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共產極權與暴政統治

傑瑞米柯賓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大殺天下

　　1.土改殺地主

　　毛共到達陝北後，出於無奈，利用西安事變，要求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曾公開發表宣言放棄“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很多八路軍指揮機關的房東就是地主。如果不是地主，也不會有那麼多房屋供各級指揮部之用。

　　誰曾想抗戰結束後中共又重操故伎、恩將仇報，昧著良心在北方農村更大規模地殺地主。1947 年第三季度的土改，魯南地區就有 20 多萬人被活活打死，其中 1/3 只是富農、中農或小商販。輕者戴高帽遊街，全家埽地出門，重者全家抄斬，就連剛生下的嬰兒也不能倖免。劉少奇在遼南，先已作出了屠殺樣板。

　　1948 年擔任過《新華日報》總編輯的華崗到香港，對各民主黨派人士做過壹個關於解放區土改的報告，既講了運動的偉大意義與成就，也講了不少運動的偏向。此事被反映上去，中央領導人很不滿意，打電報給香港的中共工委會，指令工委會開會批評華崗。

　　每壹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士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霸”又分三類：壹種橫行鄉裏欺壓良善的“惡霸”；壹種專作好事的“善霸”；壹種是安份守己作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作的“不霸”，“三霸”同壹罪行，皆當場處死。

　　土改中被殺的地主有的是被鬥死的、有的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丁玲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說，農村的鬥地主“按照農民的心理，要麼不鬥，要鬥就往死裡鬥。在（河南）杞縣丁莊鄉的鬥地主運動中，發明了坐飛機的刑罰。把地主束縛後，再用繩子系於牛身上，再在牛的便道上拴上火燭，火燒牛身體，牛就拼命狂奔，不到幾分鐘，人就血肉模糊了。”

　　蘇南從 1950 年 7 月開始土改的典型試驗。亂鬥亂打現象主要發生在蘇南土改全面展開的初期，即 1950 年 12 月至 1950 年 1 月間。在全蘇南的 2741 個鄉中，普遍亂鬥亂打的鄉就達 200 個以上。亂鬥現象有如下特點。首先，鬥爭會不是說理而是鬥力鬥蠻，鬥打的花樣繁多，血腥味甚濃。主要有吊、跪、綁、坐老虎凳、蹲水缸、剝衣服、澆冷水、爬、變狗叫、在頭上壓石頭、燒陰毛、戳乳房、吃雪等。據中共蘇南區黨委農村工作委員會土地改革檢查隊（以下簡稱“檢查隊”）的統計：奉賢縣 5 個區被鬥的 245 人中，被打的 218 人，被迫下跪的 75 人，被棒打的 35 人，被吊起來的 13 人，被捆綁的 18 人，被剝光衣服的 80 人，每人壹般受多種體罰。武進縣百大區鬥壹個婦女時燒陰毛，潢裡區鬥壹個婦女時逼她脫光衣服在臺上爬。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衣服裡面，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江陰縣鬥爭狗腿子時，要求狗腿子學狗叫、學狗爬、學狗啃骨頭；嘉定縣馬陸區 7 個鄉鬥爭 36 人，其中 31 人被打，10 人被剝光衣服澆冷水，30 人跪下；上海縣的塘灣鄉鬥爭 4 人，全坐老虎凳；常熟縣還發生了割婦女乳頭的事。有的地方還把石頭放在鬥爭對象頭上，把雪放在鬥爭物件身上或要求鬥爭物件吃雪。無錫縣各地的鬥爭方式除了綁、打、剝、跪、爬較普遍外，還有戴石臼、吃牛屎、學狗叫、吃雪等。1951 年 9 月江陰縣委在總結時說，上面放手，下面變成了撒手，普遍產生有鬥必打，有鬥必跪，脫衣服、澆冷水、吊等等。

　　1951 年 1 月 28 日的《蘇南土改情況》報導，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中農趙仲生因秋徴時拖欠公糧，民兵將其母子綁起來，吊了壹夜；遊子鄉趙公廟抓了 2 個貧農到人民法庭去，說他倆是“惡霸”，要求關到土改結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兒去吃了酒。青浦縣龍固區在 1950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就打死 17 人。據蘇南農民協會不完全統計，蘇南在鬥爭中壹共打死 60 人，其中鎮江專區 4 人、常州專區6 人、松江專區 50 人。實際被打死的不止此數。據“檢查隊”調查，僅常州專區江陰縣長涇鄉就打死 18 人，金壇縣打死 2 人。據蘇南農民協會統計，在鬥爭期間蘇南共有 293 人自殺，其中鎮江專區 97 人、蘇州專區 81 人。武進縣在鬥爭中嚇死及與鬥爭有關而自殺的有 20 人。宜興縣在鬥爭中造成地主 23 人自殺。溧水縣在土改期間有 27 人自殺，其中絕大部分為地主，不少是因為害怕鬥爭或在鬥爭被清算而自殺。

　　有的地主是被逼死的。前新華社社長穆青在 1950 年 6 月 2 日的中共《內部參考》中報導：河南土改運動中壹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 40 餘起，大部為中農以下成份。據《帶刺的紅玟瑰》壹書透露，1953 年春季，廣東粵西地區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殺。其中，2 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只壹個月出頭，自殺者竟高達 85 人。

　　當時，僅僅由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就能夠槍斃成批的地主；只要幾個積極份子的幾聲口號，就能夠將地主全家的財產剝奪殆盡。比如，在進行土改運動時，工作組發動鬥爭會，事先選定被鬥的目標，羅織壹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狀，然後幹部向臺下問：“這個人該辦什麼罪？”下面安排好的人大喊：“該殺”。於是便即刻槍殺或當場打死。

　　以周恩來胞弟的嶽父為例，他在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運河水利局局長，從未在國民政府中做事。加上周恩來兄弟外出革命，他將周母接到自己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黨南下時，他認為自己不會成為鎮壓對象。不料壹解放，他便因為“地主”身份成了第壹批鬥爭物件，很快就送了老命。周真是革命徹底、大義滅親啊！

　　周的親戚尚如此，別人的遭遇就更慘了。

　　1938 年趙紫陽 19 歲在家鄉河南省滑縣加入共產黨並於年底任縣委書記，21歲又升為地委書記，開始領導土改運動，殺地主、分浮財。他殺別人，別人也給他出難題。趙紫陽的父親是個很謙和的老中醫，又是教了壹輩子書的私塾先生，壹年四季都勞動，每天早晨起來背著糞簍到大街上拾大糞，還拿著本兒書念，工作隊壹再發動群眾，但確實壹點民憤都沒有。但縣委硬是命令農村必須村村見血，要殺人口的百分之壹，土地最多的地主就是無罪惡無民憤者也要殺，說這是為了推動革命，檔中還介紹黨的中央委員陳鬱親手開槍把他的父親槍斃了，共產黨員都要向陳鬱學習。1947 年當地組織決定要殺掉他的父親趙廷賓，他毫不猶豫簽字“同意”，因此獲得黨組織的賞識重用。他說：“地主出身的幹部必須站到農民壹方面來，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斷絕關係，主動說服家庭，認真執行土改。”

　　當時的場面很慘烈，土改工作隊是把老人當作還鄉團來鬥爭的，幾個壯漢把老人高高擡起來，問道：“看到國民黨回來了嗎？看到了吧！”壹邊說，壹邊把老人往高處壹扔，給活活給摔死的，這種鬥爭方式叫作“望老蔣”。趙紫陽對其父親和家庭的態度，是共產黨性征服其人性的野蠻歷史。

　　1951 年 4 月中南局將趙紫陽從河南信陽地委書記調來廣東，具體領導全省土改。1951 年 11 月，在廣西主持剿匪有功、殺人 4 萬（其中 1/3 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陶鑄調到廣東主管廣東土改；其人更“左”更狠，來粵後以反“右傾”

　　的口號整頓土改隊伍。壹大批對地主不夠狠或被認為歷史有問題的土改幹部，受到迫害或處分，壹些被開除公職，有些更被殺害；如中山縣幾十個這類土改幹部被處死刑。廣東全省約 5.2%土改隊隊員遭清洗或處死。

　　陶鑄在廣東搞“村村流血，戶戶鬥爭”，亦即是每村都要殺人流血才算過關。

　　在廣東被濫殺者中，就有名中醫、好鄉長、歸僑教師、中農、前國民政府低級公務員。

　　壹位原鄉土改隊副隊長說：過去殺地主沒有限定數額，1952 年荔枝大熟時節每個鄉要定出殺多少個地主的計畫；過去審批判處地主死刑的許可權由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三巨頭共同掌握，後來下放到區壹級領導；過去對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還要核實，看是否真的“罪大惡極，查有實據”，後來只要窮苦農民（不論良劣）敢於“揭發”，不需查證，便可用以作為判處死刑的“證據”。

　　這位當事者說，“那時，上頭壹層層開放殺地主的綠燈，各鄉、各村的土改隊長、組長，便都去做，生怕完不成殺人定額，犯右傾的都被處份。”

　　1951 年 5 月始僅粵西自殺的地主達 1165 人；1953 年“土改複查”時，僅 2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壹個月，自殺者又增 805 人，從中可見陶鑄、趙紫陽“土改”

　　的恐怖。此外，陶、趙在廣東搞的“反地方主義”牽連全省各級地方幹部 2 萬余名，很多人被打成“反黨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餘年，包括時任省委副書記的古大存和馮白駒。古大存托李富春帶壹信問候毛澤東，同時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義”問題上的“錯誤”，此信轉交陶鑄、趙紫陽；陶趙兩人竟然在省黨代會上當著七八千人面逼著古大存當場簽下“永不翻案保證書”。

　　曾在湖南漵浦縣八區（江口）擔任區長的郭靜秋在回憶錄中寫道：有壹次，我在曹家溪村，領導壹次反霸鬥爭大會。壹個惡霸地主站在臺上被鬥，貧雇農壹個個上臺訴苦鬥爭。壹個苦大仇深的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走過去就將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壹半，“呸！”壹聲吐在臺上，臺下的群眾駭了壹跳。他又準備去咬地主的左耳，我馬上制止他。 對於所謂的“惡霸地主”，有的沒有經過批鬥就槍斃，有的在召開群眾批鬥會後立即拉出去槍斃。在土改中擔任過民兵的盧峰鎮橫巖村的李佑良回憶說：對於欺壓百姓的地主，就整他，關起來，有材料的就打掉（即槍斃）。都是民兵去抓，用繩子捆起來，只捆地主，那叫打威風，不然田土分不下去。十三保地主陳宗元，當過鄉長，抓到後三天就槍斃了。有壹次在水東區，鬥完地主後，將地主牽到江坪（漵浦將江河的河床灘頭叫江坪）去，排壹路跪著，壹個個打掉。吹號了，就同時打掉。用槍對準地主後腦殼，壹槍，腦殼開了花，腦殼不見了，只剩下肩膀、脖子垛垛。那壹次，壹下子就打掉了18 條人。家裡有人屬的就將屍體擡回去埋了。沒有人屬的就死在江坪讓狗吃掉。

　　當時鬥爭時，有壹個地主的孫子鬥爺爺的爭，說爺爺睏了他媽媽，也打掉了。思蒙和尚坪的地主雷繼熹，有幾百畝田、幾十桿槍，屬於武裝地主。將他抓到後，用鐵絲穿起他的鼻子，牽起火火起走。在思蒙批鬥後打掉了。他全家 20 多人全部打掉。雷繼熹小婆子生的兒子，七八歲，也打掉了。他壹屋人冇留根根，全家誅滅。

　　時隔 50 多年後，郭靜秋認為那時“殺人還是殺得太多了”。那時沒有法治，當時說是說（殺人）要縣委批準，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每個幹部都可以批準，罪名是“罪大惡極”就行了。上面也不管妳，只要妳完成任務。我們區裡有個幹部叫羅良驥，我當區長也管他不到。他將壹個 80 多歲的壹般地主殺掉了，還將他全家男的都殺了，只有壹個男的跑掉了。

　　《炎黃春秋》2006 年第 8 期發表《“土地改革法”的夭折》說：邵陽地區的土改本來遵照“《土改法》和《劉少奇報告》的精神順利進行，1950 年 12 月突然下達了根據毛澤東“親自提出來的‘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才造成這壹段殘暴野蠻“血淋淋的歷史”。接著，鬥爭會上打人成風，有的甚至被當場打死。

　　為了多搞錢財，盡可能擡高階級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劃地主。強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銀財寶地點，否則非刑拷打，晝夜逼供，什麼稱半邊豬、吊磨盤、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還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掃地出門。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時有所聞。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隨後自殺，留下孤兒只好交給其親戚或願意收養者。1951 年 9 月全省第三次黨代會，邵陽縣委書記鐘石在地區代表團討論時講到：有壹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壹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隆回縣委書記方明說：隆回問題也很多很嚴重，把中農劃富農，富農劃地主；關押吊打，非法鬥爭，不少富裕中農和富農都挨鬥；還出現了所謂“貧農惡霸”，“中農惡霸”。其他縣情況基本相似，不把人當人，死人不計其數。由此可見當時的混亂、殘暴和野蠻，簡直與流寇相差無幾。“和平土改”變成了暴力土改。農會派人去抓逃亡地主，壹時農民紛紛到各城市集鎮去抓人，幾乎造成城市工作壹個亂源。當時有些地主還有起義人員住在城市或兼營工商業，從此以後，集鎮的店鋪全部關門倒閉，農村經濟壹片蕭條。當時只要能搞到錢財，哪管什麼破壞工商業和統戰政策。在壹片紅色恐怖氣氛籠罩下，壹般農民特別是中農和婦女很是害怕，不敢參加鬥爭，有的連開會都不敢來了。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畫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當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煙紙燒掉，毀了多少文物，無法計算。亂抓亂打亂殺之風還影響到當時的鎮反，並出了大亂子：邵陽縣七區由於非刑拷打，“逼、供、信”，發生了抓捕中、小學教師百多人，打死多人，震驚全省的大錯案。……暴行也證明，人們在被煽動起來的冷酷殘忍的“階級鬥爭”中，可以異化為禽獸，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蕩然無存。

　　鄧子恢在《中南地區土改工作報告》中說：“……殺了占農村人口 10%的地主分子中的兩成。”中南地區土改沒有東北和華北激烈，因為東北和華北土改時正值共產黨在打天下，激烈的土改有激化階級矛盾，以便裹脅貧雇農出兵為共產黨火中取栗的現實軍事意義。而中南地區土改時，天下已經歸中共所有了。即便按中南地區的百分比框算，以中國當時人口 5 億計，80%的農村人口是 4 億。4億人中 10%的地主分子是四千萬。4 千萬中被殺 20%，就是 8 百萬；據統計被殺地主的“不少於壹千萬”。

　　官方宣傳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及 Teiwes 的文獻記載都說明，部分農民並不支援土改。土改運動比文化大革命殘酷多了，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對這段血淋淋的歷史所知甚少。有人推算，每縣平均死五千人不是誇大，死人應在壹千萬左右。

　　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臺灣政府的贖買方式，但土匪出身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王若望指出：“中共特別強調地主還鄉團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試問：促成並加深這種刻骨仇恨的根子是誰呢？”

　　正象《中國農村曆滄桑》壹書作者陳佩華教授寫到的那樣，“村民們樂意把地富當作鬥爭對象，他們很明白，只要運動的焦點集中在四類分子的罪惡上，像他們那樣的普通農民就可以躲在壹邊，免受批鬥。幹部們樂意拿四類分子開刀，因為反動階級壹向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對象，如今他們要開展階級鬥爭，就等於再度表明了共黨幹部自身的合法性”。

　　暴力土改既違反國際人權法則，違反了 1950 年公佈的土地改革法，也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

　　土改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

　　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

　　對地富的政治迫害從 1949 年 1950 年開始，壹直到 1979 年才結束，壹共持續了 30 年（從 1925 年農民運動算起就更長了），比任何其它群體受迫害的時間都長。對地富的迫害從來就是超法律的，其間未經過起碼的法律程式，無罪受罰，輕罪重罰，壹罪多罰的情況極為普遍。在整個毛時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連生命都沒有保障，文革初期普遍地發生了對地富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1979 年，中共宣佈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 30 年，絕大部份地富都已經死掉，沒

　　有給家屬任何補償。據《北京週報》報導，被摘帽的地富多達 400 萬。

　　2．鎮壓反革命

　　在建國前後，壹直沒有停止過對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毛澤東說：“國民黨殘渣餘孽亡我之心不死，要推翻我革命政權！”毛澤東在剛“和平解放”北京以後並不急於進城，而是住在西山，等進城的部隊肅清北京城裡的“反革命”

　　以後才安全進城。那時全國都展開了剿“匪”運動。愈來愈多的剿“匪”部隊成員撰寫回憶錄承認“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讓押運的部隊疲於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團、營壹級的俘虜軍官留下審訊，其他俘虜由連壹級指揮員自行處置……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邊、山邊用刺刀捅死，用他們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殺壹兩批人”，用國軍俘虜練刺刀還不過癮，壹些共軍中下級軍官還挖出俘虜的心肝切片炒熟了下酒。即便僥倖逃過鬼門關，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壹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

　　1950 年 6 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對壹切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須堅決肅清。

　　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共正式決定出兵朝鮮，他兩天後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

　　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說，此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因此，“妳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壹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劉少奇隨後的解釋更為形象說：“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壹個地主，那裡也打了壹個，到處鬧”。

　　鎮反運動剛開始，劉少奇批示對自新分子不應處死刑，毛澤東卻將其改為：

　　“如果血債重大群眾要求處以死刑，並估計情況在處死之後比較不處死更為有利時，亦可處以死刑。”

　　1951 年初抗美援朝極為順利，毛澤東遂決定大力鎮反。1 月 17 日，毛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廿七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 21 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4600 餘人，並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處決壹批。區區壹個湘西，人口密度也遠小於河南與華東地區，就處決了 4600 人，而且還有許多反革命要殺，而河南壹個省處決了 3000 就不敢再殺了，華東幾個人口大省總共才不過處決了 2911 人。毛立刻就做出批示：湘西準備再處決反革命“是很必要的”。“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現當反美土改兩個高潮的時機”，只要“善為處理”，就不會有問題。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各地務必要抓緊照此辦理。

　　1951 年 1 月 21 日，他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當中，明確告訴後者：“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壹年內，恐怕需要處決壹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1 月22 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負責人稱：“妳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壹步的鎮壓計畫。1 月 29 日，見公安部對中南局公安部逮捕 19823 人、在省級機關內亦逮捕 160 人，擔心如此內外不分會引起廣大幹部的恐慌的報告時，他明確告誡公安部稱：“湖北做得很對，不要去潑冷水。”

　　1951 年 2 月 5 日，中共西北局報告，兩個月已捕 500 多人，並處決了 500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執行鎮反計畫，壹定求穩，批準殺人壹律在省上”，毛對此卻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準執行”即可。

　　由於各地高層領導人責任大，任務重，顧慮相對較多，毛澤東這時甚至還親自批示要求各地縣委書記都直接與他通信，彙報各縣市鎮反運動的開展情況。用這種方法，來推動各地領導人解放思想，切實跟上他的要求。

　　根據毛的建議，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殺此數的壹半”；“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壹批，殺壹批，不可停得太早”。毛不認為千分之壹是壹個絕對不可逾越的處決人犯底線。對那些強調情況特殊，申請超出比例者，他都表示贊同。

　　毛隨即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說：“上海是壹個 600 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 2 萬餘人僅殺 2 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 1951 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 3 千人左右……南京方面，據 2 月 3 日柯慶施同誌給饒漱石同誌的電報，已殺 72 人，擬再殺 150 人，這個數目似太少。

　　南京是壹個 50 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 2 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那時候，因為廢除了以往的壹切法律制度，且又未提出和頒佈任何新的刑法為“殺”“關”“管”的依據，各地掌握的判刑尺度頗不壹致。“雙十”指示雖然明確提出了要以政務院頒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為依據，但直到中央決定了大致的處決人犯比例和毛開始向各地提出了具體的鎮壓數字之後，政務院才於 1951年 2 月 21 日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條例》根據毛要“大殺”人犯的指示精神，為了使地方上能夠放開手腳，有意使對“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相當寬泛。《條例》否定了“已遂”、“未遂”

　　的概念，規定：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眾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或利用封建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偽造公文證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佈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為，甚或意圖之壹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至於該殺不該殺，則主要取決於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節嚴重”，二者占其壹者，均可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對朝鮮戰爭和國內形勢發牢騷等都可以以反革命處死。

　　《懲治反革命條例》剛頒佈，毛即發出指示，全力督促各地抓緊實施鎮壓。

　　依毛內定的原則：首先是“對全區性、全縣性的惡霸必須全部殺掉，全鄉性的惡霸必須壹部或大部殺掉，不這樣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有些惡霸必須先殺掉，否則群眾不敢起來。”

　　壹些地區就反映說：他們那裡很少有很大民憤的所謂惡霸分子，相反，“群眾對於直接對他們的利益有妨礙的小偷、流氓、二流子壹類人的憤慨倒比較普遍。”

　　而且，罪多少為“大”，惡多大為“極”，多少“民”有“憤”即可算“很大”，實在難有確切的尺度來衡量。包括血債問題，壹些地方找不到歷史上殺害共產黨或善良百姓的人和事，便把過去有過人命官司的，統統視同“血債”，結果包括“在解放前曾攻打偽軍、殺死偽軍數名”，“因與人通姦致使其妻氣憤投河自盡”

　　之類，也都當作反革命血債看待了。鎮壓的反革命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當時有些人僅僅是為了生活才參加了國民黨，他們僅僅是些普通的士兵而已，而絕大多數鄉紳富戶基本上都是有兩個小錢的好人。較典型如河南陝州，完全由縣鄉兩級幹部說了算，不到壹個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個月就處決了七、八百人。

　　2 月 17 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指揮下，壹夜間逮捕反革命 675 人，次日即公開處決 58 人；槍斃時有數萬群眾圍觀且興高采烈。羅瑞卿指示，今後執行死刑前可召開群眾大會等，激發群眾對反革命的仇恨心理。3 月 7 日夜北京市壹舉逮捕了 1050 人，緊接著，北京市公安局專門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以及市區兩級人民代表擴大聯席會議，宣佈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與會代表討論懲治辦法。經過壹系列宣傳工作之後，市公安局於 25 日當天分別在三處壹次性就槍決了 199 人。以後每天都把壹車壹車的人拉出去槍斃。

　　天津市在 3 月間提出了壹個具有相當氣魄的補充計畫，即準備在已經處決掉150 人的基礎上，再處決 1500 人。毛澤東對此高度讚賞，馬上轉發各地，興奮地宣稱：“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按毛的建議，上海市委報告中央說：上海決心在已捕 1068 人、處死 100 餘人的基礎上，再捕 10000 人、殺 3000、關 4000、管 3000。毛回電稱：“如果妳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妳們註

　　意在逮捕之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殺掉第壹批，然後每隔若幹天判處壹批。”他還特別要上海領導人註意看 3 月下旬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參考京津的鎮壓經驗。即先開上百人的代表會，再開上千人的各界會議，最後召開上萬人的公審和控訴大會，刺激起群眾的義憤，使之自覺地擁護“鎮反”。

　　在毛澤東的極力推動下，全國各大中城市從 3 月開始，實施了極具震懾性的大逮捕和處決的行動。太原市委報告說：他們 3 月 13 日開始實施大逮捕行動，緊接著“學習京津的經驗，於四月五日召開了市、區各界人民代表的擴大聯席會議，並於 5～6 兩日分批分區執行。公審大會採取了會場和會外相結合的方式，“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機全部開放，重要街道及群眾集中場所均安置了喇叭，據不完全統計，群眾在十萬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收音機擺在街頭，三百壹群，五百壹夥，聚精會神收聽大會上的報告和控訴。……大會喊口號，群眾也喊。山大醫學院六百五十人聽到農民控訴時哭不成聲，很多人也流下淚來”。

　　毛澤東於 4 月 20 日致電各中央局書記稱：雖然 2 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現在西南已達千分之壹，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區亦達到千分之壹，個別地方且已超過。壹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壹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求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

　　我有這樣壹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壹，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壹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應）將許多犯人列入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築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各省區負責分批集中生產……貴州省認為不殺千分之三就不符合準和狠的原則，我倒覺得按貴州人口壹千萬已殺壹萬三，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壹萬多壹點，留下壹萬多不殺，已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準和狠了。”

　　毛澤東於 4 月 22 日在公安部的報告上公開表揚北京壹天處決 200 個反革命“殺得好”，說“這是正確執行毛主席關於人民政府要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第壹次”，“證明害怕震動過大而束手束腳是不對的，是沒有根據的”。上海在 4 月 27 日大逮捕之前，所處決人犯不過 100 多人。而 4 月 27 日壹舉就捕了8359 人，僅 4 月 30 日壹天就槍斃了 285 人，5 月 9 日再斃 28 人，6 月 15 日又斃了 284 人，以後即每隔數天槍斃壹批，少則二三十名，多則壹百四五十名，到11 月初，半年時間就已處決到將近 2000 人之數了。

　　殺戒打開，慣性巨大。“至今年四月底止，華東共捕反革命罪犯 35.8 萬余人，共殺反革命罪犯 108400 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七八。” 中南地區更是驚人，不到 5 月中旬，“殺人已近 20 萬，距人口千分之壹點五隻差五萬左右”，遠超出處決人犯壹般不超過人口千分之壹的原則規定。未到 5 月份，兩廣地區就捕了 188679 人，處決了 57032 人，其中“廣東四月份即處決 10488 名”。據報，“廣西省委和省公安廳之檢討可殺可不殺的而被殺了的占總數的殺人數的30%左右，甚至龍州、雷平提出要殺的 40 人既無犯罪事實，連出身、簡歷及年齡都沒

　　有。縣區個人都有殺人的，邕寧縣委組織部長個人就批殺 226 人，蒼梧壹區先殺後報 14 人，又壹個區殺而不報 24 人，宜山批準殺 52 人，貴縣壹次夜間從後門拉出 8 人執行處決，有的地區亂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並都要求增大比例。欽廉專區二月份即押 1.3 萬人，內欽縣壹縣即捕 8 千人，鐘山縣委不經討論批準各區自行逮捕，結果全縣捕 1126 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連材料都沒有，僅寫壹個壞字。

　　自 3 月以來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的結果，是各地殺、關、管的數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設想和計畫。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壹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審理如此多的殺、關、管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因挾嫌報復造成冤假錯案，乃至於草菅人命的現象，在農村地區尤其嚴重。

　　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週邊，進而將劉定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 200 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 人被槍斃，5 人被判刑，4 人被開除公職，1 人下落不明。

　　1953 年春，湖南在查出的 763 件各種反革命案件中，僅顛倒黑白的就有 82 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10.7%。其中湘潭縣人民法院認定的壹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罪行壹是解放前充當“圈子會”的“大爺”；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1200 元；三是解放後組織地富 300 餘人進行反革命暴亂，毆打幹部，企圖推翻農會和篡奪鄉政權。經查，所定罪行全無證據，純屬誣陷。原因只是因為鄉村農民和集鎮居民競選農會負責人時，曾組織農民遊行助威，被人懷恨在心，以致乘機栽贓報復。

　　勉強湊數、濫捕濫殺的壹個極其嚴重的後果，就是把大批與舊政權有關的人員打成了反革命。福建長汀鄭冠岑，世代書香門第出身，受過高等教育，壹生從事教育，毫無民憤或血債，只因抗戰期間做過三年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就被作為歷史反革命逮捕，並硬是張冠李戴地將他人的罪過也扣到他的頭上。而且既無口述交待材料，亦無檢舉揭發材料，甚至全無審問筆錄，更談不上證人證言，只憑縣公安局長壹紙罪狀，即被輕易槍殺。

　　在剛剛結束的國共戰爭當中，中共就是利用對國民黨投誠人員“不咎既往”

　　的優待政策，瓦解了國民黨幾百萬大軍的戰鬥力。在鎮反運動中，所有這些曾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具有極大感染力的政策檔，在各級幹部眼裡都成了壹紙空文。

　　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湖南茶陵 20 余名國民黨中將和少將，除去港臺者外，參加起義或投誠的 9 人，鎮反運動中多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其中4 人被槍斃，3 人被判刑（2 人死於勞改期間）。

　　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 81 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因地方要湊夠處決人犯數位，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給殺掉了。滿清搞“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順之者生，逆之者亡。而中共只要認定妳為階級敵人，順之亦亡，其殘暴程度遠勝於滿清。

　　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1918～1951）在 1936 年就已經秘密加入中共。1939年，董必武安排朱邁先直接進入廣西的 11 集團軍從事政治工作，擔任該軍 131師壹個團的上尉指導員。1942 年，131 師調守南寧，曾參加過桂柳會戰。次年，朱邁先被派往 19 師工作，在師長蔣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隊長。1949 年 6 月，蔣雄從部隊轉到桂林任專員後，又舉薦朱邁先任自己的秘書。同年 12 月，桂林解放前夕，由於朱邁先等人的積極工作，蔣雄手下的 70000 余名軍政人員起義。其後，朱邁先進入廣西軍政大學學習。1950 年學習結業後，朱邁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學任教，該校的董事長就是蔣雄。在 1950 年 12 月的“肅反”運動中，蔣雄和朱邁先被捕，壹同被押到了湖南新寧縣。1951 年 11 月，湖南新寧縣法院以莫須有的“匪特”罪，判處朱邁先死刑，並立即執行。死時，朱邁先年僅 33 歲，身後留下了年輕的妻子和3個幼小的孩子，其幼子因饑餓而死。“文化大革命”中，其妻傅麗卿被扣上“特嫌分子”、“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被造反派剃了頭髮，還多次遭到毒打、抄家、遊行示眾，身上留下了不少傷痛。1984 年才澄清事實真相，給予平反。

　　另壹位是三十年代被譽為京派小說代表人物沈從文的三弟，抗日將軍，抗戰後在家賦閑。50 年代在湖南遭槍斃，臨死時席地而坐，冷笑數聲道：“想不到妳們這麼搞！”

　　抗日將領，曾歷任軍參謀長、代軍長、集團軍參謀長及代司令之職的田西園，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應解放作戰”，其組織的地下武裝並直接接受了解放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的指揮。其後還成功策動武漢員警總隊起義，保障了武漢市的通訊交通、水電供應，免遭破壞。他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殺害。

　　甚至像在全國範圍內十分著名的抗日將領李杜，在 1951 年的鎮反運動中，也曾因信奉壹貫道，而被定為反動會道門首領密謀叛亂而被捕。只是因為西南局第壹書記鄧小平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調閱了國民黨軍團長以上、文官縣長以上被捕者名單，偶然發現了李杜的名字，馬上指示放人，李杜才逃過壹死。

　　李杜原本既在統戰名單之列，而他的命運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大批官階在團營以下的普通國民黨軍官兵的命運將會如何。因起義、投誠而參加解放軍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 2.2 萬人。接近“解放”時，壹個青年曾短時間參加了國民黨的某個組織，這個組織就像現在的什麼自願者之類的，他沒從事具體的反共活動。解放後，這個青年被判處了徒刑，在他入獄時，他已有壹個愛人和壹個三歲的女兒；共黨將這個男青年送進監獄後，還把他愛人家裡的壹切衣服及財產都沒收了(只留下兩個碗)，由於沒有吃的，她三歲的小女兒很快就被活活地餓死了；由於沒有穿的衣物,這個女青年也很快就被凍死了……那時，重慶三峽壩區某縣官壩區開過多次公審會（槍斃人的會）。有壹次槍斃 12 個人，同時拉了壹些人來陪殺場，他壹聲令下“把他們拉下去槍斃了！”

　　行刑的民兵們便像拖豬壹樣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著就是壹陣槍聲。槍響之後清點屍體卻發現多了壹個，原來把陪殺的也槍斃了壹個。這在當時不算什麼，補壹個手續就行了。該縣黃金鄉金銀村有壹個姓方的青年人，忽然就被列入了槍斃名單。方某被押赴汝溪執行槍決的路有幾十裡遠（那時沒有公路），要經過壹道山溪。那天卻忽然發了山洪，波濤洶湧，無法渡過，解押方某的民兵只好遠遠的繞道而行，這壹繞就救了方某的命。汝溪那邊久等不至，怕誤了大事，就迫不及待的開槍行刑了，等方某壹行趕到早散了場。第二天上面有人來通知說，方某可以不殺了，已經引頸待斃的方某於是從鬼門關檢回了壹條小命，他實在是太感謝那道救命的山溪了。

　　最匪夷所思的是槍斃張國錦。那壹天，西山公園廣場又黑壓壓地坐滿了人，又壹次公審大會即將舉行。15 個死囚被押了上來，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當宣佈張國錦的罪名為“壹貫道”（當時定性為反動會道門）成員時，張國錦壹口否認。張國錦用嘲諷的口氣冷冷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壹貫道，更沒有參加過壹貫道。今天在場有這麼多群眾認識我，精忠中學的全體師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壹個人看見我參加過壹貫道或者看見我搞過壹貫道活動，請站出來講話。”將近壹萬人參加的公審大會頓時壹片寂靜，鴉雀無聲。過了壹會兒，壹些人開始議論，怎麼沒有壹點證據就定死罪呢。審判臺上的縣長陳傑、秘書範梓裡等人似乎有點慌了，此時此刻去哪裡找證據呢？議論之聲越來越多，嗡嗡響成壹片。審判臺被迫臨時舉行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最後由範梓裡宣佈，號召在場群眾揭發張國錦壹貫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範梓裡的示意下，壹個叫譚祥雲的教師爬上主席臺前的壹張大方桌揭發張國錦。它說，張國錦肯定是壹個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親眼看見它在十字街貼壁報，內容全部是反動的，當時我就想質問它，但怎麼敢呢，因為他有“這話兒（這東西），”譚壹邊說壹邊將右手插進褲袋向前壹比，表示手槍。第二個爬上桌子的是天塹鄉（今屬東溪鎮）人鄧覺。鄧覺說，有壹次我和張國錦在上南門官茅廁（公廁）解手，靠得很近，我發現他拿著壹張解放前的報紙在看，已經解放了還在看解放前的報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

　　這兩個毫無道理的所謂反革命證據立即為審判臺上的人解了圍，張國錦的反革命罪就這樣定下了。範梓裡馬上宣佈，現在有兩個辦法，壹個是立即處決張國錦，壹個是帶回去重審後再處決，徵求大家意見，看怎麼辦？範梓裡走到臺前大聲說：“現在只要有壹個人（除張的直系親屬外）舉手同意巴把張國錦帶回去重審，就帶回去 。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說著範梓裡很嚴肅地高舉起左手亮出手錶，開始讀秒報時：1 秒、2 秒、3 秒……還有兩分鐘，1 秒、2 秒、3 秒……還有壹分鐘……”這時全場死壹般的沈寂，人們都好象屏住了呼吸壹樣，誰也不敢吭壹聲。當三分鐘快到時，張國錦昂起頭以宏亮的聲音說：“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舉手呢？”時間到了，沒有壹個人舉手。範梓裡又說：“同意立即處決的人請在三分鐘內舉手，說著又舉起左手讀秒報時。譚祥雲和鄧覺首先舉起手來，壹會兒全場都陸陸續續地舉起手來了。張國錦怒吼：“在這種情況下誰敢不舉手呢！”

　　席臺立即以舉手表決為依據宣佈張國錦死刑立即執行，張國錦等 15 人遂被押往東側草坪行刑。張國錦慢步徐行，不斷高呼“實事求是萬歲！毛主席萬歲！”

　　直到槍響倒下。

　　那時，沿海地區的居民不斷偷渡逃難到香港和境外。而留在內地，能夠活下來的起義投誠人員或者家屬，改革開放紛紛要求平反。僅湖南壹省，經認定身份列入複查的 17145 人中，就有 13530 人得以撤銷判決，恢復名譽，約占複查數的79%。而列入複查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武裝人員 3011 人，2291 人得以撤判糾正。在全國範圍，總共有 15 萬起義投誠人員被摘去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由此，不難看出當時情況之壹斑。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8 月，各地又展開過新壹輪的“鎮反”運動，僅華東地區就又捕了 71128 名，處決了 10727 名。並且該地區還進壹步部署了第三階段“鎮反”工作，要求再捕 55000 人，處決 12279 人。以華東第壹階段“鎮反”

　　處決 139435 人即已達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九四的比例來看，可知三個階段下來，其被處決人數大大突破千分之壹。

　　據新華社記者 1953 年初報導：“貴州省農村中群眾管制壞分子的面寬、量大，已造成某些地區嚴重的混亂現象。被管制分子大部分都未經過有關公安部門審查、批準，許多都是由群眾或工作組幹部說管就管。地主、反革命家屬，壹般都是全家大小壹律管，部分地區將小偷、遊民、妓女也大都全家全部管了起來。

　　紫雲縣四區德興鄉二村共有 310 戶，居民 1627 人，管制了 23 戶（均全家管）150人，占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中央規定（千分之三）的 30 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占該鄉總人口的 1/2。獨山縣基長鄉全鄉人口 8361 人，共管制 456 人，去年 12 月經西南公安部及省公安廳檢查結果，僅 11 人符合管制條件，不該管而管的 454 人。紫雲縣壹區松山鎮五村，農協主席梁秀清貪汙銀元壹元半，自己說出後，即被管制起來。該縣四區德興鄉壹被開除的團員，因壹次在館子裡跟地主同桌吃飯（各自付錢）被管制。紫雲縣二區四村農民班長元兩夫妻打架，被工作組宣佈管制壹年。獨山基長鄉平定村羅登雲年已七十八歲，不能行動，亦無反革命活動，僅因其 1926 年曾當過壹年偽區長而被當做主要管制對象。”

　　據壹位在新疆勞改部門工作的中共幹部稱，四川省被判處七年以上並送至新疆勞改的反革命犯就有 70 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農。到 1979 年 8 月上旬止，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類份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份子帽子的，就有329853 人。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有過壹個說法，叫殺了 70 萬，關了 120 萬，管了 120 萬。以官方的被處決 71.2 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 5 億人口的千分之壹點二四的水準了。如果註意到 1951 年 4 月下旬毛澤東委婉批評壹些地方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 71.2 萬的這個數字。同樣的情況，比較上述貴州農村的管制情況，亦可知其所謂管制數小於判刑數的統計，也未必十分準確。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 1951 年 2 月至 1952 年 5 月間，至少有 300 萬人被中共殺害。據 1969 年 4 月 7 日莫斯科電臺廣播，1949 年至 1952年有 280 萬人被毛澤東處死；1953 年至 1957 年有 350 萬人被殺。

　　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國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的約為 2 百萬人，另有特務份子 60 萬人，反動黨團骨幹 60 萬人，共 3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以後的運動中被關、被管或被殺。中共內務部長薄壹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 2 百多萬土匪(按：指反共遊擊戰士)。1999 年 9 月，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方分別殲“匪”共計 258 萬 4 千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最少在 500 萬人以上。

　　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壹個“政協委員”或甚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1965年 6 月李宗仁抵上海時，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偕上海市領導人到機場迎接。李回國不到壹年，陪伴他 42 年的夫人郭德潔於 1966 年 3 月逝世。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有關部門先後物色了 60 多位年輕美貌的女青年照片資料，當壹個叫胡友松的照片擺在他的面前時，被李壹眼看中。胡友松是壹代影後蝴蝶的女兒，1959 年從醫專畢業後就壹直在北京復興醫院當護士。周恩來找李宗仁談話，建議他們正式結婚，李宗仁只是擔心比他小 48 歲的胡友松不同意，為此有關領導專門找胡做思想工作。胡同意了，二人於當年 7 月結婚。1969 年 1 月 29 日，李宗仁因病逝世。沒有了李宗仁的胡友松很快被趕出李府，被說成是港臺特務，受到了審查，後來又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之後又把她調入了國家第壹歷史檔案館工作。

　　1969 年和 1982 年，胡友松兩次將國家發放的生活費 13.7 萬元和李宗仁先生的私款 83662.39 元全部上繳國庫，並把李宗仁的大量遺物、160 幀照片捐贈給中國歷史檔案館、廣西李宗仁官邸和山東臺兒莊史料館。

　　3．三反五反

　　“三反”運動主要是針對腐敗。建國後，大批中共黨員進入城市花花世界，不擇手段弄錢，竟然染上毒癮。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書記張子善和市長劉青山，兩人不但吃喝嫖賭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鴉片煙鬼。毛親自下令將兩人槍決。由此，毛下令展開“三反” 運動。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發佈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史稱“三反”運動。確實有壹部份中共黨員被判了罪。

　　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 1952 年 5 月 26 日，中共提出了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壹目標。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工商業者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專政對象。

　　在工商改造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壹人，將自己壓死。時任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當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

　　壹位研究“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學者曾描述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壹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壹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於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歎息而道：車夫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淒然道：“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壹書估計，鎮反時期有 50 多萬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 20 萬人自殺。

　　據 1996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萬 3100 餘人被逮捕，280 餘人自殺或失蹤。

　　“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 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毛澤東從史書中只看見階級鬥爭。他壹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鎮壓，不承認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有利的“讓步政策”。他把鎮壓“階級敵人”看得比甚麼都重要。

　　1960 年，被毛打倒的彭德懷元帥蝸居京郊，壹位警衛戰士的家屬前去探親，曾對彭訴苦：“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還兇，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麼過啊！”

　　1962 年鄧小平說：“有的農民講：過去我們養壹個保長，現在是好多保長。……這部份人是大量的，據說是 1600 萬，有的估計是 2500 萬。”中共執了政，地主階級消滅了，可農民階級沒有勝利，階級鬥爭只是殺了壹批保長，並將“壹個保長”換成“好多保長”而已。

　　思想改造運動

　　1．剝奪知識份子的獨立性

　　馬克思主張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權威，而權威最討厭懷疑、思想自由的知識份子！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知識份子的災星。柯慶施以男人評婢女的口吻說，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壹是懶，不肯作自我檢查，總是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高崗更是粗野的咒駡知識份子，說他們就象雄性的生殖器“說硬就硬起來了。”而毛澤東壹再教訓知識份子，要放下臭架子，要服從文盲上司的領導。並警告說，知識份子是否有前途，決定於服從命令的程度。

　　毛澤東曾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訓，諷刺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話外之音是，知識份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意是：共產黨供給知識份子飯碗，妳必需依附在中共政權的皮上面才能夠生存，我不給妳飯吃，妳就得餓死；所以，妳得老實點。對知識份子獨立性的否定，必然匯出知識份子依附性的結論。既承認知識份子是個社會階層，又判定其是壹個只能依附於壹定階級而沒有獨立性的階層。知識份子從壹開始就或者屬於敵人（依附於封建地主階級），或者屬於異己（依附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即使不屬於被消滅物件，也僅僅只是屬於團結、教育、改造、利用的物件 。1978 年 3 月 18 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即使“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也仍然存在著“依附在哪壹張‘皮’

　　上的問題”，存在著“註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只要堅持壹黨專政，知識份子就始終是專政者的心腹之患；知識份子必須忘我，必須失去自己的獨立意識，成為沒有主見的工人階級的壹部分。被當局重視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是奴才，絕不是主人。

　　毛在七大向黨內發出指示：“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物件就是民主人士了”。千家駒指出：毛既嚮往又自視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所以對知識份子既蔑視又敵視。秦始皇曾“焚書坑儒”；唐太宗喜稱“天下英雄盡入吾殼中”。毛則笑謂“妳們都上了我的賊船”。全是帝王心態，知識份子的生死全在他喜怒之間。

　　1947 年 10 月 27 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組織和平統壹大同盟陰謀的指示》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壹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份檔時加上了壹段話說：“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

　　“壹步壹步地拋棄他們”。

　　1949 年 8 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無可奈何地承認中共在大陸上的軍事 ? 利，但仍然表示相信：“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壹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得到我們的鼓勵。”艾奇遜所講的“外國羈絆”是指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勢力。

　　毛為此壹連寫了《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等五篇文章，警告中國的知識份子與美國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他心懷叵測地說：“帝國主義為了侵略的必要”，“給中國人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這就是把當時中國數百萬民主的新型的知識份子都列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五縱隊了。毛在評白皮書的文章中還直稱他們為“思想糊塗的知識份子”。他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壹文中已把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為美國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所矚望和經常企圖爭取的”人，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共產黨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壹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壹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這是壹個很好的東西，是壹個護身的法寶，是壹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乾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

　　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壹個寶貝。”從而已把自由知識份子打入了懷疑和整肅的範圍之中。毛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

　　1950 年初，毛說：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外乎兩類；壹類是讀書越多越糊塗；壹類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第壹類是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們談的是孔孟之道、資治通鑒之類的書，所以讀得越多越糊塗。第二類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接受了個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動。毛還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說的是封建帝國閉關自守時代的事。現在不同了，海禁大開，有了艾奇遜所說的“外國羈絆”。孫中山這位大秀才就壹舉推翻了滿清王朝。我們共產黨也不是秀才造反嗎？

　　有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外國羈絆”，不也推翻了有“美國羈絆”的國民黨反動派？

　　所以，對我國土地上的知識份子，我們可要感謝艾奇遜給我們的教誡啊，必須記得，秀才們雖然上了我們的賊船，但是同船不同心啊！必須慎加留意，小心為上。

　　所以，1949 後的中國，以文盲為榮，以有知識為恥。1950 年華北 150 萬黨員中，130 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幹部中近 50%沒有文化或文化很低。

　　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壹向是改造與被改造的關係。前者神氣而霸氣地公然以改造者自居；後者動輒得咎，如胡風說的，咳嗽壹聲都有人錄音，所以總是臨深履薄，像惡婆前的小媳婦，退不完的褲子割不完的尾巴，挨不完的打屁股。為了扼殺民主自由、鎮壓知識份子，進行了壹場又壹場鬥爭。改造思想的實質就是消滅良心，消滅自尊，消滅獨立思考。要人人無人格，人人說假話。

　　1930 年年輕的沈從文（1902～1988）就公開發表《論郭沫若》壹文，對這位比他年長 10 歲的成名人物作了無所顧忌的評價，壹再指出郭沫若的“創作是失敗了”，寫小說不是他的長處，而且“空話”太多，直言郭的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 “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

　　1948 年 3 月中共領導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發動壹場批判和“再評價”

　　運動。在該組織創辦的文學理論刊物《大眾文藝叢刊》第壹期上，發表了郭沫若充滿火藥味的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界定為“黑色”作家，沈從文則是 “桃紅色”作家，文章宣稱：“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壹批作家壹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特別是沈從文，他壹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壹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諡為‘民族自殺的悲劇’，把我們的愛國青年學生斥之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周有光回憶說：“49 前中國知識份子大多傾向共產黨，而沈從文感到恐慌。……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壹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壹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叢刊還發表了邵荃麟、胡繩、喬木（喬冠華）等激烈抨擊胡風的文藝理論和路翎的小說的清算文章。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下的香港另外幾家進步刊物也壹起配合對國統區有較大影響的作家創作進行了有計劃的批評，被批評的作家有姚雪垠、駱賓基、錢鐘書、臧克家、李廣田等，範圍相當廣。這壹運動可以被視為在國統區肅清自由民主主義者影響的前兆。

　　1949 年元月，沈從文呻吟：“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壹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1949 年 3 月，他兩度自殺。先是長子沈龍朱看到他將手伸到電線插頭上，慌亂中沈龍朱拔掉電源將父親蹬開；再是將自己反鎖在房內，用刀片割開手腕動脈及頸上血管，並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鮮血四濺。獲救後，沈從文壹度“住在壹個精神病院療養”。當他由“瘋”

　　恢復“正常”，作為壹名作家，沈從文便“死”了。

　　40 多年後，張兆和依稀記得：“1949 年 2 月、3 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

　　1949 年 4 月 6 日沈從文在病床上寫下壹篇很長的日記，他感歎：“可惜這麼壹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將登上文藝界權力頂峰的郭沫若。

　　1953 年，在絕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圖自殺，獲救後辭去北大教授的職務，離開了這塊是非之地。他從此脫離塵世，躲進故宮，以研究古代服飾以避風雨。1953 年，開明書店通知他，由於“內容過時”，他的書盡數銷毀；而 1954年，從香港傳來消息，他“所有作品，在臺灣均禁止”，因為他留在大陸“匪區”。

　　他的作品的紙型都被出版社銷毀了，存書全化成了紙漿，談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書籍、論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開這個名字。

　　凡舊作中與新社會不合拍的，都得刪掉。為表示與新政權壹致，與新社會合拍，寧可“剜卻心頭肉”。連前中共總書記瞿秋白早年寫的訪俄遊記《餓鄉紀程》

　　裡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華僑吸鴉片、販毒等內容，也屬“給中國人臉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時悉數被刪。壹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作家要出版舊作，就更得仔細斟酌、刪節了。葉聖陶忍痛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了好幾章。

　　曹禺被迫改寫《雷雨》、《日出》的劇本，將身為勞動人民的“好人”從陰曹地府拉回人間，使他們的結局由死變為生，添個革命的尾巴。

　　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實事求是精神，只見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產品則完全絕跡，致使半個世紀的文學史壹片空白。

　　中國大陸唯壹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兩位作家，老舍和沈從文，其主要成就均在“解放”前，諷刺的是，提名老舍之際，老舍已自殺身亡；提名沈從文時，沈已高齡病逝，享壽 86 歲的沈從文的全部作品，均創作於解放前，解放後再也沒有在文學上創作過壹個字。

　　2．批判《武訓傳》

　　1950 年毛先批電影《清宮密史》，1951 年又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電影《武訓傳》的主題

　　是宣揚文化教育對於社會改造的巨大推動作用，最令最高決策者側目的則是興學的武訓和參加了農民起義的周大下面的幾段對話：“餵，武七，跟咱們壹塊走吧！……”周大告訴武訓。“這種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們就只有殺！殺盡那些狗官惡霸！”

　　“殺？……”武訓所聽過的父老傳說和故事，從李闖王和他手下的農民逼得崇禎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壹度佔領過堂邑、壽張、陽穀等縣城的山東貧民首領王倫都是壹敗塗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記了窮人。聽說這兩年敗的敗、擒的擒，兩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國藩湘軍手裡，眼看大勢已去……殺，又能有多大的用處？

　　“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武訓遲疑地說：“周大爺，我還是打算討飯積錢修義學……。”武訓與周大最後壹次見面時，武訓又說：“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周大的頭不由得低了下來。他皺著眉恨恨地說：“可惜咱們就是少壹個好的頭領給咱們好好地帶路。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寶座就忘記了咱們窮人！……”

　　影片於 1951 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

　　毛澤東看了《武訓傳》後勃然大怒，下令：“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1951年 5 月 20 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評價歷史人物的學術爭論變成了壹場政治批判運動，因為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該社論批評43 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 48 名作者。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訓的家鄉“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 7 月 23 日至28 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該“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反動宣傳”。

　　1951 年 6 月，胡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學習》雜誌上發表《為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文章特別強調《武訓傳》中壹段對話：參加了農民起義的周大對興學的武訓說，“好，武七！妳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壹文壹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文章指出：這‘壹文壹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評論者的附和。發表於《光明日報》上的長之的文章說：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為了勞苦大眾翻身，不過壹重在革命武裝，壹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只有二者合起來，再加上正確的領導，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說，‘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確的領導’。”胡繩直接提示讀者：《武訓傳》作者及其歌頌者，不過是借《武訓傳》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即把自己擺在和“武裝起義的群眾”並駕齊驅的位置上。在胡繩看來，“文”當然無“功”

　　可言，沒有資格與“武”並駕齊驅。

　　同期《學習》雜誌發表的署名鄭昌的文章《從討論裡應該學到什麼？》。文章斥責《武訓傳》“把壹個投降了反動統治的奴顏婢膝的小醜武訓，描寫成為革命者。把那種根本不聯繫政治鬥爭，根本不損害封建統治任何壹點東西的所謂‘行乞興學’，與領導武裝鬥爭的周大的行動等同起來，稱之為‘壹文壹武’。”

　　文章進壹步指出《武訓傳》的問題不僅僅是壹文壹武並列，而且通過這‘壹文’

　　的口辱駡農民戰爭為只會殺人，那‘壹武’居然被罵得‘頭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寫那‘壹武’的行為毫無結果，這‘壹文’卻幹成了據說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把農民戰爭的內容與作用歸結成為僅僅壹個字：‘殺’（用周大的口說：

　　‘咱們就只有殺！’）他把幾個領導過農民戰爭的領袖李自成、王倫與洪秀全，誣衊成為‘殺人魔王’，而其結果是‘敗的敗，擒的擒’，‘殺，又有多大的用處’。相反的，壹個得到靠屠殺‘撚黨’起家的山東巡撫張曜的支持的武訓，被描寫成為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人。”

　　《武訓傳》批判時壹直深諳天機的楊耳說：“最觸目的是電影對於武訓時期農民革命鬥爭的否定和汙蔑，同時也就是對於中國歷史的汙蔑。電影裡用武訓和周大兩個中心人物來代表當時中國的兩條道路：改良和革命。可是，周大所代表的農民起義的革命路線，在電影中是慘敗，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無益的鬥爭……。

　　電影《武訓傳》兩次借用武訓的嘴，咒駡並質問革命農民道：‘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又說：‘周大爺，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實際上，中國的農民革命，除了張獻忠等少數錯誤的領導者在失敗之際殺人稍多之外，只有反動統治者才不遺餘力地汙蔑革命農民愛殺人。《武訓傳》的這兩次質問，和惡毒的汙蔑咒詛又什麼區別呢？”

　　不再寫詩而只寫批判文章的何其芳說：電影《武訓傳》上捏造了壹個太平軍的戰士周大，說武訓和他是‘壹文壹武’，肯定他們都是農民的反抗，批判他們都不能獲取決定性的勝利，並且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歪曲地寫為只是燒殺。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正是封建社會裡面農民最革命的表現。像武訓那樣剛好走著相反的道路，怎樣能夠和太平軍的戰士相提並論呢？把這樣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相提並論，對於太平軍的革命戰士是壹種莫大的侮辱，而對於武訓卻是壹種粉飾到極點的擡高。何況電影裡面把武訓寫得更令人同情，而周大卻成了只知道燒殺的‘響馬’。根據歷史材料，太平軍的紀律是很好的，並不亂燒亂殺。而且像電影裡面所描寫的張舉人那樣的惡霸地主，那完全是應該殺的，周大殺了他又有什麼可以非難的呢？這實在是對於中國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橫加汙蔑”（《學習》

　　第 4 卷第五期）。

　　周揚認為“《武訓傳》對農民革命給與了極大的汙蔑，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隊伍歪曲地描寫為只是燒殺”。他指出：這種對農民革命的歪曲，是與現實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的。

　　無論是楊耳文章，還是何其芳周揚的文章，實質上都是奉命之作。這些奉命之作莫不抓住《武訓傳》“文”“武”分野的幾個小鏡頭做大文章，反映了最高決策者的意圖。在最高決策者眼裡，《武訓傳》根本就不是什麼藝術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學”、“影射文學”，用深諳天機的楊耳的原話講，是“武訓借屍還魂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換句話說，是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向執政黨挑戰。《武訓傳》中“文”“武”兩種勢力、兩條道路，代表了現實中“文”

　　“武”兩種勢力、兩條道路。在毛看來，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則是武訓的繼承者。

　　對武訓的褒揚，也就等於是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的自吹自擂；對太平軍和洪秀全的種種批評，諸如“殺人魔王”的批評，洪秀全登了寶座就忘記窮人的批評，莫不構成對毛本人“惡毒的汙蔑咒詛”。在毛澤東看來，思想層次上的資產階級，遠比經濟層次上的資產階級可怕。“武訓借屍還魂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毛自然要予以迎頭痛擊。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批判因此鳴鑼開場。

　　1916 年，陶行知從英國留學回國後，單純提倡改革教學方法的問題。五四運動後，陶提倡平民教育，後熱衷於鄉村教育……。後來由於有共產黨在曉莊鬧革命，曉莊學校（即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在 1930 年被國民黨封閉。曉莊的被封，雖然促成了陶先生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對立，但陶先生依然繼續從事他那種超政治的教育活動。

　　陶行知看到國人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沒有生命權利普適性的概念；只有自私的愛，沒有博愛的概念。中國人的人性觀是壹種功利的人性觀，它不是著眼於生命本身，而是著眼於生命的外在價值，即社會性。生命的社會性壓倒壹切，生命本身無足輕重。陶行知痛心疾首地說：“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壹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陶行知特別推崇博愛，“愛滿天下”是他的座右銘，贈之友朋以互勉互勵，終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斷言：“共和之大本”在博愛，若無博愛，“則希望共和，猶之水中撈月耳。” 1943 年他說：“人生最大的目的還是博愛，壹切學術也都是要更有效的達到這個目的。……以後我們仍當向這個方向努力。”他關註最多的是“中華民族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農人”。

　　1946 年 7 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陶宅慰問，並取消了下午與司徒雷登的約會，向延安詳細報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毛澤東、朱德立即發出唁電，盛讚“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此後壹段時間，又精心組織了海內外壹系列旨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悼陶活動。但 49 年後“民主魂”已無價值。1951 年批《武訓傳》時，因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他生前推崇過武訓，輿論界翻臉不認 5 年前毛澤東對陶的頌揚，大量的文章把陶拉來作為武訓的陪鬥。《人民教育》給陶定下四條罪狀，判定所謂“人民教育家”、“萬世師表”不過是徒有其名，其博愛精神被宣判了死刑。批判者中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類的知名人士，其價值只在兩派政治力量較量之時才能實現。可以設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後來的處境只有兩種：壹種是像郭沫若壹樣批武訓、寫檢討；壹種是像梁漱溟那樣被逐出社會政治生活，總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動了。

　　錢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壹個致命問題：“為什麼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當時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裡面，因為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權，人民教育事業就那樣蓬蓬勃勃地開展呢？為什麼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卻偏偏要花這樣多的精力在國民黨地區辦些顯然無法開展的‘育才學校’之類的教育事業，甚至最後會找到武訓這樣壹塊朽木來做自己的招牌呢？”

　　“陶行知企圖繞開階級鬥爭，繞開暴力革命，僅僅用教育、科學、文化來改造社會，建立自由平等世界。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為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須經過階級鬥爭，採取革命手段才成。”這就說得很明白了：只有中共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人民革命事業，才是救國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與此沒有直接聯繫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都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範疇、都是歧途。

　　錢俊瑞在《改良派為反動派撐腰》文章中說：壹切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點，就是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教育觀，就是教育與政治分離的看法。他們認為階級是不存在的，或者雖然存在也是不重要的。他們只願意清高和自在地辦他們的“普及教育”、“科學教育”、“平民教育”、“職業教育”、“鄉村教育”等等；且願意憑著這個教育之“萬能”來救我們的國家。結果怎樣呢？和他們的宣言相反，壹切改良派的這種“超政治”“超階級”的觀點和作法，在客觀的社會實踐上，只是為反動統治的糞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勞動人民的認識，從而欺騙和麻醉了勞動人民，並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的戰鬥意誌，也就是這樣，幫助了中外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這也就是壹切這些改良主義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確的階級烙印（1951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報》）。

　　錢俊瑞在這裡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事業”如：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來，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似乎有三種人生路向：壹是歸附於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壹是走中間道路，實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壹是充作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的鷹犬。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中間道路本來就沒有的。換句話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需要文化創造、文化積累，不需要經濟建設，只需要中共領導的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武裝鬥爭，只有這種事業才是正當的。而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走“中間道路”，絕大多數在客觀上“為反動派撐腰”、“為反動統治的糞堆插花朵”。所以，就總體而言，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是壹個有罪的階層，其基本歷史應予否定。實際上也就是如馮友蘭所說，只要不投奔解放區而留在國統區，就是“助長蔣政權的兇焰”，對於革命的進展有壞的影響，就比武訓的錯誤更大。

　　具有與武訓類似經歷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及其子弟的遭遇就更慘了。晏氏1918 年自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旋赴法國為歐戰華工創辦識字班。1920 年歸國後，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並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率領有理想的人士深入農村，本著“與平民打成壹片”的精神，數十年如壹日地為勞苦大眾服務。1928 年他赴母校耶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在美奔走呼號 10 個月，募得 50 萬美元，全部用於中國的鄉村教育和建設事業。1940 年，在抗戰大後方，他又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在無比艱苦的條件下，他仿效武訓，沿門托缽，募集辦學經費。他以辦學的實績贏得人們的關註、解囊，不必像武訓那樣以作賤自己來換取人們的拖舍，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但教育教國的精神卻是與武訓相通的。在 1943 年紐約紀念哥白尼地動說四百周年的大會上，晏氏與愛因斯坦等人並列，被國際學術界評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壹。

　　1950 年，晏氏在美國受聘為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但他留在國內的事業卻被當成了異端：他手創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被宣佈為“反動組織”；他在抗戰期間歷盡千辛萬苦支撐下來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被定為“反動學校”，學院的院長魏永清則被定為“反革命份子”（30 年後方被宣告無罪），學校師生受到株連，成了批判對象。這位偉大的愛國者在眼看著自己在祖國的事業被摧毀、有家歸不得的百般無奈之下，於 1960 年代到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才。

　　陶、晏都不是階級鬥爭學說的信徒，他們在中國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積弱的歷史進程中選擇了教育救國這壹藥方。共產黨執政後如果對異己的思想加以容忍，任他們及其弟子繼續其平民教育事業，則他們向幾億農民灌輸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識而不是階級仇恨。如果陶行知的曉莊師範和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學院的畢業生散佈到全國農村，無疑會妨礙中共基層組織執行其階級鬥爭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兩支隊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明瞭。

　　馮友蘭在自我檢討《關於<武訓傳>筆談》中說：”如果各大學的教授及各工廠的工程師，都算是人才的話，在解放以前，他們確是大部分集中在蔣管區底幾個大都會裡。這件事實，就助長了蔣政權的兇焰，就對於革命的進展，有壞的影響，就這壹方面說，這些學術或教育工作者底錯誤比武訓又更大了。”可見，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非但無寸功可言，反而有過乃至有罪，決沒有資格與“武”並駕齊驅。

　　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了這場批判運動。被上述社論點名的 48 人以及該影片的編導和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的觀點檢討並接受批判，全國各地報刊發表的批判和檢討文章達數百篇。從此不但該影片遭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而辦的“武訓學校”也壹律更改校名，相關的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被拆除。對《武訓傳》的批判及其後的文藝整風運動，使電影創作處於停滯狀態，當年除《南征北戰》外幾乎沒有壹部影片投入生產。

　　毛澤東為何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電影《武訓傳》妳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壹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壹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顯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復辟勢力，應被列為專政的物件。

　　1990 年，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我記得很清楚，1951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瞭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我五十年代兩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況大概和德國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熱愛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會或單獨會見的時候，很少談到政治，幾乎沒有人敢談到當時的執政黨。在東歐，各國都有黨領導的文化部門，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不關心政治。在羅馬尼亞，有壹位曾在中國讀過大學的文藝評論家公開對我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不寫作而去當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聲譽和地位。這壹切都和中國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呆了十年。而中國呢，1949 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鬥爭，而回到了祖國麼？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臺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他在文章結束處說：“寫到這裡，不免有壹點兒感慨，中國知識份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援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 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 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1985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報》第壹版上，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壹場大冤案！

　　3．思想改造運動

　　中共建國的幾個月後，其教育部便提出了在高等院校實行“院系調整”，採用蘇式教育度的計畫。由於大多數教授受過歐美教育，他們的抵制使計畫未能實行。中共看到“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著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壹顧的輕視的眼光，認為是“危險到極點”

　　（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的言論）；遂於 1951 年發動了壹場以全國知識份子為物件的“思想改造運動”。

　　“思想改造運動”的正式名稱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於 1951年 9 月。在這次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變成了新政權的附庸。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他用“4 個 S”來總結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十幾年：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階段就發生在“思想改造運動”（王友琴：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 S）。

　　根據科學教育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思想改造運動”是由馬寅初在北大教員中發起的。1951 年 8 月，周恩來總理在壹個全國性專業會議上報告說：知識份子“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馬寅初校長大受啟發，當即就在北大搞起了壹場“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9 月初，馬給周恩來寫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 12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武、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壹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這封信在 9 月 9 日轉呈毛澤東。9 月 11 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道：

　　“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誌去講演。我不能去。”9 月 29 日，周恩來在北京大學向京津地區高校 1700 多名教師做了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思想改造運動” 至此正式開始。

　　馬寅初在壹篇文章中宣稱：“北京大學不是沒有缺點的，自由散漫就是我們的缺點。這和我們的教職員工居所分散也有關係，但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卻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須加以克服。其中最明顯的是職員思想水準和主人翁的自覺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發動職員學習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開學後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報》1951 年 10 月 23 日）。

　　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壹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壹。

　　接著，《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了“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長文。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內部檔“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並以此為基礎，在這些人當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完全被黨掌控。12 月 23-24 日，毛還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

　　很快，“思想改造”運動從大專院校延及到文藝、科技、宗教、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以及各級政府部門中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按毛澤東的說法，叫做“脫褲子，割尾巴”，而當時的知識份子面嫩耳軟，聽不慣這麼形象的語言，於是選擇了壹個比較文雅的名稱，叫做“洗澡”。這個運動大致分成五個階段，分別是：學習、坦白、審查、改造、總結。

　　“思想改造工作”的第壹步就是政治學習，學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學共產黨的檔。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讀書破萬卷的學者，而在這裡壹篇簡短的檔卻要反復學習、反復討論、反復體會，不厭其煩，以磨掉妳的棱角。這就像古代伊斯蘭初創時期的“壹手持可蘭經，壹手持寶劍”。從著名學者到普通教師，都參加到了逐日逐句的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領會有關政策文件和“經典著作”的帶有強制性被動性色彩的學習之中，通過學習，這些舊式的非體制知識份子開始被灌輸壹整套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全新的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

　　第二階段是清理原有話語的階段，這些知識份子根據所學檔和著作去發掘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骯髒思想”，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別是“親美”“崇美”思想。主要是寫自傳，壹遍、兩遍、三遍、五遍的寫。

　　時值朝鮮戰爭，政府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份子都成為整肅重點。

　　張東蓀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壹面旗幟：日偽時期坐過日寇的監獄，堅貞不屈；1945 年 11 月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1946 年當選為民盟秘書長；1948 年底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實現了北平和平解放。抗戰勝利後作為民盟負責人，為和平民主不懈奮鬥。建國初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新中國在外交和意識形態方面壹邊倒，張東蓀認為“中國今後要工業化，必須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國而不是蘇聯。”在當時，是否擁護壹邊倒是考驗政治忠誠的壹個主要指標。張公然對壹邊倒持保留立場，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1951年被指控向美國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1952 年 4月 21 日毛澤東關於北京市高校情況的壹個批示就點了張東蓀的名，說：“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張東蓀已與敵特分子並提，不在“可以過關”

　　之列了。梁漱溟曾當面向毛澤東為張求情，毛的回答是：“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壹起開會了。”張東蓀被指為“壹貫反共”、“為帝國主義服務”，在燕京大學和校長陸誌韋壹起受到猛烈批判，批判後銷聲匿跡。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壹個學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見他，只見他身穿陳舊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蒼老，低著頭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認出的樣子。愛國誌士、學術泰鬥竟潦倒至此。

　　張東蓀於 1968 年 1 月被捕，關押於秦城監獄。當張東蓀被關入秦城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捕。在秦城被迫害致瘋，後監外就醫。

　　張宗炳的妻子劉拙如在其單位中被批判鬥爭，並被扭送到海澱公安局，被監禁了近壹年。二兒子張宗燧 1968 年在單位中被關起來“審查”，1969 年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 31 樓服安眠藥自殺，時年 50 多歲。1966 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樸遭鬥爭後，壹起服毒自殺。張宗穎死時 46 歲。除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壹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第三階段是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批判階段，知識份子將他們所學習、所清理的東西寫成書面的自我批判文字並在不同規模的場合宣讀或發表，以求完成“洗澡”。

　　周恩來就曾多次指示：運動要“以北京大學為重點”。在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物件有兩個人，壹個是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教授，另壹個是法學家周炳琳教授。1952 年 3 月 7 日，朱光潛教授在西語系師生大會上檢討，但與會者壹致不滿，先後有 5 位師生在會上對他進行揭發批判。3 月 29 日，北大文學院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繼續批判朱光潛。4 月 9 日，在北大全校大會上，朱光潛作了第三次檢討。會上，馬寅初校長總結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的壹邊來”。

　　與朱光潛壹樣，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檢討難以通過，因此他向馬寅初校長表示拒絕再作檢討，“願承擔壹切後果”。但馬寅初先是帶人到他家裡找他談話，然後又召開 20 多人參加的會議“幫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願意“清算自己的反動思想”。馬寅初還親自主持北大高層領導人會議，討論如何解決周炳琳的問題。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1952 年 4 月 21 日，毛澤東給彭真寫信：“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在共黨接管北京大學時曾表示：“我過去是專門研究學問的，現在和將來還希望如此。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他的希望落了空，共黨就是要改造他。他終於被迫在報上發表自己的檢討，題為《認識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他承認“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是“反動透頂”（1952 年 8 月 13 日《光明日報》）。民國初年赴美留學歸國的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金嶽霖是個唯物主義者。他歸國三十多年，同唯心鬥爭了三十年，到此時仍不免要檢討過關。因為他的學生殷福生去了臺灣，他便檢討自己培養了“壹個反動份子”。由於清華使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的經費，同美國文化界聯繫較多，他便在政治上檢討自己“成為美國文化侵略的工具”，“喪失民族立場”；在學術上則檢討自己搞的哲學“根本是反科學的”，要肅清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1952 年 4 月 17 日《光明日報》）。

　　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在 1957 年回憶說：“前幾年，大學裡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來也還是讓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的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的罵別人。老教授上臺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子辱駡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了這樣的‘幫助’？許多人在壹些運動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現在還舒不過氣來”（《文匯報》1957 年 5 月 19 日）。

　　清華大學的馮友蘭已作了幾次檢查，群眾反映很好，但領導認為他“問題嚴重、不老實交待”。金嶽霖跑去勸他說：“芝生，妳問題嚴重啊！妳壹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接著說：“是、是、是，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這時兩個白髮蒼蒼老人的頭緊緊地依偎在壹起，眼淚和鼻涕齊下。當初國民黨請馮有蘭搭機南下赴臺灣，他曾以極大的勇氣拒絕，並以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臨時擔任清華校務會議主席，迎接共產黨。現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對方是中共，他竟忍氣吞聲，不敢辯壹個字；經過多次“高壓定型”，不僅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成了壹名光榮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學建議說：“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歷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也就是說，“焚書坑儒”好得很，今天還要搞。

