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工會文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極權中國的人口販賣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江蘇八孩母親事件揭露系統性拐賣問題

1月28日在抖音上發布的短視頻中，一個被媒體稱為“小花梅”的中年婦女，在江蘇豐縣某村子里被鐵煉鎖在冰冷的棚子里。雖然視頻很快就被審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發展比香港的警匪片還要曲折離奇。當地政府官員多次掩蓋事實、撇清責任，但紙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暴行還是引發了眾怒。

對於事件的無數評論當中，很多人都說道“如果今天，我們不為她們奔走疾呼，明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被鐵鏈鎖著的瘋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國的一個公開秘密：拐賣婦女和兒童在農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嚴重問題創造了拐賣婦女的市場。

性別選擇流產

由於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1980年以後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萬。這一政策最終在2016年被廢除。傳統上重男輕女，是因為他們能夠“傳宗接代”。新加坡國立大學2019年對全球人口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過去50年中，性別選擇導致至少2300萬女孩被墮胎，其中超過一半在中國（達51%）。

全國各地貧困農村的年輕婦女（通常年齡介於14-30歲）被綁架、轉運、販賣、強奸、毆打，被迫生育和“被結婚”的困境，也凸顯了中國婦女的弱勢地位。總體而言，父權制、性別歧視和偏見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被威權統治和資本主義政策所強化。

而小花梅視頻的原意似乎不是為了揭發罪行；視頻重點是通過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貧困鄉村獨自撫養八個孩子的艱難經歷，來籌集慈善捐款。鏡頭只是偶然掃到了這名被鎖的女子，順帶介紹了她患有精神障礙，並且有暴力傾向。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這段視頻“順帶”提到的內容就成為了中國社交媒體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話題，民憤洶湧，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會。網民要求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並質疑政府、警察和社會服務部門究竟做了什麽。

豐縣及其上級行政區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隨後的三周內發表了四次通告，試圖平息公眾的強烈不滿，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誤導大眾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認存在拐賣，還將丈夫描述為“模範樣板”。第四次通告則終於承認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並聲稱丈夫和其他幾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個孩子

網民質疑一個女人怎麽可能生八個孩子，因為即使在今天已經松綁了的三胎政策下，這也是違法的。最終浮出水面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地方當局、公安機關、計生機構、頒發結婚證的鎮民政部門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時，都是同謀。

“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罪犯為她購買了新的身份，使她的親屬或反拐人士難以追查到她。這在人口販運案件中實屬普遍，且當中不可能沒有官方勾結。在群眾大規模的“盤問”之下，當地政府掩蓋事實的企圖被一波又一波的網絡質疑摧毀了，一個又一個謊言被揭開。獨立調查記者冒著遭遇嚴重後果的風險，深入挖掘，找到了與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結婚證等文件。兩名女權分子從外 地 前往徐州，試圖解救已被轉移到醫院、並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小花梅”。兩人說道：“世界沒有拋棄你。妹妹們來了！”隨後她們被逮捕，並驅逐出豐縣。

媒體現在報道說，“小花梅”出生在雲南。官方聲明中公布了她來到2000多公里外的豐縣的時間線，但隨即也遭到了網民的質疑。最終，到2月下旬，江蘇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當局發表了一份“最終”聲明，稱“小花梅”於1998年在家鄉被綁架，至少3次被拐賣、逼婚，宣布豐縣的17名地方官員因瀆職和失職受到了處罰，縣委書記婁海與縣長鄭春偉被免職。

“穩定”壓倒一切

然而，DNA測試並不能證實“小花梅”是一名從雲南被綁架來的官方說法。對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說法在互聯網上浮出水面，群眾依舊不信任官方聲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權會盡力消滅對“穩定”的威脅，而不是盡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月4日，全國兩會開始，江蘇省領導下令撲滅輿論。

為了化解民憤，政府會挑一些犯錯的中共官員和地方部門進行懲罰；但最嚴厲的懲罰將是用來針對吹哨人、社運人士、記者，因為他們的調查會揭露真正的醜聞。2月21日，豐縣該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鎖了起來。

正如許多網友所發現，豐縣的這個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買賣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著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這種行為是非法的，但官方對此掙只眼閉只眼。徐州歷來是一個主要的人口拐賣樞紐。據財新報道，“從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婦女被拐賣到該市轄區”。如今，盡管警方定期進行打擊，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賣案件報告。

根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拐賣案件的受害者通常從貧窮的西南省份被賣到性別失衡較嚴重的較富裕省份，例如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樣，為兒子買“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當局，以及在農村仍然強大的傳統氏族的保護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師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表示：“就連執法人員的一些親友也有買老婆。”

該報還援引一位前檢察官的話稱，“村民沒有法律意識，普遍認為買老婆很正常。”他說，試圖逃跑的女性通常會遭到毆打。

自1997年以來，買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們普遍批評法律過於寬松，許多地方當局顯然也參與了這些犯罪活動。這種可怕的婦女交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農村的“落後”。資本主義覆辟首當其沖影響到了中國的農村，包括大多數年輕女性在內的大量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導致他們的家庭長期分離。據估計，現在有足足六千萬留守兒童幾乎從未見過父母。

戶口制度

僵化的戶口制度在法律上將城鄉隔離為“兩個中國”，則是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根源。一般來說，年輕的農村婦女會尋找擁有城市戶口的丈夫來逃離鄉村。結果在一些村莊，年輕男女的性別比例達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過迫害女權主義、打壓一切爭取權利的婦女組織，當局還推行加劇人口危機和強化性別歧視態度的資本主義惡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無對策。中國的拐賣生意之所以在事實上合法化，不僅因為它產生了巨額利潤，還因為它被政府視為緩解嚴重的性別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制度，消除階級和性別壓迫，克服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習近平政權所提出的臨時民粹打拐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

“販賣熊貓判十年，拐賣女人判三年……”

來自ISA台灣的Andrea，於3月6日在ISA組織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國際集會上發表講話，她是這樣說的：

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根除女權主義，他們嚴厲打擊女權主義思想，封殺女權網頁。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卻在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強力鎮壓，說女權主義是“反華的”，是美國在中國制造問題的一項陰謀。

LGBTQ也受到打壓。中共官員說，同性戀是西方產物。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美國電視情景喜劇《老友記》也慘遭閹割。例如，其中一個主角的孩子的母親是女同性戀，但是在中文版里沒有提到，因為中國不能在電視上播放LGBTQ的內容。

今年2月，中國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來最大的政治醜聞。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名婦女脖子上套著鎖鏈，被關在豐縣一個冰冷骯臟的棚屋里。她生了八個孩子，並因為“精神病”被鎖起來。

在2月1日，在被審查屏蔽之前，這段戴鎖鏈女子的抖音視頻被觀看了超過30億次。數周以來，這個案件的熱度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網上關於本案的帖子數量是奧運會的十倍。有女性試圖前去營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攔住，一些人被捕。這起案件激起了民眾對政府掩蓋真相的憤怒。

販賣“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國拐賣婦女問題。女子被綁架，被賣給男人來做 “妻子”，被強奸並生下孩子。這個被鎖起來的女人就有八個孩子，而這在中國是違法的。這證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結。在許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參與了這種非法的婦女交易。根據中國法律，販賣熊貓可判十年，拐賣女人則只判三年。

在中國，男性比女性多3000萬。由於女性人數較少，拐賣案便增加了。36年來，中共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極高度限制了婦女的生育權。在此期間，性別歧視的父權結構和觀念的壓力造成了重男輕女。

這也關系到中國殘酷的資本主義覆辟。中國的社會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資金支持而遭到破壞，而資本主義經濟賦予男嬰更高的地位：男性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財產權利。在中國，700萬次性別選擇性墮胎，使對應數量的女性胎兒被消失。這種生男孩的經濟和性別歧視壓力導致了人口危機。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資本主義右翼獨裁，並想控制女性的身體，迫使她們生更多的孩子、通過創建更多條條框框來限制“非醫療”理由的墮胎，從而破壞墮胎權，還試圖強化由“陽剛”男性領導的“傳統家庭”；以上種種，都是社會和政治控制的手段。

離婚更難

習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老板們更不願意雇傭女性，因為他們不想支付產假和育兒費用。

2020年對離婚的新規定導致更多不予離婚的法院判決，中國離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比今天貧窮得多，但當時中國在法律上賦予了革命性的離婚自由，增進了男女之間的平等。

今天中共獨裁為資本主義服務，強化了許多最惡劣的婦女壓迫形式。豐縣拐賣事件引發的群眾憤怒，反映了中國社會反對奴役、反對壓迫婦女的真實情緒。習近平想摧毀女權主義，但他是在螳臂當車，必然會失敗。我是台灣人，台灣的ISA組織表達了我們對中國女權主義者反對鎮壓的全力聲援。我們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工人鬥爭聯合起來而奮鬥，終結邪惡的、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工人階級的人生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零五年

　　“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形容中國民工生存狀況的“經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憤怒青年”引申開來自嘲，後面還得加上一句：“賺得比民工還少。”

　　在城市人身邊，民工像空氣一般重要的存在卻往往為人所忽略，他們在建樓、修路、賣菜、送貨、裝修、清潔、做保姆、當保安……他們的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有喜有怒、笑過哭過……但是這些並不為許多城市人所關註。

　　有一次，《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裝修自己新房的時候，猛然發現了一個以前從未註意的現象:裝修民工與污染同眠——大多數裝修民工為了省錢，就住在充滿粉塵、噪聲和有毒氣體的裝修房內。

　　記者與來自江蘇高郵的木工師傅陸正來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你們為什麼就住這裏？”

　　“住這裏劃算，上海房租太貴，在這裏還可以省水電、煤氣費，幹活也方便。”

　　“你們總是這麼住嗎？”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裝修完一家就換到另一家住。”

　　“這裏污染很厲害啊！我一進來眼睛就痛，你們怎麼住得下去？”

　　“沒問題，我身體好得很！”

　　“但這樣會留下後遺癥的。”

　　“沒事的，我這麼多年都這麼過來了。”

　　“要是到你老了，發病了，你怎麼辦？”

　　“唉，那是以後的事了，現在哪管得上……我身體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著瘦瘦的胸脯保證說，惟恐房東以“污染”的借口不讓他住在裝修房裏。

　　城裏人對裝修污染畏之如虎，他們都接受過這樣的知識普及：

　　裝修時，瓷磚、石膏、特別是放射性元素的石材易釋放出氡，氡無色、無味，但對人體的影響卻是終身的，是導致肺癌的第一殺手；多種人造板材、墻紙中都含有甲醛，甲醛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確定為可疑致癌物質，而且還能致使胎兒畸形；苯主要來源於膠、漆、塗料和黏合劑中，人在短時間內吸入高濃度的苯，會出現中樞神經系統麻醉的癥狀，重者會昏迷乃至死亡……裝修民工的身體真的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嗎？據新華社報道，北京、長沙等地出現多起民工裝修中毒事件，還有民工產下畸形嬰兒。

　　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主任許以平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在多年門診中，遇到過不少實在挨不住來求醫的民工，其中有一位油漆工的病例令他印象深刻:“他告訴我最近一直胸悶、氣喘，檢查發現，這位民工的肺已經有哮鳴雜音，日積月累的化學品給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後來不得不中斷工作、花大量的時間治療。”

　　輿論對裝修民工健康的冷漠更令人深思。登上Google，輸入“裝修污染”和“民工”兩組關鍵詞，找到數十條相關新聞，但一條條閱讀時發現，“裝修污染”與“民工”均分屬不同新聞，與“民工”相關的，都是指責裝修民工不講信用、偷工減料、野蠻無禮等，沒有人想到在告誡城市居民註意裝修污染的同時，提醒一下民工兄弟。

　　2002年7月25日，《瀟湘晨報》甚至還有過民工擠住豬圈的報道：

　　“一個不到10平方米、由豬圈改成的小住房內，竟然住著一大群民工。昨日清晨，人們發現，這個地處(長沙)車站北路某工地的住房裏，一位民工因窒息而死。”

　　“吃得比豬還差”

　　中國人講究“民以食為天”，但是對生活在物質條件豐厚的城市裏的民工來說，一個“吃”字，充滿了苦澀。

　　建築工地的集體食堂基本上都被承包，而承包者往往與大小老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在夥食上克扣民工已是公開的秘密，不少民工在城裏，比在農村的老家吃得還差。

　　在上海莘莊南廣場一家新樓盤裏，《瞭望東方周刊》聽一位來自湖北黃岡的民工埋怨說：“我們吃得比豬還差！每天都幹重活，吃這種東西怎麼支撐得住！”

　　有一次，記者來到一處建築工地的民工食堂，看到：餐桌黏乎乎的，可以刨得出一層黑泥來；竈臺就搭在低矮的工棚內，蒼蠅飛舞，偶爾還有老鼠光顧；大米裝在一個臟乎乎的大麻袋裏，上面扔著頭盔、手套，廚房裏沒有任何防蚊防蠅措施和消毒設備，大鍋旁邊，有一碗灰色的粘連在一塊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鹽……民工集體食物中毒，已不可避免地接二連三發生：

　　2001年元旦，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一建築工地62名民工誤食未煮熟食物，發生食物中毒，被送往醫院急救。

　　2003年8月，蘇州工業園區近400名民工因食物中毒，被連夜送醫院急救，病人們控訴說:他們全是吃了工地食堂的菜中毒的！他們建築工地的食堂是老板的妹妹承包的，經常從菜場買一些不新鮮的菜讓民工吃，“今天賣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來賣，不管賣到第幾天，一定要把這些飯菜賣光為止。”

　　2004年6月，內蒙古烏蘭浩特市一家建築工地發生了一起41名民工集體中毒事件，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疾病控製中心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民工出現嘔吐、腹瀉、腹痛等癥狀，系食用了存放達20小時的剩饅頭所致。

　　……

　　去年上半年，中國十多個省市的糧油批發市場上，陸續出現了一種被稱作“民工糧”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還多，而且非常搶手。

　　“民工糧”因大量銷往工地而得名。從外表看，“民工糧”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顏色發黃，拿在手裏聞聞，還有發黴的味道。

　　“民工糧”其實就是陳化糧，而陳化糧是指已經陳化或變質、不宜直接作為口糧的糧食。相當一部分陳化糧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以及黃曲黴毒素——目前發現的最強的化學致癌物。

　　不少糧油攤位都出售“民工糧”，但“民工糧”並不是擺在明面上，大多是藏在後庫房的，不過也有明目張膽擺在外面的，銷售呈公開化趨勢，在天津，甚至還打出了廣告，上面直接寫“民工米”！

　　在缺乏行政部門監管，也缺乏輿論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質量越來越差。他們曾在鄉村種過糧、養過豬，也許他們的妻子和父母現在還在鄉下種糧、養豬，而如今他們卻在城裏吃著陳化糧、垃圾肉……一年一度的春運，一年一度的票荒，一年一度的擁擠與忙亂，身心俱疲，苦澀無奈。

　　民工買票到底有多難？去年1月10日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寒冬的雨夜親歷了民工通宵排隊買票的全過程。

　　晚上10點，記者來到上海市曹楊路400號——普陀體育館。這是上海火車站為方便民工買票而臨時設立的售票點。記者和民工一道排在等待購票的人海中。那幾天上海連降細雨，站在雨中不知不覺鞋子、褲子就已濕透，冷得直打哆嗦。

　　晚上11點左右，一位身披雨衣的工作人員走過來，在記者右手背上用紅色水筆寫了一個號碼“481”。記者這才詫異地發現，隊伍中每位民工手背上都依次畫上紅色編號。編號人員說，11日買票順序就按編號大小排列。

　　記者不禁有些疑問，既然編了號，大家為什麼還要連夜守在門外呢？經打聽才明白，等待買票的民工們既不知道工作人員什麼時候來編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放行到大廳排隊等候買票，即使加上編碼的，一旦錯過“放行時效”也得等在隊伍最後。

　　淩晨3點左右，天繼續下著冷雨，濕漉漉的館外馬路邊，已排起了近500米的“人龍”。連續幾天排隊排出經驗的民工們全副武裝，披著雨衣、戴著口罩等在隊伍裏，衣服和鞋子用塑料布裹得嚴嚴實實以防濕冷，他們隨身攜帶著熱水瓶、熟食，餓了來點“夜宵”，冷了喝點開水。初來乍到的民工們衣衫單薄地站在風中瑟瑟發抖，鞋襪濕透實在凍得不行，幹脆在馬路邊蹦來蹦去增加身體熱度，馬路上蹦蹦跳跳的隊伍遠看就像一條蠕動的長蛇。

　　淩晨4點左右，記者明顯感受到一股寒氣從腳底直逼胃裏，饑寒交迫。隊伍裏傳來了陣陣騷動，七八個穿製服的人驅車趕來，其中一個號稱是“頭”的胖子高聲吆喝：“排好隊，站好、站好！我們來查號了！”七倒八歪的人群頓時齊刷刷地站起。

　　5點鐘左右，記者終於隨民工一起，踉踉蹌蹌地走進了賣票大廳，腿腳冰得近乎麻木。大廳裏除了偶爾的噴嚏聲外，安靜得很。民工們個個饑寒交迫、疲憊不堪。

　　大廳內，大家都在忙著清理濕透的鞋子和褲子，大廳外“高高興興出門打工，歡歡喜喜回家過年”、“民工兄弟，歡迎下次再來上海”的標語顯得格外醒目，民工手背上一個個編號也紅得格外刺眼。

　　就在這時，突聽一名身穿製服的工作人員拿著大喇叭高喊:“向大家通報一下，上海西站的票我們這兒一律不售。”聲聲抱怨隨之響起。記者很納悶:難道這些信息只能在通宵達旦排隊後才能告訴民工嗎？

　　江西來滬打工的羅先生終於買到了當日第一張返鄉火車票，他一邊抹著被雨水打濕的頭發，一邊有點語無倫次地跟記者說:“票可終於拿到了！”在這之前，年過五旬的羅先生在指定售票點上海普陀體育館外，排隊等候了整整兩天兩夜。

　　票總算買到了，但漫漫回家路，仍然上演著無數悲劇。

　　這幾年，不時可見這種讓人心酸的報道：春運期間列車超載、乘客擁擠，民工突然精神失常。一名突發列車精神病的民工持刀刺死另一名不相識的乘客，前來製止的乘警也被刺成重傷;一名民工突然拿出一大疊百元大鈔，竟在車廂內大把拋撒人民幣；一名民工站立過久，突然打碎玻璃，縱身跳出車外……2004年1月9日,上海開往重慶的K74次列車上，從上海打工返鄉的安嶽農民楊某，由於車內擁擠、空氣憋悶，在列車即將抵達重慶站時，夫妻倆精神突然失控，持刀沖進3號車廂乘務員室，將乘務員逼到角落，並將門反鎖。

　　列車進站後，夫妻二人見到窗戶外有人(便衣警察)，情緒激動:“不準看,快走開,我們是鐵道遊擊隊……”丈夫不停地持刀揮舞，同時語無倫次地咆哮:“火車到了……我帶了茶水……你們回家了……”

　　警察試圖輕言細語說服他們，氣氛有所緩和，突然一聲高亢的火車嘯叫傳來，那男子觸電般亂叫開了:“鬼子的裝甲車進村了……”語音未落，突然瘋狂地持刀直奔列車員。眼見形勢危急，車外埋伏的幾名刑警一躍而出，用鐵棒砸破了車窗玻璃，一番混戰後，製伏了這名男子，四名刑警亦告受傷。

　　這類驚險場面越來越多，新華社在2004年1月18日還專門播發了一則春節衛生知識：

　　春運期間，相當多的旅客是外出的民工……為了避免發生類似“旅途精神病”這樣的悲劇，希望外出民工乘火車時，盡量避開春運高峰期。在乘車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如長途旅行要備足食物和水，安排好行程，準備一些應急的藥品等。臨行的前一天，一定要吃好、休息好，切忌因情緒激動而影響休息，因睡眠不足造成疲勞。在列車上，盡可能保持正常飲食……每年春節前夕，在北京、上海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現代化居住小區裏，會出現這樣的文字：“春節將至，民工回鄉，希望廣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強防盜意識。”這顯示出，一些城市出現了“妖魔化民工”的趨勢。

　　例如，杭州某商場工作人員拒絕四個看起來像“民工模樣”的男人進入該商場;某房產廣告稱“小區安靜，沒有民工騷擾”；某公廁上告示“民工禁用”；蘇州一高檔小區抵製民工入住，即使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續入住的;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東溪村公園的門口曾懸掛這樣一個告示長達一年之久:禁止外來工入園，違者罰款100元……2002年，一位陳姓青島市民給當地報紙寫信，提議在公共汽車上設立“民工專區”：

　　“作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夥伴城市，青島的市民素質步步提高，其著裝越來越幹凈。而與此同時，在青島打工的民工卻素質低，不講衛生，衣服上沾滿油污，乘公交車時經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厭惡，時間久了，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公交車上隔出小塊區域專門供民工使用，這樣可以減少市民對民工的厭惡感，消除雙方的隔閡和矛盾。”

　　對民工們來說，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裏人歧視帶來的傷害。

　　數字100市場調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做過一項調查，實際完成樣本量327個，調查結果是：民工受歧視的問題比較普遍，55%的民工認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視和不公正對待，認為受到較大或很多歧視的比例達到20%。

　　調查顯示，民工感覺最難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執法人員隨意扣留罰款(13%);服務人員對民工態度明顯較差(12%)。

　　調查同時顯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視內容在三個城市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資、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罰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廣州則主要是被人扣留罰款以及服務人員對民工態度差。

　　歧視民工造成這樣一種怪象:城市人離不開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進入城市人的生活圈。

　　零點研究集團新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進城務工者普遍有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願，他們當中有72%的人表示願意與當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歡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這裏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結果往往令他們失望。

　　一位名叫馮俊巖的民工，在跟《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長談時，感嘆說：“我來天津十年了，還未交著一個城裏朋友……”

　　馮俊巖生於1965年，安徽太和縣人，他說：“1994年我和妻子翟秀花一起來天津謀生。從拾荒到賣菜、賣水果，現在有了一些積蓄，還有兩輛卡車，一輛做水果生意，一輛跑運輸拉磚，每年還給家裏的老人寄許多錢回去，10歲的兒子也接到天津上學，現在讀四年級。按說我過得還可以，用你們城裏話，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有一大苦惱，10年了，沒有交著一個天津市的朋友。”

　　“俗話說出門靠朋友。10年來，我努力維系著朋友圈子，經常交往的鐵哥們也有二三十個，有安徽老鄉，也有其他外地來天津打工的，但都是‘同類人’。我沒交著城裏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過，但那是一面熱，人家城裏人根本看不起你。”

　　“也有一種城裏人主動找我們交朋友，但幾乎都是城裏地痞。起初我們不知道，聽信了‘有事找我們’的話，以為在城裏有了朋友，不受人欺負。可是，我們養不起他們，幫一點小忙，他們沒完沒了地找你要錢，賭博、吸毒、找小姐，賺的錢還不夠他們花的，還打人，跟掉進了陷阱一樣。最後花了好長時間，費好大勁才擺脫他們。”

　　《瞭望東方周刊》就這個問題在天津街頭也隨機采訪了一些市民。他們的回答是:“沒想過要和他們交朋友”;“他們那麼臟，怎麼可能互相交往”；“他們沒有戶口，沒有個單位，沒有個固定住處，上了當哪裏找去”；“沒有共同語言，在一起說什麼呢”；“和民工交朋友，沒有搞錯吧，農民企業家還差不多”。

　　2004年10月11日16時許，黑龍江大慶市讓湖路區中央大街農貿市場。從農村老家進城打工的人力三輪車夫王強像往日一樣，在這裏“溜活兒”。突然，迎面駛來一輛汽車。為了躲避汽車，王強慌忙中猛拐向路邊，將三輪車駛到了人行道上。瞬間，三輪車的車輪碾壓到了一對夫婦牽著的一只小白狗，小狗當場死亡。

　　狗的兩位主人是一副“貴族”派頭的城裏人。他們對王強指責了一通後，說：“只要你給死狗磕三個頭，這事兒就算拉倒。”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王強無奈，只好趴在地上朝著死狗磕了三個頭。本以為事兒到這兒就算完了，可王強磕完了頭，狗的主人又向他索要600元錢，理由是他們的狗死得冤枉，這些錢是用來“賠償”的。

　　王強將身上的所有口袋都翻了個底兒朝上，只翻出20元錢。這是他一天的收入。看到那對夫婦不依不饒的樣子，王強額頭的汗水混合著委屈的淚水，順著兩腮流下來。

　　最後，王強只好向其他人力三輪車夫求助。大家你一元我一元湊到了200元錢。那對夫婦從王強手裏接過200元錢，揚長而去……2004年7月1日晚上11時左右，包繼友和楊海生，兩名在昆明一家私企做保安的農民工，到鳴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視。不久，他們遇到了四名鳴泉村護村隊隊員。

　　“他們滿嘴酒氣，問我們這麼晚了出來做什麼，我們說巡查工地。他們不由分說，揮舞棍棒就向我們打來……很快就被打得幾乎昏死過去。清醒一點以後，我發現我身上的錢包、手機都不見了。”包繼友回憶說。

　　隨後，幾名護村隊員把兩人押到了鳴泉村老年活動中心，用手銬將他們反銬，令他們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動中心的長凳上，只要頭部稍有挪動即招來膠木棍、鐵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個人來了，他們五個人出去弄了幾瓶酒來，一邊喝酒，一邊輪流打我們。”包繼友說。

　　暴行從深夜11點一直持續到淩晨。包繼友大便失禁，順著褲腿掉了出來。

　　“我聽見一個人說，把你的屎吃掉！”

　　盡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維還算清晰的包繼友怎麼也不肯聽從。護村隊員繼續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裏……“我實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進去。我吃掉一坨，他們逼著我把另外兩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們勒令戴著手銬的楊海生用手捧著扔掉了。”

　　以為已經沒事的包繼友被一個隊員按住頭，他們勒令他把地上的污物舔幹凈。

　　一個人的生活，應該是由吃喝拉撒、工作、休息、娛樂、感情乃至摔跤、爭吵、受傷、唱歌等等宏觀元素和細節元素共同構成的，缺少其中一兩個細節元素，無礙大局，但如果缺少了一兩個宏觀元素，一個人的生活就會傾斜乃至坍塌。

　　《瞭望東方周刊》對民工做過一次調查，對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之後，記者發現，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單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為(可重選)：無所事事(67%)、找老鄉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將(19%)、給家裏打電話(19%)、喝酒(11%)，有5%的男性農民工坦承自己找過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的有：給家裏打電話(52%)、逛街(35%)、找老鄉聊天(28%)、看書讀報(27%)、吃完就睡(20%)。而城裏年輕人業余生活中“上網”、“泡吧”、“參加培訓或自學技術”、“談戀愛”等主要項目，民工很少選擇。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覺是”這一個題目時，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選擇了“空虛寂寞”。

　　脫離簡單的數字，他們的空虛，具體的人和事則更能體現。在成都的一個建築工地，《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見到了來自四川仁壽縣的農民蔣春來，他53歲，出來打工五年，單身多年，不久前找了個帶有兩個孩子的寡婦。仁壽是四川一個人口過百萬的農業大縣，記者也曾去過那裏，貧窮落後，農村裏的青壯勞力走了十之八九。

　　蔣春來是個石匠，性恪直爽，喜歡聊天，也不把記者當“外人”，很快就攀談起來，話題什麼都有，並不避諱精神生活話題。

　　“要說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還是寂寞！”蔣春來說。

　　“我在現在這個工地幹了四五個月了，白天幹活，晚上就沒事了，幹什麼呢？我倒是有辦法消磨時間，因為我會吹笛子。這還是當年學會的本事，如今成了個愛好。可惜，我不會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會吹幾個老曲子，像什麼《南泥灣》、《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還能吹吹笛子，那些什麼也不會的兄弟就閒得慌嘍！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實際上大多數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真像我這樣能自娛自樂的很少。大多數人平時的消遣就是看錄像、玩牌、打麻將。當然，玩牌、打麻將都是要賭錢，否則不刺激。很多人輸得連生活費都沒了。”

　　“這些年輕人大多數都還沒成家找老婆，可能談上戀愛的很少，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實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們這個工地來說，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幾十元錢就行，還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順義區白辛莊村順義國際學校對面的一家小錄像廳內，五六十名正在看黃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檢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墻逃離時，有20余人慌亂中跌進深達六米的化糞池。28日，建築公司從化糞池裏打撈出兩名民工屍體。

　　人們說，根據中國的現實條件，當前最基本的，是讓農民工在城市裏找到活路，不要挨餓；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錢，不要“跳樓”。

　　然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了。

　　情人節沒有情人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間裏，這似乎變成了一個奢侈的名詞。

　　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多為二三十歲年輕人，正處於婚戀的黃金時期。但是，對這些漂泊在城市的農村年輕人來說，無論是尋找一段美好的愛情，還是過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難。在他們的感情世界，情人節是沒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節這天，《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與一幫民工聊天時問：“情人節和誰過？”不料引起一陣哄笑。一個農民工說，“情人節是你們城裏人的節日，與我們不相幹。”另一個說，“我們的飯錢都是老板提前給的，哪有錢買花。”還有年紀略大一點的說，“老婆在鄉下，想過也找不著人吶。”最後一個說得更實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過節喲。”

　　2003年的情人節，新華社曾組織了一次關於民工如何過情人節的報道，最後落在報紙上的組稿題目卻是：“我們不喜歡溫馨浪漫的西方情人節”。為什麼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樣：沒心情、沒金錢。

　　在記者進行的調查問卷中，不少年輕的民工表達了自己對真摯的感情有著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選擇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愛情，但我還沒找到”，只有極少數人表示“從來不相信愛情，一切都是逢場作戲”。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時認為“世上有愛情，但愛情敵不過金錢”。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民工的戀愛如此困難呢？

　　流動性大、交際範圍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戀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來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輝說,居無定所,流動就業,四處漂泊,也許一次失業就能讓兩個熱戀的打工仔相隔千裏，最終成為陌路。他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

　　在《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叢峰的家鄉，也有許多年輕人外出打工,一走幾年,春節都不回家。可是,為了結婚，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家鄉。相反，一些本來在當地過日子的農民,由於離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鋪蓋出去打工了。許多單身的男女,則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載，杳無音信。所謂的愛情、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惟一維系這些農民工與家鄉的紐帶。

　　也許，愛情、婚姻、生育都還是一些隨意的話題，而更深一層，農民工的性生活問題則顯得有些難於啟齒了。

　　對於生理處於性欲旺盛期的年輕農民工來說，性壓抑已經成了他們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東方周刊》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在回答“多久過一次性生活”一項的顯示中，選擇“一星期過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農民工只有5%，而女性農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選擇了“時間長了記不清”。

　　在“據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樣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沒過性生活了，他們會選擇幹什麼”這一道選擇題時，男性農民工21%選擇“找小姐”、18%選擇“整夜睡不著”、18%選擇“喝酒麻醉自己”、25%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女性農民工有19%選擇“拼命幹活發泄”，5%選擇“強忍著”。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兩地分居，長期沒有性生活時，一根電話線，就成了夫妻間傾訴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農民工通過“給家裏打電話”來度過漫漫長夜。

　　調查發現，觀看黃色錄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業余生活”。民工們大都承認，從錄像廳看完黃片出來，心裏就癢癢的，想找個“路邊店”。這些打工人群身在異鄉，面臨著巨大生存壓力和心理壓力，加上難以排解的性壓抑，極易導致心理扭曲和變態，引發違法犯罪行為。1999年全國性病患者達8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來民工。

　　據統計，2002年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有224.4萬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種因素得不到適當地滿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壓抑癥。

　　《瞭望東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進行問卷調查時，談到民工性生活調查或發放問卷時，經常引起在場的農民工的哄笑或竊笑，但大夥兒對問卷卻很有興趣，幾乎是一一認真做答。一位22歲的工人還講出了自己的心聲：每次上街，看見美女想打招呼認識，卻又怕人家誤會。這令他很是苦惱。

　　有一次，他和十幾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個公園健身房打乒乓球。一會兒，從門外進來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過去。這位年輕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景：“開始，我只是遠遠地望著。後來，美女上了跑步機，我便假裝玩器械，走過去近距離地看。當她看我時，我趕緊把視線移往別處。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個小時，但並無惡意。惟一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跟美女打個招呼。”

　　壓抑的性生活，導致了各類奇聞怪事在農民工群體中層出不窮。安徽農民工邱某白天看見一個報刊亭裏張貼了很多人體攝影的圖片，回到工地後，邱某把自己的所見告訴了同鄉。當天半夜，睡不著覺的同鄉與邱某一起來到報刊亭，他們兩個人打著手電筒觀看玻璃上的人體攝影圖片。從此經過的行人發現報刊亭旁傳來聲響以為遇到了竊賊，趕忙報警，河東巡警趕到後才知道實情。

　　2002年，曾有一條新聞在成都引起了轟動:一個名叫譚福軍的農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腳手架，爭看一家商場搞的“內衣秀”而摔傷，此後，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歲的林某來成都打工已經八年了。“活兒累點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氣，最難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他直言不諱地說，“我是20多歲的人了，當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後，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話，我甚至產生過半夜出去攔個女人強奸的想法，但我曉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製自己，尋找其他途徑(發泄)。”

　　這也是他目前面臨的最大精神困擾。“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迷戀別人陽臺上的女內褲。後來，我又發現了工地旁的一個廁所有女人進出……”有一次他進女廁偷窺，被人打得滾進了糞坑裏。

　　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中國性學會秘書長胡佩誠提出:解決正處於青壯年打工人員的“性壓抑”辦法來自兩個方面，當然最直接的辦法是圓了他們的鴛鴦夢，通過夫妻團圓、介紹對象這樣的方式從生理上來解決，而更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則是從心理上解決。

　　一提起農村、農民，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一個勤勞、淳樸、憨厚的人物模樣，像魯迅筆下的閏土。但記者進行的調查也明晰地顯示出:當今農民工群體正面臨一場精神危機。

　　劉某進城打工八年，他已經換了三四個工作，原因不是因為私企老板克扣工錢，就是自己嫌工資太低。他所在的紙箱廠有50多名職工，大多是年輕人。記者問他廠裏有沒有成立黨支部、工會或者共青團，他搖頭說沒有，“我不知道廠裏還有黨員。”他在初中時加入了共青團，但“不知道28歲要退團的事”，也不記得自己有沒有交過團費。

　　他說，廠裏平時從來不組織活動，“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們業余無事可幹，“打牌的時間最長”，每次打牌都要賭錢。

　　他所在的廠絕大多數是外地人，以安徽、蘇北人為主，也有貴州人，平時以地域劃分幫派，“廠裏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們倒覺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賭錢時，動不動就打起來了。”廠裏工人打架，幾乎不報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記者在四川和上海進行調查時遇到的青年農民工，大多數是初中畢業或小學文化，很少有人讀過高中，這也代表著城市農民工的基本文化構成。最後，調查問卷顯示，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於學校時代和家庭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停留於十年或數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正面影響。

　　四川省仁壽縣文宮鄉保樓村小學教師林子江，是一位傳統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教過的很多學生現在都外出打工了，現在，他又在繼續教他們的孩子。

　　林子江說，出去的青年農民工，平時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節的時候回家。和這些年輕人聊天，我發現他們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習氣。這些年輕人說話，一般都透露出他們在外面吃了“沒文化”的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學習。可仔細一問，他們讓孩子好好學習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設國家，也不是賺大錢、考大學，而是最簡單的幾個字——“不讓城裏人瞧不起”。這將極大地影響下一代的農村娃娃啊。

　　記者曾到江蘇省采訪，這裏鄉鎮企業很發達，農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幹部卻熱情地告訴記者：“要了解民工情況，請找公安局。”並強調說：“我們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經驗已被全面推廣，受到中央綜治委的肯定。”

　　江陰市委宣傳部一位負責人明確告訴記者：“要采訪農民工的管理情況，只有找公安局。”記者問：“還有沒有其他部門管？市領導哪位分管？”這位負責人想了半晌，說：“只有公安部門說得清楚。”江陰市公安局一位幹部直截了當地告訴記者：“主要目的是防止違法犯罪。”

　　有關專家指出，這說明一些政府自覺不自覺地走入了一個“歧視民工”的誤區。這種歧視性的管理傾向，對中國的城市化和農村的現代化，將十分有害。

　　為民工創建城市新家園

　　如今，農民工已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已經開始通過積極創建新型組織載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以滿足農民工空虛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上海市普陀區桃浦鎮最大的民營企業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個新經濟組織的民兵營。記者在這個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農民工全部以部隊編製住在宿舍裏，各個宿舍窗明幾凈，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連鞋子也依一條直線擺放，與大多數又臟又亂的農民工宿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民兵營營長、新奇生公司辦公室主任王玉蘭告訴記者，公司還修建了一個民兵活動室，裏面有各種各樣國防教育讀物和其他報刊書籍，每天晚上6點到9點向農民工開放，十分熱鬧。她說：“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像一盤散沙，業余時間也沒有什麼文娛活動，下班後到外面閒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難於管理。民兵營建立起來後，他們的業余文化生活極大豐富起來。農民工高興，企業也少了麻煩，生產效率也上去了。”

　　根據上海市總工會的統計，目前上海的770萬產業工人中，就有380萬是外來務工人員，占工人總數的近50%。集體經濟、全民經濟組織越來越少。由於形勢變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業身上，現在思路開始轉變，根據外來人員為經濟所做的貢獻，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外來務工者身上了。

中國工人階級的困境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零四年

節目：2004年6月19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又到了《放眼大陸》和您空中相會的時間了，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我們今天的節目裏，增加了新的單元──中國農民工調查。在這個單元裏，我們特別邀請到曾經多次進行實地調查，而且自己的父母親也是農民工的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來和聽眾朋友們就大陸農民工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在整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工的希望與失落，做一系列的介紹與反思。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鮑家街 43 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在我們前一陣子的節目裏，已經為聽眾朋友們介紹了《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獲得了聽眾朋友們廣大的回響。接下來在《中國農民調查》之後，我們要為聽眾朋友們推出《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報導。好，那麽我們就來聽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一集。（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黃：你是從甚麽時候開始關註農民工的問題的？

    楊：我們家裏父母都是農民工，他們 1993 年的時候開始出去打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關註中國農民工。那麽在這之前對於中國農民工，覺得這是一種非常新鮮的稱呼，那個時候還不叫「農民工」，還沒有這個稱呼，那個時候叫「盲流」。

    黃：啊，對。

    楊：回顧起中國農民工，它有將近 26 年的歷史，準確地說有 25 年。將近 26 年的歷史是從 1979 年開始的。這 26 年要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十年的時間；然後從1989年初到1991年，有三年的時間；然後從 1992 年一直到現在，將近十三年，這又是另外一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說，1979 年到 1988 年這個歷史當中，在這十年裏面，中國有 1.3 億的農民轉移。「轉移」的意思就是說，他不幹農活了，或者說他的相當大部分的時間不用在他的土地上了，或者去進廠。這個「轉移」的主要特點是「就地轉移」。那個時候中國出現了很多很多新的氣象：比如說土地可以給農民種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製度，而且那個時候農業結構也有調整，鄉鎮企業也在大量興起。

    當時的鄉鎮企業是甚麽樣的狀態呢？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一個說法，我們老家也在傳──「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可以離開土地，但是不能離開家鄉；你可以進廠，但是你不能進城。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在這十年裏面，發展最為迅速的就是鄉鎮企業，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跡，包括學術界的、新聞界的，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也在關註這個很大的變化。當時最活躍的鄉鎮企業，比如江蘇南部，它是集體經濟；還有浙江省的溫州市，它的經濟不是集體經濟，是個體經濟，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去查一下資料看看；然後還有珠江，它的經濟跟江蘇南部、浙江溫州又是不一樣的，它是外向型經濟，我想臺灣是知道的，它主要是靠海外的，或者近靠香港的、澳門的，或者近靠臺灣的，它是這樣的一種發展趨勢；那麽後來還帶動起來了挨著臺灣的福建。在這十年裏面，鄉鎮企業的發展確實厲害。

    那麽它是怎麽打破的呢？在大陸有一段歷史是非常艱辛的，1979 年之前的歷史回顧起來的話，說不完。1979 年之後再過三年，也就是 1982 年的時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提出來：允許農民進城開店，允許他們設坊，允許他們興辦服務業，允許他們提供各種勞務。然後再過兩年，1984 年──也就是我出生後的第二年，國家加強了城市的副食品供給，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城市落戶。它慢慢就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的禁忌。那麽在這之後呢？1985 年到 1990 年，這段時間就不得了，這個轉移就不再是僅僅的「就地轉移」，比如說「我是重慶的，我就不出重慶」，或者「我是重慶永川市的，我就不出重慶永川市」，不是這樣的。當時有很多農民突破這種體製封鎖，重慶的農民也到廣東啊、福建啊，也到上海啊、北京啊。1985 年到 1990 年到另外一個省份的「異地轉移」的這些農民工，就有 235 萬人走了；在這五年裏面，鄉鎮企業也吸收了2286萬就地轉移的農民。所以說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跡，這是它的第一個階段。（陳星、呂飛音樂）黃：這個階段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轉型嗎？

    楊：現在看來，我覺得有成功也有失敗。它畢竟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農民為甚麽不能進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 1979 年之前的歷史。研究這段歷史，我從 1997 年就開始了，那個時候我還在上初中，開始看專門研究這個歷史的文獻。非常艱辛的，1979 年的農民是最艱辛的。1949 年，中共建政。然後在 50 年代初，剛剛建政不久，中共進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確實有土地了。然後到了 50 年代中期，它突然就搞了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城市是城市，農村是農村，你要分得很清楚，城市的資源你農民是不能占有的，搞的是這種社會屏蔽的、全社會的歧視政策，不允許你農民進城。1956 年的時候，開始對城市經濟進行改造。甚麽改造？私營經濟改造。把私人占有的工商業體系，改變為公私合營。

    1956 年後之後就不得了──徹底反了！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城市化」，它不是「城市化」，它是「反城市化」，它不允許國家城市化！了解大陸歷史的應該知道，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有市民返鄉，幹部下放等等。1979 年之前的國家經濟策略，是講究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搞計劃經濟體製。就是因為計劃經濟，導致了很多很多的全社會的很大很大的問題，嚴重的失偏，嚴重的失重！計劃經濟了，你的資源配置怎麽辦？你怎麽估評啊？你有沒有根據啊？你的決策有沒有根據啊？經濟結構也是很大的偏差。當時的中共是怎麽改革的呢？它當時改革的政策，現在看起來真的很可笑。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產用品，用「低價」的政策，它覺得這已經是一個改革了；還有，農產品是統購統銷的；城市職工的工資之外呢，也有福利製度。就算是這麽小的改進，在那個時候都已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舉動。

    但是，在這些所謂的「改革」的政策之外，它用的一些製度是相當殘酷的。比如說，19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製度，不允許農村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它不允許。還有，城市勞動的工資，國家控製你的工資，不是說你幹得好就多給你很多，或者你自由獲取，不是這樣的，你的所有東西都歸國家所有，它是一種大一統的控製製度。還有直到我們今天都罵得很兇的戶籍製度。再有，居住在城市裏面的人也受苦，不是說農村不好城市就好，城市也有更細致的製度，比如單位體製，比如幹部工人區別的身份製度，比如分層製度，級別製度，等等。在這樣的全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很多呼聲就喊出來了──必須解放生產力！1979 年，也就是文革結束不久，各種冤案啊、錯案啊、罪案啊，就開始「翻」，而且當時民間還出現了非常了不起的「民主墻運動」。這個時候，開始慢慢有這樣的沖動了──農民就是要進城！最近幾年我采訪的人很多，我問他們：「你的工齡有多長？」有的說：「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一算，不就是 1979 年就沖出來打工了嗎？

楊：除了《外來妹》（著名電視連續劇，1991年央視播出，1992年之後全國熱播）之外，這樣反映農民工真實生活的作品還有1988年張良導演的電影《特區打工妹》，專門反映深圳的打工者生活。還有一些小說，比如張偉民寫的《下一站》，林堅寫的《別人的城市》，安子寫的《打工女郎》。還有部報告文學叫《廣深走筆》，是陳俊年寫的。另外，還有些被稱之為“打工文學”的刊物，比如廣東這邊的《廣州文藝》、《佛山文藝》、《江門文藝》、《大鵬灣》、《花城》等等。這裏順便要說一下，就是我們的農民工最喜歡聽的、最喜歡唱的歌是什麽？我告訴你，不是像報紙上談的什麽“看黃色錄像”啊，不是這些！他們太低估民工的素質了，民工的素質沒這麽低！民工喜歡聽的歌是《流浪歌》，喜歡唱的歌是《離家的孩子》。這些歌為什麽那麽出名？就是因為這些歌寫盡了他們的血淚！那歌寫得、唱得太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親愛的媽媽。流浪的腳步走遍天涯，沒有一個家”，全國五湖四海的農民工唱起這首歌，交相流淚。（陳星音樂：《流浪歌》）黃：那麽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介紹一下，大陸有哪些地方是農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

楊：外出打工的人最多的是四川，四川也是中國大陸第一人口大省。那麽四川之後就是貴州，因為貴州這個省，按我們大陸的話說，“計劃生育搞得不是太好”。

黃：人太多了嘛。

楊：對，人太多。在我所接觸的人裏面，貴州人打工地點最多的是廣東，然後就是浙江、福建、北京，這些打工地點裏面的貴州人最多的是來自貴州省正安市那一帶的人。前天我又接觸到幾個貴州正安的人，是五兄弟，最小的才16歲，最大的已經有40多歲了。正安那個地方很窮，雖然樹很多、煤很多，但是這個錢裝到哪裏去了你說？沒裝到他們包包裏面去。濫砍濫伐、濫采煤，特別多，主要的利益卻不在農民那裏。那麽四川、貴州之後呢，就是安徽。《中國農民調查》，看了沒？

黃：主要是描述安徽省當地農民的生活。

楊：安徽的農民工相當多，在廣東這邊幹的很多，我也接觸了很多安徽人。安徽之後就是湖南，湖南之後就是河南，河南也是一個人口大省。而且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河南在廣東這邊打工的，不一定是進廠的。河南在這邊，有一群人數目比較大，比較醒目，你猜是幹什麽的？

黃：不知道。

楊：撿破爛。

黃：撿破爛？

楊：對，在廣東這邊撿破爛。在河南省駐馬店市有個縣叫平輿縣，平輿縣裏面有相當多的人都是撿破爛的，而且很多撿破爛的還能修起房子，5萬塊錢的樓房。當然，在河南家鄉，也有在撿破爛的時候靠偷、靠搶搞起來的；那麽在這邊呢，很少有人偷搶，不過被打殘廢的、打死的也有。我前幾天剛剛采訪了一個河南省平輿縣撿破爛的人，他是我朋友，也是我以前的鄰居，叫王秋喜。他們一家四口人，他的孩子有兩歲多，他的老婆也在撿破爛，還有他的母親有68歲了，四個人都在廣州郊區一起生活。這就是說，農民工的工作範疇非常廣泛，不光是進工廠、農場，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農民工從事得最多的是建築業。我父親楊慶華今年已經48歲了，他現在又到一個地方去搞建築了，幫別人修建租給民工住的房子。我對他說：“你可以不去搞建築啊。”他對我講：“習慣了。”這就是許多人覺察不到的地方，很多人認為農民工最大的希望就是“不幹，什麽都有”，但是我不這麽看，這麽看只會降低農民工的素質。他們習慣了奔波的生活，習慣了那種和民工一起吃飯，和老鄉之間吹吹牛啦、打打牌啦、看看電視啦，那種日子好過一點，覺得在外面兄弟朋友挺多，能湊合。

這確實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一種特殊的社會面貌，雖然表面看來他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可是他們自己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百分之九十多都是這樣回答我--“農民！我算什麽工人？我又不能跟城市裏面的人比”。“工人”在他們的頭腦裏永遠是“城市人”的範疇。所以說，我這麽多年的調查，這個群體可以讓你非常難受，也可以讓你很高興、很喜悅，尤其是在他們領到工資之後。他們的談吐也仍然保持著農民的特色，保持著他們那種樸實，不是那種奸詐得不得了的，這種人我碰到的不多。因此廣東確實要感謝他們，不得不感謝他們，他們真的太能吃苦了。而且我覺得政府部門，太缺乏像我楊銀波這樣深入他們、接觸他們，沒有具體了解他們實際的困難、實際的需要。而且那些所謂的“調查”、“研究”都帶有很強的官方性質，你要去搞一個調查研究，你還得經過勞動部門，或者黨委、政府的認可、批準、監督，那麽搞出來的這種調查研究有多大的真實性？有多大的價值？難說。（陳星音樂）黃：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談一下，這些農民工主要是從事哪些行業？

楊：首先是建築業，然後就是進廠。我們現在講的“進廠”，這都是一個比較讓人羨慕的詞了。然後就是幫當地農場主種菜、種果、種樹，養魚啦、養豬啦、養鴨啦。還有就是在當地的機關、院校、醫院這些，去掃地或者其他。也有當家庭保姆的，餐飲業，裁縫製衣，送貨，當摩托司機，搞修理服務等等，有很多很多。有的也在集市販賣東西。昨天晚上我還專門到街上去看，又去采訪了一大堆人。他們忍受不了打工的那種折磨，自己出來買點東西來賣。那賣什麽東西呢？水果、蔬菜、小吃、衣服、服飾、盜版，盜版的磁帶才兩塊五毛錢一盒。我問他們：“你們貨從哪裏來？”他們回答我說：“甭問啦。我們賣這個磁帶，一盒才賺兩毛錢。”這段時間，廣東產荔枝很多，剩貨太多，去買來賣。現在街上是大片大片的荔枝，早上八點多去賣，晚上可能賣掉十分之一都沒有，因為競爭太激烈了。很多原來到這邊打工的人，也到廣東菜農家裏去買菜來賣。農民工的生活招數比原來多，但是要面對的問題也很多，在他們看來就是得防範巡警、城管，被抓到可就麻煩了。在我的家鄉重慶，還有兩種農民工：男的，出來當“棒棒”，也就是幫別人挑東西的挑夫；女的呢，出來擦皮鞋。

黃：擦皮鞋？那不都是男的在做嗎？

楊：NO，大多是女的。

黃：我們在西方的電影裏面看到的鞋童，鞋童通常都是男的啊。

楊：鞋童？對不起，鞋童的話，可能還沒誰理睬你的生意。擦鞋的，最怕的就是城管。我不知道看到過多少場景，看到很多很多的城管把擦鞋的鞋箱踩得稀巴爛，把錢也沒收了，有的把你身份證都給卡住，讓你--滾！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黃：那他們這樣的生活非常的沒有保障……

楊：流離失所。四個字形容：流離失所。到處逃，是一個遊擊隊的樣子，在火車站的裏面、外面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告訴你，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周圍的小飯館，三兩面六塊錢。擦一雙鞋呢？一塊錢。也就是說，要吃上三兩面的話，得擦六雙鞋，擦六雙鞋可能要等一個上午。

黃：那是不是競爭的人太多了？

楊：太多了！也形成了一些幫派，一些老鄉聚集在一起，大家搶生意，搶過來一個生意就算我們贏了一次。這個市的，那個市的，這個區的，那個區的，各種各樣的幫派。最怕的就是公安、巡警、城管。

黃：但是這些人還是要去。

楊：沒有辦法嘛。你想想，重慶那麽多區，那麽多縣，那麽多市，你要是有機會，你去這些地方仔細看看，這些農村它到底靠什麽發展？服務業，最大的是服務業，“棒棒”、擦鞋都是服務業。而且我剛才還沒有談到一個內容，就是民工當中也有一些從事“逼良為娼”的服務業，也就是性服務業，有被逼的，有自願的，有自己都沒有辦法的，無奈之中的。而且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最近這一兩年中國大陸媒體有那麽一點冰山一角的揭露，那就是女大學生當三陪啦，坐葷臺啦、坐素臺啦，就我所知的都有很多，但具體到究竟占百分之多少我也沒有一個數據，但有這樣的現象存在。這些女大學生當中，從農村出來的那一部分，也算是一種特殊的從事服務業的農民工。她們這麽做，主要是為了交學費，攢一點錢。中國大陸的學費太貴了！自教育產業化以來，比過去翻了不知多少倍。

最近幾年，廣東這邊的大學學費，一年一般是上萬的；湖南那邊幾千，搞藝術系的是八千，普通的都是五千多；也有三四千的，三四千在貴州這邊；重慶那邊是四五千。我在湖南的時候，曾經幫助過一個人。這個人叫鄭勇，比我大一歲，我原來在他家裏租房子住，每個月四十塊錢房租。他考上了大學，考上之後，我是親眼目睹了那個家庭的悲劇。他母親很瘦、很矮、很黑，混身是病，她沒有半點辦法，從她知道她兒子得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兒子真正把腳踏進大學校園，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起碼每天哭兩趟，想著想著就哭，沒辦法。她設法去借錢來辦一兩桌席，請她的親戚來吃飯，吃完飯以後找她的親戚借錢，可是沒有人借錢給她。雖然那個地方還是一個著名的“魚米之鄉”，莊稼好得不得了，可是鄭勇的爸爸鄭彩樹也沒有什麽辦法，他平時頂多也就是去搞搞建築、做做木匠活，弄一兩個小錢。

最後是他們家想盡了一切的辦法，找我們、找鄉裏鄉親幫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忙，然後又到銀行貸款，才讓鄭勇去讀到大學，而且還是一個二流的理工大學，學費是一年七千多塊錢。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農民實實在在的壓力，這些壓力不得不逼著農民到外地打工。那麽這些外出的農民工，寄錢回家最多的是哪些人呢？36歲的人。36歲是人生壯年。這些人的孩子已經有12歲左右，剛剛從小學上升到初中，學費增高，生活費突然冒出來；而且這些人的父母都60歲左右了，得增加贍養費。還有的農民工，他們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那麽他們這時候寄回去給孩子念書的錢，可能不是他們許多年攢起來的，而是借的。民工之間嘛，誰的孩子考上了大學，興奮得很，為他們驕傲，眼中充滿羨慕的目光，哪怕素不相識的民工，都可能給你50塊錢，覺得這一家子真是有出息啊，就是這樣。

黃：由於時間的關系，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二集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當中，我們還會繼續請楊銀波先生來為我們主講《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三集。我是黃絹，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 節目：2004年7月2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楊：1998年3月2日，國家教委和公安部發布了一個暫行辦法，叫《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暫行辦法的第七條規定：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在流入地全日製公辦中小學借讀為主，也可入民辦學校、全日製公辦中小學附屬教學班（組）以及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簡易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簡易學校呢，需要一定的設立條件，比如學校建築設施、教育設備、教材、師資力量等等，都必須經過流入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審批認可才行，而這些設立條件所須的辦學經費是目前許多民工子女學校都承受不起的，那麽相應的，辦學成本擡高，民工子女的學費也會擡高，民工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大多數的民工子女學校目前只能維持地下狀態和被迫搬遷乃至被迫關閉、停辦的狀態。我所知道的是，2001年8月之後，僅在北京市豐臺區，就有幾十所民工學校被關閉或停辦。

    民工在流動，民工子女在流動，民工子女學校在流動，民工子女的老師也在流動，他們的工資一般是500塊錢一個月，很辛苦，而且學校裏面還經常規定，教師的菜不能多給，肉不能多買，沒有那麽多錢嘛。另外一個讓人覺得有點黑色幽默的事情，就是學生來源很廣，五湖四海的口音不相同，河南的民工子女在北京上學的可能要占到1/10左右，其次就是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口音變化很大，老師上課的時候都不知道該用四川話還是北京話。學生的年齡和學業基礎差異也很大，有的可能十六七歲，有的可能才三四歲，有的英文都會一點，有的連英文字母ABCD、拼音字母abcd都搞不清楚。不過盡管如此，卻有一個非常感人的事情，那就是這些學生其實都很喜歡自己的老師，即便這些老師的教學水平再怎麽低，或者可能只是一個小學畢業，這些學生都很尊敬老師，很聽他們的話，老師也從內心裏愛護、關心這些孩子，在一些電影裏面能看到這樣的情景，這確實是一個實際情況——同是天涯淪落人嘛。（陳星音樂：《流浪歌》）黃：那麽長期地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在這些農民工的孩子身上又會留下什麽樣的影響呢？楊銀波繼續說——楊：最大的問題是孩子的心靈深處受到的傷害特別大。比如外地來的孩子非常討厭北京孩子，覺得他們欺負人、看不起人，覺得北京的這些人怎麽老是到處要錢、到處趕人、到處查證！我記得有個孩子曾經提出這麽一個問題：為什麽我們要在北京辦暫住證，而北京人到我們家鄉就不辦暫住證呢？

    黃：說得好！

    楊：這個問題可能連成年人都無法回答——這是一個多麽大的問題啊！我想對政府說的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真真正正地關心農民工，那麽，請千萬不要忘記了農民工的孩子——每年的“六一兒童節”更不能忘記他們，因為這些孩子沒有真正地享受到國家九年義務製教育的機會和權利，國家九年義務製教育在這些孩子身上只是一個謊言、一種欺騙，這種欺騙傷害得太大了，傷害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代人！另外，很多孩子在寫作文的時候或者在交談的時候，最煩、最反感的就是北京的查證。在去年收容遣送製度被廢除之前，1999年，北京在這一年裏面就收容了149359人，約占外來流動人口的5%，每20個民工當中就有一個民工被收容——僅1999年11月26日這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北京農民工光是花在證件上的費用都是一個很大的費用。

    第一個要辦什麽證呢？流動人口證，每人每年交50元～80元。第二個要辦暫住證，每人每年交188元。第三個要辦就業證，每人每年交185元。第四個要辦健康證，每人每年交40元～50元。第五個要辦婚育證，每個證交5元。第六個要辦職業資格證，每個證交4元。這六個證加起來，每人每年至少要花450元，這450元相當於打工一個月的收入。當然還有一些行業歧視。在北京，有些事情是不準你去做的，或者說即便你去做了你也很難，因為你是外地人，你沒有本地的戶口。如果你要辦經營執照，那是不容易的，你沒有北京戶口，工商所不理，給錢也不辦，沒有執照就不合法，那就只有挨罰，所以你只能花幾萬塊錢乃至十幾萬來買北京戶口。你經營的時候也可能被罰，比如在路邊擺攤，那麽城管要管你，進貨上車交警要罰你，甚至扣你車。如果你沒有北京戶口和抵押品，你也不可能從北京銀行貸款。這就是北京外來民工的真實現狀。（陳星音樂）黃：談過了北京外地農民工小孩就學的困難，以及對農民工工作行業的限製之後，楊銀波繼續談到了江蘇，在江蘇也有類似的限製情況。

    楊：我跟你講講對你來說還算熟悉的江蘇吧。江蘇有一個很讓人氣憤的，但是也在全國非常普遍的現象——行業工種限製。比如江蘇省會南京，有的允許農民工幹，有的不允許你幹。允許幹的，比如建築安裝工、環衛工、礦山井下工、裝卸工、搬運工、瓦木工、水手、冶煉工、鑄造工、車工、擋車工、縫紉工、消防員、廢金屬處理工。這些工作是相當低賤的。

    黃：而且是出賣勞力，或者是比較容易有職業災害的職業。

    楊：比這些行業稍微好一點點的呢，就不允許農民工去做了。哪些不允許呢？清潔工、營銷員、廚工、消費行業的服務員、家政服務員、商店營業員、賓館服務員、門衛、保安、電工、駕駛員、話務員。這個行業限製，在全國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有10年的歷史，至今沒有廢除。

    黃：最後楊銀波以余世存先生的一首詩，為今天所談的內容做了註腳。

    楊：這是一首比較長的詩，叫《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又叫《歌擬奧登》，由中國著名作家、同時也是我們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余世存先生所寫。全詩是這樣的——據說這個城市有一千萬人口，有的住花園別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裏頭；可是我們沒有一席之地，弟兄們，我們沒有一席之地。據說這裏是我們的歷史和夢想，是我們的驕傲，我們象親戚來串門，卻也引起它的懊惱；它讓我們呆在原地不動，弟兄們，它讓我們原地不動。我們的原地，荒涼的地方只有不長五谷的山溝，我們要靠它吃飯人們卻痛心疾首；他們不讓我們砍樹，弟兄們，他們不讓我們砍樹。我們逃離饑餓，尋找幸福，交通部門要走我們的所有，讓我們擠在一起窒息，瘋狂，死去，認清自己——不如他們眼裏的一條狗，弟兄們，我們不如一條狗。 　　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蕩去來，象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麽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麽變化？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說我們太笨，素質太低，為什麽禁止我們進入很多行業？他們明明知道中關村裏的電腦是我們攢的。有人說我們到城裏來只是出醜，同樣是修路，掃地，法律法規卻讓我們交出自由，我們規規矩矩地坐在城裏人身邊；他們卻皺著眉頭，弟兄們，他們指我們太臭。聽說學者們的憂愁就象富人的富有，就象我們的匱乏，他們反抗現代性的異化，聽說他們比我們活得光榮偉大；他們在絕望裏令人感動，弟兄們，我們在絕望裏無所適從。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獅子狗裹著短襖，別著胸針；看到門兒打開，讓一只貓走進門；看到人們都在出國；看到學生們扔磚頭，看到“我的朋友比爾”在北大演說；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裏自在地遊，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沒有一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一盞是我們的。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一種幸福，走去又走回；他們在尋找你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你和我。

    黃：聽眾朋友，今天的《放眼大陸》就在這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當中跟您說再見了。我是黃絹，謝謝你的收聽，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 節目：2004年7月3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楊：在廣東，有48.3%的民工的月收入沒有超過800塊錢，每天不到27塊錢，然而現在打工的成本又越來越高，比如辦理各種證件、各種高消費等等。加之目前物價上漲：比如說豬肉，前幾天《南方周末》刊出報道，說我家鄉重慶的豬肉，背脊肉已經是15塊錢/斤，普通的肉10塊錢/斤，而過去一般是5～7塊錢/斤；米價也在漲，油、鮮菜、肉禽、水果，還有棉花、鋼材、焦炭、水泥、石油等等，都在漲。“漲了！漲了！漲了！”打電話問全國各地的朋友時，對方都這麽回答我。漲得到底有多厲害呢？2004年6月，官方的統計是：中國的消費品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上漲了5%，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了4.1%，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上漲6.4%，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了11.8%，而食品價格指數竟然上漲了14%！所以好多民工都想回去種莊稼了，但是某些民工一回家卻發現自己的土地居然已經被村幹部賣出去了！真是痛苦啊。

    再一個痛苦就是，現在的天氣非常炎熱。比如說--重慶：35度以上的高溫天氣已經累計出現了10天，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已達40度，目前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已達174萬畝，23萬名居民臨時生活用水不能滿足需求，25萬頭牲畜存在暫時飲水困難，而且未來還將有30天左右的伏旱。浙江呢？遭遇50年最嚴重的旱情，目前已經有10多個縣市嚴重缺水，大水庫蓄水僅為正常蓄水量的55%。西安呢？出現39.3度的高溫，創下西安50年來氣溫最高紀錄。上海呢？已經達到36.8度，累計高溫日已達18天，比常年多出一倍。北京呢？城區突破39度，郊區突破37度。那麽我現在所在的廣東呢？最高溫度達到38度多！

    黃：哎喲。

    楊：就拿廣州來說吧。7月1日和7月2日，在這短短兩天以內，因為天氣酷熱而死亡的人，至少就有39人！在四川成都，根據幾家醫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中暑患者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是高溫作業的民工。我父親今天也因為天氣熱被逼著回來了。這天氣太熱啦！我在民工工地上住的時候，早上5點半他們去開工，到了7點的時候天氣就開始突然地悶熱，到了上午11點左右天氣就越來越熱，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打濕，緊挨著身體，沒有一件是幹的。回到民工租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馬上提水沖涼。今天我父親一回來的時候，我一看他，哎呀，完全變了樣子：全身發黑，黑中透紅，紅中透黑，兩個肩膀、背部、手都是紅黑色的，腳上全是傷--被鋼板、被磚塊磨壞的、碰壞的。往他手上一摸，象什麽？一塊鐵！全是鋼繭、手繭，用刀來劃都能夠把它割下去，一塊一塊的。肩上起碼有0.5公分的肉已經變成了繭，用刀來削掉，居然不痛。我希望大家通過我剛所講的這些，能夠實實在在地體會到在7、8、9月份，民工所遇到的這些危險和威脅。（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黃：談過了酷熱的天氣，楊銀波接下來為我們談到農民工在夏季裏的另一個威脅，那就是--洪災。

    楊：這些天，打開網站、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洪災。根據中國民政部7月25日的統計，今年死於洪水災害的人數為95人，另有63人在洪水地區失蹤。洪水已經導致93萬人失去家園，受洪水影響的民眾達4000萬人，倒塌房屋13.7萬間，43.5萬間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比如說--湖南：267萬人受災，懷化城區1/3面積遭淹，洞庭湖水系的沅江發生較大洪水。湖北呢？武漢出現洪峰，形成25．15米峰值，中小河流和水庫汛情緊張。河南呢？漯河、平頂山、南陽等市發生洪澇災害。廣西呢？37個市縣遭洪水襲擊，造成27人死亡，柳江發生超警洪水。遼寧呢？遼河支流清河、柴河以及位於遼東地區的遼河幹流水量猛漲，遼河發生入汛以來最大洪水，東部山區還發生了泥石流。

    雲南呢？盈江發生滑坡泥石流，2人死亡53人失蹤；怒江洪災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蹤。甘肅呢？中部降暴雨引發大面積洪災，4人死亡。安徽呢？淮北發生澇災，致使80余個村莊被水圍困。貴州呢？17縣市洪澇成災。青海呢？28個縣遭受洪災，4.24萬人受災。山西呢？平陸縣10個鄉鎮遭受洪災，經濟損失2476萬。河北呢？局部遭受洪災，防汛形勢嚴峻。那麽廣東呢？汕尾市降雨量超過160毫米，大雨造成汕尾市區多處地方大面積積水，一些村民的家禽養殖場被淹，部分家禽被雨水沖走。中國的生態環境在不斷地變壞，年年如此，這是需要正視的一個現實。那麽另一個現實有沒有被正視呢？尤其是那些從湖南、湖北、河南、廣西出來打工的民工，他們現在在幹什麽？還是繼續在外面加勁地找錢，然後把這些錢寄回去給被洪水淹了的家人，給他們提供修房子的錢，給他們提供吃飯生存的錢。沒錯，政府可以解決一部分或者說一個小部分，抗洪搶險的隊伍能夠使民眾在洪災中的生命得以保住，就已經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啦。那麽受災的民眾如何繼續生活呢？靠的還是外面打工的親人。

    黃：也就是說，在夏季的時候，也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在這時候農民工的打工非但不能停止，而且還要更加辛苦地工作。

    楊：很難熬啊，每年的夏季民工都很難熬，可是他們又不能不熬。相對於內地的洪災而言，在廣東打工基本上可以避免在洪水中死亡。因為廣東的大部分地區很難出現洪災，它靠海。廣東出現洪災的地方一般是吳川、湛江、韶關、茂名、封開、清遠、連山、河源、梅州、五華、翁源，比如吳川的梅江、鑒江、袂花江，韶關的武江、湞江、北江。除了韶關之外，東莞、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潮州、汕頭等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不會發生洪災。另外，我曾經專門在湖南看了一下洪水的位置，看了一些“抗洪搶險紀念碑”，有些官兵也死亡了，民眾每年的死亡人數一般也是百余人。在現在我們談話的這個時候，湖南的洪水就是最猖狂的，郴州、衡陽、株洲、永州、張家界、懷化、長沙、嶽陽，這8個地方最嚴重。它的全省受災人口一般都是一千萬左右，成災人口也是數百萬以上。

    除了人的生命之外，湖南幾十個市、縣、區、自治區的耕地、住房、學校、商店、廠礦企業、機關事業單位，還有水利、電力、公路、橋梁等等，更是屢受重創。本來湖南就那麽幾大水系嘛，湘江、資水、沅水、澧水、洞庭湖，但是湖南位於中國最中部、長江中遊南部，平原很多也很大，不象貴州、重慶、雲南那樣出現大的泥石流。比如說洞庭湖，每年湘江、資水、沅水、澧水平均入湖的水量就高達3018億m3，這個年平均入湖水量是鄱陽湖的3倍、黃河的5倍、太湖的10倍。但是洞庭湖只有一個出口，泄洪能力很有限，一旦遇到暴雨，就會馬上形成上壓下頂之勢，釀成洪澇災害。再比如說洪災不太明顯的湖南常德，當時洪水淹過來的時候，沒有經歷過的人根本無法理解、無法想象。我到常德的石門、臨澧，是什麽感覺呢？頭上是烈日，頭下是洪水，去年石門被淹的時候，縣城被淹的面積就占了80%，光是二都鄉、易家渡鎮澧水兩岸就有33個村被淹，有8萬多群眾被洪水圍困，很恐怖啊！

    中國每年都會發生的這種洪災，它對於打工的人來講是個什麽概念呢？首先，民工家裏的人在家鄉被淹死了，那麽他們還有什麽勁頭去打工呢？大家還記得1998年的洪災吧，那場大洪災影響到了2.23億中國人，一共死了4150人，有690萬房屋和530萬公頃莊稼也被同時毀掉。可是每年都有那麽多的人死於洪災，而這些人的家人、親戚卻可能正在外面苦幹，他們在打工之余連看電視的勇氣都沒有?

節目：2004年7月17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五集的播出。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蕩去來，像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麽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麽變化……（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和我們一起走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在上一次的節目裏，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回顧了大陸官方和民間過去是怎麽研究農民工的問題，同時楊銀波也和我們分析了大陸農民為什麽走入城市之後又回到農村的各種原因。那麽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接著要從廣東以及四川竹鎮的例子來和我們進一步地探討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楊：那麽現在呢，我們就主要地談幾個省。第一個：四川。在四川有一個鎮──竹鎮，這個鎮是近靠成都市的一個小鎮。竹鎮的發展歷史，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典型，要研究中國農民工問題，必須涉及到這個鎮，因為它太有代表性。在1979年～1986年的過程當中，竹鎮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到成都市打工。1986年左右，成都開始大量辭退民工，主要是辭退女工，因為各種各樣的人才、技術以及當時的經濟環境都很差，效益變得越來越低。這些女工不知道該怎麽辦。1986年5月，竹鎮專門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名字叫勞務輸出辦公室，現在已經改名為勞動服務站，在全國各地類似於竹鎮勞動服務站的站名在目前有很多。1986年～1988年，在這三年的時間裏面，竹鎮仍然向成都輸出民工，一共輸出了2214個人，當時也沒想到要把民工調到外省去。1987年，又緊張起來。當時竹鎮的勞務輸出辦公室主任，還有縣裏面的勞動局、勞動服務公司的一些領導，一共有五個人，他們恰好認識一個香港的商人，這個香港商人說廣東這邊有發展前途。

    這五個人就到廣東的很多地方來考察，比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最後是定在東莞。大家在心態上都很小心。他們所考察的是什麽呢？一個是：廣東這邊到底安不安全？另外一個是：廣東這邊的風土人情啦，排不排外？似乎覺得廣東人很「傲」一樣。還有一個：廣東的物價水平怎麽樣？考察到這些之後呢，經過對比、權衡、分析，得出結論：廣東東莞的物價水平相對較低，那裏的風土人情比較純樸，所以竹鎮當時就和東莞的厚街鎮簽了合同。──你知道厚街鎮嗎？很多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經常出現這個地名，現在是非常繁華的一個鎮了。當時與竹鎮在厚街鎮簽第一個合同的是厚興皮具廠，要竹鎮的50個女工過去做工。當時很小心啊，很多竹鎮的鄉親看見領導回來，一聽，很擔心：哎呀，要送這麽遠呀！要從四川這邊，跑到廣東，不得了，不敢想像。公平地講，那時的政府還是有一定的開放意識和遠見，而要把這個遠見實行起來，卻很謹慎。比如，送女工到廣東，那麽誰來負責運送呢？就是當時竹鎮的武裝部長。

    黃：哦？哎呀，真有趣。

    楊：怕出事情。因為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比如「資本主義是吃人的草」啦，「婦女出去就是賣淫」啦，廣東那邊靠著香港，經濟是外向型經濟，跟臺灣也有大量合作，是這種背景嘛，肯定就有這種意識上的顧忌和擔憂。那麽結果到底怎麽樣呢？到1998年的時候，竹鎮到廣東打工的人實際上已經有了15788人。最早的是1987年，女工到了東莞是怎麽做的呢？大家都不放心嘛，那麽武裝部長就在車上是談了又談：你們出門，在哪個地方停車，要準備哪些證件，哪個地方要簽字，上廁所、吃飯一定不能走丟，這些都談得很細。1992年、1993年的時候很擠，光是竹鎮這個地方的民工在車上就有突然「瘋」掉的情況，又熱、又亂，黑社會、流氓痞子又很猖狂，擠掉的人有的還找不回來。

    80年代後期在輸出安全方面，略為好一些。當時出來打工的民工如何讓家裏面的人安心呢？寫信回家，父老鄉親看著信就容易放心啦。然後大量的信件就寄到竹鎮，竹鎮就把信收集過來，每天向整個鎮廣播：親愛的父親、母親，你們怎麽怎麽樣，女兒在這邊過得很好，吃穿住行都有照顧，等等。整個鎮裏面都圍繞著這些消息，大家心裏面也就踏實了。這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渡過程。現在竹鎮政府在東莞這邊有一個民工分支管理機構──辦事處，就好比一個小的「大使館」，只要竹鎮的民工在東莞出了什麽事情，就找東莞這邊的辦事處。比如說：哪個廠要辭退竹鎮的民工，那麽辦事處工作人員就去廠裏面去領這個民工，然後又幫民工安排新的工作。但是這樣純粹為民工辦事的辦事處現在已經不多了，因為過去竹鎮的辦事處人員還沒有太計較個人的私利，他們過去所做的，主要是為了維護竹鎮政府的權威。這是當時最主要的設立目的。（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可惜，四川竹鎮的經驗並沒有推廣到大陸其它地方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以贏利為目的的職業介紹所。　　　楊：那麽現在就不這樣做了，首先政府也要賺錢嘛，所以裏面就出現了一些人所辦的新機構，也就是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職業介紹所。在臺灣有職業介紹所嗎？

    黃：有，不過現在大家找工作的方式其實蠻方便的，就是上網去找，所以職業介紹所已經是幾乎不太有了。早期的時候是有的。

    楊：在現在的廣東，職業介紹所很多，騙錢的也有很多。我告訴你一個事情，我18歲的時候在重慶，那個時候我還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該幹什麽，還沒想到當什麽作家之類的。我到重慶江北區觀音橋的一個職業介紹所去，一進去，對方說：「先交50塊錢！」50塊錢拿過去，對方說：「這個是地址，你過去就行了。」第一個工作是專門幫別人倒茶，400塊錢一個月，試用期只有200塊錢一個月。我一進那個茶樓，對方笑哈哈地問候：「你好老板，喝茶嗎？」我說：「不是，我是來找工作的。」對方的臉色馬上就變了：「對不起，我們這裏已經滿了，你到別家去吧！」哎呀，我從觀音橋到那個茶樓，坐了半個小時的車，然後又坐回來，對職業介紹所的人說：「那邊已經不要了。」他們又給我一個新地址，我又坐車去，對方還是說：「對不起，我們滿了！」然後又新找幾個，仍然如此，或者找個借口就不要了，而且那些個工資標準完全就是欺負人。所以一氣之下乾脆不找工作，自己想辦法算了。現在的職業介紹所不值得信任的太多，大多數的民工也不是靠什麽政府，而是靠親人、老鄉、朋友，或者靠自己，很多人都是不求什麽人就直接去找工作。

    黃：有沒有看報紙？

    楊：也有。但是應聘的人太多，一過去，「幹這行有多長時間？你是什麽文憑？」一些民工老實地說：「我小學畢業。」那個時候你就不行了。所以現在人們為了找工作，花盡了力氣，比如賣假的文憑啦。我就經常遇到這樣的事情，朋友說：「楊銀波，你的字寫得好，來，你幫我填填。」我問「怎麽填啊」，朋友就說：「哦，這個填姓名，這個填年齡，這個填初中畢業吧。」我問「你到底是幾年級啊」，朋友一嘆氣，「哎，實話告訴你，小學三年級都沒讀完。」哈哈。為了找工作，或者為了找更好的工作，他們首先要騙過第一關，甚至連身份證都可能是假的，姓名可能是假的，年齡可能是假的，工作經驗也可能是假的，什麽都可能有假。剛才我重點地談了四川竹鎮的民工歷史，和關於民工找工作的細節問題，簡單地談了民工到底是怎樣變為今天如此開放又如此矛盾的過程，政府又如何從開始特別負責變為今天計較個人私利的過程，僅作一個膚淺的了解。（陳星、呂飛音樂）　　　　　　黃：談過了四川竹鎮，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廣東特殊的「城中村」現象。

    楊：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省：廣東。對於民工而言，廣東有四大名城：東莞、廣州、深圳、珠海，非常現代化，它們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廣西的民工最聚集的地方。對於東莞，民工聚集的意向要強一點，民工最多。你有沒有註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廣東的很多地方，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黃：我不曉得，我沒去過。

    楊：沒去過啊，好，那麽我給你舉個例子：廣東東莞市鳳崗鎮有一個管理區，叫雁田管理區，1996年的時候它的外來人口就已經超出了它本村人口的10倍以上！　黃：哇！

    楊：廣州天河區中山大道有一個村叫棠下村，這個村的村民有6000多人，但是這個村的外來打工的人就有3萬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另外，廣州天河區還有一個村叫石牌村，這個村的村民有9000多人，那麽外來打工人口有多少呢？4萬多人，也將近是本村人口的5倍。這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現象，我稱它為「城中村」現象，或者是「村中城」現象。又不像村又像村，很奇怪。比如，我現在這個地方，一走出家門就會看到：村裏的街道很窄，樓房很多，樓房與樓房之間的距離，5厘米左右吧。

    黃：怎麽那麽少？

    楊：這就說明這裏的土地很寶貴。同時我還能看到：在高樓大廈之間，有很多民工房鑲嵌其中。這裏的村民不用種田，土地已經拿出來賣了嘛。那麽這些村民一天到晚幹什麽呢？沒錢的話，搞搞建築，做做生意，開開摩托；有點錢的話，打打麻將，賭兩把，這裏的賭風很盛，或者搞搞六合彩，買碼。另外一個就是，廣東農村的本地人信神信佛的很多，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門前點上一柱香，許多節慶都是這裏獨有的，遇上全國性的節慶更是鞭炮聲聲，早上五點多就響得滿村都是。

節目：2004年8月7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讓我們來聽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先生今天要為我們帶來什麽樣的內容。

    楊：我曾在許多的街頭失眠，它的城市夢幻的空間，它的子無虛設的阻力，在瘋狂的邊緣失眠。我覺得越來越有些疲倦，聽著隔壁提琴的抽泣，喝著世事煮沸的肉湯，越來越有些疲倦。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今天是第八集的播出。在上一次的節目裏，楊銀波從特別的數字談到了大陸農民工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今天，楊銀波要從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帶我們一起深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首先，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在大陸教科書上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最近卻被刪除了。

    楊：接下來向大家提供的這些特別的消息，我覺得看起來很小，細想起來又很大。我想首先問你，你有沒有在臺灣讀過我們大陸教科書上的一篇文章──《包身工》？

    黃：什麽叫「包身工」？

    楊：那就是說沒讀過。包身工是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東洋紗廠裏，為日本人工作的中國女工。因為這些女工在進廠時已經簽訂了賣身契，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權，所以被稱為「包身工」。《包身工》這篇文章，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之一，是已經去世九年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沈乃熙）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夏衍在19歲時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24歲時經過孫中山先生介紹加入國民黨，是我比較尊敬的作家之一。除了《包身工》之外，他還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比如《狂流》、《春蠶》、《風雲兒女》、《壓歲錢》，還有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等等。《包身工》這篇文章，是夏衍在35歲的時候，經過幾個月的實地考察之後寫出來的。這篇文章所描述的是舊中國包身工的苦難生活：黑社會滲入工人的培養和管理，既有殘忍的資本家，又有無能的政府，包身工面臨雙重壓迫。

    我們在上中學的時候，《包身工》是語文課本當中的重要篇目和教學規定的基本篇目，被納入我們的考試範圍之內。現在我仍然能夠記得《包身工》的最後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但是現在呢？這篇文章在新版的語文教科書中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無情地取消，全國取消啦，一些地方只把《包身工》作為高中一年級的「自選讀本」。教育部為什麽會這樣做呢？正是因為中國當代包身工製度在某些地方死灰復燃，而且不再僅僅局限於被外資剝削，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本家也正在剝削中國勞工。而政府呢，同樣在一定程度上無能為力，甚至某些地方當局倒向資方、助虐為紂！為了避免中國人對當前這種狀況過多的了解、記憶和影射，教育當局把這篇文章去掉，以求麻痹國民心靈。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我告訴你，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在我眼中看得起的課文不多，《包身工》算是其中一篇。正是由於這樣的文章，我在很小年齡所受到的這種啟蒙，才促使我後來形成一個誌向：從事實實在在的社會調查，做出一些有價值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或者象記者那樣的調查報告。然而，《包身工》這篇文章在現在的課本中去掉之後，又有多少人會多一些深切入世的精神呢？從人的內心，尤其是從少年的靈魂當中把它抽去之後，將會使一個民族丟失多麽寶貴的精神呢？我要說，中國在馬列主義統治下的課本，一句話：就是不行。好文章不在課本裏面；但是，像《包身工》這樣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在裏面，它都是一個種子，它都會散播在人的頭腦裏面。

    黃：是的。

    楊：從這個事情當中，我們還應當反思的是當代報告文學的困境，包括記錄當代民工問題的報告文學的困境。中國報告文學的歷史，從阿英選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開始，至今已有72年。由於報告文學既有真實的基礎，又有情感的力量，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曾經在相對開明的社會風氣中掀起熱潮，比如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魯光的《中國姑娘》、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嘆調》等等。那麽現在的報告文學呢？按理說，它應當成為當今反腐敗、反黑、反惡，推進中國進步的有力器具啊。然而，我們只能看到李炳銀主編的《報告文學》雜誌，著名作家鄧賢發表在《當代》雜誌的作品，《四川日報》記者戴善奎的《長江漂流紀實》，四川綿陽作家李林纓的工業題材的作品，以及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他們的報告文學多具有批判性，寫真人、寫真事，但常常傷及某些人尤其是達官貴人的利益，所以說真話、做實事特別難。流風所至，從事具有批判性的報告文學創作的人變得越來越少，這樣的傳媒也變得越來越少。

    另外，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些消息。最近有一些電影、電視，我想介紹給大家。我過去不是講過嗎？反映民工生活的電影、電視，有一些拍得非常好，比如電視連續劇《外來妹》。今年又有一部20集電視連續劇叫《貴州背兜》，吸引了雲南、貴州、四川、重慶四個地方的笑星，在貴州開拍了。貴州這個地方的人是怎麽做的呢？不是像我們重慶的「棒棒」用扁擔、竹杠，而且用背兜，背煤炭、背貨物、背水，灌溉土地的時候也背糞便。其實在《貴州背兜》開拍之前，我們重慶就有一部非常著名的電視劇，拿過「新時期中國電視喜劇優秀作品獎」和「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叫做《山城棒棒軍》。因為我們重慶是──「好個重慶城，山高路不平」，所以挑夫就穿街走巷、肩挑背扛、爬坡上坎，為別人搬東西，為千家萬戶提供方便，「棒棒軍」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打工階層。

    黃：對。

    楊：你看過？

    黃：你過去跟我提過「棒棒」。

    楊：很好。那麽，在此我就向大家推薦一下我們重慶的其它方言劇，比如《唐肥腸傳奇》 、《擱得平外傳》、《表妹進城》、《爬坡上坎》，市面上有賣，網絡裏也有賣；也向大家推薦這部新拍的《貴州背兜》。《貴州背兜》裏面有個演員叫淩淋，是我們重慶笑星淩宗魁的兒子，他在電視劇中有一句說得最多的臺詞，我用重慶話講啊──「快點兒幫我找點活路幹撒！我荷包頭只剩五塊錢嘍！」他們就是這樣，被生活壓力不斷地往前推著，迫使他們為了生存，不斷地找工作。「只剩五塊錢」的壓力，我想請各位聽眾先細細地體會一下。（順子音樂：《回家》）黃：沒錯，為了生存，大陸農民工不斷地出賣勞力，從事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那麽有誰來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呢？楊銀波繼續為我們介紹了幾部正在拍攝的影片。

    楊：有一個年輕人叫徐果，是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讀計算機專業。他正在用20萬的錢拍一部電影，專門反映在成都搞建築的那些民工。我們知道，現在要拍一部電影──普通的嘛，上百萬；規模很大的呢，起碼上億。那麽，徐果這部電影就只能按照獨立電影的方式來拍攝、推廣。他的這個資金是怎麽來的呢？最開始，找家裏人、找公司，得到幾萬元的贊助。然後，他又發起了一場買碟集資行動，解決了資金欠缺問題。如果這部電影拍攝完成，他首先要為成都的建築民工免費播放，然後到全國的一些工地去巡回放映，同時還將參加國內外的電影展！──徐果，你真是有誌氣！楊銀波感謝你。

    其實，不僅是徐果，只要大家有機會，有這樣的頭腦，有這樣的技術，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資源，那麽就放手去幹！因為反映民工真實的生活，這實在就是一件大事嘛。再有一個著名導演，你我都應當是知道的──張紀中。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的製片主任，也是《笑傲江湖》、《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青衣》、《激情燃燒的歲月》的製片人。

    黃：看過。

    楊：現在他正在拍攝一部央視電視劇製作中心安排的20集電視連續劇，劇名就叫《民工》。本來張紀中在今年的央視重點劇目嘛，一部是《陳賡大將》，一部是《神雕俠侶》，但是《民工》這部電視劇是個國家大事，所以現在就把這個抓緊了。5月10號，他們已經在山西平陸縣張店鎮古城村南窯頭水庫開了機，張紀中做製片人，康紅雷做導演，李培森做出品人，陳枰寫劇本，演員是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班子。劇裏面有個人叫李平，她特別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不接納她；等李平回到農村，農村也不接納她。他們拍這部電視，依我看主要是從社會層面去反映民工處境。10月份，他這部《民工》要在央視一套播出。

    黃：太好啦。

    楊：相對於張紀中的《民工》，我更期待管虎的《民工》。你知不知道管虎？他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像近兩三年的《黑洞》啦、《西施眼》啦、《冬至》啦，我特別喜歡。他是怎麽拍《民工》的呢？第一，拍片之前，他曾經像我這樣對民工做過許多實地的調查采訪，和他們一起生活過，深刻地了解過。第二，他用真民工來演民工。第三，一些知名演員，比如陶澤如、孫松、丁勇岱、高秀敏，再加上一個本來就是從底層社會爬上來的雪村，他們跟《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主旋律的班子完全不同，他們的演技、體驗更有資格和膽力去接近真實，比如我知道《民工》的許多鏡頭就是在街頭偷拍的。再有，看過《黑洞》、《冬至》的人是知道的，管虎的配樂很有節奏，整個電視的畫面、聲音、情節、情感、音樂貫穿起來看，非常流暢！8月底，他這部《民工》的主要部分就要在吉林長春殺青了，我希望到時候廣電總局不要把他的作品刪得太多，爭取盡量保存原貌。

    從目前的形勢看，今年的民工電影、民工電視劇、民工書籍、民工的各種社會活動，已經成為一個熱點，一個絕對的焦點，很多人都會投入到對這個群體的關註、幫助和支持，我希望這種關註、幫助和支持不但要廣闊，更要深入，更要具體。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個，當然是政府有這個表態；另外一個，就是事實擺在面前：中國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最大的組成部分，他們已經占據了很多很多的產業、行業，他們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其他類的工人，遠遠超過。他們的貢獻與困境，涉及全體國民。（順子音樂）節目：2004年7月10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楊：那麽，農民、農民工到底要怎樣才能成為城市人呢？通過什麽方式？你覺得呢？

    黃：有沒有可能是政府去某一些地方開發一些新的產業，然後在那裏建造新的城市；或者是把鄉村的農業“觀光化”。那我不曉得實際的做法是什麽樣。

    楊：臺灣是不是這樣做的？

    黃：臺灣的話，現在是我們有一些休閒農業，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休閒農業或者是發展觀光區，其實是因為我們的鄉村建設也都整個交通改善了，所以即使在鄉村，他們的生活水平也都蠻好的。

    楊：你說的是一種“城郊化”，已經是比“城市化”再高一級的階段了--城市人到郊區、農村去住的也有。

    黃：有，有這樣的交流。那我覺得我們的農村，之前也曾經憂心過說農村的青年外流，也有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往“景致農業”的方向發展，農民的生活、收入有提高，而且我們工商業的發達其實吸納了很多農村的人口。

    楊：你說到這一個，那大陸的人聽著肯定很羨慕了。就我所知，大陸的農民、農民工要真正地跳出農門，一般有這麽幾個方法：一個就是，他們從打工的這個地方，回到農村的那個縣城或者鎮上、鄉上去創業，自己辦廠；另外一個呢，就是他們在自己的村裏面尋找不是農業的職位，比如象服務業啦、開商店啦、做買賣啦，是不是？還有一個，花高價錢給自己的子女買戶口，買戶口很貴的，現在要花幾萬乃至更高；還有一種，自己的子女如果考上大學，跳出農門；還有，年輕的女工，出來打工的女孩，通過婚嫁，嫁給城市人改變這種農民的身份。但是，話雖然這麽說，其實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當中不知道要付出多麽大的代價！而且有很多很多原因都會阻止這種可能性，使一個農民一輩子都只能是農民，一輩子都做不了城市人！（汪峰搖滾音樂：《媽媽》）黃：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了農民成為城市人？楊銀波繼續說--楊：我大致說出這麽幾個：一個就是戶籍製度。你是一個農民，那麽你不是城市人，你就沒有城市人獨享的公民待遇。這個戶籍製度，在你辦身份證的時候，乃至於你剛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這是一個先天的，不以後天為轉移的。另一個就是情感上的，大家都很想家的這種鄉土情感，一些親緣關系啦、地緣關系啦，還比如春節、端午、中秋，還有親人去世的喪葬，還有結婚這些，它都會影響到一些鄉土情感。比如我今年3月份離開家鄉的時候，我父親和我一起從家裏面出來，當時家鄉好幾十個老鄉，還有我爺爺、奶奶、叔叔，都囑咐一句話，就是--“在外面好好幹，找大錢，不要給鄉親們丟臉，不要對不起家鄉人。”就是這樣的一種感情。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經濟聯系。比如土地啊，現在很多出去打工的農民，一出門的話他們就把他們的土地叫自己的親戚或者給別人去代耕了，讓別人幫他們去種地，比如我們家裏面的土地好象有兩畝多--（重慶話）“媽媽，有沒的兩畝多？”（母親梁如成：“有。”）黃：哈哈。

    楊：有兩畝多地。那麽兩畝多地呢，現在已經給我的七叔楊明華種了。他一般都是幫我們交糧，但是農業稅呢，是由我們負擔。總而言之，土地沒丟，那麽有些事情，比如今年交多少錢啦、明年交多少錢啦、開支要怎樣啦，乃至於我、還有幾位叔叔有的時候還要聚在一起商量老人該怎麽贍養，每年要拿多少錢，老人生病啦、其它特殊情況啦，要怎麽處理，有的時候也因為這些要回家鄉去。那麽還有一個，就是和親屬的一些聯系，也是一個特殊的限製，比如說孩子。這在一些農村裏面是很普遍的，那些剛結婚的人，生下來的小孩可能才一歲乃至才剛斷奶的時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那麽這個孩子就被交給他（她）的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由他們帶，象我接觸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前天去采訪的時候，就采訪到一家人，那個小孩的名字叫陳招強，他是四川瀘州的，很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就出去搞建築。他在家裏面呆了好幾年，好幾年之後，他的父母把他接到他們打工的建築工地上，可是陳招強一年之內都不叫他的母親叫“媽媽”，不熟悉，完全不熟悉。這個小孩的奶奶接受我采訪的時候就跟我講：“你以為帶小孩不累呀？每天晚上都要拿著一只手，把它伸出去，讓小孩睡在手臂上，萬一我睡著了，陳招強說不定就滾下床去啦，是不是？”這些孩子呀，確實是一些很牽動人的原因。不管小孩的生病也好、身體狀況也好，還是他（她）的思想情感也好，還有孩子升學，一些比較重大的情況，父母都要回來處理。再有，對於農村來講，農村結媳婦（訂婚、結婚）是一個很大的事情！現在農村結媳婦太難了，找不到老婆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沒有辦法。所以很多人寧願去貸款，也願意為自己的孩子做終身大事。

    今天早上，5點20分，我送我父親到建築工地去打工，在路上我父親就很感嘆地對我說了這麽一句話，他說：“現在出來打工的人太可憐了，太窮了。你想想這孩子從小到大，生病也好、讀書也好，得花多少錢呀。長大了，要是結不到老婆，那時候父母還挺著急。”農村你要結媳婦，你得有個條件--得有樓房。很多人現在還是瓦房，乃至於是草房（我的故居現在就是三間瓦房、一間草房，哈哈），一間樓房得花五、六萬，要搞裝修和添補家具的話，就更多，這些錢他們出來得幹多少年呀！要是訂了對象，還得交人親錢，每個節慶的打發和禮物，做媒錢，既多又雜，人來客往的特別多，加起來將近10萬，可能有的還不止。這個數目對於一個打工的人是什麽概念？在廣東這邊搞建築的，一個月把其它的開銷都拿走之後，剩下的錢才400來塊錢。

    黃：哎呀。

    楊：你想想，400來塊錢，一年12個月，也就5000塊錢吧，給它滿打滿算。5000塊錢一年，給孩子結個媳婦，修棟樓房，10萬，得用多少年？20年。所以很多人是貸款來結婚，媳婦結過來之後還得還債，我碰到的很多人就是這樣的生活情況。那麽除了這些原因會限製到打工人成為城市人之外，還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打工人到外省之後，他們的身份是比“公民”更次要的“暫住”身份，這是我們通常都知道的要辦暫住證。而且他們的生活也沒有保障，有的時候他們受不起老板或者管理人員的氣，最終還是要回去的。象江西，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最後還是大部分留在了農村，不管他們到廣東、福建、上海，還是到北京、河南、河北，在那些地方定居的人極少，就算是在江西城鎮裏面定居的農民工都很少。很多都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打了幾年、十年、十多年的工，然後回到自己的老家，還是做一輩子的農民，這個農民的身份是很難有希望改變的。我剛才談的這些，確實是一個現狀，在中國大陸你要從一個農民成為一個城市人，那要付出多麽大的代價！

    黃：基本上是因為他們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們要從農民的身份變成城市人的身份，這當中有很大的關卡，所以阻止了很多他們改變的可能性。

    楊：當然我也采訪了一些農民工，我問他們：“首先，想不想在城市裏面生活？”這個答案真的是參差不齊。占一半的人不想，那麽另外一半的人也不說想，“即便想，又能怎麽樣呢？”不想的那一部分人，他們的原因是什麽呢？覺得農村好，或者農村空氣好，乃至於大家都知道，溫飽是沒問題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錢用，在情感上都願意回去。在農村裏面，孩子方面的花銷，老人方面的花銷，生活生產的花銷，人來客往的花銷，壓力很大。那麽同時呢，打工的人一回來都知道在外面打工是什麽樣子，都對那些十來歲的娃娃說：“你們這些人，要是想出去打工，不要象現在這樣吊兒郎當的，要規矩點兒！”都是這樣一種教訓的口吻，帶回來的都是這樣的體驗，一種非常自卑、自控、自重的沈重體驗。（汪峰搖滾音樂）黃：楊銀波從戶籍製度和鄉土情感這兩大因素分析了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為什麽最後仍然選擇回到農村。雖然如此，回到家鄉並不是代表失敗，反而為農村註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改變。

    楊：這些外出的民工從外面打工回來，不能算是失敗。不能說農民沒有變成城市人就是一種“失敗”；恰恰相反，實際上農民由於有了打工的這麽一個過程，他們回到家鄉，對當地有很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影響就是我註意到的，就是他們對當地政治的沖擊，尤其是對中國基層政權的沖擊是相當大的。我跟你舉個例子，在江西省有個龍南縣，龍南縣有個關西鎮，這個鎮裏面有個村，這個村原來的政治狀況基本上都是“長老政治”。可是村裏面後來有個34歲的人，那麽今年他已經有36歲了。這個人打工之後回來呢，他覺得自己在外面的經驗很豐富，能夠在村裏競選當一個村委主任或者其它什麽職務。2002年，這個村裏有689個人投票，最後有476個人都贊成他擔任村委主任。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農民通過打工的這個過程，他們變得比原來激進一些，開放一些，他們要的是能夠為村裏面賺錢的人才，不是那種在上面吃了飯不幹事的，這個去問一下，那個去問一下，上面喊收錢了就來收錢，不負責，村民不要這種人當官！這個年輕人要結束長老政治（也就是老人政治）。當上村委主任之後，他現在辦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除開每年交600塊錢的稅，那麽每個月從糧食加工廠裏面，他每個月有60多塊錢的收入；然後，管理村裏的電路和收電費，那麽他每個月能夠掙90塊錢；再有，當村幹部每個月的收入有200多塊錢；他還承包了兩口魚塘（也就是池塘），每個月呢，能收入250塊錢。你算一下，這些錢一加起來，也就是說他每個月有600多塊錢的收入。這600多塊錢呀，有的時候比在外面搞建築的打工人要強，相當於十八、九歲的少年民工在廠裏面的打工收入。我剛才說的“沖擊”，就是村民比原來要激進、開放、現實，比較能夠接受使他們迅速致富的村委主任和其他村幹部。

    黃：我想也是他們的權利意識覺醒了。

    楊：也不一定是這一點，我剛才說的是比原來“現實”，強調的是這個“現實”。你說的權利意識，從一些靠近沿海一帶的來講，象浙江、福建、廣東，比較明顯地可以看出。靠近香港、臺灣的一些省份，不說別的吧，比如廣東這邊能夠收到香港鳳凰衛視啦、本港臺啦，乃至有的人架起天線還能收到臺灣的TVBS呢。他們的信息要比原來大，真正要談意識覺醒的話，還是要由信息量的接受來決定。那麽在內陸的農村呢，權利意識我還沒看到有多大的變化，我只是說比原來要“現實”一些：你當一個官，不能使我們的村民迅速致富，那麽你就得下臺！（汪峰搖滾音樂）黃：沒錯，不能讓村民致富，官員就得下臺，這不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嗎？謝謝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就大陸農民工為什麽沒有成為城市人，以及他們回到農村之後對農村所帶來的影響，所做的深入分析。節目進行到這裏，已經到了尾聲了，謝謝您的收聽。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感想，歡迎您來信到臺灣臺北市北安路55號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部《放眼大陸》節目（收）；或者是寫email給我們，我們的電子郵件信箱是trhmc@cbs.org.tw，歡迎您和我們做進一步的交流。我是黃絹，謝謝您收聽我們今天的《放眼大陸》，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音樂）節目：2004年8月1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是中央廣播電臺《放眼大陸》節目，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九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節目內容。

    楊：我將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著國產壓路機的聲音，伴著傷口迸裂的巨響，在今夜的雨中睡去。風會隨子夜的鐘聲北去，帶著街上乞討的男孩，帶著路上破碎的輪胎，隨子夜的鐘聲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在上一次的節目裏，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數字、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那麽在今天的節目中，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現象。他首先和我們談到的是民工荒這個問題。

    楊：我記得我在前幾次節目當中一直在說三個字──「民工潮」，現在卻出現另外三個字──「民工荒」。

    黃：對。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民工潮、民工潮，意思是說外出打工的人非常的多，可是現在居然出現民工荒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值得省思的問題。

    楊：奇怪？對，是很奇怪，可它又怎能不是必然的呢？民工荒嘛，荒是荒涼的荒，一層意思表示民工就業緊張，另一層意思表示需要民工的企業在需要民工的時候民工卻不來。或者進一步說，企業招工難，技校和職介機構勞務輸出供不應求，珠三角加工製造類企業，以及福建、江蘇、浙江的企業都在缺工。缺什麽工呢？缺民工當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工技能型工人。我跟你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離我很近的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他們那邊105家企業組成的招工團最近幹什麽去了？跑到廣西貴港市去了。他們專門坐車過去要那邊的民工到南海的廠裏面來做事情。根據政府的統計，目前佛山生產工緊缺超過10萬人。缺工的行業主要在鞋廠、電子廠、五金行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酒樓賓館等服務行業。那麽這些行業呢，我們想一下啊，鞋、電子、五金、服務，這個做起來並不太難嘛。難在哪裏呢？工資！工資太低，民工不願意來。

    佛山缺工10萬，那麽東莞呢？缺工20萬。他們怎麽做呢？東莞長安勞動分局組織了50多家鎮內外資、民營企業，到廣西宜州參加第二屆勞動力交流暨人才雙選會。還有，前幾天我到廣州火車站去，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工剛下火車不久，來自廣東廠方的一大批人就趕快過來幫他們提行李，笑臉相迎，讓他們到廠裏面去做工。如此規模的事情以前是沒有過的，從來就沒有。但是我們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民工的工作有救了？是不是找工作很容易了？不是。否則，為什麽現在還有那麽多民工在外面耍著呢？他們沒有工作做嘛。你想，工資壓得很低的話，民工一進廠就等於進了一個黑坑，廠方會用各種各樣的不合理的製度來約束你，你不自由。你要跳槽嘛，我不發工資給你；你要告狀嘛，隨你去告，「誰怕勞動局呀？」我就見過一些二楞子的老板，瞧瞧那個氣勢，「這樣的事兒老子見得多了」，他們是這副德性。

    民工荒的事情，我們再轉到福建。福建省企業調查隊有一項調查，說在今年春節後，福建晉江市工業企業開工率只有80%～85%（沒有開工的就占15%～20%），其中的陶瓷行業開工率不足50%。民工短缺，跟工頭也有關系，工頭走了之後，幾十名、幾百名民工就可能跟著工頭走了。一個工頭有威望，或者說民工有利益把柄在他手中，那麽民工短缺就容易發生。另外在浙江湖州織裏，企業老板為了留住日益緊缺的民工，就為春節期間往返家鄉的民工提供專車接送，還有老板在大年初八專程趕到安徽、江西給民工拜年，而民工的工資從平均1200元漲到平均1400元。表面看起來嘛，我們似乎覺得民工的位置比原來高一點，但是進了其它一些廠之後，約束你的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殘酷。可能他答應你是這麽多錢，但實際上的價錢呢？再者，民工進廠，工資加高，那麽其他的民工就進不去了，因為廠裏面已經滿了。中國的農民工，現在實際上有許多人都沒有工作做，沒有工作做是在等待時機，那麽他們的內心所想的呢？就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有錢就行了」，而是盡量地「讓錢多一點」。是的，民工學會了討價還價。

    黃：對。

    楊：我們再深入地思考關於民工荒的四個問題。第一，民工的工資確實低。根據《珠江時報》的報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在12年之內只增長了68元。還有另外一組數據，就是各地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上海最高，635元；其次是深圳的特區之內，601元；廣州是510元；北京是495元；天津是412元；湖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40元；湖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300元；福建最高的是在廈門，有480元、430元、360元三個等級，福建其它的地方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80元；江蘇最高的是540元，最低的是320元。這個最低工資標準對於企業和民工來說都很重要，許多企業乾脆就按本地最低工資標準給民工發工資，乃至於低於最低工資標準。

    第二，民工培訓成問題，這涉及到教育。教育領域的高昂收費，製造了民工和貧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門檻。那麽有一些工種，比如說電子裝配工、縫紉工、印刷工、噴漆工、絲印工、焊接工、機械操作工等等，沒有經過培訓的民工，一是做不來或者做不熟練，二是容易發生工傷事故，那麽工傷賠償就很成問題。第三，我所知道的廣東的情況是不缺普通民工，反倒是在縮小用工範圍，招工的時候對年齡、性別、文憑、地域、經驗等有很多限製，比方說有的廠就是不招男的，有的廠就是不招四川的。第四，民工的信息來源太有限，人才交流市場跟民工的緣分較淺，中介機構又老是發黑財，民工報紙、民工雜誌太少，民工供需類的網站更是幾乎找不到，如此重要的招工信息到底是被誰壟斷、被誰掩蓋了呢？

    這四個原因加起來，怎能不出現民工荒！誰「慌」起來了？依我看，沒錢賺，大家都「慌」，也都「荒」；有錢賺，但賺得沒人味，大家同樣「慌」，也都「荒」。這不是簡單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這裏面其實涉及人權。下面我就說一個這幾天的事情。這幾天我幫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的父親是搞建築的，突然病倒了，病倒之後送到醫院，搶救不活，送到火葬場焚燒了。這個孩子身上沒錢，很小，才16歲，他準備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貴州的老家去，但是沒有車費。於是，他就在頭上包了一塊孝帕，拿著身份證、初中畢業證、醫院證明、火葬費收據單、父親遺相，以及他自己寫的「求求好心人可憐可憐我，讓我把爸爸的骨灰盒送回家鄉……」，到街上下跪乞討。那天我把他請到我家裏來，對他做了一次訪談，然後給了他一些錢。現在他已經回到貴州了，路途還算平安。

    一個16歲的孩子，他在遇到這樣的突發事件的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求救政府，而是跪在地上請求社會各界朋友給他以支持，給他以幫助，而且是包著孝帕向所有人流淚乞討。他只有一個父親，現在死了，母親也很早就去世了，回去找誰呢？只能找他奶奶過日子，然後他又得出來打工。我覺得這樣的悲劇之所以會產生，乃是因為政府沒有允許民間組織、團體大量興起，而且那些已經成立的官方性質或半官方性質的組織，沒有深入到社會當中去。茅於軾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政府必須管的由政府去管，而政府管不著的或沒有必要去管的，就大量放手讓民間去做。一個社會要形成巨大的緩沖層，必須要有民間組織、團體，民間組織、團體的大量興起，成為社會的緩沖地帶，成為社會有力的援助。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孩子，他遇到這樣的事情，他寫一個申請，或者民間組織知道他的事情，社會各界的捐助就總會有的，也不需要他的下跪，不需要他流三天三夜的淚，那麽他就可以非常順利地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他的貴州老家。（《晚安北京》音樂）黃：楊銀波從一個在街上乞討回鄉路費的孩子，和我們談到了在個人發生變故時，社會上的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救助功能。當然，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功能不僅是救助功能，還可以是社會的緩沖層，也可以發揮維權的作用。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大陸已經出現了獨立工會這樣一個新的氣象。

    楊：一個獨立工會在陜西西安成立了。這個工會在2004年7月中旬成立，名字叫陜西省西安市第一建築工程公司西高新項目部工會聯合會，這是西安的第一個獨立工會。這個工會要給外來民工發放會員證，而且讓民工免費入會。截至6月份末尾，已經有4500個外來民工加入了這個工會組織。而且，有的農民工已經被選上了工會領導和工會委員。在這個工會沒有被承認之前，他們已經展開了民工的維權，得到了35萬塊錢的拖欠工資，為每個遭遇拖欠工資的民工平均拿到了3500塊錢，了不起！

    黃：哎呀，真是。

    楊：我在想，這樣的獨立工會還會繼續推廣，它會從一個市到區、到鎮、到村，都會普及起來──肯定會有這樣的效果，這也是他們自己的承諾。

    黃：可是這個獨立工會的成立，當地政府難道沒有反對的意思嗎？

    楊；具體的我還不清楚。不過我在想，它畢竟是一個趨勢，如果政府眼光短淺、鼠目寸光的話，直接清洗掉不就得了？但是我們必須追尋本源去想。如果把這樣的獨立工會統統消滅，問題必然接踵而至：沖突、矛盾乃至暴亂、流血，在自我權利完全得不到維護的時候，種種情況皆有可能發生。

節目：2004年8月2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十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新內容。

    楊：祖國啊，他們嫌我擋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污穢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讓城市不夠寬敞明亮，嫌我影響了交通，影響了他們的升遷和政績。祖國啊，我只想擺一個小攤，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錢，給孩子們交學費，支付老人的醫療費，我要讓孩子們好好讀書，不要再像我這樣無用。祖國啊，我一定要讓我的下一代，做一個不用擺攤的人，做一個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這樣，活著給城市添堵……（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黃：聽眾朋友，歡迎收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從6月 19號播出以來，今天已經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要為我們總結這兩個多月來的播出內容，進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如何更全面、更具體地幫助農民工？楊銀波在今天的節目裏，首先為我們提出了農民工的根本問題。

    楊：我們之前做了九集節目來共同探討當代中國農民工問題，這九集節目回顧起來，農民工的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有那麽一個--我反復地想來想去，只有一個--，這個問題就是成本問題。第一個是務工成本。他們所要面對的收費名目很多，現在農民進城務工，需要辦理外出務工卡、未婚證、生育證、健康證、暫住證等十多種證書，這就增加了民工的務工成本。第二個是健康成本。我們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說由於工作環境很惡劣，他們的生活條件很差，那麽這就使得農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第三個是教育成本。我們曾經做過一次節目，專門談北京民工子女學校的那些孩子們，是不是？

    黃：是。

    楊：這方面，全國各地都有相似之處，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價錢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權利。第四個成本是維權成本。由於這些民工的平等就業簽約權利，他們法定的作息權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的侵害；並且，他們在政治上，他們的政治權利也被嚴重地邊緣化；這些就增加了他們的維權成本。從務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維權成本，四個成本就構成了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根本問題--成本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們做這個節目，能夠盡一切所想的、所能夠想到的，竭盡我們自己的能力去構思，也就是專門針對極為迫切、極為嚴肅、極為重要的大事，來探討：中國農民工應該怎麽辦？我們這個社會，究竟應該如何幫助農民工？

    尤其是我們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識份子，比如律師、記者、教授、專家，乃至行政官員、司法人員、人大代表，他們也可以和我們連同這個節目一起來想一個沈重的大問題：如何更全面地、更具體地幫助到農民工？使每一個農民工都能感覺得到我們“在”幫他們，而不是我們好像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需要行動！那麽在需要行動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慮，而且這種考慮還必須要有行動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說的、想的，到最後能夠變為現實。這幾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筆記上、日記上寫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放眼大陸》這個節目，從六個方面來談 --我們應該怎麽去幫助他們？

    “我們”，包括什麽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間，包括企業，也包括香港、臺灣、大陸，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乃至於像歐盟這樣的聯合體等等。是的，要讓全球共同關註中國農民工！那麽這六個方面呢，一個是教育的角度，一個是製度的角度，然後是交流的角度、工會的角度、民辦的角度，最後是根本的角度。我們很快進入如何從教育這個角度去幫助中國農民工。

    黃：好的。

    楊：為什麽要把教育作為幫助農民工的第一項呢？因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們想想，中國各地的農民工子女，他們的教育，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思想意識，他們的知識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啟蒙，如果這些意識啟蒙受到了損害、受到了歧視，使他們在幼小的心靈當中就感覺到了他們被排斥於社會之外，那麽你再如何幫助現在這些現在已經長大成人而且還有較深世故心態的民工，已是無補於事。而那些還未長大成人，或者身體已經長大但心理還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沒有受到優秀的教育，那麽他們將來為這個社會帶來的問題將遠比現在嚴重--今天中國日益嚴重的少年犯罪現象，已經證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應當成為幫助中國農民工的第一項。

    第一個，就是要對農民工子女大興教育。怎麽興呢？第一，農民工的孩子如果在農村讀書，我希望政府能夠盡量減免他們的費用，並且多開設希望小學，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這個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夠受到強烈的監督，使這些錢用到實處。第二，如果農民工的孩子在城裏上學，那麽這些孩子和城裏的孩子也應當一樣，在就近入學的時候不比城裏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錢的費用，使他們能夠平等。第三，我希望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費用盡量納入到政府財政預算當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對於民工子女學校（包括民工子女簡易學校），應當支持，不要打壓，讓這些學校在市場當中去競爭。我希望政府能夠起一個輔助作用，而不是去強製它。這是我的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的第一方面的建議。

    黃：談過了協助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問題之後，楊銀波接下來和我們談到的是如何協助農民工本身進行再教育。

    楊：第二個，其實也是教育，只不過叫做再教育。前段時間，我到廣東韶關去調查，那裏的許多民工去招工的時候，他們起的價錢很高，老板不願意接受這個價錢。為什麽呢？因為對於民工價錢的門檻，其實是個技術門檻。如果民工技術不夠、知識不夠、操作能力還不行，那麽民工擡價就要免談。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的建議是，讓政府在全國範圍以內，啟動“農民工培育陽光工程”，這個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樣，擁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這個工程，那麽中國的農業部、財政部、勞動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領頭，並同時吸收社會資金、人才和技術力量，來全面啟動這個全國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強農民工的技術訓練，也就是就業培訓。

    政府如果沒有把農民工的就業培訓抓好，那麽最後會導致出很多問題。比如說，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產生治安問題；當民工群體的生存集體性地受到威脅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廣泛而公開的抗議，動亂更是難以避免，而且逞惡性循環之勢。政府如果能夠在根子上率先開頭抓起來，同時允許民間力量大量參與農民工就業培訓工程，而不過多地考慮政治上的因素，那麽這個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啟動起來。對於費用的出法，我的建議是：政府負責公共知識培訓的費用。比如說法律知識，比如說對於城市情形的了解，對於當地不同風情風俗的了解等等，這種公共知識的培訓，這筆錢由政府出。另一筆呢，用工的企業和個人，由他們來解決技術培訓的費用。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廠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來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覺得他們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術能力的較高素質的民工，那麽這個企業就應當讓這些剛來的民工到學校裏面去。到什麽學校呢？到成人中專學校，到普通中專學校，或者到高級技工學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國共有技工學校3470所，其中國家級重點技工學校379所，包括高級技工學校229所，技術領域遍及機械、電子、航空、電力、石油、冶金、鐵路等近30個部門和系統）。到這樣的學校裏面去學公共知識、技術知識。學滿成功之後，那麽企業把民工帶回去錄用，企業再交一點錢給這個學校，這就使得培訓機構的運作能夠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個月的工資當中，將一部分錢交給企業，用作就業前培訓的報酬。我只是從我個人的角度談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黃：我們在臺灣的話，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業會做一些內部的培訓，也有一些會做建教合作。比方說，在學生還沒有出學校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進行雙方的合作，讓這些學生在一邊讀書的情況之下，還有一部分的時間是到工廠去學習。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這是一種建教合作。就是說，在他們還沒有出學校之前，就讓他們學一些必要的技術。

    楊：你所談的，與中國大陸相比較，基本屬於兩種不同的情況。中國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實仍是應試教育。近年來所提的“素質教育”，這個成效其實並不大，最關鍵的問題是沒有和社會有效介面。所以很多從初中、高中出來的人還什麽都不會幹，只能將就很少的工資到廠裏面去幹，結果浪費五六年的青春，每個月的工資也就那麽五六百、六七百，沒有多大增長。形象地說，這叫“吃青春飯”。我有很多朋友，經常在我這裏作客，都是些與我年齡相仿的打工兄弟，他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負，就是要重新上學，掌握優秀的技術本領，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經驗。

    有一些他們的朋友吧，就是所謂的“現實”一些，覺得我這些朋友不實際，還上什麽學呢？以為學校學不出什麽東西出來，而且出來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過著那種“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嗎？我認為，我的這些朋友想得沒錯，應該想辦法去學，接受再教育；何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亟需人才，為將來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相接軌而做準備。從低處說，技術學在頭腦當中，能夠進行實際操作，而且有個技術等級和職能的證書，那麽在現實的社會裏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麽費勁，不怕時時丟失工作。我鼓勵他們掌握實實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質，終有一天將與今天的可憐處境道別。我相信他們當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來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這是我從教育這個角度來談，這個教育是一個再教育，是一個必要的再教育！

節目：2004年7月2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單元裏，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是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擔任主講工作。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說什麽。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裏自在地遊，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今天是第六集的播出。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首先和我們談到了外地農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讀面臨哪些問題。

    楊：現在我們來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我想聽聽你對北京的印象。

    黃：北京在我粗略的印象當中，交通非常的擁擠，常常會塞車。還有我朋友去北京的時候，他們會感受到比較強烈的政治高壓的氣氛，這是別的地方不會感受到的。

    楊：這個政治高壓，確實是說到了重點。政治高壓有一些非常細的現象需要研究，它常常與專政手段、特務監控、警察暴力、行政惡法、司法暗箱、經濟懲罰、體製束縛、意識形態幹預、思想文化霸權、倫理禁忌、宗教限製、社會異化、保守文化等等聯系在一起。我對北京的主要印象，是從2000年1月開始的，那個時候我剛剛放假，就從重慶到北京和南京做實地考察，那是我人生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實際調查。那次調查和我以後總結到的資料、見識，以及過去到過北京打工的農民工到廣東來和我所談的內容之中，北京確實是一個重要話題。比如我跟河南民工所交談的內容，北京被我所註意到的最丟不開的現象，就是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

    1997年11月1日，北京第一次對外來人口進行普查，當時的北京外來人口有285.9萬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229.9萬人，這個數量占全市人口的21.18%，即五分之一還有多：五個人當中拉出一個，那麽這個人就是外來民工。這些民工的子女，從剛出生到15歲的少年兒童有162030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7.05%；從6歲到15歲的應該讀書的少年兒童，有66392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2.88%。也就是說，很多打工的民工會把自己的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那個地方去。這些孩子確實需要上學，但是到哪裏去上呢？1992年～1993年，最早的時候，有人就在北京菜棚、簡陋的平房中開始辦學。

    黃：自己辦學？

    楊：對，自己辦學。幾乎都是一些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在教這些孩子。到2000年，北京的這種流動兒童少年學校已經有了200所以上。

    黃：天吶！它是為了因應這些戶口沒有涉及在北京的兒童所設立的？

    楊：準確地說，這是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那是民工自己幫民工，屬於自救、自助性質，被逼無奈。那麽在這200所以上的流動兒童少年學校裏面，已經有4萬名民工子女在這類學校就學。這些學校呢，和公辦學校以及民辦的“貴族學校”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它很簡易，政府稱這類學校叫“地下學校”，或者叫“非法辦學”。政府的態度是不取締，也不承認，反正就是隨它自生自滅。

    黃：真的是很不負責任。

    楊：我跟你舉些例子，比如北京的窪邊村，北京的巴溝村，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雙廟，在這幾個地方能找到30所左右的這樣的學校。另外象北京太陽宮村、辛莊村，還有海澱區的八家鄉、五孔橋鄉、四季青鄉、海澱鄉，以及朝陽區、石景山區，都能找到這類學校。（陳星音樂：《流浪歌》）黃：楊銀波接下來談到了農民工子女學校的辦學狀況。

    楊：這裏面我特別註意到一個學校，叫“行知打工子弟學校”。這個學校是個小學，校長叫李淑梅，她原來是民辦學校的一個教師。1994年9月剛開學的時候，行知打工子弟學校只有9個學生，到2001年3月就已經有1976個學生了，發展很快。學費非常低，一般都是300塊錢一學期，或者是60塊錢一個月，在北京，這已經是非常低的啦。下面我們來對比一下。如果這些外來民工子女要在北京公辦學校讀書，一般來說每學期要向學校交上2000元～5000元的贊助費，再加上每學期600元左右的借讀費，然後再加上學費，對於外來民工子女而言，要上普普通通的公辦小學、公辦中學，每學期都意味著起碼要交4000塊錢。

    黃：對不起，我在這裏打斷一下。你剛剛講的那些要交的費用，北京市的市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交這麽多？

    楊：NO。除非是北京本地人讀“黑式”，也就是分數不行拿錢來買著讀，但這個性質跟民工子女就學問題的性質完全不同。本地人沒有什麽贊助費、借讀費，也不存在事實上的教育歧視。而民工子女到這類公辦學校上學，每學期4000塊錢是極為普通的，如果要讀一些比較知名的中學，那麽代價就更高了。因為來北京的農民工一般都是搞建築，比如蓋橋、造橋、修路，其他的就是種菜、賣菜、撿廢品、掃大街，一般的月收入僅在400元～700元之間。那麽如果外來民工子女要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每學期的總學費是多少呢？5萬元！

    黃：啊？！

    楊：這個數字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更是農民工連想都不敢想的。再比如北京109中，如果外來民工子女去讀的話，每學期3萬元！外來民工子女在公辦學校要交的費用有哪些呢？學費、借讀費、贊助費、書雜費、校服費、活動費（春遊、秋遊）、輔導費、班費等等。尤其是贊助費和借讀費，簡直遭人痛罵！我的小妹楊豐林現在就在廈門市湖裏區的公辦學校就讀，我的朋友的孩子陳招強在廣東本地由於“簡直讀不起了”馬上又要回四川瀘州上學，還有我所認識的一些同齡朋友，有的從幼兒園讀到大學，一直都是在高於本地人數倍以上的經濟負擔中接受教育，他們對此的體會比我更深。那麽在民工學校裏面呢？費用就很少，學費，吃飯費（很多都是父母早上把米放在孩子的飯盒裏，夾些冷菜，到中午的時候讓學校幫孩子蒸一下，因此吃飯費大多屬於蒸飯費），再加點校服費、書本費、取暖費（因為北京到了晚秋之後很冷），就是這些，每學期總共才300多塊錢。

    這些學校的設施是怎麽樣的呢？桌子、椅子、板凳，一般都是公辦學校淘汰的；黑板，一般都是用三合板來改造的；磚瓦，一般都是從拆遷的舊房中撿過來用的。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上課，按理說一張桌子起碼應該是兩個人坐啊，我們過去最窮的時候都是兩個人享受一張桌子，而這些民工子女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就上課了，看著很讓人難受。這些學校大都沒有操場，大多數的民工學校都是由一個班主任來教很多學科，比如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美術、音樂、體育、英語等等。我記得我在家鄉“新建小學”上小學的時候（1989年），我的小學班主任叫武德瓊，她當時就是一個人把語文、數學、體育、音樂、美術等等加起來一起教。

    當時我們學校教室的後面還有一個大洞，學生能夠直接鉆過去。房子是破爛的瓦房，下雨的時候，我們的課本都會被淋濕，教室會積起一攤一攤的雨水。板凳常常不夠用，很多時候都是由我們自己從家裏帶上板凳，走幾裏路，下雨的時候就帶著板凳到教室旁邊的門口上課。當時學校為了修第一棟樓房（實際上只是一棟沒有樓的蓋瓦的磚房），我們這些學生背著背兜一塊磚、一塊磚地從幾百米之外的馬路上背磚塊，一塊磚五斤多，當時我們少則背六塊，多則背十多塊，真的是眾誌成城啊──要的就是有好房子上課，有好房子供老師備課、休息，想來真是令人辛酸不已。可是15年過去了，民工子女學校又回到了我們當年讀小學的那個狀態，甚至比我們當年都還要不如！（陳星音樂）黃：即使是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之下上學，在農民工子女學校畢業的孩子還是拿不到畢業證書。

    楊：最讓人感到可惜的是什麽呢？這些民工子女學校讀書的孩子，不能拿到畢業證。為什麽呢？因為政府不承認它嘛，說它非法嘛、地下嘛，沒有批準你嘛。在這裏讀書，無非就是認幾個字。學校呢，供水、供電、廁所、環境衛生等等，都存在種種問題。而且，這類學校還經常搬遷。你想，這些民工經常是從這個工地到那個工地，這邊的橋修好了又修那邊的路，父母經常搬遷，孩子也經常流動。當然有的父母在北京找不到錢，沒有錢供孩子上學，也就不好意思再讀了。如果你到北京昌平、大興這些地方去看，你會發現有許多民工學校都是搬遷過的。再有，我們知道2008年北京辦奧運會，那麽那裏有個地方──北京的窪地村──就要改造，那裏的10多所民工子女學校統統都得搬。北京豐臺區的南苑鄉，現在只有6所民工子女學校還在繼續辦。這類學校的生存確實是個問題，更不要談實質性的發展了。

中國農民工調查：采訪羅金太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和父親楊慶華專門前往廣州郊區看望一批農民工朋友。在一片碧綠的莊稼果林和一群挖著土、種著菜、施著肥的農民工（含四川、重慶、貴州、湖南、廣西、廣東等地農民工）之中，戴著草帽、光著雙腳的羅金太首先喊住了我們。天氣炎熱，30度左右，香蕉樹成林，羅金太黝黑的皮膚、流汗的臉頰、緊皺的雙眉被香焦葉遮去了半邊。此刻他正在為他兒子羅小波（我當年的小學同學）在重慶的收入問題發焦：“銀波，你說這要咋個整嘛？以前我們兩個大人辛辛苦苦給他找錢讀大學，現在大學畢業都一年了，前天他還打電話來要我們拿錢給他！知識沒用啊，文化沒用啊！”父親問他：“羅小波是搞啥子的？”“摩托廠的質檢。這娃娃，我都搞不清他的錢是咋個花的。他媽媽想喊他到廣州這邊來進廠，但這邊一個月才四五百塊錢。要是將來沒辦法，那就跟我一起種香蕉！要吃點苦才成得了才！”痛苦地拿著鐵撬切斷香焦樹旁邊滋生的小香焦樹的他，順手接過我遞給他的一支煙和一瓶礦泉水，正式進入了我的采訪。

    　　簡介：羅金太，男，民族漢，1955年農歷五月二十七日出生於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新岸山村4組。已婚，小學畢業，非黨員非幹部，現有一子（22歲，已於重慶工作）一女（17歲，已於廣州打工）。羅金太現工作於廣州郊區，負責幫當地人種香焦、打魚等。回答《中國農民工調查》所有問題的年月日：2004年6月2日。調查方式：面對面采訪。

    　　基本情況

    　　問：你家裏面還有沒有承包地？

    　　答：有，兩畝地左右，我們家是4個人嘛。現在都丟給別人去做了，我好多年沒在家幹莊稼了。

    　　外出情況

    　　問：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答：找錢。你以前看到我的時候都是你讀小學的時候，那個時候大家都是拼命往外奔。

    　　問：你的打工工齡有多長？

    　　答：少說也有15年了。真正要說打工找錢的話，我18歲就開始幹了。第一次出重慶是在1989年，到福建。

    　　問：第一次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麽？

    　　答：我的老表、妹弟喊我到福建幹。

    　　問：目前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麽？

    　　答：老鄉、親戚是靠不住的，好多人自身都難保。這些年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問：與2003年相比，2004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多了。

    　　問：與2002年相比，2003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還是多了。

    　　問：你預計未來幾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會不會擴大？

    　　答：可能還要多一點。下一代的年輕人都要出來幹，在家裏幹莊稼整得到幾個錢嘛？

    　　農村的老頭都想出來呢。

    　　工作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目前的工作？

    　　答：哪個滿意？“合三的兄弟，合四！”（朱沱話，意指“一般得很”）　　問：每天工作時間有多少小時？

    　　答：最少8個半小時。最多的時候，有16個小時。你想嘛，晚上11點就要起床去打魚，幹到淩晨4點，回去睡一會兒，上午又要開始幹。幹得好的話，錢沒問題；稍微拖拉疲沓一點的話，錢就是個問題。

    　　問：有無休息日？

    　　答：幹我們這行的有啥子休息？沒聽說過。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實行的對民工準許進入的行業工種限製？

    　　答：不滿意。哪些活路我們幹不得嘛？哪些都幹得來！農村的人才多的是。

    　　問：隨著城市下崗職工的增加，在哪些行業中下崗職工對民工有影響？

    　　答：當然有影響。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輕的活路他們去做了，就留些重的給我們，最耗力氣的事情我看他們也沒幾個人願意做。

    　　問：你目前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650塊錢。但自己弄夥食吃，不是跟著老板吃。你看我包包裏的煙，都是一塊錢一兩的煙絲。我的煙錢一個月才15塊錢。一個月省吃儉用的話，剩得了350塊錢左右。幸好沒租房子，是住大路旁邊的水房，不用交房租，比其他老鄉好很多了。

    　　問：2002年、2003年你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400多塊錢。現在的錢雖然比以前多一點，但實際上除開生活費的話，比原來還少得多。

    　　問：你覺得錢是更好賺，還是更難賺？

    　　答：難啊！打工的人越來越多，物價也越來越高，現在的米最便宜的都是1.35元/斤，普通的米1.4元、1.5元，甚至1.7元、1.8元的普通米都有。以前才0.9元/斤。

    　　維權情況

    　　問：你是否覺得自己的工作安全？

    　　答：種香焦還算安全。

    　　問：你是否遭遇拖欠工資、克扣工資的情況？

    　　答：有。在福建的時候有過一次。當時欠了我8個月的工資，找這個找那個都沒有辦法，最後找派出所所長才拿到了錢。我曾經給那個所長修過房子，他信得過我，就幫了我這個大忙。

    　　問：你對工作地點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打工人有啥子批評、建議嘛？是你求他，不是他求你！搞得不好就不給你錢，到時你找哪個？

    　　問：你對勞動部門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鬼的，假的。哪一個為我們說話、辦實事嘛？我們有沒有經濟？有沒有關系？沒有這些，他們為啥子來幫我們？想都不要想。

    　　問：你知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答：不清楚。

    　　問：你知不知道當地政府、勞動部門、工會部門、公安部門、法律援助處、律師事務所、報紙雜誌電視臺的聯系方式。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檢舉、控告、起訴過相關責任人？

    　　答：沒有。反正不說好歹，說了也等於白說。

    　　問：你可曾想過組建獨立工會？

    　　答：組建啥子獨立工會嘛？我們有多少反抗能力？

    　　生活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公安部門的暫住戶口管理？

    　　答：我不用辦暫住證，我有工牌。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勞動部門的流動就業證卡管理？

    　　答：一句話說完：那幾爺子完全是吃了飯沒事幹，鬼名堂！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計劃生育部門的婚育證管理及定期婚檢製度？

    　　答：羅小波他媽媽早就不檢查了，有17年了吧。

    　　問：你的子女是否在當地上學？

    　　答：沒有。都出來了，但跟你比不得啊。（楊銀波：羅長輩，晚輩要是有啥子幫得了忙的，你說一聲就是。我和羅小波是同學，他們兩兄妹的事情我幫得了的就一定幫，不在話下。）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教育？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覺得已經被當地居民所接受？

    　　答：外省人就是有些看不起我們。大家性質不一樣，他們是土生土長的，出了事曉得找人，我們只能是老鄉之間幫點忙。

    　　問：你在當地以何種方式了解外界信息？

    　　答：幹工時間那麽長，哪有時間去了解？再說我們也沒電視。

    　　問：你如何解決個人性問題？

    　　答：其他人是怎麽回事我還是曉得的。但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

    　　問：有無嫖妓經歷？

    　　答：現在的男男女女比以前“瘋煩”（朱沱話，意指“性泛濫”）得多了。我一天幹這麽久，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更沒興趣去搞這些名堂。

    　　（楊銀波註：民工性問題是個大問題。相當多數民工的伴侶相隔甚遠，因性缺乏而導致的社會報復性案件近年逐漸增多。）　　體認情況

    　　問：你認為自己是農民，還是工人？

    　　答：農民。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稅費改革？

    　　答：幾年沒回去了。在電話裏聽說稅費的確少了一些，還算可以吧。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的鄉鎮政權或村級政權？

    　　答：最鬼！吃吃喝喝過一天，修房子要他們喊過來吃頓飯，超生娃娃要喊他們過來喝二兩，都是這個“爛擺眨”（朱沱話，意指“壞現象”）。

    　　問：你可曾想過在家鄉組建獨立農會？

    　　答：我不曉得啥子叫獨立農會。現在大家都是各奔逃生，都是想朝自己包包多放幾分錢，農民怎麽團結得起來呢？

    　　問：你是否關心中國政治問題？

    　　答：再關心又有啥子用？

    　　問：你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否滿意？

    　　答：肯定不滿意。但還是那句話，不滿意又有啥子用？國家大事那麽多，我有啥子資格去過問？過問了也成不了氣候。

    　　問：你在內心是否支持胡錦濤、溫家寶執政？

    　　答：很難說。支不支持都是這個樣子，你說是不是？幹工的人，是跟著大媽、二媽吃飯，沒奶吃了就要餓肚皮。當官的事，我管不著。

    　　問：對於城市居民中的下崗職工、拆遷戶等弱勢群體，你是持什麽樣的心情？

    　　答：沒辦法。政治權力在政府手中，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你就啥子也不是。搞得不好打你一頓，關你兩天，你還不是靜悄悄的？反抗不起來嘛。

    　　問：你是否準備留在老家發展？

    　　答：實話跟你說吧，我們老家那些地方已經沒有發展了。我在這邊打工，有個香焦的活幹，都算是好得很的了。萬一不讓我幹了，那我就只有回家老老實實種莊稼，還是要靠我的兩個娃娃寄錢回來過生活。

    　　問：你以何種方式發展？

    　　答：心中設想的呢，當然是希望不打工了，打工太苦太累！現在只有看下一代了，但哪個又曉得將來的事情呢？萬一兩個娃娃哪天不管我了，我又找哪個？現在我這裏這麽大的太陽，他們想不想象得到？他們的文化比我高，我又講不贏他們。哎，等一會兒收工了，我還要到街上去給羅小波打電話、寄錢。（楊銀波：寄多少？）我有幾個錢？百十塊就算了。幾百、上千的話，沒門。

節目：2004年8月2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楊：祖國啊，我覺得我的大半生確實值一個小攤。就算我不值一個小攤，但我認為不應該毆打我；就算應該毆打我，但不能砸爛我的小攤；就算是應該砸爛我的小攤，但不應該砸爛小攤裏的雞蛋和蔥花。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小攤裏的雞蛋和蔥花，有了我的小攤還有雞蛋和蔥花，我就還有希望。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我的希望啊！這個城市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城市，就像祖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國一樣……（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黃：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製度，從製度方面來幫助農民工。讓我們聽聽楊銀波怎麽思考這個問題。

    楊：製度，眾所周知，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總是不斷地說，一個社會問題的造成，很有可能不是基於社會原因，而是製度原因，尤其是政治製度原因，這句話我們重復了很多遍。那麽現在也有另外的一些說法，比如我們今天的困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製度的問題，製度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是約束人，故稱之為「法律約束」，還有另一個是「道德自律」。製度和道德應當兩者並進，這是一種普遍的看法，在海外這已經成為常識。今天所談的幫助農民工的製度方面，我想提出四個建議（僅談製度），這些建議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第一個建議，給予農民工以同等的國民待遇。按照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和要求，消除戶籍製度給農民進城就業設置的障礙。

    黃：沒錯。

    楊：要使農民工在子女入學、勞動福利、市場準入等方面，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待遇。那麽第二個建議，就是我們經常關註的農民工的工資被拖欠，那麽我想到一個辦法：給農民工工資建立工資保障金製度。怎麽保障呢？我的設想是，比如農民工進一個廠之後，馬上到銀行辦理一個帳戶，工廠應當發工資的時候，廠裏就把工資劃撥到民工的銀行帳戶裏面。如何監督呢？就是政府勞動部門會同工商、稅務等一系列的機構，要求用工單位必須繳納一定數額的工資保障金。用工單位根據用工的勞動合同，向民工的工資存折撥款，專款專用。這裏一定要註意一點，就是用工單位不能提取現金，不能挪作它用。

    我只是希望在中國先有這種普遍的意識，然後全國實施。在前一兩年的時候，比較發達的部份地方曾經一定程度地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沒有普及，我覺得很遺憾。要是真的讓這樣一種製度完全建立起來的話，那是相當有效的，非常好。第三個建議是，我希望立法機關能夠專門出臺一部特別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為甚麽要專門出臺呢？因為對於中國農民工而言，他們的法律其實只有兩部，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這兩部法有很多漏洞，以及與今天的時代不能融洽的地方，這就使農民工在政治上就被客觀地規定為「邊緣地位」，很多實實在在的問題連法律也無法解決，甚至無法解釋。

    我所期望的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其實相當符合中國的立法傳統，就是說為了保護某一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而專門立法。比如我們知道，中國有《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還有《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殘疾人權益保護法》等等，這樣的專門性的法律在保護社會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的時候，能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應當重點涵蓋這樣的一些內容：第一，必須明確規定勞資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關系，這一點是最重要的。我想臺灣是有這個意識的，就是說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當中，它的最重要的關鍵是勞資雙方關系的對比，是不是？

    黃：當然。

    楊：好。第二，就是剛才我講的，用工企業在指定的銀行設立民工工資專戶，建立民工工資的保障金製度。第三，還必須規定甚麽呢？就是職能部門把企業支付的民工工資作為每年營業執照驗審的考核內容之一。如果說企業不支付民工的工資，或者說支付得不足，那麽你這個企業的營業執照就成問題──懸了。這也是一種有效的監督。第四，必須規定勞動仲裁的時限，必須允許新聞媒介參與民工維權，實施輿論監督。新聞媒體在民工維護權益的過程當中，應當起到有力的作用。

    按照我的朋友趙達功先生所講的，當代中國農民工面臨著雙重壓迫：一個是政府，一個是資本家。當資本家和民工之間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政府卻偏向於資本家，那麽民工作為絕對的弱勢，他們的權益維護就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該怎麽辦呢？這個時候新聞媒介就應當站在正義的角度，來幫民工維權，這種維權相對於新聞媒介的本身而言，說到底其實只是它本身的職責之一、義務之一。假如有一大批有誌之士，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發揮他們的監督力量，那麽農民工權益的有效維護和他們自身價值的提升，則絕對是個必然之勢。

    黃：剛剛楊銀波從製度方面就如何協助農民工提出了三點建議，包括：給予農民工同等的國民待遇；建立農民工工資保障金製度；給農民工特別製訂一套《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接下來楊銀波要為我們提出的第四點建議是，完善農民工的保護體系。

    楊：我研究了很多關於農民工的新聞材料、調查報告、統計資料、理論著述，並和很多朋友，包括臺灣、香港、大陸、美國、歐洲的朋友，在電話、郵件裏面探討過農民工的問題。針對農民工的保護體系，我算來吧，其實也就那麽六個：一個是勞動仲裁體系，一個是法律援助體系，一個是保險保障體系，一個是信貸支持體系，一個是民工救助體系，最後一個是輿論監督體系。這六個體系都需要完善。比如勞動仲裁體系，就是說要依法對勞務糾紛進行公平、快速的仲裁。舉個例子啊，我最近在幫助一個19歲的貴州民工，他10個手指有5個手指受傷，5個手指當中斷了一個，另一個斷了之後接上卻活動不了。我讓他完全按照《工傷保險條例》上的鑒定、仲裁等等一系列合法程序進行索賠，估計能索賠到兩萬左右吧──這個數目在廣東大同小異。

    從他這個案例來說，我去調查采訪的時候就有一些很深的感觸。他們最開始想的是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找黑社會或者他們自己的老鄉，跟老板以手還手、以牙還牙，當然這個被我勸住了。然後他們想到的是到法院去告，又被我勸住了，我說如果你們現在去告，那麽法院是不會受理的，為甚麽呢？因為中國的法院對於工傷官司，是按「先裁後審」的原則辦，沒有經過仲裁的工傷官司，法院是不會受理的。所以說，勞動仲裁體系是勞動保護體系的第一個重要的體系。再比如法律援助體系。在中國各地的市級以上的政府，目前大都設立了法律援助中心，這些援助中心應當及時、按時地向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作為政府的輔助機構，它應該發揮它的輔助作用。保險保障體系是解決民工的傷殘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信貸支持體系是甚麽呢？比如有的民工想在外面要做生意，由於他們沒有本地戶口，所以到銀行去貸不了款。所以說，我希望國家通過完善信貸支持體系，讓民工有這個可能性在外地創業，使他們能夠比過去在艱難、艱苦的程度上再減少一點，能夠使他們有這種資金的支持。你想想，一個普通民工打工，一年也就七八千吧，頂多也就一兩萬，如果他們貸不了款，又沒有其它堅強後盾的支持，做生意？那是絕不可能的。在家鄉貸款的利息呢，又很可能更高，而且催得可能更緊。所以我認為，支持民工創業，讓他們能夠有真正的崛起，那麽國家就應當在資金支持的製度方面，幫他們一把。民工救助體系，是對民工傷亡的家庭實施救助。至於輿論監督體系，這裏就不用贅言了。

    從製度上講，我今天提了四個建議，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聽進去一個啊。不過我在想，那怕他們只聽進去了一個，而且讓這其中的一個建議變為現實，那麽中國農民工的維權的口子，從製度上說就已經張開了，農民工維權的希望也就多出了一條寬闊的道路。

    黃：是的，我們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激起更多人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關註。好的，由於時間的關系，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節目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之中，楊銀波先生還會就如何促進政府和民間的交流來解決農民工問題，為你做更深入的分析。好，感謝您收聽《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經濟民主的制度設計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各國的產業民主

　　經由以上各學者以及團體針對其不同角度對產業民主所下的定義，我們仍有必要針對產業民主在各先進國家實施之現況作一了解，故我們選定對產業民主制度的執行有一套完善制度的德國，及推行產業民主制度甚早的英國，還有與我們國情相近的日本。以下，即為我們對這三個國家實施產業民主制度之探討。

（一）德國

　　在路心鏡所撰的「工業民主制下勞工參與管理之研究」論文中提到，德國在戰後，由於是戰敗國，故陷入了經濟恐慌的困境，再加上日耳曼民族傳統守紀律、重秩序的性格，因此工業民主在德國變成了最系統化的典型，一切以法為依歸，採立法方式行之。

　　而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更指出，德國政府藉由立法、法令解釋、與法院的判決所創造出來的工業民主制度，使德國數十年來勞資關係始終保持和諧，爭議極少發生，勞工生產力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我們將從德國實施工業民主的演進，包括相關法令制定的過程及運作機制作一陳述。

１、德國工業民主制度的演進

　　根據胡旻欣「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之論文，德國本身讓勞工參與企業經營的立法構想，是始於1848年在法蘭克福國民大會上所提出之工廠法草案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這個草案並未完成立法手續，但有些企業家仍將這種「勞工委員會」引進到他們的工廠，讓其員工有機會提出他們的要求，以便勞動者得藉此機構將工廠內各種苦衷及煩惱反映給雇主，並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故當時雖還沒有真正法律上的依據，但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有勞工委員會的設置，但這均為任意性的，設置與否均任由雇主自行決定。

　　德國的工業民主，其正式見諸於法律，可追溯至1916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規定某些重要產業需設置員工代表會，至1920年員工代表法始採強制施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勞工對企業層次的影響力因各種有關共同決定權的法令陸續制定而逐漸增強，在「勞動者特刊」一書中列出，其中較重要者如下：

A、1951年的「煤鋼鐵業共同決定法」：規定受雇員工超過1000人之煤鋼鐵業，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勞資雙方具完全相等之共同決定權利，董事會中則設一名由勞工推選之勞工董事，負責人事與福利事務。

B、1952年的「聯邦企業組織法規」：將共同決定制延伸至煤鋼鐵業之外，規定5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三分之一的勞工代表。

C、1976年的「員工共同決定法」：規定僱用超過20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其勞資雙方在監事會具均等共同決定權。

２、工業民主的運作機制

　　在高崇耀「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提到，德國的工業關係體系同時建立在三個不同的層次上：第一是企業層次，由個別雇主與其員工代表會在共同決定權上的交涉；第二是產業層次，由雇主團體與工會在團體協商權上的交涉；第三是全國層次，由雇主團體、工會與政府三方在全國一致性事務之協商交涉。而在「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中，吳旻欣指出，德國工業民主的工業關係體系，其基礎主要靠下列三個次體系來運作：

A、員工代表會

　　執行共同決定權的基本單位是員工代表會，其法定適用對象為僱用勞工人數在五人或五人以上之民營企業。員工代表會的主要工作，自然是在改善資雙方對立的態度，進而促進雙方的感情，加強雙方意見的溝通，使企業進行順利，資方的營業獲得增進，而勞方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員工代表會每年應召開四次之工廠會議，且應邀請資方代表參加，資方代表每年至少應有一次在會中報告該廠場之人事、福利、營運政策與狀況，以及未來營運計劃等。

　　張立民於「員工參與式管理制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認為，員工代表會的一般任務為：Ⅰ.對於員工及企業有關之措施提出建議案 Ⅱ.就企業協約中有利於員工之規定予以執行上的監督 Ⅲ.接受員工的訴訟及勞資爭議的處理 Ⅳ.安插傷殘者或其他需要保護在企業內就職的員工之工作。

B、監事會

　　根據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指出，在廠場層級，既有由一般員工所選舉代表組成之員工代表會，在企業層級，則有員工與工會選出之勞工代表，以與股東代表共組成之監事會，以便使勞工能在更高層次參與企業之決策。

監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全體監事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產生。如經投票無法達到三分之二多數，則依法主席由資方代表選之，另副主席由勞方代表選之。故實務上，主席多由資方代表選任。

這種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且依法每年需召開二至四次的企業內監事會，應負責執行下列職務： Ⅰ.依企業內組織章程所規定之重大政策或計劃的決定 Ⅱ.指定董事會之董事人選 Ⅲ.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

C、董事會

　　德國企業之董事會應設置一席勞工董事，在吳旻欣的「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一文中提到，依目前西德的立法規定，只有煤鋼鐵業及員工二千名以上的企業才能設立勞工董事。勞工董事的任免程序與一般企業之董事類似，是根據監事會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數決任免之。

　　雖然與其他資方董事共同處理及決定企業之一般經營事務，企業董事通常較著重人事及福利方面之政策，亦即勞工董事同時肩負有企業經營成敗與維護其所代表勞方工之權益的雙重使命。

　　董事會運作時，其所作之各項決策需每年向監事會至少報告一次。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也說到，監事會之監督董事會的權利也不是絕對的，如監事會不同意董事會之決策時，董事會可能將它再交由股東大會來決定，後者之裁決通常較監事會之決定效力高。整體來說，因為董事會是執行企業事務之常設機構，且又有大量專家輔佐，故其在企業內是比監事會更有權力的一個組織。

　　張立民在「員工參與式管理制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指出，德國的公司是採取兩層級的組織結構，分為董事會與監事會，亦稱「董監雙元制」。監事會有權指派董事會，可以說是最高的監督機構；董事會則負責實際經營。董監事會的成員均係兼職，一年開會通常不到四次，主要的任務有下列幾項： Ⅰ.考核公司的營運方案，並隨時監督業務活動。Ⅱ.對公司重要的業務決策，享有決定權。Ⅲ.可選任公司之董事，當董事會意圖不軌，影響公司營運時，可予以解散。Ⅳ.詳細查核公司之財務報表及帳目。Ⅴ.對公司年度決算，股利及紅利的分配有審查權。

（二）英國

　　英國勞工對於產業民主中所謂「高度參與」，即由勞方代表進入董事會一事，受限於英國工會傳統上與資方持相互對立的立場下，無法真正落實產業民主中由勞資雙方共同管理企業的各項政策或措施。雖然如此對於勞工本身的權益、勞動條件、工資等較切身的問題，卻是積極的參與，因此透過與資方談判，協商等機制的團體協商、共同諮商就成為目前英國的產業民主最主要的形式。英國的大儒韋伯夫婦二人在產業民主主義一書中提到「產業之問題在於將何物，如何地，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製。而決定何物的是消費者，決定如何地的是專家們，而工會則只參與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製。」該書繼續提到：「產業民主主義是利用勞僱之集體行動之勞動條件改善運動，也就團體交涉。」以下，將先針對英國的勞方、資方、政府三方之立場，來了解產業民主在英國之情形，並針對其現有的制度，即共同諮商、團體交涉二項制度在英國之實施成效並提出有效之建議。

