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的極權統治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極權統治

前言
獨裁是全人類的共同歷史，也是當今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正在蒙受的中國共產黨犯下的暴行和罪孽。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政72周年。72年前，中國共產黨利用其在抗日戰爭中遊而不擊所保存的實力，與蘇聯軍隊在東北所提供的地緣優勢，擊潰了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此後，中國的土地上再也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遏製其橫征暴斂、草菅人命。72年來，中共濫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行列寧主義暴力統治之實，讓一個已經蒙受了幾千年封建社會壓迫、近代又慘遭殖民主義剝削蹂躪的、苦難深重的國家，再次淪為暴君的玩物，令中國與世界各先進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差距越來越大。

中國的獨裁是一黨專政，全黨從上到下勾心鬥角、汙蔑陷害、明殺暗害的政治鬥爭，是一黨專政的本質和核心。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高層利益結合體，完全廢除了中共黨內權力交接的秩序，使全國範圍內最後僅存的民主也不復存在，中共開始實施「全過程獨裁」政治。全過程獨裁，包括了程序獨裁和內容獨裁、事前獨裁和事後獨裁、宏觀獨裁和微觀獨裁，黨首一人的意誌完全支配了全國所有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和個人的意誌，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獨裁，是最嚴苛、最恐怖、最無情的君主專製。

獨裁是歷史的，但也是現代的、發展的，各國獨裁來源於於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滅亡於本國人民的政治觀念的覺醒和人權需求的增加，葬送獨裁與實現民主的道路不同、方法各異。評價一個獨裁國家的政治製度能否最終走向民主、是否正在走向民主，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踐行民主價值；全體人民能否了解國家社會事務的管理機製、經濟文化事業的政策目標；全體及每一公民能否有效使用法律手段維護權利、有效使用政治手段表達改革意願；社會各方面能否在政治決策中合理分享話語權；科學家及專業人士的意見與政治家的個人偏好和癡心妄想沖突時是否能得到尊重；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被錄用為公務員，公務員能否忠於法律而不受上級的非法意誌操控，並按其才能被賦予決策權；執政黨能否被法律有效製約，公民能否自由結成在野黨監督政府。中共政權背離了上述任何一條。

獨裁不只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迫切、嚴重的現實危險。一個獨裁國家的製度應當如何評價，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集權下的高效率、統一下的發展與繁榮。要看宏觀經濟的體量和增速，更要看財富與資源是否平等分配；要看人民在獨裁體製中獲得了什麽好處，更要看人民在獨裁體製中受到了什麽傷害；要看獨裁政策預期了什麽樣政治成果，更要看這些政策是不是被怠於執行、偷梁換柱、夾帶私貨；要看權力運行是否順暢，更要看權力是否被不受監督地濫用和謀私。以上種種，中共政權好的幾乎沒有，壞的一條不漏。

獨裁是一國人民的災難，更是全世界各國的共同災難。一個國家是不是獨裁暴政，應該由這個國家中體驗過其他民主國家製度的人民來評判，更應該由全世界熱愛和平、謀求發展與繁榮的人民來共同評判。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獨裁暴政，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尤其應該由已經葬送獨裁的民主國家來評判。歷史告訴我們，民主有多種方式，但獨裁到最後只有一種——就是暴政。用花言巧語來粉飾獨裁暴政，用金錢美色來收買外國政要，無法掩蓋其人民在暴政下所受的痛苦，哪怕是其十億分之一。

獨裁是有毒的，是會被輸出到其他國家的。在世界上幾個獨裁最嚴重、人權最惡劣的國家中，遍布中共的獨裁輸出。遏製中共在本國與全球的暴行、揭露其粉飾行為，已經成為全球人類社會不可再拖的緊急事務。

一、中國共產黨壓迫人民實施全過程獨裁
中華民族是忍辱負重、屢受苦難的民族，幾乎從未對世界政治史作出任何貢獻。在5000多年歷史長河中，中國的政治一直是君主專製，中國人民承受著從朝廷到地方官再到士紳的多層級壓迫，農民與體力勞動者始終處於受壓迫受剝削的最底層。近代以後，中國被殖民主義的侵入，形成了人民、朝廷、殖民者的政治三角，人民時而在朝廷與殖民者的鬥爭中獲得喘息，時而在朝廷與殖民者的和解中遭受加倍的壓迫。嗣後，中國人民奮起抗爭，各種革命變革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臺，但都未能成功製勝清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但袁世凱、張勛接連試圖復辟，妄圖將中國帶回皇權專政之下。國民政府北伐的成功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但地方政治仍然被各地軍閥控製。嗣後，中國經歷了國共第一次內戰、抗日戰爭、國共第二次內戰，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了沈重的打擊。1948年，國民政府雖然宣布「行憲」，但隨後徹底輸掉了國共第二次內戰，敗退臺灣。在此期間，中國有對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等西方政治製度模式的各種嘗試，但從未有過和平穩定的政治局勢作為這些嘗試的基礎，因此全部以失敗告終。中國以「民主」「科學」為基本口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成功，只標誌著科學、教育、文化的進步，而從未帶來政治體製的改變。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立，成為蘇俄（蘇聯）在華代理人，開始在華兜售共產主義包裝紙中的列寧式暴力革命。依靠「七二一方針」的保存實力與日本投降後在東北蘇軍的直接支持，中共很快贏得國共第二次內戰並在北京建政。此後，中共開始大肆篡改歷史、自我美化，自稱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並「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現實絕非如此。中共以暴力實施 「土地改革」對舊朝地主富農草菅人命，隨後又以「人民公社」為由強製收歸國有；以「三大改造」和「公私合營」掠奪國旗上兩顆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鼓勵人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不斷以「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為借口殺害反對派或潛在的政治異見者；出臺「大躍進」等顛覆常人認知的政策，造成生產關系的毀滅性混亂；後造成饑荒，但中共高級官員卻在特供體製下享受奢靡的生活。1966年，毛澤東為了確保其個人獨裁淩駕於中共集體獨裁，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內亂。1978年，鄧小平為了挽救經濟，重新實施市場經濟製度；獨裁下的市場經濟迅速淪為寡頭官倒的天堂、官商勾結的溫床，實現了從「君主專製」到「壟斷資本主義」的飛躍，而中共將後者無恥地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縱然如此，中國共產黨從未忘記粉飾自己的暴政。其於1954年製定了其政權的第一部憲法，但其國家主席劉少奇卻拿著這部憲法被活生生批鬥致死。其確立了「申紀蘭式」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贊歌花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少數民族黨員代理人式統治——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為其獨裁提供提供法理框架。城市化之後，中共使用網格式管理操縱街道辦事處、村民委員會，實施所謂「基層群眾自治製度」；大肆利用警察機關對體製外的人大代表、村（居）委會候選人實施迫害，製造寒蟬效應。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總書記職務為媒介，強化中共的獨裁暴政權力、架空國務院等行政機關的領導人，為其終身個人獨裁鋪路。大搞假選舉、假協商，實施決策獨裁、管理獨裁，用「定於一尊」架空一切監督、扼殺一切反對聲音。用「篡改字典」「發明新限定詞」等意識形態手段，塑造了「人民民主」「有序參與」「愛國者治港」等新話(newspeak)，攻擊迫害正當行使政治權利的人民。將遊行示威描述為「混亂分裂」，將奴性服從標榜為「安定團結」。歷史上的中共先用暴力無情殺戮反對者取得政權，再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反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者是「反華」，強行將國家民族與黨劃等號，將愛國與服從黨乃至於服從總書記本人劃等號，綁架中國人民固有的、不可侵犯的主權。今天的中共先用橡皮圖章肆意立法，再指責不服從者是違法分子，把「公民立法、公民守法」的民主秩序斷章取義為「黨代表公民立法、公民守法」；一邊對人民施加剝削，將利益輸送給中共高官、其親屬、其代理人，一邊對反對者施加監禁、酷刑等殘酷迫害，一邊毫無廉恥地聲稱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時至今日，中共的自我美化已經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對高傳染性的Delta變種病毒追求不切實際的清零目標，反復實施大規模「封城」，強迫人民自費在高價酒店隔離，官商勾結輸送利益，卻自我標榜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戰略成果」。用數據造假、強製公務員捐款、強製國企購置產品等方法，違背經濟學客觀規律實施所謂「扶貧政策」，最終通過固化標準的方式聲稱「現行標準」下脫貧，卻自我標榜為「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以「共同富裕」為幌子打擊敵對派系的資本代理人，直接造成大量民眾失業。中國人民今日所承受的獨裁災害，是1978年以來最為嚴重的。

全過程獨裁，是中國共產黨欺騙人民接受獨裁、深化獨裁、濫用獨裁的殘酷過程，是中共不斷推進意識形態誑語、強化壓迫製度、欺騙全球人民的最新方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殺人、搶劫、自我美化的法西斯歷史。全過程獨裁，是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後更新意識形態話語、改變獨裁方法、提升獨裁強度的必然結果，反映了中共的壓迫人民的本質屬性和製造紅色貴族、紅色帝王的根本宗旨。 全過程獨裁，充分彰顯集權國家性質，充分彰顯人民奴隸地位，使中共高官的剝削得到更多產值、其本人及親屬的腐敗利益得到更好保障、其買辦代理人資本活動進一步擴張。全過程獨裁，形成和發展於「六四事件」之後，紮根在全體公務員的行政思維中，蠶食著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社會財富，學習借鑒其他獨裁政權的暴行經驗，延續著中華民族長期被壓迫為奴隸的歷史，得到體製內既得利益者的同流合汙，具有長期歷史血債和永續壓迫的卑劣企圖。全過程獨裁，具有完整的壓迫範式和完整的爪牙網絡，使假民主和真獨裁結合起來，構建起覆蓋960多萬平方公裏土地、14億多人民、56個民族的壓迫體製，導致所有人民在恐懼下服從。全過程獨裁，既有鮮明的中華民族奴性特色，也體現歷史上所有獨裁體製的共同模式，是現代君主專製暴政的中共版本。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中國發展出全過程獨裁的根本原因。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真正讓14億多人民在恐懼下閉嘴、在痛苦中跪下並不容易，需要長期殘酷地鎮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壓迫人民、堅持紅色恐怖地位，真正騎在人民頭上、利用人民續命；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中央集權體製，保證黨壓迫人民有效剝削社會，保證獨裁的理念、方針、政策貫徹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堅持一切為了高官獲利，一切來自剝削群眾，財富從群眾中剝削來，重擔到群眾中攤派去的「群眾路線」，密切監控評估人民群眾反抗的可能性，凝聚起最廣大人民的恐懼和服從；黨內假民主同樣泛濫，實行走過場選舉、拍馬屁決策、法西斯管理、做樣子監督，使獨裁風氣日益嚴重；實施選奴用奴製度機製，使各方面優秀人才淪為黨的奴隸、國家治理體系的螺絲釘，確保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現任最高統治者及其指定的繼承人的手中；堅持拿法律當擋箭牌，肆意立法、強力執法、幹預司法、假裝守法，通過暴力機關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強迫人民絕對服從。

二、實施符合政治學經濟學的獨裁製度安排
在中國，國家各項製度都是圍繞一黨專政構建的，國家治理體系都是圍繞實現獨裁統治運轉的，全過程獨裁具有完整的製度程序。這些製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廣泛、強力銜接的獨裁製度體系，構建了多樣、可行、低成本的假民主舞臺秀，有效保證了黨的主張能夠成為國家意誌，能夠強奸人民意願，有效保證了黨的獨裁統治。

（一）以意識形態作為專政的擋箭牌
中國共產黨自稱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憲法中稱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先發製人，定出「工人階級」「工農聯盟」「人民民主專政」等沒人懂的術語。建政後反復橫跳，甚至舉辦「真理標準大討論」來討論這些術語——除了「黨的獨裁統治」不可討論外，其他的意識形態可以隨意閹割、模糊、篡改。

中共堅持「民主」與專政「有機統一」，為獨裁統治蓋遮羞布。一方面，符合中共意圖的政策，通過虛假的民主程序，描述為人民的意誌、人民的需要，保證黨對國家、經濟、文化、社會的控製能披上民主的外衣；另一方面，毫不留情使用專政機關，打擊其政敵、異見者、利益競爭者，維護其獨裁統治和利益專享，保護其高級官員及其親屬、代理人。把黨的利益與公民利益少得可憐的一點點交集冠上民主之名，而後大肆這層外衣下實施專政，壓榨剝削人民。

（二）以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掩蓋黨大於國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中共獨裁政權黨大於國的遮羞布，是絕對獨裁的根本保證，是中共篩選機製漏網之魚的民主天花板，是實現全過程獨裁的重要工具。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假裝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黨的獨裁統治，讓黨的獨裁強奸人民當家作主，然後包裝為「依法治國」。給廣大奴隸自己是國家主人的錯覺，最大限度延緩中共獨裁陷入「暴政必亡」歷史周期率的時間。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黨大於國」的有效實現方式，讓中共的中央機關有效控製各項事業，是地方割據和少數民族自決的法理否定，有效保證獨裁下的奴隸既努力生產又不會造反。