　　雲南大學的教授劉文典就是拒不檢討的壹個。他是壹個狂放不羈的學者。二十年代未，他在安徽大學校長任內，曾同蔣介石當面頂撞，說：“我和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並沒有聽見過妳的名字。我根本沒有聽過蔣介石三個字”。以至壹度被蔣拘留軟禁，在蔡元培等人的呼籲下方獲釋放。他壹貫目中無人，自稱是三千年來唯壹真正懂得莊子的人，自然不會因為來了共產黨就肯“改造”自己。

　　劉氏對於學校當局將他當作批判靶子毫不在乎。批判他的大會上，他公然宣佈：

　　“我是壹個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如果說政治思想錯誤，那就是孫中山的錯誤。至於我的學術思想方面，正如妳們所熟知的，完全淵源於莊子。倘若妳們覺得莊子的思想有問題，妳們可以不選讀或是取消這壹門功課。妳們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請妳們先去清算孫中山和莊子。這才是正本清源。

　　如果孫中山和莊子都是反動和應該被打倒的，則我的存在與否，也不值壹談了！”

　　這個年愈花甲的學者，軟硬不吃，拒絕接受改造，終於落得個無課可教的下場。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

　　官方還鼓勵壹些知名知識份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率先發表文章咒駡自己。但知識份子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眾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壹樣對他們“揭露”批判，知識份子稍有辯解便遭到辱駡，他們為了“過關”，不得不顛倒是非地加倍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 20 世紀 30 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此時卻被迫檢討說：“我於 1920 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

　　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參加過軍事科學研究，此時被迫檢討說：從事這壹研究“是我壹生歷史上最可恥的壹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

　　交待歷史要像竹筒倒豆子，壹點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過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把人情，親情，友情批成反動的人性論，把個人奮鬥，個人尊嚴批成反動的個人主義。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開會“幫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裝進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經過所謂“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份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其人格遭到嚴重侮辱。知識份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動”標籤。

　　1952 年 3 月到 5 月間，也就是“思想改造運動”的收尾階段，北京大學有 7個人自殺身亡，相當於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十分之壹。

　　5 月 6 日，北大校長馬寅初稱“思想改造運動”已基本完成。此後兩周，北京大學再次停課，進行“忠誠老實運動”。在壹周左右的時間內，據稱有三千多人交代了問題，約占參加運動人數的 90%，其中 41 人有“重大問題”。

　　馬寅初的北大是壹個時刻觀察政治風向的北大，壹個趨炎附勢的北大，壹個既不保護自己的教授、也不保護自己的學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內，北大成了政治鬥爭的風向標、角鬥場。馬寅初在解放前就與周恩來私交甚深，曾說，“只要為了國家利益，我是壹定要跟共產黨走的。”而他為自己的孫子、孫女分別起名為思潤、思澤、思東，更可見他本人的傾向。馬把自己的政治傾向攙雜到壹所大學的建設之中，可以說是他作為大學校長失敗的關鍵。

　　1952 年 5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明確規定，“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可以讓 60～70%的教師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復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 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

　　僅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當然不夠，組織上的控制更為重要。譬如東北工學院便利用這場運動將全校所有的系主任（均為老教授）撤掉，換上了清壹色的共產黨員。

　　從 1951 年 9 月 30 日至 1952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

　　等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著名知識份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評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體制知識份子之手。體制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發表的，主要是代表權威闡釋運動的意義和必要性，例如胡喬木、周揚、艾思奇、郭沫若、範文瀾等，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諸如《學習》雜誌之類的報刊上發表了署名文章，論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民主黨派領袖則帶頭呼籲知識份子響應中共號召投入到思想改造運動中去，這可以從黃炎培、章乃器、陳叔通、李濟深、鄧初民、譚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來；真正作為改造物件在報刊上發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非體制知識份子，包括馮友蘭、賀麟、梁漱溟、金嶽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樓邦彥、鐘敬文、金克木、週壹良、黃藥眠、羅常培、周培源、華羅庚、茅以升、梁思成、錢偉長、董渭川、李宗恩、葛庭燧，等等。經過著名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誣與他誣，自由主義者的形象被搞臭了，完全喪失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號召力。

　　思想改造、洗腦交心、“憶苦思甜”、向黨靠攏、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人生觀，以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每天每晚的政治學習，洗劫做人的中流砥柱──人的良知、博愛、寬容、正義感、人的真誠和尊嚴，……最後剩下是壹個既無國家觀念亦無天賦人性只有黨性，完全聽黨指揮棒，無主見無大腦功能的動物。以奴性取代獨立性，對不堪教化的就將其思想連同肉體壹齊消滅！這是數千年來多麼慘烈的壹部思想文明滅絕史啊！真正的知識份子全面死亡了，從此“大地白茫茫壹片，真乾淨，只剩下皇帝與流氓，任馳騁”。

　　在 50 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份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份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4．批判胡適及其弟子

　　1949 年毛澤東將胡適、傅斯年、錢穆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並把他們宣佈為戰犯加以通緝。胡適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離開北平南下，1949 年 4月 6 日從上海乘海輪去美國。胡適離開大陸後，1949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報》

　　發表了壹封出自胡適的老朋友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之的壹封公開信》。

　　胡適聲稱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 1950 年 1 月 9 日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沒

　　有自由》作為回應，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北京解放後，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部學習。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會，主動上交了胡適留下的壹箱財物，並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現十分積極。他寫了壹份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叛》，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這壹舉動得到了上層的讚賞，使他得以在畢業後能夠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歷史。1950 年 9 月 22 日，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發表了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時的“思想總結”的第二部分。文章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1951 年 11 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等刊物上轉載，以此為契機，大陸方面興起了第壹輪胡適批判高潮。這場批胡適的運動從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 月底，是以“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的形式出現的。因為“三反運動”而擱置。這場運動只局限在京津高校，涉及的人員主要是些高級知識份子。許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如湯用彤、金嶽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

　　胡思杜雖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因為成分不好，壹直沒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幾的人單身度日，他壹直努力工作，以為會得到新社會的容納，但卻壹直是二等公民。他壹直想入黨，1957 年中央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認為貢獻的機會來了，就主動地給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卻被打成了“右派”。他終於承受不了打擊，在 1957 年 9 月 21 日上吊自殺了。留下壹封遺書給胡思孟，滿紙辛酸：“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妳了。妳來了我壹定不在了，找我的壹個同事，他會告訴妳我的壹些情況。妳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妳不要難過。妳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妳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壹個手錶也給妳，留個紀念。希望妳們努力工作，妳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4 年春李希凡和藍翎寫出了壹篇文章，發表在 1954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第 9 期上。文章說：“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論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時尤為明顯。”

　　江青讀了發表在《文史哲》上的這篇文章大為讚賞，就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就建議《人民日報》轉載。於是，江青找到人民日報社的總編輯鄧拓，要求轉載此文。豈料，文章排出小樣後，周揚提出了反對意見。事情便擱下了。

　　9 月中旬，江青再次來到人民日報社，督促《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周揚說：

　　“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報紙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藝報》轉載。於是，《文藝報》第 18 期轉載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10 月 10 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李希凡、藍翎合寫的另壹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

　　10 月 16 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它有關同誌寫了壹封信：“各同誌：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壹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壹次認真地開火。……俞平伯這壹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這封信當時只是內部傳達學習，沒有公開發表。此信後來被正式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信的標題是：《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10 月 18 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會議，傳達貫徹這封信的精神。確定了對《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改為以個人研究為主，採取較靈活的組織形式和討論方法。凡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報》

　　發表。為了加強對這次運動的領導，成立壹個委員會，由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組成。

　　10 月 23-24 日《人民日報》連續推出了鐘洛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李希凡、藍翎的《走什麼樣的路》，提出這場討論“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正式拉開批判運動的大幕。

　　10 月 24 日，中國作協召開了批判俞平伯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揚、馮雪峰、邵荃麟、俞平伯、馮至、王瑤、吳緗等 20 多位學者和評論家。周揚指出：

　　“李、藍不是抽象地提出問題，而是抓著了壹個具體的物件，執行了尖銳的批評任務。”

　　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於會後第十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語氣已與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從“由我個人負責”變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據俞平伯講，“是胡喬木叫她那樣寫的”。11 月 28 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度》。1958 年她下放到工廠鍛煉，說她“破壞生產”被批判，1960 年被開除公職，“文革”中又成為批鬥對象，不久便自殺。

　　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文藝組負責人袁水拍寫壹篇批評《文藝報》的短評，袁提出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未被同意。這樣以袁水拍署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就在 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在審稿時加寫道：“《文藝報》對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揚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壹概加以點頭，並認為應毋置疑。對無名的人，青年，因為他們宣揚了馬克思主義，於是編者就要壹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將其價值儘量貶低。我們只能說，這在基本上是壹種資產階級老爺式的態度。”

　　中國作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文藝報》主編馮雪峰（馮是文藝理論家和魯迅研究專家，是魯迅晚年和共產黨聯繫的中間人，參加過長征；1949 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壹任社長和總編輯）感到袁水拍的批評措詞辭厲，甚有“來頭”，馮在當年 10 月 31 日在文聯的大會上做了檢討，在 11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當時毛並沒有註意，當《南方日報》在11 月 14 日加以轉載時，卻被正在南方巡視的毛看到了，而且作了極為嚴厲的批示。馮在檢討中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深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說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裡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道：“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馮說“我犯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毛在此句旁批道：“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毛逐字逐句地看壹個人的文章並批註，還真不多見。既然毛對馮的看法如此，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把他拿出來鬥爭了。

　　12 月 8 日，馮又在大會上做了檢討，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作出《關於（文藝報）的決議》，把馮定性為：“對於文藝上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對於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輕視和壓制；在文藝批評上的粗暴、武斷和壓制自由討論的惡劣作風”；撤銷馮的主編職務。改組編委會，責成作協改進對該報社的領導。

　　周揚等 1955 年 1 月向毛彙報時說：“雪峰同誌因《文藝報》的錯誤受了批評，心裡很痛苦。”毛說：“我就是要他痛苦”！1957 年 7 月 25 日起，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連續召開，批判馮雪峰。8 月 20 日《人民日報》以《文藝界反黨分子馮雪峰是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為題，報導了他的“錯誤”

　　及批判他的情況。就這樣，馮雪峰被加上“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罪名，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被開除黨籍，撤銷人文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作協副主席、全國文聯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被撤職後的馮雪峰1959年1月被安排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組建的編譯所。

　　雖然 1961 年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多次請求恢復黨籍，直到死都未能如願。文革中，馮雪峰先是被關進牛棚，後被發配到湖北鹹寧勞動改造。他種過菜、挑過糞、插過秧、清掃過廁所、放過鴨子。1976 年 1 月 30 日終因肺癌晚期去世。

　　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彭柏山是批判胡適的主將，就在他大批胡適的時候，1955 年 5 月中旬，他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彭柏山“文革”中再遭衝擊，1968 年 4 月 3 日在鄭州含冤去世。

　　1954 年 11 月初，鄧拓要王若水寫批胡適的文章。鄧拓轉達了毛的指示：俞平伯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在要把對俞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適的實用主義。11 月 7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的《肅清胡適反動哲學的遺毒》，這是批胡適的第壹篇文章，得到了毛的贊許。12 月 8 日，郭沫若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上說，王若水的文章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壹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誌的說法”。

　　批判胡適的時間持續到 1955 年 8 月，前後長達 10 個月。作為這次運動的壹個總結性成果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洋洋三百萬字——《胡適思想批判》（8 輯）。

　　當時批胡的文字遠遠不只這些，散落在各種學報、刊物、報紙上的批胡文字還有不少。很多青年學生在課堂內外以作業的形式，撰寫的批胡文字，其數量就更無法統計了。

　　批胡風

　　文藝理論家兼詩人胡風（1902～1985），出生於湖北蘄春縣的貧寒之家，原名張光人。壹位著名的詩人、文藝理論家（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理論已在路翎等人的創作中結出碩果）。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就讀，1929 年去日本慶應大學留學留學，第二年參加日本共產黨與日本反戰同盟。1933 年被捕，被日本政府驅回國，抵上海，先後任中共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及左聯書記等職。

　　由於他和魯迅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引起周揚的極大怨憤。在文藝方針上，有過所謂“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即“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之爭。從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壹戰線問題》可看出魯迅對周揚（當時叫周起應）的憎厭之深。在周揚眼中，胡風跟魯迅壹道另提口號，不是“內奸”是什麼？他以黨外的布爾什維克自居，充當了魯迅和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連絡人。魯迅逝世，胡風作為魯迅的密友，是扛靈柩者之壹。

　　他抗戰時期在重慶，胡風團結了壹批作家詩人，形成了壹個既真誠追隨中共革命運動，又強烈追求創作個性的文藝派別。人們以其所編刊物《七月》而名之“七月派”。胡風在文壇上聲譽頗隆，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和“魯迅絕頂忠實的傳人”。

　　毛澤東早在 1940 年代初期發表的、1949 年以後近 30 年中被奉為文藝界“聖

　　經”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明確指出：“在現在世界上，壹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壹定的階級、屬於壹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還借列寧的話進壹步指出：“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壹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毛澤東強調：“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壹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在毛澤東看來，文藝離開了政治鬥爭和黨派需要，就成為了多餘。

　　胡風始終反對將文藝降低為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準第壹”的文藝批評原則，胡風始終強調的是“社會學與美學原則相統壹”的批評方法。他認為：

　　文學與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誰主誰從、誰尊誰卑、誰高誰低的問題；而且，文藝與政治“合為壹體”的唯壹條件和標準就是文藝真實地反映社會和歷史，文藝應當“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反映出歷史現實底內容和發展趨向，由這來為政治開路，推動政治前進。”他不贊同文藝成為“權變的政治戰術的應付”。他希望文藝不要異化成黨派政治鬥爭壹時壹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異化為政治領袖包裝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異類”的刀槍。胡風對那種“壹切都簡簡單單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視“文藝底專門特點”的錯誤乃至荒唐做法，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

　　40 年代初胡風與周恩來身邊“才子集團”的喬冠華等發表文章，反對用教條主義反教條主義，並發表對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施行應區別對待的的觀點。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嚴重關切，1943 年 11 月 22日，中共中宣部關於《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的工作問題《致董必武電》對此指出嚴厲批評：“現在《新華》、《群眾》未認真研究宣傳毛澤東同誌思想，而發表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如××論民族形式、×××論生命力、×××論深刻等，是應該糾正的”。1944 年 7 月黨員作家何其芳、劉白羽由延安抵達重慶宣傳毛的《講話》，並與胡細談幾次，其實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觸情緒。

　　胡風在重慶時期牴牾《講話》的言論，都被他的“宿敵”周揚記錄在案，連毛澤東也芥蒂於心。胡風始終堅決反對文藝只顧宣傳、動員和組織農民參加“抗戰”，卻完全忽視農民“精神奴役的創傷”，完全忽視對農民的封建思想意識的教育和改造的做法。在胡風看來，反帝是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它並不能代替也不能保證反封建的勝利；換言之，反帝能夠保證民族的解放，但決不能保證民族的進步，只有反封建本身才能保證民族的進步。可是，胡風在抗戰時期的真知灼見到了 1955 年都成為他“反人民”、“反黨”、“反革命”的根據！胡風對知識份子的看法也與毛澤東大相徑庭。他認為“知識份子也是人民”。

　　1948 年中共在香港主辦的《大眾文藝叢刊》連續發表了黨員作家邵荃麟、喬冠華、胡繩、林默涵等人的文章，點名批評胡風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講話》

　　的對立。這顯然是壹次中共組織的、清算國統區抗戰期間的文藝工作以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舉措，當然也是藉以進行政策調整的舉措之壹。胡風則以長達十萬字的《論現實主義的路》提出反批評。

　　1949 年開國大典後，11 月 20 日，詩人胡風在 8 月 1 日剛定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歡樂頌》。以 1949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為緣起，極力誇張和渲染會場的熱烈氣氛和毛澤東的偉大形象；最後壹章為《又壹個歡樂頌》，回到了開國大典的歡慶場面。

　　胡風在詩中用飽滿的激情大聲歌唱：

　　海

　　沸騰著

　　它湧著壹個最高峰

　　毛澤東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著身軀

　　好像他右手握緊著拳頭

　　放在前面

　　好像他雙腳踩著壹個

　　巨大的無形的舵盤

　　好像他在凝視著流到了這裡的

　　各種各樣的大小河流

　　長詩近五百行，佔據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對此並不領情。因為緊接著的長詩第二樂章《光榮贊》就不能繼續在《人民日報》

　　上發表，而被擠到《天津日報》上去了。接下來合計長達四千五百行長詩的五個樂章《歡樂頌》、《光榮贊》、《青春曲》、《安魂曲》、《勝利頌》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煩，只得先後由上海的兩家私營出版社出版，幾乎都是胡自己操辦；而批評長詩的文字卻接踵而至，搞得書店積壓賣不出去。照說歌頌中共及其領袖的作品，在這舉國歡騰之際，按照常理是沒有人敢從中作梗的。解開這個誤區之謎，還是魯迅這句話說得透徹：“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據 1949 年 12 月 14 日《胡風日記》：“和胡喬木通電話。他不贊成《光榮贊》裡面的‘理論’見解，當然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解放後，胡風認為黨文藝觀點、政策應該與時俱進，予以調整，因此他極力反對那種僵化的教條主義態度，把文藝作品作為圖解某種觀點政策的工具。當時人們都厭惡這種所謂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所謂庸俗社會學觀點，而胡風挑起反對的大旗。

　　據學者藍棣之說：“中央檔案館裡面有這樣壹篇文獻，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藝界壹個會議時說，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家給毛澤東說了之後，毛澤東很不高興。”

　　1951 年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壹文中提出“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 1951 年 9 月 24 日至11 月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決定在文藝幹部中進行壹次整風學習，藉以清除文藝界的各種“錯誤思想”，建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有效領導，對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並決定首先拿胡風的文藝思想開刀。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準後，文藝界的整風暨批胡風的運動開始了。

　　1952 年 4 月周揚在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的彭柏山陪同下訪見胡，這三位毛身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對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黨”提出批評，而胡則沒有認錯檢討的表示。7 月，周揚通知胡風到北京參加名為“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實為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會議。9 月 6 日至 12 月 16 日，特別安排過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實質是要胡低頭認錯做檢討的專題會議。周揚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胡風在文藝理論上是反黨的“路線”，雖說政治態度上無問題，但問題不決定於政治態度，而是決定於文藝理論；要在文藝理論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的路線”。1952 年《人民日報》上就公開稱之為“以胡風為首的壹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在中共眼裡，胡風及其“小集團”成了唯壹頑固堅持自己的錯誤、敢於挑戰中共權威的勢力。他屬於魯迅所稱道的那種“硬骨頭”。

　　1953 年 1、2 月，《文藝報》連續發表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林是中宣部文藝處長，何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林默涵說胡風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是：

　　壹，非階級觀點。二，否定思想改造。三，否定民族文化。並作結論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壹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它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誌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 林默涵的文章並非個人意見，而是毛澤東，共產黨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系統批判後的最後結論。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

　　很快轉載了林默涵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但胡軟硬不買帳，拒絕檢討。胡始終認為，是周為了 30 年代文藝理論論爭與“兩個口號”論爭的恩恩怨怨，而對自己泄私憤。

　　1954 年 2 月，胡風讀了報紙上公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其中有劉少奇在全會上不點名嚴厲指責高饒的內容：“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壹，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這裡所指“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的措詞，原指高饒；而胡聯繫到自己總是受周揚擠壓的實際，把周揚拿來對號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揚。胡風遂於 1954 年 3 月至 7 月，在北京與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協助下，三個月足不出戶，全力以赴地寫成《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即著名的《30 萬言書》。胡風對林文、何文進行了酣暢淋漓的反駁，指責周揚等封鎖了中央關於文藝的壹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蒙蔽了文藝界的幹部群眾；批評了中共對文藝發展的限制，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造性才能的自由，並要求中央給予公正裁定。1954 年 7 月 22 日，通過習仲勳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呈遞。中共中央將“30 萬言書”交中國作協主席團處理。

　　1954 年 10 月 31 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批判《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上“壓制小人物”的錯誤，胡風本來不想發言，經人動員才講話。胡風在會上首先批評《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具體地講“是向反動的胡適派思想投降”，胡風點出朱光潛的例子，認為朱光潛過去是“胡適派的旗幟之壹”，“壹成不變地為蔣介石服務”。對這樣的人，《文藝報》卻投降。向《文藝報》的上級主管人周揚猛烈開炮。胡風的發言登報後引起毛的註意，這才調來“三十萬言書”看。胡風可謂自投羅網，成了毛澤東的眼中釘，肉中刺。

　　毛便從這壹“壺”（胡）到那壹“壺”（胡）──不再批胡適，而完全針對胡風了。

　　1954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修改的、周揚在會上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其中第三節《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把批判重點轉向胡風。胡到這時才提起筆來寫《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經遲了。

　　1955 年 1 月 12 日，毛澤東在中國作協關於公開印發胡風給中央報告的部份上作了批示。毛澤東說：“劉、周、鄧即閱，退定壹同誌，照辦”。毛澤東批示的內容主要是：“應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後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

　　1955 年 1 月 14 日胡向周揚提出，不要公開發表《三十萬言書》，他還要修改時，已經由不得他了。這正應了“壹字入宮門，九牛拖不出”的古訓，何況三十萬言呢！

　　1955 年 1 月 20 日，中宣部給中央送了壹份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1 月 24 日，由毛簽發的《關於組織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中已決定：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

　　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壹段落，對胡風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壹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將展開。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復了這個報告。頓時，全國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風思想”的熱潮。巴金違心地寫文章批胡風。批胡風文藝思想的工作由周揚、林默涵具體指導。

　　1955 年《文藝報》壹、二期合刊，以發表“30 萬言書”中最主要的兩部分作為靶子，隨後每期都發表好幾篇批胡文章以進行批判。

　　此時，舒蕪提供了壹批胡風過去給他的私人信件，並且已經分類編輯、註釋。

　　舒蕪將胡風主要在四十年代《論主觀》發表前後給他的信件，摘引 34 則，“按照林默涵同誌給擬定的四個小標題，進行摘錄、分類、註釋”：第壹、胡風壹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第二、胡風壹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第三、胡風為了反對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和革命文學隊伍，進行了壹系列的宗派活動；第四、胡風這壹切反共宗派活動，以怎樣壹種思想，怎樣壹種世界觀作基礎。舒蕪最後寫下壹段總結性評論：

　　“整理胡風給我的信中這許多材料之後，不禁觸目驚心。……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是這樣地強烈。”

　　中宣部決定將舒蕪《關於胡風小集團的壹些材料》和胡風《我的自我批判》

　　同時在《文藝報》5 月初加編者按發表。《文藝報》排好清樣送交周揚，周揚又送毛澤東審閱。毛讀到了舒蕪提交的那批掐頭去尾的信，親自將“胡風小集團”

　　改成“胡風反黨集團”，將文藝思想批判壹下升格到政治鬥爭！下手之狠，連早有整胡風之心的周揚、林默涵等人瞠目結舌！

　　1955 年 5 月中共中央成立處理“胡風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組，指定陸定壹任組長，派人四處搜集與胡風有關的材料。公安部動員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裝裱成冊，還從中宣部機關、作家協會、文化單位及公安部抽調了何其芳、劉白羽、張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領下審閱這些文字，用紅筆勾勒‘有用’

　　之處，並寫上註釋，呈交上去。”

　　5 月 1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壹批材料”，公佈了舒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壹些材料》，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開始。這裡有壹個插曲：胡風《我的自我批判》改了三稿，《人民日報》5 月 13日應登載反省最為懇切深入的第三稿，結果卻錯登了第二稿，又接上了第三稿的附記。胡風壹看，立即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與胡風有十數年深交，深知胡風為人，承認過理論上曾受他啟發。周恩來要《人民日報》檢討。但毛澤東發話：

　　“什麼二稿三稿，胡風都成了反革命了！”

　　5 月 16 日傍晚，胡風和家人正在吃晚飯。穿便衣的公安部幾個人和作協領導人劉白羽來到他家。公安人員將胡風和梅誌分別隔在兩個屋子裡，不讓他們接觸。公安人員向梅誌出示了搜查證，便對胡風家裡進行了搜查。屋子裡的書很多，搜查人員壹本壹本地翻；對屋子裡的信件搜查得特仔細，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壹個地方，便於最後帶走。壹家人的飯還沒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幾雙筷子橫七豎八地散亂在上面。這樣壹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員才將胡風從裡屋帶走。胡風被帶走的時候，還回過頭來，看了看桌上自己沒吃完的半碗飯。

　　公安部留下的人員，對這裡再搜查了壹遍。淩晨，負責搜查的人認為可以結束了，便將梅誌帶走。從此，整整 11 年，胡風與梅誌再沒有見過壹次面。根據事先佈置，公安部留下幾個人在屋裡“蹲點”，負責監控電話和外來人員，三個月後這個“點”才撤離。胡風是在被秘密拘捕兩天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才在 5 月 18 日正式做出拘捕決定。

　　胡喬木曾說：“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毛寫的那些按語，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胡風說，三年局面可改變，毛主席認為是指蔣介石反攻大陸。實際上，胡風是說文藝界的局面。”陸定壹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時，毛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指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他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最後還是照毛的意見辦，定了胡風“反革命”。胡喬木說，他對毛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後，擔心自己的政治生命要完了。

　　隨著《人民日報》公佈由毛親自撰寫按語的三批材料（5 月 13 日、5 月 24日、6 月 10 日），胡風問題已經由“胡風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而成“胡風反黨集團”，再由“胡風反黨集團”而成“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首。

　　6 月 10 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佈編者按中說：“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6 月 15 日毛在胡風材料上所寫的序言中指出：通過胡風事件，“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壹步壹步地清查出來的”。毛認為，胡反《講話》，就是反他本人。其實，胡並無直接反毛言論。毛說：“胡風集團給我們壹些積極的東西，那就是藉著這壹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壹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毛澤東寫了編者按語，在未經任何司法程式之前，斬釘截鐵地斷言胡風“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斯基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壹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壹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因此，留給司法機關的嚴重任務就是為這些斷語千方百計地搜尋罪證。

　　毛澤東為胡風及其集團成員之間的信件親自加寫或修改按語，尋章摘句，斷章取義，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望風撲影，穿鑿附會，深文周納，無限上綱，羅織罪名，鍛煉成獄。這樣的文字獄，如果雍正皇帝再世，也會自愧不如、退避三舍；或者在任何民主國家，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枉法的事情，即使在蔣介石統治大陸的時期，蔣介石本人也沒有做過這種親自出馬超越司法加罪於政敵的事情。

　　壹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了馬力，僅毛親自撰寫序言和按語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冊子，全國就印刷了700 多萬冊；那本以妖魔化為能事的漫畫小人書，估計不下千萬冊之數，當時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戶散發的。當時，迅速出版投入運動的書籍還有：《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華崗編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北京大眾出版社）、《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嘴臉》、《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人民出版社）、《胡風黑幫的滅亡及其他》（王若望著，新文藝出版社）、《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參考資料》第壹至第五輯、《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及其《續編》（作協上海分會）、《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彙集》第壹至第六集（作家出版社）、《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報刊資料索引》（山東圖書館）。這裡所存錄書名，恐怕現在許多大圖書館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這些書已成了稀世文物與古董了；其內容與印數就不必去說它了。但當時的陣勢，則由此可見壹斑。

　　7 月，五人小組又發展擴大為中央“肅反”十人小組。於是，在全國範圍內，由胡風事件轉入了“肅反”運動，整肅包括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內的各類知識份子。對此中央卻未發過壹個正式檔，對整肅給以壹定的政策界限。具體的辦案人員，每天只能學習《人民日報》上面的編者按，以（毛寫的）這些按語來指導工作和劃定政策界限。

　　清查胡風分子有口頭傳達的的內部政策，辦案人可做筆記。當年壹辦案人保留的那時的記錄，有六條：1）與胡風直接經常接觸，直接參與胡風有計劃的向黨的文藝領導思想進攻，在壹個小地區若幹胡風分子推崇的小頭子。2）壹般分子，在胡風問題上不很嚴重，但其他政治歷史問題嚴重的作為壹般分子。3）壹些受胡風分子影響較深者為影響分子，包括偶爾同胡風與胡風分子通訊、求教、崇拜的人。4）與胡風有直接、密切的關係，與胡風思想壹致，積極寫作，壹貫宣揚胡風思想，為胡風出謀劃策或某地方的小頭目，應作為骨幹分子。5）凡與胡風骨幹分子密切，擁護胡風主張，參加活動但與胡風無直接關係，應作為壹般的胡風分子。6）與胡風集團分子沒有直接關係或者有若幹聯繫並不密切。但其思想上，觀點上與這些人是壹致的甚至說謊和發牢騷，但沒有謾駡、汙蔑我們黨的，應作為受影響分子。

　　壹場搜捕知識份子的風暴席捲了祖國各地。被捕的有：北京的路翎、綠原、徐放、謝韜、劉雪葦、牛漢、魯煤、杜谷、閆望、於行前、馮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賈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張中曉、羅洛、何滿子、李正廉、顧征南、許史華、羅飛、張禹、梅林、滿濤……，天津的阿壟、魯藜、蘆甸、林希、李離……，南京的歐陽莊、化鐵、華田、洪橋……，浙江的冀訪、方然、孫鈿……，陝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鄭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廣東的朱穀懷……，遼寧的晉駝、侯唯動……，重慶的何劍薰、馮異……。能迅速提供壹份全國各地胡風分子的名單，非周揚莫屬。這些才華橫溢的詩人、作家、文藝批評家、編輯、翻譯家，還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教授、專家、學者。

　　1955 年 7 月 28 日，中宣部查禁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達全國。正如謝泳所言：從《通知》“開列的查封名單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歌頌新中國和抗美援朝的，譯作也都是馬列著作和革命文學，還有梅誌的兒童文學”。從“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目錄”中可以看出，連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因譯者是“胡風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並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這份文件的存在，說明 50 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

　　胡風案的最大特點就是無視通信秘密受憲法保護的規定，不顧世界文明、世界通行法律的基本準則，依靠搜查私人信件，瓜蔓相抄，層層株連，無窮輻射，以信定讞，最初累及者達兩千餘人。例如：南京軍區後勤政治部有壹位創作助理員，因為從某個胡風分子那裡搜查出他的信件，所以立刻逮捕。這樣的人中，還有中學生。

　　2004 年第 6 期《隨筆》上剛披露的，詩人賀敬之當年因胡風問題被隔離審查半年，“審查中對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雜誌發表兩首詩和解放初期胡風為我出版壹本詩集，以及胡風到北京後我對他的幾次看望，進行了長時間的審問，並結合我的文章和創作在大會上進行了全面批判，最後給了我黨內嚴重警告（後改為黨內警告）的紀律處分”。

　　1956 年夏季過後，陸續被釋放的人有：上海的王戎、何滿子、梅林、王元化、任敏、王皓、羅洛等，北京的牛漢、李嘉林等，天津的魯黎等，南京的化鐵等，武漢的曾卓等……北京的牛漢 1955 年 5 月 14 日被關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修的托兒所後，壹直單身禁閉。關到 11 月，又轉至頂銀胡同、水塔胡同的看守所。剛到關押處，日夜三班倒地安排看守，逼著他天天寫檢查、寫證詞。夜晚睡在床上，頭頂上吊壹盞壹百多瓦的燈泡，徹夜通明，不讓睡好覺，以便考慮問題。在這壹年多時間裡，不準看報，不準看書，與外界徹底地隔絕了。 牛漢從小追求革命、加入共產黨，跟著共產黨鬧學生運動、搞地下工作，如今卻成了人民的罪人，反對共產黨的人。

　　他無法想通。他為自己辯解，為朋友辯解。在關押時，寫出的第壹份交代，就是為綠原辯誣。他瞭解綠原，他絕不相信綠原是什麼軍統特務。他舉出自己所知的證據，說明當年綠原如何受國民黨迫害，在詩中如何謳歌進步和革命。

　　1957 年 5、6 月間，牛漢被釋放回家，繼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上班。兩年關押，沒有審判；釋放回家，依然沒有任何說明。對於他，能早早獲得人身自由，已是幸運的事，誰也不會想到去深究壹切有關法律程式的細節。在人們心中，沒

　　有法律的位置。

　　上海的何滿子開始關在建國東路的壹個看守所，後來換到上海第壹看守所。

　　起初不能看報，看書，1956 年初允許看報。最後壹次審訊，沒有結論。只是對他說：“妳過去的歷史都已經查明白了，我們花了不少錢，飛機火車，總算對妳瞭解了，這對妳也有利嘛。”1956 年 9 月底，何滿子釋放回家，安排到古典文學出版社工作。1956 年 11 月，羅洛釋放回家，王元化也在此前後釋放回家。羅洛拿到壹份結論：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回原單位重新安排工作。賈植芳的妻子任敏、耿庸的妻子王皓，也都在 1956 年國慶日之前釋放回家。

　　武漢的曾卓被捕之後，開始半年，生活待遇還算不錯。雖然不能看書看報、卻給他開幹部夥食，和別的犯人不同，可以不集中聽報告。半年之後，情形驟變，審問者的態度頓時忍劣起來，原來公安部門在四川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檔案中，發現了他的名字，寫有：運用通訊員曾卓 400 元。經手人：陳藍遜。曾卓承認和陳藍遜認識，是小學同學，但在重慶從無來往，根本不存在提供什麼情報，領取報酬之事。後來公安部門查明，是當特務的陳藍遜當時為了虛報多領錢，將他所知的人名列出，除曾卓外，他還虛報了白揚、秦怡等當時的影星。對無辜關押，曾卓滿肚怨氣，他再三要求上法院審判，為自己辯護。自然是無果而終。他被逼著寫揭發別人的材料，也給他看別人對他的揭發交待材料。他看到胡風寫到：“我記得他從沒給我投過稿，只通過幾封信。”阿攏寫到：“他對文藝理論從來不感興趣。”曾卓看到這些材料，反倒從心底更感激這些朋友們，更懷念不知下落的這些人。在獄中壹年多，唯壹悄磨時間的辦法，是寫詩。無用草紙寫，後被抄走，改為口吟。1957 年 3 月 27 日，曾卓由於身體有病，被保外就醫。第壹個消息，是妻子提出離婚。

　　天津的魯黎壹關進獄中，他的妻子就和他離了婚。從此，魯黎在獄中成了無人探望、無人關心的人。妻子不理他，孩子們也不理他，連換洗衣服，也沒有人送。冬天，魯蔡沒有棉衣，還是 5 月抓來時的單衣，只好和難友換著穿壹下棉衣，或者鑽在被窩裡，動也不動。可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罪。雖然有人再三做工作，說只要承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卻反復壹句話：“我不可能承認。”1957 年春天，魯黎被釋放出獄，發給他壹封公函，上面寫：情節不嚴重，免予起訴。

　　1957 年突如其來的反右，打碎了李嘉林、曾卓、任敏、王皓、化鐵……所有胡風分子的夢，壹些與胡風有過關係、或者發表過與胡風文藝思想相近意見的人也成為右派了，和胡風交往甚密的聶結彎、周穎，無疑被打成了右派。更把許多參加批判胡風、聲討胡風的人，捲入新的政治風暴。舒蕪曾在打倒胡風的運動中立下了“反戈壹擊”的大功。然而他 1956 年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壹篇題為《說“難免”》的短文，批評壹些官員以“難免”作為工作馬虎的藉口。1957年 1 月 27 日毛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點名批判舒蕪的這篇短文：“這就是壹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壹個對臺戲。”結果，《人民日報》上就發表了批駁舒蕪的文章。舒蕪自然也被打成右派。

　　吳祖光 1954 年受共產黨感召，全家遷到北京；到京後的第壹件事，就是把他父親吳景洲壹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給國家；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和著名的文物鑒定專家楊蘭教授用了三天時間親自鑒定，241 件文物裝了幾汽車拉到故宮博物院。1957 年吳祖光在文藝界整風座談會上說：“如果黨壹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裏哀的”（《戲劇報》1957 年第 11 期第 5～7頁）？北京戲劇電影界 1957 年 9 月 6 日到 13 日，陸續召開四次批判吳祖光“（胡風）小家族”的大會，被列入這個集團的有戲劇出版社編輯杜高、《劇本》月刊編輯汪明、北影編輯田莊、對外文化聯絡局幹部陶冶等。吳祖光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分子，22 年不見天日；其妻新鳳霞因拒絕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的誘勸、不肯與吳祖光離婚而得罪了劉，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子女也成了人人得而罵之、人人得而打之的“狗崽子”！

　　1957 年四川省文聯的石天河、流沙河等人被打成與胡風集團“臭味相投”

　　的反黨小集團。流沙河寫了壹組散文詩《草木篇》，刊登在《星星》詩刊 1957 年1 月號上，結果很快就招來圍攻。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批判者咬定他咒駡共黨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誣衊”。詩中說梅花“把自己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盼望國民黨復辟。四川省文聯的領導說：“我壹看見《草本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的東西，壹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流被打為右派，遣送農村勞動改造。

　　1957 年河南文聯負責人蘇金傘被戴上了“胡風文藝觀點的批發商”的帽子予以批判，《人民日報》的標題是：蘇金傘生意倒臺醜態畢露，肩題就是那頂“帽子”。

　　1965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公審”胡風，判決說：“被告胡風早在大革命時期，即投靠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為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效勞。後又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勾引公職人員，盜竊國家機密，造謠誣衊，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犯有嚴重的反革命罪行。”判處有期徒刑 14 年。剝奪政治權利 6 年（1969 年又改判無期徒刑）。

　　文革高潮中，解放軍押送胡風夫婦到位於四川蘆山縣苗溪的勞改茶場，住進山上壹座孤零零的小屋裡。壹年多後即被分開。當周揚挨整時，胡風卻不肯落井下石。梅誌在《往事如煙》說，1966 年 7 月，四川省公安廳負責人來找胡風：

　　要他揭發周揚，鼓勵他“立功受獎”，甚至可以減刑。胡風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沒有了談文藝問題的資格。”第二年，苗溪勞改茶場看守所長拿著登有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報紙又來找他，也被他頂了回去。隨後胡風被關押在成都的看守所，壹度單人囚禁。1969 年 5 月，他因 14 年刑期已滿，要求出獄，得到的指示卻是“關死為止”！胡風被害得精神失常。1979 年出獄，1980 年、1985 年、1988 年三度平反，推倒壹切罪名。

　　許多“胡風分子”遭遇更慘。1966 年 2 月，阿壟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

　　3 月，賈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路翎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被譽為“史詩性巨著”，路翎被捕時只有 32 歲，在獄中，他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不是默默無言，便是長時間狂嚎。他壹度被保外就醫，痊癒後又不斷上書申辯，因而再次入獄，被判 20 年徒刑，1975 年才得到釋放，由街道派出所監管在胡同裡打掃衛生，靠每戶每月交的壹毛錢的清潔費維生。在他那像貧民窟壹樣的家裡，已經不再有壹本書。路翎的二女兒也患精神病，壹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響啊。還有幾個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綠原的小女兒，插隊時受了刺激，也是受綠原被冤枉成‘國民黨特務’的連累……”

　　1980 年 7 月 21 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說：“沒有事實證明以胡風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也沒有證據說明胡風有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為目的的反革命活動。因此，胡風不是反革命份子，也不存在壹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壹案應屬錯案錯判。”該報告還指出：“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了 2100 人，逮捕 92 人，隔離 62 人，停職反省 73 人。

　　到 1956 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 78 人（黨員 32 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 23 人。到 1958 年給予停職、勞教、下放勞動處理的 62 人。”許多胡風研究專家，如萬同林、戴光中等都認為，這是很不完全的統計，並指出：湖北蘄春縣中小學所有語文教師，就因胡風問題被停職審查壹年，而其中只有壹個張恩是胡風的侄兒；除此之外，沒

　　有壹位教師與胡風有任何關係。當年作協的實際負責人之壹康濯說：“全國被清查、揪鬥的達十余萬人，被捕入獄的壹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壹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 60 餘人自殺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森默涵對此的回憶載於《新文學史料》1989 年第 3 期）。

　　批劉少奇罵梁漱溟

　　1949 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綱領》第二條，國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共同綱領》規定公民有思想自由、新聞自由、遷徙自由；後來那些“四個堅持”的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領導，統統沒有載入《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 12條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無怪乎毛必須在 1953年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趕快把《共同綱領》廢掉；否則，1954 年的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怎麼開？1953 年毛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標誌著《共同綱領》被正式拋棄。

　　1．批周恩來、批劉少奇

　　毛澤東從來不滿意先資本主義、後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式。早在 1948 年，毛澤東把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中，“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為此，毛澤東專門致函劉少奇解釋：因為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有益於國計民生”就是壹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上。這些私人資本雖然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所以限制的鬥爭將是經常不斷的。

　　毛剛進北京城時設想：要在建國 15 年之後才考慮向社會主義轉變。劉少奇主張“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他在天津說：在現階段，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要承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是有功。

　　1950 年 6 月 23 日毛在全國政協壹屆二次會議上說：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是在遙遠的將來。劉少奇、周恩來在經濟日常工作第壹線日理萬機，在百孔千瘡的戰爭廢墟上恢復生產，動員壹切物資支援前線，與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美國抗衡。在這個背景下，山西推動農村合作化，高崗在東北學蘇聯搞集體農莊，被當成“左傾冒進”批評。1951 年 7 月 5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對中央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建國大綱：壹、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壹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過渡需要的時間大約在15～30 年之間。二、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三、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五種經濟成份，即國營、集體、私營、合營、個體應各得其所，都得到發展。四、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後，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五、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對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步驟。中國產業落後，過早實行國有化，只會傷害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對發展生產不利。六、只有工業發展了，農業發展了，國營經濟成為國家經濟主體的目標實現了，企業管理幹部也成長起來了並日漸成熟了，各行業的技術專家也大批培養出來了，工農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安定並提高了，那時，我們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的步驟。

　　劉少奇的報告，遭到高崗們的質疑。接著，毛批評劉少奇的《歷史任務》通篇不談政治路線，不談階級鬥爭，不談人民民主專政，光談保護、發展私有經濟，這是什麼樣的歷史任務？劉少奇委屈地解釋：《歷史任務》的講話提綱事先提交書記處討論，當時毛同意；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需要 20～30 年時間，是西柏坡政治局會議毛親口說過的；整個講話並沒有創新，完全是闡述毛著《論新民主主義》。接著，劉少奇收回《歷史任務》的講話，痛作檢查。高崗關於東北農村合作運動的報告被毛批示，以中央名義轉發全黨。

　　1952 年，毛在修改中央《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時，根本不顧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臉面，毫不客氣地明確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1952年 9月24日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會後不久，劉少奇率代表團訪蘇，他受毛委託於 10 月 20 日寫給史達林的信中，明確使用了“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提法。

　　1952 年 10 月，調東北主席高崗、西南書記鄧小平、中南書記鄧子恢、華東書記饒漱石、西北書記習仲勳等進北京充實中央領導班子。劉少奇原本分管組織人事，經高崗提名，任命饒漱石為組織部長。11 月成立國家經濟計畫委員會，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任主席，與周恩來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身份領導的政務院平級，為中央人民政府屬下的兩大執行機構，專司財政經濟，又稱“經濟內閣”。

　　1952 年底周恩來批準頒發執行的《關於稅制若幹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

　　和《商品流通稅制試行辦法》這些通告和辦法根據“三反“、“五反”以後公私關係緊張、市場蕭條現象和中共中央關於第二次調整工商業的指示，取消了對國營企業與合作社在加工、調撥、代購、代銷或包銷的課稅方面的優惠條件，實行公私壹律的平等競爭。

　　毛指責新稅法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毛認為政務院在組織上犯了分散主義錯誤，1953 年 3 月毛決定：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中壹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畫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批準；撤銷了以周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4 月 28 日發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將政府工作劃分為計畫 、政法、財經、文教、外交 五“口”，分別由高崗、陳雲、鄧小平、鄧子恢、饒漱石等負責，毛澤東戲稱為“五口通商”；各自直接對黨中央負責，總理辦公室僅負責五口的聯繫事宜；而高崗卻分管 8 個工業部，重要性明顯超過周恩來。毛倚重高崗，顯露出破格提拔重用。

　　在 1953 年 6 月 13 日開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批評“新稅制”說：“公私壹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而是找資本家商量，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周、薄兩人分頭大會小會深刻檢討，撤銷薄壹波中央財政部長和華北局第壹書記職務，財政部改組。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3 年毛在同中南局、武漢市委負責人的談話（2 月 17 日）中批評了“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提出“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2 月 27 日毛在書記處會議上明確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還多壹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戰爭創傷遠未平復；全國需要休養生息；土改遺留問題大量沒有解決；普選剛在基層進行；城鄉依舊文盲充斥。實現《共同綱領》任重道遠，沒有任何根據和理由把《共同綱領》否定掉。

　　為了用總路線否定共同綱領，毛在 1953 年 5 月、6 月、8 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主張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毛選》第 5 卷，80、81、89 頁）。劉“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以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尚未提請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毛劉之爭意味著劉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有權在法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共國的制度。

　　1953 年 5 月，毛指責劉少奇沒經過毛簽字同意就發佈中央政治局決議是很大的政治錯誤。毛批評道：“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檔、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未經主席認可，中央會議不準發出決議；可見，毛淩駕於中央之上。

　　1953 年 6 月起開始了“公私合營”。6 月 15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李維漢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幹問題的報告，毛在會上第壹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9 月 24 日發佈的慶祝國慶四周年口號，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佈了這條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12 月，中共批發中宣部擬定的《為動員壹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 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毛在提綱中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2．罵梁漱溟

　　蘇聯建國初期，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也曾經發生過工農關係的爭論。《聯共（布）黨史》寫道：1926～1929 年間，“在莫斯科的黨報黨刊上和黨員大會上，當時有人大造輿論，說必須向富農讓步，說不宜向富農徵稅，說工業化對人民負擔太重，說建設重工業為時過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324～325頁）。說過這些話的人後來全成了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消滅了。50 年後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引發了“工人九天，農民九地”的爭論，爭論的時候沒有壹人贊成附和，而是壹片斥責之聲。直到 2000 年 3 月，壹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呼籲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道出了中國農民問題真相；2002 年又出版了《我向總理說真話》的書，把事實與資料公之與眾。

　　《共同綱領》第 12 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代會召開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代會的職權。包括毛在內的中央政府，是由政協選舉產生的。當時政府開會，常常有政協委員應邀列席。1953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討論毛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邀請 100 多位民主人士徵求對黨的“總路線”的意見。

　　11 日下午梁漱溟在會上發言說：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政權，違法亂紀，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跑到城裡當小工。有的露宿街頭，設鍋造飯，影響市容。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明天他們又來了。“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過去農民“與共產黨親如壹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希望共產黨進了城不要忘掉了農民。對農民施行仁政，要體恤農民。

　　毛澤東在延安曾經大講民主，大講自我批評，大講言者無罪，講得很動聽，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壹回，不知怎麼搞的，壹聽梁漱溟提出建議，毛大怒，9 月 12 日毛說：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妳說工人在九天之上，那妳梁漱溟在那壹天之上呢？妳在十天之上，十壹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為妳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資多得很嘛！……要是講公道，那要首先降低妳的薪水，因為妳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梁漱溟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以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壹致的，這壹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接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視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妳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

　　殺人有兩種，壹種是用槍桿子殺人，壹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妳就是這樣壹個殺人犯。”妳梁漱溟功在那裡？妳壹生壹世對人民有什麼功？壹絲也沒有。而妳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第壹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這就是毛澤東親自示範表演的鬥爭會。印在毛選五卷裡的白紙黑字，無疑是在毛即席講話基礎上經過潤色修辭的記錄。這最後發表的東西，決不會比原話更野蠻。毛這種放肆，不僅意味著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無罪時代的結束。

　　梁對這壹批評不服，便寫信給毛申辯道：“妳說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妳說得不對。請妳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妳有沒有這個雅量……”

　　毛未予理睬。

　　9 月 17 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聯繫歷史上的壹些事實，證明梁漱溟的反動是壹貫的。在 9 月 18 日的大會上，梁漱溟登臺發言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梁再壹次質問毛：“我還想考驗壹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妳，我沒有雅量！結果梁被會場上壹陣陣狂暴的吶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來”淹沒了。喊口號者計有陳銘樞、史良、榮毅仁、許德珩、章伯鈞、李維漢等六人。最後大會表決，大多數人反對梁講話，梁漱溟被轟下了臺。

　　毛開闢了壹個言者有罪的新時代。作為議員和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壹些計畫的內容”。中央政府主席毛立即判決：“對於梁先生這種人，應當使他少知道壹些機密，越少越好。”國家計畫的內容必須向人民保密，重要事情不準老百姓知道，這就是領袖親自規定的制度。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使政協失去了共同綱領，使農民失去了剛剛得到的土地，使老百姓壹概淪為無產者，使公民不能得到自由的權利，使共和國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

　　“文革”期間，梁漱溟受到衝擊，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書籍、信件、字畫被焚，手稿被沒收。“批林批孔”運動壹起，梁漱溟就認為林彪與孔子既不對門又不對戶，風馬牛不相及，將他們捆綁在壹起實在太荒唐。北大教授馮友蘭撰文批孔，大出風頭。梁漱溟寫信給這位昔日的弟子，聲明與之絕交。1988年，梁漱溟逝世，馮友蘭以 93 歲高齡撰寫紀念文章，稱讚梁漱溟“百年盡瘁”，無愧為“壹代直聲”，這壹評價允為確當，理應萬世不磨。

　　打倒高崗、饒漱石

　　1949 年 6 月，毛澤東派劉少奇、高崗和王稼祥秘密訪蘇，請求蘇聯援助，商談兩國關係和中共建政的壹些問題。在聯共（布）政治局的會議上，高崗竟然發言，向史達林建議“宣佈東三省為蘇聯的第十七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以保護東三省免遭美國人的侵犯。如此明目張膽“裡通外國”的言論，叫劉少奇怒不可遏，在回賓館的汽車上，劉少奇指責高崗叛變，回到賓館立刻向毛髮了密電，要求召高崗回國。

　　毛澤東接到劉少奇的電報後，應當比劉少奇更加“怒不可遏”，可是當高崗回國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卻對他勸勉有加，還面許他準備當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使高崗受寵若驚。當時毛已向世界宣佈他要“壹邊倒”，因此高崗的“賣國”之言正中毛向史達林輸誠之下懷。1949 年底毛澤東訪蘇，在瀋陽特地下車遊覽市容？看什麼？為親眼見證壹個傳說：在瀋陽的高樓大廈上，都掛著史達林的巨幅畫像，卻沒有毛的畫像。當他得到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給史達林贈送了壹車廂的禮物時，抑制不住氣憤，下令“把車廂摘下，把禮物卸下”。

　　1953 年劉少奇、周恩來受到了毛的批評。高崗認為毛要倒劉少奇，也覺得到還權於軍隊功臣的時候了。直接起因之壹，是資深的中央組織部第壹副部長安子文(被認為是劉的骨幹)，私擬了壹份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居然“有薄(壹波，與劉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為作白區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幹)無林(彪)”！壹時激起軒然大波。軍隊高幹與白區高幹的矛盾趨於白熱化。毛曾經對高崗說過：“中國革命大而言之全國，小而言之陝北，都有壹個圈圈，井岡山是紅軍的圈圈，陝北是八路軍的圈圈，我們靠著這兩個圈圈贏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有人又說還有壹個圈圈，那就是白區的圈圈，是紅區和白區兩個圈圈，製造思想上的混亂，不可不察。”這段著名的講話成為當時打擊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主基調，被高崗多次引用，他指責劉少奇搞白區圈圈壓紅區圈圈，說周恩來搞政府攤攤壓黨中央的攤攤。高崗壹面佈置饒漱石在中組部開會批判安子文，藉以打擊劉少奇，壹面請人出面調查安子文、劉瀾濤、薄壹波、彭真出獄自首的歷史問題，壹面竄聯彭德懷、陳正人、李富春、陶鑄、林彪等人，給他們灌輸劉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的言論。根據後來李富春、陳正人的揭發，高崗說過：“少奇在 1947 年就開始犯了錯誤，主席壹直容忍他，他在壹線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將來中央開會，妳們都要說話，少奇打擊排擠妳們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書長了嗎，現在還只是部長，正人同誌也是井岡山下來的嘛，還不如叛變的（指的是彭真等人），不平則鳴嘛。”高崗反對由劉少奇出任即將設立的黨中央總書記壹職，希望在中央實行“輪流領導”等等。彭德懷和林彪做了附和的講話。高崗專門找陳雲和鄧小平談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選，明確說總理也要換人，副主席妳壹個我壹個（指陳雲壹個，高崗壹個）；陳雲立刻給毛打電話彙報此事，小平則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給毛。

　　毛想：假如副帥地位可以競爭（國民黨統治時期就競選副總統），主席之位難道不可以競爭嗎？建國前夕毛就下了除掉高崗的決心，但他認為劉少奇、周恩來有專擅之嫌，危及他獨斷朝綱，他對劉周的批評和措施也是認真的。他要利用高崗制服劉周，這壹目的達到之後，再利用劉周除掉高崗。毛慮及於此，把陳雲和鄧小平找來，談了幾大要點，這也就是後來七屆四中全會上《增強黨的團結》

　　的主要內容所在。陳雲、鄧小平被毛澤東囑咐不要以毛澤東的口吻說話，而代之以他們自己，而小平壹旦講完黨目前還是要以團結為主、消除分裂，陳雲壹旦講完張國燾式的人物出現的背景之後，毛澤東立刻予以回應，批示：“盼照陳雲、小平同誌的意見為主，另請少奇、老總、恩來酌定。”小平的聲望就此而起。1953年 1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指責搞“清君側”，不會有好下場！

　　他說：“我現在感覺，北京城裡有兩個司令部：壹個司令部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來、老總、陳雲、小平等人在內的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呢，就是那麼幾個人組織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壹種風，燒壹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這兩個司令部現在是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車水馬龍。我在北京，還沒死，饒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請示中央，請示有的人，什麼圈圈、攤攤的，什麼自首叛變的，亂了陣腳，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亂的不徹底，想亂中奪權，想渾水摸魚”（引自《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講話摘要－（1951-1955 年）》第 13 頁）。雖然沒有點高崗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了是說他，高、饒開始走下坡路了。

　　隨後毛表示：“要按照七大的路線來，不要單獨搞壹個路線出來，要團結，不要分裂，少奇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這點不能動搖，他有錯誤要檢討，但是不能動輒就要人下臺，有事不找中央，不找我，就那麼幾個人嘰嘰喳喳的，不好嘛”。毛要求高崗、劉少奇都作自我批評，而他自己則南下杭州休假。1954年 2 月 6～10 日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劉少奇就自己批評東北、山西合作化冒進，批評晉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

　　和天津剝削有功的講話；作了深刻檢討。劉抓住高的宗派活動不放，高崗覺得冤枉。高崗給毛澤東去信要求到杭州見面，毛不同意並把高的信發給政治局。鄧小平在會議上指出高、饒有野心，少奇同誌的天津講話並不見得都是錯的。陳雲重複了張國燾事件，暗指高崗就是搞分裂的陰謀家。周恩來聲色俱厲的說：“高崗同誌至今沒有對自己的錯誤有足夠、清醒的認識，把主席的講話、政治局的意見都當耳邊風，我認為他這樣做只會越滑越遠”。根據幾位元領導人的講話，中央請示毛同意給高饒展開“同誌式的幫助和批評”。

　　1954 年 2 月 15～25 日，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會前中央書記處通知壹律不稱呼高崗、饒漱石為同誌，展開徹底的幫教活動，要他們主動的認識錯誤。周回憶說：“高崗脾氣暴躁，喜歡動粗口，操姥姥。那天談話組裡有位警衛局幹部挨操，就打脫高崗三顆牙齒。

　　當時我氣得發了昏，當即喚來醫生給予治療，我壹直沒有離開，並向高崗道了歉”。

　　不久，高崗 2 月 17 日第壹次自殺未遂。2 月 25 日，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做總結發言，代表中共政治局正式提出高崗的“九大罪狀”：散佈“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謬論；對幹部私自許願封官；高崗無視黨紀國法，與蘇聯人談論黨中央的機密；高崗目無毛主席，在群眾集會上公然接受“高主席萬歲”的口號；在幹部會議上多次妄議毛主席只會打仗、只會古詩文，不懂經濟、不懂工業、不懂建設，而他高崗是全面之材。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偽造毛澤東的言談，積極反對兩個中央領導同誌(指劉少奇和周恩來)，假裝推戴另外兩個中央領導同誌(指陳雲和鄧小平)；提出自己當黨的副主席等等。此外，還有私生活腐化。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的批語和修改（1954年 2 月 28 日）：給高崗問題上綱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壹種反映”。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保持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反對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社論。4 月 4 日《提高革命警惕》的社論提出：國內外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暗指高崗為敵人）。社論說：“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圖破壞黨、分裂黨的反革命分子、投機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4 月 19 日，高崗被迫寫了檢討書《我的反省》，承認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除批評薄壹波同誌外，還有指桑駡槐說少奇同誌的意思”，“企圖把少奇同誌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壹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毛在高崗做出檢討之後私下讓習仲勳給高崗捎話：主席還要用妳，不會拋棄妳。仲勳未捎話，因此，是年 8 月 17 日深夜高崗吃下隱藏的全部安眠藥死亡。高、饒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向來對劉有看法、又敢於說話的陶鑄文革初期壹度暴升至四哥的地位，卻不敢向劉開炮，相當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崗的教訓：擔心打虎不死，反被虎傷。

　　何家棟後來批評說：高崗提出壹個中央委員的候選名單，為自己拉票，那不是壹個黨員應有的權利嗎？如果有壹點黨內民主的話，誰都可公開競爭來獲得選票，民主社會中當政者身邊出現權力挑戰者，應該是壹件很正常的事情。

　　據說，1950 年 2 月在毛訪問蘇聯即將離開莫斯科之前，史達林把高崗個人給他的全部情報案卷送給了毛。毛利用整倒高崗壹事要全體高幹交代他們同蘇聯人的壹切：“這裡講壹個‘裡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壹個。這樣的事就不要幹了。要講就經過中央去講，至於情報，不要去通。”什麼叫“情報”？毛故意不說清楚，人們為了保險起見，乾脆什麼話也不跟蘇聯人說。

　　高崗事件壹石二鳥，既警告了劉少奇，又打倒了高崗；毛大權在握，誰也別想從毛手裡分權，以架空毛。1954 年 9 月 20 日，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通過並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從而不再設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毛為國防委員會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為副主席。國防委員會是諮詢性質的機構，不是全國武裝力量的領導機關。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認為：必須同建國前壹樣，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其他武裝力量。決定新的中共中央軍委，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等12 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劉少奇的軍委副主席被拿掉，說明了劉少奇地位的下降。

　　1955 年 3 月，中國共產黨將高崗正式開除黨籍。高崗案還株連了 8 個省級以上的官員，包括中共山東分局第壹書記、省政府副主席向明，中共東北局第二副書記、軍區副政委張秀山，中共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中共東北局農村工作部長趙德尊，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中共旅大區黨委第二書記陳伯村，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洪和中國駐北韓大使倪誌良。

　　1980 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主張為高崗平反，但是被鄧小平阻止。儘管鄧小平說：“高崗批評少奇同誌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了的，有批評對了的。”

　　但是他堅持認為，“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壹份兩萬多字的書面檢查，認真地交代了自己歷史上的四個主要錯誤。1954 年底，蘇共與南共和解、赫魯雪夫為鐵托恢復名譽；這壹消息在我國見報後，饒漱石壹反其沈默寡言的常態，先後向自己的秘書陳麒章等人大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而言的違心話，進而說他這次“挨整”是陳毅蓄意挑起的打擊報復，並壹再表示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面對饒的這種反常表現，陳麒章等人如實向中央辦公廳寫了書面彙報。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全國黨代表會議如期召開，毛澤東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做出了十分嚴峻的估計，並表示即將在全國範圍進行壹次大規模肅反運動的決心。毛號召黨的高級幹部主動交代問題，只要講清楚了，黨組織都可以寬容。陳麒章等人的書面彙報由會議秘書處印發給全體代表，作為討論高、饒問題的參考資料。

　　在會議期間，有文件揭發：饒漱石分管華東暨上海市公安工作期間，縱容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 3300 多人”。

　　原來上海剛解放時，潘漢年、楊帆根據上級指示，採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統暫時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變節分子，利用他們深諳內情的特點，讓他們戴罪立功。而“3300”的數字原本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壹個幹部在閒談時對華東局敵區工作部部長楊帆開的玩笑，說楊帆做敵區工作和保衛工作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說古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楊帆手下超過三千，並隨口謅兩句打油詩：“楊公門下三千三，盡是雞鳴狗盜徒。”當時不過引起壹陣哄笑。到了 1955 年，“3300”成了實數，於是擴而大之，凡是地下鬥爭時期與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的人，都成了懷疑物件。

　　其實，這是江清的陰謀。1930 年代揚帆按黨的指示，以記者的身份，在上海“左聯”活動，對江青在上海曾被捕叛變自首和生活上的醜聞瞭若指掌。1939年毛要與江青結婚的消息傳到新四軍軍部；項英很不滿意，他找到瞭解江青情況的揚帆進行調查，並根據揚帆寫的證明給延安黨中央發了壹封密碼電報：“此人不宜與毛主席結婚”。經辦這封電報的還有新四軍司令部秘書長李壹氓同誌。這份電報落到了康生手中。康生把這份電報扣下後給了江青，並欺騙中央說江青歷史清白，使江青始終記恨項英、揚帆和李壹氓。江青為了出這口氣，在康生的指使下，先後兩次將揚帆下獄。第壹次在延安整風運動後的 1943 年 10 月。幸虧負責審查揚帆所謂歷史問題的是中央華中局社會部部長潘漢年同誌，他頂住康生的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揚帆被關了 10 個月，最後放了出來。1954 年 3 月下旬，江青收到壹封揭露她過去醜事匿名信。江青得到毛的默許，於 1954 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揚帆被扣上了“反革命”、“特務”帽子，長期關押，在獄中經受了 20 多年的折磨，雙目幾近失明，並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癥，就連來勞改農場接他回家的妻子兒女也相見不相識了。

　　代表們看過揭發饒漱石材料後，更加群情激憤。代表們對饒的歷史提出了疑問，認為皖南事變中饒的脫險可能不是如他所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收買敵連長成功”，而是被俘變節後被派返的。與會代表在認真討論鄧小平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壹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把饒漱石“永遠開除黨籍”。其實，高崗不是反黨，是和劉少奇的權力之爭、路線之爭，他是擁毛的，是毛為保劉少奇而犧牲了他。

　　1955 年 4 月 1 日，隨著揚帆“問題”被定性為反革命，經毛拍板，饒漱石又以反革命罪被捕。1965 年已經服刑 10 年的饒漱石因倍受煎熬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癥。1965 年 8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 14 年；同年 9 月被假釋。1967年重新收監。1975 年 3 月因病死亡。

　　1955 年 4 月 2 日，年僅 49 歲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向陳毅報告了了自己與饒漱石的工作交往情況，並請陳將彙報材料轉呈中央。在彙報材料中，潘還向黨傾訴了當年曾去見汪的事，陳毅立即報告了毛。4 月 3 日夜晚潘漢年在所下榻的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連市長陳毅都不知情。與潘漢年有兄弟關係的南京大學校長潘菽、在武漢的新華社湖北分社任社長的潘梓年壹度遭株連。壹時間，弟兄三個“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漢三個長江重鎮竊據高位的傳聞，沸沸揚揚！於是，1955 年 4 月 4 日，入獄僅三天的饒漱石又成為了“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首犯。後來，官方又將潘漢年的下級──著名女作家和特工關露等人殺人滅口，中共前地下工作者被中共壹網打盡。即使在專案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黨”罪行的情況下，毛依然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汙蔑潘犯有“投降國民黨”的“可殺之罪”。可見，毛做賊心虛，便拋出潘來轉移視線。

　　於是，到 196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 15 年，1972 年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為無期徒刑，1977 年 4 月14 日在湖南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

　　1978 年底，中紀委經過反複查檔，最終核實：解放前，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等情節，是奉中央有關指示，並非潘自行其是。而且，當時中央對潘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不久，中央又查實：揚帆“問題”系江青插手捏造的，旨在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不光彩歷史。 1981 年，在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上，鄧小平說：高饒事件的性質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但“不好說是什麼路線鬥爭”。1982 年 8 月 23 日黨中央發出檔宣佈：把潘漢年、揚帆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壹個錯案，應予徹底糾正。

　　揚帆不但活到冤案昭雪的壹天，並且有機會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反思歷史的教訓。他在自述的最後壹節《痛定思痛——我的思考》裡說到：今後發生冤假錯案就不能再強調“既往不咎”了。否則，老是口頭上說下不為例，不認真追究，老是這樣下去，又怎樣保障人權？怎樣主持社會正義？怎樣體現法律的嚴肅性？

　　現在的立法機關應當汲取這些教訓，以形成法律來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還應該立法來懲治製造冤假錯案的責任人，並對受冤假錯案傷害者的損失進行賠償。我們已經建國五十年了，重視這方面的立法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這話說了不久，揚帆便於 1999 年 2 月 20 日與世長辭，時年 87 歲。老人臨終前的這片肺腑之言，可謂金玉良言。如果為政者能夠聽得進去，加以實行，必定有功於當世，造福於後代。

　　大肅反

　　打倒了高饒、胡風後，毛感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認為，反革命分子已經層層疊疊地鑽進到黨政軍民內部，需要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

　　1955 年 7 月，毛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 或“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即肅反運動。1955 年下半年，1430 萬國家工作人員受到“審查”，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方式是“坦白檢舉”，既有精神恐嚇的公審大會，也有肉體折磨的所謂逼、供、信。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壹個大學壹關就是上百人。辦公室、住宅樓、禮堂、書齋都成了關人的地方。

　　武漢大學的壹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著我們聲色俱厲的吼叫：‘我們已充份掌握了妳們的材料證據，在妳們面前只有壹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北大歷史系王承照在肅反時挨鬥自殺，罪名是“三青團骨幹”。

　　1955 年 5 月 17 日，毛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定了指標：將暗藏的反革命“壹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反革命五年抓 150 萬，每年 30 萬”。也就是說在這場運動中，至少有 71.5 萬人被打成反革命。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 5%的指標，即將部內百 5%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江蘇文聯，2/3 的成員被關進監獄。全國人民噤若寒蟬，愈是相熟的人，見面除了談天外，國事、校事壹概三緘其口，惟恐被別人抓住小辮子，說不定哪壹天挨整。

　　這次肅反已在 1980 年代正式予以否定。在“肅反”運動中，有 21300 餘人被判死刑，4300 餘人自殺或失蹤。有人稱“鎮反肅反”殺人達 3000 萬。

　　比江青大 10 歲並比江青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的青睞。丁玲位居毛澤東公開為之題過詞的三女性之首。丁玲被稱為文小姐與武將軍，楊開慧是驕楊，而江青則被喻為仙人洞。

　　丁玲原名蔣冰之，湖南臨澧人，1904 年生，21 歲與胡也頻同居。1928 年初，丁玲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並對地下黨員馮雪峰壹見鍾情。胡也頻被馮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動，1931 年 11 月被捕，3 個月後被殺，成為“左聯五烈士”。

　　被欲火和怒火燒得頭腦發昏的丁玲於 1932 年正式加入共黨，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雜誌，並與另壹地下黨員馮達同居。1933 年被逮捕關進南京監獄。

　　國民黨試圖感化丁玲，讓她在獄中與馮達繼續同居，並生下壹個女兒。當丁、馮在軟禁中過著悠閒的夫妻生活時，馮雪峰、沈從文等各方人士積極營救，發表文章紀念丁玲，抨擊政府，讓國民黨失去不少民心。1936 年丁玲被釋放。

　　1936 年 11 月 12 日丁玲抵達中共的所在地陝北保安縣瓦窯堡，見到毛澤東。

　　兩位老鄉壹見傾心，親密相處了幾天幾晚。丁玲說毛在瓦窯堡時即表現出來帝王思想，曾拉著她的手把瓦窯堡的女人（包括紅軍女戰士、未及逃亡的地主小老婆）數了個遍，封了個遍，也未能湊齊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中宣部在壹孔大窯洞裡開會歡迎她，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出席。沒當過壹天兵的丁玲，竟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在慶陽前線，丁玲收到壹首詞，那是毛澤東用電報發來的，後來發表時題為《臨江仙.給丁玲同誌》——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捲孤城。保安人物壹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壹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用電報寫詩，這在中外文學史上恐怕也算壹樁奇聞。毛澤東當時對投奔蘇區的文化人寄望厚愛之深，由此可見。不久，丁玲從前線回來，毛澤東又親筆抄錄了全詞給她。

　　1937 年初國民黨當局容許中共遷入延安城。毛隨即任命丁玲為八路軍總司令部延安留守處主任，過後才由蕭勁光接任。讓毛振奮的是，夕照下的邊關孤城，不再寂寞，因為有了新人的到來。風姿綽約的北平女子吳廣惠、金髮洋女史沫特萊來到了延安，並進入了毛的私生活，自然要把女作家放棄了。丁玲隨後到了山西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據說她最初追求過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朱德把丁玲推薦給彭德懷，彭德懷對朱德說：“我敢要她？她是個遊擊主義者！” 朱德說：

　　“遊擊主義有什麼不好？我們不都在太行山上打遊擊嚕”。彭老總說：“人家是在個人感情上打遊擊！找男人打遊擊，還有什麽杯水主義……。” 後又追求總參謀長劉伯承，均未獲結果。以後重返延安，在“紅軍大學”任教，並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後與她的秘書、小她 14 歲的劇作家陳明結婚。

　　抗戰勝利後，丁玲去了華北，參加土改，寫了長篇小說《太陽照耀在桑乾河上》，經推薦，獲 1951 年度“史達林文學獎”2 等獎。中共建政北京後，丁玲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中央文學講習所所長，《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等，紅極壹時。她與中共的另壹員文藝大將周揚宿怨新仇，關係日趨緊張。

　　1955 年夏天，毛澤東忽然念及舊情，約請丁玲在中南海裡劃過壹次船。玉液泛舟，眷顧隆恩。小船上只有毛和丁玲兩人。毛自然是親自掌舵了，憶述之余，毛忽然問：冰之，妳工作有甚麼困難？妳覺得周揚這人怎樣？丁玲見主席親切地喚起自己的小名，壹時忘乎所以，半嬌半嗔地把歷年來心中積蓄下的對周揚的怨恨，壹古腦列數出來：周揚有十大問題……丁玲太過天真，太過政治化了。她原該繞過毛的話題，說些開心有趣的事，逗毛快快樂樂，使毛喜歡她，為日後的再次被寵鋪平道路。可是共黨的鬥爭哲學使她執迷，從而犯下了她壹生中最大的失誤……毛澤東認真地聽著，凝視丁玲的面龐。此時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發福，頭髮也變了色，臉上有了皺紋，徐娘老矣，不復當年風韻……毛澤東耐心聽她講完，倒真的笑了：“妳講周揚有十大缺點，我倒是覺得周揚還有兩個優點，他的馬列主義水準可以……”。此後，毛再沒有單獨召見過丁玲，他已覺得她已是個乏味的女人。