１、英國的產業民主：勞、資、政三方之立場

在英國政府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 一文中談到：「在1970年代，產業民主在英國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議題。當時英國由工黨所執政，工黨基於本身政黨屬性及社會對此一議題的關注，遂指派英國貿易部由巴洛克公爵(Lord Bullock)進行產業民主問題的研究，工黨於1978年提出白皮書，還來不及立法即在1979 年大選失敗，產業民主理念因而失去普及性落實的機會。」繼之而起的保守黨，於1982年通過的僱用法中規定一個公司如超過250人就應該有適當的規畫將公司的資訊讓員工了解，使有助於公司與員工協商重大事情也只是礙於社會及潮流的趨勢。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與展望（一）一文中認為：「保守黨對工會所採取的打壓政策及對產業民主所持保留的態度以及工黨每逢大選皆敗，是致使產業民主無法在英國真正實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資方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資方對於產業民主中讓勞工出席董事會，參與決策的看法上，除了認為對原有的管理階層造成威脅及高階管理者所享有的種種利益受到影響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英國的工會在1970年代展現出驚人的消極性力量(罷工不斷)。資方對此極為畏懼，深恐如果讓勞工參與董事會將使工會如虎添翼，後果不知是何局面。而有些企業即使有勞工參與董事會，通常是在工會力量大時藉著參與的途徑來弱化工會的力量，所有的決策在勞工參與之前即已決定；違反產業民主中勞資合作之基本精神。」勞方在產業民主的看法上，其反對的理由並不一致。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工會中左翼的觀點認為勞工階級不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右翼工運人士反對勞工參與董事會者則強調勞工應遵循傳統的集體爭議途徑來爭取勞工權益。對於勞工進入董事會的功能也有所質疑，因為勞工董事所佔名額有限，故在表決時必然成為輸家。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參與董事會很可能不但得不到好處，還可能變成替資方背書而己。而在一些已讓勞工進入董事會的產業中，工會往往被合入公司而失去抗衡的力量。因此，英國的勞工傾向以集體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再加上英國工會過去的強勢作為及抗爭手段，令英國的資方不得不和工會談判，工會通常由此一過程保障了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對產業民主的理念並不怎麼熱衷。」朱柔若先生於「社會變遷中的勞工問題」一書中則認為：「工會對產業民主制度的認識，實際運作機制的了解有限，以及堅持工人是生產關係中之絕對主體的意識形態，在產業民主制度推行的失敗有密切的關連。」２、英國產業民主的現制

　　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與展望（二）」一文中提到目前英國在實施產業民主的相關制度的情形與成效：

Ａ、共同諮商

　　英國企業內產業民主制主要形式之一，其為一種由勞資雙方依自願方式，共同選派代表組成之機構。英國政府對於其成立、組織及解散，均採自由放任政策，對於內部組織，職權，任務等，亦不幹涉，由各企業自由決定。故其實施情形，各企業頗有差異。一般來說，其實施目的在於：１促使勞工運用知識及誠意，努力達成企業目。２增進勞工對於企業之認同感及改善工業關係。３提供勞工宣洩不滿情緒之管道。另有參與企業日常事務決策之機會。惟其決議案只是建議性質，並無強制執行效力，企業經營權仍操在資方手中。

Ｂ、團體交涉

　　1970年的工業關係法案第一條即規定，自由及負責之團體交涉為推動良好工業關係之基礎。

全國性團體交涉仍普遍，但廠場層級之團體交涉己日漸盛行。團體交涉之項目範圍，傳統上僅包括工資或其他勞動條件，雇主強烈反對與勞方共同決定有關生產事項以及勞工之僱用、解僱以及財務及營業有關事項等。但根據英國皇家多諾凡委員會之調查報告顯示：工廠事項進行團體交涉時，其談判事項之範圍，一般包括：工作分配、工作量、安全與衛生、人機配備、工作遷調、加班、懲戒、停職、解僱任用、學徒等。若幹工廠幹事甚至要求討論企業之事務有關事項。

　　勞資雙方為協商增進企業內人力資源運用之方法，共同訂定各項生產力改進措施之細節，另進行生產力談判(Productivity Bargaining)，簽訂生產力協約(the Productivity Agreement)。此亦為廣義的團體協約之一種，其目的在使基層勞工有機會參與談判程序，以運用其資方賦權及發展其潛能。

　　團體交涉與勞資諮商通常並無明顯界限，企業內現行團體之項目範圍，已超過傳統上的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之領域，許多企業已將原列為勞資諮商之事項也列入團體交涉項目。根據調查，大多數企業位設有團體交涉機構，其中有百分之十三單純作為勞資間之團體交涉，而有百分之三十二，具有團體交涉與共同諮商雙重功能。對於資方及管理人員而言，僅約有百分之十認為團體交涉機構並不十分有效。

　　根據英國之經驗，共同諮商欲行之有效，必需勞資雙方共同努力。若高階管理人員不熱衷出席會議，重要事項不列入議程，且不重視勞工之意見，或勞工代表將會議視為工作中偷閒之方式，則共同諮商制度難免失敗。反之，若能獲得勞資雙方支持，妥善慬謹的規劃，對於會議代表施以適當訓練，則較能成功。

（三）日本

　　產業民主在日本一般都稱為「日本企業的經營研究」，同樣處於亞洲的日本，擁有一個特點──「終身任職」制度。在張天開的「各國勞資關係制度」一書中也有提到，日本員工從進入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同一家企業；因此工會多受到僱主的控制，有「公司工會」的嫌疑，但也因為企業文化的關係，日本的產業民主不如德國式的產業民主，但其意義卻和產業民主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比較，因此我們在此簡單的敘述日本的產業民主。

　　以下，我們將日本的產業民主，就是其所謂的「經營參與」加以探討，分別以日本經營參與的引進、經營參與的意義、經營參與的形態、經營參與與勞資關係此四方面作一說明。

１、日本經營參與的引進

Ａ、日本「經營參與論」的風起雲湧

　　日本有關經營參與的議論，於70年代後急速擡頭，肇因於公害問題、通貨膨脹問題，而展開的對企業之強烈批判行動中，勞資團體亦相繼提出各種形式的經營參與論。

　　同盟與日經連於1974年設置「全員經營、經營參與共同研究會」。次年同盟在召開之大會中，提出「實施經營參與體制方案」，揭「讓工會推薦的代表，參與企業監事會」的方針。同年中，社會經濟國民會議、生產性本部等，分別發表有關經營參與的論點。1976年也都有發表相關研究報告書。

Ｂ、個別企業的推行

　　日本若幹企業早已實際跨出「經營參與」的腳步。在當時企業經營參與的實施步調雖然並不快，然而終究給予其他企業「示範帶頭」的作用。例如：

Ⅰ.產經新聞在1974年，已同意依勞動協約，讓工會委員長列席董事會，並承認工會對於「負責營務的重要幹部」之人事幹預權。

Ⅱ.日立造船在1975年修改勞動協約，承認工會參與經營審議會的權利。

Ⅲ.松下電器則嘗試導入「勞工出任董監事制」，由原任之工會委員長就任董事。

Ｃ、日本的經營參與異於西歐

　　日本戰後的社會改革，造成企業資本與經營的分離，這與西歐的經營者擁有大量資本的現象不同，也因此導致日本在實施經營參與上與歐洲的差異。主要是因──勞資關係──的不同使日本大企業亦異於西歐。在資方擁有「絕對經營權」體制下，工會在團體交涉及其他方面的權利多被壓抑，無法及於西歐「產業民主主義」的水準。也因此導致「經營參與」無法成為企業中實際問題的焦點。日本企業在強化經營體制的實施下，藉著名為「參與性的管理」，而實質上為勞務管理手段的「小集團管理」之普及，和兼併團體交涉功能的勞資議制之擴充，展開日本式的經營參與。此觀念在「勞工行政58期中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一文中」有提出。

２、經營參與的意義

Ａ、經營參與的一般定義

　　經營參與，即為針對此定義下的「企業經營權」之參與；亦即企業活動中所必需的勞動者，以其身份，在其職位上，對於企業經營權的參與。勞動者的經營參與，乃指勞動者個人，或組織的代表，針對企業或工廠內，管理者對於經營方針、投資計畫等屬於經營權事項的決策或執行，發表意見，或擁有某種程度的規範作用。

Ｂ、經營參與在日本的代表意義

　　日本式經營參與，基於「勞資間並不存在階級利益對立」的觀念，兼之勞動工會採取企業內組織的形態，無法擺脫「企業歸屬意識」的前提下，究其而言，經營者所期待於經營參與的，不如說是勞動工會放棄原有職責，以企業的經營管理、勞務管理的協助身份和立場，達到企業提高生產性及合理化的經營目標。

Ｃ、日本經營參與定型於「勞資協議制」的說法

　　工會於配合企業「提高生產性」和「合理化」政策的行動上，使工會變質為企業的生產協助機關。因此充實勞資協議制並強化其功能。但並不等於經營參與，也無法完全代表經營參的所有實況。只能視它為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３、日本經營參與的形態

Ａ、「參與層次」的形態及內容

　　經營參與在「層次」上的形態，一般區分為企業層次、事業所層次和現場層次。在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陳周欽的碩士論文，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一書中就有提到這三個層次，並有詳加探討。

Ⅰ.企業高階層次的經營參與：著眼於和企業發展有關的經營方針、決策問題、經營計劃、生產銷售策略、研發等等。通常是指「勞工出任董監事制」。此制度，或類似制度的導入，主要是由經營者發起，目的在確保員工對於經營危機中的企業之協助，或謀求企業人心之整合。因此並非僅限於「勞工出任董監事制」。但在經營決策上，有朝勞資會議的上層擴大的趨向。不在「黑盒子」中作業，但正式成立「經營決策為討論事項」的勞資高階會議仍少數。但在非正式的勞資高階懇談場合中，經營者委婉地向工會解說特定的經營政，或與戰略決定的有關消息，或聽取勞方意向動態的情況。

Ⅱ.事業所層次的經營參與：大多透過勞資協議制，參與企業經營權的執行之有關事項、雇用、昇遷、人事制度規則等等。屬於「勞資協議制」的範圍。透過事前協議、團體交涉或勞資協議制度，對於經營權予以預先的、內部的規制。

Ⅲ.現場層次的經營參與：和日常企業活動有關，包括每季或每月的生產計劃、勞動環境及待遇福利。與前兩種層次的參與不同，是為直接參與。利用目標管理、參與性領導、工作擴展和強化、自發性小集團活動等「參與性的管理活動」，在日本被大力推展。和日本集團主義方式結合，產生獨特的日本式運作方式。重點則放在集團目標上，採取集團性的作法。包括ＱＣＣ（品管圈）、自主管理、無缺點運動、等方式，是日本勞資關係中，經營參與中的重要一面。

Ｂ、「參與執行方式」的形態

在日本的形態在一般各國的形情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Ⅰ.「經營決策」與「所有」之參與

　　日本企業內經營協議會的活用，可達實質上的經營參與，且日本的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制，在個別企業、事業所內，立於支配性的優越地位，二者功能上的相輔相成。在探討日本的經營參與時，除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制外，僅能限定於「勞工出任董監事制」及現場層次的勞動者參與等範圍。

Ⅱ.「工作」之參與

　　工作的上的參與，係透過現場的小集團活動等方式，在企業間廣泛展開，技術革新與生產力向上運動的強力推進下，提高從業員工作意願，唯有重視工作場上下意思之溝通，和激勵勞動者的自發參與意願著手。

４、日本經營參與與勞資關係

　　經營參與型勞資關係，為日本勞資關係的特色。基於「全員參與」之構想的日本經營參與，其特質與日本式經營及勞資關係的特質密不可分。形成日本勞資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在勞工行政書中胡國堅先生就提到，日本有「家意識」及「企業集團意識」導致強烈的「一體感」和「整合思想」。存在日本企業經營中的：與企業契合的工會意識，以企業為中心的家意識及終身雇用制的施行等，成為促進經營參與的誘因。

　　因此，日本企業中的監事會，其所具之權限和功能相當有限，不如德國之權限。因此在日本，勞動者代表參與監事會的情形，在實質上仍稱不上經營參與。因為在日本大企業的權力結構和決策結構，存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及「經營者支配體制」的特徵，大企業的經營者（社長），擁有企業最高決策的決定權，董事會成為形式化的虛設組織。

中國社會的政治光譜的基本特征

作者 張千帆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自由派正在分裂，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計時，這種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間發生的孫誌剛事件為標誌，國內大V們借助互聯網的發展聲名鵲起。那個年代，國內眾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歸，目標和思路看似是相當壹致的：維權人士致力於通過個案消除公權濫用和社會不公，乙肝攜帶者抱團爭取平等待遇，“家庭教會”如野火春風越做越大，“獨立候選人”如雨後春筍在各地積極參選……但沒過十年，當這些活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和打壓之後，自由派陣營內部開始不斷發生分化。短短壹二十年，中國自由派已經歷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與革命派、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道揚鑣，主要表現在激進派“打橫炮”，指責改良派販賣“虛假希望”。後來曾發生女權主義者爆料國內公知界的“潛規則”，某些公知則指責女權運動配合政府打壓公民社會。最近的動向是自由派當中信奉“保守主義”的人群指責“白左”的“政治正確”，自由派之間的分歧從國內事務轉向對國外尤其是美國政治的不同立場。

　　部分由於國內政治氣氛的日漸沈悶，越來越多的國人把關註焦點轉向國外，特別是美國，而美國政治的左右極化加劇了國內自由派的分裂。川普當選之後，反川派和“川粉”變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動宗教自由的人士開始頌揚“福音派的勝利”，保守主義學者則大力推薦《美國秩序的根基》並強調美國立憲的基督教基礎。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美國各地抗議風起雲湧，其中也發生了壹些打砸搶行為，引起了許多華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迅速情緒升溫，Black Lives Matter被貶譯為“黑命貴”，支持種族平等的正常言論被斥為“白左”的“政治正確”……自由力量的分裂當然是極權喜聞樂見的。社會的壹盤散沙既是長期極權統治的結果，也是極權得以繼續維持的條件。對於當代中國，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因為中國開始從極權中走出來不過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絕大多數時候雖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國民們並沒有政治實踐的機會。沒有實踐，許多想法不過是耳邊風，以為自己知道，其實並沒有切身體會。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場、觀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紮根的。種族主義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視者回懟的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觀對他人乃至對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張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權壓迫或被壓迫者的回擊時，才會認識到政教分離才能保證社會和平；只有當“獨立候選人”競選成功並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人民才能看到選舉民主和議會政治給自己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圖章”……當人民沒有機會自由實踐並相互糾偏的時候，許多道理爭辯不清，他們會停留於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戰，無法就某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並形成契約性承諾，共同對抗極權。極權得以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歡呼。它打誰都能獲得社會支持，自己則得以淩駕於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決這個難題的最好辦法是在威權式微、管制松弛的轉型國家允許相對自由的政治實踐，讓人民慢慢適應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國的政治實踐可遇不可求，關註國外政治發展也算退而求其次。雖然對美國政治事件的關註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壞事也可以變好事；提前暴露出國民在擁抱自由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防微杜漸、防患未然、減少內耗，為今後轉型機會到來之際少走彎路、少栽跟頭做好思想準備。關鍵在於我們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麽，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實沒弄清的情況下貿然做出判斷，否則水只會越攪越渾。自由派在判斷國內問題時，立場大都壹致；畢竟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是經歷了本國歷史和現實的“過來人”，對本國問題的實質不會有太大認知偏差。但在判斷歐美的人和事，卻常常打得不可開交，可見這個問題在國人判斷外國政治的時候是比較嚴重的。

　　這也正常，因為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或全面閱讀的經歷，多數人對國外的了解限於網絡或微信等途徑傳到國內的中文介紹，而這些資料及其閱讀本身可能帶有高度選擇性，形成了“定制信息”現象。譬如國內許多自由派是撒切爾和裏根經濟學的擁躉，但是他們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義經濟學及其社會後果？恐怕許多人原來就從保守主義立場出發，閱讀的都是對保守主義說好話的文章，對批判性的文章則視而不見或簡單歸為fake news。但同樣這個人如果在歐美長年生活過，對保守主義經濟政策的效果有切身體會，就未必會像他這樣認同保守主義。因此，國人對國外政治的立場很多時候是以壹廂情願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斷。

　　這種情形在國內、國際“左”“右”對接的時候尤其常見，也更為嚴重。由於中國過去長期奉行極左，反“左”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國的極左和西方的所謂“白左”根本不是壹個概念。“左”、“右”本來就是復雜而混亂的標簽，弄不好會張冠李戴甚至化友為敵，讓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失去壹半國際盟友。遺憾的是，國內壹些自由派恰恰犯了這個錯誤，誤以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極左，造成反“左”的“擴大化”，並在指責“政治正確”的同時，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壹個“政治不正確”的立場上——反對種族平等、反對“壹人壹票”、宣傳特定宗教的正確偉大……這種傾向當然是危險的——如果為了反“左”而把自己變成極右，那麽“自由派”就得打引號了。在造成認知混亂的另壹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誤以為自己和國內的“新左”是壹路，不小心也會滑入極左的圈套。

　　於是，中西之間的“左”、“右”對接變成了壹場跨洋誤會。這場誤會不僅會讓我們失去反極權的同盟軍，而且已經產生了自由派內部的價值觀混亂，甚至可能改變“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國式“自由主義”反對平等、反對“壹人壹票”、反對政教分離和世俗國家、基於宗教理由至少反對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張某種特定信仰成為國家正統，那它還剩下什麽呢？

　　壹、上下左右——兩套坐標的錯位

　　我們知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國革命。當時，坐在三級議會右邊的是支持舊體制的保皇派，坐在左邊的則是雅各賓派等“第三等級”代表。左翼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國革命的本質是作為社會底層的“第三等級”推翻王權、第壹（僧侶）和第二（貴族）等級等特權階層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標在於實現社會平等、推翻壹切形式的等級壓迫。由於左翼目標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過體制內的手段實現，因而在策略上傾向於激進，容易鋌而走險、主張暴力革命。右翼則顯得相對保守，主張維持現有體制，至多通過漸進改良修補體制的不足。

　　到19世紀，左翼分化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極端派別。二者的目標其實大同小異，都要求建立壹個無階級、無差別、無國家、無壓迫的大同社會，只不過馬克思尤其是列寧主義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和壹切權力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這壹目標。馬克思主義曾是歐洲左翼的主導思想，但是到19世紀後期，德國的伯恩斯坦等社會民主黨人告別革命、轉向改良，主張通過議會選舉政治維護廣大工人的權利。同時期的美國則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義學說影響，出現了工會主義、進步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等不同的左翼派別，認為只要通過財富再分配即可實現社會平等。

　　經過20世紀兩次大戰之後，蘇聯、東歐和中國先後建立了馬列主義政權，歐美國家則進入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福利國家時代，其基本特征是憲政民主+國家幹預+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後現代主義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別，其主旨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壹致，都是反對某個意義的等級壓迫、實現更廣泛的平等：世俗主義反對教會等級的當代殘余，女權主義要推翻男權壓迫，同性戀挑戰傳統婚姻法對他們的歧視，動物保護主義要維護動物不受人類虐待的權利，環保主義則強調人類對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權……當然，這些國家也存在個別反體制左派，譬如英國的托洛茨基派繼續宣揚武力奪權，美國的環保恐怖主義用暴力傷害人身或破壞財產來實現環保訴求，但是他們的存在完全被邊緣化了。

　　經過二戰之後的意識形態調整，歐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憲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徹底放棄了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左右之爭還原了法國革命早期議會政治的本來面目，變成在自由言論+選舉政治下理性說服多數選民支持各自立場的政策之爭。也只有在憲政民主框架下，談論“左”、“右”才有意義，不同立場才能通過言論自由充分表現自己，並通過選舉民主將政治訴求轉變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不同，但共享壹部社會契約並承諾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則，其要素有（1）維護思想、信仰、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反對基於性別、種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視；（2）對議會和行政首腦實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選舉；（3）實行司法獨立、行政中立，後者包括公務員、警察、軍隊。左右之爭變成求同存異的和平競爭，各自利益、立場、觀點不同，卻共享社會契約通過憲法所體現的基本權利和制度。

　　在憲政轉型失敗的國家，所謂的“左”、“右”則變成有異無同、水火不容，非要通過暴力鬥爭乃至內戰決壹雌雄；勝利者不僅樹立壹黨專政和個人崇拜，而且形成“壹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的極權政體。1917年，蘇共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極權國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極左並墮入極權，而且左翼極權比右翼更為徹底。這是因為極左（至少名義上）追求社會大同，比極右更加烏托邦，尤其是財富均等與“生產資料”國有化，而這樣的理想通過和平改良無法實現，只有通過暴力建立高壓政權才能強制實施；理想和現實差距越大，極權越徹底。這在我的長文“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而極權壹旦建立之後，極權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識形態鬥爭蛻變為獨裁者個人的權力鬥爭；不論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清楚體現了這壹特點。雖然極左口號天天喊，但當真的人越來越少。事實上，極權政體為了現實統治需要必須進行有限妥協，官方政策和宣傳都得向中間務實立場靠攏；政府不僅整治右派，而且也經常打壓仍然保持極左理想的左派。這在“文革”後期乃至中國今天都是常見現象。

　　壹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納粹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當然通常被歸為極右，因為他們的鮮明特征是反共、反猶、反民主，執政期間確實對德國共產黨進行了嚴酷鎮壓，但納粹的正式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誌工人黨”。1919年之前，它就是簡單的“德國工人黨”；之後加入了“社會主義”成分，主要是為了吸引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成員。雖然納粹統治期間國有化了某些工業，但是完全不像共產黨那樣將公有制當作終極目標。因此，納粹的“社會主義”成分確實不多；事實上，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平等理念。對於納粹來說，階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是不是德國人，德意誌工人和資本家同樣值得贊美。希特勒等納粹領袖本身也明確否認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開弓”，同時狠批左翼共產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而要在二者之間走出個人服從集體、經濟服從政治的第三條路。老納粹是保皇派，被迫遜位的威廉二世壹度支持納粹黨；新壹代納粹則更致力於推翻魏瑪共和，建立極權政體。

　　事實上，納粹內部存在左右兩個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與企業界和好，激進派戈培爾則反對猶太人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強調納粹的無產階級底色。1929年“大蕭條”之後，黨內保守派勢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見工業巨頭，要求他們幫國家渡過難關。企業界為了防止社民黨或共產黨上臺，也積極配合納粹。到1933年上臺，納粹已獲得鋼鐵、煤炭、化工、保險等支柱產業的堅定支持。希特勒要求黨衛軍暴力清除黨內左派勢力，但是黨衛軍領袖羅姆有自己的反資小算盤，結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為反猶而反對資本主義，但同樣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平等，認為不平等和等級制對民族更有利。他數次贊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為後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猶太蘇共領袖。總的來說，納粹意識形態的基調是種族主義、英雄崇拜和極權國家，因而屬於極右。但是如納粹領袖公開表示，左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極權國家推行德意誌種族至上、民族主義並消滅猶太人。

　　因此，壹旦“左”變成極左或“右”變成極右並成功建立極權，那麽原先左右的橫向立場分歧即轉化為支持和反對極權的縱向制度之爭。中國廣義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進、保守之分，但不論什麽派別都有壹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反對極權國家。實際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與平等，為社會大眾和弱勢群體說話，因而未必都能被歸為當代西方意義的“右派”。這是因為西方定義左右的標準和中國不同，和國家無關；競選投票之後，國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權，也可以由右派掌權。民國時期，雖然國民黨也實行壹黨專制，但是因為內憂外患，政治統治的權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徹底的，社會仍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因而那個時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產革命的是極左。等到共產革命成功，極權國家穩固確立，中國的左右則是相對於國家政權而言。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引來知識分子對政權潮水般的批評，次年統統被打成“右派”，而實際上他們和右派立場未必有什麽關系。“右派”的意思是這個政權本來是左的，所以批評政權就成了“右”。當然，政權追求的許多政策本身為左，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反之則自然為右，如包產到戶。但在壹個左翼極權國家定義左右的根本標準是對待政權的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是毛澤東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傾機會主義”），還是鄧小平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體現了極權統治無所謂左右。

　　因此，當代中國的左右就是這麽來的：國家先在那裏，成了左右的參照系；反對國家極權、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極權國家的就是“左派”。當然，中國的“左派”也是壹個復雜的譜系；思維仍然停留於“文革”時代的“毛左”認為偏離毛主義的鄧式改革是“極右”復辟，體制內的“左派”則多為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擁護國家主義和壹黨專政，服從體制並期望從中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但並不認同平均主義或公有制，除非能給個人帶來好處，因而顯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發表的“中國式自由與民主的提前對決與殊途同歸”壹文中把中國左派分為六種，其中也有壹種類似於西方左派，嘗試通過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實現左翼理念，而當局很可能把他們歸為“右派”；其余幾種則都是極權主義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開。

　　總之，憲政民主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平等的態度，極權政體下劃分左右的標準則是對待極權的態度。劃分標準不同，左右的意義和陣營的性質自然也不壹樣，中國的左派不等於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於西方的右派。我壹直在提醒註意“此岸”與“彼岸”之分：我們仍然生活在極權陰影下的此岸，他們則生活在憲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爭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此岸則首先無所謂什麽左右，極權就是“正確”的標桿，凡是不正確的都是“錯誤”；“左派”主流附和極權，“右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國內老壹輩學者如郭道暉、謝韜、高放等主張“真正的社會主義”，其實屬於西方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左派，但是這裏的當局會把他們納入“右派“陣營。由此也可見，“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國的“右派”同屬壹個陣營，共同反對極權國家。

　　二、西左是極左嗎？

　　然而，在簡單化的極權思維長期影響下，中國不少右派卻混淆了西左和極左。極權之“極”不僅意味著極端，而且也意味著極簡——好像什麽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無問東西。中國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國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國右派理所當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壹起，把自己自動歸屬於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陣營，好像只有歐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則和國內極左壹樣是自己的對頭。近年來，國內右派對“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口誅筆伐不斷升溫，不少右派對“白左”的鄙視程度甚至超過了他們對中國極左的鄙視。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因為自己是 “學院派”，我認識的歐美人士大都也是學院派，而歐美學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謂“白左”，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過去數十年，孔傑榮、黎安友、林培瑞這些響亮的名字壹直和呼籲中國的人權與法治、批判極權體制的文字聯系在壹起，而他們都是“白左”，壹個體現就是他們都對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人都很好，也都發自內心地喜歡中國，對中國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有時候犯糊塗，會不會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覺得中國體制也不錯？這樣的人其實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法律學者中我沒有遇到。孔傑榮幫助陳光誠在美國落腳，黎安友編輯出版了《天安門文件》，林培瑞親自陪同方勵之夫婦去美領館避難……這些人都長年進不了中國，能“左”到哪裏去？即便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學者對中國事態的性質可能有那麽壹點誤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們解釋清楚的。至少，他們所有人都對八九事件立場鮮明，並真誠希望中國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豈能和國內的極左等同視之？

　　至於西方學院派對右翼政治的批評，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最好還是抱著中立旁觀的姿態為好。我在美國學習生活了15年，但從來認為自己是壹個外國人。現在已回國20年，對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生疏，更不敢輕易下判斷。我的朋友中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偶爾談起政治，說實話，我認為兩邊都有些道理。國內許多自由派把民主黨當成共產黨，讓我很詫異。我們可以看壹下，民主黨內最左的桑德斯是什麽立場。他自稱“民主社會主義”，所以被很多人認為要在美國搞中國式“社會主義”。但是他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麽？桑德斯的國內政策主張勞工權利、車間民主、普遍單壹醫療保險、大學免費、“綠色新政”——為解決氣候變化創造就業機會，對外政策則主張裁軍、更多通過外交政治而非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爭議、國際經濟貿易更多考慮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他在壹次訪談中解釋了自己定義的“社會主義”：

　　“我並不相信政府應該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擁有生產資料，但我相信為美國制造財富的中產和工作家庭值得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收入應該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國繁榮、投資、增長並創造就業的私有企業，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國關門大吉而跑到國外通過剝削低薪勞工增加利潤的公司。”(1)簡言之，桑德斯就是壹個“北歐模式”的擁躉，北歐搞的就是他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確實比美國“左”，但顯然既不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不是蘇聯或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據說他的“社會主義”在美國大學生中間有許多粉絲，這真的很可怕嗎？這裏的關鍵詞不是什麽“主義”，而是“國家”、“專政”。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不是社會是否平等或窮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國家做什麽、怎麽做？國家是否尊重言論自由和財產權等基本權利？有沒有“真普選”？司法是否獨立？……只要不通過國家用“專政”手段強制實行，什麽主義都不可怕。

　　有壹次，北大請挪威大學的法學院院長講座。我對北歐模式很好奇，想問出壹個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麽“秘方”。但問來問去，最後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無奇——挪威就是壹個類似德國的憲政民主國家，只不過社會福利和富人繳稅更高壹些，在新聞自由、選舉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壹些，而已。國內許多自由派迷信美國，以為美國什麽都是世界最好——它顯然不是。妳去看壹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較值得信賴的年度調查就知道，美國不僅人均收入並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標上也壹直落後於歐洲“白左”國家，“北歐模式”則長期高居榜首。當然，妳可以質疑高稅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續，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種“國家社會主義”，但這些都是論證很復雜、答案不確定的問題。妳顯然不能把“北歐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劃等號，好像哪天桑德斯上臺就是美國末日似的。

　　總之，作為壹個既沒有自由也沒有福利的外國人，妳替他們著什麽急呢？為什麽壹定要站在非對即錯的立場上，為某壹邊無條件站臺？其實，假如我是在大學教書的美國人，我也大概率地會加入左派陣營。這是因為美國相比歐洲偏右，往往體現為自由過多、平等不足。這次疫情擴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即體現了自由過度導致的問題。許多美國人不願意放棄壹點無足輕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結果必然要付出極大代價。疫情期間發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則體現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間因為種族主義而過度執法的現象並不鮮見。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追求公平正義、批評公權濫用是壹個學者的天職。這和我在中國的角色是完全壹致的——批評中國人權和法治倒退、主張思想與言論自由、主張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反對形形色色的歧視、呼籲保障失地農民和被拆遷戶的財產權……在美國，這些主張往往會被歸為“左”，但是在中國，它們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們有什麽必要以中國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記，我們要反的是本國的極權，而不是美國的左或右。在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極權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我們反他們當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並失去其中壹半的反極權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極權陣營中的壹員——極權的對立面是憲政民主，反對憲政民主中的壹翼，無論左右，豈不是很容易走到憲政民主的對立面嗎？

　　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已經發生的真實危險。弗洛伊德事件發酵出華人圈裏相當普遍的種族主義情緒，即說明納粹式極權主義病毒並沒有離我們遠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幸免。很多華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運動貶譯為“黑命貴”，而他們反對這場運動的理由在憲法甚至邏輯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對是因為他們認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這個立場本身沒問題，但用它來反對BLM就搞笑了——事實上，它和BLM是同壹個立場；之所以有人主張BLM，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黑人生命遭到輕視，所以才強調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對尊重其他人的生命。壹場運動當然要重點突出，沒有必要以包羅萬象、壹貫正確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現。很多人把BLM等同於這場運動中出現的壹些暴力行為，但任何遊行集會都有可能伴隨暴力，過去壹年的香港街頭抗爭也出現過暴力，但顯然不能把暴力和遊行集會劃等號，否則就陷入了兩難：不是采取“雙重標準”，就是采取極權邏輯，像大陸公安那樣70年來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拒絕批準任何集會。正確的態度顯然是譴責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論與集會自由，而不是以種種借口拒絕承認自己不喜歡的觀點也有表達自由，否則就成了極權邏輯的擁抱者。

　　許多華人對這場運動的態度部分源自其種族歧視意識，部分也因為他們對川普政府的無條件認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對這場運動的許多表態是不合適的。譬如川普本人屢次指責BLM是“叛國行為”(treason)，簡直是總統版的“朕即國家”。司法部長巴爾則在Fox電視臺節目上稱，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間，以第壹修正案為護身符，“綁架”運動並策動暴力，卻沒有展示任何確鑿證據證明BLM出現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動的。(2) 他還說BLM就是民主黨的政治陰謀，目的是把川普搞下臺。在民主國家，這有什麽錯嗎？哪壹次運動不是帶著特定的政治目的？至於巴爾說民主黨“放棄傳統價值”，把政治奪權當作“世俗宗教”、“是對宗教的替代”，則更是離譜。司法部長這樣講只能表明自己不稱職，連第壹修正案的基本常識都沒有。作為司法部長，他唯壹該問的問題是BLM運動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沒暴力就容忍，就這麽簡單，和什麽“宗教”、“傳統價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點關系。事實上，他根本不應該在Fox這樣右翼傾向如此明顯的平臺上發表言論。也許川普可以，因為他畢竟是政治人，盡管這樣做也有失風度；司法部長更應該體現政治中立，不能讓政治利益壓倒自己的憲法原則，而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問題所在：左右分歧本來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線是維護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世俗國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則，這壹屆政府卻常常公開不尊重這些原則。

　　因此，我們壹定要拋棄壹種觀念：“左”就是錯，“右”就是對——在中國，這是對的，因為“右”就是反極權；但是在壹般意義上，這是不對的。在憲政民主體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無所謂誰“對”誰“錯”。只要認同並踐行前面提到的社會契約中的政治自然法則，即屬於憲政民主體制；反之，則屬於威權乃至極權政體。極權國家違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這是每壹個在那裏生活過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現象。我們不能用極權國家的左右去對接憲政民主的左右。憲政民主的本質正是讓不同立場和訴求通過言論自由表達出來，通過選舉政治占領國家權力舞臺。

　　三、評價左右的坐標系

　　我們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場當作自己的參照系，以為反“左”就是天然正確。我註意到壹種認知錯覺，姑且稱之為矯枉過正或“反作用力”：我們在反對什麽的時候，好像在推著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覺往相反方向滑動，還停不下來，壹直滑到和它相對的另壹個極端。我們壹開始反極左，譬如平均主義，反著反著，自己不知不覺跑到極右陣營裏去了。下面會看到，矯枉過正似乎是各國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憲政民主國家，仍然會有不少人不滿現狀。這本來是進步社會特征，先有不滿才會有不斷的進化和改良。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不滿可以自由表達，再通過選舉和立法實現改良。在專制國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進情緒蔓延。對極左不滿延伸為逢左必反，連帶憲政國家的正常左派立場也反，而且把他們混同為極左，從而把自己變成極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極端判斷意味著判斷者的定力不夠，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標準。我們不應該以任何人或事作為自己的標準，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則為衡量標準，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則為“定點”，這樣才能有定力。

　　我們的“定點”就是憲政民主、社會契約、政治自然法，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標準。我們反對平均主義，但是不能變成反平等、縱容種族歧視；我們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變成只是某個教派的“自由”，或對特定教派掌握國家政權欣欣然，否則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們反對“民粹”，但是不能借此反民主、反普選、反“壹人壹票”……事實上，所謂“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實際上違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則的口號或做法，譬如越過政黨和傳統媒體，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只言片語和大眾選民建立直接聯系，這種做法和“元首獨裁”何其相似？這也是為什麽我假如作為美國人投票的話，很可能不會把票投給川普，因為他從上臺伊始就敵視壹個新聞自由國家的新聞機構。

　　國內許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強硬姿態。我也基本認同這壹看法，國際和國內事務應該壹分為二。中國自由派很可能會“投票”給他，這是從我們的角度考慮問題。最近的美國態度急趨強硬究竟是川普團隊國際戰略的真實流露，還是利用疫情之後的美國社會情緒來扭轉選情逆勢的應急之舉，只有等到11月大選之後才能揭曉。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不再停留於外交辭令，而是落實到貿易制裁等“實錘”。這顯然比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權對話”、“法治對話”實在，但是要把川普當作中國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過高了。中國因為改良無路、革命無門，國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極權，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國當“救世主”的心態。

　　問題在於，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國的救世主，除非雙方存在直接而穩定的利益對抗。尤其是民主政權肯定會首先關註國內民生，而不是拿著自己老百姓的錢到處“撒幣”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因而從來不會把別國的問題作為重點首選。川普的好處是有商人的實在，明確提出“美國優先”；無論個人還是國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較真誠。然而，利益也是隨時可變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長期不可調和的沖突，並非先驗決定的問題，而是取決於雙方策略互動；如果雙方認知的利益關系發生變化，那麽川普政府的對華策略也會相應變化。更何況如果中美關系長期惡化，那麽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將是長期穩定的，沒有必要把我們對美國的期望寄托在某壹個黨派甚至某壹個人身上。事實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誰對華更“狠”，誰就能贏得更多選票。當然，兩個人上臺之後實際對華政策如何，都只有上臺壹段時候之後才能確知。總之，美中關系取決於兩國對核心利益的認知，民主共和兩黨對此並不存在系統性差異；民主黨綏靖、共和黨強硬只是華人“川粉”的想象，實際情形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對於歐美國內政治，我總的態度是沒有必要投入太深。畢竟，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利益關切，也不夠知情，因而沒有什麽資格評判別人的左右、得失、對錯。無論誰在臺上，我壹般會尊重民主政治的選擇結果，除非他的言行明顯觸犯了“天條”——違背了政治自然法。畢竟，這個人得了那麽多選票，尊重選舉結果就是尊重多數民意。在壹個言論自由、信息相對充分的社會，有什麽理由不信任多數人的選擇？在壹個言論不自由的環境下，國人經常只能靠壹些花邊新聞了解美國政治，難道他們對美國政治的判斷比多數美國人更值得信任嗎？當然，選民也會犯錯，但是必須有明顯證據表明他們確實做出了錯誤選擇，而且這種錯誤是大面積、系統性的，足以使壹個錯誤的人選贏得大選。選舉體制本身也會發生扭曲，不壹定每次都能保證多數人支持的候選人當選，譬如因為美國的選舉院制度的“勝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總體選票就不如希拉裏，但是畢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選舉選錯了人，也沒有必要替人家著急，因為在壹個成熟的憲政民主體制下，壞人做壞事並不那麽容易。更何況過幾年還有再次選擇的機會，大不了把他選下臺甚至提前彈劾掉。總之，我們要相信憲政民主的選舉結果和自我糾錯能力，不要輕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斷。

　　對於憲政民主體制下產生的政策，也應當采取同樣態度。事實上，理性選民選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壹個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歡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歡他，主要是因為喜歡他在競選的時候承諾兌現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歡他這個人，對他代表的政策滿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戰後，美國尤其是歐洲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社會福利政策，許多帶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中國自由派對此憤憤然，認為這就是吃“大鍋飯”、養懶漢的“社會主義”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問題，民主政治也可能會出現系統性偏差，但是國內保守主義對西方政治和經濟的認知基本上停留於哈耶克的學說，恐怕遠不足以對當代民主社會出現的問題提出有價值的批判，因為我們的判斷無非是出於對計劃經濟的憎恨，但人家的經濟制度顯然不是簡單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換言之，我們知道的這點道理，人家壹定也早已知道。他們有那麽多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法律學者參與政府決策，也都能自由發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論，為什麽都沒有采用哈耶克的建議呢？我們反對極左政策，問題是人家的政策並非極左，而只是有點左，而且這麽多年來，經過這麽多屆不同的政府，他們對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較精細的權衡。對此只了解壹點皮毛的我們為什麽對自己的隔空判斷那麽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會，各種利國利民的學說都有機會成為自由表達+選舉政治成為國家政策。如果妳壹直懷才不遇，也可能是社會對妳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妳的方案本身不靠譜。既然這麽多年、這麽多國家都沒有將哈耶克的學說作為治國之道，我只能說，他已經有過機會，但是很遺憾，他的學說並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人認為是可行的經濟政策。至於為什麽，妳可能需要至少讀壹個經濟學博士才能知道原委。當然，他的學說對於批判和反思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幹預的戰後主流經濟模式仍有價值並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價值壹樣，但他們的擁躉必然只是小眾。至於國內為何相當多的自由派將哈耶克學說奉為圭臬，可能是選擇性引進和閱讀範圍有限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那是危險的。我們的父輩、祖輩曾經只讀馬克思（絕大多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只讀了那個“宣言”），所以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結果眾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質和信息條件，我們不能這麽自我設限。如果妳至少從斯密到凱恩斯都通讀壹遍，最好能聽課、做筆記、閱讀關於他們的評論文章，最後仍然認為哈耶克或弗裏德曼的學說最有道理，那我認可妳的這個判斷是負責任的。而要經過這麽壹圈，我說要讀個經濟史博士並不誇張。如果沒有經過相當廣泛的閱讀和比較，只是出於某種想象就確信某個學說為“真理”，那麽這種“確信”很可能只是對錯誤的偏執。

　　總之，我們的坐標系是憲政民主體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場。我們不能出於某種原因，用憲政民主體制下某些人（譬如總統）的立場為參照系，去衡量這個體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場。這種在“參照系錯位”之下產生的評價必然是偏頗的，尤其在美國兩黨政治本身已發生極化的情形下。如果我們以川普的立場為參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陣營中的最右翼，那麽這麽看左派立場必然是極端激進的，甚至和共產極左立場差別不大。如果我們錯誤地認為民主黨和共產黨沒有差別，那麽我們也會錯誤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們和極左本來差十萬裏，和西左本來也就差二十裏，但是如果我們用十萬裏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們自己放到十萬裏之外的極右立場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幹預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須回歸憲政民主的原點，而在那裏，西方的左右離我們都不太遠。

四、右派認知錯誤是如何發生的

　　既然如此，為什麽那麽多的國內右派對“白左”如此不齒，對“白左”的鄙視程度似乎甚至超過了對國內極左？除了上面所說的認知簡單化和不同參照系下左右對接錯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維的因素？罵政府顯然有風險，和極左互懟多少也有點風險，或覺得不值，弄不好刪帖、封號。罵罵八竿子打不著的“白左”，過過嘴癮，則壹點風險沒有。網管看自由派內部互撕，也樂得讓妳們繼續撕裂下去。當然，國內的事情沒法說，說說美國政治也算是壹種歷練，問題是要把對象找對，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廉價發泄。

　　但在更深層次上，我認為自由派的認知錯誤是極權體制下的“逆向洗腦”造成的。極權宣傳機器每天都在傳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腦言論並屏蔽對立的觀點和信息，確實將多數國民變得政治判斷上變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沒有基本事實作為合理判斷的依據，也沒有任何理性論辯的邏輯和習慣。極權體制正面洗腦的結果是產生壹大批頭腦短路的愚民和別有用心的“五毛”，他們不知道或不在乎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瘋狂的領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饑荒、“文革”等無與倫比的人為災難。即便妳把連篇累牘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也會拒絕面對。絕大多數人出於恐懼、懶惰或愚昧，甘願被極權宣傳機器洗腦，放棄思考、樂得“裝睡”，充分體現了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

　　面對這樣壹個弱智而極端的龐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厭的洗腦包圍著，某些壓抑憤懣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辯論的適當對象，也無從培養自己的理性辯論習慣，因而反極權的思辨模式也變得極簡化了。他們大都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反體制，但是對憲政民主尤其是國外的政治實踐並沒有太多認識。事實上，他們受極權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的思維模式也非常簡單，就是和“階級鬥爭”類似的簡單善惡觀，敵友之間界線分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敵人”也是自己的敵人……極權體制下形成的這套極簡化思維在國內是夠用的，因為反極權總是不會錯的，但簡單移植到國外就不夠用了。六十年代，法國左派很欣賞極權中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還親自在大街小巷發“紅寶書”。他們的邏輯就是對蘇聯很失望，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正在和蘇聯唱對臺戲，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實，他們除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之外，對紅色中國幾乎壹無所知。今天的中國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樣性質的低級錯誤。歐美左右之爭的是非顯然不像極權—反極權那麽截然分明，雙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過頭。任何壹方都沒有資格以壹貫正確自居，那樣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極權的習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過於自信。平時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辯論機會，而基本自由的缺失並不妨礙每個人都把自己想象為壹貫正確的上帝——在政教合壹國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無神論國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來，妳是正義的話我就成了邪惡，自然是不會留有寬容余地的，正常的觀點辯論很容易上升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擊。左右之間水火不容、極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聖化，把對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體。這種話語形態在自由派之間也是相當常見的，可見許多自由派也沒有養成真正的寬容習慣。經常把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妳說的每壹句話，但誓死捍衛妳的言論自由”掛在嘴上，其實只是體現了革命公知式的輕浮——既然妳已經堅信他的每壹句話都是錯的，他的言論自由還值得妳“捍衛”嗎？這種話聽上去就是顯得妳“大人有大量”，可以“寬容”別人的胡說八道。這種“寬容”本身就是自以為是的傲慢。

　　如胡適所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寬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憲政民主的邏輯起點是人的判斷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並不比普通人更“正確”，因而不得對人民灌輸“正確”價值觀，其行為必須接受合憲性與合法性檢驗……但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人民內部、左右之間——不論妳我是誰、持什麽立場，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會犯錯誤，所以我們都得有這個自知之明：當我不同意妳的觀點，我當然自認為是正確的，但我得承認，妳也有可能是正確的，因而雙方都要為平和辯論留出空間。也許我們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遺余力地批判極權體制，但是這種姿態對接到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左右論爭就不合適了。許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適應坐標系的轉換，到了西方場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對待左右立場，不能為不同立場保留應有的寬容空間。

　　除了思維極簡和過度自信之外，極權國家養成的另壹個習慣是喜歡誇張和走極端。任何體制都會有問題。傳統禮教當然有問題，於是就有人概括為“禮教吃人”，進而全盤反傳統；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可否認存在著剝削和貧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動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沒有資本主義的國家鼓動實現社會主義。很不幸，近代的極端主義列車都被中國趕上了，壹直把我們帶到左翼極權。現在，我們是不是也要延續同樣的習慣，因為福利國家有問題就要在壹個幾乎完全沒有福利的國家實行“自由放任主義”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維可以是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經濟，是要讓經濟競爭變成壹場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鬥爭，趁早把那些弱者從物理上淘汰掉。這樣的民族才能變得更加強大。既然民族強大是目標，國家在有所不為的時候是否也可有所為呢——譬如對人種進行優生試驗？正如無政府主義很容易走向左翼極權壹樣，“放任自由”離極右也只有壹步之遙。同樣可怕的是左有問題就極右、右有問題就極左的思維習慣。它不只會讓我們在經濟政策上走偏，而且會讓我們在反對平均主義的時候走向歧視、反對無神論的時候忘記政教合壹的危險、從反對“多數人暴政”變成反對“壹人壹票”的民主制度……我們反對壹個方向上的過度，卻用力過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極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和信息來源的多元化不僅未能通過不同觀點的碰撞有效質疑和制衡極端言論，反而通過壹個個小圈子的“定制信息”使極端觀點抱團取暖、提振自信。事實上，不僅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比較政治學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壹文中，將“定制信息”作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壹個重要原因。原先美國選民的主要信息來源是三大電視臺，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事實基本上只有壹個版本。1949-87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實施“公平主義”(fairness doctrine)規則，要求廣播公司執照的持有者以誠實、公平與平衡的方式介紹有爭議的話題。但1987年裏根執政期間，FCC取消了這壹政策；2011年，在《聯邦法規》中刪除了實施“公平主義”的行政規則。隨著聯邦政策的變化，美國媒體發生了壹定程度的政治化，偏離了政治中立的職業規訓，尤其是出現了大量政治右翼“脫口秀”。加上網絡時代的信息來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實也出現了多個版本，不同意識形態光譜的選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變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兩種動物，沒有共同語言和認知共識。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據自己願意接受的政治認知，漸行漸遠、日趨極端。某種意義上，新聞自由的進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現代媒體出現的早期，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這些老報都曾經做過“黨報”。後來隨著媒體商業化，逐步脫離政治依附，變成獨立報紙。現在，部分媒體又帶上越來越濃厚的政治色彩，對美國選民的政治極化推波助瀾。

　　相比美國，中國官媒當然都歷來“姓黨”，但是2000年以來，新媒體的發展壹度為中國新聞自由化帶來壹點希望。我原來十分樂觀，現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體的自由化，但是發現也不能過度樂觀。博客、微博被封殺後，微信成為信息和觀點傳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價值觀相近的同道群，同質化程度很高。不恭維地說，微信群裏的各種假消息橫行無忌，尤其是許多關於國外的消息很難核實，因而極容易以訛傳訛。壹個在右派微信群廣為流傳的帖子稱：“川普壹任的白宮工作人員比奧巴馬任期少140人。如服務於美國第壹夫人的工作人員就減少了39人。梅拉妮婭只用了5名工作人員，而米歇爾則用了44人。最後的結論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壹個好榜樣”。

　　由於這則信息經常被用來證明“白左”的“虛偽”和川普的“偉大”，我專門上網核實了相關說法。川普上臺，總統任命的高官人數確實顯著減少。但是壹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責川普對該任命的官員不任命——部分可能因為他作為壹個“政治素人”對體制內人員不夠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想要太多職業官僚束縛自己的手腳，致使必要的聯邦職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宮工作人員也有所減少，但其中某些是職能部門。譬如2014年，非洲爆發埃博拉病毒之後，奧巴馬在白宮國安委之下設立全球傳染病防疫應對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總統身邊沒有對全球瘟疫、網絡攻擊和恐怖主義等問題向他直接匯報的專職官員。另壹方面，白宮規模和預算雖然有所減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宮有領薪的工作人員418人，比奧巴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婭有工作人員11人，米歇爾有24人——確實差了壹倍多，但並不像帖子說得那麽誇張（還有帖子說梅拉妮婭只用了1人）。奧巴馬執政的白宮平均年度花銷差不多是4300萬美元，相當於其2016財政年度的水平；川普執政頭兩年平均不到4000萬美元，但2019年也達到4200萬美元——是省壹點，但數量極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門人員，不壹定能把活幹好。(3)然而，就是這樣的壹則假消息讓許多中國右派都認同帖子最後的結論：總統是“全美人的好榜樣”。這樣的認識和“毛左”的“偉大領袖是全國人民的好榜樣”有多大差別呢？由此也可見，“右”不等於正確。事實上，極右的思維模式和極左高度相似。要避免這種低級錯誤，只有把屬於事實的還給事實，不能只撿自己喜歡的新聞看，對自己不喜歡的事實采取“選擇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會形成壹個壹個封閉、偏執、極端、意淫、彼此不能對話的群體。今天在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下竟然產生這樣的結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國兩黨政治的極化現象告訴我們，這不是不可能的，長期在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確定了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之後，另壹則右派群裏傳得很歡的帖子說賀是如何的“左”，其中壹條是說她在任加州檢察官期間決定，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行為壹律不追究。2014年，賀錦麗任加州司法部長的時候，加州確實公投通過了壹個第47號提案（加州比較愛公投），把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及其它壹些非暴力犯罪從“重罪”(felony)變成“輕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這項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資源集中在更嚴重的暴力犯罪，並減輕壹直人滿為患的加州監獄的壓力。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寶貴的資源，因而這類改革是任何法治國家都必須作出的權衡。如今實施了五六年，這項改革是否達到了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長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數據說話。如果得不償失，大不了加州選民把它廢了就完了；現在第47號法案還沒有廢，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說得那麽可怕。事實上，賀錦麗本人並沒有對第47號提案公開表態。在民主國家，不論再大的官都沒有能耐決定某壹個法案的生死，有什麽理由把這個賬算到她頭上呢？只要搜壹下賀錦麗的維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場，為什麽要輕信這些張冠李戴的謠言呢？中國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謠言”確實常常是“遙遠的預言”，但是在壹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或對於中國政府沒有動機限制的言論（如賀錦麗的政治外貌），也動輒信謠傳謠，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與“政治正確”

　　如果說中國右派誤以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對手，那麽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質同樣的錯誤：誤以為中國左派是他們的朋友。結果是太平洋兩岸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實他們根本不是壹回事！兩種誤解相互激勵：妳瞧，“白左”就是極權的盟友，所以中國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義結盟嘛！

　　這當然是誤解，“白左”不是極權主義。西方左派雖然起源於馬克思主義，但是至少二戰之後即不僅拋棄了暴力革命主張，而且也拋棄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進社會主義學說，轉而接受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司法獨立、選舉民主等憲政基本原則，而只是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會正義、財富再分配等平等主義主張。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憲政民主體系之中，甚至可以說是憲政民主陣營的主力——民主當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為數眾多的社會底層。當然，我們不需要認同他們某些具體主張，但自由主義的要義就是“雙百方針”：只要在憲政民主的底線之內，任何主張都有發表和傳播的自由；至於究竟什麽是香花、什麽是毒草，由選民自己甄別。這就是憲政民主體制的基本邏輯，其“底線”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動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國憲政法院曾兩次取締政黨——壹次是極右的納粹黨，壹次是極左的共產黨，理由都是極權主義政黨的黨綱、組織結構和活動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國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這個底線之上，“白左”也好、“西馬”也好，都是憲政民主陣營內的盟友。

　　當然，西左也有西左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為不了解中國情況，可能誤以為中國左派和自己是壹回事，都追求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固然，中國左派也都把均富掛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視了中國“左派”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我在2017年訪問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時候，壹位印度裔美國社會學者問我，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國內有沒有“安全問題”？我在錯愕之余告訴她，汪暉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的人是絕對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的。即便要問什麽“安全問題”，那要問的也是秦暉，而不是汪暉。可是，那裏好像沒有人知道秦暉，卻有許多人知道汪暉，後者儼然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代表，還不止壹次和哈貝馬斯壹起獲獎。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夠。妳看，國家資助的所謂“中華外譯項目”就對外推廣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學者壹般沒有這種資源，出於各種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夠，這是事實。但這種狀態和西左不了解也許不屑了解中國知識界現狀乃至政體本質也有關系。

　　其次，歐洲左派學者當中有些人不只是壹般的不了解中國現實，或是為了吃中國研究這碗飯而被迫沈默或說中國的好話，而是他們對極權體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許他們混淆了民間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對中國文化的愛投射成對中國制度的愛；也許他們有某種夢想在歐洲實現不了，希望並誤以為它能在“中國模式”中得到實現。2015年夏天，我在“後馬大本營”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加研討，做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的報告，能明顯感覺到某些參會者的不悅。不悅什麽呢？人都是有盲區的。德國深受納粹之害，但好像共產禍害要小壹點，至少沒有發生大屠殺或大饑荒，但這就能成為對極左理想心懷憧憬的理由嗎？我曾經問柏林高研院壹位生長在東德的美國學者，納粹德國和共產東德哪個為害更烈？他明確說是納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視共產極權在蘇聯、中國等絕大多數依附馬列的國家造成的毀滅性災難。罄竹難書的史料和觸目驚心的現實放在那裏，難道還不夠嗎？真有必要繼續留戀馬克思嗎？這些極左當然不能代表歐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夠讓中國自由派對“白左”心生厭惡。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厭惡列寧，卻有不少人喜歡馬克思，好像在共產國家造成的災難都是列寧式國家革命的錯，馬克思只是被綁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為社會正義乃至人類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鄉特裏爾還接受了來自中國的銅像。我寫了“從馬克思到列寧”，分析他和列寧的關系，結論是他和列寧其實是互相依存、難分難舍的；沒有列寧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義）建構的極權政體，馬克思這個名字會和歐文、聖西門、傅立葉這些人壹起靜靜地躺在圖書館裏。雖然“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說得很好聽，但是從他的無政府主義（消滅國家、消滅階級）烏托邦理想中，開拓不出任何自由國家學說。

　　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從馬克思主義脫胎而來，卻未曾換骨。雖然經歷了戰後的適應和調整，後馬克思主義仍然奉馬為圭臬，只是修修補補，去掉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這些東西以及公有制、計劃經濟等內容抽掉，馬克思主義到底還剩下多少獨特的思想貢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批判可被認為是其對政治經濟學的獨特貢獻，但是由於它自身的內在局限，批判之後提不出建設性的國家理論。“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立場正確，但是不僅在汗牛充棟的西方人文學說中並無超越之處，而且也和馬克思自己的經濟決定論基調背道而馳。戰後歐洲左派的困境在於，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似乎沒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資源。事實上，既已融入憲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歐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學院派需要和馬克思主義做壹個了斷，至少和其極權政體主張徹底公開決裂。如果仍然和它們保持若即若離的曖昧關系，那麽左翼就不可能和憲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為馬克思的基調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這樣，歐洲左派自然就會和中國“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國左派（民主黨）的意識形態總體上更為溫和，基本主張是社會正義與平等。這些主張不僅本身就是憲政民主理念的壹部分（如反歧視），而且也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才能實現。既然如此，美國左派和中國“右派”（自由派）本來應該是天然聯盟，而對中國憲政民主事業表示支持的也多為美國左派。二者之間的分歧不在於制度認同，而更多體現於經濟和社會政策。左派更註重物質平等，這是從羅斯福“新政”壹直延續至今的民主黨立場。往好處說，民主黨比較“實在”——沒有基本的物質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機會平等？如果壹個人吃不飽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給他政治權利、言論自由的意義是否就會大打折扣？ 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質生存保障，也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但往壞處說，福利主義瞧不起人，把人當成是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只能靠國家供養的弱者；老幼病殘也許需要國家救助，普通正常人為何不能自食其力？過度福利必然養懶漢，對於人的成長來說有害無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讓整個國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國際關系上，左派雖然在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立場上“政治正確”，但由於比較看重實際利益，不敢得罪中國這麽大的經濟體，因而往往停留於“口炮”，很少來真格的。這也是為什麽許多中國自由派喜歡川普的原因，共和黨說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講原則。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離總統大選僅壹個月時間，川普卻急著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選人，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則躍躍欲試，準備極速核準保守派候選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奧巴馬提名自由派候選人作為繼任，卻遭到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杯葛，其理由正是離當年大選“太近了”，而實際上當時離大選還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共和黨前後矛盾的行為顯然是極不講原則的，只能損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和政治中立。

　　不論如何，具體政策分歧不應被界定為“敵我矛盾”。實際上，美國不論哪個黨上臺，對華政策是穩定連續的，並沒有體現出兩黨有什麽系統性差異。共和民主兩黨本身雖然競選時相互攻訐，但平時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們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壹定要站在某壹邊和另壹邊勢同水火？無論是與民主黨為敵還是共和黨為敵，走得太過都是與憲政民主為敵。歐美左派當中確有極左，但是他們不足以代表整個左翼。如果左派當中有人誤解了中國或忘記了列寧式極權之痛，那麽用中國事實把道理講清楚就行了；如果他們繼續對極權政體執迷不悟，那麽就不是屬於憲政民主陣營裏的人，但這樣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

　　最後，西方左右之爭本身也有變得越來越極端和彼此不寬容的趨勢。經過長期的權利鬥爭，西左已經形成壹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指壹個社會形成的絕大多數人不容違背的政治信條，在美國特別體現在種族平等問題上。它不僅意味著國家行為不得實行種族歧視，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視的言行。只要稍微偏離“政治正確”，輕則面臨口誅筆伐的巨大社會壓力，重則停職審查甚至丟失職位。這固然相當大程度上是源自對美國歷史上對黑人傷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 也體現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上的巨大進步。從弗洛伊德事件來看，美國社會乃至政府的種族歧視仍然沒有消失，這種“政治正確”仍有必要存在，因為它體現的是反歧視的政治自然法則。但任何壹種原則或規訓在實施過程中都有可能矯枉過正，產生英國憲法學家戴西所說的“公共意見的獨裁”。這個度確實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張膽的種族侮辱或仇恨言論顯然不應被容忍，但是如何對待涉及種族的事實，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領救濟人數和單親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對黑人不利的事實也不讓說？是不是凡是遇到種族問題的發言都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壹不小心就要承擔嚴重後果？這樣下去沒完沒了，而對於實質性解決美國種族問題並無益處。就和政府壓制言論不對壹樣，社會壓制言論也是不對的。盡管某些言論是多數人不認同的，讓它們說出來還是比窩起來、藏起來好。說了不對，當面懟他就是了；不讓他說，不代表他就沒有那種想法，實際上反而剝奪了通過自由言論糾正某些偏見的機會。言論自由本來是憲政民主國家的第壹原則，但是即便美國也難免會在某些“敏感問題”上滑向不寬容。

　　中國有些自由派反對“政治正確”，但不關心“政治正確”的來由，同樣也會矯枉過正，連帶把“政治正確”當中包含的壹些基本原則給反掉了。政治本來無所謂“正確”，不同觀點見仁見智，“政治正確”未必“正確”，但是“政治正確”的信條壹般起源於某個政治自然法則，譬如關於種族問題的“政治正確”是來自種族平等（反歧視）。妳可以不同意“糾偏行動”，反對給予黑人任何特權待遇，這個問題是見仁見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對“政治正確”的時候站到了種族主義的立場上。政治可以“不正確”，但是原則不能不正確，否則我們就成野蠻人了。因此，無論在主張還是反對“政治正確”，我們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線是什麽，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為反而反、意氣用事，很容易讓自己失去應有的底線。

　　無論是中國右派還是美國左派，都要牢記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恒言：言論自由所保護的不是我們喜歡的言論，而正是我們憎惡和鄙視的言論。這句話的邏輯依據不是伏爾泰，而是休謨：人是理性動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別人不是白癡。這是為什麽我不認可“白左”這樣帶有羞辱性的稱呼，因為這表明我們把自己不喜歡的人當作白癡。尤其是那麽多的人（約半數選民）認可在自由民主體制下長期形成的壹套政策，隔著太平洋、信息和討論受到各種屏蔽的我們有什麽理由那麽傲慢呢？這種姿態和獨裁政體對人民的蔑視不是壹個邏輯嗎？如果妳認為壹個被數十萬或更多的選票選上臺的政客（如某個選區的眾議員）錯得離譜，那麽離譜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妳的信息和據此作出的判斷。多數人的意見可以受到質疑，但這顯然不是說少數人的判斷反而成了壹貫正確。

　　六、遠離極端、回歸中道

　　總之，分裂並不可怕，“步調壹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變成水火不容的決裂就成問題了。左右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極”，這壹“極”就成極權了。左右都是如此，極權意義上的極左或極右才是我們要反對的。中國經歷了左翼極權，所以自由派對極左深惡痛絕，但極右也是要搞獨裁的，而且在當今中國的自由派陣營，反民主、種族主義和政教合壹等極右翼言論還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懼警惕。反左過度，會把自己變成極右，繞了壹圈，又變回到自己本來要反對的那個東西——極權主義。某些“自由派”誤以為右就是對、左就是錯，其實是自己的極權思維沒有肅清的表現。經過極左洗腦之後，國民尤其容易接受極右的再洗腦，因為二者的極權思維方式高度壹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對即錯、黑白分明的單極化世界觀，都自認為只有壹個壹貫正確的意識形態，總是要抓住壹個“真理”或“啟示”，而且還總以為真理和啟示就在自己手裏，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觀點就是謬誤甚至邪惡。

　　無論左右，中國自由派都要回歸憲政中道。在本質上，憲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為憲政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契約，也就是每壹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的壹套基本約定。既然是每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社會契約是不可能走極端的，因為不同人的利益、觀點、信仰註定是不同乃至相互沖突的；利益、觀點、信仰不同的人要對同壹部社會契約達成合意，這部社會契約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寬容，由此衍生出壹套政治自然法，並通過某種憲政民主機制得以實施。國家必須寬容壹切思想和言論，不能定於“壹尊”，因為根本不存在壹種絕對“正確”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必然是多元的、個人的、見仁見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確答案”，因而任何正當建立的國家都不得強加任何正統思想或信仰，否則就是極權國家。無論是極左政權禁止右派言論，還是極右政權禁止左派言論，都是壹丘之貉。我們不僅不能允許國家壓制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更不能試圖通過國家去壓制別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而且我們自己也要養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場的習慣。

　　在今天的中美爭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國，既不是因為它是美國，也不是為了支持美國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為了支持某壹個特定政治或宗教傾向的總統，而是因為我們支持美國所代表的憲政民主體制。從疫情應對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國的憲政體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實上，美國的兩黨政治極化表明它的壹部分社會契約可能正在瓦解，甚或從未穩固形成。批評美國並不是“反美”，而是為了讓它的憲政體制變得更好，就和批評中國不是“反中”壹樣；否則，我們的思維方式就和極權體制壹樣了。美國的生命力正是源自憲法第壹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國教、言論與新聞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達之外幾乎不設底線的信息交流和觀點碰撞。美國憲法牢牢抓住這壹條政治自然法，使之兩個世紀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在此岸觀看彼岸的歐美左右互鬥，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註賭壹把，但切勿太入戲。其實，極權國家無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才有意義，極權國家的圍觀者是沒有什麽資格評判的。在壹個既沒有福利也沒有自由的國家，為了別人多壹點自由還是多壹點福利而吵得不可開交，既得罪人，也讓別人看笑話。

　　無論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應該是壹個君子俱樂部、正派人的共同體。何謂“君子”？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為“小人”呢？君子有底線，小人無底線；“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底線是什麽？底線意味著我們只能在屬於自己的疆域內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過度，否則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犧牲別人自由的基礎上；政治獨裁要剝奪別人的選票，種族主義要歧視弱勢族群，政教合壹要通過國家把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別人——凡此種種，都是小人之舉。在中國，自由派是壹個被流氓欺壓的人群。我們要做壹個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習氣，去欺負比我們更弱的人。

　　在極權國家的極端土地上生活，自由派不能迷失自己，不能以別人的左右來定義自己的方位，既不能因為某國是世俗極權，所以就主張特定的宗教政治，也不能簡單把國內的反左投射到西方的反左，把自己變成種族平等和“壹人壹票”的敵人。我們要有自己的方位，把它牢牢錨定於政治自然法，對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壹切觀點立場采取最大程度的寬容。只有這樣，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才能形成最大多數的聯盟。

中國社會的政治光譜

作者 滕彪 寫於 二零二一年

　　199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被中國自由派當成了西方自由主義正統。這一方面出於對中共極左和社會主義的痛恨，另一方面，反福利、反平等、反工會等新自由主義教條，也符合已從極左轉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共新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加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們對西方產生片面理解，對進步主義產生敵意。他們屢受迫害而形成的反共情結和無力感，也投射到了右翼保守的政治強人川普身上。

　　一、問題的提出：挺川的自由派？

　　2016年川普的橫空出世，2021年川普下台之前的國會山之亂，都引起美國和全世界的巨大關註，也劇烈地撞擊著美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版圖。中國的知識界也以空前的熱情，投入美國大選的激烈爭論之中。

　　首先界定要討論的對像。它包括生活在中國大陸和來自中國大陸而生活在海外的、傾向自由和民主的華人知識份子、民主人士、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反對共產黨的法輪功群體、宗教人士和民運人士，也包括認同自由民主的網民。[1] （以下我用「泛民派知識群體」、「泛民派」這一簡稱。「民」可以聯想到民主、民權、民間，作為中共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一般說來，這一群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人權、民主、自由和市場，但它涵蓋了西方語境下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內部覆雜交錯，是個大雜燴。他們被當做一個群體來指稱，彼此之間尚有松散的群體認同，主要因為他們都對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持不滿或反對態度。

　　雖然沒有統計，但人們觀察到，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的大多數支援川普。[2] 中國知識界的論爭和分化無時無之，但從未比這一次來的更劇烈、更深刻。這已引起學者進一步探究的興趣。林垚用燈塔主義來解釋這一現像[3]。第一個是「政治燈塔主義」：中國知識份子對美國民主制度形成簡單化、片面化的完美想像，美國成了向往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的理想化的投射對像。當美國的社會弊病、文化問題逐漸暴露之後，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焦慮和失落感。第二個是 「文明燈塔主義」，中國的「百年國恥」和近30年的迅速騰飛，震撼著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中國知識界，他們或者擔憂作為燈塔的西方／美國逐漸「淪陷」於非白人、非基督徒之手，或者希望覆興中華文明以和西方平起平坐，或者通過中國模式的對內成功與對外輸出，重回世界霸主的寶座。

　　林文有很多洞見，不過仍有問題需要解釋：為什麽中國泛民主派在前幾屆美國大選沒有表現出這樣的熱情和明顯的分裂？為什麽他們心目中的燈塔是華盛頓-傑弗遜-裏根-川普-華爾街-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而不是林肯-Harriet Tubman-馬丁·路德·金恩-AOC-桑德斯？支持川普的背後有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等多種因素，本文主要從思想傳播和政治心理的角度試圖做出一個解釋。本文第二、三、四部分，討論自由主義在中國發生扭曲的情況及其原因：言論資訊環境、中共體制的急劇右轉、以及「左派」和「社會主義」的被污名化，第五部分，討論中國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根源和表現，第六部分，討論泛民派知識群體的反共情結以及抗爭屢受打壓之後的挫敗感，從而寄希望於外部政治強人，最後一部分是簡要總結。

　　二、被扭曲的資訊和被扭曲的自由主義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生活在中文資訊之中，嚴重依賴中文媒體。在大陸， 傳統媒體被政府壟斷， 新興的網路媒體也受到嚴格審查。言論管制損害了人們的現實感。絕大部分海外民主人士生活在華人區, 與非華人互動不多。在海外，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海外中文媒體的滲透，多數中文媒體被中共直接或間接控制，而影響越來越大的法輪功媒體， 在本次大選中成為陰謀論的積極傳播者。海外中文自媒體和法輪功媒體的普遍右翼化，為中文讀者提供了大量偏頗的評論、假消息和陰謀論。但是他們為什麽右翼化，本身就需要解釋。

　　自由主義是當代西方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幾乎每一個中國泛民派也都以自由主義者自居。但自由主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傳入中國後，卻受到國際國內局勢、中國思想傳統、社會結構的影響，而發生修正、流變、誤解，乃至扭曲。殷海光曾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一到緊要關頭，或面臨錯綜局面，就會有人背離，不是鼓吹『新式獨裁』，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就是放棄理性的立場，倒向激進的革命民粹主義。」[4] 1949年前，費邊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一度成為自由主義的主流，其中一部分具有民粹傾向；同時在家國危亡的焦慮之下，一部分自由主義者又染上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隨著中共建立極權體制，自由主義在大陸幾乎灰飛煙滅，直到1970年代末，再度死灰覆燃。

　　1980年代後，進入中國的各種政治思潮「都試圖影響中國、改變中國，但真正指明中國前途的還是自由主義的主張。」 [5] 但因為嚴格的言論審查，課堂教學和學術討論都受到限制，知識界存在普遍的自我審查，很多文獻無法翻譯出版，很多譯作被刪節甚至篡改，無法呈現西方自由主義的全貌和最新發展。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必然影響思想界、學術界的走向，也必然壓抑那些可能對中國當政者不利的思潮和理論。

　　文革之後到1989年之前，中國知識份子呼喚人的尊嚴、價值、啟蒙與思想解放，他們對自由主義的接受，與對毛澤東時代的反思和否定是緊密相連的。從「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到 「反傳統」、「全盤西化」、「文化熱」，艱難探索，也熱鬧非凡。這一階段影響中國思想文化的西方人文主義哲學，「除了極個別稍帶實證科學傾向之外，多數都是比較偏激的頗具情緒化的理論。」[6] 比如當年大紅大紫的尼采。[7]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裏根-柴契爾主義恰好同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恰好需要主張市場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1990年代之後對中國知識界影響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也正包括哈耶克、弗裏德曼、米塞斯這些人。雖然中國自由主義內部也存在多元分野，但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芝加哥經濟學派，主張「小政府大市場、低稅收低福利」的放任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右翼）自由意志主義，擁有最多的追隨者，廣泛影響著公共輿論。在某種程度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被當做唯一的西方經濟學，自由主義右翼被當作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統，受到了過分的推崇；自由主義的其他分支、對自由主義進行修正和反思的其他西方思潮缺少系統性的介紹。

　　一般而言，中國泛民主派對自由主義的歷史脈絡缺乏瞭解，很可能略過了亞當斯密、密爾、卡爾．波蘭尼、英國社會自由主義、美國進步主義等諸多思想資源,[8] 更對新近的進步主義思潮和社會運動缺乏研究和理解。社會民主主義、種族批判理論、環保主義、女性主義、性別多元化等雖有介紹，羅爾斯、德沃金、瑪爾庫塞、杜威、哈貝馬斯、阿馬蒂亞．森、薩義德、吉登斯等有「左翼」色彩的人物也有眾多讀者，但無法與主流的右翼自由主義話語形成互動和抗衡。

　　在中文圈，很多曾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和仍以自由主義自居的知識份子，早就發生偏移，有些論述甚至荒腔走板。不少人走向市場全能主義，對小政府的迷信也到了過分的程度，相信存在著一個純粹的、萬能的「自由市場」和一個越小越好的守夜人政府（Minarchism），強烈排斥社會福利和平等價值。張五常、張維迎、薛兆豐、夏業良等，多少都有這種傾向。成立於2006年的「鉛筆社」，鼓吹市場原教旨主義，被戲稱為「國奧派」（國家奧地利經濟學派）和中國的「茶黨」，李子旸等骨幹成員已走向右翼國家主義。不少頗有影響的學者轉向保守主義，如劉軍寧、叢日雲、高全喜、孫立平、郭於華、王建勳等。有的服膺否定啟蒙運動的施特勞斯主義。有些人擁抱福音派中相當保守的一支，並將信仰論述混淆在公共論述之中，如余傑、任不寐、趙曉、蘇小和、王怡等。有些人轉向國家主義，如汪暉、強世功、陳端洪、胡鞍鋼、甘陽、王紹光、崔之元、摩羅、朱蘇力、吳稼祥等。[9] 奧派研究者秋風，轉向了與當局關系曖昧的政治儒學。劉軍寧強調「保守主義就是保守自由傳統」，在中國語境下，造成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概念混淆， 他一方面荒唐地把法西斯主義歸為極左，[10]一方面把自己的公共言說變得像是傳福音。劉軍寧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思想界影響不小，一度被當作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蛻變是中國泛民派右轉的一個縮影。

　　三、官方與自由主義的共謀？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對自由主義的選擇性接受和對右翼的偏愛，並非偶然，不能僅僅用翻譯、出版、學術研究的偏好來解釋，也不能僅僅用裏根-柴契爾以來的世界思潮和經濟發展態勢來解釋。它是和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尤其官方意識形態的需要、默許和引導分不開的。

　　開放國門、政企分開、國企改制、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這些措施和毛時代相比都是巨大的進步，一度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擴展了公民的自由度，得到了官民的共同支援。1989年之前，也啟動了司法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並取得了一些成果；雖然一黨制的核心沒有動搖、憲政也沒有成為共產黨的選項。

　　但六四屠殺一方面中斷了政治改革進程；一方面卻加快了權力市場化、權貴資本化的速度，「槍聲一響、變偷為搶」，民間更無力對抗腐敗和權貴資本主義。隨著官商勾結的深入、唯GDP主義的惡性發展，住房、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加入WTO經濟全球進程，這種「市場極權體制」或「市場列寧主義」之下，中國的經濟騰飛暴露出了弊端：貧富懸殊，生態環境被破壞，腐敗橫行，人權被侵犯，社會道德淪喪。[11] 屠殺造成了普遍的恐懼，在政治行動上直接挑戰一黨制已經不再可能，避開政治體制而呼籲市場化，與當局的需要不謀而合。

　　1990年代大陸興起哈耶克熱，《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負》等著作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極權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對民間的啟蒙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中國泛民派篤信諾奇克的「最小國家」和哈耶克反對社會分配的論述，他們反分配正義、反最低工資、反社會福利、反工會和勞工集體談判權、反環保運動等。這些政策和觀念被簡單化、教條化、抽離了它的政治座標和制度環境，顯然被中國當局樂見。比如，奈斯比特曾為中國沒有福利責任而歡呼，認為這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又如，在禁止獨立工會、勞工受到資本和政府的雙重壓迫的中國，反工會的主張幾乎可以看成是專制的共謀。

　　對這方面，秦暉有著持續的、立場鮮明的分析和批判，「低人權優勢」、「負福利」、「劫貧濟富」、「右手爭自由，左手爭福利」等提法都很有解釋力。他說，小政府應該「是要擺脫權力的不正當的束縛，而不是說摧毀社會保障；是指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不是要推卸政府的責任。」[12] 「新自由主義反對的是民主福利國家。後者在中國並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沒有意義。現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統治權力的情況下卻強調給它卸責，這就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了。」[13] 可惜這樣的聲音沒有成為主流，無力阻擋中國自由主義者滑向右翼，甚至極右傾向。

　　在中共從毛左共產極權變成很多方面的極右之後，中國泛民派的右翼保守傾向，使他們的批判失去準星，甚至成為共謀。從中共一貫控制出版、教育和輿論引導的高超做法來看，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不可能沒有中共的一臂之力。

　　四、「左派」和「社會主義」的創傷與污名化

　　導致泛民派知識群體右翼化的另一個因素，是「左派」和「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創傷，以及它們在中國和美國的被污名化。

　　以馬列毛鄧主義意識形態實施共產極權的中共，長期以左派政黨自居。在大陸出生的知識份子那裡，「左」自然而然地讓人聯想到馬列毛鄧主義、共產極權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人民公社、極權計劃經濟、文革的犯罪史和血淚史。中共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很多人至今聞「左」色變，可以稱作「共產後遺癥」。極左時期的中共把一切異己打成「右」，「反右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以致「寧左勿右」成了中共長期的傳統。隨著毛時代的結束，很多人逐漸以自己屬於「右派」陣營為榮，久而久之潛意識裏形成了左錯右對、左壞右好的刻板印象。[14]

　　在毛時代發出反對聲音的，被當作右派自不必說；在後毛澤東時代，對現有體制提出批評的，從事政治反對、為弱勢群體維權的，也幾乎完全是「右派」，這使「右派」獲得了榮譽和民間根基。而毛左則是另一番景象：毛左走在歷史的反方向[15]；大部分官派學者，成為意識形態傳聲筒和現體制的維護者；他們與鄧右話語沆瀣一氣，對弱勢群體很少施以援手，或者說，部分非保皇派毛左的批判矛頭，只針對「市場極權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中的市場和資本主義，而不敢或不願針對極權和權貴。這些都讓「左派」聲名狼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的聲音被誤解、被壓抑，未能形成清晰的論述、也未能取得應有的群體認同和社會影響力。[16] 在黨國體制右翼化的背景下，觀照1992年至今的中國思想界和輿論場，最活躍的幾支力量其實是，反福利的新自由主義，反平等、反進步主義的保守主義，和反憲政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

　　類似地，被中共稱作「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也罪孽深重。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極權計劃經濟、一黨專政和斯大林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黨專政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但在西方，這兩種「社會主義」的對應物都不存在。中文圈的自由派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自然地親近美國右翼的反社會主義敘事。而美國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妖魔化的歷史更久，1917-1920年的第一次紅色恐慌、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冷戰等，社會主義被當做是「非美國（un-America）」。[17] 他們也妖魔化北歐的福利國家、桑德斯乃至整個美國民主黨。[18]

　　「左派」和「社會主義」被污名化，有兩個負面效果：

　　第一，忽略了政治座標已經發生某種逆轉，誤判了中共體制的性質。1970年代末之後，馬列主義逐漸式微，計劃經濟逐步被拋棄，中共在維持一黨制的條件下開始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中共當下體制已變成剝奪自由加反對平等和福利。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披著某些極左的外衣（憲法裏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等），同時又有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排外主義的極右話語和政策（中華民族覆興、新疆集中營，在西藏的文化滅絕政策等）。

　　第二，對西方語境下覆雜細致的左右光譜缺少敏感的辨別力，並輕視了深刻影響當今思潮和社會實踐的西方左派思想和社會運動。慘痛的「左禍」，使他們無法心平氣和地看待馬克思主義及相關理論，有意無意地把西左和中國極左、共產主義混淆在一起。他們貶低或無視在民主憲政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左」所代表的正面含義。大多數西方主流媒體、大學和人權機構屬於左派（自由派），被斥為美國的墮落。[19] 以中共體制為座標系，來討論西方當下的左右之爭，要麽無力對話，要麽一團亂麻。[20]

　　中國泛民派簡單化地認為「民主黨等於增稅、大政府，共和黨等於減稅、小政府」，「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有助於經濟發展」。[21] 事實上，在認同自由和市場的基礎上追求平等、社會正義和保障福利，幾乎成了全球民主國家的共識；把這貼上「社會主義」標簽並把它理解成毛澤東、斯大林式的體制，錯得離譜。

　　五、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美國大選前的幾個月，中文圈對BLM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就開始了激烈的爭論。反對BLM的人幾乎都支持川普，大多數支持BLM的人都反對川普。在討論中，不少泛民派流露出種族主義傾向，還有人毫不掩飾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何清漣把BLM比作美式文革，說它是「極左派要在美國實現社會主義」，魏京生、夏業良等也把這場運動和文革相類比。李江琳、郭於華、陳破空等很多人說這場運動是「打砸搶」 ，吳祚來說，「歐美騷亂分子，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雜配的怪胎，他們打著正義的旗號，其行為表現卻是法西斯分子加紅衛兵。」 [22] 吳建民叫奧巴馬「回肯亞老家去」。人權律師隋牧青說奧巴馬夫人「比大猩猩還醜」。[23]

　　對穆斯林的歧視言論更多、更普遍。「稍微瀏覽中國的社交媒體，就可發現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辭已蔚然成風，……中國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響，認為穆斯林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是對自由主義的威脅。」 [24] 「綠教」、「綠綠」之類侮辱性稱呼，把穆斯林等同於邪教、恐怖主義的說法時常可見，一些知名的泛民派，也公開或不經意間流露出對穆斯林的厭惡和仇恨。[25] 他們強烈抨擊「政治正確」和所謂的「白左」，認為寬容穆斯林是一種幼稚的偽善。

　　歐洲難民危機的時候，他們要麽漠不關心，要麽就是公開反難民、反穆斯林，咒罵默克爾是「聖母婊」。中國政府把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關入集中營，正在新疆進行種族屠殺，而有些人不但不表示譴責，而且為之叫好，說這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的需要。在這裏，中國當局和（漢族）民眾形成了某種共謀：「官方默許了反穆言論的傳播，從而為其在新疆的強硬壓制政策正名。」[26]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民主運動與種族主義的荒謬關聯：與1980年代學潮相伴的，有一條較弱的線索是反黑人的運動，在上海（1979）、天津（1986）、南京（1988）都發生了這類運動。南京事件最有影響，數千名學生打出了「打倒黑鬼」、「黑鬼滾回去」的標語。外國研究者發現，很多強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種族主義心態。「在這種不滿的背後，又是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對現代化和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理解。」 中國要趕超更先進的西方，而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則是生存競爭的失敗者。[27] 中國人對有色人種（尤其黑人）、對穆斯林、對移民的歧視的背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白人最優越、中國人是二等白人，然後是其他有色人種，最低等的是黑人。[28]

　　在宗教方面，中國泛民派仰視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而歧視其他宗教，最被歧視的是伊斯蘭教。這可以算是一種基於宗教燈塔主義形成的歧視鏈。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支持川普，他們接受了保守的福音派，而進步主義的基督教流派在大陸幾乎沒有影響。「美國就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29] 「耶路撒冷是美國秩序的精神首都」，[30] 這些說法很有市場。有些人把川普當做「神選之人」，把川普-拜登之爭看成是正邪之爭。中國泛民派對非基督徒、非白人移民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的趨勢感到極為焦慮，認為這些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將毀滅美國民主。[31] 他們擔憂1960年代以來的性解放運動、墮胎合法化、女權運動和LGBT運動，認為這威脅了（被認作是「美國根基」的）傳統基督教價值。在西方被批評有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之嫌的亨廷頓，在中國卻大紅大紫。[32] 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加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們在社會議題上的立場與川普不謀而合：反移民、反穆斯林、反控槍、反墮胎等。

　　中國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有著悠久的歷史。其系統性種族主義「植根於中國作為一個帝國的歷史」，表現為對被征服和被殖民的其他人的偏見， 而且「大漢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思想(racist-nationalist ideology)是現代中國的觀念基礎。」[33] 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等人把世界上的種族分成貴種／優種和賤種／劣種，紅種、棕種和黑種是註定要被淘汰的劣種，而未來屬於「有歷史」的白種人或黃種人。「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認為我們的種族對於我們較淺或較深膚色的鄰居具有內在的優越性。」[34] 天朝大國被西方欺淩的「百年屈辱」，進一步使近代中國擁抱社會達爾文主義。

　　尤其是，1949年後中國的政治現實，是培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肥沃土壤。成王敗寇，弱肉強食，既是中共的邏輯，也是社會的現實。毛時代的戶籍制、身份等級制（地富反壞右）、砸爛公檢法自不必說，後毛時代的官商勾結、強制拆遷、清除低端人口、貧富鴻溝，在扭曲的市場規則背後盛行著權貴主導的叢林規則；城市人歧視農村人，富人歧視窮人，漢族歧視少數民族，還有基於省份、外貌、學歷、性別、性取向、身體缺陷等方面的歧視。中國的精英大部分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因為比別人更優秀、更努力，而「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窮人要麽能力不行，要麽懶惰；高福利被當成「養懶漢」，[35]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之下，絕大多數川普支持者反對BLM、反對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稱其為「逆向歧視」。他們對進步主義推動的社會變革非常反感（女權主義、性少數群體、種族平權、氣候變遷、政治正確等），認為這是美國的墮落。

　　六、反共情結與抗爭的無力感

　　對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來說，改變專制體制，實現中國的民主化，是最強烈、最持久的關切。 他們是反右運動、文革、六四屠殺受害者或見證人，對宗教迫害、新聞審查、洗腦教育、文字獄等感同身受，很多人被解僱、被監控、被判刑、受酷刑、家人遭受株連，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對中共政權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的本質，有著深刻的理解。有的人把反共當成最大的人生目標和最高真理，「仇共」情結有時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比如知名的異議人士趙常青在推特上寫到，「如果現在能把中共幹翻，哪怕是塔利班上台都行！」[36]

　　從西單民主墻運動以來，1980年代學潮和天安門民主運動，1990年代的民間組黨，2000年後的維權運動和零八憲章，爭取民主的一次又一次努力被當局撲滅。習近平上台後，人權和法治狀況持續惡化，中國走向我所說的「高科技極權主義」[37]，在可見的未來似乎看不到民主化的任何希望。幾代人的努力均告失敗，政治表達被不斷壓抑，這種挫敗感、恥辱感和無力感，很容易讓一部分人擁抱不按牌理出牌的卡裏斯馬型政治強人。

　　對中共的憎恨，成了支持川普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心理動力。泛民派對1989年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失望至極，認為川普對中國政府最為強硬。他們認為西方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實際上是一種綏靖，它造成了中國專制的崛起。而川普以一己之力扭轉了這個局面，讓人們看到了改變乃至推翻中共政權的希望。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38]林培瑞也指出了西方對中共看法的「天真」 或者誤判，是中國自由派支持川普的一個因素。[39]

　　七、結語

　　自由主義自19世紀末傳入中國以後，因國內國際困局、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而不斷被修正、誤讀；在毛時代幾乎被摧殘殆盡，之後在專制環境下逐漸覆蘇，無法避免被扭曲的命運。199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被當做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統。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活動家，接受了右翼化的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方面出於對中共極左和社會主義的痛恨和反彈，另一方面，中共體制已從毛式極左迅速變成權貴資本主義，而右翼化的、脫離語境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反福利、反平等、反工會、反環保等——符合中共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使他們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存在一種臉譜化的理解，同時對西方和全球的進步主義缺乏全面的、動態的把握，這是中國知識界挺川現像的深層因素。

　　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有著悠長的歷史傳統，這種和自由主義不相容的思想觀念，侵蝕了為數眾多的中國泛民派人士。194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社會現實，使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被進一步強化和內化。這可以解釋他們支持川普的反移民、反穆斯林、反種族平權和性少數群體等政策和言論。

　　中國泛民派在理論上對中共體制的拋棄和反對，在現實中對中共罪惡的仇恨，合成了強烈的反共情結；他們在探索民主的道路上屢受迫害和打擊，形成了深深的挫敗感和無力感；於是迫切希望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強人。川普被他們一廂情願地當成了綏靖政策的終結者和中共的勁敵，他呼應了中國泛民派的仇恨、絕望、挫敗感，其價值觀和政策，也恰好吻合了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及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

　　令人遺憾的是，右翼化（少部分正在滑向極右翼）的中國泛民派，一方面對已經權貴資本主義化的中國體制放棄了批判的重要武器， 對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態勢失去了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言論，正在削弱泛民派整體的道德形象和公共知識份子威望。少數人發表的反民主和反平等言論，客觀上已經變成了專制的共謀。

　　反抗中共專制需要勇氣、智慧和耐心，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為了爭取中國民主也付出了可敬的努力。但如果把「反共」當作最高真理，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一些人在反共的目標下使用專制的手段，另一些人企圖建立的並非民主，而是某種神權專制或世俗的威權統治。更多的人，目光僅僅侷限在中國革命，而對其他國家的人權、自由和民主漠不關心，就像挺川者無視川普對美國民主的破壞和威脅。[40]中國的民主化極為重要和迫切，但自由民主是超越國界的普世價值，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應該有起碼的人類主義關懷和世界公民認同，跳出狹隘的民族、種族、宗教利益和個人偏好。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對引導和塑造中國觀念市場影響巨大。泛民派的右翼化，讓人擔憂未來中國的政治變革方向。進而言之，中共政權和中國異議人士的不約而同的「右翼化」，與全球範圍內右翼威權政黨／政府的上升遙相呼應，這一定會沖擊全球範圍內的思想圖景和政治圖景。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理念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九八年

　　Ⅰ.我們的意願

　　我們社會民主黨黨人，婦女和男子，努力為創建壹個和平世界與壹個永葆生命活力的自然界，為建立壹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社會公正的社會而奮鬥。我們要保持值得保存的價值觀念，抵禦威脅生存的危險，並且鼓起勇氣通過鬥爭而獲得進步。

　　我們希望和平。

　　我們為創建這樣壹個世界而努力工作：

　　― 在這個世界中，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共同安全之中，它們之間的沖突不是通過戰爭或軍備競賽，而是在為了實現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而進行和平競賽中得到解決，― 在這個世界中，通過壹種夥伴政策和壹種爭論文化來消除東西方之間的沖突，― 在這個世界中，歐洲所有民族都在壹種保障民主與社會福利的和平秩序中合作，並以南部民族的希望與和平為出發點，― 在這個世界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由於壹種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而獲得獨立發展的公平機會。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世界社會，它通過壹種新型經濟而使我們星球上的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命得到持久的保護。

　　我們希望實現男女社會平等，希望建立壹個沒有階級、沒有特權、沒有歧視、沒有排擠的社會。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使所有婦女和男子都享有從事人道的職業工作的權利、壹切形式的勞動都得到同樣尊重的社會。

　　我們希望通過團結互助的努力實現所有人的福利，並進行公正的分配。

　　我們希望，文化在多樣化的表現形式中豐富所有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在整個社會，包括在經濟界、企業、以及工作崗位上，都能實現民主，限制經濟權力，並實行民主監督。

　　我們希望經濟的基本決策，首先是在哪些應當增長和哪些應當萎縮的問題上，能以民主方式作出。

　　我們希望公民能參與技術改造，從而改善勞動和生活的質量，並減少技術風險。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獲得男女公民政治熱情參與和支持的現代民主國家，它有能力實現社會目標，並且不斷根據新的任務進行變革和經受考驗。

　　僅僅延續以前的發展過程，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希望實現壹種不是以數量，而是以質量，以人類生活的更高質量為目標的進步。它要求首先在技術和經濟領域改變思維，改變方向，精心選擇和塑造。

　　世界越是面臨威脅，這種進步就越有必要。誰要想保持值得保存的價值觀念，就必須進行變革。我們需要這樣壹種進步，它能確保國內外的和平，保護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存，消除恐懼並喚起希望。我們需要這樣壹種進步，它能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沒有這樣壹種進步，就勢必出現倒退。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同所有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壹道為實現這壹進步而努力。

　　Ⅱ.我們的政治基礎

　　1.基本經驗和基本價值

　　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所實現的自由、平等、博愛與它的誓言承諾相比，還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工人運動提出控訴，要求兌現這些革命理想，即建立壹個所有人享有同等自由的團結互助的社會。這壹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就是，對資本主義進行修補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壹種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了 19 世紀人民民主運動的傳統，所以它希望做兩件事：民主與社會主義，即人們在政治和勞動世界的自決。

　　然而，他們的歷史未能擺脫缺點和錯誤：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使許多希望這壹運動能夠強制實現和平的人深感失望。這壹運動在涉及工人階級的民族任務與國際任務相互關系問題上發生了分裂。

　　此後，那些假托工人階級名義建立起壹黨專政的共產黨人，同那些致力於通過議會民主制的改良建立壹種更美好社會制度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分道揚鑣。那種自稱是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產生了，它曾經喚起人們的希望，卻又令人痛心地使這壹希望破滅。他們不是建立起人與人之間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的社會，而是建立了壹種特權官僚統治。這種統治既不能保障政治自由，也不能保障文化發展。

　　社會民主黨在第壹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首次承擔民族國家政府的責任。它表明自己是第壹個德意志民主制度的最可靠的支柱，並且開始建設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社會民主黨曾經抵制、但未能最終阻止民族社會主義的暴力統治。社會民主黨在第三帝國時期付出重大的犧牲的反抗鬥爭，使社會民主黨人有權利要求對第二個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建設深刻地施加自己的影響。與專制和恐怖進行鬥爭的經歷，使我們對於粉飾民族社會主義罪行的企圖和法西斯意識形態的重新覆活保持高度警惕。抵抗運動深化了這樣壹條經驗：即使是持有不同信仰和不同基本政治信念的人，也能夠為同壹政治目標而共同奮鬥。

　　政治力量的對比，被低估的資本主義生命活力，還有社會民主黨人缺乏動員多數居民的能力，這壹切都阻礙了社會民主黨改革政策對於傳統經濟和社會制度的非民主基本結構進行深刻變革。大經濟財團的權力、資本所有者和企業經理所擁有的優勢地位雖然受到了限制，但並沒有被消除。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是不公正的。

　　《哥德斯堡綱領》從歷史經驗中得出新的結論。它把民主社會主義理解為壹項任務，即通過社會民主化、通過社會和經濟改革來實現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綱領》中表述了自己長期以來就已經具備的身份，即它是壹個左翼人民黨。它將繼續保持這種身份。

　　社會民主黨曾經作為執政黨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擴大了企業男女雇員的權利以及男女公民的參與權利；擴建了社會福利國家，並消除了對壹些居民集團法律上的歧視。然而在這段時間里，社會民主黨人也曾作出錯誤估計或者錯誤的決策；對於保障自然生存基礎缺乏必要的重視；反對極端分子的法令[1]與其說是消滅了，不如說是造就了我們對抗民主制度的壹批反對者。這壹期間的突出成就是：同東歐國家和解與保障和平。

　　在德國東部，1945 年以後蘇聯軍事當局和德國共產黨禁止迅速掘起為最強大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的獨立發展。在欺騙、壓力和強制下成立了成為未來民主德國執政黨的德國統壹社會黨，在這里，共產黨人濫用了在民族社會主義專政時代人們的迫切願望，即在民主革新的信號下消除工人運動的分裂。當時和在以後年代，很多社會民主黨人成為共產黨專政的犧牲者，許多人受到迫害、監禁，被剝奪政治生命，被迫離開民主德國，被驅逐到西伯利亞，其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那里。

　　德國東部的社會民主黨被查禁長達 47 年之久，在這期間，“社會民主主義”成為壹種被緊張關注的意識形態敵人形象。但是，在柏林東部地區，直到 1961 年 8 月以前，很多男女社會民主黨人還在堅持黨的工作。

　　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它領導的聯邦政府從政治現實出發，通過它的緩和、對話和小步推進政策使得東西德國的邊界變得容易滲透，並為民主德國的男女公民擴大國內的自由活動空間作出了重要貢獻。壹黨專政和官僚化的計劃經濟證明自己並不能把民主德國的國家和經濟引向壹個有保障的未來。1989 年 10 月 7 日東德的社會民主黨人重新建黨，他們向德國統壹社會黨的無限權力提出徹底挑戰。他們在民主德國革命運動內部最先決定支持實行議會民主制度，這就為從內部瓦解德國統壹社會黨的國家制度發出了關鍵性的信號。

　　經濟上也嚴重失常的共產主義世界體系由於 1989 年中東歐國家的革命運動垮台了，對於 20 世紀下半葉的政治具有深刻影響的東西方矛盾對抗消失了。由於共產主義世界體系的終結，民主自決權才有可能在民主德國實現，最後，德國男女公民的自由決策結束了德國的國家分裂。

　　東德的社會民主黨人幫助德國歷史在和平革命中實現了轉折；他們對於統壹的成功實現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以自己在專政下的艱難經歷、沈靜而頑強的鬥爭精神、令人可信的新開端，豐富了整個黨的精神財富。自從 1990 年 9 月 27 日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再度像壹百多年前成立時它所希望的那樣：成為整個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1990 年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成為消除德國分裂後果的重要工具。它的任務就是減少繼續生效的社會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為此需要團結互助的努力和共同意志的形成。為東西部所有德國人創造同樣機會，這是我們黨的基本原則賦予我們的應盡義務，我們黨是壹貫支持實現為所有人服務的法律和社會公正的。

　　作為國家和政黨的共產主義在歐洲已經成為過去。工人運動曾經分裂為兩個相互敵對的主要流派：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這種分裂的後果也對 20 世紀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共產主義的失敗證實了社會民主黨人的基本信仰，他們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堅決維護了自己的信仰：建立壹個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的社會制度的目標將永遠是無法與作為政治社會平等前提條件的人權保障截然分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決心在民主和人權基礎上實現壹個美好的社會制度，這也已經被證明是壹條走向未來的正確道路。

　　首先是中東歐民主改革運動，後來壹部分共產黨人也對上述思想承擔了義務。他們中的壹些人建立了新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把社會黨國際看做是自己的政治家園。社會民主黨人歡迎這個目前還沒有最終完成的轉變，並且推動它繼續進行下去，如果這種變化是與真實可信地同壹黨專政的國家共產主義的歷史政治遺產劃清界限結合起來的話。

　　我們男女社會民主黨人引以為驕傲的是，我們繼承了這樣壹種運動的傳統，即它從未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戰爭、壓迫或暴力統治，而是使毫無權利的無產階級變成自覺的國家公民。

　　社會民主黨從它存在之日起就堅持爭取和平與國際主義合作。在這期間，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國際主義已成為惟壹能夠承擔起責任的現實政策。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植根於我們的歷史。今後它們也將是我們改革政策的基礎。

　　我們的歷史淵源

　　具有各種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進行合作。他們的協調壹致是以共同的基本價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標為基礎的。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淵源來自於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主義思想、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以及工人運動的經驗。婦女解放的思想早在 19 世紀就已被工人運動接受，並且得到進壹步發展。我們用了壹百多年的時間才使上述這些思想能夠切實地發揮作用。我們歡迎並尊重個人的基本信念和信仰。決不會讓它們屈從於黨的決議。

　　我們關於人的概念

　　不論我們如何解釋人的尊嚴，它都是我們行動的出發點和目標。聯合國《人權宣言》開頭的第壹句話對我們所有人都適用：“人生來是自由的，並享有同等的尊嚴和權利。他們天生富有理智和良心，應以兄弟般的情誼彼此相待。”

　　我們共同把人理解為是具有理性和自然性的人，是具有個性和社會性的人。人作為自然界的壹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之中，並且同自然界壹起生存。人的個性只能在與自己同胞組成的共同體中得到發展。

　　人並非注定要成為好人，也並非注定要成為壞人，他們都有學習的能力和運用理智的能力。因此，民主制是可行的。人可能會犯錯誤，誤人歧途和倒退到喪失人性的狀態。因此，實行民主制是必需的，由於人是開放的，並且具有各種發展的可能性，因此，關鍵取決於他生活在何種環境之中。因此，建立壹種新的和更好的、對維護人的尊嚴負有義務的社會制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人的尊嚴要求每個人能夠在同其他人合作共處中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婦女和男子應具有同等權利，並且彼此和睦相助。壹切人都有責任創建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人的尊嚴的獲得，不取決於他的成就和功利。

　　人權

　　我們對實現人權負有義務。國家和經濟應為維護人和人的權利服務，而不是相反。

　　要使人權得到充分實現，就需要對自由權利、政治參與權利和社會基本權利給予同等保障。這些權利不能彼此替代，也不應被用來相互排斥。集體權利應有助於個性的發展。

　　只有在自由權利得到保障和運用的時候，人們才能作為自由人、平等人從事生活和實行民主。只有在實現社會基本權利的時候，才能對所有人的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給予重視。只有在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得到尊重，從而允許進行自由的意見爭論和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人們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吃、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權利。只有共同實現所有這些人權，才能實現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

　　所有人都有保持自己的祖籍、風俗、語言和文化的權利。確定壹種同聯合國的人權相協調的少數民族權利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對政治的理解

　　政治是人們進行共同生活的壹個必要範疇。它並不局限於國家機構。當人們傳播或者隱瞞信息的時候，當意識和生活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當人們形成意見、表達意願、行使權力或者代表某種利益的時候，都是在從事政治。

　　政治行動應該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就不能不對個人和社會造成危害。錯誤與罪過，疾病與災禍，痛苦與絕望，過失與失敗，即使在壹種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會中，這些也都屬於人的生活的壹部分。

　　政治只能為實現壹種富有意義的生活創造條件。如果它想自己創造幸福和滿足，它就有誤入極權主義歧途的危險。

　　然而，政治必須超出並且不同於僅僅管理已不可避免發生的事情。為了能做到並保持令人信服，它必須確保自己行動的活動空間，並且提出新的任務。如果它聽憑經濟利益決定技術和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向，那麽，它只能去做客觀事物強制力量要求它做的事情。

　　民主制國家的內容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民主制國家並非目的本身，它只是塑造社會的手段。政黨既是倡議者，又是中介人。它們通過把握社會的脈搏和需要，並將其轉化為立法和政府行動，在社會和國家之間進行溝通。政黨必須自己提出新的思想並且拿出決策性建議提交討論。

　　政治不僅僅局限於履行真正的或所謂的客觀事物強制力量的要求。它必須得到男女公民的理解和積極參與才能貫徹執行。政治有可能作為自由的、其結果是公開的公民對話的結果而存在。這種對話要求並吸收各種社會力量參加，傳播信息，形成解決問題的意識，促進判斷能力，並最終形成共識或獲得明顯多數。

　　公民對話是民主文化的表現。當必須做出關系所有人利益、並且在以後很難改變（例如技術的改造）的決策的時候，公民對話在政治中具有中心地位。

　　輿論自由和新聞媒介自由是公民對話不可缺少的。所有男女公民必須有權利並且也有可能就涉及自己或後代的生活機會的問題形成並宣傳自己的意見。國家、學術界、新聞媒介必須為有牢固基礎的輿論形成以及為民主的爭論文化創造前提條件。

　　公民對話意味著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多的國家幹預。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

　　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它們是我們判斷政治現實的標準，是衡量壹種新的和更好的社會制度的尺度，同時也是每個男女社會民主黨人的行動指南。

　　社會民主黨謀求建立這樣壹種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並能負責地參加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

　　人作為個體，必須並且有能力獲得自由。使個人獲得發展自由的機會，始終是社會的壹項應盡義務。我們認為，自由是個人的自由，同時也正是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少數人享受的自由只能是特權。

　　他人的自由是每個人自由的界限和條件。自由要求擺脫令人屈辱的依附性，擺脫困苦與恐懼；自由也要求獲得施展個人才能和負責地參加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機會。

　　只有那些感到自己在社會福利方面已得到充分保障的人，才能利用自己實現自由的機會。而為了實現自由，我們也要求平等的生活機會和全面的社會保障。

　　公正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嚴的基礎之上。它要求人們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在政治和社會參與、以及享受社會保障方面具有同等機會。它要求實現男女社會平等。

　　公正要求在收入、財產和權力分配方面，還有在教育、培訓和文化生活方面實現更多的平等。

　　平等的生活機會並非意味著千篇壹律，而是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有發揮個人愛好和個人才能的發展空間。

　　團結互助作為超越法定義務的彼此之間承擔義務的意願，不能強制實行。團結互助對於爭取自由和平等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它精神振奮。沒有團結互助，就沒有人道的社會。

　　團結互助既是弱者爭取自身權利鬥爭的壹個武器，同時也是從人與人相互需要這壹認識中得出的結論。只有我們彼此承擔責任，並願意使其他人獲得自由的時候，我們才能作為自由和平等的人共同過著人道的生活。陷於困境的人必然會指望得到社會的團結互助。

　　團結互助也意味著這樣壹種要求：讓第三世界人民獲得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機會。我們今天決定著以後世代的生活機會，他們有資格要求我們與他們團結互助。

　　為了擴大個人發展機會，也需要進行互助。只有共同行動，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才能創造和確保個人自決的前提條件。

　　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是互為條件、相互依存的。它們具有同等地位，相互解釋、相互補充以及相互限定，它們相互充實各自的意義。

　　實現這些基本價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持久性任務。

　　2.我們生存的世界

　　工業革命和現代技術在世界壹些地區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財富。由於社會福利國家的擴大和工會的政策，這些財富使所有人都得到好處。

　　為了克服我們的物質短缺，在世界範圍內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從而使人和大自然面臨新的威脅。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使原有的不公正繼續存在，此外還造成了對自由、公正、健康和生命的新的威脅。

　　人類擁有前所未有的如此巨大的力量。他們用基因技術控制進化過程。核能的釋放可能會導致人類的毀滅。

　　然而，提升責任感的意識也在增強。

　　核武器、化學武器或生物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毀滅人類的危險還沒有祛除。

　　然而反對瘋狂擴充軍備的反抗卻加強了。裁軍的實現已為期不遠，不是敵人就是朋友的簡單觀念正在消失。

　　由於土地、水源、空氣受到污染，森林、海洋、動物和植物正在經受死亡的折磨，我們正在剝奪自身的生存基礎。

　　然而，生態主義思想已經獲得力量支持。新的技術和工藝程序以及壹些過早被宣布為過時的技術和工藝程序有可能形成壹種有利於自然的經濟。

　　任何國家都不能單獨生存。氣候變化或者臭氧保護層變薄所產生的影響是超越國界的。戰爭會使未參戰民族受到影響。地球的壹部分地區發生經濟危機或獲得經濟成就，也會對所有其他地區發生影響。世界社會已是壹個現實存在，然而，真正建立壹種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還十分遙遠。

　　但是，認為有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的認識正在增長。共同的任務迫使人們實現和平並進行國際合作。

　　經濟權力似乎不可阻擋地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們手中，世界範圍內爭奪市場和緊缺資源的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全球資本流動的周期日益縮短。龐大的跨國康采恩在國際範圍內制定贏利戰略計劃，破壞民主監督，並且強制政治決策。勢力擴張和追逐利潤創造了巨額財富，但同時卻使無數個人和壹大批民族受到屈辱。它們限制了我們民族國家的活動空間。全球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結構危機迫使壹些經濟地區崩潰。

　　與此同時，許多國家成功地組成了區域共同體，在工會消除民族國家邊界的地方，正在形成抗衡力量。

　　地球南部國家依附於北部的銀行、原料交易所、康采恩和國家，南部國家的獨立發展受到工業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阻礙，它們淪為東西方沖突的練兵場，又常常受到腐敗精英的剝削，這些南部國家正在爭奪它們的未來機會。貧困壓力越重，人口增長越迅猛，對自然界的破壞也日益加速，獨立養活自己的機會就越小，也就越加屈辱地依附於北部的決策。然而，窮國正在奮起反對監管與剝削，它們聯合起來並尋求自己的道路。北部也開始認識到，對於所有人來說，南部的貧困潛伏著什麽樣的危險。共同的責任意識在東方和西方與日俱增。

　　新技術，特別是信息和通訊技術，對勞動世界、公眾輿論、並且越來越多地對私人關系產生很大影響。它們對勞動質量、就業崗位和民主意向的形成構成威脅；凡是在新技術被片面用於謀取利潤或權力的地方，它都加強了操縱和監視的發展趨勢。

　　另壹方面，它們又為建立更加人道的勞動組織、增加透明度、更好地交流信息和參與開辟了新的機會。

　　國家正在變成力不勝任的修理廠。它要通過在社會福利方面的事後補救和滯後的環境保護來修補那些對生態和社會福利不負責任的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破壞。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懂得，采取預防措施和改造措施是不容推卸的。

　　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那些沒有固定社會聯系、而且沒有集體生活經驗的個人，常常感到自己單獨面對壹個陌生的和神秘莫測的社會。與此同時，這個社會不斷提供新的選擇機會使他們既感到神往，又覺得力不勝任。

　　然而，自由選擇的機會，只有納入個人生活設計，並且在與其他人團結互助的情況下加以利用，才會導致更多的自由與個人發展。

　　我們始終生活在男性居支配地位的社會里。婦女在勞動和社會生活組織中受到歧視。

　　但是，婦女正在日益加強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

　　許多人為政治目標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感到苦惱，他們不再對政治抱有希望，退縮到私人和小團體的圈子內，或者逃避現實，陷入新的依賴性。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證明，政治是值得所有人為之努力的。我們挺身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種種危險。我們不會被強大的利益集團嚇倒，我們努力尋求同那些敢於和我們壹道調整方向、制定規劃和實施改造的人進行對話。

　　Ⅲ.共同安全中的和平

　　和平的任務

　　人類只能共同生存或共同毀滅。這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抉擇要求人類重新采取新的方式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在保障和平方面。決不允許把戰爭作為政治手段；這壹點首先適用於當今核武器、化學和生物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時代。和平不僅意味著停戰，和平還意味著各國人民在沒有暴力、沒有剝削和沒有壓迫中共同生活。和平政策也包括所有民族在經濟、生態、文化和人權方面的合作。和平世界要求所有民族都擁有自決權利。

　　和平政策必須緩解大國沖突，尋求各方利益平衡，考慮共同利益，通過地區性聯合共同對付世界大國的霸權行徑，並且以和平競賽和政治爭論文化來解決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宗教之間的對立。

　　和平政策必須打破軍事官僚利益集團和軍火工業利益集團的統治地位，並將軍火生產轉為民用商品生產。

　　和平政策必須以和平教育與和平研究為支柱　取和平不僅僅是政府的任務。和平需要人們為了實現民族和解、裁減武器和消除敵對形象而在世界範圍的積極投入。

　　在爆發沖突的時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毀滅本來想要保護的對象。我們主張消除軍事威懾體系，建立跨越集團的安全體系，其中包括沒有武器的宇宙空間。我們主張在世界範圍內銷毀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得生產、擁有或使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學武器。它必須擺脫壹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時也不得謀求與別人分享這些武器。應以憲法的形式確保聯邦德國放棄核武器、生物與化學武器。

　　我們要遏制擴軍備戰的勢頭，推動裁軍進程。

　　我們的目標是阻止武器和軍備物資的出口。

　　共同安全

　　東西方都曾經試圖通過擴軍備戰實現彼此的相對安全，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給所有人帶來越來越多的風險。

　　在歐洲，任何壹個單獨國家都不會比可能交手的敵人更加安全，因此每個人不得不為了自己利益而替別人的安全承擔責任。共同安全的原則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它要求每壹方都承認對方存在的合法性和維護和平的能力。

　　共同安全既促進緩和，也需要緩和。共同安全希望減少威脅恐懼和消除集團之間的對抗。

　　我們的目標是以歐洲和平秩序取代軍事聯盟。在此之前，聯邦德國依然要在大西洋聯盟中尋求可能實現的安全保障，但前提條件是，它既能在聯盟中體現並貫徹自身的安全利益，又能實現共同安全利益。東歐的變革削弱了聯盟的軍事意義，增強了它的政治意義，並賦予聯盟壹個新的職能：它必須在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自行安排解散，並且有計劃地向歐洲和平秩序過渡。這也為結束美蘇兩國在其領土之外的歐洲駐軍開辟了前景。

　　在聯盟中必須貫徹主權平等的原則。聯盟必須具有防務能力，是防禦性的，並且具有緩和願望。這些政治意願必須淩駕於軍事戰略、軍事技術和軍火工業的經濟利益之上，而不是相反。和平是壹項政治任務，而不是武器技術的任務。

　　共同安全旨在銷毀壹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迅速減少並改組常規武裝力量，直至雙方在結構上失去進攻能力。應通過有限度的單方面采取措施和發出信號來加速這壹進程。其中包括大幅度削減軍備開支、減少兵力和全面停止核試驗等。

　　在歐洲建立沒有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地區有利於共同安全。我們希望建立這種地區並且把它擴展到整個歐洲。

　　共同安全方案中應有聯邦軍隊的地位。它的任務僅僅是保衛祖國。它的使命是，在結構上失去進攻能力的情況下，以自己的防禦能力阻止戰爭的發生。聯邦軍隊機構必須支持和促進裁軍進程。只有政府才能擔任聯邦軍隊的政治領導，對它們的議會監督是聯邦議會的責任。

　　士兵是身穿軍裝的國家公民。我們擁護聯邦軍隊和義務兵役制。我們拒絕對婦女實行義務兵役制。和平政策的目標就是，使軍隊成為多余。

　　我們尊重那些謀求沒有暴力的民族共同體烏托邦的和平主義者的責任感。他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具有合法地位。我們保證人們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權利。我們主張取消所謂良心審查。拒服兵役者的補償勤務不應令人望而生畏或為軍隊服務。

　　歐洲共同體和歐洲和平秩序

　　社會民主黨人在 1925 年《海德堡綱領》中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要求，它至今仍是我們的目標。各民主國家必須將自己的力量匯聚起來，維護自身利益，同時致力於建立整個歐洲的和平秩序。

　　歐洲共同體是劃分為不同區域的世界社會的壹個基礎。它是實現和平與社會民主的壹個機會。整個歐洲必須成為壹個和平地區。

　　歐洲共同體應通過共同外交政策為和平效力，使它的眾多民族在國際關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共同對付世界大國的對抗。歐洲共同體的歷史前景並不是謀求自己的霸權地位。它的本質特征並不是軍事上的強大，而是在發展貿易和工業、科學技術、創造無污染的環境和促進第三世界持續發展方面成為世界範圍內深受歡迎的夥伴。歐洲共同體必須隨時準備接納壹切歐洲民主力量作為自己的成員，並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加強與所有東歐國家的合作，克服歐洲的分裂。

　　歐洲共同體必須通過與地球南部國家的夥伴政策，償還歐洲殖民主義列強欠下的歷史舊債和目前不公正的經濟關系欠下的新債。因此，歐共體必須支持南部國家和力量謀求獨立、自決發展的努力，並積極建立壹種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

　　我們希望歐洲共同體繼續發展成為歐洲合眾國。這個合眾國將保持各民族的文化認同，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習慣，保證所有公民擁有同樣的自由和同樣的發展機會。

　　這就要求歐洲議會具有充分權利，要求壹種具有行動能力的、對議會負責的政府，要求明確確定職權範圍和實現歐洲的經濟民主。我們要在整個歐洲建立社會福利國家制度。

　　我們的目標是在共同安全、互不侵犯邊境、尊重所有歐洲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建立整個歐洲的和平秩序。所有歐洲國家必須按條約規定實現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各項原則。

　　中歐、東歐和東南歐各國迅速推進的社會民主化和人道化，給整個歐洲帶來了希望。我們願意對這些國家的改革提供幫助。歐洲所有國家都必須保證實現人權，建立法治國家和社會福利國家的秩序。

　　發展全歐合作應有助於消除南北對立，通過全面保護環境，保障所有民族共同繼續生存，實現個人和集體的人權，把經濟合作擴大到相互依存狀態，保護歐洲的共同遺產並促進文化交往。為此我們還需要建立全歐性的機構。

　　德國

　　德國領土必須成為和平的發源地。我們要建立充滿生機的德國人民的責任共同體，要謀求實現兩個德意志國家在裁軍、緩和與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

　　德國人同所有民族壹樣擁有自決權利。民族問題服從於和平的需要。我們努力使歐洲保持壹種和平狀態，使德意志民族能夠在自由的自決中實現統壹。兩個德意志國家的人們將對他們在走向統壹的歐洲過程中所建立的機構共同體的形式作出決定。德國人的歷史經驗以及他們關於壹個共同歐洲的決策不允許德國再走壹條特殊道路。波蘭的西部邊界是不可更改的。

　　隨著人們不斷增加跨越邊界的相互往來和相互了解，柏林作為德國和歐洲的大都市，它的重要性將日益提高。

　　四大國對整個德國以及柏林所具有的保留權必須被全歐和平秩序所取代。

　　南北政策

　　如果不能在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實現壹種平衡，整個人類的未來就會受到威脅。在被饑餓和困苦統治的地方不會有持久和平。南方國家不應成為東西方沖突的戰場，相反，東西方應通過裁軍節省更多的資金，為世界上生活貧困的三分之二的人類開辟發展機會。

　　北方工業國家的財富是建立在剝削南方國家的基礎之上的。今天的世界經濟結構依然沿襲五百多年來的殖民主義傳統。它深受不平等的歧視性經濟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影響，並且把負擔推給第三世界。

　　每個國家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所有南方國家必須最終獲得機會，自己養活自己，保護或恢覆本國的自然生存基礎；找到適合本國農業、能源供應、教育、就業、工業化、衛生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發展模式；通過高效能的國內市場滿足本國基本需求以及保護自己的文化認同。

　　只有當婦女的勞動不再被過低估計的時候，南方國家的發展才會成功。必須承認婦女對這些國家的發展道路所起的核心作用。婦女必須在所有層面上權利平等地參與發展計劃的制定和發展項目的實施。她們必須能夠參與決定發展道路。這種發展必須也以她們的利益和需要為目標。

　　地區性聯合可以有利於加強南部國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並促進全球合作。

　　在反動力量阻止獨立發展的地方，我們支持當地的解放力量。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必須廢除。

　　南方國家的活動空間正在擴大，因為我們在自己國家正在通過生態革新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糾正，鼓勵開發再生能源或技術，這些對於南方國家也是很有益處的。

　　因此，發展援助政策不能再作為某壹職能部門的孤立任務，在進行所有政治決策的時候，包括宏觀經濟控制、降低關稅、促進出口，以及制定環境政策、農業政策、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時候，都必須考慮到它們對發展援助政策的影響。

　　北方和南方國家必須首先找到壹種能夠促進持續進步、尊重生態負荷極限、並同今天的和未來的世代的需要相協調的發展道路。要獲得可持續發展，就要求在利用資源、確定技術革新方向、確定投資規模、地點和目標的時候以長遠發展目標為方向，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短期利潤。為此，必須改造現有國際機構，賦予它們相應的權利。我們努力謀求建立壹個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它將使所有國家都能持續發展。

　　在通往這壹目標的道路上，必須使交換條件向著有利於南部國家的方向改變，如提高原料出口收益，限制還債勞務，鼓勵從北部國家向南部國家的資源轉移，擴大公共發展援助的資金籌措和在世界範圍內對跨國康采恩進行監督。

　　如果發展中國家為了世界社會的利益，錯過了有益於保護環境的經濟機會，工業國家必須對於它們的財政損失做出賠償。

　　只有當發展中國家在有關國際組織中以權利平等的夥伴身份推動這些組織的改革時，所有這些才能成功實現。這里主要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組織。

　　國際共同體

　　世界社會必須建立這樣壹種秩序，通過這個秩序而使和平得到保障，經濟權力從政治上得到監督，原料、技術與知識得到公正的分配，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能夠得到持久的保護。

　　聯合國可以使我們接近上述目標。因此，它的作用必須加強。它必須成為不使用暴力處理世界內務政策的工具。我們希望從政治和財政上加強它的力量。

　　聯合國受東、西方對抗的牽制越小，就越能更好地促進和平，抵制全球性威脅和維護窮國利益。只有在各個民族國家準備賦予聯合國更多權限和任務的時候，聯合國才能應付這些挑戰。我們主張在聯合國的框架內加強國際法院，改革安理會和設立國際軍備監督委員會。必須改組聯合國及有關組織的結構，使之具有更大的行動能力。

　　社會黨國際致力於團結和加強壹切民主社會主義力量。它必須進壹步發展，以便能夠為壹個民主的世界社會指明道路。

　　Ⅳ.自由、公正和社會福利的社會：壹種共同生活和共同協作的新文化壹種共同生活的新文化文化 ― 任何社會都有多種文化存在 ― 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人與其他生物和事務的交往中。

　　文化也植根於思想 ― 世界觀傳統和宗教傳統。在這些遺產具有生命活力並在對話中經受考驗的時候，它們就會在倫理和社會方面產生推動作用。

　　文化表現在各種形式的共同生活中，表現在對弱者的關注中。社會福利國家和法治國家，還有國內和國外的和平，都是第壹流的文化成就。

　　然而，文化也必須在處理同自然界的關系中經受考驗。它要求尊重自然界本身的規律性。保護和愛護有生存能力的自然界正在成為極其重要的文化成就。

　　文化深受勞動質量的影響，包括職業勞動、家務勞動、家庭勞動和個人勞動的質量的影響。我們不希望出現任何壹種為經濟利益所操縱的文化，不希望壹切生活領域都商業化。我們希望建立壹種能夠與共同生活的文化相適應的經濟。

　　對大部分城市和市鎮的人們來說，社會文化是處處可以感受到的。地方文化體現在勞動崗位、鄰里之間、以及就公共利益進行討論和愉快聚會中的文明交往和團結互助之中。

　　共同生活的文化正在那種能夠把必要的基本共識和必要的爭論結合起來的政治文化中經受考驗，並且不斷強化。對此，寬容是不可缺少的。

　　1.在壹個團結互助的社會中人人平等

　　婦女和男子的社會平等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婦女和男子彼此平等、自由和團結互助地生活。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婦女和男子按照自己的選擇在所有社會領域都能發揮作用，他（她）們在完成家務勞動和家庭勞動以及職業工作以後，仍有時間和精力接受教育，從事藝術、體育或社會活動。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

　　― 它不再把人們分成是具有所謂女性的或男性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人，― 在這個社會中，不再把受人尊敬的職業工作劃歸給男子，而把受到歧視的家務和家庭勞動留給婦女，― 在這個社會中，不再教育壹半人去主宰另壹半人，而另壹半人則甘居從屬地位。

　　現實狀況是：

　　― 居主導地位的文化始終打著男性烙印，

　　― 關於男女社會平等的憲法要求並沒有成為現實，― 婦女更多地受到貧困打擊，― 婦女在接受培訓和從事職業方面依然受到歧視，― 她們在經濟、科學和藝術、政治和新聞媒介領域仍然受到冷落，― 依然把私人領域的事情，把家務勞動和教育子女推給婦女，― 對婦女的歷史作用依然避而不談或加以歪曲，― 職業工作和義務兼職工作的時間長短和組織形式依舊根據男性的需要確定，― 婦女成為男人暴力的犧牲品，她們的性生活自決權利遭到藐視。

　　但是，婦女意識正在迅速變化。他們比多數男人更加痛苦地體會到，男女雙方的部分願望、能力和才智不斷地受到壓抑。許多婦女開始反對這個由男人塑造的世界，反對那些要維護這個世界的男人們。男人也日益認識到，所謂要使男人的感情和想像力服從於理性和自我實現能力，只會使自己變得更加貧乏，甚至淪於病態。

　　男女雙方都在忍受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分裂的痛苦，它使雙方扭曲變態，彼此疏遠。

　　我們要克服這種分裂狀況，我們要從自身做起。在實現法律平等之後必須實現社會平等。這並不意味把婦女整合到壹個男性世界中，而是要改造這個社會。

　　教育應使年輕人為進人這個社會做好準備。它必須幫助人們克服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分裂，打破不斷使這種分裂重新固定化、僵化的角色分工模式。

　　我們必須重新評價勞動，並且進行另外壹種不同的勞動分配。誰若想不僅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而且也合理地分配家務、家庭勞動和個人勞動，誰就必須首先縮短每天的工作時間。我們首先力爭實現每周 5 天、每天 6 小時的工作制，以便使婦女和男子能將職業工作、家務和家庭勞動、義務兼職活動以及文化享受更好地結合起來。

　　我們需要制定壹個男女平等法，結束工資歧視，制定支持職業婦女的計劃。通過由婦女提出要求和幫助她們重返職業生活來實現她們在社會保障權利和公務員權利方面的平等地位。必須通過家庭負擔平衡[2]來保護孕婦及產婦，為產假及護理病人而損失的工作時間提供經費，這樣就不會因為各企業增加額外負擔而造成婦女喪失工作崗位的風險。國家的財政資助和訂貨必須以實現男女平等為條件。

　　日間托兒所和全日制學校是使男子和婦女的職業與家庭工作協調壹致的前提條件。新的居住形式，對於兒童、老人、病人以及傷殘人的分散的社會服務可以幫助家庭工作擺脫孤立狀況。

　　在政黨、工會、各種協會和聯合會從事義務工作的時候，作為陪審員、監事會成員或家長代表，婦女必須具有同男子壹樣的參與機會。在所有委員會中，婦女和男子的代表必須各占壹半；在勸說工作不能實現這個目標的時候，需要制定法規。為了實現男女政治平等，必要時可修改聯邦、州和鄉鎮的選舉制度。

　　未來要求我們大家，婦女和男子們，從事許多長期被當作只有女性才做的事情：我們必須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關心他人，用智慧戰勝突如其來的困難，尤其要同他人進行夥伴性的合作。

　　要想建立人性化的社會，必須克服男性統治的世界。

　　幾代人的共同生活

　　在壹個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同越來越少的青年人共同生活、而這種共同生活的形式和條件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的社會中，建立壹種團結互助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必須維護、擴大、保護和支持這種關系。

　　文化和技術方面的迅速變化可能加劇幾代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我們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旨在使這種緊張關系轉化為有益於全社會的成果。決定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間的關系的，不應是隔膜和競爭，而應是經驗交流和團結互助。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體

　　社會的變化反映在生活形式和兩性關系形式的變化中。人們在他們的生活共同體中尋找愛情、安全、承認和溫暖。為此，他們建立了多樣化的長期的結合形式，其中婚姻是最常見的。它同家庭壹樣受到基本法的特別保護。但是我們認為，所有形式的生活共同體都有資格得到保護和法律保障。不允許歧視它們，包括不能歧視同性生活共同體。

　　作為成人和子女生活共同體的家庭是以父母和子女相互承擔責任為條件的，子女長大成人並不意味家庭的結束。不應該把屬於社會福利國家的任務推給家庭這個互助性團體。

　　對於職業和社會生活的過分要求也會對家庭產生沖擊。並非所有在無情競爭的職業世界中無法實現的需要都能在家庭中得到滿足。因此，我們必須對勞動世界進行變革，以便使婦女和男人能夠在家庭中以夥伴的身份為雙方、為他們的子女承擔責任，為維持生活、教育和家務勞動做出同樣的貢獻。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體對每個人的個人發展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它們必須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承認、保護和支持。國家和基層行政機構有義務對家庭的物質負擔至少給予部分補貼，使壹些家庭不致受到虧待，特別要準備向單身撫養子女的人、有患病子女和傷殘子女的家庭和有需要護理家屬的家庭提供幫助。

　　我們要建立壹種不要使婦女感到非墮胎不可的生活環境。然而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解決人際之間的壹切沖突。對墮胎進行法律懲罰並沒有達到保護胎兒的目的，相反，它壹直導致婦女受到更大的威脅和侮辱。刑法並不是解決墮胎沖突問題的合適手段。因此，我們希望在刑法之外做出必要的法律規定。

　　我們要保護胎兒，但必須遵從而不能違背婦女的意願。因此，我們承認婦女的責任和自決權利。

兒童

　　我們要建立壹個關愛兒童的社會。兒童需要鼓勵，以便使他們能在壹個變化莫測的世界中把握方向。他們需要壹種符合他們愛好和興趣的教育制度，從中得到幫助和激勵。他們需要遊戲和活動的空間。他們需要保護，以防止身心受到過重的壓力，免遭暴力，並防止他們無節制地沈迷於媒體消費。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希望，兒童能夠作為獨立法人受到尊重。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比以前更多地考慮兒童的利益和需要。因此，除了對家庭進行資助之外，有必要在城市和鄉村發展的框架內，首先是在住宅建設、交通規劃以及在提供足夠的幼兒園和日間托兒所方面確保實施壹種堅持不懈的關愛兒童的政策。

　　青年男女的未來

　　青年人的現實生活現在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青年人上學的時間更長了，所擁有的學歷更高了，許多青年由於社會狀況的改變可以獨立地生活。但是青年失業、環境破壞以及核威脅使青年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要求發生變化和分化。青年時代已成為壹個獨立的生活階段。青年的價值取向和生活要求發生了變化。目前，絕大多數青年對社會改革和個人生活前景的要求與日俱增，尤其是青年婦女更是這樣。青年人受新聞媒介和業余消閒工業的影響前所未有地增大。保守主義力量企圖把青年中的社會分裂固定下來，並使個人的生活要求轉化為貫徹個人主義化的戰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堅決反對。個人的發展只有在所有人都獲得有保障的社會福利機會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青年喜歡自己塑造生活，嘗試各種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形式，試驗各種文化表現形式。為此，他們需要擁有物質上的獨立性。所以，我們主張實行壹種符合青年需要並且不依賴父母的教育資助。最低社會保障也應包括那些沒有工作的青年。我們將給予所有青年人獨立生活的機會。因此，必須使所有青年男女都能有壹個接受培訓的位置，並且在接受培訓之後有壹個勞動崗位。所以我們要通過分攤稅款籌措經費的辦法創造新的、高水平的以及面向未來的培訓位置。為了使年輕婦女有同樣的機會，必須把全部培訓名額的壹半留給婦女。

　　為了使青年能自己負責安排業余時間，而不依賴於商業的供給，我們要擴建公共的和自己管理的青年業余活動機構和文化機構。同時也需要促進青年社團工作和青年政治工作。我們希望，中學生、接受職業培訓者以及大學生能獨立自主地行使壹切民主權利，維護自身利益。必須增進德國青年和外國青年之間的相互認識和理解。我們要為建立壹個超越歐洲範圍的團結互助的多民族共同體做出貢獻。

　　政治教育是青年工作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政治教育不限於傳播知識。政治教育應當培養實際行動能力，樹立同情心、團結互助精神和責任意識。我們之所以要在青年工作中加強政治教育，就是因為把學習和實踐結合起來可以提高把握未來的能力。

　　老年人

　　今天人們對於進入老年的感受已與過去不同。新的生活前景的發展並不會由於退出職業生活而告結束。確切地說，老年人從此開始了壹個生活條件發生變化的新階段，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壹個充滿新的內容和新的生活機會的階段。

　　對老年人來說，繼續接受教育和社會參與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應該能夠通過不同的組織形式表達和維護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闡述和檢驗自己的觀點。老年人也必須有機會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我們要鼓勵他們這樣做。

　　老壹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經驗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十分寶貴的。為了能在幾代人之間進行合理的任務分工和協作，必須打破那種關於教育時期、就業時期和退休時期的僵硬劃分。

　　同以往壹樣，老年人的生活仍與社會風險及個人風險聯系在壹起。生活早期階段獲得的社會福利國家資助和團結互助的資助也會提高老年階段的機會平等。

　　使所有人獲得有保障的養老金，確保抵禦風險的關懷，提供多種居住形式，對於城市與社會福利進行計劃，使人們能夠具有壹種獨立生活和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這些都將有利於老年人權利平等地、負責地參與社會生活。必須擴建社會服務並使之網絡化，這樣可以使老年人盡可能長時期地生活在熟悉的環境中。對於老年人的家內護理來說，對家庭采取補充措施和支持措施也是十分必需的。

　　我們要防止老年人感到孤獨。我們要力爭使他們的個人尊嚴受到保護，使他們的生活成就得到社會承認。

　　各種文化之間的團結互助

　　各種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們共同生活在聯邦共和國。歐洲各國已成為具有跨國文化的國家。正像很多外國人生活在德國壹樣，很多德國人也生活在國外。在德國的很多外國公民仍舊深受文化和社會孤立的痛苦，常常成為歧視的犧牲者，特別是他們的子女，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間，更覺痛苦。

　　文化的多樣性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要盡壹切努力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尊重與合作，使它們能夠相互融合和相互分享。

　　我們要改善外國人的居留權，使他們有參加地方選舉的權利。對於受政治迫害的人來說，政治避難權必須繼續成為壹種不受限制的基本權利。這包括由於性別和種族原因而受到政治迫害。夫妻雙方均享有獨立的居留權。

　　消除階級社會

　　我們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存在著舊的和新的特權。收入、財產和機會的分配不公使社會分化為兩部分。壹部分人支配別人，而另壹部分人受別人支配，他們的自決權和政治參與權也因此很快就受到限制。這影響到政治和國家事務方面的意志形成。

　　我們謀求建立壹個自由、平等、沒有階級特權的團結互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人都平等地決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民主社會主義所謀求實現的那種新的、更好的社會制度是壹種擺脫階級限制的社會。我們要通過取消特權和完善民主制來實現這個社會。

　　2.未來的勞動和業余時間

　　勞動的意義

　　勞動不僅是生存條件，也是人類存在的決定性維度。人們通過勞動不僅創造生活所必需的資金和服務，同時也決定了自己的生活狀況。勞動滿足了人們的需求並帶來了新的需求。勞動和自然界是財富的源泉。

　　要付出多少勞動，如何去組織、設計和分配勞動，這壹切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取決於社會力量對比和文化傳統。這也同樣適用於職業勞動、家庭勞動、集體勞動和自由個體勞動。所有這些勞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它們共同決定著我們的生活質量。勞動分工和勞動組織、勞動時間和勞動範圍、勞動內容和勞動形式都是由人來實現的，因而是可以通過政治進行改造的。任何壹種形式的勞動都創造價值，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並使人們致富，但也造成了異化並增加了痛苦。任何壹種勞動形式都要依賴其他勞動形式，它們共同決定我們的生活質量。

　　勞動的苦與樂始終是人類生活的組成部分。通過創造性地使用材料、工具和機器，通過勞動設計、規劃和組織，通過履行職務以及通過與社會、企業及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合作與分工，人的個性得到了發展。勞動的痛苦是由於負荷過重或要求過低，由於健康傷害和有損尊嚴的勞動，由於勞動的壓迫和異化。非人道的勞動分工或與社會隔絕的勞動所產生的後果也能造成勞動痛苦。

　　勞動的歷史同時也是技術的歷史。技術能夠帶來財富和人道的舒適條件，能夠減輕勞動強度。但是，技術的社會應用也會給那些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的人們帶來貧窮、疾病、依賴性和異化。

　　我們的未來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從事勞動。我們的社會把勞動分成職業勞動和無報酬的、但又是社會所必需的家務、家庭與集體勞動，這種勞動分工和評價都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表現為不同的勞動和生活條件以及兩性之間不同的發展機會。

　　職業勞動對於人們的意識和自我意識具有重要意義。它使人們獲得獨立並得到社會承認，它決定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有利於人們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熱情投入，保證了人的物質獨立性。

　　社會必需的各種形式的勞動必須得到同等評價，必須在男女之間進行平等的分工。在職業生活中，不允許對從事家庭勞動和集體勞動的人進行歧視。

　　通過發展生產力所獲得的社會財富使我們能夠大大縮短職業勞動時間並增加改善勞動和生活狀況的機會。這樣，就能夠實現社會民主黨人的目標：

　　― 普遍富裕和社會安全；

　　― 擴大社會基礎設施；

　　― 公正地分配勞動和生活機會；

　　― 在男女之間公正地分配各種形式的必要社會勞動；― 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和繼續教育的機會；― 為家庭和私人生活、消閒和社團工作提供更多的時間；― 從事創造性活動和分享文化生活；― 在勞動中謀求自我實現；

　　― 改善勞動質量；

　　― 增加多種可供選擇的勞動組織形式；

　　― 擴大經濟領域的參與決定權和民主化。

　　職業勞動的結構變化

　　今天，勞動正經歷徹底的結構變化。在職業勞動中，結構變化表現為在生產、服務、管理方面實現靈活自動化，表現為新的通訊技術和控制技術的采用，生物遺傳技術的應用，以及新材料、新的生產程序、新產品和新式服務的迅速傳播。

　　人們必須處理日益增多的信息，適應日益迅速的變化。計劃和發展、控制和監督、發現和糾正錯誤都具有重要意義。在將來，所有人都要掌握比現在更多的信息，學習更多的新知識。

　　人的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壹方面可以增加生活質量、富裕程度及業余時間，但另壹方面也會引起失業率上升，把許多人排擠出職業生活，使人們增加新的肉體和精神 ― 心理負擔，結果造成來自勞動世界的新的風險和威脅。

　　勞動者面臨的風險

　　由於這些變化的規模和持久性，很清楚：沒有自覺地對勞動權承擔義務的新的勞動政策，大規模失業就會始終是壹個核心的社會問題。那時，長期失業者所占的比例繼續增大，越來越多的老人或殘疾人、缺乏專業技術的人、婦女、青年和外國人都被排擠出勞動市場，並且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系的數量日益增加。

　　這些將導致生活狀況嚴重兩極分化，使我們國家分化為富裕地區和貧困地區。男女雇員之間的競爭將尖銳化，團結互助變得更加困難，新形式的不平等在不斷發展：與每個人的出生時間、性別、國籍、居住地 ― 例如是生活在共和國的北部還是南部，是生活在農村還是人口密集的工業區 ― 相比，學習技術和創造成績的意願變得無足輕重。與此同時，不僅養老金領取者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在職人員的平均年齡也在逐漸提高。

　　資本和被忽略的需求都大量存在。鑒於我們的社會擁有如此多的財富，鑒於尚有許多未完成的工作，大規模失業只能表明社會失靈，這種狀況長期持續將危害民主制度。我們的社會並不缺乏需要從事的勞動。

　　制定壹項新的勞動政策

　　勞動權利是壹項人權。力求實現充分就業是壹個民主的和社會的法治國家的責任。失業不是個人的暫時依靠保險就能解決的問題。失業是由於社會原因造成的，因而是壹個需要政治解決的問題。

　　大規模失業給各國人民造成的經濟和社會負擔越重，人們就會越加經常地試圖利用貿易保護主義，以犧牲別國利益來為本國經濟撈取好處。

　　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有關國家采取聯合行動來反對大規模失業是絕對必要的。而聯合行動的前提是：我們要準備在自己的國家里實施壹種有效的就業政策。

　　采取以下壹系列措施是必要的：

　　― 為所有人創造有意義的、長期的就業崗位，― 有效而迅速地減輕環境負擔，特別要減少能源消耗，― 創造人道的勞動條件，― 堅持聯邦共和國作為國際上具有競爭能力的工業基地的地位，― 鼓勵人們提高知識水平、勞動熱情和創造性，― 推動新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

　　很多人都非常缺乏生活必需品。實行更公正的收入分配是為了實現社會平衡，創造更多的需求，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生態革新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樣，清理陳舊設施，以及發展環保措施、發展有益於大自然的農業、改造交通設施和能源系統都會增加就業機會。在節約能源、實現能源供應分散化、進行垃圾再處理、用有益於環境的產品替代有害於環境的產品的時候，都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對城市和農村必須進行更新，要建造住房，實現住宅現代化，擴建城市間短途交通網絡，保護文化古跡。

　　對社會服務的需求也在增加。我們希望改善公共服務設施，特別要擴大對那些受歧視的人們和集團所提供的服務。教育、繼續教育、文化、科學研究都需要人。孩子必須有人照管，青年工作要有人來做，病人和越來越多的老人需要人的護理，外國人和他們的孩子需要有人幫助去適應環境，殘疾人需要人的照顧和康覆，預防不良癖好的工作要有人做，具有不良癖好的病人要人來治療，精神病人要有人陪伴，刑事犯需要有人幫助重返社會，幫助實現自助的工作需要有人來組織。這些社會服務必須組織成壹個覆蓋面很大的、流動與定點相結合的協作網。

　　縮短勞動時間 ― 有助於實現充分就業和自主支配時間我們希望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縮短勞動時間。但是，在這里，縮短勞動時間並不意味著自動縮短機器運轉時間。縮短勞動時間就是在將來也是對於進壹步提高生活質量的重大貢獻。它減輕了職業勞動負擔，為職業勞動之外的必要活動創造了活動空間，為消遣、文化和社會活動提供了時間，它創造了就業崗位。

　　如果全體婦女和男子都有可能從事職業勞動，縮短勞動時間就更為必要了。要實現家務勞動的分工合作，每天的職業勞動時間就必須減少。因此，我們力爭實現每天工作 6 小時，每周工作 30 小時的法定職業勞動時間。

　　在減少法定勞動時間的同時進行公正的收入分配更為重要。因此，應當對不同收入集團的工資和薪金按不同幅度提高。

　　只有為了雇員的利益、而且為了使集體利益得到保障而實行的靈活勞動時間才能使人們獲得更多的支配時間的自主權。同時，要注重保持有益於健康、有利於發揮個人工作效率和改善社會關系的勞動節奏。星期六不得成為正常工作日，星期日勞動只有在萬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才能允許。夜間勞動有害健康，所以，我們要把它限制在例外情況的範圍內。對於加班加點必須從法律上予以限制，如果人們在非正常時間勞動，勞動者有權要求得到相應補償。

　　所有男人和婦女都應該獲得縮短或中斷職業勞動的機會。這是― 為了加強對子女的教育，― 為了接受繼續教育，即使只有壹年時間，

　　― 為了照顧老人、病人或殘疾人，

　　― 為了順利地向退休過渡。

　　我們將設法在上述情況下使勞動崗位和社會保險能夠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我們將制定資金籌措的模式並與勞資協議各方共同貫徹實施。除此之外，我們希望通過勞動法創造壹種機會，使就業者在暫時脫離勞動生活以後能夠重返工作崗位。

　　不允許締結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系。必須禁止租借勞動。我們要求制定壹部勞動法典，以便將所有就業關系置於統壹的勞動法律保護之下。對於各種形式的職業勞動必須作為正常勞動關系給予保障。這並不意味維持壹成不變的勞動時間結構，而是要使所有形式的職業勞動都得到勞動法和社會法的法律保護。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希望不要為失業、而要為創造勞動崗位提供資金。我們希望為每個失去工作崗位的人提供新的工作或更多的培訓機會。

　　創造人道的勞動環境

　　我們對於塑造職業勞動的要求是：人道化、專業技術化和民主化。這三項任務是相輔相成的。

　　人道地改造勞動世界首先要求，人不能受到有損健康的勞動條件的傷害。不能接受有損健康的勞動材料、噪音、高溫、煤氣、射線和塵埃，也不能接受那些加重單調感和神經負擔、加強控制和異化並使自身責任感降低的技術。在所有職業中，勞動條件和勞動要求也必須適應那些因缺少專門技能、健康受損或由於年老而處於弱勢的人。

　　因此，我們要繼續發展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促進符合人道的技術工藝和組織形式。國家的任務是：在試驗用新的方法解決企業問題的時候，對於勞資協議各方，經濟界和科學界給予支持，同時要注重傳播關於人道地塑造勞動世界的知識。

　　為了實現勞動世界的人道化，除此之外還要求關注培養人的創造性、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和社會能力。人們需要有意義的勞動內容，擴大活動空間，有更多的自主性，提高專業技能以及加強共同決策和參與。

　　所有職工只有通過更好的專業培訓，才能改善勞動質量。所有職工應該在從事職業勞動期間享有終生接受培訓和繼續教育的權利。這個問題應該像延長為了接受文化教育而安排的休假那樣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新技術使創造新的勞動組織形式成為可能。應改變單調勞動和過細的勞動分工，夥伴式的合作應該成為準則。這些不僅符合人的要求，而且也能成倍提高生產效率。只要技術革新能使等級強制下的勞動變得多余或者被廢除，從而使企業勞動實現分散化和民主化，就必須利用這種機會。在職業勞動的很多地方，人們已經用集體的和個人的創造取代了異己決定，這已不再是空想。

　　那些在職業勞動中筋疲力盡、麻木不仁或受盡屈辱的人們，是不可能在業余時間彌補這些創傷的。因此，本著人道的、民主的和社會的原則來組織勞動是使人們獲得有尊嚴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勞動世界的人道化要求各個層次的技術和組織部門創造符合人尊嚴的勞動條件。同時，必須考慮到人們不斷提高的要求。

　　實行民主化的目的在於實現勞動解放。它必須由勞動者自己在擴大參與決定職權的情況下實現，使自己從經濟奴仆變成經濟公民。

　　因此，男女雇員必須對於以下問題進行參與決定：按照什麽目標、以什麽組織形式、在什麽時候完成什麽工作？當需要對新的就業機會、對工作崗位的生態和社會標準作出決策時，參與決定依舊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將為此，包括為公共服務業，創造法律的先決條件。

　　家庭勞動

　　兒童教育和家庭勞動使我們的社會充滿生機。它們必須得到社會承認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保證。職業勞動人道化、勞動時間的減少以及職業工作的合理分配，這些都有助於搞好家務勞動和家庭勞動。同職業勞動壹樣，家務和家庭勞動也是男女雙方的共同任務。家務和家庭勞動同其他勞動形式壹樣，向人們提供了自我實現的機會，但如果負擔過重也會妨礙人的自身發展。

　　在住宅附近的職業勞動崗位可以改善生活質量並便於職業勞動與家務和家庭勞動的銜接。必須保持並重新創造這樣的聯系。符合家庭需要的住宅，分散性的購物機會和擴建地方基礎設施有助於使職業勞動與家務、家庭勞動之間的關系相互協調。

　　必須把教育和護理子女的時間計算在養老金條件之內。兒童 3 歲以前，父母應該有權得到帶薪的家長休假。為教育子女而暫停職業工作的人有權要求重返工作崗位。在招聘和職業晉升時要考慮安排教育和照料子女的時間。此外，還有繼續接受技術培訓以及鼓勵才能和愛好的合法要求。

　　自由活動和休閒

　　人們的生活是在勞動與休息，緊張與松弛之間有節奏地進行的。隨著職業工作時間的縮短，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增多了。我們不想聽任娛樂商業完全占據這些新贏得的時間。每個人都必須獲得用於改善鄰里關系或環境，完成工會工作或政治任務的機會。必須使所有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選擇發揮創造力。社會必須為此改善前提條件。

　　文化生活

　　教育的目的

　　我們認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職業和繼續晉升對人們進行教育和技術培訓，教育的自身價值在於人的發展。

　　教育應喚起人們對自己傳統的認識，並使人們有能力了解自己和他人，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人。教育應該開辟這樣的機會，即：自主地從事勞動，利用職業勞動和家庭勞動以外的業余時間去從事個人工作、藝術和文化活動以及社會政治活動。教育必須使人們有能力批判地對待社會和勞動世界的要求，並共同對社會和勞動世界的參與改造施加影響。教育應該幫助人們了解我們這個日益覆雜的社會，幫助人們明智地利用技術和生產資料並保護自己的自然環境。教育應該促進創造力的發揮並使人們能夠對付消閒娛樂業和信息的泛濫。教育應該幫助青年人了解人類的基本經驗並從中吸取經驗，不斷成長。

　　不論是情感還是理智，不論是思考能力還是實踐能力，都離不開教育。教育應開發人的天性，使人們能夠為他人承擔責任，磨練團結互助的精神。

　　教育必須使人們能夠用豐富多彩的歐洲文化來豐富自己的生活。

　　多方面的教育也能幫助人們為勞動生活和職業工作進行合理的準備工作：在壹個需要團隊工作和共同思考並且不斷完成新任務的勞動世界中，教育內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越小，就越容易完成職業工作和取得成就。

　　教育必須向所有人敞開大門。必須在財政上對中小學生、受培訓者和大學生給予資助，使他們不依靠父母的收入、而是獨立自主走上自己的職業道路。合格的學校教育和初級技術培訓將為人們終生學習和參與社會的、文化的及政治的活動創造機會。

　　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

　　我們認為，教育事業中機會均等是不能放棄的原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更加接近了我們所奉行的教育面向全民這壹目標。我們為所有階層的兒童打開了接受合格教育的大門，延長了義務教育的時間。婦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多地接受教育和培訓。

　　我們的教育事業面臨新的挑戰。隨著質量的提高，數量也必須擴大。

　　我們要使普通教育同政治教育和職業教育融為壹體。這種做法適用於所有教育機構。

　　我們希望開辦全日制學校，因為這種學校促進機會均等，使社會化的學習以及使傳授知識、集體工作和娛樂的交替成為可能。

　　學校必須面向勞動世界，必須向城市和鄉鎮實行開放，同地方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我們希望，在學習生涯的選擇方面，當事人能有更多的參與決定權，在教育機構中能有更多的師範教育活動空間。國家制定的框架條件必須是根據當地形成的意願能夠加以滿足的。我們鼓勵嘗試新的學習和授課形式的實驗學校。

　　我們希望男女青年、外國兒童和德國兒童、殘疾兒童和健康兒童都能共同接受教育，以便消除偏見和歧視。

　　我們要求傳授知識同社會學習聯系起來，這有助於對付勞動世界日益增長的競爭壓力。

　　社會民主黨的教育政策是要促進全面提高而不是挑選尖子。我們希望學校提供更加多樣化的教育機會和結業形式，能夠考慮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和能力，分別給予不同的鼓勵，並更多地實現機會均等。綜合性學校最適合於實現我們的教育政策目標。

