濟而言，至少部分地區、核心地帶是繁榮的；而個人收入方面，中上階層也是富裕的，改革開放的確“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不談今年才發生的新冠疫情，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的確是相對繁榮的，尤其和印度、拉美、非洲等地相比，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最良好的經濟體之壹，尤其在穩定性和低失業率方面無可望其項背。中國也在相當程度上學習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純熟的運用了西式科學邏輯，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繁榮。

        但在經濟繁榮與科技發達的背後，卻是公民政治權利與自由的喪失、民主法治的蕩然無存、社會不公的日益加劇。僅僅就經濟和收入分配本身，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貧富差距懸殊、階層固化嚴重。壹部分人過著物質極度豐富、優質優雅優等的生活，另壹部分人卻還在為基本的衣食掙紮，艱難悲苦的活著。

        至於這種不公和壓迫為何沒有與他國壹樣，形成顯性的政治動蕩和社會不安，就和中國特色的極權統治分不開了。它有著世界上最嚴厲的管制系統（如果還有可比的只有朝鮮），是典型的剛性體制。壹切集體行動都在政權的控制或禁制之下，國民沒有起碼的結社、遊行的權利和現實可能性。對於民主運動和公民運動人士，他們不惜以鐵腕手段予以抓捕，處以長短不壹的、形式多樣的監禁，並千方百計阻止相關人士的串聯和組織化。通過將民眾原子化，高度組織化的政權對分散的民眾形成了壓倒性的統治優勢，並輔以分化瓦解等手段，實現了“以少制多”的專制統治。

        它還利用信息技術，極大的延伸了統治的觸角、細化了統治的結構、強化了統治的力度，讓壹切苦難與憤恨被擠壓在小範圍乃至私人的、個體生活之中，不能夠正常的爆發出來。無孔不入的監控錄像和網絡監控，讓組織化的抗議與集體政治抗爭完全不可能出現，連互聯網上都難以出現持久性和系統化是政治反抗浪潮。這使得社會的不公與黑暗再嚴重，也不能以激烈的、規模化的、現實性的反抗、對抗方式呈現出來。相反，無處不在的維穩系統，讓中國社會看起來比世界上任何壹個國家都更加寧靜祥和、欣欣向榮。

        中共成功實現了極權統治的“長治久安”，不僅依靠信息技術和高壓穩控，更在於實行了社會達爾文化、叢林主義、高度激勵型的政策與制度模式。如前所述，在中國，各階層都有壹定的提升空間，才能與“關系”二者都是個人上升的路徑。只要能夠為這個不公平的統治機體做出“貢獻（無論是何種方式、受益者是誰）”，就能占據相對優越的位置，獲得與個人“實力”相當的回報。這就使得有壹定身份地位、金錢、人脈、學歷、視野等條件和能力的人，在這個社會中過得並不差，雖然受權貴壓迫，卻還能享受更加弱勢者以低廉價格提供的生產與服務，並在生活中的各層面淩駕於後者之上、在與後者的各種紛爭和沖突中占得優勢。

        因此，中國社會的精英與中產階層，普遍並不怎麽厭惡當下的制度，甚至還樂於維持不公平不自由的現狀，以免更弱勢者獲得和自己相同的地位與權利。通過我從多種渠道了解到的信息，這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普遍是相當保守的，甚至覺得如今的特權和其損人利己的“自由”還遠遠不夠。他們並非是被強迫擁護現行體制，而是積極主動的（至少是不加抗拒的）支持和維護現行制度和政策的。

        有了這起碼兩億位於權貴之下、弱民之上的既得利益階層成員（及其子女）的支持或默認，中共政權的統治就很穩固、安全了。這些既得利益者遠較比他們人數更多的弱勢民眾有進行反抗、參與變革的各種資源。他們安於現狀，那潛在的反抗力量必然大大削弱。僅靠那些缺錢缺地位缺人脈缺知識的弱勢民眾，是不足以威脅到權貴集團統治的。輕忽中共吸納各行各業“能人”的能力，無視叢林社會“自發”的穩定性，是西方和中國自由派屢屢誤判“中共即將倒臺”、“中國即將崩潰”的最主要原因。同樣，這種社達化的發展模式與叢林式社會結構，也是中國特色極權得以長存並相當穩固的最主要原因。

        這樣的誤判和認知缺陷很可悲，而這種社達與叢林式的社會的存在更可悲。它否定了“平等”這壹人類最值得捍衛的價值，以“強者生存”、“適者生存”的方式將人類社會動物化，將中國變成人壓人、人踩人、人吃人的殘酷國度，剝奪了因種種原因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的基本生存權、發展權、選擇權、尊嚴權和自主權。而完全不平等和不透明的競爭，讓這種叢林社會更加陰暗。

        而教育、醫療、居住、養老、供水供電、交通通信等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量與質的水平，以及對以上資源的差異化分配，還有極低的直接稅，則是中共政權維系統治的重要基礎。中共維持專制為“體”前提下，在物質等“用”的領域大膽學習西方，通過高強度的激勵機制，讓人民積極參與生產建設，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任用技術官僚，極大的促進了物質總量的相對豐富和部分領域與區域的繁榮。其平均繁榮程度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大國都被拋在身後。但這種豐富與繁榮顯然是不均衡的、受益程度有巨大差異的，整體水平也並不很高。不過，差異化的資源分配讓少數人獲得了大多數資源，反而促使這些人維護特殊化利益，進而捍衛現行體制、忠於中共政權。這種“中體西用”的經濟政治模式，使中式的極權制度與等級文化有了西式的經濟技術加持，物質更充分、激勵更豐厚，極大的鞏固了統治的基礎。

        這種利用實際利益維系統治的方式，遠比毛時代通過洗腦和政治狂熱更能長久的、牢固的保障既得利益者對政權的忠誠。再狂熱的政治浪潮都終將冷淡下來，但對利益的追求則可保持終身並世代相傳。尤其在物質相對短缺的社會中，人們更會為有限的資源而拼命相爭。當只有依附或進入體制才能獲得更多利益時，忠於專制政權反而是“理智”的，反對政權則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呆子”。而在經濟社會取得有限發展的中國，人們既面臨物質及服務短缺與劣質，又有獲取優質資源的可能性，恰好可以極大激發人們為現實利益而不顧壹切的熱情。這為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延續提供了很“適宜”的條件。中共政權將“中體”和“西用”都發揮到極致，讓這個封建頑固政權煥發出青春般的朝氣，讓人們感覺壹切不公不義都能萬世長存。

        不可否認的是，中共政權也在試圖解決貧困問題。例如習近平上臺後，在扶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派駐了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企事業單位人員下鄉，以進行“脫貧攻堅”。對於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中共政權也有很多著力。他們當然也願意治下的百姓過上好日子。而SPI數據中中國在壹些基礎性物質和服務供給上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壹定程度得益於政權影響力下沈帶來的相關物質供給。相對於毛時代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下層民眾尤其農村貧困百姓的生活的確得到了巨大改善。

        但是，包括扶貧開發在內的各種手段，並未從根本上觸及不公平的社會結構與分配制度。扶貧中給予下層民眾的“恩惠”，只是特權集團將絕大多數資源分贓後，留給前者的壹點殘渣罷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沒有分配公平，沒有稅收的有力調節，更沒有法治與對個人權利的有效保障，弱勢者終究是被欺淩、剝削的對象。即便得到有限的物質補償，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何況，即便是這些扶貧工程，也不乏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實際成效大打折扣。而且，中共政權終究還是不希望下層民眾物質豐盈的，那樣會使得後者產生更多權利意識，進而有更多非物質的、關於個人尊嚴的追求，這是中共政權十分不願看到的。因此，他們寧可讓下層民眾既不徹底絕望，但也會因勞碌與不安而喪失進壹步追求權利與尊嚴的欲望。由於這些原因，廣大城鄉下層居民仍舊生活在艱難困苦之中，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於是，壹幅復雜中國的圖景就展現無疑了。有壹部分人錦衣玉食，壹部分人衣食無憂，還有壹部分人在為溫飽勞作；有壹部分人享受著優越的教育醫療養老條件，“從搖籃到墳墓”都幸福的度過，壹部分人為學區房專家號爭得不可開交，老年時和子女在親情與利益間糾結，還有壹部分人則從兒童和青少年時就被社會拋開，有大病只能在家等死，老了無人照料甚至自行了斷；有壹部分人有著高度的個人自由，生活隨心所欲，壹部分人為有限的自由和獨立空間而奮鬥，還有壹部分人從未體會過什麽是自由和隨性；有壹部分人有著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諸多特權，掌握著國家命脈和社會變動方向，壹部分人無力改變現狀而沈浸於娛樂與物質中自我麻痹，還有壹部分人則任人擺布，被自己以上階層欺壓同時底層互害……

        三個宏觀的階層，三個不同的中國，在社會生活中充滿著交集與非交集，交叉式的並存於中華大地。第壹部分人有官員和“紅二代“官二代”、富豪資本家與“富二代”、公務員、軍官、事業單位和國企領導與高管等，第二部分人的稱謂包括白領、工程師、醫生、教師、媒體人、技術員等，第三部分人被稱為工人、農民、農民工、殘疾人、“老少邊窮”居民……他們共同構成了復雜的中國。

        因此，簡單的講中國人“幸福”還是“不幸”，中國是在“崛起”還是“衰落”，都是有失偏頗、以偏概全的。中國的繁榮受益的只有壹部分人，而體制的受害者同樣也只有壹部分人。不同群體在中國有不同的生活境況，也對中國現行體制和社會有著不同的感知。中國不同領域也有著不壹樣的發展水平和變動軌跡，有些的確優越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而還有的方面就落後於世界平均甚至墊底。但國內外許多人士，都往往只從某些人群、某壹方面的角度評判中國，自然是盲人摸象，不知全貌了。沒有對中國正確的認知，也就不可能對癥下藥的改變中國。SPI很可貴的壹點，就是相對全景式的展現了中國復雜的社會樣貌，讓人們能夠以更客觀全面的視角看待中國。

        當然，中國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生存境遇，並不代表中國不應該做出根本的改變。相反，這正反映了實現變革的必要性。因為，那壹部分相對幸福的人的幸福，正是以另壹部分人的不幸為前提的，這使得許多人的“幸福”本身就是壹種罪惡。壹個美好的、良善的社會，是建立在互利共贏而非損人利己的基礎之上的。同樣，公平正義、自由民主，也是大於高壓統治維持下的社會安定、“各安本業”的。真正的秩序不是以不公正的壓迫手段實現的，而是在保障各階層各群體平等參與前提下得以維系的。強迫得到的“情緒穩定”，是對人性的侮辱。“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即便為了追求正義而發生動蕩，也好於這種壓迫造成的窒息式寧靜。

        “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魯迅先生之言誠不欺我。其實，在民國時期及上世紀80年代，還有大批人跨越階層追求社會平等和建設理想社會的。但如今，在社達化、犬儒化、功利化的環境與氛圍中，人們都只關心自己的壹畝三分地，對於他人的痛苦缺乏感知。如前所述，中上階層都在極力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並無動力推動變革。而弱勢民眾雖處於受害境地，但對變革卻有心無力。何況，在如今科技高度發達、物質供給遠比古代和近代充足、基本醫療服務有壹定保障的情況下，底層也比以往任何壹個時代都更容易茍活下去。面對大數據下的高壓管控，沒有反抗路徑、不可能再“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弱勢民眾，只能如動物壹般在滿足溫飽與“奶頭樂”中渾渾噩噩的活著與死去。

        這樣的“繁榮”是不值得捍衛的，這樣的“穩定”也是不應該繼續的。我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共同富裕、平等下的社會和諧、普選基礎上的民主、以權力制衡為前提的法治。口口聲聲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習近平政權，卻在制造和放任更大程度的資源供給不平等。中國國民的貧富差距及所享受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數量質量差距，如今都在擴大，擴大後造成的差距也在固化。在如今奉行權貴資本主義政策、傾向強者的形左實右體制下，這很難得到扭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既是當下中國的現狀，也是可預見的未來。只有推動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社會革命，進行權力、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才能改變如今殘酷和不公的現實。

        我們還要警惕中國在女權、LGBT權益等領域明顯的倒退趨勢。由於中國是世俗化的政權和社會，而曾經在這些領域有較其他國家有相對優勢，如今這些優勢卻在下落，甚至已經變成了短板。新頒布的《民法典》中關於“離婚冷靜期”的規定，就是婦女權利退步的明證。各種“女德班”的興起與互聯網上無處不在的對女權主義的汙名化，都在反映著中國女性處境的越發惡劣。LGBT群體也成為這個高度禁錮社會的利益犧牲者，其權利與自由將重新被限縮。除了面對中共政權的壓制，女權和LGBT權益還面臨著來自民間、外部男權主義與宗教勢力的威脅與侵蝕，遭受著親體制者與反體制者的雙面夾擊。而環保方面，中國也很可能走向退步。尤其在氣候變暖等遠景議題上，中國大抵會放棄長遠利益而註重短期經濟發展，不惜過度消耗資源和透支環境，對國內和全球造成巨大傷害。

        在通訊與互聯網領域，中國正在構建密不透風的大數據極權，以信息化手段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強力的社會控制。信息化社會極度拉大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官方與民間、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實力差距、信息差距、影響力差距，使得前者對後者形成了“降維打擊”的壓倒性優勢，讓管制變得密不透風和得心應手，受管制者則幾乎毫無反抗的余地、喪失了反制和周旋的可能性。像歷史上國內外暴力革命乃至農民起義那種遍地烽火的局面，已不可能在政權無孔不入、軍警無所不能的信息時代再現。

        信息技術尤其互聯網科技的發展，不僅沒能如壹些人想象的那樣加速獨裁政權的瓦解，反而成為中共集團更“高效”馭民的手段，將民間的大規模政治反抗變為幾乎不可能。索羅斯所說“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大的敵人”，很大程度正是緣於近年來中共政權在信息技術方面的所作所為。互聯網、大數據、信息化數字化，本是人類最新壹輪科技革命中最耀眼的成果，如今卻成了獨裁政權最得心應手的專制工具，其治下的民眾則變成了數字時代的奴隸。中共及其他壹些國家獨裁政權利用互聯網對民眾的嚴密管控，與西方國家飽受假新聞等互聯網無秩序的傷害，共同構成了人類前所未有的、由信息化帶來的人權危機。這壹危機僅靠技術無法解決（危機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技術爆炸而引發），需要制度、文化教育、國際合作等諸多手段，才可能將這不是核武勝似核武的人類新危機解除，將互聯網和大數據“關在安全與理性的籠子裏”。

        SPI數據清晰的指明了中國最落後保守的，就在於政治制度和個人權利。中國今天的壹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文化、社會等範疇的種種問題就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條件。經濟模式、收入分配、科技應用、社會管理、司法公正、社情民風、民族宗教、對外關系……這壹切都需要在政治民主化、公民權利得到伸張、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趨向合情合理、文明進步。

        反過來說，如今以上各領域存在的問題，都是由於專制的政治所造成或拖累。政治意味著權力，權力的力量是巨大的，左右和影響著壹切是是非非。政治專制則意味著權力壟斷，掌權的人可以肆意妄為，將壹切操控起來，任其生殺予奪。民主政治就是打破權力壟斷，讓權力最大限度的受到制約並服務於公民權利；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壹切醜惡都掩埋在黑暗裏，惡人就可毫無顧忌的作惡。當壹切都透明化，有了輿論的監督與公民的吶喊，罪行將曝光於光天化日，被譴責、制止、追責，繼而震懾其他試圖為惡者，實現社會相對的文明與良善。

        當下的中國是復雜的，但也是清晰的。它的核心問題是不公不義，關鍵缺陷在於政治與公民權問題，物質基礎不差可是分配不均，不乏激勵與機遇卻導向叢林秩序，科技發達但用於歧途。SPI關於中國的寶貴數字畫像，讓人們更好的認識了祖國的現實。在明晰事實的基礎上，才會有切合實際改變中國的藍圖、恰如其分的變革實踐。

        希望未來有壹天，國人在SPI和各種權威指數中看到的不再是惡劣的極權政治、腐敗的司法體制、歸零的公民權利、懸殊的貧富差距、殘酷的叢林主義，而是發達的民主政治、完善的法治體系、強健的公民社會、普惠的經濟成長、包容的文化氛圍，中國人民也能夠擺脫專制的枷鎖，贏得真正的自由與幸福。

傑瑞米柯賓

中國社會的教育環境

  高考作為我國中學教育乃至整個教育體系中最關鍵、最具關註度、最有爭議性的環節，它的利弊得失在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在人才的培養與選拔方面起到指向標和定海針的作用。高考既是驗收中學教育成果的尺子，又是為高等教育遴選人才的篩網，它不只是從中學教育到高等教育過渡的紐帶，更是將二者緊密連接起來並壹定程度決定前者、很大程度影響後者的教育之橋的中流砥柱。而且由於中國較為特別的體制和社會環境，高考的影響不止於教育領域，還體現出和（或）影響到億萬國民的人生命運、社會各階層的流動與固化、不同地域之間的平衡與差異、官方的文化政策和輿論導向、歷史變遷和時代精神等。因此，高考改革牽壹發而動全身，牽著國家社會的前途命運，連著千家萬戶的心。

    高考改革問題是所有有關高考問題的總稱。具體說來，包括高考存廢問題、高考各科目設置問題、高考各科目具體考試內容問題（這個是本文最主要的論述內容）、高考考試具體形式的改革問題、不同地域（省份）高考招生錄取比例的差異問題、不同區域考試科目與各科具體內容的差異問題、高校自主招生及其他通過非高考渠道招生問題、高考與自主招生的互補與沖突問題、高考各種加分政策存廢問題、其他高考招生政策問題、高考的直接目的與長遠意義問題等。當然每個問題不是都單獨存在而往往是與其他問題有所交織的，所以在寫作中會有壹些重疊。此外，還有壹些涉及到其他教育問題的，會在其他相關文章中具體分析，在本文中就刪繁就簡，只在必要的範圍內做些簡單論述。

   （壹）高考存廢問題

    既然談到高考改革，首先需要討論的就是高考應不應該繼續存在。如果應該繼續存在，才涉及後面的其他高考改革問題。如果不應該存在，那麽就要討論是否有什麽其他方式能夠有效的代替高考，成為高校選拔人才的方式。這需要從高考（及其前身）的歷史和現實來進行分析探討。

   作為現代高考制度的雛形，科舉制的利弊及存廢可以為研究高考制度起到壹種參考。 以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是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中為數不多曾長期領先世界的制度之壹。科舉制，這種自隋至清存在於中國並影響至今的制度讓中國這樣壹個政治上專制、社會層面落後保守、文化上強調遠近親疏例如重視家族、鄉誼，並有強烈尊卑等級觀念的國家，卻保留了壹個能夠壹定程度上排除這些制度或思想觀念上導致的不平等的人才選拔制度，不能不說確實令人贊嘆。它擴大了中國各個王朝的統治基礎，提高了官員的素養，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士大夫階層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即便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很多思想家和學者也對科舉制交口稱贊。無論是曾親身了解中國的利瑪竇、丁韙良，還是未曾來華但極富盛名的伏爾泰、萊布尼茨、康德，包括對中國負面評價頗多的孟德斯鳩，都對中國的科舉制度持非常積極正面的評價。他們均強調了這種制度在選拔人才上存在的壹定程度的公正性，其中壹部分學者還希望其所處的國家能夠借鑒中國的科舉制，以考試代替本國如世襲等方式作為選拔人才、任命官員的方式。

    當然，科舉制並非壹種完美無瑕的制度，相反它有著很多嚴重的弊端。它只是相對於中國整體上僵化落後的專制體制、頑固保守的思想觀念，有壹定的進步性。從根本上說，它依附並服務於專制體制，其選拔的人才也普遍成為統治集團鞏固統治的生力軍，並不利於社會的進步，更無法把中國導向民主、自由、平等等應當具備的這些基本共識的現代國家。其次，科舉制對於世襲制、裙帶政治以及黑暗的官場並無太大的沖擊作用。這主要由以下幾點原因：1.通過科舉制做官的人只占官員總數的壹小部分。2.科舉制本身就有對於“高幹子弟”的照顧，並不是全國所有考生壹視同仁的錄取。3.由於科舉考試需要長時間、大量的學習準備（尤其家庭教育以及幼時私人教師的有無以及質量的差別），加上趕考的費用，導致寒門學子“輸在起跑線上”，除個別受資助或者極富毅力和運氣的寒門子弟外，絕大多數考生和絕大多數被錄取的舉人、進士，都是有壹定社會地位的家庭出身，包括官員、貴族、富商、地主等統治階級家庭。4.科舉考試中獲得功名的人絕大多數都會接受專制的體制、黑暗的官場以及各種裙帶關系、私相授受等利益交換，成為（或繼承父輩）統治集團的壹員，而非反對和打倒它。這就導致即便是寒門子弟通過科舉“鯉魚躍龍門”，也只是為勾心鬥角又牢不可破的統治集團增添力量，彌補政治鬥爭中失敗而被排除出統治集團的人留下的空缺，讓壹個曾經的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而已。這說白了就是換湯不換藥，而且讓寒門子弟這瓢“清湯”接受腐朽的充滿腐臭、骯臟的舊“藥罐”去“熏陶”，最終讓他們變成和原有統治者壹樣的人。第三，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日趨官方化的儒家思想，且多以維護統治、維護綱常倫理等內容為主，而閱卷、評卷的標準也是由統治者根據自身需要定制。這樣既保守又狹隘並稱得上反動的考試內容和評價標準下，如何選拔真正有利於國家發展進步和為民增進福祉的人才呢？至於考試內容和格式的僵化，尤其“八股取士”導致的弊病，更是無需多言了。第四，無論在京師的大考還是地方科舉考試，都存在大量嚴重的舞弊行為，對科舉制的公平性有很大損害。

    那麽利弊相較，科舉制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就當時的環境而言，是利大於弊的。雖然科舉考試有如上所述的弊端，但是其中前兩點無論有無科舉制，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說科舉制只是無法解決這些政治頑疾，而非科舉制本身造成了這些問題。至於第三點，統治者對人民洗腦的方式多種多樣，秦朝沒有科舉，照樣用商鞅的壹套“弱民”理論實現了對人民的有效駕馭。雖然沒了科舉制可能壹些問題會有所減輕甚至消除（如八股取士），但是相對於科舉制的正面意義，顯然得不償失。因為漢代的察舉制和自曹魏到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已證明，無論初衷多麽好（何況初衷就帶有統治者強烈的利益取向），只要是由選拔者自由裁量權過大的人才選拔制度，都會導致選拔過程中的嚴重不公平。在中國這樣壹個親疏分明、血濃於水、關系網密布的人情社會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壹點也不奇怪。

    由古代的科舉到今天的高考，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無論是古代的科舉，還是今天的高考，都有壹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在選拔人才過程中的相對公平性。雖然由於備考條件的不同（如不同經濟條件的家庭對子女教育投入的差異）、高考制度內本身的差別化錄取（例如不同省份不同的錄取率），導致在高考前不同的考生就並非站在同壹起跑線上，但是在壹定的範圍內，尤其與其他人才選拔方式相比較，高考依舊是壹種很具公平性的遴選人才的手段。而高考放在中國這樣壹個具有很多特殊國情的環境中，就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主張廢除高考制度的壹方，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的主要內容基本集中於以下兩點：1.效仿西方國家，把來自中學、打工機構（或做公益、參加社會活動、參加如夏令營等組織）、其他社會人士的推薦信、日常表現、個人閱歷、獲得的壹些獎項或榮譽等作為高校錄取的重要標準。2.擴大（甚至完全賦予）高校自主招生權，由各高等院校自己或者多所院校聯合進行包括招生考試在內的多元化方式選拔人才，尤其註重對學生壹些專長的考察，取代整齊劃壹的高考。我認為，由於以上關於中國國情的兩點所述情況，上述替代方案將對我國高校招生乃至人才選拔機制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而且負面作用還不止於此。

    無須諱言，當今的我國社會存在諸多的不公。相較於古代，中國自然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無論在物質文明領域還是在社會與國民的精神層面。但是各種痼疾仍舊長期存在於中華大地，歷史的遺存頑強的攀附在中國現代文明脆弱的枝幹上。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以各種舊的和新的形式繼續存在著。而影響人才選拔方式的舊社會生態在如今仍舊根深蒂固。

    首先，中國社會整體上依舊是壹種熟人社會，是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中國”。由於傳統文化的浸淫和現實生活的需要。（國人的相對貧困是導致遠比國外很多人更依靠他人幫助的原因之壹。尤其在貧困的農村，多數農民沒有經濟條件用金錢換取各種服務（如照顧老人、照看孩子、搬運物品、保護安全等），因此只能靠“免費”或者報酬較低的親戚朋友街坊鄰裏的幫助。這種幫助減少了獲取服務的成本，但是毫無疑問也增大了束縛。既然得到了別人幫助，自然也就受他人控制，自然容易被別人指手畫腳、隨意評點，也容易被別人支使。別人幫了妳，當然妳也得“幫助”別人。這樣還有什麽自由可言呢），血緣和宗族仍是國人生存的重要紐帶，鄉黨和鄰裏也是平民百姓在外打拼和居家生活中幾乎不可或缺的依靠。這與西方國家每個人都相對獨立的生活、崇尚個人主義的風氣迥然不同。雖然現代文明已經深入社會各個角落，但是並不代表國人的思想觀念也有根本的改變。就例如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雖然讓很多國人更清楚的“開眼看世界”，但是許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何嘗不是網絡版的村裏街邊老太婆小媳婦扯閑言碎語的平臺，通過QQ群糾集宗族成員參與械鬥也是比以前更便捷的通訊手段。

    “血濃於水”、“疏不間親”等思想仍根植於國人尤其內陸地區縣城和農村國人的心中。“關系”往往是辦事、就業、處理糾紛等生活各方面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在很多時候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在內陸的縣城和農村，這往往就是決定性因素。無論是有章可循的制度性問題，還是處於模糊地帶的各種事情，當然更包括沒有明確法律條文或規章制度的種種糾紛，都需要通過“關系”來處理、擺平。而“關系”往往就是親戚、朋友、同事、鄰裏等各種熟人（以及這些熟人的“關系”）或者說在生活空間上接近的人。這些“關系”相互交織，構成了龐大的關系網。不同的人或者家庭由於個人的社會地位高低、權力大小、金錢多少、個人交際能力及交際圈的大小和“質量”的不同，有著具差異化的關系網。但是基本上每個人的生活都無法離開“關系”這種東西。當然，嚴格意義來說，全世界的人都要生活在各種關系網中。但是在西方國家，“關系”往往只是處理生活中各種事情較為次要的因素，個人能力、規則與制度、社會公序良俗相對而言更為重要。而在中國，“關系”卻常起到很關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相反，社會公德、平等博愛、契約精神這些在發達國家普遍被遵循的具有普適性的觀念在中國社會還非常薄弱，認“人”而不認“理”仍舊是許多國人壹貫的作風。壹個人（A）對另壹個人（B）的評價往往並不是B本身的好壞，而是與其關系的好壞，關系的遠近親疏，或者對A是否“有用”，能否在以後幫助或者“報答”A。這壹點相對於經歷啟蒙運動等進步思潮洗禮的西方或者說歐化國家的國民有著質的差別。而在包括高校招生在內的人才選拔方面，“關系”可能起到的作用自然很容易估計到。

    第二，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建設（無論是制度的宏觀構築層面還是具體實踐層面）仍然處於低位狀態，各種體制機制很不完善，尤其在保障公民在就學、就業、獲得各種社會保障、法律保護等領域的公平性方面存在極大的缺陷。甚至在壹些地區、壹些領域、壹些具體情形下，“潛規則”遠遠比明文規定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要“有用”。換言之，公開的、有明文規定的法律、制度和規則不僅欠缺，而是往往得不到執行，這就導致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大行其道，各種說情、托關系走後門屢見不鮮。而社會信用制度與公民誠信檔案建設的滯後與缺失更導致盛行各種弄虛作假，加劇了社會中人與人的不信任感、破壞了社會公平。

    在這兩點社會現實面前，廢止高考及采用上述替代方案的危害是很容易看到的。由於中國“熟人社會”迥異於西方的以個人主義為軸的社會環境，他人推薦式的高校錄取標準毫無疑問非常不適合我國。試想壹位A縣的學生小張，想要去位於我國北部某市的東方大學就讀，需要他所就讀的中學開具中學階段個人表現的證明，還有在本縣參加壹些社會活動的履歷，那麽他的家長以及老師會怎麽做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看與之相關的壹些新聞或者研究。根據《紐約時報》報道，中國留學生的入學申請造假現象極為嚴重。不僅中學的個人履歷缺乏細致可信性，甚至還有專門教寫或代寫大學申請書的產業鏈在服務著千千萬萬中國學生。回到國內，中國大陸的中學檔案基本也都是千篇壹律，報喜不報憂。學生在中學的違紀行為絕大多數是不會記入檔案的，只有極個別情況才會有。而且檔案的信息除了學生的年齡、入學畢業時間、各科壹些考試的成績等簡單信息外，鮮有個性化、具體性的個人信息描述。當然壹些大城市名校可能會有比較完整細致的檔案系統，但是就我所了解的內地中學，基本都沒有這種能夠充分展示學生鮮明的個人特征、將學生的特質、專長、性格、個人品行及豐富獨特的個人閱歷的檔案系統。通過在中學及大學查詢學生的檔案訊息，就不難得出這種結論。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中國應試教育制度造成的。由於唯分數論的現狀，學生在學校除少數時間參加壹些課內外活動外，絕大多數時間只被要求做壹件事：學習，而且是狹義的應試學習，即聽講、背誦、寫作業、做試卷等幾項周而復始的活動。這種單調的學校生活，自然不可能讓學生有多元化、充滿個性特征的中學時期的履歷。如果想改變這種情況，從根本上當然是進行具體的教育內容和形式的改革，這是壹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在壹朝壹夕實現。因為本文以討論高考問題為主，在此不詳述此問題，將在其他文章中具體闡述。如果不改革教育的內容和形式，還是如今的這種教育方式，能夠做出繽紛多彩的履歷嗎？其實也不是不可以的。看看上述那些出國留學的學生如何作假的就會知道。

    最重要的是，無論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是否改革，無論實行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只要把推薦信、個人履歷等作為高校錄取學生的重要標準，都會導致嚴重的弄虛作假、托關系走後門、金錢交易、權力介入等問題。在中國這樣的熟人社會和制度建設存在極大缺陷的國家，人才選拔手段的彈性越大、越“人性化”和差異化，發生幕後交易、“潛規則”橫行的程度就越嚴重。北大研究生馮軍旗的《中縣幹部》壹文就極詳盡的闡述了中國壹些地區（尤其縣城）內剪不斷理還亂的密集的關系網，各家族、上下級官員、當地企事業單位等內部及之間的各種利益關聯。相對而言大城市要好很多，但是也無法完全跳脫中國社會的大環境，如北京讀幼兒園和小學就有各種關系門路以及金錢交易。只是這些發達地區程度相對較輕、無法那麽明目張膽罷了。現在為數不多有機會被人為操縱的高考加分項目就大面積出現造假或者通過特殊手段刻意達到相關加分標準，例如更改自己的民族成分、為獲得體育加分在體育成績上作假等。而中招體育加分的舞弊行為更為常見，也為高考敲響了警鐘。把高校錄取標準打開壹個縫隙都導致這麽多汙穢，何況在沒有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缺乏良好的大環境下將教育腐敗的大門向人們敞開，將會出現什麽壹點不難想象。

    為了讓讀者更生動的認識實行西方式錄取制度用在中國後帶來的弊端，在此寫壹篇小說文，以下內容為虛構想象，作為展示如此改革之後的弊端提供壹種比較生動的參考（壹些地方會采用誇張的修辭、反諷的手法，有部分事例改寫自真實事件，只是把事件背景和壹些具體情節做了改動，以適應文章所述情形，請勿對號入座，過於較真）：

    回到剛才的問題，小張同學想報考東方大學，根據現在的政策，除特殊情況外，基本是需要通過高考達到壹定的分數才可以被錄取。如果把推薦信和個人履歷作為決定性的標準，會發生什麽呢？首先，擔任小張所在班級班主任的李垂範老師會成為包括小張在內的全班同學以及家長巴結的對象。在高考分數定終身的時代，包括班主任在內所有任課老師的職責都是讓學生盡可能考個高的分數，讓班內學生能夠被較好的學校錄取。但是改革之後，班主任及各科老師的評語成了高校錄取小張等同學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從改革之後，李老師和其他班主任同事開始收到壹些家長的“心意”。以前雖然也有壹些家長會在逢年過節或者高考前後送點禮物“意思壹下”，但是基本上都真是只是“意思壹下”，不僅次數少，而且單次禮物價值基本也不超過老師們半個月的工資。但是現在家長們送的“心意”卻讓很多老師既心動又不太敢接受。壹張當地最大超市的購物卡，就讓李老師壹家兩個月在這買東西不用自己掏壹分錢。雖然“校風廉教建設”中多次處罰包括通報批評了壹些收紅包的老師，但是比率也不超過所有曾經收過學生家長禮物的1%。還有壹位副校長因為受賄幫學生制造假履歷被開除公職並判刑5年，但是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其實是因為他和教育局壹位書記有些齟齬，又逢上級要“抓幾個搞亂教育改革秩序的人”，自然成了倒黴蛋。看到聽到了這些，李老師和同事們就不那麽擔心了，開始比較坦然的收取壹些禮物。以前壹個月2500的工資，在親戚面前都不好意思提起，老同學聚會上很多同學調侃學生成了老師，多麽光鮮體面受人尊敬，李老師只好苦笑，卻囊中羞澀不敢去搶著結賬，看著當了公務員、老板甚至開奶茶店的個體戶女同學都那麽豪爽，心裏壹直不是滋味。自從高考改革之後，立馬家裏添了3部新的iPhone10plus，兩年之後把房貸也很快提前還清了，把桑塔納換成了SUV，假期還去了新馬泰轉了壹圈。李老師的女同事王詩鳳老師的兒子得了白血病，當年學校捐款都不夠維持透析，作為特級教師並屢受嘉獎的她去教育局求領導，局長也和藹的說經費緊張，無能為力。高考改革兩年後，不僅夠了平日做透析的錢，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費也夠用了。以前王老師壹直抑郁急躁，成天擔心兒子哪天病情惡化去世，現在終於可以放寬心了，教學時候也越來越和藹可親、耐心細致。不過，即使兒子病情還沒好轉的手術前，學生們對動輒發怒，抓住學生壹點問題叨叨半天甚至開口罵人的王老師也不敢多頂嘴，因為自從高考改革，班主任的評語成了大學錄取的重要依據，家長也都叮嚀學生別惹火老師，除非完全不想考學的，其他只要還想上學的，討老師歡心還來不及，誰去和老師頂牛啊。不過也不是所有學生看見老師都跟綿羊壹樣，像縣衛生局副局長的兒子見到王老師就敢對著走過去，王老師還主動給他讓路，寫評語時候還把這個平日不好好學習還經常惹事的學生評價為“勤奮好學、熱心幫助同學、尊敬老師，經常幫老師維持班級紀律”。但是相對於連年級主任見了都客客氣氣的縣法院某庭長的兒子，他還是小巫見大巫了，而且人家還是自初中到高中連續四年的市級三好學生呢。

    當然，班主任和任課老師的評價只是高校錄取參考的壹部分，還要有學生在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尤其公益活動的資料，以及壹些課外活動如各種讀書、科學實驗的經驗和成果。在壹個並不算太發達的縣城，小張去哪找這些活動呢？不用急，有人會主動找上學校和學生。自從高考改革之後，A縣以及附近很多縣市都出現了諸如“黃河青少年實踐夏令營”、“愛樂讀中學生知識樂園”等組織，有官方建立的，也有私人經營的（例如“愛樂讀”就是縣委副書記的小舅子當董事長，交通局長的嶽父和國資局局長的弟弟也有股份）。小張所在學校的趙尚光副校長親自抓相關工作，不僅和這些組織合作，還聯系了縣裏的紡織廠、自來水廠、烤鴨生態園等企業，實現了“青少年社會實踐壹條龍”。為了獲得“學生實踐試點”，壹些廠礦還買了對誰做試點具有最終決定權的縣委書記的字畫，據書法協會評估並公證，書記的“桃李芬芳”四字書法作品值10萬元，雄雞報曉圖值15萬元。不過相對於接待學生來“實踐”的收益，這點小錢算個什麽，壹個華為手機代工廠壹年就學生參觀實踐的收入就夠員工全年的夥食費了。而學生參加這些活動，都是要收費的，參加的活動數量和具體組織不同收費不同。當小張的父親覺得收費太高，給班主任李老師說不想去的時候，李老師就說：“那大學錄取怎麽辦，人家可是要看這些的，我給妳孩子寫的再好也沒用啊，我只能說妳兒子課堂表現好，課外活動我沒法給妳弄”。小張的同學小劉的母親性格比較執拗（就因為這種性格，普通壹本學校畢業的她到現在還是人事局壹個股長，雖然她學歷比局裏95%的人都高），直接去了正校長辦公室，說“我女兒生活費壹個月才600，現在這活動那實踐壹個月平均快1000了都，也沒見著學了啥真本事，妳們坑老百姓呢？”學校的周旗龍校長雖然有點生氣，但是還是和氣的說“妳跟我這說也沒用，現在都這樣，妳女兒不參加也行，但是掉隊了怎麽辦？考不上大學是妳自己的事。反正人家履歷錦錦繡繡的，妳的壹片空白，妳張鐵生啊，大學會錄妳嗎？至於收費，美國也這樣啊。妳去網上搜搜，打聽壹下，人家美國這些活動也是學生自費，花銷比咱們大多了，所以人家才先進啊。而且他們是個人參加，我們這是集體參加，費用還打折了呢”。其實呢，學生個人是沒有途徑參加的，因為所有實踐活動已經被壟斷了，都要由學校組織，而且就算自己想參加，也沒時間啊。雖然高考改革，但是學校還是軍事化管理，包括去企業參觀、去閱讀包括野營，都是在老師統壹帶隊情況下。除了學校集體參與的活動，嚴禁學生外出獨自參加任何活動，這也是“為了學生安全”，畢竟即使有人帶隊時候還出過事，在參觀人民醫院時候，就有學生打破了幾瓶液體藥，家長還賠了不少錢。另外，為了讓學生更有效率的參與多種實踐活動，而且不耽誤考試（畢竟考試還是大學錄取的壹個要素，雖然不那麽重要了），學校和實踐單位實行打卡制度，例如在縣圖書館，當學生看不了那麽多書時候，可以不用看，只需要打卡就好，管理員會在這個學生的記錄本上寫上“今日馬國虎同學閱讀了書籍《美利堅的謊言》、報紙《應天時報》、在多媒體放映廳觀看紀念我國發展進步的紀錄片《意念的勝利》”。排隊參觀流水線烤鴨制作過程太單調，寫在幾百頁的履歷集上字也太少，寫成“張滄粟同學看到工人劉師傅正細心制作香噴噴的烤鴨，不忍打攪的看著，劉師傅看見他，就熱情的打招呼並且教他如何制作，張同學很快學會了制作技術，並且和劉師傅在工人食堂共同品嘗了自己制作的烤鴨，並且在交談中成了忘年交，更知道了勞動的辛苦，知道自己平日壹餐壹食皆不易，更堅定了學習知識為祖國造福的決心”。而旅行也是學生履歷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過這個費用相對更高，只有壹部分學生有條件報名。當然如同壹些社會實踐組織壹樣，負責帶領師生旅行的旅行社也已綁定。每到壹處拍照是必須的，如今的學生履歷無論是紙質版還是電子版，都可以配上圖片，而且人無我有，人有我多，誰的履歷越豐富越亮麗越能吸引大學招生人員的註意，而且有照片才有真是實性啊，在高考改革之後南方系又報道各種改革亂像，上級調查的當口，最好有壹些真貨應付壹下。當然旅行的目的是“鍍金”，而非真的玩樂，誰不識趣就會被批評。如去北京的時候，壹位兩年前去過壹次的壹位同學聽到導遊介紹這是八達嶺長城，就說“咱們這去的是水關長城，不是八達嶺啊，我和爸媽前兩年來就被騙了，所以我記得這地方。”老師就白了他壹眼，說，“就妳懂，這點旅遊費能來北京就不錯了，咱們是為了考學，不是沒事瞎逛，知道不？”當然，他還有沒說的，就是學生交的旅行費用學校領導、政府領導還有帶官員親屬背景的旅行社都要分成的，搞貨真價實的旅行，把學生的旅行費都實打實的用了，那點利潤還不夠這幾方塞牙縫的呢。

    當這些社會實踐活動普及化的時候，想要脫穎而出，就要在科學發明、體育比賽、各種國際競賽方面下功夫了，就像都有學可上之後就想去重點中學，能夠考國內名校的人又想去國外留學壹樣。高考改制以前，這些中壹部分就是加分項目，不過後來很多被取消。當壹些科研和體育機構哀嘆少了壹條財路時，聽到改革的消息，激動得恨不得連坐80個俯臥撐，把家裏玩躲貓貓的孩子從門後抱起來舉高高。很快壹些家長聯系上了他們，但是很多人很憂慮，怕被查出來弄虛作假取消入學資格。而且媒體上確實報道了壹些高考錄取弄虛作假的機構，被查處的人還痛哭流涕的在電視上壹個勁低頭認罪。但是這並沒使這些機構畏懼，他們告訴家長“中國貪官汙吏多不？查處的挺多吧，但是為啥還貪呢？不就是利大嗎？不就是被查處的幾率低嗎？嘿嘿，咱們也壹樣。而且我們也能弄成實的，只要妳孩子腦子好使又有錢，再在具體項目上做點巧，可以把妳們培養成真的科學家、運動員，只是下功夫比較大罷了。大學錄取那塊也得打點壹下，只要我們這和大學配合好，又那麽多人這麽幹，誰查？”剛才提到的小張的父親也聯系了壹個體育機構，很快被承諾高中畢業前給小張得塊省運會金牌，當個國家二級運動員，而且保證做的逼真，滴水不漏，不會出現類似若幹年前西南某省多名中學生遊泳成績打破世界冠軍記錄的奇葩事件。

  在中學三年緊鑼密鼓的準備之後，終於到了最重要的階段：大學審閱成績和履歷並擇優錄取。當年的錄取工作很簡易，只需要看檔案是否齊備和分數高低即可，最多區分壹下文化考試分和政策加分，按學校要求進行挑選。而如今則大為不同，要具體查看學生的個人經歷、所獲榮譽等，壹天最多只能看完三五個學生的檔案。以前的劃分是固定的分數，即便有關系門路也沒用，但是如今不壹樣了。清華北大和211、985院校還是挺嚴謹的，但是其他學校就開始用自主權為各種學生開捷徑。正正經經的錄取個70%，剩余的夠其他學生家長爭得妳死我活了。小張報考的東方大學--中部壹所二本中的上遊學校，分數恰巧夠了，就看個人檔案中的履歷能不能被審核老師看中。負責審核的是有國家“海河學者”榮譽的鄭教授和青年教師吳副教授、助理教授何老師組成的招生小組。為了避免壹個人審核出現幕後交易，規定必須三個人共同審核並由數十人組成的招生委員會成員壹致通過才能錄取學生，雖然壹般情況下其他數十人並不仔細看甚至根本不看個別招生小組的審核情況。因為需要面試，所以學生和老師是要在決定是否錄取前見面的，其實無論是否見面，學生和家長都能通過各種渠道知道審核自己檔案的老師。小張的父親去學校見了三位老師，主動送了點見面禮，三人都婉言謝絕了。後來錄取結果出來，小張被錄取了，小張和父親感慨，真是好人多啊，大學比中學好的多了，大城市比縣城的人就是清廉啊。但是小張的同學小趙和他考的同壹所學校，卻花了10萬塊錢“打點”審核的老師（就包括那位吳副教授）和相關領導，因為他的分數差了壹點，而且履歷和小張壹樣，有不少地方都有虛假成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學的教師紀律較嚴，政府監察和輿論監督都比較有力，而且高校教師工資較高，不像中學教師那樣收入微薄日常開銷捉襟見肘，所以沒有中學階段那樣泛濫，但是仍不免有各種腐敗，只是相對比較輕，而且只能以這種方式錄取少部分學生，用錄取大多數有真才實學的來做掩護。至於清北等211985院校，雖然紀律更嚴，社會輿論的眼睛也更多盯得也更緊，也總有人能夠冠冕堂皇的混入。壹位駐歐洲大國大使的女兒（據說此大使與某副國級官員關系極為親密）就拿著在某極知名IT企業實踐並進行管理創新的履歷進入某排名中國前十的學府，雖然知情人都知道那些創新是她的上司（在她去企業“實習”時這位上司像她的助手壹樣）做的，但是沒人去戳穿，加上她領悟力還是很不錯的，確實領會了這個創新方案的精髓，把別人的理論成功復制到腦子裏並且完整的闡述出來，這樣等於她壹定程度也有這能力，其他人也不好說什麽，畢竟比那些靠錢和關系直接進來的“共建生”要強得多了。而此IT企業因此很快也獲得了國家的“高新技術扶助資金專項計劃”的撥款，該企業的董事長，也是壹位明星企業家，也得到了國家第二高的領導人的接見，央視“新聞2+2”節目也對他做了專題采訪，這些很大程度都歸功於那位副國級官員的幫助。諸如此類拿著極光鮮亮麗、成就斐然（雖然實際上這些履歷雖真猶假，半真半假，而且即使真的成就也是其他學生無法復制的，因為這些成就不僅需要很多金錢投入，還要有關系、人脈包括權力背景，普通人根本沒機會去那些機構實踐和得到那種程度的技術、人力、資源和環境支持。例如去壹些知名企業、科研機構、研究院等，普通人有能力也去不了，沒能力的高幹子弟只要不傻不癡呆，也能在眾星捧月中搞出點成就）的履歷去名校，雖然壹些老教授看不過眼，但是也只能發發牢騷罷了。

    從中學到大學，這樣的高考改革肥了誰的田，窮了誰的壤，壹目了然。就像上述的小張同學，三年中家人為豐富其履歷，提高其“素質”，花的錢不會低於5萬（按現在的貨幣價格），這只是在縣城。如果在大中城市，這個數字至少要乘以5-10，在京滬乘以20都不夠。現在的學生家長僅僅在擇校費、學區房這些方面就投入巨大，還不包括日常學習開銷，何況如此做。現在的“孩奴”壹詞還只是半調侃，到那時卻是百分百的現實。這種教育剝削將變成政府官員腐敗之外的又壹條吸食民脂民膏的毒蟲，造就壹批人數僅次於公職人員的龐大腐敗群體（當然政府部分公職人員也能在這種改革後獲得不當利益，如前文所述），侵蝕國家的根基、人民的血汗。而且這種形式化、教條化、應試化的“素質教育”“多元化選拔人才”的方式，並不能真的提高學生素養，只是如今應試教育的變種罷了，現在應的是分數的試，已經忙的暈頭轉向，這種政策則是應各種“活動”、“評價”的試，更加扭曲學生的身心，也並無根本上減輕學生負擔，只是將負擔的內容由完全是做題、背誦、聽講、得高分變成“全方位、多領域、寬層次”的教育負擔。而且這只會導致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有更多的進入好學校尤其名校的機會，而貧窮的家庭更加與知名學府無緣，甚至會比現在更趨放棄考學這條“知識改變命運”之路。這種人才選拔方式於古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些類似，很多具體的選拔要求都建立在有壹定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教養甚至國際視野的前提下，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很難達到，只有特權階層及中產階級上層的部分子女才能在這些方面表現的較為出色。這樣就極大的加劇了教育不公、高招錄取不公，使階層更加固化，代際傳承更加根深蒂固。還有很重要壹點，就是這種政策會導致國家的腐敗愈加嚴重，以前主要是官員等政府工作人員腐敗，如果這樣改革高考，會讓教育系統變成僅次於政府的腐敗系統，極大惡化教育環境，不僅導致社會教育成本提高，更會為學生帶來極度不良的示範效果，給學校的道德教育帶來毀滅性打擊。如今的學校的公民教育、道德法治教育是缺失，而那時將是扭曲或者說負面，比缺失更可怕。而且如小說所述，這種腐敗會導致官、師、商、民勾結，讓社會徹底陷入腐敗的泥潭。總之，這種以廢止或嚴重弱化高考，而強化其他彈性標準作為高校錄取標準為方向的改革將為教育事業、為國家和社會、尤其對平民家庭出身的學生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值得壹提的是，在文革時期，中國曾經廢止高考並壹度實行“推薦制”的大學錄取方式，這些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在這種制度下，真正有真才實學的人被排擠，而代之以只是所謂“階級成分”好、出身好的“根正苗紅”的人進入高等學府。而這個過程則導致各種知識水平低下、缺乏應有的學生素質和學習能力的人占據了高校名額，極大的浪費和破壞了高等教育資源，使中國教育事業遭受重大損失，並導致出現人才斷檔，壹直遺禍至改革開放之後。無論是如今國民素質低下的種種表現，還是科研創新能力的糟糕與社科研究的虛浮，都與這段特殊的教育歷史緊密相關。雖然“推薦制”上大學及其惡果只是文革時期教育崩壞大局中的壹個表現，卻是至關重要的壹面，並且相對於當時其他的教育問題，這種政策對後來包括現在的我國影響尤深。前車之鑒後事之師，我們不能讓悲劇性的歷史重演，不能讓國家教育再度沈淪。

    至於把統壹的高考變為以自主招生為主的高校招生方式，如果實行“多元化”的選拔方式，上述危害已經講的很明了。包括中國人民大學這種知名學府在內的很多高校自主招生的醜聞也充分說明在中國特殊的大環境下，在缺乏良好的大體制、缺乏各種能夠有效規範和監督高校招生行為的配套措施的前提下，高校自主招生的權限越大，高校招生中存在黑幕與腐敗的幾率也就越大，導致高校人才選拔過程中存在各種不公的程度也就越嚴重。相對於名校還算嚴謹的自主招生活動，普通院校尤其壹些獨立學院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更是不勝枚舉。至於這種高校招生自主權的擴大對學校可以更好的根據學校專長和學生潛質錄取人才的這類積極作用，雖然也是有的，但是作用並不很大。以“北約”、“華約”和“理工系”三個自主招生聯盟為例，它們雖然也都傾向於錄取在某方面（主要是理工方面）有專長的學生，但是仍要學生參加高考，自主招生考試只是壹種參考，作為高考後降分錄取的壹種憑證，類似於壹種“提前補考”。而且這種專長偏向既不夠明顯（還是要看高考總分）又存在嚴重缺失（欠缺對人文學科專長的擇優錄取），並不能使在某方面有特長、嚴重偏科的考生得到充分的機會得到優秀學府的錄取。像錢鐘書數學（下同）15分、季羨林4分、吳晗0分上清華，朱自清、羅家倫0分上北大的情況顯然無法在當今中國再現。

    簡而言之，如今提出的高考替代方案均存在嚴重缺陷，且實行後起到的負面作用遠大於現行高考模式，因此個人對廢除高考或大幅削減高考成績在高校招生標準中的權重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在中國社會大環境未發生改變、很多更具本質的制度未進行有效改良等巨變前，高考制度不宜廢止，更不易直接將歐美壹些高招制度用在中國，高考改革應著力於高考的具體內容、高考具體形式進行有力改革，把改革重心置放於保留高考制度的大前提下進行。

    （二）高考科目設置問題

     討論過了“考不考”，就要論述“考什麽”。高考科目的設置是繼高考存廢之後需要討論的問題。具體而言，問題又分為兩部分，即應該增添和刪除哪些科目、是否應該實行文理分科這兩個問題。

    我國的中學階段科目壹般包含語文、數學、英語、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體育、音樂、美術、信息技術共計13個科目（其中前9個科目是正式的高考科目），當然如壹些少數民族地區會有民族語言等特殊科目，不過無關大局。

    從整體上看，我國中學科目的設置較為合理，文理均衡，知識覆蓋面較全。但是實際教育上卻存在很大的缺陷，不過這種缺陷主要是由於各科具體教授的內容問題，而科目設置問題只是出現這種缺陷的次要因素。也就是說，“如何分”雖然重要，但是關鍵是“教什麽”和“怎樣教”。例如美國所分的六個科目：英文、外語、數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其中的社會科學就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美國與外國歷史，類似中國的政治科和歷史科。而自然科學則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天文、環境科學、地理，類似中國的物化生地四科。而臺灣地區的公民與社會科目則類似大陸的政治科、健康科目就類似大陸生物學科包含的關於“人”的那部分。當然這種類似只是說某種角度可以化為同類，而非在具體內容上相似，更非在質上相同。就像大清皇帝、美國總統、英國女王，三者都可以歸類為國家元首，但是在諸多方面都大相徑庭，更有本質的差異。至於科目名稱是什麽也不很重要，就像政治科，無論是叫公民科還是公民與社會科，還是叫做政治，還是叫做思想政治或者思想品德，這些並不很重要（雖然也不是壹點重要性也沒有），最重要的是這些科目具體教的是什麽，怎麽樣去教。

    那麽有哪些科目需要增添或者刪除呢？

    加強法治教育如今呼聲日益提高，主張單獨設置法治或者法律科目的聲音也時有所聞。而我國過去及現行的法治教育基本都融入政治科（小學為社會科，初中壹二年級為思想品德科）中，但是不同時期法治教育的內容差別很大，普法教育的強度也有較大差別。如上世紀80年代，初中政治科即有必修的《法律常識》壹書，而且書中有大量真實案例，包括殺人、強奸、搶劫、盜竊、詐騙、正當防衛等諸多事例及法律條文、法院判決講解，直面社會現實，對學生學法、懂法、用法很有參考價值。但是不知何故（或者就是為了所謂“和諧”，也有擔心學生看了這些案例反而去效仿犯罪的心態（這和現在反對中小學性教育，認為性教育導致性早熟或者諸如早戀、未成年性行為等憂慮如出壹轍，雖不是完全沒道理，但是總體看都是很荒唐、很不科學的理由）），如今的初中教材卻被看似更貼近生活實際上卻日益空洞化、教條化的文辭取代，很少能在教材中看到直面現實社會黑暗、教會學生如何應對生活中種種涉及法律的問題的內容。例如面對如今猖獗的網絡詐騙行為、與未成年人息息相關的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問題、生活中時常遇到的購物或旅行中的欺詐、侵權等行為、“校園貸”等各種合法或非法的高利貸問題、個人的名譽與隱私的保護的問題等，教材鮮有甚至根本不提及上述問題，更缺乏教授如何防範這些侵害自身權益行為的內容。而高中政治四本必修中，竟然沒有壹本有較大篇幅專門提及公民法治教育，即使零零碎碎的關於法治、法律方面的內容，也有壹多半是宣傳官方的依法治國等“高大上”的治國方略及政策，余下的篇幅講的主要是要求公民守法的內容，有關公民維權的內容則寥寥無幾。只有壹本選修的《生活中的法律常識》壹書還算是比較像樣的普法書籍，雖然內容也不多且有局限性。可悲的是，在大多數省份政治並不考選修，即使考選修的也是六選壹，學生選到的幾率可想而知。而不考選修的省份，就我所在的河南省而言，是完全不學選修的，我所在的幾所學校沒有壹節課講選修課本，甚至很多學校根本不發選修書籍。如此看來，當今全國大多數中學生在中學六年中竟然沒有正經的學過法治教育課程，這多麽可悲啊。

    那麽要不要單獨設置法治教育科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如果將法治教育科目單獨設置，並且作為高考考試科目，可以增強廣大師生對於法治的重視程度，並且能夠更加專門且細致的為學生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學生的法律素養。但是這樣也會導致教育成本有所上升，學生的學業壓力增大，學校的課程更為繁雜。如果法治教育單獨成科，就需要培養壹大批專職教師，還有負責教材編寫、學科管理等整個學科教育的領導、幹部和職員，這將是壹筆不小的投入。而且很多涉及法律、法治的內容都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相關聯，因此如果將法治教育單獨成科，會壹定程度割裂法律與政治、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普法就成了空中樓閣。

    其實，把法治教育的相關內容並入思想政治科（或者以後的公民教育科）也是可以的。法治教育本身就是公民教育的壹部分，把前者並入後者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只是加入大量法治教育內容後的政治科體量會大增，將成為與語文、數學並列的三大科目之壹，甚至在政治科大改之後，會超越語數成為教育的百科之首，成為培育優秀公民的中流砥柱。但是即便將法治教育並入政治科，也要保持壹定的獨立性。首先，應該有專門的章節甚至必修課本、專門的課時，至於任課老師可以就是政治科教師，但是也應該有壹定的法律知識素養而不是門外漢。尤其名校的政治老師應該有較深厚的關於法治方面的知識儲備，並能清晰靈活生動的講解嚴肅莊重卻又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知識及其他涉法內容。

    無論法治教育是否獨立成科，關鍵在於“教什麽”和“怎麽教”。至於具體在法治教育中教授什麽內容，怎樣去教，將在關於教育的內容和教育形式的改革文章中具體闡述，在此不詳述。不過無論獨立成科還是歸類於政治科中，都要在高考中占有壹定分量的分值，只有這樣，才能夠讓老師和學生重視該科，老師才能認真講課，學生才能認真聽講、理解、記憶。如果獨立成科，分值至少應該是50分（假如總分在700-900之間），我認為100分也可以，畢竟法治教育太重要了。至於歸類入政治科後，政治科分值應該為150-200分，其中有關於法治教育的分值應占30-50分左右。如果法治教育能夠成為中學必修且高考有賦分的內容，必將有力促進我國普法教育的發展，極大提高學生的法律素養，繼而推動公民法治觀念的增強，加快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步伐，有效維的實現和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除了法治教育，包括性教育在內的生理衛生常識、個人健康尤其心理健康問題知識教育也是社會關註的熱點，也有人提出設立單獨的相關教育科目，以保護個人身心健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對於這個問題，我總體上的觀點與上述對法治教育是否獨立成科的態度類似。無論是將相關教育設置成獨立的科目（如效仿臺灣設立“健康”科目），還是並入生物科中，都是可以的，關鍵還是在於具體“教什麽”和“怎麽教”。如前所述，這些具體的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將在我所寫的其他文章中詳述，在此只說壹些簡略的看法。

   包括性教育在內的有關個人成長發育的知識，當今的教材講的既少又比較隱晦，而且多使用過於專業化的術語，不夠通俗易懂（當然也不是說要過於通俗，只是應該更易於學生理解，而不是以故意把簡單的東西搞的很艱深來避諱）。更重要的是，現在的許多老師對相關內容基本是不講的，涉及到性方面的內容都會直接跳過，或者只劃壹些考點而不做具體講解。當然不同地區情況不同，壹些沿海大城市、名校會好很多，甚至還專門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給未成年人講解，但是內陸絕大多數地方尤其縣城和農村基本都是有意避開這些不做講解的。所以現在性教育等個人身心健康方面教育的問題並不是教材有否涉及、如何寫（雖然這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具體的各地的學校和教師教不教、如何教、教的質量如何，學生家長是否支持和配合學校的教育、學生是否能夠在特定的大環境下正確接受和領會性教育中所學的知識及傳達的性價值觀。現在社會上尤其互聯網上對於開放性教育多持積極態度，但是可能或多或少忽視了性教育的實際質量。不要認為全國各地的教師都能夠像京滬地區的性教育專家、專職教師那樣教的既細心又全面，還能灌輸給學生正確的性道德、性觀念。很多不夠稱職，缺乏知識的老師在進行相關教育時很容易把性教育帶入歧途，誤導學生，壹些道德淪喪且缺乏監督（相對於大城市，縣城和農村的教育嚴重缺乏輿論和公眾監督，學生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也更差，導致很容易出現學生被老師侵害的事情。從已經爆出的冰山壹角的事件以及壹些媒體的相關調查就已經可以知道農村地區這種狀況有多麽嚴重）的老師甚至可能利用其身份和知識誘導學生並進行性侵犯。從這個角度看，壹些地方政府、學校和家長對性教育存在問題的擔憂和對開放性教育持謹慎態度也不無道理。中國是壹個復雜的、各區域及城鄉差別極大的國家，任何問題都要結合每個具體地方進行具體分析，不能刻舟求劍、鄭人買履，壹味強調政治正確，把在大城市的經驗不經具體了解、在缺乏配套措施（如培訓保守落後的內地農村地區性教育的教師、提供相關課外讀物、多媒體教學設備、實驗室、心理輔導老師、未成年人性侵受害法律援助人員等）的前提下，貿然實行包括性教育在內的各種教育，確實有很大風險。而且性教育的正面效果也可能在這種嚴重缺乏配套措施的環境中事倍功半，成效不彰，或者雷聲大雨點小，最終淪為形式，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當然說這些並不是反對性教育，相反我非常支持性教育，而且堅決反對因噎廢食，不能因為性教育可能出現壹些問題就幹脆不教育。我只是認為性教育應該更加全面、符合現實、有大量配套措施而非簡單宣講。

    回到科目設置問題上，無論是否獨立成科，關鍵是要在各學校落實包括性教育在內的個人身心健康問題教育，並且提高教育質量。如果單獨成科，個人認為相對較好。因為這種教育比較特殊，而且可以與很多生物科知識分割開進行講解，這與法治教育和政治科的關系有所不同。獨立成科也有利於相關教育的專業化、定向化，集中於保護學生身心健康這壹目標，且便於與政府、NGO及社會活動人士、專家學者、誌願者等進行課內外合作（有了專門的科目、課時和很多專業老師，又有壹套獨立的教育系統，當然更便於與外界合作）。不過獨立成科後需要的人才物力財力都是很多的，需要國家政策支持、社會組織的幫助以及學校的重視、師生家長的積極配合。而高考的指揮棒作用也必須發揮起來，無論是否獨立成科都要在高考中占有30分左右的分值，才能更好的調動學生學習相關知識的積極性，用應試帶動素質，用高考的壓力促進學生積極提高個人在身心健康知識方面的素養，更好的保護自己、發展自己，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這並不是空話，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對幸福感的提升非常重要。而性知識對於保護自己的安全、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尤為重要）。

    在諸多有壹定理由獨立成科的教育項目中，法治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獨立成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最大的。而其他的壹些教育項目，如哲學、邏輯學、倫理學、天文學、經濟學、宗教學、國防軍事知識、環境科學、國情概況、傳統文化等，很多都是可以包含在現有的壹個或多個科目中進行教育，而不必單獨成科。教育尤其中學教育既要強調多元化、多樣性，也要考慮效率性、實用性以及不同門類知識之間的聯系性、相通性，並不是科目越多越好、教育內容區分的越細越好。而且與法治教育、身心健康教育壹樣，給中學生教這些知識，關鍵在於具體“教什麽”和“怎麽教”，這才是決定教育質量的實質。科目的劃分更多是壹種形式，本質上還是為教具體的知識提供更好的平臺。所以我們要把擴大教育廣度、教育的全面性的著力點放在具體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上，而非過度關註科目的設置致使本末倒置。

    那麽現有科目有沒有需要刪除的呢？我個人認為是沒有的。目前的九門高考科目和其他四門非高考科目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均不可取消。當然，實行文理分科是必要的，這與取消某科目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至於具體每個科目存在的意義，將在我寫的關於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文章中詳細分析，在此不詳述。

    相較於是否增添壹些科目的爭議，文理分科問題則更為重要。根據現在的輿論，支持文理分科與反對它的聲音勢均力敵。那麽我們首先把正反兩方的觀點大致梳理壹下。

    持支持文理分科的壹方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1.術業有專攻，文理分科更利於發揮學生專長，讓學生集中精力深度學習壹部分知識。2.可以壹定程度減輕學生負擔，文理分科可以讓學生的學業壓力減輕壹些。3.可以讓有壹些科目特長、明顯偏科的學生被較好的高校錄取，而不至於被總分拖後腿。

極權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基本形態

我看到了刊登於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別等到中國抓捕小熊維尼時再行動》，對作者紀思道先生的這篇文章的部分觀點不能茍同。作為壹位在中國生活二十余年，離開中國僅壹年有余的學生、自由作家，我在此談壹下我的個人看法。

    毫無疑問，紀思道先生在文中提及的關於中共政權利用美國企業的貪婪，幹預美國企業和個人的言論自由，是明確存在且有警惕的必要的。關於習近平政權對於新疆穆斯林的鎮壓、對互聯網的控制、及試圖強化對香港的管控，也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紀思道先生在批評中國對美國言論自由的幹預時，還提到要秉持謙遜的態度、了解中國的發展成就、考慮事物的兩面性，這更是難能可貴。我對於這些看法和意見當然是認同的。

    但是……沒錯，我主要想講的的確是“但是”及之後的話。既然是商榷，自然是以商榷不同意見為主。

    紀思道先生字裏行間提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警惕。而這也是大多數西方和港臺人士普遍的看法、共同的憂慮。

    在海外大多數人看來，中國的發展與現狀都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類同於納粹德國和冷戰期間的蘇聯，並對此高度警惕乃至恐慌。尤其港臺和美日的許多人士，不僅普遍存在類似的看法，還大都比紀思道先生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民間）有更高的估計、更強烈的警惕與不滿。關於論述“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膨脹、極端、強大、威脅……”的著作、文章、言論連篇累牘，共鳴之聲不絕於耳。因此，我才寫下這篇拙文，表達我的觀點。本文不僅是為了回應紀思道先生及他的這篇文章，也是希望讓更多人更加全面客觀的探析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問題的是是非非。

    無疑，中共政權的確在推動壹些民族主義（中共官方稱為“愛國主義”）議程，試圖通過鼓動國民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以增強政權合法性、鞏固專制統治。

    但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真的是日益興起、非常強烈且令人擔憂嗎？我並不這麽認為。

    從表面上看，自習近平以來，“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聲調成為官方宣傳的主旋律，對“愛國主義”與“中國特色”的強調，似乎也達到了中共建政以來的最高點。而且，政治上的日益封閉和在對外開放領域收窄的跡象某種程度也佐證了“擁抱世界”與“民族復興”的此消彼長。

    同樣，紀思道先生的文中提及的中共對美國企業施壓的案例，也體現了對“臺獨”和西藏自治運動乃至“藏獨”的不容忍、對新疆以維族為主的穆斯林的殘酷鎮壓日益增強。而近日香港發生的壹系列示威與沖突，也被視為中共對這塊半自治的英國前殖民地控制的加強。縱觀文章，紀思道先生顯然將這些都歸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興起的表現。

    這些事例當然是存在的。但這壹切是否如表面顯示的這樣簡單？能否證明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大和進壹步增強？紀思道先生當然是對此持肯定態度。如上所述，還有更多的人持更加強烈的肯定態度。在對華強硬派人士中，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盛行與威脅的日益增長，更是普遍。

    而事實究竟如何？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並非大多數人（包括部分知名媒體人和學者）看到和感覺到的如此簡單。中國民族主義也並未在實質上足夠強大和具威脅性，更沒有在習近平時代有實質的（而非表面的）、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增強。

   （壹） 中共建政至習近平執政前中國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歷史的變遷

    剖析中國的民族主義，可以以時間順序分成不同歷史階段，並從官方和民間兩方面分析。

    在官方層面，中共建政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體現。從1949年建國至文革結束時，中共政權主要強調的是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是名義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真實的封建“儒法並用”忠君和等級思想的結合體，而民族主義則被混在“反帝反修”之中，作為那段歷史變遷中的壹股支流。

    而且，在官方宣傳“反帝愛國”的同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放棄了對日本侵華罪行的進壹步追究（東京審判僅處決了個位數的戰犯，關押在撫順的戰犯全被高度優待，後來全被赦免），也放棄了索取戰爭賠款，還厚待並相繼釋放了大批日本戰犯。這也意味著中共政權代表中國放棄了對殺害超過兩千萬中華兒女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責任追究。而這不僅讓死難者死不瞑目、讓致殘與被侮辱者再無伸張正義可能，還留下了嚴重的歷史隱患，為此後乃至未來對日本侵華罪行的探尋、追究、警惕，制造了極大障礙。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時，中共又與意識形態上的敵手--美國--實現關系正常化，並與原來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對抗。而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前，自朝鮮戰爭後，中共對美壹直口頭強硬實際低調，包括美國在越戰期間轟炸中越邊境中方壹側，中國也選擇低調處理。1970年代，中國也與被視為“列強”、“殖民者”並在內部宣傳上口誅筆伐的法英德（西德）等國建立外交關系，還加入了聯合國。

    此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對日政策，已經表現出中共為統治存續，在實質上隨時會拋棄涉及民族主義的訴求，乃至不顧國家正當利益和中華民族犧牲者尊嚴等特征。

    換句話說，中共以犧牲乃至出賣國家利益，通過直接手段（以國家主權、人民尊嚴與利益做讓步，換取外國的對中共政權的“不幹涉”甚至友好、半結盟、結盟）和間接手段（同樣是放棄合理合法的國家和人民利益，換取經濟發展和在國際上立足，最終目的是維持中共統治和中共核心集團利益，如放棄對日追責和賠款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經濟開發援助）換取專制統治的存續，在毛時代已打下基調。

    而民間層面，那時中國處於高度封閉之中，加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及造成的動蕩和破壞，民間幾乎完全沒有相對獨立的民族主義思潮。雖然那時經常舉行動輒十萬乃至百萬人的“反帝反修”和“聲援黎巴嫩、埃及、美國黑人……”等群眾遊行，但無論反對哪國/哪群人或支持哪國/哪群人，完全由中共統治集團決定，參與者毫無自由意誌，不僅不是出於自願，大多數參與者連所反對或聲援對象的概況都壹無所知。

    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以擁抱世界的姿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及鄰國日本和韓國極為積極的發展關系，並且在聯合國承諾“永遠不稱霸”。甚至，它還盡力壓制民間的民族主義訴求，例如阻止民間侵華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而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前期曾壹度對蘇強硬，但隨著壹系列“葬禮外交”的展開，兩國關系也不再敵對。從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國官方的民族主義相對消沈。

    但1980年代的中國民間，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則在迅速生長。當然它並不是當時社會最主要的思潮（那時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才是主流），只是開放年代百舸爭流中的破浪壹舟。如1984年奧運會中國斬獲頗豐和“女排精神”傳遍大江南北、保釣運動的蓬勃興起和民間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的自覺與普遍化、對歷史上北方帝俄/蘇聯對中國侵略的思索，以及對“五四運動”中救亡啟蒙精神的繼承，都是80年代中國民間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覺醒的例證。不過那時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美國在內的西方都較為友好（甚至中美壹度是實際上的同盟關系），沒有什麽民族敵對情緒。而且，那個年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懷更具理想主義色彩，雖也有些極端者，但總體上沒有被官方操縱和圖謀私利的，是相對純真和正義的愛國主義感情。

    直到六四事件後，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而且歷經反右、大饑荒、文革等浩劫的歷史記憶，以及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等制度與社會結構已不可逆變的現實，中共政權自然無法重新以共產主義理想凝聚人心。為維護專制統治，此時的中共才開始大力宣揚“愛國主義精神”，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性、中華民族的自豪感。但在鄧小平統治晚期和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共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對內向國民施行教育灌輸與政治宣傳，對外則更多強調“韜光養晦”的戰略，在維護專制統治的前提下，盡可能避免與美國在內的各主要國家發生沖突。如在“銀河號事件”和美國轟炸中國駐前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中共，均采取了相對克制、淡化影響的態度。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共會鼓動民族主義情感以抗衡西方普世價值的影響。此外，1996年的海峽導彈危機，是中共政權為維護其統治合法性和凝聚人心的壹招險棋，也是中共迄今為止在涉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動用的唯壹壹次實際火力威懾。

    而在民間，經過六四後數年的沈寂，“愛國主義”已經取代了“自由民主”，成為多數有政治抱負與家國情感國民的精神寄托。經濟的迅速發展、香港和澳門的相繼回歸，都很大程度提振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還有諸如“圓明園獸首回歸”等有官方支持的民間運動，也展示了民族情感的再強化。在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使館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擊事件中，中國官方策動與民間自發合力產生的民族主義浪潮席卷了中國主要城市，顯示了中共以“愛國主義”對抗西方的目的和產生的作用。而911事件後，部分但眾多的國人對美國遭遇恐怖襲擊的幸災樂禍，表現了六四之後中國愛國主義精神的變質和當代極端民族主義的濫觴。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中共政權推行民族主義有了更充分的物質條件。而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與嚴重的階層固化，讓中共更需要借助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矛盾。因此，胡溫執政時期的中共對內的“愛國主義”宣傳更趨強化，且開始對外展現相對強硬和主動出擊的壹面，如在對日、對美政策上都日漸強硬。

    在對日問題上，以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島和修改歷史教科書為主軸，中日兩國形成了“政冷經熱”的復雜關系。而對美政策上，中國相對更加鮮明的提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立場，反對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但經濟和政治交流反而日漸升溫。而民間的愛國主義則基本與江澤民時代壹脈相承。2008年北京奧運會，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層面，都達到了建國以來對“愛國主義”宣揚的最高點。在那時，即便是港澳臺的許多民眾，也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認同感。

   但在奧運之後，由於國內各種社會矛盾的重新惡化，維穩體制的日漸強化，中共政權與公民社會的沖突激化，民間自發的愛國主義開始逐步降溫，即便官方依舊在強化“愛國主義”宣傳。而2012年的反日遊行，以及部分參與者的暴力行為，則成為胡溫時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混亂的尾聲。



（二）習近平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殼與絮、形猛與內拙、興勃亡忽



（1）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民族主義的復雜現實



     習近平執政不久後，中國的專制開始走向空前強化。以2013年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至《炎黃春秋》雜誌被“整頓”為高潮，新聞自由至今幾乎蕩然無存；兩年後的“709大抓捕”，則重創了中國人權捍衛者的中堅--人權律師群體；又三年，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將已形成的“習核心”鞏固和延續下去，更將專制的青面獠牙暴露無遺……近七年以來，中國國內人權急劇惡化、公民社會已基本“歸零”。國民的公共空間的萎縮和劣化，不僅使現實中公民政治參與已不可能，連互聯網上的涉政言論也被普遍封殺、管制。

    政治上專制的強化與公民社會的“歸零”，讓中國人民政治民主化的夢想再度破碎，且連溫和、妥協、漸進的政治體制改革、公民政治參與的余地也不存在。隨之而來的，則是主張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精致利己的犬儒主義的盛行，“社達化”與“犬儒化”下的中國，已經成了披著文明外衣的新時代叢林，是非難存、競爭殘酷、理想破滅、明哲保身、焦頭爛額……



    在這樣的情形下，民間還有多少真的關心國家命運、真的願意為國家利益而犧牲的人？中共體制內，又會有多少把國家利益而非媚上逢迎當成首要考量？外務是內政的延伸，對國家利益與對外關系的態度與言行，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壹部分。當國內人權高度糜爛、價值觀崩壞，且已經陷入弱肉強食與利己犬儒的社會狀態後，國民普遍還有什麽真摯的、持久的、願意有所付出的去“愛國”和參與民族主義大合唱？

    當然僅僅從理論推理是不夠的，還要通過許多實例及其交叉共同點，看現實究竟是如何的。

    從“莫雷事件”回溯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在涉及與美日等西方國家沖突時的表現

    首先，民間的民族主義是浮於表面的、短暫的、心口不壹的。僅僅看2019年10月4日開始、後來壹度延燒的“莫雷事件”及後續風波，即便在NBA官方和美國議員表達支持莫雷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國民也並未真正的抵制NBA。2019年10月10日晚的NBA中國賽上海站比賽，賽場看臺幾乎座無虛席。而僅僅兩天前，美國參議院少數黨主席查克·舒默和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等重量級政要紛紛力挺莫雷涉港言論。連正在發生且正處於沖突高潮時，中國國民都沒有普遍真正參與抵制，更遑論事情淡化之後了。在許多中國國民心裏，“愛國”並沒有球賽乃至幾千塊錢重要。（就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看到了新聞中關於NBA深圳賽（2019年10月12日晚）的視頻，賽場看臺同樣座無虛席，球員入場口更是擠滿了拿著手機和攝像機的球迷和記者。雖然據報道在場外有“愛國人士”舉標語抗議，但從新聞視頻看，只有寥寥十多人（最多數十人），與場內的高朋滿座完全無法相提並論。而且，他們還遭到了中國官方的阻止，也不被允許大規模傳播和正式報道）

    甚至說，即便在口頭上，中國國民的態度也是復雜的。在如新浪微博、今日頭條等中國幾大熱門社交平臺的關於這次事件和NBA話題的評論區，普遍呈現著多樣化的視角，叫囂抵制者有之、主張“理性愛國”者有之，還有將抵制者稱為“愛國賊”的。此外，對抵制還有不少反諷與調侃。

    總之除了壹些經常聚集親中共分子（如“自幹五”、“小粉紅”）和網絡水軍（“五毛”）的自媒體（如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共青團中央的官微“共青團中央”，及經常被人為置於熱搜微博首位的“人民日報”等官微），以及在中共宣傳部門操縱下被微博、頭條等平臺特意置於搜索熱榜和搜索結果前列的評論與文章，大多數自媒體的帖子和文章評論區，都是多種聲音共存、爭議激烈。甚至，這些“五毛”的聚居地也有不同聲音，乃至同屬中國政法委在澎湃新聞上的官方賬號“長安劍”，還發表了壹篇《那些被我們罵了很多年的“賣國賊”怎樣了》，用漫畫形式稱贊了姚明、郎平、王治郅，反對極端民族主義，間接為“莫雷事件”和NBA問題降溫。

還有壹部分自媒體（大多為傾向於自由派、“公知”類型的）評論區，反對抵制NBA、對抨擊香港示威不以為然的，反而占了明顯的多數。這還是在中國官方封殺了壹部分反對抵制聲音的前提下。而以上平臺都是公開的開放平臺，很容易去了解和查證。

    2019年11月中旬我增補此文時，在中國各自媒體上已幾乎看不到支持“抵制NBA”有關的任何言論（之所以說“幾乎”是角角落落或許還有壹點點），相反，包括NBA官方微博在內的關於NBA新聞的評論區，都在熱烈的討論比賽、球員，似乎什麽都沒有發生過。貼吧裏壹個網民在2019年10月12日評論時預言的“國家沒這麽脆弱，下個月誰還記得這破事”。許多人早就知道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壹陣風罷了（而不是像港臺歐美那麽拔高其影響），根本不會變成持久行為（具體到這次NBA事件，連短期抵制都幾乎沒有），事實果然如此。如果真有人因此放棄觀賽、扔掉球票，那在朋友圈才會被認為是“傻X”）

因此中國國民不僅現實裏對抵制NBA在內的國外品牌的參與相當有限，連言論上也有明顯分歧。而其他企業涉及爭議言論後，公眾的看法和抵制情形也大致如此。例如梅賽德斯奔馳關於引用達賴喇嘛的名言的爭議，也並沒有因此影響奔馳在中國的銷量，甚至輿論波瀾都轉瞬即逝。這樣的現實，與世界各國及港臺地區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除了對各種企業、品牌爭議的“抵制”，當下的中國民間，在其他涉及民族主義議題的事情上又是如何表現的？

例如從80年代至2010年代初火熱的“保釣運動”，如今已完全沈寂。2012年還有大陸和香港的記者赴釣魚島附近海域采訪，並明確表達中國擁有該地主權的立場，民間如潮關註。而2019年這壹切全都沒有了。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和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制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被日本警方以涉嫌“縱火”拘捕，至今未有釋放，甚至面臨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刑罰（想象壹下猶太人在德國任意壹地燒毀希特勒畫像會是怎樣？連被捕都不可能）。而中國大陸民間和官方對此基本悄無聲息。而在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時，日本海軍“涼月”號驅逐艦赴華參加慶典，懸掛了代表二戰侵華時日本海軍的軍旗旭日旗，中國民眾普遍沒有反對，反而有許多民眾前去參觀和合影留念。

    中國國民在對日問題上，壹向軟弱，最多嘴上激烈（而且即便非行動領域，也乏有力的、持久的、有實效影響現實的言論和思想），更缺少具有實際作用的行動。相對於猶太人在二戰後鍥而不舍的追究納粹戰犯責任、推動德國“去納粹化”，中國人做了什麽？反映日軍侵華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南京真相--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家張純如還是美籍華人而非中國國籍。事實上，國人連那些為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而復仇，在世界各地刺殺多名大屠殺制造者的亞美尼亞人都不如（當然，我也沒有做到去殺掉那些戰犯和右翼分子。亞美尼亞人殺死的是落魄而流亡的沒有保護的屠殺指揮者（而且亞美尼亞人也是有組織的），而以色列則是動用了摩薩德和國防軍。面對龐大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後繼者，以及保護他們的日本軍警，國人想與群敵對抗和搏血，采用實際行動攻擊並成功，也要有組織和團隊。單憑壹個人難以做到。而我，在別的方面也曾經抗爭到割腕血諫的地步。當然，我也會為追究日本侵華責任在內的各種抗爭呼喊和行動，鞠躬盡瘁，為國家和民族利益鬥爭到死）。國人尤其漢族，普遍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壹盤散沙的自私利己者。

    而在涉及美國的問題上，即便如今中美貿易戰激戰正酣，除了少數極端反美人士外，普通民眾並未因此對美國產生仇視心理。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部分朋友圈，支持中方的國人也只是把貿易戰看成壹場比以往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非中美生死決鬥。在美國制裁華為後，雖然有少數“抵制蘋果、購買華為”的聲音，中國國民依舊選擇“用腳投票”，上海南京路上蘋果直營店的顧客盈門和同壹條街上華為的冷清對比鮮明，哪怕蘋果直營店大門十幾米外的路邊，就豎立著華為的廣告牌。還有，壹些視頻中顯示，在某些華為門店與蘋果門店（非官方直營店）相鄰的手機壹條街，蘋果門店滾動的霓虹燈字幕上寫著“別買我的，去隔壁買華為”之類，以示愛國、支持國貨。但有幾個顧客把這當真了？有哪怕五分之壹的人因此改變購機品牌選擇了嗎？包括華為和蘋果店的店主店員們，又有沒有真的把這廣告當回事？我想如有心人調查了解，不難得出事實。而在華的外國媒體人和學者乃至政界人士，同樣有能力通過壹些渠道尤其深入民間，了解中國大陸表層的“民心”和真正的民心有怎樣的巨大差異。

    至於因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而出現的“抵制韓貨”、“抵制樂天”，僅僅在中國北方部分地區（主要是東北的遼寧省）出現了壹些抗議標語和部分激進人士短暫的抵制。很快，輿論發生了激烈的反彈，最終以韓國“薩德”成功部署、抵制也停止而不了了之。值得壹提的是，其中壹些參與抵制者還遭到了眾多網民的嘲笑。

    而對於美日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如英法德等西歐發達國家，以及加澳新等國，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就對其無甚惡意。除了2008年的“抵制家樂福”曾掀起壹陣短暫的波瀾，數十年間中國幾乎沒有特地針對西歐國家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即便在互聯網興起後，國人也沒有什麽“仇歐”情緒。

    當然，如今國人對於西歐接納以穆斯林為主的難民頗多不滿、惡語相向，但這是出於國人人文素養低下、道德差劣，而反對“政治正確”和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右翼保守民粹思潮，以及國人在惡劣社會環境下形成的扭曲心理造成，與民族主義沒有直接關系。而且，他們主要仇視的是難民而非針對西歐國家和白人民眾（甚至從他們的角度，還為“白人的國家”“被占領”感到“惋惜”、“同情”。例如，在中國互聯網上，充斥著對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的稱頌與對今日多種族共存（當然黑人為主）的新南非的鄙夷，最能反映這種心態）。相對於以前，習近平時代的國人在涉及民族主義議題上對待西歐的態度並未有什麽改變，除了在涉及殖民歷史時表達壹些並不超乎尋常的憤怒，整體上還是溫和的。



中國大陸民間對涉及港臺問題的態度和言行的特征、影響，及這些態度和言行產生的原因



    在涉及港臺的問題上，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民眾似乎表現出了比以前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在“周子瑜國旗事件”及引發的“帝吧出征”，就是壹個突出案例。而“小粉紅”也成了習時代中國年輕壹代民族主義者和類民族主義者活躍的代名詞。

    但中國大陸民眾在港臺問題上表現出較高漲的民族主義和類民族主義情緒，是有諸多客觀原因造成的，它的實際影響和表面的聲勢也是不成比例的，而口頭的呼號和現實的行動更是天上地下。

    首先談原因。固然，習近平政權強化專制、策動對港臺強硬輿論以轉移國內矛盾，是促使國民對港臺態度發生變化的壹個原因。但如前所述，習近平執政造成的人權極度惡化、社會的犬儒化加深，也抵消了部分民族主義意識。那麽對港臺仍舊較以前增強的反感與對抗式的民族主義情緒為何有明顯增強呢？我認為有以下兩點主要原因：

    第壹，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與信息技術革新，尤其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普及和應用，加劇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讓各方在民族、宗教、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沖突表面化、極端化。

    在智能手機普及以前，大陸與港臺的普通民眾沒有那麽普遍和直接的言語接觸，自然無從激烈交鋒。而如今兩岸三地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包括老年人）幾乎人手壹臺智能手機，無論是獲取信息還是參與論辯，都比以前容易了許多倍。而互聯網又很容易放大極端聲音和制造對立，因此無論大陸的民族主義還是港臺的本土/國族主義情緒都借助互聯網平臺急劇升溫。

    而這並非只是中國的“專利”。從美國到巴西，從印度到尼日利亞，從印尼到烏克蘭，社交媒體撕裂了太多國家內部的不同群體，也加劇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尖銳對立。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則是對立沖突中最主要的旋律之壹。而中國大陸網民和這些國家比較，並不突出。

    第二，許多大陸民眾對港臺民眾的反感與對抗的同時，許多港臺民眾對大陸和大陸人也充滿反感與排斥，二者是“惡性互動”的關系，而非單方面的。

    隨著這些年陸港兩地交流的日漸深入，尤其大量大陸人赴港旅遊、就學、就業，因兩地民眾文化與習俗的差異，以及香港地狹人稠、公共服務資源有限的現實，導致雙方在交流加深的同時矛盾也在加深，香港本土居民（哪怕大多數也是近幾十年來從內地和其他地區遷來的，如果論更早（1840-1940年代）的籍貫，那絕大多數都是“非本土人”）認為大陸人擠占了他們的公共資源、破壞了他們的獨特文化環境，以及部分大陸人素質低下、缺乏文明禮貌甚至做下壹些醜陋行為，均導致港人對大陸人產生厭惡，繼而發展到對大陸人無差別（除了親港臺的大陸人）的歧視乃至仇視。

    而港人對大陸人的歧視與敵意，無論從表現還是原因看，都與美歐等西方國家白人本土居民對外來移民的恐懼與排斥異曲同工。有所不同的是，港人所歧視的，是同壹種族乃至同壹大文化圈的“外地人”而非“外族人”（當然，港人對待南亞、東南亞的傭工、難民同樣歧視，例如根據民調，絕大多數港人均反對給予外傭居港權。有的傳統泛民主派議員因支持外傭居港權，還影響選票，成為失去席位的原因之壹。不過，倒是極少聽說港人歧視白種人尤其來自歐美的人，甚至，對於歐美人，有些港人還以壹種“超市民待遇”待之。

    而且部分港人的這種歧視和仇視，由針對來港大陸人，逐步變成對整個中國大陸民眾乃至中國大陸的歧視、仇視、敵對，並出現了本土、自決乃至港獨思潮，試圖將香港從中國的壹部分中脫離出去（不僅試圖脫離政治管理，還有文化、社會形態的“去中國化”）。而港人對大陸人這些歧視、仇視、敵對，以及參與或同情港獨（或實質港獨）的分離主義言行，自然也引發了大陸人情緒的反彈，雙方矛盾不斷加深。

而在互聯網上，無論是在Facebook、Twitter、PTT、Telegram，以及壹些港臺媒體的新聞頁面評論區，充斥著對大陸及大陸人的歧視與謾罵，其中有些極為惡毒。僅僅看許多港臺網民對大陸人的稱呼，就很能反映問題。諸如“支那（原本無貶義，但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侵華日軍及其他反華者特意使用該詞（而非使用正式稱呼“中國”、“中華”）以表達輕蔑、侮辱之意）、“蝗蟲”、“426（死阿陸）”、“支蛆”、“大劣（陸）人”、“強國人”等諷刺綽號遠比正常稱呼使用普遍，有些明顯比“港燦”、“呆灣”、“臺巴子”這些大陸人對臺灣人的蔑稱惡毒。當然，大陸有“留島不留人”的極端言論，可臺灣香港也有“核平支那”、“攻擊三峽大壩”之類同樣反人類的言辭。（我在經常性瀏覽海外網站前，還以為港臺人相對文明，但後來越發感覺不對勁。尤其我出國可以自由上網後，看到港臺網民的惡毒與陰險更甚。他/她們受教育水平應該總體遠高於大陸人，但是許多港臺人把知識都用來扭曲事實、顛倒黑白、文過飾非了。他們對大陸人的攻擊謾罵是普遍的、長期的、持續的，而不是個別現象）

    而港臺網民字裏行間大陸的敵視和冷嘲熱諷，以及在涉及中國大陸與美日糾紛中“壹邊倒”的支持美日而譏諷大陸，更是所有平臺都能經常性看見。在壹些半封閉的平臺和群組（如telegram群），港臺人抱團對大陸人士進行攻擊和叫陣同樣普遍。而且港臺人對大陸和大陸人的大多數辱罵攻擊中，理由並不充分、抨擊並不合理，而是僅僅由於事情涉及大陸、對象是大陸人，只是因身份而非是非對錯而進行的謾罵攻擊。

    而在這次香港持續數月的示威和動蕩中，香港人對大陸人及中國的象征的攻擊更是變本加厲，由互聯網上的謾罵和現實中的歧視，轉變為更具攻擊性的行動。在這次動蕩中，香港人不僅多次眾目睽睽之下踩踏、燒毀國旗（中共政權不合法，但是五星紅旗在目前依舊是中國的象征），以及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包括記者、遊客和警察（輔警））被港人圍毆的事件，而大陸遊客被騷擾、強制檢查手機、跟蹤追趕式謾罵，更是不勝枚舉。還有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言行如許多“光復XX”行動（“光復”二字帶有強烈的本土、排外主義色彩，類似於歐美反移民的極右勢力）。（值得壹提的是，這些大陸人並未有主動挑釁香港人的行為，有些是被香港示威者認為要對他們拍照，有些是被強行搜出身份證件（後被在網上搜索查出為大陸輔警）或支持港警的衣物就被暴打。還有些只是因為他們口音、衣物等被識別出為大陸人，僅僅因為是大陸人，即被示威者攻擊）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大陸網民又如何可能單方面保持理性克制呢？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升級是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單方面歸結於壹方。如果僅僅看“墻外”，明顯港臺網民的種族主義/逆向種族主義/國族主義言辭，比大陸網民的民族主義言辭更強烈和極端。而且，顯然沒有證據表明是大陸網民首先挑起對港臺人的大規模仇視（甚至壹些跡象如“蝗蟲”廣告的刊登，證明升級點來源方向相反）。

    很明顯，大陸民眾對涉及港臺問題上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是和互聯網、民粹主義在全球迅速泛濫的大環境分不開的，也和許多港臺民眾對大陸人的歧視與敵對情緒的造成的雙方惡性“互動”關系緊密。因此，在這樣復雜的情形下，單方面指責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興起”是非常不妥的。

    而談到大陸民眾對在涉及港臺問題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實質影響，更是相當有限。例如“帝吧出征”和Facebook刷屏，除了引發壹陣喧囂和爭議外，它產生了什麽作用？與NBA莫雷事件後翻墻網民集體刷屏辱罵幾天壹樣，沒有什麽持續性和太多實質影響。它造成的實際傷害還不如小圈子裏（尤其相對封閉的圈子）足以逼壹個人自殺的侮辱謾罵、謠言誹謗等“微型”網絡暴力。而且，這種刷屏辱罵只是在海外更加破壞了中國大陸和大陸民眾的形象罷了，沒有人因為這種刷屏被嚇住，也沒有人因此受到實質的利益損傷。而這種民族主義表達也影響不了中共對港對臺的決策。

如前所述，這次香港示威和動蕩中，不僅有國旗被踩踏、燒毀，揮舞美英國旗和港獨旗幟，還有多起大陸人被港人圍毆乃至淩虐、被強迫檢查手機、跟蹤和追趕著指罵等事件，以及其他各種帶有強烈排陸情緒的集體行動等言行。而這壹切，對於大陸民族主義者而言，自然是極具羞辱和挑釁性的。那麽大陸民眾的反應和應對如何？

    相對於港人將對大陸人的口頭暴力轉化為肢體和現實中的暴力，且行動高度組織化、協調化，大陸十多億民眾卻連壹支線下的赴港“誌願力量”都沒有，在大陸更沒有任何針對港人的暴力行為。同樣，許多大陸網民因鼓動在互聯網上“出征（刷屏）”被人肉搜索，起底出包括銀行卡余額在內的幾乎所有個人信息。還有在港在日大陸人因反對示威者、撕毀連儂墻，而被港人人肉搜索、舉報給日本警方並拘捕，還有的遭到現實肢體攻擊。

而反過來，大陸方面除了前些天有壹個疑似為中共官方操作的“香港解密”網站公開了壹些示威者的個人資料外，大陸民間幾乎沒有任何對香港示威者的“起底”（而且恐怕也沒多少大陸人有興趣去看“香港解密”，裏邊內容信息有限，對當事人生活沒什麽影響。而反過來對大陸人和在港反對示威者的起底卻詳盡並影響到線下）。

    與現在相反，在1990-2000年代，乃至2010年代初，中國有許多民族主義黑客群體“紅客”，也有壹些知名的組織化的“紅客”團體，曾經與西方及海外反華群體（或並非真的反華，只是被中共定義為“反華”群體和個人）及對方黑客進行過激烈的對抗。而這幾年包括2019年，哪還有“紅客”的影子？兩相對比，現在的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究竟是強了，還是弱了？壹目了然。（當然。“紅客”的衰落也和互聯網管制在整體上都收緊有關，但這也在側面表明中共是實實在在打擊網絡民族主義的）

    雖然大陸各網絡平臺充滿了對香港示威者包括暴力行為的激烈譴責和謾罵，但大陸的民族主義者中，有幾個人肯花金錢、時間，耗費精力和冒著被人肉和騷擾的危險，去與香港示威者“短兵相接”呢？大陸有相關能力的人，最低估計也有上千萬。不過現在看，願意出錢出力的寥寥無幾（例如有大陸婚慶公司老板去為被港人杯葛的港警免費辦婚禮，但這種肯付出實際開支的極少），而組織起來去對抗的則哪怕壹個都沒有（僅有壹例大陸人個人自費去香港攻擊示威者的，但是連保釋自己的錢都沒有）。大陸即便有民族主義者，不僅人數少，而且都是壹盤散沙，更無實際行為，更談不上協調和聯動，遠不像香港的“本土派”、“勇武派”那樣已至少數十次在線下暴力攻擊大陸人（言語挑釁和強制“檢查”手機更是難以計數，連臺灣（如廖世翔）和西方（如樊嘉揚）講國語的記者都不能幸免），發起大規模的“本土運動”，而且成群結隊、組織嚴密，儼然如巨大的黑社會團夥。而在美歐加澳等地，港人和支持港人的華人（多為臺灣籍）的組織性、團結性和行動積極性，同樣遠超大陸人，哪怕大陸出身的海外華人總人數明顯比後者多出許多倍。

    還有例如壹群香港激進分子，居然在距香港近萬公裏之外的英國倫敦，成功襲擊了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燁。可見其線下的實際行動力、實際實行暴力的能力之強。相反，中國大陸何曾有民族主義者或者類似民族主義者襲擊過支持港獨臺獨、否認日軍侵華屠殺的外國人和中國漢奸？具有中國大陸護照的國人在海外何止超過港人百倍，然而有幾個為民族主義或其他維護大陸利益而自告奮勇去抗爭呢（當然中共政權官方組織的那些行禮如儀的、只阻止關於影響中共統治的活動不算在內）？

    值得壹提的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有壹些中國留學生采用了粗暴而拙劣的抗議活動，試圖反制香港示威者及支持香港示威者的群體。但經過幾天短暫的沖突後，這些留學生迅速偃旗息鼓，而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在外港人及外國公民依舊繼續進行相關活動。

    這些中國留學生基本壹敗塗地且迅速偃旗息鼓，大致有三個主要原因。

    壹是這些人雖然已經算是中國社會中的“精英”（哪怕許多是野雞或半野雞大學的），但是依舊不會據理力爭、以理服人，不會更不樂於用國際上被普遍認可的普世價值為論辯基點、不會以西方主流社會尤其進步陣營認可的和聽得懂的言辭方式表達意見；不會將心比心，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沒有政治常識和參與政治辯論的經驗；缺乏批判性思維和對具體事件就事論事、分別分析（例如對反《逃犯條例》的和平抗議，與暴力打砸燒的區別，追求普選、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主張港獨的差別）的能力；不懂得認真細致的傾聽、冷靜與理性的溝通，也不知道哪些問題不可讓步，哪些問題應該接受批評，哪些完全可以求同存異；崇尚弱肉強食、認權錢不認是非，乃至愛好粗話和拳頭等“硬實力”，覺得“拳頭大道理就大”，對外溝通往往展現出其蠻不講理、是非不分、非黑即白的特性，粗言穢語和謾罵恐嚇的習性本性難移，再加之作惡的“技巧”相對比港臺暴民“拙劣”，遇到哪怕己方有壹部分道理的事，也被他們搞砸。最根本的，是其中許多人乃至大多數本身品質都不好，有壹部分甚至稱得上是心術不正、思想惡毒，即便幹正事也帶著無恥的氣息。（當然，就我所看到的，港臺人包括許多港臺名校學生乃至知識分子，同樣有以上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乃至全部）

    二是他們大多為權貴富豪家庭的子女（俗稱“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收入大多來路不正，自己和自己家人就不幹凈乃至涉嫌犯罪，也明白自己是獨裁政權下的寄生者，所以理不直氣不壯，更怕被“起底”（例如加拿大中國留學生集體開包括法拉利在內的豪車對抗香港示威者後，就被“起底”），本來就心虛，因此受挫後很快就熄了火。

    第三個原因是，這些人同樣是精致利己主義者，沒有真正的愛國心。他們雖然壹時虛榮和“愛國心（更多是“愛中共、愛帶給他們富貴榮華的政權之心”）”膨脹，開著豪車帶著國旗去“炫”“愛國”，在大學校園叫罵著“練”“愛國”。但當他們開出法拉利“愛國”被“起底”後，迅速的就縮了回去，選擇明哲保身。只要他們能保持榮華富貴，中國分裂成多少塊、香港臺灣獨立，他們都不會真的在乎多少，頂多在朋友圈罵幾句而已。他們的父母（包括現在仍在中國的權貴父母）和長輩同樣沒有什麽愛國心，而是想拼命撈錢撈利益，早晚出國或在國內別墅和高幹病房頤養天年。（話說蘇聯解體後，前蘇聯的權貴同樣搖身壹變，成了15個新國家的官僚、寡頭，過得壹樣滋潤。只要他們的蛋糕份額還在，他們中有幾個在乎國家的崩潰？）

    因此，連這些最“財大氣粗”的國人都不敢也不願為民族主義付出什麽，遑論其他沒錢沒勢、受剝削壓迫、每天為生計掙紮，乃至蒙冤受屈的國民了。

    相對於互聯網上的攻擊，發展到線下的攻擊和對現實生活的負面影響，則使危害性有了質變。而大陸人除了在網上與港人有所交鋒且明顯處於下風（而且並不是壹方是壹方非的黑白分明情況下），完全是壹盤散沙，在現實的行動力和團結性方面，都遠不如人口只有大陸200分之壹的港人。

    這樣幾乎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無論好的還是壞的、對的還是錯的行動）的民族主義，能有多嚴重和多大危害性呢？有民族主義的言論而無民族主義的行動（哪怕有實施壹定程度民間行動的實力和條件），中國大陸民間的民族主義有多少虛、幾分實呢？不言而喻。

     中國民間在民族議題上的態度本質

    此外，從多數中國民眾對壹些國際沖突的看法，也能窺得國人在民族問題上的心態。例如在關於以巴沖突尤其加沙問題上，中國國民普遍對於加沙巴勒斯坦人以卵擊石式的抗擊以色列很是鄙夷，反而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臣服於以色列的奴役，不做反抗，老老實實工作，而不是隔三差五發射火箭彈“挑釁”以色列。而他們完全不顧以色列首先侵占巴勒斯坦領土、制造大量無家可歸的難民、封鎖加沙地區、肆意攻擊不臣服以色列的武裝分子和平民、羞辱性搜查和拘禁巴勒斯坦平民（例如迫於生計打工的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控制區，在實際控制線時，會被以色列軍警裸體搜身）、不允許巴勒斯坦有獨立的經濟尤其工業、阻止巴勒斯坦基礎設施建設和電與水等基本供給的獨立。他們也不體諒作為弱勢者的巴勒斯坦人不得已的反抗方式（如自殺式襲擊）和“殺敵壹個，自損壹百（乃至壹千）”的頑強，反而主張順從強大的以色列以換取安寧。在他們眼裏，巴勒斯坦反抗者是“傻逼”。

這其實與中國國民面對中共獨裁政權不敢也不願反抗、漢人面對滿清屠殺和壓迫後甘做奴才，以及大批國人抗戰中為了“混口飯吃”去當“皇協軍（有些人在國民黨軍、八路軍和’皇協軍‘中，選擇投靠‘皇協軍’，僅僅是出於後者比前兩者薪水高。許多人為了壹點錢和飯，才不顧什麽民族大義，很坦然的就去當了漢奸）”，如出壹轍。如今絕大多數的國人，依舊是沒有靈魂的生物，只把生存（或者就是“活著”）和私利作為壓倒壹切的目標，遑論真心實意的民族情感和愛國責任意識了。

    綜上所述，由於專制的強化、社會的糜爛、理想的喪失、人心的冷漠，犬儒化的普遍和利己主義的盛行，習近平時代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虛浮的、有限的、沒有多少現實影響力的。哪怕它看起來聲勢浩大。對中國大陸的民眾而言，面對專制的壓迫與社會的殘酷，只有眼前的利益，諸如票子、房子、白富美/高富帥、大城市戶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抓住“實際”的利益，對他們是第壹位的、不顧其他壹切（包括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的。

    至於愛國、國家利益、民族情感，要麽完全無感，要麽只是當成壹種時尚和生活點綴，以及應付國家安排的“愛國”差事，沒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上，更沒有幾個人肯為民族主義訴求付出多少物質損失、做出哪怕壹個月工資的犧牲。這樣的民族主義，有什麽可懼怕的？我倒是對這種缺乏家國天下意識、沒有維護國家利益的責任感的狀況感到憂慮。

那麽官方是如何宣傳民族主義的？習近平時代官方的民族主義話語和行動又是怎樣的？

    事實上，相對於鄧小平、江澤民，乃至胡錦濤，習近平在維護國家利益和涉及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是更加色厲內荏、虛張聲勢、對內宣傳與對外行動完全兩個套路的。

在對內關於民族主義的宣傳方面，習近平時代投入的“量”上的確是大大增加了。例如滿大街的“中國夢”壁板畫、以“愛國”打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十六字標語，還有從重要會議、紅頭文件到官方媒體，無時無刻不在提及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從政治宣傳的內容看，習近平時代的確比建國以來任何壹個時期（包括毛澤東統治期間）都更強調“愛國主義”、“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傳統文化”，宣揚“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這壹切營造了壹種在外人看來很濃重的民族主義氛圍。

    從對外戰略看，由於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向世界全面伸出了它的觸角，對外更具主動性、進攻性。例如習近平執政集團提出的“壹帶壹路”，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而中美貿易戰，也和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對美經濟政治政策的強硬密切相關（雖然它更多是因為美國的主動進攻促成）。龐大的經濟體量、政治上與眾多國家關系的加強、文化領域對外宣傳聲勢的擴大、軍事上軍費的逐步提高、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這些的確是事實。它們似乎也都在顯示中國正在走向民族主義、對外擴大影響力和幹預力的路線。許多國內外觀察家和中外國民也以這些作為中國民族主義崛起、中國威脅增強的論據。甚至有政治人物和觀察家認為，中國如同二戰前夕的納粹德國。

    但另壹方面，習近平政權與毛澤東以來的所有中共執政者壹樣，都以維持與鞏固統治作為核心目的，不僅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對外關系同樣把維護中共專制統治作為其根本和最終目的。這不僅是中共，也是所有專制政權乃至沒有充分民主的政權的共性（當然不同專制政權情況不同。例如普京就側重於通過真正的民族主義行動增加支持、維護統治；中共則是對國家尊嚴能讓就讓、國家利益能賣就賣，以討好外國“不幹涉內政”以維護統治）

    因此中國的外務工作從來不是以維護國家利益和達成民族主義訴求為目的，國家利益只是中共政權控制下中國外交的相對次要目的。當國家利益與統治集團的利益相悖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出賣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以換取對統治的維護。而民族主義更是壹種手段而非目的。當鼓動民族主義有利於維護統治，中共就會鼓動；當民族主義訴求與中共執政發生矛盾，中共同樣會毫不猶豫選擇壓制民族主義思潮和行動。也就是說，在中共治下，民族主義只是可用可棄的工具、轉移社會矛盾的手段，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而不是發自內心的、堅定不移的、真正帶有維護國家利益和強烈民族情感訴求的民族主義。

    那麽在習近平時代，中共官方在涉及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具體的表現和反映的實質是什麽呢？與此前（尤其胡溫時代）相比，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實質上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

習近平政權對內民族主義宣傳的內容、方向/目的、功效



    如上所述，中國在對內宣傳和對外戰略上，似乎都展現了其民族主義的壹面。但如果細究起來，會發現與表面現象、海外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情形。

    首先看對內的宣傳。第壹，習近平政權所鼓吹的“愛國主義”、“民族偉大復興”，更多是在於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和相對於普世價值（尤其相對於西方）的“獨特性”，其側重點是為利用傳統文化愚化人民、用中共解釋版的“中華文化”來對抗發端於西方的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而這些並非是進攻性的民族主義目的，而是對內加強思想控制的手段，且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更多是壹種類似於民初儒家、玄學派、保皇派等勢力推動的“尊孔復古”式逆流，而非“天朝上國”的民族獨尊，更非納粹的“純血主義”和擴張主義。

    第二，中共官方對內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投入甚巨、聲勢雷人，但並沒有太多實際的、持久的、深入人心的效果。如前所述，由於習近平政權壹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中國國內人權在嚴重的惡化，社會不公日益加劇、不同階層之間呈現壹種“冷戰”式的對抗狀態，人與人之間充滿著不信任、有競爭關系的人和群體間仇恨在不斷滋長。在這樣壹個大叢林中，大多數人腦子裏都是怨氣、仇恨、自利、爭鬥、麻木、柴米油鹽和上學看病養老買房……這些都極大的沖淡了官方的民族主義宣傳。

    民族主義的興盛，是需要以民族內部的相對團結、對外的相對壹致性為前提的。壹個民族內部互懷仇恨，生活中“自掃門前雪”，高度利己的民族，有多少心境、又如何能團結起來，共同追求遙遠而需曠日持久才能達成的民族主義目標呢？即便官方再賣力的宣揚，民眾陽奉陰違，甚至部分人根本不買賬，這樣的鼓動有多大現實影響呢（尤其和兩次世界大戰時德、日、奧、法、俄、英的民族主義比起來。壹戰前和戰爭中期及之前，各國民眾爭相參軍作戰，現在真打起仗，除了個別狂熱分子，誰肯去冒生命危險）？

    此外中共在宣揚“愛國主義”時，雖然投入巨大，但是由於官員和公務員普遍腐敗無能、素質低下，導致“愛國宣傳”效率低下、事十功壹，宣傳手段死板、內容僵化陳舊，教條式和極不自然的“接地氣”宣傳，都難以讓愛國感情深入人心。而且，壹個不能正視如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國內災難的政權，如何能夠真正喚起人民對這樣政權統治下國家的熱愛？

除了部分網民在網上發表壹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言論且僅停留在口頭，還有更多網民對民族主義話語進行了激烈的反諷與解構。諸如對倪萍、董卿等嘴裏喊著愛國，卻移民/生孩子在美國的上流名人，網上譏諷遠多於祝福。“愛國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已經是許多中國網民譏諷假愛國權貴和上流階層的口頭禪。而在華為孟晚舟被捕事件中，的確多數人同情和支持孟晚舟，但除了官方的輿論引導外，這更多是中國弱肉強食價值觀下對富人和權貴的諂媚、奴才為奴隸主主動辯護的劣根性使然，民族主義感情同樣是次要的。例如許多國人對特朗普的崇拜，顯然不是從國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角度，而是對這種強人和他流氓式言行的推崇。（嫌貧愛富、恃強淩弱，以“我弱我有理”譏諷弱勢者包括正常維權在內的言行，已經是近幾年互聯網上相當普遍的現象）

    而許多老百姓也都清楚權貴和各色貪官汙吏及其子女都會選擇去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留學、生活，他們的確沒有因此反抗（也無力反抗），但是無論是選擇崇拜強者試圖“變成惡龍”的，還是“不敢言而敢怒”積郁不滿的，對於中共虛偽的愛國主義宣傳，均是不屑壹顧、也根本顧不上的。

    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能力反抗權貴的剝削壓迫，就會轉向民族主義以發泄生活中的憤懣。這的確是壹部分平民包括底層民眾的選擇。但還有壹部分民眾則選擇了“這不是我的國家，我不愛”的態度，以抵制民族主義乃至走向逆向民族主義（例如許多“精日”、否定南京大屠殺者），或者對包括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在內所有官方價值觀的否定與解構。如果從人數上看，激進民族主義者占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現實生活和對國家政治上幾乎毫無影響力。

    當然占比例最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人，還是那種最多在各種行禮如儀的活動中“愛國”壹下，最多偶爾在朋友圈和社交媒體上發個國旗表情和“熱愛祖國”的幾個字，平常根本不關心、不了解，更不參與民族主義的壹切。這些“沈默的絕大多數”，足以代表當今中國人整體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很明顯，這樣的民族主義比胡溫甚至鄧江時期都弱，那時畢竟還有許多上街遊行的民族主義者）

    當然有人認為，當年德日兩國的民眾，不也是類似的“平庸之惡”嗎？這顯然是比喻不當的。如果了解那段歷史的都會知道，當時的德日不僅是發動了對外戰爭，民眾也大都支持對外戰爭、更普遍參與了與侵略擴張有關的經濟社會活動，全面投入了戰爭機器的運轉，許多人也分享了民族主義目的帶來的利益和對外侵略與掠奪的果實。而如今的中國大陸，並未對外發動侵略，人民也沒有普遍參與實質的民族主義行動及從中獲利（當然，新疆集中營的人權災難、民族悲劇是壹個較特殊例子，但它是局部的、參與者有限的，不應該由十幾億國人共同均攤）。

此外二戰中德日法西斯政權下的國民，壹戰時乃至壹戰前和戰間期的同盟國與協約國部分民眾，是以壹種民族狂熱態度、帶有殺戮“敵人”和自我“犧牲”的想法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而如今中國大陸的民眾普遍只是將“愛國”當成如同“追星”和“打卡”壹樣對待的，並沒有身體力行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意願。

    因此大多數中國人民不應是“平庸之惡”的背負者。或者準確的說，即便國人的確有著“平庸之惡”，也並非體現在民族主義方面，而且其他領域（例如對公共事務與漠不關心、對不平等與剝削壓迫聽之任之，對邪惡與不公袖手旁觀……許許多多方面。這個展開來講就更長了，在此不敘述）。

    綜上所述，中國官方在對內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面，成效甚微，成果如紙糊的堡壘，木棍壹捅就破；如土坯建的高墻，大風壹吹就倒。

習近平時代的港臺政策及其動機



    那麽習近平時代的中共，在關於港臺問題及對外領域的政策、言行，是否表現出強烈的、超過以往的民族主義訴求和霸權主義傾向？

    首先談香港。隨著習近平在中國大陸專制的日益強化，他對於幾乎是“半飛地”的香港的政治反對運動越發不能容忍。香港作為壹個極為特殊的地區--既名義和部分實際上處於中共政權的統治與控制下，又保有很高的自治權包括較多政治自由（尤其和完全沒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大陸形成了鮮明對比），是極端獨裁者所不能容忍的。

相對溫和的獨裁者，對香港這樣的地域會有更多放權，也會對當地的民主訴求有更多寬容。而且，像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相對於習近平較開明些的獨裁者，在大陸內部允許有限的公民運動和政治參與，以及走走停停的政治改革，也會讓香港看到大陸可能走向民主與開放、人權改善的希望，對陸港兩地制度與環境正向接近較有信心，港人對大陸的敵意和對融入大陸的恐懼也就不那麽強烈。

    相反習近平將專制高度強化，使中國大陸民主法治全面倒退、人權急劇惡化，個人崇拜的流行、愚民教育的“深化”、咄咄逼人的政治聲調……都導致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各地民眾尤其知識分子的普遍恐慌。無論是對新聞自由的打壓、對人權律師的抓捕，還是“習核心”的形成、廢除任期限制及個人崇拜的盛行，都基本證明中國大陸不僅在未來數年乃至十數年內民主無望，人權狀況甚至還會進壹步倒退。而這樣的情況下，香港越與大陸融合，也就越可能喪失現有的壹定的自由與民主（更不用說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進壹步拓展了），這自然導致港人的離心傾向越發嚴重。

而習近平治下管理對港政策的中央機構港澳辦及在港猶如“總督府”的中聯辦，更是加深了對香港政治的幹預。例如強烈主張在特首普選中加入“篩子”，以確保中央的控制權。這就引發了2014年轟轟烈烈的“占中”運動。而中共及中共半操控下的香港政府采用了較為強硬的方式，完全拒絕了“真普選”的要求。最終，“占中”運動實際上以失敗告終。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跨境綁架案”，則引發了港人對中共向香港更深滲透和直接暴力幹預的嚴重恐懼。2016年的“宣誓風波”及對6位民主派/本土派議員的“DQ（取消資格）”，同樣被視為中共對香港民主的進壹步打壓，以及香港親北京勢力的進壹步得勢。而2019年《逃犯條例》的修訂，徹底引爆了港人壓抑已久的怒火。

    但這些是否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呢？首先，中國大陸專制強化和人權惡化，與民族主義幾乎毫無關系。專制強化的動機並非是達成諸如“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訴求，而是為了鞏固專制統治，維護統治集團利益。同樣，大陸人權惡化的後果，同樣是危害了大陸民眾，當然對世界也起到惡劣示範作用，甚至中共專制的手段乃至模式還“傳染”到了其他壹些國家。但其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侵略擴張的意圖及其他帶有民族主義目的的訴求。

    而涉及香港的壹系列行動，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壓制反對中共政權的力量，而非希望將香港變成與大陸相同的體制，這對於中共及中國的經濟也並無好處。壹個安寧的香港遠比壹個動蕩和反共浪潮接連不斷的香港更利於中共。而關於主權問題，香港已於1997年回歸中國，除了反對涉及港獨的問題外，中共對香港的各種幹預均沒有民族主義色彩，而是為了中共統治的功利目的。而至於涉及港獨或實質港獨的，無論中共還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反對獨立是無可非議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反對自己的國家分裂。如果說這是壹種民族主義，它也是在合理範圍內合情的民族主義。

    值得壹提的壹個案例是，十壹國慶節期間，有幾位港中大的陸生在自己宿舍窗戶上掛起五星紅旗，然而卻被港生騷擾和攻擊，包括在門外謾罵、在門口傾倒垃圾、將汙水滲入宿舍、破壞門鎖、暴力攻擊宿舍門並進行恐嚇等。而港中大則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讓陸生不要“惹眾怒”。當宿舍壹位女生將事情發到大陸微信平臺上，卻被刪除，該事件被壓制下去，中共政府也沒有要求懲辦涉嫌刑事犯罪的港中大香港籍暴徒學生，反而在輿論上表現出息事寧人的態度。事實上，香港攻擊大陸人的視頻、圖片，在微博等平臺普遍被限制，只有官方媒體和個別影響微小的自媒體有涉及，大多數大V都對港人對大陸人頻繁的暴力攻擊噤聲。這壹方面反映的是國民的精致利己，也有官方刻意壓制大陸民族主義輿論的原因在內。因此中共究竟是支持民族主義，還是壓制民族主義，壹目了然。

   而在涉及臺灣問題上，如前所述，由於互聯網的發達，民間的交鋒日益強烈。那麽官方的層面？我並未看出相對於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當今的中共對臺有更強硬的政策態度。如對臺軍演、爭奪邦交國之戰、反對美國對臺軍售、兩岸軍機在海峽發生摩擦，以及建國起至今每個領導人都強調的“統壹祖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壹部分”，同樣是壹以貫之的行為和口號。而蔡英文上臺後陸臺關系比馬英九時期惡化，其實更多是民進黨傾向於臺獨，大陸做出對應反應而已。陳水扁執政時期，大陸與臺灣還發生了“烽火外交”，更遑論李登輝時代的1996年海峽導彈危機了。因此，習近平時代在對臺問題上並未比以前表現出更強硬的姿態，更未表現更實質的行動（其實在行動上反而更謹慎乃至退縮了）。

  對習近平而言，臺灣問題的確是壹個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問題，“實現祖國統壹”是凝聚人心、爭取其政權合法性的口號。但他大概率（我認為90%以上）不會對臺用兵。因為無論是習近平還是其他中共高層，均是把統治集團及個人與家族利益作為首位。

    即便萬壹爆發戰爭，如紀思道先生所言，美國有多種方式反制中共高層。即便直接比武力，腐敗和高度不透明的中國大陸軍隊（而且在人心敗壞、社會嚴重不公的情況下，軍隊中下級軍官的忠誠度也值得懷疑。而上層同樣只想“保家”而不會“衛國”，如戰爭天平向美臺傾斜，部分軍隊拒戰、叛變的可能性不低）難道可能打贏有美軍參與的大規模戰爭嗎？對臺戰爭爆發後，哪怕互有50%勝率（其實我並不認為在美軍的大規模幹預下，中共勝率有這麽高，姑且如此高估），中共也有近乎50%的可能性倒臺（我認為只要是大規模戰爭戰敗，中共倒臺是非常可能的）。壹個戰敗的中共政權，就會如滿清王朝壹樣被民眾乃至精英唾棄，甚至下場遠比清王朝遺老遺少悲慘。馬島戰爭導致加爾鐵裏軍政府倒臺，也是前車之鑒。我認為習近平不會冒這種風險，做弊遠大於利的戰爭行為。



習近平時代對日關系的前硬後軟、為獨裁統治和中共利益拋棄民族尊嚴



    如果習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樣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當然很可能對臺甚至對日對美發動戰爭；如果解放軍高層像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納粹黨衛軍中狂熱的種族優越主義者，解放軍也完全可能發動對臺灣及美日的戰爭。但現實是，無論習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決策者，還是幾乎所有黨、軍、政高層，其考慮的只是權、錢、地位、政治鬥爭、自己與家人的富貴榮華，眼裏只有利益。他們不僅沒有文明、進步的善良理想，也沒有侵略擴張的邪惡理想，他們只是壹群貪戀權位、追逐利益之徒罷了（當然，中國的老百姓同樣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無為了擴張而“犧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戰爭，他們高高在上的權位、壇壇罐罐的金銀，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不強，而且非常“聽話”，被洗腦，哪怕外國騎到中國大陸頭上欺淩，哪怕臺灣正式而完全的獨立，習近平統治集團也會有辦法為不開戰圓場，乃至“化悲憤為力量”，讓人民繼續忍氣吞聲建設國家、繼續忍受被中共剝削呢（而人民包括軍人同樣沒有幾個肯為國家統壹自願犧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統”很響亮，可是真的讓他們付出現實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代價、冒上生命危險，普遍都會退縮，十四億人沒有幾個真好漢）。

    而這些在對日問題上，習近平政權已經有所表現了。在習近平上臺之前及執政初期，國內外普遍認為習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錦濤則是“親日派”。的確，在習近平剛剛上臺的幾年，他的確表現出了壹些對日強硬態度，還主持了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設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積極銘記歷史的舉動。

但是隨著習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全方位挑戰、歐盟的人權問責、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他很快倒向了親日。在大陸的保釣人士被禁止活動，連香港的保釣人士都被阻攔出海。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也很快低調了下去。除了滿屏的客觀上破壞真正反思、淪為意淫式精神勝利和談笑對象的“抗日神劇”繼續熱播外，官方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均傾向降低對日歷史罪行批判的調門。而面對日本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及配備準航母等攻擊性武器，對東北亞乃至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等更實際的問題上，中國更是僅以“高度關註”、“關切”（而非“強烈譴責”、“明確反對”）低調應對。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2015年後的習近平政權在對日問題上更加低調。習近平執政不到三年，就幾乎完全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持續性和激烈的批判，與以色列對納粹罪行的長期聲討、韓國對日本殖民與戰爭罪行的堅持追究形成鮮明對比。

    更令人驚訝的是，2018年10月，面對貿易戰的困境，習近平拼命討好安倍晉三政權，在安倍訪華期間，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門廣場前掛滿了並排的中日兩國國旗。而現今日本的國旗“日章旗”也是二戰中軍國主義日本的旗幟。1931-1945年，日軍就是打著這樣的旗幟侵略中國，在刺刀和軍車上掛著這樣的旗幟在中華大地燒殺奸淫、搶掠掃蕩，無惡不作。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將日本的旗幟如此巨量的到處懸掛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壹下德國總理訪問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會否懸掛任何和納粹有關的旗幟？（當然，有人說納粹旗和如今德國國旗不壹樣，日本則是現在的國旗和二戰的國旗大致壹樣。那這就更有問題了，說明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壹開始都未認真追究日本侵華責任、未強烈要求日本“去軍國主義化”）

  根據壹位知名媒體人轉述，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位參加淞滬抗戰的老人，曾在上海壹個日本商品展覽館看見日本國旗之後氣的（也可能是驚嚇的）昏厥過去。當然，如今的國人是普遍麻木了，連天安門、長安街掛著這些奇恥大辱的膏藥旗都無動於衷。不過也不奇怪，六四鎮壓時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處是革命者的血肉，國人幾年後就已忘卻，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顏開的市民和遊客更是每日不絕（當然，我並不是說希望每個國人每天走過時都悲憤痛哭，而是說要銘記歷史、改變現實。但是顯然他/她們根本沒有，哪怕心裏都沒有想）。

更實質的是，在這次會談及對外通稿中，習近平完全沒有在歷史和領土爭端問題上表明態度，回避了關於日本戰爭罪行及破壞戰後體系等關鍵話題，代之以極大淡化歷史的討好語氣（見新華社通稿）。官媒《環球時報》也鼓吹“不要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系”，為習近平緩頰。地方政府也壓制包括保釣人士在內的反日運動聲浪。

    而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制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而被捕後，中國外交部不置壹詞。嚴敏華母親和郭紹傑女兒到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求助，同樣未獲營救承諾。而據郭紹傑父親說，郭紹傑在監獄還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準沖涼、不準與他人講話和看報紙和電視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社運領袖梁國雄在《國歌法》聽證會上怒斥：“郭紹傑、嚴敏華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而在日本抗議被捕，共產黨連屁都不敢放壹個；孟晚舟這種所謂‘貴族’、‘太子黨’（被抓），共產黨便出手，這不算是侮辱國家嗎？”

    這件事不僅體現了中共政權的冷血，也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冷漠（大陸沒有多少人知道和關心他們，大多數香港人則更是各種惡毒嘲諷（至少看到互聯網上的評論是如此））。壹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會這麽做嗎？相反，不救為國人抗爭的郭嚴二人，卻開動宣傳機器為壹個違反商業法律的“太子黨”呼喊，還不惜抓捕兩名加拿大人以為要挾，這充分證明了權貴利益大於民族尊嚴，民族主義從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標。相反，它還盡力遮掩類似敏感事件，壓制國內民族主義情緒。

    2019年4月，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之際，日本海軍驅逐艦“涼月”號赴青島參與建軍慶典。中國海軍居然允許了日本海軍懸掛二戰時代表軍國主義的“旭日旗”參與慶典。而壹年前，韓國在舉行海上聯合閱兵式時，就堅決反對日軍懸掛“旭日旗”，最終日方放棄參加。而這壹次中國為討好日本、改善中日關系，選擇放棄原則對日妥協。這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夠想象猶太人允許德國政界、民間任何人士攜帶納粹標誌的旗幟或徽章訪問以色列或國外猶太社區嗎（更不用說軍事力量了）？這不僅僅是形式，而是對歷史、對國家尊嚴的態度。而習近平選擇了背棄歷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戰爭中死難的以千萬計的中華兒女。

    這樣的舉動，是壹個民族主義者的行為嗎？是試圖達成民族主義訴求、對外擴張稱霸的政權的行為嗎？顯然不是。相反，習近平政權為了統治穩定，為了現實利益，對歷史視而不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中共政權和許多國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協換取日本的經濟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勢力的綏靖、低調態度，與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戰犯的清算、正式賠償的強烈訴求、對反猶和新納粹的零容忍，形成鮮明而可恥的對比。中共政權和它宣導與統治下的許多民眾不止比不了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韓國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波蘭人……哪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領袖都不會像習近平及其政權這般，對拒絕反省民族罪行還有現實民族利益沖突的敵對國家與敵對民族笑臉相迎。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連壹般的國家領袖、對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許多遺忘歷史的國人，同樣是不知羞恥、缺乏尊嚴與正義感、充滿奴性的可恥之民。

   （嚴格而言，對日本侵華戰爭罪行的聲討，不完全算作民族主義訴求，而是壹個國家和民族最起碼的、完全正當的行為。我以相關例子舉例，是想說明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連維護基本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都沒有，何談“民族主義興起”、“強烈的民族主義”？當然，這只是壹方面，我不會以偏概全，而是通過習近平時代整體的涉及外務上的表現來評斷）

習近平時代對美關系復雜但仍在常軌



    而對美關系方面，習近平政權是多變的、復雜的。在奧巴馬時期，中共對美國批判中國的人權問題非常不滿，也否認如技術剽竊、派遣商業間諜、黑客入侵等行為，經常以強硬措辭回擊。而特朗普上臺後，中共很明白特朗普的脾氣秉性，大多數時候避免直接攻擊特朗普本人，更多采用旁敲側擊的方式進行批判。自貿易戰打響以來，中國在對內宣傳方面鼓吹“發展民族品牌”、“自立自強”，而對美始終保持克制，以防禦性手段為主。反倒是美國（準確說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在不斷強調“美國優先”、“愛國主義”，大打種族/國家牌，甚至有美國高官以“文明沖突”及種族差別來論述中美貿易戰。

    當然有人會認為，美國政府比中國政府更坦誠，中國官方是有民族主義傾向但是不公開言說。從某種角度，這的確有道理，因為中共政權是壹個沒有誠信和道德的政權，包括外交在內的各種信息均不透明；且中國總體處於上升勢頭，按“修昔底德陷阱”推論，中國也很可能走上民族主義道路。

但是細究這次貿易戰從開始醞釀、激烈對抗，乃至打打停停至今的整個過程，雙方的動作和言行基本都擺在臺面上，中國方面沒有出格的民族主義動作。至於中美大國競爭中“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在21世紀爆發“熱戰”的可能性極低，而戰爭以外的手段，當然包括鼓動民族主義和民族內部團結。而這是正常的。尤其在世界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全面回潮之際，如果中國（包括中共政權）不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利益，才是可恥的。只是這種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不應超出界限、不能侵占他國合法利益。而目前中國顯然沒有突破這壹底線，而未來也不太可能突破。

    無論是習近平上臺之前還是之後，中共在經濟貿易問題上與美國的交鋒都相對理性溫和（特朗普上臺後，中國方面甚至比美國還要溫和理性，比美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聲調更低）。但壹旦涉及人權問題，就會猛烈反擊美國等西方國家、全面封鎖消息不許國內報道（或統壹口徑譴責）、對國際上的反響也進行積極幹擾與壓制。這更能看出來中共可以喪失國家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但是不會放棄對統治地位的維護。

“壹帶壹路”及中國其他對外戰略構想與行動的內容與目的



    除了對日、對美關系，中國官方的其他對外政策，是否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動機？

    習近平上臺以來，對外戰略的最大步驟即為“壹帶壹路”。關於“壹帶壹路”，批評之聲紛起，如稱中國“新殖民主義”、“赤色滲透”、“爭奪世界霸權”。那麽實際上是怎麽回事？

所謂“壹帶壹路”，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朝貢貿易”，即中原王朝（如漢朝、明朝）和周邊及域外國家進行的帶有政治色彩的貿易。這種貿易的特點（主要體現在明朝，尤其鄭和下西洋）是，周邊國家向中國名義上稱臣、朝貢，而中國贈與其大量財貨，換取對方名義的尊崇和象征性的土特產，也就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這種以巨額利益換取表面臣服的行為，與西方同時代的殖民擴張完全不同，中國的王朝並無實際控制、吞並這些朝貢國的意願，更沒有希望得到更多物質利益（相反是虧本的），用句俗話就是“賠錢賺吆喝”。這是中原王朝、中國歷史上各王朝與朝貢國的經濟及“外交”關系。

    當然如今的中共沒有這麽愚蠢，也不至於對幾百年前的朝貢外交抱殘守缺。它的“壹帶壹路”及其他零散的投資、貸款、基建等對外經貿活動，經濟利益當然是重要考量。不過，由於中國在國內壹向通過“低人權優勢”發展經濟，不顧忌經濟發展中的人權侵害和環境破壞，引發了許多不滿，從緬甸的大壩，到斯裏蘭卡的港口，再到非洲各國的采礦，普遍出現了各種醜聞。約瑟夫·奈曾評價過“中國正在使用已經被西方普遍拋棄的方式（在欠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和其他活動）”。所謂“被拋棄的方式”就是殖民時代和後殖民時代早期那種以貸款換取資源、經濟合作中不顧及人權、破壞環境影響當地可持續發展等。但這些只是經濟利益上的糾葛。進壹步說，中共政權對外經貿上的各種算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也是在國際上為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尤其特權集團爭取利益，與民族主義沒什麽關系。

另外中共還有將中國的發展模式--即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經濟發展第壹位”以及“穩定壓倒壹切與不惜侵犯人權維持安定”為兩大核心特征的“中國模式”--推向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行為，但這種模式的輸出，也只是中共試圖抵禦西方人權和民主、培植盟友而為，以及為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在海外獲利提供制度依托，並非要將這些效仿“中國模式”的國家變成殖民地或仆從國。這當然包含政治考慮。但這種政治考慮並非是許多人認為的“民族主義”、“擴張主義”，而更多是為了中共自身統治存續的需要。

    因為中共惡劣的人權狀況，面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抨擊，急需尋找盟友支持。而經濟援助、“拿錢換朋友”，自然成了中共的選擇。而為了贏得支持，往往又出現了歷史上的“厚往薄來”，虧本換取這些欠發達國家在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舞臺上為中共專制和各種侵犯人權的行徑辯護。而所付出的物質、人力及折算的財富，自然是中國人民承擔。換句話說，為了中共統治和中共在國際上的形象，中共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以中華民族勞動成果換取支持，這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而是賣國謀私。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中國的“虧本買賣”和援助大多並沒有惠及接受國的平民大眾、弱勢群體，而是進了包括獨裁者、官員、當地資本家和族群頭人等有權有勢者的腰包。如果中共以中國人的血汗幫助亞非拉的貧民，也還說得過去（哪怕中國國內貧苦的大眾更需要社會保障和救助），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中國通過貿易給予這些國家的收入及無償援助等利益，大都被這些腐敗國家的權貴侵吞了。

    更值得註意的是，中共政權在經濟上的讓利最多的，並非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美日等發達國家。相對於對貧困國家“大撒幣（包括無償援助、無息低息貸款、免費招收乃至大額補貼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的顯性收買，對美日等國在經濟、政治、歷史問題、地緣戰略利益、國際關系等方面出賣的國家利益更多且遠高於前者，只是相對更隱形而已。例如最近的香港問題，就成為特朗普政府要挾中共在貿易戰上讓步的籌碼。而中共為了避免涉及人權問題的制裁、聲討，就不惜通過對美日等國讓步、屈膝，並奉獻出真金白銀的利益與民族尊嚴，來換取美日的綏靖。而這，也正是美日印等許多國家樂於看到並默認中共繼續統治的關鍵原因。因為，只有獨裁的中共政權，才會給美日印讓利；壹個民主中國的政府，沒有人權把柄和專制汙名，怎麽可能也有又什麽必要對美日印等國妥協退讓呢（當然如果是漢奸主導的政權，那的確可能繼續賣國）？

    此外還有孔子學院的普遍建立、中國對外學術方面的幹預等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中國留學生組織與中國駐各國使館的聯系。這些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民族主義”。其實，這與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壹樣，也是為了中共的統治，通過這些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滲透，影響各國學界、政府、民眾對中國的看法、對中共壹黨專制的看法，而非試圖進行文化稱霸。

    例如孔子學院對涉及中國敏感問題的禁止、對西方大學敏感課題和邀請的阻撓，都是涉及中共獨裁專制、侵害人權方面的，而很少涉及民族主義和中國國家利益領域的（即便部分涉及這些，如關於“臺獨”、“藏獨”、“疆獨”問題，其阻止的主要目的還是針對對獨裁和人權侵犯的批判，而民族主義是次要的、附著性的）。而且，它更多采取守勢，即被動阻遏、反駁西方學術與輿論領域對中共獨裁與侵犯人權的批判（當然也輔以中國官方的宣傳辭令和自制的壹套偽學術，進行壹些看似進攻但實質目的還是防禦的文宣），而非像殖民時期宗主國在殖民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那種進取性的方式。

    大體上說，它重點在於“防”，而不是“攻”；它集中於重點防範和反制西方對中共及中國各敏感問題的揭露與抨擊，而非試圖改變西方的價值觀和更普遍的學術幹預。即涉及到中共和中國負面信息，他們會掩飾和歪曲、塗脂抹粉；但無涉中共統治的東西（哪怕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則置之不理。因此，無論從其目的，還是方式，都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

習近平時代中國軍事動向及與民族主義的關系



    毫無疑問包括軍事實力、軍事目標、軍事行動在內的各種軍事領域的動向，是反映壹個國家或者壹個地區的民族主義強弱及目的的關鍵因素。國家和區域沖突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裝對抗和沖突，包括“冷戰”和“熱戰”。

    那麽習近平時代的軍事動向，有無反映民族主義的日益強盛呢？首先看習近平上臺後的基本軍事動向。

    中共建政以來，由於其維護對內獨裁統治的本質和軍事實力的有限，在近60年內實行陸地和近水防禦策略及“不向國外派遣壹兵壹卒”的政策。直到胡錦濤時代，才開始組建成建制的“藍水海軍”，並在東海、南海及黃海的領海與專屬經濟區活動。但相對於美英法俄等大國，中國海軍依舊是內斂型的。而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中國軍隊武器質量、軍費開支均有顯著提升，但這是經濟發展和國際影響力提高的必然。此外，以前軍費開支占GDP比例很低，如今也是壹種“補償性提高”（哪怕中國軍費占GDP比例仍舊低於美俄法印等大國，剛剛超過英國）。而且，由於中國軍隊尤其中上層的高度腐敗，軍費開支相當大壹部分被貪汙和挪用（這個放在後面具體講）。軍隊不僅在腐敗上甚於政府，形式主義和低效導致的浪費同樣更甚。此外，軍隊“人力成本”的提高也顯著影響了軍費開支的增速。

相對於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同樣是海外軍事活動最少的。雖然中國在吉布提建立後勤性質的海軍保障基地，但中國軍隊依舊沒有在外有戰鬥性軍事基地。中國雖然在派遣維和部隊等方面很積極，但在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軍事行動上作為有限。在釣魚島附近的巡航，中國出動的是海警、海監等非戰鬥性的非正規武裝力量。同樣，在南海也是以準軍事力量為主參與對爭議島嶼的爭奪。毫無疑問，這是有正規海空軍作為後盾的。但這終歸是相對克制的行動。而且，中國武裝力量只有在與菲律賓有爭議的黃巖島等地采取攻勢，對於釣魚島和西沙南沙大部分爭議島嶼，中國長期處於守勢。

    至於空軍、陸軍，則更少涉及爭議問題了。以對印問題為例，2016年中印洞朗對峙，中方與50多年前壹樣選擇了退卻，這次還是不戰而退。最近發生的印巴在克什米爾的軍事沖突，以及印度取消查謨--克什米爾地區特殊地位（包括與中國爭議的拉達克地區）並出兵鎮壓抗議後，利益攸關的中國並未堅定的和巴基斯坦站在壹起，而是選擇用“希望雙方和平談判解決爭端”這種和稀泥的言論，並且拒絕譴責印度。至於軍事施壓更是壹點未見。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中，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向毛澤東求援，毛拒絕出兵幫助，結果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失去了占國土16%、人口54%的東巴基斯坦。而如今，中共政權再次為壹己之私，選擇讓伊姆蘭·汗孤立的在國際舞臺上面對實力強大、廣受支持的莫迪政權。無論是領土爭議，還是大國地緣戰略利益，以及國際上關鍵盟友的安危，中共政權都置之不理。10月底，習近平剛剛結束對印訪問，印度就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問題上再進壹步，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均成立“中央直轄區”，改變其自治地位。而聲稱擁有拉達克主權的中共卻非常低調，更多在宣揚習近平訪印成果，對印度這壹侵犯主權之舉毫不在乎。

    相反在鎮壓流亡藏人和促使印度、尼泊爾等國遣返或壓迫流亡藏人方面，中共則不遺余力，包括制造了2006年的“囊帕拉山口事件”，邊防武警槍擊已到達尼泊爾壹側的出逃藏人。近日隨著習近平訪問印度和尼泊爾，中共也以經濟等利益利誘兩國（對尼泊爾恐怕還有威脅和施壓），對流亡藏人進行拘捕和約束。這些充分證明，中共政權對於領土和地緣政治利益等國家核心利益不惜出賣，而對本國反抗者則不惜血腥鎮壓、“長臂幹涉”。這再次暴露了中共政權以維護統治和內部安寧為目的、對外則不惜妥協退讓的外交原則。

    而習近平上臺後，在軍事方面還做了兩件事。壹是發動了對軍方高層的反腐運動，二是改革了軍隊的部分編制結構。雖然時間是反腐在前，但為文章銜接和論述順暢，我先談軍改，再談反腐。

那麽軍隊改革（主要是編制結構改革）及改革後的中國軍事力量，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如何？

    這場自習近平上臺不久就開始醞釀、執行的正式名稱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軍改計劃，看其內容的詳細和涉及層面的廣泛，似乎比習對軍隊的反腐（更準確說是整肅）聲勢更大、牽涉更多。但仔細看了具體內容就會發現，看起來眼花繚亂的改制措施，形式遠大於實質，而實際效用也會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大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成果”裏也大多是對內的（改制內容大多其實本來也就是對內的），這樣幾次打折，最後剩下對民族主義的影響，基本就沒有了。

在此大致舉幾個例子。在這次軍改中，“七大軍區”被改為“五大戰區”，看似調整了戰略領域的結構，但對於實際上原各軍區的任務沒有根本變化，只是分攤的區域變了（至於在名稱上“軍區”改成“戰區”，更是類似朝鮮那種虛張聲勢壹樣，毫無必要正經談論）。而增加的兩個兵種，只有“戰略支援部隊”是改革的壹個突破（隨信息化時代提高了電子戰和信息化支援能力），而“火箭軍”無非就是將原本就獨立且由中央軍委直屬的“二炮”強化為和陸海空地位平齊的軍種，而軍隊結構沒有質變。而其他改制措施如各單位歸屬與各機構的分化組合，基本就是在調整軍隊管理體系，沒有任何為對外戰爭或軍事擴張準備的內容和跡象。而將武警由歸國務院管理改為由中央軍委統轄，反映的更是鞏固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及強化國內維穩。武警人員從武器裝備、日常訓練到主要任務，都是適配於對內維安（說白了就是鎮壓老百姓和小股武裝分子），無法輕易轉化為對外戰爭的力量。

    然後再談反腐方面。軍方反腐聲勢很大，也的確抓捕了許多“大老虎”，包括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田修思、張陽等部分軍方最高層人物紛紛落馬。但明眼人都能看清，這只不過是習近平為鞏固政權進行的肅清異己、“除舊換新”的手段罷了。所謂“壯士斷腕”，斷的只是作為政治對手的“腕”，而對於同樣染上腐敗病毒的自己人，反而會加官進爵，成為習近平有力的臂膀，為習提供著強大的“槍桿子”的後盾。

    與對黨政機構內的反腐壹樣，習近平在軍隊的反腐行動同樣是壹種“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人治”，而沒有建立真正的獨立的司法系統、監督體系，更沒有民主法治的大前提。如此類型的“反腐”，毛、鄧、江、胡時期全都做過，且力度都不可謂不大（雖然同期規模上都沒有習的大），但結果如何呢？習近平這次反腐的確看似力度更大，但其“量”沒有足以改變“質”的程度，更沒有改變以“反腐”為權力鬥爭手段的性質。

    而且眾所周知，相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中國的軍隊更加不透明化，更缺乏外部包括輿論的監督。壹切都可以以“軍事秘密”進行或多或少乃至完全的遮掩，外部只能完全通過官方口徑了解，即便私下通過其他渠道有所挖掘，也不敢觸犯“泄露軍事機密”之類罪行。而且，軍隊相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更自成壹體，整體上與社會大眾隔離，很少深入打交道（抗洪搶險時候難道可以探聽到什麽內幕嗎？），外界難以通過蛛絲馬跡（例如政府機構經常會有官民糾紛，即便信息控制下官員也在地方有官聲高低、民意好壞等風評，而軍隊就極少有這些暴露黑暗的“缺口”）了解軍隊內情。這都導致軍方的腐敗、墮落、失職瀆職等難以被發現，其腐敗與失職等行為也更為有恃無恐。此外，由於以上這些特點，也讓軍隊比政府機構更容易做足表面功夫讓外界看起來“高大全”，遮掩其內部的種種骯臟與腐朽。這毫無疑問會讓外界從表面看到和估計的解放軍戰力，與解放軍實際戰力產生巨大差異。（而且，即便只看習近平查處的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輝等幾只“大老虎”，據報道就分別涉及百億以上的貪腐金額，且其貪汙、受賄、挪用公款的方式非常多樣，涉及解放軍各系統和附屬機構。而無數的“小老虎”乃至“蒼蠅”又累積貪墨了多少？那麽沒有被清洗的各級軍官及習近平新提拔的，難道會比較幹凈嗎？所以，僅僅以公開的軍內貪腐金額及涉案領域與人數，已非常驚人，足以窺斑知豹）

而軍隊在缺乏民主法治與社會監督、高度不透明化的情況下，其腐敗墮落程度只會遠嚴重於黨政和司法機構。而如此的體制和腐敗程度，直接影響到軍隊的實際戰鬥力和對國家與人民的忠誠度。如前所述，中國的精英階層普遍自私利己，都是為了權力、金錢、美色、各種極優越的福利。而軍人尤其軍方高層明顯不僅不會例外，只會在不透明的環境中墮落更甚。如此的軍隊，如何“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呢？只有“強軍口號”的第壹句“聽黨指揮”即聽習近平指揮是可以實現的。習近平的“反腐”只是培植了壹批新的忠誠於他的軍方權貴，自然更會給予這些人更多恩惠（也就是民脂民膏），對他們的腐敗和瀆職更為放縱。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換取他們對習個人（或者習為首的核心統治集團）的忠誠，以及面對社會動蕩時對民眾的堅決鎮壓。

    那麽壹支腐敗墮落的軍隊、壹群想著權色金錢的軍官，會有怎樣的戰鬥力呢？會有能力實現民族主義的軍事目標（如對臺灣動武、對日美開戰）嗎？甚至，這些貪戀榮華富貴的軍官和同樣為了利益參軍的普通士兵，不僅缺乏打贏戰爭的能力，連發動戰爭的動機和熱情都沒有（當然軍方中上層有對內鎮壓的動機和熱情。而普通士兵如果以重利相誘，甚至實行類似朝鮮的壹切以軍人為優先（即“先軍政治”），也會熱衷於對內鎮壓）。他們既然考慮的是個人和家庭而非國家和人民，自然不願意去“為國捐軀”。如果戰勝幾率高、戰死幾率低，他們還有可能壹戰，但如果面對更強的、更不怕死的軍隊，他們只會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委曲求全。

    前車之鑒很多，在此僅舉數例。薩達姆的伊拉克軍隊（包括其最精銳的“共和國衛隊”），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被美軍重創，其中第二次更是不到兩個月主力已全被擊潰、首都被占領。除了武器裝備差距巨大之外，“兵無戰心”也是重要因素。沒有誰肯拼命捍衛薩達姆獨裁政權，樹倒猢猻散。後來針對美軍的零星襲擊和對抗，絕大多數也與保衛薩達姆無關，而是出於散兵遊勇壹些切身利益，及宗教和民族原因。同樣，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水師的戰敗，也與軍隊的腐敗、疏於訓練、驕傲自大密切相關。只是，那時還有鄧世昌、劉步蟾那樣的殉國者，而如今糜爛的國家和軍隊是否還有“足壯海軍威”者？還有，當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以弱勝強戰勝國民黨，也和國軍的普遍的貪汙腐敗、法紀廢弛、內部鬥爭、官兵矛盾有關。而如今的中共軍隊，在這些問題上何嘗“遜色”於國民黨軍？腐化墮落對戰鬥力的削弱是致命的。

  軍隊的腐化墮落，會直接影響軍隊戰鬥力強弱的兩個關鍵因素，即武器裝備質量和軍人素養/訓練水平。壹支腐敗的軍隊，無論在武器裝備的研發、采購、生產、維修及後勤保障的任壹領域，都必然會“雁過拔毛”、“缺斤短兩”、浪費奢靡、事倍功半（乃至事十功壹）。即便在特別關鍵、作為“獻禮工程”的個別武器研發生產上（例如殲-10、殲-20，以及我寫作本文時才恰剛下水的國產航母“山東艦”）不敢粗制濫造，但也壹定靡費甚巨，這種“靡費”不是說本身研發生產開支大，而是貪腐和浪費巨大。而那些常規的、不被公眾和媒體註意的武器裝備和後勤補給，就更會充斥腐敗了。前面已經說過，相對於地方政府和法檢等部門，軍隊更加的、高度的不透明化，腐敗只會更嚴重，會腐入骨髓。

    而在軍人素養及訓練水平方面，同樣是“黑箱”式的。除了對外進行壹些展示和參加軍演和比賽（軍演絕大多數也是秘密進行的，例如有傷亡也很少披露。即便披露的，也並未講事故細節及責任問題）。壹個充滿依附主義、裙帶關系、權錢交易的軍隊，又怎麽可能嚴格訓練出“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軍隊呢？當然，解放軍有些方面軍紀的確很嚴，但這與戰鬥力不能劃等號。而且所謂的“嚴”，是上對下的、是主要針對普通士兵的、是有選擇性的，而非是從上到下壹樣紀律嚴明的。此外，刻苦的訓練和壹些對基層軍官和普通士兵的嚴苛紀律，並不等於能訓練出戰鬥力強的部隊，而更多是在通過這種殘酷訓練來維持紀律、保證服從性，以及用“苦練”來遮掩科學合理訓練的不足。這就像中學生被題海戰術淹沒，也並不壹定能考出好成績，越是差學校越是起早貪黑紀律極嚴，但成績反而大多並不如大城市重點中學壹周只上五天，基本不補課的學生。還有人所共知的，解放軍的許多訓練都是花拳繡腿，例如用手碎磚、踢正步、疊被子乃至半只腳站在河沿上練“定力”……這些除了看起來好看，打仗有多少用呢？尤其在信息化時代，軍人個人素質更多體現在操作現代化和信息化設備、應變乃至創新能力等方面。而這些恰恰是解放軍最缺乏的。

    武器裝備如此多水分、軍人戰爭素養也糟糕的軍隊，戰鬥力如何？他們自己也知道。因此他們有什麽底氣去打仗尤其打大仗、生死之仗？而且，即便他們自大自滿而選擇發動戰爭，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民族主義”的支撐力量，又有什麽可懼怕的？美俄乃至印日，其軍事力量才是實打實的，尤其日本的戰爭潛力，更是需要警惕的。

如果習近平和軍方高層自大自滿，的確有可能增大對外沖突幾率。但縱觀中共政權幾十年對外軍事策略，尤其鄧小平時代及之後，都會避免戰爭，或者選擇攻擊相對弱小的（如越南、菲律賓），但即便對印度這樣的次級軍事強國都選擇妥協退避。而除1996年向臺灣附近發射導彈進行威懾外，中共對於臺灣、日本及美國，均以克制和防禦為主。許多獨裁政權都是滅亡於對外擴張和軍事爭霸乃至邊境沖突（例如紅色高棉滅亡導火線，就是波爾布特對越南控制的“下高棉”地區的攻擊，導致了越軍反撲和借機入侵；烏幹達獨裁者伊迪·阿明在國內無惡不作也長期未被推翻，但其入侵坦桑尼亞，導致坦軍反擊攻入烏幹達，阿明政權也隨之垮臺。至於蘇聯參與軍備競賽和入侵阿富汗促成衰落與解體，更是中共反思“蘇共亡黨”的重點），習近平和中共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前車之鑒的。而如前面所述，中共在經濟、意識形態、愛國宣傳等方面均呈色厲內荏、虛張聲勢的狀態，且集中於“守”而非“攻”，並以維持政權存續為根本目的，軍事上同樣不會例外。

    當然如果西方國家執意要摧毀中共政權，對中國發動主動進攻並攻擊政治和經濟中心區（如京滬、長三角和珠三角），且目的為推翻中共統治，那習近平政權當然會為維持政權存續、軍隊中上層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拼死壹搏。但這種以徹底推翻中共為目的的入侵可能幾乎是零。甚至，即便有全面對華入侵，只要外國軍隊（如美國或北約聯軍）承諾不動中共和軍方已得到的利益，乃至許諾他們保留官位，部分乃至多數軍方高層大抵也會不戰而降的。“官二代”包括“軍二代”們許多都移民美歐加澳了，他們還在乎中國國家和人民利益嗎？不過這種入侵可能性同樣幾乎為零。而如果美日乃至印俄進行有限的軍事威懾和壓力，中共見勢不妙，更大可能會“量中華之物力”出賣國家利益來安撫，而不會開戰。不開戰，軍隊的壹切腐朽和骯臟都會被光輝的遮羞布遮蓋，哪怕外間猜測眾多。開了戰，海外就看清了“紙老虎”，國人也窺得了“大醬缸”。中共會開戰還是不開戰？

    對中共統治集團而言，軍隊除了對內鎮壓和維穩，還有壹個作用，就是以軍費名義進行利益分贓。通俗點說，整個解放軍就是壹盤生意。軍隊有著巨量資源及資源調配的優先權，對外不透明的“優勢”，以及大量官職和其他“肥差”。如果打了仗，這秘密生意（雖然有壹部分是“公開的秘密”）就被戳出許多孔洞，也就是“露餡了”。如果大戰戰敗，更是比天津大爆炸都能炸出千倍貪汙瀆職的權貴、萬倍腐化墮落的醜聞。這就是中共在包括領土、地緣政治利益、歷史問題上不斷退縮或虛張聲勢、色厲內荏的原因。中共為什麽要打仗，讓“敗絮其中”的臟汙暴露呢？相反，它會竭盡全力避免戰爭，可以讓軍隊在“金玉其外”的榮光掩映下，繼續成為汲取民脂民膏供養龐大特權階層的輸血管道和發財機器；以“保家衛國”為名，將全民的軍隊變成權貴私人的提款機。（就在我寫作到此段後不久，在武漢舉行的“世界軍人運動會”爆出中國軍人代表團在野外定向比賽中作弊（包括在賽道上提前放置秘密標記、有人為中國軍人運動員指路等。且被國際定向越野聯合會定為“明顯作弊”）。連壹場運動會都要如此公然作假的軍隊，其內部的腐朽不難想象）

綜上所述，中共政權在民族主義的表達與實現的關鍵領域--軍事方面，同樣甚至更加呈外強中幹的特點。相對於對外還有所交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軍事上則采取更加謹慎的全面防禦策略。為了維持軍隊為特權階層帶來的巨大利益（不讓軍隊這盤“大生意”“黃了”），以及避免對外戰敗對政權合法性的沖擊，中共軍隊大抵不願戰、不敢戰，而其嚴重的腐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尤其用表面功夫遮掩本質的虛弱），也讓人懷疑其是否“能戰”。當然在中共政權存亡受到外來軍事威脅時，它的確可能拼力壹搏。但如前所述，這種程度的外部威脅發生可能性很小。而為轉移國內矛盾、註入民族主義強心針，中共發動對臺乃至美日的戰爭的可能性當然也存在，但如前分析，我認為發生的幾率極低，甚至低於國外武裝幹涉中國的幾率。對內鎮壓依舊是中共軍隊最重要的任務，且未來再次在天安門廣場和大陸各地“派上用場”的可能性很大。



習近平時代中國民族主義與他國的對比

   

    如果量化“民族主義”，其民族主義的成色、比例有無比世界各大國平均程度高？

    中韓兩國在遭遇日本軍國主義禍害方面，有著很相似的歷史，兩國對日本侵略歷史、如今的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態度的對比，很具代表性。前文已經提及了中共政權對日本侵華放棄追責和索賠，以及為利益淡化歷史、拒絕反制日本擴軍、解禁戰後壹系列限制等行為，在此不再贅述。除此之外，中共有時鼓動民眾反日，也是壹種典型的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而非真心誠意、不惜代價的聲討日本右翼政權。相反，前面已提到，中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胡錦濤乃至習近平，都會不同程度壓制對日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拘捕聲討日本罪行和保釣人士。這些與韓國近些年激烈譴責日本戰爭罪行、不斷在韓日爭議的“獨島（日本稱‘竹島’）”宣示主權、反對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和美化侵略宣傳、強烈譴責日本的擴軍和破壞戰後體系行為對比鮮明（當然，如今中共的對日態度很像1960-1980年代韓國樸正熙--全鬥煥獨裁政權的親日行為）。

除了同受日本軍國主義極大戕害的韓國，與中國的人口、國際地位、發展潛力頗多相仿的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對比的對象。

    被稱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也的確是民主制國家）”的印度，其民族主義和印度教教派主義都很強烈。印度國父尼赫魯在建國不久就說過“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麽做壹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麽銷聲匿跡。”而尼赫魯的後繼者（無論是其女兒、國大黨的英·甘地，還是人民黨的瓦傑帕伊）均遵從了他的方略。在南亞，印度自建國就侵吞了海德拉巴、果阿、錫金、及克什米爾大部，嚴厲鎮壓如印度東北七邦（原屬緬甸）和旁遮普邦的錫克人的反抗、泰米爾納德邦的泰米爾人獨立運動，也對左翼的工農武裝進行鎮壓。在大肆吞並拒絕臣服地區方面，德裏明顯要比北京強硬和暴力。印度有民主選舉，但是並不允許主張分裂的政黨參與選舉。而對宿敵巴基斯坦，更是發動多次大規模戰爭，肢解和極大削弱了巴基斯坦（東巴獨立為孟加拉國），並幹涉尼泊爾與斯裏蘭卡，控制不丹，稱霸南亞。

    在南亞以外，印度壹直是“不結盟運動”組織的領導者，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與中國長期爭霸，還侵占了中國藏南地區。在軍事上，印度不僅不顧國際反對進行核試驗和儲備核武（對如此公然挑戰核不擴散體制的行為，當時的中國居然是“五常”中反應最弱的，而很明顯印度核武最大威脅對象恰恰是中國而非美俄英法），還不惜血本從美俄歐購買大量武器裝備，並研制威脅中國全境、可攜帶核彈頭的“烈火”系列導彈。而在印度對外赤裸裸幹涉內政乃至控制外國時，中共政權則是在遷就他國、放棄利益，連對“盟友”朝鮮都喪失控制，而對於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國，前面已經講過中共為統治而怎樣的妥協退讓了。

    而印度人民黨執政又尤其莫迪成為印度總理後，印度民族主義和印度教至上主義更是甚囂塵上（莫迪本身就是極右翼的印度民族主義團體“國民誌願服務團”出身，莫迪和他的人民黨統治集團，均有濃厚的印度教至上主義和印度民族主義色彩）。而在中印關系上，莫迪也采取強硬態度。例如中印洞朗對峙和印度在克什米爾壹系列軍事和政治動作，以及莫迪在國內對印度教教派主義的鼓吹，都是公開而明顯的。中國的《環球時報》被稱為“民族主義報紙”，而印度最大的兩份全國性報紙《印度時報》和《印度斯坦報》，以及NDTV（新德裏電視臺）同樣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領土、宗教等涉民族主義問題上鼓噪。當然，與中國官媒不同，印度媒體受官方影響明顯較中國低，不是政權隨意操縱的傳聲筒；但另壹方面恰恰反應了其民族主義的自發性和深厚性。在印度國內外社交媒體上，印度民族主義聲音非常猖獗，遠比中國民族主義者有進攻性和影響力，隨便搜索就可看到大量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言論，尤其對巴基斯坦及巴國領袖和民眾的謾罵、威脅、挑釁。當然，在中印競爭與沖突上，多數印度國民同樣持強硬態度。無論從官方還是民間，印度民族主義的調門、行動、影響，都明顯超過了中國。

    有人說，印度是民主政體，而中國是專制政體，所以不能等量齊觀。事實上，無論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的政權，國家利益、國民涉外利益，都是需要堅決維護的，與體制無關。中共政權在許多時候恰恰是在妥協、出賣國家和國民利益，例如對印尼屠殺有中國國籍的華僑冷漠以待，對俄羅斯政府欺壓中國僑民尤其商人，選擇不聞不問。此外，我前面也列舉了中國在眾多涉及國家利益、國民利益、民族歷史等各涉及民族主義的問題上的軟弱妥協。所以，中共作為專制政權，其在民族主義領域“不配其位”的原因並非實行民族主義政策，恰恰相反，其不配執政的原因在於它沒有充分維護國家利益、保護國民利益，甚至許多時候是拼命打壓民族主義以換得政權得到外國支持的，也就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除了印度，如俄羅斯、以色列、日本、韓國、印尼、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賓、尼日利亞、阿根廷、巴西、智利……位列世界人口或GDP前30位（或具有特殊影響力）的許多國家中（而且其中多數是民主體制國家），當今的民族主義都很興盛，民族認同都遠超過作為“世界公民”的認同。其中有些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教派主義已經躋身為主流力量。和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比起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僅相對較弱，還受到中共政權的強烈抑制。（由於篇幅所限，這些國家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興盛的具體表現及其本質，就不在此壹壹列舉和分析了。但有壹定國際常識的，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動向，包括民族主義方面的風向和事例，都會有耳聞目睹，相關新聞和專業評述也都可以找到）

    此外，在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瑞士等歐美發達國家，雖然不像發展中國家那樣民族主義興盛（其實美國的種族主義很強，種族主義比民族主義更具威脅性），但與中國壹樣有許多愛國主義宣傳和教育，有些還甚是強烈。例如旅加作者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北美孩子們的“愛國主義”教育》，就講到美國和加拿大從小就培養國民的愛國主義感情，例如加拿大小學生即參與升旗儀式和國慶活動，愛國主義在美國教育的許多科目均有很多篇幅；加拿大的7歲的小孩子就能夠認識重要省區的輪廓和建立年份；美國學校每周都有包含效忠國家內容的“公民宣誓”；美加愛國主義教育都是系統完整、由淺入深；兩國關於紀念為國家犧牲者的紀念日、歌曲、詩篇不勝枚舉……

    當然又會有人說，美國和加拿大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國家。我的回答和關於中印對比的壹樣，無論什麽體制，都應該愛國，而且愛國和愛黨是兩碼事。難道專制國家的人民沒有愛國的權利？愛國就是民族主義？而許多自由派（尤其親美日派）人士的想法，我化用魯迅以孔乙己之口的那句諷刺描述壹下：“美國/日本不是中國……愛國……民主國家的愛國，能算民族主義嗎？”難道這些人不是這樣的心態嗎？還有，愛國和愛政權也是兩碼事。而具體如何愛國、愛國的目的、價值、導向的方向，同樣可以更多研究探討（洗腦式愛國我當然反對，而且那也不可能塑造出多少真心愛國的人）。我們應該反對借“愛國主義”之名，行灌輸忠君思想、維護專制之實。但愛國本身沒有錯，宣揚愛國主義、推動愛國教育，不僅重要更是必要。

    而且從培養實質的愛國感情看，歐美國家的培養更細致、更實在，而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非常虛浮，行禮如儀。這樣的“愛國主義”，可能培養出民族主義者嗎？

（3）包括習近平集團在內的中共政權打壓民族主義思想、言論、行動的更深層次原因



    中共政權對民族主義的打壓，還有壹個為許多人普遍忽略的關鍵原因。那就是，民間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會促進民主運動的迅速發展。

    現在許多人尤其親美日英港臺等自由派分子，往往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和民主運動對立起來，認為民族主義阻礙了民主自由的發展。這種說法顯然是視野狹隘、似是而非的。

     如前所述，中共在六四之後推動“愛國主義”，的確有對抗西方普世價值的目的，並以“愛國主義”取代自由民主，作為官方向民間灌輸的主流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看，民族主義的確是排斥民主主義的。

    但如果更加細致的觀察，很容易發現，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和操縱的官方及以民間面目出現的半官方行動，基本都是有特定的非民族主義目的，且會控制其波及範圍、國內外影響，“見‘好’就收”，並將主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共自己手裏，而不會放任民眾為所欲為（有時看似放縱，其實也是另壹種操縱）。例如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聯盟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2008年“抵制家樂福”事件，其主要導向就是對抗西方，煽動民眾對歐美的仇視情緒，但在實際追責（例如使館被炸和軍機墜毀）上卻低調處理。而在民間反日聲浪高漲時，中共也會做壹些象征性的動作，如派“海警”、“海監”船等非正規軍力量到釣魚島巡航。但對於民間有組織的民族主義團體，無論是活躍在互聯網上的“紅客”，還是線下的保釣組織，壹直是控制、利用，以及現在的更強化的打壓。總體上來說，中共對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想與行動，都是明顯以管控、約束、壓制為主。

    那麽中共為何對似乎有利於其統治的民族主義浪潮百般打壓？

    首先民族主義是壹種公共意識的勃發，如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民族情感的積澱，也會增強人的正義感，讓人民不再局限於個人和家庭，而是更加顧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民族主義雖然較國際主義有排他性，但所“排”的“它”主要是外國和其他民族（當然我堅決反對對其他民族的侵略和無故或過度傷害，但我贊同本民族對外民族進行自衛反擊和合情合理且適度的追責），而真正有正義感的民族主義者，恰恰比其他方面品質相同的非民族主義者更加具有對國家和民族內部陌生人、公共社會的責任感，更富於同情心與義憤，有正直勇敢的品格和團結與大局觀念，鑄就為他人和社會奉獻和犧牲的精神。而公共意識又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公民社會自然不僅有關於民族主義的問題，還有維權運動、平權運動，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批判與改革。某種程度上，民族主義是公民社會雛形的壹種亞形態。而這些，也會催生公民團體乃至民間帶有意識形態的組織的出現。而這壹切，正是包括中共在內的各種獨裁政權所懼怕的。

第二，如上所述，民族主義會促使人民公共意識、公民責任感的增強。而有組織化和正義感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很可能也很有條件轉向民主主義訴求的。有時，人民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民主主義意識會同時覺醒，並相互促進和強化，引發革命的風暴。例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就是相互聯系的壹個整體。其追求民族獨立（對內反滿興漢（“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對外反帝反殖）與建立民主共和國（“創立民國”）、實行民主制度和推動社會變革（“平均地權”），可謂不可分割。而為達成“三民主義”成立的同盟會，其成員往往是既有反滿反帝思想，又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作為同盟會前身的壹部分的華興會、光復會，原本對民主和民生不甚關心（具體說華興會還傾向民主，但更重要目標是推翻滿人統治（因此也被稱為“二民主義”），光復會則只支持民族主義/排滿主義（被稱為“壹民主義”）），反滿興漢才是第壹目標。但後來，由主張“三民主義”的興中會主導成立了同盟會，加入同盟會的原華興會和光復會成員，也逐漸接受了民主自由以推動革命、富強國家的目標。

     當民間的民族主義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並且形成固定的組織（或者至少有非正式但是固定的聯絡和松散的合作），就為民主運動提供了平臺，成為孕育民主革命的土壤。當專制政權無法滿足民族主義者的訴求時，後者就會更加轉向推動民主的運動，希望掌握權力和得到權利以實現民族主義訴求。而且，當社會有了關心他人、陌生人（哪怕只是關心本國、本民族的人）以及公共社會和國家利益的人民，這些人民也會日益受到公民社會、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由民族主義訴求轉向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事實上，這早已發生過。壹戰和二戰後，許多新的國家（如東歐、中東、東南亞、非洲等各區域）紛紛獨立，在獨立前的鬥爭中，就是將建立民族國家和實現民主政治列為同等重要（或者至少二者缺壹不可）的目標。而事實上，也的確有許多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與民主政治的雙重成功，例如壹戰後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愛爾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二戰後的非洲近半國家、印度、斯裏蘭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還有許多國家獨立後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甚至走向獨裁，但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從未停歇，而參與者大多也是當年追求民族獨立的力量。

    因此民族主義，尤其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和行動，雖然與追求自由民主有壹定的沖突（例如“救亡壓倒啟蒙”），但二者有時也（有時候則是“更”）具有壹致性。當人民為國家利益奔走呼號、奮不顧身，自然也會將給本國人民以尊嚴與權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當成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目標。當人們不再“自掃門前雪”，而是將視野拓展到整個國家和民族，關心同胞的民生疾苦、為社會的不公義憤填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而如果民間有了以民族主義為訴求的組織化力量，轉化為了推翻獨裁專制的目標，那獨裁統治必然在這些舍己為人、舍利取義的仁人誌士打擊下搖搖欲墜，最終走向垮臺了。而中共，又怎麽可能不懼怕那些大公無私、不怕犧牲、前赴後繼的民族主義者？中共又如何會容忍民間以民族主義為紐帶、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的組織建立和壯大？

因此中共雖然會利用民族主義對抗普世價值，但對民族主義的控制、約束是非常強的，只有官方“定制”的“民族主義”可以鼓噪，發自內心的民族主義反而會被壓制、排擠。官方需要的是民眾“臨時性”的、“定向性”的“民族主義”，而不是出於正義之心、同胞之情、持之以恒、身體力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歸根結底，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防範、打壓，遠多於對民族主義的利用、鼓動。也正是如此，日本、美國等國才更願意讓中共繼續執政而非推動中國民主化，因為他們知道，壹個民主的中國，愛國主義會理直氣壯，民族情感會發自肺腑。那時，日本的戰爭罪行會被清算（就像以色列對納粹劊子手那樣），其復活軍國主義的野心也將被中國軍民撲滅；而美國的霸權主義也會面臨不再為統治而低頭讓利的中國的挑戰，更不能以人權為借口行“美國優先”保護美國特權之實。相應的，俄羅斯的擴張主義與逼使中國為聯俄制美出賣利益等行為，到時也變得難以得逞；印度將面臨壹個理直氣壯的民主中國捍衛領土，它也不再能以專制中國為擋箭牌，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為招牌在南亞大行吞並、侵略、壓迫和霸權卻乏人關心。

（三）結語：習近平時代中國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實質與未來趨向



    根據上壹部分對於中國民間與官方在關於民族主義領域表現的敘述與原因的探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起伏不定的，正如壹位看過本文草稿的學者所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壹種防禦式的……應急式的，且聚焦於具體的某個事態”，相對於其他許多國家如印度、韓國、日本都更加溫和。而我個人更進壹步認為，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壹盤散沙狀、普遍沒有持之以恒的決心與長期的付出、沒有清晰完整的思想體系和行動綱領、沒有堅定的民族主義信仰、更沒有大規模的實際組織力量，僅為壹種天然的民族自覺意識與中共政權扭曲化的“愛國主義”宣傳結合的虛浮化半成品。

    而中國官方（略等於中共政權）則將民族主義當成壹種工具，其各種帶有民族主義特征的言行本質，是中共實用主義原則和政策的壹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對抗外部時，它就會利用。但當民族主義不利於其統治時，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會壓制；哪怕是合法的國家利益，中共也會出賣。中共權貴集團從不真正把國家興衰與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終將權貴自身的利益作為第壹考量。總之，中共政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和言行，均以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的、最終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當成民族擴張主義的，更是完全的誤判。中共越是把“愛國”、“民族主義”當成生意，越不會真的發動各種形式的侵略，更不會發動武裝侵略。因為壹旦爆發對外戰爭，尤其軍隊這個擁有巨量職位金錢資源、藏汙納垢、為權貴獲利和分贓的“發財機器”就會毀掉，他們當然不會讓這盤巨大的“生意”“黃了”。

    中共在宣傳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更多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富強”和“中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強調自身與外國尤其西方的不同、差異、“獨特性”，完全不同於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天皇-軍部”軍國主義時在“擴張生存空間”和“優等種族論”思想下的對外侵略與對異族的屠殺奴役，也迥異於俄國的擴張主義，也非二戰結束前英法和壹戰結束前德國的殖民主義，與美國間接控制拉美的“門羅主義”和二戰後至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義顯然是為了“守”，即便有些經濟上的滲透與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展，著力點依舊是維持中共統治而非民族主義訴求。

    而未來中共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原則與政策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中共政權越是沒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過出讓、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他國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當然中共也會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鼓動民族情緒，但只限於口頭和表面，並且依舊以區隔西方、強調“中國特色”為其主導內容，而不是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出擊、侵略、占領。“穩定壓倒壹切”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不僅表現在對內高壓維穩，對外也會選擇妥協退讓以茍且求安。

    無論是少數權貴還是普羅大眾，絕大多數人都把現實利益放於意識形態之上，利己之心大於愛國情懷，所謂的“愛國”、“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談的裝飾品、心靈的安慰劑，而非真正願意為之獻身的價值選擇。與中共政權“穩定壓倒壹切”相映的，國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為了享受生活或掙紮生活或既掙紮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響小日子，哪怕對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義者是只要政權不要主權、只有私欲不愛祖國的。在長期的愚民教育下，絕大多數國人普遍短視、狹隘、麻木不仁（就像魯迅所說的圍觀日軍槍斃中國人的中國留學生那樣，百年後還是如此），沒有大局意識，只顧自己和家庭，也缺乏愛國必要性的認識。最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政權的高壓政策，國民處於內鬥、煎熬和沈淪之中，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理想被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殘酷磨蝕凈盡，“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人們無心無力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犧牲。

總之習近平時代乃至“後習近平時代（如果中共那時還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永遠都只是遠觀聲勢震撼、近看空洞虛偽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也將“民族主義”戳的千瘡百孔。因此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市井，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始終是、未來也將繼續是虛浮的、缺乏實核的、表面化的、淺層的、形式主義的、色厲內荏的、表面壹套背後壹套的。

    有一句據說是拿破侖所說的名言“中國是壹頭沈睡的獅子。當它醒來，會讓世界為之震顫。”至少在中共統治時代，它是不會真正“醒來”的。相反，如果把中共比作“狐貍”，中國是“獅子”，“狐貍”恰恰不斷給這只“睡獅”餵下安眠藥、註射鎮靜劑，讓它永遠昏昏沈睡。因為中共知道，當人民有了權利和尊嚴意識、真正覺醒時，尤其有能力自覺組織和團結起來捍衛民族利益時，首先會掀翻騎在身上作威作福的他們。

反共民運的可行方略

海外民運第壹個突出問題是，對中國國內情勢的判斷嚴重失準，缺乏對中國社會復雜與多元性的認知。

相對於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認識較為深刻的國內自由派學者（如秦暉、孫立平、賀衛方），海外民運學者和領袖大多用偏激、孤立、簡單化的視角看問題，批判難以切中要害，泛泛批評中共獨裁，選擇性的、壹廂情願的唱衰中國，批判流於情緒化。

從1989年六四之後至今，海外民運不斷宣揚“中國崩潰論”。每當中國發生危機就認為人民會革命、共黨要垮臺。嚴重有損民運公信力。

這充分表現了民運的盲目樂觀，把想象和願景當成現實，缺乏對中國國民心理的認知，低估中共政權的控制力、沒有觀察全局的意識，陰謀論漫散於民運言論中。

眾多海內外民運人士，熱衷於傳播未加證實的消息甚至謠言。

長此以往，民運公信力何在？

民運人士傳謠，或者發布、轉發壹些不切實際的聳動消息，究竟是判斷力真這麽差，還是根本不在乎信息真實性，只想著吸引眼球、為黑而黑？

例如某位先生曾經舉例的兩位經常轉發謠言的鮑彤先生、高瑜女士，壹個是趙紫陽高參，壹個是名牌記者，為何對信息真假也無判斷力？

民運分子互相指責對方是“特務”這壹點，我真是難以理解，也非常不贊同。從常識就可以判斷不可能有那麽多特務。這種相互攻訐，只會讓民運整體形象不斷受損，嚴重幹擾革命大業。為什麽就不能團結起來？鬥成這樣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嗎？

中國民運必須團結起來，求同存異。

既然投入民主運動，就不應該讓私人恩怨影響正常民運事業。私人的事私下解決，為什麽要綁架公共利益？

同樣，政見不同，只要沒人身攻擊、突破普世底線，就不應該把政治分歧變成個人恩怨。君子和而不同，很難嗎？

搞政治，公私要分明，更要分清義憤與私憤。

中國民主派，內訌、不團結、冷漠自私，是有“光榮傳統”的。

建國前後，風頭壹時無兩的“第三勢力”民盟，拉幫結派，內部鬥得不亦樂乎，甚至反右時還想借共產黨鏟除異己；對被政治迫害的同僚非常疏遠，甚至落井下石；相互嫉妒。

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和中國平民有同樣的劣根性。

海外民運嚴重缺乏群眾基礎、與大陸公民未建立廣泛連接、沒有根基，讓人口最多國家的民主運動變成幾百人小圈子。

這固然與中共打壓、國民愚昧麻木有關，但是民運人士在關註民生疾苦、聯系、引領與發動公民方面顯然做的遠遠不夠。民運脫離了人民，如同被舉離地面的安泰，必然被扼死。

民運並非沒有機會在海內外尤其海外發展力量。海外的華人社區、留學生群體，在89之後幾年是普遍支持民主政治的，可是民運卻沒有去結合群眾、深耕基層，在留學生中更是無所作為，導致中國經濟崛起後，迅速奪取了對華人影響的主導權。有能力做的，卻沒有盡力去做，民運當然有責任。

海外民運人士，較少有人有真正的博愛、寬容、悲憫之心。從他們的字裏行間、言談風貌，都能看出來他們對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國內民眾缺乏真摯的同情，只以局外人的旁觀角度將人民的苦難當做攻擊中共政權的談資。沒有與受難者共命運的使命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是民運人士致命的缺陷。

有了對比，這壹點更鮮明。藏人的達賴喇嘛、捷克的哈維爾、俄國的索爾仁尼琴、韓國的金大中，這些流亡者從沒忘記他們祖國的人民，以悲天憫人的胸懷，讓世界看到他們民族的苦難。

雖然這些中國民運人士也在做，但是，後者所做如流水線工人那樣例行公事，前者卻是浸入了血淚和靈魂。

不過中國國內的民運、社運卻有許多極值敬佩之人。

劉曉波、李旺陽、王全璋、高智晟、唐荊陵、吳淦、甄江華、胡佳，在這個令人絕望的國度，迎著暴虐的政權、承受著人民的冷漠與誤解，孤獨的鬥爭著，被囚禁、酷刑、死去。

海外民運，難道不應反思、振作、去盡己所能的抗爭嗎？

中國民運，幾乎完全是右翼人士的天下。絕大多數民運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而左翼極為微弱，聊勝於無。

如此左右失衡的民運結構，既造成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少數群體等較弱勢者在民主運動中失聲、失“利”；也導致中國民運丟失了可資動員的龐大根基，是目前民運衰敗的關鍵因素。

反觀其他國家民運，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韓國的民主黨系、南非的非國大、西班牙的社會民主系、巴西的勞工社民系、波蘭的團結工會、緬甸的民盟都是強調平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左翼扛起民運的大旗，把民主與平等作為首要的政治目標，以工人、學生為基幹，以被壓迫的平民為基礎。

如果是麥凱恩式的右翼，還值得尊敬。可中國民運的右翼多為鄧右的支持者，從他們的人品到政治主張，還有對待鄧小平的態度，都讓人感覺極為不安，他們只是希望通過選舉建立鄧右路線的合法性。正如秦暉教授所說，無論左右，都要堅守“共同的底線”。而這些鄧右支持者的主張和行為，則在不斷的穿透底線，置人民利益於不顧。

民主運動，應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為基調，實現人民為國家主人的目標。而右翼價值觀，則多強調守成、穩妥，傾向於精英主義的保守基調，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變現實的意誌，更沒有左翼喚醒受壓迫平民的動員能力。不為人民爭權利，只為自己要自由，民運必然狹隘化。

行動力的欠缺，建設性、實用性工作做的太少，是海外民運影響力低下的體現，也是原因。

首先，我當然明白民運行動力受多種客觀條件限制，如中共的強大與打壓、缺乏來自中國和歐美的資金、輿論支持。

即便如此，民運在現有條件下，仍可有所作為。但現實是，做的實事乏善可陳。

所謂做實事，就是做能夠影響現實、改變現實、具體的、有建設性意義的行為。如組織動員工人罷工，為國內維權人士搭建求助平臺並提供法律等援助，研究中國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的弊端與提出相應的改革方案，與歐美主流媒體合作，以系統性揭露中國侵犯人權及制度性罪惡，建設教育與發動群眾的民主啟蒙平臺。

當中國發生維權運動時，民運並沒有有效的把維權者的聲音傳到國際社會、沒有去促成不同維權團體之間的聯合、沒有積極營救維權領袖；當中國政府出臺蠢政惡政時，沒有做出系統性批判和給出解決方案；當中國弱勢群體無法發聲時，沒有利用自身和歐美相關資源去幫助他們發聲和抗爭。

當然海外民運並不是沒有壹點沒有做，可是只是做了壹點。中國沒有自由，海外有。但是有多少人珍惜了自由、利用了海外極大的自由：學術自由、新聞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外加福利和法治保障。然後再看這三十年的成就，令人心寒。

壹個建議：成立中國影子政府

包括民運人士在內的中國自由派，應該在海外建立影子政府。政權組織應包括政府、國會、法院、社會自然科學院（智庫），其中政府包括總統、總理和各部委，與中共政府機構壹壹對應。每個影子部委都針對中國相關領域的事務進行研究、批判中共對應部門政策的錯誤。

具體的揭露中共在如教育、司法、醫療、養老、住房、科技、財政、城建等領域的弊政與腐敗；針鋒相對的提出替代政策、替代方案，給中國人民壹個全新的選擇。讓國人清楚的知道體制的具體罪惡，唾棄舊政權而擁抱民主。除此之外，也能直接施壓中共使其改善施政、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在可能的情況下，影子政府也可以與中共政權直接對話、談判，甚至在堅持原則的情況下合作，嘗試和平轉型的可能性。

影子政府，可以讓中國人民清楚的看到，壹個民主憲政、法治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是這樣運作的，會極大增強人民對民主的渴望與未來政權的信心。

另壹個意義是，影子政府的運作，可以在未來中共政權垮臺後，迅速有壹個替代的臨時政府，以及壹套模擬的非常成熟的治國方案，以降低轉型的陣痛、減少人民在政權更叠時遭受的損失。

尤其在司法、教育、醫療衛生、經濟建設、社會福利領域，影子政府的各項政策，可以與中共相關部門形成鮮明對比。例如對中國法院開庭的重大案件，影子法院也可按嚴格的法律程序模擬審理，做出判決；影子教育部則可以就中國中小學的教育內容和形式、高考改革、大學的學術自由、“去行政化”出臺細致的政策。

影子政府的效用，不止如此。它還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實驗場，是法治中國的雛形，是從左到右政治光譜下各派別和平競爭的舞臺，是知識分子治國的嘗試，是媒體對政府強力監督的典範，是全新官民關系的示範，中國缺什麽，這裏就有什麽，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難點，就是影子政府應對和解決的重點。

中國民運，沒有融入國際民主、民權運動之中，海外民運沒有積極參與所在國的政治、國際事務。

30年來，中國民運在國際上日益邊緣化，既因中共政權的壯大、民運實力的衰落，也因民運本身缺乏對國際事務的關註、對他國民主和民權運動的幫助、聲援、介入。

世界上愛好和平與民主的人們，需要團結合作，才能以最大的聲勢和力量，打擊獨裁政權。而在各國經濟政治聯系日益緊密的21世紀，更需要以國際合作的方式推動民主化。各國民主運動、民權運動人士，應深化互助和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同聲共氣。

對中國民運來說，面對強勢的中共政權，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擺脫孤立、弱勢的局面，是當務之急。


可是中國民運卻很多與從歐美到亞非拉的民主運動力量和民權與人權活動人士等優先要爭取的組織和個人建立穩固而持久的聯系，更缺乏實質性的交流與互助，使中國的民主運動越發缺乏國際的關註與聲援。

人權高於主權，自由民主無國界。作為與強權暴政抗爭的弱勢者，團結聯合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是中國民運，卻沒有國際戰友。

甚至同為華人的港臺，都日益淡化“中國”屬性，正在向只反華不反共的方向過渡。

國族與自決話語下，“建設民主中國”這個八九以來的口號日益暗淡。

中國民運，必須去爭取、打動、說服港臺人民，讓中港臺團結起來抵抗中共暴政。

沒有民主的中國，港臺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會受中共的威脅與壓制；沒有港臺的協助，中國也會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為更加封閉的專制王朝。

中國民運，缺乏強有力的宣傳力量，輿論影響僅限於民運圈內部，未能有效覆蓋中國國民及海外華人。

在中國國內，思想傾向於自由化的民眾有數億，其中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有百萬計。但民運顯然沒有通過各種輿論途徑，將民主宣傳、社運動員、思想啟蒙等傳播給這些潛在受眾。

有地不種，實在可惜。

中國民運當然有宣傳陣地和途徑，社交媒體上民運有很多聲音。

但是這些宣傳陣地，無論影響力、權威性和公信力、受眾覆蓋範圍、針對性、細密性、感召力都可以用“很差”形容，遠遠不能滿足民運宣傳的需要，更不能達到推動民主革命的要求。

推動民主革命，必須開辟輿論陣地，與中共爭奪話語權，以啟蒙民眾、傳遞民情和社運動態、促進自由派之間溝通聯絡與信息共享、提供知識分子爭鳴與劃策的平臺、動員人民參與社運和革命。

這壹切，都需建立壹套龐大而高效、權威而親民的傳媒系統，包括報刊、廣播、電視和互聯網平臺。

經費不足，物質匱乏，是中國民運隊伍弱小、難以發起大規模、有實效的運動與行動的重要原因。

無論是招募和吸引願為民主運動工作的人才人力，還是將民主運動的理論籌劃付諸實踐，以及發動更多有力行動（尤其滲透入中國國內，發展民間抵抗力量、培植中國公民運動），都需要巨額資金的投入。

因此有兩件事對民運至關重要，且必須並行，才能實現。

1.國內外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中外人民，應在經濟上力所能及的積極支持民運；歐美政府、國際組織（包括官方與民間）、企業、公益機構，也應大幅增加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資金援助、物質支持、人力協調。

2.民運應建立壹套完整的、分立制衡的資金監管機制、反腐敗糾察機制，並邀請所在國司法機構、透明國際等國際組織、新聞媒體、及中外人民的監督。

其中，接收和使用資金的民運組織和成員，掛靠所在國司法（反腐）機構，與該國官員受同程度監督與懲戒，是民運資金監督最關鍵的壹個環節。

關於民運內部的監管與糾察機制，需要註意幾點：

1.應建立壹套覆蓋全體民運成員和所有民運組織的監督體系，所有人都要接受監督。2.要實行合議--制衡的模式，避免徇私枉法，以保障公平和權威。3.相關賬目、監督詳情全公開透明、清晰完整，以供民運成員、中外人民和媒體了解和監督。

在外部監督的層面，接受所在國政府（司法機構）的監督，是重中之重。

首先這需要所在國（如美英法德瑞）司法機關願意將中國民運在其國內的組織和成員，納入其監督、問責、懲戒的範圍內；將民運成員的腐敗和經濟犯罪等同為該國官員或黨派、利益集團的同類犯罪，實施同等的監管與懲罰。



探析當今中國在“崛起”還是“衰退”：迷霧中巨龍變幻的陰影



    關於第壹個問題，“中國是仍在崛起還是正處於衰退中”，是中外學者長期爭論的焦點。雖然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世界都在矚目著，它巨大的難以遮掩，也有無數人在審視、探析，但卻鮮有人能夠對它有全面、客觀、具前瞻性的認識和判斷。打個比方，這個問題如同“迷霧中的巨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跡象，但是就是難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於主觀立場和客觀環境，對它的認識大相徑庭。

    我當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講的亦為壹孔之見，粗疏淺陋，僅供參考（我對於中國現狀的認識，以間接的書報網等形式為主，個人直接體會為輔，且已離境壹年有余，中國則在不斷變化）。

    “中國仍在崛起還是衰退中”，這是對中國總體狀況的概括視角。我個人更願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後再組合判斷。拆分，可以拆分為經濟、制度與政府治理、社會、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軍事、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當然，如經濟還可再拆分為“質”、“量”，乃至科技、產業結構……等次級領域。而其余方面也可類比拆分；同樣，對中國崛起/衰退，還可以從國家/政權、人民/各階層來拆分分析。籠統的講“中國崛起還是衰退”，是容易偏頗、陷於大而無當的。除“社會”領域過於闊大、涉及內容龐雜，無法在本文中簡單講明外，我在此對其他各方面壹壹做出簡評，然後綜合分析當今中國的興衰。

    首先講經濟。如果根據中國官方和國際主流的統計，中國經濟每年仍保持略高於6%的增長，雖較以前放緩，但增速仍舊讓大多數國家艷羨。但如果根據包括經濟學人智庫在內的非政府機構估算，中國經濟實際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還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講另有測算途徑得出GDP僅增長1.67%甚至可能為負的論調。

    鑒於中國中央和地方統計機構有過多次已被證明造假、篡改數據的“前科”，以及專制下經濟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統計“註水”幾乎是必然的。那麽中國經濟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無法知道確切乃至大致確實的數據。從中國近幾年經濟社會狀況看，我認為經濟仍處於正增長狀態。但是，這個增長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同階層從經濟增長中收益的巨大差異），不穩定的（如政治環境惡化、貿易戰帶來的沖擊和不確定性），中國經濟是處於下行、存在很大風險的。

    而且，雖然中國經濟總量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於世界平均（據IMF數據，2018年世界人均GDP為11355美元，而中國當年人均GDP為9608美元）。而中國的人均收入中位數更低，即便官方的統計，人均收入中位數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國的基尼系數則有0.45、0.55、0.61等多個知名機構的不同口徑的數據。即便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中國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貧富差距較大的。而事實上，由於中國國民尤其中上階層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機制的不完善，實際的收入差距只會更大。如果排除統計中的作假部分，低於中位數的占總數50%的國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系數，中國貧富差距也很驚人。

    因此，中國在經濟總量巨大、經濟增速較高的背後，則是人均收入的相對低下和收入的嚴重不均。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實際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不高（只是總量大），還很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層居民收入不足導致消費動力弱，讓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那輛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於經濟轉型升級，加劇中國經濟社會的不穩定。

    但這些意味著中國經濟的衰落嗎？如果我們看到“金磚國家”中另外四個的表現，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就會發現，中國並不處於更為惡劣的情形下，相反仍處於中上遊。

    而從經濟結構、創新能力看，中國同樣是發展中國家中表現較好的。例如在制造業領域，無論從規模、質量、國產化程度（工業獨立性），中國就都明顯強於被國際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而在自主創新方面，中國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聯網等高新科技產業領域有明顯進展。

    但同時，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趨勢是不好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多年以來中國經濟教材和文宣中經常提到的經濟綱領之壹。但如今的情形是，由於執政權貴的私人利益、執政集團缺乏經濟管理經驗、被政治目的打亂經濟政策方向，以及腐敗、官僚主義和為政績討好等原因，經濟結構並沒有更好甚至呈惡化趨勢，作為國家根本的制造業在總體上被不穩定的第三產業擠向次要位置，國家政策和資源也更傾向於第三產業而非制造業，二者此消彼長之勢明顯。尤其是第三產業中房地產和金融業的畸形發展，導致經濟泡沫化，經濟運行也因之更趨不穩。

    至於科技和經濟技術創新，更是呈現嚴重不平衡的狀態。對於因政治需要之類的戰略工程，以及與核心權貴利益相關的領域，就會集中資源、不惜巨本的攻堅，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這就導致其余的重要領域被忽視、所得的研究經費等資源嚴重不足。這與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集中於“兩彈壹星”及各種獻禮工程（其實改革開放之後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蘇聯工農業發展情況多有類似。而習近平上臺後，這種情形再度明顯化。此外，創新“量”壓過“質”，例如專利申報中國超過美國，但是轉化實踐率卻很低。其實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余毒。

    上述問題使中國的經濟結構趨向惡化、創新能力良莠不齊。也就是說，從“質”的角度講，中國的經濟同樣不容樂觀。

    總體而言，從縱向看，中國經濟無論從“量（增速和人均）”還是“質（結構與創新）”，都存在很大問題，並且趨向不好的方向；但從橫向看，中國經濟的“質”“量”依舊是發展中國家較好的。在無特殊突發事件（如大規模戰爭）情況下，近十年內不會崩潰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穩定的慢速增長、經濟結構的“非優化狀態（未來可能變成‘劣化狀態’）”、創新領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國經濟還與“中國模式”密切相關。在我寫的柬埔寨與“中國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體講了“中國模式”的特征和影響，其中“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壹切”是最基本的兩大特征。而這兩個特征恰恰可以沖淡經濟下行、結構不良、創新乏力等問題及其衍生的問題，不會發生如南非、埃及、烏克蘭、阿根廷等國那種經濟動蕩，也不會發生連鎖的政治危機、社會激變，更難觸發思想文化尤其意識形態方面的正向變革。這也間接讓“中國衰落”有了壹層堅硬的阻力。關於“中國模式”對中國經濟興衰的影響、相互關系，展開說會篇幅過長，我在關於“中國模式”的議題中再論述。

    而從制度與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國崛起還是衰落，要從中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看待，以及對“崛起”的詮釋。

    如今統治中國的政權是專制政權，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這是大前提。從法理和道義上講，中國的制度及治理是應該從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從它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哪怕是高壓下的穩定）、行政效率、科教文衛建設的客觀效果看，它又是復雜的。如果把“崛起”等同於“強大”、“安定”，那中國現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兩面性的。

    壹方面，專制政權下的政府機構（廣義）腐敗、沒有法治、缺乏監督、官僚主義、消耗納稅人巨額財富、整體行政效率低下……但另壹方面，依托於巨量可調配的資源（尤其通過高稅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余）和不受約束的權力，中國的行政機構及其成員、政府的政策與實踐，至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年，也的確促進了經濟發展（尤其基礎設施建設成就斐然），以及通過包括侵犯人權的制度和手段（如戶籍制度、公檢法的濫權和刑訊逼供、“勞教”和“收容”、強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時代“大數據”下的全面管控）維持了社會的穩定、相對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較完善的文教衛生體系（哪怕教育醫療等資源的城鄉、區域、階級分配是極為失衡的）。和南亞、東南亞、南錐體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區域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政府在以上領域的成就更為突出。這些在習近平時代沒有明顯的倒退。當然還要強調壹遍，這壹切是建立在許多非法的、侵犯人權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說，如果將“崛起”等同於“強大”、“安定”、“完善”，那中國如今即便不是繼續“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關於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毫無疑問中國如今處於社會達爾文化、犬儒化、精致利己化的潰爛之中。同時，推動人民覺醒、揭露歷史真相和反映現實黑暗、追求光明與正義、呼喚人道和文明、促進社會變革、科學理性的進步主義思想，卻飽受壓制乃至被全面滅殺。這種思想文化領域的潰爛、對人文與思想的禁錮，並不直接導致中國在“硬實力”上衰落，但對中華民族及中國人民的傷害是無可估量的，也讓中國在國際“軟實力”上趨向自我墮落。這些傷害的體現是復雜的、多樣的、長久的。它會讓壹代乃至許多代國人的正義感與同情心被抹殺、科學與理性思維的缺失、對歷史與現實認知的錯位、創新與獨立思考能力的低下……在海外，與經貿的熱絡相反，中國大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對外影響力很低、話語權不增反降。例如對於在最近的香港壹系列沖突中，哪怕是非並非那麽簡單，國際上卻壹邊倒傾向於香港而非大陸，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長城”也阻礙了中國對外“軟實力”的擴展、削弱了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嚴重降低了中國大陸民眾在海外的話語權。而那些為中共塗脂抹粉、官僚主義盛行的“孔子學院”，對中國“軟實力”起到的更多是負面作用。因此，在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領域，中國處於潰爛、壓抑、混亂、衰落、“劣幣驅逐良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狀態。自中共建政以來，多數時候都處於這種甚至更糟的狀態（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數年份，還有2000年代及前後，相對較好（當然只是相對而已）），只是習近平時代相對於鄧江胡溫時代，明顯更糟且越發惡化（當然，不是中共執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壹時代，比較意義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啟蒙運動之前絕大多數時候也和中國壹樣是黑暗為主的（文藝復興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於中國的軍事實力，我從不看好。與動輒談論“中國威脅論”的學者相反，我覺得如今中國的軍事實力其實很孱弱。由於腐敗無能、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以及發自內心的愛國主義的缺乏，軍事科技領域的虛浮，尤其中國軍隊極度不透明化為腐化墮落留下的巨大“發展空間”，讓中國表面上的軍事發展在實質上大打折扣。而中國軍隊從軍事訓練到武器裝備，普遍好看勝於實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嚴重削弱了其實質戰鬥力。而且，我始終認為，中共政權只會自保、對內（大陸）鎮壓，而不可能對外用兵，即便對臺灣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臺灣獨立，中共只會繼續以此增加民族悲憤以維持人心，以及軍事上虛聲恫嚇，而不會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沒有打仗的準備，也沒有著力培養軍隊打贏戰爭的能力。但是軍事方面倒談不上“衰落”，因為它從未強大過。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我是主張未來民主中國，乃至任何抵抗外敵入侵的政權，都應該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的。我所擔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揮下的軍隊不能擔負起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任務。例如對日本擴軍缺乏反應、在藏南和拉達克地區的退卻政策、對美俄兩個軍事霸權缺乏反制力和行動、南海地區的欺軟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認為要改變的。我個人是傾向於既要民主，也要富國強兵，以維護國家利益與國際正義的）

    至於國際地位、國際影響力，在前面這幾個分項，我其中的壹些對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國的國際形象是復雜的，影響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換、受經濟和人口體量影響、以及因“狼狽為奸”的需要而產生的。這種影響力，以及這些方式得到的國際地位，不僅不穩固，更失道義的正當性。而為了維系這個不合法的政權，中共在國際上不惜妥協、出賣國家利益，以及“大撒幣”，來贏取壹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對）。

    這壹切當然不是崛起的象征，而是危機的表現。同樣，中國這種國際處境也不是壹時半刻，而是六四以來長久的狀態。

    但同時，由於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資源，它不像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軍政府時的緬甸、薩達姆執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國國際處境不好，甚至經常吃虧，但卻並不能促成中共政權的倒臺。相反，中共利用十多億人口及其衍生的龐大“量”的資源產出和影響，出賣人民勞動的血汗和民族尊嚴、國民權益，討好、收買從美俄到亞非拉在內的世界各國，“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偶爾制造‘不歡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維系其統治。國家利益被中共竊奪，國際影響力被中共挪用，中國在國際上沒有得到理所應當的尊重和權利，但中共卻通過倒賣國家的尊嚴、責任、利益，讓政權更加穩固。

    綜上所述，中國處於不平衡的發展、總體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狀態。孫立平教授說的“中國不會崩潰，但社會在加速走向潰敗”（當然我不贊同孫教授許多觀點，但這句話我贊同），是最接近中國現狀的大體描述。它處處都像處於危機（或者的確處於危機），但細究並無崩潰的可能；它到處都有潰爛的瘡疤，但沒有壹處足以致命。中共統治集團強大的社會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數據時代”對管控能力的極大加持）、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實用主義與靈活性，讓政權壹直得以存續。同時，中國大陸內部生存環境的殘酷、法治與正義的毀壞、平等與公正的消失、民主與自由的剝奪，都在持續的發生、存在，侵蝕著人道、人權、人性，變成十足的“殘酷人民共和國”。



塑造中國與影響世界的“中國模式”：基本要素、特點、作用與影響



    關於第二個問題“有沒有中國模式，構成中國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在《強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專制的回歸與“中國模式”的復制》壹文中已有詳細論述。我在此僅摘錄我的主要觀點。

    首先，“中國模式”當然是存在的，雖然它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且內容復雜多樣，但其本質和基本框架是確定而明晰的。

    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並行，壓制包括勞工運動、維權抗爭、女權運動在內的各種爭取和維護權利的社會運動，禁止罷工、遊行、組黨結社等帶有政治反抗色彩的行為；依靠軍隊、武警、公檢法人員及機構等國家暴力機器，並縱容、雇傭、扶植黑惡勢力，采用武力威嚇與鎮壓、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如戶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區矯正、其他“強迫失蹤”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勞教、收容、“雙規”）、監視、恐嚇、騷擾、拘禁、毆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維持社會穩定；以低工資、低福利、低社會保障壓低勞動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礎上逼迫國民參與生產建設、以高效率拼命勞作以維持生計，而將這些工人、農民、普通職員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的絕大多數掠走，用以為特權階層分肥和投入再生產。此外，該模式還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並不惜代價達成關鍵目標、以縱容腐敗和潛規則來激勵官商民較高效工作、政府機構、國企和事業單位有嚴格的科層等級制等特征。

    整個模式以“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壹切”為兩大基本點，犧牲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人權、壓制相對弱勢者對正當權利的追求以換取經濟快速發展；維持社會不平等狀態、塑造“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環境，鼓勵人們放棄權利維護而轉向自我實力增強（且傾向於暗示和縱容不擇手段），以刺激國民奮鬥積極性和維護特權階層利益；以損害中下階層、女性、身心殘障者、社會少數群體、邊緣化人群等相對弱勢、異質群體的權利為代價，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和階層固化加深，“損不足以補有余”贏取既得利益階層的歡心；有意營造和放任社會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為強化社會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轉移國民註意力、刺激勞動積極性，作為“饑餓政治”的壹部分；透支資源、環境、人的身心潛能和忍耐力，實現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經濟的繁榮及壹部分人（包括大量屍位素餐甚至從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後以上政策不斷循環下去，以維持統治存續和社會運轉。

    19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模式”實現了“標準配置”，即政權采用“形左實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爭取政治權利的抗爭被極大壓縮，“悶聲發大財”成為國民主動或被動接受的現實。該模式此後又被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名，逐步穩固和“升級”。且它也在吸收、借鑒西方的經濟學說和發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鑒了芝加哥學派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學說推動國企改革和貨幣改革（伴隨著悲慘的下崗潮、物價大漲和教育醫療的市場化，以及貧富分化的迅速加劇）；而如今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又得到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青睞。而這兩套西方經濟學說均主張較低的社會福利、忽視勞工保障，傾向於弱肉強食的發展模式。中共摒棄這兩個學派關於政治經濟自由的主張，但吸收了其低社會保障、強調效率無視公平的經濟理念。這些西方右翼經濟理論在中共暴力機器下，將其野蠻殘酷壹面發揮的淋漓盡致，成為“中國模式”中保障經濟發展的關鍵部件。40年來，“中國模式”的確刺激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急速發展並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但同時也極大的侵害和壓制了人權與自由，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貢獻者勞工階層的權利受損至為嚴重。

    隨著中國國力的強大，對外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中國的商品、文化乃至國家發展模式紛紛“走出去”，有意無意的向他國輸出。以西方國家為樣板的現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種不足且在發展中國家其弊端表現的更為明顯，於是“中國模式”逐漸受到壹些發展中國家的歡迎。許多專制、威權國家的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對抗歐美對其人權不佳的制裁，更對“中國模式”青睞有加。柬埔寨的洪森政權就是典型。而塞西的埃及、杜特爾特的菲律賓、穆塞韋尼的烏幹達、彼得·奧尼爾及其後繼者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等國，以及倒臺不久的蘇丹巴希爾政權、體制民主卻敵視人權的匈牙利歐爾班政權等，也都受中國經貿和政治影響，並對“中國模式”多有借鑒。而除此之外，如印度的莫迪政權、越南自開啟“革新開放”以來的越共政權、土耳其的埃爾多安政權和巴西的博索納羅政權等，雖未公開和直接學習“中國模式”，但其蔑視乃至踐踏人權、強調經濟發展、無視社會不公等特點，亦與“中國模式”相合。



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與中國/中國人民在根本上的矛盾、部分領域二者關系的微妙性



    第三個問題“中共和中國的關系”，同樣是巨大的課題，我只簡短節說。

    首先，中共不等於中國，而且有著明確的差別。許多極端反共人士乃至反華人士將“中共”與“中國”等同，是完全錯誤的。將之等同，主觀上將中國及中國人民視為“敵國”、“敵人”，客觀上將中國乃至中國人民汙名化，無論從是非、情感、對改變中國的作用上，全都是極為錯誤、負面，乃至居心不良、用心險惡的。

    其次，中共政權（準確說是中共內部的核心特權階層組成的統治集團）在對內領域，實質上是管制者，哪怕是非法的；在對外領域，它客觀上是中國的代表，在很大程度、許多情形下的確代表著中國、承擔著維護國家利益的責任和義務。

    第三，中共既不等於中國，但在內外某些場合、情形下，它又的確壹定程度代表了中國政府，代表著這個國家實體，乃至有時還代表著中國人民。

    同時，中共又與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及人民構成的國家，有著根本性的矛盾。它為了自身利益，對內專制壓迫，荼毒中華兒女；對外以政權生存為外交目的，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例如自建國起就沒有積極甚至主動放棄對日本侵華暴行追責、默認俄國侵占中國領土等。中共與中國及中國人民的矛盾，是明確且根本的。

    總之，我認為絕不能將中共與中國混為壹談，而是將其區分開來。此外，當中共在某些時候既為了自身統治、又符合國家利益時做出的政策，不應該“逢共必反”，而應該將中共的具體政策與其本身的非法、惡劣區分開、分別對待。就像當年鄧尼金在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時，他號召俄羅斯人團結起來捍衛祖國；霍布斯鮑姆等西方學者在批判蘇東專制的同時，也肯定了蘇東國家在男女平等、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而同樣的，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學者同樣稱贊了中共治下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歐美及聯合國也對中國脫貧的速度頗多贊賞，這些贊同並不是贊譽中共獨裁統治，而是就事論事。

    而中國民主和社會運動人士，更應該客觀理性評價中國包括中共治下的成敗得失，正確對待中共與中國的復雜關系。對中共的批判，應該基於事實，全面而非片面評價。而且只有如此，才能抓住中共真正的罪行和執政缺陷，有的放矢，博得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對民主運動及政治反對派人士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國家統壹與民主政治：國家統壹的必要性、分裂的不必要性乃至危害性；“大壹統”與“民主”二者並不矛盾



    關於“大壹統與未來民主憲制關系”，我曾經在推特上做過很多次發言，評述二者並不矛盾，以及領土、人口、主權作為國家的核心利益，對於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區等特殊情況外，我反對任何地區的獨立，主張國家的統壹、失地的收復、領土的完整。在此只選擇我在推特上評論統獨問題、民主與統壹問題的壹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錄於此：

    我並不贊同那些支持獨立的民運人士的看法和言論。如果某位民運人士是印度人，然後他要求莫迪讓克什米爾公投、把軍隊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東北七邦，看看莫迪會不會同意？會不會以危害國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樣，印尼、菲律賓、尼日利亞這些民主體制國家，也都對試圖獨立的區域進行武力鎮壓，如印尼的亞齊、西巴布亞地區（而東帝汶的獨立則付出了10萬至30萬人即總人口十分之壹至四分之壹的慘重代價），菲律賓的棉蘭老島穆斯林聚居區，尼日利亞的比夫拉地區。歐美壹方面承認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鵝絨分離”，但對同樣為民主政體的烏克蘭，克裏米亞即便通過公投“回歸”俄羅斯，頓巴斯地區也有兩州脫離基輔的管轄，建立了兩個“共和國”，西方國家全都拒絕承認。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也是同樣的情況。發達國家中，雖然有蘇格蘭獨立公投，但更多發達國家則是想方設法對分裂和獨立運動加以阻撓和鎮壓。如加拿大對於魁北克獨立問題，就設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質上當然是為了阻止魁北克獨立。西班牙中央政府，無論在佛朗哥獨裁時代，還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時代，對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的壓制也都是很強力的。在加泰羅尼亞公投後，歐盟和美英法德日韓等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全部聲稱尊重西班牙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承認加泰羅尼亞獨立。日本對於阿依努人民族意識覺醒後的“民族自立”運動，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獨立運動，也都采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段打壓，並堅決反對琉球獨立。美國的“加州獨立”、“德州獨立”等運動也被美國聯邦政府壓制，當年林肯武力捍衛美國統壹的南北戰爭更是血腥殘酷。

    民主和專制國家，都要維護領土完整。以捍衛主權來維護統治或增加支持率，是壹個現實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為了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自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建立，就確立了主權國家的概念和權利，並成為至今國際秩序的基石。這與民主與專制無關。在沒有更好的替代體系，且世界依舊由各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競合的情況下，這套秩序依舊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個地區的人民都需要考慮全體人民的利益、每個個體人民的利益。如果獨立出去變成人權更糟的國家，對當地國民不利、對其少數族群不利。而且獨立出去也會對原屬國家造成軍事、經濟各領域的潛在或明顯威脅，危害國家戰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運》壹書中對西藏問題就做過相關論述。

    而且，獨立、自決有復雜性、虛偽性。就像臺灣有2300萬人（有投票權的約1900萬人），即便過半同意獨立，那不過半的人怎麽辦？他們的權利不應該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過公投獨立是尊重占原國家少數人的民意。但這少數人中的多數人又剝奪了區域內反對獨立的少數人的利益。例如臺獨者認為，10多億人的意見不能阻撓2300萬人的民意，那2300萬人有沒有尊重至少幾百萬反對獨立的臺灣人的民意？

    南周有壹篇文章《民族自決權的貧困》就對這種情況分析的很透徹：“倘若蘇格蘭真的獨立了（壹階獨立），那支持留在英國的人聚在壹起，只要過半是否可以再從蘇格蘭獨立出去（二階獨立）？這個地區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獨立出去（三階獨立）……如此沒完沒了……”

    這樣的案例並不是空想，蘇格蘭旁邊的北愛爾蘭地區，在愛爾蘭獨立後，就是因為民眾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國，四成主張獨立或並入愛爾蘭共和國，然後打了幾十年仗。難道40%就要服從60%？還有像烏克蘭的克裏米亞和東部三州、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塞爾維亞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羅地亞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國、馬其頓的阿族自治區、摩爾多瓦的德左地區、巴基斯坦的西北邊境省……還有印巴分治和蘇聯解體後印度和俄羅斯壹大串想獨立的……都是次階獨立。

    雖然以上案例都沒有無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沖突和混亂。最重要的是，他們大多數沒有獨立，這本身就是對自決、民族自決的諷刺，說明決定能否實現自決的是權力、力量、國際局勢，而非自決的法理基礎。例如，從法理上來說，既然國際上允許烏克蘭脫離蘇聯，那烏克蘭東部自然也有權利脫離烏克蘭；臺灣的親大陸和反臺獨的當然也有權在聚居區脫離臺灣獨立後的國家再組成個國家；假如新疆獨立，新疆的漢族、哈薩克族，同樣也有權從那個國家獨立出去。如果不允許，那又是為什麽？也就是說，支持與參與自決的人普遍使用雙重標準、邏輯不自恰，這就等於摧毀了自決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區現在所屬或名義所屬的國家通過民族自決獨立了，但這些地區自己卻沒有獨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認，哪怕它們有和它們名義所屬國家自決時同樣的理由，難道這不是對自決的最大諷刺嗎？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如果都這麽下去，那就真的“巴爾幹化”、“高加索化”，打成壹團了。

    所以，不要把“獨立”、“自決”當成理所當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獨立就什麽都好了，人權狀況甚至更糟。車臣實際獨立那些年，極端宗教分子和分離主義者不僅不斷制造恐怖襲擊，還和地方軍閥、乃至有權勢有武裝的家族，到處劫掠、綁票、殺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對方境內庫爾德人的獨立運動，卻都反對己方境內的庫爾德人獨立建國。

    李偉東先生曾經發過關於七七事變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當年為何敢蛇吞象？因為在日本眼中，中國是分裂成很多快兒的，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實際統治者和軍隊，他們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買勾兌然後武力取之）。為何1937年擴大了武力征服，因為蔣公基本統壹了中國並開始現代化並不與日本妥協，如果不趁著中國尚弱，就沒機會了。”

    這也是我堅持國家統壹的原因。領土和人口是國家的基本要素、國力的核心部分，沒有國家肯主動放棄這些比黃金還珍貴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詡“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可它為了國土完整和戰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對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爾、錫金和東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許多國人反而慫恿、鼓吹國家分裂。他們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國家安全與利益，這種短視、無知和狹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國分裂為五十壹個國家，它還有現在引領世界的能力嗎？如果現在的美國只有1776年獨立時的十三州，其國力恐怕還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戰爭時雙方都難以勝利，美國分成兩塊，它如今也不可能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也不會對世界有如此影響力。因此，領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著於二者的巨大發展潛力，是任何壹個國家出於國家利益都不應該放棄的。

    除了外國的例子，直接看中國民主化與國家統壹的關系，二者也沒有矛盾。以兩岸問題為例，我們為什麽不能換個角度考慮呢？假如有壹天，大陸實行比臺灣更好的政治制度，為什麽不可以統壹呢？如果大陸新政權既有民主又防民粹、既要發展更有公正的體制，在制度優越性上超越臺灣，統壹有什麽不可以呢？為什麽“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呢？看看韓國幾十年巨變，大陸怎麽就壹定做不到？

    世界上有許許多多民族國家，這個能夠理解。但是並沒有看到有同民族自願分裂為兩個國家的案例。相反，如朝鮮、越南、德國，人們都有強烈的統壹意願，後兩者已由分裂走向統壹。只有中國，兩岸許多人都吵鬧著要分離，甚至大陸內部各漢民族也要獨立。如果政治制度差異可以理解，但是民主之後還要分裂，難道不是壹件荒唐的事嗎？我是很贊同馬英九的“新三不”原則即“不排斥統壹、不支持臺獨、不使用武力”的看法的，他還在任上多次提及“六四不平反，統壹不可談（言下之意即大陸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後，統壹就可談了）”。這才是臺灣真正理性、有遠見和家國情懷的政治家。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的巨大差異，的確是阻礙統壹的鴻溝，可以維持現狀。但未來民主化後，壹定是要統壹的。而且，臺灣有著民主自由的人權和道義優勢，為什麽不能反過來以此推動大陸民主化呢？壹個民主的中國大陸，對臺灣也是更安全、經濟文化交流更融洽的。

    當然對我個人來說，不止是反對國家分裂，我對聯邦制也不贊同，只贊同部分地區自治。我個人壹直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統壹的、單壹制的、中央集權的制度，這樣能夠促進全國向最先進區域看齊、破除戶籍壁壘、互相交流、舉國之力做超級工程、集約調配和使用全國資源，合力參與國際競爭。至於許多人批評“中央集權”的弊端，我覺得集權也分“好的集權”和“壞的集權”，集權本身並沒錯。中國的問題是，在需要集權的事情上放任、縱容、不負責，而需要保證自由的方面卻加以限制和打壓。

    當然，我主張中國統壹，也是希望為世界聯合打下基礎。我是愛國主義者，更是國際主義者。如果想達成世界聯合，必須先實現區域聯合，區域聯合的前提又是民族內統壹。分離主義導致的更多是對立和發展差距拉大（除非像歐洲小分離同時大聯合），長遠看不利於人類發展，只會增加交易成本和族群對立。而如果世界聯合不能實現，例如如今國際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復興，中國更需要積極維護國家利益，采取適當的反制和自保。

    目前的國際社會，還是相對叢林化的，雖然二戰後國際秩序開始向“道理”而非“拳頭”傾斜，但根本上國際關系還是由各國和地區的實力決定的。而隨著特朗普、莫迪的上臺，習近平、普京、博索納羅等人的得勢，民族主義和叢林秩序又卷土重來。即便我們為反對民族主義，也首先要有壹個強大的國家，抵禦住他國民族主義的侵淩，在國際上站穩腳跟，然後再利用自身影響力促進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擴張主義，推動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的建立。如果在外部民族主義泛濫、對中國進行經濟、軍事、地緣戰略攻擊時，單方面拋棄愛國主義和民族凝聚力，等於是自毀長城，自我削弱，還談什麽國際合作呢？那時候說話，有哪個國家肯聽呢？



    關於第二單元“未來中國民主憲制結構設計”中的大部分問題，我都在拙作《人民憲章》中做過清晰、系統、完整的設計、闡述，在此就不全部搬過來了，而如果只摘取壹部分，闡述的又會不系統，因此就不摘錄了。但是有些在《人民憲章》中未涉及到、沒有針對性提及的，我在此補充些個人看法。



  對於中國未來司法結構設計的建議：堅持分立原則、賦予適度權力



  關於第三點“司法結構：立法機構與司法機構的關系，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系”的問題，順承我在政體（行政結構）上的觀點，我主張實行半總統半議會制（典型如法國現有模式（即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政治架構）），議會為權力重心，但總統擁有近乎同等權重權力。而司法則應該成為立法和行政機構的監督、制衡力量，但權力不宜過大，更不需要與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平齊，且如果設置專家院，可以替代司法機構的部分職責。因此，應該將司法機構定位為監督、制衡、執行憲法與法律的機構，而不必如美英那樣大法官擁有極大權力，更不應實行終身制。



政黨制度與代議制度：兼顧多元與秩序、博采各國之長



    關於第五點“政黨政治：憲政架構內的壹黨主導還是兩黨制或多黨制”，我當然認為應該實行兩黨或多黨制，而不應該壹黨主導。

    至於是兩黨還是多黨，我個人傾向於多黨制，因為這樣更能讓不同團體都有自己表達權利的機會，而不是被大黨裹挾和壟斷。但同時，也應該對政黨、議會設置門檻，如得票5%以上才可以進議會、在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均有（或三分之二有）支部才能參與全國選舉等，以避免出現黨派過於細碎、政壇壹盤散沙缺乏效率的情形。

    在具體的黨派權力分配上，不僅議會是多黨，政府也應該避免清壹色單壹執政黨執政。我認為德國的議會選舉和政府組成很值得借鑒，即聯立制選舉（壹種傾向於比例代表制且利於中小政黨的選舉模式）+大聯合政府（基民盟與社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以促進立法、行政機構組成的多元性、包容性。而英國的“影子內閣”也是壹個值得效仿的制度，在野力量可以對執政集團進行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監督。如果實行半總統制而非內閣制，在野聯盟同樣可以組建“影子政府”監督政府施政。這是我認為相對最為理想的政治架構和權力分配狀態。



    第三單元“民主轉型（過渡時期）的制度安排和路線圖”是為未來中國變革提供理論基礎。雖然我個人對於中國還有多久會出現變革的機遇、在實踐上能夠實現變革都持悲觀態度，但毫無疑問，理論可以為實踐指明方向，也讓實踐有了目標和動力。



未來轉型節點與道路：充滿不確定性且前路艱險



    關於第壹點“轉型方式：漸進與突變，各自的根據與前提”。其實，“漸進”和“突變”還應分為手段/方式和內容/實質兩方面。冒昧揣測，本次研討會議程設計者應該更多是側重於中國轉型的方式（如是政權逐步改革還是突然垮臺；是官民互動改良還是突發性革命）是漸進還是突變，而非實質（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徹底變革）方面的漸進與突變。那麽我就以前者而非後者為主要討論方向。

    首先，以如今中國的政治情勢看，漸進還是突變，很難由外力刻意塑造，而是由內源性原因和偶然性因素主導的。眾所周知，習近平上臺後，中共專制空前強化，民間政治性組織、公民社會被摧毀殆盡，國內帶有政治抗爭色彩的人士紛紛被關押或軟禁，還有的主動放棄了抗爭，轉向犬儒或空談雜談。因此，無論是從中共統治階層內部，還是民間政治參與（準確說是無參與）現狀，都表明至少在如今至未來十年內（甚至更久），已無漸進改良、逐步實現民主化的可能。

    那麽這壹定會導致“突變”嗎？我認為不壹定。有人認為，改良的失敗恰恰可以刺激革命的興起。但事實上，無論是中共政權對國內的控制力，還是如今各國各地區均“自掃門前雪”、逆聯合化的國際情勢對中共政權的影響，都導向不利於中國正向“突變（或者說‘革命’）”。相反，如無特殊突發事件，中共的統治還會在中短期維持下去。

    此外，“突變”壹定是變好嗎？並非如此。典型如前蘇聯，解體之後不僅未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化，革命果實反而被政治野心家（葉利欽、普京）竊取，而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利益，也被各政治集團、權貴、寡頭瓜分。當然，在“突變”中失去的，還有那個版圖巨大、可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強大國家。而分離出去的國家除波羅的海三國和烏、格之外，其余各國均未實現真正的民主化，經濟政治社會情形與俄羅斯沒有二致甚至更差。這種“突變”，中國不要也罷。

    就我個人而言，我當然希望中國通過手段上的溫和、和平、漸進，以及目的、本質上的徹底變革，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成果，讓中國早日變成民主、平等、自由、進步、文明的國家。但可惜這些只是理想，而非現實。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努力，讓中國以好的方式向好的方向改變。但效果如何，我是很悲觀的。



“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與“黨內民主”：如今不是“多”和“少”之爭，而是“有”和“無”之辨



    關於“如何看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如何看‘黨內民主’？”這壹問題，雖然我對“體制內”這壹政治黑洞不夠了解，但還是略做評論。我認為至少在目前乃至未來十年內，中國體制內不會有什麽“民主化資源”，或者說即便有、某種程度為數還不少，也都處於“凍結”、“休克”狀態。2013年以來中共專制空前強化下，連民間政治、公民力量都被殘酷打擊，黨內只有更甚。“定於壹尊”、“習核心”、“嚴禁妄議中央”……這些還不夠說明問題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還有多少意義呢？即便外部（包括我個人）認為開明的名義上的二號人物李克強，現在也只能管管話費漲價、豬肉供應之類細碎問題，以及“給人民壹個交代”之類的場面話、習近平不願意“屈尊紆貴”講的話。連他都如此，何況其他體制內人士、內心傾向於民主的人士了。

    最根本的，是由於中共統治集團、權貴階層與習近平利益壹致，民主化毫無疑問會剝奪或至少削減其特權，因此出於利益（而非僅僅是因畏懼習近平的淫威），也會普遍支持習近平的強化專制之舉。而且，習近平執政以來，實行明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讓貴者更貴、“賤民”更“賤”，越是接近統治中心、越是掌握權力、金錢、人脈、技術等資源的，得到的分配越多，他們自然會堅定的支持習近平。我們看習近平加強專制、魚肉人民，是災難；但從權貴的角度，這恰恰鞏固和“發展”了他們的特權和利益。這就是“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根本就沒什麽用的根本原因。

    至於“黨內民主”，既然根本沒有“民主化體制內資源”或這種資源已經“凍結”、“休克”，又哪裏有“民主”呢？當然，權力鬥爭和政治博弈是有的，但是和“黨內民主”完全是兩碼事。我個人是不相信那些“中南海占星術”的，指望政治鬥爭改變中國、把權鬥當成“黨內民主”，我認為是很不現實的。前面已經說了，習近平的統治手段和內容，是符合權貴階層主流的利益的，是有強大的“權貴群眾基礎”的，其他傾向於民主、改革的政治勢力即便想打倒他，也不可能。習近平的政策在國際社會、民間有識之士那裏看是“失道寡助”，但其實他在體制內、在權貴階層內部，恰恰是“得‘道’多助”的。如果說前幾年反腐敗還得罪了壹些人，現在習的政治對手和追隨者都被清洗或轉而效忠習了，還有誰冒著喪命的風險去對抗他呢？如今中共高層，還有這樣的“義士”嗎？只要能夠聽從習的指揮、會媚上逢迎、表示忠誠，就可以分得絕大多數國人眼饞的巨大利益，他們為什麽要反對習呢？



高度分化的中國“民間力量”：“民間力量”的復雜性、多樣性、激烈的內部矛盾，及多數政治反對派的錯誤選擇



    關於“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未來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和“中國民主化與國際民主力量間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過壹個系列短評，並結集為《十論民運》，對這兩個問題有不少涉及。不過內容較長，只選擇部分內容摘錄。在此我重點論述中國“民間力量”的復雜與矛盾，及中國政治反對派/自由派道路選擇的誤區。

    事實上，中國“民間力量”內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大於與中共專制的矛盾的。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集團，有著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識形態差異。例如許誌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時，推動教育平權，反對最強烈的，並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京滬等地戶籍居民。京滬戶籍居民和外地務工者都是“民間力量”，但是卻有著近乎生死攸關的矛盾。

    從改革開放到鄧小平南巡，再到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數十年間中國已經培育了壹批“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階層，並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代際傳承，利益逐漸鞏固，身份地位越趨清晰，其階層所屬也已穩定下來，形成了龐大的求穩茍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義群體。

    對於這些處於相對有利地位的中產階級中上層、京滬等特大城市戶籍居民、部分國企央企及事業單位（如三桶油、醫療、煙草、鐵路等行業群體）成員，高知理工“工業黨”成員（以上群體部分重合）……他們寧可選擇與中共合作，也不願意放棄相對的特權；他們寧可壹邊沒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層剝削，壹邊剝奪比他們更弱勢者，保持相對於平民大眾更優越的地位和特權，也不要人人平等。這既是這些精致利己、因私為惡者習慣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也是由他們精密的算計決定的。至少從他們角度，成為次於核心特權階層的“二等人（或稱為‘優勢集團’）”，以壓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於他們（至少從經濟上和他們的價值判斷上）。

    因此，在“民間力量”內部就極度分化、階層固化且這種分化、固化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談“如何看民間力量在民主轉型中的作用”，必須考慮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差異、矛盾，以及選擇側重於與哪些“民間力量”合作。關於這些，我在《十論民運》和《人民憲章》中都做了闡述，我是傾向於維護廣義的工人階級（產業工人、工薪階層、普通職員）、農民與農民工、及各相對弱勢群體的權利為優先的。當然，這更多是基於正當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從實用角度考量，究竟是側重於動員我前面說的那些“二等人”、“優勢集團”，還是相對弱勢的工農大眾，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優勢集團”成員掌握著巨量的財富、知識、人脈、話語權等資源，遠比工農大眾有更強的推動變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們如今在習近平統治下，享受著較為優越的生活，又缺乏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專制獨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腦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們在非民主環境下有額外的“自由”，例如在專制而非法治下，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潛規則獲利、胡作非為乃至違法犯罪更易於免責和“疏通”。相對於弱勢者，蔭庇於鼓勵弱肉強食體制下的“優勢集團”成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於攫取財富，公共資源配置也更傾斜於他們，更能不擇手段的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有什麽動力去選擇變革呢？

    這些“優勢集團”與工農大眾的關系，很大程度就像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白人與黑人的關系那樣。如前所述，他們甚至在專制下過得更好，可以享受廉價勞動力、戶籍特權、相對良好的治安、相對優良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他們為何要選擇失去相對特權、甚至面臨戰亂和財產再分配的風險，去推動中國的改變呢？尤其在如今漸變不可能的情形下，他們更不會贊同革命、“打倒舊社會（如今的社會）”了。對相對弱勢者，習近平時代是尊嚴和權利上相對的“最壞的時代”，但對這些“優勢集團”，恰恰是“最好的時代”。（而且，這些“優勢集團”中的許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發達國家或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國大陸爭權奪利、聚斂錢財，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於中國是否民主，其他國人是否自由，他們並不關心）

    還有，中共也在鞏固與“優勢集團”的關系，也會繼續拉攏這些既得利益群體。即便將中國國內外反現行體制的力量結成合力計算，無論從金錢、人脈、輿論影響力，都與中共統治集團差了十萬八千裏，又如何有能力與中共爭奪既得利益群體的支持呢？當然，我們有道義的正當性。但對於這些精致利己者來說，道義值幾個錢呢？能買房換車、享受良好教育醫療服務嗎？能在和他們眼中的下等人發生糾紛時“私了”、占便宜嗎？能保住階級、職業、地位、戶籍這些帶來的特權嗎？不能。而這些中共則反而可以給他們。如此壹來，道義不僅不是我們爭取“優勢集團”的長處，而是缺點。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為這些“優勢集團”許諾比中共更多的特權、利益，但那我們改變中國意義在哪呢？那不僅沒有道義，而是喪心病狂了。哪怕壹些自由派、政治反對派已經在思想上傾向於如此了。