中共篩選基層人大候選人、操控上層人大選舉，使人民代表大會成為中共的代理人會議，並以國家權力機關的姿態批準中共控製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使他們無需對人民負責、也不受人民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有立法權、監督權、決定權、任免權，供中共肆意使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中共中央以國器號令全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人事任免權，使中共閉環控製整個國家機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重大問題、發展計劃及其執行報告、預算決算行使審查批準權，使中共中央黨庫直通國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監督權，使中共中央能任意撤換官員、打擊政敵。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相應職權，使中共對地方官員的任免被無條件的執行，產生對全國的控製力。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提供了民主外衣，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高度濃縮權力後向中共輸送，保證了中共掌握和行使國家權力，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人大代表充分反映人民馬屁。人大代表來自被篩選的體製內人員和既得利益者，橫向上來自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各階層，縱向上分全國、省、市、縣、鄉五級，實現了全國範圍內馬屁精的廣泛覆蓋。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人大代表262萬名，其中縣鄉兩級人大代表占代表總數的94.5%。人大代表充分發揮冒充人民的優勢，走過場、睡大覺，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把中共的既定政策包裝成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一年一度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鄉、縣、市、省、全國自下而上、逐級召開，使得中共的代理人從基層逐級向上、控製全國。改革開放以來，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共拍馬屁、共吹政績，供黨的高級官員當面享受，給人民灌輸國強民富的錯覺。各國家機關依法認真敷衍人大代表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建議；許多廢話被吸納進政策文件中，充實空白部分，成為中共惡劣政策得以藏身的林海雪原，削弱人民的關註。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重要製度形式：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誌，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維護黨的獨裁權威、維護全國臣服在黨的腳下。實踐充分證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符合中華民族歷史奴性和1949年以來中共獨裁暴政實際、體現列寧主義暴力專政國家性質、冒充人民當家作主、兜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假說的好製度。中共必然長期維持橡皮圖章、全面貫徹黨的獨裁、不斷發展假民主的包裝水平。

（三）導演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
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是中國的一部政治舞臺劇。這一製度起源於大臣高呼「吾皇聖明」的封建傳統，彰顯獨裁者請人拍自己馬屁的專製智慧，又對近現代政黨政治中體西用，是中共的新型公關模式。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將長期上演，不斷改良。

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八個花瓶黨派（註①）。在中共獨裁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演戲、互相吹捧、利益分享、一繩螞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這一具有鮮明中共特色和戲劇效果的新型公關模式。中國共產黨是導演，八個民主黨派是中共的地下分支、是同中國共產黨一起演戲的演員，是中國共產黨的馬屁精、滅火器、工具人。在中國，反對黨都在秦城監獄，在野黨都被迫害監禁。中共不是一黨獨角戲，也沒有反對黨、在野黨，而是「中共導演、花瓶表演，中共獨裁、花瓶站臺」。

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以拍馬屁大會、叼盤站臺、專折密奏等形式，為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和地方政策站臺。中國共產黨在分配利益時全員召集、接受監督，確保不因分贓不均發生窩裏反。中國共產黨和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在壓迫人民時合作共事，花瓶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被安插在各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及人大專門委員會成員中，一些花瓶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擔任國家機關領導職務。各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緊緊圍繞中共政權工作，積極溜須拍馬、硬叼死撐，為維護中共獨裁發揮作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實行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作為公關舞臺，在「協商」中促進全員參與、推進硬叼死撐、實踐溜須拍馬，既秉承「吾皇聖明」的歷史傳統，又冒充現代政黨政治，充分體現了中共獨裁政策壓迫前試水溫、反彈時穩民心、破產後強狡辯的特點，是獨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有中共特色的製度安排。在人民政協製度平臺上，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發揮在界別群眾中的公關、代理人作用，通過任務布置會議、任務設計會議、拍馬屁會議、專業人士會議、滅火會議、試水溫會議等，開展公關、走秀、公費旅遊、拍馬屁等經常性工作，對國家大政方針、經濟社會各領域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進行宣傳造勢、無恥追捧、硬叼死撐、包裝欺騙，提出各種方案。中共先發稿再收回，假裝采納了、集中了他們的意見建議。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收受利益後公開宣揚自己接受黨的主張，並在各界別群眾中強推硬賣黨的方針政策，連哄帶騙，能哄騙多少人就哄騙多少人，高明地哄騙，大聲地哄騙，鞏固村夫愚民的暴政基礎。全國政協全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每年同期召開，政協委員不僅要在政協表演一次，還要列席全國人大會議，參加對有關法律修改、「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等的討論，再演一次。這樣的製度安排真正實現了大家一起吹、大家一起騙，形成了具有中共特色的「雙贏」（贏兩次）。

中國共產黨導演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公關秀，花錢少、效果好、可持續，能欺騙最廣大人民、全國各族各界跟黨走、被黨坑，有效避免了舊式獨裁製度形成主奴對立的弊端；讓各個花瓶黨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緊密團結起來，吹同一個牛、站同一個臺，有效避免了精英階級造反或惡性內耗的弊端；通過製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安排分配各種利益、推動剝削政策科學化有效化，有效避免了舊式獨裁製度大撒幣低回報、撒幣不精準、撒幣比例不當導致官紳階級撕裂社會的弊端。

（四）建立和維護最廣泛的腐敗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籠絡人心、買兇殺人的重要法寶。在獨裁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統一戰線擺在重要位置，堅持能籠絡的都籠絡，堅持支持我的反對我的一起籠絡，統籌做好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工作、「磚家」工作、少數民族代理人工作、宗教代理人工作、紅頂商人工作、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有移民能力者）工作、港澳臺建製派代言人工作、外國代言人工作和滲透至外國的華僑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製造共同利益，用錢收買人心、談判各取所需，不斷促進花瓶黨不造反、少數民族不自決、宗教經典加塞黨理論、富人窮人對立、境內境外居民對立，最大限度讓所有中共剝削不了的人都和中共一起剝削其他中國人。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共腐敗統一戰線的組織。全國政協設34個界別，由中國共產黨、各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中共收買的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製派、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製派、臺灣中共代理人和海外中共代理人以及其他有利用價值的人組成。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共有委員2100多人，其中非中共黨員占60.2%。這樣的組織構成，體現了「應籠絡盡籠絡」的重要特征，能夠在認同中共獨裁、擁護中共獨裁、共同致力於吹牛皮、共賺黑心人民幣的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把可能反對中共獨裁的人變成支持中共獨裁的力量。

（五）培養少數民族代理人
中共治下有若幹少數民族。鑄牢奴隸共同體意識，始終保持少數民族不自決，實現各民族一起被剝削、一起被專政，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方針宗旨。少數民族代理人製度，是指在中共統一控製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選出一些代理人，設立「自治機關」假裝在自治的製度。

中共選拔少數民族代理人，以不造反、不自決為前提和基礎，是假自治真獨裁、假少數民族真中共黨員，是防止少數民族造反、自決的權宜之計。中國少數民族代理人，是在中共控製下的代理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共決不放棄的剝削對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都是中共控製的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級地方政權，都必須服從中央統一領導。

設立民族「自治」地方，是從製度和政策層面假裝少數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權利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155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均安插了實行區域「自治」民族的代理人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長、縣長或旗長，均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代理人擔任。中共根據各少數民族的覺醒程度和抗爭性，對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差異化剝削策略。

少數民族代理人製度，把中共在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的暴政包裝為少數民族 「當家作主」，對各少數民族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控製和壓榨。在這一製度框架下，少數民族的反共情緒被削弱，少數民族逐漸淪為中華民族奴隸共同體的一部分。

（六）滲透基層群眾
中國人口多、地域廣，基層治理差異大。中共設立和控製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村民、居民、職工被基層黨組織直接壓製，剝奪一切民主權利，實現極限管理、自生自滅、自我審查、相互批鬥，有效防止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從假象變成實質。

村（居）民中選用代理人。村（居）民代理人在基層黨組織的控製下，成立村（居）民委員會，直接壟斷一切民主權利，將中共上級組織的意誌下壓到基層，滲透把控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假選舉，代理人之外的村（居）民只能走過場投票，沒有機會成為候選人；實行假協商，由收受中共利益的村（居）民代理人采取多種形式給中共站臺、造勢；實行壓迫政策，由村（居）民代理人通過村（居）民會議或村（居）民代表會議將中共對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等的既定政策強製合法化；實行集權管理，由村（居）民代理人強行製定壓迫村（居）民的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用各種形式和「移風易俗」借口非法幹預婚禮葬禮、消滅傳統民風民俗，加塞中共黨性文化；實行官官相衛，由村（居）民代理人進一步控製村（居）務監督委員會，包庇村（社區）事務中的腐敗、防止村（居）務惡行被公開。截至2020年底，50.3萬個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員會，11.2萬個社區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員會，實現無死角滲透控製。

國企、事業單位職工被迫服從中共。國企、事業單位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由其黨委人員及其代理人把控，把中共在國企、事業單位的重大決策和剝削職工利益的事項包裝為職工的意誌；國企、事業單位安排黨委人員和代理人擔任職工董事、職工監事，防止職工利用董監事代表爭取權利、接觸賬目，探索領導安撫日、勞資舞臺劇、領導信箱等虛假協商形式，掩蓋職工真正訴求，壓迫勞動者、保障中共的剝削利益，使單位加強勞動力剝削和強化壓迫控製，為紅色資本擴張提供低人權低勞權的有利環境。職工代表大會的工作機構以「工會委員會」為名，徹底葬送職工建立不受中共控製的工會的可能。現階段中國共有280.9萬個基層工會組織，覆蓋655.1萬個企事業單位，企事業單位的基層員工生活在勞權的沙漠。

基層假民主活動紛繁擾民。從城鄉社區裏的村（居）民議事會、村（居）民論壇、民主懇談會、民主聽證會到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合進社區，從「小院議事廳」到「板凳民主」，從線下「圓桌會」到線上「議事群」，中國人民在水深火熱的基層生活中，被迫付出大量時間精力為一個又一個沒有實質功能的民主舞臺秀鼓掌喝彩。中共通過這些人模鬼樣、暈頭炫目的假把式，逃避討論關乎人民利益的實際問題，強迫人們以意見建議的方式拍中共馬屁，並向其代理人和爪牙定向輸送利益，不化解任何矛盾，只解決涉及矛盾的人，使基層原子化、去組織化，喪失反抗能力。基層滲透許多經驗做法被全國推行，為中共維護獨裁統治不斷註入新的動力。

基層群眾滲透製度，增強了中共對基層群眾的控製和壓迫，培養了基層群眾的奴隸心態，充分彰顯了中共獨裁的殘酷性和非人道性。基層群眾滲透，使得社會細胞彼此喪失聯系，使被壓迫的人失去幫助、不敢反抗，為建設人人害怕、人人奴化、人人賣命的基層獨裁結構體提供了堅實製度保障。

三、披滿有名無實的民主外衣
中國發展全過程獨裁，既有殘酷的專製壓迫，也有虛偽的民主外衣。全過程獨裁，把操縱選舉與政治公關結合起來，把假選舉、假協商公關秀、專斷決策、維穩管理、空白監督貫通起來，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國家發展大事「定於一尊」、社會治理難事「暴力維穩」、百姓日常瑣事「刪帖禁評」，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內容上的整體性、運行上的協同性、國家機器上的廣泛性和持續性，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環節、各方面都服從中共意誌、冒充人民聲音，有效防止了選舉時被迫許諾、選舉後被人監督的「民主難題」。

（一）假選舉
中共通過操控候選人，阻止人民選出代表自己意願的人來掌握並行使權力，是中共獨裁的一條重要防線，是人民被中共僭越主權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假選舉是廣泛的：國家機構選舉、村（居）委會選舉、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無一幸免，涵蓋了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的選舉是按劇本進行的：人民根本無法行使被選舉權，黨委一把手「一人」「一票」，照本宣科。中國的選舉是可控的：不受體製外任何影響，中共按照自己的意願選出自己信任的人。中國的選舉是停滯的：迫害獨立候選人的手段越來越辣、愈演愈烈。

國家機構選舉。國家機構選舉是指，選舉產生全國和地方各級橡皮圖章人大，再綁架人大產生同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在中國，合資格人士行使選舉權困難重重，行使被選舉權絕無可能。從全國人大到鄉級人大，五級人民代表大會反復實行經中共篩選的間接選舉。按照獨立候選人強行剔除、黨的代理人長驅直入的原則，通過把大量選區劃分到國企事業單位等中共陣地，由中共代理人占絕大多數的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縣鄉兩級人大代表。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級人大間接選舉，通過中共控製的名單而產生。各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均由同級人大假選舉、等額選舉產生，或者直接決定任命。