　　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

　　職業教育對於個人發展和職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每個年輕人都有權利接受這種教育。這種教育必須使他們有能力從事壹項職業，定期接受繼續教育並共同建設我們的公共事業。因此，培訓必須包括廣泛的職業基礎教育，既要傳授職業的特殊能力，也要傳授跨越各種職業的壹般能力。國家對於雙軌制的職業教育負有特別的責任。

　　已婚和未婚婦女在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進入勞動世界等方面不得遭受歧視。

　　迅速的結構變化需要對繼續教育和中小學基礎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同等地加以促進。因此，必須擴大壹般性的、職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繼續教育，作為地方行政機構必須完成的任務，並成為教育事業的第四大支柱。特別是對於那些在職業生活和職業培訓方面遭受歧視的人們，或者由於技術發展使其職業知識貶值的人們，國家必須使他們獲得能夠從事新職業的技能。

　　作為與企業組織的繼續教育對等的平衡力量，充分提供國家興辦或國家資助的繼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企業必須承擔壹部分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的費用。

　　職業生活中可供支配的接受繼續教育的時間至少應相當於初級職業培訓時間。

　　高等院校、科學與研究

　　開放高等院校依然是我們的目標。那些在職業工作或其他社會活動中獲得才幹的人也應能順利地進入大學和接受繼續教育。研究和教育必須比以往更多地重視勞動世界的問題。

　　高等院校中的所有群體都必須得到有效的參與決定權。我們希望擴大高等院校的改革和新探索的活動空間。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必須得到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同樣的資助。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不可分割地同屬於壹個整體。

　　我們要盡壹切努力，使科學和研究的質量保持國際水平。

　　學術自由和責任是彼此相互制約的。作為科學家，有資格向社會要求研究自由，但是必須準備為研究成果的應用後果承擔責任。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保障每個科學家免受國家和經濟權力侵犯的自由。自由的、毫無阻礙的學術爭論以及不斷公布研究成果都屬於科學自由的範疇。

　　我們憂慮地看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迫使研究服從於軍事目標或單純經濟目標的研究機構。它們束縛了可供使用的研究潛力，妨礙了其他可供選擇的科研投入。由於這些機構從不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妨礙了對問題的認識過程。

　　按壹般規律，科學研究只有在涉及研究成果應用時才會接受社會監督。但是，如果科研計劃違背倫理標準或導致無法承受的風險，立法機構必須禁止這類研究方法和程序。這主要是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制，用活人進行醫學實驗，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和遺傳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改變人的遺傳基因。

　　我們希望公開討論科學程序的審批並建立倫理委員會，以便通過這些途徑對那些在倫理道德方面存有疑問的實驗進行社會監督。如果是人的尊嚴、生命權利或自然保護的需要，國家就有權利和義務通過發布禁令和命令對科學研究進行幹預。

　　民主制中的文化工作

　　工人運動從壹開始就被理解為也是壹場文化運動。它繼承了歐洲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傳統，主張藝術風格的自由，並致力於使所有人都能參與分享文化財富。實現上述目標依然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的概念遠遠超出文學、音樂、藝術和科學的範疇。正是在壹種廣泛的共同生活的文化中，這些社會邊緣領域已經移到社會的中心。

　　不斷增多的業余時間增加了人們從事自己文化活動的機會。通過個人的文化活動，人的思維能力和感情認知能力、想像力和創造力都得到發展，並從中形成了也決定我們民主未來的價值觀念、榜樣形象和思維模式。我們將竭盡全力同那些蔑視人的價值的思潮和派別，例如新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中，我們遵循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和傳統。我們要鼓勵批判意識，提倡便加積極、更加團結友愛地建設生活，推動個人和社會的解放。

　　我們知道，只有從自己黨的內部，從黨的交往形式、工作方式以及接受和消化各種文化推動的能力方面開始社會民主黨的文化工作，我們才能對社會文化生活施加自己的影響。

　　我們鼓勵在不同集團和方案、不同市區和住宅區所呈現的多樣化的文化表現形式。藝術必須成為盡可能多的人的事情。我們要排除阻礙人們享受藝術和教育的障礙，只要這些障礙不是存在於文化作品本身。

　　壹種豐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是與產業標準化的休閒消費相對抗的。我們認為，文化生活並非僅僅是各種彼此沒有聯系活動的總和。我們要使不同的生活環境和局部文化之間相互碰撞。相互辯論和挑戰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表現。

　　藝術和文化需要公開展示的場所。為此創造前提條件並對藝術家給予鼓勵是政治應盡職責。制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是國家的壹項義不容辭的任務。國家決不是文化監護人，而應該是文化多樣性的保證人。

　　媒體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的影響。與此同時，由本國和國際康采恩統治的新的媒體產業對文化生活、人們的情感和思維的影響力也在顯著增加。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主張文化和新聞工作的多樣性。我們要保證和擴大媒體擺脫國家、擺脫強大經濟和社會集團控制的獨立性。我們要求所有在新聞部門工作、特別是從事節目制作和編輯工作的人們擁有參與決定權。

　　報紙、雜志和書籍能向人們透徹和廣泛地提供信息，即使在電子媒體時代，它們也保持著自己的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依賴於讀書，我們要鼓勵讀書。

　　具有公法性質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責任是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服務。它包括廣泛地提供信息，提供政治意見形成、娛樂、教育、咨詢和文化等方面的節目。因此，必須繼續保證公法廣播電台的存在和發展。這類廣播電台首先應保證不受黨派政治的影響並在經濟上具有獨立性。我們期望這類廣播電台在節目安排時做到：不要把播放節目的收視率作為惟壹的標準，不要為了相安無事和壹碗水端平而取消批評性的和引起爭論的文章。在新聞和娛樂性節目中，我們支持壹切以批判眼光審視現實並具有新思想的人。

　　必須促進德國和歐洲的電影事業。電影的發展有助於保持歐洲的、歐洲各國和各地區的認同感。

　　體育

　　體育是文化的壹個重要部分。它能促進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生活樂趣的增長。為此，我們從工人體育運動中接受了發展全民體育的基本原則，並由此把我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普及體育運動和傷殘人體育運動上。與此同時，我們也支持不損害人的尊嚴並保證運動員自決權的競技體育。為了保證這些條件，有時還需要采取法律措施。聯邦、各州和市鎮必須同承擔相應責任的體育組織建立壹種夥伴關系，共同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

　　3.實現社會公正，建立團結互助的社會

　　體現團結互助的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要使作為整個社會主導思想的團結互助精神發揮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它是壹種社會結構政策，是全部政治行動的壹個維度。

　　團結互助並不能代替個人自身責任，它也不會忍受任何監護。團結互助的作用是通過提供幫助實現自助。工人運動經過幾代人的奮鬥建立了社會福利國家。我們將維護和發展它。

　　在團結互助的共同體中，青年人為老年人、健康人為病人、健全人為殘疾人、就業者為失業者承擔責任。我們反對把抵禦基本生活風險變成壹種純粹私人的事情。

　　把社會福利政策僅僅局限於消除已經出現的傷害是不人道的，而且在財政上將很快無力承受。最有效的保護是通過預防來實現。社會福利政策不應只起修補作用，僅僅應付已經出現的問題，而應防患於未然。它應使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符合人的尊嚴。旨在保護健康的生態政策、勞動人道化、克服失業、更公正地進行收入分配，是預防性社會福利政策的中心任務。

　　我們要求提供數量足夠的有益於健康和價格低廉的、適合於家庭或單身需要的各種住宅。居住，如同工作和接受教育壹樣，是壹項基本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符合人的尊嚴的住宅。必須以壹種符合社會福利的租賃法對租房者給予持久、切實的保護。幫助那些不能憑自己力量滿足自身合理居住要求的人和在住宅市場上遭到拒絕的少數群體，這是國家和社會的任務。因此，建造社會福利住宅，同建造出租住宅和自有住宅壹樣，始終是不可放棄的。

　　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

　　《基本法》關於社會福利國家的規定責成國家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實現社會公正的義務。

　　社會福利國家的支柱包括：由國家擔保的社會保障和分享，可以訴諸法律的領取社會福利金的合法要求，獲得法律保障的雇員地位。

　　人們是根據合法權利還是作為接受慈善捐贈而獲得社會福利金，它們在勞動關系中是屈從於雇主專制，還是完全像企業主那樣履行自己的合法權利和義務，這涉及到人的尊嚴。享受社會救濟的人不應受到歧視。

　　社會保險必須是可靠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應彼此協調壹致，使全部政策以基本法的社會福利國家規定為標準。

　　用改造社會福利取代削減福利

　　社會福利政策也適用於質量優先於數量的原則。要想阻止削減社會福利，就必須推動它的改造。

　　必須遏制贏利企圖，打破官僚主義的僵化。必須使社會福利接受者的利益能夠得到充分實現。

　　社會保險在經歷了壹個世紀之後衍生出眾多的分支機構。社會福利法種類繁多，很難讓人們壹目了然。職業等級的劃分導致對相同情況不能壹視同仁。我們要克服這種狀況。

　　我們的目標是要實行這樣壹種社會保險：

　　― 在情況相同的時候，對所有人同等對待，

　　― 對所有人都應要求按其實際財力承擔費用，― 積極加強自我管理，― 通過幫助實現自助，

　　― 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 促成家庭與職業之間的協調，

　　― 將獨立經營者納入保險體制，

　　― 保證殘疾人加入保險者行列。

　　我們要建立壹種與收入掛鉤的社會基本保障，它是對那種把個人繳納保險與享受福利相掛鉤的保險制度的補充，而不是取代。這壹基本保障應能在人們年老、傷殘和失業時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社會基本保障應使社會救濟回歸到對於那些處於特殊困境的人提供資助，並簡化社會福利法。這種社會保障的附加費用應從稅收中籌措。

　　我們將力求使養老金繼續得到保障。因為領取養老金者越來越多，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越來越少，所增加的負擔必須在正在繳納保險費的人、退休者和國家之間合理分擔。不利的年齡結構對於特殊護理和補充護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必須逐步使幾種老年保險體制相互協調。所有人都必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選擇合理安排養老金和勞動收入的比例。

　　用資本和能源取代人的勞動的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少，而勞動密集型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多。我們希望，雇主繳納的社會福利保險費能夠以企業的效益、即創造的價值為依據。

　　衛生事業的改革

　　我們謀求建立這樣壹種醫療保險，它使投保者的利益優先於臨床醫生、牙醫、醫藥工業、康覆藥品和輔助醫療手段的供應商、以及醫院經營者的利益。醫療保險機構必須做到維護投保者的權利，使它不致受供應商利益的侵犯，並且使投保者在疾病預防和享受價格低廉、富有成效的醫療方面得到更多的實惠。

　　我們的衛生事業在防治傳染病、搶救重傷者、實行外科手術方面是極有成效的。但面對數量日增的患有慢性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病人，卻常常壹籌莫展。克服各種不良嗜好的危害是全社會的壹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壹方面也應實行幫助先於懲罰。

　　預防醫學和治療醫學必須保持同等重要地位。防病保健和衛生宣傳教育應作為中心任務。這些工作必須從幼兒園開始。對那些導致肉體和精神疾病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必須更好地進行研究，更強有力地加以改變。環境保護和勞動保護，住宅建設和適應自然的農業，必然會有助於保健預防。

　　各種有效的醫療手段，包括自然療法，不得受到某種利益權勢的壓制。

　　每個病人，不論其收人多少，都應得到符合醫學科學水平的治療。

　　壹切人都有權自由選擇醫生和治療方法，包括另類醫學[3]的醫生和治療方法。

　　緊急救護醫學能夠拯救生命。但是如果它延長了死亡過程並使死者喪失尊嚴，它就成了問題。高效能的技術、器械醫療、化學療法不應排斥廉價便捷的治療方法。

　　對疾病的社會和心理方面應給予更多的重視。對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不能推開不管，也不能以收容方式隔離起來。他們應在自己的特殊生活環境里得到關心體貼、受到尊重、並盡可能與他人建立正常的社會關系。為此，必須在市鎮附近提供各種形式的門診和住院治療，並將二者結合起來。精神病患者和肉體疾病患者享有受到同等照顧的權利。應增加人員，改進康覆機構，保障精神病患者得到與肉體疾病患者同等的護理。

　　我們要使門診醫療優先於住院醫療。為此，需要建立壹個盡可能面向市鎮的、由個體或集體診療所、保健中心、擴大的社會服務站、日間醫院和康覆機構組成的網絡。

　　在衛生事業上必須降低醫療費用，這不僅要求權力關系發生改變，也要求用人道主義精神理解疾病。問題的關鍵不是暫時消除病狀，恢覆工作能力，而是要使病人健康起來。為此我們需要在醫生、病人和其他醫護人員之間建立起充分信任的夥伴關系。

　　法定的醫療保險不允許投保者負擔超出醫療保險費以外的費用。

　　幫助實現自助

　　我們要建立壹個由獨立的人組成的社會，人們既對自己、也對別人承擔責任。我們要向那些力圖依靠自己力量、或與其他人共同處理自己問題的人提供幫助。因此，應當支持社會福利管理機構和自助機構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我們要鼓勵自助運動，並使它的思想和經驗為社會福利國家所利用。

　　自助不會使大型團結互助團體或專業服務機構成為多余。但是它能夠減輕它們的負擔，成為它們的補充，並使它們能夠能更靈活地適應新的需要。從自助意願出發，產生了諸如工人福利會等福利團體或教會慈善救濟工作，對此，我們予以讚賞和支持。

　　4.對生態和社會負責的經濟

　　經濟應有助於實現共同富裕。應當對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保障勞動權利，愛惜和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礎。資本應當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資本服務。

　　在現代民主制的工業社會，出現了通過混合經濟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情況，在這種混合經濟中，競爭與國家幹預行動共同發揮作用。這種制度已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率的、原則上優越於壹切形式的中央管理經濟。

　　競爭制度的壹個歷史的基本問題就是它同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相聯系，這種聯系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導致失控的經濟權力以及對勞動、收入和財產的不公正分配。

　　要對資本的經濟權力進行民主監督，就要求有壹個具有行動能力的國家、強大的工會和參與決定。

　　財產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斷擴大。要實現對收入、財產和時間的公正分配，就必須實現勞資協議自治，落實國家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以及鼓勵職工購置資產。

　　競爭制度不適於向人們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福利。提供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主要是國家的任務。

　　競爭經濟由於無節制地消耗資源和失控的技術革新趨勢，導致了對原料的浪費和對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國家必須抵禦各種對生態的危害，並且推廣有益於環境的產品和生產程序。

　　如果能成功建立約束資本利益的框架條件，就可以在不損害效益能力的情況下引導競爭朝著有利於共同福利的方向發展。在西方工業國家，這可以通過國家調控、工會抗衡力量、決策分散化，以及通過也包括新社會運動在內的廣泛改革聯盟基礎上的社會共識來實現。

　　國際框架條件

　　緊密的國際聯系

　　國家規定的框架條件迄今為止幾乎僅在民族國家範圍內生效。然而，在這期間，資本主義經濟已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因此跨國康采恩能夠通過加重社會負擔獲得優勢，逃避應盡義務。

　　大多數工業產品和大量服務業的競爭已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我們要在世界範圍的競賽中保護聯邦德國的機會，並且為發展中國家開辟新的機會。我們拒絕擴張性的出口方針。為了給我們的貿易夥伴、特別為發展中國家開辟新的機會，減少國際貿易的不平衡，我們必須加強國內經濟和開放本國市場。

　　為了阻止各經濟空間的生產基地競爭導致世界範圍的壓低工資，以及勞動條件、社會福利和環保標準日益惡化，對生產的社會條件和生態條件作出在國際範圍內具有約束力的規定是十分必要的。

　　資本和金融投資市場的國際化進壹步削弱了民族國家調控資本主義經濟的能力。金融投機使匯率急劇波動，扭曲了國際競爭，並對工業基地造成威脅。市場的國際化使民族國家的利息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活動空間日益狹隘，使宏觀經濟政策失去作用。

　　在民族國家的職權損失沒有得到國際規定彌補的時候，強者的權利就會得逞。所有國家的國民經濟都很容易遭受危機的傷害。因此，我們要通過國際協調合作和建立框架條件，恢覆和擴大調控經濟的能力，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並不會因此而免除責任。

公正而有效率的世界經濟秩序

　　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加依賴世界經濟新秩序。它們備受屈辱地依附於地球北部的銀行、康采恩和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對它們提出的種種條件惟命是從，在這里，西方工業國家占據絕對優勢。

　　為了滿足債權國要求，債務國不得不采取破壞本國自然生存基礎和加重普遍貧困的措施。對熱帶雨林的開發，對山林地區破壞性砍伐以及水土流失，沙漠的擴大，這壹切都對整個地球的氣候產生影響。

　　因此，不能讓世界經濟聽任那些經濟上最有權勢和最肆無忌憚的人的擺布，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民族國家與國際的監督機制必須得到保證，在國際範圍活動的資本不能逃避它在社會福利和生態方面的責任以及納稅義務。

　　我們主張制定旨在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的國際公約，其中包括保護森林現狀、大氣層和海洋系統的協定。必須保護南極周圍地區免遭因開發經濟而帶來的環境破壞。

　　要使地球南部的發展既不因負債過重、也不因我們實行保護主義而被扼殺，這也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必須解除最窮困國家的債務，要部分地解除和限制其他國家的償債付息義務。南方國家必須能夠在不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護的情況下，共同就自身發展的優先步驟達成壹致。免除債務時不得附帶提出使這些國家陷入社會貧困的條件。

　　必須通過國際原料基金組織減少發展中國家對於原料價格波動的依賴性。越是鼓勵滿足自身需求的農業生產，就越能避免刺激過度生產。

　　公正的世界貿易必須借助有制裁能力的國際法規來保證。單方面地提供優惠條件可以使工業國家市場向發展中國家的成品商品開放，使發展中國家需要保護的年輕行業暫時得到保護。

　　為了減少貨幣投機和有害的貨幣波動，壹種民主監督的國際貨幣秩序是非常必需的。這種貨幣秩序可以使必要的降低利率以及國家的貨幣政策與預算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變得更加容易。

　　只有通過南方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根本性改革，開辟通向持續發展的道路，防止重新債台高築和單方面的經濟依賴性，壹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才能得到良性發展。

　　沒有強大工會的密切國際協作，壹個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作為區域聯合的歐洲共同體

　　通過區域聯合將會促進建立壹種公正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世界經濟秩序。在壹些國家把它們的力量和利益聯系起來並協調壹致的時候，它們也就為建立壹個更好的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

　　歐洲共同體開辟了活動空間，提供了自我保護和對世界市場施加影響的機會。它必須融合為壹個統壹的經濟、貨幣和社會活動空間。

　　歐洲共同體應當：

　　― 協調成員國的經濟政策，實現歐洲內部大市場．建立歐洲貨幣聯盟；― 推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消除地區性的不平衡；― 在共同體的貧、富成員國之間實行有效的財政平衡；― 將社會福利政策置於與經濟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使各國具有典範意義的社會福利成就造福於整個共同體；― 就業者和他們的工會都能實行參與決定；― 實現歐洲經濟民主，阻止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 在科學和研究中整體協調成員國的力量；― 有效地幫助婦女；

　　― 通過稅收、收費和確定嚴格的有約束力的環境保護標準來促進生態革新；― 通過共同體農業政策的改革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確保消費者利益和農民農業；― 通過促進區域文化的和民族文化，確保多樣化的歐洲文化認同。

　　民族責任

　　聯邦共和國的經濟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民族活動空間。它對國際經濟決策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越是堅決地利用自己的民族活動空間進行生態和社會改革，我們就越能有力地影響國際決策。如果壹味地等待歐洲或世界範圍的統壹規定，最終將壹無所獲。

　　盡管我們的某些設想只能在歐洲範圍、甚至是在世界範圍內才會充分實現，但我們的行動必須從我們直接承擔責任的地方開始。

　　生態革新

　　環境危機是世界範圍的。我們要在國內克服這壹危機，並且要以此推動國際性緊迫間題的解決。必須把保護自然生存基礎作為國家目標寫入基本法。

　　地球大氣層不斷遭到破壞，海洋受到污染，出現了可怕的氣候災難，森林死亡，地下水超量開采，環境污染造成疾病，以及大量動植物物種滅絕，這壹切令人觸目驚心地表明，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正遭受全面破壞。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首先是工業國家使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日益嚴重。它們生產和消費的長期影響傷害了海洋，它們消滅了世界範圍的動植物種，並且破壞了地球大氣層。

　　因此，工業國家應對世界範圍恢覆自然生存基礎承擔主要責任，並為此承擔費用。它們必須率先對自身社會進行生態改造，並且停止對能源、原料和土地的浪費。它們必須使第三世界各國人民有能力為保護自然生存基礎做出自己的貢獻。

　　即使在那些對人們沒有直接好處的地方，我們也有倫理道德上的責任愛惜大自然。保護環境、保護自然、保護動物是我們的團結互助社會觀的壹部分。崇尚生命是我們政策的基本原則。保護自然必須成為壹切政治領域的任務。

　　凡是在生態方面不合理的事，就整個經濟而言也就是不合理的。生態並不是經濟的添加物，它是具有責任感的經濟行為的基礎。因此，解決緊迫的生態間題，也必須是企業經濟行為的原則。我們只能要求自然界在不受長期損害的情況下給我們提供必需品。我們必須生產和使用與自然界物質新陳代謝相適應的產品。對於我們經濟所進行的這種生態改造包括產品設計、生產過程、原料消費和已消耗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物質新陳代謝過程的鏈接。這種生態改造要求人們從生態角度評價使用的原材料、聯系和生產程序。它還包括壹切形式的能源獲取和能量轉化。生態改造的重點必須是化學工業、交通業和農業。

　　我們的環境不斷遭到破壞，導致世界範圍內社會不平等狀況日趨嚴重。因此，就更加需要從社會的角度規劃生態改造。

　　生態改造具有明確的目標：

　　― 廢除損害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代之以有益於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 為此加速必要的技術革新；― 加強廢物利用；

　　― 有效地組織不可避免的廢物處理；

　　― 及時清理歷史遺留下來的環境破壞；

　　― 節約和愛護土地和耕地。

　　如果不能節省地、合理地使用能源，就無法進行生態革新。我們要通過確定價目表、價格、捐稅、收費和環保標準使這件事成為經濟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鼓勵廢熱利用，電能與熱能的配合使用，鼓勵分散的，特別是地方的能源供應，而首先是開發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能源載體。它們在未來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必須幫助它們實現突破。在無法放棄使用本國煤炭的時候，必須采用有益於環境的技術。我們希望盡可能快地實現安全的、有益於環境的、不包括核能的能源供應。我們認為，核能經濟是壹個歧途。

　　由於傷害自然界的物質所占比例日益增長，自然界的負擔和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也在日益增長。因此，生態改造也必須給化學政策指出新的方向。化學產品和生產方式必須適應物質新陳代謝。盡可能地減少風險必須成為化學研究、開發、生產和應用的最重要原則。對基因技術的利用也必須按照這壹標準加以限制和控制。

　　自然界以及我們城市所承受的交通負擔，已達到所能承受的極限。公路、鐵路、航空和內河航運的失控競爭導致重覆投資、破壞自然風景和增加生態負擔。我們要開發出在經濟和生態方面同樣使人放心的交通載體。我們要使競爭條件朝著有利於減少能源消耗、保護生態的交通載體的方向發生變化。因此，在貨運和客運交通中，鐵路運輸必須居優先地位。

　　在高速公路、州級公路和住宅區內實行的速度限制必定能夠減輕環境負擔和提高交通安全。

　　地區建設規劃壹定要迅速減少對自然風景區的損害，同時也要避免危害生態的布局過密。修覆、維護和改建應優先於新建。應鼓勵有益於環境的建築。不允許無條件擴大加重自然和環境負擔的、用於住宅和基礎設施的土地需求。發展城市內部和有節制地利用土地，必須作為具有生態意義的城市發展目標而居於優先地位，必要時應加強對土地和耕地所有者的社會義務的監督。

　　必須使農戶從這樣壹種經濟窘況中擺脫出來：因超量使用化學物質和外來能源而生產了大量滯銷的過剩農產品，既耗盡了地力，也污染了空氣和地下水。在土地利用和飼養動物方面既不值得、也無需實行集約化。農民的家庭經營也是壹種符合生態的經營形式。我們將通過規定與耕地面積相適應的存欄牲畜最高限額來保護農民，使他們的利益不致因農工聯合企業大規模飼養牲畜而受到損害。

　　壹種有益於環境的農業經營可以實現有機循環過程，能夠以滿足動物要求的方式飼養牲畜並保持動植物種多樣性和保護風景，這樣的農業經營需要付出代價。應對農戶為我們的文化景觀做出的成績給予適當的報酬。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地阻止農業工業化，並使農戶的經營形式作為壹種對生態負責的農業基礎長期保存下去。我們的食品也將因此更加有益於健康和更加美味可口。

　　我們希望盡可能地不用行政單壹決策，而是通過建立政治框架條件來促進生態革新。必須使傷害生態付出更為昂貴的代價，使適應生態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的好處。為了做到這壹點，壹方面要靠征收捐稅和費用，另壹方面要靠財政刺激。必須提高能源價格。

　　同以往壹樣，我們需要制定規則、禁令、限價和保留批準的權力。此外，我們需要對環境的承受能力進行檢查，需要壹個更為嚴厲的環境破壞懲治法和新的實行舉證責任倒置[4]的責任法。我們主張實行集體上訴，加強環保專員的地位，以及擴大在健康和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參與決定。

　　環境保護要從地方開始。市鎮和縣必須成為生態改造的推動力。為此，要加強它們的財政支付能力。

　　進步、增長和結構

　　並非任何增長都是進步。凡是能確保自然生存基礎、改善生活質量和勞動質量、減少依賴性和促進自決權、保護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平、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機會和未來機會、鼓勵創造性和主動性的經濟，都必須增長。凡是危害自然生命基礎、降低生活質量、毀壞未來機會的經濟，都應該縮減或完全取消。

　　選擇增長領域的政策必須認真考慮人們的願望、需求、憂慮、不安和對未來的恐懼。這壹政策必須改變生產的、分配制度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制度的結構。

　　合理的結構變化不會自行產生。結構政策必須影響和調節結構轉變方向和速度，首先要實現以下目標：

　　― 對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

　　― 消除大規模失業，

　　― 改善勞資關系，

　　― 保持經濟效益能力，

　　― 在各地區創造同等的生活條件，

　　― 裁減軍備，把軍事生產轉換為民用商品生產。

　　具有預見性的結構政策能夠改善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發揮人的創造力和開辟未來前景。我們必須對結構轉變的不利後果從社會福利角度加以約束。

　　為了使結構轉變有利於增進地區之間的機會均等，我們將在財政調撥手段之外，做到使所有結構計劃都必須促進薄弱地區的經濟實力和革新能力，創造有可靠前途的勞動崗位，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

　　作為政治任務的技術改造

　　人們通過使用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界並創造了社會財富。然而，由此也破壞了自然界並使人類文明基礎受到威脅。因此，並非每項技術革新都是進步。

　　技術能力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不斷擴大。然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不是中性的。技術、科學和市場化日益緊密地交織在壹起。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的生產越來越多地轉移到跨國公司和跨國研究機構。由此造成的既成事實是，科技發展日益脫離社會影響。

　　科學技術的發展既不是自發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它所提供的能力大大超過了現已實現的能力，無論如何都應對它進行選擇。關鍵在於依據什麽標準和誰的利益進行選擇。迄今為止優先考慮的是贏利企圖和軍事利益。因此，技術塑造就成了核心政治任務。

　　我們不讚成讓人去適應技術，我們要的是壹種符合人的尊嚴、符合社會福利準則和有益於環境的技術。

　　技術革新是壹切有活力的經濟不可缺少的，它應有助於推動生態革新和實行合理化，促進勞動人道化，保護基本權利和實現基本價值。它應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縮短勞動時間，保證競爭能力，節省能源和原料，將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並促進對勞動過程進行合理的安排。

　　技術的改造和應用必須保證能對失誤加以控制和糾正，並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對錯誤的發展趨向加以糾正。我們要阻止那些可能會制造出無法估量的風險、而且無法進行民主控制的技術革新。由於在壹國範圍內往往無法做到這壹點，因此我們要求訂立促成互通信息和彼此監督的國際協議。

　　在對新的、可能會帶來難以估計風險的開發研究進行資助時，必須同時從政治角度進行技術評定。在制定研究計劃階段，必須對技術發展和應用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評估。在這里允許對研究計劃提出各種替代性方案，並提交公民對話進行討論。

　　對於決定技術體系未來發展的重大措施進行決策，從而對經濟增長領域做出決策，這不是行政管理的任務，而是政治的任務。這些決策只能通過男女雇員的參與，並且像能源政策爭論所表明的那樣，只能作為公民對話的結果，以民主方式做出。在圍繞技術替代方案進行對話的時候，需要科學界的幫助。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科學界則有義務向社會報告他們的研究目標、研究成果及可能實現的應用。這些都要以加緊新技術後果研究為前提條件。

　　首先應在議會中建立技術後果評估機構。咨詢委員會應使人們便於通盤了解研究課題情況，匯集信息並使人人都能獲取這些信息，還要指出機會、風險和替代選擇方案，並將自己的評估提供討論。我們要鼓勵關於技術體系的社會和生態後果研究。

　　對於圍繞科技革新風險所進行的公開辯論來說，在議會中建立壹個技術後果評估和技術評定機構是必要的開端，但還不夠。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求擴大從事技術鑒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機構，使它們網絡化，並使它們對公民對話實行開放。

　　經濟民主

　　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化。

　　經濟民主本身就是壹個目標，因為它保證並完善了政治民主。它同時又是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可以：

　　― 向人們提供商品和服務，並且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 在這樣做時，從有益於社會的角度利用科學技術進步，― 保障人們的勞動權利，― 在壹切生活領域實現民主、參與決定和自決，― 保護自然生存基礎。

　　經濟民主履行了基本法的要求：“財產負有義務。它的使用應同時服務於公眾福利”。

　　在經濟民主中，社會目標優先於私人經濟資本增殖目標。不允許經濟權力或控制市場的公司預先給政治劃定行動框架，相反，必須通過民主合法的決策，從公共利益出發為經濟行動設定框架和目標。

　　只有在民主決策優先於贏利企圖和經濟權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對生態和社會負責任的經濟。

　　經濟權力的表現形式是：

　　― 作為大公司的市場權力，它們以犧牲客戶、供貨廠家和競爭者利益來謀取自身利益；― 作為資本對於勞動過程中和勞動市場上的人所擁有的統治權；― 作為使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能力；― 作為主要是大公司的通過投資政策影響整個經濟的結構與發展的能力。

　　經濟民主有利於公共福利利益的貫徹實施，有利於對各種形式經濟權力的監督並組織經濟發展。它必須是開放的和形式多樣的；它將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個人首創性和對公共事業的責任以及國家行動結合起來；將競爭和國家總體框架設定、企業自由和對權力的監督、參與決定和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經濟民主是使社會盡可能擺脫危機而發展的必要前提條件。經濟民主的任何壹個內容都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價值和意義只能依據壹個社會的和民主的經濟與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和目標來確定。

　　我們要使壹切人都擁有發言權和財產占有權。這意味著職工和他們的工會在壹切層次上擁有參與決定權，以及所有人都參與分享生產財富。

　　全社會的民主調控

　　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濟要按照質量標準發展。它首先應有利於充分就業，維持生態循環，並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對此必要的全社會調控必須從政治上進行決策和實施。

　　由此產生了政治的、國家的和經濟的任務。這里的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要對經濟施加影響，而僅僅在於它施加影響的目標和手段。

　　它必須有預見性地規劃自己的行動，推動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向發展，避免明顯的錯誤趨向，並且使自己的計劃能夠不斷地得到修正。它應該貫徹實施在本國公民討論中形成的多數派政治意願。

　　國家確定經濟發展的框架條件。它必須設法做到：將公眾負擔的社會福利成本和生態成本盡可能地納入企業的決策和成本計算之內。

　　國家 ― 聯邦、州、市鎮和歐洲共同體 ― 對於自己和經濟有關的行為進行計劃。這包括年度預算，中期財政計劃，特殊專項計劃，地區發展計劃和相應的壹系列措施。只要這些規劃是確有成效和切實可行的，就必須將它們綜合起來，形成跨地區的發展規劃。這些法定的框架條件和計劃是企業自主決策必須遵循的預先規定。

　　無論民主調控，還是對各種計劃的協調，都需要改善信息手段和協調手段：

　　― 必須進壹步擴大結構報告制度和預測；

　　― 對結構起決定作用的大企業應及時和定期地向國家和地方行政機構通報對經濟政策有重要意義的計劃和生產基地計劃；―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福利委員會應當享有從地方、州和聯邦各級議會、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門獲得信息以及向它們提供咨詢和倡議的權利。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工會和雇主代表外，還應當包括消費者協會和環境組織推舉的代表。這樣的委員會能夠有助於明確表達公眾利益，使政治框架條件以及企業、國家和地區規劃之間的協調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靈活。

　　市場和調控

　　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框架內，市場和競爭都是不可缺少的。市場能夠有效地協調大量紛繁龐雜的經濟決策。

　　農業、工業、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公共企業和私營企業是我們經濟生活的基礎。

　　經濟民主需要企業開創精神和效益。我們承認它們並且鼓勵它們。它們也必須在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生態責任方面接受檢驗。

　　效率競爭有利於消費者和他們的自由消費選擇。市場是壹種促成供需平衡的手段；如果將市場納人壹個適當的總體框架內，它也是壹種調控供給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它能告訴人們可能出現的經濟發展和結構發展的情況。然而，市場既不能創造充分就業，也不能實現公正分配或保護環境。

　　盡可能開展競爭，必要時進行計劃！

　　市場發揮作用的能力會被過分的集中化抵消。集中化會使中小企業喪失競爭能力，並且使國家民主合法調控手段的作用受到限制。因此我們支持企業的多樣化，尤其要加強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具有革新能力，並且能夠靈活地適應市場的多種多樣的需要。在克服地區結構缺陷方面，它們也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我們要加強中小企業。我們鼓勵建立新的中小企業。

　　我們的經濟如果沒有大企業就不能維持。大企業的實力在於有能力長期從事研究與開發，合理進行生產。它們的威脅在於它們的這樣壹種發展趨勢：通過擴大市場強權造成中小企業的依附性，自己卻不受政治框架條件的約束，甚至自己來確定這些框架條件。

　　由於競爭可以對市場強權進行監督，我們要制定更為嚴格的競爭法。資本的統治權力必須受到強大工會的制約。應當發動盡可能廣泛的公眾輿論來抵制把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公眾輿論是社會監督的基礎。

　　為了遏制銀行和保險公司對經濟基本決策的影響，我們要通過分散資本股份來限制它們對企業的權力。我們也要限制銀行在企業監事會中的席位以及它們根據代企業保管的股票而行使的表決權。

　　不僅市場，而且國家也可能失靈，我們必須努力克服這兩種危險。

　　我們致力於對國有經濟產業部門和不同形式的公共經濟進行改革。當權力制衡原則或公共經濟利益原則需要這種企業的時候，當公認合理的需求面臨私人積極性不足或過分巨大的風險時，國有企業和公共經濟企業是不可缺少的。由於這些企業不單純考慮贏利，它們往往能夠最佳地滿足社會公認的合理需求。但是，不允許把它們僅僅限制在那些不贏利企業和行業範圍內。

　　我們特別感到有義務實現把團結互助的自助和民主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的合作社思想。為了便於創立新的合作社，我們要改善經濟和法律的框架條件。

　　在以其他手段無法保證建立壹種符合對社會負責的經濟力量對比秩序時，在不能保證貫徹經濟發展的質量標準時，公共所有制是合適的和十分必要的。公共所有制在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中不能要求自由發展的空間，它只能與現行秩序條件相適應。社會化必須既是民主的因素，同時也是經濟政策的手段。

　　男女雇員參與決定

　　經濟民主要求男女雇員和他們的工會在進行經濟和社會決策時能以平等的權利參與並行使特定的共決權利，這包括：

　　― 在勞動崗位上，就完成工作、制定方案規劃，以及采用新技術或新的組織形式進行決策，― 在企業中，對於勞動條件、勞動組織、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培訓教育和繼續教育，對於新技術的應用，對於產品和生產進行決策，― 在所有大企業和康采恩中通過勞資雙方人數對等的代表機構和通過監事會的特定共決制度進行決策，―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委員會進行跨企業的經濟決策，男女雇員利益、環境保護和消費者的要求都應提交給這些委員會，― 通過歐洲範圍的共決對跨國公司的共決制度作出國際規定。

　　經濟民主只有在實施壹部行之有效的競爭法的基礎上，在拆散銀行和大企業的緊密關系的基礎上，以及在為了加強共決機構的監督權和決策權而改革企業法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在保持資本所有者和雇員雙方代表對等的情況下，監事會和決策機構的權力應進壹步擴大，使它們有可能代表社會利益。

　　勞資協議自治是實現經濟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為使勞資談判各方力量均衡，必須從法律上作出禁止解雇罷工者的規定。

　　雇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

　　男女雇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也可以成為經濟民主的壹個內容。雇員通過這種方式分享利潤，並且分享他們共同勞動而獲得的資本增長，但並不會因此減少必要投資的資金。這樣，職工和他們的代表機構就會對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擁有越來越大的支配權。

　　我們主張確定壹個法律框架，在這壹框架內，勞資協議雙方能夠就設立促進雇員參與生產性資產的跨企業基金訂立協定。

　　土地法

　　土地和耕地是大自然的壹部分，是我們生活的重要基礎。它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如食品、住房和休養生息等。土地和耕地不能重新更換，也不會增多。因此土地成了財產投資和投機活動的對象。

　　我們需要有壹個能夠在市鎮和地區的空間規劃中貫徹生態目標和社會福利目標的土地法。這壹法律首先適用於住宅建築和住宅區改造。為此，我們需要：

　　― 制定壹個更為簡明的沒收法和賠償法，

　　― 確定壹種限定價格的市鎮優先購買權，

　　― 對因區域規劃而增值的土地，地方當局應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部分費用，― 確定土地增值稅，― 在使用地產時實行繼承建築權優先。

　　消費者參與協作

　　經濟民主必須使消費者的以下權利得以實現：

　　― 保護健康，

　　― 受到保護以避免經濟損失，

　　― 賠償損失的權利，

　　― 獲取信息的權利，

　　― 通過代表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

　　― 擁有壹個健康環境的權利。

　　國家財政

　　國家財政是經濟調控的壹個重要手段。稅收和收費、預算計劃和財政激勵，國家訂貨和投資、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都必須相互協調，以使它們服務於設定的政治目標。

　　只有富人才能承受窮的國家。[5]為了大家的利益，國家不斷增加新的任務，因此即使在采取最嚴格的經濟措施和節約措施的情況下，今後也很難減輕總的稅收負擔。我們要取消那些已不再確實需要的開支。

　　國家提供資助資金必須同時提出目標明確的條件並進行相應有效的效果監督。

　　國家投資必須改善我們的基礎設施，為生態革新做好準備，創造就業崗位和使所有地區都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此外，還應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財政政策必須承擔解決就業問題的責任。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不得縮減開支。持續穩定的開支，即使需要借貸，也必然會穩定經濟發展。要削減那些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並非公平合理的補貼。

　　在重要增長領域，完全或者主要通過貸款籌資的國家投資計劃可以緩解短期的經濟滑坡、推動生態革新和創造就業崗位。全面和長期的就業計劃和投資基金只適用於具有結構意義的、準確界定的生態或者社會福利目標，必須主要通過向非投資利潤或者向高收入征稅的辦法為上述計劃和基金籌集資金，為此進行的法律調整應當同稅法改革壹起鼓勵將利潤用於有意義的投資，阻止將利潤用於投機活動。

　　稅收法需要徹底改革。為了更公正地分配收入，我們主張對最低限度生活的收入實行免稅，減輕中低收入的稅收負擔，用子女補貼費取代子女免稅金額。取消不合理的稅收補貼。對用於再投資的利潤的征稅要明顯優惠於提走的利潤。對於金融投資收入在稅收方面不應比勞動收入更加優待。

　　此外，稅收法必須成為生態革新的手段。我們要對那些污染環境的產品加重征稅，首先是擴大能源稅征收範圍並逐步提高稅率，與此同時，減少對於勞動收入的征稅。

　　5.國家和社會中的民主

　　民主是壹種生活方式

　　我們為民主而鬥爭，它必須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為只有實現民主才能體現對人的尊嚴和人自身承擔責任的尊重。

　　民主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有當人們願意並且能夠承擔責任時，自由才會存在。在國家和社會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參與之外，或者說，不得通過社會限制阻止他們的民主參與。

　　民主從社會和社會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生命力。經濟權力或新聞媒體權力的過分集中，統治術[6]在私人或國家手中的積累，都會使民主受到威脅。

　　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建立在它的全體男女公民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之上。作為公民自由權利和參與權利的基本權利是預先為國家規定的，它們為壹個受價值觀念約束的共同秩序奠定了基礎。保障和維護基本權利，使它們免受威脅，這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任務。

　　國家應當在社會和經濟中實現民主和社會公正，為此應保證決策過程必要的公開性。但是，國家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如果對國家要求過高，就會導致急劇膨脹的官僚機構，這些機構效率下降，既不受任何監督，財政上也無法維持。我們反對社會的國家化。

　　當個人或團體自身無力承擔社會所要求的義務，或者為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服務以其他方式無法提供的時候，國家就必須承擔義務。輔助性原則，小單位優先於大單位的原則[7]，只要運用適當，就能夠限制權力，鼓勵社會參與。

　　法律與政治

　　法治國家以法律制約所有行使權力的行為。遵循民主憲法、三權分立、權力相互監督，也就使國家建立法律秩序和行使暴力壟斷的職權和義務合法化。法治國家不僅會由於個別公民違犯法律、而且也會由於國家濫用權力而受到損害。

　　現代信息技術使官僚機構的影響不斷加強。就此而言，如果法治國家得不到保障和擴大，民主化也就無法實現。

　　我們承認我們是服從法律的，即使在拒絕批準壹項法律的時候也是如此。為了能夠修改法律，我們為議會多數而鬥爭。價值評估和對比衡量原則也屬於法治範疇。為了實施和保護高位法律，必須經過負責任的價值評估使低位法律退居次要地位。就此而言，並非每壹項違背法律的做法都觸犯了法治，相反，通過運用高位法恰恰可以證明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民主和公開性

　　民主依賴公開性原則而生存。國家和行政管理部門，必須有透明度，對公民則不能提出這種要求。公民必須監督國家，而不是國家監督公民。

　　所有人都必須享有獲得信息的權利。對於涉及公共事業或者公民自身的事務，男女公民必須要洞悉內情並能夠做出判斷。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監督以他們名義行使的國家權力。因此，只要數據保護和理由充足的保密工作不會因此受到利益損害，就應該對於公民查看檔案和使用國家數據庫的合法要求作出法律規定。

　　對於自身數據的處理實行自決是壹種基本權利。因此．搜集數據工作必須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必須不斷改善對於官方機構和私人機構所掌握的涉及個人數據的保護。數據收集和它的網絡化必須限制在極端必需的範疇內。

　　新聞自由和廣播自由也需要內心思想自由。我們要確保公民自由發表意見、遊行示威、結社和集會的權利。

　　多層次的國家結構

　　日常生活、共同生活，以及男女公民對公共事業的認同主要取決於市鎮的行動。因此，我們要加強和擴大基本法所保障的市鎮自治。強有力的市鎮自治需要在政治領導和監督下的現代管理。國家在社會總產值中所占的份額要根據分派給它的任務來確定。國家收入必須隨著任務的發展而發展，國家收入分配給地方政權的份額也是如此。因此，我們拒絕在沒有相應資金籌措規定的情況下給市鎮分派任務。市鎮的財政籌措能力必須改善。它們必須能夠對於自己的預算收入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不能用財政平衡取代獨立的地方稅收。必須擴大憲法所規定的市鎮機構的活動空間。在進行涉及市鎮的決策時，必須在法律上保證它們參與決定的機會。

　　聯邦制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它限制了國家權力，促進了與公民的接近和地區的多樣化。憲法規定的聯邦、州、市鎮所擁有的行動自由和財政自由必須得到保障。聯邦制也必須成為塑造歐洲共同體的原則。通過各民族國家所進行的跨越國界的區域合作，各種成熟的傳統將能使面向未來的行動取得豐碩成果。

　　我們要把歐洲共同體進壹步發展為歐洲合眾國。按照《基本法》第 24 條的規定，把國家主權轉交給歐洲共同體，將會使傳統的國家結構得到補充。共同體的男女公民應能參與共同體的決策。歐洲共同體必須由壹個經濟共同體變成壹個公民的歐洲，在其中，國籍只起次要的作用。我們的目標是，制定壹部將民主與法治國家及社會福利國家原則結合起來的共同體憲法。

　　議會民主和多數原則

　　我們宣布承認議會民主。

　　在議會民主制中，自由選舉賦予受到監督的、有壹定期限的政治權力。

　　多數派的權力需要自我約束。多數派必須同自己的批評者保持長期對話，包括議會外的對話。多數派也會犯錯誤，因此，多數派的決策必須是能夠收回的，特別是當觸及到生存基礎和危及未來世代幸福的時候。必須使後代人能夠對於自己的生活環境自主地做出決策。

　　議會民主並沒有減少和取代男女公民的責任。因此，我們要擴大公民參與，更有效地實施請願權利。在市鎮、州和聯邦所進行的全民公決和全民決策應在法律規定的界限內對議會決策進行補充。憲法對多數派權力的限制也適用於公民直接參與。

　　應當加強議會和議員在政治意向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所以，議員必須在政府提供的信息面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他們應公開自己的經濟聯系。婦女和男子應根據在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在議會中各自保持相應數量的席位。

　　如果沒有那些使民主的意向形成不斷成為可能的政黨，議會民主是無法設想的。為了實現有效的公民政治參與，需要黨內民主和黨內意向形成過程的透明度。政黨的意向形成、政黨行為和政黨組織必須與我們的基本改革目標相壹致，並能滿足關於擴大公民參與決定權的新的社會要求。

　　公民倡議組織和社會運動反映了壹種新的公民意識，它們的出現使民主的意向形成過程更為活躍。它們經常僅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們迫使人們對於壹些重要題目進行辯論，新形式的政治意向形成使我們的民主充滿活力，並且豐富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它們能夠並且應該不斷向政黨提出挑戰，但不能取代政黨。

　　社會團體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合法體現。當它們以共同幸福為目標的時候，我們尋求同它們合作。當它們不顧壹切地謀取局部利益的時候，我們要對它們進行抵制。

　　工會

　　沒有自由工會就沒有民主。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目標將我們與工會聯系在壹起。工會自主確定自己的任務。我們認為，工會的自由活動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涉及雇員利益，工會就應參與社會和政治任務的完成。我們尊重它們在黨派政治上的獨立性。

　　我們支持工會關於雇員公平分享自己勞動所得的要求，參與決定經濟決策的要求，以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要求。在經濟和社會民主化方面中我們對工會寄予厚望。

　　我們支持和維護從痛苦經驗中成長起來的統壹工會，並把它作為聯邦德國的壹項最重要的成就加以維護。

　　勞資協議自治是民主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維護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保障並加強雇員法律地位的勞資協定需要具有罷工能力的強大工會。組織自由和罷工權利是不能放棄的。

　　我們敦促在企業和管理部門中的社會民主黨雇員積極參與工會工作。

　　教會和宗教團體

　　社會民主黨承認基本法賦予教會和宗教團體的特殊意義和法律地位。在宣講布道、靈魂幫助[8]和舉行祭祀方面，教會和宗教團體是獨立的，不屈從於國家施加的任何影響。

　　我們維護思想、良知、信仰和宣講布道的自由，如果教會和宗教團體、教會小組和個別教徒通過批評、建議和實際參與致力於對社會政治生活改造施加影響，並因此接受公眾批評，我們將采取歡迎態度。我們認為這是對於社會政治對話所做的壹種重大貢獻，在這種對話中，必須保證對持有不同思想的人采取寬容和尊重的態度。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也是自願尋求對話的，凡是在我們與教會、宗教團體和教會小組雙方認為存在共同任務的地方，都要進行合作。

　　不信仰宗教的人不得受到歧視。普遍生效的雇員權利也必須在各種教會、宗教團體和世界觀團體的機構中得到保障。

　　貼近民眾的行政管理

　　我們需要壹種貼近民眾的和有效能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必須擺脫專制國家的傳統，在所有層面都是透明的，能夠受到監督的。這種行政管理不應使公民喪失進行自助、承擔責任和積極參與的勇氣，而應鼓勵他們這樣做。

　　我們主張在行政管理機關編制計劃的時候公民應更早、更全面地進行參與。司法機關對於反對行政管理機關決策的行為所提供的法律保護必須得到保障，並且應通過實行集體起訴擴大這種法律保護。凡是感到自己受到決策弊端傷害的人，都應能夠向壹名專門調查社會弊端或負責聽取民眾意見的官員求助。

　　對於公共服務部門就業人員的法律關系應統壹做出規定。其中包括人事代表權，罷工權也應包括在內。對於忠於憲法的要求必須依據基本法的自由精神來進行解釋。我們要摒棄反極端分子法的思想和實踐。

　　法律和司法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壹切權力都要用法律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並受到法律制約。法律判決應有助於實現社會公正的要求。我們要運用法律來實現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特別要用於保護弱者和維護自然生存基礎。

　　法院必須對所有人壹視同仁，我們希望處於辯護時期的男女公民的權利能夠得到重視。法院的判決具有約束力。參加審判的人必須保持獨立性。應加強男女陪審員參與審判的機會。聯邦和州的憲法法院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男女法官，必須在程序透明的公開聽證會之後，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或州議會的民主合法機構以特定多數選舉產生。

　　警察機關在執行保護男女公民、追究犯罪行為和保障法治國家的任務時，需要公民和國家機關的幫助和批評。不得依靠警察解決政治沖突。

　　刑法和執行判決也是為維護我們的法治國家秩序服務的。它們的目標是，保護公民和團體，使犯法者重新回歸社會，而不是進行報覆。對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必須給予特殊的社會照顧。

　　聯邦德國的改革政策

　　基本法提出了建議和任務，在它的基礎上，我們同其他政黨壹起在競爭中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我們感到自己對這個國家負有責任。就此而言，它是我們的共和國。它有許多缺陷。因此，我們希望它的現實情況接近於憲法規範。我們把民主社會主義帶進了這個共和國，為的是使它能夠成為憲法規定的那樣：壹個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為此，需要持久不斷的改革。我們是改革的政黨。

　　改革工作經常以小步進行。對我們來說，辨清方向比步子大小更為重要。

　　改革工作必須克服強大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它不僅是政府、議會和政黨的任務。重大的改革只有通過公民對話獲得多數人積極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政治文化

　　沒有爭論的政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的爭論方式必須體現出我們為之爭論的目標。即使是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也不能為了神聖目標而不擇手段。

　　沒有基本共識的爭論會導致思想領域的內戰。我們讚同與那些承認憲法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規則的社會力量達成基本共識。在各種形式的爭論中，這種共識應是清晰可見的。

　　如果未來構想與現實的矛盾之間不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就會變得十分虛弱。只有當千百萬具有自我意識的男女公民在未來構想中看到自己的希望，這種未來設計才會有效地發揮作用。

　　只有當人們能夠負責地參與設計和體驗政治，能夠不受約束地將自己的設想引入政治的時候，才能釋放出團結互助社會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那種力量。只有這樣，政治才能擺脫被動執行客觀強制的狀況，采取必要的行動，實現生活所需要的改革。

　　Ⅴ.我們通向未來的道路

　　希望不是通過排除危害，而是在公開對話的啟示中產生的。

　　改革政策建立在希望基礎之上。在甚至那些值得保留的事物也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拯救的時候，改革工作就成了惟壹負責任的政策。

　　我們的未來構想是：建議成立壹個新老社會運動的改革聯盟。這個聯盟的核心仍舊是與工會合作。但是，它也必須包括壹切通過日常生活體驗、或者通過積極投身新社會運動而堅信有必要進行深刻改革的人。

　　我們需要壹個包括盡可能多的團體和力量的廣泛的改革聯盟。這是因為我們必須戰勝這樣壹些人的反抗：他們將壹切有利於自己盈利企圖、有利於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事情統統宣布為進步。只有許多人形成共同意願，並且大力宣傳各種特殊利益如何損害公眾幸福，才有助於抵制少數人的權力優勢。

　　我們並不許諾在地球上建立壹個天堂。但是我們能夠共同抵禦危險，減少風險，壹種新的、更加美好的制度包括：

　　― 壹個眾多民族的民主共同體，它將為地球繁榮昌盛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 壹個擺脫了戰爭和軍備競賽的瘋狂、不以武力解決沖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於保護自然界和消除饑餓的人類，― 壹個公正分配收入，擴大雇員在生產性資本中的股份，始終具有可靠的社會保障的社會，― 壹種在生態和社會領域進行革新的經濟，它節約地使用有益於自然的能源，消除核時代遺留下來的負擔，― 這樣壹個社會，它在降低經濟增長率、減少職業勞動和增加個人勞動的情況下，提高社會富裕程度，通過更加健康的環境、更少的恐懼、更人道的勞動世界和更多的個人支配時間來改善社會的生活質量，― 壹個使所有人都能從事符合人尊嚴的工作的社會，它在兩性之間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和家務與家庭勞動，促進勞動中的參與決定和自決，― 壹個在婦女與男子、青年人與老年人、德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實現了平等與團結互助的社會，― 壹個所有公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時能夠權利平等地作出決策並能貫徹實施的社會。

　　我們的綱領只能在批評性的對話中實現。我們呼籲壹切願意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幫助的人，用他們的合作、他們的聲援、他們的批評和他們的想像力來激勵和加強德國社會民主黨。

歐洲左派國家的本質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半，結束了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會談後，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立即投入下一步計劃--訪問英國工黨。但在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系後，所得答覆是， 辦理簽證手續需一星期。這樣，即使拿到簽證赴倫敦，也會錯過與法國社會黨約定好的會 見時間。代表團三成員經過討論，決定改變計劃，這次就不訪問英國工黨，取道南下， 訪問不在原計劃中的丹麥、荷蘭等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由於時間還有富余，我們決定去拜訪陳世忠 先生。

　　五月二十二號傍晚，代表團一行三人應邀到流亡瑞典的著名民主人士陳世忠先生家作 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氣候溫暖而清涼，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緯60度的斯德 哥爾莫比位於北緯45度的哈爾濱還要溫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離斯德哥爾莫市 區約一小時車程。小鎮處處綠草如茵、大樹挺拔。安靜清潔的街道蜿蜒在綠色大自然 中。下了公共汽車後，沿著小徑走向不遠處一群掩映在樹林後的公寓樓。世忠先生指著 那里說：“看，那就是我的家。”

　　雖是第一拜訪，亦不知下一次拜訪會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歡迎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那樣熱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們，使我們深受感動。陳太太在熱情地招呼我們之後，就立即下廚作菜，未幾，幾碟美味的中式佳肴就端了上來。已近一星期沒有嘗到中餐美味的我們道謝之後就大快朵頤了。

　　餐間，陳世忠先生的子女與我們攀談，氣氛十分輕松融洽。聊談間，我們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極其頑強的意志和努力吸收異國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兒在就讀大學，短短幾年間已基本掌握相當困難的瑞典語，各科學業成績優異。她對未來充滿信心，決心今後在以學到的專長服務社會的同時，還以自己的雙語優勢來促進中瑞文化交流，和增進中瑞人民的友誼。世忠的兒子，比世忠晚來瑞典一年半。現在也在大學學習，並且積極參加各項活動。生活在瑞典這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他感到非常幸運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別地希望能為中國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華人數量屈指可數。世忠先生一家除與這些華人家庭聯絡外，還積極融入當地社會。世忠先生全家經常參加各種社區活動，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體育運動。世忠先生參加了瑞典社會民主黨，他的理念和熱忱得到許多黨員朋友的讚賞 和推崇，他所在的黨組織已決定推舉他參加所在選區的議員競選。世忠先生已經接受，並為此作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曉英文，現在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種活動，他又刻苦地學習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種比較特殊的球類運動--台球。世忠先生一家興趣盎然地參加這項運動。本來台球運動需要很大的肌肉爆發力。對於身材較細瘦東亞人來說，先天性地不占優勢。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經過刻苦鍛煉，成為瑞典國家隊的成員，並在好幾次比賽中活得獎牌、獎狀。世忠先生把這些獎牌、獎狀拿來給我們看，眼中閃爍中自豪的光彩。

　　由於晚間車次所限，我們不能久留。晚飯後不久我們就起身告辭返回斯德哥爾莫。世忠先生把我們送到車站。瑞典的公共汽車真是準時，踏著分針來到。世忠先生立在車外，車開動後仍向我們揮手告別。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給我們以極大的啟思。猶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積極紮根，頑強生長。這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華夏民族的勤勞、聰慧、好學、善良，使之有著無限的生命力、適應力。這種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著典型的體現。他們對生活積極的態度深刻地嵌印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成為激勵我們的榜樣。

　　當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馬路的轉彎處；當那個小鎮已模糊在黝黑的夜幕中時，我們心中都默默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們的家庭在這里開花結果，把中華文化嫁接在北歐文化上，那遠源的遺傳基因優勢會結出尤其優秀的果實。

　　返回斯德哥爾莫的火車，車廂里乘客稀少。劉國凱等一眼看到車廂那頭有位東亞面孔的人。瑞典中國人極少，那是個中國人嗎？劉國凱等很自然地走過去，用英語向他詢問。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就在他身邊坐下並攀談起來。

　　王先生來瑞典已將近二十年。在國內醫科大學畢業後再留學瑞典。學成後在瑞典做外科 醫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紀有四十多歲，但看上去只是個三十出頭的大青年。我們問他有 什麽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說沒有哇，在瑞典這種安寧的社會中生活，人心情輕松愉快， 就會顯得年青些，如在中國那種爭奪性很強的環境中生活，人都會快衰老些。你們知道 ，瑞典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幾句話使我們對王先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好感。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縱橫談起來。王先 生告訴我們他每月收入有七萬多克朗，稅後只有四萬多。幾種稅加起來拿走了他工資的 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對此並無微詞。他對瑞典國民收入的相對均衡而造就的社會和諧、 人心安定深表認同。

　　我們笑對他說：“外科醫生在國內可是一大神聖呀！像你這樣有國內醫科大學文憑，又 有留學學歷，再加上多年臨床經驗，回國去可真是前(錢)途無量呀！”

　　王先生聽懂了，笑笑說：“是錢途無量吧？我知道，國內一些從前的大學同學也建議我 回去。可是國內那種生活氣氛我已經不能適應了。”

　　“為什麽？”

　　“人際關系太勢利。回國探親過幾次，實在不慣那種喧鬧奢侈。還有他們小聲卻津津有味講的紅包。醫者救死扶傷，醫德喪失到這樣的地步，還有什麽好說的？”

　　聽了王先生這幾句肺腑之言，我們對他更對肅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寧願留在瑞典過 這種踏實的、連刷刷墻壁都要親自動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賣醫德換取的優裕奢華。

　　後來，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風三句不離本行地與王先生興致勃勃地談起怎麽教育好少年兒童時期子女的心理學問題。劉國凱、劉因全對此是門外漢，遂漸漸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風對他們大聲說，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來倉促對王先生揮手告別。

　　在我們逗留斯德哥爾莫的三天中，有兩次去一間店名叫“亞洲城” 的中餐館就餐。吃 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湯面。單價95克朗。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項目。五月二十四日我們第二次去時，大概由於是熟客了，waitress張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點題外話。

　　她問道：“你們是大陸來的嗎？”

　　我們反問她：“你看像嗎？”

　　“不像。”

　　“為什麽？”

　　“大陸來的旅行團會有導遊帶著，但你們也不像大陸來公幹的。”

　　周延風說：“大陸來的共產黨官兒怎麽會到這里來呢？”

　　劉因全說：“就算來了也不會只吃大碗面。”

　　張小姐說：“大陸來的公幹也有到我們店子里來的，可那氣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 喝地叫‘喂！服務員，過來！’一點禮貌都沒有。”

　　我們一聽，樂了，問她：“你看我們怎樣？”

　　“明顯不同啦！”

　　劉國凱說：“共產黨的官來了不會像我們這樣只吃大腕面，而會叫很多上菜，給你們店子帶來一大筆生意不是很好嗎？”

　　“生意多少是老板的，反正我就知道他們吃的是公費。我就氣他們拿公家的錢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貴的。”

　　聽了張小姐這翻話，我們都明白她雖是個waitress，但很有正義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湯面來後，乘著還沒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張小姐還跟我們談到她的回國見聞。她說：“回國一趟，看到可氣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醫院時，就親眼看見醫生護士把受了傷，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醫院。一點人道都沒有。我們瑞典這里哪會那樣。還有，我帶孩子看病時，醫生護士的那臉色啊！後來知道我們是從瑞典回國探親的，又都換上笑臉。真正一副勢利相！……”

　　吃完面結賬離開時，周延風向張小姐亮出了我們的真實身份，並對張小姐說：“社會民 主主義最關注社會公正。瑞典這麽國富民安、社會和諧就是因為實行了社會民主主義。 以後若有機會我們請你到中國講你在瑞典生活的親身感受，你願意嗎？”

　　張小姐爽快地回答：“沒有問題！”

　　從王醫生到張小姐的這些言談，我們深深體會到潛藏於民間的正義，增強了我們為在中國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念。

　　我們乘坐的長途巴士於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點多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在我們的想象中，作為一國首都的城市，其長途汽車總站一定會有相當的規模。到達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車總站里候車室的凳子上打個盹。位於北緯五十幾度的哥本哈根這個季節不到四點就天亮了。幾個鐘頭不難挨，還正好節省一晚的旅店費。

　　不料情況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想。哥本哈根的長途汽車站根本沒有什麽候車室，只有一個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關了門。車子就暫停在一個空場地上。什麽？到站了？站在哪里？我們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著雨。車子還要繼續上路。司機催我們趕快從車底行李櫃中取走行李，然後嘟地開走了。望著冷酷無情遠去的長途汽車，我心中升起一陣被遺棄的感覺。我們拎著行李廂、淋著雨茫茫然地望著空蕩蕩的場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漫無目標地走在渺無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燈也顯得尤其昏暗。風把雨用力砸向我們，雨濕透了外衣再向里邊滲透。我們不知該怎樣度過這個風雨交加無處藏身的夜晚。難道真的要成為流浪漢？仿徨中轉過一個街角，劉國凱發現遠處有座高樓燈光相當明亮，建議過去看看。天無絕人之路，那就是一間旅店。問問價錢三人房換算為120歐元，真貴。但別無選擇了。辦理完手續，換洗完就寢時已是一點多鐘。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 早晨九時，我們按時交了房後，就去打聽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在哪里。但我們被告知今天是節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沒有辦法，我們只 好放棄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的打算，繼續南下荷蘭。

　　下午兩點半，我們乘坐長途汽車南下。但汽車不到荷蘭，只到漢堡。我們必須在漢堡換乘火車才能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點到達漢堡，十一點就有一班火車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這趟火車不直達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個叫恩斯特的車站轉車。轉車須等四個多鐘頭。我們想，不要緊，就在恩斯特的火車站候車室里休息四個多鐘頭吧。然而，我們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車站候車廳里竟沒有一張凳子。坐在地上不是辦法。在候車大廳里轉來轉去也難以打發那四個鐘頭。後來周延風發現車站的站台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攝氏8度的低溫中，再加上風呼呼地吹來，坐是坐不住的。劉國凱為了禦寒，就在站台上到處走動。沒想到這下有意外的發現。站台的另一端有間玻璃屋，屋里靠墻有三張長凳，而且還開有暖氣。這一發現使劉國凱大喜過望。他立即把這好消息通知劉因全、周延風。三人立即遷徙，進入這“北國江南”。劉因全、周延風倒頭就睡下了。不久兩人鼾聲此起彼落。劉國凱睡了一下睡不著，也擔心睡過頭誤了車，就幹脆起來拿出筆紙起草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會談的紀要。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總算到達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個雨天。代表團一行三人幾經轉折冒雨來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樓。據說荷蘭工黨總部就設在這里。可是荷蘭也在放假。這時我們才知道，北歐幾國都同時都在放假，是慶祝二戰解放的節日。我們已預約五月三十日(星期二)與法國社會黨會晤。那就暫留在阿姆斯特丹，爭取五月二十九號上午能會見到荷蘭工黨，再立即趕往法國巴黎。

　　確定了日程後，就開始解決住宿問題。跑了許多家旅店都說客滿。我們這才意識到情況不妙。北歐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遊重地，看看街頭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遊客，不由心里發毛。我們尋找旅店的足跡愈來愈往市區邊緣移。由於雨愈來愈大，拖著行李到處走實在沈重。劉國凱建議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車站，由劉因全看著，他和周延風再向更遠處尋找旅店。

　　平時，劉國凱從不穿皮鞋。這次出訪為鄭重其事穿了皮鞋，在這幾天的顛簸跋涉中，腳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有客房的三星級旅店。單人房100歐元；雙人房150歐元一晚。住三晚共750歐元。哪里住得起？由於北歐物價遠遠高於紐約。旅店費和就餐費都大大超出預想。雖然帶出來的錢是加了安全系數的，但若這樣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國的危險。為節省開支，許多餐都只以面包清水湊合。在最大宗的開支--旅店費上不能不更“摳”些。又找了幾間，客滿。唉，難道我們真的要在750歐元的高價和做一次流浪漢之間作出抉擇？

　　周延風終究記起他是帶了把雨傘來的。這次從行李箱中拿出來使用。雨疏一陣緊一陣。一把雨傘兩個人用。兩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經過一個公共汽車站時，十米之外劉國凱就看見兩個身材修長，五官長得相當甜美可愛的荷蘭洋妞對著他和周延風詭譎地笑著。擦身而過時，那莫測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點摸不著頭腦。正在狐疑之間，周延風開腔了：

　　“喂！國凱，你覺察到剛才那兩個洋妞對著我們古怪的笑嗎？”

　　“察覺到了？嘿！怪了，笑什麽呢？”

　　“笑什麽？笑我們是男同性戀罷！”

　　“什麽理由？”

　　“一把雨傘兩個男人靠得那麽近來打。”

　　“這就成為判定我們是同性戀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傘才三、幾塊錢，誰買不起？還要兩人共一把雨傘，不是同性戀是什麽？”

　　“是不是北歐有些國家同性戀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蘭就是。”

　　“既然這樣就應見怪不怪，何必對著我們怪笑。”

　　“那也不未必。因為我們是東亞人。東亞人搞同性戀還是很少的。物以稀為怪嘛！”

　　“還是其他民族的人敢於表達，如果是中國女孩，有什麽驚訝疑問都會裝在肚子里，不會對著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這兩個洋妞長得還真不錯。”

　　“是不錯，只是不但比我的兒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兒小。長得錯不錯，不輪到我們來品評了。”

　　“哈哈哈！”

　　洋妞莫測高深的笑暫時驅走了劉國凱、周延的煩惱。帶來一股生活的樂趣。可是，稍過一會，一陣急風夾著雨點打來，他們重新省悟到自己準流浪漢的處境。前面還有最後一個希望。是間三星級的旅店。城區已將盡，再往前就不會有旅店了。

　　進去後，旅店服務生給了他們一個喜出望外的消息。此處有空房。雙人房分兩種。一種是160歐元一天，一種是110歐元一天。劉國凱立即決定就住此處，租110元那種。周延風問：“只是雙人房，怎麽辦？”劉國凱說：“兩人睡床一人睡地上。總不能租兩間雙 人房吧。”

　　辦完手續進去一看，才知道為什麽這種雙人房便宜那麽多，原來是閣樓房。一邊是斜的 ，直腰就撞頭。但是既省了錢，又不至當流浪漢，值了！西式床無論大小都是分上下墊的。劉國凱靈機一動，把其中一個上墊拉到地上，於是兩張床就變成了三張床。三個人的就寢問題就此解決了。流浪街頭的夢魘總算過去。

　　在瑞典的斯德歌爾莫我們就看見用以代步的自行車。愈往南走自行車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車的陣容龐大威武。在火車站外、汽車站外以及市區的某些公眾場地上，都設有不收費的自行車停放點。所停的自行車從數十到上千，蔚為大觀。阿姆斯特丹新城區的街道都設計有自行車道。除一般類型的自行車外，還常見帶嬰兒籃的自行車，設計得安全堅固，十分實用。

　　從經濟購買力來看，北歐諸國的民眾並不比美國低。可是為什麽自行車，這種在中國城市都相當式微的交通工具在北歐卻大放光彩呢？

　　從德國到瑞典，再從瑞典到丹麥、荷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公共汽車上問路。公共汽車到站了，我們上去向司機詢問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該搭乘這班車，由於司機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經過一些手勢語言的輔助才能成功取得相應信息。這時，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安詳地等著。有兩次由於問的時間太長，我都擔心有乘客會不滿意。想不到氣氛仍然是那麽安祥。我轉身向乘客們抱歉地笑笑，他們也對我回以微笑。這種情況使我感覺到北歐社會的安祥、生活節奏的舒緩、和對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於生活節奏的相對舒緩，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車有拓展的空間。當然，北歐諸國的城市規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車用於交通，其半徑以五公里左右為限。太遠則有困難。不過光這一點仍不能圓滿解釋紐約這類特大城市自行車的徹底出局。在紐約的皇後區和布魯侖，許多人的上班處離家也就只一、兩公里的距離，但人們也要開車或乘車。公共汽車站兩百米左右就有一個，似乎人們都不大願意走路。而在北歐這樣的上班距離人們就會選擇騎自行車。於是這又使人悟出北歐自行車文化的發達除來自生活節奏的舒緩外，還基於人們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確實，美國人對能源是不夠節約的。有統計數字說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國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歐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其中，北歐的自行車文化功不可沒。此外，歐洲的汽車都設計得較小也是原因。北歐的一般用車和出租車都是四缸小車，而且許多都是中國的夏利牌型--沒有大後倉。九十年代後期，歐洲還設計出一種單人小車。坦率地說，那種車從美學角度來看是乏善可陳的，但它仍有市場。看看在美國往往一個上班族開著一輛六缸車、甚至越野多功能車，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間的北歐男子甘願鉆到小巧玲瓏的汽車里，這種小車文化與自行車文化同時說明著北歐人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那麽中國呢？據說中國經濟在起飛。起飛的標志一是東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里自行車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車潮不能印證一個社會工業的發達；同樣，一個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車文化亦不能印證它工業的落後。北歐社會就是例證。

　　如果說，美國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車時，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車時而使用之，其根源來自一種習慣生活方式。這個方式隱含著對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視。那麽在中國，不必要使用汽車的人們也要購買汽車說明了什麽呢？

　　中國有這樣一些情況，廣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農民由於賣地而迅速致富。但這個致富是相當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將使他們失去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土地有關的再生產手段由此絕對消失。賣地相對來說的巨額收入如不作相應的投資而只用於消費，那麽將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許多農民在不費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卻了正確的人生的方向。這些收入除了成為那些地方賭檔和黃業的經濟支柱之一外，也促進了汽車的銷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農民在本無需要、或買“農夫車”更實用的情況下，購買了小汽車。以此向左鄰右舍炫耀。這種炫耀又會拉動攀比鬥富的社會效應。

　　摩托車在汽車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是自行車到汽車的過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車而不必用摩托車，如果是長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車的疾風吹擊。故此，在當今世界，摩托車除了作為一項專門運動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門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國，摩托車急速地把自行車擠出社會。大、中城市里的許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車為恥。因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購買摩托車。由於市區摩托車泛濫成災，交通部門不得不緊縮或停止摩托車車牌的發放。然而在北歐，人們看到的是小型汽車與自行車並存，很難看到摩托車的蹤影。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麽呢？說明了北歐社會與中國社會大相徑庭的社會生態。北歐安祥、務實、富而節儉。中國浮躁、虛華、未富先豪。

　　性交易合法化會造成性泛濫，這應是一個正向邏輯。它極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個想出賣自己身體的女人都可以去出賣。任何一個想以金錢購買願意出賣身體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購買。於是社會性行為會變得十分放蕩。社會道德操守滑坡。許多人因此沈淪；許多家庭因此解體。

　　可是這個邏輯與我們在北歐各地感受到的社會生態不符合。北歐社會安祥、和諧的氣氛折射著它道德風貌的水平。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其結構依然穩固。至於是否造成了性泛濫？我們也沒有明顯感覺。這主要是從街頭廣告和書刊報紙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歐洲的過程中我們簡直沒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頭廣告和書刊。當然，這也許是由於我們只是浮在社會表面，沒有進入它的深層。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們遇到從瑞典南下後唯一沒有下雨且陽光普照的好天氣。中午在斜頂房里吃了面包清水後，就入城到處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確獨具一格。許多條運河把城市劃分成許多塊塊。每條運河旁邊都有道路。據說這是它與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區別，威尼斯的水道常緊貼房屋。由於歷史悠久，古跡很多，我們在在許多地方攝影留念。老城區的房子年代久遠，有些已明顯歪斜。上面嵌有18幾幾年，甚至16幾幾年的字樣。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豈能不舊。

　　由於是星期天，又是艷陽天、還是大假的最後一天，阿姆斯特丹街頭的遊人特別多。老城區里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幾乎走不動。我們隨著人群漫無目標地飄流著。飄呀飄，突然周延風指著前邊說：“你們看，那是什麽？”劉國凱、劉因全順著他的手指望去，小運河對面街道的一間樓房的二樓有一個穿著紅色比基尼裝的洋妞站在一個落地大窗前，對著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麽回事？我們三人不無驚訝。隨著人流繼續向前，我們很快明白了，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體體現吧。因為到了跟前，我們發現不僅是那間房子的二樓有這樣的鏡頭，在這條街的兩邊許多房子的一樓、二樓都有類似的鏡頭。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識地予以集中，還是業者的自行集中則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處流速更為緩慢。人們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間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駐足下來行注目禮。人群由老中青組成，甚至還有為數並不少的女子。這條街大約兩百米長，還有幾條橫巷。總共大約有幾十間這樣的“玻璃展覽屋”吧。屋里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數黑人，還有個別亞洲女子。一個無可更改的自然法則是，人們在經過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閨門前時，速度大多只稍慢於一般步行。而在美麗的白人女子門前，速度減為零。作某一時間的暫停後，才再向前移動。

　　大約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完了這條“泥濘”之路的兩側及橫枝。

　　“怎麽樣？你們有何感覺？”劉國凱發問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點感覺，對這種形式也完全無法接受。”劉因全說。

　　“我也覺得無法接受。如果我是個還沒結婚的青年人，我就會對其中某個我認為最漂亮的女子說：跟我走吧！嫁給我吧！我不會計較你的過去。”

　　“哈哈哈！”

　　“你的感覺又如何呢？”劉因全、周延風反問劉國凱。

　　“我？我只是理論上承認其中有的女子確實美麗，但在實際上毫無感覺，不知這是不是我比你們年長一截所造成的實際狀況吧！”

　　“哈哈哈！”

　　“這里還有個實際情況不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進到玻璃屋里邊去。”劉國凱說。

　　“好像有，當然少。由於進去只是個一瞬間的過程，數量少我們就會注意不到了。”劉因全說。

　　周延風補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門簾、窗簾，這是否可以解釋為已有人進去了。”

　　離開那個街道後，我們的討論有所升級。就是性交易與性泛濫的關系問題。此處性交易雖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頻度顯然很低。從粗略的統計來測算。在我們流經那條街的一小時左右里，會有數千人流經那條街。其數量應為玻璃門後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換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為的話，那些門簾、窗簾就都會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數。這就是說，性交易合法化並未帶來性交易發達。這是性未泛濫的指數之一，亦是一個反向邏輯。

　　我們想到了中國。由於去國已久，對國內有關情況並無直接認知。不過，也從一些報刊中了解一些情況。據報導一個內陸城市太原從高檔夜總會到最低檔的洗頭屋，其色情場所超過一萬家，遑論東南沿海地區。性在中國遠比在北歐泛濫。這是為什麽呢？

　　性交易的頻度與其是否合法並無直接因果關系。這已為我們的親眼所見證實。性交易被列為違法的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其頻度一定遠高於被列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見性泛濫與否還跟其他因素有關。那麽跟什麽因素有關呢？

　　首先會與社會公權力被壟斷有關。中國共產黨壟斷了社會公權力，其官員在經濟上大肆貪瀆的同時就是無可遏制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帶動了性索賄和性賄賂。中共官員幾乎無官不貪，也幾乎無官不享有情婦甚至多個情婦。除情婦以外還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這是性交易廣大堅實的買方市場。這種性交易是高層次的。它不被中國法律所控制。中國共產黨的法律對底層社會的性交易是予以嚴厲懲罰的。“嚴打”期間曾屢將組織賣淫者判處死刑。但對共產黨官員的違法性行為卻熟視無睹，若非因其他問題東窗事發，中共官員的性索賄、性受賄、性享受永遠都不是問題。

　　性泛濫在中國得以形成在於它還有永無竭盡的賣方市場。既有大量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賣淫之途，也有一些受過相當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學生側身其間。天生麗質並欲以此為資本攀入上層社會者，由於有大量權力不受約束的共產黨官員的存在，使她們的企圖得以施展。社會公權力與美色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編織了中國當今社會性交易絢爛多彩的織錦。

　　除此之外還有個情況，就是由於東南沿海地區聚有大量性苦悶、性壓抑的民工，這促使了社會低層次性交易的活躍。不過，這與上一個社會現象相比顯然居次要地位。

　　北歐社會的性交易基本是個人行為。性交易不與社會公權力掛鉤，就永遠走不出低谷。如果人們系以其工薪結余去賣春，那麽永遠不會創造出碩大的買方市場。如果一個社會對其成員都保障了他們的生活，那麽也抑制了賣方市場的成長。在不存在公費養情婦和公費嫖妓的社會機制下，人們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麽，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輝煌的局面。

　　性交易應予合法化與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會學者們一直在進行著不倦的辯論。反對者多從道德層面著眼。讚同者多從實際著眼。諸如釋放性壓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會、黑警的肆虐等等。

　　對此，我們沒有研究，也沒有成型的定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袍澤們有許多更重要的問題要考慮。這類問題根本排不上號。但是，我們北歐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況，卻啟思我們，在一個民主的、尊重人權的社會里，即使性交易被定為合法化，也不會導致性泛濫。而在一個社會公權力被壟斷、底層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的社會里，即使周而覆此地掃黃嚴打，性泛濫和社會道德淪喪亦都難以逆轉。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點，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車站買到柏林的車票。(我們的飛機票是美國到柏林的雙程票)火車票價要兩百幾十歐元。劉國凱提出，是否到汽車站看看。根據從瑞典一路南下的經驗，汽車票價遠比火車便宜。果然，汽車評票價不足一百歐元。搞定了到柏林車票，我們開始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

　　在早晨離開旅店時就問過旅店櫃台員：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里？答覆是：“什麽法國社會黨？法國社會黨是幹什麽的？”我們愕然。有沒有搞錯呀？法國社會黨是個什麽都不知道？不關心政治也不至於到這種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問了，走吧！

　　在搞定車票問題，正式進入尋找程序後，我們才知道情況十分不妙。

　　首先是語言問題。在旅店時，櫃台員是用英語跟我們溝通。但後來我們在外面向人詢問時，無一人用英語作答。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麽。這使我們悟出，旅店櫃台員是要作生意，職業需要，故肯用英語。而其他人則一律固執用他們的民族語言--法語。

　　在德國、瑞典、丹麥、荷蘭，我們基本沒有碰到語言困擾。雖然這些國家的人們英語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雙方磨合一下，還是基本可以溝通的。

　　世界五大語系中(印歐語系、漢藏語系、南島語系、阿爾泰語系、閃含語系) 操印歐語系的民族人數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歐語系又分五大語族：日耳曼語族、羅馬語族、斯拉夫語族、印度語族、伊朗語族。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許多歐洲國家與英國均屬日耳曼語族。同一語族中互相學習對方語言並不很困難。這就像漢藏語系中的漢語語族里，北方語支的漢族人去學習吳越語支、南粵語支，斷不致像學藏緬語族那麽困難，更不消說沒有學其他語系的語言那麽困難了。同樣道理，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國的人學英語確實會比系屬羅曼語族的法國人要容易些。

　　可是，這還是不能解釋法國人的英語水平為何如此之“低”。法國人學英語總不會比中國人學英語更困難吧？須知法國與英國不但同在歐洲，而且是近鄰，兩國語言畢竟又同屬印歐語系，法國的國民教育水平也相當之高。

　　困惑中劉國凱突然省悟道：“我們怎麽會忽略這麽一個重要問題。其實我早聽說過法國人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熱愛本民族語言。非特別必要，他們是拒絕講英語的。而且據說從文法上來看法語比英語更嚴謹。為防歧義，有些國際條約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語翻譯，擔任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一職的周延風也說：“是，不要說在這里，加拿大的法語區的魁北克還一直在鬧獨立哩。”

　　法國與英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對歡喜冤家。兩國皇族之間淵源不斷卻又征戰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紀時打了一場天昏地暗的百年戰爭。聖女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戰爭中的法國女民族英雄。英國、法國都有自己引以為自傲的遺產。你有莎士比亞、瓦特、克倫威爾，我也有巴爾紮克、羅伯斯庇爾、拿破侖。多少年來我們都是般長般高的。憑什麽你英語當今就風靡天下，我法語就龜縮一角？好，就算你英語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們法國，沒門！你英語一邊涼著去吧！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次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訪法代表團就作了池魚。

　　怎麽辦呢？問一般人是毫無結果的，劉因全提議，得找政府部門的人問問看如何？由於看到街上有東亞面孔的人。劉國凱說：“我們且假定那是中國人，用中國話問他們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里？如答不知，就問巴黎市政府在哪里？總不會不知市政府在哪里吧。”這個主意倒還有點效，我們借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何在吧！而且他們總肯對我們講英語吧？

　　可是市府前(其實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們亦不敢肯定) 有兩個警察把守，不讓我們進去。無奈，離開那里左右徘徊中發現一側門有人魚貫而入，只須檢查提包。我們隨著人群成功地混入。這下好了，一定能問得著了。

　　但是，高興得太早。進去一間辦公室恭謹發問，得到的亦是法語回答，不知所雲。旁邊一個中國婦女聽到我們對話就說，這里是辦理領取企業執照的機關，你們提的問題他們不一定知道。你們找法國社會黨總部可以到中國大使館去問。我們說謝謝！當然我們不會去那里自討沒趣和自投羅網。

　　走出這棟辦公樓後我們在院子里倘佯。又問了兩個人，沒有答案。我們不知該如何是好。時間在一分一分地過去。我們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沈。今天是最後機會。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難道這次真的連法國社會黨也會見不成了？唉！法國社會黨總部，你究竟在哪里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個側門時，劉國凱說：“不可以出去。要問還是在這里找人問，這里的人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畢竟高些，若到外邊隨機地問過路人，經驗已告訴我們，那樣效果是很低的。”說著，劉國凱看到一位服裝很講究的約五十多歲的西裝革履者從辦公室走出來。劉國凱立即建議周延風去問他。這一問徹底改變了代表團的命運。這是我們碰到的唯一願意用英語跟我們對話的法國人，而且他告訴了我們法國社會黨總部所在地址。並把地址寫在紙上。我們問他步行要多久？他說大約半個鐘頭。我們歡天喜地地離開了那個院子，開始了新的“征程”。

　　按著他指的大致方向，我們直奔而去。為了不至走彎路，我們不停地問人。這次語言只是輔助物，關鍵是出示那張寫有地址的紙，被問的法國人說什麽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這是沒有問題的。大約用了四十多分鐘，我們到達了目的地。當看到那位於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棟普通的三層樓房，樓房前的院子里掛有一幅巨大的宣傳畫時，我們不由得一陣激動。嗨，法國社會黨總部，我們總算找到你了！因為那福巨畫上寫著法國社會黨要爭取2007選舉的勝利。我們不懂法語，但只須從英語去猜亦大致無誤。

　　這次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坎坷全因劉國凱的頭腦中共產黨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實在赴歐之前，劉國凱的助手與法國社會黨進行過很多聯系。要預先得到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里根本不是問題。“業余鬧革命”的極端忙碌不能成為理由，關鍵在於劉國凱潛意識深處認為，只要問巴黎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里。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劉國凱其實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識。他從北京任何一個市民、中國任何一個省會的市民、任何一個縣城的市民，都會知道黨中央、省委、縣委在哪里，而潛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里。因為法國社會黨在八、九十年代曾連續十四年執政。1995年後雖失去總統職位，但在國會中仍保持強大影響力，總理一職亦曾繼續在社會黨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應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國家中的執政黨與專制國家中的執政黨，不但有原則的政治理念區別，其在民眾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專制主義的黨，黨和社會公權力是合一的。民主制度下的黨與社會公權力是分離的。中國共產黨是絕對權力的象征，是絕對正確，絲毫不可反對的神聖。而民主社會中的政黨是什麽？那只不過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組成的社團而已。如果競選勝利了，它可以執掌政權。但它隨時都會在競選中失敗，而回到社團的地位上去。民眾只是需要知道各級、各部門的政府機構在哪里就行了？因為要辦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這些部門，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個黨的總部在哪里。某個黨競選勝利了，有事就找相應的這個黨組成的或領導的政府部門。而不需要找這個黨的黨部。如果某個黨競選失敗了，那就更不必理會它了。這和固定壟斷社會公權力，不容絲毫染指、覬覦的中國共產黨何止天淵之別。

　　另外，從實體硬件上來看。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部--中國俗稱黨委員會--大樓是多麽巍峨輝煌。這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物化象征。那大樓的宏偉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質原因。對比一下法國社會黨的總部，就那麽一棟不起眼的樓房，更沒有什麽警衛之類。要不說，你就算從它門口經過也不會感覺到的。

　　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喜劇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上了生動的民主一課。也促使自以為懂得了民主的他們，尤其是身為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劉國凱，痛感自己腦海深處其實還埋藏著許多共產黨文化的垃圾。清除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進中國民主事業的前提條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由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秘書長劉因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分別訪問了瑞典、荷蘭、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次訪問具有開創性質，是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第一次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直接接觸。它標志著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開始匯聚於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它成為這個潮流的一部分，壯大了這個潮流，也將從這個潮流吸取力量。

　　一、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瑞典社會民主黨總部。瑞典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安琳德、黨的競選事務負責人英格瑪和主管黨內教育的負責人桑德格雲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員、中國社會民主黨瑞典聯絡員陳世忠先生陪同會見。

　　會見開始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首先作簡短的英文發言(原文附後)，然後雙方進行內容廣泛的交談。劉國凱、劉因全以漢語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語表述。周延風擔任中英翻譯，並在翻譯過程中補充自己的意見。(此後與其他歐洲黨的交流會談中均如此)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對此，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建的過程，目前的組織狀況。他尤其著重說明的是，由於在中國國內存在著中國共產黨對民主志士的高壓和迫害，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黨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壞，成員被拘捕審訊，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處10年徒刑。

　　劉國凱著重談到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面臨的困境。他說這困境由多方面的擠壓造成。在中國國內的所謂知識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這些“主義”實質上曲折地為中共專制主義張目。在國外的異議團體中流行著自由主義，誇大社會民主主義在追求社會公正的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抑制作用。一些對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善良人們以為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共的“社會主義”大同小異，而對它采取疑慮態度。對社會民主主義最大的擠壓來自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咒罵資本主義和吹捧資本主義都抱以無所謂的態度。這是因為共產黨前三十幾年一直在咒罵資本主義，近十幾年卻又在實行最不人道的早期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是一面照妖鏡。它能照出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主義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中國共產黨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實踐，以及西北歐諸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諱莫如深。它深恐中國人民了解到這些後會加深對中國共產黨反動本質的認識，因此，中國共產黨欣賞“新權威主義”的流行；許可“自由主義”的流傳；而全力打壓社會民主主義的傳播。

　　安琳德說現在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大多與中國共產黨保持有聯系，而我們瑞典社會民主黨堅持不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系。你們對此有什麽看法？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對此表示由衷的欽佩。

　　安琳德接著說：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系並非認不清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這方面，它們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是沒有區別的。只是它們認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系有促使它發生變革的作用。對前蘇共就是這樣。

　　對此，劉國凱說：中國社會民主黨並不反對歐洲某些社會民主黨的這一做法。或許它會在某些具體事情上產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為這些聯系能促使中國共產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則是不現實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都闡述了自己的意見。意見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1、前蘇聯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歐洲國家。中國是純粹的亞洲國家。從地緣政治來看，歐洲近代、現代民主理念對前蘇聯社會的影響滲透遠比對中國強得多。

　　2、只經過幾年國內戰爭的蘇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遠小於經過二十幾年國內戰爭的中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這個階層是中共專制政權強大深厚的社會根基。

　　3、經過赫魯曉夫公開、深刻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蘇共在精神上、組織上都有極大削弱。而鄧小平盡管內心對毛澤東極為怨恨，但他從穩定共產黨政權的大局著眼，非但拒絕公開的“非毛化”，而且繼續肯定毛的功績和地位。

　　4、蘇共沒有著力於接班人的傳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爾巴喬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國共產黨則極為注重選拔、培養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經過重重識別、篩選，被確認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專制主義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竟然在中共高層內部會議上說：“不要以為北朝鮮、古巴在經濟上搞得不大好，其實在政治上它們一直是正確的。”胡錦濤講出如此荒謬的話，正從反面證明了鄧小平選拔“革命接班人”的成功。

　　根據這些分析，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認為，中國共產黨即使有一天發生根本變革，那一定是在強大的正義壓力下，而不是在溫和的建議下。因此，希望歐洲諸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給予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正義壓力。

　　安琳德提出疑問：中國的經濟有著20年的高速發展，對此，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感到困惑。你們對此作何解釋？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的解答綜合為如下三個方面。

　　1、中國共產黨歷來實行黑箱作業。它公布的數字帶有極大的虛假成分。外界永遠無法得到真實的數據。

　　2、中國的“經濟奇跡”以巨大的資源消耗為代價。有統計數字說，中國創造出同量的產值，其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國共產黨竭澤而魚的經濟政策正在對有限的地球資源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3、中國共產黨的所謂“經濟奇跡”在中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和與這些官僚密切勾結的經濟暴發戶攫取了大量的財富，而廣大底層民眾則生活在貧困之中。東南沿海城市里的高樓大廈與中西部農村的破敗雕敝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經濟奇跡”的虛假和災難。

　　在中國社會民主黨談到有加入社會黨國際的願望時，安琳德坦率地說：現在社會黨國際已有166個成員黨，還有許多黨在申請加入之中。社會黨國際對成員黨有明確的要求。一是其組織規模須達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處於流亡狀態。故此，你們的組織目前不具備加入社會黨國際的資格。

　　中午十二時半，安琳德邀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共進午餐。午餐後，安琳德另有事務要去辦。在她將要離去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她贈送了劉國凱的幾本著述和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代表團向她解釋了這有五種顏色組成的黨旗的涵義。天藍色象征自由；純白色象征平等公正；草綠色象征繁榮；土黃色象征民主；紅色象征博愛。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說：這是中國社會民主黨自制的第一面黨旗。贈送給瑞典社會民主黨是為了表示對瑞典社會民主黨所給予支持的感謝。今後，當千萬面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在中國各處飄揚時，我們都不會忘記，第一面黨旗保存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黨部里。

　　接著，瑞典社會民主黨中央競選委員會的負責人英格瑪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十二年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講解了今年競選的策略。然後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組織發展和黨內教育、黨員培訓等方面的做法和經驗，並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做法。中國社會民主黨如實介紹了有關情況。

　　劉國凱和劉因全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2000年成立後就創辦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網站，一度發展為有影響力的民主陣地。網站多次被中共網特破壞，又努力恢覆起來。2003年我們創辦了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的書籍。2005年，我黨的教育部長蔡登文創辦了<時仲論壇>雙周報。發行量達13000份。其中有專門的“社會民主論壇”版面。由中國社會民主黨美西黨部主任、著名民主詩人蔣品超擔任主編，專門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創辦這些網站、報紙和出版書籍所用的資金都是我們辛勤勞動的工薪收入。中國社會民主黨沒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間基金會申請過一分錢，也沒有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我們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我們的理想和目標。我們雖然艱苦，但充滿信心，並感到其樂無窮。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聽了極表驚訝和欽佩。她並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贈送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黨徽。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瑞典社會民主黨的訪問在友好愉快的氣氛中結束。

　　二、

　　中國社會民主黨原已與英國工黨聯系上。英國工黨國際聯絡部表示願意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雖赴美多年，但為不被中國共產黨指為沒有資格過問中國政治事務的外籍人，遂刻意保持中國國籍。由於英國在申根協定之外，經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系，代表團三成員均未能取得進入英國的簽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臨時決定南下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和荷蘭工黨。

　　五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但時值丹麥全國慶祝二戰解放節。一直要放假到下星期一(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只得繼續南下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二十六日到達阿姆斯特丹。荷蘭與丹麥一樣慶祝節日放假到下星期一。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決定把原定二十八日到達巴黎，以在二十九日訪問法國社會黨的計劃延後一天，以擠出時間在二十九號訪問荷蘭工黨。

　　三、

　　五月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訪問荷蘭工黨。由於事先並沒有預約，荷蘭工黨國際聯絡部的負責人均有事務外出不在。但荷蘭工黨秘書處得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遠道而來，遂臨時尋找能抽得出空來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荷蘭工黨人士。荷蘭工黨國際問題顧問、荷蘭工黨籍議員惹吾騰和在原有的兩次預定事務之間，利用午間(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至下午一時) 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惹吾騰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情況，代表團作了回答。惹吾騰再請代表團談談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我們對中國各種現實作了綜合概述。

　　惹吾騰對中國的現實情況十分了解。他們說：我們很清楚，現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所實行的是把資本主義里最壞的和社會主義中最壞的加在一起的最壞的東西。我們完全了解，中國某些大城市里這些年建起的許多高樓大廈並不能說明中國的經濟有多麽好。因為中國工人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與過去相比，工人農民與政府官員和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們還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歐洲民主國家采取著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國的廣大市場來拉攏歐洲國家的企業界，再利用企業界去影響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圖以經濟利益作籌碼，使歐洲國家不批評或少批評中國共產黨對民主人權的壓制。譬如我們荷蘭的大企業“菲利普”公司在中國投資賺錢，對荷蘭的經濟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中國共產黨就利用這種經濟關系來制約荷蘭政府和民間對它專制主義的批評。

　　對你們的正義鬥爭我們荷蘭工黨是支持的。但這支持主要是在道義上。尤其我們荷蘭是小國。我們也面臨國內許多問題。右翼政黨挑戰我們。我們的黨雖然是荷蘭第一大黨，但由於右翼三個黨聯合在一起，使我們失去了全國的執政權。雖然我們工黨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選戰仍然取得勝利，但亦使我們不得不更策略地處理各方面的事務。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組織了一個企業界代表團訪問中國。中國的官員對他們說：中國將建三十二個這樣的大學城，可給一個你們投資。那些荷蘭企業家眼睛都發光了。但我們荷蘭工黨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長內心卻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業家跟中國官員簽約，但他知道這些經濟事務一方面是給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輸血，另一方面使荷蘭各界在對中國共產黨專政主義作批評時更受牽制了。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此表示諒解。而且對那位市長表示欽佩。雖然他沒能阻止那些簽約，但只要他內心有這樣的反應，就說明他的良知。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會有這樣的良知。如果是那些右翼政黨的市長就不會有這樣的心理活動了。

　　惹吾騰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國內由於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高壓，一般民眾都不敢去爭取民主人權是可理解的。可是為什麽到了國外他們還是這樣呢？這些年荷蘭也來了不少中國人。他們都很勤勞。生活也越過越好。前些時，我們工黨給他們開了個大型聚會。會上有各種文藝表演，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到後來我們趁此機會增加了一個內容，就是希望他們在荷蘭創立好生活的同時也關注一下中國民主人權的進步。想不到他們說，我們不談這些，不談政治。只談把日子過好。這使我們很尷尬、很失望。你們說說，為什麽會這樣？

　　代表團回答說：這可歸納為這樣幾個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是對社會采取全面的政治高壓。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策略。它一方面對敢於批評它的人繼續采取政治高壓，另一方面誘使人們想方設法去賺錢享受，不關心社會公理正義，不批評、、不反對中共的政治專制主義。共產黨官員的貪污腐化給全社會作了極其惡劣的示範。經過這麽多年的毒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冷漠感泛濫，拜金主義盛行，道德品質大幅度滑坡。這種情況也必然帶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中。2、海外華人雖遠離中國共產黨統治，但除非他不回國，否則，如果他在國外參加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回國就會有麻煩。就算不回國，國內親友也會受到牽連。而如果在國外仍然處處表示出擁護共產黨，那麽就會受到優待，甚至回國做生意都會得到某些方便。共產黨正是用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兩手來控制海外華人。3、中國共產黨還會派特務到海外華人社區活動。在海外華人社區里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言行中起領頭作用。

　　經過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這樣的解釋，惹吾騰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還談到國內成員所受到的壓制，尤其是中央委員王小寧被判10年徒刑。而國外成員也是在十分艱難的狀況下堅持工作。一方面要做工維持生活，一方面用業余時間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動。像我們這次組團訪問歐洲，就是要暫時離開工作，工薪扣了，又自己承擔一切開支。想不到歐洲物價比美國貴那麽多。為擔心超支回不了美國，我們這些天為節約開支常以清水面包充饑。晚上只租到兩張床的房間，兩人睡床。輪流一人睡地板。有時還被大雨淋得渾身透濕。

　　惹吾騰說；你們的事跡使我們感動。看到你們，使我們想到我們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先輩。他們那時就是這樣艱難走過來的。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聽了，極受感動，極受鼓舞。我們從他們這句話感受到真摯的社會民主黨同志之情。感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個感情、這個精神超越國界；超越民族。我們想，從前有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新時代，口號應是“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者聯合起來”。他們的話成為鞭策我們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堅持跋涉的動力。

　　惹吾騰下面還有預約的事務，要結束交談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他們贈送了劉國凱撰寫的<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合影留念，揮手告別。

　　與這兩位年青的荷蘭工黨籍議員的談話氣氛尤其輕松熱烈。而且他們講話多於我們講話，這使我們得以了解到許多情況。他們的直率談吐和敏捷的思維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五月三十日淩晨，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抵達巴黎。稍作睡眠已天亮。起床後先忙著到火車站購買回柏林的火車票，然後到處找法國社會黨總部。至下午三時許才找到。法國社會黨秘書長瑪日策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瑪日策首先親切友好地詢問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已經去了哪些地方，會見了哪些黨。劉國凱把一路來的情況向他簡扼地作了介紹。並說到法國是此行最後一站。能在最後幾乎要失望的時刻找到法國社會黨總部，順利地會見到法國黨的同志，感到十分慶幸。

　　劉國凱接著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有著堅定的信念。我們深知萌發於十九世紀中葉、成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人道主義精神、社會正義和歷史智慧的結晶。它最能給社會帶來自由、公正、繁榮。當今，政治專制、貧富懸殊、社會公正蕩然無存的中國社會極需要以社會民主主義去匡正。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代表團訪問歐洲，是因為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和成熟地。我們決心使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匯聚到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潮流之中。我們希望向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學習，取得經驗。也希望在我們艱難的奮鬥中得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支持。

　　關於支持，代表團三成員都著重指出。我們希望得到的是道義上的支持。我們並不尋求物質上、金錢上的支持。固然，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許多具體工作需要物質和金錢去支撐，但我們決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實行。

　　瑪日策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狀況。這顯然是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關心的事項。

　　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狀況和困難處境。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之外建立了美東、美西、香港、台灣、日本黨部。歐洲黨部也即將建立。由於中國人由來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於中國共產黨政治特務在海外華人社會的滲透和破壞；由於海外政治異議陣營中廣泛存在著自由主義，排斥社會民主主義；還由於我們都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業余事跡里從事社會民主主義事業，故中國社會民主黨跟海外其他異議政治團體一樣，其組織發展規模都有限。

　　劉國凱補充說明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情況。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幾年來已通過種種途徑在國內建立了許多秘密黨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不遺余力地進行破壞打擊。廣東、深圳、福建等省的黨部都被破壞，領導人被關押審訊。由於被捕者最終沒有判刑，我們在海外就保持緘默，以免他們遭到更嚴酷的迫害。但最近我們獲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早於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這使我們警覺到，還有許多近年來與海外總部失去聯絡的國內某些秘密黨部的領導人是否也像王小寧那樣已被秘密黨部判刑。現在我們謹向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發出呼籲，請你們對此給予關注和援助。

　　關於援助，劉國凱繼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他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希望得到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道義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寧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們希望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施加正義壓力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如果你們的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而且是執政黨，希望你們通過政府和黨的兩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是執政黨但沒有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黨的聯系，或者你們的黨不是執政黨但與中國共產黨有黨的聯系，那麽希望你們通過政府或黨的某一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既不是執政黨，又與中國共產黨沒有黨的聯系，那麽也希望通過其他種種途徑施加影響。

　　對此，瑪日策作了很明確的回應。他說：我們願意給你們道義上的支持。但這支持需要以具體的項目來體現。王小寧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個具體項目。拿著那疊厚厚的中文材料說：你們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簡單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我們在充分了解情況後再考慮怎樣做。

　　得到如此明確的答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都十分欣慰。在輕松親切的氣氛中，代表團談到今天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周延風說；我們一路問人，都以法語回答我們，而且都說不知道。甚至警察局的警官都說不知道。這倒真令人感到有點意外。劉國凱說對於尋找你們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我們不但沒有怨言，而且從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法國社會黨總部是這樣一幢普通的建築，其所在地又不為一般市民所知，這說明了在民主制度下黨政是完全分離的。而在中國，由於黨政合一。中國共產黨鐵定壟斷政治權力，它在各地的黨部大樓都建得高大輝煌，每個城市的市民沒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在哪里的。

　　由於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系遲到訪問。瑪日策是擠出時間予以會見。四點半瑪日策另有工作安排必須離去。會見將結束時，中國社會民主黨贈送給瑪日策一本<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並希望法國社會黨能組織力量將它翻譯成法文和英文。會見在十分親切融洽的氣氛中結束，合影告別。

　　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訪問歐洲，雖有缺憾之處，如未能赴倫敦會見英國工黨，但總的來說，效果是積極的。它讓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開始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組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里--中國--不再是空白。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已行動起來，投入艱苦的奮鬥。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匯聚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在歐洲這十多天里幾近尋道取經者的顛簸奔走，體現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繞的意志。這信念和意志必將迎來社會民主主義的朝陽在東亞大地上升起。

　　2007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借到布魯塞爾參加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之機拜訪了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參與去年訪歐的秘書長劉因全因有關證件過期，且來不及辦延期手續，此次未能成行。

　　赴歐之前，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與歐洲一些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進行了聯絡。其中丹麥社會民主黨明確回覆將於5月17日下午5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法國社會黨明確回覆將於5月21日上午11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比利時社會黨由於聯系不到其中央黨部而未能確定會見日期。

　　5月14號上午，劉國凱、周延風找到比利時社會進步選擇黨總部，經詢問，方明白比利時分法語區和荷蘭語區。比利時社會黨也於1995年分成法語地區的社會民主黨和佛萊芒語地區的社會進步選擇黨，故此沒有一般概念上的中央黨部。

　　由於沒有預先聯絡確定，比利時佛萊芒語區社會進步選擇黨的國際聯絡部長外出不在，由其秘書接待。劉國凱、周延風向她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交給她今年3月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匯編等英文資料，她答應將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訪的情況轉告他們的國際聯絡部長。

　　5月16日下午，劉國凱、周延風到達比利時法語區社會民主黨總部。其國際聯絡部長接待了他們。國際聯絡部長對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到訪表示歡迎。並說她已從歐洲社會黨互通的信息中對中國社會民主黨有所了解。但她同時致歉說，由於沒有預先約定，她是在原已預定的工作日程中擠出時間來會見，因此時間不太充裕。劉國凱和周延風遂抓緊時間向她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概況，如在中國內地建立了8個省、市級黨部，在中國大陸之外的香港、台灣、日本、美國、歐洲建立了許多黨部，。由於國內存在著共產黨的政治高壓，國內的黨部和黨員都是處於秘密狀態。但盡管這樣還是遭到共產黨的打擊迫害。許多秘密黨員都被共產黨傳訊關押，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10年重刑。劉國凱、周延風希望比利時社會黨能通過可能的渠道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壓力，促使中共早日釋放王小寧。

　　國際聯絡部長說他們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他們會在聯系中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王小寧的案件。劉國凱亦向國際聯絡部長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匯編等資料。

　　5月17日下午5時30分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國內聯絡部長張國亭、丹麥黨部主任蕭虹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友好訪問。之前的訪問都是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作英語翻譯。此次為使溝通更加直接，中國社會民主黨邀請中國民陣丹麥分部主席劉剛作丹麥語翻譯。

　　5月17號是丹麥的公眾節日，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犧牲休息的時間熱情接待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其國際聯絡部長剛從外地回到哥本哈根，直接從機場趕回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接待。會談約進行了兩個小時。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就許多議題交流了意見。

　　劉國凱首先向他們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情況，表達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仰。

　　劉國凱接著指出，現今中國共產黨在統治方法上是發生了許多變化，如給予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權利，現在中國民眾可以申請牌照創辦私人工商企業，可以申請護照出國旅遊探親，可以自由辭工另選擇工作，城市居民可以自由遷徙流動，取消投考大學的年齡限制，甚至大學生可以結婚等等。共產黨不但完全放棄毛澤東猜忌、打擊知識分子的做法，反而大力拉攏知識分子，甚至提出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如果不加細致分析，會以為共產黨產生了質的變化。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共產黨的這些變化不但不會削弱它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政治格局，有時還可以加強。如，給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有利於誘導民眾去為個人經濟利益奮鬥，忘卻或淡視共產黨專制的各種弊病。拉攏知識分子可以獲取開明的美名，還可使知識分子為之塗脂抹粉。讓資本家入黨，既騙取了改革開放的好評，又可以解決許多共產黨官員搖身變成資產者的政治身份困擾。共產黨員同時又是資本家極有利於共產黨既控制政權又大量攫取社會財富。

　　劉國凱針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起飛”而產生的迷茫分析說：“近十幾年來中國共產黨以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代替計劃經濟，促使社會生產得以持續高速發展。共產黨並以此重建它流失殆盡的政權合法性。對此，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對此有這樣三點看法。第一，以2005年的統計數字為例，中共政權"經濟起飛"是在對自然資源作毀滅性的消耗為代價。它消耗了世界鋼鐵的27%、煤炭的36%、棉花的40%、水泥的42% 、木材的50%，才創造出了占世界總GDP的4.4%。第二，中共政權的"經濟發展" 沒有給廣大底層民眾帶來利益。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統計數字是，當今在中國0.4%的人占有了70%的社會財富！該報告還指出：中國一億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另一間總部設在美國的"中國資訊中心" 的一篇報告指出：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和證券五大經濟命脈行業中，85-90%的主要職務由高級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擔任。由此可見中共政權的經濟"奇跡" 是建築在對底層勞動人民殘酷剝削的基礎上。比一百幾十年前歐洲的那種不人道的資本主義還要壞。因為它既有早期資本主義的不人道，還有共產黨特權的強力介入、錢權交易、黑箱作業。第三，共產黨式的經濟發展直接導致全民族道德淪喪。當今的共產黨誘使民眾都去追逐金錢物質，這除了達到共產黨讓人們都去孜孜一已之利而無視共產黨專制制度存在的目的外，還導致許多人為了賺錢而不顧最起碼的公德。假酒、假藥、毒米等的極度泛濫只是那坑蒙拐騙良知泯滅的冰山一角。”

　　劉國凱最後談到在艱難困苦中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人非常希望得到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黨的支持。劉國凱特別說明自力更生的中國社會民主黨絕不向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尋求經濟支持。中國社會民主黨只向他們尋求道義上的支持。譬如，現時中國社會民主黨就非常希望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夠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的壓力，促使中國共產黨早日釋放僅僅用文字宣傳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王小寧先生。

　　劉國凱說：“無論國內國外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黨員都有自己一份全職的工作。我們都是自食其力地生活、自力更生地推動社會民主主義事業。黨的所有活動經費都來自黨的成員的自願奉獻，黨的領導群體奉獻量更大。我們所渴望的是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地——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道義支持。可是很感惋惜的是，我們發現現在歐洲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都不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黨和人士。例如2006年5月幾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組織在柏林開會，到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是歐洲一些國家的右翼政黨代表或右翼人士。今年（2007年）5 月，這幾個組織又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到會的一些歐洲國家的政治人物又無一例外是右翼人士。我們多麽希望在這些會議上能看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可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怎麽總是歐洲右翼出席這些會議，而左翼總是不來？難道真的只有歐洲的右翼才關心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左翼則漠然視之？當然我們並不責怪你們。這些會議的組織者也有責任，是他們與歐洲的右翼聯絡而沒有與左翼聯絡。現在我們專門跟你們左翼聯絡，我們希望今後中國海外民主組織所舉行的會議上能看到歐洲左派的人士出席。”

　　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對劉國凱的看法表示讚同。她說：“一些東歐國家實現民主轉型後，整個社會會急劇向右轉。讓那些本來對勞工階級、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並不關注的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導了社會。這實際上是中下階層民眾的損失。”

　　她還向中國社會民主黨提出建議說：“你們在傳播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理念時一定要注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常說的社會主義清晰區別開來。因為在歐洲就有這樣的情況，某些右翼政治人物故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混淆起來，力圖使民眾以為社會民主黨所推崇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搞的所謂‘社會主義’是同一回事，利用民眾對共產黨的厭惡來壓縮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力，從而使右翼獲取更多的支持。”

　　劉國凱表示完全同意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的看法和接受她的建議，並說："其實社會主義的思想實質與社會民主主義是相通的。社會主義的原意就是強調社會公正。問題是共產黨是盜用了這個詞。共產黨把他們那一套政治專制主義下的國營經濟——實質上的黨營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糟蹋和誣陷。可是，久而久之，許多民眾也就以為社會主義真的就是那種糟糕的東西，於是也都反對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不得不把我們的理念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以跟共產黨專制的、假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

　　周延風補充說：“其實當今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了。那時是典型的貧窮社會主義，即政治專制主義加黨有經濟。而現在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政治專制主義加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當然，這個“加”並不是簡單的加上，而是權錢交易，是政治特權滲入經濟運作。這就使共產黨的資本主義比歷史上歐洲的早期資本主義還要不人道、還要卑劣。當年老資本家發財致富，通常都是經過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辛勞。而今中共新貴單憑巧取豪奪，一夜之間就能將多年的全民所有企業變成私有財產！而勞工階級，尤其是辛勤勞動一輩子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前共產黨許諾保障的福利，一夜之間喪失殆盡！劉國凱主席剛才講的一些統計數據，如，0.4%的人占有了70%的財富等，就說明了當今中國在共產黨權貴資本主義的盛行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到了什麽地步。”

　　周延風還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動輒說西方資本主義如何如何虛偽，其實稍微了解一點歐美近代史，如美國“羅斯福新政”的人都知道，西歐、北歐和北美國家實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或人道資本主義。共產黨高喊“消滅私有制”，自己卻變成了壟斷資本家。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平漸進”的改良，則使以往不共戴天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雙利雙贏。正如馬同驢子交配之後，產生的是非驢子非馬的新品種——騾子。而今原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即未經吸收社會主義因素的壞資本主義在哪里？在非洲、在南美、在東南亞，尤其是在中國！”

　　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說：“我們丹麥的工會組織與中國的工會組織有所聯系。我們的努力是，通過這些聯系促使中國的工會組織更多些關注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你們對此有什麽看法？”

　　劉國凱說：“我們對你們的努力表示尊敬。也明白你們為改善中國工人處境的一片真誠心意。但是我估計你們的努力未必能取得你們希望得到的成果。這是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真實意義上的工會組織。中國的工會都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和控制之下。它們絕對聽從共產黨的指令。或許在你們的關注和敦促下，某個單位、某個地區的工人處境會有所改善，但就全局而言，是無法改善的。因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奢華生活必須以整體性盤剝勞工階級為前提。勞工階層處境的全面改善只能在實現社會民主主義之後。”

　　在談到王小寧案件時，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表示丹麥社會民主黨一定會加以關注，並將通過可能的途徑作促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的努力。她還表示，如果中國社會民主黨想要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丹麥社會民主黨願意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都表示衷心感謝。

　　賓主交談約2個小時後，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在一家意大利餐廳設晚宴招待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席間賓主頻頻舉杯，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友誼、為在中國和全世界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幹杯。

　　5月21日上午11點正，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丹麥黨部主任蕭虹、法國黨部主任張健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法國社會黨總部。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會談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由於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預定於12時還有另一個安排，故會談不得不在12時15分結束，雙方都有言猶未盡之感。

　　會談中劉國凱作了與丹麥社會民主黨會談內容基本相同的發言，周延風作了補充。張健談到前不久的法國總統選舉說：“我所工作的單位，百分之五十幾的人都投法國社會黨候選人的票。我們在理念上、情感上都向法國社會黨認同。”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感謝。蕭虹發言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前兩次代表大會，都是在美國召開的。我們衷心希望，下一次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能夠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故鄉歐洲舉辦,這對在中國國內進行艱苦卓絕地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我們希望包括貴黨在內的歐洲各社會民主黨，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讚成。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托瑪斯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英語文件匯編，和王小寧案件資料。托瑪斯說：“我可以告訴你們兩件事情。一是今天上午我剛跟我們黨的秘書長討論了王小寧案件。現在你們又送來了材料，很好！我們一定會關注王小寧案件，並作各種努力促使他早日得到釋放。另一件是，通過我們對你們的了解，我們法國社會黨願意在你們申請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時，給你們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繼去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第一次訪問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之後，今年5月又進行了第二次訪問，這對加深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了解；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融入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將從中獲得極大的鼓舞和力量，更加堅決地、鍥而不舍地將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推向前進。

歐洲左派的基本理念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壹次代表大會。英國工黨、奧地利社會黨、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黨、芬蘭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冰島社會民主黨、以色列工黨、日本社會黨、盧森堡社會主義工人黨、荷蘭工黨、挪威工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瑞典社會民主黨、瑞士社會民主黨等民主社會主文政黨參加了該次大會。該次大會以「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為題，發表了對人類社會進步有著重大深遠影響的「法蘭克福宣言」。這篇宣言向整個人類社會表達了要建立壹個「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與奴役，個人個性的發展是人類充分發展的基礎」的「和平與自由的世界」的理想追求。

　　它是又壹個關於「人權」與「公民權」的宣言，是世界人權宣言的進壹步政策化。上述的政黨半個世紀以來領導本國人民為「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而奮鬥」，「為取消性別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壹切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而奮鬥」，為和平而奮鬥，人民生活安定而幸福，免除了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恐懼與憂慮」，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不過，這篇宣言所提出的關於「公有製」化的要求，如認為「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公有製可採取把現有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區性企業、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等形式」。

——法蘭克福宣言——

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

序言

（壹）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展了巨大的生產力。其代價則是排除了絕大多數公民對生產的影響。它把所有權置於人權之上。它創造了壹個沒有財產和社會權利的、靠工資生活的新階級。它使階級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了。

　　雖然世界蘊藏的資源足以供每個人過像樣的生活，但是資本主義未能滿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證明了，沒有災害性的危機和大規模失業，它就無法運行。它產生了社會的不安定與貧富之間的懸殊差別。它訴諸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剝削手段，從而使民族之間和種族之間的沖突更形劇烈。在某些國家中，強有力的資本主義集團幫助過去的野蠻主義，使之以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形式重新擡頭。

（二）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固有弊病的運動在歐洲誕生。因為靠工資生活的工人受資本主義之苦最深，社會主義的最初發展乃是壹個靠工資生活的工人的運動。自此以後，越來越多的公民--專業人員與辦事人員，小農與漁民，手工業者與零售商，藝術家與科學家--都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對所有相信必須消滅人對人剝削的人們具有號召力。

（三）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製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它的目的是要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

（四）社會主義在世界事務中已成為壹支主要的力量。它從宣傳走向實踐。在某些國家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

（五）在許多國家中，不受控製的資本主義正讓位於壹種由國家幹預和集體所有製限製私人資本家活動範圍的經濟。更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需要計劃化。社會保障、自由工會運動和工業民主都正在取得進展。這種發展多半是社會黨人和工會工作者多年奮鬥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力量強大的地方，都已經採取了重要步驟，以期創立壹個新的社會秩序。

（六）近年來，世界上不發達地區的人民發現社會主義是爭取民族自由與提高生活水平這壹鬥爭的可貴手段。在這裡，在各種不同環境的壓力下，不同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正在逐步得到發展。在這些地區裡，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是當地金融寡頭的寄生性剝削和外國資本家的殖民剝削。社會黨人為政治與經濟的民主而奮鬥, 他們謀求通過進行土地政革與工業化、擴大公有製和發展生產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來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

（七）正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進展之際，新的力量也在興起，威脅著爭取自由與社會公正的運動。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共產主義造成了國際勞工運動的分裂，並使社會主義在許多國家的實現推遲了幾十年。

（八）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壹種僵硬的、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學。

（九）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剝削造成人群的分化。社會黨人的目的在於消滅這種剝削，以實現自由與公正；而共產黨人則只是為了建立壹黨專政而企圖使這些階級的分化加劇。

（十）國際共產主義是新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它獲得政權，它就破壞自由與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十壹）社會主義是個國際性運動，它不要求對待事物的態度嚴格壹律。不論社會黨人把他們的信仰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的分析社會的方法上，不論他們是受宗教原則還是受人道主義原則的啟示，他們都是為共同的目標，即為壹個社會公正、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製度而奮鬥。

（十二）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賦予人類更大的力量，既可改善境遇，也可毀滅自己。為了這個理由，生產不能聽任自由主義經濟的擺佈，而必須為人類需要加以系統的計劃。這種計劃必須尊重個人保持個性的權利。社會主義主張無論國內還是國際事務，都要有自由和計劃。

（十三）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著作出個人的貢獻。它的做法不同於集權主義，並不強使人民充當被動的角色。相反，若沒有人民全面的、積極的參與，它就不能成功。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政治民主

（壹）社會黨人為通過民主手段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而奮鬥。

（二）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製才能完成，而民主製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得到實現。

（三）民主製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須保障：

每壹個人有過私人生活的權利，保護其不受國家的任意侵犯。

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論、教育、結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與秘密的選舉權，自由選舉其代表。

由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少數派的權利。

所有公民不論出身、性別、語言、信仰和膚色如何，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任何擁有自己語言的集團有權實行文化自治。

建立獨立的司法製度；人人有權在公正的法庭前通過壹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開審判。

（四）社會黨人壹貫為人權進行鬥爭。必須使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在每壹個國家中生效。

（五）民主製要求不止壹個政黨有存在的權利和當反對派的權利。但是，民主製也有權利與責任來保護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保衛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六）以保護資本家利益為基礎的政策，不可能使為保衛民主不受極權主義攻擊所需要的力量與團結得到發展。只有在工人的積極幫助下，民主才能得以維護，工人的命運有賴於民主的保存。

（七）社會黨人表示聲援壹切受獨裁統治之苦的人民爭取自由的努力，不論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獨裁統還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八）任何獨裁統治，不論出現在什麼地方，都是對所有自由國家的威脅，從而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凡是對強迫勞動進行無限製剝削，不論是在私人利潤還是在政治獨裁統治下，都是壹種對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義標準的威脅。

經濟民主

（壹）社會主義謀求用這樣壹種製度來代替資本主義。在這種製度下，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社會主義政策的當前經濟目標是充分就業，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二）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生產必須是為人民的整體的利益而計劃的。

　　這種計劃化同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對經濟進行有效的民主監督。

　　因此，民主社會主義既同資本主義的計劃，也同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計劃尖銳對立，因為後兩者都把對生產的公共監督和對生產成果的合理分配排除在外。

（三）社會主義的計劃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達到。應根據有關國家的本身結構來決定公有製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

（四）公有製可採取把現有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區性企業、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等形式。

　　不應把各種不同形式的公有製本身看成是目的，而應看成是對決定經濟生活和社會福利的基礎工業和服務行業的監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業合理化，或是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

（五）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以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為先決條件。它同重要生產領域內，如農業、手工業、零售業和中小型工業內私有製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國家必須防止私有者濫用他們的權力。國家可以而且也應該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幫助私有者，使其對增加生產和福利作出貢獻。

（六）工會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組織是民主社會的必要因素，決不能讓它們蛻變為中央官僚機構的工具，或成為壹個僵硬的社團性體系。這些經濟組織，在不侵犯憲法承認的議會特權的情況下，應當參與製定總的經濟政策。

（七）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意味著壹切經濟決定都置於政府或中央機構手中。只要與計劃的目的相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應當實行經濟權力的非集中化。

（八）所有公民均應通過他們的組織或出於個人的主動性，參與生產進程，防止公營或私營企業內官僚主義的發展。應使工人同他們所在的產業部門民主地聯結在壹起。

（九）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實現經濟與社會日益繁榮的基礎上擴大個人自由。

社會民主與文化進步

（壹）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是私人利潤，而社會主義的指導原則是滿足人類的需要。

（二）在分配生產成果時，應把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放在第壹位。但這並不剝奪個人根據自己的才能工作的積極性。社會黨人認為還有其他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作成績優良帶來的自豪感和當人們為共同利益工作時得以加強的團結互助與協作精神。

（三）社會主義不僅意味著基本的政治權利，而且意味著經濟和社會權利。後者包括：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因年老、喪失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有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少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四）社會黨人為取消性別之間、社會集團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壹切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而奮鬥。

（五）社會主義的意義遠不止於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製度。凡是有助於解放和發展人的個性的經濟與進步，都具有相應的道德價值。

（六）社會黨人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不僅因為它造成經濟上的浪費，也不僅因為它使群眾不能享受物質權利，最主要的是它違背社會黨人的正義感。社會黨人反對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因為它侵犯了人的尊嚴。

（七）社會主義為使人類從恐懼和憂慮下解放出來而鬥爭，因為恐懼和憂慮同各種形式的政治與經濟的不安全是分不開的。這壹解放將為意識到自己責任的人們在精神上得到發展和在文化上逐漸形成完整的個性開闢道路，社會主義是促進這種文化發展的有力因素。

（八）社會主義力求給人們以壹切手段來提高文化水平和促進人類精神中的創造願望。藝術與科學的寶藏必須向全人類開放。

國際民主

（壹）社會主義運動從壹開始就是壹個國際性的運動。

（二）民主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因為它的目的在於使所有人從各種形式的經濟、精神和政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三）民主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因為它認為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獨地解決它的全部經濟和社會問題。

（四）必須超越對民族主權的限製。

（五）只有把和平建立在國家之間自願合作的基礎上，社會黨人所爭取的新的世界社會才能在和平中繁榮昌盛。因此，民主製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法的規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

（六）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聯合國的建立是走向國際共同體的重要步驟，它要求嚴格履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七）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它為反對壓迫和剝削任何壹國人民而鬥爭。

（八）僅僅消極地反對帝國主義是不夠的。世界上廣大地區遭受極度貧困、文盲與疾病之苦。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著其它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製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財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這些地區物質與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所有人都有利益關系。民主社會主義應鼓勵這些地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不然它們就會淪為新壓迫方式的受害者。

（九）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們當前時代的最高任務。只有集體安全體系才能保障和平，為國際裁軍創造條件。

（十）維護和平的鬥爭同爭取自由的鬥爭密不可分。在我們這個時代，對自由人民獨立的威脅，直接導致戰爭危險。

　　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與奴役，個人個性的發展是人類充分發展的基礎。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社會民主的發展，乃是壹種歷史的過程，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不同的面貌，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並不斷反省修正理論觀點，以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靈活彈性的調適能力，可以說是社會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儘管不同的國家，社會民主的發展不儘相同，但是從長期的歷史時間來看時，仍然能從中區分出幾個明顯的歷史階段，作為我們瞭解社會民主的概觀。

起源：改良主義（reformism）的興起

　　社會民主的發展，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以前，總是在「革命」與「改良」兩條路線之間擺盪，壹直要到「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於壹九壹九年成立之後，社會民主運動才算真正確立改良主義的發展方向，因為社會民主黨內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脫離了社民黨，轉而加入共產國際。

　　改良主義的興起，最早應該是源自德國。壹八七八年，俾斯麥提出了「社會主義鎮壓法」，逼使德國的社會民主工人黨（社會民主黨的前身）面臨黨的瓦解危機，黨內的領導幹部也因而對黨的生存策略產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開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義，這壹種新的呼聲，自然引起了黨內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擊，引發了往後壹連串的論戰，不過在鎮壓時期，這種理論鬥爭則尚未表面化。

　　壹八九○年，鎮壓法取消，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獲得新生，並隨即將黨名改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且通過了著名的「愛爾佛特綱領」。這份綱領由於理論綱領部份是由考茨基執筆，因而在原則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準則，但是行動綱領部份則由伯恩斯坦負責，所以實際上充滿了改良主義的色彩，主張議會路線與漸進改良，至於無產階級革命則被略而不提。

　　「愛爾佛特綱領」，可視為是第壹份標舉改良主義行動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響力十分深遠。壹八九壹年，成立剛兩年的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正式通過以愛爾佛特綱領作為黨的首份發展綱領，顯示出瑞典的社會民主運動，從壹開始便是以改良主義作為行動方針，當然在精神上，則仍然是以「無階級社會」作為終極目標。

　　同樣的，英國的工黨在壹九壹八年成立時，也是十分明顯的是以改良主義為建黨基準，強調透過選舉而不是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改革。

　　改良主義不但在理論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三大支柱：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階級兩極化與勞動價值論，更主張在實踐手段上，以漸進式的方法，累積改革力量，最為直接的方法，便是經由選舉取得政權後，再進行社會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義者的這些主張，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與盧森堡等人的嚴厲批判，認為改良主義者只關心手段（社會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會革命）；同時，他們認為改良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式的代議民主政治過度樂觀，將使工人階極無法堅持根本的改變，誤以為不必透過階級鬥爭，便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實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壹九二○年，較為激進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為了是否加入共產國際，導致分裂，黨中的急進派獲得投票勝利，決定加入共產國際，而黨中的和緩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則回流到社民黨。至此，德國社民黨乃正式確立了其改良主義的方向，從壹個體製外的革命黨轉變為體製內的選舉黨。社會民主運動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

過渡：改良主義的再修正

　　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後，「國有化」的議題，成為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運動的首要實踐任務，特別是在社民黨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而首先進行這項工作的便是北歐的瑞典。壹九壹八年，瑞典社民黨在未掌有議會多數的情況下組閣，為了實踐轉化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因此瑞典社民黨在執政後，便實施了國有化及工業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國的工黨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壹九四五年上臺執政，並實施國有化政策；此外，北歐的挪威與丹麥等國也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實施了國有化，將私有企業轉為國有。雖然各國的國有化政策，在實施時間與程度上有所差異，但是基本上，卻均是以此壹政策作為首要施政目標。

　　然而，這波國有化的風潮，卻明顯遭到了挫敗。最明顯的例證，便是瑞典社民黨在壹九二八年，由於企圖強化國有化政策，而在大選中失敗，首次下臺；同樣的，挪威的社民黨也在同年下臺，國有化政策維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終止。兩國的社民黨雖然在四年之後，再度得以執政，但是卻都已改變策略，不再提起國有化問題了。

　　為什麼國有化政策會遭到挫敗？壹項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黨本身並未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同時民眾也不了解國有化的內涵與意義，甚至於連工人階級也是如此。然而，更為重要的壹個原因，應該是「社會化」與「國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會化意指將私有產業轉為該產業的工人階級擁有，而國有化則是意指將私有產業轉移為國家所有）而事實上，依照馬克思原本的意涵，應是指社會化，而不是國有化。

　　由於國有化政策的挫敗，導致社民黨在理論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將國家的角色重新定位為：

１．國家只能介入控製非營利性及社會民生必要的產業，而其目的是要維持整體的經濟發展。

２．國家可以幹預調控私有產業，但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經濟的惡性循環，以及經濟資源的合理運用。

　　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家韋格佛斯（E.Wigfors）曾為此種修正作出辯護，他認為壹旦私有產業完全國有化，將導致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另壹個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形成更為嚴重的資本主義市場混亂，然而，倘若國家只是以間接的方式控製私有產業，則將可以促使資本主義經濟更合理運作，並將部份資源移作有利於全體人民的福利事項。

　　這樣的修正，實在是十分重大的轉變，因為這意味著承認私有製，以及社會化範圍的自我設限，甚至於後來還以效率這種資本主義式的觀念作為國家調整的標準。整個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道路，至此可說已再度修正，因為這種修正幾乎等於已不再將轉化私有製結構，視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到此已經走到大幅轉變的時刻，同時再加上外在情勢產生了新的變化，更促使社會民主主義必需採取新的因應策略。

轉變：福利國家的誕生

　　壹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爆發了。歐洲各國受到美 國的經濟危機影響，面臨了空前的經濟衰退，不但失業人口激增，國民所得也大幅下降40％以上，同時還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為了解決這些經濟問題，瑞典社民黨的重要理論指導家韋格佛斯，乃參考了凱恩斯早期的經濟理論，並綜合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早在壹九三零年，便在社民黨內提出擴大公共部門投資，以解決失業問題，這項建議不久便成為瑞典社民黨的正式失業政策。因此，這比凱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論名著－「壹般經濟理論」還早六年。

　　同樣的，英國的工黨，也在壹九三九年，便有黨內理論家主張採行凱恩斯的充份就業理論，並且在壹九四五年工黨執政後正式採行，同時工黨並對外宣揚英國是「福利國家」。

　　社會民主主義轉向福利國家的方向發展，具有幾項重要的意義。

第壹，這代表了社會民主黨將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為： 調整市場力量的運作，而不是直接國有化。

第二，這代表壹種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針對薪資所得進行再分配，而是藉由賦稅改革與建立社會安全製度，間接進行再分配。

第三，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是壹種「去商品化」的過程，使消費領域受到商品市場的控製能夠降低。

　　壹九三二年，瑞典社民黨再次執政，便採用韋格佛斯的擴大 公共投資理論，以挽救經濟危機。但是由於依然未能取得多數，因此社民黨便與農民黨聯盟，而為了同時穩定工農階級的支持，因此就先從「再分配」與「擴充高等教育」兩項政 策方向著手，因為工農階級的共同特徵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準不高，而不同點則是所有權之有無，故而社民黨迴避了所 有製問題，將焦點集中在分配及教育問題上。

　　至於其具體內容，在社會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費健康醫療照顧、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業金製度等；而在英國，工黨也實施了「公醫製度」、住宅政策等，值得註意的是，即使工黨在壹九五壹年下臺，但是接著執政的保守黨，卻並未取消這些製度，因為這已經成為英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國、瑞典與西德的社民黨除了擴大教育管 道，提昇工農階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設有「綜合學校 」，即學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後，便可依照興趣進入不同的 職業或壹般教育。

　　福利國家的模式，不僅有效地化解了經濟危機，更進壹步創造出壹種新的社會民主成功典範，特別是世所稱羨的北歐斯堪地維亞模式，更成為其它國家效法的對象，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高峰期。

調整：工業民主的實施

　　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社會的階級結構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不但農民階級的人數降低，同時新興的白領受薪階級相對快速增加，迫使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提出新的策略，尋求新的階級聯盟。因此，社民黨自六○年代開始，便企圖將自己重新定位為：以廣大受僱階級為主的政黨，而不再只是工人階級的政黨，藉以與新興的中間階層進行結盟，擴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開始，瑞典社民黨便採取了壹連串的勞動政策，包括壹九六四年的勞資集體工資協商製度、壹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壹九七壹年更是邁進壹大步，實施「工業民主製」，使受僱者也能參與產業的經營，將產業的經營權予以社會化，進壹步使社會民主主義擴大實施，可說是社會民主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壹個裏程碑，使社會民主主義向前跨進了壹大步。

　　同樣的，法國自從六○年代末期，發生了學生大革命之後，在左派及社會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產業民主的呼聲十分高昂，他們主張將民主擴大到各種產業的領域，甚至於包括媒體、大學及教會等特殊領域，以徹底落實社會權的理念。而在西德，經由社民黨與工會人士的共同努力，工業民主的浪潮也同樣相當高漲，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後便於「企業法」中有相關的規定，並於壹九七四年通過「共同決定法」，擴大實施共同決定製。

　　壹九七五年，瑞典社民黨乘勝追擊，推動「受僱者基金」，以給予受僱者更大的保障，不過這項創舉隨後便因資本家的聯合上街頭抗議，而被取消了。這個挫敗，卻促使社民黨與工會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終於在壹九七八年提出了壹項新的方案，主張：透過營利所得稅與薪資所得稅的法案，建立眾多的薪資所得者基金與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則是產業中的受僱者與同壹郡內的其他受僱者。由於基金不可出售，同時乃是集體擁有，因此將可以保證：五百人以上的產業受僱者，至遲三十五年，便可以將基金逐漸轉移給受僱者。

　　事實上，這是社民黨為了團結白領與藍領勞工，所採取的策略，同時其實也是壹種迂迴的團結基金手段，以謀求資本家的妥協，而其真正的目的則是進壹步嚐試推動經濟民主政策。壹九八三年，經過多次的協調，瑞典國會終於通過法案規定：企業應提撥20%的利潤，存入中央銀行，用於科技研發，使用時則需與工會先行商量，這項新製度雖然已與原本的想法有所距離，但是對於社會民主，仍有壹定程度的進展。

結語

　　社會民主的發展，歷經百餘年，其間雖有過數次的理論與策略轉變，從國有化到福利國家，再轉變到工業民主，甚至於也曾嘗試經濟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應社會變化，但是其基本的價值與理念則始終保持，就是：促進社會平等、維繫社會團結以及人性自主的尊嚴，而其實踐方式則是要將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擴充到勞動生產領域以及消費領域，使社會的其它領域也能夠更為民主與平等，達成社會民主的目標。

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自十九世紀工業化以來， 發展形成工業社會，「標準化大量生產模式」逐漸成為工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 稱之為「福特主義（Fordism）」。而面對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傳統社會民主（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是在接受資本主義的前提下，立基於民主政治，針對資本主義衍生的社會不平等與剝削問題進行改革，而為了達成改革，便必需藉由「國家（State）」來啟動與實施管製性的政策，才能夠降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造成的社會問題（Martell,2001:2）。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經過歷史之演變發展，「傳統社會民主」理念下，對於「國家」的定位，主要是以「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形式來呈現，同時國家的主要角色任務，在於進行社會資源的重分配，以達到社會平等與社會團結的目標，國家施行的具體政策包括：施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擴張政策，建立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國民年金等社會福利政策，強化工會組織與落實團體協商，以強化統合主義。

　　但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展規律，則是立基於「資本投資－勞動經濟－ 過度積累－ 降低需求－ 失業－提升效率－再投資－彈性積累－彈性化勞力運用」的運作模式，在經濟繁榮與蕭條中交替循環，全球化擴大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過度積累危機，過度積累會導致企業組織處於存貨過多等危機中，因此迫使企業必需採取所謂「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策略，包括彈性運用勞動力，以及改變生產模式（Harvey,1990）。在全球化的彈性積累策略思惟下，傳統工業社會「福特主義（Fordism）」的「標準化大量生產模式」已不再適用，在「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時代」取而代之的是「豐田主義（Toyotism）」的「少量多樣化生產管理模式」（Waters,2000）。

　　從福特主義時代將國家定位為福利國家，轉變到全球化時代的後福特主義，「傳統社會民主」理念受到了明顯的沖擊影響，同時也使得福利國家的運作，出現了問題，可分為二方面來說明。首先是自1980 年代後期起，社會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於國家藉由稅收方式，來支持福利體系高額財政支出的意願，已達到極限，導致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的擴張受到明顯影響；其次是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執行效能出現下降的問題，導因於「傳統社會民主」理念下的社會安全體系，是以「生產者」為核心關註對象，而不是以「消費者」為協助對象，使得儘管「傳統社會民主」宣稱是基於民主理念來製定政策，但是實際上的做法卻是採取「有差別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這種落差導致「傳統社會民主」難以因應變化，持續擴張其影響力。

　　現在的問題是：在新的全球化政治經濟管製形式下，「國家」的角色發生了何種變化？特別是從「社會民主」的立場來看，又應該如何重新思考定位「國家」的角色？可以從下述三方面來分析說明。

1. 全球化下「現代化社會民主」國家的角色變化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傳統的社會民主」運作形式面臨了挑戰，有部份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如英國、荷蘭），逐漸轉而採取所謂「現代化的社會民主（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惟， 也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義的部份觀念，比起「傳統的社會民主」理念， 更加強調市場自由競爭， 形成「競爭性統合主義（CompetitiveCorporatism）」， 同時認為國家難以再扮演如同過去的積極性角色，即使採取高度管製的政策，其成效也受到明顯限製（Martell,2001:4），其理由有三點。第壹項理由是因為在全球化下的多數國家，仍然是站在國家自利的立場，只有局限在反應與處理全球化經濟競爭對國家境內公民權益產生影響的情況發生時，才會採取政府幹預主義，而不是基於對國內公民加強社會保障的立場來進行市場幹預；第二是在全球性政治運作下，國家的管製力量尚未消失，但是受到跨國組織影響力持續擴大趨勢的影響，國家對於國內事務本身的掌控能力與程度均明顯下降，使得國家難以有效地針對國內事務進行管製。

　　因此，全球化政治經濟體系製約下的單壹「國家」，即使是社會民主體製國家， 也日益採取所謂「競爭國（Competitive State）」的思惟，來進行國家治理工作，也就是壹方面基於與其它國家競爭的對抗性心態，進行跨國性策略運作，對外更加強化參與國際間的權力策略運作，藉以取得更多有利競爭的優勢位置與資源；另壹方面，則是藉由將國家資源移轉至國際競爭的理由，對內向國內公民要求必需提升個人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相對就減輕了國家在社會安全上的責任，同時也自然地減少了社會安全的福利支出。

2. 國家在經濟上的「生產性」角色

　　國家真正具有的正面「生產性角色（Productive role）」，來自於國家作為各種社會與經濟組織間的多元中介作用角色（Plural intermediating），而不是進行直接的經濟生產活動。即使當國家成為直接生產者角色時，國家雖然因此自然會進入競爭行列而改善其生產效率，但這並不是意指國家從此必需遵循市場法則，而是公民必需改變對於國家進行社會服務活動的控製方式。例如社會保障雖然是壹種非直接性的社會生產活動，但是其作用正是在於平衡市場競爭活動造成對個別公民的社會風險擴大問題，此種社會生產活動便不能依據市場法則運作，其運作與存在有賴於公民團結（citizenshipsolidarity），因為關於社會保障的社會正義原則，必需在公民的控製之下，經由民主的方式，來決定國家對公民應該提供的承諾與資源，特別是必需提供給不平等機會處境的公民，享有社會資源協助的機會（Nadel,1999:9）。

　　在新的全球化管製形式下，會出現與社會保障及勞動保護相反的管製形式，使得國家原本決定社會保障的正義原則，勢將歷經沖擊與再發展。同時因為受薪者階級將發現，面對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的壓力日益增加，要想平衡這種競爭壓力， 更必需透過國家與社會政治組織的中介，才能夠擴散力量，而要想影響國家的決策方向，便必需更加強調「在公民控製下，經由民主方式來決定國家對公民提供的社會保障承諾」，避免國家基於國際競爭的理由，減輕了國家在社會安全上的責任，同時也自然地減少了社會安全的福利支出。。

3. 國家在「就業」上的社會性角色

　　關於國家在面對失業問題時，究竟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存在著二種相反立場的極端理論（Nadel,1999:11）。壹是「負所得稅」理論（negativetax），假定市場均衡是最佳的安置法則，依照此壹法則自然會將個人就業能力安置到最適合的職位上，只有當無就業能力的個人失業者出現時，才可獲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財源來自於負所得稅，而國家的角色是將收取之稅金，做出適當分配給個人失業者，使個人獲得基本收入。在此，「個人責任」仍然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角色，而國家則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消極性角色。

　　另壹種立場相反的理論，則視國家為失業者「最後依靠的雇主」角色，因此國家並不是藉由市場運作規律與提供最低收入來安置失業者，而是國家直接僱用失業者，也就是由國家提供有薪工作給市場視為無就業能力的個別失業者。在此，國家被賦予壹種義務，認為國家必需積極提供失業者工作機會的特別責任義務。

　　實際上，多數國家在失業問題上所擔負的角色，介於這二種極端理論之間。因為每壹國家的福利體系，在實務運作時， 均需同時透過市場誘因與製度性架構來運作， 而這二個面向的運作， 多少都會受到意識型態、政治與社會支持力量、勞工階級的影響， 因此國家必需取得製度性妥協（institutional compromises），才能夠實施就業政策。而「現代化社會民主」的國家， 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強調國家應該提供「最低機會（Minimum opportunities）」，提供給受到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al） 的失業者（Martell,2001:6），例如荷蘭已發展出「彈性安全（Flexicurity）」的策略作法，強調兼顧雇主的市場競爭需求與勞工的安全需求（Wilthagen,2001），壹方面擴大解除對於各種非典型工作的管製，同時另壹方面增加提供給非典型工作者獲得政策協助；而英國則是實施「新協定計劃（New Deal）」，強調領取尋職者津貼的失業者，有義務與政府的就業服務機構簽立協定，接受國家要求配合的政策措施。

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存在的基本精神

　　在不同體製之下，「國家」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如何調控（Steering）對於經濟市場與就業關系領域的管製程度，各有不同，同時如何重新定位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在不同體製的扮演角色，藉以因應高失業率與非典型工作問題引發的社會危機。Esping-Anderson（1999）指出，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體製，在面對「平等－工作」之間的交換難題時（equality-jobs trade-off），呈現出不同的選擇途徑，自由主義體製國家採取去管製化的策略，放寬就業保護規範、擴大彈性工作與弱化工會力量，但是此種過度順應勞動市場的作法，迎合雇主使用大量低成本工作者，也缺乏積極性公共訓練計劃，會明顯產生社會風險擴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問題；而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基本處理原則均是根據「社會保障」的傳統，即使是所謂「現代化社會民主」的國家，也是採取擴大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以吸納過多勞動人口，降低社會風險，積極處理「不平等」問題，因此與自由主義體製國家採取的去管製化的策略，有明顯不同，而這也正是社會民主體製國家繼續維持的珍貴原則與精神。

傳統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能否與全球化的經濟需求（demands）互相協調？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優良的社會民主傳統是，不論經濟的全球化與否，必須總是為人們提供經濟上的工作機會，所以，不必為世界的經濟新環境與現況所限製，應使其為我們所用。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社會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讓步。但是首先必須擺脫舊的、不合時宜的部份。必須停止經由借貸來建立的福利國家，依此觀點，全球化反而對財政上的限製是有幫助的。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現在並非描寫社會民主正站在面臨選擇全球化與否的轉折點上，問題毋寧是，我們是否要帶著福利國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來？

面對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經濟

　　這樣的計畫需要健康的經濟。西班牙社會民主黨人Felipe Gonzalez曾說，這樣的計畫不需脫離與右派份子在通貨膨脹上的鬥爭，通貨膨脹就像是對低收入者的稅壹樣，對它的鬥爭應為左派的首要任務。別想要我們的政敵與我們有共識，而是要作的比他們更好。

　　社民黨在1994秋天執政時，瑞典的經濟是沈重的，預算赤字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3%，國家負債增加到失控。市場與企業要求政府的財政正常。社民黨同意並實行了壹個龐大的預算強化計畫，使預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沒有赤字，瑞典成為歐洲經濟強國之壹。

降低公共支出，但維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經成為關鍵，但不是唯壹；社民黨也增稅，儘管有觸發通貨膨脹的危險以及降低投資意願。但社民黨堅持每個人都應共體時艱，經由降低給付或增稅。政策起效用時，瑞典的利率被砍掉壹半，是1994年歐洲國家中最高的，通貨膨脹同時也消失了，工業投資增加到70%。

　　在政策實行的同時，社民黨回復了瑞典對社會民主價值的追求。對過度通貨膨脹的對抗就是為了福利國家的延續而對抗。雖然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點出財政的困難並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財政的危機最終帶來了失業、國家負債到前所未有的境地，這是起源於不良的家庭穩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兩年，社民黨將預算削減至邊緣，乃企圖在未來能繼續保有基本的福利體系核心。社民黨認為這是左派壹個重要的計畫，並為之驕傲。預算赤字、公共負債、通貨膨脹與財政上的失職，不是與社會民主有關的價值。

　　有些時候，修改作風是痛苦的，社民黨被迫修改原本優良運作的計畫，去適應財政。其它的時候，我們可以擺脫那些代價高昂卻不起效用的部份。我們調整福利以國家適應現代的狀況。現在這種調適看來如何？它並不是壹種決策上主要的與大的轉折而是許多小的、突然出現在每壹個政策製訂面向。在壹個時常變化的環境中，必須時時適應與熟悉。要將它做好，社民黨同時必須依賴社會民主意識型態與表現出壹些實用主義的風格。

私有化不見得有效率

　　壹個重點是，社民黨不是像對手那樣在現實世界所表現出的那種實用主義，在許多狀況下，他們的對手常常見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當我們看到國家的重要性時，他們就說私有化能夠解決問題，也就是我們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與民營化的運作會比國家公營的運作來的有效率。

　　這樣的理由當然是跳躍地結論。社民黨認為只要比較瑞典與美國的健康照護體系，就可以明白公開運作的體系會比民營的體系來的有效率多了。同樣的健康照護，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國卻需要14%。社民黨認為大多數美國人比較願意少付出7%的稅，而不是14%的保險給付。而且其體系並沒有含納進更多的人口，品質也沒有更好。當然，公立體系必須令人滿意。但社民黨主張公營系統應有很好的機會成為那樣，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徵，若其是為了每壹個人而付出的話。

　　社民黨認為，瑞典經驗告訴我們：當系統令人滿意並且有效率時，每壹個人都會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為了中產階級的利益，是狹隘的。當人們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價值時，他們會願意付出必須的稅金。如同壹位學者所說：「對人們來說，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夠的」。

　　社民黨固守著這個原則，將福利計畫的預算削減，維持在會危及品質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黨也拒絕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福利計畫之外，而且拒絕嘗試福利體系中存在著平行、針對不同團體有不壹樣的品質的狀況。在普遍性的原則上我們絕不妥協。

對抗貧窮必須吸納中產階級

　　至於常被提出的個問題：「將富裕的人納入公共安全體系是否會侵蝕對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別是在資金稀少的時候，將至少比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標之外是否更好」？社民黨的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幾個跨國的比較發現，若要真正對抗貧窮與不平等，就必須策略地將中產階級納進福利國家的體系中來。

　　要真正援助窮人卻又要給予富人福利的理由為何？「社民黨稱之為再分配的弔詭」。簡單講，因為經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廣泛分享，有機會讓他們喜好這樣的政策，為了留給窮者更多，最好是透過社會安全體系給予更大多數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黨從科學上的證實與政治上的教訓，認為若將政府的資源為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保留著，事實上反而可能幫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數人民壹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壹再要人們付出的，而沒能讓他們得到回饋，這個政策註定失敗。

讓人們感覺沒有被利用

　　在瑞典過去就將失業與疾病津貼削減至薪水的75%，但這對低收入的勞工在失業與疾病來說，並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黨要提昇水平到80%的工資，但不認為能提昇到100%的水平，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勞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黨認為執政時，重要的有兩項：要使人們感覺到他們是福利國家的壹份子，還有讓他們沒有被利用、佔便宜的感覺。

只有最好的，對人才是足夠的

　　當社民黨在管理福利國家的財政時特別註意，對於納稅人公帑的配置有幾點需要註意：

1.錢與財貨的使用必須公開使每壹個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資金不可浪費，效率是指針。

3.絕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門的腐化，必須成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對人們才是足夠的」，品質是招牌。

　　若人們認為是稅收支配著福利系統，則社民黨這些要點就是重要的。因為，稅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壹樣是作為壹種主要的部份。廣泛的福利體系不必成為為了對企業有較佳環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對歐洲21成員國家作了調查，對企業的環境較佳的國家依次為瑞士、愛爾蘭、荷蘭與瑞典。