    而工農階層及弱勢群體，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習近平執政後，無論物質利益、個人權利乃至尊嚴、地位上，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但他/她們（我這裏要著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們”）恰恰缺乏能夠促進變革的金錢、知識、人脈、話語權，也缺乏起碼的革命覺悟、組織力，內部還呈壹盤散沙、難於團結。

    無論側重於和既得利益階層合作，還是召喚中下層民眾，都是極具挑戰性的。而調和二者訴求、利益，讓兩大群體協作改變中國，更是困難重重。即便短時期組成某種壹致的反體制聯合陣線，也會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現體制後，重新陷入分化和對立，很難就新國家的發展方向、制度和社會建設達成壹致。

還有壹點很值得提及的，中國國內外的大多數自由派，包括許多民運人士，難道不是在本質上已背棄工農階層及弱勢群體了嗎？中國的自由派人士、民運人士，大多數都是裏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鄧小平的支持者，難道會支持左傾的、類似於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臘、拉美諸國、韓國那樣的民主革命？說的更直白壹些，中國的自由派本身就是“優勢集團”的成員，大多數人考慮問題與那些精致利己、主張弱肉強食、自由放任的“壹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對特權者、處境優越者沒有區別。或者再直白壹些，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頭頂上有中共的控制壓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權這些，甚至堅決反對之，不是主張完全自由放任、實質叢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兩種惡疊加。

    這些人德智皆乏，論才智，除了在個別領域有成就，視野普遍狹隘，基本的通識性人文社科常識缺失，認知水平和理性思維能力差；論道德，前面講的他們的主張已經證明其卑劣了。這些人最多有膚淺的、選擇性的同情心（而對異質群體則不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憫心就完全沒有影子了。這些話不好聽，但是難道不是事實嗎？我曾經多次分析過支持特朗普的中國自由派人士的心態，他們對中國受苦難的百姓，尤其底層民眾的內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妳，但那都是共產黨幹的，與資本主義無關，相反資本主義非常好；2.我雖然同情妳，但我們尊卑不同，我是貴族和社會精英，妳是底層老百姓；3.即便共黨亡了，自由民主了，我還是精英，妳還是底層，可以讓妳不受專制迫害，但平等別想。當然，其他的群體，無論是體制內權貴和其他既得利益者，還是平民大眾，價值觀同樣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為希望改變中國的力量，就應該對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爛”。我們要做開拓者、變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論民運》中對此也有所評論，摘錄於此：

    中國民運，幾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絕大多數民運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乃至是麥卡錫、特朗普的擁躉。而左翼極為微弱，聊勝於無。如此左右失衡的民運結構，既造成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少數群體等較弱勢者在民主運動中失聲、失“利”；也導致中國民運丟失了可資動員的龐大根基，是目前民運衰敗的關鍵因素。

    反觀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韓國的民主黨系、南非的非國大、西班牙的社會民主系、巴西的勞工社民系、波蘭的團結工會（當然它和它的繼承者後來變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訴求很多是左傾的）、緬甸的民盟……都是強調平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左翼扛起民運的大旗，把民主與平等作為首要的政治目標，以工人、學生為基幹，以被壓迫的平民為基礎。

  如果是已故美國參議員、前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張不壹定好，但品質值得尊敬。可中國民運的右翼屬於鄧小平的支持者，從他們的人品到政治主張，還有對鄧小平的態度，都讓人感覺極為不安。正如秦暉教授所說，無論左右，都要堅守“共同的底線”。而這些鄧右的主張和行為，則在不斷的穿透底線，置人民利益於不顧。

    民主運動，應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為基調，實現人民為國家主人的目標。而右翼價值觀，則多強調守成、穩妥，傾向於精英主義、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調，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變現實的意誌，更沒有左翼喚醒受壓迫平民的動員能力。不為人民爭權利，只為自己要自由，民運必然狹隘化。


今年，距離偉大的、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已過了231年了，也迎來了“救亡啟蒙”的代表性事件“五四運動”壹百周年，距《世界人權宣言》公布已近72週年，中國經濟政治重要轉折--“改革開放”的啟動也已有41個年頭，還是中國民主化悲劇六四國殤31週年。

    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中國依舊處在專制統治之下；而大多數中國人民，因為專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推行的洗腦教育，依舊缺乏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觀；民主、共和、憲政等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仍未建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經濟發展與國力膨脹，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輸出邪惡模式並與國際保守頑固勢力勾結，荼毒中國和世界人民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在中共統治集團駕馭下，繼續在強化專制統治、維持“低人權優勢”的同時推動經濟發展、鞏固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內核的社會體系，還是在以知識分子為先導、人民為主體的革命運動勝利後，擁抱普世價值、融入現代文明、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共和國，並為對人民進行思想啟蒙、推動社會革命提供政治和制度基礎？這是決定中華民族重生還是繼續沈淪的生死抉擇。

    19世紀中期，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早已與世界文明脫節。它的統治危機，尤其對外戰爭的壹系列失敗，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的落後，也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以維護統治為目的的追求器物層面的改良，在甲午戰敗後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皇權專制制度，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壹現且成了精英與軍閥的玩物，廣大人民沒有也不知不解民主自由，專制主義植根於基層和民心中從未衰敗。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中的有識之士深入到對保守落後的傳統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壹系列思想啟蒙運動，因內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啟了對民主憲政的嘗試，然而國共內戰爆發讓制憲進程戛然而止。分治後的海峽兩岸，分別遭受了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荼毒。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中共統治集團以人民的名義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在混合了封建主義、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的“中國特色”暴政下，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超越限度對宗教實施打壓、鎮壓維權運動等壹系列人權災難，致使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內的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造成的普遍貧困和高烈度政治暴力，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在總體上有了大幅度提高，即所謂的“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實現了；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壹度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曾有過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2008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當時也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

    自2013年起，以習近平為首的統治集團，撕下了中共開明的面具，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密集而強橫的掃蕩。自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始，以《炎黃春秋》雜誌被“接管”為高潮，新聞自由日益萎縮，如今幾乎可以說蕩然無存；709大抓捕，象征著維權時代的結束，充分體現了中共政權下“法治”的脆弱與虛偽；而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任期限制，則令中共的封建主義色彩愈加濃厚，專制集權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執政集團繼續堅持並強化專制統治，明確拒絕政治改革，相反還在開歷史倒車，由此導致官員頑固民間保守，公檢法愈加黑暗，法治沒落人治復興，人權被踐踏，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空前加劇；經濟畸形發展、經濟成果分配不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社會矛盾尖銳並不斷積壓，統治集團及依附體制的上層精英對中下層人民的剝削壓迫日益加劇，人民的抗爭橫遭鎮壓，平民大眾普遍處於沒有自由、公義的生活狀態下，弱勢群體更是毫無尊嚴的在殘酷社會中絕望掙紮。

    伴隨著制度上的倒退和公民社會的急劇萎縮乃至消亡，道德淪喪與價值觀全面崩壞，人心的腐化墮落與公共意識的淡漠蔓延到各領域各階層。其中，以弱肉強食為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冷漠自私為質的犬儒主義這兩大價值觀，危害尤重、泛濫成災，即人們普遍以權勢大小、金錢多少、人脈眾寡而非勞動強度與價值分配資源與利益，以實力強弱而不是對錯本身來評判是非曲直；面對不公與暴行，人們紛紛明哲保身，精英階層更是精致利己，外表衣冠楚楚，內心骯臟墮落，順從獨裁專制、參與分贓，對中下層人民的苦難與屈辱無動於衷。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顛倒，善惡於大庭廣眾中異位。弱肉強食，就喪失了正義感，與平等、法治背道而馳，變成了強權即公理的叢林社會；冷漠自私，就意味著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沒有了公共意識和對社會共同體的責任心。在如此惡劣的社會生態中，人們不再相信公平正義，喪失了人類應有的正直與仁愛之心，現實社會及互聯網輿論處處展現著暴戾、殘酷，為利益不惜損人利己、顛倒是非、鉆營依附，中國社會已深陷於“繁榮的腐爛”且愈演愈烈。

    總之，現行體制的反動和社會的全面腐爛已經到了必須全面、徹底改變的地步。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中國百余年來的近現代化歷程，汲取發端自西歐、普適全人類的人文主義精神，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是現代文明第壹要義，是民主法治的目的，是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以來人類艱難而不懈的追求。每壹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經濟狀況、性別與性取向及其他身心特質、政治信仰、種族、膚色、宗教等各方面有何種差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應當用同壹邏輯、同壹基本原則對待。必須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於具體的法律實踐，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在法治和經濟層面采取積極有力的政策維護社會平等，對各種不平等現象，國家有責任和義務采取各種手段進行及時而有力的矯正。

    自由：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自由不能惠及全民，就是既得利益階層獨享的自由，對大多數人民來說是偽自由。在保障合法的自由前提下，也不能允許以“自由”為名侵害他人權利與自由、危害社會文明進步的言行逍遙法外。自由需要法治的規範，秩序與自由是壹體兩面。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人權至上的必然要求，是人性的彰顯，是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基本追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對平民百姓的生命、尊嚴、權利的輕蔑與踐踏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法治：法治就是依照同樣適用於所有人和組織機構的法律條文，保護和規範人的權利、約束政府權力、懲治與改造違法犯罪分子的政治社會理念與實踐系統。法治是捍衛平等的基石，是對民主的規範與對自由的保障，是保護人權不可或缺的手段。與人治的等級性、依附性、隨意性與選擇性、野蠻性相反，法治有鮮明的平等性、獨立性、固定性與普適性、人道性。法治也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法治既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又是捍衛文明的利劍。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均沾，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此外，共和也是王權與神權的反面，是“國權民授”而非“君權神授”，人民不是統治者的附屬品，而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共和也有著明顯的反專制與平民政治色彩。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和代議機構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符合情理與普世價值的決定，並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民主使國家機器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當人民的民主權利被剝奪時，就有權通過革命的方式實現或恢復民主。

    在中國，復興帝制或變相恢復帝制的復辟夢終究會被挫敗；在世界範圍內，專制體制也在人民的反抗下危機四伏；人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為本、參與為責的公民意識，打倒專制與迷信、推動民主與科學，以建立公正社會為目標，發動變革，推動與捍衛平等、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才是中國人民應做的選擇。


藉此，我以建設性的公民態度對未來的國家政制、公民權利、文化革新、社會進步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1.主權在民：建立民主共和國，國家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堅持世俗主義的原則，實行半總統半議會制政體，頒布新憲法和建立國家機構，保障人民各項權利，約束和規範政府權力。

      2.代議民主：建立三大代議機構，分別為代表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少數群體的聯合院、普選產生的代表人民意誌的權力重心人民議會、代表專家學者等知識分子的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其中人民議會擁有立法修法、重大事項決策、人事任免、監督政府等權力；專家院擁有具體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權、監督權、關鍵性和專業性事務的否決權、實行緊急狀態等權力；聯合院對涉及區域、民族、其他少數群體、弱勢群體的事務有適當的權力。

    3.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包括國家元首在內的政府應在法治框架內運作，權責統壹，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建立陽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運作機制，保障來自包括人民和輿論在內各方面的有效監督。堅持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結合，地方根據情況實行不同程度的自治。

    4.依法治國：實現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成員以直選和從德才兼備的進步人士中選拔相結合的方式產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非法幹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依憲治國，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為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踐行“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則，嚴格執法，執法透明化，接受各方監督，讓法律真正成為人民的保護神。

    5.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不允許任何政黨組織、宗教勢力滲透於軍隊，提高軍人人文與科學素養。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宗教中立。公務員錄用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軍公警人員不享有任何特權、不得參與任何商業活動。

    6.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三大代議機構和對人民負責的、相對獨立的人權委員會，糾察壹切嚴重侵犯人權的暴行，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與基本安全，伸張正義，保護處於相對弱勢地位者的權益，保障弱勢者話語權。

    7.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壹人壹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和代議機構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爭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8.地域平等：廢除戶籍制度在內的壹切不平等制度，結束城鄉二元體制，落實公民壹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以工業化促進城市化，以城市化促進地域平等和個人平等。

    9.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為，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打擊、取締反普世價值、制造社會仇恨、煽動和發起針對特定人群實施暴力的組織。

    10.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幹預與違憲限制。國家機器應該保護壹切合法的集會、遊行示威、表達訴求的行為，保障每壹個人都有平等的表達權利，保護參與者的安全與權利不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威脅、阻撓。

    11.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政府應積極配合新聞媒體的監督，為媒體調查報道提供壹切必要的便利；對揭黑批惡、為人民發聲、理性公允、新聞價值高的媒體，應提供經濟補助與安全保護；保證各領域各階層都有充分的話語權，避免相對弱勢者因社會地位低、相對貧困等種種障礙而話語權不足。也就是說，不僅要保障任何人都有權發聲，也要讓每個人的聲音都有機會被社會聽到，保障人與人、階層與階層之間話語權的不失衡，避免“聲高即有理”。對發生在現實與互聯網上的危害公民權利和社會安全的違法犯罪言論，應依法懲辦，保護遵紀守法公民的言論自由不受他人或組織幹擾和威脅。

    12.宗教自由：在堅持世俗主義原則和政教分離的前提下，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無排他性與危害性的宗教活動不受政府幹預。

    13.專家治國：在中央和地方設立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專家院應有來自教育、傳媒、科技、法律、經濟、外交、社會運動、宗教、環境保護、醫療、文學、社會學與哲學、心理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各界學者組成，負責涉及以上領域宏觀和微觀事務的政策制定、建設參與，全面推動和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科學化、專業化、理性化。專家治國也是抗拒民粹主義和官僚主義必不可少的手段。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界的學者，是與反智反科學、歧視、暴力、短視、仇恨與偏見、對弱勢者的欺壓，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與不平等做鬥爭的中流砥柱。

    14.教育改革：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為本的公民教育，堅持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的教育方針，推動教育確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改革教育的內容與形式，改革高考，要加強人文教育、法治教育，增強人文教育的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公民分辨是非的能力，培養具有平等、自由、博愛、公正、法治理念的現代公民。改革大中小學校的教育制度，在大學推行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保障學術自由。促進城鄉、不同區域、不同家庭條件下的教育公平，努力促進起點平等。在教育改革的基礎上提高人才選拔的公平性與優質性。在各行各業普遍推行文字與實踐結合的考試形式，在人才選拔上盡可能做到量才錄用，提高各行業工作人員基本素養、工作質量、工作效率。

    15.文化政策：堅持“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廢除文藝政審，讓文學藝術創作擺脫政治束縛；對反映社會黑暗面作品的創作和發布不應有任何阻止，且應對優秀且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此類作品創作者發放補貼和提供便利；對於反普世價值如鼓吹專制復辟、挑動族群對立、鼓吹歧視與仇恨等類型的作品（不包括為反映歷史和現實真實，包含以上殘酷事實的作品），應依法懲處。

    16.科技立國：把推動科學技術發展與科技實用化作為基本國策，以科學理念為綱、科技手段為目，推動經濟建設、社會治理的科學化、現代化、信息化。培養德才兼備的科技人才，建立以高新科技產業為軸的制造業、以智能化人性化公平化為特征的服務業；利用科學技術提高教育、醫療、養老、行政、司法、治安等各領域的發展水平、服務質量、透明度。

    17.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兼顧經濟發展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不極端和偏廢；明確落實國家、各級官員、企業和個人各自須承擔的相應責任，堅持誰破壞誰補償的原則；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推動環境保護的法治化和系統化。

    18.軍事改革：軍隊國家化，將軍隊由“人民解放軍”改名為共和國軍。軍人應忠於人民，遵從人民議會與專家院的決策與調遣，在日常保持中立。依托科技提高軍隊戰鬥力，提高裝備水平和質量以代替人海戰術，大幅裁軍的同時大幅增添武器裝備，擴充核武力量至適當水平，建成與國力及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軍事力量，逐步建設為第壹軍事強國。在裁軍基礎上極大提高軍人尤其各級軍官人文素養，加強軍內普世價值教育，改造軍人因特殊身份和環境而特有的醜惡習性，促使軍人樹立進步主義價值觀、養成文明友愛的言行方式。加強軍隊內部人權問題糾察，打擊個人忠誠行為，允許包括媒體在內的外部對非軍事機密領域進行全面監督，保護軍人權利和軍人之間的平等，打擊壹切形式的軍中暴力、欺淩和虐待行為。軍隊兩大核心任務：對內保衛共和國的國家安全與世俗主義，對外維護國家利益與世界人權、公正與自由，成為捍衛人類文明的燈塔，做好隨時向全球出擊的準備。

    19.經濟運行：實行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在保障市場自由的前提下，國家通過適當的幹預和調節，如打擊不正當競爭、遏制壟斷、保護勞工權利、扶植高新科技產業、提供經濟信息指導與危機預警等方式，使經濟運轉更加穩定、經濟發展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更為人道和諧、經濟收益更具普惠性。在產業結構上堅持以制造業為本的實業興國原則，通過政策引導和國家強制力遏制投機活動，尤其嚴控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防止產業畸形下泡沫經濟的泛濫。

    20.分配政策：實行以創造價值與勞動強度為主標尺、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堅持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原則；以減少剝削、遏制貧富分化為重要目標；再分配更加重視公平，並與社會保障體制銜接起來。

    21.財產保護：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保障創業自由，打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行為；設立代議機構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保障資產公平合理的分配，提高使用效率；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分配公平和集約使用，切實保障公民尤其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22.財稅改革：確立民主財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架構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使稅收征收和使用更具公平性、透明性、定向性；稅法修訂和稅的征收須經代議機構認可。增強稅收在促進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建立細密而完善的收入申報與稅收稽查系統。通過產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爭機制，服務為主管理為輔，為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23.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和質量，向福利國家邁進，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讓每壹個國民都有條件選擇有尊嚴和自由的生活。廢除壹切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追繳原統治集團特權所得，推動社會保障的均等化。

    24.勞工權利：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廣義的工人階級的權利，覆蓋各性質各行業的工人、職員；支持工人組建獨立工會、推動工人自治和職工民主化、保障工人罷工權利；建立中立、高效、有實權的勞動仲裁機構，職權與法院相輔相成；設立細致的各行業最低工資標準；打擊各種各樣的職場歧視和欺淩行為；舊農民工、農業工人壹律與城市產業工人、第三產業職工享有同等權利和基本保障；在代議機構、輿論界，要保障工人有充分的話語權。

      25.扶弱平權：國家對女性、LGBT群體、身心障礙者、少數族群、其他弱勢群體的權利應積極保護，尊重相應群體合法範圍內的平權運動，細致、認真傾聽弱勢者的訴求，為弱勢者提供必要的法律、物質、就業、教育、輿論、生活等方面的支持、援助、保護、救濟，保護弱勢者不因其相對弱勢而受剝削、歧視、虐待等不法侵害，能夠融入社會正常生活、安度人生。在對待弱勢群體時，要充分尊重弱勢者本人的意願與選擇。除人權外，動物保護也應納入公民運動議程。在推動平權政策時，應采用大眾易接受的溫和方式，如重視反歧視教育、慎用配額制。保護弱勢群體的措施，要和國家經濟政治發展水平相適應、與整體社會治理體系相融合、與文化教育和人權維護相承接。

    26.社會革命：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不斷革命的歷史。社會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補充，更是走向偉大社會的必然要求。人民政權應該支持人民在政治革命勝利後，繼續與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醜惡做鬥爭，對行政、司法、家庭、社區、教育、青少年、醫療、養老、科技、互聯網、就業、環境、軍務、宗教、黑幫與私會等各領域、各群體、各社會單位存在的本質性、結構性、微觀性醜陋黑幕，進行調查、分析、批判、改造，破除各種精致利己甚至因私為惡的利益集團的帳幕，鏟除惡勢力，保護人民尤其處於相對弱勢壹方人民的權利、自由和尊嚴，最大限度減少人類受到的傷害和痛苦，使每個個人得到更實質的平等，實現和發展人民的幸福。

    27.地方治理：采用單壹制的國家結構，實行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方針，根據各地域不同情況適當放權，在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區實行不同程度的自治，堅持各民族壹律平等的原則，以制度性和系統性措施反對和防範民族歧視、民族壓迫，同時有效和公平的處理各民族及民族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對於發生大規模騷亂、系統性侵犯人權、政治壟斷、壓迫、動蕩、腐敗的區域，中央可收回下放的權力，由中央直轄並派專員保護受害民眾、動員人民重建地區。將香港、澳門建設成遠比現在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城市。以和平談判為主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致力於將中國全境置於民主憲政、文明進步的覆蓋之下。

    28.國際責任：與世界各國壹道，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為基準，平等公正的態度，積極主動參與國際事務；以實際行動支援世界各國被壓迫人民的正義鬥爭，聯合各進步國家使用各種手段捍衛世界人權與文明；促進世界各國各區域協調發展，推動世界各國在合作與融合中邁向“世界聯邦（性質類似歐盟）”。

    29.轉型正義：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復名譽、授予榮譽，並給予充分合理的補償；釋放壹切在新政權法律下原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政治犯；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責任，壹方面，根據具體情況寬宥、赦免、輕罰願意改過自新者，讓舊體制中本質善良、沒有重大且或主動犯下大罪者參與新政權，重新服務人民，共同建設新國家；另壹方面，嚴懲舊政權中對人民和國家犯下重大罪行的領導人及爪牙，對惡貫滿盈的統治集團高層人物和直接執行者（尤其是黑惡勢力骨幹），處以極刑；沒收舊政權統治集團及爪牙的壹切非法所得，包括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向全世界發布通緝名單和派遣特工人員，追緝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罪行的罪犯。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肩負著十四億多人類文明開化的使命，也必須承擔國際責任、引領人類發展。但可悲的是，中國仍處在專制主義的政治生態中，國人大多為愚民、暴民、順民的結合體，而包括統治集團在內的既得利益階層精致利己、剝削和壓迫人民，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中華民族陷入了持久而悶烈的內耗與互害之中，成為人類肌體上巨大的瘡疤，拖累了人類文明的進程——這種局面必須改變。為解救國人中良善卻更受苦難者、為解放、改造和重塑中國人民，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社會革命的開啟迫在眉睫。因此，根據2008年以來中國政治社會的惡性倒退狀況，我個人以淺陋之見，將《零八憲章》改編為《人民憲章》。

      早在七百多年前，文藝復興運動已經讓人本主義覺醒，接踵而至的啟蒙運動更讓理性的光輝照亮了人類；開啟人類新紀元的法蘭西大革命也已過去了二百多年。但如今世界上竟依舊有如此廣大的專制之地、如此眾多的蒙昧野蠻之民，作為知識分子，作為有羞恥感的人類，我們怎能不感到羞愧、憤怒？

    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人民，不分階層，不論身份，在堅持底線前提下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偉大的革命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徹底變革，以期早日建成壹個自由、民主、平等、憲政的進步國家，實現啟蒙運動先哲和國人中有識之士數百年來鍥而不舍的追求與夢想，在懲惡揚善、激濁揚清中帶領中華兒女駛向文明的彼岸。

中國社會的防疫工作

發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疫情，橫掃中國、蔓延世界。新冠疫情已經導致逾四百萬人染病，近30萬人死亡，直接和間接的經濟與財產損失無可計數。


    這場世紀巨災，既是天災，更是人禍。數十萬條生命不能白白逝去，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遭重創、數十億人的生計被波及和打擊，也不能沒有個說法。如果沒有追責，這樣的悲劇就很可能再次發生。為了告慰逝者和傷者，也為了避免重蹈覆轍，追究本次疫情中各環節尤其發端期間失職瀆職者的責任，是不可回避的、不可不做的。


疫情初露獠牙時中共當局的隱瞞與對發出警示者的打壓


    眾所周知，在去年12月即疫情早期爆發時，曾經有中國醫療專業人員以不同方式發出了警告。2019年12月30日，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向同事和同學傳遞了關於新冠肺炎（當時還被稱作“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其中有“SARS冠狀病毒（準確說本次疫情中的新冠病毒是SARS病毒的壹個變種，即‘SARS-Cov-2’）”字眼，並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此後不久，艾芬就遭到了醫院紀委（即事業單位中負責黨紀的機構）的約談，約談期間被嚴厲斥責，如被訓斥“無組織無紀律”等。而參與傳播的8位醫生也被警方訓誡。他們後來也分別被稱為“發哨人”和“吹哨人”。


   此後，武漢衛健委及第壹批赴漢中央專家組均宣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暗示只有直接接觸或食用野生動物才會患病而不會人際傳播。官方通報的“不明肺炎”確診病例長期在兩位數徘徊，與後來證實的當時實際感染者數量天差地別。同時，包括央視在內的官媒，還以義正言辭的口氣播發了對8位醫生進行訓誡的新聞，稱武漢爆發SARS病毒是“謠言”，以穩定人心。而很有分量的官媒北京青年報的評論文章《莫讓流言沖淡春節的年味》，也代表著當時的中共官方對於疫情的態度。面對經濟下行和社會不安的雙重危機，當時的中共當局選擇隱瞞疫情、淡化危險、避免民眾恐慌，試圖維持經濟正常運行和社會穩定。


抗疫關鍵期中共當局采用的殘酷手段及其惡果


    直到1月下旬，疫情走向失控後，中共當局才急忙采取措施補救。其中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在1月23日宣布武漢“封城”。以此為分界點，中共當局對疫情的態度由隱瞞、淡化，轉向不惜壹切代價嚴控。而這“代價”包括了國民基本的生存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平等權、遷徙自由權、免於匱乏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等。


     很快，各種封鎖和隔離措施從武漢市、湖北省，推向全國。在疫情最嚴重的2月，全國采取了幾乎是建國以來最強力的封鎖和隔離措施。除醫療等特殊行業外，工廠停工、停產，商鋪停業，學校停學，社會處於停擺狀態。同時，在武漢，幾乎所有市民均被關在各小區禁止出入，形同囚禁。在湖北以外，各地的官方和民間掀起了對湖北籍民眾及常住湖北人士類似“集體獵巫”式的騷擾、刁難、驅逐。湖北省尤其武漢市的民眾遭到了殘酷的歧視和惡劣對待。許多滯留外地的湖北人沒了容身之處。


    在近年來中共當局日益完善的“大數據”管控下，對湖北居民隱私的侵犯和泄露無處不在。隱私泄露後，就面臨“壹刀切”的粗暴軟禁和驅逐措施。這嚴重侵害了湖北人的隱私權和人身自由權，破壞了來自湖北民眾正常生活。壹些湖北籍人士的基本信息和行動軌跡被曝光於朋友圈和各種群組中，不僅橫遭侮辱謾罵，還無法離境、返鄉、工作、生活，甚至流落街頭。而在湖北，外地打工者也露宿武漢等地街頭，還被保安和市政人員暴力驅趕，忍饑挨餓。在疫情中，軍警、保安人員、社區和村鎮聯防人員等各方面的管理者普遍使用粗暴甚至殘忍的手段對待市民和村民，“執法”過程中的暴力行徑比比皆是，但無壹例被處罰，日常的法紀處於休克狀態。


    “壹刀切”和過於嚴酷的手段，極大的損害了數億國民的生計。經濟社會活動被強迫全面停止，導致上億國民失業、破產，繼而制造了大量負債者、生活無著的貧民。而事實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未實行如中國這樣的抗疫“休克療法”，而是允許部分行業正常營業，或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營業。如疫情同樣嚴重的韓國，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館、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嚴格防疫如保持人際距離的前提下正常營業。其他如香港、臺灣、新加坡、日本及歐美大多數地區，均以折中溫和的方式兼顧了防疫和民生。


   中國采取的徹底停擺，的確更有利於遏制疫情，但嚴重損害了國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經濟民生活動，得不償失。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第壹季度經濟同比下降6.8%，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負增長，其對中國本就嚴峻的經濟、就業、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在中國這種防疫的“休克療法”下，農民工和底層市民受害尤其嚴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難以得到保障。相較於歐美及壹些發展中國家大量發放救濟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國國民在疫情最嚴重、封鎖最徹底、生計最艱難之時未得到壹分錢的救助，非國企的私營企業也很難得到銀行和政府的紓困支持。


    各行各業的停擺也讓國民生活陷入極大困境。沒有供給或供給極少，導致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務短缺，物價飛漲。而由政府配給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務員尤其警察等強制力機構人員配給品中時鮮果蔬齊全，平民只能十元買到壹根蘿蔔、壹顆白菜、兩顆土豆等共三樣菜品組成的“愛心菜”包裹且時常斷貨。


    更為惡劣的是，全國各地大批滯留於外地、需要被隔離14天甚至更久的民眾，需要自行承擔巨額的隔離費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數百甚至上千元，對於本就沒了收入的民眾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幾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休息（因為保安不允許躺下，只能坐著睡）。


    而在高強度隔離下，老弱病殘等極度弱勢群體面臨著缺吃少穿、缺醫少藥的困境。對此政府所做甚微，這些弱勢者處於坐等死亡的狀態。不許出門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無法像平常那樣逃離和求助，導致許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


    這些悲慘情形，有些是中共的專制體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當局縱容民粹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導致的，總之都是中共當局罔顧基本人權、剝奪公民生存權的例證，也是中共治下社會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體現。


疫情期間中共當局對輿論的操縱和打壓


    在整個疫情期間，中共當局進行了大規模的輿論審查。雖然疫情中中國媒體出現了壹次揭弊的小高潮，湧現出不少優秀報道。但是對於觸及到審查紅線的報道或個人爆料，中共的輿論控制機構仍進行了激烈打壓。例如有聲稱被醫護人員虐待的新冠患者被刪帖，當事人被逼道歉；反映武漢市內醫療調度混亂、病人得不到及時救治的新聞被打壓；在殯儀館不允許逝者家屬用手機拍攝慘況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對那篇關於發出預警者艾芬的采訪文章《發哨子的人》進行全網封殺，並引發了壹場審查與反審查的拉鋸戰和反審查的行為藝術。再後來，由官方授意的對揭露疫情期間種種黑暗的《方方日記》及方方本人的圍攻，更是中共在疫情輿論戰中最明顯的手筆。


    最突出的，是對於三位“公民記者”即陳秋實、李澤華、方斌的抓捕。這是中共當局使用暴力手段對新聞自由的直接侵犯。三人被以非法方式“失蹤”，現今除李澤華獲釋外，陳秋實和方斌依舊下落不明。


    因此，無論是疫情爆發初期對疫情的隱瞞和淡化，還是後來過於嚴酷措施對公民人權的肆意侵犯，以及整個疫情期間及之後對輿論的打壓和操縱，中共政權在涉及新冠疫情的事情上都犯下了嚴重的罪行。


    當然，說到這裏，壹定會有人（尤其是親中共人士）認為，“那中共怎麽做都是錯的了？寬了不行，嚴了也不行，輕視不行、重視也不行？那怎麽辦？”以及“西方國家防疫更差，現在都死了幾十萬人了，中國反而控制了疫情，那麽西方國家應不應該追責？世界各國的疫情都要中國負責嗎？”等疑問。


    我下面就對這些必然產生的疑問進行詳細解答。


從壹個極端到另壹個極端是雙重錯誤


    首先，無論是隱瞞和淡化疫情，還是後來嚴酷的防疫措施，顯然都是錯的。不作為和“矯枉過正”的亂作為都是錯的。走向兩個極端的惡無法“相抵”、“歸零”，恰相反，兩個極端造成的危害是疊加的，都需要被追責和反思。


    如果在早期，從中共中央到武漢地方政府都公開疫情實情、積極采取措施防治，而不是隱瞞病毒危險性及有大規模傳播擴散的危險，就可以將疫情扼殺在萌芽之中，控制於武漢地區之內，中國的感染人數會遠低於現在，更不會造成世界大流行。自然的，也就根本不必要像2月及之後那樣，選擇以經濟停擺、民生休克的方式抗疫，就不會有上億人短期或長期失業，國民衣食住行也就不會受到如此之大的影響。


    另壹方面，即便在早期隱瞞疫情的情況下，如果中共當局後續采取有節制的、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折中的溫和方式抗疫，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壹樣，盡可能保持經濟運轉，必要的工業和服務業照常運行，就可以讓失業人數大幅減少。如果允許國民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限的自由流動，就可以保障他們獲取基本而相對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務，減輕人民的痛苦和生活負擔。同樣，如果國家以巨資為失業者和弱勢群體提供經濟補助，對中小企業開放原本幾乎只給國企的借貸服務，就能讓平民和中小企業、個體戶等弱勢者、受疫情波及最嚴重的公民和機構有了基本生存的保障。


    還有，在對待武漢人、湖北人時，如果公權力積極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輿論宣導上積極反歧視，就可以讓這些原本就是受害最嚴重的群體有尊嚴的生活。


    這樣做，雖然會使得對疫情的控制打折扣，不會像現在這樣較快遏制疫情，感染者會更多壹些，但對於經濟民生的恢復大有裨益，更保障了國民基本的自由和尊嚴，拯救了更多因非新冠病毒而可能死亡的人們。因此，即便早期隱瞞疫情，中共還可以通過這些方式來“將功贖罪”。


    可是，中共當局所作所為，與以上他們完全有能力做的這壹切背道而馳。在建設與破壞中，他們選擇了破壞；在提供救濟和任人自生自滅中，他們拒絕救濟；在應反民粹反歧視護平等時，他們選擇縱容甚至支持歧視與排擠。他們選擇犧牲國計民生、犧牲湖北居民，來實現對疫情的控制，繼而維持社會穩定，獲取抗疫政績，以利於其獨裁統治。


    因此，在隱瞞疫情、遮掩真相後，選擇的不惜侵犯人權和破壞國計民生為代價的防疫，不是“糾錯”，而是錯上加錯。1月下旬以來中共當局實行的極端化抗疫措施，雖然的確比西方國家更快更有力的遏制了疫情，但傷害了國計民生，給國民造成了更大的損失。包括專家張文宏在內的多位學者均提到，僅僅從造成死亡這壹方面，封城、隔離及將所有醫療資源用於抗擊新冠而不顧其他，造成的死亡就多於新冠。例如患有各種嚴重疾病的患者因醫療資源集中於新冠而無法得到及時治療，還有破產和負債導致的家破人亡。至於GDP和人均收入下降會導致死亡率上升的大趨勢，更是國際早就有的共識。


西方國家和中共當局抗疫方式的差異及同樣抗疫不力本質上的區別


    如前所述，中共和親中共人士，總是拿西方國家抗疫不力來為自己脫責和轉移視線。在他們眼裏，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疫情更為惡化，無論是人均患病率還是死亡人數，都遠超中國。言下之意是，民主體制下的國家抗疫同樣不力甚至更糟糕，所以西方沒有資格指責中國、追責中國，中共體制也並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好。


    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從表面上看，例如看疫情數據，的確是歐美比中國更加嚴重，而且是在中國疫情大爆發之後失控，“現成的作業不會抄”。而從泛濫和蔓延的程度，中國更是取笑西方缺乏中國這種強力管控的能力，是西方民主國家治理的失敗，是中國“東風壓倒西風”的制度與模式勝利。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事實完全不是這麽壹回事。


    首先，西方國家完全沒有隱瞞疫情、欺騙公眾，更沒有壓制媒體和專業人士的報道和呼籲。“透明度”是真相的前提，真相的呈現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或者說，只有公開事實真相，才能集思廣益、權衡各方利益，做出最合理的決策。


    與中國的“黑箱政治”、“黑箱抗疫”不同，西方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各國從未系統性的壓制和操縱輿論，也基本沒有公權力施壓相關人士以隱瞞疫情狀況。其抗疫不力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但壹切得失對錯都呈現給了公眾，這本身就勝於“黑箱抗疫”百倍。沒有透明度，裏邊就有億萬可以想象和難以想象的骯臟的人和事；有了透明度，即便有許多骯臟，大眾是知情的，是可以追責的、改變的、反思的。即便這次做的不如“黑箱”，但長遠卻可從中得到太多經驗教訓。西方公眾對疫情有知情權、有批評權、有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這本身就勝於大肆禁言、抓人，制造寒蟬效應、壹切決策皆出於黑箱、壹切皆為了維持專制統治的中國。再大的罪惡和悲劇，能被看見和批判，都好於壹切沒有透明度、壹切被操縱限制約束下的各種罪與罰。沒有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惡；不透明，就比新冠病毒還毒。


    第二，西方國家抗疫的效率和結果不如中國，是因為他們需要在防疫和民生之間折中、在管控和自由之間權衡。前面已提到，中國的防疫是犧牲了經濟民生，是以更大比例民眾失業、破產為代價的。而對於西方國家乃至大多數國家，不可能選擇為了政績和穩定而顧頭不顧腚、拆東墻補西墻，而是要統籌兼顧遏制疫情與維持國民生計。他們不可能選擇對國家封控下大量失業者不聞不問，不可能為了新冠這點感染率和死亡率讓遠高於此比例的人民陷入衣食無著的局面。因此，無論是進行封鎖和隔離的決策還是執行力度，西方國家都有更多猶豫、更大寬松。這自然會導致防疫效率相對低下，但更好的保障了民生，或者說至少不讓就業、國民收入等民生指數惡化的那麽厲害。這顯然是比中國更人道的抗疫方式。兼顧各方各領域，遠好於民粹和威權引導下的壹刀切。


    還有，如果效仿中國的高強度管控，會犧牲西方發達國家民眾珍視的自由，會導致公權力擴張和對公民隱私的侵犯。“不自由毋寧死”，是西方公民社會的基本政治信條。人們更在乎自由和尊嚴，不願為活命而失去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對於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習慣於被管束的國人，是難以理解的。他們不知道自由與尊嚴為何物，或者至少覺得為保命應該犧牲這些。而對於大數據的監視與管控，國人既然無力反抗，更是坦然受之。而在西方，反對大數據侵犯隱私和幹預生活，壹直是公民社會抗爭的焦點。西方國家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絕不允許有中國這樣極具入侵性的“大數據”管控存在。


    不同的體制和文化下，中西方對於疫情下管控的力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個人是傾向於自由與尊嚴重於生命的。何況，新冠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其實是有限的，並不是人人都會死。在微小的死亡率與每個人基本的自由與尊嚴之間，西方政府尊重民意，不采取中國式高壓管控，容許市民有限的自由活動，是值得稱贊而非需要被譴責的。


    而更值得稱贊的是，西方各國在疫情期間，均給民眾發放大量現金，以“發錢”的方式助國民渡過難關，充分體現了其人道主義精神和對基本生存權的尊重，履行了作為民選政府的責任。相對於中國在救急分配中對特權者錦上添花也不肯為平民雪中送炭的行徑，西方壹直堅持重點救助受疫情更大、處境更惡劣的弱勢群體。


    這些都體現了西方民主體制下政府和社會機構堅持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維護人民的自由與尊嚴。西方國家在疫情早期的沒有積極采取措施預防疫情蔓延，是出於國民權利、社會自由、經濟民生等多方面的考慮，且其決策過程得到民主體制的確認，公開透明。而這都是專制黑箱的中共當局不能比擬的。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的看法：“信息可以自由流動、公民可以批評政府的國家，和真相被壓制的國家之間沒有可比性。”


馬克龍還指出，“考慮到這些差異、所做的選擇以及中國現在的情況，我尊重中國，但我們不能那麽天真地說，中國在應對疫情上做得好。” “很明顯發生了壹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這也正是我想說的。


    當然，西方各國抗疫不力，也需要有人承擔責任。但是，第壹，民主政治下公開透明決策中的失誤，與專制政體下統治集團為壹己之私進行黑箱操作導致的罪惡，完全不在壹個層級；第二，西方各國政府需要承擔責任，並不能抵消或代替中共當局應負的罪責。西方國家抗疫不力，其政府和相關人員自需承擔責任，但抵消不了中共當局在疫情發端和源頭上防治不力的責任。


責任在於誰？要向何人追責？


   根據現有信息，新冠病毒明顯發端於武漢（至少是在武漢發生了第壹次集中爆發），並首先在中國大陸大規模爆發。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武漢市委市政府，是最需要為本次疫情負責的。


    而根據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采訪時所說，“作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壹點在當時很多人不理解……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把武漢肺炎定為壹類傳染病，要求屬地負責。在那之後，他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周的話明顯在暗示，此前選擇隱瞞疫情，是由於中央不許披露，責任在於中央。


    根據中國現行體制的運行規則，中國實行強力的中央集權體制，尤其在重大事務上中央更是有最終拍板的權力。因此，周先旺所說的是可信的，即隱瞞疫情的始作俑者，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


   那麽，武漢市政府的“中央”是國務院，也就是說責任是李克強及相關的下屬人員。真的是這樣嗎？熟悉中國政治體制的都知道，從中央到地方，黨都在政府之上，且中央尤甚。而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權力極度膨脹，成為自毛澤東之後最強勢的黨的領袖、國家領導人，連鄧小平都沒有習這樣的集權。相對而言，作為總理的李克強，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弱勢的總理”。


    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事務，李克強恐怕是難以拍板的。而且以他的執政風格，可能更傾向於較公開透明的處理，而非捂事壓事。因此，真正導致疫情初期新冠傳播被隱瞞、“發哨人”被約談、“吹哨人”被訓誡，輿論噤若寒蟬、附和太平的，最大的責任人，那就是中國現今的最高領導人、集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與壹身的紅色帝王--習近平。


   2020年的中國，經濟社會形勢嚴峻。40年來改革開放的各種“紅利”已消耗殆盡，經濟下行已成不爭事實。同時，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達到驚人地步，醫改、教改失敗，住房和養老等基本民生問題極大困擾著絕大多數國民。而2020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年，中美貿易戰又讓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在這種種壓力之下，維穩和保增長成為習近平政權最重要的兩項任務。


    因此，面對新冠疫情，習近平及其核心統治集團必然不希望疫情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國夢”，並為下壹年黨慶百年獻禮，選擇壓制輿論、恐嚇醫療專業人員，試圖讓“不明肺炎”悄悄消失，自然會成為習近平政權的選擇。於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約談和訓誡，以及後來對輿論的打壓、各種刪帖封號，還有官媒粉飾太平的鼓噪。


    正是因為這些“人禍”，開啟了新冠病毒瘋狂傳播的潘多拉魔盒，導致了在中國染病八萬死亡4600、在世界染病四百萬死亡近30萬的慘劇。


    而後來的極端抗疫中侵犯人權和釀成經濟民生危機，習近平同樣是第壹責任人。作為保守、強硬、僵化的領袖，其執政風格體現在其執政以來的眾多事件和發展歷程中，從“黨媒姓黨”到“七不講”，再到驅逐“低端人口”和強化警權、偏袒既得利益階層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策，習近平粗暴野蠻、不顧人權和法治的執政特性顯露無疑。因此，本次防疫過程造成的“次生災難”，習近平“當之無愧”同樣是需要最終負責的。


    那麽除了習近平，還有哪些人需要為這場疫情承擔責任呢？作為疫情發生地地方官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市長周先旺均需要承擔領導責任。即便是由中央的命令，他們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防控，如停止兩會和“萬家宴”等集體活動，減緩疫情蔓延。但他們行動遲緩，隱瞞不報，後來應對多有不當甚至作秀，自然都有相應的責任。只不過相對於習近平，他們承擔的是相對次要的責任。而他們屬下相關官員和職員，也需不同程度承擔罪責。


    而聲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的武漢市衛健委及中央第壹批調查組，也需要為故意淡化疫情嚴重性承擔責任。根據後來明顯人傳人的情況，武漢衛健委和中央調查組不是故意知情不報就是技術失誤，無論哪種都需要承擔責任（當然前者更為惡劣）。


    而作為武漢衛健委上級的湖北省衛健委、國家衛健委，同樣逃脫不了幹系。國家衛健委還需要對疾控中心和中央調查組的失職負責。中國的官僚系統是嚴密的，利益盤根錯節。因此，基於權力與責任統壹的原則，國家衛健委也需要承擔責任。除衛健委主任馬曉偉需要承擔領導責任外，負責應對突發流行病和流感類病毒的分管副主任及相關司局科室人員，也需要為他們日常屍位素餐、敷衍了事、官僚和形式主義等導致的疏失承擔罪責。


    “老虎”需要被打，“蒼蠅”也不能放過。直接指使對“發哨人”艾芬進行訓誡的武漢市中心醫院黨委書記蔡莉，就是“蒼蠅”的典型。據說，蔡莉的女兒曾在加拿大留學，經常高調炫富，出手闊綽，熱衷名牌包包和化妝品。這顯然不是蔡莉正式工資和獎金可以支付的了的。而蔡莉的丈夫則是醫療器械商人，有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和商業腐敗。蔡莉這種中層官僚緊密靠攏體制，以維穩和對專業人員的管控，換取體制回饋的巨額收益。這樣侵蝕民脂民膏和醫療經費的蛀蟲，若不除之，天理難容。蔡莉之外參與威脅、訓斥艾芬等人的醫院行政人員，平常也是頤指氣使、盛氣淩人，“外行領導內行”，他們也需要付出應有的代價。


    對於八位醫生進行訓誡的武漢公安，不能把責任推給基層派出所民警，而是應該追究決策者的責任。而拍板進行“訓誡”的。既可能是省廳市局，也可能來自公安部某些高級官員。如果以後這類事情都只“甩鍋”給基層民警，那幕後主使必然更有恃無恐。遏制警權濫用，就應該從每個案件做起。而這次的“訓誡”案，就應該成為倒追濫用警權責任人的範例。


    而對於在防疫期間泄露公民隱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歧視湖北居民不許其工作和租房等行為，嚴格來說均屬違法甚至犯罪行為。這些人理論上都應該成為追責的對象。


    還有，在追責時，壹定要註意“撤職”、“開除”和“免職”的區別。前兩者才是真正的處分，且後者重於前者。至於“免職”，只是壹種職務調動，此後往往會平調、官復原職甚至升職。如對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誌紅的“免職”，其實不屬於任何壹種處分，只是為敷衍百姓民憤的花招。只有正式的黨紀政紀處分和司法處罰，才是真正的“追責”。


    當然，懲罰只是追責的其中壹個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懲罰來警示他人和後人，使得別處和未來不再發生類似的失職、瀆職，讓這種令中國和世界遭遇的悲劇不再重演。如果沒有對責任人的追責，就沒有痛徹的反省，人們面對法紀就會有恃無恐，人為的歷史悲劇也就還會以各種形式再次發生。


    除了對具體責任人的追責，還要要求中共當局解除輿論封鎖、解除報禁，建立陽光透明的政府運作體系，實現信息公開（尤其數據公開）、運轉公開、人事公開、獎懲公開，並允許媒體和公民進行查核。“透明度革命”迫在眉睫。


變革與走向民主法治才是根本出路


    我所說的這些追責，都只是道理上、紙面上的。如果想真正的追究以上人員責任，除非推翻了中共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如今的中共，不僅不可能自我審判習近平，連那些“蒼蠅”都不會追究。因為整個特權階層乃至既得利益者，是利益共同體。他們官官相護、狐朋狗友相隱，絕不會“出賣”共同體內的人。習近平和核心統治集團深知，為了維護統治，必須包庇縱容中下層的爪牙為非作歹，才能讓他們死心塌地拱衛政權。只要中共獨裁政權存在壹天，追責就實現不了。中國在新冠疫情中的各種錯誤，根本在於中共執政及中共主導的專制體制。


   因此我認為在從道義和道理上提出追責後，不應對中共當局自我反省、主動自我追責抱有任何信心。還是要堅持推翻中共獨裁統治的目標，最終建立壹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新國家，以及壹個陽光透明、受各界監督的政府系統。那個時候包括新冠肺炎事件在內的中共各種罪行，都將被清算。正義的人民，會給歷史上慘劇的制造者以公正的審判，以告慰逝者，警示未來。

醫療環境

首先，對於患者的權利，發達國家有明確的、特定的、完善的法律規定。例如美國各州的《患者權利憲章》就明確規定了作為患者所擁有的各項權利，將患者權利作為很神聖的權利加以維護，維權不僅有法可依，還依靠的足夠堅實。



而中國迄今都沒有任何維護就醫患者權利的專門性法律，哪怕地方性條例都沒有。相反，近年來在出臺的各種法律規定和解釋說明中越來越偏向醫方，如取消很必要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在沒有對患者權利加以保障的同時，中國司法機構卻將“醫鬧”入刑，並且公安司法機構發布了壹系列單方面保護醫護人員的規定和政策，給患方帶上了緊箍咒，讓醫方更加有恃無恐。



第二，發達國家有專門的中立仲裁機構，以及成熟的司法解決途徑。美歐國家都有由醫患雙方及第三方共同組成的仲裁機構，保障裁決的中立性、公正性。司法系統則有專門處理醫患糾紛的法庭和法官，對醫療問題的裁決更專業和常態化，保障了醫療糾紛可以順利進入法律途徑並公正解決。大量專門從事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索賠的律師，也讓患方維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而中國處理醫療糾紛的仲裁機構卻和被投訴醫院與醫護人員同屬於衛生部門，仲裁機構的所有職位都由醫療系統人員擔任，且往往與被投訴的醫護人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屬醫療利益共同體成員。讓“老子查兒子”能查出什麽來？



至於中國司法機構，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偏聽偏信有專業優勢的醫方的意見，做出的判決傾向醫方。而且以國人對中國司法機關的普遍印象，類似“民告官”的弱勢訴強權往往以前者失敗告終。這在醫療領域也同理。



中國也嚴重缺乏專職從事醫療糾紛維權的律師，導致患方訴辯能力差、無力與財大氣粗的醫方聘請的律師抗衡。如今醫方抱團越來越強，也有了雄厚的律界人脈，更加劇了醫患雙方在法庭上博弈能力的差距。這樣情況下，患方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



第三，與第壹點和第二點緊密相連。即在發達國家，由於制度、法律與實踐中均積極保護患方權利，較容易認定醫方存在過錯。醫療糾紛仲裁和司法判決結果中，患方獲得索賠的門檻低、比例高、金額大。美國的醫療事故賠償案例中壹半以上賠付額都超過100萬美元。這也激勵了患方訴諸仲裁與司法程序的積極性，提高了醫療事故案例中最終得以獲賠的比例。



而在中國，因為仲裁機構的嚴重偏向性、法律的不健全、司法程序的復雜和司法不公的普遍存在，尤其對強勢壹方的偏袒，患方勝訴的比例低、獲賠金額少。高昂的維權成本也降低了人們維權的積極性，導致絕大多數醫療事故根本得不到任何賠償，也成為觸發以自發和激進手段維權（即所謂“醫鬧”）發生的關鍵原因。





第四，發達國家的患方聯合了起來，通過建立患者協會等方式集體維護權利。這使得患方可以互幫互助、實現物質資源和信息資源共享，大大加強了患方的話語權、大大加強了患方與醫方博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整體和平均維權的成功率和容易度。這也對原本就團結的醫方形成了制衡，避免了醫方以多欺少的霸淩。這還促進了醫療維權的公益化，人們的維權得益的不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患方群體。



而在中國，患方根本無力也不被允許組織起來，全國每年數以億計的病患處於壹盤散沙中，根本無法互幫互助，於是在醫療糾紛中被醫方各個擊破、輕易打翻在地。而且這也導致人們放棄利於推動醫療改革、改善患者整體權利的公益方向的維權，轉而只專註於個體利益，讓患方群體被極大的分化，使得有權有勢的人可以輕易獲得醫療賠償甚至責任追究，而沒權沒勢的則只能忍氣吞聲。



第五，發達國家醫療機構建立了良善的、以患者權利為本的服務體系。在診療的流程中，非常重視保護患者的知情權、選擇權、隱私權，如保證充足的診療時間、文明的服務態度。具體的案例在我所引述的文章中。



中國的醫療則完全是由醫方主導的、功利化的，醫護人員隱瞞重要診療信息和推卸責任、惡劣對待患者的行徑比比皆是（雖然只是壹部分），他們在互聯網上的惡佞就是現實中惡劣行醫的延展。



第六，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公立醫院均實行嚴格的輪候就診機制，不分貧富貴賤都必須按照規則輪候就診、享受同等必要的醫療服務。這種公平性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怨氣，促進了醫療的公平與醫患關系的和諧。



而在中國，不僅在制度上就將醫療服務分為三六九等，即便針對壹般患者開放的門急診與住院服務，往往也需要各種請托、賄賂，充滿著不公平。而醫生出於私利也往往見人下菜碟，歧視性對待不同的就診者。沒有門路的弱勢群體成為這種不公不義醫療現狀的最大受害者。



除了以上差別，更加深層的差異是，西方已經將醫療糾紛投訴（包括訴諸輿論）與訴訟視為合情合理的個人權利與醫療日常行為，將醫療事故索賠視為理所當然，社會各方都積極加以肯定和保障。而在中國，這壹切都被不分青紅皂白扣上“醫鬧”的帽子加以汙名化，認為患方是在鬧事、訛錢，極盡指責與鄙夷，以阻止、破壞患方維權。



至於在中國泛濫成災的以藥養醫、過度醫療、收受賄賂等醫療腐敗，在發達國家更是完全禁止的。如實行嚴格的醫藥分家制度，從源頭上杜絕藥品企業與醫生的利益勾兌。醫生只有高額但合法的固定收入，沒有灰色收入（其實就是非法收入）。這對於醫生相對壹視同仁對待患者非常重要。



發達國家乃至其他許多國家還有壹件監督醫療體制與醫護人員、促進醫療糾紛處置公平的利器，即新聞媒體。如在美國，強大與活躍的新聞媒體就充當“扒糞人”的角色，對包括醫療領域在內的各行各業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無論是醫療腐敗還是醫療糾紛，都在媒體的聚光燈下，被全社會審視。這極大的威懾了醫療群體，使其不敢胡作非為。



而中國的情況則如前所述，輿論已完全被醫方把控，如今已不存在敢於直言批判醫療群體的媒體。以“醫療自媒體聯盟”為代表的醫療自媒體矩陣，徹底壟斷了醫患糾紛問題的話語權，且已癌變為破壞醫患關系的毒瘤。而從央視、南方周末到各大新聞網站等主流媒體的退縮，則是最為致命的。



新聞媒體將醫療問題公之於眾，還有將個案轉為普遍性反思、將個體糾紛轉化為公益性維權的作用。當新聞媒體不再能夠報道醫療糾紛，即便當事人維權，也止於維護個人利益，而無法促進對醫療問題的系統性反思、對全體患者利益的維護。當有壹定維權能力的人的醫療維權無法被大眾所知和反思，潛在的最大受害者當然還是那些無力進行個體維權的弱勢群體。



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壹些鮮為人註意但非常關鍵的差別。例如引述的文章提到“在挪威要修改或毀壞醫療記錄在技術上也是很難實現的”。發達民主國家是非常忌諱隱瞞真相、篡改事實的，壹經曝光會受到嚴厲懲罰。而且有些醫療機構已使用無法篡改的區塊鏈技術存檔病歷，壹旦錄入無法進行改動。而在中國，篡改病例現象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國輿論完全傾向醫方的情況下，還時常曝出醫院在發生醫療糾紛時篡改病歷的事件，當事人卻並未因此被開除或追究刑事責任。當如此嚴重的誠信問題不被當成壹回事，醫療秩序混亂就成了必然。



在醫療糾紛中，醫院的監控錄像則是與病歷同樣重要的證據。無論是手術過程中手術室的錄像，還是發生沖突時醫護辦公室、醫院走廊與大院中的監控，都是還原醫療糾紛真相的關鍵。



但是在中國發生的醫療糾紛中，醫方往往拒絕提供監控錄像，或者選擇性提供監控錄像。如只在被患方毆打時才公開錄像並作為證據將患者或其家屬送進班房，但如果是醫護人員動手毆打患方，則會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監控錄像，甚至直接銷毀。而警方往往也不會強迫醫院提供監控錄像（這取決於警察的素質、心情，以及患方的勢力）。這使得患方吃了大虧，在醫患沖突中只能啞巴吃黃連。



而西方國家則不然。據壹位在美國執業的律師說，在美國的法律糾紛中，凡是握有監控錄像的壹方不能提供事發時的影像記錄，如沒有合理理由，則判決監控錄像擁有者承擔無法舉證的責任。如警民沖突、警察暴力案件中，警方無法提供執法記錄儀的影像，則會受到嚴厲懲罰，甚至比提供監控錄像承擔原有責任所受懲罰還大。而醫院等特殊公共機構同理。這避免了像中國頻繁發生的“監控錄像壞了”或幹脆拒絕提供監控錄像的情況，保障了弱勢壹方的利益。



醫院的監控錄像也是壹種“公器”，不能“私用”，而應是同時保障醫患雙方利益的工具。顯然，美國的法治理念更為合理，遏制了掌控證據壹方匿藏或毀滅證據的沖動，維護了公正。



中國醫院還時常發生拒絕診療的情況。例如對曾經與醫護人員發生沖突、做出投訴與訴訟、乃至只是對診療過程錄音錄像的患方，醫院往往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拒診。更有甚者，私設“黑名單”或在醫護人員群組中散發患者信息，阻止全院各科室甚至外院拒診相關患者。或者是，雖然接診但是百般刁難報復。



這不僅給患者造成極大身心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安全，還阻嚇了其他患者維權，讓患方不敢維護自身利益。尤其在中小城市、縣城，患者及家人往往需要經常因病在同壹家醫院就醫，醫方的拒診可以影響患者及家屬壹輩子。這非常可怕，這有時甚至和得罪了派出所、公安局的後果在壹個量級。



而西方國家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嚴禁非法拒診（因分級醫療規定要求拒診除外），違者會面臨刑事責任。而新聞媒體更會震懾使其不敢如此妄為。





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患關系、醫療糾紛方面如此巨大的差別，暴露了中國惡劣的醫療制度和醫療環境，令人觸目驚心。歸根結底，是中國的醫療嚴重缺乏法治、平等和透明度。醫療改革迫在眉睫。



想要改變中國醫療現狀、促進醫療領域的公平正義，完全可以將西方發達國家這些經驗“拿來”為我所用。魯迅先生說得好，對於西方先進的東西，“我們要拿來”。既然發達國家有現成的解決醫療糾紛等問題的制度與方案，我們為什麽不用呢？至於國情差異，我們略做修正、調節即可。



但現實卻是如前面所述的那樣，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療糾紛、平衡醫患關系方面有著天壤之別。原因顯然不在於西方的機制在中國不可行，而是因為醫療利益集團乃至更高層的竭力阻撓。醫療利益共同體對於患者權利立法、鑒定和仲裁機構中立化、醫療檔案和監控錄像證據固定、醫療賠償常態化等視若寇仇，拼命反對。至於讓患者組織起來、推動新聞媒體進行醫療監督等，不僅為醫療利益集團所不容，還被更高層、整個統治集團所忌憚，更不容許在中國實現。



因此，中國的醫療問題（包括醫療糾紛在內）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越發惡化，不是技術上無解決的可行性，而是利益集團的堅決阻撓以及更廣更深的制度和環境因素造成。這導致醫患關系越來越惡劣、醫患不平等越發嚴重、醫療剝削日益沈重。對於因醫患矛盾激化誘發的壹些沖突及惡性事件，不僅不從源頭反思，反而通過全面安檢、增加安保人員等硬性的、暴力的方式解決，使得苦難的現實在鐵拳的打壓下被掩蓋，患方尤其患者中的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更加求告無門、壓抑而絕望。而那些無辜的、遵紀守法的醫護人員也被違法亂紀的醫護人員牽累，成為醫患沖突的受害者、犧牲品。



寫到這裏，分析到此，我發現醫療領域的各種問題在中國如今的環境下根本無解。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拿來”的“他山之石”，都被壹堵鐵壁擋在國門之外。換句話說，中國醫療問題的解決與否，受制於中國整個國家制度和全社會環境的陰晴變遷。改變中國醫療，首先需要民主與法治在中國的實現。



但是並不是我們在大環境下壹切都不可為了。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前，我們還是可以見縫插針的做些事的。例如搜集、整理、研究中國醫療問題方方面面的信息，探析醫事內情、梳理壹般規律、透視典型案例、展示奸人嘴臉，記錄下來這個時代醫療領域的種種黑暗，讓後人反思和警戒；積累相關信息和研究成果，供未來醫療改革參考。



而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後，並不是壹切都好了。那時候醫療利益集團壹定會是國內千千萬萬利益團體中較為突出和強健的，會利用新的體制、新的環境維護其既得利益、私人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他們會積極參與制定和執行有利於他們自身的醫療制度和規則、奪取醫患關系、醫療糾紛問題的話語權。那時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與醫療利益集團抗衡、為弱勢者說話。有了民主法治和形成開放社會，只是艱巨的博弈、追求公平正義的壹個開始。

值得借鑒的外國經驗

新加坡不是極權國家

提到新加坡，人們腦海中往往會想到經濟發達、社會穩定、法治昌明等符號。至於新加坡的政治，略有了解的都知道其政治的威權主義特性，卻時常忽略了其民主主義的壹面。


誠然，新加坡不是完全的民主國家，其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帶有明顯的威權主義、家長制色彩。與西方國家甚至許多發展中民主國家相比，新加坡的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與專制主義的距離，更大於與完全民主的距離。新加坡的民主雖不完善，但其民主的壹面是真實的、有力的、得到制度和法治保障的。而且，新加坡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由於其保有了壹定的民主政治成份。


有限但真實的民主


自1965年建國起，新加坡就是民主共和國，實行多黨制、普選制。作為權力重心的國會，其絕大多數成員由壹人壹票的選舉產生。而少數並非直接由選舉產生的“非選區議員”，恰恰是特意留給反對黨的席位。長期以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擁有國會大多數席位。


國父李光耀雖然曾以鐵腕手段對付反對派人士，但也明白保留反對黨、對執政黨進行監督與制約的重要性。李光耀時代，雖然對於許多知名的反對黨人士如林清祥、詹時中、惹耶勒南等人進行了打壓，但除建國前期的“冷藏行動”之外，多使用法律手段而非直接暴力。李光耀和執政集團對待反對黨，采取的是限制而非消滅的態度。新加坡始終存在政治反對力量，而非極權國家那樣政治被執政集團完全壟斷。新加坡的反對黨的確是壓抑的，但是也是有很大生存空間的。而例如“非選區議員”制度，更是壹種對孱弱的反對黨的扶持措施。壹黨獨大、多黨並存，是新加坡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征。


而後李光耀時代，即前總理吳作棟至現任總理李顯龍執政時期，執政集團更加開明，對待反對黨人士及政治反對活動更為寬松，政治多元化趨勢也越發明顯。例如開放芳林公園作為新加坡唯壹可以進行政治抗議活動的場所、實行總統直選等。進入21世紀，新加坡政府對於反對黨的暴力打壓基本絕跡，只有少數通過法律手段壓制反對黨人士的案例。


不同於壹些國家的“民主黨派”實際上為執政黨的“衛星政黨”、“花瓶黨”，新加坡的反對黨及成員均是獨立自主的，與執政黨是競爭關系而非依附關系，是執政黨的批評者而非附和者。新加坡反對黨的資金來源於黨員和支持者的貢獻，不依靠政府的任何資助或撥款。


在新加坡，反對黨的政治活動、競選活動，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像專制國家的獨立候選人被政府和黑社會騷擾威脅，新加坡反對黨人士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由開展競選活動。壹般情況下，只要不涉及侮辱誹謗及種族主義言論，反對黨可以暢所欲言。而新加坡的強力機構即警察、軍隊，均嚴守政治中立，不幹涉和破壞反對黨的運作。這是新加坡反對黨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也是新加坡民主政治真實性的體現。


多黨競爭機制與反對黨對執政黨的壓力


李光耀認為，反對黨的存在可以給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造成壓力，使得執政黨不敢懈怠，必須施行善政良政以獲得人民認可。事實證明李光耀的判斷是正確的。自1980年代以來，反對黨以20-40%得票率對執政黨形成有限但有力的制衡。尤其最大反對黨工人黨，根基深厚、政治綱領鮮明，在部分選區有著很高的支持率。2011年新加坡大選，執政黨得票率僅為60.14%。若不是有集選區制等特殊選舉制度，執政黨在國會的席位將大幅減少。


新加坡實行的是特殊的小選區制，即單選區＋集選區制，而非比例代表制。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執政黨獲得的國會席位比例要遠大於其得票比例。因為執政黨只需在各選區以相對多數獲勝，即可拿下選區全部議席，而不用按照得票比例分配。這無疑利於整體選情占優勢的執政黨。如2015年大選，執政黨就以69.86%的得票率，奪得93.26%的候選席位；今年的大選中，執政黨以61.24%的得票，得到89.25%的席位。


但這樣的選舉制度，也使執政黨面臨巨大壓力。因為各選區參選的執政黨候選人（許多是內閣成員或準內閣成員）必須與反對黨針鋒相對的爭奪每個選區的席位，不能像比例代表制下那樣因排在候選人名單前列就高枕無憂。即便是總理李顯龍，也需要親自參與競選以擊敗反對黨候選人，否則就將丟失總理壹職。各選區候選人需要走街串巷、傾聽民聲，及時了解選民的需求，才能得到選區居民的認可。作為執政黨候選人尤其競選連任的候選人，還需要檢討執政期間的過失，改進政策，接受人民的批評和監督，才有機會再度得到選民的委托。


以住房問題為例。對各國民眾尤其物價昂貴的壹線城市民眾而言，“住有所居”都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在官商勾結或資本膨脹的國家和地區，人們面對高昂房價望樓興嘆。即便買得起房，也會面臨長期還貸的壓力，成為“房奴”。


而新加坡政府將解決居民住房需求作為執政的重要目標，由政府出資興建房屋，以低於市場價向本國國民和永久居民提供居住年限為99年的“組屋（相當於產權房，比中國70年的產權年限還多29年）”。此外，還向畢業的大學生及弱勢群體提供住房補貼，保證每個新加坡國民都買得起房。試想，如果新加坡國民整天為房價焦頭爛額、怨憤滋生，執政黨還能長期保持政治優勢嗎？


執政黨努力做出成就、改善民生，急民之所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反對黨有力的挑戰。每五年壹次“大考”中，部分選區執政黨和反對黨的票差僅有10%左右，執政黨稍有不慎就會被翻盤。如2011年的阿裕尼集選區和今年的盛港集選區，就是反對黨以微弱優勢力克執政黨、“翻身”取勝的例子。這說明，即便執政黨在經濟發展、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做出很大成就，還面臨要“做得更好”的壓力，以及年輕選民求變的呼聲。如此激烈的政治競爭下，執政黨豈敢懈怠。


更進壹步，如果執政黨出現重大過失，如今有利於執政黨的選舉制度，可能反而讓反對黨獲利。正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的選舉制度利於整體選情占優的壹方。以六成選票得到九成席位的情況，完全可能發生在反對黨身上。因此，執政黨時刻面臨嚴峻挑戰，不許發生重大的執政失誤，否則將滿盤皆輸。如清廉、高效、遵守法律，是對執政團隊最起碼的要求。如果發生像中國那樣的“塌方式腐敗”，執政黨必定在選舉中輸的壹敗塗地。


理性框架規範下的國會論爭


在國會議事中，反對黨成員在各項議題上詰責、批評執政黨，有效的發揮了監督與制衡的作用。當然，不像臺灣地區立法機構那樣經常上演“全武行”，也不像歐美許多國家國會那樣以“冗長辯論”等方式拖延僵持，新加坡國會議員壹直以溫和理性的風格示人。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是獨裁國家議員那樣的“橡皮圖章”，只是議事風格與其他民主政體不同。


有評論家認為，新加坡政治的可貴之處，就是在批判的時候還能保持理性。雖然此評論有為威權政府貼金之嫌，但也道出了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特點。如臺灣“立法會”經常上演的肢體沖突，並不是成熟的民主政治的表現。甚至有些沖突是典型的政治作秀行為。新加坡國會議員沒有各種激烈言辭和誇張的肢體動作，並不代表議員不關心國民利益。如多年以來壹直坐在李顯龍對面的工人黨前秘書長劉程強，經常就爭議問題對執政黨發問。


如在李光耀老宅事件上，劉程強等反對黨議員的言辭不可謂不尖銳，促使李顯龍正面回應相關質疑；針對互聯網假新聞立法問題，畢丹星等反對黨議員充分表達了對法案可能成為執政黨打壓異見工具的擔憂。同時，國會特委會還邀請公民組織成員參與相關立法的聽證會，辯論長達4個半小時。在諸如是否接納更多移民、如何防治新冠疫情等議題上，反對黨也都提出與執政黨不同的見解。這些論辯都通過視頻形式公開在新加坡公共傳媒，接受國民的品評與反饋，形成民主參與的良性循環。


法治與善治的基石皆為民主政治


在國際各項排名如清廉指數、法治指數、經商容易度指數上，新加坡往往位居前列。其中，極高的法治水平和卓越的治理能力，為新加坡增色甚多。新加坡的政府機構以高效聞名於世；遠較歐美大城市優良的治安，讓人們對新加坡贊不絕口；作為國際投資的熱門地區，新加坡良好的營商環境也依賴於法律的完備和治理的高效。


而有不少國人出於各種原因，將新加坡的法治與善治，歸結為其實行威權主義制度。這的確有壹定道理。威權統治減少了多種政治力量間的拉鋸與內耗，權力集中利於決策的果斷和執行的迅速。相較於歐美，新加坡的威權政治顯得幹凈利落，充滿力量。因此，許多人也主張中國效仿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政治模式，實行法治至上，而非效仿歐美的民主政治。甚至，壹些人將民主與法治對立起來，認為民主會帶來低效、混亂，只要法治不要民主。


這樣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從根本上說，民主與法治互為表裏，缺壹不可。沒有法治的民主，就會使民粹泛濫、社會無序；反過來，沒有民主的法治，必然淪為專制者的工具，喪失法治的公平性與獨立性。


具體到新加坡，這樣的道理同樣成立。新加坡固然是威權主義體制，其成功也與威權主義的高效有壹定關系。但人們卻忽略了其威權政治中的民主成份對法治與善治的影響。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政治的鐵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壹個專制政權不存在嚴重的腐敗現象。如果新加坡沒有多黨競爭和真實的普選，即便高薪養廉，也難免腐敗的壹塌糊塗。遏制腐敗的法律如操縱在執政集團手中，其首要目的是維護統治，必然不能全力反腐。專制的中國大陸，就是只會選擇性反腐，將反腐作為政治鬥爭、排除異己的工具。


專制政權不僅導致腐敗，還會使用暴力維護統治，獨占政治權力，剝奪人民的權利與自由。而國家法律自然取決於統治者的意誌，變成人治的手段。試想，如果新加坡沒有真實的民主選舉，其法律的制定、修改、詮釋和執行，又有誰來約束和監督呢？沒有民主，被隨意操弄的“法治”還有什麽權威性和可信度？那樣的新加坡還是法治社會嗎？人民對名為“法治”實為人治的國家還有什麽信心？又如何吸引外部投資和人才入駐？


同樣，良好的治理能力即“善治”，也需要民主作為保障。如前所述，正是由於反對黨的挑戰、政黨輪替可能性帶來的壓力，促使新加坡執政黨提高效率、改善施政，真正服務於人民，以保住執政地位。如果沒有了民主框架下的多黨競爭，其政權高效和良政的動力何在？難道靠共產主義和“為人民服務”之類的崇高理想嗎？前蘇聯、中國已經給出了答案。如同開放和競爭造就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國家治理的進步也需要民主政治的活力。


因此，新加坡的法治與善治，均是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礎上。沒有民主，只有威權，新加坡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國民更不會有現在的生活質量。而試圖只學習新加坡的威權主義，而排斥新加坡民主政治尤其多黨制和普選，是不可能復制新加坡的成功的。沒有民主的威權，就是純粹的專制，與法治和善治無緣。


正在走向更加民主的新加坡


必須承認的是，新加坡的民主的確很有局限性，其威權色彩濃厚。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集團控制著立法、行政機構，並且實質上也深深的影響著司法機構。現在新加坡的政治格局依舊是壹黨獨大，反對黨不僅弱小，還面臨著執政黨多種方式的打壓。反對黨人士時常面臨來自政府的法律訴訟，以及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不得不謹言慎行以免得咎。而實現民主最主要的手段即國會選舉制度，本身就是有失公正、利於執政黨而不利於反對黨的。總體上看，新加坡還是強調秩序多於自由、發展優先於平等的保守主義、威權主義國家。


不過新加坡政治和社會正在悄然發生改變。新壹代新加坡公民的權利意識更加強烈，也更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和政治活動。近10年來反對黨的聲勢日益增強就是例子。今年大選，反對黨破天荒的贏得兩個集選區，就和年輕壹代求變的心態有關。即便執政黨做的還不錯，許多國民也不再抱有守成的觀念，而是希望政壇有更多不同的聲音。新加坡的公民組織不斷增多，新壹代公民運動人士正在成長，證明新加坡國民不滿足於物質生活的豐富，更多的人積極追求政治權利與自由。


新加坡的經濟早已進入第壹世界，政治不會壹直落在後面。新加坡人已經以行動證明了對政治革新的渴望，走向更加民主是大勢所趨。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加坡政治的多元化會更加明顯，威權主義會逐漸褪色，民主政治將蓬勃發展。這不僅對新加坡是利好，也給了華人社會壹個優秀的示範。效率與秩序是必要的，但民主更是不可或缺。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秩序，才會真正穩定；民主政治前提下的效率，才能真正造福人民。


對中國大陸而言，需要學習新加坡的，是它的民主而非威權，是它的法治而非酷刑。而拿新加坡威權主義為專制背書的，屬於故意歪曲事實和選擇性解讀。未來的民主中國，自然要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但無論什麽道路，都不能繞開民主政治，不能舍棄政治多元化和普選制等現代民主國家應具備的基本要素。

東歐國家的政治環境

4月21日，2019年烏克蘭大選第二輪投票結束，影視明星出身的猶太裔烏克蘭人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以73%的得票率，戲劇性的擊敗了現任總統彼得·波羅申科當選新一屆烏克蘭總統。5月20日，澤連斯基正式宣布就職，並對內閣進行大換血。這讓國際輿論對這位「政治素人」的關註度大增，也意味著烏克蘭的未來更加充滿不確定性。
   
    同時，烏克蘭東部時斷時續、時而激烈時而微弱的戰亂，已經進入了第六個年頭。自2014年烏克蘭爆發大規模示威並促成政權更叠，烏國連續遭遇失去克裏米亞、烏東部分地區獨立、烏俄關系急速惡化等嚴重危機，讓這個本就陷入經濟衰退、民族矛盾激化、腐敗橫行的國家再度受創。親西方的烏克蘭新政府面對這些危機，雖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能力有限加積重難返，五年間國家動蕩不安，一切都沒有起色。
   
    那麽，2019年大選會為烏克蘭帶來哪些變化？這個國土面積位列歐洲第二、有4200萬人口、夾在東西方之間的歐俄平原大國前世今生是怎樣的？烏克蘭的未來會是振作涅槃還是繼續沈淪？

   
    （一）基輔羅斯的輝煌與它後人的多舛命運
   
    烏克蘭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在漫長的古代史中，今日烏克蘭所在的區域，經歷了不同民族的定居、沖突、占有。直到公元5世紀，現代烏克蘭族的前身之一--古斯拉夫人才開始統治這片廣袤的平原。公元前9世紀末，一個由維京人建立的、東斯拉夫人為主體的封建王國--基輔羅斯，成為這裏的主人。從9世紀末至13世紀初，它不斷擴張，成為東歐最強大的國家，其領土包括今日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的部分領土（包括莫斯科），在巴爾幹、波羅的海沿岸以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也都有一席之地。在大公（即君主）雅羅斯拉夫一世在位時，基輔羅斯達到了全盛。此時的基輔，已是「羅斯眾城之母」，現今的烏克蘭所在區域就是基輔羅斯的「中原」。基輔羅斯時期是東斯拉夫民族文明興旺發達的盛世，國都基輔也是中古東歐文明的搖籃。如今的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無論是文化傳統，還是政風民情，都與基輔羅斯時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三國從血緣到文化可謂同源同種。基輔羅斯的興衰史，是現今的俄白烏等東斯拉夫諸國共同的歷史記憶。
   
    基輔羅斯的勃興歷經數百年，但它的滅亡卻極為迅速。蒙古西征打斷了古羅斯諸國的發展，基輔羅斯也不能幸免。在1236-1240年拔都西征時，基輔羅斯英勇抵抗了一年多，但最終基輔陷落，蒙軍屠城，基輔被毀滅，公國淪亡。此後的基輔和其他東斯拉夫民族一樣，被蒙古統治，也就是陷於「韃靼的桎梏」，前後長達200多年。在此期間，基輔羅斯文明遭到了巨大破壞，社會發展停滯不前。
   
    當蒙古人的統治在亞歐紛紛瓦解時，基輔和它周邊的區域--即今天的烏克蘭地區--也在一系列起義中重新回到了斯拉夫人的懷抱。但這並沒有給烏克蘭帶來和平，相反，諸斯拉夫國家（尤其東、西斯拉夫兩大陣營）之間爆發了持久的戰爭，而西側、北側的外族也加入到了對這片土地的逐鹿之中。作為富庶的平原糧倉、溝通東歐和中西歐的戰略重地的烏克蘭，被四面八方的力量爭奪撕扯。其中，波蘭-立陶宛聯邦和俄羅斯公國/沙皇國/帝國對烏克蘭的爭奪及影響，構成了今日烏克蘭東西差異與對抗的雛形。再後來，奧匈帝國參與瓜分波蘭，它所得到的以利沃夫為中心的加利西亞地區，成為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興起的沃土。而最東端的頓巴斯地區則是烏克蘭親俄勢力的大本營。奧匈與帝俄的矛盾，也加速了東西烏克蘭的分化與對抗。東西烏克蘭的宗教信仰差異也越發顯著：西烏克蘭的貴族和市民階層多信奉東儀天主教；而在東烏，東正教徒居絕對優勢。東西烏克蘭民族既都反抗來自己方統治者的壓迫、追求民族獨立，卻又分別受到俄歐製度、文化的影響。東西烏克蘭民族之間，則既有聯合也有對立。而俄羅斯族、波蘭族的遷入，讓烏克蘭地區的形勢更為復雜、東西差異越來越大。幾乎在「烏克蘭族」形成的同時，「東烏克蘭（人）」和「西烏克蘭（人）」也相伴而生，同一塊區域，同一個民族，內部分裂為兩個有明顯差異的區域和族群。
   
    一戰爆發後，多數烏克蘭人作為俄羅斯帝國臣民的一部分，加入協約國參與戰爭；而在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則隨奧匈加入同盟國陣營。烏克蘭是一戰東線戰場的前線，飽受戰火肆虐。但這也給了烏克蘭成為獨立國家的機遇。十月革命和蘇德《布列斯特和約》的簽署，讓基輔羅斯的後人--烏克蘭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國家。
   
    但好景不長，同樣是新生政權的蘇俄與波蘭第二共和國，都積極爭奪烏克蘭這片廣袤的「歐洲糧倉」。歷經波烏戰爭、俄國內戰、波蘇戰爭，烏克蘭被一分為二。波蘭奪取了利沃夫等西烏克蘭城市和領土，而基輔在內的中東部地區歸蘇俄（聯）所有。戰間期的西烏克蘭人，一方面不滿於波蘭的統治、壓迫，但又在相對自由的情況下深受西方民族自決和民主啟蒙思潮的影響，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意識均較東烏強烈。以斯捷潘·班傑拉為首的反俄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就是發源於加利西亞等西烏地區。他們與蘇聯紅軍一直對抗到二戰結束，許多人被殺死或投入監獄，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中就有多處提及了勞改營中的「班傑拉分子」。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而蘇聯也趁勢攻占了波蘭東部，蘇占區的大部分就是西烏克蘭地區。蘇聯將西烏克蘭並入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為蘇聯的一部分。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烏克蘭是最先被攻占的蘇聯國土。而1944年蘇聯收復了烏克蘭全境，並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了烏克蘭的領土範圍，其中包括1939年之前屬於波蘭的西烏克蘭。換言之，如今烏克蘭的許多領土，是蘇聯「替」烏克蘭人「收復」的。此後，整個烏克蘭完全處於蘇聯的統治下，一直持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
   
    蘇聯（俄）統治時期的烏克蘭，經歷了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大饑荒與大清洗的浩劫、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殤，以及一以貫之的專製壓迫；卻也長期作為最重要的糧倉負擔起蘇聯農業的半壁，並建起了位列蘇聯乃至世界前茅的重工業基地，讓烏克蘭成為蘇東社會主義經濟的樣板和全聯盟的驕傲。災難與輝煌並存，是蘇聯時代烏克蘭的復雜史詩。某種程度，蘇聯的統治既給烏克蘭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也締造了它前所未有的輝煌。至於烏克蘭民族獨立運動，歷經了1920-1930年代的暴力鎮壓，在蘇聯統治時長期處於沈寂狀態。而且烏克蘭的多數反抗活動，也以反共而非民族主義為第一訴求。尤其在1950年代及之後，俄烏關系一直較為友好，赫魯曉夫在1954年還將克裏米亞劃歸烏克蘭，以作為慶祝俄烏合並三百年的禮物。
   
    也正因此，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引發的民族獨立聲浪中，烏克蘭相對寧靜。1991年舉行了關於是否保留蘇聯的公投，烏克蘭的投票率高達83.5%，其中71.5%的烏克蘭投票者選擇了「是」，這也直接說明了至少在當時烏克蘭民族獨立意願並不很強。相對於波羅的海和外高加索這兩片地區，烏克蘭是相對親蘇、親俄的。這既是因為蘇聯促進了烏克蘭工業的崛起帶來的經濟利好、烏克蘭對蘇聯國家經濟供需的依賴造成，也是因俄烏兩大民族本就有相對親近的關系，此外蘇共共產主義宣傳和民族融合政策對民族主義銷蝕也產生了一定作用（當然在其他一些地區，蘇共的民族政策適得其反）。在1991年，俄羅斯族占到烏克蘭人口的約20%，他們自然更希望烏克蘭留在蘇聯。
   
    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境內，俄羅斯民族主義卻與分離主義合流，葉利欽就是希望俄羅斯從蘇聯獨立出去的代表。在葉利欽的鼓動下，加上其他諸多原因的夾擊，蘇聯最終走上了徹底解體（而非建立「主權國家聯盟」）之路。八一九政變被挫敗後，俄白烏領導人葉利欽、舒什克維奇、克拉夫丘克簽署了《別羅韋日協定》，三國脫離聯盟，直接為蘇聯敲響喪鐘。從此，烏克蘭自1921年被瓜分、吞並後，再次獲得了獨立，成為擁有逾5000萬人口、歐洲國土面積第二的龐大國家。
   
    （二）獨而難立的烏克蘭：經濟的「多衰寡盛」與外交的夾縫求存
   
    成為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似乎在哪個民族那裏都應是一件大好事。但至少對烏克蘭來說，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與「難兄難弟」俄羅斯一樣，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烏克蘭遭遇了堪稱慘烈的經濟崩潰，但比俄羅斯更嚴重，經濟下挫周期也更長。這是由多種原因交互導致的。烏克蘭的工農業都嚴重依賴於蘇聯國內及「社會主義大家庭」內部強製計劃性的供需，是斯大林經濟模式下的一環，經濟運轉缺乏獨立性和彈性。而烏克蘭的政治獨立引發了經濟上與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其他蘇東集團國家的相對斷裂。從產業結構看，烏克蘭經濟以重工業為主體，其中軍事工業又是重工業的核心部分，極度依賴於固定的市場和強大的技術支持，這只有蘇聯存在時才能提供（如蘇聯紅軍是各加盟共和國軍工產品最大買家）。蘇聯解體和經濟轉軌導致烏克蘭發展經濟的資金、技術、配套設施供應不足的同時，又失去了以前固定的收購、消費市場，無論進出口還是國內供需，都遭遇斷崖式下滑。伴隨生產力的下降的是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率超過1000%，最高時達10000%以上），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一降一升，人民的生活也隨著兩條曲線的變化日益惡化。烏克蘭1992-1996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9.9%、－14.2%、－22.9%、－12.2%、－10.0%。這樣的數字即便看起來就觸目驚心，更何況那些親身體會經濟崩潰的烏國民眾了。
   
    面對這一切，總統克拉夫丘克和他的執政團隊束手無策。克氏不僅無法扭轉經濟崩潰的態勢，對官員腐敗、國有資產流失也放任不管。工人失業、教師欠薪、銀行違約、企業倒閉，國家經濟民生一片淒涼。其中以重工業為主的烏東部、南部地區，經濟受創相對更為嚴重。在蘇聯時期久負盛名、作為烏國經濟旗艦的黑海輪船公司（Black Sea Steamship Company）也於此時破產。物資短缺、生活貧困，讓民眾對於克氏政府越發不滿。
   
    在外交上，克氏奉行親西方的政策，並與俄羅斯關系日益惡化。這一是由於克氏試圖靠近西方以得到經濟援助，遏製經濟持續下滑的狀況；二是受到了親西方的西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壓力，西烏民族主義者試圖讓烏克蘭徹底擺脫前蘇聯和俄羅斯的影響，融入西方世界；三是由於烏俄兩國在如何處置蘇聯解體的遺留問題如蘇聯「遺產」分配、克裏米亞俄軍基地、烏克蘭核武器存廢等方面出現分歧。雖然最終烏俄在處理蘇聯「遺產」、俄國在克裏米亞駐軍問題上達成了協議，也在國際監督下將所有核武器運往俄羅斯拆解，但兩國的不和卻並未煙消雲散。

  1994年烏克蘭大選，克拉夫丘克面對時任總理庫奇馬的挑戰。庫奇馬是親俄主義者，主張修復與俄羅斯的關系，得到了烏克蘭國內親俄力量的支持。而克氏在經濟上的失敗，也讓許多中間選民轉投庫奇馬表達不滿或拒絕參加投票。最終，庫奇馬以52%：45%戰勝了克氏，當選總統。而從區域得票分布看，庫奇馬得到了烏克蘭東部、南部民眾的普遍支持；而克氏則在西烏各州得票領先；在中部二人得票幾乎平分秋色。例如在烏國最東的盧甘斯克州，克氏得到88%的選票；而庫奇馬在最西的利沃夫州得到近94%的選票。獨立後烏克蘭東西差異越發明顯，而選舉投票結果的差異最具直觀性。
   
    庫奇馬的上臺並未扭轉經濟頹勢。1995-1999年，即庫奇馬的第一個任期內，烏克蘭經濟仍呈下降趨勢，只是由於此前下降過快，因此經濟下降速度有所放緩。庫奇馬實際上繼承了克氏政府的經濟政策，並沒有什麽創造性的新方式解決經濟問題。
   
    但在外交上，庫奇馬卻實現了某種重大的成功，即在對俄對歐關系上實現了平衡，與兩方都建立、維持了良好的關系。一方面，庫奇馬努力修復在克拉夫丘克時代與俄羅斯關系的裂痕，在政治、經濟（尤其能源領域）上與俄羅斯建立了親密的準同盟關系；另一方面，庫奇馬保留且發展了克氏時代與歐洲交好的政策。在庫奇馬執政期間，烏克蘭與歐盟舉行了八次高規格峰會，商討和部分達成了包括經濟援助、構建「獨特的戰略夥伴關系」、建立歐烏自由貿易區、簡化雙方公民來往手續、處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遺留問題等眾多協議。雖然烏克蘭未能加入歐盟甚至也未成為觀察員，一些協議的簽署和執行被延宕、打折扣，但整體上依舊大大拉近了烏歐關系。而庫奇馬也憑借在外交上的成功得到了東西烏克蘭民眾的普遍支持，及疑似采用了一些舞弊手段，以較大優勢贏得了1999年大選。庫奇馬擔任總統的十年，成為烏克蘭獨立至今唯一一段成功的平衡了東西外交、同時與俄歐兩方都能保持友好關系的時期。
   
    由於對外關系領域的成功、外部援助的到來，以及經濟持續下降後「觸底反彈」效應，GDP連跌11年後，烏克蘭的經濟自2000年起開始正增長。此時又逢東歐和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回暖，烏克蘭的優勢產業如金屬和化工產品價格上漲，烏國經濟逐步掃除頹勢，在此後九年間取得了較為穩定的成長，年均增速6.9%。但即便到了這輪增長期的最後一年--2008年，排除物價上漲因素，烏克蘭的GDP總值也僅僅恢復至略高於1991年蘇聯解體時的水平。這九年經濟的回升，事實上主要歸功於國際經濟氣候的改善和外部援助，且為補償性增長，而非烏克蘭自身經濟改革的成功。當國際經濟形勢惡化、對烏克蘭工業品需求降低後，烏國經濟迅速走向新一輪的衰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次年烏克蘭經濟重挫15%，跌回1991年之前的水平。這凸顯了烏克蘭經濟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
   
    獨立後的28年間，烏克蘭經濟結構仍像蘇聯時期那樣，以農業（西部）和重化工業（東部）為主，經濟結構單一、科技含量有限、缺乏創新能力。與俄羅斯類似，唯一新崛起的行業金融業的畸形發展，不僅沒有促進生產性投資的增加，卻造就了一批巨富寡頭，傳統企業和工人的財產紛紛被和政客狼狽為奸的寡頭們吸走。私有化也以掠奪性的方式進行，變成了少數人的分贓。這加劇了基礎設施和科技創新領域資金的不足、國民的貧困、國內市場的萎縮，並形成惡性循環。而烏克蘭又不像俄羅斯有大量的自然資源出售以緩解危機，同樣的經濟弊病產生了比俄更糟的狀況。無論從人均經濟產值、人均收入、產業結構和質量、經濟穩定和可持續性等任一方面，烏克蘭都是蘇東地區表現最差的經濟體之一（僅次於摩爾多瓦；經濟勢頭還不如阿爾巴尼亞）。這一切都持續至今，始終沒有根本性的改善。
   
    （三）權力鬥爭與地緣政治博弈：烏克蘭的內政外交之困
   
    （1）骯臟的政治鬥爭與「橙色革命」的爆發
   
    不止經濟，在權力分配與鬥爭方面，烏克蘭也於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頗為相似，但也有其「烏國特色」。
   
    當克拉夫丘克和庫奇馬同時分別擔任總統和總理時，政治鬥爭的大幕已經逐步開啟。但相對於後來一系列令國際社會大跌眼鏡的權鬥事件和政治醜聞，這只是一個還算溫和的開端。
   
    庫奇馬是烏克蘭第一位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且後來成功連任。但各類政治醜聞，也正是從他執政後日趨泛濫。據塞希·伊戈爾琴科關於烏克蘭的研究著作《The Conflict in Ukraine（烏克蘭的沖突）》所說，在1999年大選和2000年憲法公投（內容是關於擴大總統權力和限製議會（最高拉達）權力）中，都存在廣泛的舞弊行為。這與葉利欽在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中通過一系列流氓式骯臟競選手段戰勝對手久加諾夫如出一轍。
   
    在庫奇馬的第二個任期內，他積極打擊與他政見不和的政敵。首先，他解除了親西方的總理，也就是後來烏克蘭的總統尤先科的職務。後來他任命了亞努科維奇（同樣在後來成為總統）為總理。這是親歐、親俄兩大派系鬥爭進一步公開化的表現。而提拔亞努科維奇，也是庫奇馬為接班事宜做的安排。他希望亞努科維奇繼任，既是希望將他的平衡外交延續下去，更是為他卸任後的不法行為提供赦免、保護。
   
    蘇聯解體後，一部分蘇東國家政壇、商界，充滿了骯臟的政治交易、利益勾兌，烏克蘭是重災區之一。庫奇馬政府的貪腐、秘密交易、官員與寡頭的勾結，是烏國眾所周知的公開秘密。於是，一些有良知和新聞責任感的社會活動人士、媒體記者開始了揭露黑暗的鬥爭。
   
    在烏克蘭，政治醜聞調查記者的佼佼者是喬治·貢達澤。這位格魯吉亞出生的記者在格、烏、俄各地奔波，他報道了格魯吉亞內戰、俄羅斯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幹預，並以反共主義和反對俄羅斯擴張主義為價值信條。後來他來到烏克蘭，任職於多家媒體，努力沖破被政客和寡頭控製的輿論，以獨立新聞人姿態報道真相。這招致了庫奇馬政府和寡頭們的忌恨。他被迫躲藏起來以避免警察的騷擾，但最終還是被暗殺身亡。根據後來法醫的調查，他是在活著的情況下被澆上二惡英和斬首的。
   
    此事引發了烏國內外廣泛的關註和一致聲討。一個月後，反對派政治家奧列克桑德·莫羅茲公開了一卷由庫奇馬的保鏢錄下的庫奇馬本人及其他高官的談話記錄，其中有關於如何「照顧」貢達澤的內容。此事歷經各方長達10多年的調查，最終只處理了幾個黑幫成員及內政部官員，庫奇馬因證據不足而沒有被定罪。但此事對他及他的追隨者們是沈重打擊，反對派抓住這個醜聞猛烈抨擊，間接的讓他「欽定」的接班人亞努科維奇於2004年大選中敗北。
   
    庫奇馬時代走向尾聲時，三位政治新人在烏克蘭政壇崛起，成為了新世紀前15年決定烏克蘭發展路徑、國家命運的政治領袖。三人分別為維克多·亞努科維奇、維克多·尤先科、尤利婭·季莫申科。
   
    亞努科維奇是烏國政壇親俄勢力的代表，也是庫奇馬中意的繼承人。相對於庫奇馬，他的立場更為親俄，也得到了普京的支持。這位出身貧寒、年輕時兩次因為鬥毆、傷人入獄的青年，經庫奇馬提拔而平步青雲。他曾在2002-2004年期間擔任烏總理，積極發展與俄羅斯的關系，但與歐盟、北約依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內政外交主張與庫奇馬大致相同。
   
    而尤先科則是親西方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金融學專業出身，擔任過烏央行行長，參與了獨立後烏克蘭金融體系、貨幣發行等方面的工作。他是烏克蘭最具聲望的反對派領袖，也曾與庫奇馬有過政治合作，即在1999年底至2001年5月擔任了總理一職。在這次總理任期內，他一定程度改善了烏國經濟。但因他的改革與工礦產業界的利益發生沖突，其親西方、親北約的態度又遭到親俄勢力的忌恨，於是在議會的一場不信任投票中被免去總理職務。
   
    相對於前兩位，尤利婭·季莫申科的大名則廣傳烏國內外，對國際問題略有關註的中國人對她的名字和相貌同樣不會陌生。她是商人出身，曾經營著烏克蘭最大的能源企業--烏克蘭聯合能源系統公司。在擔任這一半商半官的職務時，雖然官司纏身，卻依舊做的有聲有色，為烏克蘭進出口、償還債務、製造業復興貢獻良多，還在1995年成為烏克蘭首富，被稱為「天然氣公主」。後來她不顧親俄的當局阻撓踏入政壇，在尤先科內閣擔任負責能源事務的副總理超過一年。她與尤先科一樣，是親西方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只不過對俄羅斯的立場更為強硬，也更親近北約。
   
    當這三位政治人物進入政壇後，烏克蘭的政治鬥爭變得尖銳而復雜。庫奇馬和親俄勢力先後將季莫申科和尤先科踢出內閣，只是一個開始。緊接著，雙方利用法律、輿論，及其他更狠毒的手段，展開了激烈的權力攻防戰。季莫申科在被解職後不久就被以「偽造海關文件和走私天然氣」被捕，雖後來證據不足被釋放，但還是幹擾了她從政之路。再後來，她還從一場疑似謀殺的車禍中幸存，並陷於其他法律糾紛而官司纏身。而季莫申科也不甘吃虧，利用貢達澤事件指責庫奇馬涉嫌謀殺，鼓動支持者進行街頭抗爭。她作為女性，又親近基層，表現勇敢無畏，因此吸引了大批支持者，成為後來「橙色革命」的關鍵人物。
   
    2004年大選前，尤先科和季莫申科達成協議，由尤先科代表親西方、反俄的力量參加選舉，季莫申科放棄競選並為尤先科助選；而尤先科承諾當選後任命季莫申科為總理。表面看，二人政治觀點相近，利益也一致，似乎是牢不可破的盟友。但以後幾年的事情表明，二人是亦友亦敵，合作關系並不牢固。
   
    2004年大選，攸關烏克蘭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向、對外政策，也和歐俄美各方的利益緊密相關。自蘇聯解體後，原為蘇聯衛星國的東歐諸國紛紛加入北約、歐盟。再到後來，波羅的海三國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也加入北約，北約東擴已經擴到了俄羅斯門口。打破戰略平衡的反導系統也在這些國家部署，巨大的戰略危機感籠罩於俄羅斯。因此，白俄羅斯、烏克蘭成為俄抵禦西方的最後屏障。普京成為俄領導人後，試圖重振蘇聯時代的雄風，烏克蘭是俄歐洲戰略的重中之重。與此同時，美國和西歐也試圖進一步將戰略利益和價值理念向東方擴展。「911」之後，美國更是強化了進攻性的對外政策。2003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就是美國向俄羅斯戰略腹地的一次「奇襲」，也讓俄羅斯在外高加索大敗一局。對美俄雙方而言，烏克蘭都是爭霸前線中勢在必得的營壘。

因此，此次選戰異常激烈，國內雙雄逐鹿，外國勢力也介入其中。
   
    首輪投票後，尤先科和亞努科維奇分別以39.90%和39.26%的支持率進入次輪的決選。而第二輪投票則充滿著骯臟。根據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調查報告，亞努科維奇支持率較高的東烏地區投票率暴增，有的達到98.5%，超過第一輪投票率的40%；還有的投票率居然超過100%；亞努科維奇的支持者在全國不同選區重復參加投票；一些依賴政府經濟支持或易被控製的群體，如學生、醫院患者、囚犯，被要求投票給亞努科維奇。監督選舉的國際觀察員也認為選舉存在大量舞弊行為。在舞弊疑雲下，選舉結果顯示亞努科維奇以49.46%：46.61%戰勝尤先科。
   
    這樣的選舉結果立即遭到國際社會的質疑。除了俄羅斯和其他親俄國家力挺亞努科維奇外，世界各主要國家普遍不承認選舉結果或選擇觀望。而美國和歐盟都激烈指責俄羅斯幹預烏克蘭大選、協助亞努科維奇舞弊。而普京同樣指責美歐幹預大選、試圖扶植親西方的尤先科上位以控製烏克蘭。而這時，又發生了尤先科疑似被投毒導致二惡英中毒、毀容事件，讓烏國緊張局勢再度升級。在這樣的情勢下，「橙色革命」爆發了。
   
    「橙色革命」的爆發，是烏克蘭民眾對烏政府不滿積聚已久的結果。自從貢達澤暗殺事件及庫奇馬錄音泄露後，烏民眾對腐敗的庫奇馬政府愈發不滿，也對庫的繼承者亞努科維奇產生厭惡。而烏克蘭民族主義也在蘇聯解體後的十余年逐漸復興。大多數民眾，尤其西部和中部地區民眾，都把烏克蘭改革、恢復經濟和融入歐洲的希望，寄托在有著清廉履歷的尤先科身上。於是，當選舉舞弊醜聞發酵後，在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以及極可能參與的美國情報機關）的策動下，數百萬民眾走上街頭，發動了「橙色革命（橙色是尤先科陣營選舉時的代表顏色，也是烏親西方力量常用的代表色）」。
   
    「橙色革命」席卷了大半個烏克蘭，除東部頓巴斯地區和克裏米亞半島外，每個州和城市都有眾多人民走上街頭，抗議選舉舞弊、要求重新大選，並批判庫奇馬政府的腐敗和暴行，拒絕承認亞努科維奇為新總統。而亞努科維奇的支持者也在東部和南部舉行了集會，並進軍基輔，雙方劍拔弩張。據說亞努科維奇希望總統庫奇馬下令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但被後者拒絕。而烏情報部門和部分軍方人士也反對鎮壓，甚至泄露內部消息給反對派。於是橙色陣營聲勢大振，參與者越來越多。據後來統計，大約有18.4%的烏克蘭人參與了橙色革命，人數超過800萬。而互聯網的作用也在橙色革命中初露頭角。除了烏國內部各派的較量，美國、俄羅斯的滲透若隱若現；CIA和SVR（俄外情局）的魅影也在革命的後巷徘徊。
   
    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布第二輪選舉無效，要求重新進行選舉。而反對派也與庫奇馬、亞努科維奇達成妥協，進行政治改革，限製總統權力，為牽製尤先科埋下伏筆。在第二輪重選中，尤先科以51.99%：44.20%擊敗亞努科維奇，成為烏克蘭獨立後第三位總統，並得到國際的普遍承認。「橙色革命」也以勝利告終。
   
    （2）「後橙色革命」年代的烏克蘭
   
    當革命大幕落下，親西方陣營（橙營）取得前所未有的勝利。根據此前的協議，尤先科任命季莫申科為總理，總統和內閣均控製在「橙營」手中。
   
    但革命蔔一結束，當初為了共同對抗俄羅斯和親俄陣營的聯盟迅速發生了內訌。面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尤先科將責任推給季莫申科，指責季莫申科為私人企業效力（而非忠於國家）。緊接著，尤先科因季莫申科與時任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專員的波羅申科發生矛盾，解除了二人的職位並偏袒波羅申科，季莫申科的第一次總理生涯也就此草草結束（僅任職不足8個月）。這引發了季莫申科陣營的強烈反彈。雙方陷入了激烈的相互攻訐之中，與前朝醜陋的政治鬥爭、俄羅斯的骯臟政治如出一轍。而烏克蘭民眾大多更喜歡這位東歐的「鐵娘子」，紛紛為其被「炒魷魚」而鳴不平，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支持率一降一升。
   
    2006年烏克蘭議會選舉，季莫申科的政黨「季莫申科聯盟(Yulia Tymoshenko Bloc)」取得大勝，得到129個席位，是上次選舉奪取席位的6倍，並超過親尤先科的政黨「我們的烏克蘭（The Our Ukraine）」，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在季莫申科和她的支持者看來，她重返總理寶座似乎已經是板上釘釘了。
   
    但親俄的地區黨(Party of Regions，PR)聯合了烏克蘭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Ukraine，SPU)、烏克蘭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CPU/KPU)，並且與尤先科達成了某種默契，組建了議會多數聯盟，將季莫申科甩在一邊。最終，尤先科選擇了任命他的對手亞努科維奇擔任總理，而拋棄了盟友季莫申科。烏政壇的這一驟變，徹底改變了烏克蘭「橙色革命」後的政治分野和政治情勢，烏政局迎來新一輪洗牌。
   
    尤先科之所以寧可選擇亞努科維奇而非季莫申科為總理，不止因為私人恩怨和權力鬥爭，也有緩和俄烏關系的期望。在2005-2006年，發生了第一次俄烏天然氣爭端，對烏克蘭的經濟和東方外交造成重大損傷。尤先科試圖以任命亞努科維奇等親俄勢力擔任政府要職，緩和與俄之間的緊張關系，改善烏克蘭經濟狀況。
   
    但這個類似於「聯合政府」的狀況沒有持續太久。隨著亞努科維奇與尤先科在政策和利益上的分歧日益增大，這個聯盟搖搖欲墜。而季莫申科則扮演了「稱職」的「拆臺」角色。自從她被免去總理職務，她就一直在國內外活動，爭取包括當時對俄強硬的美國政府支持，以卷土重來。季莫申科陣營不斷破壞尤先科和亞努科維奇之間脆弱的聯盟，並鼓動她陣營的議員集體退出議會，削弱議會合法性，尤先科順水推舟解散了議會。於是，成立不到一年的亞努科維奇政府和議會被解散，烏克蘭再次進行了選舉。雖然亞努科維奇的地區黨仍為第一大黨，但季莫申科與尤先科的政黨聯合，成為議會多數，季莫申科重返總理寶座。
   
    這一次，季莫申科在總理的位置上坐了兩年。兩年間，季莫申科內閣又遭遇了兩次俄烏天然氣危機，以及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作為總統的尤先科和總理季莫申科都未能有效處理好這些問題，經濟急劇下挫，俄烏關系日益惡化，烏克蘭陷入內外交困之中。更糟的是，尤先科與季莫申科繼續內訌。季莫申科在一次采訪中稱，尤先科把她當成了政治上的競爭對手。的確如此，二人之間的競爭從未止息，相互猜忌也早已表面化。例如在2008年俄格戰爭問題上，季莫申科與尤先科就發生公開分歧，後者及親信甚至指責前者「系統性的為俄羅斯服務」，哪怕這完全不符合事實。
   
    2010年大選，季莫申科和尤先科徹底撕破了臉皮。二人沒有再次合作而是各自參選，並互相攻訐。季莫申科將亞努科維奇和尤先科「打包」批評，認為二人共同為烏克蘭帶來了不幸。而經歷金融危機後，失業率陡增、人均收入下降，貧困和腐敗籠罩著烏克蘭。因此大批中間選民由曾經支持尤先科、季莫申科，轉向支持亞努科維奇。尤先科在第一輪選舉中只得到不到6%的選票，慘敗出局。而亞努科維奇和季莫申科則分別以35%和25%的選票進入第二輪。而尤先科拒絕支持季莫申科，還批準了亞的地區黨等政黨提出的選舉製度改革方案（該方案有利於亞努科維奇而不利於季莫申科）。最終，亞努科維奇以48.95%：45.47%戰勝了季莫申科。
   
    選舉過後，季莫申科與亞努科維奇爆發了激烈沖突。季莫申科拒絕與亞努科維奇合作，聲稱後者是「竊國者」，並動員內閣和她的政黨、民眾，一起抵製亞努科維奇，「捍衛烏克蘭的獨立與民族認同」。而亞努科維奇也迅速反製，策動議會中反季勢力罷免了季莫申科。季莫申科組織了影子政府並呼籲「所有的民族愛國力量」反抗亞努科維奇。很快，烏克蘭最高檢察院重新提起2005年對季莫申科的刑事指控，這明顯是政治報復行為。一來二去，雙方鬥爭白熱化。最終，季莫申科因涉嫌「貪腐、謀殺、濫用權利」被判處無期徒刑。她在位於哈爾科夫的監獄服刑期間，還遭遇監獄管理人員的虐待。
   
    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後，烏克蘭的外交鐘擺再次傾斜向俄羅斯。亞當選的幾個月內，烏克蘭就與俄羅斯簽訂了一系列的經貿、文化、政治合作協定，普京也答應以優惠價格向烏克蘭出售天然氣。雖然亞努科維奇也避免與西方搞僵，繼續保持了與美歐甚至北約的接觸，但親俄的外交基調已是完全明朗。
   
    至此，「橙色革命」時追求的目標再次歸零。準確的說，即便在尤先科--季莫申科執政時期，腐敗、低效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等革命中要求解決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僅僅在外交和民族主義方面部分滿足了西烏地區的訴求（而東烏民眾則大為不滿，親俄傾向更強了）。而中間選民倒向反對派一邊的根本原因是，2008年經濟危機極大的沖擊了烏克蘭經濟，國民生活水平再度下降（國民實際收入幾乎萎縮了一半）。亞努科維奇贏得選舉後，內政外交都回到了庫奇馬時代，甚至比後者在位時更加親俄。
   
    （四）寧靜後的風雲突變：2014年烏克蘭革命、克裏米亞「回歸」俄羅斯、頓巴斯戰爭
   
    （1）稻草久積石墻坍--親歐盟示威與新「橙色革命」
   
    亞努科維奇執政後，烏克蘭經濟曾一度復蘇。但這其實並非亞的功勞，更多是經濟危機過後GDP的自然反彈。雖然如此，烏克蘭因經濟回暖，保持了數年的相對平靜。
   
    內政領域，亞努科維奇也把反腐敗、打擊寡頭的不法行為作為執政綱領，但現實中並沒什麽明顯成就，腐敗與寡頭政治依舊遍布烏克蘭；他也強調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承諾捍衛烏國媒體的自由。一定程度他的確做到了，包括諷刺他的報刊如《基輔郵報(Kyiv Post)》也都能正常發聲；在社會保障領域，他試圖增加養老金等公共福利，但卻被IMF以違背削減開支的理由阻止。
   
    外交領域，如前所述，他選擇了親俄，但也與西方保持了一定的友好關系與合作。他在講話和采訪中也多次強調了維護烏克蘭主權和獨立的重要性。即便有些言論有作秀成分，但他的確沒有特別出格的、明顯的「賣國」行為。平心而論，他基本做到了親俄的同時平衡東西方外交，並保持主權獨立。
   
    但不滿在逐漸滋生。或者說，亞努科維奇無論怎麽做，都會引發約一半國民的不滿。因為在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對俄羅斯充滿仇恨的西烏地區，哪怕不與俄羅斯對抗，就被視為軟弱和賣國，何況選擇進一步與俄羅斯親近。在2010年大選中，亞努科維奇在西烏一些州份只得到不到20%的選票，其中在捷爾諾波爾州、利沃夫州等地區得票率不足10%。他的勝利是建立在東烏普遍超過70%甚至如頓涅茨克州90%以上支持率的基礎上的。除了中間選民，東西烏絕大多數居民都會選擇固定的親俄/親西方候選人，而無論他/她執政表現如何。烏克蘭東西部的嚴重對立，讓政治極化、政治動蕩不可避免。

2013年11月，亞努科維奇決定暫停簽署與歐盟的「聯系國協定（相當於進入歐盟的「預科」）」，成為引爆政治沖突的導火線。如敘利亞內戰爆發的軌跡一樣，一開始也只是小規模的抗議，但由於軍警對學生和市民的暴力鎮壓，引發了民眾強烈反彈，積壓已久的怒火被點燃，全國各地都有反亞努科維奇的示威。隨後，在示威--鎮壓--更大示威的循環中，人民匯成了革命的洪流。到了12月中旬，全國參與示威者已超過100萬人。「橙色革命」又回來了。
   
    從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以亞努科維奇政府、軍警、親俄民兵和民眾為一方，反政府、親歐盟、親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自由派社會活動人士及民眾為另一方，發生了長期的對峙與暴力沖突。其中，立場非常親俄、擁護亞努科維奇的「金雕(Беркут)」特種部隊使用了各種血腥手段鎮壓示威者，造成大量傷亡，讓沖突更趨暴力。不包括後來的頓巴斯戰爭，僅僅在非戰爭的示威、遊行、沖突中，根據不同口徑的統計，已有至少100人、至多近800人喪生，約2000人受傷，60-300人失蹤。
   
    沖突也進一步撕裂了烏克蘭。根據2013年底的民調，有45%-50%的民眾支持親歐盟示威，42%-50%的民眾反對，其他民調結果也都相差不大。而且這次沖突再次呈現了烏克蘭的區域差異性。在首都基輔、西部重鎮利沃夫，親歐盟的示威者占據了優勢；而在東部，親歐盟示威者遭遇各種騷擾甚至暴力襲擊，大多數民眾支持亞努科維奇政府和傾向俄羅斯。但很明顯，在全國參與人數上，親歐盟勢力要遠強於親俄力量，而動員能力也是前者強於後者，哪怕亞努科維奇一方利用金錢和各種福利資源來動員人們支持政府。雙方平民的大規模卷入，也讓暴力沖突復雜化、全民化，變成上至國家領導人和議會，下至普通百姓的全面對抗。
   
    隨著沖突的激進化、暴力化，雙方的和談、妥協已越來越不可能。親歐盟示威者的訴求也由要求恢復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與西方加強親密關系，轉向推翻親俄政府、讓亞努科維奇下臺。
   
    西方國家紛紛譴責烏克蘭政府的鎮壓行為，向亞努科維奇施加壓力。雖然歐盟與美國在對待烏克蘭問題上步調並不一致，甚至存在沖突，但都傾向於讓亞努科維奇下臺。而莫斯科自然選擇力挺亞努科維奇。
   
    亞努科維奇和他在政、軍、警中的支持者采用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通過法案禁止示威遊行、用國家機器鎮壓親歐盟示威者，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妥協，例如重啟與歐盟的談判、安排反對派領導人擔任政府高級職位、釋放所有因報道或參與示威而被捕的記者等。他的親信米爾紮·阿紮羅夫也在2014年1月底辭職。但這都無法阻止局勢的惡化，危機已無法挽救。
   
    不同於如中國、沙特、柬埔寨等專製政權，烏克蘭是一個民主製國家，哪怕民主並不完善。烏克蘭的「軍隊國家化」程度也較高，除「金雕」特種部隊等特殊的親俄武裝之外，大多數軍警都不會選擇成為獨裁者鎮壓民眾的工具。雖然軍警在示威開始時，普遍參與維持秩序，但他們卻不會進行大規模鎮壓，更不會使用機槍、坦克對民眾進行屠殺。因此，隨著親歐盟示威者越來越多，對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軍警逐漸後退、中立，難以阻止抗爭的擴大。而烏克蘭議會中，支持親歐盟民眾的議員也逐漸占了上風，醞釀著罷免亞努科維奇。
   
    2014年2月21日，亞努科維奇與反對派簽署了一個初步協議，還向在索契冬奧會奪金的女選手發了賀信。但僅僅第二天，議會就宣布罷免亞努科維奇，並宣布將提前舉行大選。而議長亞歷山大·圖爾奇諾夫宣誓就任代總統。而軍警則默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政權更叠，並實際上轉向效忠議會。同時，議會還下達命令防止亞努科維奇逃離烏克蘭，試圖將其抓捕、審判。
   
    亞努科維奇逃亡到親俄力量控製的哈爾科夫，發表講話反駁議會，聲稱議會的行為是「政變」、議會「非法」。但沒有了軍警的支持，此前下令鎮壓民眾並造成不少傷亡的亞努科維奇已感到恐懼。他在不久後就在俄外情局營救下逃到了俄羅斯，至今仍被烏克蘭政府通緝，國際刑警組織也應烏克蘭要求將他列入「紅色通緝令」名單中。
   
    （2）「橙」與「藍」無法調和的對立：克裏米亞「回歸」俄羅斯與頓巴斯戰爭
   
    歷時數月，2014年烏克蘭革命「勝利」了。但這是對於親西方烏克蘭人的勝利。對於親俄民眾而言，這是一場悲劇、是卑劣的政變。於是，對中央政府、執政集團的不滿的怒火，又從另一方升騰起來。而相對於親歐反俄陣營的橙色，親俄陣營以藍色為代表色（有時也用黑色），可謂「橙」波剛過，「藍」浪又起。
   
    烏克蘭親俄力量最集中的地區，就是克裏米亞。這裏約60%的居民為俄羅斯族，其余為烏克蘭族和韃靼人。而且克裏米亞半島還有俄海軍艦隊駐紮。當基輔的亞努科維奇政權被推翻後，克裏米亞的自治機構立即召開會議，拒絕承認基輔新政府，並商討應對之策，包括準備回歸俄羅斯。而2月23日烏克蘭議會決定以烏克蘭語為唯一官方語言，廢除俄語官方語言地位，並限縮東部親俄州份自治權的行為，強化了克裏米亞「脫烏入俄」的決心。最終，克裏米亞政府和大部分公眾都同意用公投方式決定是加入俄羅斯還是留在烏克蘭。
   
    而烏克蘭政府立即表示了反對，聲稱公投非法。此前不久，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就稱，「將用最嚴厲的措施防止國家分裂」。而歐美各國也紛紛表示「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克裏米亞從烏克蘭分離。俄羅斯則立即做出強硬反應，普京不僅要求常年駐紮在塞瓦斯托波爾的黑海艦隊「保護公投」，更是直接派出了被稱為「小綠人」的「誌願軍（其實是俄特種部隊）」進入克裏米亞，在當地親俄武裝和民眾的支持下，將烏克蘭政府軍和警察繳械，迅速控製了包括塞城在內的克裏米亞半島。最終，克裏米亞地區和塞瓦斯托波爾市均以超過96%的贊同票同意加入俄羅斯。普京此後立即發表講話，宣布「克裏米亞『回家了』」。俄羅斯國民也一片歡呼。雖然烏克蘭和西方國家普遍質疑公投合法性，不承認公投結果，但大多數克裏米亞人心向俄羅斯，是基本事實。而占克裏米亞人口約12%的韃靼人則抵製了投票，其中許多人在「歸俄」前後逃離了半島。
   
    克裏米亞「回歸」俄羅斯，引發了親俄的東烏地區的連鎖反應。最親俄的三州：頓涅茨克州、盧甘斯克州、哈爾科夫州，均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希望本州「獨立」或並入俄羅斯。其中位於頓巴斯地區的前兩州，更是由親俄勢力建立了「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建立了武裝組織，與烏克蘭政府軍及警察發生沖突。而俄羅斯的幹預為親俄武裝的壯大起到決定性作用。當大批俄軍士兵、雇傭兵及大量武器彈藥秘密跨過俄烏邊境後，烏克蘭在東烏的「平叛」就註定無法在短期內成功了。而且這些親俄地區的烏軍，面對的是軍民混雜的「敵人」。親俄勢力有意讓平民包括女性站出來阻止烏軍的坦克、隊伍，並動用軍隊迂回包抄，缺乏準備、無法向自己國民開槍的烏軍紛紛被繳械，甚至連裝甲車都拱手讓出。在連續的投降事件發生後，烏軍不得不撤出頓巴斯地區親俄勢力控製的城市，改以炮擊、攻擊軍事據點等方式試圖奪回控製權。此外，在位於烏克蘭南部的蘇德戰爭「英雄城市」敖德薩也發生親俄與反俄人士沖突，親俄人士聚集的一座大樓被縱火，導致近50人死亡。這更增加了親俄民眾對基輔當局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仇恨。
   
    此後，雙方開始進行正規的戰爭。西部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右區」及其他極右武裝組織也隨烏軍前來東部作戰。在頓涅茨克機場、斯拉維揚斯克、克拉馬托爾斯克、馬裏烏波爾等戰略要地和城市，雙方展開了激烈爭奪，火箭炮、重炮、導彈、坦克等重火力全都上陣，死傷數以千計。期間還發生了馬航MH17號民航班機被親俄武裝擊落事件，造成298人喪生，震驚世界。雖然後來雙方在國際斡旋下簽署了兩個《明斯克協議》（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承諾停火，武裝沖突卻依舊持續。2015年年中之後，戰爭烈度有所下降，但迄今仍沒有實現和平。據聯合國統計，自2014年3月至今約五年時間，已有約13000名雙方的士兵和平民在戰亂中死亡，27000-30000人受傷，上百萬居民流離失所、逃離該地甚至逃亡到國外。
   
    尖銳的對立、血腥的沖突，反映的是烏國內部親俄與親西方兩大陣營、烏東西部民眾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文化與價值觀、利益、民族認同上截然不同的情況下，無論哪一方掌握中央政府的權力，都無法讓另一方滿意。即便庫奇馬時代，也是在國內外特殊形勢（如國內民族主義還不興盛、俄羅斯疲弱無暇幹預等）下，才有勉強的平衡。但國內兩大群體的尖銳矛盾，終究會釀成悲劇。如今克裏米亞分離、頓巴斯戰爭曠日持久，悲劇已成，且還在繼續。
   
    （五）國家危亡下權力的重新洗牌與政治格局的演變
   
    亞努科維奇逃亡後三個月，烏克蘭舉行了總統選舉。選舉主要在波羅申科和季莫申科之間展開，除克裏米亞和頓巴斯親俄武裝控製區外的烏克蘭各州都進行了投票。與大多數民調一致，波羅申科在第一輪就以過半得票率（54.70%）當選總統，而季莫申科僅僅得到12.81%的選票。而同年10月份舉行的議會選舉，季莫申科聯盟同樣遭遇慘敗，波羅申科所在的政黨「波羅申科集團（團結）(Petro Poroshenko Bloc "Solidarity")」和阿爾謝尼·亞采紐克領導的「人民陣線」分別成為議會第一和第二大黨。當年2月才出獄的季莫申科，已不再是當年橙色革命時叱咤風雲的國民偶像，烏克蘭政壇也迎來了新一輪政治洗牌。其中，波羅申科、亞采紐克是選舉過後最主要的兩個贏家。
   
    彼得·波羅申科，在當選總統之前和之初最為外人熟知的是他的綽號「巧克力大王」，但實際上他的履歷遠不只是一個糖果企業主這麽簡單。他畢業於烏國政治家與外交家搖籃--基輔大學國際關系與法律系，格魯吉亞前總統薩卡什維利是他的學弟。此後，他利用其專業參與了他父親的企業並成為繼承者，從事糖果、汽車等各種產業，成就不凡。此後，他還涉足金融、傳媒領域，這兩個行業是蘇聯解體後前蘇東地區寡頭崛起的重點領域，也是寡頭幹預政治或直接從政的跳板。財富與話語權就是這片混亂的轉型地帶炙手可熱的硬通貨，烏克蘭也不例外。1998年，波羅申科即當選為最高拉達議員。他早期曾是庫奇馬的支持者和親俄政黨地區黨的創建者之一，但後來轉向了反對派，與尤先科過從甚密，雙方家庭還有良好的私交。此後，他歷任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專員、外交部長、經濟與貿易部長，從政履歷厚實。也就是說，波羅申科並非不了解內情的外界以為的那樣--一個沒有從政經驗的「賣巧克力的商人」，而是一個久經政壇風雨的人物。

  2013年底親歐盟示威爆發後，波羅申科全力支持示威者。他控製的媒體積極報道相關新聞，他還為在基輔廣場抗議的民眾的食物、飲水和取暖用的木炭買單。這些行為讓他得到了民眾的好感。此外，相對於亞采紐克、季莫申科等對俄激進派，他更加溫和，吸引了中間選民的支持。而亞努科維奇政權倒臺後，他又得到了烏克蘭的世界拳王維塔利·克裏奇科的支持，讓他人氣進一步提升。因此，他面對剛剛出獄、已失去重量級寡頭支持的季莫申科，輕松獲勝。
   
    如第三部分所述，波羅申科和季莫申科早有沖突，並不是2014年大選時才成為政治對手。2005年，分別為國安專員和總理的二人互相指責對方為寡頭服務，沖突釀成了政治危機，迫使時任總統尤先科解散了內閣。雖然由於尤先科偏向波羅申科，罷免了試圖控告他的檢察長，但這讓他一度失去官職、面臨被檢控的危險。而這同樣是季莫申科第一次總理任期結束的導火線。雙方因此結怨，長期對立，至今都未能達成和解。這也成為2019年總統大選波、季二人雙雙落選的一個原因。
   
    阿爾謝尼·亞采紐克，2014年當選總理時年僅40歲，但已有十多年的從政經歷。他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考取了法學學士、碩士，還是經濟學博士。而法律和經濟這兩個專業，是前蘇東地區技術精英進身政商高層的階梯。而亞采紐克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憑借優異的學歷，先後擔任律師事務所總裁、銀行顧問，這又是前蘇東地區炙手可熱行業中人人欽羨的職位。但亞采紐克不甘於此，而是誌在從政。2001年，27歲的他已成為克裏米亞自治共和國的經濟部長；2005年擔任烏克蘭國家銀行第一副主席、主席；次年成為總統府秘書長；2007年成為外交部長，同年底轉任最高拉達議長。在成為外交部長之前，他還擔任過烏克蘭--歐盟委員會負責人，這進一步拉近了他與歐盟各國領導人的關系、增強了他的親歐情結。2010年大選，他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在「橙營」選票集中於季莫申科情況下，以6.96%的得票位列第四。2012年議會選舉後，他成為最高拉達議員。
   
    不同於波羅申科、季莫申科等政治人物，作為技術官僚的亞采紐克沒有什麽明顯的政敵，包括政治立場對立的地區黨、亞努科維奇本人，也對他並不反感。例如在提名他為外交部長時得到議會各黨派普遍支持。而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之初，就傾向於提名亞采紐克為總統，但被他拒絕。此外，他也與季莫申科有較為緊密的政治關系，不僅與後者曾為同一政黨聯盟成員，還在季莫申科入獄後積極主張釋放她。
   
    2014年初，面對如火如荼的抗爭運動，亞努科維奇再次試圖讓亞采紐克擔任總理作為對反對派的妥協，但又被後者拒絕。而亞努科維奇政府倒臺後，代總統圖爾奇諾夫任命亞采紐克為總理。他隨後組建了新政黨「人民陣線」，參加了2014年議會選舉（但沒有參加總統選舉，而是選擇支持季莫申科參選）。在選舉中，人民陣線和「波羅申科集團（團結）」展開了激烈競爭。憑借亞采紐克的人氣，人陣的總得票率略高於後者，但在單選區卻折戟沈沙，得到的席位遠不如「團結」。最終，「團結」以132席居首位，人陣以82席成為第二大黨，亞采紐克也留任總理。
   
    由於烏克蘭實行「雙首長製（即半總統半議會製）」，總統和總理均擁有很大權力，於是波羅申科和亞采紐克成為了烏國最有權勢的兩人。而二人雖均屬親西方陣營，但不是同一黨派，具體政治主張也有較大差異，以及最根本上爭權奪利的政壇屬性，出現鬥爭也就自然而然了。
   
    亞采紐克在烏國政界的形象是「溫和的小清新」，但對外政策卻很是激進。他比波羅申科更加親西方，主張成為歐盟正式成員國、加入北約，對俄羅斯采取強硬態度、堅決收回克裏米亞和頓巴斯地區。而波羅申科則采用較為實用和妥協的態度，例如在明斯克與普京會晤、簽署《明斯克協議》同意給予頓巴斯地區某種特殊地位、在親西方的同時不贊同與俄羅斯開戰等。二人政見的分歧，讓烏克蘭的外交內政都出現搖擺。而且因為亞采紐克與季莫申科的關系，前者因被視為後者在烏政壇的代言人，自然更引起波羅申科的不滿。
   
    2016年4月，在經濟乏力、腐敗依舊的狀況下，亞采紐克辭去總理職務，由波羅申科的親信弗拉基米爾·格羅伊斯曼接任。自此，波羅申科主導了烏國政壇，而亞采紐克暫時退出了政治舞臺，二人的紛爭也告一段落。但亞采紐克作為年輕、有作為的政壇明星，不會徹底淡出、永久退出政壇，相反未來很可能以某種形式復出。
   
    除了以上兩位政治人物的鬥爭，烏克蘭政局還有諸多變化，政治鬥爭時時處處都在發生。曾經是烏克蘭第一大黨的親俄政黨地區黨，在2014年革命後宣告解散，自此烏克蘭政壇已無較大的親俄政黨活躍。2015年4月，烏克蘭議會頒布了一項名為「關於譴責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等集權主義影響和清除其標誌」的法案，禁止關於納粹和共產黨的宣傳和思想傳播。同年12月，曾經是烏克蘭重要政黨之一的烏克蘭共產黨被最高法院宣布為非法，正式被取締。烏共成員也被禁止參加各項選舉，包括2019年總統大選。自從2000年代初以來，烏共已漸趨沒落，從議會前三大黨到2014年議會選舉後一席不剩。而另一左翼政黨烏克蘭社會黨也自2007年後喪失全部席位。親俄政黨和左翼政黨紛紛被邊緣化和沒落的同時，民族主義、右翼乃至極右翼政黨迅速成長。主流政黨如「波羅申科集團（團結）」、「人民陣線」、「全烏克蘭聯盟（祖國）(The All-Ukrainian Union "Fatherland")」均為右翼政黨。而極右翼政黨右區(Right Sector)、「全烏克蘭聯盟（自由）(The All-Ukrainian Union "Svoboda")，以及深右翼政黨激進黨(The Radical Party)（其右翼屬性主要體現在民族主義方面）也日益崛起。烏克蘭左右兩翼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與近年來東歐地區整體的政治氣候變化趨勢一致，即民族主義化、保守化、民粹化。
   
    一個良性的政治體系，應該包容左中右各派別，並以中左、中右為主流政治力量，兼顧不同政治價值取向、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避免極端化、威權化、民粹化。而烏克蘭的政黨構成、政治局勢發展卻與這種良性體系背道而馳。這是令人不安的，也是不利於烏克蘭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但目前為止，這種不良的狀況不僅沒有改善，還有惡化之勢。
   
    2014年烏克蘭革命以來的這一系列政治變動，並未解決或改善烏克蘭的諸多政治、經濟、民族和社會問題，沒有帶來人民所期望的改變，而只是又一輪的政治分贓、政治集團的爾虞我詐罷了。因此，新的政治勢力崛起了。
   
    （六）澤連斯基的崛起與2019年烏克蘭大選
   
    光陰似箭，五年過去了，烏克蘭又迎來了大選。本次大選，除了競逐連任的總統波羅申科，另外具競爭力的參選人，一位是季莫申科，還有一位，就是澤連斯基。
   
    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猶太裔烏克蘭人，基輔國立經濟大學法學院畢業。與前述的幾位政治精英一樣，他也是出生於精英家庭、就讀於名校炙手可熱的專業。但他畢業後並未選擇進入政界或法律界，而是選擇了一條極富個性的職業生涯：成為喜劇劇團製片人、喜劇演員。他17歲時（1995年）就參加了一個喜劇團隊並嶄露頭角，1997年創辦了自己的喜劇劇團及同名公司「Kvartal 95」並運作至今。在澤連斯基的運作下，「Kvartal 95」劇團發展迅速，在烏克蘭、俄羅斯等前蘇聯國家巡回演出，成就不凡。此後，他與烏克蘭電視臺合作，製作了不少電視節目和影視劇，名氣越來越大。由於他經常在俄羅斯演出，結交了不少俄羅斯的文藝界人士。在俄烏關系緊張時，他反對烏克蘭對俄羅斯藝術界人士和文藝作品的禁令。作為諷刺喜劇表演者，他經常諷刺烏克蘭和俄羅斯政要的腐敗等各種醜聞。普京的紅人、親信、車臣總統拉姆贊·卡德羅夫，也是他嘲諷的對象。
   
    而在2013-2014年烏克蘭親歐盟示威活動中，澤連斯基站在了親歐盟示威者一方，反對亞努科維奇政府。在後來的頓巴斯戰爭中，他親自前往馬裏烏波爾前線為烏克蘭軍隊演出，隨後他還為烏軍捐款100萬格裏夫納（相當於近40000美元）。他的這些舉動，加之此前對俄羅斯政要的諷刺，招致了俄羅斯方面的不滿，一些俄羅斯人要求在俄全面封殺他及他參與製作或演出的作品。2018年，俄政府封殺了他參演的浪漫喜劇類電影《大城市之戀2(Love in the Big City 2)》。
   
    2015年，作為「Kvartal 95」公司負責人的澤連斯基導演了電視劇《人民公仆(Servant of the People)》，並擔任主角。他在劇中扮演了一位針砭時弊、猛烈抨擊腐敗的高中歷史教師，而這位教師參加了總統選舉，贏得了人民的支持，一路過關斬將贏得大選成為「烏克蘭總統」，在總統任上打擊寡頭、治理腐敗，與各種醜惡作鬥爭。本劇於2017、2019年分別播出了第二季和第三季。乍看起來，這部劇類似於Netfilx的知名作品《紙牌屋》，但二者具體劇情和風格並不相同。《紙牌屋》帶有強烈的對美國社會問題的剖析與批判，很有深度；而《人民公仆》更多只是用「蘇聯笑話」式的語句和劇情，較為粗淺的批評腐敗、官商勾結等社會問題，再塑造一個類似於「清流」的庶民一路「逆襲」的故事滿足觀眾心理愉悅需求的政治諷刺喜劇。這部劇回避了一些更加敏感的議題，如國內的民族矛盾、俄羅斯的威脅和幹預等在烏克蘭眾所周知的重大挑戰。電視劇製作時已發生的頓巴斯戰爭，劇中也只字不提。
   
    但無論如何，《人民公仆》的確引發了烏克蘭民眾的廣泛共鳴。波羅申科當選時，提出的競選口號是「以新的方式生活！('Live in a new way!')」，可執政數年後，國家並未有明顯的變化，至少內政方面依舊腐敗、低效，經濟繼續萎靡，官員和寡頭繼續「馬照跑、舞照跳」。在這樣的情況下，這部諷刺劇充分迎合了民眾的不滿情緒，對烏克蘭政府和社會醜惡的譏諷讓觀眾直呼過癮。這就為扮演「總統」的澤連斯基贏得了巨大的人氣。在烏克蘭熱播後，《人民公仆》也登陸Netflix，進一步擴大了本劇及澤連斯基的知名度。如同《人民的名義》在中國熱播引發的反響、民眾對「侯亮平」、「祁同偉」耳熟能詳類似，《人民公仆》和澤連斯基也在烏克蘭家喻戶曉。於是，在民間有了讓澤連斯基成為真總統的「呼聲」，雖然這些「呼聲」不見得都是自發出現的。澤連斯基正式參選之前的民調支持率已很高，在年輕人中的支持率當時更是超越了波羅申科。最終，2019年新年的前夜，澤連斯基正式宣布參選。而在此之前，他已經成立了政黨「人民公仆黨(Servant of the People)」。

與他在劇中扮演的角色一樣，澤連斯基在現實政治競爭中主打的口號也是反腐敗、反寡頭、打破舊政客們壟斷政壇與政治分贓的狀態，打造清廉、親民的全新政府。但究竟具體如何除舊立新呢？「人民公仆黨」負責人兼澤連斯基競選辦公室主任伊萬·巴卡諾夫(Ivan Bakanov)在接受《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采訪時做了一些闡釋。他說，烏克蘭需要通過法律的改革以及國際支持來打擊腐敗，將與最高拉達及主要政黨合作，以及利用烏克蘭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Council)被授予的特別權力，改變烏克蘭腐敗和法治不彰的情況。他認為需要加入北約和歐盟，但需公民投票的同意。至於對俄問題，他主張強化國防和國際合作抵禦俄羅斯的威脅和侵略同時，也要妥善對待東烏和克裏米亞問題，尊重親俄民眾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信仰。而這樣做效果有多大，巴卡諾夫承認「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烏克蘭無法單獨應對。此外，他也提到了促進經濟的增長的重要性以及方式，主要就是類似於中國稱之為「簡政放權」之類的措施，並推動稅製改革、打擊洗錢行為，以「消除障礙」、「讓開展業務者有利可圖和感到舒適」。這一切聽起來都不錯，但執政之後是否可行、是否落實，就不得而知甚至說很可慮了。畢竟，有許多國家的當政者都是如此許諾的，但最終並沒有落實。而且，這些政策綱領有多少是澤連斯基自己的政治觀點，又有多少是他可能有的「幕後人物」或其智囊團隊的主意，同樣不得而知。
   
    被懷疑為澤連斯基最重要的「幕後人物」，就是他的老板，烏克蘭「1+1電視臺」的控製者伊戈爾·科羅莫伊斯基(Ihor Kolomoyskyi)。如果假定他是澤連斯基的幕後操縱者，澤連斯基的各種舉動都是由他做決策，那麽是很必要挖掘一下此人的歷史的。
   
    科羅莫伊斯基與澤連斯基同是猶太裔烏克蘭人。他是烏克蘭最大商業銀行「PrivatBank」的創始人之一，此後又涉足礦業、石油及其他金融活動等暴利行業，又控製了包括「1+1電視臺」在內的眾多媒體，一度是烏克蘭最富有的人之一並榮列福布斯富豪榜單，資產比當時波羅申科的都多，是不折不扣的超級寡頭。據《福布斯》雜誌報道，科氏的發家史很不幹凈，包括惡意收購、權錢交易，甚至雇用「準軍事組織（相當於黑惡勢力）」攜帶棒球棍、鐵棍、汽油和槍支，以暴力接管抗拒不公收購的工廠、威脅和驅散工人。他的暴力行為還包括強行驅逐代替他的代理人的新任石油公司高管。後來他一度擔任烏克蘭中部州份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州長。在從商、從政期間，他陷入了與烏克蘭首富、寡頭維克多·平丘克的長期爭鬥與法律紛爭中，官司從國內打到國外。此外，他還違反國家不允許擁有雙重國籍的法律（按規定公職人員違反該法律，可判處3-10年徒刑），擁有烏克蘭、以色列、塞浦路斯三重國籍，但卻絲毫未受懲罰。科氏辯稱「法律不允許雙重國籍，但沒有不允許三重國籍」。這種公然的「逍遙法外」、甚至淩駕於國法之上，是前蘇聯國家寡頭們的常態。而從這些言行中，也可以看出此人的品行、底色。和他比起來，波羅申科那樣的寡頭都算「文明守法」的了。
   
    烏克蘭的寡頭都與俄羅斯有各種藕斷絲連，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關系。從2014年以來的情況看，科羅莫伊斯基和俄羅斯方面關系不睦。他支持反俄示威，並在擔任第州州長期間組織軍隊、資助反俄武裝。這招致了俄羅斯方面的報復，包括沒收他在克裏米亞的資產、將他列入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名單，普京還稱他為「獨一無二的騙子('unique crook')」。但他也沒有表現出超過其他烏克蘭寡頭的反俄言行。作為烏克蘭人，不賣國、在危難之際堅持愛國本來就是正常的。在不親俄的同時，他也沒有表現出親西方的傾向。這種沒有特定政治立場的寡頭，更多是唯利是圖的政治投機者，而不適於扣上「親俄寡頭」或「親西方寡頭」這樣的帽子。
   
    科羅莫伊斯基與烏克蘭幾位政治人物的關系也很復雜。他先後與季莫申科、尤先科以及現在的澤連斯基都有過或明或暗的勾連。但同時，他也先後結束了對前兩位寡頭的支持，其中還與季莫申科反目成仇。
   
    而科羅莫伊斯基與澤連斯基的關系，是如今人們關註的焦點。科氏聲稱，他與澤連斯基很少見面，二人只有商業上的關系，也會在澤連斯基當選總統後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議、提供幫助，但不會成為常態。科氏甚至說，他更像澤連斯基的「傀儡」而非澤連斯基是他的「傀儡」，因為在商業合作、拍攝影視劇時，他更多會聽從澤連斯基的意見。
   
    前蘇聯國家政客與寡頭的關系，往往盤根錯節而又隱秘多態，最重要是缺乏完善的包括政治獻金管製在內的各種法律規範和實踐。外界如果想知曉二者的關系，只能通過一些外在跡象及難以完全證實的「內部消息」進行分析。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在澤連斯基上任後，科羅莫伊斯基結束了長達數年的旅居海外的「避禍」生活，返回了烏克蘭。他也與澤連斯基通了話（他同樣聲稱只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此外，科氏律師團隊的一位成員，同時也是澤連斯基的重要顧問。這種一人同時服務於兩個知名人士的情況，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後兩者之間有著機密的關系、聯系。
   
    而澤連斯基競選期間，科羅莫伊斯基控製的「1+1電視臺」全力為前者助選，無疑是最明顯的扶植關系，哪怕這符合法律和競選規則。此外，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上攻勢淩厲，粉絲和相關活躍遠超其對手波羅申科，背後似乎又有網絡水軍操縱的魅影。而這需要巨額資金和相關資源支持。這些可能來自科氏，也可能來自俄羅斯，或者都有。而社交媒體上選戰的絕對優勢，成為澤連斯基輕松獲勝的重要因素。如果僅靠其在電視劇中出演總統的經歷，而沒有某種政治「炒作」，人氣就難以維持，得到如此大比例的支持更不可能。
   
    無論如何，科羅莫伊斯基對澤連斯基的上臺起到了重大助推作用。至於澤連斯基會不會變成科氏的「傀儡」，至少目前難以確定。但二人在過去、現在及中短期的將來，毫無疑問都是利益同盟的關系。
   
    此外，澤連斯基與如今世界政壇上崛起的其他民粹政治人物一樣，都充分利用了社交媒體的宣傳。如Facebook、WhatsApp等社媒「短平快」的特點，讓政治才能不見得很高但個人個性突出的政治人物平地而起，得到超高人氣。關於社交媒體的作用，在本文其他段落還會提及，而且這不是本文論述重點，在此不詳述。總之，澤連斯基的成功與社媒息息相關。
   
    得益於自己是「政治素人」、沒有傳統政客「黑歷史」的形象、社交媒體起到的重大作用，以及來自國內外各種顯形和隱形的支持，澤連斯基在第一輪選舉就以30.24%的支持率遙遙領先於波羅申科，進入決選。而波羅申科和季莫申科這兩個互為對頭的候選人則分別得到15.96%和13.40%的選票，波羅申科以不明顯的優勢戰勝後者進入第二輪。而代表原地區黨及烏國中間派、友俄派的候選人尤裏·博伊科得到了11.68%的選票，位列第四。
   
    值得註意的是，澤連斯基在第一輪得票率僅為30%（哪怕他的對手更低），如果波羅申科能夠爭取到季莫申科及其他親西方候選人的選票，是有可能翻轉結局的。畢竟波季二人的支持者政見有許多重疊，在對俄政策上都比澤連斯基強硬。如果季莫申科等落選者積極支持波羅申科，並且鼓動其民族主義情緒，波羅申科翻盤的幾率還是很大的。但可惜的是，二人的私怨明顯沒有消退，在第一輪相互攻擊，第二輪季莫申科也拒絕支持波羅申科。而其他候選人也沒有選擇「顧全大局」支持波羅申科，而是拒絕表態、一盤散沙。這也折射了烏克蘭各政治人物積怨甚深、普遍缺乏大局觀念的狀況。此外，更復雜的外部輿論幹預、有意製造內訌等原因，都導致選票沒有重新聚合到波羅申科一方。相反，第二輪選舉結果顯示，澤連斯基囊括了第一輪落選候選人的大部分選票，得票率提高了43%（由30.24%至73.23%），並成為烏克蘭獨立後歷屆總統大選中得票率最高的當選者。而波羅申科得票率僅增長了9.5%（由15.96%至24.46%）。除整個利沃夫州和捷爾諾波爾州的一小部分由波羅申科勝出外，其余20余州（不包括頓巴斯親俄勢力控製區和克裏米亞半島）和基輔直轄市均是澤連斯基得到絕對多數。這出乎一些觀察家的預料，但根據媒體和國際觀察員的說法，本次大選總體上是公正、透明的，結果是可信的。波羅申科也承認敗選，祝賀澤連斯基當選總統。
   
    澤連斯基的當選，引發了烏克蘭民眾、政界學界、國際觀察家的不同評價。對於烏克蘭民眾，除了已經分離的克裏米亞和頓巴斯部分地區，還有支持對俄強硬的利沃夫州地區，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大多數民眾均傾向於認同澤連斯基的當選。但烏國內外研究烏克蘭的學者，以及一些前政治人物，如前面提到的烏克蘭前世界拳王、現任基輔市長的維塔利·克裏奇科，都不大看好澤連斯基。而他們對澤連斯基的負面評價主要集中於兩點，一是澤連斯基作為「政治素人」，嚴重缺乏政治經驗，也沒有系統而完整的政策綱領；二是澤連斯基的「親俄傾向」（關於這一點，是有爭議且復雜的，後面會詳細講述）。而且他們也認為，如果在波羅申科和澤連斯基中做選擇，前者更勝任作為烏克蘭總統。
   
    關於澤連斯基的「親俄」，本身就存在巨大爭議。如前所述，他在2013-2014年的親歐盟示威遊行中支持親西方力量、反對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政府；後來還參與了頓巴斯的勞軍演出、捐款給烏克蘭軍方。除了這些，澤連斯基在關於東烏及克裏米亞地區未來命運問題上的言論也更像一個烏克蘭愛國者的形象。他聲稱不會與頓巴斯地區的「俄羅斯的傀儡」進行談判，也不會赦免叛亂分子，也堅持不實行聯邦製，並繼續將烏克蘭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澤連斯基還表示，他永不放棄克裏米亞半島等烏克蘭領土。但他也認為，若想收復克裏米亞，除非俄羅斯發生政權更叠才能實現。如前所述，他也贊同在公民投票通過的前提下加入歐盟和北約。
   
    但一些民眾和觀察家依舊認為他是相對親俄的。即便單獨看澤連斯基的言行，他似乎沒有親俄舉動，但與他大選中的對手波羅申科、季莫申科這些常年與俄羅斯「唱對臺戲」的政治人物相比，澤連斯基就被襯托出對俄不夠強硬了。而且他雖然聲稱不會與親俄叛亂分子談判，但願意與普京進行會談，協商解決東烏和克裏米亞問題。《外交政策》的一篇評論文章就對比了波羅申科與澤連斯基在對俄問題上的差別。

該文章的作者亞歷山大·莫德爾認為，波羅申科擔任總統的五年時間，與俄羅斯展開了激烈對抗，尤其在頓巴斯地區的較量。而且，波羅申科已經建立起了一支能夠和俄羅斯在東烏地區扶植的武裝較量的軍隊，也與西方建立了友好關系並逐步融入西方，將烏克蘭從危機中解救了出來。波羅申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脫離了俄羅斯的影響，走向「脫俄入歐」。作者還認為，一方面，波羅申科的改革是製度化的、穩健的；另一方面，如果波羅申科想名垂青史，也有可能選擇真正打擊腐敗，進行更加徹底的變革。總之，波羅申科領導的烏克蘭，只會變好，無論快慢，但不會走向倒退和重新親近俄羅斯。相反，作者認為澤連斯基無論是作為寡頭的傀儡，還是獨自決策國政，都會是一個弱勢的、沒有政治經驗的領導人，而這會是普京所樂見的。而且《人民公仆》一劇中的一些情節，可以看出澤連斯基有親俄的傾向。作者還對烏克蘭選民民粹化、空想化的政治取向表達了擔憂，認為烏克蘭民眾沒有珍惜革命後的自由，面對尤先科、波羅申科的不完美，先後選擇了亞努科維奇和澤連斯基，濫用了革命帶來的自由，選舉了「虛構的總統（即電視劇中的總統）」成為現實總統，也選擇了「幻想」般的政治圖景而非務實的、已相對較好的穩健路徑。而本文的標題則點出了作者的核心觀點：《烏克蘭的「電視總統」有危險的親俄傾向(Ukraine』s TV President Is Dangerously Pro-Russian)》。
   
    我對於該作者及這篇文章的觀點是基本認同的，哪怕更多報道和評論沒有甚至否定他的親俄傾向。澤連斯基雖不像亞努科維奇那樣明顯、公開的親俄，但其政策的不明確性與執政經驗的缺乏，都不可能讓他像尤先科、季莫申科、波羅申科等人那樣持有堅定的親西方、反俄立場。相反，澤連斯基面對現實政治的復雜、權力鬥爭的需要，很可能選擇向烏克蘭內部的親俄勢力乃至俄羅斯妥協，至少不再像波羅申科那樣堅定的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他無法像這幾位親西方領袖一樣，徹底與普京「劃清界限」、成為對手，而有了被普京收買、滲透，至少被嚴重影響與幹擾的可能。而在經濟領域，波羅申科讓烏克蘭經濟恢復了增長。至於腐敗和寡頭問題，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值得一提的是，澤連斯基在關於社會政策上有較為自由派的傾向，如支持藥用大麻的使用、墮胎和博彩業的合法化，這或許與他常年接觸藝術圈的自由派人士、所處工作環境較為開明有關。但關於LGBT權利方面，澤連斯基與其他候選人同樣選擇保守立場。在他作為1+1電視臺主持人和藝術家時，還曾在影片中和其他演員對劇中匹諾曹角色「聲稱是女性而非男性」加以調侃式的嘲笑。
   
    那麽，澤連斯基執政後的烏克蘭，會走向何方呢？在全面論述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系統性講述和評論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影響，這是繞不開且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
   
    （七）普京的俄羅斯：烏克蘭與基輔府院無可逃避的強鄰
   
    對烏克蘭而言，從古至今最大的外部影響就是來自東方的俄羅斯（國家和政權），無論是作為沙俄、帝俄的一部分時，還是作為蘇聯成員國時，以及獨立後至今，彼得堡/莫斯科政治中樞的力量，始終深刻的影響甚至決定著基輔方面的內政外交。關於歷史上的俄烏關系，前文已做了大致陳述，本部分只講近年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滲透和影響。
   
    如前所述，烏克蘭與俄羅斯有著綿長的歷史淵源，無論從民族血緣，還是文化背景，以及利益關系，雙方都有著錯綜復雜的關聯。而蘇聯解體後，北約東擴、歐盟增員，美歐在中東歐地區影響的擴大，讓俄羅斯日益不安。普京上臺後，試圖復興舊日俄羅斯的輝煌，在國際上重樹大國地位，烏克蘭成了必爭之地。葉利欽時期，俄對烏的幹預相對較少。但普京上臺後，烏克蘭成了其重新爭霸的前沿和關鍵。在2004年烏克蘭大選中，普京賣力的扶植亞努科維奇，但最終反而催生「橙色革命」，扶植親俄力量執政的企圖遭受重大挫折。但普京並不甘心失敗，而是在政治、經濟、宗教、軍事、互聯網等各領域對烏發動密集的滲透、拉攏、打擊、操縱。
   
    面對親西方的尤先科--季莫申科政權，普京展開了一系列攻勢，當時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打「能源牌」，即利用俄向烏出口的天然氣作為施壓杠桿，以「提價」和「斷氣」來打擊親西方的烏克蘭政府。但由於俄出口歐盟的天然氣80%過境烏克蘭，烏政府也采用提高天然氣過境費、切斷與截流輸送往西方的天然氣來遏製俄羅斯。這從90年代烏克蘭獨立後就已發生，但2005年後沖突驟然升級。這樣的高強度沖突一直斷斷續續持續到2009年，並釀成全歐能源危機。雖然在歐盟的調停下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且隨著2010年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上臺告一段落，但俄烏關系因此遭到嚴重破壞，加劇了烏親西方民眾對俄的不滿。不過就俄羅斯「能源牌」的幹預效果而言，某種程度還是成功的。2010年大選亞努科維奇戰勝了季莫申科、尤先科，就和俄烏天然氣危機中烏克蘭經濟遭受重大打擊有一定關系。而且在招致烏親西方民眾不滿的同時，也撕裂了烏克蘭，讓烏克蘭親俄民眾更加依賴和支持俄羅斯。
   
    俄羅斯可以對烏克蘭的施加的經濟壓力不止限於能源領域。由於當年「社會主義大家庭」成員國及蘇聯內部實行分工生產，俄烏經濟聯系很是緊密。在蘇聯解體後，部分經濟轉型相對失敗、未能獨立或「西向」的國家依舊與俄羅斯保持這種分工協作關系。烏克蘭是蘇聯糧倉、俄羅斯糧食進口大戶，而烏東的重化工業企業也與俄各大工業基地經濟往來密切。烏克蘭的重工業、軍工產業則需要俄羅斯的技術支持、配件提供，甚至有些軍工大單需要俄烏協作完成。1990-2010年代，對俄進出口貿易額占烏外貿總值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即便到了頓巴斯戰爭已持續五年後的如今，俄羅斯仍是烏克蘭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夥伴，只是份額大幅下降。烏克蘭失敗而脆弱的經濟狀況加劇了對俄羅斯的依賴，也讓俄羅斯更能利用經濟杠桿向烏克蘭施壓。為了將烏克蘭納入俄勢力範圍，普京一直試圖讓烏克蘭加入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組成的「俄白哈關稅同盟」、加強四國經濟貿易聯系（當然下一步是政治上的同盟）。但即便亞努科維奇，也不願意蹚這個渾水、和沒落的俄羅斯綁在同一戰車上，而是希望向西與歐盟諸國發展經貿關系。因為此事上的不和，亞努科維奇的親俄政府還一度與俄羅斯關系緊張。雖然在2014年後，烏克蘭努力改變貿易方向，積極與歐盟接觸，但與俄羅斯及獨聯體國家的經貿往來仍很重要，烏東地區尤其如此。經濟上的聯系與一定程度的依賴，讓烏克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俄羅斯的牽製。
   
    除了經濟，宗教也成為普京試圖拉近俄烏關系的工具。如前所述，雖然烏克蘭西部地區部分民眾信奉天主教，但全烏總體上還是以信奉東正教的民眾為主，這與俄羅斯的主流宗教信仰相同。而與烏克蘭東正教淵源深厚、且間接統轄部分烏克蘭正教會的大牧首就在莫斯科，且與奉行文化保守主義的普京政府過從甚密。據統計，在2008年時，約有50%的烏克蘭東正教徒從屬於「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的烏克蘭正教會」。而這些教會名義上的宗主教基裏爾一世，是普京的堅定擁躉。
   
    基裏爾一世自2009年上任後，就成為普京推行反西方價值觀政策時在意識形態領域最有力的支持者。例如他公開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並將同婚法律納粹德國的法律相比較，聲稱「同性婚姻立法與人類的道德本質相悖」。他也對西方的世俗主義、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頗有微詞，認為這些不是自然產生而是受教育和電視等現代傳媒影響導致的不好的現象。而在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運動團體「暴動小貓(Pussy Riot)」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進行一場行為藝術並用粗暴的語言攻擊普京和基裏爾一世後，他對她們的行為進行了譴責。這次事件是俄羅斯意識形態領域進步與保守的碰撞，而東正教在其中很鮮明的站在普京一方。
   
    俄東正教組織及價值觀不僅在國內扮演了抵禦西方「文化入侵」的中堅，還成為俄羅斯向周邊國家施加「軟實力」影響的法寶。蘇聯解體以來，親俄東正教會是俄烏之間重要的文化連接和民間交流的橋梁。俄羅斯也以此作為拉近烏國民眾感情、吸引保守勢力尤其宗教保守分子、培植親俄力量的手段。在俄羅斯人聚居的克裏米亞半島、頓巴斯地區和敖德薩州，親俄東正教會、教堂更是俄羅斯族居民相互聯絡、加強內部團結甚至政治與民族動員的機構和場所。
   
    對此，烏克蘭方面也進行了反製。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的東正教徒分屬三個教會，除以上提及的「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的烏克蘭正教會」，還有「烏克蘭正教會（基輔宗主教聖統）」、「烏克蘭自主正教會」兩大教會團體。後二者都堅持獨立自主，刻意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烏克蘭天主教會更是抵禦俄羅斯東正教教義與價值觀的重要勢力。在舊加利西亞地區和基輔，信仰天主教的烏克蘭人具有更強烈的親歐美和反俄傾向。而最新的「大動作」，則是在2018年12月，從屬於莫斯科聖統的正教會的部分成員宣布與另兩個上面提及的教會團體合並組成新的「烏克蘭正教會」，且在成立前獲得了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東正教名義上的最高領袖）的首肯。成立後的2019年1月，普世大牧首巴塞洛繆一世正式簽署了認可烏克蘭東正教會擺脫俄羅斯宗主教領導的獨立法令，波羅申科也出席了儀式。而基裏爾一世在內的俄羅斯方面則宣布不承認這個新成立的自主教會，並譴責了君士坦丁堡方面。而一部分烏克蘭東正教會依舊承認莫斯科正教會的宗主權。於是，從烏克蘭國內到整個東正教世界，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與對抗。這也證明了，宗教與政治、民族往往有密切的關系，三者難以分割且相互利用。

軍事幹預、情報戰則是俄羅斯介入烏克蘭內政外交的又一利器。前文已記述了橙色革命和2013-2014親歐盟示威、克裏米亞歸俄、頓巴斯戰爭中俄情報和軍事幹預的情況，在此不再重復。軍事、情報是普京個人也是俄羅斯的強項，哪怕這兩個「強項」在文明社會很不利國家形象。但普京政權既然多次在英國等海外暗殺「叛徒」都面不改色、在車臣用坦克轟擊平民也不顧忌國際影響，對必爭之地烏克蘭動武又有什麽抹不開面皮的呢？而且在經濟、文化手段均受挫時，軍事就成了必然選項。發生在2018年5月的、流亡在烏克蘭的俄羅斯記者阿爾卡季·巴布琴科(Arkady Babchenko)「遇刺復活」事件，就是俄羅斯暗殺戰、情報戰及俄烏鬥法的一個典型案例。該事件曲折離奇，較為復雜，在此就不詳述了。總之，暴力手段也是俄羅斯對外慣常的手段。敘利亞和烏克蘭是俄羅斯直接軍事幹預的兩個案例。從結果看，在敘利亞的幹預到目前為止是成功的，無論戰略還是戰術層面。但在烏克蘭，俄羅斯取得了戰術和中短期戰略上的勝利，但從全局和長期戰略看，俄羅斯大抵是輸掉了在烏的博弈。雖然俄羅斯依靠武力吞並了克裏米亞半島、將頓巴斯部分地區從烏克蘭分離出去，但導致其余的烏克蘭、基輔政權全面倒向西方（雖然未來有翻轉的可能）。
   
    而對俄羅斯來說，對外幹預最大的法寶無疑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更準確說是利用社交媒體的假新聞、網絡水軍和黑客。這是俄羅斯唯一一個對西方擁有絕對優勢且近年「功績卓著」的攻擊手段。其最大成就就是被CIA「官方認證」的「幹預2016年美國大選」，並成功令特朗普當選總統。此外，英國脫歐、法國「黃背心」運動也都有俄羅斯網軍引導的身影。同樣，俄羅斯對於烏克蘭也發起持續的網絡戰。根據「觀察者網」引述「自由歐洲電臺」對一位曾「臥底」俄羅斯最知名網絡戰基地「互聯網研究中心」的俄羅斯青年馬拉·博克哈德的采訪內容，在「錄用」這些雇用的水軍時，會詢問他們對頓涅茨克問題的看法；而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針對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而《大西洋月刊》和《衛報》也都披露了俄羅斯用網絡水軍對烏克蘭發動信息戰（類似於中國「網絡評論員」的「輿論引導」）、雇用黑客入侵反普京的組織、記者、作家郵箱等網絡戰詳情。而前面提到的最著名「水軍」基地「互聯網研究中心」，位於聖彼得堡。據美國獨立的、以報道嚴肅政治新聞見長的媒體「BuzzFeed」對俄羅斯網軍有過系統報道。其中提到，僅在2014年一年，「互聯網研究中心」得到俄政府的撥款就達1000萬美元。而每個「網評員」基本工資則約合人民幣4000多元。
   
    當然，因為這種匿名水軍引導輿論、網絡宣傳和黑客攻擊，都是較為隱匿，因此即便有許多報道，但更多細節尚未被披露與核實。不過從效果看，這種網絡假新聞和輿論引導是很有作用的。如前所述，它在美英法等國都起到了明顯的效果，完成或部分的達到了破壞西方國家政治和社會秩序、扶植其代理人等目的。既然在文明發達的西方大國都取得「輝煌」成就，對付相對弱小的多且同屬東斯拉夫語系和使用西裏爾字母的烏克蘭，就更為容易了。在嚴峻的形勢下，烏克蘭向北約求援。而英國派出了專門負責社交媒體安全和信息戰、且與軍情五處、六處密切合作的「第77旅」中的幾支軍人小組赴烏支援，抵禦來自俄羅斯的攻擊。但這顯然是杯水車薪。英國因假新聞和網絡水軍的破壞，導致脫歐公投意外「過關」，而總部在英國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刺探Facebook用戶數據、操縱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都暴露了英國自身在信息戰與對抗假新聞方面的脆弱。因此，派出一支「小分隊」級別的軍人支援烏克蘭，恐怕不會有多大作用。
   
    那麽俄羅斯對烏網絡戰究竟起到了怎樣的影響呢？臺灣《上報》刊登的一位名叫張智程的學者的文章《最可怕的假新聞從來不是中天那種》，對此有很獨到而準確的分析，摘錄在此：
   
    「烏克蘭的「基輔之春」也是反俄民族主義，但操刀信息戰的普丁團隊卻把烏克蘭內部的反俄風潮看作是機會而非威脅。俄羅斯的戰略家操作信息戰……便是乘機利用民主製度內部存在的任何「矛盾」：每個民主國家社會內部皆存在各種政治議題的對立與矛盾……俄羅斯的信息戰操作就會發動網軍和媒體展開假新聞攻勢，以激化民主社會的內部矛盾達到最大程度為目的。
   
    因為民主製度必然需要立場對立的陣營……達成「妥協」的「共識」……任何矛盾最後演變成對立深化到無法妥協，那麽這個國家的民主機製就會出現破綻。信息戰的奧義，正是要讓民主國家內部各種議題中抱持不同立場的公民彼此對立深化到無法妥協甚至相互敵視，那麽最終民主就會自己出現破綻而無法正常行使他本來的機能。
   
    俄羅斯這幾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反俄的烏克蘭社會拆的支離破碎。研究這個俄羅斯的「政治技術」的相關論文很多，幾乎所有的結論都會告訴你，信息戰的核心戰術不是買到讓你烏克蘭的媒體撲天蓋地的親俄舔俄，這是次要的。他主要的「戰爭藝術」還是在烏克蘭內部的任何社會爭議中成功帶動風向，搞的你們社會彼此對立、無法形成安定的政治運作、導致民主支離破碎。
   
    而被拆碎的還不只是烏克蘭，俄羅斯網軍更不費一兵一卒讓整個歐洲遍體鱗傷，用信息戰導致歐洲各國內部的民主全都支離破碎。2016年歐盟和北約在芬蘭赫爾辛基成立了專門因應俄羅斯信息戰對策的智庫「歐洲混合戰威脅對策中心（The European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這個智庫的專家開始針對歐洲國家的社區軟件進行數據分析以後，明確掌握到過去幾年來歐洲的重大事件，從英國脫歐，法國一七年總統大選，加泰獨立公投，到法國的黃背心行動等這幾年來撼動歐洲各國社會根基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後，全都有俄羅斯網軍活動帶風向的明確證據。」
   
    這篇文章的用意是要臺灣警惕大陸的「網絡戰」，因而借用俄羅斯對烏克蘭及歐洲（本文未提及美國，雖然美國才是遭俄網絡戰最嚴重的）的網絡戰做例子（關於陸臺問題，及是否與俄烏類似、大陸是否對臺發動網絡戰或程度如何，是很復雜的問題，與本文無關，我在此不做評述）。不談其它，僅就文章對俄羅斯的網絡戰手段、目的、影響的分析而言，本文是很準確的，也與我前面的論述、其他媒體的報道一致。對俄羅斯而言，它並不是一定要讓攻擊對象國轉向親俄，更不會直接宣傳親俄思想，而是通過傳播謠言、製造仇恨與對立、進行破壞，以擾亂正常的民主運作和公民社會運轉，讓相對正直、善良的政治家遭受聲譽損傷，而流氓惡棍卻可渾水摸魚，而最終俄羅斯、普京會從中受益。這一點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表現的最為明顯。而對烏克蘭，自然也是如此。
   
    新上任的澤連斯基，有無受到俄羅斯網絡戰的助攻呢？從以上種種跡象分析，是有的。澤連斯基是否親俄呢？不一定。但如前所述，他絕沒有波羅申科、季莫申科、尤先科那樣堅定的反俄。只要澤連斯基的烏克蘭不再像此前這幾位反俄政治人物那樣全面倒向西方，普京就有隙可乘。沒有政治經驗、又受寡頭影響的澤連斯基，是很容易被俄羅斯利用乃至一定程度的操縱的。
   
    普京政權「多管齊下」之下，烏克蘭自然體無完膚。無論哪個領導人上臺，烏克蘭都難以真正擺脫俄羅斯的影響。當然，俄羅斯完全有權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參與國際政治，也有必要製衡美國的霸權主義，但不應損害他國人民利益、製造惡行。而普京的所作所為，已經偏離、超出了正常的維護國家利益的範圍和程度。而烏克蘭，顯然是受害相對最嚴重的國家。烏克蘭有約四成較親俄的民眾、兩成俄羅斯族人（包括克裏米亞半島），俄羅斯保護他們的安全和利益同樣有情可原。可事實上，從具體的手段到長遠的目的，普京都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在做這些，而是試圖將烏克蘭作為棋子、犧牲品，對歐洲、歐盟進行幹擾、分化和破壞，製造暴力、鞏固自身統治、推廣保守價值觀，並摧毀平等博愛、自由民主、進步開放等現代文明價值。而這些作為，也並不真的利於保護俄羅斯籍公民、俄國內外俄羅斯族人的利益。在俄羅斯國內，腐敗與暴力猖獗，貧富差距懸殊，社會腐爛，普京利用石油收入提供福利加暴力恐怖來維持穩定，人民尤其平民沒有真正的自由與尊嚴。這樣的政權不可能給他國帶來文明，而更多是傳播普京政權的人文與經濟疫病，給歐洲乃至世界人民製造災難。
   
    因此，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大多數幹預、影響，都是負面的，沒有尊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民族獨立，侵犯了烏克蘭的國家利益，與烏克蘭的發展進步背道而馳。即便對於親俄民眾和烏國俄羅斯族人，依附普京政權從長遠看也不利於他們爭取真正的獨立自主和尊嚴權利，只是「出了虎口，又入狼窩」。據報道，克裏米亞「回歸」俄羅斯管轄後，腐敗、官僚主義反而更加猖獗，而生活水平也未有提高。烏克蘭的俄羅斯族人面臨烏中央政府的不公對待與西部極右翼勢力的威脅時，的確需要來自同民族國家的保護。但只有一個法治透明、文明正直、願意承擔國際責任的俄羅斯及其政權（而非普京政權），才能夠、也才會真心的為他們在烏克蘭國內和國際社會上討公道，而不是把他們當成霸淩他國、威脅歐洲的工具。
   
    由於國力差距、普京政權的陰鷙，以及國內政治勢力的復雜，烏克蘭任何掌權者都無法抗拒來自俄羅斯的滲透、幹預。如果由親俄勢力把持政府和議會，自然會進一步依賴俄羅斯。而這會導致親歐厭俄民眾的反彈，例如「橙色革命」和2013年底爆發的示威。而對親西方的基輔府院而言，唯一有可能抗衡俄羅斯的方式，就是全面倒向西方，得到歐美的支持，借力打力。其實，烏克蘭親西方，不僅是為了發展、文明、進步，也是面對俄羅斯咄咄逼人攻勢而不得已的行為。但這反過來也加劇了對俄有好感的烏國民眾（尤其俄羅斯族）的親俄傾向、刺激了俄羅斯「保衛最後緩沖區」的決心，克裏米亞「歸俄」和頓巴斯戰爭就是例子。於是烏克蘭就被國內的親西方和親俄民眾撕裂，而美歐和俄羅斯兩大勢力的進一步介入更火上澆油，國家處於長期的對立、動蕩、沖突之中。這種內耗不僅影響國民的團結和政治的穩定，也波及到經濟發展、文化交流、外交關系。總之，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幹預性質是負面的、手段是野蠻的、後果是惡劣的，而且在中短期內沒有改變的可能。

（八）前路艱難的未來：烏克蘭向何處去
   
    如上所述，澤連斯基執政後，烏克蘭的政局、對外關系都有了更多不確定性，一度明朗的烏內政外交再次進入新的變化、調整期，而這些變化的影響如何更是難以被充分預知。但另一方面，烏克蘭經濟、社會治理、民族等領域的沈屙痼疾依舊存在，無論是澤連斯基還是其他領導人都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
   
    首先，對烏克蘭而言，經濟停滯和周期性衰敗已經是獨立後的常態。澤連斯基及其團隊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給出什麽新穎的解決方案。上文所述的那些「簡政放權」措施只是小修小補，即使這些修補也可能像以前一樣不了了之。因而，烏克蘭經濟大概率會繼續像過去一樣，總體呈緩慢的、不穩定的增長，間或包括嚴重的危機、下跌。而經濟結構的基礎依舊以農業、傳統重工業為主，在此之上漂浮著占比更大但缺乏穩定與質量的服務業。重工業為支柱的經濟結構，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象征著發達與進步，但如今卻是經濟沒落的象征。雖然如軍工、航天、機械製造等行業依舊散發著獨特的光彩，但如果不能提高科技含量、增強競爭力，最終也必然「無可奈何花落去」。如果澤連斯基放緩烏克蘭融入歐洲的步伐，來自歐盟發達國家的技術、人才、資金援助會更稀薄。如果沒有外部資金和技術的挹註，烏克蘭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轉型的成功必然遙遙無期。
   
    其次，烏克蘭人對腐敗、寡頭幹政、官商勾結深惡痛絕，對曾在虛構的影像故事中「反腐打寡」的澤連斯基抱有很高期待，希望他改變烏克蘭貪腐橫行、效率低下的官僚體系，打擊寡頭。但現實不是電視劇，澤連斯基在電視劇《人民公仆》中的所作所為不可能在現實實踐。影視作品中主人公可以大刀闊斧的整治吏治，因為編劇可以隨意編排劇情以取悅觀眾。但現實中，澤連斯基反而更要依賴腐敗但龐大的官僚體系，更可能取悅而不是打倒他們。即便清除了一批舊官僚，也只是為安插自己的親信提供條件罷了。至於清除寡頭，就更是天方夜譚了，他自己就是烏克蘭最臭名昭著的寡頭之一扶植的。即便「清除」了幾個與「太上皇寡頭」科羅莫伊斯基對立的寡頭，也不過是寡頭之間、政治人物之間的利益之爭、「城頭變幻大王旗」罷了。
   
    第三，持續了上百年的民族矛盾，及衍生出並相對獨立的宗教問題，同樣不會在中短期內得到有效解決。烏克蘭族與俄羅斯族、親歐與親俄民眾之間的對立，以及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的隔閡、東正教會的分裂，都是由復雜而持久的歷史與現實沖突、利益紛爭造成，除非有極具領導力和偉大的政治家如曼德拉那樣，才可能一定程度彌合分歧，達成和解，但也不可能根治沖突。而烏克蘭中央政府沒有打算實行聯邦製，甚至拒絕承認俄羅斯語為官方語言之一，這讓折中妥協也成了泡影。而如果選擇親俄，同意實行聯邦製和俄語官方化，但俄羅斯繼續插手烏內政，又會導致烏親俄勢力的分離主義基礎更為牢固，勢必讓烏克蘭陷入更大的險境，也會引發親西方民眾的反彈。澤連斯基對這些又能有什麽辦法呢？他的執政能力和經驗並不高於此前任何一位烏克蘭總統或總理。
   
    第四，在對外關系方面，澤連斯基更難以被看好，且烏克蘭外交政策將發生較大變化。他的前任波羅申科已與西方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系，並逐步推進融入歐洲的計劃。但澤連斯基上任後，這一切都可能被推倒、改變。沒有清晰的、有計劃的、堅定的外交政策綱領，是澤連斯基相對於幾位前領導人突出的缺點。沒有經驗的領導人，是最容易被操縱、引誘的。因此，即便澤連斯基真的為烏克蘭好，他也不可能比波羅申科、亞采紐克等人做得好，相反一定更差。他的當選就註定了烏克蘭自2014年以來試圖加入歐盟、融入歐洲主流的努力夭折或停滯。只要烏克蘭無法像2014-2018年那樣有序的融入西方，普京就有隙可乘，將烏克蘭拉入其對歐戰略軌道。此外，親近普京、對人權問題無感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後，烏克蘭也基本喪失了美國的實質支持，這更利於普京的對烏戰略。而烏克蘭與中國的關系則相對簡單，在澤連斯基任上應該不會有重大變化。對烏克蘭而言，與俄羅斯、歐盟、美國三個政治實體的關系最重要，也最棘手。
   
    總之，我認為澤連斯基當政後的烏克蘭，總體上（尤其在外交、國防、政治改革領域）變得更糟的可能性要遠大於變好。
   
    但烏克蘭已經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失敗之國」了嗎？並不是的。烏克蘭有著廣袤的國土，是除俄羅斯外歐洲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也是領土全在歐洲的歐第一大國），面積是德國的1.6倍、英國的2.4倍，且國土幾乎均為平原，河網密布，資源豐富，適於生活和生產。它也有4200多萬人口，是東歐第一人口大國。領土和人口是構成主權國家的兩大基本要件，而烏克蘭在這兩方面都名列全歐前茅，在世界上也排名靠前。這就意味著烏克蘭的經濟潛力巨大，不僅勞動力豐富，更有著龐大的消費市場，若能實現經濟騰飛，將成為歐洲乃至世界舉足輕重的大國。雖然自蘇聯解體以來，烏克蘭人口常年呈負增長，出生率低於死亡率、凈流出嚴重，但如果經濟扭轉，人口流出自然會得到遏製，甚至恢復至解體時的5000萬人口。反之，如果烏克蘭經濟繼續衰退、社會治理與民族矛盾繼續惡化，人口將繼續下降。據地圖資訊網站「FactsMaps」估計，2050年的烏克蘭可能只有約1780萬人。從長期看，烏克蘭的未來是經濟、社會、人口的良性循環，還是惡性循環，事在人為，現在沒有明確答案。
   
    此外，烏克蘭的經濟並非一無是處。相反，其機械製造、鋼鐵、航空航天、工礦開采與加工、汽車與船舶製造等行業均處於世界前列。只是由於世界經濟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而烏克蘭以上的行業不僅本身性質就是傳統重工業，而且沒有進行技術和產品升級，導致相對沒落。但就其工業潛力、體量，是有重塑和騰飛的基礎的。這一點上，烏克蘭與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類似，均是工業體系健全但產品品質較差、缺乏技術含量。它既是致命缺點，又有變革的基礎。中國在數十年間將毛時代的低質量工業轉型為與國際接軌的新型工業體系，烏克蘭為什麽就不可能呢？何況當今烏克蘭的工業技術含量並不低，起點要高於當年的中國。如果經濟能得到根本改善、國家收入與國民所得都能大幅提高，烏克蘭的社會矛盾自然就會很大緩解，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也會提高，就有了充分抗擊外部壓力的物質基礎。而動用國家力量強製促進經濟轉型、大力發展教育以提供優秀人才，是挽救經濟衰敗、實現快速發展的兩個關鍵突破點。
   
    關於民族沖突、教會分裂、對外關系，烏克蘭各方及國外力量如果真心希望和平，就要懂得相互妥協，將心比心，努力達成一個符合各方最基本利益、滿足「最大公約數」的和平與共存框架。同為斯拉夫人且歷史上曾親如兄弟、共禦外侮的烏俄兩大民族，應該互諒、團結，共同反對腐敗、專權的統治階級，而不是變成美俄帝國競爭的工具。當然，現實的利益沖突下，這一切很難迅速實現。但一切都在變化之中，且事在人為，俄烏對立不應也不會是永久的。此外，烏克蘭需要警惕俄美雙方的霸權主義與不良企圖，更多選擇與歐盟接觸，才是拓展國際關系和維護國家利益的較佳外交策略。此外，無論誰掌握了權力，都應該兼顧不同民族、群體的利益，妥善、公平的解決歷史遺留和現實問題，而不應該在雙方都有過錯的情況下偏幫一方、製造民族歧視與壓迫。
   
    而在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打擊寡頭與腐敗方面，烏克蘭人也是有選擇的。如果烏克蘭人民能夠真正向西歐、中歐學習，提高自身政治素養、努力參與政治與公民運動、肩負其作為公民的責任，這些痼疾並非不能被鏟除或部分解決。而政治人物也應該減少私鬥，勇於為公而戰，履行作為從政者的基本責任。另外，政治多元化也是烏克蘭政治進步與社會文明的前提。如今烏克蘭與鄰國俄羅斯、波蘭等類似，均為右翼輪流掌控政府並占據議會大多數議席，左翼政黨被邊緣化。這種意識形態保守化、單一化政局不利於政治革新、政黨良性競爭、保護弱勢群體權利。如果有以促進社會公正、對抗寡頭與反對依附主義、推動進步與平權的左翼政黨崛起，將會為烏克蘭帶來轉機，更是有利於勞工階層、婦女兒童、LGBT群體等較弱勢社群權利的維護和拓展。但這一切需要烏克蘭政界人士、社會活動家、學者、新聞工作者、普通工農和職員等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而不是指望澤連斯基或任何人做「救世主」，一切還要靠烏克蘭人民自己的覺醒與抗爭。「橙色革命」和2013-2014年的遊行乃至「革命」已經證明了烏克蘭人的勇氣、與強權抗爭的行動力與精神。但未來，烏克蘭需要更多建設性的變革。有「破」固然重要，有「立」更為關鍵。
   
    總之，從中短期看，烏克蘭的內憂外患難以得到解決，甚至澤連斯基上臺後還有更趨復雜的境況。但從長期、更遠的未來而言，烏克蘭有著巨大的經濟潛力與廣闊的社會發展前景，只是需要烏克蘭人民持久的努力與鬥爭。前路漫漫、世事艱辛，對於烏克蘭國家、民族、每個國民，均是如此。但願這個既曾有過輝煌文明史、又飽經磨難的民族，終有一天實現真正的自強、自由、自主，每個國民都能生活在文明、和平與繁榮的國土。

威權國家的基本狀態

當國際社會的目光聚焦於戰火紛飛的中東、動蕩不安的委內瑞拉，對東南亞的關註也多集中於緬甸和越南時，中南半島的另一個國家正在相對「寧靜」的逐步向專製倒退。它就是政治強人洪森統治下的柬埔寨。

柬埔寨民主政治破滅、專製主義回歸最直觀的表現，就是2018年柬埔寨大選的結果，以及它與2013年大選的對比。2018年8月15日，柬埔寨國家選舉委員會宣布，洪森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贏得國會全部125個議席。而僅僅在5年前，柬埔寨還在政黨輪替的邊緣：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以44.5%的得票率奪得55席，僅次於人民黨以48.8%得票率奪得的68席。而且反對派這樣的成果，還是在反對派及國際觀察人士普遍認為執政黨方面存在大量舞弊行為的前提下取得的。但即便這樣的結果，也足以讓反對派對洪森政府進行有力的製約。然而隨著洪森政權對反對派一連串的削弱、打壓，柬埔寨的民主日益萎縮，至今幾乎消亡。

那麽，這5年間，柬埔寨究竟發生了什麽？柬埔寨民主與專製鬥爭的歷史脈絡大致是怎樣的？為什麽柬埔寨曾經有過的民主政治繁榮到現在卻蕩然無存？以洪森為首的執政集團是如何破壞民主進程的？外部力量尤其中國對柬埔寨政治變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中國模式」是如何在柬埔寨及眾多發展中國家復製的？柬埔寨未來會走向何方？「中國模式」的傳染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沖擊？

民主的萌芽與衰敗

柬埔寨民主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法屬印度支那時期。法國殖民統治期間，在柬埔寨推行法文和西式教育，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也逐漸傳播開來，尤其對上流階層和知識分子產生了較大影響。而許多赴法留學的高棉裔和柬埔寨華裔留學生，更是後來柬埔寨多次政治革命中的骨幹（波爾布特就屬於較晚的一批曾在法國留學的柬留學生）。日占時期過後，法國殖民統治搖搖欲墜。很快，在西哈努克和柬埔寨人民的努力下，柬埔寨擺脫了殖民統治，宣告獨立。與民族獨立運動同時興起、在柬埔寨獨立後更為蓬勃發展的，是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

與中國官方輿論宣傳營造的形象相反，西哈努克並不是一個寬容大度、支持自由民主的君主（至少他掌握實權時不是這樣的君主），而是一個希望把國家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專製國王。從1953年到1970年，西哈努克在掌權的17年間，不斷的打壓左右兩翼追求民主政治的力量。在1950年代中期，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柬埔寨完全可能在當時就開啟民主化。但西哈努克利用暴力鎮壓、分化瓦解、耍弄政治陰謀等手段打擊反對派人士，摧毀了通過參與選舉和議會鬥爭追求民主化的民主黨、高棉獨立黨、人民協會等黨派，驅逐了名望甚高的政治家山玉成、符寧等政敵，獨攬大權。此後，民主運動陷入低潮，一部分反對派人士走上武裝鬥爭之路。西哈努克的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為，堵死了和平實現民主化的道路，也為後來朗諾為首的右翼軍人政變和紅色高棉的崛起埋下了禍根。

1970年，朗諾發動政變，推翻了西哈努克的統治，建立右翼軍人政權「高棉共和國」。1975年，紅色高棉攻陷金邊，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統治，其血腥屠殺致使150萬-300萬人死亡。1978年底，柬越戰爭爆發，次年初建立由越南扶植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於1989年改名為「柬埔寨國」）」，於1991年放棄一黨專政體製和馬列主義。1993年柬埔寨舉行大選，並於當年恢復君主製和國名「柬埔寨王國」，開始了國家的重建。而這23年間，柬埔寨始終處於專製之下，完全沒有民主或只有形式上的民主。

1993年時，柬埔寨主要有西哈努克長子諾羅敦·拉那烈、洪森、宋先、紅色高棉四股勢力。其中最具實力的，就是洪森領導的派系。

洪森又名雲升、韓森，1952年出生。1970年，他放棄在金邊的學業加入柬埔寨共產黨（即紅色高棉），後升任為團長，並在戰鬥中失去右眼。1975年紅色高棉占領金邊，不久後就開始了大屠殺。此後數年，波爾布特對柬共內部的清洗也逐步展開。1978年，一些不甘坐等被清洗的軍官如曾任紅色高棉部隊師長的韓桑林等人，決定逃往與波爾布特交惡的越南，洪森也在其中。不久後柬越戰爭爆發。越軍攻占金邊後，韓桑林任國家革命委員會（相當於中央政府）主席，年僅26歲的洪森任副主席兼外交部長。相對於親越、親民的韓桑林，洪森與越南若即若離，政治手腕更為高明，且在軍隊中威望甚高。1985年，洪森擔任總理，韓桑林的權力被削弱。1990年越軍撤出柬埔寨後，韓桑林進一步被洪森排擠，後者掌握了柬軍政大權。洪森在賓索萬、謝辛等政權高層同僚中脫穎而出，並從韓桑林的下級逐步變成柬實權領袖，還架空了這位「開國元勛」，其權鬥之能已初露頭角。

民主再興與威權政治並存

1993年，柬埔寨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了民主選舉。如前所述，這時的柬埔寨主要有四股勢力。一是洪森和韓桑林等親越的前紅色高棉軍人集團，他們組成了柬埔寨人民黨（1979-1991年稱為「柬埔寨人民革命黨」），也是此時柬埔寨最具實力、尤其軍事力量最強的勢力，並得到了越南的全力扶植；二是西哈努克及其支持者。西哈努克這時的威望很高，也是得到國際普遍承認的柬埔寨領袖（而洪森、韓桑林則被認為是越南的傀儡而不被國際認可）。他的兒子諾羅敦·拉那烈組建了保王主義政黨奉辛比克黨，該黨深得民心，在尊奉王室思想強烈的農村更是得到普遍支持，但武裝力量弱小是其致命缺點；三是柬埔寨前首相宋雙控製的佛教自由民主黨。宋雙是親西方的反共主義者，得到了美國和泰國的大力支持，國內的支持者也以親美派為主，軍事實力不俗；第四股勢力就是波爾布特率領的紅色高棉殘部，其勢力範圍局限於以拜林省為中心、鄰近泰國的西部邊境地區。他們雖然孤立無援，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波爾布特仍有數千士兵，憑借出售寶石和木材等當地資源維持補給，短時期內難以被剿滅。

由於紅色高棉宣布抵製大選，只有其他三股勢力參與了1993年柬埔寨國會選舉。選舉結果是，在全部120個議席中，奉辛比克黨獲得58席，人民黨51席，佛教自由民主黨10席，還有一席被一個叫做「柬埔寨民族解放運動」的小黨獲得。這樣，沒有任何一個黨派超過國會半數議席。而更重要的是，手握兵權的洪森，並不願意把首相大位拱手讓給沒多少軍事力量的拉那烈。於是，洪森的人民黨指責選舉存在舞弊，並就此向聯合國控訴。

在新政府難產、權力分配問題出現僵持時，洪森的部下（他們的利益當然是和洪森一致的）諾羅敦·夏卡朋和辛松發動了武裝叛亂，聲稱要將部分省份從柬埔寨分裂出去，並攻擊這些省份中奉辛比克黨和佛民黨的分支機構。洪森則稱是舞弊行為導致他們不得不製造分裂。最終，在聯合國調停下，由西哈努克出任國家元首，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任第二首相，但二人有相同的行政權，且洪森兼任柬埔寨王家軍聯合總司令。權力分配告一段落後，夏卡朋和辛松也放棄了分裂行為，這場政治危機才得以化解。

1993年大選前前後後的一系列權力鬥爭，以拉那烈、洪森分享權力而告一段落。對洪森而言，他沒有完全贏得權鬥的勝利，但至少保住了國家領導人（之一）的位置，還成為柬埔寨實際上的最高軍事統帥（名義統帥是西哈努克），將軍權名正言順的控製在了自己手中。

新政府成立後，雖然作為「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在名義上的地位要略高於洪森，但卻沒有軍權。政府中的官僚也多是舊政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遺留下來的，這些人是忠於洪森的。於是，拉那烈步了韓桑林的後塵，其權力日益被洪森削弱，他這個「第一首相」的位子也逐漸被架空。

但拉那烈不甘於將權力拱手相讓。他的奉辛比克黨還是有一定實力的，1993年大選結果就說明了這一點。此後4年間，拉那烈與洪森因利益沖突、政見不和，不斷發生沖突。1997年，洪森撕破了和平面具，發動了軍事政變，用武力摧毀了奉辛比克黨總部，拉那烈也逃亡到國外。雖然後來在西哈努克的調停下，拉那烈返回國內，與洪森達成和解。但拉那烈不得不放棄首相一職，改任沒有多少實權的議會議長。而洪森成為了唯一的首相、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柬埔寨實際統治者。1998年大選，占據權力和資源優勢的人民黨奪取了過半議席，奉辛比克黨雖仍獲得超過三分之一的席位，但喪失實權的後者已無力製衡洪森和他的人民黨執政集團。

大權在握的洪森，利用高壓和暴力，破壞國際社會和柬埔寨有識之士建設民主製度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暴行，就是對新聞記者的殺害和恐嚇。1997年政變期間，洪森控製的軍隊就對反對派媒體進行了嚴厲的掃蕩，包括殺害記者和攝影師、關停所有反對派報章。有40多名記者因此逃到了鄰國泰國。緊接著，反對派人士桑蘭西的支持者集會遇襲，軍方對調查該事件的記者進行恐嚇，威脅要殺死參與調查的記者。而威脅記者的洪森近衛部隊第70旅的兩位軍官Huy Piseth和Hing Bunheang不僅未被處罰，還得到升遷。洪森製造的寒蟬效應，使各獨立媒體不得不噤聲，而禦用媒體則壟斷輿論，為洪森強化專製、愚化國民打下了輿論基礎。

洪森借政變和大選勝利之東風，將親信安排在政府各重要職位，實現了對政府的全面控製；確認了軍方對他的忠誠，並將軍事彈壓作為打擊反對派的慣常手段固定下來；繼續打擊奉辛比克黨和佛教自由民主黨（此時已解散）在中央和地方的殘余勢力；在黨內強化個人權威，進一步邊緣化了元老韓桑林、謝辛等人……

但洪森並未徹底摧毀柬埔寨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構。無論是普遍選舉，還是多黨製、議會與基層的政治多元化，仍舊得到了保留。之所以如此，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外部因素最為重要。這個1993年才誕生的新政權，是聯合國一手「操辦」的，其建國的預備、大選、權力分配，都有聯合國和美歐中越泰等國的參與。這也就意味著國際社會對它有更多幹預的權力和責任。如果洪森貿然取締所有反對黨，實行一黨專製，會引起國際社會強烈的譴責和製裁。而以洪森當時的實力和威望，是難以應對的。而在國內，此時仍有多股政治勢力在博弈，紅色高棉殘余也未徹底清除。如果西方幹預和製裁的力度足夠大，在內外夾擊下，洪森政權就很可能垮臺。因此，洪森選擇了抓住軍權、打垮政敵，但保留部分民主政治架構的做法，既掌控了國家，又不至於遭受內外強烈的反彈。這就為政治多元化留下了一定的空間。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新的政黨–桑蘭西黨悄然崛起。

民權運動的活躍與民主政治的曙光

桑蘭西黨的前身為高棉民族黨，於1998年更名為桑蘭西黨，後與柬埔寨人權黨合並組建為柬埔寨救國黨。而桑蘭西始終是該黨及其後繼者救國黨的靈魂人物，也是洪森近20年來最主要的政敵。

桑蘭西1949年出生於一個政治世家，是華裔柬埔寨人。和此前的許多柬埔寨民主人士一樣，他也曾經在法國留學。他熱衷於政治，是奉辛比克黨的創建人之一，1993年即當選國會議員並擔任財政部長。但後來因政見不合，退出了奉黨，組建了高棉民族黨。1998年大選，已改名為桑蘭西黨的該黨得到了14%的選票和15個國會議席，成為繼人民黨和奉黨之後的第三大黨。桑蘭西黨持高棉民族主義立場，反越南情緒強烈，傾向於維護工人階級利益，在城市知識分子和中下階層中有較多支持，與奉黨的支持群體多有重疊。而洪森為了製約奉辛比克黨在民族主義者和基層民眾中的影響力，就默許了桑蘭西黨的發展。

不同於奉辛比克黨利用西哈努克威望和王室影響力吸引支持的路徑，桑蘭西黨的發展壯大是自下而上的，平民而非貴族是它的中堅，這就讓它比奉黨有更加穩固的社會根基。桑蘭西黨及它的後繼者救國黨，成為了柬埔寨現代社會運動、公民運動的開創者和主導者。柬埔寨的勞工運動、農民地權運動、爭取集會和遊行示威自由的運動、爭取司法獨立運動、反腐敗運動、女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等各種追求社會公正、政治自由、人權與法治的抗爭運動，都是由桑蘭西黨/救國黨發起、主導。其中，維護工人權利的勞工運動和維護被強征土地的失地農民權利的運動最為激烈，也最有聲有色。在中國，工人被剝削、失地農民得不到合理補償，往往只能忍氣吞聲，但柬埔寨卻有政黨和NGO組織這些弱勢者聯合起來，為權利和尊嚴與政府、資本家博弈。哪怕前者往往也是敗多勝少、屢遭打壓，卻至少有了對強者的反抗與製衡，而不是一邊倒任人宰割。如金邊萬谷湖開發中NGO與湖畔居民對抗政府與開發商野蠻強征土地的事件，就是民間有組織抗爭的典型案例，也是公民運動的一個樣本。

柬埔寨的公民社會也在這一系列的運動中逐漸成長了起來，而桑蘭西和他的政黨功不可沒。因此，桑蘭西和他的政黨的支持者也越來越多，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城鄉貧民、民族主義者等階層和群體大多都由支持奉黨或人民黨轉向支持桑蘭西的政黨。而首都金邊的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更為進步，公民意識強烈，是桑蘭西黨支持者比例最高的區域。在2003年大選中，金邊直轄市是桑蘭西黨得票占優的唯一一個一級行政區（其余24個省份均為人民黨得票占優）。

如前所述，在桑蘭西黨發展初期，洪森是把它當做削弱奉辛比克黨的力量來對待的。而桑蘭西黨後來的發展卻超出了他的預料。在1998–2008年，桑蘭西黨取代了奉辛比克黨在柬國民中的影響力，也蠶食了後者的國會議席，2008年大選時奉黨在國會僅余兩席。洪森削弱奉黨的目的的確達到了。但面對桑蘭西黨策動的社會運動的蓬勃興起，洪森逐漸對它產生了戒備。但人民黨當時的統治依舊穩固，大權在握的洪森不認為桑蘭西黨能挑戰他的執政地位。現實某種程度也的確如此。執政的人民黨擁有遠多於桑蘭西黨的資源、經費、話語權，而且據反對黨和國際機構稱，執政黨經常在大選中舞弊，所以直到2008年大選，桑蘭西黨也只取得了五分之一的國會席位。因此，洪森並沒有用暴力手段直接取締桑蘭西黨。

但他面對自己的政敵，還是進行了一些打壓行動。例如桑蘭西黨的靈魂人物桑蘭西，就在2005年和2009年遭遇兩次政治報復，第一次是被以「誹謗、應受法律製裁」為由剝奪了議員豁免權；後一次因反對柬越勘界劃線而鼓動農民拔除界碑，被缺席判處10年徒刑，導致他兩次流亡。不過他兩次都被國王諾羅敦·西哈莫尼赦免，讓他得以返回柬埔寨繼續從政。而洪森在桑蘭西第二次被赦免後依舊禁止他參加2013年大選。此外，洪森政府也通過打壓輿論遏製反對黨影響力的擴大，例如以拖欠稅款為借口關閉獨立報紙《柬埔寨日報》，英文獨立報紙《金邊郵報》也被親洪森的企業收購，只剩下親政府的報刊可以發行。

桑蘭西黨雖經歷了這些打擊，但是依舊迅速壯大。2012年，它與根索卡的人權黨合並為柬埔寨救國黨。兩黨合並後的救國黨在柬埔寨議會擁有29個席位，占到總席位（123席）的近四分之一。桑蘭西和他的救國黨並不滿足於此，而是準備在次年大選中向奪取執政權發起沖刺。

面對洪森政府的打壓，桑蘭西和救國黨為何還有如此雄心壯誌呢？除了他們通過社會運動、動員基層積累的支持，他們還有一件可以打破信息封鎖、新聞審查的利器–社交媒體。與中國不同，柬埔寨沒有「防火長城」，國民可以自由登錄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網站，通過互聯網獲取、傳遞信息。而且在2012-2013年，假新聞、謠言和誹謗還沒有像如今這樣泛濫，統治者對社交媒體的重視、利用還落後於民間反抗者。此前爆發且當時還在繼續延燒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例子。

在2013年大選前，救國黨在社交媒體方面深耕細織。救國黨每個國會議員及議員候選人都有了自己的Facebook賬號並保持活躍，頻繁更新信息，與選區民眾互動。經過長期的努力，救國黨建立了綿密的社交媒體網絡。而這個線上網絡與線下的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尤其在金邊等城市工作的勞工階層的支持和參與。這些作為柬埔寨社會的中堅和希望的青年男女，成了救國黨「Facebook救國」的主要響應者。據《南風窗》報道，「救國黨苦心經營的新媒體陣營已初見規模，包括官方網站、臉書、YouTube、推特等等。在桑蘭西的臉書專頁上，已有43萬個贊、7萬多人關註。在一個臉書用戶剛破百萬的國家，有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桑蘭西的臉書上，一天至少10條更新消息，每條消息後的留言少則數百，多則上千。後臺工作人員以桑蘭西的口吻發布各種消息，顯得更平易近人。年輕的支持者們用英、柬、法、中等至少4種語言在留言裏相互交流和鼓勵，甚是熱鬧。……可以說，在媒體宣傳戰中，人民黨占據傳統媒體的有利地形，卻被救國黨的新媒體迎頭趕上。」這段報道雖是指2014年的情況，但也是建立在之前幾年的努力之上的，2013年救國黨新媒體的規模也相差不大。救國黨的這一系列舉動，在六七年前社交媒體剛剛興起時，是很有前瞻性的。

反觀洪森政府，對於社交媒體對政治產生的影響是相對忽視的、反應是遲鈍的。他的人民黨依舊依靠報紙、電視臺等傳統媒體宣傳政績，一如既往的枯燥和浮誇。洪森本人直到2015年9月才開設了Facebook專頁。雖然人民黨在當時也沒有徹底忽略社交媒體，但是整體上重視程度和影響力都遠不如當時的救國黨。洪森政府並沒有意識到，社會運動的洪流和社交媒體的暗湧，正在對其統治的合法性形成致命的挑戰。而救國黨則認為，在社交媒體的助力下，看到國家真相和參與政治抗爭的公民們，會在這次大選中選擇他們，實現政黨輪替的。

2013年7月28日，柬埔寨舉行重建以來的第五次大選，符合資格的選民近1000萬，投票選出123個國會議席。柬埔寨的國會選舉實行封閉式名單比例代表製，即每個省份為一個選區，選出1-18個席位，並以漢狄法分配各參選政黨的席位。

根據柬埔寨國家選舉委員會的結果，執政的人民黨以48.83%的得票率奪得68席，而救國黨則以44.34%的得票率得到55席，其余政黨得票率（不包括空白票）加在一起僅有6.3%，未能取得席位。

救國黨立即宣布不承認選舉結果，聲稱選舉存在舞弊行為。將救國黨、選舉觀察組織「自由與公正選舉委員會」，以及「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國際機構的說法進行匯總，此次選舉主要有以下幾點舞弊嫌疑：1.洪森和人民黨控製的政府及選舉委員會捏造數據，在統計選票時作假；2.洪森政府利用柬埔寨五年內未進行人口普查、選民人數不清的情況，將120-130萬人從選民名冊中刪除，以便於偽造選舉結果；3.執政黨高官偽造選舉文件、把選民的身份載入不同省份的選民名冊；4.允許大量越南裔在柬居民參與投票（關於越裔柬埔寨人是否應該有柬埔寨公民權，在柬國一直是爭議問題），而越裔柬埔寨人絕大多數支持人民黨；5.在選舉中為防止選民重復投票而采用的不褪色墨水可以輕易拭去，導致選民可以在不同省份的投票站重復投票；6.柬埔寨各地均被忠於洪森的軍警控製，而高級軍官又為人民黨候選人拉票，讓選民感到恐懼，而不得不投票給人民黨。即選舉中存在暴力恐嚇行為。此外，歐盟和美國也宣稱對選舉中可能存在的舞弊表示關註。

面對這些質疑，柬埔寨政府宣稱選舉不存在舞弊行為，也拒絕進行獨立調查的呼籲，聲稱若要調查應有（被政府控製的）選舉委員會監督。於是從2013年7月28至2014年7月22日，反對黨救國黨發起了持續長達近一年的抗議活動，包括遊行、示威、罷工、集會（期間也發生暴力騷亂），抵製選舉結果，並拒絕參與組建新一屆國會和政府。而洪森則調動軍警進行鎮壓，造成許多抗議者傷亡。據《紐約時報》登載的柬埔寨前婦女事務大臣、救國黨國民大會成員莫淑華的文章所述，「上周五（2014年1月3日）在位於金邊郊區的一個工業區，數百名軍警和地方警察用AK-47和手槍向抗議者開火，至少導致四人死亡，超過29人受傷，他們當中大多是服裝廠工人。次日，警察、地方安保人員和戴著摩托車頭盔和紅袖章的暴徒對民主廣場發動了猛烈攻擊。這個公園是政府指定用來進行和平抗議的地方。他們揮舞著斧頭、錘子、金屬管和木棍，趕走了這裏的抗議者。然後，他們摧毀了這個對柬埔寨大量邊緣化公民來說少有的言論自由區、集會地點和避難所。他們推翻這裏的講臺，把一座佛壇夷為平地。他們還砸爛了揚聲器、金屬募捐箱和急救帳篷。」

雖然如此，抗爭依舊持續了下去，罷工和遊行此起彼伏，工人、農民、學生、僧侶紛紛加入抗議隊伍。此外，柬埔寨民間一直對人民黨的親越歷史與現實政策不滿，洪森又在鎮壓示威期間赴越訪問，更激怒了民眾。於是反抗專製與反越民族主義合流，反政府一方的聲勢更為壯大，讓洪森政府焦頭爛額。

強人洪森首次感到了來自人民的力量和挑戰。其實，即便退一萬步，選舉結果真實，也足以對洪森和他的人民黨造成巨大震撼。因為根據計票結果，救國黨得票僅比掌控了軍隊、財政、媒體，占盡選舉資源優勢的人民黨少4%。而聲勢浩大、難以撲滅的示威遊行，更讓洪森意識到已經無法用暴力平息變革的呼聲。而美國、歐盟和聯合國均譴責洪森的暴力鎮壓行徑，美國國會議員羅伊斯公開呼籲洪森「結束自己掌權30年的局面，辭職下臺」。而在示威運動發生後兩個月，洪森就與桑蘭西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據桑蘭西說，「在去年（即2013年）9月份的談判中，他（洪森）曾提到，總有一天我會下臺，因此希望救國黨能夠在國會中提出『特赦法案』的議案。這意味著洪森也許在為自己讓渡政治權力做打算。」而《紐約時報》的報道也提到，「一些分析人士還是認為，洪森表現出了並不常見的怯懦跡象。他擺出了一反慣常做派的和解姿態，近期曾三次與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領導人桑蘭西會面。其中一次會面的時間長達五小時，討論的重點是如何改變該國的選舉製度。……金邊獨立倡議組織柬埔寨人權中心(Cambod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主席烏威拉(Ou Virak)卻認為，洪森已經受到沈重打擊，並開始懼怕未來。烏威拉說，……這個結果『對他的自我感覺造成了嚴重打擊』。洪森在過去三年的演講中反復提到了阿拉伯之春，洪森對這個問題的明顯關註可以幫我們深入了解這位首相的思想。烏威拉說，『他很害怕，他的眼光望向了世界各地那些已經倒臺的長期獨裁者和軍政強人』。」

從洪森這一系列言行中，可以看到他此時已經萌生了放棄專製、甚至放棄權力、將執政權在未來移交給反對黨的意願。最終，在大選結束一年後的2014年7月，他與桑蘭西的救國黨達成協議，由人民黨和救國黨分享國會的權力，其中國會第一副主席由救國黨指派；國會10個專責委員會中的5個（包括反貪汙委員會）由救國黨成員擔任；被禁止參選的桑蘭西也被允許成為國會議員。同年8月5日，反對派議員在王宮宣誓就職，這次示威，也是柬埔寨重建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才告一段落。

2013年大選及此後長達一年的抗爭運動，是柬埔寨距離真正的民主最接近的時期。如果沒有那些已被證實和未能證實但極有可能存在的舞弊行為，柬埔寨就會實現政黨輪替，讓歷經磨難的柬埔寨走上民主之路。雖然對選舉舞弊的抗爭最終以妥協告終，洪森也保住了首相大位，但大選結果和抗爭運動展示了人民渴望變革的力量，極大的動搖了洪森的威權統治。而且在當時的反對派、人民，以及外國觀察家看來，柬埔寨的專製時代將一去不返，在下次選舉中很可能實現政黨輪替，將腐敗而漸失人心的洪森政府趕下臺，和平實現柬埔寨的民主轉型。

國際形勢的變化與柬埔寨民主的夭折

但為什麽五年之後，柬埔寨的民主進程卻出現了驚人的倒退，洪森反而建立起比2013年之前更加專製的體製呢？概括起來說，柬埔寨對外關系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國內反對派的相對脆弱性又無法抵抗政府的暴力鎮壓，導致了柬埔寨專製的回歸。

柬埔寨與中國關系的迅速升溫，以及隨之中國對洪森政府的大力支持，成為洪森不再忌憚美歐製裁、敢於用殘酷手段打擊反對黨的底氣所在。而中柬關系升溫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柬埔寨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堅定的支持中方立場的行為。而中柬關系再次提升的契機，就是中菲南海糾紛仲裁案。

2016年7月12日，在中國方面缺席且提前宣布不承認仲裁結果的前提下，國際海洋法法庭就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爭議做出裁定，支持菲律賓在此案相關問題上的幾乎全部訴求。而東盟十國中，有六國均支持仲裁結果，緬甸沒有表態，只有柬埔寨、老撾和文萊不贊同通過仲裁解決爭端，而支持中國方面所說的「通過雙邊談判解決爭端」。其實早在2012年，柬埔寨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時，就阻止在東盟外長會議聯合公報中提及一些東盟國家與中國在南海的爭執，導致公報流產。而在2016年仲裁結果公布前夕的中國-東盟外長特別會議上，柬埔寨再度抵製了包括「對南中國海事態表示『嚴重關切』及『無法忽視』」的東盟外長聯合聲明，引發東盟內部分裂並被曝光。而仲裁案公布之後的7月25日，又是在柬埔寨的「堅決反對」下，東盟外長會議聯合公報沒有提及仲裁案。而柬埔寨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東盟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的譴責，是不惜得罪越南、印尼、菲律賓等東盟盟友、讓東盟撕裂、讓重要的會議成果流產的。由此可見，柬埔寨為討好中國付出的代價之大、與中國關系之緊密。（當然，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南海的爭議孰是孰非，是另外一回事，與本文無直接關聯，且相當復雜、無定論，因此在此不討論、不評價。本文僅僅講述在爭議中柬埔寨的態度和行為及其目的）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洪森政權迫切需要得到來自中國的支持。洪森之所以在2014年選擇向反對派妥協，除了國內反對派勢力的強大，也是因為擔心國際幹預和製裁。而洪森最親密的盟友–越南，無論經濟體量還是國際影響力，都無法和西方國家相比。於是，洪森便轉向迅速崛起的中國。而中國與大多數東盟國家存在領土和海洋權利爭端，又希望在南中國海及周邊抗衡影響力日益增強的美國和印度，在東南亞有重大戰略需求。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中，中南半島是「一路」上的關鍵一環，而緬甸已「變天」、越南與中國有積怨、老撾羸弱、泰國親美，因此柬埔寨就成為中國拉攏的首要目標。雙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反對黨領袖的桑蘭西是柬埔寨對華友好派。桑蘭西在接受《南風窗》訪問時稱，來自中國的投資對柬埔寨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中國還是平衡越南在柬影響的重要力量。桑蘭西說，「對柬埔寨來說，最大的威脅是越南。越南人從來沒有停止過吞並柬埔寨的議程。只有中國可以從中協調。」他也說，「救國黨不是西方代言人」。桑蘭西公開對華示好，顯然是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但中國還是選擇了洪森而非桑蘭西作為合作對象，這既是考慮到洪森實力更強、根基更深，恐怕也有「氣味相投」的因素，尤其在涉及「中國模式」在柬復製方面，洪森遠比桑蘭西「值得托付」。

不同於歐美國家將援助與人權掛鉤的政策，中國的援助「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其實就是不顧及受援國人權狀況和人民苦難，只取悅當權者（中國的援助並不是真的「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而是包含各種經濟、政治、外交和戰略利益交換）。這種援助自然頗受在人權記錄上劣跡斑斑的統治者歡迎，洪森自然不例外。2016年10月，習近平訪問柬埔寨。習近平訪柬期間，雙方簽訂了31項協議，包括免除柬埔寨6億人民幣的債務、將雙邊貿易額由當年的44億美元提高到次年的50億美元、鼓勵中國企業在柬埔寨修建鐵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以及在產能、投資、農業、水利等領域加強合作。其實，1993年柬埔寨重建之時，中國就開始著力發展中柬關系，據德國之聲報道，「過去10年（2006-2016年）裏，中國向柬埔寨提供了大量援助，並在那裏大規模投資。中國還對柬埔寨成百上千種商品免除關稅，並減免該國大量債務。作為回報，柬埔寨在國際舞臺上對中國表示支持，包括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有關南中國海主權紛爭議題上。今年7月，中國向柬埔寨提供近6億美元援助，幫助該國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醫療。」 而在2016年習近平訪柬後，雙方關系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柬埔寨已成為中國在東南亞最親密而忠誠的盟友。這一點在中國與越南、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發生外交摩擦的情況下更為顯眼。

與此同時，是美國在東南亞影響力的消退。導致這種消退的直接原因，就是特朗普的上臺。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很重視人權問題，將援助與人權狀況掛鉤。2012年奧巴馬訪問金邊期間，就提及了洪森政權對人權的侵犯問題。但特朗普上臺後實行「美國優先」的戰略，對外援助大幅減少，放棄了人權外交政策，對和美國及其盟友無直接利益沖突的國家的人權狀況漠不關心，放縱了包括洪森在內的第三世界的獨裁者和有獨裁傾向的掌權者。而歐盟和日本對柬的影響力都不及美國，更沒有美國那樣的軍事幹預能力。懸在洪森頭上的「人權之劍」不復存在了。

沒有了來自外部的製約，洪森就放開手腳向沒有一兵一卒的反對派下手了。早在中國援助已大規模到來的2015年，洪森就利用他控製的司法機關控告桑蘭西涉嫌「煽動社會動亂罪」，把桑蘭西鼓動的一系列罷工、遊行等社會運動稱為煽動動亂。桑蘭西因此再度流亡國外，從此就再也沒有返回國內。2016年12月，桑蘭西被缺席判處5年徒刑。緊接著，在此後的一年內，救國黨的骨幹成員紛紛被捕和逃亡到國外：救國黨二號人物根索卡於2017年9月以叛國罪被捕，直到一年後才獲準保釋出獄；救國黨三號人物、柬國最主要的女性反對派人士莫淑華在遭到會被逮捕的警告後逃亡國外……到2017年底，約有一半的救國黨國會議員逃亡到國外。

而批評政府的媒體和記者的處境也迅速惡化。2016年7月，柬埔寨以激烈批評政府著稱的知名政論家、記者肯雷被槍殺，引發國內外廣泛關註。警方稱他因債務糾紛被殺，而反對派人士則認為是政治謀殺。2017年7月，柬埔寨政府關閉了18家電臺，包括自由亞洲電臺和美國之音在柬的工作機構。此外，洪森政府還拘捕了數十名批評人士。

而洪森政府對反對派最大的鎮壓，則是直接解散了最大反對黨救國黨。柬埔寨沒有司法獨立（這也是反對派抗爭的焦點之一：要求實現司法獨立），最高法院在內的司法系統一直是洪森打壓反對派的工具，只不過以前只是用來對付反對派成員，而這一次直接將矛頭對準整個反對黨。2017年11月，柬埔寨最高法院以「妄圖勾結外國勢力推翻政府」為名宣布解散救國黨，其在國會的55個議席及各鄉區理事會的5007個席位全部自動喪失。此外，為防止被解散的救國黨的成員重組政黨，還對其118名骨幹黨員作出禁止從政五年的處罰。

洪森政府直接解散最大的、也是唯一能與其分庭抗禮的反對黨，相當於摧毀了1993年以來柬埔寨各界苦心積累的民主成果，向一黨專製回歸。這震驚了柬國內外。但細究起來，又在意料之內、情理之中。因為此時的洪森已不再擔心西方國家的製裁。面對美國和歐盟的製裁警告，柬埔寨發言人公開聲稱：「少了美國和歐盟的支持，柬埔寨不會有問題。如果歐盟和美國不幫助我們，還有其他國家如俄羅斯、中國、日本和韓國會幫我們『推進民主』。」而事實上，美國的製裁也僅僅是將涉嫌侵犯人權的柬埔寨官員的資產凍結和列入旅行禁令。然而中國早已是柬埔寨官員便於藏金之地。「美國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並不願意采取更多手段對柬埔寨施壓，軍事幹預更不在選項之內。這些製裁敷衍了事，作用有限。而歐盟取消關稅優惠（幾乎是零關稅）雖會對柬埔寨經濟造成一定打擊，但中國的援助足以彌補損失。

救國黨被解散、主要成員被捕或逃亡海外後，柬埔寨能夠製衡洪森政府的反對派不復存在。而勞工、農民地權、女權、環保等各種抗爭運動也喪失了領導者和骨幹參與者，群龍無首下，柬埔寨社會運動和公民運動陷入沈寂，柬埔寨人民在十多年間奮力爭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付諸東流。

由民主政治與公民運動活躍，到專製回歸與公共社會死寂，是迅疾而徹底的。

洪森回歸專製的又一助力：社交媒體作用的逆轉

如前所述，社交媒體一度成為反對黨崛起、打擊洪森政權的利器，讓救國黨在2013年大選中斬獲頗豐。但近幾年，社交媒體反而有利於洪森政府而不利於反對黨。

2013年大選後，洪森對大選結果感到震驚，也開始關註讓反對黨人氣大增的社交媒體。洪森政府迅速使用兩手手段在互聯網空間打擊反對派人士。一方面，洪森政府對互聯網加強了管控，並對在網上發表反政府言論的人進行懲罰。據美國之音報道，2016年柬埔寨一項新的通訊法律加大了政府對通訊業的管控權力，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認為這項法律給予政府「過度廣泛的監控權」，對「使用者的隱私構成威脅」。這項法律包括對幾類行為進行處罰，例如涉嫌「國家安全罪」可以判處7到15年徒刑。2016年，法庭以煽動罪判處一名大學生（Kong Raiya）18個月有期徒刑，因為他在臉書上發表了批評人民黨的言論；反對黨救國黨的網絡言論越來越成為目標：反對黨參議員洪索胡（Hong Sok Hour）被指控在臉書上發布偽造文件而被判7年監禁，但在首相洪森的要求下國王西哈莫尼赦免了洪索胡；一名20歲的水果商販被逮捕，據報道被指控的罪名是在臉書上進行煽動和公開汙蔑洪森首相以及國王的母親。柬埔寨人權中心的拉馬納·索恩（Ramana Sorn）說：「柬埔寨的因特網自由越來越令人擔心，政府收集民眾通訊與社交媒體信息的技術手段大為提高。」這讓敢於在互聯網上批評政府的人越來越少。此外，柬埔寨網絡封鎖的能力也在提高，在2018年大選期間，外國知名新聞網站紛紛被封鎖。

另一方面，洪森政府在互聯網上轉守為攻，營造執政黨的正面形象，打擊反對黨及反對派人士的聲譽。美國之音在上述的同一篇報道中提到，「政府在加緊打壓網絡異見人士的同時，洪森首相和他的柬埔寨人民黨正在設法利用社交媒體，在明年的選舉前爭取更多民眾支持……65歲的洪森敦促政府官員多使用臉書，他本人從2015年以來開設臉書賬號，現在有8百50萬粉絲。分析人士說，柬埔寨政府在全國各地建立了『網絡單位』項目，在社交媒體發表支持人民黨的信息，抨擊反對黨和批評政府的聲音。活動人士摩西說人民黨進來對社交媒體的積極態度實際上掩蓋了柬埔寨言論自由下降的局勢。」不過據BBC報道，洪森疑似購買假賬戶為其Facebook主頁點贊以拉擡人氣，點贊大多來自外國（主要是印度）。而洪森對此表示否認，說來自印度等外國的點贊多是因為他在印度知名度高。

當各國政治沖突蔓延到互聯網後，揭露隱私、誹謗、誣陷、變造事實越來越普遍。據維基百科引述柬華日報消息，在2016年Facebook上曾爆料救國黨副主席根索卡與一名女子偷情，且在電話中誹謗救國黨「明星」提索萬塔，導致提索萬塔倒向執政黨；該通話內容涉及性事，但根索卡對此事未作評論，還要求黨內不要在意這些「胡扯」的事。而關於救國黨是「境外敵對勢力」、桑蘭西是「美國傀儡」、「破壞分子」、攻擊罷工者受罪犯煽動等謠言或歪曲變造的事實也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而相對應的則是對執政黨的稱贊，例如洪森的Facebook頁面評論區總是一片祝福與贊揚，間或有個別「擊網鳴冤」內容的評論貼。

事實上，以社交媒體為主的互聯網輿論總體上更有利於掌握權力或（和）更多金錢的強者、人多勢眾的一方、不擇手段與陰險狡詐的惡人，已是全球普遍的現實。

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初，因其發布信息便捷、易繞過言論審查，它的確是有利於話語權較小的被壓迫者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專製政權還是各式各樣的利益集團，都紛紛「回過味來」，認識到掌握互聯網話語權的重要性，也逐漸掌握了操縱這一新興輿論的方式，因此很快就比相對弱勢一方更能利用互聯網為己方宣傳。這既是因為專製者和利益集團有更多權力、金錢及人脈操控互聯網，更是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本身固有特性造成的。其特性大致有以下幾點：

1.互聯網上自媒體、社交媒體發表意見的「零門檻」，讓許多用心險惡、沒有道德底線、缺乏甚至全無基本常識和邏輯的人都得以發言甚至發表文章，讓包括政治在內的許多自然與人文專業領域被嚴重汙染。而居心不良的人更擅於煽動民粹、迎合特定群體、取悅大眾，也導致「劣幣驅逐良幣」成為世界「基本網情」；2.社交媒體發布信息的便利性，讓發布假新聞等謠言和仇恨言論非常便捷。而其傳播速度之快、範圍之廣，更能產生巨大破壞性。這些謠言導致人與人之間愈發缺乏互信，人們面對各類真真假假消息難以分辨。這讓人們喪失追求真相的心力，轉而聽信簡略且順耳的謠言；3.社交媒體的相對虛擬性、匿名性和隱蔽性，讓製造和傳播謠言、誹謗等行為難以被追究責任。但其產生的惡劣影響卻是現實的、實實在在的，會影響互聯網以外的真實生活的；被「暗箭」所傷的受害對象（無論是人還是組織機構乃至國家）的情況是完全暴露在攻擊者面前的；4.互聯網圈子的密閉性、內卷化，讓許多人待在朋友圈同溫層內，長期只接觸到非常狹隘、單一、缺乏營養的信息，很容易被不斷重復的同類信息洗腦，無法了解多元和復雜的社會狀況。且因其相對封閉，如同加入邪教組織般無法被外人「解救」，甚至外人根本難以發現；5.人們用社交媒體尤其如Twitter、微博、Facebook、WhatsApp等平臺發的信息簡短、籠統、片面、淺薄、來源缺乏考證的特性，也為講一面之詞、斷章取義、選擇性陳述、製造謠言、誇大和變造事實等弄虛作假、扭曲真相、顛倒黑白的行為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以上特性導致了互聯網上絕大多數信息和討論的劣質。在社交媒體上，有意義的政治、社會議題討論百不足一，而高質量的辯論更是一千條中都不見得均出一條。各種辱罵、誹謗、攻擊異類附和同類、反智、無邏輯、簡單化情緒化的短語是社交媒體信息的主流。每條信息只有幾十個甚至幾個字詞，字數限製下，便利的是謾罵、詭辯、騷擾、「站隊不站對」及各種形式的胡言亂語，根本無法全面、客觀的反映事情的是非曲直與人的善惡正邪，甚至連基本的說清事實、講明道理都難以實現，沒有臟話的爭吵和各執一詞已可以歸類為較好的討論了。這就註定了在互聯網上的討論鮮少有建設性的溝通成果，也不可能讓真理「越辯越明」。相反，惡劣的互聯網生態加劇了社會輿論的分化、極化、低劣化，拉低了政治參與的水準，強化了針對異質群體的歧視與偏見，破壞了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愛與理性的根基，加深了不同訴求群體之間的隔閡與不信任，讓真相「越攪越混」。即便偶有優質的信息和辯論，也都被淹沒在如山般堆積的網絡垃圾之中了。

而權貴階層乃至一切既得利益群體和惡勢力，都可以利用互聯網的這些缺點，通過雇傭水軍、炮製謠言、煽動仇恨等方式，操縱網絡輿情，打擊爭取權利的弱勢一方、相對有良知的一方。例如明鏡主編何頻評價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時的競選顧問羅傑斯通的一段話，就概括了其骯臟手法和取勝的原因：「……用一切令人惡心的故事汙名化他人。即使製造的謊言非常容易證明就是謊言，但依然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擊敗了對手，因為對手沒有辦法毫無底線。」面對大眾，沒有良知的人會毫無顧忌的投其所好以獲取支持，而不會在乎責任、真相與正義。

於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陰謀論因互聯網的發展與社交媒體的普及而極速膨脹和泛濫，對自啟蒙運動以來構建的世界文明與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從美國到巴西，從俄羅斯到匈牙利，從意大利到印尼，整個世界都陷入以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為載體的民粹化與反文明的泥沼。而獨裁者和威權統治者更能借助執政資源優勢操縱網絡輿情歪曲事實、誹謗抗爭者，最起碼也把是非攪渾，讓民眾無法看清真相。而洪森政府同樣如此，正如前文所說的那樣。其實相對於美國、巴西等國的極右勢力，洪森和人民黨的「社交媒體攻勢」反而相對文明和溫和。（關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現今政治、社會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沖擊和破壞的詳情（原因、表現、影響和它的未來），因本文主旨並非探討該問題，且篇幅所限，在此不詳述）

反對派自身的失策

除了國際局勢的變動、社交媒體的影響，反對派自身的各種失誤也是柬埔寨民主迅速夭折的原因之一。

首先，反對派普遍對於柬埔寨政治前景過於樂觀，被洪森政府的鎮壓打的措手不及。2014年洪森與桑蘭西達成協議後，反對派以為民主政治進程已不可逆，開始出現惰性。自2013-2014年大罷工大遊行之後，救國黨就再無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也沒有建立牢固的基層組織，被洪森政府鎮壓時只能束手待斃。直到2017年6月柬埔寨地方選舉，救國黨在拿下1646個市鎮中的489個之後，副主席根索卡還在慶祝集會上稱救國黨會在2018年大選中勝利，對自己即將被捕和救國黨被解散毫無思想準備。2017-2018年洪森政府對反對派發起接二連三的打擊，包括逮捕骨幹成員、鎮壓罷工運動、破壞救國黨在金邊和各省的基層組織、取締非官方的NGO等，而反對派沒有任何一次像樣的抵抗，再也無法重現2013年大選後的抗爭了。這固然是由於洪森政府的強大和外部環境的變化，但反對派對此缺乏準備，沒有任何應對策略，也是洪森政府如此順利的清除反對派勢力的一個原因。

其次，反對派沒有積極爭取柬埔寨軍方、警察等武裝力量的支持，也沒有組建自己的武裝。軍警大多為洪森的親信，有些將領早在1980年代就已追隨他，而洪森為確保軍警的忠誠也對他們許以高官厚祿。因此軍警對洪森的忠誠度當然很高。但如果反對派努力爭取，得到一些對洪森專製不滿、在內部派系爭鬥中失利的軍警支持，還是有可能的。洪森在2013年大選後的憂慮與退讓也證明，他對於軍事鎮壓並無絕對把握。此外，面對全面軍事鎮壓的危險，反對派沒有組織武裝力量對抗，也是一大失策。「凡文事者，必以武事備之」，「非暴力不合作」的同時也應該做好武裝鬥爭的準備。例如提倡非暴力的曼德拉，在堅持和平抗爭的同時，也建立了「民族之矛」對抗沙佩維爾大屠殺後的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非暴力運動之父」甘地在二戰後印度爭取獨立的關鍵時期，也默許了人民的暴力反抗；促使盧旺達大屠殺停止下來的，不僅有國際社會的介入，還有圖西族武裝「盧旺達愛國陣線」的武力反攻。而沒有武裝的柬埔寨反對派，面對「要武鬥不要文鬥」的洪森政權，只能如砧板上的魚肉，任洪森政府宰割了。

第三，在對待紅色高棉大屠殺和越裔柬埔寨人的問題上，救國黨為一己之私否定真相、拋棄平等原則，在道義上失分不少。如前所述，救國黨持高棉民族主義立場，對越南及越裔柬埔寨人抱持強烈敵意。而終止紅色高棉大屠殺的恰恰是越南的入侵，洪森和人民黨也以此作為奉行親越政策的合法性依據。而既反洪森又反越的救國黨對大屠殺的真實性頗有微詞。2013年洪森推動「禁止否定紅色高棉所犯的種族滅絕和其他戰爭罪行」法案時，時任救國黨副主席的根索卡表示反對，並表示S-21集中營（紅色高棉最臭名昭著的監獄）紀念館的展品是虛構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後偽造的。此言論引發軒然大波。雖然後來根索卡聲稱其評論被斷章取義，但他與救國黨對紅色高棉大屠殺的態度明顯是不合適的。

而救國黨支持者針對越南裔柬埔寨人的暴力行為，更是展示了這個代表進步、標榜人權的政黨的黑暗一面。救國黨一向反對越南裔柬埔寨公民擁有投票權在內的政治權利，對後者持強烈的歧視、敵視態度。2013年大選期間，越裔柬埔寨人遭遇救國黨支持者的威脅和暴力攻擊，以阻止其參加投票。例如在幹丹省Troeuy Sla市Sa Ang區的越裔柬埔寨人被禁止投票；一名越南裔男子在金邊SteungMeanchey區遭到暴徒襲擊。一系列暴力行為導致許多越裔柬埔寨人不敢在投票日去投票站。而大選之後長達一年的動蕩中，越裔居民也成了柬埔寨反對派泄憤的目標。2014年1月3日，金邊的Veng Sreng大街附近發生暴力沖突後，當地一些越裔居民的店鋪據稱遭到襲擊和搶劫，其中一家由越南人擁有的咖啡店被破壞。這一系列對越裔居民的暴行表明了救國黨在捍衛人權方面的狹隘性，也暴露了它的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色彩。與昂山素季及她的民盟對羅興亞人的苦難無動於衷類似，救國黨的排越言行違背了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也損傷了它作為柬埔寨民主與人權代言人的形象。

作為追求自由民主、社會公正的力量，不對弱勢族群施加暴力，堅持客觀公允的理念，既是樹立自身良好形象、爭取支持的現實要求，也是理所應當的價值選擇。而救國黨和它的支持者的所作所為，顯然是「不及格」的，也讓它喪失了更多的同情與聲援。

總之，反對派的一系列失誤、失策舉動，讓洪森清除這些反對勢力時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阻力，加速了專製的回歸。

柬埔寨民主夭折背後：「中國模式」的輸出

柬埔寨由走向民主到回歸專製，中國在其中的影響，不僅僅限於為洪森撐腰輸血，更在於將中國的發展模式復製在柬埔寨。

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製與經濟開放並行，壓製包括勞工運動、維權抗爭、女權運動在內的各種爭取和維護權利的社會運動，禁止罷工、遊行、組黨結社等政治行為；依靠軍隊、警察及黑惡勢力，采用武力威嚇、限製人身自由（如戶籍製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區矯正、其他「強迫失蹤」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勞教、收容、「雙規」）、監視、恐嚇、騷擾、拘禁、毆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維持社會穩定；以低工資、低福利、低社會保障壓低勞動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礎上逼迫國民參與生產建設、以高效率拼命勞作以維持生計，而將這些工人、農民、普通職員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的絕大多數掠走，用以為特權階層分肥和投入再生產。此外，該模式還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並不惜代價達成關鍵目標、以縱容腐敗和潛規則來激勵官商民較高效工作、政府機構、國企和事業單位有嚴格的科層等級製等特征。

整個模式以「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一切」為兩大基本點，犧牲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人權、壓製相對弱勢者對正當權利的追求以換取經濟快速發展；維持社會不平等狀態、塑造「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製度和文化環境，鼓勵人們放棄權利維護而轉向自我實力提升（且傾向於暗示不擇手段），以維護特權階層利益和刺激國民奮鬥積極性；以損害中下階層、女性、身心殘障者、邊緣化人群等相對弱勢、異質群體的權利為代價，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和階層固化加深，「損不足以補有余」贏取既得利益階層的歡心；有意營造和放任社會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為強化社會控製製造借口，也以此轉移國民註意力、刺激勞動積極性，作為「饑餓政治」的一部分；透支資源、環境、人的身心潛能和忍耐力，實現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經濟的繁榮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屍位素餐甚至從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後以上政策不斷循環下去，以維持統治存續和社會運轉。