基層選舉。基層選舉是中國最虛假、最離譜的選舉實踐，包括村（居）民委員會選舉和國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選舉。村（居）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組成，村（居）民委員會選舉與縣鄉人大選舉同步進行、一同被中共控製。村（居）民定期走秀，選出中共控製的村（居）民委員會成員。在國企、事業單位中，職工代表大會是中共強奸職工意願、實施獨裁控製的機構，職工代表中共操縱控製的假選舉產生。

中國的假民主選舉是符合「選民奴化——中共獨裁——選民更奴化」的中國國情死循環的，是與中共永無止境的剝削壓迫相適應的，是隨著人民的覺醒不斷改頭換面的。幾十年來，中國適時添置遮羞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時，農村和城市每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1，到1995年的4∶1，再到2010年的1∶1，用冷冰冰的數字逐步掩蓋中共昔日對廣大農村人口血淋淋的壓迫。人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中共的殘酷迫害也不斷升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進行12次鄉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11次縣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獨立候選人長期被拒之門外、慘遭迫害。

（二）假協商公關秀
暴政假商量，傷害群眾的事情由既得利益者站臺，強奸全社會意願、冒充最大公約數，是協商公關秀的本質。人民失去選舉、投票權利之後，中共在重大壓迫前和壓迫過程中吹風、演戲、找人站臺，盡可能製造社會擁護壓迫政策的假象。協商公關秀是中國獨有的、奴才獨有的、恬不知恥的獨裁形式。

具有深厚基礎。協商公關秀源自帝王專製下長期形成的「吾皇聖明」、魅君惑主、明哲保身等官場墮落文化，源自近代以後中國政治淪為集權政治的現狀，源自中國共產黨政治鬥爭的長期實踐，源自新中國成立後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賣身投共的實踐，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市場經濟中的官商勾結、利益代理，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製度基礎。

形式廣泛多樣。在各領域各層級，公關秀參與者對中共的意誌吹捧站臺，為自身的利益與中共同流合汙，通過提案、會議、座談、論證、聽證、評估、咨詢、網絡、民意調查等巧立的名目，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營造社會支持的假象。侵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洗地；侵犯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洗地；侵犯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洗地；侵犯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在基層群眾中廣泛洗地。

體系不斷健全。中國不斷完善公關秀的種類，探索形成了花瓶公關、橡皮圖章公關、官員公關、政協會議公關、人民團體公關、基層公關、社會組織公關等渠道，推動政治公關秀廣泛多層製度化發展。花瓶公關，是中國共產黨就各種製度性問題，邀請花瓶黨派站臺洗地；橡皮圖章公關，是各級人大在審議中要求官員、社會組織負責人、專家學者、基層代理人站臺洗地；官員公關，是各級政府在強推政策時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花瓶黨派、無黨派既得利益者、受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以及基層代理人等站臺洗地；政協會議公關，是在中國共產黨控製下，參加人民政協的各花瓶團體、各族各界代理人站臺洗地；人民團體公關，是中共控製的人民團體冒充特定群體為中共站臺洗地；基層公關，是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基層群眾性滲透組織、經濟社會組織和基層代理人等為中共站臺洗地；社會組織公關，是各類社會組織配合中共政策為中共站臺洗地。這七種公關渠道，極大營造了民主假象、欺騙了國際社會、壓迫了中國人民。

中國的政治公關，照本宣科，發稿讀稿，利用各類人士為中共站臺洗地，做到強奸民意、殺人誅心，既搞一言堂、又立牌坊，打感情牌、連哄帶騙，形成充分協商討論的政治假象，充分實踐了獨裁政治，廣泛營造了虛假民意，淹沒人民真實話語。

（三）專斷決策
專斷決策是獨裁政治的重要一環。獨裁決策，造福中共高官，鎮壓人民反抗，剝削人民勞力。在中國，辣剝削、強說謊、硬維穩，肉麻馬屁、尋釁滋事成為常態，越來越多的人不敢發出聲音，越來越多的支持意見來自中共的代理人和公關演員。

人大「為黨立法」。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黨立法、黨性立法，保障中共對人大的全方位控製，努力讓每一項立法得到領導滿意、掩蓋人民哭泣。法律立項，通過召開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等方式，廣泛收集馬屁，在立法的最初階段就營造人民支持的假象；法律草案起草，假裝聽取公眾意見和專業人士建議，收買第三方謊稱中共內定的法條是他們起草的，讓領導的意圖得到充分體現；法律草案公布，凡是有爭議的（如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才公布，強行把生米煮成熟飯。基層代理人通過聯系點，直接參與法律草案的吹捧、站臺、洗地等多個環節。

政府「強行執政」。各級人民政府就即將實施的重大決策和各方提出的重大決策建議，提前找人站臺洗地，營造人民參與決策的假象。在決策啟動環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中共代理人通過建議、提案等方式吹捧站臺；在決策研究製定環節，通過座談會、公開征求意見、聽證會、問卷調查、實地走訪等方式，廣泛哄騙洗地、特別是向直接關系人哄騙洗地；在決策草案公示環節，通過政府網站和各類媒體，用虛假的社論吹捧決策草案；在決策最終確定環節，「一把手」利用黨內獨裁，綁架其他黨委成員的意見作出決定；在決策後評估階段，禁評刪帖封號、防民之口，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和專家等中共代理人事後叼盤。

基層代理人提供滲透策略。基層代理人通過村（居）民會議、村（居）民代表會議、村（居）民小組會議等形式，就如何利用本地區人民特點強硬推進中共政策提出意見建議。

（四）維穩管理
中國的事中共管，人民的事中共更要管。在中國，中共的滲透控製無孔不入，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幹預國家事務、幹預經濟和文化事業、幹預社會事務。

幹預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共阻礙人民行使憲法賦予的各項權利，在各個層級、各個領域把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人民無法有效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幹預城鄉社區民主管理。基層中共代理人製定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向村（居）民施加超越憲法和法律的限製，在經濟管理、社會治安、消防安全、環境衛生、婚姻家庭、鄰裏關系、計劃生育、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打著「文明」的旗號幹預一般民眾最日常的生活方式、行為細節，對村（居）民實施蠻橫管理、隔絕上訪（「矛盾不上交」）、自我審查、互相檢舉揭發。

壓迫企事業單位職工。全國超過1.5億市場主體蒙受工商、稅務、城管、衛生、消防等機構的隨意執法，經商環境惡劣； 7億多人就業，大量勞動者的待遇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最低限度規定相差甚遠，員工行權難、維權難，完全無法組織工會。中共操控國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代表大會，利用「廠務公開」搞輿論宣傳卻從不公開核心信息，操縱職工董監事選舉、阻斷職工代表進入管理層。中共不斷擴大其在私營經濟中的控製力：目前，全國已建工會企業中，建立職工代表大會的企業有314.4萬家，其中非公有製企業293.8萬家、占93.4%。

介入一切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等社會組織，凡國家設立的均被中共控製，凡民間設立的都受到民政機關的控製。中共控製組織成員，限製其開展活動，禁止其組織成員或服務對象發出反對聲音，插手幹預社會公共事務。以「行業自律」為借口操縱律師會打壓律師、以「社會服務」為名目實施官商勾結和定向利益輸送、操縱紅十字會濫用善款截留口罩等物資，將獨裁統治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截至2021年11月，各級民政部門共登記社會組織超過90萬家，其中全國性社會組織2284家。形式多樣的社會組織成為中共操縱社會的抓手。

（五）空白監督
中共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切斷人民的維權渠道，保證權力運用不受製約。解決權力濫用、以權謀私的問題，靠所謂的「中紀委」和「監察委」搞自我監督是完全無效的，要靠三權分立和多黨執政。中共大搞「偉大光榮正確」，屏蔽一切監督體系，對權力的監督淪為中共當權者打擊政敵的工具。

人大無法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常年閉會，其常委會全由中共黨員或代理人控製，反受製於當地黨政一把手。 人大走過場式通過「一府一委兩院」工作報告，從不行使質詢權。人大代表座談會、基層群眾座談會、問卷調查、網絡調研等活動淪為中共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舞臺。

花瓶無法監督。花瓶黨派和無黨派既得利益者由中共挑選，與中共沆瀣一氣。政治協商淪為馬屁大會、調研考察淪為公費旅遊，名為監督檢查、實則溜須拍馬。偶爾受黨委委托，對中共已經在黨內打倒的政治派系實施二次清算。在政協組織的各種活動中，中共代理人的主要職能是為黨的政策站臺、吹捧、拍馬屁，協助黨和政府「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行政無法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的升遷規則與腐敗直接掛鉤，上級只有指令下級實施腐敗、濫權、徇私枉法等行為，絕無可能「監督」下級。

監察無法監督。監察機關與中共紀檢委一個機關兩塊牌子，是打擊政敵的工具。政治品行惡劣、違反道德操守、濫用公權力等常見的處分理由，都是打擊敵對派系人馬的借口。

司法無法監督。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均設立黨組，受製於其所在行政區的黨委，法官均有中共任命，並受製於由中共黨組控製的「審判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不享有獨立決定權，反要替領導背黑鍋。其只能扮演司法演員，處置已經被中紀委開除黨籍並「將違法犯罪線索移送司法機關」的已落馬人員，按劇本起訴、審判、定罪，沒有任何自主權。

審計無法監督。審計機關是其所屬政府的下級機關，人事任命、資金預算均受製於上級機關和黨委，其不敢審、不能審、不想審。

財會無法監督。財政部門與會計師事務所是利益共同體，後者為大量上市公司簽署審計報告，利用股市債市為中共代理人提供經濟利益，絕無可能采取主動措施遏製財會造假行為。

統計無法監督。統計部門的主要職責是配合中央機關造假數據，確保統計資料符合宣傳口徑、互相不發生矛盾。真實的數據從不公開至中共黨外。

群眾無法監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對各級國家機關及其組成人員履職情況進行監督的，輕則不予受理，重則遭受尋釁滋事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司法迫害。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不是調解撤回，就是機械適用法律予以駁回，縱有成功案例，當事公務員幾乎不會受到嚴厲處分。監察機關收到控告，就向被控告人通風報信，致使控告人遭受打擊報復。

輿論無法監督。媒體全部為中共或政府所設立，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撥款。揭露曝光公職人員行為都是「蜻蜓點水」「打蒼蠅」。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中共加緊建設境外網絡屏蔽網關「防火長城」(Great Firewll, GFW)，並以網信辦向社交境內媒體服務提供商不時發送審查指示，審查清除不利輿論。

四、廣泛嚴厲殘酷的獨裁
完整的製度程序和完整的參與實踐，使全過程獨裁從政治方案變為橫行神州大地的毒瘤、災難和人民的茍活方式。人民被中共騎在頭上，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中共幾乎全部的政策措施上，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國家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機構中，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實現一切行政程序和手續上。獨裁的暴風雨蹂躪中華大地，中國人民遭受廣泛惡劣、真實恐怖、殘酷血腥的獨裁。

（一）人民權利被廣泛剝奪
中國有一部浪漫的憲法，但完全沒有違憲審查製度，司法機關也不能直接適用憲法作為審判依據。憲法成為中共中央機關肆意蹂躪的廢紙和反駁人權指控的擋箭牌，人民完全無法行使憲法中的政治權利。中國的政治權力是無法通過提高社會地位和財富來取得的，而是被中共壟斷的特權。國家權力不是為公民服務的，而是為中共服務的。

中國實行以公有製為收割機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被割、向中共分配為主向其他人分配為輔、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等經濟製度，國民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中共及其代理人手中，中共獨裁統治和鎮壓人民具有堅實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

在中國，人民行使選舉權異常困難，行使被選舉權幾無可能。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將會觸犯尋釁滋事罪，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極有可能招致打擊報復。幾乎完全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無法參與國家、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事業的管理，也無法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民主權利。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角色——奴隸，除了配合中共演戲外，無法實質性行使任何民主權利。

在中國，人權狀況極端惡劣。中共控製的資本從住房、子女教育、老人贍養等方面大肆剝削民眾財富。社會保障體系不堪描述：醫療保險顛覆了醫患關系，提供進口藥品將導致醫院虧損，患者因而「買不到藥」；醫療保險對嚴重疾病的覆蓋非常有限，因病致貧成為常態；基本養老保險瀕臨破產，部分省份已經需要依靠其他富裕省份調劑資金。為了塑造領導人的「光輝形象」，中共實施勞民、傷財、無效的脫貧政策；大搞「一帶一路」對外撒幣；以「共同富裕」為口號打壓民營資本，導致人民失業。

中共長期以意識形態話術混淆經濟成果與人權的關系，否認結社、出版、遊行示威等權利是應有的人權。在中國，司法機關淪為打壓政治犯的工具，媒體與出版社淪為中共的宣傳機器、民間媒體和自媒體被嚴厲審查取締，遊行示威被視為最嚴重的擾亂社會治安行為。法輪功修煉者、家庭教會牧師、政治異見者長期遭受迫害，甚至蒙受酷刑和活摘器官，連基本的生命健康權都被殘酷侵犯。長期以來，中國人民的空虛感、困頓感、絕望感不斷增加，生存權、發展權、健康權無法得到保障，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方面一敗塗地。