　　有人認為這樣的國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稅收的壓力，或許要他們壹下子相信是很困難的，但是瑞典在壹段時期中，確實是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國家（OECD）中稅收最高的國家。

　　但以「總稅收偏高」這個指標來衡量壹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是粗糙不嚴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時擁有高稅收與高經濟成長的國家。另外，還有更惡劣的說法，謂「總稅收偏高」的福利國家影響私人企業的投資指標。其實就整個國際的觀點來看，瑞典的公司稅（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還有壹向重要的就是：稅有多高，他們就有更多的公平與效率。在如此高稅收的體系中，以稅收構思成長是重要的。

公平的稅製是獲得人民信賴的基礎

　　1980年代瑞典的稅收立法系統是混雜的。特別是資產稅，非常不穩定。稅製使之在借貸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潤，故若要避免被課稅，只要在交易買賣上仔細地動手腳就可以達到。當變成所得稅時，也沒能變的更清楚。不良的稅製與通貨膨脹使人們在經濟上作了錯誤的。不具生產性的行為。人們投資在不動產與休閒觀光等事業替代生產、成長與就業。但對社民黨而言，這些都不是社會民主精神應該有的。這不是建構福利國家之健康的經濟基礎。今日，瑞典已經擺脫淩亂並取得健全的稅收體系，有較少的漏洞，較廣泛的稅基與更低的稅率。公平的稅製是獲得人民支持的基礎。

確保社會安全因應全球經濟

　　同時，好的稅收政策也可提昇市場經濟的動力。部份是因應全球化經濟的需求，接受了壹定程度的改變，但瑞典社會民主主義者清楚知道，福利與改變是可以齊頭並進的。事實上，兩者還彼此增進了彼此。

　　或許我們被灌輸了太多，說福利與安全是過時的現象，不是用於全球化的經濟脈絡。可笑的是我們竟然也接受了這種觀念。但瑞典的歷史告訴我們，福利國家是成長主要的推動者。福利國家帶給巨大變動中的人們以安全與穩定。這樣使人們在變動中能夠利用機會（工業發展）得利。強大的國家激勵人們改變生活卻不會危急生活安全。改變使產業持續成長。

　　這是瑞典的壹個重大的傳統，這種觀念是說：當人們面臨變遷時，若能感到安全，則他們會欣然接受變遷。這個傳統也結合生產的利益與福利國家兩者——企圖使人們發揮他們最大的潛能。

究竟在概念上，社會民主的意涵是什麼呢？它所代表的政治選擇或價值內容，與工會運動又有什麼關系呢？

　　我們可以這麼說：雖然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盡相同的用語或名詞，但是所謂的社會民主路線，泛指壹種明確的政治政黨取向，其內涵就是企圖結合社會主義與民主的原則，所標榜與追求的價值，也即是社會主義與民主。

　　以社會民主的先驅德國為例，十九世紀的前葉，主張將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畢其功於壹役的民主人士，壹般就稱之為所謂的「社會民主黨人」（Sozialdemokraten），以別於擁護自由主義式議會民主，未著眼或甚至否定社會改革的資產階級民主人，以及堅決主張社會革命的共產黨人（Kommunisten）。

　　1863年，拉薩爾（F. Lassalle）領導下的德國工人總會（ADAV）在萊比錫成立，這個組織結合拉薩爾陣營掌控下的工會人士及工人，其綱領主張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路線，強調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推翻國家（民族國家）的前提下，尋求社會平等的實現。數年後，1869年，與拉薩爾陣營打對臺的馬克思陣營，其旗下的主要工會領導者李蔔克內西（K. Liebknecht）與倍倍爾（A. Bebel），在艾森納（Eisenach）成立「社會民主工人黨」（SDAP）。該黨首度使用所謂的「社會民主」的名稱，主張國際的社會主義及階級鬥爭，也就是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基礎，以有別於德國工人總會的「民族國家的」及「和平方式的」，雙方互別苗頭，雖然該會在領導人拉薩爾1864年去世後，似有積弱式微之兆。

　　1875年，德國工人總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為了團結工人與工會的政治力量，兩派所謂的「拉薩爾信徒」（Lassalleaner）與「艾森納人」（Eisenacher），遂共同攜手合作，在哥達（Gotha）共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AP），該黨遂又在1890年，改組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在德皇社會黨人法的壓迫下，團結作為工人的政治力量。從黨綱上看來，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式的，也就是仍然標榜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

　　隨著社會民主黨的日益茁壯，不但在黨的內部，也在由其所領導的「共產第二國際」（Kominter II）之中，逐漸興起了論戰，也就是辯論如何解釋馬克思的理論（此時開始出現了所謂的馬克思的馬克思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分野），以及如何實踐的問題。在經年累月的拉扯中，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所代表的所謂「修正主義」（Revisionismus）路線，逐漸佔了上風，主張以在現存國家之下的「改革主義」（Reformismus），來取代、來放棄革命的目標。影響所及，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時，受德國工人組織政黨風潮所鼓舞、所推波助瀾的歐洲各國社會民主政黨運動，特別是在西歐及南歐，內部也都出現了激烈的「革命或改革」之爭。各國情形也大致與德國近似：壹個主張積極的憲法政策與社會政策路線（普遍選舉權、勞工保護法令、8小時工時、團體協約、肯定工會的合法性），也就是堅持「修正主義的思考」及「改革主義的實踐」的主張，最後都獲得勝利。當然，繼續捍衛革命理想的羅莎盧森堡（R. Luxemberg）與列寧（W. I. Lenin），漸漸的與社會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工人政治運動脫離，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興起所謂的「新的社會主義政黨類型」，也就是後來的共產黨。

　　總而言之，今日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政黨，依循其歷史的發展脈絡，其最典型的特徵都是：「肯定議會民主體製」＋「願意與其他的民主力量/勢力合作」＋「以改革的手段」＋「追求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當然，今天許多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許多主張與價值內涵上，其實或與社會民主政黨相去不遠，但仍在基本的意識型態上容有差距。例如西歐與南歐的社會主義黨，其黨綱就經常特別強調所謂「工人階級的壹體性」，亦可算是十九世紀「改革與革命」路線之爭的殘餘吧。

　　觀察歷史的發展，我們可以極為肯定的說道：社會民主政黨，以及抱持同樣價值內涵與主張（議會民主、自由改革、社會主義平等）的社會民主運動，其催生者，無疑的，應該是、而且必然是勞動者，是工人的團結組織 - 工會，其主要的支持者、推動者，不二的核心份子，除了勞工，除了工會，也別無他求。壹個社會民主運動，壹個社會民主政黨，乃至壹個社會民主政權，沒有工人的發起，沒有工會的組織，沒有攜手的共同努力，是沒有誕生與實踐的可能的。社會民主的價值壹但清晰，或許可以有不同的階層階級支持，但社會民主運動的主體卻很單壹而明確：只有勞動者，只有工會。

社會民主政黨既然出現，在如何的條件之下，才會形成壹社會民主體製的政府，才有從施政上落實社會民主理念的機會呢？究竟從專製君主政體，亦或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體製，在何等的時機之下，才有可能蛻變為標榜「社會團結」、「扶助弱勢」、「實現社會正義」，在民主之前、之上、之旁，再加入「社會的」（sozial）、變為社會民主的政治體製呢？

　　觀察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府 – 德國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的催生歷程，也許我們可以看出壹些端倪。1918年秋天，第壹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s II）統帥下的帝國軍隊已呈強弩之末，節節敗退，軍事上雖未顯露全線潰敗之勢，但社會與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經濟全面崩盤，帝國政府已心知肚明，戰爭恐怕將以敗戰、或至少和局收場。1918年10月，由返鄉的士兵及知識分子所組成之「斯巴達團體」（Spartakusgruppe），舉行全國性之集會，決議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反對帝國主義，同時導向壹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這壹次的集會，通過所謂的「人民革命綱領」（Programm der Volksrevolution），正式揭開德國「11月革命」的序幕：11月3日，基爾（Kiel）軍港帝國艦隊的水手們，拿起武器，支援當地的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數日，德國各地紛紛興起工人與士兵的聯合行動，工人罷工，士兵聲援保護，雙方壹起組成了各地的「工人委員會」與「軍人委員會」，著手接管各地政府、企業及治安機關，試圖穩定後戰爭時代的社會秩序；這便是史稱的「11月革命」或「委員會運動」（R?tebewegung）。行動的最高峰，出現在11月9日的首都柏林，當地工人發起總罷工，並與返鄉的士兵肩併肩，發起武裝起義。行動開始後沒有多久，德皇即透過最後壹任帝國總理巴登王子馬斯（Prinz Max v. Baden），宣布遜位，逃往荷蘭，政權移交給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艾柏特（F. Ebert），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專製君主時代，正式宣告壽終正寢。在聚集於柏林總理府之政治人物們焦頭爛額，苦商如何應付緊接之亂局之際，社會民主黨人夏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突然跑至窗臺邊，向外頭等後的群眾高喊：「共和國成立！」，從此刻開始，歷史上所稱之威瑪共和國正式誕生。歷經同壹日的密集協商後，艾柏特宣布組成「人民代表委員會」（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作為臨時政府，並在數天後，11月12日，宣布改革主義的政治綱領，確立自由民主的議會路線，拒斥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餘孽，賦予人民民主與政治自由，強調政治、社會、經濟的不同參與權，加強社會保障。

兩天後，1918年11月11日，各地停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放下武器，但是要求新政府務必落實11月革命所訴求的民主權利。12月19日，在德國各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所召開之全國會議上，決議參加共和國政府依11月30日所頒布之命令而即將舉行之全國大選，放下武器，參與議會民主體製的選舉，「委員會運動」正式宣告結束，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政權趨於穩固，1919年1月19日，德國大選，各地選出國民大會（Nationalversammlung）之代表，由於首都柏林的極左派繼續暴動不斷，國民大會遂決定改於中部的威瑪市召開。1919年2月6日，國民大會於威瑪正式開議，經過六個月的冗長討論，同年8月11日，國民大會正式通過憲法草案，8月14日，「威瑪憲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施行，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權，伴隨著它社會民主憲法基礎的完成，正式走向前所未有的社會民主實驗之路。

從以上的歷史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什麼蛛絲馬跡呢？首先，歷史學家都承認，沒有11月革命，沒有各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的風起雲湧（而顯然的，掘起的士兵又都是工人階級的出身背景，而非貴族的軍官），普魯士的專製君主體製不會被劃下休止符，因為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並未戰敗，只是軍事的失利，逼迫必須選擇停戰，政權並不壹定要垮臺，然而，德國國內政治、社會與經濟秩序的瓦解，在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壓力下，才逼使舊政權必須黯然退下。從另壹個角度來說，在委員會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社會必須被迫面對抉擇：要不就走向壹社會主義的體製，要不就與資產階級合作，選擇壹妥協的社會民主體製，雖然不是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式的共產或政治社會秩序，但至少在議會民主的體製下，加入重視社會正義、參與、共同決定的結構特徵。當然，委員會運動的失敗，並非完全肇因於所謂人民的自主選擇，而經常來自於政治陰謀或合縱連橫（例如艾柏特與陸軍將領秘密簽定、用以鎮壓委員會運動的所謂「艾柏特-哥羅內協定」（Ebert-Groener-Pakt），但壹項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壹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製，是無由誕生的。

我們回顧了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府-德國威瑪共和，那個驚心動魄的誕生過程，理解到壹個或許放諸四海皆準的現象：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壹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製，是無由誕生的。其實，雖然本質上如此，但是並非所有的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都像德國那般的充滿張力與戲劇性。讓我們來看看另壹個例子，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 英國。

英國的社會民主政黨 – 工黨（Labour Party），成立於世紀交替的1900年，與德國的發展極為類似的，它亦是在工人運動發展到壹相當的時期及階段，亦即理解到：必須投入資產階級的體製內政治結構中，尋求對運動更有利的出發基礎（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實現法權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從體製內達成改變體製的改革路線時，由工會與支持工人運動的知識份子所組成。不例外的，知識份子的參與與催生，居功厥偉，但是工人運動所累積蘊發的社會力量，方是背後真正的實力基礎。英國工黨曾經在1923及1924兩度執政，成立合計不到三年的少數政府，政事的推行並不順利，壹項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工黨在J. R. MacDonald的領導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線不清，而且不斷試圖組織聯合政府，也就是結合自由主義者的保守份子，以解決自己少數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黨內部工會陣營的反對，乃至全面退出。換句話說，在如此的政治現實之下，壹個所謂真正的「社會民主」，其實是無從實現的。

　　歷史給了工黨及社會民主第二次機會，雖然是代價慘重的機會：第二次世紀大戰的玉石俱焚。英國雖然戰勝，但卻處處殘破，民不聊生，人民處於飢荒、瀕臨死亡的邊緣，如同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記中所記載的：「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所可能發生之最悲慘的情況…」。國家財政破產，國內與國際金融秩序瓦解，百業面臨全面的崩解，經濟顯得毫無活力，似乎無法從戰爭的驚慄與破壞中回復，當時的人們相信，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英國的處境：摧毀、痛苦、分裂。

有壹跟接下來工黨執政（1945年波茲坦會議期間大選的拉下邱吉爾）、乃至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有著關鍵性影響的現象：英國人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全面破產。當時的英國歷史學家Alan Taylor寫道：「在歐洲，沒有人相信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為它就是大企業主的同義詞。或者，更精準壹點的說：那些還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棄的政黨，是壹群沒有未來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跟1688年雅各賓黨人沒有兩樣…」。在普遍的國民認知中，資本主義道德敗壞，只談貪婪，不知何謂理想，盲目的支持社會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會的期許，更赤裸壹點的說：世界大戰的元兇根本就是資本主義工黨接下了這項歷史任務。獲得政權之後，工黨真正塑立了壹個英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政府路線，簡言之，就是以「解決失業」，作為自己的理性堅持（raison d』etre）。工黨認為，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無能，它投資太少，沒有企業倫理與道德，只知貪婪獲益，賺取暴利，並不忘掠奪勞動者。工黨的決定是：放棄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遠離作為英國經濟哲學的十九世紀傳統自由主義。執政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謂的國家健康服務醫療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製度，投資國民的教育，興建國民住宅，並且採取壹切的手段，努力創造充分就業。相對於歐洲大陸希特勒式的「權力國家」（Machtstaat），工黨把自己的理想國度，除了稱之為壹次大戰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所傲稱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黨在選戰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連的實踐與行動，又替英國發明了壹個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英國與德國的歷史命運與發展進程，當然完全不同。德國經常呈現斷裂式的時代交替，社會必須去面對天崩地裂般的變天，某個程度上來說，英國人是較為幸運的，不論歷史的挑戰為何，英國總是在內國秩序的和平狀態下，完成時代的更叠。但同樣的，在國家與社會面臨劇變，遭逢生死關頭的挑戰時，壹個以工人運動為後盾，壹個反資本主義、以崇尚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與尊嚴為目標的社會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國家與社會，在存亡的關鍵壹役中，獲得最後的勝利。吾人又回到壹個相似的歷史邏輯：時代在巨大災難之後的轉折點，要挽救國家與社會，唯壹的憑藉，恐怕仍是自主覺醒的大眾勞動者，集結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國的以武力對抗反動，亦或英國的以選票投下不信任，以社會民主的價值為後盾，落實自己的社會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德國與英國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歷程，雖然壹個充滿戲劇性張力與爆發力，另壹則是緩進中帶著堅毅的決心向前，然而，歷史的規律某個程度是壹致的：資本主義體製出現危機（戰爭），它被證明不但無能解決危機，甚至自己就是危機的製造元兇。某種角度上來說，社會民主政權解救了資本主義體製，它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價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義」，乃至真正的「繁榮」與「自由」的實現。這壹期中，讓我們來看看法國的例子。

　　與德國英國壹樣，壹切的轉折來自於戰爭的災難。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法國處於極為尷尬的地位：既不是戰勝國，也不是戰敗國，壹些用來描述當時法國的字眼，大概就是社會瓦解、經濟崩潰，通敵與反抗，跟戰前沒有太多的差別。戰後法國的首要任務，無異復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顯然德國佔領前的第三共和已壹去不返，人們需要壹個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顯然，它的答案不是「資本主義」。

　　如同在戰後的英國，資本主義體製被認為是腐化與無能的代名詞，它是落伍的、頑固的、僵化的、短視近利而怯於投資未來的。那些只知維護自己私利的家族企業，缺乏進取精神的商人們，眼中只有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阻斷別人的競爭，以鞏固家族企業的優越地位，事實上，早在戰爭爆發前，法國的資本主義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國的工廠機器的平均壽命，是美國的四倍，英國的三倍，每壹工作時數的生產力是美國的三分之壹，英國的壹半，壹次到二次世界大戰的二十年間，法國人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任何的提升，國民的平均所得繼續停留在1919年的水準。

　　戰爭的嚴酷考驗更不會放過法國：落後的經濟組織，無疑就是政治與軍事失敗的主要原因，舊有的體系無法供應社會與經濟重建所需，而壹大部分的大企業又以與納粹通敵、與維琪政府眉來眼去著稱。

　　法國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並沒有像英國或德國壹般的社會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現，換句話說，法國經驗的重點不在政權的易手，因為，「被盟軍解放」的命運，直接牽引法國的命運到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樂雖然頑固，頑固到要抱轟登陸北非法國殖民地的盟軍，雖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斷宣稱自己是戰勝國，但是有壹點，他的頭腦還是清楚的：在法國，資本主義體製是無能的，是被證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點在於：「國家必須出來將權力的槓桿掌握在手」。

　　戴高樂警告說：妳們這些養尊處優、享盡特權的人們註意了，我們是可以放棄妳們的，因為妳們的行徑，只證明自己的無能與荒謬而已。社會民主的價值，開始取代了戰前自由主義的價值，在強調「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會與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倚賴資本主義體製」、「國家必須出面擔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會民主的體製，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體製」的思維與共識下，法國真正蛻變了。危機使人們意識到，某些宣稱自己在倫理道德上沒有瑕疵、卻只是在赤裸裸的貫徹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其信用是會破產的。

　　在所謂法國重建之父 – 亦有人稱他為歐洲統壹之父 –Jean Monnet的籌劃下，法國開始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民主與經濟復甦之路。曾擔任壹次大戰後國際聯盟代理秘書長的Monnet，出身香檳酒商，還曾到中國籌辦多國銀行鐵路大借款，但除了經營獲利之外，Monnet對於宏觀的計畫、偉大的挑戰，總是興致盎然。二次大戰期間，他任職法國流亡政府，負責與同盟國整合有關後勤補給及策劃戰後重建之事宜，他曾經說了壹句後來成為舉世名言的話：「美國應該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雖然之後被羅斯福總統的幕僚所剽竊過去，成為美國從中立、綏靖政策轉向的歷史代名詞。

　　戰後，面臨壹片廢墟的法國，Monnet認為要展開重建，關鍵有二：壹是國家預算赤字問題的解決，二是經濟體系從頭到腳的現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壹個問題只有國家能做，第二個問題，資本主義體系已證明自己沒有辦法做，社會與人民也不再相信，私營利部門真有克服難關的能力。

1945年8月，歐戰結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著戴高樂到華府訪問，壹天晚上，Monnet終於忍不住的跟戴高樂抱怨：「…妳總是說「偉大的法國」， 但我要告訴妳實話：法國渺小的很。只有法國人自己創造出偉大的身形，能夠擡頭挺胸，法國才會真正偉大起來…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法國人必須把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因為在當前，法國壹點也不現代。法國必須從頭改革到腳，沒有退路」。

　　驕傲又偉大的戴高樂，沈默了片刻，終於說道：妳說得沒錯。但是，妳願意接下「將法國現代化」這個重任嗎？Monnet當然不會放過歷史給他的機會，他全面設計新的國家經濟計劃，投資方案、投資手段，乃至於經濟龍頭工業的重建。藉著「中央計劃委員會」（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開了現代化法國經濟體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國的成功，標榜著壹個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危機充斥的時代，人民與社會所需要的，其實是紀律、方向、前景、信賴與希望，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片面所謂自由，這也正是社會民主的重要價值內涵：不是為了私利，不是僅著眼於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遺留的倫理（韋伯：「新教倫理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植基於公益之上，在社會正義、普遍繁榮的目標之下，資本主義才能延續，社會方能健康的發展下去。

　　法國的經驗，也許不是壹個社會民主政權戲劇性的上臺–法國的政治條件並無法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也或許不是像威瑪德國壹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權的誕生，但是，就人們面臨危機的痛定思痛，回顧過往的教訓，壹個社會民主價值的深化、乃至實現，卻是與其他國家無分軒輊的。

國際化趨勢下的犧牲品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會民主與市場經濟共存」的成功試驗，也是工會運動的典範。在1991年社會民主黨選舉落敗以前，瑞典勞資雙方 的「歷史性妥協」持續了53年之久。但是，資本國際化的趨勢結束了 這種勞資權力的平衡，顯示出以壹國為基礎的策略已有不足之處。

　　1909年是瑞典工運史上的壹個關鍵。雇主以經濟不景氣為由企圖壓低勞動條件，引發了勞資沖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參加了那次風起雲湧的罷工潮，儘管罷工基金幾乎耗盡，工人們面臨飢餓卻仍堅持 不退。那時資方動員軍隊與警察，再加上工賊的破壞，使工會遭受空前的挫折。

　　罷工後的秋後算帳使工會損失了近半數的會員。工會學到了壹個教訓：只靠罷工是不夠的。為了反擊反工會的立法以及軍警的鎮壓，工會必須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因此那次挫敗反而促使工會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關系更加緊密。1921年瑞典實現了普選權（廢除了財產及性別的限製）後，社會民主黨透過與農民黨的結盟，終於在1930年代開始在國會中掌握多數。

　　以此強勢地位，1938年瑞典總工會(LO)與雇主聯盟(SAF)達成了 「和平協議」，終止了半世紀來劇烈的勞資沖突，建立了新的遊戲規則。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建立每隔壹至三年的全國性集中的勞資談判，決定工資及勞動條件；2.工會堅持「團結工資」，即不分產業將工資拉平；3.全面就業政策優於提高工資。

　　爭議不必壹定透過罷工來對決，而可由談判或勞工法庭仲裁來解決。由於工會能在團體協約有效期間保證產業和平，但又能保有協約 期滿後號召全國性罷工的能力，乃使得工運更為強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漸發展為壹套複雜的經濟理論及政治實驗，包括：

1.財富的重新分配。

2.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對完全就業及低通貨膨脹政策的承諾。

3.積極的勞動力政策，工會參與職業訓練及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工作。

　　「和平協議」使幾十年都有定期談判，資方關廠與勞方罷工的案例急速減少。由於生產沒有中斷，工資乃持續提高。

資本國際化

　　到了1970年代，權力的平衡轉移成對資方有利。控製瑞典經濟的幾家出口企業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變成了跨國公司。資金跨過國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動，已非國家所能控製。大公司能在壹分鐘內買進幾千萬的克朗（編按：克朗為瑞典幣與美金兌換約為US$1.00=6.35Kr.），然後在幾分鐘後轉手賣出。匯率操作往往比工業生產能賺更多的錢。

　　於是，瑞典的大企業不再依靠國內的購買力，也不再在乎勞資之 間是否和平相處，雇主聯盟更公開背離「和平協議」。社會民主黨1976年選舉的落敗，給予資方反擊工會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來首 度的大沖突。1980年夏天，近半數的工會會員遭受資方關廠的挑釁。 當然，工會最後獲勝了。因為勞工階級的實力遠比1909年強大，勞工運動再度得到鼓舞。

資本逃逸

但這個勝利並不穩固。勞資沖突加速了資本的逃逸，而執政的保守黨，除了將瑞幣眨值外，並無因應之道。1982年社會民主黨重掌政權， 面對金錢投機導致外匯消耗殆盡的困境，同樣的也被迫將貨幣眨值。

　　1990年代壹開始，景氣持續衰退。為了對付大量的資金外流，社會民主黨提議由勞工、資本、國家三方協商壹個新的所得政策，卻引起工會的嚴厲批判，認為此舉是要禁止罷工權。社會民主黨被迫改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機。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業輔助，卻引發大量資金外流，使得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在資方的強力反撲下， 那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終於鞠躬下臺。

同樣的模式

　　這個模式在壹個國家接著壹個國家重覆地發生，證明了壹國的勞工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無能。

　　在芬蘭，雇主最近要求刪減20％工資。面對貨幣眨值30％的威脅，芬蘭勞工聯盟只好退讓，減薪7％。工會最近以總罷工作要脅、阻止了對失業福利的刪減，這是壹個重大的精神勝利。

　　面對即將來臨的大蕭條，瑞典工會可能被迫進行本世紀的第三次大沖突，其結果將會對全球各地工運的策略有重大的影響。瑞典工會有贏的實力，罷工基金仍然完整無損，組織堅強，政治意識很高。

　　不過不管結果如何，工運絕不能再孤立於國境之內。工運的發展有賴國際團結。我們不能只是跟著國際資本屁股後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場經濟消失。工運需要壹套長遠的策略、來規範資本與產品在 國界之間任意遊走。

　　目前的國際勞工團結組織有國際自由勞工聯盟(ICFTU)以及社會主義國際。更進壹步的國際合作則有賴各國總工會的投入。

　　工運不能單獨作戰，還應與其他的人民組織，如宗教、環保、和 平團體，以及反種族歧視，人權、婦女運動合作。我們在各國際組織 ，如歐洲共同體，OECD, GATT, 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國 際勞工組織(ILO)以及聯合國本身，都應有壹致的策略。

　　總之，前途困難，但絕非不可能！

國有化、社會福利

　　英國的工黨在戰後剛結束時，便上臺執政，當時的首相艾特裏為 解決失業問題，便推動連串的社會保險及醫療服務，以保障人民的基 本生活以及權利。當時工會並且表態支持政府，放棄罷工，壹致希望 藉此改善生活及勞動條件。同時也推動第壹波大規模公用事業國有化 政策。

　　然而由於重稅政策造成民眾難以忍受實質收入減少，再加以嚴重 的通貨膨脹，致使工黨於五壹年下臺，保守黨邱吉爾再度執政，但他 並未放棄福利政策，致使失業者在六○年代初期竟已高達九十多萬人 ，使工黨於六四年再次獲得執政的機會。

　　競選期間，工黨以「限製加薪幅度」作為承諾，企圖藉以緩和物 價，此舉並獲得「工會委員會」的支持。工黨上臺後，便成立「價格 與所得委員會」執行「限製工資」的政策，但效果不彰。因此在六六 年，工黨進壹步提出「價格與所得」法案，宣布凍結六個月的薪資， 不淮加薪。工會委員會初期接受該法案，但隨後又要求廢止，以消除 工人的反彈壓力，因為工資始終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幅度。同年，發生 海員大罷工，不久工黨下臺。

　　保守黨上臺後，立即強製宣布：所有罷工均需有六十天的冷卻期 ，同時罷工需經工人投票，工會不可發動。此舉引發工人的強大反彈 ，展開馬拉松式的大罷工，逼使保守黨最後終於在七四年下臺。工黨 再上臺後雖立即取消薪資限製，企圖使工資上漲正常化，即依照勞資 協議進行，但卻使工資飛快上漲，工黨不得已只好再下令製定工資上 漲的上限，可是如此壹來卻又陷入「工資趕不上物價」的惡性循環中 。七九年，工黨三度下臺，保守黨的柴契爾夫人上臺執政。

　　歸結起來，在英國工黨的發展過程裏，雖然始終到面臨經濟方面 的問題挑戰，但是它總是維持兩項基本政策的施行，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國有化：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共有兩波，第壹次是在戰後，當時的重點是要 將水力、電力等公用事業國有化，使基本的民生及公共需求由國家經 營管理；第二次則是在七○年代中期，有鑒於生產技術的日益複雜， 加上英國的國際競爭力降低，為配合技術的研發，提昇競爭力而進行 。但是在柴契爾夫人上臺後，則致力推動將國營事業私有化。

（二）社會福利：

　　英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有長久的歷史，在戰前便已有相當的基礎。 戰後工黨執政期間更是加強推行，如年金、公醫製、失業金製等，其 中尤以公醫製最為著稱。這項製度共動用整合有近七萬名醫師、二十 八萬多名護士，十分龐大，同時其支出佔總預算的6％多，使私 人醫療大為萎縮，充份保障人民的健康醫療照顧。

工業民主、自治管理、權力分散

　　戰後法國的社會黨，歷經了壹段長時期的低迷，雖然從壹九四四 到五八年間，社會黨在27屆的政府中參加了21次，但是其得票率卻只 有壹成五到兩成，不復戰前的風光。到了六九年的總統大選，社會黨 更是慘敗，只得到5%，遠不如法共的20% 。

　　這種情形壹直到密特朗於七壹年出任黨魁後，才有所改觀。密特 朗壹改過去摩勒時代的反共立場，主張在策略上聯合法共，以贏得選 舉，這項改變在七三年的選舉中得到了收獲，兩黨的席次均增加了兩 倍，隨後七七年的地方選舉，社會黨更是獲得大勝，贏得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城市執政權。到了八壹年，密特朗當選總統，社會黨執政。

　　社會黨與法共的聯合，有其現實上的重要考量，因為法共自四七 年以後，便掌握了兩大工會，並且擁有三分之二藍領工人的固定支持 。在六八年的學生運動時，法共發動了近八十萬的工人罷工，支持學 生，顯示其強大的動員力。而社會黨本身的工人黨員卻只有壹成左右 ，其多數成員均是白領中產階級與學生，因而這其實是壹項階級聯盟 的策略。

　　密特朗執政後，採取了多項的措施，以實施他所稱之「法國式的 社會主義」，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新國有化：

為了扭轉國有企業的高虧損，社會黨政府於壹九八二年實施了壹 套新的國有企業管理辦法，其特徵有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及計劃合 同。民主化管理指國有企業的董事會由政府代表、職工代表與資方代 表共同組成；自治管理則指國家減少對國有企業的監督，特別是取消 事前審議及監督員，使國有企業在財務、行政上自主；計劃合同則是 為了確保國有企業的計劃能與國家整體計劃相協調所訂定。

（二）工業民主：

　　壹九七三年的自由－保守聯合政府，曾為了減緩六八年以來的工 人問題，成立了「促進勞動條件國家委員會」（簡稱ＡＮＡＣＴ）。 但是ＡＮＡＣＴ卻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因為它的權責只能反應意見與 溝通，不但無法賦予工人更多的權利，只是消極地要求勞資雙方進行 協議，而它自己卻不積極介入，因此在壹九七五年簽訂的協議中，法 國的兩大工會（工會聯合會與總工會）均未簽署。

　　八二年，社會黨政府提出了Auroux法案，並獲得議會通過。法案 中賦予工人可以反應意見、獲知資訊與資方諮商、協商談判，使工人 獲得更大的權利。其中反應意見由「雇員代表」組成；諮商則由「工 廠委員會」執行，此委員會由受雇者代表中選舉產生，並由管理階層 任主席，因此根據統計，施行至八三年為止，只有20%的案件被告知， 且只有12%有諮商程序。至於工會，在法案中則賦予它每年與資方針 對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進行協商的權利。

（三）經濟計劃改革：

密特朗上臺後，不但繼續法國自戰後便壹直推行的經濟計劃，同 時成立「改革委員會」，進行重要的改革，包括：

1.民主化，即全國計劃總署的成員，應納入官員、工會與企業主；2.權力分散化，即二十二個法國地區政府，均可派代表加入計劃署， 同時每壹地區亦可製定該地的自主性計劃，強化地區自主權；3.重視貫徹執行及協調，務使計劃具體施行。

勞動人性化、工業民主、共決製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德國社民黨被納粹宣布為非法，因而流 亡英國，直到戰後才回到漢諾威重建。戰後的十餘年間，社民黨壹直 處於劣勢與低迷的狀態之中，其得票率均只有三成左右，黨員人數也 由戰後初期的87萬人降至五○年代的58萬人，年輕人紛紛退黨，只剩 下老的黨員支撐。

這種情況壹直到壹九六九年，社民黨接連贏得總統及國會大選， 漢尼曼當選總統，布朗德組閣，才有了明顯的轉變。這次國會大選， 社民黨獲得了超過四成的得票，得以與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在布朗 德任內，他積極推動東進政策，與莫斯科、波蘭簽訂和約，並於七二 年與東德簽訂了歷史性的「基本法」。後來布朗德因「間諜事件」下 臺，使社民黨失去了第壹大黨的地位，但仍由斯密特繼續組閣，直到 壹九八二年，自民黨轉與基民黨聯合，社民黨才真正下臺。

　　在社民黨執政的十四年間，它施行了不少實踐社會民主的政策， 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企業的民主化以及勞動的人性化，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勞動人性化：

　　社民黨於六九年上臺後，有鑒於該年九月發生的大罷工事件，因 此便組成了「研究委員會」，目的是為了建立壹個「更以人為導向」 的勞動條件標準，以做為進壹步之勞動人性化綱領（ＨＤＡ）的依據 。這份在壹九七四年提出的綱領，不僅規定了最低的合法勞動條件， 使勞工的勞動環境能有基本的保障，同時也為日後新的「共同決定製 」及勞資爭議製度奠立下良好的基礎，換言之，它預先為「勞－資－ 官」的三角統合協商系統鋪下了路基，因為它賦予工人有合法的權利 ，可據以爭取進壹步的勞動利益。

這其中最值得壹提的是德國的「工資自主製」，亦即由各行業的 勞資雙方每年自行談判協商，以確定未來壹年的工資變動幅度，以達 成「工資合理化」的目標。此外，並有僱工協議，包括由工會與僱主 協會簽訂的「集體勞資協議」，以及僱工與僱主直接簽訂的個人僱工協議，內容包括工作性質、作息時間、各項勞動條件以及雙方的權利義務。

（二）工業民主化：

　　早在壹九五二年，德國議會就通過了「企業法」，規定五人以上 員工的私人企業，必須成立工廠評議會，該評議會由企業成員中選出 ，並且至少須有五名工人代表，以參與企業事務，並享有壹定程度的 共決權。雖然這項權利不是由工會行使，但是由於八成以上的工廠評 議會成員是工會中人，因此實際上工會仍保有相當的影響力。

壹九七二年，議會通過了新的企業法，在法律上進壹步加強了企 業內部工人的共決權力。到了壹九七六年，經過激烈辯論，終於通過 了「共同決定法」，使工人的共決權力正式獲得確認。根據德國工會 聯合會（ＤＲＧ）在八○年代初的統計，享有不同程度共決權的僱員 約有二千萬左右，佔全部僱員的87%，涵蓋比例很高。

勞工運動、再分配、工業民主

斯堪地維亞的社會民主模式，在社會民主的發展經驗中是十分獨特的，依照Esping-Andersen的看法，它具有幾項重要的特徵。

第壹，它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和其它北歐國家比較起來，是較為平順且漸近的過程，沒有產生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

第二，在這三個國家中，社民黨的執政時間均十分長，超過三十年以上，同時其所獲得的政治支持比率也十分高，平均高達四成以上，顯示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第三，最特別的是，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的政黨與階級之間有十分強的聯繫關系，同時各個階級力量所支持的政黨光譜十分相似，資本家多支持保守主義政黨，小雇主則支持介於自由與激進間的政黨，工人（特別是藍領工人）則多支持社民黨。

　　斯堪地維亞模式的成功經驗，引起了廣泛的重視，紛紛對其提出解釋，希望能從中找出新的啟發思考。

　　依照Korpi的說法，斯堪地維亞模式的成功，主要在於社民黨壹方面能夠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使其在國會中佔有多數，另壹方面則是勞工運動及工會力量的強大，因而得以有效地將社會議題轉化為政治實踐，以具體的政策加以推行。

　　因此，在Korpi的概念中，勞工力量乃是斯堪地維亞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不但提供政治支持，使社民黨得以長期執政，同時也促成了勞資關系的改變，使社會更為平等與團結。

　　Korpi並從下列指標來說明他的解釋，這些指標是壹九四六到七六年的平均統計值。第壹，工人的組織比率分別為瑞典71%、丹麥49%、挪威46%，在歐洲國家中名列前茅；第二，三國工人支持社民黨的比率分別為瑞典43%、挪威41%、丹麥39%，若是只看藍領工人時，瑞典的支持率更是高達七成五以上。

　　然而，Castels則認為：斯堪地維亞模式之成功，主要是因為社民黨提出了壹套成功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特別是福利政策，藉此進行社會再分配，而能獲得廣大受雇者的支持，在選舉中獲勝。換言之，他強調的是：政策結果對於社民黨政治支持的影響程度。

　　Korpi與Castels的解釋雖有不同，但是對於我們理解斯堪地維亞模式，均有所助益。以下我們便以瑞典為例進壹步說明之。

（壹）平等分配：

　　瑞典社民黨政府將實現平等分配作為其綱領的重要目標之壹。該黨在綱領中明定，國民收入應在個人、社會階級、集團與地區之間平等地進行分配。二次大戰之後，其政府便實施下列政策：收入來源中斷、收入不足的失業者、殘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過失業津貼、養老金、兒童補助、孕婦津貼與其他形式得到社會保險金；六○年代之後，更是全面擴大福利措施，包括健保、住宅政策等，使其成為人民的基本權利。

（二）充分就業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業做為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形成了壹套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從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年代的「人人有滿意的工作」，壹直到八○年代，甚至發展出「培訓夕陽工業，解僱勞工新技術」，成功移轉進朝陽工業，而不再是消極地補助夕陽工業以保持就業。

（三）工資集體談判：

　　自壹九五六年起，瑞典的工資政策，便由其僱主協會與總工會以集體談判的方式達成壹般的或平均工資增長幅度，壹九六四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這種工資集體談判製度的法律效力，雖然此製度在壹九七二年曾稍加改變為「以較低的個人所得稅交換工資增加的限製」，但是基本上並未有原則上的重大改變。

（四）工業民主：

　　壹九七六年，瑞典議會通過了「共同決定法」，其中規定，凡雇主在25人以上的企業，工人代表可參加董事會，了解公司的業務活動，對公司重要決策有發言權。同年，工會通過了經濟學家邁德納的「工資收入者基金」方案，但遭資方反對，八三年，國會通過了折衷案，企業須將20% 的利潤上交國家，存入中央銀行成立投資基金，用於生產與科技研發，使用時須與工會協商。

英國工黨的基本理念

作者 馬特 比奇 寫於 二零零四年

　工黨思想史：1900-1949

　　為了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和總體的價值觀，把握其重要人物、內部鬥爭、政策成就以及對社會主義觀點的歷史這些歷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領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盡管不可能對於其歷史無所不包，但將首先試圖提供工黨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開始本章將追溯十九世紀勞工運動的根源，分析當時的政治氣候，特別是在英國有組織工人運動的開端，工人階級所起的作用。接著，本章將試圖挖掘出植根於工黨歷史中隱藏的價值觀念。本章開始解釋、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因此必須確認與新工黨政治哲學相關的重要思想主題與問題。本書主張，如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張的，行動與物質運動相反，表現了對於其身份認同來說最為關鍵的思想與價值觀念。

　　工黨在十九世紀的起源

　　十九世紀初，新產業工人階級興起，因為聯合王國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選舉權，所以為獲許更多的選舉權而發起運動。由於國內發生越來越多的抗議，也部分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輝格黨（Whigs)頒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這帶來了更大的選舉權特許，並導致十九世紀後半期工會的出現。盡管如此，在一些情況下特許的選舉權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促進了給予城鎮地方稅納稅人部分選舉權的開始。隨著十九世紀時間的推進，原先的兩個黨演變成自由黨與保守黨。自由黨更像是輝格黨、異議分子、激進派的同盟，而不是一個有著系統意識形態的政黨。乍一看，自由黨中的激進派可被理解為最可能支持與工人階級生活相關的事業的政治團體，但自由黨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組成的，協同於放任主義經濟學曼徹斯特學派，而該學派所持觀點與為工人階級的社會正義和社會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紀的保守主義包含一種強烈的社會家長製（social paternalism)意識。事實上，迪斯累裏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說是托利黨家長製主義（Tory paternalism)和一國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當政時期的托利黨家長製派通過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項立法，它試圖：

　　「……解決整個城市工人階級的住房問題，並且政府當局第一次擔負起改進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責任，如果有必要會通過義務購買的方式來改進」。

　　迪斯雷裏的托利黨政府還通過了《工廠法案》（Factory Act)和鼓勵互助社團（Friendly Society)的法規，使勞動合同更加公正合理，並將工會從陰謀法的範疇中去除，等等，都是這種托利黨家長製主義者所頒行的立法。托利黨意識形態中的集體主義一派支持一種觀點，認為保守主義各分支在執政方式上是家長製和國家主義的。W? H ?格林利夫稱：

　　「……很多不考慮歷史的評論家堅持不合時宜地看待保守黨的記錄，要麽是從一些基於意識形態敵意的謬誤傳說的方面出發，要麽是從保守黨傳統中另一個很不同、很反國家主義的派別的獨有情況出發。無論你是否肯定，托利黨所做出的努力與所達到的成效，從集體主義觀點看，實際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將自由黨視為完全的天然關心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不太準確的，另外，將十九世紀的保守黨視為對影響工人階級生活的問題完全無動於衷，這樣做也是不坦誠的。可以說，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之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以及托利黨的社會改革的進度與限製都沒有了耐心。社會主義社團、社會主義協會與聯盟主要形成於倫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業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聯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進工人階級投票登記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夠作為工人代表候選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對於聯盟的支持逐漸減少，經濟上也無法維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這次失敗：

　　「……輝格黨和自由黨中的中產階級不情願看到工人被選為他們的代表。」英國政治在工黨出現之前，是自由黨，尤其是自由黨中的激進派，聲稱代表產業工人階級，並且產業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黨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階級己經滿足於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黨，因為他己經在十年前就解決了工人階級選舉權的問題。盡管如此，保守黨總是得到工人階級當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這種階級體製直到最近都還能在社會習俗中很清楚地看出來，強化了人們的社會地位，進而促使工人階級中的一些人表現出對於上層階級的順從。此類的順從是特別針對托利黨的，他們在歷史上代表了傳統，即選出少數它主要關心的國家權力機構與君主製。順從的托利黨工人階級認為，上層理應執政，而且一定最擅長於此，因為他們是托利黨，他們象征著階級體製，因而這就是順從的工人階級選民支持保守黨而非自由黨的一個原因。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自由黨中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劇變的時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植根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對於1906至1914年時期有立法上的影響。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哲學，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被形容為與古典「放任」自由主義相悖的政治哲學。安德魯?文森特（Andrew Vincent)與雷蒙德?普蘭特將新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哲學出現與十九世紀後三十年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影響的増大聯系起來。所有唯心主義哲學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哲學地位的確立影響最卓著的是牛津哲學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義的哲學要旨與古典自由主義主要有三點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國家幹預作為積極的手段能確保民眾有更大的社會正義。這與傳統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徑庭，而自由主義在此前的半個世紀裏是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放任方式的。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之一，他認識到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方式對於自由黨的益處。格林利夫寫道：

　　「一向反對社會主義『昆蟲般的狀態（insect state)'馬斯特曼早就準備接受並敦促社會『在集體主義的基礎上』重建。」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國家主導的社會政策來緩和英國的社會、經濟痼疾，先後發表於他1901年的著作《帝國的心臟》（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著作《英國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與第一點關於以國家作為實現社會正義的積極手段相關，是新自由主義對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學概念。古典自由主義消極地理解自由，認為自由是個人盡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製的範圍內需要的自由，並且自由市場能製造出最優於創造財富的環境。相反，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積極地認識自由能増強個人自主權，並能通過國家幹預市場的機製確保物質資料與設施不只是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務。特別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題為《自由主義》的重要著作中主張這種對自由的積極認識。格林利夫認為霍布豪斯對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體'『積極』的自由概念之上；並被濃縮在經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沒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新自由主義者提倡的第三個哲學觀點是社會道德問題。他們認為個人不僅有個人的道德要維持和個人的責任要完成，而且有社會的道德要維持和社會的責任要完成。一個新自由主義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資本主義是與社群主義與集體主義這一種的自由主義觀相對立的。於是，簡言之，社群責任的價值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義者從英國唯心主義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當中吸取政治哲學，他們也采納了影響英國唯心主義者對責任、社群、權力的認識的哲學家例如黑格爾的哲學觀點。古典自由主義者相反卻是遵循洛克的觀點，認為道德是個人的，責任是個體的，因此，每個人都考慮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義哲學中，幾乎沒有提及更廣泛的有關弱勢、貧困、赤貧群體的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黑格爾對於社群和責任的觀點高於洛克著作中的觀點。

　　大衛?馬昆德認為，新自由主義者影響了二十世紀中期工黨的修正主義右翼。馬昆德說，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馬斯特曼，當然還有格林這些新自由主義者，他們潛在的政治價值觀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與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所倡導的價值觀有淵源。關於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傳統的演進，這一點在馬昆德以下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說這段話本來是關於新自由主義者的：

　　「他們重新定義了自由和個人實現的核心自由原則，以確證一種活躍的狀態，能夠如『消極』自由一樣確保『積極』自由。在其後的一個階段的語言裏，政治公民將由社會公民補充：憲法民主將由社會民主補充。」然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的廣泛默從並非十九世紀晚期工人階級政治的全部情況。工會聯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於1871年，每年開一次會；它被視為工人的中央議會。22這包括被選舉出的工會代表參加年會、討論各工會所需要為工人做的改進，並且議會委員會被公認代表工會遊說政府。

　　在德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進而提升了社會主義在英國的地位。1877年的選舉中，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贏得國會（Reichstag)十三個席位。這一成功主要是由於該黨在1875年實施《哥達綱領》（Gotha Programme)之後的一次意識形態軌跡的變化。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身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兩個分開的彼此對立的社會主義黨派：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與全德工人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69年愛森納赫議會（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員被稱為「愛森納赫派（Eisenachers)」。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受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導，領導人為李蔔克內西（Liebknecht)、倍倍兒（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聯合會遵循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稱為「拉薩爾派（Lasallians)」。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想要德國資本主義社會和平民主地過渡到信奉社會正義思想的社會。兩黨在1875年哥達議會上一場激烈政治鬥爭之後合並，這次鬥爭受到了德國政府的幹預與報復行動。哥達議會上提出並接受了一份拉薩爾派起草的綱領，該綱領將改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正式方向，並相應地使他們擁有更加廣泛的選舉人群，在1877年選舉中獲得了近五十萬張選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中主要參與者之一就是思想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倫理、進化社會主義將在本章討論。伯恩施坦在英國居住過一段時間，受到了早期費邊社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記述伯恩施坦作為被俾斯麥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出德國之後是怎麽生活、工作、活動於英格蘭的左翼圈子裏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後居留於此，他在此地編輯正式的黨報。1888年，因俾斯麥政府施壓，瑞士政府驅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編輯的黨報。於是他遷往倫敦，在那兒與馬克思的合作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像是英國社會主義活動的分水嶺。盡管社會主義組織在構成上多種多樣，但它們的領導人開始表現得務實，以期吸引更廣泛的選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這十年中發表了無數宣傳冊子、報紙文章和信件，都是關於城市工人階級惡化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他們通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明確表達出來的政治上的不服從（如果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城市中的社會主義可以被稱為意識形態）。在此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大部分與社會主義社團相關的人，以及工人階級中的鼓吹者和活動家來說，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邏輯完整連貫的經濟學學說。社會主義在英國並沒有以任何國家政黨的形式組織起來，這種情況持續到1900年各組織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會主義，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階級對於當下政治集團的不服從的表達，是對於城市工人階級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種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識形態。

　　那時候其他與工人運動相關的組織開始成立起來，諸如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於1881年的社會民主同盟不是現在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社會民主黨派，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同盟，相信經濟決定論，將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不正義的，且伴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Labour Marxists)這樣的社會民主同盟數量一直很少，而且它們總是處在運動與工黨的邊緣地帶。他們的政治思想由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構成，涉及生產方式的決定因素、對雇傭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剝削製度、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以及認為「工黨主義」（labourism)與其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妥協，為的是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盡管如此，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表面上看還有恩格斯和馬克思，認為英國的狀況與歐陸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不同，因而他們承認英國有眾多具有選舉權的工人階級，所以是有可能從選票箱裏通過工黨帶來馬克思主義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會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導人物，是工黨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對於工人運動的影響，而是在於他的思想理念影響了一代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摒棄了社會民主同盟，而傾向於使工黨成為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政治組織。富特（Foote)寫道，作為社會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獨裁式的，而且關鍵在於，他拒絕了將工會作為煽動工人階級的工具。對工會的這一拒絕導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運動，並因失去影響力而離開社會民主同盟。

　　另一個組織是費邊社，成立於1883年，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相信由不正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國家幹預和國有化的手段民主漸進到社會主義社會。領導人物包括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韋布本人對於費邊社的特性有一個著名的定義：「漸進主義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費邊社會主義認為，進步與社會改進不可避免，改革將不斷増加；每一個過程都需要很長時間，這是題中之義，因為民主要求的是漸變而非革命性的變化。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有關費邊社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策略。富特認為，早期費邊社更希望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從兩大國家黨派的現存結構與傳統內部深化發展他們的思想，而不是希望與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合作，因為對於他們知識分子的概念和理論來說這些政黨態度常是不友善的：

　　「費邊社的領導人常被最苦於現行製度的階級那種狹隘的偏見激怒，於是轉而尋找兩個主要政黨的開明成員，拒絕接受獨立工人政黨的思想。有些費邊社人，如休伯特?布蘭德(Hubert Bland)，對於工人政黨比對於其他黨派更加同情，但費邊社領導人的總體態度是從地方到全國，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可以說，這個時期費邊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貢獻是其組織的一系列講座，題為《社會主義的基礎與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這些講座內容後於1889年出版，由蕭伯納編輯，標以新題《費邊社會主義論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廣泛好評。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頒布，準許農業工人投票選舉。盡管如此，城市裏窮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選舉權。這樣，到1884年英國的政治版圖己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然而，和城市窮困男性一樣，女性仍沒有政治代表或者選舉權力。1893年，又一個組織成立了，被稱作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蘇格蘭礦工基爾?哈迪（Keir Hardie)領導。獨立工黨由一群思想非常獨立的人組成，他們為民主社會主義發起運動。

　　獨立工黨在工人代表委員會之前就有眾議院的議員，但它是一個本土化的小型組織。1900年，社會民主同盟、獨立工黨聚集起來，組成工人代表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形成一個單獨的政治組織，提供資金，發起活動，以使其成員被選入議會。1900年，工人代表委員會只有兩名議會議員，基爾?哈迪和理查德?貝爾（Richard Bell)，但工會聯盟（TUC)在現實中能夠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組建可觀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國工人階級。

　　工人代表委員會與之後的工黨被承諾在關鍵的席位中得到自由黨選票，以及在議會中得到遠超出它單憑一己之力組織運動所希望能達到的影響力水平。也許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員會是一個實質上的社會主義政黨，自由黨也許不會同意與其簽訂如此便利的協議。此外，工人代表委員會開始的幾年，其成員由一些社會主義者和許多工人階級「工黨派」（labourite)結合而成。「工黨派」這個詞是用來指那些以通過實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為事業的議會議員和工黨黨員。例如，通過提升工資、増加福利、工會代表等改善措施，這與二十世紀早期英國的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提倡工業國有化相反。工黨派按照這種定義而言不是社會主義者，並且就大部分來說對於意識形態都有矛盾的態度，持著實用、非教條化的政治觀。直到1918年黨章確立，工黨才致力於一個政治、社會、經濟學說以及我們今天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黨章、共產主義、凱恩斯主義：1918-1949

　　1918年，工黨以文件形式建立了黨章，被稱為《未來綱領》（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魯克說出了工黨為何在1918年表達其政治目標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鑒於自由主義在英國崩潰，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成功，工會代表運動（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緒的増強，一些關鍵的工會當中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想，己經擔憂如果工黨不采用一個綱領而其他黨會采用，於是運動就會與工黨無緣……」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黨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將該黨由附屬機構組成的松散聯盟轉變為全國性政黨，各地方選區內擁有推舉議會代表權利的政黨（constituency party)個體成員須服從中央的紀律。工黨大會將由全國性附屬機構代表和選區議會代表組成，按照各自附屬成員比例分配名額。」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為這一年工黨試圖通過一部致力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綱領表達其哲學動機。這份文件題為《工黨與社會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諾內容:對於經濟製高點和生產工具、分配渠道與交換媒介的共同所有權(特別是聲名狼藉的「第四條」譯者註:條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實施國家最低生活水準（福利國家津貼製的前身），充分就業，最低工資，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時工作的最低工作條件，累進稅製，為償還戰爭欠款征收財產稅，以及為公共利益所積累盈余。盡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認為，通過「第四條」並不能公正解讀工黨所奉行的英國倫理社會主義。他將英國的社會主義解讀為倫理的，而非科學的或經濟決定論的。伯恩施坦在他影響深遠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論著《進化社會主義》(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這一區分。伯恩施坦強調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社會主義。

　　首先，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倡導對於歷史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這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意味著把一切現象歸因於物質的必然的運動……決定思想和意誌趨向的形態的是物質的運動」 。

　　第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主義不同是因為其試圖把生活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與決定社會、政治、生活精神過程聯系起來。

　　第三，也是最後一點，伯恩施坦強調階級戰爭對於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必要性，而這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中未曾顯現。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道德的，基於價值而非科學的或由經濟決定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是關於民主、社會正義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不可分離，因而成為了政治方案：

　　「普選權從兩方面說來都是顛覆的代替品。但是普選權只不過是民主的一個片段，雖說這個片段長久下去一定會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鐵屑一樣把其他片段吸引過來。這一過程固然進行得比許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盡管如此，它還是在進展著。如果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也毫無保留地站到普選權和民主的立場上來，並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關自己的戰略的結論，那麽它就再也不能比這樣更好地促進這一進展了。」然而這是伯恩施坦主張議會製與改良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與最終達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另一個不同之處。西德尼?胡克認為，《進化社會主義》被斥為馬克思主義中的異端，一個原因在於其倡導社會主義應當與烏托邦主義的所有觀念決裂：

　　「它必須不再把自己設想成完成一個終極目標，持續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務中實現自己，以應對更大的民主化運動。無論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什麽，實現它們的手段必須與這些目標保持連續性。」據胡克的觀點，伯恩施坦認為不存在脫離民主的預設的社會主義目標，因為這個觀點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話：

　　「……於我來說運動即是一切，通常所謂『社會主義終極目標』什麽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沒有想過社會主義最終的樣子，因為它就是一種運動或是通過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手段使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公平正義的過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時期居住在倫敦時受到早期費邊社的影響，但是他對於英國社會主義有何影響呢？答案是，很難計量，因為盡管工黨中蓋茨克爾派采用「修正主義」之名，且人們可從其試圖改良二十世紀中期英國社會主義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識形態影響，但是其他直接的影響並不明顯。

　　即便如此，克羅斯蘭還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說他想做第二個伯恩施坦。因此，鑒於克羅斯蘭認為需要把社會主義與政治原則而非具體政策等同看待（相比於更大的公平，與國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許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響者。

　　當時的另一個思潮是工團主義（syndicalism)。工團主義對於產業工人管理的主張來自科爾（G.D.H.Cole)，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據其工人階級受工資製度壓榨的觀點。與馬克思遙相呼應，科爾不僅稱工資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痼疾，他還呼籲進行一場階級戰爭，就如同工團主義者所呼籲的一樣。產業行為形式的階級間武裝沖突對於科爾來說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一階級剝削另一階級而彼此對立。科爾在他1928年的著作《工人的世界：探討工會主義的現狀與未來》當中有對此類問題的政治觀點。科爾的社會主義在方法上是自由主義的，與費邊社會主義之類的集體主義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爾對於費邊社一派的社會主義持深刻的批評態度，因為科爾認為他們：

　　「……由反資本主義的論點得出需要國有化的邏輯結論，但這麽做的同時忘記了社會主義不止是關於商業的命題，還是關於人的……他們把國有化視作解決無政府式競爭問題的萬靈藥，而沒能註意到資本主義自身己經通過在壟斷中創造一個更加致命的敵人解決了競爭問題。」行會社會主義拒絕了許多英國社會主義者所倡導的國家壟斷的提議，其理由是，將資本主義權力從私人轉移到國家官僚機構那裏是一樣的，同樣有害，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工人在生產者的角色範圍內還不能夠管理、決定、占據權力位置。第二，資本主義權力正由費邊社會主義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確立，例如一些人倡導國家所有製與產業管理。對於行會社會主義者來說，工人控製的基本問題被產業的國家社會主義所有製忽視了，因為當時的主流社會主義思想忽略生產者（即工人）角色的問題，而關註產品的分配方法與資本主義的性質。

　　富特認為，工團主義（他把行會社會主義也包括在此義項內）：

　　「……再一次提出了生產者的觀點，不過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體主義者完全忽視生產者，工團主義者完全忽視除了生產者之外的一切。」這論斷當中的正確之處在於，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其通過國家管理和產業所有製使資本主義社會化的概念當中，對於工人的地位關註較少。盡管如此，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早期費邊社人，也許認為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將會成為民主的共同所有製，並因而使得諸如工人等個體在控製產業的國家機構中擁有股權，而不是資本家或者董事會。

　　黑斯勒引用科爾的話，把社會主義稱為「……代表底層人的廣泛人類運動」。

　　科爾的這一言論頗為中肯，尤其在於科爾這樣的博學之士選擇憑藉對英國社會貧困人口的模糊且略顯直覺性的感覺總結出工黨的社會主義哲學要旨。表面上科爾關於英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言論暗示其作為政治哲學缺少堅實的哲學要旨，然而，科爾所做的工作，特別是他的關於行會社會主義的著作，就他對英國社會主義的構想而言確立了他思維清晰、富有說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對於休?蓋茨克爾有著巨大的影響。如上所引他的言論表現出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特征，而運動當中派別與派別之間在哲學方面是不一樣的。據此，可以認為英國的社會主義在其為英國社會的貧困或「底層人」而存在這一點上是統一的，而同時在確切的政治路線和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上並不相同。

　　黑斯勒認為，「第四條」於1918年被工黨采納，自此工黨開始試圖定義其關鍵的動機，並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國社會貧困群體這一歷史任務。一方面有些政治家（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並無不同）對於社會主義是什麽有確定的認識並能通過具體的政策（如國有化、工人議會、對外交政策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法等）來表達這種認識，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圍繞政策建議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明確程度較低，但堅持以一套潛在的價值觀（如對於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責任持有積極的理解）作為尺度來衡量是否貫徹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定義與重新定義工黨的哲學價值觀這一問題，尤其是這兩方面的政治家之間的鬥爭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論戰」中重新顯現，也是現今圍繞新工黨的討論的先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年裏，工黨獲得更加廣闊的選民基礎，原因在於普選權逐漸得到擴大，尤其是1928年頒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紀30年代，新當選的黨領導人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試圖將黨員限製在民主主義者內。這一事件可被理解為逐漸排斥與壓製工黨內部馬克思主義的成分，迫使其離開。例如，1901年，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盟脫離工黨，它曾是創建工黨的組織之一。1924年的黨大會上，工黨禁止所有共產主義者加入黨內或參選。1925年的黨大會再次加強禁止共產主義者成為個人黨員，並要求工會不允許共產主義者作為地方或全國議會代表。1928年的黨大會禁止共產黨員作為工會代表參加議會。有意思的一點在於，被驅逐的不僅是共產主義者，還有被稱為黨內同情共產主義的派別或者「同路人」。驅除共產黨的支持者、倡導者或者黨員，是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在英國的大學、工會及社會其他部門中的支持提升之後發生的。這主要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衰退引發了工人階級與大學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視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有效補充。理查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紀3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影響工黨的高峰期。克羅斯曼寫道：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韋布夫婦主導了 20世紀30年代年輕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並深刻地影響了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很多務實的政治家。左派書會（Left Book Club)取代了費邊社成為先鋒知識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廣泛譽為「英國社會主義」興起時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家之一。馬特?卡特（Matt Carter)認為，托尼在牛津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學習期間，與院長愛德華?凱爾德（Edward Caird)、時任牛津主教的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結下友誼，其間所學使他的哲學觀與格林（T.H. Green)的英國唯心主義傳統趨同。卡特認為在托尼於貝利奧爾學院學習期間，乃至在格林死後，學院都是充斥著格林的思想：

　　「當格林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時，對於像托尼這樣的年輕而具有社會意識的貝利奧爾學生，不深深受其影響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觀點是，托尼可以被視作繼承了格林的哲學傳統，和諸如亨利?斯科特?霍蘭(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爾斯?戈爾等格林的追隨者，而他們都是基督徒。這是一個重要的聯系，因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主要的社會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紀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與思想統一起來。這一聯系並非天衣無縫，但根據卡特的觀點，它是真實存在並且從歷史角度看是準確無誤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礎同樣為戈爾和霍蘭的思想打下基礎，鞏固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意識形態上的聯系。這三種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對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強調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機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統一起來的社會。」「盡管格林想要一個建設性的自由主義理論以復興自由黨，托尼構建了一種倫理社會主義來支持工黨，但是兩種學說從本質上說是一樣的。確實，按照鮑爾（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個觀點，托尼認為他的社會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自然繼承者，與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他認為社會主義者必須保持對自由的關註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學時的政治觀點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之後的政治觀點則很難明晰歸入英國社會主義各種流派中，因為在他一生中不同階段的側重點是有所變化的。富特就難以劃分托尼政治觀點明智地說道：

　　「由於他自身政治上的數次轉變，在政治上將他歸類尤顯困難；從1921年支持激進的行會社會主義到1928年漸進主義的著作《工黨與國家》aabour and rteWat/on)，從20世紀30年代對於漸進主義的猛烈抨擊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義。」在本章這一節的上下文中，可以將托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營利社會》（T^eAcqu/s/t/Ve5oc/ety) 視作至少表明他對於工黨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對類工黨馬克思主義（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與同時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約翰?斯特雷奇一並做討論。《營利社會》，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響了工黨左翼。托尼在寫作此書時受行會社會主義的影響，這一類的工團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工黨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變體。盡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著作中的思想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因為他不認為私有財產本身並不具備固有的剝削性，並不屬於異化並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階級上層建築。托尼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十年裏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財產的性質懷有敵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財產是用於公共利益與社群利益，而非財產擁有者階級的私有經濟利益，那麽財產在道德上是正義、公平的。

　　如果托尼對財產性質的概念與馬克思主義對私有財產的假設不一樣，但仍近似於工黨馬克思主義將私有財產視作資本主義痼疾，那麽他在《營利社會》當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這一主要思想觀點簡言之即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己經專註於營利，而以托尼的規範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敗的。托尼指出：「這樣的社會可以稱為營利社會，因為它們整個的趨勢、興趣、專註之事全是推進獲取財富。」由營利性問題繼續引入，托尼認為它引起了另外兩個社會和道德的問題。第一，人們這樣的物質主義和貪婪使得他們對於貧困者的同情減少，因而貧窮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這一營利社會的道德面貌嚴重受損，利己主義成為盛行的社會哲學。然而，如果作為思想家的托尼為西方資本主義診斷出營利性的病癥，並指出這一狀況引起了嚴重的貧窮與空虛、自私的道德觀，那麽他認定什麽是這種營利社會的起源點呢？富特提出，托尼將其歸罪於兩個主導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將這一混亂歸因於資本主義的基礎，此時個人權力參考個人在社會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來。」第二，托尼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很多人拒絕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興起，取代了對於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漸式微，這種社會的社會、國家品格被嚴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德行本身是不夠的。除非一個人相信精神的東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義是荒誕的.…"」另一位重要的工黨思想家是約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黨馬克思主義者，他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表達了其馬克思主義觀點；1932年出版的《未來的權力鬥爭》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1935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 。他的傳記作者休?托馬斯（Hugh Thomas)稱《未來的權力鬥爭》是一本復雜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著作，斯特雷奇在書中置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卻是放在二十世紀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紀的情況……帶來了壟斷、民族主義，以及1919年之後的不穩定的貨幣。這些都不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危機的真實性質乃源於資本主義根本屬性，即資本主義生產的進行是無計劃的，其唯一調控機製是市場的機製，群體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掌握生產資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認為資本主義的真正危機，如馬克思所言，是由於其生產方式；無政府的市場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還認為對於資本主義和正在經歷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唯一的選擇只有進行：「對工人直接的、公開的恐嚇，對反叛者暴力鎮壓，現代帝國僅憑此就能維持自身。這樣的政權有了一個名字：法西斯主義。」此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對英國共產主義的呼籲，這是馬克思本人倡導的通過工人革命實現的正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斯特雷奇1933年的著作《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是一本令人震驚且旨在發人警醒的政治宣傳冊，內容是關於納粹主義在德國掌權以後即將發生什麽。此書主要的寫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崛起，而沒有準備寫成政治思想著作或明確傳達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斯特雷奇這十年間的第三部著作，《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是倡導共產主義理論的一次公開的嘗試。在這本書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和羅賓斯（Robbins)太過專註於貨幣問題而忽略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如托馬斯所說，斯特雷奇認為：「這一拒絕是決定性的轉折點。馬克思沒有犯這個錯誤，他指出了勞動與勞動力之間關鍵的區別：技術工人或農民將他體現在社群中的勞動出賣到市場上；工人將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雇主，由雇主將此工人的勞動出賣。」然而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盡管有影響力且有誠意，卻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達到頂峰，那麽戰爭及戰後時期則是摒棄它而選擇社會民主主義。富特指出：「……通過閱讀凱恩斯的著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觀點，越發相信國家指導經濟能克服資本主義危機。於是他成為工黨舉足輕重的人物，擔任1945年政府的糧食大臣……」哈羅德?拉斯基是20世紀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義影響並接受了聯邦主義有關社會的思想。這一點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著作《政治語法》（A Grammar of Politics)當中清楚地看到。與馬克思和列寧不同，拉斯基以標準的眼光看待國家。他認為國家雖然具有強製性，盡管如此卻能夠為其公民的需要服務。國家由統治階級管理，這對於拉斯基來說是有問題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的政府治下，國家管理能夠公正。可以說拉斯基想通過社會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使國家合法化。這是他在1935著作《理論與實踐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觀點，在這本書中他令人信服地說道：「……政治哲學的首要責任是檢驗國家在其現實性上而不是觀念上的品格。」因此，顯然對於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來說，國家的性質與實際功用對於其所產生的政治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盡管如此，註意到拉斯基對國家的態度並非正統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是準確的，但他的議程卻是激進而偏離於主流工黨社會主義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很快就因為共產主義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消失，而二戰也反過來分裂並最終結束了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書會。另外，以艾德禮為首的工黨在1945年獲得選舉勝利，在其治下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方式得以回歸。

　　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著作《就業、利息、貨幣通論》出版的時候，工黨還未決定何種政治經濟形式最適合用來貫徹其政策目標。大多數工黨左派不僅受馬克思主義工人集體所有製思想的影響，還受經濟學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費不足論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響。工黨右派在經濟領域的猶豫不決在1929-1931年工黨政府時期表現出來，時任財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屈從於自由市場與城市銀行家（City bankers)的權威來協調製定經濟政策。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著的凱恩斯傳記中認為，即使是在《通論》於1936年出版後不久，工黨仍然傾向於采用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作為其經濟學說，盡管有部分工黨人士開始看出如何能夠管理控製資本主義以促進社會主義事業。斯基德爾斯基所說的工黨仍然傾向於「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己消除私營部分的大規模的計劃經濟的概念。這個概念必然己在工黨左派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一直如此。盡管如此，凱恩斯及其經濟理論逐漸影響與經濟學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凱恩斯主義出現在工黨的一部分當中，作為通向英國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的經濟途徑。富特指出：「凱恩斯對於工黨中一部分知識階層造成了可怕的挑戰，他們痛恨私營企業間的激烈競爭，卻沒有辦法解決商業循環和總體失業的問題。」凱恩斯主義對於工黨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這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為它摒棄了古典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這是與工黨的哲學價值觀相一致的。第二，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其對充分就業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現出它對於在道德上厭惡高失業率的工黨有所便利。最後第三，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說，通過實用性的論據證明了以國家機構為工具維持經濟穩定的合法性。這樣，凱恩斯主義為工黨提供了國家幹預的經濟學論據，國家幹預反過來能使工黨得以追求其哲學目標，諸如收入與財富的再分配。有關工黨采用凱恩斯主義另外有個觀點，是由伊利莎白?德賓（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為經濟理論，凱恩斯主義開始得到工黨重要經濟學家的支持。其中較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傑伊(Douglas Jay)、埃文?德賓（Evan Durbin)、休?多爾頓（Hugh Dalton)、休?蓋茨克爾等工黨經濟學小組XYZ社的成員，他們在尼古拉斯?達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貝裏（Vaughan Berry)的指導下集會8他們對這個理論的支持有助於凱恩斯主義在工黨內得到更廣泛的支持。盡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賓所說，直到1944年《關於失業的白皮書》(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發布，該書接受了凱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接受凱恩斯主義理論。這是因為一些人懷疑凱恩斯的自由聯合，懷疑試圖使資本主義製度切實可行、改善資本主義痼疾的理論。大衛?馬昆德認為，1947至1949年艾德禮政府時期，凱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漸米用為工黨的官方經濟學說。馬昆德指出在那段時期：「……大臣們慢慢地放棄了原先對於受社會調控的經濟的觀點，這種經濟下的資源分配是根據政治決策而非市場中的討價還價，他們轉而支持一種混合的經濟，以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禮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國最先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政府。亞當?普熱沃爾斯基（Adam Przeworski)認為凱恩斯主義為左翼政黨提供了：「……與資本主義民主妥協的意識形態基礎與政治基礎。凱恩斯主義呈現出國家能調和生產資料私有製與經濟的民主監督調節這一前景……對失業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調控成為使民主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妥協之詞。」普熱沃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這樣的政治經濟，認為失業的原因在於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國家實施擴大開支的政策以刺激生產，減少失業。另外，凱恩斯的需求管理采用了與左翼政黨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諸如再分配、國家管理、提高稅率以投資福利與公共設施的財政靈活機製。1945至1951年時期常被認為是凱恩斯思想在關於經濟學說的辯論中占上風的起點，並且作為一套思想體系，它在1945至1970年間達到頂峰。本章試圖提供工黨從其十九世紀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還嘗試介紹某些主題和價值觀，有助於理解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軌跡，從而為考察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做準備。

　　工黨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將試圖給出工黨從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這與戰後工黨內部修正主義思潮的形成尤其相關。蓋茨克爾派被認為是英國民主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因此可以將他們看作新工黨改良潛在政治價值觀以及實現這些價值觀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論戰」對於理解新工黨的出現與興起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堅定的工黨右派，布萊爾的新工黨堅持修正主義的政治態度，部分地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與工黨左派之間激烈鬥爭的最終結果，是工黨對於連續四次選舉失敗的回應，是對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與經濟變化所作的適時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回應。因此，我認為新工黨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對工黨的設想相似，但同樣，新工黨也是對下列因素的回應。這些因素與五六十年代修正主義右派所面臨的在性質上並無不同，也就是與左派的哲學論爭、連續三次選舉失敗以及需要找到對「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回應。

　　「大論戰」

　　在國內的成功並不意味著議會工黨內部的和諧。1949年，在工黨議會上，赫伯特(Herbert)、莫裏森（Morrsion)、安奈林?比萬（AneurinBevan)之間產生了爭論。然而，議會工黨中分歧產生的具體日期很難判定。黑斯勒認為：「早在1946年，黨內某些群體己經因政策中缺少傳統社會主義內容逐漸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戰線開始形成。」莫裏森在被認為是他的「團結演說」（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籲停止所有私營工業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國有化己經達到其目的，國有化向所有私營工業僅僅為了工業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進行的擴展應當結束了。與此相反，比萬想要的是全面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地方分支選區內更為深入的哲學紛爭的開始，但主要是在於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與議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員當中。德魯克對於這一兩敗俱傷的鬥爭的看法是，工黨在1945至51年艾德禮政府之後從未充分地回答過：「……實現社會主義宄竟意味著什麽。」理查德?克羅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哲學》（中記錄的這一不確定的觀念以及明顯的「我們將往何處去」的態度，對於理解20世紀50年代工黨內被稱為「大論戰」（Great Debate）或「手段與目的之辯」(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爭至關重要。1951年議會工黨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發生分裂。這一分裂常被定性為比萬派左派與蓋茨克爾派右派之間關於國有化的問題以及工黨政府應當對工業進行國有化的程度的意見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終是黨內團結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會說以這樣的定性解釋工黨各大派系所面臨的哲學問題太狹隘。這些派系領導人的重要性很大：雙方的人在1951年大選後成為工黨領導人的激烈競爭者，因為預計年歲漸長的克萊門特?艾德禮將在下一屆議會之後退出。因此，不僅有這兩位黨首之間的個人競爭，而且在議會工黨內部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競賽，雙方分別為追隨蓋茨克爾的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和支持比萬的傳統主義者。

　　本節不試圖剖析工黨內各派系的哲學傾向；盡管如此，還是可以根據軼聞性質的證據識別出彼此沖突的哲學立場。這些立場包括左翼或（傳統社會主義者），中間派以及右翼或(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間派本可以很簡單地歸為「工黨主義」（Labourism)的追隨者一類，但當作五六十年代黨內議員的代表則更易於理解。傳統意義上，黨內中間派被看作「工黨主義」的提倡者，可以認為這是在爭取工人階級的最大進步，中間派在歷史上曾為許多工會人士占據。在工黨20世紀50年代的問題時期，中間派常被認為是致力於在蓋茨克爾派和比萬派之間穩定黨內團結的「保持冷靜」的群體。這一派包括諸如約翰?斯特雷奇、邁克爾?斯圖爾特（Michael Stewart)、喬治?斯特勞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認為中間派並未以真實的形式在工黨內真實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黨內意識形態分裂出現，這些中間派成員選擇跳出時下意識形態的派別之分，呼籲艾德禮首相領導下的團結。論戰中各派間另一緊張的局面在於它們在工黨的體製內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礎。布賴恩?布裏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著的蓋茨克爾傳記中披露，盡管蓋茨克爾派可以從影子內閣、議會工黨的大多數成員以及工會處獲得支持，但比萬派擁有各選區黨的總體支持並從1952年開始主導影響政策的全國執行委員會。

　　關於手段與目的的辯論引起了對一個問題的思考：「什麽是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對比萬派和蓋茨克爾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理解眾所周知有所爭議，然而這有助於本章揭開這些概念從而對工黨內不同社會主義觀點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萬作為40年代晚期工黨左翼的旗手出現。這一左翼議員群體追隨比萬集會，被稱為「比萬派」（Bevanites)。把這些工黨左翼人士統一起來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反對艾德禮政府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外交部長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認為，英國如果想在二戰後的全球政治中維持地位，就必須繼續保持在戰時建立起的與美國的特殊關系。這一方式被稱作「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在英國由貝文簽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時候達到頂峰，該組織也稱為北約（NATO)。這個組織是西方國家的防禦聯盟，特別是為了它們的利益而防禦蘇聯。對於比萬派來說，這種將英國與美國結盟，妖魔化蘇聯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黨內分歧一部分在於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溫和的左派可以與蘇俄的共產主義左派對話、聯系。盡管如此，比萬自己想要的是介於與美國或蘇聯聯合之間的獨立中間路線。這一政策被稱為「中立主義」（Neutralism)。比萬派統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們反對核武器以及工黨將核武器作為英國戰後軍備必需。此外，比萬派的議員在議會中組織並不嚴謹，因為他們中許多人富有熱情，崇尚獨立。盡管如此，他們的演說和文章發表在工黨左翼刊物《論壇報》（Tribune)和全國性報紙諸如《雷諾茲新聞》（Reynolds News)、《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周日鏡報》（Sunday Mirror)。至於比萬派的政治哲學，比萬於1952年發表著作《取代恐懼》（In Place of Fear)，試圖為支持傳統民主社會主義的議員建立一套社會主義政策的邏輯體系。因此，布裏瓦蒂說：「比萬派對於領導者來說並不構成直接的挑戰，但在1951到1955年間打擊了工黨議會前座的誌得意滿，也是左翼在接下來數十年的活動藍圖。」除比萬以外，比萬派還包括理查德?克羅斯曼，一位獨立自主的學者、政治思想家。克羅斯曼寫了數篇重要的論文，特別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會主義新哲學》,這篇文章討論了鑒於1945到1951年間的政策成就，工黨的社會主義應當采取何種方向。然而，克羅斯曼的文章同樣概括出工黨需要關註的比萬派的措施，因為他認為艾德禮政府實行的福利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政黨來說是不夠的：「如果不更大範圍地推廣公共所有製，或者征收財產稅，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資本註入呢？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利潤與工資政策，能否抵抗通貨膨脹？如果不能，那麽若無工會所重視的集體協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執行這樣的政策呢？這兩個問題在工黨執政六年內得以避免。如果工黨要再次面對和1945年同樣艱巨的挑戰，這些問題將無法避免。」克羅斯曼1956年的文章《計劃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黨左派的中央計劃觀點，但和通常的批評不同，克羅斯曼認為中央計劃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製了自由。他在1959年選舉失敗後不久寫的文章《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 ,質疑了修正主義的分析，即資本主義的性質己經得到顯著的改革，社會主義政黨的經濟目標需要與之相適應。簡言之，克羅斯曼試圖圍繞「豐裕社會」的種種謎題支持比萬派的觀點，並贊成克羅斯蘭的修正主義分析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一分析本書將稍作討論。

　　比萬派的觀點大部分是工黨的傳統價值觀，源於1918年的黨章。對於比萬派來說，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也許包括了廣泛的再分配、大範圍的工業國有化、工黨內工會權威的擴大，以及強調社會主義基於階級的性質。比萬派代表了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他們認為國有化使國家能夠控製生產資料，從而使得政府能夠代表工人製定社會主義政策。例如，國有化影響了工人的狀況，因為國家向所有雇傭工人承諾公平的工資標準，允許並鼓勵工會代表製，提供在國有工業持股工作的自由。這樣，工人地位的性質、他們的狀況以及他們與工業的關系就與私有、私營公司完全不同了。對於比萬派來說，國有化是為了取代個人或董事會私有的工業，而這工業的基本動力是股東的利潤最大化。因此，工業國有化的政策對於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而言具有關鍵意義。實行國有化意味著社會主義。從而可知，國有化是行動中的社會主義。

　　哲學論爭剛開始的時候，蓋茨克爾擔任內閣大臣和之後的影子內閣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擔當黨首的議員的領袖。他們是議會工黨的右翼，觀點講求實用，傾向於工黨政策的修正主義。當時重要的蓋茨克爾派包括托尼?克羅斯蘭（Tony Crossland)、羅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羅?懷亞特（Woodrow Wyatt)、克裏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倫（Arthur Allen)、帕特裏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爾夫?羅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羅斯蘭在《〈現在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說，對於修正主義者而言：「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采用『強大』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Rawls)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是相對於『自由』的概念。我們也不只是指簡單的（並非指實踐證明其簡單）收入再分配。我們想要的是更寬泛的社會平等，同樣包括財產分配、教育製度、社會階級關系、權力以及工業特權一一確實這些都在古老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中被奉若神明。」蓋茨克爾在1959年大選競選運動時接受的英國廣播公司的采訪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價值觀：「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原因懷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則。畢竟誰也不是為找樂子而從政的……我們仍然相信……平等與自由同時並存，相信平等機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體而有尊嚴地對待其他國家。這些東西都不是暫時的、短暫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實現它們，如何解讀、表達它們以適應於……現今的一代人，我認為這始終需要慎重考慮。」至於有關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蓋茨克爾與他忠實的戰將們一道，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以論戰的主角現身，支持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應當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記錄中，蓋茨克爾終其一生都認為，公有製原則上是一個手段，是為了實現正義、平等、無階級社會這一真正的社會主義目標，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慮到國有化應當扮演的正確適當的角色，「手段論」者對於如何建設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問題的情緒在以下引自克羅斯蘭的論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經濟的框架內達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滿意的結果，公有製只是作為許多可能的手段當中的一個而取得一席之地，以達到計劃中的目的。」 盡管如此，「手段論」者承認，私營部門決不能完全解除管製或任由市場來統治人民。

　　他們所呼籲的不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也不是更廣為人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放任方式。「手段論」者認為資本主義在戰後的共識下己進行很大的改革和社會化，這就是為何他們覺得工黨一些團體需要認識到資本主義並非與民主社會主義截然相反。托尼?克羅斯蘭在寫於1956年，個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費品膨脹、經濟増長的時代的文章中認為：「自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就經歷著一場緩慢的轉變，盡管這緩慢的過程很痛苦。這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非資本家反抗工業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後果，以及政治上和工業上的左派勢力漸長。」克羅斯蘭指出，和反資本主義的階級的反對一樣，商人階層也開始要求對傳統資本主義的改革，這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沖擊和事件，再加上諸多其他問題，如：「……資產階級內舊時那種毫不猶豫的自信，以及簡單地認定不加管製的資本主義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製度中最好的，這些觀念都己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逐漸穩步増多的對資本主義引起悲慘的社會和物質結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產階級的政治滲透，以左派書會的驚人現象為其鼎盛標誌，當然還有心理的變化……（心理變化）與工業資本家逐漸由管理人員取代有關。」資本主義製度特征中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轉變這一問題，常被稱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認為作為資本家的所有者做出決定完全是基於利潤的考慮，然而這新一代管理者的動機卻不僅是利潤，因為他們是拿工資的雇員，並不擁有問題涉及的這家企業，也不親自獲得直接利潤，因此其他考慮對他們來說變得重要起來。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待下級的管理聲譽，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在他們的決策中有所影響。而這也反過來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特征，使它在工人、工資和相應問題上不再那麽兇惡。

　　然而，克羅斯蘭認為這些因素對於資本主義特征的改變只有較小的影響。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Future o/5oc/a//sm) —書中的觀點，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對經濟和社會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國資本主義的性質，這一影響甚於其他任何因素。克羅斯蘭認為這是因為：「保守黨占主導的政府迫於軍事急需，采用工黨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時期徒勞籲請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計劃、充分就業、再分配稅收、新的社會服務。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並非左翼空想家烏托邦式的夢想，這一教益選民沒有忘記，他們在1945年堅決地把保守黨驅逐下野，因為其在和平時期忽視的事情卻在戰時積極實行。」克羅斯蘭認為，推進傳統資本主義特征改變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禮政府在國內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國有化包括了民航、鋼鐵、公路運輸，以及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還有列在正式項目中的工業。社會服務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貼、國民醫療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國民保險製度（National Insurance)親新的結構性變革，而不是小修小補。在再分配稅收領域，就業水平、貧困地區（Distressed Areas)問題、工人階級生活標準、政府對經濟的控製，都大大超過了戰前大多數評論者的預期。」總之，托尼?克羅斯蘭概括出「手段論」者的立場，在其所在的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發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於工業左派、資本家的反對階級以及工黨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為資本主義管理技術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變化，而管理者與廣大中產階級一道，遭受世紀初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痼疾所引起的墮落與骯臟的攻擊，大量英國工人階級卻不得不忍受。

　　選民中道義上的變化把保守黨排除在外，使得工黨政府得以重建資本主義福利製度，其社會供應與管理是前所未見的。

　　克羅斯蘭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敵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紀60年代工黨的政治綱領，也是對保守黨以及他認為是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保守成分的一次進攻。這本書對政治經濟學並沒有提供《社會主義的未來》未曾明確提出的新思想。事實上，克羅斯蘭為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的主要觀點辯解，如富特所說，他附和了加爾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觀點，強調私人的富足與公眾的糟糕之間的鴻溝，提出一系列平等主義措施應對這種情況。

　　在1964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未來》第二版導言30中，克羅斯蘭承認他對西方經濟尤其是英國經濟能夠產生的増長水平的預測過於樂觀。這反過來影響了可用於投資公共開支和福利措施的歲入總額。他1974年的書《〈現今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是關於一系列克羅斯蘭在相關方面擔任過部長的問題的論文集，這些問題諸如環境、住房、教育等等。開篇的文章《現今的社會主義》是對他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的評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認為修正主義者不必修正他們的社會主義形式。這篇文章中承認的兩點內容值得重視。第一點，克羅斯蘭稱1964至1970年間威爾遜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失敗的，因為失業増加了，通貨膨脹加劇了，而經濟増長相較1964年的保守黨左派政府時期減緩了。第二點，克羅斯蘭承認，他之前所寫的文章中對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速度與容易程度都過於樂觀了：「事後看來，早期的修正主義論著在語氣上太過自滿；他們提出了正確的改革方案，卻輕視了在英國的環境下實現它們的困難。」最後，《現今的社會主義》包括有一份清單，列出了未來工黨政府應該關註的需要優先考慮的領域，包括了降低貧窮，進一步提供體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將發展性土地歸入公有，再分配資本財富，消除教育製度中的挑選與隔離，以及擴大工業民主。

　　理解國有化的哲學論爭要記住的關鍵一點是，這一論爭也關於「第四條」。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部分地是關於「第四條」與國有化作為工黨政策之間的相關性的辯論。「第四條」，準確說黨章的第四點，明確承諾要讓公有製充滿整個經濟。因此，這是1918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這一政策目標對許多工黨的人來說既不現實也不稱心。盡管如此，蓋茨克爾和一些修正主義領導人物至少最初認為應當重新起草「第四條」，以期與工黨想要建立的社會相一致。35蓋茨克爾的這一雄心壯誌因近期的選舉失敗而燃起，因為他認為這使得保守黨人歪曲了工黨經濟觀點的意圖。蓋茨克爾重新起草了「第四條」，在1960年3月由國家執行委員會(N.E.C.)認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說：「……在四個月中，六個主要工會中的四個拒絕修訂章程，而且面對議會中一定的失敗，蓋茨克爾只得把『新約』 這一稱謂降級為『對工黨在二十世紀目標的有價值的表達』，而對『第四條』則原封不動。」工會與來自更加廣泛的議會工黨的壓力都反對蓋茨克爾對章程的修正。雖然他們的領導者比萬不在，工黨左翼仍持樂觀態度，而1960年比萬己病重。工黨左派的信心使得他們能夠更快進入下一個與領導者的內部鬥爭，即工黨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黨在核威懾力量與核防禦上的立場問題被提出來，這個問題同過去一樣成為工黨的障礙。威廉姆斯認為這己成為關於工黨特性的矛盾，無論它是要成為一場抗議運動還是未來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國「藍色霹靂」（Blue Streak)火箭這一關鍵性事件之後，他們不得不決定英國是否需要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北約總體常規與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國是否應該保持中立，采取並鼓勵非核政策。這反過來意味著工黨必須對這一問題持有政策立場。工黨左派傳統上對軍備積累持懷疑態度，逐漸更加明確表示其對單邊主義的支持。單邊主義事業成形於稱為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個組織，由一批比萬派、基督教和平主義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識分子於1958年組建。其目的是主張英國通過單邊譴責核武器來樹立道德領袖。單邊主義事業的影響在1960年暫時被工黨作為政策時到達頂點。單邊主義事業在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當中有最強烈的議論。富特認為霍爾的觀點指向對抗蘇聯時丟掉的的道德高地，因為這使得蘇維埃能夠將西方的核威懾力量解釋為現實存在的軍事威脅。這也相應地降低了蘇聯周邊的東歐國家民主演進的幾率。在解釋霍爾的論點時，富特認為西方的辭令和國防政策對以下事情負責：「……阻礙東歐的民主化，鞏固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權力的掌握，而其總是通過指向西方的威脅來紓解任何對其統治的威脅。」工黨的右派認為，如果不具有獨立的核威懾力量，英國在面臨蘇聯的威脅時將會依賴美國提供安全。黨內的這一辯論被稱為「單邊主義-多邊主義辯論」。它加深了黨內的哲學劃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工黨議員和黨員支持多邊主義事業才算充分解決。作為工黨這一激烈動蕩的歷史時期的總結，保守黨在1959年大選中獲勝，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Macmillan)贏得工人階級50%的選票。工黨的主要兩翼彼此持續沖突，1963年蓋茨克爾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擊敗來自右翼兩位人物吉姆?卡拉漢（JimCallaghan)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戰，成為工黨領袖。對某些人來說，在威爾遜的領導下，工黨似乎將可能改變方向。

　　凱恩斯主義的危機：1966-1979年

　　凱恩斯主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和工黨的經濟學說，其衰退可從兩方面理解：國際和國內。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作為經濟學理論開始衰敗有一些國內原因。第一，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的一個短處是他的理論中忽略了許多造成失業的原因3例如，凱恩斯承認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導致失業，卻沒能指出諸如勞動力的固定性和適應變化的緩慢等供應方的問題也能造成失業。這些長期積累下的供應方因素，其實際結果最終加劇滯漲。斯基德爾斯基所提出的另一個凱恩斯主義衰敗的原因是，事實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經濟體生產效率高、失業率較低的「黃金時代」，而凱恩斯主義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當凱恩斯主義經濟經歷攀升的物價和失業率以及低下的經濟増長時，按照這一非主流觀點，滯漲只是被「超趕」效應（catch-up effect)推遲了，藉此效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經濟體己得益於技術以及對帶有工業適應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費需求。46斯基德爾斯基有如下觀點：「歐洲大陸的工業與勞動關系的重建是戰敗的結果，而不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戰勝國英國和美國受凱恩斯思想影響最深，而展現出結構性改革的傾向最弱。」第三個問題是對提高工資的需求。這個問題不只是經濟的，同樣是政治的。英國的凱恩斯主義者實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較高的總需求，因而工會將接受對工資的控製，克製勞工行動，此類行動會降低生產效率。事實上，工會不滿足於收入政策所設定的工資水平，這導致了通脹的上升。50斯基德爾斯基指出了凱恩斯主義衰敗第四個也是更為重要的因素，亦即財政管理不善。51他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來都知道，超過某一點以後，稅收會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階級對稅收的抵抗發展快過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因為對後者的稅收己經因罪惡以及通過權高責重的人得以減輕。」與財政管理不善不無關系而是相互聯系的第五個因素是，一些工會中的工人階級要求更低的開支，這樣他們能得到更高的工資。這可以看作是「補償性工資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這不是財政政策的唯一結果。一個連鎖反應是，因為大量投資以及財政部由於抗稅而沒能集合足夠歲入，由此導致預算赤字的發展。」在國際經濟因素方面，有幾個問題。第一，安德魯?甘布爾（AndrewGamble)認為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問題在70年代早期通過規模急劇増大而惡化。60年代中期的問題是通貨膨脹與失業的逐漸増多與經濟増長的緩慢。這特別是由1971、1972年間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引起的。隨之而來的是，1973年油價翻四倍及其後發生的世界普遍經濟衰退。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油價的上漲以及世界經濟衰退導致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急劇升高。因此，滯漲的經濟問題很快在各經濟體中出現，成功的經濟管理會愈加顯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難。甘布爾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一些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體的經濟重心發生了變化。控製通脹取代保持充分就業成為重心，公共支出項目突然顯得非常昂貴，於是受到抑製，對工資的控製變得嚴密。第三，甘布爾間接提到的更深層的問題是，70年代早期經濟増長的消失曾被解釋為暫時現象，但70年代早期的經濟問題逐漸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國際經濟體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正是這種對1974至1979年威爾遜和卡拉漢政府時期増多的經濟問題的認知，使修正主義右派顯得不能夠管理經濟以使其保持増長，同時提供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這個觀點提倡運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來確保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公平，克羅斯蘭在工黨中大力論證了這一點。第四，甘布爾認為，貨幣主義的經濟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開始為一些政治家和經濟評論家討論並嚴肅對待的，特別是保守黨的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簡言之，貨幣主義似乎有70年代經濟問題的答案。

　　來自新右派的挑戰：1979年之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黨及其激進的新右派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威權主義政治哲學（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國20世紀80和9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哲學。工黨在大選中徹底失敗，也沒能向英國的公眾傳達他們對英國社會的觀點。此外，他們沒能像表達他們對撒切爾主義的否定那樣清楚地表達他們擁護的是什麽。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保守黨執政期間似乎是處於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選民投了它的票。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對其加以分析，則必須以其前任的情況以及新自由主義影響工黨政治思想從而產生新工黨的方式為依據。

　　1979年的大選中保守黨為其新右派哲學的立場爭辯。卡拉漢與工黨競選的理由是，撒切爾保守黨的新激進主義是未經嘗試和驗證的，工黨是選民「安全」的選擇。盡管如此，保守黨以四十四個席位的主導贏得選舉，這當中包括了 5.1%搖擺不定的選民從工黨轉移到保守黨。保守黨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采用新右派哲學對於保守人士來說是不尋常的激進之舉。新右派廣為人知的特征是幾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包括反對國家幹預經濟，批判高額公共福利支出，從而為最低水平福利國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會供給提供辯護。

　　然而，將新右派視為統一的哲學是不準確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蘭特（Raymond Plant)在他們的書《英國與美國的保守資本主義》（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觀點：「在其整個歷史上，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都包括有傳統主義者和個體主義者，前者相信使用權威機構來確保實現社會和經濟的目標，後者則更想使市場盡其可能地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得以運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學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別描述為保守主義的新右派和自由主義的新右派，他們在諸如政治文化、國防以及公民社會等問題上有沖突。然而，既然承認新右派政治緊張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義經濟方式強調消極自由以及「放手」的經濟方式與另一種相當不同的個人與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社會威權主義這兩者之間的斷層，作為工黨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須對於令人信服而言簡意賅的新自由主義哲學有所回應。

　　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其共同的論敵方面是統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國的敵人顯然是工黨，而哲學上的敵人則顯然是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運作與價值觀。新自由主義者以幾種方式回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道德與倫理價值觀，他們以多種辯護方式反抗社會民主主義對他們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會正義方面，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宄其本質屬性而言，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認為社會正義是道德幻想，因為市場並不導致不正義，不正義的現象因故意行為而起，而市場的結果並不故意製造不正義。市場製度下無意產生的結果是不幸而非不正義，因此國家沒有責任減少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會正義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正義這個術語備受爭議，其含義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學（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種版本。哈耶克說，因為社會正義和分配政治學都是主觀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學上的支撐。第三，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思想的攻擊以否定積極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現的。如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提倡積極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與能力。根據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自由是沒有幹預，能力是指人有能力執行和做出某些選擇。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換言之，積極自由的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它將自由的概念與能力的概念連接起來。自由不是關於獲得追求物質占有物或者生活機遇的能力、權力和協助，而是關於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國家、市場、社會上其他人的幹預。第四，新自由主義者否定了大規模公共供給的作用，因為他們認為這不能創造更平等的社會反而讓中產階級不合比例地從中獲益。盡管他們不關心減少不平等，進而不關心工人階級的境況，但他們通過這一論調消除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正義及其主張福利大國的平等主義回應。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福利國家能縮減為極小的安全網，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這也轉而減輕個人的稅負，減少國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從而使其免於國家幹預。減少福利國家也將是值得作為道德目標的好事，因為新自由主義者間接提到，依賴於福利的文化己發展到鼓勵個人不追求充分發揮其潛力而是接受國家給予的「免費午餐」。

　　本章試圖記述工黨從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關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黨上臺，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進政治哲學；經濟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義結合著一種社會威權主義。工黨應對新自由主義者的挑戰方式與撒切爾主義對工黨產生的影響將會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塑造工黨的歷史。下一章將試圖分析工黨應對撒切爾主義以及各種具體內部政治和哲學論爭所作出的努力，這些論爭自1979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籠罩著工黨，並促進形成新工黨的政治哲學。

　　工黨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給出了工黨的思想從十九世紀起源到二十世紀末的歷史。本章將嘗試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給出1994至2004年期間工黨事件與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做出了卓著貢獻，進而塑造了工黨，並協助創造了我們所理解的「新工黨」這些因素包括：現代化者將工黨重塑為新工黨；「舊工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區別；新工黨中的新民主主義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條」全球化觀點；1997年選舉宣言的具體政策；第三條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屆執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黨

　　我理解的新工黨是從1994年至今托尼?布萊爾領導下建立在工黨之內的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有必要聲明，盡管新工黨如今己被廣泛認為是布萊爾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內閣自1994年以來的政治學，但它起初是改變工黨選舉號召與政策的一個流程。史蒂夫?盧德蘭（Steve Ludlam)說：「一般認為自布萊爾1994年繼任工黨領導人開始的新工黨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黨意識形態、組織、政策的長期現代化。」1994年布萊爾當選工黨領導人時，「新工黨」還沒有正式存在。「新工黨」這個詞第一次公開使用是在1994年工黨大會上會議平臺上的短語/『新工黨，新英國」(New Labour: NewBritain)。盡管如此，是菲利普?古爾德（Philip Gould)認為這個詞可以與工黨在1989年的現代化協同使用。古爾德稱，這個思想己經被遺忘，直到克林頓的新民主黨成功使用這一短語以表現他們與「舊」共和黨之間的差別才重新引起人們的關註。阿裏斯泰爾?坎貝爾(Alistair Campbell)建議在1994年大會使用「新工黨，新英國」這一短語，從那時開始布萊爾感到「新」這個概念對於工黨下一步所要做的來說很適宜。其重要性有三點。第一，我們必須註意，「新工黨」這個名稱描述的是強有力的工黨現代化者的政治學與政治方案，而不是工黨全國範圍內的一項議程。布萊爾、布朗、曼德爾森（Mandelson)、坎貝爾、菲利普?古爾德，政治顧問與同類相似的人，這些大部分組成1997年後布萊爾內閣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黨」的代表。第二，作為一項政治方案，這是對工黨過去數次選舉失敗以及英國自70年代以來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回應，也是在政治上對體現在撒切爾主義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權主義的回應。曼德爾森和利德爾（Liddle)明確指出：處理好新工黨的問題是更為艱難的任務，取決於理解重新表達工黨的基礎信念戰後的威爾遜和卡拉漢工黨與撒切爾和梅傑保守黨深思熟慮的一項進步的改變一一需要更大的激進性和獨創性，而不只是正確的改變。因此，新工黨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獨立思想，而是對於英國社會的問題和需要所作出的回應。其傳統乃是植根於工黨的近代歷史，而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教科書裏的哲學單獨存在。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就我理解，新工黨代表了工黨政治範圍內一種真正新的明確的意識形態地位。我們在本書後半部分將看到，新工黨具有自己的哲學立場，是一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己經在此前存在於工黨。因此，新工黨最初是一個政治方案，代表一種明確意識形態位置的政治派別。這並不是說新工黨是單獨的、新的、富有說服力的政治哲學，而本書將在此後論證它不是。新工黨有的似乎是對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價值觀的一種解釋。

　　「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

　　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認為，對於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主要的政治反對者是現在可粗略被稱為「舊工黨」的支持者：「如果還剩下一個敵人，並被布萊爾領導層中某些人強烈地認定為這個敵人的，那它就是『舊工黨』。舊工黨實際上是黨內右派、左派、異議分子的結合，但其修辭上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使新工黨與它的過去保持距離，並向選民指出，工黨己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在本章的這個地方，使用有關所謂「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很有好處。訪談對象是前工黨政治家、布萊爾時期的顧問、學者。我問的問題是「『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多大程度上是修辭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實意義上的？」在與時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長的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訪談中，他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是不準確的，並指出了工黨內他認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的三個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極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們對社會有基於階級的分析，是國家中央集權主義者，於70年代末80時代初以民主主義為幌子進入工黨。第二，「溫和左派」(soft left)，可視之為兩種傳統的結合，即激進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傳統。處於「溫和左派」的人對諸如平等、女權、分權、生活質量等問題感興趣。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流派是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右派，他們偏向於工人階級，關註贏得權力，主張中央集權，對福利國家的高公共支出與普遍物資供應感興趣。10時任倫敦經濟學院主任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泰勒不同，更接近於新工黨的意識形態，他認為不必使用「舊工黨」和新工黨這些詞，吉登斯承認左派存在分歧，但是應在傳統與現代化左派之間進行區分。根據吉登斯的觀點，傳統的左派提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國家集權主義、集體主義的執政方式。現代化左派提倡市場經濟，信奉權力分散。

　　吉登斯認為，新工黨試圖在現代世界保持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吉登斯認為，現代化左派，進而是新工黨，有決心保持候選資格，並保持政治中心立場的統一。這是因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版圖，反全球化的左派與極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場上相互競爭的政治壓力。

　　時任費邊社秘書長的邁克爾?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一樣是一個構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爾森與古爾德同時發明了這個詞，就像重塑工黨並將它與過去作對比的營銷策略。雅各布斯指出舊工黨這一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認為羅伊?哈特斯利與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種社會主義是荒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觀點是把修辭與現實分開。他認為新工黨的修辭己經失去了傳統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會主義語言，但現實更有利於工黨比之前的工黨政府為社會民主主義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繼而指出新工黨與工黨內各種流派有所不同，特別是關於對私營企業的態度。他認為新工黨相信企業大多數是為公共利益而運作，因為它們將其等同於消費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認為羅伊?哈特斯利絕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最後，雅各布斯說，新工黨不給予公共部門任何特權，而舊工黨卻是以其全部形式這麽做的。

　　大衛?馬昆德認為區分新工黨與傳統工黨政策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是為了贏得並不歡迎工黨的廣大選民的支持。馬昆德提出，新工黨如果想建立能與撒切爾時期的成就相匹敵的社會聯盟，就必須這麽做。馬昆德同樣指出，新工黨的編史某種程度上是不準確的。他這麽說是因為約翰?史密斯好像從沒做過工黨領導人一樣。

　　時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的尼爾?金諾克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黨這個詞存在。金諾克說，這個詞一部分是修辭性的、為了表達概念的，在這些詞裏它是無可非議的。雖然他斷言新工黨內一些人想讓「新」永遠放在「工黨」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於之前版本的一個新版本的工黨，而是想要工黨成為它所不是的黨。金諾克接著說，新工黨內這樣的人想要完全改變其價值，並且對世界如何運作得出一個不同的分析。

　　賈爾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很大程度上是修辭意義上的對比，設計出這種對比是為了表示工黨己經改變，從而有可能獲選。雷迪斯評論說，采取修正主義的政黨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項政治任務。雷迪斯將重新起草「第四條」作為新工黨現代化者主要的一項修正之舉。

　　羅伊?哈特斯利認為在新工黨某些團體與舊工黨某些團體之間意識形態方面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他以布萊爾的思想為例，說他的思想與如安東尼?克羅斯蘭這樣的平等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思想之間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哈特斯利將「舊工黨」當作是與新工黨不同類型的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標簽。

　　受訪者的觀點可以按如下分類：認為舊工黨/新工黨區別大致上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整體上不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辭、助選來說是準確的；認為這個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就思想與政策來說是準確的。

　　大致上我采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認為作為區分工黨內不同意識形態群體的方式，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這一方案是不準確的。盡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黨能分解為三種意識形態群體，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工會右派、激進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溫和左派」 ，但我卻承認存在歷史性的區別，這大部分是因為對政治經濟學不同的解釋與對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認同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分是基本準確的。盡管如此，有關上述兩個論點，即「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思想與政策方面是準確的」與「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策略與修辭方面是準確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因為我認為「舊工黨」不是，也從未是工黨中一個獨立的、連貫的意識形態類別，因而這一區別就區分思想與政策而言是不準確的。至於說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是關於贏取選民信任的修辭與政治策略，我則表示贊同。「新工黨」這個詞是用來向懷有疑問的選民表明，有關處理勞資關系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黨的政策將不會像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那樣。另外，它是用來表明新工黨是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不像1980至1983年邁克爾?富特領導期間的工黨那樣特別左翼，當時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據主導地位。新工黨試圖並最終得以表明的是，他們不是工黨的「舊右派」或「舊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識形態溫和的經過巨大改革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實質上，它是工黨的新右翼。

　　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

　　斯蒂芬?德賴弗和盧克?馬特爾帶有些許爭議地提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現代化者產生最重要的影響：「也許對工黨現代化者最為重要的影響來自美國。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 1992年總統選舉獲勝一一這一年工黨敗給了約翰?梅傑，士氣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黨可以在保守主義長期占有支配權後贏得權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場轉移的情況下才會這樣。

　　同樣，有關所謂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使用相關的第一手訪談材料是有好處的。在這一系列訪談中我問的問題是，「你就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有何觀點？」關於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泰勒認為工黨政治的研宄者必須區分政策、策略與呈現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修辭與解釋方式是有影響的。盡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黨在政策問題上，相較於向歐盟學習，並沒有產生過度的影響，以至於對向美國學習有一套系統的過度分析。泰勒稱，因為英國的國家政策決定放在美國是相當於州的層面上的，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對英國工黨就教育、健康、養老金改革方面沒有可以建議之處。此外，激發工作主動性的福利與其說借鑒自美國，不如說同等地借鑒自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他們己經如此實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認為新民主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因為如菲利普?古爾德等工黨官員與新民主黨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黨確實有一套社會與社會變化的理論是為新工黨在某種程度上所采用的。據吉登斯所言，新民主黨認為工業時代己經被信息時代取代，在信息時代需要權力的分散，選民政治當中存在變動的聯盟（shifting alignment),為應對這種社會變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被誇大了。關於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長期做媒體的操縱、防禦、進攻遊戲。雅各布斯特別指出，新工黨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響，這種方法使政黨能夠在不同的公眾意見之間進行三角定位，從而顯得同時處於左派與右派，進而能夠構建共識。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被新工黨用以改善其溫和的號召力，這種提法似乎是準確的，因為菲利普?古爾德說，布萊爾熱衷於超越傳統的左右藩籬。22古爾德將布萊爾重新定義政治分界線的欲求與第三條道路政治學聯系起來。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與泰勒一樣，認為關於活躍勞動力市場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納維亞的程度與源自美國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總結說，新工黨從新民主黨那裏借用了福利國家改革與大規模政策方案，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

　　馬昆德不確定新民主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但他的印象是這一政治影響是頗為可觀的。馬昆德引述，20世紀90年代新工黨登上英國政治舞臺，而此時新民主黨是贏得選舉的唯一的同類西方政黨。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將比爾?克林頓視為取得了他們所想要取得的成績，也就是贏得了歷來投票給右派的那部分選民的支持。馬昆德還提出，布萊爾和布朗認為美國新民主黨的政策就在英國「行得通」而言，比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導作用。

　　金諾克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產生影響的觀點是誤導性的。金諾克指出，在兩個組織內部都存在可共享的價值觀，但是新民主黨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因而真實的政治影響無法如一些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巨大。另外，金諾克指出一些工黨官員，如菲利普?古爾德，在1992年總統選舉中為新民主黨提供過幫助，並事實上向美國出口了英國的助選手段，諸如快速的媒體反駁系統。

　　雷迪斯的觀點與金諾克相似，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某種程度是被誇張了。雷迪斯認為唯一新工黨可能真正受到影響的領域是關於如何被選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這影響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確定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有何影響，但他感覺美國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製」與政府對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認為希拉裏?克林頓（Hilary Clinton)最初公開討論了第三條道路的思想，而這影響了新工黨的一些人，特別是布萊爾。在競選與助選活動方面，哈特斯利承認，諸如曼德爾森、古爾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與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50%法則」（即領導人無法製定超過50%的選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響。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新民主黨在某些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政治策略、解釋、修辭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思想與政策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的影響是誤導性的；認為新工黨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新民主黨。

　　關於「新民主黨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這個問題，我認為新民主黨以某種方式對新工黨產生影響，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訪者的觀點（除金諾克所提出的任何影響的觀點都是誤導性的之外）。應該指出，金諾克的這一回應符合預料，如正面回應所暗示的，在他的領導下工黨內的變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國民主黨的影響，而這顯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為他聲稱他擔任工黨黨首時，工黨成員幫助了克林頓的總統競選。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諾克之外所有受訪者概括出的論點，即新民主黨在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現方式、修辭等方面影響了新工黨。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觀點，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傳達自己的信息，並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選技巧，以使他們顯得同時在各種問題上既是右派也是溫和的左派。盡管這樣，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雷迪斯一樣，我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思想與政策的影響充其量也無足輕重，在最差的情況下則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諾克與泰勒提出的觀點，即新民主黨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聲稱代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代表的頗不相同的利益群體，認為新民主黨影響了大量新工黨的思想與政策規定是站不住腳的。這一點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個問題的支撐，即因為國家政策的決定是在全國的層面上製定，而不是美國的聯邦層面，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就公共服務、養老金改革及類似國內問題對新工黨沒有什麽可以教授的。最後，新工黨如果受到了新民主黨的影響，我不確定其受影響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條」

　　「第四條」的重新起草也許是最為深遠地影響工黨特征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黨現代化者最具象征意義的改革行動。菲利普?古爾德認為重新起草「第四條」是布萊爾的主要目標之一。在一次與布萊爾的談話中，古爾德就工黨章程的那一部分講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領袖失利是因為他們妥協了。我不會妥協。我寧肯被擊敗，離開政治，也不要向工黨彎腰。我打算和工黨較量。」此外，在1994年黨大會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需要約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爾德引用阿裏斯泰爾?坎貝爾的話：「我們沒有約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這事的一一不是約翰勉強同意，而是他實實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準……最後是約翰說如果你要這麽做你就得把它說出來，你不能瞎轉悠。那正是在我們為新時代檢討章程的最後一刻寫進去的。那其實是出自約翰一一我們當時是要繞過這一關的。」唐納德?麥金太爾（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一措施，是工黨對現代化的最終表達。麥金太爾說，布萊爾非常熱衷於這一想法是因為：「這將相應地成為與工黨的社會主義過往作象征性的決裂。」盡管如此，他認為曼德爾森是謹慎對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為他記得蓋茨克爾在1959年選舉之後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時遭遇的問題，而正是這最終導致了失敗和內部沖突。

　　不過，布萊爾重新起草「第四條」的熱情既體現了新工黨與「舊工黨」的決裂，也去除了工黨的政治重負，而保守黨曾不時從這重負中獲取政治資本。麥金太爾將重新起草「第四條」視為新工黨現代化者的一項早期的成功：「『第四條』的替換是一次純粹的勝利一一尤其是因為充斥全國上下的布萊爾的競選熱情勸服工黨不僅同意改變它，而且到最後是想要改變它。」然而，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指出，全國工黨的部分人對章程的任何變化持反對意見。其中包括一些工會，如投票支持保留傳統的「第四條」的運輸與普通工人聯合會（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來自工黨左派的明顯而合乎預料的反對，尤其是聚集在《論壇報》周圍的議員。另外，菲利普?古爾德認為倒數第二稿並不充分，他勸布萊爾親自擬寫。重新起草的「第四條」最終表述如下：「工黨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我們相信通過共同勤奮的力量，我們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單一人達成更多，這樣為我們所有人創造一個權力、財富、機會都是在眾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會。我們在這個社會享受的權利亦反映我們對這個社會的責任，而我們亦可以在一片團結、寬容和互相尊重的氣氛下一同在這個社會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條」於威斯敏斯特宮在工黨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支持新版條款的總投票達到65%，它還得到了 90%選區工黨的支持與55%工黨附屬機構的支持。附屬機構支持率的降低是由於工會運動中部分人對工黨價值的現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條」被改革，現代化者將在他們的影響基礎上繼續發展：「一旦『第四條』被改革，布萊爾很快鞏固了對工黨自金諾克開始的機製改革。布萊爾加強了一人一票製，並通過發展政策論壇有效地削弱了大會在政策製定中的作用。同樣，全國經濟委員會曾不時對領導層做出刁鉆的批評，在其政策作用遭到嚴重削弱的同時，變得越來越歸屬於布萊爾。」全球化論點

　　新工黨於1997年時隔十八年後重新執政時，他們所處的世界正受著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變化的顯著影響。新工黨堅持一種全球化的經濟學與社會學論點，這貫穿其理想與政策目標。在西方世界，各個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這個論點，盡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學者批判的。38稱之為「全球化主題」 一定程度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詞存在爭議並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盡管如此，為本章起見它還是夠用了。全球化論點認為，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的變化都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演變出的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的一部分。

　　在經濟方面，西方世界凱恩斯主義學說運行的衰弱與市場力量的主導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與服務流入國家經濟中。簡言之，更多的國家活躍於貿易關系中，並在經濟上彼此依靠。

　　經濟上另一個變化是世界金融市場的擴張。這些市場進行實時交易，這是由於高級的遠程通訊系統讓大量資本能夠通過全世界市場上的廣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有超過一萬億美元在貨幣交易中被「轉手」。同樣，公司選擇在勞動力訓練良好、技術水平高的國家投資。因此，投資者對一國經濟的信心對於該國內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門的就業機會是最重要的。資本的流動性意味著跨國公司很容易關閉工廠，這使得就業不穩定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顯著方面。這一狀況的積極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國家控製對其有利的經濟條件的公司能快速創造就業。布萊爾在他《新英國，我眼中的年輕國家》這本書中題為「全球經濟」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確信的全球化論點：「現今經濟變化的驅動力是全球化。技術與資本是移動的。跨越國界的工業競爭愈加激烈。消費者在加快這個革命進程中發揮了日益増強的作用。旅遊、交通、文化越來越國際化，縮小世界，擴大品味、選擇、知識。所有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應對。」全球化觀點加強國與國在全球市場上互相依存的另一個方面是通信革命。我們所說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術的發展，從個人電腦、電子郵件的廣泛使用到網站與衛星技術。

　　所有這些技術創造出一個即時通信與即時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貨幣市場依賴於衛星和電腦技術，電視現在是全球性的媒介，借由電子技術提供信息、娛樂、互動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轉變了各國商業部門，也轉變了娛樂、休閒部門以及公共機構的性質，例如NHS (全國健康服務)，全天24小時運營、由護士領導、基於互聯網與電話的幫助專線，被稱為NHS Direct，接受人們關於疾病與健康問題的咨詢。

　　地緣政治的變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層方面。諸如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集團，對國家經濟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響。對英國來說，特別是加入歐洲或是與其保持距離，這是需要面對的又一關鍵性的全球化決定。軍事防禦、全球犯罪預防、政治趨同都是世界從合作與夥伴關系而不是從孤島城邦的角度要面臨的問題。全球多元化的發生是對於冷戰傳統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隨後東歐與歐洲東南部等地區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反應，部分也是對全球化世界帶來的政治不穩定的反應。全球化在金融、時間、空間方面縮小了世界。這為西方世界內外的財富創造提供了機遇;這縮短了西方歷來對全球社會問題的距離；這意味著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在一個更小、更多樣的世界裏融合在一起，意味著國家的、國際的合作成為了必要的而非可選擇的補充。盡管如此，全球化也喚起了文化與宗教沖突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幽靈，並突顯出南北之間不斷擴大的財富鴻溝。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定因為世界的互相聯系與彼此依賴這一特征而更加惡化。正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新工黨建構起其經過修正的社會民主主義。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是記述新工黨思想史需要考慮的一份重要文件。該宣言明確了到1997年時，新工黨己經將自身定義為現代的、經過內部改革的工黨，觀點和政策計劃都有所改變：「在每一個政策領域都己經製定出新的明確的方針，是與舊左派和保守黨右派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麽新工黨是新的的緣故。」另外，宣言概括出兩點有意思的內容，在關於新工黨發展的討論中很重要。第一點是，作為政黨，工黨自稱是「……思想與理想的政黨，而不是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政黨。管用的才有價值。目標是激進的。手段將是現代的。」由於很多原因，這個說法是中肯的。對思想與理想的承諾是很好地適應於工黨傳統的，然而這一說法公開地在新工黨的思想與理想與被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的上一代工黨理想之間做出區別。說某些思想己經過時因而不再適宜，這是一回事，但將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則是另一回事。意識形態這個詞編織出這樣一種宏觀敘事意象，聲稱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類問題。它還能使人想到政治極端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因此，新工黨暗示傳統的工黨思想與理想是「過時的意識形態」，在貶義的基礎上同等地表現出敵意。這一說法的潛臺詞可能是新工黨只接受「新的」、「當下的」思想，「現代」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終極價值所在。這說法中第二點有意思的內容來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學上的困難，即新工黨的目標或目的是激進的，因此是傳統左翼或社會民主主義的，但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或手段是「現代的」。在政治的層面上，這是用新工黨的話語、以不無確定的措辭表示，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必須以現代而非傳統的術語處理。這樣，關於經濟，新工黨認為應當追求的是與凱恩斯需求管理經濟相反的市場經濟。關於社會，社群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將貫徹其社會政策。哲學上在此出現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試圖改變達成某一目的或目標的手段，那麽在此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改變目標。這個問題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也聲明，新工黨只願意承諾：「……有限的一套重要諾言並將其實現。」可以說這體現了新工黨謹慎、保守的品格。這個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國政治的選舉歷史中鍛造出來的，因為宏大的承諾曾經嚇得天性保守的選民不敢冒險讓工黨執政。宣言的語調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黨的第一屆執政期將是講求實用的，在立法方面則大體上沒什麽野心，但將會通過第一屆執政期內穩定有效地處理經濟尋求確保第二屆執政。與這種謹慎的特征和缺少改變英國社會的真正雄心相關的是，布萊爾承認新工黨不會對他認為保守黨政府正確執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黨做對了的事情，我們不會改。」盡管布萊爾沒有直接說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在哪些法律領域執行正確，但很可能他是指從撒切爾時期開始的勞動關系立法中的大多數內容，接受市場作為提供商品、服務的首要經濟機製，此推斷還暗含了承諾不再回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以及價格控製、三方協商、收入政策。進一步是由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揭示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所正確執行的政策領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稅的懲罰性息率，以及強調通過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產率。

　　第三條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後的時期裏，布萊爾試圖用哲學術語定義新工黨所代表的是什麽。社會學家、第三條道路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國的「第三條道路」理念：「在英國，『第三條道路』己與托尼?布萊爾和新工黨聯系起來。托尼?布萊爾的政治信念經常被用來與美國新民主黨的相比較，確實新工黨與新民主黨之間存在緊密而直接的接觸。」1998年，托尼?布萊爾發表了一本費邊社小冊子，題為《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在小冊子的引言中布萊爾寫道：「第三條道路代表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積極熱誠地承諾社會正義和中左派的目標，但對實現它們的方式則靈活、創新、富有遠見。這是建立在逾一個世紀以來指引進步政治的價值觀基礎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義、相互責任、國際主義。但它是第三條道路，因為它決然超越於舊左派的國家控製、高稅收、生產者利益，也超越於新右派將公共投資甚至常常是『社會』和集體努力這些概念視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認為，布萊爾小冊子的引言從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對新工黨所理解的第三條道路思想與政治學最清楚的表達了。就第三條道路己經付出大量時間和研宄，對其標準的結論是以立場的模糊作為政治理論。有關這一點並無爭議。然而，可以說「第三條道路」最適於理解為布萊爾的政治哲學，而不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例如，布朗自新工黨執政之後從未在他的任何演講或聲明中提及這個說法。另外，盡管在1998年至1999年間，布萊爾與比爾?克林頓、維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oder)、馬西莫?達萊馬（MassimoD'Alema)就第三條道路思想發表講話，但現在鮮有人說它即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的簡化表達。

　　關於布萊爾所闡述的第三條道路思想可以明確的是，他試圖將新工黨的政治哲學與他自己置於歷史的語境中。布萊爾試圖表現出一方面新工黨不是工黨版的撒切爾式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不是經過改進的、對媒體友好的「舊工黨」。盡管也許更重要的是，新工黨不是介於傳統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折衷方案或歸攏中心，而這本身就要求放棄一些他和新工黨不願意犧牲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布萊爾稱：「第三條道路不是要折衷右與左之間的差異。它是關於己改變的世界中的傳統價值。」關於布萊爾想讓新工黨代表的政治類型，其提出的另一點重要內容是他將新工黨指作重新聯系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嘗試。他說新工黨：「……極大地得益於聯合兩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一一本世紀這兩者的分離嚴重削弱了整個西方進步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個人自由在市場經濟中占首要地位；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倡以國家為主要中介的社會正義。兩者之間並無必然沖突，正如我們現在這樣，贊成國家權力是實現我們目標的一個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體而論，我們可以認為他想重新聯合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能夠且己經采取許多來自右派也同等地來自左派的哲學立場。然而，（如上所述）問題是，社會民主主義在被視為不等於民主社會主義而是傳統工黨右派政治哲學時，是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結合的產物。像賈爾斯?雷迪斯這樣的人會認為自己是修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與自由主義者不同，而且工黨左翼人士常將自己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其強烈傾向於公有製、以國家為中心的執政方式以及他們對市場的反感。

　　最後，似乎布萊爾不再以第三條道路的修辭術語描述新工黨的政治學，但他也許覺得自己己成功定義新工黨在當代英國政治中與什麽有關、與什麽無關。可以說，大多數自稱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他的內閣和工黨議員己確定，第三條道路的修辭己經終結，因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國學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當作現代社會民主主義準確而嚴密的政治哲學。

　　第二屆執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黨競選宣言對於記述工黨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沒有的一個明顯不同的經濟因素，即對英國公共服務高水平投資的持續承諾。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單憑再度如此強調一次，就將其政治軌跡轉向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則。布萊爾在他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寫道：「這次大選從很多方面比上一次還重要。自1997年5月之後我們為經濟更為強大的英國奠定了基礎，現在這裏的投資正註入公共服務……」這一態度轉變出自第一屆執政期到一半的時候，布朗在他1999年財政預算案前報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將在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這件事引發工黨的評論家相當大的爭論。在遵守上一屆保守黨政府的開支計劃滿兩年之後（可以說己向選民證明，工黨政府能夠勝任管理經濟之責），政府終於開始向公共服務投資。這一經濟政策的變化帶來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諾的主要區別。用布萊爾的話說是：「好好建設未來的機會己經到來，將要在第二屆執政期內為英國復興奠定激進綱領的基礎：嚴格控製通脹，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財政狀況，進而在未來建設動態、高產的經濟；保持對公共服務投資，進而通過改革以使我們很好地使用資金……」由於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中的聲明，2001年宣言明確作出承諾，將為改善公共服務進一步提供資金。為確定工黨是否在第一屆執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屆執政期結束之間改變其政治途徑，以及這樣一種途徑的改變是否意味著其基礎價值的改變，我向受訪者提出以下問題：

　　「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泰勒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根據對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萊爾周圍的人更有可能會說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意識到如果不投資更多他們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務而做出的反應，盡管在入主政府時他們是那麽認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謂「布萊爾派」最初認為創造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並不取決於高投資。泰勒認為「布朗派」會主張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他們一直計劃要做的事情，但他們做這些事必須表現得是出於實用目的，為了應選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務，而不是因為工黨是高稅收、高支出的政黨。

　　吉登斯認為，因為政府建立起剩余的基金，所以他們能夠將其投入公共機構，並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稅收以進一步為投資提供資金是與新工黨執政第一階段不同之處。盡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視作對「舊工黨」的回歸，如果那意味著不負責任的稅收。吉登斯提出，「舊工黨」的稅收和開支意味著高稅收與過度支出，並且招致巨額債務與借貸，這都不是新工黨的方式。最後，吉登斯說，他認為第一屆執政期為第二屆做準備工作，新工黨政治哲學的一個關鍵部分是，你（政府）必須表現出你在使用納稅人的錢時有效地履行了承諾，並且是為國家花費這些錢。

　　雅各布斯說，在回答有關「舊工黨」與新工黨（尤其是第二屆執政期時的新工黨）政策與價值上的區別時，在「舊工黨」原則與新工黨原則之間做出選擇並不容易，因為它們從何開始和結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見是，強調高水平的公共投資是新工黨執政方式與第一屆執政期的大多數時候相比而言的一個明確轉變。新工黨一號（New Labour Mark-I)中說他們能在沒有大量投資的前提下改革推進公共服務，但在第一屆執政期內這種觀點己不復存在，並且由於提高稅收為高水平投資提供資金這一新方式，這意味著政策規劃與哲學的一大改變。最後，雅各布斯說，因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們不得不說，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黨，盡管我們承認新工黨二號與新工黨一號不一樣。同時，他指出持續強調公共服務改革無疑是新工黨所為，而「舊工黨」也許不那麽擔心公共服務，並對其運行表現得更為樂觀、自信，這是由於它對公共服務的各個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采納了撒切爾主義中最壞的一個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門專業人士，認為他們是某種意義上追求壟斷的集團，保護著自己的特權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場力量的影響。另外，馬昆德斷言新工黨幾乎對公共服務運行的改善沒有耐心，盡管他承認「舊工黨」也許對公共服務的利益群體過於著迷。

　　金諾克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只是工黨所為而己。他指出，工黨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懸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識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務如醫療衛生和教育等投資，因為它們決定了生活的狀況，影響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諾克猜想，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也許應該在工黨政府執政期更早些時候進行。

　　雷迪斯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並不特別屬於「舊工黨」或新工黨，只是工黨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優質的公共教育和免費醫療保健。盡管如此，他稱贊新工黨致力於保證公眾從額外的稅收中獲取應有的價值，而這些稅收是他們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而必須服從的。雷迪斯說，強調物有所值，並且審計獲得額外資金的公共服務的表現，這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在20世紀50、60年代沒有提起過的，當然在70年代也沒有。

　　哈特斯利在被問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否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時，認為這明顯是向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倒退。他進一步說，2002年預算預示著巨大希望，新工黨將願意通過更高稅收提供持續的投資以致力於更好的公共服務。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以及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而未必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

　　關於「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 」這個問題，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總結出的觀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我支持這種看法，是因為我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並不能作為工黨中的一個連貫的意識形態分類，因此「舊工黨原則」同樣是個冗余的概念。盡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樣，我認為這的確體現出工黨側重點和優先事項上的變化。改善公共服務（如上所述）是新工黨的第二屆執政期的中心問題，但是似乎有些人認為，公共服務的改進能通過內部改革實現，而不要大量的額外資金。泰勒認為，這是「布萊爾派」的觀點，而「布朗派」一直傾向於改變策略並充分地對公共服務進行投資。這種假設看似合理，實則根本上不可能經得起驗證，因為一個政府很少會這麽清楚地披露這種意圖。另外，和吉登斯一樣，我認為高水平的公共開支的到來必將是隨著新工黨成功表明他們能夠管理經濟，因此，在執政最初兩年中產生了剩余的基金，這段時間裏由於承諾遵循前一屆保守黨政府開支計劃，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資金。我認為這個承諾在政治上是審慎的，成功達成這一承諾，消除了所有對布萊爾工黨政府將不能像之前的工黨政府那樣勝任經濟管理之責的顧慮（不管有多不公平)，這樣部分地幫助政府獲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萊爾公開承認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屆工黨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許諾。70 2001年宣言不僅列出到2010年時要達到的十個寬泛的目標，還承諾了實現五個保證，是關於經濟穩定、優質公共服務、現代化福利國家、加強社群、英國的海外影響等問題。71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經濟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諾投資公共服務而言更為激進。盡管如此，其主要歷史性重要之處是從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開始的經濟思想突變。

　　在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的後半期，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和未來的新工黨政府要代表什麽，有關這些幾乎都沒有連貫的表述。這種哲學言論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在第二屆執政期的整個過程中都忙於國外事務。其導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戰爭的血腥余波耗費了政府與布萊爾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並不必驚訝他們沒有將焦點放在整整兩屆執政期後重新闡述其政治哲學。

　　在2001至2004年間，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嘗試是布萊爾在2004年布萊頓(Brighton)工黨大會上的演講中，他講到對「機遇社會」（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紀傳統福利國家為這麽多的人做了這麽多的事，必須被重塑為機遇社會，解放與進步的能力與過去完全一樣堅實穩固，只是更加適應未來的要求。這將是進步的未來，只要我們記住我們與非正義鬥爭的原因從來都是解放個人　論的雙方不是愛自由的人和不愛自由的人，而在於保守黨與我們之間，他們認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後站，讓最適應競爭者與最具備特權者成功，而我們理解的自由，是每一個個人的自由，無論他們生活起點如何，其自由都將通過一個公正的社會和強大的社群得以實現。在機遇社會中，與舊有的福利國家相反，政府不發號施令，它只授予權力。」布萊爾試圖將「機遇」這一在新工黨反復出現的主題置於他為公共服務改革所作解釋的中心。機遇可以理解為意味著選擇和個人自由的原則。布萊爾很有可能希望工黨的一個價值觀，比如機遇，與他的市場領導的公共服務改革之間產生聯系。在某種意義上這無可爭議，因為工黨正是致力於提高公共服務的標準並増加對它的投資，這些服務對所有公民「在讓渡這一點上都是免費的」另一方面，甚至試圖向工黨的部門為市場領導的改革作出解釋是引發爭議的，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不應該鼓勵市場提供基本服務，因為市場會變得更加鞏固而繁榮起來，進而對高質量的公共供給造成威脅。真正切中「機遇社會」言論的關鍵的是，它在第二屆執政期出現得太晚了。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為公共服務改革的計劃提供全新的促動力，並使得布萊爾有機會在工黨大會上提升他在黨內的地位，當時己經過一個艱難的夏天，他據說曾考慮辭職。另外，批判保守黨執迷於幫助有特權者，這在本質上使布萊爾能夠開始2005年的大選的競選活動。

　　正如此前引用馬丁 ?史密斯所說的，工黨中的現代化者並沒有出現於1994年布萊爾成功當選黨首之後。要說的是，「現代化者」或按其傳統稱作「修正主義者」 一直存在於政黨中。然而，有意義的修正常在重大社會和（或）經濟變化之後發生。另一方面，修正主義者能充當改革的執行者，以新工黨而言，1994年後修正主義者確實如此。例如，現代化者提議重新起草工黨章程「第四條」實際上重新定位了工黨的目的和目標。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在歷史的特定階段走到了政治話語的最前沿。工黨現代化者恰當的先例就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經做過討論，這些人在20世紀50年代規劃出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而一位著名修正主義者就足以寫出一部政治經濟學作品，成為接下來二十年中蓋茨克爾修正主義社會主義的教科書。僅就此而言，那麽這就是安東尼?克羅斯蘭的思想遺產，他通過寫作《社會主義的未來》鞏固了修正主義者在工黨和工人運動中的地位。

　　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這兩個群體之間的一個相似點是，他們在其所處特定的時代都信奉一個觀點，即世界己經發生巨變，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必須也做出改變與之適應。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認為世界變了，己進入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影響著各民族國家的社會、經濟、地緣政治的活動。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多種因素也有所改變，這些因素包括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資本主義管理技術變革，進而也影響到英國社會主義的當務之急。75第二個相似點是，兩個群體分別以蓋茨克爾和布萊爾為工黨的領導核心。盡管現代化者們在布萊爾自己還是一位關鍵性的現代化者時是在金諾克領導下存在的群體，蓋茨克爾派也差不多，在蓋茨克爾作為1951至1955年間影子大臣時支持他領導工黨。還有相似之處在於，蓋茨克爾和布萊爾都試圖在工黨這樣非常保守的機構內主張現代化。現代化或修正主義需要思想開放的氛圍以及與大眾視角持不同意見的自由。蓋茨克爾與布萊爾的個性都允許存在這樣的氛圍，這可以從他們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件事上看出，區別是布萊爾成功了，而蓋茨克爾失敗了。蓋茨克爾修正主義者與新工黨現代化者更進一步的相似點在於，為了能贏得選舉、組建政府從而實行其思想，他們承諾致力於改變。新工黨現代化者，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是1983年大選上的新議員，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參與工黨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之爭。他們在1997年贏取執政權之前作為議員目睹了工黨三次選舉失利。蓋茨克爾派也類似地在哈羅德?威爾遜的工黨於1963年贏得勝利前目睹了工黨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選。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最後一個主要相似點是，兩個群體的人都來自工黨右翼。許多新工黨現代化者的意識形態歷程比蓋茨克爾派的還要富有戲劇性。例如，羅賓?庫克（Robin Cook)、傑克?斯特勞（JackStraw)、約翰?普雷斯科特、瑪格麗特?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盡管人數較少，他們屬於工黨右派，自稱占據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一翼，他們中有彼得?曼德爾森和己故的唐納德?迪尤爾（Donald Dewar)。對之前的政治承諾所做的這一簡要概括說明單個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轉變。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視為新工黨的代表，盡管他們也許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們都主張新工黨政治學的主旨。

　　然而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時，蓋茨克爾派己經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有一套表達明晰連貫的政治經濟哲學，而新工黨的現代化者卻還沒有產生一部具有顯著思想價值的作品以闡述新工黨的政治經濟哲學。

　　缺乏這樣的文本使得辨明現代化者的思想傳統這一過程變得艱難。我們可以說彼得?曼德爾森和羅傑?利德爾的書《布萊爾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於闡述新工黨的世界觀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標，但絕不能說它是一部政治經濟學或政治哲學作品。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另一個不同是純粹的實際問題，即新工黨現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權力並改變了工黨的政治話語，而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及其後的克羅斯蘭派從未完全主導1964至1970年威爾遜工黨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聯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說，1974至1979年工黨政府包括蓋茨克爾派或克羅斯蘭派的部長，他們具有非常傑出的才能，其中還包括了克羅斯蘭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爾?羅傑斯、羅伊?哈特斯利，但是他們失敗了，不像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義成為工黨的主導信條。

　　如我們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現代化過程在尼爾?金諾克的領導下，通過1987至1989年政策檢討的形式以嚴肅的方式開始。金諾克失利之後，約翰?史密斯成為工黨領袖，繼續黨內改革，最為顯著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機製，改變了黨員為事務和政黨候選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暫的任期中是現代化者，但僅限於黨內民主，而非黨的政策和修辭。布萊爾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後成為黨首時，被有些評論家稱為「超現代化者」的抓住了機會進一步改革工黨的政策、助選方式及其修辭，超出了此前所有體現出的修正。現代化者同新工黨一起把工黨完全現代化了，以至於一些工黨右派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都說新工黨「不再是我的黨了 」 因此，到1994年時，並且無疑到1997年時，新工黨現代化者己經成為工黨的新右翼。這並不意味著成為工黨中的現代化者或修正主義者必須只能是來自工黨右翼，因為我們可以將新左派視為修正傳統的或「舊左派」對資本主義痼疾的觀點。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國公司的中觀經濟力量，這是在斯圖爾特?霍蘭1973年關於新左派政治經濟學的著作《社會主義的挑戰》中巧妙地完成的。

　　本章試圖給出工黨最近的思想史，並解釋新工黨的一些政治影響和哲學目標。接下來三章的任務是從他們所信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價值觀入手分析、辨明新工黨的政治哲學。每一章將以審視與這三個價值之間相關的新右派思想開始，進而探討關於價值的各種社會民主主義視角，最後將是分析新工黨對每個探討過的相應價值觀的具體哲學承諾。

　　新工黨與自由

　　自由是定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三個主要價值觀（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試圖評價自由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作用、接下來三章的出發點是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政治組織這一歷史內涵，因此新工黨必須有鑒於20世紀80和90年代所謂新右派理念與原則在英國的思想壟斷而堅持維護其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據此，本章的第一個任務是探討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個任務是論證新工黨對自由的理解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積極意義上的也是消極意義上的，而與新右派相關的觀點則堅持嚴格的消極自由概念。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指出，新工黨對「機遇」的承諾及其有關於此的修辭，尤其是「機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證明了新工黨致力於積極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對自由的理解開始。

　　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

　　討論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時，博贊基特（Bosanquet)寫道：「自由對於新右派來說是免受強製（coercion)的自由。這通常被稱為消極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類動因幹預的自由。」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說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領軍人物，他認為自由存在於個人不依賴於或不必服從於「別人的專斷意誌（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個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須做自己行動的主人，而為此他或她必須不受其他人的強製。有人認為消極自由的這些定義並非內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聯系的，且是表達消極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贊基特說，對消極的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本質上是免受強製的自由。這可以理解為消極自由的主要定義，但是哈耶克認為自由也可以是免於其他個體的專斷意誌支配，這與免於強製的觀點並不沖突，事實上為消極自由増加了又一層概念。

　　哈耶克的觀點由於只關於個體人類的強製而不是經濟或社會力量的強製，因此仍然與消極自由的傳統一致。對這個定義可能存在的一個批評是，它開始了關於任意與非專斷意誌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的辯論。另外，要成為自由的人，必須成為自己行動的主人，這個觀點補充了第一種觀點，即自由是沒有強製，因為根據消極自由的傳統，一個人若受到強製則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為消極自由的定義増加第三層論證，即一個人只有在不受強製時才能真正成為其行動的主人。如果他們被強製作出生活中的選擇，那麽他們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的選擇受到了限製並在強製的威脅下被人為地影響。

　　哈耶克的概念，即個人的選擇中不存在另一個人專斷意誌的幹預則等於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個觀點是，「不自由」或對自由的強製幹預只有通過人類動因才會發生。對於哈耶克，個人的自由只會被不需要的、蓄意而為的人類行動侵害，而不會是通過社會或經濟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據哈耶克的消極自由概念，因貧窮而不能承擔住宿費用不是由另一個人造成的限製，而是由於個人的經濟狀況，後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個人沒有住處仍然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人類動因強製這個人就何處容身做出選擇。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於將自由消極地理解為沒有人類幹預和強製這種簡單的哲學信念。

　　大衛?格林（David Green)認為，哈耶克信奉消極自由，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導他解釋了為什麽個人免受強製的自由不能維持廣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義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沒能意識到和認識人類知識的限度，這樣也就忘記了社會現實世界（social world)的錯綜復雜。社會和經濟機構歷經文明的歷史進化發展，不是由試圖解決抽象問題的人獨立創造的。哈耶克認為，試圖進一步安排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幹預，而他認為這個傾向是錯誤的，因為這再次沒能承認人類知識的限度，即告訴人類國家的社會生活是自發而不受調控的，任何調控它的嘗試終將失敗，這樣的嘗試會沖擊個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於實際認為沖擊個人自由長遠來看對社會有負面影響：「如果使用暴力限製個人的獨創性之自由，則破壞了進步和適應可能的改變的機製，即主動性的自由運用。以此觀點，改革者不應當采取幹預自發性秩序的規則，而應該通過私營組織實現其目標。」哈耶克認為第二個主要原因是相信社會正義。對哈耶克來說，社會正義需要大政府，且會對個人自由造成威脅。第三個主要原因是無限製的國家主權。哈耶克認為民主製度己偏離其基礎原則，即通過分離權力、以法治國（the rule of law)、依法執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規則等來限製政府的權力從而給予個人自由。結果是民主政府的統治具有潛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僅僅是統治人民，並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體的影響。尤其是，薩繆?布裏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認為二十世紀的西方民主：「……己經墮落為無道德原則的拍賣，被用來滿足彼此競爭的有組織群體，他們長久看來終宄不會得到平息，因為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種描述性的意義上支持受美國啟發的政治的經濟學理論，從爭取得到公民的選票這個方面分析政治市場，就如同商業企業為了公民的英鎊或美元競爭一樣。但是，和這些理論家不同，他不僅僅視其為缺陷一一在商業市場中這種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一他認為其內在令人反感，因為它們與正義毫無關系。」布裏坦認為，哈耶克將利益群體視為對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為政府最終會讓步於巨大的利益，而這些讓步的總的結果是公民間接受到授予這些利益群體的措施的影響，而他們是不屬於這些群體的。這可以通過對個體公民征收更高的稅而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出現，這是由於反貧窮活動家向政府請願重新分配更多的財富給貧困群體，或者是超級市場中可供消費者的選擇減少而限製個體公民的個人自由，因為「公平貿易」倡議者成功地說服了政府禁止從某些發展中國家進口廉價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勞動法為止。這樣，由於利益群體的交易，個體公民更可能體驗到他或她自由的減少而非増加。從而這就需要權力和政府的職權範圍最小化，保障個人的自由。對哈耶克消極自由觀點以及民主製度缺點的這一簡要概括使得我們能夠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並相應地理解撒切爾和梅傑時期意識形態的一些方面。撒切爾說，盡管保守黨在其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裏是自由企業的政黨，並且使用過「英國強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這樣的選舉口號；在戰後數年裏，這實際上：「……是在向左轉的長征途中暫緩腳步罷了。」撒切爾認為，每屆工黨政府向左的方向推進國家政策，而保守黨在重返權力之後對改革小修小補，而從未逆轉左傾的趨勢。她這樣描述這個過程：「保守黨只放松社會主義的束縛，卻不曾脫掉它。」撒切爾自1979年擔任首相開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約瑟夫的影響，他被看作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傳播者。15自由對於撒切爾來說明確地與具體的政府態度相關。她認為政府應該建立穩定的製度，其中的個體家庭和企業能夠追求他們的雄心壯誌。穩定的體系包括憲章性穩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國、通過健全貨幣的管理實現經濟穩定。撒切爾堅定不移地認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國家因素應當停止幹預個人的生活。

　　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對自由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概念，從消極方面表達，和自由主義理論家所理解的是一樣的。雷蒙德?普蘭特對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闡釋：「……自由主義理論家贊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極的……嚴格獨立於任何自由所能服務的積極目的和價值觀。從追求某些目的（如個人只有在遵循X、Y、Z等價值時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義自由則是積極概念，其預設的前提是人類的性善論與自我實現理論，這樣就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論斷不相符了。」社會民主主義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將其視為授權性動因（enabling agent),通過政府的積極協助保證個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過再分配性稅收糾正自由市場經濟的不公，從而確保社會的貧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們追求自己目標的權利。新工黨的準確作用不是關於回應所謂的自由主義消極命題的思想霸權，如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任務嚴肅地開始時那樣。我們在第四章中指出，諸如亞歷克?諾夫、雷蒙德?普蘭特、伯納德?克裏克、布賴恩?古爾德、羅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從積極方面也從消極方面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概念，並將這一自由概念與其他同類的價值觀聯系起來，比如平等。因此，新工黨的任務不只是實行政策從而將積極自由概念與機遇的價值觀聯系起來，而是這樣將個人需要與實現他們自己認為的「好生活」的手段聯系起來。

　　盡管如此，如果以這種方式理解，社會民主主義對消極自由概念的回應，即信奉積極自由概念，似乎兩者界限模糊了。這兩種政治哲學都相信且想要促進個人的自由。本章認為，正是期間變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這兩個對立的概念之間基本的分歧。傑拉爾德?麥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論文《消極和積極自由》當中認為，我們不能清楚地區分自由的消極和積極概念。他認為關於自由的論斷應當被認為是三兀素組成的關系，即X免於Y並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學家必須認識到，不同的哲學群體就其所理解的X、Y、Z等變量的範圍是有不同意見的。19因此，麥卡勒姆認為我們不足以對自由的爭論中哲學的區別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說：「這一無能為力的表現，換言之，其誘因是源於把兩種自由的區別簡單卻傳統地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與可做某事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區別一一這樣的分類意味著自由可以是此兩種二元關系中任何一種。」麥卡勒姆認為，如果關於消極和積極自由的爭論不是解決自由是什麽的問題，而是部分地解決什麽可算作阻礙或幹涉了所考慮的個人自由的問題，這樣假設將更加有用。他說：

　　「其區別是植根於關於長期變量的範圍的不同看法一一即關於這些自由的動因的（『真實'屬性，或者是關於這些動因所會（或者不會）做（或成為）的事物範圍。這些區別盡管也許不是一向明顯或突出，但還是會導致對個人何時可謂自由的解釋極為迥異。」接著麥卡勒姆提出三點消極和積極自由概念的長期變量的不同信念之間的區別，分別如下：

　　1.堅持消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堅持積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

　　2.前者認為一個人只有在其他人沒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況下才有做（X)的自由；後者不采用這樣的限製條件。

　　3.前者認為自由問題中的動因（例如，「人」 「人類」）實際上可以視同為英美法律中所認定的「自然」（與人工相對）人；後者有時關於這些動因如何辨別有差異很大的看法。

　　普蘭特展開了麥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關系的觀點：

　　「也就是說，自由是三元素關系，在其中我們必須辨識出動因（X)，阻礙性條件，可能是強製、限製、幹預、障礙（Y)以及動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視的性格和環境的行動或狀況(Z) 。

　　新工黨的積極自由概念

　　也許可以通過以下綱要表示：

　　(X)動因=個人和社群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個人和社群一（Y)缺少機遇一（Z)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關於工黨中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舊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說他們的自由綱要將與新工黨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黨中自由有不同的側重點。「舊左派」或比萬派左派認為盡管減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會主義的核心是關於生產資料所有製和工人的工業民主。理查德?克羅斯曼28可以說是主要的「舊左派」思想家，他說：「如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阻止工業管理或者國家官僚機構手中權力的集中化一一簡言之是重新分配職權，從而擴大選擇的自由。」因此，也許下列綱要概括出了他們對積極自由概念側重點的不同：

　　(X)動因=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加上私營管理/國家官僚機構和缺少工業民主經濟權力的集中化。

　　(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與新工黨的一樣，但另外還有工業的社會所有製和工人的工業民主。

　　(X)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一 （Y)缺少機遇以及經濟權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機遇使個人能夠追求他們自己的善的概念，並通過工業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管理他們的產業從而重新分配經濟權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懷有與「舊左派」相似的願望，即重新分配經濟權力並確立工人的工業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經強調，斯圖爾特?霍蘭在《社會主義的挑戰》中闡述的論點引起了對中觀經濟力量（這挫敗了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的註意。

　　用富特的話說，霍蘭的論點尋求：「……通過計劃和公有製（提供）國家幹預的社會主義補救方法。現代國家沒有充分意識到國際資本主義中己經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動搖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法賴以為基礎的國家主權，從而動搖了這些解決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闡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綱要在側重點上將和上述「舊左派」的綱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認為，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看法從歷史上是作消極理解的。換言之，即是免受強製的自由，免於他人獨斷權力的自由，以及使個人免於別無選擇只有服從其所附庸之上級的那種聯系。33另外，他指出社會主義己經操縱了自由的意義，並將其變為免於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確表述的那樣：「在此意義上的自由當然只是權力或財富的代名詞而己。」而且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蓄意敗壞「自由」這個詞的名聲。事實上，公允地來看應當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從消極方面論證，也可以從積極方面得到有力的論證，像哈耶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為此感到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當中呈現出的悲觀主義充分地表明，數量可觀的人正在認真看待社會主義的觀點。

　　新工黨與「機遇均等」

　　在新工黨的修辭、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說中，自由的重要性並不被經常提起。盡管如此，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著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傳記中回憶了托尼?布萊爾在1997年10月寫給伯林的一封信。這封信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社會中對消極自由的限製難道沒有激發一代代人去尋找某種超越放任主義的社會模型嗎？ 」布萊爾繼續寫道，「積極自由有其正確性，無論它在蘇聯模式中被如何踐踏。」 這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布萊爾關註諸如信奉積極自由這樣的哲學信念。我們可以認為，因為這封信的日期僅在新工黨執政五個月之後，可見布萊爾也許是在尋找某種哲學觀點以表達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萊爾的信，自此新工黨對積極自由概念幾乎沒再做出哲學承諾。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紀80年代中有所著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和布賴恩?古爾德將自由作為他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述中心。這很明確地是在回應新右派將自由以純消極的意義使用。至於新工黨為什麽不經常討論自由的價值，則沒有顯而易見的原因，但在這裏表明的一點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體的公理，尤其作為英國所有政黨所提倡的一項原則。以賽亞?伯林在他的著名論文《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當中提出，自由幾乎得到普世認同，因此可以對之有多種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幾乎所有道德家都稱贊自由。同幸福與善、自然與實在一樣，自由是一個意義漏洞百出以至於沒有任何解釋能夠站得住腳的詞。」自由被當作假定的事實，這樣下一步政黨要做的就是定義不同版本的自由並將它們與政策建議聯系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新工黨所認為的自由則是從它對無處不在的機遇所做的承諾，抑或所謂的「機遇均等」。機遇可以被定義為適宜或有利的境況、前景或選擇的結合。

　　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機遇」用作授權性動因，以使尤其是來自貧困背景的個人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對於新工黨和其他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自由的社會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機遇的社會。