19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模式」實現了「標準配置」，即政權采用「形左實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爭取政治權利的抗爭被極大壓縮，「悶聲發大財」成為國民主動或被動接受的現實。該模式此後又被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名，逐步穩固和「升級」。且它也在吸收、借鑒西方的經濟學說和發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鑒了芝加哥學派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學說推動國企改革和貨幣改革（伴隨著悲慘的下崗潮、物價大漲和教育醫療的市場化，以及貧富分化的迅速加劇）；而如今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又得到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青睞。而這兩套西方經濟學說均主張較低的社會福利、忽視勞工保障，傾向於弱肉強食的發展模式。中共摒棄這兩個學派關於政治經濟自由的主張，但吸收了其低社會保障、強調效率無視公平的經濟理念。這些西方右翼經濟理論在中共暴力機器下，將其野蠻殘酷一面發揮的淋漓盡致，成為「中國模式」中保障經濟發展的關鍵部件。40年來，「中國模式」的確刺激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急速發展並使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但也同時極大的侵害和壓製了人權與自由，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貢獻者勞工階層的權利受損至為嚴重。

而隨著中國國力的強大，對外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中國的商品、文化乃至國家發展模式紛紛「走出去」，有意無意的向他國輸出。而以西方國家為樣板的現代民主製度又存在各種不足且在發展中國家其弊端表現的更為明顯，於是「中國模式」逐漸受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歡迎。許多專製、威權國家的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對抗歐美對其人權不佳的製裁，更對「中國模式」青睞有加，洪森就是其中之一。

事實上，不僅洪森和人民黨統治集團，投資柬埔寨的中國商人和企業管理人員、柬埔寨當地雇主階層、柬埔寨華人華僑，也都普遍欣賞「中國模式」而對自由民主體製頗有微詞。例如在中國商人眼裏，各種罷工活動的「總策劃」桑蘭西就是「頭號搗亂分子」，讓廠商因罷工損失嚴重。據《南風窗》報道，「在柬埔寨，1/3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參與救國黨示威需要停止工作甚至變賣家產。示威者白天參加遊行，晚上露宿民主廣場，這樣的狀況整整持續了一個月，直到政府閃電拆除救國黨搭在民主廣場的舞臺和營地。如此勞民傷財之舉讓中國人費解，而桑蘭西認為，他的支持者們深知，想要改變，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就必須行動，不可能坐享其成。」與桑蘭西和柬埔寨工人的想法相反，中國人對此的主流意見往往是，「改變不了環境，要適應環境」、「罷工才是懶惰、坐享其成」、「別管權利，老老實實幹活得工資才是最好的選擇」。

而《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國人如何看待柬埔寨大選》，更是將在柬中國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心態展現的淋漓盡致。文中提到，「在柬埔寨的中國人……希望這股『亂勁兒』早點過去。他們很難接受幾百輛年輕人駕駛的摩托車拿著旗幟在大街上高呼口號呼嘯而過的場面。……對於一些跟柬埔寨政府有密切往來的中國企業，洪森領導的人民黨政府能不能繼續執政直接會影響到他們的一些前期投入，以及人脈關系的維持是否能有回報。……就像新華社在大選之後的評論裏面提到了『今後，在柬埔寨投資的外國企業不僅需要考慮能否繼續得到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更應考慮與當地政府打交道的遊戲規則或許會發生改變』。一位國有企業老總朋友的總結我覺得很精辟：中國企業在柬埔寨的成功有兩個因素一定缺一不可，『穩定』和『兩國關系友好』。細細想來其實兩國關系友好很容易……讓中國人搞不定的是這個『穩定』。國內通行的『剛性維穩』放到柬埔寨這樣的民主國家幾乎沒有了市場，而且這裏的國家機關，無論是政府、軍隊還是警察，根本沒有跟中國同行可以相比的執行力。在柬的中國人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似乎只能想到通過寄希望人民黨和洪森能夠贏得選舉繼續執政來確保穩定。而相比之下，其他國家不論是西方還是日本都會更加強調，只有一個良性運行的民主製度才能夠給柬埔寨帶來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穩定。」中西方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的差異躍然紙上。

的確，2013年的柬埔寨，沒有中國這樣一個實質上禁止一切罷工、示威的環境，也沒有權大於法、為維穩不惜一切的社會治理體系，也沒有僅僅只靠「拉關系」、「走後門」如賄賂官員就能「搞定」生意的便利（當然在柬埔寨這些賄賂和關系也是免不了的），所以不得不忍受國人看起來像「鬧事」一樣的罷工、遊行、請願等各種抗爭，不得不支付給工人相對充分的工資和提供較好的勞動權利保障。而在他們內心，對於中國的經商、辦廠環境及維系這種環境的「中國模式」是堅決支持的。

因此，「中國模式」在海外有著深厚的「民意」基礎，只不過這個「民」主要是統治者、軍警、投資商、工廠主、農場主、生產管理者等既得利益階層。當然，許多常年被洗腦的中國籍普通工人和職員及被蠱惑的當地職工也是「中國模式」的擁躉。

此外，早在1993年重建開始時，柬埔寨的發展路徑就大抵類似於中國在文革結束後「經濟先行、人權放一邊」的模式。在桑蘭西黨崛起之前，柬埔寨並沒有什麽像樣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民主」也更多體現在上層各黨派和政客的權力鬥爭上，平民多是為生計辛苦勞作而無力參政。而紅色高棉倒臺後，柬埔寨從廢墟中重建的也是較快的。在1994年因大選後的政治動亂而導致GDP萎縮三分之一後，從1995年至今，柬埔寨經濟絕大多數年份都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年均增速超過7%，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發展狀況很相似。雖然在桑蘭西黨/救國黨發起的包括罷工在內的社會運動高度活躍的2008-2014年，除2009年因全球經濟危機GDP增速為零外，年均經濟增速同樣在7%左右（這也側面證明即便在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初期，民主與社會運動也不一定導致低效）。而柬埔寨國民普遍信奉佛教，與中國儒家文化中強調忍耐服從的價值觀有相通之處，且柬埔寨本身就受中華文化影響較大（柬埔寨另一個文化影響來源是印度，與中國同屬東方文化圈），實行中國發展模式有一定的文化和社會基礎。總體上說，柬埔寨重建後的經濟發展歷程和社會環境均與中國有相似之處，便於推行「中國模式」。

因為有了這樣的「民意」和歷史、社會條件預備，洪森推行「中國模式」就更為順暢了。

隨「中國模式」同時來到柬埔寨的，還有中國的投資。正如1980-1990年代中國對外招商引資一樣，柬埔寨也積極歡迎中國熱錢的到來。據《紐約時報》報道，在破舊的金邊，房地產業日益興盛，而其中的大型項目多為中國企業和投資者而建。有些樓盤80%的買家均為中國人。而在西哈努克港建設的「西港特區」，更是依照中國深圳特區來模仿的柬埔寨經濟特區，也是中國在柬投資最集中的地區，是在柬復製和鞏固「中國模式」的火車頭。它本身就是由中國企業紅豆集團主導建立的，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曾在其個人署名文章中點名贊揚了西港特區，中國對其介入和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於是，如前所述，洪森在中國的撐腰下，在兩年時間內完成了對反對派的鎮壓，也在最近5年內全面走向「中國模式」。沒有了反對派的掣肘，洪森大權獨攬，人民黨一黨專權，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人權議題在柬國迅速降溫。柬埔寨國民也不再像前幾年那樣在救國黨組織下參與各種政治活動，而是選擇了和中國主流國民一樣放棄關心公共事務，從公共空間收縮回私人生活，轉向追求個人成功，無論是通過默默勞動和忍受剝削，還是選擇依附與鉆營，或者兼而有之，總之與權利、公正、法治漸行漸遠。對柬埔寨和它的人民來說，正義的希望不再，灰色的年代降臨。

而事實上，「中國模式」不僅在柬埔寨開花結果，它已經伴隨中國的經濟援助，如生物界的「入侵物種」般迅猛的向全世界尤其發展中國家蔓延。不顧及弱勢者的人權，是這個「物種」最具入侵性的基因。據BBC報道，「一些批評者認為，中國是剝削非洲天然資源和廉價勞工，在發展當地時忽略當地環境以及工人保障。」在坦桑尼亞，世界銀行暫緩了對該國的3億美元貸款，因為該國政府決定開除所有懷孕的女學生，剝奪她們的受教育權；而丹麥也因該國司法部長鼓勵人們舉報同性戀者（在該國同性性行為違法）而暫緩了980萬美元的援助。但中國則宣布向非洲提供「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援助600億美元，其中僅僅在坦國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由中國協助興建的圖書館就耗資4060萬美元。在斯裏蘭卡，中國同樣對斯政府在內戰中侵犯人權的行為無感，投入巨資支持該國政府，以換取對該國漢班托塔港的控製權。在尼日利亞和埃塞俄比亞，為經濟發展忽視勞工權利、為開采資源不惜破壞環境等行為，都是在中國的投資、建設的魅影下出現。

而亞投行，更是摧毀「援助與人權掛鉤」國際援助秩序的鏟車。與它的競爭對手亞開行的貸款要求中包含「必須滿足不同的社會發展目標如就業創造、城市發展、技能培訓和性別平等」等規定截然不同，2015年《紐約時報》文章中如此評論亞投行：「美國擔心，中國會借著這家銀行，以自己的方式製定全球經濟議程，拋棄西方國家長期倡導的環境保護、人權、反貪腐措施等治理標準。美國官員把矛頭指向了中國現有的記錄，像是借貸給不穩定的政府、推進不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以及在賠償金微乎其微的情況下迫使村民離開家園。」而如今這些擔心已經成為現實。從東南亞到非洲，從中東到拉美，「低人權」與腐敗總和中國援助及「中國模式」形影相隨。其中馬來西亞的「一馬公司醜聞」更是震驚馬國內外，也間接導致納吉布和他的巫統被選民趕下臺。不過大多數走向「中國模式」國家未如馬來西亞那樣「換了天地」，而是在中國的輸血下，威權政府愈加穩固，如巴希爾的蘇丹、塞西的埃及、杜特爾特的菲律賓、穆塞韋尼的烏幹達、彼得·奧尼爾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

相對於這些為維系統治、接受中國援助後幾乎必然選擇「中國模式」的當權者，還有許多威權或威權化領袖是在有較完善的民主體製下，拋棄較民主的舊製度，轉而主動學習「中國模式」。曾效力於印度教原教旨組織、現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印度人民黨成員的印度現任總理莫迪，早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就在古邦實行經濟先行、社會正義靠邊的「古吉拉特模式」，大力推動基建、招商引資，而對憲法中列明的要致力於消除種姓差異、扶持低種姓群體擺脫落後狀態的國策，選擇置之不理；對低種姓和「表列部落」被歧視與邊緣化無動於衷（相反，另一大黨印度國大黨則努力促進社會公平、消除種姓製度帶來的歧視與不平等，但吃力不討好，為敗選種下禍根。例如在2006年擴大大學種姓配額製，導致高種姓學生尤其醫學生組織起來罷課抗議，已工作醫生也以罷工響應，教育、醫療機構幾乎癱瘓）。此外，莫迪還放任了印度教徒攻擊穆斯林並造成雙方逾千人死亡、大批穆斯林婦女遭強奸、虐殺的「古吉拉特騷亂」。

而2014年印度人民黨勝選、莫迪當選總理後，他將在古邦的政策推向全國，高舉印度教至上和印度民族主義大旗，放棄國大黨註重社會公平的經濟政策，改為親商親資本的發展原則，被一些評論家稱為「印度的鄧小平」。在消除種姓製度造成的差別、少數宗教和族群權益維護、女性參與宗教活動、LGBT權益等方面，莫迪均持保守、反對改革的態度；而對於印度教徒的利益尤其男性教徒的主張，以及維護印度種姓和宗教特權，他卻選擇默許、放縱，這與他的政治對手拉胡爾·甘地對比鮮明（拉胡爾·甘地一直致力於推動女性參政、突破禁忌參與宗教活動，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還強調要警惕印度教極端分子，認為印度教極端分子比伊斯蘭極端主義對印度威脅更大（因為前者在印度人數更多占比更大））。

而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同樣依靠發展經濟（例如搞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恢復傳統伊斯蘭主義迎合保守派穆斯林，用宗教、民族和傳統文化蠱惑落後地區受教育水平低的居民，破壞凱末爾和他的追隨者建立的世俗主義、進步主義製度和文化。埃氏還強化個人崇拜，修改憲法，將土耳其政體由議會製改為總統製並賦予總統巨大權力。而埃氏的政策的確得到了土耳其內陸保守的農村地區居民及其他階層保守派穆斯林（如穆斯林商人群體、富豪和技術中產階級）的普遍支持。2002年至今，埃氏率領的正義與發展黨在大選中憑借這些落後地區人多勢眾的鐵票和富裕階層的金錢資助，屢次戰勝捍衛凱末爾世俗化政策的共和人民黨和知識階層。

莫迪和埃爾多安都是民主政體下的威權主義者，他們背離民主和世俗主義的原則，選擇向「中國模式」學習，或者說走和中國類似的道路（莫迪和埃爾多安的政策傾向均為經濟開放、政治保守、忽視人權、回歸傳統價值觀、鼓吹民族主義），是更值得思考和警惕的。

柬埔寨的未來：「東南亞的中國」？

2019年的柬埔寨，金邊房地產與金融業熱火朝天，高樓拔地而起，街頭和公園再無示威遊行者的吼聲；西港特區娛樂會所的燈紅酒綠，也取代了當年激昂壯闊的勞工抗爭。人們認為，既然政治運動已被鎮壓，那就老老實實工作吧。這種心態在老一代的柬埔寨人中最為普遍。他們都記得紅色高棉統治年代的瘋狂，對洪森維護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更為認同（這一點和從文革中走出的國人對改革開放的肯定態度很相似）。2018年柬埔寨經濟維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GDP增速為7.3%。

在思想文化領域，洪森大力弘揚「柬埔寨傳統文化」，而柬傳統文化帶有強烈的佛教色彩。2017年12月，洪森宣布在吳哥窟舉行佛教祈福大會。大會規模盛大，既是國家領導人又是佛教徒的洪森連續兩天親自出席。BBC的相關報道評論道，「通過在吳哥窟舉辦佛教祈福大會，洪森將自己與柬埔寨的歷代賢王拉上了關系，同時還將自己打扮成佛教的頭號支持者。把吳哥窟這樣一個象征柬埔寨的地方巧妙地加以操縱，對維護執政合法性有深遠的作用和影響。很多柬埔寨人的苦難遭遇使他們從思想深處接受了向當局低頭。」專製者為了對抗普世價值和進步思想，總是會選擇復興傳統、鼓吹宗教（或類似於宗教的意識形態）來拉攏和麻痹大眾，從俄羅斯的普京到中國的習近平，莫不如此。

而柬政府對社會邊緣群體的迫害，在2014年就被國際組織披露。據「人權觀察」的報告，柬埔寨當局將乞討者、流浪兒童、性工作者、身心障礙者都短期或長期的監禁起來，且往往和吸毒者共同關到戒毒所內，遭受毒打、強迫勞動甚至性虐待。「人權觀察「組織55頁的報告《他們把我們當畜牲對待：柬埔寨戒毒所虐待吸毒者和『街頭流浪人員』（They Treat Us Like Animals』: Mistreatment of Drug Users and 『Undesirables』 in Cambodia』s Drug Detention Centers）》紀錄了最近曾被拘禁在這些場所的人們的經歷，他們自稱被用橡膠水管抽打、用木棍或樹枝痛毆。有些人表示遭到令人劇烈疼痛或羞辱性的體罰，例如爬過石礫地面或站在腐水池中。一些女性前收容人說，她們遭到男性管理員強暴和性虐待。許多收容人說，他們在戒毒所裏──某些在建築工地──被強迫從事無償工作，若不服從就被毆打。」如今洪森一黨專權，對邊緣人群的迫害自然變本加厲。這些「社會不安定因素」被「清理」後，金邊等城市也越來越像中國京滬穗那樣，比歐美城市還幹凈整潔、「外國人來了都說安全」了。

為進一步鞏固權力，洪森將自己的近親屬安排在要害職位。他的次子洪馬奈擔任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三子洪馬尼被擢升為上校，且擔任人民黨青年運動（類似於共青團）領袖；他的女婿則被任命為副國家警察首長。最引人註目的，是他的長子洪馬內。2018年3月，他被任命為三軍聯合參謀長。而早在2011年，洪馬內就已是少將軍銜、陸軍副司令，且據說在同年指揮了發生在泰柬爭議地區柏威夏寺的戰役。洪森如此栽培洪馬內，不僅是為了鞏固自身權力和加強對軍隊的控製，還有培養後者為接班人的打算。2018年12月，洪馬內成為人民黨常委會委員。洪森家族壟斷了全柬的黨、軍、政、警、特及青年事務等領域的權力，由「黨天下」邁向「家天下」。

對外關系方面，只要國際形勢沒有發生劇變，洪森的專製統治就能長久的維持下去。柬國內部在中短期已經沒有可以挑戰他的力量，足以促使其垮臺的力量只可能來自外部。而外部因素中，中國是決定性的因子。對中國而言，柬埔寨是中國在東盟最可靠的合作夥伴，也是唯一稱得上「盟友」的東盟國家。因此中國會不惜金錢和國際聲譽，全力支持洪森政權。而洪森方面，自然願意投桃報李、在地緣政治和國際舞臺上支持中國。當然，因為洪森的人民黨與越南有著綿長的歷史淵源，而中越又存在歷史恩怨和現實沖突，如何處理好柬、中、越三角關系，對洪森是重大考驗。洪森大抵會在中越之間更為親中，但也不會與越南鬧翻，而是會保持相對友好但有距離的兩黨（柬人民黨與越共）兩國關系。而對於歐美的一系列譴責和製裁，洪森則不屑一顧。在2018年11月，洪森還公開駁斥了彭斯對「中國會在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的懷疑。對洪森而言，與美歐恢復正常關系當然好，但繼續被製裁也不怕。有了中國源源不斷的援助，柬埔寨的經濟就能穩定發展，洪森的專製統治就不會垮。

至此，由洪森主導的柬埔寨「新秩序」已漸趨穩定，且日益鞏固和完善。從縱向比較，它不同於柬埔寨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既非法屬印支的殖民地形態，又不似西哈努克掌權時的王權貴族專製，更與戰火紛飛的朗諾至紅色高棉統治時期迥然不同，也不像1993-2017年的各黨派龍爭虎鬥及後來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而從橫向看，它卻與一黨專製下權貴資本主義化的中國驚人相似，也與國際上威權主義、民粹主義的回潮合拍：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社會文明停滯甚至退步並行，開放的經濟與專製的政治不僅不矛盾，還在某種程度「互補」，以專製護航「低人權優勢」，換取經濟繁榮，而經濟繁榮又能讓既得利益階層更富裕、對體製更忠誠，使得專製更加穩固。而中國的投資與援助也讓「新秩序」下的柬埔寨顯得更加生機勃勃。如果說中國的援助讓洪森重新建立了專製體製，「中國模式」則讓柬埔寨的專製社會得以穩定運轉。

一位國際關系學者曾把烏茲別克斯坦稱作「中亞的中國」，其依據大致是，烏國經濟高速發展、政治威權高壓、鼓吹民族主義、對外反西方幹預、常搞大規模集體表演等特征與中國很是相似。而柬埔寨不僅在這些方面大多也與中國類似，連經濟、政治中的微觀政策、架構都是「拷貝」自中國，與中國形神皆似，從皮到瓤都是「中國模式」。因此，稱柬埔寨為「東南亞的中國」可謂「實至名歸」。

但這個「東南亞的中國」向專製的回歸，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足夠的重視，哪怕它代表著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蔓延、代表了中國」完美獨裁」被復刻的不祥之兆。有人曾以「寧靜革命」描述臺灣和平、穩定的實現民主化，而洪森回歸專製的過程則可稱為「寧靜的反革命」，哪怕實際上後者並不「寧靜」。但很明顯，洪森的反動措施沒有遇到什麽阻力，也被國際社會相對忽略了。

結語：警惕「中國模式」的傳染

忘卻歷史會讓人民重蹈過往悲劇的覆轍，而對未來麻痹則易使世界陷入新式的災禍。國際社會對柬埔寨專製回歸與「中國模式」在柬的復刻缺乏警惕，既說明了民主與人權在國際關系中權重下降的殘酷現實，也暴露了世界各國對「中國模式」認知缺位的危險局面。

德高望重的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曾在其文章、著作和演講中多次就「中國模式」及其對世界的影響做過精確和獨到的分析。秦教授說，「西方關於中國威脅有各種說法，但基本都說中國好戰，從來沒有考慮中國會和平演變他們。現在出現的趨勢，中國有可能『和平演變』他們，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現象。但這一現象可喜還是可憂，值得討論。……我們（中國）一直向西方學習……我們（中國）取得進步，但原來沒有改掉的問題或者稱之為『中國模式』的問題，的確隨著全球化的過程影響著全世界。2010年環球時報登過一版文章，討論西方福利國家受『中國模式』的沖擊搖搖欲墜。按照這篇文章的說法，中國人比你更辛苦、比你掙錢更少，你能把我怎麽樣。的確不能把你怎麽樣，入世後『中國模式』的崛起，迫使西方的左派收縮福利。」西方通過「冷戰」及人權攻勢「和平演變」了蘇聯和東歐，如今中國卻可能用冷熱結合、對抗合作並用的方式迫使西方在內的世界各國接受「中國模式」。

秦暉教授比較了東歐轉型與中國改革開放、南非種族隔離製度與中國戶籍製度，將中國利用「低人權優勢」來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甚至「反向演變」西方的原理和現狀做了全面的闡述。在講到西德統一東德時，秦教授假設，如果東德實行「中國模式」，壓低勞動力成本和實行中國的低福利、不管法律與人道進行鐵腕改革（如「仇和式改革」），會將西德的投資和生產吸往東德，反而可能讓東德經濟急速提升、國力增強。而西德反而囿於人權和法治難以效仿，從而在競爭中敗給東德。而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投資回報率極高、城市治安穩定、經濟高速發展，同樣基於極低的黑人勞動力成本、嚴厲的社會管製、白人可以毫無顧忌奴役黑人的政策。而種族隔離製度的諸多方面，都與中國的戶籍製度及城鄉二元體製異曲同工，中國的農民工處境也與當時的黑人勞工很是相似。

雖然就短期看，「中國模式」還不至於能「和平演變」西方發達國家（西方如今的危機更多是其他復雜的原因），但對發展中國家的誘惑力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已經在亞非拉有了廣泛的擁躉，得到許多國家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效仿，而洪森治下的柬埔寨只是相對最像原版「中國模式」的國家罷了。

許多人對「中國模式」缺乏警惕性，最重要是在於缺乏對其具體危害和邪惡本質的認識。那麽「中國模式」的特點、本質究竟是什麽？前文已做了概括，但在此有必要再舉例和補充。

雖然今日的柬埔寨與中國發展模式最為類似，但與「中國模式」最「心有靈犀」的，莫過於在2019年元旦新上任的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他的言論和政策主張，才反映了「中國模式」的內在邪惡性。博索納羅敵視勞工運動、女權運動、反對福利國家，視推動社會公平與捍衛人權的進步人士為仇敵。他大搞個人崇拜並以「彌賽亞」自居、鼓吹威權統治贊美獨裁、強調個人奮鬥而非改變社會結構性不公、主張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實行大幅減稅和私有化一切國企、為發展經濟放棄環境保護、褒揚家庭價值和父權主義。他的一系列「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將世界各國既得利益群體內心想卻不方便說的話都直白的說了出來：

他公開對巴西的「低端人口」–世代定居於巴西的黑人公民–加以辱罵，稱「黑奴好吃懶做，別說幹活連生孩子都不願費勁去幹」；揚言「一旦當選會取消亞馬遜印第安保留地」，允許對這些保留地進行「無差別無補貼開發」，不顧無節製開發導致的環境汙染和破壞、會造成巨大的生態災難（亞馬遜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其對巴西和世界生態舉足輕重），更不顧忌當地印第安人的生存；喊出「誰不信奉上帝就該消失、世俗化在巴西不應存在」的話，以取悅在巴西人口眾多福音派基督徒；發表仇視同性戀、鼓勵反同者的言論「如果我兒子是同性戀我寧可讓他被車撞死」。如同中共和擁護中共者對六四屠殺和「黨指揮槍」的認同甚至贊許，他公開盛贊被國際社會和許多巴西人憎惡的前巴西軍政府，推崇軍政府裏一些臭名昭著、對異己施行酷刑的秘密警察頭目，為殘酷的軍政府統治辯護。他在2014年面對巴西工黨女成員羅薩裏奧指責軍政府「強奸被捕左翼女性」的罪行時口出狂言「我才不會對她這麽做，她實在太難看了」。他發表的此類「反政治正確」言論不勝枚舉，且執政後已開始將其主張在現實中實行。

博索納羅的這些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價值觀和政策主張，雖有一部分從外殼看與中國國情不同，甚至在宗教觀念、私有化政策等方面表面看與中國截然相反，但其內質上恰恰與當代的「中國模式」十足契合：為發展經濟不惜以犧牲人權和環境為代價、為取悅強者和主流群體而踐踏弱者和邊緣人群尊嚴。「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可以從「中國模式」的支持者的價值觀中體現出來。概括來說，就是反社會公正、排斥政治正確、精致利己、厭惡女權、仇視平權、蔑視多元和差異、唾棄公共社會義務、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把殘酷冷血當作成熟理性、做人做事沒有底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而博索納羅這樣的人在骯臟的互聯網選舉攻防戰中如魚得水，戰勝無法像他那樣沒有底線的對手，於民主選舉中登上大位。這也說明，「中國模式」不僅在專製國家是「硬通貨」，民主製度也無法抵禦夾帶在民粹主義與社交媒體謠言中「中國模式」的幽靈。此外，這也隱隱約約的證明：集愚民、順民、暴民三個身份於一體的群氓之惡，並不會因民主憲政、公民教育的實現而消除，相反它根植於人性和社會結構之中；而「中國模式」某種程度是符合人性、延續了歷史慣性的，哪怕它符合的並非人性之善而是其惡、延續的並非歷史之文明進步而是叢林法則。

文明優於野蠻但並不一定能戰勝野蠻；正義代表真善美，卻經常敗於謊言、暴力武裝起來的邪惡。這本應是常識也在某種程度是常識。但對於歷史的發展與人類的命運，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民卻經常沈浸在「歷史必然進步、生活越來越好」的樂觀情緒中，將好萊塢式大團圓結局套在人類文明進程上。而放松警惕本身就意味著危險。

歷史史實一次次證明，輸贏勝負往往與是非善惡並不常是正相關，甚至是反相關。無論是斯巴達擊敗雅典、「蠻族」裂解羅馬，還是蒙古西征南下，以及女真/滿族兩次入侵且統治中原，都不是更文明開化的力量取得勝利。相反，野蠻與暴力總是統治者之所以成為統治者的通行證。即便到了二戰時期，如果德國沒有選擇入侵蘇聯，維斯瓦河以西恐怕皆為納粹長久控製，英國淪亡也只是時間問題；如蘇聯加入軸心國，美國繼續堅持孤立主義政策，如今的世界完全可能是另一個樣子。二戰同盟國的勝利與其說是「正義戰勝邪惡」，毋寧說是諸強爭霸更強者勝，只不過更強者恰巧位列於相對正義的一方罷了。某種角度說，人類及人類的整個歷史，何嘗不是一個土地廣袤的角鬥場、披著文明外衣的大叢林呢？

相對於普世價值、西方文明，保守、殘酷但卻有「野蠻的活力」的「中國模式」，同樣很有可能在國際競爭中後來居上，將民主法治、平等博愛甩進垃圾箱，把以不平等、不公正、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調的價值觀樹立為「新普世價值」。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模式，確實會極大刺激人的奮鬥積極性，不僅能彌補在創新等領域的不足，還可能在一些領域更勝一籌，在物質上比註重公正和共享的模式產出更多、更大成果。「不擇手段」的手段、「沒有底線」的底線，可以為一切競爭的勝利鋪平道路，在缺乏有力的「裁判員」的國際競爭中尤其如此。這種有利於強者的模式，也能將精英階層充分的籠絡和團結起來，中上階層內部相互利用、合作分贓、「各取所需」，成為幾乎堅不可摧的利益共同體。「殘酷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集團、既得利益階層乃至廣大民眾，還剩多少道德、還有幾分底線呢？而已經危機四伏、內憂外患不斷的西方，又如何有把握擊敗「中國模式」這個嶄新物種的入侵呢？而發展中國家又怎麽可能對它有足夠的免疫力呢？

洪森的柬埔寨如90年代的中國，經濟蒸蒸日上，自由民主卻遙遙無期，弱者的人權更是漸行漸遠。而今日的中國，也已成為繁榮而殘酷的世界級帝國，相對於法治和平等的國家，它讓幸福的人更幸福，讓不幸的人更不幸；讓幸福的人的幸福可以更容易的代際傳承，而不幸者同樣將種種不幸傳給下一代；不幸者也有機會成為幸福者，只是，要過獨木橋、要依附體製和「貴人」，以及將一切「潛規則」運用的純熟。這個竊取了「中華」之名、也非「人民」所有、更無「共和」之實的政權治下的國家，是特權階級巧取豪奪、有權無責、窮奢極欲的天堂，是中產階級愛恨交織、欲變不能、欲棄不舍的人間，是平民大眾為活而活、痛而用忍、顧昔足今的年代，是弱勢群體力錐無地、唾面自幹、殘死無聲的地獄。

但諷刺的是，生活、生存、生命軌跡天差地別的各階層，恰恰構成了推動「中國模式」運轉的不同功用的部件，「各就各位」，讓它轟鳴的前進著。如果它變成世界主流的模式，將是對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人文主義、理性主義的根本反動，更是對歐洲政治革命以來構建的世界文明秩序的顛覆。世界人民想要這樣的未來嗎？

西班牙結束威權統治的過程

幾年前，我偶然讀到英國歷史學家保羅·普雷斯頓教授所著《民主在西班牙的勝利》一書。我讀後不勝感慨。我既感嘆於普雷斯頓教授紮實的史學功底和高超的寫作能力，更對西班牙實現和平轉型過程贊嘆不已。本書讀後我至今難忘，就寫一篇遲來的評論吧。

本書重點描述了佛朗哥統治末期至1982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期間，西班牙由右翼軍事獨裁轉向多元民主政治的過程。

1939年4月，持續了兩年零八個月有余的西班牙內戰告終，左翼「人民陣線」建立的共和政府被擊敗，大批左翼人士遭長槍黨血腥屠殺，從此開始了佛朗哥軍人政權長達36年的獨裁統治。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長槍黨為國內唯一合法政黨，禁止一切獨立政治團體的存在，禁絕了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對異見人士進行血腥的鎮壓。政府各部門由佛朗哥的親信把持，腐敗和官商勾結無處不在，社會死氣沈沈。

但佛朗哥政權也大力發展經濟，推動私有化進程，吸引外國投資，並積極發展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1950-1970年間，西班牙經濟迅速發展，被國際社會稱為「西班牙奇跡」。經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則是忠於佛朗哥的權貴階級，同時也培養了規模可觀的中產階層。這些中產階層大多對政治較為冷淡，但其中也有些人在物質豐富後，在內心產生對民主自由的渴求。

1973年，因第四次中東戰爭，全球性的石油危機爆發，歐美各國均受到沖擊，西班牙也不例外。連續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就此告一段落，而因經濟衰退導致的民生困境也日益凸顯。這時，對政治冷淡的西班牙中產階級，有不少人暗中投身到民主革命及準備工作之中。

同時，佛朗哥也年事已高，他開始為尋找接班人、將「藍色江山（佛朗哥政權以藍色為代表色）」永遠傳下去做準備。他選擇了原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孫胡安·卡洛斯王子為國家元首的繼任者，以海軍上將卡雷羅·布蘭科為他的實權繼承者。

就在這經濟衰微、權力輪替的動蕩時期，西班牙的革命運動如火如荼。以「埃塔」為代表的左翼極端主義勢力，用暴力和暗殺手段對抗佛朗哥獨裁政權；而以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西班牙共產黨兩股力量為主軸的左翼溫和勢力，則通過民主啟蒙與公民運動的方式，進行和平鬥爭。

佛朗哥政權內部對民主運動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以佛朗哥本人和其指定繼承者卡雷羅·布蘭科為代表，主張繼續專製獨裁，鎮壓民主運動，反對政治多元化和開放黨禁報禁，並獲得長槍黨核心成員和部分死硬頑固派軍人的堅定支持；另一種聲音以胡安·卡洛斯王子和阿裏亞斯·納瓦羅、阿道夫·蘇亞雷斯等人為代表，傾向於通過和平的方式，逐步實現西班牙的民主化，他們得到了執政集團中較為溫和的「天主事工會」和大部分技術官僚的支持。

正當執政集團為未來發展路徑爭執不下時，保守死硬分子卡雷羅·布蘭科遭「埃塔」武裝人員暗殺，被炸死於赴官邸的路上。這使得頑固派遭受重創，佛朗哥此前安排的接班計劃也告吹。此後，主張變革的勢力在執政集團內逐漸取得優勢。

1975年，佛朗哥終於死去。很快，民主浪潮風起雲湧。全國各地都爆發了要求結束長槍黨軍事獨裁、實現民主政治和社會自由的示威遊行。左翼進步勢力通過大規模的、和平的公民運動方式，表達了西班牙人民的願望。

但以「埃塔」為代表的極左恐怖主義勢力，試圖使用暴力手段打擊政權。而長槍黨和軍警中的保守分子，也動用私刑和使用武力，試圖破壞正在進行的民主轉型。極左和極右勢力之間的暴力也日益升溫，一時間到處是暗殺和互相報復的血腥。

這時，可貴的行動出現了。左翼的工人社會黨和共產黨旗幟鮮明的反對「埃塔」及其他極左恐怖組織的暴力行為，並與後者「切割」；右翼的、原屬佛朗哥政權執政集團成員組成的、政治傾向為中間偏右的「中央民主聯盟」，也拒絕被極右暴力分子拉下水，普遍支持和平示威者的權利，尊重溫和左翼的政治信仰，傾向於推動國家走向民主。

在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後，中左和中右曾經很對立的這兩派民眾一起走上街頭，聲言反對暴力、支持民主。他們還共同驅逐了試圖挑撥離間、在遊行中進行挑釁的極端分子，並公開與屬於本陣營的暴力分子「割席」。

在占人口大多數的溫和左翼和溫和右翼共同努力下，西班牙各地的暴力行為減少，安全形勢好轉。這為和平與穩定的實現民主轉型，創造了重要的先決條件。

1977年舉行了民主轉型開啟後的第一次大選。右翼的「中央民主聯盟」以34.61%排名第一，工人社會黨以29.27%排名第二，而已恢復合法身份的西班牙共產黨得到近10%的選票。這意味著民主進程已進入正軌，不同意識形態的勢力可以通過議會這樣的平臺和平的處理爭議，而不在像內戰和獨裁時代那樣，靠暴力壓服對方、摧毀對方。

在民主轉型中，已是國王的胡安·卡洛斯一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國王的身份和個人魅力，力主實行民主製度，說服了試圖維護專製存續的許多保守派骨幹分子，還促成了左右兩翼中溫和派的溝通對話。他傾心民主的態度，也讓許多對政治冷淡的民眾，變得積極歡迎民主的到來、捍衛民主的成果。

胡安·卡洛斯的貢獻不止於此。1981年和1982年，西班牙發生了兩次試圖顛覆民主政權的軍事政變。在一次政變中，軍人已攻入議會，劫持了內閣成員。但兩次政變均因支持者有限、被支持政府的軍隊鎮壓告終。而說服大多數軍方要員支持民主政權的，正是胡安·卡洛斯。他利用國王這個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特殊身份，以及在前述民主轉型中積累的巨大感召力，以及對和平與民主的真誠渴望，打動了各方人士，促使原本觀望的軍方高層采取行動平息政變。

1982年大選，工人社會黨獲得議會相對多數，取代右翼成為執政黨，也實現了民主化開啟後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此後，再無軍事政變發生，極左和極右勢力也隨之衰落，暴力事件僅有零星發生並趨近於無。至此，西班牙的民主轉型不可逆的完成了。

回望那段歷史，給中國、世界啟發頗多，其中的各種經驗和教訓，都值得我們去了解、參考。

第一，大眾參與革命的重要性。在西班牙走向民主化過程中，大批普通市民勇於走上街頭，甚至更深層次參與革命運動（如創辦地下刊物傳播自由民主思想），對於民主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正是在佛朗哥死後廣大民眾此起彼伏的抗爭，尤其中產階級普遍表露出的求變心態，讓執政者看到民主化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讓革命者得到支持和受到鼓舞，最終促成了民主革命的來臨和勝利。民主，離不開廣大人民自己的奮鬥與創造。

第二，關鍵人物順應了歷史潮流，站在了正義的一邊。如胡安·卡洛斯、阿裏亞斯·納瓦羅、阿道夫·蘇亞雷斯等人，本屬於舊政權的權貴，是佛朗哥一手扶植和提拔的，卻沒有遵從佛朗哥繼續搞獨裁的遺願，而是選擇順應大勢、尊重民意，推動國家走向民主化。這些身居高位者主動推動民主而非死命捍衛獨裁，讓國家快速而和平的實現了民主轉型，可謂功德圓滿。

第三，仁人誌士勇於投身革命、身體力行、堅守理想。在推動民主化過程中，工人社會黨和西班牙共產黨的成員功勞甚大。在佛朗哥還活著的時候，他們雖遭殘酷鎮壓，但仍然從事革命活動，在國內外深耕細織，致力於將西班牙帶向民主。在獨裁統治末期和民主轉型初期，他們冒著被捕、被暗殺的危險，堅韌不拔，英勇的與保守頑固勢力鬥爭，並可貴的采取了非暴力的抗爭方式。而民主轉型後，沒有像某些國家名義上的左翼政黨那樣，變成新的、更可怖的獨裁者，而是承認政治多元化與和平的議會鬥爭路線，保障了民主政治的長存。

第四，主流政治力量與極端分子和暴力行為「割席」，堅持和平與對話。在西班牙轉型過渡期，政治暴力一度猖獗，極左和極右武裝組織都在破壞著和平談判與多方對話，分別試圖將主流左翼和主流右翼「拉下水」，建立左翼或右翼的「專政」，並清洗政敵。而主流的左翼與右翼都不為他們所動，相反明確與極端分子「割席」並譴責各自陣營中的暴力行為，面對對方陣營極端分子的挑釁保持了克製。雙方都堅持與對方主流力量對話與協商，沒有讓國家再次陷入內戰的深淵，也避免了發生大規模和成功的軍事政變，建立了多元化的文人政府，將西班牙拉回了和平轉型的軌道。

第五，歷史也需要一些偶然和血氣。雖然針對平民和雙方低級成員的暴力是不利於和平民主轉型的，但對於卡雷羅·布蘭科等獨裁政權高層的刺殺，卻清除了民主轉型路上巨大的障礙、極大加速了民主轉型的進程。有人認為，如果卡雷羅·布蘭科這樣既有威望和能力，又堅持專製體製的死硬分子成功接替佛朗哥，那麽西班牙實現民主可能要推遲十年甚至更久。對阻礙革命的高層死硬分子，有時肉體消滅是最後的但也是最快的解決方式。如辛亥革命中彭家珍刺殺良弼，就加速了清廷的覆滅。此外，佛朗哥的逝世也成為民主轉型的契機，這從他去世前後西班牙的政治形勢演變就可以看出。他一日活著，西班牙就一日沒有民主。

普雷斯頓教授這部《民主的勝利》，所述內容、所表達的思想當然不止於此。我在此只是摘取一些印象較深、最值得探究的內容，加以簡略分析，供讀者參考。其中關於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的諸多背景和經驗，都值得國人比照和效仿。歷史的、他處的，值得我們學習的有很多很多。

越南社會的社會變革

　　2019年元旦，越南正式廢除曾效仿中國、統一後曾在全境推行的戶籍製度。眾所周知，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戶籍製度最為熟悉，它的影響幾乎伴隨每個國人的一生，如今依舊存在並深深的影響到國家和人民的諸多方面。因此，越南的這一「超中」舉措引發了中國國民的普遍關註和議論，越南的變革也映入國人眼簾。而這一舉措，只是近年來越南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一隅。

　　自1980年代中期越南開啟「革新開放」後，越南的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文教衛生等各領域，全都在改變著。但由於其發展較晚、看起來很像中國「改革開放」的克隆版，這一系列變革沒有得到中國和國際社會充分的重視。事實上，在表面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亦步亦趨之下，越南「革新開放」與中國有諸多不同。尤其最近的十多年，越南在政治領域的改革，已經與中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產生了顯著的差異。而在經濟領域，其改革的方向和許多關鍵點也越發具有創新性。至於其他領域，也都展現了一些與中國相異的特色。這些都值得國際社會尤其國人和工作於關註中國變動的人們了解、研究，並對推動中國的變革起到借鑒和參考作用。

　　（一）越南「革新開放」政策實施的背景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今屬正式名稱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土上，戰亂不斷。連續而酷烈的戰爭摧殘下，中南半島東部的這片土地民生雕敝、淒風苦雨。而1975年北越政權統一越南全境後，其內政、外交、軍事政策的一系列失敗，更是讓越南國民經濟處於幾乎崩潰的狀況。直到1986年，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的阮文靈開啟了「革新開放」的進程，越南經濟、對外交流才開始發生重大變化，越南也跌跌撞撞的走在了發展的快車道上。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9月2日，越南國父胡誌明在河內的巴亭廣場宣布越南獨立建國。這可以看作是現今越共政權建立的標誌。

　　但法國殖民者很快卷土重來。1946年11月，法越戰爭/越南反法抗戰（Kháng chi?n ch?ng Pháp）爆發。戰爭初期，胡誌明為首的越盟失去了除中越邊境山區外所有領土。後來，在中國的大力支援下，越盟逐步收復失地。直到1954年，越南在中國軍事顧問和中援武器的支援下，於奠邊府決定性的擊敗法軍，戰爭才宣告結束。整個戰爭中，雙方長期拉鋸，法軍狂轟濫炸、雙方四處交火，戰爭波及的越南北部地區經濟遭受嚴重破壞。

　　造成更大破壞的則是越戰，尤其是由美軍直接參與的越戰階段。1955-1975年，以北越政權和南越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中國、蘇聯和幾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一方，以南越政權、美國、韓國及美國其他盟友為另一方，雙方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全面對抗，是二戰後至今最酷烈的戰爭。在北方，以地毯式轟炸「滾雷行動」為代表，美軍常態化的高空轟炸幾乎摧毀了北越所有的工業和基礎設施，例如工業發展的引擎電力和石油供應，以及道路交通設施，都遭遇沈重打擊；在南方，美國和南越軍隊與越共遊擊隊進行曠日持久的戰鬥，如越共發起的「新春攻勢」和美軍的「『戰略村』計劃」，也讓南越政府改善經濟的努力被戰爭侵蝕殆盡，哪怕它得到了大量美國資金的挹註。而1975年北越攻占南越全境的統一戰爭，也對南方的基建造成破壞。

　　而分別於1978年底和1979年爆發的越柬戰爭和中越戰爭，則繼續損耗著脆弱的越南經濟，讓它雪上加霜。中國軍隊對於北越工業區的破壞，讓復蘇不久的越南北方工業基地一度重新陷入癱瘓。

　　歷經這些戰爭，1980年代的越南成為一片廢墟，工業更是幾乎要從零重啟。但越南經濟困境並非僅僅源於戰爭，還有其從建國至統一後十年（1945-1986）極左政策製造的經濟危機。

　　雖然和中國、蘇聯，以及其鄰國柬埔寨相比，越南在政治、經濟各領域都是相對「少折騰」的，但是並不是沒有「折騰」過。在越南第一個五年計劃（1960-1965）期間，越南就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這在戰爭年代還情有可原。但是戰後在越南全境實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76-1980）和第三個五年計劃（1981-1985）期間，以總書記黎筍為首的越共中央依舊在工農業領域選擇效仿蘇聯，工業發展被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所束縛，工人和農民沒有勞動積極性。激進的土地改革尤農業集體化政策，導致原本就低下的生產力再度下降、國民收入進一步下滑。而且，相對於中蘇等國，越南工人和農民工作紀律更差、勞動效率更低，像蘇聯那種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在越南根本沒有實現的環境。

　　越南雖然不排斥甚至盡力爭取外援，但當時的國際環境卻不利於越南。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後，西方國家寧可支持搞大屠殺的紅色高棉政權也不支持越南，中國更是出兵攻擊了越南。這樣，越南的外援只有來自蘇東國家。為此，越南還於1978年加入了蘇聯主導的「經互會」。但1980年代蘇東國家恰恰同樣處於經濟困境，對外援助逐步削減。雖然蘇聯為保護這個重要盟友願意提供不少援助，但越發力不從心。而且，簡單且少量的「輸血」而非外部資本、技術、生產方式的常態化輸入，只是杯水車薪罷了。1991年，經互會和蘇聯一起「灰飛煙滅」，越南最主要的外援也徹底不復存在。

　　導致經濟陷入困境的，還有大量人才的流失。1975年北越發起統一戰爭後，大批南越精英擔心被清算，紛紛逃離越南，「投奔怒海」。統一後，越共政權雖沒有進行死亡清洗，但糟糕的經濟政策與民生雕敝的環境，還是導致剩余的精英乃至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大規模逃亡，形成了超過百萬的難民群體–「越南船民」，遍布香港、東南亞乃至歐美各國。這些人的逃亡既是越共政權惡劣經濟政策和環境的結果（之一），反過來也加劇了越南經濟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於是，1975年到1980年代中期的越南經濟並未像許多戰後國家那樣迅速復蘇，而是愈發萎靡不振，國民陷入赤貧之中，人均年收入僅為約合200-300美元，25%的兒童營養不良，6000萬國民普遍在貧困乃至饑餓中掙紮。

　　於是，就像中國在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其實經濟已經崩潰）」而不得不進行「改革開放」一樣，越南在民生極度困苦、百業雕零、國民經濟羸弱不堪的情形下，經濟社會政策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二）「革新開放」的發端和正式啟動

　　如前所述，1980年代的越南，幾乎處於經濟絕境之中。而這，也成了越南經濟不得不改的客觀動力。

　　同樣如同中國的「改革開放」，越南的「革新開放」也是以一場標誌性會議為公認的起點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啟「改革開放」幾乎整整九年後，1986年底召開的越共六大，也標誌著越南正式走上了「革新開放」之路。

　　在越共六大之前，越共政權已經開始進行局部的改革。幾乎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時甚至略早，越共中央已下放了一些權力，默許部分地區實行激勵機製、鼓勵農民多勞多得的措施。再後來，甚至還給予各省份自行成立外貿公司的權利，而非由中央壟斷。這些改革也都是在惡劣的經濟形勢下被迫實行或默許的，並取得了一些成效，讓越共中央看到了改革的好處。越共的四屆六中全會也肯定了這些改革措施。但這種改革是有限的、不連貫的、局限在部分行業和部分地區的。面對經濟民生危機，全面改革勢在必行。

　　1986年7月，奉行親蘇保守路線的黎筍去世，由親華派的長征繼任總書記。在經濟上，長征曾比黎筍更加左傾，例如他早年在北越進行過激進的土地改革，包括農業集體化，以及過程中廣泛的鎮壓。真正開啟「革新開放」的，是於數月後越共六大上正式接任總書記的阮文靈。

　　阮文靈，1915年出生於越南北部的興安省。他14歲即參加了越盟下屬組織胡誌明市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後來被派往南方進行黨支部建設工作。從1930年至1945年，他曾三次被捕入獄。越戰期間，他已成為北越政權在越南南方最主要的領導人，並參與策劃了「新春攻勢」和一系列對美國和南越的宣傳戰。

　　阮文靈一直反對對南方進行過激的「社會主義改造」，主張保留私有經濟。這或許和他長期在南方工作，受到更多的自由主義思想熏陶有一定關系。但他的這種「離經叛道」的主張卻導致了黎筍等人對他的排擠，並一度被迫離開政治局。直到1980年代中期，面對越發糟糕的經濟，阮文靈的主張才重新得到接受，他也得以重返政治局。在1986年12月召開的越共六大上，與長征同屬親華派的阮文靈正式接任總書記一職。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越共政權確立了「革新開放」的路線。

　　本次會議議程的核心就是如何推動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經濟」成為了越共六大的核心要務。為此，在黨代表的要求方面，就著重於更能理解黨新型經濟政策的黨員、年輕黨員參加，以為改革打下組織和人才基礎。

　　在會議上，包括長征在內的越共中央高層檢討了自己的失誤，並承認越共中央各機構需要為此承擔責任。在這一點上，和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及會上通過的重要文件《關於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看起來很相似。二者都檢討了黨過去執政的失誤，並且提出要進行革新與改變。不過相對於中共《決議》對已去世、下臺、失勢人物的批判，越共六大上則是由當政者主動承認自身的錯誤，且總書記長征主動放棄繼續擔任總書記。在這一點上，越共的自省和變革意誌是強於中共的。

　　阮文靈則以溫和而堅定的態度批判了越共現存的問題。他在會上稱，越南「生產活動蕭條、流通體製混亂，當局容忍社會經濟困境持續、人民信心動搖」。而如中央書記處書記阮升平、部長會議副主席（國家副總理）武文傑、胡誌明市市委書記武塵誌均表達了相似的意見，主張厲行改革。

　　相對保守的長征等人，依舊強調堅持越共領導、實行民主集中製、黨對經濟的控製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認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過各方商議和妥協，最終形成了以下共識並成為決議：

　　1.「大會要求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也意味著，越共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對外反侵略戰爭，轉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中共政權「改革開放」的首要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非常相似。

　　2.建立「以社會主義為定向的、多種經濟成分的、由國家管理的市場經濟」的革新路線。這與中國的「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類似。而「對內要正確對待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鼓勵發展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要調整產業結構，重新安排投資方向確立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順序，實行全國統一的社會經濟政策」等具體內容，則同樣與中共「改革開放」之後數十年的經濟綱領相似。不過，中共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才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而越共早了近6年。越共六大上，越共中央還提出「全面推進革新事業，以市場機製徹底取代計劃機製」的目標，比中國經濟改革的步伐明顯邁的更大更快。

　　但會議同時也提出，要「繼續努力控製小商人、資本家」，並在此後拒絕了西方控製的國際金融組織全盤私有化的建議，在重點領域保留了國有化。這表明越南在大步前進的同時，並不會拋棄其執政和立國的經濟基礎。這也從側面表明，越南不會放棄包括政治製度在內的列寧式一黨專製製度。這一點與中國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堅持中共的領導作為底牌，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後來實際的運作上，越南國有企業在大型企業的占比是極高的，遠高於中國經濟中的公有製比重。這很大程度是在於越南經濟體量小、國內行業競爭度低，不像中國有廣闊的市場和勞動力發展大型民營經濟。

　　3.越共在會議上還認為，「由於多年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存在許多落後和錯誤的觀念，所以這次大會應當成為黨在思維、作風、組織和幹部工作中改革的標誌。」這相當於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解放運動。

　　關於管理體製改革，提出了六大要求，包括「改造經濟計劃的官僚體系，並把中央機關的權力分散、讓決策程序更為獨立，以提高經濟管理體系的效率」、「厘清部長會議的職權、權限，並重組國家管理機關，提高其效能」、「改善黨的組織能力、領導和幹部培訓程序」等。這類似於中國的簡政放權、精簡和重新調整管理結構、將原屬中央的部分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政企分開」之類措施。越南也效仿中國設立胡誌明市、峴港、芽莊、富國島等經濟特區和開發區，但全國整體的開放速度要快於中國。

　　4.對外領域，實行「『廣交朋友』的靈活方針，擴大對外貿易，吸引外資。」這與中共的對外開放、招商引資，以及後來的「走出去」戰略類似。

　　除了經濟，越南在外務方面還強調要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改善關系，雖然只提及了瑞典、澳洲、法國、日本等國，並未提及結束血腥戰爭僅11載的「仇敵」美國，但也充分顯示了越南希望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幫助的意願。這也與中蘇交惡後，中共積極改善對日對美關系，並在「改革開放」後更大幅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多有相似之處。而且相對於中國，越南改善對外關系的步驟更快。在1975年，越南還處於只有蘇東國家支持，與世界大多數國家關系處於險惡或冷淡的狀態，因此六大上推出的改善外交舉措顯得更為積極和大膽。

　　很明顯，在越共六大上，改革派大獲全勝。根據越共對六大的定性，六大後的越南「在經濟、社會建設和發展的觀念和路線以及對外的許多大政策都有了方向性的轉變」。而國內外的評論人士也都把越共六大看作越南經濟社會發展的轉折點。

　　而在越共六大上，大多數政策與中國此前和之後的許多大政方針頗為類似。雖然在實行的時間、力度及部分細節上與中國有所不同，但從本質上，越共六大及之後的十多年，越南的「革新開放」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具有明顯一致性的。在2000年代以前，兩國的改革進程都是在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執政、經濟上的公有製為基礎、對市場經濟有限放開的基礎上進行，還沒有產生質的差異性。

　　（三）「革新開放」的前期與中期：解放生產力後經濟的騰飛與新問題的初現「革新開放」全面開啟後，一批新的黨員幹部得到提拔。在全面改革之前，為越南立國流血流汗的軍人是越共中央和地方最強大的勢力；改革之後，軍方的影響力大幅削減，代之以擅長經濟的技術官僚，後者逐步成為越共政權的骨幹力量。在改革之前，中央幹部占據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大多數席位；六大之後，越共提高了地方官員在中委和政治局的權力比重，以增大各地方在中央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進各區域經濟發展。此外，越共六大也完成了越共高層的新老交替，長征、黎德壽、範文同等越共元老紛紛退位。這一切都為培養和提拔新人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革新開放」奠定人才之基。

　　當推動革新的領導班子和基層骨幹就位之後，「革新開放」的大幕正式拉開。

　　正如越共六大的決議所說的那樣，越南開始了全面變革。在經濟上，不再強調單一的公有製經濟，私有企業、個體商戶名正言順的進行合法經營；在農村，除了土地所有權還在官方，使用權、收成支配權均歸農民個人所有。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無論工業還是農業，都可以在限定範圍（但開放範圍廣泛）和繳納稅款的前提下自由交易，商品經濟繁榮。

　　在對外領域，越南引進外資決心堅定、態度誠懇。因此，雖然正值蘇東劇變、來自蘇東的外援幾乎斷絕，但越南與西方國家很快建立了良好的經貿關系。雖由於越南本身經濟體量的微小、工業基礎的薄弱，以及雙方一些政治因素的阻礙，對外貿易和外援並未給越南決定性的幫助，但還是很大程度促進了越南經濟的發展，尤其對於越南引進外資和技術、促使國內市場與國際接軌，起到重要作用。

　　在引進外資和技術的同時，越南大力發展出口產業，用來刺激經濟和賺取外匯。1999年，越南對外出口額高達GDP的40%，在金融危機後的東南亞一枝獨秀，更挽救了危機中的越南經濟。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貿組織，在對外經貿合作領域又上了新臺階。

　　在外交上，越南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與中國改善了外交關系。1979-1989年，中越兩國爆發了斷斷續續長達十年的邊境沖突，兩國關系也在中國發起「自衛反擊戰」後降到歷史冰點。原本兩國關系還可能長期冰凍下去，但中越兩國內部與國際局勢的變化，促使兩國關系迅速緩和並重新成為戰略夥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越南最大的靠山瓦解，這不僅迫使越南必須改善與中國關系，也在客觀上為中越關系改善破除了來自原蘇聯的阻礙。而中國經歷六四事件，在國際上遭遇空前孤立，也需要與越南等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抱團取暖。越南的「革新開放」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又頗多類似，也都強調對外友好和開放，使得兩個利益與路線均有高度重合的國家關系迅速升溫。1991年，中越發表聯合公報，兩國關系正式正常化。兩國除了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交流，經濟方面自然也少不了，甚至後者才是重中之重。1990年代及之後，原本就有悠久歷史貿易傳統的兩國鄰邦經貿關系迅速升溫，越南與鄰近的中國廣西省更是邊貿繁榮。

　　此外，為擺脫國際孤立，越南還逐步從柬埔寨撤軍，這既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好感，也減輕了財政負擔。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意味著東盟其他國家不再將其視為地區級的「紅色霸權」、「東南亞的蘇聯」，而是合作夥伴。東盟地區在90年代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發展潛力巨大，市場廣闊。因此，加入東盟的越南得以開辟周邊國家市場、促進與區域內各國的經貿交流，對越南經濟發展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動作用。1986-2006年，越南對同區域（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占總進、出口的比例，分別由1.16%和1.13%增大為30.5%和20.2%。

　　隨著「革新開放」逐步深入，一方面，越南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市場經濟日益繁榮，哪怕底子還是相當薄；另一方面，革新政策與舊體製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許多新的經濟社會問題日益浮現。

　　1986-2006年，越南年均經濟增速約為7%。這20年間，人均GDP由385美元增加到1080美元，是「革新開放」開啟時的3倍。即便1997-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並席卷東南亞，越南經濟也保持了平均5%以上的增速。雖然相對於中國，越南這20年的經濟增速略低，但卻高於同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於一個在戰爭的瓦礫和戰後動蕩中艱難前行的國家，這樣的成績實屬不錯。此外，如進出口等外貿數據更是增長迅猛。越南出口總額由1986年不值一提的789萬美元，增長到20年後的398億美元，令人感嘆其外貿發展之速。越南很快成為東南亞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早在1990年，紐約時報就將「革新開放」後的越南經濟迅猛發展稱為亞洲的「經濟奇跡」，進入新世紀的越南更被寄予厚望。

　　而同樣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國民社會保障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人均壽命和國民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教育事業的發展為例，1974-1975學年，越南只有41所高等教育機構，學生和教職工分別只有55700和8658人。而2007年，高等教育機構猛增到345所，學生人數達到了200萬人。1991年，只有2%的適齡者在讀大學，1999年即達到了11%，2016年大學凈入學率則達到了28.6%。同時教育改革也在展開，包括放開私人教育機構的開辦許可、有限的教育市場化、公立私立教育結合、允許建立外國大學在越南的分支學校、降低外國對越教育投資門檻、加強對外學術交流等措施，並努力讓越南的教育符合國際標準。

　　雖然這些很大程度上屬於越南飽經戰亂和長期相對封閉後的補償性增長，但仍舊十分喜人。尤其相對於1975-1986年即「革新開放」的前11年經濟發展的停滯狀態，後20年取得的成就更為可圈可點。而且，越南經濟從戰爭恢復期結束後，依舊長期增長，已不是簡單的補償性發展，而是實現了具有持續性的經濟繁榮。

　　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的問題也不斷出現。

　　首先，社會貧富分化迅速加劇，腐敗和裙帶主義現象日益猖獗。「革新開放」給了越南人發家致富的機遇，也製造了越發嚴重的不平等，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均、社會地位的差異、得到的各項社會服務與保障水平的差別等。當胡誌明市富裕起來的新貴正在酒吧燈紅酒綠之時，越南北部農民還在為溫飽掙紮。即便到了21世紀初，越南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但事實上位於農村乃至內陸中小城鎮的居民，普遍還沒有達到聯合國人均一天1.25美元的最低生活標準（2005年標準）。

　　貪腐問題則與經濟繁榮密不可分。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了各級官員權力尋租的機遇，而專製體製下民主法治的缺失，讓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泛濫成災、難以遏製。當然，越共一直強調反腐和廉潔，也有類似於中國紀檢部門的反貪腐機構，而其「反腐」的手段、目的、結果，同樣可以參考中國。

　　關於裙帶關系，以2006年擔任越南總理的阮晉勇為例，其子女都分別在越南黨政和企業擔任重要職務。如其長子阮清誼，就曾擔任越南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富國島所在的堅江省的省委書記（值得一提的是，阮晉勇本人也曾擔任過這一職務），後又躋身越共中央委員會；次子阮明哲年僅25歲時就已是越共平定省省委委員；女兒阮清鳳則擁有兩個投資基金會，還掌握著包括麥當勞在內的外國企業在越經營權。而其他越南黨政軍高層的近親屬也在「革新開放」的大潮中，借助裙帶關系搶占了先機，「先」富了起來。

　　這自然加劇了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但在一黨專製下，人民無力反抗，無法通過民主選舉或遊行示威的方式改變現狀。這就涉及到「革新開放」帶來的另一個根本性的矛盾。

　　第二，繁榮的經濟與僵化的政治體製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包括分配不公在內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在現行專製體製下得不到解決，越共一黨專製面臨著經濟多元化帶來的政治多元訴求的挑戰。雖然「革新開放」也有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但其改革是很有限的，最核心的權力歸屬、權力結構並沒有改變，政權專製獨裁的本質沒有改變，權力決定資源分配的格局沒有改變。與中國六四事件後的改革一樣，此時的越共也在繼續經濟改革的同時擰緊了政治改革的閥門。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六四事件……原「斯大林模式」下列寧式政黨統治的各國發生的變化，也深深影響著越南。前兩個事件讓越共高層感到了統治的危機，而發生在中國的變動則讓他們有了維持政權的信心。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 M??i）為代表的越共中央在堅持「革新開放」政策、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采取措施積極鞏固越共在越南的領導地位。他的繼任者黎可漂和農德孟也實行了相同的發展路線，即經濟開放與政治專製並行。

　　但這樣的體製日益顯示出不可持續性。面對貧富差距、環境汙染、社會保障不足、貪汙腐敗、裙帶政治，土地征用問題、教育醫療資源不均，以及逐漸出現的民族沖突（包括越南主體民族京族與高棉人、泰人、華人），社會矛盾迅速激化。而專製體製下，沒有多黨製和三權分立的權力製衡，也沒有可以通過結社、遊行、示威等方式表達訴求的渠道，還欠缺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在高壓統治和經濟增長下，表面上形勢大好，實際上暗流洶湧，社會醞釀著動蕩，政權也感受到了危機。

　　面對這樣的局面，越共政權其實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效仿2013年後的中國，強化專製極權，摧毀公民組織、打壓新聞自由、鎮壓維權運動，用鐵腕手段遏製蓬勃興起的公民社會；另一條道路是，推動國家走向更加開放、多元，進一步放松對社會的控製、盡力滿足人民的民生訴求，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推動政治革新。而後來的史實證明，越共政權選擇了後者。

　　（四）進入深水區：大膽的政治改革舉措與經濟民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其實，早在2000年代之前，越共的黨內民主程度就高於中國等其他列寧式政黨主導的國家。不同於蘇東和中國，越南受「斯大林模式」影響較小（這一定程度上與越共控製北越時斯大林已去世、赫魯曉夫「解凍」有關），也沒有出現像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專橫跋扈的政治強人。越南國父胡誌明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和藹開明、能夠從善如流的政治家，他個人也沒有政治私心。在胡誌明去世前，他帶領的越共沒有發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那樣激烈的肅反、運動，而是相對團結的抵抗外敵。而他的繼任者黎筍雖然是比較專斷的領袖，但也沒有突破胡誌明時代建立的民主集中製的基調。而再往後的幾任越共領導人，就更沒有一手遮天的能力了。

　　而越共六大即「革新開放」開啟之後，越共政權的政治革新尤其黨內民主，就以相對實在的行動得以發展和落實，並取得了不俗成就。

　　首先，越共高層和基層領導的產生更具競爭性。從2001年的越共九大開始，越共中央委員就實行差額選舉。而1988年越南總理選舉，杜梅雖當選總理，但其對手武文傑得到了36%的國會議員支持，這在列寧式一黨專製國家是極罕見的。而越共十大上更是實現了總書記的差額選舉（雖然很大程度是形式上的）。到2010年，越共開始在基層和地方實行黨委書記直選，黨務一把手由廣大黨員選舉而非自上而下任命產生。這在其他類似政體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雖然這樣的選舉並不是民主國家那種完全開放、自由競爭的「標準化」普選，但在一黨專製國家已算是難得。

　　中國各地黨委書記和政府一把手均為任命產生，雖名義上需經人大批準，但極少有被否決的例子，中央層面更是一片「贊同」。而總書記和總理的差額選舉，在中國就是天方夜譚了。

　　第二，越南國會選舉民主化、實權化日益增強，對黨政機構的監督作用越發強大。1992年，越南新憲法頒布，國會很快也改以了全民差額直選的方式產生。差額直選意味著國會議員的產生更具競爭力、更代表民意。

　　當然，根據近年來越南國會選舉的詳情可以得知，這種差額選舉的候選人也是經過篩選，而且差額選舉中也必然有「內定勝利者」和「陪襯者」。例如，在2011年越南國會選舉中，越共黨員占據國會議席的90%以上，14位政治局委員全部當選。不過，也有無黨派的商人得以當選，而越共和越南中央政府提名的182位候選人中也有15人落選，包括前司法委員會主席。

　　同時，越共政權也開始給予越南國會更多實權，減少對於國會是「橡皮圖章」的指責，提高國會的話語權。最典型的，就是由國會對越南中央政府高官實行「信任投票」製度，由國會議員對政府高官投下「高度信任」，或「信任」，或「低信任（其實就相當於『不信任』）」，以評估官員品格與績效。在2013年越南國會的投票中，總理阮晉勇僅獲得210票即42%的「高度信任」票，而「低信任」票高達32%。而越南國家銀行行長阮文平的「高度信任」票不足18%，「低信任」票高達42%。雖然在這種「信任投票」中排名靠後並不附帶任何直接的處罰，但足以對在任黨政官員製造巨大壓力，以匡正得失、監督政府。此外，越南國會也曾在2010年否決政府（其實也是越共中央）提出的關於修建從河內至胡誌明市高鐵的議案，顯示出其在非政治性的重大事務上有時可具有否決權。

　　此外，越南國會議員也十分敢言。例如在國家製定《網絡安全法》以加強網絡控製時，就有議員直言不應訂立相關法案。在關於交通規則處罰問題上，有議員直接以半開玩笑的口氣「讓部長在十字路口站上10分鐘」。還有議員提出關於針對兒童性犯罪嚴重和特區存在的炒地非法交易等敏感話題，並質詢相關部長。

　　這一切，在中國的全國人大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人大對於官員任免從來都是極高的比數通過，全國人大更是從未在重大事務上成功使用過哪怕一次否決權（那次知名的「低票通過」的關於三峽工程的提案，實際也是以67%的同意率通過，其余大多棄權，反對票僅10%）。至於可以作為官員施政滿意度評測並公之於眾的「信任投票」，中國更是沒有的。而人大代表從不會和部長、各省領導唇槍舌劍，許多人大代表團的團長本身就是各地的一把手擔任的。雖然越南國會也不完全獨立，但比幾乎完全只能提建議和鼓掌的中國人大，還是有更多權力。

　　第三，廢除越南政治局常委的設置，實行政治局集體領導，擴大參與最高決策的成員範圍。同時，增大越共中央委員會的實權，促進政治局之外的政治參與，進一步推動決策的民主性。這些措施雖不像越共領導選舉和國會擴權那樣顯眼，但這種黨內集體領導、共同商討和決策，自然可以遏製領導人的獨斷專行，並以黨內民主促進國家民主。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一直以政治局常委會為最高決策機關，將權力集中於政治局常委會的五至九人，此後更是「定於一尊」，不進反退，權力高度集中且不受製約。

　　第四，大幅精簡政府機構，廢除幹部任用終身製，將管理為主導向服務型政府，推動黨政幹部年輕化、專業化。在中央，政府部門通過一系列合並和削減，由60多個減少至22個，而地方也進行了平均10%-15%的精簡。

　　在這些方面，越南倒是和中國頗為類似，且推行的時間和中國幾乎亦步亦趨。例如廢除幹部任用終身製的主要階段，中國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而越南也是同一時期。如前所述，越共六大上長征等人的退休就是例證。

　　第五，落實公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提高投票率，允許獨立候選人參選，提高選舉的民主化與真實性。在越南第十二屆、十三屆國會選舉中，投票率高達99%並允許公民自薦參選，且有少數自薦參選人成為了國會代表。以2007年為例，當年代表選舉確定的875名候選人中，有30人為自薦參選並確定為正式候選人。此外，在選舉之前，國會選舉委員還會通過新聞媒體公布每位候選人的簡歷和照片，供選民全面了解候選人的情況。

　　在中國，曾經盛行一時的各地方獨立參選人大代表，除如姚立法等極少數人外，其余參選者皆落選。而在中央層面上，就更沒有能夠通過獨立選舉進入全國人大的成員。近年來，在各地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候選人，不同程度遭受打壓、威脅，甚至限製人身自由等，公民基本的被選舉權蕩然無存。而中國各地區縣一級人大代表直選，則普遍由政府「包辦」，甚至由工作人員「代填」，其實際投票率和真實性非常不樂觀。當然，或許越南的國會選舉也有類似現象，但從選舉出的自薦候選人的比例、官方推薦候選人失利的情況看，其投票率和真實性還是有一定保障的。而中國的人大代表除少數明星之外，根本不了解其生平詳情，更沒有可能將其詳細履歷展示在電視臺。

　　第六，越南於1992年頒布了民主色彩更強的憲法。越南的92憲法規定，越共產黨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導力量之一，而非唯一領導力量，不是「核心」。同時，相對於此前的1980年憲法，給予國家主席、國會常委會及總理更多權力。這在事實上是對於革新時期領導機構的分權，避免了權力過度集中。

　　總之，越南的政治革新進展迅速，在推動政權提高民主成分方面成就不凡。越南既借鑒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改革經驗，也吸收了西方國家普選製等成果，並且相對於中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改革步伐的堅定性、連續性上都明顯超過了中國。

　　越南在立法修法越共依法執政、政府和國會依法行政、各公權力機構接受法律監督等法治建設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包括《國會監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相繼出臺。雖然在一黨專製之下，其法治有局限性，但至少也走上了法治而非人治的道路。

　　作為政治革新的外圍，越南也有比中國更加自由的新聞媒體和互聯網輿論。越南雖設有「防火長城」，但相對於中國較為寬松，例如其中一部分運營商的互聯網服務可以聯通Google、Facebook等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這在中國同樣是不可能實現的（除非使用VPN）。遠較中國寬松的網絡管控，讓越南國民更易與世界輿論對接，得到普世價值的思想啟蒙。

　　越南的政治革新是其「革新開放」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說，沒有政治革新的開展，經濟革新就會成為缺乏監督、難以科學民主決策的「跛腳鴨」，最終阻礙經濟發展；同時，經濟革新的成功，為推進政治革新尤其政治民主化進程，起到了基礎性作用，讓政治改革有了試水的前哨。

　　在政治改革的基礎之上，越南也開啟了反腐進程和對經濟民生領域的進一步改革。

　　自「革新開放」以來，越南反腐運動就幾乎在同步進行。而進入21世紀，反腐運動的聲勢有增無減，大批官員和國企老總鋃鐺入獄。其中最知名的，無疑是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丁羅升。

　　丁羅升是越南反腐運動以來入獄的最高級別官員。他不僅是第12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曾擔任越南國家石油天然氣集團董事長、交通運輸部部長、胡誌明市市委書記等職務。其中，他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即胡誌明市市委書記，是越南最重要的兩個地方職位之一（另一個是河內市委書記）。他於2018年初兩次被以「故意違反國家管理規定造成嚴重後果罪」，分別判處13年監禁和18年監禁。同時，其當時的下屬鄭春青被判處終身監禁。而在該案中，共涉及22人，是不折不扣的「窩案」。

　　據中國「觀察者網」引用「政知道」的信息，近年有大批越南高官因腐敗被查，如農業暨農村發展部前副部長阮光河、阮天麟和阮善倫，政府監察總署前副總監察長陳國仗，警察總局前副局長高玉瑩，最高人民檢察院前副院長範土戰，越南之聲廣播電臺前臺長陳梅杏等人。此外，越南國企和金融領域的高層，如與丁羅升同屬越南油氣集團領導的阮春山、海洋商業股份銀行董事長何文深及副總經理阮文環、越南船舶集團黨委書記範青平、國家航運公司董事長楊誌勇、亞洲商業銀行創辦人阮德堅等人，也紛紛因腐敗而落馬。

　　但這些反腐行動並未能遏製越南猖獗的腐敗。雖然越南反腐力度不可謂不大，如前述的阮春山還被判處死刑，其他高官也被判處長期徒刑乃至終身監禁，但腐敗仍屢禁不止。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最直接的原因是，越南的反腐帶有強烈的政治鬥爭色彩，而不是純粹的反腐敗。例如丁羅升、阮春山等人遭重判，被視為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對政敵前總理阮晉勇朋黨的打擊。其中，丁羅升等人的倒臺還被視為越南北方和南方政治集團鬥爭的結果之一。這種帶有政治幫派目的和私人恩怨的「反腐」，自然成色大減，人們也不很在意腐敗而是更著力於以更有利的方式參與爭權奪利。

　　更深層的因素是，越南的政治改革仍舊有局限，沒有建立起真正民主法治和權力製衡的政治體製。

　　其實，越南在反腐的製度建設上也有亮點。例如，2012年11月，越南國會以94.98％的贊成票通過了越南反腐敗法修正案，要求公開越南高級官員個人財產申報表。雖然這一法案似乎沒有強製約束力和足夠的配套措施，但這一點上至少在形式和部分實質上是明顯強於中國的。2018年，越南通過新的《反腐敗法》，並提高政府開支及官員收入的透明性、可查核度。2019年底，有關稅收、反洗錢、海關和土地交易數據庫的聯通和公開，也有助於反腐。但相關法律和製度的反腐也就僅此而已了。越南仍沒有三權分立的體製和多黨政治，甚至負責查處腐敗的監察機構檢查委員會和監察局（相當於中國的紀委和監察委）都只是黨政機構的附屬物，工具如何獨立查處腐敗？何況其自身也未必幹凈，又如何能秉公執法？

　　總體而言，越南反腐以效仿中國的「運動式反腐」為主，法律和製度只有工具性和輔助性作用。這就導致反腐的實際力度、密度都不足，變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選擇性反腐」，成為一種肅清政敵的手段。受到反腐打擊的高官權貴只是少數，絕大多數貪官汙吏都安然無恙。這又與中國顯得類似起來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越南民間尤其非政府人士，越來越強調國家民主法治、輿論監督的重要性，以反腐為主打口號的政治反對力量也日益增多，對越共政權形成了不小壓力。

　　而在經濟民生領域，越南在經濟模式、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多領域進行了改革，包括「量」上覆蓋面的擴展、相對水平的提高，以及「質」上的內容形式的變化與革新。

　　由於缺乏完整的相關數據，在此我只能使用查閱到的僅部分時期的零散數據以為參考：

　　在醫療領域，越南醫療衛生支出約占GDP7%。2016年，越南人均壽命為男性72歲、女性81歲。擁有醫療保險的公民人數從2016年的74％上升到2017年的81％。農村人口群體受益最大，醫療覆蓋面「更好」、更具包容性；公立醫院的賄賂率從2016年的17%下降到次年的9%；住房領域，住房土地被沒收的比率由2013年的9%降低到2017年的7%，產權得到更好的保障。但同時，只有21%的人們認為他們得到的補償款是符合市場價值水平的，和2014年相比反而大跌15個百分點。

　　在「簡政放權」方面，據稱大多數人（2018年為86%）對於獲得重要文件的過程和審批流程表示滿意。總體上，國民對於越共政府旨在簡化程序的「一站式」政策持積極評價。

　　經濟模式方面，越共政權逐漸放棄早年高額舉債刺激經濟的方式，轉而遏製公共債務的增加。2018年，越南公共債務為GDP的55.6%，較高峰期的2016年有了顯著下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的國債和地方債呈連年增長趨勢，雖然名義上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低於越南，但地方債導致的壞賬實際上越來越多。

　　而變動最大的，當屬對勞工權利的改善。在2010年代之前，越南同樣依靠廉價勞動力吸引了外商投資，低成本和高收益讓各國投資商趨之若鶩。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越南式的「血汗工廠」遭遇了越來越多的抗拒和指責。在越南國內，反對剝削勞工、抗議克扣工資與加班、反對裁員等罷工和抗議屢見不鮮。在國外，越南和外國企業主壓榨勞工也引發了輿論的抨擊和人權組織的關註。在外部的關註和幹預中，歐盟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

　　歐盟作為越南最大貿易夥伴之一，一直實行經貿與人權掛鉤的策略。例如，在近期歐盟與越南簽署自貿協定之時，就提及以下人權議題：1.政治犯和被拘留的人權分子問題；2.壓製言論，結社，集會和行動自由問題；3.壓製信息自由問題；4.壓製宗教信仰自由問題；5.警權暴力問題。將經濟合作、經濟援助與人權捆綁，是歐盟一貫的對外政策，雖然不是時時行之有效，但大多數時候是有作用的。對於經濟體量小、經濟結構和質量脆弱、急需外部經貿援助的越南，歐盟的策略的確起到了一定效果。

　　歐盟在經貿活動中更直接的要求，是要越南在經濟中執行嚴格的勞工權利保障標準、環境保護標準、生產環境標準等。只有這一切都達標，歐盟才會按照承諾對越南進行經濟援助、開放自由貿易。而在歐盟的「倒逼」之下，越南逐步進行了改革，其中勞工領域的改革最為突出。

　　2019年11月，越南通過新的《勞動法》（修訂案），法案規定「在不隸屬於越南工會組織的企業中設立勞工組織」，這意味著在官方工會組織外，越南將允許成立屬於勞動者的獨立工會。這對於越南經濟結構、生產關系、上層建築等都會產生極大沖擊。在進步人士看來，這當然會極大增強對勞工權利的維護，提高工人的相對地位和話語權。從長遠而言，這還有利於促進人權的實現、提高工人階級收入水平、縮小貧富差距。但另一面，這無疑也對越南的以廉價勞動力主導的發展模式構成根本性的挑戰。無論如何，在這一點上，越共政權的勇氣與革新精神遠勝於它北方的「同誌加兄弟」。

　　更重要的是，獨立工會的建立，將使越南出現政治多元化的秧苗。因為工會作為政治色彩明顯的機構，又具有強烈的抗爭性特征，脫離了官方的管製，是極易成為孕育政治反對派的場所的。而越共不可能不考慮到這點。在明知獨立工會會挑戰越共一黨專製的情況下，越南依舊開放獨立工會，說明越共有實行進一步政治改革的準備，或至少是不排斥多元政治的出現的。

　　（五）搖蕩在革新與守舊間的政治秋千：越南前景尚未可知最近數年，越南雖然在繼續「革新開放」的進程並有了新的突破，但同時也表現出其守舊化的一面。2018年10月，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因病去世，總書記阮富仲很快兼任了國家主席一職。而在此前，國家主席、越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是默認由不同的人擔任的。而身兼兩職的阮富仲，給人以過於集權的印象。而在此前，阮富仲已在與阮晉勇的權力鬥爭中勝出。出任國家主席後，阮富仲在越南已無可匹敵的競爭對手，成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越共政權領袖。而阮富仲恰是越共中的保守派，強調黨的紀律與國家穩定性。這與親近西方、思想更為開明的阮晉勇有明顯不同。

　　阮富仲全面掌權以來，對公民運動加強了打壓。例如對於維權律師、公民記者，及民間抗爭人士進行了一系列抓捕和審判。越南還效仿中國讓異見者進行「電視認罪」，以進一步汙名和掌控話語權。2019年，越南有12名新聞工作者被拘捕，是東南亞對新聞自由壓製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另一個是柬埔寨的洪森政權）。

　　而對於司法獨立、政治多元化等涉及徹底性政治變革的問題上，越共仍舊是堅決拒斥的態度，對於可能「顛覆政權」的思想與行為嚴防死守。雖然越南為經濟和外交目的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改善關系，但在防止「外國勢力滲透」方面不遺余力。對於幾十年前流亡海外的前南越政權成員，越南現政權始終抱持戒備，即便有些高官子女與對方的後代打得火熱。越南在與中國有激烈的國家利益沖突與領土爭端情況下，依舊著力發展對華友好關系，也是為防止「和平演變」尋找依托，得到體製類似的中共政權支持，以免任由西方擺布。

　　相較於阮晉勇擔任總理時期，阮富仲控製的越共政權在政治上整體是趨向保守的。但阮富仲執政下的越南仍在堅定的推進經濟和社會改革。例如在推動公有經濟私有化上，2017年底，胡誌明市的「國有西貢飲料公司」就實現了私有化。同時，越南的經商容易度也在迅速上升。在2018年的越南，註冊一家公司平均僅需22天和人均收入的6.5%，遠比2003年的人均需61天和收入的31.9%為優。越南對私有化和開辦公司的支持，對於吸引外資多有裨益。以2016-2017年為例，僅一年時間，外國直接投資就增長了42.3%，勢頭迅猛。

　　社會改革的典型，就是在2019年元旦廢除了戶籍製度。越南的戶籍製度也是效仿中國而建立的，對於政權對社會的控製、對民眾的動員、對各區域的管理都起到了與中國類似的作用。在越南統一後，戶籍製度也有效約束了越南南方，促進了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國民從思想到人身都越發得到解放，戶籍製度愈加不合時宜。雖然它是掌控社會的有效工具，但也阻礙了越南各地的人口、資源的流動，不利於越南對內革新和對外開放的進程。而越南民間反對力量對政府的戶籍製度批評之聲也越來越強烈。最重要的是，越南民眾在越南國內的流動性大大提高，戶籍製度已經名存實亡。而越南又不像中國國土龐大，人口也遠少於中國，地域差異較小，地域之間利益鴻溝還不深。因此，越南廢除戶籍製度影響到的各方利益、遇到的障礙較中國為小，卻很有利於越南國家整體的發展、有利於民眾更好工作生活，對政權造成的沖擊也較小。於是，廢除戶籍製度也就順理成章的實行了。

　　毫無疑問，廢除戶籍製度和允許成立獨立工會，都是阮富仲全面掌權後越共實行的大膽舉措。這些看似很有革新色彩的舉動，與阮富仲傾向於政權穩定性、打壓公民社會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對照。這說明，越南仍在革新與守舊間搖擺不定，在經濟社會領域的變革同時，在政治上則逡巡不前。

　　但與中國相比，越南的改革進程仍舊領先。無論是前述的國會問責、有限普選，還是在戶籍問題與勞工領域的鼎力革新，在如今中國都是遙遠的夢想。最近數年，中國的政治風向愈趨保守，而越南至少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倒退征兆。相對於政改早已昏沈歸夢的中國，越南至少還給人以走向進一步革新的希望。

　　越南在「革新開放」過程中，敢於在一些事關重大的爭議問題上如上述戶籍、勞工等領域及立法機構改革方面進行大膽的變革，突進於整個革新之前，不僅提高了革新的水準和實績，也反過來促進了思想解放，讓黨內和群眾受到鼓舞，堅定了繼續大膽革新的決心，為推動新的變革打下製度和心理基礎。

　　總之，越南的「革新開放」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比，既有效仿，又有超越，更有創新，堅持了經濟革新與政治革新並行，而非單腿行走。但同時，「革新開放」也沒有脫離改良主義的框架，本質上仍是越共自上而下、以維護其統治為目的的有限改革。它雖然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社會自由的成分，但根本上還是維持越共的一黨專製，其經濟模式下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色彩濃厚，對社會也依舊保持積極的控製。

　　它的未來則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就目前而言，阮富仲政權很難再做出進一步的、深刻的改革措施，如「越南實行多黨製」的謠傳在可預見的中短期內就絕無可能。阮富仲作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其做出的開明舉措是有限的，越南的公民社會也遠遠落後於東歐和西亞北非地區，越南現在沒有發生「顏色革命」的可能。

　　但從長遠而言，越南的「革新開放」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有更多的政治改革成分，有些大膽而獨特的措施是中國不能企及的。隨著越南允許獨立工會的建立，勞工運動必然在越南大規模出現，不可避免的會對專製體製發起挑戰。而越南國會議政也可能有更大發展，為代議製民主做鋪墊。越共內部各派系尤其開明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也將繼續，如果開明派在未來勝出，出現如戈爾巴喬夫、吳登盛這樣傾向民主的改革派人物也未可知。

　　作為與中國政治體製、歷史軌跡類似，且與中國相鄰的有近億人口的國邦，越南「革新開放」的歷程與現狀值得我們認真審視，從中汲取列寧式一黨專製政權改革的經驗教訓。相對於民主政治歷史悠久且經濟高度發達的歐美，如越南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更具對照價值。不要輕視小國、弱國的變革進程，越南這樣的國家既有著諸多後發國家和專製政權落後保守的共性，也有其銳意進取、變革創新的獨到之處。治世不恥下師、變法不拘一股，才能讓中國不蹈失敗舊轍、多習新穎之策，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

馬來西亞的政治局勢

2018年5月9日的馬來西亞大選，由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土著團結黨和國家誠信黨組成的「希望聯盟」，在選前並不很被看好的情況下，出人意料的取得大勝，終結了以巫統為首的國陣建國以來超過60年的連續執政，實現馬國首次政黨輪替。

由於這是發展中國家為數不多的反對黨通過民主選舉擊敗威權主義執政者的案例之一，它引發了馬國內外的一片歡呼。一些國際觀察家也把馬國的這次大選促成的政權和平更叠，作為民主轉型成功的典型加以褒揚。一時間，似乎馬來西亞成了第三世界民主化的樣板。

但這種樂觀判斷很快被復雜而晦暗的陰影所籠罩。希盟上臺已一年有余，但諸多在國陣執政時就存在且積累下來的舊問題未能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新的挑戰又接踵而至。第一，希盟選前許多關乎民生的承諾如提高收入和發放補貼、降低生活成本等沒有及時兌現，而新政府的族群政策在馬來人和華人中「兩頭不討好」，導致選民對希盟日益失望甚至厭惡；第二，希盟原本就非外界想象的那樣美好，作為「大帳篷」式的政黨聯盟，內部良莠不齊，且陷入激烈鬥爭，土團黨、公正黨、民行黨為爭奪權力、增大己方影響力，鬥得不可開交；第三，國陣和伊斯蘭黨結成同盟，試圖利用希盟的內鬥和支持率的低迷，高舉「馬來人優先」和「伊斯蘭教為國本」這兩面保守主義大旗卷土重來。而國際上民粹與民族主義的回潮，對馬國也必然會產生巨大沖擊。

面對內外夾擊，「希望聯盟」不僅無法兌現曾經給予人民莫大希望的承諾，連自身都面臨著變質、分裂乃至解體的危機。而希盟在2019年四次國/州議席補選中三次輸給國陣，就是刺耳的警鐘。關於馬哈迪何時乃至究竟是否將首相大位按約定「讓」給安華，也充滿著不確定性。而隨著保留大學預科固打製風波、疑似阿茲敏性愛視頻醜聞、爪夷文進入國小課堂爭議等事件的發酵，希盟面臨的危機越發嚴峻。

那麽，希盟出現執政出現危機的詳情與背景是什麽？這場持續性危機的癥結何在？有沒有擺脫危機的可能？馬國未來會走上怎樣的道路？

（一）「希望」未能兌現，民情洶洶不滿

以社會公平、族群和諧、反貪腐與廉潔為主打口號的希望聯盟，在2018年馬國大選中，以較大優勢擊敗了國陣。從表面上看，選舉結果顛覆了巫統的威權統治，幾乎是馬國劃時代的巨變；但實質上，這次政權更叠更像是「新酒摻舊醩」，大雜燴式的新政府帶有濃厚的巫統氣息，希盟內部各黨派的相互掣肘和強大的外部阻力讓根本性的變革遙遙無期。更重要的是，馬國社會的種種痼疾，尤其不同種族、區域和利益團體的隔閡與紛爭並不會隨新政府上臺而煙消雲散。希盟要與巫統一樣去面臨這些挑戰，否則民眾對希盟過高的期望就會轉為更大的失落與憤怒。事實上，隨著希盟無法兌現選前的許多重要承諾，這種失落、憤怒已經開始出現。

希盟在競選中提出的減輕民眾經濟負擔的惠民承諾，如「廢除消費稅、取消大道收費、發放燃油津貼、讓低收入者延遲償還高等教育基金貸款」，除消費稅在執政後被廢除外，其余承諾一律「跳票」。這固然是由於上屆國陣政府在經濟上的失敗留下的赤字讓希盟不得不「開源節流」，但無論是何原因，承諾沒有兌現都是執政者失信的表現，民眾不滿是在情理之中。經濟政策的執行不力，對民生的影響是最直接的，而這對於對生活成本非常敏感的中下階層影響更為明顯。生活拮據的平民階層在選前寄望於希盟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縮小貧富差距，也渴望多「派糖」，可顯然至少在短期內落了空，失落和不滿可想而知。

而對於華人非常關心的華文獨立中學統考文憑的有效性問題，希盟更是公然違背承諾，在執政後不承認統考文憑，並回避華人的追問。這讓對希盟寄予厚望的馬國華人不啻是一個沈重打擊。華人社團（華社）、華語教育（華教）、華文報刊（華報）是馬國華人三大支柱，而華文獨中則是華教的載體和重心。華人拋棄國陣中的馬華公會而選擇包括民行黨在內的希盟，很大程度就是寄望於後者執政後承認華文獨中統考文憑。而希盟卻因顧忌馬來人反對和內部紛爭，拒絕履行選前的承諾，自然引爆了華人的憤怒。同樣，希盟（準確說是馬哈迪和他的土團黨）拒絕簽署曾承諾簽署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也讓華人不滿情緒升高。

希盟在這兩大有關華人利益、種族平等的問題上「跳票」，讓原本滿懷期待的華人對希盟產生了厭惡之情，甚至譏諷希盟「還不如國陣」、認為馬哈迪「不如納吉」。而主要代表華人的民行黨，也被不滿的華人稱為「馬華第二」、「連馬華那樣公開承認自己為華人政黨都不敢」，批判民行黨和黨秘書長（黨內實權領袖）林冠英的輿情日甚一日。而馬華則不顧維護華人利益的大局，對這種謠言推波助瀾，甚至直接參與針對希盟和民行黨的攻擊，讓這些誹謗言論產生了更壞的影響。即便這些言論與事實有很大出入（從維護華人利益、促進種族平等角度，希盟強於國陣，行動黨更勝馬華），但流言不止，對希盟、民行黨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但馬來人對希盟更加不滿。在社交媒體和街頭巷尾，「希盟被民行黨控製」、「馬哈迪是林冠英的傀儡」之類流言同樣比比皆是。在許多馬來人看來，民行黨及林冠英是希盟政府的實際控製者，馬哈迪已經被架空，華人主導了馬來政局。雖然這種陰謀論與真實情況完全不符（民行黨只占希盟在國會議席的三分之一和總議席的不到五分之一、內閣部長和次長的四分之一），但在文化水平較低、種族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思想強烈的階層中很有市場。而希盟放棄承認華文獨中統考文憑、放棄簽署《消除種族歧視公約》，主要就是馬來人反對製造的壓力所致。但馬來人依舊憤懣不已，他們已經習慣了羸弱的、代表華人的馬華作為巫統的配角存在，無法容忍希盟中民行黨與其他黨派平起平坐、也不願意接受有十多個華人血統正副部長的希盟內閣，哪怕馬來人仍占內閣絕對多數。

在經濟政策上，馬來人希望保留巫統執政時期賦予馬來人特權的「新經濟政策」及其附屬的「固打製（即種族配額製）」。希盟雖然未廢除該政策，但不會像巫統那樣一味向馬來人傾斜。事實上，馬來人內部的貧富差距早已超過了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差距。《馬來西亞：馬哈迪主義》一書中提到，「更重要的不平等增長發生在最富有和最貧窮的馬來人之間 – 從1957年至1970年，最富有的20％馬來人控製馬來人經濟部門的比例，從42.5％增長至52.5％，而最窮的40％所能控製的比例，從19.5％下降到12.7％。而大學學位固打製、獎學金固打製、土著房屋固打製、公共工程固打製等各領域的配額製度，也導致更加勤奮、受教育程度高的華人飽受壓製，到了必須改變的地步。希盟的政策是漸進的、部分的改變，但即便如此，也會引起馬來人的強烈反彈。在509大選中仍有六成馬來選民投票給醜聞纏身的納吉和腐朽的巫統（而巫統和伊黨合共得到75%的馬來人選票），就是因為馬來人寧可不要政治革新，也要保住所有特權。在士毛月（Semenyih）補選中，支持希盟的馬來人選票跌去6.5%，就佐證了馬來人種族主義的復振。

希盟政府的另一些政策，則遭到了馬來人、華人、印裔等馬國各族民眾的普遍反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廢除死刑政策出臺後的民情。希盟中的公正黨和民行黨都是中間偏左的進步主義政黨，一向主張廢除死刑。2018年10月，馬國通訊部長哥賓星稱，「因為馬來西亞民眾反對死刑」，經內閣討論宣布廢除死刑，並會盡快修法落實。而總理署負責法律事務的部長劉偉強也證實了該消息，並暫緩甚至永久停止對現有的1200名死刑犯執行死刑。廢死消息公布後，馬國民眾一片嘩然，罵聲四起。

很顯然，「馬來西亞民眾反對死刑」並不是多數民意。相反，據《南洋商報》在政府宣布廢死當月的民調，68%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贊同者只有25%。而《南洋商報》也稱，「《每日新聞》、《大都會日報》及《新海峽時報》也針對這課題進行聯合網絡調查，在超過2萬名參與者中，反對廢死的人士高達82%。」希盟貿然廢除死刑，引發了民眾的普遍不滿。普羅大眾往往有「殺人償命」、「亂世用重典」的樸素正義觀念，對於一些人權組織及法律界人士倡導的廢死政策很是反感。面對抗議和要求公投的反對廢死聲浪，部長劉偉強聲稱國家沒有規定在製定新法前必須公投，且宣稱廢死法律的出臺準備工作已到收尾階段。這更加激起了民眾對希盟政府的反感。

此外，社交媒體上關於希盟的各種真真假假的「醜聞」的傳播，也損害了希盟的聲譽。作為反對黨時，希盟也曾利用社交媒體揭露國陣執政中的醜聞；如今希盟執政，同樣被民眾利用社交媒體當成箭靶攻擊，合理的批評和無理的攻訐鋪天蓋地而來。例如林冠英的「假文憑」事件就是誇大和扭曲事實的傳言，對他的貪汙指控也是完全不實。而「阿茲敏遭到公正黨開除」的謠言紛傳後，阿茲敏本人表示否認，並稱「由於現在的科技日新月異，讓不負責任人士輕易在社交媒體上散播謠言。」這的確是互聯網時代的政治現實。此前，還有相反的傳言，聲稱阿茲敏會升官成為副總理，後被安華否認，並聲稱謠言旨在分化希盟。而其他政治人物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誹謗性攻擊。除此之外，社交媒體上對希盟各項政策斷章取義的解讀，講「局部真理」的敘述手法，也誇大了希盟施政失誤。如禁煙令和以妥協方式處理大道收費問題，社交媒體上均出現了大量放大政策失誤一面、甚至完全否定的聲音，哪怕希盟在這兩項政策上功大於過、較此前的國陣政府已有明顯改革成果。

總之，希盟面對著馬國各族的不滿，其中尤以馬來人為最。在這樣的境況下，希盟的執政基礎在近幾個月愈發不穩。

（二）內部矛盾激化，希盟禍起蕭墻

比民眾的不滿更早發生、表現的也更激烈的是，希盟內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不同政黨和派系明爭暗鬥，讓這個原本就是「大帳篷」的「希望聯盟」內部的危機不斷加劇，甚至有變質和解體的危險。曾經為了共同的目標即打倒納吉的國陣而建立的希盟，在贏得大選、外患暫消之後，內部固有的矛盾毫不意外的全面爆發和升級。

在希盟內部錯綜復雜的合縱連橫、矛盾沖突中，最突出的黨派矛盾有兩對：一是土團黨和公正黨對希盟領導權的爭奪，二是土團黨與民行黨因分別代表馬來人和華人利益而導致的沖突。而馬哈迪和安華的競爭、矛盾、合作、較量，則是希盟高層權力鬥爭的軸心。

希盟內部的矛盾「源遠流長」。希盟的前身「人民聯盟」、「人民聯盟」的前身「替代陣線」均是內訌不斷，且都是因內訌瓦解。希盟成立後，這些固有矛盾依舊存在。雖然伊斯蘭黨的退出緩和了民聯的繼承者希盟內部的矛盾，但土團黨的加入又讓希盟內部出現了新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土著團結黨可謂「名副其實」，它的目標就是維護以信仰伊斯蘭教馬來人為主的土著居民利益。土團黨政黨綱領的前兩條分別是：「1.堅持以伊斯蘭教作為聯邦的官方宗教，同時尊重非穆斯林遵循和踐行各自宗教的權利；2捍衛馬來民族、沙巴和砂拉越子民的特殊地位以及所有種族的合法權利。」土團黨也是由馬來民族主義者馬哈迪一手建立的，其成員也多為馬在巫統時的舊部。雖然如今的馬哈迪不像在「513事件」時那樣持馬來極端種族主義立場（被當時的內政部長依思邁·阿都拉曼稱為「極端種族主義者」）、鼓吹建立完全由馬來人組成的國會和政府；也至少在表面上比他上次擔任總理時要溫和、更為提倡種族和諧，但他依舊是代表馬來人利益、維護「馬來人優先」的保守派，其主張和行為在根本上並沒有改變。他加入希盟，並非其價值觀發生變化，而是權力鬥爭的需要。

拒絕承認華文獨中統考文憑、拒絕簽署《反對種族歧視公約》、堅持「馬來西亞憲法第153條（即「馬來人優先」原則）」、維護「新經濟政策」和「固打製」……希盟這一系列的反種族平等行為，馬哈迪和他的土團黨均起到決定性作用。這就導致它與主張反種族歧視、倡導種族平等的公正黨、力求維護華人利益的民行黨有根本性的分歧，雙方必然會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

而8月份，土團黨籍的教育部長馬智禮馬烈又聲稱要考慮研究「單一源流教育（即廢除華文和淡米爾語學校，不分種族實行統一的馬來文教育）」的言論，更是引發了作為少數族裔的華印族群普遍的擔憂，民行黨秘書長林冠英也公開表達了反對。如前所述，華文學校是華文教育乃至華社文化傳承的根基。如果「多源流教育」這一原則被推翻，華人就有被占人口多數的馬來人在文化上同化的危險。馬智禮與林冠英在教育製度上的分歧，也代表著土團黨與民行黨及各自代表的群體之間無處不在的矛盾。

而馬哈迪和安華的較量，則是決定希盟前途命運的重心。眾所周知，馬哈迪與安華有漫長的恩怨糾葛：馬哈迪是安華的政治教父，一手提攜了後者；但二人後來因權力鬥爭和政見分歧發生激烈矛盾，馬哈迪又一手把安華送進了監獄；而馬哈迪和納吉決裂後，又選擇和安華和解、合作，促成了希盟的壯大和勝選。二人和兩黨也達成協議，由馬哈迪擔任總理，執政兩年後將權力移交給安華。

但無論是黨派鬥爭還是個人恩怨，都註定二人如今的合作並不順暢，更達不到互信。雖然馬哈迪多次重申將按約定把權力交給安華，但他就職之後，大力培植他的兒子慕克裏、親信穆希丁等人，與安華愈發疏遠，貌合神離。而關於安華試圖組織希盟中「反馬」勢力「逼宮」的傳言也從未止息，哪怕已被多次「辟謠」。至於具體何時移交權力，馬哈迪和安華經常各執一詞，外界猜測不斷，充滿不確定性。今年9月馬哈迪訪美時提到「我承諾會在下屆大選期滿前辭職，讓位給其他人。所以，我可能最多有（掌權）三年。」無論馬哈迪所說的「三年」是從講話起還是從509大選起計算，都已違背了希盟各勢力達成的「馬哈迪掌權兩年後將首相位置讓給安華」的協議。這也暗示馬哈迪很可能會在不久後公開反悔、拒絕按時交權。

而去年11月公正黨署理主席之爭，凸顯了二人矛盾的激烈：馬哈迪希望扶植公正黨的阿茲敏上位牽製安華，而安華則試圖讓自己的親信納茲裏奪下這一相當於「公正黨總理」的職位。最終，阿茲敏經過苦戰擊敗納茲裏當選。這不僅激化了馬哈迪和安華的矛盾，還讓原本就互有芥蒂的安華和阿茲敏之間的矛盾大大加深。據《聯合早報》報道，「阿茲敏的親信透露，阿茲敏惱怒地告訴安華，下來幾年將跟安華對著幹；安華的回應是『奉陪到底』。這顯示，兩人其實已經決裂。」這場「代理人戰爭」的結局證明，馬哈迪占據上風，但安華也不甘示弱，二人的矛盾日益公開化，公正黨內部也暗潮洶湧。

戲劇性的是，在今年6月12日，在互聯網上曝出了疑似時任經濟事務部長的阿茲敏與另一男性的男男性愛短片，並在社交媒體瘋傳。雖然阿茲敏堅決否認他是視頻中男主角之一，警方也未有確定，但已引起軒然大波。後來，原產業部副部長秘書哈茲阿茲主動承認他是視頻中二人之一，並指證另一人就是阿茲敏。阿茲敏繼續否認，但又有新的男男性愛短片流出，視頻中人物同樣疑似阿茲敏。直到9月份，還又有相關視頻的更長版本被人故意傳出，風波顯然沒有停息。

在以穆斯林占人口多數、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馬來西亞，許多國民對於同性性行為持反對態度。雖然隨著近年世俗化的發展，人們對同性戀問題的看法發生了一些變化，但總體上仍較為不寬容。利用「同性戀」、「雞奸」等汙名化政治對手，馬國早有前例，最知名的無疑是安華。他在1998年和2008年兩度被指控犯有「雞奸罪」並入獄，而輿論普遍認為這是政治迫害行為。諷刺的是，如今安華的對手阿茲敏被用相似的手段「潑汙」，曾經是這種疑似陷害行為受害者的安華及其政治盟友成了製造該事件的懷疑對象。雖然此事件是否涉及阿茲敏至今還無定論，更無調查出幕後黑手是誰，但毫無疑問為阿、安之爭增添新一波不確定性。

而在是否吸納前巫統成員（尤其是國會議員和州議員）進入希盟的問題上，馬哈迪的土團黨與安華的公正黨態度更是截然相反：馬哈迪為了壯大土團黨的力量、增大在希盟內部的實力和話語權，極力主張接納前巫統成員（這些人大抵都會加入土團黨而非希盟其他黨派）；安華的公正黨一方面因宿怨而厭惡曾經的敵手，不願意讓巫統投機者侵蝕希盟，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土團黨做大，因此堅決反對接納前巫統成員加入希盟。但去年底土團黨還是接納了兩位前巫統國會議員的加入；今年2月、3月更是又分別接納了7位和4位前巫統議員，讓土團黨在國會的席位由大選時得到的13席躥升至如今的26席，而且還有繼續增加趨勢。這讓馬哈迪和土團黨在內閣、國會的實力、話語權得到大大提升。

馬哈迪的一意孤行遭到了希盟友黨的激烈批評，如公正黨副主席鄭立慷、民行黨的林冠英和王建民，均表達了堅決反對的意見。面對希盟內部大量的批評之聲，馬哈迪「吃了秤砣鐵了心」也要將前巫統議員「團結」進土團黨，表面上說是「為希盟爭取國會三分之二以上議席」，實際上當然是為了壯大自身實力，以更好的抗衡公正黨與民行黨。如果巫統有更多國會議員轉向土團黨，土團黨未來是有可能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翻版巫統」的，這會大大增強希盟內部馬來種族主義的力量，公、民、誠三大主張種族平等的政黨則會被相對削弱，讓希盟有變質的危險。

而今年2月以來，馬哈迪與伊黨、巫統的關系日益緊密。巫統和伊黨一直試圖挑撥希盟成員黨及高層之間的矛盾，而馬哈迪對待這兩個希盟政敵的態度也時近時遠。馬哈迪在接納前巫統議員加入希盟時也表示，希盟成員黨往後「若叛變而不再忠於國家」，他也將會轉向其它政黨。2月15日，在有關於希盟內安華一方要「顛覆」馬哈迪的傳言甚囂塵上之際，伊黨簽署了一份有關於「當希盟發生任何事（包括推翻馬哈迪），伊黨將與馬哈迪同在」。《聯合早報》分析員認為，「伊黨表明支持馬哈迪後，馬哈迪已經可說是土著團結黨、伊黨、巫統及部分希盟領袖的『共主』。一旦馬哈迪拒絕按協議交棒給公正黨主席安華，支持安華的希盟勢力對馬哈迪的製約已大為減弱」。互聯網上對於希盟內部的陰謀論調和挑撥性傳言，也多是巫統和伊黨支持者所為，甚至馬華都參與其中。

在如此嚴重的內部矛盾下，希盟走向分裂、解體也是完全可能的。如前所述，由於希盟中三大黨派（不包括誠信黨）代表的群體及利益有根本差別，這個為了戰勝國陣而拼湊起來的選舉聯盟變成執政聯盟後，其成員很難長久合作下去。公正黨和民行黨有著較多共同利益和價值觀，面對「其心必異」的土團黨，前二者無法容忍後者在希盟內部野蠻生長、為所欲為；而土團黨也不允許公、民二黨挑戰馬來人特權和派系利益。因此，即便如今各黨領袖還盡可能維護希盟的團結，但未來各方分歧只會越來越大，和「替代陣線」、「人民聯盟」那樣走向分裂是希盟最大概率的結局。無論希盟是否會在執政期內分裂，其內部的紛爭都會消耗其執政能力、阻礙馬國政治進步與社會革新的步伐。

（三）巫伊結盟保守疊加，極端政治陰霾又起

自509國陣敗選後，巫統和伊斯蘭黨就在醞釀結盟對抗希盟。經過數月的談判和磨合，3月5日，巫伊兩黨首次召開協商會議，正式宣布全面合作，並擇期成立聯合委員會。雖然雙方都說只是合作而非「結盟」，但馬國政界人士、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巫伊已是盟友關系。而9月14日，巫伊簽署合作憲章，將實質上早已形成的聯盟以協約的形式固定化、公開化。在簽署憲章的「馬來人團結」大集會上，伊黨主席哈迪阿旺公開提議在執政州屬與巫統組織聯合政府，更讓巫伊全面合作有明顯加深之勢。

巫伊結盟及合作的深化，是馬國政治乃至國運的不祥之兆。巫統是以維護馬來人特權為核心訴求、並在建國後長期推行「馬來人至上」政策的老牌種族主義政黨；伊斯蘭黨則是代表了馬國最保守的穆斯林群體（尤其在其開明派分裂出去（即國家誠信黨的建立）之後），其中不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這兩個分別代表種族主義與傾向宗教極端主義的保守政黨結盟，對馬來西亞的未來，尤其對華人、印度人等少數族裔及非穆斯林是致命的威脅。

在509大選中，希盟之所以取得勝利，很大程度在於巫統陷入和希盟、伊黨的三角戰中，被選民群體部分重合的伊黨分走了一些票源（馬來西亞下議院所有席位均為單一選區製（小選區製）產生），讓希盟以48.3%的得票率奪得國會222席中的122席。在2013年馬來西亞大選中，包括伊斯蘭黨在內的民聯雖獲得50.8%的選票，但因國陣政府在選區劃分上的齷齪手段，僅僅獲得222席中的89席。因此，巫伊兩黨在2018年大選中的對立，對希盟的勝選客觀上起到了關鍵的「助攻」作用。反過來，巫伊兩黨結盟，會讓2018年各選區曾分流的票源聚合，在下一次大選中對希盟造成極大的挑戰。而3月2日士毛月補選中，巫伊合作支持同一候選人並擊敗希盟，就是一次預演。稍早的金馬侖高原（Tanah Tinggi Cameron）國會議員重選，509大選期間在該選區得到14%投票支持的伊黨放棄提名轉而支持國陣，而代表國陣的候選人得票也由509大選時的42%升至56%。巫伊疊加的優勢顯露無疑。

據《聯合早報》報道，馬來西亞砂拉越大學助理教授哲尼裏在接受《星洲日報》采訪時認為，巫伊兩黨合作導致希盟政府岌岌可危，並可能在下屆大選後垮臺。他說，「希盟也在擔心，因為巫統和伊黨拉攏的是馬來人和穆斯林，這正是希盟所缺乏的支持力量。現在馬來人的印象是：希盟不夠關註馬來人的利益。希盟不能忽視巫伊合作的影響力，這將危及希盟的中央政權。」

哲尼裏還提到，巫伊合作也可能對多元種族和多元社會的馬來西亞不利。「巫伊合作將走種族和宗教極端路線，這是他們要走的方向，對國家和政黨都不好。政黨應該具有包容性，關註所有人民包括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的情緒。」而這，正是馬國進步力量、少數族群和國際社會最為擔心的事。

對巫伊合作更激烈的批評來自它們的「死敵」民行黨。身為民行黨秘書長的林冠英發表聲明稱，巫伊合作是揚起「馬來人大團結」的旗幟、「向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全面宣戰」。雖然後來的修正版聲明將該句改為「針對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去掉了「宣戰」一詞，依舊引發巫伊兩黨及其支持者不滿。

而民行黨籍的國會副議長倪可敏則評價說，巫伊兩黨合作執政「會讓馬國人民的生活像塔利班執政的阿富汗那樣痛苦」。民行黨內雖有如柔州宣傳秘書、州議員謝奧馬的不同意見，但更多的是對林冠英和倪可敏言論的認同。謝奧馬發布聲明表示，民行黨對巫伊合作應該保持謹慎，不要種下仇恨和偏見的種子。他說：「巫伊合作並未違反民主，我們不應隨意標簽他們是塔利班。我們不能以毒攻毒，不能用極端言論對抗極端言論。」而柔佛州民行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團長李存孝則力挺倪可敏，堅稱巫伊合作就是塔利班。李存孝發布聲明指伊黨思維狹隘並崇尚極端主義，也曾指民行黨是必須殲滅的「異教徒」。而在巫伊簽署合作憲章的當日，倪可敏又發表聲明，認為巫伊兩黨在馬國人民準備歡慶9月16日「馬來團結日」時舉辦只有馬來人參加的種族大集會，有企圖破壞國民團結與族群和諧之嫌。

民行黨對於巫伊合作的擔心合情合理。自馬來西亞建國起，巫統就堅持歧視少數族群的「馬來人優先」的政策。在1969年「513事件」後，馬國華人在巫統的治下成為了「二等公民」，始終處在歧視與不公的製度和社會環境下，代表華人的民行黨更是常年遭到排擠和打壓。而在宗教方面比巫統更加保守、極端的伊斯蘭黨，則同樣對以非穆斯林為主的華人持敵視態度，視主張世俗主義、且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民行黨為眼中釘肉中刺。伊黨試圖以伊斯蘭教法替代世俗法律，將馬來西亞由多元社會變為單一的穆斯林國家。

為了扳倒民行黨，巫伊保守勢力的汙蔑從未止息。2018年底，據林冠英透露，一名馬來領袖製作短片發布在互聯網上，指林冠英把原本給馬來學生的2億令吉撥款給了華人神廟、委任四名民主行動黨黨員加入伊斯蘭銀行董事會，以及「叫和尚來財政部祈禱」等。而這些指控被林稱為「極荒唐」，根本子虛烏有。但這種汙蔑式的「種族牌」在馬國卻屢試不爽，對保守且文化水平低的馬來穆斯林很有煽動性。

雖然也有評論認為，伊黨執著於宗教化和對聯盟領導權追逐的「前科」，以及巫伊兩黨的歷史宿怨，會很大程度影響巫伊合作的成效，兩個保守政黨不見得能「合作愉快」。評論中還舉出伊黨參加「替代陣線」和「人民聯盟」後，與公正黨、民行黨鬧翻、聯盟瓦解為前例。但我是不贊同該觀點的。巫伊同屬保守政黨，有著推翻希盟這一共同的目標，在政綱上同多於異，即便有些分歧，也無礙合作大局。伊黨與巫統的「色差」遠小於與公正黨、民行黨，並不會重蹈加入替陣和民聯後最終分道揚鑣的覆轍（相反，伊黨拆散了替陣和民聯，反而證明其與進步政黨的矛盾之深）。而伊黨也深知與巫統的力量差距，不會「不自量力」的追逐巫伊聯盟領導權。至於巫伊曾有過的對立與沖突，也會被現實利益沖淡。指望巫伊兩黨沖突讓保守陣營自耗乃至瓦解，是不切實際的樂觀幻想。

當巫、伊這兩股保守、趨向極端的勢力合流後，對馬國政壇和社會的沖擊是巨大的；如果它們擊敗希盟在中央執政，後果不難想象。

據《聯合早報》統計，馬來選民占馬國全部選民的62%；在全國222個國會議席選區中，有120個選區馬來選民過五成。而希盟在509大選中僅獲得三成馬來選票，得到過半席位主要拜巫伊分立所致。如今巫伊合作，並大打種族和宗教牌，希盟下屆選舉可謂岌岌可危。

（四）民粹極端全球回潮，馬國恐難獨善其身

馬國巫伊結盟，正逢全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和極端主義全面回潮之時：在美國，以特朗普上臺、福音派基督徒和白人至上主義者重新活躍為特征，搖撼了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基石；在歐洲，英國脫歐、法國國陣崛起和「黃背心運動」、匈牙利與意大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政黨壟斷政壇、東歐宗教與民族保守主義大行其道；在中東，埃爾多安正將凱末爾締造的世俗土耳其拉回伊斯蘭化道路，原教旨主義者在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不斷製造事端，更不消說沙特「始終如一」的瓦哈比主義愈發得勢；在莫迪的印度，在博索納羅的巴西，極端宗教與民族主義、威權政治紛紛沈渣泛起，進步主義屢遭重挫……。以民族、宗教等各類差異為區隔的「身份政治」成為世界各國社會分化的象征和原因，導致各群體之間的對立日益加深，異質群體間的沖突不斷增多且難以調和。社會文化因素已經超越了經濟因素，成為選民投票的首要考量。

在如此險惡的國際大背景下，馬國很難獨善其身。作為種族隔閡「歷史悠久」的馬國，馬來人和華人、土著居民和外來居民的差異性與矛盾有數百年之久，獨立後種族矛盾的惡疾從未治愈。因此，馬國種族、宗教保守勢力必會借國際上的逆流興風作浪。而有了互聯網這個製造謠言和煽動仇恨的利器，極端思潮更是伺機泛濫。

馬來西亞的鄰國印尼，就是種族與宗教問題的負面典型，也是馬國周邊局勢惡化最明顯的例子。印尼在經過十幾年趨向世俗化的發展後，宗教保守勢力大有卷土重來之勢。伊斯蘭教法依舊主導印尼社會，原教旨勢力復振。在印尼最保守的亞齊地區，情侶發生婚前性行為甚至擁抱都會被宗教警察施以鞭刑。而海外基督教勢力也在近年不斷向印尼滲透，印尼福音派基督徒數量迅速增長（如位於雅加達郊區的勿加泗地區（Kota Bekasi），就是福音派在印尼擴張的橋頭堡），並與保守派穆斯林發生激烈沖突。

2016年，政績斐然的前雅加達市長、華人基督徒鐘萬學，被反對派用剪輯和配有誤導性字幕的視頻抹黑為「褻瀆《古蘭經》」，該視頻在社交媒體上被惡意散播，引發了保守派穆斯林對鐘萬學的抗議浪潮，鐘後來被穆斯林法官判刑兩年。印尼的華人歷經「930事件」後的大屠殺和印尼98排華屠殺，人口和影響力均銳減，幸存者和未逃離者大多也改名換姓、放棄自身的文化和信仰，被印尼土著民族同化。為數不多保留華人身份的，也是小心謹慎的生活，否則即便如鐘萬學這樣碩果僅存的華人政治明星，也難免牢獄之災。

而現任總統佐科和他的競爭對手普拉博沃均努力取悅穆斯林選民，華人處境再有惡化之勢。而8月至9月在巴布亞地區爆發的種族沖突和隨之而來的血腥鎮壓，再次證明了印尼這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內部矛盾的普遍性、沖突重新激化的危險性。而印尼國會試圖通過新的刑法修正案，將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墮胎均定為觸犯刑法。雖在國際社會壓力與國內部分抗議聲音影響下，總統佐科已下令要求國會暫緩修法，但宗教保守勢力在印尼政治、法律與社會領域影響力的復興已是不爭的事實。馬國華人和非穆斯林的處境現今明顯好於印尼，但若巫伊聯盟在下屆大選勝出，種族與宗教情勢日益「印尼化」幾為必然。

不止印尼，從印度、孟加拉國、緬甸，直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周邊的印太地區都很不平靜。這片人口呈爆炸性增長的地區，貧困、戰亂、饑荒、毒品等危機並存並發，是滋生宗教極端主義、民族矛盾的溫床。而發端自中東、播散於世界的薩拉菲主義（及其最主要的分支瓦哈比主義）思想的傳播，更是火上澆油。鄰近馬國的泰國、菲律賓、印尼，均有伊斯蘭「聖戰」組織活躍。它們的成員有時會越境進入馬來西亞活動，侵擾和威脅馬國國家安全，也容易引發馬國國內極端穆斯林的效仿。連相對寧靜的文萊，也在今年頒布了更嚴酷的伊斯蘭教法。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也讓炮製謠言和煽動仇恨更為簡易，極端思潮也會迅速跨境傳播。保守和極端勢力在缺乏約束與監管的各網絡平臺「加持」下愈發猖獗，沖突雙方都會在遍布仇恨言論的輿論助推下趨向極化。如在大學預科班固打製存廢及比例分配爭議、爪夷文進課堂爭議等問題上，馬國互聯網上就爆發了馬來人（多為穆斯林）與非馬來人（多為非穆斯林）兩大陣營激烈的輿論沖突。馬國不同種族和宗教群體間利益沖突、思想對立的表現形式與發端的內外因素，與當今眾多發展中國家乃至歐美社會同音共振。

在高度信息化今天，國際局勢比以前更易「牽一發而動全身」，一國內政愈發受到國際政治和境外思潮的波及。在國際局勢和周邊環境均呈惡化趨勢的影響下，希盟政府和馬國馬來西亞均面臨嚴峻挑戰。

（五）內憂外患夾擊，希盟何去何從

內憂外患夾擊下，原本被馬國內外寄予厚望的希盟被層層疊疊的危機裹得透不過氣。它該如何應對呢？

（1）民生、反腐、外交、內部鬥爭，希盟需多線作戰

由於在執政前的競選綱領中許諾過多過高，如今希盟不得不面臨失信造成的民意下滑。希盟必須努力履行諾言。安華和林冠英均表示要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當前第一要務，雖然實際上能做到多少還是未知數，但畢竟有所反思。而馬哈迪改變此前對中國的強硬態度，轉而支持東海岸鐵路計劃重啟，並積極參與中國「一帶一路」，主要也是出於經濟考量。如果馬國經濟能實現強勁增長，國家財政盈余、國民富裕安康，「公私倉廩俱豐實」，希盟關於經濟民生方面的許諾大都可以順利兌現；反之則會紛紛泡湯。但即便取得經濟增長，如何公平分配、預防各種腐敗行為，同樣影響希盟的支持率。只有在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的公平性兩方面均取得突破，希盟才算克服經濟民生方面的挑戰，為各族裔對執政的認可打下基礎。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即便希盟在經濟上有所突破，也並不一定能夠贏得民心。因為，種族和宗教才是馬國民眾尤其保守派關心的首要問題。

反對腐敗，建立廉潔政府，是希盟核心競選綱領之一，更是攻擊巫統的利劍。巫統執政數十年，腐敗猖獗，連納吉本人都卷入一馬公司醜聞，被控貪汙了26億令吉（約合7億美元）。和腐敗伴生的，還有一個依附主義式的官僚體系。在這種體系下，官員因私廢公、政府官官相護，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遍及中央和各州。這導致了包括部分馬來選民在內的馬國民眾普遍的失望，才把票投給承諾肅貪立廉的希盟。但改變一國政治生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如今一馬案的處置處於緩滯狀態，就說明改朝換代後反腐依舊艱難。

此外，雖然通過選舉，上層執政者得以「大換血」，但普通官僚階層仍多為國陣時代遺留的。這些人習慣了腐敗、低效、依附主義……如林冠英所說，「政府系統在國陣時期普遍貪汙，已經變成結構性問題」，這些前朝公務員「會反抗、不合作和不滿」。且因其規模龐大，不易大規模「換血」，只能逐步改變。據林冠英說，這些官僚形成了一個「深層政府」，通過不合作，甚至提供虛假信息等方式破壞希盟施政，例如爪夷文書法問題，就是這些公務員的「傑作」。此外，林冠英自己也多次「中招」，首相的決定也會遭遇搪塞。而這種軟性的破壞和抵製，又往往與希盟和國陣的博弈纏繞在一起，將是非之辨變成政黨間的政治鬥爭，導致簡單的政策利弊問題復雜化、政治化。這些對於希盟改革舊弊造成了極大困擾，中短期難以有效解決。

而希盟的裙帶作風也很嚴重，家族政治、世襲文化鮮明。希盟的許多骨幹也是前巫統成員，馬哈迪和安華作為前巫統領袖，當年身居要職時真的獨善其身了嗎？而長期處於在野狀態而相對幹凈的公正黨、民行黨，也要克服官僚階層和地方勢力的阻撓、保持充分的自律。希盟必須大刀闊斧改革政治體製，清除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馬國腐朽、低效的政治生態才有可能有所改變。希盟也要在權力分配上做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安華之妻旺阿茲莎、林吉祥之子林冠英，都應該做出卓越的政績，證明自己不是靠家族的蔭庇而是個人的努力，以贏得民心。

而在外交領域，希盟政府展現了兩面性。一方面，新政府著力發展經濟，對積極對外投資、建設一帶一路的中國十分親近。希盟在選前猛烈抨擊國陣引進中國投資「出賣國家主權」，選後初期馬哈迪也對華強硬、終止中資修建東海岸鐵路的計劃。但在今年4月馬哈迪訪華並出席「一帶一路高峰會談」後，兩國關系迅速回暖，不僅重啟東鐵計劃，還簽下新的貿易大單。9月，副議長倪可敏率16位內閣部長、國/州議員訪華，和中方簽署了45億令吉的棕油大單，並與中國教育官員和學者探討在馬來西亞成立清華大學分校的事宜。這標誌著兩國關系「更上一層樓」。在經濟合作之外，利用馬國華人和中國同文同種，馬中加強了文化教育合作。而馬哈迪也與美國、印度、俄羅斯等國領袖會面，這些會談都是以經貿問題為焦點，目的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希盟政府為取悅民意，也采取了一系列強硬外交政策。1月，馬來西亞宣布拒絕向參加世界殘疾人遊泳錦標賽的以色列運動員發放簽證。以色列對此強烈譴責，兩國關系惡化。8月，馬哈迪又宣布不會遣返被印度通緝的以穆斯林傳教士紮基爾，哪怕印方已向馬國提出引渡請求。關於是否遣返紮基爾或將其驅逐出境，希盟內部爭議激烈，民行黨和公正黨主張遣返，但馬哈迪及保守派則決定不予遣返。而2018年末發生的新馬海空邊界糾紛，同樣表現出了希盟政府對外政策的強硬一面。

總體來看，希盟的對外政策是，一方面為提振經濟而結好各國尤其經濟大國；另一方面以伊斯蘭價值觀作為重要外交考量，以取悅占國內人口大多數的穆斯林。這看起來可以「一舉兩得」，既利用外貿外資發展了經濟，又取悅了國內保守派選民。但如果操作不慎，則可能既導致國內不滿（如紮基爾事件及紮基爾在馬的種族歧視言論，就引發華印兩族的強烈反感），又和部分鄰國和域外大國鬧僵。

至於希盟內部的權力鬥爭，如果各派達成妥協，安華於兩年後成為總理，內部矛盾就會得以緩解，既定的改革也能較好的推行；反之，如果馬哈迪不願意交權，他的土團黨接納更多巫統成員加入，就很可能導致希盟的「內亂」和分裂。如果公正黨和誠信黨的一部分成員倒向馬哈迪，他就能夠拋開安華這個既定的「接班人」，選擇自己的親信或擁護者接任總理一職。更危險的，如果土團黨集體「出走」，馬哈迪重新選擇與巫統合作，巫、土、伊三黨結盟，希盟政府的崩潰就會很快來臨。事實上，在7月，巫統主席阿莫紮希證實，土團黨與巫統已有接觸。同時，巫統和伊黨也均願意在排除民行黨等前提下，與土團黨合作建立「馬來人大團結政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籌碼，馬哈迪和他的土團黨才能「少數牽製多數」，在希盟內部起到關鍵作用。因此，安華需要爭取希盟內部的更多支持，希盟中的進步派系也要更加團結，促使馬哈迪按約定交權。雖然，就目前看來，馬哈迪不按時交權的可能性更大。這就意味著希盟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日益激化、更趨表面化。

（2）種族與宗教：希盟最大挑戰

而最艱難的，是涉及到種族和宗教的議題。雖然希盟不像國陣那樣熱衷於「馬來人優先」政策，但在土著（包括東馬土著）占據近七成選票的馬國，僅靠華、印的選票是不可能長久的。因此希盟如今采取的是一種平衡策略：一方面保持了扶植馬來人的「固打製」，另一方面努力促進種族平等，改善華、印兩族群的政治經濟地位。曾經主張廢除馬來人特權的林冠英也采取了溫和策略，稱自己為「馬來西亞人」，淡化自己的華人屬性。作為財政部長，他宣布以後的經濟政策將更多扶助貧困人口和雇工階層（即根據階層而非種族進行扶助）。他說，這些群體大多數為馬來人等土著居民，因此即便減少種族配額，馬來人依舊可以在希盟執政下受益。

不僅在經濟上，希盟在幾乎所有施政領域都選擇了這樣一種策略：盡可能淡化種族的差異、強調其職業、階層、區域而非種族，以維護普遍人權來取代維護各種族群體的權利。從理論上講，這的確是減少族群沖突、促進種族平等與和諧的最佳選擇。而且從現實角度，馬國各階級的貧富差距也大於不同族群之間的經濟差別，縮小各階層之間的差距比按種族配額更加合理。

但在實踐中，這種政策會遭遇很大阻力，也並不容易實現預期目標。例如習慣了「固打製」的馬來人，條件反射般的將促進種族平等的措施視為侵害其利益。對於馬來人而言，經濟利益不是其唯一考量甚至不是首要考量。與國際上右翼民粹勢力一樣，馬來人也將華人視為「外來者」，是「異類」，並不願意平等對待。再加上華人在經商等領域的優勢，馬來人很容易產生一種被剝削、被經濟殖民的憤怒與恐懼。而這些僅靠物質恩惠是無法安撫的。馬來人中激進分子的願望是，讓華人永遠做馬國的二等公民或者離開馬國，馬來人永遠壟斷政權、占有特權、享有經濟和教育的優先權。而如果希盟為保住選票而向馬來人妥協，則又會引發華人等少數族群的憤怒。因此種族矛盾的癥結就始終存在。而典型的案例，就是今年5月希盟保留了馬國大學預科班固打製導致的爭議。

馬來西亞大學預科班（Malaysian Matriculation Programme，又稱Matrikulasi）是馬國中學生升入大學最主要的捷徑（另一升學渠道是「大學先修班（STPM）」，又稱「中六」）。在國陣執政時期，曾長期只保留給土著申請，華裔和印裔皆不能通過此渠道升入大學。直到近年才開放10%學額給予非土著，但90%的學額依舊保留給土著學生。由於大學預科班教育質量優良、升學率高、有不菲的生活補貼等原因，馬國學生爭相報考。而另一渠道SPTM則相對不利，學時長、教育內容更傾向於中學（而預科班偏向教授大學知識），升學率也較低。眾所周知，教育、學歷對人生至關重要。因此，馬國各族裔都希望自己得到更多進入預科班的機會。華人在「509大選」投票給希盟，就是希望廢除包括大學預科班配額在內的各種固打製。

但結果，一年之後，希盟政府宣布維持原有的90%：10%的配額不變。而土團黨籍的教育部長馬智禮更是發表了諸如「許多非馬來人都來自富有家庭，因此有能力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廢除固打製要首先保障土著有平等的就業機會」等言論，引發激烈爭議。華人一片譴責，而巫裔高官和民眾則普遍力挺。而民行黨籍的教育部副部長張念群雖委婉表達了反對，但她並未也沒有能力進一步作為。最終，希盟政府維持了配額比例，但擴大了招生人數。這雖然增加了非土著進入大學預科班的幾率，但大學預科班學額的增加變相擠占了更多大學入學名額，導致通過SPTM升入大學更為艱難。此事讓華人對行動黨及希盟的教育政策乃至執政黨本身非常失望、不滿。

而這件事背後，又一次反映了種族差異、族群對立的馬國國情。雖然華人大表失望，土著居民卻相對滿意，並且堅持維護其固打製特權。

種族差異之外，以穆斯林為主的馬來人和以佛教徒為主的華人還有宗教信仰的差異。自從198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在全球興起，保守化、去世俗化成為穆斯林世界的強大逆流。而近幾年民粹主義的興起，對穆斯林群體產生了一體兩面的影響：在信仰伊斯蘭教者較少的國家，穆斯林的處境相對惡化；而穆斯林占大多數的國家，作為少數派的非穆斯林處境同樣惡化。作為馬國的多數派，穆斯林在總體上對華人的態度也會更為強硬、不友好。而其直接表現就是會投票給伊黨、巫統等傾向伊斯蘭教的政黨。509大選，如果不是巫統、希盟、伊黨三角戰，以及巫統醜聞實在太多，希盟並不見得可以成功執政。而巫伊合作後保守派的反撲，已經在金馬侖和士毛月初見威力。馬國之外，宗教勢力憑借人數優勢戰勝較為世俗的力量，土耳其就是前車之鑒；印度莫迪的崛起，鼓吹印度教至上的印人黨擊敗世俗主義的國大黨，也是類似的模板。巴西、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等國宗教保守色彩的政黨也紛紛執政或復蘇。巫伊若結盟參選，大概率會復製土印宗教保守勢力的成功。

如前所述，今日的民粹主義、宗教復興主義、本土優先主義、排外主義浪潮下，選民紛紛將社會政策而非經濟政策作為投票優先考量；而在社會政策中，民粹傾向強烈的選民又更贊同激進排外價值觀。如果馬國選民也普遍染上這樣的政治心態，對於主張伊斯蘭教至上的伊黨和馬來人優先的巫統是重大利好，對提倡多元共存的希盟則很不利。即便華人、印裔及非穆斯林團結一致投票給希盟，在人數上也不抵馬來人和穆斯林。而如果發生這種根據種族和宗教「選邊站」的投票結果，本身就是社會撕裂、族群矛盾激化的體現。而且，即便華人內部，也發生了分裂，許多華人對「應該代表華人」的民主行動黨表示不滿。這更讓希盟政府面臨危機。

今年7月，因爪夷文（Jawi alphabet，‎جاوي）編入中學四年級教材的事件，再度讓種族矛盾升高。爪夷文是一種用阿拉伯字母書寫馬來語的文字，這就讓它天生帶有宗教和種族色彩（而且確多用於宗教文書）。這再次引發華印裔與馬來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矛盾。雖然教育部副部長張念群多次解釋，將爪夷文編入教材只是讓學生認識、了解爪夷文，並不會正式「學習」，更不需考試。而且她還提到，相對於國陣時期擬定的要求學生「認識」（mengenali）、「識辯」（mengecam）及「口述」（menyebut）爪夷書法，已簡化為「認識（mengenali）」這一個要求。但這依舊讓華人非常不滿，馬華公會猛烈抨擊行動黨「出賣華人」，而行動黨內部也頗多反對。

相反，馬來人堅決支持爪夷文進入課堂，希盟中的土團黨、在野的國陣和伊黨均表示支持。而馬哈迪也表示，希盟政府已「決定」將爪夷文加入四年級教材，等於政策已不可逆。此外，馬哈迪還公開譴責反對爪夷文進課堂的「董總（馬國華校董事聯合會）」為「種族主義」。這件象征大於實際意義的事件再次證明，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種族和宗教問題都會迅速浮出水面、甚至變成政治風暴。

就我認為，到目前為止，希盟對種族和宗教問題的態度和手段大體是符合一個負責任執政黨的身份的（哪怕為了選票已經開始遷就馬來人，向巫統執政時的種族政策靠近了）。但「政治正確」的做法並不能贏得種族主義、教派主義者的歡心，他們所要的是優先權、特權，而不是平等。何況，還有大量謠言和變造的事實扭曲了真相、誤導和煽動了民眾。因此，希盟的做法雖然在理念上正確，但並不一定能取得多數人的支持。在種族和宗教問題上，希盟怎麽做並不是最重要的，決定馬來西亞命運的是馬來西亞國民。希盟能做的，就是在經濟、社會政策方面兼顧各族群利益，堅持多元共存、社會和諧的原則，努力打擊宗教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很重要的一點，希盟需要在鄉區地帶更多奔走、投入，發展經濟和教育，與巫伊爭奪低階層、低收入、低學歷群體，了解這些遠離現代化的國民的心態和需求，讓這些被保守勢力洗腦的國民逐步覺醒。而爭取東馬政黨的長期支持，同樣是希盟維系執政的關鍵一環。除此之外，就要看馬國人民如何選擇了。如果占人口多數的馬來人和穆斯林抵製希盟而選擇巫伊聯盟，馬國走向「印尼化」甚至「塔利班化」也就不遠了。

此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華人內部的團結、華印族裔對政治情勢理性的認識和選擇（如政治參與、投票選擇），同樣是國家平穩轉型、抵禦宗教極端主義和種族主義不可或缺的。華人當然應該積極表達訴求、追求平等與公正。但如果華人以極端化、零和化思維看待希盟相對折中、妥協的政策，以消極參政、放棄投票等行為發泄情緒，最終只會自陷泥坑，讓人民曾經的努力付諸東流。

（六）結語：馬國政治變遷與發展中國家轉型成敗

國陣的下臺和希盟的執政，只是國家向好、人民渴望變革的一個信號，而不是馬國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定音之錘。在選後被查出大量貪腐證據的納吉，不但沒有一蹶不振，反而越發活躍，以「Bossku（老板）」為昵稱四處做政治活動，頗受對希盟不滿的國民歡迎。而和伊黨合作後的巫統，大有卷土重來之勢；馬華和國大黨也未因巫伊合作退出國陣，希盟的對手聯盟不僅沒有四分五裂，反而保持團結和擴大了成員；而巫伊聯盟及馬華對行動黨及希盟的攻擊，尤其利用互聯網的謠言誹謗，對後者聲譽造成很大殺傷……至於希盟內部的明爭暗鬥，如前所述，危及執政根本，在此不再贅述。而國際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逆流，也沖擊著馬來諸州。總之，馬國政治轉型之路漫漫兮修遠，曲折多舛。

縱觀馬國近一年來的政治變遷，我們可以看到第三世界的民主轉型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政權更叠對於現實政治的實際改變有時是很有限的。即便代表民主和進步的政黨（集團）戰勝了舊日的威權統治集團，國家的痼疾並不會隨之迅速被治愈，政壇和社會種種醜惡也不易去除，甚至在新執政集團身上會看到與過去相似的醜陋。這既是由於復雜而根深蒂固的現實存在決定的，又受新執政集團成員的政治素養和內部錯綜復雜的關系影響。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國際局勢也會「牽一發而動全身」，讓一國內政愈發受到國際政治和境外思潮的波及。

形式上的民主和政權更叠之後，國家並未實現實質的民主、自由、憲政，甚至很快倒退回專製，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在製度上實現了民主憲政，但是微觀層面依舊腐敗低效、社會充滿不平等與暴力，更是世界普遍現象。且我們不能對選民素質和見識抱有過高期望，「民能載國，亦能覆國」，受到種族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蠱惑的民眾，在民主體製和普選機製下，支持一個保守、排外、極端的政治集團執政，也不新鮮。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後，除了突尼斯實現和平轉型，達成民主化的初步目標（哪怕局勢也不樂觀），其他如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或民主曇花一現後重回專製，或軍閥割據、長年戰亂不休。而中亞諸國在蘇聯解體後，蘇共在各「斯坦」的分支搖身一變，又成了新的「希拉維克」，人民依舊缺乏實際的權利和自由。而從孟加拉到菲律賓，印太地區許多由專製走向形式民主的國家，同樣經歷民主選舉、政黨輪替，但威權與裙帶政治、腐敗與利益輸送，以及種族與宗教引發的暴力，在這些新興「民主」國家依舊普遍而猖獗。第三世界的民主轉型，除少數成功之外，大多不是退回威權，就是空有民主的軀殼和表象，卻敗絮其中。而馬來西亞已經算是民主基底較厚實的，但面臨的改革形勢同樣嚴峻。

政黨輪替、政權更叠，乃至政治革命，只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變革的序幕、先導，而非終點。想要建好一個民主憲政、公平正義、法治安定、自由和諧的國家，需要漫長的鬥爭，需要各階層、各族裔、各行業日積月累的努力，將宏觀的政治經濟理念滲透到微觀的各項社會政策，讓大政方針落實到千家萬戶，才能蕩滌歷史積穢，開辟嶄新未來。而且，在民主憲政體製下，也有不同政治取向、不同利益集團的激烈對立，包括革新與保守的對壘、世俗主義與宗教勢力的較量，對於國家的走向與興衰、人民的權利與生活，都有著重大甚至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民主憲政的框架之內，也有清與濁的分別、善與惡的競爭，以及諸多善惡不那麽鮮明、但利益沖突劇烈的矛盾。「後民主時代」政治博弈的殘酷性、重要性，並不亞於專製時代追求民主自由的鬥爭。無論馬來西亞還是中國，乃至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都逃不開這些政治規律和社會通則。以為「變天了」、「民主了」、「憲政了」，一切就自然變好、國民普遍受惠，是脫離實際的幼稚思維。可悲的是，這種思維在中國自由派、政治反對派人士中很是流行。他們雖會以他國為鏡，卻不知仔細審視鏡中細節，橘枳不分，又如何對中國政治形勢有正確判斷與應對呢？

最後，回到對馬來西亞的評論。如開篇所說，國際社會對馬國「變天」的評價過高，「霧裏看花」，而如今馬國形勢復雜嚴峻，更需馬國內外有識之士增強憂患意識，集思廣益，抵禦種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回馬槍。

馬來西亞曾經經歷過「513事件」的種族殺戮，許多華人至今記憶猶新。而以巫統為首的國陣（及其前身「聯盟（Perikatan）」）在長達數十年的執政期內，雖不乏成就，但普遍的腐敗、政治分贓、種族歧視貫穿掌權始終。悲劇不應被重演，晦暗的時代也不應再現，種族沙文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聯合與「共治」的降臨更將是馬來西亞的災難。馬來西亞命運掌握在馬國人民手中，而希盟作為執政集團，更肩負著馬國轉型的歷史重任。希望希盟致力於促進經濟發展和族群和諧，抵擋住保守勢力、教派勢力的反撲和滲透，和世俗進步的人民團結協力，將馬來西亞建設為一個公正、廉潔、世俗化的現代民主國家，讓各族裔平等、和平、幸福的生活。

非洲國家的民主轉型

2010年12月底，以突尼斯的小販穆罕默德·布瓦齊齊（Mohamed Bouazizi）抗議城管侮辱而自焚為導火線，泛中東地區人民對各獨裁政府的不滿迅速轉化為政治性的抗爭行動。僅僅在壹年之內，西亞北非諸國就如多米諾骨牌壹樣，紛紛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罷工、暴動，甚至武裝沖突，有些是要求政府進行改革，還有的則以推翻當時的政權為最終目標。由於這場運動是由阿拉伯地區為主的民眾發起，公開的訴求包括民主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反獨裁、反腐敗等符合普世價值的目標，因此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

但好景不長，各國的“春天”還未讓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文明的“萬物”生長起來，就迎來了“阿拉伯之冬”的冰封。具體說來，有以下幾種情況：A類：人民的反抗早早即被政府強力鎮壓，如巴林、沙特、卡塔爾、阿聯酋，其中後三國的反抗力量本身就很微弱；B類：國家陷入長久的戰亂之中，宗教極端勢力坐大，和平與民主遙遙無期，如敘利亞、利比亞、也門；C類：民間的反抗並未使政治與社會發生重大變化，基本維持原狀或只有較小變動，如阿爾及利亞、科威特、伊拉克、摩洛哥、阿曼；D類：在民主運動取得勝利後，民主政權成分復雜，伊斯蘭保守勢力壹度躋身權力中樞，軍政府又卷土重來，如埃及。這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無壹例外夭折或根本沒有啟動，有區別的只是失敗的時間早晚問題。不過，2014年後，以上各國的人民運動基本已陷入各自的泥潭，革命的春天早已遠去。

更讓人擔憂的是，伊斯蘭保守主義、原教旨主義假借“推翻專制”、“實現民主”的大旗把持了運動的主導權，試圖以“民主自由”為時髦包裝，侵蝕中東壹些國家相對世俗的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及社會風貌。而世俗的、進步主義的民主力量在“穆斯林兄弟會”等宗教保守勢力與軍人集團共同擠壓下迅速邊緣化。換句話說，原本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阿拉伯之春”，在絕大多數國家已經改道，並掀起宗教保守勢力回潮的濁浪，以及宗教勢力與軍人集團的權力鬥爭，與運動的初衷及國際社會的期望背道而馳。

但在春去冬返的逆境中，有壹個國家，卻成功的以相對和平的方式實現了民主轉型，並朝著憲政民主和世俗化方向發展，國家沒有被宗教保守勢力單獨把持，也沒有落入軍人集團的掌控之中。它就是“阿拉伯之春”開啟之地--突尼斯。該國的和平轉型得到國際社會的贊譽，參與突尼斯民主化的各主要力量組成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還獲得了201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自2011年本·阿裏政權倒臺後，至今已過了九年有余，突尼斯的轉型與發展並不順利。雖然相對於其他回歸專制、陷入混亂、宗教勢力或軍政府把持權力的國家，突尼斯是和平、民主的，但內憂外患依舊嚴重。無論是民主憲政制度與法治體系的建設與執行，還是經濟發展和就業形勢，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宗教與世俗之爭，還有國家未來的方向與前景，突尼斯面臨著多方面的困境。突尼斯經濟和政治危機不時湧現，甚至有“開倒車”的跡象。這壹切都讓這個曾被國際贊譽的民主化樣板國家蒙上了沈重的陰影。

那麽，突尼斯革命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動因是什麽？這個共和國經歷了怎樣的變革過程？相對和平的過渡、政治協作與世俗化民主化究竟是通過哪些努力實現的？在轉型中面臨著哪些具體的危機與挑戰？長達近十年的轉型有怎樣的成敗得失？這個位於地中海沿岸、歐非交匯之處的國家，未來的命運又會如何？它的轉型過程對中國有著怎樣的啟示？

   （壹）上古的光榮、殖民的洗禮、專制下的現代化：突尼斯復雜的歷史背景

如今的突尼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Tunisia法語：République tunisienne阿拉伯語：‎‫الجمهورية التونسية‎）所屬地區，曾經是可與古羅馬分庭抗禮的古迦太基的中心地帶。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的出生地就在今日突尼斯的北部。迦太基商業發達，軍事實力也很不俗，是當時地中海地帶唯壹可以與羅馬壹較高下的勢力。但歷經三次布匿戰爭，哪怕漢尼拔壹度兵臨羅馬城下，但最終不敵領土更廣闊、兵勢更強盛的古羅馬，迦太基城也被毀滅。現今突尼斯所在地區，皆成為古羅馬的殖民地。古羅馬帝國滅亡後，此地又相繼被古代的“列強”輪番占據，其中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占領較久，並對當地的文化、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突尼斯的伊斯蘭化也就是在阿拉伯帝國占領時期開始的。而這個伊斯蘭化的過程持續了壹千多年，直到1878年那場臭名昭著的“非洲問題會議（柏林分贓會議）”後，法國在其他列強默許下占領突尼斯，並於1881年與突尼斯王室簽署了《巴爾杜條約（Traité du Bardo）》，正式取代了奧斯曼土耳其，成為突尼斯的“保護國”。而這時，突尼斯人已經幾乎全數皈依了伊斯蘭教。

法國殖民時代來臨後，突尼斯開始迅速走向現代化。法國在突尼斯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建設了道路、橋梁、港口等大量基礎設施，而如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也在法國“操辦”下日臻成熟。其中教育事業取得的重大成功，為突尼斯培養了大批可以投身突尼斯現代化的人才。而法國也著力發展突尼斯與法國本土的貿易關系，並以突尼斯法郎（Franc tunisien）代替美元為官方流通貨幣，將突尼斯納入法國金融體系。最重要的是，法國為突尼斯建立了壹套法式（也略等於歐陸式的）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司法體系，促進了突尼斯政治和法制的現代化。例如法國保護勞工的法律，如八小時工作制、帶薪休假等進步法令，被普遍推廣到了突尼斯（這在其他國家殖民地是不可想象的）。這壹切都為後來突尼斯的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沒有法國，就沒有後來現代化的突尼斯。

但另壹方面，相對於法國的“嫡長子”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相對為法國所忽視，法國政府對突尼斯的管制也缺乏經驗，投入的人才和資金都較少，這都讓法國在突尼斯的成就相對打了折扣。雖然法國對殖民地的現代化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但沒有哪個民族願意生活在殖民統治下，做二等公民、臣民。而且，由於法國實行“內地延長主義”的殖民政策，不像英國扶植代理人而是由法國人擔任當地行政職務，全面推行法式教育，建立法式政治和法律體系，對突尼斯的政治、司法、經濟、軍事進行全面幹預和控制。這導致了法國殖民者與突尼斯人發生更多直接的摩擦、沖突。而長期經受伊斯蘭教思想影響的突尼斯民間主流意識形態，也與大革命後法國主流的世俗主義理念不相容。因此，突尼斯的反殖反法運動從未停歇。而二戰中法國的失敗，也更激發了突尼斯的獨立運動。值得壹提的是，法國大革命中平等、博愛、愛國主義等價值觀，壹方面與伊斯蘭文化相沖突，但也促進了突尼斯人對法國殖民統治的不滿和追求獨立自由的信念。

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國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法屬印度支那和突尼斯的近鄰阿爾及利亞都爆發了武裝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運動。法國在殖民地戰爭的失敗和付出的慘重代價，迫使法國政府逐步放棄了繼續維持對各殖民地統治的意圖。經過漫長的談判，法國終於允許突尼斯走向獨立。1956年，突尼斯正式擺脫法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了獨立的突尼斯王國。翌年，突尼斯獨立運動領袖、民族主義者哈比蔔·布爾吉巴（法語：Habib Bourguiba，阿拉伯語：‎‫الحبيب بورقيبة‎）廢黜了沒有聲望而腐朽的國王，建立了突尼斯共和國。布爾吉巴也開始了他長達30年的獨裁統治。

布爾吉巴上臺後，積極緩和與西方的關系，解決了與法國的比塞大（Bizerte）危機；裁減軍備；大力發展教育和衛生；實行嚴格的政教分離政策，以民事法庭取代伊斯蘭法庭；親身在齋月中的齋戒期飲食作為表率，鼓勵人民擺脫陳規舊習束縛，努力勞動以改變國家的落後狀態。事實上，這些措施大體順承了法國在突尼斯殖民時期推行的政策，只是強化了各項政策的民族主義色彩。在政治上，由布爾吉巴控制的社會主義憲政黨（Parti socialiste destourien，PSD）壹黨專制。布爾吉巴在1960年代試圖效仿埃及等受蘇聯影響的國家，實行國有化、農業集體化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策，但以失敗告終。隨後，他對經濟政策做出了壹些改變，容許經濟有限的、部分的自由化、私有化，但整體仍有國家掌控經濟。1980年代，面對民主呼聲的高漲與社會抗爭的加劇，他放松了專制，壹定程度容忍了政治反對勢力的存在。由於布爾吉巴對建國與立國的貢獻，他被譽為“現代突尼斯之父”。

但在布爾吉巴統治後期，由於經濟的衰敗與政治的高壓，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他的壹些妥協不僅未能緩和社會矛盾，還催化了民間反抗力量的成長。與此同時，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也在激化。1987年10月，經過壹場“微型政變”，宰因·哈比丁·本·阿裏（法語：Zine el-Abidine Ben Ali 阿拉伯語：‎ ‫زين العابدين بن علي）取代了掌權30年的布爾吉巴，成為突尼斯新壹代的獨裁者。不久後，他將執政黨“社會主義憲政黨”重組為“憲政民主聯盟（Rassemblement Constitutionnel Démocratique，RCD）”，繼續實行壹黨專制。

本·阿裏執政後，很快改變了布爾吉巴執政時期左傾的經濟政策，大力推動經濟的自由化、私有化，並對外開放以吸引外國投資。在這點上，他很像埃及納賽爾的繼承者薩達特的所作所為（或者他本就是在效仿薩達特）。這些措施讓突尼斯經濟取得了年均5%的快速增長，被稱為“突尼斯奇跡”。而在政治上，他放松了對新聞出版、勞工運動的限制，也有限的容忍了反對勢力的存在。相對於其他獨裁者，本·阿裏被認為相對開明和寬容。但據經濟學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的數據，2006年突尼斯的“民主指數”只有 3.06分（滿分10分），位居167個被統計國家中的135位，2010年即“茉莉花革命”爆發前，“民主指數”更跌至2.79分，排名也下滑至第144位。雖然這類數據只能作為參考，但也反映了突尼斯威權主義色彩很濃厚，本·阿裏執政集團的開明是有限的、局部的，充其量是“開明專制”罷了。

經過布爾吉巴和本·阿裏兩代領導人的統治，突尼斯成為西亞北非地區經濟發展勢頭相對較好、世俗化程度也較高的現代國家，在教育、衛生、政府治理等領域均為非洲的佼佼者。似乎，突尼斯的前景是光明的，道路也談不上曲折，總體呈穩健的發展態勢。但本·阿裏和他的同僚們沒有想到，壹黨專制和威權式政治下，壹場顛覆他們統治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

  （二）繁榮穩定表象下的危機：民權限縮、民生困苦醞釀的不安與伊斯蘭保守勢力的潛流湧動

如前所述，突尼斯建國後的兩位領導人，分別為突尼斯的立國與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同時也壓制了民主、限縮了公民權利，經濟上曾有過長期的萎靡不振，兩位獨裁者都積壓下了大量社會問題，只是由於執政集團和軍隊的忠誠，這些問題在表面被壓制了下去。但血腥的暴亂仍時有發生，如1978年首都突尼斯城的“黑色星期四”抗議演變為騷亂後，軍方鎮壓，導致數十至數百人喪生，近千人受傷。布爾吉巴統治後期，各地都有各種形式的反抗運動，不乏血腥暴力的沖突。

布爾吉巴和本·阿裏面臨的危機都可以大致歸於兩方面。第壹方面，即民權民生領域的問題。在布爾吉巴執政時期，經濟長期萎靡不振，人民普遍貧窮，生活水平較差（尤其和鄰國阿爾及利亞相比）；而本·阿裏執政之後，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貧富差距的日益加大、階層固化的加深，社會不公現象越發突出、社會矛盾日趨尖銳。

進入21世紀，突尼斯的民生又面臨又壹個巨大挑戰，即人口暴增下就業崗位和人均公共服務供給的不足，這導致了失業率的高企、中下層人民生活水平的實際下降。1960年，突尼斯人口僅有420萬左右，而2010年則暴增至1000萬人，且年輕人占比很高。但人口增速遠超就業崗位增速時，大批失業人群就出現了；而教育、醫療等基本社會供給不足也導致生活質量和再生產能力的下降。而大量“無業遊民（或者說是‘被’無業遊民）”的出現，正是社會動蕩的關鍵前提和重要預兆（事實上，絕大多數被“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國家，人口暴增和失業率驟升都是爆發動蕩、革命的關鍵甚至決定性因素）。就業率/失業率壹向是社會穩定與否的風向標。2008年，突尼斯的失業率高達14%，青年失業率相對更高。這意味著上百萬人（包括數十萬青年人）處於無工作、無收入、無工作紀律約束的“三無”“危險品”。這些失業人口既推動了後來“茉莉花革命”的到來，也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

專制與腐敗同樣困擾著突尼斯。據“透明國際”數據，突尼斯的“清廉指數”在2009、2010年分別為第65位、59位，處於中上遊，但貪腐情況依舊相對嚴峻。對專制國家而言，專制也意味著“全權政府”，因此責任更大，民怨無法通過民主選舉得到表達，就為社會動蕩和革命埋下引線。而專制下問責的不足，也會使民怨越積越多。後來布瓦齊齊自焚及導致的革命，就證明了專制政權與民眾溝通不暢會導致多麽惡劣的後果。

第二方面，則是長期被壓抑的突尼斯伊斯蘭保守主義勢力的卷土重來、興風作浪。法國取代奧斯曼土耳其成為突尼斯殖民者後，伊斯蘭保守勢力始終處於被壓制的狀態。法國殖民當局雖然沒有強制突尼斯人放棄伊斯蘭信仰，但力圖通過西式教育、法式行政和司法體制、工業化等手段，沖淡宗教的影響和遏制宗教保守勢力。這些手段的確取得了壹定成效，但作為壹個幾乎全員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突尼斯的宗教保守勢力根深蒂固，難以徹底拔除。

突尼斯獨立後，如上所述，布爾吉巴采取了壹系列積極的世俗化手段，進壹步削弱了伊斯蘭保守勢力在經濟、政治、司法、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本·阿裏繼任總統後，也繼承了布爾吉巴的世俗化政策。因此，突尼斯是西亞乃至全非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壹。

但這不意味著伊斯蘭保守勢力放棄了對權力的競逐、對突尼斯各領域的滲透。傾向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鼓吹“聖戰”的薩拉菲主義（Salafism）派別，就在突尼斯鄉村、受教育程度低、貧窮的民眾中有著深厚的根基，支持者甚眾。1970-1980年代，正值伊朗伊斯蘭革命、沙特瓦哈比主義興起、美國試圖利用伊斯蘭聖戰者對抗蘇聯（最典型即美國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穆斯林對蘇聯的“聖戰”）三股風潮，伊斯蘭復興運動也在突尼斯興起。1981年，伊斯蘭政黨“伊斯蘭傾向運動(Mouvement de la Tendance Islamique (MTI)）在這股國際風潮下成立，1989年改名為“復興運動（Mouvement Ennahdha）”並沿用至今。而薩拉菲派也在其中。雖然布爾吉巴和本·阿裏政府均不承認該黨的合法地位，但其也沒有受到重大打擊。而在1990年代及之後，本·阿裏上臺，他雖然大體繼承了布爾吉巴的政教分離原則，但對宗教政策比他前任寬松，“復興運動”趁機坐大。雖然本·阿裏也曾采取過措施打擊伊斯蘭保守勢力，如自1991年起，突尼斯總統本·阿裏發動“凈化資源計劃( Plan for the Cleansing of Resources)”搜捕了1萬多名包括薩拉菲主義者在內的伊斯蘭激進主義活躍分子，但仍舊未能斬草除根。

“復興運動”坐大的兩個直接原因分別是其在國內的深耕細織，以及國外伊斯蘭保守勢力的大力支援。突尼斯作為壹個欠發達國家，赤貧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甚至連中學都沒有讀完的人口十分龐大。這些人既需要物質上的援助，也需要精神的慰藉。然而突尼斯政府無力幫助這些被城市高速發展拋離的人群，“復興運動”則趁虛而入。政府無法提供福利，“復興運動”就為赤貧的穆斯林提供慈善救助；政府的教育無法惠及農村和城市貧民窟，宗教學校就代替了公立學校的職能；當人們為貧窮、暴力、失業而出現焦慮、抑郁、精神沈淪的狀態時，宗教保守勢力就將《古蘭經》和聖訓結合現實進行散播，給這些失落者以精神慰藉。某種程度，“復興運動”等伊斯蘭勢力擔當了部分政府職能，而政府又無力解決這些問題，也就對這些睜壹只眼閉壹只眼。這在短期有利於政治和社會穩定，但無疑喚醒了自法國殖民以來，在突尼斯被壓制了近150年的伊斯蘭主義的幽靈，為宗教保守勢力崛起、本·阿裏政權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除了內因，來自國外的伊斯蘭保守勢力對突尼斯的滲透、與突國內宗教保守勢力的勾結，也是突尼斯伊斯蘭勢力崛起的重大原因。長期以來，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君主制國家不斷向亞、非各國傳播瓦哈比主義，試圖以極端、暴力、頑固保守的原教旨化思想向各國施加影響，以擴大沙特的國際影響力、對它國社會的操控能力。雖然世界各國有識之士對沙特的行為都深惡痛絕，但沙特財大氣粗，各國的伊斯蘭組織都難以抵擋真金白銀的誘惑。何況，極端的瓦哈比主義與許多國家的激進伊斯蘭團體的價值觀壹拍即合，更是“合作愉快”。這壹切，在突尼斯也不例外。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君主國壹直視周邊地區的共和國、較世俗化的國家為潛在的敵人。除了國家利益的沖突外，他們最主要的擔心是，這些共和制、世俗化程度高的國家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影響，會外溢至他們治下政教合壹、君主專制的國家，導致其政權被覺醒的人民或軍方顛覆。因此，沙特及其盟國如阿聯酋等國在主觀上就有破壞各共和制國家的穩定、傳播極端教義進行滲透的動機。埃及、突尼斯等國對此心知肚明，但沙特財大氣粗，這些較世俗的共和國無力阻遏沙特利用瓦哈比主義實施破壞的行徑（相反，前者有時還需要後者的金援，共和國的領導人們也與海灣君主國有各種曖昧不明的關系）。

面對民權民生危機和伊斯蘭極端主義這兩大挑戰，本·阿裏政權的危機日益加深。而美國的布什、奧巴馬兩屆政府又都積極在中東推動民主化，歐盟同樣希望西亞北非實施改革、力行民主。這對於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富裕的中東產油國影響很有限，但對突尼斯這樣並不富裕、外貿依賴於美歐的國家政權，無疑在“內憂”情況下又添上額外的外部壓力。同時，智能手機的流行、社交媒體的興起，也為革命、動亂、政治沖突提供了催化劑的作用。

    （三）“茉莉花革命”的爆發與本·阿裏政權的迅速垮臺

2010年，本·阿裏政權面臨的挑戰達到臨界點。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這兩個攸關民生的數據居高不下，民怨日益增多；階層與區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不公加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突尼斯的打擊；本·阿裏長達20多年的獨裁統治和裙帶政治讓人民越發難以忍受（如“維基解密”於2009年披露本·阿裏家族成員與黑社會勾結）；人口暴增、青年人口占比增加，而這些青年又對現實不滿；此前發生的幾次示威被血腥鎮壓造成的積怨和仇恨……於是，哪怕突尼斯的經濟社會發展已屬區域前列，但革命已山雨欲來。

穆罕默德·布瓦齊齊，是壹位農民的兒子，他全家都靠他壹個人販賣水果和蔬菜維持生計。但他因沒有官方的營業執照而被多次沒收貨物，還被城管人員羞辱（其中他還與壹位女性管理人員口角並被羞辱，這在宗教氛圍濃厚的社會被視為更大的恥辱）。他多次試圖獲取執照和申訴無果。於是，2010年12月17日，布瓦齊齊在當地議會大樓前自焚，被送往醫院搶救。他自焚的視頻和此前的境遇在互聯網上迅速傳播，壹時間民怨沸騰。他的遭遇引發了許多失業青年、被官僚主義和警察暴力激怒的人民的共鳴，隨即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浪潮。

12月28日，為平息民怨，本·阿裏親自前往了布瓦齊齊所在的醫院看望了布瓦齊齊和他的家人，並為其家人提供了優厚的工作。次日，他開除了通信部長，改組內閣，承諾改革以試圖挽回民心。但這壹切為時已晚，民憤已難以平息。2011年1月4日，布瓦齊齊不治身亡。此後又有兩位絕望的青年效仿他自殺而死。

緊接著，突尼斯的工會發動全國各地工人罷工，而各大中學校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此外，還有數不清的失業者、無業者、個體經營者等人自發的，或因社交媒體號召而響應，紛紛走上街頭，全國各大城市全部陷入抗議、騷亂之中。半島電視臺評論道，突尼斯的這場“起義”是“貧困、失業和政治壓迫”的“致命結合”造成的，而這“也是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共同擁有的三個特征”。

而在布爾吉巴與本·阿裏統治時期長期遭受壓制的伊斯蘭保守勢力也趁機鼓動國內穆斯林反抗專制統治。早在2005年，伊斯蘭保守勢力就與左翼反對派聯合發動絕食抗議，以對抗本·阿裏政權。而“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以“復興運動”為代表的伊斯蘭保守勢力也與突尼斯另壹主要反政府力量左翼勢力遙相呼應，達成了短期的默契，哪怕二者有著長久而根本性的互斥、對抗關系。

面對如潮的抗議，本·阿裏壹方面承諾改革，包括增加就業崗位和發展經濟，另壹方面調動警察對各地抗議者進行了殘酷鎮壓。而抗議者也同樣以暴力還擊，襲擊警方、政府和執政黨的工作地，沖突逐漸白熱化。同時，抗議的政治色彩也越發濃厚，由反貧困、反失業轉向要求本·阿裏和他的執政集團下臺。據國際機構統計，截至到1月中旬，已有至少66人死於警方鎮壓和各種沖突之中。但抗議浪潮反而更加高漲。當時剛剛興起的如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社交媒體，在鼓動民眾上街、串聯抗議中起到重大作用。本·阿裏政府的輿論控制已完全失效，國營傳統媒體失去了以往引導輿論的能力。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興起後，在政治上第壹次產生了巨大且具顛覆性的影響，就是以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為起點的“阿拉伯之春”（當然，在2009年，伊朗曾爆發“Twitter革命”，是社交媒體在大型政治運動中的“首秀”，但其影響有限，且以失敗告終）。這也標誌著信息化時代民主運動的形式、手段開始有了質的變化。

1月14日，本·阿裏宣布解散政府和提前舉行大選，但已無濟於事。突尼斯軍方拒絕支持本·阿裏，甚至部分軍人倒向抗議的人民，保護他們免受警察的傷害。此外，還有軍官發動了叛亂。於是，就在當天，本·阿裏即乘飛機逃離了突尼斯，飛往沙特避難。此後數日，本·阿裏的親信紛紛被捕或出逃。而壹些忠於本·阿裏的死硬分子，制造了壹系列暴力行為，尤其效忠本·阿裏的總統府衛隊與前來鎮壓的軍隊發生激烈戰鬥，前者最終被殲滅，其他動亂也被半武裝起來的革命民眾及支持革命的軍隊平息。至此，本·阿裏在突尼斯23年的統治壽終正寢。

（四）革命後的紛亂與各政治勢力的登場

本·阿裏逃離後，突尼斯出現了短暫的政治真空。如前所述，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壹系列混亂和暴力沖突。但很快，由原執政集團幾位主要內閣成員迅速控制了局面，並宣布將組建臨時政府和舉行大選。同時，從伊斯蘭主義者到世俗派系，從左翼的進步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乃至托派，到右翼的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本·阿裏舊政府的高官、精英，各政治勢力紛紛登場，摩拳擦掌的意圖搶占“後本·阿裏時代”突尼斯的權力、影響力和話語權。在本·阿裏倒臺、黨禁解除後，突尼斯壹下子出現了80多個政黨。壹時間，群雄逐鹿，千帆相競。

在眾多政黨中，最具實力的，無疑就是前面提到的伊斯蘭主義政黨“復興運動”。如前所述，由於它在占突尼斯人口大多數的受教育程度低的、貧困的、保守的穆斯林中影響力巨大，且在布爾吉巴--本·阿裏時代就深耕細織，根基深厚。

當專制倒臺、黨禁解除，其潛力被迅速釋放出來，號召力、動員力、影響力無可匹敵，成為突尼斯名副其實的第壹大政黨。它的創始人拉希德·加努希（法語：Rached Ghannouchi ；阿拉伯語：‎‫راشد الغنوشي）也迅速返回突尼斯，積極投入到政治活動中。“復興運動”的意識形態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代表了突尼斯國內主張伊斯蘭化的宗教保守勢力。而“復興運動”的創始人和靈魂人物加努希更是保守的薩拉菲主義者，敵視世俗主義，反對女性參政和工作，甚至主張壹夫多妻制。他還在布爾吉巴時代多次參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暴力活動。

相較於“復興運動”，其他政治組織的實力都遜色許多。法國殖民歷史和布爾吉巴--本·阿裏執政期間的突尼斯，世俗化力量也在成長，但總體呈壹盤散沙、各自為戰的狀態。而且這些政黨大多長期處於非法狀態。本·阿裏政權倒臺後，世俗主義、左翼政黨紛紛湧現，但能在突尼斯政壇和社會占有壹席之地的，則寥寥無幾。其中相對實力最強的，是中間偏左的保衛共和大會黨（Congrès pour la République）。在本·阿裏時代合法但受壓制的左翼溫和自由主義政黨進步民主黨（Parti démocrate progressiste），則是又壹股有壹定影響力、組織機構健全、參政經驗較豐富的世俗左翼政黨。相對更左的還有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勞工與爭取自由民主論壇（Ettakatol）”。此外，以馬列主義為綱領的共產主義政黨突尼斯工人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des ouvriers de Tunisie）（後改名為突尼斯工人黨（Parti des travailleurs））），則代表著突尼斯國內總體實力不強、但在產業工人和赴法留學生中頗具影響力的極左力量。

而右翼力量大多聚集於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其余的只有相對世俗化、持自由保守主義立場的“民主聯盟（Alliance démocratique）”具有壹定影響力。

總體而言，代表伊斯蘭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右翼力量相對集中（即以“復興運動”為最主要政治組織），政治綱領也較為明確和固定，即建立壹個伊斯蘭民主主義（‎ديمقراطية إسلامية）國家，將伊斯蘭教價值體系和伊斯蘭教法貫穿於國家大政與社會民生；左翼力量則明顯分散，黨派眾多卻難以團結，除堅持世俗主義的大原則和中間偏左的總體傾向外，在更細的政治光譜和具體訴求上均有明顯差異。

但另壹方面，各世俗黨派忌憚於“復興運動”的實力，也醞釀著有限的聯合，避免突尼斯走向伊斯蘭化。最終，在制憲會議選舉前，世俗政黨實現了松散的聯合。而“保衛共和大會黨”的主席蒙塞夫·馬爾祖基（Moncef Marzouki）是世俗陣營最主要的政治人物。

馬爾祖基是醫學專業出身，還曾是著名醫療專家。後來，他投身政治，在國內外參與和創建了多個關註人權問題的組織，關註兒童、殘疾人權益，也涉足公民教育、醫療衛生發展等社會問題，並與本·阿裏獨裁政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後來，他因試圖參與總統選舉而被拘捕、軟禁，2001年被流放。與“復興運動”的加努希壹樣，馬爾祖基也是在本·阿裏政權剛剛垮臺之時，就迅速返國並參與到政治競逐之中。

除了伊斯蘭宗教勢力、世俗反對派，還有壹股“未死不僵”且實力強勁的力量，就是前本·阿裏政權的官僚和精英階層。雖然本·阿裏政權垮臺，其最核心的親信和死硬支持者大都被捕、被殺或逃亡，但還有人數更多的技術官僚和舊時代既得利益階層繼續控制著突尼斯的經濟、軍事、科研、文教衛生、能源等重要領域，甚至還握有壹部分政治權力。他們壹方面願意和本·阿裏“劃清界限”，另壹方面當然希望保留自己的職位、利益，乃至特權。歷經布爾吉巴和本·阿裏長達50多年的專制統治，反對派長期遭受打壓，後者很少有人有從政經驗。因此，新政府不得不“留用”大部分本·阿裏政權的政治精英。這當然招致了許多民眾尤其激進抗議者的反對，但主要的反對派均選擇了妥協。因為新政權是離不開這些規模龐大、根基深厚、經濟社會資源充分、從政經驗豐富、在許多專業領域中短期內無法替代的舊時代官僚和精英的。

伊斯蘭主義者、世俗政治反對派、舊政權官僚和精英，成為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後最主要的三股力量。而每股力量內部都有著復雜的派系；三者之間亦有著微妙的競合與恩怨。

   （五）過渡政府的成立與制憲會議選舉

本·阿裏逃亡後，眾議院議長福阿德·邁巴紮（Fouad Mebazaa）根據憲法委員會的決議擔任臨時總統。因為憲法委員會委員和邁巴紮本人均為舊政權的成員，他被革命民眾視為本·阿裏政權的殘余，遭到猛烈抨擊。但在他宣布退出本·阿裏的政黨“憲政民主聯盟”政治局、改組舊內閣、承諾推進民主和盡快進行制憲選舉後，他得到了反對派的認可，成為突尼斯過渡時期的國家元首。

壹個月後，突尼斯政壇老將，從布爾吉巴時即先後擔任多個要職的貝吉·卡伊德·埃塞蔔西（Beji Caid Essebsi）被任命為政府總理。埃塞蔔西雖為舊政權高官，但壹向重視人權，思想較為進步和世俗化。而且他主要在布爾吉巴時代被委以重任，本·阿裏對他明升暗降，與他並不親近。因此，他得到反對派尤其世俗主義者的支持，成為突尼斯過渡時期的二號人物。而他的內閣經過換血，更換了部分本·阿裏逃亡前任命的內閣成員，形成了舊官僚和反對派並存的局面。

經過政壇各方的磋商，最終決定於當年10月舉行制憲會議（L'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tunisienne,ANC）選舉，以制定新憲法和實現向民主化的過渡。它同時也具有選舉總統（制憲會議後第壹任總統由制憲會議間接選出而非普選）、決定重大決策、監督政府等職能和權力。它類似於國會，但又比國會有額外的職權，如制定新憲法和選舉總統。

因此，各方積極備戰制憲會議選舉，都試圖增大己方在轉型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最大程度參與甚至主導新國家國本－新憲法－的制定，為己方在新時代突尼斯的政治參與、執政奠基。

如前所述，伊斯蘭主義者、世俗反對派和舊政權精英是參與競逐的三股主要力量。當選舉方案和日期確定，他們就各顯神通，全力投入到選戰之中。而這三股力量各有長處和軟肋。

對伊斯蘭主義者而言，其伊斯蘭化理念贏得了虔誠的穆斯林民眾的擁護，在基層和廣大鄉村得到普遍支持；而數十年的深耕細織，也讓他們有更強的社會動員能力。這些前面已有提及，不再贅言。但其伊斯蘭主義價值觀同時也讓世俗派民眾感到恐懼不安。黨首加努希將“復興運動”比作土耳其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AKP）”，聲稱不會學習塔利班和沙特那類政教合壹的模式，而是效仿土耳其、馬來西亞和印尼，將伊斯蘭主義與現代化結合。加努希還承諾，將給予女性墮胎和參政權利。但由於其諸如將政府、司法機構、媒體、軍隊全面伊斯蘭化以控制國家的企圖，大肆發展薩拉菲主義信徒等主張，以及長期堅決反對婦女有權工作和接受教育的原教旨主義理念，讓世俗主義者深為警惕。此外，加努希及“復興運動”對外對內、公開和私下、面對媒體和在清真寺……在不同場合和環境，采用兩套相悖的措辭，也讓世俗主義者普遍質疑其承諾推行民主、保障婦女權利、實行政教分離的誠意。

與伊斯蘭主義者相反，世俗反對派的主要支持者是城市的中產階級、知識階層。此外，左翼世俗派還在突尼斯的產業工人中有著相當的影響力。世俗派主打的口號是法治、自由，其中左派強調社會公平和普惠保障，右翼則以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吸引支持。世俗派的政治理念與政策主張較為理性和科學，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都更強。但是世俗主義在人數眾多的下層居民尤其鄉村居民中根基較薄弱，難以與“復興運動”等伊斯蘭政黨競爭。此外，世俗派勢力相對多元和分散、世俗左派與世俗右派存在明顯政綱差異等，也使得他們缺乏團結性，整體的實力也因之被削弱。

舊政權人士則以低調的方式參選。他們深知腐朽專制的舊政權不得人心，因此選擇“借殼上市”，讓反對派人士、媒體人穆罕默德·哈姆迪創辦了“人民請願黨（Popular Petition)”並在臺前活動，舊政權人士則在新政黨旗幟遮掩下暗暗發力。舊政權人士在權力、金錢、人脈、知識和經驗、執行力等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即便有不幹凈的過去，這些資源優勢也足以讓他們在制憲會議中占有舉足輕重的比重。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舉行了制憲會議選舉，共決出217個席位。最終，“復興運動”以89席獨占鰲頭；保衛共和大會黨奪取29席；“人民請願黨”得26席；“勞工與爭取自由民主論壇”獲20席；進步民主黨獲16席。其余席位被其他小黨和無黨派人士瓜分。

根據選舉結果，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成為當之無愧的第壹大黨，但未能超過半數（109席）；世俗主義政黨得票分散，但合計席位依舊可以與伊斯蘭勢力分庭抗禮。而與舊政權關系密切的勢力也成功躋身民主體制下的代議機構。

而新政府的組建更是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主義者妥協的結果。經過雙方協商和投票，選舉保衛共和大會黨的蒙塞夫·馬爾祖基為突尼斯共和國的新壹任總統。作為交換，“復興運動”的秘書長哈馬迪·傑巴利（Hamadi Jebali）被任命為總理，並組建了由兩派三政黨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其中，“復興運動”占據內閣近半數職位，保衛共和大會黨和“勞工和爭取自由民主論壇”及7名獨立人士獲得其余內閣職位。

    （六）聯合政府、混合政策、多方競合：民主政治根基初立下的突尼斯

由伊斯蘭政黨和世俗主義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建立後，突尼斯正式進入民主憲政的過渡期。在過渡期內，新政府和制憲會議肩負著制定新憲法、確立民主政治框架、清算和解決專制時期遺留問題、振興經濟解決失業、捍衛人權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各項任務。

首先，在制定新憲法問題上，各方就陷入激烈的爭議。結果，2011年12月，各方通過了壹個專為過渡時期而制訂的臨時憲法，而正式憲法的制定和頒布則被推遲。臨時憲法確立了三權分立和法治原則。由於政治爭端和對立法者的暗殺（如參與制訂者穆罕默德·布拉米（Mohamed Brahmi）於2013年7月遇害），原本壹年內完成的正式憲法，直到2014年1月才得以頒布。它成為突尼斯1861年憲法、1959年憲法後的第三部憲法。

憲法規定，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但同時保障信仰自由和男女平等；實行半總統半內閣制；主張建立壹個開放透明的政府；可持續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打擊腐敗、權力下放等。因為憲法未以伊斯蘭教教義為基礎，而是基於世俗法典，因此被認為是阿拉伯地區最進步的憲法之壹。但同時，憲法也限制人們對宗教的攻擊和批判。這可視作教派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的妥協。

雖然該憲法仍有不少爭議，但整體上得到了各方的認可，是突尼斯各政治派別經過爭執與妥協並達成共識後的結晶。臨時憲法和正式憲法的相繼頒布，也意味著突尼斯政治轉型逐步走上法治和制度化的軌道。

根據選舉結果和憲法原則，突尼斯實現了三權分立、多黨制、責任制政權的建立，與本·阿裏的專制時代正式告別，走向民主政治。但這只是制度和法律中的表層。長期的專制主義影響下的突尼斯，民主政治的實現當然不可能壹蹴而就。

而對於舊政權的清算，新政府持非常克制的態度。雖然突尼斯成立了“真相與尊嚴委員會（Instance Vérité et Dignité）”，但相關工作進展緩慢，成就有限。面對堆積如山的申訴（截止2016年，委員會接到27000多個個案），委員會主要是提供微薄的救助而非懲辦罪犯。此外，對於前政權腐敗和挪用公款問題、進行“經濟與金融和解”問題等也是委員會處理的重點問題，但都沒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國家也沒有對舊政權的各級軍政官員進行大規模審判，而是吸納了舊政權的官僚參與到新的政權中來。這壹方面減少了來自舊勢力的阻力和轉型直接損耗，卻也讓舊政權各種殘余更多的遺留了下來，成為新政權的壹個包袱。

提振經濟、解決失業，新政權面臨著與舊政權同樣的挑戰。甚至說，民主政府的挑戰更大。因為民主轉型期政治動蕩、社會控制力下降、各領域新舊交替等因素，均對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專制政權雖然腐敗，但在發展經濟方面也有其相對有效率、穩定性強的壹面。而民主蔔興之時，民間有著巨大的權力真空，國家對經濟的管理與服務相對缺位。這與民眾對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很高的期待產生顯著的矛盾。人民繼而產生失望與不滿，導致政府的權威和管制力進壹步下降。

於是，失業率高企、物價飆升、治安惡化、社會秩序混亂……轉型期的種種問題都浮現出來，讓新政府焦頭爛額。這也是許多經歷革命後民主轉型國家的通病，是難以避免的陣痛。革命後的突尼斯GDP壹度負增長，後恢復正增長但增速緩慢。而高失業率問題（多年以來壹直高達15%）迄今未得到有效解決。總之，民主後的突尼斯經濟不容樂觀。甚至可以說，相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經濟領域成為拖累突尼斯轉型的短板。

反過來說，民主轉型後的突尼斯雖在經濟上沒有取得成功，但在政治民主化與多元化、軍隊國家化、社會保障普惠化等領域都是成功的。最難能可貴的是，突尼斯實現了和平過渡而未爆發大規模流血沖突甚至內戰。

   （七）“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中的四大組織：和平轉型的中堅力量

而實現這種和平過渡的壹個關鍵因素，就是突尼斯自專制時期就有著強大的工會、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這些非官方的組織機構在社會轉型、公民社會建設、推動民主法治等過程中有著重要作用。其中，獲得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及大會中的相關四方，即突尼斯總工會、突尼斯貿易與工業手工業聯盟、突尼斯人權聯盟、突尼斯律師協會，就是這些民間組織中的佼佼者，也是突尼斯民主轉型中的中堅力量。

以其中最主要的、最大的組織突尼斯總工會為例。突尼斯總工會成立於還是法屬時期的1946年，可謂歷史悠久。突尼斯獨立後，突尼斯總工會與專制政府既有對抗也有合作，成為突尼斯國內壹支極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它與突尼斯人權聯盟等組織為合作關系，相互支持和扶助。作為工會，自然將維護工人和職工利益為首要訴求。它雖然在專制政權下屢遭打壓，但頑強的生存了下來並保持了相對獨立性。

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期間，突尼斯總工會對革命的支持和參與，對革命的和平勝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革命後的臨時政府也邀請它的主要成員擔任三個部長職務。但在公眾不滿的壓力下，他們最終選擇辭職，並造成了內部分裂。但它依舊是突尼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公民組織，是各主要政黨外最大的政治勢力。

突尼斯總工會還是突尼斯左翼力量的大本營。作為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組織，它培育了許多持左翼立場的政治活動人士和基層民眾。這為突尼斯民主革命的勝利和民主化建設提供了大量人才，為民主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就培養革命的群眾基礎和人才方面看，它是貢獻最大的力量，超越了其他所有政黨和組織。它還是突尼斯公民維護權利、參與政治最主要的平臺之壹，是民主化之前公民社會的演練場，也是民主化過程中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沿陣地。

而其他三大民權組織同樣起到重大作用，只是力量上次於突尼斯總工會。突尼斯貿工聯盟動員了多個行業的專業工人，補充和強化了突尼斯總工會的力量；突尼斯人權聯盟重點參與國民權利保障和人權監察工作，並推動對專制時期遺留問題的清算和反思；突尼斯律師協會則為突尼斯民主轉型和公民社會建設提供法律支持，推動維權運動的開展和民主政權的法治化。

總之，“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的四方，通過專業化的經驗和能力、利用組織的力量，將革命後混亂的突尼斯拉入變革的正軌，並減少了內耗與動蕩，將民權運動正規化組織化，以各種形式為突尼斯民主轉型做出卓越貢獻。更可貴的是，這四大組織相互對話合作，而非互相拆臺，將突尼斯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置於其組織利益之上。

“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有關四方及其在革命前後、轉型時代的作為及表現出的品格，是非常值得其他國家致力於推動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的人士學習、借鑒的。

    （八）世俗與宗教的較量與妥協

雖然經過妥協，突尼斯的世俗力量和宗教勢力分享了政治權力，也制定了帶有壹定宗教色彩的世俗化憲法，但兩派勢力之間的鬥爭並未中止。相反，隨著經濟不景氣和社會陣痛，雙方的政治角力很快迎來新的高潮。

新的沖突的導火索是壹起政治暗殺事件。2013年2月，突尼斯人權律師、政治活動家喬克裏·貝萊德（Chokri Belaid）遭槍擊身亡。而他作為世俗派人士，生前壹直致力於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因此遭到保守派宗教勢力的嫉恨。而後來根據警方調查，殺人者確實為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且與前述的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有關。

這隨即引發了世俗派人士的大規模抗議。突尼斯全國範圍都爆發了反對“復興運動”及保守伊斯蘭主義者的抗議和騷亂，“復興運動”的壹些辦公地點遭洗劫和燒毀。總統馬爾祖基和總理傑巴利均對貝萊德遇刺表示哀悼，但仍未平息局勢。

這時，作為“復興運動”在政府的代表，傑巴利作出了妥協。他決定改組政府，將由伊斯蘭主義者為主的政府改組為技術官僚主導的過渡政府，直至下屆大選。而“復興運動”內部反對他的辭職。但傑巴利還是主動辭去了總理壹職。這反映了“復興運動”內部溫和派與保守派的分歧。傑巴利最終辭職和內閣的改組，證明了其黨內溫和派的勝利。

這次妥協至關重要。它避免了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爆發大規模沖突甚至內戰的可能，維護了突尼斯的和平與民主。

緊接著，在2014年的大選中，以傑巴利為首的“復興運動”溫和派力挺世俗派人物馬爾祖基為候選人，“復興運動”不參與總統選舉。雖然最終馬爾祖基敗給了另壹世俗派候選人、突尼斯呼聲黨的貝吉·卡德·埃塞蔔西，但終歸是世俗派勝出，避免了伊斯蘭保守勢力坐大，有利於突尼斯維持世俗民主。這與埃及等國革命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得勢、國家陷入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派軍人的爭鬥，形成鮮明對比。其中，傑巴利等溫和伊斯蘭主義者向世俗派的妥協功不可沒，也難能可貴。

新興世俗派的崛起，也對宗教勢力形成制約。在2014年突尼斯議會選舉中，由多個世俗派人士和組織聯合成立的“突尼斯呼聲黨”，以37.56%對27.79%擊敗了伊斯蘭主義的“復興運動”，奪取86席成為第壹大黨。這也意味著，突尼斯世俗派通過民主選舉的和平手段，捍衛了突尼斯的世俗化，抵禦了包括薩拉菲主義者在內的伊斯蘭原教旨勢力的復興。

相比埃及的“軍官團”以武力推翻伊斯蘭民主政權、利比亞陷入宗教勢力、世俗派系、地區部落等多方內戰，以及其他經歷“阿拉伯之春”國家的混亂與血腥，突尼斯在解決宗教與民主、國家走向保守還是現代時選擇的方向和實現的方式，無疑是成功的。

突尼斯和平的走向世俗化道路中，宗教勢力中的開明派如前“復興運動”成員傑巴利等人主動向世俗派的讓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沒有壹味固守宗教教條，更沒有以暴力手段充當原教旨衛道士，而是看清時代的大勢，與世俗勢力壹道建設現代化的民主突尼斯。在少數保守頑固勢力試圖以暴力阻止世俗化時，他們毅然與其劃清界限，站在和平與正義壹邊。這值得世界上許多被宗教問題困擾的國家各政治派別仿效。

另壹方面的原因，則在於突尼斯世俗力量根基深厚和善於應變。如前所述，與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不同，突尼斯深受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影響，進步主義勢力力量始終強大，組織化程度高、動員能力強。這使得進步勢力在與宗教勢力的較量中，有充分的議價能力，並讓原教旨分子不敢輕舉妄動。而突尼斯世俗勢力積極使用和平方式和談判的手段，達成政治目標，也展現了政治手段的靈活和成熟。

總之，在世俗勢力和宗教勢力的爭鬥中，各自都做到了妥協和互諒，這對突尼斯實現了較為平穩的過渡，避免了像許多伊斯蘭國家在“軍事世俗專制”和“伊斯蘭原教旨民主”的政治怪圈中旋轉，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俗勢力與宗教勢力的較量已不存在。相反，雙方的爭鬥仍舊激烈。但雙方都選擇通過議會途徑和公民運動渠道等方式表達和實現訴求，而減少訴諸暴力和政治陰謀。

    （九）國家經濟轉型的失敗和導致經濟困境的多重原因

如果說突尼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轉型是成功的，那麽經濟轉型則是失敗的。2011-2019年，突尼斯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不足1.5%，人均GDP增速同樣低迷。這與本·阿裏執政黃金時期5%的經濟增速有相當的距離，也低於2000-2010年年均約3%的增速。世界銀行對當今突尼斯的評價是：“盡管在朝著開放、民主的施政體制邁進的政治過渡方面取得重要進展，但經濟過渡並未跟上步伐”。

這似乎驗證了壹些中國學者和觀察人士所說“政治民主會帶來經濟混亂和倒退”的說法。但細究起來，並不是這麽簡單。

首先，除2011年之外，突尼斯民主化後經濟壹直處於正增長狀態，哪怕增速很低，這對於經歷轉型陣痛的國家已殊為不易。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蘇東許多國家經濟曾以5%-10%的速度下滑，有些國家甚至處於“休克”狀態。相較於蘇東，突尼斯革命和轉型期的經濟已算是穩定的了。

更重要的，是突尼斯革命後經濟趨緩有著復雜的原因，而非簡單的“民主導致混亂”。

第壹，突尼斯經濟惡化，在專制時期已埋下禍根，只是於革命後顯現而已。本·阿裏執政後期，腐敗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社會分配不公，消費動力不足，都造成了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低下。這註定使突尼斯經濟無法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也正是因經濟的疲軟，失業率的高企，促成了革命的發生。因此，我們不能倒果為因的認為是革命與民主化導致突尼斯經濟衰退，而是突尼斯經濟早已呈衰敗狀態，革命的震蕩讓它更明顯也更早的顯現出來了。同樣，1990年代的蘇東也是如此，是先有經濟危機，才有政治動蕩，而不是相反。

第二，突尼斯革命和民主化後，需要進行經濟正義工作，包括沒收非法收入、進行必要的財產再分配等。這不可避免的導致原來的經濟系統出現停滯和紊亂。但這樣的工作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須的，因為經濟正義、分配正義是社會正義的壹部分，是革命和民主化的目標之壹。以前即便經濟更好，但大多數收入都落入貪官汙吏和依附獨裁者的奸商腰包，那樣的經濟發展又有多少意義？而且如前所述，人們革命的原因就是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不公，不進行合理的再分配，那革命的意義何在？即便這需要在中短期犧牲經濟的較高增長，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國家經濟政策缺乏系統性和效率。革命後，突尼斯並未有效改革經濟結構、提高政府效率。政治改革的同時，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突尼斯政府在忙於政治問題和分配問題時，忽略了對經濟增長和提高就業等經濟效益面的考量。這確實是突尼斯民主政權的重大政治失誤。此外，例如靠舉借外債的方式增加公共開支（同時外債利用效率低）等缺乏可持續性的政策，也讓突尼斯經濟蒙上更大陰影。

此外，如國內市場狹小、周邊地區動蕩不安、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存在“代差”等固有的、客觀的因素，也長期影響著突尼斯的經濟成長和發展水平。這些問題無論在專制時期還是民主化之後都存在。

顯然，突尼斯在民主化後經濟轉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民主了、亂了”，而是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結果。民主政權在經濟發展方面所做的確不足，但不能成為否定民主化的理由。而且，是民主後這些問題才得以充分暴露，專制時期經濟的許多頹敗和混亂往往都被隱藏了。直面經濟社會赤裸裸的殘酷真相，好於包裹在謊言中的“繁榮”；讓人們知曉和表達對經濟民生的不滿，好於高壓維穩下忍耐和自我安慰得到的“和諧”。

對突尼斯而言，減少轉型陣痛、利用民主紅利，積極改革經濟體系，是當務之急。突尼斯位於地中海附近，與發達的西歐隔海相望，有著不錯的經濟地緣環境；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自給有余下還可出口；工礦業基礎較好；旅遊業發達……突尼斯應在這些優勢的基礎上，提高經濟的科技含量和服務質量、擴大對外貿易、縮小性別及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促進就業和改善激勵機制，推動國家經濟結構的優化與分配的公平，以提高經濟效率，使經濟成果更好的造福人民。

突尼斯經濟轉型的失敗，也給許多正在或將要民主化的國家以啟發，即如何兼顧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平衡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減少轉型期經濟和民生陣痛，將政治轉型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而非拖累。當然，世界各國國情不同，沒有統壹的模板，但相通之處還是大於差異。只有將維護民權和促進民生並行，人們才會對民主政治更有信心，也會更積極追求和捍衛民主政治。

    （十）突尼斯政壇的最新變動與世俗保守主義的興起

2019年7月，時任突尼斯總統的埃塞蔔西因病去世，當年的大選也因之提前舉行。在10月份的第二輪選舉中，無黨派的獨立候選人凱斯·塞義德（Kais Saied）以72.71%的得票率大勝，成為“茉莉花革命”後第二任直選產生的總統。

凱斯·塞義德在大學時代攻讀法學專業，並長期從事法律與人權工作。但當他進入政治中心並投入總統競選時，他更多以壹個民粹主義者面貌出現。在競選中，他經常走訪平民社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展現平易近人的作風，並把反腐作為其重要競選綱領，以道德感召力和個人魅力吸引選民支持。不過，他也強調法律與秩序的重要性，支持死刑，還反對同性戀。雖然有人將塞義德稱為“外鄉的羅伯斯庇爾（un Robespierre en campagne）”，但他卻是帶有右翼保守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者，與羅伯斯庇爾強烈的左傾思想大相徑庭。

塞義德在大選中的大勝，也反映了許多突尼斯國民政治心態的變化。他們曾經壹度支持主張全面變革、社會公平的左翼，也有人投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懷抱。但數年以來，突尼斯經濟沒有起色，社會轉型的利好沒有充分被民眾感知。同時，政府的低效和政客的官僚主義，以及依舊存在的腐敗，也讓人們對現存的建制派主導的官僚體系日益失望。這讓許多人對曾經的理想和價值觀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而突尼斯革命後持續的動蕩，也使國民由求變轉向求穩。恰在此時，國際上民粹主義興起。從歐美到亞非拉，“另類右翼”都大行其道。因此，選民們將希望寄托到了這位具有強烈民粹作風、意識形態為右翼保守主義的塞義德身上。

這對於突尼斯進步力量是壹記響亮的警鐘。進步的左翼雖然在革命中表現卓越，但在治國安邦方面建設性的能力不強。他們雖然成功抵禦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但又面臨右翼世俗保守力量的挑戰。當變革和再分配逐漸讓位於穩定和守成，對法律規範的渴望也超過繼續革命的激情，左翼的衰頹與右翼的崛起就成了必然。

塞義德不是伊斯蘭主義者，但卻得到了後者的廣泛支持。他以很大優勢贏得2019年大選的勝利，“復興運動”等伊斯蘭政黨的支持起到重要作用。伊斯蘭主義者之所以支持他，就是其保守主義的價值取向與他們相對合拍。雖然塞義德只是世俗保守派，但在伊斯蘭主義者眼中，他當然比左翼進步主義者更加遵循傳統和尊重宗教。今日的突尼斯，世俗保守派和宗教保守派的合流已成定局。

    （十壹）突尼斯革命與民主轉型對中國未來變革的啟示

在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後不久，在中文互聯網上也有人號召發起“中國茉莉花革命”。甚至在北京王府井等地，有人持茉莉花上街聚集。但無論網上還是線下，參與人數和範圍都相當有限，更沒有形成組成抗議的規模。在中共政權的鎮壓下，“中國茉莉花革命”被迅即扼殺於萌芽之中。後來，維穩體制日漸強化，在習近平上臺約壹年後，中國邁入高度極權的黑暗時代。

突尼斯的革命成功了，中國民間的反抗失敗了。不同結果的原因何在？簡單來說有以下幾點。

第壹，兩國專制政權的控制力不同。在突尼斯，反對派勢力雖遭打壓，但始終頑強存在（也可以說是因當局有條件有限度的容忍），且高度組織化和規模化。本·阿裏政權僅僅控制著最核心的政治權力，社會各領域的民間力量有生長和反抗的空間。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得到壹定的保障。而在中國，以列寧式政黨和斯大林式官僚體制武裝起來的中共政權，壟斷了幾乎壹切權力和資源，不允許任何民間政治反抗力量生長，有著嚴密而強悍的維穩體系。所有媒體均在政權的掌控之下，文字獄牢籠囚禁了知識分子的靈魂，奴化教育更強化了多數國民的臣民心理。最重要的是，中共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將槍桿子牢牢抓在手裏，這是本·阿裏政權完全無法做到的。

第二，兩國的經濟社會狀況不同。革命前的突尼斯處於經濟下行之中，失業率高企，國民中彌漫著對政府的不信任。而十年前左右的中國，經濟還處於較快增長中，失業率較低，又有戶籍制度將農民工等群體捆綁在土地上避免大量流動人口造成動蕩。相較於突尼斯，中國的公共服務體系和基礎設施也較完備，哪怕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不平等。

中共政權在經濟社會建設和政權建構中，還培養了龐大的（至少上億）依附於體制的精英階層/中產階級/既得利益者，這些人享受著良好的公共服務和較優越的物質條件，成為政權的可靠支持者。而突尼斯經濟貧弱、國家狹小，生活優渥的既得利益階層無論從人數還是比例，均無法與中國相比擬。

第三，兩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國民的價值觀有明顯差異。突尼斯雖為伊斯蘭國家，但深受僅壹海之隔的法國等西歐國家進步思想的影響，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潮流行，國民有著高漲的政治熱情和變革意願。而中國長期受儒家法家等專制主義文化浸染，又在清代及中共統治時期飽受高強度奴化教育和洗腦宣傳，國民普遍對政治冷淡，缺乏公共意識和變革欲望。

此外，本·阿裏政權與中共在統治面臨極大危機時的應對態度也不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開始後，本·阿裏壹度選擇“胡蘿蔔加大棒”，壹邊安撫壹邊鎮壓，但鎮壓過程多有猶豫，未狠毒到不惜壹切代價，最終其政權還是放棄了抵抗，其本人也流亡海外；而中共在六四時以鐵腕手段堅定而血腥的鎮壓了民運。此後三十年，中共也始終以暴力手段將壹切反抗扼殺於萌芽狀態，出手幾乎毫不猶豫、毫不手軟。

由於以上原因，2010年代的兩國，壹個在民主化道路上高歌猛進，另壹個走向近乎登峰造極的專制極權。

固然兩國壹些客觀的歷史和現實差異難以改變，但突尼斯革命與民主化的諸多經驗及壹些教訓，仍非常值得中國的有識之士加以參考借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治轉型更是如此。這些經驗教訓前文已或多或少提及，在此只做些簡明扼要的總結和補充。

第壹，政治反對力量高度組織化、體系化，公民組織和行會發達且活躍，各組織規模龐大、群眾基礎深厚。如前所述，突尼斯總工會等組織在革命和民主轉型中出力頗多，是革命成功和和平轉型的主要功臣。壹盤散沙永遠不能成事，高度組織化和強高效的集體行動能力是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走向成功的前提。

突尼斯這些組織和政黨，在專制時代即有龐大的群眾基礎，民間無人不曉，有著充分的現實影響力與廣泛知名度。所以，革命時反對派才能動員起大量民眾起而抗爭，轉型時才能實現全民的普遍參與。政治不能小圈子化，啟蒙和吸納大量平民大眾參與，日常就在群眾中紮根，才能推動實際的變革。

相對於突尼斯，中國海內外政治反對力量極為分散，有限的組織也規模甚小，且結構松散、缺乏凝聚力，各派系之間還爭鬥不休。在中國民間，很少有人具體知曉這些反對派人士及組織。雖然這有中共政權激烈打壓組織化公民運動、實行嚴密信息封鎖等因素，但反對派自身對組織建設和擴大影響缺乏重視，缺乏在民間的深耕細織，也是原因之壹。沒有組織，即便14億國民中能夠有上億願意以行動抗爭者，也因為各自孤立無援、缺乏相互聯通，被政權“以少制多”。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政權的鎮壓和破壞等客觀原因，各國反對派都存在組織化困難、集體行動受阻的情況，但中國反對力量壹盤散沙、集體行動力差的情況相對最為突出，且和中共執政集團超強的組織性、強烈的對外壹致性、高效的行動力形成尷尬的鮮明對比。相對於中國14億人的龐大規模，參與政治反抗運動的人數少得可憐，比例更不用提。而如波蘭、南非、巴西、西班牙、韓國、緬甸等國曾有過的專制時代，民間都有極具影響力、人數眾多的政治反抗組織，如波蘭的“團結工會”、南非的非國大及“民族之矛”、韓國的新民黨及“民推協”、緬甸的民盟等。這些組織在其國家走向民主化過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對中國政治反對派來說，強化組織、促進整合、擴大群眾基礎，勢在必行。首先，需要將反對派成員之間松散的聯系變為牢固的組織，將集體行動常態化；第二，不同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奮鬥目標的組織，無論左中右和階層地域，應該在堅持“共同的底線”，求同存異，並在必要時聯合行動、共同發聲；第三，政治反對力量不能局限於小圈子和個別人，而應該積極發動群眾、拓展宣傳途徑、啟蒙和招納各階層人士，盡可能擴大規模（當然也不是寧濫勿缺），達到可以發動具有廣泛影響力運動的程度。

囿於目前中國高壓專制無孔不入的狀況，想較快做到這些當然不可能。但應該向這樣的方向努力，並在有發展空間時積極抓住機會、紮穩樁角。

第二，公民社會成熟、思想啟蒙有力、公民政治參與行動力強。自法屬突尼斯時期，突尼斯的公民社會就已萌芽，在布爾吉巴和本·阿裏專制時代也未被摧毀，民間反抗力量規模可觀且強韌。而公民社會所依賴的思想基礎，即思想啟蒙，也根植於百年以來的突尼斯民間。而思想又驅使了行動，讓突尼斯國民廣泛投入到“茉莉花革命”和民主轉型的過程中。

恰恰相反的是，當今中國國民普遍受信息封鎖和洗腦教育，缺乏權利和義務意識、奴化和臣民思想泛濫。這樣的國民心態和輿論環境下，人們根本沒有改變現狀的意識和參與變革應具備的基本常識。這繼而加劇了公民抗命的衰敗以致消失。而且，自從中共建政起，中國大陸民間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很快被摧毀殆盡，公民社會長期處於空白狀態，今日自然不可能平地而起。

另壹個重要因素是，理應積極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政治反對人士、社會活動人士中，有壹部分人並未全力以赴去引導、組織公民社會的建設和公民運動的開展。這既有外因（政權打壓），也有內因（未盡力而為）；既有方式問題，也有理念問題。或出於愛惜羽毛，或由於被迫害的恐懼，許多人的政治反對停留在口頭，而未付諸實踐；只在意氣相投的圈子中相互附和，而沒有走入大眾社會裏傾聽、理解、加入、引導，甚至並沒有起碼的同情心同理心，更做不到以人民的苦痛為自己的苦痛。中國民間處處都有體制性受害者，不乏希望推翻專制的百姓，但政治反對人士卻沒有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連接。有部分政治活動人士雖經常發聲、介入熱點問題，但言論誇張離譜、與中國的現實明顯脫節，經常轉發壹些不加辨別的謠言，語言缺乏真誠和理性。這樣從事實到情感都有問題的言論很難打動國人。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現在需要做的，是利用壹切可資利用的條件，推動國民啟蒙、牽引維權運動，見縫插針、穿針引線式的構建公民社會的基底。面對打壓，既要敢於抗爭又要勇於妥協，逐步維護和拓展公民運動的空間，將政治抗爭目標與民眾關心的微觀問題結合起來，引導民眾的覺醒和維權抗爭政治化（有時為了策略也可反過來，目的為政治變革但以非政治問題為突破口），提高抗爭運動的動員能力，必要時積極與中共統治集團中的開明派合作，為民主變革做鋪墊、為變革後的民主轉型打下基礎、為未來社會的良性運轉提供預備。

雖然同樣由於如今嚴酷的環境，以上需做的實踐起來並不容易。但只要有決心和意誌，善用技巧，利用壹切條件傳播啟蒙和擴大影響，利用專制下的各種統治空隙，盡可能的做事，正心誠意（當然這個需要靠自覺自律自省），並不會壹事無成。在政治環境好轉時，更要全力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和進步公民的培養，為徹底變革奠基。

第三，革命綱領進步、民主轉型方向正確、社會主流思潮切合先進文明。如前所述，突尼斯深受歐陸文明尤其法國的影響，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思潮興盛，平等、自由、博愛等價值觀深入人心。正是因此，突尼斯革命中左翼進步力量在革命中貢獻甚大，在新政權中占據半壁，也讓民主轉型走向世俗進步主義。維護和發展勞工權利、婦女權利，成為革命和轉型中的重要目標和關鍵組成部分。而著重於法治建設和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體現了革命後突尼斯各界對公正和平等的強烈追求。

值得再次提及、特別強調的，是突尼斯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相對興盛。前述的突尼斯總工會、“勞工與爭取自由民主論壇”、突尼斯工人黨等組織與政黨，都在突國內有著很大影響力，並助推了革命結果的成功與革命方向的左傾。他們代表工人、農民、婦女、少數群體等相對弱勢的普羅大眾，積極發動工運、學運與婦女解放運動，維護勞動者、被侮辱與被損害最嚴重者的利益，是民主轉型中捍衛平等公正的最堅定力量。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主流則與突尼斯恰恰相反，絕大多數人是右翼分子，受英美保守主義影響大，信奉大市場小政府，崇尚所謂的“自發秩序”，主張自由高於平等、秩序又高於自由。客觀的說，持這種信仰也無可厚非，其聚焦於對過度集權、官僚主義、“政治掛帥”的批判也很有意義，但其意識形態的傾向顯然是不利於改變中國貧富差距懸殊、權利義務極為不對等、社會極大不公的現實的。如果壹場變革不能足夠惠及大多數國民，那變革還有多大意義呢？甚至還有許多反對派人士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主張弱肉強食、完全的自由放任。他們蔑視平等、反對再分配、反對平權，忽視工農大眾等弱勢群體權益；在價值判斷上則往往反對科學理性，反智狹隘。這樣的就不是無可厚非，而是很惡劣了。

與突尼斯民主力量中社會主義者眾多完全相反，中國政治反對派普遍仇視社會主義。他們將形左實右、只是名義上信奉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中共，和大多數國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混為壹談，逢“共”必反。而事實上，無論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亞非拉民主國家，其信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黨及成員，許多都是極具正義感與獻身精神、關懷弱勢、強烈追求社會公平的（當然也不乏虛偽、腐敗者，但這存在於任何政治信仰者之中，比例高低和所在國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有關，並不是政治信仰導致）。而且他們大多都堅持以和平的議會鬥爭和社會運動爭取目標，承認政治多元化，而不是訴諸暴力、主張壹黨專制。在貧富分化嚴重、到處充滿不公和壓迫的世界，這些左翼乃至極左翼力量往往是被剝削與被壓迫最深重者最堅定的捍衛者（當然這些人也不是聖人，更不是全都是好人，只是相對而已罷了）。正是有了他們，保守反動勢力才受到壹定的制衡，弱勢者才有了壹點話語權和地位、沒有被世界完全拋棄。

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所有中國政治反對派均是如此。但從比例上說，無論中國大陸還是海外的中國政治反對派，大多數的確是右傾、保守的，其中頑固、愚昧、冷血的也不在少數。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如果真的以民為本、希望建設壹個比當今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更好的國家，就應該摒棄頑固保守、扭曲偏激、無腦仇“左”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向國際上的進步主義思潮靠攏、與各國進步力量聯合，積極參與民權運動、平權運動、維權運動，向結構性不公開戰，致力於促進社會公平、保護弱勢，構建壹個高度文明、每個個體都能不受欺負和自由發展的社會。而且，這也有利於動員平民大眾參與到變革中來，而不是變成少數社會精英的政治遊戲。

第四，較好的處理了宗教問題和調和了宗教與世俗的沖突。如前所述，突尼斯是壹個伊斯蘭國家，國民99%是穆斯林。而包含薩拉菲主義等極端保守力量的主要政黨“復興運動”，也是壹個宗教性質的政黨，在突國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專制時期，宗教勢力既反專制，卻又傳播保守的宗教教義，試圖建立壹個基於伊斯蘭教法的宗教政權取代世俗專制；革命及革命後，宗教勢力利用政治真空迅速壯大，“復興運動”壹度成為最大政黨，試圖推動國家伊斯蘭化、以“經”治國。這對於突尼斯國家的世俗主義、國民的基本人權是巨大的威脅。

但在世俗勢力堅定的抗爭與宗教勢力中溫和派的克制下，伊斯蘭主義者沒有與世俗主義者爆發大規模的流血沖突，而是通過民主選舉和多方協商的方式達成妥協，在保障宗教勢力在權力分配中占有相當份額、法律系統中保留壹定宗教成分的前提下，頒布了壹部整體上世俗化的新憲法，並建立了壹個非宗教化的、世俗主義的政權。這不僅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教恐怖主義肆虐的中東有重大意義，也為世界許多國家樹立了榜樣。

中國在走向民主化過程中，同樣面對著棘手的宗教問題。比較突出的，是中國維吾爾族、回族等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且與非穆斯林的漢族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有過激烈的暴力沖突。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糾纏在壹起，讓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嚴峻。與突尼斯類似，來自沙特等國的瓦哈比主義等屬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境外宗教思潮通過各種途徑滲入中國，也加劇了中國涉伊宗教問題的嚴重性。如果中國開啟民主化進程，不可避免的會導致宗教色彩強烈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趁勢起事，釀成民族悲劇的血雨腥風也難以避免。

而相對隱蔽但越發重要的，是中國基督徒人數的迅速增長、基督教勢力的坐大。雖然由於政治原因等，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很難確定。但根據不同途徑估計，中國基督徒大約有2000萬至8000萬人（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等各基督教派別），且每年以10%的速度迅猛增長。相對於佛教徒、道教徒等，基督教徒的信仰更虔誠、委身程度高（經常參加如禮拜等宗教活動）、組織化程度高；相對於穆斯林，更積極對外傳教、發展人員，在中國的分布範圍也更廣。這意味著，未來的中國，基督教勢力將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力，甚至可能導致中國主流社會基督教化。雖然宗教對人與社會有壹定的積極作用，但其歸根結底帶有保守性、唯心性、排他性，強調神性高於人性、重視傳統排斥革新、崇尚秩序抑制個人自主，並有可能在某些時機制造宗教暴力，甚至建立“以宗教教義為綱”的政權、“以教治國”。

很令人不安的是，中國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比例的基督徒，且大多非為自由派基督徒而是屬於福音派和基要派。這些人正是上個問題中提到的右翼保守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反智主義者中的主力。他們把宗教價值觀淩駕於普世價值、世俗主義之上，反對政教分離（其美其名曰“政教分立”），蔑視理性和科學，主張以基督教教義為原則治國。這不僅與國際上人文與理性為基礎、政教分離為原則的普世價值相悖，還與歐美基督教主流即自由派化、人權化的宗教革新迥異。

誠然，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作為政治反對派人士，出於各種原因信仰基督教包括其福音派基要派思想，是其基本權利。而宗教和教徒也可以作為反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起到獨特而重大的積極作用。但在中國民主變革及轉型中，任何宗教及教徒的價值觀和利益都不能淩駕於全國人民之上，不能通過壹些手段誘導、洗腦，甚至強迫半強迫的讓大多數未信仰基督教的國民皈依、服從。在政治反對派中，個人信仰宗教沒有問題，但不能以壹些方式讓別人也去信仰，更不應拉幫結派排擠其他世俗反對派人士、利用人多勢眾軟硬兼施的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選擇強加於人。而且，宗教保守主義與近300年來世界文明核心理念即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人權至上）、理性主義（科學的對待壹切、祛魅化）背道而馳，也與政教分離、宗教回歸為個人信仰（而非制度、法律和公共生活的指導原則）的趨勢相逆，不利於發展民主化後國人的權利與自由。中國政治反對派若想真正為人民爭得自由和解放，就應該堅持人權至上、個人自由自主第壹、以科學理性的內容形式建構國家和社會，以最大程度實現國民的自由和幸福。對於宗教，應該發揮其導人向善、社會救濟的作用，抑制其束縛個人自由、損害科學理性的影響，取精去粕，以揚棄的方式待之。

至於中國的涉伊斯蘭問題，與民族問題壹起成為中國民主化時將面臨的局部但棘手的問題。悲觀的說，那時發生流血和動蕩基本無法避免。尤其習近平時代在新疆設置集中營，關押和虐待上百萬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穆斯林（還有數量不明的被殺害或虐待致死），種下了極大的民族和宗教仇恨，終究會爆發。未來民主化時期，只能通過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平反與補償等方式，盡可能撫平傷痛、實現正義，為更遠的民族和解創造條件。而長遠來說，堅持國家世俗化、民族平等與宗教自由，並強化人權、個人權利觀念，以淡化與超越以民族、宗教區隔的各種群體的排他性權利，是處理相應問題最合適的方式。

   （十二）突尼斯、中東、中國的未來

雖距革命已近十年，但突尼斯的民主轉型並未結束，成就和失敗並存。成就方面，突尼斯建立了憲政民主體制，實現了普選與多黨制，政黨輪替和政治妥協也標誌著民主政治的成熟化，整體上以和平的方式走上民主道路，避免了宗教勢力與世俗力量的內戰，遏制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崛起，將各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博弈引上非暴力解決的軌道，壹定程度實現了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工人及普通國民的政治經濟權利得到較好保障；失敗方面，經濟始終未得到提振，失業率居高不下，國民貧困率仍很高，治安不容樂觀，社會治理水平較差，宗教與世俗的對抗仍激烈、局部沖突和暗殺時有發生，民粹主義逐漸擡頭。

總之，突尼斯民主轉型成就顯著的同時，問題也很突出。其成功的主要是政治層面，而失敗的多是經濟問題。如前所述，其成敗都有許多客觀原因，但現狀並非不可改變。民生與民權同樣重要，二者缺壹不可。政治民主既可以刺激經濟活力，也容易導致經濟動蕩和政策反復。對政府來說，如何擬定和執行良好的經濟政策，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和合理性，以及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非常重要。

在更廣泛的社會治理層面，突尼斯政府需要做的更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壹個國家正常運轉、關系到國民基本生活質量的基石。民主政府需要積極回應國民的訴求，合理制定政策和調配資源，在教育、醫療、就業、治安、養老等領域不遺余力，改善國民生活質量。

但就我個人看來，突尼斯在中短期很難在經濟和社會治理領域取得突破。想要改變，需要清廉高效的政府、完善的法治、公民素養較高的國民、良好的外部環境等，這些都不是壹朝壹夕可以實現的。這近十年的民主轉型，僅僅建立了社會變革的框架，而未深入到更具體更基礎的層面，也不可能在這有限的時間內補齊上百年的貧窮落後。

經濟的疲軟也會反噬政治，民粹主義的興起就是例證。突尼斯推翻了專制，但民主也可能帶來民粹。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征包括短視、狹隘、極端，往往以損人來利己，理智被沖動取代，導致不同群體的國民相互仇視，各種矛盾激化，國家動蕩不安。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尼斯如今政治和經濟還都很不發達，民粹的破壞力會給脆弱的國家更大傷害。

總之，突尼斯的前景是復雜的、混沌的，還沒有形成壹種較為固定的政治風格和經濟特色。2019年，突尼斯人均GDP僅3287美元，排世界第124位。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下，突尼斯距成為壹個體制完善、經濟繁榮、人民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對於專制蹂躪或/和戰火肆虐的中東來說，突尼斯的民主轉型已是很成功的、足以作為榜樣的。如本文開頭所述，“阿拉伯之春”後絕大多數中東國家都未走向民主與和平，專制的王室、暴力的軍人寡頭、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分子瓜分了中東政治版圖，溫和中道的世俗化力量被邊緣化，基於各統治集團私利、民族和宗教紛爭、地緣政治博弈、域外列強幹涉產生的暴力沖突與利益勾兌盛行，人民飽受戕害。因此，突尼斯的民主轉型，哪怕粗枝大葉、局限明顯，也足令中東各國民眾羨慕。

不過，在中東各國專制力量強大、宗教保守與極端主義根基深厚、族群矛盾復雜、政治暴力傳統悠久的狀況下，突尼斯的成功很難復制。例如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君主制國家，因盛產石油，統治集團有足夠的資本軟硬兼施的壓服民眾；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國教派與民族矛盾嚴重，各方互不相讓，民主化被分離主義綁架，族群利益壓倒了國家利益，各勢力無法取得共識，動輒暴力相向；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等國軍人長期幹政，尾大不掉，文人政府不是遙遙無期就是脆弱和傀儡化。而美歐和俄羅斯等域外大國出於自身在中東的利益，各自扶植不同勢力明爭暗鬥，往往並不管其扶植的政權多麽骯臟。美歐雖標榜人權，但現實裏還是把自己的國家利益甚至黨派利益放在第壹位，人權只是次之又次的考量（如為石油和地緣政治姑息沙特的政教合壹君主專制，為打壓反美宗教勢力默許埃及軍人集團重新上臺）。這樣的內外環境下，中東各國想建立真實的現代民主體制，難上加難。

自二戰以後，中東各國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探尋。民主，理應是現代化的基本組成部分。可是，除以色列這個猶太人為主的國家外，其他各國要麽沒有民主，要麽其民主有嚴重缺陷。這幾十年來，大多數中東國家也未變得相對更加民主，甚至如土耳其等國還發生了民主倒退。有些國家政局的劇變，只是軍人掌權取代君主獨裁、神權政體取代世俗專制之類罷了。目前看來，前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後幾十年也沒有大幅改變的可能。中東各國還要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長期跋涉。

突尼斯民主轉型可以告訴中東的，是和平、妥協的重要性，是世俗化與多元化的意義，是讓抗爭走上合理方向的路徑，以及各方勇敢追求民主、用心捍衛民主的精神品質和價值選擇。這些只能作為壹種借鑒參考，每個國家自己的路還要自己走。

突尼斯民主轉型對於中國的啟示，前面已做了詳細分析和闡述。其實，我非常明白中國和突尼斯政治環境的巨大差別，也理解中國政治反對派及潛在反對派（即內心支持政治變革但無公開透露和表明觀點者）的現實困境。突尼斯政治反對力量的許多作為，想在中國復制可謂難上加難。尤其涉及組織和行動的方面，如今的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空間。我所說的借鑒，並不是立即的、完全的復制突尼斯，更多是壹種遠景和大致的指向，以及壹種與現實有不小距離的希冀。對於中國能否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並較好的實現民主轉型，我是比較悲觀的。

但我們總得思考、行動，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如果灰心喪氣，那更改變不了現實。而如果只等待“天下有變”，不僅不切實際，還不負責任。假設壹百年後中國民主了、民生幸福了，而我們這些人、這代人卻並未為那時的民主貢獻任何實際力量、沒有付出任何代價，那我們不配面對未來的國人。當然，那樣我們更對不起現在的、民主化未實現前的國人。我們怎麽能坐視專制、弱肉強食、暴力、謊言、黑暗繼續長期存在、荼毒許多代累計數十億人呢？

假設我們等壹百年後“自然”變民主了，那這壹百年間有多少受害者？其中多少因沒有民權、民生貧乏而受盡屈辱乃至家破人亡？多少人在欺淩和虐待別人，又有多少人被欺淩虐待？多少孩子、成人在國家和社會的謊言中生存、被從小到大欺騙，自己也成為說謊者之壹？歷史和現實的真相還要被扭曲、塗改多久？弱勢群體還要怎樣被折磨、被剝奪權利和自由？有權力和權利者無義務，承擔義務者沒有對應的權利，勞動付出與收入嚴重不對稱，到處是不公平，囂張跋扈趾高氣揚、忍氣吞聲和麻木不仁的情形還要存在多久？有壹些反對派自己有能力置身事外，可絕大多數人民不可能都隱居避世、與世無爭啊。

何況，如果壹直沒有人、很少人去奮鬥抗爭，壹百年後中國就壹定“自動”民主了嗎？即便表面上變民主了，民權和民生就真能得到保障了嗎？從古到今、無論中外，無論由奴隸制走入自耕農經濟的相對進步，還是由隨意驅使勞動、毫無保障的野蠻資本主義時代到今日八小時工作制與同工同酬、廢除童工和實行義務教育、設置養老保障和退休金的現代經濟社會體系，以及由被異族壓迫殖民到民族解放、種族民族平等，哪有沒有抗爭、無人推動而達成的目標、實現的權利？

我們這代人、現在活著的人不去改變，那只有未來的人承受犧牲。如果未來的人效仿我們，那以此類推，壹代代推卸責任，那民主自由壹直都無法實現，我們都將是歷史的罪人。誰都不當先行者，都等著摘桃子，這樣的民族不可恥嗎？如果說那些沒有身份地位、知識、尊嚴感被摧毀殆盡的弱者、百姓，因為沒有意識和能力抗爭，還情有可原，我們這些哪怕有些資源、受過教育、有著壹定知識水平和生存自由的人，有什麽理由不去改變這不公不義的現狀呢？至於社會地位、個人權利、生活水平上優於大多數人，位於既得利益者甚至特權階層行列的，就更有義務改變現實了，不僅在於權大責大，還在於這些人是在專制叢林社會中大量得利，有原罪，是靠直接和間接損人利己、擠壓他人利益而“優勝”的。

我們絕不能坐等，每個人都應該投入到改變中國的現實中來，在歷史進程中貢獻自己的壹份正面的力量。我們還要知道，與突尼斯及許多國家壹樣，推翻專制、建立民主體制，僅僅是完成了民主轉型、社會進步的壹個階段，此後還有更漫長的路要走、有更復雜的問題要解決、更細碎但硬實的阻力要克服。例如民主與經濟發展就非正相關，甚至會因陣痛導致經濟衰弱；民主和自由化會讓壹些曾經被專制強壓而塵封的仇恨與沖突重新被激發，不同群體矛盾公開化並加劇對立；特權集團成員利用專制時期的“原始積累”，在民主法治體制的“合法途徑”下繼續當“人上人”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下，我們也會清楚看到民主社會到處是難以根治的社會痼疾和醜惡現實、了解到人性多麽復雜和陰暗。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民主、唱衰民主。民主本就不能解決壹切問題，只能為壹切問題的解決提供壹塊關鍵的踏板，前面還有無數激流和荊棘。反過來說，不實現民主，千千萬萬的問題都被專制極權阻礙而不能有根本的改觀。

只有行動，才有希望，才有改變，才有值得千秋萬代永續生活的未來。

韓國民主運動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啟示

（壹）：夭折的民主和復起的專制


    2005年上映的韓國電視劇《第五共和國》，完整的呈現了樸正熙遇刺後，以全鬥煥為首的軍人集團實行專制統治的過程，也描繪了韓國追求自由民主的誌士不屈不撓的鬥爭，是了解韓國1980年代即第五共和國時代政治史的上佳劇作。


    本劇經有心之人進行字幕翻譯之後，流傳於關心政治和歷史的部分國人之中，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這很大程度是因為，韓國第五共和國的歷史與中國頗多相似，如“光州事件”就與中國的“六四事件”相當類似，因此能夠引發國人共鳴。而中國由於政治原因，現時不可能拍攝關於中國現當代政治史的影片，也使人們寄情於這部韓劇。


    不同於絕大多數以愛情、倫理、傳奇為題材的韓劇，《第五共和國》是壹部嚴肅的歷史劇。除對其中人物和事件的細節有藝術加工演繹外，本劇主線內容均嚴格根據史實編排，史料考究，制作精良。通過本劇，即可大致了解韓國那段專制與民主、保守與進步激烈較量的年代（當然，如果要做學術研究等專業工作，還是要看正式的文字史料）。


    本劇在開篇部分，詳細還原了樸正熙遇刺事件及此後壹個多月（1979年10月26日至12月12日）韓國政治、軍事、情報等領域的變動。本文所述，即以該劇及歷史史料為基礎。


     時任中央情報部長的金載圭，在因私人恩怨殺死警衛室長車智澈，並同時擊殺第四共和國獨裁者樸正熙後，原本韓國可能就此結束所謂“維新體制（即樸氏建立起的專制體制）”，實現民主化。當時最有權力的三人，即參謀總長鄭升和、名義上的國家領袖代總統崔圭夏，以及刺殺樸正熙的金載圭，都傾向於結束軍人幹政、讓韓國走向民主。而以金泳三、金大中等人為代表的在野民主派，更是壹直致力於韓國的民主事業。在樸正熙遇刺後，在野勢力都暗暗稱賀，以為民主即將到來。


    但就在此時，樸正熙生前在軍隊中培植的親信全鬥煥等人，不滿於臨時當權者傾向民主的態度和對樸正熙遇刺案的冷淡，悄然準備向後者發難。樸正熙有恩於全鬥煥，全鬥煥也對樸正熙非常忠誠。全鬥煥依靠主要由韓國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組成的秘密組織“壹心會”，召集起了思想保守、忠於“維新體制”、仇視進步勢力、反對施行民主的大批高級軍官，包括盧泰愚、鄭鎬镕、黃永時、余學聖、樸熙道、張世東等人，醞釀發動政變、延續樸正熙時代的專制體制。


    對於政變陰謀，鄭升和等臨時當權派幾乎壹無所知，也沒有宣布開啟民主化，反而逮捕了金載圭，並向樸正熙的“維新殘黨”妥協。在野的二金等民主派人士則對形勢過於樂觀，忽視了樸正熙遺留力量的強大，低估了軍人再次幹政的危險。支持民主化的各派勢力缺乏互信和互動、未能有效的團結起來，更未積極建構民主政治的框架，也沒有動員民眾參與捍衛民主，使得這時的韓國處於實際上的政治真空狀態。這就給了全鬥煥等人政變奪權的可乘之機。


     1979年12月12日夜，全鬥煥及其軍中同黨發動了政變。他們首先利用駐紮在首都的第30警衛團和保安司令部的兵力，“擒賊先擒王”的逮捕了參謀總長鄭升和。然後，分布在韓國各地的政變軍隊，如第壹空輸旅團、第三空輸旅團，迅速向首都進軍。擔任首都警備司令官的張泰玩等反政變軍人試圖反擊，但全鬥煥方面已取得先機，還掌握了當時很先進的軍用電話監聽系統，對反政變壹方的壹舉壹動都了如指掌。這使得政變軍隊成功通過幸州大橋等戰略要地，順利抵達漢城。


    而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代總統崔圭夏，在全鬥煥等人的逼迫下，簽署了同意逮捕鄭升和的文件，等於默認了政變的合法性。崔圭夏此時已處於實際上的被軟禁狀態，被迫簽字還情有可原。但軍方最高代表、國防長官盧載鉉，卻在政變發生後選擇帶著家人逃出官邸，導致政變方和反政變方在關鍵時刻都無法找到他。盧載鉉的行為客觀上縱容了全鬥煥壹方的政變行為。如果他當時站在反政變壹方以國防長官名義號召抵抗，政變或許有可能被平息。


    在“雙十二政變”中，反政變的抗爭是分散的、零星的、被動的。相反，全鬥煥等政變軍人高度團結、籌劃嚴密、目標明確、行動迅猛，非常果斷的以暴力手段扼殺了民主的萌芽。即便那時政府高層和多數民眾普遍心向民主，也難以對付荷槍實彈的軍人。在歷史的重要過渡時期、動蕩年代，軍人集團的態度往往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當大批高級軍官出於利益和情誼等因素勾結在壹起時，即便站在正義壹方的大多數，因手無寸鐵也能坐以待斃。有了槍桿子，就可以制造歷史的逆流。


    此外，外部力量對於政變成敗乃至國家走向也非常重要。全鬥煥發動“雙十二事變”，是被美國方面默許的。從樸正熙遇刺到政變發生，美國壹直以“不幹預”為基本原則，只關心美國在韓國的政治軍事存在以及朝鮮的威脅，而不在意韓國是民主還是專制。這樣的態度在後來的光州事件上表現的更為明顯。


    與壹些視美國為“民主燈塔”的中國知識分子直觀印象不同，美國在大多數時候並不積極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相反經常扶植右翼專制政權。從越南的吳庭艷到智利的皮諾切特，都是經美國大力扶植才上位的。朝鮮戰爭前後，美國在韓國扶植的李承晚政府，也是半專制政權。美國對韓國最大的期許是對抗中蘇朝等“社會主義國家”，與日本共同構成東亞的反共堡壘，而非將韓國改造為美式民主國家。這就決定了美國對全鬥煥發動“雙十二事變”，必然會姑息縱容，而不是幹預阻斷。


    政變成功後，全鬥煥很快對民主派進行了鎮壓。金泳三、金大中被軟禁，最大在野黨新民黨骨幹成員紛紛被拘禁。工人運動、學生運動遭嚴厲打擊，韓國上下壹片白色恐怖的氣氛。1980年5月，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光州爆發了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鬥煥出兵彈壓，釀成了血腥的“光州事件”。


    同時，全鬥煥壹步步邁向最高權力，並對政府、軍隊進行大換血。傾向民主的高官紛紛被解職、強制退休，總統崔圭夏也被迫辭職。而參與“雙十二政變”的那批高級軍官，則全都得以高升，占據了軍政兩界各機要職位。1980年8月，全鬥煥被其控制的議會“選舉”為總統，標誌著全鬥煥為首的第五共和國專制體制正式建立。