　　1955 年 8 月 3～9 月 4 日，中國作協黨組舉行了約 70 人參加的黨組擴大會，對丁玲陳企霞進行了批判鬥爭。“丁陳”問題是從追查壹封匿名信開始的，該信向中央反映了對作協黨組領導人在處理《文藝報》問題上的意見；官方認為是陳企霞所寫，牽連到丁玲；接著追查丁玲與胡風有關“反革命關係”及康濯“揭發”

　　丁、陳反黨問題。這以後，作協前後召開了 16 次黨組擴大會，加緊揭發“丁陳”

　　問題的罪證與批鬥“丁陳”的反黨罪行，同時又通過莫須有的罪狀於 1955 年 8月 19 日將陳企霞逮捕。會議結束後，由中宣部副部長兼作協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寫成了《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並代中央起草了批語壹同呈報。9 月 30 日，由部長陸定壹主持的中宣部部務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並上報黨中央。經毛澤東批準，中央書記處於 1955 年 12 月15 日將此檔批轉全國縣團級以上黨委。

　　《報告》列舉了“丁陳反黨集團”的罪狀有四點：壹、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違抗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所謂不尊重或反對黨的領導，是指丁玲和周揚的關係。丁玲對周揚有些意見，絕不能說是“反黨”）；二、違反黨的原則，進行感情拉攏，以擴大反黨小集團的勢力；三、玩弄兩面派手法，挑撥離間，破壞黨的團結（是指挑撥周揚同胡喬木之間的關係，報告中沒有提出具體事實）；四、製造個人崇拜，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報告認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壹本書主義”，鼓勵作家寫出壹本書，以此為資本，和黨鬧獨立。調查結果是，丁玲在壹次向文學講習所的學員講話時談到，作為壹個作家首先應有作品，如果壹本書也寫不出來，那算什麼作家呢？若說丁玲提倡“壹本書主義”，她不只寫了壹本書；若說名，丁玲早在 30 年代就聞名國內外了；若說利，丁玲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獲史達林文學獎金全部捐給了全國婦聯婦女兒童委員會；平時所得稿費也大部分交了黨費或買了公債。關於《文藝報》主編問題，原來主編是丁玲，陳企霞是副主編。後來丁玲提議陳企霞也提升為主編，曾口頭請示過周揚。周表示同意後，刊物上才並列出丁玲、陳企霞兩個主編。這頂多只能說是任命主編手續不完備，不能說是向黨鬧獨立。因為在宣佈前已經請示了領導。

　　1956 年 5 月初，陳企霞、李又然的“託派嫌疑”終於被作協“肅反”五人小組與公安機關所否定。5 月 22 日，他們二人恢復了自由。恢復了自由而又不知被開除出黨的陳企霞、李又然，立即向機關黨委申訴。陳企霞在申訴中，還把他與周揚之間在政治問題、學術問題、思想問題上的分歧以及相互關係中的問題

　　做了全面陳述。他認為作協黨組向中央的那個報告是捏造事實，是對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木本地敘述了他與周揚之間的各種意見分歧。1956 年 6 月 28日， 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討論了“丁陳”的申訴，同意陳企霞、李又然繼續參加黨的生活；成立以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誌為組長的審查小組。經過慎重的調查，得出此案不成立的結論。1956 年 12 月，陸定壹在中宣部部務會議上埋怨周揚說：

　　“當時壹再說要落實、落實，結果是這樣的！”周揚即刻表明：1955 年對丁玲的批判並不出於他的建議，而是根據毛主席（恐怕是江青）的指示，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說了丁玲的不少好話。

　　1957 年 1 月，周揚和作協黨組將“反黨小集團”改為丁玲、陳企霞“對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1957 年 6 月 6 日，作協黨組召開黨組擴大會，周揚首先講話，表示 1955 年對丁玲的批判是不應該的，“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並向丁玲等表示歉意。出席會議的同誌壹致認為，1955 年的錯誤批判和結論應該撤銷，應該消除這壹批判所造成的後果。

　　丁玲提出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陳企霞講話更尖銳些。領導們對所提出的問題無法解答，但又不願接受批評。會議因此出現僵局，宣佈休會。

　　休會期間，形勢發生了變化：反擊右派的運動開始。作協迅速將無法解決的“丁陳”壹案轉向“為‘肅反’翻案”的新罪名。隨後，在中央宣傳部部務會議對丁玲的歷史結論要重新進行修改。在沒有發現任何新事實、新證據、新證人和新理由的情況下，宣佈將原結論改為：丁玲被捕後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有計劃派回來的。這個決定宣佈後，張際春問周揚：原來結論是妳同意後才簽發報中央的，妳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麼根據？……接著，作協黨組擴大會於 7 月 25日復會。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黨進攻”，指責“反黨小集團”要翻案等等，會議規模由原來的幾十人擴大到幾百人。先安排陳企霞作“坦白交代”並揭發丁玲。

　　會議進行中有壹些人憤怒指責，壹些人高呼“打倒反黨分子丁玲”的口號。在此情況下，把丁玲推到臺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講臺前，面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答對。她低著頭，欲哭無淚，要講難言，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 會場上壹陣混亂。直到 1957 年 9 月 16 日周揚在《文藝戰線上的壹場大辯論》的講話中，除肯定丁玲等是“資產階級右派反黨集團”外，還宣佈丁玲“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她“早在 1933 年在南京向國民黨自首”“背叛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周還點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藝術家、詩人和戲劇家，把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人，與丁玲、陳企霞壹道歸結為“資產階級右派集團”。隨後，又對丁玲等的作品繼續組織了“再批判”，打倒了壹批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了壹批有好評的作品。 周揚後來回憶說：

　　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給我壹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說：“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反共嗎？”1957 年毛澤東改寫的《再批判》說：“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壹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幹年中進行了壹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1957 年還要拿出來再批判的奇文《三八節有感》裡面有壹句：“而有著保姆的女同誌，每壹星期可以有壹天最衛生的交際舞。”被認為是諷刺江青的。丁玲晚年承認，確有諷刺江青之處：“那時文抗的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打扮得怪裡怪氣的女同誌來參加跳舞。‘每星期跳壹次舞是衛生的’”（《丁玲自傳》第 232 頁）。可見，丁玲是確實“傷害”過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進行報復的。

　　1958 年 8 月 14 日，召開中央各宣傳文教部門的黨員骨幹大會，並吸收黨和國家其他部門的代表參加，宣佈已被中央批準的“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處理結論：李之璉被定為“極右分子”，黎辛被定為“右派分子”，都開除黨籍；張海和崔毅被定為“反黨分子”，都留黨察看兩年；四個人都被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李之璉從行政七級降為十三級，其他人也都從原來的級別下降四級或五級。

　　《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極右分子的政治結論》列舉李之璉的“主要反動言行”壹共有四條：壹、鼓動丁玲並同她合謀翻案；二、反對“肅反”運動；三、寫反黨作品誣衊轉業軍人；四、1934 年被捕後叛黨。給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頂：“階級異己分子”，“極右分子”、“叛黨分子”，“反黨集團首惡分子”，另有“野心家”、“陰謀家”等頭銜。在他們的眼裡，李之璉等人聽取陳企霞的申訴是“鼓動翻案”，而劉白羽等人複查“丁陳”案件卻是正當工作？這完全是顛倒事非！隨之而來的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實事求是地說過丁玲好話的人，都壹壹受到檢查處理，或定為右派，或定為反黨分子。

　　丁玲被開除出黨後，到劉白羽那裡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

　　（《人民文學》1986 年第四期第 43 頁）。自 1958 年起，她在農場養雞，小孩見了她就罵北京來的臭右派，就用石塊、土塊擊打。到了 80 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壹切辱駡、諷刺、壹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

　　（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 1985 年第 3 期）。1966 年文革風暴壹來，她被投入監獄，直關押到 1977 年才出獄。1978 年末，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被平反。1980 年 1 月， 丁玲案被定為“右派”的結論，經中央批準，作了改正，恢復了黨籍（隨後各地為此受株連者也或前或後逐個得到平反或改正）。

　　在 1983 年“清除精神汙染”期間中國作協召開的壹次座談會上，丁玲發言時說道：“壹個人認識自己是最難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認識自己也那麼難，他對我怎樣，不管，但我對他是壹往情深的。現在看到很多人還在指桑駡槐罵他，我心裡是很難受的”。真是露水夫妻難忘恩啊。在晚年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所寫的《重印前言》中，丁玲有這樣的回憶：“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厲害。原來壹天能走六、七十裡，這時去區黨委二裡來地走來都有困難。夜晚沒有熱水袋敷在腰間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爐砌得高壹些，能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那時我總是想著有壹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

　　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願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裡的話說出來。

　　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擡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還伏在桌上壹個字壹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衝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

　　統購大剝削

　　1953年中共頒布“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強制架構專制權力型經濟、即無計劃的所謂中央計劃經濟。統購事件的見證人薄壹波說：“正如陳雲同誌所預計的，統購中國家同農民的關系是緊張的，強迫命令、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像都發生過。個別地方還發生了聚眾鬧事的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杜潤生透露：浙江農村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像已續有發生。當時的浙江，被稱作全國冒進第壹。1955年4月，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農民的數字是134人。逼死農民排行第二的是廣東。1955年1月以前，“全省因購糧自殺者111人”。壹份官方文件只透露廣東新會縣蓮溪鄉被殺的人中間有壹個老太太。可憐的老人，被前來收糧食的工作隊封在屋子內，然後上吊自殺。    1957年底甘肅民樂縣到農民家中挖糧，引致部分農民餓死，三堡鄉黨委書記保世雄於1958年2月化名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缺糧的情況；結果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公職。甘肅成縣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認為糧食征購任務太重，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結果二人成了右派、“黨的叛徒”。    河北省武邑縣以第壹書記蘇波為首的三位書記於1958年5、6月間向上報告說農民糧食太少，“逼得群眾賣兒賣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殺，變賣家產，離鄉背井，要飯討生”。他們決定開倉放糧，放了190多萬斤糧食給農民。三位書記被定為“右派反黨分子”。    迄今為止，公開披露出來的統購統銷期間最著名的整死農民的案件是甘肅鎮原“反革命集團案”。1958年甘肅省鎮原縣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如實上報嚴重缺糧，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全縣先後有3000多人受批鬥，1650人受株連，1503 人被捕（死於獄中333人），管制147人，老百姓被迫扒驢糞、鉆雞窩，抱磨盤、拔胡子。僅在7-9月就有870多名農業社幹部被當作“白旗”拔掉，他們是農村收集原始資料的主力軍。

　　災難性合作化

　　自從1956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壹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壹蹶不振，人民就壹直挨餓，正如1979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見《海南紀事》創刊號《紫陽治蜀》）。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20多年肚子。    農村壹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當時全國已建成的67萬個合作社，有1/4在1954年減了產。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酬的，農民不願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到社裏，自己宰殺。而歸到社裏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壹下子減少了200萬頭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1955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到浙江的調查組指出“在15個縣裏曾發生60多起群眾騷亂，開化縣壹個縣餓死10個人，群眾挖樹根吃得臉腫”。    毛澤東在1955年9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布“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於是快馬加鞭，比毛設想的還要快，1956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結果1956年棉花比1955年減產147萬擔，豬減少了350萬頭，大牲畜減少了100多萬頭。1956年9月豬肉和蔬菜供應非常緊張，陳雲承認在出口未增加的情況下，大中城市豬肉供應下降，小城鎮、農村集市根本沒肉賣 。1956年底，國家的糧食儲備已下降到六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福建1956年豬比1955年減少了20%，磚瓦減少27%，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1930年代的壹半。黑龍江省當年7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壹半。其它各省大致如此。    1956年廣東省有13萬合作社社員鬧退社。廣東靈山縣有 7 個區、 20 多個鄉出現“混亂現象”，因鬧退社而發生多起包圍、毆打區鄉幹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縣 16 個鄉六百多名農民到廣州向省政府請願；還發生了擡菩薩遊行、毆打幹部的“永寧、曹址事件”。浙江是全國農潮最嚴重的省份，寧波專區有 5% 社員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達 20% ，為全國之冠。仙居縣的事態最嚴重，在“接近於農民暴動”的“仙居事件”中，數千農民進城“圍攻領導，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打爛了，呼喊著退社、退回耕畜、農具和土地”，全縣“在群眾鬧事中合作社壹轟而散，入社農戶由占總農戶91%退到了19%”。　　　    為鎮壓農潮，當局在 1957 年藉反右運動之勢在農村采取行動，廣東省壹個月內批判鬥爭 1.6 萬人、逮捕兩千余人。而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當局在該縣逮捕 9 人、拘留 42 人。河南臨汝縣近6千人鬧退社，15個鬧退社的農民被逮捕判刑。河南永城縣馬橋鄉專門召集鬧社、退社戶開會，采取捆綁、吊打、管制、扣押、罰跪等辦法，強迫回社。雲南通海縣下漁鄉（今興蒙鄉）8百多人在給上級反映該鄉缺糧情況的信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被捕入獄。雲南江城縣對要求退社單幹的農民開展“反擊”，大肆批鬥反對合作社的“地、富、反、壞”分子，又將壹些農民補劃成“漏網的反動富農”。本來2/3的農民堅決要求退社，中共壹“反擊”，就把他們全鎮住了，都不再敢退社了。    四川榮昌縣，1956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6萬畝稻田顆粒無收，1957年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幹部抨擊縣委瞎指揮。縣委便說他們“放毒”，將5800多人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47人逮捕判刑。    凡對農村的真實情況有所了解，同情農民疾苦的基層幹部，為農民的處境呼籲請願者，無壹例外都成了右派。老共產黨員、作家趙樹理1956年8月給長治地委寫信說：“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農民熱愛社會主義呢”？儀征縣大儀鄉黨委書記張誌渠反映了農村的真實情況：“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對現實不滿。有的貧農勞動壹年，連口糧都拿不回來，沒有（過去給地主、富農）當雇工好。”因為替農民說了話，這兩位黨的幹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1956年7月新華社記者戴煌采訪了他的蘇北故鄉後說：“看看鎮內外鄉親過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顫了！對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等，他們固然‘望洋心嘆’，就是對自己血汗澆灌出來的許多東西，他們似乎也無權享受——養雞者吃不上雞蛋，養豬者吃不上豬肉，種棉花的壹年沒有幾尺布票，種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幾小兩油。還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體……”。許多鄉親登門喊冤：原來在解放後短短的幾年內，這裏的部分村鎮幹部已成了“新惡霸”。統治這個小鎮的就是戴煌當年的小學同學：他掌握了汽車站和輪船碼頭，強迫壹些過路的老百姓必須搭乘，並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過客趕上岸，將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蓋了三間大堂屋，所有的磚瓦都取之他人，還白用了許多小工。壹個幫他家代工的農民因要求吃了午飯再幹，就被他當眾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勢毆打無辜；他自己借權力而“尋花問柳”，壹些現役軍人的妻子和婦女幹部都在他“尋問”之列而無人敢於揭發……。    戴煌問：在四鄉八鎮這樣的“新惡霸”有多少？回答是：“說不清”。人們舉例說，鄰近壹個鄉，幹部們兩三年前，還常常東借西貸，窮得叮當。自合作化以後，忽然挖開了“金山銀山”，幾乎人人穿上的絲綢，吃得流油，高大寬敞的新房子也砌上了。鄉親們背後小聲罵道：這幫老鼠！他們每月才拿二十來塊錢，這大手大腳的開銷從何而來？還不是從老百姓頭上刮去的？……來告狀的鄉親越來越多，有的甚至來自百裏外的鄰縣，揭露的事實更加觸目驚心。他大聲疾呼“我國的農民是太苦了，太苦了！”他後來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河北省副業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業收入下降了壹半。社員們與那些控制財富的人沒有任何關系，無法從指令性經濟中獲得他們所需的東西。從普遍的不滿中迸發出憤怒，矛頭指向那些控制財富並彼此做交易的人。當時河北農村到處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壹等人兒，送上門兒；二等人兒，人托人兒；三等人兒，沒有門兒”。　　    1957年浙江永嘉農民在李雲河帶領下，帶頭搞包產到戶，最後曾導致上百萬農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二百多農民被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英雄式的農民徐適存因在群眾大會上高喊“包產到戶就是好”而被定罪為“破壞合作化，被判刑二零年”，最後死於監獄。    1957年12月雲南通海壹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壹些在農村裏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大躍進大破壞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壹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的先聲。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蘇聯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中國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在12月2日召開的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向全國人民公布了這壹目標。這年冬季，全國各地發動冬季農業生產高潮，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的首肯。“超英趕美”的時間表在大躍進中壹再縮短，後來壹度想要兩年超英，六七年超美。    空前的大愚昧——大煉鋼鐵等。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鋼鐵生產能力只有535萬噸的條件下，要求生產1070萬噸鋼。由於鋼鐵廠不可能達到這個產量，他號召全民煉鋼鐵，將農民的鐵炊具煉成廢品，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林木被毀掉。    “六王畢，四海壹。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宮賦》使我們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皇時代曾遭過壹次大難。2200百年後四川的森林又壹次遭難，焚燒的木材換來的是無數毫無用途的鐵疙瘩。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對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進行毀滅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氣候的惡變；水蒸氣的大量蒸發，雨量的調節失去了平衡，造成連年幹旱；1958年大鬧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種得很細膩、滋潤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帶沙石的瘦劣、幹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質變壞，農作物更經受不了幹旱。又過了20年，大自然的懲罰來了。壹場大雨降臨9/10為山地的四川，沒有了森林，山洪壹瀉千裏，半個四川變成了澤國，房屋倒塌，人畜傷亡。貌似天災，實為人禍，禍根就是1958年的全民砍樹。

　　兩千多年前專制皇朝初建的秦王朝，築起了壹道萬裏長城；大煉鋼鐵則毀去了無數綠色長城！湖北省英山縣有個生產大隊擁有上百座山頭，“大躍進”前兩人合抱的樟樹、楓樹比比皆是。為煉鋼，砍樹燒炭，上百座山剃了光頭。湖南古丈縣1935年桐油產量曾達350萬斤，1960年卻只有25萬斤，因桐樹被砍了。廣西86%的山林遭受毀滅性破壞，其余的林木也所剩無幾。河北省涿鹿縣三堡村，為了煉鋼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餵了土高爐。果樹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暫無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點著火的，統統投進爐膛去“煉鋼”了。砍光了果樹，欲將果園改造成為麥田，結果丟荒，成了兔子窩。    當時全國各地壹陣風起，紛紛大拆民房修建土高爐，說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專門拍攝了河北某縣大規模拆毀古長城，取磚建爐的“動人事跡”。河南省境內的函谷關，1926年北洋政府斥資重修。1958年，當地的縣委書記提出要建“書記爐”。但沒有磚砌爐，他提議用函谷關的磚。左右勸阻，他眼壹瞪：“什麽古跡，古跡也要為鋼鐵元帥升帳服務！”壹聲令下，兩層樓閣及樓上兩千年來積存的碑刻等文物壹掃而光。    柳州地委規定石龍縣要建起3000個煉鋼鐵的土高爐。建爐要用大量耐火磚和普通磚，臨時燒磚誤時不趕急。縣委決定就地取材，拆民房取磚修爐，拆梁檁門窗燒爐。社員們家裏被趕出來，心中淒慘，臉上還得掛笑，甚至有人還帶頭拆自家房屋，以示“大公無私”。誰若敢表示不滿甚至反抗，那是自找罪受。壹頂“破壞大煉鋼鐵，反對共產主義”的大帽子壓下來，捆綁、吊打、遊鄉示眾就必不可免。當年大約拆毀民房8000多間。    1958年的全民煉鋼又演變成了全民砸鐵器、全民砸鐵鍋，比秦始皇收繳民間鐵器更徹底。當年秦始皇用收繳的鐵器只鑄成了十二對金人，大約收走的只是首都鹹陽附近地區的鐵器而已。如今全民煉鋼，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造成的破壞超過秦始皇千瓦倍。鐵器不夠，別的金屬制品也可以拿來湊數，人們相傳用了數代的銅臉盆、銅湯缽子、掛蚊帳用的銅鉤子也交出來，同鐵鍋、鐵鏟壹起送進了土爐子。    毛是全民砸鐵器的始作俑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要拼命幹，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鐵，暫時沒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毛自己走火入魔，壹味蠻幹，又擔心百姓反對，便補充壹句道：“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東北豐滿水力發電廠把發電設備拆了去搞土高爐，頭腦正常的人沒法理解。該廠的總工程師後來的總理李鵬1984年說：“我對大煉鋼鐵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只能私下對電力部部長劉瀾波說，他聽了我的話，長時間沈默不語。”堂堂壹個政府部長，對屬下壹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制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壹番，可見當時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    1958年糧食豐收在望，可9000萬人上山煉鋼，糧食爛在地裏無人收割，來年的糧食也無人播種。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10%左右……當在220萬噸以上。河南更為嚴重，竟有50%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獲入倉。毛澤東親自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強迫農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莊稼空殼，秋天顆粒無收。    李銳回憶：毛相信錢學森說法：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畝產萬斤糧。不知哪位科學家說，農作物的根須可長到三尺長。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須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夠的營養，因此要提高產量應翻土三尺。於是毛澤東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說：“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發揮作用。以後畝產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夠了”。    《安徽日報》十月十八日頭版刊出壹篇報導：“淺水養不出大魚，淺土長不好莊稼，全省已組織230萬人的深翻土地的大軍。”有的地方互相攀比，甚至挖到壹丈二尺，比造樓房的房基還深。山西陽城縣，十二月份已冰凍三尺，可是還有幹部逼著農民摸黑去“深翻土地”。    1958年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現的瘋癲行為可能超出了過去壹千年的總和。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幹旱問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於是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結果壹無所獲。    1958年2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計劃實現的期限，搞了個全民參加的剿滅麻雀烏鴉的全國會戰。    1958年4月19日，北京開始大規模捕殺麻雀，有三百萬人上陣，連續三天共打死麻雀40萬只。平均起來，每25個人合作奮戰1天，消滅麻雀1只。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只！1958年12月13日這壹天，為了慶祝毛澤東的生日，上海就消滅了麻雀194432只！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相當多的地方有過之無不及。《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文章予以謳歌。    這種做法導致了水稻減產，因為鳥類是害蟲的天敵。1959年春，壹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生物學家朱洗等人要求停止殺戮。1959年7月10日廬山會議上，毛咆哮說：“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文革爆發後，紅衛兵把1962年已病逝的朱洗先生，砸碑掘墳、曝其屍骨，因為他“反對毛主席殺麻雀”。

　　浮誇風與打人瘋

　　接著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將農業合作社合並成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農村。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人民公社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家庭，男人女人分開集體居住，拆毀民房，以防私有制復辟。所有的私有財產全部充公，不僅是生產資料，連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產”了，口號是“壹碗壹筷歸個人，壹草壹木歸集體”。剝奪自由，剝奪財產，剝奪壹切，這就是中國隨後發生那場駭人聽聞的人間慘劇的根源。    浮誇風。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各級幹部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虛報浮誇產量：    1958年，湖北省麻城縣把好多的田地快成熟的稻谷放在壹個田地裏，放出衛星——稻谷畝產3萬6千斤。這件事驚動了中央，周恩來親自帶了壹大批科學家、專家（其中包括郭沫若）去考察。經考察證實，3萬6是真的，他們回京後寫了報告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湖北省隨縣金屯鄉將9.75畝稻子移栽到壹塊田裏，放出了畝產6萬斤的“衛星”。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宣稱：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騰空而起，連太陽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聳入雲端，山頂的娃娃笑哈哈地遙指珠穆朗瑪峰。壹作家在《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文章竟宣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壹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壹個蘿蔔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    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馬市新絳東方紅公社發射出壹顆紅薯衛星大王，畝產紅薯113萬余斤，勇奪全國糧食“衛星”之最，創造了大躍進年代糧食畝產最高紀錄的特大“衛星”。報喜者們豪氣沖天：“我們創造了人類糧食生產史上的最大奇跡，在迎接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我們將要創造出更大的人間奇跡！” 他們向外地來的參觀者大肆鼓吹：“今年深翻五尺三，畝產紅薯百余萬；明年深翻九尺五，達到畝產五百萬！”    在這謊言齊放的氛圍中，人們已喪失了撒謊的感覺。周恩來挑燈夜戰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太多、糧倉不足的問題。毛澤東以為糧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糧(實物農業稅)，征購量隨產量走，1958年的征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215億斤。如河北張北縣1958年糧食產量被近4倍地虛誇和擴大，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的只有土豆。貴州實產70億斤糧，省委上報的卻是150億斤；安徽鳳陽1959年糧食產量是1.54億斤，縣委宣布是4.05億斤。毛澤東認為糧食太多，下令減少1959年春播面積9千萬畝，加上減收和征購增加，1959年春夏饑荒就開始蔓延開來。    河南省西平縣放了壹顆畝產7320斤小麥的“衛星”，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來就打，受打擊的7萬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了300多人，打傷的是成千上萬。中央黨校的楊獻珍說：“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幹幹凈凈，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厲害。為什麽有的幹部敢於這樣呢？因為他有個借口，就是搞“共產主義”。    農村幹部打人成風，毛知道後卻說：“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營長可以打連長，打人、罵人、捆人，成了壹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方法…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說清楚群眾是會諒解的”（1958年11月1日在河北邯鄲地區對幹部的談話）。按毛的邏輯，以往官府征稅、抽丁，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杜甫寫《三吏》、《三別》倒是給“幹部”潑冷水。全國範圍內，執法者普遍不依法辦案，律師制度1959年1月取消，人民生活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社會中，壹旦被誣、被冤、被捕，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等死。    反對大躍進與反革命幾乎是同義詞。1958年大躍進，全國大肆抓人，僅江蘇省就逮捕了5-6萬人。此外，還有縣辦、社辦的非正規的勞教場所，收容了數萬人。僅以鎮江市和揚中縣兩處“收容勞教場”統計，485人中，應該勞教的僅44人，占9%；被打、挨餓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就有32人。

　　大辦食堂招大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布後，受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導，在100多天的時間內全國農村辦起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農民達到90%。1960年2月，中央下文說，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    1960年春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在瀾滄江山區，看到壹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去食堂，渾身是泥水。農民們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裏；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毛驢上食堂，壹天忙吃兩頓飯”。張家口地委第壹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看到壹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走，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裏，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妳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鍋砸了煉鋼去了。”他目送那個孩子在寒風中走上山坡，翻過山梁……。

　　由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搞吃飯比賽，全年的口糧在二三個月內吃完。從1958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    1959年已餓死16000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認為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是大事。他們貫徹執行中央推廣食堂指示，結果1960年和1961年又相繼餓死了2萬人！高郵縣共餓死了3.7萬多人，其中1.7萬多是兒童.    江澤民老家的江都縣，這個富庶的水鄉，三年間餓死了38400多人。    蘇北揚州地區寶應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心根據地柳堡，就是著名電影《柳堡的故事》－－幾乎大家都會唱的“九九艷陽天”的那個柳堡，那個“風車轉呀轉”的美好境界，也餓死了414人，占當時全大隊總人口的1/5，超過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死於日本強盜和蔣介石軍隊的屠刀和槍彈下的總人數。整個寶應縣境內也新墳累累，哭聲不絕於耳。    當時村裏的司務長、炊事員都是村幹部家裏的人，貪汙、克扣社員口糧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河北省石家莊的壹個村莊，全村68.9%的人被扣過飯，因扣飯導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如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500多人，農民們編了個順口溜：“壹天吃壹兩，餓不死司務長；壹天吃壹錢，餓不死炊事員。”    按1959—1960年的糧食產量計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糧食，結果誰也吃不飽，但大體上也餓不死人。1960年是我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時期，這壹年人均糧食消費164斤，日均0.45斤，基本上維持了生命的最低極限。有人利用職權占更多的資源，使許多人餓死。1961年3月，各地開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社員口糧分配到戶。

　　四川餓死1億2千萬

　　1959年核定的糧食指標是5000億斤，而59－61年實際產量分別為3400、2870、2950億斤，這三年實產平均比1957年減產827.6億斤，由於定購數字太高，平均年征購糧食反而比1957增加95.8億斤。這種收購“過頭糧”的必然結果是農民的災難。    中央政府卻認為饑荒是階級敵人搗亂和瞞產私分造成的。1959年初毛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1959年7月5日毛澤東給征糧的幹部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他的邏輯是“苦壹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壹步。農民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認定是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了糧。1959年秋各省興起反瞞產私分運動，大規模向農民搜刮糧食；亂抓人捕人，把反對的人任意判刑。    仁壽縣書記讓民兵抽打公社幹部，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仁壽縣餓死了20萬人。自古從不曾被饑饉光顧成都平原的灌縣也餓死了四萬多人。    宜賓市在“反瞞產”運動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層幹部，將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100余斤。結果38000農民餓死，差不多1/4的農民死亡。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    四川某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壹生產隊共82戶491人，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7歲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隊同壹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該隊會計王解放說，“59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竈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從社員的牙縫裏強制節余的渡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了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夥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了肚子，還肩負著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冒煙——如此“堅壁清野”持續了壹年余，而唯壹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放棄生產自救，滿山瘋轉，撈著啥吃啥。    “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相恐後地鏟回家。 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牟牟’牛叫。連蚯蚓和地蠶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的社員，普遍嘗過觀音土，餓瘋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饑，壹撮泥壹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沈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沈，終於，餓轉化成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時也化胃腸粘膜，令妳最終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盡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寶物，它帶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    “去年被掀掉的竈臺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竈，平時用石板扣著，要偷煮東西時才挪開——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幺女，3歲的樹才妹。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處是小拳頭大的肉砣砣，…我急忙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嗷的壹聲，抓了壹砣好肉就塞口中，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撬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著豎條的瘦肉絲。既然做老子的開了虎口，這壹窩野種就瘋逑了，當我們的面，壹人搶壹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只手，揪住這個溜那個，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壹樣尖的嘴殼戳進去，滋滋吮骨油。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壹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    涪陵大饑荒時期死了200萬。1959年四川涪陵召開萬人“算帳會議”，清理大大小小幹部的問題，揭發有貪汙、挪用、瞞產私分、多吃多占行為的幹部7990人，占到會幹部的73.3%。1959年四川內江市將1035名幹部劃為有貪汙挪用錯誤的幹部，占農村幹部的62.6%。    困難時期，簡陽縣的人口由120萬左右下降到了80萬左右。該縣石盤公社六合大隊共和生產隊1958年轉公社時為118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58人，死去了50%以上。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余人，只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有個居住20多戶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毀了。簡陽縣城邊的橋上，趕場天有用土缽缽裝著綿條條帶黃色的熟肉片賣，其上面灑了海椒面，缽邊撬著壹雙筷子，賣者高叫買瘟豬兒肉，三角錢壹片。社員講那是在賣死人肉。還有些人擺地攤賣的舊衣服，也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有的說：“過去給地主幹活，幹不到這麽多，肚子還吃得飽飽的。現在是什麽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    滎經縣，三年饑荒中，餓死3.4萬多人（官方縣誌所記），幾乎占全縣人口的半數。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650人。1959年下半年，村裏每天都在餓死人。有的走著，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來了；有的靠著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著木棍，像是站著，其實已經死了。野狗把無人認領的屍體拖來拖去，活著的人，像行屍走肉，除了饑餓的眼光渴求著食物，都已經死了。如榮經縣縣委書記說：該縣人口死了壹半，有壹個村子死得壹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壹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它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壹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栗的歷史啊[李銳：從壹個案例看壹段痛史]！    四川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大、時間長、手段惡劣（見反“右傾”壹節），大量說真話的幹部遭迫害，加上此後更大規模地平調勞力、物資，農村中幾次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城鎮宣布糧票作廢，按供應口糧標準另發新票，自此，城鄉人民手中糧食蕩然無存。    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 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號稱天府之國歷來富裕的四川省（包括重慶）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萬。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萬，1960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差正好約1000萬[真實的數字為1250萬]。也就是說，每七個四川人就死壹個！    蕭澤寬，時任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時任中共重慶市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伯康，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向楊尚昆匯報情況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壹個就是廖伯康，另壹個是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於克書。這些人只因1960年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實情，就被李井泉打成反黨集團。

　　河南熬人油當肥料

　　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1961年9月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 三年災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約為5:2。在那遍野的餓殍中，每7具屍體裏就有5名男性。    1958年“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99，紅旗不丟手！”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江蘇省委向林彪匯報出現餓死人的事件時，林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麽”。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壹種罪惡。這種罪惡泛濫到今天這個地步，毛和他的戰友要負很大壹部分責任。    1958年冬天，河南省洛陽地區宜陽縣大修水利的工地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壹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幹活，連婦女也光著膀子。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幹部又呼：“幹！”農婦也呼：“幹！”……雪白的奶子隨著舉起的手臂晃動著。那時的口號是“寧叫人死了，不叫紅旗倒”。挖河的農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經常有人在解手時就蹲著睡著了。碰到雨雪天氣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齊腰深的泥湯冰水中，晚上收工時全身上下都結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壹般。農民白天勞苦不堪，到了晚上還得去看戲。民兵手持帶著刺刀的步槍站在道路旁，農民在中間跌跌撞撞地走著，就和押送俘虜壹個樣。挖河工程最緊張時，甚至出現連續幾天幾夜不許停工、不許休息的情況。

　　聚家並屯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壹個縣為壹個團，壹個公社為壹個營，壹個村莊為壹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征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裏，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不許見面。看演出時，臺下男人壹片、女人壹片、老人壹片、兒童壹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反人性到了極點。    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村普遍搞“插紅旗”、“拔白旗”。所謂“拔白旗”，就是批鬥那些幹活較慢的人，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泄私憤或者欺負弱者。每次到休息時，農民們都要在村幹部的組織下搞“拔白旗”。拔出來後，村幹部就吩咐壹聲：“打他！”於是，大家圍成壹圈，對這個不幸的人推推搡搡，推倒後再用腳跺。為了不至於被當作下壹個“白旗”，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使出吃奶的力氣打人以顯示“積極”。那些被打的農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號連連。每壹次休息都必須從十幾個人裏找出壹個不幸者進行毆打。    在“少年營”裏7～10的孩子，每天從事的都是10幾歲孩子們才能從事的勞動，如搬磚、挑土等，每天勞動十六、七個小時。這些少年兒童，也不能逃脫“拔白旗”的厄運。    當地農民深翻土地時，竟然深翻到壹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區都位於黃河沖擊扇上，表層土深翻這麽多，翻上來的全是沙子，人為地加劇了當地的沙荒。而且，翻這麽深的土地，種子種下後很難成活，第二年地裏壹片荒蕪。農業本身就有靠天吃飯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細作還免不了歉收，如此胡亂折騰，豈能不鬧饑荒？    那時壹般的農民還沒有刷牙的習慣和條件，可河南卻給牲口刷牙。幾個農民給牛、馬刷牙都還算順利，刷壹匹騾子時出了事。騾子脾氣很怪，不聽話。那幾個人見騾子總是揚著頭不肯刷牙，就硬拽著韁繩，掰開騾子的嘴，那個拿刷子的社員就把手伸進去刷。那匹騾子受了強迫，突然把嘴壹合，當場把那個刷牙的農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騾子張開嘴把他放出來，大家壹看，骨頭被咬折了。人比牛馬還賤。    河南挨門逐戶搜查“私藏”了的糧食。搜不出糧食，就捆、吊、打、押、拆（房）。無所不至的村幹部只要壹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壹頭削尖的鐵棍，挨家挨戶打開大門，壹進屋就用鐵棍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壹旦發現有糧食，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不許吃飯。農民下工看到滿屋的狼籍，只好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這種敲骨吸髓般的剝奪，徹底剝奪了農民儲備糧食的自由，等發現糧食沒了就束手無策。河南商城縣13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11個打人罵人、奸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41個民兵團長，有30個是這種惡霸。    在“反瞞產”過程中，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止，河南省信陽地區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氣氛說：“處處都有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向中央檢討，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地區“壹時間成了壹個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洪福，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洪福頭發連頭皮壹塊兒撕下來，活活地打死。縣委書記劉文彩連續拷打40余農民，親自打死4人；壹青年勸說幾句，劉令人綁起，毒打至死，拋棄河中。斛山公社壹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整個光山縣公社壹級幹部中親自動手打人者占93%。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糧，有13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農民口糧、飼料、種子悉數奪走。結果大面積餓死人，發生了人相食。1959年十裏（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每天都死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人肉又得黃腫病，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由12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0多人。    光山縣不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反映情況，說那是反對基層黨組織，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公共食堂、反社會主義。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人回憶是誰送的，設法查出來。有壹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說好象是壹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把小鍋打爛、不讓人家冒煙，並“消滅外流”。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慘案”。    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200多人；縣委第壹書記梁德柱動手打人；仁和集公社黨委書記拉著阮袁氏(女)的頭發拖著跑了二十多公尺，壹直把這個婦女拉死；全縣先後餓死了56000多人。    在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無路、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就發生了人吃人的淒慘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    信陽縣五裏店公社有壹家人，父母、弟弟都餓死了，剩下壹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縣公安局又以“破壞屍體”的罪名，把她關在監獄裏餓死了。    潢川縣有壹個小孩快死時，對他母親說：“媽媽，我死了妳不要吃我！”當這個孩子死了之後，媽媽為了活命，還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息縣防胡公社大路營大隊就割了十七個人的耳朵，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是壹個二十歲的姑娘催糧時割了4個農民的耳朵，其中1人死去。防胡公社趙樓大隊第三生產隊壹個十八歲的學生王國喜，因為餓得很，牽了雙廟黨支部書記家的壹只羊，被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國樸知道了，把他吊起來，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把羊殺掉，把羊皮貼在這個學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繩子牽著在大隊遊壹遍，三天沒給飯吃，再從身上把羊皮揭下來，活活把人揭死。息縣餓死十萬人，有639個村子死絕。    有的采用了點天燈、活埋、燒胡子、燒陰毛、捅陰戶、上絞刑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辦法。羅山縣張莽公社黨委副書記肖繼臣在石山口水庫工地鬥爭胡風銀時，把胡的頭發拔掉。以致有些人壹聽到開會，首先把頭發剃光。定遠公社義店大隊治保主任陳如斌，就打過二百多人；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德富打過300多人。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16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只剩壹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固始縣黎集公社南園大隊民兵營長高壽禮在東幹渠工地上， 打過110個民兵， 打殘11人，打死6人。特別嚴重的是他把從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員魏少橋抓回來，組織民兵當場打死；當魏少橋的老婆來找他時，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這個懷孕三個月的孕婦；他斬草除根，又把魏少橋四歲小孩活活打死。期思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蔣學成，當過土匪，創造了熬人油當化肥的辦法，據反映熬了100多個小孩，經調查證實熬了20具屍體。    固始縣白果沖水庫、 百裏大堰等三大水利工程建設中， 被扣飯6822人，被開除飯籍859人，“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風裏罰站)1686人，被拳打腳踢2316人，被毒刑吊打4643人，罰挑雙挑子17220人，另有4972個病人被強迫勞動。初步查出在6萬人中，被打死、餓死、凍死、累死的即有10700多人。“七壹”公社上元大隊去了200多精壯勞力，死了160人，有壹家父子兄弟6人都去了，全部死光。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4百多個。    固始縣90萬人口，官方記載有200例人吃人事件。固始縣兩個生產大隊統計，吃了2百多屍體。但地委、縣委又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快要餓死的群眾。    平輿縣向陽店公社有的幹部罰宰殺牛的群眾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殺牛的人用鐵絲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還把殺牛的人脫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爛，然後把鮮血淋漓的牛皮貼在人身上，待幹了後，就揭牛皮，連人皮壹起撕下來！牛肉則被這些殺人犯沒收，大吃大喝。    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10萬人的新蔡縣，至今仍在貧困中。    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餵牛的趙振堂把牛料偷吃了個精光，土山大隊壹隊的養豬場，豬比人吃得好，飼養員李宗興偷吃豬料——豆料。查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3個月時間就餓死了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就達1.2萬人之多！陶鑄在信陽地區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壹百多萬了……”直到80年代中期，大別山區壹些縣的人口總數也未恢復到半世紀前的水平。    當全區人民饑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時候，地委書記路憲文卻有五、六個衛士隨從，每到哪裏都事先打電話通知準備飯菜，到光山縣壹次擺了二十四個菜，到白雀公社三天，頓頓吃魚、吃肉、吃雞蛋，夜餐吃餃子。所到之處，縣和公社組織大批群眾鑼鼓暄天，鞭炮歡迎。    光山縣槐店公社的書記竈，頓頓有肉，三幹、四稀（三頓正餐中有幹飯、也有稀飯，另有夜餐）；黨委委員竈，壹天三幹；幹事竈，二稀壹幹，大隊壹級幹部，也是多吃多占，貪汙腐化。光山縣北向店公社冷大灣大隊，十二個大隊幹部，用了四個女服務員，半年之間喝了323斤酒，吃了5600斤牛羊肉，克扣社員口糧八千斤，貪汙4785元。    1960年秋，趙紫陽的親戚們百無聊賴餓死在滑縣。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推算，河南全省這三年的死亡人數約315萬（其中1960年約190萬），少出生人口兩百多萬（其中1960年約100萬）。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1960年，為39.6，而增長率最低的也是1960年，為-25.59，居全國之首。1998年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是許昌寶豐人，中共執政時姐姐將他接走，逃到香港與美國，成為壹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在1960年的饑荒中餓死。

　　湖北——餓死人者升高官

　　1959年春，湖北省有800萬人壹天只能吃到110克米，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歷史罕見的現象：初春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壹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饑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只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壹遍又壹遍，哪怕挖出壹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壹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示範“天下第壹田”的麻城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餓死、病死七八萬人，浮腫、幹瘦、子宮脫垂等罹病者近20萬人。壹位當事者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據《麻城縣誌》：“1959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1959年至1960年，麻城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麻城縣委第壹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兇狠地說：“國家的征購任務，壹斤壹兩也不準少。少了壹兩，黨籍幹籍壹齊拿。妳不拿糧食，我就拿妳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67人。    1959年春荒，蘄春張榜公社大桴沖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壹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屙血！    1959年冬至1960年春，薛坦在荊州地區大搞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鐘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鐘祥縣甚至還發生了壹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荊州地區大事記”說：1960年1月，壹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壹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壹些地方提前壹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李金玉領導的洪湖縣是荊州地區唯壹沒有餓死人的縣，1960年洪湖縣壹次就支援江陵縣200萬斤糧食啊，那可是救命糧呀！李金玉1964年被打為“反革命集團”。當年餓死近10萬人的責任者，無端報復李金玉的薛坦，卻壹再高升，而“愛民官”卻屢屢蒙冤，且無反可平，永難昭雪。

　　湖南——人給豬戴孝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產黨不共產，還是什麽共產黨；不共產，還能進什麽天堂！”湖南寧鄉縣縣委書記的這番高見，成了各級基層幹部的口頭禪。縣委領導人在大會上宣稱，我們要興無滅資，打爛壇壇罐罐，使全體人民無家無業，輕裝上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為根絕私有觀念，寧鄉縣不僅抄了社員的家產，扒了社員的竈頭，而且嚴格規定，任何人不準私自起火，不準私吃食物，不準在房前屋後的零星土地上種糧種菜，不準養雞養鴨。後來個別地方準許社員家養壹兩只雞，但不許開火，雞和蛋不準自食，只能由供銷社收購，名曰“出口爭外匯，換機器”。否則就扣上“吃社會主義”帽子。    寧鄉縣東湖壙新花大隊有個周老漢，他老婆有頭昏眼花的毛病，要吃黑母雞下的蛋作偏方。於是，他便壯大膽子偷偷在床底下養了壹只黑母雞下蛋給老婆吃。這只沒共產的母雞不爭氣，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幾聲，被積極分子報告了供銷社經理。 經理馬上跑到周家，強迫他交出雞和蛋，還要他寫檢討到大會上挨批。周老漢這壹下受不了，跳塘自殺。老婆坐在塘邊又哭又喊，女兒和兒媳跳進塘裏拼命地把他拖上來。經理站在岸邊大罵：“妳個老不死的，好大的膽子，私養雞婆吃雞蛋，妳吃社會主義，還用死來威嚇幹部，明目張膽地反對三面紅旗！妳看老子怎麽整妳！”最後，周老漢還是站在臺上作檢討、挨批鬥。    據1961年12月寧鄉縣委上報的《寧鄉平調退賠情況》統計：1958年初全縣共有炊具500萬件，三年來共損失280萬件，占56%。1958年初有家具1200萬件，三年來損失581萬件，占總數的48.4%；58年初共有農具424萬件，三年來損失274萬件，占64.5%。全縣1958年初群眾住房有702641間，三年來由於拆毀敗壞減少了262689間，占房屋總數的37.25%，其中拆毀155740間，占原有總間數的23.1%。    據1961年《寧鄉花明樓公社整風整社向地委的報告》：“‘共產風’刮了三年，越刮越大。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勞力，小至火鉗、茶壺、燈盞、火柴、針線等等，無所不包。被平調房屋25600間，每戶平均1.6間。搞得許多人‘家空業盡’，有好多戶人家流離失所。貧農劉梅生有病，幹部強迫搬家，走慢了壹點，被幹部壹頓亂拆，把壹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僅拿出壹床被窩，氣得劉痛哭而去，遠走他鄉。“生活集體化”解體後，許多人家吃沒吃的，住沒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許多人只好擠居在集體的豬欄、牛圈之中；有的搭起個小草棚，壹家數口，幾代同堂；有的幾戶人家擠在壹間破屋裏。    共來的錢和物，大部分用來蓋樓、起廠、修水庫，小部分用於食堂和大煉鋼鐵。縣委壹聲令下修禮堂，資金、磚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調。至於社員家裏抄走的糧、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還大多送到大鍋竈中，讓幹部社員壹起打牙祭。到58年冬以後，歷次抄家搜抄來的肉魚蛋品，進了幹部的腹中。    雙鳧鋪公社黨委書記的晚稻高產示範田，鬧出了壹場流傳至今的大笑話。他采取了4條“技術革命”措施：壹是多施肥。他調動壹百多個勞力施肥。1.5畝地施土雜肥450擔，人糞尿4500斤，畜糞4500斤，另施了許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時他挑選了25個青年插秧能手，親自督戰,，插了壹整天，名為2×2寸，實為“板板寸”。三是紮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長成石頭也砸不進的“冬茅草”。書記又調來大批勞力，把禾苗排開，紮上壹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人工反光。毛澤東多次向全黨幹部提出，充分利用光照，增產幾萬斤。這位書記勒令社員們把鏡子全交出來，壹時間，姑娘的小圓鏡、媳婦的梳頭鏡、就連老太太幾十年前的陪嫁鏡、甚至有幾面巫婆私藏的“照妖鏡”、統統在田塍上紮起架子對好光，鏡光反射到禾苗裏。他又強迫拆下大量門窗上的玻璃，反光到田裏，以增強“光合作用”。寧鄉縣委立即向全縣大力推廣。寧鄉的山坳邊、田埂上，天照地射，鏡光閃閃。那壹畝五分示範田結果如何呢？不管怎麽折騰，禾苗還是細如香桿，全部倒伏，顆粒無收。    在冰封雪飄、零下幾度的日子裏，寧鄉縣幹部說“壹天等於二十年，要搶在時間前面，要讓冬天變夏天！”頭腦壹熱，就號召播種早稻。強行規定家家戶戶都要用鍋、壺燒水，再把開水擔到秧田裏，均勻地倒進去，要讓秧田保持恒溫，美其名曰：“溫水催秧法”。    甚至還發明出“人工防寒法”。當冬季寒流來臨的時候花明樓、流沙河、雙鳧鋪等地的幹部又心血來潮，強迫社員排成人墻，站在田頭日夜擋風！幹部們的口號：“不怕地凍天寒，誓死要奪高產！”花明樓的壹位婦女剛生完孩子，月子裏就被幹部趕下田去擋寒流，結果受了寒氣凍成病，半個多月就死去了。    時過中秋，霜凍降臨，壹些公社又強令種紅薯，美其名曰“旱糧革命”，讓地裏冬天長紅薯，春季收獲後播水稻，壹年四季，豐收不斷。結果當然棵粒無收。    1960年2月中共寧鄉縣委提出，糧食生產要“壹早百早”，全縣12萬畝早稻，春節未過完，便開始播育秧苗。天寒地凍，水田還凍冰，縣裏決定，在秧田周圍建擋風墻。結果有的壘磚，有的豎門板、曬席等防風，又燒火，煮水升溫，結果全部爛種。400多萬斤稻種、幾百萬個人工被浪費。    1960年農歷臘月十九花明樓公社黨委書記胡仁欽布置浸早稻種。天寒地凍，谷種下水凍成冰，全社凍壞種谷95萬斤。這時正值全社幾萬人斷糧斷炊！花明大隊1441畝早稻，壹連浸種9次爛9次，共計損失種谷78200斤。插晚稻時又強迫80%插粳稻。結果插三萬畝晚稻，有5420畝顆粒無收。花明樓公社糧食總產減產44%，上萬農民沒飯吃。    花明樓公社的壹個小土爐群，壹天就有27人被打。雙江口運輸營，完不成任務罰跪、挨打、吐唾沫、臉上抹屎。五星公社躍進煤礦，全礦不到200工人，挨過打的有60人。工人廖保山，有壹天被打12次。砌爐的磚，靠拆民房，煉鐵的原料，是社員的生產、生活用鐵器。先是號召大家獻“愛國鐵”、“躍進鐵”，後來幹脆組成抄家隊伍，見鐵器就抄。好端端的鐵鍋，砸碎了收走，鋤頭、鐮刀、釘子、鐵錘、犁頭、耙齒，統統扔進煉鐵爐。    58年初寧鄉共有炊具500萬件，大煉鋼鐵鬧得家家沒了鍋，戶戶沒了鏟，鐵器炊具損失約180萬件；58年初農具424萬件，大煉鋼鐵損失鐵質農具約128萬件。散食堂後不少人家只好在瓦罐裏做飯，用木片、石塊代替家具生產。有個被打成右派的回鄉青年說：“大躍進躍到了石器時代”，又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言行，打成“三反”分子。    1956年寧鄉有林面積125萬畝，覆蓋率為28.6%；到1960年，經過大煉鋼鐵和食堂燒材，砍伐立木160多萬立方米，有林面積只有57萬多畝，覆蓋率下降為13.1%。全民大煉鋼鐵，寧鄉180多萬立方米的木材化為烏有！青山綠水的寧鄉大地，從此山禿嶺光，荒山面積達68.54萬畝，水土流失面積日益擴大，無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漿滾滾。    全縣30萬青壯勞力“大戰鋼鐵前線”，因勞力不足，紅薯爛在土裏，晚稻在田裏過冬。來年的日子，可就埋下的隱患。如此代價，58年寧鄉煉出了多少“鋼鐵”呢？1958年，寧鄉煉出共計504噸燒結鐵，不少丟在地頭，任風吹雨打幾十年。　    劉少奇家鄉“花明樓事件”中胡仁欽的罪狀有：60年胡仁欽決定修個25裏豬城，這壹建築用去勞動日54000多個，拆民房1994間，占用水田和旱土3334畝，還有什麽‘水上涼亭’、‘山上涼亭’、‘萬人禮堂’、‘綠化公路’、興建公社‘辦公樓’、開‘花果山’、修‘環山馬路’、‘新居民點’和‘躍進橋’等等。兩年多來共拆民房20605間，合計平調各項實物為24811.38元。59年花明樓公社的產量本來畝產只有521斤，卻虛報為1201斤。    胡仁欽專門召開公社黨委會議，研究打人辦法，提出“打人要不見血，用矮凳子揍，拿磚頭砸，要打的落實，又不現形。”果然，錢塘灣大隊的總支委員李德仁，在鬥貧農劉勝青時，壹扁擔打出了腦漿，還說他過去不老實，又在死屍上加打幾扁擔。農場的總支書記黎廣雲，在鬥廖德生時，給廖灌屎，還逼著廖的兒子和愛人去灌。灌不進，就用火鉗撬開嘴巴灌，灌後20多天廖就死了。如59年公社380多名黨員的反右傾鬥爭大會，42人被鬥，個個挨打。如總支書記戴新民、王橋山，因報實了產量，說他們是“右傾分子”，鬥爭時就扯頭發、揪耳朵、罰跪，直到逼著他們承認自己所編造的假數字後才止。59年胡仁欽要平調花鋼的機器，幹部黃菊初執行了地委的指示，不肯他調，胡給黃帶上了“反領導”的帽子，在反右傾鬥爭中三次被打，到打爛皮肉血染襯衣而止。    當地人說：“不是花明樓壹個地方的事，哪裏都是這種事情。農民太苦了，妳想都想不出來的。糧食打的本來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購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飽，幹部簡直拿人不當人，動不動就往死裏達。社員連話都不能說，告狀更是闖大禍了，往哪裏告？妳跑又不能跑，四鄉八社民兵設崗放卡專門抓盲流，抓到就往死裏打，罪名是對公社不滿。那年月，寧鄉就象壹個大的屠宰場！幹部就是那些‘殺場’活閻王！”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程旭華因為不同意學生長期停課去煉鋼鐵，被拖出來在三級幹部會上批鬥。壹陣拳打腳踢之後，又用磚頭擊斷他的肋骨，打得他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事後程旭華被戴上反黨分子帽子，判刑勞改，直到劉少奇1961年回鄉時才予平反。    龍風山公社副主任湯新民不願強迫民工晚晚出工和克扣口糧，於是在鬥爭會上被打得皮開肉綻，幾次昏死在臺上。後來他愛人給他脫襯衣洗傷口，只見襯衣被血粘在皮肉上，無法脫下，壹撕便鉆心裂肺地痛，她只得用濃茶水侵潤襯衣，慢慢地啟動衣布，花了老半天工夫才把衣脫下，有的皮還粘在襯衣上。    雙泉鄉黨總支書記李巨鴻是個木匠出身的地下黨員，他問指揮打人的縣委副書記：“這樣打幹部，中央到底有沒有政策？馬列的書上也講過黨內鬥爭要打人的話沒有？”只這壹問，就使得這位老實忠厚的老黨員成了資產階級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言人，不但被罰跪，挨耳光，還被吊起來毒打。寧鄉中醫院壹位新黨員熊智，認為應當讓醫師治病，不要讓他們長時間去煉鐵而荒疏了業務。這個昨天還受表揚的女積極分子，因此變成了“反革命”。熊智受不住毆打和人身侮辱，跳河自殺了。黨員幹部鐘日新、黃超仁對毒打侮辱幹部不滿，私下議論，被戴上“右傾璣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被打得九死壹生，並下放到水庫工地勞動改造。    1959年7月壹個月內，全縣共發生群眾自殺事件31起，死33人。如雙石生產隊會計鄧東林在發工資時，失去人民幣70元，錯怪13歲女孩劉蘭之偷了，劉被打鬥，結果錢卻找到，劉蘭之放回後投塘自殺。　　　　　　　　　    參加黃材水庫建設的948個大隊以上的幹部,其中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的達117個，占幹部總數的12.4%。他們共打人1305個，其中因打死亡的23個，打傷失去勞動能力的9個，打後還未痊愈的28個，因不遵守禁令被關和勞動改造的198個，受迫外逃的157個，兵團幹部亂搞兩性關系的73個。    1960年1月的壹天,地凍天寒,朔風刺骨。壹個民工因衣薄褲單凍病了。但幹部說是裝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車也就跑得慢些。湯能德看見了,上去壹腳把車子踹翻了,又踢了幾腳,把他踹倒在地。這個民工氣不過,爬起來就罵。湯能德馬上喊來幾個民兵,把罵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壹根削尖的竹片,讓人把那民工捆起來按住手腳,扒掉褲子,竟將這根長約2尺的竹片,猛地從這民工的屁眼裏捅了進去。攪上幾轉,用力往外壹拔,立時血屎迸濺。在湯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壹人。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在重慶設渣滓洞,對共產黨人用竹簽釘手指頭,比起湯能德輩的刑法,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許多水利工地上，幹部們都強調壹律赤膊化，男人挑土、推車、挖土壹律打赤膊，婦女也必須打赤膊。壹時“赤膊化”風起，下至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上至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大姑娘小媳婦，壹律打赤膊，以顯示“沖天的革命幹勁”！凡不打赤膊者，壹律辯論、批鬥、毒打、罰飯、撕光衣服，或者幹部民兵上來“幫女人”，七手八腳撕光衣服。如遇反抗， 毒打之外，送勞改。民工們私下憤怒地說：“如今的幹部真是狠，拿起女人打赤膊當戲看。今天看女人打赤膊，明天就搞共產共妻。不知道他們姐妹娘親讓不讓人也共產？”    寧鄉縣委上報省委的材料稱：白馬橋公社太陽大隊總支書記王尚春，1959年整黨整團反右傾時，私立法堂，逼死6條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還成立勞改隊，打手銬兩付，梭鏢15支，馬刀2把，扣壓社員19人。他還夥同小學教師周國良，吃酒劃拳，強奸取樂。周組織學生擡著他的巨幅畫像，繞道遊行，高呼“王主席萬歲！”    該社金錢山大隊幹部吳獨軍，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飯115人。女社員王雪梅有幾分姿色，他為強奸王雪梅，逼死其親夫。後王雪梅受奸喪夫又無處投訴，含憤自殺。吳獨軍要斬草除根，不發糧食給王雪梅兩歲的兒子，把他活活餓死。駐社的工作隊長謝桂秋很欣賞吳獨軍，群眾意見紛紛，社員賀漢事提了意見。謝和吳召開了160多人的大會，汙蔑賀漢事反黨，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會後群眾反映說：“我們的整社工作隊硬是壹個打人隊。”    龍鳳山大隊總支書記黃禮誠，違法亂紀，貪汙320元，亂搞女人。對社員動輒打罵，被他鬥打的幹部、社員9人，打後自殺的4人，輕傷3人，威逼自殺2人。社員看見他都怕。社員謝文秀說：“我看見黃書記，全身發抖”。公社第壹書記陶選榮目睹其暴行，卻誇獎不斷，說他“鬥爭能力強，能完成任務，是個好幹部。”    1960年6月寧鄉縣委上報湖南省委《關於夏鐸鋪公社開展“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稱，夏鐸鋪公社黨委委員、供銷部支書楊新甫，1958年被評為全省紅旗，出席北京的先進生產者會議；此人壹貫腐化墮落，調戲、奸淫婦女7人，貪汙挪用公款470多元；調供銷部不到兩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買自行車、留聲機、照相機，供自己玩樂，下鄉工作要通訊員用自行車接送。雙湖大隊總支書記、秘書、會計三人共同誘奸軍屬王雪娥，為此爭風吃醋吵架不休，群眾諷刺：“大隊幹部實行了公妻制。”全公社91個總支正副書記以上幹部，誘奸、強奸婦女的就有25人。有的幹部為長期霸占他人妻子，竟然把她們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去，並不準回家，回家就捆送工地。這些幹部不僅貪汙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搶掠民財，占為私有。新鳳大隊黨總支秘書黃正恒等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剝為己有，還把逃荒人洪渡文、嶽梅蘭等家裏的衣服、鞋、床、櫃子、牙刷等用品統統搬到大隊部，總支副書記黃正祥和他們壹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員說：“這些幹部是搶犯、土匪。”    1961年7月，中共寧鄉縣委上報益陽地委，稱幹部作風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花明樓公社總支書記以上幹部中，強奸婦女的28人，最多的壹人強奸、奸淫婦女30多人。黨委副書記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雞場強奸女社員傅果明，象餓虎撲食壹樣又撲又撕，把女方褲子撕爛後強奸。而被奸淫的婦女呢，雖說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數。壹是懼於幹部們的淫威；二是人餓得半死，有的以肉體換點吃喝救命。　    幹部大吃大喝當時已成普遍現象。花明樓公社機關食堂，夥食分三等，有“書記飯、委員飯、壹般幹部飯”。1960年胡仁欽壹人吃雞、魚、豬肉160多斤。這還不算他們借開會和檢查工作為名，長期在基層大吃大喝的物資。1960年4月28日8個常委壹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雞、豬肉、雞蛋、荔枝16斤。有壹次，4個書記開會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爛。饑民聞訊說：“書記吃飽了沒事幹，他們打打架，比拿社員打人取樂強多了”。太平大隊1959年死牛5頭，殺了600多斤肉，幾個大隊幹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總支書記王義吾壹人吃幹牛肉70多斤。    夏鐸鋪公社的幹部，壹個個養得紅光滿面，精神十足。對全社210個大隊以上幹部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魚2335斤，雞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員食堂斷糧停炊，也無人過問。    最典型的是新風大隊9個幹部，1959年過端午節，壹次連吃帶了150斤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個月內吃牛肉138斤、豬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魚210斤。秘書黃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來了請客吃糖，還向公家報銷。該大隊幹部食堂的方針是：“以肉為綱，雞魚並舉，小菜帶頭，保證基本供應。”群眾說：“我們大隊的幹部實現了三化（手表化，繩子衣化，白糖、香煙、餅幹經常化）”。幹部吃飽吃好，從不問社員食堂生活情況。半夜三更幹部吃夜宵，搞得乒乓乓，煎魚炒肉。可是生產上急需的70000斤石灰，無錢買回；社員要借1元錢治病，也不批準。    該大隊社員吃糠咽菜，致使春荒餓死人、浮腫病壹發不可收拾。幹部白天往外面轉壹個圈，又回大隊部吃飯，晚上坐在辦公室聽收音機、開夜餐。嚴重影響群眾生產情緒，他們說：“我們天天忙出工，幹部光吃不勞動，具體問題不解決，搞起生產冒得勁”。1961年，縣委書記何長友說：“夏鐸鋪公社新風大隊工作隊長張其永，由於生活特殊，工作極不深入，在整社中繼續大吃大喝，吃魚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違犯糧食政策，超吃糧食，每餐吃10兩，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很壞。”     當時流傳著壹首民謠，諷刺幹部吃喝風：“口裏沒得味，開個現場會；肚裏有點嘈，組織大檢查”。開會就吃肉吃魚。大檢查更是令幹部開心的事了。檢查評比，走壹路，開壹路葷，壹家更比壹家強。有的幹部自己想吃什麽就開什麽會。想吃肉，開“發展牲豬檢查會”；想吃酒席，就開個“紅旗食堂現場會”。白馬橋淺水大隊食堂管理員在筆記本上作了壹個記載：1959年從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開過大小現場會7次，到會幹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辦飯菜19桌。本子上還有這樣壹段話：“我們的食堂辦得好是好，就是現場會多得不得了。辦上壹桌菜，除了魚、肉開支外，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個人半個月的油鹽。此風不可長，要開也要開得少。”後來被人舉報，這位會計被撤職，送上鬥爭臺。    社員壹個月，吃糧不過10多斤，吃的是鹽水清湯，壹個月生活總共不到8元錢；壹桌酒席四五十元，相當壹個社員半年夥食。淺水大隊食堂，3個月中幹部開會吃的夥食費，大約相當於100個社員1個多月夥食。    幹部貪汙腐化，已經成為社會性的普遍現象。1960年6月25日，縣委第壹書記李學良在《我對“三反”運動中所揭發的問題的檢查》中說到：“全縣大隊以上的6700個幹部中，貪汙的達964個，占到14.2%，共貪汙人民幣145000元。花明樓太平大隊保管員湯愛君，貪汙600多元，打人4個。    關子沖大隊總支書記談福權，59年就貪汙挪用公款200余元。群眾反映說：“今年元月以來，以他為首全大隊幹部，打著核算糧食的幌子，在群眾家裏翻罐倒壇，到處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雞、魚就帶回家吃，搜了酒當場就喝。”該大隊五個總支委員，個個打人，18個大隊幹部，就有16個打過人。全大隊59年以來被打的群眾有218人，因打而自殺的5人，外逃的13人。群眾稱他們“活老虎”、“閻王”等，看見他們都避而不見。當地小孩吵鬧時，只要聽見喊“閻王來了！”就馬上停止了哭聲。    以1958年為基數到1962年，綜合其它資料和有關檔案，“苦日子”造成了劉少奇家鄉寧鄉縣近八萬人餓死。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至少在150萬以上。    大躍進時期，湖南澧縣在92名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中，有76人奸淫婦女，33人貪汙，37人打人致死傷。壹些人是壹身數罪。澧縣“四大公案”駭人聽聞！（1）蘇海清案：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強迫飼養員為死豬披麻帶孝，哭墳守靈；魚肉百姓，咨意奸汙婦女，搞初夜權。（2）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華大隊總支書記章自福，橫行鄉裏，打死多人，攔路搶劫；鬥爭會上，讓夫妻赤身裸體咬著生殖器打滾取樂。（3）如東公社社員劉家遠，饑寒交迫，殺害兒子食子案。（4）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縣委強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幹部以毒刑和餓飯來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慘案。

　　1958年10月，蘇海清任閘口公社黃溪大隊大隊長，到任4個多月，打死1人，打傷7人。奸淫少女4人。1959年3月，他調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副書記，11月任該大隊總支書記。他提出：對生病在床的，糧食減半；老人、小孩不能勞動的，糧食減半；裝病不出工抗拒勞動的，停夥。幹部要包食堂，查情況，堅決堵住懶漢的嘴巴。重點清查偷青的、私自動火的。第二天，所有幹部都站在食堂門口，任何人都必須在食堂吃飯，不準家人帶飯。生病在床的，要經幹部上門檢查，然後才批準帶飯，定量減半。結果壹些病人為了吃上壹口飯，只好帶病出工。當月，全大隊死在田裏的病人有4人。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蘇海清聲稱三元大隊1959年農業畝產平均達到1200斤。公社在表揚的同時，給三元大隊加了17萬斤的新任務。蘇海清搞“就地打場、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但全部收上來的糧食，還不夠完成任務。蘇海清宣布了口糧分配計劃：“適當留點糧食，其它的從打草谷中挖掘潛力，再補充些菜（指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謂“打草谷”，實際上是從脫過谷粒的稻草中復打殘剩谷子。    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錢糧！ 1960年元月，餓死了18人。因三元大隊死人情況嚴重，閘口公社黨委決定要撥給該大隊15000斤谷。蘇海清面向公社書記連聲檢討，說是三元大隊給公社找麻煩了，其實死的都是些老了該死的，缺糧情況不嚴重。硬是只要了1萬斤谷。    社員們長期饑荒缺糧，只好到處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們就上山剝樹皮。過春節前，大隊發下糠殼，家家戶戶把糠殼磨了做成糠耙耙過年。社員們挖野菜、扯草根、剝樹皮、做稻草漿的“代食品”、吃觀音土，就算是過了壹個年。社員張長松家，因饑餓不過，只好剝枇杷樹皮做成耙耙吃，結果全家人拉肚子都病倒在床。    社員張二爹壹家6口人，吃過豬草、糠殼、樹皮、觀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來，叫人用樹枝從屁眼裏往外掏；弄得從此得了痣瘡，四十多年壹直在拉血；壹家餓死4口人，只剩了個女兒15歲，嫁了個比她大10多歲的食堂管理員，父女倆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個，6家共38口，苦日子死了28人，還剩下10人！    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該大隊死人328人，占總人口的27%左右。    苦日子到來後，蘇海清聽說家裏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親和孩子接來住了7個月，老婆來住了2個月，叔叔住了1個月，哥哥住了半個月。餐餐都要吃葷菜，沒有肉，他就派人到幾十裏外的湖裏，駕船去打魚。來時個個面黃肌瘦，走時都是紅光滿面，還大包小筐的帶著走。當然，蘇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蘇海清說他“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喝兩口，燉個缽的事。”農民餓得九死壹生，蘇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1960年春荒，三元大隊病、死如潮。上級發下來壹些紅糖和黃豆粉團成的“營養丸”等“補品”。他還夥同大隊文書孫逢太私分給病人補充營養的紅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豬肉7.8斤。老婆回家時，他將大隊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黃豆11斤、棉花2斤，拿回來讓他老婆帶走，“分文不給”    群眾斷糧，而蘇海清和幹部們卻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隊長長期吃幹部小竈，還時常把各隊幹部以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叫到大隊來“改善生活”，雞鴨魚肉蛋，炸炒蒸煮燉，搞的熱火朝天。他還有個半夜“喝花酒”的“愛好”，經常在晚上叫廚師炒幾個菜，私下分別叫來他定好的幾個十幾歲的少女，陪他飲酒作樂。吃飽喝足，再陪他上床。他是餐餐吃葷的，有肉有酒，還喜歡用紅泥爐燉瓦缽，吃得他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社員說，“蘇書記吃飽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人民公社把“人民”管得死死的，結婚必須到大隊去開證明。誰家要嫁女兒或者娶媳婦，只要那姑娘長得還可以，蘇海清去了，他總是會有壹些“表示”，送點錢，送點糧，說上幾句好話，然後叫她去大隊部，會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壹盤。那時嫁女兒的，基本上都是餓的沒得辦法，讓女兒去找個吃飯的人家。女方幾年來哪裏吃過這麽好的東西？睡覺就睡覺吧，反正都餓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鬧，書記睡了妳的女人，那是看得起妳，他會有數的，壹定會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長得好，反正蘇海清總是有辦法把她先睡了。蘇海清最不像話的，是他把人家壹個姑娘搞了壹晚上，第二天還到人家那裏去冷嘲熱諷，說是昨天晚上吃了壹回下腳水，倒了大黴了。他送的壹袋米，就當是餵豬的下腳料算了。因那姑娘在嫁過來之前，已經被她原來所在的隊長奸汙過了。    澧縣人委會壹位長輩說：他參與過蘇海清案的處理會議。“蘇海清我見過，這家夥，完全是大躍進年代裏的典型幹部加土皇帝。在他的統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壹套治民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宮六院七十臏妃二還有個數，他則更狠，是凡大隊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還搞起初夜權那壹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1959年12月，蘇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隊原地主孫逢聖因水腫病，在田坎上坐了壹會兒。蘇海清檢查生產，正好看見孫逢聖在地上坐。孫見蘇書記兇神惡煞的樣子，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有病。蘇海清上去就是三個耳光，強迫他下田勞動，還餓他三天飯。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隊突擊修葉家灣水庫。孫逢聖病情嚴重，便向隊長請假。隊長批準他在工地上看小孩。26日清晨，蘇海清在工地檢查出工情況，見孫和壹個小孩坐在床上，便不問青紅皂白，抄起壹根扁擔，對著孫逢聖就是兩家夥，將孫打倒在地，強迫他上工地挖土。壹直幹到下午，孫逢聖實在地上坐了壹會兒，又被蘇看見毒打壹頓。到吃晚飯的時候，孫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過去。被上晚班的社員發現，將他擡回家中，當夜死去。    1960年3月3日，澧縣閘口公社三元大隊三隊女飼養員戴友姑養的壹頭豬病死了。隊長孫際銀請示大隊副業主任湯明典同意後，孫便準備剝皮賣肉。大隊書記蘇海清晚上來該隊“檢查食堂”，發現死豬，勃然大怒，將孫臭罵壹通，當即責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將豬埋葬。    次日清早，蘇海清在該食堂召集全大隊各生產隊事務長、飼養員和生產隊長等20多人的“死豬現場會”。他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豬原因。戴說豬是病死的，蘇破口大罵：“狗屁！豬是集體財產，是妳害死想吃肉！”批鬥壹陣，蘇海清當場宣布：    1.要做壹付棺材和壹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寫上年月日和餵豬人名字；2.要請道士開路。當時湯永協說，“東門的道士請不來。”蘇便要戴友姑請學校老師打秧歌鑼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剛送豬上山（即八人擡棺送葬）；4.養豬人帶路抱靈，邊走邊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我還妳來世帳”。5.豬墳要埋壹人多高；6.養豬人送煙火（燒紙錢香燭）三天，送壹次哭壹次；7.見幹部壹來就要大哭豬親爹。並交代說，“明天公社生產大檢查，有四個大隊書記來檢查，要哭的特別傷心些。”8.要搭棚守靈，守壹個月。    他還壹再強調：“壹定要執行，誰違抗就的挨辯論！”並指定大隊養豬主任湯永協監督執行。早飯後，他到金盒大隊參加公社生產檢查團，並對該大隊書記劉光耀吹噓說：“別的地方總死豬，我們那邊死豬後懲辦的辦法就搞得好”。並大言不慚地介紹經驗。    當天，趁蘇海清不在，戴友姑將死豬裝進棺材，請兩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為死豬哭喪。又在死豬墳前做了五尺高，壹尺多寬的墓碑，按蘇海清交代的，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並在墳前搭棚守靈。    戴友姑守靈的第二天，見公路上來了壹個騎自行車的幹部，以為是四個大隊的書記來檢查，馬上放聲大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幹部孫東才，見山坡上壹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哭得古怪，便下車問明情況。孫東才聞訊義憤填膺，回到縣裏告發了此案。    縣裏立即派人來調查。三元大隊社員民怨沸騰，紛紛反映：“蘇海清不調開，三元大隊不得翻身！”並向來人稱蘇是“蘇日軍”、“活閻王”。很快，蘇海清被捕。    壹時間，此案轟動全縣，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幾萬人，沒見幹部過問。從古到今，沒見過死了壹頭豬，竟然要活人給死豬當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澧縣政法委黨組《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壹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該犯壹貫利用職權，為非作惡，侵犯人權，打死打傷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後打罰87人。其中貧農32人，中農32人，農11人，地主12人；毆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罰站推搡1人、打鑼遊街2人、罰義務工12人”。“蘇犯海清壹貫利用職權，行兇作惡，殘酷欺壓群眾，打死打傷人命，強迫群眾給死豬出葬，任意壓低群眾口糧標準，奸汙婦女，貪汙多占，還多次偽造歷史，假充功臣、排長，實屬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已夠成反革命罪，罪大惡極。判處死刑，以平民憤。