　　盡管如此，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會贊成機遇平等，這保證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況下能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做出自己決策的平等機遇以及免受強製、免遭幹預是新自由主義者倡導的自由的標誌。新工黨所信持的「機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組織提倡的機遇平等更為「厚實」，覆蓋面更廣。然而，新工黨必須從它的其他價值方面表達它對「機遇均等」的承諾，否則將很難辯駁認為其與機遇平等並無區別的指責。例如，我們可以認為「機遇均等」是新工黨信奉積極自由概念與平等作為「優先事項」的務實的外圍工作。積極自由以消極自由概念為基礎。這不像黑暗對於光亮那樣絕對相反，而是消極自由的延伸，正如對社會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樣，社會民主主義者這麽認為。自認為持積極自由論的人不否認消極自由論者的觀點，即人應當在生活各領域中從沒有明顯「善」的限製中被解放出來，他們將自由的範圍從僅僅是一個從強製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個授權行動的概念；從個人的有意的強製到自由市場結構性的間接強製，以及人生機會全憑運氣的分配。積極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消極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們考慮以賽亞對兩種自由概念所做的評論，那麽這樣的態勢則變得復雜起來：「對『誰統治我？』這個問題的回答，與對『政府幹涉我到何種程度？』這個問題的回答，在邏輯上是有區別的。最終，正是在這種區別中，存在著消極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的巨大差異。當我們試圖回答『誰統治我？』或『誰告訴我我是什麽不是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而不是回答『我能夠自由地做或成為什麽？』這個問題時，自由的『積極』含義就顯露出來了。」「我由誰統治？」和「誰告訴我我是什麽？」，諸如此類問題表明，徹底考察兩種自由的概念時，它們試圖就人類狀況回答不同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問題的強調側重點不同將導致我們更加積極地支持其中一種概念。這也轉而導致我們假定想要的是什麽社會類型以及我們認為同類政治概念（如結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價值大小。安東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認為：「……使一種政治信條區別於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贊同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完全可以大體一樣），而是這些價值觀的分級結構（hierarchy)。」通過對比兩位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政治學可以得到此命題的一個實例。安東尼?阿布拉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與其他政治信條不同，因為自由主義者將自由置於他們價值觀分級結構的頂端。45 T.H格林與哈耶克都可以被列為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們屬於不同種類的自由主義。格林是新自由主義傳統下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者。在第二章中我們曾指出，格林提倡積極和消極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純粹的消極自由概念。盡管兩位思想家都信奉個人的首要地位，都堅持個人自由作為其主要政治原則，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會」的概念，重視不同的次等原則，比如社群。積極和消極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這種過分的簡化是誤導性的、不準確的。這兩個概念真正引起的討論是由個人決定他們要就社會和人性提出什麽問題，以及他們會最重視怎樣的答案。積極和消極自由作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價值，也涉及人們根據對人性和他們所想創造的社會類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問題。

　　新工黨贊同(就像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那樣)積極自由概念，因為它認為「我被誰統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於是開始爭取使所有人盡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這一政治征程。這樣，自由變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強製，而成為了人選擇自己的道路與實現其內在欲求的自由，從而獲得對自己生活的「自我統治」(self-mastery)。自由，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成為了授權性動因，是在政治、社會、經濟的生活領域，而不只是道德領域的，免於人類幹預的自由，後者是消極自由論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黨的修辭中，「機遇」是授權性動因，使人們可以盡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實現他們的自我統治。

　　因此，對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關鍵是機遇和積極自由暗示了社會正義的概念、政府幹預、優先重視社會貧困群體並將他們提升至足夠的最低水平。我們可以看到，機遇的原則被指隱含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萊爾和布朗所說:「有相當重要的少部分人從社會主流中被分割、隔離出來。他們的生活特征往往是長期無業、貧窮或缺少教育機會，有時還經受家庭不穩定、濫用藥物、犯罪的困擾。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得不到緩解。」 「在工黨的新章程中我們承諾尋求最大範圍地推廣財富、權力、機遇。我想強調機遇是新的政治學中的關鍵性價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對右派來說，機遇的特征是個人從國家那裏得到自由。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機遇與社會不可分離，政府行動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過去太過輕易貶低其為個人改善自身與家庭而推進大範圍機遇的責任。在最壞的情況下，這以抽象平等的名義抑止了機遇。嚴重的不平等繼續代代相傳，於是進步的左派必須強有力地解決對真正機遇平等的障礙。但是平等機遇的推進並不意味著福利供應和公共服務中毫無生氣的整齊劃一。現代左派也不會狹隘地看待機遇：藝術與創造性產業應該是我們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穩定提供了平臺。但是如果我們不解放每個人的潛力，則不能建立動態的經濟。阻礙我們得到所需要的機遇的福利國家將拖累經濟。促進工作的福利國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於建設經濟的更大的動態機製。」「我想要這樣的國家，人們取得發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慮嫉妒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nvy)。我們需要更多的成功企業家，而不是更少。但這些人生機會應當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這樣的社會，壯誌雄心和同情憐憫被視作同伴而不是敵人一一我們既重視物質財富也重視公共服務。」斯圖爾特?懷特（Stuart White)認為，有關新工黨機遇價值觀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味著新工黨政治哲學存在分歧。這些不同當中有一個如懷特所說的：

　　「……關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問題存在『左派』和『中間派』之間的分歧：關於這個承諾宄竟是針對什麽，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關於宄竟需要什麽政策來滿足這個承諾。」懷特稱，工黨現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間派」，因此新工黨內存在哲學分歧。

　　布萊爾被認為是「中間派」的領導人物，但「左派」領導人物卻未指出。懷特的觀點僅僅是，這兩派人的分歧在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並且「中間派」從精英領導體製的方面理解「真實機遇」，而「左派」從更為平等主義的方面理解。這也相應地意味著，他們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實機遇」的正確政策有分歧，並在這樣做的同時履行他們對積極自由的承諾。緊隨其後的一個觀點是，「左派」認為精英領導體製允許「真實機遇」中存在非正義的不平等，這些是因為殘酷的時運或者換句話說是因為自然稟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隨意性差異。懷特認為「左派」「……認為原則上政策應當謀求如何緩解不應有的殘酷時運所帶來的不平等。」 相反，據懷特的觀點，「中間派」是傳統的精英主義者，他們對收入再分配態度含糊，反對對精英征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稅。盡管懷特的觀點對新工黨中可能存在的哲學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評論，但是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實驗，亦即，我們如何基於極少的源數據看出單個新工黨政治家是否是「中間派」或「左派」？這是有疑問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賴於推斷。

　　懷特關於「中間派」和「左派」的「真實機遇」論點的第二個缺陷在於術語方面。「左派」這個詞是可接受的，可視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詞，但「中間派」一詞的政治含義則不清楚。也許更恰切的且根源於英國政治哲學傳統的詞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我們可以把這個詞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發展衍生出的溫和左派的態度。社會或新自由主義者占據了自由主義左翼，與自由主義右翼的放任主義或曼徹斯特自由主義者相對立。後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義的先驅。社會自由主義者這個詞，並不是中間派，具有政治傳統，是一種進步的左的思維模式，然而在使用時與具有英國社會主義發展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詞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觀點認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義和工黨社會民主主義兩種思想傳統之間非常重要的紐帶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義與托尼的倫理社會主義部分相同，後者被認為影響了蓋茨克爾、布萊爾、布朗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傳統緊密相連，很難輕易區分。因此，如上所述，懷特所形容的關於「左派」和「中間派」之間對「真實機遇」在政治哲學上的差異，是側重點和程度上的差異，而不是相沖突的政治目的。

　　積極自由的價值觀被新工黨以與其社會民主主義先輩相似的模式繼續下去。新工黨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克羅斯蘭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樣，堅持通過享有一整套政治、社會、經濟的積極權利體現出來的自由的價值。盡管如此，新工黨將自由與社群的價值聯系起來，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積極自由預設為前提的諸多優點方面，關於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許會有爭論。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強調社會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換取某些國家授權。例如新政項目，規定個人在求職並同時獲得為期六個月的無條件補助之後，為了繼續享有獲得補助的資格，必須在下列四項中選擇一種：教育課程；有組織的工作安置；從事環保項目的工作；或者從事慈善或誌願者機構工作。20世紀中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繼續優先重視公民享有權利，而不顧任何社會或群體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與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阻礙自由和可以算作限製自由的障礙。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對於如哈耶克這樣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類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礙才能限製個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認為，任何由人類行動或社會和經濟力量引起的障礙能夠構成對個人自由的限製。例如，貧窮可以算作對自由的限製，不管貧窮的個人是否對他的狀態負責，也不管他的貧窮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蘭特就這一點展開論述：「對個人自由的限製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識的行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義傳統必然想要抵製和限製的那種，而也是生來就有、通過基因遺傳的自然差異以及人類行動的結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經濟資源、福利、教育等領域都存在。」對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討論中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個人行動的蓄意和可預見結果。哈耶克認為，在市場運行中，個人對其行動的結果不承擔個人責任，因為這些結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的社會正義概念（尤其是關於如何對待社會貧困群體）與糾正市場中的非正義對個人的市場決策沒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認為盡管個人行動可能並非蓄意而為，但其影響有時是可以預見的。如果它們是可預見的，且傷害到了他人，則可以認為它們是可以預先得以製止的，因此個人就變得對自己的行動結果負責了。如普蘭特所說:「因此在這些方面可以論證，能夠基於某種社會正義的思想使市場易受道德評論的影響，無論這思想遇到什麽困難，都不足以成為放棄它的理由。」我們己經註意到，新工黨用來履行其對積極自由價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諾個人生活各層面無所不在的機遇或者「機遇均等」。機遇的理論語言是新工黨用來闡述其自由概念的務實方式，個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會、經濟領域，盡可能保證最充足的情形和選項供每一位公民選擇。

　　新工黨與平等

　　本章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平等的價值，和上一章針對自由的方式一樣。本章將依據所謂新右派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觀點考察新工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澄清圍繞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不同概念的術語，諸如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黨表達的兩個理念：「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以及「進步普世主義」（progressive universalism)。於是可以認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為充足(sufficiency)、優先（priority)、平等主義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這被當作關鍵任務，因為有觀點認為，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評論家和作家曲解了結果的更大平等這一概念，並與此同時指責新右派拋棄了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第二個任務是透徹地探討新右派有關平等問題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個任務（按照德裏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對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類）是，指出包括諸如R. H.托尼、安東尼?克羅斯蘭、羅伊?哈特斯利及繼承其影響的工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持有平等的優先與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平等概念。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提出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類型乃是促進優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進嚴格平等主義的自由概念，因此這樣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與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有關平等價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開始將討論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圍繞平等概念的術語。

　　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平等」的術語

　　顯然，在討論平等的不同說法，尤其是討論其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關系時，可以概括出三個版本。它們分別是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有時被稱為「民主平等」）以及結果平等。機遇平等是社會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既有新自由主義者也有自由保守主義者)以及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公開支持的原則。此原則堅持，每個個人都應當能平等地獲得工作和職位，例如公職。它包括無論性別、種族、階級或宗教的平等待遇，並要求一個以才能為基準的社會。機遇平等禁止裙帶關系以及任何形式的優惠待遇和個人特權，它試圖保證所有個人站在同一起點。這是非歧視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支持，社會自由主義者則在較低程度上支持這一原則。它擴展了機遇平等原則，通過減少由不幸、基因遺傳和社會非正義帶來的影響，包括了由個人背景、教育、才幹或能力決定的問題。它試圖從富裕人群向貧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這樣做的同時減少社會中的物質性與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結果更大平等的政黨這麽做是基於不平等，比如基因遺傳的差別是隨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樣也是因為，作為社群他們認為個人有責任通過保證一定程度上的結果更大平等，從而進一步幫助弱勢團體，而不只是保證程序上非歧視意義的機遇平等。

　　工黨中堅持結果平等的原則（或結果的完全平等）的為少數個人和團體，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Marxist SDF)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工作將成為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公社行為，因此工資薪酬的差別將與之無關。

　　除了這三種平等，新工黨在執政期間還支持兩種觀點，表達了其對平等的承諾。這些觀點是，「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與「進步普世主義」。7新工黨「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觀點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財政部的官員們在過去幾年中運用。盡管如此，布朗的演講中似乎沒有對這個觀點明確給出過定義。一個可能的解釋暗示，這既是承諾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也是承諾保證結果以使其不低於最低水平。體現這一觀點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證」(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現在是領恤金者信貸（Pensioner Credit)。新工黨「進步普世主義」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預算中用以描述鞏固新稅收和救濟金製度的原則。進步普世主義簡單地說就是為幾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種形式的財政支持，但更多關註於最需要財政支持的人群，將在他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給予他們支持。預算報告認為：「新的稅收和救濟金製度實踐了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支持所有人，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時提供更多幫助。然而根據布朗在1997年大選準備階段與前自由民主主義領袖帕迪?阿什當（Paddy Ashdown)的一次談話，圍繞新工黨對平等的承諾的爭論變得更加混亂：「我嘗試想出一個單獨的中心主題，來表達我們所有的觀點並將它們一起連結起來。不能稱之為「主義」一一那樣聽起來太意識形態化了。我決定中心思想是『機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寫的《公民的英國》這本書中所談的。和你一樣，我也認為我們無法設計結果。我們必須有的是一個做好幹預準備從而為所有人提供機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當在他的自傳中記述，布朗倡導機遇平等，並表示這是他對當代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看法的中心原則。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問。布朗在1997年於大選前回見阿什當，到他任職期間概括出機遇平等、結果公平及其後的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其間他改變主意了嗎？他對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解釋僅僅是傳統的、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嗎？有觀點認為，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布朗改變了他將機遇平等作為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中心原則的觀點，回答的根據是，他的預算實質上是重新分配的。

　　盡管如此，我認為雖然機遇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原則比較明確，但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仍可供不同類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做各種解釋，而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重大的理解混亂。另外，新工黨提倡的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似乎含糊不清，因而在尋求對諸如平等概念的哲學承諾時問題重重，且進步普世主義的觀點對新工黨描述其平等觀而言是一種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為這些原因，在本章我傾向於遵循這術語上的區分，但並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學家德裏克?白菲特在他的著作《平等與優先》中闡述的結論，因此在下列關於平等原則的觀點中作出區分：承諾把人提高到一定層次，以使他們有「充足」的資源來過滿意的生活；承諾一直優先考慮社會貧困人群；承諾信奉嚴格的平等主義（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財富的所以不平等）。這三種觀點可以分別命名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優先概念、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新右派反對平等的思想和觀點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對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這類觀點直接與他的自由概念相聯系。哈耶克的主要觀點之一是，貧窮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並不意味著缺乏自由或者導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則和他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反感時，我們必須記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於他所認為的英國及其海外的社會主義的高漲。盡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紀80年代才主導保守黨的意識形態內核，但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書出版之後早期新右派對保守黨的影響：「其本質上的意圖是反社會主義的。在大學本科生中有相當一部分重新興起對保守黨的同情，某種程度上在教師中也是如此……工黨失去了對智識和思想界的壟斷。」這個觀點得到撒切爾的支持。她講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對她觀點的影響，表示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黨內獲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經使她的觀點成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為反對社會主義提供了幹脆、明確的分析性觀點，論證了其經濟理論與當時我們日常生活中令人沮喪的短缺有何關系……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征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長期對自由事業和自由持樂觀主義態度，並讓我從六七十年代社會主義占上風時堅持了過來。」這樣，反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第二個觀點是，社會主義是相悖於古典自由主義以及自由市場價值1(尤其強調競爭的重要性)，經濟中有限的政府幹預 (定義為個人的首要地位以及盡可能免於強製）。哈耶克對集體主義、國家計劃、政府幹預經濟、再分配稅收的攻擊在於他認為這些內在都是社會主義措施。因此，哈耶克認為在一方面社會主義高漲與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廢棄之間存在直接的相互關系：「社會主義己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這不只意味著，人們己經忘記了以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有關集體主義後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們相信與這些思想家所作的預言正好相反的東西。」另外，盡管社會主義是單一的意識形態，哈耶克還是以一種相當復雜難懂的方式對其進行分級。哈耶克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通過社會正義的觀點相聯系。在此意義上，他認為它們有共同的「目的」。盡管如此，他不能區分民主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漸進的社會變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極權主義。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會主義自然的結論必將由於追求社會正義而導致對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會主義，最近幾代人的偉大烏托邦，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之奮鬥還會產生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至現在對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幾乎沒有人會準備接受這種結果；除非這種關聯全方位地展開，否則是沒有人會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個觀點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這就是後來的著名論著《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二卷：社會正義的幻象）》。這一次哈耶克的斷然否定並不只是基於認為富裕者因收入向貧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對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於社會正義不存在這一論點。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的概念是一個幻象，因為在自由市場的交易中沒有社會正義發生。23他們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他們斷言非正義只有在蓄意違法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例如，當竊賊偷竊錢包時，非正義就被施於盜竊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不違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個人失去工作或者獲取不合比例的回報，也沒有發生非正義，是因為市場的運行反映的是無數個人並非蓄意的行為，這不造成任何非正義。

　　有觀點認為，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為對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優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學承諾。履行這些承諾的手段是再分配稅收、高公共支出、全體授權性社會福利計劃等經濟和社會機製。因此，新右派堅持平等的概念嗎？本章認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為他們認為個人應當得到國家的最低工資以防赤貧。然而這是對充足概念極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諾。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與其他社會民主主義充足概念是極端不同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哈耶克所認為在道德上「充足」的標準是遠低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能接受的水準的。他說，防止赤貧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國民饑餓致死、無家可歸的國家物資供應的最少量，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基於社會正義的概念，而是基於簡單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征上不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持的對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諾。

　　這引發了一些疑問，引起了對哈耶克思想邏輯的註意。其中一個問題是「哈耶克為什麽認為國家應該確保基本最低標準？」哈耶克要回答這個問題很有困難，因為基本最低標準的思想要求具有什麽是基本需要或絕對需要的概念，而因為他想說許多社會概念是主觀性的，那麽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會不在此列？更為實際的一個問題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連貫之處，乃是基本最低標準的實行問題。要讓基本最低標準起作用，其必須由國家官僚機構管理，而從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確立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認為哈耶克不應該在理論上支持中央國家機構作為資源的分配者，這對納稅人來說費用昂貴，而通過支付能力調查（meanstesting)會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並且易受到利益團體的「哄擡」影響。

　　以下觀點將指出，新工黨的充足概念與哈耶克的概念實質上是不同的，它因為新工黨所定充足的標準遠高於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尋求提供僅夠防止無家可歸和饑餓的物資，反之新工黨實質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權利資格。新工黨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現並不表示它是出於對相對性的考慮，而只是對應該如何采取基本最低標準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觀點更為充足。另外，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同樣包括了對平等的優先概念的承諾。優先概念的意思是，盡管個人也許有適量充足的生存物資，但優先主義者想要深入持續地滿足社會貧困群體的需要。26這要進行嘗試，無論這些貧困群體是否己經得到國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資。

　　如此，要總結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的觀點，我們可以強調以下幾點：不平等和貧窮不構成「不自由」，嘗試彌補相對貧困需要強製個人，從而限製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財務自由，而且實行平等回報製度將造成大量財務成本；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礎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的嘗試都是在道義上不合法的；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是錯誤的，有悖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贊基特將這些新右派的觀點濃縮為兩個命題。第一，關於分配問題，社會別無其他合法的計劃，只有防止絕對意義上的貧窮；第二，與更大平等原則相聯系的相對貧困的概念是危險而非法的。

　　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廣泛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之一，他有關平等的論著影響了工黨內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過減少收入、財富、機遇、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達到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其中心在於他意識到有更大平等則會有更大個人自由。這樣，我們可以認為，根據托尼的邏輯，更大平等帶來更大自由，這也允許更大的選擇權和更大的遵循個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他說自由意味著：「……能夠在特定時刻、特定環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則什麽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個問題因而不會更簡單。這個問題是，可供選擇的範圍是否對普通人開放，後者從中選擇時遵循他們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於糾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響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與平等將能和睦共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兩者註定為敵。」有趣的是，托尼意識到平等一詞的復雜性以及可歸於該詞的意義的冗余：「再一次顯而易見，『平等』一詞具有不只一種意義，圍繞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為同一術語在使用時被賦予不同的內涵。」本章中我認為托尼對平等的觀點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後者歷來在工黨內得不到支持，除了蕭伯納、1901年脫離工黨的馬克思主義社民聯31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工黨左翼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優先概念構成。自由主義者或新自由主義者持有相當寬泛意義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與此不同，如托尼等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社會如果不在經濟和社會上更加平等則不能更加自由、博愛，這需要一種持續給予貧困人群優先關註的平等。接下來的評論，尤其是加著重號的評論，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類「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資時，額外的責任應由額外的回報補償，以作為對己執行的服務的承認以及對執行服務的誘導，沒有人認為這樣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並不是一個人應當比別人掙得多，因為社區的環境、普通教育、生活習慣孕育出尊重與考慮的普遍傳統，在有這些傳統的地方的人忘記、忽略了這些賬房的細節（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階級應當從其他階級享有的文:明傳統中被排除出去，並且人類根本的、深刻的夥伴關系，應當為瑣細的、膚淺的經濟差異所遮蔽，「尋求平等不能通過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為這既對得到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對沒有得到的人有害，尋求平等是要通過確保現在他們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者，不認為所有不平等都應該廢除，但他確實堅持認定給予社群中所有成員「合理的物資供應」，或者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可以視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觀點認為托尼持有平等的優先概念，因為他覺得所有階級應該分享社群的財富，在事實並非如此的地方，人們應當優先關註最貧窮的階級，即產業工人階級，從而使「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這些語言並非準確地概括持續優先關註最貧窮的群體，但暗示富有群體更多的財富將必須用於「共同的用途，，而這個短語是一個相對的、公共的術語。簡言之，這個短語是托尼用以表達優先關註（特別是通過社會開支）最貧窮階級的說法。

　　其他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安東尼?克羅斯蘭與更近一些的羅伊?哈特斯利堅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信奉社會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結果更大平等。我們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羅斯蘭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原則，他說道：「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采用『強硬』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相對於『自由的』概念。」如果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信奉結果的更大平等，亦即嚴格的平等主義概念，那麽這就特別地意味著要保證持續縮小結果的不平等。而問題之一則是什麽是「結果」？對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言，這通常意味著縮小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正如克羅斯蘭明確指出的：「首先，如果財富的不平等是起源於繼承的財產而非工作，它們會被認為是不公平的。這違反了每個公民都應有平等的機會獲得最高回報這一原則，而授予有差別的利益只與出生的偶然性有關，而不是『人類自己勞動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勞動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們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別，也有機遇的差別一一也就是說，如果存在人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懸殊，以至於人們認為，為了這麽大的回報而單獨挑出經濟能力素質，相較於其他個人屬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較於其他類似收入受到稅收製度過分慷慨的對待一一也就是說，如果稅收的基礎在衡量個人的賦稅能力方面是個糟糕的工具，那麽就會出現非正義。」盡管如此，克羅斯蘭同樣關心縮小教育製度、財產分配、需求階段中的資源分配、工業權利定位當中的不平等。然而，有關所謂新工黨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討所要問的最為相關的問題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實際上有沒有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 」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追隨者傾向於批判新工黨放棄了結果更大平等原則或是羅爾斯所說的「民主平等」。有觀點認為新工黨所認為的平等在原則上與克羅斯蘭所認為的相似。兩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權的形式保證生活所依賴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兩者都想持續關註貧困群體，兩者都想通過保證如技能培訓和教育等機遇從而促進他們的積極自由概念，來減少物質生活和社會的不平等。重要的問題如下所述：「克羅斯蘭和新工黨對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別是如何『劃分界限』的？對於社會貧困群體中的哪些人應該給予優先關註？可以允許社會中多少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關於這三個問題，有觀點認為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新工黨之間，就側重點、政策規劃好和期許有差別，這是由於他們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間階段（克羅斯蘭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工黨是在21世紀初）構建他們所認為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像新工黨那樣信奉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嗎？如果答案是「不，他們從未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們像新工黨那樣堅持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那麽如哈特斯利等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新工黨在哲學上比他們所想的更為相似。

　　上述所引內容表明，克羅斯蘭的社會主義模式對他而言其本質是關於平等，約翰?羅爾斯稱之為「民主平等的」平等。羅爾斯的立場是他所說的「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兩條正義原則組成。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類似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以使兩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依系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另外，羅傑斯認為，當這兩條原則相沖突時，第一條原則或「自由原則」必須優先於第二條原則或「差別原則」。因此，由羅爾斯的觀點可推知，社會中會存在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在某些情況下只是假設遵循了第二個原則。很清楚的是，羅爾斯不提倡嚴格的平等主義。差別原則所真正體現的是，羅爾斯提倡平等的優先概念，他認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應該如此安排：「……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隨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羅爾斯是什麽類型的優先主義者？羅爾斯似乎提倡社會以之為基礎的正義理論應該持久地優先關註最少受惠者，並且我們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體與例如社會普通群體之間的不平等減少並不影響原則。因此，如果事實是這樣，那麽我就可以認為羅爾斯所信奉的平等的優先概念是嚴格的優先主義。本章將論述新工黨持有非嚴格的優先概念，與羅爾斯所持有的有細微的差別。總體來說，克羅斯蘭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羅爾斯的概念，並與新工黨所持概念相類似，但是原則中的個別地方還是表現出細微的差別。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贊成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強烈斥責新工黨放棄這一承諾，而事實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回答我的兩個問題時表現出對平等和自由明確的誤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學價值是什麽？我的基本政治價值是對平等的追求。認識到我們無法達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種程度。我指的不僅是經濟平等，我指的是性別平等、種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財富的也是權力的平等分配。對更大平等的承諾本身是目的嗎？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認為，自由需要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從而成為使自由成為現實的力量。我不認為自由是沒有限製，我認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會主義的自由觀是你做你選擇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學上是混亂的。他說，平等和對結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則，從而他成為了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盡管如此，在下一個問題中他回答說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們在實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則，那麽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結果的更大平等。另外，這證實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懷疑，即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有關平等和他們政治價值的整體秩序非常類似於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盡管他們厭惡新工黨的保守修辭和過於謹慎的政策規劃方式。

　　新工黨的平等概念

　　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會主義的平等觀念有兩個部分組成，這兩個平等觀念都不是嚴格平等主義的概念。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承諾把人們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夠」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我們可以將之（如上所述）稱為平等的充足版本。當然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足夠」這個詞是什麽意思？什麽是「充足」？在英國社會，關於一個人需要達到什麽樣的最低水平才能稱作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是沒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識的。45盡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務。在歷史上，這工作是由福利國家通過各種福利津貼和授權完成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平等的概念是達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於是它毫無保留地允許個人掙得收入。鑒於國家最低工資（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勞動力在充足的最低標準獲得報酬，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個範例。

　　新工黨平等概念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承諾在財政上優先關註英國社會的貧困成員。這(如上所述）可以被稱為平等的優先概念。也許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優先概念可以有兩個流派或者以兩種方式解釋。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嚴格和非嚴格優先主義者。嚴格優先主義者想優先關註社會貧困群體，不管他們按絕對值計算是多麽富有。譬如，這樣的貧困群體也許事實上（據嚴格優先主義者）擁有相對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國度假，擁有較高額的存款並仍需要在財政上得到優先關註，因為相對而言他們也許仍舊是一定社會中的貧困群體。非嚴格平等主義者也想給予社會貧困群體優先關註，但他們認為當貧困群體經濟狀況越來越好時，優先關註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個社會的兩個貧困群體中的一個經濟狀況在絕對值上逐漸變好，那麽非嚴格平等主義者就逐漸停止優先關註這個群體。這樣的問題在於明確兩個疑問。第一，誰是社會的貧困群體？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規定資源到什麽水平則停止在財政上優先關註這樣的群體？

　　本章認為新工黨信奉的是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黨在全英國將生活標準提高到以下程度：每個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對貧困群體沒有清楚的分類，因為75%的人舒適、充足地生活（意味著不只是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且他們也有「合理」水準的可支配收入)，而其余25%的人則非常富有，那麽根據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則不需要再信奉這種平等的概念了。盡管如此，假設新工黨信奉的是嚴格平等主義形式的平等，那麽它將繼續為英國人口中生活相對25%的富人而言貧窮的那75% (盡管他們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滿足，並且他們傾向於獲取一些財政「需求」）獲得更大平等而從事運動。

　　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稱是與新工黨不同的平等主義者，但他們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嚴格優先與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程度，這個問題還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沒有完全實現這種區分，那麽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人將少得多。

　　新工黨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其例證有針對最貧窮領退休撫恤金者與最貧窮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稅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黨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其他例證包括其對幼兒「安穩起步」（Surestart)、每一個四歲兒童的托兒所的5800萬歐元投資；供兒童慈善事業使用的4500萬歐元兒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億歐元投入針對18至25歲人士的新政以及針對25歲以上人士的新政；針對50歲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針對單身母親及殘障人士的新政；同樣，針對2000個最貧困地區就業的行動團隊（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學開支；針對11至25歲不能獲得教育和技術培訓的人的「紐帶」（Connexions)項目。

　　我們註意到，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則證明是一些懷疑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憑據的人論點的哲學支柱。顯然新工黨對於平等的原則相當含糊不清。與圍繞平等原則的辯論類似的問題是，新工黨是支持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抑或有時稱為上升的衡量貧困的絕對水平。在某種意義上，所探討的這兩個問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再一次，新工黨似乎在發出自相沖突的信號。布萊爾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新聞之夜」（Wewsn/ght)傑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專訪時作出著名的表態，即他認為絕對的貧困水平是重要的，並且幾乎要提倡新自由主義的「點滴獲益」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過在概括他對抗兒童貧窮的策略時使用相對衡量標準，進一步使得辯論混亂，並進而宣布表示兒童貧困的絕對水平有顯著降低。

　　新工黨關於平等原則含糊不清的例證是，1999年3月18日，布萊爾在倫敦湯因比大廳(Toynbee Hall)發表貝弗裏奇演說（Beveridge Lecture)以紀念牛津大學學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說中，他闡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時消除兒童貧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減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內消除120萬。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將兒童貧困人口減少50萬(相對而言），即從1996至1997年的440萬減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萬。因此，距離目標相對而言還差70萬，但在絕對意義上減少了 150萬，己然超過了目標。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對性數據，於是沒能達成目標，所以從絕對性方面展示其發現。

　　因為布萊爾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說法不同，所以有人認為在新工黨的核心即存在含糊不清。這純粹是猜測，也許在將來回憶錄出版後會清楚明確地解決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與資深公務人員就新工黨政治思想的訪談中，我得知新工黨或至少是財政部堅持克羅斯蘭派的平等概念，但將其應用到現代經濟的語境當中。受訪者說，財政部應用結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針對性的稅收抵免、教育津貼、如「安穩起步」等具體的技能與教育培訓機會，還包括「工人家庭稅收抵免」，確保了有兩名兒童的家庭有更為公平的結果，這些家庭每年勞動收入13000歐元左右，或者國家平均收入的一般從而大約狀況得以増加3500歐元。受訪者告訴我，這麽做不是僅僅為了實現勞動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為了提供更公平的結果並進而為這樣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結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黨所奉行之平等原則的含糊不清中顯而易見的是它包括額外的一個因素。新工黨的平等包括對當地社群和社區的投資。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將權力分散至社群，並使得就政府的錢花費在什麽上的決策民主化。湯因比和沃克認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於由1000至4000人組成的20個或更多的社區，向每一個社區提供2000萬至5000萬歐元項目資金，必須顯示出它們是真正立足於當地社群，吸納所有當地服務一一學校、衛生、社會服務人員、警察、房屋管理部門、就業服務部門。他們可以自由地嘗試任何事情並對當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問題提出當地的解決方案。」之所以產生這些措施，是因為意識到不平等不只是個人之間薪酬比例不等，還包括社群與社群之間的社會和公共服務供應不平等，並且各社區還在獲取社會物資（如公共空間、好的學校、圖書館、當地便利設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黨關於其平等概念的含糊不清是令人遺憾的，但它強調人生每一階段的教育、技能、機遇，這是實用的而且是為應對英國社會變化的態度和受眾而做出的選舉權宜之計。例如，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期間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稅，即25%的較低稅率，33%的基本稅率，83%的較高稅率，以及98%的針對非勞動所得的較高稅率，這對於現在的選舉不可行。這並不是說，英國公眾反對所有形式的稅收増加。在2002年預算中，稅收増加（主要通過國民保險分擔（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將大量的錢投入公共服務，如國民醫療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書寫作時，根據可獲取的民意調查數據）這受到了大多數公眾的歡迎。57這種對所謂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水平的直接稅製的懷疑也沒有完全否定對社會收入最高群體征收較高的稅階。費邊社的稅務與公民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議對每年100000歐兀以上的可征稅收入創建50%的稅階，這將對約200000公民產生影響。國內稅收（Inland Revenue)計算得出，這樣的稅階將在2000至2001年產生29億歐元，並預計隨著更多人進入收入100000歐元的群體，而會在之後數年以每年約2億歐元的速度増長。

　　我們在評價新工黨及其信奉的平等時，必須考慮到新工黨不只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而且是後撒切爾政府，試圖勸服仍舊心懷疑慮的選民相信稅收増加能夠實現更好的公共服務。

　　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得不存在於某種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個人主義、有限的政府幹預、對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保持沈默）感染的氛圍裏。哈特斯利說，是否持結果更大平等的觀點（約1956年60)是看一個政黨是否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決定性測試，如果他說的是對的，那麽英國共產黨將可算作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盡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參與民主，而新工黨將和20世紀80年代早期脫離工黨的社民黨一樣，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廣闊空間中找不到容身之處。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羅斯蘭、哈特斯利以及新工黨提倡平等的原則本身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達到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手段，並時而作為確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會的手段。本章的觀點是，工黨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直以來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同樣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認為，在工黨中只有蕭伯納、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聲稱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最後，本章提出，諸如「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和「進步普世主義」等思想是含糊不清的，並且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信奉平等的非嚴格優先主義與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黨與社群、民主

　　本章將再一次以前一章針對平等的方式，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的社群價值。本章還將根據所謂新右派觀點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社群的觀點，考察新工黨所采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概括出新右派關於社群價值的態度，尤其是他們對其的反感。

　　第二個任務是討論包括R.H.托尼、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安東尼?克羅斯蘭在內的思想家對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概念。本章第三個任務是解釋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將探討阿米塔伊?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的美國社群主義和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觀念，即「聯誼」（fellowship)，並認為這兩個因素對理解新工黨的社群價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個任務是討論在新工黨社群框架內擴大民主的問題。將考慮圍繞新工黨權力分散項目的含義；將探討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看法，特別是對國家各服務的平等狀況的看法；還會評論新工黨對誌願者部門（voluntary sector)的態度。本章開始將討論新右派思想家對於社群價值的態度。

　　新右派反對社群的思想和觀點

　　約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認為社群原則引起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這一思想是與新右派自由主義者所預想的自然狀態截然對立的，這種狀態中的社群作為具有規則和聯系的集體，只是由允許更為自然的聯合體一一市場來運行的契約建立起的人造物。對於亞當?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於人性，與此相似的是，諾齊克（Nozick)認為市場活動是第一位的，帶領國家悄悄地接近人們，甚至連概念上的契約都不需要。賺錢的買賣永遠都比友誼的本能重要。」那麽哈耶克關於這種政治價值是怎麽說的？簡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並沒有對社群的價值進行徹底的討論。哈耶克不攻擊社群也不就方法論提出反對它的觀點，因為這在他的哲學中並不明確體現。作為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關註的是反對社會正義的概念，反對中央國家的所謂權力増長，反對限定或限製個人自主權的任何運動或政策。他所敵視的是集中於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傾向以及他認為這些傾向會對國家權力產生的影響。因此，這就意味著哈耶克會反對國家層面的社群行動而不反對地方層面的社群行動。當然，這要視個人理解「社群行動」的意思而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動的定義不只是社會(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約性關系且僅僅是實用性聯合體，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為共同體（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於共同價值和信念的聯誼共同體。這一觀點表示，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哈耶克會反對允許國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機構提出基於社群價值、規範、信念的有利於其公民的概念，換言之是社群主義者所提倡的一種共同體。哈耶克的意思並非反對圍繞地方層面的社群，因為這不會直接引起他對國家權力提升的警覺，而他認為國家權力侵犯個人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哈耶克是堅定的哲學上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論者(libertarian)。因此，作為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個人的權利先於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並且回避任何社群主義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論的或規範性的。以哈耶克看來，社群主義對國家層面的公民權的構想會將政治推向極權主義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類上反對，基於對超越防止貧窮的基本社會供應的兄弟情誼或夥伴關系的理解，從社群對貧困公民的義務或從對社群其他成員負責的方面來表達任何社會正義的概念。

　　總而言之，社群政治價值的集體主義傾向不管是作為對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分配性正義的支持、解釋，或是作為對國家層面公民權的描述，還是作為提倡善的某種概念的原因，都將違反構成哈耶克新自由主義哲學大部分的個人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

　　在實際的政治中，撒切爾和梅傑領導的英國新右派政府對社群思想鮮有評論。在總結新右派主導的政治世界的時代精神時，撒切爾有很著名的一句簡短的話，其中說道：「……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人和家庭……」這一聲明被理解為不只是新右派對於社群概念、社會責任、「兄弟情誼」的矛盾心理，還可以理解為所有保守主義思想流派的公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保守黨的政治思想中長期以來就包含有對社群和社會責任的描述。也許從迪斯累裏（Disraeli)時期，但必然是受到由倫道夫?丘吉爾（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幟下領導的第四黨（the Fourth Party)的影響，保守黨人認為社會責任的對象是社群的絕大多數，尤其是社會的貧困人群，他們以此作為其政治任務的聲明。盡管人數少，但丘吉爾和他的同盟者為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遺產，並轉而到了其子即未來的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這份遺產的影響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紀。格林利夫（Greenleaf)準確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對十九世紀晚期保守黨的影響：「當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並沒有在保守黨圈子裏引起廣泛的支持。而且，在索爾茲伯裏（Lord Salisbury)懷疑主義的支持下也許不能期望什麽，因為他的態度類似於蒼白的、消極的迪斯累利主義……然而在倫道夫離開以後，激進的精神依然很強烈，正如托利黨改革聯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組織的活動。」約瑟夫?張伯倫以他的社群主義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說是他那一代中最激進的保守黨政治家。他在自由黨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壯大之前原本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正視一個新的有先進綱領的激進政黨形成，取代舊的自由主義，這個政黨有能力處理工業化和民主發展引起的社會問題」。

　　盡管如此，張伯倫由於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關於愛爾蘭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場，轉而支持對方，他成為保守黨席位中贊成社會改革的強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進一步說明，張伯倫的政治觀點要求他站在以國家為中心的立場對待社會問題，政府代表整個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的激進的關於公共義務與社會企業的托利式理念集中關註改善貧困人群的生活，這與古典自由主義對國家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本章提出，「社群主義的保守主義」這個詞很適合描述某種家長式保守主義，強調社群責任與社會義務，而且這很明確是保守主義內的一個思潮，自20世紀中期以來15,尤其是70年代之後就黯然失色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黨運動歷史上被視作倫理社會主義的靈魂人物。工黨內對立派系的很多成員也會承認他對其政治思想發展具有指導性影響力。在工黨運動中，托尼的著述是認同社群價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詞「聯誼」（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關於政治思想的著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問題和由貧窮導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時很難發現對社群所做的明顯、確切的討論。盡管這樣，一旦讀者研宄過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劄記》(Commonp/ace Soo女),那麽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會主義是他基督教聯誼的理想。他認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價值上使他們平等，並以此為目的本身，他的這種態度貫徹於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評論揭示出他的社會主義的神學秩序：「……托尼對社會主義的看法絕不可能從根本上強調效率，或是完美社會機器的對稱，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寧說其強調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倫理上的，強調基於人類聯誼的社會關系的正確秩序。」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對社會主義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社群或基督聯誼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在某個方面是托尼追求的價值，盡管事實上他的社會主義目標是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會。格林利夫將托尼給予個人更大自由與鼓勵建設更為博愛的社會這一目標視為，社群鼓勵並授權個人發揮他們的潛力，在更為平等主義和道德的社群中成為積極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環境更為富足、特權更少的社會環境中的聯誼、參與性的公民權以及個人自我發展的漸進過程。他所關註的不是建立規整的社會製度，而是基於真正的道德原則在社會關系的適當聯系中釋放人們的能量和潛力。」與新工黨相似，托尼將降低物質與社會不平等視作使社會同時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認為能夠實現他的目標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提倡的社會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著重提出了支撐托尼強調學習的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學校教育及其質量在維持托尼所強烈批判的階級差距中起著實質性的作用。另一個原因是，如果社會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轉變，那麽將涉及從根本上改變社群中所有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貪婪性、競爭性的態度轉變成以聯誼、合作、互相理解為特征的態度，從而權利的維護將與責任的實現相適應。而就每一點考慮來說，教育是至關重要的。」本章還認為，托尼意識到並提倡這樣的觀點，諸如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為社群式的社會等，他的這些目標只有在英國社會降低或結束作為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征的貪婪性和自私的個人主義之後才能實現。作為聯誼的社會主義這一潛臺詞蘊含在托尼的一本飽受贊譽的著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這一段話中：「所有這些思想家所著重強調其合適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學識的平等，而是環境、體製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們所譴責的不平等不是個人稟賦的不平等，而是社會和經濟環境的不平等。他們關註的不是生物現象，而是一種精神關系以及基於此的行為。簡言之，他們的看法是，因為人類是人類，所以社會機構一一財產權、工業組織，以及公共衛生和教育製度應當被計劃得盡可能強調、加強使他們聯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們分開的階級區別。」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則地信奉社群作為他的核心政治價值理解為信奉基督聯誼最為準確，那麽與他同時代的、工黨第一任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則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齊?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是基於社群的概念，是準科學的、進化的：「麥克唐納將社會主義的有機共同體對立於現存的事態，即根據總體的利益進行協調、管理不同的功能。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真正的個體性會繁榮起來，因為每個人都會融入先進的整體，會為這個整體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學中，個體的細胞通過整體具備功能與個體的存在，因而在社會中，不同的階級和人會在整體中具有社會功能和要扮演的個體角色。」 23麥克唐納的社群主義社會主義較少地基於傳統的基督教價值，更多的是基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理念。他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作為整體的社群，而非代表某個特定階級或利益團體（例如工會）所做的長期鬥爭。麥克唐納想要工黨的社會主義將工人階級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義的公民。大衛?馬昆德在他所著麥克唐納的傳記中引用了麥克唐納190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確提出：「如果新的工黨運動只是工會主義者用他們的政治權力為了純粹的部分目的進行的一次嘗試……那將威脅作為公共生活榮譽標誌的所有品質……政治中的工會主義對自身的認同必須比工會的產業需求更高更廣。它必須將這些需求建立為一套國民福祉的體系；雇傭勞動者必須成為公民；工會必須成為經濟正義的守護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給出了一個印象，一個簡略的關於麥克唐納如何看待社群價值的印象。

　　這確實意味著麥克唐納從倫理而非基督教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得出的是一個被積極遵循的原則。麥克唐納和托尼是愛德華時期（Edwardian era譯者註：愛德華七世在位時期，即1901至1910年）工黨的重要人物，然而我們能看出他們對社群原則的概念化有何區別。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紀前半葉可以被看作英國工黨運動中社群主義社會主義的全盛時期或頂峰，據此可以認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基於社群主義沒有什麽進展，直到新工黨出現。現在我們將轉而討論世紀中葉的英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

　　在安東尼?克羅斯蘭開創性的社會民主主義著作《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書全部二十五章中，沒有任何一章是關於社群原則的。本章想論證，二十世紀中葉社會民主主義的典範思想家選擇在他的著作中忽略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價值之一，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克羅斯蘭的作品專註於創建基於對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模式。在第三章中詳細探討了，克羅斯蘭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而在20世紀50年代，在工黨中蓋茨克爾派被卷入與比萬派的「大論戰」，辯論工黨應當采取什麽方向和何種哲學途徑。克羅斯蘭和修正主義者一樣，認為社會主義不是關於任何具體的政策行為，如國有化，而是關於政治價值，以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結果的更大平等，這個價值比其他任何價值都能團結社會主義者。25因此，克羅斯蘭的任務是寫一部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教科書，而這本書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這一政治價值。這是克羅斯蘭的著作首要關註平等而對社群價值不做任何評論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大衛?利普西（David Lipsey)認為，克羅斯蘭不是一個非常重視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看不出此價值與當代有何相關。下列加著重號的文字強調了這些觀點：

　　「關於博愛，克羅斯蘭持不可知論：『不是因為我認為其內容不重要，而只是因為我發現不可能就其與當代狀況的相關性得出確定的結論。」 「他早前對收入政策的懷疑一一最初與工黨中左派相聯系的政策一一轉為對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為使過多的個人要求從屬於整體的社群要求。然而這個轉變僅限於此，.因為克羅斯蘭從未停止關註，以免社群精神的過度會對隱私和個人自由造成無謂的靑。」第三，也是最後一點，克羅斯蘭的時代是自由主義的時代，尤其是一個在法律、社會、個人生活領域內自由化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發生的社會和道德變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幾年裏也是不可思議的。如推論所得出的那樣，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為這是個人權利的時代，工黨內的進步左派認為這需要進入社會議事日程，因為英國社會是特別保守的，根據階級、性別、單一道德傳統進行分層。與克羅斯蘭著作中缺失社群有關的另一個因素是，他的自然傾向是自由主義而非社群主義。他的社會民主主義盡管有時會在他的著作中被混淆，但它是關於通過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既想要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大的博愛，但這裏可以看出克羅斯蘭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而對社群概念抱有懷疑態度，甚至有時是直接質疑它的。克羅斯蘭對社群的觀點與托尼?賴特（Tony Wright)在當代對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於他來說，社會民主主義意味著：「……我們共同身處其中，社會不會只被理解為（不論是道德上還是經驗上）彼此割裂開的個人組成的大漩渦，而是理解為植根於社會關系和義務的緊密結構並能製定共同目標的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關於這個沒有什麽統一單調、壓製不同或是引人懷念過去的地方。」帶著這種當代的社會民主主義社群概念，我們繼續討論其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黨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蘭特、哈裏?萊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顧柏（Peter Taylor-Gooby)認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義上存在大量含糊不清之處。30 「社群」 一詞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證了這一點：「按照傳統，這個詞是用來指地區（locality);利益群體；團結一致的系統；對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體；以道德認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權威或種族完整性為特征的群體；以歷史延續性和共同傳統為標誌的群體；其成員以某種整體的方式（與作為特定角色、功能或職業團體相反）聚集的群體；以及最後，職業、功能或部分的共同體。」因此，對於普蘭特和泰勒-顧柏，問題的關鍵在於闡明對「社群」一詞的理解。安德魯?梅森嘗試這個任務，他認為「社群」最好被理解為兩個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聯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區別於人的共同體（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認為組成普通概念的是：「……這樣的人的群體，他們共有一系列價值、生活方式，認同於該群體及其實踐活動，並彼此認知為該群體的成員。」梅森將群體（group)定義為個人的集合，這些個人行動或合作以實現其目標，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認他對「普通概念」的描述並未概括出確定群體有資格成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條件。3「道德概念」涵蓋了 「普通概念」的特征，但還包括兩個額外的組成部分：「第一，其成員間必須團結。『團結』是個有多重意義、含糊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義上是相互關心：從最低程度上而言，這意味著成員間必須在實際理性思考中些許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視彼此的利益。第二，決不能有製度性的剝削與非正義。」從對社群的兩個概念的簡要區分，我們可以說，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單薄」概念，與此相反，「道德」概念則是社群的「厚實」概念。換言之，「普通概念」是具體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則是內在規範性的。「普通概念」嘗試解釋一種類似以群體形式存在的個人聯合的社群。解釋是基於經驗的斷言，更低程度上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借由「道德概念」這解釋主要是（盡管不完全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包括了對團結的說明，這意味著成員間更為緊密的倫理關系。

　　社群是定義新工黨的主要哲學價值之一，並指示其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與「道德概念」理解；有時既是「單薄」的也是「厚實」的社群概念。工黨使用「普通概念」時是在談論地方層面和地區層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區分權（包括下放權力）能夠使有共同目標、屬於國家特定地理區域的人群能夠更大程度上決定他們自己地區的政治。「道德概念」則與新工黨所提倡在國家層面推行的社群主義公民權相一致。它想讓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權利和對彼此所負責任激發促進。這意味著由社群作為「聯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與互相關心的休戚與共的道德規範。例如，工黨的新「第四條」想要創造一個具有「團結、寬容、尊重」的社會。這不只是個人的聯合或共有一些價值觀念或為了某些利益為合作的人，它承載著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養的倫理規範。

　　如普蘭特、萊塞、泰勒-顧柏所指出的，社群是個含糊不清的概念，能存在於不同層面。

　　譬如，新工黨所信奉的社群價值大多是對於國家層面的社群的承諾。這既涉及公民權的社群主義概念，強調對社群的責任，也涉及社群內的個人權利。社群的另一個層面是區域性社群。

　　新工黨對特定區域內的問題表現出興趣，成立區域發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證。另外，特別是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對地區議會（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討論突出強調，英國的區域是文化、社會、經濟共同體（社群)，能夠得益於更大的權力下放以及區域性地關註解決問題與公共服務管理。社群的更深層面是地方層面的社群。新工黨通過其財政分權項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層面上的社群概念。據阿維內裏（Avineri)與德夏裏特（de-Shalit)的觀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可以從兩個分開的領域理解。第一，可以從哲學的層面理解、詮釋、提倡，利用其對自由主義在方法論上的批判；第二，從倫理層面批判純粹自由主義社會的規範性結果。如此，社群主義就同社群的價值一樣似乎難以定義而含糊不清。例如，魯特?萊維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哲學，可被賦予不同的形態變化。本章認為，社群主義的一種有助於理解新工黨對社群所做詮釋的形式是當代的美國社群主義。

　　一些評論者認為，當代美國社群主義思想對新工黨，尤其是對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響。2阿米塔伊?埃齊奧尼可以說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的主要人物。埃齊奧尼在承認前輩社群主義政治理論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 、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個80年代）的影響的同時，認為他們有別於「新社群主義者」，後者是與《有效社群：權利與責任》期刊相聯系，並且主要是有關：「……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之間、自治與共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埃齊奧尼推行的社群主義類型是民主運動式的社群主義，尋求就美國社會中權力與責任失衡發表言論。它不否認國家和市場作為社會兩個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僅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區、誌願者和宗教組織還是更為寬泛的任何因共同的價值而聯結在一起的群體。這與新工黨對聚合性社群的強調相似。例如，托尼?布萊爾在他的費邊社小冊子《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會中社群的價值。他認為：「強大的社群依賴於共同的價值與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可一一不只是納稅與服從法律的義務，而是有義務將孩子養育成為合格、負責任的公民，並支持國家所雇用受此任務的人（如教師）。過去，我們傾向於將這些義務視為理所當然。但在它們被忽視的地方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鼓勵履行這些義務乃至強製實施它們，如我們正在尋求主動實行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家庭-學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齊奧尼沒有天真地認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價的或良善的：「社群並非自動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許多同類的傳統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統的，都是獨裁且壓迫的。而且一個社群會鎖定在一套你會認為令人厭惡的價值體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絞死是合法的。」這種形式的美國社群主義的立場是介於分隔社會保守主義者與自由論者的道德與哲學分水嶺之間。埃齊奧尼認為，社會保守主義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社會秩序，類似於自由論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自治。53他斷言，社群主義者與社會保守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社會保守主乂者：「……更關註秩序，而較少將自治作為首要的道德予以關註，他們有更為普遍且一元化的規範性議事日程，相較於依靠道德意見（moral voice)倡議價值的最終實行，他們更傾向於依靠國家。」至於自由論者或者個人主義者，埃齊奧尼認為，他們聲稱自治是西方社會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種社群的或社會的「利益」結構否定或者侵犯。55這類似於撒切爾與梅傑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對社群、社會合作及集體行動的沈默態度。新自由主義哲學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將個人置於優先地位，對於個人的社會責任刻意沈默。德賴弗與馬特爾人文社群主義政治思想為新工黨提供了除新自由主義外可供選擇的社會哲學。

　　埃齊奧尼概括出自由論者為其自治觀辯護所采用的典型參照標準：「主要參照的是法定權利與不受政府幹預的自由。並賦予個人生命獲得保護以及控製、使用其財產的權利特別的重要性。」在英國，因工黨運動與大多數工黨議員的社群主義本能己經消失，新工黨意欲重新塑造與社群主義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會政策規劃。在工黨中，一種強調個人權利而非財產權利的自由主義成為社會理論處理方式中的主導，因而個人和社群的責任被降級了，如果還未完全摒除，個人權利受到了青睞。新工黨的社群主義政策包括，針對年輕違法者的嚴厲量刑，但帶有教育與改造工作，還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區的青少年宵禁，但帶有政府資助的青年項目。

　　另外，還有給予個人獲得一定時期的國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項目，並期望個人通過數個選擇中的一個來為他或她的未來承擔責任，這選擇包括再培訓或再教育、誌願者工作、環保項目或有組織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齊奧尼認為當代的社群主義者意識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學地圖了，因為諸如左與右、保守與自由這類術語經常在當代的討論中得不到恰當的使用：「在這一端我們看到極端的獨裁主義者（如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與獨立之鐘(Liberty Bell))。他們強烈要求，通過從學校禱告到強迫婦女待在廚房等措施將他們所信仰的道德立場強加給所有人。在另一端我們看到激進個人主義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論知識分子；公民自由論者，尤其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義者），他們認為如果個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選擇、權利、自身利益，那麽將皆大歡喜。我們認為自由的個人需要社群，這能支持他們抵抗國家的侵犯，並通過親朋鄰裏及其他社群成員溫和的敦促維護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製或對權威的恐懼為基礎。」埃齊奧尼說，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既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獨裁主義，因為他信奉性別平等與非強製性的社會控製方式。例如，埃齊奧尼提議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無償工作，如撫養兒童和養護老人65,還包括「同階婚姻」（peer marriage)，從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且在分工由個人因素決定66的情況下，公司須提供帶薪探親假，並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額外兩年的工作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會服務分散至由誌願非盈利組織運營的社群作為第三部門，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當合適的方式滿足特定社區的需要，同時節省開支。這些提議是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會歡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擔更大社會責任與國家對無償養護的資助相結合，以及提升女性權利與兒童保育結合，必然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活動議題。美國社群主義的批評者，如萊維塔，不公正地將埃齊奧尼歸為保守主義者一類，因為他提出，理想情況下雙親家庭較單親家庭更利於撫養子女，因而應當提倡婚姻。埃齊奧尼並未將任何有關婚姻的宗教立場置於道德的首位，但他認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會問題的幾率小於未婚或離婚父母或繼父繼母的子女。70在這個討論中，埃齊奧尼的觀點可被定性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因為他認為雙親能夠共同承受撫養子女的負擔。因此，將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歸為保守主義一類站在萊維塔的立場上明顯是極其錯誤的判斷。盡管如此，萊維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從社群價值而產生的社會和道德壓力一定程度上是強製性的，並且確實有其社會後果。這些後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試圖懲罰違反者，以威懾和預防未來有可能發生的違反行為。埃齊奧尼應當承認，他的社群主義模式確實使各種形式的強製合法化了：「論證這種社會壓力，包括排斥，不是強製性的，這事實上動搖了埃齊奧尼自己的觀點。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壓力來維持社會秩序，那只有針對潛在異議者產生某種強製性的影響，這才有可能。於是出現了 『誰有權力施行他們的標準』這樣的問題，也出現了通過非正式機製確保執行過程公正、公平、可問責過程中的困難。」然而，這種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對？埃齊奧尼否認這種類型的強製固然不對，但萊維塔將其等同於專製主義也不正確。社會的否定乃至溫和的排斥在各個社會形態的社會生活中每個階段都會發生。從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請參加兒童聚會，到酗酒的父親在家人面前喝醉，與所有人都爭吵，得不到鄰裏、同事、朋友的尊重，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會強製的形式，但正是「強製」（coercion)這個詞，帶有政治色彩，嚇壞了一些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半點「強製性」的人。

　　本章認為，新工黨重新發現了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一部分可以根據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原則理解為「聯誼」，這為資深新工黨政治家（包括布萊爾、斯特勞、布朗、布倫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據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對其進行理解。喬西?哈裏斯(Jos6 Harris)評論認為，新工黨關於社群價值的思想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工黨的思想，那些類似「博愛」的概念與聯誼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中丟失了。她說：「愛德華時代對『責任與公民權』的關註被世紀中葉的技術官僚文化排斥在一邊，通過許多新工黨的文件引起共鳴，正如愛德華時代關於福利與工作、懲罰與欺騙之間相互關系的理念。盡管關於道德由什麽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黨派必定會贊同新工黨的觀點，即政策應當是『道德的』，公民應當是『良善』的。」這個觀點重要是因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論點，亦即，盡管社群的價值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是英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關鍵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愛德華時代源起於麥克唐納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這是因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由個人的和社會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思潮主導。另外，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經濟方面主要關註

　　的是個體工人的位置問題，他們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這種工資不平等的補救方案。社會領域內的個體思潮，與之相關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場所的權利狀況，保護殘障者與少數族裔的權利，消除對同性戀生活方式強加的罪名和污蔑，同時改變反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所有這些問題，常被歸類為滑向「縱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的趨勢的一部分，是與英國的左派，工黨有關的，是與傾向自由主義的而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有關的。對20世紀50到70年代間克羅斯蘭派的修正主義者來說，社群的哲學價值在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整個範圍內鮮有提及。更大平等的價值占據了舞臺中央，並耗費著圍繞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哲學討論，直到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重新將其與他們在社群主義框架內對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聯系起來，這一狀況才得以改變。

　　民主與公民權

　　如上所述，新工黨對公民權的社群主義解釋包括了地方、地區、國家層面的理念。通過從政治中心分散權力，更大的民主化成為新工黨對地區層面上公民權的議程中的關鍵思想。

　　這包括，抱著最終形成地區議會的理念，為需要的地區建立區域發展署，將權力分散至英格蘭的各地區。這還包括了權力下放至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以及倫敦。因此，新工黨的章程現代化，尤其是將權力下放至地區層級，被一些工黨評論家看作近兩個世紀來最為激進的改革，並不稀奇。其他人認為，這是新工黨執政期間最為重要的改革。75新工黨繼承了約翰?史密斯領導的黨章改革項目，而將其視作僅僅為了贏得選票的實用策略是不準確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爾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選民選擇支持設立威爾士地方議會（WelshAssembly),因而這不能被認為是為了拉選票，因為其並未明顯贏得選票。這樣，承諾權力分散，尤其是權力下放的政策存在於布萊爾政府。

　　權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區開放，以威爾士的情況而言，也就是公國(principality)，還要求提升政治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夠對政策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些政策通過自治市和城市議會選舉在地區以及地方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通過大選在國家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因此，從哲學上講，權力分散背後的動機對於提倡這一方式的人來說是雙重的。從個人的立場看，其意在通過給予公民個體投票權或對地區層級的政府就更為廣泛的問題提出抗議的權利，從而提高個人自由。從集體的立場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標、同為國內某個地理區域內的公民群體能以與他們共同目標一致的方式決定他們地區的政治。根據梅森的定義，權力分散的這種集體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範例。

　　對於工黨的權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種批判是，它並沒有一以貫之的國家哲學。

　　我們最多認為，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認為社群無論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價值的個人所聚集的地區或是城市，它都有權利盡實際可能行使其民主意誌。與此觀點相關的觀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決特定的問題，這正是政府遇到困難的地方，因為某些原則(如全國服務平等原則）的普遍應用造成需求的多樣性根本無法計數。大衛?布倫基特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強調了對民族國家內權力分散的這一傳統批判：「是否對社群授權與向地方的民眾下放權力將導致不平等：導致結果的差別，勢必違背我們的面向所有人的社會平等這一核心原則。換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會不同。」布倫基特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需要將他們對社群與權力分散的價值信念與社會正義聯系起來。他認為，當分散了的權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時，社會正義就會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諸如生活機會、社群資產的不公正分配與犯罪和反社會行為的高發，這些都是不能允許的。80盡管如此，在考察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尤其是全國的服務平等）的關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提出一點，新工黨沒有出現來落實任何防止此類不平等現象發生的應對措施。例如，小學和中學教育以及醫療服務沒有受到權力下放的顯著影響，蘇格蘭議會和威爾士議會己經取消大學生學費，然而英格蘭的大學生仍在繳費。

　　這是在大學部門對英格蘭學生的一種形式的服務不平等。再例如，對於所有威爾士領取退休金的人員，威爾士議會頒發免費公交通行證，然而英格蘭的領取退休金人員則沒有這種權益。

　　同樣，這也是對於特定公民群體在公共交通服務中平等的差異。因此，新工黨對權力分散的態度，尤其是對權力下放的態度，影響著其對服務與權益平等的承諾，也許相比全國範圍內有關威爾士領取退休金人員免費公交通行證以及蘇格蘭學生的免費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們更關心其他實質性福利權益和公共服務。

　　權力下放和分散過程中的另一個問題是多樣化的選舉製度由不同的選舉機構落實到位。

　　在蘇格蘭議會、威爾士議會、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Assembly)選舉中使用聯立投票製(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愛爾蘭議會選舉中使用單記可讓渡投票製（SingleTransferable Vote)歐洲議會選舉使用當前由政黨組織的地區名單（Regional Lists)倫敦市長選舉使用非正比増補性投票製（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製度的這種多樣化意味著給予公民個體與地區社群更大的政治決策自治權。不管結果的性質是政治的、選舉的還是經濟的，多種結果都是權力分散的總結果的一部分。

　　新工黨對社群主義公民權的表達也包括了誌願部門的作用。在全國誌願組織委員會(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會上，戈登?布朗將誌願者行為與社群價值聯系起來：「你們的努力體現了運轉中的社會、行動中的同情心、處於最好狀態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說的，使得『鄰居』一詞成為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詞，而且也是倫理意義上的。」由慈善機構和非營利性組織組成的誌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中堅支柱，可以理解為社會三大部門中除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第三大部門。誌願部門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種多樣，但可以列舉五個具體的特征來定性誌願部門的作用。第一個是，很多慈善機構通常在建立之後都基於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續。國家以普遍供應服務為主要考慮，私有部門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營利，與此兩者不同，誌願部門是關註社群的。與這種方式相關聯，對了解地方情況帶來了優勢，所提供的服務是特別為滿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製的。國家作為中央分配的中心，經常在建構服務以滿足地方需求的時候不夠細致成熟。因而，誌願部門是基於社群的，並且很了解地方的情況，所以它必然表現出更強大的創新能力，因為人們有不同的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會改變的。由於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國家也處於這種狀況，但誌願部門往往顯得對社群生活的特色反應更為強烈，因為它們由當地公民領導，而他們是理解其他公民變化著的需要的。在市場中，私營公司通常由於競爭的壓力和失去顧客的風險而具有創新性，顧客需要多種多樣的產品和服務。誌願部門的另一個特征是，其名譽相比於尋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誌願部門獲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後，誌願部門更少地受生產者利益主導，因其勞動的中堅力量是誌願性的。個人並不關心使他們的薪酬或工作條件或養老金額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務是免於那些「專業」問題的。人們誌願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於一種「社群精神」的意識或者對鄰裏和社群成員的利他主義。

　　似乎新工黨知道誌願部門的特征，同樣也知道政府與市場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於社群的服務時的缺點，這些服務持續變化著，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應。在同一篇講話中，布朗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與誌願部門的關系都是不對的，但新工黨更為充分地理解國家、市場與誌願部門之間需要的關系標準：「過去，誌願組織被夾在不必要的政治鬥爭中間。左派中的部分人將誌願部門視為對政府應該做的事情的威脅……就右派來說，用誌願部門為政府分擔其適當的責任。新右派試圖用慈善行動代替國家。民主選舉出的政府確實有責任確保公共利益得到促進，確保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到支持，在人們民主投票認為服務必須提供的地方作出這一保證。但是政府必須意識到它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它必須與人中的極少數（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進不總是需要公共控製……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機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以夥伴關系合作，基於認識到誌願部門不是法定條文外的廉價備選，也不是躲避家庭責任的方式，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會。」然而，新工黨與誌願部門的關系，以及它想允許慈善與非營利性組織來運營某些服務，因為他們覺得比由國家來做更完備，這引起了一些問題。第一，誌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通常被視作自治而獨立於政府的。而其與政府關系越近，那麽其獨立、由公民領導的聲譽，乃至其有效性都會受到質疑。第二，一些慈善機構在範圍上逐漸國際化，這有時候意味著它們在公共領域與政府競爭。達倫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義上，所有慈善事業都是地方性的。誌願給出的時間和金錢大部分是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盡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麽它們就有増長的趨勢……一些慈善團體確實很大，如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或樂施會（Oxfam)，更不必說紅十字會。它們規模之大，即推動它們進入公共領域成為某些方面可與政府匹敵的重要角色。他們變得類似於半政府機構（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達倫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調節國家與誌願組織之間關系的規則，並提到這己經以《英格蘭政府與誌願和社群部門關系協約》的形式完成。另外，財政部對誌願部門在執行公共服務中的作用的跨領域檢討試圖闡明政府與誌願部門及其目標與規則之間的關系性質。84然而，誌願部門的代表參與了跨領域檢討一些問題，諸如誌願部門面臨的財政風險、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價格提供服務造成的壓力，以及資金關系缺乏穩定性會造成組織機構在財政上變得脆弱，這些都是仍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對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的最好理解是，人們作為個人具有權利，因為他們是公民，他們的公民權確保他們有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定權利。盡管如此，因為公民權是在社群之內，所以公民必須履行個人責任。例如，社群主義左派的解釋也許認為，人們作為公民對國家有守法的責任，對家庭和社群有致力於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質量的責任。例如，可以通過對犯罪與反社會行為積極地保持警惕來完成，也可以通過互助與針對在其社群內需要幫助的人的誌願主義來完成。布萊爾和其他新工黨社群主義的領頭人物認為，工黨作為全民自由權利的政黨太久了，而沒有期待和表達個人作為公民具有的責任。

　　許多工黨議員也許會將自己描述為自由主義者，而不是社群主義者，但論爭並不只是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社群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這麽簡單，因為大多數人信奉自由主義的權利與社群主義的責任。事實上，並不是彼此沖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關系，但這作為區分個人、政治團體、政治派別的社會哲學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許多工黨議員視自己為自由主義者甚於社群主義者，乃至於視自己為「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或「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非單一將自己定為自由主義者或社群主義者。

　　有人也許會說，設定一道不可調和的社會鴻溝的辯論是謬誤的，因為沒有自由主義者會忽視社群的重要性，沒有社群主義者會忽視個人的重要性。這樣的評價至少有些許正確之處，然而，這個討論是關於側重點的，它確實體現了社會理論中的一個明確的區別，而這個社會和道德問題上的同一區分在工黨中是能夠註意到的。

　　盡管如此，圍繞工黨的社會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義的立場。我們可以說，新工黨重新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中的社群價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重現，將其他政治價值視作並非目的本身，而是作為達到更為道德更為博愛的社會的手段。新工黨沒有向其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中輸入新的價值，而是重新發現了自愛德華時代之後就未被註意的一個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

工人階級談生態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拯救地球，終結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全球各地資本主義政府都在自吹自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取得的進展。然而，戰爭、去全球化乃至於新冠疫情——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處於危機中的表現——都成為不斷增加使用化石燃料的借口。

　　中共獨裁也喜歡自稱為“綠色超級大國”，但實際上是最惡劣的氣候災難推手之一。而中國工人階級和窮人們則是最容易受生態環境破壞影響的群體。到本世紀末，中國可能有多達5700萬人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流離失所——大部分會是住在上海和廣州的人民。

　　煤炭癮

　　中國資本主義對煤炭上了癮。在2021年，中國占了全球新煤廠的過半產量。由於經濟放緩，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增加煤炭使用量，來再刺激經濟增長。今年，中國政府取消了很多有關煤炭生產方面的限制措施，同時為煤炭項目額外發放了100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由於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煤炭現在也要便宜得多。中國政府從5月1日起就取消了煤炭的進口關稅。

　　在COP26（格拉斯哥舉行的2021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國是拒絕在減少煤炭使用量的條約中簽字的眾多國家之一。盡管習近平承諾“停止在海外建設燃煤發電廠”，但中國帝國主義的實際作為卻是南轅北轍。習近平的承諾並不包括中國企業正在興建中的發電廠。這些發電廠每年合計的碳排放量可達3億噸，相當於西班牙全國的年排放量。

　　水資源短缺

　　接踵而來的還有水資源危機。冰河的加速融化減少了可用的水資源。在被譽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上，在過去的50年里，氣溫上升了3-3.5度。

　　自1990年代以來，長江的淡水減少了13.9%。中國最快在2030年，就可能達到用水量超過供水量的臨界點。中共的“解決方案”是一項耗資620億美元的大型南水北調工程。這意味著，居住在大壩建設地區的33萬人口將被迫搬遷，當局幾乎沒有進行補償，也沒有提供任何工作機會。棲息地的破壞將造成水生生態系統的不平衡，並導致水質進一步惡化。

　　盡管這是一個“超級工程”，但歸根結底，這對於應對中國供水量萎縮根本是杯水車薪。如果不摒棄化石燃料，全球變暖將繼續加速幹旱。中國海岸線沿線的海平面正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去年海平面比1993-2011年高出84毫米。到2100年，上海一半的地區將被淹沒或被洪水淹沒。中國在國際上廣受讚譽的方案是建造“海綿城市”（像海綿一樣吸收和釋放水的城市）。但只有15%的建設項目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其餘的則是通過銀行和開發商的稅收減免獲得的。然後，銀行利用在“海綿城市”的投資回報繼續投資於重污染行業。

　　“海綿城市”

　　中共資本主義獨裁還阻止媒體報道非法和不合格的施工，這意味著宣稱已經交付的項目很多實際上是不能運作的。當局稱作千年一遇的2021年的河南水災中，鄭州“智慧隧道”的自動防洪和抽水系統發生了災難性的故障。

　　結果，數百輛汽車被困在被淹的隧道中，造成6人死亡（水災總計有398人喪生）。這場災難和其他災難凸顯了中國獨立工會（被中共當局禁止）行使民主控制、決定何時停工和適當檢查新基礎設施的必要性。中共承諾從現在到2025年將增加“至少570吉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正在逐步取消，2022年風電增長似乎正在放緩。官方數據還隱瞞了電力公司實際上購買的綠色能源總量——畢竟煤電通常更加便宜。

　　核能的危險

　　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北京計劃到本世紀中葉將核電產能擴大七倍。鑒於中共在其他項目中，有著削減成本的建設醜聞這些不良記錄，我們不應該對他們安全運營核電站這一點有一絲一毫信任。由於對外包和分包商的依賴日益增加，運營和廢燃料儲存的危險已經加劇。 只有擺脫資本主義桎梏和約束，實現民主規劃，才能使我們快速過渡到我們需要的可再生能源系統，以確保人類和地球有著安全的未來。

工人階級談社會危機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清零政策”：習近平的極權控制新時代

　　6月底，中共高層官員在北京發出重磅聲明，揚言“未來五年常態化防疫”。 《北京日報》的一篇報道援引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的話，說“未來五年”北京將維持嚴厲的清零政策，其他官媒轉載了這個報道。幾個小時後，蔡奇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引爆了輿論，文章隨即被刪除；審查員還刪除了所有提及“五年”的內容。這是中共獨裁政權和習派（蔡奇被視為習派“浙江幫”一員）的又一驚人過失。

　　面對經濟困難和中共殘酷的防疫政策，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眾情緒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年的防疫措施標志著該政權已經完全“奧威爾化”。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習近平政權的清零不是臨時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將在全國鋪開的大規模、永久性、半軍事化的社會控制系統。蔡奇的口誤只是證實了我們所見。

　　中共正將在新疆研發的鎮壓技術推廣全國，其中一部分已經用在了漢人地區——這種做法有時被稱作“科技威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已然警告，在對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無情壓迫的新疆，已成為了中共獨裁政權大規模監控的試驗場。這些監控和鎮壓手段將嚴重威脅全中國所有工人和青年。

　　盡管清零政策下肆意而殘酷的大規模封城，還不能與新疆大規模關押和洗腦教育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但中共仍然以偽醫學的論據為基礎，開展軍事式執法。取代新疆的集中營和奴隸工廠的，是令人厭惡的方艙醫院，和把工人“閉環管理”的資本主義生產線。

　　經濟癱瘓

　　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漸陷入癱瘓。官方在第二季度很可能會偽造GDP數據、制造虛假增長，因為如果把令人震驚的糟糕經濟數據完全公之於眾，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正式開啟終身執政的計劃將進一步受到沖擊。

　　失業率正在暴漲，北京大學的一份報告警告稱，失業率可能會達到2020年疫情首次爆發時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即9300萬人失業。大多數經濟學家警告，由於多種因素，今年的經濟衰退後，不太可能出現與兩年前類似的快速V型反彈。

　　就全球形勢來看，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衰退風險。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和相關的債務緊縮增加了下行壓力。對許多人來說，收入和工作保障都不如兩年前；消費者似乎並不太可能在下半年掀起一波“報覆性消費”。

　　根據日本投行野村控股的數據，4月份中國有3.73億人處於完全或部分封鎖狀態。隨著感染率下降，6月份遭封控人口降至7400萬人，但隨著BA.5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株的傳播，遭封控人口截止7月19日又回升至2.64億。時隔六個月，1300萬人口的西安於7月宣布再次封城。

　　那些在6月歡呼中國疫情封城惡夢“結束”的經濟學者（當時上海獲得短暫解封），顯然是仿佛喝醉一般，過於接受中共宣傳。但正如中國勞工論壇等所警告的那樣，政府的策略注定“竹籃打水一場空”——特別是面對傳播速度極快的新冠病毒新變種的時候。

　　中國制度更“優越”？

　　習近平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政策。然而，他最有力的宣傳，卻是大部分西方政府在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下，縮減醫療保健系統和預算後的糟糕表現。現在，疫苗接種計劃和事實上的“群體免疫”（以巨大的社會代價實現）已經讓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疫情影響，習近平的“中國制度的優越性”的民族主義宣傳已經無力了很多；而中國人民則開始將他們的苦難與國外似乎已經“恢覆正常”的世界進行對比。

　　綜觀全球，中國染疫死亡數的確非常低，但許多患其他疾病的病人在封城期間被醫院拒之門外，導致了大量未被統計的死亡。將數以千萬計的人關在類似於單獨監禁的條件下，使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機，而醫保系統捉襟見肘，難以應對這場危機（中國每十萬人中有8.9名精神衛生工作者，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為每十萬人擁有20.6名精神衛生工作者）。

　　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的資本主義政府都無法有效對抗新冠肺炎。習近平政權表示，反對習近平的清零路線就等於什麽都不做或“躺平”。這絕非社會主義者的看法。有效抗擊新冠肺炎需要強大的獨立工人組織和充分的民主權利。

　　需要通過群眾宣傳，提高群眾意識，也需要撤銷中共對mRNA疫苗的進口禁令——因為mRNA疫苗的防疫效力要比國產疫苗高得多，尤其是對於老年人。任何緊急限制措施，應當由民主基層委員會組織作出民主決定。

　　作為給所有工人建立體面的福利體系的一步，需要建立全民失業和醫療保險。

　　中國的醫療體系需要大量投資和升級，需要強大的獨立醫護人員工會和民主的工人階級控制。需要采取社會主義措施來接管資本家的財富，民主地實施計劃經濟。而這一切都需要結束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完全民主的、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

歷史唯物主義與辨證唯物主義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歷史唯物主義

　　這個術語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義概念來解釋歷史的那種學說的主體，它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科學的核心。根據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的導言，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就是用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把馬克思奉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它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另一個發現為剩余價值理論），而馬克思則認為恩格斯獨立地達到了對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從這種理論本身出發，他們強調了這種理論形成的歷史的和物質的前提。

　　雖然學者們對於馬克思所論述的不同主題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間的延續程度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見解，但是很少有人會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在創作《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的時候開始形成的（盡管不無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們自己所相信的那樣，這種觀點構成了他們世界觀的獨特之處。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對這種概念所作的勾劃，難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就已經具備成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然而，到1844-1845年的時候，他們開始相當自覺地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作為他們以後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導線索”。

　　嚴格說來，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種哲學；把它解釋為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理論（或者更精確地說，若幹經驗論命題的一種綜合）倒是最合適。這就是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他們的事業的科學性質，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宣稱自己的方法並不建立在由哲學理論引申出來的抽象和教條之上，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條件進行觀察和精確的描繪之上，簡單說來，是建立在“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前提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也給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單純的先驗的論據，但這些論據並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於一種如此大膽地要求揭示歷史和社會的理論來說，只有當它有能力為社會和歷史的調查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研究規劃時，它的正確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緊湊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盡管這篇《序言》的可靠性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但由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至少兩次把它作為自己的唯物史觀的指導來提起，這個事實使它權威性得到加強。這篇《序言》的主題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體中，對它們的解釋當然還必須以其他地方的論述為依據。馬克思在《序言》中斷定，由生產關系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的現實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豎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則又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相適應。就是這樣，“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頁）。

　　隨著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它就跟如今束縛著它的發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隨著這個矛盾使社會發生分裂，人民群眾也或多或少借助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示出“意識到這種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於是“一個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種沖突的解決會有利於生產力，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能力的繼續發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的物質前提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中成熟”）將隨而出現。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代表了社會經濟形態的幾個演進時代中的最近的一個，但它也是最後一個對抗的生產形式。隨著它的消亡，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也將告終。

　　上述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核心命題（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它避而不提）就是：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經濟組織，它們的興起或衰落決定於它們是促進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說明人類歷史的一般過程。然而，生產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工廠等），而且還包括勞動力——技能、知識、經驗、以及人在工作中所發揮的其他才能。生產力就是社會在從事物質生產中所掌握的各種力量。

　　生產關系據說是要同社會的生產水平相適應，它們把生產力和人聯系在生產過程中。生產關系從廣義上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現實生產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技術關系；另一種是支配著生產能力和產品的經濟管理關系（在法律上則表現為財產所有權）。這是物質工作關系和它們的社會經濟外殼之間的對照，而馬克思曾尖銳地批評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的人。經濟結構的類型是隨著它們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不同而各異。“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實行〔它們的〕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2卷，第44頁）。

　　與此相聯系的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也是具有類似的雙關含意。馬克思有時把它嚴格地用在生產的技術本質或方法的意義上，例如他曾說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中帶來日常的革命。”而他更為經常地把這個概念用在另一種意義上，即用來說明作為某種生產關系結構的結果而出現並在其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的社會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說明人與生產力之間的一種特殊聯系，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牽涉到商品生產（參看商品條目）、取得剩余的某種方式、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等等。（此外，馬克思有時候還用“生產方式”來概括部門生產收益的技術特征與社會特征兩者）。在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不過在《大綱》的導言中提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頁）。

　　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及其所具有的生產方式，其原因正如馬克思在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寫的：“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但為了保持“文明的果實”，他們將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物質關系或社會關系或是兩者——以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並有利用它的繼續發展。由此出現的經濟結構則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可見，生產力並不對社會領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勾劃出歷史的大致的輪廓，即社會與經濟進化的主要形式。

　　生產關系能夠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勢頭和質的方向。資本主義的顯著特點，就是它的把社會提高到一個以前所夢想不到的生產發展水平的這種傾向。然而，這種現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命題，所出現的生產關系其所以能夠確切地做到這點，正是由於它們有能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緣故。與此相關的是，人們經常注意到，標志著資本主義誕生的那種生產力並不同於說明資本主義的特點的那種生產力——例如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所特有的工廠和機器；可是，歷史唯物主義卻已預見到資本主義是作為對當時生產力的水平的反響而出現的。

　　今天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否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是讚同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決定的思想。當然，馬克思承認這兩者的相互影響作用，事實上他也論述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影響作用的若幹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論見解中，卻都是強調了生產力所起的基本決定作用。由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顯然應居首要地位，這就能夠回答為什麽一般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問題。

　　據馬克思看來，社會的法律和政治的機構顯然屬於上層建築機構，它們的基本性質是由現存經濟結構的本質所決定的。至於其他哪些社會機構可能成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當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不同範圍和領域反映著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一個時代的一般意識則是由其生產的本質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還斷定，某些思想的產生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它們承認現存的社會關系或維護特殊的階級利益。雖然經濟對法律的和政治的結構的決定作用相對來說比較直接，然而它對其他社會領域、文化和意識的影響一般說來則比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樣。歷史唯物主義看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間的不同層次，可是它們之間的這些關系還必須進一步清理，使其不僅能泛泛地適用於社會，而且適用於每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馬克思把上層建築來源於基礎看成是一個規律，可是這個規律是規律之規律。在每個社會形態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規律支配著這種一般來源的具體的實質。根據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重要腳注中（見第一章第四節）提到，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對該時代的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起著相當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假設的各種機制的實質和力量，是屬於歷史唯物主義中最有爭議並且是長期爭持不下的問題之列。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把上層建築看作是經濟基礎的一種附帶現象，而且它也不忽視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這正是因為上層建築是需要用來組織和穩定社會，而經濟結構所帶來的這些制度則是最能適合於這個社會的。同時，上層建築和基礎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種關系；因為上層建築對基礎起“反作用”，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

　　法律是特別需要用來去固定現狀，使其具有“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獨立性（《資本論》第3卷，第894頁）。這種職能本身賦予法律領域以某種自主，因為現存的生產關系是以一種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來加以表現和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思想意識的錯覺，即認為法律對於經濟結構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自由行為者之間簽訂的合同的虛假的法律關系，掩蓋了生產的實質，特別是掩蓋了把工資勞動者束縛在資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見的線索（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譬如說在封建社會里，傳統和習慣也具有一種類似的穩定的職能，並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里，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質則被封建社會的其他生活領域所特有的覆雜的人身支配關系弄得模糊不清。

　　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強調的階級分析，而這種分析卻是在若幹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義命題相聯系的。在社會的生產組織中，人們對於生產力和產品有著不同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在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中都具有某種特點。從現存社會生產關系這個意義上來了解個人的經濟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確立了某種共同的物質利益，並決定了他們的階級身份。人們所熟知的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定義，也就是通過人們各自購買或出售勞動力（其基礎則為擁有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確定的。

　　通過以上方法確定的階級地位，決定著該階級成員所特有的意識或世界觀，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中心命題。例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論到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時，就強調指出其中每一個階級（應為集團——譯者）在它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不同的階級的物質利益使它們發生分裂並導致它們之間的鬥爭。階級的差異還表現在它們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他們是屬於某一階級，因此階級之間的對抗並一定能夠被其參加者辨別出來，它也可能僅僅通過一種神秘的或思想意識的形式而被理解。

　　一個階級的最後成功或失敗決定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話來說，“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頁）。凡是有能力並有動力去建立和維護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生產關系的階級，也就有穩當的領導權。因此，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最後勝利，如同資產階級早期的上升一樣，是由歷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隸們的英勇起義則是注定要失敗的。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統治對於強迫直接生產者提供高於維持其生存水平的生產率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學的貧困》一書這樣說道：“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然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不僅正在消滅階級統治的可行性，而且還消除它的歷史合理性。由於國家主要是一個階級取得它的統治的工具，它將會在階級後的社會中消亡。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階級的沖突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軌道，都可以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得到說明。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還必須根據說明各種特殊生產方式的性質的那種理論模式來進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而言，這種理論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馬克思是抽象地來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抽象的論述是有異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特殊面貌的。《資本論》突出地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並不據此去授權一個人去預計社會主義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來臨，它只不過是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同時，也不是每一個社會的特殊發展過程都在單純地重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某種普遍的辯證法。社會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觸動和不受它們外界的生產力的影響的。因此，世界上每一個社會集團都不是注定要經過同樣的發展階段，而且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演進也不單純是一件內部生產發展的事情。盡管歷史唯物主義允許某些國家在發展上落後或者是跳躍前進，可是它們的發展進程仍然必須在社會經濟進化的圓拱形模式內加以說明，而且其發展原因還必須歸諸於生產力。

　　《序言》把亞細亞、古代、封建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列為人類發展的幾個主要時代，但是這些時代只是從總體上標志著社會經濟演進的一般階段，而不是歷史要求每一個國家毫無例外地去攀登的具體步驟。馬克思在1877年11月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種要求每個民族非接受不可的關於普遍進程的歷史哲學理論”。然而，這段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並不足以否定歷史決定論。馬克思可能是經常地相信一種必要的生產力決定著歷史的演進，但同時並不認為每個社會集團都事先注定要經過同樣的歷程。事實上，馬克思看來似乎曾經想修訂他的特有的歷史分期圖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會以前的那些分期），因為他並沒有對人類早期的生產方式進行詳細的分析。從原則上說，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圖式所作的這種變通以及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分析（還有所設想的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的。我們應當記住，歷史唯物主義並不自命要對歷史的每一個最終的細節作出解釋。在它的廣闊的視野之下，許多歷史事件，當然還有它們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帶有偶然性的。這種理論也不謀求對個人行為進行科學的解釋，雖然它試圖把這種行為納入其歷史的範疇。就歷史具有不可逆轉的傾向性而言，這些傾向性則不決定於個人的選擇。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所含蘊的解釋能力，使它不至囿於哲學的決定論。

　　由於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政治派別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對這種理論所進行的不同的解釋來相互區別。上面所介紹的是一種很標準的解釋，但是無論在這種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還是在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相對重要性這個問題上，都貫穿著激烈的爭論。要使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首尾一貫的理論，而不把它貶低為若幹陳詞濫調的湊合，這項任務證明是非常艱巨的。這個理論提出了的長遠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釋，就這點來看，要對它的活力作出精確的估價是非常困難的。

　　辯證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它一直被廣泛地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一術語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諾夫於1891年使用的。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讓位於其後繼者們的著作，在馬克思逝世後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中出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速寫詞“Diamet”（這一速寫詞在蘇聯特別流行）。這一過渡使馬克思主義本身具體化，辯證唯物主義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指導這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兩部創始人的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資本論》代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經濟科學；《反杜林論》中的恩格斯則被認為以“最終形式”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第二國際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國革命勝利後，則成了共產黨正統觀念的本質。

　　就其本身的約定條件，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兩種資產階級哲學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機械唯物主義；另一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前者的機械論與辯證法是不相容的，後者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這兩者作為“形而上學”和“觀念形態”是排斥的、對立的。結果就出現了“世界觀”意義上的哲學，即恩格斯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頁）意義上的哲學。認為它是符合整個具體現實的理論主體，是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作為一種“自然哲學”，它隨著各個專門科學的不斷成熟，既可概括它們的發現，又為這些發現所證實；這一理論還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因此，盡管馬克思的理論著作是研究社會的，但恩格斯卻通過提出“自然辯證法”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其依據是“在自然界里，同樣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作用，正象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事變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頁）。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就被表述為支配“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極其普遍的科學規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這一理論，一般說來是恩格斯的特殊貢獻，它的政治目的是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用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有認識價值的重大證據去補充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使其它通常需要這種支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如杜林的著作或“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得不到支持。

　　唯物主義同辯證法的結合，兩者都發生了變化。嚴格地說，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論不象其傳統的原型那樣是簡化論的。它不把觀念簡化為物質，而是堅持其最終的同一性。從邏輯上說，它認為物質和觀念是不同的，實際上是對立的，但在其統一中，物質卻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沒有精神物質可以存在，但反過來就不行，而且精神從歷史上就是由物質產生的並依賴於物質。由此可見，各個成熟的專門學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其基礎是物理學，雖然這些專門的學科並不能簡化為物理學。從認識論的角度也同樣可以看出，物理學向我們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約的客觀現實的知識。辯證法的內容所維護的是，具體的現實並不是無差別統一體中的靜止的實體，而是一個有差別的、充滿矛盾的統一體；對立物的沖突使現實在不斷產生進化和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前進，並在其革命的或間斷的變化中產生真正具有新質的事物。這種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精神就是這種新出現的事物本身。從邏輯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來看，現實的矛盾性質應理解為，矛盾的陳述是符合現實的，因而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辯證邏輯。

　　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有：（1）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漸進的量變將導致革命的質變；（2）對立統一的規律，它認為具體現實的統一是矛盾或對立的統一；（3）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它認為在對立物的沖突中，一個對立物否定另一個對立物，但是在一個更高的歷史發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兩個被否定項中的某些東西（這一過程有時被表述這正題、反題和合題的三段式）。

　　無疑，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而且聲稱是科學的。如果要證明它所聲稱的具有認識上的科學長處，那末它就必須同既定的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那種一致性就是構成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普遍理論的共同內容，即“共產主義世界觀”。總之，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特別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及其機械的簡化論強烈傾向與超然的客觀主義聯在一起，是有問題的，有矛盾的。這就是突出自然科學和突出作為社會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是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推向經濟主義，認為在社會物質基礎中只有經濟，乃至只有經濟的“最重要的物質”方面即生產技術，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論的上層建築只是附屬現象。列寧和毛澤東都是致力於倡導“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他們抵制經濟主義，但排斥革命的經濟主義影響卻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共產黨的正統觀念中存留著。

　　在20和30年代，隨著俄國的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和黨的官僚政治，辯證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的支配，在蘇聯範圍之外逐漸開始崩潰了，並讓位於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即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有盧卡奇和科爾施，他們反對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重新發現似乎證實了他們的論點。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學派在過去的20多年中，則嚴厲譴責了上述黑格爾化傾向。與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一般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雖然最近也現出了一種趨勢即反對那種用以替代形式邏輯的特殊邏輯的概念。

工人階級談中美沖突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社會主義者與中美冷戰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機商貝萊德的董事長芬克（Larry Fink）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結束了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時候，諸如芬克這些資本家都還在用將來時態談論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而現在他們則正試圖跟上世界形勢的新變化。

　　但實際上，今天的中美沖突肇始於十年前奧巴馬的“重返亞洲”策略。而習近平2012年在中國上台後，在大幅升級國內鎮壓和強硬控制的同時，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習近平摒棄了由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務實外交政策，轉而吹噓並誇大中國的能力。例如，盡管近年來中國在生物制藥領域投資了數千億美元，國產的新冠疫苗效力還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義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升級，引發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輸給拜登後，我們指出冷戰將在新政府的領導下繼續升級；這是因為沖突根源在於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危機這一客觀過程，而不是在於執政的是哪個資本主義政黨。

　　在ISA的2020年大會的世界展望決議中，我們提出，“中美沖突現在是全球局勢的主軸”。正如該決議所闡明的那樣：“世界資本主義正在走出主導過去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並進入以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沖突為主導因素的‘地緣經濟’時代。 ”

　　國家先於市場

　　上面引述的我們的觀點，是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前提出的，而疫情與戰爭加速了這些過程，今天的世界進一步走向軍國主義和更激烈的地緣政治權力鬥爭，經濟發展趨勢由前述局勢決定，而不是引領局勢發展。民族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的強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場力量”居於主導地位。軍事擴張和戰略上去全球化成為當前的主要趨勢。固然日本和德國是典型的國家軍費擴張，其意義重大且令人擔憂，但當前的問題不僅僅在於軍費。

　　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355艘艦艇，並於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進的福建號航空母艦——相對美國海軍只有297艘艦艇。習近平提出“2027年建軍百年目標”軍事現代化計劃，旨在建軍100年時，中國軍隊將與美軍分庭抗禮。許多評論員警告說，這恐怕就是習近平的攻台時間表，他下定決心將台灣置於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國已經100年沒有打過海戰了。而且軍事專家警告說，攻台將比1944年諾曼底登陸更加覆雜。

　　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統治階級正在打造一種歇斯底里的政治氣候，同時準備進一步掠奪工人階級，以組織更龐大、更具殺傷力的軍隊。在全球各國，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的“解決”方案都是“增加軍備”！民族主義、歇斯底里和暈頭轉向的狀況在戰爭初期階段很常見。但隨著對反戰、反資本主義和國際主義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會趨勢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

　　最近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峰會、在德國舉行的G7會議以及在日本舉行的四邊安全對話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些會議都意味著西方各國協調起來的反制行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反制行動不僅是對俄羅斯，更是針對中國。北約2022年戰略構想中首次將中國列入“系統性挑戰”，證明了削弱中國是美帝國主義與北約最重要的長期目標。英國海軍上將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講中強調了這一戰略重點，他警告說，“僅僅關注熊（俄羅斯）有看不見虎（中國）的風險”。雖然中國的老虎數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國的意圖還是很清楚（顯然，領導海軍並不需要對於動物學有任何了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所有這些會議的第一個議程。但是，四邊安全對話是個例外，因為印度總理莫迪的參與使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需要傳達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絕站在反對俄羅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會讓普京更靠近中國。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遊說俄羅斯削減對印軍售，而中印存在長期的邊界爭端。習近平實質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部分盤算在於以此作為對付印度的籌碼，讓中國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俄羅斯軍事技術。

　　末日

　　對實際上已被排擠出世界經濟體系的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國，在未來西方或將和中國攤牌；同時這也是對於未來制裁中國的預演。當開始制裁中國之時，全球將會受到與現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的經濟規模是俄羅斯的十倍，對全球供應鏈、貿易和金融流動至關重要。一間西方大企業的老闆如是告訴《金融時報》：“如果把對俄羅斯的制裁用於中國，中國和世界的經濟都會面臨末日。”

　　雙方都希望避免或推遲這種情況，但雙方也在為這一天的到來做準備。就連在美蘇冷戰期間通過談判將毛時代的中國帶入西方陣營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讓今天的資本主義中國成為“霸權”——盡管基辛格也警告說，中美的沖突潛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

　　烏克蘭戰爭的影響使美帝國主義能夠集結其更多的盟友於其反華戰略上。雖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國政府仍與中俄有糾葛；但與2月入侵前各國政府的立場相比，他們的分歧已大大縮窄。

　　新形勢也為美國軍工業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天後，德國政府便決定將其軍事預算從2021年的470億歐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億歐元，並隨即購買了35架能夠攜帶核武器的美國F-35戰鬥機（估價40億歐元）。隨著德國和歐洲逐漸避免使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美國能源行業也將獲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個月，從美國到歐洲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量與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兩倍。

　　北約及其盟友

　　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首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這不僅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些印太國家與北約之間的軍事協作。因此，雖然習近平政權的如意算盤或許打算從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中獲利，但因為中國經濟遭受到的風險要高得多，習近平最終會比普京損失更大。

　　這一進程關聯到更廣泛的去全球化進程和兩個敵對陣營的形成，而在這過程中，中國面臨被排擠出關鍵行業的市場、被禁止獲得新技術的風險。美國科技領域億萬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預測，中美“技術經濟戰”將持續20年。美國已經對5G和半導體等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實施了嚴格的管控，而這種控制只會擴大。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多項法案，旨在加強對美國在眾多中國商業領域投資的審查，並為美國生產半導體、稀土、先進電池，以及中國占主導地位或美國容易受到供應鏈中斷影響的行業提供資金。

　　特朗普通過監管措施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發動的攻勢，使華為陷入嚴重危機。由於受到美國制裁而無法獲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來華為在中國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的位置已從第一名跌至第六名，過去一年的銷售額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華為被迫縮減其在俄羅斯（其為數不多的增長市場之一）的業務，以避免觸發西方制裁。

　　特朗普執政期間設立的“中國公司黑名單”，已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經濟戰模板。在拜登執政期間，黑名單繼續擴大，中國媒體稱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國公司；2月份還新增了100多家俄羅斯公司。

　　削減關稅？

　　“（中美科技戰）進一步的升級是有可能的。”美籍華人評論員裴敏欣認為，“如果美國說服歐盟和日本恢覆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術流向中國——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則使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國將沒有機會在與美國的技術競賽中獲勝。”

　　有報道稱，拜登正在考慮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國商品徵收的一些關稅，這一點與和中國打科技戰並不矛盾。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關稅削減力度恐將十分輕微，也許會取消不到3%的關稅，而這些關稅完全覆蓋了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美國經濟的通脹壓力，然而僅是這樣的關稅削減，對通貨膨脹恐怕產生不了什麼影響。

　　相互矛盾的說法充分展現了，拜登政府內的財政部和商務部之間存在著權力鬥爭，任何降低關稅的做法都可能使總統受到來自國會雙方的攻擊，認為他對中國態度軟弱。不僅是在中國，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熱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各國政府進行政策調整的掣肘。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對關稅進行一些 “重新調整”，她認為關稅作為對付中國的武器不是特別有效，需要更多的 “戰略性”關稅。因此，這場辯論是關於如何更“有技巧”地對中國經濟施加壓力，僅此而已。

　　中歐關系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北京希望在德國事實上的領導下，歐盟會在中美沖突中保持 “戰略中立”的立場。這種希望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德國資本主義不會做任何損害德國每年對中國超過1000億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習近平將歐盟與中國的關系從中美冷戰中解救出來的希望，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就開始走向破滅了。

　　在新疆問題上中國與歐盟的緊張對峙，使去年3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化為泡影。如果該協定得到批準，這將是北京的一個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對華盛頓的回擊。但現在CAI已經胎死腹中。今年，德國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新疆地區侵犯人權為由，對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車制造商大眾汽車，施加了財政和政治壓力。

　　新疆問題被用來展示柏林對中國以及對德國資本家采取的新的強硬態度，以迫使這些德國企業的投資和供應鏈走向“多樣化”，不再對中國片面依賴。這是一個新的全球趨勢，反映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這些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多地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私人公司的投資決策發號施令。這種做法可謂效仿了中國模式的一些特征。

　　這種“國家主義”的做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盛時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國統治階級都需要維護他們的國家權力，以便在《金融時報》的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時代”中生存下來。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對在新疆發生的鎮壓和酷刑的關切，迫使德國和其他西方經濟體停止增強與中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與中國經濟的脫鉤仍處於初期階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習近平在黨內的一些批評者所警示，他把責任歸咎於他與普京的“無止境”聯盟。

　　事實上，這個脫鉤進程在幾乎十年前就開始了，由其他種種因素推動，包括與其他亞洲甚至東歐經濟體相比，中國工人工資水平的上漲。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萬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被取消注冊，而去年新注冊的外國公司則為8000家。光大證券估計，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間，約有7%的中國家具訂單、5%的紡織產品和2%的電子產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趨勢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間中國出口的暫時繁榮所掩蓋，但隨著這種繁榮現在逐漸消失，我們很可能看到中國制造業的“空心化”——類似於三十年前在日本發生的情況。

　　民主權利

　　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將其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描述為捍衛“民主”，反對 “專制”。同樣的虛偽立場也能在新疆和台灣問題上看到。中俄帝國主義宣傳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戰狼外交”）。他們指責西方試圖削弱和摧毀祖國，用心險惡地利用“民主”作為其一種攻擊手段。工人、反戰和民主運動人士、LGBT+人群和女權主義者——所有反對政府的人都被貼上了“境外勢力”的標簽。這些民族主義宣傳言行，旨在成為強國，奪回 “被外敵竊取的領土”。馬克思主義者和ISA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大國或集團及其宣傳。我們警告，支持任何一個陣營，或者認為一個帝國主義比另一個帝國主義危險性小，都會給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在為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帝國主義從來不是盟友，他們也不站在群眾的民主權利一邊。目前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存在（但在中國完全沒有、在俄羅斯也不斷被打壓）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權、組織權、言論自由和罷工權——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通過群眾壓力和鬥爭贏得的，而不是統治階級的仁慈換來的。

　　美國對墮胎權的猛烈攻勢，揭露出華盛頓試圖占據“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公民自由和工會權利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在形式上擁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本身並非是民主權利的保衛者。托洛茨基解釋道，如果工人階級尚沒有立即推翻資本主義的能力，他們就必須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以反制法西斯主義或威權主義反動攻擊。“但是，工人不能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人民陣線、選舉聯盟、聯合政府等）來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方法。”（《簡析西班牙形勢》，1937年）。

　　“好的獨裁者？”

　　勞動人民永遠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國家、法院、警察或資產階級軍隊來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民主權利是鬥爭和社會中階級力量平衡換來的結果，而不是寫在法律或憲法中的東西。只有國際範圍的群眾鬥爭，並由恢覆元氣的工人運動領導，為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鬥爭，才能確保真正的民主權利。這是唯一能夠結束戰爭和民族壓迫的力量。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中國和俄羅斯等資本主義政權的奧威爾式的國家鎮壓，並站在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一邊，因為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對獨裁政權真正展開鬥爭的力量。

　　當北約需要土耳其批準瑞典和芬蘭的加入申請時，這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選擇毫無顧忌地討好冷血獨裁者埃爾多安，而他正在準備對庫爾德人發動新的戰爭，並打壓工會、婦女和LGBT+的權利。

　　同樣令人驚嘆的雙重標準也表現於拜登最近訪問沙特阿拉伯，與獨裁者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歡的消息。拜登在兩年前的競選活動中吹噓，他將把沙特阿拉伯視為“被放逐者（印度種性，pariah）”，但現在在對俄羅斯石油禁運、沖擊全球市場之時，他需要一項石油供應協議。布林肯在7月的任務也是如此，他需要說服泰國軍事獨裁者巴育將軍，因為華盛頓不希望看到泰國當局完全轉向中國一邊。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幾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發生的每一場運動和鬥爭中。我們去年在緬甸看到了這個因素，一方面，軍方發動的政變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發起了令人驚嘆的抵抗鬥爭和大規模罷工，不幸的是，他們開始期盼西方壓力，甚至所謂國際社會的幹預來幫助他們擊敗軍政府。這是一個殘酷的幻想，在鬥爭中只能混淆視聽。同樣的情況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民主抗議中，次年又在泰國發生。

　　在新冷戰造成的全球環境變化中，這些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訓。在上述例子中，某種兩害取其輕思想在運動中占據了上風，使一部分群眾失去了方向，導致鬥爭急轉直下。同樣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台灣和韓國等國家，部分工人運動和左翼勢力也會因為這些覆雜情況而迷失方向和分裂。當然，這對中國新生的工人運動也是一個警醒。

　　冷戰中，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已經很動蕩的世界局勢，並進一步推動兩極化，以獲取地緣政治上的勝利，這給工人和青年帶來了嚴重危險。即使沒有爆發另一場比烏克蘭戰爭相當或更嚴重的熱戰，情況也是如此十分危險。一個明確的展望、分析和綱領，拒絕兩害取其輕和民族主義，采取國際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立場，堅定反對所有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府，這是確保被壓迫者的關鍵鬥爭不被反動傾向所破壞的唯一途徑。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經濟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拒繳房貸行動震撼當局

　　中國正被新一場抗議運動所震撼。數以萬計的罷交房貸者宣佈，他們將不再償還他們無法居住的、未完工樓盤的住房貸款。

　　幾週前剛在社交媒體上宣佈消息，這場運動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蔓延到另外幾十個城市。

　　儘管在國家審查之下，對該主題進行的討論遭到封殺，協調這場“抗議”的網絡論壇也被關閉，但運動仍然在持續並蔓延。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每週都在惡化。房地產暴跌的速度和深度，讓全球投資者和中國政府猝不及防。

　　標普全球（S&P Global）已經修訂了他們早期對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收縮15%的評估，現在預測將會有衰退28-33%的大崩盤。

　　這個數字實在太大，因此這樣一來，中國經濟不可能避免衰退。儘管如此，北京仍可能公佈虛假的GDP數據，在年底聲稱今年GDP增長3-4%。

　　偽造數據

　　第二季度GDP增長0.4%的數字是不可信的。我們考察其它指標，如房屋銷售、水泥和鋼鐵產量、公路運輸和航空旅行數據，似乎更可能的是，中國經濟在4-6月期間是急劇收縮的。

　　拒繳房貸行動最初於6月底在江西省爆發，隨後類似行動迅速蔓延。拒絕支付抵押貸款行動的範圍，已經從最初的20個建築項目，波及到100個、200個，而現在是全國300個建築項目都有拒絕償還銀行貸款的行動。

　　這場反抗包含了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拒繳房貸者，遍及全國約50個城市。這些城市大多較為貧困，表明這次抗議以工人階級或中下層家庭為主體。

　　在中國，估計有800萬套未完工的樓盤，這些樓盤被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買家無法入住。

　　在中國，新樓盤最常見的銷售方式是預售，高達80%的樓盤在建成之前就已售出。這些樓盤因為開發商（都是中國最大的一些公司）已經耗盡了資金，而暫停建設。

　　迅速發酵

　　拒繳房貸行動是中國“躺平”現象的最新表現。不同的是，這不僅僅是消極的不合作，而是積極的鬥爭，拒付房貸恐將面臨國家嚴厲的鎮壓和威脅。

　　這一運動使當局感到恐慌，因為如果運動蔓延，可能會對銀行系統產生潛在的嚴重影響。

　　“施工延誤並不是甚麼新鮮事，”一名中共官員告訴《金融時報》：“出乎意料的是問題失控地蔓延。”

　　澳新銀行研究部的高級中國經濟師Betty Wang告訴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新聞：“如果任由拒付抵押貸款行動更快速發展，先不說是否會走向爆炸性局面，這樣的發展肯定會威脅到金融穩定。”她補充說：“如果決策者不能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它可能會進一步發展並演變成更大的風險。”

　　作為中國央行的人行今天宣佈了一項新的房地產行業救助方案，金額為1萬億人民幣元（1480億美元），以重振一些停工的住房項目。

　　在我們看來，這個方案不足以解決問題，正如我們所見，今年隨著房地產持續低迷，許多早些時候的政府措施都沒能達成效果。北京政府的日益癱瘓是今年危機的一個特徵。

　　當局的兩難

　　中共政權有一個傳統，就是將微小讓步和嚴厲鎮壓相結合，即通過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誘方法來解決群眾鬥爭。

　　但是政府在化解拒付抵押貸款反抗行動方面，面臨著異常棘手的兩難局面。大棒已經受到威脅：警察逮捕抗議者，以及利用社會信用體系來剝奪抗議者未來的貸款、旅行、甚至就業和大學入學機會，以作為嚇阻。

　　但也有報道稱可能會有“抵押貸款假期（即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停止或者減少償還貸款）”這樣一根“胡蘿卜”得以批準。所有的選項都包含著巨大的風險，內容相互矛盾的報道或許表明政權內部的猶豫不決、乃至分裂。

　　如果出動鎮壓，或將產生反效果，激發抗議蔓延。提供“抵押貸款假期”的設想反映出，由於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公眾的憤怒，政府當中的一部分人認為現在不是進行鎮壓的好時機。

　　但是，如果政府將大規模的不償還貸款行為實質合法化，即使說這只是特定時期內的臨時措施，也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反抗。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全力聲援拒付抵押貸款的鬥爭。這些罷交房貸者被欺騙、掠奪，因此他們的鬥爭完全合情合理。

　　社會主義者呼籲取消所有未完成住房項目的抵押貸款償還。我們要求將整個房地產業（而不僅是那些正要倒閉的開發商）無償收歸公有，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我們要求停止對拒付抵押貸款抗爭團體的鎮壓，以及終結對互聯網的一切政治審查——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

　　更重要地，工人需要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工人組織，在反對寄生的和破產的資本主義以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工人階級談就業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二月勞工新聞整理：互聯網大廠員工猝死，零工就業轉向全職化，就業壓力大考研人數創新高中國勞工通訊將嘗試在每月底做新聞整理，讓讀者有另一個方式緊跟中國社會和工人狀況的最新變化。

　　中國社會正陷入急速的轉變，工人不斷被工廠的新型機械替代，被排擠到外送、快遞等物流和新興服務業；互聯網開發員的技術被分解和普及化，產生了被資本控制的“996”程序員；工人之間的競爭激烈，除了爭奪崗位，學校的教育亦被競爭深深滲透…… 每月的新聞整理將從媒體的角度跟進這些趨勢的發展。

　　近年，中國的新聞媒體湧現不少對工人勞動和生存處境的詳細報導。例如，針對外賣平台興起，《人物》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為我們揭開算法對騎手勞動過程的宰制。事實上，除了《人物》這篇文章，每月尚有不少報道跟進和挖掘了與工人相關的社會時事，能深化我們對當下中國社會變化的了解，值得記錄、整理和推廣。

　　一、互聯網行業

　　2月4日，網站Bilibili一名25歲的審核員急性腦出血死亡。事後Bilibili否認有過年加班，同時又增聘1000名審核員，以緩解員工工作壓力。澎拜多篇報道，指出了面對長工時、審核視頻工作強度大的情況，Bilibili員工不能出錯，否則會影響考績。2月22日，字節跳動一名28歲算法工程師猝死。加上2月15日，尤安巨作一名建築師被發現在出租屋內死亡，本月已發生至少三起懷疑與過勞有關的員工猝死事件。

　　另一則值得留意的新聞是知乎在裁員過程中，被指用監控軟件監控工人。雖然知乎已否認有使用軟件，但監控軟件確實存在。軟件由深信服上市公司研發，可以監視員工瀏覽、聊天紀錄，整合出員工近期瀏覽求職網站次數、聊天時提及離職次數等。至今深信服網站已不能搜索相關軟件，但大眾仍擔心企業會以大數據監控員工。

　　二、平台經濟

　　2月15日，《鈦媒體》的報道《1300萬外賣騎手，從“零工”走向“職業”》指出外賣員正走向“職業發展的體系化”。文中引用餓了麽《2022藍騎士發展與保障報告》的數據：平台超四成騎手為全職，至於六成有其他收入的騎手中，近四成有本職工作，近三成在其他平台從事配送工作。稍作換算，以配送作主要收入的外賣員達到58%。外賣員的就業狀態正不斷向全職轉變。餓了麽同時宣布調整配送時間算法和差評考核，詳情可參考《封面新聞》的報道。

　　三、燃氣事故

　　據界面新聞整理，近五年的燃氣事故從2017年925起下降到2020年615起，但2021年僅上半年就有544起（意味全年可能過千起），其中湖北十堰市燃氣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傷，是近年傷亡最大的燃氣事故。財新網報道，鑒於近來燃氣事故頻發，中國將在“十四五”期間更新改造約10萬公里的舊燃氣管道，整治老舊小區、餐飲等公共場所的安全隱患。不過，除了燃氣管道老化和用戶使用不當，燃氣事故主因還包括施工不當（包括第三方施工時鉆漏燃氣管道），以及地方執法寬松等問題。界面新聞進一步指出工程分包、老舊小區施工隊伍參差、趕工期導致工程質量降低等問題。

　　四、大學畢業生

　　《半月談》微信公眾號對今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高企一事作了調查。今年研究生報考人數457萬，比2021年增加80萬，增幅超21%，相比2017年增長1.27倍。文中指出，不少學生深陷就業焦慮，認為僅憑本科學歷無法找到心儀工作，同時還存在“不願意從事低檔工作”等心態。例如醫學專業幾乎都會讀研，以此競爭大醫院的工作崗位，避免到基層醫院工作。想當老師的學生亦指本科學歷沒有競爭力，只有讀研才能找到好工作。關於研究生的其他數據可參考中國教育在線的《202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

　　三月勞工新聞整理：疫情下工人狀況、互聯網裁員潮、建築業清退超齡農民工本月，廣東深圳、上海及吉林等地疫情再現爆發，我們首先聚焦於疫情下工人的最新報道。同時，各新興行業在年後重新布局，互聯網企業裁員、快遞業降價、外賣平台調整獎罰機制等動態將進一步影響相關行業工人。我們也整理了建築施工企業的用工年齡管理政策，並持續跟進工人的長工時、職校學生實習及高校畢業生就業等消息。

　　一、疫情下的工人

　　中國的抗疫工作持續以“動態清零”為原則，令不少醫院無法負荷。醫護人員不僅承擔著激增的工作量，多家醫院無視勞動安全也令醫護的處境更加艱難。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曾報道，在出現群聚感染的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院方要求護士在沒有防護衣、沒有負壓艙設備的情況下，“祼上”照顧陽性患者，遭到護士們拒絕，最終演變為護士與醫生之間的嚴重肢體沖突。3月20日，上海市周浦醫院護士罷工，抗議該院被改為方艙醫院。該院護士長表示，核酸采樣工作繁重，護士們已連續幹了36小時。

　　為了應付強制性核酸檢測的人手要求，跨市、跨省調度的“志願隊”中不乏過勞、甚至過勞死的情況：支援呼和浩特的內蒙古中醫醫院普外科主治醫師王猛3月4日突然暈倒，搶救無效後逝世，在2月17日至3月4日他累計核酸采樣 3700 余人次；3月20日，山東省支援威海臨床醫學檢驗專家白曉卉爆發心源性猝死，此前，她曾輾轉於北京、新疆、河南、山東各地進行抗疫工作。近日浙江、江蘇兩省派出的援滬檢測隊，在3月27日淩晨4點出發，7點30分到達浦東，隨即開啟核酸篩查工作。網友評論表示，該批醫護淩晨1點收到集合通知，直到下午四點完成當日檢測任務，中途沒有吃飯、沒有喝水、沒有休息。

　　“零工經濟”之脆弱在本月14日至18日的深圳封城中展露無疑。居住的城中村被封，不想因此停工的外賣員露宿街頭，有的睡在帳篷里，更多的則是一床被子、幾件厚衣服睡在天橋下、花壇邊；深圳零工聚集區內的“三和大神”們由於無工可開，網吧停業，只能睡在龍華汽車站；網傳在福田區的上梅林新村、南山區南頭街道甚至出現群體抗議，需要外出工作謀生的居民聚集在圍封區域內，要求“解封”。

　　與此同時，高流動性的建築工群體、貨車司機群體爆發多起聚集感染：3月19日，常州鐘樓區清雲瀾灣項目工地累計發現12例確診病例和3例無癥狀感染者，行程軌跡涉又及到其他7個工地；深圳7個工地被封控或有確診軌跡涉及，住建局發文全市工地停工4天；天津市在3月10日將西青區精武鎮“和光塵樾”一期建築工地調整為高風險地區，截至3月13日24時，該工地累計33人確診；漳州3月13日至29日有11例貨車司機及其關聯者感染病例。

　　最為嚴重的聚集性傳播發生在吉林方艙醫院的建設過程中，160名農民工中已有近90人檢出陽性。據《財新》報道，施工現場原本安排的每日核酸檢測並沒有落實，“有工人因為在幹活，而沒趕上做核酸檢測”。而且，當施工接近尾聲、工人們不被允許繼續住在工地上，被轉運到一處沒有水電、沒有床褥的廢棄校舍，300名工人打地鋪、和衣而眠——工人們懷疑，這次轉運就是集體染疫的源頭。

　　二、互聯網企業裁員潮

　　多家互聯網大企業本月傳出減員增效的消息。騰訊的CSIG（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群）和PCG（平台與內容事業群）兩個部門因為收益及毛利率不足裁員20-25%。阿里巴巴則對市場份額大大減少、運維成本過高的本地生活業務部門裁員，直營城市只保留1/3的員工，近一半員工被裁。京東同樣裁切零售部門，社區購物平台“京喜拼拼”有10%-15%人員被裁，另外零售平台生態部、商業提升事業部、物流技術與數據智能等部門均現裁員。滴滴貨運員工則向媒體表示將出現50%的裁員。不少互聯網企業員工都認為，接連的裁員是企業為了集中資源投入新一輪競爭的準備。在辭退通知書中，企業將裁員說成“優化”，甚至是“畢業”，但實際情況是業內數千名工人被裁。

　　三、快遞業年後再降派費

　　《驛站》的調查顯示，北京、廣東、上海等地年後出現“降派費”的勢頭。北京的快遞員表示，自己工作的片區過年後派費下降了，“沒明面上說降派費，就是從罰款里劃扣”。另一邊廂，收件費也在下降，平均每票比以前低了2-3元。上海江松區也出現相同的情況，派費由每票2元降至1.2元，快遞員認為與年後找工作的人增加有關。廣東東莞的快遞員則稱，公司宣稱將降派費，同時會加強管理與懲罰力度。派費再次壓低，顯示政府去年在《關於快遞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要求調高派費的措施正在失去作用。

　　四、外賣平台修改騎手獎罰機制

　　《界面新聞》報道，美團將修改騎手服務的評價規則。以往，平台的差評及超時罰款對騎手造成龐大的工作壓力，導致騎手配送時被迫違反交通規則及超速駕駛。在新規則下，扣款將改為扣分——超時、差評、提前點送達等行為會被扣分，而參加安全培訓、有模範事跡可獲加分。極端天氣下所有扣分項會被默認取消。美團站點將按月對騎手評分進行排名，由排名決定騎手的單均獎勵。新的“服務星級”激勵機制已於紹興、太原、昆明等15個城市試行，具體效果還待觀察。

　　五、建築業清退超齡農民工

　　據《工人日報》報道，上海、天津、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荊州等地規範建築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清退超齡農民工。上海規定，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從事建築施工作業。《工人日報》發現，如今施工現場已難尋60歲以上的農民工，甚至超過55歲的都極少。

　　建築行業清退超齡農民工主要出於安全考量。2018年全年建築業安全生產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員里，超過60歲的占比達到15%，而當時建築從業工人中，超過60歲的占比僅有1%。不過，由於農民工社保參保率低，缺少退休保障，許多第一代農民工哪怕到達法定退休年齡，仍不得不繼續工作。對此，上海市總工會表示各方面將積極協調，“（給超齡農民工）提供了保安、保潔和物業等相對較輕松的工作，同時將在勞動權益保障方面及時跟進”。

　　實際上，保安、保潔的工作並不輕松，高齡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找尋出路也並不容易。《南方周末》采訪了多位在北京找工作的高齡農民工，發現無論是工地、保潔還是保安，招工者往往要求工人年齡在60歲或55歲以下。

　　六、睡眠情況調查

　　中國睡眠研究會發布的《中國睡眠指數報告》顯示，在2013年到2021年，我國國民入睡時間由晚上10時30分推遲到12時23分，而睡眠時長由8.8小時縮減到7.17小時。報告亦有討論到職場對睡眠的影響，報告指隨著通訊軟件和智能手機愈趨方便，工作和下班的界線愈漸模糊，長工時壓縮了睡眠時間，同時工作緊張亦令睡眠質量下降，失眠、深層睡眠不足情況比以往多。

　　除此報告外，智聯研究院聯合Just So Soul研究院共同發布了《2022中國職場青年睡眠質量報告》。里面詳細指出職場青年年青人過半要熬夜到淩晨方睡覺，其中也指出交通物流、房地產建築業、IT互聯網欠缺充足睡眠情況最為嚴重；在地域上，華南地區最“”缺覺”，超過2成華南人每日睡眠不足6小時。

　　七、雲南職校學生超時工作猝死

　　《封面新聞》報道，2月11日，一名雲南新興職業學院學生小楊在工廠工作期間猝死。小楊與學校簽署了“社會實踐”協議，從2021年12月30日開始被安排在江西南昌龍旗科技園工作，工廠兩班倒，小楊上夜班、每日工作12小時、每周只休半天。他曾向帶隊老師表示夜班太累、想換崗，老師卻讓他 “堅持堅持”。他從2月6日開始生病，卻因請不到假一直沒去醫院。職校學生猝死悲劇以往也曾被報道，2021年最新修訂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要求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不過這次事件顯示，相關規定成效有待檢討。

　　八、畢業生報考教師資格人數持續增長

　　2021年下半年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結果於3月初公布，網絡上“教資認定”、“教資面試成績”等多個話題占領熱搜，“教師熱”現象再次成為話題。中國新聞網整理的數據顯示，教師資格考試的熱度近年持續增加。2016年全年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共260萬人，2017年達410萬人，2019年攀升至近900萬人。2019年“教資熱”曾一度讓考試報名網站癱瘓。另外在高考中，師範類專業也變得更熱門，高考成績前30%的學生報考師範比例由2018年18.3%提高到2019年33.4%。在大學生畢業找工作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待遇有所改善的編制教師的吸引力正不斷增大，部分地區數十人競爭一個教師崗位已成為常態。

　　四月勞工新聞整理：疫情下的過勞工人、卡車司機受困、互聯網裁員潮持續本月，疫情期間上海各類工人的情況在媒體上受到極大關注：除了醫療人員和快遞員超負荷工作，還有運輸物資的卡車司機被困在路上，連基本食宿都難以解決。另一方面，上月提到的互聯網企業裁員仍在持續。我們也輯錄了有關企業利用外包和眾包招工的趨勢研究，以及與房地產行業密切相關的國內足球隊欠薪問題。

　　一、上海疫情下的工人

　　自3月1日上海公布首例本土確診個案開始，疫情迅速蔓延，4月初單日感染人數破萬，到了月底，上海仍日增過千例感染病例——這無疑是2020年初武漢疫情以來，中國最嚴重的也令人始料未及的一波疫情。在疫情中，工人常年累月勞動保護不足的情況更為突出，除醫護人員外，多個行業的工人也超長時間工作。

　　“查醫生連續工作了快33小時，可能需要先休息一下。” 曾在武漢疫情中間寫下《查醫生援鄂日記》的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醫師查瓊芳描述了世博展覽館臨時集中隔離收治點的超時工作：“排班表已經修訂到第13版了，但隊員們無人休息”，困得不行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會兒”。

　　隔離收治點外，進行核酸檢測的醫護同樣經歷每日十小時、中間無休的工作模式，上海浦東一家醫院的醫生告訴端傳媒，核酸檢測“最多的時候一天采過1000多人，1000人的話近10個小時。你至少擡手1000次，渾身都很累。不能吃飯、不能上廁所，這樣一天200塊錢。”盡管中國的抗疫工作已開展了兩年，上海普陀區中心護士仍在本月出現多人確診的勞動安全事故，一名護士的微博帖文顯示，護士們沒有防護服，還在狹小的空間內同吃同住，截至4月9日同事中間已經出現了7例陽性病例。

　　和連軸轉的醫護相比，外來務工人員面臨的是生存問題：20余名被困浦建集團生活區的建築工人，在經歷了一周沒水、沒電、沒被子、只能用消防栓里的水泡方便面的生活後，才獲發基本物資；上海東海養老院則出現極為嚴重的欺詐招工情況，勞務公司招工時故意隱瞞老人院已有陽性病人的情況，並收取每人1000至3000元不等的介紹費，應征保潔員工作的阿姨們上崗後被安排了護理工作，隨後出現交叉感染，但院方仍以不發工資來威脅工人繼續工作。

　　一個月前深圳出現外賣員無家可歸的慘狀本月在上海再次出現：為了保障居民物資供應，多家生鮮平台外賣員這個月都在連軸轉，但是盒馬鮮生員工發出的微博求助帖顯示，公司只安排外賣員睡樓梯間，結果導致交叉感染，該帖子不久就被刪除；不少外賣員因為缺乏固定網點，住宿問題更難解決，只能睡在路邊、橋洞或ATM隔間。美團、餓了麽安排的住處只提供給專送騎手，眾包騎手被排除在外，政府提供的小哥驛站多數亦已滿員，有空床位的驛站也不收容單個騎手，只能由公司向區里申請。工人求助的信息詳情可參考中國勞工通訊早前的文章整理。

　　基層工作者同樣在疫情中承擔著難以想象的工作量，他們包括了居委會工作人員、社工、網格員、志願者以及從體制內其他崗位被安排至基層援助的勞動者。青浦區檢察官助理朱樂天被派到基層“流調組”，需要一通一通電話地摸清楚確診病例及密接的行程，他和同事從早上6點半打電話到第二天淩晨3點半，趴在桌上小睡了一會兒，早上5點多鐘又爬起來接著打電話，一直到上午8點半換班；不堪重負的黃浦區海悅花園居民區黨總支書記馬勝燁4月7日淩晨在社區公眾號發文表示，為了完成上級的指令，社區工作人員以及所有一線人員已經不堪重負，“（社區工作者）3月15日被召集起來住在居委，二十多天不能洗澡，不能回家，不能看父母看孩子，每天睡幾小時，什麽時候是個頭，我們不知道。”

　　二、貨車司機受封控所困

　　疫情下，中國約兩千萬貨車司機成為高風險群體。各個城市通行要求不一、封控高速公路，令許多司機被困在路上，連基本食宿需求也難以解決。此外，堵車、客戶小區被封、工廠訂單減少等因素導致司機收入下降。根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由於貨車司機擔憂防控政策的影響，越是需要保供物資運輸的中高風險地區，越缺少運力。4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提出核酸檢測結果48小時內全國互認等措施，以減少物流阻礙、穩定物資供應。

　　另外，根據華商報報道，有貨運公司涉嫌欺詐司機。陜西安馳天下貨運有限公司高薪招聘司機，司機應聘時被告知需要有自己的貨車，才能成為合作方，公司會提供貨源和運輸線路。司機因此貸款向公司買了貨車，並交了約1.5萬元服務費。其實公司提供的貨源、路線不穩定，公司稱每月凈收入能達到一兩萬，實際上卻是賠錢。司機提出解約後，公司只退還部分服務費，並拒絕退車。

　　三、互聯網行業裁員潮持續

　　多間互聯網企業4月爆出裁員潮。早前有匿名人士表示B站有意在直播業務計劃裁員，B站負責人回應指直播毛利三年提升，正計劃招聘，但另有消息指電競、遊戲部門裁員。小紅書亦爆出裁員，有人士指裁員規模不超過10%，亦有消息指裁員達20%。網購平台美團優選因運營成本過高，撤出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個地區，預計有新一波裁員潮。百度遊戲部門300多人幾乎全被裁，另外人工智能部有10-15%裁員。

　　裁員潮以外，多間互聯網企業因為超時加班問題而被重點檢查。北京人社局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工時和休息休假權益維護工作的通知》，隨後山東、安徽、河南、廣西、青海、湖南、湖北、江西亦於3月至5月開展超時加班排查整治。

　　四、外包、眾包制擴張 企業躲避社保、工傷賠償責任平台經濟的新就業形式繼續在國內蔓延。《上觀新聞》引述的調查顯示，愈來愈多企業通過自有或其他第三方網絡平台，將工作以“眾包”形式發給個人勞動者去完成，並以服務費方式結算薪酬。此種情況下，企業應付職工薪酬大大減少，無需繳納社會保險費，若通過其他平台結算還可以獲得相應增值稅抵扣。常見的外包崗位有快遞員、外賣員、保潔員、安保、前台、客服等。

　　該調查同時指出，由於與動者存在關系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為其法律上認定的“用人單位”，勞動者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傷害，或造成第三人傷害的，賠付義務往往無人承擔。即便員工發生工傷最後認定由某企業承擔責任，但這些公司由於注冊年限短，注冊資金極低，根本無償付能力。

　　五、中國球隊大規模欠薪

　　據《南方周末》報道，現時中超18支球隊中，有10支球隊欠薪，部分球隊同時欠繳球員社保。由於疫情和經濟環境變化，加上中超球隊投資方牽涉的房地產行業收縮，造成了大範圍的欠薪問題。對此，中國足協宣布給予球隊更多時間籌措資金，球隊在提交欠薪解決方案後，仍可被授予聯賽準入資格。不過，長期遭受欠薪的球員不一定能收到被拖欠的工資：球隊在欠薪後失聯、中國足協轄下的仲裁委電話無法接通，甚至在一些案件中，法庭對於足球員是否與球隊存在勞動關系仍有不同解釋，大大影響球員追討薪資的成功機會。

　　五月勞工新聞整理：上海覆工覆產、外來人口與青年失業率攀升、長沙比亞迪工人自殺一、上海加速覆工覆產爆發新問題

　　上海的封城措施造成汽車產業在四月大幅減產，整車廠停產波及上下遊，眾多汽車零部件廠商的生產量銳減。因此企業急於在五月覆產，召回愈來愈多工人，卻產生新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的報導透露，嘉定區安亭鎮在覆工覆產後出現企業員工感染案例。受訪的政府人士表示擔心情況，“汽車零部件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企業，一些企業此前封閉生產時員工人數也可達上千人”。另一方面，物料的供應不足及不穩定，令部分工人開工不足，其他工人卻被要求額外加班。

　　為了加緊生產，有媒體引述彭博社得到的一份特斯拉內部備忘錄，提到“因為宿舍數量不足，工人們只能睡在工廠地板上”。為了解決工人的安置問題，“特斯拉將會提供淋浴條件、一天三餐，以及一天63美元（約合人民幣420元）的補助，同時還有在建的娛樂設施”。不過，在產能爬坡的要求下，所謂的娛樂設施工人是否有時間享用，十分值得質疑。

　　為了追趕產量而將大量工人封閉在工廠的措施，在上海廣達電廠園區內造成了兩次騷動。據稱，廣達工廠員工一度傳出確診新冠肺炎。5月初，工廠因防疫不周全，加上不斷有宿舍人員確診等消息傳出，長期被關在廠區內的工人情緒失控，引起騷亂。5月21日，該園區再爆發另一起騷動。有受影響的管理人員猜測，“可能是被封控太久，有人想要返鄉，或是加班費有爭議，向公司反應後卻未獲得解決，因此把矛頭轉向攻擊廠區里的台籍領導泄憤”。

　　二、競爭更為激烈，跨境服裝業電商平台加速淘汰供應商在疫情間急速發展的跨境服裝電商SHEIN正在打開中高端商品市場。據《燃財經》報道，SHEIN要求供應商做出更多創新產品，對於產品質量不達標的供應商，SHEIN會降低考核評分，加速淘汰部分廠家。

　　同一時間，不少廠家均表示SHEIN的利潤空間微薄，假如商品沒有爆款返單，“仿佛就是為SHEIN做的一次次無償試驗”。廠家們表示，自3月起，SHEIN壓價更加嚴重，爆款時核價人員對面料價格逐一覆核，對不符報價要求的面料作出砍價。以上現象均反映SHEIN在服裝行業面臨的競爭並沒有因為過去兩年的冒起而緩和，而是變得更為激烈，這將會提高制衣業工人的勞動強度，部分工廠失去訂單倒閉，則會威脅到更多工人的生計。

　　三、比亞迪長沙工廠連續發生工人自殺事件

　　比亞迪長沙工廠在4月19日、25日、26日連續發生3起員工自殺事件。第一起事故為年輕一男一女，後兩起事故均為年輕男性。事後，有比亞迪員工向媒體提供一份疑似死者遺書，顯示死者因沈迷賭博問題自殺，遺書是否屬實尚需進一步調查。

　　根據雷達財經整合，比亞迪長沙工廠涉及33起勞動糾紛，亦涉及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糾紛一起。另外，長沙比亞迪被當地居民投訴破壞環境，當地居民指，工廠區時常傳出刺鼻氣味，懷疑廢棄排放量超標導致居民流鼻血、咽喉痛。

　　四、外賣平台再修改算法規則，騎手勞動強度將獲調整據澎湃新聞報導，美團外賣宣布“騎手勞動安全保障”相關規則。一是以演算法減少訂單的異常情況，對於預判和識別到的異常場景，提供“單次補時+系統修正”，放寬訂單的配送時間。二是允許騎手自行設置“同時接單量”的接單上限，以及在App發起改派、轉單、修改為“忙碌”狀態等方式，調整接單節奏。這些措施的實施將令騎手的勞動強度有所降低。

　　另外，澎湃新聞亦提到美團外賣計劃投放10萬頂智能頭盔。這些頭盔由於內置了藍牙模塊，騎手只需在來電時單擊頭盔左側快捷鍵就能接聽。若不進行操作，系統更會自動接聽來電。隨著更多騎手使用智能頭盔，工人配送的勞動將會更為簡化，以往在路程間需要作出的種種計劃（例如打電話）都將由系統取代。

　　五、外來戶籍人口、青年群體失業率攀升

　　根據國家統計局5月16日公布的數據，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上升至6.1%，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換句話說，就業市場的嚴峻形勢幾乎回到了兩年前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失業率的持續增長從去年10月（4.9%）就開始了，春節前後的換工作旺季結束後，失業率並沒有如往年一樣隨著勞動者找到新工作而下降，而是在剛剛過去的3月及4月繼續攀升。

　　失業率的反季節變化和新一輪疫情直接相關，全國各地不同程度的封控、停工停產，有數據平台估算出中國2億人口在4月靜止。31個大城市（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自治區首府）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攀升至6.7%，連續兩個月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並明顯超過全國總體水平。

　　比較不同群體的失業情況，外來戶籍人口和16-24歲的青年人口就業問題最為明顯。外來戶籍人口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從1月的5.1%增長至4月的6.9%，增幅高達35%，相比之下，本地戶籍人口失業率只提升了5.6%。這也側面反應了外來務工人群多從事零散、穩定性較低的工種，一旦遇上疫情防控措施、經濟形勢變化，他們的崗位往往最快被波及。

　　青年群體的高失業率是本輪數據中最突出的趨勢。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在4月錄得18.2%，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比2019年4月的數據（9.9%）多了幾乎一倍。過往規律顯示，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的高峰往往出現在7、8月份，即高校畢業季，已經創新高的青年失業率是否會在接下來這幾個月持續升高，還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尤其是2022年畢業生人數為1076萬人，比2021年的909萬人多出18%，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

　　招聘網站智聯招聘發現，今年第一季度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前景指數約為去年同期的一半，甚至低於2020年新冠病毒首次暴發時的水平。就業市場的不景氣的主要原因是求職人數增幅大於招聘需求人數增幅，高校畢業生過去一個季度的招聘需求環比、同比均有所下降，但求職人數則大幅上升，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高達75%。同樣由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求職成功已簽約的畢業生的平均月薪將比去年降低12%。

　　六、《職業教育法》修訂，自5月1日起施行

　　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於5月1日起正式施行。修訂頒布之初，“取消職普分流”的話題引發熱議，但這很大程度屬於誤讀。中考後招入普通高中、職業高中學生比例“大體相當”的分流政策曾持續多年。新《職業教育法》規定“因地制宜、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從“分流”到“協調”，職普分流依然存在，但政策強制性降低。

　　新法進一步打通了升學考試的通道，“讀職校也能上大學”亦受到廣泛關注。這可能導致唯學歷論的進一步固化。就業與升學並重的實施效果仍要看職校的招生情況、辦學質量以及學生的畢業去向與職業發展。

　　職校學生在企業實習過程中受到剝削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學生常被安排到與自己專業毫不相關的實習崗位，成為廉價勞動力。今年2月，有雲南職校學生超時工作而猝死。新《職業教育法》對保護職校學生權益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其實際效果仍有待檢驗。

　　六月勞工新聞整理：餐飲業陷入停滯期、青年就業形勢嚴峻、疫情下的外賣騎手與建築工一、餐飲業成本壓力大，餐廳倒閉工人失業

　　中國餐飲業從2020年開始已然經歷了三年的停滯期。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1至4月，全國餐飲收入13262億元，同比下滑5.1％；其中，4月全國餐飲收入2609億元，同比下滑22.7％。反覆封控下，多地相繼宣布暫停堂食，濟南暫停堂食41天；沈陽於3月17日宣布暫停堂食，4月25日提出按照50％限流有序開放；北京暫停堂食36天；上海雖然已經宣布“打贏大上海保衛戰”，卻仍然沒有開放堂食。

　　面對難以壓縮的租金、原材料、人工等成本問題，2020年就有30萬餐飲企業倒閉，2021年這一數字上升至百萬。由此造成大量餐飲業工人失業，當中很多農民工因為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不得不離開，另尋出路。

　　二、上海外賣騎手違反防疫規定遭扣查

　　上海疫情下，不少騎手因為違反防疫規定遭到扣查。根據上觀新聞報道，因應防範疫情，上海警方一連三日開展“礪劍3號”專項行動，調查各種違規情況，包括外賣騎手有否通過核酸檢測， 是否有商家在疫情物資短缺期間囤積居奇。行動中發現逾1900名違規、無證騎手， 同時政府亦對核酸檢測呈陽性的騎手實行轉運隔離，消除流動風險隱患。

　　平台經濟在貨運物流中應承擔何種責任近日再度引發爭議。物流平台貨拉拉最近有關於貨物被毀，平台不願賠償的新聞。福建有貨車司機在送貨時貨車突然自我燃燒，價值百萬多元的貨物全數毀於一旦， 但在意外發生後，貨拉拉的app上竟顯示完成配送， 最終貨拉拉平台給出的方案是請司機賠償兩萬元，平台再送200元貨拉拉現金券。

　　貨拉拉平台認為他們所提供的只是"信息中介"服務，不介入實際運輸，如果發生貨物損害丟失等情況，平台只能幫助貨主與司機協商。對於這種說法，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師事務所張冠榮律師指出，根據《民法典》，如果"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格式條款無效，因此認為貨拉拉平台利用格式條款免除自己的責任，涉嫌違法。

　　三、建築工人染疫後被公司擅自轉運，工人職業安全與健康無保障建築業方面，在上海疫情期間，有建築公司私自運轉懷疑受感染的工人 ，導致疫情傳播。染疫的工人被安置在不具備隔離條件的地點，其健康與衛生權利不受保障。

　　根據上觀新聞報道，2022年5月5日某建築公司負責人在明知有施工人員感受新冠病毒情況下，擅自將工地46個工人轉運到一間不具備隔離設施的酒店式公寓，結果令該公寓爆發感染，事後警方拘捕了三位負責人。

　　另外，在上海另一間建築公司亦出現懷疑將染疫工人私自轉離的情況。浦東公安分局近日調查一宗傳染病防治案，經查發現一間建築公司經理在得知，其負責的曹路地區一處工地有多名工人自測新冠結果為陽性後，不但沒有向衛生部門匯報，而是擅自把相關工人安置在工地內不具備隔離條件的臨時宿舍。在5月15日防疫部門發現工地異情後，馬上派人調查，結果發現工地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出現疫情傳播，最終涉事經理因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被浦東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四、青年就業形勢嚴峻，公務員、國企擴招，藍領工作缺乏吸引力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首次突破千萬大關，就業形勢嚴峻。中國勞工通訊本月初發布文章重點分析了青年就業的四個關注點，指出高校畢業生人數持續增加，推後就業嚴重，就業市場競爭愈發激烈，越來越多的畢業生投身靈活就業，青年就業成為長期問題。

　　據麥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畢業生擇業求穩心態加劇，近兩成應屆畢業生升學，本科生脫產備考公務員的比例五年翻番。2021屆待就業本科生除正在找工作之外，剩余半數都在準備公務員、事業單位招錄考試，相比2017屆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為緩解就業壓力，2022年公務員體系擴招近萬名應屆生，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與地方各級機關共計劃招錄11.6萬名應屆生，這是連續第三年公務員面向應屆生擴招。此外，國企也對高校畢業生擴招。國務院國資委召開國資央企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專題部署視頻會，要求今年國資國企招收高校畢業生人數要在去年基礎上有更大增幅。財新了解到，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正調整招聘計劃，也有多名央企人士表示，擴招存在壓力。值得注意的是，校招一般分春招和秋招。此次額外增加6月的國企集中夏季招聘頗為罕見。

　　白領工作的就業競爭相當激烈，另一方面，建築、物流等行業的工作則缺乏對年輕工人的吸引力。建築工人聯盟指，建築行業從業人員中，40歲以下工人比例下降至不足30%，30歲以下則不到10%，年齡“斷層” 現象嚴重。建築工人聯盟采訪了一些建築工人發現，工作條件艱苦、安全衛生環境隱憂、收入不穩定且有被欠薪的風險是年輕人不願從事建築工作的主要原因。在內蒙古，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建築業從業者更多集中在高齡農民工，其中30歲以下群體中從事建築、裝修的占15.0%，而50歲以上人群的占比則為42.7%。

　　貨車之家消息指，“70後”、“80後”成為貨運市場主力軍，而目前已有高達1000萬人的貨車司機缺口。貨車之家消息認為，長途貨運作業難度大、A2類駕照難以考取、貨車司機社會地位不高、勞動強度大、運價長期低迷導致收入下降、職業安全難以保障等因素，造成“90後”、“00後”不願意開貨車。

　　五、就業歧視橫行，入職體檢代檢泛濫

　　山東臨沂市蘭陵縣人民醫院近期一則招聘涉嫌就業歧視。蘭陵縣人民醫院招聘的“才藝護士”崗位要求，專科學歷年齡30周歲以下，本科學歷35周歲以下；身高162cm以上，體重指數（BMI）：18.5-24.9之間。

　　該招聘在網絡上引發熱議。蘭陵縣衛健局調查後，責令蘭陵縣人民醫院立即取消關於此次招聘中對人員身高、體重等條件的限制，對不合理的地方進行規範，修訂完善招聘簡章。蘭陵縣人民醫院其後修改了招聘條件，不再對應聘者的身高、體重提出要求，但保留了專科學歷要求30歲以下，本科學歷要求35歲以下，依然涉嫌年齡歧視。

　　在身高、年齡歧視以外，疾病歧視也是一種常見的就業歧視類別。盡管多條法律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應聘者，但部分企業仍以此篩選求職者。如法律明確規定，除了某些特殊崗位，禁止查乙肝五項，但不少企業仍然談“乙”色變，將乙肝病毒攜帶者拒之門外。疾病歧視橫行催生了入職體檢代檢。半月談調查發現，代檢中介價格從幾千到幾萬不等，甚至可以“保證一路綠燈”。某代檢中介客服稱，“我們都做了20來年了，每周都會接很多單，在武漢都做了成千上萬次代檢了。我們和各個醫院都很熟悉，即使是在指定醫院體檢，或有人事帶隊，我們也都能幫你體檢，百分之百保證代檢成功！”

　　七月勞工新聞整理：高溫天氣工人受害、新冠康覆者遭就業歧視、青年失業再創新高一、酷熱天氣下，工人成最大受害者，工會不能止步於慰問和送清涼近期，熱浪席卷全球，中國多區出現炎熱天氣和熱射病例（即極重度中暑）。浙江、江蘇、河南、陜西、四川等多地有工人因熱射病送院，一些工人搶救無效最終去世。7月5日，陜西省西安市56歲的建築工人王建祿因熱射病倒在了收工回家的路上，結果女兒發現，父親因為未簽勞動合同，難以認定勞動關系，無法認定為工傷，連去年近6萬元的工資也未結清；河南54歲洗碗女工韋巧連6月25日因重癥中暑入院，後因熱射病引發多器官衰竭，於7月7日死亡，但至今無法認定工傷。7月6日，浙江一名49歲的男工人在車間工作時突然昏倒，入院時體溫40.7℃，已經休克。最終搶救無效，於8日淩晨去世。

　　建築工地成為了高溫天氣重災區。據每日安全生產記錄，浙江湖州工地一女塔吊工人在60米塔吊上因為高溫中暑而昏迷，最終由消防員爬上塔吊營救，送往醫院；杭州有三位工人出現熱痙攣，甚至有工人因為中暑頭暈在5米作業架上跌落地面，造成多處骨折。另外，福建福州有塑料廠工人體溫升至42度，吐血500毫升，治療17天後才出院。

　　物流業同樣受酷熱天氣之苦，貨車之家消息指近期多名貨車司機中暑：廈蓉高速桂陽收費站出口，有重型掛車司機中暑暈倒在駕椅上；桂林象山一名大車駕駛員在高速公路因中暑半昏迷而急停在路上；重慶一送貨司機在接貨時暈倒在駕駛室內，最終搶救無效去世。

　　與此同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繼續按部就班發文件。在今年6月發出的這份《關於做好2022年職工防暑降溫工作的通知》中，全總要求各級工會要督促用人單位落實防暑降溫主體責任，並要求單位為職工提供防護用品、按規定發放高溫津貼、送清涼物資等。北京多個地方工會也宣傳自己為關愛工人而開展了”送清涼”等各項工作，例如大興區總工會指導當地環衛中心工會給工人派發防暑降溫包；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總工會向3000名建築工友派發物資；中建二局項目工會在工地設防暑降溫站，派發綠豆湯。不過，工會不應止步於由上而下的送清涼、派物資等慰問形式，而應在工作現場組織工人和工會會員舉報任何危害安全生產、違反勞動者權益的行為，防止高溫天氣下發生任何工傷工亡意外。

　　二、新冠康覆者遭遇就業歧視，招工要求“歷史無陽”

　　7月12日，一篇題為《我躲在上海虹橋的衛生間，不知道去哪？ 》的文章講述了一位露宿火車站的外來務工者阿芬的故事，揭開了上海市疫情平穩下來後，出現了招工時拒絕感染過新冠肺炎工人的現象。這種歧視導致阿芬這類康覆後的外地工人因為失業而流離失所，只能寄居鄰近洗手間的火車站。勞務中介和企業招聘時創立新詞“歷史無陽”，即要求應征者以往不能感染新冠肺炎，即便康覆患者並沒有傳染風險。

　　國務院和上海市接連發聲，再三要求不得歧視新冠肺炎康覆者，但招工歧視現象仍然存在。觀察者網調查發現，工廠管理方怕工人覆陽導致停工，因此不要感染過病毒的工人。政府明令不得就業歧視，工廠和中介就以其他理由拒絕工人。觀察者網提及醫學專家的意見，指覆陽患者體內的病毒一般來說是“死病毒”，實際上已經沒有毒力，基本不具備感染性。

　　對新冠患者的就業歧視除了反映部分企業對病毒的無知，也令人看到上海疫情給工廠帶來的經營壓力。

　　三、青年失業率連續三個月創新高，考公務員成熱潮，事業編制學歷內卷全國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在今年4月創下歷史新高後繼續上升，6月失業率升至19.3%。根據季節性規律，該數據的年度峰值往往出現在高校畢業季（7月），青年失業的情況極有可能繼續惡化。在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上海，第二季度城鎮調查整體失業率達到12.5%，遠高於其他地區，由此推斷，上海青年群體的失業情況也極有可能嚴重過全國水平。

　　與失業率一同走高的，是高校生參加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考試（俗稱“國考”）的人數。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從2019年起持續上升，今年首次突破200萬大關，達到212.3萬人次。根據國家公務員局公開文件，今年計劃招錄3.12萬人，報錄比為68:1。上世紀八十年代年輕人熱衷於“下海”，即不依靠體制內的工作，而最新的熱潮則是年輕人在經濟趨緩的形勢下熱衷考公務員，以求“上岸”回到體制內的“鐵飯碗”。

　　年輕人對體制內工作的狂熱更體現在高學歷畢業生大量湧入基層公務員職位上。例如，澎湃新聞報道，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一次性引進24名知名大學畢業生，其中有4名博士、19名碩士，而這些年輕人應聘的主要是基層工作崗位。廣東省陸豐市則對正高級職稱專業技術人才給予的各類補貼合共150萬元。這些基層崗位雖然在三四線城市，但配套了相當豐厚的補貼政策，涵蓋了生活補貼、安家費、買房補貼等等，越發引得考公路上求穩定的年輕人趨之若鶩。崗位之所以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是因為越來越多人看重事業編制的穩定。

　　四、貨運行業：平台被約談、出現詐騙案件；司機收入壓力大七月初，政府交通運輸部約談四家貨運平台公司（貨拉拉、滿幫、快狗打車、滴滴貨運），要求平台公司整改壓價競爭、多重收費行為，向社會公開抽成比例或會員費上限，並消除超載超限、違規載客、運輸違禁品等安全隱患。根據報道，司機指平台除了收取會員費，每單還收取信息服務費，一些“超值訂單”在正常抽成11%的情況下，還要再次向司機額外抽成9%，訂單費用甚至可能兜不住成本。

　　貨運平台也出現針對司機的詐騙案件。其中一種典型操作是騙子在貨運平台上，假扮司機拿下這單貨。然後再假扮貨主在平台上發貨，尋找真正的司機來運輸。在貨物到達目的地後，騙子會以司機的身份直接聯絡貨主要求付運費，而實際運貨的司機不但白跑一趟，還要損失油費、過路費。公眾號“貨車之家”建議貨運平台在賬號注冊監管上應更加嚴格，提高騙子行騙的難度和成本。

　　《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指出，疫情下貨車市場供過於求，加上車貸、油費上漲、平台收費等壓力，許多貨車司機工作壓力大。根據貨車之家消息，今年四月尾，一位貨車司機突發腦溢血，其妹妹表示這位司機有兩個孩子、老父親身體也不太好，本身生活壓力就很大，自從買了車以後，“他晚上要熬夜工作，每個月也要還一萬多貸款”。這位司機目前仍昏迷，每天醫藥費一萬多，需要賣車醫病。

　　五、受經濟影響公務員降薪

　　財新傳媒於6月29日發布“沿海多地出現公務員降薪”一文（隨後被刪除），列舉多地公務員降薪的幅度及類型：

　　深圳一位科級幹部的收入縮減超過20%，往年如果算上各類獎金補貼，其年薪可達37萬；江蘇蘇南地區一副科級幹部降薪幅度為25%，到手的錢少了約10萬元；寧波一鄉鎮基層科員的獎金被砍了四成，盡管每月基本工資加了兩千，但收入總體下降約1/3……除了公務員，此次降薪潮同樣波及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各類公職人員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據媒體報道，三甲醫院、教育局都出現了資金緊張的情況，昭通市精神衛生中心甚至以剝奪員工晉升資格為要挾，強迫醫生退回過去2015至2019年五年間的夜班費和績效工資，當地衛健委要求追回的金額合共1000多萬元。遼寧丹東振安區醫院已經連續數月沒有發工資，該區衛健局相關負責人回應稱，受疫情影響，醫院效益不好。