   至此，樸正熙遇刺之後本已搖搖欲墜的專制得以延續，剛剛露出希望的民主被殘酷扼殺。這其中，舊政權殘余勢力中的軍人集團的取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傾向民主的各界人士壹系列錯誤、失誤，助長了樸正熙余黨的氣焰，讓韓國重新失陷於軍人專政之中。


（二）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與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


   如前所述，第五共和國正式建立後，全鬥煥迅速將自己的親信安排在了各重要崗位。但他的親信也分成不同的派系，並在此後幾年紛紛陷入到五共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之中。


   全鬥煥所信任和任命的親信，除了那壹班追隨於他的高級將領，就是被稱為“三許壹李”的四名年輕幹員。他們分別是負責五共創制的許和平、掌管內政的許三守、操控輿論的許文道、管理情報與“對共事務”的李鶴捧。


   這四人的共同特點是年輕幹練、富有才華、高度忠誠。具體說來，四人的政治態度和性格特征也有所區別，而非臉譜化的專制鷹犬。其中，許和平最鋒芒畢露，有著極大的政治野心。他壹方面積極鎮壓民主運動和助力全鬥煥當政，卻致力於推動壹種由保守勢力主導的“政治革新”；許三守是全鬥煥政策的忠實貫徹者，為全鬥煥得力的打理著軍政事務；許文道則是壹幅封建衛道士的風格，有才華卻頑固保守，成為五共時期扼殺新聞自由的“總設計師”；李鶴捧如同“救火隊長”般負責四處彈壓民主運動、打擊全鬥煥的政治敵人，是五共時期政治打手的頭目、右翼版的捷爾任斯基。


    全鬥煥任用這四人，既是看重了他們的才華和忠誠，也是試圖制約位高權重的高級將領們。相對於盧泰愚、鄭鎬镕、權翊鉉等軍方高層被任命為“外朝”的大吏，“三許壹李”就是全鬥煥的“內朝”骨幹。還有後來被任命為安企部部長的張世東，多數時候也可算作“內朝”的壹員。


    五共建立後，不僅這兩派之間產生了劇烈的矛盾，各派內部也嚴重不和，各方為爭奪權力明爭暗鬥。發生於五共初期的詐騙大案“張玲子案”，就引爆了各派系之間的沖突，還牽涉和影響到了全鬥煥妻子李順子和弟弟全敬煥。許和平試圖藉此機會打倒全鬥煥的“親屬幫”、壓制高級將領集團，以實現其政治野心。但最終，許和平被全鬥煥流放到美國，許三守後來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而許文道和李鶴捧則為全鬥煥的專制統治“奮鬥到底”了。


    全鬥煥和二號人物盧泰愚的關系也是五共權力鬥爭的壹條重要線索。對於盧泰愚，全鬥煥既有信任，也有防備。全鬥煥在執政之初，就考慮到接班人問題。權衡之後，他認為盧泰愚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壹邊扶植盧泰愚成為五共的二號人物，壹邊卻又不希望盧泰愚威脅到他的總統地位。二人之間時而親密、時而疏遠，盧泰愚“伴君如伴虎”般的在全鬥煥政府度過了七年。當然，最終盧泰愚有驚無險的接了全鬥煥的班，成為韓國第六共和國的首任總統。全、盧二人的微妙關系，是各國獨裁者和接班人都會面臨的。相對於蘇聯、中國等國“老大”和“老二”的政治鬥爭，盧泰愚可算是相當幸運了。


    雖然五共時代政治鬥爭不斷，但全鬥煥政治手段頗為高超，沒有讓權鬥影響他的大政方針，政權始終保持著高度穩定。


    與權力鬥爭同時發生的，還有韓國在野的、民間的力量發起的民主運動。光州民主運動雖被殘酷鎮壓，但韓國各界的抗爭從未停止。其中，最為活躍的就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二人。金泳三等人創建了“民主推進協會（民推協）”，通過組織集體登山等方式串聯、開會，堅持與全鬥煥當局抗爭。抗爭激烈時，金泳三還采取了絕食等手段。這些手段雖然未能直接撼動全鬥煥政權，但保住了民主的火種，讓韓國民間始終保有可觀的反對派力量。


    金大中則更為當局所忌憚。曾在總統選舉中惜敗於樸正熙的金大中，是樸正熙、全鬥煥及其爪牙的眼中釘。早在1973年，時任韓國中央情報部長的李厚洛，為挽回其在政壇失勢的局面，決定殺死金大中以向樸正熙獻功。但暗殺事件被美國情報部門偵知，通過日本海上自衛隊阻止了韓情報部溺殺金大中的行動。全鬥煥上臺後，又將金大中投入監獄並判處死刑（後改判為無期徒刑）。1982年，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全鬥煥當局將金大中流放至美國。在美期間，金大中成為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繼續致力於韓國民主事業。1985年金大中返回韓國，重新成為僅次於金泳三的在野領袖。


    在五共時期，金泳三和金大中以合作為主流，但並未完全合流。相反，二人的政治主張和個性有很大差異。金泳三傾向於和保守勢力妥協，思想較為中道；金大中則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帶有明顯的左傾色彩。金泳三在其家鄉慶尚南道影響力無可匹敵，二金大中則在全羅南道擁有壓倒性優勢，二人各自有自己的基本盤。


    兩人在樸正熙和全鬥煥的獨裁統治下，多數時候在積極的溝通合作，多次進行重要會晤。可是在五共末期，二人因政見不和及政治利益紛爭，最終分道揚鑣。在1987年總統選舉時，二人正式走向分裂。這就讓原本處於不利境地的盧泰愚，在“壹盧對三金（還有壹位是共和黨的金鐘泌）”的格局下，於大選中意外獲勝，讓保守威權勢力的統治在五共終結、第六共和國開幕之後又延續了數年。


    為鎮壓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全鬥煥政權絞盡腦汁。對於金泳三和金大中這樣的在野政治領袖，采取的是軟禁、流放等策略。而對於普通的民主運動、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人士，則更多使用直接的暴力措施。


    全鬥煥政權以打擊黑社會為由，成立了“三清教育隊”，將數以萬計的、包括社運人士、青年學生、反全氏政權的軍人（如與全鬥煥有私人恩怨的前保安司令官姜昌成）、不良人員等“社會不安定分子”，投入類似於中國的勞改隊那樣的營地監禁，施以經常性暴打、強制勞動、體罰、餓飯等各種虐待。這共導致400多人死亡，數千人殘疾或患上精神疾病。全鬥煥政權就是用這樣的手段，彈壓了對體制造成威脅的力量，維持了社會穩定，也得到了明面上的良好治安。


    針對學運，全鬥煥政權還實行了被冠以“綠化事業”的分化瓦解行動。軍情部門通過威逼利誘的手段，讓壹些被盯上或已被捕的學生做政權的暗探，打入學運組織內部，為軍情部門提供相關信息，繼而抓捕學運骨幹分子、破壞學運事業。壹些意誌薄弱的青年學生被迫充當政權的探子，背叛同學和革命同仁。這些手段的確給韓國學運帶來沈重打擊，許多學運骨幹因此被捕，也導致進步學生之間的相互猜忌。還有充當暗探的學生出賣同學後，因愧疚而留下遺書告白後自殺。這些悲劇都是全鬥煥政權的分化行動所致。


    對於新聞界，全鬥煥采納了許文道的“言論統廢合”有關建議，實行新聞審查制度，將《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中央日報》等媒體的新聞報道嚴密管控起來，嚴禁發表對全鬥煥政權不利的信息。雖然其力度遠不如隔海相望的鄰居國家，但這套言論管制也是韓國建國以來最為嚴厲和系統化的。在壓制新聞自由的過程中，媒體人出身、投靠了全鬥煥的許文道，起到了相當惡劣的作用。許文道就是典型有才無德的危險品，是既有新聞學才能又思想極端保守的高知惡棍。


    與各獨裁政權壹樣，全鬥煥政權也利用外部威脅來增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爭取民心。全鬥煥政權渲染朝鮮修建金剛山大壩對韓國的威脅，將民眾的註意力從國內改憲與選舉制度問題上引開，減輕政權面臨的改革壓力。此外，韓國情報部門還利用壹起普通刑事案件，炮制了虛假的“金玉分共諜事件”，以強化白色恐怖，以此為借口加大力度打擊國內左翼勢力。


    在揮舞“大棒”打擊反對力量的同時，全鬥煥政權也適時向民眾發放“胡蘿蔔”。全鬥煥聽從伊藤忠商事會長瀨島龍三的建議，以申辦奧運會來淡化光州事件的影響，試圖讓人民沈浸於虛幻的民族自豪感與娛樂化之中。


    全鬥煥政權的這壹系列舉動，的確在中短期內維護了其獨裁統治、打擊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1980-1987年，韓國社會看起來相對穩定、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繼承了樸正熙時代的“漢江奇跡”。但這些成就顯然是以犧牲民主與人權為代價的，受惠者主要也是高官及財閥等權貴。廣大勞工遭到殘酷剝削壓榨，知識分子備受壓抑，官商勾結腐敗橫行，軍情機構飛揚跋扈，人民的政治權利與自由被剝奪，社會矛盾愈演愈烈。


    到了1987年，以大學生樸鐘哲拷問致死事件為導火索，全國民主運動突破了政權的壓制，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當年6月，運動已演變為覆蓋韓國各主要城市的全國性政治運動，全鬥煥政權的喪鐘即將敲響。


（三）銘記歷史才有未來


    1987年6月，韓國各地的民主抗爭達到高潮。全鬥煥壹度試圖再次動用武力鎮壓，但遭到部分軍方高層的抵制。與中國六四事件時只有徐勤先等少數將領抵制不同，此時的韓國大多數高級軍官和執政黨主要成員均傾向於反對對民眾動武。全鬥煥雖是政治強人，卻不得不考慮包括統治集團高層在內的普遍民意。


    全鬥煥最終決定妥協。6月29日，全鬥煥的接班人盧泰愚宣布，將修改憲法，實行總統直選，並釋放政治犯，即“6.29宣言”。這標誌著韓國民主運動的重大勝利，預示著民主即將到來。


    對全鬥煥而言，他希望盧泰愚能夠通過民主手段延續他的內政外交政策，並使他免於接受審判。全鬥煥並非真的無條件信任盧泰愚，只是他已經沒有了其他選擇。與其被左翼進步勢力取代，他自然更願意讓“誌同道合”的盧泰愚繼承他的衣缽。


    接下來就是1987年總統大選的競選。如前所述，金泳三和金大中分道揚鑣，均宣布參選，致使在野民主陣營分裂。這既緣於二人之間固有的芥蒂，也有專制政府故意挑撥的因素。無論如何，二金的分裂嚴重削弱了在野民主力量的競爭力，使盧泰愚漁翁得利。不過，在競選壓力下，盧泰愚也只好承諾追究包括全鬥煥在內光州事件參與者的責任，清算歷史問題。最終，盧泰愚以36.6%的得票率，力壓金泳三的28%和金大中的27%（這二人得票相加顯然遠超盧泰愚），當選韓國第六共和國首任總統。


    在反對黨和強烈民意的壓力下，盧泰愚決定軟禁全鬥煥，拒絕讓其出席1988年漢城奧運會開幕式。之後，又正式將全鬥煥逮捕。但盧泰愚曾為全鬥煥政權的重要壹員，對舊政權的清算工作壹直能拖就拖、敷衍公眾。直到金泳三上臺後，撥亂反正、清算歷史的工作才走上快速軌道。1995年，連盧泰愚也被逮捕。


    1996年，韓國法院對全鬥煥等人發動“雙十二事變”和制造光州事件進行了審判，壹審和終審分別判處全鬥煥死刑、無期徒刑。盧泰愚被判17年監禁，其他相關責任人則普遍被輕判。1997年底，即將上任的新任總統金大中宣布特赦全鬥煥和盧泰愚等人，以實現社會和解。


    可是，被特赦後的全鬥煥在直到如今這20多年間，並未表現出悔過的態度，而是通過出書、演講的方式顛倒黑白、粉飾暴政。其他許多被特赦或免於被追責的前軍警和情報機構人員，大多也未表現出充分的悔悟姿態，反而紛紛利用新政權出於善意給予的自由，千方百計為自己制造的暴行辯護。例如，他們普遍將光州事件說成是“市民暴亂”、“北方（朝鮮）滲透”、“市民先殺害軍人”等，為軍方鎮壓尋找借口。他們也以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穩定等局部的成就，為樸正熙、全鬥煥統治時期貼金。這種情況壹直持續到如今，韓國保守勢力與威權政治的陰影始終籠罩在半島之南。


    對於全鬥煥等舊勢力核心人物的輕罰及赦免，究竟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有利於社會和解和民主過渡，也終結了冤冤相報的政治仇恨史。但我不能茍同。沒有徹底的清算，就留下了舊勢力龐大的殘余，讓社會進步遙遙無期。容忍這些劊子手們好好活著並且顛倒是非，對於專制時期的受難者們如光州事件的死難者，更是不公與屈辱。何況，韓國政壇的局勢並未因這輪赦免而緩和，政治鬥爭依舊殘酷，這些年多位韓國總統入獄就是例證。在我個人看來，寬容舊勢力並沒多少積極作用，倒是貽害無窮。


    專制結束了，民主來臨了，但並不意味著歷史過去了。專制政權的殘渣余孽勢力依舊龐大，還在孜孜不倦的篡改歷史、扭曲事實。更重要的是，舊勢力樹大根深，在當今的政、軍、警、情、商各界均有廣泛人脈，仍舊是龐大且牢固的利益共同體。民主體制的建立，並未切斷這些利益連結，特權政治、官商勾結、軍情機構幹政等積弊仍存。如樸槿惠政權的上臺後對進步力量的打壓（如將近萬進步派藝人列入黑名單），就是保守勢力借民主之殼進行的瘋狂反撲，再度露出了獨裁者的青面獠牙。（這不僅在韓國，許多國家舊勢力的殘渣余孽都在顛倒是非、伺機反撲）


    正是因此，韓國進步勢力壹直在與舊政權殘余作鬥爭。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都致力於清除積弊、革新吏治、推進公正，但遭遇激烈阻擊。金大中和盧武鉉都未能善終，就表明了韓國政治環境的險惡、反抗舊勢力的艱難。


   而韓國的知識分子則在努力記錄歷史、拒絕遺忘、對抗謊言。其中，韓國文藝界壹直站在銘記歷史的前沿。電影《出租車司機》、《辯護人》、《華麗的假期》、《29年》、《挖掘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壹天》、《愛的色放》……都在反映光州事件那段血腥的歷史和前後那些年的黑暗歲月，讓韓國人民不忘曾經的殘酷專制年代。而這部《第五共和國》，更是全景式的展現了全鬥煥專制時代的歷史變遷，當然也包括對光州民主化運動從興起到被鎮壓的史實。


    許多國人不能理解韓國人為何如此銘記光州事件。在韓國現代史上，光州人民用生命譜寫了追求民主、反抗強權的悲歌。這些影視劇反映的是人性的偉大與脆弱、人民對正義和光明的向往。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用生命在捍衛作為人的尊嚴與權利，不惜壹切與邪惡和暴行抗爭。這是許多被專制馴化的國民不明白的。


    壹個國家，壹個民族，只有深刻反思自身歷史上的悲劇、禍亂，才能痛定思痛、醍醐灌頂，認識到暴政的可恥和人權的可貴，實現持久的民主與安寧。否則，歷史悲劇就會以各種形式重演，民族要不斷受到暴政的禍害，人民的尊嚴與利益也會壹再被踐踏。正視歷史，是治愈民族創傷的前提；挖掘真相，是維護公民權利的基礎。相反，忘卻歷史，民族就沒有未來；無視真相，時代就會被謊言覆蓋。


    韓國政治界、知識界、藝術界壹直銘記歷史，也是為了對抗前專制政權頭目及其爪牙顛倒黑白、歪曲事實的行為。因為全鬥煥等人壹直在粉飾專制時期的醜惡、掩蓋當年暴行的真相，所以更需要有人站出來駁斥謊言、道出真相。專制與民主在政治層面的鬥爭告壹段落了，但在價值觀與話語權方面的對抗，還遠未結束。


    對中國這樣仍處於專制覆蓋之下的國家而言，了解他國民主與專制鬥爭的歷史，更有著特殊的意義。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與樸正熙-全鬥煥政權時期的韓國，有著非常相似的歷程，如均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社會表面安定的同時，處在政治高壓中，剝奪/侵犯公民權利的情況相當普遍。而光州事件與中國的六四事件又多麽類似，都是軍隊對本國和平抗議民眾的血腥鎮壓，都改變了歷史的軌跡，之後的國家沈淪於專制壓迫之下。不同的是，韓國在光州事件後7年就走出了專制，十幾年內就實現了哪怕是部分的正義。而中國不僅在1989年重蹈了光州的覆轍，到了2020年還處在專制的桎梏之下，民主化和轉型正義更是遙遙無期。


    在中國，八六學潮、八九民運、六四鎮壓，都是不能公開提及的敏感話題，與之相關的影視劇和文學作品更是在中國大陸被完全封禁，真相被掩埋、國民被欺騙。看到韓國壹系列記錄光州事件的作品，再看看已過去30年，卻仍未得到平反和伸張正義的六四事件，我們怎能不感到可悲和焦慮？


    有所安慰的是，已經有不少人在借了解和評價韓國這段歷史，來對比和影射中國。這部《第五共和國》被有心之人翻譯，並且得到廣泛傳播、產生很大反響，就是壹個例證。這證明並不是所有國人都被洗腦和蒙蔽，還是有不少知曉是非、向往光明之人的。


    我相信，未來的民主中國，關於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歷史悲劇的影視劇和文學作品將層出不窮，會帶給人們以深刻的反思，讓國人重新拾起人性的尊嚴，知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可貴，重塑國人的道德與靈魂。我們距這樣的創作自由時代或許還很遙遠，但那樣的時代終究會來臨的。


    不要忘記悲劇，不要忘記傷痛，不要忘記歷史。忘記過去，就是對受難者的離棄、對家國天下的背叛、對未來千秋萬代的不負責。通往未來的道路是由過去和現在鋪成的，以史為鑒、矯正勘誤、扶正祛邪，國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中共政權分析

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它也已在中國大陸執政了70余年。中共的發跡、崛起和當權，貫穿了中國整個現當代歷史。如今的中共政權，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龐大、執政時間最久（之一）、統治最為穩固的獨裁政權，且越發變得難以撼動。中共從建黨到執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響著中國、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每個中國國民的人生。要想認清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推動民主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就要剖析中共建黨以來的史跡、挖掘中共的隱秘內情、遠望中共未來的動向走向。惟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尋到擊破中共“完美獨裁”的方法，進而為實現變革鋪平道路。

（一）中共的發跡史暨因何奪取政權
研究中共，首當其沖的就是研究它的發跡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統治中國的龐然大物的。關於這些，事實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中共官方自己還是他的敵手對頭，都有長篇累牘的史料和分析。不僅它的發跡至其執政這一過程，本文所論述的其他許多關於中共的議題，也都有數不清的現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則盡可能不采用其他學者已有的成體系的、具體的研究成果，而是依據那個時代基本歷史背景和初端史實，進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綜述。最後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結果類似，但論述分析過程是獨立的。

    （1）外部勢力

言歸正傳。中共的誕生和早年的發展，是帶有強烈的外來、西方背景的。眾所周知，近代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義思想和啟蒙思想均誕生於西歐，開創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誌人，《共產黨宣言》則首先發表於英國，共產主義者及其早期組織第一國際也主要活動於西歐諸先發工業國。而後來，共產主義運動又在俄國風起雲湧，俄國也成為世界上首個建立長期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共產主義政黨的建立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溯及本源皆是來源於西方和北方（俄國）。

不僅在來源上共產主義是“西來”的，中國早期（1915-1935）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活動、中共的建立與運作，也深受中國以外力量的影響。實際上受蘇聯操控的共產國際，曾長期操縱甚至主導著中共的運作，指導或說指揮著中國的工人運動、武裝起義等。

外部勢力對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謂至關重要。無論是物質上的金錢、物資支持，還是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協助建立組織機構、提供情報，都是中共得以建黨並在中國立穩腳跟的前提。雖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後，外部勢力對中共的影響力大大減弱，但依舊是中共能夠奪取政權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蘇聯在中國東北對中共的各種支持，例如移交繳獲的數十萬計的日軍裝備，以及對國軍接收與布防的阻撓，就對中共贏得遼沈戰役起到了關鍵作用，繼而奠定了中共奪取整個內戰勝利的基礎。

可以說，沒有外部勢力，中共就不可能發展壯大，更不用說占領整個中國大陸、取得執政權。雖然外部勢力的支持並不是中共奪取政權的決定性因素和唯一因素，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樣的歷史史實，對照當今中共動輒指責外國“幹涉中國內政”，唾罵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等“勾結境外勢力”，是十足的諷刺。

    （2）三大群體尤其農民的支持

當然，中共最終能夠奪取政權，內因還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內因又是多方面的。在內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綱領能夠吸引到占人口多數的農民階級、人數眾多且代表現代化生產力的工人階級、頗具影響力的關鍵的知識分子這三者的共同而廣泛的支持。

不同於俄國革命和西歐共產主義運動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中共最大的依靠是農民，準確說是佃農、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等農民中的中下階層。毛澤東的成名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深刻剖析了農村社會的階級問題，還設計了鼓動農民運動乃至農村武裝暴動的詳細可行方案。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共領導人敏銳的觀察到了占當時國內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階級的巨大潛力，以及以佃農與地主關系為代表的農村生產關系、階級矛盾，並選擇成為佃農和小自耕農等“貧下中農”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國民黨則傾向於支持地主階級、農村精英）。他們通過宣傳和動員，拉攏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參軍，而更多普通農民則被領頭人和大勢裹挾著成為中共的支持者，成為中共基層組織和軍隊的成員。

中共選擇依靠農民階級的決定無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更普遍的形式，實際重要性超過了城市工人暴動。無論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國共內戰，還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農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來源，農村是中共物資和給養的主要來源。在中共武裝起義到開國大典這22年間，除最後幾年的攻城略地外，絕大多數時間中共勢力範圍幾乎全在農村。而大城市都是國統區，中共大多只能進行地下活動，只有在抗戰期間可以在重慶等少數城市進行有限的公開活動。而地下活動和地上公開的占領和活動的影響根本不在一個維度。所以，稱解放戰爭勝利前的中共為“農民黨”都不為過。

中共奪取政權的最直接原因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中共在軍事上勝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著比國民黨多出數倍乃至更多的自願兵源。在兩次國共內戰時期，雙方武器裝備差距其實並不大，兵力數量仍舊非常重要，人海戰術仍是這種較低級水平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貧下中農”階層的人數遠多於地主、鄉紳階層。“貧下中農”受益和感激於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願的、積極的參加中共軍隊及民兵組織。此外，也有許多在強製土改/流血的土地鬥爭中受益的農民，也被迫參軍幫助中共打贏戰爭，以避免被地主還鄉團清算。在戰爭中，無論是出於被洗腦的政治理想還是為捍衛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實際利益，或者擔心被國民黨和地主清算，他們普遍會積極和勇敢的戰鬥。中共對軍隊的極強控製力、對軍隊基層強大的滲透和動員能力，也是中共軍隊逃兵少、作戰積極的重要原因。中共軍隊的士兵也擔心逃亡回鄉後遭到中共基層組織的清算和批鬥。而國民黨軍除得到地主階級發自內心的支持外，只能通過“抓壯丁”等方式補充兵源。這樣補充的兵源往往兵無戰心，戰鬥意誌薄弱、易叛變和逃亡。國軍對士兵及士兵家鄉也沒有足夠強的控製力，逃兵不擔心回鄉後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戰場。中共還經常發動心理戰，勸誘國軍投誠，對高級軍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而異的方式誘降。這樣情況下，解放戰爭期間國共雙方兵力對比逐漸逆轉，就不足為奇了。

農村、農民是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的根基，而工廠、工人則是中共伸入城市的鐵臂。在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躍的早期，工人曾與中共親密合作，包括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和一些城市的武裝暴動。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後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為白色恐怖的“白區”或日軍占領的淪陷區，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區遭遇沈重打擊，中共與工人的關系變得疏離。雖然中共仍舊在城市工人階級中積極經營，但影響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年中共重新進城時，劉少奇就感嘆城市工人已變得陌生，習慣了國民黨統治時期與資本家的調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閡。但是，工人階級也並沒有真正的被國民黨政權馴服，它在內心依舊更親近中共，打算做國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廠一直都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部分工人還是發動了不少運動掣肘國民黨。當中共重新進城後，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邊，並在中共建政後旋即超越了農民階級，成為中共政權在和平建設時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後頒布的憲法上寫著“中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評論建國前中共與工人、農民的關系，這句話恰恰需要倒過來，即當時的中共是主要依靠農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勢力。

知識分子則是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一支關鍵的力量。知識分子雖然人數不及農民和工人，無法成為社會的主體，但卻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都很重視拉攏知識分子。早期的中共領導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不僅只是共產黨人，更是當時中國文壇、思想界的佼佼者。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有留歐、留蘇、留日經歷，在國內也是萬裏挑一的高材生。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可謂是“求賢若渴”、“禮賢下士”，博得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好感。瑞金時期、延安時期，中共都和中國知識界來往甚密。而中國知識界則普遍有著親共傾向，有些還不遠萬裏從國統區投奔中共。大批在那個時代稀缺而珍貴的青年學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國統區進行學運甚至地下工作，代表著未來中國精英的選擇。中共還成功的拉攏了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第三勢力”，結成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統一戰線。從重慶談判到內戰，再到中共主導的政協召開，知識分子為中共奪取政權提供了可觀的輿論、意識形態、人脈支持。

總之，中共在奪取權力的道路上，成功的爭取到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三方的大力支持，無論從人數還是影響力上都超過了國民黨政權。所以中共說決定歷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並沒有錯。只是，中共對於這三大群體只是利用，通過虛假的、欺騙性的承諾得到支持，而掌權之後就逐漸變臉。知識分子、農民階層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工人也並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或者說中共的特權階層、領導幹部）成為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統治者、食利者。

   （3）軍事因素

如前所述，軍事上的勝利是中共奪取政權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後勝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當然還有戰爭本身的、戰略戰術等作戰層面的因素。

毫無疑問，毛澤東等中共指戰員的水平要高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方面。當國民黨執著於對大城市的占領時，解放軍選擇了“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自身實力、殲滅國軍有生力量作為主要目標。國軍策劃的“全面進攻”、“重點進攻”都被解放軍瓦解，國軍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軍利用局部優勢，集中力量消滅突出的、最精銳的國軍，其余部隊不戰自潰。對這類戰術的純熟運用，讓解放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國軍還面臨內部不團結、號令不統一的問題。雖然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各地軍閥、各派軍隊，但實際上軍中各勢力依舊擁有較大自主權，高級將領將部隊視為自己的私產，在內戰中經常將保存實力放在第一位，對同袍被圍見死不救，大大降低了國軍整體的戰鬥力。而解放軍相反，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全國的解放軍一律聽令於中共中央，軍隊是黨的軍隊而非某個將領的“私兵”，有著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標。軍權高度集中的同時，又將具體戰術製定權下放，保障各級指戰員的靈活性能動性。

在軍紀和戰鬥意誌方面，國軍也顯著差於解放軍。國軍不同軍隊軍紀和素質有很大差別，如嫡系部隊紀律較好，戰鬥力強，但雜牌軍就差劣很多。而國軍只有少數嫡系，大多數都是雜牌軍。國民黨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沒有政治信仰，不知為何而戰，只是被迫當兵或為填飽肚子。到了戰爭後期國民黨敗勢明顯時，軍隊更是兵無戰心一潰千裏。而解放軍軍紀雖不如中共吹噓的那樣嚴明，但無論如何都好於國軍。解放軍的思想教育和戰鬥動員都落實到了基層，讓本就有信仰和明確利益訴求的官兵更有戰鬥力。解放軍在戰爭初期處於劣勢時仍能堅持作戰，不屈不撓，最終逐步壯大。

中共的又一個軍事優勢是，有一個穩定支持軍隊及軍事行動的後方、根據地。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農村和農民，並且在抗戰期間開辟了大量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由各地黨組織控製，統一服務於中共的戰略目標。在解放戰爭中，這些根據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糧、出錢，提供情報，掩護主力軍隊轉移，合格的完成了作為戰爭後方的任務（哪怕從地理位置這些根據地並不一定在解放區內部）。這些根據地平時除受到少量滲透和微乎其微的騷擾破壞外，可謂安如磐石。國軍如派主力部隊進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無法對化整為零的中共基層力量造成太大殺傷。與中共如魚得水相反，國民黨雖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國連成一片的國統區，但卻無力對基層進行控製，城市鄉村都被中共滲透。各大城市經常爆發學潮、工潮，反國民黨的各政治團體活動已半公開化，讓國民黨疲於應付。這樣的“後方”根本起不到作為後方應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報戰上的勝利，成為解放軍戰勝國軍的關鍵。中共情報系統早已滲透到國民黨高層，以致中共對國軍的部署和動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戰爭期間身處國軍決策層的少將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戰役中國軍的兵力部署，導致原本實力占優的國軍被解放軍圍殲。還有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也是中共間諜，直到國軍撤到臺灣時才暴露。而國民黨方面完全無法滲入解放軍指揮系統，對中共高層的戰略決策一無所知。雙方在情報戰方面的成果可謂差距懸殊。

“槍桿子裏出政權”。國共爭霸中，軍事較量的結果是最直接的、具決定性的。中共能夠取得政權，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說到底還是憑借暴力實現的。當然，軍事上的勝負受許多非軍事因素的影響，例如兵源就取決於雙方的支持基礎，外援則取決於外交。

    （4）運氣與機遇

不得不說，中共最終取得政權，也在於其有著非凡的運氣。在創黨初期，中共就險些被“一鍋端”。1931年，顧順章叛變又差點讓中共在“白區”中樞被一網打盡。但相對於這些，對中共最有幸的，莫過於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的爆發。

1927年到1934年，經過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中共控製的地盤不斷壓縮，最終被迫“長征”。值得強調的是，紅軍在江南蘇區的潰敗，主因並不是中共所稱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的意外結果，而是當時國共實力對比和中國政治軍事社會情勢下的必然。在國民黨政權強大的武力打擊下，中共已無法繼續再在靠近國統區中心的華東、華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數路紅軍經過長征的艱苦跋涉，來到陜北落腳。此時僅僅幾萬殘兵疲兵，卻面臨著駐紮在陜西的數十萬國民黨軍（東北軍、西北軍）的圍剿。現在的人們將陜北理所當然的當成長征的終點，以為到了陜北紅軍自動就安全了，其實並不是真相。如果沒有後面的變故，陜北對於紅軍，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川那樣，是逃亡過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離開的一個地點。那時，虛弱的紅軍即將面臨國軍的致命一擊。如果攻擊發生，紅軍不是被殲滅，就是再度“長征”，逃往蘇聯和蒙古。雖然這期間紅軍也取得了如直羅鎮戰役那樣的勝利，但仍不足以與陜西的國軍主力抗衡。紅軍西路軍慘敗於西北地方武裝馬家軍，就證明了當時紅軍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時，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逼蔣抗日”，並向紅軍拋出橄欖枝。結果不僅提前暴露了蔣介石籌備的抗日計劃，招致日本警惕和提前侵華，還讓紅軍絕處逢生、死灰復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麽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面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遊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遊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麽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遊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復性殺戮、強奸，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沖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陜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毛澤東晚年多次發表“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確實是發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戰結束後，中共的好運還在繼續。在對華問題上，美國始終猶豫不決。不同於在歐洲堅定的建立“鐵幕”對抗蘇聯，在亞洲美國只把日本、韓國作為不可侵犯的底線，對中國的未來曖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慶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一些美國軍政要員，讓他們對這支看起來淳樸和富有理想主義的力量充滿好感。兩相對比，這些美國人更加厭惡腐敗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替國府說什麽好話。而繼羅斯福上任的杜魯門與蔣介石有隙，不願意全力支持後者。美國主導的調停工作還讓中共在關鍵時刻有了喘息之機。不像蘇聯給予中共實實在在的支持，美國一直限製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導致國軍僅有少量美械部隊，大多數軍隊武器裝備與中共軍隊並無太大差距，空軍力量也不足以對地面戰場產生重大影響。

就是在美國的猶豫不決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時間擊敗了國民黨政權。即便如此，杜魯門還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臺灣，一度打算默認中共統一中國，試圖以此換取中共在美蘇冷戰對抗中的相對中立。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大力支援金日成政權入侵半島南部，美國才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避免國民黨政權的徹底覆滅。但這只能讓蔣介石保住那塊小島，中共則很快占據了全部中國大陸，並成為統治它至今的主人。

    （5）綜述

中共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既是因為它在特定的時期的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也有運氣和機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奮鬥與能動性非常可觀，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軍事上的成功是它當政的最直接原因，“槍桿子裏出政權”誠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為列寧式政黨典範所有的嚴密組織性、毛澤東等領導人個人的強大能力、得到國內地域性利益集團的支持等。但因為比較次要，本文就不便一一論述了。

（二）歷次政治運動浩劫慘痛中共卻屹立不倒的原因
從蘇區的肅反，到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的鎮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鎮壓，都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創傷，不僅國民深受其害，許多時候中共內部的黨員幹部也難以免災。但這個政權卻繼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看起來令人費解。

不過探究其原因，也沒有多麽神秘。

首先，中共政權對於國家擁有絕對的控製力，壟斷了包括暴力資源在內的各種重要資源，沒有人可以進行製約和對抗。一個暴政垮臺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夠推翻它的力量存在。否則，暴政再肆虐，受害者無力反抗，那再殘酷的暴行都無法使政權覆亡。而中共正是有這個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時，並沒有什麽力量可以進行反抗，零星的抗爭根本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大饑荒更典型，即便幾千萬人餓死，也沒能阻止和團結起來爭個活路。因為軍隊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權壟斷，而戶籍製度及隊社、街道、單位及相關基層黨組織等的存在，則讓原子化的民眾根本無力對抗，甚至連逃荒要飯都被遣返。中國大陸全部置於中共控製之下，又能逃到哪裏去呢？毛澤東帶領中共創建了許多革命根據地反抗國民政府，但它執政後卻最為提防基層的星火燎原，不允許再有一塊革命根據地出現。

非常類似的例子還有朝鮮的金家政權、柬埔寨紅色高棉，都是製造了慘重災難卻並沒有導致人民的有效反抗。東方社會崇尚秩序、集權，個人自由原本就被剝奪許多，而深受列寧和斯大林現代極權主義影響的各東方共產黨政權則變本加厲，在利用舊有的巢窠基礎上編織更密的羅網，讓受害者只能任人擺布。當整個社會就是大監獄，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牢籠中的人們，即便人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國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在於他們與東方人處於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例如他們認為允許人自由遷徙、私有領地受到保護是天經地義，完全想不到有連穿衣吃飯都被嚴格管束的國家。

第二，中共是一個體系嚴密、內聚力強的組織，其團結性、紀律性、吸附能力都非常驚人。這樣的組織就意味著它不容易從內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權對國家有強大的控製力，統治階級之外的人無力反抗。那麽統治階級內部呢？

中共統治集團的運轉，結合了列寧式政黨、斯大林式官僚體系、中國傳統的等級製等多種政治機體的特點，這是毛澤東等人有意為之的結果。其具體的運作細節我並不了解，從它顯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來看，它的確能夠讓成員對黨保持忠誠，哪怕黨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會看成是黨內一些人的個人行為，而不會因此反黨和背叛（除非有強勁的外部力量拉拽）。當一個人成為中共體系內的成員，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會將殘酷的政治鬥爭包括對自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應，主動為中共及它的體製辯護，很難跳脫出黨營造的價值體系。

第三，中共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糾錯能力。歷次政治運動都不會無限期進行，在出現某個機會或達到某個閾值後就會停止。中共還會對此前發生的錯誤做出一定的補救，哪怕這種補救受益不均、杯水車薪。這樣黨內外都不會對中共徹底喪失信心，自然也不會想去推翻它、摧毀它。何況，國人普遍對強權強人犯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傷害或者只是減少傷害（還在繼續傷害），人們就感激涕零了，根本不會考慮什麽補償和追責。所以政權不斷犯錯、改錯，再犯再改，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統治集團成員無論如何受害，也還享受著既得利益。而差異化的資源分配，總是可以讓既得利益者對政權忠誠。雖然中共歷次政治運動都有黨內成員甚至高層受害，但是他們所受苦難普遍低於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如果不死，他們都有復出的機會，文革後大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重新成為顯貴就是例子。現在進監獄的貪官汙吏，也比牢獄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況這些人通過各種假釋和減刑，很快就又過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們自己無出頭之日，子女還能利用他們遺留下來的龐大資源和關系網。

所以他們知道，只要還是黨的人，就還有日子過，未來還有好日子等著。如果叛黨反共，挑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不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數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徑），還必然死無葬身之地，還牽連子女。他們當然會做出相對最優的選擇。

（三）中共不同領導人當政時期的特點及演化趨勢
由於時代背景不同、領導人個人價值觀和性格不同，不同時期的中共呈現出非常不同的政治風格，並反映在現實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識形態上。但另一方面，中共從建黨到建政至今，又有著一以貫之的特點，不同領導人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著一致的觀點與主張。

    （1）毛澤東掌權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時期，中共還是一個很富有理想主義的、非暴力的政黨。那時候的中共，還沒有變成列寧式政黨，黨內的民主氣息還很濃厚。

到了北伐戰爭時期，中共開始蛻變為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功利性明顯的政黨。這時中共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魚龍混雜。雖然這時已開始變成列寧式的具有嚴明紀律的政黨，但還沒有形成黨內的專權獨斷。北伐戰爭期間中共在城市和鄉村的作為，已經顯露了它暴力、殘忍、為達目的不惜代價的特征。

“四一二政變”之後，中共遭遇慘痛打擊，整個黨變得敏感和神經質。在惡劣的內外環境下，中共變得越發殘忍，並且這種殘忍開始大範圍針對內部。在蘇區慘烈的“肅反”運動，就是最典型的體現。這時的中共已與蘇共無異，黨內沒有民主法治和及時糾錯機製，人與人的分歧爭端沒有和平解決的渠道，政治鬥爭愈演愈烈。為政黨的“純潔性”及排除異己的私人目的，反動肅清變本加厲，肉體消滅成了黨內鬥爭中司空見慣的手段。

    （2）毛澤東時代

1936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掌握了中共的大權，並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毛澤東是一位個性鮮明、權力欲旺盛、鬥爭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響乃至重塑了中共，其影響持續至今。在毛權力鼎盛時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全是毛實現個人意誌的工具。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實現了思想意誌上的統一、紀律的統一、行動的統一。當然這種統一指的是宏觀上的、整體上的，並不是說在何時何地中共所有成員都步調一致、沒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為共同目標而凝聚在一起，卻沒有一個現實的領導核心。毛的出現，讓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實際效忠的對象。同時，個人崇拜也出現並形成，毛澤東被神化，其言論成為金科玉律，一舉一動都被賦予偉光正的含義，批評的聲音日漸消失，毛成為中共、中國的主宰者。

毛澤東掌權後，中共不僅確立了領導核心，也明確了具體要實現的目標、要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來。毛澤東既是天才的理論家，又是堅定的實幹家。厚厚的《毛澤東選集》充滿著毛的神思妙想，讓人不得不感嘆。中共之所以能夠以弱勝強，擊敗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毛澤東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正確決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時代的中共總體是暴烈的、帶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變動是劇烈而涉及廣泛的。無論是抗戰和內戰中的軍事沖突，還是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的政治運動，都是到處見血和出人命的。這與後面幾任中共領導人掌權時的情況有顯著差異。

毛澤東掌政時期的中共，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的混合體。一方面，它依舊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建國前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承諾、在解放區推動民主試驗和“三三製”等，建國後實行公有製、集體化，乃至發動文革，將政治理想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權後中共實際上放棄了對馬列主義基本教義的堅持，代之以極具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如依靠農民而非工人贏得革命勝利、利用中國傳統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馭民之術操控社會、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個人主義思想、堅持國家獨立自主高於國際共運力量合作等。毛對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改造，讓中共得以“接地氣”的存在於中國。在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為拉攏更多力量，主動對各階層伸出橄欖枝，包括對地主和資本家妥協，建立統一戰線。中共進軍東北後，還赦免、收編、留用了大量日軍及前偽滿軍人（包括一些戰犯），以及偽滿經濟、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統的專業技術人員。這些都是為中共生存發展而做出的務實舉措。建國後中共在內政外交上的務實主義行為更是不勝枚舉，如選擇與意識形態對手美國和解聯美製蘇、放棄對日索賠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召開七千人大會檢討冒進過失、嚴厲鎮壓知識分子卻爽快赦免國軍將領、每次政治高潮後都會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和技術人員等。

毛時代中共的這些特征，既有時勢造成的，也有毛個人決策的因素。無論如何，毛澤東的主觀行為對於中共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更加主觀和主動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領導人主要是順應時勢，毛則帶領中共製造和改造了時勢。

由於毛澤東掌權時間很長，所以毛時代的中共特點是有明顯變化的，如建國前和建國後的差別。但共性大於差異。

    （3）華國鋒時期

華國鋒當政期是眾所周知的過渡期。“兩個凡是”和“抓綱治國”是他當政時的關鍵詞。之所以說他“當政”而不是“掌權”，是因為他當時並不握有全部實權。他是依賴汪東興這樣的毛的遺忠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強坐了大位。

華國鋒時期的中共在守舊和改革間搖擺。當時人心思變，普遍對文革造成的嚴重破壞如經濟崩潰和無政府狀態不滿，希望讓國家走上正軌。但因毛剛剛去世，余威猶在，極左力量還把持著重要職位，反對大幅改變毛時代的方針政策。

隨著鄧小平的復出和改革派的崛起，過渡期走向終結，華國鋒也結束了他短暫的“英明領袖”生涯。

    （4）鄧小平時代：胡趙開明派主導的政治春天與民主化夭折後江澤民治下的“悶聲發大財”

從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真正的最高掌權者都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都只是不同時期鄧路線的執行者。當然，這些人也都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但歸根結底是被鄧小平的陰影籠罩的。

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幾乎完全拋棄了理想主義，全面擁抱了務實主義。如鄧的“貓論”、“不爭論”，都在強調實踐、發展、積蓄力量。內部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停止輸出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韜光養晦。放開私營和個體經濟、國企改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流行和集體經濟的瓦解，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回歸。中國在進行數十年破壞性探索後又“回到解放前”，經濟形式變成資本主義，並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資本主義成分。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並非堅持政治理想，而是為了維護統治、為經濟建設護航。

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期間，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趨勢的。當時中國改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後於蘇東國家。政治開明帶來的是輿論的開放、社會的自由，中國迎來了中共統治下第一個比較長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轉型順利，中共就可能轉型為社會民主黨，由專製政黨變為民主政黨，徹底改變它的性質。

可八九六四終結了這樣的趨勢，中國的民主進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鎮壓一定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內心都反對政治多元化，原本就沒打算讓中國變成“西式民主”國家。他們只贊同在大刀闊斧的進行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十分謹慎，底線就是不能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他們不希望中國繼續毛時代的貧窮和動蕩，但更不希望中國“走上邪路”。胡趙二人雖然曾在名義上位居最高領導人，但實權尤其軍權還是在鄧小平及中顧委那些元老手中，這些根基淺薄的開明派怎鬥得過老奸巨猾、經歷過戰爭和歷次政治鬥爭洗禮的中共元老。

江澤民執政後的發展模式，才是鄧小平內心最中意的。這個模式特點就是在中共壟斷政治權力的前提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開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幹擾，給予民眾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的強大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並通過差異化的分配保障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過來，特權階層為維護這些既得利益，又會積極捍衛中共政權。從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的普通民眾，也會認可政權的統治。這樣一來，中共政權就可以穩固，國家也就長治久安。這時的中共，其政權合法性來源已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發展的成果、紅利。中共也徹底蛻變為一個超級利益共同體，再也沒有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為了彌補實質上放棄共產主義追求和革命鬥爭精神導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為了政權遮羞和對內思想凝聚需要，鄧時代及之後的中共選擇高擎“愛國主義”的旗幟，將中共與中國、中華民族捆綁和甚至強行等同，以此抵禦來自西方的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思潮。雖然事實上，中共才是損害和出賣中國及中華民族利益最多的政治集團。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確成功的將“反共”和“反華”劃上了等號，利用狹隘的天朝和國族觀念束縛人民、對抗西方。但歸根結底，中共還是通過發展經濟等實用主義爭取的人心，“愛國主義”和“民族復興”更多只是一種宣傳罷了，已經無法像毛時代的階級鬥爭那樣激起瘋狂的政治熱情。

鄧小平通過1992年的南巡談話、中共十四大，將其一手設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定下來。1997年鄧小平去世，鄧的路線在其死後仍舊長期的執行了下去。鄧不需要有毛澤東死前那種怕被翻案、政策被終止的擔憂，因為改革開放順應了時代潮流，從上到下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再回到那個物質極度匱乏、殘酷的政治鬥爭接二連三的歲月。

    （5）胡錦濤、溫家寶時期

胡溫執政時，鄧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縱觀胡溫時期，處處都可以看到鄧小平理論的影子。

胡溫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們所做的，就是跟隨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步伐，繼續埋頭發展，並針對一些新問題或日益突出的問題做出一些小修小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都被胡溫一字不落的繼承了下來，經濟繼續騰飛，政治繼續專製，人們還是“悶聲發大財”。這段時間可謂是“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時代”。

在胡溫時期，改革開放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如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凸出，經濟改革因政治滯後而面臨瓶頸、貪汙腐敗愈演愈烈等，社會矛盾激化。於是維穩體製應運而生。廣義的維穩體製從中共建政時就存在，但專門針對公民運動、社會運動、維權運動及其他群體事件或個人激進行為的專業化壓製體製，是在胡溫時代成型的。

胡溫政權也面臨著政治民主化的壓力。他們不願也無力去正面解決這一問題，而是以政權慣性和維穩體製將問題拖下去。胡溫既不想倒退，也不想進一步改革開放，在處置政治和社會問題時往往是模棱兩可的模糊態度。激進的政治運動被鎮壓，但溫和的反對力量在滋長。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給了國民相對自由的探索歷史、評論現實的條件。那時的互聯網管控還不嚴厲，民主自由的氣氛就這樣彌漫於網上，又常常作用於線下。互聯網的發展普及讓被維穩體製製壓的中國民間，意外的獲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間。“圍觀改變中國”就成為當時風靡一時的口號。

就在這亦緊亦松的狀態下，胡溫政權落下帷幕。溫家寶在最後一次出席記者會時說，“政治體製不改革，文革悲劇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達了一種心向變革的態度。胡溫二人都是技術官僚，做事循規蹈矩，既沒有強烈的政治野心與專製欲望，也沒有厲行改革的勇氣與能力，只能蕭規曹隨般的延續鄧江時期舊的政策，帶領中共沈默的統治著中國。

    （5）習近平時代

當人們以為中國將繼續在漸進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進、官方進行有限的變革或起碼不倒退、民間力量發育的也將更加成熟時，習近平的上臺將這一切逆轉了。這樣的逆轉頗有些出乎國人世人的預料，但的的確確發生了，而且將深刻的影響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習近平上臺的第一年，一度展現了一種親自由主義的姿態。他聲言要深化改革開放，大力反腐，實現民族復興，國家曾呈現出一種向上的氣象。但到了2013年，局勢就急轉直下。以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為標誌，中國有限的新聞自由也被剝奪。後來的“黨媒姓黨”和炎黃春秋雜誌社整頓事件，進一步實現了中共對輿論的完全控製。而公盟、傳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組織和公益機構相繼被取締或被迫停止運作，則讓中國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間組織化公民力量被摧毀。“709”大抓捕則打擊了公民維權抗爭的關鍵力量–維權律師群體，使得廣大冤民們難以再通過法律途徑伸張正義，中共標榜的“依法治國”也徹底淪為空話。“七不講”和“十六條”標誌著習時代中共對高校控製的強化，原本應是學術、啟蒙、社會變革前沿的學校，變成了死氣沈沈的大監獄。

習近平不但對黨外的反對力量不遺余力的打擊，對黨內挑戰他的勢力也不手軟。“紅二代”意見領袖任誌強被重判18年、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被開除並被迫流亡國外就是例子。還有他在第一個任期發起的超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同樣是以肅清政敵、號令一致為目的，屢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遺毒”，將孫政才等沒有聽令於他的高官送進監牢。“不許妄議中央”也讓中共長期提倡的“黨內民主”蕩然無存。隨著十九大的召開和次年任期限製的廢除，中共曾一度實行的固定任期製和集體領導製被終結，習近平實現了空前的政治集權，成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為集中的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權力上效仿毛澤東，其執政風格和價值導向也向毛時代貼近。如重提毛時代的“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樣的政治口號，公開提出效仿毛時代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等。習近平政權也越來越多的提出學習毛時代的長征精神、井岡山精神等，把弘揚紅色傳統當成對國民的政治教育內容之一。相反，改革開放越來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很低調。至於涉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則被嚴厲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就稱要堅決抵製西方的“憲政民主”、“司法獨立”思潮。

在對外關系上，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積極擴展中國對外影響力，與美國競爭。在執政最初幾年，習近平對外姿態頗為強硬，包括高調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等。但隨著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國際上對中共抵觸的加深，中共對日韓印等鄰國放低了身段，轉向應付美國的貿易戰、“五眼聯盟”的外交與情報圍堵、歐洲的人權攻勢。不過，因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問題等因素，中共政權對外關系越發捉襟見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無法掙脫。

對國內的兩個“熱點地區”香港和新疆，習近平都采取了非常強硬的策略。中共在連續挫敗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運動後，通過出臺《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機製，擠壓自由主義在香港的勢力及對大陸的滲入，試圖將香港完全置於中共統治之下。習近平政權在新疆更是以建設集中營、超大規模的長期拘禁方式，壓製維吾爾等民族穆斯林的反抗活動，以暴力和高壓維持穩定。習政權在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為雖遭遇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和製裁，但其毫無退縮的跡象。不過，這種激烈的行動在所在地區和外部都面臨著巨大壓力與風險，激進手段能夠持續多久尚未可知。習政權在這兩個重要邊疆地帶的強力行動，展示了習時代中共面對劇烈內部矛盾時自信與焦灼的並存。

新疆是習近平政權治下中國相對最窒息的地區，其他地區或多或少也都構築著這種高壓維穩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隨時可以在全國其他任何地區推行。依托現代信息技術而建立的大數據極權，習近平政權對社會和人民有著前所未有的控製力。這種控製力甚至毛時代都難以企及，因為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技術，將人的一舉一動都時刻監視和記錄下來。習近平政權既有著相應的技術手段，其權力又不受製約和監督，黑箱政權將民眾變成透明人，後者面對科技的降維打擊只能任前者魚肉宰割。

習近平統治的這近十年是中共一個很獨特的時期。它沒有毛時代的暴烈革命和殘酷運動，卻有毛執政中的反智、野蠻與偏執；它不像鄧小平那樣旗幟鮮明的強調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卻在鞏固鄧路線造成的官僚資本主義膨脹、貧富差距和道德墮落。習時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溫時期一樣是在繼續拖延改革、得過且過，但習明顯在通過開倒車的方式製造歷史逆流，主動而強烈的阻止時代的變革。習近平也在效仿毛澤東，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和藍圖，試圖重新塑造中共，開創一個由他領導的盛世，成為毛鄧之後中國的又一“偉人”，甚至試圖超越毛鄧的“功績”。但從現實來看，習的企圖是失敗的，即便他還可以再執政十幾年，也看不到他的夢想在未來有成功的希望，反而會將中國拉入更黑暗的深淵。習領導的中共更加成為一個強固的、與群眾對立的利益集團，通過內部的利益捆綁與階梯式分贓維護著內部團結和對外一致，綁架著國家、民族與人民，擊鼓傳花般的延續著這個利益共同體的世代相傳。

    （6）演化趨勢

從中共建黨至今，中共政權的特點是不斷變化的，但不確定中也有一些規律和軌跡可循。

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是頗具理想主義的政黨，一切以推翻舊秩序、實現天翻地覆的變革為目的。隨著中共逐漸擁有實權，其理想主義日益褪色，務實主義、功利主義色彩日益濃厚。到了掌權後又尤其1990年代後，中共逐步變成了固守既得利益、維護既有秩序的保守主義政黨，形左實右成為它的底色。顯而易見的，中共也從意識形態濃厚的政黨，蛻變為利益至上的集團。

中共經歷了由分權到集權，再到分權、再次集權幾個階段。在毛澤東掌權前，中共沒有哪個領導人有絕對權威，到了毛時期才變成黨首說一不二。鄧時期黨的領導權有所分散，胡溫時期進一步實現了集體決策。但習近平再度讓中共變成“定於一尊”、黨一把手說一不二的高度集權體製。

在對待民主政治、人民呼聲和對外關系方面，中共在開明和保守間搖擺不定，但總體趨於保守。如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共，都表現出親民主和開放包容的強烈傾向。但在其余的大多數時候，它都牢牢的掌握著政治權力，通過製度、意識形態和暴力機器構築統治的高墻，警惕的對待民主的呼聲以及自由開放的外部世界。

（四）從中共的歷史中得出中共的性質
根據以上所述，中共的大致歷史和各種特性已經比較清晰明了了。那麽，根本上說，中共是個什麽性質的政黨？

筆者的結論是，中共是一個專製的、暴力的、靈活善變的、強硬頑固的、混合中外統治技能的、以信仰為招牌以利益為紐帶的極權主義政黨。它在奪權和執政中，總體上是排斥其他政黨、壟斷政治權力的；以暴力手段得到政權和實施統治；高度務實而手段靈活，為維持統治願意在意識形態和方針政策上進行重大妥協和調整；在維護統治、捍衛特權階層利益上毫不手軟，政治紅線有位移但始終存在；結合了中國傳統儒法思想與外來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及法西斯主義要件；構建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全黨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政治榮譽，但本質上是以共同的現實利益為基礎團結和鞏固全黨，以維護和拓展黨內成員特別利益為第一目的。中共這樣的性質在將來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除非時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五）中共一黨專製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有生命力嗎？
讀史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中共的未來如何，可以從中共的歷史痕跡和當下狀況得到相應的信息，依據這些已經發生的，再考慮當代特別的政治與社會環境，預判它未來的各種可能。

根據上述中共的歷史及特點、性質，中共顯然是一個極擅於建構政權、駕馭民眾的政治集團，其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僅指忠誠與依附性、內聚力），高層行事沈穩果斷、決斷力強。在維護統治這條底線之上，中共有著罕見的務實性、靈活性、柔韌性，能夠適應時勢的變化，有效利用環境中對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斷更新方針政策，延續和鞏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社會混亂，但中共始終牢牢的掌控著大權，即便餓殍遍地、劇烈動蕩時也成功扼殺了國內任何政治異力的萌芽，阻斷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滲入。毛死後不久，中共領導層果斷放棄階級鬥爭和教條主義，走向改革開放。八九六四後，面對國內國際壓力，中共堅持政治上一黨專製同時又堅持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舉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旗，成功頂住沖擊造就中國經濟奇跡，政權企穩並逐漸形成“中國模式”。而經濟自由化同時，黨禁報禁始終嚴格，中共對政治權力與輿論的壟斷反而加強，不給反對勢力任何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

今日的中共，已通過構建“中國模式”，將自己嵌入了中國的生存與發展中，變得與中國“不可分離”。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製與經濟開放並行且相互配合，以維穩體製及造就的“低人權優勢”，激勵、誘導、迫使國民參與生產建設，再以權力根據強弱高低分配勞動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機器抑製一切不滿與反抗，讓社會依照強權設定的秩序運轉。這種模式與西方自由開放、重視平等的社會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樣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於其“低人權優勢”和集權優勢，有時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形成，讓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資本，甚至輸出“中國模式”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與西方世界分庭抗禮。

“中國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漫長的歷史中，中國長期作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成體系的社會系統，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邏輯、經濟模式、文化特色和社會關系。專製主義及維系專製的相關製度、配套，是中國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被卷入全球化後，各方面都受到來自外部的很大沖擊，但並未摧毀中國自有的社會生態系統。中共雖自命為革命政黨，曾一度表現出激烈的破壞傳統的傾向，但實際上卻在不自覺甚至部分主動的效仿中國傳統。文革結束後，中共更是公開的擁抱了傳統，並用作對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國模式”是建基在傳統中國已有的社會系統之上，而舊有的東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穩定性，並且在現代社會仍有著無處不在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對傳統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國傳統的製度、文化，以及遺留至今的種種經驗、習慣，是中共取之不盡的統治財富，是對抗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文明的法寶。從毛至鄧再到習，能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坐穩江山，實際依靠的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

經濟的繁榮與雕敝、人民物質生活是否充盈，對於一個政權是否合法、是否穩固至關重要。中共近幾十年到現今乃至可預見的未來，都是也將繼續是以改革開放為底色，保持經濟可觀的自由度，並發揮政權的調控作用，著力發展經濟和提高國民生活水平。雖然習近平對改革開放態度並不積極，但他實際奉行的路線（尤其經濟路線）卻還遵循著改開的基本方向。只要這樣的政策繼續，那麽中國就不會像其他一些“失敗國家”那樣，因經濟崩潰導致人民喪失對政權的信心以致政權瓦解。鄧小平以來各中共領導人“抓經濟”的確是抓到了點子上。相對於毛時代能引一時狂熱卻無法長久的意識形態動員，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經濟成果的分配確實存在極大不公，但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實。哪怕這種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黨一派自己的功績。古代和近代頻發民變，人們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於生活極端貧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來暴動博個富貴。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沒地位沒文化沒門路的底層，肯辛苦做工的話，一日三餐吃上簡單但足量且可口的飯菜還是沒問題的。此外，科技發展和產業更新，也使平均勞動強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勞動安全系數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階層則更能生活在物質非常豐盈和優質的環境中，這些最具變革能力的人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模式的受益者，更沒有革命的物質動機。而反抗政權則是牢獄、酷刑、送命，還要連累親屬。排除追求權利和尊嚴等非物質層面，從純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質欲求角度，如今的人們已沒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於不公不義，反抗之後會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義。一面是勞動就可生存，一面是維穩體製的鐵拳，絕大多數人都會做出本能的選擇，哪怕這種生存缺乏尊嚴、不體面、不自由。人既欲壑難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環境如何誘導、體製怎樣規訓。工業文明製造的“奶頭樂”對於絕大多數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卻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權不僅有“奶頭樂”之類的“胡蘿蔔”，還有暴力機器支撐的維穩“大棒”。只要經濟不崩潰或者發生較大的下行，中共政權就能長期的繼續維持下去。

社會治理的得失，同樣是關乎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謂“社會治理”，即政權及政權附屬力量對國家、公民及社會的管理與服務，成效體現在經濟、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會福利、文教衛生等諸多方面。社會治理能力是一個政權執政能力的直接體現，反映了政權駕馭社會的成熟度，關系到民眾對政權的滿意度。縱觀世界，社會治理能力與政權性質（是民主還是專製）無線性關系，社會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歐美民主國家，也有轉型前的韓國、臺灣地區以及新加坡這樣的威權政體，破敗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與專製政體並存。僅從效率和結果上看，民主並不能為社會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為掣肘因素。

中國的社會治理，評價起來頗為不易。一方面，在經濟與科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文教衛生服務等方面都可圈可點，社會生活的組織化現代化水平高，社會治安和公共空間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另一方面，它的管製沒有民意授權和監督，也沒有獨立的司法予以規範，粗暴踐踏人權，不允許公民自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第一任務是配合政權的統治和維穩；而它的服務則嚴重不均衡不公正，腐敗嚴重。中國的社會治理也偏重於“管理”而非“服務”，重視外表而忽視實質、立足於政權興亡而非人民憂樂，整體上有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但無論如何，考慮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標的加權，中共治下中國的社會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敗國家”那種山河破敗、社會失序、民生淒涼的境況。社會治理作為政權維系統治的手段，當然包含著具體的社會管製術，馭民之術就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而現代信息技術，又成為社會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眾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術的加持，正是中共敢於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擔心大規模有效反抗的關鍵。科學技術革命性的進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強者與弱者間的關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信息技術時代，無處不在的大數據和監視系統顛覆了人的處境和與他者的相對關系。強者、掌權者一方通過信息技術，將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能記錄和監視起來，並且可以使用與信息技術密切相關的武器、機器進行管控、約束、鎮壓。信息技術可以讓極少數人得以輕松有效的對大多數人進行管理，在鎮壓上有著無比高效的資源調配能力。軍警的鎮暴武器也實現了高科技化，鎮暴指揮系統當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實現快速、精準、悄然、適度的打擊，讓抗爭者無還手之力、無周旋的空間，以最小代價達成鎮壓目的，並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滅抗爭行動造成的影響。曾經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來“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監視系統、通訊系統、交通系統的結合，可以將之扼殺於萌芽之中，根本不給反抗者組織起來的機會。從古至今弱者面對強者、受壓者面對壓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隱匿、串聯、破壞、襲擾、暗殺、遊擊等方式，在大數據極權下喪失了可行性。被統治者不再有信息時代前對統治階級可觀的威懾能力和議價能力，即便遭受再殘酷迫害也沒有反彈之虞。這些雖然看似是技術性的問題，卻在某種程度上對專製的存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於是，“民心”顯得越來越不重要。對中共來說，極權的進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麽擔心廣大普通民眾的不滿。主導了信息技術使用權的中共，就像堡壘覆蓋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擔心外部的威脅，而集中於防止被從內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來自內部的現體製既得利益集團是否不滿、訴求為何。

能夠讓中共政權得以長久維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對這個政權及這個政黨的堅決捍衛。中共從建黨起至今已累加了數千萬既得利益者，加上其關系緊密的親屬、友人、相關者，這個既得利益群體規模在2-3億人，並依權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錢多寡等大體呈金字塔型分布。這樣一個占中國人口約五分之一的群體，是中共對中國的統治中相對得利者，也擁有著社會絕大多數重要資源、占據著絕大多數優越崗位，有壓倒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誠然，這一群體也是由諸多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顯利益沖突的成員組成，內部的政治鬥爭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們普遍都擁護中共的統治（或者就是統治者一員），是中共政權得以生存和長期延續的基礎（當然並不是說沒有反體製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數。或者說，反對中共極權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沈默的、服從現狀的，並未做出也難以做出實質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依附於中共政權及其打造的體製而生存和獲利，其個人利益、家庭利益與中共政權的整體利益一致、與身份背景地位職位捆綁、與現行體製共存共榮，而與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絕不只是指經濟利益，還包括在權力、地位、社會關系、話語權等諸多領域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尤其是在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勝利或優位的這種利益。既得利益者雖然也經常不滿意於更上層級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的淩駕，卻更不願意失去對既得利益者範圍之外廣大民眾的相對優越。即便存在不滿，他們也往往傾向於通過個人奮鬥或非正常途徑維權、獲利，而不願意與被壓迫的人民一道推翻體製，實現人人平等。

至於指導、約束中共黨員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當今絕大多數黨員心中絕跡。信仰、信念只是用來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員的實際取向。曾經無數烈士流血犧牲所追求和捍衛的，如今誰真的奉行反而會被認為是傻瓜。紀律與法律都不能約束他們，理想信念又能對他們起什麽作用。當然，並不排除各種紀念緬懷時紅色政權的接班人們內心會熱血升騰、驕傲自豪，但他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時想著如何驕奢淫逸。他們自有一套自認為自洽的邏輯。越是腐敗墮落，中共越不會丟掉對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傳，這並不是為了激勵改過自新，而是讓不夠用的遮羞布更長更寬。值得說明的是，中共成員大規模的道德崩壞並不是鄧小平執政和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後才出現，毛澤東時就已經是了，早在沒坐穩主子時的延安時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不過，相對於鄧時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錢作代言，毛時代是直接通過權力提供特權分配的，看似隱蔽其實更加赤裸與殘酷。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及其分布是頗富秩序性的，類似於中國傳統的封建等級社會。它既依靠又受製於國家暴力機器及體製本身，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既得利益階層直至最高層，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流動機製，給予既得利益階層進一步上升的機會，雖然這種機會不均等不公平，但是並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因素。當然，還有供既得利益階層外的普通民眾進身階層內和進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務員考試等，吸納尚未進入體製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會潛在的反抗力量。這又是對中國古代既有體製的效仿。這樣的體系和製度對避免政權的衰朽、保持政權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國專製完善和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共政權又嚴禁通過挑戰體製、危及政權存亡的方式爭權奪利，對這樣的行為殘酷打擊。既得利益者們也非常明白，想讓自己的利益得以維系並傳及子孫、蔭及親朋，就必須去保衛這個獨裁專製的政權，就要去維護這個從頭到腳皆是“利”的黨。

說到既得利益階層，不得不提及一個特殊群體，即青年學生。近代以來，青年學生因其相對豐富的知識、單純清白的靈魂、迫切求變的熱忱、橫掃舊物的勇氣，始終是推動各國進步和變革的先鋒軍。中國自清末到民國，歷次變革和自強運動，都少不了青年學生的踴躍參與。中共從萌芽到奪取政權，青年學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學生運動一直是中共革命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打擊軍閥及國民黨政權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當中共掌握了政權，就對學生運動嚴防死守，在大學建立了以黨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為兩大基礎的管理體系，其控製程度遠超當年國民黨軍警特憲對校園的滲透。橫向對比，它也遠較大多數專製國家對高校的管製嚴酷，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為頑固的政權如朝鮮可以相比。只有兩個時期比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於毛的政治需要，學生被動員起來“鬧革命”，官僚體系一度喪失對校園的管控權。但那時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時候都更是政治絕對禁忌，一切造反運動前提都是忠於中共及毛個人。上世紀80年代則是中共統治期間大學空前也幾乎絕後的自由期，青年學生重新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在八九民運中更是起到主導作用。那十年左右的歲月也是中國的大學最像大學、學生最像學生的時期。

但六四之後，中共在大學重新恢復了嚴酷的管製體系，青年學生和高校教師被嚴格的管束和監視了起來，大學裏的政治活動銷聲匿跡，學術自由也被扼殺。相對於毛時代，六四之後中共對大學的管控更加專業化和富有韌性，沒有了疾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與批判改造，代之寧靜平和表象下的威壓與麻醉。不僅行動不再可能，師生們即便口頭批判或揭露也動輒被約談，寒蟬效應讓師生們只能自我審查、遠離批判性政治。大學開展全面的洗腦教育，灌輸忠於黨和政府的價值觀，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實際作用的是，中共政權誘導師生們轉向功利主義，放棄家國天下和社會責任，轉而“悶聲發大財”的追逐私利並暗示可不擇手段。中共在高校裏的這種誘導與90年代及之後在社會上倡導的風氣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誘，腐蝕道德、麻痹心靈，變成中共擁護者和同路人。而到了習近平時期，對高校的高壓控製變本加厲，大學也成為維穩體製的關鍵一環，將最具變革動能的青年學生套上沈重的鎖鏈。在堵死社運和革命這一面的道路同時，中共給予青年學生尤其重點院校學生以不菲的待遇，並將其中的優秀分子吸納入體製，保障他們成為這個政權下穩定的既得利益者。讓世界各國專製者和守舊派最頭疼的“不穩定因素”，就這麽被中共軟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罰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變革中國能力的既得利益者們中的絕大多數，在現實面前普遍選擇認同中共的專製統治，保持著對體製的忠誠。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實踐中越來越傾向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權”與“利”，抓牢基本盤，以維持政權穩定。這就讓“堡壘從內部攻破”變得同樣不現實。

所以，即便中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非常突出、社會矛盾相當嚴重、習近平等中共強硬派的倒行逆施多麽的過分，只要以上這幾點沒有改變，中共政權就會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說中共倒臺，就是發生劇烈的公開的動蕩都不可能。

（六）由專製走向民主的路徑：中共獨裁下中國的出路何在？
根據上一節內容，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一個結論，即中國擺脫中共專製、走向民主自由存在著極大的困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希望渺茫。

我們可以將其他由專製走向民主的國家轉型的背景，與中共統治下中國的情況做對比，來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樣實現民主轉型、獨裁政權反而愈加穩固的原因。

蘇聯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專製國家的劇變，是在經濟雕敝、政權萎縮、體製退化、歐風美雨、人心思變的背景下發生的，變革不僅是民間和在野勢力渴求的，也是統治集團中多數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識。斯大林模式禁錮這些國家太久了，計劃經濟下物質貧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專製與文化管製越來越疲乏，一切都死氣沈沈，看不到國家未來的希望，貧困和破敗下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何況，擺脫蘇聯的影響，還符合東歐民族主義者的要東歐各民族各國都對俄國幾百年來的擴張主義保持警惕和不滿，自由民主與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義者和民主派的訴求有著明顯的重合。蘇東地區還長久的受地理距離、心理距離都很近的西歐人文精神、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開放文化的影響，效仿西鄰、走向更文明的社會，是蘇東各國許多民眾尤其知識分子長期向往的。

現在和可預見未來的中國則不然。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物質充盈，問題在於不均而非整體的貧困落後。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生活的並不差，甚至要好於外國類似階層。而特權階層更是從中國的高速發展中巧取豪奪，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這些人都沒有變革的意願，掌握話語權和擁有影響力的人是樂於維持現狀的。政權雖說不上活力四射但並沒有僵化和暮氣，能夠做到與時俱進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發點不是為人民而是統治集團自己。中國的管理體系雖然官僚主義嚴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卻不容小覷（例如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與民主國家的比較），哪怕這種效率是以損傷公民的權利和消耗納稅人財富為代價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對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過各種洗腦和誘導，讓多數國人在思維中將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與追求自由民主這二者對立了起來。中國從歷史、地理各方面也都遠離西方，自成體系，發端於西方的現代人文精神對中國的滲入相當有限，中國本土的、傳統的東西始終占據主導地位或起碼作為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與世界各地本土的、傳統的東西類似，它們是與現代文明相抵觸的。

韓國、臺灣地區、葡西和拉美右翼專製的垮臺，則很大程度在於國內民間政治反抗運動的成熟和強大，相對獨立的輿論環境和自由的學術氛圍，以及與政權關系緊密的歐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壓力。這些通常是由右翼軍政府掌權的前獨裁政權，在社會控製力上與中國及斯大林模式國家有著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軍人專政的韓國，軍政府時期一直都有實質性的選舉，也始終有反對黨的存在和反對派人士的公開活動。軍政府時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許在一個指定的反對黨中，擁有國會超過四分之一的席位，雖受限但仍可獨立活動、監督政府。這些國家的政治反對勢力一直在從事活動、積蓄力量，並一直有取代舊政權的能力和相應的班底，終於在1980年代前後紛紛取得了對獨裁政權鬥爭的勝利。各國軍政府時期，即便有一定的輿論管製，但獨立的傳媒、揭露真相和批評政權的聲音始終存在，並在變革的關鍵時期發揮了啟蒙和動員民眾、阻嚇政權鎮壓等重要作用。而作為各軍政府“友邦”、政治經濟軍事夥伴的美英法德等國，則經常向這些政權施壓促使其改善人權、還政於民。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則完全沒有這些右翼軍政府統治下留給政治反對勢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壟斷了政治權力，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反對黨存在，也不允許公民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即便在開明的80年代，也沒有能夠挑戰中共的在野政治勢力存在。中共對於政治反對勢力一直是高壓嚴打，對於擦邊球性質的公民組織也百般打壓（當然習時代也像對待政治反抗者一樣完全撲滅了），根本沒有他們公開活動和生長的空間。中國也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際政治意義和真實性的選舉，各級立法機關代表和行政首長實際上都是指定產生。中國的輿論被政權壟斷和完全程度的管製（習時代更是禁絕了哪怕是溫和的批判與揭露），新聞自由指數長年在倒數前五徘徊（僅略好於朝鮮等幾國）。當政治反對被扼殺在萌芽，也就不存在鬥爭、周旋、積蓄力量之類了。中共政權的“友邦”多是獨裁半獨裁國家，他們在一起當然不是互相促進民主，而是在交換馭民之術。

南亞、東南亞及非洲（簡稱“兩亞一非”），也有許多由專製走向民主的例子。“兩亞一非”的前專製政權，大多（尤其非洲的）相當不穩定、權力基礎不牢固、沒有完整系統的政策綱領、對社會的控製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領域和中央層面實行一黨專製或一人專製，但觸角很難深入地方和基層，專製也無法統製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其他領域。其專製體製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個政治強人及數量有限的親信，依托槍桿子維持統治，社會治理也是一團亂麻。這樣的專製政權就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當政治強人失勢、流亡或死去，獨裁政權往往也跟著就灰飛煙滅。即便有些獨裁者有繼承人，其繼承人對國家的控製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這樣的政權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們的力量有些成為新的專製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製（哪怕其民主和專製一樣不成熟、低質量）。此外，“兩亞一非”的獨裁政權還往往面對實力強大的反政府武裝、民族地方武裝、宗教極端武裝等大規模和成建製武裝力量的挑戰，甚至會被這些反政府武裝推翻。這些獨裁政權對軍隊的依靠也時常不靠譜，政權垮臺時普遍都失去了軍隊的支持，甚至有時軍隊恰成為推翻其專製統治的決定力量。

而中共的專製政治非常鮮明的特點就是穩定、高效、組織性強，也有系統化體系化的政策綱領和理論體系，在管理國家和民眾方面頗有一套純熟的技藝。對基層的滲透和控製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國民黨政權曾經對中共進行了多番猛烈打擊，都沒能摧毀中共強大的組織基礎，中共反而越發茁壯。至於“兩亞一非”獨裁政權頭疼的成建製的反政府武裝問題，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決了。中共也始終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支部建在連上”和政委製度，以及廣泛發展基層黨員，讓軍隊成為中共政權結構的一部分。“黨指揮槍”、確保軍隊對黨的絕對忠誠，早在中共建軍初期就實現了。這樣的政權顯然不是“兩亞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獨裁政權可比。

曾輝煌一時的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則是在侵略擴張失敗後，在外國占領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納粹和日帝都是極具擴張主義欲望的獨裁政權，在國內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後，抑製不住突破自身國土限製的欲望，發動侵略戰爭試圖擴大版圖和勢力範圍，最終被反法西斯陣營擊敗。為避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復活，戰勝國推動德日兩國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體製的國家。納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時，兩國內部都沒有可以顛覆政權的力量，但外部幹預做到了。蘇聯的解體也被認為與其擴張政策耗竭國力、招致國際反製和圍堵有重大關系。還有像烏幹達的阿明政權、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這樣罪惡累累的專製政權，同樣是因其對外擴張和挑釁（分別攻擊坦桑尼亞和越南），導致外敵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曾在內戰中勢如破竹、距統一全國近在咫尺，卻因支持和庇護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在911事件後遭到美國打擊而垮臺。這幾個典型案例說明，當國內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國專製政權時，外部幹預、境外的力量可以結束好戰政權的專製統治。

中共領導的中國崛起後，國內外有不少人都拿納粹和日帝做對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權領導下中國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但是事實上是，中共自身並無侵略擴張、發動戰爭的欲望，當今的國際環境也不同於上世紀30、40年代。對中共而言，奴役十多億人已經足夠它吸血寄生，並不需要冒著兵敗黨亡的危險對外擴張。甚至，它對於武力收復屬於中國的臺灣都沒有實質意願（包括建國後對香港澳門都沒有動兵），僅把臺灣問題當成樹立標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蘇聯因擴張主義招致國際幹預、製裁，最終政權覆亡的教訓，對外韜光養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務上采取防禦姿態，對無直接相關的國際事務選擇置身事外，以換取國際社會的“不幹預”、對它統治中國大陸及大陸上十多億人的承認。國際社會尤其各大國也的確沒有去顛覆中共的統治，甚至美日等國在一些時期出於各種原因積極扶植和滋養中共政權，樂於看到它繼續統治中國。

綜上可知，世界其他前專製國家的民主化路徑都不適合中國（或者說都無法在中國施行），中國的確“自有獨特國情在此”。而“獨特的國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製造而形成的。一些學者將中共對中國的統治稱為“完美獨裁”，所言不虛。近現代以來世界上的獨裁政權很多，但既讓經濟蓬勃發展，又同時完全壟斷政治權力，將政治抗爭和公民社會扼殺於萌芽，還有嚴密的組織性與高效的社會治理，且內斂而不好戰的獨裁政權，中共是絕無僅有。

那麽，我們就什麽也不做，坐視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讓國人活在不公不義、沒有民主法治的處境中嗎？

這不應該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有責任去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同胞做些事。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們要嘗試每一個方向，不放棄任何促成變革的可能。

當行動暫時不可能，我們還能傾聽、思考、記錄、傳播。中世紀之後的歐洲，先有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然後才有了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歐洲的政治革命。清末的中國，也是先有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的啟迪，後有的反滿反帝製共和革命的烈火燎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發布之時雖沒能撼動蘇聯體製，但讓西伯利亞監牢裏的聲音得以流傳廣布，本身不就很偉大嗎？同樣巫寧坤的《一滴淚》無法改變文革的悲慘過往，但記憶和傾訴本身不就是一種珍貴的價值嗎？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確是虛弱無力的。可是，如果我們連這塊陣地都放棄，那才是十足的墮落。知識分子就要在這絕望的時代著書立說，為革命做啟蒙、為時代留記憶，為後人鋪前路。

思想啟蒙的重要一點，是促使國人將日常生活中涉及權利及生計的問題，與國家體製、政治環境聯系起來。中國的許多民權民生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體製問題。當然政治民主化後各種問題還會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決途徑。政治的枷鎖一日不除，一切問題都沒有公正公開解決之時。當人們知道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就不會再對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變革才會在眾望中到來。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終歸還是有有良心之輩的，或者說良心不會徹底泯滅。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哪怕還有10%沒有被利欲和環境所汙所吸，就有萌發變革的種子。我們又要回憶清末民初了，那時中國上層家庭的青年們，正在超越自身的階級和私利，去為那些被壓迫者爭取解放，為著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而奮鬥與犧牲。難道，一百多年後的國人，真的全都墮落了嗎？我相信並不是的。當到了某個時機，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處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學生站出來，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數人也不會死硬的對抗到底。

不少國內外學者都把中產階級的壯大作為實現民主的重要條件。當然，在中國如今中產階級大都是體製內或間接依附體製者，所以這一條看起來失靈了。不過，中產階級壯大的一些影響還是存在的，如對權利、法治和尊嚴的追求，以及更加豐富的知識、較高的社會地位及其帶來的更強的議價能力，都對實現民主有促進作用。如果中國中產階級進一步壯大，壯大到超過人口的一半，組成成分更加復雜，非依附者或淺依附者越來越多，他們整體還會像現在這樣對政權順從嗎？到時民主轉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動力。

一旦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並且形成聯動和呼應，中共政權就很難鎮壓下去了。只要未來某個時間全國各大城市的主流群體、各階層都普遍參與了遊行示威，政權就投鼠忌器，不願意冒著與全國人民為敵的風險大規模鎮壓。那時政權想要進行完全的信息封鎖和屏蔽，也很難做到。想實現這一步不容易，但只要這一步實現，人數足夠多、聲勢足夠大，超過了中共可以以較小代價平息的閾值，那人民的抗議就可能促成政治變革的成功。

關心中國、關心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們，世界同胞們，也不要再袖手旁觀了。幫助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體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這個世界，還有幾個如中國這樣處在如此嚴酷的政治環境、輿論控製和網絡封鎖中？這裏有十幾億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各國的政治家、議員、各界賢達，不要忽視和遺忘，不要被欺騙，不要麻木不仁。

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民主化，並且都實現了一種高水平的、真實的（而非如今如俄羅斯那種空有民主軀殼的國家）民主政治，那麽孤立的專製中國也就很難獨立支撐下去了。等到如朝鮮這種高度專製的近鄰都走向民主，中共又能堅持多久呢？世界各處民主力量的勝利，也都為中國走向民主的勝利做了貢獻。

中國也需要戈爾巴喬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陸也要有蔣經國，需要有意願主動推行改革的當權者。我們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個肯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人，會讓變革早許多年到來，讓變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

中國更需要理性和有責任心的大眾。變革過程必然是驚心動魄，各方利益碰撞摩擦。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爭取權利，但也需要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協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輪血雨腥風和爾虞我詐。強者克製、弱者有節，轉型才會公平和文明。這些雖是變革發生後的事，但提前做些設想和預備總是好的，哪怕到時候這些天真的想法會被現實迅速打碎。

中共盤踞在華夏大地已過了百年，它早該退出歷史舞臺或進行徹底轉型。可是它就是不退出，以億計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沒有抗爭就沒有正義，沒有行動就沒有改變。我想，終有一天中國從北上廣到疆域邊陲，到處都是拳頭與吶喊，暴力機器也將為眾誌成城的正義所懾，槍口上插滿鮮花，億萬民眾一起歡呼，昭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沒有政權可以萬世永存。再晚，也一定會有這樣一天，中共專製終結、中國民主到來的一天。我們也明白，那並不是正義的終點，只是中華民族由黑暗駛向光明旅途中早該抵達的一座大站。

中國社會的社會矛盾與解決方法

一個幾乎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如今的中國社會矛盾極其尖銳、累積問題十分復雜、轉型希望非常渺茫。政治上的專製達到數十年以來最嚴酷的狀況，政治改革早已停滯。而經濟下行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收入分配不公程度也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意識形態上保守反動，輿論環境令人窒息。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的種種弊端並未因物質總量豐富而有根本改善，在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反而越發惡化。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境遇的人和人群之間的矛盾越發激烈和難以調和，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的對立越發嚴重，社會互信程度和公共責任意識都在下降，惡性公共事件及系統性暴力都在增加。窮困者、女性、殘疾人、少數群體的處境日益惡化。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未來走向何方？有誌於改變中國現狀之士應何去何從？現實的跡象是不樂觀的。一部分人被現實征服、被強權征服，選擇認同乃至贊頌現行的製度與規則，依附於體製和強人，成為專製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犬儒主義、精致利己主義的擁護者踐行者。

而另一部分人則相反，否定現在的一切，主張暴烈的、徹底的、毫不妥協的變革，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打倒對手，徹底壓服或消滅對方，用代表己方價值觀和利益的思想體系完全取而代之，在一切問題上選擇最極端最鮮明的選項。

前者自不待言，我們不應該對如此惡劣的現狀聽之任之甚至積極參與，讓它繼續存在。但後一種就是好的了嗎？估計大多數人在理性上也並不贊同。可是事實上，推崇後者的在主張變革者中大有人在。就像近期崛起的青年毛派，就堅持激進的毛主義路線，主張階級鬥爭和清算。而民主派中也普遍存在主張使用激進手段進行革命者，對和平理性非暴力嗤之以鼻。

這種極端化的價值取向不僅存在於宏觀的政治議題中，在微觀的社會問題上同樣非常普遍。在勞動、就學、就業、提供和接受服務等過程中發生糾紛或利益沖突，人們往往想的不是妥協，而是盡最大可能損害對方，並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得“全勝”，甚至不惜致對方於死地。

這樣的政治和社會風氣令人恐懼，這極大惡化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導致人心敗壞，各方都絞盡腦汁折磨對方，同時千方百計逃避自身責任，為此喪失誠信、道德、同情心。在一次次零和博弈中，誰都害怕失敗，因為失敗一方會付出慘痛代價。這也會導致罪惡升級，人寧做大惡不做小惡，寧把壞事做絕而沒有一點手軟和猶豫，反正無論有意無意、錯事多輕多重，都不會被寬容和諒解，會被對方往死裏整，那還不如放棄底線不擇手段，這樣反而能夠利益最大化。人們也越發將道理是非拋至一邊，只迷戀實力、手段，變得越來越功利、陰險、不要臉皮和良心。如此惡性循環，最終變成只有勝敗貴賤之別沒有黑白對錯之分的叢林社會。

具體表現事例在中國的現實中比比皆是。最典型莫過於刑罰製度，如背上違法犯罪記錄讓一個人終身被打入另冊，親屬也會受到牽連。涉及刑事犯罪的公職人員、國企和事業單位職工、學生一律開除。但這種製度並未真的阻止犯罪，相反導致人們在犯罪後不敢承擔代價，拼命逃脫責任，最終導致更多的更大的罪惡。這類有編製的社會既得利益者因為害怕承擔責任而喪失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共同體，將實際的法律變成“刑不上大夫”。執政者和執法者為維持政權穩定，極少對這些在編人員進行刑事處罰，因為無法承擔這些精英分子反叛體製產生的沖擊。嚴刑峻法反而成了擺設，這反過來又誘使在編人員變得有恃無恐，越來越多人做出應受刑事處罰的事卻安然無恙。這又導致又多了一條法不責眾，然後在編人員愈發有恃無恐，成為驕橫跋扈的特權階層。

還有些後果已經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例如醫療人員收受回扣等行為依照法律是刑事犯罪，然而如今凡是三甲醫院幾乎無人沒有回扣等非法收入，按照規定中國所以大醫院醫生全部需要坐牢。這導致的實際結果則是所涉法律變成廢紙，政權根本不敢執行該法，於是出現了醫護全員罪犯卻全員不受處罰也無法處置的怪現狀。這反過來又導致收受回扣蔚然成風、越來越肆無忌憚。如果法律能夠有梯級漸進或者退路條款，就不至於發生這種法不責眾的情況。

相反，如果刑事處罰結果並不那麽嚴重，不至於直接開除永不錄用，或者說根據不同情節分別處置而不“一刀切”，那麽在對他們處罰時反而不需要有那麽多顧忌，處罰反而能夠得到執行，因為這不至於摧毀其一生前途，他們也就不會殊死抵抗。

還有例如信訪製度，中央根據信訪數量而不分具體是非問責地方政府，就催生了各地政府的截訪等對訪民的迫害行為。然後中央又對此不予打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方面粗暴問責，一方面放任迫害訪民，導致信訪製度變成加劇上訪公民受害的工具。不止信訪製度，許多問責機製看似很能震懾責任人，但是反而促使責任人製造更多更大的惡行以逃脫懲罰。如高校和中學為避免學生自殺影響學校聲譽、承擔連帶責任，幹脆清退走“問題”學生，導致試圖自殺的學生更加絕望，處境更為惡劣，自殺動機更強。

上升到更高層次和更宏觀層面同樣如此。中共政權的確已經惡貫滿盈，但是具體到不同官員不同政治人物，還是有其區別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一棍子打死、要清算所有人，那最終只能迫使政權內部團結一致對外，也不會再有開明派進行改革。相反，開明派會被政權保守派和民眾夾擊，政權會越發邪惡和喪失底線。托克維爾在《舊製度和大革命》中就提到，革命爆發往往不是最黑暗的時候，而是政權願意做出改革、開放社會縫隙的時候。問題是這種道理政權也懂，中共比民眾更懂，他們看到老百姓吃硬不吃軟，為了不當路易十六們，會更加瘋狂的倒退，反正沒有退路就死硬到底，老百姓更加長久和嚴重的受難。而激進革命派主張的徹底打倒和清算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現實是只會導致政權拒絕退讓變本加厲鎮壓，最終苦的還是老百姓。

我個人在以前，立場也是對惡要徹底鏟除、以鮮血實現正義。但是隨著越來越多了解歷史、現實和人性，就發覺這樣並不能實現正義，只會導致更多罪惡的滋生和黑暗的延續。壞人也是人，他們做壞事的同時也有七情六欲，也恐懼成為階下囚甚至送上斷頭臺，所以在存在這種危險情況下會不惜一切喪失底線的作惡，以保住既得利益。從他們角度這樣也是無奈，如果妥協，不僅既得利益不保，連基本尊嚴和命都沒了，家人可能還會遭殃。

於是，越是壞透的當權者越可能幸福安全度過人生，因為人民害怕他們；越是有點人性和願意改革妥協的，越可能被推翻甚至掛上絞刑架，因為他為人們覺醒和反抗提供了縫隙。這實在是太諷刺卻又十分現實的事。

作為有情感和理性的人，不應該推動事情向這個方向發展。我們只有對願意改革、妥協、對話的當權者回以善意，寬恕其因為製度和現實不得不做的罪惡，摒棄不同立場和利益導致的前仇，而把矛頭對準那些最為頑固的死硬分子，才能讓越來越多的當權分子站在人民一邊，以最小代價實現民主轉型。哪怕這些願意改革的人也有血債，也是剝削者壓迫者。這當然不是徹徹底底的公平正義，但是卻是最不壞的選擇，可以讓光明提早到來許多年，少損傷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命，可以讓若幹億人都能減少甚至免於專製的創害。

許多人嘲笑西方的“白左”，認為他們是“聖母婊”，單純和幼稚，對壞人忍讓寬容、沒有是非和正義感。但實際上恰恰相反，所謂“白左”普遍是堅持原則、明白是非善惡、堅持真理和尋求真相、同情弱者和各種受難者、必要時堅決站出來並願意付出真金白銀的人。只不過他們在堅持這些的同時，並不贊同以暴製暴以惡製惡，他們深知這樣做看起來爽利、有時可以高效解決問題，但是一定滋生更多仇恨、埋下更大禍根，會導致更弱勢的人最終成為犧牲品（例如殘忍對待一個犯罪的男性，那90%概率他會轉嫁給其妻子和孩子，然後妻子孩子再轉嫁給他人甚至小動物，以及以各種間接方式傳遞傷害）。壞人或者某些事上壞的人也有尊嚴、情感，簡單粗暴的打擊報復、懲治只會讓他們做壞事更心安理得和解氣，也會在未來作惡時更加狡詐和陰狠！而不是改過自新良知覺醒。

“白左”考慮到長遠的、整體的問題和各方利益，不在已有的仇恨上添加新的怨憤，避免弱肉強食的食物鏈傳導，最終反而可以以最小代價、最快時間走向文明進步（哪怕從某些階段和角度是付出了更大代價）。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有怨報怨的社會，則會長期陷入爾虞我詐、暗無天日的環境中，以惡製惡的主持正義者也是造成這種惡果的其中一員。當然，如果某個社會多數是這種以惡製惡又欺軟怕硬的，少數是“白左”，那受害最大付出最沈痛的的確是“白左”，因為他們在為各方的惡買單，包括壓迫者的和被壓迫者的。他們用自己的犧牲減少了仇恨、為殘酷社會帶來愛與希望。

追求絕對的正義、以殘暴對殘暴，或者僅僅是以革命的正義對反革命者實行暴力，那一時痛快或者只是嘴上痛快，實際上無助於國家、社會轉向民主與正義，整體上也不能給人民帶來文明與進步。滿足自己一時的正義感快感，而不顧這帶來的連鎖反應，是沒有道德和責任心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和稀泥、放棄原則。正如前面描述“白左”那樣，要更加堅定的反對、對抗邪惡和不公，對真相有更為執著的追求、對弱者更加真誠的同情和幫助，需要勇敢站出來的時候堅定的站出來，要去積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把那些積郁的仇恨、怨毒的傾向轉化為持守人權、弘揚人性的決心與勇氣。

對許多現實問題，我們都應該尋求以折中方式解決。例如涉及違法犯罪，強化經濟賠償以代替刑罰，以彌補受害者為主而非懲罰加害者為主；對各種不公不義和黑暗，不堅持嚴懲責任人作惡者，但是要無比堅持追求真相、透明度、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減少阻力、最大程度有機會認識、重視和改善問題；涉及勞資關系、分配公平，既不要“剝削有理”也不要無產階級革命和大鍋飯，而是采用費邊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兼顧資方勞方、兼顧效率公平、兼顧國有私有；在涉及強者與弱者的糾紛時，既不要“你弱你有理”無限同情弱勢方，又不要忽視雙方條件背景不同對雙方博弈能力、話語權的影響，就事論事同時又考慮到長遠和連帶問題。

折中主義說起來不容易，做起來更難。這需要有關的雙方甚至多方願意釋出善意、誠實真誠、不被挑釁激怒、明是非講道理、據理力爭又肯讓渡重要利益、有耐心和意誌力。尤其在只有一方願意折中而另一方不願意時，那對願意折中一方的心理考驗堪稱殘酷。

好或許我說的也是一種一廂情願，現實難以實現折中。人的本性就有損人利己的傾向，很難改變和克服。我自己長年都拒絕折中，是激進分子，恨不得將惡人挫骨揚灰。但是折中主義的確是情理法權衡下“最不差的選擇”，不如“東風壓倒西風”符合人性與現實，但比後者多了良知和道義。

中國社會的反智傾向的基本形態

最近，中國互聯網尤其討論政治和社會現實的板塊（俗稱“鍵政圈”）興起了一股強烈的學習、研究、模仿、崇拜毛澤東及其思想理論的思潮。在知乎、B站、豆瓣、微博等中國各大互聯網平臺，到處都充斥著對毛的崇拜與追思、對毛精神的贊頌及毛思想的學習宣傳。“教員”是他們對毛普遍的尊稱，塑造毛既為人師又平易近人的形象。這引發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國內外廣泛的關註。

這些青年毛粉懷念的不僅是毛，還有從中國大革命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歷史歲月。在他們心目中，革命時代是光榮的、勇敢的，是為了打碎舊世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中國。他們也認為，建國後至改開前的中國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工人階級擁有無上榮光，國家工業化建設成就斐然。而毛則是導師，是紅太陽，是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領路人。

他們避免提及毛的過失乃至殘酷的鬥爭史，只把這些當成革命和建設中不得不做出的犧牲。毛粉們也將大躍進、“公社化”、大饑荒、文革乃至更早的肅反整風，都歸罪於下級的錯誤和偏激、外部環境的逼迫，而毛本人卻始終是偉光正的、不容批評非議的。

從根本上說，青年毛派的崛起，是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差距懸殊、官僚資本主義膨脹、社會福利保障低下，以及政治環境日益嚴酷的產物。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已達到驚人的且不可撼動的地步，廣大平民尤其底層生活在艱難絕望中無力掙脫。即便是有一定學歷和知識的小資產階級青年，也被“996”壓的喘不過氣來。近來流行的“躺平”、“內卷”等話語就是國人不堪重負下的調侃和呻吟。

同時，近年來中國輿論管控日漸強化，自由派受到重挫。因而，許多國人尤其關心政治的青年學生，普遍而迅速的轉向了毛主義。在2010年代及之前，毛主義多流行於中老年人之中，在青年中非常邊緣化。但如今，青年人卻成了粉毛的主力軍，他們在互聯網上製造的聲量遠超那些老年毛粉。

眾多青年成為毛的擁躉，從情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今社會競爭殘酷、階級對立嚴重、人人缺乏獲得感與安全感，渴望有政治強人橫掃汙穢。而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更使部分年輕人仇恨權貴和資本家，試圖“等貴賤、均貧富”，實現平等與大同。而宣揚民主憲政的自由派思想又被遏製，所以壓抑的怒火都借著毛主義之火在思想上燃燒起來了。

但從現實角度，青年轉向毛主義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為這意味著暴烈的鬥爭政治、反智主義、個人崇拜的卷土重來。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確有一定可取之處，但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好東西。毛本身是一個殘忍的獨裁者，從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歷次浩劫，毛都是始作俑者、第一責任人。沒有他的指揮、鼓動、首肯、默許，反右、文革等災難就不會發生，“一大二公”導致的大饑荒和工業浮腫他也是心知肚明。

在毛時代，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如工人、農民兩大社會保障懸殊的階級，以“剪刀差”殘酷剝削農民、以戶籍製度嚴密控製農民，進一步又有“地富反壞右”這樣的“黑五類”區分，上面則有形形色色的幹部作為那個時代的特權者作威作福。毛時代沒有平等，相反比改開至今中國的階級分化更加清晰而赤裸。現在的人至少還能通過考學、經商等方式改變身份地位躍升階層，人與人名義上也是一律平等的。但是毛時代則是在檔案和個人身份證明中直接劃分等級，等級之森嚴、被壓迫者之悲慘，甚於封建農奴社會。這哪裏是毛粉們說的平等的天堂？

即便當時被擡高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其實仍然處在各級幹部之下，要接受各式各樣嚴厲的紀律約束。在資本主義國家常見的罷工和理所當然的言論自由，毛時代的中國工人都是沒有的。中國的工人從沒真正享有民主，不僅不能選舉政治領袖和管理國家，在選舉廠領導和管理工廠中，普通工人也敵不過領導幹部“內定”和一言堂。工人各種福利分配乃至外出旅行的權利都被各級官僚攥在手裏，人身自由和基本所得都受控，這怎是國家主人，反而是國家奴仆罷了。

至於說改開前中國工業的成就，是嚴重誇大、浮腫的，雖然產量不低，但是質量堪憂。那時全國各城市包括縣城甚至鎮甸都有各種廠礦，除鞍鋼、“一拖”這樣鼎鼎大名的工業巨人，其他的絕大多數工業企業和產品都是勉強運轉、自產自銷的破爛工程。“兩彈一星”則是克服了各種政治運動的幹擾破壞造出來的，而非在各種政治運動加持下生產出的。包括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理論和實踐，也是其克服了文革的迫害、熬過毛時代的殘酷，才最終推廣向全國乃至世界的。而毛粉則完全顛倒黑白，把“前30年”的成就當成毛及毛發動的政治運動、毛時代體製優越性而得到的，荒謬無稽。

那個年代，不僅工業產品短缺且品質低下，農業和服務業更是差劣，除主糧外限製發展農副產品，計劃經濟完全與市場現實需求脫節，經濟毫無活力，各行各業都是短缺和貧乏狀態。而高級幹部則享有各種特供，儼然人上人。這樣貧窮落後、物質匱乏、分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哪裏是人間天堂？

也有人將反右之前及文革期間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當成言論自由的表現。事實上，“反右”之前的“鳴放”只是毛自己都承認的“陽謀”，以挖掘出“反黨反共分子”，後來幾百萬人被迫害。而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只是限定在特別範圍內的批判整風，而不允許向黨、向毛挑戰。遇羅克、林昭、張誌新的結局就證明“離經叛道”的鳴放是什麽下場。“四大自由”只是毛及政權用來整人的工具，並不是捍衛言論自由的法條。

還有人聲稱那個時代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取得很大成果。某種程度是對的，毛時代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推動了婦女解放。但是那個年代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沒有什麽權利，男女享有的權利都很少，又需要承擔相同或相近的勞動義務，所以實現了某種“平等”。但這與現代女權主義追求的更加進步全面的在工業化社會中的女性權利保障和女性解放，還差著十萬八千裏。還有人居然將申紀蘭標榜為推動男女平等的先鋒，她只是個橡皮圖章罷了，國家政策根本沒有征求她以及所有普通婦女的意見，而是其他政治考量。

毛派不僅陷於歷史虛無主義無法自拔，也不能提出對當下實際情況具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很顯然，在當今中國再次發動毛式革命不僅不具現實可行性，也不具備法理正當性，更沒有目的正義性。毛時代的革命和政治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不應該再重復發生，這雖然不被毛粉認可，但目前至少仍是中國大多數政治參與者與旁觀者的共識。

青年毛派雖然遠比那些“老古董”毛派要有知識、有視野，但仍然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改變中國現實的綱領、方案和細節。例如如何改變現在中國穩固的既成秩序，哪怕撬起一個角落？之後如何建立一個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避免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如何確立所有製結構和分配結構，兼顧效率與公平？……這些他們都淺嘗輒止或幹脆閉口不言。青年毛派們只是會一遍遍重復和咀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裏的各種段落和詞匯，試圖用這一早已逝去人物的“喻世明言”對照現實，對現在的中國現狀大張撻伐，然後提出一些高度空洞抽象的革命目標，用毛式革命話語自欺欺人、在麻醉中高潮。

毛派思想雖然並非毫無可取之處，但本質與人類理應走向的目標相背離，客觀上不可行，主觀上醜惡。因此，毛派思想在中國的這輪復興弊大於利。它雖然一定程度可以激發人們對現行體製的不滿、促使人們認識到各種剝削壓迫的醜惡以及人民苦難的深重，卻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讓當政者利用毛派思想沖淡、壓製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和憲政中道和平理性的進步思潮，打擊自由派在在野勢力中的力量。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看，這輪毛派復興都不可能對現體製造成重大實質影響。但這次毛主義在青年人中的大熱，卻的確值得我們反思和警惕。顯然，惡劣的洗腦教育、缺乏對歷史的反思、長期的輿論控製與信息封鎖，造成了青年一代思想的畸形。他們將那血色殘陽，看成了“最美的意象”，沈浸在非鄧則厚毛的幻夢中，嘴角露出了微笑，卻淌著流涎。他們感知到了社會現實的不公不義，卻沒有選擇以光明正大之途抗爭，而是選擇以惡製惡，甚至試圖以更加嚴酷惡毒的人和體製取現行者而代之，若真的實現，中國不知又有幾次多少年的浩劫。

真正能改變中國的，讓中國向好的，還是民主憲政等普世價值，是尊重和捍衛人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保障真實的普選與代議，兼顧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兼顧效率與公平，兼顧經濟繁榮、民主法治、平權與平等分配。我們還要記錄歷史、反思歷史、教育後人，摒棄極權與個人崇拜，不要讓“反右”知識分子慘劇、大躍進和公社化的大饑荒悲劇和文革浩劫重演。

女權運動的利弊得失

最近兩年席卷全球的反抗性侵害的「me too」運動，引發了巨大爭議。我就性侵害問題的是是非非寫了一篇分析文章，探究性侵害問題中性侵疑雲的真相與謊言、性侵害對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影響、社會輿論的正負作用、公檢法機構對性侵問題的態度與原因、me too運動的利弊得失、解決性侵爭議的設想等。我盡可能希望從不同角度分析事情是非曲直，同時站在對立雙方立場上思考，希望最大程度客觀中立的呈現問題的復雜面貌和本質。
        最近引發社會廣泛關註的「阿裏女員工控訴被同事性侵」案告一段落，涉事男性以行政拘留、不涉及刑事犯罪而免於刑事起訴告終。而有媒體曝出，涉事女方在控訴中有撒謊、誇大事實的情況。這又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對女方涉嫌訛詐、報復、陷害的批判聲浪不斷。而9月8日又發生一起案件，一位女乘客將出租車司機刺傷，而新聞評論區立即出現了「這個女的有臆想癥、神經病」之類言論出現，並且預設式的說「又會有打拳的（女權分子）說是女的被男司機性侵才傷人」，暗示這種指控的不實。緊接著，9月14日，弦子訴朱軍性騷擾一案一審宣判，因證據不足判決弦子敗訴。於是，除女權圈子外的網絡輿論一片指責弦子「誹謗」，對弦子及其支持者百般嘲諷，並希望朱軍反訴乃至公安介入讓弦子付出代價。

    而這樣的輿論爭議、對疑似受害者的汙名化並不是個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也絕不只是出現在熱點新聞的網絡輿論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生活中各種涉及男女關系、性騷擾/性侵嫌疑的事件中。只要有女性指控遭遇性騷擾、性侵害，又尤其指控被熟人侵害，除非證據十分確鑿、事實完全清楚，一般情況下一定會有大量輿論指責當事女性，具體言辭諸如「不爽了所以誣告人家」、「為了訛錢」、「有臆癥/妄想癥/精神病，是在幻想」、「有矛盾了所以誣告報復」等，從專門針對女性的蕩婦羞辱，到包括損毀任何性別的指控者的人格滅殺，應有盡有。當然，否認性騷擾的加害嫌疑人也普遍使用這些言論。在一些被廣泛報道的性侵爭議事件如邁克爾·傑克遜侵犯兒童案、朱軍性騷擾弦子案、劉強東性侵案、伊藤詩織案等中，都可以充分看到這類對受害者或者說疑似受害者的人身攻擊、人格侮辱說辭。

    在性騷擾指控事件中，的確存在這些動機和原因造成指控不實、冤枉相關男性的可能（而且可能性並不低，甚至說也很普遍）。一方面會有許多人為嫌疑人辯解，但是也會有非常多的人（尤其在互聯網上）猛烈譴責嫌疑人、同情疑似受害者，並且在事實還不清楚情況下就蓋棺定論，甚至對嫌疑人乃至家屬進行人肉搜索、網絡暴力。被誣陷性侵者的名譽會受到沈重打擊，甚至被摧毀整個生活。但是同時，也有大量指控屬實，受害者身心受到巨大創傷，甚至精神失常無法生活。此外，還有更多的女性在受到性侵害包括強奸輪奸之後選擇忍氣吞聲，以至於受到重復侵害，身心受創和對人生的打擊更加沈重。而受性侵害的女性選擇忍氣吞聲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就是擔心這些輿論指責。

    而性侵犯又是一種非常特殊、極難取得客觀證據的侵害行為，發生場所或者環境高度隱秘，侵犯過程不易留下證據，且即便留存精液等情況下，侵犯的非自願性也無法得到清晰證實。除了極個別證據鏈非常完整尤其有視頻監控或敢於作證的目擊者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無法通過客觀證據分辨是非，而是靠對雙方口供的對比分析，主觀性非常強，嚴重依賴於自由心證。即便有類似於性侵害的行為，究竟是不是非自願、是不是違背婦女意誌，並不是那麽容易判斷。強製與自願間有巨大的模糊地帶，甚至在傳統性觀念中，這種模糊地帶被認為是男性追求女性理所當然可以突破的。有些情況下的確是看雙方主觀上是怎麽想的而不是客觀行為，這就太難判定了，一般都會無罪。進一步說，即便判斷是非合意的強奸，那強奸案對於女性的傷害程度也很有主觀性，不同的受害者不同情境不同環境以及不同的價值觀下，心理受創程度大相徑庭（而且確實很受女性對性侵的主觀態度影響，一些人所稱的「你不在乎就好了」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同樣的情況，可能有些女性的確不當回事，像喝杯水吃頓飯一樣平常（並非貶義，這也是一種無可非議的反應），或者非常堅強的克服，還有的則會精神失常、自殺），而受害程度往往也只能依靠當事人主觀訴說，這種訴說真實性也有各種疑問（當然同時疑似加害者的辯護詞真實性也很有疑問）。

    根據現實情況，任何糾紛的受害一方誇大事實甚至在真實中編織部分謊言是很普遍的，加害一方盡可能回避事實避重就輕也是普遍的，性侵害案同理且情況更嚴重。所以導致是否定罪、如何量刑，都存在各種困難，需要復雜的博弈與權衡。而性侵害事件的危害性質也很特殊，對於雙方中任何一方的名譽、前途命運都有重大影響，事敗一方甚至可能毀掉一生。這也就導致一旦指控開始，無論在輿論上還是派出所和法庭上，雙方都會竭力證明錯在對方，並且同樣竭力為自己開脫，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還有一個被忽視或者被有意無視的問題，就是性侵害尤其非強奸性質的性騷擾，是相當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幾乎比任何其他一種違法犯罪行為都要多。這是由於人類作為動物的一種、存在動物屬性的必然現象（當然，必然現象並不一定是合乎情理和文明，更不一定是應該被允許的）。人類的進化史就充滿著性與性暴力，一方非自願的性接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人類進化到文明出現，逐漸開始克製性，尤其對非自願的或破壞倫理及秩序的性行為進行了禁止，但屢禁不止（甚至設立禁忌反而誘發了更強的挑戰禁忌的欲望，人（至少部分人）有挑戰禁忌的沖動，而在性方面尤其如此），性沖動根植於人的生理本能。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道德與法治觀念及製度建設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並不能十分有效的阻止性侵害的發生，性侵害依舊是個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即便是看起來非常正派的人物，在性方面也不見得沒有齷齪之處（而且這樣的人違法犯罪包括性侵犯更有隱蔽性和迷惑性，不易被懷疑，被控告舉發後也很難讓人相信是真的（當然，這並不是說看起來正派良善正直的人都值得懷疑，更不應該用這種懷疑眼光和態度對待這樣的人，而且可能性當然還是低於那些品質差的，只是說不要排除這種可能性）），普通人就更不用說了。

    性侵害的普遍性和傷害的嚴重性、性問題的隱秘性，公之於眾（哪怕是小範圍）之後對一方乃至雙方產生的巨大破壞性，以及這種破壞性延伸到社會對社會穩定與秩序的沖擊，導致這一問題成為社會的一個特別的敏感問題。這個世界需要倫理道德、各種規則下穩定的秩序才能得以運轉，而性侵害又是倫理道德規範中既最有禁忌性、又最易突破的環節。如果違法必究的去追責每一起性侵案，那涉及的人之多、牽連的社會關系之廣，影響到的人類活動之普遍之嚴重，是人類社會無法承受的。法不責眾任何時候都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尤其涉及嚴重犯罪的情況下。

    而又由於性侵害的公開化（尤其積累到一定規模）對社會秩序整體（包括小的社區、學校、工作單位及其他組織機構，到地域、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社會）造成的沖擊，遠比選擇息事寧人或者一開始就不進行公開要大的多，因此各方都有強烈動機壓製（包括受害者自我壓製）性醜聞，以將影響和損害降到最低（這也是實際上的性犯罪遠比公開的、立案的、判決的多的多的原因）。不過，對性侵犯罪的懲罰往往也是很嚴厲的，而直接懲罰之外的「社會性死亡（不是玩笑的那種是真的）」的間接懲罰往往更嚴厲（當然輕微的性騷擾不至於）。因為一旦曝光、證實，就必須嚴懲以維護社會秩序，這時候反而是需要性侵害者而非受害人承受代價了，而且有時可能是比應受代價更大的代價。而這又導致性侵者更加有意欲隱瞞事實、否認行為。而社會各方甚至包括公檢法也會有意無意的「配合」性侵者否定強奸事實、壓製影響。

    不過當證據確鑿或者輿論壓力過大（哪怕這時證據並不確鑿甚至重要事實不支持存在性侵害）時，公檢法又會反過來強迫嫌疑人認罪甚至加碼重罰（如李天一事件），以其為代價警示性侵害行為、平息輿論安撫公眾情緒，維護國家機關嚴厲打擊性犯罪的形象。而社會也會對其完全拋棄、孤立，無法再正常工作、就學，汙點帶一輩子，真的「社死」。這時的性侵者也是受害者，加碼重罰他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的罪責，而是讓他當其他未被抓獲的罪犯及潛在犯罪者的替罪羊，是法不責眾卻可「殺雞儆猴」的倒黴「雞」，也同樣是性問題汙名化的受損方（雖然多數時候罪有應得）。

    從製度、法律、文化、人際態度，一方面都在「明示」對性侵犯的不容忍，一方面又都在暗示受害者忍耐、自我消化、息事寧人。

    這也就讓本來應該看是非的性侵處理，變成看實力的博弈。官方一般來說都會傾向「得勢」的一方。當然，得勢並不一定是權力、金錢、人脈的優勢者（雖然大多數情況下是），而是包括輿論風向、社會觀感、與性侵害案其中一方甚至雙方有共同利益/利益沖突者的施力）在內多方的較量。這種看博弈決定「是非」的方式，如果不是一邊倒或雙方妥協，那就可能越鬧越大，上社交媒體曝光也是有可能的。這就又影響社會穩定了，所以刪帖禁言封號、屏蔽熱搜、喝茶勸誡就成了必然。民主國家強調公開化以厘清事實和反思問題，專製國家則實行封閉化以平息事態和維持穩定。

    中國這個社會可以容忍謊言和禁言營造下的「和諧」，卻不接受真相可能帶來的動蕩（哪怕只有經歷這些陣痛，社會才能真的走上正軌，而不是將錯就錯適應於錯誤道路）。從公檢法的裁決到民眾間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糾紛處理，都在故意促使人們撒謊、不誠實，而強力阻遏揭開傷疤、曝出真相（包括自曝）的行為，來維護各種潛規則影響下的骯臟社會得以「和諧」運轉。「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即是這種實踐最好的寫照。

    如果你想堅持強調事實真相、公開透明，那會被群起而攻之尋找你的汙點打倒你。哪怕你的汙點比別人小，小事也能變大事。別人大事安然無恙，你小事就會翻船。如果你自曝自己的劣跡，並且以此舉發控告其他人也有，並且試圖以此推翻製度和社會結構及因此得利的整個利益集團，那會被當成精神病對待，甚至送進精神病院或者其他手段弄死。如果沒有比較大的汙點（小汙點任何人都不可能沒有），如果同時身居要職，那並不能免於迫害，反而即便什麽都沒幹也會被集體針對、孤立疏遠。因為你沒納「投名狀」，沒有把柄軟肋可以被抓，所以對其他人形成了道德優勢和威脅，就像進黑社會沒犯過罪、當官沒參與貪汙受賄挪用公款一樣，其他人必須集體搞垮你（當然你有權有勢或者至少比周圍的人有權有勢，那是另一回事，那時如果你不觸犯他人根本利益，的確有當逍遙派安穩度日的可能）。這種小人驅逐君子的機製就是逆淘汰機製，把腰桿硬的打斷腰桿或者驅逐排擠掉，剩下軟骨頭和都不幹凈的同類，大家就都舒適安全了。以權貴集團為核心的整個既得利益階層，正是以構建這種以謊言和汙點為紐帶的社會關系網絡，保證內部的相互威懾和團結，保證自下而上的人身依附及對體製的忠誠，維護這種不公不義製度的存續。

    這樣逼人作惡、撒謊、忍耐、遵從黑暗秩序的強製導向在各種事情上莫不如是，政治問題、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民生問題，以及刑事民事糾紛，都是以這樣邪惡的製度、法律、價值觀、實踐方式，來構建和維持。而對性侵害問題的對待及處置顯然不會例外，犧牲弱勢的受害者安撫強勢的加害者，是必然的選擇。（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國社會各領域各方面各階層時時刻刻都是謊言、黑吃黑、弱肉強食、逼人撒謊為惡等，也有許多誠實、溫情甚至高尚，在一些不涉及重大利益和根本問題的小事上，人們還是誠實善良寬容的時候居多，但是基底是黑暗的，總的導向是負面的，結構性方面看是醜惡的）

    於是，性侵害案件成為了社會默認的一層「不能捅破的窗戶紙」，雖然也時常被捅破，但大多數時候捅不破。而對性侵害案件的處理，是非曲直從來不是第一位的，維護社會穩定與秩序及倫理道德（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一切都以後者而非前者為其行為指針。

    而這種壓製、隱瞞，則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以犧牲女性受害者的權利為代價的（少數情況是犧牲性侵害者，以過度懲罰維持秩序）。受害女性只能代替整個家庭、社群乃至國家和民族承受受害的代價，將仇恨和傷害傳導停留在自己身上並截止（當然也不一定截止，否則各種心狠手辣虐待老人、虐待兒童、虐待動物的女性是怎麽來的），通過自我安慰和遺忘等方式消解痛苦，以自我消化痛苦、隱忍恥辱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正常運轉（這一點和家暴、校園暴力、虐待老人殘疾人精神病人乃至虐待動物等很類似，女性、弱勢群體乃至小動物，在各種社會中被定位的角色都是被動的承受者，是強權強人強勢一方泄欲的工具、是維持不平等社會存續和穩定所需的耐受品。當然，在專製和野蠻國家這種程度會更強）。壓製與隱瞞性侵，也會導致對已遂性侵害者和潛在性侵害者的鼓舞，讓其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如今曝出的一些性侵案如韋恩斯坦、鈕承澤等人，均是多次的性侵多人，前面未受懲罰顯然鼓舞了其後的犯罪。

    當然，隱瞞性侵害的事實、不擴大化，某種程度也對受害女性有保護作用。因為性侵害的傷害之一就是對女性名譽、尊嚴的影響，對其社會關系、社會處境的破壞。不公開，那這些損害就會變小甚至趨近於消失。如果不考慮公道和正義問題，不擴大影響而是私了補償、「到此為止」，某種程度確實是「最優解」。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息事寧人或者隱忍不發，也會讓女性更加委屈，導致受害壓抑的身心更加受創，而且可能遭遇不要臉皮得寸進尺的再度侵害、重復侵害。這種隱瞞、壓製，也違背社會運轉中公開的各種道德、法律、製度原則，如誠信、勇氣、公平、公開透明、違法必究有罪必罰、反暴力反欺淩反性別壓迫等。承認需要壓製與隱瞞性侵害，也就等於否定許多被廣泛承認的普世道德與規則、向罪惡低頭退讓甚至暗示和縱容犯罪、表現一種壓製維權的態度、正中性侵害者下懷使其肆無忌憚、認可犯罪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同樣沖擊社會秩序、影響社會文明。

    於是性侵害問題的處理就成為一個兩難問題。人類社會面對著許多兩難問題，而性侵害問題應屬於兩難問題中相對更加兩難的。

    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於這個兩難問題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在古代，性侵受害者普遍蒙受巨大恥辱，往往需要自殺或被親人殺害以全名節。雖然有《春秋》等代表傳統道德的書中有對「失節」婦女的同情，但主流價值觀、整體上還是以之為恥的，對被強迫而失去貞節的婦女還是歧視、排斥的態度。宋代理學興盛後，這種「餓死是小、失節是大」的觀念越來越流行。即便她們不死，也一定會被排除出主流社會，再也無法參與到社區、民族、國家的正常生產生活中。這不只是中國的專利，而是世界不同文明的共同現象，西方古代在這一點上並不遜於中國，具體細節不同但是本質沒有什麽區別。

    而到了近現代，至少就中國而言，公開的、官方的各種製度、法律與提倡的主流道德中，已經沒有了對受害女性的指責，甚至還充滿著對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但潛在的、根植於社會中的歧視與汙名卻仍然非常普遍和嚴重，對受害者的指責與侮辱從未停止。而官方雖然表面上支持同情受害女性，實際上卻出於種種原因而壓製女性的維權，采用抑製受害人而非懲罰加害人的方式處理性侵害問題。雖然他們對一些來自陌生人的性侵犯會進行一定處罰，但很少處理熟人性侵及特定社會關系人之間的性侵，默許通過一些私了方式解決相關問題，將性侵害的損害和影響壓縮在極小範圍內（說白了大多數時候就是讓受害者一個人承擔），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的遵守著某種動態平衡。如果有人試圖打破這種默契，那會面臨各種指責、歧視、阻攔，遭到各種有惡意的和無惡意的歧視孤立。如果堅持幾個月甚至幾年控訴上訪，這個過程中經歷的種種足以將沒有特別強意誌和能力的人折磨的精神失常，被踢出普通人/正常人生活的社會，這種代價足以令維權者望而卻步。

    公了困難，於是私了盛行。私了拼的就是雙方軟硬實力如權力、關系、財力，以及手段多少、陰險程度之類東西，而且越能表演越能撒謊越不要臉一方往往越可能獲勝。輸贏勝敗與是非沒有大關系，決定性的是雙方力量對比。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有男性為女性出頭，包括男朋友/男性朋友、男性家人/親戚、男同學男同事等。這的確在有時會解決問題，但是往往以一方或者雙方頭破血流甚至殘疾或沒命而結束。依靠男性解決女性被性侵害問題，其實也就等於還是默認男權社會的規則，依附男性維護女性權利，而不是女性自主維權抗爭。這種私了自然也無法像訴諸輿論與法律那樣產生公共層面的積極影響，反而製造一種暴力和弱肉強食、女性必須依附男性才能保障權利的不良示範，法治與公序良俗的權威和規範意義也會因此削弱。

    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同樣如此。只有少數發達國家並非如此，而是嘗試了新的方式，即傾向於鼓勵受害者發聲、舉報、積極維權，並且積極的懲罰加害者。最典型的莫過於「me too」運動。「me too」運動將一大批涉嫌性侵害包括性騷擾的知名人士拉下馬，著實讓受性侵害的女性出了一口惡氣。不過，根深蒂固的性侵害及形成的相關文化、潛規則也並沒有被完全改變，並且遇到了種種瓶頸，顯示了保護女性權利、防止性侵害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未來真有有效解決方案的話）。

   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反性侵運動越激烈越好、反性侵製度法律越嚴厲越好。正如前面所說，性侵害問題涉及到復雜的社會運作及社會秩序問題，傳統上抑製對性侵犯問題的曝光與處罰，也有其客觀原因。在「me too」運動以及西方一系列旨在反性侵的運動、製度、法律，也的確導致了一些在反對者看來意料之內的後果，例如導致有男性被誣陷、被用來打擊政治中或生活中的對手仇敵（包括女性根據自身好惡及各種利益動機的「選擇性舉報」，這確實對那些被舉報的性侵害者不公平，因為還有更多侵害者沒被舉報，和「選擇性執法」異曲同工）、相關的監禁率大增導致有案底者大增、許多人因為一些情節並不嚴重的性侵害或者說不當行為而「社死」前途盡毀、刺激出更多男權主義者並激化男女對立等，而這一切也對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和各種日常工作生活造成嚴重沖擊。

    就像美國軍隊內部的性侵事件頻發，但是卻沒建立一個完全傾向於女性的、一勞永逸的防性侵系統，反而有改革也有反改革來回拉鋸，就是因為過激的防性侵機製影響了軍隊的運轉，一些改革措施對軍紀、軍人關系等造成沖擊，影響了軍事任務的完成包括作戰目標的實現，進而影響美國的內政外交乃至國家安全。雖然這些影響肯定會被性侵害者利用來阻擋反性侵改革，但這也是無法無視或避開的客觀事實。這個世界並不只有性侵害問題、女權問題，性侵害的傷害是很嚴重，但是還有很多理性思考起來更重要的東西，不可能為了某件事某個方面讓其他方面付出過度的犧牲。而且，一切事情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過度的「me too」對國家社會各方面的嚴重影響，最後也會對女性權利造成傷害。必然的，兩性關系也因此被損害，法國明星德納芙就批評「me too」的矯枉過正，讓男性對女性正常的贊美和追求也被視為性騷擾，破壞了正常的男女關系。女性如果濫用「me too」報復與己不和者，不僅傷害被誣陷者，還會造成「狼來了效應」，過於泛濫的指控反而會讓人們麻木、影響逐漸淡化，人們不再有熱情去關註，真正的受害者因此被忽略。還有電影《狩獵》中的情形，也證明弱者的虛假指控有時候也會因其極大的迷惑性，產生嚴重破壞力，讓相對強勢的一方身敗名裂。

    還有，「me too」等運動往往造成損害更大的，是那些還有一些誠信、要面子的有操守、願意承擔責任和有悔罪意識的人，而那些沒有誠信和底線的、不在乎被指控者、死不承認、反咬一口攻擊報復受害者的，往往反而得不到懲罰。像政績斐然且人品還不錯的紐約市長科莫、首爾市長樸元淳，就是因為並不嚴重的性騷擾而落馬，後者還因此自殺（根據遺書等還可以看到其非常內疚，心理上也受折磨）。而且，這些人的性騷擾性質的性侵害不見得就是道德低下，只是沒能適應局部變化了一些的法律和道德要求。當然他們是沒克製住自己的欲望，但也沒有刻意要傷害女性，也沒有在事發後反咬和迫害女性，而是承擔了責任。而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諾雖有性侵多人等種種劣跡，面對諸多證據拒不承認，以往言行品質惡劣，但是仍然成功當選大法官作威作福（作出各種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判決），他們大抵也不會多麽內疚和被心理折磨。更加充滿謊言、社會達爾文化和男權主義的中國就更不用說了，大多數性侵害者除非打擊到他實際利益，否則不會對其有什麽心理影響。

    而且，能夠曝出性侵指控的環境，往往恰是還有自由和權利甚至有很高自由和權利保障的，而那些性侵犯重災區、侵犯程度更嚴重更惡劣的，「me too」根本無法進行，女性連相應的勇氣乃至意識都沒有，連向公眾舉發的念頭都沒有，即便敢這樣也會被徹底搞死，包括物理上的死。中國的「me too」發生的媒體圈及公知圈，還有部分高校，其實恰恰是中國性侵害相對最輕的、女性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最好的，而如體製內、企業、下層貧民社區、以收容弱勢群體為主的特殊機構等性侵害更嚴重的地方，幾乎沒有任何人參與指控，至少無人公開站出來實名的指控。哪怕有一定法治和自由的香港地區，「me too」運動也沒什麽聲氣，演藝圈萬馬齊喑，鼓起勇氣訴說的藍潔瑛也已因抑郁悲慘死去。在「me too」運動中倒下的往往都還有殘存的良知，或者其環境和亞文化還友善的容得下女性提出指控，而那些陰險狡詐、完全沒有良知與罪感的人反而不懼指控活的很滋潤，那些製度和亞文化上徹底壓製和征服受害女性的惡劣環境，也不會因「me too」等運動改變。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種思維方式雖然會被用來藏汙納垢，但是也的確反映了一種無奈的現實。人類一直都很骯臟，為了人類社會的存在及穩定運轉，有時候不得不容忍很多醜惡，否則冤冤相報沒有盡頭，且冤冤相報中整體上一定是弱者付出更大代價（正常秩序下還有節製和約束，一旦發生沖突對抗，那弱者的反抗會導致強者的仇恨和報復，且失序下強者當然可以放開手腳不遺余力傷害弱者。秩序對弱者來說往往既是壓迫又是保護）。而且出於正義目的的運動、法律、行為，並不一定會帶來更好的未來，甚至會導致更壞的後果。當然我也知道，壞人也正是有此心態，才肆無忌憚，並且以此來阻嚇人們去變革的。但是這也是客觀現實。有些事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去實現短暫的局部的正義，那可能導致製造更大的災難、更多的不正義發生。從一般的生活糾紛、司法執法，到國家、民族間的恩怨情仇，莫不如此。所謂「無法在地上建立天國」，放在反性侵問題上也一樣。如前所述，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不可能專為某個人某件事讓道和犧牲，不能「把臟水和孩子一起潑出去」。女性被性侵是個大問題，有些人甚至因此精神失常、致殘、自殺、被殺，但是這世界上也有更多行為上更惡劣的暴行、結果上更悲慘的慘劇。這世界上不是只有一個人、一類人在受苦受難。反性侵、女權運動需要與大環境相恰，有節製有分寸，避免對社會發展及他人權利的過大損害性影響。如果社會運轉遇到嚴重障礙，那反過來也會反噬包括女性在內人類的各種權利和權益。

    這並不是否定「me too」等女權運動和相關改革的必要性，而是說客觀作用上的確不見得會好，在一些環境惡劣的國家可能導致更壞結果。過激的變革幾乎必然會造成破壞和反噬，「me too」雖與中國發生過的一些政治運動在性質和程度上有根本區別，但是的確在某些特性及後果方面有相似之處（如「破四舊」破的糟粕的確有，可是破壞的有價值的東西更多。「me too」遠沒到這個程度，但是顯然對許多有價值的價值觀念、人際關系、社會結構造成了破壞。二者都有「為潑水把孩子也潑出去」的傾向）。任何運動、維權，都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和文化教育及價值觀念相調和，也需要有各種配套的製度、法律、傳媒、組織機構等，否則不僅不能實現目的，可能還會製造各種悲劇。

    在人類的素質、文明沒達到某種特別高的高度、社會製度與價值觀念沒達到特別完善的程度、還原真相的各種技術手段沒達到特別完美的程度情況下，性侵害問題沒有好的解決方式，被侵害無法伸張正義和被人誣陷性侵會同時存在，並且還是會給其中失敗一方造成嚴重傷害。甚至，同一個人可能既被性侵害過沒能追究侵害者，又誣陷過別人；另一個人也可能同時既性侵犯過別人沒受懲罰，又被別人冤枉過。而且，這種情況並不是罕見的，我列舉這種情況也並不是為了賣弄邏輯。一個人一生正常情況下要過幾十年，且處境及個人價值觀也會有變化，所以這期間完全可能同時發生這兩種情況，甚至兩種情況在同一人身上的發生有因果關系。

    例如被性侵不敢舉發陰險和有勢力的侵害者，或者那時還天真單純沒有心機不會應對，卻因此郁悶在心、慢慢變壞變得陰險狡詐，於是後來在和其他人糾紛時誣告無辜者，或者因性侵精神失常真的得了被迫害妄想癥（而不是被汙蔑得了妄想癥），然後誤告無辜者（如果真有妄想癥並且被身邊人知曉，那被性侵可能性更大，因為無論如何指控，直接說「她得了妄想癥」就行了）。或者順序反過來，先有誣告，後來被人真的性侵，卻因「狼來了」因素反而不敢再舉發。同樣，也可能有人曾被誣陷性侵，憤懣不平，於是後來真的性侵了他人。順序反過來，也會發生曾經性侵過他人傳出風聲名聲不佳，然後被人誣告，結果這下真的跳進黃河洗不清。還有的涉性侵害案的情況是，事情雙方都有明顯過錯、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明顯撒謊，男性不道德但是女性也有圖謀，鮑毓明案就是典型例子。

   依常理可知，類似的情況在其他非性方面的糾紛、侵害中大量存在。根據其他糾紛、侵害中這類情況的普遍，可以推斷性侵方面也一樣普遍。再強調一遍，這不是擺弄邏輯、解「灌水出水」型無聊題目，而是強調性侵害中一人兼具兩種相反情況的普遍現實。如果沒有這樣的認知，那極可能會被撒謊一方所迷惑，搞錯真相。（再進一步說，一個人也可能被真的性侵兩次、多次，被誣告兩次、多次，每次都是真的或者都是假的。任何可能都可能發生，而且也不罕見（比如涉及某個群體/圈子內部多個人，因為受害者第一次不反抗所以其他人聽說也去性侵，或者幾個人合夥誣陷一個人，分別分開舉發）。當然，這並不是說反正「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事情無法判斷、沒有真偽，常識和邏輯仍然重要和有效，只是要註意事情復雜性避免被一些經驗和思維定式迷惑）

   我們現在能做的，或許只有想辦法緩和問題、避免零和博弈。例如，對於性侵是否屬實存在疑問的情況下，只應該就事論事否認事實，而不應該以「蕩婦羞辱」或者質疑指控者「訛錢」、有「精神病」等否定人格的方式損害指控者名譽、生活。對於性侵犯程度不嚴重的、非惡意的、僅是一時沖動的一般騷擾，也不應該追責過度，這樣才能相對更重的懲罰惡性性侵害者。同理，要寬容對待主動承認存在不當行為的，這樣才能讓死不認賬、陰險狡詐、對受害者打擊報復的流氓式人物相對被更多關註和譴責。而且，對可以確認性侵害的加害者應該給予出路，不要讓人沒有退路，把人逼死或者結束事業是不合適的（在性侵犯情節不那麽嚴重、不是以惡意傷害受害者為目的的情況下）。還有，反性侵更多應註重於對真相的呈現和原因的探析，以此進行相應教育、預防、阻止，而不是著重於懲罰。即便對於比較嚴重的性侵犯行為，是否也可以在定罪的同時原諒，並且在其出獄後給個好的出路呢？社會是否能在對受害者去汙名化的同時，對那些真誠懺悔的加害者也去汙名化，或者至少去一部分汙名化呢？要將誠實與否、悔罪與否強調的比性侵害與否更重要，形成性侵可原諒不誠實不可原諒的風尚。這樣才可以促成更多人認罪悔罪，否則他們肯定死硬到底甚至反撲反咬。當然，社會公眾不太會這麽做，現實是反其道而行之。

    就像浙大努爾·巴特爾強奸未遂案，我覺得浙大的留校察看處分並不算不合理（甚至說還是很合理恰當的），考慮到了未遂和悔罪情節，也給了其改過自新的機會。而努爾·巴特爾其實已經一定程度受到懲罰（緩刑和留校察看也是登記在案的記錄，也被抓進局子裏關了一段時間，相關經歷也會對其產生負面影響），也不敢再犯（除非他有什麽疾病，需要化學閹割那種）。後來事件被傳到網上（而且很可能是有某種目的而非簡單打抱不平伸張正義），在網民強烈要求下浙大開除其學籍（這次網絡討伐也讓他徹底身敗名裂，不僅生活圈子裏，現在全中國都知道他是強奸犯了），反而會導致以後更多強奸案被壓下來一開始就不會進入司法程序，當事人也不會承認犯罪（更不會寫悔過書佐證女性指控屬實），而是反咬一口到處汙蔑女生誹謗，或者動用一切資源打擊報復。基於這樣的可能性和示範，且不願意因此有一方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女性也就在一開始就更傾向於選擇忍氣吞聲。所以，這樣的處置發生後，最後受害的還是女生。

    何況，根據我看到網上曝出的一些信息，此人算不上什麽權貴家庭出身或者流氓頭子，最多算少數民族地區中產精英家庭出身，據說在學校並不合群，還曾經被毆打威脅而躲到別人寢室。也就是這樣的背景和個人情況，所以公檢法和學校才敢給他留個處分記錄，換成真的有權勢背景、在學校拉幫結派呼風喚雨的，女生根本不敢報案，報案了也會被強力壓下，突破障礙到了法院也多半會在各種運作下被判因證據不足而嫌疑人無罪，也不會有人為受害者作證，反而加害者朋友們會千方百計詆毀受害者，以及其他各種報復。而這樣的情況公眾卻無從知曉，知道事情的旁觀者也不敢曝料，即便曝料也會被火速喝茶、報復，一頓刪帖封號也就沒了消息。根據自己所知的一些情況，我敢斷言，包括浙大在內全國各高校甚至中學強奸案非常普遍（並不是說超過50%才算普遍，哪怕5%就不少了），情節比這嚴重的多的、已遂的也數不勝數，但是絕大多數並沒有得到懲罰。浙大事件後，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現在公眾看起來頗有正義感的作為，其實是在加劇弱肉強食、不誠實與陰險、封鎖信息壓製輿論的現象。「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放火」、「抓住手承認就是放火，抓不住不承認抓住也不承認放火了也等於沒放火」，於是人們更加拼命追求權力金錢、依附權貴、拉幫結派、學習各種害人威脅人的技巧，撒謊作惡面不改色心不跳，由偶爾作惡者變成職業惡人，只要作惡就做足做絕，毫無誠信廉恥和悔悟之心，讓叢林社會更加叢林。更令人遺憾的是，面對這樣不理性的民意和可怕的後果，沒有知名人士、「大V」、公知站出來反對、勸告。或許他們不願意違逆洶洶民意，或許因為輿論環境變遷已經不像以前敢言和方便發言，甚或者他們根本沒意識到這是個需要糾偏的問題，根本不知道為包括強奸犯在內各種壞人說公道話也是理性文明社會的必須。（如果認為凡是涉及強奸就不可原諒、就沒有討論空間的，某種程度也確實有道理，因為這問題有特殊性。但是這種態度對現實是好是壞？符合當今社會的發展程度、人際關系的水平嗎？強行把底線定到遠高於現實的程度，又有多少意義？對公之於眾的性侵案高標準嚴要求，對未被揭露和定案的性侵不聞不問甚至嘲笑受害者，這種雙重標準是應該的嗎？只顧明面的道德潔凈和背後的社會秩序，而忽視當事受害者自身甚至當事雙方本身的人權，是文明社會所應該做的嗎？）

    從一般公眾到知識分子，國人普遍都沒有分清輕重緩急、註意統籌兼顧的意識和能力，更不知道越是堅持正義越要求真務實理性客觀，包括不對罪犯和敵人加諸超出程度的譴責與懲罰、甚至還要在必要時主動為其開脫。作為有重大影響和輿論導向作用的大V、公知，不僅要去這樣做，還需要積極的這樣做，不夠積極就無法反向矯正矯枉過正的民意浪潮。不僅「不要放過一個壞人、不要冤枉一個好人」，也要不讓「壞人」多背負一點事實以外的委屈，不讓「好人」多得到一分無中生有的稱贊（現實裏當然很難完全做到，但是我們可以向這個方向努力）。只有這樣，控訴才更加堅實，正義也更為純粹，那些陰險狡詐的人的醜陋才會更充分被暴露，隱藏在重重偽裝和帳幕後的罪惡才會無處遁形。客觀上這樣也能有效避免對手利用自己部分不實指控反噬因而誠信受損，連真實那部分也連帶被否定或懷疑。雖然行正走端客觀理性也一樣會被潑汙，但是起碼不會心虛，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還有，這也可以讓大多數還有殘存良知的罪犯、壞人真心知道自己是心悅誠服、生出懺悔之心，因為沒有過多冤枉他，甚至也承認了其好的一面、某些好的行為。這樣才有利於和解共生、警示後人。

    可惜國人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錦上添花就是落井下石，卻不願意雪中送炭損余補闕。對於努爾·巴特爾這種已經因刑事處罰和校紀處罰的還窮追猛打置於死地，對那些死不認賬反咬女性的則不僅不譴責，還一起跟著誹謗女性。真正應該做的，是對證據確鑿、承認罪行和已受一定懲罰的（其實被確證實施性侵本身就是懲罰了，即便不增加任何實質處理）手下留情甚至原諒寬容，專門批判、挖掘、攻擊那些根據種種難以偽造的跡象顯然極可能性侵卻死不認賬、不留證據（往往是狡猾的避免留下證據、毀滅證據）、反咬受害者的嫌疑人（尤其那些勢力大、人脈廣、身居體製內或體製外重要職務、平素所作所為作惡多端的），聲援受害者力挺其控訴權，想方設法確證其罪惡、挖掘其後臺、澆滅其氣焰、摧毀其地位，並打擊其代表的力量（假如其力量代表剝削壓迫作惡者的話）。這才是真正的公民應該做的事（其實何止性侵問題，任何事情上都應該這樣）。

    可是我沒見到任何一個人同時做到這兩點。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中國社會之所以變得像現在這麽壞，就和人們總是欺軟怕硬、鄙夷排斥犯錯悔過者、卻服膺甚至佩服贊賞憑借權勢和狠心把惡做絕者的社會風氣，有著極大的、相互「促進」的關系。（當然以上我說的這些自己做到了嗎？我承認沒有完全做到，甚至以前還做過與此相反的事（也就是和大眾那種欺軟怕硬的傾向類似），未來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到。這既和客觀環境有關，也和我自己同樣有的人性弱點缺陷例如軟弱性自利性有關。但是我明白並認定這些道理後，就一直向這個方向努力，而且根據和其他人的對比，我相信自己現在做的好於99%以上的人。而且，正是以前我在許多事上沒能做到以上這些態度和行為準則，所以現在我才特別後悔，強調要做這些）（我舉這個案例及相關分析，並不是說不讓人們在遇到這種事後三緘其口，而是說應該註意性質、程度、具體情節、當事人後來表現、和其他侵害者言行對比等，然後做出合適的評判、發出合適的聲音）

    而且，加碼懲罰被曝出的侵害者雖可以以儆效尤，但是也等於損害他的權利，讓其受本應受的懲罰外還代人受過，這並不符合人權中要保護每個個體的要求。雖然懲罰本身就包含對社會和他人的警示這一目的，但是現代社會更要強調平等、均衡、一視同仁，而避免製造「替罪羊」、「祭旗者」、犧牲品。即便從實效看，只重罰被發現者未必能警示他人，如果在法不責眾、維穩至上的環境下，反而讓其他人在有人已受過之後變得更加有恃無恐。他們認為已經有人受罰，那自己相對就更少可能受罰甚至不用受罰了。相比而言，降低懲罰力度但擴大處理涉及人員，實現「法能責眾」、將懲罰相對均一的落到每個犯罪者身上，才是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式（雖然這現實不易實現）。對公眾而言，也應該更積極挖掘身邊的性騷擾、性侵害者，積極製止相關行為，保護每個女性安全，而不是只會捶破鼓、推爛墻、狩死獵。

    而公眾尤其知名人士在涉及性侵問題時也不應該發表非此即彼的極端言論，而是應該多發表持平中立之論，不激化性別對立，起到一種良性的引導作用，啟蒙民眾用更加理性和現實的看待性侵問題及當事各方。

    我寫過一篇文章《折中主義：未來中國變革最不差的選擇》，就專門分析了完全的正義幾乎不可能實現，或者實現需要極大的代價，代價超出反抗的傷害造成的原有損失。折中雖不是完全的正義，卻可能以相對最小代價和最快速度實現改善。

    更根本的，是通過各種方式將性問題、性侵犯問題「脫敏」，解構其造成的巨大恥辱與壓迫感，這樣對涉事雙方都是一種「松綁」，也會緩和性別矛盾、社會矛盾。性侵害的傷害和對受害者的汙名本來就是由社會建構的，所以解構就是從根源上消解性侵的非物理傷害。當然這是非常不容易實現的（或許在某些地區、群體和環境中實現了，但大多數人和大多數環境應該沒有實現），因為涉及到根本的道德準則、人的價值與權利、社會權力結構等人類基礎性問題。而且，完全的解構也未必是好事，解構的副作用巨大，甚至會因此動搖人類倫理道德根基。但是往這個方向努力是可以的。

    在性侵害爭議中，當事雙方共同的同事同學朋友及其他有熟識關系者（或者不熟識但是屬於疑似目擊者）的態度非常重要。按大道理說這些人應該仗義執言、闡明真相。但是現實卻是幾乎不可能客觀中立的陳述事實，尤其不會為受性侵害者一方作證。這既有前面說的面對性侵問題社會的整體態度和相關文化原因，也與其他糾紛事件一樣涉及利益、安全、人際關系及個人情感的羈絆。他們看見或了解真相的情況下，能做到說「不知道」而不是說「沒有」，就已經是在底線之上了。

    對於訴諸輿論或司法的性侵受害者/疑似受害者，社會應該抱持一種相對寬容的姿態。真理不見得越辯越明，但是絕對比不辯要好。雖然誣告陷害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既然受害者敢公之於眾、訴諸法律，已經在承受代價了，尤其在中國當今不利於女性的輿論和司法環境下。這些人無論在輿論戰還是司法戰敗訴，都會名譽嚴重受損，更重的應該會家庭破裂、失去工作吧。如果勝訴，那也會被有意無意孤立歧視疏遠（哪怕出發點不一定是惡意，而只是不知道如何對待，一些受害者的狀態的確會讓人無法應對，例如好言安慰受害者也會感到刺耳，冷淡和熱情都有問題，日常生活不一定哪裏沒註意就涉及到性侵害相關的人和事，刺激當事人還讓大家都尷尬。如果造成嚴重精神問題，那更不好應付了。親人好友同事同學又不是專業人士，也不可能一直對受害者出現的問題保持耐心），生活受嚴重影響，沒幾個男性敢去正常態度接觸（當然，以上可能性並不是一定會發生，只是有很高概率。如果生活在某些非常開明的環境，這些可能不會發生，尤其那些已經非常知名的控訴者一般心境和為人處世方式會好的多，但是這樣的環境和個人並不多。越是公眾關註不到的、只是小範圍知曉的，性侵受害者重返社會的融入困難問題就越嚴重）。她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那說明指控八成是真的，即便假的她也付出了代價了。

    而且，一件爭議得到公開的討論，一般情況下都是有利於公共利益的，可以促進問題的改善。如果製造寒蟬效應，讓性侵害事件得不到討論解決，那更難探索出解決之道。而訴諸輿論也會對試圖性侵者起到輿論震懾作用，還能消解性侵者帶來的壓迫感、控製感、征服感，解除性侵者帶來的羞恥感對心靈的控製，揭露真相和批判醜惡是削弱作惡者及所做之惡危害的重要方式（甚至在摒棄同態復仇、以暴製暴的今天，是最重要的方式），一定程度可以療愈受害者創傷（是的，雖然公之於眾有前面說的那麽多壞處，但是也有好處，而且隨著時代發展觀念改變，好處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考慮到處境弱勢的、很可能受害一方的情感，而其中的弱者通常是疑似被性侵的女性。即便認為其質疑不實，也應該承認其有質疑權。就像「清華唐婧事件」中，後來證明的確是個誤會，但是不應該因此否定其當時懷疑被性騷擾的權利，而只需要批判她後來的反應不當（雖然我看也無可厚非）。而且，她未來如果再疑似被性騷擾，依然有權發聲，事情同樣可能是真的。有些心地險惡的人恰恰會利用「狼來了」故事中那種情境，去侵害失去人們信任的人。進一步說，即便法律判決疑似性侵者無罪、強奸或性侵犯不成立，也不應該因此就說受害者一定是有意誣陷或者有精神疾病（而且，精神疾病患者其實更容易被侵害、虐待，因為她/他說的話被認為是精神病發作的幻想，所以無法被信任。這並不只是邏輯猜測，根據BBC文章《揭開精神病與暴力關系謬誤》，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為暴力行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當然並不止這一篇統計，此類統計用中英文Google找幾個關鍵詞搜搜就能找到），很多情況下只是證據不足、情節尚不嚴重而已。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不應該冤枉疑似性侵者，但是更不應該冤枉疑似被性侵者，不要造成雙重傷害。當然，同時也不要對存疑的性侵案中疑似性侵者蓋棺定論，施以言語乃至行為上的私刑，否則《狩獵》中的情形就很可能發生。甚至判決強奸罪成者也可能是被冤枉的，呼格吉勒圖案和聶樹斌案就是例子。（當然，存疑也會導致真正錯誤的一方相對得利，也會有人利用這種存疑原則來性侵或誣告。可這總比徹底冤枉一方要好）

    不過，這樣嚴格的要求也會讓人似乎無法再評論社會事務了（而且現實很難執行，歐美那麽強調政治正確，互聯網上及現實社會的潛規則中照樣有各種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陰謀論言論）。而且，這會阻礙人們為受害一方發聲，影響網絡輿論的正面作用。因此，也要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評判事情發表情緒也不能限製太嚴。這些其實也只能看自覺了，不可能完全靠強製手段改善，還是需要文化、教育、法律、製度、個人素養等諸多方面的共同改善。顯然，這幾方權利、利益存在沖突，也不可能每個人在每件事上都一碗水端平。輿論要給疑似受害者（無論男女哪一方）一個寬松的指控環境和辯解環境，而不是製造寒蟬效應、逼走發聲者、嚇住其他試圖通過輿論討公道的受害人。

    不僅媒體、網民等輿論上要多持平中立、對「一邊倒」的矯正聲音，法院判罰時對無法完全確定真偽的涉性侵案件，也應該不使用過於絕對的言辭，尤其是疑似受害方的指控非常合理但是卻沒有直接證據時，即便判罰嫌疑人無罪，也應該對疑似受害者表示同情，不要完全否定侵害發生的可能性。這樣，既不至於冤枉嫌疑人，也不讓疑似受害者在可能的傷害後被二次傷害，背上「蕩婦」、「誣告者」、「精神病」的汙名。這種人性化的判決在大陸以外已有先例，如香港運動員呂麗瑤疑似被非禮案，呂在網上將事情曝光後警方主動調查和檢控嫌疑人，法庭最終判決嫌疑人無罪，但特意說明只是因遵循「疑罪從無」原則而非意味著性侵不存在，並直言不希望因此影響「me too」運動。這樣的判決是相對合理的。

    此外，也不要輕易判處疑似受害者的指控或證人證言為「誹謗」（除非證實是惡意陷害、故意下套），這會阻止指控和作證。雖然這已經在中國發生了，如性侵嫌疑人鄧飛訴為疑似性侵作證的鄒思聰和當事人何謙一案，即便庭審中鄒思聰和何謙提出了自己的相關證據，鄧飛的一些說法如「不認識鄒思聰」也被前者的證據證明是說謊，但負責審判的杭州互聯網法院仍以「鄒思聰和何謙提供的指控鄧飛的證據『不足以讓人毫不猶豫地堅信所描述的事情是真實發生的』」為由，判決何、鄒敗訴，何謙需要向鄧道歉、鄒需要刪除相關文章，二人還需要繳納罰款。這個判罰證明了中國司法體系的傾向性及維穩目的。而被許多中國網民嘲笑為「強奸之國」的印度，其一所法院卻判決印度一位部長在反訴性侵指控者誹謗一案中敗訴，判決理由即為了保護疑似性侵受害者，不讓其因敗訴遭受社會汙名。雖然這不能完全代表中印兩國的司法態度，但是兩國相關判罰很少（至少我在網上沒找到更多同類案例），這兩件已足夠有代表性。中國越是面臨這樣的不義現實，越是要改變。

   人心不可測，事實真相不易探尋甚至永遠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也沒有十全十美的對待方式。就像人類不得不與新冠在內的各種疾病共存、不得不接受這世界上存在不公不義和暴力、無法讓一切災禍可能性歸零那樣，每件性侵疑雲也不可能都水落石出，世界從來不是完美的，我們要接受一些事情「不可解」或者說沒有最優解。有時候對於突破道德的人，法律也並不能約束，非要去約束可能帶來更多的惡果。我們只能通過製度、法律、輿論等方面的改進，讓涉性侵害的問題得到相對最不差的對待和解決。作為個體，我們很難去為誰伸張正義，但是至少不要做傷口撒鹽者的幫兇，在存在疑問的事情上多換位思考、體諒各方。

    這些現實看起來令人無奈和絕望。可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從遠古到今天，人類還是取得了過去的人從不敢想象的進步，女性處境也在一番跌宕起伏後取得驚人的改善。歷史並不見得就終結於現在的狀態了，未來說不定還真可能實現一種人人自主和有尊嚴、各種事情兩全其美、多方共贏的現實呢。所以，這世界還是有點希望的罷。

中日戰爭對中共的積極意義

    自互聯網普及以來，關於「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爭議就時常在網絡輿論中出現。有人認為那些感謝言辭只是毛澤東的反諷、黑色幽默，還有的人則認為這是毛的真情流露、發自內心的真誠感謝。

    那麽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需要將有關毛感謝日本侵華的原話摘錄，然後據此進行點評。根據人們收集的來自包括中共官方信源在內的各種正式記錄，涉及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共有七次，列舉如下（摘錄自維基百科）：

    第一次：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道：「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第二次：1960年毛澤東對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現在誰在教育你們日本人民？是美帝國主義做你們的反面教員，同時它也做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中日兩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為都受美帝國主義壓迫，有共同立場。」

    第三次：1961年，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顧問黑田壽男說：「……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中國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在談話中，毛澤東還表示了「要區別對待與人民的關系和與政府的關系」「日本的壟斷資本政府和軍國主義分子應該負責任，日本人民不應該負責任」等意思。

   第四次：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談及南鄉三郎：「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

    第五次：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毛澤東：「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 佐佐木：「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2.毛澤東：「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3.毛澤東：「……。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誌同誌。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甚麽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第六次：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第七次：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毛澤東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澤東說：「那就好了，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說法就這樣解決了？」田中角榮說：「我們打算按照中國的（語言）習慣改（通過姬鵬飛和大平正芳的進一步會談，在最後的公報中改成『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澤東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

    註：其中使用內引號的「皇軍」、「好事」中的引號只是後來將談話以文字方式記錄下來的人所加

    這七次感謝中的毛表達的核心意思可以歸類為兩點，一是日本侵華促進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團結、覺醒；二是日本侵華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讓中共從得以走出困境發展壯大，並最終奪取政權。

    對於第一點，爭議不算很大。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無論是現在中共官方的史學還是自由派反對派對歷史的評價，主流都認為抗日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團結、民族認同的強化。共同的抗戰經歷、共同的受難史、共同的歷史記憶，都對形成統一的民族認同有著重要意義。

   當然，這並不代表要因此感謝日本的侵華、對中華兒女的殘酷虐殺。就像一個人自己或者家人遭受巨大災禍，但是堅強的走出來，並且痛定思痛取得某種巨大成就，災難確實起到某種激勵作用，但是並不能歸功於災難、感謝災難的製造者。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創痛太深了，中華民族付出了極為沈痛的代價（不僅包括當時的付出，還有後來一系列的連帶影響）。對漢族、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的某種激勵，根本無法抵消付出的沈痛代價和一系列連帶影響。就像全球猶太人也是在納粹製造的大屠殺後才空前團結起來，並且實現復國，成為二戰後國際上不可小覷的一個民族和勢力。但是沒有哪個猶太人會因此說「感謝納粹」、「感謝奧斯維辛」。

   何況，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國民政府的一系列建設，都已經在促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塑造、強化。民國時的中國雖然沒有實現實質上的統一（只有名義上的統一）和中央集權，但是無疑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尤其漢族包括海外華僑，普遍已形成一種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共同體意識。所以，沒有日本侵華，漢族、中華民族、中國，仍然會有足夠的團結和凝聚力、共同的認同和記憶，而且是一種更加正常的而不是被傷害後變得帶有屈辱性質的民族共同記憶。

    因此，中國沒有必要感謝日本侵華對中國、中華民族的某種客觀上的正面作用（何況這種正面作用被其他更多更嚴重的負面影響抵消，這個後面再說）。毛澤東在這一點上表達感謝，並不是正確的行為，或者起碼說是不妥當的。至少，他應該同時指出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對中華兒女造成的巨大傷害。但是他並沒有說，而且他也並不在乎這些。關於毛對日本侵華造成的傷害的態度，後面還會再說。

    第二點意思也就是毛最強調的感謝原因，就非常有爭議性，涉及到中共與日本、日本右翼、日本侵華的復雜關系，進一步聯系還涉及到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的三角關系，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美國（以及歐美諸國）的多角關系，關系到中共對中國、中華民族來說究竟是功臣還是罪人等歷史定位和是非評價，乃至中共執政合法性等重大問題。而毛澤東相關感謝言論的動機如何，就成為評價這些問題的重要參考。因此毛的感謝言論才變得如此敏感和具爭議性。

   那麽，毛究竟是出於什麽動機，才說出這些感謝日本侵華的話呢？尤其，那些非常露骨，如果換成其他人說那一定被認為是漢奸、「精日」的話，到底是一種反諷和調侃，還是真情流露呢？

   對此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網民，都有不同見解。在前些年毛澤東被批的很臭的時候，人們多認為是真情流露，並以此貶斥毛。而最近幾年則幾乎一邊倒的認為這只是一種反話、一種站在勝利者立場上對日本侵華舉動的諷刺。後者給出的理由大抵包括「要根據說話的語境判斷意思」、「不要斷章取義」、「按常理推斷毛澤東不可能真心的公開贊揚日本侵華這麽大的罪惡」等，並通過汙名化認為毛相關言論是真情流露的人（打成「果粉（國民黨的粉絲）」來為毛開脫。

   我認為，毛的話完全是真情流露，並不帶有任何反諷、調侃性質。而且，不僅是直言一種歷史事實，還表現出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傾向性，真心實意的對日本侵華這一行為表示感謝（就像子女感謝生養自己的父母那樣的真心，或者說就像每個人平常在得到別人幫助之後那種真誠的感謝一樣）。

    先說歷史事實。對中共來說，確實是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他們此後的崛起和執政。我們來看看日本侵華及侵華前後中國的歷史事實，並分析中共與日本、日本侵華的各種聯系和相互作用。

    中共在成立之初，與日本並沒有什麽明顯的正向利益關聯，相反對日本持相對敵對態度。由於中共當時作為激進主義政黨的立場，中共還經常發起反對包括日本在內列強對中國的殖民與侵略行徑的活動，例如抵製日貨、抗議日本對中國的武裝幹涉，並批判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在北伐戰爭中，中共及中共支持的一些力量還在南京、濟南與日方發生沖突。國共決裂至抗戰爆發這段時間，中共也不斷批判國民黨方面消極抵抗日本侵華的行為，強調武裝抗日。中共也經常以「抗日」為名進行各種反國民政府的活動，如在大城市進行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以及派遣軍隊以抗日為名挺進國統區（例如方誌敏的「抗日先遣隊」）和日占區（東北抗聯）以擴大勢力。但這一切行為對抗日本身並沒有多大幫助，抗日的絕對主力仍然是國民政府、國軍（包括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都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隊）。中共的一系列以反日為名的活動，更多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不過，這期間日本侵華對中共的興衰還沒太大影響。

    但是後來，中共的命運與日本侵華發生了莫大的關聯。準確說，是日本侵華拯救了中共，並讓中共在起死回生後進一步擊敗了國軍、國民政府，最終成為中國大陸的主人。而且，此後的中共政權繼續與日本保持著緊密的利益關系，有著很強的共生性質，直到如今。

   後面的利益與共生暫且不表，先說說日本侵華如何讓中共起死回生並成為國家主人。

   1927年國共決裂後，中共成為了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叛亂分子」，遭遇嚴酷鎮壓。而經過五次圍剿，中共於1934年喪失了在江西等南方地方建立的「蘇區」，開始進行「長征」，成為「流寇」。中共將長征神化為偉大的行動，認為是「播種機、宣傳隊」，客觀上的確有這些作用（哪怕被誇大了），但是實際上就是狼狽的逃亡。在逃亡中紅軍不斷減員，還發生了各種內訌甚至分裂。

    1935-1936年，紅軍陸續在陜甘寧一帶站穩腳跟，停止了長征。但是這並不是中共後來所說的「取得了偉大勝利」，僅僅是得到了喘息。在蔣介石的調度下，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以及青海甘肅等地的回族軍閥部隊「馬家軍」，都參與到圍剿紅軍的戰爭中。雖然張學良等人圍剿紅軍並不積極，但是如果在蔣介石催促或者中央軍來援的情況下，中共完全可能覆滅。即便不覆滅，最多也只會逃亡到蘇聯、蒙古，或者當時親蘇的盛世才統治的新疆。而1936-1937年紅軍西路軍的慘敗，也證明了紅軍當時的戰力已很虛弱，連在當時中國各軍閥中實力不算很強的馬家軍都不能戰勝。

   就在中共處於困境、前途未蔔之時，一場西安事變讓中共轉危為安，起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並向中共拋出橄欖枝。而西安事變雖最終以和平解決告終，但是和平解決的條件之一就是放棄「剿共」，承認中共存在的合法性，並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於是，中共不再是「流寇」或者「叛逆」，而是國民政府統治下一個獨立的地方軍政勢力。

   而西安事變及誘發的一系列事件，讓日本受到很大刺激。如國共合作、中國內部統一戰線的形成，以及暴露出的國軍戰備（蔣介石為表示抗日意誌，只得公開與納粹德國等國的軍事合作情況），都刺激了日本決定提前侵華，試圖在中國完成實質統一和軍力提升前擊敗中國。

   1937年，北京和上海分別爆發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日本全面侵華。如果說西安事變後的中共還並沒有問鼎中國的希望（頂多只是像其他軍閥那樣一個割據政權），那麽日本全面侵華，則讓中共有了壯大力量、與國民政府競爭天下的機遇。

   關於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壯大，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下與未來》一文中有詳細闡述和分析，現摘錄於此：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麽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面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遊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遊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麽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遊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復性殺戮、強奸，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沖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陜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除了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這些，還需要做一些補充。在抗日戰爭中，日軍對待國軍和中共的態度是不同的。雖然表面看來，日本更加敵視共產黨，例如侵華的理由就是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及亞洲的擴散，扶持汪精衛政權的最主要借口也是「防共」（汪精衛政權的「國家格言」就是「和平反共建國」），日本還與德意等國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實際上，日軍集中優勢力量對國軍及國府控製地區殘酷打擊，但是對中共力量則時常「輕拿輕放」（但這種「輕拿輕放」不包括中共統治區如抗日根據地的普通軍人、民兵、平民。八路軍、新四軍一旦被俘，除非變節投敵，否則幾乎必死無疑。而中共領導人也並不因此就痛恨日本，他們眼裏普通黨員和士兵都是棋子。他們在各種整肅中對自己人從不手軟，如何會顧惜這些被日軍殺害的黨員和士兵）。這固然和國民政府及國軍是日本主要敵人、中國主要抵抗力量的客觀現實有關，也有日本方面有意「區別對待」的成分。

    非常典型的如日軍對重慶和延安轟炸強度的巨大區別。重慶在抗戰中遭遇轟炸200余次，死傷兩萬多人。延安則僅被日軍轟炸17次，傷亡近400人。而且，重慶有一定的防空力量和人防設施，延安卻沒有任何防空力量，也不像重慶那樣有大山作為天然的防空洞（只有一些土坯造的窯洞供躲避）。中共作為中國第二大抗日力量，如果真的對日軍有重大傷害，那日軍一定會想方設法鏟草除根，從源頭上摧毀中共的統治中樞（日本就多次試圖刺殺蔣介石）。但是日本顯然在有能力這樣做的情況下並沒有這樣做。日本方面顯然在利用國共矛盾，通過默許中共的發展壯大來擠壓、削弱國民政府和國軍，分化中國的抗日力量。在日本敗相已露的之後，日本默許中共的壯大，更是在為分化戰後的中國鋪墊。

    中共與日本在抗戰中的某種默契並不只是猜測。根據日本學者一些研究（如築波大學教授遠藤譽所著《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中共方面與日本特務機關有密切接觸並進行合作，如將所知的國民黨方面的情報告知日軍，並與日軍達成默契消極抗日，以換取日軍默許中共擴大地盤，形成國、共、日三足鼎立。

   總之，中共正是借著日本侵華，而得到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出力少、損失少，而得利多，地盤由小變大、實力由弱變強。國軍則是抗日的主力軍，國軍殲滅日軍人數占中國戰場殲敵數的絕大部分。但相比於1937年，1945年的國軍並沒有明顯變強，至少其發展壯大的幅度遠小於中共軍隊。更重要的是，日本侵華讓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幾乎毀於一旦，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暴行也讓許多民國精英遇害（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痛惜的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那次起義犧牲者不足100人。而南京大屠殺罹難者30萬，其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以及很可能成為精英的金陵大學、中學青年學生），走向民主憲政的進程也被打斷，極大的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實力和威望。這就為中共取代國民政府提供了條件。

    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還不止於此。以上那些「幫助」更多是通過對國民政府的破壞，讓中共取得相對的提升優勢。而事實上，還有日本侵略者對中共的直接幫助。1945年日本投降，國共都在爭搶接收日軍留下的武器裝備及其他遺留物資。雖然從客觀結果看，國民政府接收了更多日軍物資，但這些接收對提高國軍實力作用並不大（因為那時國軍中的中央軍裝備已經不亞於日軍）。還有，除蔣介石一度聘請岡村寧次為國共內戰的顧問、閻錫山收留萬余日軍訓練本部軍隊和進行守備工作外，其他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悉數被國府遣送回國。而且蔣介石收留岡村寧次、閻錫山收留日軍，對後來國共內戰勝負影響十分有限。

    而中共則情況則相反。中共在抗戰接收中雖處於相對不利境地，但有限的接收也讓中共實力大為增強。對於裝備落後的中共來說，接收的日軍裝備如同雪中送炭。最關鍵的，是中共在中國東北的相關接收。在駐東北的蘇軍支持下，中共直接或間接（從蘇軍手中）獲得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遺留的大批武器裝備，包括數十萬枝步槍、2000多門大炮及大量彈藥。此外，中共對除被遣返外的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都采取了「留用」的政策。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有12000-33000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被「留用」，以衛生、軍工、軍需方面的人員為主。這些人不僅為中共在國共內戰中戰勝國軍（尤其遼沈戰役的勝利）立下重大功勞，還成為中共建政後軍事經濟文化（例如由滿映改造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就有日本技術人員）建設的重要力量。

    縱觀抗戰及抗戰前後的歷史，可以得到明確的結論：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中共的新生，也不可能有中共後來對中國大陸全域的獨裁統治。而且，這樣的影響，並不純粹是一種客觀的後果（即日本侵華意外造成了中共的崛起和勝利），其中還有明顯的日本和中共方面主觀的勾兌、合作。（雖然並不是說日本侵華就註定讓中共崛起和執政，中共自身的奮鬥和其他歷史機緣的影響也很重要。但是沒有日本侵華這一環，中共就不可能有後來那些成功。就像復雜儀器有多個重要部件，雖然並不是只要一個部件就能運轉，但是沒有那一個部件一定不能運轉）

    這樣的歷史事實下，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也就順理成章，完全符合事實了。毛所說的「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等，都是大實話。那些辯解說「要了解毛澤東感謝日本的歷史背景」的，這些就是背景，這樣的背景證明了毛感謝日本是順理成章的。

    即便列出這樣的歷史事實，為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言論辯解的人仍然有其他辯解理由。例如，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這麽直白露骨的說這樣自揭其短、違反常理、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話，因而又找出各種理由為之辯解。這也是許多初次看到相關言論者的疑惑。人們對毛澤東說的這些出乎意料的坦誠、直白、不顧日本侵華災難受害者感情的言論，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所以以為很可能是反話之類。

    持這樣觀點的人，要麽是對毛澤東不了解，要麽是故意洗地。如果了解毛澤東的性格，尤其建國後他的一系列言行，就明白毛這樣說話一點不奇怪。毛澤東是一個極富個性的領導人，不是循規蹈矩的官僚，更不像現在世界上許多接受系統教育和規訓、非常重視「政治正確」而生恐失言的領導人。毛澤東本來就個性鮮明，不喜歡受各種政治規矩、倫理道德的約束。而在他成為統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並擁有絕對的權力後，變得更為肆無忌憚。無論他說什麽，其他人都不可能對他的權力、地位、威望造成挑戰。這樣的情況下，他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表最真實的個人想法。

    毛澤東不僅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發表如此驚人之語，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也會發表令人錯愕的言論。在此摘錄幾條：

    1.「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在1958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的話，此時反右運動已進行一年，大批知識分子被勞改、流放，其中有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因此死亡）

   2.「『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毛在1959年「大躍進」失敗、「人民公社化」也顯露失敗跡象時說的話。毛澤東長子毛岸英死於美軍轟炸，次子毛岸青因被青幫打傷而精神殘疾）

   3.「我喜歡右派。你們共和黨是右派。」「我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在對歐美的外交中，毛的確更喜歡與強硬反共但務實的右派政黨（如美國共和黨、英國保守黨）、政治人物（尼克松、戴高樂）交往，不喜歡重視人權和各種普世價值的左派。然而毛澤東在建國後一直在國內「反右」，尤其1957年後至1976年毛澤東死前，國內真假右派都被整死整瘋，沒人敢以右派為榮，誰也不敢說右比左好）

    以上這些言論，根據其現實中的行為，都是在真情流露，哪怕這些言論是在自承罪惡、自曝其醜、自承雙重標準。這些話是在反諷嗎？是一種調侃或者說幽默嗎？從內容、語氣，到講話背景，都可以看出來這些話不是反語，是在實話實說。前兩條不僅不幽默，還很冷血殘酷。毛澤東說這些話，一是因為他毫無顧忌（不需要像民主國家那樣擔心被民眾和反對黨批判），也沒人敢因此指責、糾正他，所以有恃無恐、越發放縱。二是因為他想以此來展示一種坦誠、直率（或者也不是完全為了展示，而就是想把自己真實想法說出來，哪怕說出來會令人驚訝錯愕），並且願意為表現這種坦誠、直率，不惜暴露自己一些正常來說不宜明說的主張、想法。

    同理，在日本侵華問題上，毛也是這樣的心理和動機。當然，並不排除毛希望通過這樣真摯、親日的言論爭取日本對中共政權支持的目的。但是，他說這些話主要目的並不是尋求日本支持，而就是在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有辯解者說要「了解毛澤東的語言特點」，而根據毛的語言特點及個性，恰恰可以反映他是真心實意感謝日本侵華。

    如果僅從日本侵華對毛澤東及中共自身（而不包括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影響，那毛和中共的確「應該」感謝日本。但是對於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說，他們之間的「感謝」就是災難。不僅日本侵華本身給中國帶來了那八年的慘痛巨禍，也打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無論是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的繁榮，以及整個社會的現代轉型，都被日本侵華無情切斷。因日本侵華而起死回生並執政的中共，將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乃至海外華人的命運，都帶往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讓世界的政治格局及世界歷史的發展因此而改變。

   沒有日本的侵華及中共與日本的各種勾兌，就沒有中共的建政。沒有中共的建政，也就沒有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那樣的悲劇，中國也不會在改革開放前30年那麽的貧困，人民也不會變成既狂暴又奴隸的生存狀態。東南亞的華人也不會陷入沒有祖國的絕望，成百萬的死在異族的屠刀和槍口下，並長期淪為二等公民。

   當然了，並不是說沒有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中國就沒有災難、沒有經濟政治上的種種問題和挑戰。或許，還會出現實際發生的這個時間線所沒有的巨大災難或者困境。但是，窮盡想象力，根據1936年或 1945年中國和世界的情形推斷，幾乎不可能有比現在發生的這一切更壞的情況發生。國民政府可能並不民主，經濟建設不一定快速和順利（例如不一定有中共改革開放後「低人權優勢」下的經濟奇跡），國民黨主導的政權可能像許多右翼軍政府那樣腐敗和專製，四大家族及各種權貴也會巧取豪奪。可是，即便如此，也比中共這些年做的好許多倍。僅僅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大幸。何況，根據臺灣、韓國、葡西及拉美的情況，右翼專製的殘酷程度普遍都低於列寧式政黨-斯大林體製的紅色極權，走向民主化幾乎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問題。

    還有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假如中國是一個親美的非專製（雖然也不一定民主）政權，即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領土廣闊、歷史最悠久（之一）、民族同質化最高、文化底蘊最深厚的國家，投入走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國際合作道路的陣營，那世界上進步與落後、繁榮與貧乏、文明與野蠻的成分對比也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在中國、美國、西歐這「三極」的共同主導下，世界將普遍進入民主與繁榮。起碼，不會像現在中國這樣，成為世界實現普世價值文明的最大障礙；不會讓世界因某些獨裁者及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己之私，而陷入完全不必要的對抗之中；不會讓世界在如今還有如此多的專製國家、以暴力、謊言、壓迫維持存在的政權。那時的世界，完全有更好的製度和意識形態條件，可以騰出更多資源和精力，去探索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解決更多民生的煩惱與個體的苦難。這樣的世界，離「天下大同」也就不遠了。

    可惜假設無法改變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往往不遂人願，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甚至，經常會有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前面提到日本侵華及前後幾年對中國的影響，其實並沒有說完，相關的歷史也沒有告一段落。以為日本對中國的惡劣影響結束了嗎？並不是，殘酷的歷史還在繼續。

    1949年，中共建政。這時冷戰已爆發。中共宣布中國「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倒向蘇聯。與倒向蘇聯同時的，就是與美國的全面對抗。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金日成的南侵導致美國幹預，仁川登陸後，美軍迅速奪取朝鮮半島大部，逼近鴨綠江。面對金日成的求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先後有百萬誌願軍進入朝鮮，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

    為人忽略而令人傷悲的是，這距美國和中國並肩抗日僅僅過去了5年。抗戰爆發後，如果沒有美國、蘇聯等國的支援及後來的參戰，中國根本不可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外國援助中，美國出力最大、犧牲最多。當中華兒女在中國大陸上被屠殺、強奸、當成人體實驗品、強迫勞動時，是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痛擊日軍，並且轟炸日本本土，為中國報仇雪恨。美軍也通過派遣顧問、組成誌願航空隊的形式直接在中國對日作戰。沒有美國參戰，中國的淪亡只是時間問題。可以說，美國、美軍是中國的恩人。不僅國軍，中共軍隊在抗戰中也和美軍多有合作，美軍考察團還訪問了延安和華北八路軍根據地。在後來的國共內戰調停及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製定中，這些美國軍方人士都不曾有負中共。

    可是，就在朝鮮戰場上，本來應是朋友也曾經是朋友的中美兩國軍人刀兵相見，雙方共計死亡近20萬人，受傷數十萬人。許多曾經在太平洋戰場與日軍浴血作戰的美軍官兵，卻死在了他們幫助的中國人民槍下。這樣的廝殺並不是為了某個正義的目的，而只是緣於某些統治者自身的利益或政見。

    而這樣血腥的廝殺，當然讓剛剛被美軍打敗的舊日本軍人十分興奮。在他們看來，這是中共軍隊為他們報了仇。他們被美軍擊敗、戰友被殺、被迫投降，軍隊也被解散（雖然後來又重建了）對美軍恨之入骨。現在看到美軍在三八線吃癟，自然十分高興。（關於日本右翼和舊軍人對中美在朝鮮交戰的態度，並不是我自己想當然的想象，而是根據諸多事實進行的分析推斷。這也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其他一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如臺灣的歷史學者許劍虹先生在其寫的多篇文章中均有提及以上問題）

   不僅日本右翼、舊軍人高興，整個日本都為朝鮮戰爭高興。一方面，是因為朝鮮戰爭為日本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日本戰後經濟騰飛的第一個節點和機遇，就是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中美軍的巨大物資需求，讓戰後百廢待興的日本重獲生機。從此，日本走上經濟發展快車道。另一方面，也是中美兩國的徹底決裂（中共已控製整個中國大陸，國民黨只退守臺灣一隅，所以說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代表了中國沒有問題），讓美國只能依靠日本製衡中國，改變了美國在二戰結束時設計的扶植中國壓製日本的政策。而且，日本軍國主義那些罪行也就因此一筆勾銷、不再追究了。1950年盟軍宣布停止追捕日本戰犯，後來還將已經判刑的戰犯提前釋放。所以，朝鮮戰爭中美廝殺，得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罪惡累累的日本（不要說平民無辜之類的話，除了極少數是反戰人士，其他哪個日本人沒有以某種形式參與戰爭？這些人及其後代在戰後又有沒有悔罪？是不是還在參拜靖國神社、否認戰爭罪行？）在戰後取得了長達數十年的高度發展和繁榮，還有充分的民主法治，戰爭罪犯生活優裕；受害的中國卻長期貧困、動蕩、落後，民主法治更是蕩然無存，侵華受害者普遍受苦受難，含恨而逝。

    朝鮮戰爭後，中美兩國也陷入長期的對抗，美國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而日本雖然追隨美國，是美國的盟友，但是兩國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中共為對抗美國，對日本就千方百計拉攏寬容。對於日本的戰爭罪行，毛澤東時代甚少提及（僅僅在涉及中共抗戰相關的歷史時順帶提及）。南京大屠殺、華北大掃蕩、浙江屠殺等日軍暴行被雪藏。甚至，中共還猛烈抨擊美國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的行為，將之稱作帝國主義的「罪孽」。美國投擲原子彈某種程度是為中國人報仇出氣的行為，也加速了抗戰的勝利，減少了中國的損失，中共反而恩將仇報大張撻伐。中共把日本人的人命和權利擺的這麽高（或者以此討好日本獲取利益），卻根本不在乎本國人的生命和尊嚴。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邦交正常化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動放棄中國對日索賠的權利，還非常大度的接受了田中角榮將日本侵華稱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麻煩」的說法。這也導致了以後日本方面有充分的借口拒絕承認戰爭罪行和謝罪，也讓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喪失了法理依據。

    當然，中共以此換取了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以及以無息貸款、技術支持、投資及少量無償援助在內的經濟支持。從1972年到21世紀初，日本對華各種援助數額總額達2900億人民幣。許多人也以此說明日本對中國做了一定補償。但是，這些援助多是以經濟合作的形式進行的，例如使用援助款要購買日本產品、興建基礎設施要使用日本材料、使用日本技術同時接受日資進駐等。這種合作中不僅中國受益，日本也可以受益，並且日本處於利益鏈上遊受益絕對值更高。中日經濟合作也有利於日本免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滯脹」，經濟從50年代一直高速增長至90年代，創造了全世界罕見的經濟奇跡。這和單方面支付賠款完全不是一個性質。況且，日本政府也明確否認這些與戰爭賠款有關，極力撇清這些經濟援助與戰爭責任的關系。

    這些援助的確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但也鞏固了中共政權的專製統治。正是日本這些政治經濟支持，讓中共在折騰了二十多年後再次「續命」。具體說來，這些援助獲益最大的也是中共的權貴及既得利益階層。在嚴重不透明和腐敗的中國，各種外部的資金、技術、產品，分配和使用權都在中共各級幹部手中，人民並不能得到多少利益甚至完全沒有獲益。那些戰爭受害者及其家人，更是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償。至於援助帶來經濟發展的對國人間接的好處，沒有日本侵華中國過得不知道要好多少，這點補償能值什麽？（說到這裏，有一個被國人經常使用的詞「吃人血饅頭」，這詞經常被網民誤用。但是放在這裏卻不算誤用。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出於賠償性質的援助，卻落入了中共權貴集團手中。某種程度，這些權貴所得是用那些死難者的命換來的。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吃人血饅頭」）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鄧小平繼續奉行對日親善政策。雖然一度不再有親日反美的需要，但是卻有聯日反蘇的需要。如1978年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絕口不提日本戰爭罪行，卻特意強調意在譴責和製衡蘇聯的「反霸」問題。甚至，中共因日本不願意接受「反霸」條款而一度推遲簽約。對中共來說，強調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遠比日本戰爭罪行問題重要。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立場，而且是出於中共自身而非中國人民利益的實用和功利。

   如果以為日本和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到此為止、只有這些了，那就太天真了，也太樂觀了。我所說的，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對中共及中國的影響。

   1989年，中國學生運動、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不僅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海外華人紛紛支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民主歌聲獻中華」唱出了全球華人共同的期待。可是，6月3日夜的槍聲和坦克轟鳴，擊碎了中國人民和華人華僑共同的民主夢想。在短暫但血腥的鎮壓後，中國的民主進程戛然而止。

    世界各國對此紛紛譴責，西方國家宣布對中國實施製裁。六四後的中國，正在陷入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危機。1990年代初，中國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六四鎮壓也被國內廣泛反感，人民不敢言但心中憤怒。從國際局勢看，那時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峰期，從蘇聯和東歐，到韓國和臺灣，以及拉丁美洲，專製政權紛紛垮臺，民主都在迅速的實現。在這樣的浪潮中，走向民主是常規，保留住專製才是意外。如果世界各國尤其美歐日積極的通過製裁逼迫中共推行民主化，內憂外患下中共未必能支撐得住。也就是說，六四後中國仍然有幾年處在變革的窗口期，民主未必不會到來。

    可是，就在中共在國際上相對孤立、政權根基不穩、人心浮動的情況下，日本向中共拋出了橄欖枝。六四當日，日本就決定反對對華製裁，提出「避免孤立中國」的主張，與其他所有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而中共暫時穩定局勢後，日本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往來，繼續對華提供經濟援助，並且在國際舞臺上為中共緩頰。而歐美其他國家也跟隨日本的政策，靜悄悄的取消了對中國的各種製裁和限製措施。正是日本的「雪中送炭」，讓中共得以逐步走出六四後一度面臨的外交孤立，重新以正常國家政權的身份在國際舞臺活躍。

    當然，據現在解密的各種資料，歐美各國尤其美國也是傾向於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尤其美國的老布什總統很親近中共，拒絕聽從國會製裁中國、督促中國民主化的建議。而且，美國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強於日本，美國對華政策對世界的影響更重要。但是，六四後首先與中共接觸、首先改善對華關系，並且對當時中共政權提供經濟政治外交支持最多的，的確是日本。日本在六四後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綏靖甚至扶助中，起到了首發的、最大的作用。

    至於日本為何如此，大多數研究和評論都認為是日本需要和中國進行經濟合作，需要搞好和中國這個鄰邦的關系，以及共同對抗美國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六四後對中共的妥協，同樣有出於利用中國製衡日本的動機）。這些說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其實低估了國與國之間鬥爭的殘酷，以及日本政治家、日本右翼勢力、軍國主義接續力量的陰險。

    我認為，日本在六四後幫助中共維持政權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需要有一個立身不正、理不直氣不壯、帶有嚴重歷史汙點和合法性軟肋的政權，需要中國有一個不會真正反日、能夠約束民族主義情緒和行為、不會實實在在追究日本歷史責任和現實悖謬行為、不會為中國國家利益而與日本發生激烈沖突的執政黨，需要一個能夠抑製和慢慢蠶食中國人愛國心和正義感、讓中國走向內耗和崩解的統治集團。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讓日本不必為罪惡付出代價、不需改變現在的醜惡行為、不需擔心中國對日本產生實質威脅，也才能讓日本長治久安。

    前面已經講了中共從抗日戰爭到鄧小平時代與日本的關系、對日本的態度。從這些事實中足以看到，中共的存在的確可以符合日本的那些陰暗期待。當然，有人會拿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關系的惡化、中國官方對日的強硬態度反駁，認為中共已經改變了對日政策，由親日轉向反日，並且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這僅僅是看到了事實的表層。中共真實的對日態度及由此衍生的行為，其實也不難窺探，只不過需要略微費點勁分析思考。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中對中共對日本的態度有詳細列舉和分析，內容較長，我截取關於對習近平時代對日關系的評論，摘錄如下：

   如果習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樣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他當然很可能對臺甚至對日對美發動戰爭；如果解放軍高層像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納粹黨衛軍中狂熱的種族優越主義者，解放軍也完全可能發動對臺灣及美日的戰爭。但現實是，無論習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決策者，還是幾乎所有黨、軍、政高層，其考慮的只是權、錢、地位、政治鬥爭、自己與家人的富貴榮華，眼裏只有利益。他們不僅沒有文明、進步的善良理想，也沒有侵略擴張的邪惡理想，他們只是一群貪戀權位、追逐利益之徒罷了（當然，中國的老百姓同樣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無為了擴張而「犧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戰爭，他們高高在上的權位、壇壇罐罐的金銀，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不強，而且非常「聽話」，被洗腦，哪怕外國騎到中國大陸頭上欺淩，哪怕臺灣正式而完全的獨立，習近平統治集團也會有辦法為不開戰圓場，乃至「化悲憤為力量」，讓人民繼續忍氣吞聲建設國家、繼續忍受被中共剝削呢（而人民包括軍人同樣沒有幾個肯為國家統一自願犧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統」很響亮，可是真的讓他們付出現實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代價、冒上生命危險，普遍都會退縮，十四億人沒有幾個真好漢）。

    而這些，在對日問題上，習近平政權已經有所表現了。在習近平上臺之前及執政初期，國內外普遍認為習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錦濤則是「親日派」。的確，在習近平剛剛上臺的幾年，他的確表現出了一些對日強硬態度，還主持了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設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積極銘記歷史的舉動。

    但隨著習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全方位挑戰、歐盟的人權問責、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他很快倒向了親日。在大陸的保釣人士被禁止活動，連香港的保釣人士都被阻攔出海。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也很快低調了下去。除了滿屏的客觀上破壞真正反思、淪為意淫式精神勝利和談笑對象的「抗日神劇」繼續熱播外，官方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均傾向降低對日歷史罪行批判的調門。而面對日本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及配備準航母等攻擊性武器，對東北亞乃至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等更實際的問題上，中國更是僅以「高度關註」、「關切」（而非「強烈譴責」、「明確反對」）低調應對。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2015年後的習近平政權在對日問題上更加低調。習近平執政不到三年，就幾乎完全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持續性和激烈的批判，與以色列對納粹罪行的長期聲討、韓國對日本殖民與戰爭罪行的堅持追究形成鮮明對比。

    更令人驚訝的是，2018年10月，面對貿易戰的困境，習近平拼命討好安倍晉三政權，在安倍訪華期間，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門廣場前掛滿了並排的中日兩國國旗。而現今日本的國旗「日章旗」也是二戰中軍國主義日本的旗幟。1931-1945年，日軍就是打著這樣的旗幟侵略中國，在刺刀和軍車上掛著這樣的旗幟在中華大地燒殺奸淫、搶掠掃蕩，無惡不作。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將日本的旗幟如此巨量的到處懸掛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想象一下德國總理訪問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會否懸掛任何和納粹有關的旗幟？（當然，有人說納粹旗和如今德國國旗不一樣，日本則是現在的國旗和二戰的國旗大致一樣。那這就更有問題了，說明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開始都未認真追究日本侵華責任、未強烈要求日本「去軍國主義化」）

    據一位知名媒體人轉述，在改革開放之初，有多位參加淞滬抗戰的老人，曾在上海一個日本商品展覽館看見日本國旗之後氣的（也可能是驚嚇的）昏厥過去。當然，如今的國人是普遍麻木了，連天安門、長安街掛著這些奇恥大辱的膏藥旗都無動於衷。不過也不奇怪，六四鎮壓時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處是革命者的血肉，國人幾年後就已忘卻，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顏開的市民和遊客更是每日不絕（當然，我並不是說希望每個國人每天走過時都悲憤痛哭，而是說要銘記歷史、改變現實。但是顯然他/她們根本沒有，哪怕心裏都沒有想）。

    更實質的是，在這次會談及對外通稿中，習近平完全沒有在歷史和領土爭端問題上表明態度，回避了關於日本戰爭罪行及破壞戰後體系等關鍵話題，代之以極大淡化歷史的討好語氣（見新華社通稿）。官媒《環球時報》也鼓吹「不要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系」，為習近平緩頰。地方政府也壓製包括保釣人士在內的反日運動聲浪。

    更惡劣的是，在習近平政權宣傳機構的授意下，大陸的「五毛」和「自幹五」在互聯網上大肆汙蔑香港的保釣人士、反靖國神社人士，聲稱這些人是「為了破壞中日關系」、「受美國指使離間中日關系」等。如此誹謗殊為無恥，更令香港愛國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愛國又支持民主的大中華主義者越來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嚴敏華在靖國神社門前燒毀自製的甲級戰犯「神主牌」而被捕後，中國外交部不置一詞。嚴敏華母親和郭紹傑女兒到中國外交部駐香港公署求助，同樣未獲營救承諾。而據郭紹傑父親說，郭紹傑在監獄還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準沖涼、不準與他人講話和看報紙和電視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社運領袖梁國雄在《國歌法》聽證會上怒斥：「郭紹傑、嚴敏華為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而在日本抗議被捕，共產黨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孟晚舟這種所謂『貴族』、『太子黨』（被抓），共產黨便出手，這不算是侮辱國家嗎？」（嚴敏華似乎已獲釋，但郭紹傑迄今未獲釋）

    這件事不僅體現了中共政權的冷血，也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冷漠（大陸沒有多少人知道和關心他們，大多數香港人則更是各種惡毒嘲諷（至少看到互聯網上的評論是如此））。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會這麽做嗎？相反，不救為國人抗爭的郭嚴二人，卻開動宣傳機器為一個違反商業法律的「太子黨」呼喊，還不惜抓捕兩名加拿大人以為要挾，這充分證明了權貴利益大於民族尊嚴，民族主義從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標。相反，它還盡力遮掩類似敏感事件，壓製國內民族主義情緒。

    2019年4月，中國海軍建軍70周年之際，日本海軍驅逐艦「涼月」號赴青島參與建軍慶典。中國海軍居然允許了日本海軍懸掛二戰時代表軍國主義的「旭日旗」參與慶典。而一年前，韓國在舉行海上聯合閱兵式時，就堅決反對日軍懸掛「旭日旗」，最終日方放棄參加。而這一次中國為討好日本、改善中日關系，選擇放棄原則對日妥協。這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夠想象猶太人允許德國政界、民間任何人士攜帶納粹標誌的旗幟或徽章訪問以色列或國外猶太社區嗎（更不用說軍事力量了）？這不僅僅是形式，而是對歷史、對國家尊嚴的態度。而習近平選擇了背棄歷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戰爭中死難的以千萬計的中華兒女。

    這樣的舉動，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行為嗎？是試圖達成民族主義訴求、對外擴張稱霸的政權的行為嗎？顯然不是。相反，習近平政權為了統治穩定，為了現實利益，對歷史視而不見，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中共政權和許多國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協換取日本的經濟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對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勢力的綏靖、低調態度，與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戰犯的清算、正式賠償的強烈訴求、對反猶和新納粹的零容忍，形成鮮明而可恥的對比。中共政權和它宣導與統治下的許多民眾不止比不了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韓國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波蘭人……哪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領袖都不會像習近平及其政權這般，對拒絕反省民族罪行還有現實民族利益沖突的敵對國家/民族笑臉相迎。他不僅不是民族主義者，連一般的國家領袖、對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許多遺忘歷史的國人，同樣是不知羞恥、缺乏尊嚴與正義感、充滿奴性的可恥之民。

……



    而中國官方（略等於中共政權）則將民族主義當成一種工具，其各種帶有民族主義特征的言行本質，是中共實用主義原則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對抗外部時，它就會利用。但當民族主義不利於其統治時，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會壓製；哪怕是合法的國家利益，中共也會出賣。中共權貴集團從不真正把國家興衰與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終將權貴自身的利益作為第一考量。總之，中共政權對待「民族主義」的態度和言行，均以維護中共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的、最終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當成民族擴張主義的，更是完全的誤判。中共越是把「愛國」、「民族主義」當成生意，越不會真的發動各種形式的侵略，更不會發動武裝侵略。因為一旦爆發對外戰爭，尤其軍隊這個擁有巨量職位金錢資源、藏汙納垢、為權貴獲利和分贓的「發財機器」就會毀掉，他們當然不會讓這盤巨大的「生意」「黃了」。

    中共在宣傳民族主義的問題上，更多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富強」和「中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強調自身與外國尤其西方的不同、差異、「獨特性」，完全不同於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天皇-軍部」軍國主義時在「擴張生存空間」和「優等種族論」思想下的對外侵略與對異族的屠殺奴役，也迥異於俄國的擴張主義，也非二戰結束前英法和一戰結束前德國的殖民主義，與美國間接控製拉美的「門羅主義」和二戰後至今稱霸世界的強權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義顯然是為了「守」，即便有些經濟上的滲透與政治文化影響力的擴展，著力點依舊是維持中共統治而非民族主義訴求。

    而未來，中共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原則與政策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中共政權越是沒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過出讓、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他國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當然，中共也會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鼓動民族情緒，但只限於口頭和表面，並且依舊以區隔西方、強調「中國特色」為其主導內容，而不是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出擊、侵略、占領。「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法寶，這不僅表現在對內高壓維穩，對外也會選擇妥協退讓以茍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正在並繼續用作鎮壓內部異議人士的工具，如借助民族主義大旗將政治反對人士汙名化為「漢奸」、「叛徒」、「特務」、「賣國賊」、「給外國遞刀子的」，加以打壓和迫害。但中共只會用其對內對國人施害，而不會將之用在傷害外國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強及國民。當然，中共用「漢奸」等詞匯汙名化政治反對人士，其實真正出賣國家利益、對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統治集團和既得利益階層。

    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普羅大眾，絕大多數人都把現實利益放於意識形態之上，利己之心大於愛國情懷，所謂的「愛國」、「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談的裝飾品、心靈的安慰劑，而非真正願意為之獻身的價值選擇。與中共政權「穩定壓倒一切」相映的，國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為了享受生活或掙紮生活或既掙紮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響小日子，哪怕對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義者是只要政權不要主權、只有私欲不愛祖國的。在長期的愚民教育下，絕大多數國人普遍短視、狹隘、麻木不仁（就像魯迅所說的圍觀日軍槍斃中國人的中國留學生那樣，百年後還是如此），沒有大局意識，只顧自己和家庭，也缺乏愛國必要性的認識。階級矛盾、官民矛盾、境內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國內矛盾，無論是在現實急迫性、關註優先性，還是在國民的實際感知上，都超過中國與外國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於習近平政權的高壓政策，國民處於內鬥、煎熬和沈淪之中，沒有真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理想被工作、學業和生活中的殘酷磨蝕凈盡，「做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人們無心無力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犧牲。

    總之，習近平時代乃至「後習近平時代（如果中共那時還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永遠都只是遠觀聲勢震撼、近看空洞虛偽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間的輿論，也將「民族主義」戳的千瘡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市井，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始終是、未來也將繼續是虛浮的、缺乏實核的、表面化的、淺層的、形式主義的、色厲內荏的、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

   除以上內容外，還有許多相關分析，因篇幅問題無法全部摘錄。總之，中共政權雖然名義上強調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在教育上強調對日本戰爭罪行的銘記，卻並不是真的在煽動民族狂熱，而僅僅是凝聚人心的一種手段。並且，中共政權有意將日本與歐美列強混同，借助對日本罪行的展示來達成一種「歐美日都壞」的印象，以此強調中國拒絕接受西方普世價值的合理性。最根本的，是中共政權理不直氣不壯，本身就有屠殺本國人民、鎮壓民主運動的汙點，所以沒有底氣道義上與日本「死磕」。

    對於中共和日本來說，雙方都在利用著對方的道德軟肋作為要挾的工具。中共有六四屠殺和專製獨裁的軟肋，還有最近增添的香港與新疆問題，日本有侵華暴行尤其南京大屠殺的原罪，以及如今拒絕悔罪、美化戰爭、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等行徑。雙方對於對方的汙點都一清二楚，並且加以利用。雙方都會在這些問題上指責對方，但是只是點到為止，不會撕破臉皮（可以看到每次歐美譴責中國人權問題，同屬西方陣營的日本往往沈默，或者雖然也批評但相對最低調）。在有所譴責的同時，雙方都繼續幹缺德的事、拒絕改變現實或彌補歷史罪行。這就像擁有核武器的雙方擁有恐怖平衡、誰也不敢向對方大打出手一樣（也像兩個官員互相捏著對方「黑材料」、黑社會成員間互相知道對方黑底子一樣），日本和中共分別拿著「六四屠殺/專製極權」和「南京大屠殺/侵華政權延續」的原罪「炸彈」相互威懾，最終心照不宣的「輕拿輕放」，各自「各取所需」，繼續己方的罪惡行為。（對於這些想法和相關行為的動機，雙方當然不會行諸文字，不會在任何公開場合講，也就不太容易被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者確認和記錄）

    而且如我前面自引的文章所分析的，中共政權存在的第一目的是為了維護專製獨裁統治、維護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而非為了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不會真正在乎國家利益受日本損害，無論是歷史上的日本侵華還是當今日本的所作所為。日本只要安撫好中共統治集團、保證不侵犯統治集團的利益（而不需要考慮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情感），中共就會相應讓日本得到其想得的利益，包括出賣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更會約束壓製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力量和情緒。而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政府代表了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那日本反而無法滿足中國需求，並且出現激烈利益沖突，危及日本安全。滿足一個統治集團的需求是相對容易的，滿足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需求是難的甚至不可能的。

    如果中共倒臺了、中國民主了，那不僅日本對中國政權的「道德威懾平衡」能力失效，也會面臨權利意識、正義感蘇醒的中國人民的齊聲討伐，日本將無法回避歷史及現在正在做的種種罪惡和悖謬行徑。日本也無法像現在這樣僅靠拉攏、安撫統治集團即可解決問題，必須直面全部或者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挑戰。

    這種變化有一個現成的前例，就是韓國。韓國在軍事獨裁時期長期實行親日政策，從樸正熙到全鬥煥，都為了維持獨裁統治和經濟發展等原因，對日本侵韓歷史輕描淡寫，甚至不惜鎮壓人民的反日運動以與日本簽訂友好條約。專製時期人民的人權意識被有意壓製，遊行示威、言論譴責、拍攝文藝作品等表達自由也被嚴格限製，人民大眾不能自發自覺的起來紀念歷史、譴責日本各種悖謬行徑。韓國軍事獨裁政權采用功利主義態度，為了現實需要壓製人民的正義感，親日派掌控著處理韓日關系的大權。在樸正熙、全鬥煥軍事獨裁的二十多年中，除偶有摩擦外，日韓關系非常親密友好。像慰安婦問題、強製勞工問題、獨島問題都被冷處理，反映日本殖民罪行的作品也被限製播映。

   但是自1990年代韓國走向民主化後，不僅民主主義成為韓國人共識，民族主義風潮也風起雲湧。民主化讓人們有了更強烈的人權意識、責任意識、自主性。此前被軍政府雪藏的各種歷史遺留問題，紛紛被正義的韓國進步人士提出。面對洶湧的民意，民主政府不得不正視那些既是民族災難、又是人權問題的各種涉日議題。例如日本強征「慰安婦」、強征勞工等問題的批判和解決，逐漸走上議事日程。那些飽經苦難的「慰安婦」和幸存勞工都得到了韓國政府的補償和安置，以及日本方面的一些道歉和賠償。而且人民還對韓國建國以來至軍事獨裁時期各種親日派進行了批判和清算，如製作《親日反民族行為者名錄》，並對相關人士進行責任追究、沒收其非法財產等。而韓日關系也不再只是政府之間的勾兌、純粹利益的往來，而是將日本殖民主義罪行問題、日本對待歷史態度問題等作為重要內容，將韓國人民的民族情感、價值觀念及韓國人人權作為處理涉日問題的優先考量。

    因為日本一直拒絕像德國那樣正視歷史、做出足夠的改變、清算和補償，韓日關系自韓國民主化以來一直不佳，在進步派當政時期尤其如此。韓日之間經常就「慰安婦」問題、日本修訂歷史教科書問題等發生爭執，韓國政府經常就此批判日本政府及相關者，並不惜中斷一些政治經濟軍事交流。雖然由於韓日同屬美國盟友，以及共同的利益需要，所以並未完全撕破臉皮。但像韓國軍事獨裁時代那樣極為親密的日韓關系，已經永遠走入了歷史。

   因此，有了這樣前車之鑒的日本，更不願意中國走向民主化。日本在中國做的惡行至少從絕對數量上遠多於在韓國所做，中國的人口和經濟體量又十多倍於韓國。如果中國人民的正義感、勇氣、責任意識覺醒，那日本右翼乃至整個日本體製和社會，都可能面臨沈痛打擊甚至滅頂之災。而且，中國民主化之後，中共與日本勾兌、日本扶植中共的行跡也會被廣泛的披露，日本不僅需要為侵華承擔歷史責任，還要為扶植中共獨裁政權承擔責任、受到中國民主政權和中國人民的痛恨和報復。所以日本會千方百計推遲中國民主化的到來。而避免中國走向民主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扶植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此外，讓中共繼續統治中國，也能讓中國始終處於被國際主流社會孤立的境地，這對於與中國有競爭和沖突關系的日本當然十分有利。在中日沖突中國際社會之所以普遍支持日本方面，正是因為中國處於專製而日本是民主陣營的一員。如果中國也成為民主陣營一員，那日本就不能再像以前和現在這樣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歐美的一邊倒支持了。讓中國保持專製、與國際主流社會離心，對維護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利益非常關鍵。通過扶植毒害中國人民的中共政權，也可以分化香港、臺灣等中國分離地區與中國大陸的關系，削弱中國的團結統一性和向心力，減弱中國對日本的威脅（扶植中國的分離主義一直是日本的對華政策一部分，例如扶植偽滿洲國）。

    總之，從1930年代中期至今，中共和日本都有著復雜微妙的互利共生關系。侵華戰爭、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四發生後日本對華政策，日本救了中共三次。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幾乎具有決定性作用，即沒有日本的幫助就沒有現在中共的當權。對中共，日本是恩人，但是對中國、中華民族，日本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日本不僅侵略中國、殺戮中國人民，還中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民主化進程，讓中國長期陷於中共酷虐的獨裁統治之中。而且這並不只是一種客觀的意外結果，而是日本有意為之。（當然，日本也曾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過正面作用，那就是在清末容留甚至支持了漢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者的反滿反帝製運動，對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清王朝和建立民國起到重要作用）雖然那一定程度也是日本為削弱滿清王朝而為之）。還有，清末民初日本曾經成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中介」，例如使用漢字翻譯了大量西方語言的詞匯，對中國思想啟蒙與科學發展有重要作用。但是經過辛亥革命後日本一系列對華的惡劣行為，尤其最近80多年對中共的扶植和「續命」，日本當年對華的功績已經遠小於其罪惡了。如果辛亥革命後日本沒有後來的侵華和扶植中共獨裁的行徑，那日本對中國確實是功大於過，泛亞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也的確很可能是個好東西）

    據我所知，對於日本侵華對中共崛起和執政的作用、中共和日本的互利共生關系，學界是有些相關研究的。但是這些研究普遍低估了作用的重要程度、關系的緊密。這既有主觀上認知的偏差，也有中共與日本對相關問題諱莫如深、盡可能隱瞞所以外人無法探知有關。尤其在中國大陸和日本，研究這些問題幾乎是充滿禁忌和障礙的。而香港、臺灣的研究力量不足，歐美則對此缺乏興趣（或只是站在他們立場上分析，而不是站在中國利益立場上）。甚至，一些研究者受中共和日本的影響和壓力，或者出於自身及自身國家地區、利益集團的利益需要，有意忽略、淡化中共與日本的互利共生關系，甚至故意撒謊歪曲誤導，說中共與日本是敵對的。這種關註和研究的不足或偏差（甚至少部分的故意誤導），自然會影響世界各國政界、軍界、經濟界、文化界、學術界（各學科）、對中共與日本關系的認識，進而影響與中共、日本問題有關的各種認識與判斷，產生誤判和錯誤態度、決策。這種現狀有害於中國民主化、有害於對日問題、有害於世界的和平與民主。

    這種互利共生關系還在繼續著。只要中共政權還存在一天，日本都會與其保持這種互利共生關系，利用中共壓製中國民族民主意識的覺醒和真正的崛起，維護日本的經濟政治利益及國際地位、日本民族的優越性，維持其充滿戰前天皇製和東方法西斯種族主義殘余的體系及附著物。而中共也在利用日本的經濟政治外交支持用以增強執政實力、解決重要但無法獨立克服的的棘手問題、拓展在國際舞臺上的空間和影響力，以及在表面上將日本當成標靶（尤其故意將日本與美歐混同為「西方國家」、「境外勢力」打包批判，利用日本罪行抹黑美歐）以凝聚國人人心與拒絕融入自由世界，以維持自己的罪惡統治。

    近代以來，給中國帶來最大災難、讓中華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專製與禍亂且至今無法擺脫的，就是中共與日本。而這兩個勢力過去、現在、未來都在合作共謀戕害中國人民，以實現前述的他們各自骯臟的目的。

    因此，對有誌於改變中國現狀的各路仁人誌士來說，想要實現中國的民主和富強，應該像清末民初的革命者那樣，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旗幟，同時推進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無論是中共和日本分別還是共謀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南京大屠殺、731人體實驗、殖民掠奪，還是六四屠殺、死囚器官販賣、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鎮壓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和行動，都是在侵害基本人權，戕害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與尊嚴。那些把民族復興和解放與實現民主法治對立起來的，不是愚蠢就是故意使壞和離間。

   只有認識到日本勢力仍然在破壞中國民主事業、阻止中國人民的覺醒和解放，將繼續進行反日民族鬥爭、清算日本侵華疲華弱華限華歷史、批判日本右翼正在進行的各種醜惡行徑當成重要任務目標，才能清除中共重要的外援和幫兇，為中國民主化掃清障礙；只有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人權意識的覺醒，實現民主政治、個人自主和公平正義，才會讓民族精神得到振奮和充實，促進民族團結互愛一致對外，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與民族復興，重新找回漢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博大、自信、仁愛與輝煌。

    還有，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一定要弄清和分別對待。美國和西歐各國雖然也有和中國沖突的歷史，但是更多是對中國的幫助。無論看他們從古至今與中國的交往史，還是他們政權的意識形態和國民主流價值觀，都是合作大於沖突、值得我們信賴和結交的朋友，多數情況下是中國實現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助力而非阻礙。中國、中華民族過去、現在和未來也會與歐美競爭與沖突，但是有著更多一致的目標。中美歐三方構建和平民主的自由世界、建立「零年（1945年）」之後全新的偉大文明秩序，70多年前就應該實現。現在已經晚了太多，我們要努力讓這樣的理想實現的不至於更晚。（當然，我們也要明白，國際關系是很務實的，親兄弟還要明算賬，也不要把歐美太理想化。民主國家之間也有競爭和沖突，美國和加拿大之間、英法德之間、乃至相對與世無爭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也不乏沖突。但是正常的成熟民主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沖突，性質和程度上完全不同於那些專製國家或者實現民主但是仍然非正常的、拒絕承擔歷史責任的國家）

    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只是將中共與日本心照不宣的關系直白的說了出來。相對於那些滿嘴謊言、說白做黑的各路中共領導人，毛確實有一種近似瘋狂的坦率。但我們也並不需要感謝他這種坦率。毛澤東如此感謝日本和善待從戰犯到政客的各種日本人，卻對日本對中國造成的滔天罪惡回避不提或者說輕描淡寫，足以可見其對中國人民缺乏起碼的同情心與責任心，視國人性命與尊嚴如草芥。這並不只是根據其言論所得，其實際上的行為（無論是在涉日問題上還是其他內政外交政策）更能驗證。

   中共和日本都罪惡累累，歷史終將會對他們進行清算，一切都有撥亂反正的一天。但是撥亂反正不會自動到來，而需要一代代仁人誌士通過奮鬥和犧牲去實現。中華民族經歷的苦難太多了，我們不能容許苦難再長期的持續下去。每個人都應該去推動改變，讓民族復興和民主主義早日到來。

自由主義右派的本質

  最近幾天，美國邊境巡邏隊暴力驅逐來自海地的難民一事傳入中國互聯網。中國互聯網評論區普遍贊同暴力驅逐，並表現出對海地難民的鄙夷。諸如「沒毛病啊，這是非法移民就該驅逐」、「美國警察幹得漂亮」、「這才叫魄力」、「對非法移民還要熱烈歡迎嗎」、「不給你們（難民）牢飯吃就不錯了」之類評論占據民意主流。還有人因此聲稱希望「把廣州尼哥（廣州黑人）也這麽趕出中國」、「應該這樣對付雲南的綠綠（指羅興亞難民）」等。這不僅是普通民眾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精英和體製內人士的想法，只不過後者不在公開場合說出來罷了。

    國人對難民問題的這種態度並不是現在才出現，而是一直都如此。例如對於敘利亞內戰引發的那輪歐洲難民危機，中國輿論普遍非常刻薄的譏諷難民，認為這些人「裝可憐」、「背叛國家」、「當逃兵」、「是潛在的恐怖分子」等。對於接納難民的歐洲各國政府及民眾，則以「白左」、「聖母」譏諷之，嘲弄接收穆斯林難民最多的法國成為「法蘭西斯坦」。真真假假的關於難民的負面新聞在中國互聯網上熱傳，包括一些在墻外早已被證偽的謠言（如難民中混有大量恐怖分子、難民獲得補助金比當地國民退休金還高），也時常被墻內互聯網圈子翻譯後用中文再度傳播。2017年，明星姚晨擔任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期間發表了一些同情難民的言論，被中國網民瘋狂攻擊辱罵，一度被迫隱身。筆者也因發表同情難民言論而被某中國人（或華裔）在多個社交平臺上追罵。

    這說明了中國國民在殘酷的社會中喪失了作為人應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一些人做出的極端反難民言行，如同叢林社會中只懂得弱肉強食的野獸行徑。

    而尤為可悲的是，中國許多「公知」等自由派人士，包括一些曾經為中國人權奮鬥的維權律師，也表達了同樣的態度。有某些自由派人士對拜登政府接納拉美難民導致的美國治安問題、社會問題表現出痛心疾首狀，懷念特朗普時期對難民的強硬政策。哪怕，這其中有一些人正是通過美國接納難民的政策和程序來到美國、獲得自由的，如陳光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其他一些自由派和律師雖未得到難民庇護，卻也普遍的、以不同方式受益於美國各種惠及（美國國籍者以外）他國國民的人權政策。

    普通國人反感難民也就罷了，為什麽這些自由派、人權鬥士，甚至直接受益於西方人權政策的人，也如此反對美歐接納難民等相關政策？這就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批判的問題了。

    無疑，這些自由派、人權鬥士，和中國普通人一樣飽受叢林法則的浸淫，沒有作為現代公民乃至僅僅作為一個人起碼的同情心同理心，或者說至少不能做到對全天下人做到一視同仁的同情憐憫（並不是說要他們實際付出什麽，在態度和言語上不惡語相加落井下石，難道不應該是底線嗎？）。他們或許會對一部分國人有同情憐憫之心，但是換成黑人、拉美混血人、中東穆斯林等其他民族其他宗教其他國家的人，就沒有了本也應有的同情心。他們內心深處覺得這些種族和宗教的人低人一等、不值得拯救。他們雖然標榜自己不種族歧視，但是卻在內心時時刻刻有著強烈的種族歧視心理，並且表現在許多具體事務上。

   但是，同樣是這些自由派，和民眾一樣，其中一些人對滿清充滿溢美之詞，即便多數人沒有頌揚，起碼並沒有去激烈批判、堅決反對，還阻止其他人對滿人的種族主義統治、現今滿人享受祖蔭和特權進行批判，對因憤怒於滿清酷虐而發表激進言辭者吹毛求疵，甚至反咬批判者如筆者為「種族主義者」。一方面鄙夷作為受難者的異族，一方面卻又膜拜作為壓迫者的異族。正像魯迅說的，「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在對待滿清統治者和對待難民上的態度對比，最能體現國人這種既分裂又同一的心態。國人對作為征服者的異族頂禮膜拜、大加稱頌，中國許多人跟著宣傳稱贊多爾袞、豪格等屠殺漢人的劊子手「雄才大略」（各種影片和小說中其形象都很「正」，起碼「正」的形象氣質大於「邪」那一面），把奴役漢人高峰期稱為「康乾盛世」（看看二月河作品有多少人閱讀和追捧），對現今躋身精英乃至權貴的滿人也不敢批判打擊甚至十分佩服（哪怕這些滿人是靠從祖輩至今壓榨千千萬萬漢人的命取得的地位和成就，其身份地位各種所得無不浸透漢人血汗），滿清政權被推翻上百年了還充滿著奴才心態；對作為受難者的異族鄙夷排斥、極盡嘲弄，中國互聯網上最具羞辱性的詞匯都扣給了各國難民，尤其是受盡苦難的羅興亞人等穆斯林難民（雖然他們未必完全無辜，但是也不應該遭受這麽殘酷的對待吧），雲南邊境一點風吹草動就引發他們排外聲浪，充滿著優越感和發泄欲。當然，國人也對擠占走其絕大多數權利和民生資源的權貴不敢批判和反抗，對戶籍製度、高幹病房、醫保社保分三六九等等各種顯著的巨大的不公唯唯諾諾，只會盯著黑人留學生得到的那點特權的殘羹（甚至殘羹都算不上）大張撻伐，似乎有了殺父仇奪妻恨。國人欺軟怕硬、拜高踩低、弱肉強食的心態展現無疑。（當然，攻擊難民和贊頌滿清的人並不完全重合，我上面舉的例子也並不都是同時既攻擊難民又贊頌滿清的人。例如反對我批判滿人祖蔭和特權的那幾個人，應該不會對難民有明顯惡意。但是整體看來，攻擊難民和贊頌滿清或者不批判滿清及滿人特權，是中國同時存在的有高度重合的現實主流情況。絕大多數國人厭惡難民、絕大多數人贊頌或者起碼不批判滿清及當今滿人權貴，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許多國人不能理解接納中東、非洲難民的西北歐各國，並且舉出難民偷竊、搶劫、性侵甚至恐怖襲擊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來證明難民素質低下及造成的危害。可是，在接受通識及文明教育的歐美發達國家主流民眾看來，自己國家國民也有許多違法犯罪，難民犯罪率有時甚至還低於本國人犯罪率（因為難民生活圈子往往與主流社會疏離，並且被當地社區和警方重點「關照」，難民也知道自己身份處境而謹言慎行，所以對所在國國民的犯罪率反而低於普通國民（當然難民內部即對其他難民犯罪率要高很多），只不過難民犯罪容易被關註和報道）。出於一視同仁原則，難民犯罪了按對待本國人那樣法律處置就是，而不是一律驅逐（當然有些國家對犯了重罪尤其累犯的難民、移民是會驅逐的，美國無論奧巴馬還是特朗普、拜登當政，都會驅逐被判處一年以上監禁的犯有較重罪行的移民）。即便難民犯罪率比較高，那也只占難民總數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因為這部分犯罪的而拒絕接納所有難民。而且難民在部分類型案件上犯罪率高，是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戰亂和缺乏人權與法治的環境中，情有可原，需要通過多種方式加以改變，而不應該成為拒絕他們避難的理由。

    這種想法在中國人看來不可理解，但是這才是正常的、非歧視的、人權至上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總是以「難民素質低」為由歧視、侮辱難民，但是在歐美主流人群看來，這些都是其原生國家惡劣的生存狀況造成的，並不是難民本人的過錯。甚至，正是因為難民「低素質」、貧窮、缺乏教育，才更證明接納這些人的必要。因為只有為他們提供相對良好的社會環境，才可能讓他們走出暴力、貧困、缺乏知識和素養的惡性循環，成為一個有自尊自信、對社會對人類有用的人。而且，這樣也可以促使他們反哺其他未能離開母國的同胞，促進相關國家和族群的文明開化，最終有利於全球的協調發展與族群和諧。

    還有，歐美發達國家尤其美國，對於那些難民的確是有一定的虧欠和救助責任的。中國官方經常宣傳「西方國家把xx國家/地區搞壞了」並不完全是虛言。例如中東地區的動蕩，和美英法上百年來出於自身利益的各種幹預、爭霸、侵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雖然中東地區的許多沖突及引發的難民問題，主因還是所在國本身以及另外更加野蠻和無視人權力量的幹預（如前蘇聯/俄羅斯、土耳其、沙特），但是歐美國家也是有一定責任的。非洲各國則基本都經歷過歐洲列強的殖民，雖然殖民也有正面影響，但是也公認殖民主義為非洲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例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深耕細織，推動了當地高度的西化、現代化，但是也製造了殘酷殺戮與破壞。所以作為前宗主國接納前殖民地移民、難民，也是一種義務。還有，即便歐美與難民輸出國完全無關，作為發達國家本身就有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定幫助，包括一定程度的經濟援助和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這和一個國家內部權貴和富人即便收入和各種所得完全合法，也應該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負起責任，是一個道理。

    而拉美的難民問題，則與美國有更大的關聯、美國也須負更大責任了。美國獨立建國之後，一方面在北美擴張，一方面在拉美實行以「門羅主義」為代表的半殖民政策，通過武裝入侵、暴力施壓、政治幹涉、經濟控製、意識形態滲透等方式，損害各國的獨立自主，掠奪拉美的資源和操縱物價，將拉美各國當作資源的供給地和傾銷市場。為此，美國在拉美扶植了前後數十個暴虐的右翼獨裁政權，這些政權對本國人民敲骨吸髓，殺戮反抗者，得到血淋淋的利潤，其中最主要收入都歸了當地獨裁者及美國的合作方，人民則普遍生活在貧困和剝削壓迫之中。美國政府本意或許並不是為了壓迫這些國家民眾，但是客觀上無疑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現在拉美難民比例最高的幾個國家，如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國家，是當年美國扶植的右翼獨裁政權荼毒的重災區。正是美國的殖民政策，讓這些國家無法發展獨立的工業，教育、醫療、供水供電等公共服務及相關設施也無暇投入，全力為美國輸送農產品和各產業原材料。這些國家因此經濟落後、公共服務短缺、治安惡劣，充滿著無法解決的貧窮與暴力，才導致了這些年的難民潮。對此，難道美國不應該負起責任、接納這些因為美國發展而間接受害的中美洲各國難民嗎？這些國家的貧窮落後也有自身原因，甚至自身原因可能是主要的，但是能說美國沒有責任嗎？

    其他拉美國家雖然受難程度普遍沒有中美洲各國那麽嚴重，但是都一定程度受到美國的殖民剝削和各種壓製操縱，經濟損失和社會建設缺位帶來的民生問題難道不應該美國承擔責任嗎？還有，美國在很長時期內（尤其右翼當政的時候，如尼克松和裏根執政時期），並不像一些中國自由派人士認為的那樣致力於在全球推進民主，相反扶植了大量獨裁專製政權以服務美國尤其對抗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例如1964年巴西政變推翻民主的古拉特政權並建立獨裁軍政府、1973年智利政變推翻民主的阿連德政權建立皮諾切特獨裁軍政府，都有美國的強力支持。美國在拉美的一系列扶植專製獨裁的行動，導致數十萬人被獨裁政權殺害，數百萬人因之非正常死亡，對經濟民生也造成了各種負面影響。如今拉美的貧富分化、暴力猖獗、城市公共服務的落後，都和美國扶植的右翼獨裁政權各種破壞社會公正的政策有關。所以，美國不應該對這些國家承擔責任嗎？這些間接甚至直接受美國幹預（而且這種幹預是出於美國的自利目的）而受害的人不能去美國要求分享美國所獲的利益嗎？（當然，美國負責並不意味著一定要通過接收難民這一種方式，也不是要把這些國家的國民都接到美國，但是起碼不應該把費勁心力來到美國的難民一股腦驅逐回去，不應該一副毫無責任、還充滿嫌惡的樣子）

    有一位知名自由派「公知」一方面認為美國應該多接納中國的政治難民，一方面卻認為拉美的「大篷車」跟美國沒什麽關系。這樣的思想很有代表性。這些自由派「公知」的確需要補一補國際政治常識。但是其實不去了解這些復雜淵源，僅憑一些簡單的常識也應該明白，與美國同屬美洲的南方諸國這麽貧窮落後，與美國肯定有著一些關系。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些發達國家的發達恰恰以不發達國家為代價（雖然也有互利共贏的例子，但顯然也有零和博弈、損人利己的情況），這是常識，就像中國許多人富裕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被剝削壓迫的前提下的。

    事實上，即便不談這些責任、義務、因果關系，量力而行的接納難民在內的各種幫助他國的行為也理應是一種國際義務，作為進步人士、人權衛士和自由派，基於起碼的良知和道義，也應該支持發達國家在條件許可情況下適當接收難民。在具體接收方式、接收多少、如何融入等問題上可以有不同意見（歐美贊同接納難民的也並不是說要把所有發展中國家人都接過去，他們當然會考慮承受能力、可行性、帶來的各種沖擊和影響等問題），但是大前提應該是贊同接收難民、對難民在內的非法移民持同情理解態度。就像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理論那樣，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幸福、有些人受難，其實是很偶然的，個人奮鬥雖然重要但是實際上遠抵不過外部環境和歷史進程等非自身因素影響，身份完全可能調換。就像美墨邊境兩側的人，僅僅因為一條由於政治軍事歷史原因而劃定的界限，就導致兩側的人（兩側的人有些不僅同一民族同一宗教，還是當年美墨確定邊界前的同鄉同事）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教育、醫療、養老及其他各種公共服務質量有著天壤之別，這公平嗎？何況如前所述，往往「貧者愈貧」和「富者愈富」存在著相關關系，前後二者往往是相互促成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說法，強調大同社會及同理心的重要。作為人不應該只顧著自己一家一鄉、一黨一派的利益和感情，而應該推己及人、包容四方，對遠方的他者都能報以愛與幫助。即便做不到付出實質的代價和主動的愛護，是不是起碼在思想和言語上應該做到基本的尊重與理解呢？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尤其普通國民的人權和生活狀況）及對外關系，自然是不適合主動接收難民的（被動接收早已經存在了，來自朝鮮的「脫北者」就是），或者起碼不適合大規模主動接收難民。一個國家當然首先還是要維護和發展好本國國民的人權，要讓自己國民過上有尊嚴和基本權利及生活保障的生活。但是這不意味著未來中國社會和人權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還不應接收難民，更不應該對歐美國家接收難民充滿鄙夷和厭棄。自己暫時不能行善就罷了，還詆毀別人做好事，對受害者幸災樂禍、落井下石，這種心態是很醜惡的，令人不齒。做到對難民的理解、對歐美接收難民的尊重，以及在此基礎上討論更好的問題解決方式，很難做到嗎？

    可是，即便這樣的要求，絕大多數國人都做不到。普通國人飽受專製欺淩和社會不公折磨，加上未接受現代人文教育，素養知識有限，在網上罵難民發泄戾氣也就罷了（甚至說可以理解和同情），可是大多數本應成為國人榜樣的、國家社會風氣引領者的自由派「公知」、人權鬥士都做不到理解難民處境和支持歐美對難民的接納，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對無冤無仇的難民充滿仇恨和鄙夷，連帶厭惡對難民持寬容政策的拜登、馬克龍、默克爾等人及其政府，並且崇拜驅逐和汙名化難民的特朗普及美國右翼保守派甚至極右翼種族主義者。他們也隨特朗普將海地等國稱為「屎坑國家」，大罵奧巴馬、拜登等人接納難民的政策（哪怕他們的政策也是很節製的），侮辱謾罵難民或難民家庭出身的議員並傳播關於她們的謠言，為美國被非法移民「汙染」十分痛心。那在他們眼裏，中國又是怎樣的國家？他們這些中國人或者從中國逃到美國的人又算什麽東西？或者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由派的態度那樣，認為只有中國這樣環境下的政治犯才值得美國搭救保護，其他國家落難者不配（起碼普通老百姓不配）？我覺得，就這樣態度和素質的自由派，倒的確不配被歐美接納。如果歐美變成這些人設想的高高在上的「純潔」國家，那也不再值得尊重。

    作為飽嘗系統性、結構性壓迫之患害的中國自由派尤其人權律師，應該和各國難民有更多共情，與各國弱勢群體同聲共氣，發聲支持難民、支持各國政府利於難民的人道主義舉措。弱者如果不能團結和互相給予溫暖，那還如何熬過世間嚴酷的寒冬？當然，如果真的討厭難民尤其黑人、穆斯林難民，不願意支持他們、不想聯合，也就罷了，畢竟人都免不了有個人好惡。但是中國自由派、「人權鬥士」們，還對難民毫無正當理由的惡語相加（而且如果有利益沖突尚可理解，然而難民和他們無冤無仇啊，何況別人救助難民也不需要他們付出什麽代價），激烈反對救助難民的各種政策，還崇拜那些驅逐難民、欺壓弱勢的政治強人和野心家，侮辱和誹謗熱心幫助難民及各種弱勢群體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香臭不分，甚至以臭為香、以香為臭，實在令人感到惡心。

    這樣的心態形成有許多原因，篇幅問題在此就不展開細說了。但是無論因何原因，這樣對待難民及評論涉難民問題，都是非常錯誤的，顯示出他們素質非常低下、喪失了即便普通人都應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不知道那些積極幫助中國自由派人士尤其被迫害的人權鬥士的外國友人，看到他們所幫助的人居然是這樣的價值觀和言行，會多麽驚詫和心寒。

    如果中國自由派、「人權鬥士」們不能在例如難民與移民問題、女權問題、身心殘障者權利問題、LGBT權利問題、動物保護問題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主流觀點看齊（並不是說和最激進觀點看齊，而是說與積極但溫和的相關主張看齊），那這些人永遠只是「在野共」而已。或者說，他們只懂得自由，不懂得平等和博愛。他們追求的「自由」，也只是某一個群體和階級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全民全國全人類全地球共同的自由，甚至他們希望以毀損他者的權利與自由以實現自己的權利與自由。這樣的自由派，背棄了啟蒙運動先賢和革命先驅強調的博愛精神，對自由精神也只是一知半解或故意選擇性利用，是魯迅先生說的「柿油派」。如果中國未來被這種狹隘自由主義主導，那麽那時只有部分民主自由、只有部分人有民主自由的中國，也只不過是一半文明一半野蠻的革命半成品。

女真帝國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簡論滿清對中華的惡劣影響（節選自致一位學者的信）

  我想重點闡述的，則是另外兩個問題。一是關於滿清的一系列問題……

    我知道您在文中重點講述的是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專製與民主的問題，其中的史實性內容我大多都有所了解，也贊同您的觀點。我想重點說的，是您提及的問題的支線問題，也就是滿族統治集團與漢族、維回藏、西南諸民族的關系，以及滿清政府的種族壓迫、其侵占關內後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政策方向與原則、製定和執行的種族根源。

    首先，無論體製內外、中國大陸內外，普遍回避或極大的淡化對滿清對漢族（一些時期還包括對回族、苗族、維族、壯族）的血腥屠殺，以及滿族對漢族實行的殘酷的民族壓迫。而您在文中提及的滿清的種族政治已經是比較多了（雖然以我的立場認為比重還是不夠大）。而其他絕大多數漢族（或者非滿族）學者，因各種原因，如體製內的擔心觸及民族敏感問題、體製外的自由派反對民族主義等，以及國內外滿族和親滿人士在學術和輿論上咄咄逼人的行徑，還有隱秘但浸入大腦與內心的滿清遺存的奴才思想影響，普遍拒絕大量的、全面的、本質性的揭示清代滿族對漢族等其他民族實行的種族屠殺與壓迫。

    甚至，還有一些歷史界、文學界、文藝界的漢族人（漢奸）在為滿清的血腥殘暴的種族政治塗脂抹粉。例如90年代開始盛行的以贊頌滿清「盛世」為主的「辮子戲（包括歪曲變造、選擇性乃至製造謊言描述歷史的所謂『正劇（例如《康熙王朝》』）；以及以戲謔化方式淡化滿清罪行歷史劇的「戲說劇（如《康熙/乾隆微服私訪記》）』；為殘虐統治抹上浪漫外衣遮蔽人民苦難的『穿越劇（如《甄嬛傳》』）」、如閻崇年、二月河（淩解放）等人對歷史的歪曲與選擇性記述，將滿清血腥、專橫、鉗製自由的高度專製和野蠻政權刻畫的愛國親民（與描寫中共領導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影視劇頗為類似），且一概回避滿族對漢人實行種族性質的屠殺壓迫、清代的漢族人被歧視性對待的基本史實。甚至這種歪曲還影響到國外史學界和漢學界，例如孔飛力的代表作《叫魂》中就受滿清史觀影響，美化乾隆和滿族親貴、貶低江南知識分子階層。據我所知，這並非孤例，相反國外史學界、漢學界尤其清史界嚴重受滿清余孽影響。

    90年代以來滿清余孽的日益得勢，也反映了滿遺很擅於利用漢民族虛弱之時興風作浪。1989年底，正值六四鎮壓的白色恐怖肆虐之際，滿遺卻趁機建立所謂「頒金節」，公然慶賀其在皇太極建政、確立滿族的歷史事件，以此倡導滿洲主義。歌頌滿清尤其所謂「康乾盛世」的史學研究、書籍和影視劇大量出現，也正是發生在六四之後、中華的民主歌聲戛然而止、中華民族陷入危機之時。每當漢族沈淪、衰頹、內部矛盾劇烈、處於黑暗中、前途迷惘時，滿遺及漢奸就會趁機興風作浪、耀武揚威。例如同樣在民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日寇入侵等國難之時，滿人和親滿漢奸都乘機逃脫了本應接受的歷史審判和合理清算，還從中漁利。他們從來不老實，不甘心做中華民族的平等一員，而是千方百計趁漢之危，勾結狡詐惡佞的漢奸施展淫威、逞兇為惡，占盡漢人的便宜。