　　兩廣慘禍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13萬零414.14斤，比1957年公布的畝產量高363倍，而且還有整有零，可見其“真實”。    環江1954年約16萬人，是專出產糧、牛、豬的縣份。 環江是大石山區，居住分散零落，為了參加集體生產（或開會），四點鐘就要起身，步行二、三個小時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秋冬分配季節，更是問題重重，各個村屯，就那麽壹點點糧食，又得挑回來，疲於奔命，喊苦不叠。不少僻遠山區種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糧食，因路途遙遠，行走都很困難，只好爛在地裏，無人收割，造成極大浪費。許多地方，有的田塊十分狹小，集體勞動根本無法進行，有人形容壹個青蛙壹跳可過12條田埂；牛也很難進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這樣地方，不應搞合作那樣大呼隆集體生產。    王定歷任思恩縣和宜北縣（現改為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的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前後8年。1956年王定說：“壹個鄉，方圓幾十裏，壹個隊有十多個弄場，管理和集體勞動十分困難，太分散了嘛！什麽都統起來不好。農民習慣在田頭、地角種點菜豆辣椒，或搞點什麽副業，就扣上‘資本主義’‘自發戶’‘破壞’‘復辟’等大帽子進行批鬥。結果，生豬大減產，鴨鵝幾乎絕了，中藥材沒有了，青菜也少見，合作社勢必長久不了。”縣委決定分小社，由生產隊自負盈虧；分散的小區，就包工、包產、包投資到生產小組，到戶。王定並於56年底報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語，批發兄弟縣參考，同時準許環江搞試點。後來，王定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被打成“右派集團”頭子，成為“極右”的反革命。

　　清洗了右派後，新書記洪華來了。地委書記賀亦然特別關照縣委書記洪華說：“湖北省三萬斤/畝的衛星，是把六畝田裏的水稻移植到壹畝田裏……，沒十萬斤畝產，恐怕在國內放不出去的。”洪華心領神會，回來把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等壹批親信找來，於8月下旬把試驗田（壹畝壹分三）裏的禾苗全部拔掉，再深耕犁耙後，倒入成百上千擔肥料，不分晝夜，發動社員教師近千人，從附近各公社大隊百多畝的稻田中，挑選出長勢最好的幾近成熟勾頭的稻禾，連根帶泥挖起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兩天時間就密植起來。新聞影片攝錄過副書記兒子在禾上嬉戲的鏡頭，並在廣西日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    王定這時還在縣裏小勞改，路過該田，說了句“這麽搞法，怎能增產放衛星，豈不勞民傷財？”洪華聽到反映後，立即發動大批鬥，以破壞大躍進罪名，把王定妻兒子女全家九口人，強趕至壹破爛不堪的圩亭角落裏，四面透風。最後幹脆送去勞改農場改造。    壹位中山大學畢業的老農業專家去看了“衛星田”，回去縣裏匯報說：“這樣放衛星，畝產哪會有五千、壹萬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當即被發配到右派改造隊中去勞教。    58年9月初，自治區黨委組成了檢查驗收團，自治區黨、政領導人，還有農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區農科院專家，以及水稻專家，都被特邀，興高采烈到現場驗收。9月9日上午10點，洪華威風凜凜地將壹把系有紅綢帶的鐮刀給壹名領頭的副書記，隆重開鐮。四百多名男女社員，在六千多圍觀者面前，揮舞鐮刀，進行了收割，當即脫粒，裝滿壹擔擔籮筐，然後派幾十人排成長隊，沿著主要街道遊行示威，直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與此同時，壹個生產隊的糧倉裏，另壹群社員，遵照縣委指令，挑起準備好了的谷子，壹擔壹擔尾隨遊行隊伍，使稻谷擔子頓增兩、三倍。這樣安排，洪華仍恐達不到十萬斤，又布置壹些擔子，趁人多馬亂之機，不倒去谷子，過秤後乘亂又挑了出來，再次（甚至三次）混入送去過秤的大隊伍，重復過秤。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折騰，直到當晚十二點多，才收割完畢。縣委大院堆起的谷子（幹濕均有），統計人員根據過秤人員報出的數字，這塊1.13畝田，當天收割了1.075畝共14萬零217.4斤（尚留0.055畝未收割，故意留下供參觀），平均畝產13萬零434.14斤。全國、全世界第壹，就這樣炮制出來了。    洪華等人，還要求參加驗收的自治區領導、院長、教授、專家等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可悲可嘆的是大多數人都簽上本人大名。這壹彌天大謊在各級黨報上發表了。    假戲真做，明眼人也不難識破。當時在場的區黨委組織部壹名副部長就未簽名。1959年3月7日，縣林業局壹位幹部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說：“這樣做法，我們以為十三萬太少了，那塊田可畝產壹百萬斤的啊！”環江中學教師覃有莘說：“這是環江的恥辱。”縣委幹部張聯無說洪華瞎吹，洪華聽到了就送張去勞改（還打屁股）。柳州農校老師學生中也有人深表懷疑；但發現壹個，就處罰壹個（勞改或送回鄉勞動）。    9月10日，洪華舉行記者招待會。9月12日《廣西日報》大肆報道。9月18日《人民日報》又作了報道。《廣西日報》還有“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環江畝產翻四番”的標題。區黨委組織了大量參觀活動。人們絡繹不絕來取經學習，連越南也派代表團來參觀學習。    功勛赫赫的洪華，出盡了風頭，披紅戴彩，領到壹面特大紅旗，歡迎隊伍，成千上萬，擠滿街頭，洪華被群眾高高擡起，壹路擡入縣委。從此，洪華越吹越神，成了英雄。他到哪個公社，都安排群眾夾道歡迎；壹些離大路遠些的山區的社員，還要打著火把來到路邊，甚至連夜趕來，絕不許誤了時間。有的歡迎隊伍長達五華裏，儼然壹個國君的駕臨。洪華任內短短兩年，榮獲上級獎旗達96面之多，實屬空前。    賀亦然從地級升去區裏成了省級幹部；洪華也由縣委書記提升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環江還要爭奪鋼鐵元帥哩！原始森林大量被砍伐，“土法”煉鋼上馬，成績亦極盡輝煌；但其結果是：廢鐵渣壹堆，禿山光嶺壹片。    洪華等胡吹瞎報58年糧食產量為3.3億斤，實際1.05億斤還大有水份。0.71億斤的征糧購糧任務，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農民怎麽完得成任務呢？於是，洪華不惜以瞞產私分的大帽子欺壓群眾，並制造2.4億斤“後手糧”的假現場，讓柳州地區3千多名公社大隊幹部出席鬥爭會。結果使得各公社僅留的口糧和農民家中頭年的極少量余糧（幾斤或幾十斤）都掃出來交公。到1959年，口糧全面緊張，斷糧戶成千上萬，饑荒大片出現，餓死人日益增多。區黨委被迫向環江返銷壹百萬斤糧食，才勉強度過上半年的餓死關。    不久，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全國群起反右傾保三面紅旗，反瞞產運動再起高潮。洪華再次赤膊上陣，爭當先鋒：59年產糧任務是58年3.3億斤的三倍（9.6億斤），秋後征購任務是1億斤。可是，環江當年實產只有0.8億斤還不及，而虛構胡編的數字是要用實物去兌現的。於是，洪華開展了反右傾、反瞞產的政治大鬥爭、大迫害，召開大會，故意挑選幾個虛報產量的隊幹為標兵，去鬥爭報得少或報不出來的幹部，並以“勞改”相威脅。在洪華親自主持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連批帶打和挨餓，竟死去13人，洪華還說：“這都是社會主義逃兵，死去不要緊!”    環江第壹書記洪華說：“餓死幾個人有什麽了不起，中國有六億人口。餓死的人是體質問題，物競天擇，強者生存嘛。”縣委宣告，開倉的壹律開除黨籍，偷糧的可予以開槍打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著崖的鼻子大罵：“有妳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妳崖日堅。”於是這位土改的積極分子、合作化的帶頭人、公社黨委委員，就被當場宣布開除黨籍，撤銷壹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裏和村裏，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輪流鬥爭後還不給飯吃。在壹次鬥爭後，這位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農村好幹部走不到兩裏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饑餓難忍，壹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幾十個人擠在壹個小房間內，幾天幾夜，睡不得，連坐也擠不下去，活活悶死了44個人。洪華還下達指示：外逃人員如經動員仍不肯回來，或歸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書記就是這樣宣布和執行洪華的指示的。這個公社逃難到貴州150多人，追回來的幾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關死，沒幾個活下來。    環江水源區委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壹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下令開槍鎮壓，稱被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    龍巖公社壹個糧管幹部發現壹名僅12歲的學生偷糧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糧的地方，開槍射擊；小學生在槍口下苦苦哀求，哭喊聲撕心裂肺，催人淚下。因槍老打不響，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板機才把槍打響。小孩被壹槍打中，倒在地上，鮮血四濺。三天後不治死去。吉祥公社北宗大隊大隊長，捉到壹個偷糧的小孩，毒打壹頓後，竟慘無人地道把他關進密不透風的倉庫裏。待父母和其它群眾聞訊趕來時，這個餓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橫飛的小孩，早已被活活悶死了。全縣因斷糧，扒倉庫、偷糧食而被打死的有幾十人。    有壹次在搜查時，發現壹戶家庭鍋邊有壹粒飯，就肯定該家主婦偷糧，便將該婦女腳姆指捆起倒吊掛了起來，剝光衣服，用燒紅了的鐵釬，烙燙其肚皮及陰部，直到將她摧殘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長的覃杭生，親眼目睹了這壹慘劇。類似這樣情況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這種殺人遊戲，只有德國法西斯才可以與之比醜、比惡。    為讓“私藏”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竈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壹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裏，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洪華卻提出：餓死人也不得開倉放糧。真是喪心病狂！不但家家斷炊滅煙，連公共食堂也揭不開鍋（最短壹個多月，長的壹百三十多天停夥）。本縣無處可以討飯，找野菜樹葉也無法充饑，死人日益增多，許多餓死路邊的人，也無力去埋。    開始死人時，由生產隊負責派人擡去埋葬；後來死人多了，有氣無力的活人，也擡不動那麽多的死人；死了大人只剩小孩子的，屍首便無人掩埋，不是橫死門口，就是陳屍村前屋後。有壹天洪華見壹個轉業軍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罵“擋路，死也不找個地方”，並下令“以後有病的人，不準出家門來”。居然禁止死在路上。    全縣16萬多人，1962年發布票，只發下去12萬人，可見那幾年餓死人之多。那時獎勵人口生育，至59年又無自然災害，全縣最少也有18～19萬人。    有人最保守估計，全縣至少死1/4至1/3。根據對城關公社陳關大隊、副點公社中山大隊及馴樂公社康寧大隊調查，死亡率分別是26%、47%和46%。    據對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況調查，其中餓死的有1500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82人，當場鬥死15人，開槍打死5人，全家死絕的有9戶共47人。水源公社的龍樹屯和馴樂公社的巖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人口全部死光。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    廣西區黨委於60年元月提拔洪華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3月5日洪走馬上任不久，調查組終於查出了環江死人不是傳染病，是饑餓，死人太多。區黨委遂將洪華改為地區財貿部長，以安人心。1960冬至1961年春“整風整社”運動中，因環江縣大放假衛星，大刮“五風”等原因，廣大幹部群眾起來揭發檢舉，要求將洪華揪回環江批鬥。61年3月2日，洪華被開除出黨，並逮捕法辦。區高級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違法亂紀罪對洪判刑5 年。對環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華，重罪輕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    環江地處亞熱帶，氣候溫和，雨水充足，地廣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糧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余糧外運，是柳州地區乃至全自治區較好縣份。人民勤勞敦厚，解放前從未聽說過糧荒死人之事，即使大荒大歉之年，求親靠友或依靠自然資源采種互濟，斷不至於餓死人。58年的13萬斤曠古未有舉世罕見的畝產稻谷數字，完全是洪華等精心策劃，強加給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誆騙，大謊言，導致環江慘餓至死五萬農民的大慘案。柳州地區死人16萬！這幫混進黨內的家夥，在自然條件極好的時期（全國也根本不是什麽三年自然災害），把人民群眾視同草芥，不及螻蟻，殘害致死。本來，畝產十三萬斤，任何稍微正常的孩童也都明白是不可能的事。可憐的是某些權威科學家，為了溜須拍馬，連良心良知及科學常識也丟掉了，還厚顏無恥說什麽畝產幾萬斤完全可能。

　　趙紫陽在廣東掀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他到雷南縣召開4000人幹部大會並組織查糧隊，逐家逐戶搜刮余糧，在20天內就超額完成了征糧購糧任務，造成了廣東省餓死百萬人的慘禍。廣東德慶縣，自然條件不壞，1960年也餓死兩萬人。這年四月，高要縣蓮塘公社有3790人因缺乏營養而患病；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779人，大部分是餓死、病死的，占總人口的2.2%，其比例大大高於正常死亡人數；在饑餓和死亡的追逼下，有609人走上了外出逃荒之路。1960年4月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80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幹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癥。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4.02%，居全省之冠。

　　上海女人淪為性奴

　　奉賢縣委第壹書記王文忠說過：“大躍進嘛，講那麽多溫良恭儉讓幹什麽！搞生產要跟打仗壹樣，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還能跟小腳女人壹樣？”    1956年，全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裏分配，合作化運動控制了農民的命脈。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幹部壹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妳幹啥就幹啥！”“違令者決不客氣”。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縣抽調了30萬高級社社員，投入積肥水運動。河湖港汊，日夜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社員們駕著船撈河泥，天寒地凍，壹身冰碴。是役，社員致病受傷870余人。冬春之際，禾草不生，各社開始把社員生火做飯的柴草、繼而又把牲口過冬的草料也投進水裏漚肥。奉賢壹時出現百姓流離失所，牲畜越冬無食境況。 “什錦湯”積肥運動中，全縣有魚塘、河濱4000多條被封圍積肥，魚死蝦絕，臭氣熏天。    1958年秋收後縣委提出：“苦戰壹冬春，深翻三尺三”。豐產田要翻六尺，衛星田要到壹丈三。全縣計劃深翻土地四十萬畝。大約要用1600萬個強勞動力工日，挖8000萬土方。李少峰在縣委書記會上大發感慨：“合作化還感到勞力過剩，壹到大躍進，各項工程都缺人、缺勞力。我看中國的女人還得學蘇聯，生它十個娃娃，封個英雄母親。人口要翻番。”    自打深翻土地運動開展以來，各公社社員都是雞叫頭遍，就被幹部逼著上工，苦幹到半夜，還在地頭。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告訴社隊幹部：“群眾象狗壹樣，只有手裏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豬似的，不扯耳朵不叫”、“妳不打，他不幹”，“要想大躍進，堅決大批促大幹，手頭壹點也不能軟”。大批、大打、大餓飯、大勞改成為奉賢縣委的工作法寶。對於完不成任務和完成任務不好的社員，幹部舉手就打、張口就罵。動不動就罰跪、罰飯、送勞改。有些社員壹看見幹部，就嚇得戰戰驚驚，全身哆嗦。社員們控訴說：“人比牲口還不如，牲口幹活還得吃料，社員幹活不給飯吃光吃家夥（指刑具）。”    奉城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帶著全社連以上幹部檢查生產。來到五營的地頭，拿尺壹量，深翻不到壹米。書記光火了，召開全營社員大會，將五營營長和各連指導員撤職查辦，並當場將壹名沒有完成任務的中農社員以“破壞深翻土地運動”的罪名五花大綁。全營社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只有宮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響：“任務壹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    深夜，大雨如註，宮茂敏親自督戰，幹部和民兵持槍荷彈，揮舞棍棒，把苦幹壹天十多小時的社員，全部趕到地頭，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有幹部問：“病人怎麽辦？”宮書記大怒：“病人？哪來的病！偷懶裝病，罪加三等，給我趕下田去！大躍進妳裝病，人民公社不養病人，只要吃得飯，就給我下地去！”11月的夜雨寒氣刺人，社員們拖著精疲力盡的身子，在泥水中拼盡全身最後壹點力氣，舉起鐵鎬，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幹部們手持棍棒、皮帶，在地裏監督。誰的活慢壹點,立即被打翻在地，爬起來接著幹。    風聲、雨聲、斥罵聲、棍棒打人聲、社員痛哭聲，混徹夜空。漸漸地，壹個社員栽倒下地，又壹個社員昏死倒地。馬燈刺破黑夜，田間倒下了幾十人。幹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宮書記命令：“醒來在幹！”此情此景，讓每個稍稍有點人性的人，都會痛哭失聲。     新寺公社壹個營300多人奉令大戰豐產田，幹部規定二十多畝田，深翻六尺，天黑前須完工。結果到太陽落山，活才幹到壹半。領導大怒，帶著民兵封了食堂，社員們餓著肚子在地裏幹了兩天，地翻完了食堂才開飯。結果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個多月。    曙光人民公社有個女社員，名叫顧林仙，已經懷孕六個多月，妊娠反應較大，身體虛弱。她所在支部副書記卻硬逼她下地勞動，並威脅說：“做不動就開會辯論妳！”辯論會就是鬥爭會，拳打腳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辯論，就跑回娘家。她哥哥勸她回去。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後，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自殺了。 顧林仙死後，社員們大受震駭和刺激。    大躍進壹年中，奉賢縣共拆毀焚燒民房25000多間。李少鋒曾說過：“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家庭。要讓家庭消滅，必須先讓私有制的溫床房屋消亡。公社化為我們提供了搞共產主義的歷史的條件”。積肥拆民房、大辦水泥拆民房，滅蟲運動拆燒民房，那大煉鋼鐵運動，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廣大社員憤恨地說：“滅蟲突擊隊是放火隊；為幾條蟲子就敢拆房燒屋，拿人命去滅蟲命”；“強盜搶還剩下屋殼子，現在連屋殼子也沒有了，慘哪！”    據《奉賢縣誌》載：農家鐵鍋基本收盡。奉賢縣大煉鋼鐵運動，煉出來的生鐵，成本達每噸2613元，煉出來的“鋼鐵”，全是廢鐵渣。上海幹部形容當時的情景說：“站在高處看奉賢，就象日本鬼子掃蕩後的情景壹模壹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壹片淒涼”。    按毛澤東推詡的經驗，人民公社要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公社化運動中奉賢縣委大搞“三化”，堅決徹底。縣委規定：16歲以上50歲以下，除地、富、反、壞、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統統編為民兵。16歲到30歲為基幹民兵，平時通過軍事化組織，大搞大兵團的生產運動，組織為農業常備兵團和專業兵團，專業兵團又下設深翻兵團、積肥兵團、鋼鐵兵團和副業兵團行動戰鬥化。兵團按營、連、排為單位，實行集體居住，男女分開，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統壹勞動、統壹居住、統壹休息。聽哨聲起床、吃飯、出工、收工、睡覺。生活集體化鍵的是吃公共食堂，集體住大屋。據1958年10月的統計，全縣共辦起2021個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戶，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當時農業總人口的91%。    1958年9-10月，全縣成立了11個人民公社，農村人口全被共產入社。社員生活壹律軍事化，按師、團、營、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把社員編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鋪，夫妻分手，母子別離。為徹底解放婦女，廢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組織幼兒園、托兒所。在“共產風”壹風吹的情況下，壹切財產歸公。每個人只剩下換洗衣物，打在壹個小包袱裏，隨身帶著走。用不著的統統打爛、燒毀，以割斷“資本主義尾巴”。社員房子充了公，公社還不放心，怕見物思舊。在集中居住後，各公社還放火燒了壹些空房子。僅僅為了實現“共產共居”，斷絕社員還家之念，全縣就拆燒民房2147間。    奉賢縣委要求社員吃在地頭、幹在地裏、睡在田頭。各公社在田頭搭起草棚，集體紮營集體睡，以便爬起來就出工勞動，幹到半夜爬上鋪就睡覺。江南的夏夜，蚊叮蟲咬，社員們受盡了活罪。被“解放”出來的女社員，統統編入各娘子軍連，參加大兵團作戰，累死累活。許多婦女勞累過度，造成子宮下垂、流產、閉經、不育、浮腫等病，直至大批死亡。    參加人民公社的婦女，許多人成為幹部的性奴隸和玩物。廢除家庭，夫妻分居，偶爾有夫婦倆相約野地交合，壹旦發現，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躍進中，幹部批鬥、毒打過23對野合夫妻。幹部們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間空屋求歡作樂。到了後來，幹部們不僅夫妻有樂，甚至以減少勞動任務，安排輕松活路，入黨、入團、提幹，小恩小惠，多發壹點糧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據統計，新寺公社黨委成員，40%有作風問題。全縣大隊幹部中，27%犯“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開始還只是尋找已婚婦女偶爾奸淫，後來則“專挑三揀四，引誘有姿色的姑娘”。    據奉賢縣委1961年的匯報材料稱：從1959年1960年夏，奉賢縣公社壹級幹部中39%有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長期霸占軍婚、女教師和少女。新寺公社壹幹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被奸淫後給壹雙襪子、幾塊糖果、幾包餅幹或幾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員編了壹首順口溜：“如今幹部不壹般，白天吃喝晚上玩。開口就罵舉手打，社員難過鬼門關。鬼子愛搶花姑娘，幹部圍著女人轉。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壹碗大米飯……”。泰日公社大饑荒年代，竟發生丈夫剛餓死，死屍還停在屋裏，生產隊長第二天就掖著米袋進門先占人妻後占女的事件。    縣公安局於三月和八九月間，先後兩次在南橋鎮舉辦“兒童集訓班”。集訓班公安幹部利用職權之便，對2名集訓少女進行猥褻、強奸。據當時對被集訓過的88名兒童調查了解，受過捆綁、吊打、扯耳朵、抽皮帶、煽耳光、曬毒太陽、罰跪和性虐待等刑罰的就有85人。    據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復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23人（打死7人,自殺16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余人。

　　安徽餓死500萬

　　1958年共產風，扒房並莊，砸鍋砍樹，雞犬不寧，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安徽鳳陽臨淮鎮小學1000多名師生煉鐵，向黨委提出：“不怕礦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鐵，寧願手磨爛”。縣裏提出“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的單位提出：“土裏挖，水裏撈，室內搜，室外找，令廢鋼舊鐵升帳”。縣直機關提出“叫鋼鐵無處藏身”，他們打開了保密室，找出舊保險櫃、自行車架、鋼絲、煙囪、鍋、鏟、棒、釘等1400多斤。    安徽鳳陽縣縣委第壹書記趙玉書居然在壹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當時棄嬰很多，他責令下邊不準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並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壞人，要追查處理”。相反他家不見了壹只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壹只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他家壹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

　　縣委書記楊龍華，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借以取樂。有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不了了之。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公社副書記石玉平，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面，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壹次大吃大喝時，壹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壹頓。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李清義，有壹人為他逮黃鱔，有壹口塘養的魚供他吃，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有壹次他到李武大隊去，事先打電話去，慌得大隊立即召開小隊幹部會議，忙著買煙、打酒，布置各小隊捉老母豬、抓雞、逮甲魚等，籌備迎接。社員反映，幹部下鄉碰在壹起，壹比手表，二比手槍，三玩自行車，最後吃喝壹頓，這就是他們的工作作風。    喬山大隊長張永家，壹天三頓喝酒，50天喝掉燒酒70斤，並以每月45元工資專門雇壹人捕魚給他吃。喬山大隊書記梅樹華、會計梅如山等，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了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任他們隨意奸汙的有7人，僅有1名因嫌醜未奸。    高指標，高征購，持槍搜糧，吊打逼糧，粒米不留，活活置百姓於死地。1959年10月鳳陽開始了空前野蠻的“反瞞產”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壹個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殘廢，還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有10萬鳳陽農民餓死，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1/4。鳳淮大隊小唐家小隊96人，死掉52人，占54.16%。1960年春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怕暴露真相，壹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黨內文件記載鳳陽的壹個人民公社就有63宗人吃人案件。    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5千多口人，現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麽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從五六年高級社以來，這個隊壹直在走下坡路，社員生活極其貧困，對集體失去了信心。小崗生產隊。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戶，175人，耕種1100畝土地。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糧食總產都在十八九萬斤左右，好的年成可達20多萬斤。那時全村根本沒有外流。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崗，在討論“優越性”時誰要是說個“不”字，不管妳是貧農還是佃農都要被大批壹通，甚至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1958年小崗發生過生產上的瞎指揮，搞什麽“十裏芋峰嶺，五裏菜花香，千畝水稻方”。結果是：“十裏芋峰嶺變成大草荒，五裏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畝水稻方沒收多少糧”。在這3年中純屬餓死的60人，有76人背井離鄉，尋找活路。當時全村是滿目殘垣斷壁，處處蒿草叢生。    面臨著大量死亡，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書記張愷帆命令無為縣暫停公共食堂，糧食發到農民手中。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整張的“罪過”越級上告，毛澤東定張“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安徽省委於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關於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指責的罪過有：房屋還原，自留他還原，夥食還原(解散食堂)，市場開放、魚塘開放 (可以讓農民搞搞魚蝦)等。 張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人民檢察院提請“依法批準逮捕張愷帆”，檢察院馬上同意。張愷帆被囚禁207天，什麽問題也查不出來，經批鬥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及親友受到了株連，有6人慘死，全家被趕出省府大院。    無為縣對張愷帆接觸過的人進行殘酷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進行秘密搜查、強迫勞動，並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改造。    壹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中央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裏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壹份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在查對不著情況下姚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等同誌承認，最後譚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壹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    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主席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收到這封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進行偵破（因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查對。錢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將錢送到縣裏。姚壹見錢就破口大罵。隨後把錢關了壹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    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等3人寫信給毛主席，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 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人領回，經鬥爭後下放勞動。楊克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等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級降為25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關押壹年零8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問題。陳英被多次批鬥，姚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壹次，三宮殿魚苗場場長賴風旭（縣委委員）匯報場裏死豬情況，姚即罵他：“豬死掉了，妳怎麽不死。”姚奎甲變本加厲推行高征購、公共食堂等壹系列措施，結果全縣大量人口死於饑餓，其中1960年無為縣的人口死亡率高達15.8%，幾乎每6個人死1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7月20日，經中央監委批準，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銷《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恢復他們的黨籍、名譽、職務、級別，補發了工資。    餓死了四分之壹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萬余人。”每六個人就死了壹個。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余萬人。    據官方公布，亳縣農村1958年底71萬人，到1960年底死亡15萬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萬個家庭徹底毀滅，留下孤兒約5000余人。據多點調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即死亡20來萬人，人吃人的現象多處發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萬間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現了大面積的荒地…… 上述慘景出現後，悲慘歌謠廣為流傳，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當局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安徽餓死500多萬。

　　山西貴陽等地——人間活地獄

　　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 1月被制止，歷三個月時間。據統計，全縣 283個管理區中，有 259個管理區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產隊中，有 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人之多。壽陽縣第壹書記王之壹叫嚷：“死人算什麽，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    壽陽宗艾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 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 156人，占全縣死亡總數的壹半。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等人在太安村，以“抵抗統購統銷”為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擡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發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壹息，還大罵“打死妳，哪裏還在乎壹半個人”，接著又是壹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壹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凍，壹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地道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 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 4人。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當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壹座小型水庫， 800多民工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麽糧食可挖，但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 121人，致死10人。工地上有壹個專設的“執法隊”。壹次，壹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壹個吃奶的孩子”，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壹個算什麽，死十個也沒人頂。”壹位50多歲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20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壹眼都不許。     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以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遵義縣僅僅在1960年內就死71800多人。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7月3日，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只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黨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饑民外逃路斷

　　反“盲流”。1956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所有未經許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了壹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不僅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不準農民逃荒尋生路，任其困在原地活活餓死。為了向世界封鎖消息，當時所有外出逃荒的農民被整火車整火車地拉回到原地，困在沒有糧食可吃的農村，直到活活餓死………。    大饑荒表面化後，各地幹部禁止農民外出逃荒，嚴厲打擊當時農村中普遍的偷盜莊稼以求活命的行為。糧食也被集中起來優先保證城市的供應，並用恢復延安時代的等級森嚴的實物配給制優先保證特權階級的需要。這種特供制壹直維持到毛澤東去世後。

　　1961年，全國的危急形勢已趨頂點，城鄉人民普遍因缺少糧食和副食品而浮腫，大批農民自發流入城市討飯，農村地區賣兒鬻女和婦女棄家出逃現象極其普遍。許多農民跑到縣城找吃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後來政府用“每埋壹個屍體，發壹斤糧食”的辦法，將近10萬具屍體埋葬。    據不完全資料：1961年6 月前，福建省龍巖地區病人已達13萬5 千。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數為11萬人，而這三年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約為22萬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萬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萬人。兩項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到87萬人，經濟損失約80億元，耽誤時間七八年，    1959 年至 1960 年大饑荒時期，在廬山會議上大批特批彭老總的甘肅省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的指揮下，在全省展開了“反瞞產”運動。甘肅省當時組織壹批窮兇極惡的“搜糧隊”，挨家挨戶翻箱倒櫃甚至掘地三尺，將老百姓的餘糧席卷壹空，同時下死命令“不準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壹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壹律格殺勿論”。省委書記的張仲良把個別富饒的果蔬生產隊的“摘掉貧窮帽，不吃商品糧”的口號，擴大至全省，發出“甘肅決心自力更生，不要國家商品糧！”的豪言壯語。結果全省遭殃，送掉300萬條人命。    武山縣百泉公社百泉大隊（今百泉村），壹千多人餓死了近1/3。單在定西地區的通渭縣，有文字檔案記載的刑罰，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種，與解放前國民黨特務在渣滓洞、白公館牢房裏殘害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的殘忍程度幾乎無二致。群眾的點粒口糧被擄掠壹空，導致全縣27萬人餓死或遠逃他鄉的達12萬人。    那些餓紅了眼的饑民，不得不把目標鎖定在“人”身上，開始時吃死人，隨後發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慘劇。不但荒野餓殍被皮包骨頭命在旦夕的人爭相啖食，就是壹個還能挑兩小鐵皮筒水的十歲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殺死下了鍋，說是為救活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結果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壹把細白骨之後，其母、其妹與其父也相繼離開了人世。    當時在甘肅發生過饑民哄搶部隊押運的軍隊糧食列車事件，饑民壹邊搶壹邊把米往嘴裏塞。甘肅最富饒的河西走廊，十三四歲的女娃沒有衣服穿，光著屁股在村裏走動。甘肅省大批婦女外流，流入陜西省5萬多人，到1964年後仍然有4萬多人滯留在陜西。    在革命聖地陜北，1942年第壹個唱起《東方紅》而載入史冊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鄉佳縣，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兒媳也四出逃荒乞討。許多餓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社員實在沒轍，壹聽說哪兒剛剛埋了死人，就紛紛去掘墳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來，打成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裏去賣錢換糧，活壹天是壹天。    生於四川通江的熊國炳，1930年代參加紅軍，曾任“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長征時期先後擔任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西北聯邦政府”副主席、“四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要職。後隨西路軍西征，熊國炳突圍時被俘，國民黨軍將其當做“夥夫”，予以釋放。    熊國炳帶著傷病，沿路乞討，輾轉至甘肅酒泉，幹上幫工，並與當地壹寡婦成親。1946年全家遷到玉門油礦，做工謀生。1949年，熊國炳在民政部門調查紅軍流散人員時，鼓足勇氣，報出真實身份，得到壹些救濟。當局吸收其參加土改，工作結束後，仍回鄉務農。    1959年春荒時，熊國炳家生活已很困難，他想死在家鄉，帶著全家回到四川。鄉親們都趕來看他，沒有人責怪他。但老伴生活不習慣，他又回到酒泉。    1960年冬，熊國炳全家饑寒交迫，熊國炳硬著頭皮前往縣委申請救濟，道出自己當年的身份，卻被壹位縣委領導推出去，挖苦說：“妳這麽大的官，怎麽不到北京去？”被推出門的熊國炳，沒走幾步，就蜷臥在泉湖公園門外，眉須上凍滿霜雪，奄奄壹息，不久凍餒而死。數日後，被親屬葬在壹處沙窩。熊國炳死後，官方檔案記載為“病死”。    有人認為，熊國炳是“聰明人”，解放前不去延安，解放後也不去北京，即便最後餓死，也是死得其時。因為“文革”開始後，大部分西路軍幹部戰士被打成“張國燾的走狗”、“叛徒”，而遭到殘酷批鬥。比如，前西路軍最高統帥陳昌浩，就遭紅衛兵的殘酷批鬥和毒打，便在寓所吞下大量安眠藥，含恨而死。陳昌浩死後，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揚棄於荒野，時至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陳昌浩的墓穴裏，還只有壹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相比之下，在眾多中共西路軍領導人的命運中，熊國炳的下場固然令人希噓，但還不算是最慘的。    1961 年夏情況進壹步惡化，在大躍進重災區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 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700 百多人，9 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壹地外流討飯人數即高達10萬，賣兒女者985 人，有夫改嫁者869 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山東餓死了800萬農民。    陶鑄決定放百姓壹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1961年廣東省政府“放寬”條件默許饑民從深圳逃往香港，由此觸發了巨大的逃港潮，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直到1962年6月5日廣州的廣九火車站終於爆滿失控，兩萬饑民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陶鑄趙紫陽等人決定實行戒嚴。6月6日，戒嚴部隊的壹個營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捕捉了1600多人。這場戒嚴造成很多人的傷亡。    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鮮的中國人已達4500人。    1962年4月16日，對人民公社失望的新疆邊境線上塔城、裕民、霍城7萬多邊民連同縣委書記、縣長們沖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    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否，不是今天的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何處去尋水泊梁山？

　　寧予洋人 不與家奴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壹。但當時的中國政府絕大多數領導人都壹心執行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根本不去救災；甚至攝於毛的淫威，不敢談災情，相反還千方百計地掩蓋災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態，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結果人禍變成了重災。    大量出口糧食是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極重要的壹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裏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壹度在國外采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中共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1500萬噸，出口卻增加了223萬噸，比1957年多了壹倍以上。出口的糧食很大壹部分是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223萬噸糧食就夠4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1959年熬到1960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成果交給了國家，轉運到國外換硬通貨了。1961年初，國際紅十字會曾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國政府拒絕。美國也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我國，卻因發現我國大量出口糧食而作罷。    寧可餓死中國人、也要拯救他國人。在饑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那壹年激增。中國不但是世界窮國中唯壹的提供援外的，而且提供的援助額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援助常常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食品給了他們只影響生活水準的高低，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有生與死的關系。1960年1月卡斯特羅的戰友格瓦拉到北京，毛“借”給他6千萬美元，告訴他“不必歸還”。    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持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毛澤東為首的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義國家的部分為18億70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分近5億元。    毛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壹些小國家為其捧場。阿爾巴尼亞在1958年就跟中國要了50萬盧布。1959年中國政府購買的220萬蒲式耳加拿大小麥，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當中國人餓死數千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人由於中國贈送大量食品，不知道什麽是“定量配給”。該國當時到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說：在中國能明顯看到饑荒，我們什麽都跟中國要，“我覺得可恥”。1961年1月，因阿爾巴尼亞和中國壹起反對赫魯曉夫，又得到500萬盧布。從1954年至1978年，援助阿爾巴尼亞200億美元。    吳冷西披露，1963年毛澤東不惜血本拉攏越共，派鄧小平帶著反蘇文稿和提供200億人民幣經濟援助的承諾趕赴越南，換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場。這20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國民收入的1/5、財政收入的60%。時值大躍進重創國力、幾千萬人餓死不久，全國老少面黃饑瘦、營養不良，毛竟置全國人民的生計於不顧，傾國庫欲“收買”越共，以壯大其與蘇共“決戰”之勢。真是荒唐到了極點! 毛澤東、周恩來將人民血汗錢大把大把拿去“支持世界革命”，而不譲人民吃飽穿暖，十足是滿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心態。毛先後給了印度支那地區2百億美元。    韓素音說1960年壹個城市家庭主婦得到的每天營養是1200卡路裏。張戎指出，在納粹的奧斯威辛奴隸勞動營裏，每人每天的配給食品是1300-1700卡路裏。    1950年至1953年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提供的設備，共77.5億元。到1961年底，共還掉47億。1960、61兩年間還掉的債10億元；這數目小得不值壹提。再說中國有錢每年購買幾十萬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蘇聯單方面撤走核彈專家，終止對華經援協議，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規模的餓死人的現象早已發生。    據周恩來透露，當時蘇聯並未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外債，蘇聯提出中國可以暫時停止還款，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壹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還改變了中蘇貨幣的匯率，這樣把中國的債務減少了77%。1961年2月，赫魯曉夫提出給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也被毛斷然拒絕，周婉言陳述，毛才同意接受糖。普通人誰能享受到這些白糖？

　　1961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20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壹。可中共卻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壹味煽動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背信棄義”……。    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劃外的建設投資化了245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若用它還債，取其1/3就把債還清了。僅1961年度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150億元”。這是中國對蘇債務的壹倍！1958年的大煉鋼鐵，就使我們損失了2000億以上。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1986年說：“據有關部門統計，大躍進給國家經濟上造成的損失近3000億元。”

　　三年自然災害根本不存在

　　這三年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災情是旱災。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災遠小於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字樣。為了給領導人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開脫，宣傳機構編出了“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假話，以便把人禍解釋成天災。這個說法是中共建國以來的壹個最大的謊言。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壹改過去歌頌鶯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調子，為全國民眾描繪出壹幅可怕的圖畫：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把謊言編得更大了，“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介眾口壹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被反復重復的謊言，終於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於那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而政府和領導人的政治責任也被謊言洗刷得幹幹凈凈。在謊言面前，那冤死的數千萬農民似乎死得活該，只能怪“老天不長眼”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的報告中談到工作中的失誤，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壹說法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得多，但還是有所保留的。所謂的“三分天災”也是嫁禍於天，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應出現饑饉。至於所謂的“七分人禍”，不但身為禍首的毛澤東拒不認帳，而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不也是“人禍”的壹部份嗎？    1958-1961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壹個人為慘劇，不但人類歷史記載的饑荒從未有如此慘烈，人類有記載的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未超過這次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而且這是在很好年成發生的由執政者人為造成的慘劇。縱觀中國歷史，壹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2991萬多人。”而毛澤東壹個“大躍進”，就餓死了4400萬人，其中農民餓死了4219萬。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兩千年大規模饑荒而餓死的人數的總和。美國在廣島、長崎投的原子彈殺傷了10萬人；共產風的威力比原子彈大整整440倍。這是怎樣的壹場浩劫啊！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強行集體化而造成的農業大衰退大饑荒中，餓死了五百萬到八百萬人，約占當時蘇聯人口的1/20；中國三年大饑荒中死了四千萬人，真是曠古未有而又不謀而合的人間慘劇！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發現：大規模的災荒、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往往發生在專制的國家。專制導致信息封閉、分配的極度不均，從而發生大規模的饑荒。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壹個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政府領導人對下級被迫作出的浮誇和虛報，信以為真，並予以鼓勵，而對批評反對意見進行政治迫害，官員們在虛假的情報和互相欺騙中度日，因而做出極端錯誤的決策，釀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在三年大饑荒中，人挨餓了還不準喊餓。許多人就因為公開喊餓而被打成“反革命”。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被說成是得瘟疫死的，不能說餓死的。假如在當年，中國人民享有最起碼的個人權利，首先是言論自由權利，挨餓了可以大聲喊餓、大聲批評、大聲抗議，中國人還會被活活餓死嗎？    印度是個自然條件極差的國家，19世紀前，印度經常由於幹旱而發生餓死幾百萬人的大規模饑荒；英國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低得多。印度獨立後由於實行了民主體制，盡管人均糧食產量、人均GDP較低，卻再沒發生大規模饑荒。中國的自然條件比印度好得多，卻出現了連續三年大饑荒。這說明壹黨專制制度是糧食短缺的原因，也是餓死過多人的原因。這說明不受限制的權力對經濟發展的破壞超過戰爭的破壞作用。

　　毛餓死了1億1千2百萬人

　　在1966年到1978年間，“農業學大賽”的發源地昔陽縣死於“全面專政”的人達141人，傷者不計其數。其中2人棍棒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不堪淩辱自殺身亡。其中62人是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盡，6人跳崖，還有2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甕窒息而死。    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壹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壹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農村還這麽窮！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我剛到安徽那壹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壹書記怎麽能不犯愁啊？”    1977年11月上旬，萬裏看望了壹衣著破爛的婦女。萬裏問：“妳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孩子。”“他們哪裏去了？“出去玩了。”“請妳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裏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意出門去找。在萬裏先生的再三催促下，她掀開了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位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鍋膛中的余熱防寒。當時他淚流滿面，沈痛地說，“我們有何面目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    1949年至1977年底，因饑餓死亡的有1億1千2百萬人，其中1959年至1962的四年中，死亡4幹4百萬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後期，每年饑餓死亡3百萬至4百萬人。    毛澤東把中國變成“奴隸勞動營”。按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自從生產力發展到人能生產出比養活自己所需更多的產品時，就不殺俘虜，而是把這些人變成奴隸，讓他們為奴隸主生產“剩余價值”。在毛澤東統治的時期，中國人被餓死殺死和折磨死了上億的人。這些人連做奴隸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1978年全國農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約占2/3，具體地說，公社化二十年使2/3的中國農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讓人驚心的是約有1/3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抗日戰爭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國農村約有1億1千2百萬人口每天只能掙到1角1分錢，有1億9千萬人每天掙到1角3分，有2億7千多萬人每天可以掙到1角4分。    山西雁北地區平魯縣的農民每天只能掙上6分錢。所以有農民哀嘆：“堂堂七尺男子漢，人民公社好社員，雨天壹身泥，晴天壹身汗，早起幹到日頭落，不如母雞下個蛋！”    有的地方農民出工在村頭上，看見地上有個東西閃亮，撿起來壹看，竟是壹枚五分硬幣，於是嘆道：“這壹彎腰比幹壹晌活掙的還多！”

　　四清運動

　　1961年11月29日，中國因阿爾巴尼亞問題與蘇聯公開決裂。1962年1月11日，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毛澤東作自我批評。劉少奇在7000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餓死了4000萬人的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卻不露聲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問題》的講話說：“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請同誌們要清醒地看到，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三股黑風正向無產階級發動進攻。三股黑風都有後臺”，說的就是劉少奇。毛決定在城鄉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階級鬥爭，壹抓就靈！”“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壹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壹抓就靈。”

　　劉少奇說，“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現在就正式部署壹下行動，搞壹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壹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

　　在這次會上，兩人共同確定在全國展開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在城市，即反貪汙、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四清在農村，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到運動後期，幾乎全簡稱為“四清”。清的內容，開始限在經濟領域，後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的“大四清”。

　　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要解決的“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是第壹個把這個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

　　3月毛澤東批示：“階級鬥爭有分黨內外嗎？註意：右傾正搶占陣地。”拒絕暫緩在非黨員和機關、團體中開展“五反”運動的建議。

　　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開會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5月20日公開發表時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堅決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進攻”。

　　1963年6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的問題。劉少奇答：“壹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四清運動中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機關、企業、公社、大隊都搞“專政”隔離室、拘留所。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1963年8、9、10月，各地都發生了自殺事件。山西、陜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都發生了地主、富農子女全家自殺事件。

　　以廣東為例：時任省委第壹書記的陶鑄把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指定省委書記趙紫陽和省委秘書長張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團團長、副團長，限期開赴試點。由省直機關抽調千余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團，於1963年8月底開赴揭陽縣，並在縣城住了壹個月，閉門學習和整頓。這次四清工作團的學習和整頓，壹開始就強調“階級鬥爭”，人人必須過“社會主義關”，氣氛十分緊張。因個人歷史或思想作風犯錯，經批判仍然被認為過不了“關”的，不論黨員、團員或非黨團員幹部，壹律清除出工作團，回原單位等待處理。最後宣布紀律：1.必須與貧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團員壹律不準吃肉、魚、蛋；2.壹律不準送禮受禮、行賄受賄；3.壹律不準談戀愛，嚴禁亂搞男女關系。違者，壹律開除黨籍、公職，情節特別嚴重者，移送勞改或判刑。這種嚴酷的氣氛自然又造成了諸多的冤案。

　　針對上述問題，在劉少奇的主持下，1963年11月發出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壹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

　　《後十條》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群，提出了如何避免過激問題，但運動仍沒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壹批試點鋪開後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廣東在這年秋冬的試點中，共發生自殺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1964年初，劉少奇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市、省）要追上面的根子，在群眾未充分發動之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

　　劉少奇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藝界的座談會上開創了用中央首長點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漢、陳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再共產黨手裏，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壹再匯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1/3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劉少奇還進壹步認為：“三分之壹打不住……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於是，毛認為40%左右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毛澤東提出：“農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收。城市五反，要增加劃階級的內容，是階級社會就有階級區分”。7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不要提收，政治上批判嚴，火燒壹下怕什麽？妳是正的、清的，火燒壹下也有好處。在文化、文藝、學術、教育、理論界，我們提倡要引火燒身”。

　　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劉又修改《後十條》，1964年9月18日正式發出。修正的《後十條》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此後又提出“反右傾”、“奪權”等要求，廣泛打擊基層幹部和地富分子。

　　劉依靠工作隊，先秘密紮根串連、摸清情況，然後發動群眾實行大兵團作戰來整幹部和地富。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壹縣。如江蘇省組織了壹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壹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

　　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壹階段更嚴重，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等問題。陜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進行公判，對大部分則采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為文革中的逼、供、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壹種叫“燕飛”的廣泛使用的批鬥人的模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可能就發源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劉少奇倡導的“桃園經驗”、 “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和“天津的小站經驗”等都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 主張另組“階級隊伍”， 進行“奪權鬥爭”， 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 進而“全面奪權鬥爭”的文革思路。

　　1964年12月5日和12日，毛澤東在“四清工作組”的蹲點報告上分別批示，矛頭都對向劉少奇，批示說：“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我看不止1/2，要壹個壹個地清查改造，主要根源來自上邊。…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二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壹個多月的工作會議。12月20日在壹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上，兩個主席爭論起來：劉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壹起”；毛則認為，地富是後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妳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緩地解釋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織在壹起，很復雜，還是壹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激動地回擊道：“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麽‘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麽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麽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麽社會裏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都能用。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麽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請教式地問道：“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壹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張被造反派批鬥毆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毆打至死的正部級官員）。

　　12月24日，毛直截了當地說：“首先要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凡是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要堅持發動群眾。”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邀請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歡聚在壹起過他的71歲生日。在這樣的宴席上，他竟然也指責劉少奇關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使大家聽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12月28日下午，毛澤東怒氣沖沖地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毛澤東說：“我只講這兩個問題，壹個是頭壹條性質問題，壹個是第十六條工作態度問題。如果還有幾句就是請妳們回去找黨章看壹下，憲法第三章也看壹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壹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件》，第100頁到104頁，妳們去看壹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壹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壹條，中間講到，‘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妳們講幾句話？”

　　當毛講這些話時，表情十分嚴肅。在座的人都摸不著頭腦，不知道毛是對誰講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壹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壹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由於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講的話比較長，毛澤東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在講話中發了脾氣。毛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時候把憲法拿出來當個“擋箭牌”而已。

　　1964年底的壹天傍晚，康生來到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書房，向毛澤東密報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出戲與1959年廬山會議有關系，是為彭德懷翻案！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再次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的當晚，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壹個小型會議上又壹次批評劉少奇對“四清”運動的做法。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 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

　　1月5日，在繼續進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劉少奇的觀點，並嚴厲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幾乎已無所不在無處不有，各地區、各部門、各級政府和權力機構相當部分為資產階級所占據，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必須發動壹場大革命奪回被資產階級攫取的權力。他說服其它領導人進行壹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包括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壹，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

　　這次沖突結束後，修訂頒布了《二十三條》。《二十三條》最重要的是明確提出了又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

　　從1963年持續到1965年5月的三年多的“四清”運動：

　　中央和地方、部門，先後派出工作團（組）13萬5千2百15個，到機關、企業、基層、學校、農村、公社，初步整頓、改組了17萬1千6百20個黨組織班子。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聯盟、集體，5千7百60個。組織結論．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萬6千2百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萬8千2百20人。

　　共有532萬7千3百50多人接受批判、“幫助”和自我檢查；在城市有4128人被迫害致死；在農村有7萬3千4百32人被迫害致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

　　學雷鋒運動

　　60年代初，剛剛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首先在軍隊開展了神化毛的運動，並隨後推至全國。林彪開始大肆鼓吹毛澤東思想，借《毛選》四卷發行之際，大力掀起“學毛選”活動；同時，還開展了“政治選美”，即選取幾個政治“典型模範人物”作為向社會廣泛宣傳的範本，從而形成了壹場聲勢浩大的解放軍效忠毛的運動。

　　雷鋒就是軍隊政工部門營造出來的“宣傳品”。1963年3月5日，毛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雷鋒的生死月日都與3月5日無關，毛澤東為什麽要選擇這壹天？因為斯大林是在這壹天死的，學習雷鋒不過是學習斯大林的具體化而已！斯大林稱其黨人為特殊的材料——鋼鐵制成，雷鋒就是鋼鐵制造後剩下的邊角余料制成的螺絲釘而已。

　　（中共聲勢浩大地慶祝蘇聯51周年國慶）

　　雷鋒1960年1月應征入伍，62年8月死於車禍。在他死後，發現他的日記記載都是對黨、對毛感恩戴德和幫助婦女、老人及貧苦農民。雷鋒作為壹個軍人，不守軍紀，離軍營到火車站去接送壹個不認識的婦女，這種事允許嗎？雷鋒自己穿的襪子有幾十個補丁，卻寄給災區200多元（當時這是壹筆不小的數目），那時軍人每月補貼只有7元，即使壹分不花的攢，也得攢個三、四年。另外雷鋒還省下錢給其他壹些貧窮的人。

　　改革開放後，共青團中央在報上登了雷鋒的英格納表和皮箱的照片，這說明雷鋒不是苦行僧。現在的人們不知道這兩樣東西在五十年代，是比較富有的家庭才能擁有的貴重物品，壹般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才50幾元，當時壹只英格納表要180元，皮箱則在100-200元之間。而雷鋒是僅有7元生活補貼的解放軍戰士，怎麽能買得起這麽貴重的東西？同時也與壹只襪子才值幾角錢，而又逢上數十個補丁這事，成了鮮明反差。

　　何況壹個兵無論走到哪裏，其日常生活都有照相拍片留念，這可能嗎？“雷鋒出差壹千裏，好事做了壹火車”，雷鋒在火車上擦桌子，領導是怎麽知道的？難道說雷鋒連這麽點小事也向組織匯報？“有時候熄燈睡覺了，他還找地方去看書學習。他晚上常到連部辦公室去學習”。作者肯定沒當過兵，軍隊裏有鐵的紀律，熄燈了就得睡覺，哪能允許當兵的熄了燈還到處亂跑，找地方去看毛選？

　　“學雷鋒運動”的核心乃營造“個人崇拜”。隨毛打江山的領袖們對此個個心領神會。連向來不太過問具體國事的朱德也在題詞中準確把握住關鍵：“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學習雷鋒”的精髓就是要“忠於毛”。所以，在連篇累牘的宣傳當中，最常見的照片就是雷鋒坐在卡車駕駛室裏學習《毛選》。除了效忠黨以外，雷鋒的“事跡”其實完全是壹大堆平凡無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瑣碎小事。雷鋒究竟做了多少值得社會稱道的事，又比其它普普通通的人出色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唯壹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政治偶像”號召全民把《毛澤東選集》當“聖經”來讀，從而把毛本人當神來敬。

　　西點軍校學雷鋒的謠言，從60年代就開始流傳，後來盛傳西點軍校也學習中國的《人民日報》。新華網、人民網、中青網、《長江日報》、《北京晨報》、《中國民兵》都散布過這個謠言。中央電視臺還做了壹期“雷鋒出國”的訪談節目，梁曉聲等知名作家侃侃而談。於是，許多中國人去西點軍校“尋找雷鋒精神”，最後竟然逼得西點軍校不得不出面辟謠。

　　作為“雷鋒精神”創造者的林彪或作為“雷鋒精神”守護者的毛澤東，都沒有想到，雷鋒的政治生命居然會超過毛、林本人。這正是愚民政治的可怕之處，也是這種意識形態宣傳結出的壹大怪胎。如今庇護並鼓吹“雷鋒精神”，又有了進壹步的“時代意義”，那就是從中可強化“黨指揮槍、槍效忠於黨”的政治原則；而且還從“雷鋒”身上提煉出為黨而死、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雷鋒精神”依然在“教導”著人們充當“黨的螺絲釘”。

　　雷鋒生前怎樣都不會想到，自己會被“法老們”制成壹具政治教條的“木乃伊”，承載著權力的神話、愚民的誓言和欺世盜名的詛咒。那樣壹個瘋狂的時代所發酵出來的低智符號尚在今日揮舞，這反襯出我們仍然生活在家天下的精神世界。面對全球文明和現代社會，“雷鋒精神”是壹個陳舊僵化、愚昧無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維系這壹“政治圖騰”只能證明當代政治的貧困。愚民政策不除，民智難開，民風難清。徹底消解雷鋒神話是潮流所向。

　　1964年5月，軍隊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在這本很快便以“小紅書”著稱並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書的前言中，林彪宣稱“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從而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在其後的3年時間裏，軍隊出版了數十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和大約1.5億冊的《毛澤東選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間中，到處懸掛著毛的塑像和照片。而顯而易見，毛是非常贊同這種個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出，個人崇拜是壹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臺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文革爆發

　　1965年竊聽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險，下決心搞文革反攻。據李誌綏的書中說，竊聽器事情暴露的過程是這樣的：毛的專列停在長沙車站，車上的隨從人員下車到月臺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臺上見到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的口音和張玉鳳開玩笑，該通信兵所模仿的話是毛澤東在車廂裏和張玉鳳打情罵俏的話。張玉鳳大驚失色，立即返回車廂報告毛。毛將該通信兵叫上車廂詢問，該通信兵說是羅瑞卿布置的。毛再問羅瑞卿，羅瑞卿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要求他在毛的車廂裏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了解毛的指示好貫徹執行，羅瑞卿拿出政治局有關該決議的文件給毛澤東看。毛看了之後沒作聲，似乎沒當壹回事，但回到北京就決定搞文革並說服了林彪支持他。

　　1965年11月10日，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指出，《海瑞罷官》鼓吹“單幹風”、“翻案風”，是毒草，其主題思想就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權。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1月11日至28日，北京各報刊在18天內，都未轉載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各報刊多次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都不讓轉載。彭真同誌還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同誌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那裏去了”。

　　11月28日 在周恩來同誌的督促下，彭真同誌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誌文章的問題。彭真同誌壹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同誌大聲說：“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認為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對他。

　　11月29日《文匯報》發表壹個版的讀者來信，要求開展《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解放軍報》轉載姚文，編者按指出，《海瑞罷官》是壹株大毒草。《北京日報》轉載姚文，但該報編者按表示不支持姚文，反而強調對《海瑞罷官》這出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按照彭真同誌的意見，只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沒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誌文章。按語的最後壹段，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同誌加的。

　　12月8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同誌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評了以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反動的歷史觀，但沒有指名。

　　12月14日彭真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妳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直接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要他堅持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

　　12月22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同誌談話。毛主席說，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同誌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麽組織聯系，掩蓋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試圖將《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指出，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註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

　　3月25日《紅旗》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的文章，題目是《翦伯贊同誌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3月底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壹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4月10日中央批發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提出了文藝界“被壹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樣，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領導幹部就成為“黑線人物”。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說：“幾十年來，壹直拿著筆桿子寫東西，……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壹點價值”。

　　1966年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恨不得把過去的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幹幹凈凈，然後重新壹筆壹筆寫過壹遍”。

　　梁漱溟致信毛澤東稱贊文革：“主席此番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廣大群眾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為吾人渡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之所必要”。

　　4月10-15日彭真同誌連續召集北京市委常委開會，匆忙地要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所謂對吳晗、鄧拓、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的批判，用假積極來掩護他們包庇壞人的“錯誤”。

　　1966年4月16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同誌的錯誤，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4月16日在彭真同誌直接指揮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的材料，並且加了壹個《北京日報》和《前線》的編者按語。

　　4月19日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壹）《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劃發表學術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種制造混亂的措施。

　　1966年4月21日，是劉在中央會議上第壹個點名他的親信彭真為“反黨分子”。其後鄧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堅決的鬥爭。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壹直開到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同誌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同誌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壹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同誌的文章：《評“三家村”》。

　　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很多文藝工作者，已在本單位被揪出來批判鬥爭。

　　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5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傑同誌的文章：《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胡績偉在《伴君如伴虎──毛澤東是怎樣把鄧拓逼入絕路的》中披露：“當我走進毛的臥室，見他滿屋子是書，床上的壹半也是書，使我肅然起敬，覺得毛真是壹位滿腹經綸的知書識禮的偉人。很快，他謾罵鄧拓是‘占著茅坑不拉屎’、是‘增加板凳折舊費’，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這些粗俗的不著邊際的辱罵，實在有失壹個黨的領袖的身份！……鄧拓終於被迫辭職……在他離開報社以前，他曾約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轉悠了壹次。我們兩人懷著沈重的心情，拖著沈重的步伐，邊走邊談，有時就在石頭上坐下來談。……他說：‘我們黨員，連當和尚的自由也沒有，我真想在哪個深山名寺，落發為僧，讀壹點自己想讀的書，寫壹點自己想寫的文章。’………多少年來，我都在想他的這句話。”

　　在中央通過《‘5.16’通知》的當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辱罵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是壹個叛徒”。這位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在5月17日夜晚悲憤地寫了《致北京市委的壹封信》和《與妻訣別書》，於18日淩晨服毒身亡，成為那段黑暗歲月的第壹位以死抗爭的殉道者，終年僅54。

　　5月15日，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壹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從而把文革由對壹批電影和舞臺劇的攻擊，升級為對壹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的攻擊。

　　1966年5月16日， 是劉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文革的綱領性的文件《五壹六通知》。《五.壹六通知》說，“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加上的。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以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摧毀古代文化和外來文化，“封、資、修”便是“文化專政”的對象。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壹段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壹點”。

　　《五.壹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和張春橋。“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五.壹六通知》通過的這壹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壹天。

　　文革50天

　　劉鄧不僅舉手贊成《五.壹六通知》，更積極實踐。鄧小平5月31日急急忙忙趕到《人民日報》去改組領導班子。劉不僅在5月23日主持了批鬥朱德的會議，還和鄧小平壹起在6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極力提倡對毛的個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變經”。劉還對他的親信彭真等人說出了這樣的話：“彭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誌，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壹套，背後壹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

　　在7月2日劉鄧又親自實踐《五壹六通知》，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合力揪出了全國省委書記中的第壹個“走資派”—內蒙自治區第壹書記烏蘭夫。

　　自1966年5月到8月，劉鄧主持的中央批發、轉發過近十個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點了近兩百名高級幹部的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責令報刊進行批判。他們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領導。僅在中南地區，被他們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誌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長期以來，人們壹直錯誤地以為：這些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來的，其實對他們下手的是劉鄧。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裏貼出了壹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壓制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壹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當天下午，全北大包括北大附中召開了內部廣播大會，陸平講話說：現在右派又開始向黨進攻了，全校師生要奮起反擊。相關人員受到了處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壹切牛鬼蛇神》，周恩來說：“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不是掃壹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

　　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抨擊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全文播發，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壹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關心時事的大學生們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僅僅是“地、富、反、壞、右”，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大學的黨委書記們也在那個“壹切”之中。各省、市委為了應付中央，也為了保護自己，紛紛丟車保帥，拋出壹些幹部，說他們是“走資派”，作為批判的靶子。因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當其沖，各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便成了運動的頭壹批鬥爭對象。

　　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依歷次政治運動的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組。1966年北京60所高校中有47所派了工作組。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隊是由團中央系統抽調了1500多名幹部組成的。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其中僅清華大學就派出了5百多人的龐大隊伍。

　　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大學和中學，就是為了貫徹“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裏“奪權，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幹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幹擾”運動。“反幹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給群眾進行“左、中、右” 排隊、把敢於給領導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們的黑材料等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

　　西安交通大學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幟，當工作組開進交大時，他們的註意力集中到壹個頤指氣使的女大學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鬧事的尖子”，寫了20多張攻擊校黨委和省委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其他學生寫大字報對李世英進行批駁，罵她是“美女蛇”，隨後工作組索性逮捕了她，並將她和另外壹批學生頭頭戴上高帽子遊校批鬥。6月9日中午，李世英從關押她的房間窗戶裏跳樓自殺，幸好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6月8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了驅逐工作組事件。繼北京郵電學院趕走工作組之後，幾乎所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許多紅衛兵引用毛澤東《送瘟神》的詩詞，要操場上、飯廳前焚燒紙糊蔑紮的“瘟神”，高唱“紙船明燭照天燒”的語錄歌。

　　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發生了“十號事件”。6月10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師和系裏的壹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陳如龍和工作組把該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實行逼供信，強迫造反師生承認是“反革命”，交代“反黨綱領”。據當事人的控訴，在工作組和校當局的煽動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分晝夜到我們宿舍圍攻、聲討、鬥爭、示威，在樓道走廊、宿舍內外、床上桌子上、書上圖片上、抽屜裏以至煙盒火柴盒上，到處貼滿了‘打倒XXX’，‘反革命’，‘反黨分子’，‘混蛋’等標語、口號，甚至把標語、漫畫貼在我們背上，對我們實行體罰和人身汙辱”。“晚上壹點鐘以後，還有人每過壹會來敲打壹次門，不叫我們睡覺。他們還讓同學晝夜站崗放哨看守我們，甚至拿著木槍、木棍看著我們，對我們實行隔離，不準我們找人談話，不準我們出外買紙煙，監視我們的壹切行動。當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強烈抗議後，他們還說什麽這是‘群眾運動嘛’，‘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大學是全國最早派進工作組的。工作組6月初進校後，立即“揪”出了壹大批人鬥爭，很快發生了教員自殺的事情。

　　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未經工作組允許的毆打“黑幫”的事件，後被稱為“6.18事件”。6月18日，北大工作組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紅衛兵們根本不予理睬，在38樓設置“鬥鬼臺”、“斬妖臺”，揪出以陸平為首的40多個“黑幫分子”，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罰跪、遊鬥、往頭上扣字紙簍、駕噴氣式飛機……“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壽文老師那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那天幾個學生沖到他前面，把壹根繩子往他脖子上壹套，拖了他就走。胡壽文那時35歲，腿腳還很靈便，但他跟不上學生的速度，跌倒在地，那幾個學生繼續拖他，繩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壽文不能喘氣，幾乎昏死過去，他滾爬中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才稍微松弛壹點繩子的緊勒，沒被勒死。

　　雖然那天被暴力鬥爭的人，也都是工作組的攻擊對象，但是北大工作組不允許未經過他們批準的“批鬥”行動。工作組為此寫了第九號簡報，報告他們如何制止這種現象。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並且寫下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這個批語表明，劉少奇不反對“鬥”，但反對“亂鬥”。

　　北京林學院“6.20”事件圍繞壹份《談話紀要》的文件展開。6月20日清晨，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誌談話紀要》（也稱《22個問題》）。這份大字報回答了當時運動中所提出的壹些問題，深受群眾歡迎，廣為傳抄，不脛而走，到六月底，就貼遍了哈爾濱、呼和浩特、上海等34座大中城市。這份大字報，被薄壹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聲言要“消除流毒，肅清影響”。大字報的作者、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黨小集團 ”，遭受長期的殘酷鬥爭。據此，薄壹波把林院定為“反幹擾”的重點學院之壹。7月9日，工作組召集十二個院校四千余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八小時之久，並宣布“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清華工作組把清華大學轉抄這份大字報的三個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XX因翻印《談話紀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據不完全統計，四千余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二人吐血，二個人被逼死。”

　　這張大字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不過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發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黴了”等話，以及把運動的政策向群眾公開、和群眾直接見面等。10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這張大字報才徹底平了反，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報作者和轉抄者才得到了解放。最後，“迫使北京林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賀XX承認錯誤，北京市委對錯誤處理‘二十二個問題 ’作了公開檢討，收抄回壹部分‘黑材料’，給蔣書銘等同誌恢復和補發了助學金。”

　　清華大學20歲的學生蒯大富6月21日在壹張大字報上寫道：“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批語轉到參加清華工作組，王光美指出：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國務院副總理薄壹波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6月24日工作組組長葉林指出“蒯大富向工作組奪權是壹種反革命行為”。6月26日，清華園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師生們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口號。根據劉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鬥爭”，蒯大富多次被批鬥並被關押18天，開除團藉。挨鬥的學生領袖中，有壹人自殺身亡。

　　6月24日，在清華附中貼出了《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這份戰鬥檄文似的紅衛兵宣言壹經貼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響。後來，黨報黨刊曾予以全文轉載，毛澤東對該文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文章中他們大聲疾呼：“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排炮般的驚嘆號和問號讓人感到觸目驚心：“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

　　工作組看了大字報，覺得難於理解、不可思議。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造誰的反呢？他們認為“造反”這個口號在社會主義中國不適用，是不確切的或者說是錯誤的。因此，雙方開始了新壹輪的爭論。紅衛兵招來了更大的打擊。地質學院附中和25中的紅衛兵組織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強行解散，大批紅衛兵被戴上高帽子遊街。

　　於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於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別貼出了《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且引用毛澤東語錄為他們正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下壹次辯論的會上，紅衛兵明確指出他們造反是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在毛選某頁上。工作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麽會說這樣的話？他們翻開毛選，果真如此，上頭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組只好目瞪口呆，無話可說。

　　以劉鄧為首的“中央”在全國機關、企事業單位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6月10日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壹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它的打擊面比第壹次反右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在第壹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麽“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麽“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4月中旬，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在武漢洪山賓館會議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觀點。7月3日，王任重和陶鑄起草了《給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說：“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兇惡的敵人，即首先打擊大多數群眾最痛恨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和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學校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壹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在武漢墨水湖中學。六月初，該校師生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當權派壓制學生革命的行為，遭到學校當權派的威脅，後來工作組進校，由王任重親自出馬，把師生的行動看作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反革命暴亂的典型”。6月21日，學校工作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7月11日，公安局逮捕了他們，關進武漢監獄，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妳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妳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妳們是反革命，妳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最小的3個16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根據王任重的指示，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這個展覽會展出了兩個星期，在武漢市造成很大影響。王任重還親自指示，要為這件事寫社論和報道，武漢市長親自審稿，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報》搶先登載，還計劃8月5日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公審大會。

　　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階段”。武漢大學“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 ’的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壹般幹部被100%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壹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壹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板。”

　　北京。6月9日，第壹批工作組進駐北京師大壹附中。當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是該校高壹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匯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匯報，做出指示，讓劉平平轉達給工作組。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裏攻擊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6月17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妳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壹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5%是指全國，具體到妳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90%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77%的班主任被圍攻，他們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

　　6月20日，師大壹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幹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貼出題為《揪出鉆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壹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千方百計地制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壹樣鬥爭革命同誌，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妳們進攻，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妳消滅他就容易了。”

　　從6月24-30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壹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壹次鬥爭會就開了8小時，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贊許下的武鬥。工作組7月11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壹個左派學生打陳壹個嘴巴。另壹名反工作組的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三次鬥爭會後，全校1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150名之多。有壹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只有壹個左派，壹個中間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鬥的學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

　　看看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該校上學，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小平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6月4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壹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

　　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不少學生跳上臺去大叫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對造反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造反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小平壹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癥。

　　鄧榕後來對師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憶到：“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壹、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壹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妳是領導小組的，明天壹調查出妳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壹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壹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6個校壹級領導幹部5個被鬥，6個教研組長也有5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