中國人民享有的權利不斷被限縮。「六四事件後」，政治體製改革全面停止。習近平成為總書記之後，強化個人崇拜，製造了「脫貧攻堅」「小康社會」「共同富裕」等各式各樣的謊言，中國人民被迫唱贊歌、拍馬屁；互聯網審查全面加強，說真話的人會被起訴「造謠傳謠」；以疫情為借口停發護照、限製跨境旅遊；抵製澳大利亞動力煤，煤價應聲上漲，導致電廠虧本生產、拉閘限電；強製實施清零政策，強迫人民自費隔離。人民的生存權利、發展權力、旅行權利、政治權利都受到嚴重的限縮

（二）人民對政治心灰意冷
人民連票都沒有，政策連口號都假到騙不了村夫，長期被打壓、維權就被更殘酷的打壓，這樣的獨裁是最無情的統治。在中國，被迫害的恐懼深入人心、人民習慣於忍受和沈默，奴顏婢膝成為人們的日常狀態，中共吆五喝六，社會死氣沈沈。

人民對改革的希望不斷滅失。人民無法參與國家、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管理，事前提不出意見、事後搞不了抗議；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全由中共一手遮天；人大、政協淪為中共代理人，社會組織、網絡平臺被嚴密監控，表達訴求立刻招致打壓、甚至是迫害。從迫害「白專典型」到迫害武漢的醫生，從進不了門到辦不了事，獨裁的本質從不改變、手法日新月異。黨和國家要做什麽、如何做、做得怎麽樣，人民無權置喙、只能默默承受。

人民利益要求不僅無法實現，甚至無法表達。獨裁，起始於強迫人民服從，墮落於顛倒因果黑白。人民意願只能表達、不能實現，只是淺層次的獨裁。在中國，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訴求，從國家大政方針，到社會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沒有地方說、說了是造謠、做了是煽顛。人民的意願和呼聲，在中共的壓迫下，成為「謠言」和「煽動」，並通過中央、省、市、縣、鄉鎮各個層級的警察機關聯手作惡、層層打壓，通過各個職能部門之間主管、主辦、協管、協辦的比拼競賽，通過決策、執行、檢查、監督、問責等各個環節的環環緊扣，轉化為迫害人民生命、自由、良心、信仰的酷刑和迫害。對於涉及自身利益的實際問題，人們通過信訪平臺、領導信箱、政務熱線、網絡「留言板」等提出意見和訴求，不是「涉法涉訴不予受理」「沒有法律依據」，就是招來更殘酷的迫害和鎮壓。

（三）國家瀕臨崩潰
獨裁嚴重危害國家治理。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離不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絕無獨裁暴政大行其道，卻是國家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荒謬現象。獨裁製度一定是殘酷無情反人道的，一定是把國家推下深淵的。

中國獨裁的高強度，導致了國家機關的高腐敗，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困厄在人治、官治的中世紀水平。中國的獨裁，充分彰顯了中共的殘暴無情，極大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人民既是獨裁的受害者，也是中共的印鈔機，前途一片黑暗失落，為了生存只能為中共做牛做馬、為奴為娼。中國的獨裁，粉碎了國家和公民、國家和政黨、民族與民族、宗教與無神論、富裕與貧窮、國人與僑胞的關系，扼殺民族主體性獨立性，最大限度製造了牽扯，切實利用了相互掣肘、內耗令中共漁翁得利，形成了一黨暴政的政治局面和濫殺無辜的悲慘歷史。中國的獨裁，把黨的主張淩駕於國家意誌，用黨的意識強奸人民意願，使得黨綁架國家、綁架人民為其統治服務，產生極大壓迫，形成極少數剝奪極大多數的恐怖製度，控製了全社會的生產力，拖累了各項事業現代化，只有中共高官及其在海外的親屬，生活令人咂舌地日趨腐敗奢靡。中國的獨裁，始終把中國人民利益當作提款機，以國家獨立自主抗拒先進文明，強勢維護黨大於國、黨淩駕一切、黨劣化擴張，毀滅性破壞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福祉。

中共建政70多年來，不斷犯錯犯渾，不斷造成在其他正常國家裏不會出現的災難。中國人民經過水深火熱的忍耐，終於在1978年後開始發展經濟、回歸民生。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後起直追。而中共恬不知恥地聲稱這是其獨裁領導下「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無民主、無自由、剝削壓迫嚴重的國家，沒有人民的忍辱負重，沒有億萬人民的舍己求全，實現這樣的自救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獨裁，真正把草菅人民、迫害人民、剝削人民實施到極致，逼得中國人民在骷髏堆、餓殍堆中死裏逃生。這是中共犯下的罪孽，是舉世罕見的暴行。

（四）社會動蕩不安
獨裁是人類的一段歷史。終結獨裁，要推動社會向著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團結、和諧的方向前行。良好的社會，應百家爭鳴，而不是搞一言堂；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不是製造紅色貴族皇帝；應保持社會穩定有序，而不是帶來缺電和失業；應讓社會充滿美好善良溫情的人性，而不是充斥假大空殘厚黑的黨性。

中國人軟弱順從，中共卻變本加厲、趕盡殺絕。中共的獨裁，實現中共意誌和利益的絕對淩駕，造就顛倒黑白、貪贓枉法、永續暴政的國家機器，人民苦不堪言、絕望無助，社會動蕩不安、「獻忠」頻出。中國人民用幾十年時間填起了中共建政三十年來的毀滅性災害，但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中共再次趁機奪利，造成官倒、下崗潮、學潮、民工潮，社會動蕩不安。中共謊言成性，自稱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全然不顧人民血淚縱橫、泣不成聲。中國人民從清雍正朝皇權專製以來，在辛亥革命之前從沒有經歷過思想可以自由地表達、人員可以自由地流動的時代；中共建政後，因言入罪、戶籍造墻，一夜回到辛亥前。今天的中國，人們被迫高價自費隔離於旅館之中；每月有12.26萬戶企業註銷；10億網民無法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Whatapp/Telegram……中國社會封閉高壓，只剩下官媒口中「團結和諧、穩定有序」的彌天大謊。中共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

（五）權力運用不受製約和監督
權力是金錢和美色的製造機。當權者恣意妄為，無節製地濫用權力，是獨裁的必然狀態。中共中央不斷加強對基層權力製約和監督，始終堅持中央先貪、始終堅持黨內三六九等，形成濫用權力和貪汙腐敗的央地矛盾，必然導致當權者「趁著權力沒過期」竭盡所能剝削人民。

把權力放在畫出來的假籠子裏。利用製度的迷惑性、復雜性、形式性和欺騙性，做足製約監督權力的表面文章。持續使用黨紀打擊敵對派系，持續濫用司法打擊敵對派系，法律即造即用、行政任意裁量，創造權力、分享權力、濫用權力、轉租權力，讓權力在恐怖下肆虐。織密黨內法規網絡，創造紀律借口，使敵對派系和政治敵人都被紀律處分扼殺。除總書記外，普遍實行領導幹部任期製，實現總書記掌握人事權控製整個黨。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拉攏，大開濫權之門、大搞奢靡享受，用特供特權製造忠誠的爪牙。架空黨和國家監督製度，運動員自己當裁判；保守腐敗秘密，只公開套話、廢話、輿論宣傳，保證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和人員壞事不被揭露、醜事不被張揚、蠢事不被關註，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爆發、人民造反。

態度上堅決「反對和懲治腐敗」。反腐是騙取民心的大戲。中共以「殺掉千百人、穩住十四億」的丟卒保車策略，堅定不移上演反腐表演。堅持暗箱操作、離岸交割，看不見、查不到、追不回三位一體，嘴上一套、心裏一套、澳門一套合體發力。堅持反腐敗天天演、大小演、案案演，堅持集體學習、電視認罪、作秀公審，堅持反腐反賄「贏兩次」，堅持刑訊逼供、屈打成招，以政治安全、統治地位的高度，以過河拆橋、打擊政敵的宗旨，「打虎」「拍蠅」「獵狐」三聲部大合唱，以官媒報道、拍電視劇宣傳反腐，持續形成廉潔錯覺，消滅異己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在假裝解決腐敗這個政治大戲中，中共不僅吹牛皮，更上演苦肉計。

評判一種獨裁可不可怕，現實最有說服力，被迫害過的人最有發言權，歸根結底要看獨裁者是否自我收斂。中共的獨裁是否殘暴、是否無情，歸根結底要看中國人民害怕不害怕、中國人民下跪不下跪。有視頻顯示，近年來，上訪群眾在政府門前不再是抗議，而是在下跪，這是中國獨裁榨幹中國人民最後一滴血最真實的反映。中共的獨裁道路殺過人、放過火，而中共仍將沿著這條道路變本加厲地走下去。

五、重演人類荒蠻未開化歷史
獨裁是人類社會共同歷經的荒蠻、未開化歷史，在人類發展進程中無可避免。但是，自20世紀後期以來，在波濤洶湧的民主化大潮中，英屬香港自由繁榮，臺澎金馬轉型正義，中國大陸慘絕人寰。當今世界，既面臨民主尖峰、自由輝煌，也面臨獨裁回歸、暴政逆施。文明世界怎麽了？文明世界還能繼續下去嗎？回答「獨裁之問」，廓清「文明迷思」，關乎世界和平發展，關乎人類文明未來。一些國家迅速陷入了極端暴政，並非文明本身之錯，而是文明社會出現了偏差。

中共的獨裁經歷了殺戮、恐嚇、剝削的三階段。中共維持專政暴政發展全過程獨裁，既有著鮮明的中共特色，也反映了人類陷入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既將中國淪為奴隸場、韭菜園，也威脅了整個文明世界。

（一）為獨裁暴政提供新的借口
一個國家在獨裁狀態中，盡快實現民主自由體製、保護社會發展成果，極其重要，也極為不易。

中共的獨裁，沒有走蘇聯和納粹德國的老路，而是創造了中國式獨裁道路；沒有照搬照抄法西斯模式，而是創造了中國式獨裁。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14億多中國人民徹底淪為中共奴隸，被奪去了權利和自由，給潛在和現任的其他獨裁者、宗教恐怖分子打了雞血，為人類民主事業發展製造了新的障礙。這是中共對人類政治文明巨大破壞，也是人類社會的巨大威脅。

冒充民主，是中共獨裁的一貫套路。中共在獨裁統治的進程中，也被揭露過，也被圍剿過，但僥幸未遭滅亡，流氓戰術、死灰復燃、變本加厲。今天的中國，人民沒有公民政治權利、沒有文化社會權利、經濟權力少到可憐，中國不斷向深淵跌落。

樹立正確的民主觀，並一以貫之地堅持，是發展民主的首要，是實現民主的「總鑰匙」和「總開關」。真民主、好民主，要做到多黨執政、普遍選舉、軍隊國家化、警察中立化、司法獨立化，人民不僅有選舉、投票的權利，也有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不僅能表達自己的意願，也能將其轉變為法案、政策；不僅實現國家繁榮，也實現自己獨特的人生價值。

（二）用經濟文化和詭辯邏輯作為遮羞布
民主就是民主，但獨裁偽裝成民主的方法並非只有一種。各國的歷史文化不同、現實國情不同，獨裁政權選擇的假民主外衣、畫皮必然不同。片面肯定外衣、畫皮的假象，必然導致實質誤判、放任獨裁壯大，甚至陷入其政治反噬、動亂輸出、威脅本國社會。

對中共這樣一個極端獨裁政黨來說，選擇什麽樣的民主畫皮至關重要。中共吃拿卡要外國經濟、科技一切有益成果，但絕不改變自己的獨裁統治；奉迎一切虛假的吹捧和亮點的誇大，但絕不接受任何切中要害的指責。中共聲稱權貴壟斷資本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劣跡猶在，如今又聲稱「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經濟發展成果就是民主」等荒唐的謬論，妄圖混淆文明世界視聽、延續其殘暴獨裁專政。

中共濫用詭辯邏輯，將建政三十年的災難稱為「基本國情」，用經濟上的落後作為「暫緩民主」「暫不自由」的借口，妄稱「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不離開發展空談民主」，卻倒行逆施，用殘酷的剝削使中國人民永遠無法走向富裕，而中共高官及其在海外的親屬卻奢靡稱風。中共用「5000年中華文明」掩蓋其「建政只有72年」，一度破壞孔廟等歷史古跡，如今又自稱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肆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糟粕、兜售奴性文化、奴才思想。「戰狼」與「賣慘」相結合，一邊宣揚「偉大復興」、一邊宣揚「初級階段」。始終堅持誅心導向，從不解決問題，專門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民主建設永遠無法進步，中共暴政永遠無法結束。

發達國家不約而同實施民主製度、保障人權自由，不是偶然。歷史告訴我們，各國民主只有快慢之分，而無形態之別。假民主永遠真不了，獨裁冒充的民主永遠好不了。只有堅定真正的民主製度、維護人權自由，才能造就國家富強，才能實現個人價值。縱容獨裁政權存續，貽害無窮。中共為了輸出獨裁不惜參與朝鮮戰爭，更將不惜一切阻擋文明世界終結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共只許自己放火，容不得別人點燈。