　　工資福利縮水之余，公務員的鐵飯碗也不再是工作輕松的代名詞。端傳媒的一位受訪者表示，本職工作之外，習近平思想學習、黨建工作變得越來越重要、占據了越來越多時間。反覆的疫情也將大量的公職人員吸納進了防疫工作，“站在小區門核對出入證、健康碼、信息登記表以對進出樓棟的居民進行嚴格管控；協助基層處理突發情況”都成了不少公務員近年來新增的工作。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智傾向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樸素的歧視觀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入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這個曾被字典用作示例的句子，今天讀來卻會產生某種不可名狀的諷刺感，因為時移世易，這三種去向早已代表了三個截然不同的“前途”：躋身社會精英、成為小鎮青年與淪為“差學生的標配”。當三種前途之間的差距已經被內化為根深蒂固的直覺時，這種諷刺感也就難以用理性解釋、而只能憑直覺言說了。

　　職業、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連同職業所代表的階層可以被分為三六九等，這在當今是直覺深處的共識；當我們說起“不應歧視某某群體”“某某類人同樣值得尊重”時，恰恰反映了歧視和不尊重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否則這兩句話也不會具有進步意義了。

　　這些對職業、階層、社會地位的評價還時常與對個人素質、能力、努力程度的判斷聯系在一起：成為中小學教師並不需要多少學科前沿的專業知識，而教學的經驗和方法往往更加重要，一名頂尖綜合性大學的學生可能擁有更多專業知識，對教育的了解卻可能不如師範院校的學生。但那些名牌中小學在招聘新教師時卻總是偏好前者。某些學校大肆炫耀招聘了多少清華北大畢業生教師的邏輯，便潛藏著一種歧視：這些學校更認同身處頂尖大學所反映的“個人素質”，這種偏好甚至壓過了崗位的實際需求，顯然是非理性的。

　　如果說開頭的引用只是會觸發某些潛意識中暗藏的歧視情結，那麽如下論斷不僅更隨處可見，其中的邏輯謬誤也遠遠超出了潛意識：

　　“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

　　“（某一群體的）現狀糟糕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努力改變現狀。”

　　“某某事業有成，肯定是因為Ta比常人付出了更多努力，因此Ta的財富和地位都是應得的。”

　　“奮鬥是福報；只有努力奮鬥才能獲得成功。”

　　“沒有成功是因為你付出的還不夠多，付出不夠何談回報。”

　　但實際上，個人的努力奮鬥是實現個人成就的諸多因素之一，這一因素之外諸如家庭、教育、群體或階層的狀況等都影響著個人的發展——付出同等努力的人並非總是同等成功，同等成功的人也並非總是付出過同等的努力。上述種種論斷的謬誤之處，正是將個人的付出、努力、奮鬥視作影響個人境況的唯一因素，甚至用作批評那些境況不好的人“不夠努力”。

　　這些觀念背後共享著同一套理論基礎——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披著演化生物學的偽裝而來，將“生存鬥爭”“適者生存”等似是而非的自然規律強加於人類社會之上，認為在人類社會中被“淘汰”的人，都只是因為能力不足、無法適應社會環境，所以活該承受糟糕的境況。這種理論為大至19世紀的愛爾蘭大饑荒和納粹的種族滅絕，小至日常生活中對貧困、邊緣和少數族裔群體的歧視提供了辯護。

　　為什麽進化論這種看似“純生物學”的“科學理論”，卻被廣泛地應用在解釋社會問題上？這種應用合理嗎？為什麽這套看似科學的觀念卻時常引向對特定群體的歧視乃至迫害？正如上文引述的種種常見論斷，為什麽樸素的社達思想在中國語境下如此流行？

　　從“進化論”到社會達爾文主義

　　1836年10月2日，皇家海軍的軍艦“小獵犬”號在歷時五年的環球科考航行後終於駛回英國的港口，時年二十七歲的查爾斯·達爾文在大洋上也揮灑了五年青春、與世界各地的奇異物種為友。這次環球航行讓達爾文倍受啟發，也為他積累了豐富的研究素材，22年潛心於學術後，達爾文出版了日後家喻戶曉的《物種起源》，現代意義上的“進化論”第一次被系統性地提出並闡述。達爾文在此書中提出的觀點可以這樣概括：

　　1.倘若所有個體均能存活並生育，生物的生育能力總是足以使其總人口持續增長；2.然而觀察得知，一種生物的人口數量除去偶爾波動、總是保持大致穩定；3.食物等生物賴以生存的資源總是有限的、且保持相對穩定；4.因此可以推論，生物的個體間存在“生存鬥爭（Struggle for survival）”、即個體爭奪有限的資源而使一部分弱小的個體無法生存，這吻合2的觀察。

　　5.又因觀察得知，生物的個體與個體間存在很大的差異；6.大部分這樣的個體差異都可以被後代繼承；

　　7.結合4的推論，不適應環境的個體則更不易存活、後代更少；相反，更適應環境、在生存鬥爭中競爭力更強的個體更容易存活並生育更多後代、其適應環境的特性也將被更多個體繼承：這就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

　　8.上述的過程漸進發生，導致生物的部分人口日益更加適應環境，最終，這些適應性的改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就演化出了新的物種。

　　時至今日，我們已將“進化論”視作科學、權威的解釋，但其實當今的進化論早已經過了一代代科學家的補充和修正，而達爾文原本的許多論證或結論即便不是全然錯誤、也是十分粗糙的。但公眾缺乏對科學史的了解，往往將後世對進化論的補充視作達爾文原本學說的一部分，便時常產生這樣一種誤解：達爾文的理論是符合科學的金科玉律。

　　達爾文的著作發表後，在學術界很快引發轟動，英國學者赫伯特·斯賓塞首次以我們熟知的那句“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概括了達爾文的思想，加之受到孔德的實證社會學影響，斯賓塞把這種生物學的假說延伸到了社會上，認為社會範圍內的個人、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與國家與自然界相似，彼此間一樣進行著“生存鬥爭”，只有強大的個人、民族和國家才能通過“自然選擇”，甚至可以推論出“某些個人/群體/民族”就是劣等的、乃至於應當被淘汰掉的，這便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也是文章開頭所引述的種種樸素歧視觀的邏輯內核：倘若社會中的個人們也遵循自然選擇、進行著優勝劣汰的生存鬥爭，那麽強大與成功者自然值得仰慕，弱小與失敗者自然理應被淘汰。

　　但斯賓塞的理論充滿了謬誤：他並非生物學家或科學家，卻自信地認為自己關於社會理論有十足的科學基礎；他宣稱自己的理論是基於達爾文的學說，卻同樣繼承了達爾文反駁的拉馬克的另一套進化理論；他重覆著達爾文所說的生物對環境的“適應”，卻在解釋人類社會時簡單粗暴的“強大”偷換了內涵豐富的“適應”的概念。

　　可悲的是，縱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從發源的那一天起便在科學和邏輯上都站不住腳，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社會階級分化嚴峻的現實、世界範圍內強國欺淩弱國的殘酷鬥爭以及傳統觀念中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思想，都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行提供了溫床。有些學者或許出於純粹的學術目的發展著這種思想，但大肆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更多是別有用心之人，想借科學的名義為更露骨的剝削、霸權和歧視辯護。

　　馬爾薩斯的“幽靈”：並不純粹的科學

　　19世紀不僅是工業和科學革命的世紀，也時常被稱作經濟學的世紀。達爾文的理論並非“純粹”源自科學研究，也從古典經濟學那里受到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從環球航行中歸來後的第二年（1838年），達爾文閱讀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即便馬爾薩斯早在《物種起源》出版的二十多年前便離世了，達爾文的學說中卻時常徘徊著的馬爾薩斯的“幽靈”，社會達爾文主義很大程度上更是馬爾薩斯主義的某種變體——兩者都認為社會中激烈而殘酷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總有一部分人要在這種競爭中淘汰。

　　達爾文學說中“生存鬥爭”這一概念與馬爾薩斯對人類社會中人口變化規律的總結如出一轍。“物種在每一代都將產生‘人口過剩’”是達爾文和馬爾薩斯共同的前提：“生存鬥爭”預設了生物的繁衍總是超過了自然資源的限制，因而生物個體間要因爭奪資源而使一部分個體無法生存，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則預設了人口增長的速度總是超過生產力（糧食產量）增長，因而人口過剩會產生貧困等社會問題，並周期性地導致饑荒和戰爭以降低人口。

　　馬爾薩斯人口論被稱讚為“自然的經濟學”，而達爾文則接過了經濟學對社會的思考，以其解釋自然。在馬爾薩斯之外，達爾文同樣受到過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影響，而古典經濟學家們則從啟蒙哲學家處繼承了許多關於解釋社會的思想。從這個角度來說，達爾文的學說從一開始便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經驗的總結之上。

　　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稱的“科學基礎”也就不攻自破了。馬爾薩斯主義並沒有多少科學性可言，經達爾文借用其思想內核後，前者演變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披上了科學的外衣。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馬爾薩斯忽視了科學使生產力起飛的巨大潛力，而馬爾薩斯試圖以人口過剩解釋的貧困、饑荒和極端不平等等種種社會問題實質上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惡果。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流行同樣遠遠超出科學範疇，更與歷史背景和政治因素息息相關。嚴覆翻譯的《天演論》（即赫胥黎的演說《演化論與倫理學》）首次向中國人介紹了進化論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但嚴覆不僅刪掉了原作者的許多看法，更雜糅了斯賓塞等人的觀點，包括他自己基於晚清積貧積弱、受人欺淩的時局的種種思考。

　　中國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讓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當時的知識界與民間都獲得了巨大市場。對淪為“劣等民族”乃至被人類發展所淘汰的恐懼，讓“救亡圖存”“落後就要挨打”成為了流行的論調。其中的許多觀念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直覺中，日後許多關於中國人“國民性”“劣根性”的批判，則進一步讓這些觀念根深蒂固。

　　然而，晚清與民國初年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當時客觀上起到了鼓舞國人自強救國的積極意義，但這些觀念脫離了歷史背景後，積極的意義早已消退，留下的遺產反而更多是歧視和偏見了。在特殊歷史時期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給民族精神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如今最終卻又給我們套上了觀念的枷鎖。

　　我們如何反駁社會達爾文主義？

　　以道德和不義譴責社會達爾文主義固然符合其造成的種種惡果，但無法說服那些堅信所謂“優勝劣汰的競爭”“自然規律”高於良知的人。要扭轉生活中樸素的偏見觀念，必須要先反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深層邏輯；要反駁作為一種成體系的理論，則必須要揭露其用以掩蓋歧視的科學、理性的糖衣，尤其是是“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這四大被挪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演化生物學概念。

　　“適者生存”哪怕是在描述自然界一種生物不同個體間的競爭時，也並非一種規範陳述，而是一種基於經驗觀察的實證陳述；換言之，這一概念的含義並非“只有適應了環境的個體才能/應該生存”，而是“（觀察得知）生存下來的個體往往是適應了環境的”。在人類社會中，認為“未能適應社會的個體無法生存（如在市場競爭中窮困潦倒的人、被主流所排擠的邊緣群體）”便是對“適者生存”這一命題完全顛倒的解讀。

　　同時，“適應”的概念在人類社會中的內涵十分豐富：許多底薪職業同樣是社會中不可或缺的，那麽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從事這些職業、卻滿足了社會需求的人同樣算是“適應”了社會，那麽為什麽這些階層的生存權——具體體現為能夠享用的社會資源（如醫療等）——卻實際上遠遠比不過從事高薪職業的人呢？

　　“優勝劣汰”與“適者生存”經歷了同樣的顛倒，更重要的是它將“適應”偷換成了強與弱、優與劣的對比，把內涵豐富的“適應”某種環境變成了冷酷無情的力量對比。然而，“勝”與“汰”暗示了存在某種先於競爭的裁判機制，這種裁判機制本就不是中立超然的，而是由社會現存的支配階級和既得利益群體所打造並維護的，這種從建立之初便蘊含不平等的裁判機制只會人為地將馬太效應再生產：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而“優勝劣汰”的理論則讓本就居於支配地位的前者順理成章地搶走後者的“最後一片面包”。

　　“生存競爭”的概念從馬爾薩斯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化用，就需要以理論的武器反駁。恩格斯指出馬爾薩斯忽視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人總是能生產出比維持自己生存所需更多的產品，“否則就沒有後代會被養育了”；馬克思則認為“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人的能動性總是能改造自然、突破自然資源對人口的限制的，正如人類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一言概之，無法直接從演化生物學中挪用“生存競爭”的概念到人類社會的原因在於，除人以外的生物無法改造自然，因而環境承載力正如達爾文假設的那樣是相對穩定的，但人類可以。即便從馬爾薩斯生活的時代至今世界人口已經翻了七倍，他所預測的災難卻從未在世界範圍內發生過。

　　“自然選擇”在生物演化過程種確有其事的前提是“生存競爭”成立，但在人類社會中，後者已經是值得懷疑的了。更大的邏輯漏洞在於，倘若自然選擇成立，再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確信的“個人努力決定個人成就”的信條，那麽那些社會精英的祖先，應當在人類社會誕生之初就已經是精英了，而底層的祖先也應當一直是底層人了，畢竟自然選擇意味著那些更能適應環境的個體將把自己優勢的特性一代代延續下去。

　　然而，“富不過三代”“改變命運逆襲”的經歷在我們的周遭比比皆是，把家產揮霍一空的紈絝子弟真的繼承了其父母輩的“奮鬥基因”嗎？要麽自然選擇不成立，要麽個人成就與所謂努力奮鬥無關，要麽兩者皆是。

　　至於本文開頭所引述的生活中的樸素歧視觀，最好的反駁是訴諸人人皆有的普遍經驗，認清個人的成就、財富與社會地位都與個人努力奮鬥之外的無數因素相關。執意用似是而非的“科學”“規律”解釋這種殘酷社會現實、依舊譴責窮人與邊緣群體“活該”的人，倘若不是還未思考這些現實，或是其思辨能力不足以看清個中邏輯，便很有可能是在尋覓一套意識形態的糖衣來粉飾自身的特權了。

　　不過，倘若網絡上遇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明顯並不屬於特權階級，對社會現實有著不少認識，卻又口口聲聲說著“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不妨反問一句：“你怎麽還沒被自然選擇淘汰掉？”

對社會爭議的看法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前些天，我和一位記者朋友討論了包括美國政治在內的一些熱點問題。討論中我提到，美國共和黨及保守派人士的許多觀點及立場是完全錯誤的，但還有很多人是非不分支持他們，包括一些中國自由派人士也是特朗普等充滿謊言者的擁躉，我對此感到憤怒和不解。這位朋友並不讚同我的觀點，他認為“他們也代表了一種利益群體，代表了一種思維傾向，他們的存在可以提醒另一方的不足和狹隘之處。雙方爭論才能達成更清醒的認識”。

　　我認為這的確有些道理，例如社會的確需要多元聲音、政壇也應有代表不同群體的多種力量。但是根本上來說，這種觀念模糊了是非黑白、混淆了正確與錯誤。因此我說“一加一等於二也要爭論嗎？”這位朋友說，“一加一等於二就這麽簡單嗎？如果這麽簡單，為什麽那麽多頂尖的數學家需要去論證一加一等於二？”

　　我覺得“對一加一等於二是否應該質疑/爭論”的確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因為許多問題在本質上和“一加一是否等於二”、“是否應該質疑一加一等於二”是完全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討論清楚這個問題，也就可以明白其他類似問題的本質及如何解答了。

　　“一加一等於二”，是幾乎每個人自幼童時期就已經學習到的數學定理，並潛移默化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一加一等於二”是定理更是公理，在人類社會乃至宇宙自然中處處可以證明和體現。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加起來是兩個人，吃完一碗米飯再添一碗一共是兩碗米飯，一套夏裝一套冬裝顯然是兩套衣服……“一加一等於二”無處不在。而我們上學和工作中需要計算數學題時，“一加一等於二”更是包含在幾乎每道代數題中。

　　而正是由於“一加一等於二”屬於自然公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數學運算中不可或缺，所以除特殊情形外，不需要再重新討論和證明，而是當成鐵板釘釘的事實、無可爭辯的真理並加以應用。例如，在做數學題時，你各種計算中包含著無數“一加一等於二”的運算，但是你並不需要把這些運算拆解成巨量的“一加一”一一計算（例如50+60，你不需要拆分成109個“一加一”一一相加）。同樣，在各種證明題中，你也不需要證明“一加一為什麽等於二”，而是直接默認“一加一等於二是正確的”並基於此推導出所需證明的命題。

　　即便“一加一等於二”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還是有人可能會出於各種原因去質疑它，包括數學目的、哲學目的、利益目的，以及純粹出於“質疑一切、探究一切”乃至擡杠的目的去質疑。

　　當然，從理論上講，人們是有權去質疑世間萬事萬物的，“一加一等於二”也不例外。但是，這不代表這樣的質疑都合情、合理、必要。相反，大多數類似的質疑是無用的無效的，甚至有些質疑會對“一加一等於二”這個基本事實產生幹擾和破壞。

　　例如，一個質疑者說“一加一並不等於二”，卻拿不出任何理據，但仍然在各種場合宣揚“一加一不等於二”，並對認為“一加一等於二”的人無腦謾罵；另一個質疑者說“一加一等於三”，然後給出一堆公式“證明”，但這些公式邏輯錯誤、前後矛盾，根本不能真的像其說的那樣能證明“一加一等於三”；有人說“一加一等於二是數學家為自己利益/專業壟斷而編織的謊言”，但“證據”卻是各種毫無真實依據的陰謀論；還有人說“一加一不等於三但也不一定等於二，所以我保持中立，不偏袒不迷信任何一方”，並且將堅持認為“一加一等於二”的人打成“固執”、“有偏見”、“偏執狂”……這些“質疑”都不是真正有理有據的質疑，而是騷擾、撒謊、潑污、攪渾水。

　　而對“一加一等於二”真正嚴肅的、有價值的、值得重視的質疑，則是在尊重自然界客觀實在、承認數學基本定理和法則的基礎上，邏輯嚴密、論點清晰、論據充分的進行質疑，既在邏輯上得出“一加一不等於/不一定等於二”的結論，又在現實應用中證實結論紮實可靠。同樣，主張“一加一等於二”的人也要如此證明其結論，即便結論看起來是明確的。而如果通過這樣的質疑過程，最終得出“一加一的確等於二”的結論、否定了自己“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假想，那就應該承認這個事實，尊重科學檢驗的結果，而不能撒潑耍賴，不承認不利於自己的結論，或者以“因為各種條件限制，所以結論未定”來變相否定“一加一等於二”的結論。

　　還有些質疑者，雖然看似承認已做過的“一加一等於二”的論證結論，但他們並不認為這個結論是普適的（或者內心還是否定這個結論，或者明知事實但還是拒絕真正承認反而想辦法破壞結論的應用）。他們會要求你每次運用到“一加一等於二”時都重新做一遍完整的證明。這就相當於你每次做數學計算題時，不僅要將各種代數運算都拆解為“一加一”的形式，還要你每次都將論證“一加一等於二”的過程重述一遍。如果你以這樣做麻煩、不必要為由，拒絕拆解運算、不再重述論證過程，他們就會攻擊你“沒證據”、“想當然”、“信口開河”、“編造謊言”、“不尊重科學（這個說法從這些人嘴里出來挺諷刺的）”……然後既否定“一加一等於二”這個公理，又否定你想基於“一加一等於二”而推理出的其他結論。再然後，還要對你進行人身攻擊，否定你的道德和專業能力。將你擊倒後，他們也就能夠順利的宣揚“一加一不等於二”的謬論了。

　　“一加一等於二”並不只是“一加一等於二”，以上的假設、分析和論證，都是來源於與爭議“一加一是否等於二”高度相似的議題及相關事件中。我在關於“一加一等於二”問題上說這麽多，當然也是為了比喻相同類型的爭議問題。而與“一加一等於二”及衍生的爭議高度相似的議題有很多，主要集中在科學領域，如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無神論問題。無論是這些問題本身的性質，還是各種質疑者的言行（尤其態度、話術），以及現實影響，都與上述關於“一加一等於二”爭議的那些特點高度一致。

　　轉基因問題

　　轉基因問題（主要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一直是中國輿論場激烈爭議的話題之一，且雙方在爭議中往往都頗為激動，尤其反轉基因一方更加感性沖動，動輒攻擊支持轉基因者“漢奸”、“投毒”，侮辱謾罵不絕於耳。

　　轉基因問題既是科學問題（轉基因作物研發和種植可行性問題、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收益分配等問題）。在社會問題方面，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推廣確實存在必要的爭議，例如如何避免大企業壟斷、保護小農權益等，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但在中國，主要爭議的卻是轉基因的科學問題，尤其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問題。

　　但其實，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是不需要擔心的。或者說，不需要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有超出對一般食品安全擔心程度的憂慮，更不需要對“轉基因”這一特性有額外的擔憂。早在上世紀90年代，轉基因作物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國大規模種植和商品化生產，並供人們購買和食用。迄今為止，並未發生任何一起因轉基因技術本身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幾十年來世界上已有至少數億人食用了轉基因食品，但沒有人因此生病、死亡，更沒有人因此發生身體變異、生下與轉基因相關的患病兒童。而在常規的食品安全方面，轉基因食品也沒有比非轉基因食品有更多的問題和隱患。相反，由於轉基因作物的基因結構等借助了現代科技的改良，其營養性和安全性反而好於傳統非轉基因作物。

　　在投入種植和食用之前，轉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發，也都有非常嚴謹覆雜的流程，研發過程中就會考慮食品安全問題並進行相關研究和實驗。經過數十年的相關研究和實驗，並沒有發現轉基因食品相對非轉基因食品有任何特異的安全隱患，也沒有發現轉基因技術本身會對轉基因食品食用者產生任何危害。

　　因此，無論從實踐和結果上，還是從理論和邏輯上，轉基因食品都不存在安全問題，或者準確說不存在相比非轉基因食品有更多的、特異的安全問題。除了這些，從基本常識也可明白，植物基因和動物基因是兩個系統（當然不同動物之間的基因也是兩個系統），對植物轉基因並不會導致食用植物的人的基因也發生畸變。按照反轉基因者“食用什麽基因人身體的基因就會被改變為什麽”的邏輯，那非轉基因食品也會影響人體，例如人吃了桃子，人身上就產生了桃子的基因，甚至人變成桃子。這豈不是荒唐嗎？如果認為這樣是荒唐，那為什麽又相信吃了帶有轉基因技術改造的食品會導致人體基因改變呢？

　　而且，如果說因為中國存在各種信息不透明、食品安全問題頻發，所以難以信任轉基因食品安全，還算一個理由。但美國和西歐等國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各種法規和監管體系完善，還有強大的媒體輿論監督，這種環境下可能隱瞞轉基因的危害及轉基因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嗎？如果有人因食用轉基因食品致病、致死，一定會有相關的舉發、曝光。可這些國家迄今沒有任何一起因轉基因技術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任何正規媒體都沒有轉基因致病的報道。而中國雖然信息不透明，但使用的轉基因技術與歐美本質相同，同樣不會有安全問題。即便出現安全問題，也是和非轉基因食物一樣的安全問題（例如轉基因大豆長期存放在潮濕和高溫環境下會腐爛，人吃了拉肚子，但非轉基因大豆放在同樣環境下照樣會壞，壞了之後吃照樣拉肚子），而不是轉基因技術導致的問題。

　　這些事實都真實明確，道理也簡單易懂。所以，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的這個結論，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已被充分證實，本應成為定理和共識，並根據這樣的結論來推行相關政策，推動轉基因技術的普及應用、轉基因食品的生產消費。

　　但即便面對這樣明確的事實，中國卻仍然有非常龐大的反轉基因群體，從高級學者到普通市民農民皆有。而他們的質疑，有些是缺乏科學常識的錯誤判斷，如人吃了轉基因食品就會導致人身體基因改變、還遺傳孩子生下畸形兒；有些是陰謀論式的陰暗揣測，如推廣轉基因是美國摧毀中國農業、消滅中國人的陰謀；有些是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的無邏輯推論甚至故意構陷，例如將西方反大型轉基因公司壟斷市場的抗議活動，當成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本身，利用一些采訪技巧和話術改變被采訪者原意……總之沒有任何一項基於科學和理性的質疑。

　　當力挺轉基因食品者據理力爭時，這些反轉者的表現就和否定“一加一等於二”者相當類似了。當你支持轉基因，就給你扣帽子，例如“美國走狗”、“出賣中國農民和破壞糧食安全的漢奸”、“轉基因利益集團的掮客”等，不管事實本身而是人身攻擊。即便那些願意論辯的，也並不在科學的框架內與你討論，而是用偽科學乃至宗教迷信言論來反駁你，雙方根本不在一個頻道。即便有的承認你說的既定事實和科學結論，他們還可以訴諸“不可知論”，如“現在吃轉基因食品沒問題不代表以後沒問題，你沒問題不代表你孩子沒問題（當然孩子沒問題他們還可以說你孩子的孩子不一定沒問題）”、“有些危害現有的科學技術檢測不到”等，利用科學工具的局限性來否定科學邏輯的普適全能性，以“證明”“無法確定轉基因食品無害”。還有的則說“不反對轉基因技術只是反對轉基因食品”、“不反對轉基因食品但是反對給兒童食用”，但本質上還是反轉基因。他們除了這些還有一招，就是幹脆完全無視你的解釋，在自己反轉基因圈子的回音壁內自說自話。

　　反轉基因者的這些觀點、話術，都無法從科學角度和事實層面否定“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這一事實，但卻對許多缺乏科學常識和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頗有迷惑性，而中國國民從官員學者到市民村民，普遍都缺乏科學素養，所以眾多國民被這些反轉人士拉入反轉陣營中，使得沒有任何科學和事實依據的反轉基因派聲勢旺盛，壓倒了基於事實且論據紮實的挺轉基因力量。如“一加一等於二”般無須質疑的事實，就這樣被硬拗成了“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巨大謬誤。

　　此外還有一個具爭議的“轉基因標識問題”。一些反轉基因或對轉基因食品安全存在疑慮的人，或者對轉基因安全無擔憂、純粹認為消費者應有知情權的人，主張將轉基因食品加上“轉基因”的標識，用來和非轉基因食品進行區分。這似乎無可厚非，還保障了消費者的知情權。但其實，這種標識本身就帶有一種對轉基因食品的歧視色彩。據前所述，轉基因食品相對非轉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沒有疑問，也不會給人體帶來特異的影響。專門為轉基因食品貼上標識，容易導致不明真相的消費者抵觸，下意識回避轉基因食品，不利於轉基因食品的推廣和銷售。

　　在反轉基因者的種種破壞下，中國的轉基因技術發展和轉基因作物的推廣進展緩慢，這對中國農產品的產量質量、國際競爭力及中國農業安全都非常不利，直接間接損失無可估量。而美國、巴西等農業大國則在轉基因技術的加持下，農產品產量質量節節高，相對中國的農業比較優勢越來越大。反轉基因者口口聲聲說推廣和支持轉基因者代表外國勢力坑害中國和中國農民，現實卻是反轉者的行為讓中國及中國農民在國際農產品競爭中大敗虧輸，損害了國家安全和國民利益。

　　氣候變化問題

　　氣候變化問題，準確說是人為導致的全球暖化等氣候災變性異常問題，是最近數十年國際社會一直在關注和試圖解決的極重大問題。

　　關於氣候變化的概況，我直接節選自己另一篇文章《氣候變化下的中國與國人》中部分章節內容以概括：

　　關於氣候變化，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下面這段話即來自曾獲13項普利策獎的《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和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幹旱地區更加幹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台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以氣候變暖為主流的全球氣候變化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制氣候變暖，就必須限制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制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系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系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而自從國際社會尤其發達國家發覺並證明了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後，就開始了阻止或延緩氣候變暖、預防各種相關災害的呼籲和行動。最近二十年，面對氣溫升高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具體危害如洪災發生頻率和強度大增等嚴峻現實，世界各國及國際機構強化了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和宣講，也在加緊實際行動。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主要國際機構都積極投入相關宣傳和行動，如聯合國和世行官網的醒目位置均有對氣候問題及相關議程的介紹。而美國、歐盟、中國、印度等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政府也都承認氣候危機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關承諾。而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BBC等各大媒體也都連篇累牘的對氣候問題進行報道，從文字論述到視像記錄應有盡有。可以說，關於氣候變暖及其已造成/將造成的危害，都有極為充分和完整的證據證實，並得到了所有具權威性組織機構的認可。

　　但即便面對這些研究結論和世界現實，仍然出現了廣泛流傳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並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大量民眾的認同與附和。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制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

　　其實，這些質疑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如各大媒體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板塊就有對氣候變化議題中各種謠言的辟謠、事實說明。不僅媒體，各國專家學者及相關學術刊物，都有對“全球暖化否定說”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但這仍然不能改變大多數否認氣候變暖者的立場。相對於政府機構、科學工作者、主流媒體，他們更相信來自網絡上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而這些謠言和陰謀論大多來自反建制主義者、宗教保守勢力、會因治理氣候危機而利益受損的各種利益集團等。

　　相對於西方國家持“全球暖化否定說”的群體主要受宗教影響，中國否定氣候變暖的人群大多是出於愚昧、逆反、利益等因素。中國的社會環境、教育環境的宗教因素影響較小，但不代表國人科學素養很高。相反，由於中國缺乏系統性、啟蒙性的公民教育、科學教育、通識教育，中國公民科學文化素養很低，而年齡較大的中老年人尤甚。即便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學者，也缺乏起碼的科學和邏輯常識，在氣候問題上持錯誤的觀點和立場，或者起碼未能意識到氣候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持“全球暖化否定說”的群體，相當一部分同時也是“氣候變化陰謀論”的擁躉。這些人認為氣候變化議題是西方國家試圖打壓中國經濟發展、遏制中國崛起的工具（恰巧，西方國家尤其美國也有類似群體，只不過他們的觀點是“中國利用氣候議題試圖遏制西方/美國發展”）。他們對西方提出的需中國參與的“減碳”計劃義憤填膺，並不考慮美歐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氣候危機對人類將造成且已造成多麽巨大的傷害，而是執著於與西方在減碳問題上討價還價，似乎誰多排碳誰就占便宜。

　　對於“公知”柴靜等人提出的中國應負起更大減排責任的建議，這些陰謀論者拼命攻擊謾罵。雖然具體說來，柴靜等人的觀點和立場確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她強調的氣候變暖導致的人類面臨生存危機的大前提，是沒有錯的、得到世界上幾乎所有相關科學家認可的。而這些陰謀論者大多雖然承認氣候危機，但往往輕視、淡化嚴重性（如果他們意識到將導致人類面臨極大災難，那也不太會如此立場了），而強調“減碳”對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和對中國相對於歐美崛起的影響。

　　這些陰謀論者經常使用“氣候變暖是自然而非人為”、“氣候不是在變暖而是在變冷”等前述的錯誤論點論據，來破壞正常的氣候問題討論、阻止已被科學界公認需推行的氣候議程。對於這些已被證偽的說法，這些陰謀論者往往要求反駁他們的人重新進行證明、推演，而拒絕相信此前已經證實的結論。他們的行為，就相當於要求將已經是蓋棺論定的“一加一等於二”一次次的再行推演。面對“一加一等於二”結論一樣明晰，但解釋起來比“一加一等於二”更覆雜的氣候問題，每次解釋都需要付出很大心血與汗水。而且，即便回應了他們的質疑、重新進行了推演，他們往往還是以“這是科學家/主流媒體/深層政府的陰謀”來否定被證明出的“氣候的確在暖化且是人為造成”的結論，將如“一加一等於二”這般清晰的事實套上“利益集團操縱”這樣的陰謀論外衣加以否定。

　　其實，這些人真正應該關注的，是“氣候正義”問題。即在氣候變化危機及防治氣候危機過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護那些最受氣候危機及防治措施沖擊的人群，如何避免或者弱化因氣候危機及防治措施導致的貧富差距拉大、各國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等問題。甚至，如果我們能夠在“氣候正義”問題上付出足夠多努力，尤其發達國家和社會上層付出更多代價，那我們有可能在防治氣候危機過程中構建一個比現在更加公平正義、團結博愛的人類社會。這才是那些擔憂防治氣候危機會影響經濟民生的人所應關心和參與的。但可惜的是，他們往往不會參與到“氣候正義”的議程，甚至將推動“氣候正義”的相關措施當成所謂“深層政府”控制世界的陰謀。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乃至世界各處，持陰謀論觀點、否認或淡化氣候問題的群體的廣泛存在，都對全球氣候問題的防治起到非常負面的影響。那些承認氣候問題但不認為足夠嚴重、將本國經濟就業民生等議題重要性放在共同防治氣候問題之上的，顯然不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說到底還是輕視了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對許多國人而言，即便河南、山西、江南發生千年一遇的洪災，他們仍然沒能將之與氣候變化聯系在一起。這既是中國的統治集團有意淡化氣候問題、避談洪災背後的氣候問題所致，也是中國公民素質科學素養低下造成。氣候問題其實就是相對覆雜的“一加一等於二”，已經被如“一加一等於二”的鋼鐵結論般充分證實，可還是有極大數量的人群拒絕承認氣候問題上的“一加一等於二”，並通過各種話術、手段來幹擾這個顯而易見的結論。

　　如果“氣候變暖在加劇，且是人為造成”這一與“一加一等於二”一般無可質疑的結論不能被廣泛理解接受，無法就此做出妥善的應對和付出相應的代價，那人類將在種種嚴酷的氣候災害及衍生問題中走向滅亡。

　　疫苗問題

　　關於疫苗問題，我此前也寫過一篇文章，即《疫苗爭議之殤》，對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問題有詳細討論，並提及了可統稱為“反疫苗人士”的相關動機、理由，以及我對這些人動機和理由的駁斥。因文章內容很長，我就不再覆制粘貼於此了。

　　在文中，我已經詳細分析了疫苗問題的方方面面，並且表明了我的立場。那麽，疫苗問題與“一加一等於二”又有怎樣的相通之處呢？

　　如文中所述，在正常情況下，接種疫苗而非拒絕接種，是相對最好的選擇。疫苗雖然會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副作用是有限的、可知的、損害性低於未接種疫苗可能導致的病痛的。而對於疫苗可能導致的未知的危害，從科學層面一般是否定的。對疫苗的安全性而言，除非通過科學方式驗出其存在某種毒副作用，否則會默認為其不存在那種毒副作用，而不是認可“可能存在某種毒副作用”。

　　而疫苗陰謀論者/反疫苗者則往往認為，如果科學不能確定疫苗一定不會產生某種毒副作用，那就不能排除存在這種毒副作用的可能性，並將各種接種疫苗者“偶合”發生的病癥歸咎於疫苗，依此主張人們應普遍拒絕/暫緩接種疫苗。這與質疑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樣，是一種詭辯，與一般性規律相違背，也不符合合理評估事物安全性的現實做法。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只能根據科學研究（包括邏輯推論和實證研究）來“假定”某類物品安全無害，而不可能“預知”這類物品中每一件都安全無害。這也是我們對待各種事物最接近真相且最現實的評斷方式。不僅對疫苗的安全性如此判別，對其他各種醫藥制品毒副作用的判別也是如此。否則，一切未“開封”事物的性質及利害都是“不可知”，那也就沒有是非對錯、無法判斷利弊得失了。

　　“一加一等於二”同樣是建立於一般認知和合理假設，並推及所有運算。我們不能說因為某個運算還未進行，所以“一加一等於二”在那里就失效了。除非我們得到充分的證據、開拓出運算的新領域，證實“一加一不等於/不一定等於二”，否則“一加一等於二”仍然可以衡量一切已進行和未進行、已知和未知的運算。同理，在未發現疫苗的確存在某種毒副作用之前，我們當然要視疫苗為安全的/未有某種未知隱患的。只有基於這樣的立場對待疫苗的研發與接種，才能最大限度改善公共衛生環境、保障從自身到全人類的安全與健康。相反，如果因為不必要的擔憂而陷入“疫苗猶豫”，不僅危及其個人的生命安全與健康，還會對他人及公共衛生秩序造成損害。

　　中醫問題

　　中醫問題，或者準確說是中醫中藥的療效及存廢問題，又是一個經常引起對立雙方激烈爭議的焦點問題。而且，一個人在中醫問題上的立場，往往與其在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上的立場高度捆綁。不過具體說來，一個人對中醫可信度的看法與其在轉基因食品和疫苗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基本是正相反的。對中醫中藥的療效及安全性非常信任的，恰恰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疫苗“有毒”。

　　這樣的覆雜立場乍一看令人困惑。其實細究起來不難理解。篤信中醫中藥的，往往伴隨著對現代醫療（即他們聲稱的“西醫”）乃至整個現代科學及科技成果的不信任和抵觸。而與現代醫療同屬現代科學成果的轉基因技術、疫苗技術，自然也在他們排斥、懷疑之列。

　　中醫支持者普遍認為，中醫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有著“西醫”無法替代的功效。他們還聲稱反中醫者是出於打擊中國傳統醫學和傳統文化、西醫是西方的技術和文化入侵等。至於中醫中藥的療效，他們更多訴諸於類似宗教的“心誠則靈”方式回答。面對要求驗證中醫中藥療效的質疑，他們則聲稱中醫中藥與“西醫”不是一個醫療系統，可驗證“西醫”的“雙盲實驗”“不能”驗證中醫中藥的效果。這顯然是反科學反邏輯的說辭。

　　而療效缺乏科學驗證的中醫學，之所以得到眾多國人乃至部分海外華人支持，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1.出於狹隘的民族自豪感，將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舊時學說一概視為珍寶，不加揚棄的褒揚；2.一些知識貧乏、缺乏科學素養者對現代醫療缺乏信任乃至恐懼，轉而尋求傳統醫學或“替代療法”；3.許多經濟拮據乃至非常貧困的病患及家庭，面對現代醫療體系需支付的巨額費用，不得不選擇相對便宜的中醫中藥。4.關於中醫中藥，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中醫中藥產業養活了許多人，這些利益集團當然要讚揚中醫中藥的療效；5.統治集團因領導人的反智，以及更普遍的出於現實維穩、節約醫保開支等考慮，有意扶植醫藥成本低廉、能夠起到“安慰劑”作用的中醫中藥，以無法確證的乃至虛幻的療效麻醉飽受病痛折磨的平民大眾尤其底層國人。

　　而我對於中醫中藥的立場，與方舟子先生所說的“廢醫驗藥”很接近。不過我個人相對而言態度更寬容一些。我認為中醫的理論基礎雖然錯誤，但是其一些診療方式、歸納的診療經驗還是可取的，對一些相對較輕較簡單的內癥外傷也有一定療效（不過，這些功效並非中醫獨有，恰恰是其包含了一部分現代醫學的特性，是這些帶有科學色彩的特性而非中醫理論產生了功效）。中醫雖有諸多錯繆，並非科學和實證的醫學而是經驗和想象的醫學，但在沒有現代醫學理論、更缺乏現代科技手段加持的古代，還是有其存在價值、現實作用的，哪怕作用是有限的、主要不是治療而是心理安慰的，而且還很容易發生誤診誤治。對於中藥，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中藥完全無效，一部分有毒性，而還有一部分則類似於“食療”的效果，中藥的效力與對癥性無法與現代的化學藥品制劑比擬，更多類似於食品起到的“滋補”作用。所以它並不是完全沒有用，但是作用有限，還因為其缺陷和局限有著很大的副作用。而現在和未來，中醫中藥都應該接受現代醫學手段的檢驗，以證實或證偽其功效（若證實有功效則還要檢驗功效具體幾何，有無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具體類型、程度、性質），根據科學結論評判其利弊得失，繼而決定中醫中藥的存亡或改造。

　　一些細心的、有一定認知能力但是知識水平和判斷力不算特別好的讀者，在讀過前面我關於疫苗問題的觀點後，又看了我對於中醫中藥的立場，可能會有一種疑惑，即“為什麽默認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卻認為中醫不可靠”？原因很簡單，疫苗的研發與使用，都是建立在現代醫學理論和相關技術基礎上的，並且經過了多輪覆雜的檢驗程序以測試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所預防的病毒目標也是明確的、副作用是相對明晰的。而中醫中藥則正缺乏科學理論的支撐、科學手段的參與、科學流程的檢驗，療效與毒副作用均不明確。

　　所以，我才對疫苗持肯定態度、對中醫中藥傾向否定或至少懷疑態度。至於疫苗研發和質檢是否存在問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起碼在歐美等科研發達、制度健全、有充分透明度和輿論監督環境下生產和使用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明確的，有副作用也會公開詳情和作出解釋。至於中國，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整體上仍然比拒絕接受現代科學檢驗、療效和毒副作用非常不明確的中醫中藥要安全和有效許多。

　　無論如何，對中醫中藥問題，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應該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承認實證研究（如設有對照組的實驗即“雙盲實驗”）的必要性及實證得出的結論，而不應該以“按西醫的邏輯解釋不了中醫”、“我這里有特色的檢驗標準”等借口偷換概念、逃避質疑。無論任何領域，“一加一”都應該“等於二”，而不因其處於某種獨特（或自認為獨特）的環境體系，就敢於聲稱“一加一在這里不等於二”。

　　無神論與宗教問題

　　關於此問題，我同樣有一篇相關文章，即《與張千帆教授商榷：“科學理性不能衡量宗教、玄學等抽象人文事物嗎”》（以下簡稱《商榷》），不過該文淺嘗輒止，並未就無神論與宗教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但文中已提到，一些人對宗教、玄學等抽象問題的判斷邏輯，與在轉基因、中醫、疫苗等問題上的思維方式，是驚人相似或者說就是完全相同的。

　　在此摘錄相關章節：

　　如果這些人僅僅只是在宗教信仰中、個人心靈生活中持這種不可知論、拒絕以科學理性衡量一切事物，那就罷了。可是事實上，許多人會把張教授說的這種“不可知”、“不可驗”、“科學理性有邊界”的思想運用到現實的、世俗的、日常的、重大的各種事情、各種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中。

　　非常典型的例如中醫問題、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反對科學理性思維的中醫粉認為，中醫有沒有效果，科學手段是驗不出來的，所以不能說它沒有效。有人批評中醫沒有像現代醫學（也常被稱為“西醫”，其實中醫西醫不重要，重要的是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差異，古代西醫也不靠譜）那樣進行雙盲對照實驗等驗證，這些人就說不能用驗“西醫”的方式檢驗中醫，中醫的效果是“西醫”的驗證方式驗不出來的。中醫粉就是通過幹脆將中醫的療效問題拉出科學界限之外、拒絕普適的檢驗方式，來強行“證明”中醫有療效，或者起碼讓質疑者“無法證明”中醫沒有療效，以此為他們鼓吹的中醫中藥的各種“療效”辯護。

　　轉基因問題也是類似，反轉基因者的思維與宗教上的有神論者、不可知論者思維驚人一致，反轉者就是抓住“反正你無法100%證明轉基因無害”，即便你證明現在吃起來無害、對自己無害，他們又說你無法證明吃了轉基因的人過50年、100年之後沒有變化、生下的後代也不受影響，來質疑轉基因農作物的安全性（到時候他們也可以說仍然無法證明再過100、200年的未來不會有問題，科學當然無法於發生時間之前“驗證”結果）。而根據科學手段、通過理性的思維可以得出，轉基因並不比非轉基因即一般農作物有害，也不會因為食用轉基因農作物導致自己及子女基因變異或者患與轉基因有關的特殊疾病。但是反轉基因者不顧這些科學研究，也不去理性思維，就利用科學的局限性進行詭辯，利用人對於比較陌生事物的恐懼和無知，以“無法100%證明轉基因作物在未來一定沒有任何問題”來反對轉基因技術在農產品上的應用，哪怕轉基因技術可以極大提高糧食產量及穩定性、促進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

　　疫苗問題又是個典型。反疫苗者往往編造各種關於疫苗的陰謀論，諸如“打疫苗是為了種族滅絕，會導致不孕不育”、“會改變DNA影響遺傳”、“是在人體植入芯片”等謊言，不僅流傳於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等一些落後國家，歐美右翼及貧民也有許多人聽信這種謠言。誠然，疫苗的確有一定副作用，偶爾還會發生很嚴重的不良反應及後遺癥，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安全的、有效的（一些疫苗生產本身就有問題的情況除外），接種是利大於弊的。但是反疫苗的陰謀論者誇大危害、編造謊言，讓許多人陷入猶豫或者拒絕接種疫苗，於是導致公共衛生危機，各種傳染病、流行病爆發擴散，沒有接種疫苗者染疫死亡、致殘的比率遠高於接種疫苗者。反疫苗者也是利用“科學無法100%證明疫苗無害（而且確實會有副作用）”，而忽視利弊權衡及概率問題，利用看似“不可知”的危險性放大恐懼，讓人們陷入懷疑、猶豫和排斥，導致盲從和陰謀論思維壓倒科學理性判斷，最終害人害己。

　　顯然，前述的對反轉基因者、反疫苗者的批判，同樣適用於有神論者/宗教信徒。他們的思維邏輯是一致的，身份更常常是重合的。而同樣，支持轉基因、認為疫苗安全並應當接種的群體，也普遍有更多的無神論者，同樣有著身份的重合性與思維邏輯的一致性。

　　根據主流有神論者的觀點，“神”是唯一的（起碼是排斥其他不同系宗教的“神”的）、完美的、全知全能的。但經過數千年歷史的變遷，無論是基督教和猶太教中的上帝，還是伊斯蘭教的安拉，乃至佛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各宗教的“神”，顯然是各不相同、相互矛盾而不可能並存的。而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也對“神”的刻畫、詮釋大相徑庭，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許多分支教派。全世界數十億篤信宗教的有神論者，如何確定自己所信的才是“真神”，而又如何證偽其他人所信的“神”是虛幻呢？即便假定某個宗教的某個支系所信的“神”是唯一“真神”，那信了“真神”的信徒人數恐怕不足有神論者的十分之一。那麽既然“神”全知全能，為什麽僅讓這少數人有能力認識和信奉他，卻讓其他有神論者誤信其他“神”呢？宗教中類似的自相矛盾、邏輯不自洽，有千千萬萬。

　　而科學的發展與理性的開拓，更讓傳統中“上帝造人”及類似的宗教傳說不攻自破。種種從前難以解釋、認為是神明下凡的自然現象，如雷電、洪水、火、地震，都漸漸有了科學解釋。在科學理性的攻勢下，“神”不僅不再全知全能，反而越來越暴露出其並不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

　　對於具體的“神”的批判，如此容易就得出“神”不存在的結論。但還有頗具影響力的一種觀點，即我們雖然不能確證“神”的確存在，但同樣不能確證“神”一定不存在，也不能確證有無某個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影響著宇宙和人類社會。這就屬於“不可知論”的觀點了，這與認為“無法證明轉基因食品無害”/“無法證明疫苗無害”者，是相同的思維。

　　對於這種“不可知論”，我已在《商榷》一文中做了一些反駁，本文中關於轉基因、疫苗等問題的一些論述，同樣可用於反駁“不可知論”。但這還遠遠不夠。關於無神論者對有神論/“不可知論”的駁斥，已有很多，如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就有系列文章。我沒有這些無神論者廣博的知識、精密的邏輯，但完全可以從最基礎的東西來反駁“不可知論”。

　　當我們面對一個盲盒，我們的確在打開之前不知道里邊是怎樣的。但是這顯然不代表我們永遠不知道。想要知道，只需要打開它就是（只不過現實中的“盲盒”往往不容易打開）。而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正是打開“盲盒”的過程。

　　我前面已列舉了雷電、洪水、火等自然現象，它們在遠古時被視作神跡，而如今人們卻可以充分了解其產生的原理、興滅的軌跡、造成的危害，甚至加以改造和利用。這已經證明“不可知”之物之事只是暫時的不可知，而非永久的“不可知”。而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等人對地外的“天”的探索與歸納，則不僅戳破了虛假的“上帝造人”之說，還讓人類連地球之外浩瀚太空都“可知”了。而人造衛星不斷發射、各種探測器近至月球遠達冥王星，更證明曾經的“不可知”早晚都會變得“可知”。連地球之外的宇宙，我們都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奧妙，科學還有什麽不可及的嗎？當然，或許直到人類滅亡，人類都無法看到宇宙的盡頭（假如有盡頭的話），但人類現有的知識和工具已經證明，世間一切雖未全部“已知”，但顯然是“可以知”的。至於我們在認知宇宙萬事萬物中遇到的許多障礙，是可以在遵守客觀規律基礎上，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尤其發展科技來掃除的，而不會有超自然的力量阻撓。

　　至於人（乃至一些動物）的思維、情感、道德，雖然並不能像純粹的自然科學那樣用公式進行演算，但同樣是有章可循、有理可依的。人主觀的所思所感，生物基礎是腦部和神經元等人體物質構造，信息來源是客觀實在的物質世界，都不需要“神”或類似的超自然力量參與。這些我也在《商榷》一文中說過，就不再詳細覆述了。

　　當然，人有著強大的主觀能動性，同樣容量的大腦、同樣數量的神經元，以及接觸相似的外部世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產生迥異的所思所感。就像飽經坎坷、苦中求索的先秦士人千千萬萬，可吟起《離騷》絕唱、提出大哉《天問》，只有屈原一人；正如身處歷史轉折、顛沛流離的漢唐名家不勝枚舉，可譜出《三吏三別》、明知終赴黃土卻心系“天下寒士”的，只有杜甫這“天地一沙鷗”；歷經清末民初時代變遷、切身體會人間百態的近代知識分子無可勝記，但作下《吶喊》、《仿徨》及億萬珠璣的學者，魯迅後再無其右者。這正是人作為“人”值得自尊自豪之處，正是總能湧現出各種傑出人物的人類的偉大之處。這些金石般的赤誠深刻之言不是什麽“神來之筆”，不是“神靈”的“顯聖”，而是展現了生命的聰慧、昭示著人性的光輝。

　　總之，無論是浩渺的宇宙，還是莫測的心靈，都是科學理性可以丈量的，都是人力可及可與的，而非是“有神論/不可知論”者主張的那樣是超自然的、非理性的、永遠無法用科學解釋更無法用人力操控、介入的。這與“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是宇宙的鐵律，不應被人類中的愚昧者和過謙者扭曲制混。

　　不過，我雖然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反對有神論、不可知論，但隨著年齡增長和時間推移，越來越對宗教（主要是對宗教中的自由派分支及相應信徒、身處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信教者）多了一些寬容和理解。科學理性雖然可以衡量一切事物，但並不能完全解決一切困擾。例如我最近數月就深刻思考了死亡這一問題，感慨頗多。顯然，每個人都將面臨死亡這個無法逃避的結局。身死魂滅、永遠與這個世界及世界上一切親愛與掛念之人之物之事告別，至少對一部分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思考起來十分沈重壓抑的。有宗教中的“來世”或“天堂/地獄”作為一種心靈寄托，雖本質上是自欺欺人，但對於起碼部分人而言是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對於那些飽經苦難、長期生活在底層的百姓，宗教及宗教組織也的確是一種必要的安慰和庇護。就像我家鄉河南，就有不少農村的老年婦女加入了教會，互相噓寒問暖、守望相助。她們也很善良，對當時年齡尚幼的我也有關愛。據我所知其他一些省份基層信教群眾也大抵如此。當面對農村空心化的基層政權組織，無法擔負其應有的責任，就應該默許弱勢的農民尤其老年婦女加入教會互助互暖，甚至必要時對宗教團體予以適當的協助。面對“苦難生靈的嘆息”，如果我們改變不了她們現實中令人絕望的處境、給不了她們“真正的幸福”，那起碼為她們留著“無情世界中的有情”，讓她們空洞麻木的精神世界得到一些哪怕是幻想性的安慰吧。（當然，真正的有識之士應該從她們尋求宗教慰藉的表現，追溯其現實中的苦難，改善乃至改變現實，讓她們不再只能吸吮精神鴉片，而是堂堂正正享受真實的正當的幸福。不過，即便改變再快，當下的老人恐怕也享受不到了。但我們可以努力讓未來的孩子們老去時，都自由幸福的生活（或者最起碼不受虐待欺淩，這要求看似簡單其實非常不易），直到安恬的離世）但是，我們應該寬容的，僅僅是那些不得不通過宗教尋求慰藉的平民大眾尤其底層民眾。而對於利用宗教試圖達成政治目的、意識形態目的、牟利目的的個人和勢力，則不應該寬容，反而應當批判。中國一些“自由派”人士倒向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的懷抱，甚至試圖將中國建為一個政教相融的國家，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未來的中國，不應該是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而應該是以世俗主義為立國原則、嚴格實行政教分離的無神論國家。

　　世俗主義應該是人類未來的方向。對於宗教的未來，起碼應該是“宗教文化化”的。對此，我在另一文章中對此略有論述：

　　什麽是“宗教文化化”？為什麽要“宗教文化化”？這個問題我沒有特別系統的理論，起碼目前沒有能力創造這種理論。但是簡單說來，也就是將具有強烈“神性”的宗教，改變為更具有人性的、去神聖化的文化性質，變得如其他非宗教的意識形態那樣可以直接質疑、批判及改造。

　　宗教的特點如前所述是唯心性、排他性的，而且“神”是不容質疑的，只能在神聖經書（基督教為《聖經（舊約、新約）》、伊斯蘭教為《古蘭經》及聖訓、猶太教則是《聖經（舊約》）中尋找言論作為思想信條和行動指導綱領。這顯然是不對的（很抱歉沒有不尊重宗教，但是我必須使用這個詞）。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經書在其成書時，的確是偉大的。因為相比那個時代其他意識形態、文化習俗，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非常進步的。例如，在婦女權利方面，《聖經》和《古蘭經》比那時候其他大多數泛神信仰、泛靈信仰都要更利於女性，比當時大多數沒有信仰的人對待女性的方式也更有利於女性。其他很多思想包括對人的價值的塑造、為人處世之道等，都可謂相當“文明”，是那個時代黑夜中的明珠。

　　但是，任何東西都有時代局限性，不可能到現在還可以普遍的遵循。拿一千多年、兩千年前的東西來衡量現在世間萬物尤其人類社會，並且作為行為準則，顯然是落伍的（當然會有一些東西是人類恒久的價值，但並非那時一個思想體系、一部書所有東西都有恒久價值）。但是宗教的教條不容直接質疑而是只能不同解釋（教徒拒絕承認經書會有錯、會有需要隨時代而拋棄的東西，最多說“那些話是神聖的正確的，但是我可以這樣解釋”），這就讓宗教即便經過改良仍然有局限性，並且導致極端主義總能有吸引力。因為極端主義很大程度就是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何義？僅僅字面就能看明白，即極端尊奉經書原文原意的價值觀。去看看經書原文，就知道這樣遵循多麽可怕。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相對世俗的，或者起碼非宗教性質的，這就可以不斷被公開和安全的批判。在這一點上，中國就長期有非常好的歷史。中國歷史上宗教大多數時候都是孱弱的，興盛的是儒學為最大派別、百家爭鳴的非宗教性思想文化。雖然儒學也在很長時間內被推崇為一種類似宗教的、一度也不可以被批判的思想體系，但即便強調儒學獨尊最嚴酷的時候，也沒有宗教那種需要嚴苛遵守和高度排異的情況。而儒學沒有被當成宗教一般尊崇的時代，則更是很自由，各種思潮都可以奔湧流放。也正是如此，中國長期都沒有受宗教束縛，也沒有特別多血腥的宗教戰爭。當然最重要的是讓社會思想和人的價值觀可以不斷修正，隨時代有所發展。當然中國受皇權禁錮很嚴重，文化自由也受打擊，但束縛程度遠不如宗教。

　　所以，我認為，“宗教文化化”是宗教進行改革甚至革命的唯一好的出路。而“宗教文化化”，其實也就相當於世俗主義。又所以，中國的各宗教包括伊斯蘭教，也需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否則，那只有無神論可以代替。

　　關於“宗教文化化”，除以上內容，我還沒有更多論述，也歡迎各方人士共同討論。（其實，現在歐美國家部分民眾對宗教的態度、對宗教在其生命和生活中的定位，就已經是我說的這種“宗教文化化”了，例如美國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民主黨人，歐洲大部分宗教信徒，就更多將宗教及相關價值觀、文化與習俗，作為文化認同而非宗教迷信，強調其“現世”部分而不論其“非真實”部分，祛除“神性”而張揚“人性”。相比而言，歐洲顯然比美國要更世俗和“去神化”。這當然也是歐洲文藝覆興以來的成果）

陰謀論問題

　　在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的爭議中，都普遍存在相關陰謀論的流行。而陰謀論的信奉者，非常大比例即為宗教信徒（主要為各宗教的保守派信徒，如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極端正統猶太教徒等）。所以前面四個領域的議題，均衍生出了“陰謀論”這個共同涉及的問題。

　　所謂“陰謀論”，即缺乏邏輯的懷疑、沒有根據的假說，往往假想某個勢力試圖利用某個議題/某種工具試圖達成某種邪惡的目的。前述的轉基因問題中就提到，一些中國的陰謀論者將轉基因技術視為歐美試圖控制中國農業、殘害中國兒童的手段；而氣候變化問題上，更是有許多陰謀論派別，例如前述中國陰謀論者認為氣候問題是歐美壓制中國發展的工具，歐美陰謀論者則反之，認為氣候問題是中國阻礙歐美人民過幸福生活的說辭。還有許多陰謀論者將氣候問題視為“大騙局”，因為氣候問題需要國際合作，所以他們將之是“深層政府”試圖控制全人類的借口；在疫苗問題上，疫苗陰謀論者往往認為強制接種疫苗是歐美國家/“深層政府”試圖讓人類感染病毒、絕育、改變基因的手段。除了這些議題，還有例如中醫問題、進化論問題、艾滋病問題、阿波羅登月事件、911襲擊事件……也不乏各種陰謀論式的解讀，例如聲稱“阿波羅登月”是“偽造”、“911事件”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等。

　　陰謀論產生的原因很多，簡單化可歸納為以下三點：1.知識和邏輯的匱乏，這是制造和相信陰謀論的基礎；2.社會成員之間存在利益沖突且缺乏互信，讓編排涉及“敵方”且陰暗聳動的陰謀論容易得到追捧；3.特殊的信仰和固定封閉的生活圈子，讓陰謀論得到信仰的“加持”和圈子內的“鞏固”。

　　在這三方面影響下，陰謀論者可以對“一加一等於三”篤信不疑，並且將主張“一加一等於二”的都打成試圖謀害他們的“深層政府”之類勢力。例如美國的陰謀論者不僅敢於聲稱“阿波羅登月是偽造”、“911是自導自演”，連更加貼近生活實際、導致28人死亡（包括20名兒童）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他們也公然聲稱是“民主黨和左派為控槍而自導自演”。而且這些陰謀論者大多並不是假裝相信陰謀論，而是真的相信。一些狂熱的陰謀論者還騷擾槍擊案受害家庭，指責這些死難者家屬是“撒謊者”等。還有在非洲流行的“艾滋病否定主義”陰謀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HIV病毒並不存在或是一種無害物，不會導致艾滋病。這種說法早已被醫學研究推翻，但仍然廣泛流傳，嚴重影響了艾滋病的預防和治療。

　　這些陰謀論在接受過科學教育、通識教育的人看來荒誕不經，甚至都不值一駁。但現實卻是，這類陰謀論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國都有大量擁躉。而發達國家中，宣揚陰謀論的氣氛最濃、陰謀論信奉者人數最多比例最高的，當然是美國。2016年特朗普憑借滿嘴謊言打造的“後真相時代”，戲劇性的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就是陰謀論者一次巨大的勝利。諸如“希拉里性侵兒童”、“民主黨人試圖在美國建立共產極權”之類謠言，對民主黨選情影響極壞，哪怕這類陰謀論非常荒誕。

　　而這些陰謀論的制造和散播，普遍和美國基督教保守派勢力密切相關。基督教勢力自中世紀就是扼殺科學和理性的“中堅”，如哥白尼、伽利略被迫害，布魯諾、塞爾維特、達斯科利被處死，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歷史證言。而他們詆毀“阿波羅登月”，也是在面對人類理性締造的偉大後恐慌的掙紮。如今他們詆毀代表進步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民主黨人，在氣候變化、疫苗接種等問題上倒行逆施，同樣是出於維護其反智主義及宗教狹隘利益的目的。為此，他們不惜公然否定如同“一加一等於二”這般無可置疑的公理鐵律，在白宮、國會講壇、最高法院肆無忌憚的播散謊言、頒布反智的政策法條。

　　不過，這些保守派一方面阻撓科學理性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卻享受著科學理性的成果。特朗普、彭斯、蓬佩奧等共和黨政治人物一邊非難科學界對於氣候問題、疫苗問題上的錚言，一邊乘坐科學理性的典型成果飛機前往全美和世界各地；共和黨保守派國會議員們用來通話的手機和電話，哪怕少一道核心工序就無法正常通話；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工作的最高法院大樓，哪怕建築和維護時有部分流程未嚴謹的按照按物理學建築學標準要求，包括極端反智的托馬斯大法官、認為陰謀論屬於“言論自由”且反對“政治正確”的阿利托大法官在內的最高法院成員都會死於大樓坍塌。這些身居高位的保守派精英們，並不拒絕為自身提供安全和便利的科學理性，卻對關系到全美國乃至全人類利益的科學理性橫加阻撓、對如“一加一等於二”般由科學推理和實證研究後板上釘釘的事實拒絕承認。這些穿著法袍和西裝的美國權貴精英，借用科學理性的工具行反智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之實，與使用AK47和豐田皮卡對抗現代文明的“塔利班”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形神皆似，讓人覺得滑稽而諷刺。

　　還有一處令人感到諷刺的對比。如今這些保守派的“心靈祖輩（姑且如此稱呼）”，當年是端坐教堂和高踞廟堂抵制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認為人類科技發展與資源開發會破壞自然環境與傳統秩序。這其實有一定道理，現在環境被工業化破壞的現實，也印證了當年他們的擔憂。但沒有工業革命，人類就不會有如今這樣安適便捷的生活，普惠的教育醫療都很難存在，僅僅人均壽命就會比現在短幾十歲，沒有油電車船和空調暖氣的日子大多數人也都難以忍受。因此工業革命當然還是利遠大於弊。問題在於，當工業革命持續了數百年，讓人類生產生活質量得到極大改善，但同時又引發種種環境問題後，當年反工業革命的保守派的繼承者們，口口聲聲要尊奉和踐行“心靈祖輩”們的思想和意志，卻又阻止他人保護環境、避免氣候災難的努力，成了工業革命既成事實的維護者、現代化既得利益的擁護者，等於是否定了保守派祖輩們保護環境、抵制工業化的具體主張。不過，如果從其思想動機的本質上看，現在的保守派與他們的“心靈祖輩”的確是一致的。他們都是“保守”者，固守現實、墨守成規，也總與時代應行的方向相悖。

　　在美國，各種陰謀論的制造和散播，被保守派冠以“言論自由”的名義加以保護。一些保守派人士承認這些陰謀論荒誕不經，但認為不應該由政府定義何為真何為假，且即便對虛假信息，人們也有傳播自由。進步派推動的所有試圖禁制謠言的政策法律，都被保守派以“言論自由”這一擋箭牌阻回。而其實，言論自由顯然是有邊界的，毫無根據或明顯與現實常識相悖的消息和觀點，有百害而無一利。相對於立法打擊各種“假新聞”的歐洲各國，在保守派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阻撓類似法律出台的美國，將繼續長期遭受陰謀論的荼毒。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要將“陰謀論”和有理有據的懷疑與論點區分開來。例如“猶太人控制美國和主宰世界”是陰謀論，但猶太人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經濟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猶太人母國以色列在全世界的經濟政治軍事及國際關系領域有重要影響，則是有充分證據支撐的事實。同理，認為有一個暗中決策一切、操控全人類的“深層政府”，是陰謀論說法，但各國權貴精英階層對平民大眾的壓迫剝削、相互合作或勾結、對人類發展方向有決定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未必是壞的甚至一些時候是好的），則是現階段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

　　還有一些指控因看似荒誕、一度缺乏證據，曾經被視為陰謀論，但後來有各種證據證實指控為真，典型例子就是“朝鮮（官方）綁架日本人事件”。正常情況下，很少有人會相信一國政府在沒有強烈利益動機情況下，會去綁架他國沒有特殊身份和價值的平民，可現實就是發生了。但這種是特例，大多數情況下陰謀論都是被明確證偽的。

　　在中國，陰謀論的影響似乎沒有美國那樣嚴重，但在轉基因、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的陰謀論思維，也阻礙了中國轉基因作物的推廣，有害於對氣候危機的關注和防治。在中醫問題上的陰謀論，則頗具破壞力，蒙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病急亂投醫的民眾，也不利於中國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在疫苗問題上的態度，也讓不少中國家長在孩子是否接種疫苗問題上猶豫不決，有害於兒童健康。而在其他許多議題包括時事熱點和政治領域的陰謀論，當然也不利於人們接近真相、去偽存真，而是讓人們尤其缺乏分辨能力的弱勢群體陷入謊言與迷信的深淵。

　　相對於受宗教影響更大的美國陰謀論者，中國陰謀論者主要是出於對政府及上層社會的不信任。這甚至可以得到某種程度“同情之理解（但不認可）”的。中國的平民百姓在和黨和政府、公檢法、醫院、學校等各種機構打交道中，不知被或粗暴或精巧的坑了多少次。黨和政府的各種政策、法律也不知被“上位者”們選擇性的使用了多少回。統治階層經常將損人利己的醜惡目的，包裝在聽起來頗有道理的言語中，利用看似正當的理由巧取豪奪。而略有知識和話語權的知識階層，大多數人也是將知識用來顛倒黑白、文過飾非。多少冠冕堂皇都是道貌岸然，各種凜然大詞皆為圖謀私利。人民尤其缺乏文化教育的底層不斷的被欺騙、耍弄，時間久了經歷多了，自然覺得選擇相信國家和“上位者”才“傻”，也喪失了對有頭有臉的“讀書人”的信任。因此，即便某些議題上官方的宣講真的是正確的，人們也不願意相信了，也無心無力去分辨是非曲直了。

　　有時，他們相信陰謀論也是一種無奈，是絕望下的必然反應。例如面對現代化醫療機構動輒萬元計的診療費用、一次大手術和兩周ICU讓半生積蓄蕩盡的殘酷現實，貧困而愚昧的弱勢民眾只能選擇中醫中藥“姑且一試”。而面對“中國人吃肉導致亞馬遜冒煙、加劇氣候變暖”的指責，對統治階層巧取豪奪敢怒不敢言、每天辛苦勞作後就指望著飽餐幾頓的中國平民，可是有了發泄憤怒的出口，將謾罵要求中國承擔減排責任的人士，當成捍衛吃肉權利的神聖行動（和文革中紅衛兵自覺正義的批鬥知識分子“賣國”異曲同工）。

　　對於很多長年累月生活在痛苦中、掙紮在死亡線上的人，在極度痛苦、驚恐、絕望中，會接受陰謀論、信仰宗教或邪教、相信一些常理推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這樣，面對死亡或極大痛苦時，恐懼感和絕望感才能減輕（甚至消失），心靈才得以慰藉。中國古代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中，起義者舍生忘死，也和宗教的慰藉頗有關系。從古到今各種宗教“聖戰者”，都是用類似方式蠱惑貧苦大眾。裝備簡陋、毫無重型火力和制空權的塔利班，歷經二十年擊敗全副武裝、被美國大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軍，同樣是“信仰的力量”讓一個個“塔利卜”如此堅韌、不怕失敗和死亡。他們冷靜時也知道有“七十二個處女”和美酒果肉的“天堂”大抵並不存在，但極端貧窮和絕望、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就姑且一信吧。

　　不僅許多飽受欺淩傷害的底層如此，秦皇漢武也不例外。秦始皇和漢武帝是何等聰明的人物，但面對死亡的恐懼，仍然一度選擇相信世上有“長生藥”並為此不惜血本的搜尋。即便到了近現代，俾斯麥、毛澤東這樣威風赫赫的人物死前也顯示出其恐懼與虛弱（據說俾斯麥死前不斷發出囈語；毛澤東臨終遺言是“我很難受，叫醫生來”）。當然，也有如孫中山這樣的偉人，臨死時想的不是自己的榮華富貴和性命，而是“和平、奮鬥、救中國”。不過，大多數人在痛苦與絕望（尤其面臨死亡）時，除了已麻木者，普遍都會陷入迷信和偏狹中，成為陰謀論和種種謠言的篤信者，以使心靈拴在那虛幻的“救魂稻草”上。

　　還有一些國人，則是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獲得正常的通識教育、無法擁有基本科學素養，又生活在惡劣和痛苦的環境，所以對知識、邏輯、科學、理性充滿著仇恨與排斥。這類人就以清末的義和團、文革中的紅衛兵為典型代表。到了現代社會，這樣的人無法像清末和文革那樣在現實中興風作浪、對堅持真理與常識者上演“全武行”，於是就在互聯網上發表反智言論、推崇陰謀論，攻擊詆毀宣揚科學、持守理性的正直之士。

　　而且，一些國人還在這些議題中尋找到了“逆反”的快感，例如謾罵支持轉基因的科普人士、抵制“碳中和”的具體措施並攻擊要中國承擔更大責任的“公知”、將拒絕強制接種疫苗當成反抗政府壓迫的手段等。他們大多數時候很難也不敢直接攻擊壓迫和欺騙他們的國家機器、權貴階層，但對敢於與他們“唱反調”的知識分子則不吝瘋狂侮辱謾罵。更諷刺的是，這些“逆反”者還經常將“科學”、“邏輯”、“常識”掛在口頭，反而攻擊堅持科學理性者“不尊重科學”、沒有常識”，試圖把水攪渾、模糊科學迷信、理性與虛幻，既無恥又可笑。當然，這些“抵制”和“逆反”，最終反噬和傷害最大的還是這些愚昧又可憐的人民大眾。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相對於美國人文和理工知識精英均普遍鄙夷陰謀論、崇尚科學理性的價值選擇，中國卻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說是大部分）知識精英篤信陰謀論及各種謠言和誹謗，起碼對這些陰謀論及謠言誹謗半信半疑、沒有全部的、徹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國知識界普遍擁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極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權，就是典型的例證。此外，在各種國內外議題中，也時常可以暴露其知識的差劣、科學素養的低下。不僅自然科學知識不足，人文社科知識也極為有限、充滿各種謬誤。

　　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將極端務實、手段骯臟的里根政權的外交行為稱為“理想主義外交”，還稱讚類似的小布什政權及其對伊拉克的入侵（薩達姆政權骯臟但尚未達到需推翻的地步，按專制嚴酷程度沙特顯然勝於伊拉克，按屠殺弱勢派別民眾那敘利亞和蘇丹也更糟）。劉的其他各種知識錯繆和價值觀錯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論中找到許多；“文壇新秀”作家蔣方舟，將大陸與台灣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簡稱服貿協定）》稱為“服裝貿易協定”，說明她完全不了解協議的內容和性質。除了這件事，她在各種訪談中的發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識的淺陋；著名異見人士、盲人維權者陳光誠，在抵美不久後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懷抱，經常在推特等處轉發對奧巴馬、拜登及其他民主黨人無根據的誹謗言論，以及涉及少數族裔/性少數/政治正確問題的各種謠言。他當年在山東的抗爭非常值得稱讚，後來與一些美國民主黨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斷轉發甚至直接發表大量謠言和陰謀論，還有對弱勢群體的歧視侮辱性言論，顯然與其作為知名維權者的身份不相稱；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將信奉民主社會主義（比社會民主主義還要左傾）、從未明確反對共產主義、主要是反對極權主義的喬治·奧威爾，包裝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義者；中國自由派學者榮劍對話美國知華派學者黎安友時，談到特朗普的褒貶，不顧基本是非而聲稱“基於美國政黨政治，難以（對特朗普）形成客觀公正的立場”、“（貶低特朗普經濟成就的說法）太黨派化了”，還對特朗普執政集團的“狗哨政治”伎倆懵然不知，對其玩弄詐術營造的“政績”嘖嘖讚嘆。而與他對話的黎安友則價值觀正派、識見明晰，兩廂對比，榮劍知識不足和價值觀錯位更明顯。作為中美高層學者對話的中方代表，榮劍足以代表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對相關問題的立場態度……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他們連“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識都嚴重匱乏，更難以指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有多少見識。這固然和他們長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學和通識教育的中國，又經歷文革等教育缺失階段有關，但到了21世紀他們還如此無知、不思進取，就非常不配作為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了。

　　而中美乃至全世界陰謀論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當然還是科學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匱乏，尤其邏輯思維培育的不足。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能取得其他任何動物都難以企及的成就，構建了燦爛的文明，正是在於人普遍擁有相對抽象、長遠、深刻的思維能力，而非僅僅看到某個膚淺的表層現象。這就像人不僅懂得一加一等於二，還在“一加一等於二”這個數學基石上構建起繁密龐雜的數學大廈。雖然在最近一百多年尤其二戰後，普惠性的基礎教育在世界鋪開，但質量良莠不齊，世界上大多數民眾的科學素養和對常識通識的掌握仍然十分不足。而中國和美國分別由於政治原因和宗教原因，政權有意阻撓或淡化通識教育、科學教育、邏輯思維的培育，導致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沒有起碼的公民素養，不能正確認識事物、無法有效判斷是非，殊堪痛心。

　　想要拒斥陰謀論的播散，讓人們成為信奉科學理性的現代公民，需要多管齊下。在教育領域，科學教育與通識教育必不可少。其實，我們在科學與通識教育中，並不需要多麽人為人工的構建科學與理性的思維，而是要人們在顯而易見的客觀存在中尋找其蘊含的本質與規律。這就像從“一加一等於二”建構起的數學大廈、“牛頓三大定律”為基石的覆雜物理學，並不是人們憑空想象而出，反而是對人日常所見所知的總結與歸納，當然還有總結歸納後的提煉升華。科學與通識教育的普及，並不能讓所有公民都擁有科學知識與邏輯思維，但起碼應讓包括掌握重要權力與話語權的精英在內大多數人擁有相應的知識與能力，而非像如今這樣讓反智者大量躋身於世界第一強國的執權柄者、世界第二強國的知識精英之中。

　　在教育中，應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識，循循善誘的開啟民智，而非填鴨和強迫，這樣才能讓人們真正理解接受科學知識，發自內心的信奉理性主義。現在的人們之所以對許多內容正確的教育宣傳非常抵觸，往往在於宣教者使用粗暴的方式強迫人們接受。這當然容易導致逆反。如果強行灌輸、要人們將科學理性當成“神明”一般不加思考的信奉，那這種“科學理性信仰”也只是另一種內容形式的、披著科學外衣的宗教迷信罷了。而且，當一個人並不真正明白事情的所以然，也就很難去正確的、恰如其分的對待和運用它，更不可能真誠熱心的對其支持或反對。如前所述，科學理性蘊於一切客觀事物和日常生活中，並非人為編造，我們要做的只是將之從具象中析出和升華，而非過猶不及的拔高和美化，也不應將科學理論變成教條化的“科學八股”。科學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教育宣導中對陰謀論和各種謠言的批判，要立足事實、生動形象、接地氣，讓人們心悅誠服。這樣，人們也能夠純熟運用科學知識，以理性思維恰當的對待各種事物。

　　公共傳媒機構/主流媒體應負起更大責任，作為反擊陰謀論、傳播科學知識與常識的基地與傳聲筒。其實，最近十幾年來，起碼發達國家的傳媒一直在發揮這樣的作用，將“辟謠”和“事實核查”作為僅次於揭露社會黑暗面的重要程度予以重視，在氣候變化、疫苗、涉“政治正確”爭議等議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此，這些傳媒機構/主流媒體也被陰謀論者打成“深層政府”/進步派工具的一部分，予以謾罵詆毀，鼓吹人們不要相信主流媒體的“謠言”，甚至故意站在主流媒體的觀點的相反一面，行如文革中之“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一般的反智荒謬行徑。

　　在這樣的環境下，主流媒體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很難說服那些被陰謀論和各種謠言洗腦的人。但傳媒界還是要盡到責任，多進行對話溝通，最大限度弘揚科學理性、對抗危害人類命運的陰謀論傳播。除了主流媒體，各種名人學者也應該通過自媒體壯大科學理性的聲音，讓真相的來源更加多元，更能取信於人。

　　而無論是人文社科界還是自然科學界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為反陰謀論、持守科學理性的中堅力量。如前所述，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做到了，但中國知識分子卻不僅沒能成為反陰謀論和弘揚科學理性的旗手，反而是散播陰謀論、抵制科學理性的幫兇。他們不僅沒能啟蒙大眾追尋科學理性，卻成了各色迷信邪說的擁躉。美國的知識分子要加油，中國的知識分子則要轉變。

　　此外，除了那些有明確立場的知識分子，中國還有大量沈默的、拒絕對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中醫問題、無神論與宗教問題及相關陰謀論表明態度的學者名人。這些“沈默的大多數”之所以沈默，是由於政治環境、輿論壓力、學識水平、個人及所屬勢力利益等許多因素，他們選擇沈默似乎情有可原。但如果從這些議題的重要程度看，這些沈默者顯然成為傳播陰謀論、制造謠言、扭曲事實者的幫兇，所謂“鄉願”也。很多時候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且往往意味著對謬誤與邪惡的縱容、對真相與正義的冷漠。這些人沒有直接撒謊和傳播陰謀論，但是其沈默助長了“大盜”們的謊言，這些“鄉願”和“大盜”心照不宣的合謀，對於國計民生乃至人類存亡是極大的危害。

　　對於拒絕沈默的呼籲，中國自由派早有相關回應。他們在遇到不便表態或內心傾向於錯誤立場者一邊的情況時，普遍以“反對‘逼人表態’的‘文革行徑’”等理由為沈默辯護。這是完全錯誤的類比。面對極權噤若寒蟬、面對真相不敢訴說，才和他們這種沈默屬於相同類型行為。在正常的國家尤其歐美發達國家，知識分子集體表態以促進政治、推改現實，已成為常態。2018年，正當特朗普將任命法官卡瓦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時，包括卡瓦諾母校耶魯大學法學院上千師生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集體發表聲明反對卡瓦諾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諾在法官生涯中經常做出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判決。這樣的聯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參與與監督行為。中國知識分子經歷過“集體站錯隊”，現在變成“不站隊”或者“選擇性站隊”，但仍未進化到“積極站對隊”。當然，很多人會以“什麽是正確什麽是錯誤沒有絕對標準”來批判這種要求站隊的行為。價值判斷可以多元，但事實判斷只有一個正確。而在正確的事實判斷基礎上，價值判斷的正義與邪惡也很容易分辨和選擇。即便不在價值觀差異問題上站隊，在涉及重大的是非問題上，應該站在哪邊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

　　要擊敗陰謀論和各種謠言流言、樹立科學理性的價值與權威，知識分子必須在自省自糾後積極的站出來，啟蒙人民，共同解決各種與科學有關的議題，促進生產發展、保護人民安全、維持地球康健。雖然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價值錯位、知識淺薄，但想矯正和彌補其實不難，哪怕簡單的把法國（啟蒙運動及之後）、美國（二戰後）、俄國（近代化及之後）知識分子的價值主張和知識積累一下子都“拿來”填鴨式接受，以及對百年前中國諸進步主義學派批判繼承，也比現在強一百倍。再簡單一點，對當今歐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和思想，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充分了解認識後認可接受，牙牙學語，就已經算他們“涅槃重生”了。

　　立法則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論自由”在發達民主國家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因言入罪”也的確是許多專制國家打壓異見者的常用伎倆。但言論自由顯然應該有邊界，不能成為播散謠言和誹謗言論的擋箭牌。目前除美國外，其他發達民主國家都對言論自由進行了一定的法律規範。在美國，規範言論的呼聲也十分強大，只不過暫時不敵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國會的共和黨保守派。

　　相對於美國知識精英主張管控言論，倒是有許多中國自由派人士認為這是一種損害“言論自由”的行為，鼓吹絕對的、毫無限制的言論自由。這些國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權力制衡、輿論獨立體制下對言論自由的規範，與專制極權、權力壟斷、媒體受控下對言論自由的封鎖壓制。誠然，具體哪些言論為謠言與誹謗，哪些屬於正常的評論與監督，並非每例言論都那麽容易區分。但這並不代表真的難以區別（相反大多數案例是很容易區別的），更不代表為了害怕偶爾有損正常的言論自由，就不對言論加以限制。就像自從有了法律、法庭，就總會有冤假錯案，但不應該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廢止、把所有法庭都關閉。只要在民主法治、權力制衡、輿論獨立發達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規範言論，一定是利遠大於弊的。

　　結語

　　“一加一等於二”，多麽無可置疑的結論。而“牛頓三大定律”，則是物理版的、略覆雜的“一加一等於二”。而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無神論與宗教問題……也都是“一加一等於二”的變體，因為都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大廈之上，與證明“一加一等於二”的推演過程使用的是相同的邏輯。可總是有人或出於愚昧，或出於私利，或出於逆反，或出於破壞，或出於偏狹……拒絕承認這些與“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清晰、與“牛頓三大定律”一樣堅實的事實與結論。

　　人類從蒙昧野蠻的遠古和古代，到相對文明開化的近現代，所依憑的進步之階，無外乎“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中國長期是無神論（或者說淡化鬼神）的世俗主義國度，在20世紀開幕不久更是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旗幟積極進取。只是，經歷抗戰與內戰的塗炭，毛時代的極權與反智，改革開放至今的功利與浮躁，不僅讓“德先生”遠離中國，“賽先生”也在華夏命運多舛。雖然當今的中國仍然崇尚科學，但是更多是作為一種實用工具，而非指導人合理對待萬事萬物、知人論世的精神信條。

　　就像中國一些名校的理工學者、理工科學生，即便精通專業知識尤其長於數理運算，但未必有真正的科學素養（更遑論科學精神）。他們對科學往往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更差一些的“知其然”都未必），許多中國當代“科學家”其實更像是“技術員（此處無意貶低技術員這一身份，僅僅是為說明中國當代科學家缺乏作為科學家應有的品質、素養）”。這從一些高知精英在略超出專業範圍的言論荒誕不經、被邪教分子或江湖騙子輕易欺騙，就能窺之一二。而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則普遍是“多愁善感”的“文青”，常常沈浸於非實用的文藝生活（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感性大於理性，志未必大但才普遍疏，缺乏例如量化認識、對比分析、統籌兼顧的能力。中國的人文社科界，“人文”早已在數十年中毀掉大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社科”幾乎是零。或者說，中國的“社會科學”也與自然科學一樣，變成短視和實用的工具，而不是襟懷家國俯仰天下、將知識孕於道德滋潤中、將專業立於責任基礎上的真正“人文社科”。

　　而自然科學領域亦是如此。我強調科學與理性，顯然不是主張人變成沒有情感、只有成敗功利的物化機器。相反，科學理性必須用來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學也不應該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聖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錯”中，“無人格的學識”、“無人性的科學”，都是對科學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撻。而啟蒙先賢梁啟超在目睹各種新式兵器紛紛投入“殺人競賽”的慘烈的歐戰後，也感嘆惟科學主義的悲劇。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要科學，相反我們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尋和掌握科學，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如本來作為軍方戰爭用途的計算機的研發，在和平年代為民用電腦的出現與普及起到開拓作用；針對崎嶇山河釀成的山洪水災，通過精密測算和大膽建設實現“高峽出平湖”，讓滾滾江流化作電能照亮千家萬戶；面對當代信息技術的爆炸性發展革新，我們也要遏制其對隱私的侵害、對極權的助力，著力令其發揮便利溝通的作用。若要將技術之患害轉為科學之增益，顯然需要制度的構建、法律的約束、教育的導向，以及每個人尤其知識分子保有良知與道義。

　　回到開篇提到的爭議。那位記者朋友認為的社會需要多種聲音、政治要有多元制衡，的確是有道理的。但是，言論應有邊界，政治更需底線。不僅對於例如鼓吹如種族滅絕之類反人類言論要禁制，還要遏制各種假新聞、謠言與陰謀論的播散。立場可以有不同，但都應基於事實，而不能信口開河編織謊言。而對於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則需要更多約束和限制。尤其作為主流政治派別，即便不是極為推崇科學，但起碼不能反科學，不能在攸關國家安危、人民生命、世界命運的問題上采取反智反理性立場，那將導致無數的人無謂的死去、世界被拉入深淵。

　　從特朗普、彭斯、蓬佩奧等行政領袖，到麥康奈爾、盧比奧、科魯茲等國會要人，再到托馬斯、阿利托等大法官，美國右翼至極右翼保守勢力在新冠的防治（尤其疫苗接種問題）、環境污染與治理、氣候變化議題等諸多涉及科學和專業性問題上的反智立場和舉動，已經造成許多人因之患病、受災和死亡，並將繼續造成極大的災禍。作為全球最強大最先進國家的政要，其科學素養和對待疾病和災害的態度，在21世紀的政治人物中只有聲稱有“托夢秘方”治療艾滋病的岡比亞前總統賈梅可堪相比。他們確實代表了某些美國人的利益，但是是狹隘的無德的利益。他們的存在沒有促使不同價值觀的美國人互相對照反思，卻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美國之所以沒有（或者說暫時沒有）被這些既愚蠢又敗壞的反智保守派分子毀掉，恰恰在於政界、科學界、文教界進步人士對這些惡劣且瘋狂行徑的全力阻遏。但即便如此也已釀成極大損害。這樣的政治人物和勢力，一百年前就不該再出現在美國政治舞台，但如今卻成為美國執政者/掌握法柄者，這是世界自二戰以來最大的災殃。（我在這文中提及很多次陰謀論者是右翼，並不是說只有右翼才反智和相信陰謀論，左翼也有許多反智主義者，1960-1970年代的美國左翼運動就包含很強的反智成分（當年左翼分子不僅反越戰、反資本主義、反體制，同樣也在蔑視和解構科學理性構建的權威。更根本上說，當年各國的左翼運動大多數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之上）。反智與否與意識形態的左右關系不大，而與是否為建制派有重大相關。一般來說，在最近數十年，建制派都偏向科學理性，反建制者反智主義者較多）而中國毛澤東時代及改革開放至今一些特殊時期，反智與偽科學大行其道。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不顧經濟客觀規律和生產力局限，鼓吹“土法煉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導致工農業崩潰、大饑荒、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文革時將各項現代科學理論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說”大加批判，幾乎所有科學家都被扣上“資產階級右派/白專/特務/反革命”帽子殘酷批鬥，國家科學建設和現代化進程除個別領域和個別項目外幾乎完全停滯，清末民國至共和國建國初年原有的科技成果也被破壞；1980-1990年代以“氣功熱”為代表的“人體特異功能”熱潮，眾多老幹部甚至一些科學界人士（最典型即錢學森）都卷入其中，嚴重影響國民生產生活和沖擊社會秩序，多少人被蒙騙而失財誤治、家破人亡；從毛至今一些領導人對傳統醫學不加檢驗和揚棄的接受推廣，也影響了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損害人民的知情權與健康權；“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時期國人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及各種具體表現，更是反智與迷信的巔峰。最近兩年中國實行高強度且長期的封城隔離措施以圖防治新冠病毒，同樣是既反科學又不人道的錯繆行為，已經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破壞、人民也遭受了極大痛苦，如不改弦更張而是繼續高強度管控，必定會以徹底失敗告終。

　　建國數十年來，從國家領導人到社會上層精英再到平民大眾，多次的、長期的陷入非理性的癲狂，為達到一些不切實際或難以一蹴而就的目標，無視客觀規律、不顧覆雜現實，用政治運動等非常規方式推進政策，往往事十功一、虎頭蛇尾，甚至雞飛蛋打、得不償失，國家和人民屢次蒙受極為慘重的損失。這種“非科學”行為累計造成的損失，起碼從生命價值和社會進步角度衡量，已經超越了“非民主”在這幾十年里導致的損害。我們難道還不應該吸取教訓嗎？難道應該容忍這種反科學、反理性、反人道、反正義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存在和掌權嗎？

　　“一加一等於二”，與作為客觀存在的萬事萬物及萬事萬物間的聯系，都需要我們認識、承認、運用，而非無道理的質疑、無依據的否定、無責任的舍棄。我們要從抽象到具象、從理論到實際，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知識及與之蘊含的科學理性的人文精神，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後加以運用，以造福人類，讓祖國和世界人民都得到幸福與安寧。

政治正確與身份政治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在互聯網的各討論平台上，“政治正確”一直是一個高頻詞匯。最近幾年，由於知名“反政治正確”人物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並成功當選引發的爭議，“政治正確”問題更加頻繁的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點。而“政治正確”問題的爭議背後，涉及到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和利益取向，所以爭議也就格外激烈，形成了許多不同立場的輿論派別，許多人甚至因此與持不同意見的朋友割席絕交、反目成仇。

   對如此重要的一個話題，中文輿論圈雖也有不少介紹和評論，但不是言之無物，就是失之片面，或者過於龐雜散亂。筆者不才，在此談一下關於“政治正確”的種種爭議及自己的觀點立場。

   “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和對違反“政治正確”的懲罰

   首先，何謂“政治正確”？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下，“政治正確”的意涵其實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本文討論的“政治正確”，主要指最近二十年歐美發達國家主流社會所構建和認定的“政治正確”。

   這個“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是，禁止使用針對性話語和行為歧視和嘲笑少數族裔/女性/殘疾人/同性戀/變性人/犯罪或災害受害者與家屬等弱勢群體及個人，禁止宣揚對以上群體和個人的仇恨和不滿、禁止否認對以上群體存在系統性結構性歧視壓迫的事實及因此對以上群體做出的補償性優待措施、禁止反對女權主義及女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等。反過來，“政治正確”還主張對歷史和現實中各種統治階層/領袖人物、既得利益群體/個人及其行為如種族主義（如“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壓迫、殖民主義及其罪惡、男權主義、反同性戀與跨性別等行為進行批判，禁止為這些群體及其惡行辯護和粉飾（更禁止讚揚）等。

    除了有關弱勢群體問題的內容，“政治正確”還包括在專業領域承認人為導致的氣候變暖真實存在/疫苗對防治傳染病有積極作用/進化論正確/相對論正確的科學結論等（也可以反過來說，禁止否認人為導致的氣候變暖真實性/否認疫苗的防治作用，禁止對進化論/相對論的否定等）。而氣候問題和疫苗問題因為與現實連接更緊密，所以對遵守其“政治正確”立場的要求也從專業界推向更多領域。

   以上這些只是列舉出的“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幾個代表性立場。具體說來，“政治正確”還有更多內容和細節，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但會在後文有所提及。

    而對於違反這些“政治正確”的，不僅會受到支持“政治正確”者的強烈批判，在歐美國家的公共機構、高校、主流媒體、大型企業、科研院所等處，往往還會面臨集體杯葛與歧視，甚至一些嚴重者會被解雇/開除/退學，喪失幾乎所有榮譽（如已得的獎項和榮譽稱號會被褫奪），名聲盡喪，且未來也難以被其他機構收留和授予榮譽，學業和職業生涯可能毀滅。還有一些反“政治正確”者指控，如果試圖在主流媒體、高校、學術機構發表正式的反“政治正確”的觀點，例如相關學術論文，在發表之前就會被審查和拒絕，“剝奪了言論自由”。他們還指控，甚至很多時候，這些機構的成員尤其專業人士和媒體人，被要求強制表態支持“政治正確”而不能選擇沈默或“中立”。這更讓他們大呼“連沈默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政治正確”似乎成為歐美主流建制派、政治人物、精英階層、知識分子、高校師生、專業人士遵從的“鐵律”。而反“政治正確”者認為這樣讓“言論自由”嚴重受損，各界人士對敏感問題“噤若寒蟬”，影響了正常的爭議與討論，損害了社會活力，不利於各種問題的討論與解決。

    以上這些，就是“政治正確”的內容、對待違背“政治正確”者的態度和方式、“政治正確”造成的某種看起來的確如此的後果。而對於這些“政治正確”是否正確、“政治正確”的“戒律”應不應該存在、對違反“政治正確”的人是否應當懲罰及懲罰力度和方式、堅持“政治正確”及實行懲罰措施造成的影響，中外都有著激烈的爭議。

    國人對待“政治正確”及懲罰措施的態度

    在中國，大多數人對“政治正確”及對違反“政治正確”的懲罰行為持消極態度，一部分人還激烈的反對。雖然，無論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一般平民，其中有很多人都同意（或者起碼表面同意）對弱勢群體應有一定的同情和尊重，起碼不進行歧視，但並不讚同像歐美“政治正確”這樣嚴厲和“教條”。而在涉及對弱勢群體的補償問題上，就更趨保守，一般都反對進行補償，普遍認為“政治正確”要求的補償“過度了”，成為“逆向歧視”，只讚同“一視同仁”的對待。

    而對於違反“政治正確”者的懲罰措施，國人普遍都是反對的、厭惡的。國人往往認為這違反了”言論自由”，侵犯了發言者的權利。即便不排斥“政治正確”本身內容的人，也認為懲罰措施是“過度的”、“不必要的”，只讚同道德上的譴責和要求自律，而反對實質懲罰。還有一些人自己認可“政治正確”的部分內容，但反對要求他人也遵從“政治正確”，認為無論是讚同“政治正確”還是反對“政治正確”，都是一種個人觀點，應該“求同存異”。

    國人對“政治正確”及相關懲罰措施是這樣的態度，有很多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對於“政治正確”所要求的反對冒犯和欺淩弱勢群體的不重視、不在意。他們既忽視了弱勢群體被包括言語侮辱在內各種欺淩存在的普遍性，也輕視了“軟暴力”和“話語權霸淩”對弱勢群體（起碼是某些領域某些方面某些具體事情上的相對弱勢者）傷害的嚴重性。還有的人知道違反“政治正確”行為制造的欺淩傷害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但是已經習以為常。更進一步的，有些人恰恰是知道違反“政治正確”給弱勢群體帶來的巨大傷害，但正是如此才拼命反對“政治正確”、故意觸犯“政治正確”，這樣才能滿足其惡意傷害他人的陰暗目的。

    對弱勢處境和身份者的“惡語傷人六月寒”：以“你媽死了”和“蕩婦羞辱”為例

    中國有古語“惡語傷人六月寒”、“傷口撒鹽”，這說明國人對言語暴力的傷害是明白的。但是也有句話“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人們一方面覺得他人惡語傷害自己很可惡，但是卻又不覺得這世界上各種言語傷害真有多麽嚴重，哪怕對弱勢群體是比刀割火燒還痛苦的感受。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媽死了”是中國互聯網上一句流行的罵人話，大家罵來罵去也不覺得什麽，平常也沒人太在意別人這樣罵自己，頂多罵回去就是。但是，如果你母親最近幾天真的死了，還是以比較慘烈的方式而非安詳去世。而且，你和你母親關系很好、母親生前非常愛護你、經常幫助你。這時你聽到“你媽死了”或者看到簡寫“nmsl”，又會是什麽感覺？如果是陌生人無意間說的，你或許會心里一痛心思一沈，難受一會。而如果是個和你有過節的甚至有深仇大恨的人，得知你母親剛剛去世，然後對著你挑釁般的說“你媽死了”、“nmsl”、“你媽終於死了我真高興，今天開香檳加菜”，“你媽死的真可惜，我還沒x她她就死了”……你又是什麽感覺？

    “政治正確”所禁止的，正是這樣的傷害。對普通人而言一般的謾罵，對弱勢群體就是殘忍的傷害。就像罵盲人是“瞎子”、腿部殘疾的是“瘸子”，並且是帶有嘲諷的態度、挑釁的語氣說，是多大的傷害？對於這樣做的人，譴責、開除、讓其聲名狼藉，難道真的過分嗎？即便過分，難道不是這樣的人先過分的嗎？

    弱勢群體往往因其特定的身份，更易成為貶損的對象，即便其經受的事情和對待與強勢身份者一樣。例如講一個男人與很多女性發生關系，就會被當成“風流”的美談，對當事男性大抵是增光添彩；但講一個女性與很多男性發生關系，就成了“蕩婦”的“淫名”，對當事女性名譽是毀滅性打擊（除非是特殊身份的人如“交際花”、所處環境開放友好）。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身份，就會得到不同的評價，對當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我們需要“政治正確”保護女性。我們還需要用“政治正確”為女權主義及女權運動保駕護航，矯正男權社會主導的道德與價值評價，不再讓未來人類社會還如此的“雙重標準”。

    LGBT群體處境與“跨性別者上廁所”問題

    還有一些反“政治正確”的人，是因為對一部分特殊群體的困窘、苦難缺乏了解，不能切身體會其面臨的惡劣處境。例如中國很多人對同性戀、跨性別者、變性人等LGBT群體的處境缺乏了解，不認為他們有什麽特殊的苦難。而對於修建“跨性別廁所”是反對的，對歐美一些人提出的按照當事人真實性別認同選擇廁所的主張更是非常厭惡，並將此作為美國民主黨、西方左派/進步派“小題大做”、“心理變態”、“破壞人倫”的例子，當然也將此作為厭惡和批判“政治正確”的理由。

    而其實，無論中國還是外國的LGBT群體，起碼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因其身份及相關行為，遭受過比較嚴重的歧視、欺淩與傷害。在中國，大多數同性戀涉及同性交友等行為都是低調隱秘的進行，起碼部分生活是在社會的邊緣與暗處。這本身就是一種壓力與痛苦。許多同性戀和跨性別者因家人不理解，與家庭關系惡劣，也嚴重影響其正常生活。而僅僅上個世紀末，同性戀還被當成流氓行為被官方歧視和公安打擊。同性戀群體不僅因此經常被當成流氓抓捕，官方的歧視也讓他們在遇到侵害時難以像正常人那樣求助，處境如同有“前科”的罪犯。現在雖然公安機關已不再打擊，但精神病院及一些半公開的所謂“矯正機構”仍然以各種名義收治同性戀及跨性別者，對其進行各種迫害行為，包括毆打、辱罵、捆綁及強制“治療”（如電擊）等。而在美國，上世紀中期警察還普遍對同性戀群體進行勒索和虐待，與黑人一樣是被警方“選擇性執法”的對象。而社會上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和迫害也經常發生。而同性戀及跨性別的性工作者更是容易遭受包括謀殺和虐待在內的各種傷害，連普通妓女的安全程度都不如。

    雖然進入21世紀以來，同性戀、跨性別者等LGBT群體處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他們仍然是相對的弱勢群體，在平均的生活質量、安全度、社會自由度上仍然不如普通的順性別異性戀者。尤其在互聯網上和LGBT群體線下聚集區，對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的各種歧視與騷擾仍然非常普遍。而且，他們處境之所以較以前得到一定改善，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抗爭，以及“政治正確”的出現和保護，所以那些迫害才有所收斂。這恰恰證明了“政治正確”存在的價值。而社會主流看不到或者忽視他們的苦難，恰恰是因為各種迫害讓他們不得不生活在暗處，而不是他們真的衣食無憂安恬自在。何況，隨著全球民粹保守主義的泛濫，最近幾年LGBT群體處境又趨惡化，例如中國文宣部門就封殺與同性戀有關的文藝作品，不允許在公開場合宣揚同性戀文化。這說明，LGBT群體的實現和維護權利之路，還很漫長和充滿荊棘。

    關於“按照自己自認性別上廁所”和建立“跨性別廁所”的問題，一直是許多中國人攻擊西方左派的重要借口，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包括以前的我自己）也覺得相關政策主張小題大做，還危害一般人的正常如廁安全。其實，之所以進步派有這樣的主張，是因為這個問題對跨性別者影響的確極大，如不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會受到嚴重傷害。一些跨性別者尤其未成年跨性別女性（男跨女），時常會受到一些行為不良者的嘲笑欺淩甚至身心虐待，而廁所是最主要的虐待地點之一。

   最典型的案例即台灣“葉永鋕事件”。當事受害者葉永鋕因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問題（生理性別為男，但是個人氣質和心理性別認同為女）長期被同班同學霸淩，包括在男廁所強行脫下褲子圍觀，最終因欺淩行為死於廁所（具體是間接傷害還是直接傷害致死無法確定）。類似的欺淩虐待還有很多，相當一部分就發生在廁所。廁所是最能體現人性別特征的場所之一，性別認同與多數人相異的且表現明顯為人所知者，日常就易被歧視欺淩，在廁所這個封閉的、性別認同要求高的場所當然更是待宰的羔羊，有著被欺淩、性侵甚至殺害的風險。在這樣的風險下，建立“跨性別廁所”或者允許跨性別者按自己意願選擇去一種性別的廁所，就不是“小題大做”和“變態”，而是非常必要了。

    那麽，跨性別者自己不要表現或透露出自己異於常人的性別認同，是不是就安全了？這的確是一種方式，也是大多數跨性別者正在做的。但是，這本身就是對跨性別者權利的侵害。跨性別傾向和行為是覆雜的生理、心理、環境等多重原因導致的，對當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自己希望認同的那種性別的氣質、打扮、生活方式，就極為痛苦，一些人因此自殺或自殺未遂。所以想讓他/她們隱瞞性傾向，是侵犯其自由權的，也是很難的、對其極為痛苦的。而且，在例如學校等長期集體生活的熟人環境，很難隱瞞自己的性別認同。如果刻意隱瞞，還會被發現的人要挾勒索。跨性別者的跨性別行為沒有傷害他人，為什麽要像做賊一樣生活呢？

    當然，修建“跨性別廁所”的確需要付出額外的經濟代價，而“允許按照心理性別認同上廁所”也的確會讓一些試圖窺視和侵害異性的人有機可乘。可如果不這樣做，跨性別者就容易被傷害。這就是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所以有不同意見也很正常。但是在不了解這些背景、原因的情況下，簡單的用“變態”、“小題大做”、“破壞倫理”之類言辭攻擊支持保護跨性別者的進步派，顯然是荒謬愚蠢的行為。何況，對於可能造成的新問題，進步派的政策也有考慮。例如並不是說人人都可以自稱跨性別者而去上“心理認同”的廁所，而是需要以做過變性手術或起碼在法律上變更過性別為前提，並且確定轉換性別後就不能輕易再行改變。

    在中國，暫時的確沒有相應的條件去充分保障跨性別者的權利和安全，我也不認為中國暫時需要廣泛實行西方進步派主張的那樣，建立跨性別廁所和實行允許按心理性別上廁所的政策。但是，我們起碼要理解和尊重發達國家對少數群體權利的保護，應是一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態度，而非惡毒的污蔑和咒罵。我希望，未來的中國在實現基本的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社會主流群體權利權益得到充分保障後，也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采取各種措施，讓少數群體和邊緣人群也能有作為人的各項權利與尊嚴，以及作為特殊群體應得的特別保障。

    從“對黑人系統性歧視與壓迫是否存在”爭議談“政治正確”的利弊

    而“政治正確”另一個受益群體則是黑人，尤其是美國的黑人。對於美國黑人在歷史上曾遭受奴隸制迫害的事實，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承認，在學界和政界也屬於公認的事實。但是，在涉及到當今的或說奴隸制結束以來的美國黑人是否遭受系統性歧視壓迫問題上，美國社會就形成了激烈的爭議。

    2020年5月，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扼頸殺害，引發了美國乃至世界許多地方黑人及支持黑人權利者的抗議浪潮。而許多進步派媒體和學者，將弗洛伊德案視為美國警方系統性歧視和暴力對待黑人的典型案例，也反映了美國整個社會對黑人的歧視和迫害。這樣的說法一直是美國進步派學者（而美國知識界絕大多數都是進步派，也可以視為知識界/學界共同的態度）的老生常談。

    但這樣的事實，有很多人拒絕承認。美國的部分右翼和大多數極右翼白人拒絕承認，是能夠理解的。但是，一些中國人包括中國自由派學者，也否認美國存在對黑人的系統性歧視與壓迫。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即便存在種族歧視，也是非官方的、零散的、個人的，而非“系統性”的。

    而事實足以證明“系統性歧視與壓迫”是存在的。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報道不勝枚舉，在此僅列舉一些顯而易見的數據。根據新京報《10個數據看清美國的系統性種族主義》一文列舉的十個數據，就能看到美國黑人相對其他群體尤其白人的相對弱勢（數據均來源於正規機構如美國政府、公民組織、專業調查機構，但為簡略將信息來源截去，需確認來源者可搜新京報原文）：

   1.美國黑人產婦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而且調查發現，60%的孕婦可以通過更好的醫療措施挽回生命；

   2.美國新冠肺炎死者中24%為黑人。美國報告的新冠肺炎死者中有24%是非裔美國人，而黑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為13%；

   3.美國黑人學生的高中畢業率為79%。白人學生為89%，亞裔學生為92%。在犯同樣錯誤的情況下，黑人高中女生往往比白人女生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前者被停課處分的幾率比後者高出6倍；

   4.美國黑人失業率創10年最高，增至16.8%。美國黑人的失業率從4月時的16.7%上升至5月的16.8%，創下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5月美國白人的失業率從4月時的14.2%降至12.4%。從歷史上看，多數黑人在低收入行業工作，他們的失業率更高。經濟學家認為，種族之間之所以存在就業差距，除了勞動力市場上固化的種族歧視外，別無其他解釋；

   5.美國白人家庭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在美國，白人長期受益於黑人勞動帶來的資本，但是黑人的收入卻一直落後，巨大的種族貧富差距難以彌合。美國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2000年，黑人的平均工資是白人的79.2%，2018年這個數值降至73.3%。即便擁有學士學位的美國黑人，他們的財富普遍比高中輟學的白人少；

    6.美國黑人擁房率為44%。73.7%的美國白人擁有住房，而美國黑人中只有44%，是所有種族人群中擁房率最低的。而在買房和購房方面，美國黑人也受到歧視。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在買房和租房時依然受到“隱性歧視”，因此影響他們搬入好學區、好社區或接近有更多工作崗位的地方；

    7.有890萬非裔美國人處於貧困之中。2018年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為20.8%，意味著有890萬非裔美國人處於貧困之中，美國白人的貧困率僅8.1%。此外，22%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貧困線以下的白人兒童只占12％，黑人兒童的這一比例高達36%；

    8.美國500強企業中，黑人CEO僅占4席；

    9.黑人男子被警察執法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一方面在於警察對於黑人的刻板印象並未改變，當面對黑人時，會出現擔憂或輕視的態度。另一方面，從犯罪率的角度來說，黑人的犯罪率確實高一些。警察群體對待黑人容易過度緊張，擔心他們藏有武器或其他物品；

    10、美國參議院僅有3名黑人參議員。雖然眾議院領導層中黑人的人數有所增加，目前有52名黑人代表，但參議院只有3名黑人參議員。

     以上的數據及數據解釋，均可以證明美國存在對黑人系統性的歧視、排擠、壓迫。雖然黑人的弱勢處境有很多原因，但種族歧視和歧視引起的“區別對待”無疑是重大的原因。而那些看起來像“自身原因”的缺乏教育、文化底蘊不高、家庭不和諧、暴力行為較多等，也都與歷史上黑人被當做奴隸和“二等公民”對待，沒有正常的生存發展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非黑人天生就有這些“劣根性”，並不是基因和血統的問題。

    即便如此，否認黑人在美國被系統性歧視壓迫的中國自由派（還包括常年生活在美國、甚至在美國大學擔任學者的一些人）仍然有辦法辯解。除了將這些黑人與白人的差距歸為黑人“自身原因”外，還有一個說辭。他們說，各種歧視壓迫行為都是個別人做的，即便有不少白人都有對黑人的歧視，但是在國家法律和制度上已經沒有了歧視和壓迫，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的歧視，所以不能稱為“系統性”，所以也不能怪美國政府、不能怪整體白人、不能怪整個社會（這樣說大概黑人只能怪自己“長得黑”、“基因不好”了）。

   這種說法完全是不成立的。所謂“系統性歧視/剝削/壓迫”並不是說要明文規定的行為才算，任何集體的、大範圍的、長期的、形成習慣乃至潛規則和亞文化的歧視態度和壓迫行為，都屬於“系統性歧視壓迫”。就像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存在系統性的腐敗，中共官方也承認黨和政府“有些地方/部門”存在“塌方性腐敗”。腐敗這個東西當然在任何法律上都不可能明文規定應當和合法，但現實中普遍存在。難道因為沒有把“允許腐敗、鼓勵腐敗”明確寫在黨紀國法里（倒是寫了嚴禁腐敗），所以中國的腐敗就不是系統性的了嗎？

    否認者們還有理由，例如說黑人被歧視欺淩並不是政府行為，起碼官方層面已經種族平等甚至照顧黑人了。這顯然是忽視了習慣、傳統、文化等因素的極大影響。就像印度在建立共和國後，就在憲法里明確寫到禁止基於民族、宗教、種姓等身份的歧視，廢除將人劃為四等（此外還有不被算作有尊嚴權利的人的“達利特”“賤民”）的“種姓制度”，也反對宗教歧視和民族仇恨。但現實中的印度，種姓制度仍然根深蒂固，上層仍然是婆羅門占主導，絕大多數賤民仍然身居底層從事那些被人看不起的臟活累活。即便有如印度憲法起草者阿姆倍伽爾、現任總統科溫德這樣身居高位的“達利特”，但並不能改變整體上不同種姓者的不平等。而印度建國以來，印度教徒對國內穆斯林、錫克教徒的打壓迫害，各民族和教派之間的歧視乃至殺戮，也從未止息。

    還有，即便沒有公開的政策、明文的規定，美國政府就真的沒有參與對黑人的系統性歧視壓迫嗎？在奴隸制結束之前的美國南方自不必說，即便奴隸制度結束後，美國一些州份的法律和政策仍然歧視壓迫黑人，否則也就不會有1960年代席卷全美尤其南方各州的黑人民權運動。而民權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後，表面上看沒有了對黑人的制度性歧視壓迫，但其實官方的態度和作為/不作為仍然影響著美國黑人的處境。對於處於弱勢的黑人，即便美國聯邦和各州的三權機關袖手旁觀，那其實就等於助長白人對他們的歧視壓迫。就像里根執政期間，被視為美國民權的倒退時代。里根政府當然並沒有直接去制定一些壓迫民權、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法律和政策，但其只要停止前面如約翰遜、卡特政府推行的平權政策，就足以讓反歧視反壓迫的抗爭失敗。特朗普政府也同理。他執政期間也沒有推行明確寫著“歧視黑人”、“歧視女性”的政策法規，但黑人和女性及其他弱勢群體處境的惡化卻是有目共睹。

    很多歧視與壓迫政策往往孕於一些其他名目的政策中，如最近美國保守派法官推翻“羅訴韋德案”即是最典型的例子。這六個美國保守派大法官及支持他們的美國保守派三權成員，當然沒有公開講“我們歧視女性”，但禁止墮胎這一政策及引發的對女性權利的各種連帶影響，都在沈重打擊婦女權利和男女平等。而涉及種族問題的也一樣，保守派只要在經濟、文化、歷史遺留問題等各方面停止種族平權，就是在參與對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歧視壓迫。

    以上的事實不僅說明“美國黑人被系統性歧視壓迫”的確存在，更證明要求承認這一事實的“政治正確”是極為必要的。因為只有在承認這一事實基礎上，才能推動平權工作的進行，才能通過行政、法律、經濟、教育等手段，縮小黑人與白人的各種差距，遏制種族歧視與壓迫對黑人造成的傷害，改善黑人的處境，最終在美國實現種族的平等與和諧、社會的多元與正義。

    當然，“政治正確”對黑人平權也的確會有一些負面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黑人貧窮、受教育程度低、暴力行為較多等，從遠因是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等剝削壓迫，但畢竟已經過了很久，現在的歧視壓迫已經輕了，制度上的更是可以說消除了，所以自身也需要更多努力和改變。例如一些黑人不重視家庭教育和家庭責任，許多黑人家長尤其黑人男性父親經常拋棄孩子、不認真教育孩子。這樣的情形很普遍，幾乎成為黑人的一種“亞文化”，是黑人犯罪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黑人不反思和改變，那即便有很多平權政策，也很難把更多黑人都拯救。還有，黑人之所以更可能遭受警察暴力，也和黑人從小抵觸警察，與警察互不信任、關系惡性循環有關。由於擔心黑人暴力抗法，所以警察往往“先下手為強”，哪怕更多黑人是無辜的。雖然這不能為警察因歧視傷人殺人脫罪，但警察與黑人的矛盾沖突，的確不完全是單方面的錯（當然警察錯的更嚴重）。

    但因為“政治正確”，這類批評只能由黑人自己提起，其他人提就成了冒犯。而將一切都歸於“歧視與壓迫”，則很“政治正確”。這樣的“政治正確”還容易形成對平權政策、優惠政策的依賴，讓一些黑人“吃福利”而不自立自強。這樣看，“政治正確”的確對黑人自省和奮鬥有一定負面影響。

   但即便如此，“政治正確”仍然是利大於弊。就像絕大多數雲貴山區的孩子一定競爭不過絕大多數京滬戶籍孩子一樣，在各種不平等乃至歧視壓迫下，僅僅自力更生是很難成功的，根本上還是要通過制度、政策等方式促進平等。而想促進平等，必須承認不平等的事實，對其批判和改變。因此，“政治正確”要求承認黑人被系統性歧視與壓迫的基本事實，並且要求白人在整體上承擔相應責任，還批判敵視黑人平權的白人至上主義，是非常正確的。

    至於“政治正確”的那一點副作用，如一定程度掩蓋了黑人一些自身問題，遠遠不抵其積極有益的那一面。何況，即便在這一點上，也並不是都是壞處，其實也是保護了黑人的。一些黑人缺乏家庭責任意識，黑人社區暴力頻繁，這些是事實，也的確需要改變。但是談論這些事實的人，卻未必都出於好心。有的白人和上層談起這些問題，是出於同情，希望幫助黑人變好。但是對於一些種族歧視者、白人至上主義者，談論這些反而是為了貶低和羞辱黑人。例如說“黑人往往沒有爸爸”，這話如果從3K黨嘴里說，那你猜會是好意嗎？而如果輿論說“因為黑人暴力抗法的多，所以警察才無奈使用暴力”，那就會助長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尤其那些出於歧視而對黑人施暴的種族主義傾向的白人警察，就更有理由脫罪，也更敢肆無忌憚借執法毆打和殺害無辜或罪不至死的黑人了。

    同樣的道理，像中國互聯網上也經常有人談黑人、印度人、穆斯林如何如何不好，其中究竟更多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還是為了有個談資、滿足優越感呢（當然也的確有些是出於同情和憐惜，或者有些是中立的敘述評論，但惡意的絕對很多，而且無可厚非，因為印度人、穆斯林很多也是類似態度對中國的，黑人也有不少歧視華人和中國人的）？同樣，日本互聯網上也充滿著關於中國人“素質低”、“劣根性”的談論，你猜他們是“愛之深責之切”，還是充滿種族優越、鄙夷調笑中國人呢（從他們滿嘴“支那”就很清楚了）？當然，不止種族和國家之間，同族不同身份和階層間，上位者對下位者缺點弱點的談論，大多也是嘲諷而非同情。就像城里人談到鄉下，體制內談體制外，正式工談外包工，名校學生談技校生，幾分是同情幾分是鄙夷？甚至即便真是同情，這同情在“下位者”感覺是不是本身就像譏諷了？

    關於黑人缺點的歧視性言論的流傳，是讓黑人等弱勢群體在現實中得到更多同情幫助呢，還是受到更多懷疑、敵視和疏遠呢？答案顯而易見。所以，還不如“一刀切”的把針對性談黑人缺點的言論尤其有侮辱色彩的言論都在“政治正確”中禁了，提出批判可以通過合適方式和態度提出。這樣對黑人還是更好的。

    “政治正確”約束對於關注和對抗氣候危機的重要性

    氣候變化問題，準確說是人為導致的全球暖化等氣候災變性異常問題，關系到包括美國、中國、歐盟各國乃至全世界的未來命運與存亡。全球各國本應團結一致積極解決，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陷入很大爭議，且包括一些建立於謊言和陰謀論的、本來毫無必要的懷疑與爭論，嚴重影響了氣候危機的防治。

    關於氣候變化的概況，以及對於氣候問題的爭議，我直接節選自己另外文章中部分章節內容以概括和簡單議論：

    關於氣候變化，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下面這段話即來自曾獲13項普利策獎的《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和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幹旱地區更加幹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台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以氣候變暖為主流的全球氣候變化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制氣候變暖，就必須限制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制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系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著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系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而自從國際社會尤其發達國家發覺並證明了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後，就開始了阻止或延緩氣候變暖、預防各種相關災害的呼籲和行動。最近二十年，面對氣溫升高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具體危害如洪災發生頻率和強度大增等嚴峻現實，世界各國及國際機構強化了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和宣講，也在加緊實際行動。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主要國際機構都積極投入相關宣傳和行動，如聯合國和世行官網的醒目位置均有對氣候問題及相關議程的介紹。而美國、歐盟、中國、印度等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政府也都承認氣候危機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關承諾。而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BBC等各大媒體也都連篇累牘的對氣候問題進行報道，從文字論述到視像記錄應有盡有。可以說，關於氣候變暖及其已造成/將造成的危害，都有極為充分和完整的證據證實，並得到了所有具權威性組織機構的認可。

    但即便面對這些研究結論和世界現實，仍然出現了廣泛流傳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並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大量民眾的認同與附和。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制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

   其實，這些質疑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如各大媒體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板塊就有對氣候變化議題中各種謠言的辟謠、事實說明。不僅媒體，各國專家學者及相關學術刊物，都有對“全球暖化否定說”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但這仍然不能改變大多數否認氣候變暖者的立場。相對於政府機構、科學工作者、主流媒體，他們更相信來自網絡上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而這些謠言和陰謀論大多來自反建制主義者、宗教保守勢力、會因治理氣候危機而利益受損的各種利益集團等。

    以上就是氣候危機和非科學的“全球暖化否定說”的概況。正如以上所說，氣候變暖且為人為，而且將給人類帶來很大災難，是確鑿無疑的。但是，仍然有許多人否定、質疑這一被專業人士集體確定、也被各界重要人士認可的基本事實。否認氣候變暖者拿不出足以駁倒事實的證據，其論證也沒有邏輯（很多人幹脆就沒有論證），但卻堅信自己的觀點（當然也有一些是出於利益，假裝不知真相而否認氣候變暖）。這些氣候變暖否認者與否認“阿波羅登月”、否認“進化論”，卻堅信美國“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民主黨自導自演”、“911事件”也是“政府自導自演、“希拉里性侵兒童”者，頗有重合度，非常頑固而無法說服。

    不過，相對於以上這五個陰謀論信奉者，否認氣候變暖者人數要多的多，很多不僅是出於信仰，也是出於利益。因為要想防治氣候危機、阻止或起碼延緩氣候變暖，必須減少碳排放。減少碳排放則需要停止或減少許多化石燃料的開采、關停各種工廠、減少使用大排量交通工具、減少肉類消費、減少空調使用等，涉及經濟結構、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且很多是需要人們付出很大代價、節制欲望削減需求的。

    這必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反彈。不過，人們大都不願承認因為自己的私欲而拒絕減碳和防止氣候變暖，更不願意承認自己成為地球毀滅的參與者。而且，人們想擺脫責任，拒絕履行某些義務，總是要找個借口而非直接拒絕。所以，這些人就傾向於並無科學依據、捕風捉影的“全球暖化否定說”，半真的相信半自我欺騙的接受了各種拼湊的、偽造的、以偏概全的信息，得出“氣候變暖是個大騙局”這樣的結論。而這些否認氣候變暖者，又同樣的參與錯誤結論的制造和傳播，傳給更多潛在的“信眾”。

   出於類似的動機，更多人加入，人數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形成了非常可觀的數量和影響力。而互聯網的存在，讓謠言和陰謀論變得極易傳播。於是，否定氣候變暖者成為一股極大的勢力，阻礙著氣候危機的防治。

    如果僅僅是“烏合之眾”的聚集，那影響或許不大。但否定氣候變化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力量，例如基督教保守派勢力、重要產油國、化石燃料和傳統工業生產企業、一些國家內部因氣候變暖相對得益的地域集團等，有著權力、金錢、信仰、人脈乃至暴力機器，完全可以介入包括美國和中國等大國的政治決策、影響世界輿論的導向。而那些“烏合之眾”，就成了他們利用的工具。那些“烏合之眾”對被利用缺乏了解，不過即便知道被利用，也會非常樂意接受，因為畢竟目標一致，都反對采取各種手段（尤其付出各種代價）對抗氣候危機。

    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對抗氣候危機、減緩全球暖化的進程，果然被破壞了，或者起碼被部分破壞了。最典型的“成果”，當然還是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的上台、右翼保守反智集團的成功問鼎。特朗普政權執政四年，幾乎完全廢止了奧巴馬時代的氣候政策，不僅停止了國內的新能源投資、恢覆了高碳排放的各種化石燃料開采和傳統工業生產，還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放棄了參與氣候危機防治的國際合作。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國，在全球對抗氣候危機的分工合作中有著可謂最重要的作用。美國的四年沈淪期，也正是氣候危機惡化的關鍵期。

   雖然2020年拜登勝選後努力撥亂反正，撥款推動新能源產業和環保事業，但一切可能都來不及了。不僅因為失去了重要的四年，還因為否認氣候變暖者的各種行動，及國際局勢的變化（主要是各國右翼保守、反智、孤立主義的興起與得勢），導致曾經得到各國各領域廣泛認可、團結一致的對抗氣候危機的行動，變成現在各方離心離德、三心二意、勾心鬥角。沒有了堅定失去了團結，還如何取得對抗氣候危機的勝利呢？

     不過，科學與理性的堅守者們，仍然想方設法推動防治氣候危機的行動，包括堅定人們的意志和團結更多人參與。而把“承認/禁止否認氣候變暖及其人為性和危害性”作為“政治正確”要求的一部分，正是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

     前文已經提到，很多人無論如何解釋，就是拒絕相信氣候變暖，或者否定其人為性、不認為現實中那些災害與其有關。還有很多民眾，則因為知識不足、精力有限，很難深入了解氣候問題，往往人雲亦雲，容易聽信謠言。另外，氣候問題的許多來龍去脈和細節，也的確比較專業，很多非專業人士很難完全理解。即便日常的天氣預報，都有很多人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何況氣候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氣候變暖為真且是人為且具危害”當成“政治正確”要遵守的“定理”，就把問題簡化了，直接接受結論就是。這當然過於簡單粗暴，好像類似於中國的填鴨教育。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就像否定氣候變暖者不斷散播謠言，即便你辟謠，他們還繼續堅持謠言，你不可能對每次造謠的專門去辟謠，沒有人有這樣的精力。何況，相關的證據如學術研究、新聞報道唾手可得，但他們就是不看。而對那些不明真相的旁觀者，科普很重要，但未必人人都認真聽取接受，畢竟每個人的價值觀、知識水平、理解能力的不同，每個人的精力也都有限。所以，只能這樣簡單粗暴的定性和灌輸。而且，還要用“政治正確”的“權杖”，去責罰那些否認氣候變暖的重要人士（當然“政治正確”對沒有身份的平民是無法責罰的，也是不該用“政治正確”責罰的）。

    這樣的做法，反“政治正確”和否定氣候變暖的人當然是強烈反對，認為這“侵犯了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重要的，但是它當然是有邊界的。前述的侮辱誹謗尤其對弱勢群體的侮辱，就不屬於言論自由。同樣不應屬於言論自由的，還有謠言和陰謀論。當然，在美國，謠言和陰謀論暫時也屬於言論自由。除非有受害人提告並拿出確鑿證據為謠言，否則謠言和陰謀論不被追責。而關於公眾人物和公共議題，則連這樣的制約都沒有，人們可以肆意發表謠言和陰謀論，就如我前面提到的“希拉里性侵兒童”、“阿波羅登月是騙局”、“911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等。這些謠言頗有現實危害性，但卻都被“言論自由”這一遮羞布阻擋而無法追責。

    還有一種謠言和陰謀論，即專業問題的謠言和陰謀論。否認進化論、反對相對論，就是典型的兩個例子。進化論和相對論並非完美無缺的，也不是不可質疑和批判。但問題是迄今大多數關於進化論的批判和幾乎所有對於相對論的批判，都是缺乏科學根據的“民科”言論或宗教說辭。宗教的無稽之談不用多說，“民科”言論本質上也是偏執妄想。例如中國就有許多“反相對論”者，活躍於許多互聯網平台，看似也使用了一些數理公式定理，但遠遠得不出證偽相對論的結論。

    這樣的涉及專業問題的謠言和陰謀論，如果僅僅是停留在純粹技術爭議（當然根本上不存在爭議），那就行不成實際危害，真正研究進化論、相對論的學者，也不會受到這些“民科”和宗教說法的影響，他們也不會對現實社會有真正的負面作用。但如果某些專業問題同時也是公共議題、現實問題，那不僅問題的重要性有了質變，“民科”和宗教對相關問題所發出的謠言和陰謀論的影響更有了質變，從幾乎毫無實際影響變得影響極壞。

    氣候變化問題，就是專業問題成為公共議題後，被謠言和陰謀論損害最嚴重的問題。因為氣候變化問題十分覆雜（雖然核心問題其實很簡單很好理解），又涉及到現實中全民的利益，防治氣候問題又需要全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參與，所以就成了謠言和陰謀論滲入最嚴重的專業問題。諸如“氣候變冷不是變暖”、“氣候變暖是自然周期不是人為因素”，都是非專業者盲人摸象、張冠李戴的結果（也有一些專業者出於利益往這類觀點上引導）。而沒有知識和足夠判斷力，也沒有太多精力去了解完整事實的大多數民眾（還包括許多非相關專業的精英階層乃至知識分子，尤其缺乏科學素養和邏輯思維能力的中國精英和知識分子），就會被一些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甚至好像有根據證據的說辭迷惑，然後就產生了錯誤的認識，並讓這些錯誤認識決定了對待氣候問題的態度和行為。而那些制造和傳播謠言和陰謀論者，十分可惡、罪惡滔天。

    打個比方，這就像一個人A生病了，去醫院看病，醫生告訴他是什麽什麽病，應該怎樣怎樣治。而有一些人（假設是當事人A的親密朋友），對醫療問題一竅不通，但卻七嘴八舌的說，他們可以看出A是什麽病、應該怎樣治，並且警告A讓醫生治容易出醫療事故，還說醫生都是為了錢，不會治好A而是會謀財害命。而且他們還能找到醫院和醫生各種瑕疵，例如以前的確發生過醫療事故，醫生對A的病情沒有說“100%一定確診”，以及醫生對病情的看法幾天一變、醫生某句話和某句話聽起來很矛盾、醫生會診時不同醫生意見不一樣……諸如此類，反正就是忽悠A不要在正規醫院讓有資質的醫生看病，甚至直接說現代醫療體系就是謀財害命的工具。那麽A怎麽辦呢？他們中有的說A根本沒病，有的說要殺豬宰羊焚香祈禱，有的說應該吃茯苓草藥……不過共同點就是反對醫院、醫生和現代醫學。A如果不聽醫生而聽他們的，那必死無疑了。

    而氣候變化問題中專業意見與各種謠言與陰謀論者的行為，正是如A看病中的遭遇這樣。只是氣候問題導致生病的，是整個地球及地球上的所有人類。那些謠言與陰謀論者所說的話，也的確是假話里摻著一些真話，例如按照科學方式對抗氣候危機，的確未必就能成功，就像醫院治病不一定能治愈一樣。而減少碳排放以減緩氣候變暖，也顯然需要人類付出代價，就像吃藥做手術都有後遺癥一樣。而各種高投入大代價的應對氣候危機的計劃失敗，也就相當於醫療事故了。只是，假如不接受專業人士給出的事實和建議，而是聽那些謠言與陰謀論者的噪音，那地球上的整個人類，大抵也會像A死亡一樣全體滅絕吧。如果還要在喻體和本體中找個共同點，A沒有及時治療而死亡，死亡之前很可能身體腫脹、器官潰爛，極痛苦而死；而地球上最後的幾十億人類，也基本會在高溫、洪水、瘟疫、幹旱的輪番侵襲下，成批的死亡，然後為爭奪有限資源拼命的互相殺戮，然後繼續被災害侵襲，自然災害和人類互害同行，最後，人類捎帶著地球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生物，滅亡。

    言歸正傳。將“承認/禁止否認氣候變暖的真實性、人為性、危害性”作為“政治正確”，就是試圖把胡說八道的言論摒除在決策力量之外，盡可能團結人民堅定的按照科學方式對抗氣候危機。可惜的是，“政治正確”其實並沒這樣大的威力，連法律都無法足夠有效約束的人類，靠“取消文化”又怎麽可能？雖然滿嘴謊言的特朗普下台了，但否認和懷疑氣候變暖、或者對此毫不在意、更不讚同采取各種措施對抗氣候危機的共和黨保守派，仍然在國會、最高法院端坐。他們沒有被解雇，反而可以輕易的“取消”別人的各項權利與自由，例如否定女性的墮胎權。

   說到這里，很多事情都是有聯系的。保守派不僅在美國國內反墮胎，還阻止美國醫療援助機構在亞非拉推動避孕。例如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大幅削減幫助非洲貧困國家女性避孕和墮胎的援助。這會導致人口本已稠密又缺乏淡水等生存資源的非洲，面臨更大的經濟困難和資源緊張，各種戰亂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為爭奪有限資源將更加慘烈的自相殘殺。保守派尤其宗教分子拒絕人口控制，敵視科學規劃和頂層設計，更反對全球層面的“宏觀調控”，後果是災難性的。如果美國和世界生育的人口再多些，消耗的能源和制造的污染再多些，世界將更早迎來末日。即便不談這導致的碳排放的增多、氣候危機的加劇，人口暴增對資源的消耗和更殘酷的利益爭奪，就會讓人類陷入災難。美國的保守派引領著世界反科學的潮流，也帶領世界走向毀滅的快車道。

   很多人說“政治正確”太過分，我倒是希望“政治正確”能如激光槍、火箭炮，將一切謊言者與作惡者摧為齏粉。可惜，現實中並不能。我們只能看著這世界在那些愚昧和敗壞者破壞下越來越壞，最終滅亡。

     “政治正確”的“孿生姐妹”--“身份政治”：鋒利好用的雙刃劍（兼論美國2016年大選和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與“身份政治”相關的問題）

     “政治正確”的一個主要特點，即高度強調支持/反對對象的身份特征，以及對相同身份特征者有促成團結和集體行動的強烈要求，如其強調的保護弱勢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LGBT社群成員等，均具有鮮明的身份獨特性。而他們所反對的“壓迫方”，如男性、主體民族/主導民族、順性別異性戀等，也是有著共同特征的群體，並在其意識形態構建中，將之與弱勢群體設為對立關系。而反“政治正確”的，在對身份認同和自身群體利益的強調上，具有與支持“政治正確”者完全相同的特征，只不過所支持/反對的對象恰恰相反。例如美國反“政治正確”群體就往往是占美國主導優勢的白人男性宗教信徒。

    而牽涉到不同身份群體內部的認同與對外的排斥，以及不同身份群體（尤其身份與價值觀對立群體）之間的對抗，就是互聯網和現實政治中另一個熱點問題，即“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與“政治正確”（及反“政治正確”）關系極為密切，二者可謂“孿生姐妹”般的關系。與“政治正確”一樣，“身份政治”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含義。本文會討論多種“身份政治”，但狹義的“身份政治”指最近幾十年歐美國家興起的“身份政治”熱潮。以下對“身份政治”的討論，也以這種“身份政治”為基礎和重點。

    在歐美近幾十年的政治變遷中，“身份政治”越來越成為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的重要手段和特征。而狹義“身份政治”的起源，是二戰後歐美各種民權運動、平權運動及政治新思潮的興起。不同於蘇東陣營和“第三世界”大都處於非民主的狀態，戰後的歐美已建成相對成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會，並且長期生活在相對和平富足的環境中，即所謂“黃金時代”。

   在自由民主這樣的基本民權業已實現的情況下，歐美追求更公正和幸福生活的進步派、左翼力量，開始追求更多的民權與利益。而其追求的重點，一是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處境、不同身份的群體及個人，能夠實現真正的和實質的平等；二是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邊緣群體能夠實現其作為特殊身份者的特有訴求和利益，起碼要彌補因其相對弱勢條件和處境而落後於既得利益的強勢者的相應損失。對於勞工階層，希望得到作為工人的勞動報酬、休息休假權、安全保障等；女性則希望有與男性一樣的參政權、工作權、工作中同工同酬，以及為女性提供其性別特征所需的特殊支援和保障；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裔、亞洲裔人士等美歐少數族群，也要平權，以及彌補歷史欠賬；同性戀者當然也要追求與異性一樣的婚姻權、法律保障等；身體殘疾和心理殘障者，也要求有平等的工作權利與對殘疾人必要的照顧與支援。（此外，還有以上多種身份的重合者，例如黑人女性殘疾人這樣的多重弱勢者）

   這些各具獨特身份的群體，與主流既得利益群體中有良知和同理心的正義之士，共同掀起了美歐二戰後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包括勞工運動、女權運動、黑人及少數族裔民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殘疾人平權運動等。這些不同身份者及推動的各種運動，即是今日“身份政治”的發端。

    不過，當年的這些對內同質對外異質的群體，對身份認同的強調還並不十分強烈，主要是集中在各種現實的訴求，而非對自己身份的狂熱尊崇及內部的忠誠。但顯然，那時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已經有著很明顯的“身份政治”色彩。這些身份各異的群體之間，大多是合作關系，共聚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為獲得自己應得的平等、尊嚴和利益而奮勇前進。

    在1960-1970年代，經過激烈的抗爭，包括付出各種流血與死亡的代價（如馬丁路德金之死、“密西西比在燃燒”），他們達成了部分目標，實現了一部分訴求。美國勞工的待遇得到提高，針對黑人的種族隔離被廢除，女性參政和工作少了許多阻礙，同性戀、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利益也開始得到重視和保障。那個時代可謂歐美的“偉大時代”，也是世界人民向往的燈塔。

    但好景不算太長。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撒切爾和里根的上台為標志，西方進步主義趨向消沈，基督教傳統的覆興成為“新主流”。以英美的保守主義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掌權後，就軟硬兼施的打擊各種進步色彩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例如撒切爾就野蠻鎮壓了英國的勞工運動及北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再後來，蘇東劇變讓西方進步派的某種精神依托垮塌，保守主義繼續得勢。

    直到溫和左派克林頓、布萊爾、施羅德等人的上台，才標志著歐美進步主義略有覆蘇，保守主義有所萎縮。但此時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已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樣波瀾壯闊，變得相對和風細雨。而各種特別身份的群體的抗爭，也相對更加和平與低調。雖然每年“八國峰會”之類論壇會議時，有些極左勢力會訴諸暴力，但也只是破壞一些雜物、焚燒若幹輪胎，不再有那麽強烈的革命烈勇。而建制層面，1995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上，希拉里代表世界進步女性的呼喊，還是很有震撼力的。此後數十年，歐美各國及世界的政治局勢也有著各種變與不變，各群體的平權運動也隨之浮浮沈沈。

    而“身份政治”，無論在進步主義的高峰期還是低潮期，都在逐漸強化。當進步力量得勢，強調自身身份認同是進取和驕傲；當保守派占優，平權進程陷入低潮時，“身份政治”更加得到強化，原因是為了加強團結、振奮精神、積累力量，以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和壓抑冷漠的外部世界。這時的“身份政治”中身份認同的作用，已經不再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為爭取作為某種身份群體者應有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而更多成為了區隔“己者”與“他者”的工具，並塑造某種並不必要的身份驕傲感乃至優越感。這顯然代表著“身份政治”向不好的方向轉變。

   而互聯網的發展和家用電腦、智能手機的普及，讓世界各國的政治動員、政治參與、政治對抗，包括對各弱勢和少數群體的處境和抗爭進程，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而現下的“身份政治”的內容與形式，表現與影響，也正是在互聯網成熟和普及後形成的。在互聯網剛出現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它將促進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身份的人相互交流，以及理解與融合，世界將因此成為一個大家庭。

    但現實卻並不是這樣美好。一定程度上，互聯網的確促進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溝通交流，也實現了一些以前難以做到的遠程迅捷合作，世界似乎成了“地球村”。但另一方面，互聯網加劇了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群體的矛盾沖突，並逐漸形成了各種互聯網及現實中的“同溫層”，隔閡與對立乃至沖突，成了互聯網時代政治交流的主旋律。至於為何這樣，就和互聯網平台信息“短平快”、知識碎片化、發表言論方便但缺乏門檻和追溯性導致謠言和仇恨言論泛濫、易放大極端化的聲音等有關，說起來又是很大的話題，在此就不展開了。

   總之，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加劇了不同身份立場者的沖突，自然也強化了“身份政治”。人們根據自身的身份、價值觀、利益訴求，分成不同的陣營相互謾罵、羞辱，乃至“人肉搜索”和線下攻擊。互聯網上各陣營的鬥爭，在民主自由的歐美，立即轉化為現實中的政治對立與博弈。而2010年代至今，又逢歐美和世界局勢的劇烈變動，尤其政治的極化與社會的撕裂加劇，讓“身份政治”的價值水漲船高，反過來也又加劇了各種撕裂與對立。而“身份政治”導致的歐美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撕裂與對立，在2016年美國大選及特朗普當選後，達到了迄今的最高潮。（因為美國是歐美各國中國民群體最多元、社會矛盾最尖銳、“身份政治”最明顯的國家，所以以下以談美國的“身份政治”為主為典型）

    而作為反建制的“異類人物”特朗普能夠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本身就是“身份政治”促成的。如前所述，“身份政治”一直伴隨著二戰後歐美社會的發展。2008和2012年，作為黑人的奧巴馬連續當選美國總統，“身份政治”就起到重要作用。雖然說根本上還是因為奧巴馬的政綱和政績得到過半美國民眾認可，但其作為黑人的身份，也成為黑人及其他一些少數族裔投票給他的原因。2008年和2012年大選，分別有95%和93%的黑人將票投給了奧巴馬，而白人只有43%和39%投給他。顯然，“身份政治”對奧巴馬的當選有著重要推動作用。

   2016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也想覆制奧巴馬的成功。她在堅持奧巴馬的種族平權政策同時，還主打女權主義（這當然也與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關），以此希望得到更多女性的選票。而對於其他弱勢和少數群體，如LGBT群體、亞裔拉丁裔阿拉伯裔少數族群，以及傳統的民主黨支持者勞工群體，希拉里也都提出了相應的政策，承諾保障他們在既有平權運動中的所得，並進一步改善他們的處境。這些舉動，都涉及對特定群體的支持和承諾，顯然也是在利用“身份政治”牌。當然，希拉里競選總統並不只靠“身份政治”，而是其豐富的從政經驗和成績，以及充分的執政能力。按照大多數美國內外觀察者的看法，2016年希拉里幾乎篤定當選。

   但選舉結果令世界驚訝。從競選之初就完全不被看好、進入終選後也被認為將是希拉里大比數勝出的陪襯的特朗普，居然擊敗了希拉里當選總統，而希拉里抱憾而敗。雖然從普選票看，仍然是希拉里得到了更多選票，但因為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特朗普依靠在更多州份選情的相對優勢，尤其幾個關鍵州的勝利，得到更多的“選舉人票”，以相對較少的普選票當選總統。但即便普選票少於希拉里，特朗普仍然得到了參與投票者中46.1%的選民的支持（希拉里是48.2%），與希拉里差距不大，足以說明其是有相當民意基礎的。

   那麽，這說明希拉里利用“身份政治”競選的策略失敗了嗎？事情並非這樣簡單。首先，希拉里仍然得到參與投票者中88%的黑人、65%的亞裔和拉丁裔、94%的黑人女性、77%的同性戀者、84%的“自由主義者（美國政治語境下的自由派）”的支持。

   但為什麽希拉里還是失敗了？原因就是，她的對手特朗普更加成功的利用了“身份政治”。更深層的來說，是右翼、保守派、傳統勢力對於進步的、左翼“身份政治”的反噬，取得了成功。

    二戰後美國各弱勢和少數群體的一系列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以及取得的不俗成就，極大沖擊了舊秩序和舊有的利益格局。而相關的“身份政治”潮流，也打擊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與保守勢力。而支持和參與“身份政治”者對諸如女權、LGBT權利、少數族裔權利的強調（甚至有時是過度的、令一些人厭煩的強調），以及逐漸衍生的對自己作為女性、黑人、同性戀等特殊身份的自豪感甚至反向優越感，尤其對相對的男性、白人、異性戀者某些既得利益乃至其身份本身的批判（既有合情合理的，也有各種偏激的惡語和行為），更是刺激了傳統上占有優勢和話語權的力量。而進步勢力構建“政治正確”，禁止對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的侮辱誹謗甚至一般性批評，並對觸犯者進行“取消行動”，迫使各種機構開除觸犯者，當然也觸怒了傳統勢力。

    這些幾乎必然的引起傳統的、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的反感和反彈。當進步勢力強調弱勢的少數的各群體利益重要性、獨特性時，也自然凸出了對立者的身份。所以，傳統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同樣形成強烈的身份認同與增強內聚力（很多原本不在乎自己身份的白人、男性、基督徒、異性戀，也在“身份政治”波及下“覺醒”，並參與到基於身份的對立沖突之中），並且對進步勢力方的對應群體發起反擊，就可謂水到渠成了。因此，在美國，與那些弱勢、少數、新興群體相對的既得利益、主流身份的、舊有和傳統的勢力，如男性、白人、異性戀等群體中的保守激進者（立場保守態度激進），就形成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和相應的意識形態及行動路線。而其價值觀和行為，幾乎與進步勢力恰恰相反，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

   就像進步勢力的“身份政治”強調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被壓迫和歧視的歷史與現實，要求平權和強調作為特殊群體的權利，保守勢力就鼓吹白人優越主義、強調白人在美國的主導地位和更大貢獻，要反對平權政策的“逆向歧視”；對提倡女權主義者，保守派就強調男性的價值與貢獻，並利用宗教信仰等為男權主義背書；對倡導LGBT權利者，保守派就發表各種反同性戀反跨性別或變相反同反跨的言論，強調遵守傳統價值和家庭倫理的重要性，並同樣利用宗教思想支撐其傳統理念。

    保守派的這些價值觀和立場主張，很多都來自於美國傳統價值觀和約定俗成的理念，而美國的“傳統價值”，就約等於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尤其基督教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價值觀念。其核心價值觀念包括信仰上帝（不是自由派那種僅僅當成心靈寄托，而是真的認為一定有上帝）、嚴格遵守《聖經》等基督教義、因循守舊、男尊女卑（這個可以從《聖經》找到很多原文）、反對科學（但並不反對日常科學工具使用，只反對科學觀念不反對具體且日常的技術）、反對同性戀（這當然也是來源於宗教價值）、消極自由（反對大政府、支持持槍權等）等。正是如此，美國保守派的核心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美國男性、白人、異性戀都持如此立場。相反，很多男性、白人、異性戀是支持女權、少數族裔權利、LGBT權利的。但哪怕有50%以上的“主流群體”導向保守派，就足以對弱勢和少數群體形成相對優勢和打擊。因為“主流群體”不僅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或起碼相對多數），更是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話語權。很多保守派說“美國已經被左派/少數群體把持”，並不是事實。除了高校在內學術界和主流傳媒界的確是進步勢力占絕對優勢、群體成員多元化程度高，其他如政界、商界、軍界、法律界等，仍然是“主流群體”占絕對優勢，只不過其中有些傾向於進步派有些支持保守派。

    在美國二戰後這麽多年的民權運動與平權運動中，“主流群體”的態度是覆雜的多變的。1960-1970年代，既有殘暴殺害民權人士的白人暴徒和鎮壓民權運動的保守派白人警察（尤其美國南方一些州份的臭名昭著的持種族主義立場的白人警察），也有與黑人、女性等站在一起奮勇抗爭的男性白人公民。而大多數民眾是一種觀望態度，但時而也會參與到對民權運動的支持或抵制中。後來的政治變遷中，里根、克林頓、布什、奧巴馬等保守派和進步派交替當權，也反映出美國民眾意識形態的波動變化。整體上看，“主流群體”中傾向進步派、支持弱勢和少數群體的，與傾向保守派、反對平權的，可謂不分伯仲，各有消長。

    而2016年特朗普的勝選，反映了保守勢力的得勢。而選前特朗普公開支持者的相對稀少，和開票後反映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巨大數量，以及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保守勢力走上前台活躍，都反映了潛在保守的、反進步反平權的力量的強大。而這些人很多程度正是被“政治正確”壓制的人群，是進步勢力“身份政治”所排斥和對抗的對象。

   前面已經提到，“政治正確”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而設立，“身份政治”的目的也是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平權。但“政治正確”的高壓下，人們的言論顯然受到了限制。而且，每個人都有通過言語表達想法（包括一些不太“政治正確”的想法）和宣泄情感（免不了有憎惡和仇恨）的訴求，而“言多必失”，總會有些不恰當言論。尤其在與他人發生沖突時，很多人更容易發表冒犯和仇恨言論。而支持“政治正確”者往往不乏吹毛求疵者，對發表“不政治正確”言論者口誅筆伐，甚至要求政府、學校和公司開除當事人，禁制類似言論出現。這當然會引起仇恨和反彈。

    而“身份政治”中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的一些訴求，曾經被相當多的“主流群體”所支持。但時日已久，很多人對黑人、女性、同性戀等群體不斷強調自身特殊權益、尊奉自己弱勢者身份的言行，變得厭倦和反感。“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對他者尤其異質群體的苦難，旁觀者更多像魯鎮百姓看待祥林嫂的悲慘遭遇一樣，有些同情但更多是憎惡。當這些群體成員喋喋不休的講自身身份認同的重要和自豪，要求實現自身權利和尊嚴，越來越多的人產生了逆反心理，由支持變成反對。而且，很多人也認為，經過這些年的各種運動和改革，弱勢群體、少數群體早已得到了足夠的平等和補償，現在已經由平權變成要特權了。雖然這並不符合事實（有各種嚴謹詳實的調查，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各種相關調查數據，證實各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仍然處於相對弱勢處境），但弱勢和少數者處境的確已有很大改善，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極端惡劣與無助。

    同時，有些似乎是“主流群體”的群體及個人，認為進步勢力忽視了他們才是“弱勢者”。這以美國“銹帶州”大量失業破產的工人階層、美國內陸和南方農村居民為典型。這些人很多是白人、男性、異性戀，但並不覺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反而自覺是被遺忘的群體。因為民主黨的親勞工立場，他們中曾經有很多人投票給民主黨。但從奧巴馬以來，起碼在宣傳和給人的直觀印象上，民主黨更關心那些更明顯屬於“少數派”的群體如黑人、同性戀，而忽視了勞工和農民。而且，這些白人男性乃至他們的妻子孩子，價值觀是比較保守的“大老粗”。他們本來就對民主黨那些進步的、積極自由的政策不感興趣甚至反感。而奧巴馬、希拉里強調黑人、女性的權利，大談環保、同性戀、全球化，他們就越發厭惡了。他們認為自己淪落到現在，正是因為環保和全球化。只不過奧巴馬還比較親民、親勞工，支持率還相對較高。而希拉里屬於高高在上的精英女性，不接地氣，不僅“老白男”們不喜歡她，很多保守的白人女性也厭惡她。

   而這時，保守派對他們伸出了橄欖枝。保守派深知這些“銹帶州”和內陸白人工農及家庭主婦的好惡，就利用宗教、種族/民族/國族及其他各種民粹主張拉攏他們。例如保守派聲稱，是中國奪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是中國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侵占了美國市場，而民主黨的全球化政策成為中國“經濟入侵”美國的“幫兇”。而宣傳白人優越和白人至上理論，也暖了這些被民主黨冷落的“勞苦大眾”的心。他們還宣傳基督教福音派思想，以麻醉這些知識欠缺的平民白人。這些平民乃至底層的白人，在沈淪中感到了關懷和希望。再看看傾向民主黨的主流媒體反覆宣傳的黑人權利、LGBT驕傲遊行，以及他們認為不是福音而是禍害的環保活動、全球化政策，他們中很多人堅定的選擇倒向共和黨。至於民主黨傾斜給他們的各種福利保障，在他們心中抵不過傳統價值尤其宗教信仰。他們也認為這些福利只是全球化的“殘羹剩飯”，一廂情願的指望打擊中國的工農業、停止進口中國商品，讓他們的工作飯碗和產品更值錢（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因果都錯了的）。

    而還有很多社會精英，雖然日常公開場合不反對甚至支持“政治正確”，但其實內心是反感黑人、同性戀、女性的，只是擔心丟了工作、遭受孤立，不敢公開說出來。即便民調時，也有些人撒謊說不支持特朗普。但是投票則是秘密的，他們完全可以表達真實立場。而且，正是由於“政治正確”的壓抑，以及對進步勢力要求給予弱勢和少數群體更多權利和尊重的“身份政治”的逆反，他們有更強烈的動機去支持特朗普這樣敢於打破“政治正確”、反對給弱勢群體少數群體讓渡更多利益的候選人。