　　在“反幹擾”時期，劉少奇的“工作組”制造了壹系列冤假錯案，僅僅在6月下旬的20余天時間裏，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民眾和青年學生反“工作組”的情緒日益高漲。

　　7月初，劉鄧制定壹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盡快開學。集訓期間，全國的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很多幹部教師講，去集訓就象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

　　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小組長的年輕成員關鋒、王力趕赴清華大學，看望被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

　　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作出了撤消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7月26日，毛澤東幹脆下了這樣的斷言：“全國95%的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四下北大，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在張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壹名高幹子弟（包括毛澤東的兒媳韶華）聯合發言，“給工作組唱贊歌”，認為工作組的錯誤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遭到另壹些人的批駁。江青在大會上告訴大家：“昨天同誌們遞上來的條子，毛主席都壹張壹張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革命行動！”這時全場情緒激動，口號四起。接著陳伯達講話說：“我們建議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壹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會上，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作了檢查。1966年不同尋常的50天至此結束。

　　橫掃壹切的紅色恐怖

　　5月23日，跟隨毛澤東十幾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殺”了！據汪東興的交代材料，證實田家英不是自殺，而是他殺。6月中，毛澤東曾對李誌綏醫生說：“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 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文革初期自殺的人20萬左右。僅壹個陜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壹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在這個最高指示下，他們將打人提升為紅色恐怖。

　　7月28日江青就在壹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嘛”。接著，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錯了。

　　毛澤東於8月1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支持他們起來“造反”。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6.18事件”被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被廣泛運用並且大大強化。前壹階段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首先遭到殘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

　　8月5號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壹中全會，制訂了“十六條”。“十六條”說：“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的“紅衛兵”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壹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殺向了“資產階級權威”。

　　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諜——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壹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壹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

　　6-7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壹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象。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發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人們實在無法想象有什麽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葡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紅衛兵復辟了“鎮反”運動中曾使用過的“強奸刑”。清華大學壹些造反派捉住對立面頭頭的女秘書時，不僅逼迫她自己念認罪書，通過高音喇叭向全校廣播，而且有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輪奸她。清華大學武鬥結束，工宣隊進校，在住人的教室裏，多次發現用過的避孕套。有的地方還鼓勵強奸黑五類的女兒和妻子，意在通過強奸來報舊社會的“階級仇恨”。

　　盡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壹時並沒有制止它。因為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布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就在這批中共幹部子弟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

　　8月18號，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皇帝說“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為要武，當時她是壹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改名後真得變得非常“要武”，曾把自己的中學校長和老師活活打死。據專家考證，宋要武還是文革中第壹個打死人的革命小將，並且開創了文革武鬥和對黑五類大屠殺的先河。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壹紅衛兵打死了六人，她就打死八人。宋彬彬是打死老舍打死儲安平的兇手。

　　宋任窮在任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時，成為政委鄧小平的鐵桿死黨，成為鼓惑逼迫士兵充當炮灰的著名的政工首腦‘宋大牙’。文革開始，宋彬彬率領紅衛兵瘋狂打殺地富反壞右，乃秉承鄧小平宋任窮的意誌，企圖引開毛澤東清洗功狗的屠刀。不幸，宋任窮還是免不了作為鄧小平的死黨被毛遠新取代。這段時間，李長春攀上了宋彬彬。1975年鄧小平復出，宋任窮也在東北恢復當權，把31歲的女婿李長春提拔為副局級。1987、1989宋任窮兩次立功打倒胡耀邦趙紫陽，李長春連升三級副省長、省長、省委書記，從遼寧經過河南、廣東‘轉官’，終於成為內閣九常委之八。

　　由於公安局長們擔心讓學生在街上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被追究。毛澤東於8月22日親自批轉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壹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壹律不逮捕人”。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壹只眼、閉壹只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譬如廣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被殺者應不下十萬。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十分清楚。謝富治在會議上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謝富治還召集各省、市公安局局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壹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妳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個紅衛兵，到時，他們不沖妳的安公局就好了。”他還指示“如果妳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妳們就要犯錯誤。”

　　8月18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再次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是壹望無際的人群。數百萬紅衛兵的口號聲驚天動地。

　　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壹切”，提出要“破四舊”，“我們要大破壹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壹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壹切害人蟲，打倒壹切牛鬼蛇神！”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行動了。

　　如果說“8.18”前，“文化大革命”還只是中國大地上滾動的、令人驚駭的陣陣悶雷，那麽在“8.18”後，它就成了把整個民族沖擊得暈頭轉向的狂風暴雨了，暴力大規模升級。壹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機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並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

　　從8月20日始，壹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壹槍。北京市第二中學3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沖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沖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余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壹定要堵住壹切鉆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壹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它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鐘表店”改名為“首都鐘表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壹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勛。

　　8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布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沖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噪下，在中共宣傳喉舌的助威下，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壹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壹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8月23日夜到24日晨，壹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余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占總數的2/3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鬥者就有13人。8月25日，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連宋慶齡也受到了沖擊。

　　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所撰《張治中將軍年譜》記載：“8月28日張治中從北戴河回京，回家不到2小時，紅衛兵即進門抄家。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以後又來了4次。由於中共中央統戰部事前已打過招呼，所以第壹次張還能沈得住氣。第二次，紅衛兵指著張的鼻子質問：‘妳是什麽人，是什麽歷史？’張在久病之後，身體本已極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搖晃著顫巍巍的身子，猛然從靠椅上站起大叫：‘妳去問毛主席去！妳去問周總理去！’事後，張對家人和親信說：‘若幹年後，這將成為壹個大笑話！’”

　　當時正在病中的紡織工業部部長、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員蔣光鼐，是被壹群女紅衛兵抄的家。這些女紅衛兵闖進蔣家住宅後，兇狠地叫蔣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廳裏，聽她們宣讀《告民主黨派最後通牒》。然後罵罵咧咧，東翻西找，把稍微值錢壹點的東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被紅衛兵抄家後，家門被貼上了“馮友蘭的黑窩”大字標語，兒女均被牽連受到批判，甚至連上幼兒園的小孫子也受到“退園”處理。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盛贊紅衛兵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稱“壹切藏在墻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壹個壹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這“功勛”中就包括對民主黨派人士的迫害。

　　民進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謝冰心被抄家後，紅衛兵辦了壹個“抄家物資展覽會”，在展覽會文字說明中將謝冰心和丈夫稱作“吸血鬼”。

　　紅衛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將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醬刀、餐刀、水果刀收到壹起，說是“準備暴動”的罪證。梁妻林洙剛想聲辯，就挨了壹耳光。隨後，紅衛兵又從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親房間裏搜出壹把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當作梁思成藏有蔣介石贈劍“夢想變天復辟”的罪證──其實那把劍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戰爭中從航空軍校畢業時的紀念品，林恒在對日作戰中壯烈殉國了，痛失愛子的林母因而留下這把劍以作紀念。

　　在紅衛兵“破四舊”中受到迫害最為典型的民主黨派人士，大概要數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的“大右派”、經濟學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紅衛兵沖擊後不久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記敘，這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從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劃了火柴燒手，用汽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臟的食物，用油彩塗臉，用氨水灌鼻孔……1966年8月29日，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86歲高齡的章士釗也遭到前來抄家的北京大學紅衛兵殘暴淩辱和折磨。

　　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800多戶人家被抄。在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浙江嵊縣，8千余戶被抄。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壹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 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壹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壹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壹級收藏品。他收藏的名字畫，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壹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壹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壹炬》）！

　　杭州名學者馬壹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壹空。抄家者 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壹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壹記耳光。84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妳消毒，燒掉，妳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答道，“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壹把火全都燒成了灰。常和沈來往的畫家範增，無中生有地揭發沈壹百多條“罪狀”，使沈在劫難逃，揪入牛棚。

　　1985年有數人壹起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他打掃女廁所，在場壹位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歲的老人當下抱著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麽話都不說，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

　　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壹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沖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周恩來對“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壹個最後通諜，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諜，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

　　1964年毛澤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1966年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見不到花，毛說：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1958年青海部份藏民以“為民族、保宗教”作口號發動叛亂後，中共即亂捕亂殺，“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掃光”，兩萬多藏民冤死獄中，幾占當時全國藏族人口的1%。導致1959年更大規模的叛亂。叛亂平定後，中共完全無視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區大肆拆寺院、鬥喇嘛、毀菩薩、燒經書。

　　1966年中央民族學院借用外語學院的操場召開萬人大會鬥爭班禪。會中曾強迫他吃屎，因為據說有人曾用班禪的糞便做成藥丸，給人治病。周恩來對西藏學生說：“達賴叛國……班禪其實和達賴壹樣，但有區別，要反達賴就得利用班禪。現在農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就不幹了，寫出了萬言書，反黨。最近妳們對他進行了三次鬥爭，很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徹底打碎，解放喇嘛。……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壹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

　　從紅八月始，寺院、道觀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了紅衛兵們的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壹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都五官不全，無壹完好。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思武裝起來的紅衛兵砸佛像，目的是鏟除“舊文化”，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壹律用白漆塗刷覆蓋， 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全國都如此這般。

　　中國第壹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壹通，壹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壹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裏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

　　建於唐代的四川什邡縣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 新疆吐魯番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等國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幹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壹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壹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山西代縣有個天臺寺，建於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壹掃而空。……1966年的壹天，康生要譚厚蘭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200余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壹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陜西周至縣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臺。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臺’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臺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胡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壹，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壹炬》）。

　　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壹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壹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裏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18.5萬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它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1966年5月15日，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付組長，劉誌堅、李雪峰、汪東興等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

　　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首都工作組采取了壹系列“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及所有的宣傳機關之外，工作組還有壹個長期計劃，即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1966年8月，北京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壹批“老紅衛兵”——“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付秘書長）、李夢夫等人修定後公布的。他們在校園裏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

　　在北京的火車站給這些人設立了特別的入口。紅衛兵在那裏把守。很多人在車站被打甚至打死。這些人的家具都已經被沒收。有些人帶了衣服和做飯的用具。在廣安門火車站，他們帶的衣服被沒收（當時是夏天）。每人只準許帶壹只碗，壹家人只準許帶壹只鍋，其余的炊具都被沒收。有些人在去農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從北京開往長沙的火車上，打死了壹個這樣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的人也曾經在火車站看到從火車上擡下來的多具屍體，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這些人到農村後，農村把他們當作專政對象對待。這些人中的壹些，到了農村被鬥爭，而且沒有住的地方，沒有吃的東西，很快就死亡了。譬如：何潔夫是北京農業大學的職員，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壹所大學的會計。他們夫婦被列入遣返名單之中，被遣送到廣西農村。1967年11月14日，何潔夫在村子裏被打死。他們的只有7歲大的兒子看到父親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後來也不能完全恢復正常。(博訊boxun.com)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達到85198人。北京市家被抄的多達11.4萬戶。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被沒收的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120萬兩，就是60噸；白銀12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壹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壹些……成績是偉大的。”目擊者稱，每次毛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壹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

　　在革命小將看來，金子是資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動派的象征。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她母親有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裏，沒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裏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梁自盡。

　　由於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近10萬居民返京後不斷上訴，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公布了“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號文件將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這壹文件轉發全國。這壹“通告”仍然聲稱，所謂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劃的地富反壞份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

　　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黨高幹的父母也未能幸免。這種遣返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的。中共早在1962年就開始安排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文革”前擔任市長的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純凈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

　　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到處串連、煽風點火、亂揪亂鬥。許多文物毀於此時，許多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死於此時。那些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黴。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壹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最高峰。在文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當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現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壹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

　　壹位天津老大夫說：1966年8、9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的日子，他在海河上的解放橋上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壹些，還會見到兩、三具。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勞改隊”中勞動時，被逼迫喝了校園中水溝裏的汙水，其中從附近化工廠排出廢水，然後中毒昏倒，當天晚上死亡，時年44歲。但北大的權力者硬說他是自殺的，他們命令醫院解剖屍體。

　　老舍，作家，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闖到文化局和文聯機關，對那裏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下午3點，在8月的烈日下，這些人被壹個壹個叫出來，每叫出來壹個，就被套上壹塊寫著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壹排站在院子裏。4點鐘，把老舍和其它28人裝上兩輛大卡車，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子裏。那裏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教育機構，後來成了首都圖書館。紅衛兵在院子裏架起了壹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烈焰熊熊，口號聲震天：“打倒反黨份子”！“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那天和他壹起被打的人有老作家肖軍，肖軍列出了其它被鬥者的名字，他們是：肖軍、駱賓基、荀慧生、白雲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800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還缺兩個名字。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荀慧生是著名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幾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老作家肖軍，給他掛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幾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並且把他的頭發剪掉。

　　這29人被強迫在火堆前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臺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壹下壹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裏。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他們咬緊牙關，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撕下壹塊戲裝上的白綢水袖替他包紮。被毒打完後，這29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可是回到文聯，另壹支幾百人的紅衛兵隊伍已經等候在那裏。老舍被抓到文聯大門外水泥花壇上示眾。肖軍被禁閉在傳達室隔壁的壹間小房子裏罰站，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他的子女到機關找他，也遭毆打。肖軍被關了壹個多月才準許回家。

　　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聯樓門前的臺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壹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楊沫文集》下冊第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

　　在紅衛兵要老舍手舉黑牌低頭時，他卻昂然揚起了頭，並將黑牌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壹位紅衛兵的身上。於是拳頭伴著口號，皮帶夾著唾沫，又挨了壹頓揍。這時，有人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應當法辦（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圖是先將他從紅衛兵手裏救出）。經過壹番爭奪，老舍被塞進了汽車。紅衛兵的拳頭紛紛在車殼和車窗上敲打，尾隨而去。在當地派出所裏，中學紅衛兵們，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輪番打他，壹直到深夜。臨走時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著現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聯報到。

　　8月24日壹早，他對三歲的孫女說了句“和爺爺說再見”，然後就離開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因他未在機關中出現，有紅衛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老舍身上帶有筆和紙，他投湖前在湖邊坐了壹整天。他是有時間也有紙筆寫下遺書再自殺的。但在自殺前，卻沒有寫壹個字。在1966年恐怖的日子，用文字表達自己的看法是比死亡更為困難的事情。

　　老舍死前也許會想到他發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學》上《新社會就是壹座大學校》的文章。該文說：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開會了。臺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臺下，在適當的時機，壹組跟著壹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象壹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惡霸們到了臺上。臺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擡起頭來。他們跪下了。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壹壹的上臺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臺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麽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壹齊喊：“該打！該打！”這壹喊哪，教我變成了另壹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壹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壹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老舍描寫的“控訴大會”，活脫脫就是15後老舍自己身受的那場“鬥爭會”的翻版。老舍寫出的被鬥者的具體罪行就是“白吃油餅三十年”。這樣的故事，應到法庭上去仔細說明，才能決定是什麽性質的罪行。但在“鬥爭會”的氣氛中，只聽單方面的話，不講法律準則，壹片喊打之聲就興起並實施了，老舍還覺得理所應當。在老舍被鬥的事件裏，鬥他的人說他“拿了美金”。這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訪問美國，這種訪問是邀請方提供旅行花銷的。而且，在1966年，他也確實被攻擊為“文壇惡霸”。在他投湖之前，他應該對這種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鬥爭會”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許感到了慚愧。

　　8月24日夜，老舍是手握著壹卷平素抄錄的毛主席語錄邁出生命的最後壹步的，走進了太平湖。在他的屍體四周的水面上漂浮著陪伴他的，就是他手書的毛主席語錄。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由老舍開始，許多人選擇太平湖了結了自己。短短的壹星期內，它竟成為殉難者的聖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這裏投湖。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壹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28元火葬費，但不能保留骨灰。

　　8月下旬，紅衛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數百人，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後自殺，以致盡管焚屍爐把屍體不計姓名地成批焚燒，火葬場仍然有大量死屍堆積。焚屍爐超負荷工作。這樣壹來，造成了焚燒屍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古代對判處死刑的犯人，允許家屬收屍築墳。文革對人的迫害壹直到了骨灰，不許保存。

　　1966年8月，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謝家榮，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鬥爭（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他寫下了遺書。家屬發現他死亡時，也看到了遺書。他們當即燒毀了遺書，說他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盡管如此，謝家榮還是被送上解剖臺進行屍體解剖。解剖後醫生作證說沒有證據說他是自殺的。他被打開的胸腔還未縫合，就被拖走火葬。這樣作，屍體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為自殺者會遭到的死後鬥爭。

　　左奶奶和馬大娘，北京東廠胡同六號居民。東廠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在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和“東四”之間。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東廠設於此地，是這個胡同的名字來源。左奶奶的丈夫左慶明，早年曾開過壹個賣劈柴的鋪子，是個小業主。他們有壹些房子，壹部份自己住，有壹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鋪子已歸公了，出租給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們夫婦都已70多歲，這壹對夫婦都是虔誠的佛教徒。

　　馬大娘和她的丈夫當時就租了原屬左家的兩間小屋，她和左奶奶住在壹個院子裏。馬大娘的丈夫是個工人。她沒有正式工作，在胡同裏幫人作家務掙錢。8月24日下午三點左右，壹群中學生紅衛兵來抄了左家。他們逼左奶奶交出黃金、手槍和所謂“變天賬”。左奶奶交不出來。紅衛兵把左奶奶綁在葡萄架子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

　　馬大娘見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壹旦回家，會被打得更加厲害。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裏等候。左先生從大街上回來的時候，她告訴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由於馬大娘報信，左先生沒有回家，也沒有在那天被打死。紅衛兵發現馬大娘報信後，立即把馬大娘也綁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壹起被打。紅衛兵還多次用桶提來沸水，從他們頭上澆下去。

　　據壹位鄰居講，聽到左奶奶和馬大娘的壹聲聲慘叫，她實在無法忍受。她離開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馬路沿子上。後來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還在進行。那天天氣非常熱。她把門窗全部嚴嚴關起，用枕頭捂住耳朵，可是還是聽到他們的淒厲的慘叫聲。到了半夜三點鐘，拷打聲突然靜下來了。然後，五點鐘的時候，有卡車開來了。有人在黑暗中大聲問：“六號，六號，六號在哪兒？”

　　原來那是火葬場來收屍體的卡車。鄰居們聽到了把屍體“砰砰”扔上卡車的聲音。直到很多年後，她壹聽到人問“六號在哪兒”，都會猛然壹驚，回想到那壹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膽戰心驚。另壹位耳聞者說，打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時候，聲音“象殺豬壹樣”。實際上，左奶奶和馬大娘被殺害，他們受到的對待比豬不如。豬被沸水燙而除毛是在被殺死以後，而不是以前。豬被用刀子壹下子殺死，並不經受死前的長時間折磨。鄰居用“殺豬壹樣”來形容，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描述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

　　在那壹天，8月24日，東廠胡同2號的居民孫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紅衛兵被打死。孫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術精良的眼鏡師。他能配制非常好的眼鏡。他曾經在那壹帶開過壹個眼鏡商店。他擁有自己的住房。這些就是紅衛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壹天，東廠胡同西頭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沒有找到能記起他們名字的人。有人說，那位母親平常穿著比較講究，手上戴過壹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壹天，東廠胡同裏至少有六個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馬大娘這樣被紅衛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數千之多。他們中沒有壹個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沒有任何壹個經過了法庭審判。他們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們從來沒有反對當權者，他們甚至也沒有反抗他們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們完全被動。他們忍耐並且服從。如果他們是戰俘，也不至於會被殺害。但是，他們被殺害了，而且是用這樣殘酷的方法殺害的。

　　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把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譯文選》中，共約500萬字。1957年，傅雷被劃右派，災難波及到他的正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說：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1966年8月30日，夜晚11點多鐘，傅家大門外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中間還夾雜著粗野的踢門聲。來人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他們進行長達四天四夜的大抄家，最後從閣樓上查獲了傅雷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從未打開過的壹只箱子。紅衛兵敲掉箱子上的鎖，在壹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在壹本舊畫報上，翻到了壹張宋美齡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9月2日上午，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四周，是黑壓壓的沈默著的人群，再後面，是壹排排大字報欄。

　　9月3日淩晨，傅雷夫婦將那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放上方凳，並鋪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著地時發出太響的響聲……。就這樣，傅雷夫婦上吊自盡於鐵窗兩側。中國翻譯界的壹代巨匠，在茫茫長夜中憤然離開了人世。

　　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麽多人在那麽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已無冤無仇的人，紅衛兵靠的就是壹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報告》。

　　在中共建立的“血統論”政治意識影響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類”看作是政治對手（如某些“造反派”組織）的“社會基礎”，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下面通過兩個案例，說明國家機器當時是如何指導屠殺事件的。

　　案例壹：在北京市1966年“紅八月”期間大紅羅廠南巷20號發生的壹件駭人聽聞的血案中，韓模寧壹家不但被抄被沒收，全家九口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五口。據國內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到韓家行兇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負責當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領人行兇殺人，且血案發生後聽任兇手揚長而去，這肯定不是民警個人的自行決定，他顯然是奉有上級指令的，否則絕不敢如此膽大妄為。

　　案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實為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準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這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兇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兇殺人”行為。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兇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欖桿市前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壹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講話要點是：1）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2）“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3）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的抄家暴力“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會後大興縣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縣內發動群眾屠殺“黑五類”的計劃。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社的主任、黨委副書記，動手殘殺“黑五類”、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則是民兵。

　　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8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最獸性瘋狂的是大辛莊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壹人獨鍘十六條人命，最後他癱倒在地。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8月全國學生開始大串連，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

　　8月31日毛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它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壹樣的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壹切汙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9月5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啟動了全國性的吃住行都不要壹文錢的大串聯；全國各類學校幾乎都“停課鬧革命”，十歲上下的男女孩子們就整天悠悠逛逛，任其荒廢金色童年。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和檢閱“革命小將”或“紅衛兵小將”的活動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越來越多：9月15日100萬，10月18日150萬，11月10日至11日200萬，11月25日到26日250萬；據報道，先後８次接見紅衛兵和“文化革命大軍”，總人數達1100萬。

　　10月5日，黨中央批轉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決定除野戰部隊外，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黨組織可以不要了！

　　10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發展到壹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紅衛兵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裏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沖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裏“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裏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沖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壹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壹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鄧制訂了壹條“打擊壹大片，保護壹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

　　武鬥

　　1967年1月2日，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壹月三十日，他在壹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這是文革中的壹個重要的轉折點。毛沒提當權派，而只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他所謂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點明了不是指共產黨幹部，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積極分子。從那後，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普通人了。毛的設想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充當了打頭陣的1966年8月“老紅衛兵”，到1967年初被中共拋棄了，不少人還被宣布為“聯動分子”而入獄。

　　新疆“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的壹個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持。造反派4000余人，沖擊武裝部門，奪取槍支。零點，雙方開始槍戰。造成5人死亡，6人受傷。槍戰在白天再壹次發生，從武裝部門壹直打到公共汽車站。此壹戰役，雙方共死24人，傷74人。事後，雙方互抓對立派人員施以酷刑，甚至將女青年衣褲脫光爆屍。

　　二月實行軍事管制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2月4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該立即采取專政措施。”於是湖南駐軍和公安局在與造反派對立的群眾組織的幫助下大逮捕，全省約十萬入獄。譬如黔陽縣，“湘江風雷”支隊長以上的骨幹部四百余人被拘捕關押。

　　1967年2月5日，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制定了屠殺在軍區大院門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計劃，該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故意開槍打死了內蒙古師院的學生韓桐，這是“文革”時期軍隊殺害平民的第壹槍。幸好內蒙古的“造反派”組織非常克制，預謀的屠殺才沒有擴大。

　　成都軍區於2月17日開始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抓了數萬人。如安嶽縣公安局於2月19日以“反革命罪”拘捕壹百多名造反派，取締了22個造反派組織。同日，宜賓縣公安機關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紅旗派成員。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月鎮反”。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批準下，調動13個連的軍隊向占領《青海日報》社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打死174人，打傷224人。 趙永夫繼續在全省範圍鎮壓反革命。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3504人。”壹個牢房是兩層鋪，原來最多住24人，但塞進了70-80人，甚至有塞進100多人的。有個牢房由於關人太多，上層鋪坍塌，壓碎壹個人的腦袋，當即死亡。在貴德縣，“武裝部執行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命令，對全縣造反派組織頭目及部份成員，逮捕入獄；副縣長曹廷九被扭送監獄。

　　天津3月27日6千人沖南開大學, 50人重傷，220人受傷。

　　成都4月4日到11日連續發生6次武鬥，死傷1萬人。

　　北京4月13日 4千人武鬥，傷數百人。北京從4月30-5月10日這13天裏，發生了50人以上規模死傷的武鬥133次。

　　蘭州4月18日軍區司令楊嘉瑞、政委王世泰、胡繼裳指揮十萬群眾，爭奪《甘肅日報》社，重傷27人，輕傷70人，屍體投入黃河。

　　鄭州4月下旬3000人武鬥，傷340人 。

　　南昌4月30日報導 四百余鄉鎮發生流血武鬥 全市54間工廠33間停工。

　　石家莊5月1日 動員軍車150輛 毛派245人傷，15人重傷百余人被捕。

　　成都5月1日到5月4日動員十萬人，毛派死11人，傷2400人，重傷700人，被俘千余，5月6日 反毛派20萬人沖入成都，死百余人，二千人受重傷入院。。

　　鄭州5月上旬5萬反毛群眾，毛派紅衛兵死傷數百。

　　上海青浦縣5月4日，竟連續三次發生大規模武鬥，涉及人數達7000多人。

　　四川宜賓5月4日起，小規模武鬥連綿不斷。到5月15日，演變成大規模武鬥，成都有上萬人前來支援，雙方傷亡慘重。

　　重慶武鬥事件：1967年5月，重慶兩派動用各種常規武器相互開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壹連數日，嘉陵江上都可見到漂浮的死屍。

　　重慶5月6、7日二萬人武鬥，死300人，傷者無計，另撞沈毛派渡輪。7789部隊政委張繼臣指揮反毛派群眾進攻毛派，毛派死200余人。

　　佳木斯5月6日二萬人武鬥，毛派死11人，被捕150人。

　　長沙5月5日毛派死22人，6日死39人 兩派爭奪廣播電臺。

　　宜賓5月13日 二萬反毛派死200余人，傷1900人，28人被活埋，700人被捕，軍人支持反毛分子鎮壓毛派紅衛兵。樂山 5月中，百余紅衛兵被活埋。

　　宜賓5月13-16日 三萬人武鬥，毛派死300人，傷1500，被俘700余人，24名活埋。攻擊毛派據守的建築物。。

　　昆明5月29日 反毛派三萬人包圍毛派2200人，毛派僅500人逃出，死266人，重傷千人。昆明軍區與雲南省軍區對打。

　　鄭州6月初壹萬人武鬥，死105人。軍區政委何運洪指揮群眾襲擊“二七公社”。

　　長沙6月6日 死62人。

　　6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制。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10個“反革命分子”。他們總結出“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說：“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壹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

　　河北農大武鬥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農大兩派發生武鬥，死7人，傷250余人。

　　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壹仗打死2千余人，另有8千多人成殘廢。

　　重慶7月8日，“8?15”派與“反到底”派在紅巖柴油機廠發生武鬥。雙方首次使用槍彈。結果，死9人，傷數人，雙方各有100余人被對方抓走。7月25日，“8?15”與“反到底”派在重慶工業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武鬥中，槍支代替了石頭、鐵棒，造成數十人傷亡。7月28日晚11時，“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領的軍用工廠──嘉陵機械廠，潛入廠房，偷走3挺機槍，30多支步槍、沖鋒槍和壹批彈藥。在回撤時，被哨樓裏護廠的紅衛兵發覺，當即以猛烈的高射機槍火力掃射。“反到底”紅衛兵也組織還擊。壹名紅衛兵被高射機槍的數發子彈攔腰打成兩截，另壹名紅衛兵的腦袋也被高射機槍威力巨大的子彈打掉。數名紅衛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慶市郊榮昌縣，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參加武鬥的人員700余人，使用了機槍、步槍、手榴彈等武器。雙方被打死78人，此戰持續到8月6日。

　　8月3日，國營望江機器廠武鬥人員，用高射炮擊沈了重慶軍分區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軍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長江、嘉陵江兩大河道被強行封航，壹有船只出現就立即開炮。這次封航達40余天。

　　8月5日，兩派在國營建設機床廠清水池發生了大規模武鬥。除了步槍、沖鋒槍、手榴彈、輕機槍外，還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雙方死亡22人，傷者近千人。

　　8月8日，國營望江機械廠的武鬥組織用改裝的三艘炮船組成“長江艦隊”，在江上橫沖直撞，並沿長江炮擊了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國營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只。並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打死24人，傷129人，擊沈船只3艘，打壞12艘。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械廠再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戰人員逾千名，支援上萬人。武鬥中動用各種槍炮、坦克、戰車，雙方死亡數十人，傷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機械廠武鬥組織向設在郭家沱中學的部隊指揮部發動攻擊，打死4人。

　　8月14日，兩派在嘉陵大橋發生武鬥。打死11人，傷多人。燒毀重慶市第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及重慶市六中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和部分設備。

　　8月18日，兩派繼續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裝甲車、高射重機槍。雙方死亡人數達128人，傷者無數。此次流血慘案壹直進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兩派在南岸區上新街發生武鬥。打死22人，傷數十人，損失財產無數。同日，重慶警備司令部3輛小車途經山城寬銀幕電影院時，被武鬥組織伏擊，打死1名處長，打傷5人。8月28日，北碚區3000余人在歇馬場424部隊駐地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40人，經濟損失重大。8月中下旬，兩派在楊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參戰人數4000多人。經過壹周激戰，楊家坪街道房屋成為壹片廢墟，慘不忍睹，雙方死亡人數達200余人。

　　10月27日，解放軍重慶通訊兵工程學院警衛連駐地發生武鬥流血事件。32名學院成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人受傷。

　　1968年3月中旬，川東北石油處在長壽雲臺處本部發生武鬥，持續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鬥人員魂歸西天。

　　4月7日，國營長安機器廠又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輕重機槍、坦克、大炮等，工廠被炸成壹片廢墟，死傷人員無數。4月28日，兩派武鬥致使長安機器廠發生大火。晚9點10分，市消防大隊前往救火現場，途徑重慶鋼鐵廠時，竟遭槍擊，9人死於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輛消防車被打壞。

　　到7月9日，兩派武鬥組織仍然在江陵機械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彈擊得千瘡百孔，造成大批武鬥人員和無辜居民偽亡。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烈。軍分區和當地空軍駐軍分別支持兩派。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壹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百多人，數百人負傷。而守方曾在壹次交戰中將參戰的役官兵12個整連外帶四個班全部繳械、俘虜。“雙方打死打傷參戰人員不計其數”。

　　陜西省勉縣武鬥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汽車肇事死亡13人、觸電死亡1人、打死無辜群眾3人。蒲城縣雙方及無辜老百姓死34人。城區十余條街道的2萬多所民房被燒。安康縣武鬥，歷時壹年，毀房屋3300余間，死亡784人。

　　1967年北京紅衛兵掀起了壹股對外國使館“打砸燒”的恐怖活動：6月18日他們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他們竟把英國的代辦處給燒掉了！還把英國的大使唐納德.霍布森，拉出來批鬥，並要求所有的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像鞠躬“請罪”。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時期占領美國使館的恐怖主義活動壹樣。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竟然這麽報導：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1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給予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的行動”。這不是在公開鼓勵恐怖活動又是什麽？

　　姚登山等人在奪了外交部的權後，給英國下最後通牒，勒令對方在幾天內撤出香港。在香港，出現了“六七暴動”，“六七暴動”前期都是周恩來批準的，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來講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六七暴動就是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掛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搞個人崇拜，煽動罷工，要“解放”香港。最後香港軍警采取行動後，他們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進行恐怖活動，制造流血沖突；就采取路邊炸彈戰術，這種路邊放炸彈炸軍警的戰術，壹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壹對七、八歲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極其反感，最後被阻止了。

　　1967年武漢地區主要有兩大群眾組織：壹個是人數較少的“工人總部”派，簡稱“工總”；另壹個是人數眾多的“百萬雄師”派。其中“工總”經常組織沖擊軍隊機關，是名副其實的“造反”派，而“百萬雄師”則屬於支持軍隊的群眾組織。 1967年2月初武漢工總、二司、九壹三等造反組織奪了“長江日報”的權，發表了“二八聲明”。

　　以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為首的武漢軍區，2月28日公開反對“二八聲明”，3月21日宣布工總為“反動組織”，勒令其解散，並逮捕了朱鴻霞為首的壹大批工總頭目。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是四方面軍的將領，他在對待劉少奇的問題上不願落井下石，因此成為中央文革壹幹人的眼中釘。江青等人便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工總”。而“工總”得到支持後，公然打出了“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標語，從而使武漢的武鬥壹再升級。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意在警告武漢、成都等地軍隊領導，不要壓制紅衛兵和造反派。4月6日頒布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組織。武漢軍區雖被迫釋放了除朱鴻霞等人外的大多數工總頭目；但不同意給工總平反。正在支左的8201部隊（湖北軍區獨立師）參與了百萬雄師專業武鬥隊的建立和指揮。

　　從1967年4月29-6月24日武鬥200余次，死350人，重傷1500人，輕傷1.5萬人。7月15日，造反派數萬人在青山區遊行、漢口遊行，在武勝路電車公司埋伏的“百萬雄師”沖擊遊行隊伍，傷工人學生多人。研究者王紹光說，造反派死10人，37人重傷，80人輕傷。

　　周恩來為此先期去了武漢，找陳再道、鐘漢華等人談話，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周知道，毛澤東對陳再道的看法是壹介武夫，掀不起什麽風浪來。毛的意思是要陳再道做個檢討，承認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轉而支持造反派，從而得到“工總”等造反派的諒解，以此為基礎促成“工總”和“百萬雄師”的大聯合，穩定武漢地區的局勢。

　　7月14日，毛澤東坐專列抵達武漢，下榻在東湖賓館。此時，周恩來費盡周折已基本做通了陳再道等人的工作。周向毛做了匯報。毛澤東指示解決武漢的問題還是要靠武漢軍區，要轉變對待革命左派的態度。“工總”是革命造反派，要為工總平反；“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百萬雄師”要受些委屈，但要堅持聯合，工作由中央來做。7月 18日周傳達了毛的指示精神，周恩來隨即動身返京。

　　7月 18日晚，王力和謝富治去了“工總”的司令部。當時“工總”已被取締，王、謝二人公然佩戴“工總”的袖標，對造反派們大加撫慰，並宣布“工總”是革命左派，而“百萬雄師”是保守派。“工總”的造反派們立時氣焰高漲起來。第二天，“工總”組織人馬敲鑼打鼓，在武漢三鎮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王力和謝富治的講話錄音。而被打成保守組織的“百萬雄師”則群情激憤，人們把對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不滿全都發泄到了王力身上。要求王力出來澄清問題，討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這就更使人們怒火中燒。

　　獨立師蔡炳臣政委違背周恩來“不要向下傳達”指示立即將會議精神傳達給師團級幹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幹部和戰士，並調軍代表回營聽傳達，向各單位群眾組織傳達。19日深夜獨立師作戰部長召集會議，成立獨立師和百萬雄師聯合的“專揪王力指揮部”。

　　20日淩晨5點10分，獨立師軍車數十輛從前、後門沖進東湖賓館；緊接著41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3輛大型救火車跟進。王力、中央文革辦事組張根成被獨立師軍人和“百萬雄師”帶到了軍區大院4號樓。並在軍區大院公開批鬥並毆打王力（被打傷腳踝），逼他對武漢形勢和“百萬雄師”性質重新表態。

　　10點後，武裝大遊行開始。有各種車輛396部，其中消防車27輛，空軍軍車15輛，打獨立師、8216部隊旗幟的車83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上十輛（壹說“數千輛卡車排成四路縱隊”），“百萬雄師”亦出動200多輛汽車，數萬人馬。滿街“揪出謝富治”“打倒王力”口號。武漢三鎮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街道堵塞。車至湖北大學前，壹位獨立師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沖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壹人。

　　在遊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馬路和單位裏的群眾，壹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怒氣沖沖的“百萬雄師”毒打，怕事的人紛紛躲避。

　　21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遊行。下午，8201沖擊湖北大學，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槍下，200余人被關押。壹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電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二癩子（按：對二司學生的卑稱），今天晚上血洗妳們學校”！ 由於懷疑王力藏在在8199部隊，8201部隊武力搜查8199某部七連。當日“百萬雄師”和8201部隊出動卡車約900余輛。據調查，在武漢約有兩千余名8201的官兵參加事件活動。

　　24日，“百萬雄師”發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攻打體院的“百萬雄師”約壹萬多人：晚上，18車人馬包圍體院大樓，進駐測繪學院和新華工的空軍前去制止武鬥。24日黃昏，“百萬雄師”壹萬多人攻打體院，攻擊隊伍的前頭已經到達了體院，尾部還在漢陽。大批武裝“百萬雄師”對體育學院、測繪學院的圍攻，受到造反派的武力反抗，也受到由周恩來調入的空軍部隊的制止。

　　19日離漢的周20日返漢，安排毛21日淩晨2時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到了上海。21日，25軍3個步兵師從九江、開封向武漢運動。15軍空降部隊占領了孝感機場，運動到黃陂。東海艦隊三艘炮艦從長江口啟程當晚可達漢口。22日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回京。

　　“7.20事件”對毛澤東無異於當頭壹棒，他重新估計了形勢，認為全國75%以上的地區和駐軍都是支持右派的，當前必須武裝左派。22日當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會議，聽取謝富治關於武漢情況的匯報。會議決定：武漢“7.20事件”定為“反革命”。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空軍“紅尖兵”《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揪軍內壹小撮”。壹時間，各地沖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將領之風空前嚴重。各種造反組織明目張膽地搶奪部隊的武器裝備，各地的武鬥大規模升級，嚴重流血事件頻頻發生。文革進入了“全面內戰”的最動亂階段。7月28日獨立師被調出整訓。徐向前、徐海東、彭紹輝等被指控為“7.20事件”後臺，遭到抄家。

　　據湖北省委統計，“7.20事件”之後，全省被打死的幹部、軍人和群眾多達18.4萬多人。僅武漢市，打傷打殘者6.6萬人，打死600多人。

　　“7.20事件”發生之後，福建省福州市發生了火燒交際處事件。兩派群眾對峙，短兵相接。部隊派兵制止，士兵們手挽著手築成人墻試圖把兩派群眾隔開，以致許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當場被抓獲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灑上汽油，活活燒死。

　　上海柴聯司武鬥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總司”10多萬人，圍攻對立組織“聯司”盤踞的上海柴油機廠。武鬥從上午8點開始，運用彈弓、大鏟車、高壓水龍頭、消防車、船只、雲梯、敢死隊，展開進攻。到下午4點攻下大樓。此次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山東郯城武鬥事件：在壹次武鬥中，壹派打死對方18人，竟將死者掛在樹上練習打靶。

　　1967年8月，開封化肥廠發生武鬥。雙方傷亡慘重，有些被俘者被當場活埋。

　　1967年8月28日經康生批準，駐寧夏野戰部隊某師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了青銅峽縣的壹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成員101人，打傷133人。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縣人武部組織基層民兵屠殺當地屬於“湘江風雷”的“造反派”成員和“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19歲的唐水蘭再過壹周就要做母親了。1967年8月驟來的腥風血雨無情地毀滅她。唐水蘭娘家的成份不好，她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壹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三人走到 壹座茶山時，太陽都偏西了。兩個民兵有些不耐煩了，悄悄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當時張天沙才二十多歲，壹身蠻牛勁。他抽出隨身攜帶的壹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 背部直穿腹部。唐水蘭壹聲尖叫，回頭憤怒地望著兇手。張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 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唐水蘭本能地伸出雙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沒抱住 ，人就倒下去了。只有兩只血淋淋的手固執地伸向遠方……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壹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壹對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幹民兵，身強力壯；女的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又讀過中學，能歌善舞。兩人結婚不到兩年，相親相愛，夫唱婦隨。1967年8月26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 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壹並抓去審問。時逢女人的丈夫執行任務從九家山過路，有人告訴他，“妳堂客被捆在大隊祠堂的柱子上了，妳還不快去救她！”男的趕去，最後竟遠遠站著，躲開妻子乞求的目光。審訊的人問他：“妳看怎麽處理？”他竟回道：“由妳們處理，殺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們牽走了，壹棒子打昏過去，第二天又醒了過來。九家山的幹部們壹商量，她已嫁給貧農了，照理就是貧農的人，還是交還吊高樓大隊處理。於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可去公社醫院檢查。”可這位貧農的兒子不為所動，決絕地說：“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沒人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起來，押到大隊部，與另外壹些敵人壹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的兩個民兵接著壹個用石頭砸，壹個用鳥銃打……這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的三個最小的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的孫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20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死刑！”隨即將他們壹壹推進石灰巖溶洞。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余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零陵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它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1966年7月，康生誣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等人在北京“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1967年8月間，康生指示駐寧夏的部隊支持壹派，“必要時可發槍自衛”，並在青銅峽地區鎮壓“保守派”，打死、打傷各壹百余人。

　　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陸軍第二十軍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余間。浙江嵊縣雙方共戰死191人。

　　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壹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壹部份是被虐殺的戰俘。如河北雄縣由軍隊三十八軍支持的那壹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

　　陜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壹次“審訊”活埋了13人。

　　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江西宜豐縣的壹派到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為了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老百姓。

　　廣州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擡屍遊行。在壹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武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壹天早上，“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壹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壹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壹段路程中，我竟見到8具這樣的屍體。”壹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50萬之間。

　　廣西大屠殺與吃人運動

　　階級鬥爭理論把人異化成了魔鬼。文革廣西、湖南壹帶風行殺地主，將人肉煮了吃；吃人肉時，為了防止旁人告發或將來嘲笑自己，領頭的便強迫在場的所有人都吃人肉。

　　文革開始，由於韋國清的多年經營，廣西的多數黨團組織、各區縣武裝部、武裝民兵，在廣西軍區軍管會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死保韋國清和軍區。這壹派人多勢眾，組織嚴密。“聯指”是支韋(韋國清)打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的保皇派。他們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聯指”擁有現實當權者以及軍隊和幾乎整個縣鄉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1967年4月19日，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發表“四.壹九”聲明的大字報後，以大中學校學生和另壹部份工人造反派為主，成立了“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4.22”則是支伍反韋的造反派，主要是由青年學生、市民、工人、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知識層面較高，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文革開始，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開局面，支持過“四二二”。不久，毛又要保他的“廣西老朋友”韋國清過關，“四二二”便被中央文革派拋棄。

　　1967年秋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屠殺“4.22”。欽州地區的靈山縣“聯指”的“飛虎隊”在五個公社成批屠殺靈山“革聯”(即“4.22”群眾)。

　　1968年1月18日靈山“革聯”控訴團200多人第二次到南寧廣西軍區控訴靈山“聯指”亂殺人的罪行，但廣西軍區對靈山“聯指”亂殺人命聽而不聞，甚至縱容“聯指”對“4.22”屠殺。1月20日廣西“工總”和河池地區部份群眾400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無辜群眾的罪行，譴責廣西軍區以“支左”之名，行支壹派壓壹派之實。

　　廣西軍區不但給“聯指”武器，在各地慫恿“聯指”對“4.22”進行圍剿，而且還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斃。在此關頭，柳州鐵路局工機聯“4.22”《紅衛兵戰報》發表編輯部文章，號召反對繳槍，試圖武裝自衛。

　　而廣西當權派控制的《廣西日報》則發表對“4.22”批判的社論。4月9日，《廣西聯指報》發表社論，公開叫囂：韋老爺(韋國清)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向“階級敵人”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死的攻擊，向“階級敵人”刮起12級臺風。

　　廣西大屠殺又分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兩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會，“刮12級臺風”為第壹波高潮，下半年則以“七.三”布告的頒發，掀起第二波屠殺狂潮。

　　1968年春，“聯指”利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開始了制造屠殺合法借口的工作。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2000多人，配備步槍800多支，輕重機槍26挺，沖鋒槍407支，各種炮八門，手槍164支，以及自制坦克壹輛，攻打“4.22”派據點，包圍兩天後，攻下據點，抓獲13人，全部槍殺，在圍攻時“聯指”死8人，“4.22”死5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築物萬花樓被炸毀，炸毀民房72間，吃去國家糧食14000多斤，肉類8800多斤，耗費國家資金20000多元。

　　從2月7日至5月27人上思縣被鬥打1125人，被殺39人。2月11日至20日，靈山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期間，靈城打死3人陳屍示眾。大會總結號召對敵人鎮壓，中間有人布置殺人，新圩公社回去殺5人，第二天早趕回開會。

　　2月16日，“聯指”攻打柳州地區融安縣的銅鼓橋。“聯指”方面抓獲“俘虜”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殺害，雙方對打死5人……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召開縣區村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武裝部長周永山在閉幕時講，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議後17天內，全縣被殺害239人。

　　合浦縣，“2月，縣城及各公社先後召開批鬥大會，刮起了壹股亂殺人的歪風，至5月間，全縣被殺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頁）。

　　3月上旬，宜山縣發生兩派大規模武鬥。“聯指”數千人圍攻“4.22”據點。8日“造反大軍”的群眾近萬人，從城裏走出時，在東片、西片被殺害多人。

　　3月，寧明縣由軍隊支左人員主持成立革委會後，即將壹個群眾組織“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出動軍隊、民兵圍剿，槍殺、迫害致死110多人。

　　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在縣武裝部長馬政華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策劃下，從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裏，全縣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共殺害630多人，僅3月18日的壹天發生31起殺人案件，殺害102人。祥元鄉兩起殺人事件，共殺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死者農會沖的女兒，被兇手黃正建等人輪奸後強迫嫁給兇手農朝豐。死者農朝權、農良寧的妻子被強嫁給兇手黃正健、蒙加豐為妻。至年底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頁）。該縣殺死、害死1651人。

　　3月19日崇左縣武裝部政委馬風池參加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代表大會。崇左縣以天等縣為榜樣，結果籌備成立革委會前就殺死94人。

　　3月18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專區共殺人2000左右，其中靈山縣殺了1000多人(這時在欽州地區上思縣、防城縣、靈山縣等已殺人成風)。

　　1968年3月23日晚9時廣西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指揮高峰鄉(後改為大隊)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支書隆秀佳兩人組織民兵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受玉、韋信家兩人綁架到龍厚山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為了殺人滅跡還將屍體丟下深洞。這起野蠻事件沒有得到處理，導致該公社從3月下旬到5月又發生剖腹取肝事件11起，殺害22人。

　　3月下旬，陸川縣“聯指”在武裝部支持下，策劃對“4.22”圍剿。“4.22”派被殺110人，受審查1萬多人，原縣委書記周履光等8人被槍殺後，用炸藥毀屍。

　　4月上旬，巴馬瑤族自治縣“4.22”部分人從縣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縣武裝部副部長李彥智組織民兵和“聯指”數百人武裝圍剿少數派“4.22”，此次共殺害30戶(全屯46戶)殺死56人，燒毀民房44戶133間(全屯140間)估計財產損失約7萬多元。

　　1968年3月27日至5月22日，廣西貴縣石龍公社，松英大隊覃錫明(原鄉長)等分12批用槍棍、鋤打死無辜群眾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還有雙目失明老婦人、未滿10個月的嬰兒)；有13戶男性全被殺光，殺後洗劫被害者財物。貴縣殺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貴縣壹個兇手還深藏兩個人肝到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時候才被迫交出來。

　　4月13日，貴縣舉行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名單中，由於把“聯指”頭頭當作“4.22”代表，引起“4.22”不滿，並沖擊慶祝大會。“聯指”開槍打死了壹小孩劉小圈，“4.22”擡劉小圈屍體沖擊大會主席臺，砸爛縣革委會牌子。接著貴縣“聯指”提出刮“12級臺風”(大屠殺)。壹是圍攻炸毀“4.22”據點，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殺人。在10天時間裏，捕了數百人，除當場打死外，其余分別關押。從“4.13”後的壹個月，將關押的全部槍殺，貴縣城區被害致死的230多人。事後，各區社也仿照縣城做法，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鎮壓反革命指揮部’、‘貧下中農法庭’等等，使全縣殺人風迅速蔓延，席卷全縣。據統計，受這壹場‘十二級臺風’的影響，全縣5、6月份有2129人被鬥、打或被殺死”（《貴港市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頁）。

　　1968年4月14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十專學大隊聽了地區革委主任電話會議講話後，召開大隊領導成員會議決定：4月15日殺24人，4月16日又殺52人。從4月5日至5月6日殺56戶92人(其中15戶被殺絕，1戶17人被殺13人)，共刮死者財物2701.27元(內改嫁證明費218元，設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產隊上交殺人費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1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策劃殺22人，規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補助5角錢，3個民兵負責殺1個人，得3元賞錢，3個晚上共殺22人(其中殺絕5戶)。殺人前進行搜刮，沒收家產，規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需經“雙打”委員會批準(“雙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打投機倒把)。張玉使等24人改嫁時被大隊、生產隊征稅費和兩女出嫁費共894元，旱田大隊殺人前後共索取錢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1968年4月25日，廣西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害180人，兇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的女兒，進行輪奸，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下奶子和生殖器回去煮著吃掉。策劃者和兇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並征收改嫁費(證明費) 。

　　4月21日，龍州縣“聯指”和人武部的幹部武裝包圍“4.22”“工總”工商聯據點，“俘虜”90多人，將12人作為壞頭頭槍殺。事件發生後，南寧地區不作處理。結果致使該縣繼續殺人，從4-6月共打死殺死177人，占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的40%。

　　從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專區革委會召開全專區政工會議，刮“十二級臺風”(大屠殺)。全專區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級臺風”中被殺害的。

　　陸川縣部署“十二級臺風”，掀起了殺人新高潮，全縣11個公社155個大隊，有154個大隊布置殺人，從4月26日至29日，全縣共殺害1229人。城鄉各地，陳屍百裏。

　　1968年4月30日，廣西駐軍8個連的解放軍戰士和民兵壹起開赴寧明縣的上石公社，對寧明“上石農總”進行武裝圍剿。5月1日打下“上石農總”，俘虜三、四十人，“上石農總”被定為反動組織，有4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判各種徒刑的達22人，有4人判勞改關押在途中死亡，在圍剿和批鬥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寧地區中級法院與寧明縣公檢法組成此案調查組，發現根本沒“制定反革命計劃和行動綱領”的東西。

　　5月12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禽獸展覽”。將林執真(原區水電廳副廳長)、張祖貴(原地質局處長)、黃海泉(原欽州地區手工業經理部副經理)，“4.22”“雄鷹”成員以及孔祥興等20人拉到南寧市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組織群眾前來觀看，展覽三天時間　後廣西“聯指”搞“禽獸”展覽遍及全區，受害者達10000多人。

　　欽州“枯那事件”。5月17日，上思縣人武部長、公檢法軍管主任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召開各公社領導、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以民兵“槍換肩”為名布置收繳“4.22”中民兵的槍支，裝備“聯指”。枯那大隊“聯指”民兵營長梁國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劃收繳“4.22”派的槍支，大隊治保主任寧協利拒不交槍給“聯指”並開槍打死李巨才。事件發生後，段振邦向欽州軍分區謊報說，27日發現枯那大隊有土匪30-40人，全副武裝伏擊我民兵……段振邦在謊報“匪情”的同時，派副部長韓剛生率“聯指”民兵200多人開赴枯那“剿匪”，壹無所獲。7月9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營向自治區報告：“枯那大隊並未發現土匪”。

　　段振邦為實現派性殺人的目的，於8月16日又向欽州軍分區報告請示廣西軍區，軍區命令：“要搞掉他！”於是，縣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揮部，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楊伊銘前來坐鎮“剿匪”。調動上思縣“聯指”民兵和東興縣“聯指”民兵及部隊共1000多人包圍上思“匪區”，設卡搜山，沿戶清查，伏擊聚殲。結果，依然沒有發現壹個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壹計，由縣革委會張貼“剿匪”布告。布告要在全縣範圍內進行挖黑窩、拔釘子的清匪運動。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會上宣布：“誰跟山上土匪有聯系，壹律槍斃！”這場指鹿為馬、玉石俱焚的大屠殺，終於落到了“4.22”派的幹部群眾身上，給他們冠以“通匪、濟匪、窩匪”之罪名，大抓大捕1671人，慘遭殺害973人，其中國家幹部149人，特別嚴重的是枯那大隊被冤殺了61名無辜的平民百姓。

　　《容縣誌》記載：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區武裝部長在縣召開的會議上，介紹古兆鄉所謂破獲‘反共救國軍’組織，和實行‘群眾專政’的經驗，全縣亂殺人的惡果由此開始。此後，全縣有738人無辜被打死”（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頁）。

　　1968年5月17日，韋國清為向中央提交壹份重要報告，說在廣西“破獲了壹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經捕獲團長1人，副團長3人，政治部主任3人，經濟部長1人，支隊長4人，聯絡站負責人共63人。繳獲反革命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系的秘密通訊地址及部份槍支彈藥等罪證”。“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發展組織的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易地活動，鉆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4.22’派的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系”。這個莫須有的“反團”案到1983年已徹底平反。

　　“反團”案壹公布，千百萬反對派的平民百姓就成為他們要消滅的“階級敵人”，首當其沖的是當時自治區的“走資派”謝王崗、袁家柯、霍泛、賀希明、傅雨田等，其實是省委壹級不同意韋國清做法的幹部，皆被定的罪行。

　　南寧警備司令部發出通輯令抓的“反團”骨幹，都是“4.22”派的，全南寧市有3547人被列為“反團”分子（全是“4.22”觀點的群眾）。玉林地區被誣為“反團”的有5213人，廳級幹部1人，縣級十部23人；百色地區僅那坡—個縣就逼出“反團”40名“團長”。

　　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反團”，迫害致死，全縣11天打死338人。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大部隊”進攻柳州“造反大軍”，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不同觀點的“審查對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共殺害有名單的42人，有的被鐵絲捆綁手腳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邊集體槍殺。楊蘭生、楊巖生兩兄弟漂流到遠處上岸。楊巖生又被抓獲，拉到河邊再次殺害，屍體推下河裏。壹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鐘內數了9具。作家秦牧說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壹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正是如此。

　　在柳江縣，打死了“反團”分子以後，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團”標記掛在德圩、拉堡圩示眾。僅防城縣的壹個黃竹塘大隊，就因為“反共救國團”案而“捆綁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殺17人（救活13人），暗殺3人，外逃1人，重傷21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慘案”（《防城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頁）；據官方的《武鳴縣誌》記載：1968年6月底至7月初，武鳴縣各公社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因為公告編造了“反共救國團”狂叫“殺貧農”的綱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煽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在會上當場被打死的及會後被迫自殺的多達856人，死者大多數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及其親屬。

　　武鳴縣的壹個公社，在趕集時將60多人押到墟場，壹字排開，用鐵錘逐壹砸開腦門。相鄰壹個公社，將40多名“反”字號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

　　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個武鳴縣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約2500人，其中“農村居民2176人”，而非正常死亡的“農村居民”中，“四類分子及其部份親屬1800多人”（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2頁）。

　　武鳴縣華僑農場有2-3萬人，大部份是華僑，都是“4.22”派成員，受到軍人的屠殺。武鳴華僑農場1300人集體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保障歸僑人身安全。當時的縣革委、人武部頭頭調動民兵在雙橋鄉攔截，當場捕74人，歸僑崔光榮當天被槍殺。後來逼出—個“反共救國團武嗚華僑農場支隊”，並宣布上京告狀是反革命事件。歸僑和國內職工1337人被列為審查、鬥爭對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關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戶人家被抄。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4.22”，不得不派了壹個連去繳了縣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武鳴華僑農場有1百多個幹部群眾被兇手挖肝割肉吃個精光。

　　1968年5月13日武宣縣“聯指”攻打“造反大軍”(“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紅衛兵團”抓獲桐嶺公社“聯指”梁達堅，並收走了120多元錢物，數日後“紅衛兵團”釋放了梁達堅而未退錢物，“聯指”就以“武宣縣貧下中農指揮部”名義調集600人並請貴縣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對“造反大軍”的北樓、北街、武宣小學據點，執行武裝包圍，打死97人，毀掉房屋67間，價值37900元；共有37戶被抄家，抄去財物價值26600多元。

　　6月15日武宣縣發生了大規模吃人肉的野蠻事件。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彭振興，李振華等將“造反大軍”劉業龍、陳天掌等4人拉到三裏圩遊鬥。在車縫社門口，劉業龍、陳天掌等四人被兇手打死。李坤壽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們的肉，拿回大隊部去會餐品賞。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壹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75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

　　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竈，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曾任遊擊隊桂支18大隊長。解放後，他任倉梧縣副縣長。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壹次政治運動中，查出他曾有變節行為，遭到打擊。事情是這樣的：壹次國民黨軍隊將他及村人包圍在壹山洞中，喊話要他出來繳槍。本來山洞中有足夠的糧食，完全可以長期堅持，但為了洞內外大批群眾的安全，黃某只好出來繳槍，村民得以平安。沒過幾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隊伍，轉戰於桂東山區。調查核實：他並未出賣同誌、出賣機密。1962年，他得到平反；但留了個小小的尾巴：在困難時期產生動搖。縣政府於是給了他個級別大致相當的重點中學校長。文革開始，黃家憑被打成“叛徒”，大小會批鬥，1968年7月1日晚被殺死。翌日晨兇手黃佩農、張繼鋒等學生挖他的肝、剝他的肉，以示與之劃清界限。割肉很快形成風潮，整個中學校園內，到處是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煙繚繞，腥風飄蕩。收屍的“牛鬼蛇神”教師後來追述，黃校長被割得只剩下壹副骨架子，用兩個挑土的竹簸箕壹裝便挑去埋了。第壹個割肉者誰？竟是校長大兒子的女友！此人原來狂熱追求校長公子，此時為擺脫關系，竟惡狠狠第壹個操刀割肉而食！吃校長肉的學生們至今當官掌權 。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等4人，壹幫兇手把廖天龍等4人殺死後拉屍體到平昭碼頭，有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碼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23人。

　　據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記載，南寧地區的隆安縣、大新縣、上林縣、武鳴縣、欽州地區的浦北縣、靈山縣以及玉林地區的貴縣都發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蠻事件。

　　某頭頭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盡。後將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殘骸掛在鬧市示眾，逼他妻子跪地請罪。壹兇手執匕首在她背上劃了壹刀，惋惜道：瘦了點，不好吃！然後逼問：這是妳男人嗎？是。妳男人是反革命嗎？是。女人已身懷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夠了，最後說：妳不是愛妳男人嗎？妳就抱著他人頭睡覺！於是將早已砍落的人頭塞給她，硬逼女人抱頭睡覺。在這種毫無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村支書將對立派某人妻子奸汙，怕日後報仇雪恨，遂煽動村人將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數捉拿，並威脅利誘村人押解這些無辜者乘船渡過黔江，在縣城墟亭附近的鬧市區批鬥致死，割食殆盡。這便是武宣獨有的壹例“滅族”案。

　　某案，壹女民兵因參予殺人堅定勇敢，且專吃男人生殖器，並因此入黨做官，官至武宣縣革委副主任。但該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認專吃生殖器，只承認壹起吃過人。最後的處理是開除黨籍，撤銷領導職務，現已調離武宣。縣處遺辦人員談此案時，稱：她當年還未出嫁，估計也幹不出那種事……。——當然，妳可以估計她幹不出那種事，我也可以估計在吃人狂潮到立案偵查這長達五、六年的時間裏，她完全可以憑借權力和關系把罪行掩蓋得天衣無縫。參予殺人、吃人（就算她沒吃過男人生殖器，只吃過心肝和大腿肉），也就是開除黨籍，削官為民。而廣西最高當局韋國清的回答是：“為什麽不能繼續當幹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嘛！” ——參與吃人的黨員、幹部數量之多，從中亦可窺壹斑。

　　5月24日地處鐘山縣的平桂礦務局“4.22”被圍剿。賀縣、鐘山、富川、昭平縣和梧州地市“聯指”，調集5600多人到平桂圍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眾，這場圍剿持續50多天時間，從5月24日開始到7月8日結束，平礦“4.22”慘遭殺害。

　　5月28日，大新縣昌明公社，大隊民兵趙榮廷指派趙興廷等20多個民兵槍殺何以路等3人，殺害後還割腹取肝、陳屍野外。全地區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6月12日桂林“聯指”在桂林南站對面東方紅飯店語錄牌樓建立的壹個專門關押人的“看守所”內，先後關押了258人，其中被害致死35人，致傷致死75人。7月14日前來參加桂林圍剿“造反大軍”的平樂縣武鬥人員伍學強、林海等24人，沖上“看守所”樓上將被關押的桂林針織廠職工唐躍武和候黴等12人拉到桂林十壹中對面樹林裏集體槍殺。

　　桂北融安縣便有壹條“寡婦街”。壹條街的男人和男嬰均被屠戮殆盡，唯存女性。殺完人，便殺被害者的豬雞鴨鵝，賤價拍賣家產，買酒“慶功”，行同盜匪，無恥之尤！

　　6月19日淩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喜等21名幹部、教師和學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直接策劃縣工代會主任韋德帶領壹夥兇手拉趙永喜等三十多幹部、教師和學生上街遊鬥。趙永喜等11人當場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傷殘。20日上午王德堂向“積代會”布置殺人。於是“積代會”後全縣屠殺全面展開。王德堂還先後多次強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女學生共6人，王德堂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

　　“七.三”布告下達後，“聯指”又調動貴縣、桂平縣“聯指”武裝民兵500多人前來支持“剿匪”，打死殺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縣“聯指”總部調動400多人到南寧市參加圍剿“4· 22”的武鬥，武鬥中上林“聯指”有4人陣亡。上林“聯指”分別於8月2日在上林縣城，8月3日在巷賢區，8月7日在喬賢區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共打死“4.22”“四類分子”(地富反壞)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16歲的農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潘連標(“聯指”陣亡民兵)墓地，當場槍殺陪祭。喬賢大隊的蒙光忠被打死後，還被兇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樓大隊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後不準家屬收屍埋葬，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500斤，黃豆5斤，火油5斤，然後強迫潘成昌用火燒自己親生兒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屍體，燒了兩天多，他邊哭邊燒，泣不成聲。原獨山大隊黨支書蘇蘭生被塞進豬籠來回翻滾，然後兇手用鐵釘把他雙手釘在墻壁上致死，慘不忍睹。

　　1968年8月16日，上林縣三裏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23種人”及他們的親屬，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167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壹起事件。該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共1906人。

　　上林縣三裏公社曾發生壹起大屠殺，壹次殺害160余人。起因壹起“國會縱火案”：在軍隊支持下，壹派成立革委會後，加緊打擊另壹派。幾人密謀，半夜用壹小炸藥包在公社革委墻上爆破了壹直徑不超過壹米的窟窿。天未明，廣播喇叭就公布這是對立派破壞新生紅色政權的罪行，號召以戰鬥來保衛。隨即開始大肆逮捕，將對立派骨幹及“牛鬼蛇神”160余人押解到河邊，壹聲令下，用刺刀、槍托、大棒驅趕到河中。有些人高呼著“毛主席萬歲”向河中走去。橋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殺未淹死的人。壹水性好的人潛泳順水逃遁，人們沿岸追了二裏，將其擊斃，無壹幸免。那天到過現場的人都扔掉了鞋：血泊沒腳，鞋全泡透了。

　　上林——南寧附近壹山區小縣，人口少，但殺人按比例全區第壹。壹陣“階級鬥爭的十二級臺風”刮來，人們便開始亂抓亂打亂殺。壹時間殺人如麻，縣城電線桿上皆掛滿人頭。人們記得的案例是：某Q將人活活剖腹取肝後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見壹人，問：被殺者同意妳吃他肝了嗎？答曰沒問。不行不行，他若不答應，妳吃他的肝沒用。某將肝丟棄，又去抓了壹個“階級敵人”，用種種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

　　上林縣壹位殺人而食的支部書記在遊擊隊時就吃過人，文革時也吃了人。問：“人肝怎麽做最好吃？”他答道：“烤著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們吃過多少人呀？吃過人的老人英勇無畏地說：“對，什麽我都承認。我已八十六歲了。反正活不了幾天了……為什麽要殺他？他父親上山當土匪，弄得全村不安，……他父親有什麽罪惡？把村裏準備燒磚瓦的壹垛草放火燒了！害得大家沒東西燒磚瓦！……是我殺了他。全村人都擁護我。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妳死我活，階級鬥爭！……是我動的手。頭壹把刀割不動，扔了。第二把刀才切開。……伸手去掏心肝，血熱得燙手。只好從河裏戽水沖，沖涼了我把心肝掏出來，壹人切壹塊，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廣西吃人狂潮經歷了三個階段：1）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壹案卷記錄了壹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壹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竈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壹句話。次日晨，喚同夥來吃剩下的；怕人們不敢吃，詭稱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後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2）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遊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壹“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壹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壹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有的村莊則別具特色：將人肉與豬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塊兒煮熟，將大鍋置於視線之上，村人每人過來壹塊。

　　3）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壹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象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人吃瘋了。動不動拖出壹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壹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某老太太搶割了壹葉人肝，高高興興拎回家去。其時正下微雨，人血和著雨水從肝上流下來，在老太太的身後留下長長壹條淡紅色的血痕。還有壹老太太聽說吃眼睛可補眼，她眼神兒已不好，便成天到處轉悠，見有“批鬥會”，便擠進人叢作好準備。被害者壹被打翻在地，她便從籃子裏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頭便走。有幾位老頭子則專吃人腦，每人在人腦上砸進壹根鋼管，趴下就著鋼管吸食，如幾個人合夥以麥管吸食壹瓶酸奶 ！有婦女背著孩子來，見人肉已割盡（有時連腳底板的肉全割凈，只剩壹副剔得幹幹凈凈的骨架），萬分失悔：孩子體弱多病，想給孩子吃點人肉補補身子。

　　壹般群眾都卷入了吃人狂潮。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制作成豐盛菜肴，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裏都煮過人肉！

　　廣西出現了吃人的群眾運動。僅廣西省被吃掉的壹萬多人中，吃人者很多是為補自己的身體。廣西有人想起人肝能滋陰補肝，竟在“無產階級專政”對象中，專門選取年輕體壯的，將其殺害後選新鮮優良的人肝，精心制做了壹廣口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獻給“偉大領袖毛主席”，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來壹看形勢不對，於是自己壹天幾勺給吃了個幹凈。……這哪裏是人的行為，分明是虎豹豺狼的野蠻行徑！中國人，妳怎麽叫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類社會中罕見的野蠻行徑。11屆3中全會否定了文革，唯有廣西原區黨委繼續堅持派性，拒不處理武宣等縣吃人肉的野蠻事件，後來中央幾次追查過問，區黨委竟有人說“武宣歷來有吃人的習慣”。貴縣的壹個殺人兇手還深藏了兩個人肝多年，直到1982年文革處遺時才被迫交出來。

　　文革中周恩來四次接見廣西兩派(“聯指”和“4.22”)代表，第壹、二次接見兩派代表，說兩派都是革命組織，第三次接見說廣西造反派是革命群眾組織。1968年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元梓時，覺得造反派已經過了頭，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1968年夏，周恩來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宣布廣西造反派為反革命組織。

　　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4.22”)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對付“聯指”的圍剿，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援越軍列8個車皮的武裝彈藥，王反修、李振嶺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該事件令中央震驚。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針對廣西地區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沖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習稱“七.三”布告)，韋國清等利用此機，指使“聯指”把對立派當敵人，造成駭人驚聞的大血案。

　　“七.三”布告使廣西當權者如獲至寶，變為他們堂而皇之大屠殺“4.22”的尚方寶劍。7月9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七.三”布告傳單90000多份。駐南寧柳州部隊組織51個宣傳隊，南寧市有5000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660個學習班，有5萬多人參加。7月11日，廣西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召開3萬人大會歡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著廣西軍區負責人宣布謝王崗、袁家柯為國民黨大特務、假黨員、走資派等。所有的口徑都是“4.22”是違反“七.三布告”的“階級敵人”，這些現行反革命都在“4.22”那裏，必須堅決“鎮壓”。7月19日《廣西日報》刊登的“誓把謝王崗、袁家柯批倒批臭”壹文說：“謝王崗和蔣匪特務組織裏應外合，發展特務組織，建立特務情報站……在擔任欽州地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職權安插了大批的特務、叛徒、地主惡霸、資本家在黨政機關工作……”但沒有任何證據！

　　7月15日廣西軍區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15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和捍衛“七.三”布告大會。韋國清在報告中號召：嚴懲壹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道路。會後“聯指”在全區掀起屠殺“4.22”的狂潮，將所謂“障礙”革委會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22”派和地富反壞右)，打死和槍殺，以此作為迎接和祝賀區革委的成立。

　　1968年7月至8月壹個多月中，廣西軍區、各專、市、縣革委會和各地“聯指”指揮部以“七.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武裝殲滅融安縣“4.22”農總，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支140多支，爾後又抓捕80多人。

　　7月19日柳江縣洛滿區革委會發出“洛滿告急”，宣稱18日上午有100多個全副武裝的“4.22”暴徒包圍鳳山公社“聯指”糾察隊。呼籲柳州、河池地區各縣“聯指”和柳州地事“聯指”派出武裝支持，圍殲“暴徒”。當天柳州地市“聯指”發出“關於洛滿區“7.18”反革命事件的嚴重聲明”。

　　7月21日柳江縣革委會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幾縣“聯指”聯合圍剿福塘“4.22”造反大軍問題。會後縣革委將攻打福塘的決定向軍分區請示。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攻打，並同意調動八縣、兩礦、壹郊、壹廠“聯指”武裝聯合攻打福塘，並成立“剿匪”指揮部。7月24日淩晨4點，忻城、來賓、武宣、柳城、宜山、環江、象州、柳江等八縣和合山礦、八壹礦、柳州鋼鐵廠、柳州郊區“聯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造反大軍”。

　　當時從柳州逃到福塘避難的柳州造反大軍40-50人(大部分是柳鋼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離福塘了，只有當地“4.22”觀點的農民50-60人。在被包圍後，他們分別逃上單華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處深山裏)。

　　“聯指”3000多人搜山圍村，抓獲70多人，立即槍殺25人，經過幾天圍剿後，各縣“聯指”大部分撤離福塘，留下部分武裝人員繼續清剿“殘匪”。在清剿中又槍殺打死120多個農民，柳江縣“保衛隊”韋德金在良上村見壹婦女背著壹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韋德金又補了壹槍，婦人含冤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見媽媽被打死後，放聲大哭嚎叫，韋德金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聯指”聯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開支現金10.4萬多元，糧食5萬多斤。

　　7月15日南寧市革委，廣西“聯指”遵照廣西軍區8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指的是各地“4.22”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者)。他們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280多人，殺害33人，還有的人被抓之後，至今生死不明。