    滿清入關之後，其對官民不分清濁良賤，一概殺戮，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即便是橫掃歐亞的蒙古人，也在攻擊襄陽、杭州等時沒有大行屠戮，對漢人的抵抗還有些許敬意。而滿清以及他們的祖先金國時期的女真，則是對漢族極盡侮辱淩虐，從對宋代徽欽二帝和千百宗室女眷的淩辱，到揚州十日時「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滿人用屠殺任何敢於反抗的漢人和奸淫漢人女性，來從肉體和精神上摧垮漢人的抵抗意誌，讓漢人如奴隸般屈服。

    滿清侵入中原和江南200余年，不僅大肆屠殺和奴役漢人男性、奸淫和占有漢族女性，還將數百萬滿人全部變成剝削和食利者。滿人常年僅為漢人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卻占據了國家中樞和地方大員中的半數以上，且在核心決策職位（如軍機處）和關鍵職務（如重要督撫、將軍、欽差）上占絕對優勢且比同級漢臣有權力優先。而八旗軍隊從軍官到士兵的俸祿和供給同樣遠高於漢軍為主的綠營。

    而這些滿人官員與軍人的家屬同樣依靠對漢族的剝削壓迫，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滿人中的男性更是普遍用各種手段占有漢人女子（就不包括戰時的搶掠，只論和平時期），包括二月河這樣為滿清洗地的作家，都承認滿洲旗人在四處「風流」，乃至始亂終棄並留下子女（而這當然同樣是建立在滿族對漢族的民族壓迫之上的，沒有滿清暴力機器對漢人女性和她們親屬帶來的恐懼，以及八旗子弟金錢的利誘，他們怎麽可能得逞）。

    而即便最為低微的、沒有權勢的旗人，也可以不當差不納糧，領著各旗的祿米和錢款，過著悠哉悠哉的日子。而這些錢糧都是從漢族老百姓那裏征收和擄掠的。雖然在雍正一朝，曾推行過讓旗人「自食其力」的政策，但後來無果而終不說，政策本身也是將大量肥沃土地免費劃給旗人耕種（然後許多旗人並不耕種，而是雇傭漢人當起地主繼續不勞而獲），而漢族農民在康雍乾「盛世」時也經常遭受饑荒，其他年代更是餓殍遍地，「人相食」時有發生。

    因此，從滿清皇帝到「底層」滿族人，均作為統治民族成員享受著各種特權和優待。他們時常表現出所謂「豪爽」、「漢子」的一面並以此為榮。但這些都建立在他們的花銷全部來自於漢人的勞動、他們得到的服侍無不浸著漢人的血淚（例如「旗下家奴」製度下，比農奴還要悲慘和沒有自由的漢人奴隸要服侍他/她們的滿族「主人」）的基礎上。他們當然可以利用這些掠奪的人口和資財揮霍，贈送他人財貨甚至女人以顯示其「義氣」的一面。這是比殖民統治更加殘酷和直接的全面的民族壓迫。但這一切，都被中共政權和體製內外的「精神奴才」忽視甚至美化。

    而滿清統治對中華更深層次的傷害，則是在思想文化與民族氣質上。如果說西方殖民統治在帶來罪惡的同時，也輻射了文明進步，而滿清對中國的統治，則扼殺了思想的自由、給士農工商都帶上了臣民的精神枷鎖。雖然此前的王朝思想自由也是有限的，但滿清更徹底的進行了文化專製，在「康乾盛世」之時恰恰也是滿清撲滅一切鮮活思想之日。雖然有個別殘存的士大夫階層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也只能通過隱晦的方式發表言論，並且無法得到有效傳播。

    如您文章所述，滿清的文字獄達到了史無前例、登峰造極的地步（尤其其統治穩固時期）。這在現代極權主義以前，哪個政權都難以企及滿清的思想控製。「文字獄」的背後是「思想獄」、「靈魂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漢唐氣象、魏晉風骨、明代忠臣諫諍與士大夫苦守清流，乃至如《儒林外史》中那些明代平民「士人」的狂放自由，在清朝則全部成了辮子奴。文字獄不僅殘殺「反清復明」和疑似反清分子，連尊奉清朝、在順治哭廟前為民請命的金聖嘆等文人，也慘遭殺害。只有如方苞那樣奴顏婢膝侍奉滿清帝王、曾靜那樣自我閹割，才能茍活於世（曾靜在乾隆朝最終還是被淩遲處死）。還有如紀曉嵐那樣的表面狂放本質奴性的「家奴式文人」，成為參與篡改歷史、為皇帝插科打諢（這不是電視劇而是歷史）的乾隆的奴才。如魯迅所說「滿清之於中國，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

    當然，不止是文化專製，還有讓漢族胡化、野蠻化、厚黑殘虐化。例如中國北方尤其東北，社會風氣、民眾習氣，普遍是野蠻暴力、奸滑頑劣、冷漠殘忍、欺軟怕硬、媚上欺下……而這些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滿人惡毒暴戾的民族習性和治理方式，在這些地區實現了普遍的傳染，並將這些奸詐、野蠻等惡劣習性傳染給了附近地區的漢人，並遺禍至今。在中國，東北人的各種惡習尤其暴力行為眾所周知。事實上，滿人及其影響的東北漢人，不僅暴力在各地「首屈一指」，陰毒更是冠絕全國。還有，政治犯和維權人士在東北也飽受殘酷虐待和折磨，也就是說體製性的暴力，東北同樣領全國之先。雖然勞教所曾在全國都有，但論暴力、陰惡，東北首屈一指。建三江事件，四位維權律師被打斷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師被強迫按手印、蒙頭暴打；記者被各種跟蹤威脅……馬三家事件，勞教所男女管教人員對女犯的各種毆打、欺淩自不必說，還有普遍性的性虐行為。據作家王藏的采訪，女性維權者朱桂芹說，「她走出馬三家後就絕經了，有次在截訪車上被強暴過。強暴她的人邊做邊問她「爽不爽？我的雞巴大不大？」種種暴虐不勝枚舉。

    在滿人所謂「龍興之地（準確說是最為肆虐之地、蠱毒的源頭）」，強橫野蠻是通行證，正直善良是墓誌銘。而東北人一舉一動中都充滿著野蠻和強橫，言行舉止把「暴力」和「侵犯」體現的淋漓盡致。還有許多滿族「知識分子」也將其野蠻狡詐帶入社會、汙染中華，例如滿族的「公知」「五嶽散人（姚博）」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人愛好約架、暴力威脅、撒謊、辱罵，將滿人的胡虜言行展現的淋漓盡致。如一個網名叫「馬前卒」的滿族媒體人任沖昊，則是那種表面客觀中立，實則暗暗為滿人種族壓迫洗地、尊奉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高知理工社達工業黨。任沖昊這類東西，比「五嶽散人」之流危害更大，前者為代表的滿清余孽長期控製著中國北方輿論、惡塑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品性，並侵淩著中國南方溫和典雅、正直清明的文化。其他如「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張洋、騙子企業家羅永浩、洗地記者王誌安、不要臉公知徐誌戎（肉唐僧）等在互聯網上最活躍的流氓、陰毒惡佞的漢奸國奸，也是東北出身的。這些都是因野蠻殘暴無恥的滿人野蠻文化未必清除造成的災禍。

    滿清作為一個異族政權，為了控製有其百倍人口的漢人，采用了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滿清以暴力屠盡有反抗骨氣的漢人，尤其摧毀有獨立思想、民族精神的士大夫，讓漢人喪失了啟蒙者、先驅者、領導者，將反抗扼殺在萌芽中，並精巧的使用類似於商鞅的「弱民之術」和「剿撫並用」的毒辣手段，使得漢人平民分散而難以團結，漢人在一盤散沙、任其欺淩與愚化；另一方面，如魯迅所言，「他們（滿清皇帝）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即以榨取漢人的文化成果為他們自己所用，並選擇性的方式利用漢文化，剔除那些自由和反抗的思想，鼓吹其中主張順從的禮教綱常，並拉攏願意與滿清王朝合作的漢族士人，讓他們居於滿人之下、其他漢民之上，以滿治漢、以旗治士、以士治民，以經過加工、歪曲、篩選的「漢文化」，建立新的文化道統。這與中共將馬克思主義乃至列寧主義加以徹底改動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曲同工。滿清入關後的屠殺與征服，及一系列的製度化奴役措施，摧毀了漢人的驕傲與骨氣，切斷了漢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扼殺了漢民族的民族性，也是漢人普遍喪失民族精神、大規模死心塌地充當漢奸的開端（蒙元時期不僅短暫，而且也沒有進行精神上的全面征服，而滿清卻摧毀了漢人的民族特質與國風民骨），並如浸入骨髓的毒藥一樣，為禍至今。

    同樣，滿清對於歷史的篡改、文獻的破壞也是驚人的，同樣引用魯迅先生的話「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篡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其政權湮滅和篡改漢人的史籍書目，毀掉任何批判滿族入侵、屠殺和實行種族統治的著作。因此，像揚州十日等屠殺才沒有非常正規的當時史書流傳，而這反而成了今日滿清余孽否認歷史罪行的借口。他們只說「沒有正史記載（其實是有正史性質的側記的，例如外國人的見聞《韃靼戰記》）」，而回避當時滿清高壓統治下，根本就不可能允許書寫和流傳記載屠殺的正史。在這方面，中共又與滿清異曲同工，拼命淡化和抹殺歷史，禁止對歷史罪行的調查和記錄。只是由於當代文化普及與印刷業、傳媒業的發達，尤其影像時代的到來，中共難以像當年滿清那樣完全控製主流輿論和歷史典籍、不能徹底抹除罪惡罷了。滿人和中共都希望讓人們忘記他們的歷史罪行，「一切朝前看」，壓製對真相的探索並試圖以時間淡化罪惡（某種程度他們的確已經得逞了），避免激發憤怒與反抗、被清算或報復，以維護既得利益。而他們製造的累累罪惡，屠戮的億萬生靈，則都沈冤於地下了。

（而民國建立後，尤其民國初期，中國思想文化「井噴」、「百家爭鳴」重現，更從另一面體現了滿清專製壓迫之嚴酷。試想，如果沒有滿清二百多年的文化專製、思想禁錮、篡毀歷史，中國還會承受數百年的外敵屈辱嗎？還會被列強的科技、政治、經濟、文化全面打敗而沒落嗎？甚至如今的中國，都會因17至19世紀很可能的文化再興，早已處在民主法治之中了。隔海而對的日本，在一部分方面就是成功的鏡鑒。而中國卻因蒙昧自私殘暴的異族統治，失去了更早文明開化的機會。）

    陳寅恪曾經說過，「道德交替的時代都會出現兩種人。『巧者』會利用新規則的權利逃避舊規則的義務，利用舊規則的權利逃避新規則的義務。『拙者』則會放棄新舊規則的權利，承擔雙重義務。」滿人就是典型的「巧者」，既在民國之前通過血腥屠殺和瘋狂掠奪獲得了特權和進行了壓迫，又在民國時期和當今利用近現代文明社會反對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寬容和解式道德，躲過了原本應該經受的劇烈懲罰。滿人給漢人帶來了極大傷害和屈辱，卻並沒有付出應有的代價，甚至還利用其「少數民族」身份博取國內利益和國際同情。

    滿清的「奴才文化」不僅在其統治華夏的二百多年灌入漢人人心，還遺禍至今。即便在激烈批判滿清的民國，滿清遺老遺少還通過篡改歷史，編撰了美化滿清專製、淡化歷史罪行的《清史稿》，為禍甚大。而中共建政後，更是連同盟會和國民黨當年主張的反滿思想都進行否定和批判。毛澤東時代殺人如麻，無論知識分子、進步學生、前國民政府人士、黨內反對派……都遭遇血腥殺戮，對維、藏、蒙各族也肆意鎮壓，但對於與漢族有「屠祖之仇、奪女之恨」的女真和滿清，包括當時還活著的滿清原當權派和貴族，卻驚訝的寬大，從末代皇帝溥儀到載濤等遺老遺少，都在政治動亂中得以保全。文革中明陵、嶽飛墓袁崇煥墓，以及徐錫麟、秋瑾、章太炎等反滿抗清誌士的墓葬都遭受嚴重破壞，萬歷皇帝遺骨被拉出示眾，而清朝皇室的陵墓卻均未被破壞，甚至建國前參與盜挖清陵的人還被中共政權處決。毛澤東甚至還自稱曾是滿清和溥儀的臣子，贊譽滿族「了不起」，言辭間對成為滿人政權的臣民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血腥的文革中，從民國知識分子到中共黨員紛紛遭受迫害，滿清遺老遺少卻以最幸運者的身份躲過了運動打擊（最多有部分皇族被下放勞動，在當時已經屬於非常幸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被批鬥致死，滿清的皇帝卻得到善終，何其諷刺。（此外，中共政權迫害國民政府人士，迫害民國時代漢族優秀知識分子，客觀上也是替滿清做了報復，並一定程度接續了滿清的衣缽，切斷了打倒滿清、恢復中華的民國的國脈）

    而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恐怕和他本來（至少在晚年）就對滿清那套專製製度和「奴才文化」很認同有關。而其後的鄧江胡習時代，均默許甚至鼓勵歌頌滿清的作品登堂入室、禁止關於反映滿人對漢人及其他民族屠殺暴行的題材上映，除了「維穩」、「民族團結」的現實政治需要，還在於中共統治集團，與滿清及滿族遺老遺少「心靈相通」、「相互諒解」、「惺惺相惜」，有著共同的統治形態和內質的高度共通。（當然，還有就是，滿人和東北漢奸在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出力甚多，例如中共在東北的經營和遼沈戰役的勝利，以及後來大批幹部「南下」，都有滿人和東北人出力的影子。例如有一個叫「關山復」的滿人後來當上了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從其名字就可以看出來復辟之誌）

    具體說來，中共和滿清二者，都視漢族及其他弱勢民族民眾生命為草芥，崇拜暴力與強權、統治專橫而野蠻、手段殘忍而暴戾、品性奸狡而兇狠、為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不惜一切殘酷手段、對最具骨氣和能力的反抗者毫不猶豫的剝奪生命與肉體摧毀、建立系統化製度化且軟硬兼施的以奴化國民為首要特征的社會管製體系、製造不平等和劃分尊卑等級（例如滿清的滿漢之分、八旗體製、「包衣奴才」和「旗下家奴」，與中共的戶籍製度、城鄉二元體製、官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懸殊的福利待遇差別）、形成龐大的剝削與食利者（滿人和中共特權階層；八旗子弟與當今「紅二代」、官二代」）、摧毀人性尊嚴和建立臣民和等級社會、以經濟發展掩蓋戕害人權、對民眾分化瓦解和「分而治之」、核心統治階層總體「鬥而不裂」且關鍵時刻一致對「外（被統治者）」、縱容貪腐和壓榨以拉攏官紳階層鞏固統治、禁錮思想扼殺自由、全面篡改歷史扭曲真相、嚴密控製輿論和封鎖負面信息、大興文字獄毀滅事實與罪證、戕害獨立知識分子、培養奴才式文人、愚化奴化民眾、「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對外出賣國家利益以維護統治階層利益……中共與滿清有太多相似，不勝枚舉。（雖然以上問題中的一部分在其他朝代也有，但是都沒有滿清和中共突出、惡劣）

    習近平時代，體製內對於滿清的吹捧再度達到新高。由包括閻崇年、李治亭在內專一為滿清種族屠殺和壓迫洗地者主編的《清史》，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政權都大力撥款和提供人才支持，習近平時代更是達到高潮，將修撰《清史》當成政治任務，習還親自為《清史》的編撰做批示。人民日報等官方喉舌還公開發表高度贊頌滿清統治、鼓吹要「牢牢把握清史編撰話語權」的文章。還有遊離於體製內外的如以「戰爭史研究」自稱的滿人包衣余孽閻京生，也是典型的既維護其滿族特權、為滿清統治塗脂抹粉，又歧視穆斯林、貶低黑人的典型的滿清余孽。中共還縱容為滿族洗地的滿人和漢奸學者肆意篡改歷史，如李治亭將滿人通過血腥屠殺實現的「剃發變服」是「滿漢融合的成果」、「剃發留辮」恰好證明清朝滿洲人的做法取得了完全成功」……」種種無恥之言竟可登堂入室、公開宣揚。滿人利用中共的「民族團結」政策來遮蔽自己的歷史罪行，並半地下半公開的保留和增加自身的特權。滿清王朝都滅亡一百多年了，如今卻還淩駕於漢人之上。一個人口不到中國1%的民族，卻騎在人口百倍的十多億漢人頭上，何其諷刺。（此外，據報道，2017年中國官方教科書廢除了元朝「四等人製」的論述，同樣是中共為了所謂「民族團結」取悅蒙古人和滿人（當時的「色目人」），以及防止人們將之與現在的戶籍製度比擬，而美化蒙元、歪曲歷史的舉動）

    而自恢復高考以來，滿清余孽及其盟友仆從附庸人口最多的東三省（尤其遼寧省）的重點院校（一本）錄取率一直僅次於京滬津及西部地廣人稀省份，是人口眾多的省份中高考錄取率最高的。而眾所周知，東北地區民風惡劣、國民素質總體低下，教育出的學生「才」不見得多高，但「德」卻遠低於其他任何省份尤其長三角地區。而在具體高考錄取和自主招生中的貓膩則遠較其他地區惡劣。但東北地區卻能長期保持非常高的重點院校錄取率，而且滿族普遍得到作為少數民族的高考加分（雖然只加5分，但是在中國高考過的都知道那5分多重要。當然相對於東三省在錄取率上所占的便宜，這個加分的影響的確是相對「小的」）。這很明顯與中央和東三省的主政者的政策偏袒有關。而眾所周知，在中國，高考對人生命運有巨大影響乃至決定性作用，各省的高考錄取比例及名額分配關乎各省考生前途命運。

    這種極不合理的錄取政策，一定程度繼承了滿清時代科舉考試民族和區域錄取不公的現象，也延續了滿人及北方各遭胡化浸淫政權實行的「重北輕南」的錄取方針，尤其極力壓製教育質量極高的江浙地區的錄取比率。而在北方的錄取率中，東三省錄取率遠超陜冀晉魯豫等其他所有非直轄市省份；滿遺和親滿漢奸中的精英集中地--北京，更是有全國最高的一本錄取率。這種對錄取率的規定，顯然是教育部乃至國務院資源分配決策的一部分，東北學生和北京學生獲取的這些不正當的巨大利益，是建立在犧牲中部刻苦學習的弱勢學生前途、擠壓江南地區德才兼備的優秀學子權利的基礎上的。這還導致了大量流氓惡棍躋身重點院校，繼而進入黨政和企事業單位高層，權錢皆得並代際傳承其惡；而江浙及中原地區大批的善良、刻苦的學生，卻因低錄取率無緣名校。於是，劣幣驅逐良幣，滿人及其傳染的漢族東北和京津野蠻人取得了控製中國的優勢。滿清已被推翻百年，但滿清余孽、其附庸們的余孽卻還在繼續剝削曾屠殺過的江南和中原人民，在高考這一當今中國教育的核心領域擠占錄取名額、危害其他地區每年數百萬累計上億考生的核心利益，這多麽無恥，又多麽諷刺。

    其實，何止高考，包括政治中樞、權力結構、資源配置傾斜方向、財政轉移支付、文化政策……都是「重北輕南」、分配不公、設置不平的。滿人並沒有真正融入漢族，也沒有平等的參與進「中華民族」，而是嵌入在漢族人口為大多數的政權之中，保有其相對於漢人的獨立性特異性，鳩占鵲巢式的躋身高層統治集團，謀取滿人及與被其胡化的漢人的利益。滿遺就像入侵正常肌體的癌細胞，如寄生於生產者身上的寄生蟲，極大的影響乃至作為關鍵勢力參與操控中國政治權力的中樞，大批滿人及親滿東北和京津漢人成為大權在握的國家官員和公務員。南方被東北野蠻殘暴者瘋狂的吸血，每年得到南方的轉移支付以數千億計，供養的則是如當年八旗子弟那樣的東北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的特權階層。看看現在富得流油、大講排場的東北權貴、土豪，就可見一斑。這是一種「國內殖民主義」。而這，自然有利於滿人得到更多特權，且將其陰險狡詐、殘暴惡毒的文化傳染更多地區和個人，如無製約的黑社會對平民的危害那樣，造成更大傷害、更多人成為這種陰險與暴力俱備言行體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他們在獲益的同時，還在不停的謾罵、傷害著為他們「供血」的南方人民。這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這已經不止是歷史問題，還是當前的問題。

    而同時，中共從毛澤東至習近平時代，始終壓製漢民族意識、阻止漢民族的覺醒，以「中華民族」代替、抑製漢族民族主義，封殺、限製關於漢族抵抗滿清等蠻族入侵的學術研究和文學作品（而如前所述，同時卻極力縱容乃至支持滿遺和漢奸編撰美化、贊頌滿清的各種研究），千方百計防止所謂「大漢族主義」思潮並遠遠矯枉過正。江澤民主張「悶聲發大財」，而滿遺也在「悶聲滲透中華」。作為江蘇揚州人的江澤民，卻縱容歪曲歷史、粉飾滿清的「辮子戲」到處上演（雖然他曾經表達過對史可法的敬仰之情，但是現實中並沒阻止滿遺各種類似於復辟的行為）。相對於「辮子戲」的輪番上演，反映明末清初漢人抵抗的影片不僅大多胎死腹中，即便拍攝出來，也被封殺限縮，如《大英雄鄭成功》等哪怕只是支線內容帶有反滿、反清復明的電視劇，也被撤檔停播。央視拍攝的紀錄片中涉及到了《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宋應星一家包括他本人都是抗清英雄，片中扮演宋應星的人卻蓄了辮子。甚至連有的網絡遊戲中的「漢」字旗幟也被「和諧」掉，變成無字的空白旗幟。只有反映更久遠且為數很少的帶有弘揚漢民族色彩的影視劇才得以幸免（如《漢武大帝》），且鳳毛麟角。在絕大多數場合，作為中國主體民族、占人口90%以上的漢族人民，居然不能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覺意識，而是被裹罩在「中華民族」的大而不實的軀殼下喪失民族靈魂，何其不公、何其諷刺。

    總之，中共千方百計抹除漢族的民族意識，躋身中共政權黨政高層的滿人更是通過各種手段抑製漢族人民的蘇醒和復興。一個占有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民族，居然沒有自己的獨立民族意識、不能紀念自己民族的英雄與死難者、不能為歷史上受難的民族同胞伸張正義，這是多麽屈辱的事啊。「靖康恥，猶未雪」，而滿清奴役中華近三百年的歷史同樣沒有洗雪，讓漢族被其壓迫而成的奴性沒有祛除，漢族應有的榮光也沒有恢復和發揚、發展，漢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文化特色因此喪失，這是每個炎黃子孫的恥辱。

    當然，這也不只是中共的問題。滿清和中共對漢民族的壓迫政策是一方面，而漢族人民自己缺乏覺醒意識也是一方面。除了清末民初的漢族覺醒，漢族再無重新凝聚、復興的意欲與信心。而滿清統治後期和中共統治前期，正是民族主義在世界勃興之時，但中國的漢族卻被異族/專製政權壓抑，錯過了提高漢民族凝聚力、團結一心開拓進取的時機，導致漢民族沒有像世界許多民族那樣，爭取民族尊嚴和自由解放，而是繼續一盤散沙、民族認同感低下，甚至出現大批的漢奸、逆向民族主義者。無論是抗戰時期還是中共建政後以至今日，漢族中的民族敗類就層出不窮、比例遠高於任何其他民族。例如抗戰中中國偽軍不僅數量世界第一，占被侵略國家人口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而且還是在漢族遭受日軍大規模的屠殺、奸淫、搶掠、摧毀，二戰中平民受害最深的情況下。這可見漢人的軟骨與凝聚力之低下，離心傾向之嚴重。

   （值得說明的是，中共如今對包括維吾爾人、藏人等西部諸民族的鎮壓，更多出於宗教而非民族因素，主要出於維護統治而非民族主義因素，且與當年滿清對新疆、西藏乃至西部回族聚居區的政策趨於一致，某種程度是對滿清對維藏回等民族壓迫的繼承。我當然堅決反對對維族和藏族的壓迫，尤其痛恨對新疆的集中營政策。因為維族藏族回族都從未全面壓迫過漢族，沒有像女真/滿人那樣對漢族進行單方面的血腥殺戮、奸淫和奴役，漢族和維藏回等民族只是互相有過沖突而已，不是單方面的問題。反而當年滿清時，滿族作為統治階級，驅使漢人、利用漢人去鎮壓維藏回等民族，讓漢族和維族/回族雙方死傷枕藉，而滿人自己坐收漁利。而那時也沒有因之產生大漢族主義。如今雖不是滿清掌政，但中共與滿清頗多類似，同樣壓製漢民族主義。因此新疆集中營的建立、對維藏回等民族的壓迫，並沒有代表漢民族主義的崛起。而且，這也是漢民族的恥辱，我們不應該在受滿人壓迫後、現在受滿人遺害和余毒未消時，同時又做對另外弱小民族的加害者，針對沒有單方面歷史血債的民族進行如此殘酷迫害。這是罪行，未來必須對維族道歉、補償、清算（包括對劊子手處以極刑））

    （有人看了我反滿言論後說我是大漢族主義、種族主義者，還因此意淫式聯想出我支持中共對維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壓迫。而我恰恰是反種族主義的，既反對滿人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也反對漢人對其他民族的種族壓迫。這些指責我的人還列舉中共對維藏回蒙等民族的鎮壓行動說明中共是大漢族主義者、相關行為是漢族迫害少數民族。可是至少在「前30年」時期，漢族同樣受到殘酷壓迫，許多漢族省份（如河南、安徽）被餓死殺死人數遠遠超過少數民族聚集區。而且他們忽略了一點，就是恰恰滿族沒有受到清洗壓迫（甚至輕微少量的殺戮都沒有（老舍之死顯然與其民族屬性無關，相反恰恰是其比較明顯淡化滿族身份、與滿族圈子疏離，才被當成一般知識分子整死，像滿清皇族反而被保護起來了），驚奇吧。隔壁內人黨事件中蒙古族死傷枕藉的時候，吉林延邊朝鮮族地區被大規模破壞（但是沒怎麽殺人）的時候，不遠處的滿人卻毫發無損）。滿族是反右、大饑荒、文革期間受損最小民族（比漢族都小得多），東北是受損最小地區（小於全國幾乎所有其他地區）。以上這些信息及各族各區域受難情況對比都可以很容易通過歷史常識判斷，以及搜索資料查到。

    還有，如前所述，維回藏蒙被血腥壓迫最慘痛的時期，恰恰是滿清掌政時期。無論是清準戰爭後對蒙古準格爾人的種族滅絕（殺死和間接致死了蒙古最強部落準格爾部落約80%人口），還是鎮壓新疆穆斯林大小和卓（霍集占）反叛、鎮壓吳八月等人的苗民起義、鎮壓杜文秀的雲南回族穆斯林起義，以及挑動陜甘回漢互相殺戮及鎮壓白彥虎、馬化龍起義，及這些鎮壓中伴隨的帶有種族性質的血腥屠殺，都是滿清所為。而直接指揮、主導這些鎮壓和屠殺的，是滿清皇帝康熙、滿族將軍費揚古、福全、佟國剛、兆慧、福康安、何琳、多隆阿等人。公開下令滅絕準格爾部的是非常強調滿族獨尊地位與滿漢區隔的乾隆。即便為數不多是漢人將領指揮的鎮壓，如左宗棠率軍進軍新疆造成維漢沖突和冤仇的「湖湘子弟滿天山」，真正決策者不也是滿清皇室嗎？在西藏開始實行高壓統治的也是滿清，派駐了駐藏大臣實行實地控製，並武力鎮壓藏人反叛。滿人統治的清朝是漢蒙回藏苗等諸其他民族共同的地獄。

   相對的，漢人王朝明朝卻對邊疆異民族實行「羈縻政策」，並不實際控製，只是令其臣屬納貢。只有在遇到入侵時才反擊，如對蒙古和女真，並且也沒有進行種族滅絕和大規模屠殺。明朝漢人也對西南苗民有征服，但是沒有種族屠殺（當然一定有對平民的傷害包括殺人、強奸，但是規模程度都不能和滿清相比），反而帶來文明教化。而與維藏幾乎沒有軍事沖突。這並不是說明代就多麽偉大文明，但是的確比滿清文明太多了。就像美國和蘇聯都入侵過阿富汗，但是兩者做的事性質和程度都大相徑庭。後來漢民族主導的、帶有強烈漢民族主義色彩的民國也沒有刻意迫害少數民族。

    如今中共對維回蒙藏的鎮壓，起源都是滿清時期的征服，中共也在修史及編寫歷史教科書中公開承認清朝對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貢獻，對以上提及的包括準格爾屠殺（平定準格爾）、鎮壓大小和卓（平定回部）都予以正面評價，間接承認民族政策的繼承性，並且以此作為中共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的法理依據。加上前面我所敘述的其他方面中共與滿清的一致性、繼承性，可以說，中共政權就是滿清政權的延續、借屍還魂。漢族和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沖突包括種族性質的殺戮導致的數百年恩怨，也是滿清時期起源、由滿人的征服和挑唆引起的。滿清/滿族/女真是漢蒙回藏苗等諸民族的共同敵人，不僅過去是，現在那些死不悔改從事政治、思想各種路徑復辟滿清的滿族也還是敵人。即便不管現在滿族人對民族壓迫的參與，即便現在的確存在一定的漢人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尤其在新疆），起碼是不是需要論清楚歷史責任、事情淵源乃至起碼的是非對錯？始作俑者是誰，是從哪個年代開始的？那些指責我是「大漢族主義者」、認為中共鎮壓少數民族行為是「大漢族主義」的，應該睜大眼睛仔細看清事實，看看這個賬最需要找誰算。把滿族和維回蒙藏苗等民族等同看待和對待，就相當於二戰中把美英法這些反法西斯盟軍和納粹德國及日本當成一路人。如果同情維回藏蒙等少數民族，那更應該痛恨滿清，痛恨現在各種為滿清統治粉飾甚至美化辯護，甚至以滿清為榮的滿族及親滿漢奸、東北及薊遼特權漢人。

    還有，那些指責我的人說我這樣的「大漢族主義者」類似於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完全顛倒了黑白。那些滿人和親滿崇清漢奸才類似於美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顯然，滿清統治下滿人類似於白人的地位，漢人類似於黑人的處境，而不是相反。強調漢民族主義，是為了反抗滿族的壓迫，就像黑人反對白人壓迫一樣，怎麽可能是相反的關系。漢民族雖然是中國的主體，卻並不是主導者。至於現在雖然滿人已沒有清代那樣的絕對主導權，但是卻和親滿漢奸勾結「各取所需」，並且繼續實行類似於滿清的暴政、稱頌滿清的「功績」，並與滿清政權有明顯的繼承關系（這些我前面都詳細論述過了），執政者不是血統上的滿族卻是精神上的滿族。即便是極端的漢民族主義者，也不過是像黑人中的「黑豹黨」那樣雖然政治不正確甚至破壞穩定和諧，但也情有可原。起碼應該在批評他們同時也要批評三K黨，就像批判「皇漢」也應該批判「滿遺」。

    我以上所說這些全都有據可查，而且非常方便容易的就能搜索到相關信息，甚至有些就是將一般知識分子都了解的一般歷史常識稍微加以對比思考就可以得出來的結論，不知道那些指責我以及反對漢民族主義、反對反滿的人，究竟是真不懂還是裝糊塗）

    而在體製外、海外，滿人篡改歷史、粉飾和否定血腥屠殺和種族統治的行為也越發猖獗。例如具有相當重大影響力的中文維基百科（英文的我還沒有去仔細分析，但是也可以看到滿人篡改歷史的跡象），在涉及滿族、滿清屠殺等方面的條目上，多是由反華反漢主義者編撰，選擇性的、歪曲事實的方式敘述，還刪除包括我在內的漢族編撰者對相關條目的糾正。這將直接影響數億已瀏覽和潛在會瀏覽維基百科者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對滿清歷史的認識。

    此外，還有如臺灣的一個叫富察延賀的很知名的滿族書籍出版商，創立了一個叫「八旗文化」的出版社，經常性出版歪曲歷史、美化滿清等遊牧民族對漢族的入侵、屠殺的書籍。而這些書籍還成為蔡英文上任後閱讀的書單中的一部分（蔡英文在Instagram上張貼的她一年中要看的一個書單，二十部書中的七八部都是「八旗文化」的），可見其之毒害深重、為禍之廣之烈。「八旗文化」出版社顯然是滿族人出資出人創建、背後有滿人提供各種支持的，目的就是為了歪曲歷史、分裂國家、解構漢族和中華民族、宣揚滿人在內的各蠻族至上主義。而富察延賀本人也經常在Facebook等平臺發表種族主義和蔑視漢人、為女真/滿清及匈奴、蒙古人洗地的言論。例如他將冒頓騷擾呂後的行為稱為「文化差異」，還將飽受屈辱的宋徽宗的「後代」稱為「滿族人」，為金人奸淫宋王朝嬪妃無恥辯護，還汙蔑化稱漢人為「尼堪」（相當於日本將中國稱為「支那」），字裏行間以其民族歷史的殘暴為榮。

    還有一些滿獨分子在海外到處揮舞滿清和偽滿洲國的旗幟，宣揚種族主義、粉飾滿清屠殺（反而聲稱辛亥革命屠殺滿人。辛亥當然有對滿人的攻擊，但是那是合理的報復，而且明顯殺得少了，絕大多數遺老遺少得以存活乃至被優待，所以他們現在才有機會跳出來篡改歷史）、顛倒黑白，許多其他政治反對派（例如一個叫「古懿」的在美國喬治亞大學留學的滿族學生，就在包括推特在內的各平臺瘋狂攻擊漢族，發表露骨無恥的種族主義言論，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都是惡毒攻擊漢族、發表種族主義言論。這還是在他們Facebook、Twitter等公開貼上看到的。而私下和非公開場合又有過多少如此的種族主義和顛倒黑白、汙蔑漢族受難者的言論，可想而知。但這樣的毒瘤，卻得到許多中國大陸自由派和港臺「知識分子」的支持、親近，還有如蔡英文這樣的政要、地區領導人欣賞和閱讀其出版的書籍。這是極為可怕的事情。當然，在墻內這種滿清余孽也普遍存在，橫行於貼吧、QQ、微博及各種論壇平臺，肆意發表汙蔑漢族言論，還利用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維穩體製舉報反清主義者，在辛亥革命過去百年後還如此囂張。這種囂張是有中共政權傾向滿遺、滿遺有組織有團夥合作和支持作為底氣的，這也反映了如今滿人在中國的得勢以及消滅其中極端分子的必要。

    這些滿清遺老遺少正在利用中共所謂的「民族和諧」政策和設置「防火長城」與外部網絡隔絕的狀態，大肆篡改歷史、混淆是非、指黑為白，影響億萬世界民眾的認知，在國際上醜化漢族乃至中華民族。其行徑可恥可惡可怕。

    但可惜的是，中國自由派忙於「反共（有的是假反共真斂財）」，對於捍衛歷史真相、維護民族尊嚴根本不關心，甚至還與這些滿清余孽眉來眼去、有各種不正當關系。海外的華人多於滿族數十倍乃至百倍，卻依舊如滿清統治時那樣懦弱、麻木，沒有幾人肯站出來對抗這些為滿人粉飾罪惡者。而被他們歪曲的歷史、被汙蔑的漢人，在當年被虐殺、強奸、奴役之後，在後世，在當今，卻還要被那些劊子手的後代編排，繼續蒙受冤屈。

    我們一定要改變這樣的狀況。我知道，越是站出來的人少，站出來的人風險也就越大。但是我還是希望各路學者尤其知名的社會活動人士，勇敢的站出來，捍衛漢族遭遇的歷史真相、為漢民族的復興、各民族的平等與正義呼喊，在學術和輿論陣地上擊敗那些無恥的否定罪惡、醜化漢人的滿遺惡棍，讓漢族得到理所應當擁有的話語權。

    漢人被女真/滿清、蒙元奴役了共計數百年，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必須蕩滌歷史塵汙、還原事實真相，洗雪民族恥辱，告慰祖宗靈魂，再造嶄新中華。

氣候變化與中國社會

   近年來，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國際熱點。氣候變化指工業革命後尤其近幾十年來地球氣溫的極速升高、極端天氣的日益頻繁。

    對於這種氣候變化的成因，則幾乎一致指向了人類活動。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氣候變暖的危害及應對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幹旱地區更加幹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臺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而氣候變暖（氣候變暖是本輪氣候變化的主流和關鍵，本文討論的主要內容也是關於氣候變暖的，所以以下如無特殊情況，就以「氣候變暖」而非「氣候變化」稱之了。還有，「氣候變暖」並不僅是指一種人為因素導致的自然現象，還是會造成災難的氣候危機）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製氣候變暖，就必須限製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製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系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系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此外，還有一點即「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廣泛影響。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製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這些質疑其實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但堅信這些觀點的仍然非常普遍。（關於「氣候變暖否定說」的謬誤，從學術刊物到知名媒體再到各國專家，都有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於是，各國和各國民眾就是否需要遏製氣候變暖、如何遏製氣候變暖產生了諸多爭議。這些爭議有利益層面的，也有價值觀方面的，以及更多利益與價值觀交織的。而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相關爭議也十分激烈。氣候變暖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從官方到民眾的反應及對決策的影響，以及這些反應、爭議反映出的諸多中國國內及對外關系問題，也都十分復雜而尖銳，值得分析、探討，以及給出某種可能的建議。

    首先，中國官方是承認氣候變暖的存在及對中國的真實威脅的，對此也做了巨量的研究和分析預測。但是對於具體如何解決氣候變暖，以及在國際減排合作中承擔多少，與其他國家存在很大爭議，自身的政策也在不斷變動。

    而更有分析和討論價值的，是中國民眾（當然這裏的「民眾」也包括精英階層、既得利益者）的相關態度和言行。

    中國民眾（以下簡稱「國人」）中大多數其實是懷疑甚至否定氣候變暖的。其理由無非也是其他國家持氣候變暖否定說人士的那些論調，他們的觀點及疑問同樣可以用相關的海量而堅實的事實和數據駁斥。

     不過，這些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國人並不能決定中國的氣候政策，他們的質疑就科學性本身也沒有什麽討論價值。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是包括氣候變暖肯定者、否定者在內主流國民對中國對待氣候變暖的立場和態度問題，及這背後反映的價值觀與利益乃至其他更復雜的東西。

    國人中不乏同意氣候變暖真實存在的人，尤其中國社會精英群體。他們的科學素養雖然不算高，但是起碼比美國那些虔信宗教的那部分「精英」要更加能理解和承認科學得出的結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中國在氣候變暖問題上應擔當的角色和責任有正確的認識和態度，也不等於他們熱衷於環境保護和遏製氣候變暖。相反，他們的立場恰恰是強烈對抗全球改善氣候問題的努力、反對中國承擔適當責任和付出相應代價的。

     「柴靜采訪丁仲禮」相關的是是非非

    這種立場和態度，在國人對前央視記者柴靜采訪中科院氣候問題專家丁仲禮一事的態度上，有著非常典型和集中的體現。在采訪中，柴靜強調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急迫性、發達國家為減排做出的重大努力、主張以專業化而非政治化方式對待全球減排和中國責任問題。而被采訪的丁仲禮，則強調氣候責任問題劃分背後的國家利益博弈（政治因素）、發達國家需要承擔更多責任、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該有更多工業發展空間、中國人民有權擁有與發達國家國民相同額度的人均排放權等。丁仲禮還特意提及了發達國家更早工業化、有更長的不受限製排放溫室氣體的階段，並強調中國不計過往、僅僅要求未來有權擁有發達國家人均80%排放量即滿足。

    聽起來柴靜和丁仲禮各有道理（雖然那些攻擊柴靜的並不覺得她有道理），且丁仲禮的話更加符合中國人民利益。尤其丁仲禮為中國人擁有與發達國家看齊的排放權辯護的那句「中國人是不是人」，更讓國人感到熱血沸騰，稱其為「國士無雙」、「真正的專家」。而柴靜則被認為是站在美國和國外利益集團立場上的叛徒、不懂專業知識且不尊重專家學者，得到了「公知」、「美狗」、「聖母婊」、「賣國賊」等罵名。在知乎、B站、微博等各平臺，都可以看到關於這段采訪的相關評論，對柴靜的攻擊詆毀、汙言穢語不堪入目。

    而真相真的是觀眾所認為的嗎？丁仲禮所說是全部事實嗎（同樣，柴靜說的是全部事實嗎）？中國究竟應該在全球減排中擔當怎樣的角色、負起多大的責任呢？

    首先，丁仲禮所說的是事實，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實、明顯有選擇性的闡述。的確，中國作為後發工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和生活水平遠不及歐美。對當下的中國來說，經濟發展、就業和提高國民收入，比對抗氣候問題更加急迫和切實。發達國家則既有先發優勢，又有著如今相對優越富足的生活，所以減排責任更大、減排壓力理應更小。正是如此，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才有「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共識，中國也正是以「共同但有區別原則」為基準參與遏製全球變暖的國際合作的。

    但另一方面，國人有意無意的忽略了發達國家付出的更大代價及中國做出更多努力的必要性。確實從人均而言，減排後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量仍然更大。可正如柴靜及背景視頻中所說，根據協議，發達國家減排幅度將達80%（甚至可能進一步達到95%），而發展中國家減排幅度就沒那麽大，而且實現碳凈排放清零的時間可以更晚。丁仲禮也談到，發達國家那時排放量將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而此前則是7.54倍。這樣的數據說明，發達國家付出的絕對代價和與其原本排放量相比付出的相對代價，都遠超過發展中國家。而這就意味著發達國家需要主動做出更多犧牲，包括放棄已經取得的許多工業成就、更多傳統工業工人失業，更加沖擊現有的社會秩序。

    不錯，即便如此發達國家還是有人均排放優勢，而且還有歷史欠賬。可是，讓既得利益者主動從現有所得和預期所得中削減非常巨大的份額，已經是非常可觀的付出了。雖然既得利益者確實應該付出更多，可是不可能要求他們變得和欠發達國家人均水平一樣。這就像再分配和稅收，既得利益者確實需要交出一定的收入補貼窮人、維持社會公平，可是不可能要求他們變得和平均工資甚至最低工資標準一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是45%，美國是35%，歐洲發達國家最高的達到75%。對於精英和富豪們來說，即便繳納75%的個人所得，剩余的25%財產仍然是國民平均工資、最低工資的十多倍甚至數十倍。難道能夠要求他們減到等於平均工資水平？那樣的完全「均貧富」確實是理想狀態，可是這在當今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實現。還有像比爾蓋茨，即便拿出大多數錢做慈善，他的資產和消費仍然遠高於普通人，可是難道要要求他衣食住行和普通工人、職員一樣才算個完人嗎？

    碳排放問題也一樣。對於發達國家，其工業化程度本來就非常高，農業的集約化程度和人均產值也非常高，雖然近年來第三產業比重日益升高，可其人均工農業產值仍然比發展中國家高了許多倍。雖然這其中有一定的不義收入成分（例如早年的殖民積累和至今的國際分工製造的不平等），可經濟成就的主流仍然是辛辛苦苦勞作、創新得到的。減少那麽大幅度的碳排放，經濟、就業沖擊會多麽巨大。即便推行產業轉型升級、安置就業，也一定會有很大的代價，讓一部分人既得利益受損。事實上這種付出也引發了相關利益者的反彈，從石油企業到普通產業工人，都有激烈的反對，並造成了各國國內的動蕩不安（美國就是一例）。發達國家已經願意為碳排放付出總體和人均都更大的犧牲，難道非要讓與他們人均工業產值、人均GDP高度相關的人均碳排放量也等於發展中國家水平才可以嗎？這樣是現實可行的嗎？丁仲禮也說分一份蛋糕是「多麽大的利益」，發達國家的「利益」都是大風刮來的嗎？發達國家願意做出這樣大的妥協，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就不應該也有相應的讓步嗎？

    可能一些中國人即便對此心知肚明，仍然認為應該要求絕對平等，並且認為我這些話是替富人說話、為既得利益者操心、是站在外國人立場上的「漢奸」。那試想，在中國國內減少碳排放的行動中，上海市人均碳排放量應該降低到青海的水平才算公平嗎（哪怕上海顯然更受氣候變暖影響應付出更多）？河南省鄭州市市區的人均碳排放量可能降到和省內鄉村的水平一致嗎？即便發達地區和主要城市一定程度靠吸血和特權發展起來，可強行在碳排放上要求同一標準就公平了嗎？就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包括欠發達地區的利益嗎？都知道中國貧富差距懸殊，但未來中國調節收入、改善再分配，可不可能、應不應該讓中國頂級精英和普通白領收入相同、白領和普通農民收入等同、所有人收入一模一樣？

    如果這樣做，也就是符合了丁仲禮及他的支持者主張那樣完全平等（甚至還要追及既往）的原則。這是個理想社會應有的樣子，可現實根本不可能。在各網絡平臺尤其知乎那樣平臺上說話的丁仲禮支持者，大都有點文化和收入，很多都在國民收入平均線以上，你們支持這種「均貧富」嗎？那些985、211的高材生，支不支持自己和富士康流水線工人一樣收入（哪怕前者付出的血汗經常還沒後者多，其出身家境更需要補償性福利）？就以人均碳排放量來說，換做生活優裕的國人，願不願意把自己消耗的工農業消費品排碳量降到普通老百姓的程度？以前消費物品排碳量如果是貧困戶的10倍，願不願意通過降低消費縮小到2倍？

    所以，丁仲禮的那種立場如果從完全理想化的層面看確實是正確的，可是這是無法實現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人類當下並沒有達到那種完全平等所需的環境，支持者自己也做不到與更下層「均貧富」，本國不同地區人均碳排放值也相差懸殊，那有什麽資格強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人均碳排放量上一致呢？

    發達國家以巨大幅度減少碳排放但仍高於發展中國家人均排放量、發展中國家付出人均更小絕對量和相對較小降幅但仍低於發展中國家人均，雙方人均碳排放量之差大幅縮小，以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共同進行減排以遏製氣候變暖，已經是當下的最優解。

    丁仲禮的謬誤

    此外，丁仲禮在采訪中提到他作為地質研究者，認為人類活動對氣溫的影響很小，且後來還提到並不能絕對確定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以及「科學家有主流嗎」的說法，其實頗有誤導性。他的這種說法頗類似於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人的立場。本來我不想在本文詳細評論早被無數論證證偽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但是既然提到丁仲禮的話，還是具體評判一下吧。

    的確，如果放在漫長的地質年代，最近幾十年、幾百年的升溫並不算絕無僅有（科學界也有研究，說明地球存在數萬至數十萬年為周期的、因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即「米蘭科維奇循環」），如今的氣候變暖只是地球從誕生至今極為漫長過程中的一個微小波動，地球曾有過比現在平均氣溫高出十幾度的時期。可是，這樣的從極宏觀歷史跨度來看屬於非常微小的波動，卻對當今人類具有毀滅性影響，且這次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為的、不是不可抗的而是可以阻止的。對人類來說，萬年跨度、億年跨度的波動是需要選擇忽略的，也是不得不忽略的。就像太陽再過幾十億年也要消亡，地球也不可能再有人生存（地球本身也沒有了），人類如果那時無力移民到宇宙別處或者幹脆其他星系都不適合人類生存，那人類也必定滅亡，一切人類的痕跡也都將一點不剩。但是這不代表我們不再建設和發展，對各種自然災害、氣候問題不再加以對抗。正常情況下，人類還有從宇宙歷史角度非常短暫、但從人類自身角度非常漫長的生存期，可能是幾萬年、幾百萬年、幾億年。或者非常悲觀的算可能也有幾千年。那麽在這幾千年、幾萬年裏，人類是盡可能努力延長生存期、讓後代過得更好，還是破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無視這樣會對人類未來（也包括當下）造成的毀滅影響、數以億計乃至十億百億人的痛苦和死亡？再舉個更簡單的例子，一個人總是要死的，所以出生以後就不用治病、不努力活的更長一些了嗎？

    還有，丁仲禮這個說法也下意識（姑且認為不是故意）忽略了常量與變量的關系。人類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升溫值的確只是如今地球氣溫的很小比例，可正是這個增長足以致命。就像人體常溫約為36-37度，而如果發燒後，體溫無非是38度、39度，最高也不過42度。相對於常溫，發燒的增溫確實是「少量」的，可這足以造成嚴重的不適。如果高燒超過40度就可能昏厥，42度在幾小時內不退燒就會死亡。前面那36度都沒問題，但是增加的這6度就足以讓人死亡。氣候問題也一樣，增加的量的確只有原常量的很小比例，可這足以改變以前的生態平衡，破壞人和各種生物的宜居性，甚至導致人類和各種生物滅亡。（同理，海平面上升也是如此。全球海拔相對值很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海拔8844米，世界最深處馬裏亞納海溝11034米，相差近兩萬米；中國地形的三級階梯之間也有數千米差距；中國沿海大陸架到大陸坡、洋盆、海溝同樣相差數千米。可是，海平面僅僅上升個位數米，就會有許多大城市被淹沒；上升15米，長三角珠三角就都泡進海水了。這種上升的數值相對總值的確極小，但足以造成毀滅性影響）

    而「氣候變化不能絕對確定由人類活動造成」，也只是鉆科學和現實邏輯的漏洞罷了。且不論那汗牛充棟的證據證明氣候變暖主因就是人類活動，僅僅從邏輯上也可以駁倒。如今的各種科學理論和科學應用，嚴格來說都不可能保證「100%正確、準確」，但是其中有很多可以默認為「100%正確、準確」。就像丁仲禮研究的地質學，也是基於部分事實和證據對歷史進行「推測」的學說，沒有穿越到那些歷史上的地質年代，也就不能100%斷言當時的地球一定是什麽什麽樣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在內的地質學家研究出那麽多建立在合理「推測」基礎上的成果。科學是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為求嚴謹有時不能把話說滿，所以氣候研究報告才不能下絕對的定語。而且這是幾年前，現在的各種報告都承認了人類活動就是近年來全球變暖的主因，並且往往下了定語以避免再被否定者拿來說事。

    何況，即便不是100%可以確定，那90%可以確定就不要采取行動了嗎？就像醫院診斷一種疾病，即便「確診」，也不意味著一定正確，原診斷被其他醫生推翻甚至復診後被同一個醫生推翻並不鮮見，難道就否認進行診斷和治療的必要性了嗎？還有例如生了某病做手術，如果不做，90%可能在一年內死亡，但也有10%可能不做也能服藥甚至自然痊愈，做了手術會有極大痛苦且有10%的手術失敗風險，那麽做還是不做？當然作為個人有權選擇不做，但是涉及全人類，沒人有權單獨選擇不做（當然也沒有人單獨有權強製讓全人類一起做，所以就是難題了嘛）。

   以「科學家有主流嗎」反對大多數科學家的共識，聽起來很科學，其實同樣是詭辯、混淆是非。科學這東西的確不能憑人多人少決定誰對誰錯。可是，概率本身也是科學的一部分，科學界、學術界在對問題爭執不下的時候也要采用少數服從多數形成「共識」和「主流意見」，並根據這種主流意見作為事實和依據使用。當約95%的科學家都認為氣候變暖是人類造成且對當下及未來人類有極大危害時，難道要聽5%的？如果這95%是被強迫、操縱，且沒有拿出強有力證據和充分論證，而那5%則處在自由獨立的環境、有著充分科學依據，當然可以說後5%是掌握真理者。可現實恰恰相反，絕大多數承認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科學家是處在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中，有著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科學素養，其理論和主張有充分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證，相關學術報告和論文不勝枚舉。而那5%（現在好像5%都不到了）的科學家倒是有五花八門的背景，例如有的科學家否定一切人類活動有關的環境問題，有的受石油公司資助支持（當然同樣有人指責贊同氣候變暖的與新能源產業有利益勾結。確實有，但是還有更多沒有這種利益聯系，當然這些話也都能用來給否定氣候變暖者辯護。那……反正愛信不信吧），有的受政治影響大中立性可疑，且這些人中大多數也沒有斷言說氣候沒有變暖或者氣候變暖與人類無關，只是說不能絕對肯定氣候變暖一定是人類活動造成、人類活動是主因。所以，是相信大多數科學家，還是那少數科學家？（說到這裏，倒是否定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國人占大多數，柴靜采訪丁仲禮後絕大多數國人都支持丁仲禮，這些人是主流，是正確的嗎？當然這樣論起來是非也就攪混了）

    至於柴靜，其本人科學素養和專業知識當然不如丁仲禮，她在關於環境問題上的其他言行也時常暴露其知識的不足及對專業問題的不嚴謹。例如她主導拍攝的《穹頂之下》，就被包括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在內的不少人指出一些錯誤。但是錯誤歸錯誤，她並沒有有意誤導他人，也沒有特別重大的失誤。作為記者，其對於環境問題的知識已經足以支撐她進行相關采訪，她在訪談中提及的問題也都基於事實，也都有提出的必要性。尤其在丁仲禮強調中國立場、政治與利益問題的情況下，她站在更強調人類共同利益立場、去政治化的專業主義角度，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平衡。采訪中其他類似的「對立」也是如此，這樣也才能引出丁與她的不同立場，在類似於辯論的采訪中呈現完整和多元的真相。如果整個采訪沒有質疑和論辯、只有一唱一和，那才是失敗的。她作為記者是合格的，節目也是合格的。根據她以往的各種采訪報道，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心系祖國和人民的人。我們可以批評她的具體錯誤，但是不應該進行汙蔑和陰謀論化的解讀。

    （諷刺的是，近兩年中國已經承諾推進「碳中和」計劃，其實也就是承認了國際主流對氣候問題及解決方式的正確性，與當年丁仲禮的觀點其實是相反的。可如今網上一邊贊同碳中和（起碼沒公開反對），一邊仍然普遍力挺丁仲禮的發言（可看到發言時間是在中國提出碳中和目標之後的），說明這些人連基本事實都沒搞明白，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根本沒明白碳中和政策內容是什麽、丁仲禮的觀點又是什麽，只有立場沒有是非或者說立場都是可以隨時180度大轉彎的。這些人還口口聲聲推崇科學，卻連起碼的科學常識和科學精神都沒有）

    國人對氣候問題與西方相關批評的解讀與反應及其悖謬

    國人不止在柴靜采訪丁仲禮一事上呈一邊倒的癲狂，可以說凡是涉及到氣候變化議題尤其熱點事件，基本都是這個反應。例如外媒有一則報道，其中提到「中國人每吃一塊肉，亞馬遜就冒出一股煙」，來說明中國肉類消費對氣候變暖的影響。這就引起了中國網民的一片沸騰和極度憤怒。「西方人/美國人/歐洲人不讓中國人吃肉」成了國人對西方乃至全球環保主義的突出印象，並且成為國人對西方尤其西方左派（所謂「白左」）產生巨大惡感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吃肉，亞馬遜冒煙」當然只是一種誇張式的描繪和宣傳，但這句話背後反映的是客觀的事實，即中國人食用大量肉類加劇了氣候變暖。「蝴蝶效應」是眾所周知的，而國人食用巴西牛肉對亞馬遜雨林的影響及加劇全球變暖，比一般的「蝴蝶效應」相關度更強更直接。這並不是專門針對中國人的詆毀、迫害。第一，說這句話只是反映一個現象和事實，而沒有說不讓中國人吃肉，更沒有通過強製手段阻止中國人吃肉。第二，類似的批評是針對全球的，且更多針對西方自身。其實，各環保組織對西方各國尤其美國人以肉食為主的飲食結構加劇氣候變暖的現實，有更多更普遍更持續的批評，並通過一系列運動、行動去減少西方各國民眾對肉類的消費。

   「西方不讓中國人吃肉」在各大社交平臺上被刷屏，與柴靜被鋪天蓋地辱罵，以及對於氣候問題的陰謀論解讀，都反映了國人沈浸於非正義的憤怒中、同理心責任心與義務意識的喪失、狹隘民族主義的作祟、反智主義利己主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泛濫。

    中國參與減排和遏製全球變暖，既是為自己著想，也是一種應盡的國際義務。「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虛言，無論提出的主觀意圖如何，現實上人類的確是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影響、相互連接、牽一發動全身的整體，而氣候問題尤其如此。中國當然應該優先考慮本國國家利益，但也應該兼顧他國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在碳排放上，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都是有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的。或者，即便個人不願意主動履行相關義務，也不應該表現出那種近乎瘋狂的反對態度。

    可是，許多國人完全不在乎國際義務問題，而是完全站在自己國家或者說自身的立場上，並不惜損人利己或者讓世界減排合作破裂大家一起玩完。我在前面以中國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不適合實行同樣的碳排放標準，來比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是，在許多國人看來，中國國內是中國的事，涉及到國外那就要堅持自己占便宜，如果付出比別國相對更大、履行的比別國嚴格，那就吃虧了。同樣，西方各國在遏製氣候變暖上的努力、各國民眾在環境問題上實實在在的付出，他們也不會因此敬佩和追隨，相反加以嘲諷，並主張中國趁西方因環保拖累發展，不顧氣候問題羈絆而放開手腳發展工業超越西方。

    在他們眼裏，一切都是鬥爭、都是零和博弈，不容得妥協和同情，不講道理或者只講一面理、不擇手段，才能贏得國際博弈的勝利，也才能捍衛自己國家和民眾的利益（尤其他們自己的利益）。

    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自然將西方敦促中國關註和參與應對氣候問題，當成西方打壓中國的幌子，凡是西方政府、媒體、民間機構對中國的氣候、環境問題提出批評，就條件反射式的以敵對態度對待和回擊。他們認為西方在環境問題上對中國施壓，就是破壞中國經濟、破壞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打壓中國的崛起和民族復興，是在阻止中國人民尤其普通工人農民脫貧致富過上美好生活、砸中國老百姓的飯碗。於是，就百般推卸中國在氣候變暖上的責任，甚至淡化、否定其他各種環境問題。然後，他們還要反咬一口，通過指責西方環境如何如何不好，或者說西方沒有關註某些其他國家的環境問題，來消解西方在環境問題上的話語權，達到為中國辯護的目的。

    這種對抗性的反應是毫無道理的、不必要的，最終也是損人不利己的。誠然，當今世界並未實現大同，仍然是一個叢林社會，各國各民族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中國作為飽受歷史屈辱和磨難、仍然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維護國家利益是無可厚非的。涉及到環境問題，當然這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環境問題，也一定有國家利益的博弈。可是，我們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時候，要基於是非曲直、遵循國際規則去據理力爭，而非混淆是非、我行我素的胡攪蠻纏。對中國占理的要堅決捍衛，對自己理虧的要勇於擔當。

    中國在氣候問題上不應做的和應做的

    氣候問題關系到中國和世界共同的利益，中國應當負起責任。作為世界上碳排放總量最大的國家，中國無疑應該在遏製氣候變暖問題上比大多數國家承擔更多義務。我們在要求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人均上付出更多、向中國提供相應技術和資金援助的同時，也要願意妥協和表示誠意，將自己那一份擔當起來。

   而對於減排節能等環保政策對民生尤其普通工人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的影響，應該是通過中國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改革分配機製、提高工農待遇、廢除各種對工人農民不公不利的製度和政策等，加以解決或緩解。事實上，中國各種不公平的製度、政策對工農等弱勢群體利益的損害，遠大於承擔國際責任而減碳造成的沖擊（如果後者的影響是1，前者的影響就是10）。丁仲禮及其支持者總是以經濟、就業、生活質量等大義凜然的民生理由為碳排放辯護，可其實在伴隨碳排放產生的工農業收益中，大多數都被權貴和既得利益集團獲得，人民最多只是吃了殘羹喝了湯。平民也遠比權貴要承受更多環境破壞的代價，有權有錢的可以各種規避環境汙染、氣候災害，大不了移民去安全的地方，大多數老百姓能逃到哪？丁仲禮們捍衛的，無非是既得利益者的各種損人利己的利益，順便為老百姓帶點殘羹剩飯。即便不改變現行體製，如果能夠對民生政策尤其分配機製做出哪怕部分改善、既得利益者尤其權貴集團讓渡出一部分既得利益（讓渡比例完全可以比發達國家縮減的碳排放比例小），老百姓所得都比現在製造碳排放和汙染排放所得要多的多。

    中國未來的發展、民生的改善、民族的復興，不可能也不應當是通過破壞中國國內及世界生態環境、造成環境災難來實現，而應是基於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的建立和完善、勞動創造的貢獻、科技發展的助力來達成。如果只想著趁氣候危機和西方急於遏製氣候變暖而損人利己，雖然短期可以得到一些好處，可長遠只會在國際舞臺再失道義，被各國尤其文明發達的國家鄙夷和孤立，最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自絕於國際主流和未來潮流，並最終反噬自己，何談國家崛起和人民幸福。至於說以前許多發達國家靠汙染環境和排放溫室氣體發展起來，那當然應該譴責和要求其做出補償、幫助後發國家，而不是去重復他們有害的行徑。這就像殖民擴張曾經被認為是無可厚非的，也讓一部分國家得以興盛，但我們不應該在新時代也去搞殖民擴張。日本當年侵韓侵華的理由就是「英法美荷都能我為什麽不能」，然後給世界尤其中國帶來了多麽巨大的災難。中國也一樣，報復曾經加害自己的國家還情有可原，可在受害後去損害更弱更無辜的國家和人民，是什麽道理？

    但另一方面，中國也應該捍衛自己在減排問題上的合理合法利益，並要求其他國家也都履行相應的義務，堅持對等性（當然對等性不是不加前提的完全等同）。在「共同但有區別」的大原則下，中國當然可以要求發達國家做出相對和絕對都更大的努力，要求發達國家對中國提供和輸入資金、技術、模式、經驗等支持以幫助中國以最小的經濟和民生代價減排。發達國家有著成熟的環境保護經驗和技術，這些都應該無條件的告知和教給中國，並且派出技術人員幫助實施。當然根據中國國情也可以做一些修正，但基調還是要「拿來」為我所用，少走彎路直取捷徑。還有，中國在減排中付出了哪些相對於發達國家更為額外的代價，也有權利要求發達國家承擔和補償。例如中國限製傳統能源和工業對經濟的打擊、在全球貿易中變得更為不利，那就有權利要求發達國家予以賠償或者政策讓步，否則自己可以拒絕放棄相關產業。

    中國也有權利對其他耗碳總量和人均都極高的國家提出相應減排要求。就像中東各產油國及俄羅斯，人均耗碳量都極高且總量也相當驚人，他們人均減排義務其實比中國更大。尤其沙特、卡塔爾等產油國，國民人均耗碳極為驚人，生活驕奢淫逸，對資源消耗毫無節製，且建立在不勞而獲的基礎上，理應付出遠高於世界平均的代價。還有，例如印度等國，雖然現在碳排放總量和人均不及中國，但是增量更大，印度與中國在碳排放問題上的角色對比，類似於中國和美國。所以中國和美國達成的相互責任，也應該適用於印度和中國之間。如果中東各產油國、俄羅斯、印度等國不履行義務，那中國當然也可以采取反製。

    還有，中國曾付出巨大代價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將中國在三十多年間的出生人口減少了數億，並在繼續影響中國未來的出生人口數及出生率。這無疑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減碳（人口少了當然總耗碳量就小了）。因此中國可以以此要求獲得更多人均排碳量，以及要求出生率更高國家對中國做出相應補償。

    還有，中國雖然按照生產額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但是生產的高耗碳產品很多都銷往國外。因此，應該將中國出口產品在生產中的耗碳以合適方式進行折算，由中國和進口國共同承擔相應碳稅、從生產端到消費端一起進行減排努力。

    就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諾並在切實實施，整體和表面看這當然是一個好的方向。但是具體的行為和影響尚難以預料（雖然已經有了一些表現）。中國會具體如何處置相關的經濟、民生、人權、環境、國際關系問題，尤其不同人不同群體間的各種利益沖突，都是值得關註和研究的。這關系到千千萬萬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

    從國人嘲笑格蕾塔·通貝裏看國人心態與價值觀

    近幾年，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裏（Greta Thunberg，以下簡稱格蕾塔或直接以「她」代替）因積極參與有關氣候問題的社會活動，成為世界知名人物。她在呼籲遏製氣候變暖的過程中，經常有著各種激進、大膽、前衛的言行，有時顯得幼稚和偏執。於是，她遭到了包括部分國人在內世界各國部分人（既有普通民眾也有像特朗普那樣的政要）的冷嘲熱諷。

    雖然中國和外國都有對她的嘲諷攻擊，但是也不完全一樣。在國外尤其歐美發達國家，雖然有部分人對她嗤之以鼻甚至攻擊謾罵，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她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而在中國，幾乎沒有支持她的聲音（或者也有但是保持沈默？），全網一邊倒的對她進行嘲諷攻擊。國人對她的攻擊謾罵力度強度似乎也遠高於海外，對她的那種痛恨和鄙夷格外強烈，並且很能反映一些關於國人及中國社會的問題。

    這些嘲諷攻擊，大體分為以下幾類：一，認為她被人利用，是利益集團或者政客的政治工具；二，認為她什麽都不懂，瞎胡鬧；三，認為她有精神疾病，是偏執狂、妄想癥、精神分裂，相關行為都是在犯病；四，認為她虛偽做作，自己都不環保還要求別人；五，認為她不了解民生疾苦尤其發展中國家人民疾苦，為了環保不顧經濟民生問題，是「何不食肉糜」。當然，以上只是對這些嘲諷攻擊加以概括總結，實際謾罵更加五花八門，也比我的列舉在實際表達上難聽、刻薄多了。

    首先要說明的是，即她呼籲關註和解決的氣候變暖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且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各國也的確因為種種客觀或主觀因素，沒有有力推動遏製氣候變暖的各種措施。因此，她的呼籲是必要的。當然，她也有很多問題、缺點，這個後面會提到。這是評論關於她的事情（包括其他人對她及其言行的反映）的前提。

    第一，所謂「被人利用」，就單純「被利用」這一點而言確實不是光彩的事。可是，如果考慮這種「被利用」的各種背景、主客觀因素尤其實際影響，「被利用」就不見得是個純粹的壞事，甚至有時是好事了。這個世界從古到今，多少偉大事業都是在人們利用與被利用、相互利用中實現的（當然多少骯臟齷齪也是如此）。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得到了法國的大力支援。法國當然有其製衡英國的目的，但是這對美國實現獨立而言當然是幾乎全是好處沒有壞處，還結成了美法之間數百年的友誼。孫中山當年被日本在內一些列強所支持保護，當然也有列強試圖在中國培植代理人、削弱滿清政權的目的。可這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孫中山也並沒有因此淪為列強代理人，而是推動中國的民主富強以及爭取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

    現在國人一聽到「被利用」就各種反感咋舌，很大程度是受了某些教育和引導的結果。國人對於「利益集團」、NGO、外國幹預之類十分敏感和反感甚至痛恨。其實，現代社會的運轉中利益集團的影響無處不在，只不過一些人有標簽有些人沒有，沒有公開標簽的利益集團更會暗箱操作。國家利益當然要維護，外國力量當然也有其各種自私目的，可是在一些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其積極作用是遠大於消極的。

    格蕾塔是在某種程度被利用，但是她所呼籲的東西是值得關註的，與各國政治力量在內各種利益或價值觀相關者的合作也是自願的，產生的影響也是積極的。而她的對立面，那些因為利益和價值觀反對遏製氣候變暖的，同樣甚至更加有利益集團的背景。不承認氣候變暖及人為因素的特朗普，就受到美國傳統能源產業者的大力支持。其他許多否定或者懷疑氣候變暖的政治家、學者（包括少量科學家）、媒體人，很多都被曝出接受各種利益相關方的捐助、獻金。

    當然，她作為公眾人物，人們有權如此評價她，從某角度認為她被利用、是工具，也無可厚非。只不過如果當真以此否定她及她的主張，那就實在幼稚或者愚蠢了。

    第二，認為她不懂知識、瞎胡鬧，這是以偏概全，或者大抵沒有對她也沒有對氣候問題有過詳細了解。她確實缺乏對整個人類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全局性的認識，對於減碳政策導致的負面影響似乎知之甚少或者不在意。她沒有完整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際關系等方面的通識，更沒有精通。可是如果說在氣候問題上，她的主張則都有客觀事實以及被科學界廣泛認可的研究結果作為支撐，而不是胡編亂造。在氣候問題上，她也說過「不要聽我的，要聽科學家的」。這可比那些反對她的人科學素養高多了。

    三，說她有精神病，並列舉了她許多言行加以佐證。首先，她的確被確診患有阿斯伯格癥、強迫癥、選擇性緘默癥等精神類疾病，但是這與人們普遍認為的那種重性精神疾病還有差別，且這些疾病並不影響她主張的真實性和必要性。至於認為她患有別的癥狀例如偏執、妄想、躁狂之類，如果認為她的那些行為是這樣的病，那從古至今多少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都有病。之所以人們認為她有病而那些人沒有，無非是因為她是個平民百姓，以及關註了一般人不太需要那麽關註和狂熱的問題，還有就是與眾不同及和傳統及部分大眾的觀點意見相背離。這本身就是一種偏見。

   19世紀上半葉，有一個匈牙利醫生賽麥爾維斯，因為一直斷言醫生不洗手會傳播細菌導致產婦死亡，強烈要求醫生手術前洗手，稱不洗手的醫生同事為「殺手」，並變得偏激古怪，於是被當成精神病被毒打、送進精神病院並死在那裏。而後來，隨著科學發展，證實了他的判斷是正確的，醫生洗手也成了在醫院避免出現感染的最主要方式。當年他的偏激古怪，大約也和他堅持真理卻被誤解、看到那麽多人因為可避免的問題無辜死亡卻無力阻止的痛心吧。賽麥爾維斯被當成精神病，畢竟是在沒有相關科研證實其所說為真的情況下，而格蕾塔所說的氣候問題則已經被充分證實。她是比較偏激，說是偏執也沒錯，但是只不過是因為過於急切和不顧現實局限而已。非要把這樣的人當成精神病，那大眾才像偏執極端不容異見的精神病。

    第四，認為她虛偽、沒有身體力行。其實她是身體力行了的。她拒絕乘坐飛機而是以帆船航行，也堅持吃素食。當然這同樣引來批評，例如有人認為其乘船的一系列過程排碳比單獨乘機還大。國人還以本國青年積極參與種樹鄙視她。這樣的指責的確非常不新鮮，尤其中國。八九學運時候一些學生領袖就被指責「利用海外捐款大吃大喝」，記錄武漢疫情的方方也被指沒有去當防疫誌願者、利用特權讓警察送親屬去機場之類。

   我不相信他們真的分不出來大小輕重，更相信他們是故意這麽求全責備。不過還是正面駁斥一下這種謬論。身體力行當然最好，但是更要註意分工和角色。對於在某些問題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士，當然要適當的寬容。且他們的身份往往也意味著需要得到和使用更多資源，否則就無法將其作用最大化。還有，在一個社會整體都缺乏法治與公正的情況下，對那些發聲的過於求全責備指責其一些人們普遍都做過的不正當事情，那一定只是讓現實更糟，更沒有人出來發聲。至於那些說種樹的，不知道有幾個自己親自去種過樹、是參與半強迫性質活動時種的樹還是自己掏錢主動去種的樹。

    第五，認為她不懂發展中國家民生疾苦和發展需求，這一點倒是批評的很對，雖然批評動機也並不見得真是替發展中國家受難者呼喊。她最大的問題也正是沒有兼顧經濟與環境、當前與長遠。這就是她的局限性和知識視野的不足了。但是好像也沒有人與其進行真誠對話、通過各種渠道向她解釋這些（例如發公開信甚至去見面），而是以各種陰陽怪氣的語氣進行嘲諷攻擊。那些批評她的人，自己又何嘗真的關心民生疾苦，更不肯將自己非法所得還給那些疾苦的人民。

    總之，她雖然有種種缺點，但是她的出發點是真誠的、所呼籲的東西是值得關註的、所作所為是有積極意義的，代表著人類在新時代的希望。倒是那些對其冷嘲熱諷的中國人，如果有她這樣的執著、勇敢、堅定、富有理想主義精神，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都能得以被關註和解決，中國社會將為之更新。百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中國是有這樣的人的，且為數不少。但是由於內外敵人的夾擊和戕害，如今中國只剩下了犬儒化和社達化的精致利己主義者。這些人不僅自己不去追求正義、為人民犧牲，還對著那些真正的戰士的缺點和傷痕「營營的叫著，以為得意」。

    對那些嘲笑譏諷格蕾塔的，我為他們送上魯迅的一句話：「
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國人豈止對她，對於國際上各種環境保護組織、運動及相關呼籲主張也紛紛嗤之以鼻、挖苦諷刺（至於對國內，前面提及的對柴靜的謾罵攻擊不就是例子嗎。只不過國內呼籲和關註氣候變化的越來越少，他們也沒了批評對象）。至於理由，無非也是以上這些。可正如前面我所一一反駁的，他們的批評大多數並不能成立。

    那麽為什麽他們還要這樣批評呢？這就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持有或者說被塑造的價值觀及思維方式有關了。

    就像他們總是說西方那些環境保護分子虛偽、雙重標準。可事實完全不是那樣。不排除有些人確實口是心非，可大多數支持環保的人都在身體力行踐行低碳環保原則。關於歐美環保主義者及主流左派，在選舉投票中都明確支持那些實行減排政策（包括向他們征收碳稅等影響其真金白銀的政策，其他環境政策往往也伴隨著對經濟、收入、生活質量一定的負面影響），也在消費、出行、飲食等許多方面努力減少耗能耗碳。這需要克服或者部分克服許多日常的欲望，例如便捷、舒適、營養、形象。例如以公交或步行代替開車，這會對出行的舒適和便利有多大影響？減少吃那些垂涎欲滴的肉食，又需要克服多少口腹之欲？這種「到嘴的肉不吃」需要多麽克製？穿二手衣物或者不頻繁更換衣物雖然看起來影響不大，可這也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由奢入儉難。最重要的，是他們願意繳納碳稅在內各種環境稅，並且支持來自納稅人的財政支出用於遏製氣候變暖及防範其他氣候災害。從承擔經濟代價到付出生活代價，主動做出那麽多犧牲，難道還不夠嗎？還不能打動中國人嗎？

    還真不能打動。一方面，很多國人並不了解這些，他們只看到那些環保人士的遊行、呼籲，而沒有註意他們的付出。但是更加惡心的，是許多人知道其付出但是並不因此感動和讓自己和國家改變、跟隨。甚至，他們明知這些事實也不願意承認。

    這就是因為他們在中國這種惡劣的叢林社會生活太久了，喪失了主動性博愛性的同理心、責任感。他們認為（以下內容是站在他們立場的模擬）：你們自律、犧牲，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是自找的，跟我有什麽關系？又不是我讓你們犧牲的；讓別人和你們一起付出代價？那是幹涉我們的自由。西方不是最尊重自由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先管管你們國家xx吧（當然這一點全世界都很類似）。怎麽著，要強迫我們和你們一起受罪（哪怕沒有強迫，對方真有能力強迫倒不會這麽說、不敢這麽說了）？要道德綁架？你們經濟那麽好工業化那麽早，付出點代價不是應該的嗎？什麽，我也是中國既得利益者、工業化率先受益者？那是我們自己努力奮鬥的成果，和你們靠殖民掠奪發家不一樣（嗯，掠奪本國人不算殖民掠奪（難道不是更無恥？））。你們激情呼喊、痛哭流涕，情感真摯？自我感動而已。顧全大局？大局是個什麽東西，能吃嗎？對了你怎麽不顧全大局？一二三四五，你看看你們這些行為，是不是更加不顧全大局，還有臉說我們？……

    以上這些並不是我想象編造，而是在各平臺都能看到的，原話不見得如此，意思是一樣的。他們的心為什麽這麽冷酷這麽壞？也是環境塑造和其反應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非民主非法治、到處是不公不義的環境中，只有放下同理心和溫情（起碼在涉及重大利益時放下）才能存活、活得好。人善只有被人欺。這倒不是說人們都心理變態特意欺負善良的，而是善良的好說話、易退讓、易動搖，各方激烈競爭，蛋糕就那麽大，惡人得罪不起，只能去擠壓良善、欺負老實人了。他們在重大利益上不會主動妥協，只有去拼命撕咬才能生存。主動吐出利益違反了他們在這種惡劣環境中養出的價值本能乃至生理本能。

    而講道理也不是真的為了評理，而是選擇性利用來維護利益的工具。有利於自己道理就講，不利於自己的道德就否認、詭辯。至於道德約束，更被看成攻擊別人的手段和限製自己的枷鎖。誰講道德誰就得付出更大代價。那些要別人為某事付出犧牲和代價的，即便說的有道理，但是無權無勢，那一定會被圍攻並要求他付出各種犧牲。即便他已經付出了犧牲，人們還認為他要付出更大犧牲，並找出其各種缺點毛病加以批判。至於這人付出各種犧牲、承受各種代價而死去後，人們或許有幾句贊譽，但也就那樣了。99%以上的人也不會因此追隨他，而是看到其淒慘後更加不會去犧牲奉獻、身體力行、身先士卒。

    在中國，也確實到處是合理與不合理的道德綁架。只有否認自己做錯或者幹脆否認某種道德標準，才能不被綁架。「顧全大局」在中國也的確被到處用來遏製個人維權，且很多時候不是顧的正義的大局甚至就不是大局，而是某些有權勢的個人的非法私利。各種大義名目也往往只是謀私者的遮羞布，讓其惡行被遮掩，比真小人更加可恨。這樣一來，人們也就不會有共同體意識，或者說維系共同體的只有強製而非自願。在都自私自利的情況下，誰承擔更多誰就吃虧，大公無私的人只是為他人做嫁衣，除了幾句贊譽（甚至有時候贊譽都沒有），又能得到什麽呢？人們也不願意為整個共同體承擔自己的那份責任，哪怕別人承擔了自己還不承擔。

    同情心、同理心，更是國人稀缺或者選擇性使用的。這同樣也是環境和個體相互作用、惡性循環的結果。在叢林社會中，同情憐憫就意味著心慈手軟，站在對方立場上的同理心更會影響在零和博弈中戰勝對手的堅定性，就會導致上當受騙、猶豫不決、妥協退讓，只能被別人占便宜、吃掉。以同情同理心對別人尤其競爭對手，但是對方不一定同情你。同情不能相互或者對等，那同情人一方就往往被無情一方擊敗。還有，如果有同情心同理心但不付出實際代價，那這種同情又成了虛偽。即便付出一些，在惡劣環境中不見得有好報甚至恩將仇報、升米恩鬥米仇。所以還不如一開始就冷漠、不同情。每個人都這麽想，社會越發殘酷冷漠，那些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也更容易吃虧受害，於是成了全員惡人的社會。然後每個人都喪失了同情同理心或者對至親至愛以外人的同情同理心，不去理解體諒別人而是以惡意揣測、殘酷對待，人性喪失獸性復興。這樣還能指望多少基於事實和人道主義的真誠溝通和諒解妥協呢？

    至於承認錯誤、自我反省，那在中國更不是好的東西。在中國，讓人反思是一種勝利者對失敗者、強者對弱者居高臨下的指責壓迫，絕不是溫情脈脈。你反省了別人也不見得因此原諒包容你，反而會覺得你的確錯在你，然後就要你付出更大代價、做出更多讓步。承認錯誤甚至罪行就更是了，你承認自己哪些立場觀點行為錯了，那對方大抵不會原諒妥協，而是抓住你的承認錯誤步步緊逼，讓你在論辯中失敗、付出更多代價損失。而且對方會理直氣壯的認為，連你自己都承認錯了，我這麽對你難道不是應該的嗎？至於說自己也承認有錯、互相諒解，如果實力相當又沒重大利益，那的確可能，但是在利益交關問題上，這麽做不是傻子嗎？

    還有，國人面對環保人士的宣傳，還會有強烈的逆反心理。就像前面舉出的「中國人吃肉，亞馬遜冒煙」的批評（其實也沒直接對中國人說）出現後，國人一片憤怒，有的人表示就要吃肉，氣死你們。柴靜在采訪丁仲禮時，提到現在氣候變暖已經讓世界那麽多災難，要抓緊達成碳排放協議啊。然後彈幕裏就說「就耗著，就不簽，看誰先慫」。柴靜說了懇切的要保護環境的話後，彈幕區一片「她急了、她急了」。除了環保問題，動保問題也一樣，在知乎上有人提出動物保護立法重要性問題，就有人曬狗肉照片，有的還是整只被烤熟的狗。深圳立法禁食狗肉後，就有人聲稱要去那裏吃狗肉喝酒。

   這種逆反反應同樣是惡劣環境尤其惡劣人際關系、教育模式的結果。中國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當然我說的不只是正式的教育，而是所有出於引導、說教、規訓性質的行為）都充滿著強迫甚至暴力（包括軟暴力），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暴力威壓逼迫人屈服。教育往往不是講通道理說清是非，而是強製灌輸強迫承認，對的要接受錯的也要接受；不是循循善誘而是羞辱譏諷；不是真心為了啟蒙和引人向善，而是通過訓人得到快感優越感。於是既培養出馴順的奴隸，又培養出逆反的暴民，或者更多時候是順民與暴民（再加上愚民）的結合體，在強權強人面前逆來順受俯首聽命，錯的東西也要接受擁護執行，在弱者或者無力強迫他們的人面前乖張暴戾，故意逆反，對的東西也要排斥反對抗拒（乃至故意做相反的事挑釁）。他們也分不清什麽是善意勸告，什麽是惡意批評。全球氣候談判是為了保護包括他們自己家園在內的人類，他們卻當成鬥氣耍狠、玩「誰先慫」遊戲的平臺。這當然也是國內環境造成，他們在生活中尤其利益博弈時，時常都在玩這種「誰先慫」遊戲。至於妥協？只有權勢形勢能讓自己妥協，一切都不是看道理而是實力。

    至於因為正義感、冤屈感、責任意識而動感情，不僅不會讓對方尊重起敬，反而會被當成軟肋使勁戳，冷嘲熱諷百般激將，搞得你氣死或者沒脾氣。能冷漠的置之不理就算好的了。有些人這麽對待正義者是出於愚蠢和誤解，有些則是出於利益及更加陰險的動機。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人更具顛覆性威脅性，會破壞他們用謊言和暴力營造的秩序和利益分配體系。他們對這些戳穿謊言講出真相的人感到深深恐懼。即便內心有些敬佩，也不會因為敬佩就手軟，他們知道因敬佩同情而手軟後他們自己可能就要遭殃。所以反過來又加劇他們對正義、真誠者的敵視和痛恨。於是容小人為友、視義士為敵，也就成了他們立場上理所當然的了。這樣的情況下，小人當然越來越多，義士越來越少，或者幹脆就沒有義士只有小人了。

    這樣思想和言行的國人，只能說可憐又可恨。他們沒有生活在一個公平、誠信、有同情心同理心、包容寬松的環境中，而是在充滿不公不義、謊言、冷漠殘忍、你死我活的社會裏。這樣的社會必然將他們塑造成這樣的人，他們也只有這樣做才能在這樣社會中存活和得利。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和慣性，變得在任何問題上都是這種應激式的反應。至於說讓他們向善，可行性上目前當然不可能，而且如果讓部分人真的以良善方式在中國生活，那也是害了他們，他們會被另一部分不良善的人將其利益甚至人本身分而食之。

   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完全是被動的發表做出這些言行，相反他們很主動，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們。他們很知道是非對錯本身如何，但是他們更知道怎麽做才能讓自己利益最大化。至於說環境迫不得已，其實全世界所有人類乃至動物都迫不得已，都是現實塑造出的產物。中國惡劣的環境是他們如此之惡言行的原因，但是不是他們脫罪的理由。只要屬於既得利益者、所得超過損失，那就不存在無辜。

   當然了，外國和外國人就沒有這些社會和人性醜惡嗎？當然不是。可是起碼在部分國家部分人那裏，經過民主法治、思想啟蒙、公民社會、言論自由的洗禮，這些人性和社會的醜陋被大大減少了。而且這些國家一些群體間的對抗起碼一部分是出於那些站得住腳的理由，國人這種逆反、對抗，又是出於什麽？

   還要說明一點的是，以上所描述分析的國人之惡，並不是說他們時時刻刻、每一件事都在作惡。他們起碼一部分人當然也有善良和講理的一面，在平常或者說小事上也不乏寬容互諒，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利益，其青面獠牙就顯露無疑了。中國每個階層也都有相對的好人和相對的壞人，但是既得利益者相對更壞更陰險得益更多，整體上越是有權勢人脈金錢越惡，雖然有不少例外，但是例外占比應該是相當低的。且這種例外者其既得利益仍然是通過結構性不公得到的非法收益。而人民尤其下層底層，雖然也確實有不少窮兇極惡者，可也有善良淳樸或者被迫善良淳樸者，愚頑狡猾的迫不得已成分更多，且即便其鉆空子說謊言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整體上仍然是既失利益者，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底層除了犯下十惡不赦罪行的，其他的都值得不同程度的同情理解。

    遏製氣候變暖真的那麽必要和急迫嗎？

    一些國人也明白氣候變暖是真實發生的，但是不能理解西方國家尤其其環保人士那種激進和急迫。這當然有情可原。因為中國還有其他許多復雜和嚴重的民權民生乃至民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人們焦頭爛額，所以環境問題就被相對忽視了。

    但遏製氣候變暖真的不重要不急迫嗎？僅僅就中國來說，問題也很嚴重，影響也將非常致命。

    氣候變暖最直接和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是全球海平面上升對各國沿海的威脅。而中國經濟同樣集中在沿海地帶。根據研究，根據現在海平面上升速度，上海將成為世界上最早被淹沒的城市之一。到2100年，上海將有一半面積被泛濫的洪水所淹沒。至於上海完全被淹沒的時間尚未有十分明確的結論，但是也就在以後幾代人之內。除了上海，整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遼中南這四大區也是中國最大的四個工業基地，都將在未來數十年至數百年內面臨淹沒的危險。據研究預測，2100年，全球可能有20億人淪為「氣候難民」，那中國也必然有起碼數億。到時候，中國國內的各種矛盾尤其階級和地域矛盾將更加激化，如果無法有效處理將面臨內戰的可能。

    如果說2100年還太久，這一代人大多數看不到，那當下中國的氣候異常已經造成了實實在在的災害損失。今年河南、山西連續發生洪災，造成數百人死亡和幾千萬人受災，許多企業倒閉、家庭破產。雖然死亡人數並不是歷史最多，但降雨強度卻超過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值。死亡人數少主要是因為比以前有了更多防汛的科學手段和相關機製，而災難本身的強度其實是增強了。除此之外，最近幾年全國的水旱災害不斷，相關科學研究普遍認為與氣候變化有關，而不是歷史常態。如果氣候再繼續惡化，這樣的極端天氣只會越來越多而非越來越少或者保持現在的情況。這些都不僅僅是一場場災難，而是觸目驚心的死亡與經濟民生毀壞。現在有幾個人在洪水裏掙命的場景，未來就可能有幾十萬人同時在大水漫卷中掙紮，那是一幅多麽可怕的場景。還有伴隨自然災害的人性之惡的爆發，如搶劫、強奸、殺人都會到處發生，即便像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卡特裏娜颶風災害下新奧爾良的燒殺搶掠，都觸目驚心（當然卡特裏娜颶風和氣候變暖好像沒什麽關系，但是可以說明巨大自然災害後會有怎樣的人禍）。

    當然又有人說，以前人類也遇到過各種災害，人員死亡更多，像河南在1975年就曾經發生過死亡8萬人的水災，歷史上的水旱蝗病更是死人無數。可是，其實現在和以前是不一樣的。以前是人類因技術手段不足無力對抗自然，或者因為人為事故造成災害。而如今則是因為明顯的氣候變化造成，且的確有辦法避免悲劇發生。而且，隨著時代發展社會進步，人類對生命也更加珍視，現在和未來不再是也不應是幾百萬幾千萬人生命如草芥的年代了。人類幾千年來最大的進步，就是對生命的珍視與尊重。我們難道應該倒退到古代戰亂與饑荒年代屍橫遍野的狀態？就像古代絕大多數人得病都得不到醫治，甚至在現在看來的小病都能要命，現在我們還能這樣嗎？實在不可抗力造成的死亡無法阻止，但是我們應該去盡可能避免和預防。還是以個人為例，每個人總是可能有各種意外，可能幼年夭折、青年遇禍、中年病故、老年忽逝。可是如果我們能預先看到一些危險的跡象、重病的萌芽，肯定會去預防和延緩。即便生老病死不可避免，可是除非像遇到一些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要盡力活好每一分鐘、避開每一個危險。對於人類集體、人類社會也一樣。

    何況，防範於未然總是好於臨時抱佛腳。如果現在不去製止因人為造成的氣候異常，生出僥幸和拖沓，那未來的子孫後代、那時的人們，就會像螻蟻般在洪水與大旱中掙命，一個個絕望而死。這樣的場景中國歷史上是發生過的，當今也有縮小版（想想河南水災時在鄭州地鐵裏絕望掙紮的市民），所以不難想象。歷史上的人們還比較麻木不仁，當代的國人即便因各種因素未完全覺醒，可已經有了現代人有的基本情感、尊嚴、價值、權利，有了許多牽掛、眷戀和不舍，有了極為豐富的喜怒哀樂。這樣的生命數以萬計乃至百萬計的毀滅，將是多麽巨大的悲劇，會產生多麽令人恐懼的思想沖擊。現在還沒有，但是到時候就晚了。就像1937年12月之前的南京人、1959年之前的河南信陽人，也沒有料到後來那樣的驚天悲劇。可是沒料到不等於不會發生，甚至更可能發生，心理逃避無法實現現實逃避，還讓現實中更沒機會逃避。當然，並不是要臆想災禍、杞人憂天，而是說在鐵一般證據面前，我們不能因為它還沒出現就不管不顧、放任自流。

    我們覺得格蕾塔·通貝裏那樣的環保人士是偏執、瘋狂，她/他們也確實有些缺點，可她/他們正是為了避免人類包括中國人民陷入這樣的災難而吶喊。無數科學研究和客觀現實證實了那樣的情況未來很可能發生，現在也已經有了一些以人命預示的前兆。現在我們多做出一部分努力，未來就可能減少幾十萬幾百萬人乃至更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非常悲慘的死於水旱災害及相關的貧困和戰爭中）。

    氣候問題及氣候政策下人類的百態與未來

    那麽，全球合作全力以赴遏製氣候變暖就行了嗎？當然不是這麽簡單。

    氣候變暖的人為因素，直接來看當然是工農業生產。可是實際上則牽涉到這世界上幾乎所有人的利益，想遏製氣候變暖，需要對整個人類的生產生活做出改變。而且，這還需要世界各國各階層各群體及每個個人的合作、妥協、付出。

    工農業生產當然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直接因素。可是，很大程度上是消費決定了生產。想遏製氣候變暖而限製工農業生產，眾所周知會影響生產者的利益，可更會影響消費者的利益。在許多情況下，消費者需要承擔更大代價。但消費者也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如果減少生產，一定是消費者中強者保留既得利益，弱者承擔代價。

   如果限製生產，其實也就等於限製消費。消費者如果無法自覺低碳生活，那只能選擇去高價購買已經被強製減產、物以稀為貴的工農業產品。這樣當然是越有錢和資源的人相對受益和不影響生活質量，平民百姓則會叫苦不叠或者被迫低碳。這樣的減排，顯然是對窮人、弱者的剝削和傷害。有權有錢的人也會為保持甚至繼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一定會更加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爭奪因減排低碳而被強製壓縮了的本就有限的工農業製品和其他相關資源。平民和弱者將更加弱勢，不僅物質所得減少，也更加仰強者鼻息才能活的好一點。這就有點像監獄，在食品生活品稀缺的監獄裏，一個雞爪、一根煙、一包方便面調料，都能拉攏一個人，有兩箱方便面和一瓶「老幹媽」，就能號令全監。現代文明的發展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物質充裕、消費品被廣泛普及的基礎上的，如果物質不充裕尤其被人為壓縮，那個人權利與自由也會隨之受損。

    這就又涉及到遏製氣候問題的另一個影響，即導致公權力的擴大尤其集權主義的強盛。如前所述，減少碳排放，必須實現國際合作。那麽國內也一樣，也需要各階層各地區各行業各群體的共同努力。但是減碳政策對不同群體的利弊顯然是不一樣的，起碼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很少有人願意主動讓渡自己的利益。於是這就需要國家尤其中央政府依靠強製力協調和分配利益。而對於環境問題的各種政策，也同樣需要法律規範及全國統一號令，更需要行政和司法力量的強製推行，包括中央政府的決策和協調。這顯然是非常利於集權主義的。只有集權才能實現讓各方各地都為減碳承擔代價。而這種集權也無法保證僅僅用於減碳環保，而是會必然的延及其他各領域。

   這對於建立一個民主開放多元、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社會，顯然是不利的。在高度發達民主的國家，這種不利影響有限，甚至還能利用這種集權解決一些以前解決不了的、代表地方保守勢力價值觀和利益的東西，並且通過各種運動、探討和妥協，修正民主憲政體製讓它變得更好。但是在那些專製極權國家或者民主不充分的威權國家，這種集權當然意味著專製的強化和個人及小共同體權利的限縮。減碳等環境需求為其強化集權提供了某種合法性依據，助長了其專製獨裁的聲威。而且，專製獨裁者推行的環境政策一定是受益（或者利益受損）不均的、有傾向性的，誰靠近和支持權力，誰得到的就更多。那些不願意依附權勢的，就將被以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確的環保問題借口予以排擠打壓。一般情況下，專製者一定是更傾向於強勢者、既得利益者，這樣才有利於政權的穩定和保證對體製及其個人的忠誠。還有，其推行減碳的過程中，一定是粗暴野蠻、一刀切式、不顧人權的。這個不用多解釋，看看中國執行計劃生育和防治新冠的情況就明白了。還有，在推行政策時往往不會去說通民眾，而是強迫民眾接受，並阻止相關的新聞報道和反思批判。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在環境問題的政策上經常如此。

    這樣的情況下，階級之間、地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的不公平將更為加劇，階級矛盾、地域矛盾、不同群體間的矛盾會更加激化和不可調和。這又會促使專製政權強化集權、動員暴力機器維持穩定，然後社會更加壓抑和不平等。

    如果社會處在這樣一個高度不平等情況下，想讓人們自覺減碳也就不可能，甚至導致下層人民的逆反。設想這樣一個場景：在碳中和實現前20年，因減碳政策導致失業、物價上升買必需品都捉襟見肘、父母看不起病孩子上不了好學校、與上面階層差距進一步拉大、被維穩體製壓的無法表達訴求的某個中年男子，周末一狠心去肉鋪花幾百元錢買幾斤牛肉解饞。然後他被巡視的某位基層官員看見，好心勸他「少吃幾斤牛肉吧，大家一起拯救我們的地球」。這男人只能回一句：「大人，那是你的地球」，然後美滋滋享受牛肉，並且內心巴不得地球滅亡、大家同歸於盡。對於那些平民大眾來說，享受一些廉價的工農業產品已經是其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了，辛苦勞作就那麽點盼頭了，連這都要剝奪或者逼其減少消費，那要不要臉呢？

    不同處境的群體對未來的期望也是不同的。有的人期望且有能力讓自己子女乃至更後的後代都能享受到各種優越特權，對他們來說未來當然是充滿希望、值得追尋呵護。而對於那些處於破產、失業、苦勞的人們，往往已經喪失了對未來的美好希冀，也無力讓子女及更後的後代出人頭地，充滿絕望感。這種完全不同的心境，當然不會一條心去為人類未來著想。以性惡論猜測，那些對自己也對自己後代生活感到無望的人，恐怕寧可讓世界毀滅，大家同歸於盡才公平，就像前面我假設的那個中年人。這樣絕望的人因種種原因，極少真的去搞殺人之類反社會行為，但是卻完全可以且便捷的拒絕付出減碳努力，讓地球慢性自殺。

    還有，在專製腐敗、人與人缺乏互信的國家，即便排除宗教因素，不相信氣候變暖人為說及減碳必要的人也必然非常普遍。有些人是出於利益假裝不信，還有些則是真的不信。尤其對於那些平民大眾、弱勢工農而言，他們一輩子甚至許多代人都飽受官員、精英、上位者的各種欺騙，從國家各種政策大計到基層的各項政策推行，以及各種各樣的教育宣傳，乃至整個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其中有多少花言巧語的謊言欺騙。在和政府各機關、公檢法、醫院、學校打交道期間，他們又被或精致或粗暴的坑過多少次。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已掉入「塔西佗陷阱」，或者就是「狼來了」的故事那樣，即便你言之鑿鑿說碳排放如何如何影響包括這些老百姓在內的人類，他們也不會相信和主動配合，無非覺得又是上頭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坑害百姓的又一個伎倆罷了（而且也的確會借助這種政策坑人得利，老百姓樸素的直覺很多時候是沒錯的，雖然這種習慣性直覺也會造成致命誤導）。（其實民主法治的國家地區也存在精英對庶民的結構性欺騙剝削，因為話語權就是掌握在前者手裏的，他們可以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完全合法的手段，明裏暗裏坑的老百姓啞口無言）

    那麽，民主開放的社會就能做到全民普遍低碳生活、實現減排目標了嗎？顯然並不是。以美國為例，有約一半的人不承認氣候變暖及由人為因素造成或持一種懷疑態度，且這種觀點根深蒂固。這不僅是利益問題，還涉及到宗教價值觀問題。對於那些虔信宗教的人來說，讓他們做他們認為是違背上帝旨意、不符合宗教教義的事，就算威脅關進監獄甚至殺掉，他們都不會做。當然現實也不可能因為要減碳就把不願意減碳的人送進監獄或者殺死。所以美國將長期有一半人繼續高消費高耗碳的生活，這顯然會讓剩余那一半願意節製消費的人憤怒。後者認為前者不承擔責任加劇氣候危機、不和他們同甘苦不公平，前者認為後者是偏執狂自虐狂還要幹涉他們自由，雙方對立和仇恨日益加深，美國社會更加撕裂。而只要有一半美國人還在大肆排碳，那美國目標肯定無法達成，這不僅會直接加劇氣候變暖，也會引起中國、歐盟、印度等國不滿。他們認為連帶頭國家都不按規定減排，自己豈不吃虧？除了西歐北歐那些國家可能還能自行遵守協定，其余國家肯定「跟風」毀約或者起碼增加部分排碳。於是，遏製氣候變暖目標肯定達不成了，即便能放慢氣候變暖速度，如果沒有突然出現的決定性變量，災難晚些年頭還是要來。

    不僅美國，其他許多民主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都會有類似問題。其實民主國家想減排更難。因為民主國家必須聽取民意，而不能由執政者拍板就行了。而且，即便執政者拍了版甚至立了法，民主自由社會也可以將其選下臺（然後很可能選上個否定氣候變暖、拒絕執行國際協約的）、遊行示威公民抗命、拒絕執行法律或者和政府長期打官司走程序拖延，如果嚴重影響民生還可能有騷亂甚至暴動。於是減排也就不了了之或者大打折扣了。除了西歐北歐那樣的既民主又有極高國民素質（科學素養和自律精神）的國家，其實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在減少碳排放能力上還不如專製或威權國家。這時候，某些體製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對於專製國家尤其高度極權專製的國家，對這一切問題都可以用維穩來解決，從洗腦到刪帖封號、從監視到喝茶、從拿學業工作施壓到關進監獄，從拿個人前途說事到威脅家人，總有辦法讓你屈服，不屈服也引不起其他人一起不屈服。這樣的高壓下，一切不滿都會被壓製，一切損失和痛苦都只能自行消化或者轉嫁給更弱勢者。於是推行包括減碳等環境政策在內各種政策，當然十分順利。當然，他們有時也會遇到阻礙、不執行環境政策，但是這並不是因為普通人民出於維權的阻攔，而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出於維護非法利益動機的上下活動所致。

    這又引出了一個問題，及氣候問題及遏製氣候變暖對政治、人權和其他人類議程的影響。如前所述，氣候變暖危害巨大，人們不得不讓渡很多東西來遏製。其實，人們讓渡的不僅有物質利益，還有政治權利、個人自由及其他許多非物質方面的東西。前面已經說到，減排需要公權力的介入，這會助長專製和集權。在這之外，許多涉及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東西都會受到影響。在減碳成為優先目標的情況下，別的權利、平等、尊嚴等訴求只能靠邊站。這就類似於戰爭時期，為取得戰爭勝利，平常人們所珍視和追求的各種權利、尊嚴和自由秩序都不復存在或被大大限縮。減排時期雖不至於和戰時一樣，但也頗有類似。

    對於這些，發達民主國家是給了很系統完整的解決方案的（雖然未必完全可行），根本上就是兩個字「平等」，或者再加上兩個字「扶弱」。為避免減排造成的不平等和各種矛盾加劇，發達民主國家更強調對平等的推動，盡可能促進收入平等、權利平等、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平等等各種平等措施。他們還強調對相對弱勢群體、受氣候變化及減排措施影響最大的群體提供補償和各種幫助（反過來，他們也要求那些條件優越收入豐厚的人在減排中付出更多）。此外，這些國家也更加註意民主自由體製與環境的改善、調試，使其盡可能適應氣候變化及減排時代。這可以很大程度減少社會矛盾、平息各方不滿。甚至，這種危機感帶來的各種改革，還促進和加速了人權的保障與發展（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就是例子，沖突的惡劣後果反而讓危機意識被強烈刺激，各方在災難後危機下構建了更加利於人權和可持續發展的製度和模式）。

    可這些很難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非民主國家推行，如前述的他們會以損害人權的方式實現減排，並且在減排後又造成損害人權的後果。更加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專製國家利用歐美發達民主國家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對減少碳排放的強烈需求，以減碳問題為籌碼要挾後者，以減碳換取歐美減少對其人權問題的批評和介入。兩相權衡，歐美大抵更在乎減碳這樣既影響自身生存又關系到未來人類文明存續的問題，而別國人權雖然也是重要議題卻只能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時只能不顧了。這樣，許多專製國家面臨的改善人權的國際壓力大減，專製和侵犯人權會更為變本加厲，或者起碼不會改善。這對於那些飽受壓迫的人民來說，又將承受更久更大的苦難。

    除了這些，各國間及各國內部也會因為利益、恩怨、價值觀、立場等，在氣候變化及減碳進程中發生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加劇危機甚至製造更多災難。例如有歷史恩怨或者重大利益沖突的國家，自己恨不得對方國土被海水淹沒、國民淒慘流離，這樣大仇得報（或者反過來，對方再不能對自己報仇）、對方再也不能威脅自己國家和民族。這樣的心態下怎麽可能合作抗擊氣候變暖？即便沒什麽仇怨和你死我活的對立，甚至互相之間還有恩情，可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讓渡例如減緩工農業發展和生產、從本來就不充裕的國庫中拿出巨款支付巨額碳稅、接納5-8位數的氣候難民，這些國家是優先考慮本國利益還是別人？可能一碗水端平嗎？

    那些國內嚴重不平等、矛盾劇烈和社會高度分化的國家，內部也不會真的像一家人一樣互幫互助。即便象征性做些幫助，也就僅此而已了。不同地域（如內陸和沿海）在貧富差距大、族群認同明顯差別、有巨大利益沖突乃至製度性不平等區隔的情況下，一群人就會對另一群人失去家園幸災樂禍（即便不是大部分也是一部分），即便同情也很難肯讓渡利益到平等程度來接納失去家園的（除非有強製力）。在氣候變化惡化一開始，一群人就不會為易受災的另一群人付出足夠的減碳代價（同樣除非使用強製）。讓在沿海大城市落不了戶買不起房的內地居民，去為沿海大城市有幾套市值千萬的房產和各種戶籍特權的人著想而減排？除非強製誰肯心甘情願，不巴望後者趕快淹死、房產泡進大海就夠有同情心了。那些地域認同感強又不怎麽受氣候危機影響的地域群體，又怎麽可能樂意降低產能實現碳中和？那些深居內陸和高緯度、和沿海地理位置與資源稟賦相差懸殊的地區民眾，對沿海繁華地帶的淹沒，會不會想「你們也有這一天」？他們會付出巨大代價保住沿海嗎？只會想方設法抵製減碳。這樣的情況已經在發生（看看最近的限電在中國東北等地引發的波瀾），這樣的心理也早已有之，未來變得更惡毫不意外。（當然，在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上各地各群體可以有溫情和互助，但涉及到生存空間等巨大利益，叢林社會裏的同胞之情還有多少用？夫妻親子之間在生死交關的利益沖突中都不乏反目，何況同胞？）

   同理，那些不生孩子的，恐怕也不想履行遏製自己死後才出現的災難的義務。至於別人家的孩子，雖然是自己的同胞，可同胞沒愛過自己，在網上抱怨幾句都會被謾罵和戾氣淹沒。至於說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千秋萬代，如果一個人「996」式工作下，勞動所得80%以上還是被割了韭菜，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生不起孩養不起老，更不能表達訴求和維權，一切都得自己咽下去忍下來，恐怕也早就沒了為祖國千秋萬代付出代價的愛國心和民族感情，反而會有很多這樣的人痛恨國家和民族（哪怕他其實是應該痛恨那一部分權貴而非所有人）。即便自己有孩子的，同樣面臨各種生存壓力的情況下，也無暇無心力去考慮幾百年甚至幾十年後的事。為孩子著想？孩子最麻煩的不是幾十年後生活在怎樣的生態環境中、多大概率死於洪澇或者幹旱，而是能不能上個不那麽破亂的學校、找個體面的、可以養家糊口的工作，還有孩子得了病能不能付的起醫藥費、如何支付醫保外用藥的錢。眼前生存都難，哪管得了未來？

    在劇烈的矛盾和普遍的貧窮下，人們也無暇顧及未來只能滿足眼前，因為不滿足眼前連未來的門都摸不著。對於統治者而言，為了穩定和政權生存，也只能遷就姑息放縱包含碳排放的各種生產生活活動，盡可能將經濟蛋糕做大，讓各方分得的份量都比以前分的的多，緩和當下的矛盾和各方需求。至於未來多麽可怕，畢竟「不見棺材不落淚」。倒是如果為了減排而壓縮「蛋糕」的規模份量，那會使得分配矛盾雪上加霜，極易引發各方反彈，進而導致政權不穩甚至崩潰的。

    在減碳等拯救環境的進程中，權貴等既得利益者恐怕也不會像歐美發達國家那些精英富豪那樣以身作則減碳、拿出真金白銀投入到環境工程，而是繼續驕奢淫逸，衣食住行照樣高耗碳，最多搞一些形式以示參與減碳。他們從來拒絕權利與義務的對等，他們可以一邊心安理得的享受權利，卻又不願意承擔義務。例如有知乎上的疑似既得利益者公開宣稱，減碳可以但是不要搞碳稅那些東西。這話如果放在正常社會一定被人恥笑，但在中國卻被許多人贊同。

    更惡劣的可能是，他們會利用這種機會大發氣候危機之財，利用相關政策和資源巧取豪奪，比如憑借權勢和信息優勢捷足先登，迅速瓜分新能源市場，獲取巨額利潤。上梁歪著下梁能正嗎？這些人本身也占了工農業消費品消耗及排碳的大多數。這些眼裏心裏只有利益沒有人民、只有自私沒有責任感、為了權和利不顧一切的統治階層，只想拼命透支、榨幹國家民族和國民的剩余價值，一個個擊鼓傳花般將一切禍患留給後人，「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這一切現實下，全球按時實現「碳中和」、達成遏製氣候變暖的目標，就變得非常不可能。除非各國實行超強的強製力推行減碳、大國強行迫使較弱國家嚴格減碳，或者在全球氣候危機徹底爆發前有突破性技術革新可以迅速便捷實現碳中和或解決氣候危機（這其實類似於絕望中不切實際的狂想，雖然不是完全不可能），否則氣候災難必定會在未來數十年至數百年大量發生，少則百萬多則數以億計的人直接因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而死亡，數十億人淪為難民。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遍性的饑荒、貧困、戰爭就會不可避免，人類這個物種還能存在多久這個問題也不會有樂觀答案。

   關於氣候危機下人類為爭奪生存空間發生的戰爭、恐怖主義活動在內的各種連帶影響，已有大量研究。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即於近日預測，2040年人類就可能因為氣候變化導致的危機爆發全球性軍事沖突，尤其在受氣候變暖嚴重影響且對抗危機能力脆弱的亞非地區。作者認為，最遲在2040年，世界將開始「氣候沖突」，各方將相互使用技術，加劇幹旱和洪水等自然災害。這首先是指地球工程技術。剛果、印度河、湄公河和尼羅河流域等地區，有可能成為未來氣候戰爭中的熱點。這些地區有可能因為河床和水流方向的改變而發生沖突。其實，因氣候變化引發的戰爭古代就有先例，歐洲在古羅馬時期的「蠻族入侵」和中國蒙古族、女真/滿人南下入侵中華，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說未來因氣候變化激發的戰爭與當年的不同，那就是當年是戰馬和彎刀的搏殺，未來可能是導彈甚至核彈的投擲。

    可是，即便知道這些後果，人類也不可能放下各種利益和恩怨。因為這些利益和恩怨同樣關乎生死存亡及自身存在的意義，誰都不願意為了他人他族乃至全人類的生存發展，付出自己及自己親朋好友敗落死亡、名實俱滅的代價。而且，至少其中一部分人，那些受壓迫受剝削受欺淩和在歷史中吃虧受難的個人、群體及民族，這種不放下和爭鬥是有情可原、不可粗暴否定和無理剝奪的。

    當然，或許未來沒有這麽令人悲觀，人類空前的齊心努力承擔代價，以及科技的突破性發展及其他難以想到的原因，成功遏製了氣候變暖及其他氣候災難（或者這些災難仍然發生，但人類已有了規避、克服這些災難造成危害的辦法），世界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孩子們又能沐浴在和煦陽光中展望更遙遠的未來。不過那時，持氣候變暖否定說的人們肯定會出來說，「氣候變暖果然是個大騙局，否則為什麽沒發生那些災難」。這一句話就可以否定無數人類的犧牲和奉獻。雖然即便這樣，也比真的到了人類天天面對死人百萬的巨災那個末世般時期說出「這都是上帝的安排」要好。

    可這樣的人類成功渡過氣候變化危機的可能未來，遠不及人類將在氣候變化造成的各種災難中十亡八九、苦心建築的現代文明崩塌毀壞的這種未來的可能性更大。

    人類的前身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才變成了一萬年前類似於現代智人的樣子。而在這一萬年內，人類創造了之前幾百萬年演化都未能出現的輝煌文明。從原始社會到農業文明，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傳統工業到信息時代，人類以一種超級加速度發展。當今的人類無論物質文明還是非物質文明，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發展讓人類克服了歷史上許多難以克服的災難與貧乏，讓人的生存概率、長度和質量都有了驚人的提高，可同時也導致了人為的環境汙染、氣候變化等生態危機的出現。人類的成就反噬了人類，人類也將面臨自己製造的災害的挑戰。

    雖然這世界充滿著醜陋、人與人爭鬥不休，自私、冷漠、謊言、暴力、壓迫、傷害無處不在，各種奸惡之徒大行其道，但同樣也有互助、溫情、真誠、和平、正義、呵護，有著無數仁人誌士的犧牲奉獻。整體而言，今天的人類仍然享受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與尊嚴及生存價值，與漫長人類歷史上的生存狀態與質量相比簡直如同夢幻。最重要的，是我們還寄希望於未來，期待人類有實現廣泛甚至完全的公平正義與繁榮富足、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對歷史上一切醜陋謬誤謊言都能破除和撥亂反正的一天。有著這樣希望的人類世界，如果在未來數百年或數千年完全（或大部分）毀於氣候變化或其他未知災難，那多麽可惜可嘆。我們也不忍心炎黃子孫締造的錦繡芳華與世界一起毀於一旦，我們還期望後人替我們看到民主法治、自由進步、公平正義在華夏大地充分實現的光明時代。

    作為宇宙中的一粒塵埃、漫長人類史中的一幀閃爍，我無法對抗生存背景中這樣壯闊和漫長的力量。即便將這樣的壯闊和漫長縮小到萬分之一乃至更微小短暫，即人類社會的當今時代，將我個人替換為全人類數十億人，仍然無力阻止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各種災難（甚至被裹挾參與了這些災難的造成）。即便克服了氣候災難，不一定何時發生另外的危機就又讓人類天昏地暗（例如如果一顆超巨型隕石撞擊地球，就可能突然將毫無準備的人類及萬千物種一舉毀滅）。人類即便創造了輝煌博大的文明，但仍然只是宇宙歷史中卑微弱小的過客。可是，作為「有思想的葦草」，我們還是做一下掙紮和記錄吧。

韓國社會的政治環境

去年7月，韓國首爾市長樸元淳因涉嫌性騷擾下屬，在面臨調查和輿論壓力的情況下自殺身亡。而2009年5月，與樸元淳同屬一個政黨（雖然黨名不同，但是其實是一個黨系，韓國政壇有改名的傳統）、同屬進步陣營的前總統盧武鉉，則因為其親屬乃至本人涉嫌受賄，在檢方調查和輿論壓力下自殺身亡。

    這兩起自殺案件、這二人所涉問題乃至這二人本身，都有著非常強烈的共同點，也能反映很多深刻復雜的問題。在講他們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講一下韓國政治的一些背景信息。

    韓國政治背景：進步與保守陣營的對立

    如果對韓國政壇有所了解的都會知道，韓國政壇乃至整個國家分為進步和保守兩大陣營。保守陣營是指原韓國獨裁政權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價值認同者、同情支持者及其在民主時代的繼承者。樸正熙、全鬥煥、盧泰愚、李明博、樸槿惠就是他們的代表或者說代言人。保守陣營在獨裁時代是既得利益者，通過獨裁統治殘酷剝削壓榨人民獲得權力和財富，並形成綿密的關系網絡。他們大肆鎮壓民主運動（監禁和殺害民主人士和青年學生，最著名莫過於光州事件）、壓製自由（如「言論統廢合」）、濫用職權、官商勾結、貪汙受賄（所謂「不正蓄財」）、強占民女（情況很少但是也有）、親媚外敵（與日本右翼勾兌）、虐待弱者（可參考「三清教育隊」和「兄弟之家」事件）……總之他們治下韓國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

   而進步陣營幾乎正好相反。進步陣營的主流，在獨裁統治時代的身份包括在野黨人士、人權律師、社會運動人士、青年學生、進步教師、覺醒工人等，典型代表人物如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金泳三、全泰壹、樸鐘哲等，他們主張社會平等、政治民主、人權至上、維護個人權利（包括勞工權利、婦女權利、其他弱勢群體權利）、民族獨立、社會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藝術自由）等，並與獨裁專製政權進行英勇鬥爭。在鬥爭中，許多人付出生命的代價，還有的人殘疾、精神失常、家破人亡。

    而1990年代韓國實現民主化之後，保守陣營和進步陣營仍然繼續存在並長期對抗。保守陣營雖然普遍轉向擁護民主政治和社會自由，但是在政治觀點上仍然傾向於保護既得利益、維護舊秩序、傾向格差主義（反平等反平權）和精英主義，對待人民疾苦較為冷漠、對弱勢群體缺乏關懷和尊重、經常在政治鬥爭中使用齷齪手段等。而進步陣營則堅持前述的那些目標，十分強調（尤其和保守派相比）道德自律、平等與同理心、保護弱勢。這從民主化後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保守派和進步派執政者政策的差別就可以看出來，相關例子和具體分析在此不記述（展開講實在太長了，有興趣可以自行查閱）。

    我寫這些背景，意在強調進步陣營對正義與平等的強烈追求，有著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識及羞恥感，以及對個人品行的極度重視。而支持進步陣營的韓國公眾之所以支持他們，很大程度正是在於進步陣營尤其其政治家對道德和正義的標榜。

    進步陣營醜聞頻發：二金親屬的入獄、盧武鉉及親屬涉貪、樸元淳吳巨敦安熙正性侵害、曹國以權謀私

    問題就在這裏。進步陣營執政後，卻接連不斷的爆發醜聞，從政治的到個人生活的無所不有。首位非保守派總統金泳三（他不完全算是進步陣營）的兒子受賄入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民主化後第三任總統金大中，其三個兒子均因腐敗問題被判刑；金大中的後繼者盧武鉉，其多名近親屬涉嫌收受賄賂，其本人也被指控受賄（未被證實）。這只是總統級別的，其他進步陣營要人的醜聞也時常出現。相對晚近的，有政治新秀、文在寅的得力助手、前法務部長曹國，在青雲直上時被曝出其本人及親屬的多樁醜聞，包括女兒涉嫌利用其權勢由他人代寫畢業論文、偽造實習證明，以及其本人及家人涉嫌逃稅等。而最近的，就是去年在席卷全球、在韓國也引起反響的me too運動中陷入性侵醜聞的首爾市長樸元淳、釜山市長吳巨敦（此外還有「me too」之前發生的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被控性侵並被定罪案，不過他的情況和另外二人不太一樣，他一度強烈否認犯罪）。二人都是進步陣營最主要政黨共同民主黨的骨幹，樸元淳不僅是首都市長，還是下任總統的熱門人選。

    而以上這些人，起碼在醜聞曝光前，都非常強調自己的道德操守以及對正義的追求。其中，金大中、盧武鉉、樸元淳等人的政治成功，就是建立在其追求和建設「道德政治」的基礎上的。金大中的名聲舉世皆知，他不僅以反抗極權的勇氣為人所欽佩，還在執政後高舉反腐的旗幟。而他三個兒子卻因腐敗被判刑。當然，其兩個兒子是在其本人執政期間被判刑的，另一個兒子也是其親密盟友盧武鉉當政時被捕，這可以理解為大義滅親或者司法獨立，但是其家庭醜聞仍然是其一個汙點。盧武鉉更進一步，本人陷入受賄醜聞，雖然未查實，但是確實是和腐敗有些瓜葛。還需要註意的一點是，即便金盧二人未直接參與甚至完全未參與腐敗，但是其親屬一定是利用了其影響力、信譽、人脈等，而非可以完全「割席」的。

    如果對金盧二人尚可以以「親屬犯罪不代表本人」來為其開脫，那樸元淳性侵就可謂無法以任何方式開脫和洗白了。當然，有人（尤其一些中國人）以陰謀論方式分析樸涉嫌性侵事件，認為是政治對手乃至「外國勢力」的陷害，但這樣的陰謀論其實不值一駁。種種跡象都表明樸元淳的確性騷擾了女下屬（哪怕情節還不算特別嚴重，也沒有強奸），具體論證也不在本文展開了。樸元淳是人權律師出身，一向以正義捍衛者和弱勢群體保護者形象示人，且實際上也確實在做相關的事情。樸元淳青年時因反抗樸正熙獨裁統治而被拘留、退學，後又考入另一大學，畢業後成為人權律師，經常為弱勢群體打官司，積極參與公民運動。他當上首爾市長後，著力保護弱勢群體權益，如改善勞工待遇、提高福利標準、減免大學學費、為中小學提供免費午餐等。

    最令人註意的，是他常年為女性權利而抗爭與奔波。在他擔任人權律師期間，經常為性犯罪受害女性提供法律支持。1993年，他為一位被性騷擾的女性大學助教擔任辯護律師，成功打贏了韓國史上首次性騷擾控訴案的勝利。他也積極為韓國「慰安婦」尋求正義，曾出席民間團體舉辦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要求以強迫逾10萬南韓女性充當慰安婦等罪行起訴昭和天皇。擔任首爾市長後，他推動設立了」兩性平等委員會」，推行了許多保護女性的政策，曾多次公開表示「要加強對女性的支援，堅決抵製性暴力」。

    正是因為如此，他被指控性騷擾才引發了巨大的波瀾。而這也是他走向自殺的原因。一個人一身正氣，並特別強調反對性暴力、保護女性的政治人物，自身卻性騷擾他人，這對於其名譽的破壞和人生前途影響會何其之大，不言自明。不談實際影響，僅僅這種強烈對比和反差就足以令社會公眾錯愕、令其自己無地自容。當然，這又是對標榜道德與正義的進步陣營一個沈重打擊。

   陰謀論是可恥的，但是因此否定樸元淳那些功績、認為樸元淳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和淫棍色狼的，同樣可恥。樸元淳從學生時代直到首爾市長任上，所作所為顯然是實在的、真誠的，他也的確非常正直或者起碼想做一個正直的人，他也的確是想成為為民請命、保護女性等弱勢群體的人權衛士和政治家，也的確在這樣做。

    進步主義者自我矛盾下的道德困境：盧武鉉、樸元淳自殺之因

    那麽，一個正直的人、為民請命的政治家，怎麽可以同時是一個性騷擾罪犯呢？這是許多人的疑惑（當然也有很多人不疑惑，但是絕不會公開承認不疑惑），也正是樸元淳自己內心矛盾之處、走向絕望之因。而十多年前因自身和親屬醜聞而自殺的盧武鉉，本質上也是在同樣的困惑和矛盾中自殺的。

    樸元淳和盧武鉉都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政治困境、人生困境中。一方面，他們非常重視道德操守（這種道德操守包括對知識分子的道德要求、對政治家的道德要求，以及對於一個文明社會普通的現代公民的道德要求），都強烈追求人權與公平正義，身懷著對人民的熱愛尤其對弱勢者的同情，以及對各種犯罪者、加害者尤其恃強淩弱者的痛恨。這樣的人，對自身的要求往往遠遠高於社會的底線、遠高於對其他人的要求。對他們來說，名譽、尊嚴、道德操守重於生命。這種高尚的情操，也是他們能夠做出巨大功績、產生極大人格魅力並得到廣泛支持的原因。

   而當他們因為種種原因做了突破社會底線的事情後，這種道德高尚卻反而成了逼死他們的根源。一方面，他們無法忍受社會公眾對其看法的改變，對各方的指責與批判都無法面對，曾經因為其道德高尚而支持他們的民眾會對他們十分失望，甚至加倍厭惡，認為他們這些「偽君子」還不如那些保守派「真小人」。另一方面，他們的對手保守陣營則會對他們更加刻薄的批判與譏諷，把他們的醜聞來回翻炒、扒出和分析每一個細節，進行精神上的剝皮和鞭屍，著力強調他們的「表裏不一」、「道貌岸然」，進而否定其政治盟友乃至整個進步陣營，再進一步否定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及基於這些信仰和價值觀的一切行為。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他們無法面對自己，無法面對自己的靈魂與信仰。對於他人的鄙夷和批判，尚有方式逃避，但是卻無法逃避自己內心對自己內心和行為的譴責、自己靈魂對自己靈魂的拷問。這話在中國就是個假大空，但是對於真正真誠正直的人，尤其生活在高度文明環境中的人，這種自我譴責和拷問不僅實實在在存在，還極具殺傷力。當一個人無法自洽，而且還是與自己最堅守的理想相背離，而且還跌破了連普通人都不應跌破的底線，那就會十分痛苦絕望。尤其是當事情無法挽回，那就等於判了其精神上的死刑。而對他們這樣將道德、理想等精神追求看的遠比肉體生存重要的人，這也就必然讓他們選擇結束生命。許多人對他們自殺感到錯愕，其實完全在其思想架構的情理之中。當然，他們自殺也不僅是因為無法接受自己違背道德與理想，也有希望以此避免拖累進步陣營、影響其信仰的崇高和價值等原因。不過對他們而言，僅僅一種原因就夠說服自己自殺了。

    進步陣營醜聞與悲劇根本原因的探析：韓國的特殊情況與世界/人類社會的一般情況

    如果僅僅把二人看成進步派中「失足」的特例，當做普通的偶發性政治醜聞，那也就沒有特別強烈的分析和評論必要性了。事情遠比人們看到的更加復雜，反映的東西實際上也比前面這些看似深刻的東西更深刻。（而且從許多進步陣營政要紛紛「落馬」看來這並非特例，只不過其他人沒有像盧樸二人自殺而已）

    盧武鉉陷入的是腐敗醜聞及裙帶關系，而樸元淳陷入的則是性醜聞，還有曹國陷入的是權貴特權醜聞及裙帶關系。他們所涉及的犯罪行為，都是根植於人性、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和日常習慣之中的。在現代文明社會，公認的共識是要遵紀守法。可是現實的世界，卻同樣有各種心照不宣的共識暗示甚至直接推動人們去違法亂紀、損人利己。人們都知道道德和法律的要求是不應該貪腐、接受各種好處，也不應該利用特權謀取私利，而性侵害則更是社會禁忌。

    可是，另一方面，同樣眾所周知的，是腐敗、以權謀私、拉關系走後門無處不在。至於性侵害，有一定社會閱歷的人也會知道這是普遍現象（當然對問題的態度、重視程度是另一回事）。當然，民主法治健全的國家和專製腐敗的國家、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這些問題的普遍程度和嚴重程度是有很大差別的。但是，即便在民主法治健全的發達國家，相關問題仍然很普遍（這種「普遍」並不是說非要發生個50%甚至90%才是普遍，哪怕有10%就可以說普遍了。就像說某地犯罪率、謀殺率高，哪怕十萬人中每年有20人被殺，就說明治安很壞，遭遇搶劫率10%就是很普遍了，而不是非要一半人被殺死、所有人都被搶才是「普遍」）。

    韓國：轉型期的激變、沖突，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而韓國作為後發的發達國家、民主化實現時間遠遠晚於其他發達國家的國家，一方面，民主政治在短短十多年內迅速發展，法治以加速度得到完善和健全（尤其一視同仁性和執行力度的極大加強），人民的權利意識猛烈覺醒，人們對於人權、正義、保護弱勢及道德政治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標準越來越嚴格。另一方面，韓國卻沒有經歷那些發達國家那種循序漸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成長過程，從政客、精英到一般平民的觀念和素養還沒有跟上民主成熟程度、法治健全和嚴格程度、思想文化和社會風潮的進步速度。此外，韓國還存在大量積壓的、遺留的、無法猝然改變的各種歷史問題，以及許多突然大量增加但暫時沒有找到合適解決方式的新問題。

   於是，革新進取的製度、法律規範、公民道德要求，與充滿大量傳統習慣性的國民行為，發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而國家、國民對道德、法律、社會正義的崇高要求、公開的標榜，也與從政治經濟精英到一般國民的實際素質和行為形成顯著落差。各種新舊問題集中爆發，社會矛盾和問題紛繁而沈重。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文藝自由的極速發展，更讓這些問題得到極為充分的暴露，讓這些矛盾沖突及黑暗面得到極為充分的暴露，進而造成更為巨大的社會沖擊。

   在這樣的情況下，韓國不斷曝出各種醜聞，從高官的腐敗瀆職、性侵女性、迷信邪教，到科學泰鬥黃禹錫造假事件、經濟精英三星財閥李在镕賄賂事件，以及平民製造的密陽青少年輪奸事件、殘疾機構管理人員性侵兒童（「熔爐」事件）、虐待兒童的「鄭仁」事件、「N號房」事件等，諸多社會問題紛紛爆發。其中，涉及性暴力的事件因其在舊道德中的禁忌性及新思維中的殘忍性及二者共同的零容忍態度，尤為引發社會廣泛關註和震驚。這些案件根本上說都不是偶然，而是韓國轉型期社會矛盾激烈、人權問題得到大範圍暴露的必然結果。當然，這一切在專製時代同樣發生甚至更為嚴重，但是由於輕忽人權重視政權穩定、信息封鎖和輿論控製、法律的法不責眾與「刑不上大夫」傳統，以及「習慣成自然」約定俗成的默認和受害者在環境馴化下的逆來順受，加上其他更加惡劣問題的相對沖淡，這些現在被視為極為嚴重失德乃至犯罪的行為並未得到有力關註和有效解決。

    而矢誌克服和改變這些醜惡現實、致力於社會公正與保護弱勢的進步陣營，卻同樣不能免除這種轉型中的沖擊。而且，進步陣營在這種沖擊中受害更大。如前所述，他們一直標榜對不公正、不透明、傷害弱勢的堅決反對和打擊，所以他們一旦也涉嫌相關犯罪，那就會更大程度的傷害其信譽和地位。還有，進步陣營面對這樣的醜聞，無法采取保守陣營和過去專製獨裁時代那些齷齪手段，不能壓製控訴、打擊報復、封鎖消息，不能護犢子保自己人，也不能違背誠信原則否認犯罪或者巧言令色狡辯，或者即便有所這樣做，但也做不到保守陣營尤其那些惡人做的那麽熟練完美、不擇手段，於是就容易被戳穿打破，且更加損害形象和信譽。

    於是，進步陣營雖然強調高標準的自我要求，且在現實中普遍都在努力這麽去實踐，但卻經常性曝出醜聞，並導致其在政績斐然情況下在選舉及政治競爭中受到挫敗。而連續不斷涉及腐敗、性侵、使用特權等與其公開標榜截然相反的醜聞，也讓公眾對進步陣營的各種承諾及推崇的價值取向產生深深的懷疑、不信任，讓進步陣營的根基動搖。

    今年4月，韓國對樸元淳和吳巨敦留下的首爾和釜山市長的空缺進行了補選。幾乎沒有意外的，保守派大獲全勝，以很大優勢擊敗了進步陣營派出的候選人。而僅僅在一年前，韓國進步陣營還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可以說，曹國、樸元淳、吳巨敦的醜聞直接導致了進步陣營支持率斷崖式的下降。

    美國為代表的其他民主法治國家：人性、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與習慣下的系統性與必然性的罪惡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燈塔之國的君子之敗與小人之勝

    其實，並不只是韓國，全世界許多國家的進步陣營或者說革新勢力都在面臨這樣的困境。美國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美國民主黨就基本與前述韓國進步陣營的各種主張和原則一致，而共和黨則類似於韓國保守陣營（當然也有很大區別，例如美國共和黨沒有韓國保守陣營那種獨裁專製黑歷史，倒是民主黨有支持奴隸製的黑歷史）。自一戰時的威爾遜總統以來，歷任民主黨人都非常重視人權、公正、扶弱，並基於這樣的價值觀推行內政外交政策。而因此，民主黨人尤其那些特別標榜正義的民主黨人，會受到比常人更多的道德審視和更嚴格的道德要求。

    就以近年來的一些事件為例。如希拉裏的「郵件門」事件，其使用私人電郵處理公務，雖然這顯然只是一種非惡意的失誤（當然作為國務卿和總統候選人，這種行為確實是重大失誤），但因此她遭到了美國各界包括民主黨內許多責難。而她任職國務卿期間發生的美國駐利比亞大使被殺事件，也引發了廣泛的批評。這都成為她2016年總統競選失敗的原因之一。雖然其對手特朗普是個完全道德淪喪的人（雖然他並不比那些沒他看起來流氓但是更堅守既得利益的人在實際上更壞，不說中國的，僅僅副總統彭斯、前總統裏根都比特朗普在實際上更值得厭惡），但反而是希拉裏因各種批評指責受到更大挫傷。最近的政績斐然的紐約市長科莫性騷擾女下屬事件，其實也算不是特別嚴重（雖然其中存在他及其他下屬變相威脅受害者的行為），但是他受到黨內外很大壓力，在堅持一番後不得不辭職。其他不少民主黨政要也因在種族問題、宗教問題、性侵害問題上算不上特別惡劣的行為而去職（或者即便不去職也讓自己的政治生涯不可能再進一步）。他們出於價值觀和誠信節操，不可能不承認錯誤，也不可能徹底推卸責任，他們同僚也不會包庇甚至還施壓，所以只能接受失敗甚至主動結束政治生涯。

    而共和黨就不一樣了。雖然也有一些共和黨人愛惜羽毛，或者比較有羞恥心在犯錯後承擔責任，如尼克松就在水門事件後去職（哪怕是各方壓力下），其他像羅姆尼、麥凱恩也品質高尚，但還有許多共和黨人道德十分低下，或者有些時候不低下有些時候低下（就稱為「選擇性低下」吧）。特朗普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關於他的道德醜聞不勝枚舉，僅僅任上撒謊就超過2萬次、平均每天23次，這些都有據可查我就不列舉了。而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諾也涉嫌性侵多人，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劣跡尤其擅長利用職權壓迫弱勢群體，引起其畢業學校耶魯大學眾多師生上書反對其擔任大法官，但其仍然得到了幾乎所有共和黨人的集體背書，成功當選大法官。這些共和黨惡棍之所以能夠當權，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顧忌道德，更沒有誠信，做了壞事死不認賬、被抓住手也能通過同黨權力背書和利用法律漏洞逃脫製裁，於是即便道德淪喪、作惡多端，也可以平步青雲暢通無阻。

    其實不止兩黨個體是這樣的情況，由兩黨所有個體分別組成的兩黨整體的主張、政策、行為，也是幾乎一樣的。例如典型的「傑利蠑螈」式選區劃分，即故意在劃分選區時使用齷齪手段，以使本黨能夠得到更多議席。在早年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這麽做過，但是二戰後至今民主黨已放棄這樣做，而是交由中立的選區劃分機構按專業主義方式劃分。但是共和黨卻繼續采用這一方式，將選舉利益最大化。當然，還有堅持早已過時但特別利於共和黨的選舉人團製、反對首都華盛頓特區和美國自治邦波多黎各擁有參議院席位（這兩個地區都高度支持民主黨）、堅持強化參議院權力限製眾議院權力等，都是共和黨為一己之私所做的違背情理但卻鉆了製度和法律漏洞的行為例子。這些得到了共和黨中絕大多數成員（支持者）、議員、官員、學者的支持。而民主黨雖然苦於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現實，十分渴望改變，但出於對憲政民主體製、三權分立、權力製衡的尊重，並不特別強烈推動改變這些不合理的現狀，更不會使用同樣齷齪的手段處贏得權柄和政治優勢。

    非常突出的例子是2016年，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總統奧巴馬本想任命一位自由派大法官，而且這也確實是他的權力。但是參議院共和黨首領麥康奈爾以「不應該在總統即將離任時任命大法官，應該讓下任總統提名」為由，阻止奧巴馬任命，企圖將任命拖到下屆總統當選後。奧巴馬考慮到共和黨人的訴求，為兩黨和解、美國團結而放棄強行任命大法官（當然他可能也是考慮到希拉裏勝算極大，特朗普幾乎不可能當選總統，下任總統還會任命自由派大法官）。結果2016年大選結果十分意外，共和黨的特朗普當選總統。2017年特朗普即任命保守派法官戈薩奇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為5:4（雖然大法官羅伯茨有時傾向於自由派，但是大多數時候還是以保守派觀點在爭議案件中投票）。

    但是，2020年，為女權主義和弱勢群體奮鬥一生的進步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溘然長逝。她臨終遺言就是希望讓下一任總統任命她的繼任者。而且這樣也符合共和黨人提出和創建的「總統任期最後一年不應該提名大法官，應該讓下任總統提名」的慣例。但是這時絕大多數共和黨人完全放棄了一致性，紛紛支持在特朗普任內就任命大法官。四年前反對奧巴馬任命自由派大法官的麥康奈爾，非常積極推動特朗普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於是，極端保守的女性巴雷特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了與她觀點完全相反甚至完全對立的金斯伯格。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例變成6:3（這時即便羅伯茨傾向於自由派，也無法改變自由派在每次爭議投票中失敗的局面了）。美國將迎來持續數十年的司法黑暗時代，對弱勢群體更是噩夢。民主黨人為了堅持道德，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當然，除了以上所說，還有許多民主黨君子敗給共和黨小人的原因。例如2016大選，比較尊重支持者個人選擇、強調個人權利的民主黨，正是因此「慣」出了一些對希拉裏不夠激進政策不滿的反叛者，拒絕投票給希拉裏以示不滿。而共和黨核心人物則通過支持者對宗教信仰的虔誠和服從性，成功動員起支持者團結和積極投票。希拉裏承認自己局限和犯錯、進步主義人物為相對中立和具批判性也不積極為她背書，而特朗普則撒謊不承認一切錯誤，極端自由主義者、宗教分子、種族主義者等全力支持他……反正就是好敗給壞）

   君子鬥不過小人，本應是野蠻專製國家才普遍的現象，在美國這樣一個「燈塔國家」卻不斷發生。進步陣營因此遭遇各種挫敗，這些挫敗背後是以億計平民、相對弱勢者權利的被侵害（僅僅特朗普執政四年，就改變了美國和全世界許多人的生活與命運）。

   而韓國也一樣。金大中親屬、盧武鉉本人及親屬的醜聞，讓保守派從「專製余孽」的道德困局中脫困，李明博和樸槿惠的勝選就是例證。而文在寅好不容易上臺，一度高歌猛進。可是曹國、樸元淳、吳巨敦的醜聞，讓進步陣營在一年內人心大失。4月補選只是一個開端，根據民調，下屆總統選舉也很可能是保守派獲勝。如果保守派獲勝，那勞工、女性、身心殘障者等弱勢群體處境又要惡化。樸元淳、吳巨敦、安熙正傷害了三個女性，保守派上臺則是讓千千萬萬韓國女性以各種方式被傷害和利益受損。

   回到本文主旨上來。進步陣營在美國和韓國一樣面臨自己的道德困境，即如果「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堅持遠高於當今社會現狀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方式，那自己反而會成為這種方式的犧牲品，既是優勢但更是軟肋，不僅導致陣營中一些人（包括最具政治前途的偉大人物）前途盡毀，還會在許多重要的政治競爭中敗北，最終無法掌權和推行政策。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不奉行相應的原則和道德標準，那又有何底氣和理由去向全民推行這些主張和政策呢？就像性騷擾問題，如果連支持反性騷擾、倡導女權主義的政治人物自己都性騷擾了還不承擔責任，那又如何去為民眾做表率、改變社會風氣、執行相關法律和政策呢？或者說白了，怎麽有臉說一套做一套、對人對己搞雙重標準呢？

    可既然如此，明知道後果這麽嚴重，為什麽進步陣營那些人還要犯錯誤、犯罪呢（暫時不談那些出於政治鬥爭方面不得不做的事）？如果說韓國有前述的某些特殊因素，那發展比較成熟的美國等國為什麽也有這樣的情況呢？

    人性的本質與歷史的變遷

    這就是人性和社會的本質造成的了。我列舉的這些人物的錯誤乃至罪行，如以權謀私、貪汙腐敗、失職瀆職、性騷擾性侵害、黨同伐異，乃至為了一些舒適壞了大事這種非常不理性的行為（前面提到的希拉裏郵件門就是典型）……以及對這些錯誤和罪行的口非心是、對待他人相關行為和對自己類似行為的雙重標準……這些都深植於人性和社會存在之中，想要完全的克服有著極大的難度。趨利避害、自私自利、欺軟怕硬、結黨互助是人性和動物性及社會生存的必然（人比動物還多了個謊言或者說不誠實）。在趨利避害、自私自利、結黨互助中，本就存在損人利己、以直接或間接傷害他人為代價的一面，而且這一面恰恰在絕大多數歷史時期和地理區域是主流，非損人利己甚至所涉各方雙贏多贏的才是例外。雖然現代的民主和法治機製、文明教化對於抑製這一切起到極為重大的作用，可是並不能杜絕這一切的發生。進步陣營的人也是生存在社會中的人，自然不可能完全逃脫人性和社會存在中惡的一面的魔掌。即便有一部分人能夠克服，可是毫無疑問一定會有一部分人沒有克服，而暴露出來的又只是沒有克服者的一部分。

    這一切醜惡早已廣泛存在於人類社會，而且古近代遠比現代普遍和嚴重。只是在不平等、落後、黑暗、絕大多數人們都在為基本生存而掙紮的年代（這樣的年代占了進化為人類後的人類歷史的99.99%時間），這些都被「忽視」、「習以為常」、「忍耐」、「沈默」這類思想和方式將其影響淡化為幾乎為零了。只有在以上這些錯誤和罪行達到某種非常嚴重的程度，或者因某些因素意外得以以某種特別明顯的方式暴露，又有某種勢力因其需要而特意提及時，才會被大張撻伐，犯事的當事人才會被追責、當事人的名譽才會被破壞（假如人已經死了那就沒辦法肉體追責只有毀損名譽一方面了），且這樣條件苛刻的可被譴責被追責的年代，也只是在人類社會中最近的這0.1%甚至更短的歷史時間段內。在這樣漫長歷史過程的壓抑和塑造下，觸犯、製造那樣的錯誤和罪行的傾向和沖動進一步的、如同進化論中生物演化過程那樣刻入了人性、刻入了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現實（當然我知道生理演化和心理演化、自然演化和社會演化並不完全是一回事（雖然也不是完全無關））。

    而與這些人為的錯誤與罪惡並列發生的，是人與人類社會產生和發展了輝煌燦爛的偉大文明。文明在早期和中期（以現在為基準劃分）還是比較野蠻的，但是文明成分越來越多，野蠻成分越來越少（當然中間有過巨大波折和反復）。以古希臘、古羅馬及「四大文明」的出現和興盛為標誌，人道、民主、法治、平等、正義理性開始成為人類追求的方向和文明核心內容。而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將以上文明核心進行了極大升華。二戰之後的一系列政治和運動、製度建設、經濟發展，則將人類文明推向新的高峰。到了21世紀的今天，人類社會的道德標準、法律標準及對這些標準的實踐要求已經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那些根植於人性與社會存在的錯誤和罪行並沒有消失。而那些忽視、遮掩、忍耐這些錯誤和罪行的人為和自然因素卻少了很多，在那些政治經濟發達、社會自由的國家地區尤其如此。於是，以權謀私、性騷擾、瀆職、拉關系走後門獲利以及否認相關錯誤及罪行的行為，都成了按理不應該做、做了就必須要被揭露、揭露了就必須要被痛恨、批判、追究責任的行為。可是，人性卻讓完全克服這些變得十分艱難。即便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有各種各樣的機製預防和警告，人們還是有突破這些防範機製的傾向。

    民主法治的局限與結構性、思想性、習慣性造成之錯誤與罪行的根深蒂固

    還有，即便是民主法治、物質豐盈的國家，仍然存在大量社會結構問題、根本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建構上的問題，這些結構性東西包含在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宗教、種族、性與性別、勞動與職業及其他社會領域和社會關系之中。這樣的社會結構和思想建構，反而讓那些從普世價值、基本道德角度看是錯誤和罪行、乃至法律明令禁止的東西，變得反而是去做且不張揚才順理成章，不去犯相關錯誤和罪行（乃至不包庇附和相關錯誤和罪行）、公開控訴和揭露反而是違背常理、阻礙社會正常運轉、影響他人利益。這些中國人應該都很有體會，但是其實發達國家也廣泛存在，只是程度和層面不同，程度較輕但是更加隱蔽、具迷惑性和難以拔除（用個形象的話說，就是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只不過這個「水」更深，深到幾乎永遠難以觸底）。

    這樣的背景和情況影響下，就出現了大量在社會上廣泛存在，但是卻明令禁止或為公開道德不容許的行為。就像曹國為女兒上學通過關系做了證明書、幫助寫論文，以傳統眼光看就是人之常情。何況幫助做並不一定是偽造，至少不一定是完全偽造，普通人也有可能讓別人幫忙寫論文啊，只要不被人看見怎麽證明？盧武鉉對親屬腐敗知情但是不報不「割席」，也可以以「親親相隱」辯護。而他親屬腐敗得到的錢他有沒有受益，受益是不是犯罪，他親屬腐敗是不是起碼客觀上利用了他的影響力和關系，那也是一本糊塗賬，怎麽說都有道理。在這兩個案件中，如何區分正常的家庭關系和以權謀私，真的非常容易區分嗎？能區分但是現實中任何人能那麽死板遵守嗎？至於親屬貪腐，腐敗收益和正常收入很容易區分嗎？私人禮物和賄賂真的涇渭分明嗎？老鼠居倉邊，能忍住一口不吃嗎？換成其他人例如那些義憤填膺的批判者當官能完全清正廉明、公私分明甚至大義滅親嗎？希拉裏郵件門事件也情有可原，一個人不可能一輩子都緊張的謹守規範，即便專業特工還會疏忽露馬腳，在重要位置單獨執勤的人就沒有打過盹、玩過手機，或者違反程序脫崗一會嗎？大多數有重要工作甚至保密工作的人，從沒用過私人手機、郵箱之類談過一次公事嗎？

    而性騷擾、性侵害問題就更復雜了。在男權社會中，考慮問題都是男本位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都在男性方面，女性是被動方接受方。這樣的環境下女性的自主性是小的，喜怒哀樂的解釋權是男性所有的。當然，哪些是正常的男女交往，哪些是騷擾，即便以雙方都沒有撒謊隱瞞扭曲事實為前提，一些時候也確實並不好區分，男女關系和情愛本來就是個復雜到無窮變幻的問題。如果過於嚴苛製定規則，一方面是實行不下去，還有就是實行了也就跟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差不多了，或者起碼破壞了正常的兩性交往。還有，對異性（一部分人是對同性或雙性）的好感和性沖動根植於人的生理和心理，沒有人是柳下惠。雖然大多數人都知道和遵守某個邊界，但是具體邊界在哪不同的人有不同標準。不僅不同人不同文化有不同標準，同一文化同一法律體系下，具體每個侵害者和受害者被評判和處置的方式結果也不同。而科莫及其其他下屬對受害者的施壓甚至威脅，其實也是從古到今包括現代社會加害方及親友對待受害者的習慣動作，就像辦公室職員9點上班打卡一樣的習慣。何況，從某個角度說，和這些男性政治家在男人之間的殘酷對抗相比，性騷擾也實在「算不得什麽大事」，他們對待男性比對女性其實更加有攻擊性、更加沒有禮貌甚至惡毒。他們男人在殘酷鬥爭之余，難道可以一下子就能切換到對女性的完全尊重了嗎？這種不尊重可能沒有一點性方面的成分嗎？（以上一些話確實不政治正確甚至很錯誤，但是卻是普遍現實）

    另外，就是保護重要人物的必要性及功過對比問題。雖然「人人生而平等」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已逐步成為人們公開承認的共識，但是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從古至今，就沒有過真正完全的平等、沒有完全的一視同仁和同等對待。人們一般認為功勞很大甚至巨大的重要人物，不應該因為一些「小錯誤」而毀掉前途、身陷囹圄。這在情理上確實有道理，或者某個角度有道理。在歷史和社會發展中，有些人物貢獻斐然，甚至有著巨大且不可替代（或者按情形推斷同時期其他人極可能做不到）的貢獻，這種貢獻對國計民生意義非凡。還有些人雖然不是什麽偉人和領袖，但是是社會精英，其正在或將要得到的職位地位很高、對國家社會人民很重要。如果因為涉及某件或者幾件足以鋃鐺入獄或者影響前程的事，將其如普通人那樣處罰，那將讓其前途斷送，也無法去為國家、國民繼續做貢獻，產生的影響將遠遠大於其犯罪的損害。而且，對於這類重要人物，的確可能會有對手力量專門找茬抹黑，甚至栽贓陷害，以圖破壞。如果對這樣的人違法必究，那確實可能導致重要工作無法進行、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目標無法實現。

    就像漢代名將李廣因私怨殺死霸陵尉，如果依法處死李廣，他的功績將大減，抗擊匈奴的北方前線提前少了一員大將，不知多少漢軍和平民將因此多遭匈奴入侵而死難；關羽是殺了仇家逃亡後才遇到劉備桃園結義，然後成就一番蓋世功勛的，說白了當初就是個畏罪潛逃的殺人犯，應該綁送官府才符合法律和道德，如果那樣當然也就沒了後來威震華夏的成就、義薄雲天的美名。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家馬丁路德金嫖娼（還是嫖白人女性，雖然此事有爭議，但是根據多方信息應該是真的），如果按現在的道德要求和政治正確標準，那恐怕也得結束政治生涯或者轉趨低調。還有盧梭那些自曝的行徑，放在現在即便人們原諒他，但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正式榮譽和重要職位。

    還有，對盧武鉉、曹國、樸元淳、科莫等標榜道德政治的進步主義者「嚴格要求」，也會導致以後越來越少的政治人物秉持強烈的道德政治原則和主張，尤其不再有那麽強烈的正義感和高標準的追求。因為如果自己如此標榜、立旗，自己卻無法完全做到，那一旦事情敗露就會受到比一般人犯相關錯誤和罪行多十倍百倍的損害，立的越高摔得越狠。「高處不勝寒」，有誌於高擎道德政治旗幟的人也就心灰意冷了，本就不想這麽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的政治人物也就不再被「道德綁架」了。這樣一來，腐敗與骯臟政治又將悄然回歸，以權謀私、獲取非法收入、利益勾兌、性侵害性剝削女下屬以及不誠實和雙重標準，將重新成為高層政治的常態，並上行下效處處腐敗。這樣環境中的人當然也會互相「理解」，給同僚甚至政治對手留有余地，不再會那麽苛刻的追究責任。放下了道德枷鎖，還能逃避開法律枷鎖，何樂不為？這並不是空想，韓國以前的政治常態即如此，美國也不幹凈。這些更是世界大多數國家政治高層正在發生的、未來也將繼續發生的。

    那麽，容忍、默許這些人犯這些錯誤、罪行，反而才是對的嗎？

     「存在即合理」嗎？要保護加害者還是受害者、穩定還是正義？

    當然不是。以權謀私、剝削壓迫、欺淩侵害、打擊報復，從來不應該「存在即合理」。對這些人和行為來說，權力的加持和社會結構及文化傳統的掩護不是脫罪的理由，在某種程度反而讓傷害更深更久更沈重、讓受害者更加無助、絕望和麻木。同樣類型的錯誤和犯罪行為，「借勢」對加害者的收益和對受害者的客觀傷害、損失普遍會比「獨狼」更大。例如搶劫偷盜，大多數案件每次也就獲利幾百幾千美元，可是只要稍微動一下權力，那得到的何止萬元，甚至有些利益千金難買。而這種謀私和特權，對他人的損害尤其隱性損害何止像被搶一次那樣「少」，可能就斷送了別人前途命運（因為資源總和是一定的，以非建設性方式取得利益，那這個利益有人得就一定有人失）。只不過這種東西就像間接稅一樣，不容易感受到或者因無力改變而默認而已。

   當然，發達國家人民因為接受通識和普世教育，起碼一部分人已經清醒了。就像曹國為女兒謀利、崔順實為女兒謀利引起韓國數十萬人燭光抗議，其中就有很多大中學生及其家長。韓國高考也很激烈，考生苦讀十多年，就為了一朝金榜題名，有的人還長年多次復讀，自己和家庭付出巨大犧牲。所以他們看到曹國、樸槿惠這些權貴為自己或者親友子女謀利、利用特權協助上大學才十分憤怒。他們的憤怒沒道理嗎？他們不應該為捍衛自己前途命運而呼喊嗎？還有像逃稅、獲取非法收益，也是獲利巨萬，其非法獲益導致其他合法經營者和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這些損失最終不還是由平民百姓承擔嗎？欺淩、侵害，同樣是借助權力和特殊環境更能肆無忌憚，受害者無從逃避。像吳巨敦性侵下屬還致傷事件，韓國許多國民都能感同身受。被註目的只有樸元淳、吳巨敦、安熙正，可是其實韓國各工作機構恐怕有數以萬計甚至更多的的類似侵害者，每年類似的侵害無可計數。在韓國那種高度格差化的社會，上下級之間有明顯的尊卑之分，權勢欺淩和侵害很多。韓國精神疾病患病率和自殺率都非常高（四分之一人口患有各種類型和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自殺率居經合組織（OECD，即部分發達國家和少數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經濟俱樂部）成員國首位），與這種欺淩與侵害文化的盛行頗有關系，也說明這些欺淩和侵害的傷害之大。

    至於重要人物和精英需要保護的說法，完全有相反的理由說明這樣的人更需要嚴格要求。因為這樣的人物權力、影響力巨大，所以其非法行為收益更多、傷害更大更廣，而且對他們違法犯罪的處置有著重要的表率作用、對同類案件有著標桿意義。如果樸元淳、吳巨敦、曹國等人可以赦免、包容，那下面的層級呢？其他做出貢獻的人士呢？發「免罪金牌」嗎？哪些人應該包容從輕哪些人又應該按法律公事公辦？上行下效怎麽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選擇性執法嗎？同樣罪行不同的人犯就不同對待並不惜歪曲詮釋法律嗎？法治屈膝於既得利益集團和醜陋的慣例與現實嗎？那韓國憲法序言裏的「誓以正義、人道和同胞之愛，鞏固民族團結，打破一切社會弊習和不義之事，在自律與相互協調基礎上，更加鞏固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所有領域做到人人機會均等，得以讓每個人各自發揮最高度的能力。在享有自由和權利的同時，完成遂行責任和義務。對內則期求均衡地提高國民生活，對外則獻身於恒久的世界和平以及人類共榮，藉以永遠保障我們及子孫後代的安全、自由和幸福」豈不是在扯淡？有些國家可以不把憲法以及一切法律當一回事，可以說一套做一套，但是民主法治的國家不能。

    現代民主政治之所以要強調限製公權保護私權，原因正在於要防止上述那些利用權勢和體製謀私為惡。可是除了權力，社會結構、文化傳統、風氣習慣、非公組織等，同樣是「勢」的一種。現代民主政治對權力有很大限製，但是卻沒有足夠的限製好後幾種，甚至對權力的限製還放縱了另外幾種「勢」（當然不限製權力同樣可能會讓另外幾種「勢」得以借權之「勢」雙「勢」甚至多「勢」作惡）。

    就像性侵害問題，現實中非自願的性行為非常普遍，也的確存在誣告或事發情形復雜的狀況。而且，如果定罪加害者，他的一生很可能就毀了。但是，強奸案毀掉了多少女性？對其心理和生理傷害又有多大？相關研究汗牛充棟，只不過總被大眾忽略。我前幾天還看了一位知名女權主義者寫的在中學時期被性侵害的經歷，觸目驚心。難道為了保護加害者的前途命運，就要讓受害者飲泣終生？當然有人說這女權主義者不是還生活的好好的甚至成為社會精英嗎？且不說她經常因創傷而痛苦，包括因此罹患精神疾病而服藥（雖然其患病未必是這一個原因或者性問題一個方面），其實像她這樣相對成功的人生是幸運的，還有許多受害者因此沈淪甚至發瘋、自殺。所以我們這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和穩定和諧，要以每年全世界數億、中國數千萬強奸受害者為代價嗎？何況，這種縱容只會讓更多人放開膽量侵害女性，放縱即是鼓勵。國家機關、社會環境出於種種原因而放縱性犯罪的態度，本身也就是在塑造和強化強奸文化，形成惡性循環。這樣的世界應該是女性所待的嗎？何況，不談傷害，僅僅是為女性獨立和自主權，就不應該容忍性侵害的存在。女性的覺醒就在於其對成為獨立個體、與男性一樣有完整人格與自主性的認識和實現，而非是作為男權社會中的物件和工具而存在。

    所以，在中國及許多欠文明國家的人看來小題大做、不可思議、破壞穩定的法律、價值觀及它們的實踐，即例如對樸元淳、曹國、科莫等人所涉事件的態度和結局，也就不奇怪了。

    墓誌銘與通行證：進步陣營「自掘墳墓」、保守陣營不勝反勝

    但在如今的社會環境下、強調「執法必嚴」、「一視同仁」的情況下，進步陣營會付出沈痛的代價。前面已經說了兩點，一是進步陣營對道德政治尤其社會平等、清正廉明、保護弱勢的強調，讓他們涉嫌謀私和侵害時更加面臨道德批判，二是人性和社會現實促成其犯錯犯罪，還有重要的第三點，即他們的個人價值觀尤其對誠信的堅守，反而將他們置於絕地。

    誠信，是從古至今各民族各文明都推崇和強調的做人做事原則和信條。誠信對於人類文明非常重要。可是在現實中，謊言和背信卻是常態。而越是如此，誠信也就越發被看重，也就導致各方各人更加標榜。但是由於各種現實原因、主觀原因，許多人不能或者能但是不做到誠信，或者至少不能做到完全甚至大半的誠信、在重大問題上的誠信。當不誠信被揭穿時，不誠信的人又會通過各種方式辯解或者沈默，或者幹脆否認不誠信（這又是一種不誠信）。當然不誠信的人也並不是一輩子都不誠信，誠信的人也不見得一輩子每句話每件事都誠信。不誠信有惡的目的也有善的目的，也有不得已的自保目的。人類就在真真假假中繼續強調著誠信的重要性，但是卻長期沒有實現建成高度誠信的社會。而政治方面則更是爾虞我詐，誠信雖有，但是稀缺，在重大利益上利己總是壓過誠信。

    但是，隨著政治文明的發展，對於建立道德政治的呼聲越來越強。尤其在民主體製下，更加強調誠信的必要性。而進步陣營所堅持的各種主張和原則，例如正義、平等、公開透明、社會監督、保護弱勢，都需要誠信為基本，也以建設一個誠信和有道德的社會為奮鬥目標。這無不要求進步主義者誠信和表裏如一。進步主義者的道德情操和正義感也不容許自己成為自己所討厭、痛恨的那種人，當然包括不誠信的人。如前所述，他們還往往強調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以上這些當然並不是說進步主義者都能做到，但是重要的政治骨幹尤其那些國家領袖和重要部門首長、地方大員及重要的人權活動人士，是一定要努力做到的。能做到的，也就成為了眾望所歸的政治明星，人們支持他們也是在於肯定他們的品行尤其誠信和正義感。

    於是，當他們因為種種原因犯錯、犯罪，就不能像其他人尤其他們的政治對手那樣撒謊、狡辯，用謊言或者巧言令色為自己開脫，而是要實事求是承認自己的錯誤乃至罪行。他們更不會像那些惡棍人物那樣反咬一口、威脅和報復舉發者、受害者。他們一開始也就沒有預備相關的黑暗手段，既沒有心理預備思想預備知識預備，更沒有實際預備（並不是無力做這些預備而是不想不願預備）。他們如果撒謊，不僅對不起自己的信仰，也對不起支持者的贊美與期望，更對不起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受害人。於是，他們在犯錯犯罪後只有老老實實承認犯罪，並且還要勇於承擔相應的責任。他們放棄了那些骯臟齷齪的手段，將自己引上聖壇，也就等於自動放棄了逃避懲罰（包括輿論審判和影響）的種種可能。

    這樣一來，進步陣營必然經常明星隕落、大將失蹄。其實有許多事件，如果他們拒不承認，或者想方設法利用各種法律和製度漏洞狡辯，即便不搞打擊報復等殘酷手段，也是完全可能脫罪的。就像性侵犯問題，是非常容易通過「不承認」或者辯解為男女朋友關系而脫罪的。即便被定罪，如果他咬定牙關告訴支持者自己被冤枉、被政治迫害政治報復，那是會有很多人相信的（他們不這樣說甚至自己承認犯罪，都有這麽多人尤其中國人替他們開脫，呵呵），臺灣陳水扁就是一例。但是他們拒絕這樣做，大抵並不是一些人說的棄車保帥（當然客觀上是有這樣的作用），而是他們的信仰和道德操守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打倒他們的不僅有誠信，還有內疚感。其一生追求公平正義、清白無暇、扶助弱勢，然而自己卻做了對不起信仰、對不起國民、尤其對不起直接受害者的事，打擊可想而知。真正喪失良心的人是不會內疚和懺悔的，哪怕其作惡是完全惡意、所做之惡十惡不赦；有良知的人即便犯罪有種種有情理可原諒的動機，所做並不算太惡，也無法接受自己犯下的罪行，產生的痛苦可能比其造成受害的人還大。於是他們就會選擇坦率認罪，甚至自殺。

    於是，進步陣營哪怕百人中一人有罪，那一人也極易暴露；保守陣營或者反動陣營即便百人中十人有罪（甚至有些國家是百人全員有罪），可能也只會暴露一人甚至全員「無罪」。兩個陣營暴露的罪犯比例相當，那進步陣營是暴露多少就是有多少（僅限於那些重要政治人物而非包括普通職員），保守反動陣營則是暴露的僅僅是冰山一角、十中之一甚至百中之一。

    進步陣營的一些傑出人士（或者說在犯罪前算是傑出人士），用他們的前途命運甚至生命，證實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句名言。他們成了踐行道德政治、誠信政治、幹凈政治的試驗品和犧牲品。

    這些，中國人至少說絕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會理解的，或者理解了之後，也不會向著這些「犧牲品」想讓人們理解的方向去理解，甚至會向相反的方向理解和行動。

    當今中國如何對待這些醜聞中所涉錯誤和犯罪及原因

    為什麽要說中國？我寫這一切最主要的目的，雖然有分析和講述韓國、美國等外國進步陣營及各種政治與社會問題的目的，但是最根本的當然是為了中國（前面那句話說的內容也是為了中國）。

    進步陣營這些人犯下的這些進步陣營人士的錯誤、罪行，以及一切類似的錯誤和罪行，在中國都完全不算事、不算大事。或者，只有在某種勢力甚至許多勢力的刻意製造下，這樣的事才會被重視甚至無限放大，最終成為其人一輩子不可能清洗的汙點（當然如果時局和環境變了就又不是汙點）。

   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中國社會問題實在太多太大、人民苦難太深重，使得這些問題實在「排不上號」，且導致人民麻木不仁。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都十分惡劣且在繼續惡化。如政治上的權力壟斷、人治主導法治、實質普選與代議製的蕩然無存，經濟上官僚資本主義膨脹、貧富差距懸殊、平民大眾民生無法得到保障，文化與意識形態上萬馬齊喑、謊言遍地、人民喪失信仰和迷失方向，各種社會矛盾也十分激烈。此外還要明白，中國從文革劫難中才走出40多年，且近期文革余毒又現，浩劫的創傷和影響遠未消除。這樣的大環境下，如美韓那樣的「醜聞」根本算不上什麽，人們也不會真正在意。

    第二，因為這樣的問題實在太普遍、牽涉的人太廣泛了，如果較真處罰，那全中國幾億人都得被拘捕，尤其既得利益階層幾乎全軍覆沒。從體製內到事業單位，從國企到私企，從要害部門到清水衙門，稍有權力的有哪個幹凈的（不排除真有，但那幾乎一定是有某個大後臺，因而不需要同流合汙，但是歸根結底還是同流合汙嘛）？有些部門沒權力的也全都不幹凈。沒貪汙受賄不代表沒有非法收入（所有「灰色收入」其實都是非法收入）和各種謀私。私企又有哪個不依附於大大小小的後臺？又有幾個完全繳清稅務？至於性侵害性別歧視之類，那也是太多太普遍了。只不過在這種殘酷現實下，許多女性都不得不「自願」了，只有不同程度依附於男性才能生存發展（同樣，除非有後臺和足夠資本獨立才能避免）。這樣情況下，被騷擾侵犯有時反而是個「好事」。所以對這種到處都是的情況怎麽查怎麽處置？

    第三，習慣成自然，這些行為已經由不合理變成當今中國狀況下的「合理」，也就是所謂「潛規則」，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默認，並進一步成為文化、思想意識、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於是有了充分的「合理性」。比製度、法律更長久的也更深入人心的，是文化、宗教及傳統慣例。原本中國就從古代至今積累了大量舊習俗舊文化舊道德，而中國近現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又嚴重畸形（滿清種族殖民、日本入侵和占領、中共統治都十分邪惡扭曲，只有民國那段比較正常），所以也就沒有接受正常的現代文明熏陶洗禮尤其民主法治的塑造。於是，在正常的現代民主國家所不容許的事情，在中國已經被當成十分合理的現象。

    第四，在前述這些情況下，大多數人反而是需要去參與以權謀私、違法亂紀、勾結依附，以及部分女性在並非完全處於好感下發生各種層面的關系等，才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在各種競爭鬥爭中優勝（同樣是除非有後臺和資本等遠離或者自甘下遊）。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被淘汰出局或者至少成為相對失意者。而且，那樣做會被同流合汙者視為威脅，不僅沒有好報還會落得更慘下場。

    所以，在中國的人們已經習慣了這些，而且必須要接受和習慣這些，而且所有參與者都要去維護這些醜惡的存在。只有參與了醜惡，才算是交了「投名狀」，大家才是「自己人」，否則如何製約要挾你？

    當然，並不是說中國不會曝出類似醜聞，相反這種醜聞時常曝出，但是曝光動機、方式、影響、處理方式與結果，都與現代民主國家不同（當然也有一些相同之處）。現代民主國家的曝光多出於個人維權的動機，中國則是出於權力鬥爭利益競爭、打擊報復；前者一般會發給媒體和訴諸法律、找公益機構，後者一般會在圈子內傳播、尋找盟友靠山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前者一般會產生重大社會性公益性影響，激勵更多人維護權利，後者則只是促成某些個人的「落馬」或失敗以及另外的人的勝利，沒有公益只有私利；前者至少有一部分會按照法律和公序良俗、專業和中立方式裁判，也有一部分讓弱者得到公道和補償，後者則是誰權勢大手段多心地黑誰贏，結果只不過是又一次叢林博弈後的分贓罷了。（當然我所說的現代民主國家曝光的正面性，只是說一部分並不是全部，而且這一部分也不乏各種復雜灰暗成分，但是中國則是極少）

   但是，這並妨礙中國人對民主國家曝出的這些醜聞也不在乎，相反，至少有一部分人是頗為「在乎」的，出於維護中國體製優越性、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等原因，需要醜化西方、醜化民主體製，所以會對這些醜聞放大檢視和傳播，各種批判，以證明民主的虛偽、無用和「西式」民主國家的醜陋。事實上這反而證明了民主國家有維權的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對人權的重視。這些傳播和批判者未必不知道，但是他們仍然要這樣傳播和批判，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獨立思考。當然也有更加陰險的動機，也就是以此來警示同樣屬於既得利益者的自己人，不要支持民主法治，不要學習西方，否則就得失去既得利益甚至鋃鐺入獄了。

   民主化開啟後的中國又如何？進步主義者能出現和生存嗎？

   專製主義下中國現狀是如此，但是它不可能永遠存在，早晚會有轉型、走向民主自由的一天。那時，中國和國人又會如何對待前述醜聞中那些錯誤和犯罪？如何對待可能出現的前面定義的那種「進步主義者」？

   我是非常悲觀的。

   中國在民主轉型期，肯定無法迅速拔除各種弊病，將經歷長期的政治、經濟、思想和社會陣痛。而前述那些醜聞所涉的錯誤和犯罪，除了一些技術層面上很容易杜絕的，大部分都會繼續長期而普遍的存在（且那些極易杜絕的也未必會去杜絕，哪怕民主了）。這些錯誤和犯罪所涉人數仍然像當今專製時代的比例這麽大。

   在這樣的情況下，以既得利益者即社會中上階層為主的各種以權謀私、違法亂紀、非法獲得收入、欺淩弱勢的人，會團結起來心照不宣的相互保護、支援，維護這些非法行為的繼續存在和涉事者的不受追究。至於為什麽，一是因為那時社會環境如製度法律、思想觀念、社會結構仍然讓做這些錯事甚至犯罪利大於弊、做比不做更能生存。第二，就是即便在民主自由可以有所改變，他們也會繼續捍衛既得利益。第一點前面已經說過，主要說第二點。

    許多自由派人士或者說親西方者認為，民主自由就意味著走向光明、根本問題得到解決了。這完全不是事實。不同國家地區民主的類型、質量、傾向性都大不相同，甚至單從績效方面看，許多民主國家（地區）之間的差異還大於許多民主與專製國家（地區）之間的差異。同一民主政治系統在不同國家都有不同效果。當今世界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是不成熟不完善的，這些國家雖有民主所需的一些基本架構和核心內容，如普選、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言論與新聞自由等，但是社會仍然充滿著不平等不公正等各種醜惡，既得利益者仍然主導著國家權力、掌握著財富人脈知識等各種資源、控製著主流話語權。他們比民眾能更好更快適應新的政治體製、更有能力和更熟練的運用新的法律和製度，將專製時期的既得利益保持下來甚至擴大。他們要保護既得利益，就一定要讓以前的各種特權得以保留。如果不能以權謀私、腐敗、黨同伐異、欺淩弱勢，也就無法保有特權及特權帶來的利益。

   我在另外一篇政論文章中就提及中國「民間力量」的復雜、國民內部矛盾的深刻、既得利益者的頑固：

    中國「民間力量」內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大於與專製政權的矛盾的。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集團，有著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識形態差異。例如許誌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時，推動教育平權，反對最強烈的，並不是專製政權，而是京滬等地戶籍居民。京滬戶籍居民和外地務工者都是「民間力量」，但是卻有著近乎生死攸關的矛盾。

    從改革開放到鄧小平南巡，再到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數十年間中國已經培育了一批「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階層，並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代際傳承，利益逐漸鞏固，身份地位越趨清晰，其階層所屬也已穩定下來，形成了龐大的求穩茍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義群體。

   對於這些處於相對有利地位的中產階級中上層、京滬等特大城市戶籍居民、部分國企央企及事業單位（如三桶油、醫療、煙草、鐵路等行業群體）成員，高知理工「工業黨」成員（以上群體部分重合）……他們寧可選擇與中共合作，也不願意放棄相對的特權；他們寧可一邊沒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層剝削，一邊剝奪比他們更弱勢者，保持相對於平民大眾更優越的地位和特權，也不要人人平等。這既是這些精致利己、因私為惡者習慣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也是由他們精密的算計決定的。至少從他們角度，成為次於核心特權階層的「二等人（或稱為『優勢集團』）」，以壓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於他們（至少從經濟上和他們的價值判斷上）。

……

    那些「優勢集團」成員掌握著巨量的財富、知識、人脈、話語權等資源，遠比工農大眾有更強的推動變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們如今在習近平統治下，享受著較為優越的生活，又缺乏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專製獨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腦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們在非民主環境下有額外的「自由」，例如在專製而非法治下，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潛規則獲利、胡作非為乃至違法犯罪更易於免責和「疏通」。相對於弱勢者，蔭庇於鼓勵弱肉強食體製下的「優勢集團」成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於攫取財富，公共資源配置也更傾斜於他們，更能不擇手段的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有什麽動力去選擇變革呢？

    這些「優勢集團」與工農大眾的關系，很大程度就像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白人與黑人的關系那樣。如前所述，他們甚至在專製下過得更好，可以享受廉價勞動力、戶籍特權、相對良好的治安、相對優良的公共服務（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他們為何要選擇失去相對特權、甚至面臨戰亂和財產再分配的風險，去推動中國的改變呢？尤其在如今漸變不可能的情形下，他們更不會贊同革命、「打倒舊社會（如今的社會）」了。對相對弱勢者，習近平時代是尊嚴和權利上相對的「最壞的時代」，但對這些「優勢集團」，恰恰是「最好的時代」。（而且，這些「優勢集團」中的許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發達國家或在國外長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國大陸爭權奪利、聚斂錢財，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於中國是否民主，其他國人是否自由，他們並不關心）

……

    其實，即便真的因為種種因素結束極權、走向民主自由，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也一定會千方百計保護這些既得利益和相對的優越地位。我在引文中所說的他們不願意民主、民主會導致他們失去特權，只是說相對於專製極權而言，意在強調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固保守。事實上，即便實行了民主政治，他們一樣有諸多手段將特權延續下去。他們一樣反對廢除體製內編製（伴隨編製的巨額非基本工資收入）、公務員終身製、國企壟斷、戶籍製度（城鄉、地域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等製度性差別），以及繼續維持秩序高於自由、維穩高於維權、精英貴於平民、特權高於平權的社會結構、社會文化、相關的製度與法律及實踐。他們可是不願意真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而是明裏暗裏主張自己高人一等、「刑不上大夫」，覺得自己高貴嬌貴而平民卑賤低下。

    這從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政治取向就可以看出。不需要深入他們內部，僅僅通過他們露出的那一點思想和行跡，就能明白他們在民主製度下政治取向如何。中國社交平臺「知乎」是高知精英群體聚居地，雖然這裏並不都是高知精英，但是比例相當高，尤其比較活躍的答主基本都是有優越學歷/職位/家境/背景的，說其知識地位財富在中國前1%並不誇張。這裏的各種言論很能反映既得利益階層尤其年輕一代既得利益者的價值取向。

    至少在2015-2020年這五年，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知乎的絕對主流。這些人極端討厭「白左」、反對平權、反對公平再分配、反對女權、反對政治正確、反對同情弱者……而支持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不擇手段、效率至上、格差社會、國族主義、重理輕文、男權主義……最典型的莫過於在2016年前後，在美國總統大選及美國政治問題上一邊倒的支持特朗普及共和黨，而極端厭惡希拉裏和反對民主黨。他們支持特朗普，可不是像美國南方白人、保守派基督徒那樣很大程度出於聽信謠言和反智主義，這些人的知識水平是絕不會相信什麽「QAnon」陰謀論的，他們完全是出於價值觀及背後的利益。他們非常厭惡主張平權的希拉裏，而對特朗普那種反政治正確、蔑視誠實與公平、鄙視弱者極為贊同。在卡瓦諾涉嫌性侵事件上，也完全支持卡瓦諾，並竭力否認卡瓦諾涉嫌性侵，對聯名反對卡瓦諾當選法官的耶魯大學師生冷嘲熱諷極度憤恨。這是因為作為法官的卡瓦諾在各種判決中總是支持強者和既得利益者一方，如一貫保護大企業大資本家利益、站在權力一邊，判罰一貫不利於勞工、女性、殘疾人、LGBT群體。

    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無不與進步主義、進步陣營所尊奉的價值觀相悖。這些人常年浸淫於惡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中，只有殘忍、冷漠、不誠實、損人利己、拜高踩低、善於表演，才能生存和發展。正如錢理群先生對「精致利己主義者」的定義，「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其實不是「一旦掌握權力」，而是已經廣泛的掌握各種大大小小的權力或者職位。這些人並不是狂熱的民族、宗教或意識形態信徒，一切都以利益（當然不一定是物質利益，精神愉悅和達成某些目的也是利益）為首位，並且非常坦然的作惡、鉆漏洞得益和逃避製裁、撒謊、推卸責任、雙重標準，這正與我前面提到的進步主義者如盧武鉉、樸元淳等人的信仰和堅持的核心原則相對立。

    就像現在中國官員在臺上講的那些，和所作所為完全相反，但是卻沒有絲毫愧疚（當然也或許一些人有），真有後悔也只是對自己在權力鬥爭中失敗的痛悔、沒有爬到更高位置和完全不受製於人而沮喪；公務員拿著微薄的名義工資和豐厚的實際收入及各種特權待遇，對各種明顯錯誤甚至害人的政策執行不誤，一切循規蹈矩，對群眾冷漠無情，然後還能把責任都歸咎於上級的愚蠢和老百姓的愚昧，自己摘的幹幹凈凈；軍警特憲（姑且這麽稱呼吧）作為保衛政權生存的最大屏障，是這個邪惡政權的底氣所在，他們也覺得自己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十分不易，還有許多不能說的東西也讓他們感到委屈，可他們從不會認為自己的利益可以受損、應該與人民真的平起平坐；法院法官月月年年逆情違理枉法判案（當然我並不是說所有的案件），對明顯的事實證據視而不見，政治、維穩、關系、績效……都能壓過基本的是非。但是他們還能道貌岸然的自居正義化身，冠冕堂皇的講那些法治和正義的凜然大詞，而不會因為毀了多少人命運、幫了多少壞人而愧疚自殺；醫療群體一方面通過以藥養醫、收取各種賄賂，對醫改強烈抵觸不願減少哪怕一部分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又強烈要求政府和警方依法打擊「醫鬧」即激進醫療維權者；教師講一些他們自己都從來不信也沒指望學生真信的東西，也習以為常甚至從中得到樂趣；京滬津、東北等地部分還算開明的居民（完全無恥的就不用評論了）也時常批判各種醜惡現象、體製和政策甚至專製本身，但是如果有人要指責其戶籍特權和地方保護主義、歧視外地人（不止是說言語思想上歧視，這方面倒不見得嚴重，而是關系到實際利益時的歧視性對待），要推動部門改革國企改製、清理歷史遺留問題之類，立即堅決反對，不是認為享有特權理所應當，就是把一切甩鍋給整個政權和中央，不承認自己參與了壓迫剝削，不認為自己有什麽責任和義務放棄特權，甚至還得了便宜嘴上還說自己最吃虧。他們之間也時而互相批判，但是歸根結底還是同一陣營的既得利益者。

    這些人都特別崇拜美國共和黨及特朗普強調的「law and order」，但是只遵守有利於自己的那部分「law and order」，或者幹脆就是自己出於自身利益參與製定的「law and order」，自己犯起法和破壞秩序的程度和危害惡劣多了（和各種搶劫、偷盜、強奸的罪犯的所獲所得相比多太多了，最重要是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受懲罰），即便原本就有利於自己的法律和規定也能照犯不誤貪心不足，還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會巧妙的利用法律依靠政策依附權力參與政權來逃避懲罰，而且能對犯罪堅決否認或以一萬個理由狡辯。這樣的人當然不會成為、擁護盧武鉉、樸元淳這樣的人，更不會被打倒這些人的醜聞打倒。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些人對盧樸不乏溢美之詞，且贊譽頗為真誠，但是如果真的攤上這樣的領導人、又對他們也如此要求，那他們一定是會去弄倒弄死的。（當然我也不是說體製內就沒有好人、知乎上就沒有正義之士，相反其實是很多的，但是和大多數壞的相比那還是少數）

    雖然到了2020-2021年，知乎情形發生了一些變化，青年毛派極速崛起，成為最大的一支聲音。青年毛派的個別主張與社達主義者幾乎完全相反（例如再分配問題），但是在其他大多數問題上其實是相同的。毛派看似極左，但是現在有了更多右翼甚至極右成分。極左網站「烏有之鄉」引用毛「喜歡西方右派不喜歡左派」的話，公開發表過親特朗普的言論，《紐約時報》也曾經有關於毛派支持特朗普的分析文章。知乎上很多毛派本來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川粉。這種轉變大抵和新冠導致中國經濟極速下行及大量失業有關，導致以前的部分既得利益者轉向毛派。但是他們底色沒有變，殘忍、極端、弱肉強食、蔑視人權的思維沒有變。除了在勞工權利方面有非常強烈的追求與西方主流左派一致（當然相對更極端，實現的手段也不一樣），其他如女權、環保、教育、科技、司法、歷史問題、國際關系等方面不僅不一致還往往完全相反。他們拒絕包容性的政策而是主張排他性的，最警惕的不是權力而是資本（他們要的就是毛式「無產階級專政」），不考慮現實可行性和科學性而是原教旨主義和反智主義。他們對中左的社會民主主義和中右的自由主義都沒興趣甚至十分厭惡，只在毛派和川粉間搖擺甚至身兼兩個身份且自覺自洽。雖然其主張也有一定道理，從某些角度甚至很值得同情理解，可根本上是需要否定的，真正實行也一定只會將國家人民帶入更殘酷的深淵。

   我所說的這些只是冰山一角。其實只要經常逛知乎，很容易發現既得利益者們普遍的利己（並且同時損人）、殘忍、狡猾、不誠實、不道德、冷漠、有才無德。而且這只是從他們說出口的、加以粉飾和保留的東西判斷，更多涉及違法犯罪或者觸及紅線的東西，他們不會說不敢說，現在說的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他們實際上的惡劣不知要高多少層級、反映的體製黑暗社會黑暗不知要多多少倍。（當然，這些人還是有點誠實的，否則外人更看不到既得利益者裏邊發生的是什麽。這也佐證了稍有誠實，就會導致覺醒和醞釀反抗，也證明他們壓製言論輿論是「合理」的，因為被壓迫者看到這些更多不是感激說出真相而是痛恨犯罪和特權、痛恨既得利益者。所以又可以反推他們一定更會隱瞞，實際的黑暗要比現在看到的不知嚴重多少）

    這些人怎麽可能會甘於因為類似於曹國、盧武鉉、樸元淳那樣的「小」事情而失去前途、身敗名裂，更不會愧疚而死，而是會不擇手段的瘋狂捍衛既得利益和各種特權，對反抗者百般迫害、對進步主義反撲。他們不會成為韓美進步陣營那種人，也不會讓其他人成為那種人。

    如果中國未來有了盧武鉉、樸元淳那樣的人物，他們真有可能被陷害致死。因為這樣的人一定挑戰他們的既得利益，並且樹立一個不容忍種種違法亂紀、猥瑣齷齪的標桿，讓他們無地自容無處遁形。至於手段當然五花八門，從生活作風到裙帶關系，從政治主張到經濟財務，總能找出問題，不能就栽贓陷害。陷害不成也能汙蔑一番。美國不就盛傳「希拉裏性侵兒童」嗎？這種無稽之談都有那麽多人相信。民主黨和希拉裏非常重視兒童權利，所以就故意這麽汙蔑。香港也有建製派的「耳語系統」汙蔑為紀念六四奮鬥數十年的李卓人是「六四兇手」，這種徹徹底底顛倒黑白的行為，還真能造成很大的殺傷，包括對被汙蔑當事人心理的傷害（哪個人被汙蔑做了自己最痛恨的行為，能不感到冤屈嗎？）。大多數人民對政治和社會沒我們這些人那麽關心和熟悉，相信胡說八道太正常了。即便不能達到汙蔑，也能攪渾水，讓對他們代理人的指控變得模糊、同樣可疑（哪怕是完全的事實）。馬克吐溫《競選州長》一文那些東西，在浸淫厚黑和社達許多年的國人這裏就是小兒科。

   且不說誣告陷害，中國真有盧武鉉、樸元淳那樣人物，也免不了真有什麽事。中國現在和未來轉型期的製度、法律和社會環境，遠比韓國的要糟糕。我前面已經說了作為後發民主國家的韓國轉型至今集中爆發的各種社會問題，而中國無疑更糟。中國的政治專製嚴酷程度遠超當年韓國右翼軍人政權，社會自由更是不如。除民國部分地區的少數時期外，中國長期沒有民主運轉的經驗，也沒有成熟的公民社會和大規模的政治反對力量。1980年代和21世紀最初十幾年曾經有過一些自由，但是非常有限，而且自2013年起這些有限自由也被剝奪殆盡。在這樣的情況下，各種社會矛盾積累的如同高壓鍋，無數弊病積重難返。國家分裂、內戰都有可能，更不用說其他。這樣的環境有曼德拉也沒用，蘇聯不就是有戈爾巴喬夫也沒用嗎？如果一個領導人沒點厚黑和狠辣，恐怕無法控製局面。

    還有，不僅盧武鉉、樸元淳那樣的人物難以生存，出現這種人物的土壤都沒有。我再次引用我那篇政論文中的內容：

    中國國內外的大多數自由派，包括許多民運人士，難道不是在本質上已背棄工農階層及弱勢群體了嗎？中國的自由派人士、民運人士，大多數都是裏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難道會支持左傾的、類似於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臘、拉美諸國、韓國那樣的民主革命？說的更直白一些，中國的自由派本身就是「優勢集團」的成員，大多數人考慮問題與那些精致利己、主張弱肉強食、自由放任的「一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對特權者、處境優越者沒有區別。或者再直白一些，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頭頂上有中共的控製壓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權這些，甚至堅決反對之，不是主張完全自由放任、實質叢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兩種惡疊加。

   這些人德智皆乏，論才智，除了在個別領域有成就，視野普遍狹隘，基本的通識性人文社科常識缺失，認知水平和理性思維能力差；論道德，前面講的他們的主張已經證明其卑劣了。這些人最多有膚淺的、選擇性的同情心（而對異質群體則不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憫心就完全沒有影子了。這些話不好聽，但是難道不是事實嗎？我曾經多次分析過支持特朗普的中國自由派人士的心態，他們對中國受苦難的百姓，尤其底層民眾的內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你，但那都是共產黨幹的，與資本主義無關，相反資本主義非常好；2.我雖然同情你，但我們尊卑不同，我是貴族和社會精英，你是底層老百姓；3.即便共黨亡了，自由民主了，我還是精英，你還是底層，可以讓你不受專製迫害，但平等別想。當然，其他的群體，無論是體製內權貴和其他既得利益者，還是平民大眾，價值觀同樣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為希望改變中國的力量，就應該對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爛」。我們要做開拓者、變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論民運》中對此也有所評論，摘錄於此：

    中國民運，幾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絕大多數民運分子，都是哈耶克、裏根的信徒，乃至是麥卡錫、特朗普的擁躉。而左翼極為微弱，聊勝於無。如此左右失衡的民運結構，既造成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少數群體等較弱勢者在民主運動中失聲、失「利」；也導致中國民運丟失了可資動員的龐大根基，是目前民運衰敗的關鍵因素。

   反觀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韓國的民主黨系、南非的非國大、西班牙的社會民主系、巴西的勞工社民系、波蘭的團結工會（當然它和它的繼承者後來變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訴求很多是左傾的）、緬甸的民盟……都是強調平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左翼扛起民運的大旗，把民主與平等作為首要的政治目標，以工人、學生為基幹，以被壓迫的平民為基礎。

   如果是已故美國參議員、前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張不一定好，但品質值得尊敬。可中國民運的右翼多為特朗普式的，從他們的人品到政治主張，還有對特朗普的態度，都讓人感覺極為不安。正如秦暉教授所說，無論左右，都要堅守「共同的底線」。而這些特式右翼的主張和行為，則在不斷的穿透底線，置人民利益於不顧。

   民主運動，應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為基調，實現人民為國家主人的目標。而右翼價值觀，則多強調守成、穩妥，傾向於精英主義、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調，這就註定使其缺乏左翼改變現實的意誌，更沒有左翼喚醒受壓迫平民的動員能力。不為人民爭權利，只為自己要自由，民運必然狹隘化。

……

    中國民主化究竟要借助哪些國際力量？中國民運人士、自由派、政治反對派、維權人士、公民運動人士……究竟要和怎樣的「國際民主力量」聯合？

    我所看到聽到了解到的是，中國國內外的大多數乃至絕大多數政治反對派，都選擇了和保守主義、宗教勢力（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等保守派別）、民粹主義、對華強硬派（甚至反華勢力（實實在在的「反華勢力」而不僅是反共勢力，甚至是反華不反共勢力）和種族主義者）合作，和主張自由放任、低人權低福利、弱肉強食的力量合作，和反進步主義、反人本、反理性、反科學的勢力合作……總之和各種反動勢力合作，而非選擇和真正進步的、民主的、革命的、促進平等與社會公正的國際力量合作。

    中國政治反對派在與國際合作上如此的方向、如此的「主流」，原因、惡果、性質，與上一個問題的答案幾乎一樣。我直言不諱的說，如果中國民運、自由派，乃至整個政治反對派主流，依舊如此「國際合作」，那不是將中國變好，而是和如今中共的政策內質一樣，甚至「引狼入室」，再多一重甚至多重外來的危害，讓中國社會的腐爛、人心的敗壞雪上加霜、蠱內添毒。

   這樣的人又如何會成為盧武鉉、樸元淳甚至金大中那樣的人？除了都支持自由民主，他們政治觀點和價值觀完全相反。不排除有部分人士是左翼進步主義者，但是只是少數，且內部也有各種派別，不可能成為自由派的主流，也就不可能成為自由派推選的總統及重要地方首長的候選人。至於既得利益者當然更壞更不可能推出那樣的人作為領袖。現在那些既得利益者把自己的錯誤和犯罪都歸咎於體製、環境的不得已，但是真的到了民主到來的時候，他們依然不會放棄既得利益甚至會趁機擴大既得利益，將各種非法收益合法化，並在此外繼續攫取其他非法收益。這樣的人當然不會容忍直言他們的醜惡、挑戰他們地位、剝奪他們非法所得的人上位。

    總之，如果中國有進步主義政治領袖，那幾乎無法立足和執政。如果沒有，那只剩下各種道德有虧甚至品質敗壞、城府深沈甚至陰險毒辣、不信守承諾甚至講白做黑、薄意寡情甚至殘忍無道、利益至上而公義不修、不諳民生而擅於權鬥、不恤弱勢而代言權貴、不思改革而冷漠因循、不揚人權而建築叢林……的政治人物主導中國。那樣的中國，民主自由是會有，但是無非是少數人才真正能夠有較大獲利的民主自由，還是既得利益者掌握權力、大多數財富及各種重要資源，平民大眾還是缺權少利，弱勢群體繼續唾面自幹，以權謀私、非法獲得收入、「刑不上大夫」、欺淩虐待當然一樣都不會少、程度照樣不會輕。或者說人們有了資源但是仍然嚴重缺乏平等和正義。至於性侵害，那是給男權社會中男人的「福利」，性資源本就是重要資源之一。如果女性都獨立自主和勇於維權且維權易勝，那對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全部利益的損失比例，相當於一個四合院失去整整一座房、百分卷少了25分（我無意物化女性，但是那些權貴和既得利益者本來就是把作為性對象的女性當成資源和物的）。他們怎麽舍得失去？

    這樣的民主自由，還有多少意義呢？應該還是有很大意義，但是也打了一個巨大的折扣。不過，我們倒是不用太擔心中國進步主義者會像盧武鉉、樸元淳那樣隕落了，因為一開始就不會升起。

     

    韓國美國怎麽辦：折中主義或許是個出路

    中國的問題無解，或者說我暫時沒想出什麽解，但韓國美國及其進步主義者面臨的問題或許有些可以嘗試的解決方案。

    第一，透明化與實時監督。諸如濫用職權、以權謀私、拉關系走後門，對於進步主義者來說往往不是刻意而是被傳統習慣和社會現實帶偏，人不由自主就會在他人不註意時候違反規則，從闖紅燈到搞腐敗，各種黑箱交易和封閉場所暴力，乃至打遊戲時候違反遊戲中的約定，都是因為缺乏監督感造成的。如果時時刻刻都處於透明化與監督之下，下意識就會收斂和自我克製。在不損害其本人和家人基本隱私情況下，對於涉公事物都請中立人士時刻監督或者進行抽查，如財務、社交記錄進行備份，供各監督者查閱。所有公事和涉及使用權力的，都完整記錄在案，最好使用包括區塊鏈技術在內的現代技術手段進行影音記錄，以備查核，也是自我警醒。或者，主動將一些可能具有爭議的、公私模糊的決定曝光，訴諸公意，讓公眾評判該不該做、應該怎麽做。在這種高強度監督下，當事人就不容易產生僥幸心理，即便有了問題也能及時被發現和中止。這種監督可以不強製而是本人自願實施，其他人則只是還按照正常的一般監督和一般流程行事。

   第二，非故意非嚴重罪行定罪不罰。對於並非有意而是習慣造成的輕微犯罪，如涉嫌接受禮物未上報，但禮物價值遠低於其年收入的情況，認為有罪但是不予起訴和實際處罰，僅僅令其引以為戒，或者要接受廉政培訓。當然這種判決必須公之於眾、接受公眾評判，不能自己關起門罰酒三杯。這樣就不會在功績斐然情況下，因為不小心犯了一個小錯誤但是涉嫌犯罪，就直接葬送政治生涯。當然這僅限於這種並非主觀故意、未造成嚴重後果的，更嚴重的那當然應該嚴懲不貸。此外，也要一視同仁，不能選擇性使用有罪不起訴和有罪起訴，公正性必須得到保障。

   第三，性侵害問題脫敏化、非嚴重加害者去歧視化。性侵害問題之所以總是引起巨大波瀾、當事雙方往往一方「社死」、前途乃至一生毀掉，以及導致的惡人加害者拒不承認卻「回家過年」、殘存良心的加害者承認卻「牢底坐穿」，很大程度就是因為問題的敏感性、社會各方對待的嚴重性。但是性騷擾、性侵害有不同的類型、程度、情節，雖然說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騷擾和侵犯都不對，但是如果凡是性侵一律讓其身敗名裂，反而導致以上所說的那些情況，而且還讓更殘忍手段、對受害者造成更大傷害的強奸犯相對少受了懲罰。比如婚內強奸和被陌生人強奸、被朋友侵犯和被仇人報復侵犯，能一樣對待嗎？

   由於性侵害其實相當普遍，真的以法嚴責眾也不現實。但是，現代民主法治文明社會又要求誠信透明、有罪必曝必罰。這二者不可能同時實現。所以，也需要改變社會對於非嚴重性侵害者的看法。以前很多情況下是假裝不知道世界上包括身邊有這麽多性侵害者，甚至對明知道性侵害過他人的人當正常人看，現在必須依法透明捅破窗戶紙，那相關的價值觀和看法也需要改變。我們過去能接受假裝不知道性侵害那麽普遍、能把未定罪但明知其實際上侵害他人的人當普通人看待，現在難道不能接受正常對待不那麽嚴重的性侵害者嗎？如果可以善待明知性侵他人卻未受懲罰者，卻不能接受已認罪受罰的，這豈不是自欺欺人、變相鼓勵犯罪和撒謊嗎？如果不能那性侵害問題更難以被曝光、矯正，還會出現更多社會問題。何況，一個真正文明進步包容的社會，當然也包括接納不是罪大惡極且積極認罪補償、改過自新的罪犯，哪怕涉及性侵害。

    第四，對真相無比強調，但懲罰應克製，著重探析問題發生的原因及解決之道。只有這樣，才能讓當事人吐露心聲，各方共同探析錯誤和罪行發生的原因，以盡可能避免或減少。犯罪懲罰力度大，但是現實又沒有營造一個讓人可以輕易不犯罪的環境，只會導致更多人隱瞞罪惡，通過爭奪或攀附權力、奔走鉆營以逃避懲罰，甚至製造更大的罪惡抵擋懲罰、抵消懲罰的損失，然後惡性循環，社會永無寧日。

   但同時強調的是要堅決探明真相、公之於眾，厘清是非黑白對錯輕重大小，讓受害者沈冤得雪，讓加害者認罪懺悔，讓旁觀者明白事實。各方也要對受害者和加害者進行合理的對待，不讓任何一方感到委屈。

    第五，犯案者在坦誠犯錯犯罪的同時，可以不采取那麽激烈和決絕的手段，恥感要有但是沒必要為律己逼死自己。這樣也能更好的探究事情來龍去脈、促進社會對類似問題的改善。其實這方面美國進步主義者就比韓國好的多。例如科莫性騷擾事件後，他的回應其實很得體，沒有否認事實但是講了動機、客觀原因，且其中又沒有詆毀傷害女性。他幾乎承認了所有事實（沒有否認任何具體指控），但是講了這是受家庭和傳統影響下非故意傷害性的行為，自己只是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社會規範，且因此一度拒絕辭職。當然在巨大壓力尤其民主黨內部的施壓下，以及其他醜聞的影響，他還是不得不辭職。雖然在一些激進女權、進步主義者看來，他的辯解是在推卸責任和狡辯，但這樣難道不已經比絕大多數人要好了嗎？雖說承認犯錯犯罪並不是什麽值得稱頌的光彩盛事，但是難道要他否認事實、口是心非、反咬一口？

    其實歐美國家由於政治和各種社會運動發展成熟，進步思潮根基深厚，反而能夠比較坦然對待曝出的問題。經過近百年的民權運動和輿論曝光，他們已經對各種普遍存在只不過不為大眾直接觀察到的犯罪，有了理性認識和脫敏反應，也知道什麽方式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韓國作為民主和各種進步思潮的後發國家，過於強調正義與純凈，對罪惡十分仇恨堅決批判，然後雖然讓部分人的正義得到伸張，但是也出現了嚴重危機和副作用，也完全可能導致反噬倒退。韓國進步主義者應該學習美歐，雖然這不是一下子能學的了而是需要長期積澱的。

    以上這些如果實行，其實都是有利於進步陣營、也有利於弱勢群體及整個社會的。這樣可以製止、修復絕大多數韓美進步主義政治家可能做、已經做的錯事乃至罪行。但是這些對保守派沒什麽用，因為他們根本不會開誠布公、坦誠相告、表裏如一，不過他們倒完全可能利用這樣的機製模式脫罪。但是即便如此，實行這些機製仍舊遠遠的利大於弊。只是這些實行起來並非那麽容易。

    我所說的這些建議，有些其實好像已經在實行，但是我不是特別清楚實行的細節和影響如何。還有一些可能並不容易實行。所以我的建議也有些想當然、理想化，或者多費唇舌，可是我還是希望能夠有一點作用，說了總比不說好。

     墓誌銘和通行證能一致嗎？

     即便如上述建議那樣做出一些改變，也並不能根本上解決奉行道德政治的進步主義政治家面臨的政治困境、道德困境、人生困境。更無法改變的，是整個進步陣營面臨的困境和悖論。

    對進步主義者及進步陣營來說，其主張、強調、尊奉的各種價值和信條，對他們既是助力又是阻礙、既是激勵又是枷鎖、既是勝利又是失敗。

    如前所述，進步方一方面強調社會公正、幫助弱勢、公開透明、天下為公，另一方面自身卻因為人性、社會結構、歷史慣性等無法完全做到以上原則。而且不僅不能做到那些十分理想化的目標，還無法避免違法犯罪等被視為社會道德底線的東西。而其對誠信、一視同仁、邏輯一致性、不包庇不袒護的高度堅持，一方面是走向文明進步社會必須的作為、實現各種目標的前提、解決一切弊病和犯罪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讓他們失去了防禦明槍暗箭的盾牌，在現實叢林中腹背受敵、進退失據、迷惘無措，不斷失敗。

    無數歷史也讓我們思考，進步力量這種對誠信、一視同仁、邏輯一致性、不包庇不袒護、尊重對方、無罪/善意推定……究竟值不值？對實現社會公正、幫助弱勢、公開透明、天下為公究竟是更有利還是反而更有弊？

    理論上和部分現實上來說當然是有利或者說必須。你自己都不誠實、雙重標準、區別對待、欺軟怕硬、親疏有別、猜忌對手、咄咄逼人……那如何可能讓他人、讓對手、讓社會認可這些主張、去付諸實踐呢？自己就在踐踏理想和原則嘛。至於說折中，我前面提的建議就是折中，但是這很容易導致「邏輯滑坡」，容忍一次不誠實，可以在某件不得已的事情上撒謊，那第二次第三次再遇到類似情況呢？對A欺軟對B怕硬，那對CDEFG難道又能不欺軟怕硬而是一視同仁了？犯了小錯小罪不受懲罰，就會進一步試探，然後再降低底線標準？那文明、人權豈不倒退了？人犯錯犯罪不加製止，那就會上癮，因為可以帶來利益和愉悅，尤其戰勝對手的舒爽。所謂「風起於青萍之末」、「千裏之堤潰於蟻穴」，古人的經驗早告訴我們防微杜漸的重要、邏輯滑坡的危害。而且究竟哪些可以容忍哪些不能，也並沒有什麽公認的明確界限。所以，想達成那些理想目標、維護人權和實現正義，就必須要堅持高標準嚴要求。

    但是堅持了就有利於正義、人權的實現嗎？很多時候恰恰是相反的，甚至這種堅持導致了失敗。前面我舉的美國的例子就很典型。奧巴馬、希拉裏及民主黨堅持君子之風（當然並不是完全的君子，但是起碼明顯要大幅好於共和黨和特朗普、麥康奈爾等人），於是導致2016年總統大選的失敗、大法官任命爭奪戰的失敗。這兩個失敗的傷害是巨大的。美國社會正義一下子極速倒退，弱勢群體由可減少許多苦難變成增加許多苦難。勞工方面，不僅整體上勞工福利和保障減少、更容易被解雇和被動失業，臨時工、非法移民工人、女性和身心障礙者等群體在就業中也面臨更多歧視性待遇，處境艱難；女權方面，女性受到的結構性歧視加重，性侵害更難得到解決、家庭暴力防護更難、更多婦女無法墮胎、童婚廢止止步不前；環境保護方面，遏製氣候變暖的一系列計劃被擱置、破壞環境的各種經濟措施出臺，氣候危機加劇，不僅未來人類面對危機，當下極端天氣就會增加；槍支泛濫情況更嚴重，更多人死於槍下；醫療方面，「奧巴馬醫保」雖未被廢除，但是在具體的醫療政策、法律爭議判罰中，將對於患方越來越不利，多少患者因醫療政策保險政策改變而家破人亡。國際方面，人權導向的外交被摒棄，利益至上成為主要原則，美國與歐盟、加拿大等國關系緊張，卻與俄羅斯、沙特等獨裁國家交好，並無視國際規約撕毀伊朗核協議、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這些狀況背後是多少人的痛苦、絕望、死亡……而如果是民主黨勝利，這一切都不會發生而且還很可能變得比2016年之前更好。

    如果民主黨能像共和黨那樣不擇手段或者不要臉皮，如在掌握總統職位和控製兩院時，也學著共和黨那樣利用權力強行改變政治平衡，在國會議席增加和選區劃分上完全傾向於自己，不顧反對利用職權強行任命大法官、黨官方甚至候選人同樣散布謠言和陰謀論及仇恨情緒攻擊共和黨對手、在製定法律及推行政策時完全不顧保守派情感和利益、窮盡一切手段利用法律和製度漏洞謀取政治優勢及鬥爭勝利……那2016年大選結果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未來數十年最高法院的政治傾向也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億萬相對弱勢的群體都能得到更好的生活，許多人的生命會被拯救（當然也會導致數量相對少的既得利益者生活變差一些、一些罪犯會被投入監獄或者死亡）。這並不只是影響美國人民，也會影響世界人民。如果美國是希拉裏執政，人權必定是外交政策首要考量，尤其女權、兒童權利、勞工權利會被高度重視，世界上十數億至數十億人將直接或間接受益。

    所以，就為了堅持一些道德原則、不在與惡人鬥爭中變成惡人，就要付出這麽巨大的代價嗎？堅持正義卻縱發了更大的不正義、出於善良的動機卻致使邪惡更加肆無忌憚，好的行為卻換來惡果。這究竟是對還是錯？

    歷史總是證明卑鄙是通行證、高尚是墓誌銘

    其實，縱觀歷史，往往都是不擇手段、不講誠信或者說在鬥爭中狠辣的一方獲勝。西方文明初興之時，羅馬與迦太基爭雄，戰爭各有勝負，一度息兵罷戰。然而羅馬為避免迦太基復興，趁後者虛弱逼迫其簽訂條約，讓迦太基放棄武裝、交出一切兵器和船只、交付米糧、送出兒童為人質，然後卻背信棄義，進一步要求迦太基焚毀城市、人口離開。這時的迦太基人才被迫反抗，可已解除武裝、喪失抵抗能力的迦太基人縱使拼湊了一些力量，卻再也無力抵擋羅馬軍隊。然後，迦太基被屠城，90%以上人口被殺死，其余成為奴隸，這個一度與羅馬爭雄的強大國家徹底滅亡。而羅馬從此稱霸地中海，最終成為千年帝國。迦太基故地卻幾經外族征服，淪為多個帝國的殖民地，今天也還是一片破敗。輝煌偉大的古文明之一，就是靠這種背信棄義而強大的，文明背後是深深的野蠻，野蠻之上還有更惡毒的狡詐背信。

   這樣的歷史，在中國同樣不新鮮。玄武門之變，也是李世民先下手為強（當然按一些史書是「自衛反擊」，但同樣被記錄的是李世民喜好修改史書），殺盡李建成李元吉後代、霸占李元吉妻子，逼其父李淵退位，然後成了造就「貞觀之治」的「天可汗」。關於三李及爭鬥的史料也有記載李建成性格寬厚，不忍誅害李世民，也確實在此前放過了機會。更早的吳越爭霸，許多人只知道「臥薪嘗膽」的故事，但是忽視了夫差終究是放過了勾踐和越國，勾踐卻在後來沒有放過夫差和吳國（當然這個還有點情有可原）。同時期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的仁義和禮讓，不僅導致戰敗還成了笑料（雖然其實並不好笑）。再往晚近，國共內戰改變了中國命運，後來就發生了一系列慘劇，幾千萬人無辜喪生，更多的人受盡了種種苦難。如果當年蔣介石不擇手段，如抗戰中保存實力、重慶談判後扣押毛澤東、拒絕真正裁軍、在國統區禁止中共活動、優待偽軍和漢奸，就不太可能輸給抗戰中遊而不擊、假裁軍真重編、統治區禁絕國民黨勢力、積極招收偽軍尤其拉攏偽滿勢力的毛澤東的中共。那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要重新改寫。還有更多歷史轉折中的事件，從沒有單憑仁義取勝的，卻總有背信棄義成功的。

    到了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重視道德、契約、是非，但是人和社會的本質並沒有改變。無論是宏大的歷史事件，還是個體的是非爭議，卑鄙仍然常是通行證，高尚仍然容易變成墓誌銘。而且，涉及利益越大、越是生死攸關、影響深遠的沖突博弈，越是會不擇手段，越是無法由是非本身決定結果。至於堅持道義、信用、良知的失敗者得到的同情、贊美，和那些巨大的現實利益（不僅有物質利益，還有精神或者說非物質層面的尊嚴、愉悅、自信乃至不痛苦，同樣是巨大的利益）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麽呢？即便把對前者的同情贊美拉到極致，又能抵消受難的痛苦於萬一嗎？這世界那麽多值得同情的，程度情況也不同，又怎麽可能都同情到極致？極度同情某個人某派別，是不是又對那些更悲慘的不公平？何況，這世界歷史總是勝利者書寫的，話語權也是強勢者掌握的，他們的確很難完全顛倒真相、騙過每一個人，但是足以把水攪混讓人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很多時候反而是傾向於卑鄙的勝利者的，失敗者反而會被潑汙詆毀（包括的確有汙點和無中生有）、黑歷史被放大，堅持道義良知不僅沒有美名還反被冤屈，被道德枷鎖壓垮，還不如道德淪喪成功後的人得到的贊美多（這種贊美不止是虛情假意的，還有真心實意的）。不談物質利益，正直者往往名譽和評價上也不如惡人。這樣的現實下，能夠繼續堅守的還有多少人？（即便道義優勢可以讓對方暫時心悅誠服、民眾暫時傾向自己，但無非只是壓倒對方一時，可是隨著事情的變幻、沖突的增多，以前的道義和堅守越來越貶值，等到大勢變化，各方都不會再因為前面哪一方多麽仁義、自己對對方有多少虧欠而放棄現實利益爭奪）

    善惡正邪的復雜變幻讓人難分黑白

    何況，在現實的各種鬥爭尤其涉及權力、利益、話語權的鬥爭中，並不是那麽簡單的以真誠對虛偽、以良知對陰險、以善意對惡意。在漫長而復雜的博弈中，沒有一方可以始終克製自己的感情與邏輯，不被對方激怒、帶偏，再正直的人都不可能不帶感情的、毫無非理性因素的參與鬥爭。相反，正義一方往往更具感情和沖動性，因為受害者受害後總比加害者加害後更不冷靜，好人被冤枉也比壞人被說中更會激發痛苦。這就很容易造成正義一方失去克製，於是也變得不再堅持原則（哪怕只是一時、局部），而這樣就一定被對方抓住大加撻伐，以毀損正義方的名譽。再說，即便不被激怒，對方也總能找出你的一些弱點缺點黑點，來轉移焦點和改變旁觀者態度。雖然魯迅說「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終究是蒼蠅」，但問題是現實中都是人，無法透視出人體和精神裏邊究竟是「戰士」還是「蒼蠅」。不同的人價值觀不同，有些人眼中的小事另外的人覺得是大事，有些人眼中的成就另外的人則認為是災難。進步陣營主導的正義一方，也往往會因為誠實和自省而承認一些錯誤甚至罪行，這不僅不會換來無道德無同理心一方的諒解寬容，還會成為攻擊的把柄、易進攻的軟肋。承認錯誤和罪行就意味著要付出代價，而且往往是很沈重的代價，有些代價足以令其喪失在博弈中勝利的能力。而後者絕不會主動承認哪怕顯而易見的罪惡，矢口否認或者巧言令色。如果有德方也學無德方那樣否認和狡辯，那也就不再那麽誠實和正義了，也同樣會被對方攻擊。還有，即便雙方有善意和克製，因為各種偶然和誤解也會誘發不信任與對抗行為。何況沒有誤解也會有人故意製造誤解、有了善意也會有人破壞善意。當然，過度的善意與克製又會導致事情無法解決、正義不能實現，即便實現了暫時的和平與進步，也會留下惡者惡行復辟的禍根。

    復雜漫長的鬥爭中，有原則有操守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一方，手段被更多節製、言行被加倍註視、問題被放大檢視，即便表裏如一、小心謹慎，還是處處破綻。而不擇手段、毫無誠信和道德的一方，只要足夠有才無德、狡詐狠毒、死皮賴臉、巧言令色，就足以將大部分甚至全部錯誤乃至罪惡掩飾和淡化，並且完全可以把他們這些品性扣給對面，只要其足夠無恥和沒有心理負擔。

    不擇手段的惡人的不斷勝利，也會毒化人心，讓更多人因為三觀毀壞及追逐利益乃至為基本生存，成為他們或他們的支持者。即便站在他們的對立面，也只是「凝望深淵的人」罷了。

   當然，說了這麽多，有向往正義的人可能在內心會拍案而起，「那無條件支持正義一方就行了，不看別的只看道德」。這確實是一個應對方式，但是並不意味著真的能解決好問題。

    第一，除了有些比較明顯的相對正義和相對邪惡一方，還有很多情況是復雜的、不明的，並不是那麽容易判斷孰是孰非。我一直在講進步陣營如何好，保守陣營如何壞，只是相對而言且特指一些國家的某些政治勢力，並不代表說進步陣營沒有缺點、保守陣營沒有可取之處。很多事情既要看人看立場，更要看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幾乎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所有事情上100%支持一方。而且道德高尚的人未必在所有事務尤其專業問題上都能做出相對正確的判斷（雖然有通識知識的人可以做一些引領和啟示），所以還是要辨別是非曲直，而不可能簡單根據誰道德好支持誰。

    第二，即便有些事情正邪明顯，可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即便按照我們這樣的人文主義兼理性主義者認為是非善惡非常清晰，足以決絕的站隊某一方，但許多甚至大多數民眾並不能。民眾的知識和眼界有限，既可能被正義召喚，也可能被惡人煽動。如果他們所選擇邪惡力量對其有益處還罷了，很多時候他們會義無反顧的選擇坑害他們的人，甚至有時明知被坑害還心甘情願。中國底層大量的毛派不就是如此嗎？不僅專製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也普遍存在。美國又是典型。支持特朗普的下層民眾，按特朗普的政策將失去許多福利保障，個人權利更容易被侵害，但是仍然支持特朗普。特朗普對女性和女權極為不友好，卻有半數以上白人女性投票給他。當然，這並不是否定民主政治的理由，可這是事實。

    第三，即便真的無條件站在了某個時期更加正義的一方，也未必是件好事甚至帶來災難。不同時期、不同處境、不同價值取向下，相對正義一方和相對邪惡一方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如果高估某人或者某群人的道德，他們作惡更難被預防和抵擋。如果從清廉、平等、純潔、扶弱、革新性方面，國共內戰中的中共顯然好於國民黨。可是，當大多數民眾或自願或被裹挾的支持他們並奪取政權後，換來的是加倍嚴酷的專製統治以及從未有的浩劫。1996年塔利班勢如破竹般奪取阿富汗大部分地區，同樣和其紀律嚴明、打著清除軍閥和國家統一的大義旗號有關。還有例如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1980年津巴布韋獨立，人民都把權力全權授予了當時確實代表正義的革命者，然後就糟了。當年的他們未必是壞人甚至是很好的人，但是一旦「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並且不受製約，那什麽壞事都有可能發生。雖然說已實現軍隊國家化、權力製衡的民主國家不至於如此，但是一邊倒的政治局勢總是令人擔心的。人性經不起考驗，屠龍者成為惡龍是常有的事。

    所以，在這樣復雜和險惡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境況下，進步主義者們希望開辟的道德政治、人權政治、純凈政治道路，雖極富正義和理想，卻時常甚至多數時候並不能贏得現實的勝利。

    進步主義不是矯枉過正而是開拓人權

    說到這裏，以及聯系現實，可能很多人都很悲觀，認為韓美那樣的進步陣營的各種思想難以實行、行為矯枉過正、自掘墳墓。

    不錯，我在文中對此做了許多批判和擔憂。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反對這樣的主張和行為，相反我是十分佩服、非常支持的。

    我們之所以認為那些主張難以實行、所作所為矯枉過正，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與完美世界有著極大距離的環境中。而中國人尤其離世界的「完美狀態」相遙遠。相反，我們距離充滿著命如螻蟻、等級分明、殘忍暴虐的歷史太近，甚至部分國家部分地區部分人仍處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人們尤其那些處於政治專製、物質匱乏、思想壓迫、社會沈悶的人們，已經習慣了這個世界發生的許多幸與不幸。格差社會、以權謀私、黨同伐異、虐待欺淩、恃強淩弱等不公不義，似乎像日月更替、春種秋收那樣成為世界中必然發生、無可更逆的客觀現象了。

    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我們在歷史長河中追溯，就會發現人類社會是在不斷變化的，一切人權也都是從無到有的、人為建構的。從原始社會基本家庭單位和氏族的形成，到奴隸社會部落與國家等統治機器的產生，再到農耕社會禮儀教化的出現，以及工業社會中個人權利義務的發展，都是從無到有、從殘缺到完善、從落後到先進的。人類以前沒有的東西不代表後來也沒有，某個歷史階段無法實現的目標並不是永遠無法實現。這種變化既與客觀世界和物質的變化有關，也和人不斷的奮鬥抗爭、開拓創新有關（客觀世界和物質變化很多也是人的奮鬥的結果）。

    簡單的說，就是人和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念、權利義務、製度體製等，都是人為製造的，且在某個時間段之前並不存在，但被人為的建構了出來。就像氏族公社時期，人們根本沒有國家意識，並不認為自己對氏族之外、同處一片地區的人有任何義務、產生任何同胞之情。對那時的人，也不可能明白稍微復雜的是非和正邪，只有保護族人和抵抗外人的本能。而且，即便與父母妻子兒女的親愛之情，也是一種動物性本能性的，而非後來才有的有思想和靈魂和復雜內容的親情（無論物質，僅僅精神層面，人類現在對父母妻兒的感情內容和支配對親人言行的想法思想，能和尼安德特人、元謀人一樣嗎？）。但是隨著文明發展尤其語言文字的出現，人類出現了道德，人類的活動不再只是出於動物性的欲望和本能，而是開始考慮是非、善惡、名譽、尊嚴這些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東西。再往後，宗教信仰被製造了出來，並且逐漸讓全世界大多數人都信奉。而此前的人們頭腦中根本沒有這一切。啟蒙運動（思想革命）、歐洲政治革命和工業革命以前，人們也認為人分三六九等是天經地義（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那位的意思也不是說要人人平等，只是說自己也能做王侯將相），本來就有主仆之分。那時的人們也不覺得男女應該平等，女性仍然是男性的附屬物。三大革命後，強迫勞動、奴隸製、童工、人口販賣還廣泛存在並且合法，大多數人還是大字不識的文盲，並沒有現在的勞工法、兒童保護法、普惠義務教育。政府也沒有任何強製義務負責平民的醫療和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人病了就病了、死了就死了。此外還有一點，古代的暴力是非常普遍且殘酷的，從民族戰爭到群體械鬥再到非死即殘的個人行兇，暴力是人類歷史上司空見慣的解決爭端的方式。

    可是現在這一切都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便有些國家還未真正實現結束舊時代的現象，也不會公然贊同那些陳規陋習。暴力雖仍然普遍發生，但頻次和烈度都已急劇降低。人的權利和尊嚴都是發展出來的，社會道德法律和各種規範也是人為設計的，思想文化、社會結構和各種習慣也都是人建構的，而不是從人類誕生起自然就形成的。如果沒有這些人造的製度、習俗、價值觀，我們現在還像幾萬年前的原始人那樣每天只有采集、飲食、交配呢，幾千年前的人絞盡腦汁也不可能想到今天人類的生活（不僅物質還有精神生活）。

   這樣的歷史巨變也證明了，人權是從無到有一步步開拓和建構出來的，存在並不等於合理，舊的成例並不是只能永遠因循。進步主義者提出的那些思想觀念和相應主張，的確與這個世界的現狀相抵觸。可是我們究竟是要被現實征服，還是去克服人性與社會的醜陋，開拓出新的未來、將人權發展到更豐富的內容和更高的高度呢？既然人類可以從那樣一個完全蒙昧和野蠻的時代走到今天，那為什麽不能再走向更加文明進步的未來呢？如果我們的祖先滿足於食色之欲，也就不會有後來燦爛的古代文明，人類只不過是聰明一點的畜生；如果止步不前於主仆怡怡的耕戰時代，也就不會有民主法治平等博愛的思想和革命浪潮出現，也就不會有今天人民大多數的物質與精神生活。

   還有，我們也不能消極等待，將一切留給未來的人去做，而是越快越好。試想，如果人類各種奮鬥和抗爭讓現代工業文明早在公元1000年時就產生（包括物質和思想及製度各層面），那我們的前數十代祖先都會免於「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折磨，也不需要衣衫襤褸的跪拜官紳，每天麻木的在家裏發愁發呆，而是像我們一樣享受作為有尊嚴的獨立個體的現代生活。

   現今的人類雖然已經取得了驚人的進步，還承受著各種各樣的痛苦，物質上的在其次，主要是不公不義。進步主義者提出的那些主張，主要就是為了解決當今的不公不義，讓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早日到來。那時人們的幸福程度相比現在，就相當於我們和古代的對比。如此巨大的提升，我們難道不應該讓它早日到來嗎？

   個人奮鬥看似抵不過歷史進程，但其實歷史的進程也是許多個人奮鬥的集合的結果。雖然奮鬥抗爭的結果有許多不確定性，也一定會有反復甚至悲劇，但是人類不仍然總體是向前的嗎？如果不去改變，那可能沒有一些因改變而發生的不幸，但會有更多因為沒有改變而發生的不幸。

    所以，進步主義者那些主張和目標，都是可敬的，也並非不可行的。他們的激進也可以理解，因為那些不公不義實實在在的傷害了無數的人，並繼續在各個角落發生著。我們自己不應該被傷害，也不應該允許其他人被無辜的傷害。可是，作為加害者的大多數既得利益者因此獲得利益，所以不肯改變；作為受害者的大多數「既失利益者」因受害而虛弱並逐漸麻木不仁，所以無力改變、無心改變。所以許多不公不義才長期存在。進步力量的興起和進步思潮的湧動，讓這些「存在即合理」的醜惡得到關註批判，即便未能立即有效解決，就足以讓人鼓舞振奮，看到改變的希望。

    韓國進步主義令人敬佩

    韓國的進步主義較為激進，前面我已經說了其弊端。但是，從根本上說這是好的，從感情上說更是令人感動和敬佩的。韓國進步陣營的政治抗爭、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文藝與傳媒界也剛勇尖銳，對製度性結構性乃至基本人性醜惡的揭露、對歷史悲劇的銘記與反思、對不仁不義的權貴精英的批判、對為國為民英雄人物的謳歌、對受苦受難弱勢群體的同情，都展現的淋漓盡致。他們所抗爭、揭露、反思的東西，也正是中國所發生過或正在發生或未來面臨的問題。

    韓國政治鬥爭的激烈，從其建國至今未有一個總統善終（文在寅暫時除外）就可看出。可是，至少民主化後發生的對幾個總統或其親屬的懲罰，反而可以證明韓國不會姑息犯罪，不會因為是總統就放過，而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以及「違法必究」。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樹立一個良好的示範、正確的明示。而非像一些專製腐敗的國家領導人那樣，其胡作非為不受追究，暗示和鼓舞了從高官到百姓的普遍墮落。

    而盧武鉉、樸元淳的自殺，以及吳巨敦、曹國等人的入獄，確實會打擊進步陣營，可也立下了不能以權謀私、貪汙腐敗、性侵害他人的警世鐘。如果對他們寬容放縱，那惡劣的示範就會讓更多人如此犯罪，造成的損害豈是他們這幾條人命和政治生涯可比。如果這些人的生命和前途能換來未來特權犯罪、性犯罪的大幅下降，那可以說是任何解決相關犯罪方式中代價最小的了。許多專製或者民主法治不健全的國家領袖倒是得以善終，然而人民苦不堪言，導致的各種苦難何止成千上萬人命的終結、百萬千萬人的人生命運的毀壞。如果容忍以權謀私為家人撈好處提供便利，因為其有地位和功績而不受懲罰，那從上到下稍有成就和權勢的人都是恃此搞特權，老百姓從整體到個體都要倒黴。如果對性侵害不能秉公處罰，那就等於暗示這種事的必然和合理，全國男性可以猥褻甚至強奸女性，多少女性將飲泣終生。

   還有，韓國那麽多反映黑暗現實的電影，的確會讓人感到某種絕望痛苦，讓國民受到創傷。可也正是這些極為直白的揭露和強烈的批判，讓社會正視那些普遍存在卻又看不到的黑暗。有中國人說「韓國人只會拍電影而改變不了現實」，這是完全的謬誤。韓國每部能夠反映某個典型社會問題的影片播映後，都會對現實有重大實際影響，包括相關法律和製度的出臺或修訂。如《熔爐》熱映後，不僅當時該案重新判決，還出臺了「熔爐法案」以加重處罰侵害弱勢群體的罪犯。《素媛》也促使保護未成年人的相關法律出臺。《辯護人》讓韓國人民了解了軍政府那段侵害人權的歷史，並推動了該案的平反。《挖掘機》對光州事件責任問題的探究及每個參與者的拷問，都推動了現實上同樣情況的上演。《殺人回憶》、《那個家夥的聲音》、《追擊者》、《斷箭》等影片，也都促使人們對相關犯罪或體製及人性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並提供各種方式以改變這樣的現實。看到了黑暗，才更加向往光明。韓國電影深深的詮釋了這一點。

    韓國進步主義與他國和地區的對比

    韓國進步主義的波瀾壯闊，不僅體現在本身，還體現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對比。沒有民主法治、公民社會、政治性自由的中國自不必說，其他發達民主的國家地區也難以望韓國向背。

   與韓國一海之隔、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日本，政治其實是一潭死水，雖然首相經常換，也不乏出現醜聞「落馬」者，但人們已經習以為常，政治也不會因此有根本動蕩，右翼的自民黨仍然是長久執政的「萬年執政黨」。日本的公民運動波瀾不驚（當然60-70年代的確大鬧過，但是早已停了），國民對政府不滿但又順服，沒有強烈的反抗心態。秩序下的自由既平靜又無力。而日本電影雖也不乏深刻，但是卻更傾向美學和哲學表達，反而淡化了其現實批判性。人們看到那些電影只會有一些深刻但虛幻的感慨，並不能直接與現實對接和產生強烈改變現實的沖動。這樣的藝術說白了就是上流社會及知識分子的精神娛樂，平民大眾和歷史上的苦難只不過是他們充實精神生活的調酒劑和潤滑油罷了。還有，日本對自己在歷史上製造的滔天罪惡不僅不充分反省和彌補，還百般粉飾和懷念，這也就註定他們不可能在邏輯自洽的情況下挺起脊梁、擁有完全正義的底氣（這也算一種報應吧）。

   而更具對比性的是臺灣。臺灣同樣與韓國同屬東亞文化圈，歷史也非常相似，都經歷過殖民時代、右翼獨裁和民主轉型，經濟水平也相近。可是，臺灣和韓國的政治風格、公民氣質、社會氛圍是截然不同甚至明顯相反的。雖然臺灣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未必比韓國少和輕，如黑金政治的泛濫、轉型正義的拖沓。但是臺灣人的反應卻與韓國非常不同。臺灣的政治和公民運動是嚴重兒戲化的，從官員到普通公民的正義感使命感都是差劣的。或者說，他們看似也非常重視權利與自由，表面看來各種政治鬥爭、公民運動也不比韓國少，可是卻沒有真正的「心氣」。輿論環境則更是如此，臺灣的政論節目有多少嚴肅認真的？文藝影視則與韓國差別最為明顯，其反映歷史和現實的優良影視作品不僅寥寥無幾，那寥寥無幾的也是淺嘗輒止、流於表面。《被出賣的臺灣》除了反映一些表象，何曾直接表現復雜的政治博弈與專製機器內部的黑暗？連對黑社會的描寫都有明顯保留和粉飾。《我們與惡的距離》看起來挺深刻和觸及社會邊緣，實際上卻以親情冷暖、個人喜怒哀樂掩蓋了社會結構的不公義和人性的醜陋（這點倒和大陸影視劇頗類似）。臺灣的特點就是「小確幸」，對於深刻宏大的東西缺乏興趣，也不願直面社會和人性最黑暗殘忍的一面，也就無法生發出氣蓋千夫的浩然正氣、天下為公的家國情懷。這背後是臺灣一方面與中國大陸離心離德進而舍棄博大的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沒有塑造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與族群氣質（或者說現在的這種狀況就是價值觀和氣質），導致的民族精神的缺失、根本思想源泉的孱弱。

    而歐美國家的政治進程、公民運動、文學藝術表達雖然也波瀾壯闊，但是已經進入了相對的疲態，或者說其各種具進步意義、批判性質的運動和表達是分在歷史不同階段逐漸釋放的，沒有韓國這種因民主後發、歷史沈重、轉型劇烈、理想現實落差大等原因，而呈現集中而強勁的表達與行動。歐美反映製度、人性、社會黑暗的影視劇當然要遠比韓國多，但是如果僅以現實主義手法反映黑暗面這方面而言，除少數難以超越的經典外，絕大多數作品還不及韓國的那些典型作品。

    還有的國家，例如與韓國同為發達國家、也同樣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新加坡，其政治尚未完全民主化，政治自由與公民社會不健全，價值觀也因製度、文化、歷史經歷與國際環境等被壓抑限縮。新加坡最重要考慮的是在異族異教的環繞下生存，是穩定和民生，正義與使命這些就被有意無意的束之高閣了。