（三）內政獨裁外交「民主」
民主在一國內體現為人民自決，在國家間則體現為人民之間的平等友好關系。中國人民的尊嚴應該得到尊重，但中共作為獨裁政權不享有這種資格。政治玻璃心、拒絕人民主張、悍然朝學生開槍的政權，是任何文明國家得而誅之的。

中共是獨裁的踐行者，更是輸出者，不但在本國迫害人民權力，而且在國際上大力支持朝鮮、阿富汗塔利班等極端獨裁國家和宗教恐怖分子壓迫當地人。嗣後恬不知恥，高呼「和平、發展、合作、共贏」，要求文明國家的政府漠視其暴行，甚至要求這些政府打壓本國反對中共獨裁的議員、學者。面對全球範圍內經濟、科技等領域競爭，中共不是與對方公平競賽，而是暗偷明搶、以市場準入強製技術轉讓；不是互相交流文化，而是建防火墻、單向輸出虛假信息。

中國將審查輸出到全球，意圖成為下一個霸權國家；在湄公河修水壩、向泰國緬甸輸出人群鎮壓技術，滲透介入周邊國家。大搞「一貸一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條款苛刻的貸款，令其陷入債務陷阱，在中國為這些國家的高官子女提供獎學金甚至是女「學伴」，量中華之物力、結酋長之歡心。

民主自由的大同世界遠未實現，但中共卻陷入精神錯亂。本應以民主惠及本國人民，卻大搞獨裁壓迫；本該是「蔥」林法則的國際社會，卻強力主張國際「公理」「準則」甚至是「民意」，顛倒黑白。明明自己也在走幹涉他國內政的霸權路線，卻指控更強大的國家對自己侵犯主權、以大欺小、恃強淩弱，大搞外交流氓主義、雙重標準。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要首先讓自己的人民站起來、富起來，然後再談「世界和平」「人類發展」，而不是對外唯唯諾諾，對內重拳出擊，欺軟怕硬；一邊教育中國人民反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等傳統發達國家，一邊用人民的血汗錢送子女去這些國家享受民主、自由、奢靡、腐敗、頹廢的資產階級生活。

（四）詆毀收買文明國家
獨裁到最後終究千篇一律。人類民主事業的真正阻礙，不是實現民主的道路不同，而是冒充民主的獨裁政治，是顛倒黑白的奧威爾式「大洋國」。人類政治文明的百花園之所以絢爛多彩，正是由於民主製度包容不同的聲音、展現不同的色彩。各民族應堅持主權在民，相互揭露其他國家的獨裁暴政和謊言，既警示本國人民勿忘歷史，又覺醒其他民族的人民走向民主；而不是見財眼開、見利忘義，收了中共的訂單、投資就悶聲發大財。

「一人一票」是民主最普遍的形式，也是最能保障民主不變質的形式。長期以來，中共炒作美國民主製度的弊端，對北歐國家、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成功的民主實踐閉口不談。中共把人民血汗作為封口費，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土匪思維，以十四億人的市場要挾別國就範、侵犯別國主權、維護自身獨裁統治，打著「合作共贏」旗號在世界上大打糖衣炮彈，泯滅良心正義，成為世界毒瘤。人類文明要繼續向前邁進，各國要實現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必須消滅一切獨裁，終結一切暴政。

民主國家式人類文明種的重要主體，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潮流中，各民主國家應本著對人類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態度，擔當起引領推動人類民主事業發展的責任，高舉旗幟，猛烈批判，抵製獨裁，拒絕腐敗，既造福獨裁國家人民，又保護本國利益。中國共產黨絕不會停下獨裁專政、絕不會停止糖衣炮彈；各國應攜手共進，解體中共政權，解放中國人民，共同促進人類社會發展進步。

結束語
獨裁沒有最慘，只有更慘。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是上帝賦予我們的使命。

民主的中國能造福中國人民、造福整個世界。與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渴望相比，中國的民主之路還需要不斷艱難前行。在中共變本加厲的「習近平新時代」中，中國人民必將在迫害中不斷覺醒，始終堅持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堅定不移反對中共全過程獨裁，讓中國人民早日加入文明世界、先進國家的大家庭。

當今中國，正處於最動蕩的時期。維吾爾人被關進集中營、蒙古族人失去了他們的母語、西藏人失去了他們的宗教、香港人失去了他們的立法會和普通法；全國人民在強製高價自費隔離和停工停產停電失業的大潮中痛苦掙紮。這固然是磨難，但也是轉機。隨著世界各文明國家開始關註中國、關註中共獨裁暴政，中共再也無法上演騙局。堅持民主製度，維護普世價值，拓展文明世界，提升人民幸福，才能匯聚全人類文明發展的強大合力，共同邁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中國人民願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弘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互幫互助、分工合作，推翻一切壓迫人民的獨裁製度，共建人性之上的藍色星球。

中共政權對香港社會的一黨專政

前言
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華人待遇一直優於大陸，並隨著世界歷史進程逐步改善。中共政府接收香港時，謊稱實行「一國兩製」方針，實質上創建了港共代理人製度，並不斷阻撓民主政治發展。中國共產黨和中共國政府摧毀香港民主的作為、意圖一路向黑，造成的慘痛後果有目共睹。

銅鑼灣書店事件後，中共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香港市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遊行示威此起彼伏，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愛港市民與泛民主派陣營為遏製中共狼子野心，積極向國際社會發聲，尋求外國政府關註和幹預。中共自知理虧，便向他們扣上分裂國家、顛覆政權、「顏色革命」的帽子，以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為擋箭牌，濫用國家安全概念，阻撓港人謀求民主政治發展。

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中共黨首習近平授意下，「一國兩製」概念慘遭篡改，中共為確保「黨人治港」行穩致遠，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習近平要求，必須確保香港的民主永遠只是港共治港的擋箭牌；此後，中共在香港大打意識形態牌，篡改閹割「一國兩製」概念，大肆宣揚「從本地實際出發」「愛國者治港」和「有序進行」等政治新話(newspeak)。針對近年來香港出現的民主運動和遊行示威，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府驚恐失措，決定立刻打《憲法》和《基本法》牌，全面管治香港、取消港人享有的一切民主權利，強行推廣口袋罪式的國家安全法和駐港國安特務機構，閹割香港選舉製度，堅定落實「黨人治港」原則。這一系列集權高壓的舉措，使香港實現從特別行政區到不特別行政區的轉折，使香港民主發展徹底壽終正寢。中共政府仍將繼續閹割「一國兩製」，繼續滲透香港各界別各領域，使香港的民主製度徹底淪為中國大陸式的花瓶製度。

摧毀香港的民主，其目的旨在於壓迫香港居民、實現獨裁專政、確保香港長期為中共體製服務、確保香港為中共高官及其親屬和代理人牟利。中共全面歪曲香港民主的產生和發展歷程，用政治新話遮掩中共政府對香港的獨裁壓迫，目的是混水摸魚、擾亂視聽、漁翁得利，繼續推動香港向中共治下的城市轉變，確保香港「一國一製」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全體中共高管及其親屬與代理人。

一、港英時期香港政治從落後到進步
香港在1840年前是清廷的領土及管轄範圍。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英國商人開始利用香港向中國內地走私販賣鴉片。鴉片戰爭後，英國軍隊侵占香港島。1842年8月29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迫使清政府於1860年10月24日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區。中日甲午戰爭後，英國趁火打劫，強迫清政府於1898年6月9日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地區99年，由此侵占整個香港地區。這三個不平等條約都是英國侵略中國的產物。中共長期聲稱英國壓迫香港人民，但1949年林彪指揮的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進軍到深圳後，執行毛澤東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停止進軍香港。香港在1949年後繼續被英國殖民統治，是中共一手炮製的結果。

（一）香港華人境遇不斷改善且始終優於大陸
歷史上，與其他英國殖民當局對當地人一樣，港英當局對華人實行種族歧視、嚴刑峻法。但1877年上任的第八任香港總督軒尼詩開始實施親華政策。1881年的《刑罰修正條例》廢除了流刑、烙刑和鞭笞背脊，鞭笞（臀部）不再公開進行，並定明惟有在英格蘭可判鞭笞之罪方能在香港被判鞭笞^1。1895年，要求華人晚上外出須持警司簽發的夜晚通行證的宵禁令被廢除^2。雖然華人在集會、建設房屋、華英種族隔離等方面仍然受到限製，但港英政府對華人的司法保障遠優於當時清廷的殘酷統治。在推翻清廷的革命中，香港成為革命者籌劃革命和流亡避難的地點之一。

1949年，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下，解放軍並未占據香港。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時期，大量大陸居民偷渡赴港，史稱「逃港潮」。1967年，香港左派在文革的煽動下發動「六七暴動」，被港英當局強力鎮壓。六四事件後，香港成為學生運動領袖逃亡的中轉站，史稱「黃雀行動」。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歷史反復上演著大陸人民奔赴香港、大陸革命波及香港、中共特務滲透香港，這是香港華人不受中共政治迫害，待遇優於大陸的明證。

1880年，第一位華人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26年，第一位華人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1948年，第一位華人擔任政務官；1957年，第一位華人擔任警司。在港英政府治下，華人地位不斷提高。

（二）港英時期北京抵製香港擴大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體系開始瓦解。1946年時任總督楊慕琦提出設立民選市議會，惟「國共兩黨均視香港任何正式的民主進程為邁向香港獨立」，楊慕琦計劃最終破產。1958年，周恩來向一名英國軍官表示，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嘗試，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舉動」和「陰謀」。周恩來表示，這種做法會被認為是讓香港走上獨立道路的手段。1976年5月20日，英國政府批準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同時適用於香港，但排除公約關於定期選舉的規定在香港適用。1983年1月28日上午，撒切爾夫人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講明，她有責任為香港人爭取他們接受的解決方案，即使香港的民主「有限」，亦跟中國的政製情形迥異。鄧小平當下警告，如果在香港提升民主程度，中方或會推翻此前的協議。

（三）六四後強化措施奠定移交初期穩定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英國對港政策徹底改變，打出「兩局共識」「居英權計劃」「人權法案條例」「新機場建設」和「政改方案」五張牌。其中「居英權計劃」在移交後起到穩定香港人心的重要作用，而1991年通過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移交後賦予終審法院極大的違憲審查空間，使其能夠捍衛《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的權利。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政改方案將投票年齡由21歲降至18歲、分區直選改用單議席單票製、功能組別由法團投票改為個人投票、新增包括全港工作人口的9個功能組別；功能組別之選民範圍擴大至全港270萬工作人口中所有合資格選民。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鉆基本法漏洞」，後北京終止「直通車」，另組臨時立法會，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被全部推翻。但是，彭定康曇花一現的方案，使民主價值深入香港人心。

二、香港移交開啟了香港民主的大倒退
1997年7月1日，中共收回香港，以「一國兩製」「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為口號，開始不斷強化其對香港的獨裁控製。

（一）中共的獨裁政體決定了香港回歸後必然實行獨裁
在中共國，憲法是黨可以隨意蹂躪修改的廢紙，一切權力均掌握在中共手中。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共掩飾「黨大於國」的虛假外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中共控製的代理人經過走秀選舉產生，不對人民負責，不受人民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監察、審判、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更不對人民負責，更不受人民監督，充分體現黨管一切。根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香港作為中共政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其政權的組織與運行必然同樣遵循「黨管一切」，實行獨裁統治；同時，香港保留了一些民主成分作為中共的遮羞布。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指定了控製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成為「假兩製」的核心內容，明確香港移交後「政府由當地的中共代理人組成。主要官員在當地通過小圈子互相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實行「黨人治港」，用小卷子選舉控製香港政府，與港英政府直接任命官員沒有什麽本質上的不同。

（二）綁架全國人大粗暴幹涉香港政治和既有司法體系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其第三條及附件一列明了英國政府將香港交還後，中共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且將保持五十年不變。在訂立基本法時，上述方針政策得到進一步詳細闡述，包括第四十五條第二款列明行政長官選舉「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隨著香港移交的完成，九七前的甜言蜜語戛然而止，中共蹂躪基本法的企圖開始逐步顯現。長期以來，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受製於中共壓迫人權的限製出境政策，必須申請單程證方能來港定居。單程證設有配額，而在中共的高壓腐敗統治下，大量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忍受著長期的等候，而中共卻大肆向高官子女、國安特務、紅頂商人等人簽發單程證供其赴港。1999年1月，被稱為香港版馬布裏訴麥迪遜案的「吳嘉玲案」在終審法院頒下判詞。終審法院確認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故他們在出生時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港府入境事務處必須無拖延地向他們簽發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要求他們在內地等待「單程證」配額的行政措施在香港法律下是違法的。