　　1968年7月15日，邕江北岸南岸只見人群車炮往往返返，無數白色安全帽和鋼盔閃爍發光。軍隊和“聯指”的高音喇叭已經開到最大的限度，震動整個南寧，好像邕江大橋也在搖晃。中午12時，“4.22”壹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據點遭到猛烈炮轟，壹朵朵煙雲騰起，百貨大樓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濃濃的黑煙，大樓東側象癱塌的碉堡，樓前的朝陽路，坑坑窪窪。大樓正西北邊是朝陽廣場，廣場中間已被兩尺多高的野草所遮蓋，野草之中躺伏著軍區和“聯指”的炮手……。

　　百貨大樓的南邊是中華街和解放路，多數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這些重重疊疊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認為是“反共救國團的老巢”。其實，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貧窮的老百姓、小商小販和自由職業者。人們聽到轟轟的炮聲，接著是的機關槍掃射聲，還有步槍，沖鋒槍聲。“四二二”的廣播喇叭被炸啞了，南寧市上空只剩下“聯指之聲”還在廣播：“‘4.22’壹小撮階級敵人，殺害我‘聯指’戰士，手段野蠻，罪惡滔天，今天他們又制造了壹起震憾天下的血案………”這種謊言也被廣西軍區當作“4.22”的罪狀報告給了中央。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冒出滾滾的濃煙。

　　21日上午9-12點，軍隊和“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對準百貨大樓開炮，大樓二、三樓起火燃燒。27日，再次攻打百貨大樓，使用了高射機槍、四零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土坦克發射上去的炸藥包，大樓東北面墻徹底崩塌，二、三樓再次被大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機關宿舍全部中彈起火燃燒。經過半個月炮火的摧殘，解放路、南倫街、華強路，自強路，上國街，新華街、永寧街、和樂街等只剩下了斷壁殘垣。

　　7月31日15時開始對“四二二”派占據的展覽館發動大圍剿。經過壹陣猛烈炮擊後，戰鬥從晚上打到第二天早8點，耗費高射炮彈690發，機關槍子彈1000多發，沖鋒槍、步槍子彈17000多發，消滅展覽館主要火力點。軍隊共抓獲“俘虜”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籌小組和軍區負責人向中央檢討說：“我們對新‘4.22’所屬展覽館據點實行強行‘進駐’和‘收繳武器’，事先沒有向中央請示報告，是嚴重錯誤，特向中央檢討，請中央給予批評”。軍區負責人就在檢討的當天，命令部隊和南寧、武鳴、邕寧等縣“聯指”武鬥人員大舉包圍“4.22”的解放路據點，那裏的12條街道被打成壹片廢墟…。

　　8月5日地面上的圍剿基本結束，打死反對派人員1470人，抓獲“俘虜”6445人和居民2500人，可見當時戰況的激烈和殘酷。事後，“聯指”用翻鬥車搬運屍體，運到二塘煤礦丟下廢礦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陽溝掩埋75具，從解放路俘出的人員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壹批“俘虜”路經“廣州照相館”門前時，26人遭軍隊槍殺。據不完全統計，到8日為止，抓獲“俘虜”9845人。

　　被“俘虜”的人員，交給各縣拉回去“處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2324人，被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有246人。南寧市解放路壹帶被解放軍炮火轟毀的街巷有33條，各種房子2820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分社，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財產損失價值6000萬元以上。

　　1968年的8月8日，在廣西發生了壹宗慘無人道的集體謀殺案。面對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人員的大軍圍剿，“4.22”近3千人（壹說7千人）躲進了地下人防工程。軍隊和聯指壹時無法攻入，因為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獨立的供水供電系統和通風防毒氣設施，還有供幾萬人堅守數月的糧食儲備。

　　徹底消滅反對派是廣西軍區和聯指的既定方針，不久他們便擬定了用水淹的最後殲滅方案：打開邕江上遊左江水電站攔河大壩的大閘，水淹南寧，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後壹批反對派。為此，聯指的頭目去請示韋國清時，韋國清佯作大怒：“妳們混帳！我管不了妳們打派仗的雞巴臭事！左江大壩是否開閘泄洪，我更管不了那麽具體！全自治區現在亂成壹窩蜂，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哪壹行不要我來抓？還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黨中央親自交下的任務，我必須全力以赴。妳們那些屁事，我哪有時間過問？”

　　但聯指頭目立即領會了韋國清的弦外之音：這不過是壹場“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韋國清點撥他們可將人為的大壩開閘，說成是“泄洪”，即因山洪爆發，電站大壩超過警戒線，幾乎年年都要開閘的，不是很自然嗎？於是聯指頭頭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電站的聯指成員開閘，向南寧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據當時的《廣西日報》報導，邕江河水上漲到74米，數千間民房受威脅，水不斷上升，甚至超過了58年74.71米的水位。從南寧火車站走朝陽路去百貨大樓，都要坐船，可見水漲之高。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處在邕江邊上，地理位置比朝陽路還要低，走朝陽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況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員，因為河水暴漲，不少人只好爬出來投降，卻當場被殺。堅守在工事中的數千反對派和他們的家屬，全部被活活溺死。只見隨著滔滔的洪水，壹具壹具的屍體漂浮上來。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斷木和壹些家禽屍體，如今的邕江河水馱浮的是廣西千千萬萬的人屍，從南寧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這個時候，港澳地區的人們卻發現了壹具具屍體從上遊漂來，港澳的報紙驚呼：“廣西武鬥造成人員大量傷亡，屍體漂至大海……”，壹時震動世界。

　　韋國清等馬上明令沿江各縣打撈屍體，每撈壹具，可報銷人民幣10元。更多的屍體爛在了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裏。自1968年起的整整幾年內，盡管省市革委會派人不斷向各個地道口裏噴射福馬克林、六六六等強力消毒劑，南寧市區總是有壹股揮之不去的腐臭味。

　　接下來，那個向韋國清口頭請示這宗集體謀殺案的主角，聯指的頭目，在1970年被韋國清下令以“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獄中。

　　消滅了南寧的反對派後，韋國清立刻對剩下的各地“殘余分子”進行斬盡殺絕。

　　8月1日由淩雲、樂業、巴馬縣人武部帶領的三縣“聯指”武鬥隊和6911部隊進入鳳山縣，會同該縣“聯指”和人武部中隊共1000多人武裝圍剿“七.二九”兵團。這天，解放軍和淩雲縣“聯指”武裝隊包圍了江洲洞，洞裏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裝民兵10多人。解放軍和淩雲“聯指”圍攻三天三夜後，洞裏彈盡糧絕(只有七支步槍)，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於是洞裏提出，保證他們人身安全，即可繳槍投降，解放軍和“聯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內派出代表黃顯應、陸祖業、陸淪貴“談判”，指揮圍攻山洞的淩雲縣人武部科長盧元俊主持“和談會議”，雙方達成協議：“洞內“七.二九”繳槍投降，保證全部人身安全。”經雙方簽字後，“七.二九”先交槍，後出洞。解放軍和“聯指”收繳槍支後，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隊部倉庫關起來。3小時後，槍殺了7人，其中壹個小孩僅12歲，而後又殺害了十多人。這就是震驚河池、百色地區的“江洲慘案”。但在十年浩劫裏，卻被稱之為“江洲剿匪大捷”。盧元俊等人“立功受獎”。

　　8月10日，軍區調宜山、河池、巴馬等9個縣的“聯指”武裝會同軍隊共3000多人“進駐”鳳山，以“強行收繳”武器為名，抓捕1萬多人，而當時全縣人口僅103138人！經這壹次圍剿，就槍殺了1016人，占整個文革中死人人數1331人的77%（《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7頁）……鳳山縣的“殘匪”居然跑入深山，軍隊故技重演，假稱下山交槍壹個不殺，並強迫“殘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殘匪”韋明景被父親動員下山，第二天便成了槍口下的鬼（年僅17歲），從此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廣西軍區派兵圍剿那三兄弟，居然從1968年圍剿到1982年。鳳山縣打死1300人，被關押毒打數萬人。

　　8月12日解放軍南寧警備司令部於開始舉辦“活人展覽”，將反對派26個所謂的“戰犯”、“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進鐵籠，當禽獸展覽，組織了50萬人參觀。軍隊帶頭，各地紛紛仿效，壹時抓反對派作“禽獸展覽”風行全省，又有不少人慘死在鐵籠內。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會名義和桂林警備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署名發布了“關於進壹步全面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動前收繳了“造反大軍”的武器，市革委會以“聯指”武鬥人員為主體編了20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配備精良武器。“工糾”武裝人員、各縣民兵，其它“聯指”成員以及反戈壹擊的原“造反大軍”部分成員共1萬多人進行大規模搜捕，桂林的反對派被消滅，被直接殺死的有345人。軍隊和聯指共抓獲反對派9845人，關押期間動用15種刑罰審訊，又有近千人死於非命。桂林8月20日開始的抓、抄、遊鬥風持續了壹個多月。9月4日的壹次遊鬥中興安中學學生蔣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槍向著被遊鬥的對象連續開槍射擊7發子彈打死6人(此人74年入黨任大隊支書、大隊長)。據桂林市革委會68年向區革委匯報：“8.20”到“9.20”壹個月打死90多人。據處遺辦統計“8.20”至年底殺死160人，批鬥死，遊鬥死94人，自殺91人，總計345人。

　　臨桂縣殺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臨桂縣革委會委員婿XX，在“七.三”布告下達後，親自策劃指揮殺害大批黨政幹部和無辜群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等19名縣區幹部。婿某親手殺死3人，這個人殺人手段殘忍，但為他辦理人事檔案的軍隊當權者，把他的檔案寫得幹乾凈凈，而且是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立了功”等等。婿某1971年9月以照顧父母為名，調回四川綦江縣還擔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長。1984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公安機關逮捕了婿犯，對他的檔案清清白白感到驚訝。

　　賓陽縣，在軍隊革委會主任王建勛的直接指揮下，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時間裏，打死了3951人（其中農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戶全家滅絕）。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四.二二”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繼而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廣西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3人被活活打死。

　　最慘無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僅靈山縣檀墟、新墟兩公社就有22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19例，欽州縣小董荼場有3例。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7.3”布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12人，並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飯。食肝者中有縣、社領導幹部。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壹人，並開腹取肝與兇手壹起煮食。他還勉勵人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殺害4人，部腹取肝，傳令每2-3個生產隊分壹人肝吃，以示“共同專政”。

　　上思縣思陽公社壹婦女，丈夫被殺後，為兇手強占為妻，並生下兩個孩子。至1983年全面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方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之兇手，海恨交加。為了不給仇人留下後代，狠心將兩兒砍死，神經分裂，成了瘋子。

　　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死後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屍路旁。

　　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捆綁起來，連他十七歲的女兒壹起押到山上，將劉政堅打死後，劉維秀等九名暴徒對劉女進行輪奸。最後將該女打死，並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陰部。

　　東興縣那勤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欽州縣城武鬥，少數派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兇手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

　　柳州鐵路局的壹份調查報告記載了如下段令人作嘔的文字：“1968年10月7日，因6月武鬥死亡埋在桂林工務段後面山坡上的靈川縣公路段黃紹鴻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親屬來取屍骨。上午，在桂林工務段的潘廣誌和唐景麟的積極配合下，強令桂鐵地區黨委書記錢星林等幹部群眾（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墳。更殘忍的是，由於屍骨埋的時間不長，骨上還有腐爛肌肉沾連，唐景麟即令他們脫衣服包骨，每人用舌頭舔骨三下，揚言誰不舔就打死誰，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屍骨。”

　　靈山縣打死、殺死、害死3222人。上思縣殺害了1701人。都安縣被打死441人；開鳴縣被打死698人；百色地區被打死1073人；河池地區被打死7000多人，其中有五個縣被打死千人以上。欽州文革被逼害者達22100多人，致死10420人。玉林地區殺害10156人。

　　博白縣，“在貫徹‘七三’布告過程中，全縣各地不斷發生亂抓、亂關、亂打、亂殺人的事件，到9月底為止，全縣被打死的幹部群眾共337名。”在整個文革中，該縣非正常死亡者達千人（《博白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頁）。

　　博白縣有壹浪蕩貧下中農子弟趁亂欲強奸壹地富女兒，女不從，便將女殺死。又要求入黨、表揚。領導說：光我們知道還不行，得讓大家都了解妳的事跡……。該無賴將被害者頭顱割下，到公社中學，趁放學之際在籃球場上以人頭作球，蹦來跳去，“投籃”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圍觀，人人自愧弗如。於是大會表揚，光榮入黨……。

　　蒙山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私刑致死603人。蒙山縣某村大殺牛鬼蛇神，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過。先虐殺其父母，然後用繩索往孩子們脖子上壹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認得是常來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 妳莫開玩笑。話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嚨。案卷上兇手們的供詞：“我們套上就跑，背後 大路上塵土飛揚。”沒到地方，孩子們大多已被勒死、拖死，連哭都沒哭壹聲。把孩子們扔進壹廢棄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裏砸。

　　扶綏縣，“7月下旬至8月初，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縣革命委員會……層層召開現場會，揪鬥所謂‘走資派、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傷殘多人，後果嚴重”（《扶綏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頁）。

　　平果縣，在“刮十二級臺風”中“全縣被亂殺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頁）。橫縣，“被無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1千多人”（《橫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頁）。

　　陽朔縣，“文革中打死639人”（《陽朔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頁）。

　　羅成麽佬族自治縣，“6月15日，在縣城廣場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錯誤批鬥150多人，其中死59人。之後，亂殺人風遍及全縣，致死全縣1389名幹部群眾無辜死亡”（《羅成麽佬族自治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頁）。

　　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對廣西各地“七.三”布告頒發後的屠殺情況有如下記載：南寧地區自“七.三”布告下達至10月止共揪出壞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鬥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戰8、9月的結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兩個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數40.6%。桂林地區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區死亡1859人，之後死亡9087人(共計10946人)，占死亡人數90%左右。

　　全州縣於7月8日召開執行“七.三”布告誓師大會，7月份共開批鬥會1107 次，165062人，被批鬥者2179人。7月13日縣革委主任說現在農村殺人比較多，要看得慣，領導要站在運動前頭(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內全州縣共殺人1111人，占全縣死亡人數的57.4%)。

　　德保縣貫徹“七.三”布告，以各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的辦法向下貫徹。7月7日那甲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傳達“七.三”布告和縣三級幹部會議會議精神，公社武裝部長(縣革委副主任)作大會報告，宣布以大隊為單位，擺開戰場，把所謂四類分子和“反團”(反共救國團)187人進行批鬥，當場死傷19人(各占壹半)。各公社均采用此辦法進行貫徹，到7月20日宣布全縣已抓了壞人1200人。8月5日縣裏召開大會控訴揭發“反革命分子羅仕彥罪狀會”，在講臺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糾察隊、民兵的等動手打罵，下面哭聲震耳。到8月5日止，農村共揪鬥幹部、群眾2120人，全縣死人312人， 其中貫徹“七·三”布告前98人，之後214人。

　　6-8月河池地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成高潮。全地區10個縣共鬥、打、逼死7864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5個縣害死千人以上。

　　都安縣在向專區革委報告中說：從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這壹階級鬥爭特點，主要是橫掃積極敵人顛覆革委會的現行破壞活動，這壹階段全縣共揪鬥7367人。在“七.三”布告威力下，壹個“三查壹清”運動迅速在全縣開展起來。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鬥12185人，挖出61個反動組織，特別是“反團”和“中國青年黨”。

　　9月陸川縣集中中小學校老師集訓，貫徹“七.三”布告，搞鬥、批、改、清理積極隊伍。壹大批中學老師受到摧殘，陸川中學80多名教師職工被殺11人，批鬥56人。未廠中學22名教職工被殺7人，陸川中學校長前後被鬥120次後逝世(這是比66年7、8月集訓老師進行批鬥更為嚴重的又壹次對教師的摧殘)。

　　上述被殺人數，只不過是整個文革中每縣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壹部份而已。

　　全區的殺人兇手，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據1982年中央工作組不完全統計，這場大屠殺，死人近20萬之眾。

　　官方內部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000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19,000多人”。從中可看出，廣西有近48,000名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

　　抓叛徒和打倒劉少奇

　　如果說毛澤東是比希特勒兇殘十倍的大魔頭，劉少奇則是比毛澤東“善良“十倍的二魔頭。劉少奇的人品比起壹位侵華日軍司令官的人品來都相差太遠，他為了權力，兇殘地害了他的同窗好友、救命恩人－－楊劍雄先生。

　　楊劍雄先生與劉少奇都是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花明樓人，楊劉兩家都是當地富豪。楊劍雄與劉少奇從小學到中學同班就讀，且為密友，但後來分別走上了國共兩條不同的道路。劉少奇在長沙被捕時，楊劍雄是當時湖南省國民政府的第二號實權人物，僅位居趙恒惕之下。楊劍雄作為劉少奇的同窗好友，他設法將劉少奇釋放了。

　　1949年，湖南省國民政府的楊劍雄、黎澤泰先生等官員隨程潛先生壹起入仕中共政府，成為參事室參事。1950年，楊劍雄曾先後對黎澤泰先生等僚友說：我和劉少奇是這樣壹種關系，又是同窗，還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到北京去找他，我不能只不過是當個參事，要搞個大官當當。楊劍雄去北京後，劉少奇拒絕見他，宣稱不認識此人。楊劍雄離京返長沙之當日即被捕，大約兩三天後即被處決。

　　文革時，寧鄉縣公安局的霍局長向中央文革小組提交了壹份劉少奇當時寫給他的親筆信：“霍青同誌：既然楊劍雄是當地惡霸地主，請按黨的政策辦理。劉少奇 壹九五○年”

　　1966年8-9月間，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在調查該校前黨委書記高仰雲（時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問題時，發現1930年代中他曾坐過牢，於是著手追查高的歷史。因聽說高在牢裏生病時，前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曾餵過他飯。而楊是1964年被毛點名批判下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便去北京找到了楊獻珍。經過“七審楊獻珍”，他們從他那裏得到了他們曾填寫“自首書”、刊登《反共啟事》出獄的情況，並說出壹同出獄的人名：薄壹波（1966年時的職務是國務院副總理）、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壹書記）、胡錫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楚離（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錫五（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廖魯言（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周仲英（國家經委副主任）、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趙林（吉林省委第壹書記）、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王其梅（西藏工委書記）、侯振亞（福建省委書記）等，全是劉少奇系統的幹部。這對打倒劉少奇提供壹個重量級的炸彈。盡管楊獻珍再三對他們說，他們當時是假自首，是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那麽做的，中央早已作過結論，紅衛兵卻不根本不相信毛澤東會同意共產黨員向敵人假投降。所以薄壹波等人壹定是叛徒無疑。十壹月初，他們發出《告全國人民書》，到處宣傳他們揪出了壹個大叛徒集團。

　　與此同時，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學紅衛兵在追查西北局第壹書記劉瀾濤的問題時也發現，在《華北日報》刊登《反共啟事》的“劉華甫”就是劉瀾濤。紅衛兵來勢洶洶，劉瀾濤無所適從，於11月23日向周恩來緊急請示。周恩來於24日擬寫了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復：“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周恩來趕緊將他的批復件送毛澤東審批。毛馬上簽字批復“照辦”。

　　此時，長春的大學生從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處得知，“六十壹人叛徒集團”裏的“羅林詳”就是吉林省委第壹書記趙林的化名，於25日貼出“趙林是大叛徒”的標語。周恩來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壹書記宋任窮，“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發難”。

　　12月25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蒯大富，經過他人的精心策劃，帶頭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打出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旗號，並散發《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十大罪狀》的傳單，把“打倒劉少奇”運動推向全社會。莊嚴的國家大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的國家主席，統統都不算數了！

　　1967年初，毛澤東發現能用來清除劉少奇系的幹部的罪名並不多。而那批幹部不除，他們就還留在中央委員會裏，開起會來都還有壹票。這是他不欲見的。他原先覺得，1966年10月間他親自宣布了薄壹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問題就解決了；現在看來，要將薄壹波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定罪並不容易。而紅衛兵抓“叛徒”提醒了他：劉少奇的最大資本是“白區工作”。劉少奇系的幹部基本來自國民黨統治區，被捕過的比例相當高。給他們壹頂“叛徒”的帽子，問題就全解決了。

　　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壹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送到毛澤東了那裏。文件中說，“薄壹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顯然非常滿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著毛主席幹的”是句謊言，大筆壹揮，批準印發全國。那“六十壹人叛徒集團”中還活著的成員中，有22名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職務，13人為司局級幹部。這些劉少奇麾下的所謂“白區幹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1950年中共進軍西藏時的先遣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其梅、東北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王新波等被殘酷整死。

　　接著，康生又弄出了個“新疆叛徒集團”。原來，1945年底，蔣介石委派親中共的張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來要求張設法釋放100余名已被關押了幾年的共產黨員。張到新疆後，在忙於成立新疆民族聯合政府之際，幾次給蔣介石打電報請求釋放那批在押的共產黨員，終獲蔣介石首肯。1946年6月，那批幹部“聲明脫黨出獄”。張舉行宴會為他們送行，又派了壹位將軍壹路護送到延安。那批人回到延安時，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曾親赴歡迎晚會。現在康生卻說：“新疆回來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團，他們和張治中勾結起來隱瞞歷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動下，紅衛兵四處沖擊那些幹部所在的機關，把他們揪出去鬥爭。

　　那批人中有壹個時任江西省省長的方誌純，1959年夏，毛澤東在江西廬山開會時，趁江青遠在杭州，托方誌純夫婦秘密安排，將其20年未見的前妻賀子珍（雖並未履行離婚手續）接到廬山，見了壹面。江青探知方誌純牽線的事後，沒有馬上發作。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現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團”的首腦，唆使北京的紅衛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關進了監獄。於是“打倒大叛徒方誌純!”的標語立刻在全國散布開去。方誌純在鐵窗下蹲了8年。他幸運，活了下來。可是90名同被投入監獄的“新疆叛徒集團”成員被折磨死了24個，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

　　揪“叛徒”是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只要被捕過，就可以指為叛徒而打倒。1967年初，毛澤東決定搞倒陶鑄，江青壹月四日接見湖北紅衛兵代表時宣布“他是叛徒，我們有證據”，陶便被整死了。1967年9月，黃永勝給江青寫信，建議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問題。結果7千多人被批鬥、關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長林鏘雲夫婦等。

　　文革初期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被打倒，也是因為“叛變”。抗日戰爭期間，有壹天劉誌堅被日軍俘虜，但當天中共冀南部隊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軍將通過某地，於是打了個伏擊，將劉救了出來。顯而易見，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給了他壹個“叛徒”標簽，關了起來。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1938年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遭殃。1967年12月26號，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在唐山宣布，“解放前黨的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壹個叛徒黨”。他壹句話就在全縣範圍內大抓“叛徒”，結果受迫害的達84000余人，其中2955人死亡，763人致殘。

　　“抓叛徒”成了運動。壹時間，全國各地凡被捕過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據全國統計，僅在1967年的頭五個月裏，因歷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為「自首變節」或有自首變節嫌疑的人，共達5200余名，其中有幾百人被殘害致死。

　　文革時，知道江青底細的人都遭到迫害。1942年，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瑩及其丈夫謝和賡在周恩來指示安排下赴美國留學。王是個傑出的演員，還是個作家。1943年春，她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在白宮演出抗戰街頭劇《放下妳的鞭子》和抗戰歌曲。大概由於共產黨員身份暴露，王瑩夫婦於1954年被誣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名下獄。後經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等人的聲援，王瑩夫婦被驅逐出境，1955年底回到中國。反右運動中，謝和賡被打成右派，被送北大荒勞改了幾年。1966年王瑩和謝和賡被捕入獄。謝和賡坐了8年監獄，出來時神經已失常。王瑩被關進監獄，1974年被打死在獄中，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僅有壹個代號“6742”。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接見天津市革委會及群眾組織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協會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是後臺。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因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合夥“專了我們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窩”，1200余幹警被審查。據方紀說，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發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44人，包括局長江楓。北京公安局近1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勞改農場。

　　江青說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的家鄉河北深澤縣有壹個叛徒集團，於是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主管深澤縣的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撥壹筆經費去抓叛徒。有個中白莊大隊，“深挖”中打死了3人。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壹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亮過“貨”的有1500多人，受株連的達3萬多，占全縣人口總數的1/5。

　　其實江青自己也被捕過。她1934年9月被捕，經人交保釋放前也寫過自首書。自然，她當時不到20歲，算不得是叛徒。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1938年春在天津被捕，九月轉押北平，和那“六十壹人”成了難友。陳被判處兩年徒刑，但關了不到壹年就通過大革命時期陳任其秘書的國民黨將領張貞出面，填寫“改過書”後保釋出獄。如今他們在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上大作文章，不過是看準這是壹條扳倒劉少奇的捷徑罷了。

　　1967年1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裏面被“鬥”，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

　　1967年3月9日，陳伯達在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毛主席認為，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是唯心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欺人之談。”21日，中央常委討論“劉少奇在1929年叛黨嫌疑問題”。毛澤東批準康生寫的劉少奇曾被捕叛變、應立案審查的報告，並指定康生負責劉少奇壹案。

　　30日，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刊登在《紅旗》雜誌上；3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放這篇文章。這是徹底打倒劉少奇的號角。戚本禹對人人皆知的那個“妳”，寫道：“妳是假革命、反革命，妳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４月1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的批鬥大會，主鬥劉的夫人王光美，並在她的脖頸上掛了壹大圈破鞋，咨意對她進行人格侮辱。對國家主席的夫人都如此違法無理，對各地被奪了權的黨政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如何蹂躪，就可想而知了！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墻外“揪劉”壹個多月。以大學生的“革命造反組織”為首，據說有20萬“革命群眾”，駐紮在中南海墻外，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發起這壹行動的是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鑼鼓喧天，口號聲歌聲不斷。全市各個單位的“造反派”都前來支持。大卡車從郊區的大學校園運來食品、宣傳品和廣播器材。學生組織的報紙上還留下關於這壹行動的壹篇紀實文章，題目叫做“三十壹天慨而慷”（這是從毛詩“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來的）。

　　31天慷慨激烈的“揪劉”行動，學生們成為壹時的風雲人物。和他們在紅墻外的行動配合，紅墻內對劉少奇的“鬥爭”殘酷程度在升級。但是學生只得到了劉少奇的書面檢討，始終連劉少奇的面也沒有見到，也未有機會進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壹輪“清查5.16運動”中，1967年的“揪劉”變成了“圍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在當時關於這壹事件的正式“報告”中，壹方面繼續把劉少奇稱作“劉賊”，另壹方面，對組織“揪劉”的學生，作結論為“以‘揪劉’為幌子，用‘絕食’手段，造輿論，拉隊伍，搞暴亂事件，以反總理為目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奪權”（北京建工學院調查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壹批“揪劉”的積極分子被“隔離審查”和“鬥爭”，被強迫“交待問題”和“認罪”。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機電系二年級的女學生董臨平上吊自殺。她20剛出頭。她是該校“造反派組織”“紅衛兵八壹戰鬥團”的頭頭之壹。

　　1967年8月5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張貼壹周年。《人民日報》登載了大字報全文，並發表《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論。為紀念毛澤東的大字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300萬人的誓師大會。

　　同壹天，在中南海內，召開了“批鬥劉、鄧、陶大會”，與天安門廣場的誓師大會相呼應。江青說：批鬥會要“拍電影，拍成紀錄片，好放給全國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熱難當。劉少奇、王光美被幾個彪形大漢架進了會場。拳打腳踢，坐“噴氣式”，大漢們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發，強迫他擡起頭來，拍照錄像。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上，劉少奇不斷遭到野蠻的謾罵和扭打。他的每壹次答辯，都被壹陣陣口號聲所打斷，隨之，壹本本語錄本劈面打來，劉少奇鼻青臉腫。會畢，劉少奇、王光美被押到會場壹角，被強按著頭，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小將鞠躬。

　　鼻青臉腫的劉少奇，鞋子不知什麽時候被踩掉了，他穿著襪子，雙腿象灌鉛似的壹跛壹跛走回了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要秘書轉達他的抗議：“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妳們怎麽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妳們這樣做，是在汙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壹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壹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劉少奇倒黴時想到憲法；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發生了，他是國家主席，他說了什幺？1950年代劉少奇就說說過：“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參考。”既然只是“參考”，是自己“參考”呢？還是給批鬥妳的人“ 參考”呢？其實，劉的導師列寧早就說過：“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9月，劉的妻子被逮捕關進監獄，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裏“連夜築起壹堵高墻”，不準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壹文中還有另外的壹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1968年夏，劉少奇病重。“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松動”。把已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壹的解釋，是故意的虐待！

　　1968年10月，題名《劉少奇在壹九二五年、壹九二七年、壹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中發〔68〕152號、155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布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10月13-31日）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壹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向全國散發的報告是用無中生有的材料編織成的。該文件指控劉少奇1929年在東北被捕後投降，“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而歷史事實是：“在張作霖、張學良統治東北時期，除壹位鼓動兵變的共產黨員韓淵波被殺以外，直到“9.18事變”為止，東北地區沒有任何同誌被殺。

　　特別具有“匠心”的是，還蓄意選在11月2日劉少奇年入古稀這壹天，全國所有報紙向億萬人民公布了上述決議。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壹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當即渾身顫抖、大汗淋漓、繼而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升至260/130毫米汞柱，體溫攝氏40度！劉少奇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壹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壹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幹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壹個硬塑料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翦伯贊曾任北大副校長，與毛澤東交往很深。文革開始後，除了經常拉出去批鬥審訊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裏。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要給出路”。

　　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壹個叫巫中的軍人帶著幾名副手直奔燕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於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蔣介石、劉少奇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翦所講述的真相，巫中予以否認，並說：黨中央已經查明劉為叛徒、內奸、工賊，將在“九大”公布。妳只要就這件事寫壹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妳的事了。翦伯贊再次否認那次談判劉少奇有陰謀活動。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帶著壹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拒絕作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壹拍，說：“今天妳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妳！”翦伯贊閉口不語。巫中沖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妳！”為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翦伯贊誤以為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壹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裏，各裝壹張字條。壹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另壹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1969 年10月，劉少奇已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其洗澡，也不準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壹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壹個碉堡地下室裏。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發有二尺長。11月13日，劉少奇死亡。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在高壓恐怖政策下仍敢為劉鳴不平、以致被定為“反革命“而判刑的，全國多達兩萬八千多人。不少人被槍決，包括寧夏中學教師朱守中、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誌新。

　　第92節 “清理階級隊伍”

　　老毛當年在江西害了惡性瘧疾，全靠傅連璋救了命。文革中傅大夫被整，上書給偉大領袖，提及當年忠心救主，跪求放他壹條生路。偉大領袖豈有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容身之處？1968年3月14日秘密逮捕了傅連璋，並立即投入秦城監獄。15天後傅連璋被整死於獄中。傅到死還在要求見“毛主席”，在迷惑與悲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壹生。

　　1968年5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1968年至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高潮。

　　1968年清階時的紅色臺風，更甚於1966年8-9月份的紅色恐怖。壹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譬如湖南寧鄉縣，壹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鬥1.2萬余人。陜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1萬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1.1萬多名，其中8.5千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的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了1萬多人後，宣布清理出2.6千多個各類“分子”。

　　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1.1萬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5月1日浙江武義縣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先後關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傷的181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59人。

　　江蘇昆山縣總共46萬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鬥1.8萬余人。高郵縣，有13326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

　　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1.5萬余人，其中8.4千余人被定為敵我矛盾。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24級紅色臺風”，五月間，先將縣壹級的牛鬼蛇神1百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於是上行下效，各級革委會揪出14600多人批鬥。

　　廣西大新縣，人口共20萬 ，揪出了3千多人。僅12萬人口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2,648人。僅3.25萬人的陜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8人自殺。

　　全國2千余縣，被揪鬥者超過2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3千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

　　全國兩千余縣，壹般死於“清階”的都在壹百人以上。遼寧臺安縣城鄉各單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鬥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舉磚頭、跪碗渣，應有盡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1288名，使135人死亡、許多人致殘。43人被投獄判刑。

　　壹縣打死壹百多人是多數。如黑龍江省賓縣，揪出各類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鬥人員的15.45%。致殘32人。雲南鎮雄縣，省革委會派去工作隊指導，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彌勒縣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在批鬥中進行非法吊打，全縣傷殘死亡數百人。

　　上海青浦縣1967年下半年開始小規模武鬥，斷斷續續壹年，總共死亡20人，傷100左右。可從1968年3月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從4月開始成立各級“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光打死、自殺的“清隊對象”就達170人。

　　人口特少的縣，在清隊中被整死的人數才少於100。譬如中蘇邊境上的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看管了1500多人，造成65人非正常死亡。望奎縣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5萬的陜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其中8人自殺。

　　壹般說來，自殺數遠大於被打死的。譬如人口僅六萬多的遼寧長海縣，在清階中109人非正常死亡。其中5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為被逼無奈而自殺。四川射洪縣，清隊中普遍出現掛黑牌、穿白褂、關牛棚、扣工資、捆打吊罵等現象……以致先後自殺73人。

　　這場運動，不少縣的非正常死亡超過2百。上海寶山縣清隊中經縣革委會審批的揪鬥對象1702人，非正常死亡334人（自殺220人），還有12人逃跑後下落不明，應為自殺身亡了。松江縣，5063人遭揪鬥，236人非正常死亡。金山縣被逼自殺的達291人，6人出逃。川沙縣，5063人遭揪鬥，236人非正常死亡。崇明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者達456人。

　　雲南武定縣，由於酷刑逼供、誘供，造成121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達4百人以上。吉林省榆樹縣，僅1968年清隊擴大化，就使無辜的幹部、群眾死傷達1800多人。

　　1968年5月，山西鄉寧“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傷打殘50多人。六月，抓捕壹批中學生，打死3人，打傷打殘10多人。

　　湖南寧鄉縣，1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搶抄抓分子、造反派壞頭頭罪名關押，自此造反派組織解體。有人統計，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湖南省還活埋了4萬人。

　　江西掌權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軍人程世清。該省的口號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所謂“群眾”，當然就是在各基層單位掌了權的人。程世清說：“殺死壹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壹顆子彈”。

　　武寧縣的“三查”，有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武寧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個人。大隊負責人到縣裏聽了報告後，回去傳達說，打死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他馬上召開大會，將早已鬥爭、拷打過幾十次的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揪去鬥爭，由他的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擡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妳”。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了11年。

　　1968年江西在“三查”中瘋狂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於都縣殺了五百多，興國縣殺人270余名。興國縣某公社抓來19名“階級敵人”，這19人被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正準備殺掉。這時縣裏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有人正準備給這些人松綁，可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

　　瑞金縣的壹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上山挖樹洞。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壹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裏埋掉了事。事後，公社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傾刻間，該縣殺人達300多名。

　　瑞金縣有個小理發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壹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壹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席語錄》，對另壹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妳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發店門口張貼了壹張布告。

　　江西萬年縣，總共21萬人，壹下子抓出8107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采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壹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1968年4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壹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壹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產黨幹部施了美人計。因為許連榮長得比較漂亮，許的哥哥讀中學時，曾被誣參加“反動組織”判3年管制。

　　在“革命樣板戲”《白毛女》中，楊白勞被逼按指印，回家對女兒無法交待而自殺。而實際並無被逼按指印的事，這戲是當年延安的文化人編出來的。而今的真實故事是：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壹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7口人壹起上吊死。許連榮腰間別著壹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1968年，甘肅省革委會主任、蘭州軍區政委洗恒漢提出要在農村“刮十二級臺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辦農業”。1）利用民兵舉辦“勞改班”。譬如慶陽地區關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幾十種。2）以“大幹社會主義”為名，不論炎夏寒冬，強迫農民每天幹活十幾個小時。3）在專政的口號下，農村幹部打人罵人罰人成風。有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甚至揚言“打出了高產就受獎勵”、“學大寨還不死幾個人！”後來國務院和中國社科院赴甘肅聯合調查，寫了個報告說：“估計全省直接被害致死的農民不少於萬人，冤案如山”。

　　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1968年9月，湖南攸縣在全縣橫掃政治垃圾，抄家5千多戶，拘捕了9千餘人。

　　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卻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1966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2585兩，銀1.5萬兩……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裏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壹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287,885元。沒收地富房屋92幢。

　　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臺風，僅3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60人被關押，183戶被封門抄家。1966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幹凈，甚至連家具被查抄。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工廠、城市的“紅色臺風”也不弱。山東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戶。江西洪都機械廠是壹間大型飛機制造廠。4百多人被抄家，造成10人死亡。

　　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10年的米谷四歲喪父，由寡母壹手拉扯大。他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1968年9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月底，老母自縊身亡。

　　中共搞土改時，地主、富農的財產已被全部剝奪。他們現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員，也靠勞動吃飯，而且在貧下中農監督下，比別人勞動得更多。可他們壹入另冊，今生今世便永遠是四類分子，其子女甚至孫子、孫女都是賤民。

　　1968年1月21日，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壹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的分子來。僅此壹案，雲南省138萬人被牽連，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

　　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嘉蔭縣“私設監所六十五處，關押人，共用刑罰種樣；致死七人，致殘192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外蒙古和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

　　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棒子底下出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大隊竟有44人被揪鬥，致死致傷41人。

　　遼寧淩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壹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殘51人。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2百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致死10多人。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180人。

　　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裏。想要揪誰，就寫壹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50多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

　　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臺兒莊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1949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泄未成。李在臺灣被槍決。1968年春，凡與李家有壹點聯系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誰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5百戶的莊子，揪出了2百多人。入夜，2百多人的掃街隊在村子的胡同裏都擺不開。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梁自盡。1959年為中國掙得第壹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也是特務嫌犯。1968年6月20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用壹根繩子將自己吊在壹棵槐樹上，年僅三十歲。周恩來在聞知容的死訊後，過問體育界說：“對有名的運動員、教練不允許批鬥關押！”莊則棟等人因此獲得了解放。

　　1938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壹。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關了五年。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11720人被關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癥者2425人，致殘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

　　在臨沂地區弄出壹個“馬陵山遊擊隊土匪集團”，在這壹事件中，全地區有4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9千多人被打傷致殘，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

　　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把所謂漏網的分子們補上也是壹大內容。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在農村牧區搞重劃階級成份運動，“錯劃成份480戶，錯誤批鬥683人，受株連2118人。當時死亡17人，嚴重傷殘久治無效後期死亡20人，致殘30人。”

　　江西景德鎮在清階中，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972人，其中地主156人，富農145人，資本家464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份子207人。此外，還有380個懷疑對象，現在先懷疑妳，下次再來什麽運動時他們就將是新的“漏網地主”。

　　雲南省清階的主要內容是“劃線”。在兩派鬥爭中站錯了線的便入了另冊。壹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據1975年的統計數字，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30萬人，其中3.7萬人死於非命。

　　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階重點。壹個大學批鬥牛鬼蛇神時，壹個老教師的脖子上掛著個黑牌，上寫“歷史反革命”，因為他曾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鬥爭會上，壹位十五歲的少年跳上臺去，對他大喝壹聲；跪下，接著對長者左右開弓壹頓耳光。臺下的群眾則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這少年就是那老教師的兒子。少年還在臺上向毛主席保證，回到家裏，也還要對其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湖南大學自校革委會成立後，亂捕亂關和遊鬥的就有3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18人，長期挨鬥折磨致死的6人，被錯判刑的16人。據蘭州大學統計，在清階中被審查的達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

　　在安徽大學支左的軍代表在該校搞法西斯專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安大原有教職工809人，受審查的有262人，其中被非法專政的有120人……並有5人被迫自殺。"清華大學6千名教職員工，1/5被審查，178人被定為敵我矛盾。12人自殺，包括兩位壹級教授。北京大學在文革初和清階期間，共有24位教授自殺。

　　吳偉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幹部。1968年年底，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壹種形式。他在1959年的言論被揭發出來：吳偉能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壹個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裏，因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人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這被當作“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1968年11月4日晚上，吳偉能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項罪名。

　　蘇州大學有十幾人自殺，基本上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有跳樓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還有喝農藥的，自己用斧子朝腦門上砍死的。

　　華東師範大學的清隊運動為時半年，8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殺。自殺猶如壹場死亡比賽，有臥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

　　李季谷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1968年，李因其歷史問題被審查。7月25日，他的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問題，強迫他跪了壹整天，並用燃燒的香煙多次燙他的後背和脖頸。審問延續到深夜。當天夜裏，李季谷教授投入華東師範大學校園中的麗娃河自殺身死。學校當局說他畏罪自殺，召開了對他的批鬥會。因為李季谷已經身死，就畫了壹張他的漫畫像，由歷史系的另外兩個也在被審查的“牛鬼蛇神”舉著這張像站在臺前，替他接受批鬥。

　　文革中，壹大批人遭鬥爭後自殺；死後，還被稱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要“遺臭萬年”。自殺可成為繼續迫害的借口。他們死後仍要被戴上各種罪名，家屬子女繼續蒙受迫害。文革的殘酷不但在於逼人自殺，還在於繼續殘害已經自殺的人。這種對人的逼迫的極端程度，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郭沫若的二子郭世英1962年進北大哲學系，和幾個同學討論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壹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郭沫若大義滅親，把此事主動地報給公安局。1963年郭世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農場勞改兩年後，郭沫若安排他進了北農大。

　　郭沫若《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親愛的江青同誌，妳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妳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妳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的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裏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壹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

　　1968年春，郭世英的舊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4月21日夜裏被打死後，又從三樓窗口扔下，年僅26歲。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江青壹夥兒的羞辱。因郭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壹分為二：統壹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壹分為二”的毛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壹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燒書事業要商量。”要郭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中央戲劇學院圖書管理員符冰是女作家謝冰瑩的女兒。謝冰瑩抗戰勝利後應臺灣師範大學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沒有回來；生父符號1950年應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職，五七年反右時與部長章伯鈞壹道成為右派分子，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成了戲劇學院當然的清階對象。在壹次圍鬥後，她爬上學院建築的最高層，縱身而下。於是學校給符號發了壹則電報，電文僅壹句話：“反革命、右派符號的女兒符冰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自絕於人民，跳樓自殺”。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階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2/3。河北邢臺縣，4百多名教師在清階中被審查，8人被逼自殺身亡。

　　山西省山陰縣，6百多名教師集中到縣裏清階，壹位剛從北京分配去的大學生記述道：這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栓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掛在脖子上，壹邊鬥還壹邊往桶裏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家夥，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壹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廣東和平縣，1100余名中、小學教師，424名被抓起來審查。全縣被揪鬥1.2萬余人……非正常死亡243人，被迫害致傷致殘者750余人。

　　支左的軍隊幹部把天津市塘沽堿面廠的8個工程師定為特務，施加種種酷刑，結果八位工程師全部打死。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屬221廠及開采核燃料的礦區，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隊”。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面”。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40余處監獄，先後關押了4千余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1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90%成了“特務”、“反革命”。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59人，包括九院副院長，打傷、打殘的則有3百多。被逼瘋的大人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

　　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陶瓷研究人員。五月下旬，清查的臺風刮到該所，157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拷打是題內之事，所長傅德鑫和壹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1968年12月，省革委會指示撤銷景德鎮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員、研究人員們或送農村，或去工廠，毛澤東所說的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滅了兩處。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2百多人被隔離審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50萬人以上。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1950年自美國歸來，1957年成為內控右派；如今則加了個反革命特務的頭銜。1968年10月，該所工宣隊派出專政隊，將他家的財物抄沒壹空，把他關進了牛棚。在挨了數不清的斥罵和鞭打後，他服安眠藥結束了生命。於是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歡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又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的妻子、原美籍華人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教師）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見到丈夫的遺體後，決心赴黃泉與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15歲的女兒壹並服藥而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大連海運學院的工宣隊聯合成立專案組，大肆追查“以蕭光琰為中心的特務集團”，壹下株連了幾十個人。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現這是個“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好樣板，將其經驗登上了《人民日報》。

　　張海默，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劇作家，1968年5月16日被裝入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在攝影棚內，年45歲。在江青說“上海人藝還是老家夥霸占舞臺，最壞了”後，上海人藝壹團團長高重實被連續三天拷打逼供，自殺身亡。

　　四川省級文藝機關辦的學習班裏有“專政大軍”，幾個月間打死逼死7人，包括著名的電影演員馮哲。被打傷的達40余人。川劇名演員張德成、瓊蓮芳都是這樣悲慘死去。

　　三月，上海當局宣布拘留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對兒媳說：“別哭了，壹切都結束了。”遂絕食，三天後死去。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而聞名天下。“文革”壹開始就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為“國民黨潛伏特務”，“肚子裏還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而屢遭批鬥，於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慘死在安徽醫學院附屬醫學內科病房裏，年僅37歲。當時安徽省紅梅戲劇團（為了顯示革命性，將“黃梅戲”改名為“紅梅藝”）的革命代理人對她的定論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為了尋找所謂的特務“發報機”，她的喉嚨還被割開挖出，五臟六腑也被打開。

　　革命樣板戲之壹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蕩火種》改編的。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板，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臺。他與幾位滬劇愛好者在裏弄裏演出了《蘆蕩火種》。1969年9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說“這不是壹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4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說，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中共反智的頂峰是“文化大革命”。毛反復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

　　毛以對文藝界的大掃蕩揭開文革序幕，以廢除高考制度為正式登場鑼鼓，繼而停辦大學，汙辱知識份子。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裏的水就馬上染病。壹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1968年12月22日起，全國有8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許多是當年的紅衛兵；有很多人死在了農村，或壹輩子生活在了農村。即便後來返城，也面臨著諸多的生活問題。這是愚民政策登峰造極的發展：全面廢除文化教育還不夠，又“改造”已有點文化知識的人，讓他們知道厲害，不敢亂說亂動，以求全國上下全是愚民和順民；十億人民只剩下壹顆腦袋，愚民愚到這種層次，真是可驚可詫可歌可泣成了中華壹絕矣。

　　文革中的自殺行為壹直延續了幾年，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即達壹萬多人。有人在分析文革大量自殺現象的三大特征：壹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殺者幾乎遍布壹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壹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是以中國最珍稀的知識分子為主的。陳璉是蔣介石心腹陳布雷的女兒，背叛父親投身革命；田家英更是毛澤東多年秘書，結果都被逼上絕路。1968年，楊朔在單位裏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他自殺的時候，55歲。甚至壹家幾口共赴黃泉的。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壹對。

　　被毛澤東選作“文革”第壹個突破口、被姚文元們連篇累牘地批判而遭到殘酷批鬥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解放前28歲時就被雲南大學聘為教授，解放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響應毛澤東“學海瑞”的號召，陸續寫出《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作品，沒想到這卻被毛澤東認作是為彭德懷翻案而遭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終年60歲！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壹，是全國“清隊”運動的樣板。毛派出北京衛戍區8341部隊於1968年9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壹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大搞群眾辦案，1400多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百多人被審查，32人戴上各類帽子接受群眾專政的批鬥，4人逮捕入獄，逼得14名老工人自殺身亡。有1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兇鬧事，進行階級報復”的罪名判處15年徒刑。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油礦革委會大刮“十二級臺風”，揪出了2千多人後還說：“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刮出兩千多，不算多。”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整死了9名幹部和8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全國各地石油部門都有曾在玉門工作過的職工。“玉門潛伏特務”案還波及到了全國石油部門，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大慶油田自1967年3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16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1968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壹至四月份自殺15人，五至六月份自殺36人，打死7人。

　　陜西銅川市焦坪煤礦挖出壹個“反共救國軍”，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軍軍長或政委）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無端株連多達5百多人，含冤自殺的8人。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壹場大血案。僅這壹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殘128人。

　　柴達木盆地，戈壁灘深處的32109石油鉆井隊，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包括當年與王連喜壹起打出第壹口油井的於連傑。

　　陜西漢中的飛機廠自11月開始大揪國民黨特務，從在國民黨時期就在工廠做過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將60多人抓進學習班，用刑訊逼供，然後擴大特務集團的範圍，有5百多人為定為特務分子，株連1千多人。在審訊中，捆綁抽打、鐵絲勒嘴、假槍斃是土方，烤大燈泡、關幹燥箱、全身通電用的則是現代化設備。1969年3月的萬人批鬥大會還請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2百多名代表到場觀摩學習。運動中逼死了21人，包括壹個聽說丈夫被定為特務、用煤油澆身自焚的家屬。全廠另有15人自殺未亡，74人被打傷打殘。

　　銅川市焦坪煤礦將壹名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來，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沒喝到壹口水、還在爐邊幹烤的情況下，他被迫亂說壹通，說在1962年參加過反共救國軍，還是個副司令。礦革委會壹見抓出個大鯊魚，馬上往上報告邀功。上級也正需要出戰果，於是層層上報，壹直報到了省裏。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軍軍長)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成績巨大，連不識字的、以買豆腐為生的也成了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瞎了壹只眼、斷了壹只手，以割荊條編織器皿為業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將旅長”的桂冠。最終證明那是子虛烏有的事，無端受株連卻多達5百多人，含冤自殺的有8人。

　　1968年夏開始的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1千多人被誣為特務組織的成員，關進牛棚：凡被揪進牛棚的，壹律編成號碼，所受刑罰，名目繁多：老虎凳、灌涼水、打落牙齒逼迫吞進肚、將窩窩頭扔在地上強迫雙手被綁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壹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將“特務”活活摔死；壹早起床逼迫特務們用小便互相沖腦袋；逼迫他們互相拷打，然後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後官方的記載說：許多下流無恥的非刑，有汙紙筆……連日本法西斯的“憲兵隊”和國民黨的“渣滓洞”、“白公館”也望塵莫及！僅這壹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殘128人。

　　對少數民族的鎮壓

　　四川涼山彜族區1956年“民主改革”後，黑彜阿侯（奴隸主）交出壹切財產，僅留壹點土地和牲口維生。文革時，阿侯還被視為奴隸主。副縣長批準區革委會主任帶領紅衛兵將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屬全部槍殺。只有壹個阿侯家臥在血泊中的兒媳婦身下吮吸奶頭的嬰兒，被壹當年的女奴救起，躲往另壹部落而幸存。區革委會主任殺人有功，升任副縣長。

　　雲南江城哈尼族、彜族自治縣“評審四類分子”，刑訊逼供，在批鬥會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達6人，被迫自殺10人。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即有計劃地開始對烏蘭夫等蒙古族領導幹部進行誣陷。華北局書記解學恭等人生拉硬扯地羅列了五條罪狀，稱“烏蘭夫的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破壞祖國統壹、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實質上是內蒙古黨組織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烏蘭夫錯誤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壹顆埋在黨內的定時炸彈。”

　　1961年1月，為了讓人們了解內蒙古自治區的地域範圍不僅是歷史上形成的，而且是1935年毛澤東主席發表的《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劃定的。為此，烏蘭夫決定向內蒙古的各級幹部印發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壹舉動竟被指為“以1935年《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而且歪曲事實，說1935年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是“當時黨內教條主義者假借毛主席的名義發表的”。

　　1967年11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中共調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很快發動了壹場所謂“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運動，簡稱“挖肅”運動。

　　經滕海清及其打手的精心部署，挖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王再天，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特古斯，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朋斯克，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以及巴圖巴根、博彥巴圖、鮑蔭紮布、木倫、義達嘎、巴圖等壹大批蒙古族領導幹部被打入“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最後，將內蒙古的蒙古族幹部，無論是西部的，還是東部的，絕大多數都被打入了“烏蘭夫叛黨集團”。

　　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1945年，該黨恢復，並由中共黨員烏蘭夫等控制。中共怕它無法控制，1946年指示停止活動。

　　滕海清挖“內人黨”挖到了蒙古包，而且挖到了羊群裏。上百萬人受到株連，80萬人遭逮捕和關押，近10[或35]萬人被迫害致死。上致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達理紮雅，自治區副秘書長嘎如布僧格，師範學院院長左智，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主任何誌，內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勇夫等；下至普通農、牧民，甚至還有婦女、兒童。

　　在挖“內人黨”的運動中，打擊的對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時也有其他少數民族，有壹些漢人也受到牽連。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過電、釘竹簽、烙鐵燙等，都是家常便飯的事，還有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如在哲裏盟曾有婦女被逼著與公牛交配；尚有兩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兩只燈泡。錫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慘狀經歷者不堪回首。斷胳膊、斷腿多是小意思。所謂審查，完全等同於法西斯殘害。壹個被誣為內人黨的男青年拒絕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壹個才20歲的“內人黨”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壹個女青年被疑為內人黨，審訊時被專案人員用壹根木楔從陰道插入子宮，活活折磨死。

　　漢蒙雜居的巴林左旗八壹大隊，在漢人黨支部副書記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內人黨，僅120多戶人家，就有14口被整死，還有16人被拷打而終身殘廢。武川縣自十月起挖新內人黨分子，至次年五月，全縣有80人死於非命，傷殘者甚眾。

　　挖“內人黨”不僅限於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同時也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肅和東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區，只要是蒙古人，就難逃壹劫。

　　1968年7月20日，滕海清及其打手們又拋出了壹份文件——《關於在牧區劃分和清理階級成份的幾項政策規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中共“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壹貫政策，決定在牧區劃分階級、鬥牧主，分牲畜。在牧區劃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貧牧等兩個階級，六個階層。牧主、富牧是牧區的剝削階級。這是滕海清等人對中共階級鬥爭哲學的壹大發展。這還不夠，又要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傳佛教喇嘛中劃分階級，以喇嘛的學位來劃分。真可謂：千古奇聞！

　　凡是劃分為牧主、富牧、封建上層、宗教上層份子的人，剝奪其公民權，沒收他們的全部金銀珠寶，大量現款，所有牧畜，凍結其所有的銀行存款，直接歸國庫所有。

　　林彪提出了壹個歪點子，叫“政治邊防”，強迫幾十萬蒙古人從邊境地區向內遷徒，趁機向內蒙古大批移民。霎時間，翻天覆地，壹片混亂。

　　在宗教上，內蒙古境內的約1500座寺院被打、砸、搶。認為蒙古人信奉佛教，就會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故要徹底砸爛。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足令聞者毛骨悚然。佛教文物被毀壞逸盡，珍貴的“大藏經”等經典被付之壹炬。除畝產歸公外，甚至連喇嘛的個人生活資料也被沒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爛之後，佛頭上巨大的鉆石、紅寶石等不翼而飛，即被那些目不識丁的軍人所偷。

　　蒙古人騎著馬，沖破層層封鎖，跑到北京，站在天安門前，默默地訴說內蒙古人民的冤情。最著名的是，內蒙古的“八百鐵漢”，裸露著上身，將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別在胸脯的肌肉上，來到中南海門前，哭訴內蒙古人民所受的災難。引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軍民，人們極為同情，暗罵……蒙古人的憤怒之情，隨著種種慘案的公布於眾而日益高漲。到處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屬舉行的街頭控訴會和刑具展覽會，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高呼“向滕海清討還血債！”“挖內人黨是政治騙局！”還有許多死亡家屬自發組織起來，起名曰：“五十孤兒上訪團”、“壹百寡婦上訪團”、“軍隊幹部家屬申冤團”等等，都來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真是令人心碎。

　　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國慶節前，中共總理周恩來接到其侄女自內蒙古偏遠的邊境牧區寄來的信，說：有十幾戶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戶不是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

　　毛澤東說：在清理內人黨運動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向內蒙古人民道歉，只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調往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而已。

　　1969年7月5日，正當蒙古族人民對所受迫害進行強烈抗爭的時候，中共中央未經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將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哲裏木盟劃歸吉林省；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巴彥淖爾盟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阿拉善盟劃歸甘肅省。最後，原內蒙古自治區的2/3領土被瓜分。1969年12月19日，中共決定對內蒙古實行全面軍管。

　　壹打三反運動

　　1970年的“壹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官員們只對“壹打”感興趣。

　　1970年春開始的“壹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壹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尤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企業都收到了壹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的《通知》。這份北京市軍管會的通知裏，首犯是顧文選。1957年時，顧文選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在“整風運動”中，該系開了個“控訴會”，顧文選是上臺控訴的同學之壹。後來顧文選就被打成了右派，他天真地躲回杭州家裏。結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滿後，他還是不能離開勞改的茶澱清河農場。絕望中，顧文選北上到了蘇聯。但被引渡給了中國當局。成為北京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中還有壹位是1957年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裏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誰知馬裏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除少數例外，那批人都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行刑前的宣判大會上，行將被槍斃的人的舌頭是被勒住的，因為要防止他們呼喊口號。因寫了《出身論》而被處決的遇羅克和別人不同的。他從沒害過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場。所以臨刑前，警察從那批應“立即執行”的人犯中將他挑出，塞進壹輛警車拉離了現場。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十年後才得知，壹份只允許醫生閱讀的內部資料曾披露：遇羅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給別人，手術成功……當初警方沒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彈費，大約就是因為眼角膜已抵了子彈費。

　　貴州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蘭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從那日起她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20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這女子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的最後洗禮，死時年僅30歲。

　　1970年3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下達了對“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刑事判決書 ，13人被定為“首犯”和“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余13名“同案犯”則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此26人多為1957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1966年8月，他們在勞改農場裏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任大熊：1957年為北大數學系青年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裏供同學們閱讀。結果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文化革命開始後，1970年3月，山西大同公安機關軍管會宣布破獲壹個名叫“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壹舉槍決13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壹。

　　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壹打三反”合壹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壹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青海貴德縣，“壹打三反”中14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壹打三反濫殺無辜。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他說了壹句“哪裏能活壹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1949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壹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69年3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社員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臺”，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她們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她刻鋼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這壹雙姐妹也落了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

　　1970年8月的壹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1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余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壹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頂壹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他們的主要罪名是書寫各種反動的論政文章。

　　其中魯誌立（北京農業大學1970屆畢業生）撰寫的《什麽是法西斯主義》說：“當局禁止壹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壹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反動血統論，人為制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籠絡壹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

　　3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壹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壹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壹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壹天，當局又宣布次日將判處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 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壹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1970年10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壹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裏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壹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比槍斃張誌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壹點。

　　福建省龍巖縣適中公社農民謝洪水，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壹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死了4百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妻離子死。直到“三自壹包”政策傳下來，龍巖的農民才有了壹條活路。由此，他和當地很多農民壹樣，仇恨毛澤東而熱愛劉少奇。1966年10月，他成立了壹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龍巖老百姓都熟悉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1967年6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我們堅持執行三自壹包、三合壹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近三百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

　　當“偵破工作隊”宣傳劉少奇的罪行材料時，絕大多數會員公開針鋒相對地為劉少奇辯護。謝洪水、謝永祺被捕後，仍然抗辯說：“大躍進……造成國家困難，那是毛主席的錯，劉少奇提出三自壹包才扭轉了困難局面。”

　　結果，謝洪水、謝永祺等19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殺身亡，八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

　　由於“清隊”、“壹打”、“清查五壹六份子”三場運動，壹個連著壹個，江蘇省只籠統公布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壹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文革10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9800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24萬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2千余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五百至1千人。陜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300人。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壹億人以上”。“去臺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10多萬。

　　壹些群眾組織如被認為有異端行為也會遭到當局殘酷鎮壓。如雲南的群眾組織滇西挺進隊被說是要叛國，軍隊進行圍剿，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慘絕人環的沙甸事件

　　1967年，雲南的回族聚居區蒙自縣沙甸回民丟了鋤頭、鐮刀、扁擔、谷籮，舉起紙裱的小紅旗，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的“造反隊”、“戰鬥隊”、“兵團”。聽上邊說清真寺在被掃的“四舊”之列，於是，部分群眾拿出了“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瘋狂地燒起宗教經典和“地富反壞右”家的書籍來。那氣勢，若秦始皇在世也是要自嘆不如的。“毛澤東思想大無畏造反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色造反隊”沖擊並關閉了清真寺。

　　壹場爭奪清真寺的鬥爭展開了。拉鋸爭奪清真寺越演越烈，沙甸馬上成了“造反”與“捍衛”，“革命”與“復辟”的勇士們的用武之地——開始武鬥，刀槍相見。大家都把自己的知識、謀略盡情地具體發揮，對自己的“敵人”要進行“革命的大掃除”了。

　　沙甸的“左派”人數不多，但靠山硬，去部隊那裏領了武器，帶著其它地方的“左派”，來攻打“復辟”的沙甸。1968年7月，包圍了沙甸，炮打爛了清真寺的屋頂和部分民房。雙方都死了人，沙甸沒被攻破。

　　1968年11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壹、二號文件宣傳隊（支左部隊）包圍了沙甸，並展開了輿論攻勢。在強有力的宣傳攻勢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宣傳隊”會很好執行黨的政策上，於是把準備對抗的武器全部交了出去。12月8日，沙甸回民夾道歡迎宣傳隊（解放軍）進村。“宣傳隊”進住清真寺。吃豬肉，豬骨頭丟在水井裏。

　　清理階級隊伍，“反軍亂軍黑幹將”、“宗教復辟急先鋒”、“跳梁小醜”、“小爬蟲”抓起了兩百多。對這些人專政，反復開鬥爭、批判大會，捆、梆、吊、打，有人在吊打中死去。強迫這些人學豬叫、學豬爬、學豬滾，有壹孕婦滾得小產。

　　極左路線的推行者，要用“行動”來證明他們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擊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現。沙甸搞以教劃線，禮拜、把齋者是批鬥對象。公開宣布：“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抓革命、促生產”，沙甸的幾百“牛鬼蛇神”抓出來了，生產“上去了”，學大寨的標兵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值8角，其它生產隊還在2角、3角、4角中徘徊。有壹個共同點就是九個生產隊都評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則就少。

　　在艱苦漫長的歲月裏生存發展起來的回回民族，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宗教感情，團結力最堅，鬥爭性最強，不能接受對自己的侮辱與糟蹋。

　　為了維護回回民族的尊嚴，為了得到正當的生存權利，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信仰自由，1973年10月，在馬伯華等同誌帶領下，以開放清真寺為起點，回民拉開鬥爭的序幕。

　　可是，開放清真寺被說成是“宗教復辟”，州縣工作隊進村，調子更進壹步：“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過開齋節被說成“反革命集會”，進行武裝阻攔未奏效。

　　1974年春節後不久，沙甸村的回民們，準備恢復過“齋月”。當壹月後的新月重現時，便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們最盛大的“大開齋節”。這麽重大的回族節日，竟被蠻橫地禁止。

　　1974年5月底，蒙自縣公安局抓馬紹美，因此群眾包圍了工作隊駐地，強烈要求放人。工作隊卻卷起行李溜了。

　　1974年8月，周興到沙甸，承認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還存在，答復可以清查生產隊的經濟帳目。周興離開沙甸，前言盡否，“黑帳”依舊……1974年10月，沙甸等地回民上訪（昆明）要求落實政策，要求解決在少數民族地方存在的經濟、民族、宗教方面的問題。 得到的答復是：“這是鬧事”，“這是反對黨的領導”。

　　雞街地區成立了“民兵聯合指揮部”。民兵進行示威，用大字報“揭露”沙甸“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披著宗教外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1974年12月初，沙甸成立“回民民兵團”。12月中旬，當時的雲南省委常委壹要員到沙甸，雞街民兵聯合指揮部的民兵借口保駕包圍沙甸，荷槍實彈，進行威脅。沙甸回民不甘受辱，徒手奪槍2支，但也付出了死亡1人、重傷3人的巨大代價。對方民兵雖被回民俘虜七人，都得到回民的優待，教育後而放歸。

　　1974年12月31日沙甸回民在要求蒙自縣委落實政策、解決問題，在僵局的情況下沖擊了縣委機關和縣武裝部，結果被官方民兵騙到蒙自二中，打死14回民，重傷16回民，回民壹怒之下，攻下對方，擊斃其12人。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等回民代表十人與雲南省委壹起赴京解決問題。做了兩天的思想工作後，1月3日晚，回民代表與省委常委壹起，乘坐國務院派來的專機抵達北京。

　　1975年元月上旬，貫徹中共中央1975二號文件，即關於浙江、雲南停止武鬥，收繳武器的通知。雲南省委為貫徹此文件，專門成立了雲南收繳槍支執行小組。半個月時間，沙甸等地回民上繳了全部槍支彈藥。

　　1975年2月中旬，建水縣館驛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雙山做聖節。香木橋大隊肖家莊的民兵持槍前往威脅挑釁，做節的回民在驚怒之下欲奪其槍，未成，反被打死九人。引起了在二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訪。

　　3月5日王洪文令駐玉溪的部隊炮擊玉溪西營清真寺。玉溪昆明等地開始抓捕“鬧事”的回民頭頭。沙甸空氣緊張，人心惶惶。

　　5月初，幾個團的部隊要進駐沙甸，群眾怕重吃1968年部隊進村後的虧，竭力阻攔進村，因此部隊未進成。5月23日，周興等人以雲南省委的名義發了“通告”，並用飛機到沙甸上空撒發。“通告”把回民群眾要求落實政策說成是被“反動教長”和“反革命分子”煽動起來的“鬧事”，幾個回民頭頭是違法的，只有放下武器（其實沒有武器），迎接解放軍進村，才是唯壹出路。

　　回民義憤填膺，幾千份“通告”壹下就被集中成幾大麻袋，小夥子們簇擁著扛到工作隊駐地——雞街糖廠的大門口，壹把火燒了。

　　當時紅河州的壹個領導人說：“現在回民就象壹頭瘋牛，我們要把她（他）引入火炕。”

　　7月中旬，“四人幫”及雲南的周興等人命令回民代表回沙甸做工作，交出武器，（特別強調交出新式武器）和歡迎部隊進村。

　　沒有什麽新式武器，當然也就無法交出。關於自制的土武器，大家表示在接受群眾的條件後就交。條件即：歡迎少而精的部隊進村落實政策。沙甸這麽壹個村子，怎能容納幾個團的部隊？解放沙甸時，對付國民黨的壹個團只需要壹連的解放軍，今天到沙甸落實政策卻要進駐幾個團的部隊，要搞什麽呢？六八年部隊進村的教訓，大家記憶猶新……群眾堅持只歡迎少數部隊進村落實政策的意見。

　　“四人幫”最後無恥地給沙甸等地回民扣上“與蘇修、敵特掛鉤，要成立伊斯蘭共和國、要叛亂、有地道、有新式武器”的政治罪名。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可惜回回知道得太晚了。

　　1975年7月經軍委批準，昆明軍區出動5個師上萬人的野戰部隊，以鎮壓“民族叛亂”的名義，出動大炮、裝甲車，對雲南省蒙自縣沙甸村的回民進行了鎮壓。

　　1975年7月29日淩晨三點，“四人幫”開始對沙甸回民武裝鎮壓。村邊站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腳捆起來丟到糞池中溺歿；沙甸父老被槍炮聲驚醒；大清真寺的守衛者殉難；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裝人員占領。

　　淩晨四點多，沙甸回民憑據地形熟，進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價，奪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壹點現代武器的裝備。此時，西營已被部隊占領，後山、馬家井、林家巷、金雞寨、川方寨的部分生產隊場院及民房也被官方武裝人員控制，於是，在這黎明前的黑暗裏，街戰、巷戰、以住房為據點的攻守戰在殘酷地進行著，在火箭筒的爆炸聲、火光裏，在槍炮的呼嘯聲中回民壹片片倒下。沙甸人沒有屈服。到天亮時，又收復了部分民房據點，收回幾間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幾百條寶貴生命的代價。

　　更為淒慘者，沒抵抗的回回們—— 有的被打死在堂屋中，有的被擊斃於門旁，甚至有的被槍殺於床上；有的指望逃生，願意當俘虜被押出村去，卻在押送途中被槍殺。

　　群情震怒，憑據用無數生命換來的那幾支步槍、機槍、手榴彈，以及那些自制的土武器奮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後也含酸忍淚拿起那點土炸藥去尋同歸於盡的對象。然而真正找到同歸於盡的對象的並不多，自己反而喪生的卻不少。

　　炮火越來越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開始被炮擊，哪裏的房屋堅固哪裏被炮擊。哪裏出現炊煙哪裏被炮擊，哪裏有水井哪裏就被火力封鎖。無須說明，大家都清楚了，這是沙甸穆斯林的滅頂之災。於是，以安拉的考驗、以樂園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氣節相互安慰著、鼓勵著、遺囑著……此時，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29日入夜，炮火有所減弱。但只要哪裏房屋透出光亮，隨著炮彈就劃破黑暗，呼嘯著在哪裏爆炸，於是慘痛的呻吟聲、幼兒被驚嚇的哭聲……撕肝裂肺。

　　30日，進攻的武裝人員放棄對老沙甸村內的部分控制點，縮小村外包圍圈，占領制高點及有利地形，在無線電報話員的指揮下，對老沙甸村子進行更猛烈的轟擊，火焰噴射器也用上，老沙甸成了壹片火海。入夜，馬伯華帶領部分群眾也撤到金雞寨。通過商議，決定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體健康者可設法轉移。

　　31日，通過反復勸說，2千余老弱婦幼、傷殘病的回民集隊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眾馬上被分住幾個小集中營辦學習班，頭頭們鋃鐺入獄。入夜，突圍轉移未成，在川方寨發生遭遇戰，傷亡慘重，馬伯華腳被手榴彈炸傷，只好撤回金雞寨。

　　8月1、2日這兩晝兩夜中，金雞寨、川方寨兩村的房屋據點爭奪戰從未間斷。壹方是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壹方僅憑精神；壹方是訓練有素的武裝人員，壹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樣拼呀！在炮火硝煙迷漫中，在血洗之後，老沙甸與川方寨已沒有抵抗力量了。

　　8月3日，金雞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壹半左右，爭奪、拼搏仍在進行。炮火依然未斷。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的地段，殘酷的“清剿”在繼續，傷殘的“回匪俘虜”被提著腳手，象丟死羊壹樣丟上汽車，運去“醫治”，而有的幹脆在現場補槍，來個“快性”。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集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幾挺機槍壹齊開火，壹分鐘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隨即驗屍，未亡者進行補槍。現有五名幸存者以為鐵證，其中三名是補槍也未補死的。

　　下午六時許，炮火摧毀了金雞寨南面幾間僅存的小民房，馬伯華等同誌壯烈殉難。當大部份村民都躲進地窖、地道時，竟用大炮、火箭筒將村莊化為廢墟、夷為平地。

　　入夜，又進行了最後的“清剿”，戰鬥始告結束。

　　這七天八夜，不知耗費了多少彈藥。被摧毀的民房4400多間，被奪去生命的沙甸回民9百人，傷殘6百余人，進剿者死傷人數不得而知。以參加“沙甸叛亂”的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縣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整個事件中回民共死亡1600余人。