    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仍然困在一些基本的生存與發展上，根本無法像韓國這樣的標準去尋求真相、追逐正義。印度的惡性強奸數不勝數，柬埔寨兒童捕蛇為妓，尼日利亞遍地腐敗，墨西哥深陷暴力和毒品泥潭……當更慘痛的悲劇普遍發生，那些客觀上很嚴重但和更慘痛相比好一些的，也就自然失去了被聚焦的可能性與正當性，除非被某些力量有意推向輿論焦點。他們還沒有條件去追求那些更高更深的正義。（當然，其實這些國家的政治變革、公民運動、輿論表達也都是很激烈的，可是由於其所處發展階段尤其實力局限，無法有韓國同樣甚至反而相對更溫和的抗爭的影響力、關註度）

    韓美及世界一切真誠正直進步主義者的偉大與其奮鬥探索的意義

    於是，韓國進步主義的激進、剛勇、深刻、自省自律，就無比突出的體現出來了。這既有各種客觀因素造成，更在於人基於良知的主觀能動。從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樸元淳這些政治家，到林權澤、奉俊昊、金基德、金秉佑這樣的藝術家，再到尹祥源、全泰壹、權仁淑、沈相奵這樣的抗爭者，以及千千萬萬的仁人誌士與普通公民，韓國進步力量的奮鬥、吶喊與犧牲，既充分詮釋了「事在人為」，也展示了時代的局限、社會的復雜與人心的無奈。（當然我並不是說盧武鉉、樸元淳這樣的人是十全十美的偉人、英雄，這樣說也會傷害他們罪行的受害者。我只是說他們只是部分方面偉大，而其拒絕潑汙受害者而是認罪甚至自殺，雖然並不能以偉大相稱，但是其已經伏法或者付出代價了。起碼在當今時代，這還是值得敬佩的吧。同時這也不影響我對受害者的同情）

    韓國進步主義者對道德政治、正義社會的探索和追尋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反而造成了一些反噬和倒退，但是這種探索與追尋從根本上是應該肯定的。就像法國大革命付出的代價更大，許多革命之士也殞命斷頭臺，卻讓世界永遠不一樣了。他們的犧牲是值得的，是「舉大計」而死的「死國者」，不僅是本國本民族的英雄，也將永遠刻在人類歷史的功勞簿上。甚至說，那些還沒有壞透了的他們的對手、那些倒在探尋正義之途路上的保守派，他們遭受的懲罰和痛苦也同樣是有價值的、可算功績的。就像法國大革命中的吉倫特派、保皇派及貴族階層，與雅各賓黨人、革命民眾同樣值得尊敬，國王路易十六夫婦也算死得其所，「因為共和必須生」。韓國全鬥煥、盧泰愚、樸槿惠、李明博及他們的背後和下面所有付出代價的人，也都是進步進程中的罹難者。他們雖然壞，但是和那些完全違逆歷史車輪、毫無底線、未受懲罰甚至生榮死哀的各國既得利益者相比，已經是「好」的了，畢竟與進步主義者共同完成了偉大的變革，並促使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社會前進。

    韓美等國的進步主義者所主張和踐行的，雖然現在難以在功利層面取得全勝甚至導致反噬和倒退，實際成敗得失（包括理想本身的成敗得失）令人擔憂，但其情可憫、其誌可嘉。人類經歷了漫長而昏暗的長夜，17至21世紀的人們雖未完全看見日出，但已迎來了充滿希望曙光的黎明。只是，這僅僅是一部分人的黎明，而還有更多的人仍然處在昏暗之中，甚至對一些人來說他人的黎明恰恰是自己的黑暗。因此，我們不僅要實現有人得到正義、讓主流和大多數人得到正義，還要讓所有人都得到正義、所有人和世界的一切都得到完全的正義。那時候，一切邏輯不自洽與不誠實都將消失，一切問題和事情都能根據是非曲直本身得到恰如其分的處理對待，每個人都能得到與其付出相匹配、更與其德行相匹配的物質與精神所得。

    讓歷史來見證與審判

    這或許「永遠（到人類滅絕乃至宇宙完結之時）」都不可能實現，但我們可以讓現實盡可能接近那樣的終點。百萬年前的人類何曾想到4000年前人類如何「文明」的生活，4000年前人類也不可能想到21世紀的人有怎樣的物質和精神，我們怎麽能斷言現在的一切醜惡都將永遠存在、未來不可能變得有我們現在想象不到的美好呢（當然也可能有想象不到的黑暗與醜惡）？無論是思想和精神及價值觀領域的轉變，還是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都讓未來有著無限的可能與拓展空間。但是這種美好不可能自動到來，而是需要無數仁人誌士的奮鬥才能實現，也完全有必要去實現，哪怕前路充滿風險。

   「讓我們忠於理想，讓我們面對現實」。實現正義與美好，當然不可能只憑真誠與正直，現實中也沒有人100%做到。可是，我們起碼要避免不擇手段和喪失底線，在權衡利弊時多考慮是非而非利弊，評判事情更多依據真相而非立場。在實現目標過程中，要循序漸進、考慮和兼顧各方利益，要有耐心和理性，爭取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成果。在對待包括政治人物在內的各種進步陣營的人時，也要明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有問題當然可以批評甚至彈劾，但也要重視他們的功績、不去以偏概全。

    說到這裏，又回到老生常談、被許多人早就說爛的觀點和建議上了。不僅前面這段話，全文中還有許多東西應該也是別人已經思考和討論甚至實行過的吧。如果這些方式真能有效解決問題，那進步主義的那些主張理想早就實現了。所以說明或許這世界通向正義的道路的確無解吧。可是，我們仍然要堅守、要抗爭。一切，讓歷史來審判。哪怕未來高尚和正義者在有形無形「史書（口耳相傳也是史書）」與「紀念碑（人心也是紀念碑）」上被刻上的是「卑鄙」與「邪惡」，卑鄙者在「史書」與「紀念碑」上的記錄卻是「高尚」與「正義」，所有正義之言如我以上的這些話反被最終勝利的惡人用來標榜自己、指斥真正的高尚和正義者，那天地自然與人文理性之魂，也會給世間所有人、一切事以公正的記錄和審判。

中國社會的文化氛圍

《三體》一書有著豐富的文學、科學和哲學思考，表現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還有對其所揭示東西通過科幻化方式進行建構、喻示與表達的強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傾向和暗示的價值取向是非同情非人道非博愛的，貶抑進步主義與社會公正的。該作品水準可以躋身世界上從古至今數千部具有重大價值、啟示和有影響力的文學著作中，但其暗示與導向的價值觀念、蘊含的道德價值與人文精神，卻完全不能與那些並列者比擬。



    近十年來，科幻小說《三體》風靡中國，漫卷世界。它的成功不僅在於讓中國作品歷史性的獲得了世界科幻界最高獎項--雨果獎，更在於輝映、激發和宣示了一代國人（或者至少是很大規模的某一批某一類國人在某個特定時間段）的價值取向，在國人尤其年輕人中實現了一種廣泛而頗有深度的共鳴。而作者劉慈欣，也成為了《三體》粉絲們的超級偶像，對其的膜拜、維護也達到了其他任何當代作家都難望項背的程度。

     我自己閱讀了《三體》多次，基本上可以說一句不落、沒有忽視任何情節的看完了，並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對作者劉慈欣的背景、言論、價值觀念進行了有限但已相對充足的了解。相關結論本應在本文末尾講，但不知本文何時才能完成，且需要先說個大概評價。所以，我先在本文開篇即此處對《三體》及劉慈欣做出整體上的評價。

    《三體》一書假借科幻性質的人類與外星文明的鬥爭故事，反映了人性和人類社會的一些本質特點，以及對人類乃至宇宙歷史與現實的反思、對未來的預測，有著豐富的文學、科學和哲學思考，表現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還有對其所揭示東西通過科幻化方式進行建構、喻示與表達的強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傾向和暗示的價值取向整體上卻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非同情非人道非博愛的，貶抑進步主義與社會公正的，作者個人品格與道德操守也很有問題。該作品的水準可以躋身世界上從古至今數千部具有重大價值、啟示和有影響力的文學著作中，但其暗示與導向的價值觀念、蘊含的道德價值與人文精神，卻完全不能與那些並列者比擬，甚至說是一種負面的有害的道德與人文價值。這是我的大略性評價，更具體的評價在文中和文末再寫。

    《三體》篇幅闊大、細節密麻，我自然無法在此做重述。因此，我寫這篇書評，是預設讀到本書評者通讀過《三體》的基礎上的。不過，我還是會在評議中夾雜一些背景和情節介紹，如引用《三體》原文，讓本文能夠被未讀（起碼未細讀）《三體》者也能看懂。為方便行文，我會以《三體》人物和事件在書中提及的次序為序，以這些人物和事件為單元論述分析，並加以適當的總結與綜述。

     我會在文中對劉慈欣寫作內容的情感、動機做出大量的評斷。這種評斷當然不可能有法律意義上的「確鑿」證據，反而非常需要依靠推測和聯想。而且，這種評斷也不可能100%吻合劉慈欣的本意，也沒有人有這樣的本事，除非有人可以探測出劉慈欣的大腦在想什麽。還有很多評斷是基於劉慈欣和他的《三體》的客觀影響、讀者反響。一個作品表達的是什麽意義，很大程度在於有自由表達權的讀者中的主流所認為的意義（尤其在作者有能力否認卻沒有否認、否認但是不符合邏輯的情況下）。作者和讀者、作品和反響是互動的關系，而非單向的灌輸意義。作者在寫作時也應該考慮到它究竟會有什麽影響，包括自認為的被「誤讀」。所以，我會通過它在讀者中的認知和影響，反推劉慈欣在《三體》中內容情感為何，這並不是故意冤枉他。

    還有，作為政治性評論文章（沒錯這文章主要是政治性而非文學性的），當然以批判為主，即便我對劉慈欣的一部分觀點贊同，也不會大篇幅的提及。對於劉慈欣塑造的一些爭議不大的人物形象（或者說至少我覺得沒什麽特別需要批判的），如章北海、羅輯等人，以及一些沒有特別喻示意義的事件、情節，也就不會費多少筆墨。我寫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有異議的那部分。而從整體上，如前所述我贊揚其「能」批判其「德」。

     （一）史強

    《三體》中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科學家汪渺，但第一個細致刻畫的人物則是前來約談汪渺的警察史強。寥寥幾頁，就刻畫了一個粗魯野蠻、具入侵性的人物形象。熟讀《三體》的鐵粉當然知道，開篇對史強的描寫，以及後面類似的描寫，都是在反襯史強精明強幹、充滿勇氣與責任心做鋪墊。

    或者更準確的說，劉慈欣故意將奸狡頑劣與能幹及有責任心聯系起來，暗示有流氓習氣的人物往往是「外冷內熱」，本質是好人。

    我們截取對小說中史強的描述，可以看看劉慈欣想表達、試圖灌輸一種怎樣的價值觀。

    在《三體》開篇，史強與汪渺見面時：

   （汪渺說）「『科學邊界』是一個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的學術組織，成員都是著名學者。這樣一個合法的學術組織，我怎麽就不能接觸了呢？」

    「你看看你這個人！」史強大聲說，「我們說它不合法了嗎？我們說不讓你接觸了嗎？」他    說著，剛才吸進肚子裏的煙都噴到汪渺臉上。

……

    「我有權不回答，你們請便吧。」汪渺說著要轉身回屋。

    「等等！」史強厲聲說，同時朝旁邊的年輕警官揮了一下手，「給他地址和電話，下午去走一趟。」

    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在稍後汪渺被三體人製造的幻象打擊的幾乎要自殺時，用巧妙的方式讓汪渺鼓起了生的勇氣，並振作起來參與破獲了地球三體組織（ETO）的陰謀。再往後，史強還出奇策（即「古箏行動」）伏殺了伊文思和「審判日」號，以及多次搭救、保護了另一個科學家羅輯，可謂居功甚偉。此外，劉慈欣還描寫了史強與汪渺、羅輯的深厚友情。正是在史強的鼓勵下，汪渺才重新鼓起生的勇氣，並且幫助政府和軍警破獲了「地球三體組織」的一系列罪案；對羅輯而言，史強更是摯友，一直保護羅輯，並且促使他有放蕩不羈到負起保衛人類的責任。

    我們一開始看到史強的形象，很像現實中濫用警權、欺壓百姓的惡警。書中也的確列舉了他的劣跡：處理劫持人質事件時不顧人質安危、鼓動黑幫黑吃黑、刑訊逼供……這樣的「惡警」卻挽救了一個重要的科學家，進而挽救了人類的命運。

    劉慈欣在這裏的暗示就是，德行不是重要的，才能才是第一的；濫用職權、違法亂紀沒關系，最重要是「有用」。而且，這樣的人雖然對陌生人、敵人殘酷，但對待朋友還是可以肝膽相照的。更進一步，劉的春秋筆法在暗示，恰恰是史強這種惡人，才有常人所沒有的狡黠、膽識、才華，彬彬有禮、遵紀守法的人反而做不到。這就很容易得出一個推論：人們要容忍惡人、惡警，容忍他們的不法行徑，因為只有這樣歷經醜惡、一身匪氣的人，才有保護我們的能力。或許，這正是劉慈欣想傳達給我們的。這在《三體》中並非孤例，後面還有一些人物如托馬斯維德，可以證明劉這種隱隱的暗示。

    在全書中，還有許多對史強的正面描寫，如前面提到的講他和汪渺、羅輯的友情，可謂很感人。劉慈欣試圖將史強的流氓色彩與俠義之心都強化起來，讓人們形成一種印象，即這種看起來很壞（實際也有明顯壞的一面）的人本質上是好的，人們應該理解、容忍、欣賞、贊譽他們。這有點像《水滸傳》對那些既行俠仗義又殺人越貨的好漢們的描寫。不過水滸裏那些「好漢」是反體製、反強權的人，劉慈欣筆下的史強和托馬斯維德則都是穿著官衣、維護秩序的統治階層，還都是暴力機器的組成部分。《水滸傳》歌頌的是反抗精神，《三體》則是贊揚「壓迫精神」。且無論劉慈欣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為國家強力部門人員洗了地是事實。大多數文學作家都會在字裏行間譴責暴力機器的野蠻，只有劉慈欣這樣的會變著法的為體製及體製的附著物唱贊歌。

    另一段對史強的描寫，不僅再次充實了史強這個「流氓警察英雄」的形象，還透露了劉慈欣對社會中相對邊緣的、不幸的家庭受害者的汙名、怨毒心態。書中有一段史強與軍警突襲ETO會議，遭遇一個年輕女孩持炸彈威脅時的情景：

    「站住。」核彈女孩向大史拋了個媚眼警告道，右手拇指緊按在起爆開關上，指甲油在電筒光中閃亮著。

    「悠著點兒丫頭，有件事兒你肯定想知道。」大史站在距女孩七八米遠處，從衣袋中掏出一個信封，「你母親找到了。」

    女孩兒神采飛揚的眼睛立刻黯淡了下來，但這時，這雙眼睛真的通向她的心靈。

    大史趁機又向前跨了兩步，將自己與女孩的間距縮短至五米左右，女孩警惕地一舉核彈，用目光製止了他，但她的註意力已經被大大分散了。剛才扔掉假核彈的兩人中的一個向大史走來，伸手來拿他舉著的信封，大史閃電般抽出手槍，他抽槍的動作正好被取信的人擋住，   女孩沒有看到，她只看到取信人的耳邊亮光一閃，懷中的核彈就被擊中爆炸了。

……

    「那個女孩子是誰？」汪渺問。

    大史咧嘴一笑，「我他媽的怎麽知道，瞎猜的，這樣的女孩子，多半沒見過媽。我幹這行二十多年，就學會了看人。」

    在劉慈欣筆下，妄圖破壞現行秩序、采用極端手段對抗主流社會的人，往往都是社會的受害者、邊緣人群（當然客觀上也的確是這樣）。而且，從上面借史強之口說出的對女孩的評價及語氣，可看出劉慈欣對其並非抱以同情而是鄙夷、厭棄。這種語調就像保守社會裏對被性侵的女性那樣，不是深表同情，而是覺得受害者「臟」。在劉慈欣們眼裏，這些走極端的、鬧事的、反抗秩序的，就是被家庭拋棄的、「沒媽」的可憐又可恨的蟲子。

    而這是很符合如今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浪潮下的價值觀的。每當社會上發生極端事件，互聯網上都是一片「我不想知道他經歷了什麽，我只想要他死刑」的聲音，仿佛有罪的不是蔡京高俅，而是楊誌林沖（當然嚴格來說楊誌林沖的確有罪）。而對於那些采取和平抗議、正規渠道上訪的可憐人，人們也個個冷眼旁觀甚至幸災樂禍。他們不是不知道這些受害者遭受苦難，而是高高在上的鄙視、排斥之，不僅不覺得自己要負上某種責任、參與社會某種必要的改變，還覺得這些弱勢者礙了自己眼、影響了自己心情。劉慈欣的《三體》大火，正在於字裏行間和中上階層社達化利己主義化的心態形成互鳴。（當然我並不贊同傷及無辜，而且認為一旦做了這種事，無論原因如何都需要承擔責任而不能脫罪，但是討論原因和解決問題哪怕緩和矛盾，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只憑借暴力威壓、滅殺反彈）

   《三體》中史強這樣的人物，歐美日韓文學和影視作品中也有許多形似神也似乎似的形象，即一個看似不正派（或者也的確不正派）的人卻在重要事情和生死關頭表現出超凡的勇氣與責任心，以反映人性的復雜、人性的光輝。但是仔細分析和感受，就會發現其實《三體》中史強、托馬斯維德、羅輯等這樣的形象及塑造目的，與大多數歐美日韓作品並不相同。後者是為了反映人性的復雜、正義的光輝，前者則更像在為強權與惡人洗白，在為壓迫者與既得利益階層貼金。這可以通過字裏行間的感情傾向、細節描寫、整體環境乃至作者的創作背景及可能的目的等，進行合理的分析和推測，當然讀者自身的價值觀和經歷也會引起不同感受。具體分析需要很長篇幅，暫時不展開說了（後面會提到一些），但是飽讀中外文學與影視作品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應該會產生這種共鳴。

    （二）文革

     《三體》中提及文革，被一些書評人當成當代文學作品一大突破，也成為《三體》一大賣點。一些不怎麽了解詳情的人，還因此以為劉慈欣是敢於觸及敏感問題、反思歷史的偉大作家。據人推測，當年《三體》第一部獲雨果獎，可能就與書中敢於提及這一中國的政治禁忌有關。

    的確，文中提到的瘋狂歲月、武鬥場面，尺度之大令人震驚。在中國公開發行的暢銷文學作品中，鮮有如《三體》這樣直接的呈現慘烈的文革情景。書中也描繪了對知識的摧殘、對學者的迫害，以及政治鬥爭下家庭離散、朋友背叛的人倫慘劇。

     可是，這一切都只是現象、現象。本質呢？原因呢？是誰造成了這樣的悲劇？劉慈欣在書中和現實裏都不曾對釀成文革的這個政權、這個統治集團做任何的不利評判。在描繪文革中種種現象的同時，完全回避了對相關的製度、人物、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只有陳述現象，這種陳述方式和語氣似乎在告訴人們，這是一場歷史中註定發生的悲劇，沒有責任人。

    如果劉慈欣對文革的冷靜敘述還不能完全說明其政治態度，那麽他對文革「始作俑者」的態度，足以反映問題了。

    在關於「紅岸基地」的一些文件中，我們可以找到一段顯然暗示是毛所寫的批語，摘錄如下：

    「【批示】已閱，狗屁不通！大字報在地上貼就行了，不要發到天上去，文革領導組今後不要介入紅岸。這樣重要的信件應慎重起草，最好成立一個專門小組，並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

    還有這一段：「這個年代，要搞倒一個位置很高的人，就要在其分管的各個領域得到他的黑材料，但兩彈工程對陰謀家們來說是個棘手的領域，這個工程處於中央的重點保護之下，得以避開「文革」的風雨，他們很難插手進去。」

     又是那套「都是底下人辦壞事，皇上是開明的」的可恥洗地邏輯。改革開放後，「前三十年」將毛澤東塑造為「偉光正」聖人的崇拜模式結束了（雖然近些年又在冒起），取而代之的是將毛一些逸聞、個性化的言論加以編排，塑造一種平易近人、高瞻遠矚、棱角分明的形象，並巧妙回避他的巨大罪惡，以吸引不明全貌者對其的喜愛甚至崇拜。不得不說，這種描寫方式很有迷惑性，遠比「偉光正」、「高大全」的形象能俘獲當代青年的人心。至於描述的對部分科學家「重點保護」，同樣是洗地的慣常手段，在屎坑裏撿米粒，歌頌「皇恩浩蕩」，把責任都推給「陰謀家」。

    何況，實際上研發兩彈人員在文革中也並未幸免，同樣受到了殘酷迫害，一些科學家如姚桐斌被打死、趙九章被迫自殺身亡，「兩彈元勛」鄧稼先及其他許多參與工作的科研人員也遭批鬥，《三體》中的描述是公然的篡改歷史。同樣，根據相關史實，毛也不可能對兩彈領域做出那樣「開明」的批示（周恩來有過相關保護，哪怕也不是一開始就保護而是發生了科學家被打死、自殺事件後），這段所謂「批示」也形同捏造（毛確實在其他事情上做過類似語氣的批示，但一不能掩蓋其滔天罪惡，二不能說明他在兩彈事情上也這麽做了，而且史實明確證明他沒這麽做）。文學作品當然可以有合理虛構，但是在涉及到具體的真實歷史事件時，必須與基本事實相符合，否則就是在篡改和捏造。

    劉慈欣在書中正是使用了這些手法，不僅將毛的滔天罪惡勾銷，還賦予毛一種開明、務實、去意識形態化的形象。這樣，劉慈欣的《三體》雖提到了文革的殘酷，卻不僅沒引導反思毛的極權暴政，反為魔頭增色、為黑暗年代貼金。這同樣與當今許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崇毛合拍，使得《三體》即便提及文革，仍然獲毛粉眾多的青年人好評。

    劉慈欣這樣描繪文革，某種程度比那些在作品中回避不談文革的作者更可惡、影響更壞。借用毛一句話「打著紅旗反紅旗」，劉慈欣對那段歷史的刻畫很像「表面反紅旗實際反而在打紅旗」或者說「小罵大幫忙」，看似講文革慘劇，實際上卻在為相關責任人開脫，用高超的寫作方式不回避敏感卻得出相反結論，讓人在知曉文革殘酷的情況下，還覺得毛等人真是開明和無辜的。顯然，這也正是該書對涉及文革的情節沒有大量刪改就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的原因。

    書中還有段落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到劉慈欣對毛的肯定態度，如聯合國希望羅輯搬到一個更符合面壁者這樣重要人物身份的居所時，羅輯說的話：

    「知道西柏坡嗎？離這兒不遠，那是一個更小的村莊，兩個多世紀前，這個國家的創始人曾在那裏指揮過全國的戰爭，那些戰役的規模世界罕見。」

    從本段語氣及結合上下文，又可以嗅出那股令人作嘔的毛粉味。這個「國家創始人」的思想、政策和行為殺害和致死了數千萬人（包括劉慈欣老家河南幾百萬人，且大多數死難者正是劉的籍貫地羅山縣及該縣所屬的信陽市（當時叫信陽專區）的居民），破壞了成千上萬乃至難以計數的文物和歷史遺跡，也讓中國陷入長達數十年的專製酷政，平民百姓權利喪失，弱勢群體苦不堪言，這遺毒迄今猶存。但劉慈欣不在乎這些，當今的既得利益階層也不在乎這些，他們享受著優越的物質和非物質供給，再為驕奢淫逸披上愛國主義、宏大歷史敘事的外衣，為大魔頭兼民族罪人而自豪。這不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癥狀，更是奴才心理的典型表現。

   當然，有人會以「當今中國是專製政治，劉慈欣是不得已」為之開脫。但是起碼他可以使用中性詞匯描述毛澤東及相關內容，而不是以贊頌方式描繪。這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他沒有這樣做。所以，劉慈欣的這種贊頌是非常值得被批判的。

   （值得提及的是，這部分還有一段內容，是在講毛否定那段極左言論後，又讓人撰寫了一段向外星發射的信息，內容如下：

    向收到該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願。

    通過以下信息，你們將對地球文明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人類經過漫長的勞動和創造，建立了燦爛的文明，湧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並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行發展的規律，我們珍視這一切。

    但我們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著仇恨、偏見和戰爭，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財富的分布嚴重不均，相當部分的人類成員生活在貧困和苦難之中。

    人類社會正在努力解決自己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努力為地球文明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發送該信息的國家所從事的事業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我們致力於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使每個人類成員的勞動和價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滿足，使地球文明成為一個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們懷著美好的願望，期待著與宇宙中其他文明社會建立聯系，期待著與你們一起，在廣闊的宇宙中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這樣一段話又是粉飾文革、為毛貼金的。事實上，文革中那種政治狂熱下，更可能的是原來的極左狂熱分子編寫的那樣：

    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請註意，你們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義的國家發出的！這之前，你們可能已經收到了來自同樣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發出的，這個國家與地球上的另一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企圖把人類歷史拉向倒退。希望你們不要聽信他們的謊言，站在正義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

    這恰恰最符合文革時期的政治辭令、外交辭令。劉慈欣故意編寫這兩段內容及對比展示，意在講「毛和政權並不壞不瘋狂，瘋狂的只是下面一些人」這套為文革辯護的舊伎倆。但是這種舊伎倆的確屢試不爽，且在劉的藝術加工下更能以假亂真，對於對那段歷史史實並不特別清楚、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特別有迷惑性）

    （三）葉文潔、紹琳和女紅衛兵

    劉慈欣本人及其作品《三體》都有很強的厭女情結。文中的反派人物或搞壞事情的，普遍都是女性；而拯救世界的，則都是男性（當然也有例外，但是大體如此）。其他人放在以後再說，現在只談葉文潔及與葉文潔有關的人物紹琳、女紅衛兵。

    劉慈欣對葉文潔這個人物，刻畫的還是很入骨的。書中用了很大篇幅講述葉文潔遭遇的種種迫害，如因文革喪父失母、被政審幹部虐待、被記者白沐霖背叛等，塑造了一個苦大仇深、對人類充滿怨恨與不信任的女性形象。劉慈欣一定是在現實中了解、接觸過這種受害者，或者研究過相關歷史檔案、新聞資料，才能將葉文潔這樣的人物形象刻畫的入木三分。如前面提到的對炸彈女孩的刻畫那樣，劉慈欣顯然對社會的受害者籌劃報復社會的行為頗有研究。

    不過，不像對炸彈女孩那樣的鄙夷與厭棄，劉慈欣對葉文潔這個人物施以了一定的同情。但根本上，劉慈欣還是將葉文潔這樣的時代受害者歸為毀損主流社會秩序的人。劉雖然對葉這個人物多了同情的筆墨，但仍是站在主流社會、平叛者的角度來看待葉的，也就是他絕不會稱頌受害者、弱者的反抗，反而在提醒世人提防這樣的人。在劉的筆下，葉文潔殘忍害死丈夫楊衛寧和領導雷誌成，引三體禍水湧向地球，歸根結底是個罪人、大罪人。單獨看《三體》或許還不是那麽明顯，但是和契訶夫、莫泊桑、巴金這樣作者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者抗爭的謳歌比起來，劉慈欣對受害者的刻薄、對秩序的維護就無比明顯的體現出來了。書中葉文潔被一個姓蘇的幹部在冬天潑了一身和一被子冷水，劉慈欣同樣在用筆往弱者心肝裏註入冷水。

     在劉慈欣筆下，葉文潔以給羅輯講宇宙社會學的方式做了救贖，隨後就被拘捕和審判，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對於葉文潔所受的創傷，都歸咎給了白沐霖等個體，而不會上升到製度與政權乃至文化與社會結構。即便書中恍恍惚惚提及了時代的大背景、人們在政治風暴大環境下的無奈，也謹守不涉及批判歷史現實的紅線。吶喊、反思、聲討，是萬萬不會碰的。

    而且，縱觀全書，可以合理假設，劉慈欣是將葉文潔引三體力量「改造」地球，暗喻為中國的社會受害者引美國的力量入侵。或者，至少其他人對此可以合理的這樣理解。在《紐約客》一位華裔美國記者采訪劉慈欣的文章中，就提及了對相關情節的這種理解。根據這樣的暗喻推論，劉慈欣撻伐ETO引三體入地球，也就是在抨擊一些「帶路黨」，或者說把中國自由派強行當成「帶路黨」，也是劉及《三體》得到中國既得利益群體追捧的一個原因。

    劉慈欣刻畫的另一個反面女性人物，是葉文潔的母親紹琳。這個女性人物的形象負面，不僅背棄夫妻情分批鬥自己丈夫（而且還睜眼說瞎話，作為物理學專家否定被公認的物理定理），還很有心機的勾上一個下放幹部，得到榮華富貴後又和新丈夫一起疏遠離棄葉文潔。這種情節在文革中應該並不鮮見，甚至說在許多災禍發生時都不鮮見，劉所寫的是一種事實的再現。但是問題是劉將女性這種迫不得已的自保醜化，暗示女性的忘恩負義。而且，這文章（也包括劉慈欣任何其他文章）中從沒有出現男性對女性始亂終棄的人物形象，相反有羅輯那樣看似玩世不恭卻對妻兒非常忠貞和愛護的男人形象。當然，一部著作是沒必要必須在性別議題上刻意保持平衡，但是文由心生，結合劉慈欣全書及其日常表現的價值觀，有充足理由相信其是帶有性別偏見的。

    文中刻畫的那三個女紅衛兵，更能體現劉慈欣的厭女情結。文中特意寫了三女兩男五個紅衛兵，三個女紅衛兵是中學生，兩個男紅衛兵是大學生。三個女中學生紅衛兵非常狂暴野蠻，完全不講理，只會用口號否定葉哲泰基於事實的辯駁，然後將葉哲泰打的皮開肉綻，最終死去。而男紅衛兵反而「對老師（有）一絲殘存的同情」，並且在三個女紅衛兵將要打死葉哲泰時喊出「最高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呃，這裏又一處為毛辯解的）試圖阻止悲劇。

    文革中的確有不少狂暴的女紅衛兵和其他「革命」女性，打死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就是以宋彬彬為首的一群女學生。除此之外，也有許多女紅衛兵、造反派打人虐人殺人的記錄，如季羨林就憶述女性造反派頭目聶元梓指揮造反派迫害北大師生。青年和少年女性的狂暴，以及一些躋身紅衛兵、造反派領袖的女性各種暴行，為楊繼繩等正史學者特地提及，並詫異於女性尤其青少年女性的這種瘋狂。在文革最激烈的首都北京及某些場合，女紅衛兵的確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破壞力，其暴行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文革等暴力運動中女性比男性普遍更加殘暴、反智。相反，文革中大多數打人殺人者仍然是男性，這同樣有大量事實證明，尤其涉及各種變態淩虐的，大都是男性做出的。如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中提到的大多數暴力案例或事件，都是男性做下或者主導的。而女紅衛兵的暴力之所以非常引人註目，很大程度在於其暴虐舉動與社會對女性的傳統定位及暴虐前的表現形成巨大反差，比施暴的男性更不符合社會原有的期待，所以就顯得更為突出和特異。這恰恰反映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訓和約束，讓女性哪怕做一些和男性一樣的糟糕行為，都會得到更多異議和譴責。當然女性的暴力也確有獨特之處及某些時刻某些舉動比男性更加激進狂熱的情況，但是如果以此形成「女性更暴力更狂熱更易被煽動」的印象，那就是進了男權主義建構的意識巢窠中了。或者說，即便這是部分時候存在的某種不應該剝離背景的現實，但也不應該以傳統的偏見視角去評價。

    （四）三體遊戲網友聚會

     在這場聚會中，除汪渺和潘寒外，劉慈欣刻畫了六個人物形象：

     「那位鶴發童顏的老者，是一位著名學者，以給東方哲學賦予現代科學內涵而聞名。那位穿著怪異的女士，是著名作家，是少見的風格前衛卻擁有眾多讀者的小說家，她寫的書，從哪一頁開始看都行。其他四位，兩名中年人，一位是國內最大軟件公司的副總裁（穿著樸素隨意，絲毫看不出來），另一位是國家電力公司的高層領導；兩名年輕人，一位是國內大媒體的記者，另一位是在讀的理科博士生。」

     劉慈欣賦予了這六個角色不同的價值選擇。簡單來說，將六人分成了兩組，一組包括記者、女作家、老年哲學家、博士生，被賦予了厭惡人類現實（甚至厭惡整個人類）、歡迎三體入侵的形象；而IT副總裁和國電領導則被賦予了冷靜、理性、捍衛人類文明的形象。再細分，記者和女作家被描繪的最為激進，一幅對人類徹底失望、急切擁抱三體入侵者的形象。

    這充分反映了劉慈欣對社會各群體的看法，也是中國社達工業黨人士共同的看法。在劉及這些人眼中，記者、作家、女性、文史哲學者、青年學生，都是不理性的、喜好空談的、容易感情用事的、皈依者狂熱的、易受蠱惑的、過於理想主義的、不可靠的、易背叛的……相反，高知理工中年男性、從事理工部門工作的或國家公務員，則是成熟的、理性的、務實的、堅定的、保守倫常道德的、可靠的、對事業、國家和人類忠誠的……

    劉慈欣通過這短短的一章，就將幾類人群刻畫成他及同類們認為的模樣。這些社達工業黨們向來重理輕文，蔑視社會公正及人道主義，信奉實力至上，反對對製度、強權、強者的批判，擅於選擇性利用冷冰冰的邏輯，強調自發秩序反對平權和修正，滿嘴law and order卻自己經常鉆法律的空子及純熟利用潛規則，享受著作為既得利益者擁有的各種特權和優越條件。他們還很喜歡耍弄其民科型半吊子文史知識，用機械卻又狡猾的態度去理解和解釋人文社會現象。更可怕的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還躋身國家要害部門，以「外行領導內行」的狀態，管理著本應是人文社科院系出身者才能負責的國家事務。這樣的人是中國既得利益者中最龐大的勢力，在當今中國非常得勢。劉慈欣吹捧這樣的同類，鄙夷他們對立面的人文人道人權派，當然得到同類們的歡呼喝彩。

    真正搞壞中國，讓中國陷於喪失良知、德性的人，正是劉慈欣和他的心靈同黨們。

   （五）伊文思

    伊文思這個形象，就是劉慈欣們所認知的「白左」。只是，劉慈欣有意的將這個「白左」設置成極端環保和動保人士，還有幾個加入三體組織的「降臨派」也被設置成類似形象，暗示這是所有「白左」共同的特征和傾向。通過將極端者一般化，劉就達到了其汙名化「白左」的險惡用心。

    劉慈欣首先描述了一個熱衷於環保和動物保護、毫不利己專門利它的白求恩式人物。但這只是欲抑先揚。隨著劉刻畫出伊文思對人類破壞環境的絕望、生出的毀滅人類之心，大善人和大惡人畫上了等號，「白左」和惡魔畫上了等號。在劉慈欣和社達分子們看來，這些生活優渥、熱心環境和動物保護的「白左」們，背棄了人類第一、「人」權至上的原則，最終一定會毀滅人類。劉慈欣也在暗示人們要警惕這樣的「白左」當道，防止他們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這又是能引起劉慈欣的粉絲們瘋狂共鳴的。在中國互聯網平臺，被辱罵最多的就是「白左」。不僅環保和動保分子會被視為「白左」，諸如主張提高社會福利、給富人征稅、種族平權、女權和LGBT權利、接納移民、廢除死刑……都會被冠以「白左」之名。社達分子視社會平等和博愛主義為寇仇，他們認為這些以「愛」、「平等」為名的政策抹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價值，導致了人和社會的墮落。

     劉慈欣塑造出伊文思這樣一個極端環保動保分子形象，就是傳達「白左」禍亂人類世界這一思想。當然，他還塑造了程心這一很有愛心但敗事有余的更加典型的「白左」，這留在後面來說。誠然，我個人也反對極端的環保和動保分子，對所謂「白左」的部分價值觀和行為不能同意，但劉慈欣這樣以偏概全、用極端例子暗示普遍性的故意渲染更為惡心。

    書中有一段一位ETO成員的話，很值得玩味：

     「這不是謠傳！」一個歐洲人大聲說，同時擠到前面來，「我叫拉菲爾，以色列人。三年前，我十四歲的兒子遇到了車禍，我把孩子的腎捐給了一個患尿毒癥的巴勒斯坦女孩，以此表達我對兩個民族和平相處的願望，為了這個願望，我甚至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而許許多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在做著和我一樣的真誠努力。但這一切都沒有用，我們的家園仍在冤冤相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這使我對人類失去了信心，加入了三體組織。絕望使我由一個和平主義者變為極端分子，同時，可能也是由於我對組織巨額的捐助，讓我得以進入降臨派的核心。現在我告訴你們，降臨派有自己的秘密綱領，它就是：人類是一個邪惡的物種，人類文明已經對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須為此受到懲罰。降臨派的最終目標就是請主來執行這個神聖的懲罰：毀滅全人類！」

    在劉慈欣看來（或者說他想讓讀者認為的是），那些強烈追求世界和平、美好的人如果達不成這樣的目的，就會因絕望悲憤轉向厭棄人類、試圖毀滅一切，因此這些主張愛與和平的「白左」實質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危害比一般的、謀求私利、道德低下的壞人大多了。而一些「白左」執著、堅定的信念，充滿熱情的情緒、為改變現實不惜代價的行為，都會被劉慈欣們視為瘋狂或走向瘋狂的前兆，視為秩序的破壞者或就是徹頭徹尾的神經病，應該予以警惕、撲滅、摧毀。而像伊文思、拉菲爾這樣有錢有能力更積極將理想付諸實踐的「白左」，劉慈欣們認為更應該被警惕和撲滅，因為這些人有更大的現實危險性。書中伊文思和「降臨派」在「古箏行動」中集體慘死，就是劉對「白左」怨毒的顯露。即便劉慈欣並不認為白左會去毀滅世界，也是認為白左的種種行為和傾向，最終會在客觀上導致世界毀滅。

    真實世界的「白左」當然不是這樣，或者起碼大多數不是這樣。雖然左翼分子不乏走到極端的，但是就像為極端理想而訴諸暴力的日本赤軍、紅色旅、埃塔，以及一些特別極端（尤其使用暴力）的環保動保人士那樣，是非常邊緣化的，完全不能代表主張變革主義、愛與和平至上的主流左派。至於馬列毛那種「左派」或者說理想主義激進主義者，無論價值觀還是行為，顯然已和劉慈欣所描述的那種「白左」大相徑庭，沒有比擬的意義。

    當然，主流左派確實會在不斷努力後卻無法解決人類的醜惡而失望乃至絕望，也會滋生一種「幹脆世界毀滅算了」的情緒，但是這種情緒不代表其現實中真的會這麽選擇。就像人和他人發生矛盾、遇到委屈，某個時間段（或者就是幾秒鐘一個念頭）想弄死對方或者破罐破摔的情緒很正常，但是大多數都會平復下來，而不可能真的去實踐。就像魯迅就經常發表對人性醜惡絕望的言論，也說過「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這樣的話，但是他真的是要人們毀滅世界嗎？並不是，相反他在呼籲人們堅定的追求真善美、公平正義。「白左」普遍非常關註氣候變暖問題並阻止惡化，如果因絕望、認為世間骯臟而真想毀滅人類，或者覺得人類毀滅也不足惜，那應該是鼓吹放棄拯救氣候變暖，以期待若幹年後陸地被淹沒、高溫把人類都熱死才對。而且，隨著時代發展社會進步，左翼或者說「白左」是越來越溫和的，且經過20世紀一些極端的嘗試失敗後，現在都選擇更加折中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不求絕對完美。

     （六）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法則」是劉慈欣《三體》第二部的主題，也直接表達了他的社達主義理念。所謂「黑暗森林」，就是人（或整個人類文明），處於有限而黑暗的空間之中，人與人（或星球與星球）之間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系。為爭奪生存空間、消除潛在威脅，這些人（星球）之間都想方設法要除掉或征服對方。他還通過描述星際艦隊自相殘殺以爭奪資源，來將「黑暗森林法則」更加凸出的展示出來。

     劉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論，主要顯然並不是為了解釋星球之間的關系，而是喻指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雖然劉慈欣曾在對他的采訪中否認了這一點，但其言不由衷。劉慈欣在《三體》中描述的內容和宣揚的價值觀，都是在喻指現實世界、人類社會，而不是為科幻而科幻。

     劉慈欣這樣的價值觀，將不同的人或群體對立起來，將競爭視為零和博弈，認為只有消滅或征服對方自身才能安全，與兩三個世紀前至上世紀中期盛行於全球（也曾一度在中國學界被熱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有非常多共同之處。而今日的世界，這一理論雖已不在廟堂之高公開被認可，卻在江湖之遠四處流行。從俄羅斯到印度，從尼日利亞到印尼，社達思潮都以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形式存在著。而在中國，則普遍以尊崇強權和體製、歧視和欺淩同胞中的弱者等形式存在著，且更加貼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本來面目：恃強淩弱、適者生存。例如中國精英群體聚集的論壇知乎，就是社達主義大本營，也同樣是《三體》及劉慈欣本人的粉絲集中地。

    「黑暗森林法則」的根本缺陷是，無視人或人群之間存在的互助合作、傳播文明的善意，無視道德、是非與人道主義的因素存在，無視未來有更好的價值觀和方式來改善現狀的可能性（劉在書中甚至對這種改善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原因下一節就會提到），無視追求人道、平等、互信的必要性，將人際、族際、國際關系完全當成沒有人性的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關系，以機械主義的理性代替人性的理性與感性，這並不完全符合現實中的人際族際國際關系。

    當然，我並不是要否定人際族際國際關系中存在博弈、對抗甚至零和的一面，並不否認相關關系中存在廣泛的爾虞我詐、陰險與暴力（甚至恰恰相反，我很確定這些的存在，以及其歷史及現實中對人類社會關系的支配作用）。典型的例如美蘇、印巴等國之間及世界各核大國之間的核威懾，即是「黑暗森林威懾」的現實版。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從官員到普通職員中，各方拿著對方「黑材料」以互相要挾的情形。人與人之間往往也都存在著基於實力、未知、心術等的博弈、鬥爭的得失。可以說，「黑暗森林」的許多情形早已在地球的國與國、群體與群體、人與人之間發生。

    只是，這並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一個側面。更重要的是，惡的東西是現實，但是不代表它是合理的應當的，更不應該提倡這種惡。劉慈欣的《三體》將這一側面放大為社會關系的全部，並且將之視為存亡的基礎和博弈的準則加以肯定，並暗示只有如此之惡、失去人性摒棄溫情，才能保住人類文明。這是在毒害人心、破壞善意和信任，讓人民不再去探求一種更加合理的解決爭端和生存生活方式，將人們真的引向黑暗森林法則思想指導的社會環境之中。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定這種情況的客觀存在，不能放棄使用籌碼保留威懾能力的必要性。這的確也就陷入了「黑暗森林」的巢窠，但我們的確無法完全脫離這樣的現實。只有用劍與盾護住的花，才能長久開放。只是，我們不要徹底迷失和沈醉在這種「黑暗森林」式的社會關系之中。

    （七）大低谷之後到星際艦隊毀滅、威懾紀元後期這兩個時期

    這兩段歲月被劉慈欣描述的十分美好，物質豐盈、社會和諧，人的權利與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全自動化、數字化帶來的高度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對「面壁計劃」產生的人權侵犯、權力濫用、不受監督情況的譴責和終止；生活中發生意外情況均可以得到經濟賠償；銀行為冬眠者提供優厚的巨額的存款利息……總之，讓人們可以舒適的、有尊嚴的活著。

    但是，這一切又是欲抑先揚，或者說是為後面的悲劇做鋪墊。在劉筆下這時的人們，已經對人類自身的文明變得過度自信，並且因此生發出過多的同情心同理心，喪失了警惕性與危機意識，並最終導致後來星際艦隊的覆滅，以及威懾紀元之前那段人類處於絕望中的痛苦。而對威懾紀元後期（至威懾失效時）的描繪也異曲同工。在此摘取幾個典型段落予以分析。

    在星際艦隊接觸三體派來的「水滴」之前，有這麽一段描寫：

    「公眾對三體世界的感情，開始由敵視和仇恨轉向同情、憐憫甚至敬佩。人們同時也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三體世界的十個水滴在兩個世紀前就發出了，而人類直到現在才真正理解了它們的含義，這固然因為三體文明的行為過分含蓄，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人類被自己的血腥歷史所扭曲的心態。在全球網上的公民投票中，陽光計劃的支持率急劇上升，且有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把火星作為三體居留地的強生存方案。」

     這段話集中反映了人類在大低谷結束並進行「第二次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大革命」、「給歲月以文明」後，人類對三體問題及三體世界看法的根本轉變。而這種轉變的原因，正是自己物質豐富、軍事強大、思想文明的產物。人類處境的改變、社會再度高度文明化，讓人類由對三體世界恐懼、敵對和保持高度警惕，變成了一種同情憐憫。這時人類的心態，與後面發生的星際艦隊被幾乎全殲時的絕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以這段描寫史強所在地區政府會議中官員的態度為例：

   「這是小區政府的一次會議，區行政官員都到了，冬眠者約占三分之二，其余是現代人。現在可以很清楚地把他們區分開來：雖然都處於極度的抑郁狀態，但冬眠者官員都在低沈的情緒中保持著常態，而現代人則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崩潰的跡象，會議開始以來，他們的情緒已多次失控，史曉明的話再次觸碰了他們脆弱的神經。區最高行政長官淚痕未幹，又捂著臉哭了起來，引得另外幾名現代人官員同他一起哭；主管地區教育的官員則歇斯底裏地大笑，還有一個現代人痛苦地咆哮起來，向地上摔杯子……」

    官員尚且如此，何況平民百姓。後面還用幾萬人集體淫亂、羅輯先被膜拜後被驅逐等描寫，反映了人類的絕望。

    人類心態由絕望到自信再到絕望，這跌宕起伏令人唏噓。在自信時對三體世界的那種「憐憫」，也成了巨大的笑話、人類給自己的殘酷諷刺。以善意揣度對手，卻落得面臨毀滅的結局。地球艦隊覆滅，很大程度正是在於人類的輕敵和輕信。這種輕信也來源於人們生活在文明歲月已久，對宇宙的險惡喪失了警惕，把敵人想的太美好、仁慈了。

    劉慈欣對人類善良卻被欺騙、善意導致災禍的譏諷，並未到此為止，相反，《三體》中的人類在此後又重復了一次這樣的悲劇，也就是威懾紀元後期發生的那段歷史。

    人類在地球艦隊覆滅和殘存艦隊自相殘殺後，本已十分絕望，只等著地球被侵占、人類在不能生育的情況下消亡。但科學家、面壁人羅輯卻巧妙利用「雪地工程」，設置了向宇宙發射太陽系及三體星系位置的系統，並以此成功迫使三體世界放棄對地球的入侵。此後，三體與地球達成和平協定，地球和三體互相傳遞自己的先進知識，允許地球設立數個可發射可引至黑暗森林打擊的「咒語」的威懾系統，雙方實現了類似於「核威懾」的平衡。人類終於轉危為安。

    但是，威懾形成、重歸安全之後，人類再一次「不安分」了起來。程心在公元紀年冬眠，威懾紀年61年蘇醒，醒來後她就看見電視上有人在譴責羅輯涉嫌「世界滅絕罪」。緊接著，她被公眾擁護成為「執劍人」。而公眾擁護她的原因之一，則是對羅輯這樣冷酷的執劍人感到恐懼，以及對羅輯所代表的絕對權力的恐懼：「羅輯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變成了一個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毀滅世界的暴君」。人們又由集中於解決基本生存轉變為關註人權、反對極權統治。於是，就需要換下羅輯這樣的人（更不願意要維德、曹彬那樣「野蠻」的公元人），選擇程心這樣心地善良、代表著愛與和平的女性承擔這種威懾任務。

    正如這段描寫：「看，她是聖母瑪麗亞，她真的是！」年輕母親對人群喊道，然後轉向程心，熱淚盈眶地雙手合十，「美麗善良的聖母，保護這個世界吧，不要讓那些野蠻的嗜血的男人毀掉這美好的一切。」人們已經將地球艦隊覆滅的慘痛拋之腦後，對美好和善良的追求再次超過了對生存安危的重視。在新老執劍人交接後，羅輯還被以「世界滅絕罪」拘捕了。

    僅僅在程心持有發射作為威懾、面對三體世界入侵時應該發射的引力波信號的按鈕十五分鐘後，三體的「水滴」就向發射器撲去。無法面對兩個星球毀滅結果的程心放棄發射會導致兩個星系暴露和毀滅的引力波信號，三體的入侵已不可避免。

    但是，呈平日久的人們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恐慌。當三體世界要求人們移民澳大利亞時，大家都沒有響應。「直到這時，人們仍然幻想著至少一代人的平安生活，所以在智子的講話發表後，沒有一個國家響應，更沒有人開始移民。」人類還抱有鴕鳥的僥幸心理，直到「水滴」襲擊了幾座城市，造成30多萬人死亡，人們才在恐懼中開始了遷徙。

    但是，人們的僥幸心理還沒有徹底破滅。人們還相信智子所說的，「三體艦隊到達後，完全有能力使澳大利亞的四十億人過上舒適的生活。同時，占領者還將幫助人類建造火星和太空中的居住空間，在艦隊到達五年後就可以向火星和太空大規模移民，十五年後就能基本完成。那時，人類將擁有相對而言足夠大的生存空間，兩個文明將在太陽系開始新的和平生活。」

    然而三體世界並不給人類存活的機會，而是一步步摧毀人類的抵抗能力、生存能力。在人們繳械、移民後，摧毀澳大利亞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再然後，就是切斷電力和農業生產能力，逼迫「人相食」。「智子環視大廳中所有的人，「糧食？這不都是糧食？每個人看看你們的周圍，都是糧食，活生生的糧食。」這時的人類才知道什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借智子之口說的這段話，可以反映劉慈欣對人類生存問題的看法：

    「生存本來就是一種幸運，過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現在這個冷酷的宇宙中也到處如此。但不知從什麽時候起，人類有了一種幻覺，認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東西，這就是你們失敗的根本原因。進化的旗幟將再次在這個世界升起，你們將為生存而戰，我希望在座的每個人都在那最後的五千萬人之中，希望你們能吃到糧食，而不是被糧食吃掉。」

    劉慈欣描繪的人類兩起兩落的過程，是令人震撼的。他所描繪的人類在安全幸福時滋生的同情心、對警惕的放松，瀕臨滅亡時人類的絕望與狂亂，以及三體一步步將人類逼入滅絕境地的巧妙設計，都很能反映人性的弱點。像人類在澳大利亞被三體設計滅絕（未遂）的過程，與包括羅馬人屠滅迦太基城、南京大屠殺等各種屠殺的過程頗為類似（可以看看相關的記述，然後對比。或者劉慈欣就是看過這些記述才寫出來《三體》中類似情節的）。這都體現了劉慈欣對人性、人的心理、對人類歷史上生存鬥爭殘酷性的深刻認識和生動詮釋。

    這一節內容，我是對劉慈欣的有相當程度的正面評價的。但是本文主要是為了批評，這一段當然也有需要批評的。

    其實以上這些內容，也就是劉慈欣黑暗森林理論的延續及具體化。劉慈欣的這些描述和分析確實很深刻，也與人類部分歷史與現實相吻合。但是，正如前面說過的（後面也還要多次說），劉慈欣在準確描繪了某種黑暗事實的同時，卻將這種黑暗合理化，並且暗示甚至明示這種現實的不可更改性，傳達出一種只有放棄善良與同情心、選擇殘酷與狠毒才能得以生存的價值觀。

    同樣的事實與道理，用不同的感情傾向、描寫側重點，就導向不同的結論、達至迥然相異的目的。而根據劉慈欣字裏行間的描述，以及結合全書乃至其個人在其他場合的言行，足以得出其主張在人際族際國際關系及競爭事物中摒棄善意、以惡度人、廣用詐術、心狠手辣的結論。除此之外，他還借此想表達或暗示其他一些東西，放到後面再說。

    在描述這部分內容時，其中還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有學者認為，科學技術一度是消滅極權的力量之一，但當威脅文明生存的危機出現時，科技卻可能成為催生新極權的土壤。在傳統的極權中，獨裁者只能通過其他人來實現統治，這就面臨著低效率和無數的不確定因素，所以，在人類歷史上，百分之百的獨裁體製從來沒有出現過。但技術卻為這種超級獨裁的實現提供了可能，面壁者和持劍者都是令人憂慮的例子。超級技術和超級危機結合，有可能使人類社會退回黑暗時代。」

    很難判斷劉慈欣這段話實際上所想表達的意思。根據劉慈欣慣常表現的政治觀點，他並不反對現在中國的極權主義。不過這段話描寫的情況卻與最近十幾年中國的現實非常相似。這段話很精準的論述了科技與極權主義關系的演變。互聯網出現時，人們都以為將打破信息封鎖促進自由民主，然而如今科技極權、數字極權卻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建立，包括民主國家也無法逃脫監視主義的幽靈。而中國等專製威權國家在新冠疫情下利用科技進行的高強度管控，以及未來在遏製氣候變暖中各國所必須采用的集權與數字化管理，這兩個事例都高度符合劉慈欣所說「威脅文明生存危機出現時，科技可能成為催生新極權土壤」的論斷。那麽劉慈欣對這種科技極權是否贊同呢？這是個不太好判斷的問題，或者說劉對此並非簡單的贊同或反對。

   （八）托馬斯維德

    對這個人物的塑造，最能反映劉慈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也可窺見劉慈欣對人的品質、價值的判斷標準。

     托馬斯維德出場後的第一句話，就足夠震撼：「你會把你媽賣給妓院嗎？」維德問（問程心）。通過這句震撼的話和側面描寫，就把一個冷酷殘忍的情報人員形象刻畫了出來，也顯露了維德兇陰的性格特征。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典型特征，劉慈欣借維德之口有力的說了出來：他突然一改一貫沈穩冷淡的語調，像發狂的野獸般聲嘶力竭地咆哮起來，「前進！前進！！不擇手段地前進！！！」

    當發送人類去接觸三體世界的計劃因運載重量限製而受阻時，維德冷酷的說了句「只送大腦」。

    還有這段側面描寫：「有兩個顯然也是公元人的男犯人沖程心輕佻地打口哨，但看到程心要找的人後他們立刻變得老實了，都趕緊垂頭幹活，好像對剛才的舉動有些後怕。

    程心看到這人（維德）第一眼時就知道，他沒有放棄，他的野心和理想，他的陰險，還有許許多多程心從來不知道的東西，什麽都沒有放棄。」

   當然，僅僅這些還不能完全刻畫出維德的冷酷殘忍。劉慈欣後面還有更多筆墨在刻畫維德。但僅僅從這幾句，就可以讓人們明白維德是個怎樣的性格、形象、特質的人物了。維德這樣的人物並非只是文學形象，現實中也頗有類似的真實的人。大到一個國家的領袖，小到地方豪強、黑幫首領，乃至學校和單位裏既心狠手辣又有手段實力底氣的人物，都與維德的某些側面甚至整個形象吻合。一般人接觸到這樣的人物，免不了前胸後背頭上腳下都冒冷汗，不自覺的就對其產生畏懼，即便是有些心氣和能力的人也會在這樣的陰狠者面前萎縮幾分。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怕他，那他對你施展一些招數之後，那你會比一般人對其更加恐懼敬畏。

    而劉慈欣刻畫的維德這樣的人物，卻是人類的救世主，或者說起碼是救世主之一。維德不僅推動了階梯計劃，將雲天明的大腦送向三體世界，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光速飛船，讓人類保留了生命的火種。而且如果不是程心中間造成的「破壞」，維德和其他人完全可能將人類帶出被二維化的險境，甚至一開始就不會讓三體得以打破威懾威脅地球，後來一切災難也不會發生。

    劉慈欣把一個魔鬼般的人物賦予具有天使般的拯救力，正是想表達他借維德之口說出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以及「不擇手段的前進」。或者將兩句話折合，就是說只有不擇手段、不顧人性人權才能勝利，顧忌道德和手段、被人性人權束縛，那就只能失敗。這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或者說不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而是社達主義中最為陰惡的那一面，即邪必勝正、祛善揚惡才能生存。

    這一點在劉慈欣的三體全篇中有許多出展現，對維德的刻畫描寫則是這種觀點的集中體現。

    那麽，這樣的觀點對嗎？如果我們縱觀人類乃至萬物歷史，這在很大程度的確是一個客觀現實。不談別的只談人類，歷史上野蠻戰勝文明的例子更多，還是文明消滅野蠻的更多？無疑是前者。精致雅典亡於精悍斯巴達，羅馬亡於蠻族入侵，宋明亡於金元和滿清，都是眾所周知的事例。即便那些自詡文明也的確開創了文明的力量，其崛起與輝煌又何嘗不是建立在野蠻殘暴、不擇手段之上的呢？對古羅馬來說，背信棄義的在迦太基人解除武裝後將之屠滅，是其稱霸地中海的關鍵；李世民先發製人（當然某些史料看是「自衛反擊」，只不過……），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才有了後來「天可汗」的貞觀之治。除了這些恢宏的歷史，市井之中又有多少「好人不長壽，壞人害千年」的例證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早就有人對此做過精辟深刻的總結。

    所以，劉慈欣借維德之口所說的，某種程度確實是現實。

    可現實並不代表正確、應當。相反，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恰恰是在一次次對野蠻的鞭撻、對醜惡的克服中實現的。如果沒有對惡的批判與克製，人類如今還在日復一日的相互攻伐中，斬首截肢炮烙淩遲還是家常便飯，人類也不可能沐浴在相對的和平與發展之中。正是無數人對於善的堅守，才讓惡一步步被限製和壓縮，起碼大惡大禍只在少部分地區少部分人那裏不幸的發生，而大多數人都可以相對和平寧靜的度過人生。

    所以，劉慈欣在三體中所暗示甚至宣揚的極端社達主義觀點（沒錯，是極端社達而不是一般社達），我們只能「揚棄」，知其現實性但更要遏製其現實性，認識到不擇手段的可怕後更要堅守良知和理性，去抑製醜惡的滋長與殘忍的再生。我們即便是惡留下的產物，也不應該延續惡以生存。就像某種程度，我們都是遠古至近現代各種強奸行為（或者準確說是非自願性行為）而產生的後代（誰敢說自己所有祖先都是合意性交的產物嗎？），我們都是強奸犯的後人，但是我們肯定不應該謳歌贊頌強奸，而是堅決的批判與唾棄之。像日本731部隊和納粹德國進行的活人人體實驗，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醫學、科學研究成果，並且造福著現在的人類，但這完全不能因此而為之粉飾美化、不能將其正當和合理化，更不能允許類似暴行再次發生。

    劉慈欣並不是（或者起碼不會公開承認是）極端社達主義主張的宣揚者，但是在客觀上無疑是暗示甚至說明示了這樣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與歐美乃至中國許多描繪黑暗和壞人不擇手段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是為了鞭撻醜惡謳歌正義，而劉的《三體》卻是在描繪黑暗與不擇手段的同時千方百計進行合理化甚至頌揚，將之表現為一種悲壯的、偉大的、對延續人類生存發展而言唯一可解的價值與實踐。這就很值得警惕與批判了。

   關於劉的社達主義價值觀，我還會在後面再做批判，現在回到對維德的評論上來。

   劉慈欣對維德這個人物的刻畫也是很正面的，他雖然描繪了此人那麽多兇惡陰險之處，但是都是為了襯托其目的的偉大、方向的正確、行為的正當。而且，劉慈欣所描繪的維德所作所為都不是為了維德自己，而是都關系到人類的前途命運，維德成了一個談不上「毫不利己」但明顯「利人類」、不是「一身正氣」但明顯「兩袖清風」的英雄人物，所做一切都不是私利而是出於公心。而且這樣的英雄人物既讓他人懼怕，但是自己卻從不對任何壓力低頭、不畏懼諂媚任何人乃至外星生物（例如在被智子監視、人人小心翼翼的情況下大膽發言，反而故意利用這種監視），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這讓他一切「反人類」、「反人權」的行為看起來更加正義、無私、必要。

    但現實裏，像維德這樣形象的人真是如此始終正直、執著、堅定、硬骨頭嗎？從某些方面看或者表面看的確如此，我上面說的從國家元首到黑幫頭子，再到學校單位裏的狠人，往往也都是威風八面，頗為強悍幹練，無所畏懼。可其中絕大多數人（除非真的天下無敵）在面對比起更「硬」更「牛」的人物時，其卑躬屈膝程度往往勝於常人，因為他比常人更知道自己同類有多可怕、比自己強的同類多麽不能得罪。而他們面對體製，雖然有時會做出挑釁、反叛之舉以對他人顯示其強悍、展示力量或僅僅為了自己的舒爽，但更多時候則會服從體製、諂媚體製，對有強製力為後盾的製度和規則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虔敬。因為他們知道，體製的能量是無窮大的，是其個人可以利用卻不能推翻的。他們絕不是對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腰桿硬直、不卑而亢，而是由於其人格特質和生存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欺軟怕硬、見風使舵、精致利己。貝利亞、戈林這樣的人像不像維德？他們在斯大林、希特勒面前又是怎樣一副德性（當然他們在後者們臨死前又換了一副德性）？他們面對邪惡的製度和環境，是反叛與對抗，還是屈從和利用？

   還有，維德這樣的人真的清廉、不利己、為理想獻身嗎？也真有這樣的人，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像他們這樣思想和行為的人並不比普通人更少欲望，且其能力手段足以得到更多非法利益，他們又怎能如柳下惠般在權力金錢美色中潔身自好？還是拿那些道貌岸然、冷酷無情的布黨高層和納粹人士為例，如雅戈達、戈培爾，看看關於他們的史書和回憶錄，就知道他們比一眼可知的齷齪之人要更齷齪、明目張膽貪淫的人更貪淫（當然相比而言布黨比納粹更加心口不一和無恥貪婪）。他們會為人民奉獻犧牲嗎？或許某個時間點會的，但是肯定是其貪淫享樂之後，以及使用各種損人利己的方式去奉獻犧牲的，絕不會像《三體》中那樣悲壯的犧牲。納粹和蘇聯的覆滅及曝出的內幕，也證明了其犧牲捍衛的並不是值得的東西，而是骯臟透頂。或者說像東條英機、乃木希典，這些人確實是挺無私奉獻的，可是是用幾千萬中國人、美國人、俄國人/蘇聯人的生命掙得的他們的「無私」及對日本人的「偉大」。我們難道要這樣的人嗎？（最重要的是，這世界並非只有這種奉獻和存活方式）

    可劉慈欣並不描繪這些，而是將維德以及前面的史強，描寫成很清廉、寡欲、不會畏懼、不諂媚的人。當然這可以說是因為他們的操行並不是《三體》的重點，所以沒必要寫他們的貪婪、畏懼、諂媚那一面。於是，維德這樣殘忍酷虐的人物才反而顯得對人類來說十分偉大，史強那樣的形象也顯得雖不完美但更完整真實。如果劉慈欣寫出了這些人貪婪、畏懼、諂媚，其良好的形象就會坍塌，失去了劉慈欣和社達主義者所認為的人物應有的（至少表面上要有的）那套道德操行，就無法塑造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那種英雄了。

    這又是當今中國文宣體製下描述歷史人物的方式。以前也就是「前三十年」尤其文革那十年，對大人物、正面人物一律以「偉光正」形象示人，沒有半點缺點（頂多會有一點平易近人的描寫）。而現在不同，對於那些偉人、英雄、正面人物，會有意突出其一些野性、刁蠻、低素質、知識貧乏等特性，但是同時又在涉及根本廉恥的「大節」上絕不「抹黑」，這樣讓正面形象更加人性化、真實、有血有肉。可這種人性化、真實、有血有肉，其實是回避了許多其更多更重要的作惡甚至犯罪的事實的，是用小的「毛病」遮蓋真正的齷齪骯臟，用戲劇化的頑劣帶過血淋淋赤裸裸的暴行。這種描繪我在本文前面涉及「毛澤東批示」那點就提到了，劉對維德、史強這種人物的描繪方式，立場和動機與之一脈相承。

    劉慈欣刻畫的維德這樣的人物，及其他與之相關的描寫敘述，都在強化「不擇手段的前進」和「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的觀點。劉不僅是在描述一種客觀事實，還有主觀上的贊成與褒揚，這是其與其他傳世文學佳品最大不同之處，也是其最值得批判之處。

    還有，前面已經提到，劉慈欣描繪的維德和史強這樣的人物，代表的是統治機構的暴力機器（或者說是他們其中之一員），是體製的維護者，而不是林沖、楊誌、魯智深這樣的體製的反叛者、與國家暴力機器相對抗者。劉慈欣在《三體》中，對於葉文潔等受害者和反叛者頗有微詞，但是對於人類秩序的捍衛者則不吝贊美，這也可以反映劉慈欣骨子裏的保守主義特質及《三體》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確實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是其社達不是為了變革，而是為了讓舊秩序更加穩固。這更顯出劉慈欣及《三體》價值觀的醜惡和反動。

    十分諷刺的一點是，劉慈欣及《三體》的這種捍衛體製和舊秩序的保守反動，與其所贊揚的毛澤東所持的反傳統反秩序思想形成鮮明對比。劉慈欣在書中和采訪場合多次對毛澤東有所贊美（或起碼在提及時不貶抑批判）。毛澤東罪惡罄竹難書，文革也是亙古未有之浩劫，但是恰恰有一點可取的，就是其對體製性壓迫的反抗、對傳統秩序和思想意識的反叛（雖然這個過程及之後建立了惡劣的體製、更暴虐的秩序，也造成了更殘酷的壓迫，但前面畢竟是在對不合理的乃至醜惡的舊規則舊秩序舊道統的反叛和反抗），一種打破舊巢窠束縛的反抗精神。這可謂是毛時代文革酷虐中唯一的亮色。劉慈欣一再為毛澤東貼金、為文革作惡者及相關體製和組織洗地，卻與毛主義及文革中唯一可取可敬之處背道而馳，可知其與人道主義及進步潮流多麽「恰巧」的完全相逆，又與醜惡反動保守多麽高度一致。

   （九）程心

    程心，是劉慈欣著墨最多、被《三體》及劉慈欣粉絲批判最狠、本書爭議最大的人物。簡單來說，她就是托馬斯·維德的反面，當然詳細說那就復雜多了。這個人物非常重要，也是書評的重點，所以還是要詳細說。

   「聖母」，是《三體》及劉慈欣粉絲最常稱呼程心的詞匯。當然，這並不是贊美，而是深深的鄙夷。如果了解中國互聯網語境，就會知道，「聖母」這個詞在中國網絡上不僅不是好詞，還是個特別有惡意的詆毀謾罵之詞。這同樣是和高度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中國現實高度相關的。

   不過，「聖母」這個詞在中國互聯網上的本意，倒和西方並沒有特別大的差別，都是指愛心泛濫、對一切都愛與包容、反對所有仇恨和壓迫的人，只是中國和西方對這種人的態度不同（好吧，準確說是「部分中國人與部分西方人對這種人的態度不同」）。在中國，這種「聖母」的定義中還包括不分是非、沒有黑白對錯觀念、沒有立場和原則、一味輸出愛心和同情心的特點。

   中國人是恨透了這樣的人。他們認為這種「聖母」只會壞事，出賣自己國家民族群體的利益，最終害人害己。在中國這個叢林社會，也的確會經常出現這種後果。

   我總說中國、中國，難道世界不是這樣嗎？西方發達國家不是嗎？世界的確到處存在忘恩負義、恩將仇報，西方也不乏各種「農夫與蛇」的故事在現實上演。我在前文一再說這個世界仍然是叢林世界。但是這並不代表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這樣、世界所有地區所有群體都是這樣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生活的，有和中國並不一樣（哪怕根本上「質」一樣，但是「量」上有很大區別）的、「聖母」很多且可以好心得好報的社會的。被他們攻擊詆毀的西歐和美國左派中起碼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

    可是中國人對此沒有同情支持，而是更加憤恨。不知道是嫉妒還是不相信，或者兼而有之（沒錯，這兩個看起來不能同時對同一個對象兼而有之的，中國人能（又要更正下，是「部分中國人」能））。他們不願意相信這世界上真有愛與和平，或者說極為嫉恨，於是瘋狂攻擊各種他們認為的「白左」、「聖母」乃至這樣的虛構人物形象。而《三體》中的程心就是靶子之一。當然，痛恨程心的還有一種人，這種人後面再說。

    程心這個名字一出現（人物還未正式出場），就被讀者謾罵（當然這是因為他們已經提前知道了後面的一些內容，或者讀過了又從頭看起，然後又在這裏作註）。而她正式出場，也就是在雲天明要被安樂死（未遂）的時候。她救下了雲天明，然後說了句「你知道嗎？安樂死是為你準備的」。這句話被無數人噴了無數次無形的唾沫。

    當然，看這個情節，程心是該被噴被罵，因為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維德、史強、章北海、羅輯做的，這些人也就不會如此謾罵了，甚至覺得是其舍小取大的果斷行為。然而程心不能這樣做，因為她是「聖母」，有了道德枷鎖，再做什麽都要被檢視。當了好人就不能幹這種事，否則就是「虛偽」、「雙標」，哪怕其遠遠不如批判者虛偽和雙標。

    說到這，很多人一定覺得我這是故意在較真，一個故事情節罷了，讀者也只不過是在為虛構的故事而謾罵，也就圖個發泄而已。如果真是這樣，我也就沒必要說這些，甚至整篇文章也都沒必要寫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而是相反的，文學作品及與讀者的互動，深刻反映著現實世界及現實中人的判斷與選擇。

    程心參與「階梯計劃」那一部分，倒是沒人噴程心，這些技術問題上也沒什麽可噴的，相反人們應該對其技術水平感到佩服（但是這不影響後面繼續噴她），甚至還有人為劉慈欣描述的女性刻板印象而進行批評。這在中國讀者中倒是少見的現象，或者後來才逐漸出現。

    然後，就是程心知道雲天明給他送星星，然後竭力阻止雲天明被「安樂死」然後未果的情節。程心知道了雲天明對她的愛，於是想挽回一切，這順理成章，也說明她前面讓雲天明安樂死並不是負心之人而是無心之過。可是，這裏又是對她「虛偽」的一片罵聲。她真的虛偽嗎？顯然不是。真正想譴責，不是應該譴責不擇手段、明知雲天明是程心所愛還要為完成任務（或者故意如此做一個不可笑的惡作劇）的維德嗎？當然，這樣說又會讓大家覺得我太較真、沒意思了。但是我覺得那些批判程心忽視維德的，在現實裏大抵也是這麽做的。譴責一個老好人沒什麽風險，去攻擊有攻擊性的人就麻煩了。而且還是前面說的，人們總是對好人求全責備，對壞人就是「他壞在情理之中沒必要譴責」了。人們對藝術人物的看法，一直都是現實裏的反映，只不過有時候會誇張一些，但是本質還是現實的映射。

    程心下一個被嘲諷的切入點，是她參與競選執劍人並當選。人們將代表愛與和平的她選為執劍人，取代了已變得嚴肅堅韌的羅輯（以前他是玩世不恭的），更沒有選擇和維德類似的曹彬、畢雲峰等人。於是這就埋下了人類喪失對三體世界威懾力的禍根。而程心在三體探測器「水滴」攻擊威懾設施時的懦弱，猶疑，則成了讀者密集嘲諷謾罵的焦點區域。這段表現，也是程心被攻擊謾罵譏諷的核心因素，即她這種「聖母」的愛心與軟弱是會壞事的。

   其實，我倒對這段內容中對程心的嘲諷謾罵很能理解，也比較贊同。劉慈欣編排這段內容，某種程度也確實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對於那些被認為是「白左」、「聖母」的人，這的確是其致命缺點，雖然未必是其中每個人都有的致命缺點。善良之人總是不想傷害別人，更不願意去毀滅、同歸於盡，甚至想犧牲自己成就他人。而如果其肩負著一個國家、民族的興亡，那這種行為就會導致全國全民族的集體沈淪或毀滅。這也的確是良善者的弱點，也是陰狠者的優勢。

   可還是像我前面所說的，這是事實，但應該如此嗎？為了勝利，我們一定要變成惡人嗎？並不見得。我們並不是不能培養出「行霹靂手段，保菩薩心腸」的人，現實中也並不乏這樣的人。二戰期間，德日軍隊兇殘無比，而美軍則被視為「少爺兵」，可美軍最終戰勝了日軍，德軍在西線的失敗美軍也是首功。這和武器裝備有關，但是美軍也沒普遍貪生怕死。至於當今的「白左」政治家，很多時候只是想恪守原則不讓國家世界陷入冤冤相報、以暴製暴的惡性循環罷了，真的動起手來那些兇頑殘暴之輩未必是對手。甚至，「白左」在正義信念下更加堅定。三百年前的羅伯斯庇爾不是「白左」嗎？照樣讓頑固保守的舊貴族紛紛斷頭。

   當然，像程心這樣性格和價值選擇的人，的確不適合承擔這種需要殺伐果斷的任務。人類如果都變得軟弱，喪失了警惕性與戰鬥性，也確實可能被那時還殘存的少數瘋狂頑固之徒「團滅」。劉慈欣的本意不見得是好的，但是客觀上提醒了我們，在持守善意之時，也不要放下手中的劍。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說，以死相搏甚至同歸於盡，是否真是最好的選擇（無論對自己還是對整個社會乃至對對手），或者這種心態博弈是否最好的威懾？大多數《三體》和劉慈欣粉絲都會說「是」，我的看法則在是非間搖擺。確實，越是抱定同歸於盡的方式，越是可能在博弈中勝出，這就是「看誰先慫」遊戲的核心。但是如果沒有人肯低頭，那這個世界就會在不斷耍弄這種遊戲中毀滅。或者，各方都會因此絞盡腦汁強化自己、削弱對方，不惜代價不擇手段，人類喪失良知、對對方趕盡殺絕或者絕對壓製，道理永遠幹不過拳頭，仇恨與弱肉強食在智力加持下膨脹，人類世界會變得比動物叢林更叢林。至於威懾平衡，有永遠的平衡嗎？不會有失控的一刻嗎？這樣的世界真的好嗎？誰能肯定自己是最終勝利者？或者說有最終勝利者嗎？那些失敗者就應該仰勝利者鼻息而活嗎？這是我們追求的人類文明世界嗎？

    但是如果不這樣做，那這樣做的人就會勝利，就會統治群體、區域、國家、世界。那樣的世界，當然是地獄。所以，為了對抗魔鬼，自己也不得不成為魔鬼。只是希望是個還不那麽惡的魔鬼，或者最好是有魔鬼的手段但是卻有天使的心靈。可天使的心靈在這樣的博弈和生存競爭中怎可能不被汙染？

    程心下一個被嘲諷攻擊的點，與前面的原因大同小異。程心阻止了維德等人研究光速飛船，要他們放棄與政府的對抗放下武器。而這，也就註定了人類幾乎全員的滅亡。而諷刺的是，她最後卻成了極少數沒有隨太陽系二維化的幸存者之一。她的阻止導致太陽系人類的幾乎全滅，卻得以逃生，不被罵才怪。

    可這同樣是她好心辦壞事。或者，正是她好心總是辦壞事，所以才更令人憎惡。如果是壞心辦壞事，像維德、葉文潔，人們反而不會那麽攻擊謾罵了。這又是前面說過的，不再絮叨了。在這一點上，她被罵也是理所應當。可是我還是想強調其好的初衷，因為「本意是好的」已經是現實世界中稀缺的東西了，而好心辦了壞事，並不總是會發生，甚至說很多情況下幾率還是低於50%的。

   其實，劉慈欣文章中也寫了許多讓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程心正面的、閃光點的情節，例如放棄聯合國為購買雲天明送給自己的星星可以支付給她的巨款而是選擇捐出、為責任冒險與雲天明見面、為宇宙重啟而放棄小宇宙來歸還宇宙質量，這些也都得到了很多讀者的稱贊。可是，為什麽還是有許多人謾罵程心？這兩波人有重合嗎？

   有部分重合。有些人就是可以將一個行為連貫的人割裂評價，肯定其某部分卻唾棄其另一部分。如果其一部分值得肯定，另一部分值得唾棄，那這樣當然可以且非常應該。但對不應當唾棄或者應該更加全面客觀評價的，卻一股腦否定，或者否定也否定不到點子上而是亂噴亂罵，就屬於愚蠢或者道德敗壞了。

   還有一部分並不重合，其一以貫之對程心是謾罵的。除了前面我所說的嫉妒或者認為程心這種「聖母」不可信之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更加可怕了。也就是那些惡人、惡棍，包括道貌岸然的保守主義者和青面獠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些人謾罵程心及所有「白左」、「聖母」，是因為他們內心非常恐懼世界變的愛與和平、他們被排擠或者同化。為了他們自己繼續以惡生存下去、為了他們惡的價值觀永世長存，達到其各種現實利益和價值利益目的，他們要對「白左」、「聖母」百般詆毀、全面否定，批倒批臭，這樣他們所推崇的醜惡價值觀才能繼續大行於世，這些人也才能繼續如魚得水。這樣的人在世界很多，而在中國尤其多。

    值得一提的是，劉慈欣本人對他自己塑造的程心這個人物看法也頗為負面，不是說他不滿意於程心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說他就是反感程心這樣特質的人。所以，劉慈欣本人也屬於以上那些攻擊謾罵程心的人之一，且他的看法更加深刻（自己塑造的形象認識能不深刻嗎），所以他的陰惡也更可怖。

    最後說一下我對程心這樣的人的評價，我認為就是六四開，六分正（不是六分「對」）四分謬，其品質可嘉但價值選擇很多時候不可取。如果愛與和平能解決世上一切，天下大同早就實現了。為了正義，我們不得不做些不好的準備罷。

   （十）性別偏見爭議

    劉慈欣的《三體》出版後（尤其被翻譯成英語等外文並獲雨果獎之後），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其中一項爭議，就是認為他在作品中有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和刻板偏見。

    我在閱讀了全文後，發現的確是這樣的。我在前面已經說了他對葉文潔、紹琳及女紅衛兵的刻畫反映了歧視與偏見。其實何止如此，全書更多處及整體更是有著普遍的、明顯的性別歧視與偏見。

   在全書中，劉慈欣刻畫了十多個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數是較為正面的人物（起碼這些人「本質是好人」），這些人大都在拯救地球中付出很多犧牲並做出卓越貢獻。而這些人物除了被設置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薩伊為女性外，其余均為男性，如羅輯、史強、章北海、托馬斯維德、曹彬、泰勒、雷迪亞茲、汪渺、常偉思等人。即便明顯屬於正面形象且有較大貢獻的薩伊，也屬於出場次數有限的配角。而為數不多負面的形象，則幾乎讓女性「包攬」。

    除了我前面所說的女紅衛兵，後面還有專門對女性形象的醜化。在《三體》末尾部分，寫到太陽系二維化、程心和艾AA乘坐光速飛船離開時，其他試圖逃離者發現他們時的情景：

    「快看，那艘船怎麽加速那麽快？！」一個女人尖叫道。

    「哦，天啊，裏面的人會被壓成肉膜的。」一個男人說。

     然後出現了另一個男人的聲音：「你們這些白癡，那樣的加速飛船也會被壓扁！可它沒有，那不是聚變發動機，那是空間曲率驅動！」

    「曲率引擎？！光速飛船？！光速飛船！」

    「看來傳聞是真的了，他們自己在秘密建造光速飛船，自己逃跑……」

    「啊呀呀呀呀！啊！！啊！！！」這是第一個女人的聲音。

    「前面的，攔截它！撞死它！！」

     又是那個女人的聲音，「啊！他們能達到逃逸速度，他們能逃掉！他們能活！！啊啊啊！！我要光速飛船！！攔住它呀！掐死裏面的！！」

     對女性的醜化不言而喻。此外，還有一些不為人註意的負面形象的小人物，例如驅趕走羅輯的居委會主任也是女性（當然現實中居委會主任大多數的確是女性）。

     還有對女性的物化。例如羅輯的妻子莊顏，就是一個被高度物化的女性形象。當然，這不完全是刻板偏見，而是劉慈欣為劇情需要（如襯托羅輯性格及其變化）有意設計的人物形象。但是反過來說，其他醜化女性的人物和故事情節設置就不是必須的了，負面人物不是必須設置為女性的了（可劉慈欣卻這樣設置了）。

    程心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聖母」形象，就是女性，而且書中若隱若現的暗示正是她的女性氣質（「聖母」），讓她「敗事」了。這在前面專門分析程心那一節已有闡述分析，就不重復了。程心也是劉慈欣在《三體》中，將性別歧視與刻板偏見滲透最悄然而深入的女性人物形象。

    而與程心性格脾氣相反的女科學家柯曼琳，則是那種粗魯的、且還喜歡雌競（女人難為女人）的女人。

    「用資源改變原理？」一個叫柯曼琳的上了年紀的法國女人用輕蔑的口吻說，她是來自歐洲航天局的高級顧問，覺察到了男人們集中到程心身上的那種眼光，她感到很不舒服。

     ……

     又響起幾聲笑，柯曼琳笑得最響，「親愛的，你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卡通式的場景……」在越來越多的笑聲中，她接著說，「你最好重做一遍大一的作業，算算推重比。」

     ……

     男人們的目光依次從程心身上移開了，現在他們終於開始認真考慮她所說的話，對她的欣賞暫時顧不上了，只有柯曼琳始終盯著程心看，好像不認識她似的。

     ……

     她把文件舉了幾秒鐘，並沒有把它遞給誰，而是狠狠地摔在地上。

    「見鬼！」柯曼琳氣急敗壞地大叫。

    ……

    「你，還有你，」維德指指程心和柯曼琳，「以後不允許出現這樣沒有意義的精神失控」。

    由於篇幅問題及相關內容分布的瑣碎，所以我無法將《三體》中所有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一一列舉，但是以上的例子已經足夠，其他的讀者們其實也都看過，並不需要我一一列舉和重復。

    這些可以說毫無疑問是性別歧視和偏見。但是，這是不是某種程度的客觀事實呢？即女性是否的確是這樣的？

    以我的個人意見，首先，根本上說，劉慈欣刻畫的這些女性的負面所作所為及負面人格特質，尤其各種醜惡言行，是男女共有的，並非女性獨有。其次，的確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情況下，女性在某些方面的確有一些與上述被醜化或刻板化的形象或言行等，存在某種有別於男性的特質。但是，程度遠沒有劉慈欣這樣刻畫的嚴重。

    而且，究竟是她們天生就如此，還是男權社會將其塑造和規訓成這些樣子？這個問題很重要，非常重要。

    我認為，這當然是後天社會環境塑造的結果，而非先天必然的情形。女性在有些事情中、情境下存在較突出的偏狹、反智、物化、柔弱，是被社會準確說是男權社會所製造、誘引、逼迫出來的，劉慈欣的《三體》就是參與製造、誘引、逼迫的其中一份子。這就像說「農民工文化素質低」，並不是農民工素質天生就低，而是他們往往處在惡劣的家庭、社會環境中，沒有條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良善的外部環境塑造，他們是受害者而不是天然的低素質劣根分子。我們要做的是同情和改變，以及對造成這種後果的人或製度環境進行譴責，而非對這些受害者鄙夷譏諷、指指點點。

    同理，女性出現一些偏狹、反智、物化、柔弱的特性，並不是歧視女性的理由，不是男權社會壓迫女性、歸罪女性的借口，相反她們是受害者，她們這樣反而需要男權社會承擔責任，通過對製度、文化、習慣的改變，縮小甚至消除非生理的性別差異，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和性別正義。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所說的男女在某些特質上的差異，其差異程度是遠小於男性內部、女性內部的差異的，也普遍小於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之間的差異。無論生理還是非生理方面，男女的共性都遠大於「個性」或者說特異性，非生理方面尤其如此。對性別差異，人們可以討論、有各自的觀點，但是不應該因此限製、迫害任何性別（包括跨性別者）的各種基本人權和學習工作生活各項事務中的自由選擇權。以這些非自願性差異來評斷、規訓、責備男女或其他任何性別/性別認同者，都是謬誤的、應被批判的。

    那麽，《三體》中有這樣多的性別歧視和偏見，是不是代表劉慈欣本人有這樣的性別歧視和偏見呢？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劉慈欣在采訪中否認了這一點，但是其否認並不成立，因為與事實相違背。或者說，即便劉慈欣沒有主觀上歧視的故意，也有客觀上歧視的實質。劉慈欣在展示被認為在女性身上比較凸顯的某些特質時，顯然是歧視性的立場，而非認為需要同情和改變的態度，更不是為了特意以此揭露和批判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影響和規訓。

    此外，劉慈欣還曾經在一場和學者江曉原的辯論中假設，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曉原和現場一位主持人美女，「我們三人攜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而我們必須吃了她才能夠生存下去，你吃嗎？」劉慈欣站在「吃」的一方。雖然這很大程度只是個假設，但劉在假設中將對象設置為「美女」（即便當時他們身邊確實有個女主持人），即一位女性，本身就含有將女性作為犧牲品的意思。即便不深究，這也足以反映劉慈欣對女性的某種不良的心理和價值取向。即便作為玩笑，也是不合適的。而且劉慈欣還認真的和江辯論，說明他並沒當成個玩笑，而是將假設當真的一般對待。

    （十一）大眾的形象

     劉慈欣在《三體》中，對人民大眾不僅沒有賦予團結、勇敢等特質，反而給予了極為強烈的貶低與鄙夷。在劉慈欣筆下，大眾是自私的、盲從的、虛弱的、野蠻的，是不折不扣的「烏合之眾」。

    除了前文提及的紅衛兵批鬥葉哲泰、地球二維化時女逃難者喊叫，還有不少反映大眾劣性的情節。

     例如羅輯根據黑暗森林法則預測的一個恒星被摧毀，此事公開時正逢星際艦隊毀滅，大眾把羅輯當成神一樣的人進行朝拜以圖在危機中幸存：

    「看到羅輯停下，人群便向他移動過來，在距他兩三米處，前排的人極力阻擋住後面人群的推進，然後跪了下來，後面的人也相繼跪下，發光的人群像從沙灘上退去的海浪般低了下去。

    「主啊，救救我們吧！」羅輯聽到一個人說，他的話引起了一陣嗡嗡的共鳴。

    「我們的神，拯救世界吧！」

    「偉大的代言人，主持宇宙的正義吧！」

    「正義天使，救救人類吧！」

……」

    當羅輯表現出無法解決危機後，人們對他的看法及對待他的方式發生180度大轉彎：

    在一個冷雨霏霏的秋天的下午，新生活五區的居民代表會議做出了一個決定：將羅輯驅逐出小區，理由是他影響了該區居民的正常生活。在雪地工程期間，羅輯常常外出參加會議，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小區裏度過的，他就在自己的居所中同雪地工程的各個機構保持聯系。羅輯恢復面壁者身份後，新生活五區就處於戒嚴之中，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影響。後來，隨著羅輯地位的衰落，對小區的戒嚴也漸漸松懈下來，但情況更糟：不時有城裏來的人聚集在羅輯所住的樓下，對他起哄嘲罵，還向他的窗子扔石塊，而新聞媒體對這景象也很感興趣，往往來的記者和抗議者一樣多。但羅輯被驅逐的真正原因，還是冬眠者們心中對他徹底的失望。

    ……

   面對著這個已經耗盡了一切的人，主任並沒有絲毫的憐憫。和那個時代的其他人一樣，她總覺得不管世界多麽黑暗，總在冥冥之中的什麽地方存在著終極的公正，羅輯先是證實了她的感覺，然後又無情地打碎了它，對他的失望曾令她惱羞成怒，她冷冷地宣布了會議決定。

   ……

   「呀，他好像是面壁者呀！」於是孩子的父母也都回頭看他，他只好承認自己就是羅輯。

    這時，車內響起了《山楂樹》。

    車停了下來，「下去。」孩子的父親冷冷地說，母親和孩子看他的眼光也如外面的秋雨般冰涼。

    羅輯沒有動，他想聽那首歌。

    「請下去。」那男人又說，羅輯讀出了他們目光中的含義：沒有救世的能力不是你的錯，但給世界以希望後又打碎它則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

    ……

   一路上很順利，但一個多小時後還是有人認出了羅輯，於是車裏的人一致要求他下車。羅輯爭辯說自己已經輸入信用點買了票，當然有權坐車。有一個頭發花白的老者拿出兩枚現   

在已經很不常見的現金硬幣扔給了他，他還是被趕下了車。

    「面壁者，你背把鐵鍬幹什麽？」車開時有人從車窗探出頭問。

「為自己挖墓。」羅輯說，引起了車裏的一陣哄笑。

    面壁者、民粹主義者、委內瑞拉總統雷迪亞茲，在結束面壁回到祖國時，被知道他試圖用同歸於盡方式對抗三體的民眾亂石砸死：

    雷迪亞茲高舉雙手，含著熱淚對著擁向他的人潮深情地呼喚道：「啊，我的人民！」

    他的人民扔來的第一塊石頭打在他高舉的左手上，第二塊石頭擊中了他的前胸，第三塊砸在前額上並擊倒了他。隨後，人民的石頭像雨點般飛來，最後幾乎埋住了他那早已沒有生命的軀體。砸向面壁者雷迪亞茲的最後一塊石頭是一位老太太扔的，她吃力地舉著一塊石頭一直走到雷迪亞茲的屍體前，用西班牙語說：

    「惡人，你要殺所有的人，那裏面可是有我的孫子，你竟想殺我的孫子！」

     說著，她用盡力氣，顫巍巍地把手中的石頭砸到雷迪亞茲從石堆中露出的已經破碎的頭顱上。

    還有一些細節，也能看出劉慈欣對大眾的鄙視態度，例如在申玉菲丈夫魏成口述自己一些經歷時夾雜的這段話：

    對來這裏的遊客和香客都沒什麽好印象，那些遊客根本不知道是來看什麽的，只是東跑西竄地照相；而那些香客，看上去普遍比遊客窮得多，都處於一種麻木的智力抑製狀態。

    最具諷刺意味的，莫過於下面這段描述人類在星際艦隊毀滅後悲觀絕望，所以十萬人聚集在一起進行裸體性派對的情景：

    整個廣場上白花花的一片，那些白色的顆粒蠕動著，像一鍋煮著的大米粥。

   「那都是人嗎？」羅輯疑惑地問。

   「裸體的人，這是超級性派對，現在人數已過十萬，還在增加。」

    當然，劉慈欣也在本書中描繪了一些平民大眾人性的善良與大愛。例如在描寫太陽系二維化時有這麽一段：

    在飛船A.I.拉出的一個放大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對情侶擁抱著跌入平面，二維化後的兩個人體在平面上並行排列，仍能看出擁抱的樣子，但姿態很奇怪，像一個不懂透視原理的孩童笨拙地畫出來的。還有一位母親，高舉著自己還是嬰兒的孩子跌入平面，那孩子也只比她在三維世界多活了0.1秒，他們的形體也生動地印在這幅巨畫上。

    但是這樣的描繪鳳毛麟角（這都有些誇大了，似乎很正面描繪大眾的只有上面這一段），絕大多數關於平民的描繪都是貶斥性質的。而且要註意到，劉慈欣對大眾的贊譽僅僅指其對家庭成員的愛，而非公共領域的利他、為公。這雖然是陳述某種事實，但也可以反映出劉慈欣的保守主義思想和立場（重視傳統家庭、輕忽公共領域，是保守主義的典型特征）。

   劉慈欣對大眾的描述，很符合《烏合之眾》等批判大眾（或者說「群眾」）劣性的那些學術分析所說的那樣。其他也有不少文學藝術作品表現大眾的劣性，不過很少有像劉慈欣描述的這樣生動、惡辣。

    劉慈欣的這些描述，確實是當今世界很多地方大眾的真實一面。而在中國，大眾的這種劣性更為普遍突出。

    但是，與前面各種描述一樣，劉慈欣在陳述事實的同時，並不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而是純粹的冷嘲熱諷。劉慈欣對大眾的理解，不是那種深刻的同情式理解，而是嘲諷式理解。這與魯迅那種強烈批判國民劣性，但是充滿「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同情之心、善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性質和導向是完全不同的。

    還有重要的一點，劉慈欣所描繪的是未來的世界，且其設定的場景尤其「大低谷」時代後的人類世界，很多時候是非常發達的，人民也是善良和有素質的。那麽這樣的社會，是應該出現類似於現在西方發達國家那種公民社會的，民眾也有一定的參政素質。但劉慈欣並沒有描述任何有公民素質的大眾，也沒有描寫公民社會（只有極少數提到類似的東西，例如市民對議員扔西紅柿，還是貶抑）。相反，《三體》中卻有很多英雄人物。當然，這同樣可以以嚴苛的言論審查環境嚴酷來辯解。可是，根據劉慈欣在本書中及其他場合的價值取向，根本上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即便沒有嚴苛的言論審查，他同樣不會寫公民社會，或者說不會寫公民社會的「好」。

    （十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恢宏史詩

    相對於粉飾獨裁者、性別偏見、鄙視大眾等屬於劉慈欣思想「枝葉」的東西，其社達主義價值才更是劉慈欣及《三體》的「軀幹」。

     關於劉慈欣在《三體》中表達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並不需要我再列舉新的例子，前文中那麽多分析和舉例，幾乎處處都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

     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核心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八個字也是自然界進化論的核心，社達則是將此從自然界搬到了人類社會之中。這八個字看起來簡單，卻可以包羅萬象。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具體內容和表現，有許多分析研究，我在此就不搬運了，直接針對劉慈欣的《三體》及劉本人進行分析。

    小說的三要素是人物、環境和故事情節，可以說這三要素就等於小說的全部內容。而劉慈欣的《三體》，其人物、環境、故事情節，都充斥著社會達爾文主義。

    維德、史強、章北海，就是依靠不擇手段，達成其重要的目的。而且，是必須使用在文明社會評價體系下不應該乃至堅決反對的方式，才能達成其重要目的，拯救人類。維德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而另外兩人不算完全的社達主義者，但是有時會表現出社達主義的思想傾向和行動。而程心，則是他們的反面。程心的思想和所作所為，都很合乎文明環境下的道德準則和法律要求，甚至還非常有愛心、特別善良、高風亮節，可這些德行卻正是其失敗、最終導致絕大多數人類滅亡的關鍵。借用一句詩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些當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特征和表現。

    而文中對於環境背景的設計和描述，同樣令人感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凸出。「黑暗森林」理論及現實，就是社達色彩最為凸出之處。此外，諸如文革的背景和葉文潔的遭遇、人類與三體較量的過程、「烏合之眾」即各種大眾式人物在文中的表現，都在反映這個社會的殘酷與黑暗，強權、惡人、心狠手辣、謊言與背信、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無不是在告訴讀者，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社會法則的基礎和主流，也只有適應這種生存法則才能勝出或起碼存活，拒絕甚至對抗社達規則，那不僅無法生存，死的連渣都不剩。

    不僅從小說基本要素看，《三體》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無處不在。按情節先後的時間和敘述順序，社達主義也貫穿了整個小說故事的始終（雖然小說的開篇部分和回憶葉文潔經歷的文革部分極少涉及三體世界，但這些人類的爾虞我詐都為後面人與三體世界鬥爭起了引子、做了鋪墊）。人類與三體世界鬥爭的過程，跌宕起伏的成敗得失，都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有關。

    人類和三體的交手過程簡化後是這樣：人類社會自身的不公正與迫害，催生出了葉文潔這樣的反叛者。而另外的一些反叛者卻是因為生活太過優越、道德感正義感太強而加入反叛邪惡人類的大軍。人類反叛者引來三體世界入侵後，地球為對抗危機陷入大低谷。但大低谷之後人們痛定思痛「給歲月以文明」，實現復蘇。但復蘇後人類喪失了警惕性與危機感。同時，三體世界在得知人類思維的不透明後，學會了欺騙，成功的讓人們麻醉在和平的幻夢中，然後在星際戰役中一舉擊敗了人類。而人類通過建立黑暗森林威懾體系，又從絕境中復蘇。但復蘇後「故態復萌」，再次因為強調道德和「人權（這裏『人權』也包括其他星球生命權）」而放松警惕、變得柔弱和不設防，選擇了程心這種「聖母」做「執劍人」。然後人類因此再一次幾乎落敗。可獲勝的代價則是讓地球和三體世界都暴露在宇宙的黑暗森林打擊目標中。而人類再次因為強調道德和「人權」喪失了逃脫黑暗森林打擊的機會，最終除極少數人之外都走入死亡。

    顯然，這一切體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現實及社達思想在現實層面的勝利。被道德和法律禁錮就會失敗，順應人性乃至宇宙惡的一面就能生存。

    一部小說的思想意識，很大程度（甚至是完全）就是作者本人自己的思想意識。《三體》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大抵也是其本人所贊成和擁有的。而且，劉慈欣的作品中，並不是只有《三體》這一部如此。在劉慈欣另一部作品《球狀閃電》中，同樣有明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氣息。例如女主角林雲就是通過同歸於盡式的方式，逼迫敵人放棄入侵，讓自己國家贏得了戰爭勝利（或者說從失敗邊緣挽回危機，實現停戰）。

   《球狀閃電》中，還有更加露骨的社達主義傾向的內容。

   「是啊，爸爸，當時聽完我的話，您默默地看了我好一會兒，然後從公文包中拿出兩張照片，兩張一模一樣的照片，只是有一張的一角燒焦了，另一張上面有些褐色的痕跡，後來知道那是血跡。照片上是一個三口之家，父母都是軍官，但他們的軍裝與爸爸的很不一樣，戴著當時爸爸還沒有的肩章，那女孩兒歲數和我差不多，是個很漂亮的小孩兒，皮膚白裏透紅，像個細瓷似的，在北方生長的我從來沒見過那麽好的皮膚，她的頭發那麽黑那麽長，一直拖到腰間，好可愛的。她的媽媽也很漂亮，爸爸十分英俊，真是讓我羨慕的一家人。可您告訴我，這是兩個敵軍軍官，都在我們的炮擊中陣亡了，打掃戰場時分別從兩具屍體上找到這兩張相同的照片，現在，中間的那個可愛的小女孩兒沒有媽媽，也沒有爸爸了。」

將軍說：「我還對你說，那些殺死你媽媽的敵人並不是壞人，他們那麽做因為他們是軍人，必須盡自己的職責，就像爸爸是軍人，也要在戰場上盡職責去殺死敵人一樣。」

    ……

    南疆戰場上，我的一個戰友被它的尾巴舔了一下，結果他身上的皮一碰就掉下來，活著還真他媽不如死了，就在野戰醫院，他趁人不註意用手槍自我了結了。當時我就想到最後在醫院見到的媽媽，她全身的皮膚也都潰爛了，她的手指腫脹發黑，連用手槍自我了斷都不可能……這經歷可能會使一些人一生遠離武器，卻也會使另一些人迷上它，我屬於後者，恐怖的機器潛藏著一種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像毒品一樣迷住了我。」

    ……

    「雲啊，我們兩個女人，為了理想和信仰，為了祖國，走上了這條本不該女人走的人跡罕至的路，在這路上我走得比你長，所以對它的兇險知道得更多一些。自然界中的各種力量，包括人們認為最輕柔最無害的那些力量，都可能變成毀滅生命的武器，而這些武器中有一些之殘酷之恐怖，你不親眼看到是無法想象的。但我，一個你認為像你媽媽的女人還是要告訴你，我們的路沒有錯，我對自己的一生無怨無悔，希望你到我這個年紀時也能這樣。孩子，我已搬到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以後也不會再和你聯系了，在告別之前，我不送你空洞的祝福，祝福對一個軍人來說毫無意義，我只給你一個警告：那些可怕的東西，可能有一天會落到你的同胞和親人的頭上，落到你懷中嬰兒嬌嫩的肌膚上，而防止這事發生的最好辦法，就是搶在敵人或潛在的敵人前面把它造出來！孩子，這就是我所能給你的祝福了。」

    這些文字究竟在傳達什麽信息，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會有不同的詮釋。但是，說其具有社達色彩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需要補充一下，最具震撼性的社達詞句是這個：

   「斬盡殺絕，這是對一個文明最高的重視。」

    除了書中的東西，劉慈欣還在現實中有所表現。前面已經提到他在和一位學者辯論「為延續人類文明要不要吃人」的話題時，傾向於為達成人類延續的目的不惜吃人的「不擇手段」立場。此外，他在接受一些采訪時，也表達過一些傾向，例如贊同在新疆建設「再教育營」。當然，他也表現出過一些中性的態度。例如在接受一位媒體人李佳佳采訪時，其評論事情就沒有明顯的情緒，而是溫和理性，說的也頗務實中立。

    正如我開篇所說，我當然沒能力透視般看到劉慈欣腦子裏邊究竟在想什麽，一切只是根據情理的推測。我評價其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或者社達主義的支持者，我認為還是符合事實的。

   回到《三體》，這部書可以說充分體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種特征和表現，最重要的是，書中對於社達主義或者說「弱肉強食、不擇手段」是傾向於支持同情而非批判反對的。這也是其與其他反映人性黑暗、社會醜惡的作品所不同的。這又是前面已經談過的了，但是確實還是有必要再說一次。所以，綜合《三體》的內容廣度深度、思想傾向、暗示主張、現實影響，足可稱其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恢宏史詩」。

   其實，之所以認為《三體》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很大程度在於它的讀者中有很大比例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崇拜黑暗森林法則，對托馬斯維德、史強、章北海等人十分佩服，推崇書中「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的思想，進而對《三體》全書強烈推崇、對劉慈欣高度崇拜。。正是這些人的理解與解讀，讓本書原本就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更加濃厚。這也正是我要說的，《三體》的火熱不僅在於書中內容本身的吸引力，還在於其與現實中國人的價值觀相輝映，昭示著21世紀中國高知群體社會達爾文化的客觀現實。

   （十三）「是什麽」之後「怎麽辦」？

    顯然，我已經將一些問題重復的敘述、分析了。所以在綜述部分，我也就不再重新列舉內容，而是根據前面已寫內容為基礎評論分析。

    綜合我在以上具體敘述分析中強調的重點，我對於劉慈欣所說的各種黑暗醜陋的現實存在是承認的；而在這樣現實的成因和責任問題上，我和劉慈欣的觀點有分歧；但在如何對待這樣現實的問題上有根本不同（哪怕有些非質的層面恰恰完全一致）。也就是說，「是什麽」上我和劉慈欣觀點某種程度很相近，在「為什麽」上有重大分歧，在「怎麽辦」上的選擇有質的不同。

    借用幾句俗語諺語名言來概括「是什麽」，就是「君子鬥不過小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你在凝視深淵時（與惡結怨，交鋒），深淵也在凝視著你（可能在反抗中變成一樣惡的人，反之可稱為『寬順者』）」、「好人不長壽，壞人萬萬年」……那麽，我們到底要做「君子」、「高尚者」、「寬順者」、「好人」，還是去做「小人」、「卑鄙者」、「惡人」、「壞人」？

    如果在這樣的簡單條件下，人們還可能有許多選擇前者的，那麽再逐次增添條件，即失敗者者重要利益受損/很在乎的東西被損害呢？嚴重受損/很在乎的東西嚴重受損呢？自身無法生存呢？國破家亡、重於生命的東西也會被以殘酷方式毀滅呢？還選擇前者嗎？

    如果再增加條件，好人未必完全好，壞人未必完全壞；好事未必全是利，壞事未必全是弊。選擇做「小人」那一串有了更多冠冕堂皇的辯解理由，那又如何選擇？然後還能增加許多加大或「減輕」選擇難度（「減輕」選擇難度未必是真的「減輕」）的條件，然後又如何選擇？

    這類討論並不鮮見，尤其在進入現代社會後、思想自由的發達民主國家。但這些討論並沒有一個確定的共識。而中國這樣的國家則鮮少類似討論，但是現實中卻不斷的上演著這樣的選擇（雖然未必像所述那些諺語所說的善惡正誤那麽分明），至於選了什麽應該眾所周知。當然也不止中國，全人類每個國家每個人都會面臨這些選擇。而劉慈欣的《三體》，則是將這樣的問題更加深刻和尖銳的提了出來。維德的話「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則是劉慈欣針對問題給出的濃縮版答案。

    現實的選擇當然更加復雜，可是總是有相對的正邪與勝負、善惡與興衰。我們在很多時候，尤其攸關個體、家庭、社群、國家、人類命運的時候，往往必須要選擇。我們每個人人生都可能會參與這種選擇甚至參與許多次這樣的選擇。或許我們不需要喪心病狂，並不是每一次都選擇為生存而變得邪惡，可終究不會幹幹凈凈。

   （十四）關於劉慈欣

    一個人的代表作，很大程度就代表著這個人。劉慈欣也不例外。我對本書思想價值的分析與評價，很大程度就是對劉慈欣本人的分析與評價。我也在前面多次專門提及了劉慈欣個人的言行。如果他的作品不是現在這樣的價值觀而是謳歌正義與光明、為弱者發聲和呼喊的，那憑借其思想深度與價值，他無疑是偉大的作家。可是現在他擔不起「偉大」二字。但是無疑其思想是深邃的，表達能力是驚人的，其思想深度和表達能力在古今眾多作家中可謂能排在最頂尖的那列。

   劉慈欣的作品雖均是科幻題材，但是卻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其所言所喻，都是真實世界中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將要發生的。與其說劉慈欣是科幻作家，不如說其是特殊的現實主義作家。但是他又不同於其他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宣揚的價值取向的黑暗殘酷，與謳歌光明正義和同情受害弱小的作家作品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是他將現實融於科幻之中，並且將目光放到一般人無力企及的極遙遠未來，做出令人感到頗為真實甚至也的確真實的預示性論斷，將現實的人性與社會與極遙遠未來的人類乃至宇宙命運聯系起來。例如，其對於不同時間尺度人類及宇宙變遷的刻畫，就給人一種極為直觀而真實感覺，讓人們覺得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人類與宇宙的史詩。

    從這些看來，劉慈欣是個巨人般的作家。可是，根據劉慈欣現實中的所作所為，卻又不像真正的巨人。雖然他的思想深邃，各種訪談中語言也很平實嚴謹、博大深沈，但在各訪談及其他事情中他暴露出的側面，還有就是回歸《三體》及其其他作品本身，都可以看出其人文底蘊的淺陋、道德關懷的缺失（當然他也有一些相關底蘊和一定關懷，但是相對於其本應是「巨人」的身份而言，這些遠遠不夠不足）。劉慈欣的粉絲會各種辯解，甚至普遍將這看成優點而非劣性。正如我前面所說，劉慈欣的粉絲是將冷血殘酷當成成熟理性的。但是，對任何作家的評判，都要以普適的道德與良知作為標準。劉慈欣顯然是「不合格」的。僅僅其對於造成滔天巨禍的獨裁者的尊崇、粉飾，就讓他不再可以以「偉大」相稱（即便其才華多麽令人驚艷）。

   劉慈欣作品的思想與價值觀，與其個人的品性與道德程度，既存在矛盾又非常統一。這句話乍一聽不太好理解，但是熟讀《三體》和頗了解劉慈欣本人的人，只要稍微去辯證思考，應該不難理解。

   宏大深邃與良知汙染的並存乃至同一，即是對劉慈欣的《三體》及劉慈欣本人最恰當和簡約的評價。

   但無論如何，《三體》還是值得人們去閱讀的，劉慈欣的思想也是應該被更多人了解的。我們也應該思考，為什麽中國乃至世界上沒有道德品質高尚、德才兼備的人寫出《三體》這樣的皇皇巨著。或許，這又和前面那些艱難抉擇一樣，唯有接受深淵凝視，才能真正看明白深淵是何為何。當一個人洞悉了人類乃至宇宙的真相，又沒有足夠的信念去持守良知，就無法走出道德和認知對立，最終導致其道德的虛無與墮落。

中國社會的社會變革

在中國，一直存在「改良」與「革命」之爭。尤其在中國自由派人士中，是通過漸進改良促進中國民主自由、法治進步，還是以革命方式實現以上目的，是長久爭議的老話題。

中國自由派中革命派對改良派的批評有些有道理，例如改良無法根本上實現變革、會營造「虛假希望」等，但是有些就陷入極端和非理性了。我也覺得這醜惡的中國需要革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更大的問題是現在根本沒有革命的條件。暴力機器完全為政權壟斷，加上大資料加持，根本就沒革命可能。在這樣情況下，革命派不應該反對改良派的任何行動的。

如果說改良現實中阻礙了革命，那可以反對改良。但是問題是無論改良影不影響革命，革命都革不起來，那就不該反對改良甚至要支持改良。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根本無法指望「物極必反」，所謂「加速」在沒有現實條件支撐下純粹是幻想。這樣的情況下，改良就是不得已的，是起碼比冷漠旁觀、冷嘲熱諷更好的。

像清末時期改良和革命沖突，是因為改良的確可能沖淡革命（雖然結果上恰恰更多是改良激發了革命），讓人們一度滿足於改良而放棄推動革命。而改良又有局限尤其保留滿洲貴族的特權。而且那時革命還是有可能實現的（暗殺＋兵變＋民變）。所以那時革命派反改良是有正當原因和必要性的。但如今情況完全不同。

在無法「物極必反」的情況下，改良可以減輕人民的痛苦，保留種子和希望。改良有時也確實阻礙了革命的醞釀，但前提是革命還有可能。沒可能情況下改良也就談不上阻礙革命。其實改良往往可以為革命提供預備，中外許多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那些沒底線的政權連改良都打擊。這樣革命派就更不應該打擊改良。

要說「加速」，大饑荒、文革「加速」加的夠厲害吧，二者都迫害死了百萬甚至千萬人，幾億人都在極大苦難中。而文革對秩序的破壞也似乎給了革命以機會。但是這導致反對極權的革命了嗎？根本就沒有啊，而人民又受了極大苦難。後來的改革開放確實為極權續命，但是恰恰也是改革開放催生了革新和自由力量。

所以我認為，當今階段中國自由派中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沖突是毫無必要的。目前惡劣的環境是有必要革命，但是無法革命的現實又指向只能改良。至於說改良也改不了，那其實不完全是。只要還有一點點權利和自由，就有閃轉騰挪的條件，就可以力所能及的做些事。但是改良派也不應該懼怕革命排斥革命。

當然，革命也不一定要流血。臺灣就有「寧靜革命」，「第三波」中大多數國家革命也是沒有多少人死傷。對舊政權清算也並不是非要多麽殘酷，有時候把那些前當權者弄去冷板凳也就行了，甚至比專製時政治鬥爭殘酷度危險度還低。這樣可以讓既得利益者不那麽恐懼革命甚至配合革命。但中國既得利益者這都不願意。

我是希望實現既變革徹底、國家和人民又不負擔太大代價尤其不怎麽流血的革命。革命不成，改良一分是一分，但是不能滿足於有限的改良而永遠止步不前。支持「袋住先」（先接受再說）但是不滿足於「袋一世」。

但是如果發生方式殘酷但是結果偉大的革命，我也不會去批判和阻止（當然也沒能力阻止）。法國大革命就是利遠大於弊的。

總之，我既反對對革命必要性的否定，也不贊成對改良努力的抹殺。其實如果改良的徹底，本身也就成了革命；革命如果入了歧途或者換湯不換藥，那僅從效果上也反而不如改良。例如民國的改良就好於中共的革命。這些只是從純道理上說，至於革命派和改良派有哪些恩怨，以及恩怨摻雜在理念之爭，我就不知道了。

改良派和革命派應該相互配合，各盡所能，最大限度達成中國的變革與進步。可是由於我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這兩派之間似乎鬥爭的很激烈，甚至演變為人身攻擊，公事變成私人恩怨，這頗為令人失望。

有些自由派出於對現實的醜惡的痛恨，以及對和平漸變失去信心的緣故，而認為改良不可行，甚至認為改良默許乃至助長了罪惡，其心情一定程度可以理解。但是現實上，還是需要接受改良的必要，而不是破罐破摔淪為憤世嫉俗的口炮黨。憤世嫉俗容易，入世做事難。國家需要有人愛護，人們需要有人照管，只能妥協。

無論改良還是革命，都要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目標和尺規，以此來權衡和行動。當然，還要順勢而變、因勢利導。有些階段革命比較好，有些時候又是改良比較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還有，鼓吹革命的，不能一面蠱惑他人革命，自己卻躲在安全處旁觀。當然也不是說支持革命就一定得自己上陣，但是起碼不能一方面強烈主張革命而鄙夷改良，自己又不去想辦法實現革命並做出犧牲、反而讓他人去犧牲。這是非常沒有道德品質的行徑。當然人與人分工不同，可是越是條件相對優越的，就越需要付出更多，而不是口手不一。

但是反過來，並不是說沒上陣革命的人就沒資格支持同情革命。革命也需要氛圍、組織、預備。只是說，不能一方面過分要求甚至刺激他人去送死、無謂的犧牲，另一方面自己卻不上。但是對於他人的革命欲望與熱情，是不應該打擊、否定，不應該解構革命的正義性必要性的。

對社會爭議的看法

前些天，我和一位記者朋友討論了包括美國政治在內的一些熱點問題。討論中我提到，美國共和黨及保守派人士的許多觀點及立場是完全錯誤的，但還有很多人是非不分支持他們，包括一些中國自由派人士也是特朗普等充滿謊言者的擁躉，我對此感到憤怒和不解。這位朋友並不讚同我的觀點，他認為“他們也代表了一種利益群體，代表了一種思維傾向，他們的存在可以提醒另一方的不足和狹隘之處。雙方爭論才能達成更清醒的認識”。

   我認為這的確有些道理，例如社會的確需要多元聲音、政壇也應有代表不同群體的多種力量。但是根本上來說，這種觀念模糊了是非黑白、混淆了正確與錯誤。因此我說“一加一等於二也要爭論嗎？”這位朋友說，“一加一等於二就這麽簡單嗎？如果這麽簡單，為什麽那麽多頂尖的數學家需要去論證一加一等於二？”

   我覺得“對一加一等於二是否應該質疑/爭論”的確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因為許多問題在本質上和“一加一是否等於二”、“是否應該質疑一加一等於二”是完全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討論清楚這個問題，也就可以明白其他類似問題的本質及如何解答了。

   “一加一等於二”，是幾乎每個人自幼童時期就已經學習到的數學定理，並潛移默化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一加一等於二”是定理更是公理，在人類社會乃至宇宙自然中處處可以證明和體現。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加起來是兩個人，吃完一碗米飯再添一碗一共是兩碗米飯，一套夏裝一套冬裝顯然是兩套衣服……“一加一等於二”無處不在。而我們上學和工作中需要計算數學題時，“一加一等於二”更是包含在幾乎每道代數題中。

   而正是由於“一加一等於二”屬於自然公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數學運算中不可或缺，所以除特殊情形外，不需要再重新討論和證明，而是當成鐵板釘釘的事實、無可爭辯的真理並加以應用。例如，在做數學題時，你各種計算中包含著無數“一加一等於二”的運算，但是你並不需要把這些運算拆解成巨量的“一加一”一一計算（例如50+60，你不需要拆分成109個“一加一”一一相加）。同樣，在各種證明題中，你也不需要證明“一加一為什麽等於二”，而是直接默認“一加一等於二是正確的”並基於此推導出所需證明的命題。

    即便“一加一等於二”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還是有人可能會出於各種原因去質疑它，包括數學目的、哲學目的、利益目的，以及純粹出於“質疑一切、探究一切”乃至擡杠的目的去質疑。

    當然，從理論上講，人們是有權去質疑世間萬事萬物的，“一加一等於二”也不例外。但是，這不代表這樣的質疑都合情、合理、必要。相反，大多數類似的質疑是無用的無效的，甚至有些質疑會對“一加一等於二”這個基本事實產生幹擾和破壞。

   例如，一個質疑者說“一加一並不等於二”，卻拿不出任何理據，但仍然在各種場合宣揚“一加一不等於二”，並對認為“一加一等於二”的人無腦謾罵；另一個質疑者說“一加一等於三”，然後給出一堆公式“證明”，但這些公式邏輯錯誤、前後矛盾，根本不能真的像其說的那樣能證明“一加一等於三”；有人說“一加一等於二是數學家為自己利益/專業壟斷而編織的謊言”，但“證據”卻是各種毫無真實依據的陰謀論；還有人說“一加一不等於三但也不一定等於二，所以我保持中立，不偏袒不迷信任何一方”，並且將堅持認為“一加一等於二”的人打成“固執”、“有偏見”、“偏執狂”……這些“質疑”都不是真正有理有據的質疑，而是騷擾、撒謊、潑污、攪渾水。

   而對“一加一等於二”真正嚴肅的、有價值的、值得重視的質疑，則是在尊重自然界客觀實在、承認數學基本定理和法則的基礎上，邏輯嚴密、論點清晰、論據充分的進行質疑，既在邏輯上得出“一加一不等於/不一定等於二”的結論，又在現實應用中證實結論紮實可靠。同樣，主張“一加一等於二”的人也要如此證明其結論，即便結論看起來是明確的。而如果通過這樣的質疑過程，最終得出“一加一的確等於二”的結論、否定了自己“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假想，那就應該承認這個事實，尊重科學檢驗的結果，而不能撒潑耍賴，不承認不利於自己的結論，或者以“因為各種條件限制，所以結論未定”來變相否定“一加一等於二”的結論。

    還有些質疑者，雖然看似承認已做過的“一加一等於二”的論證結論，但他們並不認為這個結論是普適的（或者內心還是否定這個結論，或者明知事實但還是拒絕真正承認反而想辦法破壞結論的應用）。他們會要求你每次運用到“一加一等於二”時都重新做一遍完整的證明。這就相當於你每次做數學計算題時，不僅要將各種代數運算都拆解為“一加一”的形式，還要你每次都將論證“一加一等於二”的過程重述一遍。如果你以這樣做麻煩、不必要為由，拒絕拆解運算、不再重述論證過程，他們就會攻擊你“沒證據”、“想當然”、“信口開河”、“編造謊言”、“不尊重科學（這個說法從這些人嘴里出來挺諷刺的）”……然後既否定“一加一等於二”這個公理，又否定你想基於“一加一等於二”而推理出的其他結論。再然後，還要對你進行人身攻擊，否定你的道德和專業能力。將你擊倒後，他們也就能夠順利的宣揚“一加一不等於二”的謬論了。

   “一加一等於二”並不只是“一加一等於二”，以上的假設、分析和論證，都是來源於與爭議“一加一是否等於二”高度相似的議題及相關事件中。我在關於“一加一等於二”問題上說這麽多，當然也是為了比喻相同類型的爭議問題。而與“一加一等於二”及衍生的爭議高度相似的議題有很多，主要集中在科學領域，如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無神論問題。無論是這些問題本身的性質，還是各種質疑者的言行（尤其態度、話術），以及現實影響，都與上述關於“一加一等於二”爭議的那些特點高度一致。

    轉基因問題

    轉基因問題（主要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一直是中國輿論場激烈爭議的話題之一，且雙方在爭議中往往都頗為激動，尤其反轉基因一方更加感性沖動，動輒攻擊支持轉基因者“漢奸”、“投毒”，侮辱謾罵不絕於耳。

    轉基因問題既是科學問題（轉基因作物研發和種植可行性問題、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收益分配等問題）。在社會問題方面，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推廣確實存在必要的爭議，例如如何避免大企業壟斷、保護小農權益等，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但在中國，主要爭議的卻是轉基因的科學問題，尤其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問題。

   但其實，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是不需要擔心的。或者說，不需要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有超出對一般食品安全擔心程度的憂慮，更不需要對“轉基因”這一特性有額外的擔憂。早在上世紀90年代，轉基因作物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國大規模種植和商品化生產，並供人們購買和食用。迄今為止，並未發生任何一起因轉基因技術本身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幾十年來世界上已有至少數億人食用了轉基因食品，但沒有人因此生病、死亡，更沒有人因此發生身體變異、生下與轉基因相關的患病兒童。而在常規的食品安全方面，轉基因食品也沒有比非轉基因食品有更多的問題和隱患。相反，由於轉基因作物的基因結構等借助了現代科技的改良，其營養性和安全性反而好於傳統非轉基因作物。

   在投入種植和食用之前，轉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發，也都有非常嚴謹覆雜的流程，研發過程中就會考慮食品安全問題並進行相關研究和實驗。經過數十年的相關研究和實驗，並沒有發現轉基因食品相對非轉基因食品有任何特異的安全隱患，也沒有發現轉基因技術本身會對轉基因食品食用者產生任何危害。

   因此，無論從實踐和結果上，還是從理論和邏輯上，轉基因食品都不存在安全問題，或者準確說不存在相比非轉基因食品有更多的、特異的安全問題。除了這些，從基本常識也可明白，植物基因和動物基因是兩個系統（當然不同動物之間的基因也是兩個系統），對植物轉基因並不會導致食用植物的人的基因也發生畸變。按照反轉基因者“食用什麽基因人身體的基因就會被改變為什麽”的邏輯，那非轉基因食品也會影響人體，例如人吃了桃子，人身上就產生了桃子的基因，甚至人變成桃子。這豈不是荒唐嗎？如果認為這樣是荒唐，那為什麽又相信吃了帶有轉基因技術改造的食品會導致人體基因改變呢？

   而且，如果說因為中國存在各種信息不透明、食品安全問題頻發，所以難以信任轉基因食品安全，還算一個理由。但美國和西歐等國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各種法規和監管體系完善，還有強大的媒體輿論監督，這種環境下可能隱瞞轉基因的危害及轉基因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嗎？如果有人因食用轉基因食品致病、致死，一定會有相關的舉發、曝光。可這些國家迄今沒有任何一起因轉基因技術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任何正規媒體都沒有轉基因致病的報道。而中國雖然信息不透明，但使用的轉基因技術與歐美本質相同，同樣不會有安全問題。即便出現安全問題，也是和非轉基因食物一樣的安全問題（例如轉基因大豆長期存放在潮濕和高溫環境下會腐爛，人吃了拉肚子，但非轉基因大豆放在同樣環境下照樣會壞，壞了之後吃照樣拉肚子），而不是轉基因技術導致的問題。

   這些事實都真實明確，道理也簡單易懂。所以，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的這個結論，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已被充分證實，本應成為定理和共識，並根據這樣的結論來推行相關政策，推動轉基因技術的普及應用、轉基因食品的生產消費。

   但即便面對這樣明確的事實，中國卻仍然有非常龐大的反轉基因群體，從高級學者到普通市民農民皆有。而他們的質疑，有些是缺乏科學常識的錯誤判斷，如人吃了轉基因食品就會導致人身體基因改變、還遺傳孩子生下畸形兒；有些是陰謀論式的陰暗揣測，如推廣轉基因是美國摧毀中國農業、消滅中國人的陰謀；有些是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的無邏輯推論甚至故意構陷，例如將西方反大型轉基因公司壟斷市場的抗議活動，當成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本身，利用一些采訪技巧和話術改變被采訪者原意……總之沒有任何一項基於科學和理性的質疑。

    當力挺轉基因食品者據理力爭時，這些反轉者的表現就和否定“一加一等於二”者相當類似了。當你支持轉基因，就給你扣帽子，例如“美國走狗”、“出賣中國農民和破壞糧食安全的漢奸”、“轉基因利益集團的掮客”等，不管事實本身而是人身攻擊。即便那些願意論辯的，也並不在科學的框架內與你討論，而是用偽科學乃至宗教迷信言論來反駁你，雙方根本不在一個頻道。即便有的承認你說的既定事實和科學結論，他們還可以訴諸“不可知論”，如“現在吃轉基因食品沒問題不代表以後沒問題，你沒問題不代表你孩子沒問題（當然孩子沒問題他們還可以說你孩子的孩子不一定沒問題）”、“有些危害現有的科學技術檢測不到”等，利用科學工具的局限性來否定科學邏輯的普適全能性，以“證明”“無法確定轉基因食品無害”。還有的則說“不反對轉基因技術只是反對轉基因食品”、“不反對轉基因食品但是反對給兒童食用”，但本質上還是反轉基因。他們除了這些還有一招，就是幹脆完全無視你的解釋，在自己反轉基因圈子的回音壁內自說自話。

   反轉基因者的這些觀點、話術，都無法從科學角度和事實層面否定“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這一事實，但卻對許多缺乏科學常識和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頗有迷惑性，而中國國民從官員學者到市民村民，普遍都缺乏科學素養，所以眾多國民被這些反轉人士拉入反轉陣營中，使得沒有任何科學和事實依據的反轉基因派聲勢旺盛，壓倒了基於事實且論據紮實的挺轉基因力量。如“一加一等於二”般無須質疑的事實，就這樣被硬拗成了“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巨大謬誤。

   此外還有一個具爭議的“轉基因標識問題”。一些反轉基因或對轉基因食品安全存在疑慮的人，或者對轉基因安全無擔憂、純粹認為消費者應有知情權的人，主張將轉基因食品加上“轉基因”的標識，用來和非轉基因食品進行區分。這似乎無可厚非，還保障了消費者的知情權。但其實，這種標識本身就帶有一種對轉基因食品的歧視色彩。據前所述，轉基因食品相對非轉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沒有疑問，也不會給人體帶來特異的影響。專門為轉基因食品貼上標識，容易導致不明真相的消費者抵觸，下意識回避轉基因食品，不利於轉基因食品的推廣和銷售。

   在反轉基因者的種種破壞下，中國的轉基因技術發展和轉基因作物的推廣進展緩慢，這對中國農產品的產量質量、國際競爭力及中國農業安全都非常不利，直接間接損失無可估量。而美國、巴西等農業大國則在轉基因技術的加持下，農產品產量質量節節高，相對中國的農業比較優勢越來越大。反轉基因者口口聲聲說推廣和支持轉基因者代表外國勢力坑害中國和中國農民，現實卻是反轉者的行為讓中國及中國農民在國際農產品競爭中大敗虧輸，損害了國家安全和國民利益。

    氣候變化問題

    氣候變化問題，準確說是人為導致的全球暖化等氣候災變性異常問題，是最近數十年國際社會一直在關注和試圖解決的極重大問題。

    關於氣候變化的概況，我直接節選自己另一篇文章《氣候變化下的中國與國人》中部分章節內容以概括：

    關於氣候變化，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下面這段話即來自曾獲13項普利策獎的《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和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幹旱地區更加幹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台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以氣候變暖為主流的全球氣候變化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制氣候變暖，就必須限制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制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系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系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而自從國際社會尤其發達國家發覺並證明了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後，就開始了阻止或延緩氣候變暖、預防各種相關災害的呼籲和行動。最近二十年，面對氣溫升高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具體危害如洪災發生頻率和強度大增等嚴峻現實，世界各國及國際機構強化了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和宣講，也在加緊實際行動。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主要國際機構都積極投入相關宣傳和行動，如聯合國和世行官網的醒目位置均有對氣候問題及相關議程的介紹。而美國、歐盟、中國、印度等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政府也都承認氣候危機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關承諾。而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BBC等各大媒體也都連篇累牘的對氣候問題進行報道，從文字論述到視像記錄應有盡有。可以說，關於氣候變暖及其已造成/將造成的危害，都有極為充分和完整的證據證實，並得到了所有具權威性組織機構的認可。

    但即便面對這些研究結論和世界現實，仍然出現了廣泛流傳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並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大量民眾的認同與附和。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制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

   其實，這些質疑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如各大媒體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板塊就有對氣候變化議題中各種謠言的辟謠、事實說明。不僅媒體，各國專家學者及相關學術刊物，都有對“全球暖化否定說”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但這仍然不能改變大多數否認氣候變暖者的立場。相對於政府機構、科學工作者、主流媒體，他們更相信來自網絡上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而這些謠言和陰謀論大多來自反建制主義者、宗教保守勢力、會因治理氣候危機而利益受損的各種利益集團等。

    相對於西方國家持“全球暖化否定說”的群體主要受宗教影響，中國否定氣候變暖的人群大多是出於愚昧、逆反、利益等因素。中國的社會環境、教育環境的宗教因素影響較小，但不代表國人科學素養很高。相反，由於中國缺乏系統性、啟蒙性的公民教育、科學教育、通識教育，中國公民科學文化素養很低，而年齡較大的中老年人尤甚。即便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學者，也缺乏起碼的科學和邏輯常識，在氣候問題上持錯誤的觀點和立場，或者起碼未能意識到氣候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持“全球暖化否定說”的群體，相當一部分同時也是“氣候變化陰謀論”的擁躉。這些人認為氣候變化議題是西方國家試圖打壓中國經濟發展、遏制中國崛起的工具（恰巧，西方國家尤其美國也有類似群體，只不過他們的觀點是“中國利用氣候議題試圖遏制西方/美國發展”）。他們對西方提出的需中國參與的“減碳”計劃義憤填膺，並不考慮美歐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氣候危機對人類將造成且已造成多麽巨大的傷害，而是執著於與西方在減碳問題上討價還價，似乎誰多排碳誰就占便宜。

    對於“公知”柴靜等人提出的中國應負起更大減排責任的建議，這些陰謀論者拼命攻擊謾罵。雖然具體說來，柴靜等人的觀點和立場確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她強調的氣候變暖導致的人類面臨生存危機的大前提，是沒有錯的、得到世界上幾乎所有相關科學家認可的。而這些陰謀論者大多雖然承認氣候危機，但往往輕視、淡化嚴重性（如果他們意識到將導致人類面臨極大災難，那也不太會如此立場了），而強調“減碳”對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和對中國相對於歐美崛起的影響。

    這些陰謀論者經常使用“氣候變暖是自然而非人為”、“氣候不是在變暖而是在變冷”等前述的錯誤論點論據，來破壞正常的氣候問題討論、阻止已被科學界公認需推行的氣候議程。對於這些已被證偽的說法，這些陰謀論者往往要求反駁他們的人重新進行證明、推演，而拒絕相信此前已經證實的結論。他們的行為，就相當於要求將已經是蓋棺論定的“一加一等於二”一次次的再行推演。面對“一加一等於二”結論一樣明晰，但解釋起來比“一加一等於二”更覆雜的氣候問題，每次解釋都需要付出很大心血與汗水。而且，即便回應了他們的質疑、重新進行了推演，他們往往還是以“這是科學家/主流媒體/深層政府的陰謀”來否定被證明出的“氣候的確在暖化且是人為造成”的結論，將如“一加一等於二”這般清晰的事實套上“利益集團操縱”這樣的陰謀論外衣加以否定。

   其實，這些人真正應該關注的，是“氣候正義”問題。即在氣候變化危機及防治氣候危機過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護那些最受氣候危機及防治措施沖擊的人群，如何避免或者弱化因氣候危機及防治措施導致的貧富差距拉大、各國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等問題。甚至，如果我們能夠在“氣候正義”問題上付出足夠多努力，尤其發達國家和社會上層付出更多代價，那我們有可能在防治氣候危機過程中構建一個比現在更加公平正義、團結博愛的人類社會。這才是那些擔憂防治氣候危機會影響經濟民生的人所應關心和參與的。但可惜的是，他們往往不會參與到“氣候正義”的議程，甚至將推動“氣候正義”的相關措施當成所謂“深層政府”控制世界的陰謀。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乃至世界各處，持陰謀論觀點、否認或淡化氣候問題的群體的廣泛存在，都對全球氣候問題的防治起到非常負面的影響。那些承認氣候問題但不認為足夠嚴重、將本國經濟就業民生等議題重要性放在共同防治氣候問題之上的，顯然不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說到底還是輕視了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對許多國人而言，即便河南、山西、江南發生千年一遇的洪災，他們仍然沒能將之與氣候變化聯系在一起。這既是中國的統治集團有意淡化氣候問題、避談洪災背後的氣候問題所致，也是中國公民素質科學素養低下造成。氣候問題其實就是相對覆雜的“一加一等於二”，已經被如“一加一等於二”的鋼鐵結論般充分證實，可還是有極大數量的人群拒絕承認氣候問題上的“一加一等於二”，並通過各種話術、手段來幹擾這個顯而易見的結論。

    如果“氣候變暖在加劇，且是人為造成”這一與“一加一等於二”一般無可質疑的結論不能被廣泛理解接受，無法就此做出妥善的應對和付出相應的代價，那人類將在種種嚴酷的氣候災害及衍生問題中走向滅亡。

    疫苗問題

    關於疫苗問題，我此前也寫過一篇文章，即《疫苗爭議之殤》，對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問題有詳細討論，並提及了可統稱為“反疫苗人士”的相關動機、理由，以及我對這些人動機和理由的駁斥。因文章內容很長，我就不再覆制粘貼於此了。

    在文中，我已經詳細分析了疫苗問題的方方面面，並且表明了我的立場。那麽，疫苗問題與“一加一等於二”又有怎樣的相通之處呢？

    如文中所述，在正常情況下，接種疫苗而非拒絕接種，是相對最好的選擇。疫苗雖然會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副作用是有限的、可知的、損害性低於未接種疫苗可能導致的病痛的。而對於疫苗可能導致的未知的危害，從科學層面一般是否定的。對疫苗的安全性而言，除非通過科學方式驗出其存在某種毒副作用，否則會默認為其不存在那種毒副作用，而不是認可“可能存在某種毒副作用”。

   而疫苗陰謀論者/反疫苗者則往往認為，如果科學不能確定疫苗一定不會產生某種毒副作用，那就不能排除存在這種毒副作用的可能性，並將各種接種疫苗者“偶合”發生的病癥歸咎於疫苗，依此主張人們應普遍拒絕/暫緩接種疫苗。這與質疑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樣，是一種詭辯，與一般性規律相違背，也不符合合理評估事物安全性的現實做法。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只能根據科學研究（包括邏輯推論和實證研究）來“假定”某類物品安全無害，而不可能“預知”這類物品中每一件都安全無害。這也是我們對待各種事物最接近真相且最現實的評斷方式。不僅對疫苗的安全性如此判別，對其他各種醫藥制品毒副作用的判別也是如此。否則，一切未“開封”事物的性質及利害都是“不可知”，那也就沒有是非對錯、無法判斷利弊得失了。

    “一加一等於二”同樣是建立於一般認知和合理假設，並推及所有運算。我們不能說因為某個運算還未進行，所以“一加一等於二”在那里就失效了。除非我們得到充分的證據、開拓出運算的新領域，證實“一加一不等於/不一定等於二”，否則“一加一等於二”仍然可以衡量一切已進行和未進行、已知和未知的運算。同理，在未發現疫苗的確存在某種毒副作用之前，我們當然要視疫苗為安全的/未有某種未知隱患的。只有基於這樣的立場對待疫苗的研發與接種，才能最大限度改善公共衛生環境、保障從自身到全人類的安全與健康。相反，如果因為不必要的擔憂而陷入“疫苗猶豫”，不僅危及其個人的生命安全與健康，還會對他人及公共衛生秩序造成損害。

     中醫問題

     中醫問題，或者準確說是中醫中藥的療效及存廢問題，又是一個經常引起對立雙方激烈爭議的焦點問題。而且，一個人在中醫問題上的立場，往往與其在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上的立場高度捆綁。不過具體說來，一個人對中醫可信度的看法與其在轉基因食品和疫苗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基本是正相反的。對中醫中藥的療效及安全性非常信任的，恰恰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疫苗“有毒”。

    這樣的覆雜立場乍一看令人困惑。其實細究起來不難理解。篤信中醫中藥的，往往伴隨著對現代醫療（即他們聲稱的“西醫”）乃至整個現代科學及科技成果的不信任和抵觸。而與現代醫療同屬現代科學成果的轉基因技術、疫苗技術，自然也在他們排斥、懷疑之列。

    中醫支持者普遍認為，中醫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有著“西醫”無法替代的功效。他們還聲稱反中醫者是出於打擊中國傳統醫學和傳統文化、西醫是西方的技術和文化入侵等。至於中醫中藥的療效，他們更多訴諸於類似宗教的“心誠則靈”方式回答。面對要求驗證中醫中藥療效的質疑，他們則聲稱中醫中藥與“西醫”不是一個醫療系統，可驗證“西醫”的“雙盲實驗”“不能”驗證中醫中藥的效果。這顯然是反科學反邏輯的說辭。

    而療效缺乏科學驗證的中醫學，之所以得到眾多國人乃至部分海外華人支持，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1.出於狹隘的民族自豪感，將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舊時學說一概視為珍寶，不加揚棄的褒揚；2.一些知識貧乏、缺乏科學素養者對現代醫療缺乏信任乃至恐懼，轉而尋求傳統醫學或“替代療法”；3.許多經濟拮據乃至非常貧困的病患及家庭，面對現代醫療體系需支付的巨額費用，不得不選擇相對便宜的中醫中藥。4.關於中醫中藥，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中醫中藥產業養活了許多人，這些利益集團當然要讚揚中醫中藥的療效；5.統治集團因領導人的反智，以及更普遍的出於現實維穩、節約醫保開支等考慮，有意扶植醫藥成本低廉、能夠起到“安慰劑”作用的中醫中藥，以無法確證的乃至虛幻的療效麻醉飽受病痛折磨的平民大眾尤其底層國人。

    而我對於中醫中藥的立場，與方舟子先生所說的“廢醫驗藥”很接近。不過我個人相對而言態度更寬容一些。我認為中醫的理論基礎雖然錯誤，但是其一些診療方式、歸納的診療經驗還是可取的，對一些相對較輕較簡單的內癥外傷也有一定療效（不過，這些功效並非中醫獨有，恰恰是其包含了一部分現代醫學的特性，是這些帶有科學色彩的特性而非中醫理論產生了功效）。中醫雖有諸多錯繆，並非科學和實證的醫學而是經驗和想象的醫學，但在沒有現代醫學理論、更缺乏現代科技手段加持的古代，還是有其存在價值、現實作用的，哪怕作用是有限的、主要不是治療而是心理安慰的，而且還很容易發生誤診誤治。對於中藥，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中藥完全無效，一部分有毒性，而還有一部分則類似於“食療”的效果，中藥的效力與對癥性無法與現代的化學藥品制劑比擬，更多類似於食品起到的“滋補”作用。所以它並不是完全沒有用，但是作用有限，還因為其缺陷和局限有著很大的副作用。而現在和未來，中醫中藥都應該接受現代醫學手段的檢驗，以證實或證偽其功效（若證實有功效則還要檢驗功效具體幾何，有無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具體類型、程度、性質），根據科學結論評判其利弊得失，繼而決定中醫中藥的存亡或改造。

    一些細心的、有一定認知能力但是知識水平和判斷力不算特別好的讀者，在讀過前面我關於疫苗問題的觀點後，又看了我對於中醫中藥的立場，可能會有一種疑惑，即“為什麽默認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卻認為中醫不可靠”？原因很簡單，疫苗的研發與使用，都是建立在現代醫學理論和相關技術基礎上的，並且經過了多輪覆雜的檢驗程序以測試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所預防的病毒目標也是明確的、副作用是相對明晰的。而中醫中藥則正缺乏科學理論的支撐、科學手段的參與、科學流程的檢驗，療效與毒副作用均不明確。

   所以，我才對疫苗持肯定態度、對中醫中藥傾向否定或至少懷疑態度。至於疫苗研發和質檢是否存在問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起碼在歐美等科研發達、制度健全、有充分透明度和輿論監督環境下生產和使用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明確的，有副作用也會公開詳情和作出解釋。至於中國，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整體上仍然比拒絕接受現代科學檢驗、療效和毒副作用非常不明確的中醫中藥要安全和有效許多。

    無論如何，對中醫中藥問題，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應該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承認實證研究（如設有對照組的實驗即“雙盲實驗”）的必要性及實證得出的結論，而不應該以“按西醫的邏輯解釋不了中醫”、“我這里有特色的檢驗標準”等借口偷換概念、逃避質疑。無論任何領域，“一加一”都應該“等於二”，而不因其處於某種獨特（或自認為獨特）的環境體系，就敢於聲稱“一加一在這里不等於二”。

    無神論與宗教問題

    關於此問題，我同樣有一篇相關文章，即《與張千帆教授商榷：“科學理性不能衡量宗教、玄學等抽象人文事物嗎”》（以下簡稱《商榷》），不過該文淺嘗輒止，並未就無神論與宗教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但文中已提到，一些人對宗教、玄學等抽象問題的判斷邏輯，與在轉基因、中醫、疫苗等問題上的思維方式，是驚人相似或者說就是完全相同的。

    在此摘錄相關章節：

    如果這些人僅僅只是在宗教信仰中、個人心靈生活中持這種不可知論、拒絕以科學理性衡量一切事物，那就罷了。可是事實上，許多人會把張教授說的這種“不可知”、“不可驗”、“科學理性有邊界”的思想運用到現實的、世俗的、日常的、重大的各種事情、各種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中。

    非常典型的例如中醫問題、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反對科學理性思維的中醫粉認為，中醫有沒有效果，科學手段是驗不出來的，所以不能說它沒有效。有人批評中醫沒有像現代醫學（也常被稱為“西醫”，其實中醫西醫不重要，重要的是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差異，古代西醫也不靠譜）那樣進行雙盲對照實驗等驗證，這些人就說不能用驗“西醫”的方式檢驗中醫，中醫的效果是“西醫”的驗證方式驗不出來的。中醫粉就是通過幹脆將中醫的療效問題拉出科學界限之外、拒絕普適的檢驗方式，來強行“證明”中醫有療效，或者起碼讓質疑者“無法證明”中醫沒有療效，以此為他們鼓吹的中醫中藥的各種“療效”辯護。

    轉基因問題也是類似，反轉基因者的思維與宗教上的有神論者、不可知論者思維驚人一致，反轉者就是抓住“反正你無法100%證明轉基因無害”，即便你證明現在吃起來無害、對自己無害，他們又說你無法證明吃了轉基因的人過50年、100年之後沒有變化、生下的後代也不受影響，來質疑轉基因農作物的安全性（到時候他們也可以說仍然無法證明再過100、200年的未來不會有問題，科學當然無法於發生時間之前“驗證”結果）。而根據科學手段、通過理性的思維可以得出，轉基因並不比非轉基因即一般農作物有害，也不會因為食用轉基因農作物導致自己及子女基因變異或者患與轉基因有關的特殊疾病。但是反轉基因者不顧這些科學研究，也不去理性思維，就利用科學的局限性進行詭辯，利用人對於比較陌生事物的恐懼和無知，以“無法100%證明轉基因作物在未來一定沒有任何問題”來反對轉基因技術在農產品上的應用，哪怕轉基因技術可以極大提高糧食產量及穩定性、促進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

    疫苗問題又是個典型。反疫苗者往往編造各種關於疫苗的陰謀論，諸如“打疫苗是為了種族滅絕，會導致不孕不育”、“會改變DNA影響遺傳”、“是在人體植入芯片”等謊言，不僅流傳於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等一些落後國家，歐美右翼及貧民也有許多人聽信這種謠言。誠然，疫苗的確有一定副作用，偶爾還會發生很嚴重的不良反應及後遺癥，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安全的、有效的（一些疫苗生產本身就有問題的情況除外），接種是利大於弊的。但是反疫苗的陰謀論者誇大危害、編造謊言，讓許多人陷入猶豫或者拒絕接種疫苗，於是導致公共衛生危機，各種傳染病、流行病爆發擴散，沒有接種疫苗者染疫死亡、致殘的比率遠高於接種疫苗者。反疫苗者也是利用“科學無法100%證明疫苗無害（而且確實會有副作用）”，而忽視利弊權衡及概率問題，利用看似“不可知”的危險性放大恐懼，讓人們陷入懷疑、猶豫和排斥，導致盲從和陰謀論思維壓倒科學理性判斷，最終害人害己。

    顯然，前述的對反轉基因者、反疫苗者的批判，同樣適用於有神論者/宗教信徒。他們的思維邏輯是一致的，身份更常常是重合的。而同樣，支持轉基因、認為疫苗安全並應當接種的群體，也普遍有更多的無神論者，同樣有著身份的重合性與思維邏輯的一致性。

    根據主流有神論者的觀點，“神”是唯一的（起碼是排斥其他不同系宗教的“神”的）、完美的、全知全能的。但經過數千年歷史的變遷，無論是基督教和猶太教中的上帝，還是伊斯蘭教的安拉，乃至佛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各宗教的“神”，顯然是各不相同、相互矛盾而不可能並存的。而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也對“神”的刻畫、詮釋大相徑庭，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許多分支教派。全世界數十億篤信宗教的有神論者，如何確定自己所信的才是“真神”，而又如何證偽其他人所信的“神”是虛幻呢？即便假定某個宗教的某個支系所信的“神”是唯一“真神”，那信了“真神”的信徒人數恐怕不足有神論者的十分之一。那麽既然“神”全知全能，為什麽僅讓這少數人有能力認識和信奉他，卻讓其他有神論者誤信其他“神”呢？宗教中類似的自相矛盾、邏輯不自洽，有千千萬萬。

    而科學的發展與理性的開拓，更讓傳統中“上帝造人”及類似的宗教傳說不攻自破。種種從前難以解釋、認為是神明下凡的自然現象，如雷電、洪水、火、地震，都漸漸有了科學解釋。在科學理性的攻勢下，“神”不僅不再全知全能，反而越來越暴露出其並不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

    對於具體的“神”的批判，如此容易就得出“神”不存在的結論。但還有頗具影響力的一種觀點，即我們雖然不能確證“神”的確存在，但同樣不能確證“神”一定不存在，也不能確證有無某個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影響著宇宙和人類社會。這就屬於“不可知論”的觀點了，這與認為“無法證明轉基因食品無害”/“無法證明疫苗無害”者，是相同的思維。

    對於這種“不可知論”，我已在《商榷》一文中做了一些反駁，本文中關於轉基因、疫苗等問題的一些論述，同樣可用於反駁“不可知論”。但這還遠遠不夠。關於無神論者對有神論/“不可知論”的駁斥，已有很多，如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就有系列文章。我沒有這些無神論者廣博的知識、精密的邏輯，但完全可以從最基礎的東西來反駁“不可知論”。

    當我們面對一個盲盒，我們的確在打開之前不知道里邊是怎樣的。但是這顯然不代表我們永遠不知道。想要知道，只需要打開它就是（只不過現實中的“盲盒”往往不容易打開）。而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正是打開“盲盒”的過程。

    我前面已列舉了雷電、洪水、火等自然現象，它們在遠古時被視作神跡，而如今人們卻可以充分了解其產生的原理、興滅的軌跡、造成的危害，甚至加以改造和利用。這已經證明“不可知”之物之事只是暫時的不可知，而非永久的“不可知”。而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等人對地外的“天”的探索與歸納，則不僅戳破了虛假的“上帝造人”之說，還讓人類連地球之外浩瀚太空都“可知”了。而人造衛星不斷發射、各種探測器近至月球遠達冥王星，更證明曾經的“不可知”早晚都會變得“可知”。連地球之外的宇宙，我們都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奧妙，科學還有什麽不可及的嗎？當然，或許直到人類滅亡，人類都無法看到宇宙的盡頭（假如有盡頭的話），但人類現有的知識和工具已經證明，世間一切雖未全部“已知”，但顯然是“可以知”的。至於我們在認知宇宙萬事萬物中遇到的許多障礙，是可以在遵守客觀規律基礎上，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尤其發展科技來掃除的，而不會有超自然的力量阻撓。

    至於人（乃至一些動物）的思維、情感、道德，雖然並不能像純粹的自然科學那樣用公式進行演算，但同樣是有章可循、有理可依的。人主觀的所思所感，生物基礎是腦部和神經元等人體物質構造，信息來源是客觀實在的物質世界，都不需要“神”或類似的超自然力量參與。這些我也在《商榷》一文中說過，就不再詳細覆述了。

    當然，人有著強大的主觀能動性，同樣容量的大腦、同樣數量的神經元，以及接觸相似的外部世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產生迥異的所思所感。就像飽經坎坷、苦中求索的先秦士人千千萬萬，可吟起《離騷》絕唱、提出大哉《天問》，只有屈原一人；正如身處歷史轉折、顛沛流離的漢唐名家不勝枚舉，可譜出《三吏三別》、明知終赴黃土卻心系“天下寒士”的，只有杜甫這“天地一沙鷗”；歷經清末民初時代變遷、切身體會人間百態的近代知識分子無可勝記，但作下《吶喊》、《仿徨》及億萬珠璣的學者，魯迅後再無其右者。這正是人作為“人”值得自尊自豪之處，正是總能湧現出各種傑出人物的人類的偉大之處。這些金石般的赤誠深刻之言不是什麽“神來之筆”，不是“神靈”的“顯聖”，而是展現了生命的聰慧、昭示著人性的光輝。

   總之，無論是浩渺的宇宙，還是莫測的心靈，都是科學理性可以丈量的，都是人力可及可與的，而非是“有神論/不可知論”者主張的那樣是超自然的、非理性的、永遠無法用科學解釋更無法用人力操控、介入的。這與“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是宇宙的鐵律，不應被人類中的愚昧者和過謙者扭曲制混。

    不過，我雖然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反對有神論、不可知論，但隨著年齡增長和時間推移，越來越對宗教（主要是對宗教中的自由派分支及相應信徒、身處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信教者）多了一些寬容和理解。科學理性雖然可以衡量一切事物，但並不能完全解決一切困擾。例如我最近數月就深刻思考了死亡這一問題，感慨頗多。顯然，每個人都將面臨死亡這個無法逃避的結局。身死魂滅、永遠與這個世界及世界上一切親愛與掛念之人之物之事告別，至少對一部分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思考起來十分沈重壓抑的。有宗教中的“來世”或“天堂/地獄”作為一種心靈寄托，雖本質上是自欺欺人，但對於起碼部分人而言是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對於那些飽經苦難、長期生活在底層的百姓，宗教及宗教組織也的確是一種必要的安慰和庇護。就像我家鄉河南，就有不少農村的老年婦女加入了教會，互相噓寒問暖、守望相助。她們也很善良，對當時年齡尚幼的我也有關愛。據我所知其他一些省份基層信教群眾也大抵如此。當面對農村空心化的基層政權組織，無法擔負其應有的責任，就應該默許弱勢的農民尤其老年婦女加入教會互助互暖，甚至必要時對宗教團體予以適當的協助。面對“苦難生靈的嘆息”，如果我們改變不了她們現實中令人絕望的處境、給不了她們“真正的幸福”，那起碼為她們留著“無情世界中的有情”，讓她們空洞麻木的精神世界得到一些哪怕是幻想性的安慰吧。（當然，真正的有識之士應該從她們尋求宗教慰藉的表現，追溯其現實中的苦難，改善乃至改變現實，讓她們不再只能吸吮精神鴉片，而是堂堂正正享受真實的正當的幸福。不過，即便改變再快，當下的老人恐怕也享受不到了。但我們可以努力讓未來的孩子們老去時，都自由幸福的生活（或者最起碼不受虐待欺淩，這要求看似簡單其實非常不易），直到安恬的離世）

    但是，我們應該寬容的，僅僅是那些不得不通過宗教尋求慰藉的平民大眾尤其底層民眾。而對於利用宗教試圖達成政治目的、意識形態目的、牟利目的的個人和勢力，則不應該寬容，反而應當批判。中國一些“自由派”人士倒向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的懷抱，甚至試圖將中國建為一個政教相融的國家，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未來的中國，不應該是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而應該是以世俗主義為立國原則、嚴格實行政教分離的無神論國家。

    世俗主義應該是人類未來的方向。對於宗教的未來，起碼應該是“宗教文化化”的。對此，我在另一文章中對此略有論述：

    什麽是“宗教文化化”？為什麽要“宗教文化化”？這個問題我沒有特別系統的理論，起碼目前沒有能力創造這種理論。但是簡單說來，也就是將具有強烈“神性”的宗教，改變為更具有人性的、去神聖化的文化性質，變得如其他非宗教的意識形態那樣可以直接質疑、批判及改造。

    宗教的特點如前所述是唯心性、排他性的，而且“神”是不容質疑的，只能在神聖經書（基督教為《聖經（舊約、新約）》、伊斯蘭教為《古蘭經》及聖訓、猶太教則是《聖經（舊約》）中尋找言論作為思想信條和行動指導綱領。這顯然是不對的（很抱歉沒有不尊重宗教，但是我必須使用這個詞）。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經書在其成書時，的確是偉大的。因為相比那個時代其他意識形態、文化習俗，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非常進步的。例如，在婦女權利方面，《聖經》和《古蘭經》比那時候其他大多數泛神信仰、泛靈信仰都要更利於女性，比當時大多數沒有信仰的人對待女性的方式也更有利於女性。其他很多思想包括對人的價值的塑造、為人處世之道等，都可謂相當“文明”，是那個時代黑夜中的明珠。

   但是，任何東西都有時代局限性，不可能到現在還可以普遍的遵循。拿一千多年、兩千年前的東西來衡量現在世間萬物尤其人類社會，並且作為行為準則，顯然是落伍的（當然會有一些東西是人類恒久的價值，但並非那時一個思想體系、一部書所有東西都有恒久價值）。但是宗教的教條不容直接質疑而是只能不同解釋（教徒拒絕承認經書會有錯、會有需要隨時代而拋棄的東西，最多說“那些話是神聖的正確的，但是我可以這樣解釋”），這就讓宗教即便經過改良仍然有局限性，並且導致極端主義總能有吸引力。因為極端主義很大程度就是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何義？僅僅字面就能看明白，即極端尊奉經書原文原意的價值觀。去看看經書原文，就知道這樣遵循多麽可怕。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相對世俗的，或者起碼非宗教性質的，這就可以不斷被公開和安全的批判。在這一點上，中國就長期有非常好的歷史。中國歷史上宗教大多數時候都是孱弱的，興盛的是儒學為最大派別、百家爭鳴的非宗教性思想文化。雖然儒學也在很長時間內被推崇為一種類似宗教的、一度也不可以被批判的思想體系，但即便強調儒學獨尊最嚴酷的時候，也沒有宗教那種需要嚴苛遵守和高度排異的情況。而儒學沒有被當成宗教一般尊崇的時代，則更是很自由，各種思潮都可以奔湧流放。也正是如此，中國長期都沒有受宗教束縛，也沒有特別多血腥的宗教戰爭。當然最重要的是讓社會思想和人的價值觀可以不斷修正，隨時代有所發展。當然中國受皇權禁錮很嚴重，文化自由也受打擊，但束縛程度遠不如宗教。

    所以，我認為，“宗教文化化”是宗教進行改革甚至革命的唯一好的出路。而“宗教文化化”，其實也就相當於世俗主義。又所以，中國的各宗教包括伊斯蘭教，也需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否則，那只有無神論可以代替。

    關於“宗教文化化”，除以上內容，我還沒有更多論述，也歡迎各方人士共同討論。（其實，現在歐美國家部分民眾對宗教的態度、對宗教在其生命和生活中的定位，就已經是我說的這種“宗教文化化”了，例如美國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民主黨人，歐洲大部分宗教信徒，就更多將宗教及相關價值觀、文化與習俗，作為文化認同而非宗教迷信，強調其“現世”部分而不論其“非真實”部分，祛除“神性”而張揚“人性”。相比而言，歐洲顯然比美國要更世俗和“去神化”。這當然也是歐洲文藝覆興以來的成果）

    陰謀論問題

    在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的爭議中，都普遍存在相關陰謀論的流行。而陰謀論的信奉者，非常大比例即為宗教信徒（主要為各宗教的保守派信徒，如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極端正統猶太教徒等）。所以前面四個領域的議題，均衍生出了“陰謀論”這個共同涉及的問題。

    所謂“陰謀論”，即缺乏邏輯的懷疑、沒有根據的假說，往往假想某個勢力試圖利用某個議題/某種工具試圖達成某種邪惡的目的。前述的轉基因問題中就提到，一些中國的陰謀論者將轉基因技術視為歐美試圖控制中國農業、殘害中國兒童的手段；而氣候變化問題上，更是有許多陰謀論派別，例如前述中國陰謀論者認為氣候問題是歐美壓制中國發展的工具，歐美陰謀論者則反之，認為氣候問題是中國阻礙歐美人民過幸福生活的說辭。還有許多陰謀論者將氣候問題視為“大騙局”，因為氣候問題需要國際合作，所以他們將之是“深層政府”試圖控制全人類的借口；在疫苗問題上，疫苗陰謀論者往往認為強制接種疫苗是歐美國家/“深層政府”試圖讓人類感染病毒、絕育、改變基因的手段。除了這些議題，還有例如中醫問題、進化論問題、艾滋病問題、阿波羅登月事件、911襲擊事件……也不乏各種陰謀論式的解讀，例如聲稱“阿波羅登月”是“偽造”、“911事件”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等。

    陰謀論產生的原因很多，簡單化可歸納為以下三點：1.知識和邏輯的匱乏，這是制造和相信陰謀論的基礎；2.社會成員之間存在利益沖突且缺乏互信，讓編排涉及“敵方”且陰暗聳動的陰謀論容易得到追捧；3.特殊的信仰和固定封閉的生活圈子，讓陰謀論得到信仰的“加持”和圈子內的“鞏固”。

    在這三方面影響下，陰謀論者可以對“一加一等於三”篤信不疑，並且將主張“一加一等於二”的都打成試圖謀害他們的“深層政府”之類勢力。例如美國的陰謀論者不僅敢於聲稱“阿波羅登月是偽造”、“911是自導自演”，連更加貼近生活實際、導致28人死亡（包括20名兒童）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他們也公然聲稱是“民主黨和左派為控槍而自導自演”。而且這些陰謀論者大多並不是假裝相信陰謀論，而是真的相信。一些狂熱的陰謀論者還騷擾槍擊案受害家庭，指責這些死難者家屬是“撒謊者”等。還有在非洲流行的“艾滋病否定主義”陰謀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HIV病毒並不存在或是一種無害物，不會導致艾滋病。這種說法早已被醫學研究推翻，但仍然廣泛流傳，嚴重影響了艾滋病的預防和治療。

     這些陰謀論在接受過科學教育、通識教育的人看來荒誕不經，甚至都不值一駁。但現實卻是，這類陰謀論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國都有大量擁躉。而發達國家中，宣揚陰謀論的氣氛最濃、陰謀論信奉者人數最多比例最高的，當然是美國。2016年特朗普憑借滿嘴謊言打造的“後真相時代”，戲劇性的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就是陰謀論者一次巨大的勝利。諸如“希拉里性侵兒童”、“民主黨人試圖在美國建立共產極權”之類謠言，對民主黨選情影響極壞，哪怕這類陰謀論非常荒誕。

    而這些陰謀論的制造和散播，普遍和美國基督教保守派勢力密切相關。基督教勢力自中世紀就是扼殺科學和理性的“中堅”，如哥白尼、伽利略被迫害，布魯諾、塞爾維特、達斯科利被處死，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歷史證言。而他們詆毀“阿波羅登月”，也是在面對人類理性締造的偉大後恐慌的掙紮。如今他們詆毀代表進步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民主黨人，在氣候變化、疫苗接種等問題上倒行逆施，同樣是出於維護其反智主義及宗教狹隘利益的目的。為此，他們不惜公然否定如同“一加一等於二”這般無可置疑的公理鐵律，在白宮、國會講壇、最高法院肆無忌憚的播散謊言、頒布反智的政策法條。

    不過，這些保守派一方面阻撓科學理性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卻享受著科學理性的成果。特朗普、彭斯、蓬佩奧等共和黨政治人物一邊非難科學界對於氣候問題、疫苗問題上的錚言，一邊乘坐科學理性的典型成果飛機前往全美和世界各地；共和黨保守派國會議員們用來通話的手機和電話，哪怕少一道核心工序就無法正常通話；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工作的最高法院大樓，哪怕建築和維護時有部分流程未嚴謹的按照按物理學建築學標準要求，包括極端反智的托馬斯大法官、認為陰謀論屬於“言論自由”且反對“政治正確”的阿利托大法官在內的最高法院成員都會死於大樓坍塌。這些身居高位的保守派精英們，並不拒絕為自身提供安全和便利的科學理性，卻對關系到全美國乃至全人類利益的科學理性橫加阻撓、對如“一加一等於二”般由科學推理和實證研究後板上釘釘的事實拒絕承認。這些穿著法袍和西裝的美國權貴精英，借用科學理性的工具行反智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之實，與使用AK47和豐田皮卡對抗現代文明的“塔利班”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形神皆似，讓人覺得滑稽而諷刺。

    還有一處令人感到諷刺的對比。如今這些保守派的“心靈祖輩（姑且如此稱呼）”，當年是端坐教堂和高踞廟堂抵制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認為人類科技發展與資源開發會破壞自然環境與傳統秩序。這其實有一定道理，現在環境被工業化破壞的現實，也印證了當年他們的擔憂。但沒有工業革命，人類就不會有如今這樣安適便捷的生活，普惠的教育醫療都很難存在，僅僅人均壽命就會比現在短幾十歲，沒有油電車船和空調暖氣的日子大多數人也都難以忍受。因此工業革命當然還是利遠大於弊。問題在於，當工業革命持續了數百年，讓人類生產生活質量得到極大改善，但同時又引發種種環境問題後，當年反工業革命的保守派的繼承者們，口口聲聲要尊奉和踐行“心靈祖輩”們的思想和意志，卻又阻止他人保護環境、避免氣候災難的努力，成了工業革命既成事實的維護者、現代化既得利益的擁護者，等於是否定了保守派祖輩們保護環境、抵制工業化的具體主張。不過，如果從其思想動機的本質上看，現在的保守派與他們的“心靈祖輩”的確是一致的。他們都是“保守”者，固守現實、墨守成規，也總與時代應行的方向相悖。

    在美國，各種陰謀論的制造和散播，被保守派冠以“言論自由”的名義加以保護。一些保守派人士承認這些陰謀論荒誕不經，但認為不應該由政府定義何為真何為假，且即便對虛假信息，人們也有傳播自由。進步派推動的所有試圖禁制謠言的政策法律，都被保守派以“言論自由”這一擋箭牌阻回。而其實，言論自由顯然是有邊界的，毫無根據或明顯與現實常識相悖的消息和觀點，有百害而無一利。相對於立法打擊各種“假新聞”的歐洲各國，在保守派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阻撓類似法律出台的美國，將繼續長期遭受陰謀論的荼毒。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要將“陰謀論”和有理有據的懷疑與論點區分開來。例如“猶太人控制美國和主宰世界”是陰謀論，但猶太人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經濟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猶太人母國以色列在全世界的經濟政治軍事及國際關系領域有重要影響，則是有充分證據支撐的事實。同理，認為有一個暗中決策一切、操控全人類的“深層政府”，是陰謀論說法，但各國權貴精英階層對平民大眾的壓迫剝削、相互合作或勾結、對人類發展方向有決定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未必是壞的甚至一些時候是好的），則是現階段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

    還有一些指控因看似荒誕、一度缺乏證據，曾經被視為陰謀論，但後來有各種證據證實指控為真，典型例子就是“朝鮮（官方）綁架日本人事件”。正常情況下，很少有人會相信一國政府在沒有強烈利益動機情況下，會去綁架他國沒有特殊身份和價值的平民，可現實就是發生了。但這種是特例，大多數情況下陰謀論都是被明確證偽的。

    在中國，陰謀論的影響似乎沒有美國那樣嚴重，但在轉基因、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的陰謀論思維，也阻礙了中國轉基因作物的推廣，有害於對氣候危機的關注和防治。在中醫問題上的陰謀論，則頗具破壞力，蒙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病急亂投醫的民眾，也不利於中國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在疫苗問題上的態度，也讓不少中國家長在孩子是否接種疫苗問題上猶豫不決，有害於兒童健康。而在其他許多議題包括時事熱點和政治領域的陰謀論，當然也不利於人們接近真相、去偽存真，而是讓人們尤其缺乏分辨能力的弱勢群體陷入謊言與迷信的深淵。

    相對於受宗教影響更大的美國陰謀論者，中國陰謀論者主要是出於對政府及上層社會的不信任。這甚至可以得到某種程度“同情之理解（但不認可）”的。中國的平民百姓在和黨和政府、公檢法、醫院、學校等各種機構打交道中，不知被或粗暴或精巧的坑了多少次。黨和政府的各種政策、法律也不知被“上位者”們選擇性的使用了多少回。統治階層經常將損人利己的醜惡目的，包裝在聽起來頗有道理的言語中，利用看似正當的理由巧取豪奪。而略有知識和話語權的知識階層，大多數人也是將知識用來顛倒黑白、文過飾非。多少冠冕堂皇都是道貌岸然，各種凜然大詞皆為圖謀私利。人民尤其缺乏文化教育的底層不斷的被欺騙、耍弄，時間久了經歷多了，自然覺得選擇相信國家和“上位者”才“傻”，也喪失了對有頭有臉的“讀書人”的信任。因此，即便某些議題上官方的宣講真的是正確的，人們也不願意相信了，也無心無力去分辨是非曲直了。

    有時，他們相信陰謀論也是一種無奈，是絕望下的必然反應。例如面對現代化醫療機構動輒萬元計的診療費用、一次大手術和兩周ICU讓半生積蓄蕩盡的殘酷現實，貧困而愚昧的弱勢民眾只能選擇中醫中藥“姑且一試”。而面對“中國人吃肉導致亞馬遜冒煙、加劇氣候變暖”的指責，對統治階層巧取豪奪敢怒不敢言、每天辛苦勞作後就指望著飽餐幾頓的中國平民，可是有了發泄憤怒的出口，將謾罵要求中國承擔減排責任的人士，當成捍衛吃肉權利的神聖行動（和文革中紅衛兵自覺正義的批鬥知識分子“賣國”異曲同工）。

    對於很多長年累月生活在痛苦中、掙紮在死亡線上的人，在極度痛苦、驚恐、絕望中，會接受陰謀論、信仰宗教或邪教、相信一些常理推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這樣，面對死亡或極大痛苦時，恐懼感和絕望感才能減輕（甚至消失），心靈才得以慰藉。中國古代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中，起義者舍生忘死，也和宗教的慰藉頗有關系。從古到今各種宗教“聖戰者”，都是用類似方式蠱惑貧苦大眾。裝備簡陋、毫無重型火力和制空權的塔利班，歷經二十年擊敗全副武裝、被美國大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軍，同樣是“信仰的力量”讓一個個“塔利卜”如此堅韌、不怕失敗和死亡。他們冷靜時也知道有“七十二個處女”和美酒果肉的“天堂”大抵並不存在，但極端貧窮和絕望、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就姑且一信吧。

    不僅許多飽受欺淩傷害的底層如此，秦皇漢武也不例外。秦始皇和漢武帝是何等聰明的人物，但面對死亡的恐懼，仍然一度選擇相信世上有“長生藥”並為此不惜血本的搜尋。即便到了近現代，俾斯麥、毛澤東這樣威風赫赫的人物死前也顯示出其恐懼與虛弱（據說俾斯麥死前不斷發出囈語；毛澤東臨終遺言是“我很難受，叫醫生來”）。當然，也有如孫中山這樣的偉人，臨死時想的不是自己的榮華富貴和性命，而是“和平、奮鬥、救中國”。不過，大多數人在痛苦與絕望（尤其面臨死亡）時，除了已麻木者，普遍都會陷入迷信和偏狹中，成為陰謀論和種種謠言的篤信者，以使心靈拴在那虛幻的“救魂稻草”上。

    還有一些國人，則是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獲得正常的通識教育、無法擁有基本科學素養，又生活在惡劣和痛苦的環境，所以對知識、邏輯、科學、理性充滿著仇恨與排斥。這類人就以清末的義和團、文革中的紅衛兵為典型代表。到了現代社會，這樣的人無法像清末和文革那樣在現實中興風作浪、對堅持真理與常識者上演“全武行”，於是就在互聯網上發表反智言論、推崇陰謀論，攻擊詆毀宣揚科學、持守理性的正直之士。

    而且，一些國人還在這些議題中尋找到了“逆反”的快感，例如謾罵支持轉基因的科普人士、抵制“碳中和”的具體措施並攻擊要中國承擔更大責任的“公知”、將拒絕強制接種疫苗當成反抗政府壓迫的手段等。他們大多數時候很難也不敢直接攻擊壓迫和欺騙他們的國家機器、權貴階層，但對敢於與他們“唱反調”的知識分子則不吝瘋狂侮辱謾罵。更諷刺的是，這些“逆反”者還經常將“科學”、“邏輯”、“常識”掛在口頭，反而攻擊堅持科學理性者“不尊重科學”、沒有常識”，試圖把水攪渾、模糊科學迷信、理性與虛幻，既無恥又可笑。當然，這些“抵制”和“逆反”，最終反噬和傷害最大的還是這些愚昧又可憐的人民大眾。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相對於美國人文和理工知識精英均普遍鄙夷陰謀論、崇尚科學理性的價值選擇，中國卻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說是大部分）知識精英篤信陰謀論及各種謠言和誹謗，起碼對這些陰謀論及謠言誹謗半信半疑、沒有全部的、徹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國知識界普遍擁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極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權，就是典型的例證。此外，在各種國內外議題中，也時常可以暴露其知識的差劣、科學素養的低下。不僅自然科學知識不足，人文社科知識也極為有限、充滿各種謬誤。

    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將極端務實、手段骯臟的里根政權的外交行為稱為“理想主義外交”，還稱讚類似的小布什政權及其對伊拉克的入侵（薩達姆政權骯臟但尚未達到需推翻的地步，按專制嚴酷程度沙特顯然勝於伊拉克，按屠殺弱勢派別民眾那敘利亞和蘇丹也更糟）。劉的其他各種知識錯繆和價值觀錯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論中找到許多；“文壇新秀”作家蔣方舟，將大陸與台灣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簡稱服貿協定）》稱為“服裝貿易協定”，說明她完全不了解協議的內容和性質。除了這件事，她在各種訪談中的發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識的淺陋；著名異見人士、盲人維權者陳光誠，在抵美不久後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懷抱，經常在推特等處轉發對奧巴馬、拜登及其他民主黨人無根據的誹謗言論，以及涉及少數族裔/性少數/政治正確問題的各種謠言。他當年在山東的抗爭非常值得稱讚，後來與一些美國民主黨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斷轉發甚至直接發表大量謠言和陰謀論，還有對弱勢群體的歧視侮辱性言論，顯然與其作為知名維權者的身份不相稱；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將信奉民主社會主義（比社會民主主義還要左傾）、從未明確反對共產主義、主要是反對極權主義的喬治·奧威爾，包裝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義者；中國自由派學者榮劍對話美國知華派學者黎安友時，談到特朗普的褒貶，不顧基本是非而聲稱“基於美國政黨政治，難以（對特朗普）形成客觀公正的立場”、“（貶低特朗普經濟成就的說法）太黨派化了”，還對特朗普執政集團的“狗哨政治”伎倆懵然不知，對其玩弄詐術營造的“政績”嘖嘖讚嘆。而與他對話的黎安友則價值觀正派、識見明晰，兩廂對比，榮劍知識不足和價值觀錯位更明顯。作為中美高層學者對話的中方代表，榮劍足以代表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對相關問題的立場態度……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他們連“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識都嚴重匱乏，更難以指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有多少見識。這固然和他們長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學和通識教育的中國，又經歷文革等教育缺失階段有關，但到了21世紀他們還如此無知、不思進取，就非常不配作為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了。

    而中美乃至全世界陰謀論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當然還是科學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匱乏，尤其邏輯思維培育的不足。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能取得其他任何動物都難以企及的成就，構建了燦爛的文明，正是在於人普遍擁有相對抽象、長遠、深刻的思維能力，而非僅僅看到某個膚淺的表層現象。這就像人不僅懂得一加一等於二，還在“一加一等於二”這個數學基石上構建起繁密龐雜的數學大廈。雖然在最近一百多年尤其二戰後，普惠性的基礎教育在世界鋪開，但質量良莠不齊，世界上大多數民眾的科學素養和對常識通識的掌握仍然十分不足。而中國和美國分別由於政治原因和宗教原因，政權有意阻撓或淡化通識教育、科學教育、邏輯思維的培育，導致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沒有起碼的公民素養，不能正確認識事物、無法有效判斷是非，殊堪痛心。

    想要拒斥陰謀論的播散，讓人們成為信奉科學理性的現代公民，需要多管齊下。在教育領域，科學教育與通識教育必不可少。其實，我們在科學與通識教育中，並不需要多麽人為人工的構建科學與理性的思維，而是要人們在顯而易見的客觀存在中尋找其蘊含的本質與規律。這就像從“一加一等於二”建構起的數學大廈、“牛頓三大定律”為基石的覆雜物理學，並不是人們憑空想象而出，反而是對人日常所見所知的總結與歸納，當然還有總結歸納後的提煉升華。科學與通識教育的普及，並不能讓所有公民都擁有科學知識與邏輯思維，但起碼應讓包括掌握重要權力與話語權的精英在內大多數人擁有相應的知識與能力，而非像如今這樣讓反智者大量躋身於世界第一強國的執權柄者、世界第二強國的知識精英之中。

    在教育中，應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識，循循善誘的開啟民智，而非填鴨和強迫，這樣才能讓人們真正理解接受科學知識，發自內心的信奉理性主義。現在的人們之所以對許多內容正確的教育宣傳非常抵觸，往往在於宣教者使用粗暴的方式強迫人們接受。這當然容易導致逆反。如果強行灌輸、要人們將科學理性當成“神明”一般不加思考的信奉，那這種“科學理性信仰”也只是另一種內容形式的、披著科學外衣的宗教迷信罷了。而且，當一個人並不真正明白事情的所以然，也就很難去正確的、恰如其分的對待和運用它，更不可能真誠熱心的對其支持或反對。如前所述，科學理性蘊於一切客觀事物和日常生活中，並非人為編造，我們要做的只是將之從具象中析出和升華，而非過猶不及的拔高和美化，也不應將科學理論變成教條化的“科學八股”。科學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教育宣導中對陰謀論和各種謠言的批判，要立足事實、生動形象、接地氣，讓人們心悅誠服。這樣，人們也能夠純熟運用科學知識，以理性思維恰當的對待各種事物。

    公共傳媒機構/主流媒體應負起更大責任，作為反擊陰謀論、傳播科學知識與常識的基地與傳聲筒。其實，最近十幾年來，起碼發達國家的傳媒一直在發揮這樣的作用，將“辟謠”和“事實核查”作為僅次於揭露社會黑暗面的重要程度予以重視，在氣候變化、疫苗、涉“政治正確”爭議等議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此，這些傳媒機構/主流媒體也被陰謀論者打成“深層政府”/進步派工具的一部分，予以謾罵詆毀，鼓吹人們不要相信主流媒體的“謠言”，甚至故意站在主流媒體的觀點的相反一面，行如文革中之“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一般的反智荒謬行徑。

    在這樣的環境下，主流媒體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很難說服那些被陰謀論和各種謠言洗腦的人。但傳媒界還是要盡到責任，多進行對話溝通，最大限度弘揚科學理性、對抗危害人類命運的陰謀論傳播。除了主流媒體，各種名人學者也應該通過自媒體壯大科學理性的聲音，讓真相的來源更加多元，更能取信於人。

    而無論是人文社科界還是自然科學界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為反陰謀論、持守科學理性的中堅力量。如前所述，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做到了，但中國知識分子卻不僅沒能成為反陰謀論和弘揚科學理性的旗手，反而是散播陰謀論、抵制科學理性的幫兇。他們不僅沒能啟蒙大眾追尋科學理性，卻成了各色迷信邪說的擁躉。美國的知識分子要加油，中國的知識分子則要轉變。

    此外，除了那些有明確立場的知識分子，中國還有大量沈默的、拒絕對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中醫問題、無神論與宗教問題及相關陰謀論表明態度的學者名人。這些“沈默的大多數”之所以沈默，是由於政治環境、輿論壓力、學識水平、個人及所屬勢力利益等許多因素，他們選擇沈默似乎情有可原。但如果從這些議題的重要程度看，這些沈默者顯然成為傳播陰謀論、制造謠言、扭曲事實者的幫兇，所謂“鄉願”也。很多時候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且往往意味著對謬誤與邪惡的縱容、對真相與正義的冷漠。這些人沒有直接撒謊和傳播陰謀論，但是其沈默助長了“大盜”們的謊言，這些“鄉願”和“大盜”心照不宣的合謀，對於國計民生乃至人類存亡是極大的危害。

    對於拒絕沈默的呼籲，中國自由派早有相關回應。他們在遇到不便表態或內心傾向於錯誤立場者一邊的情況時，普遍以“反對‘逼人表態’的‘文革行徑’”等理由為沈默辯護。這是完全錯誤的類比。面對極權噤若寒蟬、面對真相不敢訴說，才和他們這種沈默屬於相同類型行為。在正常的國家尤其歐美發達國家，知識分子集體表態以促進政治、推改現實，已成為常態。2018年，正當特朗普將任命法官卡瓦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時，包括卡瓦諾母校耶魯大學法學院上千師生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集體發表聲明反對卡瓦諾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諾在法官生涯中經常做出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判決。這樣的聯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參與與監督行為。中國知識分子經歷過“集體站錯隊”，現在變成“不站隊”或者“選擇性站隊”，但仍未進化到“積極站對隊”。當然，很多人會以“什麽是正確什麽是錯誤沒有絕對標準”來批判這種要求站隊的行為。價值判斷可以多元，但事實判斷只有一個正確。而在正確的事實判斷基礎上，價值判斷的正義與邪惡也很容易分辨和選擇。即便不在價值觀差異問題上站隊，在涉及重大的是非問題上，應該站在哪邊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

    要擊敗陰謀論和各種謠言流言、樹立科學理性的價值與權威，知識分子必須在自省自糾後積極的站出來，啟蒙人民，共同解決各種與科學有關的議題，促進生產發展、保護人民安全、維持地球康健。雖然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價值錯位、知識淺薄，但想矯正和彌補其實不難，哪怕簡單的把法國（啟蒙運動及之後）、美國（二戰後）、俄國（近代化及之後）知識分子的價值主張和知識積累一下子都“拿來”填鴨式接受，以及對百年前中國諸進步主義學派批判繼承，也比現在強一百倍。再簡單一點，對當今歐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和思想，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充分了解認識後認可接受，牙牙學語，就已經算他們“涅槃重生”了。

    立法則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論自由”在發達民主國家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因言入罪”也的確是許多專制國家打壓異見者的常用伎倆。但言論自由顯然應該有邊界，不能成為播散謠言和誹謗言論的擋箭牌。目前除美國外，其他發達民主國家都對言論自由進行了一定的法律規範。在美國，規範言論的呼聲也十分強大，只不過暫時不敵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國會的共和黨保守派。

    相對於美國知識精英主張管控言論，倒是有許多中國自由派人士認為這是一種損害“言論自由”的行為，鼓吹絕對的、毫無限制的言論自由。這些國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權力制衡、輿論獨立體制下對言論自由的規範，與專制極權、權力壟斷、媒體受控下對言論自由的封鎖壓制。誠然，具體哪些言論為謠言與誹謗，哪些屬於正常的評論與監督，並非每例言論都那麽容易區分。但這並不代表真的難以區別（相反大多數案例是很容易區別的），更不代表為了害怕偶爾有損正常的言論自由，就不對言論加以限制。就像自從有了法律、法庭，就總會有冤假錯案，但不應該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廢止、把所有法庭都關閉。只要在民主法治、權力制衡、輿論獨立發達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規範言論，一定是利遠大於弊的。

     結語

    “一加一等於二”，多麽無可置疑的結論。而“牛頓三大定律”，則是物理版的、略覆雜的“一加一等於二”。而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無神論與宗教問題……也都是“一加一等於二”的變體，因為都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大廈之上，與證明“一加一等於二”的推演過程使用的是相同的邏輯。可總是有人或出於愚昧，或出於私利，或出於逆反，或出於破壞，或出於偏狹……拒絕承認這些與“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清晰、與“牛頓三大定律”一樣堅實的事實與結論。

    人類從蒙昧野蠻的遠古和古代，到相對文明開化的近現代，所依憑的進步之階，無外乎“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中國長期是無神論（或者說淡化鬼神）的世俗主義國度，在20世紀開幕不久更是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旗幟積極進取。只是，經歷抗戰與內戰的塗炭，毛時代的極權與反智，改革開放至今的功利與浮躁，不僅讓“德先生”遠離中國，“賽先生”也在華夏命運多舛。雖然當今的中國仍然崇尚科學，但是更多是作為一種實用工具，而非指導人合理對待萬事萬物、知人論世的精神信條。

    就像中國一些名校的理工學者、理工科學生，即便精通專業知識尤其長於數理運算，但未必有真正的科學素養（更遑論科學精神）。他們對科學往往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更差一些的“知其然”都未必），許多中國當代“科學家”其實更像是“技術員（此處無意貶低技術員這一身份，僅僅是為說明中國當代科學家缺乏作為科學家應有的品質、素養）”。這從一些高知精英在略超出專業範圍的言論荒誕不經、被邪教分子或江湖騙子輕易欺騙，就能窺之一二。而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則普遍是“多愁善感”的“文青”，常常沈浸於非實用的文藝生活（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感性大於理性，志未必大但才普遍疏，缺乏例如量化認識、對比分析、統籌兼顧的能力。中國的人文社科界，“人文”早已在數十年中毀掉大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社科”幾乎是零。或者說，中國的“社會科學”也與自然科學一樣，變成短視和實用的工具，而不是襟懷家國俯仰天下、將知識孕於道德滋潤中、將專業立於責任基礎上的真正“人文社科”。

    而自然科學領域亦是如此。我強調科學與理性，顯然不是主張人變成沒有情感、只有成敗功利的物化機器。相反，科學理性必須用來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學也不應該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聖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錯”中，“無人格的學識”、“無人性的科學”，都是對科學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撻。而啟蒙先賢梁啟超在目睹各種新式兵器紛紛投入“殺人競賽”的慘烈的歐戰後，也感嘆惟科學主義的悲劇。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要科學，相反我們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尋和掌握科學，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如本來作為軍方戰爭用途的計算機的研發，在和平年代為民用電腦的出現與普及起到開拓作用；針對崎嶇山河釀成的山洪水災，通過精密測算和大膽建設實現“高峽出平湖”，讓滾滾江流化作電能照亮千家萬戶；面對當代信息技術的爆炸性發展革新，我們也要遏制其對隱私的侵害、對極權的助力，著力令其發揮便利溝通的作用。若要將技術之患害轉為科學之增益，顯然需要制度的構建、法律的約束、教育的導向，以及每個人尤其知識分子保有良知與道義。

    回到開篇提到的爭議。那位記者朋友認為的社會需要多種聲音、政治要有多元制衡，的確是有道理的。但是，言論應有邊界，政治更需底線。不僅對於例如鼓吹如種族滅絕之類反人類言論要禁制，還要遏制各種假新聞、謠言與陰謀論的播散。立場可以有不同，但都應基於事實，而不能信口開河編織謊言。而對於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則需要更多約束和限制。尤其作為主流政治派別，即便不是極為推崇科學，但起碼不能反科學，不能在攸關國家安危、人民生命、世界命運的問題上采取反智反理性立場，那將導致無數的人無謂的死去、世界被拉入深淵。

    從特朗普、彭斯、蓬佩奧等行政領袖，到麥康奈爾、盧比奧、科魯茲等國會要人，再到托馬斯、阿利托等大法官，美國右翼至極右翼保守勢力在新冠的防治（尤其疫苗接種問題）、環境污染與治理、氣候變化議題等諸多涉及科學和專業性問題上的反智立場和舉動，已經造成許多人因之患病、受災和死亡，並將繼續造成極大的災禍。作為全球最強大最先進國家的政要，其科學素養和對待疾病和災害的態度，在21世紀的政治人物中只有聲稱有“托夢秘方”治療艾滋病的岡比亞前總統賈梅可堪相比。他們確實代表了某些美國人的利益，但是是狹隘的無德的利益。他們的存在沒有促使不同價值觀的美國人互相對照反思，卻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美國之所以沒有（或者說暫時沒有）被這些既愚蠢又敗壞的反智保守派分子毀掉，恰恰在於政界、科學界、文教界進步人士對這些惡劣且瘋狂行徑的全力阻遏。但即便如此也已釀成極大損害。這樣的政治人物和勢力，一百年前就不該再出現在美國政治舞台，但如今卻成為美國執政者/掌握法柄者，這是世界自二戰以來最大的災殃。（我在這文中提及很多次陰謀論者是右翼，並不是說只有右翼才反智和相信陰謀論，左翼也有許多反智主義者，1960-1970年代的美國左翼運動就包含很強的反智成分（當年左翼分子不僅反越戰、反資本主義、反體制，同樣也在蔑視和解構科學理性構建的權威。更根本上說，當年各國的左翼運動大多數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之上）。反智與否與意識形態的左右關系不大，而與是否為建制派有重大相關。一般來說，在最近數十年，建制派都偏向科學理性，反建制者反智主義者較多）

    而中國毛澤東時代及改革開放至今一些特殊時期，反智與偽科學大行其道。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不顧經濟客觀規律和生產力局限，鼓吹“土法煉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導致工農業崩潰、大饑荒、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文革時將各項現代科學理論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說”大加批判，幾乎所有科學家都被扣上“資產階級右派/白專/特務/反革命”帽子殘酷批鬥，國家科學建設和現代化進程除個別領域和個別項目外幾乎完全停滯，清末民國至共和國建國初年原有的科技成果也被破壞；1980-1990年代以“氣功熱”為代表的“人體特異功能”熱潮，眾多老幹部甚至一些科學界人士（最典型即錢學森）都卷入其中，嚴重影響國民生產生活和沖擊社會秩序，多少人被蒙騙而失財誤治、家破人亡；從毛至今一些領導人對傳統醫學不加檢驗和揚棄的接受推廣，也影響了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損害人民的知情權與健康權；“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時期國人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及各種具體表現，更是反智與迷信的巔峰。最近兩年中國實行高強度且長期的封城隔離措施以圖防治新冠病毒，同樣是既反科學又不人道的錯繆行為，已經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破壞、人民也遭受了極大痛苦，如不改弦更張而是繼續高強度管控，必定會以徹底失敗告終。

    建國數十年來，從國家領導人到社會上層精英再到平民大眾，多次的、長期的陷入非理性的癲狂，為達到一些不切實際或難以一蹴而就的目標，無視客觀規律、不顧覆雜現實，用政治運動等非常規方式推進政策，往往事十功一、虎頭蛇尾，甚至雞飛蛋打、得不償失，國家和人民屢次蒙受極為慘重的損失。這種“非科學”行為累計造成的損失，起碼從生命價值和社會進步角度衡量，已經超越了“非民主”在這幾十年里導致的損害。我們難道還不應該吸取教訓嗎？難道應該容忍這種反科學、反理性、反人道、反正義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存在和掌權嗎？

    “一加一等於二”，與作為客觀存在的萬事萬物及萬事萬物間的聯系，都需要我們認識、承認、運用，而非無道理的質疑、無依據的否定、無責任的舍棄。我們要從抽象到具象、從理論到實際，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知識及與之蘊含的科學理性的人文精神，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後加以運用，以造福人類，讓祖國和世界人民都得到幸福與安寧。

政治正確與身份政治

在互聯網的各討論平台上，“政治正確”一直是一個高頻詞匯。最近幾年，由於知名“反政治正確”人物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並成功當選引發的爭議，“政治正確”問題更加頻繁的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點。而“政治正確”問題的爭議背後，涉及到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和利益取向，所以爭議也就格外激烈，形成了許多不同立場的輿論派別，許多人甚至因此與持不同意見的朋友割席絕交、反目成仇。

   對如此重要的一個話題，中文輿論圈雖也有不少介紹和評論，但不是言之無物，就是失之片面，或者過於龐雜散亂。筆者不才，在此談一下關於“政治正確”的種種爭議及自己的觀點立場。

   “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和對違反“政治正確”的懲罰

   首先，何謂“政治正確”？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下，“政治正確”的意涵其實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本文討論的“政治正確”，主要指最近二十年歐美發達國家主流社會所構建和認定的“政治正確”。

   這個“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是，禁止使用針對性話語和行為歧視和嘲笑少數族裔/女性/殘疾人/同性戀/變性人/犯罪或災害受害者與家屬等弱勢群體及個人，禁止宣揚對以上群體和個人的仇恨和不滿、禁止否認對以上群體存在系統性結構性歧視壓迫的事實及因此對以上群體做出的補償性優待措施、禁止反對女權主義及女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等。反過來，“政治正確”還主張對歷史和現實中各種統治階層/領袖人物、既得利益群體/個人及其行為如種族主義（如“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壓迫、殖民主義及其罪惡、男權主義、反同性戀與跨性別等行為進行批判，禁止為這些群體及其惡行辯護和粉飾（更禁止讚揚）等。

    除了有關弱勢群體問題的內容，“政治正確”還包括在專業領域承認人為導致的氣候變暖真實存在/疫苗對防治傳染病有積極作用/進化論正確/相對論正確的科學結論等（也可以反過來說，禁止否認人為導致的氣候變暖真實性/否認疫苗的防治作用，禁止對進化論/相對論的否定等）。而氣候問題和疫苗問題因為與現實連接更緊密，所以對遵守其“政治正確”立場的要求也從專業界推向更多領域。

   以上這些只是列舉出的“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幾個代表性立場。具體說來，“政治正確”還有更多內容和細節，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但會在後文有所提及。

    而對於違反這些“政治正確”的，不僅會受到支持“政治正確”者的強烈批判，在歐美國家的公共機構、高校、主流媒體、大型企業、科研院所等處，往往還會面臨集體杯葛與歧視，甚至一些嚴重者會被解雇/開除/退學，喪失幾乎所有榮譽（如已得的獎項和榮譽稱號會被褫奪），名聲盡喪，且未來也難以被其他機構收留和授予榮譽，學業和職業生涯可能毀滅。還有一些反“政治正確”者指控，如果試圖在主流媒體、高校、學術機構發表正式的反“政治正確”的觀點，例如相關學術論文，在發表之前就會被審查和拒絕，“剝奪了言論自由”。他們還指控，甚至很多時候，這些機構的成員尤其專業人士和媒體人，被要求強制表態支持“政治正確”而不能選擇沈默或“中立”。這更讓他們大呼“連沈默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政治正確”似乎成為歐美主流建制派、政治人物、精英階層、知識分子、高校師生、專業人士遵從的“鐵律”。而反“政治正確”者認為這樣讓“言論自由”嚴重受損，各界人士對敏感問題“噤若寒蟬”，影響了正常的爭議與討論，損害了社會活力，不利於各種問題的討論與解決。

    以上這些，就是“政治正確”的內容、對待違背“政治正確”者的態度和方式、“政治正確”造成的某種看起來的確如此的後果。而對於這些“政治正確”是否正確、“政治正確”的“戒律”應不應該存在、對違反“政治正確”的人是否應當懲罰及懲罰力度和方式、堅持“政治正確”及實行懲罰措施造成的影響，中外都有著激烈的爭議。

    國人對待“政治正確”及懲罰措施的態度

    在中國，大多數人對“政治正確”及對違反“政治正確”的懲罰行為持消極態度，一部分人還激烈的反對。雖然，無論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一般平民，其中有很多人都同意（或者起碼表面同意）對弱勢群體應有一定的同情和尊重，起碼不進行歧視，但並不讚同像歐美“政治正確”這樣嚴厲和“教條”。而在涉及對弱勢群體的補償問題上，就更趨保守，一般都反對進行補償，普遍認為“政治正確”要求的補償“過度了”，成為“逆向歧視”，只讚同“一視同仁”的對待。

    而對於違反“政治正確”者的懲罰措施，國人普遍都是反對的、厭惡的。國人往往認為這違反了”言論自由”，侵犯了發言者的權利。即便不排斥“政治正確”本身內容的人，也認為懲罰措施是“過度的”、“不必要的”，只讚同道德上的譴責和要求自律，而反對實質懲罰。還有一些人自己認可“政治正確”的部分內容，但反對要求他人也遵從“政治正確”，認為無論是讚同“政治正確”還是反對“政治正確”，都是一種個人觀點，應該“求同存異”。

    國人對“政治正確”及相關懲罰措施是這樣的態度，有很多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對於“政治正確”所要求的反對冒犯和欺淩弱勢群體的不重視、不在意。他們既忽視了弱勢群體被包括言語侮辱在內各種欺淩存在的普遍性，也輕視了“軟暴力”和“話語權霸淩”對弱勢群體（起碼是某些領域某些方面某些具體事情上的相對弱勢者）傷害的嚴重性。還有的人知道違反“政治正確”行為制造的欺淩傷害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但是已經習以為常。更進一步的，有些人恰恰是知道違反“政治正確”給弱勢群體帶來的巨大傷害，但正是如此才拼命反對“政治正確”、故意觸犯“政治正確”，這樣才能滿足其惡意傷害他人的陰暗目的。

    對弱勢處境和身份者的“惡語傷人六月寒”：以“你媽死了”和“蕩婦羞辱”為例

    中國有古語“惡語傷人六月寒”、“傷口撒鹽”，這說明國人對言語暴力的傷害是明白的。但是也有句話“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人們一方面覺得他人惡語傷害自己很可惡，但是卻又不覺得這世界上各種言語傷害真有多麽嚴重，哪怕對弱勢群體是比刀割火燒還痛苦的感受。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媽死了”是中國互聯網上一句流行的罵人話，大家罵來罵去也不覺得什麽，平常也沒人太在意別人這樣罵自己，頂多罵回去就是。但是，如果你母親最近幾天真的死了，還是以比較慘烈的方式而非安詳去世。而且，你和你母親關系很好、母親生前非常愛護你、經常幫助你。這時你聽到“你媽死了”或者看到簡寫“nmsl”，又會是什麽感覺？如果是陌生人無意間說的，你或許會心里一痛心思一沈，難受一會。而如果是個和你有過節的甚至有深仇大恨的人，得知你母親剛剛去世，然後對著你挑釁般的說“你媽死了”、“nmsl”、“你媽終於死了我真高興，今天開香檳加菜”，“你媽死的真可惜，我還沒x她她就死了”……你又是什麽感覺？

    “政治正確”所禁止的，正是這樣的傷害。對普通人而言一般的謾罵，對弱勢群體就是殘忍的傷害。就像罵盲人是“瞎子”、腿部殘疾的是“瘸子”，並且是帶有嘲諷的態度、挑釁的語氣說，是多大的傷害？對於這樣做的人，譴責、開除、讓其聲名狼藉，難道真的過分嗎？即便過分，難道不是這樣的人先過分的嗎？

    弱勢群體往往因其特定的身份，更易成為貶損的對象，即便其經受的事情和對待與強勢身份者一樣。例如講一個男人與很多女性發生關系，就會被當成“風流”的美談，對當事男性大抵是增光添彩；但講一個女性與很多男性發生關系，就成了“蕩婦”的“淫名”，對當事女性名譽是毀滅性打擊（除非是特殊身份的人如“交際花”、所處環境開放友好）。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身份，就會得到不同的評價，對當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我們需要“政治正確”保護女性。我們還需要用“政治正確”為女權主義及女權運動保駕護航，矯正男權社會主導的道德與價值評價，不再讓未來人類社會還如此的“雙重標準”。

    LGBT群體處境與“跨性別者上廁所”問題

    還有一些反“政治正確”的人，是因為對一部分特殊群體的困窘、苦難缺乏了解，不能切身體會其面臨的惡劣處境。例如中國很多人對同性戀、跨性別者、變性人等LGBT群體的處境缺乏了解，不認為他們有什麽特殊的苦難。而對於修建“跨性別廁所”是反對的，對歐美一些人提出的按照當事人真實性別認同選擇廁所的主張更是非常厭惡，並將此作為美國民主黨、西方左派/進步派“小題大做”、“心理變態”、“破壞人倫”的例子，當然也將此作為厭惡和批判“政治正確”的理由。

    而其實，無論中國還是外國的LGBT群體，起碼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因其身份及相關行為，遭受過比較嚴重的歧視、欺淩與傷害。在中國，大多數同性戀涉及同性交友等行為都是低調隱秘的進行，起碼部分生活是在社會的邊緣與暗處。這本身就是一種壓力與痛苦。許多同性戀和跨性別者因家人不理解，與家庭關系惡劣，也嚴重影響其正常生活。而僅僅上個世紀末，同性戀還被當成流氓行為被官方歧視和公安打擊。同性戀群體不僅因此經常被當成流氓抓捕，官方的歧視也讓他們在遇到侵害時難以像正常人那樣求助，處境如同有“前科”的罪犯。現在雖然公安機關已不再打擊，但精神病院及一些半公開的所謂“矯正機構”仍然以各種名義收治同性戀及跨性別者，對其進行各種迫害行為，包括毆打、辱罵、捆綁及強制“治療”（如電擊）等。而在美國，上世紀中期警察還普遍對同性戀群體進行勒索和虐待，與黑人一樣是被警方“選擇性執法”的對象。而社會上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和迫害也經常發生。而同性戀及跨性別的性工作者更是容易遭受包括謀殺和虐待在內的各種傷害，連普通妓女的安全程度都不如。

    雖然進入21世紀以來，同性戀、跨性別者等LGBT群體處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他們仍然是相對的弱勢群體，在平均的生活質量、安全度、社會自由度上仍然不如普通的順性別異性戀者。尤其在互聯網上和LGBT群體線下聚集區，對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的各種歧視與騷擾仍然非常普遍。而且，他們處境之所以較以前得到一定改善，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抗爭，以及“政治正確”的出現和保護，所以那些迫害才有所收斂。這恰恰證明了“政治正確”存在的價值。而社會主流看不到或者忽視他們的苦難，恰恰是因為各種迫害讓他們不得不生活在暗處，而不是他們真的衣食無憂安恬自在。何況，隨著全球民粹保守主義的泛濫，最近幾年LGBT群體處境又趨惡化，例如中國文宣部門就封殺與同性戀有關的文藝作品，不允許在公開場合宣揚同性戀文化。這說明，LGBT群體的實現和維護權利之路，還很漫長和充滿荊棘。

    關於“按照自己自認性別上廁所”和建立“跨性別廁所”的問題，一直是許多中國人攻擊西方左派的重要借口，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包括以前的我自己）也覺得相關政策主張小題大做，還危害一般人的正常如廁安全。其實，之所以進步派有這樣的主張，是因為這個問題對跨性別者影響的確極大，如不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會受到嚴重傷害。一些跨性別者尤其未成年跨性別女性（男跨女），時常會受到一些行為不良者的嘲笑欺淩甚至身心虐待，而廁所是最主要的虐待地點之一。

   最典型的案例即台灣“葉永鋕事件”。當事受害者葉永鋕因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問題（生理性別為男，但是個人氣質和心理性別認同為女）長期被同班同學霸淩，包括在男廁所強行脫下褲子圍觀，最終因欺淩行為死於廁所（具體是間接傷害還是直接傷害致死無法確定）。類似的欺淩虐待還有很多，相當一部分就發生在廁所。廁所是最能體現人性別特征的場所之一，性別認同與多數人相異的且表現明顯為人所知者，日常就易被歧視欺淩，在廁所這個封閉的、性別認同要求高的場所當然更是待宰的羔羊，有著被欺淩、性侵甚至殺害的風險。在這樣的風險下，建立“跨性別廁所”或者允許跨性別者按自己意願選擇去一種性別的廁所，就不是“小題大做”和“變態”，而是非常必要了。

    那麽，跨性別者自己不要表現或透露出自己異於常人的性別認同，是不是就安全了？這的確是一種方式，也是大多數跨性別者正在做的。但是，這本身就是對跨性別者權利的侵害。跨性別傾向和行為是覆雜的生理、心理、環境等多重原因導致的，對當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自己希望認同的那種性別的氣質、打扮、生活方式，就極為痛苦，一些人因此自殺或自殺未遂。所以想讓他/她們隱瞞性傾向，是侵犯其自由權的，也是很難的、對其極為痛苦的。而且，在例如學校等長期集體生活的熟人環境，很難隱瞞自己的性別認同。如果刻意隱瞞，還會被發現的人要挾勒索。跨性別者的跨性別行為沒有傷害他人，為什麽要像做賊一樣生活呢？

    當然，修建“跨性別廁所”的確需要付出額外的經濟代價，而“允許按照心理性別認同上廁所”也的確會讓一些試圖窺視和侵害異性的人有機可乘。可如果不這樣做，跨性別者就容易被傷害。這就是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所以有不同意見也很正常。但是在不了解這些背景、原因的情況下，簡單的用“變態”、“小題大做”、“破壞倫理”之類言辭攻擊支持保護跨性別者的進步派，顯然是荒謬愚蠢的行為。何況，對於可能造成的新問題，進步派的政策也有考慮。例如並不是說人人都可以自稱跨性別者而去上“心理認同”的廁所，而是需要以做過變性手術或起碼在法律上變更過性別為前提，並且確定轉換性別後就不能輕易再行改變。

    在中國，暫時的確沒有相應的條件去充分保障跨性別者的權利和安全，我也不認為中國暫時需要廣泛實行西方進步派主張的那樣，建立跨性別廁所和實行允許按心理性別上廁所的政策。但是，我們起碼要理解和尊重發達國家對少數群體權利的保護，應是一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態度，而非惡毒的污蔑和咒罵。我希望，未來的中國在實現基本的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社會主流群體權利權益得到充分保障後，也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采取各種措施，讓少數群體和邊緣人群也能有作為人的各項權利與尊嚴，以及作為特殊群體應得的特別保障。

    從“對黑人系統性歧視與壓迫是否存在”爭議談“政治正確”的利弊

    而“政治正確”另一個受益群體則是黑人，尤其是美國的黑人。對於美國黑人在歷史上曾遭受奴隸制迫害的事實，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承認，在學界和政界也屬於公認的事實。但是，在涉及到當今的或說奴隸制結束以來的美國黑人是否遭受系統性歧視壓迫問題上，美國社會就形成了激烈的爭議。

    2020年5月，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扼頸殺害，引發了美國乃至世界許多地方黑人及支持黑人權利者的抗議浪潮。而許多進步派媒體和學者，將弗洛伊德案視為美國警方系統性歧視和暴力對待黑人的典型案例，也反映了美國整個社會對黑人的歧視和迫害。這樣的說法一直是美國進步派學者（而美國知識界絕大多數都是進步派，也可以視為知識界/學界共同的態度）的老生常談。

    但這樣的事實，有很多人拒絕承認。美國的部分右翼和大多數極右翼白人拒絕承認，是能夠理解的。但是，一些中國人包括中國自由派學者，也否認美國存在對黑人的系統性歧視與壓迫。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即便存在種族歧視，也是非官方的、零散的、個人的，而非“系統性”的。

    而事實足以證明“系統性歧視與壓迫”是存在的。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報道不勝枚舉，在此僅列舉一些顯而易見的數據。根據新京報《10個數據看清美國的系統性種族主義》一文列舉的十個數據，就能看到美國黑人相對其他群體尤其白人的相對弱勢（數據均來源於正規機構如美國政府、公民組織、專業調查機構，但為簡略將信息來源截去，需確認來源者可搜新京報原文）：

   1.美國黑人產婦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而且調查發現，60%的孕婦可以通過更好的醫療措施挽回生命；

   2.美國新冠肺炎死者中24%為黑人。美國報告的新冠肺炎死者中有24%是非裔美國人，而黑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為13%；

   3.美國黑人學生的高中畢業率為79%。白人學生為89%，亞裔學生為92%。在犯同樣錯誤的情況下，黑人高中女生往往比白人女生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前者被停課處分的幾率比後者高出6倍；

   4.美國黑人失業率創10年最高，增至16.8%。美國黑人的失業率從4月時的16.7%上升至5月的16.8%，創下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5月美國白人的失業率從4月時的14.2%降至12.4%。從歷史上看，多數黑人在低收入行業工作，他們的失業率更高。經濟學家認為，種族之間之所以存在就業差距，除了勞動力市場上固化的種族歧視外，別無其他解釋；

   5.美國白人家庭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在美國，白人長期受益於黑人勞動帶來的資本，但是黑人的收入卻一直落後，巨大的種族貧富差距難以彌合。美國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2000年，黑人的平均工資是白人的79.2%，2018年這個數值降至73.3%。即便擁有學士學位的美國黑人，他們的財富普遍比高中輟學的白人少；

    6.美國黑人擁房率為44%。73.7%的美國白人擁有住房，而美國黑人中只有44%，是所有種族人群中擁房率最低的。而在買房和購房方面，美國黑人也受到歧視。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在買房和租房時依然受到“隱性歧視”，因此影響他們搬入好學區、好社區或接近有更多工作崗位的地方；

    7.有890萬非裔美國人處於貧困之中。2018年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為20.8%，意味著有890萬非裔美國人處於貧困之中，美國白人的貧困率僅8.1%。此外，22%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貧困線以下的白人兒童只占12％，黑人兒童的這一比例高達36%；

    8.美國500強企業中，黑人CEO僅占4席；

    9.黑人男子被警察執法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一方面在於警察對於黑人的刻板印象並未改變，當面對黑人時，會出現擔憂或輕視的態度。另一方面，從犯罪率的角度來說，黑人的犯罪率確實高一些。警察群體對待黑人容易過度緊張，擔心他們藏有武器或其他物品；

    10、美國參議院僅有3名黑人參議員。雖然眾議院領導層中黑人的人數有所增加，目前有52名黑人代表，但參議院只有3名黑人參議員。

     以上的數據及數據解釋，均可以證明美國存在對黑人系統性的歧視、排擠、壓迫。雖然黑人的弱勢處境有很多原因，但種族歧視和歧視引起的“區別對待”無疑是重大的原因。而那些看起來像“自身原因”的缺乏教育、文化底蘊不高、家庭不和諧、暴力行為較多等，也都與歷史上黑人被當做奴隸和“二等公民”對待，沒有正常的生存發展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非黑人天生就有這些“劣根性”，並不是基因和血統的問題。

    即便如此，否認黑人在美國被系統性歧視壓迫的中國自由派（還包括常年生活在美國、甚至在美國大學擔任學者的一些人）仍然有辦法辯解。除了將這些黑人與白人的差距歸為黑人“自身原因”外，還有一個說辭。他們說，各種歧視壓迫行為都是個別人做的，即便有不少白人都有對黑人的歧視，但是在國家法律和制度上已經沒有了歧視和壓迫，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的歧視，所以不能稱為“系統性”，所以也不能怪美國政府、不能怪整體白人、不能怪整個社會（這樣說大概黑人只能怪自己“長得黑”、“基因不好”了）。

   這種說法完全是不成立的。所謂“系統性歧視/剝削/壓迫”並不是說要明文規定的行為才算，任何集體的、大範圍的、長期的、形成習慣乃至潛規則和亞文化的歧視態度和壓迫行為，都屬於“系統性歧視壓迫”。就像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存在系統性的腐敗，中共官方也承認黨和政府“有些地方/部門”存在“塌方性腐敗”。腐敗這個東西當然在任何法律上都不可能明文規定應當和合法，但現實中普遍存在。難道因為沒有把“允許腐敗、鼓勵腐敗”明確寫在黨紀國法里（倒是寫了嚴禁腐敗），所以中國的腐敗就不是系統性的了嗎？

    否認者們還有理由，例如說黑人被歧視欺淩並不是政府行為，起碼官方層面已經種族平等甚至照顧黑人了。這顯然是忽視了習慣、傳統、文化等因素的極大影響。就像印度在建立共和國後，就在憲法里明確寫到禁止基於民族、宗教、種姓等身份的歧視，廢除將人劃為四等（此外還有不被算作有尊嚴權利的人的“達利特”“賤民”）的“種姓制度”，也反對宗教歧視和民族仇恨。但現實中的印度，種姓制度仍然根深蒂固，上層仍然是婆羅門占主導，絕大多數賤民仍然身居底層從事那些被人看不起的臟活累活。即便有如印度憲法起草者阿姆倍伽爾、現任總統科溫德這樣身居高位的“達利特”，但並不能改變整體上不同種姓者的不平等。而印度建國以來，印度教徒對國內穆斯林、錫克教徒的打壓迫害，各民族和教派之間的歧視乃至殺戮，也從未止息。

    還有，即便沒有公開的政策、明文的規定，美國政府就真的沒有參與對黑人的系統性歧視壓迫嗎？在奴隸制結束之前的美國南方自不必說，即便奴隸制度結束後，美國一些州份的法律和政策仍然歧視壓迫黑人，否則也就不會有1960年代席卷全美尤其南方各州的黑人民權運動。而民權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後，表面上看沒有了對黑人的制度性歧視壓迫，但其實官方的態度和作為/不作為仍然影響著美國黑人的處境。對於處於弱勢的黑人，即便美國聯邦和各州的三權機關袖手旁觀，那其實就等於助長白人對他們的歧視壓迫。就像里根執政期間，被視為美國民權的倒退時代。里根政府當然並沒有直接去制定一些壓迫民權、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法律和政策，但其只要停止前面如約翰遜、卡特政府推行的平權政策，就足以讓反歧視反壓迫的抗爭失敗。特朗普政府也同理。他執政期間也沒有推行明確寫著“歧視黑人”、“歧視女性”的政策法規，但黑人和女性及其他弱勢群體處境的惡化卻是有目共睹。

    很多歧視與壓迫政策往往孕於一些其他名目的政策中，如最近美國保守派法官推翻“羅訴韋德案”即是最典型的例子。這六個美國保守派大法官及支持他們的美國保守派三權成員，當然沒有公開講“我們歧視女性”，但禁止墮胎這一政策及引發的對女性權利的各種連帶影響，都在沈重打擊婦女權利和男女平等。而涉及種族問題的也一樣，保守派只要在經濟、文化、歷史遺留問題等各方面停止種族平權，就是在參與對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歧視壓迫。

    以上的事實不僅說明“美國黑人被系統性歧視壓迫”的確存在，更證明要求承認這一事實的“政治正確”是極為必要的。因為只有在承認這一事實基礎上，才能推動平權工作的進行，才能通過行政、法律、經濟、教育等手段，縮小黑人與白人的各種差距，遏制種族歧視與壓迫對黑人造成的傷害，改善黑人的處境，最終在美國實現種族的平等與和諧、社會的多元與正義。

    當然，“政治正確”對黑人平權也的確會有一些負面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黑人貧窮、受教育程度低、暴力行為較多等，從遠因是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等剝削壓迫，但畢竟已經過了很久，現在的歧視壓迫已經輕了，制度上的更是可以說消除了，所以自身也需要更多努力和改變。例如一些黑人不重視家庭教育和家庭責任，許多黑人家長尤其黑人男性父親經常拋棄孩子、不認真教育孩子。這樣的情形很普遍，幾乎成為黑人的一種“亞文化”，是黑人犯罪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黑人不反思和改變，那即便有很多平權政策，也很難把更多黑人都拯救。還有，黑人之所以更可能遭受警察暴力，也和黑人從小抵觸警察，與警察互不信任、關系惡性循環有關。由於擔心黑人暴力抗法，所以警察往往“先下手為強”，哪怕更多黑人是無辜的。雖然這不能為警察因歧視傷人殺人脫罪，但警察與黑人的矛盾沖突，的確不完全是單方面的錯（當然警察錯的更嚴重）。

    但因為“政治正確”，這類批評只能由黑人自己提起，其他人提就成了冒犯。而將一切都歸於“歧視與壓迫”，則很“政治正確”。這樣的“政治正確”還容易形成對平權政策、優惠政策的依賴，讓一些黑人“吃福利”而不自立自強。這樣看，“政治正確”的確對黑人自省和奮鬥有一定負面影響。

   但即便如此，“政治正確”仍然是利大於弊。就像絕大多數雲貴山區的孩子一定競爭不過絕大多數京滬戶籍孩子一樣，在各種不平等乃至歧視壓迫下，僅僅自力更生是很難成功的，根本上還是要通過制度、政策等方式促進平等。而想促進平等，必須承認不平等的事實，對其批判和改變。因此，“政治正確”要求承認黑人被系統性歧視與壓迫的基本事實，並且要求白人在整體上承擔相應責任，還批判敵視黑人平權的白人至上主義，是非常正確的。

    至於“政治正確”的那一點副作用，如一定程度掩蓋了黑人一些自身問題，遠遠不抵其積極有益的那一面。何況，即便在這一點上，也並不是都是壞處，其實也是保護了黑人的。一些黑人缺乏家庭責任意識，黑人社區暴力頻繁，這些是事實，也的確需要改變。但是談論這些事實的人，卻未必都出於好心。有的白人和上層談起這些問題，是出於同情，希望幫助黑人變好。但是對於一些種族歧視者、白人至上主義者，談論這些反而是為了貶低和羞辱黑人。例如說“黑人往往沒有爸爸”，這話如果從3K黨嘴里說，那你猜會是好意嗎？而如果輿論說“因為黑人暴力抗法的多，所以警察才無奈使用暴力”，那就會助長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尤其那些出於歧視而對黑人施暴的種族主義傾向的白人警察，就更有理由脫罪，也更敢肆無忌憚借執法毆打和殺害無辜或罪不至死的黑人了。

    同樣的道理，像中國互聯網上也經常有人談黑人、印度人、穆斯林如何如何不好，其中究竟更多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還是為了有個談資、滿足優越感呢（當然也的確有些是出於同情和憐惜，或者有些是中立的敘述評論，但惡意的絕對很多，而且無可厚非，因為印度人、穆斯林很多也是類似態度對中國的，黑人也有不少歧視華人和中國人的）？同樣，日本互聯網上也充滿著關於中國人“素質低”、“劣根性”的談論，你猜他們是“愛之深責之切”，還是充滿種族優越、鄙夷調笑中國人呢（從他們滿嘴“支那”就很清楚了）？當然，不止種族和國家之間，同族不同身份和階層間，上位者對下位者缺點弱點的談論，大多也是嘲諷而非同情。就像城里人談到鄉下，體制內談體制外，正式工談外包工，名校學生談技校生，幾分是同情幾分是鄙夷？甚至即便真是同情，這同情在“下位者”感覺是不是本身就像譏諷了？

    關於黑人缺點的歧視性言論的流傳，是讓黑人等弱勢群體在現實中得到更多同情幫助呢，還是受到更多懷疑、敵視和疏遠呢？答案顯而易見。所以，還不如“一刀切”的把針對性談黑人缺點的言論尤其有侮辱色彩的言論都在“政治正確”中禁了，提出批判可以通過合適方式和態度提出。這樣對黑人還是更好的。

    “政治正確”約束對於關注和對抗氣候危機的重要性

    氣候變化問題，準確說是人為導致的全球暖化等氣候災變性異常問題，關系到包括美國、中國、歐盟各國乃至全世界的未來命運與存亡。全球各國本應團結一致積極解決，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陷入很大爭議，且包括一些建立於謊言和陰謀論的、本來毫無必要的懷疑與爭論，嚴重影響了氣候危機的防治。

    關於氣候變化的概況，以及對於氣候問題的爭議，我直接節選自己另外文章中部分章節內容以概括和簡單議論：

    關於氣候變化，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下面這段話即來自曾獲13項普利策獎的《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和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幹旱地區更加幹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台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以氣候變暖為主流的全球氣候變化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制氣候變暖，就必須限制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制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系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系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而自從國際社會尤其發達國家發覺並證明了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後，就開始了阻止或延緩氣候變暖、預防各種相關災害的呼籲和行動。最近二十年，面對氣溫升高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具體危害如洪災發生頻率和強度大增等嚴峻現實，世界各國及國際機構強化了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和宣講，也在加緊實際行動。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主要國際機構都積極投入相關宣傳和行動，如聯合國和世行官網的醒目位置均有對氣候問題及相關議程的介紹。而美國、歐盟、中國、印度等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政府也都承認氣候危機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關承諾。而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BBC等各大媒體也都連篇累牘的對氣候問題進行報道，從文字論述到視像記錄應有盡有。可以說，關於氣候變暖及其已造成/將造成的危害，都有極為充分和完整的證據證實，並得到了所有具權威性組織機構的認可。

    但即便面對這些研究結論和世界現實，仍然出現了廣泛流傳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並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大量民眾的認同與附和。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制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

   其實，這些質疑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如各大媒體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板塊就有對氣候變化議題中各種謠言的辟謠、事實說明。不僅媒體，各國專家學者及相關學術刊物，都有對“全球暖化否定說”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但這仍然不能改變大多數否認氣候變暖者的立場。相對於政府機構、科學工作者、主流媒體，他們更相信來自網絡上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而這些謠言和陰謀論大多來自反建制主義者、宗教保守勢力、會因治理氣候危機而利益受損的各種利益集團等。

    以上就是氣候危機和非科學的“全球暖化否定說”的概況。正如以上所說，氣候變暖且為人為，而且將給人類帶來很大災難，是確鑿無疑的。但是，仍然有許多人否定、質疑這一被專業人士集體確定、也被各界重要人士認可的基本事實。否認氣候變暖者拿不出足以駁倒事實的證據，其論證也沒有邏輯（很多人幹脆就沒有論證），但卻堅信自己的觀點（當然也有一些是出於利益，假裝不知真相而否認氣候變暖）。這些氣候變暖否認者與否認“阿波羅登月”、否認“進化論”，卻堅信美國“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民主黨自導自演”、“911事件”也是“政府自導自演、“希拉里性侵兒童”者，頗有重合度，非常頑固而無法說服。

    不過，相對於以上這五個陰謀論信奉者，否認氣候變暖者人數要多的多，很多不僅是出於信仰，也是出於利益。因為要想防治氣候危機、阻止或起碼延緩氣候變暖，必須減少碳排放。減少碳排放則需要停止或減少許多化石燃料的開采、關停各種工廠、減少使用大排量交通工具、減少肉類消費、減少空調使用等，涉及經濟結構、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且很多是需要人們付出很大代價、節制欲望削減需求的。

    這必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反彈。不過，人們大都不願承認因為自己的私欲而拒絕減碳和防止氣候變暖，更不願意承認自己成為地球毀滅的參與者。而且，人們想擺脫責任，拒絕履行某些義務，總是要找個借口而非直接拒絕。所以，這些人就傾向於並無科學依據、捕風捉影的“全球暖化否定說”，半真的相信半自我欺騙的接受了各種拼湊的、偽造的、以偏概全的信息，得出“氣候變暖是個大騙局”這樣的結論。而這些否認氣候變暖者，又同樣的參與錯誤結論的制造和傳播，傳給更多潛在的“信眾”。

   出於類似的動機，更多人加入，人數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形成了非常可觀的數量和影響力。而互聯網的存在，讓謠言和陰謀論變得極易傳播。於是，否定氣候變暖者成為一股極大的勢力，阻礙著氣候危機的防治。

    如果僅僅是“烏合之眾”的聚集，那影響或許不大。但否定氣候變化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力量，例如基督教保守派勢力、重要產油國、化石燃料和傳統工業生產企業、一些國家內部因氣候變暖相對得益的地域集團等，有著權力、金錢、信仰、人脈乃至暴力機器，完全可以介入包括美國和中國等大國的政治決策、影響世界輿論的導向。而那些“烏合之眾”，就成了他們利用的工具。那些“烏合之眾”對被利用缺乏了解，不過即便知道被利用，也會非常樂意接受，因為畢竟目標一致，都反對采取各種手段（尤其付出各種代價）對抗氣候危機。

    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對抗氣候危機、減緩全球暖化的進程，果然被破壞了，或者起碼被部分破壞了。最典型的“成果”，當然還是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的上台、右翼保守反智集團的成功問鼎。特朗普政權執政四年，幾乎完全廢止了奧巴馬時代的氣候政策，不僅停止了國內的新能源投資、恢覆了高碳排放的各種化石燃料開采和傳統工業生產，還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放棄了參與氣候危機防治的國際合作。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國，在全球對抗氣候危機的分工合作中有著可謂最重要的作用。美國的四年沈淪期，也正是氣候危機惡化的關鍵期。

   雖然2020年拜登勝選後努力撥亂反正，撥款推動新能源產業和環保事業，但一切可能都來不及了。不僅因為失去了重要的四年，還因為否認氣候變暖者的各種行動，及國際局勢的變化（主要是各國右翼保守、反智、孤立主義的興起與得勢），導致曾經得到各國各領域廣泛認可、團結一致的對抗氣候危機的行動，變成現在各方離心離德、三心二意、勾心鬥角。沒有了堅定失去了團結，還如何取得對抗氣候危機的勝利呢？

     不過，科學與理性的堅守者們，仍然想方設法推動防治氣候危機的行動，包括堅定人們的意志和團結更多人參與。而把“承認/禁止否認氣候變暖及其人為性和危害性”作為“政治正確”要求的一部分，正是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

     前文已經提到，很多人無論如何解釋，就是拒絕相信氣候變暖，或者否定其人為性、不認為現實中那些災害與其有關。還有很多民眾，則因為知識不足、精力有限，很難深入了解氣候問題，往往人雲亦雲，容易聽信謠言。另外，氣候問題的許多來龍去脈和細節，也的確比較專業，很多非專業人士很難完全理解。即便日常的天氣預報，都有很多人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何況氣候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氣候變暖為真且是人為且具危害”當成“政治正確”要遵守的“定理”，就把問題簡化了，直接接受結論就是。這當然過於簡單粗暴，好像類似於中國的填鴨教育。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就像否定氣候變暖者不斷散播謠言，即便你辟謠，他們還繼續堅持謠言，你不可能對每次造謠的專門去辟謠，沒有人有這樣的精力。何況，相關的證據如學術研究、新聞報道唾手可得，但他們就是不看。而對那些不明真相的旁觀者，科普很重要，但未必人人都認真聽取接受，畢竟每個人的價值觀、知識水平、理解能力的不同，每個人的精力也都有限。所以，只能這樣簡單粗暴的定性和灌輸。而且，還要用“政治正確”的“權杖”，去責罰那些否認氣候變暖的重要人士（當然“政治正確”對沒有身份的平民是無法責罰的，也是不該用“政治正確”責罰的）。

    這樣的做法，反“政治正確”和否定氣候變暖的人當然是強烈反對，認為這“侵犯了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重要的，但是它當然是有邊界的。前述的侮辱誹謗尤其對弱勢群體的侮辱，就不屬於言論自由。同樣不應屬於言論自由的，還有謠言和陰謀論。當然，在美國，謠言和陰謀論暫時也屬於言論自由。除非有受害人提告並拿出確鑿證據為謠言，否則謠言和陰謀論不被追責。而關於公眾人物和公共議題，則連這樣的制約都沒有，人們可以肆意發表謠言和陰謀論，就如我前面提到的“希拉里性侵兒童”、“阿波羅登月是騙局”、“911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等。這些謠言頗有現實危害性，但卻都被“言論自由”這一遮羞布阻擋而無法追責。

    還有一種謠言和陰謀論，即專業問題的謠言和陰謀論。否認進化論、反對相對論，就是典型的兩個例子。進化論和相對論並非完美無缺的，也不是不可質疑和批判。但問題是迄今大多數關於進化論的批判和幾乎所有對於相對論的批判，都是缺乏科學根據的“民科”言論或宗教說辭。宗教的無稽之談不用多說，“民科”言論本質上也是偏執妄想。例如中國就有許多“反相對論”者，活躍於許多互聯網平台，看似也使用了一些數理公式定理，但遠遠得不出證偽相對論的結論。

    這樣的涉及專業問題的謠言和陰謀論，如果僅僅是停留在純粹技術爭議（當然根本上不存在爭議），那就行不成實際危害，真正研究進化論、相對論的學者，也不會受到這些“民科”和宗教說法的影響，他們也不會對現實社會有真正的負面作用。但如果某些專業問題同時也是公共議題、現實問題，那不僅問題的重要性有了質變，“民科”和宗教對相關問題所發出的謠言和陰謀論的影響更有了質變，從幾乎毫無實際影響變得影響極壞。

    氣候變化問題，就是專業問題成為公共議題後，被謠言和陰謀論損害最嚴重的問題。因為氣候變化問題十分覆雜（雖然核心問題其實很簡單很好理解），又涉及到現實中全民的利益，防治氣候問題又需要全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參與，所以就成了謠言和陰謀論滲入最嚴重的專業問題。諸如“氣候變冷不是變暖”、“氣候變暖是自然周期不是人為因素”，都是非專業者盲人摸象、張冠李戴的結果（也有一些專業者出於利益往這類觀點上引導）。而沒有知識和足夠判斷力，也沒有太多精力去了解完整事實的大多數民眾（還包括許多非相關專業的精英階層乃至知識分子，尤其缺乏科學素養和邏輯思維能力的中國精英和知識分子），就會被一些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甚至好像有根據證據的說辭迷惑，然後就產生了錯誤的認識，並讓這些錯誤認識決定了對待氣候問題的態度和行為。而那些制造和傳播謠言和陰謀論者，十分可惡、罪惡滔天。

    打個比方，這就像一個人A生病了，去醫院看病，醫生告訴他是什麽什麽病，應該怎樣怎樣治。而有一些人（假設是當事人A的親密朋友），對醫療問題一竅不通，但卻七嘴八舌的說，他們可以看出A是什麽病、應該怎樣治，並且警告A讓醫生治容易出醫療事故，還說醫生都是為了錢，不會治好A而是會謀財害命。而且他們還能找到醫院和醫生各種瑕疵，例如以前的確發生過醫療事故，醫生對A的病情沒有說“100%一定確診”，以及醫生對病情的看法幾天一變、醫生某句話和某句話聽起來很矛盾、醫生會診時不同醫生意見不一樣……諸如此類，反正就是忽悠A不要在正規醫院讓有資質的醫生看病，甚至直接說現代醫療體系就是謀財害命的工具。那麽A怎麽辦呢？他們中有的說A根本沒病，有的說要殺豬宰羊焚香祈禱，有的說應該吃茯苓草藥……不過共同點就是反對醫院、醫生和現代醫學。A如果不聽醫生而聽他們的，那必死無疑了。