判決後，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以「大量人口湧入香港損害繁榮穩定」為由要求中共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悍然拒絕這些港人親生子女行使他們與生俱來的香港居民身份。1999年6月26日，中共控製下的全國人大常委出臺了基本法的第一次立法解釋，強詞奪理地演繹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居高臨下地宣布終審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由此開始了中共以全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幹預香港法治的先河。嗣後，中共對「人大聖旨」迅速上癮、屢試不爽。在香港政治改革、行政長官任期、立法會議員宣誓等過程中，屢屢濫用全國人大的決定權和法律解釋權，造成香港憲製危機。起初仍由港共代理人作戲邀請，從立法會宣誓風波開始便在法院判決前迅即自行釋法，肆無忌憚地悍然將黑手伸向香港司法系統。

（三）中共憲製全面阻礙香港走向一人一票的真普選
——濫用憲法和基本法幹預香港發展民主製度。香港基本法明確界定了該法修改的程序。然而中共大肆濫用全國人大「決定」和「法律解釋」向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系統植入木馬，多次阻撓香港立法會依照基本法推動政治改革。習近平上臺後，悍然提出基本法中不存在的「全面管治權」，行政長官從地下代理人轉變為公開的代理人，港人治港迅速淪為「黨人治港」。

——任意演繹基本法操縱香港政治製度。基本法明確將行政、立法、司法分置，而中共為了確保其能夠通過行政長官控製香港，悍然提出「行政主導」，強逼立法機關乃至於司法機關「順服」行政系統。中共為一己顏面保留了基本法的政治體製框架，但不斷以「循序漸進」和「香港情況」為借口閹割立法權和司法權，最終達到「行政主導」名義下的「中共主導」。中共無法回避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的要求，便在「提名委員會」上做手腳，妄圖製造香港居民在三個中共代理人中「普選」一個，而反對派全部出局的大陸式假選舉局面。

——構建「愛國者為主體」借口下的「黨人治港」。基本法除要求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外，沒有要求任何官員宣誓效忠中共國或中共政府，只要求他們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甚至允許外籍人士擔任中低階公務員，以最大限度保持香港的自治屬性。中共一手包攬「愛國」標準的定義權和判別權，大搞「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借口愛國、實則要求候選人「愛黨」，實行「一國一製」下的「黨人治港」、全面管治，這是香港民主的喪鐘。

——用國安法架空基本法下一切權利和自由。國安法賦予駐港國安公署克格勃式的權力，完全排除香港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國安法指定法官一年一任、隨時換人，以中體西用的模式令香港司法系統淪為中共的袋鼠法庭。任何行使權利自由的行為，只要稍加演繹就可被包裝為違反國安法的罪行。國安法幾乎完全排除了當事人保釋的可能，將中共大陸式的「刑期倒掛」和「以押代刑」引入香港，製造寒蟬效應。在國安法下，基本法和香港本地的普通法徹底淪為行屍走肉。

（四）使用臨時立法會令香港民主與法治斷崖式回退
——「直通車」安排破裂。中英協商下，原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經確認可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六四事件後，末任港督彭定康堅定擴大功能組別，力求以民主作為暴政的防火墻。中共堅決反對，「直通車」安排就此破裂。

——單方面組建臨時立法會。直通車破裂後，1996年3月24日，中共以全國人大港區籌委會決定，利用代理人控製的推選委員會產生了60名臨時立法會議員。臨時立法會倒退了多項法律：《公安條例》被回退到1995年以前，導致「不反對通知書」製度死灰復燃；雇員代表權咨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被暫時終止實施，嗣後被永久性廢除，導致勞權倒退；《社團條例》中的社團註冊製度被恢復。

這些事實說明，中共畏懼香港實施現代民主製度、畏懼港人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擴大，「一國兩製」只是中共不斷蠶食香港的虛假口號，香港的民主、人權和法治在1997年就已經病危；最終，「黨人治港」在2020年走向公開化，香港民主實踐壽終正寢。

三、中共抓住一切機會阻撓香港民主政治向前發展
香港移交後後，中共抓住一切機會，將香港納入其獨裁統治體系。2004年4月6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第二次解釋基本法（「4·6解釋」），強調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可以不修改」，並將選舉辦法的修改程序從三部曲改為五部曲。中共「拖」和「騙」並用，三次阻撓香港民眾追求民主發展。

（一）第一次阻撓：歪曲基本法三部曲改五部曲
「4·6解釋」通過後，2004年4月15日，港共代理人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實施片面的「公眾咨詢」後，根據中共旨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報告片面強化了中共代理人對實施閹割式間接選舉、小圈子選舉的「呼聲」，把雙普選稱為「部分人要求」，淹沒了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希望立即實施雙普選的願望。

全國人大常委會走過場「征詢」港共代理人的意見，後於2004年4月26日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4·26決定」）。該決定立即否決了雙普選，決定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維持不變，同時強調了嗣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若要改變，必須遵循「4·6解釋」規定的五部曲：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全國人大同意、特區政府提案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簽署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基本法》中並沒有要求「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和「全國人大同意」這兩部曲，也沒有要求第三部曲（《基本法》中的第一部曲）必須由政府提交修正案。

2005年10月19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了2007年行政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該方案被泛民主派批評為「原地踏步」，因為在方案中並沒有為實施普選定下具體的時間，被認為是「政府對民主訴求采取的拖延政策」。2005年12月21日，該方案未能在立法會獲得法定的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二）第二次努力：獨裁巋然不動民主苦擠牙膏
200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產生後，香港社會希望盡早明確普選的時間表以及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2007年12月12日，曾蔭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政製發展咨詢情況及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12·29決定」）。根據該決定，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和第五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作出適當修改；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此之後，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意對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出適當修改。根據該決定，2010年4月1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布了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並在6月7日以議案的方式提交立法會。2010年6月24日及25日，立法會分別通過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訂。2010年7月28日，行政長官同意這兩個修訂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和備案。2010年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予以批準和備案。

這次改革定下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現「雙普選」的時間表，但仍然沒有敲定普選的細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由800人增至1200人，但絕大多數成員依然是中共控製的資本團體，沒有改變「小圈子」的性質。立法會議席由60席增至70席，公民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地方選區和區議會功能組別）有所增加，進一步增加了民主成分。2012年3月和9月，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按照新的辦法選舉產生。但2017年政治改革的失敗充分表明，這只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民主發展上的煙霧彈，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政治爭拗由此埋下禍根。

（三）第三次努力：假普選袋住先慘遭高票否決
香港社會對2012年的政治改革方案明顯不滿。2014年7月15日，港共代理人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定」）。按該決定，提名委員會要必須按照第4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規定組成，維持1200人，特首候選人規定是2至3人，每名候選人更須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提名，才可以成為正式候選人，門檻為原先1/8選委會委員的4倍；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辦法不準修改，必須沿用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模式。此決議激發泛民政黨及爭取民主的香港市民強烈不滿，因為他們認為在此製度下，所有不獲中央屬意參選人，幾可肯定必會被小圈子產生的提委會「篩走」，真正讓全港合資格選民「普選」者只會有親建製人士，故他們認定「8．31框架」下特首普選根本談不上是他們主張的「真普選」，要求消除候選人門檻，實施「公民提名」。

「8·31決定」一出，追求民主的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和港共政府的不滿到達極點。2014年9月28日，「占領中環」運動爆發，持續長達79天，這場公民抗命被稱為「雨傘革命」，事件最終以全面清場結束。建製派呼籲先通過這個方案（「袋住先」），隨後再繼續擴大民主成分，而泛民主派則拒絕「袋住先」，認為中央會以「已經實施普選」為由拒絕進一步改革，導致「袋住先」變成「袋一世」（一輩子不變）。2015年6月18日，港府將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提交立法會表決，建製派為了響應中聯辦「全體贊成」的要求，在主席曾鈺成已經宣布開始表決後立場，意圖拖延時間等待未到場的議員劉皇發，結果因為溝通不暢導致最終投票人數超過法定人數，議案以8票贊成、28票反對被大比數否決。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將沿用上一任的選舉辦法產生。

回歸以來，中共一再幹擾和阻撓香港民主發展。特區成立至2017年，舉行了四次行政長官選舉和六次立法會選舉，中共控製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功能組別完全控製了行政和立法，而市民選出的反對派議員遇到「惡法」只能通過拉布、點法定人數等方式拖延時間，香港市民無法通過一人一票來製定自己的法律、決定自己的命運。中共在香港如法炮製，操控被選舉權的方式「選」出36名港區人大代表，並引入5600多人擔任香港以外各地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任何清楚中共在大陸所作所為的人都能理解，中共妄圖在香港復製大陸的假民主，讓香港與中共控製下其他大陸城市並無分別。

四、拒絕民主進步導致溫和派喪失希望暴力派大行其道
習近平上臺以來，大陸的政治、文化加速倒車，獨裁集權大行其道，「一國兩製」在香港的實踐也自然受到沖擊。中共不斷濫用人大的決定權和基本法解釋權，插手幹預香港本地事務，破壞「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莊嚴承諾，將香港變為中共肆意妄為的政治後宮、欺騙外國政府引進敏感技術和資金的「工具港」，破壞基本法確立的政治體製和司法系統。

（一）憲製秩序扭曲，沖突愈演愈烈
——中共多次通過各種「決定」和「基本法解釋」，幹預香港自治、架空香港終審法院。中共踐踏「兩製」，最終導致港人的國籍認同破裂，拒絕承認「一國」；歪曲基本法、加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聖旨」，導致香港市民對「兩製"和自治失去信心；妄稱《中英聯合聲明》是過時無效的歷史文件，用港區國安法架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打壓港人舉辦的民間公投和「全民製憲」運動，扼殺香港人自己的聲音。

中共利用傀儡人大常委會製定惡法，然後站在道德高地要求香港市民遵守之，引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抗議；嗣後為了平息，不惜以警察暴力、警黑合作來打壓呼籲民主的香港人，造成警民大面積武力沖突、市民受傷。

憤怒的港人用倒掛、撕扯、踩踏、焚燒國旗，汙損國徽，在奏響國歌時發出噓聲，撕毀和焚燒基本法文本等方式抗議沒有「兩製」的「一國」，抗議法西斯式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抗議用來打壓言論自由的《國歌條例》；中共卻欣喜若狂地「撿到了寶」，用大規模刑事檢控妄圖製造寒蟬效應，卻引發香港市民更大規模的抗議。

——對「一國兩製」失望的香港市民認為中共先撕毀基本法，因此要求「香港獨立」「民族自決」，在香港社會各層面特別是青少年群體中普及中共在大陸的暴行，教育市民認清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避免香港市民被中共的謊言欺騙。

大量追求香港獨立的組織湧現，支持香港獨立的候選人在立法會和區議會當選。2016年10月12日，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候任議員梁頌恒、遊蕙禎展示「香港不是中國」橫幅，使用具有侮辱性的「支那」一詞。中共因此突然發現了新武器，在本地司法案件審結之前「預先釋法」，公然妨礙香港司法公正；隨後利用全國人大決定，肆意認定候選人不符合「擁護基本法」要求，大量DQ（剝奪資格）泛民主派候選人。中共特務綁架銅鑼灣書店員工事件發生後，香港人心惶惶，中共卻嗣後推出《逃犯條例》修訂案，香港人的恐懼情緒達到極點。香港人的行動從溫和的訴求、到遊行示威，最終演變成了激烈的沖突。示威者成為了中聯辦的「常客」，甚至造成了沖擊。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沖擊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大樓，用塗黑香港特區區徽、破壞立法會設施、在主席臺展示「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等方式發泄不滿。

這種沖突沒有喚醒中共的良知，反而稱為暴君的興奮劑。中共於2020年6月30日黑箱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連夜簽署、刊憲，在當日23時突擊生效。這部法律在生效之前，公眾完全不知道法律文本的內容。嗣後，中共利用國安法模糊的定義和「指定法官」等多項違背基本法的安排，隨意汙蔑「初選」和「35+」等符合基本法的泛民主派選舉策略是「危害國家安全」，指控他們「妄圖操控立法會選舉」和「逼迫行政長官辭職」。這些行為不但完全符合基本法（行政長官被否決財政預算案應當解散立法會、解散後重選的立法會繼續否決則必須辭職），而且是中共長期以來在香港的所作所為。這充分體現了中共只許自己防火，不許別人點燈的流氓行徑。

——無助的香港人自然無法尋求「中國人民」的幫助，而只能尋求英國、美國等民主國家。中共繼續實施慣用伎倆，將一切指控都稱為「抹黑」。在美國、英國、歐盟等主權實體對中共和港共官員實施製裁後，中共惱羞成怒而顧不得顏面，在中美天津會談時公然向美方提出「糾錯清單」，其第一項要求就是取消對中共黨員的簽證限製，頓時貽笑國際社會。

在呼籲乃至製裁已經無效的情況下，美國、英國等國政府不斷強化姿態，從幕後走到臺前，官方高規格接見香港泛民主派成員。最終，一貫堅持「只接受高素質移民」的英國政府也無法再視而不見，宣布為所有BNO護照持有人、其配偶及受養子女提供普惠式的五年簽證，進而讓他們可以申請英國無限期居留許可，最終加入英國國籍。