　　1979年2月，中共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了（79）7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文件指出：“壹九六八年以來，由於潭甫仁、周興推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搞以人劃線、層層站隊，支壹派、壓壹派，嚴重分裂了各族幹部群眾，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眾的錯誤做法，傷害了民族感情，破壞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壞了民族團結，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眾的強烈不滿。問題發生後，1974年5月，中央作了正確指示，要周興親自處理，落實政策，周興卻堅持錯誤、采取壹系列激化矛盾的錯誤做法，釀成了1975年7月沙甸事件，造成了嚴重後果。因此，沙甸事件並不是反革命叛亂，采取軍事解決是錯誤的。經黨中央批準，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銷，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

　　中共雲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同時發了（79）1號文件。即“關於處理沙甸事件遺留問題的通知”。國家補助修建了七所清真寺。落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80年7月，省委民族工作部又發了（80）142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平反善後經費的若幹補充意見”。按照文件精神，紅河州委、個舊市委處理了孤老、孤兒、半孤兒以及死難家屬的撫恤救濟問題、傷殘人員的醫療補助問題。全民所有制單位招收了二百名符合招工條件的孤兒及受害家屬子女；沙甸劃為經濟作物區，吃國家返銷糧。

　　1987年8月，針對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79）7號文件第3條留下的尾巴，雲南省委發了（87）31號文件，即《關於撤銷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聯發（1979）7號文件中個別結論的通知》。

　　（87）31號文件指出：“……實踐證明，這個文件[(79)7號文件,筆者註]總的是正確的.在貫徹執行過程中,也發現文件第三條中關於“馬伯華、馬開誌、鄭全書、馬紹美等幾個人對抗中央指示，使矛盾激化，是有錯誤的。特別是他們成立非法秘密組織，妄圖背叛祖國，搞打砸搶造成流血事件，破壞民族團結，是有確鑿罪行的。但考慮到歷史原因，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可以不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這壹結論不確，經過反復查證，其結果是： 壹、關於“非法秘密組織”，是指“罕指奔位協”，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歷史條件下，少數人搞起來的壹個宗教性組織，不應作為罪行。二、關於“妄圖背叛祖國”問題，查無實據。所謂背叛祖國的罪行不能成立，應予否定。三、關於打砸搶問題，確實是存在的，打砸搶是錯誤的。鑒於“沙甸事件”這壹特殊情況，不再追究。據此，經請示中央同意，將聯發（79）7號文件第三條結論，予以撤銷”。

　　至此，“沙甸事件”完全、徹底平反了。這是黨中央對廣大回民的關懷。經受冰霜摧殘的禾苗，最能感到陽光的溫暖，深受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的沙甸穆斯林，最能體會黨的恩情，同時，沙甸回民還知道，洗劫之後的祖國及家鄉，文化、經濟恢復發展的重任擺在我們面前。歷史的經驗使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安定團結。這樣，我們才能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為回回民族的文明富裕而奮鬥。

　　割喉與活摘犯人器官

　　更有慘絕人環的事例：張誌新僅因寫反毛澤東的日記，先讓看管她的四名公安輪奸；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奸，終至精神失常。1975年4月4日被被劊子手們慘無人地道割了喉管的，以免她喊話，然後才槍斃。

　　《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 ---- 熊光炯

　　壹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壹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 清明雨，洗不凈不清明的時候──野心取代了良心， 獸性代替了人性， 權力槍斃了法律， 暴政絞殺了自由……1935年秋趙壹曼任東北抗日聯軍第3軍第2團政治委員。是年11月，她掩護部隊突圍，身負重傷；後被日軍俘獲。1936年8月，被殺害，時年31歲。趙壹曼女士慷慨赴死時，尚能高唱《紅旗歌》、能夠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

　　比較趙壹曼和張誌新，壹個臨行前高歌猛進、口號喊得山響，壹個喉管被割、悲憤無言、默默死去。日軍沒有割趙壹曼女士的喉管，反倒是中國人割了自己同族的喉管！壹個眼看就要被殺死的人，讓她說幾句話，留下幾句遺言，這最起碼的人道、這最後的言論自由也剝奪了，如此滅絕人性，豈不是連日寇都不如？割喉管實質上是割壹個人的言論自由。

　　行刑前割喉的犯人，張誌新不是第壹個。曾用鐵絲勒住犯人的舌頭和嘴巴，史東生是用針線縫了嘴唇再槍斃的。後來壹位醫生發明了割氣管的方法，張誌新是第41個被割喉的。

　　1970年，18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壹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黎蓮被秘密拖到另壹城市執刑。囚車快到另壹城市時，壹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裏，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壹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被往上壹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壹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壹個巴掌大的口子。……壹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壹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撲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裏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裏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

　　而在壹家醫院的手術室裏，壹個奄奄壹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都仁愛地為豬或牛的刀口抹上壹些香油用以消毒。可中國的法院、中國的公安局、中國的軍醫，當他們聯合起來以國家的名義處置囚徒時，卻既不屑於打麻藥，也不屑於抹壹絲香油。如此殘酷的真實，如此真實的殘酷！這壹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了壹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看看國民黨槍斃人的情形：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後，自己換上洗凈的黑短褂、白中褲、黑襪、黑布鞋。梳洗後，坐在桌前，點上煙，喝著茶，翻閱著唐詩，寫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的絕命詩。整8時，36師特務連連長廖祥光進屋說：“恭賀瞿先生，今天是個好日子。”接著出示了蔣介石的“槍決令”。瞿秋白沒停筆，把詩寫完，附上跋後，起身跟著廖祥光步行到長汀中山公園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見亭中放著酒菜四碟，白酒壹瓶。瞿秋白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喝到壹半，瞿秋白說：“人之工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酒喝完，他緩步走出中山公園，手執香煙，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語唱著他翻譯的《國際歌》和《紅軍歌》。到了羅漢嶺下，他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足坐下，回頭看了看行刑者說：“此地甚好。”接著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從容就義。

　　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蓮因為同情劉少奇、反對林彪而入獄。12名曾為李九蓮辯護過的幹部群眾，同時被判以重刑……”李九蓮憤怒地喊道“就是我有錯誤，也是認識上的錯誤，妳們為什麽要殺我？”她拒絕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臨刑前，她在壹片手紙上寫道：“我向冰冷的鐵墻咳壹聲，還能聽到壹聲回音，而向活人呼喚千萬遍，恰似呼喚壹個死人！” 為什麽沒有壹聲回音？難道活人都死了嗎？不，沒有死，死的只是良知和靈魂。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贛州市體育場召開3萬人的公判大會。李九蓮身穿黑色囚衣，腳戴鐐銬，五花大綁，被插長牌“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臺上，她的嘴巴裏塞著壹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遊街後，李九蓮被押到西郊通天巖刑場。讓她跪下，她死活不跪，劊子手懶得動手，壹槍擊中其腿，才把李九蓮打成跪下的姿勢，槍殺於兩棵小松樹之間，享年31歲。她的死相很慘苦，鼻孔流著二縷黑血，半張開的嘴巴也躺著血，雙眼微睜，眉頭緊皺……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數日，除了壹群蟻螻在這具屍體亂爬亂鉆外，沒有人理會這具血肉模糊的殘骸。最後有壹個人對這具開始發臭的屍體產生興趣，是贛南機械廠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賢，他奸汙屍體後割去了雙乳和陰部。

　　李九蓮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令人發指。她在被打斷小腿骨的情況下，居然站了起來，拖著沈重的鐐銬，在監獄的墻上寫下了“打倒華國鋒!”的口號。

　　1978年4月30日，鐘海源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就是“惡毒攻擊華主席”。與李九蓮不同，鐘海源聽完死刑判決後，毫不猶豫地簽了名，然後把筆壹甩，扭頭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問她有什麽後事要交代？她平靜地說“跟妳們講話白費勁，我們信仰不同。”昂首離去。看守們暗暗咋舌。

　　鐘海源被五花大綁，先在監獄裏批鬥，又是揪頭發，彎腰低頭，接著掛大牌子遊街，又是背後插壹個斬牌，又是用繩子勒住喉嚨，又是壹長串威風凜凜的車隊……那場面遠遠勝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日本侵略兵殺人時的排場！

　　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住著壹位飛行員，高幹子弟，患腎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腎，且必須從活體上取。據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 醫院通過部隊領導轉告行刑的壹位副營長，不能壹槍打死，要留活體取腎。

　　為了保護好她的腎，遊街時，壹個頭戴白口罩的軍人示意押解人員按住她，從後面給鐘海源左右肋下個打了壹針。那針頭又長又粗，金屬針管，可能是給大牲畜用的，直紮進她的腎臟……竟然連衣服也不脫，隔著短大衣就捅進去，鐘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劇烈地顫抖。

　　到了刑場，架到指定地點，副營長故意朝她右背打了壹槍，然後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幾個醫務人員，把她迅速擡進附近壹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臺上活著剖取鐘海源的腎，壹縷縷鮮血溢滿了車廂底版，滴滴塔塔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裏太滑，壹位軍醫用拖把來回擦著底版上的血，之後又擠進壹個塑料桶裏，幾次之後，竟盛滿了半桶血。

　　中國人壹判了死刑，這個人就不再是人，好象就成了實驗室的青蛙，老鼠，她的腎也和鐵礦壹樣，屬於國家所有，國家可以自由支配。鐘海源的遺體沒有暴棄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走，供醫生們作解剖標本。

　　林彪之死

　　共黨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壹個人的思想。以毛思想獨裁壹切，置壹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全國人民實行著“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文革中只誦讀壹本“經”——毛主席語錄，發展到不背語錄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也要背壹句毫不相幹的語錄。

　　文革中，林宣稱“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

　　在九大通過的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與林的名字就壹直聯系在壹起。林彪成為中共的二號人物。

　　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後，林彪開始與毛產生了分歧。起初並不明朗的分歧在1970年8月再次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凸顯。在會議上，陳伯達首先發言，大談天才論，稱贊毛的偉大、英明，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壹職。因為毛已多次宣布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壹副主席擔任。此時的毛並不願意林彪獲得主席的職位，上述提議遭到了毛的反對。會議既沒有宣布任命國家主席，也沒有宣布毛是天才。

　　廬山會議的結果是：陳伯達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興起了壹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被說成是“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在隨後由毛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林彪並沒有完全順從毛，采取拒不出席會議的消極抵抗態度。這愈發增加了毛對其忠誠的懷疑，並由此設下陰謀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

　　廬山會議後，毛決定逐步清除林彪在軍隊和黨內的支持者。1971年初，毛在確信得到北京軍區部隊的支持後，開始了對南方各省軍區的巡視，意在消除林彪的影響，爭取各軍區對自己的支持。毛還采取壹貫的作法，表面上聲稱自己實行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針，希望林彪改過。但同時又說到：“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

　　有學者研究認為，是毛有意害死了林彪。林彪登機前後有許多疑點。比如加油車為何沒有給飛機加上足夠的油；加油車為何在周已控制機場的情況下，還在準備給飛機加油？為什麽飛機爆炸後顯示右側機翼有人為放置炸彈的可能？為什麽在林彪登上飛機後要設置“禁空令”？根據中共披露的資料，1971年9月13日淩晨零點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先向西飛，然後調頭北飛，又沿著中蒙邊境飛了壹段時間，然後進入蒙古國，飛往蘇蒙邊境，後又折回，往中國邊境方向飛來，途中因燃料不夠，迫降蒙古溫都爾汗失敗，於兩點二十五分左右墜毀。飛機全程飛行了約113分鐘，其中有83分鐘是在中國境內，這83分鐘裏面又有近30分鐘飛機是沿著中蒙邊境飛行，而不是直接跨過兩國邊境。

　　根據後來中共披露的文件稱：林彪和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制定了旨在推翻毛的《五七壹工程紀要》，內裏明確提出“壹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並制定了炸毀毛的專列的計劃。不過，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由於害怕計劃敗露，林彪等人匆匆登上了飛機，走向死亡的逃亡之路。

　　林彪父子的“小艦隊”的綱領——《五七壹工程紀要》說：“Ｂ－52（指毛澤東）好景不長，……他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壹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是壹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葉劍英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受波及遭殃者達6億人。僅雲南、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就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有34,000人被迫害致死。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見《交鋒》第10頁）。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毛澤東所作的惡，比秦皇以來二千二百年的“歷史總惡”還要多。章伯鈞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大流氓”。跟毛打過交道的理論家王若水先生說：“1949年後，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毛的專制超過了斯大林。”

　　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李銳先生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有罪。”這個說法仍然是錯誤的。毛澤東的建國不是功，而是罪。不僅是罪，而且是罪大惡極。我們必須清楚，在1949年之前，中國並不是沒有國，也不是沒有政府。毛澤東的革命實質是武裝叛亂。

　　毛自詡秦始皇加馬克思，他以霸道和對人民專政為己任，毛壹輩子都是殺人整人。他不斷地以殺人來取樂，以整人尋開心；不殺人不整人，他就得不到快樂。他的敵人、朋友，自己人、共和國主席，自己的救命恩人，全都是他取樂的對象。他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後就餓死幾千萬人。餓死人與殺死人有什麽區別？如果毛澤東不邪惡，還有誰邪惡？如果毛澤東不是魔鬼，那還有誰是魔鬼？大陸某些文人用馬屁語言，把他胡做非為說成是詩人的浪漫、是理想主義的試驗家。真是人性喪盡的胡說。

　　他用“壹小撮”的辦法，把人民分為三六九等，幾千壹批、幾萬壹批、幾百萬壹批、幾千萬壹批，直到文化大革命幾億人全都掉進了毛設計的絞肉機裏，這時他仍然說是壹小撮。他使暫時不被整的人群自以為必是站在人民大眾的大多數壹邊，而心甘樂意地去替毛擔任打手、吹鼓手等等角色。他對中國人民的蹂躪是多幺觸目驚心。在世界史上絕無僅有，什麽希特勒，什麽日本帝國主義。與他的罪惡相比，都差得太遠。

　　1937年12月13日，中國首都南京被侵華日寇攻陷，瘋狂的倭人進城後，對無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血腥大屠殺。據不完全統計，集體屠殺中國軍民十九萬余人，零散殺害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達十五萬多具。日寇在南京大屠殺中，兩個月殺害三十四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17萬人。

　　毛在掌政期間，27年殺害8千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24萬6914人。毛澤東每個月比日寇多殺害76914人。這是因為，漢奸毛除了是我們民族的敵人，還是制造階級的兇手（村村見血，紅色恐怖萬歲），比日寇多了壹層殺人需要。

　　毛不愧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他的二十七年暴政，充分延長了南京大屠殺，執行了日寇想做而沒有做到的獸行，更徹底、更大規模、更長時間地進行了“三光政策”。例如，日寇搶走霸占了中國人的許多財產，毛則搶走霸占了中國人的全部財產。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毛則嫌奴化還不夠，甘脆關閉了全部學校，其中大學壹項被關閉到他死，這僅僅因為他自己考不上大學，只能在大學裏短期看管圖書（即使連看管圖書也不稱職）。毛竊國期間的許多“創舉”實際上是繼承了日寇占領時期的奴化措施，如糧食配給、統購統銷、驅民修路、思想灌輸、強迫勞改和集體屠殺。

　　毛澤東死後，在太湖中心每到半夜淩晨開始有全國各地方言的男女冤魂喊冤，都是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誤殺害的人呼喊冤枉。當時胡耀邦、趙紫陽、陳雲、習仲勛、萬裏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所做的壹切壞事，真正達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達文件，平反壹切冤假錯案！”陳雲當場拍板：“就是毛澤東欽定的胡風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錯案包括王實味、許繼慎、段德昌、何篤才等同誌的冤案也要平！”

　　2003年5月，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了《知識分子工作手冊》；該《手冊》在第50條“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中，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識分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這意味著，1949年至1978年所發生的知識分子冤假錯案，至少680多萬件。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冤假錯案都可平反；所有平反的冤假錯案不壹定被主管部門的所統計。據宋任窮1981年說，建國後培養的中專以上知識分子數量為800多萬，加上建國前遺下來的人數，知識分子總數約1000萬。知識分子冤假錯案人均達到了0.68個，即每3個中專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國人中，有兩個以上的人在1978年前遭受過冤假錯案，有過禽獸不如的遭遇。

　　1951年至1990年中共以各種辦法迫害致死藏人共計120多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1/5，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目前僅藏區第壹監獄囚押政治犯就達254萬人。新疆維吾爾地區1949年國民黨的統計維吾爾人是4百萬，到了1951年中共的人口統計是3百萬(這些人是被王震部所殺)。到了1952年，中共為掩人耳目，欲蓋彌彰的又恢復了屠殺前的4百萬。自1990年到2000年，被中共處決以及迫害死於獄中的維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關押、收審的人數達56萬人。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共產極權與中國社會

　　中國歷史上土地兼並是強搶惡要造成的。土改剛結束的1953年，黨就正式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生產互助合作的決定》，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1956年合作化已基本完成。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農民的所有財產都歸了黨。

　　1949年之前，中國有著完整的全國性私營的糧食供銷系統，黨執政後實行“統購統銷”，利用國家財力大量囤積糧食、哄擡糧價，然後命令全國23個大中城市同時拋售，壹夜之間打垮了全部私營糧商，多少人因此而傾家蕩產、自殺身亡。這個由所謂中共的經濟專家陳雲主持的“統購統銷”的陰謀，被毛得意地肯定為“不亞於壹場淮海戰役”。

　　1953年10月，黨頒布了過度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1953年6月起，又開始了“公私合營”，至1956年底基本結束。執政之初，由薄壹波主持制定新稅收政策還是比較公平的，對私營經濟並沒有歧視。但薄壹波的新稅率方案被毛澤東否定，毛批示道：“公平稅賦，實為右傾。”毛要求薄壹波推倒重來。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6年2月8日，國務院通過《關於在公私合營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指出，“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盈虧，按季付給私股股東的利息。”原規定是利息壹厘到六厘，後統壹定為每年息五厘。1966年文革到來，定息取消。由此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皆自動轉為國營企業。壹場文革，無端地剝奪了中國幾萬民族資本家應得的家產和股東利息。

　　據當時的副總理薄壹波向全國人大報告：1956年底，“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中，占產值99.6%和占職工總數99%的工業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商業中，占總戶數82.2%和占從業人員總數85.1%的商業企業，轉變為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企業”。全國公私合營企業達29598個，240萬人。經過四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的個體的經濟規模，已經由五十年代初的占全部產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全國各類經濟的總額中，國營及公私合營已占98.4%，私營僅占1.6%，也就是毛說的“完全國有化”。

　　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壹完成，毛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來臨，因為全部社會資源已經控制在黨手中。經過文革的“狠鬥私字壹閃念”，個人的經營性財產全部滅絕，個人的生活資源也全部由國家和集體提供。

　　在毛時代，國家就等於黨，黨就等於毛個人。對全民財產的絕對控制，壹方面可以形成個人對執政黨的全面依附，另壹方面可以供執政黨及其領袖隨心所欲地處置和揮霍。這種揮霍還不止是特權階層的個人生活的腐敗，更可怕是為了滿足官員的個人野心和狂想，執政者完全不顧人民的意願和死活，用全民的財產進行荒謬的社會實驗。

　　財產私有制是文明進程必要的保證。沒有人類對物資的占有規則，社會就是無序的。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裏，社會財富無法良性積累，無法做乘法，只會在以暴制暴的循環中做些加加減減罷了；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裏，也不會建立起壹套以契約為基礎的憲政秩序，只會生成權錢交易的黑幕與專制的鐵閘。

　　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達到制度約束。私有制是有底線的，而公有制是沒有底線的。公有的結果，往往是壹些人代表人民掌握了壹切資源 ，然後又來掠奪人民。公有制蔑視壹切個人的權利，造成對他人權利的侵害，進壹步破壞了文明，直至造成戰爭。

　　共產黨的公有制才是最極端最徹底最殘酷的私有制，它是極少數管理公有財產的個人或政治小團體對失去私有財產的全體公民的私有制。歷史和現實證明，公有財產根本不可能歸全民所有，也沒法管理，它只會歸少數小團體所有，而全體公民倒是真的變成壹無所有的無產者，無產者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然就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公有制除了效率低下、滋生腐敗、維護政治小團體權威之外，壹無是處。當壹個人不具備財產權的時候，他必然失去責任心，同時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他隨時可以被剝奪，也隨時可以剝奪他人。最後結果是，權力至上！走向了獨裁與專制。少數幾個堅守計劃經濟國有經濟的國家（包括朝鮮和古巴）在經濟是壹敗塗地民不聊生，政治上壹路退回到可恥的封建世襲王朝。這些都是實證。

　　列寧說：“壹切對社會主義思索過的人，始終承認實現社會主義的壹個條件，這就是使千百萬人的意誌服從壹個人的意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使千百萬人的意誌服從壹個人的意誌”，這才是公有制的結果和內在實質。對領導人來說，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維護他們的絕對權力。社會主義制度這塊招牌的唯壹優越性是給他們堅持特權專制提供了理由。只要妳壹提不要社會主義，他們立刻就罵妳想“篡黨奪權”。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就實行對社會全民控制的公有制。人們沒有經濟的自由，社會資源完全為權力者所控制，不能自由擇業。人們壹旦偏離了這個所謂的道路，就有可能被端掉飯碗的可能。在中國，國企的工人與“吃皇糧”的人們，絕大多數還在指望政府賞壹碗飯吃或者往自己碗裏多夾壹塊肉，討好上級都來不及，還談什麽選舉、監督、罷免、創制、復決等民主形式呢？農民、下崗工人上訪訴冤、上街遊行是“顛覆國家政權”，記者揭露腐敗現象、知識分子和網民批評政府，抨擊時弊，卻是“危害國家安全”，…這種“人民的國家”，豈不是天下的笑話嗎？所以，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毫無自由。猶如生活在地獄之中。

　　中國電信是國有資產，但中國電信漲價的時候征求過妳的意見麽？中國石化是國有資產，妳從中國石化的巨額利潤裏分到過壹分錢麽？CCTV是國有資產，妳能在妳需要的時候到CCTV的演播廳裏由衷地說句心裏話麽？滿大街跑的高級轎車，全國各地的高樓大廈，大部分是國有資產，妳能像屬於自己的資產壹樣走進去坐上兩分鐘麽？

　　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享受和支配這些資產的只是壹小撮人而已。在沒有民主投票的社會中，國有資產就是當權者可以隨意宰割，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資產。在這種背景下，當權者巴不得國有資產越多越好，這樣的話才是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貪汙天堂。

　　胡主政後短短的兩年多時間，泰州竟然投入了480多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用於城市改造。另外還有四五百萬的巨額資金用於各種工農業大項目。只因為胡無意中的壹句話——“我小時候，常常在東城河遊泳，現在那裏還好吧？”泰州方面馬上立項並投入八億多元巨額資金對因汙染嚴重而早就不能遊泳的東城河進行改造。聽說胡主席要在2004年清明節回鄉祭祖，泰州向江蘇省政府打報告，要求國家撥款用於姜堰舊城改造。隨後江蘇省政府撥款5億，地方籌3億（後來又追加2億多）對原來只有巴掌大壹點的姜堰城區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花了5個多億重建了個天價火車站（包括火車站廣場和配套的公路），把投資三千多萬還沒有投入使用但與現在的豪華火車站風格不符的原泰州火車站炸掉了事。

　　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時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發生之前四十年的時候，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即清朝，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是33%。當時整個歐洲才占世界經濟的23%；美國只占0.8%。1900年，中國的經濟在世界只占6.2%。又過了近壹百年，即1997年，中國經濟在全球只占3.5%，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4%。

　　美國在1800年時雖僅占0.8%，現在則上升到占全球經濟的30%以上，綜合指數占全球的43%。保守地說，現在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時相似，也是1/3左右。而中國經濟在當今世界占的比重並不是很大，只有4%而已。另外，中國經濟好像數字很大，速度很快，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只是美國的1/9強左右，中國的整體經濟規模只相當於美國的壹個紐約州；或相當於德克薩斯州的二倍而已。

　　中共壹直在誇耀它的經濟進步，實際上是在退步。按照中國占世界的GDP比重來看，中國150年來經濟根本沒有進步，而是逐步下滑，尤其在中共執政的幾十年。這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中共基本是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

　　臺灣原是個貧窮的、缺乏資源的地方，但他們把經濟搞起來了。當臺灣人民人均收入為1.5萬美元的時候，中國大陸人才1千美元，甚至有六億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這到底是為了什麽？難道共產主義，真的如壹般人所說的，代表貧窮與落後？同樣是中國人，他們的經濟為什麽成長那麽快？而中國大陸擁有那麽豐富的資源，為什麽下滑速度那麽快？

　　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525億元，虧損總額升至1150.7億元，盈虧相抵後的凈虧損高達625.6億元，相當每賺100元的同時賠出去219元（據2001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不知何故，中國統計年鑒後來只公布利潤總額，不再公布虧損總額。2002年國企占用了中國工業企業60%的資產，卻只貢獻了40%的工業總產值，反觀私企只用了不到總量40%的資產，就創造出將近60%的工業總產值。2003年耗用了2/3金融資源的國有企業，只能創造GDP總額的1/3。曹思源以此算出，國企多占用了超過4萬億元的資產。

　　桂林鐵合金廠2.3億國有資產，後來變為1.2億，最後變為3350萬被賣掉。重慶特鋼廠虧損20多億元；湖北荊襄化工集團投資40億，處於倒閉狀態；中原制藥廠投資13個多億，現負債30億；中州鋁廠投資近20億，負債35億；川東天然氣氯堿工程損失13個億；廣州乙烯工程投資80個億，至今無法形成生產規模。中國7,000多個礦山中現在有壹半因掠奪性開采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

　　2001年，我國國有企業相互拖欠貨款已經超過1.6萬億元。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區域戰略研究所研究員馮傑透露，從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質檢總局查獲的假冒偽劣產品貨值111億元人民幣，而保守估計，市場上假冒產品總量超過1370億元。國家為此每年損失稅收250多億元。

　　據2002年報道：中國總計40億份已簽署的合同中有50%存在某種程度的欺騙；私營經濟中的逃稅額占應交稅的50%，而逃稅帶來的損失每年1000億人民幣；假冒偽劣產品占全國所有產品的40%，每年造成2000億元的損失；大型國營企業中有2/3虛報帳目；基建項目平均有15%-20%的資金損失在行賄、詐騙和質量低劣上。另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張彥寧在參加福建企業家活動時透露；中國每年因為不誠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855億元；其中由於逃避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由於產質量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由於“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造成的財務費用約有2,000億元（見《新聞自由導報》2002年4月5日）。 合同履約率可被用來測度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誠信程度。據“2003年中國信用論壇”公布的信息，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在訂立的合同中違法合同竟高達占6%；全國每年由於合同履行中缺乏誠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855億元（作者註：相當與GDP的5%）；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 國際債信權威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於2003年11月26日發表報告，中國的四大銀行和商業銀行信用狀況全為投機級，中國銀行業不良壞帳比例在44－45%，不良貸款，即壞帳的總數高達3萬5千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不包括1999年已從銀行剝離的14000億壞賬）。 香港大公報報導，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厲無畏在公開場合指出，2004年中國國債累計約2兆元人民幣，雖然相對於2003年11兆元的GDP來說，還不到20%，但是1千7百億美元的外債，換算成人民幣約1兆余元，加起來中國就有3兆4千億元的債務。此外，中國還有3千億元的財政赤字、3千億元的工程欠款以及2.4億元的出口退稅沒有退，這些總共加起來約占當時的GDP的37%。大陸專家提醒，中國包括國債、財政赤字和銀行不良貸款等在內的債務累計達六兆余元人民幣，超過當時的GDP的50%，超過了國際警戒線。

　　中共掌控全部資產，不斷增加稅收。中國大陸的稅收，每年的增長幅度從2001年的27%增長到2004年的31%，表明統治集團向百姓斂錢的速度加快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是7%到9%，老百姓被抽取的稅，比實際增加的收入還多。 受美國鹽湖城申奧活動中暴露的醜聞的警戒，中共改變了對國際奧委會成員的行賄辦法，具體做法是： 第壹，當國際奧委會考察團於2001年2月到北京考察時，中共給考察團的每個成員配備了壹個懂外語的美女，給這些委員陪吃、陪玩、陪睡覺。 第二，經江澤民批準，中國奧申委以絕密的方式送給薩馬蘭奇壹個由陜西出土的真實文物：兵馬俑。1993年，中國以同樣方式送薩馬蘭奇這老狗壹個真實的兵馬傭。 第三，由於用金錢行賄國際奧委會成員已經很危險，中共改為用壹種更為不留痕跡的方式對國際奧委會成員進行賄賂：把北京在未來7年中要進行的大型建設項目發包給壹些國際集團，而那些將要投中國票的奧委會成員與這些國際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事後，再由這些國際集團暗中把錢送給那些投中國票的國際奧委會成員。這樣，雙方都安全保險。 中共贓官是世界上最大、最貪、最殘忍的吸血鬼！占全民人口0.1% 的131萬中共縣團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中共幹部及其家屬帳戶2萬2千億人民幣。至2002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萬5千2百億元，其中縣、團、處級或以上幹部（包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申報的個人儲蓄高於4萬億元。中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萬億元，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5千億元，占75%；而5萬名持有2千萬元以上的股票證券人士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2千多名，占86%。 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鄭州市政府，8.5%-10.4%政府部門人員編制是虛設的，這種情況已連續存在五至七年。虛報人員的工資、津貼，每年達壹億八千二百萬至二億壹千二百萬元被侵吞。國土部到廈門檢查，證實廈門城市地區土地已經全部“出賣”完，是全國首個百萬人口大城市土地告賣罄，有7百多億土地資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壹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開發資金四千二百億元，其中高達三千億元下落不明。 據媒體披露，官方對地方幹部做過壹次歷時兩年四個月的“戰略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按黨章和《幹部準則》考核，縣、局、處級幹部素質合格率僅為4%；廳、局級幹部的素質合格率為7%；副省級幹部素質合格率為15%。社會各界對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的滿意度平均為20%以下；對黨政部門幹部的滿意度平均在15%以下；對上層建築領域幹部整體滿意度為12%；中青年幹部表現出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僅為6%。這就是說，政權的支持率最高還不到20%。2002年尉健行公布了壹項對中央各部委、省級黨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級幹部工作、作風、幹群關系的三項指標調查結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占15%，壞的和最壞的高達30%；而省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有8%，壞的和最壞的占到了60%。壹中紀委幹部講：“中國的腐敗太嚴重，不反不行，全反也不行，全反共產黨個個都抓出去槍斃算了”。 目前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兼並，政府和壹些公司聯合起來兼並農民土地，用非常低的價錢，把它征購、征用，然後倒手買賣。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然後再高價售出，牟取的暴利相當驚人。 楊世洪歷任武漢市江岸區區長、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市公安局局長等職。檢察機關查明：1994年至1999年間，楊夥同他人共同貪汙公款3,689,690.09元人民幣，楊世洪分得1,843,846.90元。楊收受他人賄賂2,125,000元人民幣、101,000美元、10,000元港幣、價值 511,080元人民幣的兩套住房。他壹方面瘋狂迫害善良百姓，另壹方面讓其情婦出面將武漢市1千多畝土地以每畝7.3 萬元買進，轉手以每畝50多萬賣出，牟取暴利。  四川省紀委副書記兼監察廳廳長劉佑林等違反國家的相關法律和規定，從1993年先後強行征地15000畝左右，致使1萬多農戶房屋被拆。收取的土地出讓費也超過50億元人民幣。自貢市政府用不到2%的土地出讓費，打發走這塊土地上的3萬多農村人口。不同意拆遷的農戶，先是遭斷水、斷電、斷路的逼迫，後由司法部門出面搶財物、炸房屋、將房屋推平等等。失地農民葉興華被鄉長陳文賢等人活活逼死；另有幾位老人，因政府安置的簡易動遷房環境惡劣而掉進深溝活活摔死；被抓捕打傷的農民比比皆是。劉佑林的弟弟、自貢市郊農民劉偉林成了呼風喚雨的、擁有上億元的財產的老板。劉佑林的“忠誠”下屬、紅旗鄉的鄉長陳文賢擁有的土地、別墅、私人公司、各種汽車等有形資產已達數千萬元，其無形資產還有5千萬元。當地農民編了幾句順口溜形容陳文賢的生活：“住的豪華別墅，行的奔馳代步，穿的高檔衣褲，玩的壹正五副(指六個女人)，吃的山珍龍肉。” 溫州的地價為50—60萬每畝，按正式規則，農民至少能得大部分，而政府只得點“活動費”，比如總價的3%。但是現在呢？政府得大頭，壹畝地50萬，政府至少拿去30萬，農民能得10萬就不錯了，中間還有層層卡要。誰是真主人，誰是假主人，實看特明白。 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損失不低於2萬億。中國政府土地征用的財政收入有幾十個億，如果征地都要按市場價格自願地從農民那裏購買的話，農民會比城裏人富，香港和臺灣的鄉下人就是這樣。所以三農問題就是土地制度問題，妳土地私有了，農民就自然富了。 農業的發展肯定離不開土地，中國有60%的耕地處於中等產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根據2000年的數據，中國每公頃土地農業增收12700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在韓國是22400美元，臺灣是13150美元，因為韓國與臺灣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穩定，這說明穩定的土地政策是農民增收的關鍵。 貪汙腐化潛逃國外。據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壹份期刊的報道和2000年北京大學的壹份研究報告，從1978年到1994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達2400億美元；從1997年到1999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將近1000億美元。二者相加，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3萬億人民幣。這些錢絕大部分是被各級官僚和太子黨轉移到海外去了，他們用這筆錢在海外辦了實體，購置了豪華別墅、汽車、遊艇及房地產。這些錢可以為中國建300個第壹汽車制造廠；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學，相當於目前美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30萬公裏鐵路，相當於目前美國鐵路的總裏程數，…… 朱熔基說：國有資產資金外流狀況用12個字來概括，“勢頭迅猛，觸目驚心，舉世無雙”。他承認，2000年資金外流5500億人民幣、2001年6000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生產總價62%。扣除這筆外流資金之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只有1%。大陸人在美國壹擲萬金購買豪宅、遊艇、名車，已經不是什麽新聞。  審計署2004年報告：從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間，國有企業每年因貪汙而外流的資金達3500億，共外流1.98萬億至2.1萬億元。據報導，2003年1月以來，至少有10位上市公司高級主管外逃，卷走的資金或造成的資金黑洞近百億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資金7億多元的ST南華董事長何竟棠、留下40多億元貸款窟窿的奧園發展董事長劉波，以及在9.88億元巨額擔保面前“人間蒸發”的ST啤酒花董事長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中國大陸嚴禁賭博，民眾壹有機會赴境外就大肆豪賭，據估計，每年因此而外流的資金近六千億元人民幣。中國貪官萬人次赴朝鮮賭博，每年為朝鮮帶來10億收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中國大陸賭客2001年在澳門壹地輸掉的賭資高達20億人民幣。 沈陽市的常務副市長經常去澳門賭場，有壹次竟輸了幾千萬元；而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夥同部下動用公款幾個億吃喝玩樂，在澳門賭場貴賓廳先後輸掉1億多元。 改革以來，“中國每天有壹億美金流入美國，也就是說每個月有30個億的美金，壹年有300多個億的美金流入美國。”這裏說的還僅僅只是流入美國，壹個國家的數額。那麽，流入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有沒有人敢算。 據統計，在西方國家定居的，幹部家屬占85%，高級幹部家屬占8.2%。在香港、澳門定居的幹部家屬，分別有15萬人、1.2萬人。高幹家屬在外國定居簡況：副總理壹級高幹家屬，有81人； 正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1795人； 副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34700余人。6.2萬多名高幹家屬，在國外的資產超過2千億美元，相等於中國大陸20多年來外匯儲備數。另外，近50萬在外國的黨政軍幹部家屬中，有三成靠外流出境的資產、資金生活；有六成在當地設有公司和在國內設有公司或在香港、外國中資公司經商；有壹成在當地的其它方面發展。江澤民在各省培養出的黨的好幹部外逃壹覽表：

　　2002年4月6日，上海國際機場，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煙草公司經理、黨組書記蔣清芳神情自若地將出國護照遞到了機場檢查人員的手中。幾小時後，蔣清芳攜百萬巨款順利到達美國。第二天，中國國家煙草局和河南省煙草局分別收到了蔣清芳以傳真形式發回的辭職報告，文中有“對不起煙草系統，對不起黨”等言辭。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歲的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攜同女兒、女婿、外孫女等從上海出境，經新加坡，轉至美國。她在紐約黃金地帶置辦至少5處高級房產，花天酒地，窮奢極欲，涉案金額高達2．532億元，19名官員被查處，楊秀珠本人至今不知何處。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三任負責人許國竣余振東、許超凡盜用4.83億元後，分別遠遁海外；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陳新攜帶據為己有的4000多萬元公款輾轉潛逃到越南；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竈辦事處信貸員謝炳峰、麥容輝在貪汙銀行儲備金後，攜帶著巨額現金偷渡到泰國。 2002年短短壹年間，河南省有兩位廳局級高官攜巨款相繼出逃。這兩位廳級官員，壹個是攜情婦跑到新西蘭的程三昌，出逃前官銜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曾任漯河市市委書記）；另壹個是出走美國的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清芳。 索娶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的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就持因私護照，攜妻倉皇出逃澳大利亞。 昆明卷煙廠原廠長陳傳柏則貪汙1600多萬元後逃匿海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交通廳財務處副處長顏旭東夥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設資金5000多萬元，潛逃國外……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劉佐卿非法向國外轉移資金達１億元之多，然後攜帶壹家8口逃到國外，而公司財務上竟沒有這筆賬。 2004年官場集體揮霍國庫的五條渠道是：1）幹部公費出境出國開支，年達5千億；2）公費專車412萬輛，年耗資6千億；3）公費招待吃喝2千億元；4）非法獎金、福利年達三3億元；5）侵吞各類稅收年達4千5百億元。這五大腐敗加起來，每年達二萬億元。 經專家統計，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在1999－2001年三年期間，平均每年占到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4.5-14.9%。中國坐穩了世界頭號腐敗大國的金交椅。每年資本外逃的數字，比同年引進的外資還要多。2000年，外逃資本480億美元，而同期引進的外資為407億美元，中國於是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最先“和國際接軌”的超高地價和房價；中國股市上瘋狂圈錢的上市公司；連學校和醫院都成了喝百姓血汗的兩條惡狼！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人民辛辛苦苦積攥下來的血汗錢正在源源不斷地流進貪官和少數人的腰包，權力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30萬億元。……。  銀行行長貸給妳壹百萬，妳要回頭給他五十萬，給他存到美國Citibank（花旗銀行），或存到瑞士。當了幾年銀行行長，這麽百分之幾十地分成，最後拿到了幾百萬幾千萬，然後就移民海外。在美國投資移民，50萬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國做寓公、活得很好。 大連5000萬資產的壹家國企，被公司老總以 400萬的低價拿走；上海壹家國企老總施展“騰挪大法”，侵占國有資產數千萬。 每個人都利用權力盡快的把國家財產轉為個人資產。中國正處於壹個把國家財產瓜分化的過程，所以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現在是“盜竊經濟”，人人盜竊國家財產。因此導致中國的壞貸款特別多。全世界沒有這麽高的。 2003年1月7號我國第壹條跨海鐵路——粵海鐵路正式開通，粵海鐵跨瓊州海峽，全長345公裏。粵海鐵路最初的設計運力達1100萬噸，然而從2003年3月開通貨運業務以來，它平均每月的運輸量還不到2萬噸，每天四個航運中，至少有兩個在空駛。整個粵海鐵路總投資額超過48億元，除近20億的國債投資外，還有國家開發銀行提供貸款22.25億元，僅銀行貸款每天的利息就要30多萬元，每天6萬元的收入連還利息都不夠。

　　經官方查明，從1998年5月到2000年10月，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先後成立7個實體，充當中間商，套取鐵路建設資金，到2000年底，共套取資金6億3千4百88萬元毛利，實際流失建設資金達3億3千2百45萬元，這些錢大部分被作為獎金福利分給了個人。2003年12月26日，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原領導班子成員唐建偉、樸英元、杜惠榮、李遜、張培金等人因私分國有資產和受賄罪被判刑。其中，原公司總經理唐建偉被判刑九年。 在深圳五洲賓館，深圳市政府召開了市屬國有企業改制簽約大會，將數十萬職工二十多年來用血汗創造的財富壹紙劃給了個別人。壹夜間，深圳又出了壹批億萬富豪，這批新的富豪是原國企的管理者。他們發財的方式很簡單：將自己受托管理的國有資產在“國有資本退出”的旗號下變成自己的私人資產。這種不公平的幌子給壹些企圖利用國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機會，於是乎在全國各地演繹了壹場場激動人心的國有資產賣給高管人的盛宴。 湖南省常德市的國有運輸企業欣運集團，其總經理陳欣僅以7000萬元，就購買了這家擁有9個縣市分公司，總資產達10多億元的優質企業。改制後隨即宣布全體員工壹律轉崗，重新要求上崗，每人必須繳納4—20萬元不等的上崗費，僅此壹項，就從幾千名員工身上撈回了幾個億，搖身壹變成了新的億萬富豪。

　　1949年到1989年全國投資2萬億元，結果浪費1.3萬億，浪費占65%。“大躍進”和“文革”使中國損失的財富，據估計達8000億元人民幣，這還是當時的價格。可以用它建80個第壹汽車制造廠，可以建800所大學，幾乎相當於目前中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八萬公裏鐵路，比目前中國的鐵路總裏程還多二萬公裏，……。 豆腐渣工程勞民傷財。毛澤東說：“甘肅桃河引水上山，那麽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不小，幾百裏的渠道，沿線調集17萬民工，先後逃跑勞動力2萬人，從1958年壹直幹到1961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上萬人不說，僅僅在離工地不遠的壹個大坑裏就胡亂掩埋了幾千具民工的遺骨；工程整個報廢，壹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資金1.7億元，民工的血汗未計入。 河南商城縣修水庫，壹無圖紙，二無專家，只有幹部在指揮。工程幹到壹小半，水庫已蓄成四平方公裏的水面。壹天深夜，忽然壹聲轟響，五百米長的大壩土崩石塌，幾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勞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只因壹名右派（林業工程師）死裏逃生，三十年後外間才知道那椿死了數千人的事件。 大躍進時期修建的河南省板橋、石漫灘等52座水庫1975年發生垮壩，遂平縣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難；該公社魏灣大隊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喪生；該大隊三小 隊256口人中僅存96口，有7家人絕戶！ 全地區有大小26座水庫相繼崩堤垮壩，9縣1鎮東西150公裏，南北75公裏範圍內壹片汪洋。400多萬群眾被洪水圍困，10多萬群眾死亡，30多萬頭大牲畜漂沒，300多萬間房屋倒塌，打撈到的屍體10萬多具，後續因缺糧、感染、傳染引起的死亡14萬，共24萬多人死亡，與次年的最大自然災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數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庫垮壩還更禍害人。直接經濟損失34.97億元，相當於建駐馬店專區以來十幾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1958年修建的丹江水庫造成了後來水淹安康。1983 年7月31日18時洪水開始破安康城進水，20時就淹沒了全城，未淹斃者奔向二樓、三樓，爬上四樓頂的人還是淹死。如此快地漲水高達19.4米，顯然是由於下遊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則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寬深的河槽裏排出去。當地人民或謂淹死千人，或謂萬人，慘絕人倫。安康以上漢水流域面積僅38700平方公裏，已建有四個大壩，理應攔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遊丹江口大壩與石梯峽谷之阻，使卵石沈積河槽而擡高洪水成災漢。 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 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 12 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8 月），計劃用黃河故道蓄水 40 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8年人們不加論證，不計後果，壹下子竟然在花園口、信山、樂口又修了幾座攔河大壩。黃河被馴服了，但發電、引水澆地的甜頭剛剛嘗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兩岸的農田迅速堿化，不長莊稼了。於是人們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將攔河大壩壹座座炸掉。1959 年 11 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 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 1960 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針，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堿化， 1961 年鹽堿化面積達 519.88 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62年，在解決黃河灌區土地堿化問題的會議上，人們大罵引黃灌溉的餿主意。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閘門。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為了壹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隨之而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遊近旁又修了壹條大壩。大壩造完才發現那是水利破壞而不是水利建設，結果只好再拆除。 山東省臨沂地區在大躍進中建了11座大型水庫、33座中型水庫、近壹千座小型水庫。但不出30年，80%的小型水庫完全報廢，其餘的大、中型水庫，不是病庫就是險庫，壹旦出事就非同小可。壹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僅水庫壹項就浪費了上億的資金，無數的人力，再加上大煉鋼鐵糟蹋掉大量物資，人民無不吃苦受窮。 為證明“黃河清，聖人出”而興建三門峽水庫，當局把反建壩的黃炎培之子黃萬裏打為成“右派”，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指斥彭德懷和黃萬裏壹樣腦後長著反骨。三門峽工程建成後的1961年下半年，15億噸泥沙淤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裏，河床擡高，渭河航運窒息，弄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不得不修起防洪堤。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鹽堿化、沼澤化，糧食因此減產。這壹年，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水壅高後橫向沖擊，使兩岸坍塌農田80萬畝，壹個縣城被迫遷走。

　　1962年3月，水庫內的淤積已迅速發展，潼關河床在壹年半的時間內暴長4.5米，成了“懸河”，危及西安的安全。這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後花了20多年將該電站的設施壹再改造（如增設大壩的排沙底孔等）。經多年改造，這個當初設計為裝機百余萬千瓦的大型電站被縮小成只能發20余萬千瓦的中型電站。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了農田60多萬畝，約5萬返庫移民受災，近3萬人無家可歸。2003年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災。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災最重，渭河河堤多處沖潰，幾十萬居民被迫撤離，大量農田、村莊被淹，經濟損失慘重，生態破壞巨大。以渭南市為例，起先壹次洪峰通過渭南全境需要7、8個小時，後來需要20多個小時，到了2003年洪峰通過渭南全境則用了50多個小時。2003年的洪水流量比2002年小，但洪水水位卻高出1.7米。照這趨勢，不用多久，關中平原這個天府將不復存在。 70年代在長江修建葛洲壩水電站是個典型的“三邊”工程（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這個耗資幾十億元的工程上馬時居然沒有規劃設計文件，也沒有比較方案和計算經濟效益。開工不久就出現了質量事故，不得不停工，炸了再築。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長達十幾年之久，工程投資的決算超過原來預算的4倍多；電站裝機容量為271.5萬千瓦，而保證出力僅為76.8萬千瓦；水電站因受到長江航運的限制不能擔任電網調峰的任務，長江汛期的水能也難以利用；船閘閘門常因沖沙而發生事故，長江因此經常停航。這個得不償失的工程，其單位千瓦投資比長江不少支流上的水電站貴幾倍。 三峽工程還沒開始，3個億就花掉了。原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戴蘭生花7億元從國外進口壹堆廢銅爛鐵，貪了幾個億，已外逃。負責三峽工程移民金文昭[軍人出身]，貪了12個億。豐都縣國土局局長兼征地辦公室主任的黃發祥，貪汙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土地出讓資金壹千五百多萬元，被判處死刑。 三峽工程庫區移民在控訴書中指出，按照當時李鵬簽署的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他們每畝被征用的耕地應得補償不少於56,000元，而且補償期限應該是15年。然而實際上，當地政府付給他們的補償費，每畝地僅僅為1,408元，補償期也僅僅只有壹年。另外政府規定的移民安置費，每個移民應得30,000多元，實際上每人只得到5,000元。他們生活補助費被克扣了近4/5，房屋補償每平方米被截扣40%。英國《星期電訊報》說，四川萬縣、湖北宜昌的農民，被迫遷移卻又壹無所有，紅頭文件裏答應的安置條件竟然有壹大半成為泡影。 原計劃移民120萬，實際牽涉面卻達1,000萬；原計劃用於移民的安置費是150億元人民幣，後來追加到700億元，還在叫嚷短缺。三峽移民80%在萬州，中央曾規劃在那裏建氯堿化工廠，近20億的資金投入後打了水漂，未見出產品，建了壹大堆職工宿舍，肥了壹些人的口袋。2004年10月18萬州事件就是官員們不把百姓當人引發的。去年溫家寶總理在萬州區為民工熊德明討工資，壹些官員如果能體會到總理親民的苦心，何至於有“萬州暴動”！ 三峽工程移民，官方大談移民“顧全大局”。比如地處壩區宜昌縣樂天溪鎮瓦窯坪村，全村500余村民要搬遷，全村房產損失300多萬元，三峽工程只賠償了70萬元。 後來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是847億千瓦時，也僅是2002年全國發電量16400億千瓦時的5%左右。2002年全國的水電發電量是2710億千瓦時，也是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847億千瓦時的三倍多。即使以後9年沒有其它新的水電工程竣工，三峽工程的發電量也只是全國水電發電量的1/4弱。三峽電廠的人說，如果漂浮層厚壹米的話，三峽每天發電損失是60萬元。 2004年4月三峽壩區氣溫並沒隨夏季的到來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4月末平均氣溫不足12攝氏度，4月中旬周邊山區還出了較大範圍的降雪，月內有3次降溫過程；4月份全月降水量為236.5毫米，破壩區近10年降水量最高紀錄，破宜昌地區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紀錄。5月27日恩施暴雨垮壩淹死18人，其中12人為幼兒。9月川渝地區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壹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萬人受災，181人死亡，50人失蹤，三峽船閘停航4日。開縣、達州及千年古鎮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沒；重慶北碚、萬州鐵峰山、宣漢縣天臺鄉等發生山體滑坡。其中萬州鐵峰山滑坡3平方公裏，壹座500多人居住的場鎮變為廢墟…三峽工程開工8年來已滑坡3,465次，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次。 1986年，為緩解冀東地區缺水困境，河北省決定在青龍滿族自治縣境內灤河支流青龍河上，修建桃林口水庫，從此，青龍縣8個鄉、36個村、104個自然村的4萬1千名原住民被迫走上了大規模非自願性移民的血淚之途。在壹個典型個案中，依據河北省人民政府制訂的《桃林口水庫移民安置辦法》計算，移民張友仁應得林果補償金55萬3千元，但依據安置地秦皇島市的文件“凡普查卡片登記林果補償金超過1500元的戶，按每戶1500元進行補償”。這壹切下去，張友仁應得款項的99.7%就抹了。據上萬人簽名的唐山移民上書中透露，各級移民辦公室從不公布帳務，移民費被唐山市長等層層克扣。僅唐山市移民辦正副主任李增榮張兆榮二人，便貪汙挪用移民款達1181萬元（見《唐山勞動報》）！桃林口水庫移民上告8年了，不僅公道沒討回來，還屢遭毒打監禁。據“萬人折”舉證：“上訪者李鐵被警察抓到玉田縣火葬場，蒙住眼睛，嘴被插入電棍，手指和肋骨被打折，還被反綁，澆上汽油（實際上是水），推進火化爐，恐嚇道：‘還上訪不上訪？不然使妳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中國青年報》2004年7月28日報道，建國50年來大型水電工程移民共有1600多萬，其中有1000多萬壹直處於貧困之中。這個殘酷的事實使政府以“水電扶貧”的托辭破產。 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對在1940年代大峽谷水壩中受到影響的印地安人科爾維部族部落，除了壹次性賠償5400萬美元外，每年還付給1500萬美元的電力收入分成。2000年密蘇裏河流域基金價值2億美金專門用於幫助印地安部落爭取補償過去在美國聯邦政府建設大壩中蒙受損失的法律援助活動。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洪峰襲擊江西九江市前。朱镕基曾視察該市，問及防洪準備時，該市壹名副市長信誓旦旦地向朱镕基保證：九江堤壩，固若金湯。幾天後，九江堤壩決堤，3656名市民葬身魚腹，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結果，就在堤壩的關鍵處，人們發現，工程被偷工減料，應放鋼筋處，竟放了竹筋。原來，在貪官眼裏，防洪大事，不過是兒戲。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要是依照水利專家的建議從荊江分洪，就不會造成壹萬八千多人的死亡和高達500多億元的財產損失。 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湖北巴東縣焦家灣大橋突然坍塌，11人當場死亡；2003年3月，主體工程剛完工的廣東信宜市石崗嘴大橋突然坍塌，連裝修都來不及；…… 1999年1月，耗資人民幣4億2,600萬元興建、被譽為亞洲第1、世界第2的浙江寧波大橋，在合攏前因發生橋板斷裂而不得不將將大橋主體拆掉重建。 湖北黃石長江公路大橋竣工僅7年就“重病纏身”，有關部門在投入7000多萬元進行為期18個月的“大修”仍未矯正後，只好決定投資29.4億元再建壹座大橋（《揚子晚報》2006年4月9日）。黃石長江公路大橋開工之時，地質資料不全，施工設計圖未及時提供，“四通壹平”等工作還沒有到位就急著上馬；施工期間，隨意更改設計的現象時有發生；竣工驗收報告上明明寫著“主橋邊跨現澆段結構主拉應力安全儲備偏小，局部出現裂縫”，有關部門仍將其評為優良工程…… 浙江省水利廳對錢塘江江堤工程進行檢查時，發現壹段造價500萬元、按百年壹遇標準設計、為防禦海潮的海塘工程，施工單位竟然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塞。 安徽省霍邱縣降低上級補助標準，克扣1804戶災區群眾的建房資金360萬元。阜南縣3個鄉鎮的17名幹部弄虛作假，騙取並私分國家蓄滯洪區運用補償資金20萬元，嚴重侵害農民利益。投資壹點零五億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處理項目，由於相關工藝對垃圾分類收集程度要求高，而國內不具備這個條件，引進設備試運行四個月即被棄用。 有網民稱，大連市到今天還在使用日本當年占領東北時期修建的自來水管道。在長春，日本人當年主持修建的建築物至今仍很結實，反倒是壹些近年修建的“豆腐渣工程”，雖然晚蓋了半個世紀，質量還遠遠不如早年的。  為什麽同樣是城市別人可以管理得那麽好，以至於紐約州100多年前的消防管還可以用，地下管道還可以布線纜。德國的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時代修的，現在還好好的。 中國的高速公路用不了幾年年就壞了。珠海的機場高速，那可能是世界是最牛的“高速”了。修了沒兩年，路基嚴重沈降，以至車開在路上，每幾百米就要剎車減速，然後“咣”地在橋面上彈起。壹條“高速”簡直就是搓板路。 投資760多萬元的江蘇省徐州市濟眾橋改建工程，原定於2004年6月28日舉行剪彩儀式，卻在27日坍塌，連多等壹天都不行。 耗資數十億人民幣、號稱亞洲最大的北京新火車站、北京西站，是這類“豆腐渣”工程的典型，建成後頻頻發生的漏雨滲水、電梯故障、通風不暢、地面凹凸、井蓋翻倒、以及因乘車道狹小陰暗而造成乘客擠傷踩傷，不壹而足。在這些亂象的背後，是該站招標、設計和施工階段中層層賄賂、處處回扣，高達數億工程款的流失。去年11月3日衡陽市壹座才建了5年的8層大樓突然垮塌，還砸死了20位消防人員。 曾當阜陽書記的王懷忠，人稱“王三億”，他建阜陽機場，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3.2億，最終飛機場成了養雞場；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耗資千萬，最後半途而廢；他建電廠投入幾個億，由於倉促上馬，目前也停建。王透支了阜陽市10年的財力。王懷忠從阜陽調進省裏之前，就與數名婦女不清不楚，為王懷忠生過孩子的女人“至少有三個”。這在阜陽是盡人皆知。王懷忠貪贓枉法問題，帶出了壹大批權力系統的關鍵人物。王“咬”出來的官員已多達160多名，據了解，遠不止這個數字。當中紀委負責王懷忠案的專案組負責人向阜陽市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宣布，凡與王懷忠問題有牽連的幹部，必須主動交代問題，否則壹旦查出將從重處罰時，整個阜陽市恰似“烏雲籠罩”，大大小小官員們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他們彼此見面的第壹句話就是：中紀委找妳談話沒有？王坦白自己用了450余萬元買通了江核心的胞妹江澤慧。2004年2月21日，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收受他人人民幣總額為517.1萬元，被立即執行死刑。

　　1989年後，政府投資浪費仍然嚴重。由於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費2000億元；由於不良產品損失，每年浪費2000億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損失達1000億元。中國的發展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發展成本。中國科學院算了壹筆賬，幹同壹件事，在世界平均狀況下每花1美元，在中國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態環境占0.17，結構不合理與管理不善占0.08。 2000年消耗了超過10%的世界能源，卻僅產出3.4%的GDP，而同期美國消耗20%的世界能源產出了35%的GDP。以單位能源每千克油當量的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計，中國大約是0.7美元，不僅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而日本同樣能源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卻高達10.5美元，為全球之冠，約相當於中國的15倍。中國平均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國平均值的2倍多。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的四十多年時間內，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了10余倍，而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了40余倍。 國內重點鋼鐵企業生產每噸鋼所耗能源之比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2002年的壹組數據表明，中國歷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5%的比例。 2003年，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GDP）已達30多萬億美元，可中國的GDP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為1087美元[世界60億人口人均5000多美元]，而支撐全球4%的GDP卻耗費了全球40%的水泥、35%的鐵礦石、34%的鋼鐵、30%的煤炭、近20%的鋁和銅、13%的電力，以及7.6%的石油[新華社2004年3月4日報導]。產出的經濟總量和投入的資源總量顯然不成正比。中國年進口石油6500萬噸，占中國總消耗量的1／3。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擔心中國長期增長會否導致全球資源不足，“中國會不會餓死全世界”？

　　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快，可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惡化。壹個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糟蹋成什麽樣了，經濟落後，民生雕敝，貪官橫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山西還是模範省份；清代的山西，經濟強；唐代，壹半的宰相出自山西。而現在的山西是貧困省”。 4000年前，黃河流域是郁郁蔥蔥的原始森林；西周時，黃土高原擁有森林4.8億畝，森林覆蓋率為53%；及至春秋戰國，硝煙彌漫，烽火連天，環境遭受巨大的破壞；後來，秦壹統天下，繼續折騰，繼續毀滅生態，大興土木，大伐森林……漢時，人口劇增，統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農貴粟（發展單壹的糧食種植業，砍掉林、牧、副、漁、商），於是為解決吃飯問題和龐大的專制官僚機構、軍隊的供給問題，只好大規模毀林開荒，西漢開荒8億畝，東漢開荒7億畝，至此黃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毀滅。三國時期，中國人口從東漢時的5648萬，減至767萬，民族差點毀滅，生態也就再所難保；南北朝時，兵燹戰亂頻仍，中國人開始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的生態面臨著威脅；隋時大興土木，唐時開發東南，開荒14億多畝，加上隋唐征戰、五代動亂，後來，又經過宋遼金元爭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國的戰亂破壞，中國人的生態資源被破壞殆盡。 1949年後在北京城建規劃中，建築學家粱思成試圖保護住北京的古都風貌，毛澤東否決了，說：“不，我要站在天安門上滿眼望去全是煙囪，冒著滾滾的濃煙！”於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墻不該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來：“城墻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擋農民的”。當時的中宣部官員，現已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何祚庥還建議要拆除故宮，理由是“建築是有階級性的，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征”。 1949年後，“大躍進”全民煉鋼，又大規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時“以糧為綱”、“農業學大寨”，梯田修到山頂上。改革開放之後，由於體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汙染的小企業遍地開花；草場無人維護，過度放牧；開發區大量圈地，壹半以上撂荒…… 青海歷史上曾經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蓋率僅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萬畝，其中灌木林216萬畝，牧草135萬畝，到1980年200萬天然林被毀，僅剩天然林39萬畝。西雙版納的森林覆蓋率由60%已經下降到了30%。全國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遠遠超過林木生長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絕大多數國營森工企業將面臨無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草原退化加劇。全國草原退化面積達10億畝，占1/3，並且以每年2萬平方公裏的速度發展。由於牧畜過載，牧草產量持續下降。 中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國家之壹。北方地區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過149萬平方公裏，約占國土面積的15.5%。沙化面積每年擴展2460平方公裏，每分鐘就有4.5畝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經濟損失540億元以上。2004年荒漠化土地已占國土面積的27.2%。新疆共有土地24億畝，荒漠沙漠就占了10億多畝。中國喪失了土地3.9萬平方公裏。2004年約有5900萬畝農田、7400萬畝草場、2000多公裏鐵路以及許多地方受到沙漠化威脅。 據報道，20世紀50年代發生了沙塵暴5次/年，60年代8次/年，70年代13次/年，80年代14次/年，90年代23次/年，21世紀25次/年。沙塵暴不斷襲擊北京、南京、重慶、甚至臺灣；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4億人。90年代末沙漠化以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裏的速度增加，中國的荒漠化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約1/3。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壹。建國初期，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16萬平方公裏。據1992年衛星遙感測算，中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79.4萬平方公裏，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8.7%。2000年水土流失面積已占國土總面積約40%，全國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新增1萬平方公裏，每年流失土壤50億噸。中國水土流失特別嚴重的地區主要有：西遼河上遊，黃土高原地區，嘉陵江中上遊，金沙江下遊，橫斷山脈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區。 每年因水土流失，沖走肥土50億噸，相當於全國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層，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萬噸，接近全國的化肥產量。黃河經常斷流，泥沙淤積，成為懸河；洪水期間，黃河河水的含沙量達50%。長江的含沙量是黃河的1/3，等於世界三大河流——尼羅河、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年輸沙量的總和。長江已經成為第二條黃河。 石河子屯墾，造成瑪納斯河斷流幹涸；位居內陸河世界第二的塔裏木河也已斷流1/4，水量縮減到30年前的1/10。在內蒙，黑河下遊也斷流幹涸，東、西居延海隨之死亡；天鵝湖也幹了，不再有天鵝了。 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斷降低，看來也難逃羅布泊的命運；近些年來，青海省已經有兩千個湖泊同河流完全幹涸。長江源區最大的高山湖泊之壹，面積達600平方公裏的赤布張湖，現已萎縮解體成4個串珠狀湖泊；面積達23.5平方公裏的茍魯錯湖，已完全幹涸成壹個幹鹽湖。黃河源頭，曾被譽為高原“千湖之縣”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裏，瑪多縣4千多個湖泊中90%已幹涸，如今銳減到3百多個。 1949年以來，中國湖泊減少了500多個，面積縮小約1.86萬平方公裏，占現有面積的26.3%，湖泊蓄水量減少513億立方米，其中淡水量減少340億立方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陽湖、滇池等嚴重汙染、水量大為縮減，洞庭湖、鄱陽湖的湖面損失了壹大半；羅布泊水域面積曾經為20000平方公裏，1972年徹底幹涸了。 中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個國家的人均水資源排位中居121位。資料顯示，中國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嚴重的城市達130多個，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國城市每年缺水60億立方米，日缺水量超過1600萬立方米。 1995年水利部的檢查表明，中國700余條河流中水質良好的僅剩32.2%。90%以上城市水域汙染嚴重，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汙染；汙染河流1998年已達72%。全國達標排放的城市廢水，至今還不到10%。北方很多城市能夠正常排水的區域只有50%，汙水處理率只有40%，有60%的汙水隨便流淌。北京就因為壹場“五年壹遇”的豪雨而成了“澤國”，全市多個地區嚴重積水、交通癱瘓，人們甚至可以當街遊泳。 中國大陸約有壹半城市地下水汙染嚴重。中國由於地下水不合理開采已造成汙染和地面沈降。數據顯示，全大陸已經形成區域地下水降落漏鬥149個，面積達15.8萬平方公裏。已有46個城市出現明顯的地面沈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沈降量超過兩公尺。勘測表明，目前華北平原深層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魯的區域地下水降落漏鬥，有10多萬平方公裏面積的地下水位低於海平面，華北地區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地下水超采還誘發地面沈降、海水入侵等問題。  中國目前有六千萬人的飲水有困難，全國約有7億人口飲用大腸桿菌超標水；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不安全的水；其中壹億九千萬人喝的水，含超過設定標準的有害物質。中國東部、東北部、北部及西北部平原的六千三百多萬農民，他們的飲水中氟含量超過標準。氟是壹種有毒化學元素。與水汙染有關的肝癌和胃癌，已成為農村地區的主要殺手。 2001年的壹場特大洪水，有380億 加侖嚴重受汙染的水灌入淮河。在洪水發生前的若幹年，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壹，患癌癥的幾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兩倍。而且，淮河沿岸農村男孩的身體素 質從來都達不到參軍的要求。淮河水汙染造成了眾多的腫瘤村。三面環水的黃孟營村長期處在汙染的包圍之中，井水與河水壹樣又黑又臭，全村84%的青壯年常年拉肚子，育齡夫婦中多數人患有不育癥，人口呈負增長，新生兒畸形，早夭現象屢見不鮮；在近十年的應征青年入伍體檢中竟無壹人合格；已有54人分別死於各種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癥，其中有兩戶（8人）成“絕戶”。 山東肥城市肖家店村是山東中部的壹個普通村莊。80年代後期以來村裏每年有十數人死於癌癥。2000年，死亡人數17人，其中11人是因為癌癥死亡。2001年，9人因癌癥死亡。2002年10人因癌癥死亡。2003年12人因癌癥死亡。2004年14人因癌癥死亡。記者和研究人員發現，肖家店村的癌癥與遺傳無關，致癌原因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汙染。 肖家店村位於大汶河的下遊，距離大汶河和黃河的交匯點不遠。大汶河汙水的主要源頭來自上遊的壹些縣市。肥城市環保部門對大汶河水的檢測報告顯示，近年來大汶河流域的許多河段水質常年都是汙染最嚴重的劣五類，並且其中的亞硝酸鹽都嚴重超標，而這種物質是壹種強烈的致癌物。嚴重的汙染，不僅影響到肖家店村，該村附近的馬家窪村、李店村的癌癥患者都是越來越多。

　　2004年5月8日《中國經營報》說，因缺水中國每年工農業損失3500億元。據世行九十年代的統計，中國每年洪澇災害的平均損失是100億美元，而旱災的損失是350億美元。 大氣汙染嚴重。中國大氣汙染屬於煤煙型汙染，北方重於南方；中小城市汙染勢頭甚於大城市。目前中國能源消耗以煤為主，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3/4。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大國，而且以生煤形式直接燃燒為主，造成大量汙染，是第壹大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國，粉塵、氮化物的排放更是世界之最。由於燃煤等帶來的汙染，北京、沈陽、西安、上海、廣州5城市名列世界汙染最重的城市之列。當乘坐飛機來到沈陽、太原、西安、蘭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個城市都被籠罩在工業粉塵和化學煙霧之中。 當沙塵暴壹次次漫卷大半個中國，酸性粉塵和沙塵已漂到了日本列島、韓國、臺澎列島上空；當飛機飛過南海、東海、黃海、渤海上空，幾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應湛藍的海水幾乎全部變成壹片灰黃。國產黃花魚和國產帶魚，早就由於汙染而發生畸變了。科學家們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 由於工業汙染，中國 1/3的國土上空飄蕩著酸雨。《中國日報》報道，中國環保的力度趕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使中國酸雨汙染問題失控。全國有250個城市降酸雨，每年造成1千1百億人民幣的直接損失，幾乎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 據2001年世界銀行的報告，世界汙染最重的20個城市，16個是中國的。全球汙染最重的10個城市，中國就占9個。在那裏兒童壹天吸入的廢氣等於吸食兩包香煙據世行估計，空氣汙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每年奪走30萬中國人的性命。 中國廢渣年產生量已超過5億噸，處理能力趕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國積存量為66億噸，人均6噸廢渣。據統計，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為6000萬噸/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在380個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處在垃圾包圍之中。僅北京三環、四環路之間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過7000畝。 改革開放後，中國成了廢舊物資的集散地。先是日本和東南亞的廢、舊服裝大量傾銷中國。後來又是成套的工業淘汰設備在中國成了搶手貨，幾千億的美元交了“學費”。現在，其它國家汙染環境的企業大量向中國轉移。 2002年，中國各類工傷事故死亡超過14萬人，塵肺病患者58萬多人，潛在的職業重病患者達數千萬人。 中國為治理環境汙染支出數以千億元，單是淮河就扔下幾百億元。全國城市垃圾年清運量1.49億噸，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僅有壹半；工業危險廢物每年產生1100多萬噸，處置率僅為32%。政府懲治環境汙染的工作存在壹些漏洞，壹個漏洞是政府對造成汙染企業的罰款，遠遠低於企業投入治理的成本，很多企業寧願交罰款，也不願意治理。另外壹個漏洞是，由於環境監查是階段性的，很多企業在監查期內表現非常好，但是風頭壹過，就又固態復萌。只要媒體不曝光，中央政府沒有發現，能蒙混過關就蒙混過關。

　　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批判

　　把科學技術等同於生產力是錯的。科學技術只有極少數的壹部分能夠轉變為生產力，即能夠改善資源的利用或滿足人們新的需求的那壹部分；不能取得經濟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發明有成千上萬。可以想象，如果人類忽然忘記了全部科學技術，回到了茹毛飲血的時代，但只要保留著交換，壹切新技術就會重新被發現。相反，如果禁止交換，現有的全部科學技術就會立刻變為壹堆死東西，根本不可能造福於人民，更談不上再去發明什麽新技術。

　　有人以為單憑科學技術，人類的物質生存條件就可不斷地改善；用經濟學的術語說，科學技術可以克服稀缺性。什麽是稀缺的，只有通過交換，形成了價格，才能精確地度量。在價格無扭曲的情況下，錢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標，節約錢就是節約了稀缺性。壹種新發明是節約了稀缺性還是浪費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賺錢。所以科學技術只有在壹個價格系統的引導下才能豐富社會的物資供應。以為依靠不斷發達的科學技術必定能滿足人類不斷擴大的物質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學技術必須在壹個具有正確價格系統的市場經濟內發生和運行。

　　馬克思認定人是第壹生產力；科技，無論是作為生產工具還是作為勞動對象，都是生產資料。沒有人，沒有掌握使用科學技術產品的能力，沒有錢購買科技產品，科技及其產品就是壹堆垃圾，科技產品的生產能力就無從發揮。相反的是，沒有思想包袱和政治壓力，人的生產幹勁就會沖天，想象力就能馳騁於宇宙、微至電子，科學發現力、技術發明力、產品創造力就能得到極大的發揮。因此，科技及其產品只能是第二和第三生產力。

　　自由世界的無數的事實所證明，先進的人權制度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凡是人權制度實行早的國家，生產力就發達得早；凡是人權制度實行充分的國家，生產力就雄踞世界前列。

　　鄧貓發現“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最具詐騙性：它能讓真正的第壹生產力——人民個個爭當好貓，勤抓老鼠，吃老鼠尾巴，讓專政權人拿走鼠肉而不在乎——畢竟有鼠尾吃總比吃素強。這貓論的辯證法是：鄧是貓，專政集團是群鼠；專政集團是群貓，人民是群鼠；兩個基本點是貓，壹個中心是肥碩之鼠；壹個中心是貓，科技是鼠。專政是目的，科技是騙具。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之禍