    特朗普本人的各種特質及言行，也正是反“政治正確”、反進步“身份政治”同時擎起保守“身份政治”旗幟最合適的承擔者。在特朗普“橫空出世”以前，代表保守派的共和黨屢屢輸給民主黨，就是因為前者在常規的“辯經”中無法戰勝後者。例如奧巴馬就是個非常“政治正確”的人，他自己就是作為少數族裔的黑人，政綱要求尊重弱勢、維護和平、提倡科學，非常在乎民權和社會正義。而他在總統競選中的共和黨對手麥凱恩、羅姆尼，都是傳統的保守派紳士。他們不會撒謊、謾罵，也承認“政治正確”是正確的（起碼不會公開反對），只能重覆強調家庭倫理、愛國主義、個人自由等傳統價值，難以辯得過奧巴馬，更不討左傾和求變的年輕人喜歡。同樣，如果是他們或彭斯、盧比奧等人對戰希拉里，大抵也會敗下陣來。

    而特朗普不同，他的突出特點就是敢於打破各種“政治正確”，其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宗教歧視、反智反科學等言論幾乎充斥了其所有公開和私下的講話。而且他還敢公開傳播謠言和陰謀論，例如聲稱希拉里貪污腐敗、奧巴馬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創始人、氣候變暖是謊言等。據統計，他競選總統和執政期間共發表過超過2萬條謊言，平均每天超過10條。這不僅讓反“政治正確”者覺得出了不能“自由發言”的氣，還可以破壞基於“政治正確”的競選論辯。按照美國建制派的政治規矩，共和黨很難戰勝民主黨，而特朗普則直接扯爛了文明的幕布，打破了“政治正確”的束縛，表達了很多保守派不敢說或者說了無法產生影響力的觀點和主張。

    特朗普看似荒誕瘋狂的言行背後，是美國數千萬乃至更多保守派對“政治正確”的反感和對進步勢力“身份政治”的反彈。特朗普依靠另一種“身份政治”，再加上利用了美國選舉制度的缺陷，成功當選美國總統。這同樣可以從2016年美國大選選民的取向統計證明。有81%的保守派、90%的共和黨人（包括90%的共和黨男性和89%的共和黨女性）、81%的白人福音派和重生派基督徒投票給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在白人（57%：37%）、獨立人士（47%：41%）、男性（52%：41%）、已婚者（52%：44%）、新教（59%：37%）和天主教（52%：45%）及其他基督教派（55%：41%）信徒、異性戀者（48%：47%）、退伍軍人（60%：34%）、高中及以下學歷者（51%：44%）、郊區（49%：45%）和鄉村（62%：32%）居民中，得到了相對更多的選票。尤其在白人（占總投票人數的70%）、基督徒（74%）、異性戀者（95%）這三個占美國選民大多數的群體中，均獲得了多數的支持。這同樣是“身份政治”的勝利。（注：特朗普和希拉里得票相加不到100%是因為還有其他幾個候選人，他們合計得到了4.7%的有效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52%的白人女性投票給了特朗普，投票給希拉里的只有43%。這反映了“身份政治”本身的非全能性，以及多重“身份政治”沖突的影響。按“身份政治”乃至某些一般印象，女性應該支持女權主義。希拉里不僅支持女權主義，本人還是女性，但為什麽大多數白人女性反而投給了特朗普（即便在全體女性中，希拉里支持率也只有54%，而特朗普是41%）？

    第一，是女性未必支持女權主義；第二，是多重身份、多個價值取向的人，面對身份和價值觀的沖突，會選擇某個最看中的價值觀、根據最優先認同的身份來投票。美國是一個保守主義氣氛濃厚的國家，女性也不例外。甚至很多家庭婦女、農村女性，往往比男性還要保守。就像“多年媳婦熬成婆”後也成為欺壓兒媳的惡婆一樣，很多女性也非常反對女權主義。尤其受與“程朱理學”有某種神似的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影響的女性，視現代女權主義如洪水猛獸，對像希拉里這樣拋頭露面、獨立自信的女性非常厭惡甚至仇視。所以，很多白人女性本來就不讚同甚至反對女權主義，所以希拉里憑女權主義及女性身份，當然不能得到她們的青睞。這也反映了“身份政治”並不總是有效。而且，“身份政治”中存在多重身份的相對矛盾，多重身份者面臨何種身份為優先認同的糾結鬥爭。

   一些白人女性並不在乎相對獨特於男性的女性身份及特殊利益訴求，卻更在意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白人血統和文化。在美國內陸（尤其南方內陸，所謂“深南部”諸州）、鄉村、低學歷和低收入家庭，很多女性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也是白人至上或白人優越主義者。即便不是強烈的種族主義者，但也對少數族裔的種族平等等訴求反感或無感。就像《亂世佳人（飄）》中描繪的那些南方白人婦女，很多都是親近“3K黨”的種族主義者或附和者。包括《亂世佳人》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本人，也起碼是同情種族主義的（當然她自己或許不覺得如此）。這從《亂世佳人》的內容和感情傾向就可看出。這樣的女性在當今美國仍然很多。即便其中有些人對女性身份自豪甚至支持女權主義，但她們更在乎白人身份和基督教信仰。所以，她們寧可投票給侮辱女性、反對女權的特朗普，也不投票給女權主義者希拉里。

    總之，特朗普依靠右翼的、保守派版本的“身份政治”，取得了2016年大選的勝利，並極大影響了美國和世界的現實社會與歷史行程。而保守勢力“身份政治”的形成和勝利，恰恰是由於進步勢力“身份政治”造成的影響和刺激。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對美國政治變動尤其特朗普當選問題進行的評論，就分析過“身份政治”的影響。後來，他還寫了《身份政治：對尊嚴和認同的渴求》一書，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他的核心觀點之一，即是認為進步勢力對“身份政治”的強調和運用，刺激出了保守勢力對其相對身份的認同、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及廣泛的動員，最終導致特朗普的崛起和執政。我對此觀點是非常讚同的。

    無論是進步勢力為強調少數群體認同和利益訴求的“身份政治”，還是保守勢力為維護既得利益和舊有地位與尊嚴的“身份政治”，都將社會裂解為一個個基於其相對獨特身份、內部高度同質化的群體，並根據“進步”和“保守”分化組合為兩個陣營，“認人不認理”的站隊、“黨同伐異”式的爭鬥、“你死我活”般的博弈，將美國乃至世界許多國家撕裂，也在世界各國、各民族、各種信仰間設下高墻和堡壘，令世界進入更加分裂、對立和動蕩的新的歷史階段。

    不僅在美國，全球都出現了基於“身份政治”（或與“身份政治”類似的基於種族、文化、信仰、地域、價值觀等形成的“對內高度認同”和“對外強烈排異”）的群體及相關的運動、行動。在印度，自從納倫德拉·莫迪成為總理後，印度教民族主義聲勢日盛，並將反伊斯蘭、對抗中國作為其主要的政治信條，並根據反伊反中的信條做了不少實際行動；在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以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為旗幟凝聚人心，打擊世俗的凱末爾主義者和試圖分離出土耳其的庫爾德人，以圖恢覆“奧斯曼帝國”的舊日威風；在俄羅斯，普京也強調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與東正教傳統，以此團結國內和對抗西方。而台灣地區的“藍綠惡鬥”，以及涉及“本省人”與“外省人”、“軍公教”與大眾、“獨派”和“統派”的爭議沖突，也都有明顯的“身份政治”色彩。而在中國大陸，基於階級、性別、地域、民族和宗教的爭議也很激烈，只是由於中國的維穩體制及輿論控制，更多停留在“鍵政”這種口頭層面，對線下影響有限（但對現實仍然有一定影響，起碼是政府重視的民意，並可以影響一些具體事件，發言者也時有被舉報被學校和單位開除者）。

    這些國家和地區各種群體的動向，與美國的“身份政治”有一定的差異，但本質上都是強調獨特的身份認同，並且樹立向外敵視仇視的對象，以強化團結、對抗“敵人”和達成目標。而從現狀看，不談這些“身份政治”是非對錯而只看效用，他們團結“自己人”和實現某些政治、意識形態、利益訴求的目的，還是頗為成功的。

    “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就是因為它在很多方面符合人性的特點和現實的需求。“身份政治”將覆雜問題簡單化為不同身份的人的沖突，並且默認相同身份者利益和立場一致，就符合人抱團結黨的特性。而且，同質群體確實有更多共同語言、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而人不僅愛“黨同”，還熱衷“伐異”。人們對於體貌特征、宗教信仰、文化習俗不同的他人，往往自然產生隔閡。而一旦有了很多接觸，尤其涉及到利益沖突，就很容易產生歧視和仇恨。而因為人的“黨同伐異”，所以往往會環護同類、鄙夷異類，因此各種個體沖突往往上升到群體間的對抗。然後雙方的每個個體都被裹挾進沖突，被對方群體所惡待，然後引起反彈，雙方你來我往，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下，大多數人很難跳脫，反而被深深的裹挾和進一步的參與。這不僅有“身不由己”的逼迫，更有仇恨產生的動力。相對於愛與和平，沖突和仇恨其實更能激發人們參與某些行動的動力，尤其是舍生忘死、不計血本的參與。“身份政治”下的惡鬥，的確會“勸退”一些旁觀者，但對於相關身份的涉及者尤其已經付出代價者，反而會更加堅定的參與。這又是“身份政治”對人性的利用和誘導。

    還有，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由於其知識水平、思維能力、日常精力、所處環境的限制，對於很多覆雜艱深的政治議題和意識形態爭論，是難以充分了解和正確認識的，有些人幹脆對政治就沒有興趣。即便是發達國家的公民，受教育水平也有限，很難搞懂一般只有專業人士、學者教授才能搞懂的政策主張。人們也都忙於掙錢養家，閒暇也都主要在放松娛樂，對政治的關心有限，沒有空閒去認真詳細了解各黨派和各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而如果搞“身份政治”，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身份、信仰、立場站位，大家就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做到了。而且人們也會認為，既然政治是要為自己爭取利益，當然要站在自己人一邊，是非不重要（頭腦更簡單的，會不加思考下覺得自己立場就是對的，自己“是”別人“非”），重要的是立場。還有，以前很多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根本就不去參與政治，連投票都不去。但在“身份政治”的影響下，“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有了作為某種身份者的責任感自豪感，就踴躍參與政治活動、積極為“代表自己”的個人和政黨投票了。這就讓“身份政治”風靡世界。

    很多自由主義者、個體主義者十分鄙夷“身份政治”，認為將個體與群體身份捆綁，本來就是一種愚昧的行為，有損個人自由，也不利於對普遍性的自由民主的追求和維護。這是有道理的，但卻不符合人性和政治的現實。普世的訴求雖然人人向往，但是卻也難以形成凝聚力，起碼難以單獨起到政治動員的作用。

   這有諸多原因。第一，自由民主是相對縹緲的東西，雖然也會實實在在影響現實，但卻不是那麽立竿見影。除了少數自由至上者和民主信徒，大多數人追求自由民主，是為了更具體的訴求而非自由民主本身。即便實現了自由民主，也未必能達成想通過自由民主達成的目標。自由民主還需要人遵守規則和克制，也是要壓抑人性欲望的。而人們對寬泛的自由民主缺乏興趣，更希望達成其具體目的。人們還需要即時的回饋和刺激。這些只有“身份政治”塑造的明確目標、營造的對內“同溫層”和對外“黨同伐異”才能滿足。第二，正因為自由民主是普世的，所以爭取它的人太多太龐雜，異質性太強，所以追求者難以團結，往往因為其他分歧而分道揚鑣。而“身份政治”中同一群體同質性非常高，即便也有內鬥，但是更有一致的利益與目標。第三，群體和大眾需要明確的、強烈的、共同的信仰和組織，以形成共識、相互合作、集體行動。而純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對這些恰恰是排斥的，更強調個體意志和自由選擇。這就導致某種“自由散漫”，不利於團結和行動。追求自由民主的一個重要障礙，恰恰是自由主義本身的特點暨弱點。

   回顧歷史，許多推動自由民主、結束極權的運動，都是以民族主義、宗教信仰等作為動員方式的。例如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普遍被認為是自由民主的勝利。但真正對二者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動員了更多力量參與變革的，恰恰是各國民族主義力量及一些宗教力量。東歐各國尤其波羅的海三國民眾的反俄主義情緒，更勝於反專制的熱情。例如第一個脫離蘇聯獨立的國家立陶宛，優先訴求的是民族獨立而非實現民主化。而波蘭的劇變，也是波蘭人強烈的反俄傾向加持及天主教力量助力的結果。而俄羅斯人反抗蘇聯，很大程度也是因為蘇聯為國內團結而壓制主體民族和最大成員國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比蘇東劇變早數十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蘭“波茲南事件”，雖然普遍被認為是反抗專制極權，但也都有著強烈的反蘇反俄民族主義成分。

    美國一直被自由主義者視為世界燈塔，並將美國二戰以來戰勝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蘇聯紅色極權等各種邪惡暴政，視作自由主義的勝利。這也不符合事實或者說只是部分真相。自由主義的確是凝聚美國人心、讓世界許多國家知識分子和人民傾心的思想旗幟。但是，在戰爭及冷戰的具體組織和動員中，使用的思想武器並非自由主義，而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二戰期間，美國正是將保衛自由民主融於愛國主義之中，強調個人對國家的忠誠和奉獻，才激勵了上千萬美國男女參軍作戰。硫磺島上飄揚的美國國旗，當然可以被認為代表著自由民主，但其實它還是更代表美利堅合眾國。後來的對蘇冷戰，美國也始終最在意國家利益而非自由民主，否則就不會扶植那麽多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還與高度極權和極左意識形態的紅色中國握手言和。後冷戰時代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伊斯蘭世界的對立與競爭，也更多是文明的沖突而非自由與專制的博弈。自由民主當然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號召工具，但只有借助更有集體一致性的身份認同，才能發揮其抵禦外侮的威力。

    在自由民主與“身份政治”的碰撞中，往往經常是後者勝出。就像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本來是伊斯蘭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合作推翻專制的巴列維政權，但三方在巴列維政權倒台後很快決裂。伊斯蘭主義者輕松擊敗了自由主義者，擊敗社會主義者也沒費太大功夫。這顯然體現了伊斯蘭宗教價值觀和身份認同對穆斯林的強大凝聚力。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典型阿富汗塔利班，在各種劣勢處境下堅持戰鬥二十年，擊敗了美國扶植的世俗的、有一定自由民主的阿富汗政府，重返喀布爾。這也反映了信仰和“身份政治”力量的強大。1927-1949年國共爭霸，中共最終戰勝國民黨，也是依靠強調“階級鬥爭”的“身份政治”，廣泛動員農民和工人，擊敗了相對強調自由民主的國民黨政權。其實國民黨政權的崛起和一度成功，也是有“身份政治”加持的，即以中華民族主義、漢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團結漢族公民。但後來，“中華民族主義”也被中共利用包裝自己，再加上對“階級”的強調及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鼓吹，獲取了更多支持，最終贏取了決定中國百年命運的兩黨搏鬥的勝利。

    最近幾年最能反映“身份政治”強大威力，尤其其鼓動、團結、破壞能力的，是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在反修例運動之前，香港關於追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活動一直在進行，但一直是以相對溫和平靜的方式進行的。即便2014年聲勢浩大以要求“真普選”為目標的“占中”運動，整體上也相當平和。後來數年，因為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香港的自由民主越來越受到限縮，但香港大多數民眾都很平靜，並沒有多大的現實反應。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大多數民眾雖心向自由民主，但卻並不熱衷政治，主要還是想的掙錢養家，在物價高昂的香港生存下去。

   很多香港人甚至會為了一些恩惠，投票給建制派。在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多年里，在政治色彩較淡的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能夠得到超過五成選票，泛民只有四成，還有不到一成是中間派（當然2019年區議會選舉除外，這次選舉情況特殊）。在政治色彩較濃的立法會選舉的普選票中，泛民占有五到六成，建制派也有四到五成。而區議會和立法會投票率都只有五成左右。這說明香港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並不是那麽強烈，起碼有一半選民對政治非常冷淡，只想拿選票換一些現實利益。

    與主張自由民主的力量日益消沈相比，香港本土主義勢力逐漸擡頭。這些人也追求自由民主，但更強調“香港人優先”的本土主義立場。還有一部分本土派更加激進，鼓吹“香港城邦論”及“香港獨立”。

    而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很大程度在於香港本土居民與大陸人的隔閡與沖突。香港回歸以來，由於語言、文化、價值觀、習慣的差異，以及對香港有限的資源和機會的競爭，香港人與大陸人經常發生沖突，雖大多是個體之間的矛盾，但日積月累，也成了兩個群體普遍都有強烈感受的問題。而媒體的報道甚至炒作，雙方一些人士的火上澆油（例如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人是狗”事件和香港部分人集資刊登“蝗蟲廣告”事件），加劇了雙方沖突。隨著陸港兩地交流的加深，沖突越來越頻繁。而因為眾所周知的大陸與香港在制度上的差異，也讓港人對大陸缺乏好感，並恨屋及烏，對整體大陸人也逐漸有了敵意（當然這也有部分大陸人的責任，例如為專制辯護和攻擊港人親英戀殖，然後引起很多本來是大中華主義者的港人逆反）。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本土主義勢力日益崛起。這些人不僅在思想層面構建“香港城邦論”等港獨理論，還在現實中發動一些行動騷擾和攻擊大陸人。例如早在2012年，本土派就發起“光覆上水站”行動，抗議大陸“水貨客”的走私活動。類似的活動還有很多，主要針對的是在香港將非自需購買商品進行“人肉走私”的大陸“水貨客”。不過，由於香港法律對群己權界的限制，大多數歧視和沖突行為停留在口頭、私下，或在公開場所以相對克制的方式表達，很少釀成大規模沖突。但這僅僅是“不敢”、“不能”，而非“不想”、“不願”，部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仇恨在不斷積累，排外和獨立傾向越來越強。

    終於，在2019年，借著對香港政府擬推出的《逃犯條例》的不滿，香港本土主義勢力將反中國（他們否認自己是中國一部分）、反大陸人、追求自決和港獨的長期蓄勢轉為現實行動。超過一百萬香港人參與了這場運動。運動一開始還較為和平，主要訴求也只是“撤回《逃犯條例》”。但因為政府低估了港人的反應，尤其林鄭月娥等人的處置失當，抗議越發激烈，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參與到示威遊行之中。在遊行示威中，“反《逃犯條例》”被稱為“反送中”，已經體現出其反大陸的本土主義色彩。這些香港市民所厭惡的，不僅是大陸的執政黨和統治集團。也包括整個中國、幾乎所有的大陸人。這場行動也不僅是為反對《逃犯條例》，而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潮下，本土自決行動和反大陸/反中國情緒和行為的總爆發。

    6月，雙方沖突激化。以6月12日示威者沖擊立法會為界限，和平示威逐漸變為暴力沖突。而後來的7.21元朗襲擊事件和8.31太子站襲擊事件，是建制派和警察暴力的高峰，也更加激怒了反建制派。從6月開始，示威者開始襲擊大陸人、沖擊中資機構、襲擊親建制派人士和店鋪，打砸搶燒無一不為並普遍化。凡是表露出大陸人身份的人，無論是記者、遊客、學生、職員，都遭到了暴力攻擊，連在港大宿舍回避沖突的大陸學生也遭到騷擾。此外，其主要口號也變成了“光覆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的口號也時常出現，並打出相應旗幟。後來，沖突還演變為街壘戰，以本土派為主的反建制派堅持“武裝鬥爭”了數月之久。而相對和平的主流抗議者，也不顧辛勞的在街頭日覆一日的抗議和掩護暴力者。直到後來，因為新冠疫情的爆發（此事非常意外，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個“黑天鵝事件”），以及中共和港府各種軟硬兼施，暴力才被平息，和平的示威和各種運動也逐漸停止。

    而能夠支撐超過百萬港人前前後後超過一年（其中激烈沖突期約半年）的高強度示威遊行、制造和承受暴力的，正是香港本土主義所構建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價值認同，及其衍生的價值觀念與相關利益訴求。其認同、價值觀及訴求的核心內容是（以下內容僅為代其表述而非認同，相反我並不認同還強烈反對）：香港人是一個獨立的、不同於中國人更不同於大陸人的、有著自己獨特歷史、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族群，與中國人、大陸人利益不一致乃至相對立，並受到來自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入侵”和“毒害”，要拒絕和排斥中華文化及中國人/大陸人，實行“香港人優先”的政策，並以香港與中國高度切割、“民族”自決乃至獨立為最終目標。而反修例運動的大部分時段（除了最開始幾個月），反建制派港人基本都是以這樣的認同、價值觀和訴求為動力和目標參與運動的。

   一些政治觀察人士將反修例運動視為捍衛自由和追求民主、反抗專制極權的運動。這當然也有道理。具體道理許多人都說過，我在此就不重覆了。只說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見。雖然整個運動有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制成分，但這只是其價值和訴求的一部分，且起碼在2019年下半年沖突最激烈時是相對次要的緣由。而反修例運動最主要的價值觀仍然是香港本土主義為基調，最具代表性的口號還是那句極具港獨色彩的“光覆香港，時代革命”。

    如果說運動的性質和主打價值觀還有爭議，但動員百萬港人參與，尤其其中至少上萬人參與暴力的動力，主要當然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既包括對作為香港人的驕傲自豪及港人優先權的維護，更有對中國的厭惡與對大陸人的痛恨。如前所述，仇恨而非愛與和平，才是讓人們舍生忘死投入政治運動的最大動力。香港人對自由民主雖然向往，但很少有願意為此死難者。“占中”的相對平靜，更能展現港人對自由民主的態度。而像反修例運動這樣激進暴力，只有被侵犯了具體的利益，有了明確仇恨對象，才能做到。而各種激進行動和持久抗爭，也需要明確的身份認同和內部團結，以明晰目標和分工協作。這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是無法完全提供的。只有強調香港人認同並強烈排斥大陸及大陸人的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才能讓部分港人為之舍生忘死、不顧一切。

    有人會拿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支持、對六四的執著紀念反駁，認為港人也完全可以為自由民主而付出和堅持。其實，港人力挺八九民運、長期紀念六四，同樣有身份認同的因素。只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義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而是大中華主義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身份認同。許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運、營救學生，既有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追求，更在於作為中華兒女的血緣與文化認同。否則，為什麽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這些國家及民眾，沒有如此傾心投入八九民運和紀念六四？原因非常簡單，他們並不是中國人。而六四血案後，雖然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都不同程度表達對中共譴責，還收留了很多中國學生和難民（“六四綠卡”），但關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樣是因為他們和中國是異國異族，香港是同文同種。港人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追求，包含著強烈的家國意識，港人的“民主之夢”是從“中國心”萌發的。

    而隨著近些年香港大中華主義的消退和本土主義的崛起，參與紀念的六四的人數逐漸減少，關注力度也不斷下降。即便沒有《國安法》的出台和一系列鎮壓行動，對六四事件的紀念在香港也會越來越淡。這也反映了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當部分港人不再認為是中國人，就會認為六四是“外人”的事，於是不再關心或至少不那麽熱衷。這也更加證明了身份認同而非自由民主，才是召喚和動員相關人群參與政治的最大動力。

   當然，從更深的層次、更根本的原因來說，部分香港人排斥大陸、仇視大陸人、厭惡與中國有關的幾乎一切，確實是因為大陸缺乏民主自由，沒有法治和公平。對《逃犯條例》的抗拒，也是對大陸專制極權的恐懼。但是，引起香港人憤怒和對抗的直接原因，仍然是與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價值觀和利益沖突。港人所攻擊的對象，仍然是具體的代表中國大陸和中國人（而非僅僅代表中共和統治集團）的人和物。他們不關心中國大陸是否會自由民主，也不指望大陸同意香港實現普選和更多民主，只是希望和大陸早日切割、和中國斷絕關系。

   甚至，這些港人在運動中一方面猛烈攻擊代表中國和大陸人的人和物，另一方面卻有意避開對中共重要人物和執政集團敏感點和象征的攻擊。例如他們極少提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在大陸的“黑歷史”提及也很少，也沒有特地的刻意的攻擊過中共。這不像是無意間的忽略，而應是故意而為。至於原因，我個人估計，一是為強化其反中色彩、與中國大陸民主問題切割（以抵制支聯會為代表的大中華民主派“建設民主中國”的立場）；二是試圖以此減少中共對其的打壓，讓中共放過他們，他們不反對中共搞獨裁，換取中共允許他們搞“香港人優先”和港獨，互不幹涉。他們在各種文宣和演講中，都是強調反對“中國”而非“中共”，強調“自決”而非“民主”。

    因此，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聲勢浩大和反抗激烈，主要在於其發起了“身份政治”而非強調追求自由民主。我並不讚同這些示威者的大部分主張（只讚同“雙普選”等純粹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分，反對港獨和本土排外內容），更反對主動的、針對相對弱勢和落單者的暴力。但是如果純粹從動員效果和產生的影響看，香港本土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發生，反修例運動的結果還很難說。相反，如果只強調自由民主和反專制，就難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參與，更難動員人們參與暴力行動。

    不僅是香港，很多國家關於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制的運動，往往都是以強調其族群身份的“身份政治”進行動員的。例如發生在烏克蘭的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3年“廣場革命（親歐盟示威運動及沖突）”，都帶有一定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色彩，並以反俄羅斯滲透幹預為重要訴求。今年的俄烏戰爭，烏克蘭人反抗俄羅斯的入侵，也是在捍衛自由民主的烏克蘭，但主要動員理由還是反俄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而近二十年泰國發生的多次政治抗爭，如反王權和反軍人的示威，示威者也是有特定身份、派系、具體訴求的，而非簡單的支持自由民主。如泰國的“反獨裁民主聯盟（紅衫軍）”主要由泰國農民組成，強烈支持民粹政治人物他信及其家族，其各種政治活動與其說在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不如說是表達對他信民粹式民主的擁護；“黃衫軍”則主要由城市中產階級組成，是反他信、親王室的政治力量，名義上也支持民主，但卻讚同軍方對他信陣營的鎮壓（因為中產階級人數少於農民，在普選中總是失敗，所以聯合軍方鎮壓農民，以維持城市中產的政治地位）。

   還有一些頗有規模的政治運動，就與追求自由民主基本沒有關系，“身份政治”起到壓倒性的作用。典型就如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蘇格蘭獨立運動、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西班牙和英國均屬於自由民主國家，其國內各地區的自由民主程度也沒有差別。但是像加泰羅尼亞、蘇格蘭、北愛爾蘭，還是有非常大比例的公民希望脫離現在所屬的國家而獨立。這里邊當然有現實利益原因，但還有身份認同、價值觀念等非物質原因。其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還長期接受英國政府的“轉移支付（主要來自於英格蘭地區的稅收）”和各種優惠政策支持，並受益於作為英國這個老牌世界強國一部分的各種好處（例如優良的國內市場、強大的軍力、世界第一梯隊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如果獨立，這些好處都沒有了，但他們還是要獨立。所以他們並不是為了物質利益而獨立，而是民族和教派認同等原因。

   一些香港本土主義者、港獨分子，就或公開或私下的將香港與北愛爾蘭相比。他們中的“勇武派”把自己比擬成暴力組織“愛爾蘭共和軍”，稱讚後者武裝反抗英國政府、謀求北愛獨立的態度和行為。而在反修例運動中的一系列暴力，也的確與北愛反英分子所作所為類似。很多本土主義者也公開聲稱，即便中國大陸實現了民主化，他們也不願意香港與大陸融合，仍然會追求自決和獨立。他們這樣想，是有一定民意基礎的。《國安法》頒布前幾年的多個關於港人身份認同的獨立民調中，認為自己是完全“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的港人達五成五，認同是“中國人（而非香港人）”的僅一成，其他三成五認為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

    雖然民意總在變化，更久的未來中國大陸和香港如何變遷尚未可知，但香港的確已形成了相對獨特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港人和大陸人也有很多隔閡沖突。尤其是港人和大陸人對資源、生存空間等現實利益的爭奪，更是難以調和的矛盾。未來即便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也很難和中國大陸完全融合。相反，民主體制的中國，更難壓制部分港人的獨立傾向和行為，畢竟民主政權不方便像專制政權那樣不擇手段的鎮壓。那時香港若仍有大規模的對抗大陸行為，就完全無法用現在許多人認為的“民主自由與專制極權的對抗”來解釋了。

    同理，中國的新疆、西藏問題，也並不是有了自由民主就能解決，相反那時維藏兩族追求獨立的浪潮可能更加強大。這早已有了蘇聯、南斯拉夫的前車之鑒。而共和國建國數十年來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的各種反抗對抗，同樣是基於民族和宗教的“身份政治”為紐帶，追求自由民主反而是次要的。即便在民族意識非常淡化的文革時期和80年代，維藏兩族仍然有著較為強烈的民族認同，其他時期就更如此了。無論現在的專制中國，還是未來的民主中國，想要解決好新疆和西藏問題，首要的考慮還是如何解決民族矛盾和宗教差異（雖然我認為大抵無法有效解決，想結束流血可能只有分家（雖然分家之後未必就不再流血）和漢少聚居區人口置換），而非認為改善民生或實現民主就能天下太平。而故意不提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差異試圖淡化問題，更是相當於掩耳盜鈴，除了騙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我在文中講這麽多，尤其詳細談香港反修例運動，就是希望讓更多人明白，“身份政治”比自由民主更具吸引力和動員力，對中國和世界政治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那麽，“身份政治”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如果不談“身份政治”及其影響的性質（正邪），只論純粹的效果，那“身份政治”是非常有效的。而如果從對進步與落後、正義與邪惡較量的影響上，那可謂正負參半。“身份政治”更多是一個工具，類似於互聯網、槍支，好人可以用，壞人也能用。它也與“黨爭”頗相似，義士可以組黨為國為民，小人自然用它營私舞弊。對於“身份政治”，我讚同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特殊群體利用其維護合情合理的、正當的、適當的利益；我反對既得利益者、優勢群體、邪惡群體利用其維護不當的、超出必要限度的、損人利己獲得的利益。

    因此，我當然反對如美國保守勢力那種鼓吹白人優越主義、基督教保守主義（甚至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身份政治”。相反，我讚同如美國進步勢力為維護女權、少數族裔權利、LGBT權利、殘疾人權利等而進行的“身份政治”動員。但是，我也反對進步勢力和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過度強調自己的特殊身份、過於戰鬥性的對待異質群體、在言語上和行動中做出各種反向的歧視與優越行為。還有，無論持怎樣的立場，都應該尊重基本的事實，據理力爭、保持誠實，而不能否認客觀事實、認人不認理、胡攪蠻纏、撒謊與欺詐。

    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普遍認為，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是人為將所有公民拆解為不同的群體，並且鼓勵一部分群體索要“特權”，破壞了平等性和個體自由。他們主張，應該“一視同仁”的對待所有公民，一切按照普適所有人的法律與制度對待之。這樣的說法在中國自由派人士中非常流行，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當然，中國體制內精英也基本持這樣的看法（當然他們還要既得利益者的特權）。

    這樣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本文在前面已經列舉了大量事實和證據，清楚的說明了不同群體之間存在的各種非個人努力因素的差異，恰恰要保障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特定的權利、特別的需求，才能真正實現平等。就像對於女性而言，且不談社會文化和歷史遺留問題對女性的不利影響，僅僅由於其與男性在生理基礎上的差異，就需要有諸如女性生育權利和自由、女性就業的機會及必要的工作條件保障、保護女性免受家庭暴力及家暴後得到救助權利等。如果沒有這些保障，她們即便再努力，整體和平均上的社會地位、收入、自由度、安全感等也遠遠落後於男性。（當然，對於男性因性別歧視和客觀條件導致的相對損害，也需要有平權措施予以補償。另外，女性在享受各項權利包括特殊權益的同時，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義務、做出與所得匹配的貢獻。不同性別者應該多體諒對方的難處尤其獨特的難處，而非僅僅談自己的需求和權利）

   同樣，對於殘疾人，其由於種種外力、自我不慎及先天因素導致的傷殘，就讓他們無法做到像健全人一樣程度的就學、就業、出行、辦事，甚至穿衣吃飯都不能自理。而且，即便他們試圖自立自強的學習和工作，仍然會遭遇大多數普通學校和一般單位的拒絕和歧視。哪怕一些殘疾人有相當於甚至高於健全人平均程度的學習和工作能力，很多學校、企業也會出於各種顧慮（乃至僅僅是出於對殘疾人的厭惡）而拒絕其入學和入職。面對這樣的現實，如果國家和公共機構對其與健全人“一視同仁”，就等於對他們的遺棄。這對於文明的社會，是反人道的野蠻行徑。何況，有很多殘疾人的殘疾，恰恰是健全人及社會各環節為自身利益而造成的（例如工傷、交通事故、戰爭），全社會尤其造成傷殘者傷殘的受益方，是有強烈責任做出補償的。只有通過積極的介入和平權，提供衡平救濟，才能接近相對的平等。

   還有一些特殊群體，其實所求的，正是像大多數一般人那樣過普通的生活、有主流群體那樣的一般性權利。例如對於同性戀者，有一條重要的要求即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他們這個要求過分嗎？他們僅僅是希望能像異性戀者一樣擁有婚姻而已。當然，你說“同性戀和異性戀並不一樣”，那不就是歧視嗎？說好的“一視同仁”呢？除了少數激進的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大多數LGBT群體的訴求，僅僅是希望像普通的順性別異性戀者有一樣的權利和機會罷了。他們只是希望不被歧視的、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世界上，不用為了並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性取向和性傾向而活在暗處。（當然我個人是傾向於立專法而非修改民法、先采用“民事結合”等方式保障同性戀婚姻權等權利的，並不讚同激進的、影響傳統秩序和倫理的法律與政策大修。台灣的同婚專法就是很好的前例，值得大陸和其他國家地區借鑒）

    起碼在中國，老人這一群體也是遭受歧視、排擠、欺淩、虐待的對象。在中國互聯網上，到處都是相對年輕的人（尤其90後、00後）對老年人各種“耍賴”、“撒潑”、“碰瓷”行為的譴責，以及對老一代人各種陳腐觀念和落後言行的嘲諷。看起來似乎中國年輕人很有素養，而老年人則素質低下、醜陋不堪。輿論之所以如此，其實僅僅是由於年輕人普遍擅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而老年人普遍不會上網或使用社交媒體不熟練，所以導致的話語權差異而已。而年輕人指責老人“撒潑”、“耍賴”，而年輕人似乎不這麽做，其實是忽略了老人和年輕人體格的差異。對年輕人而言，不需要撒潑打滾，只需要正常說話就能解決沖突。如果是身體健壯的青年男性，僅僅站在那里一言不發都能讓對方恭恭敬敬。而對於身體相對柔弱的老人，在沖突中往往只有做些撒潑的動作，才能爭取權益（合理或不合理的權益），才能在和年輕人博弈中有一些勝算。年輕人只看到老人撒潑，而忽視了自己的身體優勢可以占很多便宜。

    至於老年人思想比較陳舊、言行落伍，也更多是歷史環境問題，及老人因視聽和學習等能力退化難以跟上時代，應該更多是同情理解，以及想辦法促進老人對現代信息社會的適應，而不是嘲諷指責乃至現實中的欺淩虐待。至於老人中的壞人，比例未必高於年輕人，只不過不像年輕人相對精致利己的懂得偽裝、其醜惡看起來更加明顯罷了。一般來說，老人中好人和起碼不壞的應占大多數，壞人只是老人中的一小部分。可中國年輕人普遍對老年人不友善，起碼在互聯網上表現的是非常厭老，老人在中國互聯網輿論場上缺乏應有份額的話語權。這樣的現實也反映了中國需要保護老年人權益的“身份政治”，爭取讓老年人能夠用文明合理的方式爭取平等的獲取各種公共資源和利益的權利與機會，並且能夠有相當的話語權。

    因此，支持一部分“身份政治”而反對另一些“身份政治”，並不是雙重標準，反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於進步勢力和弱勢群體的“身份政治”，我們也完全可以就事論事談論具體案例的是非，而非在整體上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

    不過有一點，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參與者與支持者，必須明白他們必定會面臨保守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所組織的相對立的“身份政治”的反撲。前面我舉的2016年美國大選的例子就是證明。而在中國，女權主義也遭到男權勢力的反撲，殘疾人及艾滋病人維權，也被健全人和非艾滋病人猛烈攻擊。“身份政治”的參與者在享受“抱團取暖”的益處同時，也需要共同承受對立陣營對己方的無差別打擊。這種身份對立顯然也會惡化社會生態、網絡生態，導致社會沖突加劇、動蕩不安。這都是“身份政治”的副作用。雖然我個人認為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仍然利大於弊且的確必要，但參與者也應明晰代價和副作用，對此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和現實準備。

    對“身份政治”，自由主義者還有一種指責，即認為將個人歸為某類集體成員，將其標簽化，是抹殺了個人的獨立性、獨特性。他們更反對通過一個人的身份（尤其與生俱來的身份）來判斷一個人的立場、價值觀、言行乃至是非對錯本身。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也體現了其對個體意志和選擇的尊重，有利於個體的獨立自由。但這不意味者自由主義就是對的、集體主義或“身份政治”者是錯的。相反，在現實中，人們的價值觀、立場、行為性質和傾向，與其身份往往呈高度正相關，用句俗話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文革時毛澤東說過：“親不親，階級分”。這樣的話顯然有以偏概全之嫌，還加劇了文革中殘酷的且不必要的“階級鬥爭”，並被自由主義者強烈批判。但批判者又陷入了對其完全否定的另一個極端。現實里，相同階層和身份的人，的確更多是站在相同立場的。就像中共統治階層的成員們，雖然各種內鬥，但絕大多數人在涉及到其作為統治階級共同利益如政權存亡時，態度就會驚人的一致。公務員、公檢法、醫療人員、教職工，也會站在他們各自身份及相關利益的角度看待問題和對待他人。工人、農民被欺壓的相對一盤散沙，但在很多時候也有驚人的團結。當然，也有一些自身階級和圈子的“反叛者”，但無論中外都是少數，在中國更是異類。知識分子相對特殊，似乎相對獨立自由，但其實也都受制於各種主觀客觀的影響與約束，也在各種議題和事務上因個人價值觀、經歷經驗、利益訴求等，有著相應的立場和選擇。所以，“親不親，階級分”在現實判斷中正確的概率遠大於錯誤。這也證明了“身份政治”的存在合理性及在現實中的根深蒂固。

   每個個人超脫一切環境的束縛、打破所有身份的限制，實現完全的自主，只是一種理想下的“應然”；而絕大多數個人不得不適應環境的塑造、依托身份依附集體，無時不在外在的約束和內心的枷鎖下求存，才是從古到今乃至未來永久的“實然”。而廣義的“身份政治”，也將以各種形式持久的伴隨著人類的歷史與前程。

    “政治正確”面具下的虛偽與真實

     回到對“政治正確”的討論上來。反對“政治正確”者除了對“政治正確”內容本身的反對，還會從“政治正確”的現實影響來否定其價值。反對“政治正確”的人聲稱，強行要人們遵循“政治正確”，就導致人變得虛偽，擅長撒謊，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表面一套背後一套。他們據此還攻擊各種讚成和遵守“政治正確”者是“假正經”、“假慈悲”、“裝樣子”。例如中國互聯網平台就常常聲討西方“白左”的“虛偽”和“慷他人之慨”，認為這些看起來同情弱勢、鼓吹“政治正確”的進步派是“聖母婊”。

    那麽，“政治正確”的確造成或助長了人們的虛偽和謊言嗎？首先，這無法一概而論。具體分為以下幾種情況：1.對於有些人，“政治正確”所要求的東西本來就是其發自內心尊重和遵守的道德準則，無論有沒有“政治正確”的約束，其都會保持對包括弱勢群體在內各種人士的尊重，並對弱者有著真摯的同情；2.另一些人則對“政治正確”內容無感、沒有強烈的讚同或反對，對“政治正確”的要求一般選擇遵從，循規蹈矩的過日子；3.而還有一些人，的確是表面上不得不遵從“政治正確”的要求，但內心里對女性、黑人、同性戀等十分厭惡，對犯罪和災難受害者等不幸的人也缺乏同情，甚至內心幸災樂禍。不過，因為“政治正確”的束縛，不能表達出來。他們將歧視和鄙夷藏在心里，或者以其他隱蔽的方式表達，如在比較私密的場合或匿名環境下發表歧視和仇恨言論。4.更惡一些的，表面遵守“政治正確”，暗中卻想方設法欺騙弱者、坑害他人。

    對於第一種，無論有沒有“政治正確”，都不影響他們對待弱者和他人的態度、行為。這就像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沒有法律約束也不會做損害他人和社會的事。對這樣的人，“政治正確”沒有多少實際影響。但“政治正確”的樹立，是對這樣的人自覺尊重他人、同情弱小的肯定，等於對當事人還是有正面意義的。

   對於第二種，“政治正確”就像學校里教的文明禮貌的學生守則，起到一種對言行的規範和引導，有利於這些一般情況下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人有更良好的言行習慣。而對這些人的價值觀和內心，即便他們不那麽熱衷“政治正確”，也不至於逆反，僅僅是相對無感罷了。

   對於第三種，的確算得上是虛偽的、兩面派的人。反“政治正確”者批評“政治正確”，也正是以這樣的人為例。這種人的確品質不好，道德差劣，尤其是不誠實和口是心非。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政治正確”造成了患害，反而反映了“政治正確”對各種言辭惡毒、缺乏同情心、心理陰暗者的約束。

   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政治正確”造就了這樣的“偽君子”。但是，如果沒有“政治正確”，這些人就會成為“真小人”。關於“偽君子”和“真小人”何者更壞，也是一個長久的爭議話題。“偽君子”的危害主要在於口是心非，擅於偽裝和欺騙。但是，如果他並沒有什麽實際方式坑害、傷害你，尤其你加強防範的話，他們並不能對你產生多大負面影響。而“真小人”則不僅可以當面惡心你，背後當然也不會對你做什麽好事。這樣的人的確比較容易發現。但其實，他們之所以敢對你“小人”，大抵還是你相對弱小。如果你弱小，即便你通過其青面獠牙的舉動了解其惡，也未必有什麽辦法阻擋。如果你強大，他一開始也就不敢對你耍小人行徑。相比而言，起碼我個人認為“真小人”比“偽君子”更加惡心。

    其實，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偽君子”的一面。畢竟人都是自私的，悲歡也難真正相通，在人際關系中也普遍是“近則不遜遠之則怨”。一個人不公開的對他人的痛苦幸災樂禍，不因一些仇怨當面辱罵斥責結怨者，已經是一種克制與尊重。至於內心如何，是沒必要管也管不了的。即便再善良正直的人，在骯臟齷齪的世界受傷受辱後，也會萌發出一些可怖的想法，也想對著仇人乃至無辜的弱者說一些骯臟醜陋的話以發泄憤怒。歧視、偏見、仇恨，也深植人性之中，並因人在社會中的遭遇和沖突而誘發與放大，很難從內心徹底拔除。只要這些歧視和仇恨沒有付諸言語和行為的實踐，沒有公開對著想傷害的當事人進行侮辱威脅騷擾，那就只能當做沒有發生。所謂“論跡不論心，論心無完人”是也。而“政治正確”正是這樣起到這種約束，讓人們在沖突和憤怒中多些克制和忍耐。

    而且，“政治正確”雖然讓人相對虛偽，但也減少了許多沖突和仇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很多怨仇，往往就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因為各種口角而誘發。尤其是“罵人揭短，打人打臉”，就可能結下天大怨仇。面對相對弱勢的人和群體，攻擊其傷疤、指斥其短處，攻擊者一時非常痛快，但很容易引發反彈，然後互揭傷疤互擊軟肋，社會陷入仇恨之中。或者弱者忍氣吞聲，轉移傷害給更弱者，社會更醜陋黑暗了。這都不是什麽好的狀況。而“政治正確”正是明確禁止類似行為，以減少社會戾氣和仇恨，保持社會和諧。人們不說的確會憋在心里，但也比充斥於社會中更好。對於憋在心里者似乎不能出氣，但其實也是在保護他/她不被更強者同樣攻擊。

   而第四種人很是可怕。他們不能當面講出來，就轉而暗箭傷人。對於這樣的人，“政治正確”似乎是起到負面作用，也的確是有些負面作用。但如果一個人或者群體惡毒至此，有沒有“政治正確”都不會幹好事。就像法律的高壓下，一些人通過陰暗隱蔽方式規避法律去損人利己。但如果沒有法律，這樣的人就老實本分了嗎？顯然不太可能。他們的陰暗敗壞，不能怪到“政治正確”頭上。

    因此，“政治正確”的確可能讓一部分人變得虛偽、兩面派，但整體上利大於弊，更多起到了對人們尤其社會精英、既得利益者的約束。

    再談另外一個問題。那些支持、尊奉“政治正確”的人們，尤其西方的“白左”，是虛偽、雙重標準、兩面派的“聖母婊”嗎？

    這同樣無法一概而論。歐美、港台、日韓、中國大陸，乃至歐亞非拉其他各國各地，都有許多支持和奉行“政治正確”的人，其中也有很多比較符合“白左”、“聖母/聖母婊”特征的。總體看，除了都支持“政治正確”，這些人身份、價值觀、言行都非常多樣，品性也各有特點。我自己也接觸過不少類似的人。

   這些人當中的確有些不好的人，其最不好的方面不是虛偽，而是雙重標準。一些支持“政治正確”、價值觀似乎是左派的人，一方面對一些進步價值觀和立場很是尊奉，但在涉及到自身及所屬群體利益時，就放棄同情弱勢、主持正義，甚至把作為相對強勢的自己群體打扮成受害方，利用左派同情弱勢的價值觀來掩飾其群體及祖輩之惡，維護其既得利益。例如北京公知dxx。還有一些港台自由派進步派人士，也是一方面大談進步思想，一方面對仇視和攻擊大陸人的行為網開一面，以及表現一些表里不一的行為，例如某媒體的創辦者zxx。雖然有些事如果換位思考也無可厚非，但並不是無可非議。

    而如果說“虛偽”，這個涉及的範圍就很大，定義也不那麽準確。何為虛偽？口頭宣揚正義實際當鍵盤俠是不是虛偽？某種程度的確是。但如果這樣算，這世界上很少人不是虛偽的。而且如果幹脆連口頭的發言和討論都不參與，豈不更加犬儒？在言語上支持而沒有實際幫助是不是虛偽？好像也算。但即便能做到口頭的聲援乃至一個聯署，在充滿各種風險壓力的世界，已屬不易。何況有時人與人遠隔重洋，本來也不可能在現實里幫上什麽。只偶爾的、少量的付出一些物質、金錢和精力，象征性的幫助他人，是不是虛偽？很多人也認為算。但其實能做到這樣的人，起碼在中國人中，相對蕓蕓眾生已非常稀少。如果這還嫌不夠，豈不是“升米恩鬥米仇”？

   以上說的主要是中國大陸和港台的。那麽歐美各國的進步派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呢？他們是不是虛偽的“聖母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上面提到的這些中國陸港台的，在歐美支持“政治正確”和價值觀為左傾進步的人中也能有許多對應者。雙重標準者、有所虛偽者皆有。但就我有限的了解，歐美真誠的、不雙標的、付出更大代價的進步人士，是更多更普遍的。

    無論美國，還是歐洲，他們的進步人士一直都在有實際付出。從宏觀上看，因為他們收入都較高，所以他們在進步派掌權時都需要繳納不菲的稅金，正是這些稅金成為幫助弱勢群體的經濟來源。可以說，除了極貧困者，歐美的進步人士，無論是政治家、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都是選舉了對其征收高額稅收的進步派大政府，以個人收入來支持進步政策的。其稅負還很高，每個人交的稅占收入的20%-50%，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於支持和幫助弱勢群體。這可算是真金白銀的付出了。而他們本來是可以選擇支持低稅收的小政府的。（當然，也有人批評他們，認為他們所支持的措施，讓那些並不願意支持弱勢群體平權的也付出了稅款，是“慷他人之慨”。但首先這些進步人士自己也慷慨了；二是社會每個共同體都需要遵守“社會契約”，包括尊重民主選舉的結果。何況，保守派也往往推動各種印錢和減稅政策，讓全民為大企業的虧損和破產買單。這是不是“慷他人之慨”呢？）

   如果這些還算某種程度的強制，還有個人額外的自願捐款。美國進步人士在各種人道主義災難救助和日常對貧困群體的募捐中，都多多少少會有捐款。而傾向進步的富豪捐的更多。很多國人說他們為了避稅，或許部分比較吝嗇的富豪（如貝佐斯）是這樣，但還有很多如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是很能慷慨解囊的。即便平民百姓，也有很多為例如非洲饑荒、南亞洪災等積極捐助，拯救了無數生命。

    而難民和移民的接收，也可以反映歐美進步人士的真誠。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歐美累計接納了數千萬來自戰亂和貧窮地區的難民和移民。除了少數因曾為美國立功及宗教信仰因素被保守派營救和安置，絕大多數難民都是被左翼進步派或傾向進步陣營的中右立場的人士接納。就像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高峰期，僅德國就接納了超過100萬難民。而對難民的住房安置、資助、生活幫助等，絕大多數都是進步人士在付出。許多家庭將自己家的房間騰給素不相識的難民居住，表現了真正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而歐美各國進步人士對本國弱勢群體的支持幫助，更是長期持續的。最典型即關於殘疾人的各種設施、服務與協助。在歐美國家，很多公共場所都有完整實用的無障礙設施，如殘疾人停車場、殘疾人專用樓梯、殘疾人助聽系統等。包括許多公交車都有專門方便殘疾人上下車的工具。這些都不是擺設而是一直有人維護。在發達國家的大部分地區，殘疾人都可以暢行無阻。而這些設施及服務需要的資金、人力等非常龐大，需要巨額的資源投入建設和維護。而殘疾人自身創造的財富是有限的，大多數當然是從健全人的稅金中獲取。另外，修建這麽多關於殘疾人的設施及配置服務人員，也會占用健全人的資源和空間。但歐美大多數國民並無怨言，進步人士更是強烈支持。這些都是他們付出的實實在在的代價。

    即便如此，一些國人仍然會找出各種理由來證明西方“白左”的虛偽。例如他們認為以上的行為只是建立在以前殖民掠奪的基礎上，現在又利用專利和貿易紅利獲取豐厚利潤，所以才拿出殘羹剩飯支持弱勢群體。這種施舍只是改良，“政治正確”也是遮羞布，並不能改變更深刻的不平等的現實。他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其實西方一些進步人士尤其極左勢力自己也是這麽認為的。但顯然，他們做的已經很好了。換成中國既得利益者，可是不僅一毛不拔，還想更多從弱者那里撈取利益。

   至於更加“徹底”的革命，無論蘇聯還是曾經的中國，都進行過，結果不僅沒實現平等，還導致更惡劣的腐敗和特權。雖然有一部分“勞苦大眾”做到了徹底“翻身”，但無非像古代農民起義勝利者一樣，搖身一變成了新的統治階層，且對人民的剝削壓迫更加殘酷和肆無忌憚。而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戰後一系列改革，卻大大改善了法治和民權尤其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還大幅縮小了貧富差距，平等和公正程度遠超各種自我標榜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些國人口口聲聲支持“徹底革命”，讚揚西方激進政治人物如桑德斯、齊澤克，卻反對溫和進步派的希拉里、拜登，看似是更激進，其實他們知道越激進越不能實現，也難以在中國覆制，他們才支持。對於主張現實可行（完全可以搬到中國推行）、真正能夠威脅到他們既得利益的溫和左翼，反而警惕恐懼。這也反映了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陰險內心。

    不過，西方發達國家也並不是天堂，“政治正確”也不是靈丹妙藥。一些支持或標榜“政治正確”的歐美政客和民眾，也未必真有同情心，甚至會利用“政治正確”來搬弄是非、謀取私利。例如旅加華人陶短房先生就曾經寫過多篇關於加拿大“政治正確”的文章，有時事評論，也有親身見聞。這些評論和見聞讓人窺視到發達國家“政治正確”的覆雜性和一定的虛偽性。例如一些人對華人種族歧視，但是如果你反擊他，他反而會攻擊你種族歧視他。一些族裔還利用“政治正確”護身符紀念一些傷害華人感情的事件（如果沒猜錯應該是日裔紀念所謂“終戰日”）。還有“政治正確”在不同場合的標準也是不同的，如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對宗教宣傳的態度就截然不同。不同內容和層級的“政治正確”還會相互沖突，想搞清何者優先何者靠後，也需要一番功夫（雖然我認為那些“政治正確”的先後次序是很有道理的）。而加拿大政府包括進步勢力在原住民處境等問題上的表現，也反映了發達國家“政治正確”和“身份政治”的某些虛偽和局限。而在歐洲、澳新，估計也是差不多的。

    誠然，西方國家也有各種各樣的缺陷，“政治正確”也不是那麽美好，很多進步人士的付出也有限，非常真誠熱情的人也只是相對少數，且有著各種各樣的缺點，但整體上，西方進步人士仍然付出了許多實際的代價，如金錢、精力、生活空間等，基本做到了力所能及範圍內的“知行合一”。這已經遠遠好於中國陸港台的絕大多數人了。這也說明，他們支持“政治正確”，並不是說一套做一套，而是將所稱的理想付諸實踐。

無產階級專政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這是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列寧主義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1852年3月5日），馬克思雖然否認是他發現了階級或階級鬥爭，但卻堅持認為：“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 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 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 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 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然而，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準確地說明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到底是什麽意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他談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認為這種社會就是“ 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 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 消滅43一切階級差別……必然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也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成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頁）。但是以上論述和馬克思著作中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其他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進一步的解釋。

　　不過，有一篇重要的馬克思著作，即關於1871年巴黎公社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 我們倒可以把它看作是他對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詳細描述。馬克思後來說巴黎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社會主義者，也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然而，恩格斯於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新的德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卻說：“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6頁）。根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看法，恩格斯的觀點是有根據的。

　　對馬克思來說，巴黎公社的意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就在於，它不象以衣的專政，它已開始粉碎國家機器，並把權力交給人民。“先前屬於國家的全部創議權都已轉歸公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公社的市政委員會由普選產生，而且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公社廢除了警察和常備軍，並以武裝起來的人民卻取代他們；像其余的一切公務人員一樣，“法官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所有的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馬克思還說：“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然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同上，第337頁）。總之，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是將權力交給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盡可能接近直接民主政權的嘗試。

　　這表明，根據馬克思的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字面上所說的，即他所認為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一種統治的形式，無產階級在其中將行使迄今由資產階級行使而實際的管理任務委托其他人的那種統治權，而且也是一種管理形式，工人階級在其中將實際進行管理並迄今履行由國家執行的許多任務。

　　這種把無產階級專政既看作是統治形式又看作是管理形式的觀點，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列寧的這部著作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嚴格依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闡述而寫成的。然而，這部著作沒有涉與無產階級專政有關的一個重要問題卻黨的作用。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與“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顯然是有很區別的，而在理論和實踐上流行的恰恰是後一種表述。

　　同樣地，對這一概念所附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已出現了問題，這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成是在革命過程中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對自己敵人的一種無情鎮壓（參看社會主義的過渡條目）。列寧在1918年底就曾寫道：“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37頁）。這就意味著國家及其強制機構可以根據不嚴密的法律條款和借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使用鎮壓手段。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一直存在爭議，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的自由人聯合體，就是沒有政治獻金制度與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參選的民主政治，東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一黨專政。

蘇聯總統的積極意義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在中國互聯網上，一談到戈爾巴喬夫，就幾乎是一邊倒的謾罵嘲諷之聲。諸如戈氏是“把蘇聯搞解體的罪魁禍首”、“導致俄羅斯衰落的歷史罪人”、“西方扶植的傀儡”、“社會主義的叛徒”等言論鋪天蓋地，似乎戈氏真的是個十惡不赦、一無是處的大奸大惡之徒。中國官方也將戈氏當成反面典型。“中國不能走戈爾巴喬夫的老路”，成為中共政權和中國國家主義者經常念叨的口頭禪。

　　那麽，事實真相真是如此嗎？戈爾巴喬夫真有這些“罪過”、真的這麽不堪嗎？

　　答案不僅是否定的，且真實情況與上述這些流言和評價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

　　首先說眾所周知的一面。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推行“民主化”和“公開性”，力倡“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推動蘇聯民主改革和思想解放，將沈屙既久的“斯大林體制”推翻，結束了從列寧-斯大林時代以來蘇聯罪惡的專制與暴政，讓蘇聯人民知道了歷史真相、得到了真正的民主權利。僅憑這些，自由派陣營就足以將戈氏稱為偉大的人物。

　　不過，對以上這些，極權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列寧-斯大林主義者們不屑一顧，甚至將這些成就認為是毒瘤。他們仍然將“搞垮蘇聯”、“西方傀儡”等帽子扣給戈爾巴喬夫，認為戈氏讓蘇聯這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轟然解體。僅僅“導致蘇聯解體”這一點，就足以讓這些人從根本上否定戈氏。

　　可事實上，這些可統稱為“非自由派”群體的指控從事實本身看也是不成立的。上述那些中國官方與民間對戈爾巴喬夫的指責，不僅從價值觀角度是反動、落後、愚蠢的，從事實層面也是錯誤、荒謬、無知的。戈氏實際上的立場和行為，很多恰恰與這些指責完全相反。

　　第一，戈爾巴喬夫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甚至也是共產主義者，而非反共主義者。無論戈氏在擔任總書記前的履歷，還是擔任最高領導人的歲月，戈氏從未有過反共主義傾向，相反積極捍衛和拯救社會主義。甚至，當他離任最高領導人、蘇聯也已解體，他仍然不反共，只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了更多反思，少了一些堅持。

　　戈爾巴喬夫擔任總書記前，作為開明但未脫序的官僚的經歷自不必說。當他大權在握、推動改革時，也沒有將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當成其政治目標。正如他提倡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只是反對他認為已經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斯大林體制”，希望社會主義體制中增加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成分，以及強調公開化與追求真相，而非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價值體系。

　　在其經濟改革中，戈氏仍強調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主導地位，甚至強調仍然優先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代表產業重工業。在政治改革中，戈氏在強調民主政治重要性同時，並不放棄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性質，並且認為只有實行民主才能讓社會主義更加真實和有活力，相當於認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對外關系上，蘇聯仍然以社會主義陣營主導者身份自居，與西方緩和同時仍然堅持與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里根在會見戈氏後，就稱戈氏為“頑固的布爾什維克”。

　　種種跡象都表明，戈爾巴喬夫並未試圖顛覆社會主義，而是堅持了社會主義。他的一系列改革，只是讓社會主義更加人道和民主，更具活力和可持續性。只是由於歷經許多破壞者尤其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統治，蘇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遭受嚴重破壞，已經沒有了再走上民主社會主義的軌道的可能性。

　　第二，戈爾巴喬夫是蘇聯這個聯盟國家的捍衛者，而非解體的推手。與其對社會主義問題的立場和行為一樣，戈氏不僅沒有試圖瓦解蘇聯，反而是努力在維護、捍衛蘇聯這個聯盟國家的存在。

　　戈爾巴喬夫在大膽啟動經濟政治改革的同時，對於蘇聯的民族和地域問題則是頗為謹慎、保守的。戈氏也想到了蘇聯會因為民主化導致各地民族主義勢力趁機興起。出於這種擔心，他采取了許多方式避免分離主義的滋長。例如，在分配蘇聯副總理及其他具象征意義的副職時，戈氏政權采取了此前任何領導人都沒有實行的方式，即讓幾乎每個加盟共和國人士都並列得到一些重要職務，出現同時有十幾個副總理的“奇觀”。此外，戈氏還采取各種放權措施，將蘇共中央/蘇聯中央政府的部分權力讓渡給地方黨政機構。戈氏試圖以這些方式拉攏地方勢力，避免分裂。

　　在對待地方擡頭的分離主義時，戈爾巴喬夫也並不手軟。無論是對葉利欽這樣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葉利欽主張強化俄羅斯這個加盟共和國的權力，而弱化蘇聯中央政府權力），還是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加盟國、高加索諸加盟國的分離主義勢力，都采取了各種手段強烈打壓。戈氏一再通過政治和法律手段壓制葉利欽的崛起，主要目的並不是和葉利欽爭權奪利，也不是和葉利欽在自由民主路線方面有根本分歧，而是擔心葉利欽為代表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波羅的海地區、高加索地區，都發生了流血沖突，戈氏的選擇是有限度的武力鎮壓而非聽之任之。當然這種打壓力度自然不及斯大林時期那種鐵腕和血腥，但是仍然展現了戈氏在國家統一立場上的強硬。

　　那麽為什麽蘇聯還是解體了？那是因為分離主義勢力離心傾向太強、民心所向，以及民主化和公開性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所致。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國家與俄羅斯、蘇聯都有血海深仇，文化上也更加親近西方或中歐地區而非俄羅斯。而高加索地區則是各加盟國之間（尤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矛盾深刻難以調和。最重要的，是俄羅斯這個蘇聯最大的加盟國，因為飽受壓制和虛化弱化，根深蒂固、長期潛藏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日益覆興，又有了葉利欽這樣一個煽動家煽風點火，所以強烈要求從蘇聯分離或者擁有更大自主權。蘇聯最大的加盟國想分裂，這就讓蘇聯中央政府非常為難了。在少數民族分離主義沖擊和俄羅斯這個最大加盟國和最大民族“釜底抽薪”下，蘇聯不解體才是意外。

　　還有，不可否認的是，民主化和公開性必定導致分離主義思潮興起。因為一旦實行民主、公開真相，那必然導致歷史上怨仇頗深的各民族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以及民族仇恨的滋生。這並不是說不應該民主和公開，但是民主和公開就是要承擔這種可能的後果，雖然也不是完全不可避免或者減低影響。（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蘇聯解體不代表其他有所類似的國家也會因民主化解體，國情是不同的）在這樣的局勢下，戈爾巴喬夫仍然努力爭取過國家統一，並且推動了有利於蘇聯統一的全民公投，說服大多數加盟國民眾支持統一。但是，當“8.19政變”發生，戈氏喪失了對蘇聯的控制權和政治權威，權力被亞納耶夫等人組成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占有、權威被葉利欽奪走，也就讓保留蘇聯的最後希望喪失。為保住蘇聯，戈氏可謂絞盡腦汁，可是卻被國人認為是致使蘇聯解體的罪魁，何其不公？

　　第三，戈爾巴喬夫是愛國主義者，所作所為是在維護蘇聯國家利益，而非叛賣祖國、甘當西方國家傀儡。

　　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賣國者、西方國家傀儡的人，理由一般可以分為兩點，一是認為戈氏執政期間對西方做了太多讓步，二是認為導致蘇聯解體讓西方得益和高興。

　　第二點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並不是戈爾巴喬夫願意看到的，相反他在努力拯救蘇聯。蘇聯解體是他無力阻止的，而不是其有意推動的。何況，雖然這的確讓西方得益和高興，但是俄羅斯人也未必傷悲，許多民調都證明如今的俄羅斯人並不願意回到蘇聯時代，哪怕那時的國力更加強盛。這不僅是由於得到一定的民主自由，也是因為俄羅斯人擺脫了蘇聯這個“枷鎖”的束縛，可以自由宣揚俄羅斯民族主義（在蘇聯時代，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其他少數民族民族主義同樣被壓制）。大多數其他加盟共和國人民也都不願意重回蘇聯，獨聯體的失敗就是例證。難道就為了不讓西方得益和高興，就不惜代價保住蘇聯這個邪惡帝國？就讓俄羅斯及各少數民族人民繼續生活在牢籠中？

　　那麽第一點呢？戈爾巴喬夫是不是對西方做了很多讓步？是的。從1985年戈氏上台直到蘇聯解體，戈氏在對外方面確實做了很多退讓、放棄。但是這些退讓、放棄，具體是什麽原因、又產生了怎樣的結果呢？

　　眾所周知，冷戰中的美蘇爭霸十分激烈，雙方一度發展到了準備使用核武器毀滅對方的地步，古巴導彈危機就是典型事例。這種激烈爭霸，讓包括美蘇在內的全球都籠罩在徹底毀滅的恐怖中。雖然赫魯曉夫時期和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采取了一些退讓換取緩和，美國也做了一些妥協，但是世界仍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雲中戰栗。而美蘇主導的全球冷戰中還夾雜著局部熱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就是典型的美蘇的代理人戰爭，兩場大戰加上其他相關沖突，導致數百萬至上千萬人喪生，更多人傷殘和流離失所。冷戰鐵幕的兩邊，許多人飽受苦難。其中蘇方陣營對盟友嚴厲控制，強加專制酷虐的“斯大林體制”於這些國家，甚至不惜殘酷鎮壓反叛者（如東德6.17事件、匈牙利事件、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顯然其陣營內人民更加痛苦。

　　因此，早日結束冷戰或者實現重大緩和，是利於世界各國人民尤其蘇方陣營人民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大力裁減軍備（尤其簽署《中導條約》），解散“華約”、從東歐和阿富汗等地撤軍、與西方及其他沖突國家（包括中國）改善關系、放任甚至督促各衛星國盟友國進行民主改革，都是利於蘇聯人民、世界各國人民的好事。何況，西方也相應的做了一些退讓，同樣裁減了軍備。

　　至於後來發生“顏色革命”或者說原來蘇聯陣營的國家倒向西方陣營，甚至與俄羅斯敵對，是因為人心向背，人民心向民主自由，不能為了蘇聯/俄羅斯的一己之私，就鉗制這些國家及人民的自主權。至於北約後來沒有對等解散，甚至還東擴到了俄羅斯家門口，還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以及其他西方占便宜俄羅斯吃虧的事，有很多覆雜原因，且同樣與人心向背、自由民主人權問題有關，不能簡單說西方背信棄義和俄羅斯吃虧。俄羅斯當然有權做出反制，但是這種反制對俄羅斯以外人民乃至俄羅斯本國人民，都未必是好事甚至是壞事。

　　還有，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前後，成功的避免了蘇聯出現極端分子“挾核自重”乃至同歸於盡毀滅世界的這種可能，將數千枚核武器在內的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安全移交給了葉利欽和俄羅斯政府（還有一部分則是移交給了核武器所在的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國），這也是一件大功德。那些指責戈氏不夠硬氣的，難道希望出現一個“我不能好過大家都別活”的瘋狂人物，在蘇聯瀕臨解體時到處扔核彈、散播生化病毒（不止故意使用，移交過程不穩定也完全可能導致核泄漏或生化泄漏）？

　　而除了這些讓步，在其他問題上戈爾巴喬夫更沒有什麽“賣國”嫌疑。他作為蘇聯領導人，在外交領域也履行了對蘇聯國家和蘇聯人民的責任，沒有出賣國家利益，反而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爭取蘇聯的國家利益。至於有人拿西方後來給他的榮譽追溯式的說他“賣國求榮”，看看前面提到的那些功績，那些榮譽不是他該得的嗎？維護和發展包括蘇聯人民在內全人類的利益，不比狹隘的維護本國不正當利益要好太多？（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時，戈氏還支持了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說明他也有一些民族主義情感和強烈的愛國（愛俄羅斯）立場）那些否定戈爾巴喬夫的，無非是在以上這三方面進行批判和嘲諷。但是顯然的，戈氏在這三方面不僅不是他們說的那樣是反共主義者、造成蘇聯解體的人、叛國者，反而是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蘇聯國家統一的堅定捍衛者、蘇聯愛國主義領袖。

　　至於有人直接質疑其政治改革的，那更沒有道理。蘇聯的沈屙積日既久，換成誰都得面對那重病的國家。如果不改革，只會更加積累危險，未來的悲劇會更大。當然，也可以依靠極為瘋狂的方式壓制下一切反抗，例如朝鮮那樣。可是如果那樣，再加上蘇聯的體量，對蘇聯人民乃至全世界，豈不是更大的悲劇？

　　其實，這樣的事實，只要有心去了解那段歷史，並且排除各種偏見與先入為主，就不難看到。但是，多少人因為愚蠢或者敗壞，或者愚蠢加敗壞，公然顛倒黑白，且成為了國人的主流看法，真是令人痛惜和憤怒。因此我才寫下本文，以澄清一些事實、史實，還原一個真實的戈爾巴喬夫。

　　當然，我也並不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個十全十美的人，他推行的蘇聯經濟政治改革終究還是失敗了，並沒有建成一個既強大又人道和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蘇聯畢竟在他擔任最高領導人時解體了。戈氏還留下了一個爛攤子，迄今無法完全收拾，並且出現了葉利欽時期那種民生雕敝和普京時代的專制回歸。這些後果戈氏都要承擔一定直接和間接責任，也說明他算不上“力挽狂瀾於既倒”的人物。但是，我們的批評要基於事實，不添一分添油加醋的功績，也不增加一分無中生有的罪過。綜合來說，尤其根據其對全人類民主和平進步的貢獻，戈爾巴喬夫仍然不愧為一代英豪、世界偉人。

六四之後的中國社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1989年6月4日，北京城的長安街，密集的槍聲打爛了國人對自由的幻想，轟鳴的坦克碾碎了中華走向民主的希望。中國的一切，都在六四這場劫難中被改變了。從此，祖國和人民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它與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法治憲政相悖，卻與專制橫暴、精致利己、弱肉強食相合，讓十數億國民向著殘酷、犬儒、失去公義和良心的方向狂飆突進。

　　“人是政治動物”，西方的“亞聖”所言誠不欺我。什麼與政治無關呢？權力、金錢、意識形態、制度與政策，皆與政治息息相關。如果把政治比喻為生物學中的“綱”，以上這些領域則是“目”，下面的一切國計民生，自然是“科”、“屬”、“種”，人人事事都在政治的影響下、在國體政綱的滲入中。從國家領袖，到草根庶民，無人可以跳脫出政治及它的各種衍生物（如法制）的影響。而六四，改變了中國政治變化的路徑，自然也對中國的一切產生了這樣與那樣的影響。

　　去年的六四前夕，我曾赴香港的六四紀念館參觀。當時我與館內藝術家在小紙片上共同勾畫關於自己心中與六四有關的圖畫，我的畫作表達的主題就是六四前後中國的差異、對比。

　　我畫術欠佳，只用筆粗粗勾勒一番。我告訴藝術家和其他畫作者，我畫的“斷裂的階梯”象征著六四摧毀了前面十多年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後國人的墮落，以及六四前後的對比。六四前即1980年代的中國，歷經文革浩劫的人們呼喚著人道與科學，理想主義滋潤著國人尤其學生的心田，民主與法治成為各階層共同追求的目標，平等博愛是知識界一致的理想；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下，社會的黑暗被揭露、專制與暴行被批判、建國後乃至古近代的中華歷史都被深刻反思……六四之後的中國，卻每況愈下，政治專制、高壓維穩、不擇手段發家致富成為社會主流，國進民退國富民窮、貧富差距日益加大、階層固化愈發嚴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利己主義大行其道，道德淪喪、誠信破產、知識分子犬儒化、國民公共意識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宛如隔世。它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讓國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惡不分的時代。而我自己的命運，客觀上也被六四及它後來的影響所改變了。試想，如果我出生後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國，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我的理想、我的抗爭與維權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呢？會如我這幾年的經歷，“陰風戾雨命仿徨，最是倉皇離國日，一片淒涼（化用方舟子詩）”嗎？

　　六四對中國最深的傷害，不是專制本身，而是“後六四模式”下中國全面社達化、犬儒化的社會生態的形成與不斷“升級”。所謂“社達化”，即是以實力而非勞動強度與價值分配利益、以強弱而不是對錯來評判是非。從官員的貪污腐敗，到基層公務員的吃拿卡要，權貴勾結巧取豪奪，對比工薪階層、普通工人農民及“農民工”遭遇的剝削壓榨，無不證明社會的巨大不公；而無論官媒還是自媒體，紛紛為政府、央企、富商、醫療、警察等各利益集團搖旗吶喊、為這些既得利益階層的過錯與吸血而洗地。權力的審查和金錢的雇傭讓輿論場一邊倒，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顛倒、善惡於大庭廣眾中異位。民眾無法發出聲音，受害還要被污名化，作惡者反而利用話語權優勢利名雙收。“毒奶粉”、“毒疫苗”受害者遭遇維權打壓，而作惡的元兇卻逍遙法外或“罰酒三杯”，連拘留都坐在如貴賓室的單間穿著優雅。面對警權濫用、黑惡勢力猖獗、為富不仁、醫患不平等、城管粗暴執法、性別暴力，自媒體上一片為強者開脫之聲，甚至早年的“我爸是李剛”和克拉瑪依大火都有扭曲真相的洗地言辭四處流傳。而“犬儒化”則更加“害人細無聲”，助長了社達化，也成為鞏固專制最強固的黏合劑。學者徐賁說，“中國社會的‘犬儒病’史無前例”。而我所觀、所聽、所歷、所感，無不驗證了這一點。僅僅一年前的佳士工運，北大、人大、南大的左翼學生，不僅被官方打壓，還處於清末學生運動勃興以來最大的孤立之中。五四前後的清末民初，直到六四，學生往往十萬百萬計的團結抗爭。1986-1989年，天安門廣場與長安街上各高校的旗幟到處飄揚、青年激昂的吶喊四壁都有回聲。而今日她/他們卻零星的對抗著國家機器，即便在校園被公開騷擾、毆打、喊叫著反抗，萬千同學和老師們依舊冷眼旁觀，沒有任何行動哪怕言語的聲援。這是只有六四後的中國才有的慘景。國人，尤其精英階層的自利程度之深，幾乎是近現代以來中外從未有過的。

　　當然，國人六四後墮落的特征，並不僅僅只有社達化和犬儒化，但這兩點最能體現人性的敗壞、道德的淪喪。弱肉強食，就喪失了正義感，與平等、法治背道而馳，變成了強權即公理的叢林社會；冷漠自私，就意味著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沒有了公共意識和對社會共同體的責任心。“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惡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沈默”，何況國人往往並非是一種“中立的沈默”，而是惡意的圍觀、夾雜著對受害者的責備、對反抗者的嘲弄。

　　在如此惡劣的社會生態中，人們不再相信公平正義，沒有了人類應有的同情與仁愛之心，互聯網與線下生活處處展現著暴戾、殘酷，為利益不惜損人利己、顛倒是非、鉆營依附，國家呈現著一種“繁榮的腐爛”。經濟騰飛下，政治的專制、文化的保守、人心的墮落，反而更有了物質依托，窮困者被“老婆孩子熱炕頭”、出人頭地的機會誘惑著，綁在“低人權勞作”的戰車上；中產階級則沈溺於物質消費，為教育、醫療和養老等自我生存的保障擠在狹窄的成功之路上，逃避了對真相、正義、民主的追尋。而權貴階層自然是如今體制的擁護者、捍衛者，沒有什麼“十二月黨人”，《家》中的覺慧、覺民那樣家境富裕的進步青年在如今也寥寥無幾，倒是成了中共保守政權的衛道士、黨衛軍。

　　改變的，還有當年參與學潮、民運的千千萬萬國人。他/她們絕大多數選擇了順從於極權的統治，成為“後六四模式”下中國“新常態”的部件。由義憤填膺、高舉“德先生你好”、“旗幟鮮明反對‘426社論’”，到貪生怕死、升官發財、狗茍蠅營，“黨媒姓黨”，由人變成奴隸、奴才，是雪亮而徹底的。一場鎮壓，一輪審查，以及列寧式政黨無孔不入的禁制與威嚇，人們就噤若寒蟬了。當這些人“坐穩了奴隸”，甚至成了奴隸中的“人才”--“奴才”，曾經的理想、革命激情、為正義鬥爭的勇氣，全都消散個精光了。許多當年舉著橫幅走上街頭的公務員、學生、記者，如今則成了徹頭徹尾的既得利益階層、剝削與壓迫者。

　　而少數選擇繼續發聲、反抗的人呢？他/她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嗎？很可惜，同樣不是。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所言所行與六四前的理想背道而馳，背棄了為被壓迫人民奮鬥的信條，忘記了六四之夜國際歌的吼聲，轉向信奉右翼甚至極右價值觀，反對進步主義，成了特朗普等右翼反動勢力的爪牙，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中共形異實同；投入了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宗教保守勢力的懷抱，墮入迷信與原教旨化的深淵；缺乏對受難者的共情與同情心、沒有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常識和起碼的理性思維；鼓吹國家分裂各地獨立、對平民尤其弱勢群體苦難無動於衷或視為工具、為淺陋的政治甚至私人目的置國家與人民利益於不顧……而那些在中國內外輿論場混的如魚得水的“公知”，除了有以上劣性，比公開的政治反對派更加沒有原則、更加腐爛，與強權妥協、勾兌，甚至賣身投靠以換取立足和發財立業。國內外的“自由派”皆是如此。趨炎附勢、唯利是圖、傳播謠言、空喊口號、黨同伐異……差劣之言行不勝枚舉、觸目驚心。他們能是中國的希望嗎？雖有少數堅持正義與真理者，但聲微言輕，且已被劣幣逐出話語權的中心了。

　　而我自己呢？我出生時六四已過去了近五年，已是“後六四”一代。由於家庭、學校、社會及個人的多重因素及相互作用，我飽經苦難，且越是反抗傷痕越多。我所受的主要是非政治性傷害，但細究起來，與體制和大環境亦息息相關。如果沒有維穩體制，我的維權就不會充滿危險，還遭遇拒絕、刁難、打壓；如果有真正的法治與人權，我就不至於屢受創傷卻無法伸張正義，反而越趨絕望；如果有完善的社會保障，我又怎會在抗爭後落得貧病交加、一度幾乎身無分文。我親身體會到了沒有權勢也沒有大把資產的平民在專制極權、人心冷漠、話語權失衡的年代有冤難於訴、有理無處評、有情不得陳的悲哀，也越能體會到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的重要。而這些，就是六四之前參與運動的國人所追求、奮鬥的目標。

　　三十年前的血腥變故，改變了中國大陸的一切。每個人的人生軌跡，都逃不脫時勢的大變局。三十年過去，六四不僅未能平反，專制者的青面獠牙反而更猙獰，社會更趨腐爛。在我寫的維權自述（尚未完稿）和《人民憲章》中對此做了詳細敘述，且篇幅很長，在此就不贅言了。總之，祖國在沈淪、社會在墮落，即便中共政權曾引以為傲的經濟，如今也在下行，民眾身處沒有正義、沒有真相，卻有大數據極權的升級版“1984”的牢籠里。

　　但中國已沒有了希望了嗎？在中短期，我們看到的的確是倒退、絕望。甚至看世界，都在回歸威權、民粹盛行的政治衰敗狀態。可是，人類從茹毛飲血到鉆木取火，從血腥的民族宗教廝殺到和平與發展的到來，大體還是在進步的。它不一定永遠進步，但歷史的軌跡給我們以希望。而且，即便前路艱難，我們也要奮勇抗爭。“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應被打敗”，即便歷史逆潮奔湧，我們也要向逆而逆，與逆流鬥爭，守衛正義、人性、真理。

　　對我個人而言，六四先烈是我的榜樣。我孤獨一身，力微言輕，但必定會為中華真正的崛起而鬥爭。無論我在哪里，我都是中國人，是華夏兒女、漢民族的一員。爭取中國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維護中國國家利益，都是我堅定的追求。我願獻七尺之身、十數載之思之文，為祖國和人民，尤其缺乏話語權的弱勢群體盡力而爭。“至於成敗利鈍”，我當然不能知曉了。或許中國未來能夠有如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那樣的英雄，將中國從歧路中扭轉，讓中華屹立在世界東方。

工人階級談蘇聯滅亡的根本原因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九二年

東歐官僚政權的覆亡以及蘇聯的解體，以最尖銳的方式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這些政權的社會性質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這些社會裏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質的問題。

　　現實的發展無情地批駁了大多數現有的理論。比如，右派的思想家以及像科爾尼洛斯·卡斯托裏亞迪思那樣的假左派壹致認為，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政權是所謂的“極權主義”。也就是說，它們是不能夠從內部被摧毀的，並且能夠無限期地自我再生產下去。1989年至1991年所發生的壹切壹舉推翻了這壹理論；另壹方面，像保羅·斯威齊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壹種已經存在了70年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是“過渡性”的。但是，如果這種社會制度只存在了72年就徹底垮臺了呢？還能說這種社會制度不是過渡性的嗎？

　　現在在東歐和前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提上了日程。這也恰恰是國際和國內各派社會和政治力量對目前事態的看法。那些認為蘇聯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人很難回答這樣壹個問題；如果這些國家已經實行了資本主義，那麽還談何資本主義復辟？僅僅是辯稱國家資本主義不同於私人資本主義是沒有用的。如果二者的差別是屬於質的差別，那麽為什麽要將二者都稱為資本主義？如果二者的差別僅僅是量的差別，因而從壹者向另壹者的轉化僅僅是次要的變化，那又怎樣解釋這壹變化在東歐各國所引起的如此深刻、全面的震撼？價值規律在經濟生活中是不是占統治地位，這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在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波蘭和匈牙利正在進行的從壹種社會制度向另壹種社會制度的過渡，也恰恰是圍繞著這個問題。

　　至於那些認為官僚集團是壹個新的統治階級的人，在東歐的壹系列事件面前就更加無所適從了。壹個主動將自己瓦解的“階級”，壹個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自動放棄大部分權力的“階級”——在波蘭和匈牙利甚至沒有任何來自革命群眾運動的壓力，會是壹個什麽樣的新的“統治階級”呢？壹個僅僅存在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就再也不能再生產其自身統治的“統治階級”？壹個沒有獨特的社會剩余產品占有方式的“統治階級”？

　　如果不理解官僚集團、工人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之間的三角鬥爭，就不能夠真正認識1923年以後的蘇聯歷史。無論是在1928—1933年的危機中，還是在1941—1942年的危機中斯大林都沒有復辟資本主義；1947—1948年他也沒有在東歐保存資本主義。

　　仿照托洛茨基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官僚集團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野蠻的手段，既沒有建立壹個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社會，也沒有復辟資本主義。而是維護和發展它自身的權力與特權。雖然它並不具備壹個統治階級所具備的社會經濟基礎，也不行使其經濟職能，但是它確實是壹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集團，因而能夠在不受革命群眾運動直接挑戰的情況下維護其自身的存在。其權力的真正歷史基礎則是獨立群眾活動的衰落與消失。只要這壹條件仍然存在，官僚集團的相對獨立性就能夠保持。

　　從歷史的角度看，蘇聯官僚集團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對蘇聯所施加的壓力的傳送帶，但這並不等於說，在整個的過渡時期裏，官僚集團在每壹次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都是按照國際資產階級的直接利益行事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裏面沒有任何為官僚集團辮護的成分。正相反，官僚集團在歷史的各個時期（在它削弱了蘇聯和蘇聯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後）對於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所進行的打擊，從來都是伴隨著對於工人和農民的更加沈重的打擊。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損失和犧牲，從長遠來說，削弱了群眾的力量，也削弱了國家，從而使壹切建設無階級社會所需的新生因素都無從產生。從整體上看，官僚集團在世界歷史中所起的反革命的作用是不容否認的。

　　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和蘇聯官僚集團的分析在過去幾年裏經受住了巨大動蕩的考驗。蘇聯社會是壹個後資本主義社會。壹方面由於被切斷了與發達工業國家的聯系，另壹方面又由於官僚主義專政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所以蘇聯社會滯留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它既有可能退回到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前進到社會主義——如果官僚集團的權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話。除此以外再沒有另外壹種前後壹貫的關於蘇聯社臺及其官僚主義專政的解釋。

　　東歐政權為什麽會垮臺呢？我們可以明確地回答；是由於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是由於這個集團政治基礎的瓦解。問題不在於掌握權力的人腐化變質了或是受了錯誤思想的影響，而在於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等力量的相互作用。本書所要分析的就是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

　　蘇聯社會的統治集團是壹個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這壹觀點指導著我們對於蘇聯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分析——例如1930年、1937年、1945年、1956年、1970年、1986年和1990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前與之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前與之後，在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之前與之後，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初及在1991年8月，政治形勢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們所表現的都是同壹社會集團的不同的統治形式。同樣的，德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是通過不同的政治形式進行統治的——在1880年是通過俾斯麥，在1900年是通過西澤二世，在1920年是通過魏瑪共和國，在1935年是通過納粹，在1948年以來又是通過聯邦共和國。

　　不僅如此，官僚集團內部的凝聚程度在1950—1970年既勝過了1930—1939年，也勝過了70年代後期。官僚集團內部的凝聚程度既反映丁社會是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抑或是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又與後者相互作用。官僚集團內部矛盾的增長和尖銳化加速了蘇聯社會和蘇聯國家的解體。

　　我們說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官僚集團的分析是唯壹經受住現實發展考驗的分析，但這並不等於說革命馬克思主義給每壹個問題都準備了現成的答案，完全不是這樣。當我們試圖認識蘇聯社會的過渡，以及蘇聯官僚集團的特殊性質時，我們所關註的主要是這壹社會集團是怎樣產生的，它的權力和特權為什麽有相對的穩定性。而今天的問題卻是，這個社會集團是怎樣衰落的，又是怎樣瓦解的？關於衰落的辯證法不同於關於產生和發展的辯證法。這裏要強調兩個問題。

　　世界資產階級與蘇聯官僚集團在30年代的力量對比（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不同於它們在今天的力量對比。在斯大林主義的上升時期，特別是在1928年以後，官僚集團就像突然發跡的暴發戶壹樣。即使是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後，他仍然有足夠的自信向美國資產階級宣告；“我們將埋葬妳們。”但是在今天，蘇聯官僚集團［註：英文版此處有“like the Chinese”（像中國官僚層壹樣）。——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是處於壹個與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力量對比關系不斷惡化的世界環境中。它不僅深刻地認識到了這種惡化，而且甚至還在主觀上誇大這種惡化的深刻性和持久性。它失去了壹切當年那種暴發戶式的張狂，只剩下暮年的失意。因此，無論是在主觀上，還是在客觀上，它在帝國主義的壓力面前都已經非常脆弱了。在它的內部，相當壹部分勢力已經準備與國際資產階級相勾結了。

　　另壹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美國力量的加強，革命運動的蔓延以及蘇聯官僚集團的犯罪行徑的變本加厲，所以出現了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結盟的局面。這與l929—1945年間帝國主義內部深刻分裂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但是這種競爭是在不破壞共同結盟的前提下進行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四分五裂的世界市場為“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幻想提供了生存條件，但是在後來的幾十年裏，壹直存在著壹個統壹的世界市場，這種幻想便受到了無情的鞭笞。

　　在今天的條件下，以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主義專政只是壹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有可能由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得逞而不能得以實現。如果考慮到無產階級、官僚集團和親復辟勢力之間在客觀上的力量對比關系，那麽在俄羅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於在羅馬尼亞和波蘭，工人階級都是有很大力量。在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正在被動員起來，他們的活動在增長，但是，要進行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工人階級還必須具備高水平的階級覺悟和自我組織能力，有能力擔當政治上的領導力量，明確地提出工人階級在權力方面的要求。這些條件，現在在東歐各國還不存在，在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存在。

　　在東德，事態的發展進程使我們想起1848年馬克思對法國所作的分析：壹次政治革命迅速地轉化為壹次社會反革命。在東歐其它國家，復辟勢力已經公開亮相；在蘇聯，他們也在迅速集合力量。除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是被聯邦共和國吞並以外，在其它地方，資本主義的復辟還不能說已經是無可回避的結局。事態的發展正在經歷著經典的三個階段。在經歷了普遍的民主狂歡的第壹階段以後，由於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處於混亂和迷茫的狀態，會出現壹個反革命猖獗的時期。而在第三階段，工人階級，雖然仍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但是開始捍衛他們的直接的物質利益，奮起反對那些公開的復辟勢力，還有由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波蘭日前正在進入這個階段，其它國家或遲或早也要進入這個階段。

　　要實現資本主義復辟，就必須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或者使工人階級處於事實上的瓦解狀態，但是，這樣壹種結果決不是事先註定的。在前蘇聯，尤其是如此。在那裏，有著世界上最強大、技術水準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工人階級。這個巨大的社會力量壹旦覺醒，壹旦開始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參與政治活動，就必然會引起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歷史進程中最積極的變化，其影響可以大大地抵消乃至逆轉東歐的消極發展。盡管如此，客觀事實是，東歐和蘇聯的工人階級的覺悟仍然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上，這就給了復辟勢力以可乘之機。

　　我們得承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嚴重低估了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專政對工人階級的壹般覺悟所造成的長期的、災難性的影響。這些國家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從他們的生活經驗中認識到，官僚主義專政不能滿足他們對於消費水平和自由的願望。幾十年來，斯大林主義者壹直灌輸說，這些官僚主義政權就是社會主義政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傳也隨聲附和。因而斯大林主義的破產，在這些勞動者看來，似乎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壹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破產。在他們中間，出現了壹個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和思想上的真空。而社會就像自然界壹樣是討厭真空的。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從親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到宗教原教旨主義、種族沙文主義和公開的法西斯主義，於是都乘機滲入這些社會並得以大舉擴張。要重新具備奪取和直接運用國家權力所必須的思想覺悟和政治領導能力，也就是說，能夠領導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蘇聯和東歐的工人階級就必須經歷壹系列的群眾性的鬥爭，從中學習實際的經驗。宣傳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任何宣傳和教育能夠代替這種經驗。這是群眾的集體覺悟的真正源泉。任何要繞過這壹長期的和痛苦的過程、尋求某種捷徑的企圖（例如，企圖搞新的包辦替代主義），都只能招致新的災難。

　　在世界範圍內，各種左翼思潮和流派今天都面臨著同樣的壹些問題。為什麽會出現蘇聯和東歐這樣的悲劇？它的深刻的歷史根源是什麽？怎樣防止悲劇重演？社會主義事業還有沒有前途？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覆亡了，社會主義還能幸存嗎？沒有壹個系統的關於工人官僚的理論，也就是關於從工人階級的組織和工人國家中產生出來的官僚的理論，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這正是本書要解決的問題。

　　官僚集團是壹頭多面怪獸，它既有經濟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發展過程是壹系列政治、戰略抉擇的結果，又在意識形態的自我調整和蛻化的過程中得到反映。它竊取權力的過程是以幹部的逆向選擇機制為媒介的。本書的前三章，分析的就是官僚化過程的各個方面。這三章的指導思想，是將官僚集團定義為將原由群眾自己行使的行政職能據為已有的壹個新的社會階層。這是由於，在工人運動和工人國家的執政黨內部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工人因而受到從他們自己當中分化出來的人的管理和統治，受到他們自己的“公仆”的壓迫和剝削。

　　自從2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基本上了解了在蘇聯出現這種壓迫的經濟根源和後果。羅莎·盧森堡在1918年揭示了這種壓迫的制度根源和後果，左翼反對派和拉科夫斯基在20年代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洛茨基在30年代則做了權威性的總結。在蘇聯的“公開性”時期又發表了大量有關“蘇維埃熱月”的很有感染力的材料，但是就基本的分析來說，這些材料並沒有增加什麽新的東西。

　　在蘇聯及其同類的國家裏，工人官僚的兩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現在行政權力和貨幣財富的關系中。官僚集團的非資本主義性質體現於這樣壹個事實，那就是它的統治主要不是通過掌握貨幣財富，而是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另壹方面，它的非社會主義性質則體現於它無法使自己擺脫貨幣和貨幣財富的影響。而這個集團不能夠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則是體現於如下的事實，即它無法將自己從權力壟斷和貨幣權力相交雜的狀態中解脫出來，無法建立起全新的統治機制。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存在著國家、準國家機構和私有官僚機構不可否認的增長，這壹問題將在第四章中討論。這些現象必須置於階級權力的框架中來理解。在任何地方，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都不曾破壞貨幣財富的統治地位。正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權力歸根結底是貨幣財富的體現。而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財富歸根結底是附屬於政治權力的。在壹定條件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可能會具備超乎尋常的相對獨立性。這種情況不是為壹些私人貨幣財富的原始積累提供便利，就是成為某些人進入資產階級上層的手段。

　　所謂“世界範圍的官僚化”的說法，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錯誤認識的基礎上的。這種說法要能成立，就得假設：大公司對於物質財富生產和分配的主要機制的控制，因而對全社會的控制不復存在。而事實是，在任何壹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都無從談起。

　　在各種各樣並行的——但並非同壹的——官僚化過程的背後，包括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化、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都有著兩個共同的社會根源：即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衰落以後，日益增長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復雜性；以及隨著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在客觀上的增長，隨著現存權力結構被破壞、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增長，壹切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都迫切要求加強對工人和壹切被統治人民的統治。各種各樣的官僚機構，都是以上兩種社會現象的產物。

　　因此，不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弱小，而恰恰是由於工人階級的相對增強和局部的勝利，才造成了官僚機構得以發展的條件，只要這些勝利還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這些勝利還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局部的失敗。歸根結底，官僚化的現象反映了自1917年以來在世界範圍內階級力量對比不穩定、不平衡的局面。世界無產階級沒有能夠在十月革命之後將革命發展到先進的工業國家，從而將社會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覺控制之下。帝國主義方面也沒有能夠在全世界範圍內恢復其統治，沒有能夠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受到決定性的挫敗。這種不穩定、不平衡的狀況，是不能夠長久持續下去的。各種官僚機構的命運最終取決於世界範圍內階級鬥爭的結果。

　　要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實現新的重大突破，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主義國家和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群眾運動必須要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他們內部的官僚制的影響。至於官僚政治消亡的可能性，則是要靠對這壹現象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論分析才能加以說明的。在本書的最後壹章中，對這壹問題有所討論，但總的說來，作者的目的僅僅是要為避免斯大林主義悲劇重演的歷史任務作壹點力所能及的貢獻。歸根結底，壹切馬克思主義者都要堅持馬克思本人的信念，即社會主義的前途只能是取決於現實存在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取決於這個階級根據它自身直接認識到的利益所進行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還要堅持馬克思的另壹個信念，即正是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才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已經為新社會的構成要素準備了雛形。［註：英文版此句之後接著：“Socialist revolution essentially means the setting free of these constituent elements”（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少地意味著釋放這些構成要素）。——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官僚化的過程是以工人階級喪失對它自己的組織和對工人國家的控制為前提的。同樣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團結在壹起的藍領的和白領的勞動者的自主活動和自治組織的極大增長為前提，以勞動者有能力在物質財富比較豐裕的條件下將社會的再組織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前提。這不是憑空臆測的問題，而是必須根據實際歷史發展所提供的經驗證據來加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對以往的經驗作出如下的總結：確實，到目前為止，勞動者還不能夠長時間地防止他們自身群眾組織的官僚化。但是，在許多國家裏，在壹系列的歷史時刻，勞動者通過群眾性的動員，通過自主活動的極大增長，都曾經使官僚化的傾向受到極大的挑戰。最近兩年在蘇聯，又出現了這樣壹種進程。

　　同樣的，雖然廣大的雇傭勞動者群眾還不曾在任何地方對社會進行長時間的直接管理，但是每當群眾鬥爭高漲的時候，他們在這方面便大有作為。這壹趨勢並沒有停止。有很多跡象表明，在未來的壹個時期，這種趨勢將會進壹步高漲，而不是減退。

　　壹個引人註目的現象是群眾性的議會外運動的增長，這表現在壹系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例如：反對戰爭和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反核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女權主義問題、關於實行直接民主的設想、擴大工人權利的要求以及與壹般的“生活質量”相關的壹系列問題。在目前這個階段，所有這些運動還是彼此不相聯系、局限於個別問題、沒有整體上的政治視野、也不能夠提出壹套完整壹致的關於新社會的設想。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運動不可避免地要在壹定程度上被重新納入傳統既得利益的政治框架裏去。但是，這些運動畢竟表達了勞動者探索另外壹種政治實踐方式的本能要求。或者是更多的直接民主，或者是單純的代議制間接民主，也就是帶有權威主義壓迫性的民主，更不必說公開的獨裁統治：這就是我們在今後的壹個時期所面臨的政治抉擇。

　　與這個政治抉擇密切相關的，是社會經濟的趨向：既不要國家專制，也不要市場專制，而是由生產者自己決定生產什麽、怎樣生產和怎樣分配。在那些仍然受著斯大林主義束縛的國家［註：英文版此處有“like China”（比如中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以及那些屏棄了斯大林主義卻沒有找到壹條可行的發展道路的國家，這壹前景的可能性將不斷增加。這個趨向與第三次技術革命的要求也是相吻合的。按照等級制度、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的勞動過程不符合這壹革命的要求，必然要消亡。社會主義的前途、人類自由的前途、人類本身的前途，乃至人類的生存，都取決於能否將現有的各種積極趨勢有意識地、有組織地融合在壹起。

　　本書完成之際，正值東歐各國共產黨政府被推翻，舊的官僚秩序已經到處陷入危機。但是當時，莫斯科的八月流產政變尚未發生，蘇聯也還沒有解體。這些後來發生的事件，是本書所分析的各種過程的發展的壹部分，特別是親資本主義勢力、官僚集團和新興的獨立工人運動之間的三角鬥爭的壹部分。

　　工人鬥爭的興起（比如1989年和1990年的礦工鬥爭），極大地動搖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但是這些鬥爭尚不具備充分的普遍性，不具備明確的鬥爭目的和政治綱領，因而還不能夠成為壹支與官僚集團和親資本主義勢力（其中很多人本來就是舊官僚集團的壹部分）相抗衡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政治主動權因而落到了官僚集團和親資本主義勢力的手中。葉利欽上臺，大肆宣揚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的所謂的優越性，這本身就印證了官僚制經濟是壹種具有深刻矛盾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它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就是退回資本主義。毫無疑問，就眼前來說，俄羅斯政府選擇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舊的三角鬥爭並沒有結束，舊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相當壹部分還殘存著。各種各樣的工人組織在與新政權的各種政策——蓄意制造大規模失業、通貨膨脹泛濫、肢解社會服務體系、私有化等等——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仍然在按照它們自身的邏輯發展著。

　　在前蘇聯境內進行的階級鬥爭現在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俄羅斯政府的主觀願望是要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願望並不等於現實。本書所分析的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選擇在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仍然現實地存在著，在其它那些自封為共產主義政權的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國家的極大膨脹是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主要特征。幾乎所有的人都把蘇聯的經濟制度稱之為“命令經濟”。在近60年的官僚主義專政之下，國家控制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壹個歷史事實。這就首先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國家的物質基礎是什麽？它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有著什麽樣的地位？

　　對於物質匱乏、勞動的社會分工、壹定的社會職能為某壹特殊集團（官僚）所據有，以及國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間的壹般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分析的：

　　“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管理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的]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

　　國家和階級的消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二者的消亡是壹個同步的過程——是以生產力的發展達到壹定水平、物質匱乏不復存在和個人的全面發展為前提的。在有了這些條件以後，個人就不必再為社會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話說，“社會的公共事務”從此可以由壹切人來管理，而不必再交給壹個特殊的機關。

　　“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的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實際的公共事務。”

　　恩格斯明確地說明，這些“社會的公共事務”包括所有那些在階級社會裏由國家行使的各種職能。國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會本身，不經過任何特殊機關或者官僚機構，來行使這些職能。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1846）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前提是“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巨大增長”，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根據這壹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裏沒有能夠建成社會主義是由於以下三個物質條件方面的原因：(1)生產力尚未達到充分發展的水平；(2)與先進的工業國家的隔離；(3)不得不重新開始爭取滿足物質需要的鬥爭，因而必然導致“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賣的革命》壹書中最清楚地說明了這壹點：

　　“如果國家不是趨於消亡而是越來越專制，如果工人階級的公仆們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機構淩駕於社會之上，這並不是由於什麽偶然的原因，如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等，而是由於，只要還不可能保證真正的平等，壹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特權集團的產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統治的基礎是社會消費對象的匱乏，因而導致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鬥爭。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貨物，顧客隨便什麽時候來都可以；如果貨物不多，顧客就得排隊購物。如果隊排得很長，就有必要任命壹個警察來維持秩序。蘇維埃的官僚機構就是這樣開始出現的。官僚機構‘懂得’誰應該領到貨物，誰必須在後面等待。”

　　國家，作為監督和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將部分社會剩余產品用於積累、軍事事務、執行有關人民生活的各種法令、建設和維護基礎設施等）的機關，而不是從事諸如生產和分配的直接經濟活動，是由壹些特殊機構組成的。這些特殊機構，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的那樣，獨立於社會，成為社會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就這個意義而言，國家總是起著兩個方面的作用：壹方面，它要保障統治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統治；另壹方面，它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壹般利益，而不是統治階級成員的私利。在壹切穩定的階級社會裏，國家的作用都是如此。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這樣，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對私人經濟利益的追求特別強烈。比如，中央銀行的職能是不能由私人資本家來承擔的，因為他們不可能超越他們的私利。與私人奴隸主、封建地主和資本家不同，國家官僚必須遵循壹整套嚴格的、按照等級制方式組織起來的、正規的規章制度，而無論這些規章制度對其執行者來說具有怎樣的直接後果。這些規章制度，只有通過統治階級的集體決定才能加以改變。不遵守規章制度是不符合“遊戲規則”的，會被認為是腐敗或者瀆職。至於軍隊，及其所謂的鐵的“條例”、命令系統和對盲目服從的要求，則可以視為國家官僚制各種特征的誇張而集中的表現。理論上，軍隊是與對私人財富的追求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壹切階級社會裏，劫掠和腐敗總是與在軍隊中的升官晉爵結伴而來的。不過，對於這些“出格”的事，統治階級在正常條件下尚能對其有所控制。

　　黑格爾曾經認識到，官僚制的物質基礎事固定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這壹見解非常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黑格爾將此與“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各個基本階級）不穩定的收入和不穩定的職位相對照。還有壹點，黑格爾也認識到了，那就是官僚制度的等級性質（也就是通過擢升獲取更多收入的前景）。這樣，我們就發現了官僚的三個獨特的社會支柱，與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相區別的社會支柱。

　　但是官僚的社會地位並不僅僅是根據它與其周圍的社會階級的差別來定義的。官僚制同時還滲透於“市民社會”之中。當黑格爾誇大和頌揚國家公務員（擁有有保障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無私”的特性時，他似乎忘記了，在壹個財富統治的社會裏，金錢的誘惑是不可抵擋的，因而腐敗的誘惑也是不可抵擋的。特別是國家公務員的上層，更是以各種手段想要成為“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的壹部分。可以說，蘇聯官僚集團的特殊性正在於，在它所處的社會中，貨幣財富以及壹般而言私人財富雖然存在，但是與資產階級社會、封建社會和成熟的奴隸制社會相比，或者與“亞細亞生產方式”那樣的古代社會相比，這些財富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盡管是這樣，在蘇聯，國家並沒有消亡。正相反，國家繼續膨脹，成為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的獨立力量。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公開為國家的進壹步加強進行辯護（如1986年的《蘇聯共產黨綱領》）。蘇聯的官僚化不僅反映了落後的歷史條件，而且也反映了在無階級社會裏所不存在的深刻的社會矛盾。正是為了調節這些矛盾，國家和官僚集團才得以存在並不斷膨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壹種力量。……確切的說，國家是社會在壹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國家和官僚制惡心膨脹的原因歸結為斯大林主義集團及其繼承者的“背叛”和“政治錯誤”。事實恰恰相反，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斯大林主義集團及其繼承者的勝利，以及他們的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必須根據壹定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來解釋。從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看，對斯大林主義可以提出如下幾點批判：

　　1．他們為官僚制所作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辯護，掩蓋了社會現實，滋長了“虛假意識”。他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觀，欺騙了本國的和世界的工人階級，極大地幫助了國際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們。

　　2．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他們對工人、青年、農民、婦女和少數民族大肆剝削和壓迫，所有這些都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所犯下的罪行。

　　3．他們的政策在實踐中，不僅沒有將物質短缺和官僚主義劣跡減少到最低限度，反而大大促進了二者的發展。他們的所作所為因而也就不符合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的利益，而是使這些利益服從於特權官僚集團的特殊利益。

　　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的國家和官僚制的分析，提出了壹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問題。當年孟什維克曾經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理由正是，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任何要“跳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企圖都是“主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歸根結底不還是孟什維克正確嗎？俄國革命難道不是壹個歷史錯誤嗎？1945年以來生產力的發展不是證明，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它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潛力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與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幻想相區別。勿庸置疑，俄國當時還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直到1924年，這仍然是當時所有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包括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盧卡其、葛蘭西、塔爾海默、科爾施和拉狄克，也包括斯大林本人。但是，整個世界已經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對於這壹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已經作了說明。這在1878年是正確的，而在1917年就更加正確了。

　　由工人國家來占有生產資料是壹個政治行動，這個行動不僅取決於當時的壹般物質條件，而且也取決於當時的政治條件和主觀條件。根據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早在1905年—1906年，托洛茨基就已經預測到，在帝國主義世界的格局內，像俄國這樣的欠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利用其社會經濟的落後性與政治上的成熟性相結合的特點，在比較欠發達的國家之前率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

　　帝國主義壹方面妨礙著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在落後國家的充分發展（即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另壹方面又妨礙著社會主義的主觀條件在高度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即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充分發展）。正是這兩個方面相結合的局面決定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形式，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先從俄國這樣的國家開始，但是只有當革命擴展到工業上比較先進的國家以後，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20世紀的壹切悲劇都可以根據這壹推斷來說明。

　　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而決不是單純地為“壹國建成社會主義”準備條件。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以及他們的同誌們向來認為，這才是十月革命的歷史根據。讓我們聽壹聽盧森堡是怎樣說的：

　　“讓德國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們去大喊什麽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扭曲表現吧！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麽這也不過是德國無產階級自身行為——本身便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扭曲表現——的產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不服從歷史的規律，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布爾什維克黨人已經做了壹個真正的革命政黨在歷史可能性所允許的範圍內所能做到的壹切。沒有理由為他們沒有創造奇跡而去責備他們。要求壹個在壹片孤立的國土上進行、被世界大戰消耗的筋疲力盡、被帝國主義所絞殺、又為國際無產階級所背叛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模範的和毫無缺點的，便是要求奇跡。我們應當做的，是區別布爾什維克政治中本質的和非本質的東西、屬於核心的和各種偶然的錯誤。目前，當我們正面臨著在全世界進行決定性的最後鬥爭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時代的最迫切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關於這壹個或那壹個次要的戰術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的行動能力，關於無產階級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決心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列寧和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們在這方面是先行者，他們給全世界無產階級豎立了榜樣。到目前為止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大聲宣告：‘我敢於這樣做了。’”

　　第壹次世界大戰加劇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以此為起點，連續發生了壹系列革命。所有這些革命都受到了俄國革命和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的巨大鼓舞，它們構成了壹個真正的世界性進程，在先進的工業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芬蘭也出現了革命勝利的前景。在這個時期，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是不斷增長的，盡管靠俄國革命本身還不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從歷史的觀點看，十月革命是完全合理的。

　　俄國革命是巨大的社會力量相沖突的結果。這種沖突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發展，超出了溫和派和所謂的“理性的”自由主義調和派所能控制的範圍。在極端分化的形勢下，問題早已不是要自由主義民主還是要“布爾什維克專政”，而是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極右派、半法西斯主義的殺人專政。烏克蘭的彼得留拉反革命政權，在1919年的大屠殺中殺害了10萬猶太人——這是希特勒集中營之前的最大的右翼恐怖，而彼得留拉還不算是內戰時期最右翼的政治領袖。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經有科爾尼洛夫將軍的流產政變，反革命分子準備引導德國軍隊占領彼得格勒。如果政變成功了，就必然會導致對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大屠殺。只要看看德國軍國主義和曼內海姆壹夥在芬蘭內戰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就可以了解這壹點。

　　我們不必去猜測如果十月革命不曾發生，那麽人類又會付出什麽樣的代價——那些處心積慮計算革命的代價的歷史學家好像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如果”。我們至少可以看看德國這個悲劇性的例子。1918年德國革命爆發，社會民主黨依靠帝國軍隊和警察——後來成為納粹秘密警察的核心——鎮壓了革命。自此開始了壹個逐步的反革命的進程，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數以千萬計的人喪生。我們可以說，如果1918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代價會小得多，而俄國的斯大林主義蛻變及其所帶來的巨大代價也可以得到避免。以德國所走過的道路為參照，歷史的平衡表雄辯地證明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

　　至於國際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的經濟發展“長波”中所表現出來的適應能力，必須提及人類為之付出的巨大代價：2000萬人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喪生；8000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生；更多的人死於140次“局部戰爭”、第三世界悲慘的生活狀況和1945年以來的各種技術災難。難道這不是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與1914年以前的時期不同，資本主義現在的消極作用已經大大超過了它的積極作用？難道人類為世界革命未能實現所付出的代價不是無可比擬的超過了如果世界革命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價？

　　要通過物質匱乏來了解官僚政治的經濟基礎，有必要考慮壹下商品生產的問題。商品生產與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即作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矛盾，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之壹。

　　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認為商品生產並非僅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才存在。“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但是在《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中，馬克思指出，只有在產品是彼此相互獨立的私人勞動生產出來的時候，產品才成為商品。從勞動失去其私人性質的那壹刻起，勞動立即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它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割便不再由個人、生產單位或企業的自發決策所決定，而是取決於社會整體的事前決定。商品生產因而也就不復存在了：

　　“在壹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裏，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所給予社會的。”

　　所以，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在蘇聯及其類似社會中，商品生產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過度膨脹，決定性地證明了在這些社會中不存在社會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生產資料的完全社會化，以及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的完全社會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確認為，按照“壹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對壹切社會都適用的規律，並具有“自然規律”的效力，但是馬克思在說明這個問題的時候，立即補充說：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則說得更加明白：“因此，時間的解決，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區別。”

　　所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勞動量實行有意識、按比例的配置基本上決定著經濟計劃，這壹觀點決不意味著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仍然普遍存在。這是因為，商品和價值是勞動量“在生產者背後”以盲目的、無政府的方式進行配置時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商品和價值的概念本身，就已經排除了生產者決定他們自己的需要，控制他們自己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可能性。

　　蘇聯官僚集團企圖改變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原理，這最早見於1943年發表於《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中的壹篇著名文章。這篇文章的署名是該雜誌編輯部，實際作者很可能是列昂節夫院士。文章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產品也是商品；也是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壹件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實際耗費在這件商品的生產中的勞動數量決定的，而是由這件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數量決定的。”如果這壹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就不存在本質區別了。因為商品生產的基本根據，再重述壹遍，就是勞動的私人性質。

　　斯大林自己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認可了這壹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他明確地提出價值規律在蘇聯“存在並且起作用”。東德經濟學家弗裏茨·貝倫斯，壹個比較有頭腦的新斯大林主義理論家，後來企圖以更加精巧的方式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作辯護。在他看來，這是由生產力的絕對發展水平尚不充分、勞動力的私人所有制、生產單位之間日益復雜的相互關系所決定的。如果我們撇開其觀點中那些實用主義的和非科學的成分（“商品——價值關系繼續存在是因為應當和必須利用這些關系來為更有效率的計劃服務”），貝倫斯的觀點無非是承認勞動仍然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因而仍然部分地是私人勞動。但是，這壹簡單事實不正是說明，我們所談論的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嗎？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教條主義的咬文嚼字罷了，或者幹脆就是經院主義的詭辯，何必用這麽大的精力來關註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些什麽以及怎樣詮釋他們所寫的東西，為什麽不去關註在蘇聯到底實際發生了什麽事情？這種反對意見，忽略了問題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對蘇聯和類似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奇跡發展的描述，雖然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在於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沒有相應的理論分析手段，要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是不可能的。而這正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我們的地方。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們，在西方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們面帶微笑的鼓勵下，企圖用兩個辦法來推翻上述論證。他們壹方面宣稱，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的“現實發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與商品生產的存在不是互不相容，在這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錯誤；另壹方面，他們又說，兩位導師曾經反復說過，共產主義不是壹個現成的目標，而是為了消滅“現存狀況”即私有財產而進行的現實運動。這些斷章取義的立場，來自對《德意誌意識形態》中的壹段論述所作的公然歪曲的解釋：

　　“但隨著基礎、即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於自己產品的異己關系的消滅，供求關系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以及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支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的說明了，消滅“現存狀況”決不是僅僅限於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至少還應該包括下列方面：㈠ 消滅商品生產以及貨幣的逐步消亡（“供求關系的統治也將消失”）；㈡ 至少在公社範圍內，取消消費品的交換；㈢ 由自由聯合的生產者對他們自己的勞動產品、勞動條件，包括消費品的分配，實行控制；㈣ 人們使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方式”受自己的支配，這就排除了與社會相分離的壓迫機關的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蘇聯和其他地方，還不存在壹個已經消滅了“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社會主義社會在任何地方都還不存在。

　　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們還指責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左傾批評家”故意拔高社會主義的標準，以表明蘇聯和其他地方的現實達不到理想的要求。他們認為，這是用“歷史唯心主義”、“規範主義的烏托邦”和“道德主義”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的範疇。

　　對於這種說法，可以作如下回答：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之壹正在於，所有科學範疇（以及“理想”）都是現實的社會關系的產物，而不是來自“錯誤思維”或者邪惡的“反共主義”。在蘇聯以及類似社會，商品、價值和貨幣等範疇能夠繼續存在，是有其物質基礎的，這就是生產社會化尚未充分發展；勞動在本質上還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生產者還沒有相互自由聯合，還不能夠直接支配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因此，私人勞動和私人財產還沒有完全被消滅。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蘇聯的社會狀況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所以才認為這些社會是“壞的”和非社會主義的。這樣壹種觀點確實是唯心主義的和“規範主義”的，這不是我們的觀點。這些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是因為它們仍然是剝削性的、是極端壓迫性的和造成異化的社會，因為它們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真正標準。由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定義的社會主義的真正標準，既不是唯心主義的臆測，也不是烏托邦的猜想，而是壹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無階級社會的誕生所必不可少客觀條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都還沒有現實地存在過。

　　官僚集團及其辯護士們的說法與之恰恰相反，這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利益要求他們這樣做，要求他們掩蓋或者美化在蘇聯存在的不平等、物質特權和權力壟斷。至於國際資產階級，則樂於跟著蘇聯官僚集團把蘇聯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以便讓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看到“社會主義”確實是壹個很糟糕的社會。

　　在某些不太有頭腦的人們當中，還可以聽到這樣壹種說法，那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在批評蘇聯社會時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所提出的種種要求只有在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實現，但是，這些辯護士們忘記了列寧是怎樣毫不含糊地說明了什麽是壹般所說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把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壹階段或低級階段。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社會的每個成員壹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就從社會領得壹張憑證，證明他完成了多少勞動量。”

　　辯護士們還忘記了，在我們已經引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中也可以找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這壹定義，他們還忘記了，從1875年到1928年，自倍倍爾以來的整個馬克思主義傳統都是以這壹定義為基礎的。直到1928年6月，斯大林本人也反復重申這壹定義。

　　這僅僅是壹個定義問題嗎？當然不是。除非拋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中的全部論述，拋棄馬克思關於商品、價值、交換價值（價值形式）和價值規律的分析，否則就無法解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為何會繼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這不僅是拋棄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而且是拋棄他關於資本主義以及階級和國家的起源的分析。這就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資產階級權利”在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第壹個、也是比較低級的階段）中繼續存在的觀點，決不等於說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還繼續存在。前面引用過的《批判》壹文中的有關論述對此作了清楚的說明。盡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價值不復存在了，但是“資產階級權利”仍然存在，因為平等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被直接承認為社會勞動的等量個人勞動，意味著在消費基金中的同等份額。但是因為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需要，並能提供不同數量的勞動，所以有些人能夠滿足他們自身的需要，而有些人則不能。

　　在蘇聯所存在的恰恰不是馬克思在使用“資產階級權利”壹詞時所說的在消費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果說，壹個非熟練的體力勞動者用8小時勞動能夠交換到的消費品數量是X，那麽壹個高級官僚在同樣工作8小時之後，則不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還能得到以實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務，相當於10X或者20X。這種資產階級權利早已超出了馬克思在談論作為共產主義第壹階段的社會主義時所設想的範圍。用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術語來說，這是“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標準”，以與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標準”相區別。這本身就已經公然違背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出的公式，在馬克思的公式中根本沒有提及“勞動的質量”或者任何類似概念，也違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提出的對這壹問題的看法。至於斯大林主義對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所進行的政治討伐，則背離了壹切社會主義傳統，也背離了列寧公開表明過的立場。

　　由於在蘇聯存在著這樣的分配體制，由於商品生產和價值繼續存在，這就決定了在蘇聯社會仍然普遍存在著“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為了升官發財而相互爭鬥，為了“個人利益”而進行的冷酷計算以及自私自利、貪圖名利和腐敗等現象，雖然這些現象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嚴重。這些社會現象的存在，主要不是由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或者“西方的影響”，而主要是蘇聯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

　　這裏我們又壹次遇到了物質匱乏的問題。在上壹節中，曾經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足來解釋國家和官僚制度的繼續存在以及過度膨脹。分配、法律、權利及權力關系的存在不可能從根本上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所可能允許的範圍。分配的進行，以及調節分配的方式和機構，歸根結底取決於社會所掌握的產品數量——也就是到底有多少東西被生產出來了。從長遠來看，任何良好的願望、主觀上的巨大努力和理想主義的追求，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壹點。只要蘇聯社會仍然處於與西歐、北美和日本比較先進的工業部門相隔絕的狀態，因而不能夠利用後者的生產潛力，那麽社會主義就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命運從來都是取決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命運，取決於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或者失敗——也就是說，取決於世界革命的前途。

　　這就使我們能夠消除另外壹個誤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蘇聯和其他類似國家裏市場關系還繼續存在著，這就證明社會主義社會還不存在，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求“黨”和工人階級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和貨幣，或者實行其他荒謬的“左傾”政策；商品生產和貨幣只能逐漸消亡。商品生產和貨幣關系現在在中國繼續繁榮和發展，而不是趨於消亡，這是壹個在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客觀地分析中國以及類似社會時所要面對的基本事實，但是這不能成為提出不負責任的和非理性的政策主張的根據。在既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下，企圖在壹夜之間“廢除”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只會加速現有生產關系的解體，不利於社會主義，而有利於資本主義復辟。

　　無論是在1922年和1933年反對派所提出的蘇聯經濟和社會改革綱領中，還是在後來蘇聯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綱領中，都沒有主張立即廢除商品生產。正相反，他們主張在社會化生產和計劃制度的範圍內，允許商品生產存在，甚至鼓勵其發展，以便壹方面實現生產力的長期最優化發展，壹方面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兩個目的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不能夠在另外壹套尊重人和自然的技術體系的基礎上來發展生產力，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但是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麽建設社會主義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先生產出來多少鋼、水泥、小汽車和建好多少住房，然後等到將來的某壹天，生產者們突然（由於什麽奇跡？）成為他們自身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主人。我們的目的，是要在生產和勞動生產率方面，在促進社會平等以及在經濟和國家管理中實現工人自治和社會主義民主方面，通過兩者的相互作用，實現兩者的同步發展。否則的話，生產力發展的各個源泉就會逐步地、壹個接著壹個地枯竭幹涸。

　　因此，盧卡其的下述觀點是非常不恰當的。盧卡其認為，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或者是通過革命戰爭來實現社會主義，或者是回到11月7日（指十月革命：譯者註）以前的處境，也就是說，或者是選擇冒險主義，或者是選擇資本主義。”盧卡其認為，“就這個兩難選擇來說，為托洛茨基恢復名譽從歷史上看是不合適的。就時代的戰略問題來說，斯大林是完全正確的。”

　　這壹對歷史的歪曲是由於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官僚集團的有關說法。從1923年到1933年，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內部與有關論戰相關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直接證明，這些說法都是不實之詞。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決不是盧卡其所說的上述兩難選擇的犧牲品，而是堅持認為——他們先是反對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後來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最後，當蘇聯共產黨內部不再有反對派時，則是反對斯大林集團——共產黨人有兩個主要任務，而這兩個主要任務必須同時完成。壹方面，必須加速實現蘇聯的工業化，實行經濟計劃，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化來改組農業和提高農業的技術水平；但是與此同時，還必須在國際方面根據各國內部的發展規律和階級鬥爭的要求（而不是根據蘇聯在某壹時期的經濟和外交需要）促進革命的發展。這壹路線既反對投降主義，也反對冒險主義，正如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判》壹文中所指出的那樣：

　　“在[共產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中，我們曾經數十次地告誡那些急躁的左傾主義者：不要過分得急於幫助我們。那樣的話，妳們就會毀掉妳們自己，因而最終毀掉我們。要系統地開展為了群眾利益而進行的鬥爭，以便使之發展為為了爭取政權而進行的鬥爭。我們需要妳們的勝利，但是不需要妳們企圖在不利條件下發動鬥爭。在新經濟政策的幫助下，我們在蘇維埃共和國會努力生存下去，我們會繼續前進的。如果妳們能夠積蓄力量，如果妳們善於利用有利條件，那麽妳們就會有機會在正確的時機幫助我們的。”

　　最後，不斷革命的理論以及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理論，決不認為工業落後國家的人民不應當努力爭取他們自身的解放，而是壹味等待工業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勝利為他們準備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條件。正相反，托洛茨基認為，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把這些國家從野蠻的歷史遺產的沈重包袱下解放出來的唯壹辦法。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像他們在西方曾經基本上做到過的那樣，把奧吉亞斯的牛圈清洗幹凈（譯者註：希臘神話相傳，奧吉亞斯國王的牛圈中養有3000頭牛，三十年未打掃，後為大力神海格立斯用河水在壹日內清洗幹凈）。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社會主義革命在第三世界的必要性，因為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和開始社會主義發展。但是，在這些國家微弱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上，是不可能完成這壹進程的；只要階級鬥爭的條件允許，就必須使這壹進程擴展到先進的工業國家。

　　或許有人會問，從以上兩節的分析中，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即官僚集團是壹個“國家資本家階級”或者是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對這壹問題的答案是：完全不是那麽回事。要說明這種機械論觀點的錯誤，有必要進壹步考察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以及官僚專制主義權力之間充滿矛盾的結合。而這種結合又須納入到歷史上“依次相繼”的生產方式（借用馬克思的說法）之間的過度社會這個壹般問題中來考察。

　　我們曾經指出，將商品生產的作用僅僅限於資本主義時代的範圍，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交換、交換價值和商品生產，因而價值規律的作用，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與各種小商品生產區別開來的，是商品和價值生產的普遍化；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普遍地成為商品。盡管資本、資本主義及其矛盾的萌芽在小商品生產中已經存在了，但是它們畢竟不過是萌芽。要使這些萌芽完全成長起來，還必須創造出整整壹系列進壹步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西方以及東方的偉大文明中，這個過程經歷了數千年。在比較欠發達的國家，即使到了今天，這壹過程尚未完成。

　　要完成這壹過程，必須克服壹些巨大的障礙。我們在這裏只指出其中壹個障礙，那就是使農民失去對土地——他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存條件——的直接支配，並使他們淪為雇用勞動者。這要求在農村進行巨大的財產關系方面的變革——消滅農民在其中擁有事實上的土地使用權的原始農村共同體（無論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形式，還是“純粹封建主義”的形式），以及廢除奴隸制種植園和土地的國家所有制。

　　這還要求在鄉村和城鎮進行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其他變革。即使在先進的西歐地區，由於這壹進程發展緩慢，所以小商品生產以及基本上是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曾經在很長壹段時間裏與逐步形成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共同存在。在這壹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商品生產與單純的使用價值生產曾經雜交共存。價值規律以這壹過渡社會所特有的形式在商品生產領域起作用，但是在各個村莊內部，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價值規律很少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壹個生活在中世紀早期的歐洲農民，壹個生活在18世紀的中國或印度農民，或者壹個生活在19世紀的墨西哥或非洲農民，不會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化而改變其生產的數量和品種，因為他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持他自己的生存。地租、賦稅、戰爭和饑荒有時會大大減少壹個農民生產的全部使用價值中他自身所占有的份額，但是這並不能把壹個農民改造為依賴於市場的，即依賴於價值規律的商品生產者。要做到這壹點，村莊內部的財產關系必須發生變化——這裏指的是經濟意義上的而非單純法律意義上的財產關系，必須使農民在事實上與土地分離開來。

　　不妨說，像這樣的混合型社會，其特點便是，價值規律起作用，但又不占統治地位。社會現有生產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配置，主要是由習慣和傳統、農民的需要和消費習慣、生產技術、相互交往的組織形式，以及國家強制實行的征調等所決定的。馬克思關於這種社會狀況的分析是眾所周知的。

　　這種混合型的生產關系並不必然導致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停滯。過渡經濟與商品生產之間的矛盾是逐步發展的，其中壹個因素便是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以及後來的制造業資本）的發展。在壹個很長的時期，這壹發展有可能會產生出最終導致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但是我們這裏說的是壹個逐步的歷史過程，是必須對之加以具體研究並用經驗材料來說明的，而不是僅僅根據如此這般的抽象邏輯——商品生產的出現＝價值規律必然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演繹壹番便可以得出結論的。

　　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與上述的混合型社會有著驚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壹樣，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中商品生產仍然存在，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產。在農業合作社和國有企業之間相交換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是商品，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產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規模使用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勞動力也不是商品：對於它們來說不存在本來意義上的市場。因此，把這些社會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乎道理的，因為在這些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運動規律不起作用。

　　機器和勞動力沒有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價格和“利潤”（僅僅有會計上的意義，因為價格是根據行政命令確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資分布和轉移的信號。不是價值規律，而是國家（也就是官僚集團）最終決定社會產品中有多少用於投資、多少用於消費，以及決定整個經濟的發展方向，因此，蘇聯式經濟不是普遍化的市場經濟，而是由中央配置資源的經濟，即中央計劃經濟。

　　但是，它又不是壹個“純粹的”中央計劃經濟，而是計劃配置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混合體，價值規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導地位。盡管如此，價值規律的作用範圍為官僚專制主義最終設定了不可動搖的界限。這是像勃恩漢姆、沙赫特曼和卡斯脫裏亞迪斯之類的“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家們沒有認識到的。

　　首先，官僚集團的專斷行為受到客觀內在的約束，即受整個經濟在壹定條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質資源的制約。官僚集團當然可以要求，比方說在高技術領域，某些部門在稀缺資源分配方面享有特殊待遇。官僚集團也可以不斷地要求使重工業、軍事工業、航天工業、通向歐洲的天然氣管道等部門得到優先發展，但是官僚集團不可能不服從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任何壹次偏向某壹部門的不合乎比例的資源分配，都會造成整個經濟的更大比例失調，最終使優先發展部門本身的勞動生產率也受到影響。於是，比方說，蘇聯的壹部分經濟資源不得不用來進口食品，而不能用於發展機器和現代技術。不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場部門，也到處滲透著商品貨幣關系，這是官僚集團用恐怖、壓制和專制主義的手段也改變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團的專斷行為還受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壓力的制約，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有統壹的價格體系，起支配作用的是價值規律。蘇聯集團的對外貿易（即使是經互會內部的貿易）歸根結底是在世界市場價格的基礎上進行的。

　　處於過渡中的蘇聯式社會的這種混合性質清楚地反映在其內部價格體系的二元結構上，壹組價格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而另壹組價格卻是由計劃當局任意規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還是第二組“價格”，這就是為什麽這種經濟（盡管對外貿易為國家壟斷）是中央配置資源的經濟的原因。然而，國民總產品中與對外貿易相聯系的部分越大，價值規律對於“計劃價格”和國有部門資源配置的影響也就越大。計劃經濟的調節範圍——即對重要物質資源實行中央配置的範圍——因而明確受到限制。至於官僚集團內部的“政治官僚”和“技術官僚”之間的沖突，中央計劃當局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沖突，則歸根結底是上述客觀矛盾的反映。

　　由於同樣的原因，每壹個具備其蘇聯原型大多數特點的“民族的”官僚集團，又有諸多自身的具體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反映了這個官僚集團奪取權力的條件和方式，反映了這個國家及其工人運動的歷史，反映了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反映了統治階級和各中間階層的政治傳統，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這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壹系列事件明確地印證了這壹論點。

　　雖然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和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統治都可歸因於工業較落後地區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孤立性，但是這壹專制主義畢竟是與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聯系在壹起的。從長期來看，如果不打破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就不能夠實現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作用的普遍化。

　　這樣，我們就了解了官僚集團不能夠成為壹個統治階級的決定性的原因，它無法使自己演化為壹種新型的統治階級，而只能蛻變成為舊的資本家階級。要產生壹個“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官僚制”生產方式，蘇聯官僚集團就必須使它自己完全徹底地擺脫價值規律的影響，但是要做到這壹點，就不僅要消滅蘇聯內部以交換為基礎的分配關系，而且還必須使蘇聯從世界市場的束縛下完全解放出來，也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或者至少使在大多數主要的工業國家消滅資本主義。而這又取決於世界範圍內資本和勞動的鬥爭的最終結果，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當然就更不會允許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集團變成壹個新的統治階級。

　　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壹個有其自身內在邏輯和運動規律的新的生產方式。直到現在，還沒有誰能概括出“新的官僚制生產方式”有哪些運動規律，因為這些運動規律根本就不存在。另壹方面，卻可以知道斯大林主義經濟有哪些特有的運動規律。在過去30年裏，有豐富的經驗材料證明這些規律的存在。

　　對革命馬克思主義來說，蘇維埃國家有著部分的積極意義，因為它畢竟是工人國家，盡管是極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至於其非無產階級方面，壹切與官僚集團作為壹個社會階層的片面利益和特殊性質相聯系的方面——它對工人階級的敵視、它對壹部分剩余產品的占有、它在國際上的保守作用——則都是極端反動的。

　　歷史上，統治階級只有在壹定的財產制度的基礎上才可能長期維持其統治。這壹點，可以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國家官吏的命運來說明。

　　在中國，在每個王朝的初期，官僚集團的客觀作用都是保護國家和農民免受土地貴族的勒索，以便使擴大再生產（灌溉工程、剩余產品的集中、保障各個村莊的勞動生產率等）成為可能。這也使國家能夠從集中起來的剩余產品中拿出壹部分來，給予其官吏以極其慷慨的回報。盡管如此，壹個官吏的命運還是要取決於體現為宮廷和皇帝的國家的隨心所欲。他的地位從來就不安全。他不能確保他的兒子能夠與自己壹樣在官僚集團中占據壹個好位置。

　　因此，在每個王朝興衰周期的後半階段，壹般就會出現土地貴族（鄉紳）與官僚集團融和的趨勢。官僚們逐漸成為財產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貨幣和地產，繼而是占有土地——這壹過程是“非法的”，正如蘇聯的官僚們占有原材料和最終產品的儲備壹樣。

　　隨著官僚集團與鄉紳的融合，剩余產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壞了，國家權力被削弱，對農民的壓榨趨於嚴重，農民收入減少，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農村流民與農民的暴動、匪患和騷亂逐漸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並最終崩潰。於是產生壹個新的、往往發源於農民的王朝來重建國家和官僚集團對於土地貴族的相對獨立性。

　　埃梯安·巴拉茨的《天國的官僚主義》是關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最好的著作之壹。巴拉茨有時把士大夫稱為壹個階級，但是這壹稱謂與他反復加以說明的各種具體情況並不相符，也不符合他對士大夫的社會行為及其地位的不穩定性所作的精辟的具體分析。

　　“[在周期所發生的]這個持久而痛苦的過程，其最顯著的結果便是在貴族和平民之間出現了壹個新的中間社會階層。……“這個新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令人敬畏的和雄心勃勃的階層，還不甚清楚它自己的作用和它未來的自主地位，壹心想拯救整個社會，而首先是要把它自己從普遍的沒有保障的狀況中解救出來。……“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吏負責大壹統的帝國的行政事務，這個大壹統帝國是由‘始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創立的，在漢朝得到了延續。壹般來說官吏們也是財產所有者，但是，他們的權力的源泉不是財產，而是官位，他們的特權是以他們在官位上盡職盡責為前提的——這是了解古代中國的關鍵。壹方面，由受過教育的官吏——有產者所組成的特權階級，忠實地信奉家長制的儒家學說，強烈反對大地產和大地主的權力，因為貴族和大地主的胡作非為會破壞帝國的統壹乃至存在；但是同時，這些官吏們又很自然地傾向於對土地和工商業的投資，盡管這些職業在理論上是與士大夫的地位不相容的。於是農業政策也就搖擺不定。”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地主、士大夫和農民之間所進行的三角鬥爭。如果把萌芽中的城市資產階級也算進來的話便是四角鬥爭。這與蘇聯又有著驚人的相似，在蘇聯，是工人、官僚集團和萌芽中的城鄉資產階級之間的三角鬥爭——還有由勞動農民組成的第四角。相似不等於是相同。私有財產和個人發財致富對於古代中國的士大夫們要比對於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重要得多。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所討論的都是壹個混合型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既通過貨幣途徑，也通過非貨幣途徑來獲取社會剩余產品。這個階層的混和性質——因而從根本上說是不穩定的——反映了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即社會結構整體）的混和的性質。

　　只要在蘇聯還存在著消費品的絕對短缺——大體上是從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麽在滿足他們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驅使下，官僚們就會強迫工人以兩三倍的強度勞動。但是壹旦這些直接需要有所緩解，蘇聯社會就會面臨壹個壹切前資本主義社會都會存在的問題。只要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階層或等級的特權僅僅限於私人消費的範圍，那麽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就不可能成為這個階級、階層或等級的客觀的長期要求，所以，生產的發展，奢侈品消費的增長，總是伴隨著浪費、揮霍和個人行為的墮落（酗酒、放蕩和吸毒）。在這方面，羅馬帝國的貴族、18世紀法國宮廷的貴族、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國實際上都是壹樣的。

　　這與蘇聯官僚集團的上層和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寄生性的有產階層有著明顯的相似。只有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階層才在競爭（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產）的壓力下有著根本不同的行為。如果競爭消退了，那麽就會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去趨於停滯。競爭是（經濟意義上的）私有制的產物，如果沒有私有制，那麽競爭就無從談起。

　　在50年代，我們就認為蘇聯仍然是壹個處於過渡中的社會。我們的批評者則堅持認為，在蘇聯占主導地位的是“為生產而生產”，因而其增產速度必須永遠是相對比較高的。我們的分析則認為事實將會恰恰相反。現在歷史已經作出了論斷，隨著蘇聯的經濟增產速度越來越慢，官僚集團的壹部分就越來越要求分散生產資料和社會剩余產品的控制權，理由是“客觀上”要求企業經理享有更大的權利以及為了私人消費和私人利潤合法地占有資源。這個“自由化”的過程逐漸削弱了中央計劃，它使得價值規律所起得作用越來越大，並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與此同時，官僚集團的內部也有矛盾，特別是要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反抗。工人在實踐中認識到，如果私有制站住了腳，那麽必然就要犧牲充分就業，必然就會帶來更大的不平等，1988—1990年的群眾性罷工就證明了工人們有為之而鬥爭的決心。有些人把這叫做“保守主義”。當然，不妨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反對降低工資和裁員的鬥爭也說成是“保守主義”。

　　至於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與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僅僅是掩蓋了矛盾，而沒有解決矛盾。只要價值規律能夠強迫工廠關閉，工人集體就不會有真正的決策權（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自治）；另壹方面，只要工人集體能夠有效地防止就業波動，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場經濟”。

　　現在，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可以看到，官僚集團的壹部分正在開始轉變為壹個資本家階級。這壹過程要求實現商品生產的普遍化——也就是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成為商品。要完成這壹過程，就必須摧毀生產資料公有制、充分就業的制度保障，中央計劃的支配地位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還必須使蘇聯工人階級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又壹次遭受歷史性失敗，而這壹失敗尚未成為事實。

　　十月革命以及由於革命的孤立狀態所引起的官僚制統治，只能由下述兩個方面的結合來解釋，即壹方面，是俄國“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受到外部帝國主義強烈影響的、處於半封建國家統治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卻有壹個相對比較強大、比較集中、比較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另壹方面，是世界資本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殊發展。因此，只要資本主義的命運在國際上還沒有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決定下來，蘇聯的官僚集團就不能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革命勝利後在蘇聯又重新出現的“污泥濁水”，未能采取壹個新的階級社會的形式，而表現為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官僚化。

　　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的分析不是以所謂的“客觀主義”的，更不是以“經濟主義”的歷史觀為基礎的。我們從來沒有說主觀因素——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國家和黨的領導集團所采取的政治路線——是無關緊要的。客觀條件——首先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嚴格規定著國家和黨能夠選擇的政策範圍。在1990年的蘇聯（更不必說1920、1927、1933或1953年），即使是最有成就的革命者，也不能廢除商品生產、貨幣、國家和官僚政治，但是，在壹定客觀條件的制約下，能夠選擇的政策範圍還是比許多人所相信的要寬廣的多。28年前，在《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壹書的第十六章中，我們曾經試圖闡釋這些選擇所意味的後果。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反駁過我們的這個觀點。

　　在任何壹個能夠大體上維持擴大再生產的社會，社會產品都可以劃分成三個（不是兩個）基本部類：生產性消費基金（A），用以補償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積累基金（B），為滿足以使用價值表現的擴大再生產的需要，為新追加的生產者提供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23]；非生產性消費基金（C）——包括軍火生產，對於在使用價值意義上的擴大再生產沒有貢獻。

　　官僚集團的經濟理論，在無數西方理論家和各種各樣的偽馬克思主義者和半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下，認為只有壓低生產性消費基金，才能實現高水平的積累，以促進經濟增產，並長期地實現消費的“最優增產”。據說，這可以解釋蘇聯經濟的高積累率——平均每年占國民收入的25％，但是這個論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首先，它沒有考慮到直接生產者的消費基金其實也是間接的生產資料基金。任何在滿足直接生產者的基本消費預期方面的缺陷，都會導致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甚至絕對下降。通過相對或絕對降低生產者的消費而獲得的額外投資能夠帶來的最終產出的增加率趨於遞減。25％的積累率最初可以帶來7％的經濟增長，後來就只有5％、4％，甚至只有3％。西方經濟學家把蘇聯的這種現象叫做“資本系數上升”。蘇聯的官方經濟學家將同樣的現象稱之為“固定資金周轉速度下降”。

　　其次，這壹理論沒有考慮到如果生產者消費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如他們預期的那樣，如果生產者不滿意他們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包括缺少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那麽生產者就會對勞動漠不關心，並蓄意怠工。如果生產者對生產不負責任，那麽就只有強迫勞動。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市場、工資變動、工作無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規模失業等，都是實施強迫勞動的手段，但是在蘇聯，這些機制很少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正因為如此，蘇聯不是壹個資本主義社會。強制的手段，不是市場規律，而是行政控制、壓制和鎮壓——即官僚專制主義。正是這些條件，可以說明官僚主義和鎮壓機關的極大膨脹、從而非生產性消費（部類C）極大膨脹的原因。因而部類B的下降較部類A在以合理速度上升時要嚴重得多。非生產性開支的增長減少了或者抵消了原以為通過壓低生產者消費可以得到的好處。表1表明了國民收入在三個部類之間的分配的大致演變情況。

　　表1 蘇聯社會產品的分配（％）

　　A

　　B

　　C

　　初始情況

　　55

　　15

　　30

　　官僚主義工業化開始時的情況

　　35

　　30

　　35

　　長期結果

　　35

　　20

　　45

　　這就是官僚制的政治和經濟史的秘密，是其起初壹度成功而後來卻越來越明顯地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所看到的不是“為生產而生產”或是“系統地擴大資本積累的趨向”，而是部類C的巨大增長，以及對部類B的增長（更不必說最優化）的關註日益減少。由於其在管理和計劃方面的內在矛盾，官僚集團日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要恢復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消除這個障礙。在經過“公開性”的揭露以後，再也不能否認這個基本的判斷了。

　　在蘇聯，商品生產的發展以及官僚制的規模和範圍，遠遠超出了客觀的必要的限度。事實上，決定蘇聯現實發展的，是客觀的必要性與官僚集團的實際政策（而這是官僚集團特殊利益的產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壹相互作用的結果可以概括為：驚人的浪費。官僚集團的前領導人尤裏·安德羅波夫，曾經估計每年勞動時間的三分之壹被浪費掉了。戈爾巴喬夫後來確認了這壹估計。沒有比這更能說明官僚集團管理蘇聯經濟的失敗了。

　　認為官僚集團的權力來自於“中央計劃本身”，這是典型的見物不見人、拜物教式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不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什麽社會力量在制定計劃，又是為誰的利益而制定計劃[25]？它忽視了蘇聯經濟的主要特性，即這壹經濟是中央配置與局部的商品生產相結合的混合體。從第壹個五年計劃開始，就只有局部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的計劃，壹方面是集中資源“突擊”完成壹些項目，另壹方面是嚴重的比例失調。

　　最突出的比例失調的例子，是廣義的服務業部門（商業、運輸業、貯藏業和銀行業等）的發展嚴重滯後，僅占國民支出的15％—20％（不過，如果考慮到在金融業和商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和積累各環節的巨大浪費，那麽後壹比例實際上應低的很多）。蘇聯城市中的排隊現象，浪費了人們（首先是婦女）如此多的時間，這不僅是由於產品缺乏，而且至少在同樣程度上是由於對服務業長期以來投資不足。比如，蘇聯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產國，但是土豆產量的75％都不能通過“服務”到達最終消費者那裏。

　　這種比例失調嚴重地影響了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但是絕不可以把這些現象說成是中央計劃的必然結果。正相反，這種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浪費與計劃的基本邏輯，即按比例發展經濟是格格不入的。這些現象反映的是以專制主義方式強加於生產者——消費者群眾的官僚集團的偏好。

　　至於說中央計劃“本身”就滋長管理制度，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官僚集團的普遍的和專制的權力（最早闡述這個論點的是馬克斯·韋伯，後來為馮·米賽斯所借用），還沒有什麽邏輯證明能支持這壹論點。如果認為唯壹可能的計劃形式，是通過極度膨脹的國家自上而下地進行，那麽這種論點不過是同意反復。它包含著強烈的精英主義偏見，認為生產者——公民群眾不能夠自覺地、自下而上地對他們自己的偏好加以協調（即計劃）。

　　如果了解壹下歷史事實，就知道實際上的因果關系恰恰相反。不是計劃的內在本質導致了蘇聯官僚制度的極大膨脹，而是官僚集團的權力決定了蘇聯及其類似社會的計劃的特殊形式。

　　另壹種目前在蘇聯廣為流傳的觀點認為，官僚專制主義是“兵營式共產主義”的產物。後者起源於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曾有所收縮，但是在1928年以後，隨著斯大林以“左傾主觀主義”的方式，企圖不惜壹切代價、用無情的手段來實現俄國的現代化，又壹次占據了統治地位。然而，事實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還幾乎沒有什麽官僚制度。只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官僚集團才開始據有權力，1922年以後俄共全日制脫產幹部的數目可以清楚地說明這壹點。如果說，1928年以後計劃的全面實行采取的是怪獸般的官僚主義的形式，這正是因為官僚集團企圖通過推行計劃來擴展它自己的權力和特權[26]。

　　盡管蘇聯的計劃是片面的，但是它確實包含了真正計劃的合理內核。如果像某些作者那樣把蘇聯經濟僅僅說成是壹個“浪費經濟”，那麽便無法解釋壹個基本上是農業國的國家，如何能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裏，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強國？現在美國和日本有很多工廠都在應用蘇聯的專利。難道這些都是“浪費”的結果？[27]

　　在壹個實行由群眾自由民主決策、實行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制度下，計劃受到官僚主義扭曲的程度將大大減輕。但是，有些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認為如果不讓市場發揮主要作用，那麽自治就是不可能的，唯壹可能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市場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歷史經驗已經駁斥了這種論點，1971年的激進市場改革不僅沒有加強工人自治，反而導致工人自治解體。如果市場把大規模裁員強加給工人，甚至迫使他們關閉工廠（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由工人自己的過錯），那麽，怎樣理解工人是自由的或者是在實行自治呢？——除非把自由理解為能夠自由地解雇他們自己的自由。

　　所以，盡管有些人企圖畫圓為方，但是馬克思關於占統治地位的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的分析還是得到了證實。彼得·盧本企圖把對“市場社會主義”的辯護——包括企業家利潤和大規模的、強制性的就業波動——嫁接到馬克思的通過以自由人聯合體取代階級社會來實現工人解放的設想上。但是，這就完全忽視了壹個基本問題，即只要人們還受價值規律的統治並遭受異化，只要人們的經濟命運仍然是從他們的背後強加於他們的，並且不受他們的意誌的支配，那就根本沒有什麽“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米哈伊爾 戈巴契夫則更加清楚地表達了這壹矛盾。壹方面，他正確地說明，對於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意味著壹切人的自由發展：人類必須支配他們自己的物質生產；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自由，但是接下來就是致命的壹躍。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思維方式，這種自由和支配被簡化為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多元化的而不是“壟斷的”財產關系）。社會公正是與所謂的經濟效率——即由競爭和普遍存在的市場機制所決定的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相聯系的。但是，既然生產者的物質生產和勞動條件，都是由市場和競爭的規律在違背他們自身意誌的情況下強加於他們的，那麽生產者又如何能支配這些條件呢？

　　在這方面，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客觀決定的，也不是對於蘇聯和世界的發展沒有產生影響。它壹方面助長了商品生產的蔓延，另壹方面促進了官僚制的發展。它同時加快了這兩個進程，從而使既有的社會矛盾變得更加尖銳。黨不僅沒有像列寧所期望的那樣成為無產階級群眾（作為階級的無產階級）反對官僚集團的武器，而且黨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團專政的工具。不僅沒有使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上升為直接的統治階級，而且黨越來越蛻變為壹個遠離工人階級的特殊的官僚機構。黨的官僚化與國家的官僚化融為壹體，使無產階級再度處於被壓迫的地位。

　　顯然，所有這些問題都與熱月問題密切相關，這也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壹篇最著名的著作中所分析過的。不太為人所知的是，早在1921年，列寧本人在為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所做的筆記中就提出了熱月的可能性：“熱月？理性決定了我們要承認這壹可能性。這會不會成為現實，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

　　有必要再壹次強調的是，這壹結果並不是由“客觀條件”和“力量對比關系”自動決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壹系列的決策，首先是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多數人的決策，然後是掌握蘇聯國家權力的斯大林及其集團的決策，在第三個階段則是斯大林死後官僚集團專政的最高領導集團的決策。在下面壹系列（基本上按年代順序排列的）問題上所作的決策，其影響尤其重大：

　　——拒絕執行1923年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壓制辯論和批評，使既有的黨的體制得到鞏固。這壹體制的統治基礎是壹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實際上不可變更的並且在1921年以後極大膨脹了的機構；——扼殺工人的自我表現和蘇維埃民主的殘余力量；——在1923年到1927年期間拖延逐步加快工業化，特別是沒有建立壹個拖拉機工業，從而未能為自願組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奠定基礎；——使中國共產黨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直至蔣介石發動政變——這壹政策導致中國革命在1927年4月的失敗；——1928年以後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並強行驅逐所謂的富農；——1928年以後，在沒有成本核算的情況下，突然加快工業化的步伐，導致實際工資急劇下降，並實行野蠻的反對工人階級的法律和鎮壓措施；——“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幫助了希特勒在1933年—1934年奪取並鞏固了權力；——1936年—1937年扼殺了西班牙革命；

　　——1934年至1938年間對蘇聯共產黨和紅軍的大清洗，以及恐怖的制度化；——1939—1941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協定及其災難性的政治後果和軍事後果；——企圖扼殺1942年至1946年之間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掘起，以及1943年—1948年資本主義歐洲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的掘起；——不顧東歐國家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反對，將東歐並入斯大林主義俄國的“緩沖區”；——在國家關系上與鐵托和毛澤東破裂；

　　——對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實行軍事幹預。

　　所有這些決策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占據相應位置的是另外壹些人，那麽他們或許不能夠保證世界革命的勝利，但是他們至少可以使世界完全不同於1924年以來所發生的那個樣子。

　　在蘇聯，專制主義中央計劃與價值規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和，在工廠組織方面同樣得到清楚的體現。

　　十月革命之後在工廠中曾經出現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高潮，但是，經濟系統的失調是無法通過這種方式自發地得到克服的。布爾什維克政府試圖將工人自下而上的首創精神與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結合起來。內戰和“戰時共產主義”的壓力也迫使人們這樣做。1921年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通過實行在經理、工會主席和黨委書記之間分權的“三人團”制度而達到了壹個穩定的均衡局面。工會成為工人利益的主要保障和傳送帶，決不允許管理者壹方全面地侵犯工人利益。盡管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不平等和失業有所增長，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顯著的提高了。