（二）立法權被濫用，法律喪失威信
——中共肆意濫用人大常委會「聖旨」，幹預香港自治、操縱立法和行政機關。香港市民用盡法律範圍內一切救濟無果，只能實施「公民抗命」，違法達義。2014年「占領中環」、2016年「旺角沖突」和2019年「修例風波」中，港人多次遊行示威表達訴求，但中共完全不予理會。這導致港人喪失對管製體系的信任，香港法律在港人心中失去威信。

在和平民主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的情況下，激進派認定「暴力是解決香港政治問題的選項」，這導致「占領中環」和「修例風波」中出現大量暴力沖突。

——中共始終采取拒絕對話的態度，聲稱「人大決定」不可動搖。因而在「修例風波」中，激進示威者開始采取堵路、損毀交通設施、癱瘓機場運作、占領校園等方式表達訴求和發泄不滿。嚴重時香港鐵路公司有超過90%、共計147個車站遭到損壞，作為香港交通要道的紅磡海底隧道被迫關閉，作為亞太航空樞紐的香港國際機場陷入癱瘓。多項政府公共服務受阻，大中小學和幼兒園被迫長時間停課，多所大學校園被「占領」，眾多商業場所無法營業，逾1200間店鋪和多家銀行的服務設施被損毀。

暴力沖突不斷升級。與深圳福田公安徐錦煬、林誌威一同行動的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被示威者拘禁毆打，在馬鞍山與示威者發生沖突的路人被潑油火燒，有清潔工被磚頭砸中身亡。建製派議員何君堯的祖墳遭人損毀。

——中共長期以來的壓迫政策使香港的政治矛盾最終不可避免地稱為共產極權與自由民主的矛盾、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矛盾。港人開始仇恨中國共產黨、仇恨中共政權、仇恨內地民眾。「香港人」和「中國人」開始對立。內地旅客在機場聲稱「沒有祖國香港早就完蛋了」、在市區妨礙公共衛生、在邊境區域走水貨、赴港產子等中港矛盾事件成為導火索，港人對內地人的抵製不斷升高。

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身負大量非議和濫權指控。律政司對示威者高強度檢控，對胡仙案、梁振英案卻作出「證據不足」的不檢控決定，導致律政司和廉政公署的威信嚴重受挫。在「修例風波」中，元朗「白衣人」大肆製造暴力，警方遲遲才到場，到場後又不調查和拘捕。何君堯議員甚至被拍攝到與白衣人握手。嗣後，整個香港警隊成為示威者的頭號敵人，示威者開始「起底」警察和有關人士的家庭信息，警察子女受到霸淩、詛咒。警察和示威者在武力沖突中雙雙受傷，有警察被咬斷手指、被鐵箭刺傷、被利刃割頸，有示威者眼球被子彈集中、從高處墜落死亡、被警方開槍擊中腹部。警務處處長和保安局局長在港人的心中已經淪為劊子手。

（三）強推爭議法案，導致拉布抗爭
——中共藐視香港的普通法製度、藐視司法審查在普通法中的地位，屢屢強硬通過爭議法案。中共在吳嘉玲案中通過人大釋法強行繼續將「單程證製度」施加在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身上，造成骨肉分離。在莊豐源案中卻無動於衷，令大量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在政治改革上把「三部曲」強行加塞為「五部曲」。在「一地兩檢」案中用預先釋法用人大釋法「確認合作安排符合基本法」，完全藐視基本法與合作安排的字面沖突。反對派議員無法通過正常的民主手段爭取選票、否決議案，只得通過在立法會提出大量議員修正案、點算會議人數等手法「拉布」。然而，除了二十三條立法在五十萬人遊行壓力下被撤回之外，各種政府提出的法案，建製派幾乎照單全收。反對派議員想依法行使調查權、傳召權、質詢權、提出不信任動議，永遠繞不過建製派在不民主選舉下的人數優勢。在無法以選票決勝負的情況下，立法會淪為反對派與對政府官員吵架的大會，立法效率嚴重下降。

——建製派為了阻止泛民主派以拉布的方式抗爭，強力修改議事規則，將立法會與「全體委員會」混同，調低法定人數；賦予主席極大的權限，使主席能夠拒絕點算人數要求、直接付諸表決。當建製派不再掩飾獨裁的嘴臉，反對派議員的抗爭行為也愈演愈烈。搶手機、激光筆照射行政長官、潑灑惡臭液體等各種亂象開始發生。立法會徹底淪為暴力沖突的場所。

由於區議會議員全部由普選產生，大量泛民主派議員得以按照民意順利當選，在區議會中繼續抗議活動。

（四）歪曲兩製內涵，造成一國崩潰
——中共、港共偷梁換柱，炮製種種「民主」謬論。他們誤導香港社會將「小圈子選舉」等同於民主，並以是否會妨礙中共繼續操縱港共代理人為標準，標簽所謂「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和「全過程民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他們炮製所謂「香港特色」的假普選、假民主，出臺各種歪曲基本法的人大常委「聖旨」，惡意詆毀香港市民為推動民主發展所作的各種努力。

——中共幹涉選舉、破壞選舉公平。在2019年11月舉行的第六屆區議會選舉中，大量反對派議員秉承民意當選為區議會議員。中共嗣後卻大肆DQ候選人、閹割區議會職能，長期自我標榜民主、強奸香港民意。只要不是中共欽定的候選人，中共一律抹黑、一律封殺。

——中共一再將香港帶向假普選。中共罔顧民意，在立法會兩次強推「袋住先」選舉方案。因為三分之二門檻的存在，香港才沒有落入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陷阱。然而，中共在訂立國安法後強行「完全選舉製度」，利用全國人大常委閹割香港民主政治。歷史證明，中共在2021年的政改方案，就是他們屢屢想要強加給香港的假普選方案。中共在回歸前阻撓港英政府給港人民主，在回歸後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閹割香港民主政治。中共是香港民主無法進步的歷史罪人，也從根本上破壞了香港的社會環境，破壞了「一國兩製」的實施。

事實一再表明，中共是「一國兩製」壽終正寢的罪魁禍首、總設計師，是反對民主的獨裁政權。他們的目標，是讓香港從特別行政區淪為「黨家殖民地」，是讓香港人民與大陸人民一樣淪為中共的韭菜、奴才。香港的民主發展之所以窒礙難行，港共政權站在前臺的直接阻礙者，中共北京政權是躲在幕後的操盤手，全體香港人是受害者，最終一切不利後果則由全體中國人民承擔。

2019年「修例風波」和區議會選舉，充分暴露出中共和港共在香港不得人心。最突出的一點是香港人識破且無法再忍受中共操縱選舉，使得中共再難通過選謊言讓建製派議員長驅直入政權組織和治理架構，使得中共無法確保對香港體製的百分百控製，進而為他們利用香港洗貪汙黑錢、吸引外資、騙取敏感技術開綠燈。民主的政治絕不會與民意背道而馳。「完善選舉製度」是中共港共撕破遮羞布後的強取豪奪，是維護中共獨裁和黨家殖民地高壓統治的手段，也是確保香港繼續為中共高官服務的政治策略。

五、香港淪為中共國的黨家殖民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修例風波」體現出港人對中共和港共的全面否定，現有秩序無法確保中共繼續統治香港，令中共恐慌、害怕。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在香港強推國安法和國安特務機構，提升香港高壓統治；閹割選舉製度、增加中共侵入手段，實施以代理人為主體的「黨人治港」，提高中共對香港的控製，絕不容忍任何民主改革，絕不容忍反對中共獨裁壓迫的行為。中共北京當局撕破臉皮、痛下殺手，香港特別行政區壽終正寢。

（一）強行加塞香港國安法毀滅香港既有政治法治
維護獨裁統治是中共的頭等大事。對香港的獨裁統治是中共的頭等大事，港共代理人是維護獨裁統治的第一責任人。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決定》，為中共在港實施法西斯統治提供法理外衣；中共攻擊香港司法體系的行動正式開始。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港府同日刊憲公布實施。「黑箱通過」和「公布實施」，打出了對香港法治的致命一擊。該法提出分裂、顛覆、恐怖活動、勾結境外勢力等中共管用的模糊概念，建立了中共駐港和港共兩個層面的法西斯特務機構，並將這套控製體系強加給所有公務員。香港國安法的製定實施，確立了中共在港的黨家殖民統治，葬送了港人的民主改革之路，香港迅速陷入寒蟬效應，港人大量移民外國，東方之珠徹底四分五裂，是「一國兩製」的喪鐘。

任何民主都是反應民意的民主，把獨裁統治列為前提的政治體製絕不是民主。如果公民提名和一人一票得不到保障，就不可能有正常、真正的民主。切實防範、製止、迫害發生在香港的民主訴求，不僅是維護獨裁統治的前提，也是中共防範大陸走向民主的需要。香港國安法的製定實施，為中共香港黨家殖民地剪彩揭幕，香港的政治法治徹底宣告死亡。

（二）搬全國人大常委龍門肆意撤銷反對派職務
2016年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不等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判決，就「提前釋法」，僭越具有訂立本地法例職能的立法會和作為最終裁決者的香港高等法院，事無巨細地訂立了「不老老實實宣誓」的後果，開始了中共對港明目張膽的直接幹涉。

2020年8月11日，港共行政長官借口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重走港共、國務院、全國人大的三段論「釋法老路」，推遲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一年多。2020年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賦權港府DQ議員的權利，以此驅趕未隨著泛民主派總辭的議員鄭松泰。

（三）閹割香港選舉製度上演港共代理人對臺戲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製度的決定》，開始閹割香港選舉製度、釘死香港民主棺材的最後一個釘子。全國人大繞過香港立法會，直接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3月3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全票通過新的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3月31日起實施。2021年5月27日，只剩建製派的立法會迅即光速通過了《2021年完善選舉製度（綜合修訂）條例》，標誌著中共閹割香港選舉的最後一步正式完成。

「完善選舉製度」體現了以下五項重要原則：第一，全面準確貫徹「一國一製」方針，嚴格依照中共旨意，堅決維護獨裁統治、剝削製度，堅決反對民主政治，維護「工具港」職能。第二，全面落實「黨人治港」原則，確保香港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中共代理人手中，切實保障中共高官腐敗權益。第三，徹底葬送法治，堅決維護黨對司法的全面控製，堅決以惡法壓人，大量實施秋後算賬、製造寒蟬效應。第四，增強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黨性，使香港的行政、立法兩分支全部淪為港共機關，維護中共高官、港共代理人利益。第五，立法向行政下跪，照單全收，立法會淪為人民代表大會。

這次「完善選舉製度」主要有三個方面內容。

第一，構建篩選委員會。一是篩選委員會擴大300人加入第五個界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二是明確規定了篩選委員會五大界別共40個界別分組的劃分、名額分配以及產生方式，確保篩選委員會全部由中共控製組織和個人產生。三是用篩選委員會註入立法會，確保立法會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重新構建的篩選委員會黨味更濃、黨性更強，更能保障中共對港的獨裁統治，更加符合「工具港」作為洗錢基地、吸金基地、敏感技術騙取基地的特點，符合香港作為直轄於中共政權的黨家殖民地的新地位。

第二，閹割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基本保留原來的小圈子選舉製度，在提名機製等方面大力收緊，以確保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共任命的、信任的代理人擔任。重點閹割立法會選舉製度，更好地服務於中共高官利益、港共利益和鄉紳黑社會利益。立法會議員人數由70席增加至90席；由篩選委員會、功能界別和DQ後的分區直選分別產生40名、30名和20名議員。

第三，完善候選人DQ製度。設立候選人DQ委員會，對參加篩選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非中共欽定的候選人進行DQ，確保「黨人治港」原則的全面落實，堅決把中共代理人以外的人排除在香港政權機關之外。

2021年9月19日，篩選委員會選舉秀成功上演。2021年12月19日，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舉行，選舉投票率歷史最低、廢票率歷史最高，充分展現了黨家殖民地的「全過程民主」不得人心。

實踐表明，香港新的選舉製度具有鮮明的中共特點和黨性。第一，全是代理人。新選舉製度塞入了眾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代理人相互競爭，多元多樣前所未有，既有商界、學界、專業界代理人，又有收受中共利益的的勞工、職員、中小企業經營者代表；既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拿著不知道怎麽來的單程證（居留證、簽證）從內地、臺灣、外國到香港撈金的人；既有經驗豐富的政棍，又有拍馬接班的新一代代理人。居住公屋和「劏房」的人士、巴士車長、註冊電工等與法律搭不上邊 的阿貓阿狗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這在過去的繁榮輝煌的香港，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具有政治欺騙性。選舉不是「單聲道」，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來自不同政治團體、政治派別，假裝代表不同的政治光譜，假裝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抱負。中共代理人帶著不同政見和主張參選，把新選舉製度當成「政協公關秀」。在愛黨愛港旗幟下，新選舉製度畫出了「一國一製」實踐一條路走到黑、香港長期成為工具、香港同胞要麽移民要麽完蛋這個符合中共歷史的周期律。