    而氣候變化問題中專業意見與各種謠言與陰謀論者的行為，正是如A看病中的遭遇這樣。只是氣候問題導致生病的，是整個地球及地球上的所有人類。那些謠言與陰謀論者所說的話，也的確是假話里摻著一些真話，例如按照科學方式對抗氣候危機，的確未必就能成功，就像醫院治病不一定能治愈一樣。而減少碳排放以減緩氣候變暖，也顯然需要人類付出代價，就像吃藥做手術都有後遺癥一樣。而各種高投入大代價的應對氣候危機的計劃失敗，也就相當於醫療事故了。只是，假如不接受專業人士給出的事實和建議，而是聽那些謠言與陰謀論者的噪音，那地球上的整個人類，大抵也會像A死亡一樣全體滅絕吧。如果還要在喻體和本體中找個共同點，A沒有及時治療而死亡，死亡之前很可能身體腫脹、器官潰爛，極痛苦而死；而地球上最後的幾十億人類，也基本會在高溫、洪水、瘟疫、幹旱的輪番侵襲下，成批的死亡，然後為爭奪有限資源拼命的互相殺戮，然後繼續被災害侵襲，自然災害和人類互害同行，最後，人類捎帶著地球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生物，滅亡。

    言歸正傳。將“承認/禁止否認氣候變暖的真實性、人為性、危害性”作為“政治正確”，就是試圖把胡說八道的言論摒除在決策力量之外，盡可能團結人民堅定的按照科學方式對抗氣候危機。可惜的是，“政治正確”其實並沒這樣大的威力，連法律都無法足夠有效約束的人類，靠“取消文化”又怎麽可能？雖然滿嘴謊言的特朗普下台了，但否認和懷疑氣候變暖、或者對此毫不在意、更不讚同采取各種措施對抗氣候危機的共和黨保守派，仍然在國會、最高法院端坐。他們沒有被解雇，反而可以輕易的“取消”別人的各項權利與自由，例如否定女性的墮胎權。

   說到這里，很多事情都是有聯系的。保守派不僅在美國國內反墮胎，還阻止美國醫療援助機構在亞非拉推動避孕。例如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大幅削減幫助非洲貧困國家女性避孕和墮胎的援助。這會導致人口本已稠密又缺乏淡水等生存資源的非洲，面臨更大的經濟困難和資源緊張，各種戰亂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為爭奪有限資源將更加慘烈的自相殘殺。保守派尤其宗教分子拒絕人口控制，敵視科學規劃和頂層設計，更反對全球層面的“宏觀調控”，後果是災難性的。如果美國和世界生育的人口再多些，消耗的能源和制造的污染再多些，世界將更早迎來末日。即便不談這導致的碳排放的增多、氣候危機的加劇，人口暴增對資源的消耗和更殘酷的利益爭奪，就會讓人類陷入災難。美國的保守派引領著世界反科學的潮流，也帶領世界走向毀滅的快車道。

   很多人說“政治正確”太過分，我倒是希望“政治正確”能如激光槍、火箭炮，將一切謊言者與作惡者摧為齏粉。可惜，現實中並不能。我們只能看著這世界在那些愚昧和敗壞者破壞下越來越壞，最終滅亡。

     “政治正確”的“孿生姐妹”--“身份政治”：鋒利好用的雙刃劍（兼論美國2016年大選和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與“身份政治”相關的問題）

     “政治正確”的一個主要特點，即高度強調支持/反對對象的身份特征，以及對相同身份特征者有促成團結和集體行動的強烈要求，如其強調的保護弱勢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LGBT社群成員等，均具有鮮明的身份獨特性。而他們所反對的“壓迫方”，如男性、主體民族/主導民族、順性別異性戀等，也是有著共同特征的群體，並在其意識形態構建中，將之與弱勢群體設為對立關系。而反“政治正確”的，在對身份認同和自身群體利益的強調上，具有與支持“政治正確”者完全相同的特征，只不過所支持/反對的對象恰恰相反。例如美國反“政治正確”群體就往往是占美國主導優勢的白人男性宗教信徒。

    而牽涉到不同身份群體內部的認同與對外的排斥，以及不同身份群體（尤其身份與價值觀對立群體）之間的對抗，就是互聯網和現實政治中另一個熱點問題，即“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與“政治正確”（及反“政治正確”）關系極為密切，二者可謂“孿生姐妹”般的關系。與“政治正確”一樣，“身份政治”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含義。本文會討論多種“身份政治”，但狹義的“身份政治”指最近幾十年歐美國家興起的“身份政治”熱潮。以下對“身份政治”的討論，也以這種“身份政治”為基礎和重點。

    在歐美近幾十年的政治變遷中，“身份政治”越來越成為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的重要手段和特征。而狹義“身份政治”的起源，是二戰後歐美各種民權運動、平權運動及政治新思潮的興起。不同於蘇東陣營和“第三世界”大都處於非民主的狀態，戰後的歐美已建成相對成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會，並且長期生活在相對和平富足的環境中，即所謂“黃金時代”。

   在自由民主這樣的基本民權業已實現的情況下，歐美追求更公正和幸福生活的進步派、左翼力量，開始追求更多的民權與利益。而其追求的重點，一是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處境、不同身份的群體及個人，能夠實現真正的和實質的平等；二是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邊緣群體能夠實現其作為特殊身份者的特有訴求和利益，起碼要彌補因其相對弱勢條件和處境而落後於既得利益的強勢者的相應損失。對於勞工階層，希望得到作為工人的勞動報酬、休息休假權、安全保障等；女性則希望有與男性一樣的參政權、工作權、工作中同工同酬，以及為女性提供其性別特征所需的特殊支援和保障；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裔、亞洲裔人士等美歐少數族群，也要平權，以及彌補歷史欠賬；同性戀者當然也要追求與異性一樣的婚姻權、法律保障等；身體殘疾和心理殘障者，也要求有平等的工作權利與對殘疾人必要的照顧與支援。（此外，還有以上多種身份的重合者，例如黑人女性殘疾人這樣的多重弱勢者）

   這些各具獨特身份的群體，與主流既得利益群體中有良知和同理心的正義之士，共同掀起了美歐二戰後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包括勞工運動、女權運動、黑人及少數族裔民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殘疾人平權運動等。這些不同身份者及推動的各種運動，即是今日“身份政治”的發端。

    不過，當年的這些對內同質對外異質的群體，對身份認同的強調還並不十分強烈，主要是集中在各種現實的訴求，而非對自己身份的狂熱尊崇及內部的忠誠。但顯然，那時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已經有著很明顯的“身份政治”色彩。這些身份各異的群體之間，大多是合作關系，共聚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為獲得自己應得的平等、尊嚴和利益而奮勇前進。

    在1960-1970年代，經過激烈的抗爭，包括付出各種流血與死亡的代價（如馬丁路德金之死、“密西西比在燃燒”），他們達成了部分目標，實現了一部分訴求。美國勞工的待遇得到提高，針對黑人的種族隔離被廢除，女性參政和工作少了許多阻礙，同性戀、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利益也開始得到重視和保障。那個時代可謂歐美的“偉大時代”，也是世界人民向往的燈塔。

    但好景不算太長。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撒切爾和里根的上台為標志，西方進步主義趨向消沈，基督教傳統的覆興成為“新主流”。以英美的保守主義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掌權後，就軟硬兼施的打擊各種進步色彩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例如撒切爾就野蠻鎮壓了英國的勞工運動及北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再後來，蘇東劇變讓西方進步派的某種精神依托垮塌，保守主義繼續得勢。

    直到溫和左派克林頓、布萊爾、施羅德等人的上台，才標志著歐美進步主義略有覆蘇，保守主義有所萎縮。但此時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已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樣波瀾壯闊，變得相對和風細雨。而各種特別身份的群體的抗爭，也相對更加和平與低調。雖然每年“八國峰會”之類論壇會議時，有些極左勢力會訴諸暴力，但也只是破壞一些雜物、焚燒若幹輪胎，不再有那麽強烈的革命烈勇。而建制層面，1995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上，希拉里代表世界進步女性的呼喊，還是很有震撼力的。此後數十年，歐美各國及世界的政治局勢也有著各種變與不變，各群體的平權運動也隨之浮浮沈沈。

    而“身份政治”，無論在進步主義的高峰期還是低潮期，都在逐漸強化。當進步力量得勢，強調自身身份認同是進取和驕傲；當保守派占優，平權進程陷入低潮時，“身份政治”更加得到強化，原因是為了加強團結、振奮精神、積累力量，以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和壓抑冷漠的外部世界。這時的“身份政治”中身份認同的作用，已經不再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為爭取作為某種身份群體者應有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而更多成為了區隔“己者”與“他者”的工具，並塑造某種並不必要的身份驕傲感乃至優越感。這顯然代表著“身份政治”向不好的方向轉變。

   而互聯網的發展和家用電腦、智能手機的普及，讓世界各國的政治動員、政治參與、政治對抗，包括對各弱勢和少數群體的處境和抗爭進程，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而現下的“身份政治”的內容與形式，表現與影響，也正是在互聯網成熟和普及後形成的。在互聯網剛出現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它將促進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身份的人相互交流，以及理解與融合，世界將因此成為一個大家庭。

    但現實卻並不是這樣美好。一定程度上，互聯網的確促進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溝通交流，也實現了一些以前難以做到的遠程迅捷合作，世界似乎成了“地球村”。但另一方面，互聯網加劇了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群體的矛盾沖突，並逐漸形成了各種互聯網及現實中的“同溫層”，隔閡與對立乃至沖突，成了互聯網時代政治交流的主旋律。至於為何這樣，就和互聯網平台信息“短平快”、知識碎片化、發表言論方便但缺乏門檻和追溯性導致謠言和仇恨言論泛濫、易放大極端化的聲音等有關，說起來又是很大的話題，在此就不展開了。

   總之，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加劇了不同身份立場者的沖突，自然也強化了“身份政治”。人們根據自身的身份、價值觀、利益訴求，分成不同的陣營相互謾罵、羞辱，乃至“人肉搜索”和線下攻擊。互聯網上各陣營的鬥爭，在民主自由的歐美，立即轉化為現實中的政治對立與博弈。而2010年代至今，又逢歐美和世界局勢的劇烈變動，尤其政治的極化與社會的撕裂加劇，讓“身份政治”的價值水漲船高，反過來也又加劇了各種撕裂與對立。而“身份政治”導致的歐美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撕裂與對立，在2016年美國大選及特朗普當選後，達到了迄今的最高潮。（因為美國是歐美各國中國民群體最多元、社會矛盾最尖銳、“身份政治”最明顯的國家，所以以下以談美國的“身份政治”為主為典型）

    而作為反建制的“異類人物”特朗普能夠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本身就是“身份政治”促成的。如前所述，“身份政治”一直伴隨著二戰後歐美社會的發展。2008和2012年，作為黑人的奧巴馬連續當選美國總統，“身份政治”就起到重要作用。雖然說根本上還是因為奧巴馬的政綱和政績得到過半美國民眾認可，但其作為黑人的身份，也成為黑人及其他一些少數族裔投票給他的原因。2008年和2012年大選，分別有95%和93%的黑人將票投給了奧巴馬，而白人只有43%和39%投給他。顯然，“身份政治”對奧巴馬的當選有著重要推動作用。

   2016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也想覆制奧巴馬的成功。她在堅持奧巴馬的種族平權政策同時，還主打女權主義（這當然也與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關），以此希望得到更多女性的選票。而對於其他弱勢和少數群體，如LGBT群體、亞裔拉丁裔阿拉伯裔少數族群，以及傳統的民主黨支持者勞工群體，希拉里也都提出了相應的政策，承諾保障他們在既有平權運動中的所得，並進一步改善他們的處境。這些舉動，都涉及對特定群體的支持和承諾，顯然也是在利用“身份政治”牌。當然，希拉里競選總統並不只靠“身份政治”，而是其豐富的從政經驗和成績，以及充分的執政能力。按照大多數美國內外觀察者的看法，2016年希拉里幾乎篤定當選。

   但選舉結果令世界驚訝。從競選之初就完全不被看好、進入終選後也被認為將是希拉里大比數勝出的陪襯的特朗普，居然擊敗了希拉里當選總統，而希拉里抱憾而敗。雖然從普選票看，仍然是希拉里得到了更多選票，但因為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特朗普依靠在更多州份選情的相對優勢，尤其幾個關鍵州的勝利，得到更多的“選舉人票”，以相對較少的普選票當選總統。但即便普選票少於希拉里，特朗普仍然得到了參與投票者中46.1%的選民的支持（希拉里是48.2%），與希拉里差距不大，足以說明其是有相當民意基礎的。

   那麽，這說明希拉里利用“身份政治”競選的策略失敗了嗎？事情並非這樣簡單。首先，希拉里仍然得到參與投票者中88%的黑人、65%的亞裔和拉丁裔、94%的黑人女性、77%的同性戀者、84%的“自由主義者（美國政治語境下的自由派）”的支持。

   但為什麽希拉里還是失敗了？原因就是，她的對手特朗普更加成功的利用了“身份政治”。更深層的來說，是右翼、保守派、傳統勢力對於進步的、左翼“身份政治”的反噬，取得了成功。

    二戰後美國各弱勢和少數群體的一系列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以及取得的不俗成就，極大沖擊了舊秩序和舊有的利益格局。而相關的“身份政治”潮流，也打擊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與保守勢力。而支持和參與“身份政治”者對諸如女權、LGBT權利、少數族裔權利的強調（甚至有時是過度的、令一些人厭煩的強調），以及逐漸衍生的對自己作為女性、黑人、同性戀等特殊身份的自豪感甚至反向優越感，尤其對相對的男性、白人、異性戀者某些既得利益乃至其身份本身的批判（既有合情合理的，也有各種偏激的惡語和行為），更是刺激了傳統上占有優勢和話語權的力量。而進步勢力構建“政治正確”，禁止對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的侮辱誹謗甚至一般性批評，並對觸犯者進行“取消行動”，迫使各種機構開除觸犯者，當然也觸怒了傳統勢力。

    這些幾乎必然的引起傳統的、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的反感和反彈。當進步勢力強調弱勢的少數的各群體利益重要性、獨特性時，也自然凸出了對立者的身份。所以，傳統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同樣形成強烈的身份認同與增強內聚力（很多原本不在乎自己身份的白人、男性、基督徒、異性戀，也在“身份政治”波及下“覺醒”，並參與到基於身份的對立沖突之中），並且對進步勢力方的對應群體發起反擊，就可謂水到渠成了。因此，在美國，與那些弱勢、少數、新興群體相對的既得利益、主流身份的、舊有和傳統的勢力，如男性、白人、異性戀等群體中的保守激進者（立場保守態度激進），就形成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和相應的意識形態及行動路線。而其價值觀和行為，幾乎與進步勢力恰恰相反，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

   就像進步勢力的“身份政治”強調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被壓迫和歧視的歷史與現實，要求平權和強調作為特殊群體的權利，保守勢力就鼓吹白人優越主義、強調白人在美國的主導地位和更大貢獻，要反對平權政策的“逆向歧視”；對提倡女權主義者，保守派就強調男性的價值與貢獻，並利用宗教信仰等為男權主義背書；對倡導LGBT權利者，保守派就發表各種反同性戀反跨性別或變相反同反跨的言論，強調遵守傳統價值和家庭倫理的重要性，並同樣利用宗教思想支撐其傳統理念。

    保守派的這些價值觀和立場主張，很多都來自於美國傳統價值觀和約定俗成的理念，而美國的“傳統價值”，就約等於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尤其基督教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價值觀念。其核心價值觀念包括信仰上帝（不是自由派那種僅僅當成心靈寄托，而是真的認為一定有上帝）、嚴格遵守《聖經》等基督教義、因循守舊、男尊女卑（這個可以從《聖經》找到很多原文）、反對科學（但並不反對日常科學工具使用，只反對科學觀念不反對具體且日常的技術）、反對同性戀（這當然也是來源於宗教價值）、消極自由（反對大政府、支持持槍權等）等。正是如此，美國保守派的核心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美國男性、白人、異性戀都持如此立場。相反，很多男性、白人、異性戀是支持女權、少數族裔權利、LGBT權利的。但哪怕有50%以上的“主流群體”導向保守派，就足以對弱勢和少數群體形成相對優勢和打擊。因為“主流群體”不僅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或起碼相對多數），更是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話語權。很多保守派說“美國已經被左派/少數群體把持”，並不是事實。除了高校在內學術界和主流傳媒界的確是進步勢力占絕對優勢、群體成員多元化程度高，其他如政界、商界、軍界、法律界等，仍然是“主流群體”占絕對優勢，只不過其中有些傾向於進步派有些支持保守派。

    在美國二戰後這麽多年的民權運動與平權運動中，“主流群體”的態度是覆雜的多變的。1960-1970年代，既有殘暴殺害民權人士的白人暴徒和鎮壓民權運動的保守派白人警察（尤其美國南方一些州份的臭名昭著的持種族主義立場的白人警察），也有與黑人、女性等站在一起奮勇抗爭的男性白人公民。而大多數民眾是一種觀望態度，但時而也會參與到對民權運動的支持或抵制中。後來的政治變遷中，里根、克林頓、布什、奧巴馬等保守派和進步派交替當權，也反映出美國民眾意識形態的波動變化。整體上看，“主流群體”中傾向進步派、支持弱勢和少數群體的，與傾向保守派、反對平權的，可謂不分伯仲，各有消長。

    而2016年特朗普的勝選，反映了保守勢力的得勢。而選前特朗普公開支持者的相對稀少，和開票後反映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巨大數量，以及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保守勢力走上前台活躍，都反映了潛在保守的、反進步反平權的力量的強大。而這些人很多程度正是被“政治正確”壓制的人群，是進步勢力“身份政治”所排斥和對抗的對象。

   前面已經提到，“政治正確”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而設立，“身份政治”的目的也是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平權。但“政治正確”的高壓下，人們的言論顯然受到了限制。而且，每個人都有通過言語表達想法（包括一些不太“政治正確”的想法）和宣泄情感（免不了有憎惡和仇恨）的訴求，而“言多必失”，總會有些不恰當言論。尤其在與他人發生沖突時，很多人更容易發表冒犯和仇恨言論。而支持“政治正確”者往往不乏吹毛求疵者，對發表“不政治正確”言論者口誅筆伐，甚至要求政府、學校和公司開除當事人，禁制類似言論出現。這當然會引起仇恨和反彈。

    而“身份政治”中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的一些訴求，曾經被相當多的“主流群體”所支持。但時日已久，很多人對黑人、女性、同性戀等群體不斷強調自身特殊權益、尊奉自己弱勢者身份的言行，變得厭倦和反感。“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對他者尤其異質群體的苦難，旁觀者更多像魯鎮百姓看待祥林嫂的悲慘遭遇一樣，有些同情但更多是憎惡。當這些群體成員喋喋不休的講自身身份認同的重要和自豪，要求實現自身權利和尊嚴，越來越多的人產生了逆反心理，由支持變成反對。而且，很多人也認為，經過這些年的各種運動和改革，弱勢群體、少數群體早已得到了足夠的平等和補償，現在已經由平權變成要特權了。雖然這並不符合事實（有各種嚴謹詳實的調查，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各種相關調查數據，證實各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仍然處於相對弱勢處境），但弱勢和少數者處境的確已有很大改善，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極端惡劣與無助。

    同時，有些似乎是“主流群體”的群體及個人，認為進步勢力忽視了他們才是“弱勢者”。這以美國“銹帶州”大量失業破產的工人階層、美國內陸和南方農村居民為典型。這些人很多是白人、男性、異性戀，但並不覺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反而自覺是被遺忘的群體。因為民主黨的親勞工立場，他們中曾經有很多人投票給民主黨。但從奧巴馬以來，起碼在宣傳和給人的直觀印象上，民主黨更關心那些更明顯屬於“少數派”的群體如黑人、同性戀，而忽視了勞工和農民。而且，這些白人男性乃至他們的妻子孩子，價值觀是比較保守的“大老粗”。他們本來就對民主黨那些進步的、積極自由的政策不感興趣甚至反感。而奧巴馬、希拉里強調黑人、女性的權利，大談環保、同性戀、全球化，他們就越發厭惡了。他們認為自己淪落到現在，正是因為環保和全球化。只不過奧巴馬還比較親民、親勞工，支持率還相對較高。而希拉里屬於高高在上的精英女性，不接地氣，不僅“老白男”們不喜歡她，很多保守的白人女性也厭惡她。

   而這時，保守派對他們伸出了橄欖枝。保守派深知這些“銹帶州”和內陸白人工農及家庭主婦的好惡，就利用宗教、種族/民族/國族及其他各種民粹主張拉攏他們。例如保守派聲稱，是中國奪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是中國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侵占了美國市場，而民主黨的全球化政策成為中國“經濟入侵”美國的“幫兇”。而宣傳白人優越和白人至上理論，也暖了這些被民主黨冷落的“勞苦大眾”的心。他們還宣傳基督教福音派思想，以麻醉這些知識欠缺的平民白人。這些平民乃至底層的白人，在沈淪中感到了關懷和希望。再看看傾向民主黨的主流媒體反覆宣傳的黑人權利、LGBT驕傲遊行，以及他們認為不是福音而是禍害的環保活動、全球化政策，他們中很多人堅定的選擇倒向共和黨。至於民主黨傾斜給他們的各種福利保障，在他們心中抵不過傳統價值尤其宗教信仰。他們也認為這些福利只是全球化的“殘羹剩飯”，一廂情願的指望打擊中國的工農業、停止進口中國商品，讓他們的工作飯碗和產品更值錢（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因果都錯了的）。

    而還有很多社會精英，雖然日常公開場合不反對甚至支持“政治正確”，但其實內心是反感黑人、同性戀、女性的，只是擔心丟了工作、遭受孤立，不敢公開說出來。即便民調時，也有些人撒謊說不支持特朗普。但是投票則是秘密的，他們完全可以表達真實立場。而且，正是由於“政治正確”的壓抑，以及對進步勢力要求給予弱勢和少數群體更多權利和尊重的“身份政治”的逆反，他們有更強烈的動機去支持特朗普這樣敢於打破“政治正確”、反對給弱勢群體少數群體讓渡更多利益的候選人。

    特朗普本人的各種特質及言行，也正是反“政治正確”、反進步“身份政治”同時擎起保守“身份政治”旗幟最合適的承擔者。在特朗普“橫空出世”以前，代表保守派的共和黨屢屢輸給民主黨，就是因為前者在常規的“辯經”中無法戰勝後者。例如奧巴馬就是個非常“政治正確”的人，他自己就是作為少數族裔的黑人，政綱要求尊重弱勢、維護和平、提倡科學，非常在乎民權和社會正義。而他在總統競選中的共和黨對手麥凱恩、羅姆尼，都是傳統的保守派紳士。他們不會撒謊、謾罵，也承認“政治正確”是正確的（起碼不會公開反對），只能重覆強調家庭倫理、愛國主義、個人自由等傳統價值，難以辯得過奧巴馬，更不討左傾和求變的年輕人喜歡。同樣，如果是他們或彭斯、盧比奧等人對戰希拉里，大抵也會敗下陣來。

    而特朗普不同，他的突出特點就是敢於打破各種“政治正確”，其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宗教歧視、反智反科學等言論幾乎充斥了其所有公開和私下的講話。而且他還敢公開傳播謠言和陰謀論，例如聲稱希拉里貪污腐敗、奧巴馬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創始人、氣候變暖是謊言等。據統計，他競選總統和執政期間共發表過超過2萬條謊言，平均每天超過10條。這不僅讓反“政治正確”者覺得出了不能“自由發言”的氣，還可以破壞基於“政治正確”的競選論辯。按照美國建制派的政治規矩，共和黨很難戰勝民主黨，而特朗普則直接扯爛了文明的幕布，打破了“政治正確”的束縛，表達了很多保守派不敢說或者說了無法產生影響力的觀點和主張。

    特朗普看似荒誕瘋狂的言行背後，是美國數千萬乃至更多保守派對“政治正確”的反感和對進步勢力“身份政治”的反彈。特朗普依靠另一種“身份政治”，再加上利用了美國選舉制度的缺陷，成功當選美國總統。這同樣可以從2016年美國大選選民的取向統計證明。有81%的保守派、90%的共和黨人（包括90%的共和黨男性和89%的共和黨女性）、81%的白人福音派和重生派基督徒投票給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在白人（57%：37%）、獨立人士（47%：41%）、男性（52%：41%）、已婚者（52%：44%）、新教（59%：37%）和天主教（52%：45%）及其他基督教派（55%：41%）信徒、異性戀者（48%：47%）、退伍軍人（60%：34%）、高中及以下學歷者（51%：44%）、郊區（49%：45%）和鄉村（62%：32%）居民中，得到了相對更多的選票。尤其在白人（占總投票人數的70%）、基督徒（74%）、異性戀者（95%）這三個占美國選民大多數的群體中，均獲得了多數的支持。這同樣是“身份政治”的勝利。（注：特朗普和希拉里得票相加不到100%是因為還有其他幾個候選人，他們合計得到了4.7%的有效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52%的白人女性投票給了特朗普，投票給希拉里的只有43%。這反映了“身份政治”本身的非全能性，以及多重“身份政治”沖突的影響。按“身份政治”乃至某些一般印象，女性應該支持女權主義。希拉里不僅支持女權主義，本人還是女性，但為什麽大多數白人女性反而投給了特朗普（即便在全體女性中，希拉里支持率也只有54%，而特朗普是41%）？

    第一，是女性未必支持女權主義；第二，是多重身份、多個價值取向的人，面對身份和價值觀的沖突，會選擇某個最看中的價值觀、根據最優先認同的身份來投票。美國是一個保守主義氣氛濃厚的國家，女性也不例外。甚至很多家庭婦女、農村女性，往往比男性還要保守。就像“多年媳婦熬成婆”後也成為欺壓兒媳的惡婆一樣，很多女性也非常反對女權主義。尤其受與“程朱理學”有某種神似的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影響的女性，視現代女權主義如洪水猛獸，對像希拉里這樣拋頭露面、獨立自信的女性非常厭惡甚至仇視。所以，很多白人女性本來就不讚同甚至反對女權主義，所以希拉里憑女權主義及女性身份，當然不能得到她們的青睞。這也反映了“身份政治”並不總是有效。而且，“身份政治”中存在多重身份的相對矛盾，多重身份者面臨何種身份為優先認同的糾結鬥爭。

   一些白人女性並不在乎相對獨特於男性的女性身份及特殊利益訴求，卻更在意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白人血統和文化。在美國內陸（尤其南方內陸，所謂“深南部”諸州）、鄉村、低學歷和低收入家庭，很多女性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也是白人至上或白人優越主義者。即便不是強烈的種族主義者，但也對少數族裔的種族平等等訴求反感或無感。就像《亂世佳人（飄）》中描繪的那些南方白人婦女，很多都是親近“3K黨”的種族主義者或附和者。包括《亂世佳人》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本人，也起碼是同情種族主義的（當然她自己或許不覺得如此）。這從《亂世佳人》的內容和感情傾向就可看出。這樣的女性在當今美國仍然很多。即便其中有些人對女性身份自豪甚至支持女權主義，但她們更在乎白人身份和基督教信仰。所以，她們寧可投票給侮辱女性、反對女權的特朗普，也不投票給女權主義者希拉里。

    總之，特朗普依靠右翼的、保守派版本的“身份政治”，取得了2016年大選的勝利，並極大影響了美國和世界的現實社會與歷史行程。而保守勢力“身份政治”的形成和勝利，恰恰是由於進步勢力“身份政治”造成的影響和刺激。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對美國政治變動尤其特朗普當選問題進行的評論，就分析過“身份政治”的影響。後來，他還寫了《身份政治：對尊嚴和認同的渴求》一書，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他的核心觀點之一，即是認為進步勢力對“身份政治”的強調和運用，刺激出了保守勢力對其相對身份的認同、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及廣泛的動員，最終導致特朗普的崛起和執政。我對此觀點是非常讚同的。

    無論是進步勢力為強調少數群體認同和利益訴求的“身份政治”，還是保守勢力為維護既得利益和舊有地位與尊嚴的“身份政治”，都將社會裂解為一個個基於其相對獨特身份、內部高度同質化的群體，並根據“進步”和“保守”分化組合為兩個陣營，“認人不認理”的站隊、“黨同伐異”式的爭鬥、“你死我活”般的博弈，將美國乃至世界許多國家撕裂，也在世界各國、各民族、各種信仰間設下高墻和堡壘，令世界進入更加分裂、對立和動蕩的新的歷史階段。

    不僅在美國，全球都出現了基於“身份政治”（或與“身份政治”類似的基於種族、文化、信仰、地域、價值觀等形成的“對內高度認同”和“對外強烈排異”）的群體及相關的運動、行動。在印度，自從納倫德拉·莫迪成為總理後，印度教民族主義聲勢日盛，並將反伊斯蘭、對抗中國作為其主要的政治信條，並根據反伊反中的信條做了不少實際行動；在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以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為旗幟凝聚人心，打擊世俗的凱末爾主義者和試圖分離出土耳其的庫爾德人，以圖恢覆“奧斯曼帝國”的舊日威風；在俄羅斯，普京也強調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與東正教傳統，以此團結國內和對抗西方。而台灣地區的“藍綠惡鬥”，以及涉及“本省人”與“外省人”、“軍公教”與大眾、“獨派”和“統派”的爭議沖突，也都有明顯的“身份政治”色彩。而在中國大陸，基於階級、性別、地域、民族和宗教的爭議也很激烈，只是由於中國的維穩體制及輿論控制，更多停留在“鍵政”這種口頭層面，對線下影響有限（但對現實仍然有一定影響，起碼是政府重視的民意，並可以影響一些具體事件，發言者也時有被舉報被學校和單位開除者）。

    這些國家和地區各種群體的動向，與美國的“身份政治”有一定的差異，但本質上都是強調獨特的身份認同，並且樹立向外敵視仇視的對象，以強化團結、對抗“敵人”和達成目標。而從現狀看，不談這些“身份政治”是非對錯而只看效用，他們團結“自己人”和實現某些政治、意識形態、利益訴求的目的，還是頗為成功的。

    “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就是因為它在很多方面符合人性的特點和現實的需求。“身份政治”將覆雜問題簡單化為不同身份的人的沖突，並且默認相同身份者利益和立場一致，就符合人抱團結黨的特性。而且，同質群體確實有更多共同語言、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而人不僅愛“黨同”，還熱衷“伐異”。人們對於體貌特征、宗教信仰、文化習俗不同的他人，往往自然產生隔閡。而一旦有了很多接觸，尤其涉及到利益沖突，就很容易產生歧視和仇恨。而因為人的“黨同伐異”，所以往往會環護同類、鄙夷異類，因此各種個體沖突往往上升到群體間的對抗。然後雙方的每個個體都被裹挾進沖突，被對方群體所惡待，然後引起反彈，雙方你來我往，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下，大多數人很難跳脫，反而被深深的裹挾和進一步的參與。這不僅有“身不由己”的逼迫，更有仇恨產生的動力。相對於愛與和平，沖突和仇恨其實更能激發人們參與某些行動的動力，尤其是舍生忘死、不計血本的參與。“身份政治”下的惡鬥，的確會“勸退”一些旁觀者，但對於相關身份的涉及者尤其已經付出代價者，反而會更加堅定的參與。這又是“身份政治”對人性的利用和誘導。

    還有，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由於其知識水平、思維能力、日常精力、所處環境的限制，對於很多覆雜艱深的政治議題和意識形態爭論，是難以充分了解和正確認識的，有些人幹脆對政治就沒有興趣。即便是發達國家的公民，受教育水平也有限，很難搞懂一般只有專業人士、學者教授才能搞懂的政策主張。人們也都忙於掙錢養家，閒暇也都主要在放松娛樂，對政治的關心有限，沒有空閒去認真詳細了解各黨派和各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而如果搞“身份政治”，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身份、信仰、立場站位，大家就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做到了。而且人們也會認為，既然政治是要為自己爭取利益，當然要站在自己人一邊，是非不重要（頭腦更簡單的，會不加思考下覺得自己立場就是對的，自己“是”別人“非”），重要的是立場。還有，以前很多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根本就不去參與政治，連投票都不去。但在“身份政治”的影響下，“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有了作為某種身份者的責任感自豪感，就踴躍參與政治活動、積極為“代表自己”的個人和政黨投票了。這就讓“身份政治”風靡世界。

    很多自由主義者、個體主義者十分鄙夷“身份政治”，認為將個體與群體身份捆綁，本來就是一種愚昧的行為，有損個人自由，也不利於對普遍性的自由民主的追求和維護。這是有道理的，但卻不符合人性和政治的現實。普世的訴求雖然人人向往，但是卻也難以形成凝聚力，起碼難以單獨起到政治動員的作用。

   這有諸多原因。第一，自由民主是相對縹緲的東西，雖然也會實實在在影響現實，但卻不是那麽立竿見影。除了少數自由至上者和民主信徒，大多數人追求自由民主，是為了更具體的訴求而非自由民主本身。即便實現了自由民主，也未必能達成想通過自由民主達成的目標。自由民主還需要人遵守規則和克制，也是要壓抑人性欲望的。而人們對寬泛的自由民主缺乏興趣，更希望達成其具體目的。人們還需要即時的回饋和刺激。這些只有“身份政治”塑造的明確目標、營造的對內“同溫層”和對外“黨同伐異”才能滿足。第二，正因為自由民主是普世的，所以爭取它的人太多太龐雜，異質性太強，所以追求者難以團結，往往因為其他分歧而分道揚鑣。而“身份政治”中同一群體同質性非常高，即便也有內鬥，但是更有一致的利益與目標。第三，群體和大眾需要明確的、強烈的、共同的信仰和組織，以形成共識、相互合作、集體行動。而純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對這些恰恰是排斥的，更強調個體意志和自由選擇。這就導致某種“自由散漫”，不利於團結和行動。追求自由民主的一個重要障礙，恰恰是自由主義本身的特點暨弱點。

   回顧歷史，許多推動自由民主、結束極權的運動，都是以民族主義、宗教信仰等作為動員方式的。例如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普遍被認為是自由民主的勝利。但真正對二者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動員了更多力量參與變革的，恰恰是各國民族主義力量及一些宗教力量。東歐各國尤其波羅的海三國民眾的反俄主義情緒，更勝於反專制的熱情。例如第一個脫離蘇聯獨立的國家立陶宛，優先訴求的是民族獨立而非實現民主化。而波蘭的劇變，也是波蘭人強烈的反俄傾向加持及天主教力量助力的結果。而俄羅斯人反抗蘇聯，很大程度也是因為蘇聯為國內團結而壓制主體民族和最大成員國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比蘇東劇變早數十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蘭“波茲南事件”，雖然普遍被認為是反抗專制極權，但也都有著強烈的反蘇反俄民族主義成分。

    美國一直被自由主義者視為世界燈塔，並將美國二戰以來戰勝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蘇聯紅色極權等各種邪惡暴政，視作自由主義的勝利。這也不符合事實或者說只是部分真相。自由主義的確是凝聚美國人心、讓世界許多國家知識分子和人民傾心的思想旗幟。但是，在戰爭及冷戰的具體組織和動員中，使用的思想武器並非自由主義，而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二戰期間，美國正是將保衛自由民主融於愛國主義之中，強調個人對國家的忠誠和奉獻，才激勵了上千萬美國男女參軍作戰。硫磺島上飄揚的美國國旗，當然可以被認為代表著自由民主，但其實它還是更代表美利堅合眾國。後來的對蘇冷戰，美國也始終最在意國家利益而非自由民主，否則就不會扶植那麽多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還與高度極權和極左意識形態的紅色中國握手言和。後冷戰時代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伊斯蘭世界的對立與競爭，也更多是文明的沖突而非自由與專制的博弈。自由民主當然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號召工具，但只有借助更有集體一致性的身份認同，才能發揮其抵禦外侮的威力。

    在自由民主與“身份政治”的碰撞中，往往經常是後者勝出。就像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本來是伊斯蘭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合作推翻專制的巴列維政權，但三方在巴列維政權倒台後很快決裂。伊斯蘭主義者輕松擊敗了自由主義者，擊敗社會主義者也沒費太大功夫。這顯然體現了伊斯蘭宗教價值觀和身份認同對穆斯林的強大凝聚力。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典型阿富汗塔利班，在各種劣勢處境下堅持戰鬥二十年，擊敗了美國扶植的世俗的、有一定自由民主的阿富汗政府，重返喀布爾。這也反映了信仰和“身份政治”力量的強大。1927-1949年國共爭霸，中共最終戰勝國民黨，也是依靠強調“階級鬥爭”的“身份政治”，廣泛動員農民和工人，擊敗了相對強調自由民主的國民黨政權。其實國民黨政權的崛起和一度成功，也是有“身份政治”加持的，即以中華民族主義、漢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團結漢族公民。但後來，“中華民族主義”也被中共利用包裝自己，再加上對“階級”的強調及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鼓吹，獲取了更多支持，最終贏取了決定中國百年命運的兩黨搏鬥的勝利。

    最近幾年最能反映“身份政治”強大威力，尤其其鼓動、團結、破壞能力的，是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在反修例運動之前，香港關於追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活動一直在進行，但一直是以相對溫和平靜的方式進行的。即便2014年聲勢浩大以要求“真普選”為目標的“占中”運動，整體上也相當平和。後來數年，因為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香港的自由民主越來越受到限縮，但香港大多數民眾都很平靜，並沒有多大的現實反應。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大多數民眾雖心向自由民主，但卻並不熱衷政治，主要還是想的掙錢養家，在物價高昂的香港生存下去。

   很多香港人甚至會為了一些恩惠，投票給建制派。在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多年里，在政治色彩較淡的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能夠得到超過五成選票，泛民只有四成，還有不到一成是中間派（當然2019年區議會選舉除外，這次選舉情況特殊）。在政治色彩較濃的立法會選舉的普選票中，泛民占有五到六成，建制派也有四到五成。而區議會和立法會投票率都只有五成左右。這說明香港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並不是那麽強烈，起碼有一半選民對政治非常冷淡，只想拿選票換一些現實利益。

    與主張自由民主的力量日益消沈相比，香港本土主義勢力逐漸擡頭。這些人也追求自由民主，但更強調“香港人優先”的本土主義立場。還有一部分本土派更加激進，鼓吹“香港城邦論”及“香港獨立”。

    而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很大程度在於香港本土居民與大陸人的隔閡與沖突。香港回歸以來，由於語言、文化、價值觀、習慣的差異，以及對香港有限的資源和機會的競爭，香港人與大陸人經常發生沖突，雖大多是個體之間的矛盾，但日積月累，也成了兩個群體普遍都有強烈感受的問題。而媒體的報道甚至炒作，雙方一些人士的火上澆油（例如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人是狗”事件和香港部分人集資刊登“蝗蟲廣告”事件），加劇了雙方沖突。隨著陸港兩地交流的加深，沖突越來越頻繁。而因為眾所周知的大陸與香港在制度上的差異，也讓港人對大陸缺乏好感，並恨屋及烏，對整體大陸人也逐漸有了敵意（當然這也有部分大陸人的責任，例如為專制辯護和攻擊港人親英戀殖，然後引起很多本來是大中華主義者的港人逆反）。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本土主義勢力日益崛起。這些人不僅在思想層面構建“香港城邦論”等港獨理論，還在現實中發動一些行動騷擾和攻擊大陸人。例如早在2012年，本土派就發起“光覆上水站”行動，抗議大陸“水貨客”的走私活動。類似的活動還有很多，主要針對的是在香港將非自需購買商品進行“人肉走私”的大陸“水貨客”。不過，由於香港法律對群己權界的限制，大多數歧視和沖突行為停留在口頭、私下，或在公開場所以相對克制的方式表達，很少釀成大規模沖突。但這僅僅是“不敢”、“不能”，而非“不想”、“不願”，部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仇恨在不斷積累，排外和獨立傾向越來越強。

    終於，在2019年，借著對香港政府擬推出的《逃犯條例》的不滿，香港本土主義勢力將反中國（他們否認自己是中國一部分）、反大陸人、追求自決和港獨的長期蓄勢轉為現實行動。超過一百萬香港人參與了這場運動。運動一開始還較為和平，主要訴求也只是“撤回《逃犯條例》”。但因為政府低估了港人的反應，尤其林鄭月娥等人的處置失當，抗議越發激烈，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參與到示威遊行之中。在遊行示威中，“反《逃犯條例》”被稱為“反送中”，已經體現出其反大陸的本土主義色彩。這些香港市民所厭惡的，不僅是大陸的執政黨和統治集團。也包括整個中國、幾乎所有的大陸人。這場行動也不僅是為反對《逃犯條例》，而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潮下，本土自決行動和反大陸/反中國情緒和行為的總爆發。

    6月，雙方沖突激化。以6月12日示威者沖擊立法會為界限，和平示威逐漸變為暴力沖突。而後來的7.21元朗襲擊事件和8.31太子站襲擊事件，是建制派和警察暴力的高峰，也更加激怒了反建制派。從6月開始，示威者開始襲擊大陸人、沖擊中資機構、襲擊親建制派人士和店鋪，打砸搶燒無一不為並普遍化。凡是表露出大陸人身份的人，無論是記者、遊客、學生、職員，都遭到了暴力攻擊，連在港大宿舍回避沖突的大陸學生也遭到騷擾。此外，其主要口號也變成了“光覆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的口號也時常出現，並打出相應旗幟。後來，沖突還演變為街壘戰，以本土派為主的反建制派堅持“武裝鬥爭”了數月之久。而相對和平的主流抗議者，也不顧辛勞的在街頭日覆一日的抗議和掩護暴力者。直到後來，因為新冠疫情的爆發（此事非常意外，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個“黑天鵝事件”），以及中共和港府各種軟硬兼施，暴力才被平息，和平的示威和各種運動也逐漸停止。

    而能夠支撐超過百萬港人前前後後超過一年（其中激烈沖突期約半年）的高強度示威遊行、制造和承受暴力的，正是香港本土主義所構建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價值認同，及其衍生的價值觀念與相關利益訴求。其認同、價值觀及訴求的核心內容是（以下內容僅為代其表述而非認同，相反我並不認同還強烈反對）：香港人是一個獨立的、不同於中國人更不同於大陸人的、有著自己獨特歷史、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族群，與中國人、大陸人利益不一致乃至相對立，並受到來自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入侵”和“毒害”，要拒絕和排斥中華文化及中國人/大陸人，實行“香港人優先”的政策，並以香港與中國高度切割、“民族”自決乃至獨立為最終目標。而反修例運動的大部分時段（除了最開始幾個月），反建制派港人基本都是以這樣的認同、價值觀和訴求為動力和目標參與運動的。

   一些政治觀察人士將反修例運動視為捍衛自由和追求民主、反抗專制極權的運動。這當然也有道理。具體道理許多人都說過，我在此就不重覆了。只說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見。雖然整個運動有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制成分，但這只是其價值和訴求的一部分，且起碼在2019年下半年沖突最激烈時是相對次要的緣由。而反修例運動最主要的價值觀仍然是香港本土主義為基調，最具代表性的口號還是那句極具港獨色彩的“光覆香港，時代革命”。

    如果說運動的性質和主打價值觀還有爭議，但動員百萬港人參與，尤其其中至少上萬人參與暴力的動力，主要當然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既包括對作為香港人的驕傲自豪及港人優先權的維護，更有對中國的厭惡與對大陸人的痛恨。如前所述，仇恨而非愛與和平，才是讓人們舍生忘死投入政治運動的最大動力。香港人對自由民主雖然向往，但很少有願意為此死難者。“占中”的相對平靜，更能展現港人對自由民主的態度。而像反修例運動這樣激進暴力，只有被侵犯了具體的利益，有了明確仇恨對象，才能做到。而各種激進行動和持久抗爭，也需要明確的身份認同和內部團結，以明晰目標和分工協作。這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是無法完全提供的。只有強調香港人認同並強烈排斥大陸及大陸人的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才能讓部分港人為之舍生忘死、不顧一切。

    有人會拿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支持、對六四的執著紀念反駁，認為港人也完全可以為自由民主而付出和堅持。其實，港人力挺八九民運、長期紀念六四，同樣有身份認同的因素。只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義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而是大中華主義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身份認同。許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運、營救學生，既有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追求，更在於作為中華兒女的血緣與文化認同。否則，為什麽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這些國家及民眾，沒有如此傾心投入八九民運和紀念六四？原因非常簡單，他們並不是中國人。而六四血案後，雖然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都不同程度表達對中共譴責，還收留了很多中國學生和難民（“六四綠卡”），但關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樣是因為他們和中國是異國異族，香港是同文同種。港人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追求，包含著強烈的家國意識，港人的“民主之夢”是從“中國心”萌發的。

    而隨著近些年香港大中華主義的消退和本土主義的崛起，參與紀念的六四的人數逐漸減少，關注力度也不斷下降。即便沒有《國安法》的出台和一系列鎮壓行動，對六四事件的紀念在香港也會越來越淡。這也反映了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當部分港人不再認為是中國人，就會認為六四是“外人”的事，於是不再關心或至少不那麽熱衷。這也更加證明了身份認同而非自由民主，才是召喚和動員相關人群參與政治的最大動力。

   當然，從更深的層次、更根本的原因來說，部分香港人排斥大陸、仇視大陸人、厭惡與中國有關的幾乎一切，確實是因為大陸缺乏民主自由，沒有法治和公平。對《逃犯條例》的抗拒，也是對大陸專制極權的恐懼。但是，引起香港人憤怒和對抗的直接原因，仍然是與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價值觀和利益沖突。港人所攻擊的對象，仍然是具體的代表中國大陸和中國人（而非僅僅代表中共和統治集團）的人和物。他們不關心中國大陸是否會自由民主，也不指望大陸同意香港實現普選和更多民主，只是希望和大陸早日切割、和中國斷絕關系。

   甚至，這些港人在運動中一方面猛烈攻擊代表中國和大陸人的人和物，另一方面卻有意避開對中共重要人物和執政集團敏感點和象征的攻擊。例如他們極少提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在大陸的“黑歷史”提及也很少，也沒有特地的刻意的攻擊過中共。這不像是無意間的忽略，而應是故意而為。至於原因，我個人估計，一是為強化其反中色彩、與中國大陸民主問題切割（以抵制支聯會為代表的大中華民主派“建設民主中國”的立場）；二是試圖以此減少中共對其的打壓，讓中共放過他們，他們不反對中共搞獨裁，換取中共允許他們搞“香港人優先”和港獨，互不幹涉。他們在各種文宣和演講中，都是強調反對“中國”而非“中共”，強調“自決”而非“民主”。

    因此，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聲勢浩大和反抗激烈，主要在於其發起了“身份政治”而非強調追求自由民主。我並不讚同這些示威者的大部分主張（只讚同“雙普選”等純粹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分，反對港獨和本土排外內容），更反對主動的、針對相對弱勢和落單者的暴力。但是如果純粹從動員效果和產生的影響看，香港本土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發生，反修例運動的結果還很難說。相反，如果只強調自由民主和反專制，就難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參與，更難動員人們參與暴力行動。

    不僅是香港，很多國家關於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制的運動，往往都是以強調其族群身份的“身份政治”進行動員的。例如發生在烏克蘭的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3年“廣場革命（親歐盟示威運動及沖突）”，都帶有一定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色彩，並以反俄羅斯滲透幹預為重要訴求。今年的俄烏戰爭，烏克蘭人反抗俄羅斯的入侵，也是在捍衛自由民主的烏克蘭，但主要動員理由還是反俄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而近二十年泰國發生的多次政治抗爭，如反王權和反軍人的示威，示威者也是有特定身份、派系、具體訴求的，而非簡單的支持自由民主。如泰國的“反獨裁民主聯盟（紅衫軍）”主要由泰國農民組成，強烈支持民粹政治人物他信及其家族，其各種政治活動與其說在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不如說是表達對他信民粹式民主的擁護；“黃衫軍”則主要由城市中產階級組成，是反他信、親王室的政治力量，名義上也支持民主，但卻讚同軍方對他信陣營的鎮壓（因為中產階級人數少於農民，在普選中總是失敗，所以聯合軍方鎮壓農民，以維持城市中產的政治地位）。

   還有一些頗有規模的政治運動，就與追求自由民主基本沒有關系，“身份政治”起到壓倒性的作用。典型就如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蘇格蘭獨立運動、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西班牙和英國均屬於自由民主國家，其國內各地區的自由民主程度也沒有差別。但是像加泰羅尼亞、蘇格蘭、北愛爾蘭，還是有非常大比例的公民希望脫離現在所屬的國家而獨立。這里邊當然有現實利益原因，但還有身份認同、價值觀念等非物質原因。其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還長期接受英國政府的“轉移支付（主要來自於英格蘭地區的稅收）”和各種優惠政策支持，並受益於作為英國這個老牌世界強國一部分的各種好處（例如優良的國內市場、強大的軍力、世界第一梯隊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如果獨立，這些好處都沒有了，但他們還是要獨立。所以他們並不是為了物質利益而獨立，而是民族和教派認同等原因。

   一些香港本土主義者、港獨分子，就或公開或私下的將香港與北愛爾蘭相比。他們中的“勇武派”把自己比擬成暴力組織“愛爾蘭共和軍”，稱讚後者武裝反抗英國政府、謀求北愛獨立的態度和行為。而在反修例運動中的一系列暴力，也的確與北愛反英分子所作所為類似。很多本土主義者也公開聲稱，即便中國大陸實現了民主化，他們也不願意香港與大陸融合，仍然會追求自決和獨立。他們這樣想，是有一定民意基礎的。《國安法》頒布前幾年的多個關於港人身份認同的獨立民調中，認為自己是完全“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的港人達五成五，認同是“中國人（而非香港人）”的僅一成，其他三成五認為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

    雖然民意總在變化，更久的未來中國大陸和香港如何變遷尚未可知，但香港的確已形成了相對獨特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港人和大陸人也有很多隔閡沖突。尤其是港人和大陸人對資源、生存空間等現實利益的爭奪，更是難以調和的矛盾。未來即便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也很難和中國大陸完全融合。相反，民主體制的中國，更難壓制部分港人的獨立傾向和行為，畢竟民主政權不方便像專制政權那樣不擇手段的鎮壓。那時香港若仍有大規模的對抗大陸行為，就完全無法用現在許多人認為的“民主自由與專制極權的對抗”來解釋了。

    同理，中國的新疆、西藏問題，也並不是有了自由民主就能解決，相反那時維藏兩族追求獨立的浪潮可能更加強大。這早已有了蘇聯、南斯拉夫的前車之鑒。而共和國建國數十年來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的各種反抗對抗，同樣是基於民族和宗教的“身份政治”為紐帶，追求自由民主反而是次要的。即便在民族意識非常淡化的文革時期和80年代，維藏兩族仍然有著較為強烈的民族認同，其他時期就更如此了。無論現在的專制中國，還是未來的民主中國，想要解決好新疆和西藏問題，首要的考慮還是如何解決民族矛盾和宗教差異（雖然我認為大抵無法有效解決，想結束流血可能只有分家（雖然分家之後未必就不再流血）和漢少聚居區人口置換），而非認為改善民生或實現民主就能天下太平。而故意不提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差異試圖淡化問題，更是相當於掩耳盜鈴，除了騙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我在文中講這麽多，尤其詳細談香港反修例運動，就是希望讓更多人明白，“身份政治”比自由民主更具吸引力和動員力，對中國和世界政治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那麽，“身份政治”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如果不談“身份政治”及其影響的性質（正邪），只論純粹的效果，那“身份政治”是非常有效的。而如果從對進步與落後、正義與邪惡較量的影響上，那可謂正負參半。“身份政治”更多是一個工具，類似於互聯網、槍支，好人可以用，壞人也能用。它也與“黨爭”頗相似，義士可以組黨為國為民，小人自然用它營私舞弊。對於“身份政治”，我讚同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特殊群體利用其維護合情合理的、正當的、適當的利益；我反對既得利益者、優勢群體、邪惡群體利用其維護不當的、超出必要限度的、損人利己獲得的利益。

    因此，我當然反對如美國保守勢力那種鼓吹白人優越主義、基督教保守主義（甚至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身份政治”。相反，我讚同如美國進步勢力為維護女權、少數族裔權利、LGBT權利、殘疾人權利等而進行的“身份政治”動員。但是，我也反對進步勢力和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過度強調自己的特殊身份、過於戰鬥性的對待異質群體、在言語上和行動中做出各種反向的歧視與優越行為。還有，無論持怎樣的立場，都應該尊重基本的事實，據理力爭、保持誠實，而不能否認客觀事實、認人不認理、胡攪蠻纏、撒謊與欺詐。

    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普遍認為，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是人為將所有公民拆解為不同的群體，並且鼓勵一部分群體索要“特權”，破壞了平等性和個體自由。他們主張，應該“一視同仁”的對待所有公民，一切按照普適所有人的法律與制度對待之。這樣的說法在中國自由派人士中非常流行，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當然，中國體制內精英也基本持這樣的看法（當然他們還要既得利益者的特權）。

    這樣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本文在前面已經列舉了大量事實和證據，清楚的說明了不同群體之間存在的各種非個人努力因素的差異，恰恰要保障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特定的權利、特別的需求，才能真正實現平等。就像對於女性而言，且不談社會文化和歷史遺留問題對女性的不利影響，僅僅由於其與男性在生理基礎上的差異，就需要有諸如女性生育權利和自由、女性就業的機會及必要的工作條件保障、保護女性免受家庭暴力及家暴後得到救助權利等。如果沒有這些保障，她們即便再努力，整體和平均上的社會地位、收入、自由度、安全感等也遠遠落後於男性。（當然，對於男性因性別歧視和客觀條件導致的相對損害，也需要有平權措施予以補償。另外，女性在享受各項權利包括特殊權益的同時，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義務、做出與所得匹配的貢獻。不同性別者應該多體諒對方的難處尤其獨特的難處，而非僅僅談自己的需求和權利）

   同樣，對於殘疾人，其由於種種外力、自我不慎及先天因素導致的傷殘，就讓他們無法做到像健全人一樣程度的就學、就業、出行、辦事，甚至穿衣吃飯都不能自理。而且，即便他們試圖自立自強的學習和工作，仍然會遭遇大多數普通學校和一般單位的拒絕和歧視。哪怕一些殘疾人有相當於甚至高於健全人平均程度的學習和工作能力，很多學校、企業也會出於各種顧慮（乃至僅僅是出於對殘疾人的厭惡）而拒絕其入學和入職。面對這樣的現實，如果國家和公共機構對其與健全人“一視同仁”，就等於對他們的遺棄。這對於文明的社會，是反人道的野蠻行徑。何況，有很多殘疾人的殘疾，恰恰是健全人及社會各環節為自身利益而造成的（例如工傷、交通事故、戰爭），全社會尤其造成傷殘者傷殘的受益方，是有強烈責任做出補償的。只有通過積極的介入和平權，提供衡平救濟，才能接近相對的平等。

   還有一些特殊群體，其實所求的，正是像大多數一般人那樣過普通的生活、有主流群體那樣的一般性權利。例如對於同性戀者，有一條重要的要求即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他們這個要求過分嗎？他們僅僅是希望能像異性戀者一樣擁有婚姻而已。當然，你說“同性戀和異性戀並不一樣”，那不就是歧視嗎？說好的“一視同仁”呢？除了少數激進的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大多數LGBT群體的訴求，僅僅是希望像普通的順性別異性戀者有一樣的權利和機會罷了。他們只是希望不被歧視的、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世界上，不用為了並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性取向和性傾向而活在暗處。（當然我個人是傾向於立專法而非修改民法、先采用“民事結合”等方式保障同性戀婚姻權等權利的，並不讚同激進的、影響傳統秩序和倫理的法律與政策大修。台灣的同婚專法就是很好的前例，值得大陸和其他國家地區借鑒）

    起碼在中國，老人這一群體也是遭受歧視、排擠、欺淩、虐待的對象。在中國互聯網上，到處都是相對年輕的人（尤其90後、00後）對老年人各種“耍賴”、“撒潑”、“碰瓷”行為的譴責，以及對老一代人各種陳腐觀念和落後言行的嘲諷。看起來似乎中國年輕人很有素養，而老年人則素質低下、醜陋不堪。輿論之所以如此，其實僅僅是由於年輕人普遍擅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而老年人普遍不會上網或使用社交媒體不熟練，所以導致的話語權差異而已。而年輕人指責老人“撒潑”、“耍賴”，而年輕人似乎不這麽做，其實是忽略了老人和年輕人體格的差異。對年輕人而言，不需要撒潑打滾，只需要正常說話就能解決沖突。如果是身體健壯的青年男性，僅僅站在那里一言不發都能讓對方恭恭敬敬。而對於身體相對柔弱的老人，在沖突中往往只有做些撒潑的動作，才能爭取權益（合理或不合理的權益），才能在和年輕人博弈中有一些勝算。年輕人只看到老人撒潑，而忽視了自己的身體優勢可以占很多便宜。

    至於老年人思想比較陳舊、言行落伍，也更多是歷史環境問題，及老人因視聽和學習等能力退化難以跟上時代，應該更多是同情理解，以及想辦法促進老人對現代信息社會的適應，而不是嘲諷指責乃至現實中的欺淩虐待。至於老人中的壞人，比例未必高於年輕人，只不過不像年輕人相對精致利己的懂得偽裝、其醜惡看起來更加明顯罷了。一般來說，老人中好人和起碼不壞的應占大多數，壞人只是老人中的一小部分。可中國年輕人普遍對老年人不友善，起碼在互聯網上表現的是非常厭老，老人在中國互聯網輿論場上缺乏應有份額的話語權。這樣的現實也反映了中國需要保護老年人權益的“身份政治”，爭取讓老年人能夠用文明合理的方式爭取平等的獲取各種公共資源和利益的權利與機會，並且能夠有相當的話語權。

    因此，支持一部分“身份政治”而反對另一些“身份政治”，並不是雙重標準，反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於進步勢力和弱勢群體的“身份政治”，我們也完全可以就事論事談論具體案例的是非，而非在整體上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

    不過有一點，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參與者與支持者，必須明白他們必定會面臨保守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所組織的相對立的“身份政治”的反撲。前面我舉的2016年美國大選的例子就是證明。而在中國，女權主義也遭到男權勢力的反撲，殘疾人及艾滋病人維權，也被健全人和非艾滋病人猛烈攻擊。“身份政治”的參與者在享受“抱團取暖”的益處同時，也需要共同承受對立陣營對己方的無差別打擊。這種身份對立顯然也會惡化社會生態、網絡生態，導致社會沖突加劇、動蕩不安。這都是“身份政治”的副作用。雖然我個人認為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仍然利大於弊且的確必要，但參與者也應明晰代價和副作用，對此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和現實準備。

    對“身份政治”，自由主義者還有一種指責，即認為將個人歸為某類集體成員，將其標簽化，是抹殺了個人的獨立性、獨特性。他們更反對通過一個人的身份（尤其與生俱來的身份）來判斷一個人的立場、價值觀、言行乃至是非對錯本身。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也體現了其對個體意志和選擇的尊重，有利於個體的獨立自由。但這不意味者自由主義就是對的、集體主義或“身份政治”者是錯的。相反，在現實中，人們的價值觀、立場、行為性質和傾向，與其身份往往呈高度正相關，用句俗話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文革時毛澤東說過：“親不親，階級分”。這樣的話顯然有以偏概全之嫌，還加劇了文革中殘酷的且不必要的“階級鬥爭”，並被自由主義者強烈批判。但批判者又陷入了對其完全否定的另一個極端。現實里，相同階層和身份的人，的確更多是站在相同立場的。就像中共統治階層的成員們，雖然各種內鬥，但絕大多數人在涉及到其作為統治階級共同利益如政權存亡時，態度就會驚人的一致。公務員、公檢法、醫療人員、教職工，也會站在他們各自身份及相關利益的角度看待問題和對待他人。工人、農民被欺壓的相對一盤散沙，但在很多時候也有驚人的團結。當然，也有一些自身階級和圈子的“反叛者”，但無論中外都是少數，在中國更是異類。知識分子相對特殊，似乎相對獨立自由，但其實也都受制於各種主觀客觀的影響與約束，也在各種議題和事務上因個人價值觀、經歷經驗、利益訴求等，有著相應的立場和選擇。所以，“親不親，階級分”在現實判斷中正確的概率遠大於錯誤。這也證明了“身份政治”的存在合理性及在現實中的根深蒂固。

   每個個人超脫一切環境的束縛、打破所有身份的限制，實現完全的自主，只是一種理想下的“應然”；而絕大多數個人不得不適應環境的塑造、依托身份依附集體，無時不在外在的約束和內心的枷鎖下求存，才是從古到今乃至未來永久的“實然”。而廣義的“身份政治”，也將以各種形式持久的伴隨著人類的歷史與前程。

    “政治正確”面具下的虛偽與真實

     回到對“政治正確”的討論上來。反對“政治正確”者除了對“政治正確”內容本身的反對，還會從“政治正確”的現實影響來否定其價值。反對“政治正確”的人聲稱，強行要人們遵循“政治正確”，就導致人變得虛偽，擅長撒謊，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表面一套背後一套。他們據此還攻擊各種讚成和遵守“政治正確”者是“假正經”、“假慈悲”、“裝樣子”。例如中國互聯網平台就常常聲討西方“白左”的“虛偽”和“慷他人之慨”，認為這些看起來同情弱勢、鼓吹“政治正確”的進步派是“聖母婊”。

    那麽，“政治正確”的確造成或助長了人們的虛偽和謊言嗎？首先，這無法一概而論。具體分為以下幾種情況：1.對於有些人，“政治正確”所要求的東西本來就是其發自內心尊重和遵守的道德準則，無論有沒有“政治正確”的約束，其都會保持對包括弱勢群體在內各種人士的尊重，並對弱者有著真摯的同情；2.另一些人則對“政治正確”內容無感、沒有強烈的讚同或反對，對“政治正確”的要求一般選擇遵從，循規蹈矩的過日子；3.而還有一些人，的確是表面上不得不遵從“政治正確”的要求，但內心里對女性、黑人、同性戀等十分厭惡，對犯罪和災難受害者等不幸的人也缺乏同情，甚至內心幸災樂禍。不過，因為“政治正確”的束縛，不能表達出來。他們將歧視和鄙夷藏在心里，或者以其他隱蔽的方式表達，如在比較私密的場合或匿名環境下發表歧視和仇恨言論。4.更惡一些的，表面遵守“政治正確”，暗中卻想方設法欺騙弱者、坑害他人。

    對於第一種，無論有沒有“政治正確”，都不影響他們對待弱者和他人的態度、行為。這就像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沒有法律約束也不會做損害他人和社會的事。對這樣的人，“政治正確”沒有多少實際影響。但“政治正確”的樹立，是對這樣的人自覺尊重他人、同情弱小的肯定，等於對當事人還是有正面意義的。

   對於第二種，“政治正確”就像學校里教的文明禮貌的學生守則，起到一種對言行的規範和引導，有利於這些一般情況下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人有更良好的言行習慣。而對這些人的價值觀和內心，即便他們不那麽熱衷“政治正確”，也不至於逆反，僅僅是相對無感罷了。

   對於第三種，的確算得上是虛偽的、兩面派的人。反“政治正確”者批評“政治正確”，也正是以這樣的人為例。這種人的確品質不好，道德差劣，尤其是不誠實和口是心非。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政治正確”造成了患害，反而反映了“政治正確”對各種言辭惡毒、缺乏同情心、心理陰暗者的約束。

   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政治正確”造就了這樣的“偽君子”。但是，如果沒有“政治正確”，這些人就會成為“真小人”。關於“偽君子”和“真小人”何者更壞，也是一個長久的爭議話題。“偽君子”的危害主要在於口是心非，擅於偽裝和欺騙。但是，如果他並沒有什麽實際方式坑害、傷害你，尤其你加強防範的話，他們並不能對你產生多大負面影響。而“真小人”則不僅可以當面惡心你，背後當然也不會對你做什麽好事。這樣的人的確比較容易發現。但其實，他們之所以敢對你“小人”，大抵還是你相對弱小。如果你弱小，即便你通過其青面獠牙的舉動了解其惡，也未必有什麽辦法阻擋。如果你強大，他一開始也就不敢對你耍小人行徑。相比而言，起碼我個人認為“真小人”比“偽君子”更加惡心。

    其實，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偽君子”的一面。畢竟人都是自私的，悲歡也難真正相通，在人際關系中也普遍是“近則不遜遠之則怨”。一個人不公開的對他人的痛苦幸災樂禍，不因一些仇怨當面辱罵斥責結怨者，已經是一種克制與尊重。至於內心如何，是沒必要管也管不了的。即便再善良正直的人，在骯臟齷齪的世界受傷受辱後，也會萌發出一些可怖的想法，也想對著仇人乃至無辜的弱者說一些骯臟醜陋的話以發泄憤怒。歧視、偏見、仇恨，也深植人性之中，並因人在社會中的遭遇和沖突而誘發與放大，很難從內心徹底拔除。只要這些歧視和仇恨沒有付諸言語和行為的實踐，沒有公開對著想傷害的當事人進行侮辱威脅騷擾，那就只能當做沒有發生。所謂“論跡不論心，論心無完人”是也。而“政治正確”正是這樣起到這種約束，讓人們在沖突和憤怒中多些克制和忍耐。

    而且，“政治正確”雖然讓人相對虛偽，但也減少了許多沖突和仇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很多怨仇，往往就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因為各種口角而誘發。尤其是“罵人揭短，打人打臉”，就可能結下天大怨仇。面對相對弱勢的人和群體，攻擊其傷疤、指斥其短處，攻擊者一時非常痛快，但很容易引發反彈，然後互揭傷疤互擊軟肋，社會陷入仇恨之中。或者弱者忍氣吞聲，轉移傷害給更弱者，社會更醜陋黑暗了。這都不是什麽好的狀況。而“政治正確”正是明確禁止類似行為，以減少社會戾氣和仇恨，保持社會和諧。人們不說的確會憋在心里，但也比充斥於社會中更好。對於憋在心里者似乎不能出氣，但其實也是在保護他/她不被更強者同樣攻擊。

   而第四種人很是可怕。他們不能當面講出來，就轉而暗箭傷人。對於這樣的人，“政治正確”似乎是起到負面作用，也的確是有些負面作用。但如果一個人或者群體惡毒至此，有沒有“政治正確”都不會幹好事。就像法律的高壓下，一些人通過陰暗隱蔽方式規避法律去損人利己。但如果沒有法律，這樣的人就老實本分了嗎？顯然不太可能。他們的陰暗敗壞，不能怪到“政治正確”頭上。

    因此，“政治正確”的確可能讓一部分人變得虛偽、兩面派，但整體上利大於弊，更多起到了對人們尤其社會精英、既得利益者的約束。

    再談另外一個問題。那些支持、尊奉“政治正確”的人們，尤其西方的“白左”，是虛偽、雙重標準、兩面派的“聖母婊”嗎？

    這同樣無法一概而論。歐美、港台、日韓、中國大陸，乃至歐亞非拉其他各國各地，都有許多支持和奉行“政治正確”的人，其中也有很多比較符合“白左”、“聖母/聖母婊”特征的。總體看，除了都支持“政治正確”，這些人身份、價值觀、言行都非常多樣，品性也各有特點。我自己也接觸過不少類似的人。

   這些人當中的確有些不好的人，其最不好的方面不是虛偽，而是雙重標準。一些支持“政治正確”、價值觀似乎是左派的人，一方面對一些進步價值觀和立場很是尊奉，但在涉及到自身及所屬群體利益時，就放棄同情弱勢、主持正義，甚至把作為相對強勢的自己群體打扮成受害方，利用左派同情弱勢的價值觀來掩飾其群體及祖輩之惡，維護其既得利益。例如北京公知dxx。還有一些港台自由派進步派人士，也是一方面大談進步思想，一方面對仇視和攻擊大陸人的行為網開一面，以及表現一些表里不一的行為，例如某媒體的創辦者zxx。雖然有些事如果換位思考也無可厚非，但並不是無可非議。

    而如果說“虛偽”，這個涉及的範圍就很大，定義也不那麽準確。何為虛偽？口頭宣揚正義實際當鍵盤俠是不是虛偽？某種程度的確是。但如果這樣算，這世界上很少人不是虛偽的。而且如果幹脆連口頭的發言和討論都不參與，豈不更加犬儒？在言語上支持而沒有實際幫助是不是虛偽？好像也算。但即便能做到口頭的聲援乃至一個聯署，在充滿各種風險壓力的世界，已屬不易。何況有時人與人遠隔重洋，本來也不可能在現實里幫上什麽。只偶爾的、少量的付出一些物質、金錢和精力，象征性的幫助他人，是不是虛偽？很多人也認為算。但其實能做到這樣的人，起碼在中國人中，相對蕓蕓眾生已非常稀少。如果這還嫌不夠，豈不是“升米恩鬥米仇”？

   以上說的主要是中國大陸和港台的。那麽歐美各國的進步派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呢？他們是不是虛偽的“聖母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上面提到的這些中國陸港台的，在歐美支持“政治正確”和價值觀為左傾進步的人中也能有許多對應者。雙重標準者、有所虛偽者皆有。但就我有限的了解，歐美真誠的、不雙標的、付出更大代價的進步人士，是更多更普遍的。

    無論美國，還是歐洲，他們的進步人士一直都在有實際付出。從宏觀上看，因為他們收入都較高，所以他們在進步派掌權時都需要繳納不菲的稅金，正是這些稅金成為幫助弱勢群體的經濟來源。可以說，除了極貧困者，歐美的進步人士，無論是政治家、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都是選舉了對其征收高額稅收的進步派大政府，以個人收入來支持進步政策的。其稅負還很高，每個人交的稅占收入的20%-50%，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於支持和幫助弱勢群體。這可算是真金白銀的付出了。而他們本來是可以選擇支持低稅收的小政府的。（當然，也有人批評他們，認為他們所支持的措施，讓那些並不願意支持弱勢群體平權的也付出了稅款，是“慷他人之慨”。但首先這些進步人士自己也慷慨了；二是社會每個共同體都需要遵守“社會契約”，包括尊重民主選舉的結果。何況，保守派也往往推動各種印錢和減稅政策，讓全民為大企業的虧損和破產買單。這是不是“慷他人之慨”呢？）

   如果這些還算某種程度的強制，還有個人額外的自願捐款。美國進步人士在各種人道主義災難救助和日常對貧困群體的募捐中，都多多少少會有捐款。而傾向進步的富豪捐的更多。很多國人說他們為了避稅，或許部分比較吝嗇的富豪（如貝佐斯）是這樣，但還有很多如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是很能慷慨解囊的。即便平民百姓，也有很多為例如非洲饑荒、南亞洪災等積極捐助，拯救了無數生命。

    而難民和移民的接收，也可以反映歐美進步人士的真誠。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歐美累計接納了數千萬來自戰亂和貧窮地區的難民和移民。除了少數因曾為美國立功及宗教信仰因素被保守派營救和安置，絕大多數難民都是被左翼進步派或傾向進步陣營的中右立場的人士接納。就像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高峰期，僅德國就接納了超過100萬難民。而對難民的住房安置、資助、生活幫助等，絕大多數都是進步人士在付出。許多家庭將自己家的房間騰給素不相識的難民居住，表現了真正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而歐美各國進步人士對本國弱勢群體的支持幫助，更是長期持續的。最典型即關於殘疾人的各種設施、服務與協助。在歐美國家，很多公共場所都有完整實用的無障礙設施，如殘疾人停車場、殘疾人專用樓梯、殘疾人助聽系統等。包括許多公交車都有專門方便殘疾人上下車的工具。這些都不是擺設而是一直有人維護。在發達國家的大部分地區，殘疾人都可以暢行無阻。而這些設施及服務需要的資金、人力等非常龐大，需要巨額的資源投入建設和維護。而殘疾人自身創造的財富是有限的，大多數當然是從健全人的稅金中獲取。另外，修建這麽多關於殘疾人的設施及配置服務人員，也會占用健全人的資源和空間。但歐美大多數國民並無怨言，進步人士更是強烈支持。這些都是他們付出的實實在在的代價。

    即便如此，一些國人仍然會找出各種理由來證明西方“白左”的虛偽。例如他們認為以上的行為只是建立在以前殖民掠奪的基礎上，現在又利用專利和貿易紅利獲取豐厚利潤，所以才拿出殘羹剩飯支持弱勢群體。這種施舍只是改良，“政治正確”也是遮羞布，並不能改變更深刻的不平等的現實。他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其實西方一些進步人士尤其極左勢力自己也是這麽認為的。但顯然，他們做的已經很好了。換成中國既得利益者，可是不僅一毛不拔，還想更多從弱者那里撈取利益。

   至於更加“徹底”的革命，無論蘇聯還是曾經的中國，都進行過，結果不僅沒實現平等，還導致更惡劣的腐敗和特權。雖然有一部分“勞苦大眾”做到了徹底“翻身”，但無非像古代農民起義勝利者一樣，搖身一變成了新的統治階層，且對人民的剝削壓迫更加殘酷和肆無忌憚。而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戰後一系列改革，卻大大改善了法治和民權尤其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還大幅縮小了貧富差距，平等和公正程度遠超各種自我標榜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些國人口口聲聲支持“徹底革命”，讚揚西方激進政治人物如桑德斯、齊澤克，卻反對溫和進步派的希拉里、拜登，看似是更激進，其實他們知道越激進越不能實現，也難以在中國覆制，他們才支持。對於主張現實可行（完全可以搬到中國推行）、真正能夠威脅到他們既得利益的溫和左翼，反而警惕恐懼。這也反映了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陰險內心。

    不過，西方發達國家也並不是天堂，“政治正確”也不是靈丹妙藥。一些支持或標榜“政治正確”的歐美政客和民眾，也未必真有同情心，甚至會利用“政治正確”來搬弄是非、謀取私利。例如旅加華人陶短房先生就曾經寫過多篇關於加拿大“政治正確”的文章，有時事評論，也有親身見聞。這些評論和見聞讓人窺視到發達國家“政治正確”的覆雜性和一定的虛偽性。例如一些人對華人種族歧視，但是如果你反擊他，他反而會攻擊你種族歧視他。一些族裔還利用“政治正確”護身符紀念一些傷害華人感情的事件（如果沒猜錯應該是日裔紀念所謂“終戰日”）。還有“政治正確”在不同場合的標準也是不同的，如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對宗教宣傳的態度就截然不同。不同內容和層級的“政治正確”還會相互沖突，想搞清何者優先何者靠後，也需要一番功夫（雖然我認為那些“政治正確”的先後次序是很有道理的）。而加拿大政府包括進步勢力在原住民處境等問題上的表現，也反映了發達國家“政治正確”和“身份政治”的某些虛偽和局限。而在歐洲、澳新，估計也是差不多的。

    誠然，西方國家也有各種各樣的缺陷，“政治正確”也不是那麽美好，很多進步人士的付出也有限，非常真誠熱情的人也只是相對少數，且有著各種各樣的缺點，但整體上，西方進步人士仍然付出了許多實際的代價，如金錢、精力、生活空間等，基本做到了力所能及範圍內的“知行合一”。這已經遠遠好於中國陸港台的絕大多數人了。這也說明，他們支持“政治正確”，並不是說一套做一套，而是將所稱的理想付諸實踐。

中國社會的人口危機

近幾個月來，中國人口將出現萎縮這一傳聞在中外廣泛流傳。5月11日，中國國新辦發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去年（2020年）中國人口仍繼續增長，但新生人口僅1200萬人，比2019年的1465萬有大幅下跌。而上溯最近幾年的數據，中國新增人口數量總體一直在持續下落，總和生育率遠低於世代交替水平，全國不少地區都出現人口萎縮、自然增長率為負的情況。這引起了全球各大媒體和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中國社會更是對中國未來人口大幅萎縮的前景一片驚呼。

其實，關於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動、國家“未富先老”的擔憂，前幾年就已經成為中國的熱門話題。與改革開放初期擔心人口暴增導致資源短缺和社會負擔沈重相反，今天的中國卻面臨著人口高度老齡化、新生兒數量銳減、中國人口斷崖式下滑的前景。中國將面臨的人口問題，不僅在於總人口未來可能迅速衰減，還在於人口結構的嚴重畸形。

關於中國人口危機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具體影響，已有諸多媒體和學者發言發文評析，筆者在此不再多言。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中國人口危機的根本原因及出路何在。

許多人將中國人口在本世紀將大幅萎縮歸咎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誠然，中國持續三十年左右嚴厲的計生政策，的確對壓低了中國人口尤其減少青壯年人口、也對“少生優生”文化的塑造起了一定作用。但計劃生育的影響是有限的，更不是決定性的。當2010年代計生政策逐步放開之後，中國人口增長率仍然沒有回升甚至繼續下落，就無法再拿計生政策當靶子了。

筆者認為，中國新生人口連年下降、總人口面臨萎縮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民眾基本生存成本（而非生活成本）的高昂和個人權利的缺失，以及因此導致的不安全感和逃避心理。這恰與歐美發達國家因社會保障充足而減少生育相反。

在本次對中國人口問題的討論中，不少評論家都提到房價對生育傾向的抑制作用。其實，住房只是中國人（尤其城市居民）高昂生活成本的其中一部分。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各“剛需”領域，中國民眾背負著幾重沈重的負擔。

以醫療為例，中國名義上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多數人享受的實際報銷比率並不高，許多特效藥物、治療設備和治療項目並不在普通民眾的醫保報銷範圍。即便有一定的比例報銷，剩余需自費的藥金診金依舊貴的驚人。2018年初一篇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就將艱難的看病經歷和高昂的醫療費用展示的淋漓盡致。在教育方面，隨著社會競爭的激化，教育成本水漲船高。在京滬穗等一線城市，將孩子從幼兒園供養到大學，許多中產家庭付出了數百萬元（人民幣）甚至更多。社會化養老作為較為“新興”的行業，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私立的養老機構則收費昂貴。

眾所周知，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需求。面對如此巨額的生活成本，顧老就顧不了小、補西墻就要拆東墻的狀況，還有多少人願意生孩子給自己“添負擔”呢？至於“養兒防老”，但“養兒”如此大代價，兒子還要養再後面一代，需要承受的負擔更多更久了。

之所以中國民眾基本生存成本昂貴，很大程度在於社會保障的不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的不均。如中國沒有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還落後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房價的高企更是將公共必需品高度商業化的惡果，房地產業成為權貴和奸商巧取豪奪的工具。在公共服務的重點領域，中國還存在嚴重的分配不均、不公、不透明。如中國眾多打工者並不能成功申請到“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至於名額去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失業救助金”申領更是難上加難，去年疫情中才有少部分普通人有幸在人生中首次領到；領導幹部可以在高幹病房免費養老到死，一些普通城鄉居民得病則只能放棄治療回家等死。公共服務的保障與再分配一樣，本應該“縮差”，傾斜於窮人、為弱勢群體“兜底”，但現實卻相反，中國的一些社會保障政策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初次分配後本已懸殊的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不公和階層固化。

民生問題背後，還有更加覆雜尖銳的民權問題。中國社會治安好於絕大多數國家，但人們的安全感卻並不那麽高。據“社會進步指數（SPI）”，中國人的“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居世界第88位，遠沒有治安狀況表現出的那麽好。窺斑見豹，可以推知中國人有著很大的不安全感。在中國，人們的確不那麽擔心搶劫和當街殺人，但卻需要擔憂社會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問題造成的更多更廣泛的權利侵害。而食品安全危機、環境污染等突出問題國民感知度更高，時常爆發的相關事件加劇了國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會降低對所處社會宜居度的評價。

當人們生活在缺乏公平正義、各種權利時常受到損害的社會中，而又無力解決這些問題，就會產生倦怠和逃避的心理。這樣的人當然不願意自己的子女也生活在不公正不合理、時常受到傷害的環境中，選擇不生或少生也就不奇怪了。

民生問題和民權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民生是更廣泛的民權，民權是民生的保障和公民的尊嚴所在。當一個國家的民權和民生都出了很大問題，社會階層固化、到處死氣沈沈，人們看不到通過奮鬥改變現狀的可能，天天討論“內卷”和“摸魚”，生活變成煎熬，對當下和未來都失去信心，又怎麽會積極生育，將象征純潔與希望的孩子生下來呢？

中國要解決生育率低迷、人口萎縮的危機，不能只靠放開生育政策、提供微薄的生育補貼，那是揚湯止沸，治標不治本。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改善民權民生，健全法治、捍衛公平，縮小貧富差距，促進階層流動，提供有導向性的社會福利，保障人們基本的生存與發展需求，讓人們感到人世間的愛與和諧。給人民以希望和未來，人民才會生育下一代，讓美好幸福得以世代相傳。

民主轉型失敗的原因

即便民主轉型相對成功，人們也未必就能擁護民主，反而可能因種種原因對通過民主政治達成訴求喪失耐心，重新擁抱威權。

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埃及，本來已經推翻了穆巴拉克獨裁政權，實現了民主化，並通過普選選出了伊斯蘭民主主義立場的總統和國會成員，選舉也公正透明，沒有舞弊。但在選舉中失利的政治勢力卻不滿這種選舉結果，繼續進行街頭抗爭乃至暴力行動，以及耍弄政治權謀，國家動蕩不安。最終，埃及軍方出手幹預、發動政變，在部分民意背書下推翻了民選政府，總統穆爾西和執政集團國會議員皆被逮捕、大批相關人士被殺害和判刑，埃及重新回到軍人獨裁的狀態（雖比穆巴拉克時期略民主和自由一些）。再後來，民選總統穆爾西因多種疾病交加死於獄中，而前獨裁者穆巴拉克卻重獲自由安享晚年，埃及革命的成果幾乎付之東流。軍方雖然是政變的決定性力量，但如果沒有民眾對民主政權的攻擊、反對派做出各種超出民主法治範疇的政治破壞行動，軍方就不可能重新得勢。

  而另一個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主轉型相對更加成功的國家突尼斯，即便一度實現了民主與和平，各政治勢力也達成了妥協和實現權力共享，民權民生都有巨大進步。但數年後，民眾卻選舉出了一位威權主義色彩強烈的領導人（凱斯·賽義德），還在最近的修憲公投中賦予總統更大權力、削弱議會權力，讓政權的民主成分削弱而威權成分加強。

  已經實現民主化和去軍政府統治近三十年的巴西，也選出了為軍政府暴行辯護、公然鼓吹獨裁、打壓女權和原住民權利、削減乃至廢除各種社會福利保障及其他各種醜惡言行的總統（博爾索納羅）。

  今年5月的菲律賓大選，前獨裁者馬科斯之子小馬科斯以58.77%得票率當選總統。而他在當選前後皆否認其父為獨裁者、拒絕為其父親的罪行道歉，還稱讚其父的“政績”。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很大優勢擊敗其他多位候選人當選總統。而根據其立場和表現，雖然不至於像其父那樣成為獨裁者，但起碼又是一個威權主義和敵視自由和人權的總統。

    為什麽會這樣？原因非常覆雜，而簡單來說就是民眾政治素養不高、對通過民主程序達成訴求缺乏耐心、不能體諒和尊重其他群體個人利益、拒絕“利益均沾”而傾向於“勝者全得”、各種訴求貪得無厭得寸進尺、對民主政治不珍惜。以上四例國家的民主化除菲律賓外，另三者在發展中國家可以說已相當成功，不僅政治民主、法治進步，即便經濟上也不差於此前專制時期。但是人民卻在擁有民主權利和自由後，不珍惜且濫用。在專制威權的暴力與管控下，人民往往噤若寒蟬，即便被各種壓榨羞辱都唾面自幹，政府給一些恩惠就感恩戴德。但到了民主化已實現、人民獲得權利與自由、物質供給也已提高且分配更公平（起碼比專制時代公平）後，人們卻利用得到的民主和自由試圖得到更多利益（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能實現的，不切實際的），得寸進尺、貪得無厭，而且往往一方面非常強調自身的利益，卻又反對其他群體和個人的訴求。尤其發生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更是會雙重標準、損人利己，如精英追求自由但反對勞工權利（例如中國）、男性捍衛民主但反對女權（例如巴西）、城市中產要民主但抵觸人多勢眾選票多的農民（例如泰國）。

   如果政府如果無法滿足這些人的欲望與訴求，以及他們覺得政府對各群體中有“偏袒”，就會試圖“掀桌”，輕則以民主法治程序滋擾打擊執政者，重則通過暴力在內各種手段破壞秩序。而民主政權又不能也不便像專制政權那樣肆意鎮壓和管制輿論（如果是有限鎮壓和管制，反而激起人們逆反心理，並利用政府“手軟”和社會空隙反抗。而無底線的鎮壓和完全的管制，只有專制政府做得到），於是人民肆無忌憚破壞秩序，政治愈發動蕩，轉型和建設也就停滯不前，然後人民更加不滿，以此惡性循環。

  經過各種折騰後，人民越發對民主政府失去信心，民主政府執政者也對人民失望，國家治理糟糕，社會秩序混亂。於是各種強人和暴力機構介入，專制時代的舊勢力往往也會卷土重來，國家重新變成專制或威權。這時候的人民大多數“折騰夠了”，想再“折騰”的又會被上台的強人和軍方鎮壓（他們可沒文官主導的民主政權那樣寬容），反而不再像擁有充分民主自由情況下那樣勇於反對、反抗了，秩序也穩定了。人民得到自由民主後，反而通過自由破壞了民主，用民主扼殺了自由，理性上看是非常諷刺和吊詭，但現實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了。

   當然，人民的一些行為是應該得到“同情之理解”的。人民在專制時代常年被暴力壓迫和剝削，不能自由發聲，還缺乏公民素養和參與民主政治的訓練。民主化之後，受盡苦難的人民就有強烈的“補償心理”，想要盡可能彌補專制時期的損失。例如專制下無錢上學和治病、在大城市買不起房養不起老的人，民主化後的政府顯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讓人民都“幼有所教、住有所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而人民就因此對民主失望，處在痛苦中的人民就會反對政府、破壞民主法治秩序以發泄其不滿（難道能指望在病床上掙紮的病患、無錢繳費而焦頭爛額的家屬冷靜的體諒政府、理性的投票而不被胡亂許諾福利的民粹人物蠱惑？哪怕政府並沒能力幫他解除病痛、完全免費醫療，而民粹分子和野心家更不可能）。

   即便民主政權給了一定福利保障，他們其實仍然不會滿足，因為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民主下輿論管控的放松乃至消失，曾經在專制時期並沒有過批判性思維訓練的人，不知言論自由邊界和節制而肆意發言，各種極端和暴力言論都會出現，從不敢批評變得無論是非對錯都批評謾罵。以前專制時任何不滿都難以發出，而有了權利自由，終於“翻身”“揚眉吐氣”，一點不順心就對執政者投反對票或各種示威遊行乃至制造暴力。這些某種程度上並不是人民的問題，而是前面的專制者的暴力與高壓、愚民與虐民導致的（雖然也和人性的欺軟怕硬、得寸進尺、貪得無厭、非理性的本性有關）。

  而且，各國人民對民主化後民主政權的不滿和反抗，幾乎全都有專制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各種舊勢力的挑唆和鼓動，人民是被利用的。但客觀上，人民這些行為破壞了來之不易的民主，最終也會傷害自身。中國民主化之後，此類事情也完全可能發生（其實以前就已經發生過，民國部分時期（1927-1937、1945-1949）民權民生都尚可（相較滿清、北洋、日占、中共），但大多數人民還是激烈反對國府、各種暴力和非暴力反抗接連不斷，還主動或被動的選擇支持共產黨）。

民主轉型的制度設計

對英美法系（普通法系）的批判（以美國最高法院和香港司法行為為例）

許多信奉憲政民主的中國自由派人士，一直是推崇英美法系的司法模式、美國的司法體系的。尤其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度，以及大法官巨大的獨立司法權，讓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艷羨。中國自由派當然也希望民主中國覆制這樣的司法體系和模式。

     但我是持不同意見的。我一直是歐陸法系（民法法系）及相關制度與理念的支持者，主張中國實行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歐陸司法體系，而非采用英美法系及相關制度與理念。關於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的特點、優缺點，及二者孰優孰劣，有無數相關的論文、報道、言論，往往各執一詞，難有定論（雖然我個人是認為歐陸法系好於英美法系的）。由於篇幅關系我不在此展開分析了，只舉幾個實例來談一下英美法系的缺陷。

     例如英美法系及體制的最集中體現--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度，即有著非常明顯的爭議與缺陷。法治至上主義者總是將“法”看的極為神聖，尤其認為法治取代人治是偉大的設計。可美國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並非是真正按照法律不偏不倚的進行裁決，相反裁決中常常充斥著法官個人極為強烈的意識形態偏好、黨派立場、自身好惡。在許多爭議判決中，9位大法官還需要通過投票表決方式，以少數服從多數決出結果，經常出現5:4、6:3的投票結果。

     如果是真正完全的法治，就不能以少數服從多數決出結果，而應該按照法理與律條決定是非。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經常使用“少數服從多數”這一方式決出結果，本身就是對法治深刻的嘲弄。而且，美國最高法院這9位最高大法官，可以說是全美國乃至全世界最為頂尖和優秀的法律從業人員，而5:4的投票結果，難道能夠證明其中4個人是錯的、另外5個人是對的？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麽要選擇4位經常判決錯誤的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如果不是，那又為什麽要按照少數服從多數？

     美國最高法院被視為司法獨立的典型，可無論大法官的產生，還是大法官各種判例，都與行政與立法權、政黨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凡是自由派總統，任命的大法官都是自由派傾向；凡是保守派總統，任命的大法官也都是保守派立場。而負責審核大法官資格的美國參議院，也往往基於意識形態和黨派立場作為同意與否的標準。而大法官就任後，在判決各種涉及意識形態爭議和有關現實政治利益的案件時，也都會把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作為首要考量，而非純粹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這樣的“司法獨立”，成色又有幾何？

     我當然也明白，美國的司法能夠達到現在這種水平，已經比專制下的黨大於法、政法不分，要好了不知多少。“司法獨立”也並不意味著司法與行政、黨爭、意識形態毫無關系。至於“少數服從多數”，也是司法爭議中無奈但最現實的解決方式。但顯然，美國的司法體制、大法官制度，乃至大法官本身，並不像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想的那樣神聖、偉大、無懈可擊。

    此外，美國最高法院由於權力過大、自主性過強、大法官任職終身，導致一些缺乏科學知識與人權觀念的大法官為所欲為，給美國乃至世界都造成了損害。例如最近數年，最高法院連續在墮胎（推翻“羅訴韋德案”判決）、疫苗接種（反對以法律和行政紀律強制接種疫苗）、防治氣候危機（反對政府以強制手段限縮企業減排）等方面，做出落後於時代、反科學、反人道的判決判例，還進一步試圖剝奪同性婚姻權（可能在未來推翻“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限縮新聞自由權（試圖推翻“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判決）。這些舉措或出於黨派利益、或出於出於價值觀偏見、或出於無知和愚昧，對人權、環境、社會進步，都產生了非常惡劣的負面作用。這些舉動違背多數民意、違背時代潮流、違背科學理性（例如對氣候危機、疫苗接種，相關專業人士的意見和立場，皆與大法官決定相反），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卻利用其巨大權力一意孤行。這樣的前車之鑒，民主中國絕不能重蹈覆轍。

    同樣實行英美法系的香港地區，也是評判英美司法體制和理念究竟是否公正的例子。如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發生了許多涉嫌違法犯罪的事件/案件。而這些案件在最近兩年都逐漸進行了審理和判決（不談頒布《港區國安法》之後國安案件的審理，只看按照普通法（英美法系）進行審理和判決的案件）。

    本來按照英美法系強調判例法的特點，對同類性質的涉嫌犯罪行為應該做出同樣的判決。可現實里，立場親港府和警察的法官/裁判官，如彭寶琴法官、胡雅文法官，往往傾向於認定涉嫌實施暴力的親民主示威者有罪，且往往重判當事人；而立場親近民主派、同情示威者的法官/裁判官，如沈小民法官、何俊堯法官，則傾向於判決有施暴嫌疑的示威者無罪，或即便判決有罪，也處以較輕刑罰。而根據這些案件的詳情，不同當事人犯罪嫌疑概率和罪行程度本來並沒有根本差異，法官並非按照事情本身如何判罰，而是帶有非常強烈的個人傾向（當然個人傾向背後是其所屬政治派別或意識形態認同）。而後來，律政機構幹預反修例案件的審理法官選派、將親示威者法官調離審判崗位，更反映了“司法獨立”的名不副實。

    雖然反修例運動中涉嫌違反香港法律的案件都較為特殊，涉及政治問題，但畢竟是通過普通法進行的審判，足以一定程度反映普通法的局限，以及標榜中立獨立的英美式司法體系的虛偽與雙重標準。何況，即便非政治的刑事和民事案件，香港、英國、加澳新等所有實行英美法系的國家，在判決中也不總是遵循前例，而是摻雜法官各種個人立場與好惡。所謂“遵從先例”，也都只是選擇性援引判例罷了。

     對於我通過上述事例批評英美法系與制度的論述，許多知識分子會不屑一顧，一些學識精深的專業法律學者可能還會啞然失笑，認為我所說的這些是外行的淺薄幼稚之論，根本不值一駁。的確，我缺乏專業的法學知識，對於各法律體系及實踐內情了解也甚為不足。

    但我所說的，是基於最直觀的認識、最基礎的事實。而英美法系（普通法）最注重的，難道不正是對“直覺”和“常識”的高度認可與應用嗎（同時還有對援引成文律條、專業知識的有意排斥）？英美法系的代表產物陪審團制，其選拔陪審員的標準就是從普通民眾中選擇，目的也正是為避免法官等涉法專業人士對法律的操弄，讓並無法律專業知識的平民百姓，根據約定俗成的道德、根深蒂固的常識、自然人性的直覺，來判斷事情的是非曲直。

    因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使用英美法系認可的方式，來批判英美法系的弊病，難道不是合理有據的、有說服力的嗎？相反，許多尊崇英美法系的知識分子各種為英美法系張目的文章和言論，恰恰是英美法系理念所排斥的、利用繁覆學術知識構建的“巧言”。

    其實我個人仍然非常尊重專業知識與專業人士，以上言論僅僅是為了批判對英美法系的過度尊崇、解構英美法系的“神聖”。

總統制的弊端：過大的總統權力與自由裁量權、助力民粹催化獨裁的工具、“勝者全得、敗者全輸”的不公和激化政治鬥爭的惡果、高效行政的雙刃劍，以美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及拉美諸國為例

    顧名思義，總統制就是突出總統權力，引申後還可體現行政權的強大、總統個人對權力使用的巨大自由裁量權。在總統制下，總統所持有和代表的行政權相對突出，權威和影響力往往高於國會和最高法院。如果國會和最高法院由與總統對立的政治勢力掌控，尚可形成一些制衡；但如果國會也是總統所在政治勢力控制，最高法院法官也是同派系，那總統權力就很容易失控。而且，大部分總統制國家，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同時還是三軍領袖，還可以任命各機構主官及最高法院大法官，可謂內政外交軍事人事一把抓，整個國家某種程度都系於總統一人。總統可以根據個人好惡行事，甚至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打倒政敵、掌控國會，操縱最高法院，成為獨裁者並不斷連任。

   總統的巨大權力也隱含著一個問題，即在民主選舉中，勝選總統代表的政治勢力，可以壟斷政治權力或起碼形成壓倒性優勢，而失敗者最多只能有限的監督政府，無法再參與具體施政。這就是政治上的“勝者全得”傾向，是不利於政治代表多元化的。而且，在對立的兩派實力旗鼓相當時，總統制下總統選舉結果導致的權力分配完全倒向其中勝選一方，等於是對代表全國近50%公民的失敗一方話語權和參政權力的強烈剝奪，非常不合情理，也不利於國民團結。

   這一點在美國表現的就非常突出。美國總統選舉經常被視為“51%對49%的勝利”，大多數年份雙方得票差距都不超過10%，有時不超過3%。而當選總統一方即便以微弱多數勝出，也能“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其為所欲為且難以被在野一方制約。在野黨雖然可以努力在國會選舉中扳回一城，但仍然無法與總統的權力抗衡（如果國會也是總統所在政黨勝出，那總統勝選所得的權力優勢就更加放大了）。

   不僅美國，同樣實行總統制的韓國、拉美和非洲許多國家，均存在類似情形。如2022年韓國總統選舉，保守派的尹錫悅就以不到1%的優勢（48.56%：47.83%）擊敗進步派候選人李在明，成為韓國的主宰者。雖然進步派仍然掌握國會，但韓國國會權力遠不及總統，韓國將進入新一輪保守時代。同樣在今年舉行的哥倫比亞大選，勝選的左派候選人得票也僅略超過50%，敗選方的右翼候選人則也有47.3%的支持率。更近的今年8月舉行的肯尼亞總統選舉，“橙色民主運動”候選人拉伊那·奧廷加以48.85%得票率，惜敗於“統一民主聯盟”候選人威廉·魯托（得票率為50.49%）。而總統制下勝利方某種程度可以100%壟斷政權（起碼完全壟斷行政權），失敗方一無所有，這對因各種原因（包括很大運氣成分）以微弱差距抱憾敗選的一方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會激化政治矛盾與意識形態對立。

    以上所說似乎都是總統制的缺點。當然總統制也有優點，即行政效率很高，總統可以利用其強大的權力推行各種政策、任免各級官員。政令不僅在行政系統內部暢通無阻，如果國會孱弱，也無力阻擋總統的決策。即便國會由反對黨把持，很多一般行政事務也可以不經國會由總統逕行處置。如美國總統就經常通過簽署“行政令”方式推行行政法案和政策，不需國會批準（國會可以推翻行政令，但門檻很高）。而且如果發生戰爭或其他緊急事態，全國都可以團結在總統領導下迅速應對（即便總統死亡，也能立即選擇另一人繼任）。當然，這種“高效”也可以用於推行惡政、誤國害民。

    通過以上關於總統制優劣的對比，很明顯可以看出其劣多於優。而總統制的實踐亦是如此。很多人以美國的成功為總統制背書，而忽視了大多數總統制國家的失敗。韓國就是總統制悲劇的典型。韓國建國以來所有總統（除卸任不久暫時安全的文在寅）都不得善終，既有韓國政治鬥爭文化濃厚等其他原因，也有總統制本身的原因。由於賦予總統權力過大，李承晚、樸正熙、全鬥煥這三位總統均成為了獨裁者。而金大中、盧武鉉的悲劇，以及樸槿惠、李明博的入獄，也和他們作為總統權力過大責任亦巨大有關。而且，總統制這種“勝者全得”模式，本身就是導致韓國政治鬥爭激烈的原因之一。各方沒有退路和折中選擇，只能拼命爭奪總統大位，並在執政時全力使用權力（因為有權不用過時作廢），另一方上台後則出於同樣原因拼命清算對手，導致政治惡鬥頻繁，意識形態兩極化，對政治穩定與和國民利益都有很大損害。

   如果說韓國還有經濟奇跡為總統制加分（雖然二者關系不大），同樣實行總統制的菲律賓，馬科斯時代就證明總統獨裁更會造成腐敗和經濟萎靡。而實行總統制最普遍的拉丁美洲諸國也都很糟糕，各類“考迪羅（軍政強人）”即是依靠總統制下總統的巨大權力成為獨裁者。在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秘魯、智利等國，無論是代表右翼保守勢力的軍人獨裁者（如皮諾切特、藤森、魏地拉、梅迪西），還是左翼激進勢力擁護的民粹強人（如查韋斯、盧拉、基什內爾夫婦（二人均擔任過總統）、莫拉萊斯），都利用總統所有的大權為所欲為。獨裁、腐敗、民粹、經濟危機，拉美總統制總是與這些醜惡的現實聯系在一起。當然，總統制並不是這些悲劇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但總統制的確加劇了這些問題，拉美大多數國家也因此沒有一個良性的政治環境。至於這些國家為何在總統制有這麽多缺點情況下未修改政體，是因為政體早已在國家根深蒂固，牽涉甚廣，涉及各方重要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沒有任何人和政治勢力有能力更改政體。

    而美國的總統制之所以運轉較好，是因為其“三權分立”的權力分工與制衡機制相對成功。在美國，雖然總統的行政權十分強大，但國會的立法/決議權與最高法院的司法權同樣強大，三權權責清晰、分工明確、各霸一方，而且三權之間有覆雜有效的互動與制衡機制。再加上美國相對良好的政治文化（雖然現在越來越不良好了）和完善的法治體系，也能避免美國變成拉美那種“總統獨裁”的局面。即便如此，美國的總統制也頗受批評，從“帝王般的總統”羅斯福，到缺乏知識和判斷力的小布什，再到美國史上最具顛覆性的領導人特朗普，其利用總統權柄肆意而為的行為都飽受詬病。

    總之，總統制由於總統本人權力過大、行政權膨脹，以及大多數情況下制約力量的不足，很容易導致總統（或總統所在的執政黨派）隨心所欲的胡作非為，甚至出現個人獨裁。當然，總統制也有效率較高、便於應對緊急事態等優勢。

    對於民主中國而言，一方面，中國的確需要一個頗具凝聚力的領袖人物統攬全局，以壓制內部的動蕩和對抗外部的威脅；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產生新的獨裁者，避免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後其不受制約胡作非為。如果總統德才哪怕一方面有缺陷，就會將國家帶入深淵。而中國歷史上包括近現代，因一人獨裁導致的悲劇已經有很多，中國不應再經歷了。中國也缺乏美國那樣成熟的民主憲政政治文化和有效的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很難駕馭總統制。而總統制“勝者全得”特性造成的政治極化，也是民主中國不堪承受的。

    所以，基於總統制本身的嚴重缺陷和在中國可能出現的不良後果，可以得出結論，總統制不適於中國。

優劣參半的議會制：多元參與、議行合一、集體決策、效率不足、另類壟斷，以英國、印度、日本為例

議會制：多元參與、議行合一、集體決策、效率不足、另類壟斷，以英國、印度、日本為例
    那麽，議會制/內閣制/總理制政體呢？某種程度上，議會制政體是與總統制政體相對立的政權組織形式。總統制的權力重心在總統，議會制權力重心顯然在議會/國會。相對於總統制的三權分立，議會制則有明顯的議行合一/議行合作的特征。一般來說，包括總理/首相和各部部長/大臣在內的內閣全體閣員，同時也是議會議員。雖然議會的立法和審議權與內閣的行政權仍然相對分開，但二者是合作關系而非制衡關系。

  與總統制另一個重要的不同，就是總統制下的總統除非換屆被選下，或極端情況下被成功彈劾（往往需要正當理由和三分之二議員支持彈劾），一般都能任職至屆滿。而議會制國家的內閣總理乃至全體閣員，則理論上任何時候都可能因議會議員倒閣行動而失去職位、卷鋪蓋走人。雖然內閣成員和議會議員都有固定的任期，但任期內只要有正當理由並得到多數議員支持，就能解散內閣重選議會。議會往往有多個政黨組成（而非總統制國家多為兩黨制），在各種決策和行政事務中，各黨各派都能有所參與，反對黨和少數派也可涉足決策，而不像總統制下國會反對派只能對執政黨反對和監督。相對於總統制的剛性、極端性，議會制有明顯的柔性、調和性。

   由於議會制議行合一/議行合作的特點，內閣施政不會像三權分立的國家那樣被國會掣肘。但前提是內閣得到過半議員長期穩定的支持。否則，政令一開始就無法通過。內閣不能像總統制國家的總統那樣繞過議會發號施令，而要與議會多數達成共識。而議會制下，各種法案、政策、人事任免，相對都能得到更多討論，決策者和行政者有更加深入和細致的溝通。另外，由於內閣成員一般也是議員，也需要民選才能進入議會和內閣，所以相對更重視民意及民意的變化，而不能像總統制下的各部部長那樣只需聽命於總統而不顧民意。而議會制下也很少出現獨裁者，因為即便是總理權力也是有限的，議會權力、議會多數黨權力都高於總理個人，總理對其他內閣閣員也沒有太大的約束權，更多是同僚合作而非上下級關系。

   以上這些基本都是議會制的優點。但議會制也有不少缺點。相對於總統制很高的行政效率、令行禁止的威力，議會制國家行政效率一般要低一些。因為議會制下作為權力重心的議會是許多人組成的（往往數百人），內閣成員也有十多人至數十人，其實就是一種集體決策，相對民主，有多元聲音和充分溝通。但這往往要犧牲行政效率。相對於總統制“一選定四年/五年”的穩定性，議會制也面臨各種不確定性，例如執政的多數黨黨內不同派系鬥爭，如果這些人倒向反對黨，內閣就可能垮台，就需要重新選舉（當然，在內閣垮台後和議會重選前，會有一個一般維持數月的“看守內閣”負責過渡，但大多數議會制國家內閣垮台肯定是要重新選舉的）。如果執政黨連多數黨都不是（即“懸浮議會”），還需要和其他政黨組建聯合政府，政治就更不穩定。這些問題在議會制的典型國家英國都有發生。

   還有些情況下，一黨一派擁有壓倒性的優勢，通過議會多數長期把持政權，如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常年的一黨獨大（自1955年至今，除少數年份外自民黨一直擁有眾議院過半席位，近年來自民黨和其友黨相加共占參眾兩院約三分之二席位），立法和行政權都牢牢掌控，司法權實際上也被自民黨操縱，這樣的情況下議會制反而不利於政治多元。議會制由於是集體決策，權力分散，也不利於應對突發事件和危急形勢。

    根據以上議會制的特性，以及中國的國情，對於民主中國來說，議會制/內閣制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誠然，議會制有利於避免個人獨裁，防止中國在民主之後再落入政治狂人的股掌之中。但不利影響更多。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國情覆雜，國內各方利益對立嚴重、沖突劇烈。無論議會選舉制度如何設置、議席如何分配，議會中必然有人數眾多的、立場不一的、代表不同群體各自利益的議員。如果實行議會制，把所有決策都交給議會討論和投票決定，那恐怕在許多爭議問題上都會吵翻天，議會每天上演菜市場般吵鬧乃至全武行，根本無法正常決策，更遑論高效了。雖說可以制定各種規則以規範議會論爭，但在各種極大的利益和巨大的分歧下（有些議題可謂攸關生死），這些規則很難被嚴格遵守。

   何況，未來中國將實行多黨制（而非兩黨制，後文會具體講），不太可能有一個政黨單獨得到議會過半席位，議會多數派別需要多個政黨的協商聯合組成。如果實行議會制，那被議會控制的內閣的不穩定性更強，如果任期內議會的執政聯盟瓦解，就需要重新大選，這對地廣人稠的中國顯然不是便利的事。如果是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以少數派身份單獨執政（類似於多次在英國下議院出現的“懸浮議會”），那各項法案都可能難以得到通過（通過法案需議會半數支持），內閣和執政黨成為“跛腳鴨”，國家的各項改革和發展議程更無法推進。

    在議會制下，行政機構形式是包括總理/首相/首席部長在內的內閣諸閣員（部長）組成的相對平行結構，而非總統自上而下領導，且沒有獨立的行政權而是更多聽命於意見不一的議會，內閣必然是相對孱弱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而中國國情覆雜嚴峻，既有許多問題需要細致入微、春風化雨的方式解決，也有各種必須以強力手段“快刀斬亂麻”平息的禍亂，還需要強大的政府清除積弊、推進改革和平權。紛亂的議會和軟弱的內閣無法負荷這樣的重擔。

    還有，中國不是一個普通的、相對與世無爭的“小確幸”國家，而是在世界上舉足輕重、有著極大影響力的超級大國。而中國的外部環境不佳，尤其在中國周邊，大多數國家尤其幾個大國近鄰，都與中國有很深的歷史仇怨與難以調和的現實利益沖突，對中國不懷好意，會千方百計損害中國國家利益。這在民主化後也不會有根本改變。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必須有強大而迅疾的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這需要中國有明確的領導核心及高效的外情反應機制。議會制恰恰相對不能滿足這種需求，還損害應對緊急事態的效率。

   不過議會制也有不同類型，中國也可以效仿德國和印度，實行比較特殊的議會制/內閣制，即總理制，總理在外務上擁有很大的、類似於總統制下總統的權力。例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和現任總理莫迪，都擁有巨大的權力。但德國和印度的總理制並不是典型的議會制，其形成發展也與其本國特殊的歷史沿革與政治特點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還和具體政治人物的特點與影響力有極大關聯，中國很難簡單效仿。

   因此，議會制也不適合中國。甚至說，和總統制比起來，議會制更不適合。在民主中國實行總統制的弊端主要是總統制本身的缺陷，而議會制與民主中國的關系則是“衣不合身”，存在嚴重的適配性問題。議會制的種種優點在中國不能得到有效發揮，而其缺點則會在中國成倍放大。

   而只有在瑞士實行的“委員會制”，更是只適合瑞士小國寡民、內部和諧、與世無爭的特殊國情，中國當然不應采用。

半總統制：權力分立與調和、行政權拆分、政治多元化、有齟齬但更包容、穩定與效率兼顧，以法國為例

  那麽，只剩下了一種政體，即“半總統制”，亦被稱為“半總統半議會制”、“雙首長制”。“半總統制”政體的基本架構是，總統和國會均由且分別由全民直選產生，互不隸屬，各司其職；總統和總理為首的內閣共享行政權，但總統權力略大於內閣，並有一定的分工。總統還擁有任免總理的權力，但一般只能任命國會多數派所推舉的人選。總統在軍事和外交上擁有絕對主導權。

    乍看起來，這樣的“半總統制”好像和總統制非常類似。但其實是頗為不同的。相對於總統制下總統獨攬行政權，可以隨意任免包括總理在內所有內閣成員（像美國連總理這一職務都沒有（“國務卿”則是“超級外交部長”而非行政總管），這意味著總統對行政團隊是完全和直接控制的），“半總統制”將行政權分攤給了總統和總理為首的內閣，而任免總理必須考慮國會的意見、得到國會過半議員的同意。總統也並不直接任命和管理內閣成員，內閣成員由可以組閣的國會多數派商定，由總理提交內閣名單，總統有是否批準的權力。總統雖然在軍事和外交上擁有絕對的權力，但在內政方面更多要尊重總理和內閣的權力與獨立性，不能過度幹涉內閣的施政。而內閣對國會負責，更多聽命於國會而非總統，也削弱了總統的權力，避免了總統對行政權的壟斷。

    而由於總統和國會由選民分別選出，且內閣成員由議會多數派認定和推選，也有效避免了總統制“勝者全得”的問題。在“半總統制”的典型國家法國，經常出現總統和國會多數派不屬於同一陣營（甚至往往是對立陣營），所以總統和由國會推選的總理及內閣也分屬兩個陣營的情形。例如1986年法國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結束後，左翼的社會黨人密特朗連任總統，但國會由右翼勝出，並推選了“保衛共和聯盟”的希拉克擔任總理；1997年，希拉克當選總統，而社會黨的若思潘被國會推選為總理。因為總統和總理來自左右不同陣營，所以這種情形被稱為“左右共治”。

    相對於總統制下“勝者全得”壟斷行政權，“左右共治”讓左右兩大陣營都能參政執政，雖然會導致一些矛盾沖突，但因為總統和內閣分工明確，所以不會太影響行政效率，反而讓政治權力更加多元、施政更能兼顧多樣的訴求，不同陣營間關系相對和諧。即便並非“左右共治”而是總統總理屬同一陣營的情況，由於法國是多黨制而非兩黨制，國會中多個黨派共同推舉的內閣也不會與總統完全步調一致，仍然可以分散行政權和形成一定的政治平衡。而且，選民往往也會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分別投票給不同政黨候選人，以避免總統所在黨派壟斷政治權力。這就促成了政治權力分配的相對多元與均衡，也能避免“零和博弈”機制下“你死我活”的政治惡鬥。這樣的政治權力分配狀態，顯然遠優於勝者為所欲為、敗者一無所有的總統制政體。

   而相對於議會制下將國會作為權力重心，“半總統制”將權責分攤給了總統、總理為首的內閣、國會三方，讓彼此形成制衡。議會制另一個特點是“議行合一”，立法/決策和行政混在一起（或者說密切相通），容易導致“議”幹擾“行”，影響行政效率。而“半總統制”則將行政從立法/決策中剝離，提高了行政效率。

    而“半總統制”還賦予了總統在關鍵領域的巨大權力及相對超然的地位。軍事和外交屬於關鍵且特殊的領域，軍事需要令行禁止，外交需要舉國一致，議會和內閣的特性恰恰不利於高效和團結。而“半總統制”將軍事和外交權力交給總統，是非常明智的設計。“半總統制”更大的一個優點是，總統由選民直選產生，獨立於國會和內閣，很少受到後二者掣肘，可以相對跳脫覆雜的政治鬥爭，既不被國會制造的倒閣行為波及（相對於議會制），一般也不會和國會發生激烈沖突（相對於美式總統制），處於相對超然的地位。總統這種超然，不僅利於其個人放手做事，也有利於整個國家政局的穩定。而“半總統制”的典型國家法國，自1958年第五共和建立、政體確立後至今，除個別政治時期（“第五共和”初建時阿爾及利亞問題引發的政治危機；1968年五月風暴”前後的政治與社會動蕩），其政體運作相當良好，政治局勢一直非常穩定。這充分說明了“半總統制”的成功。

    當然，“半總統制”也有其缺點。例如它在三大權力互相制衡方面就表現不佳，行政、立法、司法更多是各行其是而非相互聯系和制約。相對於議會制/內閣制，掌握行政權的總統、總理及內閣成員，距即時的民意較遠，其政策不能及時修正。相對於議會制/內閣制下內閣成員均是民選議員（且多是需直接投票給本人而非投給政黨的小選區議員），總理和內閣主要被國會控制，受總統轄制，但缺乏民意的直接授權。總之，議會制/內閣制的各種相對優勢，“半總統制”就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

    但即便如此，它的缺點仍然遠遠少於總統制和議會制，沒有導致總統權力失控和獨裁、決策和執行效率低下等致命的大問題。而且，它對於非常在意軍事、外交領域及政治平衡與穩定的大國，有著獨特的好處。

    而中國正需要這樣的制度。如前所述，對中國來說，如果實行總統制，那可能導致總統個人權力過大和失控，甚至可能造就新的獨裁者，讓中國的民主夭折。總統制本身的各種缺點如“勝者全得”和政治極化，也會損害新生的民主中國，不利於政治穩定和國民團結；如果實行議會制，因為議會成員的龐雜、集體決策的低效，以及代表議會行事的內閣的孱弱，無法有效解決中國許多棘手的問題尤其利益沖突，還會在面臨緊急事態和外部威脅時無法快速反應和團結一致。

    “半總統制”恰恰解決了這些關鍵問題。由於“半總統制”拆解了行政權，將權力由總統和內閣分攤，並將大部分內政和常務交給總理領導的內閣，總統就不能事無巨細的插手，也不能隨意任免內閣成員。而總統和國會的權力分立，也讓總統不能幹預立法權和各項需通過法律程序才能通過的決策。這就很大程度限制了總統的權力範圍和具體的管轄事項，讓總統不能為所欲為。即便總統掌握軍權，但沒有行政根基、國會與其並立不受控，僅憑槍桿子是難以在現代社會強行“黃袍加身”發動政變搞獨裁的（當然軍方也未必聽從總統的政變命令）。

    而相對於議會制的低效和內閣的孱弱，“半總統制”將行政權剝離出立法和決策，總統、內閣、國會分工明確，避免了議會制“議行合一”體系下“議而不決”、“邊議邊決”及“議決反覆”等各種弊端，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於推動政策執行。而總統在重大事務上的強大行政權力，尤其在軍事和外交上的壟斷性權力，可以在面對阻力巨大的重點問題、社會面臨重大危機、國家遭遇外敵威脅乃至入侵的情況下，發揮“摧鋒拔石”之力、實現“力挽狂瀾”的目的。

    顯然，面對各種艱難險阻、內外威脅的民主中國，“半總統制”是最佳的選擇。同為世界大國的法國“半總統制”頗為成功的實踐，也證明了這套政治設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當然，除法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實行“半總統制”非常成功的大國，但實行“半總統制”的國家也鮮有因此而政治失敗的。在阿爾及利亞、波蘭、葡萄牙等“半總統制”國家，政體運轉良好。俄羅斯也被認為是半總統制國家（雖然它更像總統制），其政治衰敗顯然不是政體結構所致。其他許多國家包括很多大國未實行“半總統制”，很多出於對其傳統制度的習慣和依賴，及與政體相關的錯綜覆雜的利益連結，已不便更改政體，如美國及拉美諸國、英國及英聯邦諸國等。而“半總統制”是明顯的建構型政體而非經驗型政體，使用的國家的確較少，但並不代表它缺乏普適性。

    總之，我認為“半總統制”利遠大於弊，且頗為適合中國國情，是未來民主中國政體的最佳選擇。當然，現在所說的各種政體的利弊，都只是根據制度本身進行理論分析、在他國的經驗教訓總結，而非民主中國實行該政體後的現實情況。在不同環境、不同參與者、不同歷史條件下，同樣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和影響。“半總統制”在民主中國的實際運轉如何、有怎樣的影響和利弊得失，只有真的實行後才知道。

進步主義的發展趨勢

韓國進步主義與他國和地區的對比

    韓國進步主義的波瀾壯闊，不僅體現在本身，還體現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對比。沒有民主法治、公民社會、政治性自由的中國自不必說，其他發達民主的國家地區也難以望韓國向背。

   與韓國一海之隔、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日本，政治其實是一潭死水，雖然首相經常換，也不乏出現醜聞“落馬”者，但人們已經習以為常，政治也不會因此有根本動蕩，右翼的自民黨仍然是長久執政的“萬年執政黨”。日本的公民運動波瀾不驚（當然60-70年代的確大鬧過，但是早已停了），國民對政府不滿但又順服，沒有強烈的反抗心態。秩序下的自由既平靜又無力。而日本電影雖也不乏深刻，但是卻更傾向美學和哲學表達，反而淡化了其現實批判性。人們看到那些電影只會有一些深刻但虛幻的感慨，並不能直接與現實對接和產生強烈改變現實的沖動。這樣的藝術說白了就是上流社會及知識分子的精神娛樂，平民大眾和歷史上的苦難只不過是他們充實精神生活的調酒劑和潤滑油罷了。還有，日本對自己在歷史上制造的滔天罪惡不僅不充分反省和彌補，還百般粉飾和懷念，這也就注定他們不可能在邏輯自洽的情況下挺起脊梁、擁有完全正義的底氣（這也算一種報應吧）。

   而更具對比性的是台灣。台灣同樣與韓國同屬東亞文化圈，歷史也非常相似，都經歷過殖民時代、右翼獨裁和民主轉型，經濟水平也相近。可是，台灣和韓國的政治風格、公民氣質、社會氛圍是截然不同甚至明顯相反的。雖然台灣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未必比韓國少和輕，如黑金政治的泛濫、轉型正義的拖沓。但是台灣人的反應卻與韓國非常不同。台灣的政治和公民運動是嚴重兒戲化的，從官員到普通公民的正義感使命感都是差劣的。或者說，他們看似也非常重視權利與自由，表面看來各種政治鬥爭、公民運動也不比韓國少，可是卻沒有真正的“心氣”。輿論環境則更是如此，台灣的政論節目有多少嚴肅認真的？文藝影視則與韓國差別最為明顯，其反映歷史和現實的優良影視作品不僅寥寥無幾，那寥寥無幾的也是淺嘗輒止、流於表面。《被出賣的台灣》除了反映一些表象，何曾直接表現覆雜的政治博弈與專制機器內部的黑暗？連對黑社會的描寫都有明顯保留和粉飾。《我們與惡的距離》看起來挺深刻和觸及社會邊緣，實際上卻以親情冷暖、個人喜怒哀樂掩蓋了社會結構的不公義和人性的醜陋（這點倒和大陸影視劇頗類似）。台灣的特點就是“小確幸”，對於深刻宏大的東西缺乏興趣，也不願直面社會和人性最黑暗殘忍的一面，也就無法生發出氣蓋千夫的浩然正氣、天下為公的家國情懷。這背後是台灣一方面與中國大陸離心離德進而舍棄博大的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沒有塑造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與族群氣質（或者說現在的這種狀況就是價值觀和氣質），導致的民族精神的缺失、根本思想源泉的孱弱。

    反修例運動結束前的香港，也是可資對比的一個對象。香港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產生了相對獨特的政治文化、思想運動和公民社會。一方面，香港的政治運動頗為壯觀，社會思潮覆雜多樣，公民尤其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力很強；另一方面，香港平民在日常卻對政治較為冷淡，相對民權問題更關心民生議題。這顯然是香港地狹人稠、生活壓力大導致。而香港由於緊鄰大陸並受大陸影響極大，所以香港政治總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密切相關。而香港人的利益也與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的利益有強烈相關性，既有相互依賴利用，又有競爭對抗排斥。而隨著陸港沖突的加劇，香港的政治主流逐漸由“大中華民主橋頭堡”變成“本土自決主義先鋒隊”，本土主義和分離主義主張壓倒了對社會正義及民權民生改善的訴求，政治風氣變得極端和畸形。即便後來沒有發生全面清場及頒布《國安法》，香港的政治活動及思想運動也喪失了正義性、博愛性，與文明進步背道而馳。

    而歐美國家的政治進程、公民運動、文學藝術表達雖然也波瀾壯闊，但是已經進入了相對的疲態，或者說其各種具進步意義、批判性質的運動和表達是分在歷史不同階段逐漸釋放的，沒有韓國這種因民主後發、歷史沈重、轉型劇烈、理想現實落差大等原因，而呈現集中而強勁的表達與行動。歐美反映制度、人性、社會黑暗的影視劇當然要遠比韓國多，但是如果僅以現實主義手法反映黑暗面這方面而言，除少數難以超越的經典外，絕大多數作品還不及韓國的那些典型作品。

    還有的國家，例如與韓國同為發達國家、也同樣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新加坡，其政治尚未完全民主化，政治自由與公民社會不健全，價值觀也因制度、文化、歷史經歷與國際環境等被壓抑限縮。新加坡最重要考慮的是在異族異教的環繞下生存，是穩定和民生，正義與使命這些就被有意無意的束之高閣了。

    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仍然困在一些基本的生存與發展上，根本無法像韓國這樣的標準去尋求真相、追逐正義。印度的惡性強奸數不勝數，柬埔寨兒童捕蛇為妓，尼日利亞遍地腐敗，墨西哥深陷暴力和毒品泥潭……當更慘痛的悲劇普遍發生，那些客觀上很嚴重但和更慘痛相比好一些的，也就自然失去了被聚焦的可能性與正當性，除非被某些力量有意推向輿論焦點。他們還沒有條件去追求那些更高更深的正義。（當然，其實這些國家的政治變革、公民運動、輿論表達也都是很激烈的，可是由於其所處發展階段尤其實力局限，無法有韓國同樣甚至反而相對更溫和的抗爭的影響力、關注度）

    韓美及世界一切真誠正直進步主義者的偉大與其奮鬥探索的意義

    於是，韓國進步主義的激進、剛勇、深刻、自省自律，就無比突出的體現出來了。這既有各種客觀因素造成，更在於人基於良知的主觀能動。從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樸元淳這些政治家，到林權澤、奉俊昊、金基德、金秉佑這樣的藝術家，再到尹祥源、全泰壹、權仁淑、沈相奵這樣的抗爭者，以及千千萬萬的仁人志士與普通公民，韓國進步力量的奮鬥、吶喊與犧牲，既充分詮釋了“事在人為”，也展示了時代的局限、社會的覆雜與人心的無奈。（當然我並不是說盧武鉉、樸元淳這樣的人是十全十美的偉人、英雄，這樣說也會傷害他們罪行的受害者。我只是說他們只是部分方面偉大，而其拒絕潑污受害者而是認罪甚至自殺，雖然並不能以偉大相稱，但是其已經伏法或者付出代價了。起碼在當今時代，這還是值得敬佩的吧。同時這也不影響我對受害者的同情）

    韓國進步主義者對道德政治、正義社會的探索和追尋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反而造成了一些反噬和倒退，但是這種探索與追尋從根本上是應該肯定的。就像法國大革命付出的代價更大，許多革命之士也殞命斷頭台，卻讓世界永遠不一樣了。他們的犧牲是值得的，是“舉大計”而死的“死國者”，不僅是本國本民族的英雄，也將永遠刻在人類歷史的功勞簿上。甚至說，那些還沒有壞透了的他們的對手、那些倒在探尋正義之途路上的保守派，他們遭受的懲罰和痛苦也同樣是有價值的、可算功績的。就像法國大革命中的吉倫特派、保皇派及貴族階層，與雅各賓黨人、革命民眾同樣值得尊敬，國王路易十六夫婦也算死得其所，“因為共和必須生”。韓國全鬥煥、盧泰愚、樸槿惠、李明博及他們的背後和下面所有付出代價的人，也都是進步進程中的罹難者。他們雖然壞，但是和那些完全違逆歷史車輪、毫無底線、未受懲罰甚至生榮死哀的各國既得利益者相比，已經是“好”的了，畢竟與進步主義者共同完成了偉大的變革，並促使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社會前進。

    韓美等國的進步主義者所主張和踐行的，雖然現在難以在功利層面取得全勝甚至導致反噬和倒退，實際成敗得失（包括理想本身的成敗得失）令人擔憂，但其情可憫、其志可嘉。人類經歷了漫長而昏暗的長夜，17至21世紀的人們雖未完全看見日出，但已迎來了充滿希望曙光的黎明。只是，這僅僅是一部分人的黎明，而還有更多的人仍然處在昏暗之中，甚至對一些人來說他人的黎明恰恰是自己的黑暗。因此，我們不僅要實現有人得到正義、讓主流和大多數人得到正義，還要讓所有人都得到正義、所有人和世界的一切都得到完全的正義。那時候，一切邏輯不自洽與不誠實都將消失，一切問題和事情都能根據是非曲直本身得到恰如其分的處理對待，每個人都能得到與其付出相匹配、更與其德行相匹配的物質與精神所得。

女性權利與整體主義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反感“整體主義”，而強調個人的自由與解放。這同樣是不切實際或自私自利的。人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而存在，其一切思想與言行，皆受到環境和他人的影響與制約。個體很難改變不公不義的現實，人們只有團結和聯合起來，共同改變整個社會、國家、世界，個體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與解放。

    關於“整體主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女性受暴力和精神侵害問題及女權主義爭議為例。有的中國女權主義者一方面主張女權，另一方面卻反對波伏娃和薩特的整體主義觀念，似乎維護女權是個體選擇而非社會共同的責任與義務、也不需改變整個社會環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處境。這是非常幼稚的言論。個體女性如何能在男權社會的結構性壓迫下得到自由與解放呢？沒有集體組織和行動，女性面對男權社會就如螞蟻對大象。女性想要反抗身體和精神虐待、各種欺淩和剝削，就需要在政治權力、就業參與、收入分配、輿論話語權、思想文化與價值觀的構建和詮釋等方面有足夠的、能夠與男性匹敵的地位與份額，並改變既有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構建一個男女平等的環境與框架，而不可能只靠個體的自覺和奮鬥。還有，男性壓迫女性，並不代表只有性別壓迫這一種關系，其背後是階級/階層壓迫、民族/族群差異、整個文化模式與價值觀念的保守頑固，僅僅只著眼於女性的部分是不夠的。

    為什麽男性壓迫女性？不僅因為男性相對女性有權力、金錢、知識與話語權、體格等優勢，更因為男性尤其中下層男性也遭受上層的壓迫，利益與尊嚴受損，飽受傷害，日常充滿壓力與痛苦，又無力反抗、缺乏條件規避，所以通過家庭暴力、性侵害等方式，將壓力和傷害轉移和傳導給了女性，以抒解其自身的痛苦、用扭曲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補償。而上層對權力、人脈、金錢、美色等資源的壟斷和巧取豪奪，也導致中下層為了有限的資源而陷入更殘酷的相互傾軋之中，中下層女性則必然成為被犧牲的一環。欺軟怕硬是人的本性、是不公不義社會中人們的基本生存法則，等級社會和不公環境必然導致“踢貓效應”和“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式的欺淩和剝削。

    就像尊重女性、不對女性施以基於性的羞辱、不利用女性的弱點欺淩女性，本應是男性的基本道德。但如果大多數男性從小到大都被家庭成員、學校師長、公司老板、政府公務員、公安法檢不同程度歧視、冷漠、羞辱、虐待，沒有得到過起碼的關愛與同情，又如何可能心懷善良、擁有同情心同理心、發自內心的尊重女性呢？相反，遭受各種欺淩和羞辱的“他們”，自然會轉而欺淩和羞辱“她們”，以發泄積壓的憤懣、補償受傷的心靈、獲得變態的滿足。

   就像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本來是為了揭露家庭暴力、反對家暴的劇作，但許多國人男性卻得出相反的觀點，並借此讚揚家暴、貶低受害女性。百度貼吧“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吧（即討論該電視劇的貼吧）”充滿著對家庭暴力者安嘉和的同情甚至讚譽，以及對女主角梅湘南的侮辱謾罵。而這些惡毒的言辭背後，是多少自己經常受傷、又將怨毒轉移到女性的男人。他們可恨，但更可憐。如果不能在關懷家暴女性同時關懷這些男性、解決他們的不幸與恥辱，那家暴問題、仇女問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何時女權主義者可以和貼吧里這些讚揚安嘉和家暴、謾罵受害女主角的男性坦誠對話、互相理解，以及從更根本上消除或緩解家庭中男女雙方乃至全家人面臨的壓力與困境，家暴問題、女性權利問題，才真的可能解決。

   還有，在匱乏和不安的生存環境下，人們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知識和道德素養都很差，更要為基本生計焦頭爛額，很難有條件冷靜客觀的思考女權問題，也沒有條件善待女性等弱勢群體，必然導致中下層女性的生存環境惡劣且難以改變。中國大多數男性，從小生活貧苦，在學校接受高強度應試填鴨教育、工作後為權貴和老板當“人肉電池”，老了退休金不夠治病甚至幹脆沒有退休金。而無論工作單位還是社會上，充滿爾虞我詐的算計和損人利己的競爭，“一家之主”的男人每天都要為物價、房價、子女、老人而焦慮壓抑，哪里還有心思體諒和尊重女性？相反，高壓焦慮之下，女體在其眼里往往就成了發泄的工具，對妻子的家庭暴力、對女同事的性騷擾、對陌生女性的恨意，自然就生發和行動了。

    日本導演黑澤明的《七武士》中有一段經典台詞：“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麽，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麽都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麽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搶武器，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但是，是誰令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淩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麽辦，他們應該怎麽辦？”這段話適用於解讀一切相對弱勢和受害者的骯臟醜陋的原因，傷害女性的中下層男性自然也不例外。中國名著《水滸傳》中各種“好漢”殺人越貨，反而得到部分人稱讚，也是因為“亂自上起”，有了蔡京高俅童貫們的巧取豪奪、高衙內蔡九知府梁中書們的驕橫貪墨，才有市井中底層民眾對秩序的暴力反叛。

    還有北大博士生馮軍旗在河南南陽市新野縣掛職數年後，在鄭也夫教授指導下所書《中縣幹部》一文，以新野縣（“中縣”）的政治生態和官風民情為例，對中部縣城官場的種種陰暗、既得利益者家族網絡的盤根錯節，披露的淋漓盡致，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對相關醜惡的批判。但“中縣”之外之上的北上廣深，又幹凈到哪里去？首都和一線城市的權貴精英巧取豪奪更加瘋狂，損人利己收益更豐，只是手段更加隱蔽、這些人模狗樣的東西表面看來更加衣冠楚楚罷了。“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高層的既得利益者首先作惡、得到最大利益，才有了下面的效仿。而且，因為高層權貴將全國所有優質資源和大部分財富掠走，導致各地方尤其內地和邊疆落後地區更加貧困貧乏，所以下級官員和市縣鄉村的各色官僚和各大家族只能選擇剝削更底層的平民百姓，否則就會在犬儒和社會達爾文化的環境中階級滑落、家道中落，甚至因為家人生病無錢醫治等原因家破人亡（僅僅靠工資的確是無法負擔醫療費用的，即便報銷比例90%也無法負擔）。對於體制內人士而言，如果不同流合污，也會被排擠欺淩，無法立足。如果不去解決整個體制的問題和改變社會結構、不懲罰最高層的權貴精英和剝奪其非法的有形無形所得，就不可能改變“中縣”的種種醜惡現實。新野縣的官員把《中縣》作者馮軍旗稱為“聖人蛋（故作清高、裝相逞能、‘不食人間煙火’之意）”，也頗有幾分道理。馮軍旗並不真在仕途（只是掛職調研），當然不用顧忌那麽多。他又是北大博士、被名師提點，在北京順風順水，也不需要憂愁各種生存的苦惱。可新野的官民能這麽灑脫自由嗎？（當然我對馮軍旗的成就和品質還是稱讚的，也認為《中縣》是極佳調查報告，但新野人在內的“中縣”人也有權利批評他）

   回到女權問題上。如果女性不體諒、關注、解決男性所受的各種創害，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包括男性在內中下層普遍受害的狀態、幾乎全民互害的環境，不去改變整個社會結構性的不公不義，不去從物質和非物質方面提高中下層男性的所得和保障，那麽男性轉而家暴和性侵女性（乃至家暴和性侵同性的弱勢男性）及其他侵害女性權利與尊嚴的傾向和行為，無論用怎樣的道德規範和法律約束，以及女性個人的努力反抗，都無法阻擋。

    而與女權相關的民族/族群問題的關聯邏輯也一樣，被壓迫民族的男性在利益和尊嚴受挫後，也幾乎必然會轉而傷害同族女性或更弱勢族群的男女。例如四次中東戰爭各阿拉伯國家皆敗於以色列，就有不少遭受戰爭創傷的阿拉伯男人毆打虐待妻子兒女等家人。甚至，即便並不是戰敗者，參與國家和民族沖突的男性軍人，也會家暴妻子、虐待子女。參與過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美軍，服役期間和回國後很多都出現了創傷應激障礙，家暴和犯罪比率遠高於美國平均。而中國軍人參與的中越戰爭，很多參戰軍人幸存後也存在對妻子等弱勢男女家人的家暴，這些軍人家庭子女也飽受直接間接的折磨。而在性暴力方面最為臭名昭著的日軍，之所以制造各種極為殘忍變態的性暴行，同樣與日軍嚴酷的軍紀、軍內層層的壓迫虐待、在戰爭中的殘酷經歷有直接關系。張純如的《南京真相--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強奸））》即對此有敘述和說明。

    而被侮辱與損害的族群中低階層的女性，承受了男權、階級、民族三重壓迫。美國政治家希拉里有句被斷章取義的言論“女人是戰爭的主要受害者，她們失去了丈夫、父親和孩子”。這句話經常被反女權者嘲諷，並以此攻擊希拉里。而其實，希拉里想表達的，是戰爭對女性的傳導傷害。男性在戰爭中還有一些自主權，既是獵物又是獵手，而女性如果沒有武裝，那就是滿足勝利者性欲和虐待欲的戰利品、被動承受一切傷害的活的乃至死的“物品”。但另一方面，這句話及前後文也隱含者人們對男性在戰爭中主動犧牲期許的事實，即男性也是受害者，在戰爭中相對女性有主動權但也有更大壓力和風險（而這一面又被女權主義者忽略），其“主動”也包括主動去面對危險甚至赴死（主動面對受傷和死亡和被動逃避下的傷與死所需的心理承受力，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男性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而女性則是二重受害者，男女乃至其他性別取向的所有人類，都是基於階級、民族、個人野心等原因導致的暴力沖突乃至戰爭的受害者。如果不能解決階級和民族壓迫，不能捍衛和平，不能讓中下層男性也得到平等、尊嚴、安寧，那這些男性所受身心創害必然轉移給更弱勢的女性，女性僅僅追求自身權利、女性性別和身份的權利，是不可能成功的。女性想要獲得自由解放，不僅要伸張婦女權利，還要反對階級和民族壓迫（包括關心被壓迫的男性的權利與正義）、反對戰爭與暴力並致力於世界和平（這正是西方女權主義與和平主義、女權運動與反戰和平運動高度重合的原因）、促進社會平等與多元包容。

   此外，女性想要爭取自身權利權益，也需要兼顧其他群體的利益、支持同樣處於弱勢和權利受損狀況的群體的抗爭，這樣才能得到更多力量的支持。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身份的群體，各自有各自的難處和訴求。人們不僅希望自己的問題得到關注和解決，也往往會比較與其他群體的處境。如果某一個群體只顧及自己或自己群體利益，而罔顧其他群體的關切，甚至試圖獨占利益和優先權、在得到利益後洋洋自得乃至炫耀並鄙夷未得益者，那必然導致其他群體的不滿和嫉恨，無法得到同情甚至被詆毀和破壞。中國和世界許多國家的女權運動被孤立和圍攻，很大程度就是在於其過度強調自身權利和利益訴求，而忽視甚至鄙夷其他群體的關切和需求（如底層男性、農民、LGBT群體），這樣的自私冷漠，自然不會換來支持而是加劇孤立（雖然支持其他群體也未必能夠換來回報，但如果冷漠乃至鄙夷其他群體的抗爭甚至嘲笑其苦難，那幾乎必然不會得到好的反饋）。

    就像前述的那樣，中下層男性，雖然仍然比中下層女性有更多優勢和便利，但不僅和女性都是專制體制、階級壓迫的受害者，還往往因為其男性身份，而被從親朋到社會陌生人對其能力、尊嚴、地位有更高期待和要求，更要直面許多男性才會面臨的壓力與苦楚。如果女性不能體諒這些、不能推動中下層男性權利與尊嚴的維護，那絕大多數男性也又怎麽可能在女權問題上對女性回以善意呢？還有一些女性反對更加弱勢的跨性別者（所謂“反跨激女”），雖然具體爭議可以就事論事商榷，但從整體上歧視跨性別者顯然是錯誤的。所以，女性爭取女權的同時，要尊重各群體的利益訴求，根據社會整體的環境和各色群體的立場和利益，來修正自身的定位和需求。這又是要求立足“整體主義”的一個原因。

   而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文化形態，同樣塑造了女性處境的基本框架。就像特別針對女性的各種身份定位、言行規訓、讚譽與羞辱，皆深植於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之中，浸在每個人的基本“三觀”中。很多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和他人的許多思想和行為是侵犯女性權利、導致女性受壓迫和傷害的。“男主外女主內”、“蕩婦羞辱”、“女子無才便是德”，不僅存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世界許多文明的歷史傳統皆有類似內容。這些規訓尤其羞辱性的性別指責，讓女性在社會中無時無刻不受束縛、任何環境下都無法擺脫相關約束與污名。這絕不是個體可以掙脫的，也不是不在乎就不存在的。而改變這些，也不止要改變這些具體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還要從根本的思想與哲學層面挖掘本源，批判、解構、重構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的核心部分，才能讓女性擺脫各種有形無形的壓迫束縛，享有性別平等與解放。（而且，男性同樣受相關的價值觀和傳統的規訓與束縛，一樣是受害者，如對男性的責任、義務、尊嚴、形象的各種要求，也會讓男性不得不遵從和受到束縛，面對各種特異的規訓與壓力，導致身心受害。所以，就更需要從整體而非局部、全面而非片面的批判和改變保守落後的價值觀與文化，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與個人自由）

   還有，女性權益的維護和拓展，也需要各身份各階層的集體行動和全社會的共同構建。“解放女人的是男人，解放黑人的是白人”，雖然是片面的說法，但某種程度的確是事實。近現代以來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女性處境的改善和地位的提高，離不開認同女權的男性的支持努力；美國黑人一百多年來從奴隸成為公民的進步，也有賴於反種族主義的白人的奮鬥犧牲。在弱勢身份群體和個人處於不利境地時，很難有資源和能力去改變不公，而需要既得利益者及其他不同身份和階層的群體協助平權。面對侵犯女性權利乃至嚴重傷害女性的各種惡行及施暴者，也需要包括男性在內的人們去阻止和對抗。無論是反家庭暴力，還是反性侵害，如果大多數男性不能站在女性一邊加以支持保護，那惡人就會肆無忌憚。在家暴問題上，面對男性的體格的強壯，以及往往主導著家庭財產、影響著其他家庭成員立場的優勢，顯然需要包括男性在內的他者阻止家暴，以及懲罰家暴者和安置受害者，否則女性自己如何反抗和逃避親密暴力呢？而女性控訴性侵害的“metoo運動”，如果男性尤其控訴者身邊的男性都是冷嘲熱諷乃至“蕩婦羞辱”，而非支持鼓勵，那女性的發聲控訴只會招致更多嘲諷與羞辱，各種被“穿小鞋”和報覆也會接踵而至。因此，維護女權需要集體行動，需要第三方和社會公眾的參與，需要公權力的介入。

   當然，不止女權，工人、農民、LGBT群體、殘疾人、少數和弱勢族裔等的權利維護，也都需要社會精英、異性戀者、健全人、主流和強勢族群去參與平權事業、為其伸張正義。“奧斯維辛的道路由仇恨築成，但路上鋪滿了冷漠”，歷史上各種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悲劇，往往都是在沈默的大多數的放任下發生的。惡人之所以能作惡而不被阻止，一是在於他們相對於勢單力孤弱者的強大和抱團（就像黑社會的特征那樣）。二是旁觀者和大眾一盤散沙、對惡人的惡行做壁上觀。如學者劉瑜所說，“10個相互配合、並肩作戰的人，力量可能足以壓倒100個、1000個一盤散沙的人。相比之下，模糊的聲音、遲疑的聲音、中間的聲音比較難以形成觀念共同體，因為你缺乏激情，懶得行動，也不抱團”，這就是一小撮惡人能夠橫行霸道的原因。如果社會各界、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們都團結起來，往往只能利用“局部優勢”在一隅暗處興風作浪的惡人，當然就會被眾志成城的、集全國甚至世界之力的正義力量擊潰了。因此，無論為弱勢群體發聲和支援，還是推動和保衛民主自由，都需要全國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努力。“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共同努力不是各自為戰，而是團結協作，並且著眼全局和統籌兼顧，以及通過國家權力的幹預與協調。這一切都離不開“整體主義”。

    雖然一部分上層的、精英的個體包括女性，的確可能憑借自身優越的家庭、物質、教育、視野等條件，部分擺脫男權主義的壓迫，追求到個人的自由解放。但這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做到，絕大多數中下階層的男女，都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也無力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精英只追求個體自由、反對“整體主義”，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行徑。而且，這些精英追求的個體自由所擁有的前提條件，恰恰是建立在對更加弱勢者的相對優越地位和剝削基礎上的，自己本身就是社會不公的構建者和參與者。這顯然不值得提倡而應摒棄。

    最重要的是，從根本上說，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聯系是普遍的、客觀的、多樣的，任何人與任何人之間都有著某種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如中國深圳市民和巴西亞馬遜雨林的原住民，就有消費和生產的關系，也都面臨氣候變化危機的嚴重影響；中國河南鄭州“富士康”工廠員工，和美國中部“銹帶州”勞工既有競爭關系，也都面臨智能機器人取代人工導致自己失業的風險），每個人既享有作為國家公民、世界公民、人類成員、生物一員的各種權利，也應承擔對國家、世界、全人類整體的責任，以及對每個其他個體生命的義務。在現代文明社會，人不僅要做到不直接為惡，還要參與維護公序良俗和社會正義。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非暴力的公民集體行動（如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罷市、對特定對象的“杯葛（抵制）”等）成為主要的對抗強權和暴行的抗爭手段後，更是需要盡可能多的公民廣泛參與，包括同質群體的同聲共氣和異質群體的互助支援，形成足夠的聲勢和影響，對加害者及公權力造成足夠壓力，才能達成相應目的。而集體行動的啟蒙和動員，自然也需要其樹立對“他者”和“集體”的共情和認同，以及明晰自身在微觀處境（如家庭、學校、單位）和宏觀環境（國家、民族、世界）中所處的位置、須負的責任。鄰里們守望相助，義人們遙相呼應，家國才可安定，世界才能太平。

    因此，在解決階級、民族、性別等議題時，必須以整體的、宏觀的、統籌的視角和手段，切入和解決各群體及每個個體面臨的問題，通過“頂層設計”來從根本上促進公平正義，以及公民社會中全民的聯動和互助（乃至國際層面的合作與聲援），維護權利權益，實現個體的自由和解放。當然，在依憑“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看待和解決民權民生問題時，不能走向極權主義和為整體隨意犧牲局部和個體的情形，要尊重個體的選擇權。更要明白的是，集體的組織和行動，各種宏大的思想理念，根本目的皆是為了每個個體的權利與自由，而不能將手段和目的倒置。

選舉制度的制度設計

根據選區範圍和選舉對象劃分，選舉制度大體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小選區制，二是比例代表制，三是混合選舉制（即部分席位由小選區制選出，另外席位由比例代表制選出）。        

    小選區制，又稱單一選區制，其中又以英美兩國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為代表，即每個議席都由各個單獨的選區一一選出。英國下議院現今共有650個席位，均為單一選區選舉產生。英國全國共劃分為650個選區，每個選區選出一名下議院議員，得票相對多數者獲勝。而這650個選區大致按照近似的人口數目劃分，並兼顧不同區域的議席權重（如在威爾士、北愛爾蘭保留一定數量的議席，平均每個議席代表公民數量略低於英國平均）。而美國眾議院共有435個席位，同樣均為435個單一選區選出（各州具體選出方式略有差別）。而選區劃分也以人口為主要考量，兼顧各州的代表性（無論人口再少的州，都至少有一位眾議院議員）。除了英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英聯邦國家也實行小選區制，法國也是實行小選區制的大國。

    以上這些國家是實行的全部席位均為小選區選出的制度。此外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意大利、德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等，是一部分席位以小選區制選出，另一些席位由比例代表制選出，整體上是混合選舉制。新加坡則實行特殊的選舉制度，國會議員由若幹個“單選區”和“集選區”共同但分別的選出，其中的“單選區”略等同於小選區制。以下的討論暫不包括混合選舉制，主要談完全實行小選區制情況下的利弊得失。

     與其他各種制度一樣，小選區制也是既有優點又有缺點。小選區制的最大優點，是其選出的議員能夠相對充分的代表民意，尤其其所在選區選民的民意。相對於另一個選舉方式比例代表制主要是選擇政黨而非個人，小選區制既選政黨又選個人。小選區制下，每個議會候選人都要親自在所在選區掃街拜票，密切聯系選民。而選民在選舉中，也會非常在意候選人自身的能力和品質，而不僅僅是投票給他代表的政黨。甚至在一些時候，選民主要看的是具體候選人而非政黨及相關意識形態。小選區制下每個當選議員，都有很強的民意授權，代表著國家中某一區域相對多數選民的意志。這樣選舉出來的議員，也會非常重視選區內的各項事務及民意民情，會在國家層面推動有利於所在選區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的政策措施。

     但小選區制也有明顯的缺點。如上所述，小選區制是基於每個具體選區的民意。這固然有利於選區居民在國家層面爭取利益，但也導致選區候選人/議員更多關心選區內部事務，而忽略對總體性的大政方針的關注參與。而且，選民對於具體候選人的關注，可能導致相對忽略候選人所在政黨意識形態和宏觀政策，被選區內候選人及所在政黨許諾的一些具體“甜頭”吸引，選擇在基本立場和原則上與自身利益相悖的候選人，“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還有，小選區制下，往往出現“溢出選票”和“無用選票”現象。所謂“溢出選票”，例如某一個政黨候選人在某個選區有90%的支持率，可以穩贏該選區的議會席位。而其實只要支持率超過50%，就可以奪取這個議席，90%支持率下，有40%的支持票完全無法轉化為選票，等於就浪費了。而“無用選票”，同樣舉例，如A黨在某選區支持率有30%，B黨有70%，因為選民意識形態、族群身份等差異造成的結構性對立，即便A黨再努力，也很難獲取50%以上支持以擊敗B黨，支持A黨的這30%選區選民，其投票無法影響議會席位的分配，失利後也很難被當選的對立政黨議員一視同仁的關照，成為相對的失語者。在這種一方必贏、一方必輸的選區，選舉競爭也會很弱，無論優勢一方政黨還是劣勢一方政黨，都會相對忽視這些選區，不利於這些選區的政治競爭和選民的政治參與。

      這樣的實例有很多，例如實行“小選區制”的美國參議院選舉、眾議院選舉，以及實行“選舉人團”制的總統選舉，民主黨在加利福尼亞州就有大量“溢出選票”，共和黨則在此有“無用選票”，而得克薩斯州相反。實行類似於小選區制（它不完全是小選區制，而是由若幹“單選區”和“集選區”共同組成，“集選區”類似於美國“選舉人團”制，勝選政黨奪取集選區所有席位）的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亦憑此常年以60%-70%選票奪占90%的國會民選席位，在野各黨雖然常年有30%-40%得票，卻在大多數選區不敵執政黨，所得支持票完全無法轉化為國會議席。

     這就引出了小選區制最為致命的問題，是這種選舉制度會嚴重扭曲全國層面的民意，導致各政黨/政治派別的民意支持率/得票率與所得議會席次嚴重不相稱。

    在小選區制下，一個政黨/政黨聯盟想要得到議會多數席位，就需要在全國的整體選情上取得優勢。例如在英國，如果保守黨及其盟友希望得到下議院多數席位，就要在650個選區中的至少325個選區獲得相對多數民意支持。而在現實中，保守黨及盟友往往在約150個選區有絕對優勢（假如支持率達60%以上，可稱為“鐵票倉”），而它的對手工黨及盟友同樣在另外150個選區有絕對優勢。此外蘇格蘭、北愛爾蘭地方政黨也有50票鐵票。那麽，保守黨和工黨雙方一決高下的激戰區，就是剩下的300個雙方支持率膠著的選區。而現實中，膠著選區的勝負往往和對決兩黨整體選情有關。

    假如保守黨和工黨的支持率分別為52%和48%（現實中因為有第三黨參與所以不太可能是這樣比例，但為方便理解姑且如此假設），並且在大多數具體的小選區也是這樣的支持比率，那保守黨就很可能在大多數小選區戰勝工黨，得到遠超52%的議會席位。相反，工黨即便得到48%選票，得到的席位比例將遠低於得票比例。例如保守黨可能在300個膠著選區中的250個都拿到約52%得票，那將贏得這250席。而工黨在這250個選區即便都得到48%選票，也會失去這250席。而另外50席則是工黨得票超過保守黨，議席由工黨獲得；反之也一樣。也就是說，保守黨以52%得票率拿下超過80%的膠著選區席位，工黨以48%得票率只得到不到20%的膠著選區席位。而再加上各方的鐵票倉議席，保守黨也是以52%左右得票拿到近七成議席，工黨以48%左右得票僅拿到兩成議席，剩余一成被其他政黨獲得。

    顯然，這里就出現了政黨得票/支持率與所得議會席位數量比例不匹配的情況。整體選情占優且有鐵票倉的政黨得到了超出其支持率的議會席位比例。這還不是最嚴重的，畢竟保守黨還是得到相對最多民意授權的（雖然往往並不是絕對多數）。而工黨雖然在此次選舉中失敗，但下次選情占優時，同樣可以覆制保守黨這種放大式的成功。在小選區制下受害最大的，是那些在全國各地都有一定支持率，但缺乏在大多數小選區得到相對多數支持能力的政黨。

   最典型的莫過於英國的自由民主黨。相對於持保守主義立場、得到精英和傳統人士及宗教徒支持的保守黨，以及持進步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立場、得到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及無神論者支持的工黨，持社會自由主義立場的自由民主黨，支持者主要是不同身份的自由主義者。其支持率常年低於另外兩黨，但支持率也不是太低（15%-20%左右），在全國總的支持人數也很可觀。但在英國的小選區制下，自由民主黨在大多數小選區，其候選人支持率往往都是第三位，有時是第二位，但第一位不是保守黨就是工黨，在個別地方則是蘇格蘭、愛爾蘭的地方政黨拔得頭籌。自由民主黨僅僅在少數選區可以勝出。於是，自由民主黨空有很不錯的全國支持率，卻無法在議會得到相應支持率的席位。自由民主黨在1992、1997、2001、2005、2010、2015、2017、2019年大選中的得票率分別為17.8%、16.8%、18.3%、22.0%、23.0%、7.9%、7.4%、11.6%，而對應的所獲下議院席位比例卻分別只有3.1%、7.0%、7.9%、9.6%、8.8%、1.2%、1.8%、1.7%，得到的議席比例只有得票率的三分之一至八分之一。

    這樣的得票和議席比，對自由民主黨顯然是不公平的。而導致不公平的原因，就是英國實行完全的小選區制，利於有地方鐵票倉的、整體選情占優的政黨（保守黨、工黨），而地方性政黨也能分一杯羹（如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地方政黨），卻極其不利於在全國範圍都有一定支持、但卻缺乏地方根基、也與最大政黨有一定支持率差距的中型政黨。

    這些缺點在實行小選區制的國家均有發生。在另一個實行小選區制的印度，問題比英國還要嚴重。印度的“人民院（下議院）”共計543個席位，均由小選區選舉產生。在2019年印度大選中，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印人黨），以37.36%的得票率，得到了303個議席，占議席總數的55%，成功執掌議會，莫迪也蟬聯總理；而第二大黨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得票率為19.01%，但僅僅得到52個議席，占議席總數9.5%；其余議席基本由各地方政黨瓜分。印人黨之所以能以不到四成得票率，得到議會過半席位，是由於其可以在全國的選情領先情況下，在大多數選區只需得到相對多數支持，就可擊敗主要對手國大黨，取得明顯超過支持率的議席數目和比例。2014年印度大選同樣如此，印人黨以31%得票率得到282席，占議席總數52%；國大黨以19.31%得票率僅得到44席，占議席總數8.1%。

    但這還不是最扭曲的。真正扭曲的是1996、1998、1999年這三屆印度大選。在1996年大選中，印人黨以20.29%的得票率，得到161席；國大黨則以28.80%的得票率，僅得到140席。1998年，印人黨以25.59%得票率得到182席；國大黨以25.82%得票率得到141席；1999年，印人黨以23.75%得票率得到182席；國大黨以28.30%得票率得到114席。簡單的說，就是印人黨以相對較少的全國得票率，得到了比得票率更高的國大黨更多的議席。

    這是為什麽？原因就在於國大黨的得票是相對分散的，它既需要與印人黨競爭，又要與各地方政黨對抗，雖然在全國範圍得到各政黨中的最多選票，但具體到每個選區卻未必勝出，往往以一定票數落敗給印人黨和其他地方政黨，而在這些失利選區所獲選票，從結果上看也就等於無用。而印人黨則在印度北部（尤其面積廣大且人口稠密、擁有80個人民院議席的北方邦）和中部得到了絕對多數的支持，即便其沒有像國大黨那樣在全國都投入力量，仍然可以憑借在全國部分地區的成功，成為國家議會（人民院）第一大黨。而國大黨雖然在全國各地都得到一些選票，但在北部和中部各小選區不敵印人黨，在南部和東部各小選區往往也被當地的地方性政黨（如東部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國大黨”和南部泰米爾納德邦的“達羅毗荼進步聯盟”）擊敗，所以得票率最高但議席很少，也就不奇怪了。

    無論是印人黨以三至四成得票獲得過半議會席位、國大黨獲得議席遠低於得票率，還是印人黨以少數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執政黨、國大黨以相對多數票卻成為第二大黨/在野黨，顯然都是全國整體民意與議會席位分配不匹配的表現，而導致這種扭曲現實的，正是小選區制（準確說是完全小選區制）的選舉制度。相對於英國，印度的小選區制，導致只有局部政治優勢的政黨戰勝更具全國代表性的政黨，對民意的扭曲更甚。

     此外，由於所有席位都有各地的小選區選出，各地方政黨也很容易躋身印度人民院。印度建國以來的每屆人民院，一般都有20個以上政黨的議員組成，2021年大選後共有37個政黨擁有人民院議席，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地方性政黨。這導致了議會政治勢力的碎片化，以及地域主義的坐大，以及政治議決中沖突的增加。

     因此，這樣過於有利於局部優勢政黨和地方性政黨、嚴重不利於整體選情較好但局部優勢不明顯的全國性政黨的選舉制度，不僅有失公平，還有損國家團結和增加地域矛盾。

    在同樣實行小選區制的加拿大，也出現了類似結果。例如2019年加拿大大選，自由黨以33.10%得票率奪得眾議院157個議席，占議席總數46%；保守黨以34.44%得票率得到121個議席，占議席總數36%；新民主黨以15.93%得票率得到24個議席，占議席總數7%；只在魁北克參選的地方政黨“魁人政團”以7.7%得票得到32席，占議席總數9%；綠黨以6.5%得票得到3席，占議席總數0.9%。以上結果表明得票率與獲得議席數不匹配，小選區制明顯利於整體選情占優的政黨和地方性政黨，不利於在全國都有一定影響力但支持者過於分散的政黨。另外，保守黨的失利也和支持者過於集中於部分選區（即前述“溢出選票”），導致選票相對浪費有關（例如在某一小選區得到80%選票，和得到51%選票，結果是一樣的）。

   根據以上案例和分析，可以明顯看出小選區制有著非常巨大的弊病，最嚴重的問題即是扭曲了全國整體的民意。雖然各具體選區/地方的民意也很重要，但一個國家的執政黨需要最大限度代表全國整體的民意，而不是因為選舉制度的歪曲而相對只代表部分地區的民意。完全的小選區制也相對割裂了不同區域之間的聯系，不利於國家的整體性與協調性。

     小選區制還有一些其他問題。例如美國的眾議院選舉，因為實行小選區制，又沒有強大的地方性政黨，所以選舉制度非常有利於民主黨和共和黨這兩個超級大黨。而一些支持率在1%-3%的小黨如綠黨、自由意志黨，支持者都分散在全國各地，沒有可能在任何一個單獨的小選區得到相對多數選票，所以在參眾兩院都沒有任何席位。而如果實行的是無門檻比例代表制，這些小黨在國會有可能拿下5-15個席位。所以，小選區制非常不利於支持者分散的較小政黨（既不利於小黨存在，更不利於小黨壯大），還會加劇兩個大黨對議會席位乃至政治權力的壟斷。

    而美國眾議院的選區劃分方式，在基於人口同時也兼顧面積，相對更有利於在地廣人稀地區有優勢的共和黨。而共和黨當權時，還在選區劃分上使用類似於“傑利蠑螈”式手段，即在劃分選區範圍時千方百計利於自身政黨的勝利，而不顧行政和自然地理界限等更加中立的界限劃分參照。因此，共和黨往往可以以相對較少的得票得到更多的席位，民主黨想取得優勢則需要得到更多選票。例如2016年美國眾議院選舉，共和黨以49.1%得票率奪得241席，民主黨以48.0%得票率得到194席。而2018年美國眾議院選舉，民主黨以53.4%得票率贏得235席，共和黨以44.8%得票率贏得199席。顯然，共和黨平均每張選票可獲的席位高於民主黨。這同樣也是因為小選區制對整體民意的扭曲。

     還有一些國家，更加惡意的利用小選區制的一些特點，以利於當權集團的統治。小選區制的一個重要特點，即每個選區選民人數有限、集中在一片相對全國而言較小的區域內。這就給了正在執政的政黨/政治勢力（尤其長期執政且具有威權主義色彩的政治集團）“各個擊破/拿下”、進行針對性拉攏控制的條件。執政者可以根據每個選區選民的具體需求，動用國家資源來滿足或故意剝奪，軟硬兼施的迫使選區選民投票給現執政的勢力。而試圖促成政黨輪替的在野黨，就缺乏相關的資源，既沒有“大棒”，“胡蘿卜”也只是空頭許諾，就很難與執政黨抗衡。

     例如使用混合選舉制的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共450個席位，其中的225席由比例代表制選出，而另外225席由小選區選出。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公正俄羅斯黨等有明確政治綱領和全國性影響力的政黨，往往依靠在各地皆有的分散支持，在比例代表制分配的225席中頗有斬獲。但在小選區競爭中，這些政黨往往就會敗給這些年一直執政、可以說是普京“禦用政黨”的“統一俄羅斯黨（統俄黨）”。因為國家的資源和財政都被普京政權壟斷，所以統俄黨相對其他政黨更能在具體的單一選區投入更多競選資金、為選區內選民提供更多物質承諾（如修繕道路和公共設施、提供更多就業崗位、補發拖欠的養老金等），於是可以在各小選區擊敗只有意識形態和空頭主張、缺乏物質資源的在野各黨。

     例如2021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在比例代表制的225席中，統一俄羅斯黨得票率為49.85%，獲得126席；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得到18.96%選票，獲48席；公正俄羅斯黨得票率7.44%，獲得19席；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得到7.50選票，獲19席。而在225個單一選區制席位選舉中，統俄黨總得票率為45.86%，但得到198席，占到單一選區議席的88%；俄共在各小選區總得票16.35%，但僅得9席，占總席位數4%；公正俄羅斯黨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分別以8.78%和5.89%，只得到8席和2席，占總席位數3.5%和0.9%。而合並比例代表制和小選區制，統俄黨以約47%得票得到450席中的328席，占議席總數的72.89%，其余政黨和獨立候選人得票占比共計約53%，但僅得到122席，僅占議席總數27.11%。

   顯然，小選區對統俄黨極為有利。統俄黨只要在大部分小選區得票略超過50%，即可得到這些席位。對特定對象的賄賂和拉攏，當然成為非常重要的手段，例如在貧困的西伯利亞、邊遠的楚科奇半島，統俄黨通過收買地方和部落頭人，以及修建基礎設施，就能讓當地大多數居民投票給他們；在富庶的秋明油田，統俄黨則給予石油寡頭和追隨者好處，讓他們收買和控制當地的選民；在高加索少數民族自治區，則通過扶植的傀儡和地方強人拉票，半強迫半收買的獲得支持；對烏拉爾工業區的退休工人，則許諾把拖欠的養老金在選舉之後（當然是統俄黨勝選情況下）支付給他們……還有，統俄黨也有充分的資金投入競選宣傳，無論電視節目還是街頭海報，統俄黨的候選人和政黨形象無時不在民眾面前出現。而且由於小選區選民固定，如果統俄黨在相關選區敗選，就可以對選區選民進行各種報覆、“穿小鞋”，如減少甚至停止財政撥款、中止優惠政策、拖延市政建設等，總之各種恩惠都會遠離相關選區，而麻煩則會接踵而至。

   而這些軟硬兼施的手段，不掌握權力且缺乏資金的在野黨是無法做到的。俄共等在野黨唯一的優勢是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號召，並批判政府，這可以讓他們在全國各地都有一些支持者。但在每個小選區的“勝者全得”制下，即便在一些小選區拼命競選、拿到40%得票，也無法轉化為席位，統俄黨稍稍用力，投入一點錢，就能將“沈默的大多數”拉攏過去，只要得到選區投票者中略超50%的支持，就拿下了席位。普京政權能長期執政，其利用小選區的特點賄賂和控制選民支持其政黨，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馬來西亞的情況也類似。馬來西亞下議院席位全部是由小選區選出，貪污腐敗、醜聞叠出但卻長年執政的政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及其所屬的政治聯盟“國民陣線（國陣）”，即是通過“傑利蠑螈”式選區劃分、給各選區選民承諾各種恩惠、威脅對不投票給巫統的選區施以懲罰，以在選舉中取得勝利。另外，馬來人在大多數選區占人口多數，所以會傾向於投票給主張“馬來人優先”的巫統和國陣，而占人口少數的華人即便全部投票給反對黨，票數也不敵馬來人，想獲得席位需要和部分馬來人合作。2013年馬來西亞大選，國陣以46.66%得票率獲得133個席位，反對派陣營“人民聯盟（民聯）”以50.8%選票僅得到89個席位。選民雖然得到了一些小恩小惠，但卻讓巫統及國陣在蟬聯執政後繼續腐化墮落。而即便一半選民都厭惡巫統、支持反對派，但由於小選區制的選區劃分和促成的資源分配方式，仍然無法擊敗腐敗的執政集團。（2018年反對派陣營“希望聯盟”成功擊敗國陣，在於前總理馬哈蒂爾創建“土著團結黨”，吸走了國陣的部分選票）

     小選區制即是有以上這些弊病。至少可以說，完全的小選區制（議會所有席位均有小選區產生）會導致以上弊病充分暴露，不利於議會合理公平的代表各類意識形態和民意。

  而與小選區相對的，是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即按照各政黨在全國的得票比例分配席位（具體分配方式有所不同）。有些國家實行完全的比例代表制，即議會下議院/眾議院所有席位皆有比例代表制產生，如巴西、西班牙、以色列、希臘、印度尼西亞等國，西北歐非英系國家如瑞典、荷蘭、挪威等國亦皆實行完全比例代表制。還有一些國家則是實行混合選舉制，一部分議席由比例代表制選出，另一部分由小選區制選出，如俄羅斯、德國、日本、墨西哥、泰國等，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亦實行混合選舉制。

    不過，無論是實行完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還是部分比例代表制國家，大多數都有政黨獲取議席分配的得票門檻限制。如德國國會由比例代表制選出的那部分席位，相關政黨需在全國得票超過5%或贏得至少三個小選區席位，才有權獲取參與這部分席位的分配。西班牙的門檻是3%，希臘也是3%，俄羅斯是7%。之所以設置分配席位的門檻，是為了避免過多小黨出現、導致議會政黨組成細碎化，那樣不利於政治穩定和國會順利運轉。

     小選區制的缺點，在比例代表制下都消失了。完全的比例代表制，各政黨所得議會席位比例高度與其得票比例相近，可以充分吻合全國選民對各政黨的支持比率。而且，不像小選區制那樣會有溢出選票和無用選票，比例代表制中，除了未過分配議席門檻的政黨得票，其他每個選民的投票都能轉化為議會席位分配的來源。由於選民主要是要投票給政黨而非個人，所以選民也更關注國家整體的發展和政黨的宏觀政策。每個選民的投票都和全國所有地區選民的影響相一致，也避免了小選區選民那種只顧眼前和局部利益的情形。雖然比例代表制也可能導致地域和民族紮堆支持某一政黨，但相對小選區制略好，且某些政黨有壓倒性優勢的地區，不同立場的人仍然可以通過投票給其他政黨、讓該黨得到更高得票比例和獲得相應比例席位，自己的投票不至像小選區那樣浪費。

    比例代表制下，執政的威權主義政黨也相對不便於收買選民。因為不像小選區可以“對癥下藥”收買（當然也無法針對特定選區選民要挾）、對反對黨在各小選區“各個擊破”，比例代表制下拉攏/要挾選民難度就大了許多。反過來，比例代表制非常有利於資源貧乏、根基不深，但有明確政治綱領、強意識形態和具道德感召力的政黨，這樣的政黨在小選區很難獲勝，但在全國範圍可以得到可觀比例的支持（例如10%-40%），比例代表制下這些支持就可以轉化為相應比例的議席，即便不能執政，也可以成為足以制衡執政黨的在野力量。

    但完全的比例代表制也有其缺點，它的不足也正是小選區制擁有的優點。完全比例代表制下，全國選民所選的議員往往沒有固定的服務區域（或服務區域過大，如分區比例代表制下的當選議員），有些雖然也有固定服務區域，但是並非該區域選民直接選出，所以議員不能完全代表、知曉、反饋具體各地方區域的民意，這就讓議會的代議功能相對受損。

    完全比例代表制還有一個缺陷，即在進入議會所需得票比例門檻較低情況下，會導致議會政黨組成過於細碎，不同意識形態政黨林立，影響決策效率和政治穩定。如果是總統制國家（如巴西、阿根廷），這種情形影響尚小。如是內閣制國家，則經常會出現各政黨難以達成共識的情況，往往導致內閣難產，或內閣在任期尚未結束時垮台。

    以色列即是典型的例子。以色列議會（國會）共計120席，全部由比例代表制選出，而進入議會的得票比例門檻為3.25%（這還是提高門檻後的比例，此前則是1%（1949-1992）、2%（1992-2003）），低於大多數采用比例代表制（或包括政黨比例代表部分的混合選舉制）國家5%-10%的門檻。這就導致以色列議會往往有約十個政黨組成，包括中右至極右翼的利庫德集團、中左翼的工黨、右翼至極右翼的正統猶太教徒政黨（如“聯合妥拉猶太教”政黨）、左翼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政黨（如“聯合阿拉伯名單”）。

   在以前，以色列議會中左傾的政黨和右傾的政黨還能分別組成政黨聯盟，在己方合計取得多數情況下成為執政聯盟，共同組閣。如最大左翼政黨以色列工黨從未獲得議會過半席位，但曾通過聯合其他政黨的方式，在建國後的70多年中斷斷續續執政過45年。而最大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則同樣通過聯合各右翼小黨斷續執政二十多年。

    但最近數年，由於以色列民意的變化、政治勢力重新的分化組合，尤其新的溫和中右翼勢力（如甘茨的“藍白黨”）崛起和極右翼的正統猶太教徒（哈雷迪猶太人）勢力的“挾人自重（利用超高生育率獲得大量人頭票）”，使得組閣變得困難。2019-2021年，以色列議會在兩年內進行了四次選舉，除最後一次勉強組閣成功外均未能成功組閣。

   在這四次選舉中，右翼各黨所得席位略多於左翼，因此左翼無法組閣。但右翼政黨中利庫德集團和藍白黨處於對立，長期無法達成聯合執政協議。而握有關鍵少數席位的右翼政黨，如利伯曼的“以色列我們的家園”黨和哈雷迪猶太人的兩個代表黨，即利用所得的可讓幫助大黨組閣的數個席位漫天要價。直到2021年3月的兩年內第四次選舉，內塔尼亞胡的利庫德集團才與其他一些右翼政黨勉強達成協議，以60票讚同、59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對新內閣的任命。

   而成功組閣的這屆政府，2022年又因三名議員退出執政聯盟而再次被解散，今年11月即將再次大選。如果本次大選仍然無法產生穩定的多數派執政，那以色列政壇在短期內不斷選舉、組閣、倒閣、選舉的循環，仍然會繼續上演。

   而另一個實行較低門檻的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希臘，議會（國會）300個席位全部由比例代表制選出，進入議會的得票比例門檻為3%。這也讓希臘議會黨派較多（但沒有以色列的多）。而2012年選舉和2015年選舉，因為首次選舉未能產生得票過半的執政聯盟（或視為各黨派的聯合組閣協商失敗），於是均在當年進行了第二次選舉。

    以色列和希臘的情況反映了比例代表制的明顯缺點，即政黨的相對細碎和意識形態的分化，導致組閣困難、內閣易因失去議會多數支持而倒台，讓政治不穩定。此外，還導致意識形態和立場相對極端的政黨躋身國會，如以色列的“聯合妥拉猶太教”黨團即是代表極端正統猶太教徒的立場和利益，該派勢力及成員拒絕接受現代教育（也不允許子女接受）、成年後不工作（男性只研究經書、女性只做家庭主婦）、拒服兵役、不與並非該派教徒的人（包括其他猶太人和其他派別的猶太教徒）交談。這儼然是國家毒瘤，但憑借其生育率卻能在國家政治有一席之地，而低門檻比例代表制更讓他們獲得約10個席位、足以左右組閣和政治走向，讓利庫德集團等大黨不得不遷就其立場、同意其主張。而希臘的持極右翼種族主義立場、經常對少數族裔和移民難民施以暴力乃至謀殺的政黨“金色黎明”黨，亦借助這樣的選舉制度多次躋身議會，直到2020年被取締。

    但即便有這些缺點，比例代表制（包括完全比例代表制）仍然利大於弊（尤其和完全小選區制相比而言）。以色列和希臘的例子其實是較為特殊的，其他實行完全比例代表制選舉方式選出國會且為內閣制（或半總統制）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瑞典等國，就很少出現組閣困難的狀況。而且以色列和希臘也只是在部分年份發生組閣困難的事件，大多數時候仍然可以產生國會多數派並成功組閣、完成任期。至於極端政黨得勢，小選區制同樣會發生，如印度國會就有從極左共產主義到極右的激進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極端教派主義政黨存在。正如我在前面評價法國國民陣線在選舉制度中遭受不公的情況所說的那樣，打擊極端勢力，有許多方式，但是不應該因此就建立或制造一種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也不能因噎廢食放棄整體上利大於弊的選舉制度。

    完全比例代表制導致政黨細碎、極端勢力躋身，雖然是缺點，但是反過來卻也可以視為能夠充分容納多種意識形態和聲音，更具包容性和吸納能力，讓國會及政府更具廣泛代表性。這總是比大黨依靠制度壟斷政治權力和話語權要好。再說，即便實行有利於大黨的小選區制（或類似於小選區制的、更利於大黨的勝者全得的集選制（如土耳其、新加坡））、並立制混合選舉制（後面會詳細講），同樣會讓極端勢力得勢或讓大黨本身就被極端裹挾。

   如果政治制度、選舉制度無法讓相對極端立場的政治勢力有一席之地，它們就可能通過攀附主流政黨、成為主流政黨一部分，然後利用其具有煽動性的意識形態拉大黨全黨下水（大黨原來的主流勢力往往也樂於借助這種極端勢力壯大自己，不惜引狼入室），危害更甚。如美國共和黨、印度人民黨、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這些據有政壇半壁江山乃至主導地位的政黨，為遷就極端的民族主義/宗教和教派主義，各種政策主張和施政充滿排他性、反智色彩濃厚、政策和行為暴力化，甚至極端勢力喧賓奪主，成為該黨主流意識形態。這豈不是比比例代表制下讓極端政黨單獨入席更加有害於國家和人民？

    而且如前所述，小選區制同樣容易容易讓各種小黨躋身國會，只不過不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黨，而是以地域、民族、族群/部落為基礎的小黨。英國、印度就是典型。這只會導致地域勢力的坐大，更加不利於團結和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相對均一和進步。

    還有，完全比例代表制並非一定導致政黨細碎。在西班牙國會兩院，中左翼的工人社會黨和中右翼的人民黨（1989年之前名稱為“人民聯盟”），各自在常年能夠拿到30%左右選票和席位，足以領導執政聯盟和在野聯盟，也能相對容易找到合作的小黨。而另一個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國家葡萄牙，國會選舉同樣實行比例代表制，中左翼的社會黨和中右翼的“民主人民黨/社會民主黨（兩個結盟黨合並而成）”在民主化以來交替執政，執政一方基本都能獲取40%以上席位（有時達50%），在野一方也有30%-40%，基本不存在黨派細碎的情形。

    而且，因實行比例代表制導致議會政黨細碎的國家，也完全可以通過提高進入議會門檻、設立“獎勵席位（給予第一大黨額外議席，如希臘、意大利皆采此辦法）”等方式解決或壓縮這一弊端（當然這也會導致代表性不廣泛、不夠包容和多元）。

    而如果是非內閣制國家（尤其總統制國家），因為權力重心在總統（或起碼不全在議會），內閣由總統任命、議行分開，即便政黨細碎，也不會導致政局動蕩。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即是例子。這兩個國家都是總統制國家，雖然國會政黨細碎，但是國會主要是監督制衡總統，而不是直接決定行政團隊的去留，也不是每件國務都要議會議決。即便議會多數決定倒閣或阻止總統任命的團隊上任，也只影響內閣而不影響總統，行政工作尤其重大事務還是可以依靠總統領銜的行政團隊（即便倒閣或不上任，也有“看守內閣”）推進。所以，國會里的激烈爭執沖突影響有限且可控，不會對政局產生大的沖擊。

    總之，完全的比例代表制有優有劣，其優點和劣勢大多恰好與小選區制完全相反。而就我個人觀點，如果二者必選其一，還是完全比例代表制略好。（當然，如果重視基礎民意、強調議員與選民應有更緊密聯系的，顯然小選區制更好）

而第三種議會選舉制度，就是以上兩種選舉方式的混合--混合選舉制，即一部分席位由小選區制選出，另一部分席位由比例代表制選出。而在具體投票和分票方式上，則有並立制和聯立制兩種。實行並立制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韓國、俄羅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意大利、匈牙利等國；實行聯立制的國家則有德國、新西蘭、玻利維亞等國。

     並立制和聯立制兩者的投票分票方式及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可謂大不相同。

     所謂並立制，即把小選區和政黨比例代表的投票分開進行、各自計算，然後將二者所得直接合並，形成各政黨在議會的議席分配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是非常有利於大黨的，而且會放大在選舉中勝利的政黨的勝果。根據前述小選區制的特點，其有利於整體選情有利的政黨。而比例代表制同樣是會給選舉中獲勝的/得票首位的政黨最多席位。而大多數情況下，選民會在小選區投票和政黨比例代表投票中投給同一政黨及所屬候選人。而實行並立制投票分票方式下的混合選舉，會讓獲勝政黨/第一大黨在小選區和比例代表/不分區兩方面都取勝，得到超過其得票率的議會席位比例。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選舉制度及影響，即是並立制的典型。自2008年起，台灣“立法院”即實行並立制選舉制度，共計113個席位，其中73席為單一選區（小選區）選出，34席為不分區（即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另有6席原住民保留席位由原住民選區選出。2008年“立法院”選舉，國民黨區域（小選區）得票率53.48%、原住民選區得票率54.89%、不分區得票率51.23%，平均得票率不足55%，但獲得113席中的81席，獲得席次占總席位比例為71.68%，顯然遠超得票率。而民進黨區域得票率38.65%、原住民得票率6.76%、不分區得票率36.91%，平均得票率超過33%（原住民僅6席、投票人數僅15萬，在加權平均中占比很低），但僅獲27席，占議會席位比例23.89%。而2020年“立法會”選舉，則是民進黨以平均約40%得票率得到60%席位，國民黨以約35%得票率得到30%席位。而在這兩次選舉中，各小黨和獨立人士總得票率都在20%上下，但得到的席位都不超過10%。

    根據以上數據可以得出，台灣實行並立制投票和分票方式的混合選舉制，導致選舉獲勝一方得到相較得票率過大比例的議席，而失敗一方則得到比得票率更低比例的議席，其他小黨的相對損失則更為嚴重。這顯然也是對民意的扭曲，而且不利於議會的多元與制衡。而由於台灣的“總統”選舉與“立法院”選舉同時進行，選民往往在“總統”選舉和“立法院”選舉中投票給同一政黨，導致“總統”大位和“立法院”主導權被同一政黨控制，更不利於政治多元和制衡（當然也有一定好處，如便於“總統”施政、行政團隊不被“立法院”掣肘）。

    同樣實行並立制的日本，這種選舉制度同樣利於獲勝的大黨。日本長年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即是利用並立制及以前采用的“中選區制（一個選區多個席位，獲勝政黨全得，類似於新加坡的‘集選區’）”，成功以50%上下的得票率獲得近70%的眾議院席位，維持穩定的執政。

    另一個實行並立制的國家匈牙利，歐爾班領導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青民盟）”之所以可以長期執政，一定程度也是依仗的並立制選舉制度。2010年至今的四次大選，青民盟都以45%-55%得票得到近70%國會議席。

     並立制的弊端，類似於利於選情占優大黨的小選區制。相較小選區制，並立制因為直接將勝選政黨在小選區所獲席位與比例代表（不分區）席位疊加，往往會進一步放大勝選政黨的優勢，加劇對民意的扭曲、破壞政治多元平衡。

而與並立制相對的另一種混合選舉制，是聯立制。聯立制又稱“補償制”，選民在議會選舉投票中同時投兩票，一票投給所在小選區的候選人，另一票投給自己所支持的政黨（相當於不分區議席）。在首先確定各政黨所獲小選區席位數和議席比例後，再分配投給政黨（不分區）的選票的議席。政黨（不分區）”所得議席數，是政黨得票比例占議席比例應得議席數，減去小選區所得議席數，然後得出最終所得議席。例如，如果兩個政黨所得政黨票相近，則小選區獲得席位越多，其獲得的政黨票（不分區）議席就越少，反過來小選區相對失利的政黨所得政黨票（不分區）議席越多。這種分票方式即是為了避免政黨支持率/政黨得票率與所得議會席位不匹配的狀態，最大限度的讓各政黨所獲議會議席比例與得票比例相近。

維基百科上有一個圖表，可以相對清晰的表達聯立制的分票方式：



聯立制

政黨A

政黨B

政黨C

政黨D

政黨票數比例

25%

5%

40%

30%

全國分區當選席次

15

6

19

20





政黨總席次計算（預計總席次✖️政黨票數比例）





政黨總席次

100×25%=25

100×5%=5

100×40%=40

100×30%=30





分配席次計算（政黨總席次-分區當選席次）





比例代表席次

25-15=10

5＜6=0

40-19=21

30-20=10





          總計





實際總席次

25

6

40

3





    不過，即便有圖表，以上的表達可能仍然會讓一些不太了解該選舉制度的人困惑，所以還是要舉實例。實行聯立制最典型的國家是德國，其聯邦議院即是采用聯立制投票和分票方式的混合選舉制選出議員。德國聯邦議院（以下簡稱議會）法定成員人數598人，選民第一票投給所在小選區議員候選人，第二票投給所選政黨，而各政黨所獲的第二票決定各政黨在議會的席位數及比例。如果將各政黨小選區席位與比例代表席位相加後，總席位超過598席，還需要增設若幹“超額席位”。

     以1998年德國大選為例，在此次大選中，選情占優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民黨）在小選區部分以43.8%得到212席；而另一大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則以32.3%得票僅得74席。而社民黨和基民盟所得政黨票（不分區）分別為40.9%和28.4%。如果按照並立制，那社民黨在政黨票（不分區）那部分的席位數也會超過基民盟。但德國實行的是聯立制這種“損有余補不足”的選舉制度，因此政黨票比例為28.4%的基民盟得到124席政黨名單（不分區）席位，而得票更高的社民黨則以40.9%的比例得到86席政黨名單（不分區）席位。而合並各自在小選區和不分區的席位，社民黨共計得到298席，占669個議席（包括“超額議席”）的44.7%；基民盟得到198席，占總議席的29.7%，議席比例與政黨支持率比例非常接近。

    2009年大選，兩黨的得票形勢和分票比例狀況，與1998年正相反，基民盟在小選區總得票比例為32.0%，奪得137席；社民黨則以27.9%得票僅得64席。而在政黨得票（不分區）方面，基民盟以27.3%得票比例僅分得21席，社民黨以23.0%得票分得82席。合並兩種席位後，基民盟共得席位194席，社民黨則有146席，同樣與政黨得票比率相近，也與小選區總得票比例相近。

   而聯立制選舉分票方式不僅可以促成政黨所得議席比例與得票比例相近，也有利於得票分散的小黨。2021年德國大選共產生包括“增額席位”在內的736席，持社會自由主義、常年在全國總支持率排名3-5名的德國自由民主黨，在各小選區共得到400萬選票，占總投票數的8.7%，但因為選民分散而未得一席。但因其政黨得票為11.5%，所以分得92席政黨得票（政黨得票25.7%的社民黨和18.9%基民盟，則在減去小選區席位後，分別得到85席和54席政黨得票（不分區）席位），占總席位數12.5%。而右翼的“德國選擇黨”同樣是聯立制的受益者，該黨在本次選舉中的各小選區得到460萬票、占總投票數10.1%，同樣因得票分散在各小選區僅共得到16席。它同樣通過政黨票的補償，以10.3%得票得到67席政黨席位，合並小選區席位後，共擁有83席議會議席，占總議席的11.2%。另一小黨左翼黨，在小選區僅得3席，但憑借這3席得到政黨票的議席分配權，以4.9%政黨票得到36個政黨名單（不分區）議席（德國政黨名單（不分區）席位分配門檻為5%，但如果在小選區得到3席或以上席位，政黨票不足5%亦可參與分配），共計39席，占國會席位5.2%。

    根據歷次德國大選的選舉結果，可以看出，德國實行的聯立制投票和分票方式下的混合選舉制，能夠最大限度的讓各政黨在議會的議席比例與得票比例相一致，並能夠讓一些中等規模的政黨得以在議會有一席之地。而再回顧前述的實行完全小選區制的英國、印度，以及並立制混合選舉制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日本，這些國家選舉中出現的得票比例與議席比例嚴重不匹配、民意被選舉制度扭曲、得票少的政黨反而得到更多席位（反過來則是得票多的政黨反而席位少）、非常不利於得票分散的中小政黨等弊病，在聯立制混合選舉制下都消失了。

    聯立制比例代表制當然也有缺點。因為聯立制是“損不足補有余”的制度，在政黨名單（不分區）部分得票比例一定的情況下，越是在小選區得到席位越多，那麽在政黨比例代表部分所分的席位就越少，反過來也是反相關關系。這樣就導致小選區的價值相對被削弱、小選區候選人的競爭也會弱化，同一政黨的小選區候選人和比例代表制（不分區）候選人還會產生利益沖突。

    但這些缺點影響是有限的，聯立制的好處遠比其缺點更多更重要。聯立制混合選舉制結合了小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的特性和優點，其最核心的優勢是既保障了各地方民意的直接表達，也讓全國範圍內的多元民意按合理比例反映在國會議席和權力分配上。

    因此，綜合以上對各類選舉制度的分析，聯立制混合選舉制是相對最公平、最能體現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制度。

中國結束一黨專政之後的制度設計

議會制度
    議會制度，則是政權組織形式的又一部分核心內容。當代的絕大多數國家，無論實行的是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都設有議會或性質類似的機構（只有沙特等極少數國家沒有），承擔立法、審議、決策、監督等重要職能。廣義的議會包括國家/中央層面的國會和地方議會，而狹義的議會特指一國中央層面的立法和議事機關。

    而根據議會構成形式，議會制度分為一院制和兩院制。一院制即中央層面只有唯一一個議會/國會（一般每個地方也只有唯一一個議會），凡是議會的權責均由這唯一的機構承擔。而兩院制，則是將議會需承擔的權責分配（往往是不均等的分配）給兩個議事機構，或者說讓兩個議事機構分別承擔不同程度和類型的職責。一院制不需要做特別的說明，以下主要敘述分析兩院制的構成、性質、歷史沿革、利弊影響。

    兩院制下各國的兩大議事機構，有著不同的名稱、特點、職責。有些國家稱為上議院、下議院（如英國）；有些稱為參議院、眾議院（如美國），或參議院、國民議會（如法國）；有的稱為聯邦院、人民院（如印度）；還有些稱呼較特殊，如“聯邦委員會”和“國家杜馬”（俄羅斯）。而從性質和特點上，一般來說，權力重心都在兩院中的下議院/眾議院，而上議院/參議院權力相對較小；下議院/眾議院一般由普選產生，每個成員一般代表人口比例相近的選民，體現著人民主權原則。而上議院/參議院則有的為普選產生，有的則是通過任命或世襲組成，或普選與任命/世襲混合，其成員往往體現著貴族/精英的地位與話語權，或代表著一國之內不同區域、族群的聲音和利益。

    而兩院制的歷史演變過程，也反映著議會制度的變化與特點。以實行兩院制歷史最悠久、兩院性質差異最鮮明的英國為例。英國的兩院制議會制度始於14世紀，上議院由神職人員和世襲貴族組成，可被稱為“貴族院”；而下議院則是各郡和自治城鎮推選的代表組成，可稱為“平民院”。當時的英國正處於中世紀，神權和貴族權力巨大，平民弱勢。因此，當時的上議院權力遠大於下議院。且面對國王更大的權力，議會兩院都難以抗衡。而隨著時代變遷，尤其17-18世紀英國一系列革命與改革，如1640年英國革命、1688年“光榮革命”、1832年議會改革、1836-1848年憲章運動等，民權逐漸勝過王權、平民整體影響力超過貴族，下議院的權力也越來越大並超越了上議院。而此後又經歷一百多年的歷史變遷，下議院成為了真正的權力重心，而由貴族和神職人員組成的上議院成了只有幾乎沒有任何實權的諮詢性、象征性機構。這一歷史演變過程也代表著英國由國王和貴族共治並壟斷權力的傳統專制社會，逐漸變為全體公民共有權力共享權利的現代民主社會。

    而另一種兩院制，則反映著一國內各區域的權力平等與聯邦主義原則。這種兩院制的典型自然是美國。與美國眾議院由選民人數接近的數百個小選區選出代表不同，美國參議院是每個州（不包括首都華盛頓特區）不分面積大小和人口多少，均可選出兩名代表，50個州共計選出100位議員。這意味著，擁有超過3900萬人口的加利福尼亞州、2900萬人口的得克薩斯州，與只有73萬人口的阿拉斯加州、57萬人口的懷俄明州，擁有相同數量的國家參議院議員。

    不同於英國上議院只剩下象征性權力，美國參議院擁有頗為巨大的權力。雖然從宏觀上看，美國參議院權力略小於眾議院，但參議院擁有眾議院所沒有的政府部門人事任免同意權（有“同意權”也意味著有“不同意權”）、大法官任命同意權、條約批準權，彈劾總統也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總之，美國參議院掌握著一些獨特而關鍵的權力，眾議院無法替代和壓倒參議院（相反經常需要參議院的合作）。美國參議院雖然因各議員代表的人口比例相差懸殊、明顯利於較小州份和兩大黨中的一方（共和黨），而受到主要來自於民主黨和人口大州的各種批評，被要求改革，但州權主義者尤其共和黨人，往往以保障與聯邦政權相對的各州州權尤其小州代表性為由阻撓改革。美國參議院也就一直保持著現在的成員組成和選舉制度。

    而其他實行兩院制的國家兩院的性質和構成及歷史沿革，也大都類似於英國或美國的情形。相對而言，現在實行兩院制的國家，其上議院/參議院大多數是與美國類似，反映著國家內部各區域的獨特利益，代表著地方在中央的聲音，並相對照顧人口較少區域、鄉村、少數族裔聚居區、邊遠地區的地位和話語權。這在聯邦制國家體現的更加明顯。

    那麽，中國應當實行一院制還是兩院制呢？我認為中國應該實行兩院制（當然兩院之外還要再加一院即“專家院”，不過那是另一回事，後文再提）。

    眾所周知，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國情覆雜，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龐大國家。而中國各地域之間的發展亦頗為不平衡，地域之間的差異與壁壘明顯存在。而未來的民主中國，也將實行聯邦制（這又涉及到另一個政治制度，同樣後文再談）。因此，中國需要一個能夠代表各地區各民族利益、保障國內各地域在中央擁有相對平等話語權的議會。因此，中國也需要效仿美國、法國、俄羅斯等國，設立類似於參議院的議事機構。我在此將該院擬命名為“聯合院”。

    聯合院：區域、民族、少數/弱勢/特殊群體的代表機構
    不過，我認為，“聯合院”不能僅僅代表各區域和民族，而應該代表更多群體，尤其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聯合各群體、保障各類弱勢和少數群體話語權和利益的國家機構。具體說來，除地域和民族代表外，“聯合院”所代表的弱勢和少數群體應包括：女性、老年人、殘疾人/身心障礙者、LGBT群體、宗教人士、農民、非正式工人、個體經營者、特殊職業者（如漁民（工作艱苦危險且收入不高）、環衛工人（收入低社會地位更低）、性工作者（飽受污名化和歧視、易受各種身心傷害））、對國家和公眾有特殊貢獻者（如傷殘軍警和公務人員、見義勇為公民）、貧困地區尤其貧困農村和山區居民、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家人、戰爭/犯罪/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等災禍幸存者本人和罹難者家人，以及其他處於弱勢、屬於社會中少數和邊緣的群體和個人。這才能夠真正讓“聯合院”代表全國幾乎所有弱勢的、少數的、特殊的群體及個人，讓每類群體尤其弱勢群體能夠在國家機構擁有代表和發出聲音，以維護其基本人權、實現其各種必需必要的特別訴求。（相反，如果僅僅只包括各區域和民族，那“聯合院/參議院”反而太狹隘了，存在的必要性也降低了）

    根據中國總人口數量及“聯合院”所包含的群體數量及各群體特性，中央層面的“聯合院”代表總數應為600人。其中，每個區域（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市）代表3人至10人，區域代表共計250人。區域代表根據各省級行政單位人口多少分配名額（具體分配中采取四舍五入法確定席位數），人口較少區域總代表席位少，但人均席位多；人口較多區域總代表席位多，但人均席位少（類似於歐洲議會中各成員國席位分配方式）。這樣既能避免像美國參議院那樣席位與人口比例過於偏離、導致人口大省吃虧，又可以保障人口較少地區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話語權；

   少數民族代表共計100人，每個少數民族代表1人至5人，按各少數民族人口分配席位，同樣基於“人口較少民族總代表少、人均多，人口較多民族總代表多、人均少”的原則分配。其中50人既是區域代表或其他身份群體代表又是民族代表，另外50人則占有專為少數民族設置的代表席位。而“聯合院”其余200名區域代表均默認為漢族代表，但漢族代表應尊重少數民族代表的各項權利及意見，不能憑借人數優勢隨意推動議案通過；

   區域和民族所占有的300席之外的“聯合院”300個代表席位，分配給上面提到的各弱勢、少數、特殊群體，各群體代表最多10人、至少1人。不過，其中女性、老年人代表席位更多是象征性意義，代表主要在參與涉及女性、老年人議題時代表群體發聲。更多的女性和老年人，則只是“聯合院”及其他議院的普通代表。這300個弱勢/少數/特殊群體代表，只代表其特殊身份而不代表區域，但如其身份是少數民族，則自動同時成為少數民族代表，並占用分配給少數民族的100席中非專設的那50席的名額。這些群體代表是從相應弱勢/少數/特殊群體中選舉或推舉產生，沒有為區域和少數民族保留的配額。

    “聯合院”如審議區域和民族問題，則只有300名區域和民族代表參與，其他300人列席；如是關於區域和民族外的各弱勢、少數、特殊群體專門議題和緊密相關議題，相關群體擁有提案、討論、修訂的優先權，通過有關決議和法律時，不僅要得到“聯合院”及其他議院半數以上讚成票，還要得到至少一半相關群體代表的支持才能通過（假如“聯合院”有10名殘疾人代表，涉及殘疾人權利問題的議案，不僅要“聯合院”中600人中至少251人同意及“人民議會”過半同意，還同時要得到10名殘疾人代表中的至少6人讚同）。如果是相對簡易的、利益牽涉較少的涉及弱勢、少數、特殊群體的議案，相關群體代表可自行討論和通過議案並送交行政機構執行，而不需“聯合院”及其他議院全體成員的表決同意（如對個體經營者的一些具體的貸款優惠政策，“聯合院”若有5名個體經營者代表，這5名代表對其審議討論通過後，就可以直接交付內閣執行，不需要“聯合院”和“人民議會”全體成員討論和表決）。

    本文所設計的“聯合院”，在職權上與英國上議院、美國參議院都很不相同，有很大差異。英國的上議院現在已成為一個諮詢性的機構，幾乎沒有任何實權；美國的參議院則權力巨大，握有人事同意權等政權的命脈，其權限早已不止代表各州爭取權利，還可以參與和州務無關的諸多事務，有時可以決定全國/全聯邦的命運。本文中我擬設的“聯合院”，則應是一個專門處理區域、民族、弱勢/少數/特殊群體議題的機構，在這些議題上“聯合院”擁有部分決定權和部分否決權。但對於並不明顯涉及這些領域和議題的一般性議題，“聯合院”沒有權限管轄，僅僅可以發表無約束力的意見和聲明。      

我之所以主張設立“專家院”，主要基於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對於國家和人類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自工業革命至今，科學理論與知識、專業技術、科學工具，在經濟、軍事、醫療、文教、通信等各領域及日常生活中，都發揮著巨大的、驚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的進步可以讓經濟取得跨越式發展、民生得到升維式改善，整個社會可以以幾何級速度革新改變。例如借助科學理論和器具的現代醫學，攻克了各種古代完全無法治愈的疑難雜癥，極大的減輕了大多數疾病帶來的痛苦，讓人類平均壽命提高了一倍有余；電報、電話、互聯網的相繼出現和普及，讓人類之間溝通交流的便利程度有了難以計量的提高、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供暖設施和空調的出現，讓在嚴寒和炎熱中煎熬的人們得到解脫，舒適的生活在寒帶和熱帶……當今人類生命中的一切，都與科技發展及其成果密不可分。科學理念和技術工具的發展，還實現了生產的規模化集約化、服務的公共化系統化。如工業品和加工食品的巨量生產，讓人類的物質世界有史以來首次由匱乏變為某種程度的“過剩”。而各國覆蓋全民的普惠性教育和醫療，同樣是建立在現代教育和現代醫療的知識、理論、工具基礎之上的。沒有科學技術和相關的實踐，就沒有我們現在的生活。

    科學不僅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同樣是科學的一部分。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新聞學、管理學、統計學、哲學、文學及其他各類人文與社會科學，都推動著人類進步、維系著社會秩序，對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物質與心靈有著重要的影響，是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知識與思想。沒有人文科學的覺醒、構建和發展，人類就沒有思想、價值與尊嚴，也不可能產生現代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規、人權保障體系。人文科學對人靈魂的啟蒙和促成的思想解放和政治革新，也是自然科學解除枷鎖蓬勃發展的前提與助力。

   所以，民主中國必須高度重視自然與人文科學的發展、技術的應用、專業人才的培養，包括在政治上賦予科學重要地位、保障專業人士有充分的話語權。

   第二，隨著時代發展，無論經濟建設，還是民生需求，都變得多樣化、覆雜化、專業化。21世紀的人類已不再像農耕文明時代簡單的男耕女織的生活，而是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沒有專業知識很難明白前因後果和是非曲直的問題與挑戰。例如醫療制度的設置與改革，僅僅如何兼顧醫療效率質量與醫療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就需要許多領域專業人士及社會公眾的長期研究和討論；對於工農業生產消費中排放的污染物，確定其危害的類型和程度，以及如何在發展經濟保障就業與保護環境中尋找平衡點，也需要科學家、經濟學家、環保人士等共同研究和商討，給出相對最合理的解決方案；像人工智能與基因技術的發展，一方面極大改善人類生活，卻可能帶來各種安全風險和倫理問題，這些問題當然需要非常專業的人士才能充分準確認知和提出應對方案；還有互聯網和大數據廣泛應用下，各種假新聞的泛濫和侵犯個人隱私情形的普遍，也要有專業人士結合公眾意見提出科學措施進行治理……總之，當今及未來社會，很多覆雜專業的問題，普通人乃至非專業的官員/議員/法律人員都無法厘清是非，更難以合理應對。

    這就需要讓專業人士參與專業事務的決策、執行、監督。而如果專業人士只有諮詢性地位和建議權，是不足的，是缺乏參與度與話語權的。想要實現科學決策，需要由專業人士直接參與政治、在政治機構中有一席之地且有實權。

    第三，部分社會大眾乃至許多官員/議員/法官，知識和道德素養參差不齊甚至德智皆乏，有著各種反智反科學的價值觀，並在這樣的價值觀指導下做出種種違背事實、違背科學、違背真理、違背良知與正義的行為。大眾和官員還往往狹隘和短視，容易為私人利益/自身所在群體利益、眼前利益/短期利益，而損害公共利益、潛在和長遠利益，對他人、社會、國家、全人類造成各種傷害。民主政治雖然可以約束政府和官員，但也容易導致民粹和“多數暴政”。

    大眾既有聰慧善良理性的一面，也有愚昧卑劣瘋狂的另一面。凡是知曉歷史、現實閱歷豐富者，都會深知人心之愚、人性之惡。大眾在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時，經常會過於情緒化、極端化，會被一些表象迷惑，不能理性對待問題，也很少做出折中調和的選擇。這顯然不利於政治的多元與公民社會的和睦，反而會造成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尤其是大眾匯成集體後，更是會在某些情境下被非理性的情緒支配，陷入集體狂熱並制造暴力和破壞。

    如果大眾被野心家、民粹政治人物利用，就可能做出各種極具破壞性的行為，對國家和民族乃至全人類帶來災難。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以及與文革頗類似的清末“義和團運動”），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以李森科主義為代表的偽科學思想與實踐，以及近年來美國特朗普政權為代表的、全球諸多反智民粹勢力的得勢及由此導致的各種惡果，都是統治者與民眾合力制造的反智主義災難，導致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受到巨大破壞，許多人甚至直接間接的因之死亡。

   何況，民主中國初創期，公民教育尚未普及，民智民德必然皆是匱乏，即便民眾有些樸素的正義感和民主精神，但公民素養也還是不足的，很難有理有節參與政治，尤其在一些相對專業和精深的事務上很難做出合理的、符合長遠利益的選擇。而且，無論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都有相當多的民眾對政治漠不關心，也不願意了解專業事物，即便有了政治權利也無熱情行使，往往會放棄投票等權利或隨意投票，在政治和社會事務上也“隨大溜”，這就讓少數政治極端分子有了把持民主的可乘之機，以少數民意裹挾多數民眾，破壞決策的科學與公正。

    因此，為避免未來民主中國發生類似的甚至更大的反智災難，保持執政的理性與施政的科學，以及確保民主方興未艾時的社會平穩與政治過渡，應在民選的議會、選舉和任命的官員之外，另設由專業人士組成的機構，並擁有很大權力，尤其在專業性的且事關重大的問題上擁有單獨決定權和否決權。

    基於以上原因，我認為民主中國應在中央和地方設立“社會自然科學院”，簡稱“專家院”。中央“專家院”應有400名成員，成員包括科技（諸自然/理工科學領域與專業）、教育、傳媒、法律、經濟、醫療、警務、外交與國際關系、社會運動、宗教（宗教問題同樣需要科學的解釋與規範）、環境保護、文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各界學者及軍事領域/軍方人士組成，負責涉及以上領域宏觀和微觀事務的政策制定、建設參與，全面推動和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科學化、理性化、專業化。以上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不能局限於本專業的知識和事務，而需要有通識知識、和其他領域專業人士相互交流，在各種設計、規劃、決策中要考慮本專業之外的關聯領域問題，做到統籌兼顧。

    “專家院”400個席位的具體組成上，人文科學界與自然科學界各有150個名額，跨人文和自然的領域及學科（如醫療領域需要解決處理的問題中，既有化學生物等理科技術問題，又包括醫療資源分配和人道關懷等人文社科問題，且二者是相關相通而非割裂的）有50個名額，具體各專業領域相對平均分配但有所差別（例如教育領域應有最多名額（如10人），文學界和心理學界僅各需1-2名人士入席），另50席分配給軍方人士。而成員的地域、民族、性別均不限，亦沒有配額，但原則上應考慮到不同區域和省份在“專家院”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吸納一些有真才實學的少數民族成員、保障女性學者擁有充分和獨特的話語權。

    因“專家院”400人規模較為龐大、專業人士又往往忙於事務（這些“專家院”成員必須密切聯系現實和繼續鉆研專業，不能蛻變成業務不精的政客）而不便隨時開會，還應設置一個50人的“常務委員會”，處理各種簡易的、無重大利益相關的、非決策性的事務。

    “專家院”所有成員由各界推薦或界內選舉產生，在當選後都需要經過一些必要的道德審查，不能有過大的品質問題（一點瑕疵都沒有是很難的，而且不應該因為小問題導致很適合任職者落選，否則將有大量吹毛求疵的舉發和指摘），並接受公眾、國家機構、傳媒的監督。如其道德品質明顯無法勝任，則不能擔任“專家院”成員（已擔任者須辭職，否則強制罷免），並由相同領域符合資格的專業人士替代之。

    “專家院”不僅有直接參與政治及專業事務的權利，還應有對各專業事務的決策權、決定權、否決權。在涉及到有很強專業性的問題上，“人民議會”都應當聽取“專家院”的意見，且相關議案都需“專家院”中涉及相關領域的學者討論通過，然後再交“人民議會”表決。如果“人民議會”在事關重大的問題上通過反智反科學、嚴重損害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全人類利益的決議（例如發動類似於“大躍進”、文革這種行為，或阻礙“碳中和”等防治氣候災變的政策），或總統發布類似的行政命令、大法官頒下這樣的法令，“專家院”可發起“否決表決”，400人中若超過300人（四分之三）在表決中支持否決，那“人民議會”、總統、大法官的相關決議和政令法令將無效，內閣和地方不得執行。同樣，如果“人民議會”、總統、大法官拒絕批準和執行一些極為必要的決定和政策，“專家院”也可對相關決策發起“逕行表決”，若超過四分之三成員通過，則可以繞過“人民議會”、總統和大法官，直接將決策方案送達內閣及各地方並令其執行，其他機構不得阻止。（“聯合院”權力小於“人民議會”，當然更需要服從“專家院”，但一般情況下“專家院”不幹涉“聯合院”各弱勢和少數群體與其自身有關的決定，除非其決定嚴重影響更大範圍的公眾利益）

    此外，“專家院”應有實行緊急狀態（戒嚴）的權力，同樣是在四分之三成員通過後即可施行。而如前所述，“人民議會”亦有實行緊急狀態的權力。一般情況下，由“人民議會”決定是否實行緊急狀態；如“人民議會”因故無法履行職權，則由“專家院”決定；如“人民議會”與“專家院”在是否實行緊急狀態問題上發生沖突（一者同意一者反對，或對於“緊急狀態”內容闡述不同），則以“專家院”意見為是。

   需要著重補充的一點是， “專家院”雖是以專業主義、理性主義為原則的機構，但絕對不能脫離社會現實和民情民意，而應該密切關注和介入現實、積極與民眾溝通交流，將專業知識與客觀實踐相結合，將科學理性的精神融於人道民主之中。“專家院”的存在，根本上當然也是為現實服務、為人民服務，而不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氣的空中樓閣，更不是維護自身所在圈子、行業、階層的精英分贓場所。

    “專家院”各領域的學者和專業人士，不能因參政而生疏了專業知識和技能，而是要一邊從政一邊繼續參與專業工作和研究，還要掌握所在領域的最新動向，尤其要重視理論和知識的實踐、對現實社會和民生的影響。這些“專家院”成員還要與民選議會議員一樣，時常深入基層傾聽民意，定期的與民眾以面對面或在線方式對話，了解民眾對於相關專業領域問題的看法及訴求。人民大眾的知識水平和理性思維能力雖然整體不高，但卻有著樸素的是非觀和正義感，能敏銳感覺到各種政策措施的好壞是非；如民諺所說，“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大眾的智慧是無窮的，即便愚昧偏狹之人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精準判斷、獨到見解，集思廣益才能博采眾長（我所寫的本文中的一些觀點和建議，也是閱讀各社交媒體等處貼文和評論區後，對這些普羅大眾的聲音進行思考、揚棄、加工、補充而構出的）；許多平民尤其底層民眾和各弱勢群體，有專家學者未必能認知到的俗世知識和生活常識，知曉一些在書齋廟堂不易覺察的隱秘幽微之事、體會許多紳士淑女難以共患的切膚苦樂之情。最根本的是，“專家院”的一切研究和決策，皆是為人民的幸福，那當然需要充分征求人民的意見，傾聽、尊重、滿足人民合理的意願。所以，“專家院”成員制定各種政策，不能閉門造車、想當然的自我發揮，必須基於覆雜的實情和變動的民情，並根據民意反饋進行必要的修改調整，並實時接受大眾的監督與批評。

      另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主張科學與理性的重要，並設計“專家院”且給予其極高地位與極大權力，並非主張通過沒有感情的純粹理性思維與機械式的手段治理國家。相反，科學理性必須用來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學也不應該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聖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錯”中，“無人格的學識”、“無人性的科學”，都是對科學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撻。而啟蒙先賢梁啟超在目睹各種新式兵器紛紛投入“殺人競賽”的慘烈的歐戰後，也感嘆惟科學主義的悲劇。我們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尋和掌握科學，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將技術之患害轉為科學之增益。這需要制度的構建、法律的約束、教育的導向，以及每個人尤其知識分子保有良知與道義。而“專家院”的一切研討與決策，也要防止將理性殘酷化、將科學工具化，避免走入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技術主義的歧途。科學決策本身就要將以人為本、人道主義放在首位，讓科學基於良知、用於良善，讓人民生活更加舒適、自然、幸福。

   總之，“專家院”在保障決策科學的同時，也要充分考慮民主及人道，科學與專業主義皆是為人服務，而非相反。

以上關於“專家院”的設計，賦予了其頗為巨大的權力，尤其是在與其他權力機構沖突時，“專家院”擁有最終決定權。這樣的權力顯然不是靠“專家院”掌握真理就可以令各方聽從的。“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備之”，即便是科學合理、符合法律和程序的決策，想要各方尤其利益攸關方聽從，也必須有強大的暴力機器為後盾。

    因此，我設計中的“專家院”特意包括軍方人員。在“專家院”的400人中，應有50人來自軍方。這些軍人在“專家院”，當然並不只是為了處理與軍事領域有關的專業問題，更是為了讓看起來文弱的“專家院”變得真正強大和具權威。

    民主中國當然要實現“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軍隊中立化”，讓中國軍隊（名稱由“解放軍”改為“國防軍”）擺脫現在“黨指揮槍”及對領袖和軍方強人個人忠誠的狀態。但是即便國家實現了民主化，軍隊也不可能完全超脫現實，它必然受到來自各方的影響。無論是總統、議會、大法官這“三權”，還是各地域、民族、宗教等勢力，乃至軍方內部的強人，都會試圖影響、操縱、控制軍隊。而人數超過百萬的中國軍隊/軍人集團（以及人數更多的退役軍人和軍人家屬），其自身也不會甘於對政治完全置身事外，而是想有所作為和得到各種利益，擁有更多作為軍人的尊嚴與價值。沒有了“黨指揮槍”的中共對軍隊的嚴密控制，又未能建立和完善新的制衡安撫軍方的體制機制，軍人很難自覺抑制幹政乃至政變當權的沖動。這在民主中國剛剛建立、民主政治尚不成熟時更是容易發生。

    如果某些勢力成功滲透和影響了軍方，乃至對軍隊有了絕對控制力，那中國的民主將大打折扣甚至有名無實。或者，軍方依靠槍桿子壓制了文官集團，軍人直接登上最高權力寶座，會出現類似於1960-1980年代的韓國和拉美、現在的緬甸那樣的軍政府統治中國，或者像巴基斯坦那樣政權長期被軍人集團深度介入把持，對中國同樣是巨大災難。如果不是一股勢力壟斷軍權，而是多種勢力均有滲透，那樣也並不是相互制衡而是導致軍隊山頭林立、各自代表一方，政治沖突就可能暴力化，中國甚至可能出現內戰。滿清滅亡、民國肇始的政治過渡期，中國的軍閥趁機割據、相互混戰，就是明確的前車之鑒。而1917年後的俄國，沙皇退位、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後，發生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慘烈內戰，以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用武力解散民選的“立憲會議”、建立一黨專政，導致俄國背離和平走向戰爭、失去民主轉為專制的歷史前例，也是未來中國民主轉型中需要避免的。追求自由民主，不等於放任國人為所欲為，相反恰恰需要民主派掌握暴力以維護秩序和樹立權威，否則惡人和野心家就會趁虛而入。

    還有，在中國由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軍方的態度對於中國是否能走向民主化、是否能和平過渡，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如果不能許諾軍方在民主化後擁有崇高地位和話語權，那軍方會更傾向於站在中共一邊阻止民主化。相反，如果將道德正義感召和現實利益引導相結合，成功拉攏軍方站在民主和人民一邊，就會加速民主的來臨，並讓中國民主化的過渡期相對安定和平。

    而實現民主化之後，民主中國也需要軍人的存在和作為，軍人既要對外保衛主權和國家利益，也要對內捍衛民主體制不被顛覆和維護社會安定、保障文人政府和議會正常運行和施政。如果沒有強大和忠誠勇敢的軍隊對內對外捍衛民主和人權，民主中國就會像歷史上文治燦爛但武力孱弱（甚至特意“崇文抑武”）的宋王朝、光明進步但內外交困的民國那樣，被殘暴的外敵和棘手的內患合力摧毀，讓中國陷入黑暗。民主萌芽的古希臘雅典城邦被野蠻尚武的斯巴達城邦征服、興盛一時的古羅馬亡於諸“蠻族”之手、曾經包容開放進取的伊斯蘭文明在基督教十字軍和蒙古人夾擊下走向沈淪封閉，都反映了沒有足夠武力保障的文明的脆弱與悲劇。

    因為武力弱小文明被毀的例子很多，而另一面，軍人作為改革進取“定海神針”的成功例子同樣不乏前例。如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領導的土耳其國民軍，對外擊敗英國和希臘的入侵、保衛了土耳其主體領土的存在，對內推翻了腐朽的奧斯曼蘇丹王權教權統治，壓制宗教保守勢力，大力推動世俗科教和發展現代工業，將落後衰敗的奧斯曼帝國改造為現代化的土耳其共和國（相反，同時期同樣試圖實現現代化世俗化的阿富汗國王阿馬努拉·汗的改革，就是因為缺乏軍隊支持，結果其被宗教保守勢力推翻，本人流亡海外，改革也告夭折，阿富汗也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的局面，成為塔利班崛起和得勢的遠因）；如二戰後的日本，在麥克阿瑟及其繼任者領導的駐日美軍管制、監督、保護下，由野蠻的封建軍國主義國家形態，轉變為民主自由的新日本，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民權保障和民生幸福程度令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艷羨（相反，曾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在美軍撤出、脫離美國管轄、擁有了獨立自主後，卻變成強人割據、暴力頻繁、經濟萎靡、腐敗橫行的落後國家）。而且，土耳其和日本的改革、轉型、發展中，都沒有發生大規模致人死亡的暴力沖突，更沒有內戰，即便轉型劇烈也保持高度和平、社會秩序井然，這當然和軍隊力量為轉型與改革做後盾密不可分。

    西方各民主發達國家的成功之路，其“文治”也都是在“武功”的護衛和拓展下實現的。“畢相拿翁盡野蠻”，英法德美諸國的經濟發展、政治文明，也都建立在政權存在乃至擴張的基礎上的。假如英法軍力不敵俄國和奧斯曼，美國工商業主導的北方軍隊完全敗給南方奴隸主階層，那歐美的民主、法治、思想解放、科技進步，也都會隨風飄逝或起碼大打折扣。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英法擊敗德意日，根本上仍然是國力尤其軍力的勝利，而非憑借民主自由就可戰勝暴政。

    沒有文明只有暴力，是邪惡和具危害性的；只有文明而武力不足，則是脆弱易毀的。文武兼備的國家和民族才能生存發展、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面對這些前車之鑒和歷史經驗，民主中國顯然應在發展鞏固武力，保障政權和國家民族的生存前提下，才談得上民主法治和經濟繁榮；只有軍人支持和保衛民主和進步，各種轉型和改革措施才能得以推行，國家和民族才能涅槃重生。民主中國當然不要侵略擴張，但起碼應該能夠自保生存。

    當然，內政外交最好都要以理服人，但在現實中人與人、群體與群體、國家與國家之間矛盾沖突劇烈，驕橫不法的權貴精英、精於算計的中間階級、野蠻無賴的愚民暴民，都不是只用是非道理就可以說服的，推動觸及各方利益的改革更會引發抵制（“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外敵更難用法律和道德約束。何況，經歷專制暴政荼毒後的中國人，無論仍具優越感驕橫心和試圖死守既得利益的舊權貴精英，還是覆仇和補償前失心態強烈的平民大眾，普遍心理扭曲乃至變態、畏威不懷德、既麻木又暴戾，必然會為私利和個人恩怨破壞民主進程和國家大局。

    而且，在中共愚民教育的馴化下，國人沒有同情心同理心，對權利和群己權界問題認知錯亂，往往只要權利不願意承擔義務，強烈追求個人利益同時不在乎他人和公共利益，甚至習慣於損人利己。例如中國各地經常發生反對建設發電站、垃圾場、臨終關懷中心的“鄰避”行為（甚至移民到國外還保持這一習慣，加拿大和澳洲的鄰避性質的抗議、杯葛行為，皆是華人尤其華人新移民主導）。而男性反對女權、京滬居民反對外來者享有同等權利、國企工人鄙視農民、正式工歧視臨時工並反對同工同酬，都是例子。這樣的國民不可能自覺自願的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不可能有序參與政治、合理爭取權利。

    中共政權依靠高壓維穩體制，將社會矛盾尖銳的中國維持在表面相對和平的狀態。但這種壓制越嚴重，未來反彈也就會越強烈。中共政權崩潰時，各種被壓抑的勢力都會湧出，平民大眾將由順民瞬間成為暴民（尤其貧困和痛苦的底層必然出現各種“悍不畏死”之人），權貴精英和各利益集團亦有“死士”，必然不乏許多亡命之徒制造血腥事件（包括在公共場合恐怖襲擊和隨機殺人、暗殺政要、報覆以前當權的仇人、基於宗教和民族的仇殺），以謀取利益或發泄憤怒。即便有些激烈行為情有可原，但很容易破壞正常的轉型進程，不利於民主大業，也會導致許多無辜者連帶受害。而且一旦暴力泛濫，就會導致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間仇恨越來越大，最終陷入殘酷的暴力循環（可參考中東和印度等地的情形）。（即便沒有以上前提，人性本身也有殘忍嗜血一面，無秩序的轉型必然導致暴亂），全國局勢必然失控，人民也會遭遇大難。沒有和平，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都必然不能實現，相反會導致經濟崩潰和大量人道主義災難，國家不興反衰。（俄國從19世紀中期至今幾次在專制高壓和無序暴力中反覆，人民時則為順民、時則為暴民的狀態，就是典型的前例）

    （甚至，即便民主轉型相對成功，人們也未必就能擁護民主，反而可能因種種原因對通過民主政治達成訴求喪失耐心，重新擁抱威權。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埃及，本來已經推翻了穆巴拉克獨裁政權，實現了民主化，並通過普選選出了伊斯蘭民主主義立場的總統和國會成員，選舉也公正透明，沒有舞弊。但在選舉中失利的政治勢力卻不滿這種選舉結果，繼續進行街頭抗爭乃至暴力行動，以及耍弄政治權謀，國家動蕩不安。最終，埃及軍方出手幹預、發動政變，在部分民意背書下推翻了民選政府，總統穆爾西和執政集團國會議員皆被逮捕、大批相關人士被殺害和判刑，埃及重新回到軍人獨裁的狀態（雖比穆巴拉克時期略民主和自由一些）。再後來，民選總統穆爾西因多種疾病交加死於獄中，而前獨裁者穆巴拉克卻重獲自由安享晚年，埃及革命的成果幾乎付之東流。軍方雖然是政變的決定性力量，但如果沒有民眾對民主政權的攻擊、反對派做出各種超出民主法治範疇的政治破壞行動，軍方就不可能重新得勢。而另一個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主轉型相對更加成功的國家突尼斯，即便一度實現了民主與和平，各政治勢力也達成了妥協和實現權力共享，民權民生都有巨大進步。但數年後，民眾卻選舉出了一位威權主義色彩強烈的領導人（凱斯·賽義德），還在最近的修憲公投中賦予總統更大權力、削弱議會權力，讓政權的民主成分削弱而威權成分加強。而已經實現民主化和去軍政府統治近三十年的巴西，也選出了為軍政府暴行辯護、公然鼓吹獨裁、打壓女權和原住民權利、削減乃至廢除各種社會福利保障及其他各種醜惡言行的總統（博爾索納羅）。今年5月的菲律賓大選，前獨裁者馬科斯之子小馬科斯以58.77%得票率當選總統。而他在當選前後皆否認其父為獨裁者、拒絕為其父親的罪行道歉，還稱讚其父的“政績”。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很大優勢擊敗其他多位候選人當選總統。而根據其立場和表現，雖然不至於像其父那樣成為獨裁者，但起碼又是一個威權主義和敵視自由和人權的總統。

    為什麽會這樣？原因非常覆雜，而簡單來說就是民眾政治素養不高、對通過民主程序達成訴求缺乏耐心、不能體諒和尊重其他群體個人利益、拒絕“利益均沾”而傾向於“勝者全得”、各種訴求貪得無厭得寸進尺、對民主政治不珍惜。以上四例國家的民主化除菲律賓外，另三者在發展中國家可以說已相當成功，不僅政治民主、法治進步，即便經濟上也不差於此前專制時期。但是人民卻在擁有民主權利和自由後，不珍惜且濫用。在專制威權的暴力與管控下，人民往往噤若寒蟬，即便被各種壓榨羞辱都唾面自幹，政府給一些恩惠就感恩戴德。但到了民主化已實現、人民獲得權利與自由、物質供給也已提高且分配更公平（起碼比專制時代公平）後，人們卻利用得到的民主和自由試圖得到更多利益（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能實現的，不切實際的），得寸進尺、貪得無厭，而且往往一方面非常強調自身的利益，卻又反對其他群體和個人的訴求。尤其發生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更是會雙重標準、損人利己，如精英追求自由但反對勞工權利（例如中國）、男性捍衛人權但反對女權（例如巴西）、主體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反對專制但對少數族裔和LGBT群體施以壓制（如匈牙利）、城市中產要民主但抵觸人多勢眾選票多的農民（例如泰國）。

   如果政府如果無法滿足這些人的欲望與訴求，以及他們覺得政府對各群體中有“偏袒”，就會試圖“掀桌”，輕則以民主法治程序滋擾打擊執政者，重則通過暴力在內各種手段破壞秩序。而民主政權又不能也不便像專制政權那樣肆意鎮壓和管制輿論（如果是有限鎮壓和管制，反而激起人們逆反心理，並利用政府“手軟”和社會空隙反抗。而無底線的鎮壓和完全的管制，只有專制政府做得到），於是人民肆無忌憚破壞秩序，政治愈發動蕩，轉型和建設也就停滯不前，然後人民更加不滿，以此惡性循環。經過各種折騰後，人民越發對民主政府失去信心，民主政府執政者也對人民失望，國家治理糟糕，社會秩序混亂。於是各種強人和暴力機構介入，專制時代的舊勢力往往也會卷土重來，國家重新變成專制或威權。這時候的人民大多數“折騰夠了”，想再“折騰”的又會被上台的強人和軍方鎮壓（他們可沒文官主導的民主政權那樣寬容），反而不再像擁有充分民主自由情況下那樣勇於反對、反抗了，秩序也穩定了。或者更甚的，大多數或起碼一半選民直接通過民主程序，選出威權領袖或獨裁者，如在菲律賓、匈牙利等國發生的那樣。人民得到自由民主後，反而通過自由破壞了民主，用民主扼殺了自由，理性上看是非常諷刺和吊詭，但現實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了。

   還有，即便人民並不激烈的反對民主政權，但是在民主政權面臨強權顛覆和暴力攻擊時，往往選擇袖手旁觀而非積極捍衛，這就導致民主政權很容易被顛覆。前述的埃及即是一例。當軍方出手解散民選的政府和國會時，除了執政集團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數民眾並不積極反對軍人政變，而是漠然視之甚至幸災樂禍。民主是來之不易的，但是人民卻並不珍惜。即便人民爭取到了民主，也並不能始終積極的捍衛民主（尤其民主政權無法完全滿足自身訴求情況下）。

   當然，人民的一些行為是應該得到“同情之理解”的。人民在專制時代常年被暴力壓迫和剝削，不能自由發聲，還缺乏公民素養和參與民主政治的訓練。民主化之後，受盡苦難的人民就有強烈的“補償心理”，想要盡可能彌補專制時期的損失。例如專制下無錢上學和治病、在大城市買不起房養不起老的人，都等待民選政府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但民主不是萬能的，民主化後的政府顯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讓人民都“幼有所教、住有所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而人民就因此對民主失望，處在痛苦中的人民就會反對政府、破壞民主法治秩序以發泄其不滿（難道能指望在病床上掙紮的病患、無錢繳費而焦頭爛額的家屬冷靜的體諒政府、理性的投票而不被胡亂許諾福利的民粹人物蠱惑？哪怕政府並沒能力幫他解除病痛、完全免費醫療，而民粹分子和野心家更不可能（但他們可以開空頭支票、慷他人之慨、竭澤而漁、寅吃卯糧。這暫時可以滿足部分人需求，但是必導致更多禍亂））。即便民主政權給了一定福利保障，他們其實仍然不會滿足，因為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以前受到虧欠而有補償心理的民眾更是如此。

   民主下輿論管控的放松乃至消失，曾經在專制時期並沒有過批判性思維訓練的人，不知言論自由邊界和節制而肆意發言，各種極端和暴力言論都會出現，從不敢批評變得無論是非對錯都批評謾罵。以前專制時任何不滿都難以發出，而有了權利自由，終於“翻身”“揚眉吐氣”，一點不順心就對執政者投反對票或各種示威遊行乃至制造暴力。這些某種程度上並不是人民的問題，而是前面的專制者的暴力與高壓、愚民與虐民導致的（雖然也和人性的欺軟怕硬、得寸進尺、貪得無厭、非理性的本性有關）。而且，各國人民對民主化後民主政權的不滿和反抗，幾乎全都有專制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各種舊勢力的挑唆和鼓動，人民是被利用的。但客觀上，人民這些行為破壞了來之不易的民主，最終也會傷害自身。中國民主化之後，此類事情也完全可能發生（其實以前就已經發生過，民國部分時期（1927-1937、1945-1949）民權民生都尚可（相較滿清、北洋、日占、中共），但大多數人民還是激烈反對國府、各種暴力和非暴力反抗接連不斷，還主動或被動的選擇支持共產黨）。）

   不僅普羅大眾會破壞民主，各色政治勢力、各路政客，也會為一己之私不惜影響國家發展大局，通過各種合法和灰色手段阻礙政府運作和政策出台執行。例如北洋政府時期，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即利用擁有國會多數席位的優勢，通過各種程序阻礙總統袁世凱的施政，有些出於公心，有些則出於私利。而韓國的張勉政府時期，同樣陷於政客們的明爭暗鬥，政府效率低下，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遲遲沒有進展，也給了樸正熙等軍人政變的可乘之機。權力制衡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總是議而不決、延宕拖沓，那對國計民生必然害多於利。

   所以，民主中國對這些幾乎必然要發生（如果沒有采取合適預案）的糟糕情況，只能提前將軍方力量拉入民主陣營（更要盡可能拉入民主陣營中的進步陣營）並予以適當安排，以軍隊作為政權後盾，約束各種政治勢力通過和平方式參與轉型，翦滅制造恐怖行徑的群體和個人，並“殺雞儆猴”，先殺機凜冽的鎮暴、後春風拂面的安撫，分定各方地位和話語權，才能保證國家體制的運轉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公平處置各種紛爭、合理分配利益。當然，軍方力量不能輕易使用，更多是“定海神針”的威懾和預備，而不是動輒以武迫人。即便不得已需要使用暴力，也必須先禮後兵、窮盡一切非暴力手段無效後再動用軍方力量。