　　由於熱月成為現實，由於官僚集團專政的鞏固，所以這壹均衡局面被殘酷地破壞了。工會權利喪失殆盡，壹長制成為工廠中的鐵律。野蠻的“生產主義”，實際上就是不顧經濟和社會成本盲目追求實物產量，成了工會和工廠的黨組織必須為之貢獻身心的目標。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階級的反抗都被視為“破壞”而遭到禁止。

　　聯合反對派自始便頑強地反對這壹傾向。1926年9月21日，托洛茨基指出“戰時共產主義和高壓的做法”只能在有限時期內有效，而“在長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工人的紀律必須建立在工人的自覺性和工人從他們的勞動成果中獲得利益的基礎上。”

　　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建立在粗陋的泰勒制和使部分勞動力非熟練化的基礎上。加快機器運轉速度、計件工資制以及按照技術分工對工人階級實行斯達漢諾夫式的分化，很快成為常規。盡管人們教育委員會盧那察爾斯基起初曾經反對，但是整個職業訓練體制被改組，更高程度的專業化和狹窄的職業範圍代替了通用的技術和文化培養。

　　乍看起來，這個新的發展方向不過是徹頭徹尾的模仿資本主義的工廠組織。這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家的主要論點之壹。不應當認為這種觀點不包含合理的內核：美國和蘇聯的泰勒制的相似程度式不可否認的，但是還有不相似的壹面，而這恰恰證實了蘇聯生產關系的特殊性。

　　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所關心的並不僅僅是微觀經濟中的剩余勞動最大化。在競爭的鞭笞下，以貨幣形式實現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積累的絕對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提高利潤，那麽增加剩余勞動就毫無意義，而利潤最大化的關鍵機制之壹是用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代替粗放式的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通過改進技術和使勞動組織“合理化”，勞動生產率趨於上升並階段性地發生革命，這就有可能用工作日中越來越短的壹部分來生產工人工資（包括不斷上升的實際工資）的等價物。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壹個主要方面。

　　在官僚集團專政的體制下，工廠經理不受同樣約束的制約。沒有競爭的鞭笞；在工廠這個微觀經濟層次上沒有不可逃避的減低生產成本的壓力；也沒有“利潤”最大化的義務。唯壹的強制是政治強制。在斯大林時代，表現不好的代價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31]在斯大林死後，這種超經濟的懲罰逐漸減少，經理的崗位壹般來說有很大的保障。如果壹個官僚在壹處被罷免，幾乎可以肯定他會在另壹處被任用。

　　在這種情況下，普遍缺乏責任心和對工廠表現漠不關心就成了這壹制度的典型特征，並使蘇聯走向停滯和衰落。事實上，由於經濟合理性的唯壹重要標準就是完成實物指標，所以經理實際上會不顧效率積累過多的存貨、降低產品質量、浪費能源和原材料及從事“黑市”交易等。

　　或許有人會認為，雖然官僚主義計劃的體制在微觀經濟層次上大大劣於資本主義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卻優於資本主義競爭。無可否認，在幾十年的時間裏，蘇聯經濟的增長速度都超多了西方。但是即使我們不去問諸如“付出了什麽代價？”和“為什麽不能持久？”壹類的問題，這種論點也還是回避了壹個關鍵問題，即蘇聯的工廠體制從勞動和機器（技術）方面來看的特殊性問題。

　　正是由於對蘇聯工人的剩余勞動的攫取不是與微觀經濟中的利潤最大化相聯系的，所以這種攫取與資本主義相比在程度上較差，工人也比在資本主義下少受壓迫。與他們在北美和西歐的夥伴相比，蘇聯工人不得不在工廠中呆上更長的時間、拿更少的工資，但是他們的實際勞動時間少得多。

　　對經濟資源的整體上的浪費恐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要比在蘇聯還要多壹些：大約是50％對40％—45％。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主要表現為未出售的產品、未利用的生產資料和出售無用的和有害的產品。而在蘇聯，則主要表現為在勞動時間實際上沒有勞動——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多見的。

　　在技術領域，由於沒有受到資本主義企業家所受到的同等的經常壓力，所以在基礎研究和產品試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沒有能夠轉化為工廠壹級的廣泛應用。事實上，這種應用受到官僚們的抵制，他們認為這對於他們完成在創新之前已經定好的計劃指標不利。

　　蘇聯的經理試圖將壹個典型的官僚的行為與壹個未來的企業家的行為結合起來。壹方面，他嚴格遵守規則，不論這對“他的”工廠（正是由於不是他的工廠）和整個經濟會造成怎樣的結果；另壹方面，他不惜犧牲工人的利益，不顧惜他們的福利，並通過違反各種規則，以努力“完成計劃”。

　　就工人來說，他們既要保護自身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實際工資、實際消費、實際社會服務），又要保護自身作為生產者的利益，不管兩者之間在表面上有什麽矛盾。正如官僚主義的經理不受競爭的威脅壹樣，在工人頭上也沒有懸著失業的鞭子。[35]其結果便是壹個與資本主義大不相同的工廠體制，即在“生產場所”中的實際生產關系，更不必說整個經濟的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大不相同。盡管存在著那些控制勞動的等級制，但是由於在勞動場所力量對比關系的差異，加上“但求無事”的思想狀態，所以意味著蘇聯經理在多數情況下會很快對工人的要求作出讓步。

　　官僚制度的特點是照章辦事，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公共部門裏，“照章辦事”就等於使經濟陷於混亂，等於進行壹種特殊形式罷工——這與“為利潤辦事”根本不同。誰要是不懂得這壹點，誰就不了解資本主義的特殊本質。

　　當然，這壹分析不應當被理解為是為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或資本主義剝削作辯護。從工人階級的角度看，兩者都是壓迫性的。二者在配置物質資源和保護勞動與自然不受損害方面，都是浪費性的制度，但是二者是不同的。

　　資本主義的和蘇聯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的最基本的共同點是，二者都努力將技術創新與設法在生產中鞏固和加強對勞動的控制結合起來。沃爾特·蘇斯令人信服的說明了蘇聯，特別是在開始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機械地、盲目地采用了泰勒制，正是為了使部分勞動非熟練化，對勞動時間有更大的控制，削弱對加快機器運轉速度的抵抗。對於像加斯鐵夫這樣的“蘇維埃泰勒主義”的極端鼓吹者來說，這表現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不僅要作為階級才能生存，而且還必須成為（我們寧願說退化為）“社會自動機”；另壹方面，托洛茨基則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統，堅決反對這壹觀點。對托洛茨基來說，社會主義意味的不是無產階級永久存在下去，而是無產階級的消亡。

　　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的演變鮮明地反映了蘇聯混和的和矛盾的社會現實。官僚集團沒有它自己的意識形態。作為替代，它仍然依賴著壹種經過系統扭曲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克裏姆林宮無數次地迫使其不幸的理論家轉變方向後已經被提煉掉了，只剩下犬儒主義的實用主義政治。

　　首先，是被推向極端的國家的拜物教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指出國家拜物教是壹切官僚集團的基本意識形態特征。他的精辟、深入的描述同樣適用於蘇聯官僚集團的意識形態狀況：

　　“官僚精神純粹是壹種耶穌會的精神、神學的精神。官僚是國家的耶穌會教徒和神學家。官僚機構是國家祭司。……官僚機構認為它自己是國家的最終目的。既然官僚機構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變成了自己的內容，所以它就處處同‘實在的’的目的相沖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東西充作內容，而把內容充作形式的東西。國家的任務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國家的任務。官僚政治是壹個誰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級制是知識的等級制。上層在各種細小問題的知識方面依靠下層，下層則在有關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賴上層，結果彼此都使對方陷入迷途。……“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掌握了社會的唯靈論實質：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官僚機構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保守這種秘密在官僚界內部是靠等級制組織，對於外界則靠它那種閉關自守的公會性質。因此，公開的國家精神及國家的意圖，對官僚機構來說就等於出賣它的秘密。因此，權威是它的知識原則，而崇拜權威則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內部，唯靈論變成了粗劣的唯物主義，變成了盲目服從的唯物主義，變成了對權威的信賴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例行公事、成規、成見和傳統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就單個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如果說，官僚機構壹方面是粗劣的唯物主義的體現，那麽，另壹方面它也暴露了它那同樣粗劣的唯靈論：它想創造壹切，就是說，它把意誌推崇為始因，因為它的存在只表現在活動中，而它活動的內容又是從外面取得的。所以，只有形成和限定這種內容，官僚機構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對官僚來說，世界不過是他活動的對象而已。”

　　讓我們看看在蘇聯官僚集團思想家的著作中，這是怎樣表現出來的。我們首先發現，是否認國家的寄生性、歷史有限性和過渡性的學說。例如，L.S.馬穆特寫道：

　　“如果回顧壹下國家的歷史，就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國家的發展伴隨著社會及其主體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斷提高……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只有在（國家）制度的幫助下，才能實現自由。為了這個目的，國家經歷了根本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置於新社會的工人的有效控制下……在革命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之後，社會的自由就包含了每個工人的自由。沒有每壹個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作前提的集體的自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根本就是荒謬的。如果不使每壹個人自由，社會就不能夠自由。”

　　除了最後兩句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過的以外，這壹段論述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都是十分荒謬的。“革命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在蘇聯是73年前的事了。在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的統治下，每壹個工人都有不經國家機關許可組織工會、政治組織或出版月刊的自由嗎？難道工人今天就有這樣的自由了？工人階級有效地控制著克格勃嗎？這個機智的犬儒主義者寫下了這麽多廢話，怎麽竟不害羞呢？哪裏有什麽對國家中央機關的“蘇聯工人的控制”，據說只有有了這樣的控制才能保障“社會及其主體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斷提高”。

　　即使工人有效控制著國家政權，這也不能夠使國家成為什麽“不斷提高的自由”的保障。要知道這種說法相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偏離到了什麽程度，只需讀壹讀恩格斯下面的壹段話，這段話精辟地概括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官僚制的理論：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淩駕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壹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由於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國家的壹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關加在壹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

　　事實上，恩格斯在致倍倍爾的信中所說的與馬穆特的所謂的國家是自由的保障者的說法恰恰相反：“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國家（及壹切較早的統治階級的國家）與無產階級國家的區別的理論中，列寧的立場更為激進。在《國家與革命》壹書中，列寧在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後指出：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裏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是像過去奴隸制、農奴制、雇用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的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這裏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壹種轉變：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壹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

　　列寧以後用類似的語言來說明蘇維埃國家的特點：“蘇維埃政權是壹種新型的國家，沒有官僚，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從1928年至1986年，要是任何人在蘇聯發表和傳播這壹段列寧語錄的話，他壹定會因為“反蘇宣傳”和“誹謗蘇維埃政權”而被判處在勞改營中強制勞動5至10年。更可怕的是，他可能會被送進精神病院並接受洗腦。是啊，如果誰要是像列寧那樣，竟然想象蘇聯國家是沒有官僚、沒有警察和沒有常備軍，那他壹定是要瘋了。

　　斯大林則毫不猶豫地公開為官僚的必要性和職能作辯護。1923年4月，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作組織報告時作了如下直率的聲明：

　　“……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線就夠了，就萬事大吉了。不，這只是事情的壹半。在提出正確的政治路線以後，還必須挑選工作人員，把善於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些指示當作自己的東西並且善於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因此，登記分配局即中央委員會的那個負責登記我們下層和上層主要工作人員並分配他們工作的機關具有重大意義。”[36]

　　國家拜物教有時是荒誕不經的。官僚制的理論家，最終表明自己是警察的理論家，平靜地設想著在沒有國家的“充分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克格勃還會繼續存在。“國家消亡了，但是它的機關還存在。”是啊，除了自我否定以外，還如何能想象壹個特定的社會特權集團的自我消亡呢？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壹部分。在官僚制的意識形態中，國家拜物教是與經典的商品拜物教結合在壹起的——後者是任何顯著存在商品生產的社會的特點，不管這種存在是局部的還是普遍的。據說，由於“客觀的必要性”，所以價值規律在蘇聯繼續起作用。有時，還引用恩格斯的公式：“自由只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但是卻沒有說明恩格斯在這裏明確地指的是自然規律。對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家來說，價值規律就像自然規律壹樣起作用，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價值規律恰恰既非自然規律更不永恒。它是嚴格地與特定的、在壹定時期內存在的社會條件相聯系的，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生產者由於私有制彼此獨立地勞動，因而主要是通過交換他們私人勞動的產品而發生相互關系。

　　合乎邏輯的結果是，國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混合體采取了壹種特殊形式對官僚制的作用和職能作辯護。官僚集團據說應當利用（也就是青年馬克思所說的“使之結晶化”）“客觀規律”來指導經濟。專制主義國家操縱著“價值規律”，也就是說，它每壹步都違反著價值規律。但是與此同時，官僚主義計劃必須尊重生產者的（實際上是官僚的）“物質欲望”，而不可能將這種計劃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體現為“使用價值”的工人階級需要的基礎上，因為這樣做“價值規律不允許”，所以盡管是在國家專制主義下，價值規律仍然“起作用”。

　　斯大林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以他自己的無與倫比的方式說明了這些矛盾：

　　“只要商品和商品生產仍然存在，價值規律就繼續存在。在我們國家，價值規律起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商品流通領域，即通過買賣交換商品，主要是個人消費品的買賣。在這個領域中，價值規律繼續起著調節作用，當然是在壹定限制範圍內。

　　“但是，價值規律的作用，並不限於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時也擴展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規律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並沒有調節的意義，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問題說明白了嗎，還是沒有？價值規律“影響”生產，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卻不“調節”生產？不，完全沒有說明白。斯大林也說：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幹經濟規律，包括價值規律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規律。這也是不對的。規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規律，那也就能消滅規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規律。‘改造’規律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規律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余。”

　　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價值規律，無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都是‘自然規律’。而自然規律是不能被取消的，它們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最純粹的商品拜物教。

　　價值規律是“自然”規律，是不能被改造的，所以它在蘇聯繼續存在。但是與此同時，價值規律卻不調節蘇聯的生產，所以它還是被“改造”了，因為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顯然是調節生產的。結論？商品拜物教＋國家拜物教＝思想上的完全混亂，在實踐上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嚴重失調。

　　偉大領袖的渺小信徒，比如馬利奇教授，15年後以同樣的方式來表達他們自己的觀點，雖然稍稍多了些清晰性：

　　“人們不應當陷入另壹種極端：如果商品生產存在，那麽由於商品生產規律的調節作用，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以及為未知的自由市場而生產就都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國家防止商品生產的自發性，它能夠抑制商品貨幣關系的消極方面，並使其服從於……自覺的計劃目標。由於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實踐經驗，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經濟體制的主體和組織力量的偉大經濟潛力已經被發現和顯示了。但是，如果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和消費的[尺度？]數量的決定完全取決於國家，那就是錯誤的。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中以客觀的方式起作用，獨立於人的意誌之外。它在中期——而不是每天——決定著商品的價格，因而也決定著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就勞動力是商品而言。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怎樣呢？生產者的消費基金是通過自覺的決策（比如說，將35％而不是65％的生產用於生產消費品）來決定的嗎？不，我們的教授回答說。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是自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自己不能自由地決定這壹基金的規模：“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

　　這就是說，勞動力還是商品！不讓的話，它怎麽能由壹個由價值規律決定的價格呢？但是如果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壹樣是商品，那麽“社會主義國家”又怎麽能防止價值規律——其作用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決定壹切商品的價格，因而決定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結構呢？不，馬利奇教授說，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抑制”這個規律的作用。

　　如果所有這壹套邏輯還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是顯示了官僚集團“理論”上的混亂與它在實際經濟管理中面臨的混亂不相上下。這壹混亂的極點，是認為國家不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而且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盡管階級社會已經完全不存在了，還要繼續存在。那麽，這個奇怪的國家為了什麽而存在呢？“國家的消亡首先取決於資本主義殘余在人們頭腦中消失的程度。”也就是說，鎮壓機器，即“武裝的組織”有必要繼續存在，完全是為了維持（鐵板壹塊的）意識形態紀律。警察只是負責督察人們的頭腦，因為它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但是它還是要存在下去，擔負這壹至關重要的職能。

　　這裏我們面對的，是為官僚制的客觀存在作自我辯護的意識形態，這難道還不清楚嗎？必須不惜壹切代價繼續存在下去的是這樣壹個機關，它僭取了本來由社會自己不須通過任何特殊機關就可以行使的職能——這些職能，明天社會就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行使，卻沒有被“授權”這樣做。

　　這壹商品貨幣關系的拜物教在官僚集團最有智慧的理論家的分析中同樣有所表現。列昂尼德·阿巴爾金，蘇聯科學院前院長、副總理和戈爾巴喬夫的主要顧問之壹，曾經寫道：“經驗表明，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本質本身並不能保證社會避免消極現象。”它接下來引用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的講話：“目前實行的生產關系的形式是在粗放式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形成的，已經不適合集約式經濟發展的需要了。”阿巴爾金據此強調指出，目前的財政自主權的制度以及經濟激勵、價格、金融和信貸機制，“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條件下，不再適應快速增長的要求。那些生產常規的和通常是過時的產品的企業處境要比那些創新的企業好。”

　　然而，如果企業的財政自主權——目前的改革意在使企業由更多的財政自主權——使企業能夠部分地決定生產的規模和內容，這恰恰說明它們對生產資料有部分的控制權，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還沒有完全社會化。事實是，在企業中以及在整個社會的範圍內，是官僚集團（即國家）而不是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作出和批準決策，這只不過證實了在蘇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就其性質來說還不是社會主義的。

　　只有認識到蘇聯官僚制所起的客觀作用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職能，我們才能夠同時認識到反官僚制政治革命的歷史地位和客觀必然性。這不是采用“唯心主義標準”。問題在於社會——經濟的必然性，這壹必然性是從蘇聯社會的內在矛盾中產生出來的。

　　只要國家掌握了大規模的生產資料，占有了社會剩余產品，並且采用集中的方式加以分配，那麽對於這壹過程不同階段的管理，包括起關鍵作用的在主要部門之間分配資源的過程，對於社會發展方向就有了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不存在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大眾的需要和偏好以民主方式表達並得到明確認識的有效機制，那麽社會專制主義（即壓迫）和經濟混亂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蘇聯中央配置經濟的主觀臆斷和專制主義性質絕不是集體主義所有制的本質的反映，更不是經濟計劃的本質的反映。官僚集團可以實行壹些改革，以修正其壹些主觀臆斷的方面，它也可以采用更多的市場經濟的藥方，但是官僚集權制註定使專制主義的和浪費性的。

　　以非資本主義方式替代官僚主義主觀臆斷的抉擇只有壹個：那就是壹個工人群眾自己集中分配資源並以民主的方式決定資源配置優先權的管理和計劃制度。這樣壹種制度要求群眾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表達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說，他們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從而從官僚制和市場（金錢暴政）的專制主義中同時解放出來。

　　但是，這種解放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整個過渡時期，自覺的，民主的計劃與對市場機制的利用將同時存在。托洛茨基非常正確地說明道：

　　“在經濟中的無數的參與者，不管是國家還是私人，集體還是個人，不僅必須通過計劃委員會的統計數據，而且還有通過供求的直接壓力，來表達他們的需要。計劃通過市場得到驗證，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部門設計的藍圖必須在商品流通中顯示出其經濟效果。”

　　只有這樣，才能在實踐中克服官僚集團的不負責任與無能。對生產和需要之間的關系的合理解決辦法是以民主的集中制為前提的——對經濟的自我集中管理，是由工人來計劃和執行的。而這只有在商品生產不起調節作用並且在長期內逐步消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官僚制問題是從全日制幹部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據常設機關的中上層職位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只要工人階級的組織還僅限於是壹些小組，還不存在機關和全日制幹部，這種現象也就還不存在。至多是有壹個如何處理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關系的問題，後者是來幫助創立還處於萌芽狀態中的運動的。

　　但是，如果沒有全日制幹部和職員，那麽群眾性政治和工會組織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最起碼的，僅憑誌願勞動便無法收集和集中管理幾百萬會員的會費。在世紀之交的時候，帕爾烏斯清楚地說明了這壹傾向：

　　“顯然，壹個有著近200萬黨員、在帝國議會有著近50名代表、擁有幾十份報紙、每年舉行幾千次集會的政黨——這樣壹個黨需要龐大的鼓動力量，需要數量巨大的和復雜的組織和宣傳機構。企圖僅僅依靠個別鼓動者的自我犧牲精神來建設這樣壹個運動是極其愚蠢的，即使是最有良好願望的人，黨也不能夠支配比他們的業余時間更多的時間。因此，壹個由幾百名鼓動家組成的政治中間階層就成為壹個現實，沒有這樣壹個階層，黨在其現有的規模上根本就不能夠存在。”

　　機關的發展使工人組織具備了階級社會的壹個主要特征：社會分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被安排從事生產勞動，而文化的生產和吸收——以及積累的職能——則幾乎為其他社會階級和階層所壟斷。後壹種勞動的性質——非常消耗體力和情緒，特別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大多數不能夠獲得和吸收最先進的科學知識，或者在生產和直接的物質消費活動以外持續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因此，在資本統治下，無產階級通常是處於文化欠發達的狀況。這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

　　隨著由專業幹部組成的機關的產生——這些專業幹部的專業知識對於彌補現代無產階級的文化欠發達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現了工人階級組織自身分裂為執行不同職能的不同階層的危險。專業化會導致日益增長的對知識的壟斷和信息的集中。知識即權力，對知識的壟斷導致對人的統治，所以，官僚化的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話，將會導致出現在新的統治者和被統治的群眾之間真正的分裂。

　　帕爾烏斯認識到了這個危險，但是卻沒有看到它的物質基礎，而把它僅僅歸結為機械的程序主義：

　　“這是無產階級的官吏，他們中的某些人因為領取津貼而尤其像個官吏，但是這個官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官吏的報酬都更差，並且從事最瑣碎、最雜亂的工作而負擔過重，這種工作實際上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但是，正由於這個政治中間階層這樣具有依賴性，它能夠最精確地反映壹般政治條件。它能夠對從上面或從下面施加於它的壓力作出迅速的反應，但是，如果從哪壹個方面都沒有壓力的話，它便按照壹種機械的程序運作了。”

　　帕爾烏斯沒有認識到的壹個主要趨勢是無產階級幹部階層——即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傾向於成為壹個獨立的階層，但是，這只是壹個潛在的危險，這裏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可避免的。有力的反作用可以並且確實存在著。

　　工人階級的集體組織同時也是個人實現部分自我解放的渠道。從壹開始，工人們創造這樣的組織，就不僅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免受資產階級社會的無情勒索和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而且還是為了教育他們自己和提高他們的壹般文化水平。為了壹份人的尊嚴而鬥爭，這是讓所有旁觀者都感到震撼的年輕的工人運動的壹個特點。[4]這個特點在尋求自我保護的小組織轉變為群眾性組織以後並沒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

　　在群眾性工會和政黨發展的同時，工人階級的文化組織發展到有數以千計的成員，後來則發展到數以萬計、數以十萬計，而報紙、小冊子和——在更有限的條件下——書籍則成為越來越多的工人的讀物。壹個完整的、與資產階級文化對立的文化成型了，這既是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下獨立出來的途徑，又是個人在文化上解放的手段。罕麗達·羅蘭－霍爾斯特，在她的論群眾性政治罷工的小冊子中，很好地總結了群眾自我組織的這壹方面：

　　“無產階級的組織集合了有同樣社會地位的人們，他們有同樣的興趣和同樣的目標。他們自願地結合起來，並且了解他們之間的相互需要。它的力量在於自我犧牲的精神、激情和對群眾的愛；他們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用來蔑視他們自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們才是不可摧毀的。他們的形式可以被毀壞，但是要想從群眾那裏奪走那種對共同命運的意識，那種目的的統壹性，卻是不可能的……“現代無產階級的壹切力量和壹切自信都建立在組織的基礎上。組織所給予現代無產階級的，正如武器給予封建貴族的，金錢給予資產階級的，是抵抗的能力、驕傲和尊嚴。壹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是地球上最虛弱的生物；他在任何壹次威脅面前戰栗；對外人的依附感經常地侵蝕著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

　　“組織不但教育無產階級學習階級鬥爭，而且教育它學習整個的社會生活。在組織中它學會了怎樣統治它自己。”

　　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工資受“道德的、歷史的”因素影響的概念，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文化－社會最低標準”的公式：

　　“工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擴大工人需要的範圍和發展工人的道德，第壹次建立起了文化－社會生存的最低標準，這個標準代替了生理生存的最低標準，也就是說，他們創造了這樣壹種文化——社會的工人生活標準，壹旦工資降低到這壹標準以下，就不能不引起集體鬥爭和抵抗運動。這裏同樣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偉大經濟意義；通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喚起廣大的工人群眾，它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並因而提高了工人的經濟需要。”

　　比文化進步更重要的是無產階級以及這個階級由以組成的個人所取得的自信。勝利的階級鬥爭可以把精神萎靡的、逆來順受的和受盡蹂躪的人們變成富於挑戰性、鬥爭性和充滿自信的戰士，敢於在任何企圖侮辱和壓迫他們的人面前挺起身軀。在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人們強烈地體會到這壹轉變。所以，當倍倍爾在帝國議會中被問到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所謂的權威主義的問題時，他可以完全出於真誠地回答：

　　“〔我們的〕壹大優點就是我們不知道什麽是權威。如果說在我們黨內有權威的話，那便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活動、他們的能力、他們的自我犧牲和他們對事業的奉獻而贏得的權威。在我們黨內沒有其他的權威；我們不知道任何人為的或是強加的權威。黨員們相信站在他們面前的人能夠完全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因此自然會將這個人安排到可以信賴的必要職位，因而這個人也就擔任了擁有權威的壹定職位。但是，只要妳看看我們的黨代表大會，就知道這種擁有權威的職位其重要性是多麽微不足道。如果我們做了什麽別人不喜歡的事情，李蔔克內西和我自己就得在那裏被哪怕是我們當中資歷最淺的同誌，如果我可以這麽說的話，質問和攻擊——這在其他黨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怎麽可能對任何同誌都采取專制的態度呢？那樣非鬧翻天不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綱領性的原則，有明確的組織規定，我們與所有黨員壹樣都要遵守這些規定。誰違反了規定，企圖得到壹些他沒有權利得到的東西，那他就是給自己找了大麻煩。沒有任何黨像社會民主黨這樣積極地反對專制的傾向，社會民主黨就其精神和本質來說是徹底的民主主義政黨，並且為了實現它的目的它也必須是這樣的黨。”

　　在這次辯論結束的時候，威廉·李蔔克內西同樣真誠地證實說，社會民主黨的力量恰恰在於“領袖不過是必須與廣大群眾在所有場合並肩前進的普通士兵”。

　　這就是說，從職業機關的發展產生出來的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傾向，可以通過不斷提高普通成員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對自身權利的堅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內部民主（倍倍爾所說的“組織規定”）得到尊重以及組織仍然忠於社會主義的目標。還有壹個更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社會主義的領袖，通過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爭取和切實地實施必要的防範，自覺地與剛剛產生的官僚化作鬥爭。

　　自從官僚化開始成為壹種政治傾向以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馬克思主義者就完全清楚地知道，甚至是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工人階級的組織都有可能被官僚化。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列舉了保證“公社－國家”從根本上不同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各種措施——基本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公開壹切政務，由基層自由地、民主地選舉壹切官員，所有代表可以隨時被撤換，以及官員（代表）的收入限於有技能的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馬克思又說；“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壹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和國家官吏。”

　　在為馬克思的這篇小冊子所寫的導言中，恩格斯明確地指出：

　　“公社壹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壹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壹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壹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據此，列寧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所謂的‘議會’當然會‘制定議事章程和監督……機關的管理’——但是這個機關不再是‘官僚的’。工人們，既然已經奪取了政權，將打碎舊的官僚機關，將它徹底打碎、根本摧毀；他們將用壹個新的，由同樣的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機關來代替舊的機關，為了防止這些工人和職員變成官僚，將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說明的那些措施。”

　　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增加了另壹項措施，我們今天甚至更加要堅持這壹措施，它對於成功地進行反對官僚化的鬥爭起著核心的作用：那就是，極大地縮短工作日。列寧的公式是：6小時工作＋4小時管理活動，從而使所有人都能夠從事兩種活動，因而在工人階級組織中，包括在蘇維埃中，不再出現社會分工。今天這個公式則可以是：4小時工作＋4小時（自我）管理。

　　在本世紀初，卡爾·考茨基發表過壹部傑出的著作《基督教的起源》，在其前言中，他曾經提出工人階級的運動和工人的國家也許會與天主教會在公元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時期成為國教以後壹樣經歷壹個官僚化的過程。當然，他認識到不能過分強調這個比喻，但是他想要據此提出壹個社會主義運動所面臨的真正的問題。

　　考茨基自己的回答是饒有趣味的。馬克思僅僅關註於制度保障，他的回答超出了這個範圍，預見到了後來托洛茨基的觀點。考茨基指出，如果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時的歷史條件與天主教會取得勝利時的歷史條件——壹個生產力停滯和衰落的時代——相類似的話，那麽這個比喻就完全能夠成立。但是，實際上、工人階級在今天奪取政權的條件恰恰不是這樣。因為社會主義意味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並為勞動分工的消亡和大眾文化水平的革命性發展準備條件。因此，官僚集團的勝利從歷史的觀點看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從後來的實踐看，可以想到兩點反對意見。如果工人階級被迫在生產力急劇下降的情況下奪取政權，比如在俄國，那會怎麽樣？如果革命沒有傳播到其他國家，而是孤立地存在於壹個文化落後的國家，那會怎麽樣？如果官僚化的過程已經深入，束縛住了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從而使奪取政權或者不可能發生（並使社會陷於“兩個相互鬥爭的階級壹起走向滅亡”的境地，在恩格斯看來，這是古代文明解體的原因），或者只能在極其不利的主觀條件下發生，那會怎麽樣？

　　列寧主要關註的是國際社會民主黨右派的政治機會主義，而托洛茨基早在1905－1906年就註意到了在這壹趨勢中所包含的社會保守主義。羅莎·盧森堡更明確地將這壹保守主義與官僚化的過程、特別是工會的官僚化過程聯系起來：

　　“工會領袖們所從事的職業活動的專業化，以及由於在和平時期所進行的孤立的經濟鬥爭自然要使他們的眼界受到限制，很容易導致在工會幹部中間產生官僚主義和觀點狹隘的問題……“令人作嘔的奉承和沒有根據的樂觀主義成了每壹個‘工會運動之友’的責任……“與這壹理論傾向密切聯系的是在領袖與基層成員之間的關系的巨變。原來是由不領報酬的同事，出於純粹的理想主義，通過地方委員會進行集體領導，現在則是把作出決策的主動權和權力交給工會幹部，而把被動地執行紀律的美德留給群眾。官僚主義的這壹黑暗方面，對黨來說包含著嚴重的危險，而最近的創新，即設立地方黨書記的制度，則會很容易地——如果社會民主黨的群眾不小心的話——導致書記成為執行黨的決議的主要機關，而不再在任何意義上被視為被任命的地方黨的生活的推動者和指導者。”

　　這樣，倍倍爾所說的防止群眾組織官僚化的三個保證之壹——內部民主，成員可以完全獨立和自由地提出批評意見——就被嚴重削弱了。

　　根據1919年意大利階級鬥爭的更先進的經驗，葛蘭西進壹步認識到工會官僚是壹個獨特的社會階層，他甚至用了“等級”這個說法，這也是托洛茨基後來用於蘇聯官僚集團的說法。

　　“工會領袖的選拔從來不是根據工作能力，而僅僅根據是否勝任法律方面、官僚主義和煽動蠱惑的任務。組織越是擴大，越是經常地參與階級壹鬥爭，其活動的規模越大、範圍越廣，他們越是發現有必要將他們的領導機關縮減為僅僅是壹個行政和會計中心；因而技術的和工作的能力就越來越顯得多余，而官僚的、商業的能力就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於是，壹個名副其實的工會官僚和新聞記者的等級就出現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與工人相區別的集體心理。他們最終所占據的地位，他們與工人階級的關系，正如執政的官僚集團與議會制國家的關系：實行統治的是官僚集團。”

　　在機關與基層成員之間的新的勞動分工的發展，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識形態）的層次導致組織拜物教的現象。由於在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中都存在著極端的勞動分工，人們被束縛在十分狹小的活動範圍內，所以在人們的認識中這會表現為將某壹活動視為目的本身。特別是那些將自己認同於某壹機關、長期生活於其中並據以解決生計的人：也就是那些全日制幹部、潛在的官僚。

　　這壹過程由於群眾性組織中的另壹個社會保守主義因素而得以發展：即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共產黨宣言》中的著名論斷，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就其字面意義來說只是對19世紀的赤貧的、尚未組織起來的工人才是正確的。在歷史的意義上，今天這壹論斷仍然成立，但是從眼前來看，今天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確實有壹些可失去的東西——也就是，它通過長期鬥爭從統治階級那裏爭取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利益。它從經驗中了解到，如果資產階級決意采取行動的話，它是會失掉這些已有的成果的。在群眾性組織和整個工人階級中，現在必須更加小心地估價每壹次鬥爭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而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與組織起來的工人相比就更是如此。因為，除了能否得到新東西以外，總是有可能失去已經贏得的東西。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反映的是真實的問題，而不是單純靠正確論點就能予以解決的邏輯矛盾。這也不僅僅是壹個“領導層背叛”的問題——這會把我們引向關於歷史的陰謀理論。

　　但是，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官僚保守主義的根本原因，這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社會民主運動和斯大林時代之前的蘇聯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我們把它稱之為“保守主義”——並且認為它有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因而有害於社會主義的利益——是因為這種思想拒絕發動和支持更高水平的鬥爭，它預先假定任何革命的躍進——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範圍的——必然有損於工人階級的利益。

　　局部勝利的辯證法，與壹個實行普遍商品生產和極端勞動分工的社會的拜物教特點相聯系，是由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衰落時代和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內在因素所決定的。但是，它傾向於破壞倍倍爾所說的防止官僚化的第二個保證：群眾組織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忠誠。組織拜物教實際上就是說黨或工會越來越以它自己為目標，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變成了捍衛和鞏固“組織”，而後者越來越等同於它的機關。伯恩施坦在世紀之交的修正主義論戰中所提出的著名公式“運動就是壹切，而目的是無關緊要的”，最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思想狀況。

　　這壹過程的意識形態表現是壹個多方面的現象，遠不僅僅是壹些花招，或有意識地欺騙、蒙蔽工人。事實上，“虛假意識”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欺騙。至少，官僚化群眾組織的第壹代領導人真誠地相信他們是在為社會主義工作，是為了保衛革命，他們以為捍衛組織就是在為他們的崇高的目標而鬥爭。自覺的欺騙和言行不壹是後來逐步產生的，但仍然與自我欺騙結合在壹起。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古斯塔夫·諾斯克在1914年跟隨德國占領軍來到布魯塞爾，他清楚地表達了這種組織拜物教：“妳們為什麽這樣敵視德國的占領？”他問比利時社會黨領導人安西利。“我們的組織在德國比在比利時強大。我們享受普選權。如果比利時並入德國，組織就會變得更加強大。妳們會得到普選權。工人力量會得到加強。”德國吞並比利時所涉及的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民族方面的問題都視而不見或服從於“組織”這個關鍵的問題。諾斯克根本不理解，工人階級如果被剝奪了它的基本民主權利，比如民族自決權，那麽即使是選舉權也會比以前大大削弱而不是大大增強；諾斯克的可怕言論不曾理解到這個事實，這使他成為德國軍國主義的代言人。他實實在在地相信，“加強組織”是社會主義智慧的ABC。

　　更糟糕的還在後面。在希特勒成為政府首腦之後，工會領袖們絕望地企圖通過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對納粹作可恥的讓步來拯救“組織”。他們聲明歡迎和願意參加“民族復興”，甚至參加了納粹領導的1933年的五壹遊行，把工人階級的鬥爭日扭曲為粗俗的“德國勞工慶祝活動”，讓雇主、工人和納粹屠夫都“團結”在納粹的口號下。為了報答他們的投降，納粹第二天就解散了工會，占領了他們的辦公室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工人們被社會民主黨（以及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搞得迷失了方向，士氣低落，沒有作任何認真的抵抗，坐視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毀於壹旦。組織拜物教最終導致了組織的毀滅。

　　當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他的著名的口號“幹部決定壹切”時，他指出了官僚制的存在和自我意識的關鍵。壹個占統治地位的官僚集團完全可以與各種形式的計劃和市場機制的組合共存（雖然不能是普遍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但是，如果幹部（即機關）的統治受到了質疑和顛覆，它便不再能維持它的統治。

　　組織拜物教不僅意味著把手段視為目標，而且意味著使目標服從於手段。這在斯大林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表現得很明顯，蘇聯以外的革命鬥爭以及蘇聯工人階級權利和力量的加強，都要服從於保衛蘇聯共產黨的官僚機構和蘇聯國家的需要，但是，同樣的邏輯，有時是以極端的形式，會在任何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中出現，以下面的情況為例：

　　工會積累了罷工基金，以便使他們的成員能夠更有效地進行為了工資和其他直接物質需要的鬥爭。這是很自然的和合理的。工會的機關隨後把這筆錢存入儲蓄機構，使它能夠以低利增長，只要這筆錢還處於半流動的狀態，這種做法仍然沒有什麽問題。將會有更多的錢，以資助更長時期的罷工。但是，壹旦這筆投資失去了流動性，是否進行罷工的決定（或至少是什麽時候進行罷工）就不僅僅取決於多數會員的意誌和客觀需要以及對他們與雇主的力量對比的客觀分析。罷工基金被束縛的狀態，因而就會以壹種與工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工會起初的目標和功能無關的形式對結果產生影響。

　　當然，盡管有著由局部勝利的辯證法所決定的種種壓力，但是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還是會不時地反對對工會目標的扭曲，以及反對處於萌芽中的官僚集團在本來是為了階級解放而創立的群眾組織中逐步消除工人權力和工人民主的企圖。這種企圖是要把組織的目標越來越推到後面的背景中去。但是，與此同時，對權力的篡奪把處於萌芽中的官僚變成了完全長成的官僚。壹個新的社會階層最終形成了：即工人階級官僚。

　　這裏，有必要把考茨基、倍倍爾、盧森堡、托洛茨基和葛蘭西等關於反對官僚化趨勢的論述綜合起來——雖然自他們那個時代以後的經驗表明，反對官僚化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早在1906年，羅莎·盧森堡就在德國工會運動中看到了官僚化過程是怎樣進行的：

　　“把壹個運動的所有頭緒都集中在壹些工會幹部（壹般是從外地派來的）的手裏，使得對工會事務進行判斷的能力變成了壹種職業性的專業。普通會員被貶為無力進行判斷的群眾，他們的主要責任就是‘守紀律’，即被動服從……而在工會內部，領導機關與下層群眾的關系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如此。

　　“這壹觀念的結果之壹，便是這樣壹種說法，這種說法反對任何壹種對工會實踐的前景和可能性的理論批評，因為批評有害於群眾對工會的虔誠的態度。從這種觀點又發展出這樣的說法，即只有勞動群眾對工會鬥爭的效力給予盲目的、幼稚的信任，組織才能夠爭取和掌握他們……這種顛倒因果的關於群眾沒有能力進行批評和決策的理論。‘必須保護群眾的信心’——這是很多工會幹部遵循的基本原則，他們把對工會運動客觀缺點的批評看做是企圖扼殺這壹運動。

　　令人感受強烈的是，工會的自我辯護與蘇聯官僚集團的自我辯護是何等的相似：羅莎·盧森堡的公式可以幾乎不改壹字適用於它們兩者中的任何壹個。

　　但是，對權力的篡奪引起工人的反抗，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伴隨鎮壓、報復、威脅或者開除、分裂以及工人運動的深刻分歧。在遇到尖銳的危機時，這甚至會表現為向資產階級當局告密，逃避工作，為警察的鎮壓提供掩護，甚至謀殺自己的同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紀錄可以說是悲劇性的，並且是後來斯大林主義歷史的壹次也許不那麽殘酷的預演。

　　那麽，為什麽在工人階級自己創立的群眾組織和國家內部，擁有特權的官僚對權力的篡奪可以維持這樣長久呢？為什麽直到今天，至少是在世界各主要國家，這種現象仍然占統治地位呢？這個問題的原因必須在客觀發展過程與“主觀因素”之間的辯證的相互作用中去尋找。在官僚機構利用工人運動的暫時低落加強了他們對工人階級組織的控制以後，他們幫助促成了工人運動的失敗，這進壹步在工人階級中造成迷茫、混亂、懷疑主義和士氣低落。為更高水平的運動所需要的新的希望、新的自信和新的視野，除了壹小部分工人階級群眾之外，其形成變得更為困難。而這又進壹步加強了官僚化的過程。

　　工人們並不愚蠢。他們註意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看到他們用巨大的努力和犧牲創立和保衛的組織，在關系到他們基本生活的關鍵事務上反對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感到被欺騙了。在他們的頭腦中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為了這個，真值得惹這麽大的麻煩嗎？”他們的回答並不是幹脆地說“不”。他們仍然部分地認同組織。特別是當他們受到階級敵人攻擊的時候。有時工人們也會施展壓力，在這些機構內部奪回壹部分決策權。但是，他們的基本態度仍然是懷疑的。妳不可能連續地兩次、三次、四次地被欺騙，而不得出壹些負面的結論。妳不想第五次被欺騙。

　　工人在群眾組織中的相對被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團實踐和政策的結果，這又使官僚機構有了自我辯護的進壹步根據。“妳看”，他們說，“工人們是被動的。他們是落後的。如果我們不替他們做工作，工會或者黨或者‘社會主義國家’就要崩潰。”只要工人真地積極起來，甚至極大地積極起來，特別是在群眾性罷工和革命前夕的高潮中，這種詭辯馬上就暴露無遺。這時，這些官僚，不僅不讓工人充分表現其積極性，而是利用他們的壹切權力設置障礙。他們在工人階級中制造分裂，他們與階級敵人合作以停止甚至鎮壓鬥爭，充分暴露了他們根本上的保守和反革命的本質。只有經過這樣的經歷，經過根植於經濟和社會結構危機的新壹輪社會沖突和階級鬥爭循環，才能夠揚棄官僚篡權和工人消極被動的辯證法。

　　對於任何壹個唯物史觀的贊成者來說，顯然，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群眾性工人組織中的官僚——的出現是不能與它的特殊物質利益相脫離的。官僚領導人的思想狀態就是對於現存社會制度越來越采取保守主義的態度，但是它同時還包含著要保全其特權社會地位的越來越強烈的願望，包括他們的地位所能給予他們的全部的利益、權力和權威。在工人階級最早的組織，工會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群眾性政黨中，兩個互有區別的過程分別在起作用。

　　首先，離開生產崗位成為脫產幹部，對於壹個工人來說當然是在壹定程度上提高了個人的社會地位——特別是當時還是12小時工作日，沒有社會保障。不應當把這等同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或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在早期組織中工作的幹部的物質生活條件中等，並且常常要在監獄中生活很長壹段時間。盡管如此，但是從社會的角度看，他們還是比當時的其他工人生活得好。

　　其次，從心理角度上說，讓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積極分子把他們的時間用於為他們的理想而鬥爭，要比在工廠中做機械性的工作快意多了——特別是當他們想到他們勞動的成果只會使他們的階級敵人更加富有。

　　當然，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無疑包含著官僚化的潛在因素。那些占據全日制崗位的人很自然地想要繼續占據下去。他們會努力保衛他們自己的位置，反對那些主張建立輪換制度的人。社會特權開始並不十分明顯，但是等到組織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範圍內取得了有力的地位，特權也變得顯著了。

　　不僅如此，這時開始有必要選舉市政府委員、議會議員和負責與老板直接談判的工會主席——因而也就要在壹定程度上與他們共處。還要任命報紙編輯，以及工人運動參與社會的種種活動的管理者。

　　這就又產生了壹個真實的、辯證的、而不是無足輕重的矛盾。比如，當工人運動創辦壹份報紙時，它面對著壹個真正的難題，即是否應用馬克思的原則，全日制幹部的薪金不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政治上最有覺悟的積極分子會接受這樣的崗位，但是很多有才華的記者能夠在其他地方掙到多得多的錢，他們會不斷地受到誘惑去做收入更豐厚的工作。只要他們沒有充分的獻身精神，他們就有可能被融化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離開工人運動。

　　同樣的，在由工人管理的城鎮中，嚴格執行馬克思的原則，會在大多數情況下疏遠公共建築師、工程師、醫生和其他那些政治上覺悟水平不夠高，但是從職業的角度看卻更稱職的人。同樣的，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輕松的答案。如果平庸成了公務人員的標準，那麽即使沒有物質特權，同樣也會滋生順從主義和盲目服從。

　　在壹個資本主義標準和價值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是不可能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人際關系的——即使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是如此，只有壹小部分高度覺悟的革命者除外。但是壹個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客觀上與資產階級社會結合得更緊密，要在其中實踐共產主義原則就更困難。因此，總是存在著防範官僚化的特定障礙被逐步削弱的危險。

　　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歷史時期，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在其充分發展的形式上，表現為有意識地與資產階級社會相結合，以及階級合作的邏輯和政治。在改良主義和新改良主義的群眾組織中，壹切反對官僚化的障礙都不存在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不再把他們的壹部分議員薪金交給組織——事實上，黨和工會幹部成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內部的代理人，用美國社會主義者丹尼爾·德·來昂的公式來說，就是資本的勞工中尉。官僚主義的惡劣影響質變為官僚主義蛻變。

　　類似的三段論式的過程發生在蘇維埃國家中。起初只是特殊的權力和由權力壟斷而產生的政治利益，然後是帶有物質性和文化性的社會經濟特權，最後，是完全的蛻變。黨壹國家的官僚與經濟管理官僚融合在壹起，成為壹個硬化的、不可變更的社會階層（托洛茨基所說的等級），它利用它的權力壟斷來維持和發展它的物質－社會地位。工人官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壹事實，把所有的在群眾性工人組織的工會和黨的官僚機構中所能觀察到的反工人階級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點都十倍地擴大了。

　　最近，許多關於官僚機構的膨脹、關於蘇維埃俄羅斯在20年代初以後官僚在多大程度上擁有特權和幾乎是絕對權力的信息公布於世了。共產黨內的全日制幹部從1919年的700人迅速增加到1922年的15300人，若幹年後又增加到100000人以上。最初的700人是由基層選舉產生的，而後來的15300人卻是由中央任命的，並被納入壹個忠於黨的書記處和總書記斯大林、並由後者授予工作崗位的委托代理結構。

　　斯大林非法地破壞了限制黨員收入的原則，分別按等級給予官僚機構的成員不同的貨幣和非貨幣利益，他們的報酬在1923－1924年已經達到了工人的平均工資的10倍。從30年代起，這些物質特權不斷增長並制度化，成為壹個龐大的怪物——膨脹的收入、特殊商店、周末別墅、醫院中的私人病房、偽裝為“天才學校”的特殊教育機構、前往外國旅遊的特權，等等。在斯大林時期特權的總範圍無疑要超過赫魯曉夫時期。鮑裏斯·葉利欽，在他最近發表的自傳中，用幾頁篇幅描述上層官僚集團的生活方式。這裏只摘錄幾段比較觸目驚心的：

　　“阿訣奉承和順從可以得到特權的報償：特別醫院、特別療養院、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食堂、將雜貨和其他商品送貨上門的高級服務、克裏姆林宮內部的閉路電話系統、免費交通。壹個人在職業的階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適的環境包圍著，他也就越難以失去這些環境，而壹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所有這些都是精心設計的：壹個局長沒有私人汽車，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員會的車隊給他自己或他的直接下屬派車。副部長有他自己的伏爾加小汽車，而部長則不僅有伏爾加，而且車上還裝有電話。……“但是，如果妳能夠爬到金字塔的頂端，那就是‘完全的共產主義’……即使像我這樣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我的家仆包括3名廚師、3名女服務員、1名侍女和1名領導著若幹助手的園丁……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奢侈卻讓人感到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在大理石鑲邊的房子裏，怎麽會讓人感到溫暖呢？……“別墅有自己的電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壹位攝影師就會到來，同時還有可供挑選的電影。至於醫療服務，藥品和設備都是進口的，都是科學研究和技術的最新成果。‘克裏姆林宮醫護中心’的病房十分寬大，擺滿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燈……“‘克裏姆林宮特供’，向最上層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當於成本壹半的價格，包括最高質量的食品。在莫斯科，總共有大約4萬人享受特供。”

　　類似的，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雖然國家極度缺少進口關鍵零件所需的外匯，但是每年仍有1000萬馬克（按官方匯率相當於500萬美元）用於為23位政治局委員進口奢侈品。在波蘭，更不必說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情況要糟得多。

　　當然，我們不應當忘記，這些特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壟斷資本家和最大的黑社會頭目相比其實是微不足道的。這裏是億萬富翁，那裏不過是百萬富翁，或者他們所擁有的還夠不上100萬。但是，在心理意義上，這種結構上和權力上的差別並不能使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人民的憤慨和被背叛的感覺有些微的減輕。正如安吉麗卡·巴拉巴諾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壹個從來沒有自詡過捍衛社會平等和正義的資本家過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生括，這是壹回事；而那些自稱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的人在更嚴重的赤貧中間，享受奢侈生活，無論其程度大小，則是另外壹回事。

　　這就提出了壹個問題，即蘇聯官僚集團和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之間的重要歷史區別。在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的過程中，它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已經是壹個特權的和自信的階級，積極地要向社會表現它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它還受到壓迫。因而它可以在革命勝利以後，相對容易地掌握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並根據它自已的利益對其進行改造。它可以用它的無所不在的金錢和財富的力量創建壹支服從於它的特殊的國家公務員隊伍。用考茨基的公式來說，它可以統而不治。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工人階級的處境是截然不同的。它沒有統治的經驗，它不占據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來的統治階級發達，它在很長壹個時期繼續受到前統治階級的影響。它不能夠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來達到自我解放的目的。當它被孤立在壹個或幾個國家時——特別是這些國家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的話——它不斷地承受著世界市場的“消費主義”的、技術的和文化的壓力，首先是來自世界上的先進工業國家的壓力。

　　工人階級是不可能統而不治的。如果它想要按照“統治”這個詞的真實的和直接的意義去做的話，它必須在企業、部門、市鎮和地區，以及國家和國民經濟的總體水平上同時行使權力；掌握按照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優先次序分配稀缺資源的關鍵決定權。於是，由於無產階級內部的職能分工，即在那些“職業性地行使權力”的人與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的分工，就開啟了壹個抑制階級本身的直接集體統治的過程。

　　我們知道，在俄國內戰結束的時候，壹系列的不利條件使這壹過程急劇加速了。不過，就具體機制而言，則表現為產生出壹個有獨立性的機關——由上頭任命、控制、集中，試圖維護其自身職位的穩定——通過這種方式，在蘇維埃俄羅斯工人階級不再行使權力。拉科夫斯基是這樣描述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的：

　　“某些職能，以前是由全黨、全階級來行使的，現在成了政權的職能——即黨和階級中的壹定數量的人的職能……“這些職能使組織機制本身也發生變化：就是說，那些負責經濟和國家管理的多方面領導工作的人的心理，已經變化到了這種程度，從而不僅是客觀上，而且是主觀上，不僅是物質上，而且是精神上，他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工人階級的壹部分了。所以，比方說，工廠廠長充當著暴吏的角色，雖然他還是壹個共產黨員，雖然他出身於無產階級，但是他在工人們眼中不會成為無產階級精華的樣板。”

　　現在回過頭來看，1923年10月的“46人宣言”說得不能再明白了——這是左翼反對派關於正在進行的歷史倒退所作的第壹次分析：

　　“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那個由於與活生生的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敏感地把握著活生生的現實的活生生的獨立的集體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所看到的日益增長的、並且現在幾乎不加掩飾的黨的分裂：在書記和‘沈默的大眾’之間，在從上面派下來的職業化的黨的幹部和不參加黨的共同生活的黨的壹般群眾之間。

　　“這是每壹個黨員都知道的事實。那些不同意中央委員會甚或省委的這壹個或那壹個決議。那些在頭腦中有這樣或那樣的疑惑，那些私下裏對這壹個或那壹個錯誤、不正常做法或混亂提出意見的黨員，不敢在黨的會議上說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敢在談話中說出來，除非談話的對象經過‘判斷’完全可靠。黨內的自由討論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了。黨內的公共輿論已經窒息。

　　“如今已經不是由黨，也不是由黨的廣大群眾來提升和選拔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各省委的成員。相反，黨的各級書記處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決定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的組成，後者已經越來越成為書記處的執行大會。

　　“黨內形成的這壹體制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它摧毀了黨的獨立性，把黨變成了壹個不受正常約束的官僚機構〔參見帕爾烏斯公式中的‘程序’〕，並且有在即將來的嚴重事態面前完全癱瘓的危險。”

　　所有這些話現在都已經為戈巴契夫及其追隨者們所認識到，他們復述著這些話，但卻是在60到65年以後。比如，格裏戈裏·沃洛達佐夫寫道：

　　“成熟的、充分發展的斯大林主義，如它在30年代中期時那樣，是官僚主義精英的意識形態……它是官僚集團客觀利益的精確表達……在20年代初列寧註意到了戰時共產主義和官僚命令主義的明顯趨勢，他焦慮地寫道，如果我們失敗了，那必然是由於官僚主義問題。他嚴肅地思考著‘熱月’的危險。”

　　官僚集團篡奪權力以及工人的原子化和非政治化長期累積的效果是導致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群眾中嚴重喪失聲譽。問題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於群眾繼續處於被動的狀態——事實上，他們最終覺醒了並勇敢地行動起來了。但是，他們是在較低層次的政治覺悟水平上這樣做的，並且對那個與特權官僚集團相認同的黨懷著深深的敵意。正如反對派很早以前所預言的，官僚主義政權不但不能保證“黨的領導作用”，反而使黨喪失信譽並且不可能再起任何領導作用。

　　有人認為，在剝奪資本家以後，行使權力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經濟的問題，官僚集團能夠實行統治是因為它控制著社會的剩余產品，但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所以它才能夠既可以通過有限選舉權的制度實行統治，也可以通過普選權的制度實行統治；既可以實行議會制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也可以實行軍事獨裁或法西斯主義獨裁。相比之下，前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主要是實行超經濟強制而非經濟強制，蘇聯官僚集團也是如此，但是這種超經濟強制只有在勞動群眾處於原子化和被動的情況下才能夠進行。如果勞動群眾起來從政治上向官僚集團的統治挑戰，那麽官僚集團對社會剩余產品的控制就會像陽光下的露水壹樣消散。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可以與群眾的普遍的（雖然是有限的）民主權利共存的。而官僚集團的統治是與這些權利的廣泛發展不相容的。

　　所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問題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它所包含的關鍵問題是：社會主義民主，勞動群眾對國家的決定性控制，從根本上破除機關的獨立性、使其大大削減、並以其民主性消除官僚抵制的決策形式。

　　除了我們的關於蘇聯官僚制產生和作用的唯物主義解釋以外，另壹種主要的解釋便是唯心主義－道德主義的解釋，如“錯誤”、“偏差”、“‘妄為”、“個人對權力的貪欲”、“缺乏共產黨人的道德”、“惡劣習慣”、“派性”、“集團主義”、“錯誤的領導方式”等，不壹而足。甚至盧卡奇也是如此，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後壹個時期以前是如此。他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分析，壹開始屏棄了將斯大林主義解釋為“個人崇拜”，小心翼翼地向社會的和唯物主義的觀點邁出了壹步：“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最初的、幾乎是直接的反應，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組織，針對產生了個人崇拜並且使其得到經常的和擴大的再生產的官僚主義機關。”

　　但是，緊接著他便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盧卡奇不但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用不同社會利益的沖突來解釋官僚機構的獨立性，反而用斯大林的錯誤思想來解釋他的嚴重罪行：“我還沒有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但是隨意的和零散的觀察足以說明，就斯大林來說，這決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錯誤，像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樣，而是在壹段時間裏形成了壹套錯誤觀念的體系。”

　　也就是說，官僚集團並沒有積極努力以使“個人崇拜”——及其對權力的壟斷——制度化，以服務於使它作為壹個異化的社會力量與工人階級相對立的物質利益。不是這樣，而是斯大林的“錯誤思想”（在蘇聯30年代的特殊環境中所產生的）導致形成了官僚制的完全的和專斷的權威。

　　讓－保羅·薩特，在他還是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的時候，也采用了唯心主義和拜物教的觀點：“自從被包圍的和孤立的蘇聯開始其艱巨的工業化進程的那壹刻起，發現它自己無法承受這些新的鬥爭的沖擊，而這些新的鬥爭又總是與現實的必然性和各種錯誤聯系在壹起的。”是壹般意義上與抽象意義上的蘇聯？而不是由利益對立的社會階級和集團組成的具體社會？什麽是“現實的必然性”？或許是強迫實施的農業集體化？什麽樣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這些必然性的結果而受到沖擊？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

　　盧卡奇的唯心主義觀點是錢幣的壹而，錢幣的另壹面是阿·拉·艾蘭斯坦的“客觀主義”解釋，他把斯大林主義現象歸因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但是，這仍然沒有說明官僚集團的特殊社會性質，以及斯大林主義的政策對具體歷史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才充分考慮到了斯大林主義在產生的具體歷史過程中的主觀和客觀的辯證法。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官僚集團權力的鞏固在壹種關於國家和商品生產的特定的觀點中表現出來。同樣，官僚作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集團的存在也反映在其特有的對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的歪曲上。

　　若幹年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進行了壹場很有意思的論戰，論戰是關於壹個看起來抽象的哲學問題——勞動的基本性質問題。按照官方的黨的思想家們的說法，勞動是“由目的指導的實踐’，——即有既定目標的活動。確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中也是這樣說的，如果不承認勞動的這個方面就是陷入機械唯物主義。但是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以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的著作中，他們也強調這樣壹個事實，即勞動生產著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和人類本身。事實上，我們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理解為人類活動的物質性因素和目的性因素、生產和交往的辯證結合或矛盾的統壹體，兩方面相互決定、相互依賴。

　　壹旦澄清了這個不可分解的關系，壹個進壹步的問題就立即提出來了。誰來決定勞動的目標呢，即生產的“目的”呢？當馬克思說，即使是最糟糕的建築師，他所要建築的房屋在實際建成以前就已經觀念地存在於他的頭腦之中了，這個例子設想的顯然是私人的個別勞動。沒有人真地會認為最新式的摩天大廈，更不必說最新式的飛機，在直接和間接參加其生產的每壹個工人的頭腦中就已經存在了。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這個或那個工人甚至不知道他或她的勞動到底是為了生產哪壹樣最終產品。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他們只不過是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工人和機器——的復雜鏈條中的壹個環節，只有壹小部分科學家、設計師、計劃者和技術官僚才了解他們的最終產品的意義。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的每壹次進步——即批量生產和大規模工業——都伴隨著工廠內部和整個經濟內部勞動的技術分工的相應發展，這種分工把概念與實際生產分割開來。直接生產者以外的社會力量決定著生產的目的。

　　社會主義並不必然意味著勞動的技術分工的完全消失（雖然正如我們在最後壹章中將要看到的，由於人類的和自然生態的原因，有必要通過激進的技術革命減少這種分工）。但是，社會主義理所當然地意味著，在生產目標的決定者與實現者之間、管理者和生產者之間、老板與夥計之間的勞動的社會分工的消亡。然而，如果我們按照官僚集團官方思想家們的邏輯追究下去，這壹切正是他們所否認的，他們把創造性活動歸結為“腦力勞動”，與物質活動或體力勞動相區別。這種觀點假設“思想者”、“計劃者”、“管理者”或“官僚”的活動與直接生產者相脫離——或者，如哈拉德·波麥所說的，“幹部的活動”是“高於勞動的”。因此，新黑格爾主義的和新盧卡奇主義的勞動概念，把勞動視為純粹由目的所指導，與勞動的物質的、感性的內容相分離，意味著勞動的社會分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持久存在；這是典型的官僚制的自我辯護。

　　波麥同時還正確地指出了這種片面的勞動概念與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的官僚制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系。在理論上把第壹部類與第二部類劃分為兩個互相獨立存在的部類意味著，在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下，甚至在更高級的社會所有制下，壹種與直接生產者相區別的力量代表著國家、共同體、“集體生產者”和整個社會。不然的話，兩個部類之間的“交換”（即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就是沒有意義的。妳不能與妳自己交換。

　　官僚集團作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階層的存在，自然又被他們的思想家們說成是為了適應“客觀經濟規律”，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是，當官僚集團假設社會產品在第壹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區分繼續采取價值的形式並導致交換的同時，它想當然地認為，盡管直接生產者的物質利益與官僚的物質利益相對立，他們仍會接受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的從屬地位。至少可以說，不存在關於這壹假設的長期正確性的經驗證據。

　　官僚集團不能認識到，在壹個無階級社會裏，廣大直接生產者（當然包括科學家、發明家或技工，就這些職業是對生產過程連續進行所必需的勞動力隊伍中的壹部分而言）可以自由地民主地決定勞動過程的目的及其組織形式。而這恰恰就是工人有計劃的自我管理與社會主義民主這壹概念的含義所在。商品生產、勞動的社會分工和國家的消亡，歸根結底也是由此而實現的。

　　甚至東歐國家的獨立研究有時也對此保持著奇怪的沈默。如匈牙利的弗倫茨·托凱依，他是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但在他的關於社會形態理論的重要著作中（該書實際上是就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問題對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全面評論），他試圖用非常學究的態度把所有人類史前文明及人類史描述成勞動、財產和個人之間的辯證關系。他完全忽略了國家的職能，甚至不提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最初計劃中曾特別指出了這壹點。

　　但是在公開性初期，壹些蘇聯作家在布堅科的領導下，已經認識到官僚制的本質是存在著享有特殊利益的社會階層，並且壹切都表明這壹觀點在蘇聯已經廣為傳播。

　　倘若著眼於官僚集團與工人的關系及其對勞動的控制，後資本主義官僚集團的特殊本質就更加清晰可辨了。匈牙利人安德拉斯·海格杜斯，壹位前斯大林主義的總理，對這個問題有壹段精妙分析：

　　“在我看來，社會主義制度下統治與隸屬的關系直接取決於在勞動分工中所處地位的差異、以及官僚制關系作為基本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繼續存在這樣的事實（雖然官僚制所起的作用與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主要因為由等級制組成的政府機構繼續存在和發展是社會的必然性。”

　　我們已經對這壹“社會必然性”的限度發表了看法。海格杜斯同時對官僚集團享有物質特權的社會和政治後果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但他繼續論述了壹個有趣的觀點，與上文提到的波麥的看法不謀而合：

　　“如果我們把在勞動分工中的地位看成是社會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獨立變量，那麽這種地位千萬不能用職業來確定。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所處的地位實際上是特定類型的生產關系，這從來不單單是個別工作的特征，而總是包含著與其他人和社會的基本關系……”

　　“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根據他們可以支配自己和他人勞動的不同程度，存在著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

　　“非體力工人人數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都有增長，並且在過去的10年裏增長非常迅速。明確的數字是平均每100個體力工人就有29.3個非體力工人。”

　　“但這樣的劃分只是粗略的、現成的，不能令任何壹名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進行認真研究的人感到滿意，因為這兩類工人都不是同質化的階層……”

　　“在我看來，從社會學角度出發，非體力工人在統計上至少應列出五類：

　　壹那些相對來說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他人勞動，而且也能支配自己的勞動，處於行政職位上的人；二那些的確控制他人的勞動，但其工作基本上在等級化、標準化系統內部完成，處於行政職位上的人；③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他們不控制他人的勞動，但是可以支配自己的勞動……這些人主要包括醫生、教師和律師；四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他們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勞動，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伍工作的時候需要專心、但不需要高級腦力活動的人，他們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勞動，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像會計、職員或研究助手。”

　　表2總結了處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官僚化社會中勞動的社會分工。

　　表2 勞動的社會分工

　　社會階層

　　支配自身勞動

　　支配他人勞動

　　上層官僚及著名科學家、藝術家等

　　是

　　是

　　中層官僚及知識分子

　　是

　　否

　　小官僚、工頭等

　　否

　　是

　　普通工人和農民

　　否

　　否

　　正如東德哲學家彼得·費斯特所指出的那樣，對勞動的控制還有另壹方面的問題。勞動在廣義上說代表了能動性，這是人類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被動性或非主動性，是深受挫折的根源：包括個人覺得自身毫無用處。而且，在勞動者看來，能夠自我支配的並且有意義的勞動越少，壹般而言即主動性越少，那麽挫折感就越強。在由官僚集團管理的社會化（集權化）經濟裏，這種挫折感不可避免地幾乎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工作的挫折感使人們轉而逃避到消費主義中去，它正是官僚集團有意識地予以鼓勵的，相對於勞動者自我管理來說，前者是較小的罪惡。但是，由於管理不善的經濟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所以壹種惡性循環就開始了，這遲早會導致憤怒的爆發。

　　哈裏·布雷弗曼正確地堅持了資本家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作為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基本條件的重要性。而安德列·高茲則強調，控制的必要性——而非對更多利潤的追求——是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大規模分解的主要原因。其他作者甚至發明了“生產的政治關系”這壹公式。由計時員、工頭、質量控制員、工廠保安及其他人員組成的控制金字塔，不斷地企圖強制讓勞動不僅隸屬於機器而且隸屬於資本的代表。勞動和知識的分離，是階級社會的特征之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達到了頂峰，它表現在壹個把勞動限制於機械性和重復性職能的機構網絡中。

　　從《德意誌意識形態》、《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到《資本論》的所有主要著作中，馬克思特別指出，在壹個無階級的社會裏，廣大生產者支配他們自己的勞動。在設計、管理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沒有差別。勞動的社會分工消亡了：“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系，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馬克思沒有設想勞動的職業分工的所有形式會全面消亡，除非是在高度機器人化的社會裏，否則是烏托邦的幻想，但他將此與勞動的社會分工嚴格區分開來，後者與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統治是不相容的。他沒有討論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控制勞動的問題，但是在這壹問題上，他的思想方式具有同樣傾向。壹旦生產者從資本的統治中將自身解放出來，那麽他們必須而且能夠變成他們自己的主人（包括在工作場所中）。

　　前壹節我們討論了在工人國家官僚制的形成過程中特權的壹般重要性，現在我們需要進壹步考察官僚制的社會結構。

　　蘇聯官僚集團保守勢力的發言人伊戈爾·利加喬夫，以典型的蠱惑人心的方式從根本上否認了特權這個問題，他論證說黨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平均收入比壹個中等技術水平的工人的收入（每月200~300盧布）還稍微低壹些。表面上講，他是對的。在蘇聯有1800萬機關工作人員，顯然不可能每壹個工作人員都比普通工人多掙10倍的錢。在美國也壹樣不可能有1800萬個家庭能掙10倍於壹名全職的產業技術工人的錢。然而利加喬夫十分清楚，譴責官僚集團特權的廣大工人和知識分子，矛頭指向的不是普通機關工作人員而是官僚集團。正是他們這個精英團體，人數大約在30萬至40萬，其金錢及其他福利待遇必然超出平均工人收入的10倍或更多。

　　我們是否應該就此將官僚集團的概念限定在其上層即特權官僚集團上？完全不對。如果官僚不包括黨的中層幹部、國家和工會的工作人員以及警察和軍隊的警官、軍官，那麽在邏輯分析和職能劃分上都說不通。憑這區區幾十萬人，官僚集團將沒有能力統治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或匈牙利這樣的現代工業化、都市化社會。它需要壹個中介手段將社會維系在壹起。壹般而言，中層官僚，大約有200萬人，承擔了這壹職能。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壹角色是由中產階級扮演的，包括所謂的“新中產階級”，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說，後者構成無產階級的上層，他們沒有足夠多的財產使自己免於出賣勞動力的經濟強制。對中產階級各階層來說，獲取並保護私有財產以及相應的觀念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若非出於無知或自我欺騙，那麽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壹點。

　　在蘇聯則是另壹回事了。當然，個人發財致富的趨向並沒有消失：實際上，自從斯大林統治建立之後，這壹趨勢變得越來越強烈。但是，如果說想成為黨、國家或工會普通工作人員的人，是由獲取私有財產和貨幣財富的念頭所驅使的，那就錯了。與他們的職位聯系在壹起的小小特權幾乎總是在純粹的貨幣領域之外，壹個明顯的例外是與當地黑社會有聯系的分配系統中的官僚。壹般來說，最大的好處莫過於得到某些商品和服務、有職業保障和安寧的生活、能獲得對他人指手劃腳的滿足感等等。

　　再者，正如官僚不可能在沒有哪怕是部分工會成員為中介的情況下統治群眾性工會壹樣，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也不可能在沒有少數工人階級作為中介的情況下來統治官僚化的工人政權。我們所說的“中介”，並不壹定指公開或有意識的“合作”，雖然這也確實存在。同樣，也不可能針對所有這類社會描繪出壹個壹般性的模式。比如，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官僚集團肯定比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官僚更加遠離工人階級，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集團在布拉格之春時期就比其在諾沃提尼或雅各斯統治下與群眾有著更加緊密的聯系。南斯拉夫的全國解放運動、戰後革命起義、對斯大林的成功抵制和自治的試驗，意味著在相當長的壹段時期裏，南斯拉夫的政黨與工人階級的聯系比在其他東歐國家裏所見到的都要更深厚。

　　可以作為壹條普遍規律的是，這些黨沒有壹個被廣泛認為是捍衛工人利益的工具。它們被看成是執政黨，是“新主人”的工具，而這也正是它們在現實當中扮演的角色。不過，不能由此推論，他們與工人已經徹底分離了。這些政黨在社會中包括在工廠裏的地位，使得這種徹底分離在客觀上變得不可能。因為政黨不僅僅由經理、監工們組成，在它的編制裏還有眾多的機關工作人員，工人們必須通過他們才能伸冤、領取遲遲發不下來的病假補助或養老金、在工會的度假村度假等等。這些黨還包括數以千萬計的直接生產者，蘇聯大約有700萬－800萬，東歐也大致是這個數目，他們並不是出於恐懼的心理或想當官的願望而入黨的。如果把這些工人看做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傀儡或心腹，那就滑稽可笑了。

　　這樣，處於統治地位的共產黨反映著比雇主與雇傭勞動者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更加復雜而辯證的社會關系。這壹差別，以及工人國家的官僚集團的特殊本質，還體現在傳統上形成的、相對來說具有很高程度的垂直流動性上。

　　在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演變主要由資本的不斷集中和勞動者的不斷無產階級化而決定的。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趨勢並不以線性或機械的方式運動，特別是在經濟膨脹時期，不容忽視的反趨勢也同時在起作用。但從長遠來看，雇傭勞動者在經濟活動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而獨立小企業主的人數在減少。“成功的”也就是說已經成為大資本家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比例也在歷史地縮減。而那些已到達頂峰，成為億萬富翁並經歷了幾代人仍保持其地位的人，自19世紀末以來已減至壹小部分。

　　相比之下，在蘇聯，壹個有著超出平均水準的智力和主動性的工人可以成為壹名中層官僚。實際上，官僚集團會努力地吸收這樣的人進入官僚階層，特別是他們如果能表現出適度的批判精神的話。官僚集團的中層在快速增長而不是縮小。壹名年輕而貧窮的地方官僚，如果他綜合具備了以上素質，有著特殊的機變才能，毫無顧忌地巴結當地、區域和全國的各級大人物，並且在壹系列危急情勢下表現不俗的話，他就可以成為官僚集團的重要成員。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爬到官階等級的頂峰的。

　　確實，如今在上層官僚中很難找到體力工人的子女，但是另壹方面，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是前高級官僚的子女。沒有壹個政治局成員或部長會議成員是前政治局或部長會議成.員的後代。顯然，這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差別是顯著的。

　　如果我們要把握蘇聯式官僚集團的本質和變化，那麽我們還應該考慮到它的另壹特征。因為它不是壹個“純粹”的工人官僚集團，而是壹開始就揉合了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各階層以及沙皇政府官員的殘余。如同E.H.卡爾所描述的那樣，“工業的管理又交回到前資產階級經理和專家的手中，他們大多數獲得了黨員的尊嚴和保障。”列寧在晚年的著作中，曾特別強調過這種從過去時代延續下來的因素。托洛茨基後來寫道：

　　“蘇維埃熱月政變的隊伍基本上是從以前的執政黨及其思想體系代言人的殘余中招募來的。前士紳、資本家、律師及他們的兒子，就是說他們中還沒有逃到國外的那部分人，被招募至國家機器中，還有壹部分人甚至被招募入黨。進入國家和黨的機構中的人更多的是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成員——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應加上數量龐大的純粹的庸人，他們在革命和內戰的風暴開創新紀元時畏縮在壹邊，直到終於確信蘇維埃政府是穩定的，才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尋求壹個舒適、永久的安樂窩的高貴使命。”

　　但是，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堅持認為，官僚集團內部的力量對比在長時期裏會發生變化：

　　“官僚集團內部的革命分子〔應該只是）很小的壹部分。人數不斷增長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前後壹貫地表達出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買辦的候選人不無道理地認為，新的統治階層只能打著吸收‘西方文明’即資本主義的旗號，通過拒絕國有化、集體化並壟斷對外貿易，才能確保其特權地位。在這兩極之間，是中庸散漫的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自由主義趨勢，傾向於資本主義民主。”

　　這些文字在50多年前寫成，但卻真實地預言了在蘇聯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轉向當今蘇維埃官僚集團內部的職能劃分，可以把等級歸納為以下幾類：(a)國家官僚集團，包括中央經濟部門；(b)軍事官僚集團；(c)警察官僚集團；(d)青年、婦女等群眾組織的官僚集團；(e)黨的官僚集團。這當中最後壹類對其他類具有最終統治權，但是程度沒有普遍想像的那麽深。可以這麽形容：它就像是鐵箍把桶固定在壹起。

　　官僚集團內部的“山頭主義”——有人用“封建化”來形容——越來越明顯。上述每壹類官僚集團都遵循“提拔自己人”的規則。來自黨的部門的幹涉仍然可以左右個人仕途，但是這只在既定的等級制度內部發生作用，幾乎從來不會把局外人忽然提升至將軍、高層計劃官員、協會書記、工會主席等職位。不用說，每壹類高層官僚都“自己照顧自己”，有時這會造成重大政治影響。

　　塔季揚娜·紮斯拉夫斯卡婭提出了另壹細分官僚集團的標準，以教育水準和與社會變革的關系來劃分。在她列舉的12個“主要社會群體”中，有4類人可以被看做是官僚集團的壹部分：經濟管理者、工會主要幹部、黨和國家高層工作人員和政客。“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和“小企業家”被當做另類進行分析。紮斯拉夫斯卡婭對不同年齡段的不同態度加以了考慮，她根據個人能力和對變革的接受力的不同將管理官僚集團分成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兩派，這壹點已被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最近發生的事情證實了。她的結論雖然有趣，但是不能成為在理論上忽視主要的結構差異的根據。

　　從目前我們進行的討論來看，很明顯，官僚集團還沒能斬斷與工人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行為上仍然表現出它是這壹階級中寄生的、浪費的、背叛的、具壓迫性的、物質上享有特權的階層。同樣道理，它也沒能割斷與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聯系，但與此同時卻將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貶低成壹系列相去甚遠的教條。它對待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主要方式是學究式的語錄收集，其唯壹目的在於為它所統治的國家中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以及連續實施的各種往往矛盾的政策進行辯護。這樣，官僚集團就把科學變成了具體政策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利益的婢女。

　　盡管這樣，這些教條仍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裏，而不是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類人那裏收集，雖然時常會有嚴重的斷章取義、甚至篡改原文的情況發生。這不是偶然的，其結果也不是完全不能預見。

　　在第壹章我們指出了官僚制意識形態的壹個重要方面：國家及商品拜物教的結合。其另壹重要方面是不能形成自我意識並公開地自我確認，不能形成邏輯上壹貫的、真正為它自己特有的世界觀。這壹弱點，與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再壹次證明官僚集團實際上不是壹個統治階級。人們不能想像西哀士宣稱：“什麽是第三等級？它根本不存在。”我們也無從想見美國內戰前南方奴隸主會否認奴隸制這壹“特殊制度”的存在，或者歐洲貴族聲稱沒有被授予特權的等級貴族這回事。而這正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官僚集團上層壹直針對它自己所說的話。

　　這壹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否定顯然是在故弄玄虛，它充滿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現實生活中，任何壹個具有些微覺察力和智慧的人每天都可以輕易註意到這壹點。所以，這壹意識形態招致了大量的懷疑和理性的拒斥，只能通過使謊言制度化才能強加於不輕易順從的社會，而這又帶來了廣泛的拒絕。要維持這壹局面就必須采取高壓政策，這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但是也針對工人。宣傳“反革命思想”罪（“誹謗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反社會主義宣傳”等）寫進了刑法，觸犯者被判以重刑，囚禁於監獄或勞改營。這樣，官僚制在否認自身存在的同時也否認了社會現實本身，有效地束縛了所有社會科學，使之不得發展。

　　這壹切不是產生在真空中，而是產生在仍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社會結構中，這壹事實，使這壹社會易於受到爆炸性壓力的影響。官僚集團專政的結果使馬克思主義變成“國教”，在群眾眼中喪失了威信，但是只要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廣為流傳，就肯定會有些人從他們那裏尋找分析工具來解釋官僚制之謎，它是怎樣產生的，它意味著什麽，它怎樣才能被克服。對於官僚集團來說，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就像壹句話所說的那樣：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

　　這是官僚集團繼續引用馬克思主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自從蘇聯出現熱月那時起，官僚集團就找不到出路何在。而且，以辯護論的目的對社會科學加以歪曲利用壹旦達到壹定程度，社會科學就會從官僚專政的支柱轉而變成反對它的定時炸彈。神秘化變成了自我迷惑。官僚集團越來越不能看清、不能理解在它眼前發生的社會變革過程。它再也不認識它自己的國家了。不過，由於這壹切削弱了它維護自己統治的能力，所以官僚集團不得不放松加諸社會科學的桎梏，這是戈爾巴喬夫實行公開性的原因之壹。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仍是官方意識形態，所以社會科學的復興就不可能像官僚集團中的“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樣是純粹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的，而是越來越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分析的復興交織在壹起。今天蘇聯正展開壹場關於作為壹種社會現象的官僚制——不同於官僚主義習慣和思維方式這樣的問題——的討論，這場討論比20年代的辯論深刻得多。雖然只有兩年的時間，但是這場討論的深度及復雜程度即使沒有超過、也已經達到了西方50年壹貫的理論研究所達到的水平。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由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其他社會批判思想的復興與挑戰現行秩序的新的社會運動和群眾行動結合在壹起，所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官僚制的認同危機。特別是當他們面臨工人階級的挑戰時，壹些官僚不得不提出壹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是什麽人？共產黨人還是自封為共產黨的那個政黨的成員？我們應該忠誠於黨還是忠誠於工人階級、人類解放和馬克思主義？如果黨現在承認它並不永遠都是正確的，那麽我們是否要憑自己個人的良知，在特定情形下抉擇什麽是正確的、什麽是錯誤的？我們是否可以真正自由地辯論所有這壹切呢？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黨外？只能與黨員探討還是也可以與工人和批判的知識分子討論？

　　這樣，所有那些在官僚化和窒息工人民主的過程剛開始時所提出的重要問題，至少在壹部分官僚及其理論家的頭腦中（而且不僅在頭腦中）又浮現出來。在斯大林和後斯大林時期的官僚、理論家和追隨者的心中，可怕的罪惡感開始燃燒。他們為可怕的罪行或對這些罪行進行過系統的掩蓋而感到羞愧，其中有不少是對他們自己黨內的同誌犯下的罪行。在他們額頭上閃亮著弒兄者的印記。

　　在以往，任何罪行都可以解釋為必須的、不可避免的、較小的罪惡、不幸的錯誤。現在，這些違反了壹切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利益的可怕的罪行，被嚴正地指出來了。只有最玩世不恭及道德低劣的人才試圖否認或減小他們的罪惡。

　　值得註意的是，那些曾與東歐最大的工人階級起義對抗過的人，也坦誠地認識到了所犯的罪行、認識到需要作自我批評，我們指的是匈牙利斯大林主義者。早在1956年革命開始之前，納吉·伊姆雷，壹個忠實的共產黨人，就對整個拉科西時期作了再評價，他把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存在看成是該黨蛻化的主要原因：

　　“機關居於支配地位和民選機構的衰落，相應導致黨的領導更多地采用行政方法，這對於我們黨來說並不是新生事物。這是六月之前黨的領導的典型方法。我們無法改變這壹切，這非常糟糕，因為蘇聯同誌，特別是赫魯曉夫同誌多次提醒我們它的危害：實際上是機關在領導我們，在壓制黨〔但是‘蘇聯’同誌忘記提及這在蘇聯早在1923年就已經發生了——曼德爾〕。在黨內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域內不斷增長的壓力、恐怖和恐嚇，與機關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和在黨內生活中越來越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緊密聯系在壹起的……“對派性的指責源於對黨內生活原則的曲解。對那些否定黨員擁有討論黨的問題、辯論和交流意見的基本權力的人來說，黨員的每個政治見解都是在搞派性；他們認為黨員只能在黨的書記在場或在機關成員的監督下才能討論黨的生活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或國際領域的問題；他們覺得討論只能依據特定的原則、或者從預先決定的觀點出發並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換句話說，只能在左翼極端分子和黨的官僚願意容忍的條件下進行。”

　　納吉·伊姆雷毫不猶豫地指出，斯大林主義者在匈牙利制造的是工人國家在現實中的蛻化。

　　“權力的蛻變嚴重危及社會主義的命運和我們社會制度的民主基礎。權力被不斷地從工人手中搜取並轉而反對他們。人民民主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種形式，其權力由工人階級行使，並依賴於兩個大的勞動群體——工人和農民——的夥伴關系。很明顯，人民民主專政正在被黨的專政所代替，這種黨的專政並不依靠黨員，而是依靠個人獨裁，並力圖把黨的機關、並通過這些機關把黨員變成這壹專政的工具。它的權力毫無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精神，體現的是少數人獨裁的波拿巴主義的精神。它的目標不是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教誨決定的，而是由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地維護的獨斷專行的觀點所決定的。”

　　納吉在壹套給定的倫理－道德標準（我們更願意稱之為倫理－政治標準）和反對工人權力的官僚化蛻變的鬥爭之間，正確地建立起聯系，這預示了30年之後在蘇聯所展開的規模更大的辯論，並重復了蘇聯共產黨左翼反對派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觀點。由全體黨員和廣大群眾負擔的官僚集團牢固的物質特權，加上物質上的壓力（更不用說壓迫），形成了壹種處處彌漫著憤世嫉俗情緒的社會氛圍，腐敗十分猖撅。

　　“群眾訴訟案〔即形式上的公開審訊——曼德爾〕的指導者和組織者、對虐待及殺害無辜群眾應承擔責任的人、國際挑釁的組織者、破壞經濟者、浪費公共財產的人坐在領導位置上，他們濫用職權，不是對人民犯下嚴重罪行，就是逼迫他人犯罪。這與公眾的道德觀是不相容的。必須從公眾、黨和國家機關中間清除這些因素。”

　　“物質上的依附迫使人們放棄個人價值觀和信念，這與公共生活的道德觀是不相容的。不幸的是，很大壹部分人是這樣生活的。這實際上應該看做是我們社會的壹個弊端。經濟和政治結構的過度集權是個人獨裁不可避免的伴隨物。在公眾生活中，反對意見不僅被壓制，而且以剝奪生命的方式受到懲戒；發表反對意見的人被從社會中驅逐出去，完全不理會憲法中規定了的人權和公民權；從根本上反對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傾向的人們被禁止工作。這是怎樣壹種政治倫理呵？……”

　　“這不是社會主義倫理，而是現代馬基雅維裏主義。強大的物質依附，賺取面包的渴望，正在戕害高尚的人類美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應予充分發展的美德是：勇氣、決心、真誠坦蕩、堅持原則和力量，領導們卻以妄自菲薄、懦弱、偽善、缺乏原則和謊言取而代之。公眾生活的蛻變和腐化以及社會中相應發生的個性的退化，是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道德壹倫理危機的最嚴重的表現……欺騙和追求名利在公眾生活中危險地蔓延著，並深切地影響著人們的倫理觀和榮譽觀；人們相互之間越來越不信任；懷疑和復仇的氛圍腐蝕了社會主義倫理的基本特征——人本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在公眾生活中出現的冷漠的殘酷無情。這是我們社會生活的道德現狀展現給我們的驚人畫面。”

　　布達佩斯警察總長科伯奇·山多爾，在可能範圍內最清晰地表達了官僚們所感受到的認同危機，這些官僚還沒有徹底斬斷與無產階級的紐帶。他是工人的兒子，本人以前也是壹個工人，1956年10月轉向了革命壹邊，變成了克格勃特別厭惡的人。他險些與納吉·伊姆雷壹樣被判處死刑。他被捕後，當被問及身份和職業時，不知道怎樣回答：

　　“我張開口。使我非常驚愕的是，我意識到我再也不知道了。布達佩斯警察總長？不。在北方山林中遊蕩的年輕鋼鐵工人？不。父親的孝順兒子？寵愛女兒的父親？艾倫·杜勒斯雇傭的間諜？赫魯曉夫和納吉·伊姆雷的追隨者？抑或卡達爾·亞諾什的追隨者？壹具空蝸牛殼？壹片雪花？另壹片剛剛落在我額頭上。”

　　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有三位著名作家用文學寫出了這種精神分裂。最令人動容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長約納斯.R.貝徹爾，他加入了反對他的終身摯友盧卡奇的鬥爭，這場鬥爭又使得另壹位朋友堅卡，以及沃爾夫岡·哈裏希長期身陷囹吾。在壹封給統壹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的極盡奴顏卑膝之能事的信中，他解釋說他怎樣愛戴斯大林，誠摯地寫詩歌頌他的榮耀，他怎樣因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報告而震動，但並沒有就“無條件遵守黨的紀律”而得出任何負面結論。但與此同時，他偷偷地寫下了壹系列言辭激烈的詩歌，斥責那些向警察告發自己的同誌並用短短幾行字的告發信就將這些同誌殺害了的作家。詩歌以壹名告密者的自殺結束：“在那之後，妳再也不能像人壹樣生活。他用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個案例是小說家史蒂芬·赫爾姆林。蘇共二十大之後被采訪時，他說他不知道莫斯科的審訊是建立在捏造的基礎上的，但是即使知道，他也不會譴責他們，因為這只能對反希特勒的唯壹堡壘即蘇聯的敵人有利。後來，赫爾姆林意識到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必須不惜壹切地說出真理，可能的話，甚至冒被開除出黨的風險。

　　意識形態上精神分裂的最突出例子是極具天賦的德國斯大林主義作家布萊希特。在他的恐怖劇《措施》中，他試圖事先為殺害無辜的同誌作辯護。許多年之後，他沒有公開批評1953年6月17日對東德工人起義的殘酷鎮壓，但是與此同時，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麽壹段著名的諷喻：“如果人民不跟隨黨的正確路線，那麽黨就有權瓦解人民。”在另壹首秘密詩歌中他給斯大林冠以“著名的人民謀殺者”（verdienter Morder des Volkes）這樣的稱謂。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確發表了壹個真正反斯大林主義的劇本，這是他寫得最好的壹出戲，他在這個劇本中捍衛了思想和科學的自由，劇本中的英雄為了能在鎮壓中活下來靈活地運用了原則。

　　從19世紀後半葉起，兩個不同的思想傳統提出了這壹問題：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官僚化是否不可避免。壹方面，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環”理論的啟發，羅伯特·米歇爾斯提出了壹個影響所有政黨的寡頭統治的“鐵律”；另壹方面，就在第壹國際與巴枯寧鬥爭時期，無政府主義者發展出了壹套類似理論，這壹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被各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反對派（如德國人約翰·莫斯特，他後來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所接受。這兩種傳統都強調黨的領導不可避免地具有“獨裁”特征，第壹次世界大戰後潘涅庫克和戈爾特周圍的KAPD和“委員會共產主義者”都這樣認為，但是之後道路出現了分叉，至少有壹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還有“委員會共產主義者”，強調群眾運動和組織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而帕雷托－米歇爾斯學派則聲稱工人階級群眾自身沒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這裏，我們的確觸及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我們認為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於同時假設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遲早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遠停留在壹個低水平上。顯然，與官僚化問題相比，還有更多的問題事關重大。整個現代無產階級的命運以至於整個人類的命運都與此相關。因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能自我解放，那麽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實現。最多也只能依靠資本主義的改良來改善社會現狀，但是從長遠來看，資本主義制造了壹個又壹個的災難。單靠資本主義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臺，也不能堵住通向奧斯維辛和廣島的道路；這種改良也不能消弭明天將要發生的類似災難。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勢必逃脫不了野蠻狀態或幹脆自我毀滅的命運。

　　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像無政府主義者和委員會共產主義者那樣只將註意力放在政黨的特殊性上的話，那麽實際上便是在回避這個問題。工會，包括由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領導的那些工會，在群眾運動衰退時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蘇維埃組織也壹樣。事實上，革命性政黨抵禦這壹趨勢的時間通常最持久，這部分地是因為它的大多數成員積極持久地參與運動，部分地是因為它對這壹危險更加清醒。

　　歸根結底，只有屏棄簡單的“黑”（官僚化）、“白”（工人自治）劃分，代之以對具有矛盾和相互結合的各種過程的辯證理解，才能正確地提出並解決問題。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在早期的官僚化傾向確實不可避免，就像群眾運動的周期性衰退那樣，但是群眾運動周期性的高漲同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產物：我們不止壹次地看到它以革命行動的形式爆發。

　　這壹過程越是展開，官僚化的趨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產生的後果就越可能被扭轉。20世紀進程中的顯著例證是：俄國1917－1919年；德國1917－1920年；意大利1917－1921年；西班牙1934－1937年5月；比利時1956－1962年；意大利1969－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1969年；智利1970－1973年；葡萄牙1974－1975年；波蘭1980－1981年；巴西1985－199年；程度有限的，還有法國1934－1937年；美國1934－1939年；阿根廷1973年。在過去的幾年裏，蘇聯也曾醞釀過類似的過程。

　　對於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標的社會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者來說，真正的任務在於自我組織起來，在工人階級內部宣傳他們的思想和目標；以無比的熱情、忠誠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階級和壹切被剝削被壓迫人們的鬥爭中去；激發工人階級、至少是其中大多數的自我能動性和自我組織。歷史證明這壹任務是艱巨的，但也是可行的。

　　還有另壹個真實而非“邏輯上”的矛盾構成了群眾運動周期的基礎。壹方面，雇傭工人如不出賣勞動力就無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存。在沒有嘗試以更高的價格出售他們唯壹占有的商品之前，他們不可能開展自我解放運動。他們這麽做，用貨幣工資購買商品，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即他們自身受剝削）的關鍵因素。這肯定會在他們的意識上產生某種影響。建議工人不要為爭取更高的工資而鬥爭顯然不是答案。就像馬克思所看到的那樣，工人階級如果太貧窮就沒有士氣推翻資本主義。

　　另壹方面，雇傭工人同時也是生產者，他們在工作場所承受著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重扼。從壹開始，工人運動就不單是為了維護和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同時也要求縮減每周工作時間和建立某種控制勞動過程的形式。他們這麽做，便沒有幫助資本主義再生產：他們不僅在客觀上，而且越來越有意識地向資本主義提出挑戰。作為敢於維護自身權益的消費者，工人可以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作為頑強地反抗從他們身上榨取壹定量剩余勞動、甚至反抗榨取剩余勞動的人為結構的生產者，工人便不可能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了。他們動搖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

　　工人階級的雙重地位以不同形式的實際（不是理想的或理想化了的）意識反映出來。在這方面，有很多理論家論述了工人的日常意識和階級意識之間的矛盾，後者在這個術語的習慣含義上指的是對本階級自身所有成員的共同的集體利益的意識。列寧對工團主義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階級意識所作的區別在這裏同樣是適用的。我們還增加了具有明顯歷史重要性的第三個中間層面：這種政治上的階級意識還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它表明工人認識到需要組織起來、在不受資本家及其政黨的影響下獨立投票。

　　另壹種最早由亨裏克·德·曼提出並由魯道夫·希法亭最清晰地予以闡明的分析方法，集中於觀念領域內“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區別。這種觀點認為，階級意識並不是簡單地以前者代替後者。它還要超越直接物質利益（包括工人階級的直接物質利益），去發展壹套要將生產力從現有生產關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所必須的觀念。這些觀念，源於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論爭，有可能與本階級大多數人的物質利益相沖突。

　　從這壹觀點出發，德·曼以及晚期的索萊爾和希法亭都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麽大多數工人經常不理解正確的觀點？除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壓力之外，他們的激情、幻想、本能沖動、追求物質利益之上的“各種價值”的欲望等，根植於哪些非理性的動機？

　　以上兩種理論當然不是毫無聯系的，它們在壹定程度上是可以結合的。兩者的基本區別可以十分簡單地說明如下；按照前壹種觀點，妨礙工人獲得更高水平的階級意識的主要障礙，是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體認到的直接的自身利益。而對後壹種觀點來說，工人不接受更高的階級意識，與他們體認到的這種直接的自身利益無關。在我們看來，第壹種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雖然也可以從“心理學”流派中汲取洞見。

　　在很多理論家看來，這些障礙證明，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階級擁有這樣的組織和領袖是他們該得的。例如，按照奧托·鮑威爾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宿命論解釋，歷史是不可能按照其他路線發展的。如果在俄國及中歐事情不遂人意，那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群眾運動的高潮達到足夠強大的程度。也就是說，無產階級自身的缺點是官僚化的根本原因。

　　這種推理的問題在於，想要證明太多，實際上卻幾乎什麽也沒有證明。如果群眾總是擁有他們只該擁有的領袖，那又怎麽解釋若幹領導集團和政黨在工人運動內部彼此競爭的現象？為什麽這些傾向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會如此劇烈地發生變化，有時是在幾個月之內？為什麽在客觀條件幾乎相同的國家，在工人運動內部工人民主的發展程度會有這樣大的差別？

　　結論是：思想意識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實踐中，通過實際的階級運動的發展，才能求得解決。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的先進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階級意識的相應形成，有利於將群眾行動轉化為對資產階級秩序的直接挑戰，但是建設壹個先鋒隊式的黨，是走向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基本條件，如果不是充分條件的話。

　　以集中化的工人組織有可能官僚化為由而屏棄壹切這樣的組織——甚至於摒棄壹切在個別勞動場所以外的組織——是剜肉補瘡的做法。不管主張這種觀點的人是怎樣看的，這種退回到原始狀態的做法從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會整體的水平上才能實現。至少有壹些反對任何工人組織的理論家們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最終將他們自己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了。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房屋市場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停貸潮蔓延全國 經濟危機迫在眉睫

　　6月30日，中國景德鎮恒大瓏庭業主們首先發出一份“強制停貸告知書”並將通知書上載到豆瓣，揭開停貸潮序幕。隨後每天都有幾十個項目的購房者效仿，也有業主上載了停工工地的視頻，詳細說明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及采取過的維權行動，獲得民眾廣泛的同情。

　　隨著停貸行動的爆發，中共采取打壓手段以圖制止其他業主仿效蔓延。統計停貸項目的網站被封鎖，帖文被刪，相關話題在網上被禁止討論，大量停貸業主的社交媒體帳戶被停用。

　　然而，網上抗議受阻並不能解決問題，部分爛尾樓業主走上街頭抗議。7 月 25 日，約50人前往景德鎮市政府前抗議，要求“早日覆工，早日還貸”。

　　自今年的七月開始，中國各地開始接連爆發多個爛尾住宅發展項目業主集體宣布“強制停貸”，拒絕繼續嘗還按揭的通知。這一波停貸潮如星火燎原，到八月中，全國已有至少327個樓盤業主發出了“停貸通知書”，涵蓋超過100個城市，超過數以十萬計的業主參與其中，這數字目前仍在持續上升。據澳新銀行估計，集體停貸潮影響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約2220億美元的按揭貸款，占尚未償還的按揭貸款的4%。

　　觸發這一波危機的背景自前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陷入衰退。今年的上半年，中國百大房地產開發商的銷售額腰斬，下跌了近50%。據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2022年首五個月，全國百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同比下降51%，同期全國百強房企連續下降5個月，更從1月的下跌39.7%擴大至5月下跌59.4%。繼恒大後，大批過去被視為“財雄勢大”的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斷裂，旗下樓盤工程無以為繼，變成一個個“爛尾”樓盤。

　　而在中國新房交易市場上，過去預售樓花占了整體交易量80%以上。絕大部分購房業主一般會在房子建成前就認購並開始按揭還款。房子的“爛尾”使得他們既要繼續月供還款，卻又無法如期入住新房，交房的日子一拖再拖直至遙遙無期，使他們同時不得不付出一筆支出租房暫住。這對於每一個買到爛尾樓的業主來說都是噩夢。

　　“爛尾樓”的問題也並非這一年才出現，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搜索結果顯示，自2018年至2021年，涉及中國新建商品房未能如期交付的違約民事訴訟案件數字上升了超過三倍。據中國官方數字，截至2021年末，24個重點監測城市的爛尾樓項目總建築面積近2500萬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總面積的10%。部分房地產市場交易熾熱的城市（如鄭州），爛尾樓新建面積甚至超過 30%，也就是說在鄭州，近10年興建的新樓盤，每三個樓盤就有一個可能是爛尾。這顯示了在過去經濟環境尚可時，這些業主們尚且可以勉強維持。但經濟危機的到來，加上嚴厲的清零政策的打擊，業主可能面對失業、減薪、或者封城下無法營業和獲得支薪等情況，令他們不得不選擇停止供款。

　　這同時也顯示了中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官僚為了追求在任時的經濟高速堵長“政績”，放任房地產開發商違規行為所埋下的隱患到了現在終於爆發。自“改革開放”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共引入了香港的“預售房屋制度”，允許房地產開放商在房屋落成前先行在市場上公開預售。理論上，預售所得的金額應存放於銀行的特別監管帳戶，由政府部門把關，以確保資金落實應用在後續的建設工程上，保障工程能順利如期落成。

　　然而，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縮短資金流轉周期，加速擴張市場份額，往往挪用相關資金，用於認投地方政府發售的土地。而地方政府為了加速經濟增長數字，營造土地購買熱烈的市場氣氛，推動樓市熾熱投機，縱容放任開發商挪用資金的行為，使得整個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而這並非是少數開發商的行為，事實上，所有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有進行著相關的違規操作。只不過在房地產投機市場過熱，房價節節上升，加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寬松的貨幣以及銀行定向放貸政策的支撐下，只要不被刺破，泡沫仍能不斷累積。

　　然而就像所有的投機市場一樣，一旦經濟開始陷入衰退，加上習近平意圖收緊對房地產行業的控制，實施去杠桿化政策，使得房地產開發商無法通過擴大貸款去填補被挪用的建築資金以及競投新地產開發項目。於是樓盤爛尾的情況隨即接踵而至。

　　在過去二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房地產行業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占了中國GDP的29%左右。而房產占家庭財富的比重為70%。

　　對中國大多數城市工人階級家庭而言，購房是所謂的“剛性需求”。為了支付高昂的房價，往往要集合全家之財力方能支付按揭首付──用中國國內的說法，是“掏空了家庭的六個錢包”，並隨後為之而背負上長達三十年的月供嘗還債務。可見，“爛尾樓”的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經濟上可謂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當眼見房子不能如期交付，過去熱火朝天施工的工地現時變得空無一人。而發展商的交房日期一拖再拖，這些業主只能選擇以集體停止還款的方式，向銀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政府施壓。表示除非樓盤恢覆施工，否則將拒絕償還貸款。

　　在中國，面對樓盤爛尾，理論上業主可向法院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約從而解除與銀行的抵押借貸關系。在過去一些小型發展商的爛尾項目上，亦曾有過中國法院判決發展商破產而解除銀行借貸關系的案例。然而這一選項在今天而言可謂不切實際，因當下爛尾樓問題牽涉全國大量巨型房地產開發商，包括恒大、新力、綠地、融創、康橋、鑫苑、藍光、正商、美好置業等。這些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巨型資本企業，假如法院判決解除相關爛尾項目的房地產買賣合同，將立即造成驚人的銀行壞帳，沖擊現時已經風雨飄搖的中國銀行體系。

　　對於選擇停貸的業主個人而言，他們亦將面臨巨大的受罰壓力。在中國所謂的社會征信體系下，不僅他們個人，連他們的直系親屬都可能遭遇負面影響，遭遇出行、就業和入學的困難。然而即便如此，對於已深陷財困的業主而言已無足輕重。就像其中一位爛尾樓業主所言“當我們的生存都是問題的時候，當我們感到絕望的時候，征信對於我們來說，也就是一個紙老虎，一個可以隨時丟到垃圾桶的枷鎖，”

　　爛尾樓的影響還波及到上遊供應鏈以及建築行業。由於發展商現金枯竭被迫停工，承包的建築公司都沒有收到工程款，而工人更是首當其沖的被一直拖欠工資。《財新》報道，數百家為房地產行業提供服務和供應的公司因恒大及其他發展商向外發布了一份停貸停工告知書，因開發商已經好幾個月仍然拖欠款項，稱它們“面臨生存危機”，表明無力支付賬單。

　　部份供應商表示，自去年9月恒大陷入危機後，至今一直沒有償還商業承兌匯票，對此恒大也視而不見，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湖北省中小供應商決定假如當局仍未有交代解決方案，就停止償還一切貸款和欠款，揚言“寧做黑戶也不還債”。亦供應商表示，當初動用全數資金甚至舉債購買材料供應恒大各樓盤，結果恒大樓盤紛紛爛尾，血本無歸之餘更導致供應商們負債累累，瀕臨破產，呼籲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

　　同時，房地產的蕭條也嚴重波及到重工尤其是鋼鐵產業。2021年中國鋼鐵產量超過10億噸，約占全球一半，全年鋼鐵產量中近40%用於房地產行業。早在房地產危機爆發前，中國的鋼鐵產業早就處於利潤飽和的狀態，據業內人士稱“生產一噸鋼鐵所得的利潤尚且買不到一瓶礦泉水”。房地產低迷，需求不振更令鋼鐵產業雪上加霜。據《彭博》報導，河北敬業集團董事長李趕坡6月在公司會議中警告，中國近三分一的鋼廠會在五年內破產，同時指整個行業都在虧損，目前也看不到轉折點。

　　對於這一系列困境，中共自己也沒有一個完整可行的方案去解決，有的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見一步走一步的方式修修補補。中國人民銀行今天8月22日表示，5年期房貸最優惠利率下調15個基點至4.3%，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降幅，以圖減輕房地產買家的貸款成本。但這卻沒有帶來任何效果。

　　鄭州地方政府稱將設立規模100億的地產紓困基金，為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提供資金以保障停工的樓盤工程能得以繼續施工。然而這100億的資金具體如何籌集卻只字未提，因此這個所謂的紓困基金更像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更重要的是，鄭州作為爛尾樓問題的重災區，這100億根本杯水車薪。早前，山東曾有爛尾樓樓盤業主集體維權，成功追回被挪用的十億元樓盤建設資金，然而這筆資金轉眼就被前期拖欠工程款的債權方瓜分一空，令樓盤仍未能覆工。可見即便有新資金投入到停工樓盤中，也不見得樓盤就一定可以覆工。

　　而在全國層面，中共更關注整場危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事實上在最近，銀行系統早已接二連三傳出負面消息，從村鎮銀行爆雷到四大銀行加設提款限制等等，加上爛尾樓和停貸潮可能做成上萬億元人民幣壞帳的隱患，無不令人擔心中國的金融系統是否果真如中共所宣傳的穩定。

　　而按現時中央政府口吻，似乎並不打算由政府出面出資解決危機。銀保監會定下基調稱，將透過市場手段來解決爛尾樓。言下之意政府將不打算插手拯救陷入危機的房地產企業與項目。顯然，這態度與幾年前中共應對各種社會危機的取態相違背。過去廿年經濟積累巨額債務，使政府現在行動空間受到限制。

　　從這一現像可以看出兩個情況：首先，中央政府確實已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局面。5月25日總理李克強曾向地方政府代表坦言自己手頭上僅剩一筆應對緊急重大天災的特別金，再無餘力逐一協助地方解決問題。最近，網上亦流傳2022上半年中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財政收支數據，內容顯示，所有省市和自治區通通入不敷支，全面陷入赤字。很多地方已面臨資金枯竭，只能縮減公共服務，甚至借債以支付地方公務員工資。

　　連過去財政上繳出力最大的廣東、上海、淅江等地都無法取得收支平衡。根據財政部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10.5萬億元人民幣，下降10.2%。同時，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預計近9.8萬億元人民幣，補貼規模歷年最大，金額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增長18%。因此，李克強在8月16日於深圳強調要求四個沿海大省，即廣東、江蘇、浙江及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其次，這表示中共已事實上放棄了對房地產企業的管制政策。限制房地產企業借貸的“三道紅線”名存實亡，習近平“住房不炒”的口號淪為一紙空文。各地方政府甚至將“買房”作為公務員的績效指標，要公務員充當樓盤推銷員到處找人買房。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今年6月以來，至少有十個城市發布“購房團購”相關政策或活動，意圖重新帶動樓市投機炒賣的風潮，以挽救自身的財政和經濟，中央政府對此只能睜一眼閉一眼，默許了他們刺激炒賣的政策。

　　對民眾而言，停貸潮進一步打擊了他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削弱了他們的消費意欲。加上中國扔采取不可理喻的疫情清零封控政策，內部消費市場也正在萎縮。但另一方面，停貸潮是民眾“躺平”思潮的一次具體化集體行動，顯示了民眾的不滿乃至對中共所謂社會征信系統的蔑視。這也讓中國更多群眾認識到資本肆意投機，卻令自己深受其害，對中共的信任大打折扣。《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根本無法有效解決目前積重難返的困境，唯有組織起工人階級，將房地產業與金融銀行體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專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方能杜絕資本主義的房地產投機和經濟危機，並保證所有人都能享有廉價、合理、優質的公共住房。

中國社會的人口危機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近幾個月來，中國人口將出現萎縮這一傳聞在中外廣泛流傳。5月11日，中國國新辦發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去年（2020年）中國人口仍繼續增長，但新生人口僅1200萬人，比2019年的1465萬有大幅下跌。而上溯最近幾年的數據，中國新增人口數量總體一直在持續下落，總和生育率遠低於世代交替水平，全國不少地區都出現人口萎縮、自然增長率為負的情況。這引起了全球各大媒體和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中國社會更是對中國未來人口大幅萎縮的前景一片驚呼。

　　其實，關於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動、國家“未富先老”的擔憂，前幾年就已經成為中國的熱門話題。與改革開放初期擔心人口暴增導致資源短缺和社會負擔沈重相反，今天的中國卻面臨著人口高度老齡化、新生兒數量銳減、中國人口斷崖式下滑的前景。中國將面臨的人口問題，不僅在於總人口未來可能迅速衰減，還在於人口結構的嚴重畸形。

　　關於中國人口危機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具體影響，已有諸多媒體和學者發言發文評析，筆者在此不再多言。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中國人口危機的根本原因及出路何在。

　　許多人將中國人口在本世紀將大幅萎縮歸咎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誠然，中國持續三十年左右嚴厲的計生政策，的確對壓低了中國人口尤其減少青壯年人口、也對“少生優生”文化的塑造起了一定作用。但計劃生育的影響是有限的，更不是決定性的。當2010年代計生政策逐步放開之後，中國人口增長率仍然沒有回升甚至繼續下落，就無法再拿計生政策當靶子了。

　　筆者認為，中國新生人口連年下降、總人口面臨萎縮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民眾基本生存成本（而非生活成本）的高昂和個人權利的缺失，以及因此導致的不安全感和逃避心理。這恰與歐美發達國家因社會保障充足而減少生育相反。

　　在本次對中國人口問題的討論中，不少評論家都提到房價對生育傾向的抑制作用。其實，住房只是中國人（尤其城市居民）高昂生活成本的其中一部分。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各“剛需”領域，中國民眾背負著幾重沈重的負擔。

　　以醫療為例，中國名義上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多數人享受的實際報銷比率並不高，許多特效藥物、治療設備和治療項目並不在普通民眾的醫保報銷範圍。即便有一定的比例報銷，剩余需自費的藥金診金依舊貴的驚人。2018年初一篇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就將艱難的看病經歷和高昂的醫療費用展示的淋漓盡致。在教育方面，隨著社會競爭的激化，教育成本水漲船高。在京滬穗等一線城市，將孩子從幼兒園供養到大學，許多中產家庭付出了數百萬元（人民幣）甚至更多。社會化養老作為較為“新興”的行業，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私立的養老機構則收費昂貴。

　　眾所周知，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需求。面對如此巨額的生活成本，顧老就顧不了小、補西墻就要拆東墻的狀況，還有多少人願意生孩子給自己“添負擔”呢？至於“養兒防老”，但“養兒”如此大代價，兒子還要養再後面一代，需要承受的負擔更多更久了。

　　之所以中國民眾基本生存成本昂貴，很大程度在於社會保障的不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的不均。如中國沒有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還落後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房價的高企更是將公共必需品高度商業化的惡果，房地產業成為權貴和奸商巧取豪奪的工具。在公共服務的重點領域，中國還存在嚴重的分配不均、不公、不透明。如中國眾多打工者並不能成功申請到“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至於名額去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失業救助金”申領更是難上加難，去年疫情中才有少部分普通人有幸在人生中首次領到；領導幹部可以在高幹病房免費養老到死，一些普通城鄉居民得病則只能放棄治療回家等死。公共服務的保障與再分配一樣，本應該“縮差”，傾斜於窮人、為弱勢群體“兜底”，但現實卻相反，中國的一些社會保障政策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初次分配後本已懸殊的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不公和階層固化。

　　民生問題背後，還有更加覆雜尖銳的民權問題。中國社會治安好於絕大多數國家，但人們的安全感卻並不那麽高。據“社會進步指數（SPI）”，中國人的“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居世界第88位，遠沒有治安狀況表現出的那麽好。窺斑見豹，可以推知中國人有著很大的不安全感。在中國，人們的確不那麽擔心搶劫和當街殺人，但卻需要擔憂社會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問題造成的更多更廣泛的權利侵害。而食品安全危機、環境污染等突出問題國民感知度更高，時常爆發的相關事件加劇了國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會降低對所處社會宜居度的評價。

　　當人們生活在缺乏公平正義、各種權利時常受到損害的社會中，而又無力解決這些問題，就會產生倦怠和逃避的心理。這樣的人當然不願意自己的子女也生活在不公正不合理、時常受到傷害的環境中，選擇不生或少生也就不奇怪了。

　　民生問題和民權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民生是更廣泛的民權，民權是民生的保障和公民的尊嚴所在。當一個國家的民權和民生都出了很大問題，社會階層固化、到處死氣沈沈，人們看不到通過奮鬥改變現狀的可能，天天討論“內卷”和“摸魚”，生活變成煎熬，對當下和未來都失去信心，又怎麽會積極生育，將象征純潔與希望的孩子生下來呢？

　　中國要解決生育率低迷、人口萎縮的危機，不能只靠放開生育政策、提供微薄的生育補貼，那是揚湯止沸，治標不治本。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改善民權民生，健全法治、捍衛公平，縮小貧富差距，促進階層流動，提供有導向性的社會福利，保障人們基本的生存與發展需求，讓人們感到人世間的愛與和諧。給人民以希望和未來，人民才會生育下一代，讓美好幸福得以世代相傳。

無產階級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如果我們指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那麽我認為在討論階級意識和“階級敘事”之前我們應當對什麽是階級做出一些概念上的澄清以及規定。

　　雖然階級這一術語在馬克思主義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馬克思本人盡管在他最後的作品——《資本論》中並沒有做出完整的規定[1]。不過我們可以在他與恩格斯再建立歷史唯物主義時撰寫的諸多作品里尋找階級相關的概念碎片來重新拼裝起這個概念。

　　首先是在早期的歷史唯物主義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與恩格斯這樣描述：

　　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一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一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予階級。[2]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的小農階級這樣被馬克思說明：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式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

　　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

　　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

　　……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由小塊土地所決定的社會生存條件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些條件和這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並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他們和他們的小塊土地並賜給他們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3]

　　那麽我們可以得知，階級首先是一個收入結構接近，他們之間的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存在不同而且相互“敵對”，也就是說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差異不但來自它們之間的相同條件，還由他們生活之間的敵對條件。一個人的職業本身並不能作為他本人的代表，真正能代表他的只有他自己。而當一個階級能夠成為一個社會走向的主推手時，它必然需要一個政治組織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而且，階級必須通過階級鬥爭的狀況展現出自身，否則組成階級的個人不過是“市場上自由競爭的原子”和“一袋馬鈴薯里的一個馬鈴薯”。

　　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

　　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麽也不是。[4]

　　這里，階級首先被規定為他們的生活來源因素，可以說所謂“物質條件”是階級存在的基礎。階級不能作為收入的來源，也不能等同於社會分工所處的功能性位置。也就是說，一個主要收入為主的農民，他在農閒又有一些自己的小生意，他又屬於哪個階級呢？如果我們深入剖析這個農民的收入以及其所處的生產關系，那麽將會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他作為一個個體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有可能他是出售自己剩余勞動產品，還有可能……如果不對現實進行分析去定性，其中謬誤與否可想而知。所以說階級是生產關系的一面，它的規定應當在對雇傭勞動，資本等等作出規定的之後。一句話，階級是一種社會關系。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對階級的規定：

　　1.階級並不是收入群體，階級指的是一群在生產關系上處於的位置，需要對現實的社會經濟條件進行詳盡地剖析來確定一個“中心坐標”；2.階級需要階級鬥爭來展示自身，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一個靈活而彈性的概念，如果沒有社會群體間的猛烈運動，階級只能停留在上一個規定，僅僅作為一個自在的階級。而且主體只有在被迫參與到運動中才可以被放置，也就是說，他必須為自己的生活而戰，和其他人聯合起來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

　　3.階級是一種關系，階級在這一層規定中就可以被被廣泛的展開在覆雜而具體的現實中，“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他是一切抽象關系的綜合”。階級關系作為聯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橋梁成為了主體——就像“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在辯證法的綜合環節表現為資本這一更高次方的不同要素、也就是主體本身的部件而已。在商品-貨幣關系內部，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關系外在化為交換（供求）關系，從而在雇傭勞動形式上，表現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對立關系。取消前兩個環節的獨立性，從而吸收為自身的要素，完成自身的主體性。”[5]

　　那讓我們回到問題，所謂階級意識在對階級做出上述規定後就可以迎刃而解。階級一開始出發在這樣一個再尋常不過的認識上：任何抽離了生產、交換（交往）以及分配“物質”的“地基”的社會，幾個星期都不可能持續下去，階級需要憑借某種經濟關系來建構自身，而這種關系是一種不平衡、不平等的，對這關系的多方來說，它就是自在的共同。無論某些人用多麽細致的標準去“分類”，搞出什麽階層來消解階級本身，那也不能抹殺掉任何屬於某個民族的工人們為了生活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出賣自己的時間、出賣自己的生活的事實，無產者們不得不把自己當作手段來達成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說，工人是一個在雇傭關系中提供自己的勞動的一方，屬於提供工具和一般等價物——金錢的另一方，即資產者。但是：“工人階級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與它敵對的權力，即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被允許在越加有利的條件下重新為增加資產階級財富、重新為增大資本的權力而工作，滿足於為自己鑄造金鎖鏈，讓資產階級用來牽著它走。”[6]

　　這樣的事實無論是從過去無產者普遍貧困的狀況還是現在這樣充斥著多元身份的狀況都顯而易見。這正說明了在這樣的社會關系下無產者的貧困，而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秩序的否定，“因此，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7]

　　其次，階級意識與其他的共同體的意識“對應”，意識紮根在人們的生活之中，而且生活一定是社會性的，即社會意識。那麽階級意識不正是這同屬階級的人們共同生活或者說共同經驗下的對階級這一共同體的認知嗎？階級意識必須建立在對階級的認識上。而且，這個階級的成員必須認識到自己將要奪得權力。如果用一般的回答，那就是：社會（的）存在是基礎，行走於之上社會意識可以被任何意識形態捕獲，將人放入價值觀念或者是社會意識的鐵軌，任憑它行進在大地上。但是這個價值和倫理的的鐵路絕對不可能脫離大地而行走，除非它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幻覺，讓純粹的思維的天馬翺翔在天空上。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

　　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既然他們作為一個階級進行統治，並且決定著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那麽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鬥，因而，在那里統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於分權的學說，於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恒的規律”。[8]

　　無論在意識形態的被捕獲，還是階級意識的構造上，馬克思本人的論述需要結合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宗旨。首先正是作為歷史唯物主義之門的《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論述的：“從前一切的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 的主要缺點是：於現象、現實只是從客體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9]。於是，主體不再受制於“心靈”或者“物質”的單一作用，這倆者都被統一於主體的對象性活動中去了。如果某人沒有階級意識，那可以說再正常不過了，意識的形成絕不是單調的“物質反映論”。對於主體來說，通過歷史的實踐這一“棱鏡”透射的對物質的“意識”可謂千奇百怪。被二分的物質和意識看似脫離了主體並主導者主體，那也不過是主體本身的一廂情願。而且這些具有差異的意識形態被在社會交往中捕獲並重新改造成一種一般的“共識”，主體間的特殊性形成的多元可能被權力套進它的捕網里、被按部就班的放入差異的山原溝壑，具有特殊性的差異的就這樣被篡奪並凝固化，成為一種特殊的法西斯主義，從而引發互相攻訐每個個人的“種族主義“實踐。

　　那麽最後再來回答“階級史觀”，如果有這樣的史觀的話，我想它一定是根據社會的現狀，例如社會關系的分配，生產要素的分配等等和人們的社會生活，例如：價值觀對於人決策的影響等等，來對現實情況進行的分析。如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論述：“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並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然後必須在國家生活的範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並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全部過程了(因而也就能夠描述這個過程的各個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10]

　　鑒於題目並沒有對“有些人”作出規定，那我大膽猜想一番，一定是不願意直面工人實際悲慘的生活的人吧。某些人所謂的社會，只不過是把那些恰恰表示著社會關系（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區別忽略掉，摻雜著個人的好惡，反感“現實的荒原”吧。

　　最後，“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這就好比有人這樣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成為奴隸或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關系。A作為人並不是奴隸。他在社會里並通過社會才成為奴隸。”[11]而現在，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無產者就是受奴役者。

　　順便，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層“地質沈積”，我們正站在這層沈積之上的大地。如果有那麽一位歷史學家朝著歷史的“地質層”挖一鏟子下去，則可以發現一個“前民族”的時代。如果我們向歷史學家們提問：這樣一個共同體是如何成為現實的？這樣的地層是如何得以沈積的？通過“考古”的分析，最終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民族這個範疇在不斷改變它的囊括之地，這個範疇憑依著的條件從血統到某個通過隨意的外貌標準和集體行動變化著，從他的歷史的長度來看，可以說，這層沈積是極其易變的。那麽在這個結論上可以得出民族就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推論。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精神剝削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在當代，一些鼓吹諸如“努力就會成功”、“不能改變世界，改變自己也能成功”、“沒改變說明你是假裝努力”的頗具系統性的觀念，在社會中普遍的流行著，這種粗制濫造的哲學觀念，在被以大量的華美辭藻進行文學裝點後，像小廣告一樣到處橫行於社會當中。




這種東西一直以來都是各種位高權重者對下層人進行說教的最愛，此物的作者往往將他們的這些創作稱之為“心靈雞湯”，以冠“雞湯”之名，欲體現其作品“勵志性、滋補性”的“本質屬性”。




這種東西在經過了社會中各種權威而知名的宣傳中介如“人民日報”的認可和促進以後，在社會中瘋狂的普及和傳播著，十分有效的洗滌了一個又一個人的心靈。最終使得社會中絕大部分底層人，認為這種東西是自己的“成功道”和“福音書”，並深切的感到這些東西對他們改變自己現有的不利處境和地位，是大有幫助的。




在對此深信不疑之後，他們就像黑鼠疫中的基督教徒一樣不斷地虐待著自己，來祈求得到上帝的眷顧。而至於這種自虐是否會在實際上真的產生什麽預期性的效果，那並不是他們想用理性去考慮的東西。就好像一句無神論的諺語所言：“宗教就像藥丸，必須囫圇吞下不能細嚼慢咽”。其實一旦他們對此進行了某種理性的考察，他們可能也不會再堅持這種粗制濫造的東西了。




這種“心靈雞湯”已經成為我們當代的新型宗教，只不過這個東西的創新性在於，它把超自然的“神力”從某種上帝的身上，轉移到了信徒自己的身上，並把對彼岸的寄托改成了對此岸的寄托，除此以外它和傳統宗教比起來也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創新之處，它們精神鴉片的本質，可以說是並沒有什麽差別的。




當代的這種“努力教”和歷史上的各種國教一樣，都是“高等人”和“低等人”相互合作的產物，確切的說是“高等人”施壓而“低等人”妥協的產物。




客觀的說，對“高等人”而言，這種東西是他們在把其他所有的改善途徑全部堵塞以後，為繼續愚弄“低等人”安分守己所人工制造的幻影，他們通過指出一條無用的、反科學的路，來使得“低等人”產生某種茍活的信心及滿足感，甚至是產生一種認為自己的處境能夠得到改善的錯覺，以此來撫慰“低等人”身為人所具有的本性。




介於“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而就有的”[1]，且“高等人”由於某些“良心”的東西至少必須在表面上得以維持，他們實在是不好直說“在我們的統治下，你們就是死路一條”，於是這麽一種帶有“憐憫”和撫慰效能的精神鴉片也就產生了。




“努力教”除了能把“低等人”承受苦難的責任，全都推卸到他們自己的身上以外，不得不說這還體現著“高等人”某種“人道主義”的情懷，這點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表揚”和“感恩”的。




對“低等人”而言，信奉這種東西則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事業，是對無法克服的苦難感到無能為力後，在諸路皆不敢走以後的唯一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出，“努力教”這種東西的確被這個時代所需要著，無論是對於誰，這種東西的存在都是有用處的。它通過推卸責任的方式，消滅了“低等人”對客觀社會關系的不滿和仇恨，甚至培養出了一大批“津津樂道地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2]，這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關系的和諧、人民“幸福”安寧，等等。




它讓人人都在他們的地位上安分守己，拉車的拉車，坐車的坐車，一切井井有條，並且，還時刻“激勵”著拉車的人：“每日堅持進行拉車，總有一天會拉成皇帝”等，可以說這些地方都充分體現了，當代社會對於人文關懷的重視。




但是，我們總是能看到這個世界還有著叛逆的那麽一面，在這種大流行下，社會中也依然還存在著某些還堅持，或者只是在大腦里暗中保存著馬克思主義基本世界觀的“頑固”分子們，他們對這種大流行卻毫不買賬，而且這群人都從不同程度上辨識到了這種東西的無用性和謬誤性，隨之將這種東西稱之為“心靈砒霜”，以用於揭示其毒害作用的本質。




實際上，對於一個受過唯物主義教育的人而言，辨識出所謂的“心靈雞湯”只是利用文學作為載體的主觀唯心主義謬論，這並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通過教育的透鏡，人們當然能夠清楚的看出，這種“傑作”只是在意圖利用大量文學的修飾，來掩蓋其在哲學原理上的謬誤和反動本質。




可以說對於這種“心靈雞湯”的文學修飾手法，人們在沒有識破這種本質之前，那些華美的字眼往往令人感到可愛和溫馨，而在識破了這種本質以後，那種文學裝飾就開始變得不得不令人作嘔了。




作為時代的流行，“努力教”這種觀念在歷史上並不稀罕，這不過是一種對某些歷史時期的再度重覆和加以揉捏的拼湊。“何不食肉糜”的古典皇帝思維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晉時代。




今天“努力教”關於“努力=成功”、“不成功=人在假裝努力”等觀念，這種論調不但繼承了古代皇帝的民族古典辦事態度，也良好繼承了在“浮誇風”時期某些人進行“daoshangfei”的傳統習慣。可以說，我們當代的“努力教”就是這麽一種兼采了西晉時代和浮誇風時期兩大要理的怪物。




而如果說西晉時代的“何不食肉糜”是基於古代人的愚昧，那麽今天“努力教”對古代皇帝辦事態度的繼承，那只能說是“裝傻充楞”；而如果說浮誇風時期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潮只是在一段時期內局部產生後又被反思批判的失誤，那今天的“努力教”對它的這種“不忘初心”，早已經上升到了長期性、普及性和確定性的高度。




缺乏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再努力也達不到預期效果

“努力教”一直以來，都致力於傳播一種“努力就會成功”的觀念，並不時散播一種貌似公平的制度設計供社會配合理解。比如，他們喜歡說：“高考是公平的”、“高考不看考生出身是否有錢，而只看人的成績”、“富二代和無產者本在同一起跑線上”，“成績是由努力決定的，沒考試成績是因為人不思進取”。以下我們以此為例進行分析。




我們現在把這種說法結合社會現實情況來看，我們會發現，富貴的高等人子弟往往都是那種成績較好以至於都留學到外國的“上進人群”，而無產低等人子弟往往都是成績不好，連大專入學率都很低的“不上進人群”。




這種說法有力的為高等人群體掙來了良好的形象，並十分利落的把大多數賤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責任全賴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那麽實際上成績真的主要是由什麽“上進”或“努力”所決定的嗎，沒有成績是因為人不思進取嗎？




讓我們打開作為這個國家指導思想之一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它說：“不考慮客觀實際情況，認為自己的意志能夠決定一切，這是一種根本顛倒了物質和意識關系的唯意志論”[3]，“一切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有條件的，即使是改變條件、創設條件本身也是有條件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運動、發展只有‘有條件’才是無條件的。……任何具體事物無不依賴於一定的條件。……離開條件，一切都不能存在，不能及理解。……改造和創設條件的活動不能是任意的，因為這種活動本身就是有條件的，是受條件制約的”[4]。 看來，“努力教”主觀萬歲的說法並不能得到，開口閉口都是“條件”這種客觀外在因素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支持。




我們再回到現實當中進行對比，看看究竟是什麽環節出了問題。我們會發現，似乎無產低等人和富貴的高等人子弟，他們除了在都是胎兒時是平等的以外，他們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不可能平等的。




比如：在兩者出生以後，高等人子弟在家庭的勃勃野心的影響下正生成自己的自信心和進取心時，低等人賤民子弟卻只能在他們家庭的窮困和低水平的教育中給自己播下了自卑和墮落的種子；當兩者走入學校時，高等人子弟的金錢和權位的光環必然給其招來學生和教師的羨慕和尊敬，以導致他們對校園生活無比熱愛時，低等人子弟卻只能是因貧等原因而遭到教師和學生的欺淩或侮辱而厭學；當兩者臨近高考之時，高等人子弟正用豐富金錢交換著高端考資，並雇傭的十個博士學位的家教或更好的條件為他服務時，低等人子弟一部分卻早已經離開了學校，開始不得不打工了，而那部分“繼續努力”的也只能是用最原始、最低劣的教學資源背著英語單詞。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其實高等人和低等人子弟二者間的命運從一開就根本是一目了然的，他們在初始資源條件上的把握的不同，一一決定著他們在發展中的見顯於意識上的不同，以及見顯於實踐收效上的不同。




這些與當事人“努力”與否根本沒有關系，在缺乏客觀條件支持的情況下，再努力也不可能達到什麽理想的效果。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讓無產階級去跟資產階級競爭學力，這就好比給一個人發一根棍子，而給他的對手一台坦克，讓他們同去搶一個山頭一樣。分到棍子的那個人不論怎麽的努力，他也都絕對不可能達到目的，因為他根本沒有掌握與對方競爭的有效條件；反之，分到坦克的一方卻是極幸運的，他可以十分輕松的就達到他的目的。




這二者的成敗並非取決於什麽努力或不努力，而僅僅就是取決在“投胎運”上。這種在初始條件上的差異完全不是人自己能夠選擇的，人在出生前不可能自主選擇自己將出生於什麽階級，而至於其所在的階級在社會中處於怎麽樣的地位，則是直接為社會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有什麽樣的生產關系就有什麽樣的分配關系。




社會成員間掌握資源的高低差異，都是一定社會關系的必然結果。比如說，就像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的作用，就將決定無產階級在各方面的境況上必然處於劣勢，如馬克思說：”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5]




除了實踐活動受客觀條件限制的論說外，馬克思還曾說“觀念性的東西，不過是在人類頭腦中變了位，並且變了形的物質性的東西”[6]，“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7]。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更是明確的點出了“個人意識，是個人獨特的社會經歷與社會地位的反映，是個人實踐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成分、家庭出身等社會地位對於人們的意識起很大作用”[8]。我們從此還應能看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不光是“考試成績”這種實踐收效需要客觀資源進行保障，就連“努力”的意志的產生也都需要客觀條件的支持。




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什麽天然低劣的人，只有無法使人優秀的低劣的天然條件。人的存在和發展，無非只是被他所納入了聯系的一切條件對之作用的必然結果。人所在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能夠納入到聯系的環境的大致條件和其所能掌握與利用的資源，環境決定了人的意識，資源決定了他在實踐上的收效。




低劣的資源條件的供養下必定造成低劣的人，這是根本就沒有辦法的事情。除非使得客觀條件首先發生改變，否則人主觀上很難產生什麽超越不利境況的積極念頭，而就算因為偶然的原因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那這種純粹意識上的東西，對人在某種實踐上達到某種預期性結果也絕不可能有任何用處，最終只能歸結為一種錯覺和誤判。




實際上，每一個預期性結果的產生都是一定主觀和客觀資源條件的統一，其中客觀資源條件是主要方面，而主觀是極次要的。人的認識或實踐都是被各種客觀條件所層層限制和約束著的，而絕非是隨心所欲的，脫離了客觀條件，僅僅空談什麽主觀上的“努力”、“進取心”，那最終都只能淪為自欺欺人的把戲。




“努力教”把這種資源相差如此懸殊的“以卵擊石”式的競賽，說成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生而平等”、“多從自己身上找問題”，“一切都是公平的”，純屬無稽之談，是極無恥的。考試成績這個東西極大的依賴於對考資的掌握，而考資是需要用初始資源來進行交換的，人能夠掌握的教考資源越多、越優質，他的成績必然也就越高。




實際上這一開始就沒有什麽公平，如果一開始的供人發展的初始資源配置就是兩極分化的，不論“選拔制度”再怎麽嚴格，那也都是建立在不公之上的，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定資源供養出來的必然結果，去經歷“選拔制度”也就是去走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程序而已，可以說這種競賽，是一種根本早就已經注定了結果的、被窒息了的競賽。




除教育競爭外，其他方面的競爭也都一樣，對於客觀資源條件的掌握和對客觀環境條件的要求都適用同樣的原理，本文不贅述。“努力教”的存在不但以顛倒黑白的方式為高等人既得利益階級和其主宰的社會關系充當辯護人，對低等賤民群體加以誣賴和攻擊，還給社會提供錯誤的方法故意引人失敗和損失，而且他那種“勵志”的表象也只不過是一種假象，其真實的作用就如書中所言，“唯心主義從否定物質的決定性的基本立場出發，在歪曲意識本質的同時，極力誇大意識的作用，宣揚不同形式的意識決定論、精神萬能論。以這種觀點為指導，意識的能動性不僅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而且只能把人們引向邪路”[9]




“努力教”絲毫不顧“初級階段”理論尊嚴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科學界不停的強調生產力條件對於生產關系的制約性和限制性，並認為“我國是積弱國家，必須經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過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並把這種說法稱作“徹底的唯物主義”。




從而，絕不可能用某種主觀就讓國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甚至稱“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說連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也都根本不可能。這種理論對於“客觀條件制約性”的認識和使用，可以說已經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歷史的，人既不能夠自由的去選擇生產力，也不能夠隨意去改變社會關系”[10]的原理還是客觀存在、有據可依的。




但是，如按照今天由“人民日報”等所載的“努力教”的觀點對此事進行解釋，那事情就要開始發生變質。如此一來，我們的國家不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不搞公有制，那完全是因為中樞集團“沒有努力”或者是在“假裝很努力”，這樣這種思潮就開始傷及他所保護的對象了。




一個邏輯正常的中樞集團，絕不能一邊把民眾在發展上的失敗歸結到“是他們自己不努力”的原因上去，而另一邊又把自己對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不利後果全賴到“因為客觀條件限制”的理由上。如果國家兼采這兩種說法一並作為社會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在群眾為主體的關系上誇大“努力”對於結果的作用，大搞主觀唯心主義，另一方面又在以自己為主體的關系里采取條件論的觀點，這無疑是自相矛盾的雙重標準。




如果我們要承認條件論，那麽我們就必須承認，群眾個人的存在和發展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各種客觀資源條件的支持，而原有客觀資源配置的問題是有賴於中樞集團的，不是可以為群眾個人所自主選擇的，因此群眾失敗的境況不為他們自己承擔責任，同樣的國家治理集團也可以基此原理不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利承擔責任；而如果我們要搞努力論，把群眾的失敗賴給他們自己，那麽我們就必須要承認，我們國家不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沒有高福利、投票制不健全等，那一樣全是因為是中樞集團“根本沒努力”或“假裝很努力”才導致的，如此一來，中樞集團就應該和社會中人山人海的失敗者們一樣，應該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無能承擔不稱職的完全責任。




“努力教”在我國有著十分奇怪的作用和地位，一方面它從科學的角度上說，它是一種有著嚴重錯誤的謬論，是帶有著極大精神鴉片性質的毒害性的垃圾，它不但扭曲事實真相使賤民群體蒙受不白之冤，還給人提供錯誤的、反科學的方法供全社會作為行動指南將人們領上邪路，這終究必然使得人們不能達到預期的追求，甚至是付出嚴重的代價；另一方面，它是為社會主流所認可的，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幸福”安寧等，到是有著一定的裨益和好處，但是，由於其理論的謬誤性和過度的反動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傷及了“初級階段”理論的合理性。




“努力教”荼毒無產者、毒害下等群眾、藐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等……，這些我們不可以容忍。這個我們絕不能容忍。那麽，這就要求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自然而然的，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與這種謬論戰鬥到底。

工人階級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學說。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為什麽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要回答這個問題，僅僅從理論方面來說，無非是要解決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現存社會制度及資本主義為什麽必然滅亡；（二）怎樣用一個嶄新的、無階級社會（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代替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用一種剝削社會來代替另一種剝削社會、用一種壓迫社會來代替另一種壓迫社會。




      自從階級社會產生以來，各國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就展開了無數的、規模大小不等的反抗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以往這些鬥爭，為什麽在最後都歸於失敗了呢？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蘇聯、中國、東歐各國、古巴以及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的勞動人民不僅推翻了舊的剝削階級政權，而且開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後來，這些地方勞動人民的鬥爭也失敗了，社會主義政權被推翻，發生了資本主義覆辟（個別的，比如古巴，資本主義覆辟程度輕一些，但也處於覆辟過程中）。




      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要開展新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要建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並開辟通往無階級社會的嶄新大道，首先就要努力總結以往被壓迫勞動人民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尤其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初步勝利後又發生資本主義覆辟的經驗教訓。




      在過去幾千年的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社會為什麽會分裂為階級，特別是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在一切剝削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辯護士和其他庸人們看來，社會分裂為階級是天經地義的。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剝削階級往往利用宗教以及所謂“神的意志”來為他們的剝削和壓迫辯護。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小資產階級則利用種種偽科學理論，比如主張“人性都是自私的”，“富人富有是因為勤奮智慧、窮人貧困是因為懶惰愚昧”，“絕對公平是不可能的”，“貧富差別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等，來欺騙和蒙蔽廣大人民群眾。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階級社會只是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階級，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世上萬事萬物，都是有始有終的，只要曾經產生，將來就必然消亡，階級社會也不例外。這種產生與消亡的根源，要到人們的物質生產與生活的條件及其發展變化中去尋找。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三部分的開頭部分，恩格斯便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在概括地說明了國家在階級社會中的作用（“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以及未來國家消亡的可能性（“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以後，恩格斯用了一長段文字集中論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在歷史上階級社會為什麽會產生、又為什麽會長期存在的基本觀點：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恩格斯說：“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按照我們現在對人類起源史的了解，自哺乳動物中的靈長類發展起來以後，由早期古猿到人的進化過程經歷了上千萬年。智人或現代人類產生於大約二十萬年前。在智人早期發展的絕大部分時間里，人類為了生存與自然界展開長期不懈的鬥爭，物質生產僅能勉強維持當時人們的生存，人口增長緩慢，幾乎沒有剩余產品。大約一萬年前，隨著早期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開始出現了比較大量的剩余產品，這就為少數人獨占社會的剩余產品也就是為人類社會分裂為階級提供了物質上的可能性。但是，為什麽說，從那時起到現在，社會分裂為階級是“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呢？




      當社會開始擁有了比較大量的剩余產品然而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比較低下的時候，生產各種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質產品的勞動（這些勞動一般要求勞動者運用自己的體力與自然界的一部分或者經過對自然界的加工改造所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發生直接的、物理的相互作用，所以也是“體力勞動”）必然要“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樣，只有少數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則往往是極少數人）才能從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中脫離出來，以專門從事為了一個文明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所必不可缺的各種職能：“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這些職能往往要求勞動者運用自己的“腦力”，即理性的分析能力，對於人類以往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形成大量的理性材料（往往表現為書本知識）並將這些理性知識用來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所以，從事這些職能的勞動也可以稱之為“腦力勞動”。




      恩格斯指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就是說，只要存在著上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從而只有少數人或極少數人可以專門“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這些專門掌管社會共同事務的少數人（同時也是專門從事腦力勞動的少數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掌握政權以後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這樣的專門從事腦力勞動以及“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的少數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一般不超過整個社會人口的5%，甚至只有整個社會人口的1-2%。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少數人大致對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一般占整個社會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如果我們用上述的恩格斯關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是階級劃分基礎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根據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後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這些國家所在的社會必然要分裂為階級。




      比如，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並在殘酷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得勝利以後，當時蘇聯仍然有大約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大多數人口是文盲。中國革命勝利後的情況也類似，甚至更加嚴峻。即使在進行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以後，絕大多數勞動者仍然必須將自己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可支配時間（去掉吃飯睡覺以及必要休息以後的剩余時間）用於物質生產勞動。這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有時間、有必要的教育與訓練（教育與訓練本身也要占用大量時間）來從事工業管理、國民經濟計劃、內政外交、司法刑獄、科學研究、文化藝術等“社會的共同事務”。




      這些從事社會共同事務的人，一部分是原來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但是還有一大部分是在革命勝利後從“知識分子”中提拔上來的，因為往往只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才掌握開展工業化建設所需要的各種專業技能。雖然部分原來的老布爾什維克、老共產黨員在革命勝利後仍能保持與勞動群眾的血肉聯系、保持革命本色，但假以時日，一部分幹部腐化變質，另外一些幹部即使沒有腐化變質，革命意志也勢必日益衰退，而堅持革命理想的幹部漸漸老去死去。




      以中國為例，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7年），就取消了革命戰爭年代的“供給制”，代之以等級分明、差距懸殊的“工資制”；軍隊則實行軍銜制。這些變化，將黨的領導幹部以及知識分子所要求的各種物質特權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這說明，這個時期負責政治與經濟管理的領導幹部以及負責科學研究、技術創新以及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已經與廣大的工農勞動群眾脫離開來；其中，領導幹部集團成為一個過渡形態的新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官僚特權集團），而知識分子集團則逐步發展為現代中國的新的小資產階級。




只要我們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就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還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只要少數人專門從事社會共同事務的局面不改變，社會就必然分裂為階級。所以，按照我們所了解的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物質生產與生活的實際條件，這些國家所在的社會必然要分裂為階級，必然要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無論革命的領導者怎樣堅持理想、發動“繼續革命“，只要當時基本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不改變，真正通往勞動人民解放的無階級社會的大門是打不開的。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但是，如果我們同意這一分析，這並沒有解決如下的問題，那就是：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後，這些國家為什麽沒有出現一種既非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的新的階級社會，而是幾乎無例外地走上了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朝鮮、古巴的特殊情況另外討論）？




      這里說，“資本主義覆辟”，就是說，回到了這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以前曾經存在過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革命勝利前，俄國、東歐各國、古巴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都還有著大量封建殘余），講“覆辟”問題不大。就中國來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外圍國家。雖然按照傳統的看法，革命以前的中國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注意：這一詞組的正確用法是“半殖民地”在前、“半封建”在後），但是在革命前國民經濟的現代部門中，起主導作用的是中國的和外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後所發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轉變是“資本主義覆辟”。




只要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還比較低下，從而生產各種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質產品還要占用絕大多數人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可支配時間，從而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從直接的生產勞動中脫離出來、專門從事各種“社會的公共事務”，社會劃分為階級，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階級社會既然不是從來就有的，也就不會永遠存在。社會分裂為階級的物質基礎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也只有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的消亡，階級社會才會走向消亡。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指出：“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




              那麽，“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如何才能消滅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物質基礎呢？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將把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這樣的高度，以至於無產階級一旦奪取政權後，便可以一方面繼續發展物質生產力，另一方面大幅度地縮短全體社會成員用於直接生產勞動的勞動時間。這樣，接受高等教育並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就不再是一少部分人的特權。相反，到那時，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有充足的機會享受各方面的教育，參與各種創造性的活動，並輪流參加管理公共事務的活動。由於“社會的公共事務”不再是少數人或某一個集團專門從事的特權，也就不再有少數人或某一個集團能夠利用他們所掌管的“公共事務”來“犧牲勞動階級”或“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因為這樣的人很容易被同樣熟知“公共事務”的群眾監督所發現，並且可以很容易地被經常參加“公共事務”管理的群眾中優秀分子所替換。




              後來世界資本主義的實際發展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要覆雜。在經過了幾個世紀無所忌憚的全球資本主義積累以後，全球生態環境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僅要努力向無階級社會過渡，還要挽救全球的生態系統，將人類的物質生產和消費限制在生態環境可持續性能夠允許的範圍內。




             另一方面，與二十世紀中期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在進入其最後的結構性危機。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一旦在一國（尤其是一個大國）首先勝利，很可能不會再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長期包圍，而是成為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槍，真正開辟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推翻後，社會主義國家將不再受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運動規律的約束，也就不再需要將大量的社會剩余產品投入資本積累以便與資本主義國家展開經濟競爭和軍備競賽，更不需要維持血汗工廠式的剝削制度以維持“廉價勞動力”。




             另一方面，為了恢覆世界範圍的生態可持續性，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首先將全社會總的物質生產和消費規模穩定下來。然後，通過減少不必要的資本積累、消滅以往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所帶來的浪費，再逐步消滅那些資本主義時代為了擴大利潤所鼓勵的各種過度消費，還可以逐步減少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和消費規模。




             在社會主義時代，全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還將繼續提高。只要社會整體的物質生產和消費水平不再增加並且逐步下降，而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繼續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用於直接生產勞動的時間就可以穩步減少，就可以獲得越來越多的自由時間用於創造性活動和公共管理活動，直至最終實現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經提出的理想：




             “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工人階級談先富帶動後富的虛偽性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最近在讀民國有關的書，對以下一系列名字有了新的了解。盛宣懷，張謇，張靜江、虞洽卿、張嘉璈、陳光甫、孔祥熙、宋子文等，這是些經濟界人物。有洋買辦，有本土民族資本家，有官僚資本，有政企之間亦官亦商。




　　其中一些人物是反動的，但並非都是反動。即使反動，也不是完全反動的。即使從階級角度看是反動的，從工業和技術角度看也不完全是反動的。比如民族資本，它一方面盤剝中國工人，另一方面也抵禦了外國資本。比如亦官亦商，雖借官方威勢搞鐵路同時中飽私囊，但不也是建了鐵路了嗎？總比無所事事吃喝玩樂好。




　　上述判斷有個前提，即當時的歷史條件。歷史上的積極因素隨著歷史的進步可能會變成反動。維新變法的康有為後來不也反動了嗎？最初革命的汪精衛最後作了漢奸。留學東西洋開風氣之先原本為了救國救民現在不也有人變成跪族和中必輸嗎？




　　更何況，即使在當時也發生過412、軍閥混戰、解放戰爭。在這些事件和戰爭中各路站在軍閥身後的財閥往往是站在屠殺人民的立場上的。




　　更關鍵的是既然中國社會已經進化到社會主義階段了。就應該發展生產力、以人民為本、爭取人人平等、鼎力實現民族覆興了。這時候再返回去搞階級社會、某某家族、資本家聯姻、海外信托、依托洋人壓制中國工人階級，這樣做是什麽性質呢？




　　這是十足的反動和倒退！是的，國企不能包辦一切，畢竟部分領域不適合國企經營。中國需要一些私有經濟作為補充。問題是補充到什麽程度？補充到私有經濟壟斷商業、生產、金融的程度？補充到司機、消費者、快遞員、中學生、青年被百般計算的程度？或者，簡單地說，補充到“即使這幾年經濟增長慢但菜價仍然呼啦啦上漲”的程度？




　　私有經濟已經欺負上門了，出租車和蔬菜都已經遠不是五年前的價格了。這時候你還說是補充？在小型國營企業的資本額大約10億的時候，商業資產階級已經身價兩千億、三千億、四千億，你怎麽還能說是補充呢？他們不僅富可敵城敵省，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已經移民了，沒移民也將財富搞什麽海外信托了。注冊地在某某群島。




　　這是先富帶後富嗎？這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初衷嗎？




　　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至今沒有公開，確實很不合理，應該公開。同樣的，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有報告制度嗎？有財產存放地的限制嗎？有移民的管制嗎？有移民稅嗎？有財產轉移稅嗎？你財產放在中國，可以說“資本是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你是在為社會管理財富。你將財富放在國外，你連“中華民族偉大覆興”也算不上。




　　就是貪得無厭，就是不想反哺社會，就是不想共同富裕。既然如此，還要你補充什麽呢？把你補充成太上皇？政治經濟一把抓？好處你全得了？




　　選擇移民歐美國家的商業資產階級如果不是做賊心虛，沒有必要移民。雖然一部分原因是擔心被官僚資產階級割韭菜，更重要的原因是不願意與工人階級分享財富。如果你只要把重點放在業務上，將利潤普惠給工人階級和消費者，賺取合理利潤。工人階級喜聞樂見，自然會得到工人階級的擁護。




　　直覺告訴我，部分商業資產階級的所謂退休，並非真的退休。而是蟄伏了，伺機再來。或者在策劃轉移資產？或者在策劃轉變政策？就象張靜江、虞洽卿一樣？“普渡眾生大同世界關我鳥事，我的本性和全部依據是天文數字般的財富，目標就是做個王者，手握天下的命脈。”“讓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是不可能的。”“我還要改造社會呢，讓社會制度按照我的意志轉變”。




　　有沒有這種可能？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




　　最近一段時間，輿論場又變得詭異了。各種攻擊現行制度、政策的聲音又多起來了。要開會了嘛。要造勢，要施加壓力，要影響人事、政局和政策。




　　這背後有沒有各路財閥的暗中勾連？一定會有。過去的某山會、某南會、某某大學、某道口論壇、某和島，不都是私下策劃串聯的工具嗎？銷聲匿跡之後可以組織更嚴密的團體嘛。總之，我不相信它們真的去遊山玩水讀書喝茶去了。




　　對此，政府部門不能無所作為。1，應該允許工人階級成立獨立工會，開放罷工自由。2，移民、海外信托、轉移資產的事情要搞清楚，到底是不是中華民族的？




　　作為非極左，我不讚成“百分之百的公有制”。存在30%的私有制成分可以接受。如果你去攻克芯片、操作系統、疫苗、新材料、新能源，我還很讚同。我的意見是：商業資產階級也要為人民服務，大到一定程度必須接受工人階級監管，甚至是部分國有化。你已經大到壟斷程度了，你已經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了。這時不能躺著賺錢。




　　經濟上不要太貪婪，也不要試圖聯合官僚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專政。不能全中國都踩在你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