第三，具有馬屁均沾性。新的選舉製度將立法會議席分為三大板塊，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均有代表來立法機關拍中共馬屁，從而確保了馬屁機會的均等度，特別是在有利於中共腐敗利益發展的同時，更好地代表了港共代理人的利益，更讓代理人更賣力溜須拍馬，更加保障獨裁統治。

第四，具有高度競爭性。這次立法會選舉，全部90個席位都有競爭，沒有任何人自動當選。這標誌著建製派躺著收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新選舉製度符合中共的內鬥文化，更加你死我活，更加其樂無窮。所有候選人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通過比殘忍、比黨性、比拍馬、比獻身、比腐敗等方式，積極爭取中共支持。香港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建製派一直享受有限度的民主，實際上帶給中共的並不是有力的代理人，而是躺著收錢、吃拿卡要、忠誠廢物、臉面丟盡，中共並沒有真正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殖民。新選舉製度使選舉回歸惡性、黨性、殘忍性、腐敗性，真正體現中共式的選舉，真正讓中共漁翁得利。

顯而易見，「完善」後的香港選舉製度，全面準確貫徹了「一國一製」方針和歪曲後的基本法，符合中共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既堅持「一國」原則，又保證「一製」獨裁；既充分體現「黨人治港」原則要求，消滅了泛民主派，又打擊了吃拿卡要的建製派；既保證廣泛馬屁，又體現均衡馬屁；既消滅了選舉民主，又實現了協商公關秀；既維護了獨裁政權，又有利於提高腐敗功能；既有利於促進對港專政，又有利於防止大陸居民聞「民主」之風而動。這是中共獨裁的的強化提升和變本加厲，為香港民主徹底敲響了喪鐘，為實現中共全面控製香港打下了基礎。

全國人大是中共的「國家」外衣，中共控製全國人大常委會壟斷立法權、決定權、人事權和監督權，還擁有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權。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貫徹實施「一國一製」方針提供了根本製度保障。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起草基本法、廢除直通車、設立臨立會、閹割居港權、扼殺民主政治等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以後，全國人大搬龍門、發聖旨，DQ泛民主派議員，製定香港國安法，閹割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選舉製度」，對香港強力鎮壓、高壓統治，對香港民主壽終正寢，對全面準確貫徹執行「一國一製」方針和閹割後的基本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為對香港做出的各種行動，都是為了「一國一製」行穩致遠，為了讓中共高官、其配偶子女與代理人更好地享受腐敗利益，為了黨家殖民地香港長期作為「工具港」。中共中央永遠是香港民主堅定的打擊者、破壞者和扼殺者，是全體香港居民根本利益的對立面。

六、香港黨家殖民地民主製度壽終正寢
「一國兩製」不僅是從英國騙回香港的謊言，也是香港回歸後欺騙香港人民的謊言，香港的製度實際上是「一國一製」。經過二十多年的打壓，中共政權和港共政府對如何實施「一國兩製」外衣下的「一國一製」，認識更深刻，方向更明確，思路更清晰，信心更堅定，步伐更穩健。

（一）「一國一製」葬送了香港民主發展
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製」謊言的編造者、講述者。「一國一製」作為中共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政策，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被貫徹在中國共產黨對港的各項方針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不斷以各種決定和基本法解釋強化「一國一製」方針。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把「一國一製」作為習近平的光輝政績。習近平堅定不移貫徹「一國一製」、「黨人治港」、全面管治的方針，堅持閹割民主法治製度體系，堅持架空香港司法，強化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落實國家特區機構在港工作，落實「黨人治港」原則，拿憲法和閹割後的基本法作為擋箭牌，維護獨裁統治、高壓政治、腐敗利益，控製香港不革命不造反，保持香港的「工具港」地位。把「一國」和全面管治包裝在「兩製」和高度自治的外衣中，殺香港所長、補黨國所需。要毫不動搖地暴力鎮壓，確保「一國一製」方針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這為中共控製香港提供了根本保障。

——「一國」和「兩製」是一虛一實的關系。「一國」是本質、真相，「兩製」是外衣、謊言。大陸的中共獨裁製度與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有利益沖突，中共的利益永遠具有淩駕性。中國共產黨獨裁是全中國的製度，是核心、靈魂，特別行政區的自由自是局部的虛假外衣。中共不會容許任何人挑戰其獨裁統治、使用基本法搞違憲審查、對內地進行民主宣傳。

——拉憲法和基本法大旗作虎皮。中共壟斷憲法和基本法解釋權，遇事不決就用憲法和基本法拉大旗、搬龍門。架空終審法院用基本法進行違憲審查，確保基本法是中共的專用武器。

——中央淩駕黨家殖民地。中央全面管治權是真，殖民地高度自治權是假。中央對殖民地全面控製，殖民地假裝實行高度自治。殖民政府是影子中央政府，執行中央政府依法發出的指令；中央政府隨時有權監督問責。不能把高度自治假戲真做，排斥和對抗中央政府。殖民地是黨家禁臠，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各地方不得幹預。

——全面服從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是中共的一號代理人，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要全面服從。支持港共政府洗好錢、吸好金、引進好技術、洗好腦、演好戲。支持港共政府「一起碌、一起吹」，繼續欺騙、糊弄香港市民，不斷提高統治能力和壓迫水平，實現專製暴政。

——促進香港融入全國獨裁一盤棋。支持香港接盤國家壞賬，給習近平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政績工程吹水、鋪路。利用香港單獨關稅區和自由港地位，欺騙引進與各國各地區的資金技術。利用港幣建立離岸人民幣樞紐，建立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風險管理中心吸金，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騙取外國技術，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為自己人拉偏架，建立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輸出「中國故事」。

中國政府在提出「一國兩製」謊言之初，就計劃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明確香港應當幫助中共欺騙英國和其他國家，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利益才能得到照顧。基本法和國安法進一步構建法網，為中共國安特務機構綁架、引渡、竊取隱私鋪路。中共將繼續利用香港，籠絡各國。

中共實施「一國一製」堅定不移，摧毀香港民主的決心也堅定不移。

（二）「黨人治港」原則使自治成為空殼
確保「一國一製」行穩致遠，必須堅決貫徹落實「黨人治港」原則。這是事關獨裁政權、高壓統治、壓迫剝削，事關香港「工具港」地位的根本原則。認中共做主、為中共做奴，是中共治下官員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奴才政治是共產極權的政治通例。「黨人治港」就是由中共的代理人來治理香港。這是「一國一製」的應有之義，是香港獨裁政治的本質。在新的形勢下強化香港獨裁，必須全面貫徹「黨人治港」原則，確保所有治港者都是中共代理人，確保其他人一個也不能進入香港的治理架構，堅決防範香港管治權被中共以外的人，包括香港人自己所攫取，確保香港始終是黨家殖民地。

黨人的標準是客觀的、清晰的，就是中共的代理人，誠心誠意供奉中共作為香港的主子，不損害中共高官的利益。在香港已經成為黨家殖民地、劃入中共獨裁版圖之後，中共代理人必須真心維護中共獨裁、高壓統治、剝削壓迫，拉憲法和基本法大旗作為虎皮，維護香港的「工具港」地位。任何香港居民，只要向中共下跪磕頭，不從事危害中共獨裁、高壓統治、剝削壓迫和危害中共高官利益的活動，都可以成為中共的香港代理人。那些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人，最求司法獨立和為民請命的人，破壞香港「工具港」地位的人，中共絕不允許他們治理香港。

強調「黨人治港」，不意味著沒有持不同政見或主張者存在，也不意味著沒有批評政府的聲音。中共將繼續上演政治協商公關秀，讓自己人打自己人，假裝香港政治多元、包容。

中共政府和港共政府將不斷壓縮港人言論自由、遊行集會示威自由、結社自由，只選奴才，形成人人跪舔的獨裁局面。

（三）香港特色獨裁政治一條路走到黑
民主只有一種，獨裁的民主外衣千變萬化。只有一人一票、公民提名的民主才是民主。近年來委內瑞拉、朝鮮、泰國等地出現的社會政治危機及種種亂象昭示人們，共產主義和獨裁政治禍害無窮。手握國器信口雌黃，汙蔑民主國家的製度，往往是為了掩蓋自己給本國本地區人民帶來的動亂和災難。

「一國一製」下香港的工具地位決定了中共不會在香港實施民主，絕不會像西方殖民國家一樣允許香港成為自治領。中共會繼續講「一國兩製」謊言，利用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條件，為自身的利益服務。

——中央一把抓，民主走到頭。香港實施民主製度，與中共獨裁不符，與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符，與「工具港」地位不服，中共必定窮盡一切辦法扼殺之。在中共主導下，香港民主永遠都是夢。中共會照搬大陸模式，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架空香港政府、立法會、法院，三權一把抓、一路走到黑。這是黨家殖民地香港的獨裁道路。任何民主的發展都要循序漸進，但沒有民主會倒著發展。「循序漸進」絕不是循「倒序」漸進。香港在中共主導下沒有民主自由，只剩獨裁專製。

——黨下一個黑，香港不能亮。中共九七年取得香港管治權後，反復強調「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以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讓自己騎在香港頭上。不是中共管，回歸有何用？獨裁統治也就無從談起。二十多年來香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實質不是民主多少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民主的問題，是獨裁與民主、壓迫與反壓迫、暴政與解放的問題。維護中共獨裁，香港就絕沒有民主。

——港督獨大，大過司法。香港的體製必須是行政主導，才能讓作為中共代理人的行政長官掌握一切大權，為中共服務。在立法會要形成跪舔行政長官和中共的局面，變立法會為行政長官的立法局，使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中聯辦主任）能用香港市長（行政長官）一把指揮棒抓三權，與大陸其他城市實施相同的統治模式。

——講香港故事，搞公關大秀。「一國一製」下香港將淪為中共的黨家殖民地，香港的獨裁統治必須有利於促進中共高官在港利益，保障其配偶、子女、代理人的利益，形成廣泛的經濟控製網。香港政治要為國家接盤、站臺，也要欺騙外國和臺灣，繼續成為中共的戲臺，成為洗錢、吸金、騙技術的沃土。

——架空終審法院，扼殺自由人權。先立惡法再指責他人不守法，是中共慣用的流氓伎倆。拉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大旗作虎皮，批判泛民主派違反法治原則、損害法治權威，是中共的慣用說辭。香港居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已經被國安法架空，但中共高官、其配偶、其子女、其代理人則完全不受影響。他們甚至享有違法亂紀卻「證據不足不檢控」的巨大「自由」。

——披民主外衣，唱對臺大戲。民主的核心是選舉，但中共定義的民主卻五花八門。政治製度有沒有民意代表性、能不能反映廣大居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願，全是中共一家之言。香港不僅要強化獨裁，還應當學習大陸冒充民主製度，把協商、咨詢、聽證、對話等多種假民主過場都搞起來。

——封殺敢言媒體，港人「幸福滿意」。獨裁製度只會惠及中共高官、其配偶、其子女、其代理人，絕不可能讓全體民眾從中真正受益。只有不斷用國安法封殺媒體、抓捕敢言義士，然後用黨媒一家之言吹捧拍馬，才能實現「全民都滿意」的獨裁奇跡。中共徹底引入國安法、徹底閹割選舉製度，長期目的就是洗腦港人、恐嚇港人，最終讓港人與大陸人一樣慢慢下跪。自己的高官才能獨門擷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等中心帶來的利益，從而確保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確保香港在中共獨裁大一統進程中「不搞個大新聞」，而且「跑得還快」。

中共將繼續拉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大旗作虎皮，不斷打壓港人聲音，並與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代理人一道，演好香港「全過程民主」的自欺欺人的舞臺劇。「一國一製」之下，黨家殖民地香港民主無門，下跪有路。

結束語
民主是香港民矢誌不渝的追求。香港市民一直高舉民主自由的旗幟並為之奮鬥、甚至流血犧牲。23年來，香港人民多次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最終甚至訴諸暴力，卻仍然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敗給了「槍桿子」。中國其他地區的人民也在蒙受著廣泛、嚴厲、殘酷的獨裁，社會動蕩不安。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是高官至上、立黨謀私、腐敗為己，用「黨的領導」強奸「人民當家作主」冒充「依法治國」，對人民施加全過程獨裁。這是「一國兩製」不能在香港成功的根本原因。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欺世謊言，「一國兩製」在香港已經壽終正寢。但中國共產黨有野心、有妄想、有武力，把當下民主自由的臺灣也加入獨裁版圖。臺灣人民一定要認清中共的謊言，堅持發展不對稱戰力，為自己、為中國、為世界抵禦中共武力攻臺的企圖。

黨家殖民地香港正迎來逃港2.0的新階段。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選舉製度的閹割，「黨人治港」的局面將無可改變，香港的法治已死、營商環境一去不復返，社會氛圍死氣沈沈。長期困擾香港的各類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恐永遠得不到有效解決。一個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開放、包容和諧、繁榮穩定、背靠大陸、面向世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步入歷史、壽終正寢。東方之珠，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