   我也完全明白，一個政權的生存與發展、國家的治理、人民的權利，不能都寄托在軍隊或者警察這樣的暴力機器上，更不能以暴力治國。任何政權尤其民主政權，應該讓人民因愛心悅、使外國為理誠服，而非借助槍彈的淫威逼使他人屈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被暴力傷害和脅迫的滋味是痛苦而委屈的，壓迫與威脅會滋生更多仇恨，暴力的體制與環境也會催生更多暴力，並形成欺軟怕硬、弱肉強食的社會風氣。

    但在當今及未來可預見的時代階段內，暴力卻是現實政治與國際關系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或後盾。早在先秦春秋時，史家左丘明的《左傳》就提出了“止戈為武”。“武”的目的是為了“止戈”，有“武”為後盾才能“止戈”。就像為保衛和平，反而需要發展軍備、做好打仗準備一樣，想讓國家安靜祥和，人人遵紀守法，也不得不以暴力為後盾。而依仗軍方、討好軍人，對槍桿子表示敬畏，也是現實的不得已。即便不強化軍方權力，各種來自其他勢力的暴力仍然會讓社會陷入暴力與仇恨的循環。當今人類的文明與秩序，既建構在各種理念與制度之上，更是在成建制的暴力機器存在和運轉下才得以維持的。

   相對於國內秩序混亂、對外設防不嚴會導致的惡果，給予軍人一些利益和尊重，乃至賦予其超出一般公民和文官階層的榮寵，是一種“最不壞”的選擇。何況，民主中國的軍方參與政治、影響國家，會基於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及民主法治的制度規則，要講道理、有同情心，是“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而非濫用暴力、以武欺人。而且，在軍方促成的秩序穩定、轉型平穩的環境下，要保障人民積極行使政治權利、暢所欲言，以及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和積怨，補償受害者和幫助弱勢，化解仇怨減少戾氣，讓各方都發自內心支持民主政權和遵從法紀（而非畏於暴力、出於強迫）。

    因此，想要讓軍方支持民主化、化解民主後可能的軍人亂政危機、激勵軍人保衛國家和捍衛民主體制，就需要讓軍方在民主中國政壇占據一席之地、得到合適的位置、有固定的合作對象，能夠通過合法途徑獲取利益。而讓軍方代表成為“專家院”的一部分，則既能保障軍方在民主中國的地位、話語權和利益，也能為看起來是一幫“文弱書生”組成的“專家院”壯勢助力，讓“專家院”能文能武，以保證“專家院”各種決策的有效執行。而軍方與“專家院”其他成員的關系，是平等合作，各取所需。雖然這樣會導致軍方與“專家院”中代表各專業領域的社會精英勾兌，有所謀私，但總體看還是利大於弊。而且，如前面所述，如果軍方完全“中立化”，名義上不參與政治、不受任何政治勢力影響，那反而導致各種勢力覬覦和滲透軍方、軍方通過各種途徑影響政治，如中國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企業“全民所有等於全民沒有”的現況那樣，“不受任何勢力影響等於各種勢力都能影響”、“不以特定方式參與政治等於可以任意參與政治”。相反，如果把軍方與“專家院”整合捆綁，反而可以讓這些相對令人放心的各界學者精英（尤其人文社科學者和專業人士）對軍隊形成一些影響和節制，遏制其他勢力對軍隊的滲透。

    而軍方利用“專家院”這個載體參與政治，也可以體現軍人的崇高與重要地位、保障軍人的話語權與參政權，軍方也可以通過合法途徑達成各種訴求。而且，軍方還要受總統節制、聽從總統命令，也會服從“人民議會”各項決策與大法官的相關法令，遵守法律法規，“專家院”不可能單獨控制軍隊。此外，“專家院”影響下的軍方也會更加重視軍事科技的研發應用，推動軍隊管理的科學化合理化，這些也有利於軍隊在實戰中增強戰鬥力和提高作戰效率、打贏高度工業化、信息化、智能化條件下的現代和未來戰爭，以及促進軍隊建設管理更加文明、保障軍人的人權和身心健康。因此，軍方代表作為“專家院”一部分，“專家院”與軍方合作互通，是一舉多得的設計與選擇。

    有了軍方保駕護航的“專家院”，既能夠作出科學合理的決策，又能夠保證政策得到尊重和執行，不僅是議會三院中的“第三極”，也是和官僚集團、人民大眾並列的“第三極”，並讓民主中國成為專家治國的科學理性國度。專家治國是抗拒民粹主義和官僚主義必不可少的手段。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界的學者，是與反智反科學、歧視、暴力、短視、仇恨與偏見、對弱勢者的欺壓，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與不平等做鬥爭的中流砥柱。

    當然，“專家院”也並不是沒有負面作用，其成員即各界學者和專業人士也不是（起碼不都是）大公無私之輩，一定會利用“專家院”巨大的權力和話語權做一些謀私勾當。例如一些專業人士會利用業界知識壁壘，使用覆雜高深的專業詞匯哄騙“外行”，以及裁剪扭曲變造事實，以使自身及小圈子獲得不當利益。而作為各行業精英的“專家院”成員與同僚同門同道，也會互相幫襯和掩護，局部壟斷專業議題話語權，使得輿論傾向和利益分配有利於其群體乃至整個精英階層。 還有人會因為當今中國各行各業專家學者普遍的腐敗、鉆營、撒謊、無能，尤其一些“明星學者”的“奇葩言論”，而對“專家治國”產生深深的懷疑，認為民主化後的專家學者也會如此腐敗墮落。這類情況在未來民主中國的確無法完全消除。

    但即便如此，“專家院”的存在也利大於弊。專制中國的專家學者之所以腐敗墮落，是因為專制極權和權力至上對包括專家學者在內所有人的異化，使得專業人士也不得不依附於權力，這樣他們才能獲取利益。而非常不透明的學術體制和不公正的選拔晉升機制，也會導致學術腐敗和各種關系網“近親繁殖”盛行，專業人士學術不精、屍位素餐。而民主中國會有完善的分權制衡系統、法治體系、公眾與輿論監督機制，“專家院”的專業精英並不易於肆無忌憚的謀取私利。各領域專業精英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也會形成某種制衡。民主法治和學術自由的體制與環境下，中國科教事業會煥然一新，有真才實學的專業人士也會脫穎而出、成為真正的國家棟梁、人民代言者。而且，對“專家院”成員完全可以采用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方式，支付成員極高的薪水和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包括對其家人的保障），令他們不需腐敗和勾兌就可盡享種種極為優越的生活，從而心無旁騖的為國建設和為民服務。同理，對軍人也應該做到充分必要的優待，以令他們安心和專心的服務國家和人民。（而且，如果不設立“專家院”，精英就不會相互勾結、通過各種手段影響政治了嗎？與安排軍方人士通過正規渠道參政一樣，“專家院”也是對精英參政的規範）

    總之，即便設置“專家院”會導致一些負面問題，但瑕不掩瑜，它仍然是未來民主中國政治體制和議會制度重要且必要的組成部分。

    所以，我所設計的議會制度，其實是“三院制”，即代表各區域各民族各少數/弱勢/特殊群體的“聯合院”、權力重心和民意所在的“人民議會”、由人文社科界和自然科學界專業人士及軍方代表組成的“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只不過本次征文中提供的議會制度選項只有一院制和兩院制，而且現實中絕大多數國家議會也都只有一院或兩院，所以我才將我所設計的制度稱為“兩院制外加‘專家院’”。我認為設置“專家院”是非常必要的，理由前面都已詳細說明。不過，如果諸位評委和評論者普遍認為不必設置“專家院”，那就只取前面兩院的設計也可。

中共統治下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模式。這樣的制度在中國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在秦代以前，中原王朝的統治結構較為松散，商代至更早時期甚至沒有系統和明確的中央地方關系連接，中原核心政權僅僅靠武力和文化紐帶臨時性的懾服四方。而周王朝的分封制體系則明確了王室與封國的關系，各封國權力遠大於王室，春秋戰國時期各封國更是成為實際的獨立國家。

  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征服嶺南後，結束了周王朝的分封制體系，實行郡縣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將全國（天下）劃分為36個郡，各郡行政、司法、財政、人事等各項事務均由中央決定和管理。而秦朝滅亡後，經歷短暫的諸侯割據與楚漢爭霸，繼承者漢王朝實行“郡國並行制”且名義上延續400年至漢朝滅亡。但經過“翦滅異姓王”和“七國之亂”等中央地方沖突且中央勝出，以及“推恩令”、“附益法”等削弱諸侯國的法令頒布後，漢朝長期實行的是實際上的郡縣制（除西漢東漢相交和漢末群雄割據這兩個特殊時期）。各諸侯王國的權力並不比郡縣大，甚至還有一些額外的約束。此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雖然包括國家結構在內的制度紛繁覆雜，但大體上和名義上實行的都是郡縣制。

而從唐代開始至宋代，郡縣制演化為“道”“路”制，地方的一級行政區區劃面積擴大，地方自主權和實力也相對增強。唐朝後期節度使制度的推行和默認，則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制度性地方分權割據時期。而結束紛亂的五代時期的宋王朝，則重新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上沿用了唐代的“道”制（改一級行政區為“路”），但實踐上更類似於秦漢的郡縣制（因為更加中央集權、地方區域劃分也更細碎），並通過分拆地方長官的權力於多職（如設立“通判”）、加強文武官員流動性（如“更戍法”）來弱化地方權力和強化中央集權。

  而奠定當今中國國家結構和行政區劃的制度，是元王朝時建立的行省制。相對於宋朝，元朝疆域遼闊，統轄的各地區之間也有明顯的地理分割、文化差異、族群差別。因此，為便於管理，實行了行省制度，將當時元朝疆域內漢族人占多數區域劃分為10個行省進行管轄（只有嶺北行省非漢族占多數；西藏、中亞等地另有其他形式的區劃和制度）。但與此前的郡縣制、道路制下的地方政府不同，行省制下各行省機構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而非地方政府機構、行省首長身份是中央官而非地方官，且往往在所轄區域巡查而非固定辦公（這也正是行省制“行”之意），主要代表的當然也是中央的利益而非各行省地方的利益。而由於元王朝是蒙古人為統治階層、並將境內國民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權利義務大相徑庭階級的政權，所以，其政權性質和行省制都具有一定的殖民主義色彩，行省制度是蒙古貴族統治、剝削、掠奪漢人在內各民族的制度工具。也正是如此，行省制度比以前任何中央地方關系制度，都更加強調中央的權威而不顧地方利益。

  明王朝建立後，逐漸將元王朝的行省制度改為三司/布政使司制度。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司、都指揮司，分別管轄行政區劃內的行政/民事、司法/監察、軍事事務。相對於行省作為中央派出和巡查機構，三司制度中各地的三司，更接近於郡縣制和道路制那樣的地方固定行政機構。三司制度下，地方仍然要聽令於中央。而且由於三司制度將行政、司法、軍事分割並交由不同官員管理，就更能分散地方權力、相對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因此，明朝同樣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其集權程度超越了元朝。但到了明代中後期，由於江南等地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地方文化的發展，中央集權有所松動。

  而清王朝則在形式上基本繼承了明王朝包括地方行政制度在內的許多制度（不過“三司制度”名稱上逐漸變為“省制”），這也被稱為“清承明制”。但其實，清王朝的制度在本質上與明王朝頗為不同。清王朝其實就是滿清王朝，是一個異族的殖民主義政權。它的首要任務是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地位和各種特權，即其自我美化所稱的“首崇滿洲”。

  在這樣的前提下，清王朝的一切制度包括地方行政制度，都以利於滿洲貴族利益為原則。而由於滿洲貴族是統治階層且集中在中央政府，所以其國家結構是比明朝更加中央集權的，且會為中央不惜犧牲各地方的任何利益。清朝的省級首腦被稱為“巡撫”，即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巡查者，也表現出類似於元朝行省制的特征。在“巡撫”之上還有管轄一省至多省軍政事務的“總督”，讓“總督”和“巡撫”相互制衡，以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雖然總督制後來反而導致地方勢力坐大，但一開始的確是滿清中央為了加強集權、控制地方而設置）。而各州/府、縣官員，雖然相對省級官員而言有更多地方官色彩，但仍然是由中央任免並為中央服務的“派出官”而非代表當地民眾利益的“保民官”。

  以前秦漢的郡縣制、唐宋的道路制、明朝的三司制，雖然也中央集權，但都要一定程度顧及地方的利益和訴求，相對按照是非和道理來劃分中央地方權力和分配利益。而清王朝的國家結構/地方行政制度設計及實踐，都不惜一切維護政權穩定和統治階層（滿洲貴族及漢族官紳階層）利益，並將政治經濟資源高度向首都北京傾斜。它也會打壓可能威脅到其統治的地方力量，例如對其曾殘酷屠殺、經濟基礎極佳的江南地區，就百般打壓。而對於滿人之外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少民反抗，則不惜使用包括種族滅絕在內的各種方式進行血腥鎮壓和清洗（如對準格爾蒙古人和陜甘回民的滅絕式屠殺），以及挑唆乃至故意制造漢族與各地少數民族的矛盾（如在新疆青海等地制造漢、維、藏、回、哈各族的沖突對立），以維護清王朝在邊疆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統治。同時，它也會采取各種措施推動國內各區域實力和話語權的相對平衡，但並非出於拉近發展差距、促進全國同一性的好意，而是為了分化地方從而保障中央對全國的控制。而且，它不僅不會促進全國的同一性，還會通過扶植各省官紳精英，故意分化各區域、增大各區域的差異與對立。如今中國的地域差異與矛盾，很多即是清王朝時期形成、統治者通過各種方式故意造成的。

  清王朝這樣的國家結構模式，的確令其實現了對版圖內各區域的長期有效控制。但由於滿洲貴族的統治過於不得人心，各地的反抗運動仍然接連不斷。而兩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讓閉關鎖國的清王朝被迫打開了國門和進行各種改革，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沖擊。這些沖擊就包括中國各地方與中央關系的變化。太平天國運動沈重打擊了清王朝在長江以南的統治，還客觀上造就了湘淮漢族地主階級的崛起。西北和西南的回民、苗民、彜人的一系列起義，也打擊了清王朝在當地的統治、促成了參與鎮壓起義的漢族地方勢力興起。這時的清王朝中央集權體系，已經出現巨大裂痕且難以彌合。而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後的“東南互保”，以及俄國與日本對東北和內外蒙地區的滲入，則讓清王朝的中央集權體系大部崩壞，中央朝廷只能在黃淮以北、熱河以南還保持高壓控制。雖然後來清政府尤其滿洲貴族使用許多手段試圖重建中央集權，但反而引發了羽翼已豐的各地方漢族軍政強人的恐慌和反抗。最終，在反滿反帝制的民族主義暨民主主義洪流中，清王朝覆滅，其“清朝特色的中央集權體系”也一度消亡（之所以說“一度消亡”，是因為後面中共又重拾了這一套，後面會詳細講）。

  而替代清王朝的中華民國，從1912年成立至1949年遷台，從未真正在全國範圍內實踐過一種固定的國家結構/地方行政體制。在民國建國前，對於民國實行何種制度，就眾說紛紜、爭論不休。有的認為中國應效法美國實行聯邦制，有人主張類似於邦聯制的“聯省自治”，還有的幹脆主張各省獨立，將中國分為二十余個國家。大多數設計和建議都傾向於地方的分權自治，只有少數人如孫中山傾向中央集權/更加小範圍和分散化的自治（縣域自治）。這些爭論到了民國建國後也一直沒有停止。而在實踐上，由於民國多數時期處於諸多政治勢力割據的局面，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推行一種覆蓋全國的地方行政體制。而在1928-1937年、1945-1949年這兩段中國較為統一的時期，民國基本是按照清代的省制來劃分行政區域的，但其中央集權程度遠不如清王朝及歷史上大多數王朝。而到了1949-1950年，隨著國民政府戰敗遷台、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中國大陸全域，民國時期的國家結構及地方制度之爭也告一段落。

  中共統治集團對於中國國家結構的設計與實踐，也經歷了覆雜的演變。在中共尚未統治大陸全域之前，中共大多數領導人傾向於地方分權和自治，甚至主張中國分裂和地方獨立建國。毛澤東本人在青年時期就積極參與“湖南自治”、“湖南獨立”運動，並聲稱希望中國“最好分為二十七國”。而中共在1927年發起“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一系列暴動後，在南方建立了許多塊根據地，並於1931年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定都”江西瑞金。1937年，轉移至陜北的中共又建立了“陜甘寧邊區政府”，還在全國開辟了若幹個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屬中共割據政權管轄。1945-1949年，又在東北和華北建立了若幹軍政自治機構。在這些時期，中共當然渴望國內國際承認其割據政權的合法性，因此非常支持利於地方分權的聯邦制、邦聯制及其他地方自治形式，乃至鼓吹中國各地分離獨立。而由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國民黨的漢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立），中共也一直非常支持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對外蒙古獨立運動、新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西藏獨立運動，以及非民族性質的台灣獨立運動，都表達過明確的支持。中共還為內蒙古自治運動和新疆維族穆斯林的“三區革命”出了大力，蒙古族人烏蘭夫（布赫）、維吾爾族人塞福鼎·艾則孜都是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和在邊疆地區的領袖人物。

  但在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全境後，就迅速改弦更張。除在少數民族地區暫時實行過一段有一定真實度的自治（如1959年前的西藏就幾乎是半獨立狀態，而新疆、內蒙古、寧夏、廣西乃至東北，也都有相對於內地更大的自主和雖然稀薄但遠高於內地的自由），對全國其他區域全部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單一制結構模式，中共控制的中央政府將處理一切重大事務的權力包攬。不僅涉及全國層面及中央地方共管的領域被中央控制，地方自身的重大事務也都須中央介入和批準。而且，中共治下的中國政治體制是一個雙軌制乃至多軌制的權力體制，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黨和政府兩套班子，名義上平行和各有分工，實際上黨大於政且黨領導政。不過，無論是各省級行政單位的省委書記/直轄市市委書記，還是省長/直轄市長，均為中央派出的官員，而非真正的地方官。這與元清兩代省級主官的性質一致，省級主官唯中央馬首是瞻，而沒有對地方事務的自主權。

  此外，中共還控制著全國各地的軍隊，“黨指揮槍”的同時，地方政府卻對軍隊沒有管轄權（相反在改革開放前軍方反倒能幹預地方政務）。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強力機構同樣是首先接受黨的領導而非政府領導（更非獨立行使權力）。而中國共產黨這個政黨本身也是高度集權和非民主的，所以黨的高度集權也意味著行政、司法、軍事的高度集權。這種集權既體現在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各部門對主管機構的服從，也體現在地方對中央的服從。還有，黨紀要求黨員不能顧忌自己的地域、民族、性別等出身，要求無條件對黨忠誠和服從黨紀。現實里黨員當然不會大公無私，但也會將黨的利益/黨利益共同體的利益看的高於自己的地域和民族出身。這當然也會遏制地方主義和強化中央權威。

  對於中共統治集團而言，中央集權也是對其最有利的選擇。集權不等於專制，分權也不意味著沒有了專制，但地方分權的確會挑戰中央和其他地方專制者的權威，威脅到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中共之所以能夠擊敗國民黨，一定程度就是利用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人心不齊、地方割據勢力和軍方各派自私自利的弱點。而中共當然不希望再重蹈國民黨的覆轍，所以對地方主義和黨內軍內的山頭主義非常警惕和全力打壓。

正是在以上原因的影響下，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全域後，放棄了自己在野和割據時期倡導的聯邦和分權制，選擇建立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這樣的國家結構的確有利於中共對全國的統治及統治的穩定。但這樣的集權對許多地區的人民，則是巨大的痛苦甚至災難。中共制造的各種暴政，如“鎮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導致的經濟崩潰和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都波及了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區域。面對全國範圍內的專制高壓和政治清洗，人們既無法反抗，又無處逃離。

  中央集權對專制暴政的加持，最典型體現在1959-1962年的大饑荒中。由於中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違背客觀規律和現實情況，采取定高生產和繳納指標、“外行領導內行”的胡亂指揮、盛行浮誇風和“共產風”等，導致工農業經濟全面崩潰，尤其農業生產的惡化。同時，農民還需要繳納遠超正常額度的公糧。這導致了全國許多地區出現大饑荒，以安徽、四川、河南等地最為嚴重。大饑荒共導致全國約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而皖川豫三省即占到其中的1500萬人以上。

  而之所以這三省出現了如此巨大規模的饑荒和死亡，不僅在於工農業生產的崩潰，更在於強制征糧政策和大量糧食的外運，以及對逃荒民眾的圍堵和鎮壓。當激進的農業集體化失敗、糧食產量下降後，各農業大省卻仍然按照虛報的糧食產量外運糧食。而且，由於全國包括京滬都出現了糧食緊張，所以中央更加要求農業大省將生產的糧食運往京滬津等大城市、東北和河北北部等工業區、山西陜西部分工礦集中區、邊疆地帶、軍隊駐地等（也有一些糧食運往省內城市和工業區），以保障這些地區幹部、市民、工人、軍人的糧食供給。於是，各農業大省對農民“餓口奪食”，動用幹部和軍警硬生生將糧食從饑餓的老百姓那里搶走，以完成中央下達的征糧任務，以保衛北京糧食安全、支援外省工業生產。而強制征收省內糧食以保障京滬等大城市糧食供給、導致四川數百萬人餓死的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還因此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稱讚。

  而當饑餓的民眾試圖逃荒到外地謀求生路時，也遭到當地幹部和軍警的堵截和鎮壓。在歷史上，一地發生饑荒後，饑民難民往往可以前往他鄉投親靠友乃至乞討要飯，以圖活命和在未來回鄉。如1942年因戰爭和蝗災導致的河南大饑荒，許多河南饑民都逃至隔壁的陜西省謀活路，也確實有很多人因此活了下來。而在1960年前後的饑荒中，安徽、河南、四川、甘肅、江西等饑荒嚴重省份的各級幹部和軍警，都在中央指揮下堵截試圖逃荒要飯的饑民，許多饑民甚至被軍警打死打殘，或被關在收容站病餓而死。而在堵截和鎮壓下無法離鄉求生的饑民農民，大批在家鄉餓死或自殺。

  這一切，不僅在於專制極權和極左盲動，還在於中央對地方利益的完全蔑視、對地方自主權的完全剝奪。如果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各地方自主權和利益訴求有一點尊重，就不會要農業省份連救命存糧都上交以供給他處；如果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的官員、幹部、軍警，哪怕有有限的自主權（而非完全受制和聽命於中央），以及顧念本省本地鄉親百姓的基本生命權（而非只諂媚中央領導），都不至於從饑餓的農民那里強制征收幾乎所有存糧、連口糧都不留，也不會為全國政權穩定和其他省份政治社會安全而禁止居民逃荒求生。而中共政權之所以能成功“餓口奪食”、阻遏逃荒，以及鎮壓了各種零星的反抗，也正體現了其集權的強大和恐怖。

  而改革開放之後，這樣的慘烈災難未再發生，但專制下的中央集權體制，仍然在損害著中國境內許多區域人民的利益。

  一般來說，單一制的國家非常重視國內各區域各群體的平等和同一，全國實行一種制度、一套法律，中央各項政策也會一視同仁的在全國各地施行。當然，單一制國家往往也會對貧困、落後、邊緣地區進行一些支持和補助，努力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國家全域的協同發展。

  但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與政治體系，一方面高度的中央集權，中央權力覆蓋全國各地各領域，各地方都要服從中央的指令；但另一方面，中國卻有著嚴重的制度性的區域和城鄉不平等，人為制造了區域之間乃至人與人之間的制度鴻溝，不同地域和身份的國民擁有的權利和享受的公共服務差別巨大。這以極具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最為典型。

  世界上有不少國家都有類似於戶籍制度的身份認證體系。但通過戶籍制度將國民劃分為許多權利不平等的群體和階層的國家，現在只有中國大陸和朝鮮。中國戶籍制度可追溯到古代的“編戶齊民”，是國家控制國民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來征調賦稅和徭役，以及促成國民對政權的依附與服從，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征（“封建”在此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涵義，下同）。而中共建政之後，就將“編戶齊民”改造為戶籍制度，並將其對人身的控制與劃分人的等級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中國的戶籍制度，將人的身份與其個人及家屬所享有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的類型及級別高度捆綁。戶籍制度對人身份的區分，包括將國民分為幹部和群眾（群眾又被分為工人和農民）、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以省級行政單位區分的不同地域居民。在計劃經濟時代，戶籍身份與資源配給高度捆綁，且通過戶籍將人固定在其工作生活的地區，不能隨意旅行和遷徙。而改革開放後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戶籍制度有了較大松動，跨城鄉和地域的人口流動管理越來越松，不同戶籍身份的國民之間的資源配給也不再那麽固定，國民戶籍身份的變更也變得相對容易，但戶籍帶來的人與人的不平等仍然廣泛存在。

  關於城市/非農業和鄉村/農業戶口的差異，因與本文關聯不大，在此不細說，這些完全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查詢。而不同區域（以省級行政區劃為界限）的戶籍差異，與中國的地域差異、制度性地域歧視、地域矛盾等密切相關，也反映了中國特殊的單一制國家結構所造成的種種不公不義。所以，在此相對詳細的談一下中國的地域戶籍差異及與之相關的地域問題。

中國社會的中央集權

中共統治下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模式。這樣的制度在中國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在秦代以前，中原王朝的統治結構較為松散，商代至更早時期甚至沒有系統和明確的中央地方關系連接，中原核心政權僅僅靠武力和文化紐帶臨時性的懾服四方。而周王朝以血緣為主要紐帶的分封制體系則明確了王室與封國的關系，各封國權力遠大於王室，春秋戰國時期各封國更是成為實際的獨立國家。

    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征服嶺南後，結束了周王朝的分封制體系，實行郡縣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將全國（天下）劃分為36個郡，各郡行政、司法、財政、人事等各項事務均由中央決定和管理。而秦朝滅亡後，經歷短暫的諸侯割據與楚漢爭霸，繼承者漢王朝實行“郡國並行制”且名義上延續400年至漢朝滅亡。但經過“翦滅異姓王”和“七國之亂”等中央地方沖突且中央勝出，以及“推恩令”、“附益法”等削弱諸侯國的法令頒布後，漢朝長期實行的是實際上的郡縣制（除西漢東漢相交和漢末群雄割據這兩個特殊時期）。各諸侯王國的權力並不比郡縣大，甚至還有一些額外的約束。此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雖然包括國家結構在內的制度紛繁覆雜，但大體上和名義上實行的都是郡縣制。

   而從唐代開始至宋代，郡縣制演化為“道”“路”制，地方的一級行政區區劃面積擴大，地方自主權和實力也相對增強。唐朝後期節度使制度的推行和默認，則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制度性地方分權割據時期。而結束紛亂的五代時期的宋王朝，則重新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上沿用了唐代的“道”制（改一級行政區為“路”），但實踐上更類似於秦漢的郡縣制（因為更加中央集權、地方區域劃分也更細碎），並通過分拆地方長官的權力於多職（如設立“通判”）、加強文武官員流動性（如“更戍法”）來弱化地方權力和強化中央集權。

    而奠定當今中國國家結構和行政區劃的制度，是元王朝時建立的行省制。相對於宋朝，元朝疆域遼闊，統轄的各地區之間也有明顯的地理分割、文化差異、族群差別。因此，為便於管理，實行了行省制度，將當時元朝疆域內漢族人占多數區域劃分為10個行省進行管轄（只有嶺北行省非漢族占多數；西藏、中亞等地另有其他形式的區劃和制度）。但與此前的郡縣制、道路制下的地方政府不同，行省制下各行省機構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而非地方政府機構、行省首長身份是中央官而非地方官，且往往在所轄區域巡查而非固定辦公（這也正是行省制“行”之意），主要代表的當然也是中央的利益而非各行省地方的利益。而由於元王朝是蒙古人為統治階層、並將境內國民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權利義務大相徑庭階級的政權，所以，其政權性質和行省制都具有一定的殖民主義色彩，行省制度是蒙古貴族統治、剝削、掠奪漢人在內各民族的制度工具。也正是如此，行省制度比以前任何中央地方關系制度，都更加強調中央的權威而不顧地方利益。

    明王朝建立後，逐漸將元王朝的行省制度改為三司/布政使司制度。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司、都指揮司，分別管轄行政區劃內的行政/民事、司法/監察、軍事事務。相對於行省作為中央派出和巡查機構，三司制度中各地的三司，更接近於郡縣制和道路制那樣的地方固定行政機構。三司制度下，地方仍然要聽令於中央。而且由於三司制度將行政、司法、軍事分割並交由不同官員管理，就更能分散地方權力、相對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因此，明朝同樣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其集權程度超越了元朝。但到了明代中後期，由於江南等地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地方文化的發展，中央集權有所松動。

    而清王朝則在形式上基本繼承了明王朝包括地方行政制度在內的許多制度（不過“三司制度”名稱上逐漸變為“省制”），這也被稱為“清承明制”。但其實，清王朝的制度在本質上與明王朝頗為不同。清王朝其實就是滿清王朝，是一個異族的殖民主義政權。它的首要任務是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地位和各種特權，即其自我美化所稱的“首崇滿洲”。

     在這樣的前提下，清王朝的一切制度包括地方行政制度，都以利於滿洲貴族利益為原則。而由於滿洲貴族是統治階層且集中在中央政府，所以其國家結構是比明朝更加中央集權的，且會為中央不惜犧牲各地方的任何利益。清朝的省級首腦被稱為“巡撫”，即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巡查者，也表現出類似於元朝行省制的特征。在“巡撫”之上還有管轄一省至多省軍政事務的“總督”，讓“總督”和“巡撫”相互制衡，以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雖然總督制後來反而導致地方勢力坐大，但一開始的確是滿清中央為了加強集權、控制地方而設置）。而各州/府、縣官員，雖然相對省級官員而言有更多地方官色彩，但仍然是由中央任免並為中央服務的“派出官”而非代表當地民眾利益的“保民官”。

    以前秦漢的郡縣制、唐宋的道路制、明朝的三司制，雖然也中央集權，但都要一定程度顧及地方的利益和訴求，相對按照是非和道理來劃分中央地方權力和分配利益。而清王朝的國家結構/地方行政制度設計及實踐，都不惜一切維護政權穩定和統治階層（滿洲貴族及漢族官紳階層）利益，並將政治經濟資源高度向首都北京傾斜。它也會打壓可能威脅到其統治的地方力量，例如對其曾殘酷屠殺、經濟基礎極佳的江南地區，就百般打壓。而對於滿人之外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少民反抗，則不惜使用包括種族滅絕在內的各種方式進行血腥鎮壓和清洗（如對準格爾蒙古人和陜甘回民的滅絕式屠殺），以及挑唆乃至故意制造漢族與各地少數民族的矛盾（如在新疆青海等地制造漢、維、藏、回、哈各族的沖突對立），以維護清王朝在邊疆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統治。同時，它也會采取各種措施推動國內各區域實力和話語權的相對平衡，但並非出於拉近發展差距、促進全國同一性的好意，而是為了分化地方從而保障中央對全國的控制。而且，它不僅不會促進全國的同一性，還會通過扶植各省官紳精英，故意分化各區域、增大各區域的差異與對立。如今中國的地域差異與矛盾，很多即是清王朝時期形成、統治者通過各種方式故意造成的。

    清王朝這樣的國家結構模式，的確令其實現了對版圖內各區域的長期有效控制。但由於滿洲貴族的統治過於不得人心，各地的反抗運動仍然接連不斷。而兩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讓閉關鎖國的清王朝被迫打開了國門和進行各種改革，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沖擊。這些沖擊就包括中國各地方與中央關系的變化。太平天國運動沈重打擊了清王朝在長江以南的統治，還客觀上造就了湘淮漢族地主階級的崛起。西北和西南的回民、苗民、彜人的一系列起義，也打擊了清王朝在當地的統治、促成了參與鎮壓起義的漢族地方勢力興起。這時的清王朝中央集權體系，已經出現巨大裂痕且難以彌合。而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後的“東南互保”，以及俄國與日本對東北和內外蒙地區的滲入，則讓清王朝的中央集權體系大部崩壞，中央朝廷只能在黃淮以北、熱河以南還保持高壓控制。雖然後來清政府尤其滿洲貴族使用許多手段試圖重建中央集權，但反而引發了羽翼已豐的各地方漢族軍政強人的恐慌和反抗。最終，在反滿反帝制的民族主義暨民主主義洪流中，清王朝覆滅，其“清朝特色的中央集權體系”也一度消亡（之所以說“一度消亡”，是因為後面中共又重拾了這一套，後面會詳細講）。

    而替代清王朝的中華民國，從1912年成立至1949年遷台，從未真正在全國範圍內實踐過一種固定的國家結構/地方行政體制。在民國建國前，對於民國實行何種制度，就眾說紛紜、爭論不休。有的認為中國應效法美國實行聯邦制，有人主張類似於邦聯制的“聯省自治”，還有的幹脆主張各省獨立，將中國分為二十余個國家。大多數設計和建議都傾向於地方的分權自治，只有少數人如孫中山傾向中央集權/更加小範圍和分散化的自治（縣域自治）。這些爭論到了民國建國後也一直沒有停止。而在實踐上，由於民國多數時期處於諸多政治勢力割據的局面，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推行一種覆蓋全國的地方行政體制。而在1928-1937年、1945-1949年這兩段中國較為統一的時期，民國基本是按照清代的省制來劃分行政區域的，但其中央集權程度遠不如清王朝及歷史上大多數王朝。而到了1949-1950年，隨著國民政府戰敗遷台、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中國大陸全域，民國時期的國家結構及地方制度之爭也告一段落。

    中共統治集團對於中國國家結構的設計與實踐，也經歷了覆雜的演變。在中共尚未統治大陸全域之前，中共大多數領導人傾向於地方分權和自治，甚至主張中國分裂和地方獨立建國。毛澤東本人在青年時期就積極參與“湖南自治”、“湖南獨立”運動，並聲稱希望中國“最好分為二十七國”。而中共在1927年發起“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一系列暴動後，在南方建立了許多塊根據地，並於1931年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定都”江西瑞金。1937年，轉移至陜北的中共又建立了“陜甘寧邊區政府”，還在全國開辟了若幹個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屬中共割據政權管轄。1945-1949年，又在東北和華北建立了若幹軍政自治機構。在這些時期，中共當然渴望國內國際承認其割據政權的合法性，因此非常支持利於地方分權的聯邦制、邦聯制及其他地方自治形式，乃至鼓吹中國各地分離獨立。而由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國民黨的漢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立），中共也一直非常支持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對外蒙古獨立運動、新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西藏獨立運動，以及非民族性質的台灣獨立運動，都表達過明確的支持。中共還為內蒙古自治運動和新疆維族穆斯林的“三區革命”出了大力，蒙古族人烏蘭夫（布赫）、維吾爾族人塞福鼎·艾則孜都是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和在邊疆地區的領袖人物。

    但在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全境後，就迅速改弦更張。除在少數民族地區暫時實行過一段有一定真實度的自治（如1959年前的西藏就幾乎是半獨立狀態，而新疆、內蒙古、寧夏、廣西乃至東北，也都有相對於內地更大的自主和雖然稀薄但遠高於內地的自由），對全國其他區域全部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單一制結構模式，中共控制的中央政府將處理一切重大事務的權力包攬。不僅涉及全國層面及中央地方共管的領域被中央控制，地方自身的重大事務也都須中央介入和批準。而且，中共治下的中國政治體制是一個雙軌制乃至多軌制的權力體制，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黨和政府兩套班子，名義上平行和各有分工，實際上黨大於政且黨領導政。不過，無論是各省級行政單位的省委書記/直轄市市委書記，還是省長/直轄市長，均為中央派出的官員，而非真正的地方官。這與元清兩代省級主官的性質一致，省級主官唯中央馬首是瞻，而沒有對地方事務的自主權。

     此外，中共還控制著全國各地的軍隊，“黨指揮槍”的同時，地方政府卻對軍隊沒有管轄權（相反在改革開放前軍方反倒能幹預地方政務）。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強力機構同樣是首先接受黨的領導而非政府領導（更非獨立行使權力）。而中國共產黨這個政黨本身也是高度集權和非民主的，所以黨的高度集權也意味著行政、司法、軍事的高度集權。這種集權既體現在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各部門對主管機構的服從，也體現在地方對中央的服從。還有，黨紀要求黨員不能顧忌自己的地域、民族、性別等出身，要求無條件對黨忠誠和服從黨紀。現實里黨員當然不會大公無私，但也會將黨的利益/黨利益共同體的利益看的高於自己的地域和民族出身。這當然也會遏制地方主義和強化中央權威。

    對於中共統治集團而言，中央集權也是對其最有利的選擇。集權不等於專制，分權也不意味著沒有了專制，但地方分權的確會挑戰中央和其他地方專制者的權威，威脅到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中共之所以能夠擊敗國民黨，一定程度就是利用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人心不齊、地方割據勢力和軍方各派自私自利的弱點。而中共當然不希望再重蹈國民黨的覆轍，所以對地方主義和黨內軍內的山頭主義非常警惕和全力打壓。

   正是在以上原因的影響下，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全域後，放棄了自己在野和割據時期倡導的聯邦和分權制，選擇建立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這樣的國家結構的確有利於中共對全國的統治及統治的穩定。但這樣的集權對許多地區的人民，則是巨大的痛苦甚至災難。中共制造的各種暴政，如“鎮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導致的經濟崩潰和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都波及了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區域。面對全國範圍內的專制高壓和政治清洗，人們既無法反抗，又無處逃離。

    中央集權對專制暴政的加持，最典型體現在1959-1962年的大饑荒中。由於中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違背客觀規律和現實情況，采取定高生產和繳納指標、“外行領導內行”的胡亂指揮、盛行浮誇風和“共產風”等，導致工農業經濟全面崩潰，尤其農業生產的惡化。同時，農民還需要繳納遠超正常額度的公糧。這導致了全國許多地區出現大饑荒，以安徽、四川、河南等地最為嚴重。大饑荒共導致全國約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而皖川豫三省即占到其中的1500萬人以上。

    而之所以這三省出現了如此巨大規模的饑荒和死亡，不僅在於工農業生產的崩潰，更在於強制征糧政策和大量糧食的外運，以及對逃荒民眾的圍堵和鎮壓。當激進的農業集體化失敗、糧食產量下降後，各農業大省卻仍然按照虛報的糧食產量外運糧食。而且，由於全國包括京滬都出現了糧食緊張，所以中央更加要求農業大省將生產的糧食運往京滬津等大城市、東北和河北北部等工業區、山西陜西部分工礦集中區、邊疆地帶、軍隊駐地等（也有一些糧食運往省內城市和工業區），以保障這些地區幹部、市民、工人、軍人的糧食供給。於是，各農業大省對農民“餓口奪食”，動用幹部和軍警硬生生將糧食從饑餓的老百姓那里搶走，以完成中央下達的征糧任務，以保衛北京糧食安全、支援外省工業生產。而強制征收省內糧食以保障京滬等大城市糧食供給、導致四川數百萬人餓死的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還因此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稱讚。

    而當饑餓的民眾試圖逃荒到外地謀求生路時，也遭到當地幹部和軍警的堵截和鎮壓。在歷史上，一地發生饑荒後，饑民難民往往可以前往他鄉投親靠友乃至乞討要飯，以圖活命和在未來回鄉。如1942年因戰爭和蝗災導致的河南大饑荒，許多河南饑民都逃至隔壁的陜西省謀活路，也確實有很多人因此活了下來。而在1960年前後的饑荒中，安徽、河南、四川、甘肅、江西等饑荒嚴重省份的各級幹部和軍警，都在中央指揮下堵截試圖逃荒要飯的饑民，許多饑民甚至被軍警打死打殘，或被關在收容站病餓而死。而在堵截和鎮壓下無法離鄉求生的饑民農民，大批在家鄉餓死或自殺。

    這一切，不僅在於專制極權和極左盲動，還在於中央對地方利益的完全蔑視、對地方自主權的完全剝奪。如果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各地方自主權和利益訴求有一點尊重，就不會要農業省份連救命存糧都上交以供給他處；如果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的官員、幹部、軍警，哪怕有有限的自主權（而非完全受制和聽命於中央），以及顧念本省本地鄉親百姓的基本生命權（而非只諂媚中央領導），都不至於從饑餓的農民那里強制征收幾乎所有存糧、連口糧都不留，也不會為全國政權穩定和其他省份政治社會安全而禁止居民逃荒求生。而中共政權之所以能成功“餓口奪食”、阻遏逃荒，以及鎮壓了各種零星的反抗，也正體現了其集權的強大和恐怖。

    而改革開放之後，這樣的慘烈災難未再發生，但專制下的中央集權體制，仍然在損害著中國境內許多區域人民的利益。

    一般來說，單一制的國家非常重視國內各區域各群體的平等和同一，全國實行一種制度、一套法律，中央各項政策也會一視同仁的在全國各地施行。當然，單一制國家往往也會對貧困、落後、邊緣地區進行一些支持和補助，努力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國家全域的協同發展。

    但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與政治體系，一方面高度的中央集權，中央權力覆蓋全國各地各領域，各地方都要服從中央的指令；但另一方面，中國卻有著嚴重的制度性的區域和城鄉不平等，人為制造了區域之間乃至人與人之間的制度鴻溝，不同地域和身份的國民擁有的權利和享受的公共服務差別巨大。這以極具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最為典型。

    世界上有不少國家都有類似於戶籍制度的身份認證體系。但通過戶籍制度將國民劃分為許多權利不平等的群體和階層的國家，現在只有中國大陸和朝鮮。中國戶籍制度可追溯到古代的“編戶齊民”，是國家控制國民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來征調賦稅和徭役，以及促成國民對政權的依附與服從，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征（“封建”在此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涵義，下同）。而中共建政之後，就將“編戶齊民”改造為戶籍制度，並將其對人身的控制與劃分人的等級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中國的戶籍制度，將人的身份與其個人及家屬所享有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的類型及級別高度捆綁。戶籍制度對人身份的區分，包括將國民分為幹部和群眾（群眾又被分為工人和農民）、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以省級行政單位區分的不同地域居民。在計劃經濟時代，戶籍身份與資源配給高度捆綁，且通過戶籍將人固定在其工作生活的地區，不能隨意旅行和遷徙。而改革開放後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戶籍制度有了較大松動，跨城鄉和地域的人口流動管理越來越松，不同戶籍身份的國民之間的資源配給也不再那麽固定，國民戶籍身份的變更也變得相對容易，但戶籍帶來的人與人的不平等仍然廣泛存在。

    關於城市/非農業和鄉村/農業戶口的差異，因與本文關聯不大，在此不細述，這些完全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查詢。而不同區域（以省級行政區劃為界限）的戶籍差異，與中國的地域差異、制度性地域歧視、地域矛盾等密切相關，也反映了中國特殊的單一制國家結構所造成的種種不公不義。所以，在此相對詳細的談一下中國的地域戶籍差異及與之相關的地域問題。

    中共治下中國各地域的概況
    中共治下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與元明清類似，都是以省（或類似規模和性質的行政區劃）為單位將全國劃分為若幹一級行政區。雖然中央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重大問題上，可以直接管到縣級，但大多數事務都是通過省級機構進行管理與處置。而中國的地域及地域差異，也以省為單位劃分和比較。不過，在山川地理形勢、文化與價值觀、歷史變遷等因素影響下，往往也會出現一些並不以省級行政區劃為界限的區域，如東北地區（東北三省加內蒙東部）、江南地區（一般特指江蘇省和浙江省，一般不包括上海、安徽、江西）、嶺南/兩廣地區（廣東省和廣西省）、西南地區（雲貴川，一般不包括西藏）、西北地區（陜甘寧，一般不包括新疆），這些區域也會形成現實的利益共同體，中央也會按照區域來索取和分配利益。

    北京
    建國至今，首都北京是現行體制和國家結構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獨尊的地位和極為豐厚的利益。由於北京是中共中國的首都，是決定全國命運的權力中樞所在，又集中了中共統治集團的各種權貴精英和基本盤，所以獲得了最大程度的政策傾斜、資源供給、發展優先權。毛時代的北京，既是政治風暴的中心和政治風向標的所在，更是一切大政方針的策源地。而擁有北京戶口的市民，則在那個物質極端匱乏的年代擁有令全國其他任何地區都艷羨的食品和消費品配給，以及免費和相對優質的教育和醫療服務。而這些供給，很多都來源於對其他省份的“抽血”，例如前述的在饑荒年代從農業大省強奪糧食供應北京。北京市民不僅在民生上相對優越，也更易參與和滲透國家政治，起碼比其他任何地區都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政策和資源。

    而改革開放之後，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仍然在全國首屈一指。雖然經濟相對南移，但北京仍然通過行政手段從全國各地獲取巨量的資源和利益，全國各地仍然被迫任北京予取予求。無論是南方的稅收，還是中原的人才，以及周邊河北省的所有有價值資源，都被北京大量吸收。居住在北京的各種既得利益者也在不斷增多壯大，並以“北京戶口”作為身份認同和利益連結的紐帶。擁有北京戶口的市民，在教育、醫療、就業、住房、養老及各種公共服務方面，擁有著非常大的優勢和特權。例如北京戶籍居民高考得到清華北大等全國性名校錄取的比例，平均是其他省份的二十多倍。而北京的醫療資源也是全國最頂尖，上海、廣州、成都、南京等城市醫療資源相合也不及北京。當然，不同身份的北京戶籍居民，其福利待遇也千差萬別，如高級幹部和普通市民的醫療保障就差距極大，但整體上所有北京戶籍居民都是國家的特權者。而國家的內政外交軍事民事人事等諸多方面，凡是涉及到北京和其他地區利益沖突時，都優先考慮北京及北京戶籍居民的利益。

    而這一切，都是北京利用政治地位、通過行政強制力獲得和維護的，而非北京及北京戶籍居民的貢獻所應得。相對於西安、洛陽、南京、杭州、開封等位於漢文明精華區的歷代都城，北京偏居北方一隅，經濟文化本來都不發達，僅僅是依靠重北輕南、帶有強烈軍國色彩的政權和割據勢力強制開發的城市。它缺乏自立式經濟造血能力，文化底蘊也不深厚，政治上更是頑固保守。而行政手段雖然讓北京發展壯大，但是以供給資源的其他區域的損失為代價的。還有，北京雖然從全國得到了豐厚的資源，以及受到中央政策的優先照顧，但北京戶籍居民內部也被分成三六九等甚至更多等，按照或明或暗的等級秩序領取所得，少數權貴得到了最優質和大多數的資源，越往下所得越少。而沒有北京戶籍的外來“北漂”，則更是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人肉電池”（當然他們也能蹭得一些北京相對於其他地域的特權利益，但非常有限）。“北京折疊”不止是科幻小說才有的景象，更是現實北京的文學映射，且現實比科幻小說的描述更覆雜更殘忍。

    另外，北京雖然得到了如此優越的條件，但卻並未有效帶動和輻射周邊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反，周邊地區被北京吸走各種資源，在各領域及政策上也首先要考慮和服從北京利益。河北省是北京虹吸效應的最大受害者，河北管轄的北京市外周邊地區被戲稱為“環北京貧困帶”。與北京相連的另一個直轄市天津，既是北京虹吸的受害者，但同時也在吸取河北的資源。

    北京和天津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帶動周邊地區發展，在文化、思想、教育等非物質領域，也沒有給周邊乃至中國帶來正面的、文明的、進步的影響。

    北京是北方保守主義文化的中心和封建皇權專制主義的頑固據點。歷史上，凡是定都北京的政權，都相對專制保守，政策殘忍冷酷。相對於文明浸淫日久的中原和關中，以及經濟發達社會開化的江南，北京的文化、社會風氣、人的價值取向，都相對缺乏人道和公正，而有著明顯的等級色彩和非人權傾向，且社會潛規則盛行，官本位嚴重，崇尚權力而蔑視契約，還在現實中表現出種種冷酷與暴力。北京雖同為漢文化的輻射區，當地居民中漢族也占絕大多數，但卻有意吸收借用北方遊牧民族的價值觀念和言行方式，以及接納全國各種少數民族人員和勢力，來區隔其他地區尤其中原和江南的文化形態和公民組成。雖然近現代以來尤其改開以後，北京的思想文化及北京人的價值觀念相對變得多元，但整體上、與其他區域尤其南方相比，以上這些特征仍然相對突出。而且，北京那些思想開明進步的人，更多是自我享受而非傳道受業，也並不是北京文化的主流，並不能給他人他地乃至北京自身帶來人文關懷和社會更新，還與中下層北京人及“北漂”頗有隔膜。相反，北京各種保守落後的糟粕，卻在中央集權和“首崇北京”的政策下，會通過制度、政策、潛規則及人際往來等各種方式影響全國，包括影響國家的治國理念和大政方針。這對於中國顯然不是什麽好事。

    而鄰近北京的另一個直轄市天津市，相對沒什麽需要詳細敘述分析的內容。天津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位於渤海灣沿岸、連接東北和華北的水路要塞）及特殊的歷史沿革（清末北方軍事重鎮和租界區、袁世凱等人的苦心經營），以及中共出於發展北方、拱衛北京等經濟政治目的，在天津設立了直轄市。天津的地位和獲得的利益遠遠不如北京，但也遠超環其周圍的河北省，並同樣從河北“吸血”。我個人認為，天津並無設置直轄市的必要，未來民主中國也應該廢除這一直轄市，將其並入河北（可作為河北省會，也可作為類似於廈門在福建的地位那樣的河北城市）。

   東北
    而中共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下，受益僅次於北京的地區，是東北地區。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共之所以能夠擊敗國民黨、奪取政權，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在東北對蘇軍和日軍武器的接收，以及對偽滿軍隊的大規模收編、對偽滿公務人員的全面留用。中共在內戰初期不確定能統一全國，甚至準備以哈爾濱為首都，只控制東北地區。而中共取得國共內戰勝利後，因為東北籍黨政軍人員的突出貢獻、東北居民對中共的好感與忠誠，以及東北背靠蘇聯的地理優勢，將東北作為國家重點建設地區。在建國最初的十多年，東北以全國八分之一的國土面積、十分之一的人口，獲得了約占全國半數的工業投資和蘇聯援助。而日據東北時代（即“滿洲國”時期），日本也對此地有很多工礦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這為後來中共統治時期東北工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全國各地普遍被貧困和饑荒困擾時，東北居民不僅衣食無憂，還享受著質量不算太高但在當時中國已非常優厚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保障。三年大饑荒期間，東北是京滬之外全國為數極少沒有大規模餓死人的區域，這也有賴於種種政策和資源優勢。而他們享有的這些資源，除一部分為蘇聯援助及自有自產外，大多數都是從其他地區調集和征收過來的。在這十多年中，東北得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資源供給與政策傾斜。直到1960年代中蘇決裂、蘇聯威脅入侵中國並在邊境陳兵百萬，中共推動“三線建設”，才將在東北和京津等地的一部分工業和重要機構遷往內地，稍稍平衡了全國各地經濟投入和工業生產嚴重不平衡的狀況。但即便如此，東北的工業化、城市化及社會保障程度，仍然遠遠高於除京滬津之外全國所有省級行政區域。而文革期間，東北受到的沖擊也相對最輕，其他地方大批打死人和摧毀文物古跡時，東北各種歷史遺跡包括滿清宮殿皇陵幾乎完好無損或只受到輕微損害。當其他各地前國民黨人士紛紛被批鬥甚至殺害時，原偽滿出身的人士則普遍得到保全（或只被象征性“下放”）。東北顯然是“前三十年”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當然，東北也創造了不少財富，如制造了大量工業品、收獲了各種農產品，以及提供了各種礦產資源，幾十年來為國家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相比而言，其獲得還是大於產出，其很多產出也是建立在獲得他處支持的基礎上。而東北的工業化文化，既頗有可圈可點的值得讚揚之處，也有頗多弊病（下面會談到）。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優先對外開放和實行非計劃經濟（不完全是市場經濟）的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民生也在改善。而東北雖然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因計劃經濟沈屙已久，積重難返，經濟開始有所滑落。1990年代的國企改制和下崗潮，更是沈重打擊了東北的經濟民生。而對下崗工人安置的不到位及各種貪污腐敗，也導致了各種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再後來，南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東北經濟越發沒落。東北曾經的輝煌一去不返（起碼暫時如此）。

    但即便如此，東北獲得的各種中央層面的政策傾斜、轉移支付、高考錄取比例優勢、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社會福利保障，仍然明顯高於全國除京滬津外其他任何地區。雖然東北經濟乏力，但大多數東北戶籍居民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都不用發愁（這四方面也是民生的基本內容），這是其他地區大多數居民都夢寐以求而難以得到的。尤其在全國各地民眾都陷入“內卷化”的惡性競爭時，東北人可以輕松“躺平”。而這些都有賴於中央集權下中央對東北的偏愛與支援。雖然東北戶籍居民的各種相對特權不及北京和上海戶籍居民，但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加一起只有4000萬左右，東北則有1.2億人。所以從獲取優先政策和利益的總量上，東北超越了京滬，成為中共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和中央集權政策傾斜的最大受益者。（即便東北最悲慘的大下崗時期，東北人整體和平均生活水平仍然高於全國大多數地區。下崗者也只是東北人的一部分。而全國其他地方大多數人尤其農民階層在90年代也只能勉強溫飽，教育醫療養老還是負擔不起）

    例如高考錄取比例，北京和上海明顯高於東北三省（東三省高考錄取比例也遠高於青海寧夏西藏等人口稀少省份外所有其他省份），但每年北京和上海參加高考者人數加一起也遠低於東三省（例如2022年北京參加高考人數僅5萬人，上海也是5萬左右，京滬共計10萬；而黑龍江有18萬、吉林12萬、遼寧20萬，東三省共計50萬）。同樣，其他如各種教育、醫療、基建等投入，東三省所獲的支持從總量上也超過京滬。因此反而是東三省而非京滬獲取了利益總量最大的公共資源供給和政策傾斜。而且，相對於京滬許多“後來者”需要拼命打拼才能得到戶籍特權、與其他精英殘酷競爭，東三省即便平民也能共享各種政策資源紅利，不需要多麽激烈的與他人競爭（比如黑龍江鶴崗的重點中學很容易上，在北京想上同樣高考成績的學校卻需要拼各種資源和關系，僅購買學區房就需花費數百萬元）。

    更重要的是，東北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極高的。在建國後，東北被稱為“共和國長子”，在“前三十年”得到了僅次於北京的地位與話語權。而改革開放至今，雖然東北經濟一直不佳，但政治地位和話語權仍舊得到了保持。在江浙、中原、嶺南等區域被中央予取予奪的情況下，東北卻一直可以保障既得利益（起碼保障東北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而各種全國性政策，也都優先考慮東北利益和關切。在中國的高度中央集權下，東北某種程度有很大的獨立性，不被中央完全駕馭，反而有時可以要挾中央。雖然我對中共內部的政治派系與權力鬥爭缺乏了解，但我可以肯定，東北地域利益集團及其關聯勢力，在中共決策層必定有著其他各區域都難以擁有的份量和話語權。

    而由於東北相對獨立於關內的地理位置、相對特殊的歷史變遷，形成了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風氣、價值體系、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在歷史上，東北長期是女真/滿族、渤海、契丹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漢化程度低，缺乏文明的浸淫，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崇尚弱肉強食、行為殘忍暴虐。而且，相對於匈奴、蒙古、突厥等其他民族在征服戰爭中雖然殘暴但也直爽坦誠的特征，女真等東北民族在侵襲內地和統治中國的過程中，不僅手段殘忍，還陰險狡詐、流氓成性、背信棄義。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其吸收了漢文化的“術”而缺了漢文明的“德”。而清末民初“闖關東”的大量漢人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頗受這類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影響。還有許多在東北的漢人，早年飽受異族屠殺奴役，但被征服和融合後，反而相對漢文化更加認同異族身份和文化，價值觀和言行舉止皆變得異化。雖然這很大程度也是惡劣的自然和人文生存環境催生，而非種族民族的基因和遺傳，但客觀上的確成為當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雖然並不是每一個東北居民都有這些價值觀和言行，但整體的社會風氣和一部分占人口少數卻非常突出的群體所作所為，的確就是如此。

    清末至民國漢族人占了東北人口的大多數，但並沒有促成東北真正漢化，相反這些漢人某種程度被“滿化”了，或者說形成了獨特的東北文化。無論漢滿蒙回朝各族，都認同相似的邏輯與價值觀。而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更強化了類似的價值觀念、思想文化認同。日本人雖然利用“滿洲國”殘酷對待當地民眾、血腥鎮壓反滿抗日人士，但血腥殘酷程度明顯輕於全面入侵中國後對關內各地的所作所為（尤其和華北、江南相比）。而且，日本人在“滿洲國”也有許多建設，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文化教育事業也頗有進展。“滿洲國”的政治實體雖然在1945年灰飛煙滅，但是它遺留下來了很多東西，如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價值觀塑造、國族/地域主義認知與立場，至今都在影響著東北的方方面面。

     而中共建政後，得益於中共的全力支持及蘇聯援助，再加之日滿時期的基礎，東北經濟社會得到極大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也突飛猛進。東北以短暫的時間取得了文化教育的跨越式發展，社會文明程度起碼在表層得到迅速提高。但歷史文化的遺留與慣性仍然影響巨大。而東北是高度工業化的計劃經濟模式，這也形成了極具特色的社會文化和人際關系。東北高度工業化下高度的城市化，讓東北各階層民眾都能夠有很高的知識儲備和素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程度高於其他地區，男女平等程度也較中國其他地區為優，作為平民一部分的產業工人也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與福利保障。東北地區是中共建國後中國最像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地區。

    但計劃經濟造就的醜惡相對更多。不同於市場經濟中相對較多人員流動和人身自由，計劃經濟形成了工業化下的熟人社會，與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類似，人與人之間既有脈脈溫情也有勾心鬥角。一些東北人常為東北去除宗族的影響自豪，認為是進步的表現。但東北工人階級和幹部階級（兩個階級共同構成計劃經濟下的城市居民社會）人際關系的緊密和覆雜程度，不亞於南方的宗族社會。相對於宗族以親情為依托，東北的人際關系更多基於同事間的利益交換，少了溫情多了算計、少了論理多了論力。同樣，東北人驕傲於沒有受儒家封建糟粕影響，這一定程度是事實，但其沒有儒家糟粕同時也少了傳統文明的禮儀教化和道德積澱。還有，計劃經濟的封閉性，也不利於形成自由開放的市民社會，反而導致托關系走後門和各種暗箱操作的盛行。改革開放後，東北國企也進行了改制和重組，但並未真正擺脫計劃經濟帶來的各種人文社會影響。（另外，與北京一樣，東北的計劃經濟、官僚主義、保守文化，也導致其經濟活力嚴重不足，缺乏造血能力，其經濟幾乎都依靠政策扶植和各種輸血，其創造的物質與精神財富不及所得）

    在這樣的歷史變遷下，如今的東北有著怎樣的社會風氣，部分東北人有怎樣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就不言而喻了。而且，部分東北人也通過各種方式在全國開枝散葉，並抱團行事，直接影響了全國各地的德行風氣與社會民生。我不希望在本文發泄情緒，所以就點到為止。簡而言之一句話，東北的地方文化和民風，以及部分東北人的價值觀與言行方式，是非常不利於社會進步、文明和諧的，既傷害東北和東北人自身，也有害於整個中國及中國人民。

    需要說明的是，我以上所說關於東北及東北人的問題，並不是說所有東北人都如此，為惡的當然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數東北人本質還是好的，有一部分東北人更是非常熱情善良真誠的。但即便是一小部分，也足以造成很大破壞和影響。還有，無論在現在的專制中國還是未來的民主中國，東北和東北人當然有權得到其應得的尊嚴、地位、話語權、利益，但不應該超出必要限度、不能以損害其他區域其他地域居民利益方式獲益。東北人如果還自認為是中華民族和中國的一部分，在享有權利同時也要承擔義務、得到尊重同時也應遵守公序良俗。

    還有，部分東北人的惡行傷害的最大的還是其他弱勢東北人。我雖然痛恨那些作惡的東北人，但也非常同情例如東北下崗工人、因維權被虐待者等弱勢者，我認為下崗措施雖必要，但起碼應該保障他們下崗後吃飽飯、子女和老人得到合理照顧。對於如建三江、馬三家勞教機構惡行中的受害人，我更是非常同情並為其略盡微聲聲援。部分東北人各種惡行，傷害最大的其實也是其他相對弱勢的東北人，因為東北人更多的生活在一起，當然是接觸越多者受惡人傷害越大。改變現狀，最終也有利於東北的文明進步。就像如果八九民運勝利，中國民主化，雖然大抵仍然要推動國企改制，但90年代下崗潮中的失業工人及家庭就不會那麽悲慘，可參考東歐各國（尤其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安置和補償，是非常有利於勞工一方的。即便被國人嘲諷鄙夷的俄羅斯轉型，俄羅斯失業工人所得的補償和保障，也略好於中國下崗工人。而其他方面的人權改善，也是如此。北歐各國的地理位置與東北類似，歷史上也曾多次南下劫掠，但20世紀以來逐漸成為發達民主國家，國民素質極高，還包容移民難民，被世界稱道，也無必要去追索其歷史上的醜惡了。中國東北如果能效仿北歐，那也會成為中國和世界有益的組成部分。

   上海
    北京、東北之外，上海是另外一個受益者。但上海的受益程度和影響不同。上海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是中國乃至東亞的明珠，是與紐約、巴黎、東京相媲美的現代化都市。民國時上海即是與北京平行的特別市，政治經濟地位僅次於首都南京和代表北方的北京。而中共建政後，雖將上海劃為直轄市並給予特殊地位，但其閉關鎖國的政策反而破壞了上海經濟的發展、阻礙了上海民生的改善。當然，上海也的確因此得到了各種特權和資源，但遠不及北京。改革開放後尤其1992年上海全面開放和浦東新區設立後，上海才回歸到正常的開放與發展狀態。雖然上海與北京一樣仍然擁有各種政策傾斜，上海戶籍居民也享有種種特權，但起碼一部分是上海及上海人靠區位優勢和自身奮鬥而非行政手段就可獲得的。

   上海擁有直轄市特殊地位和政策傾斜後，改開以來成為長三角乃至東南沿海的革新進步的領軍者，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帶動和輻射了周邊地區的發展，和江浙皖贛等地實現了合作共贏。而北京、天津、東北，以及北方其他一些被重點扶植的城市，不僅通過行政手段吸收各種資源，還對周邊和其他地區有破壞無建設、拉大區域差距和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

     還有，上海戶籍居民尤其“老上海人（上海土著居民）”的確比較排外，上海也有傾向於本土主義乃至自治和獨立的思潮，但是一種精致利己的、自保型的排外，是希望與外地人互不幹擾，而不像北京戶籍居民尤其“老北京”那樣，一邊排外一邊肆意從全國各地及“北漂”那里掠奪各種資源。在做人的修養和言行素質上，上海人也好於北京人。北京的排外程度從表面上不如上海強烈，甚至有時對外人還有些開放包容，但那是在沒有觸及其利益和深度接觸的情況下。如果觸及北京市民利益或者長住在一起，以及和北京籍公務人員打交道，那各種矛盾沖突都會爆發，外人就能深刻體會到其排外和其他各種醜惡行徑。雖然上海的排外也是錯誤的，其各種所得都有外地及外地人的貢獻，但還算情有可原，冷漠但不過於使壞的排外言行也勉強可以忍受。

    一種制度有相對受益者，就有相對受害者。而中共中國的單一制和中央集權下，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東北是明顯的受益者，其余地區都不同程度受害。

   江浙
    在相對程度上，受害最大的是江南地區/江浙地區，尤其江蘇省和南京市。歷史上，江浙地區長期是南方政權的核心地帶，南京則是作為首都次數最多的南方城市。江浙兩省相比，江蘇有更加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底蘊，浙江則是民間社會更為發達和活躍，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南方部分的菁華。

    但由於北方在軍事和政治上的相對強勢，南方政權往往不敵北方而屢次受到入侵與壓迫，南京更是遭遇多次屠戮與破壞。民國有十余年定都南京，曾讓南京及江浙有了很大發展，政治文化地位也空前提高（經濟地位長期都是全國最高）。但1937年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以及八年占領中對江浙各地的多次屠殺與長期奴役，讓大量民國精英尤其出身江浙的精英遇害，南京及江浙許多城市都遭遇嚴重破壞，對南京及江浙的地位、聲譽、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都造成沈重打擊。1945年國府還都南京，本來可能重振南京和江浙，但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中共渡江戰役的勝利，南京的首都地位再次失去。

    中共建政後，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各種資源被奪走、實力和影響力大為削弱。1951年，毛澤東在“鎮反運動”中聲稱，“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南京（鎮反）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可以說是中共政權對南京這個城市命運的殘酷宣告（且毛澤東是在明知南京曾在十幾年前發生慘絕人寰大屠殺的情況下如此發言，可見其心之惡）。而在19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調整拆分中，包括原中央大學在內的南京諸多高校被拆解、遷移、削弱，極大打擊了南京乃至江浙地區的教育、人才培養、思想文化發展。在政治地位上，北京擁有了獨一無二的、至高無上的國都地位，南京則成了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僅僅可以代表江蘇省（甚至在江蘇省內，南京的首位度也不高（不過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江蘇其他城市經濟文化實力也很強））。中共還有意扶植缺乏政治野心、沒有定都歷史、文化底蘊不足的上海，以進一步削弱和制約南京。改革開放以後，南京的經濟文化有所恢覆，但仍然只是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其地位和影響力不僅遠不及北京和上海，連廣州、西安、成都的區域影響力都不及。

    而南京所在的整個江浙地區，從建國至今也都是被打壓的對象。而建國後江浙的處境，也是江浙地區幾千年來相對北方弱勢的格局的延續，是中國大陸南北兩個板塊軍事沖突、政治鬥爭、文化對立的縮影和例證。

    早在華夏文明初興之時，江浙所在地區就是文明發祥地之一，南方河姆渡文化即是與北方半坡文化並列的華夏文明的源頭。而從吳越的崛起、夫差勾踐的爭霸，到秦末項羽劉邦的奮起抗暴、吳楚七國之亂，再到漢末三國孫氏家族數代的文治武功，千年前的江浙曾是尚武之土、興兵之地。但後來，一方面是經濟重心南移下，江浙文教日益興盛、民生越發富足；另一方面卻是相對北方而言武力的衰弱、戰略的守勢。由於北方異族入侵、戰亂頻仍、暴政肆虐，原來繁榮的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多次成為貧瘠的焦土。而地理環境得天獨厚的江浙地區，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地區。“蘇湖熟、天下足”、“國家根本，仰給東南”，都在反映著江浙經濟的發達與對全國的重要性。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隨著經濟開發，以及“衣冠南渡”下北方士人階層的南下、中原文化在江南的傳播和與當地文化的融合發展，江南的人文也日益興盛，並形成了相對獨特的、與中原文化等北方文化有明顯差異的文明形態與價值觀。其文化婉約、含蓄、內斂，思想開明、包容、進取，讓漢文明更加豐富與溫和。而明代中後期及清前期，伴隨資本主義萌芽和商工文明的發展，江浙湧現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新儒學”思想家，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工商皆本”、“經世致用”、“有治法而後又治人”等主張，帶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主義色彩，其進步性可與歐洲啟蒙運動相比。這些思想也已經很大程度作用於現實，伸張了許多民權，打擊了封建專制，促進了科學發展（如徐光啟、宋應星的成就），讓明王朝向開明專制乃至更大的革新邁進。如果江浙經濟文化社會繼續發展，還能推動中華文明的進步轉型。

    但隨著滿清的鐵蹄入侵和文字獄的鋪展，江浙的文明被摧毀、社會的進步被打斷。在滿清統治的二百多年中，江浙一直是被打壓和吸血的對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仍未讓江南屈服。因此從順治康熙時的“哭廟案”、“莊廷鑨明史案”、“南山集案”，到乾隆時的“叫魂案”，滿清政權又對江南士人和民眾進行了許多次清洗，“屠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讓江南沈寂了百年有余。這期間江南經濟仍然非常發達，但大多數收益被滿清統治者和北方保守勢力掠走，政治和文化上更是極為消沈。江南士人連本地重要官職都不能擔任，滿洲貴族的臣屬乃至家仆成為了這里的主官（如曹雪芹父祖及整個家族），從官場到民間皆是腐爛，從官紳到黔首俱若奴隸。而到了太平天國時期，江浙地區成為起義軍和清軍交戰的修羅場，再次受到殘酷破壞。在這個過程中，江浙人只是被雙方利用和屠殺的對象，自身幾乎毫無作為。

    直到清末民初，隨著滿清政權的內外交困尤其對外戰爭中的一系列敗績，江浙才從壓抑窒息統治下得到久違的部分自由。隨著國門打開，江浙深厚的人文底蘊與西方及日本的現代思想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並逐漸燎原。在思想啟蒙和革命浪潮中，江浙湧現了秋瑾、章太炎、魯迅等革命家和思想家，讓江浙的才華與勇氣在沈淪許久後重新煥發耀眼之光。“拼將十萬頭顱血，須將乾坤力挽回”，江浙及江浙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中涅槃重生，與兩廣、四川、湖北等地共同奮戰並迎來光覆，實現了夏完淳“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的遺願。而民國定都南京，發展江浙、經營寧滬杭，讓江浙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地帶。但日寇的入侵再次讓多災多難的江浙蒙難，從社會精英到平民大眾都遭遇殘酷虐殺。與南京的命運一樣，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取代，也讓江浙失去了抗戰後再次重生的可能。

    擊敗國民黨的中共政權，對江南的態度和作為，除了沒有明顯的民族壓迫（但有“重北輕南”的政治經濟歧視），其他方面與滿清幾乎沒有二致。在“前三十年”，中共的閉關鎖國和計劃經濟模式，對適應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江南顯然是噩耗。但由於江南工農業基礎的優良（哪怕經歷了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破壞），經濟仍然優於全國大多數地區。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江蘇和浙江餓死的人較少（但生活水平相較民國大幅下降，蘇北和浙江山區也有餓死人現象）。而江南地區的相對富庶，也成了中共政權重點掠奪的對象。

    而中共之所以可以肆無忌憚的掠奪，也在於江浙政治權力地位和話語權的失去。由於國民黨的核心一大部分都來自於江浙（核心的另一部分來自於兩廣），國民政府的核心統治區也在江浙，所以作為國民黨死敵的中共對江浙嚴防死守、百般打壓。還有，江浙人崇尚自由、反對專制、追求法治透明的社會風氣和歷史行為，都令高度專制、奉行等級制度和個人獨裁、習慣於潛規則和密室政治的中共恐懼。在中共專制極權尤其“鎮反”、“反右”、“文革”的摧殘下，江浙在清末民初覆興的人文風貌、士人風骨，都毀損殆盡。

    在反右與文革被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中，大多數都來自於江浙。例如有雜志列舉文革中自殺的52位名人（主要是學者型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藝術界人士，也是廣義的知識分子），一半以上都來自於江浙。其他各處關於文革的資料，也都能反映出中國受迫害的著名知識分子中，來自江浙的比例幾乎超過全國其他所有地區的總和。具體的例子有，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南京的考古學家陳夢家，從建國後就經常被整，文革中又遭迫害，被吐口水和往頭上澆剩飯菜，最終不堪受辱自殺；江蘇江陰籍戲劇家上官雲珠被迫獻身於毛澤東，但文革中也未幸免被批鬥，最終自殺身亡；江蘇南匯（現上海浦東）籍翻譯家傅雷被抄家和侮辱，和妻子雙雙自殺；浙江義烏籍歷史學家吳晗，因發表《海瑞罷官》等作品被批鬥和逮捕，最終死於獄中；江蘇無錫籍的導彈和航空航天專家、研發“兩彈一星”的元勳之一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暴打致死；另一位江蘇無錫籍鋼琴家顧聖嬰，被批鬥羞辱後開煤氣和母親弟弟一起自殺；同樣是籍貫為江蘇無錫的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教授錢海岳，因讚頌鄭成功被指鼓吹蔣介石反攻大陸，被紅衛兵殺害於明孝陵……連死去的秋瑾、章太炎的墓葬乃至骨殖都被破壞（可悲的是，這些主要都是江浙本地紅衛兵所為，他們這時已經被洗腦的完全是非不分、將家鄉的英雄當成罪人批判和污名）。

   面對毛澤東和中共的淫威，江浙人噤若寒蟬。毛時代中共對江浙的所作所為與滿清對江南的屠殺壓迫與文字獄何等相似？死於文革的江浙知識分子，與明末殉國的東林黨人的悲劇又多麽相通？而反右和文革至今江浙的沈默低調，又與滿清兩江總督治下民眾的長久沈寂驚人一致。萬馬齊喑中，只有蘇州籍的林昭奮力吶喊，在那泯滅人性的黑暗時代發出痛斥暴君、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偉大啼鳴。但這無法改變當時的專制暴政，江浙人民也只能戰戰兢兢、渾渾噩噩的生存與死亡。

    改革開放後，江浙的經濟迎來了久違的春天。相對於珠三角更多依靠對外開放和借助港澳台的資本與平台拉動經濟，長三角的江浙更多憑借自身的經濟社會底蘊恢覆和發展。珠三角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貧富分化嚴重、治安混亂、各種非法活動猖獗，充滿著暴力與動蕩。而長三角這幾十年貧富差距相對較小，治安更是在全國相對最為優良，公然的過惡的非法活動也較少。相對於珠三角的野蠻生長、東北經濟的相對衰落、內陸其他地區的相對貧困落後，長三角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發展最穩健、最紮實、最均衡、最惠民、最具可持續性的地區，域內各地差距和城鄉差距都小於其他地區，尤其江浙農村富裕程度冠絕全國。江蘇和浙江的GDP總量不僅常年位居全國前四，人均GDP更是居各省份（不包括直轄市）前三位。江浙上繳中央財政的總量與比例，也同樣位居全國前四。江浙地區無疑是京滬之外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但經濟的發達無法改變政治的弱勢和文化的不振。改革開放後，中共仍然實行重北輕南的政治方針，鼓勵南方發展經濟的同時遏制其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增長。雖然中共兩任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皆出身於江蘇省，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共在地域問題上的原則和政策。北京仍然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引領著中國的發展方向和決定著中國的政治特質。中共仍然非常警惕南方出現能夠挑戰北京權力與地位的地域勢力，江浙則是其最為提防和打壓的地區。江浙只有在經濟上埋頭發展和為其他地區“供血”的義務，卻沒有與付出相匹配的政治權力與話語權利。

    而在文化上，歷經滿清屠殺和文字獄、日寇屠殺和奴役、中共的專制及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江浙的文風、民氣屢遭摧殘折辱，雖幾度覆興，但起碼如今已不再有曾經的盛況。現在的江浙雖仍是理工和人文學者最集中的產生地區（可以看當今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籍貫，江浙籍的占四分之一，算上受江浙影響的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即華東地區），則占兩院院士的一半），但卻普遍遠離政治或依附強權，不是自私自利耽於享樂，就是成為政權的走狗和喉舌，再也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觀念和“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公共意識。歷史上的物理與心靈摧殘和留下的陰影余悸，以及如今仍然專制和壓制思想文化自由的環境、在地域博弈中的相對弱勢地位，都讓江浙人變得非常低調、世俗、保守，紛紛在物質享樂和靡靡之音中沈醉，無力也無心去效法先賢、秉筆直書、經世致用了。夏完淳、秋瑾、林昭，這些人的光芒太耀眼，江浙人更多是恐懼和遠離，而非效仿和超越。江蘇人面對相較很高生源質量而言很低的高考錄取率和殘酷的中考“五五分流”，選擇唾面自幹的忍受（雖然也有零星的反抗行動），也反映了他們已經喪失了抗爭的意志，現實中也沒有抗爭的手段和能力。壓抑之下，江浙社會風氣也逐漸糜爛，當地的人們也被動或主動的沈淪。

    在沈淪中，許多江浙人紛紛變成精致利己之徒，只顧個人私利而沒有家國天下精神和公民意識，乃至為私利損人利己、狗茍蠅營。曾經注重清廉和操守的江浙籍官員，現在也普遍參與腐敗，雖然執政績效尚可，但也不再那麽秉公無私，不僅貪腐，裙帶之風也極為盛行；許多江浙中產在教育資源和中高考錄取名額限制下，紛紛想方設法不擇手段擠進名校，還排斥外來打工子女與其孩子同校同班；在醫療、養老等方面，江浙人也越來越為私利鉆營；而江浙一些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有話語權的科技醫工與人文社科學者，視野狹隘且保守自利，只有知識沒有品德，為前途名利巧言撒謊（有些學者甚至在關系到億萬國民生存和人權、國家發展乃至人類命運的一些問題上巧言令色、歪曲事實、誤導大眾，如在新冠議題上替官方封城隔離政策背書、推薦並不可靠的中醫中藥治療新冠的醫學界專家鐘南山、李蘭娟；在氣候危機問題上巧言撒謊、誤導公眾的地理學專家丁仲禮），勇於私鬥而怯於公爭，歧視弱者而默於強者。他們被醜惡傷害卻又參與醜惡，既是歷史和時代的受害者，又是相對更弱者的加害者，令人感到可悲可嘆。

    江浙的沈淪，亦是中共式中央集權的惡果。對南方地域勢力的憂慮、對江南自由開放文化的恐懼，都讓代表北方頑固勢力、崇尚北方保守文化的中共不遺余力的打壓江浙，扭曲當地的文化民風，讓這塊人傑地靈的寶地，變成世俗市儈的戲園。這不僅是對江浙人民尤其知識分子的摧殘，也是對漢文明的破壞，並讓中國走入和困在醜惡的歧途。

    廣東
    廣東和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沿革和地位，則是中共治下中國的又一種中央與地方關系形態。廣東所在的嶺南地區，一直都有著相對漢族其他地區強烈很多的獨立性與獨特性。這既是地理環境造就的，也是廣東歷代人民主動抗爭與堅持的結果。不同於漢族其他地區已大致“同音同文”，廣東一直保持著獨特的語言--粵語，以及基於獨特語言的獨特文化。獨特的語言，是強化族群認同和凝聚力、拒斥外部同化的重要工具。正是憑借這一點，廣東在歷朝歷代都比中原和江南乃至雲貴川地區都有更多自主性。而廣東與香港、南洋的特殊關系和連接，也讓這里有著對外開放的條件與風氣。還有，相對於江浙相對溫婉的文化特征，廣東的民風粗獷甚至野蠻，既可為公作戰前赴後繼，也會因私械鬥血流成河；既講求貿易自由社會契約，也五毒皆興治安混亂。而且，廣東只有珠江（西江北江東江合流後那段）沿岸地帶較為富有，其他地區貧窮程度不亞於中國中西部（迄今都是如此），這樣的相對貧窮和很大的域內貧富差距，也讓許多廣東人有強烈的名利動機和冒險精神，並為之不惜性命。

    正是在這樣的特色條件下，廣東成為清末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民國南北對峙時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大本營。不過，不同於緊鄰北方、與中原文化密切乃至融合、時而有問鼎中原之志的江浙，廣東相對更加傾向於割據一方，保衛自身的文化特色與獨特利益。而從廣東出兵、志在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其實是相對例外的。而陳炯明、胡漢民、許崇智在廣州的坐鎮稱雄，更能反映廣東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區域的特征。

    而中共建政後，相對於江浙，廣東在中共治下有相對略多一些的自主權（雖然重大和決定性事務仍然要聽命於中央）。而葉劍英、陶鑄等中共元老的坐鎮，一方面保證中共對廣東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讓廣東有了更多話語權與自主性。大饑荒期間廣東餓死人很少，也和其有一定自主、不用像皖豫川那樣被大規模強征糧食有關。在“前三十年”，廣東一方面與其他省份一樣處於專制和閉關鎖國之下，但另一方面卻有當時全國絕無僅有的對外開放窗口，即“廣交會”，以及與香港的特殊關系及聯系通道。廣交會的前身可追溯到滿清乾隆時期的“廣州十三行”，二者都是全國閉關鎖國下唯一的對外經貿窗口（這又是一處中共與滿清相似乃至相同之處）。除了公開的廣交會，還有在廣東和香港邊界私下進行的各種交易。中共政權利用廣東與香港、南洋、西方的特殊關系和歷史淵源，在閉關鎖國時留下縫隙，以為中共特權階層謀取利益。例如當時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都從廣東和香港的聯系通道獲得各種西方新式產品（例如淋浴設備），包括他們看的西方影片也是這樣進口的。正是出於中共特權階層的私利，中共才給了廣東一定的自主權，這實在是一件諷刺的事。

   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決定在廣東和福建等地進行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試點，在廣東設立了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廣東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機遇，有了更大的自主權。隨著經濟的騰飛，以及廣東與香港聯系的日益緊密（尤其香港回歸後），廣東及整個嶺南地區的特色文化也得以恢覆和發展，其在輿論上的話語權也明顯增強。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南方系媒體，成為中國輿論界放言百弊、監督政府、關懷民生的領軍者。而廣東的公民社會及街頭運動也一度有聲有色。這與同樣人文深厚（乃至更加深厚）卻在輿論方面沈悶低調、幾乎毫無聲色的江浙，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廣東在文化和輿論上的相對獨立和富於特色。

    相對於經濟上的相對自主和文化上的相對自由，廣東在政治上卻仍然高度受制於中央。雖然廣東的政治自主性和相對獨立性高於江浙，但這只是比較而言。隨著2013年習近平的上台和中國政治的極速收緊，廣東政治、經濟、文化、輿論的有限自主自由也很快被剝奪的所剩無幾。而2020年中共挫敗香港反修例運動和頒布《國安法》，則讓作為廣東外部依托的香港也日益內地化，廣東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廣東現在變得越來越像江浙，成為供給中共權貴集團和其他財政虧損地域的“肉雞”。

    廣東的各領域自主權之所以長期受限乃至最終被剝奪，當然同樣是由於中共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和中央集權。在這種體制下，即便賦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權，也必然是有限的，更是隨時可以剝奪的。對中共中央來說，讓廣東保有一些自主性，只不過為了發展經濟，以維護中共政權的存續和利益。當地方的發展變革威脅到政權安全，那當然就會改弦更張，收回下放的權力。而廣東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利益，當然是不需要顧及的。

    北京、上海、東北、江浙、廣東，是對中共來說最為重要的五個地區。首崇北京、拉攏上海、供養東北、打壓江浙、利用廣東，就是中共政權對這五個地區的基本政策方針。

   其余地區
    而其余的地區，中共同樣有不同的對待。以上五地之外的漢族聚居區，中共相對看重和扶植的，是陜西省、山東省、湖南省。

    陜西省是中原和西部的交界省，一般被劃為西北地區（有時也會被視為中部地區的一部分）。而同樣屬於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體量遠小於陜西，新疆則是特殊地區。所以，陜西就成了中共扶植的控制西北的命脈之省，政策上高度傾斜，在此投入的政治、經濟、文教、科技等資源，無論總量還是人均，都遠超其周邊所有省份（包括人口分別為陜西省兩倍以上的河南省和四川省）。此外，陜西管轄的延安是中共革命聖地，同樣是陜西一部分的榆林則是能源和工業重鎮。這兩地的特色和價值也是中共扶植陜西的重要原因。但除西安和榆林外，陜西其他地區包括延安都非常貧窮，地理環境也十分惡劣。所以，中共扶植陜西省的結果，是導致西安一城獨大（榆林市只有工礦但不適合生活），經濟和科教文衛資源高度集聚於西安一地。雖然這種集中也有一定必然性和價值，但即便西安市民，受惠也分三六九等，貧者極貧，富者愈富。而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惡劣的陜西其他地區，就越發雕敝敗落。顯然，這樣的扶植並不利於陜西整體的民生發展，只是符合中共的統治需要、有利於西安權貴的利益。

    山東省則是中共政權崛起地和高層官員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政治經濟地位頗高。雖然山東省不是土地革命時代的“革命老區”，但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卻成為中共的重要根據地，為中共發展壯大和奪取政權起到重要作用。山東重農的經濟特點和保守的文化特色與中共的“農民黨”特質合拍，部分山東民眾不怕吃苦、堅韌、順從、蒙昧的特性，也讓中共便於對其收買和利用。無論建國之前還是建國後至現在，中共大量軍政人員皆出身於山東，山東也是中共軍隊主要兵源地。

    中共政權著力培養山東成為北方經濟大省，並試圖將之與經濟實力強勁的江浙、廣東抗衡，以提高北方的經濟權重。但正是因為山東省位於北方，官僚主義與保守主義色彩極為濃厚，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成果也難以普惠民眾而是被官僚掠走。山東本來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孔孟儒學也頗有可取之處，但中共為鞏固統治卻故意“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利用傳統文化灌輸忠君和服從，卻故意無視儒學思想中的人道理念與民本思想，從而讓山東人文環境更加惡化。

    湖南省是毛澤東的家鄉，也是中共起家地之一。出於飲水思源等原因，中共對湖南也多有扶植。但與陜西和山東一樣，中共的扶植主要是為了鞏固統治，其各種建設發展缺乏人道和普惠性。而湖南有“南方的北方”之稱，本來風氣就相對保守、民眾較為愚昧（當然也有許多聰穎剛直之士，但只是湖南人的少數），社會崇尚暴力、官本位思想不亞於山東，精英與平民、城市與鄉村（尤其省會長沙與其他市縣鄉村）有著巨大鴻溝，中共的統治和各種措施更加劇了湖南保守落後、社會不公。

    以上三省，中共都對其有大量政策傾斜和各種資源投入。但由於中共政權的性質和特征，其各種政策扶植和資源投入，都無法真正普惠和可持續性的改善民生，也不能促進當地文教的公平有益發展。三省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貧困人口，很小比例的人集中了大多數財富和資源。而專制下這些省份更不可能發展民權和興起公民社會了。所以，即便這些得到中共偏愛的省份，在中共治下也是受害多於獲利。

    而上述的五個地區及三個省份之外中國的其他漢族聚居區，則普遍是被忽視、利用、損害、拋棄的對象。

    河北省，如前所述，關於它的各種政策和制度，都圍繞著為北京服務（有時還包括天津）的原則，是京津的奴仆。它沒有享受到鄰近首都的任何好處，卻受盡了北京的剝削壓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國地域不平等和戶籍制度之惡的，是制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沒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燕趙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殘酷的專制磋磨凈盡），也缺乏省籍認同和歷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渾渾噩噩的為北京當“人肉電池”。雖然有許多中央層面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們幾乎從未為家鄉帶來發展和利益，甚至總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場上要求河北犧牲。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層精英與河北人民大眾的割裂乃至對立。同樣，那些在衡水中學等高考工廠里“內卷”出來上了名校的“天之驕子”們，也很少會回鄉生活，而是千方百計遠離河北，不讓自己孩子再遭受作為河北人的種種苦難。如果中共政權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關系結構不改變，河北就不可能振興和發展。

    河南省，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曾經有過輝煌燦爛的歷史，從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華文明與漢文明的核心和精華地帶。但是經過無數戰爭摧殘尤其金國/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壞，曾經的東京夢華和東都繁盛，都化作過眼雲煙。明代的河南，已經非常沒落和被忽視。明末農民起義和滿清入侵，再次重創了河南。這些殘酷的戰亂與入侵，讓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令人厭棄之地。清末和民國的歷史變局中，全國許多省份都有梟雄和旗手，只有河南沒有可以保境安民、興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強人，自然也沒有實力雄厚的地方組織和勢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現代繼續被侮辱和踐踏，人民成為沒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饑荒中災民們在蝗蟲、日軍、國軍的夾擊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寫照。八年抗戰，河南並非主戰區，也無發生特別激烈的戰役，但死於戰爭有關的人數卻是全國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盤散沙、無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慘。

    而中共建政後，河南仍然是“朝中無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陽東方紅拖拉機廠/中國第一拖拉機制造廠）”和幾個依托礦產資源的企業，幾乎沒有什麽像樣的工業，是十足的農業省份。但由於集體經濟的低效和強制征糧政策，種糧食收糧食的河南人卻經常吃不上糧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幹部、工人、軍人得到定量糧食供應（高級幹部還有充足的肉、蛋、奶供應）及衣布配給外，大多數民眾吃不飽穿不暖是常態。“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勞之後，換來的是“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回報”。而河南眾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資源，更是加劇了貧窮落後。當時的中國整體非常貧困，河南省則是貧窮中的貧窮。改革開放後，河南經濟有了發展，無論本省二三產業，還是赴外打工群體，都創造了可觀的財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於中央政策仍然不利於河南，如政治地位低於大多數省份，教育上僅給了河南省一個重點院校名額，人均轉移支付也低於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數人民仍然在為基本的生存掙紮。

    四川省，是中國兼具龐大人口和廣闊面積的超級大省，是西南地區的代表。四川有著獨特的地理環境，域內土地肥沃風調雨順，還和周邊尤其中原腹地相對分隔，本來應是安逸和與世無爭的天府之國。但實際的歷史上，許多中原政權和勢力都流亡至此，將蜀地作為休養生息後奪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兒郎成為外來大人物爭雄天下的工具而死於疆場。“終黃土”的不止“臥龍躍馬”，更有親眷們“春閨夢里”才能相思相見的百萬千萬兵丁。但外來勢力的不斷湧入，也讓四川高度漢化、成為漢民族強固的一部分。保路運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近現代的四川人前赴後繼的為國家民族的救亡覆興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犧牲。民國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幹的地方梟雄，地方自治和經濟社會發展也在進行中。

    中共建政後，四川喪失了相對的自主，與河南等地一樣成了政權的“奶牛”，大饑荒中餓死的人數為全國最多。改革開放後，其發展程度和瓶頸與河南類似。中央集權下，地方的發展飽受制約，中央不僅不給予四川和河南這兩個歷史上有過獨特輝煌的地區更多自主，還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勢力和自我壯大，以保證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制於股掌之中。四川雖被中共當做西南的領軍省份予以重視，但大多數民眾獲益有限。各種政策扶植和轉移支付，與陜魯湘三省一樣，都被省內權貴和依附者瓜分，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麽利益。因為四川人口極多、省土廣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轉移支付相對以上各省更少。還有，與陜西省的資源高度集中於省會西安一樣，四川省會成都在全省獨大、市民相對富有，而川地其他縣市均非常貧窮，發展極不均衡。

    從四川省被分出的重慶市，雖然有了直轄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沒有直轄市之實。相對於京滬津，重慶受到的政策扶植較少，也沒有它們那樣的地位和話語權，人民享有的政策紅利和社會保障更是遠低於前三者。不過，在政治地位和經濟規模上，重慶仍然與四川省會成都並駕齊驅，是西南的重鎮，在全國也至少是第二梯隊的中堅。

    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來都相對周邊貧窮。兩地的民風都相對保守野蠻（尤其和鄰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義和底層暴力都較嚴重。這很大程度在於其地理環境不佳，以及地理與經濟和人文的惡性循環。而多次戰亂和民變讓這里的環境更加糟糕。中共這個單一制政權，沒有努力去促進安徽和江西的發展以彌合區域差距，而是以嚴酷壓迫讓兩地安於貧窮，為其他地區輸送廉價勞動力、農產品和礦產資源。江西省還是中共的革命老區，但中共並不怎麽照顧江西，曾經的革命老區仍然高度貧窮。相對於國民政府和土豪劣紳，中共對江西農民的強制征糧征稅更加野蠻無忌。這也反映了中共政權對人民的叛賣。相對於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蠻無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滬對皖贛兩省經濟社會發展有所促進，兩省許多民眾也通過在江浙滬務工經商得以溫飽乃至發家致富（當然江浙滬也利用和剝削了皖贛的廉價勞動力，也對其人才及其他資源有虹吸並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文化、戰略價值，相對獨立於周邊地區，各自自成一體。中共對這四地的態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資源、湖北的地理優勢和水文資源、福建的戰略位置及與台海的連接、海南的獨特地理環境與位置。在利用的同時也有建設，但建設少於索取。

    雲南省、貴州省、廣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但一般也視為漢地），則是被忽視和邊緣化的。相對於中共在東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對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面典型。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話語權，很難影響政權的決策和執行。雖然近年來三省也有很大發展，但自力更生所得遠多於中央的賜予。中共的確在這些地區進行了扶貧開發，但人均每月實際得到的資源和補助，恐怕還不如京滬一般公務員下館子的一頓普通餐費。相對於平民的貧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數民族精英，則被中共扶植和“統戰”，獲得了各種制度和政策的紅利，協助中共政權維持著西南的寧定。

    甘肅和青海兩省，雖然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交界和混居區、長江、黃河、瀾滄江等河流的源頭）、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為人口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資源較多，但有限的資源主要被權貴和體制內人士所得，平民大眾還是生活在貧窮中，文化教育和社會風貌也長期落後。

    總結
    總之，在中共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及中央地方關系模式下，整體普遍受益的地區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東北四地，陜西、山東、湖南雖受偏袒，但只有省內部分區域的部分人受益，其余地區整體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決於中央的政策導向及各地的話語權。還有，全國所有地區得到的一定程度的優惠政策和資源配給，其利益的大多數皆是被權貴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則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只不過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細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與損害程度有所區別）。

    中共有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將全國各地以省級行政單位分割，一切管理與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區域故意實行差別待遇，以加劇地域沖突對立、避免各地方團結，以鞏固專制極權。而戶籍制度則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後的許多年，不僅城鄉之間的戶口遷移非常困難，跨省的戶口變動也被政權緊密控制。雖然現在跨省遷移戶口的政策有所松動，但戶籍制度仍然在阻礙跨地域的人口流動，尤其京滬津三地的戶籍很難取得。雖然不遷移戶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難以享受在地的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也會在辦事過程中面臨更多麻煩。正常的單一制國家，國民是完全自由流動的，在哪里就是哪里人。而中共中國則一方面通過單一制強化中央集權、號令全國，卻又設置了比各聯邦制國家還嚴格許多倍的區域壁壘，並將人民用戶口綁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體的市縣鄉村。中國這種畸形的單一制國家結構，世間除朝鮮外再無他例。

    因此，中共治下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有著極大的弊害。它既剝奪了地方的自主權，又設置了區域壁壘“分而治之”，還在不同區域的發展和競爭中“拉偏架”、制造地域矛盾，抑制可以挑戰中央權威的地區發展，並且通過戶籍制度迫使國民依附於政權。這對於中國各區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發展、中國全境的革新進步、中國全體國民的自由與平等，都是極大的損害。

中國民主化之後關於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的制度設計

未來民主中國的漢族聚居區（不包括港澳台），應該實行怎樣的制度呢？根據我前述的這些關於中共中國單一制結構弊害的內容，或許人們以為我主張實行聯邦制。但我並不讚同在漢族聚居區實行聯邦制，相反我主張實行更接近於單一制的結構。

    中國/漢族/華夏自周秦以來，就有著在血緣和文化上高度同質化的國民/族群，全國各區域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也長期處在同一個政權的管理與服務之下。在周王朝時期，雖然諸侯割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各諸侯國已實現了實質上的“諸夏親昵”，“百家爭鳴”的各家各派都可以輕易跨“國”遊說四方，九州之內交流無礙，華夏版圖和文明圈已然奠基。而秦王朝滅諸侯設郡縣、“車同軌書同文”、統一錢幣和度量衡，實現了全國政治、文化、經濟、各領域標準的統一。漢代長達四百年的統治，則讓漢民族基本形成、固定、壯大，讓中原、關隴、薊遼、江南、嶺南、巴蜀、雲貴，都被漢文明浸染而從蒙昧走向開化，成為漢地的一部分。秦漢的大一統為全國各地的往來交流提供了前提條件，全國經濟文化也因此極大豐富和發展，尤其是相對邊遠和落後的地區得到了有力的開發。都城長安之所以“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入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是因為匯集了九州的精華，也代表著天下的興盛。

    而三國時期，雖然魏蜀吳三足鼎立，但三方都是漢族政權，都尊奉漢文化和禮教，制度和政策大同小異，即便戰亂頻仍，經濟文化也有所發展，還順便將以前偏遠和地理環境惡劣的區域進行了開發。兩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發生了嚴重的民族沖突，後來又實現了民族融合。以北魏孝文帝改革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漢化、“衣冠南渡”後南方漢文化的發展與南方人漢族認同的強化，反映了漢文明的吸引力與凝聚力，讓戰亂的中華沒有徹底沈淪而是蓄力覆興。東晉陶淵明詠出“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之辭，就反映了偏居東南的士人並未沈醉溫柔鄉和忘卻九州山河。而南方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也離不開相對先進的制度政策和文明教化。

    隋唐時期，雖然統治者在文化或血統上有少數民族成分，但非常推崇並發展了漢文化，同時還包容了不同民族和文化在隋唐的存在和興盛，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主體、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多元一體”結構，是中華民族的某種雛形。“小邑猶藏萬家室，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齊紈魯縞車班班”，杜甫的名句反映了盛唐國家統一和國內和平下經濟的蓬勃發展與人際交流的繁盛。

    而北宋時期的宋遼夏並立，宋王朝造極漢文化自不必說，契丹政權也逐漸漢化並以中華正統自居，西夏文明也是漢文化與地方文化結合的產物。女真/金國和蒙元雖然摧殘了漢文明並制造民族和地域隔閡，但南北漢人此起彼伏的起義鬥爭，以及最終推翻異族統治重建中華，就反映了民心所向和漢文明的堅韌頑強。明代的中國也重整了漢地、漢族、漢文明，在秦漢和隋唐之後又一次實現了漢族聚居區政治、經濟、文化、行政管轄的統一，並促進了全國各地之間的貿易往來和文教交流，讓中華文明登上新的高峰。滿清雖然殘酷屠殺漢人、摧殘漢文化，但無力毀滅歷經千年牢固成形的漢文明及億兆漢族人民。民國各地戰亂頻仍，群雄割據，但各漢族聚居區都自認是漢地的一部分，不因政治對立而否認民族身份。抗日戰爭中全國團結禦侮，也反映了全國人民尤其漢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共政權雖對全國分而治之，但各漢族占絕對多數的地區仍然有著極高的同質性，各地區之間也有巨量的往來交流和人口流動。還有，雖然中國不同區域之間有各種經濟文化差異，但共性仍壓倒個性、普遍性仍大於特殊性。

    而從周秦直至民國，除少數情況下國家分裂或漢族為異族統治之外，大多數情況下中國都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大一統的、文化與價值觀同質性強的、世俗主義（非宗教）的國家與民族共同體。它的文明程度與古希臘、古埃及、古印度並駕齊驅，強盛之勢又只有古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可比，而作為相對其他文明獨特且長久存在的歷史長度、歷經殘酷破壞仍頑強存在的堅韌程度，則只有亞美尼亞人與亞美尼亞文化、猶太人與猶太文化可堪共讚。漢文明、中華文明之所以能長久存在，既在於它本身豐富深刻的人文內蘊，也在於統一的國家體制與文化形態對內部的整合、對外侮的抵禦。如果華夏各地是零散的政權和迥異的文化，那就會像拉美諸文明和非洲各部落那樣，被殖民征服和摧毀，或者像伊斯蘭文明被東西夾擊破壞後的中東那樣，陷入長久的戰亂，或者如印度南方原住民那樣被種姓制度長久壓在底層。只有統一的國家、具向心力的文明，才能長盛不衰。

    以上所述中國漢文明的歷史變遷，反映了中國漢族聚居區高度同質化和相互往來密切的史實和現狀。這樣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下，民主中國漢族聚居區更適合實行單一制而非聯邦制的國家結構。

    之所以更應實行單一制而非聯邦制，不僅是歷史和現實的應然，也是民主中國文明進步的需要。對於民主中國，其任務應該是建設一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讓每個國民都能相對均等的受惠。如今中共中國的單一制和中央集權是有意制造地域不平等、加劇各地隔閡對立，而民主中國則應用單一制和中央集權消除界限、彌合差異、促進平等；民主中國的經濟社會想進一步發展，也需要廣闊的內部市場和緊密的交流互動。實行聯邦制很容易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不利於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與生產要素流動。而通過行政手段將全國劃為若幹省份，也人為的將本來高度同質、交流便利的漢族聚居區相對割裂，對文化科教發展都顯然是弊害。單一制則可以讓全國各地起碼漢族聚居區內人員、資本、技術完全自由流動，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而文化的交流融合也需要破除各種政治壁壘；民主中國也必然面對外部的競爭與威脅，國內越是團結一體，越能在國際競爭與博弈中勝出。

    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邊疆情況又與內地差異過大，所以民主中國在位於國家邊緣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只能實行聯邦制，以尊重其自主自治。所以全國的均等化發展，在這些地區只能擱置、緩行了。但在國內連成一體的漢族聚居區，就沒有這些顧忌，可以直接實行單一制，以實現上述有關經濟民生、社會公平、內政外務等方面的目標。

    民主中國漢族聚居區的行政區劃，仍基本延續當今中國的省市縣區區劃劃分。但各行政區劃尤其省級行政單位的性質將有根本的改變，並實行中央--市（地級市）縣（市轄區和縣）直通式行政層級劃分與權力分配結構。

    首先，戶籍制度及其他侵犯人權的地域壁壘制度/政策，將逐步並最終完全的予以廢除，全國漢族聚居區各地居民可以完全的自由流動，每個公民都有完整的自由遷徙權。而公民參與各級選舉投票身份的確定、各種社會保障費用的繳納和獲得，教育醫療養老等各種資源的享有，則以常住地和納稅地為準，具體可參照歐美、日韓、印俄等其他各種沒有戶籍制度（或起碼沒有中國式戶籍制度）國家的相關身份判定方式和公共資源供給體制。為避免驟然廢除戶籍制度造成的各種沖擊，可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廢止戶籍制度，包括設置廢止戶籍制度的緩沖期，允許一些地方暫時保留部分當地常住居民的特殊權利和利益等。但最終，還是要徹底廢止戶籍制度及一切阻礙人口自由遷徙和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破壞社會平等和公正的制度和政策，並建立全國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

   這樣，全中國或起碼整個漢族聚居區的省際壁壘、城鄉壁壘都將完全打破，全國真正融為一體，不僅大大有利於經濟社會的發展融合，更保障了人的自由權、實現了人與人之間在制度上的平等與所獲公共資源的均等。

    第二，民主中國中央層面對地方的各種政策和指令，尤其各種優惠措施和經濟補助，將不再以省級行政區為單位提供和派發，而是根據具體區域（以地市乃至縣鄉為單位）的經濟社會狀況及需求來確定和實行。當今中國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各種扶助、扶貧及各種政策支持，往往收益都落到了地方權貴的腰包，或者被各省中有相對優勢的次級地域勢力占有，而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卻得不到資源或者僅僅只能落下殘羹剩飯。就像我前面所述的那些省份如陜西湖南四川河南甘肅等，中央的各種扶助都只是肥了權貴利了官僚，億萬人民還是貧困絕望、自生自滅。

    還有，像西安、鄭州、成都等各省首位城市，往往搶占了中央下發給本省的大多數資源，而省內其他弱勢地區卻往往只能得到殘羹剩飯。雖然集中發展省會也有一些道理，對全省整體發展也有很大價值，但起碼不利於中短期省內其他區域民眾生活的改善和就業就學等機遇的平等。長遠而言，雖然能帶動全省發展，但也會讓省會和省內其他地區在馬太效應下差距越來越大，地域間越發不平等。

    因此，中央應該直接根據全國各地包括各省區內部不同區域的經濟社會狀況（如地理條件和貧富狀況）、每個家庭和個體的特定處境，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分配資源，最大限度幫助最為弱勢的階層、區域、群體和個人，促進民權平等和民生均富。

    第三，民主中國漢族聚居區將基於市（地級市）縣（市轄區和縣）層級進行自治和擴權，而相對弱化省級行政機構的權力及省際壁壘，並構建中央--市縣直通體制與關系結構。之所以如此設計，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

     一，相對於面積和人口規模都相對較大、各地居民之間關聯性弱的省級行政區域，市區和縣城及縣轄區的規模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緊密、溝通來往非常便利，更適合於實行真正有民主性和參與度的地方自治。在市區和縣鎮，甚至可以實行直接民主，人們參與政治活動和決策非常便捷容易，域內居民也能夠真正成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和生活共同體，就各種切身的民權民生事務進行充分討論和集體議決；

    二，以省為單位進行行政區隔和自治，容易導致各省地方勢力坐大，形成割據勢力，地方強人可以為所欲為，而中央難以制約。而且，地方割據並不意味著地方自治，相對於“天高皇帝遠”的中央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地方強人和實力派往往更加集權乃至獨裁。而如果強化市縣權力和削弱省權，面積和人口規模都較小的市縣很難對抗中央的權威和政策，更不能割據和分裂，也無法挑戰從中央到地方完善的民主體制。這樣也有利於中國漢族聚居區的一體化及各地之間形成更緊密的關系和更多經貿文化交流。民國初年孫中山反對“聯省自治”而主張“縣域自治”，即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三，如果中央政府希望細密深入和因地制宜的處理地方事務，顯然更適於和相對更貼近基層的市縣行政機構對接，而非通過省級行政機構這種管轄範圍甚廣的地方機構。前述的關於推動全國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均衡和國民公共服務均等等訴求，也需要中央權力向更基層滲入。而且，中央與市縣直接對接，如商品銷售“沒有中間商賺差價”般，避免了省這一級的官僚權貴“雁過拔毛”式截留各種資源自肥的腐敗、歪曲各種政策自利的權力尋租，讓中央調撥的各種資源和提供的政策盡可能用之於民。

    在中央--市（地級市）縣（縣、市轄區）二級關系結構的強化下，省這一級行政層級和相關機構將相對弱化，更多起到一種協調與銜接作用，不能再決定省內資源的配置和供給，也沒有對市縣鄉鎮官民生殺予奪的權力；各省長官也不再是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而更多是所轄各市縣的“協調員”。各省議會也更多是省內各市縣利益和話語權的代表，在保持對國家忠誠和負責的前提下，主要維護市縣利益，次之維護所在省份利益。各省在國家“聯合院/參議院”的代表，也要均衡的代表所屬省份各市縣的利益，在提案、審議、決策中要多考慮基層民眾利益而非省域特殊利益。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中央--市縣權力結構中，地級市和市轄區/縣二者各權力機構相比，前者權力更大，但更多聽令於中央、服從大政方針；後者權力較小，但擁有更多自主權、主要考慮基層民意。地級市和區縣二元一體、各負其責、密切溝通，作為民主中國中堅性的兩個行政層級而存在和運轉。

    而基層自治原則上以市轄區和縣為單位，但多個地理相接、面積和人口規模較小的市轄區可合並進行自治、自治事務由地級市代管；而面積和人口規模都較大、域內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差距較大的縣，可按照縣城和鄉鎮的區劃和自然地理界限，劃為多個自治區域，分別選派代表參與全縣事務。

    實行“縣域自治”而反對類似於聯邦制的“聯省自治”，也是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立場和願望。孫中山先生在談到地方自治問題時說：“唐繼堯割據雲南、趙恒惕割據湖南、陸榮廷割據廣西、陳炯明割據廣東，這種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是有利於個人的，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我言地方分權而以省為單位者，仍不啻集權於一省也。故不為此項問題之研究則已，茍欲以精密之研究，則當以縣為單位。國人對於本縣，在歷史習慣上，有親昵之感覺”。民主中國也要避免地方強人割據一方、稱王稱霸，而縣域自治既削弱了地方強人的勢力範圍，又有利於人民直接參與民主，是相對最好的選擇。孫中山先生謀慮精深，我們應當實現他的願望，以造福中國人民。

    （不過，如果“弱省、強市縣”的制度政策實行起來真的不佳，那時也可以修改體制，重新以省為主要地方行政單位、實行中央--省--市--縣四級行政體制。

    另外，考慮到許多人對於中國中央集權歷史上發生的一些悲劇的憂慮，以及社會更多多元和多樣選擇的必要，民主中國可在全國漢族聚居區各地挑選面積和人口不超過5%的區域，賦予其國防和外交外的其他各領域的高度自治，與其余漢族聚居區（主體地區）進行對比和競賽，以比較優劣。不滿於主體地區制度和政策的，可以前往該區域定居生活（反過來也一樣，這里的人也可隨時遷入主體地區）。而且香港、澳門、台灣三個以漢族為主的自治區，也很大程度足以作為與漢族聚居區對比的對象。這就可以讓中國漢族聚居區更加多元化，人民尤其不滿現實的知識分子也有更多選擇）

    第四，在中央與地方（省、市、縣）權力劃分上，堅持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相結合的原則，各司其職又互有交叉，共同推進國家各地區的發展和人民權利權益的實現。

    在民主中國的漢族聚居區，中央集權優先於地方分權，中央擁有全國及各地方大政方針的制定權和監督權，各地方則對本地的具體事務擁有處置權；地方的人事任命和變動雖有民選及地方代議機構決定，但中央有最終決定權和否決權；全國層面（非地方性）的財稅由中央征收和調用，各地方的財稅由中央和地方共管並有所分工、收益按照合適比例分成（債務和虧損也以相同比例分攤承擔）；除為因地制宜等因素而必要存在的地方性法規外，全國漢族聚居區使用相同的法律，包括相同的憲法、民法、刑法、商法，各地執行法律時原則上也需嚴謹一致（但現實中可根據各地現實情況差異略有變通，但需得到中央和各地議會及司法機構的許可）。地方司法機構及人員相對地方政府獨立、受地方議會監督制約，同時還須接受中央司法機構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管理和監督；各地涉外和涉軍事務由中央全權決定，但地方也有一定的參與權。

聯邦制框架下的雙軌制國家結構

中國是擁有十四億人口、面積近一千萬平方公里的超級大國，國情十分覆雜。而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且少數民族呈“大雜居、小聚居”形態集中分布在中國的一些區域，且有著相對嚴重的民族隔閡與矛盾。中國一些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與宗教身份也有高度重合之處（以回族、維吾爾族、藏族最為典型），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讓少數群體的族群特征更鮮明、與主體民族漢族的差異更突出。而中國各地方各區域之間也有比較明顯的經濟、文化、地理與社會環境差異，各地方之間在有所合作的同時也存在很大的利益沖突，是一個既一體又多元的國家。而如果中國實行民主化，也要妥善處理各區域及民族問題，包括賦予各地方各民族合適的地位、權力，以及在中央層面保障各地方各民族的代表性和話語權。

    因此，答案就呼之而出，未來民主中國應實行聯邦制。但我認為，中國不應簡單的、不加細分的在全國範圍實行聯邦制，而應該采用雙軌制的國家結構。這里的“雙軌制”不是指中央和地方“雙軌”，而是說在中國境內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中央與地方分權結構。

   具體說來，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和港澳台，應實行聯邦制，每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和港澳台三地各自作為聯邦主體組成中國的一部分，擁有較大的自治權與自主性；而其余以漢族為人口主體的地區（華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南、東北、西北等各區域中漢族占壓倒性優勢的地區），則合成為一個聯邦主體，並實行相當於單一制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結構，堅持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結合的原則，發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優勢和特性，作為民主中國的主體部分存在和發展。

    再具體展開來講聯邦制的構成和內容。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34個一級行政區劃，包括23個省（包括未實際管轄的台灣省）、5個民族自治區、4個直轄市、2個特別行政區。此外，全國還有若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盟、自治縣/旗）。而未來的民主中國，完全可以借用現有的行政區劃和民族自治區域劃分。雖然在具體劃界上，未來可以再做一些具體的改動，但大體上還是沿用現在的區域劃分較好。

    民主中國將包括9個聯邦主體，即內地漢族統合區、新疆多民族自治區、西藏多民族自治區、內蒙古多民族自治區、寧夏多民族自治區、廣西多民族自治區、台灣政治自治區、香港特別自治市、澳門特別自治市。這9個聯邦主體都有權制定地方憲法和基礎法律，除國防和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壟斷，各聯邦主體在地方層面的行政、司法、財政、經濟建設、教育醫療、治安警政等領域皆擁有較大自主權。但其行使相關自主權和執行地方法律時，不能損害民主中國國家利益、其他聯邦主體利益，也不能有害於聯邦政府（中央政府）的權威與施政。同時，各聯邦主體也要履行作為民主中國（國名可為“中華共和國”）成員的責任與義務，遵守聯邦憲法和法律，執行屬於聯邦（中央）職權範圍內頒下的各種政令和決議。此外，雖然國防由聯邦政府壟斷，但各聯邦主體可以擁有和管理警察和特別警務力量（相當於中共中國的武警、特警），只能配備輕型武器，負責治安和處置非涉外的沖突。

   不過，“內地漢族統合區”雖在法理上擁有與其他聯邦主體同樣的地位和自主權，但默認將聯邦法律作為自身主體法律，將中央政令作為自身主體政令，包含的各省市與聯邦政府（中央）關系實質上屬於類似單一制的關系結構。而“內地漢族統合區”這一聯邦主體的領導層，除必要情況外，均由聯邦政府（中央政府）相應職位人士兼任（但必須是漢族，如相應職位者非漢族，則以一名擔任聯邦機構副職的漢族人士兼任）。民主中國總統自動成為“內地漢族統合區”主席。

    而另外8個聯邦主體，其自治權主要在於處理聯邦主體內部分屬於其職權的事務，但不能幹涉聯邦政府權責範圍內的事務，更不能滲透和影響聯邦政府本身。

    8個聯邦主體的領導人（主席）皆由各區域全民普選產生。相對於中央的“人民議會”，8個聯邦主體也有相對應的“自治議會”，同樣實行普選制。“聯合院”和“專家院”亦仿效中央。而各聯邦主體的司法機構核心成員由主席提名、“自治議會”過半同意產生，行使司法權時須同時遵從聯邦法律和地方法律。若各聯邦主體的政府、政黨、社會團體、成規模的民眾，做出有損全聯邦利益的行為，且事態嚴重、地方無力制止，聯邦政府（中央）有權在得到議會授權和總統下令後，在相關區域實行緊急狀態，包括暫時收回部分乃至全部自治權力，直到局勢恢覆正常（國情頗有類似的聯邦制國家印度，即如此處置地方危機，如1984年旁遮普邦錫克教徒騷亂時，印度聯邦政府就在動亂區域實行特殊管制），再將權力還於地方。

    以上的措施都是為了民主中國的團結統一。但是，即便實行聯邦制和給予少數民族自治權，也未必能夠真正讓少數民族同意與漢族在同一個國家。我曾經非常支持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但經過幾年來對民族問題的觀察了解，越來越覺得這並不現實。中國近代思想人物楊度，對民族問題就評價道：“凡言語同、歷史同、風俗習慣同，則其民自有結合之勢力，不可強分。反之而言語異、歷史異、風俗習慣異，則雖時以他故相結合，而終有獨立之一日”。以前我對這樣的觀點並不完全認可，但如今我深以為然。

    “強扭的瓜不甜”，民主中國各少數民族皆應享有民族自決權。8個聯邦主體擁有退出民主中國的權利，但需要通過公投得到50%以上讚同票且投票率超過60%，並與民主中國聯邦政府達成善後協議（例如具體如何保障新國家獨立後不對民主中國造成威脅、妥善分割中央和地方聯邦主體共有的資產與設施等），方可完成退出中國和獨立建國程序。但在其擁有退出中國權利同時，也必須履行一個對應的義務，即允許聯邦主體內漢族或其他族群聚居區通過同樣形式的公投，脫離其獨立或並入民主中國，即“再自決/二階自決”。例如，如果新疆民族自治區的維族試圖脫離民主中國並建立新國家，那麽新疆自治區境內的漢族占多數的區域也有權通過公投離開這個維族主導的國家，選擇獨立為又一個新國家或者並入/回歸民主中國。

   對於少數民族，還有一種退出民主中國的方式，即僅需自治區內其占人口多數的聚居區有50%以上居民公投選擇獨立，即可退出民主中國。但退出民主中國、獨立建國國家的領土，只包括公投區域，而非整個自治區。例如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只占區內人口約20%，很難通過全自治區居民投票獨立或並入外蒙，但蒙古族可以選擇在本民族占人口多數的自治區所屬市/盟、縣/旗進行聯合公投，若50%居民選擇退出民主中國，則可退出。寧夏的回族、廣西的壯族亦可通過此種方式退出民主中國。

   如果這些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在其人口優勢區公投獨立，其余漢族或其他不願意獨立的少數民族占多數的自治區領土，當然還是歸民主中國所有。而且如果這樣，這些漢族占人口多數且無意獨立的區域，也無必要再保留聯邦主體地位。屆時，經當地居民公投同意後，這些區域成為民主中國漢族聚居區的一部分，與內地漢族聚居區實行相同的制度和法律。

    除了以上8個聯邦主體，在“內地漢族統合區”少數民族比例較高（如少數民族達30%）的市/州/盟、縣/旗、鄉鎮，也可以酌情成立民族自治地方，並擁有一定的自治權。但這些地區的自治權力小於各聯邦主體，適用在“內地漢族統合區”通行的各項法律，並要接受所屬省市縣的管轄。如果這些地區鄰近少數民族自治區，其有權通過公投與自治區合並，但當地漢族居民也有權從這些地區分離，回歸民主中國“內地漢族統合區”。

    而港澳台亦可通過類似方式公投獨立。但同樣，港澳台三地各自的內部親近民主中國、主張留在民主中國的群體，有權在聚居區公投脫離港澳台、並入民主中國或獨立為新國家。（香港和澳門雖僅為狹小的城市，很難二次分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按照街區也是可以分離的，如果港澳獨立派一意孤行要獨立，那主張與民主中國統一的力量當然也要堅定的從港澳脫離/將港澳各自一分為二，然後並入民主中國或獨立為新國家）

    此外，即便是獨立出去的區域，新獨立國家也需要充分尊重獨立區域內漢族居民、親中國意識形態居民的權利與利益，不應受到歧視性對待。而民主中國應給予這些地區心向中國的居民以“歸化”中國的權利，經必要的審查後，即可取得民主中國國籍，並安排相關住所和其他公共服務配給。（相應的，民主中國漢族聚居區也會一視同仁對待其他民族身份的中國公民和外僑）

    以上所有涉及獨立/分離/合並的公投完成後，無論結果如何，20年內都不能再進行同樣性質、類似目的的公投（可稱為“公投冷卻期”）。否則，各地經常性的公投將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穩定，也會擾亂當地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

    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即各少數民族自治區和港澳台皆通過公投方式離開民主中國，或起碼這些地區中反對留在民主中國的各部分（如新疆維族多數的南疆、台灣獨派占多數的台灣南部）都獨立出去，那民主中國的聯邦體制等於在事實上瓦解，再實行聯邦制已無意義。到時民主中國應修改憲法和體制，將聯邦制的多民族國家改制為單一制的單一民族（漢族）國家，所有關於聯邦制的制度、法律、政策也全部廢止。

    而中國的聯邦制及各聯邦主體更具體的運作，我就不再詳細設計了。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巴西等聯邦制國家都有非常詳細的相關制度設計，也都有相對豐富的運行經驗和教訓（尤其已實行聯邦制二百多年且相對成功的美國），民主中國完全可以大幅借鑒。當然，也要考慮中國的特殊國情加以必要修改，令其適合中國國情。

    而我想重點闡述的，則是在民主中國領土面積占比超過50%、人口占比超過80%、經濟體量占比約90%的“漢族內地統合區（為方便理解，以下簡稱為‘漢族聚居區’）”各地方與中央的關系、權力與資源分配、相關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中國民主化之後的轉型正義

雖然我設計的漢族聚居區是不同於少數民族及港澳台的單一制中央集權結構，但我也認為應該給各地方以分離獨立的權利。“強扭的瓜不甜”，民主中國的統一、漢族聚居區的團結，應該是建立在對歷史、文化、價值觀的共同認同，相同的道德自律和言行方式，以及各地方共同利益的相對一致基礎上的。如果某些區域的眾多人士離心離德，制造種種事端，那不如一拍兩散。

   例如中共中國對首都北京市的獨尊和賦予北京戶籍市民的特權，在民主中國就不能再存在，這必然導致北京既得利益者們的反彈（即便不追溯此前的既得利益、仍然讓他們保留更高起點）。北京在建國以來之所以一直保持繁榮、北京戶籍居民得到遠超其他任何地區的種種福利配給和特權，幾乎完全依賴於中央政策的高度傾斜和其他區域的資源輸入。反過來，北京卻沒有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對全國有反哺和助益。而未來民主中國，無論北京是否還是首都（我傾向於在其他城市建都，如武漢、南京、西安、杭州、鄭州、洛陽、長沙，都可作為民主中國首都備選地，個人認為武漢最宜），都不再可能有如今這樣的“輸血”強度，北京市民尤其中共統治下有北京戶籍的居民，也不可能再有如今的各種地域特權。即便還是首都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基本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起碼在制度層面也與全國各地相同。

  而北京為代表的北方保守頑固、充滿封建皇權等級色彩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種文化和制度影響下塑造的“潛規則”和人的言行習慣，也嚴重阻礙中國的發展進步與人民權利的伸張，民主後必須削弱乃至清除這類思想文化並摧毀其根基。而對於各種通過公然的或潛規則作惡獲利的北京居民尤其權貴階層，也需要進行揭露、批判、審判、改造、自新。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摧毀舊的醜惡的思想、行為模式、社會結構，重塑各階層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即便廢除不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各種醜惡亦會以各種相對隱蔽的形式存在，蟄伏待機、勾連內外反動勢力，並會在民主法治不彰、正義力量虛弱時卷土重來。

中共統治下中國重現明清尤其滿清時期的專制體制、等級制度、閉關自守、潛規則、各種醜惡的思想和文化、對個人自由和社會輿論的鉗制，尤其“紅衛兵”和“白衛兵（防疫人員）”再現“義和團”的反智愚昧狂熱，各種醜惡百年未變，都是民國時未深刻反思和批判舊人舊物，導致的血淋淋的前車之鑒、正在發生的歷史悲劇再現。假如早幾十年充分省思歷史悲劇、挖掘歷史根源，從結構與根底上改變傳統，文革和今日防疫的悲劇與荒唐就不可能重演。

如果未來民主中國仍然姑息敷衍，不審判舊日的既得利益者，不厘清是非曲直，不鏟除根基，一時半會可能得到寧定和平，但作惡者實力猶在，也不會真心悔改。即便一時沈寂和邊緣化，但其舊日積累的資源人脈仍在，內心也期盼覆辟和重作惡行，早晚會趁民主進步勢力虛弱時卷土重來（乃至在民主進步勢力強盛時，他們也會或明或暗的制造事端，通過“耳語”和“潛規則”繼續荼毒國家和人民。或者，直接滲入民主進步政權，讓政權蛻變為和明清、中共一樣的貨色）。對於沒有廉恥和自省精神的人，進步勢力的寬容大度只會被當成軟弱和容易欺騙。而他們強大乃至掌權後，卻不會同樣程度的寬容進步勢力和弱勢群體，而是對前者批傷批殘、對後者冠以“低端人口”驅逐。

  這樣的情形不改變，會讓未來的北京和全中國持久腐爛，乃至發生更大的禍亂，不斷重演歷史上的種種悲劇。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多次且現在還正在發生，難道未來還要不斷重覆循環嗎？如果民主之後“算了”，那說不定過幾十年又會重蹈覆轍，甚至這些勢力就會成為顛覆民主、扼殺自由、破壞進步的關鍵力量。因此，“轉型正義”必須進行，舊制度、舊勢力、舊思想必須予以批判和清除，過程中也必然伴有許多懲罰與破壞。

當然，不僅北京，全中國都要“轉型正義”，但專制和醜惡的中心當然需要加倍重視和改造。不過，我並不是說要大肆殺戮，甚至一個都不殺，但要充分回溯歷史、挖掘機密、扒開內幕，充分厘清各種人與事的真相並完全公開，然後加以反思和批判，就如納粹德國的“去納粹化”過程、南非韓國台灣地區的轉型過程、美國的“扒糞運動”和民權運動那樣，從本質上瓦解醜惡存在的土壤和根基。

  而且，如果不如此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輕輕放過，他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種種行為是作惡，如戶籍特權、無人道政策、暴力執法、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階級/地域/性別歧視、欺壓老弱、各種潛規則與私相授受……他們把當成理所當然，認知不到這些是錯的、是損害他者利益的、違背現代文明的，甚至許多人還以擁有各種特權和“關系”為榮，以“根正苗紅”自居。包括口口聲聲自由民主法治的許多北京籍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異見人士，也並不在乎或者知道但有意回避戶籍特權和階級特權問題，拒絕談論是否應廢棄，更不談自身願不願意放棄這些既得利益。因此，只有正視這些醜惡和不公，徹徹底底的揭露批判，才能讓加害者、受害者、社會各界各方，都從心底拋棄醜惡，重新做人。

  對北京的既得利益者們，對這些改變的感受必然如同“一落千丈”。但民主中國不可能繼續讓這些人寄生於其他地區及“北漂”人士的勞動成果之上，不可能讓河北等地人民在民主之後還忍受被北京制度性剝削壓迫的痛苦。民主中國也不能再容忍皇權專制、等級觀念、陰損潛規則的大行其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北京市民無法接受失去各種特權、北京變成一座地方城市（而非首都）的現實，他們也有權通過公投等方式離開民主中國。如果要留在民主中國，北京市民同樣要放棄一切特權和不合情理法的利益，與他地他人平等相處。（天津市也同理，民主之後將並入河北省，不再享有任何地域特權）（其實，即便廢除北京和天津的各種特權，原京津戶籍居民仍然可以依靠舊有既得利益擁有遠好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生活、更多的資源和機遇）

  還有，如前所述，雖然北京市民尤其戶籍居民享有各種福利和優越性，但內部亦分成三六九等，除最高領導人外其他人同樣在一些情形上是弱者和奴仆（最高領導人其實也難安枕），沒有人是完全的受益者，所有人都一定程度受害。即便相對受益者，也在這樣的環境中喪失了純潔、扭曲了心靈，還因參與醜惡而承受各種壓力與負擔。如許多“做題家”辛辛苦苦拿到北京戶口，甚至進入“體制內”，卻仍然只是為權貴打下手的“工作機器”，看著各種醜惡只能沈默和屈從，自身也飽受壓榨，甚至成為他人罪過的“背鍋俠”。雖然相對大多數國人富足，但是也近距離感受到更多不公不義。這些人難道不希望換一種人人平等、社會自由、有起碼尊嚴的生活嗎？

  而對於那些沒有取得或暫時沒有取得北京戶口乃至居住證的“北漂”，身在北京並對北京發展建設有著巨大貢獻（甚至遠比那些屍位素餐的權貴更有貢獻，付出的勞動和血汗則更是多了許多倍）卻不能享有權利和福利，難道他們的利益、情感、尊嚴、人權，就不如北京戶籍居民尤其權貴“金貴”嗎？這樣的人占到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如加上其他經常在京的外地人，起碼占到三分之二。難道這些人不配稱為“北京人”、不能代表北京的利益與訴求嗎？

  如果說北京既得利益者起碼暫時還樂於留在中國，而中國東北則長期都有一定的離心傾向。如前所述，東北地區有著相對關內而言特殊的歷史沿革、族群認同、文化風貌。不同於中國關內各地往往同呼吸共命運，東北的興衰與關內不僅不同步，甚至往往是關內繁榮時東北淒苦、東北興盛時關內雕敝，且並非偶合而是相關。東北地區的許多居民，雖然大多數是漢族，但其中一部分人的價值觀、利益訴求、立場，與關內各地頗有差別乃至相互沖突。即便他們在中共建政這數十年得到了除北京之外全國最為偏愛的政策傾斜和資源輸入，卻反而認為自己吃了虧。其經常提及“支援全國”，可這本來就是建立在一開始資源配置就嚴重不公的基礎上的。例如建國初期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一半以上都安置在了東三省，全國其余地方得到的蘇援和其他投入還不如東北這一隅。這對全國其他地區顯然是不公平的，但部分東北人從不考慮這點，甚至認為這種不公平分配天經地義。這就是只要權利和利益，卻不考慮作為中國一部分、漢族大家庭成員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還有他們聲稱向全國供給了多少糧食和礦產資源，可這些並不是白送給其他地區的，其他地區是通過金錢購買或資源置換得到的，且往往是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收購的。而且，東北各種礦產資源如石油、煤炭，並非東北居民勞動創造所得，僅僅是其居住地區恰巧有相關資源罷了。就像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國，憑借石油賺的盆滿缽滿，但根本上說是不勞而獲，其擁有的石油資源和其自身勞動創造毫無關系（不僅與現在的住民無關，和其祖輩祖先也沒有關系），無助於現代工業文明的鋪展（甚至還助力了封建保守頑固、形成能源依賴（“荷蘭病”）），有什麽值得炫耀的呢（當然，東北還好一些，畢竟當地居民參與勞動了，沙特等國則是雇傭外國勞動力做苦工，本國人只當高管或者幹脆躺平不工作拿高額福利）？當地居民真正有資格拿的，只包括自己作為開采者付出的勞動所應得的報酬、資源開采對土地的占用和造成環境污染的補償，其他收益其實都是非合理所得。何況，其他地區包括南方同樣向東北輸送了各種有形資源和無形財富，如中部的農產品、南方和西北的有色金屬礦產、上海江浙的高校師資。東北所獲的“輸血”，無論從量還是質，都超過了其“造血”的成果。

  至於90年代的大下崗，的確是巨大的悲劇。但東北及全國各地低效和負擔沈重的國企，是必須要改革的，否則國家經濟就會崩潰，受害的是包括東北平民大眾在內的全國大多數人民（國家經濟崩潰，東北也會被波及）。東北在“前三十年”得到了極大的偏愛，那當然也應該要有所付出。下崗工人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各種補償款被侵吞，其實很多也是東北籍的官員和權貴造成的，歌手曲婉婷的母親、前哈爾濱市發改委副主任張明傑，就是侵占下崗工人補償款的貪官的典型。而且，大下崗中的國企下崗工人的確悲慘，但當時中國的農民和沒有編制身份的城市居民更加悲慘。國企下崗工人是從天堂墜落地獄，而農民和無編制的城市居民則是一直都生活在地獄里，前者的悲慘從落差上看更大，而後者的悲慘在總量上更多。

  面對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許多東北人仍然視而不見。還有現實中一些東北人也與其他地區的漢族有矛盾沖突，相互都有怨恨。而且很多東北人也懷念當年“滿洲國”的“輝煌”，覺得東北工業發達、自然資源稟賦優越，認為獨立就能發展的更好。既然如此，那不如遂了他們心願。如果他們希望與日本或俄國合並，或建立某種特殊關系，那也聽憑其願。中國的確難以管束他們，或許日俄反而能教化成功，歷史好像也的確證明了這一點。如果他們想覆制歷史上對關內的入侵，那中國內地當然也可以覆制二戰中聯合歐美各國對抗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包圍圈”，以及如今烏克蘭依靠北約和歐盟對抗俄羅斯入侵的模式，捍衛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

而且東北的社會風氣和部分人的價值觀乃至言語思路，都與其他國人極不相同。具體差異很多，在此僅舉一例。例如部分東北人一方面總是以自己幾十年來在社會福利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相對優勢自豪，並通過嘲笑關內的貧窮和苦難炫耀優越性；另一方面在涉及關於轉移支付、各種政策傾斜問題上，又不斷提及自身的條件不足、貧窮落後，以及南方如何發達富裕、理應讓利給東北。他們可以在不同場合同時使用這兩種邏輯和話術，並且一點不覺得矛盾和愧疚，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僅這一點，部分關內人和部分東北人就很難能正常溝通。其他類似的價值觀和言行想必許多人也都有所領會。當然，這也並不是部分東北人天生如此，也是各種客觀環境所致，且其在與中國其他地區民眾打交道時，同樣感覺不適，認為對方傷害了自身感情、觸犯了自己尊嚴，我相信這種感覺是真實的，好像根據他們邏輯也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說並非完全一方對一方錯。而是形成“文化沖突”，並導致各種現實沖突，冤冤相報何時了。既然如此，那何必都痛苦呢？（我並不是說關內其他地方的人都沒有雙重標準和虛偽撒謊，但是要論缺乏羞恥自省、以之為榮，那部分東北人的確令他者望塵莫及）

如果大多數東北居民還是願意留在民主中國，那也需要放棄各種不合情不合理的特權，遵守法紀和公序良俗，以及解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和其他地域同樣實行“轉型正義”且要更加深徹的思想文化改造，然後和其他地區居民平等的生活在中國領土。

  如果北京、天津、東北一方面希望留在民主中國，一方面又不願意放棄種種特權，還在民主中國內部使用各種手段專橫跋扈、巧取豪奪，破壞國家團結與安寧，那民主中國其余地區應進行集體公投，將此三地從民主中國強行分離出去。否則，對於全國其他多數地區，尤其河北、河南、江蘇、浙江、山西、山東等地，等於是延續中共治下中國地域不平等的損害，是對數億國人權利與利益的破壞。

  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就曾對國土問題有過論述：“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覆靺鞨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而中華民國沒有放棄周邊而是貪圖領土，於是造成了後來百年的各種民族和地域問題及連帶的更大問題。假如民國幹脆舍棄包括東北、內蒙、熱河、北京等與漢族文明離心離德或異化中華的地區，與維藏等西部民族達成友好折中的分治共治協議，守住燕趙之南、陜甘以東的漢族中國本體，其余地區甚至可以作為和緩與俄日關系的手段附贈予之，或許就能讓一個真正的漢民族主義國家屹立，然後再軟硬兼施的文明滲化和武力防守反擊，徐圖故土，得到真正心悅誠服的舊地，也就可能避免了後來幾十年的禍亂。

  就像美國早年只據有東部十三州，主體人口是英裔移民（另有一定數量的法裔、德裔、愛爾蘭裔、意大利裔移民，這些移民文化和價值觀較接近，且英裔占壓倒性多數），然後隨著繁榮發展逐步開拓，反而愈發繁榮。如果一開始就包括西部南部相對落後之地、族群及文化頗為不同的人口，反而可能難以發達，甚至會有更多次類似於南北戰爭的內戰或對峙。而美國發達、文明、強大之後，德克薩斯和夏威夷等地主動要求並入，波多黎各則想加入而不得，墨西哥許多人也都希望成為美國公民。這時強大自信的美國，也能相對從容包容不同族群（雖然仍然沒有很好解決族群差異問題，拉美裔的族群問題雖不如非裔嚴重，但也很是棘手。可想而知早年加入美國會如何）。

  而土耳其的凱末爾，果斷放棄土耳其本土外原奧斯曼帝國所有非土耳其人為主體的領土和殖民地（包括近在咫尺的敘利亞），但對土耳其人為主的小亞細亞半島及首都伊斯坦布爾寸步不讓，成功斬斷各種內外麻煩、實現土耳其的現代化和民族振興。而在凱末爾去世後數十年的今天，與其意識形態大異但都熱愛土耳其國家民族的埃爾多安，就在凱末爾保有的國力基礎上試圖覆興奧斯曼帝國榮光，向非土耳其裔地區擴充影響，並有所成就。如果不談是非對錯、只論利弊得失，美國和土耳其“舍外固內”、“先棄後取”的決定顯然都是非常成功的。

而如今的中國，國內民族/族群和地域問題並沒有好於民國，幾十年來不僅沒有解決問題，還愈演愈烈，並成為阻礙國家民主轉型和社會進步的巨大障礙。因此，面對價值觀念和言行方式與其他區域有明顯差異、所獲遠大於貢獻的東北，以及代表保守糟粕思想文化、作為專制體制頑固據點、充滿各種權貴既得利益者、向全國吸血卻缺乏貢獻的北京，人文差劣且價值很低的天津，其他漢族區域人民不僅未因這三地是中國一部分而得利，反而受害不淺，放棄未必是壞事，甚至利遠大於弊。

  其他地區也應該基於自願決定留在中國還是分離獨立。就例如四川，如前所述它是一個相對獨特的地理區域，也有相對鮮明特色的地方文化。它歷史上既被外來的漢族政治人物利用，導致“功成功敗萬骨枯”，但也得到漢族思想文化的浸潤，實現了文明開化並融合於泱泱中華，在近現代更是與中國其他地區同抗爭共患難。“天府之國”既在許多短暫時期受害於中州入侵，但長遠而言更受益於中華文明。無論是武侯祠，還是杜甫草堂，都象征著漢民族脊梁在蜀地的伸展，記錄著華夏英傑在川渝的輝光。對四川來說，究竟是留在民主中國且作為漢族聚居區一部分、繼續作為中華文明一份子，在經濟社會上與周邊漢地連為一體，還是分離獨立並構建特色的文明形態，哪個更利於四川及四川人民？

地域特性突出的廣東也是類似。廣東的一些本土主義思潮可以理解，但細究起來頗有值得商榷之處。廣東在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也是向中央財政上繳款項最多的省份。但廣東的發達，一方面是憑借區位優勢，另一方面更利用了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廉價勞動力，以及背靠全國的資源和市場，並非廣東一省的功勞。尤其是小珠三角之外的廣東普遍貧窮，更反應了廣東自身的乏力。廣州和深圳的高度發達，其實和香港類似，都更多是借助天時地利，連通中外，才得以發達。僅靠廣東自身，其恐怕並不會比其隔壁的廣西和北鄰的湖南發達多少。

廣東的粵文化的確獨具特色，但粵文化更多是在漢文化的浸潤下才更加文明和豐富。 例如香港作家金庸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系列小說及改編的各種作品，成為粵文化和香港文藝的標桿，但這些故事從情節來源到道德價值，皆出自漢地與漢文化。這些作品最廣為傳誦的地方，也是中國大陸大江南北，因為只有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才最能感知和明白金庸作品的內涵和意蘊。而其他廣東和香港的藝術與人文作品，從武俠小說到言情劇，從紀實文學到政治研究，無不與中國、中華、漢民族和漢文化有關。如果比喻，在一盤菜中，粵文化就像香料與麻油，而漢文化則是菜本身，只有後者沒有前者，就寡淡乏味，但前者如果沒有後者，就等於釜底抽薪而直接無用。

顯然，廣東和中國內地更多是互補互利，而非一方的施舍恩賜。那麽，廣東究竟是要獨立成國以弘揚粵地本土文化和捍衛當地利益，還是作為中華文明一部分、捍衛漢民族的南部陸海之疆，和民主中國其余地區優勢互補、一起發展壯大？這當然應由廣東人民來決定，並同時考慮中國其他地區的利益與情感。

  而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市，在民主中國仍然會是直轄市，但不應再對外地人有各種歧視性政策壁壘，本地居民也喪失戶籍特權（不過可以暫時保留部分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優惠，但會逐步取消，最終會完全廢止制度和政策層面的特權和優先權。但原來所獲的物質和非物質利益，都不再追溯褫奪。這樣原上海戶籍居民仍然在起點上優於後來者），上海居民願不願意接受？上海的繁榮發展，同樣是全國人民共同付出的結果，而地理區位的得天獨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土著和獲上海戶籍的“新上海人”的自我奮鬥只是占到貢獻的一小部分。上海以開放進取包容和國際化自居，那麽在制度上難道應該和印度的種姓制度看齊嗎？與上海地位、性質、規模類似的城市，如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孟買、里約熱內盧，皆無戶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地域特權，上海人民難道真的非要厚著臉皮保留這些專制與等級社會的殘渣？如果那樣，上海也可以選擇公投獨立。

  關於中國大陸之外香港、澳門、台灣的離合，也應以民意為基礎。在以前，我認為港澳台回歸祖國，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當然值得驕傲和自豪，而那些港獨台獨分子則罪該萬死。但是經過多年的了解觀察接觸，越來越明白是非黑白並非這樣簡單。國家統一的根本目的，當然是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全體國民的幸福。而在中共治下，除了占人口少數的權貴階層，全都生活中在巨大不幸之中（其實權貴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也是受壓迫者，最高領袖也是處於終身不安中）。這樣的國家體制和社會狀態，為什麽非要更多人來受苦呢？

而“一國兩制”同樣並非真正良好的制度設計。且不說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已打了巨大折扣（雖然仍然有不同制度和社會形態），即便真的履行“一國兩制”，不談對港台人的影響，僅看對大陸人，也不是好的和公平的事。

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民眾赴港都是免簽入境，而中國大陸居民卻需要額外辦理“港澳通行證”且往往停留限期很短（短期旅遊僅允許停留7天（大陸人持中國護照過境香港，可免簽停留7天，但僅限於過境中轉），而與中國大陸人口接近、經濟水平更差的印度的國民來港，則可以免簽證停留14天）。而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種權利與福利，即便在香港上學、工作、旅行的大陸人也不能享有或起碼無法完全享有。而香港從官方制度到民間社會，也普遍對大陸人施以歧視。

  顯然，大陸人在香港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更低，如歐美日韓公民在香港都得到更多尊重）”。這樣的“一國兩制”，對大陸人無異於赤裸裸的歧視、剝削、傷害。回歸後的香港，對大陸人儼然如外國殖民“租界”，香港人在制度和現實中公然淩駕於大陸人之上，大陸人值得驕傲嗎？而具體到大陸人個體，只有權貴精英和一部分與香港關系緊密的民眾得益，大多數中國大陸的平民百姓，除了因香港回歸有了一些虛幻的自豪感，沒有任何實際受益。如對山西某位挖煤工、江西“革命老區”某位農民、雲南某位少數民族山民，香港的繁華和陸港的一統，與他/她們在實質上有一分錢的關系嗎？（即便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頒布後日益“內地化”的香港，整體仍然如是）

而如果台灣回歸，同樣如此甚至更甚。由於台灣相對香港更大的“統戰價值”，大陸對台灣的優惠和許諾更豐厚，特權也更多。如台灣人可以直接申請北京戶口並基本100%成功，這就是90%以上中國大陸人夢寐以求而不得的。而澳門居民也有類似於港台的特權，僅118平方公里的面積、65萬人口的規模，其政治地位和話語權份量卻超過全國大多數省份。

  此外，根據“一國兩制”的設計細則，無論香港、澳門、台灣，其都不需要上繳中央財政一分錢，也不需要承擔任何經濟社會方面的國家義務（僅需承擔保持統一和政治穩定的義務，甚至這個義務都不需要完全承擔），哪怕其財政收入和人均GDP都居全中國最前列（而人均GDP低於港澳台的上海、江浙、廣東，均要拿出巨額財政收入轉移給其他省份）。相反，大陸需要不斷出台各種“惠港/惠台”政策，許多政策紅利反而需要大陸居民付出代價、讓渡權利和利益。統一祖國難道只是讓大陸人頭上多這麽一些“大爺”嗎？

而這一切，即便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之後，也不會有迅速和根本的改變。香港和台灣已和大陸隔離太久，無論利益、文化和價值觀、生活習慣，都與大陸相異乃至沖突，並不是制度一致就可以全面接軌的（何況民主制度也分許多種類）。澳門雖然親近中國大陸，但也不願意和大陸完全並軌。尤其如果在社會保障和財政收支方面與大陸合並同一，即便循序漸進，他們也很可能會激烈反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後三地與大陸的離合，最好還是遵從三地民眾的意願，而非強制統一。而且，如果統一，也必須像北京、上海那樣，逐步廢止各種“特權”。即便仍然作為自治區、異於漢族聚居區的另外聯邦主體，可以擁有一些特別的權力、制度、政策，但是不能有淩駕於中央政府和大陸人民的特權（但舊有既得利益不再褫奪），並且承擔與其他地方相同的義務。這樣的統一才是真正讓兩岸四地皆平等的統一，而非為了名義的大一統和被虛化的民族尊嚴。這也是對大陸人民而言最好的統一方式。

  總之，中國的統一與分離，要尊重全國各地人民的意願。

但各地自決獨立，需要滿足一定的面積和人口規模，如需同時滿足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域內人口超過3000萬且連接成片的區域，才有權進行集體自決獨立（如整個區域是完整的省級行政區劃，或少數民族自治區中的漢族聚居區、漢族聚居區中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則不滿足這些條件亦可公投獨立，或並入相同民族的自治區或國家）。否則，每個市縣乃至鄉鎮村莊都進行“獨立公投”，國家安定將不覆存在、社會秩序也將陷入混亂。此外，與各聯邦主體的“公投冷卻期”相同，如漢族聚居區中一地獨立公投未能通過，則20年內不能再進行獨立公投，這同樣是基於國家安定和維護社會秩序的考量。

  只有基於真心誠意的國家公民與民族身份認同、同大於異的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民主中國各地尤其各漢族聚居區才能真正團結一心、共謀發展。前述的楊度對統一與分離的看法，不僅可以評價不同民族的離合，對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群體也適用，對統獨問題應順勢而為而非強求統一。而且，對於只是吸血卻乏建設、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皆無積極貢獻甚至是“負貢獻”、破壞國家團結和內部安寧的勢力，與其強留導致鳩占鵲巢、內訌不斷、如鯁在喉，不如去除以強固本體、擺脫掣肘。尤其對於漢文明的兩大核心地帶中原和江南而言（還有受壓榨更殘酷的華北（河北、山西），與壓榨和束縛自身的地區分離，是有利無害的事。

  （我內心深處，是非常希望實現全中國包括港澳台在內所有漢族聚居區的完全統一，實現制度和法律的同一、國民享有權利自由和社會福利保障的均一、身份認同和內政外交步調的一致、全境內經濟社會的完全一體，整個民族和國家如一人，一元一體。但這不應該依靠強迫實現，起碼不應該依靠完全強迫，而應該主要以思想文化的博大與價值觀念的先進、制度法律政策的科學進步、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的殷實安定，產生難以阻遏的吸引力、真誠認同的向心力、強固不破的凝聚力，並完全同化異質族群，讓以漢族為主體的民主中國達至真正的統一，並江山永固、長治久安。但是，中共政權的戶籍制度、特區制度、兩岸分治，以及其他各種或明或暗的基於地域和其他身份的歧視性制度和規則、對不同國人的分割與挑唆，加之各地域固有的隔閡與矛盾，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撕裂了包括漢族聚居區在內的整個中國，讓國民人心離散、相互仇視，想真正讓兩岸四地和全國數十個行政區的民眾，舍棄既得利益和各種優越性，並發自內心的走向統一，已是難上加難。當然，無論現在還是未來，無論是否民主，我們都應該竭盡全力促成中國的統一與團結，但如果仍然無法阻止分離，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其自然吧）

中國社會的外交事務

民主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參與：從古代至近現代中國外務史概括與經驗教訓；全面對外開放和融入世界、基於人權高於主權原則對待國際事務、兼顧國家利益和國際責任、實現國際正義與促進世界融合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民主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參與，不僅關系到中國國內政治制度和政策的運轉和效果，也影響乃至決定著中國的外部環境、國際秩序的變動與重塑。因此，民主中國的外務，也需要做提前的設計。

  縱觀從古到今的中國外務史，中國的對外政策既有開放包容的一面，也有排外自守的另一面。從商周至秦漢，中原文明通過武力擴張和文明浸染“雙管齊下”的方式，同化了周邊許多部族，將更多地區容納入漢文化的主導與中原王朝的轄治之下。而對於更外部的區域，有邦交也有征伐。從漢代開始，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既對外開放，又形成了“華夷之防”。而隋唐時期，則是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並舉，對外政策相對更加自信、開放、包容，“華”“夷”界限不甚分明，唐王朝成為世界的貿易與文化中心之一。而到了宋代，因為武力的孱弱和周邊政權的強大，對外政策趨於內斂，由隋唐時期的多元文化並存重新變為單一的漢文化主導。但相對於對北方和西側的封閉防禦，宋代在南方卻開辟了更多對外交流路徑，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相較唐朝更盛許多。元代的中國則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被動的參與了由暴力鑄就的特異的“全球化”。

  以上這些時期，中國/華夏/漢地的對外態度都是相對開明、進取、包容的。而此後的明代和清代，中國的對外政策則發生了巨大改變。明代中國是一個比宋代更加內斂的時代，它更重視經營中國內地/本土，而對外部交流相對缺乏興趣，基本切斷了持續千年的中國和西域及更西地方的密切交流（當然交流還有，但是相對漢唐元各朝，已大大減少），對周邊則是采取“羈縻”而非直接控制。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那更多是政治目的、使用的是政府主導的行政手段，而非自發自由的經濟貿易交流。“厚往薄來、倍償其價”的“賠本買賣”，當然不可持續。而倭寇的犯境，讓重視北方邊防而輕視海防的明王朝開啟了“海禁”政策，讓國家更趨封閉。不過，到了明朝中後期，由於江南資本主義的萌芽和類啟蒙思想的興起，明王朝逐漸放棄了“海禁”政策，重新打開了國門。明朝水師在福建金門料羅灣擊敗荷蘭入侵者（料羅灣海戰），就是明朝在海防問題上轉守為攻的標志，中央帝國即將重新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

  但滿洲人的鐵蹄終止了這一切。滿清政權摧毀了明王朝及李自成、張獻忠等政權後，就著力經營中國大陸，並控制了蒙古、新疆、西藏。它為了政權的穩固，一方面在大陸和邊疆部署重兵防備和彈壓反抗，另一方面則實行遠比明代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禁制外海交通。對滿洲貴族而言，擁有上億人口的中國本土已足夠其剝削壓榨，而不需要再向海洋擴張。相反，海洋文明開放進取的特性，以及海外覆雜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對滿清的統治是極大的威脅。滿洲貴族集團不僅在物理上與外部隔絕，也嚴密禁制西方及其他外來思想和技術的傳播。“馬戛爾尼使團”在中國遭到冷遇，就是“閉關鎖國”拒斥西方文明的典型事例。也正是因為滿清的“閉關鎖國”及對內的“文字獄”與鎮壓，導致中國與西方的啟蒙運動、歐洲政治革命、工業革命無緣，成為中國長期落後西方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直到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響起，清王朝才不得不打開國門，逐漸融入世界市場和近代國際秩序之中。但由於融入太晚，清王朝不僅不能像漢唐那樣成為國際秩序或起碼區域秩序的主導者，反而成為列強的半殖民地，主權喪失、國疆淪喪。清王朝在具體的外交舉措上也常常進退失據、一片狼藉。如晚清駐英公使郭嵩燾的評價：“吾嘗謂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流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奈何。”兩次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和後續的“八國聯軍侵華”中滿清政府的所作所為，就充分表現了這些特點。

  更可恥的是，滿洲貴族為維護統治，在涉外問題上不斷出賣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億萬兩白銀和稅款、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豐富資源、四萬萬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成為滿洲貴族向列強獻媚的貢品。

滿洲貴族的這些行徑，一方面的確令其得到列強支持而“續命”，另一方面卻激發了被滿清和列強雙重殖民剝削的漢族人民的憤怒與反抗。“滿朝中，除媚外，別無他長。俺漢人，再靠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萬萬，捆入法塲……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漢人，拱手降洋”，革命家陳天華所書的《猛回頭》，就是對列強和滿清雙重殖民壓迫的悲憤控訴。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滿清治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漢族人民，發起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運動。

清王朝雖然也有一些外交成就，如在兩次鴉片戰爭後開始學習近代外交規則、利用西方技術發起“洋務運動”等，還有如李鴻章、曾紀澤等有才能的外交家的折沖，但只是為朽敗的清朝外交做了些裱糊而已。到了清王朝的最後幾年，其在一系列外交虧輸後終於下定決心改變，傳統的“總理衙門”也改成了現代化氣息濃厚的“外務部”，還安排大批滿洲親貴和漢族精英留學和出訪西方及日俄，包括臨終的那拉氏（慈禧太後）都試圖出訪西方，對西方的學習也由技術增進到制度和文化，外交也由“天朝上國”觀和半殖民地立場轉向現代民族國家基於“條約體系”的主權外交。但這些改革還來不及取得多少進展，辛亥革命就敲響了清廷的喪鐘。

  而推翻滿清的中華民國，則在融入世界、參與國際事務方面，取得了雖不完美但仍頗為巨大的成就。相對於滿清的閉關鎖國和被列強支配，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民國政權都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爭取外交支持、維護中國國家利益。

  在傳統歷史敘事中，北洋政府被視為腐敗軟弱的象征。例如很多人以袁世凱政府簽署“二十一條”（其實最終簽署的只同意了其中一部分條款）等批判北洋政府，但那只是片面的事實。其實，北洋政府在自身實力許可的範圍內，仍然有效維護了中國國家利益。如參與一戰、爭回山東權益；出兵庫倫（烏蘭巴托），一度收覆外蒙；利用“西原借款”，既未出賣主權還發展了經濟（最終連款項都沒還）。至於說對列強尤其對日本軟弱，並不是完全的事實。即便有所退讓，也是不得已為之。

而國民政府的外交成就則更多更大。廣東國民政府本身就是在爭取到蘇聯的大力支援下成立的。不像一些人士認為的國民政府是“蘇聯在中國扶植的傀儡”（但是某種程度是蘇聯在華利益的代理人），其實蘇聯的援助並未嚴重損害民國主權，民國反而非常有效的利用了蘇聯及蘇援實現了民族獨立。在蘇聯的援助下，國民政府對內鏟除各路軍閥、實現國家名義上的統一和局部的實質統一，並推動三民主義革命；對外遏制了日英法美等列強的進一步殖民。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又改善了與英美的關系，後來又和納粹德國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只有對咄咄逼人的日本采取了對抗（且也是相對有理有節而非倨恭蠻幹）。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成功爭取到了美國、蘇聯、德國及其他諸多國家的支持，這些外援讓弱勢的民國堅持抗戰成為可能。在抗戰勝利前後，中國還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與美蘇英法並列的“五大國”之一，標志著中國在歷經“百年國恥”後又成為世界強國。

  誠然，民國時期中國仍然被列強侵淩，尤其被日本侵占大片領土，在外交上也時常被各大國利用。但民國政府在涉外問題上已竭盡全力，國力不濟下所做已相對很好，無法苛求完美。還有，民國政府外交中尤為值得稱讚的，是其非常善於利用現代國際規則，外交行為有理有節（尤其相比滿清和中共在外交上的胡攪蠻纏），並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和參與構建相對平等包容的國際新秩序。如果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勝利或國共實現和平，以中國的人口領土資源地位，完全可以以五大國身份躋身列強，20世紀後半葉將是中美歐三方主導的世界。可國共內戰中中共的勝利，讓國府只能偏居台灣島這一隅，雖仍長期擁有聯合國“五常”之一席、以“中國”代表身份保持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但份量早已喪失，中國大陸的代表權完全落入中共手中。

  而中共建政後，將國民政府的外交全盤推翻，另起爐竈。建國初期，中共政權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在斷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外交關系同時，全面倒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參與了對抗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的朝鮮戰爭。這種“一邊倒”和參戰輸誠，固然讓中共政權得到了蘇聯的各種物質援助和非物質支持，但也讓中共和西方在很長時間內決裂，導致中共政權和中國大陸被孤立，中國大陸民眾與西方的聯系交流幾乎完全被切斷。

  而中蘇同盟並未維持太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因為中共和蘇共爭奪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毛澤東個人的好惡與隨意性、中國與蘇聯的國家利益矛盾、極左外交思潮的沖擊等，中蘇決裂，兩國一度兵戎相見，險些釀成大規模戰爭。而當時中國還與西方對立，又與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不和，中蘇決裂導致中國陷入空前的國際孤立。而文革初期的極左外交政策和“紅衛兵”暴民對外交工作的破壞（所作所為與“義和團”驚人相似，如紅衛兵火燒位於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就是當年義和團攻擊各國使館的再現），更是讓中國外交雪上加霜，外務工作幾乎完全停滯。這時中共的外交舉措和後果，與郭嵩燾批判的愚蠢悲哀的清王朝外交有著驚人的雷同。

  1970年代，面對內外交困的惡劣局勢及造成的政權統治危機，毛澤東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轉變和妥協。首先，毛澤東選擇與意識形態上的敵手美國改善關系，先後邀請基辛格和尼克松訪華，並於1972年實現了中美關系正常化。而同時，中共也放棄追究侵華責任和戰爭賠款，換取日本對中共政權的支持，在田中角榮訪華後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稍早，中國也在美日的默許和歐亞非拉多數國家的支持下重返聯合國。1970年代前期，中國密集的與西方各國及亞非拉許多國家建交，包括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智利皮諾切特政權、阿根廷魏地拉政權、巴西軍政府政權、希臘軍政府政權等一系列右翼獨裁政權建交及維持邦交關系。很顯然，中共政權和毛澤東本人，為了政權的存續，寧可放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尊嚴，也不在乎意識形態的敵對、無意捍衛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以高度實用主義的態度處理外交事務。

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啟動了對外開放政策，全面改善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系，中國與外部的經貿、文化、政治、學術交流皆十分活躍，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但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在經濟上繼續融入世界的同時，在政治、意識形態、思想文化上重新趨向封閉自守。而在外交政策上，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戰略方針，即專心於國內建設與經濟發展，在涉外問題上謹慎小心、“絕不當頭”。一方面，中共為對抗西方、防止西方的人權和民主思想滲入中國，因此明里暗里鼓吹反美反西方思潮，以“愛國主義”之名行封閉保守之實；另一方面，中共在實際操作上盡可能不得罪美國及西方各國，甚至通過各種妥協退讓換取西方對中共政權存續的支持。

  這樣的政策一直持續到胡溫執政時期，直到習近平執政後才有所改變。習近平執政後數年，開始在國際上采取更多攻勢，試圖擴大中共政權的影響力，鼓動民族情緒，增強其執政合法性。但由於其內政的失策和外部環境的惡化，習時代的中國外交連連受挫，尤其因香港和新疆問題遭到諸多國家制裁，在國際上的聲勢和影響反不如鄧江胡溫時期。而近幾年一系列“閉關鎖國”傾向的政策，如新冠後在對外往來方面的封鎖、削弱英語教學和減少使用西方教材、鼓吹傳統文化和抵制普世思想，都在阻礙中外交流、破壞對外開放。根據最近的情形，習政權的大抵會放棄主動出擊的“戰狼外交”，而注重於防禦外部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滲透。

  而且，即便在前幾年中共在外交上相對強硬時，也是為了中共政權自身而非國民的利益。例如中美貿易戰時，美國特朗普政府就在談判中強調美國工人、農民的利益訴求，而中共在談判攻防中卻從沒有真正考慮過受貿易戰影響的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也從未征求國內各行業各領域中普通從業者對中美經貿談判的意見。

  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提及的問題，即當互聯網興起、功能拓展、普及，並成為世界一體化的最重要工具後，中共政權建立“防火長城”，將互聯網上的中國與世界隔絕開來，讓中國人民生活在由中共控制的“局域網”中。這極大阻礙了中國人民對外部的了解和與世界的溝通，對於思想解放、公民自由、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都起到極大的阻礙作用。中共對此聲稱是為維護“互聯網主權”，實際上當然是為封鎖輿論和維護統治。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來，其所有主要外交活動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維護中共政權的統治、打造利於政權存續的外部環境。它既無視國際正義，也不在乎國家利益，也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除少數時期外），一切外交行為皆高度的實用化，有著極大的靈活性。中共政權雖然湧現過不少傑出的外交家（如周恩來、黃華、喬冠華、錢其琛等），但由於中共政權本身的特性及統治者的立場，這些人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下為中國爭取一些權益，且更多是維護了中共的統治和在國際上的面子和生存空間，而非有利於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華僑的利益。

  中共政權的外交活動，幾乎從不真正關心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和華人華僑的利益，尤其對平民和弱勢的在外國人及華人華僑缺乏支援和保護。雖然中共政權在改革開放後逐漸與海外的華人華僑社團建立了固定聯系，也有對本國公民的領事保護機制，但更多只是中共政權“統戰”和約束國民的手段，服務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外交人員態度惡劣（雖然我個人接觸的外交人員還不錯），往往見人下菜碟（服務權貴而歧視平民）。中共政權的對外政策也從不將保護在外本國國民及華人華僑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在任何正常國家，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維護本國國民及有血緣和文化認同的在外僑胞，都是外交行為的重要目的。中共政權對在境外的國人和華人華僑利益的輕忽乃至無視，是非常可恥的。

根據以上所述的中國對外關系史，可見中國歷朝歷代的外交既有一些可圈可點之處，也有許多醜惡恥辱的行徑。開放包容、積極進取的外交，是值得稱讚和效仿的；閉關鎖國、蔑視國家和國民利益的態度和行為，是需要批判和摒棄的。而未來民主中國的外交，將是既普世而又有必要特色的。

民主中國在對待涉外事務上，不僅要借鑒中國歷史，還要放眼全球形勢。

  一方面，無論現在還是可預見的未來，國際社會仍然以主權國家為主要政治軍事經濟單位進行各種競爭與合作，對各國而言都需要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包括世界經濟貿易和信息往來的一體化、普世價值的傳播、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在全球的興起與成熟，以及如恐怖主義、流行病、氣候危機等全球性問題的日益嚴峻，世界各國都需要遵從普世價值並密切合作，基於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行事，實現和發展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基於以上因素，民主中國應實行獨立自主與融入世界相結合的基本外交政策，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中國國民利益的同時，兼顧世界各國及全人類共同利益，維護世界和平、主持國際正義、推動國際合作，構建繁榮進步團結協作的新的世界形態與國際秩序。

對民主中國而言，人權與民主不僅是內政的核心，也是外務的原則。民主政權的存在，即是為了捍衛人的權利與尊嚴、保障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發展。國家主權不應成為遏制人權的借口，相反應成為捍衛人權的手段。民主中國的外交政策和行為，要把維護中國國民和海外華人華僑的正當利益放在首位，且要一視同仁對待不同身份和階層的同胞僑胞。民主中國在各國的大使館領事館及各種官方機構，應該盡責和和藹的為中國國民、華人華僑、外國公民服務，為在海外的國人及僑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並接受同胞僑胞的監督。

  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民主中國既要考慮到本國國家利益，也要重視其中涉及的人權與道義問題，要站在正義一方，要行有良知的外交。在各種國際博弈與投票站隊中，都要充分考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涉及到的人權問題，不能為國家利益乃至執政黨派利益而作惡、助惡、放任惡。如果國家利益與人權道義相沖突，要盡可能尋求折中的方案，不能為本國利益而不顧他國人權與正義。

在其他國家發生侵犯人權的事件後，民主中國應予以適當關切，並為受侵害者提供必要的幫助。對於受到專制壓迫、種族清洗、暴力破壞的國家，中國應支持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爭，適當接納相關的移民難民。中國也應對其他所有國家真誠的、進步的、清廉的官方與民間機構提供各種支持，建立基於維護普世價值觀與追求社會正義的國際大同盟，促進國際性的勞工、女權、LGBT群體、身心殘障者等弱勢群體的權利運動，推動全球各國的民主、法治、正義、平權事業，共同解決貧困與腐敗、跨國犯罪、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氣候災變等全球性問題。除以上問題，中國也應注重更加遠景的議題（千年甚至萬年計的議題），如與世界各國一道，推動太空探索和星際交通事業，籌備和訂立地外太空和星系的規則與契約，為人類拓展更多生存空間和規避一些地球可能遭遇的且難以阻遏的災難（如氣候變暖到地球大部分地區皆無法生存、地球資源完全枯竭，或其他全球性災難），以保障中華民族和人類的永續生存發展。

民主中國應該在維護主權和利益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誠意和力度融入國際社會，清除一切阻礙對外交流的壁壘，對外全面開放，尤其要向發達國家學習，以及和世界各國一道，建設一個國與國、群體與群體、人與人聯系與合作更加緊密的新世界。中國也要在各種價值觀、制度、法律、模式上與世界發達進步國家與國際組織看齊接軌，以期盡快改變與世界文明脫節和保守落後的面貌。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歐美發達國家的各種優良的制度、文化、模式、創造，皆要勇於“拿來”和“為我所用”。民主中國也應誠摯歡迎世界各國的仁人志士、熱心志願者、官方與民間組織前來幫助中國或與中國合作，推動經濟發展、思想啟蒙、體制革新、民權平權等，促使中國的現代化、文明化、國際化。

  例如，專制中國下，皮尤研究中心這樣的世界權威統計機構很難在中國開展工作，導致中國的各種國計民生信息非常不真實或幹脆就是空白，成為世界數據與統計方面的黑洞，嚴重阻礙對中國國情的認知、不利於對各種黑暗與不公正的暴露及相關問題的解決。而民主中國則一定要完全放開國際機構的調查統計，並將中國各種數據的統計理念、口徑、方式、結論與國際接軌，讓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通過統計數據顯示在眾目睽睽之下，以實現對黑暗與不公的揭露、關注、批判、解決。

  同樣，民主中國也要反哺國際社會，派遣人員學習發達國家的制度、思想、技術，以及幫助更加落後國家發展進步。中國也應該推動世界各國的交流與經濟文化融合，讓各文明各國家優勢互補、在普世文明基礎上合作共贏。

  民主中國應積極利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平台，擴大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職權和影響，包括讓渡一部分國家主權以強化超國家機構的權力，致力於將聯合國等國際機構變成如歐盟那樣的超國家聯盟，並依托這些機構將世界構建為多元一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共同體。

在這樣的基礎上，民主中國要改變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貧富差距和話語權差距懸殊的狀況，聯合世界各國應對各種全球性的挑戰，推動和平安定、公正透明、均富和諧、普世文明的國際新秩序的建立與發展。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強國，不應霸淩剝削小國弱國，相反應積極主持國際正義，調停國際爭端，做負責任的領袖國家，為世界和平與公正做出表率。

中國學者談中國民主化之後政治維穩工作的方法

對民主中國政權而言，由於它對中國命運和世界格局的極大影響，牽涉到國內國際無數團體和個人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因此政權的核心成員如總統、總理為首的內閣成員（各部部長）、國會各院成員，必然會面臨利益受損的內外敵人的仇視，如不能循和平途徑解決，就很可能發生暴力。而足夠強大的反政權力量，如圖謀覆辟的舊政權（中共）權貴精英、拒絕服從中央制度政策的民族/族群/地域/行業勢力、各種宗教極端主義分子、軍警特憲等暴力機構的野心人物、政治鬥爭失敗後破罐破摔的反對派……都有能力發起暴力行動，包括殺死民選的總統和國會議員、軟禁內閣成員等。

    在國際上，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中國與諸多國家尤其周邊大國的國家利益沖突並不會止息，甚至會因民主中國更加在乎國民利益（不像中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而導致沖突更趨惡化。印度、俄羅斯皆是核大國，也擁有生化武器；同樣擁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且必然敵視民主中國的朝鮮金家政權（如果中國民主化後金家政權還沒推翻），也是巨大威脅；日本雖暫時不擁核，但完全有短時間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至於生化武器更是早就在中國實際使用過，重操舊業也是易如反掌。韓國、印尼的軍事實力和潛力也不容小覷，在未來新武器研發應用上不會落後。而美國雖然更多可能是民主中國的友邦，但時勢變遷下“修昔底德陷阱”的確可能轉化為熱戰。一旦中國和這些國家矛盾關系激化，總統、內閣、國會這些中國的權力中樞，就很可能遭到突然的、連環的、全方位的暴力襲擊、“斬首行動”。

    而軍事科技的極速發展，讓“以小搏大”的、遠程的、突然的、極具威力的襲擊手段越來越多，相關手段使用起來越來越方便。一百多年前槍支和炸藥的普及，就讓刺殺包括帝王/總統/重臣變得相對容易；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研制和使用，使得單次攻擊就可將目標範圍內的成千上萬甚至十萬百萬人殺死；導彈等精確制導武器的出現和普及，也可以將千里之外開會的恐怖分子/政治組織成員一舉殲滅。而未來的中國和世界，科技包括軍事技術必然“更上一層樓”，更加強大、靈巧、隱蔽的武器只會越來越多，使用門檻和成本也會越來越低，不僅主權國家能擁有，國內利益集團、極端分子、黑惡勢力乃至個體公民，都可能擁有和使用。在未來，一個個體獨立操作一套某種類型武器、遠程的一次性擊殺數十萬人，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中國的政治核心成員，就有被“一鍋端”的可能。不僅總統可能遇刺，正在集體開會的國會議員、工作地相距不遠的內閣各部首長，都可能在一瞬間被襲擊而集體身亡。如果發生這種情形，對民主中國的打擊將是致命的（尤其在我設計的中央集權體制下，中央機構和人員如遭遇打擊，會極大的影響全國）。對於試圖破壞民主中國政權及國家秩序的內外敵人，這種“斬首行動”顯然一種“性價比”很高的毀傷手段。

    因此，民主中國必須做好預防和應對類似情形的準備。而應對方式之一，即是安排好國家政治核心成員的職位繼承人、確定“指定幸存者”，保證核心成員死亡後國家體制可以繼續運轉。冷戰中的美國和蘇聯，即有類似安排，迄今美國和俄羅斯仍然有相關預案。民主中國也要效仿前例，並加以創新。

   首先是總統發生意外後的繼承人順序。民主中國應設副總統一人（與總統候選人捆綁參選，但不一定要和總統候選人同一政黨），其為總統發生意外後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第二順位繼承人為“人民議會”議長；第三為國務總理；第四為“聯合院”主席；第五為“專家院”主席；第六為軍隊總參謀長；第七為外交部長。若以上七人皆無法接任，則根據一定順序依次由各部部長接任。如果以上所有人皆死亡或因特殊處境（如被軟禁、控制、隔絕、失聯）無法接任，乃至中國全境發生極大災難，那就由中國駐外大使接任。中國駐各大國大使資歷較深能力較強，但如果是敵國或潛在敵國則有被控制可能。因此，接任總統的中國駐外大使應排除駐日、駐印、駐俄、駐美大使（駐英、駐澳大使也不適宜，這兩國都比較親美疏華），首選駐法國大使，次選駐德國大使，再次選擇駐加拿大大使，第四選擇駐巴西大使，第五選擇駐意大利大使，然後以此類推直到有人可以接任。

    如果總理在內的全體內閣成員皆死於襲擊或意外，則副總理和各部副部長接任之。若副總理或某些部副部長也死亡或無法就任，以及中國國內處於特殊事態，同樣仿總統繼承例，由駐外使館高級官員（如公使、武官、參讚等）兼任總理及各部部長，並由幸存的相關部委或下屬機構的成員協助處理專業領域事務。

     如果“人民議會”、“專家院”、“聯合院”這國會三院成員集體死亡，則由各地方選區、各政黨、各專業領域、各身份群體選舉或舉薦人員遞補之，並在安全和合適地點重新召開國會會議、覆行運作。而其他國家機構及成員，如軍事中樞機構及成員、最高法院和法官、監察和考試機構及成員等，也照此安排。除了國家機構，中國最為精華的高校、科研機構、新聞媒體及其人員，也需要有類似的“備份”安排。以上各機構和人員也都應有海外的“備份”，如留學生和中國國籍或外籍的華人學者就應擔起中國發生極大意外後重建中國教育和科研的重任。

     除了以上措施，為避免國家政治核心成員集中在一個城市被“一鍋端”，還要設立若幹“陪都”和“預備首都”，並做好國家政治中樞的“備份”。民主中國應有一個首都（如前所述，武漢最宜）、三個“陪都”（可為昆明/貴陽、太原/濟南、南昌/合肥）。之所以不選擇南京、西安、成都、廣州等區域大城，是為了防止政權的區域偏向和地域勢力坐大，以及導致的各種地域矛盾），以及至少十個“預備首都”（相對均勻分布於少數民族自治區和港澳台之外的全國各地，且相對易守難攻）。在平時，部分國家機構及成員在“陪都”辦公，副總統、副總理每年各超過180天都不在首都，其中至少90天在“陪都”，並工作和居住於可以防備核武、生化武器及其他殺傷工具攻擊的安保設施中。而位於首都和其他重要城市的政治核心成員、高級學者、高校和科研院所師生、其他重要人士乃至平民大眾，也應經常進行疏散演練、隨時做好疏散到全國各地的準備。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是國家的精華，這些人得以幸存，就保留了民族的元氣、埋下了覆興的希望。在首都遇襲且不能正常發揮首都職能情況下，經過幸存的政權成員協商，可於若幹“預備首都（不包括‘陪都’）”中選擇一處作為“臨時首都”，發揮統領國家的地位和職能。

    如果中國境內各地都處於極端惡劣和危險的狀態下，甚至發生極大的災難（如核武、生化武器及其他更具威力的武器大規模襲擊，疫病和氣候災變全面爆發），那逃離陷入災難的中國領土的國人，可在國外建立“臨時首都”（仿日本殖民時代韓國在上海和重慶建立的流亡政府、波蘭在倫敦建立的流亡政府），地點可選擇巴黎、柏林、羅馬等城市。而幸存的國人也應該盡全力重整旗鼓，再造中華。只要中國人、漢民族還有一個人存活，民族就不會亡，也一定要撥亂反正、讓中華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對於以上這些預防政權核心成員集體死亡乃至更大危難的預案設計，會有人不以為然，認為是過於謹慎乃至受害妄想。但對政治鬥爭的殘酷略有了解的，就知道這些預案一點也不多余。

   在歷史上，由於統治集團被“一鍋端”，導致政權覆滅、國家淪亡的例子，中外皆有不少。如北宋“靖康之難”，金軍突襲北宋首都汴梁（開封），北宋徽欽二帝在內整個皇室和中央百官幾乎全部被俘或死難，只有正在出使金國半途中的康王趙構幸免。汴梁淪陷後，宋朝在北方的統治迅速瓦解、勤王軍隊四散。若沒有趙構在岳飛、宗澤等人扶植下繼位、重建朝廷，淮河以南也會迅速淪陷。而北方尤其都城汴梁被金軍蹂躪，及後來一百多年的混戰，讓中原地區十室九空，經濟崩潰文化毀壞，此後的黃河流域再不覆從前繁榮。而如果徽欽二帝在都城陷落時有一人在外，部分百官也提前離開，或其他城池另有一套可靠官員班底，北宋很可能就不會滅亡，金軍的突襲也可能像與遼國締結“澶淵之盟”那樣化解。如果這樣，東京汴梁的繁華就不會一去不返，“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華夏文化或許也能免去後來的劫難。

   而明代燕王朱棣反叛建文帝朱允炆的“靖難之役”，又是國家中樞被搗毀後政權滅亡的前例。燕王朱棣在燕京（北京）反叛後，率燕軍一路南下，路途並不順利，多次被迫繞開難啃的城池。燕軍即便奪取城池，也因兵少而棄地不占，只一路向都城金陵（南京）前進。一般而言，這種孤軍深入幾乎不可能一直勝利，即便連續勝利，也不可能將占有廣闊領土的對方政權消滅。但由於朱允炆及大臣的各種錯誤決策，尤其是在燕軍逼近金陵時未有預備，結果燕軍由叛徒引入金陵城中，朱允炆自殺身亡（一說失蹤），朝臣百官非降即死，政權更易，全國各地則在中央政權更替後歸順朱棣。而直到金陵城破時，全國除燕京等少數地方被燕軍控制外，絕大多數地方包括戰略要地皆在效忠皇帝朱允炆的官員和軍人手中。如果朱允炆及時離開金陵，或者讓親近自己的弟弟帶著自己年幼的孩子離京，再讓一部分朝臣跟隨，足以割據一方甚至反攻金陵，“靖難之役”的最終結局完全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而在外國歷史上，因首都被突襲或攻占導致政權覆亡乃至國家民族沈淪滅亡的例子也有許多。如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其繁榮和實力曾於羅馬相當。但羅馬通過三次布匿戰爭，尤其第三次布匿戰爭中使用詐術攻克迦太基都城，最終讓這個實力一度不亞於羅馬的強國從歷史上完全消失。而西班牙殖民者皮薩羅率100余士兵生擒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滅亡印加帝國的過程，更展現了“斬首行動”可以極小代價和極高效率征服整個國家和民族。

   以上幾例還是在科技不發達乃至基本沒什麽科技的古代發生的。而進入近現代，隨著科技發展，軍事、交通、通訊的形式皆有了質的改變。“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在古代只是誇張的文學加工，而19世紀後半葉以來已成為寫實。亞歷山大二世、斯托雷平、宋教仁、斐迪南大公、犬養毅、聖雄甘地、肯尼迪、馬丁路德金、英迪拉·甘地、拉賓等人的遇刺，都對所在國乃至周邊地區和世界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反映了熱兵器時代刺殺政要的相對容易。

     而“斬首行動”除了對個體政要的刺殺，還有對一國領導層的整體消滅或拘捕。例如蘇軍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即是通過派遣特種部隊空降首都布拉格，逮捕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及其他改革派人士，終結了“布拉格之春”。而蘇聯在1979年發動的另一場入侵戰爭--入侵阿富汗，同樣使用了類似戰術，特種部隊攻入首都喀布爾的總統府，殺死了阿總統哈菲佐拉·阿明及其家人和親信（而阿明此前也曾主導政變、殺害前國王和總統達烏德一家、清洗了前政權的右翼高官，後又殺害政變另一主導者塔拉基及其親信），開始了蘇聯對阿富汗長達十年的占領和戰爭。1980年代的美國，也通過類似方式迅速控制了格林納達和巴拿馬。而以色列使用過成百上千次的對敵方控制區的“定點清除”行動、多次突襲外國防備森嚴的軍事重地（如突襲烏幹達恩德培機場解救人質的“恩德培行動”、突襲伊拉克核設施的“巴比倫行動”），都展示了現代科技加持下“斬首行動”的威力。民主中國雖是大國，但時代發展下科技越是發達，小國越是有“以小搏大”的能力，其他大國也有“斬首”民主中國領導團隊的動機和手段。

    除了內外敵人和潛在敵人的侵害，意外災難/事故也可能沈重打擊民主中國政治核心成員、動搖國本乃至改變國家命運。古希臘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在雅典與斯巴達對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關鍵時期，感染瘟疫死去，而後繼者改變了其政策，成為雅典在戰爭中失敗的原因之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通過一系列東征西討，建立了世界最龐大的帝國之一，但其病死後帝國旋即土崩瓦解；而近現代，1945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之死，也被認為對後來美國對華政策、中國歷史走向、美蘇關系、遠東局勢，產生了重大影響；2010年，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帶領一眾軍政高官乘飛機參加“卡廷事件”紀念儀式，途中飛機墜機，數十名政府部長、國會議員、軍隊將領遇難，對波蘭政壇產生了強烈沖擊。

     根據這些慘痛或震撼的歷史教訓，民主中國必須保證政權的生存、權力相繼的穩定、政治傳承的連續，避免發生因暴力襲擊或意外災禍導致“人亡政息”乃至政權覆亡的悲劇。保衛民主中國政治核心成員（總統、國會議員、內閣總理和部長）的存活（或發生意外後有後繼者），就是保衛民主政權，就是保衛國家利益和人民幸福。保衛政治核心成員的安全，也是杜絕政治暴力的手段。對於政治核心成員的罷免，只能采取正當的、非暴力的手段，而不能變成如中東、南亞、非洲那樣依靠暴力如政變和暗殺進行政權更叠。

    因此，我才設計了前述的那些對總統等人遇刺的應急預案，以及對國家機構的“備份”安排。生存是第一位的，一切發展都要建立在生存的前提下。我們當然不應為政權生存而不惜一切代價，但是也不應該輕忽政治核心成員被害或被控制對國家的極大沖擊、對中國民主事業的破壞、對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危害。妥善安排好政治核心成員繼承者，確保權力在緊急狀態下也能有序交接，讓民主中國的國家機器在絕境中也能保持運轉，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也才有所依靠，民族才能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屹立永存。否則，在暴力或意外的毀滅性打擊下，民主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再精妙、實際運轉起來再順利、人民生活再幸福，都會迅速灰飛煙滅，曾經的美好就像被巨石砸中後的瓷器碎片那樣，成為悲劇的注腳。

政治制度與社會福利

在整體上，民主中國中央和地方各國家機構，應在立法、行政、司法、人事、軍事、治安、科技、教育、醫療、就業、住房、養老、交通、財政、金融、文化等各領域，以強大國家、伸張民權、改善民生為基本目的，以人道、平等、高效、進步為原則，輔以現代信息技術和未來科技，建立現代化科學化的治理體系並穩定運轉，實現全體國民的安寧與富足。

  以上這些所有措施，顯然都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權力、中央集權，才能夠實現。如果過於限制政權和中央的權力，只將改善民生、啟蒙大眾、弱勢群體維權、打擊犯罪等，寄托於公民自發自力的自我組織，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那樣也是受益不均的。人民大眾尤其弱勢群體條件和能力有限，很難憑借自身力量組織動員，倒容易被惡勢力利用收編。邊遠地區和貧困階層的民眾，也難以自主的獲取與大城市精英相近數量質量的知識和信息，在受教育程度和話語權上完全無力與後者抗衡。因此，只有國家權力的下滲扶助，才能讓公民社會得到呵護、從幼小到壯大；也只有在國家權力和資源的普惠之下，全國各地各階層各身份的人群，才能相對均一的享受到相關的政策紅利與資源供給，尤其讓弱勢群體可以相對突破自身劣勢條件約束，實現全民的富足與安寧。

  其他許多國家的革新和進步，往往也都是依靠的國家強權，例如日本明治維新，在天皇的權威和高效的立憲體制下，大力發展教育、學習西方文化、集中資源推動工業化，短短數十年就讓日本實現文明開化，工業化水平、國民受教育水平追上了發展數百年的歐洲。二戰後日本的經濟騰飛，以及全國國民相對平等的享受到經濟發展成果，同樣有賴於日本中央集權的體制和全國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形態。而1930年代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行“新政”促進就業和經濟平等、1970年代又一總統約翰遜啟動“偉大社會”計劃，全面改善醫療、教育、交通、城鄉建設，二者都取得了極大成功，也都是憑借聯邦政府的強大權力和充分資源實現的。而韓國的樸正熙政權、新加坡的李光耀政權同樣利用國家權力推動了本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把韓國、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當成自由放任政策的功勞，但其實韓國和新加坡經濟高速發展期恰恰是實行強調國家幹預和重點扶植的“統制經濟”模式（當然基礎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文化教育事業也在國家強制力和巨量資源的挹注下成就斐然，迅速改變了國家貧困落後的面貌，讓國家一躍成為世界強國，民生也得到極大改善。民主中國完全可以效仿日美韓新，讓飽經苦難、麻木沈淪的人民早日普遍得到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幸福。

  有人可能會質疑，我所設計的民主中國漢族聚居區的制度，過於中央集權，不利於地方自治自主，可能導致全國性的專制獨裁。

這樣的擔心是情有可原的，但其實是不必要的。我前面講述了中共中國中央集權的危害，但我設計的民主中國中央集權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上的，各級政府和官員的權力是自下而上授予，而非自上而下“賜予”。這就決定了他們服務對象是人民大眾而非領導、上級、國家元首。在民主中國，總統/各地行政首長、國會/各級議會均由普選產生，司法也有很強獨立性，權力由人民授予並分立於多方，中央權力本身就是多機構的眾多人士共掌，而非古代君主制和現代極權統治那樣的一人獨裁。民主中國中央集權下的決策，是全國人民公共意志的體現，並於憲法和法律框架內實行，足以避免惡政和獨裁。此外，國家各權力機構還要受在野政黨、公民組織、新聞媒體等方面的制約與監督。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集權就不會變成專制極權，權力尋租與濫用職權也會被抑制，從總統到普通公務員都不能為所欲為。發生在中共中國的各種集權悲劇，例如最近幾年為對抗新冠疫情而實施的嚴厲封城隔離措施及衍生的種種殘酷行徑，在民主中國的民主集權體制下絕不會發生。

中央集權有好的集權，也有壞的集權。我主張的是民主法治的、進步主義的、扶助弱勢的集權，通過中央集權改善落後地區處境、打擊地方舊勢力和各行各業利益集團並翦滅惡勢力、幫助各地各階層的弱勢群體，以縮小全國各地經濟文化發展差距、消除（或起碼減少）各階層各行業內部及之間的不公不義，實現人與人之間權利、物質、尊嚴的真正平等。如果過多放權給地方，不僅無法實現以上目的，還會導致各地權貴和“地頭蛇”橫行無忌（即分權和自治恰恰會加劇權力尋租和腐敗泛濫，因為缺乏監督和約束，公民“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同時，官員和黑惡勢力也可利用之為所欲為），各區域間貧富差距拉大、弱勢群體被邊緣化和欺淩剝削等種種問題，有害於民權民生及國家利益。





  民主中國的中央集權，的確會對各地方、各階層、各領域進行管理與約束，但具體約束對象、管制標準，以及具體的執行，都會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設置和進行，並受到各方制約和監督。中央集權管理與約束的對象是為惡之人與損害他人權利自由的行為，是對群己權界的區分，是對相對叢林化社會的矯正、是對人際不公平的平抑。在人權方面，每個公民都享有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如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等，並可無條件獲取基礎性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保障。經濟方面，民主中國也將實行市場經濟，尊重私有財產和保護合法交易。中央集權還會對公民組織和公民運動進行扶植而非打壓，注重對公民的“培力（授人以漁）”而非直接幹預（授人以魚），有利於提高社會活力和伸張公民權利。因此，中央集權不會有損各地人民自由和經濟社會活力，反而保障了人民基本生存發展和社會公平、促進了人際和諧，為人們追求更加自由富足的生活提供了條件。

  除了管理，中央集權還要更多用於服務，通過各種積極的政策措施拓展民權、改善民生，例如派遣中樞機構的政治骨幹，幫助地方政府建立科學高效的社會治理機制、協助建設民間組織；調集發達地區教育工作者赴貧困落後地區開展公民教育；將只有國家層面才能研發出的各種科技及產品，無償或低價的普及於各地方……這些都是有百利無一害的事。

  何況，中央集權的同時，地方自治也是實實在在的。民主中國將有強大而有活力的公民社會，各種公民組織也會蓬勃發展。而以市縣為單位進行的地方自治，公民可以充分參與與切身利益、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各項事務，選舉罷免地方官員和議員，在一些事關重大的決策上可以參與區域公投同意或否決，享受直接民主的種種好處。對於中央政府，各地方的公民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產生影響，例如選舉總統和國會議員，以及參與全國性的政黨及公民組織，都可以參與全國政治、約束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決策和各具體機構的執行都需要人民授權，還受人民制約和監督。而新聞媒體與自媒體，也將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對政府（廣義政府，包括行政、議會、司法等各機構及人員）的管理與服務進行曝光和監督，進一步促使政府規範和公平施政。人民在民主體制下，不需要擔心中央集權有害於地方自治和公民權利。廢除戶籍壁壘後的中國各地居民都可自由行動，完全可以無礙的跨界溝通、聯合、結社、集體行動，弱化地方政府權力並不影響普通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反而避免了各地方各領域各單位具體的利益集團阻撓破壞人民的維權抗爭。即便中央真的被某些勢力把持而作惡，各地市縣也可以通過民主體制下成立的各種公民組織相互串聯，組成跨區域的政治力量共同反抗暴政。

還有，我主張的一系列推動平等、平權、社會福利的政策措施，會被人們認為類似於共產主義。我前面已經詳細講了具體內容，顯然與共產主義（起碼是列寧毛澤東那樣的“共產主義”）並不相同。這些政策是社會民主主義範疇的、連西方右翼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政黨都部分接受和實行的，是建立在民主、法治、和平非暴力、統籌兼顧等基礎和原則上的，不會對社會和公民造成毀損和傷害，更不會導致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極權暴政。相反，因為貧困和不平等是極端主義和暴力行為的溫床，所以我主張的政策措施恰恰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減少社會戾氣、提高人性底線，從根源上遏制極左和極右民粹極端勢力的崛起，避免人民被列寧、毛澤東、希特勒、裕仁那類人及其代表的勢力煽動和利用。

  有人會覺得過多過密的國家管理與服務、平權和社會福利政策，會有損自由。但其實，有了平等、平權、社會保障，人民尤其平民大眾才會有更多更真實的自由。自由雖然是人生來就應該享有的（應然），但並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擁有的（實然），而是建立在各種物質和非物質條件的基礎上的。對每個個人來說，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了知識和判斷力，對個人、所處環境、整個世界有了一定的認知和理解，對自身和世事有所探索和思考，才能積極有效的參與公民社會、運用法律與輿論維護權利，以及過好自己的人生；“無欲則剛”不是說人真的完全無欲無求，而是滿足了基本生存所需，就可以不依附他人而自主行事。例如有了醫療和住房保障，孩子的教育和老人養老也有社會托底，才能從容的按照本心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而非為生存疲於奔命、攀附權貴、受制於人，也不至於為私利徇私枉法、作奸犯科、狗茍蠅營；“有恒產者有恒心”，有了不需“內卷”就可擁有一定收入和空閒時間，才能免於不安全感的困擾、不必為名利而耗竭心力，才有條件使用四通八達的交通工具享受旅行的樂趣，在閒適的環境、平和的心境下釋放自然的天性，也能理性的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貧富差距縮小、治安改善、社會平等公正後，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和平等性，才可能在沒有恐懼（起碼不會恐懼的完全不敢言說）、沒有壓力（起碼不會壓力大到逆來順受）、不受幹擾（不被惡意的騷擾欺淩）下暢所欲言、做自己喜歡的事、自由的實現和發展自身的正當利益……

  反之，一個人如果得不到好的教育、沒有醫療住房保障、收入微薄、生活在貧富懸殊治安不良的環境，每天為基本生存和種種糾紛而焦頭爛額，即便生活在民主體制下，即便從法理上擁有各種權利和自由，又有什麽意識和能力去行使、有什麽條件去享受呢？如果一個人沒權沒錢甚至還有殘疾，在沒有特殊的保障和支援的情況下，日常遭受不公和壓榨，被種種熱暴力和冷暴力折磨，又如何和比自己有權力、人脈、金錢、體格、話語權等優勢的施暴者（如壞的上司、同僚、親屬）對抗呢（甚至連逃脫都不可能）？如果指望個人慈善和私人救助，那等於加劇人身依附，也會讓當事人惹上新的恩怨糾葛，等於“剛出虎口，又入狼窩”。沒有平等和福利保障，不僅難以實現自由，法治也會脫離平民。各種法律雖然名義上對待全體國民一視同仁，可覆雜的法律、繁瑣的程序、高昂的成本，足以讓知識、財力、人脈皆乏的平民大眾對法院望而卻步。這是我們要的法治嗎？民主中國應是全民的共和國，而不是精英階層獨享權利自由的國度。所以，必須要平權賦權、調節分配、托底民生、提高弱勢者地位和話語權，讓人民得到充分的物質和非物質供給、促進社會平等，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真實的法治。平等是自由的前提與保障，而非阻礙和破壞。

當然，對於權貴精英等上流階層及一部分知識分子而言，各種積極平等的政策，的確會一定程度抑制其自由。但第一，抑制的自由往往並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自由，而是禁制其違法犯罪、專橫跋扈、損人利己；其次，即便各種平權和稅收等削弱了其行使自由的能力，但這只是相對於其無約束狀態而言，如果和社會平均水平及弱勢群體擁有的實際自由度比較而言，這些人仍然擁有遠超平均和弱勢者的自由度，其僅僅會減少一些奢侈享樂，而作為公民的基礎性自由與權利不會受損。例如一個身家百億的企業主，稅收收取其40億收入，剩余的60億仍然足夠其盡情享樂，作為公民的各種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權利和自由，皆豐富優質而絕不短缺，也聘請得起身價昂貴的律師辦事維權。這樣的自由還不夠嗎？

何況，進步主義指導下的平等社會將給予個人更多自由。一方面，它將削弱家庭和宗族、學校和工作單位、宗教和教會等勢力對個人的壓制控制，另一方面，還會賦予個人更多權利自由，如實現性交易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保障個人在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情況下所有的自由。這比保守派主張的自由更加真實和全面。

民主中國的社會制度

  我認為，民主中國的政治制度，應該基於人民主權、科學理性、扶弱平權、折中調和、小域自治這五個原則和方向，進行設置、運轉、完善。

    民主中國第一要義當然是民主，政治制度設計必須保障權力由人民授予、受人民監督、被人民約束。所以，總統和各地行政長官、中央和地方“人民議會（下議院/眾議院）”必須由全民/當地居民普選產生，人民也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方式更換、罷免各級行政長官和議會議員。在議會成員組成和選舉設置上，盡可能包容不同意識形態、不同身份、不同黨派、不同立場的群體和個人，實現政治多元化與包容性。而立法（決策）、行政、司法的權力分立和制衡，行政權由總統和內閣分享，也避免了一黨一派乃至一人壟斷政治權力，確保民主憲政體制的存續。而基於市-縣、鄉-村兩個層級的自治，也讓人民可以直接參與民主、決定與自身息息相關的各項事務，讓民主更加切實。

    民主中國的治國理念，應建基於理性之上；而具體的政策措施，則應將科學融入其中。從恢宏壯麗的古羅馬古希臘文明勃興，到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歐洲政治革命（三大革命）的文明重光與開拓，再到科技革命下全球化與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從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秦漢開疆建制立法，到清末民初“自強求富”、“民主科學（德先生賽先生）”，再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科教興國”，無論古今中外，理性和科學都是文明建構、經濟發展、社會革新、民生改善的基礎與動力。而反智、迷信、非理性，就會造成如歐洲幾百年狂熱的宗教戰爭與中世紀那樣嚴酷的高壓專制，以及毛澤東時代工農業“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癲狂、對科學家的批判乃至科學本身的否定，還有當今中共政權在新冠防疫中的種種反科學反人道行徑，這些都對民權和自由造成了極大損害。

    而未來的中國與世界，是超工業化的、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必將更加依賴科學，也更需要理性主義穩舵護航。想要發展經濟、促進民生、保衛民主法治，都需要利用好科學技術，並在治國中務實、求真、理性，避免重蹈歷史上的各種反智災難。

    所以，我特意設置“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並賦予其巨大權力，以及在關於建設民主中國的各種具體政策建議中強調科學理性的重要。我在司法制度設計中對於大法官權力的限制，同樣是為避免反智和違背時代潮流的法律人士為所欲為。而我所設計的整個政治制度，也是基於理性主義的價值觀念和邏輯思維而建構的。

    民主中國，應是全體人民共有的中國，是平等博愛的中國，是人民大眾都能得其福祉的中國。如前所述，無論任何時代，人類都患不均、憂不安，各種醜惡與罪行，往往也都發端於不公與恐懼。而中共政權及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其最大罪惡皆是欺壓百姓、魚肉人民，而權貴則作威作福、享樂無極。而不公與恐懼的受害者也不止弱勢群體，在互害社會中即便既得利益者也會惶惶不安，害怕淪落下層和遭到反噬報覆。人與人之間充滿仇恨和不信任，暴力和謊言盛行，社會惡性循環，最終全民都會不同程度受害。

    而民主中國若想得到人民擁護，也必須要讓人民尤其平民大眾切切實實的感受到自己在民主進程中得到的好處。“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平民大眾是“民”的主體，也是民主政治的源泉與根基。如果民主中國的體制和法律只是少數精英的玩物，人民也不會再熱情參與政治，乃至被極端勢力煽惑，民主政體也不可能穩定運轉。

    更根本的，是“人人生而平等”，人的平等不僅限於人格、法理、權利領域，還要保障所獲物質與非物質（如所獲知識與信息的數量質量多樣性、所處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優劣與參差）的相對均等。對於因為生理和心理、外部條件等原因處於弱勢的，也應該以平權手段予以補償。只有這樣，“人人生而平等”才不是空話和虛幻，而是真切的現實。還有，人類社會本質也是叢林化的，人與人之間的各種沖突、壓迫、傷害普遍存在，這既是人與人權力、人脈、金錢、體格、知識不平等所致，也會加劇現實的不平等。只有通過法治和平權，包括強大的公權力和公共暴力機器，打擊各種違法犯罪和遏制各色不道德行為，人與人的平等與社會和諧才能得以實現、維持、拓展。

    所以，民主中國應該高度重視平等和安寧。我們要在堅持市場經濟、尊重私有財產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措施，如征收累進直接稅、教育資源均衡化、免費醫療、興建保障房、養老育兒社會化公共化，以保障基本民生、促進社會公平。而國家還要扶助勞工、農民、女性、殘疾人、LGBT人群等弱勢和少數群體的維權與抗爭，並提高其自組織能力。國家還要強化治安、促進司法公正，對國家權力和權貴精英多加約束和監督，尤其要打擊對弱勢群體的剝削欺壓，更要打擊利用弱勢者弱點的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正義，保障人民尤其弱勢群體免於恐懼。其他還有許多措施，在前面章節已有闡述。

    而我設計的“聯合院”中包含各少數/弱勢/特殊群體代表，即是出於增強弱勢群體代表性和話語權的目的。關於“人民議會”選舉制度、中央地方關系結構的設計，我也都將保護弱勢/少數群體的利益作為重要考量。在具體的政策建議中，我也將促進平等、幫助弱勢作為重點闡述。

    中國一些自由派人士往往對上述立場和建議不以為然。這顯然是其過於恐懼“左”的意識形態、深受保守右翼思想影響所致。可現實里，即便是歐洲的右翼、美國部分右翼，也都認可了基本社會保障和促進公平的重要性。即便民主中國不願走西歐北歐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那屬於保守右翼的新加坡的制度和政策是否應該接受呢？如建設“組屋”避免人民被商品房房價壓垮和成為“房奴”、公共化養老育兒，以及對涉及傷害弱勢群體的犯罪加碼重罰，是高度信奉自由市場與法治主義的李光耀-李顯龍政府的作為。還有我前面所述的撒切爾也提到“梯子與安全網”的必要性。如果民主中國連右翼保守的新加坡的社會保障與促進公平措施都不願意做，那這樣的民主中國還是人民的國家嗎？

    在全球化的現代文明社會，沒有人可以孤立存在。這個世界上一切人與一切人之間都有天然契約，每個人不僅要對家庭、親友負責，對同學、同事、同仁尊重友好，也要與陌生人、社會團體、國家、全人類同呼吸共命運。在享受現代文明下各種人權與保障的同時，也需要履行作為現代公民的義務，為他人、國家、世界做出貢獻。文明社會不是叢林與放任，而是團結互助的共同體。弱者需要扶助，強者需要抑制，人民應該互助，而民主中國的制度與法律，則應是平台與保障。這樣的國家，才值得仁人志士付出犧牲去建立、全體人民傾盡心力去捍衛。

    民主中國應是包容和諧的國度，而非政治惡鬥與利益沖突的角鬥場。中國的幾千年的政治史上，缺乏妥協共存的傳統，而多有勝者全得（敗者一無所有乃至家破人亡）的前例。而近現代也一樣，國共內戰的血腥、中共以激進手段推動公有制/集體化和工業化造成的災難、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的悲劇，都在告訴我們，政治立場與行為的排他性、極端化、暴力化，是中國遲遲難以實現民主、國民蒙受重大損害的重要原因。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衰敗、“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各國的紛亂乃至內戰，以及近年來美國兩黨政治的極化、國民的撕裂、國家的動蕩不安，也都反映了互不妥協、零和博弈的惡性政治鬥爭的危害。

   因此，民主中國無論從政治制度的設計，還是未來各種政策的醞釀和推行，都要堅持折中妥協、循序漸進的原則，調和不同機構、不同身份群體、不同意識形態的立場與矛盾，盡可能包容各方，共同參與政治、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我所設計的“半總統制”，在立法（決策）、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制衡的基礎上，又拆分行政權，並設計利於容納多個黨派共同參與政治的議會選舉制度和內閣推選方式，皆是出於促進民主中國政治的多元包容的目的。在中央地方關系上，我主張在漢族聚居區實行單一制，但在少數民族自治區和港澳台實行聯邦制和賦予較大自治權，也是出於團結各民族和特殊區域民眾的考慮。而在具體政策建議上，我也認為應該折中妥協。例如涉及到前中共政權的遺留問題、觸及舊的權貴集團利益時，不要“趕狗入窮巷”，而要像韓國、台灣地區那樣，給舊勢力一席之地，然後再逐步促進“轉型正義”。

    民主中國應充分保障人民的自治權利、促進公民社會的成長發育。自從秦代以來，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實行的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皇權至上+編戶齊民的體制，讓社會原子化，加之商鞅式馭民之術的加持，每個個體都成為政權奴役的對象、權貴予取予求的黔首、各種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的炮灰。但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和國家管制，也促進了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實現了國家整體的強盛與相對均衡的繁榮，還抵禦了外敵入侵、打擊了豪猾大族、維護了公共治安、發展了文教商工，並在救濟災民、興修大型工程等需要國家幹預和集中資源的事務上有著難以替代的作用。

   就像很多人指責漢武帝劉徹為征伐匈奴窮兵黷武、民不聊生，而如果沒有漢武雄圖下的“長城萬里遍烽煙”，那蔡文姬哀嘆的匈奴南下後“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就會早數百年出現在中原腹地。而後來“五胡亂華”、北朝混戰、女真蒙元多次南下，對中原、江淮、江南、川蜀、嶺南的殘酷破壞甚至不可逆的損害（如對本屬文明核心區、經濟文化最繁榮的中原和華北地區的摧殘，讓這兩地經濟、人文、民風迄今都沒能恢覆繁榮和人道，連全國平均水平都達不到），則更證明了漢地團結抵禦外侮的重要。同樣，隋煬帝楊廣興修運河，也是“至今千里賴通波”，即便有“水殿龍舟事”，也和大禹治水一樣利在千秋。當今許多國人對“宏大敘事”不是完全肯定就是完全否定。其實這都是錯誤的，一分為二對待才是合理的態度。而我在前面也談了“小國寡民”烏托邦的虛幻性和現實里小國之間相互沖突兼並的殘酷性，並舉了許多實例，說明國家的統一十分重要。

     所以，對民主中國而言，國家的統一（主要是漢地核心區的統一）和中央集權，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雖然統一和集權也會有些弊端，但是瑕不掩瑜。我們完全可以揚其長避其短，合理利用體制優勢並對集權弊害有所反思和改進。

    因此，民主中國一方面應該賦予並保護人民的自治權，另一方面又要發揮中央集權和強大政府的優勢。前述的我主張的在漢族聚居區弱化省權強化市縣權力、發展基於市縣兩級行政單位的地方自治，以及發展鄉村兩級的另一層自治，即是出於這樣的目的。這樣的自治可稱為“小域自治”。顧名思義，“小域”域內人口和面積規模小，所以人與人關系緊密、溝通交流便利，各種民權民生事務涉及切身利益，即便缺乏政治知識和意識形態熱情的民眾也能積極有效參與。所以，“小域”中的公民更易組織起來，更有熱情參與自治，對於切身事務也能更加有針對性的提出自身訴求和關切。“小域自治”下的民主和自治都非常真實可靠，還可以促成公民組織的形成發展與公民社會的發育壯大。而另一方面，“小域自治”也很難出現唐代“節度使”和民國軍閥割據的情形，也不會像南亞、東南亞、中東、非洲許多國家那樣各地方割據混戰、暴力泛濫，市縣的某些勢力再強大，也不至於挑戰中央權力，各種“地頭蛇”也很難一手遮天橫行無忌。如果一些地方發生惡性的侵害人權、倒行逆施、無法無天的行為和狀況，那就可以集全國之力殲滅惡徒、救民倒懸。

    民主中國的中央集權，是“小域自治”的助力而非枷鎖。一方面，中央應利用調配全國資源的能力、掌控全局情況的優勢，促進各貧困、落後、弱勢的區域的發展，包括幫助當地自治事業的建設、引入先進理念和人才、促使社會風氣與發達開放地區看齊等；另一方面，中央要成為地方遵紀守法公民和弱勢群體的保護神，對內打擊各種利益集團和強橫惡徒破壞人民利益和阻撓公民運動的行為，對外捍衛國家利益和安全，成為保衛中國各地方自治的屏障。國家和全民這個“大共同體”，應與各市縣鄉村及家庭學校單位等分別組成的“小共同體”，優勢互補、各展所長、共同壯大，以維護和發展國家利益與公民權利。還有，在推行中央政策和處理地方關系時，要一碗水端平，並基於人道、公正、進步、和諧的原則進行利益分配和處置糾紛，保護發達富裕之地同時適當扶助弱勢之地，並壓制損人利己的地域勢力。

    總之，我所設計的未來民主中國政治制度與政策建議，都圍繞著人民主權、科學理性、扶弱平權、折中調和、小域自治這五個原則和方向而思考建構。上述五個原則是宏觀（追求目的）理念，而我對於民主中國政治制度設計的微觀（具體運行）理念，則是本文開頭所述的充分代表性、公平合理性、運轉高效性、決策科學性、長期穩定性這五個原則。關於這五個微觀理念及其在政治制度設計中的體現，前面已有闡述，在此不再重覆。

    而我設計的民主中國政治制度的理念與具體內容的來源，既建立在我所了解的政治、歷史、國際關系的知識與相關信息的基礎上，也有我自己對相關知識和信息的選擇、糅合、加工；既有一些是他國和中國歷史上曾經實行或正在實行的制度政策，也有許多我的獨創、改良、再造。在設計中，我既強調理性與邏輯建構的重要性，但也會考慮到歷史經驗與現實國情，還包括一些感性認知基礎上的設想。相對而言，我更多借鑒了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歐陸模式的政治理念、制度架構、價值取向、歷史傳統，並在一些領域借用了新加坡、韓國的政策措施，也部分吸收了中國傳統政治的一些特性，汲取了中國近現代政治歷史經濟社會的各種經驗教訓。我的制度設計與政策構想，也非常強調整全性、系統性、細密性，盡可能考慮全局及方方面面，並關注與優化各方之間的聯系與互動。

    我的設計從理論和邏輯上並不算十全十美，而其若能投入實踐後影響如何，我就更難以準確預料。任何制度在真正實行之前，各種構思和期望都是假想，現實往往與理想頗有距離。例如對中華民國的政治設計，孫中山、黃興、梁啟超、章太炎、楊度等先行者皆有籌劃，但現實卻非常不盡人意。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陳獨秀等人曾對“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政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社會形態有美好的設想，可後來蘇聯、中國、東歐的各“社會主義政權”的實際政治經濟運作與之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悖。還有從形式上幾乎完全效仿美國政治制度的非洲國家利比里亞、部分效仿美國制度的菲律賓，不僅沒有覆制美國三權分立式民主政治的成功，其政治的專制與官員的腐敗反而甚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說明了政治制度往往也是“橘生淮北則為枳”，簡單照搬很難覆制他國的成功。而被作為世界民主燈塔和標桿的美國自身，其一些政治制度的弊端在近年來也越發明顯，並多次造成不良後果，說明了曾經先進的制度如不與時俱進，反而成了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權拓展的沈重枷鎖。

    以上這些政治制度失敗例子，其失敗都與覆雜嚴酷的政治環境、爾虞我詐的勢力競爭、相對差劣的國民素養、滄海桑田的時代變遷、雲詭波譎的國際形勢有關。在殘酷而多變的現實面前，各種精妙的設計、美好的期望，經常會化作失敗的泡影殘夢，成為供人譏刺的談資笑料。因此，不能指望依靠某種制度就能實現民主、鞏固民主，更不能把某種制度當成不可更易的諭言教條。

   對中國而言，主要還是要如何去實現民主化，實現之後政治設計才有意義。而即便實現民主，制度設計也只是鞏固民主的一個方面，甚至在很長時間內將是非常次要的方面。各政治勢力的作為、人民大眾的素養、軍人集團的態度、國際社會的立場、一些關鍵政治人物的決定，乃至一些意外事件和機緣巧合，在轉型期和民主初創期都比政治制度和憲法法律更加能決定民主的存亡、方向、質量。只有到了民主穩定和成熟期，政治制度本身的結構與特性才能起到重要的乃至決定性的作用，早前的政治制度設計的價值（及缺陷）才能顯現。

    （需要補充一點，我雖然在制度設計中充分考慮到了人性之惡、社會覆雜、國際局勢嚴峻的現實，設想了各種可能的政治悲劇乃至諸多極端情況，盡可能通過覆雜的程式和細密的規則避免發生專制、暴力、陰謀、分贓等禍亂與醜惡，但也不能完全杜絕禍亂與醜惡的發生。如果從精英到庶民、從國內人士到境外力量（尤其非常關鍵的政治核心人物和軍人勢力）一定要為私利等原因作惡，那無論怎樣的設計都無法完全避免。沒有任何制度完全沒有漏洞、沒有哪種制度不會被扭曲、沒有什麽制度能夠在缺乏外部有利條件情況下抵禦住破壞和以惡為目的的利用。

    而中國經歷中共幾十年專制獨裁，文化衰微、道德墮落、人心敗壞，各種弊政和麻煩積重難返。民主化也已耽誤百年，積累的歷史欠賬和公民參與民主經驗的缺失，不可能在短期補回。歐美的民主進程經歷數百年才日臻完善（即便如此也面臨各種挑戰），大多數發展中民主國家也已進行了數十年民主政治的調適，而中國在清末和民國有限的民主實驗早已毀損，未來必須從零開始且要克服專制遺留的障礙。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下，即便再好的制度，實際運行起來也很難有優良成效，民主法治在相當長時間內都會是低質和虛浮的，不公不義仍然會普遍發生。這幾乎是必然的，也是無奈的）

    而中國實現民主化、建立民主體制後，制度、法律、政策也需根據現實情況與時代變化而及時調整。當然，各種政治制度不能隨意改易導致國體不穩政治動蕩，但也不能拘泥因循、一成不變。在民主中國的基本政治框架確立後，具體的制度和法律是應該根據那時的情況有所調整、不斷修正的。

    關於本文和我個人，我才疏學淺，且缺乏系統性政治學教育，更沒有政治實踐，因此本文多有粗疏淺陋之處，還請諸位評委和讀者不吝批評指正。文中還有部分內容有一定的個人情感和偏見，我已做了一些修正，但可能還有殘留，但因與上下文有關，不便直接刪除，還請諒解。

    我希望我所書寫的這篇關於民主中國的制度設計文章，能夠對中國的民主事業有所助益。現今中國的當務之急，還是如何去實現民主化，而非民主化之後怎麽辦。只有有了實現民主的前提，基於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才能付諸實踐。

中國社會的群眾運動

這兩日中國的權利運動，起碼到如今，當然是值得同情、理解、讚譽的，因為它是人民在權利自由受損、生計艱難、社會不公下的吶喊與反抗，象征著中國人民的奮起，代表著普羅大眾的呼聲。他們的訴求也是正當的、必要的，應該得到實現的。而運動的性質，是明顯的愛國民主運動，不應被潑污與責難。 但我們也要注意運動的激進化暴力化傾向，以及走向歧途的可能。再進一步，就可能發生相對缺乏必要性和正向價值的暴力。
      

    11月26日夜至今，以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抗議活動為主焦點，南京、武漢、成都、北京、廣州等中國諸多城市均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包括南京傳媒學院、清華大學、四川大學等至少數十所高校也發生了集體抗爭。這些遊行和抗爭的口號，既有反對“動態清零”原則下高強度封城隔離政策的內容，更有呼喚中國民主、追求社會自由、伸張公民權利的聲音。迄今，全國大多數城市和高校皆發生了集體性權利運動，至少數百萬人參與，且已爆發激烈的警民沖突。

    這次中國全國範圍權利運動的發生，既頗令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說是意外，是因為中國有著剛性的政治制度與政黨制度，還有著嚴密的社會控制能力，政治反對力量和公民社會幾乎不存在，按說很難形成如此規模的反政策反體制的運動。

    但如果看到最近幾年中國的狀況，就明白如此的抗爭其實是遲早會發生的必然結果。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至今，中國在全國各地推行了各種極端化的防疫政策，包括高強度封城與隔離，乃至將人們鎖在家中，經濟和生活基本停滯，包括民生的基礎內容教育系統和醫療系統也無法正常運轉。在這樣的情形下，國民不僅喪失自由與權利，一部分人連收入都失去、生計無法維持。這些措施和影響，還極大的傷害了中國國民的精神領域，造成了普遍和嚴重的心理創傷。

    而更深層的問題是，最近數年的中國，社會環境日益嚴酷，政治上的非民主傾向越發明顯，權力高度集中，法治在形式上傾向完善同時內質卻愈發腐爛；經濟上改革停滯，市場活力下降，國民實際收入降低，階層固化已難以撼動，分配不公程度更是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根據“基尼系數”等數據和信息）；輿論方面一方面控制嚴密、禁忌眾多，主流媒體噤若寒蟬、自媒體紛紛的禁言封號，另一方面卻放任對同階層及更弱勢者的歧視乃至貶損與仇恨言論，對各種謠言與陰謀論也不予打擊，輿論環境極度惡劣；在對外方面有重新閉關自守之勢，對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文明明確表達拒斥之態，對外關系經常前倨後恭、先硬後軟，經常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

   在這樣的情勢下，尤其國人連基本生計都難以維持，人民自然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即便高壓控制再嚴密強橫，人民也不再畏懼。相反，由於此前的高壓和過分的侵犯，人民的反彈更為劇烈和無所顧忌。正是對這種高壓的“反彈”，讓善於忍耐的中國人民，在最近兩天爆發出令中國官方、各路政治觀察家、全世界，乃至其自身都無法想象的勇氣，並在幾乎毫無全局組織力量情況下，利用互聯網和“翻墻”技術等手段，以及更本質的共同受難，使得人們心靈相通、默契配合，自發的形成聯動、自覺的集體行動和互助，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抗“清零”政策、呼喚自由民主的權利運動。

    這兩日中國的權利運動，起碼到如今，當然是值得同情、理解、讚譽的，因為它是人民在權利自由受損、生計艱難、社會不公下的吶喊與反抗，象征著中國人民的奮起，代表著普羅大眾的呼聲。他們的訴求也是正當的、必要的，應該得到實現的。而運動的性質，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都是明顯的愛國民主運動，不應被潑污與責難。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運動的激進化暴力化傾向，以及走向歧途的可能。本次運動迄今整體是和平的，即便有暴力，也是暴力機構的壓迫和首先暴力引起的反彈。但如今再進一步，就可能發生相對缺乏必要性和正向價值的暴力。

    2019-2020年發生在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即是前車之鑒。本來，提出不讚同修改《逃犯條例》的意見，以及對香港地區權利自由收緊趨勢表達不滿，是合理正當的。但是隨著抗議中少數暴力分子破壞公私財務、毆打他人的行為愈演愈烈，以及警察執法中的過度暴力，讓整個運動都暴力化，且導致對立雙方陣營大量未參與暴力者及第三方無辜者受害。

   而運動的訴求從反修例、“五大訴求”，起碼在一部分參與者中，逐漸變成揚舉香港本土主義/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仇視全體（或大部分）大陸人、鼓吹“香港獨立”、讚揚殖民主義等的立場和訴求。這導致了暴力的惡性循環、大陸與香港人整體的對立、香港人內部的撕裂，讓運動的光環蒙塵乃至變得醜陋。

    最終，在多種原因影響下，反修例運動結束，而以上這些極端和走入歧途的言行，顯然是失敗的一個重大而關鍵的原因。最終，其各種訴求不僅未能實現，香港的各種自由及公民權利也更不容樂觀。

   這樣的“前車之鑒”，足以為本次中國大陸的抗議運動的“後事之師”。高壓下的激烈反彈情有可原，精致利己和麻木的人民也需要激進的活力，昏沈的社會更需要進步運動的沖擊。但“過猶不及”，如果集體和個人在沖突中失控，就很容易超出必要的界限，在程度上極端，在方向上走上歧路。這也會讓官方更有理由和手段制壓運動，最終讓運動以失敗收場。若論暴力和險惡，那官方的暴力能力和滋擾破壞技巧都遠在民眾之上。

   而且，一旦大規模暴力的閘門打開，各種醜惡都會湧出，謊言、背信、陷阱、騷擾、酷刑、家破人亡，都會到處出現。在人處於激烈沖突、高度恐懼狀態下，就會喪失理智和良知，不計後果不擇手段，然後雙方惡性循環。如果兩敗俱傷或官方勝利，民眾悲慘自不必說。即便民眾勝利，經過仇恨和暴力及各種醜惡洗禮的國人，有多大可能建設一個和諧美好的國度呢？而在沖突中受傷害的雙方人士（尤其失敗一方），其背負的身心創傷、對人生和家庭的負面影響，將持續很久，甚至終身受到困擾。

   因此，理性、有節、據理力爭，既有激情又能冷靜，才能最大限度爭取權利自由。中國人民有著樸素的正義感、堅韌而務實的品質、深諳“中庸之道”的運用，應不負期望。

    但根本上，平息動蕩、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苛求人民的克制，而是要官方的改變。“動態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對經濟民生、自由人權的損害，已遠超防疫的價值，早已應停止。中國應改用類似於日韓台新等地的政策，適當約束國民不進行不必要聚集，但日常工作生活皆不受影響，教育醫療更要如常。

   而更根本的，中國應該重新的、實際的回到“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去。在經濟上，應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尊重合法所得，保持經濟活力。而分配和社會保障問題，更要極度重視和做出重大改變，縮小貧富差距，以收入分配公平促進社會公平和國民平等，並逐步實現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保障的普惠化和均等化。

   而政治改革也需重啟。無論是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公民教育的推行、公民自組織的發育，都不能再處於“凍結”狀態，反而要重啟和加快進行，彌補歷史欠賬，強化民權約束公權，並保障司法獨立、透明、公正，將中國建設為一個基於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在輿論方面，所做的應與現在恰恰相反。一方面，應廣開言路，尤其促進主流媒體的批判性報道、保障專業人士的自主客觀評析，並在藝術和學術上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另一方面，對於各種對弱勢群體的貶斥乃至仇恨（但不包括對壓迫者的憤怒）、加劇社會不必要撕裂的言論（但不包括對事實的陳述），以及各種謠言、誹謗、假新聞，侵害民眾權利和隱私的行徑，應堅決打擊，包括判處相關人士實刑等方式震懾犯罪。

    而在對外方面，應破除一切不必要的壁壘，繼續擁抱世界，促進中國與世界的融合，讓中國因世界而繁榮，世界也因中國而受益。無論經貿、技術、思想文化、傳媒的交流，還是人際往來，中國官方都應積極促成而非阻礙。

   而對外關系上，則應以理行事，遵守國際法和各憲章與公約，並將中國國家利益與世界共同利益相結合。對涉外糾紛及國際爭端的對待，應兼顧是非、道義、實力，而非助長孤立化和叢林化的逆流，也不應撿起已被以前的“列強”所拋棄的陳規舊物，而是順應時代潮流。在國際上的理直氣壯，也可理順本國事務的是非曲直，實現內政與外務的和諧一致。

   當然，做到這些並不容易，既得利益者和持頑固價值觀者更不願意如此行事。但從理性上，這樣做對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內的各方，都是最好選擇。如各方皆堅持己見，尤其擁有權力的一方拒絕妥協，那只會制造更多的動蕩與沖突，為未來更大的禍亂埋下禍根。即便本次抗爭被軟硬兼施的平息，未來也必將有更多後繼者發起一次次權利運動。而那些“始作俑者”，也不可能江山永固，自身惶恐不安，身後和親族也難安寧。而中國國家和全體人民，都將繼續在歷史的惡性循環中痛苦掙紮。

   因此，各方需拿出勇氣、敢於犧牲、運用智慧、善於溝通、願做妥協、持久堅定，從速結束直接困境即疫情防控災難的同時，對更深層次的改變則從長計議，但又持之以恒，並在解決各種爭議問題中兼顧各方的得失與關切，讓中國得以從痛苦和困境中重生，實現基於人道、民主、理性、包容的民族覆興。

中共權貴與轉型正義

關於如今從最高領導人到基層軍警特憲公的親屬子女兒孫，我當然不讚同去以暴制暴對待他們，這些人尤其其中高幹子弟當然也有國安人員嚴密保護。

但是，他們也應該明白，他們就是依靠他們老子才雞犬升天的，而且他們老子對受難者親屬可是株連迫害的，從建國就是了。

所以應該有點良心，多贖罪，起碼別助惡。

所謂“禍不及家人”，是指家人沒有參與惡、沒有享受到作惡所得。第一條暫時放下，第二條幾乎所有高幹子弟和體制內子女兒孫，都免不過去。除了一些默默為民主和人權做事、將功贖罪的，其他的有無辜嗎？

他們不僅享受民脂民膏，還享有整個國家機器的保護和服務，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都如此，“國”是他們家的“國”，公務員乃至軍警特憲都是他們的奴仆和家丁。

像民國的精英子女、沙俄貴族青年，雖然也是既得利益者，但人家起碼普遍參與了社會進步運動，無論對外抗擊侵略，還是對內促進思想啟蒙社會改革，都做了不少事。而且他們素質都不錯，有些被迫害時也還保持紳士淑女的風度，其他差一些的也沒完全失態、害人。

當年你們老子說這些人行為是“資產階級虛偽的慈善”，可是現在你們好像連這些虛偽的事都不肯幹呢（除了少數人）。這比晚清八旗子弟還惡心點呢（那幫人好像還是考察了憲政之類的）。至於品德和風度，得勢時囂張跋扈、為所欲為、驕奢淫逸，失勢後四處發泄、打架鬥毆、欺淩女性，建國以來二代N代崽子們都這個德性。

體制內權貴子女有幾個不是周劼這樣的？這都公開說出來並以之為榮了。

這些人如果還是頑固不化，無論思想上的保守，還是對既得利益的維護，那就和他們老子們沒有區別，其他人也沒有必要把那些當權者和他們子女區別開。

這些人享受著西方的自由民主、學術環境、物質繁榮，卻用來維護其非法既得利益和扭曲的價值觀念，還侮辱謾罵攻擊誹謗人權人士。

我不讚同特朗普蓬佩奧那套中美精英勾兌陰謀論，但是中共人士包括既得利益階層留學生，的確在西方國家做著危害普世價值的事，而且不受懲罰，囂張無恥。

即便是高校，即便是美國的高校，里邊也有各種鬥爭和排擠。我當年在中學就是差不多遭遇類似的事，如果在大學也免不了有這樣的事。

中國留學生基本都是既得利益者，這些人一方面在歐美享受民主和人權，卻又敵視為中國民主和人權奮鬥者。趙思樂女士為中國女權和人權工作付出了許多，卻反而被排擠針對。

這些罵香港示威者“窮逼”的，最近也被防疫鐵拳了，加上不滿習的人太多，所以才勉強出來一起抗議，或者保持沈默。

如果防疫政策改變，這些人估計又變成貶斥中國人權人士、捍衛體制的東西了吧。

這些臟東西還是早點做點好事洗洗自己，不可能千秋萬代的，為後代的後代著想一下吧。

中國人尤其權貴既得利益者，非常崇尚暴力，且不僅崇尚直接暴力，也非常喜歡整人、威脅、制造恐懼和壓力。他們覺得這樣可以讓中國老百姓屈服。

這的確可以讓人暫時屈服，但是種下了更多仇恨，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罪惡。壓抑越久，反彈越強；壓迫越深，報覆越重。除非他們覺得能千秋萬代。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保護他們的軍警特憲也是為了利益、受體制所迫，一旦體制崩塌，拋棄也是迅速的，出賣也是不猶豫的。看看薩達姆、卡紮菲的家人，乃至樸槿惠在樸正熙死後的遭遇，呵呵。

越拖利息越多，呵呵。

晚清放過了那些罪惡累累的八旗子弟，給了後人一個很不好的示範。寬容是必要的，但是起碼要厘清事實、真誠認罪和改過、補償受害者、做出定論記入歷史、促成轉型正義。

否則，這些人只覺得當年不夠狠，手段太少，然後和新一批崽子們勾結，卷土重來，將滿清統治手段和模式進行了再造和深加工，黃旗的大清變成紅旗的中共，拿幾百年前的東西繼續禍害億萬中國人民。

下次不會這樣了（當然他們可以想盡辦法讓國人沒有下次）。

我說這些話，當然也做好了各種準備。別說國安之類，隨便找一些黑幫流氓，就能了解我現在各種生活信息包括住址和活動軌跡。我也早有這樣準備。

前面一些年好幾次都差點被惡人弄死或者終身監禁，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人固有一死，為革命和人民，重於泰山。

每個人，都不要死的無價值，要尋找和獲得價值。

中國社會的防疫亂象

現在（二零二一年）中國疫情大爆發最大的危機，不是這一輪爆發本身，而是在這種缺乏疫苗接種、大規模爆發、衛生系統崩潰下，會不會出現新的、危害更大的變異毒株。



一般而言，病毒越變異，相對此前的毒性越輕、致死率越低。但是也並不一定如此。而且即便變輕，也有程度差別。如果出現奧米克戎之後新的毒株且成為主流毒株，毒性、重癥率、致死率沒有明顯降低，但傳播速度更快、對抗疫苗及人體自然免疫功能的能力越強，那疫情將長期持續、反覆感染人類，並且不斷制造死亡。



根據此前德爾塔病毒出現在印度、奧米克戎首先爆發於南非的先例，說明新的變異毒株很可能出現在醫療衛生條件差、防疫不力、處於“躺平”和缺乏疫病監控機制的落後國家。



中國本來不屬這類，相反有相對完善防疫體系。但是最近幾年防疫亂象，以及最近兩周疫情大爆發下各方束手無策的狀態，還有信息高度不透明、拒絕和國際社會共享完整數據問題的“加持”，中國很可能出現新的“來者不善”的變異毒株，且將傳往世界。“養蠱”其實也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惡劣環境下產生可怕病毒可能性的確高一些。



這才是最大危險。如果只是奧米克戎為終點，即便感染造成數百萬人死亡，也終會過去。但是如果有新毒株且致死率哪怕有奧米克戎一半，而且能再次感染已染過此前毒株的人體，那疫情及造成的次生傷害，將長期持續。短則三五年，多則更久，中國和世界將繼續籠罩在新冠的陰霾下，老弱病殘將日夜處在死亡的邊緣，且必然有一定比例人口“超額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