　　1．“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反平均主義的策略性提法，包含壹些明顯的局限：

　　1）忽略了經濟領域的基本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有遵循機會平等、按貢獻分配等公正的原則，才能達到壹種經濟上較高的“效率”的目標和狀態，才能取得真正的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生存與發展機會的起點應是平等的，機會實現過程應是平等的，同時應當承認並尊重社會成員在發展潛力方面的“自然”差異。機會平等的準則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激發了現代社會的活力。按照貢獻進行分配，是把個人對社會的具體貢獻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緊密地結合在壹起。這有利於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顯然，只有堅持公正的機會平等和按貢獻分配的規則，才能從根本上摒棄平均主義的弊端、激發社會的活力，從而獲得真正的效率。

　　2）將這壹提法泛化並覆蓋非經濟領域，更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屬於壹種短期化行為。這壹提法在某個特殊時期對經濟領域起過壹定積極作用，對於非經濟領域而言，其負面作用則是巨大的。在這種提法的影響下，“創收”或亂收費在許多非經濟領域極為流行。

　　3）這壹提法忽略了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顯然是把經濟放到了第壹的位置，忽視社會的全面發展。社會中的任何壹個層面或環節如若脫離其它層面或環節的有效支持就無法存在與發展。因此，不存在單方面突進、單方面長足發展的可能性。對於GDP增長率的片面追求曾是壹些轉型國家的“共發癥”，謂之“GDP崇拜”。

　　GDP代表經濟增長，但不是全面發展。它反映不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是否協調、城市與農村是否協調，反映不出壹個經濟體內的貧富差距，反映不出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GDP並不等於經濟上的好處。GDP並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只是用來衡量那些易於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例如，用於軍火生產的GDP並不能給人們帶來福利；引起汙染的生產也帶來GDP，但汙染給人們帶來的禍害也許遠遠大於產品帶來的福利。GDP也沒有包括閑暇。

　　李昌平說：“貴州畢節地區的壹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約值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板”，他們每年給鄉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裏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

　　“如果妳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妳的第壹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那個地方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0元，但他們的人均純收入不到700元。這是什麽GDP？是垃圾GDP。開發了資源，資本家得到了財富，當地的人民分享了什麽呢？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受害，房屋倒塌了，儲藏紅薯的地窖掉下去幾十米，還有水庫的水漏掉了，等等……”

　　4）這壹提法忽略了作為全社會代表者——政府對於社會成員應盡的責任。我國作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且整體經濟水平還很低，可分配資源有限，過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壹個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適的。這不僅與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相矛盾，甚至還要為此付出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近些年來很多矛盾和問題的出現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5）這壹提法顛倒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中國以經濟為中心，倡導效率優先，這種價值取向引導人們以經濟效益為惟壹目標，把利益放在了第壹的位置，這必然導致唯利是圖，全社會流行拜金主義，人會被貶低成工具。窮人的生命最易被當做工具，甚至以必要代價的名義有組織地剝奪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這種對生命尊嚴的集體冷漠，會摧毀壹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如果每個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麽，全社會對生命尊嚴的漠視最終也會將災難“分配”到每壹個漠視者的頭上。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將經濟效益放到了壹個絕對化的位置，它沒有看到發展應是以人為本位的發展。以人為本位的發展應當表現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每個社會成員的尊嚴應得到保證、基本需求應得以滿足、生活水準應不斷的提高。如果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成員壹方，那就說明社會發展的成果只為少數人所享用。這樣的發展不是真發展，而是“無發展的增長”。因此，將目的和手段的關系顛倒，便會使發展走形，無法滿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

　　2．危害

　　1）延誤了中國合理、健全的社會政策的形成。有人說：效率屬於生產力範疇，公平屬於生產關系範疇；在生產力落後的條件下，為大力發展生產力，應優先考慮效率，其次考慮公平。“公平”能兼顧就兼顧，兼顧不到也就算了，結果是“野蠻拆遷”竟成了壹個全國性的問題。河北的壹個城市拆遷，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遷辦主任卻說：“妳們只當日本鬼子來了，打了妳們兩個嘴巴，沒打妳們壹槍，妳們就認便宜吧！”效率高雖然是壹件值得誇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從“高效率”中分享益處，反而因此導致生活水平下降乃至變成“流浪者”，那麽這種“高效率”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呢？！

　　壹些國家生產力落後的原因是綜合的，但有壹點是共同的，就是普遍缺乏壹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在這些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專制的東西多，如等級、特權、腐敗等等。正是這些不公平的因素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這些國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建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至關重要，應優先考慮之。

　　2）這壹提法有利於“強者”，而不利於弱者，因而無助於社會不公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加重社會不公的現象。籠統地將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不僅在邏輯上存在矛盾，也很容易給人們以錯誤觀念：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犧牲公平；抑或只有不公平，才有效率。這恐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法的最嚴重的缺陷。

　　在這壹分配原則中，“效率”是作為與“公平”對應的概念提出的，當簡單地把分配結果的均等視為“公平”時，也容易使人們簡單地把“效率”的實現等同於“拉開收入差距”。

　　1996年城鎮最高收入戶和最低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擴大為5.7倍。1999年，收入最高行業職工工資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近些年下崗職工實際累計近5000萬人。中央黨校周天勇推算2004年失業率達 18.1%；美國蘭德公司2003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報告顯示中國顯性和隱性失業人口達總勞動力的23%，將近1.7億人。隨著大量人員下崗，城市貧困問題凸現出來。

　　很多人提“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解決壹切，帶來壹切。他們信奉“經濟就是命運”，把發展看成是高於壹切的本原。他們把當前種種社會不公現象歸結為經濟不發達。“物質豐富了，餡餅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會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這看似有道理，純粹是想當然。它不符合歷史，歷史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相當於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我國現已有資產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24萬多人，總資產達8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全國不到萬分之二人口擁有的資產相當於全國國有企業或全體城鄉居民存款總額的約80%。這表明中國的社會財富正以迅猛異常的速度向極少數人群聚集。

　　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質勘探大隊基礎工程公司下崗職工劉建平在公司居民樓內縱火自焚，造成居民樓內多人死傷。

　　家住北京海澱的劉先生年過半百，下崗數年壹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癥無錢治病。他於是不顧街坊的勸阻跑到大街上乞討叫賣。“誰給我5000元，我就當人眾砍下自己壹節手指頭，連皮帶骨頭吞下。”如此殘忍的方式顯然出於無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按原人均年收入625元貧困標準，中國的窮人是3000多萬人，日均收入只有2美分！是美國標準的1.78%。美國貧困人口的標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萬元人民幣)，人均4224美元(約合35059元人民幣，月均2922元)；2003年調整後的貧困人口標準是年637元、月均53元人民幣，只是美國標準的1/55。2004年7月國務院扶貧辦劉堅說：“去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全世界通用標準為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約500元人民幣）即為貧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約250元人民幣）為最貧困人口。中國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貧困人口有7億，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的最貧困人口也有2.5億人，遠不是2900萬人。中國社會為什麽有這麽壹大批弱勢群體？因為中國是壹個“官權”遠遠大於“民權”的國家，是壹個不知人權的國家。

　　中共每年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5,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按中國的貧困標準，這筆錢足可讓3000萬貧困人口脫貧128年！貧困縣的壹般公務員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年收入8400元）也是貧困線的十幾倍。廣東省壹個縣的公務員月收入為5000元左右，浙江省的壹個縣則達6000元左右。這兩個縣的鄉鎮幹部月收入還要再多二千元，年收入達10萬元左右。廣東佛山鄉鎮幹部年收入不低於15萬元、高達30萬元。公務員的收入還不包括公車消費、公款吃喝玩樂旅遊出國及其它福利。國企領導實行年薪制，每年幾十至幾百萬元。

　　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設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之間的面積為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右下方的面積為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即G=A/（A+B）。這個數值被稱為基尼系數或稱洛倫茨系數。如果A為零，基尼系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為零則系數為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目前公認的基尼系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在0.3以下為“好”，0.3—0.4之間為“正常”，超過0.4為“警戒”。壹旦基尼系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

　　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中國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每年以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現基尼系數已達0.526－0.561，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認的國際警界線。世界銀行1984年在壹研究報告中提醒我國改革中壹定要註意收入分配公平問題，1997年則提出“嚴厲警告”，到了2003年則發出了“最嚴重的警告”。我國在改革開放的短短25年裏，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的速率，為世界之最。隨著中國社會基尼系數的進壹步增長，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壹旦如火山般爆發，能量將無法預計。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不公平的增長則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蕩。

　　四川漢源縣修水電站征用的土地是每畝2萬元，可農民基本上沒得到任何補償。縣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後要自己再出壹半的錢，才能買回壹套與搬遷前相同的住房。對不願搬遷的群眾，當局動用公安、武警進行逮捕、驅散。由於官商勾結，不法官員將肥沃良田說成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賠償標準對老百姓進行安置，而補助款則落入了官員手中，民眾聯名集資上訪也沒結果。2004年10月10月27日晚，漢源縣五、六萬名農民，沖破警戒線，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壹名30來歲的男村民被武警用磚頭打死，數人受傷。隨後，憤怒的農民和當地學生舉行近十萬人遊行示威，擡著屍體沖擊縣政府大樓，當局急調萬名武警馳援。有20名農民被打死，40多人受傷。

　　2004年10月初，三岔灣全體3600多村民及周邊村莊15000多村民發表“致胡錦濤主席的緊急呼籲書”稱：10月4日淩晨3點，陜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圍該市榆陽區三岔灣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該村村民，其中23名為婦女。在抓捕與反抓捕的過程中，警察開槍，受傷的農民50多人，其中重傷27人。此次行動的指揮者為榆林市市長王登記、市公安局長楊勇。

　　河南鄭州七月亦發生同樣的暴力征地事件，當地政府出動六百多防暴警察包圍該市師家河村，用催淚彈、霰彈槍、電棒等圍捕抵制征地的農民領袖，三十多人中彈受傷。

　　連封建皇帝都不敢幹的惡行，中國官僚們都敢幹。圈地，圈錢，窮人失地又失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中國的社會沖突已達到公眾忍耐的底線。中國新的階級對立已經產生，我們所居住的大地，越來越像是壹座火山。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萬州民工余繼奎因不慎弄臟路人曾慶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部。胡自稱自己是公務員，出了什麽事花錢可以擺平。事件由此引發眾怒，數萬人圍堵政府，當局最後派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裝進行鎮壓，聚集的民眾則用磚頭木塊還擊，並焚燒多輛警車及消防車，雙方激烈沖突，至少有40人被捕。

　　原本12萬元壹畝的土地，到農民手裏只剩2萬元。2004年12月13日至18日雲南昆明官渡園地區關上鎮和甸營村的5、6百村民因失去土地上街遊行，當局出動警察、黑社會鎮壓農民，黑社會流氓用釘了釘子的棍棒，當場打傷3位農民。農民毫不畏懼，高呼口號“打倒共產黨、打倒貪官”奮力反抗，奪下流氓手中的棍棒。當局又出動軍隊驅散農民。

　　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來源於社會的不平等：濫用權力、貪汙腐化、巧取豪奪、嚴酷的剝削壓迫、社會財富向極少數群體集中，造成了兩極分化。社會分配的不平等，同時也是社會權利的不平等。弱勢群體心理不平衡，自然導致社會矛盾深化，引起社會動蕩。暴力革命都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造成的。

　　社會的不平等如果趨於最小，社會就不會發生政治動亂，更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之類的事情。社會財富占有的構成呈橄欖球形狀看來是最合理的形式，西方國家是這樣的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國社會十個階層的劃分，在人們面前展示的中國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形狀，極少數富有階層高高站立在頂尖，而絕大多數貧民處於最底層。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極不滿意者達12%。這還是對4億城市人口的調查，如果對農村人口調查，中國人對自己生活不滿意的人口比例會更高。

　　人們對社會不平等的憎恨，首先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引起的。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是極少數人，那屬於正场☆態；如果造成大多數人心理不平衡，自然就會形成社會矛盾，並且這種矛盾無法調和。解決的唯壹辦法就是讓多數心理不平衡的人心理平衡，而多數人心理的平衡需要社會財富、政治權利等的平衡。做到這壹點，事情也就解決了。

　　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錯誤引導下，讓壹部分人不公平的先富起來已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有多少地方GDP長壹寸，各種事故就多壹尺，犯罪率長壹丈。正如鄧小平所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4頁）？

　　在過去壹段時期裏，政府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和‘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這種不公平。現在到了必須反思我們增長模式的時候了。否則，階級分化只會進壹步加劇，甚至有可能導致妳死我活的鬥爭。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社會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實現長治久安無異於緣木求魚。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實際上是在強化壹種高強度的經濟取向，而不是強化壹種規則意識，因此，它所助長的是壹種畸形的社會。公平擺在了第二位，自己的效率[即利益]無形中就放在第壹位，這必然會導致壹切向錢看，目光短淺，行為短期化。

　　如果司機把效率放在第壹位，他必然超載快跑，導致交通事故頻繁發生，超載車難剎、船易沈，中國的交通事故世界第壹。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指出，2002年平均每天有680人死於交通事故。中國政府統計的公路交通死亡數字低於實際情況；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高的交通死亡率，而且死亡數字還在迅速上升。

　　如果企業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就會拼命的降低成本，會導致勞動條件惡化、事故頻繁發生：“中國五金城”永康市上萬臺沖壓設備沒有安裝防護裝置，每年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機器軋斷，成為“斷手之城”；而且會導致工資增長緩慢、勞動者陷入相對貧困化；會導致商品質次價高，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還會導致企業汙染治理不力、生存環境惡化、癌癥村癡呆村不斷地出現。

　　最近幾年，見諸報端的各類生產事故層出不窮，其中以煤礦爆炸事故最為頻繁。不論是官企老板，還是民企老板，都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驅趕礦工下井，以榨取最大限量的“剩余價值”，導致災難連連，人命賤賤。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義興寨金礦發生爆炸，次日繁峙縣政府作出的調查結論是：事發當時有40人在井下作業，2死4傷，另外34人安全轉移。壹個月後經礦工和記者揭露真相大白：此次礦難死亡人數為46人，數十具遇難礦工的屍體被礦方拋棄於二三十裏外的荒郊野外和焚屍滅跡。繁峙礦難也因礦主的殘忍和政府的麻木而震驚世界。”

　　2003年全球煤炭產量約50億噸，全球事故死亡總數約8000人。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高達6702人，平均每天至少有14名礦工死去。中國的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的35%,中國煤礦死亡人數約占全世界總量的84%。2003年中國煤礦平均每人每年產煤321噸，全員效率僅為美國的2.2%、南非的8.1%；百萬噸死亡率則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重慶市去年產煤2430萬噸，死亡466人，死亡人數占了全國的6.7%。重慶市因煤礦死亡的人數是全國死亡人數的4.7倍，為全世界的11倍，是南非的140倍，是美國的500倍。

　　2004年10月20日的河南新密市大平煤礦爆炸，截至11月11日，救援人員已發現了147位礦工遺體，還有壹失蹤者沒找到。同壹天，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負責人惡意瞞報，當班下井的63名礦工中，除24人逃出外，另有10名礦工獲救，仍有29名礦工下落不明。10月30日，遼寧省撫順市礦業集團西露天礦發生毒氣泄漏，造成15人死亡。11月5日，山西省石崖灣礦難，16名礦工死亡；11月11日，河南魯山縣礦難，33名礦工死亡；11月13日，四川宏盛礦難，19名礦工死亡；11月20日，河北沙河礦難，68名礦工死亡；12月1日，貴州盤縣礦難，16名礦工死亡。

　　陜西銅川陳家山“11．28”礦難的遇難者人數達166人。據了解，礦工們多生產，獎金就發得多，年底能領到上千元，而礦領導可能拿到25萬到40萬元不等的獎金。11月22日，陳家山礦井發現有著火現象，但礦領導不停止生產，而是壹面采取灌漿方法滅火，壹面換了個工作面繼續生產。11月23日，火越燒越大，從外面就能聞到濃煙，壹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產，礦上威脅說誰不下井就扣誰的全年獎金和當月工資，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產。可以這樣說，這些工人是被某些只追求產值麻木不仁的礦領導推向死路的。

　　早在2000年11月15日，這裏就發生了壹起事故，死亡9人，被隱瞞沒有上報，煤礦零星死人已經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2001年4月6日，陳家山煤礦發生了瓦斯爆炸，導致38名礦工死亡。當時，陳家山煤礦代理礦長宋戰宏被給予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壹年處分；陳家山煤礦黨委書記南民生被給予撤銷黨委書記處分。過了不到半年，宋就到另壹個煤礦當礦長去了。礦工們說，正是處理過輕，才造成領導不負責任，不把礦工的生命當回事。

　　這次遇難礦工的賠償標準初步定為4.464萬元人民幣。此標準略低於河北沙河五家鐵礦礦難68名死亡礦工的賠償金4.8萬元。礦工們用166條生命書寫對專制制度的控訴，用166條生命譜寫中國工人的悲歌。礦工的悲慘景象並沒有促使當局從制度入手改革，當局還在自詡“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繼續用謊言欺騙人民。當局把“生存權”放在第壹位，礦工的“生存權”在哪裏？權力和資本浸透工人們的血汗，累累白骨向何處伸冤。

　　英國1960年代發生了壹次礦難，有5人在事故中遇難，英國法庭根據法律判處該礦主必須在壹次付給死難礦工賠償金之後，為了讓礦主永遠記住這壹血的教訓，裁定礦主每壹年礦難這壹天必須拿出壹定數量的慰問金去慰問每壹位遇難礦工家屬，三十年不變。

　　20世紀80年代，韓國聖水橋垮塌，漢城市乃至政府副總理壹級的高官立即遭逮捕，這壹事件曾震動世界。他國為什麽要如此重判？因為他們認為生命安全最重要。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個人只有壹次。如果每壹位礦長都把礦工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還會出現明知有瓦斯危險還叫礦工下井的事嗎？什麽叫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為本。發展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價值更有尊嚴！

　　幾千年前孔子在房子失火時，首先問人受傷了沒有，這是壹種對人生命尊嚴的關懷。

　　五代十國末年，南漢亡國之君劉宮室以玳瑁珠翠裝飾。他募集了二千人，要他們入深海采珠，辦法是用石頭系足沈下去，用繩索系腰拖回來，“溺死者眾”。後來宋太祖遣潘美率師滅南漢，南漢宮室焚毀，潘美找到劫餘的珠寶，攜回京師獻上禦前，“且言采珠危苦之狀”。宋太祖壹聽，馬上下令解散采珠隊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這不是新中國式重要指示，只是舊中國君主壹顆不忍人之心（《續資治通鑒》卷七）。

　　如果政府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必然會好大喜功、忽視公平，好高務遠，搞什麽“大躍進”、“洋躍進”、“聖人出”工程，蓋了樓又炸樓，勞民傷財，草棺人命，會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會出現大量的政績工程，餓死幾千萬人，執法不公，禍國殃民。

　　2004年4月23日東莞興昂鞋廠數千名工人因為抗議資方的欠薪而發生罷工騷亂，壹些人破壞財產，累計造成工廠直接損失153534元。10月22日，東莞法院對為首的5名工人分別處於兩年至三年半的徒刑。年紀最小的是壹位不足16歲的女孩，五位工人為資方的15萬元損失，需要付出累計14年半的徒刑。微薄的工資、惡劣的工作條件、肆意拖欠和克扣的工資是引發騷亂的原因，如果工人們應該為他們的憤怒付出代價的話，難道資方就不應該為它拖欠累計上百萬的工資欠薪而受到懲罰嗎？購買該臺商產品的美國耐克、瑞跑等鞋業公司獲悉後，致信給中國官方，要求對這些工人從輕發落。2004年底這十名工人有三人被無條件釋放，另外七人被減刑至九個月，緩期壹年執行。

　　2004年6月10日中午，衡陽市殘疾人羅賢漢沖進珠暉區政府，來到副區長鄒傳雲的辦公室，將汽油潑灑在鄒和自己身上，然後點火焚燒。二人先後從二樓跳下，都燒成重傷，搶救無效先後死亡。37歲的羅賢漢因腿部殘疾，壹直未婚，平時靠開三輪車載客為生。衡陽市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羅每月領不到130元，而且僅領了1年。羅先後被扣過4輛摩托車。他到珠暉區政府要求歸還，但鄒說：要車，自己到廢品站找去。此外羅還欠著他人的飯錢和房租。羅賢漢面對壹次次的粗暴管理，終於爆發出心底埋藏已久的絕望能量。

　　如果社會把效率放在第壹位，那麽人人都拼命發財，金錢崇拜、人欲橫流、假貨泛濫，坑蒙拐騙、貪盜搶殺就會越來越多；把“升官、發財”等效率目標看的比生命還重要，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違背了平等博愛的人權原則，不可能做到以人為本。

　　2004年張秋兵因向老板討要4000元工錢未果，便縱火燒死老板壹家6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滅門慘案。同年7月21日，四川樂山市發生壹起爆炸案，擁有億元財產的縣政協副主席、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明君[因缺乏愛心欺負農民]被炸身亡。

　　在壹個物化的社會，人不是社會的主宰，金錢才是壹切。在拜物的社會裏，道德底線可以被突破，法律規則可以被踩在腳下。2004年阜陽劣質奶粉害死12名嬰兒，229名嬰兒畸形。當我們每天睜開眼睛，必須以懷疑的心態面對擺在我們面前食品的時候，壹些關於發展的討論都變得毫無意義了。壹個連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的社會，是不會有發展前途的。凡“至親第壹”、“經濟第壹”，搞兼顧公平、正義第二的國家必然是野蠻國家。

　　所以，當我們的壹些決策者還在嘖嘖稱贊發展速度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這樣的執政者只會給我們帶來災難。個別政府官員非常喜歡用“犧牲壹代人來發展經濟”的口號，在這些官員的心目中，並非沒有人的觀念，但是，他們把當代人當作客體，當作發展中可以犧牲的對象，而把未來人作為執政的目標。這是壹種虛偽的政績觀。他們只是打著犧牲當代人的福利發展經濟的幌子，為自己的仕途添磚加瓦。我們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將這樣的政府官員徹底趕下臺，讓那些真正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上臺。

　　3．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及結果公平，前二者又可稱為機制公平；起點公平指的是起始狀態同壹。過程公平指的是競爭規則的公平。

　　1）機制公平和效率是正相關的，公平是效率的基礎。效率和公平不是壹對矛盾，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從壹般意義上講，公平體現為壹種競爭規則的公正。公正的規則只會促進競爭的有效性。比如按到來的先後排隊買票既公平也有效率，日常的經驗證明排隊既可省去擁擠、插隊的糾分、財務的丟失，而且賣票的進程也加快了。體育競賽的規則合理，運動員就會心情舒暢，競爭也會有效率。可見，越公平效率越高。但由於各人的實際能力和稟賦不同，機制公平並不導致結果均等。相反，結果太平均說明機制不公平。

　　如果規則不合理、沒有體現公平的精神或沒有規則，競爭肯定是低效率或無效率的。不公平、假公平將造成效率低、貧困、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政府垮臺、戰亂。不公平帶來反對、反抗，必將降低生產效率。效率與非公平才是對立的兩個方面。不公平產生效率，純粹胡扯。農民進城務工的工資普遍偏低、又被拖欠，這種不公平只會降低效率。許多低收入者貧困，沒錢買東西，必然造成商品賣不動，抑制生產，怎麽會生產發展、提高效率呢？

　　2）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公平是人權，是做人的起碼底線！公平是壹個社會發展的底線，是終極價值和理想類型，是不能視之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顧”而論之的。

　　羅爾斯認為在功利與正義之間，正義具有優先性。正義首先是自由的權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作為人類活動的第壹價值，真理和正義是不可能作出妥協的。他說，效率驅動的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公平驅動的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發展，它追求的是人的權利和人的全面發展。在壹個家庭中，只有當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處在滿意狀態時，這個家庭才是和諧幸福的；同樣，在壹個社會中，只有當所有的成員都享有充分的權利和平等的自由時，這個社會才是正義的。穩定、發展、效率都不能擺在社會的首位，擺在首位只能是人權、正義和平等的自由。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總統說，“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會的目的”。

　　每壹種的公平的制度，在實行過程中都將受到人性“惡”（自私自利）的攻擊，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壞和改變，致使生產效率下降。不能簡單地認為哪種制度是公平的還是不公平的。所謂的公平的制度是相對的暫時的，不存在長久永恒的公平制度；人們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會生產率，需要不斷調整生產關系，設計實行“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因此追求公平是壹個永恒的歷史過程。所以，中國應確立“以公平為目標，以效率為手段”的新原則。

　　城裏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制度環境

　　為了趕英超美的戰略，中共不惜以犧牲全國人民、特別占總人口80%的農民的利益，強行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武器。同時，為了政權的穩固就必須首先要穩定城市，而穩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剝削沒有任何福利的農村來養活享有各種福利優惠的城裏人。

　　在公有制下，掌權者能夠人為地提高工業品價格，使之與農產品價格形成“剪刀差”，把那個“差額”，作為實現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資本。據農業部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工業品與農產品不公平交換，制造的“剪刀差”累計7140億人民幣，整個60年代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的GNP之和。

　　從1978年至1991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13000億人民幣，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1/5的城市貴族每年從4/5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勞動成果。

　　據中國社科院統計：占人口80%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由改革初占消費市場份額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說，只占20%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

　　農民收入低、成為苛捐雜稅的對象。1980年至1998年，農民人均負擔性支出由0.24元增加到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39%。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1.33元增加到2161.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4%，負擔的增長速度快於收入增長速度25個百分點。按人均純收入分層次看，高收入組農民人均負擔率3.3%,而低收入群體的負擔率為9.9%，後者比前者高出6.6個百分點。現在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每年稅額為37元，農民人均稅額則為146元，是城市居民的近4倍。農民的人均收入每年2000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產品產量的8.4%來收取農業稅，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壹塊除開，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

　　壹個農民壹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裏人壹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裏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麽不貧困呢？

　　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征用。國家征用1畝地幾千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裏蓋廠子還得先給國家征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裏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國家呢？

　　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國家2003年3月1號出臺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變。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壹直沒有調整過，20多年過去了，土地占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地的人租種他人的土地，壹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麽不窮啊！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裏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城裏人依法享受各類福利保障，諸如醫療、糧票、油票等；而農村人處處遭遇歧視，沒有任何醫療和社會福利保障。在四川安縣農村當過三年知青蔡詠梅說：“她所在的生產隊200多人，大饑荒餓死了100多，有的全家死絕。……記得壹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裏外的縣城，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知青是城裏來的，回家探親可用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權利。安縣的農民出遠門都是帶著大米，用壹塊布包了，然後到可以換飯的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6兩換壹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

　　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保障，城裏人國家掏錢搞保障。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公共建設，城裏人國家掏錢搞公共建設。

　　中國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辦教育，城裏人國家掏錢辦教育。中國教育部調查後說：壹個農民上大學的機會只有壹個城鎮人的1/29。

　　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醫學部外籍院士巴德2003年報告說，中國衛生分配極不合理，農村分配不到政府的衛生投資。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中國衛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數第4。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至今，中國農村有壹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據2004年11月6日《新京報》報道）。

　　《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4年》記載，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2236元，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可以說農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農民壹年的現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壹次院的費用。因此，疾病是中國農村居民致貧或返貧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權力和市場配置資源，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80%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裏；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在城市。在不少地方，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壹方土坐地凈賺8元多。

　　城裏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國民待遇

　　農村戶口要轉為非農戶口就得走後門行賄。李昌平說：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20000元、30000元不等。壹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幫忙。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壹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1999年1月4日，建成僅為3年的重慶綦江彩虹橋突然整體坍塌，造成40人死亡、和其它數十人受傷的驚人慘禍。對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的賠償中，政府施行了壹種公然羞辱農民的賠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規定，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上海城市居民可獲得死亡補償金近30萬元，而農村戶口只能獲得13萬元左右。山東省2003年市民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8399.9元和3150.5元，相差1.66倍多。依照《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這就是說，壹個農村居民侵害了壹個城鎮居民的生命，他要用53年多的收入才能支付壹個城鎮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反之，壹個城鎮居民只需7年半的收入即可支付壹個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

　　《楚天都市報》11月18日報道：2004年5月，女清潔工胡某不幸被撞身亡。胡的家人則提出，胡已在城市生活10余年，應為城裏人。經法院查實，胡某戶籍仍在農村，因此判胡某家屬獲賠9萬余元。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標準》規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22元／年，農村居民則為2567元／年，城鄉之間年可支配收入相差數千元。僅死亡賠償金壹項，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賠償年限，城鄉不同，賠償額會相差上十萬。壹個司機闖傷人後面對大筆醫療費用的賠償時說：“把人闖死了賠得還少些！”

　　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賠償標準為：每人40萬美元，無差別待遇！

　　前兩年幾名福建民工在以色列被巴人恐怖襲擊殺害。以色列壹調查，是非法勞工。以色列說非法勞工也是人，負責他家庭孩子的教育到成年，負責父母到臨終的開銷，並給予撫恤金，總共加起來近500萬元人民幣。而阿拉法特卻連壹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3．中國政府壹直給最勞苦的流動公民以“罪犯待遇”和“瘋子待遇”

　　遷徒自由由來已久，它包括選擇住所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變更住所的自由三個方面。唐朝大詩人李白描述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壹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是多麽快意呀！杜甫也有詩句為：“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如果沒有遷徒自由，即使有今天的高速公路，有輪船和飛機，李白、杜甫的遷徒快感也不會產生，那會天天都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1939年，陜甘寧邊區的憲法性法規中也有遷徒自由的規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徒的自由”。

　　1975年在四屆人大第壹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公民的這壹基本權利剝奪了，1982年憲法也沒有恢復。悄悄地剝奪公民的遷徒權利，政府有何信用可言？

　　據發展導報《高價證件沒完沒了困擾打工者》披露，到深圳打工的農民，得付出累計上千元證件費用，才能取得出賣勞力的資格。其中，必須在家鄉辦理的身份證、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省與省之間收費不等。例如，在江西，壹張花了壹個多月才拿到手的身份證要花80多元，壹張邊防證120元，未婚證60元，計生證45元。就是說，打工者還未出省就被公安、計生等部門敲走了3百多元。在四川，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分別收費250元、130元和80元，僅三項已經460元了，再加上身份證，至少得500元以上。到深圳後，高價證件繼續得辦。壹張暫住證300元，如果進廠打工，又是幾十元壹個工作證外加幾百元押金。輸出省和接受省的收費兩頭相加，是1千多元，占農民人均年收入的壹半以上。而且，種種高價證件中，除身份證外都是短期證件，有效期最高的壹年，低的只有兩個月。

　　沒有暫住證，農民就成了城市的野狗，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工廠工作是非法的、在街頭叫賣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工資，或者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也哭天不應叫地無門，因為他和雇主之間的勞動關系不受法律保護……如果誰想挑戰暫住證制度，那麽警察就可以“依法”壹天也不讓妳住！

　　壹位民工說：“1998年冬妻女來中山看我。我在中山石岐老安山臨時租了壹間房子，住進去第二天夜晚，治安員查房，我拿身份證、結婚證給他們看，都不行；沒有暫住證每人罰款80元，我解釋遭到了大聲訓斥及謾罵，並要帶我們走，嚇得四歲的女兒大哭。我怕嚇壞小孩就給了他們240元錢。三年後要女兒再來廣東，她不肯，說廣東有壞蛋。”

　　湖北安陸的姚芳，年僅20歲。她懷著對幸福生活的憧景，來到廣東，在南海鹽步制衣廠打工。因為在淩晨２時許被查房查證，而被嚇死[見《南方都市報》]。

　　深圳張女士稱，在去年春節前壹天深夜被查房時，丈夫因為要照顧有孕在身的她，開門動作慢了壹點，結果被治安員當場打倒在地，而張女士也因驚嚇當場流產。

　　南海鹽步的壹群“外來工”稱，有次深夜查房時，只因他們動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銬把裏面的５位“外來工”銬走關押，打了壹頓後，每人罰款500元。

　　城市警察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同胞以“收容”的名義囚禁起來，迫使他們向國庫交數百、上千元的贖金。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貸才能到收容站“贖人”。據被收容過的人向記者介紹說，向警察、護工（收容站工作人員）下跪求饒是常事。

　　2003年3月17日，大學畢業生27歲的孫誌剛上街因為沒有帶暫住證，在廣州被收容後，被活活打死了。當年在中國的日本統治區沒有帶良民證的中國人被抓時，日本人還不致打人殺人，找來良民證就放人。在孫誌剛之前，不知有過多少“孫誌剛”。《南方周末》載，安徽潛山縣梅城鎮馮彩雲的兒子徐英東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後下落不明，70多歲的老母親多次上北京尋找兒子，希望交錢領人，壹直未能找到，“奔波和傷心使老人變得遲緩了”。

　　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合法處在壹國領土內的每壹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印度尼西亞1998年廢除了對中國移民隔離和歧視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稱呼，而中國的城市仍然把中國公民分為本地人和“外來人口”。

　　中國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但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暫住登記。壹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要辦“暫住證”，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規定？中國公民，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什麽只能暫住？！

　　在湖南株洲、衡陽壹帶，常有廣東警方用火車、汽車將壹批批骨瘦如柴、氣息奄奄的奴隸拋棄後揚長而去。據活著的奴隸們訴說：廣東警察經常半夜出動來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罰款的，就將女的賣到發廊，男的賣給壹些工地老板做奴隸，壹旦奴隸們生病或快累死時，便叫警察把他們擡上車到廣西、湖南壹帶拋棄。廣東壹省2000年就強制收容58萬人次，其中符合“規定”的，即所謂“流浪乞討、賣淫嫖娼”僅占壹成左右。“流浪乞討”難道就可以構成被抓被關、罰款做苦役，乃至可能遭到孫誌剛式命運的理由嗎？

　　在徐州收容所，北京歹徒苗長順以700元，從該所人員手裏買走了8個少女，逼迫她們在京賣淫。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壹位女孩跳車自盡！因她沒票而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價將她賣給廣東的收容站！女孩寧願選擇死也不去收容站，收容站比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恐怖。

　　鳳凰衛視報道：《湖南壹收容所駭人內幕 不交錢竟被活活打死》。僅有10名員工的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滿足政府每年12萬元的撥款，為了廣開財源，該站站長肖某決定施行《最低收費標準》。標準中將偷、扒、吸毒、賣淫、隨車叫賣及壹般流浪乞討人員分為A、B、C三類，分別按省外、省內、市內不同檔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費，10日以上則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標準收取。幾年中，在站裏負責財務的郭先禮統計的資金有近320萬元。”

　　在廣州被騙被搶淪落街頭的江蘇少婦不僅沒有得到警察的關懷，還被送到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她貼身的幾千塊錢又被掠奪壹空，還多次遭到收容站雇工們的輪奸。

　　《中國青年報》報道：1999年26歲的湖南籍農村少婦蘇萍，與珠海壹家公司簽訂了小飾品代理銷售協議，隨後來到廣州，剛出火車站卻被人搶走了行李。接著，“兩位巡警走了過來，拉起我就走。我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出務工證和珠海市的暫住證遞過去，可他們連看都沒看，順手便扔了。隨後，我被強行推上了壹輛後廂封閉的警車。”她被送進有收容外來人口功能的精神病醫院，與數十名男人同處壹室。“天黑不久，那房間裏的壹個男人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奸了我。有很多人幫他，還威脅要殺我。我怕極了，壹個勁兒地哭喊，不敢作任何反抗。進來幾個小時了，也沒人告訴我這是個什麽地方，那簡直就是人們常說的地獄！過了些時候，幾個男人把我挾持上三樓壹間有更多男人的房間裏。在那裏，兩個男人在幾十個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別強奸了我，直到我昏死過去。” 在此後的兩天兩夜裏，這位少婦被不計其數的暴徒輪奸，直到丈夫從外地趕來領她。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經過討價還價，並私下塞給有關人員200 元“紅包”，放人的費用才降為500 元。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海豐收容遣送中轉站(後改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轉站，現為汕尾市社會救助站)壹輛中巴起火，車上25名被收容人員全部被活活燒死的。

　　2003年1月24日晚，5名外來工在廣州被關上收容車後沒多久，便從高速行駛的收容車上壹個接壹個地掉下來。這5名外來工除1人受輕傷當場“逃跑”外，其余4人被摔死。2004年4月在廣東東莞由於查暫住證引發百人械鬥。

　　領袖喜歡在“國慶”的慶典上揮手，數十萬記的民工便被警察驅出京城。壹位曾被遣返4次的來京打工者悲哀地說：“每當全國人民喜慶的日子，就是我們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門，晚上不敢開燈，我們在辛苦地建設北京城，北京城卻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有點大事兒外地人就倒黴，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大運會，外地人被送回去不少。

　　天安門從來不“愛”壹個農民的孩子。作為外地人的子女，其平等的生活權利和受教育權利從壹開始就註定要被剝奪，民間教育壹直受到壓制和歧視。妳孩子沒戶口上不了學，有多少同胞及其子女在戶籍制度的欺壓下煎熬。農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而那些自願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務的好心人，卻被政府看作搗亂分子和壞人。在北師大組織“農民之子”社團的大學生徐偉，因為摯愛農民兄弟並質疑官方的農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門秘密逮捕並以“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這樣，誰還敢為農民說壹句公道話呢？

　　城市居民失業了，還有壹份救濟金；農民碰上天災人禍領什麽？壹個公民在貧困潦倒時尋求社會救助的自由也要剝奪嗎？壹個農民可能曾經為北京或者上海市交納幾十萬元的稅款，破了產被迫流浪街頭，是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等待他的只有收容和驅逐！

　　在美國，窮人有露宿街頭的權力！在舊中國，安徽鳳陽人“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根據國務院1982年5月12日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第2條規定，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或者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就會被收容、遣送。如果瞎子阿炳活在今天，在上海地鐵口拉著低沈淒涼的二胡小調，等待他的是什麽呢？是被扔進收容遣送站！妳將聽不到《二泉映月》的優美旋律！

　　收容遣送制度是壹種明顯違背《憲法》的城市特權制度，只針對本國農民而不是市民。這樣壹種世所罕見歧視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經濟的權力尋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蛻變為城市執法部門限制外來人口流動、撈取集體和個人私利、濫施淫威的“合法管道”。眾多的事實已經表明，收容遣送制度與市場經濟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動和統壹的大市場相背離，與轉移大量的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相背離，與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相背離，與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相背離，與中華民族建設政治文明相背離。

　　北京的招聘廣告中常常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這是歧視性招聘。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我國政府1997年10月27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采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壹權利。”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城市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

　　馬克思當年挖苦諷刺資本主義社會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因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中國農民進城想憑自己的智慧、體力、勤勞和血汗養活自己都不能，連要求資本家“剝削”的權力也沒有。允許進城農民幹的，往往是為城市居民所不齒的低賤工種，都與臟險累毒沾邊。難道農民就是天生的賤民？

　　在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百般刁難。勞動法等法律已承認的公民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的前提之壹是異地擇業和營業的自由。現行戶籍制度在侵害公民遷徒自由的同時，也在侵害公民的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合法打工的民工，所受到的歧視，遠遠高於在美國非法打工的中國難民，象難民的孩子在美國享有免費的基本教育，而民工的孩子在中國城市受教育要交大筆借讀費。美國大眾討厭中國的偷渡客，但對於那些可憐的人，美國政府還是撥出大量的經費，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和法律服務，保證他們的健康、權利，給他們吃喝，送他們回家，做這些事沒有收過他們壹分錢；而這些人回國後，不知廉恥中國政府卻收了這些窮人許多錢。毫無疑問，最歧視中國人民的就是中國政府。

　　對農民的隔離是中國的恥辱。中國的隔離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把它的醜陋展示給世界：城市自稱要率先實現現代化，卻以農民的隔離為代價；國家自稱要實行法治，卻以歧視農民為前提，這簡直是南轅北轍！中國的隔離制度，使中國的城市形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在壹個連起碼的居住和遷徒自由都沒有的國家，怎麽可能出現民族的大融合？這個表面上統壹的國家，卻有著分裂的人民。農民被剝奪了做人的尊嚴和權利，成了沒有首陀羅之名的首陀羅。農民不再是壹種職業，農民成了世襲最底層的等級。

　　無論農民在城市生活了多長時間，都是“外地人”，無論遇到多麽地不公正，我們只能默默的忍受、只有無奈的呻吟，可我們壹樣納稅，無法像當年的英國人那樣宣稱“無代議士不納稅”。按照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國公民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選舉和被選舉！壹個在城裏出生的農民的兒女到了18歲，也許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父親的家鄉，卻只能在那裏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這就是現行的選舉制度！這樣，壹萬個農民也頂不了壹個城裏人！

　　2003年12月《人民日報》報道廣東韶關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拖欠民工工錢兌現會上，國道323線乳源縣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經過10年的艱苦追薪，終於在國務院總理、廣東省省長層層批示後從該市中院領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錢29.3萬元。區區幾十萬的欠薪歷時十年追討，驚動了各級政府乃至國務院總理，那1500多億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還清？壹公司經理狡辯說，拖欠工資是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是為職工的長遠利益著想。他們發的是不義之財，順理成章，當然也就為富不仁了。

　　比奴隸還不如的中國農民

　　當代最典型的蓄奴現象是在蘇丹和毛裏塔尼亞。那兒奴隸的價格隨行就市。1988年，壹支自動步槍可以換六七個奴隸少年。1989年，尼羅河上丁卡部落的壹個婦女或兒童，在市場上標價90美元，到1990年，由於搶人事件大增，奴隸供過於求，價格跌到15美元，奴隸販子就把有些兒童運到利比亞去賣。當代奴隸大約有2700萬到4000萬。

　　南非的人均收入處在世界中上等水平，1992年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但在財富分配方面，占總人口7成多的黑人擁有了不到南非財富的2成。《人口登記法》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支柱和象征，種族主義者曾以素質為由長期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利。種族隔離的“家園理論”說：“所有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園，他們進入其它地區或城區僅僅是暫時性質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員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班圖人壹出保留地，也就沒有政治權利。”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城鄉隔離的支柱；中國權貴以農民素質低劣為由拒絕農民的選舉權。1983年中國選舉法規定，農民選舉壹個人大代表的人口數是城裏人的8倍，也就是1個農民=0.125個城裏人，1995年修改選舉法使1個農民=0.25個城裏人[1783年1個美國黑人=0.6個白人]。“壹人壹票”是世界公認的政治文明的底線。中國農民名義上在全國人大裏代表總名額裏占8%，實際比例不超過1%。

　　2003屆政協委員共2238名，農業界委員68名，占政協委員總數的3%。在這68名委員中，真正的農民委員只有來自安徽省的壹名”（春曉：《為何“九億農民，壹個委員》）。

　　縣裏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壹個城裏人的代表權。就是壹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幾個純農民也是幹部提名的。這個代表制度是窮人長期受窮的制度根源！

　　缺少壹個反映農民利益的政治結構，是許多損害農民利益進而損害全社會利益的政策輕易出臺的重要原因。對壹個利益集團的損害，最終會導致對整個社會的損害。

　　1963年8月毛澤東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八卷 ）中說：“美國黑人共壹千九百余萬人，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壹。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壹般只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只及白人的三分之壹到二分之壹……”

　　把這段文章裏的“美國黑人”改成“中國農民”，是多麽的貼切！惟壹不貼切的是，中國農民的平均工資，不到城裏人的1/5，比50年前的美國黑人慘得多！戶籍隔離制度存在，意味著中國存在著壹個奴隸主集團，它使農民成為賤民、成為奴隸；它讓壹個“文明古國”淪為世界上最大的野蠻之國；它在羞辱著人類的良知！在經濟權利上面，中國農民極其類似於百年前美國林肯時代的黑奴。他們的終生，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只有勞役，沒有報酬。

　　中國從比非洲人過得更窮、更悲慘的農民身上榨取錢財，來接濟“非洲兄弟”。生為農民，妳這輩子就沈浸在“鋤禾日當午”這樣原始生存模式中了。農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們的，無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壹種專制。共產黨當年用“消滅差別人人平等”的口號，煽動農民造反。今天，中國農民在中國私有財產裏所占的份額僅占4%，在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是1:3（即25:75）；財富擁有比例是96：4；人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為1.388% 。相比城市人，農民真是壹貧如洗。

　　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以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數據，發掘出了壹項世界之最：以城鄉為界劃線的中國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處在“世界最高”！中國官方承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1，而多數別的國家，這個比率只有1.5：1。也就是說：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是中國！中國農民是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倒黴蛋！整個壹個歷史就是“興，農民苦！亡，農民更苦”！

　　50個中國富豪的資產，相當於5000萬中國農民的年純收入；而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則相當於9億中國農民2年的純收入。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萬元，而2003年中國農村人平收入才2000元出頭，相差了近25倍。

　　連豬狗都不如。農民挑土石方，實質上是被迫在為國家做無償的的苦力勞動。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剝削制度叫做“義務工”制（也叫“農田水利任務”）。在任何壹個文明的國家，修堤、築路、建工程，是依靠全體國民之力、由國庫撥款來完成。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四條，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役）使為奴隸或奴役”。然而，中國的農民，卻在50幾年中，在這樣無償、繁重的勞役裏，耗費著生命，看不到終結的日子！

　　大包幹帶給農民的好處壹點壹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壹點是自己的！農民為國家勞役付出，到年底後的結算才回知道：壹年忙到頭，非但沒有什麽收獲，反而欠國家壹屁股的債！通常，要把自家私下餵了壹年的肥豬白白交給國家抵償債務，依舊還不清。哪有奴隸無償為奴隸主幹了壹年之後，還欠奴隸主債的事！中國農民連奴隸都不如！

　　中國雖是個農民國家，但農民卻處在社會鏈的最末端。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的觀念，深植在每壹個人心中。譬如：貪官犯罪後，在法庭上請求寬恕時，都說只要能留他壹條命，他哪怕下鄉種地都可以。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視農民的觀念在作祟。農民莫非連罪犯都不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向毛澤東乞求時都說過相同的話，更不用說其它人了。現在城裏人犯了罪，懲罰措施之壹仍是吊銷其城市戶口，趕到農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民把最好的房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白米飯，而農民吃的是菜飯。有誰聽說過餓死知識青年呢？沒有。可那個時候有很多農民餓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但是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說世世代代的農民根本不是人——農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把農民看作垃圾人，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

　　農村的現實是：“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少壯打工去，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監利縣侯王村侯孟軒有壹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帶著本村8 個婦女住壹間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個人全擠在地鋪上。為了節省兩餐飯錢，每天靠給餐館老板抹桌子、洗碗盤換取剩飯剩菜過日子。侯哀嘆：“我們農民不是人，連豬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聞網》報導，成都郭家橋壹建築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飯。半小時後，最先進餐的8位民工紛紛出現頭痛、腹痛、發燒、嘔吐、心慌等癥狀。內江民工尹世詳壹邊輸液壹邊說，“他們簡直沒有把我們民工當成人，我們吃的東西比豬都不如啊！”

　　中國食物安全與營養健康高層論壇發布消息：中國人優質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營養元素不平衡；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所長楊曉光博士作出的結論說：中國人普遍存在“潛在饑餓”，特別是農民的身體素質太成問題了，在各個指標上已經全面落後日本；中國營養學會理事長葛可佑也下結論說：中國兒童的總體（即農村兒童）生長發育要達到國際標準的水平，至少還需15-20年時間……像幾千年來的“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樣不公的局面壹樣，“成年養豬者（或養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農民作為中國社會裏主要的肉食生產者和提供者；生產的肉食，絕大多數進了城市人的胃腸。千百年來前輩農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質資源，已不復存在了。

　　1996年起，由於中國增加糧食進口，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種壹畝小麥要虧損8美元的水平，使農民陷入困境。鄂東稀水縣農民、前勞改釋放犯沈清海寫給縣長的壹封信——“種田不如當囚徒”。信中說：“我壹家三口，三畝地，上交費共計1080元。這三畝地壹年之內能出多少錢？三畝地除去上交剩下的還不如壹個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醫藥費報銷，水電敞開供應，不擔心什麽”。記者調查後發現的情況比這位農民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見《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頁）。

　　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王明迪在他寫的“中國監獄的人權保障”壹文中說：1997年全國罪犯每人每月平均夥食費為102元，還有自己的菜地、雞舍羊圈，產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還全部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被服由國家統壹配發。每人每月零用錢7元。參加勞動的罪犯每月可領到十幾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資，及時發放勞動保護用品和津貼。即使不算工資，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費和零用錢就有1308元。中國貧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標準中，食品消費標準為60%，即382元，也就是說，監獄罪犯食品消費水平是貧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貧困線意味著每個貧困人口實際上還達不到犯人的標準。

　　壹名蹲過監獄的法律學者算過壹筆帳：壹個監獄囚犯的關押費用，遠遠高於國家用在壹名清華或北大學生身上的費用，而且監獄裏所關的大都是無罪和輕罪重判的弱勢公民！！中國大多數公民的生活質量，還比不本國監獄中的壹名囚犯，偌大壹個神州大地，其實就是壹個供極少數人花天酒地、為所欲為的次等監獄！！

　　對很多被困在農村的窮人來說，當乞丐正成為壹種越來越有吸引力的“職業”，壹個乞丐的收入可能相當於壹個農民的10倍。中國每天消費不足壹美元的“貧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數字18.8%、2.44億的壹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達 到六個億。如果按日均消費兩美元做為貧困人口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將不少於八億，直奔十億人大關。 農村的社會危機勢驅動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動而隨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問題日夜突出，造成了壹黨專制的全局性危機。

　　《中國青年報》2003年11月21日報道：中國每年大約有28.7萬人自殺，其中80%以上自殺者和自殺未遂者都是農民。全國農村每年有15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死亡，50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未遂。農民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27.2人，而城裏人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有9.4人，農民的自殺率是城裏人的自殺率的3倍。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國，婦女自殺的人數就占了世界婦女自殺總人數的56%。……中國農民，在壹國人口中占絕對多數的人群淪為弱勢境地，是舉世罕見的。農民弱勢的存在，是中國的恥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現。

　　中國權貴呀，妳在隔離了自己3/4的人民的時候，妳實際就在隔離中泯滅了中國3/4的有效勞動、泯滅了中國3/4的智慧、泯滅了中國3/4的綜合國力、泯滅了中國邁向富強的可能——所以，我們13億人創造的經濟能力，只相當於三千萬人口國家的經濟能力！中國人也是人啊，怎能因為人口眾多而貶值？

　　對農民的恐怖統治

　　壹首民謠說透了今天中國現狀：“民脂民膏胡緊掏？三個代表無幫國。人民尚未溫加飽，反腐方知無官正。夜夜笙歌裏藏春，苦幹實幹是裸幹。曾曾假假九常委，早就料到是黃局。”

　　在中國的農村，縣鄉兩級政府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每當農民結束了收獲的時候，最怕的是什麽？春耕夏種，秋收冬閑，農民最怕的就是村幹部和縣鄉兩級政府。索要農業稅，收取集資款，順便帶上各種各樣的名堂。農民在無錢上交的時候，等待的不是政府的起訴，而是無數的毆打和敲詐。在縣鄉兩級公安系統暴力工具的協助下，農民在恐怖中等待惡魔的壹次次的降臨！縣鄉兩級政府實際上就是政府搜刮百姓，勒索錢財的“搜錢器”！在幹部的眼裏，昔日的鄉親不過是他們搜羅錢財，送禮求榮，以便等待提升的工具和源泉！於是，這些出自農村本土本地的人卻成了最大的惡魔！實際上，就是土匪和惡霸的化身！縣鄉兩級政府的官員操縱農村選舉，對真正的民主選舉的村官實行打壓！扶持村霸和類似黑幫的人物統治農村！因為這些人的野蠻正是他們索要錢財的“利器”！在他們眼裏，“共產黨”只是個符號，他們甚至不知道共產黨的宗旨到底是什麽？他們只知道，“上面讓我要錢，我便要錢；讓我打人，我便打人”！原則、正義——全是路邊的野花，無人問津！

　　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德西南城市曼海姆簽名時，壹名52歲的男子扇了他壹記耳光。頓時，施羅德的臉頰變紅。在場的4名警衛立即將該男子帶往警局，不久，“襲擊者”被釋放了。這位向總理 “動手”的失業教師沒有被刑事拘留，更沒有以“妨礙公務罪”、“侮辱領導罪”、“故意傷害罪”而下獄，這顯示了壹個法治社會應有的理性。而中國的公民呢？

　　山東有壹位名叫邢樹貞的農民，因為壹樁莫須有的縱火案，22歲的時候被當時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民兵連長等人殘忍地割掉了睪丸，造成了終身殘疾。

　　1991年河南省嵩縣石坡村王次鈕的兒子姚國強在當地金礦打工，礦主白華山懷疑姚偷竊黃金，夥同4名警察動用酷刑將姚活活打死。事件發生後，屍體停放20多天，縣政府、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均不立案處理，政法委書記居然喝斥告狀的家屬“滾出去”。王次鈕求告無門，竟親手割下兒子的頭顱到北京“告禦狀”。後來兇犯雖被判刑，由於他們用錢活動，不久又放了出來。王次鈕不服，從此成常年上訪。13年來，她無數次去北京、鄭州、洛陽告狀，傾盡了家產，死了丈夫，屢遭迫害。現在她是洛陽地區重點監視防範對象。

　　洛陽市新安縣西鄉後溝村，村霸李洪貴打死6人，誘奸、強奸幼女、少女和成年婦女98人，打殘12人。在那個村子，凡有點姿色的，都被他奸汙過。李強奸了郭秀秀後說：“我什麽時候來，妳都得好好伺候我。”郭秀秀說：“我要告妳！”李洪貴大笑說：“法律是網，是網就有洞，是洞就能鉆。我鉆就沒事，妳鉆就脫皮！” 李洪貴的兒子在縣裏當官，鄉裏的大官小官都是他的親戚。有50多名村民上告過，從鄉裏告到省裏，都沒用。

　　河南鄧縣裴家村村長裴安軍，去農民李三家強收攤派費不成，把他十五歲的閨女帶到村辦公室強奸！李三到鎮派出所告狀，派出所所長將李三拉倒裴家，按住李三的頭，讓他給村長磕頭賠罪。這位裴村長連續十多年評為優秀共產黨員，並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個人！

　　雲南信息報報道，2002年9月4日，王樹紅到丘北縣城打油買菜，被禁毒大隊副教導員劉自春拽進了丘北縣公安局。他被汙蔑為“嫖娼殺人犯”，被打斷了胸椎和腰椎，在被關押295天後，真兇終於落網，但他已成了壹個幾乎完全喪失腰功能的傷殘人，落七級傷殘，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扛起家裏的生活重擔了。

　　《中國農民調查》用“八個想象不到”描述了他們眼中的中國農村，就是“想象不到的貧困、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書中記載了：

　　安徽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村幹部及鄉領導為此記恨，動用執法人員把他拉到警察派出所活活打死；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征暴斂，村民要求清算村財務賬目，有案在身卻沒服刑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提著刀，向村民清賬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砍成四死壹傷；臨泉縣王營村黨員王俊彬等人向上級組織反映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千多村民倉皇逃到鄰省。

　　有個程莊鎮，為了要多點經費，強令村民多交早交，村民拒絕，就被集體抓進“思想政治學校”，除了要付50到100元不等的“乘車費”，每人每天還要交上20元的夥食費和住宿費。交了錢，還得體罰，繞圈曬太陽之外，父子兄弟之間還要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打巴掌，不響不算，壹次規定三十下。壹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壹片。

　　1995年11月4日，在安徽省阜南縣中崗鎮沈寨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沈可理持槍征收提留款，當場槍殺1人、槍傷2人的恐怖血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主持人去安徽省阜南沈寨村采訪，並作專題報導，全國反應強烈，中央警告電視臺：下不為例。2004年5月27日，阜南縣袁集鎮寧大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張金彪及其兩個兒子，在當地派出所兩名警察跟隨下，將本村的王勇砍死。由於張金彪非法截留上百萬元的征地補償款，遭到許多村民的抵制。老實憨厚的王勇成了張金彪父子發泄私憤和實施報復的犧牲品。

　　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黨家莊鎮反腐敗的下場，壹是要坐牢、二是被傷、三是喪命。該鎮殷家林村周長清代表農民上訪而數人坐牢；西村張廷夫代表村民反腐敗保護耕地在家遭到殺手傷害。魏家莊村村民支化成，2002年受本村委托組織查賬小組，查出近四百萬元的問題。他依法使非法選舉不能進行。該村書記商學吉指示其親信到支化成家公開要挾。2003年2月15日，農歷正月十五夜，支化成全家四口被殺。血案發生後，至今無人問管。

　　湖北農民為苛捐雜稅上訪省政府沒人理，無錢買火車票回家，走投無路，以毛筆在武昌大街上寫下：“黑、黑、黑、黑呀！”，服毒自殺。《荊州日報》報導此事，記者、編輯被開除，主編被警告。

　　2000年1月，湖北省枝江市百裏洲鎮寶月寺村村民張加貴當選村主任，因為堅持清理村裏1997—1999年的財務賬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歸案。

　　新華網2004年6月30日報道：“河南省宜陽縣農民王幸福，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先後秘密調查該縣13個鄉鎮的230戶被毆打[75名群眾被打傷]、被非法拘禁、被搶糧搶物的農家。當他那份含著泥水、血水、汗水和淚水的調查報告輾轉送到河南省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時，暴力征稅事件終於露出了冰山壹角。王幸福電話被監控處境危險。

　　2004年7月30日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趙莊鎮趙廟村趙紅新因未能及時交納不合理的稅費，村主任趙汝林四刀將其活活捅死。

　　陜西某地幹部催糧，農民無錢交納，服毒求解脫。被救活過來後，那個幹部不僅沒有壹點自責，而且責備喝藥農民說：“妳說沒有錢，怎麽有錢買農藥自殺？”

　　湖北潛江漁洋鎮鎮委書記袁作振帶隊，把三戶欠款農民的房屋內墻拆掉，把農民家裏煮飯的鐵鍋砸爛，然後警告村民說，誰要作欠款典型戶和上訪積極戶，就要這樣被整治（王瑩：新蘭村農民負擔何時能減輕？人民日報，1998年12月22日4版）。農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饑餓或居住在漆黑的陋室裏，真正的折磨是騎著發亮摩托的征稅隊的到來。

　　2001年10月26日，山西省晉中市烏金山鎮大峪口村胡文海持槍殺死14人，使3人重傷。兇殺案起因於他代表該村121名村民舉報該村幹部的貪汙受賄行為。村書記曾幕後使人對胡文海行兇，企圖殺人滅口。政府部門對他們的舉報壹直置之不理，使胡異常失望。他最後選擇了極端做法。胡文海在最後陳述中說到：“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汙行賄，欺壓百姓，村裏的小煤礦上交的400余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沈大海，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言……。我去公安機關報案，那些掙著工資的人民公務員開著30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幹部勾結欺壓老百姓……。實際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萬元，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註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汙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機構臃腫敲骨吸髓

　　中共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國家機器，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壹套與國家機構相重叠的黨組織系統，實行了“黨政雙重衙門”；官民比例舉世罕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而今天是1:26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幹部）。1947年英國治理印度時，印度人口4億，英裔公仆只有1.4千，官民比是1:3百萬，而印度種姓階級和宗教語言復雜萬端啊！1999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187人。

　　中國縣、鄉、村三級吃財政的人員高達6000多萬人。監利縣棋盤鄉加上教師和在外工作的幹部共有2000多人吃財政飯。1999年，監利縣棋盤鄉全鄉農民實際負擔1382萬元，其中合理負擔只580萬元，而全鄉的農業收入總共不足1000萬元。這意味著農民種田的全部所得都用來交稅費還差著近壹半！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徹底清理鄉村兩級不良債務的通知》，清查的結果沒對外公布，外界猜測當時鄉村兩級債務已經達到2000多億。最近北京的農業問題專家開列了這樣壹組數字：中國鎮政府的財政債務每年以200多億元的速度遞增，預計當前的鄉鎮債務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鄉鎮壹級凈負債超過2300億元，村級預計達2500億元。如果考慮到縣級財政和鄉鎮財政的比例，那麽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超過8000億。有基層幹部推算，全國近3000個縣（市），如平均每個縣（市）的債務按2億～3億計算，全國農村債務大約在6000億～9000億元之間。但有專家學者認為遠不止這個數。

　　2000年對四川省的100個鄉鎮政府的抽樣調查表明，有82個有明顯的債務，46%鄉鎮政府債務高於100萬元，有壹些高達120萬元。個別鄉鎮政府甚至已用光了2015年的預算收入。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縣級政府債務總額達739.2億元，平均每個縣負債4.11億元。其中鄉鎮債務279.7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552萬元。

　　民革中央對德陽的調研顯示，至2001年底，德陽全市鄉村兩級的負債總額為33億元，負債規模龐大，其中鄉級債務總額近30億，相當於鄉鎮財政收入的近5倍，鄉鎮平均負債近2千萬元，村平均負債23萬元。以中國5萬個鄉鎮粗略統計，中國鄉鎮債務就超過萬億。除了這些直接負債外，德陽市的鄉村兩級都有為數不小的間接或隱性債務，其中鄉（鎮）政府為單位和個人擔保債務5.6億多元，逾期的就達4.9億之多，逾期債務約占擔保總額的83%；村級組織為所屬企業、其它單位和個人提供擔保債務6千多萬元，大部分逾期未還。

　　湖北省連“經濟十強縣（市）”的縣、鄉、村三級都普遍債務累累，其中“首強”仙桃市光市級財政負債就達1.4億元，而另壹“十強”天門市則已超過4億元。湖北省天門市現有村級債務總額為3.34億元，村平近50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對湖北襄陽的調查表明，襄陽縣鄉村債務驚人。1998年底鄉村債務為8.34億元，2000年清查是12.5億元，其中鎮級負債3.3億元，村級負債9.2億元。2001年6月普查為14.1億元，其中鎮級負債4.1億元，村組負債10億元。

　　湖北壹些欠債的基層，鎮長、鄉長都紛紛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鎮，除了鎮長、副鎮長還上班，其余人都已經“罷工”。 在安徽某鎮，連鎮長辦公室的電話都因為欠費停機了。安徽省平芋鎮政府因為還不起酒樓的錢，政府辦公大樓被法院判給了債權人。

　　李昌平說：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為例，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裏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壹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基層的部門基本都是這樣。誰願意從壹個派出所所長變成壹個流氓，現在是不得不變成壹個流氓。如果不變成流氓，所長就當不成了。

　　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的反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件曝光之後，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縣的領導們糊弄過去，腐敗分子們壹方面以組織的名義報告李昌平的“嚴重錯誤”，另壹方面則變本加厲地侵害監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辭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這壹事實，既是朱镕基堂堂壹國總理的恥辱，也說明中共政權內部已經難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而只能“做壹天和尚撞壹天鐘”了。

　　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完全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為政權茍活著的“準動物”；所以，農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並不在乎，政府唯壹關心的是農民能否提供當局需要的農產品，並養活黨的基層幹部。農民是沒有說不的自由，他們只能用腳表態，就是離鄉背土進城活命。即便如此，他們留在故鄉的家屬仍然是地方官員手中的人質，在外打工的人還有義務要交錢養活故鄉的黨政幹部。

　　鄉政府的幹部，70年代住鄉下，而到了98年，95%的鄉鎮幹部家在縣城裏。每年鄉幹部出門要有公車和司機、汽油保險全國就要花去5千億。買手機，出國的花費全壓在農民頭上，經濟狀態當然就越來越困難，農民勞動不能養家，只好外出打工，讓老父母應付地方官。最極端的，湖北的壹個鎮政府出現全鄉的農民逃亡，這個鎮的農民在海南揀破爛，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鄉的稅錢還需要交。鄉政府的幹部遠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撿垃圾的本鄉人收人頭稅。理由很簡單，妳們都跑海口去了，我們鄉政府靠誰養活？拿錢來，甭管妳逃哪去。

　　監利縣侯王村侯大爺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頭稅，他步行十多裏讓棋盤鄉的李昌平解答壹道難題：“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壹朝哪壹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我們年輕的時候，修過‘三線’，修過長江大堤，農業學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設，落得壹身病。老了，鄉裏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老人養鄉裏，天理難容啊！”

　　誰越窮誰越多交稅費，誰越富誰越少交稅費。河南扶溝縣小陳莊村，這個村裏面的村支書、村主任、會計等主要領導的特權之壹是不用付電費。這些村“三大幹”的電費都由農民為他們分攤，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是老規矩”（電到村頭五毛二 農民用時壹塊三，見《經濟參考報》1998年8月21日）。

　　在李昌平辭職後的3 個月裏，棋盤鄉竟有4 個農民死於收繳稅費的過程中。壹姓堯的農民1995年欠村提留3500元，2000年鄉村幹部要該農民連本帶利交19000元，該農民答應連本帶利交14000元，鄉村幹部仍然將其帶到鄉裏和同樣交不起“負擔”的11個村民關進壹個“小黑屋”，由於天寒地凍……數天後，堯凍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類似事件，該縣在2000年連續發生了三起。

　　監利縣廣電局長蘇兆新有壹次在飯桌上，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務員屁股上捏了壹把，不顧壹旁有女領導在座。又壹次應邀赴筵，進門他發現在座的每人都帶著壹個“僑子”(意即小蜜)，惟他孤身壹人。蘇返身就走，不到20分鐘，他帶來兩個年輕女人。據介紹：蘇玩弄的女人有十幾個，其中有壹位女幹警，為了弟弟的幹部身份問題，想辦法成了蘇的人。蘇很快使問題順利解決。蘇最大的壹件事，就是“解擾器”。電視機須配備“解擾器”，才能收看。此舉的目的，是解決“有線電視收費難”的問題。每臺數百元的“解擾器”，對監利的平民來講，不是壹個小數目。縣人大常委會壹位原副主任說：他曾親眼看到下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電視，就開著電視機蹲在邊上聽裏面的聲音，“看得人直想掉淚啊。”

　　湖北武漢後湖鄉有個黑泥糊村，壹年花掉農民血汗錢39.4萬元，其中光招待往來單位釣魚、進餐的費用就高達31.6萬元（黑泥糊村選舉緣何起風波？見《了望》1997年第16期）。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區在清理農村財務時，從2000多個行政村挖出貪汙挪用公款的幹部1000余人，涉及金額32億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鎮許多農民反映，施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他們年年向國家繳納交售糧食、油料，但從來沒有得到壹分錢，都被村幹部“三提五統”了（農村出了壹個權勢階層，見《廣角鏡月刊》1999年1月號）。

　　河南省上蔡縣河楊集鎮黨委書記1998年11月24日淩晨4 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等單位的300 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歲兒子張孝峰胳膊被打傷，砸壞物品200 多件，搶走東西3000多件，糧食10萬多斤，總價值30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1 萬元。鎮政府想千方設百計攤派、收費、罰款，農民被明目張膽地敲詐、盤剝和掠奪。全鎮幾千個家庭被抄家，幾百萬元的財產被侵吞，另外，還有數萬元不給收據的罰款。

　　根據規定，家裏死人，必須去火葬場火化，去火葬場的專車由鄉村的地方官員或他們的親屬提供，車費200 元。火化費600 多元，加骨灰盒就700 多元。這樣，死壹個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當地農民壹年的純收入不過幾百元。壹個人死後被埋到了桃園，幹部們除扒出屍體焚燒加倍罰款其家人外，把桃園也燒了！有壹個男子長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錢，家裏人看他死了，怕鄉裏知道了再花費巨額火葬費用，就連夜將屍體偷偷埋掉。但鄉裏還是知道了[舉報人有100 元的獎勵]，命令扒出屍體，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現了：那個屍體竟是坐在棺材裏死掉的，渾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親人誤認為死亡給活埋了，死者的妻子當場哭昏過去。不是出於對高額火葬費用的恐懼，他的家人不會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農民走投無路，只好賣血。

　　1992年9月河南省衛生廳和省紅十字血液中心舉行了首次承包經營合同簽字儀式。在承包期內（1年），省血液中心將完成生產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產值2000萬元。政府為號召廣大農民獻血，積極組建血站，並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壹些地方政府官員為鼓勵開辦血站，還出面為血站剪彩助威。為了能賣上血，多數人員徹夜排隊，甚至開後門，排隊賣血成了當時河南的獨特風景。當時縣城最熱鬧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

　　1994年，周口地區防疫站的技術員王淑平首次在獻血員中發現HIV感染者，並迅速報告省政府，省政府不承認她的檢測結果。王將血液樣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處檢測，得到進壹步的證實。中央政府備感震驚，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締所有的有償獻血，並關閉所有的血站。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締血站，反而辭退了王。艾滋病乘機四散，村民十有七八染上絕癥，地方官員不施醫藥，還力防消息外泄，甚至以“替反華勢力服務”為詞，禁止為病人義務診治的壹位老醫生赴美領取全球衛生理事會獎金。

　　全國上下400個采血站中，河南就占了270個。有些血站就是壹臺小拖拉機上放壹個離心機和幾個反復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

　　當地醫療部門的嚴重失職的行為，造成艾滋病泛濫。對待這些賣血的人，只要每次都更換針頭和采血器械就完全可以杜絕或減少艾滋病的傳染。他們患上艾滋病的主因就是共享壹個針頭和采血器械所致。如果當地的醫療部門管理能好壹些，當地的政府部門能及早采取措施，這些無辜的平民就完全可以杜絕艾滋病。目前，地下賣血活還在河南地下湧動著。

　　全國的生物制藥公司都來河南收購血漿。他們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農村父老鄉親的血液去換錢。精明和善於算計的上海人和以天下“九頭鳥”著稱的武漢人不會想到，自1992年以來，河南的血頭就是將這些大量的汙染血液賣給了上海和武漢的生物制藥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幹擾素、血小板因子等壹系列營養藥後，賣向全國。這些營養藥又使更多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它疾病。

　　2004年11月河南省萬名各界人士在網上聯署，致函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狀告前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在河南省主政期間，蓄意隱瞞地方賣血染上愛滋病情況，導致愛滋病迅速擴散，河南省愛滋病患者已高達80多萬人，加上未檢查的感染者，河南艾滋病毒的人口已超過100萬，這壹數量相當於整個歐洲艾滋病毒攜帶者的總和。大批愛滋病患者在缺醫少藥下死亡。目前在河南，想處理愛滋病，國際援助完全不是問題。有錢、有人、有經驗、有醫生，卻被河南政府拒絕了。政府說河南人是有骨氣的，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看看法國的汙血案，由於政府對血液管理不當，造成輸血性艾滋病感染人數達1200人，300人死亡，在法國公眾和法國輿論抗爭下，法國當局不得不多次開庭審理此案，最終將法國前總理送上被告席。法國前衛生部長判刑四年，相關當事人以及壹批官員均獲不同刑處。

　　2003年4月21日，河南平輿馬李坡村艾滋病人李誌星不堪村民的歧視，先後殺害8人，重傷1人。事發當日，兇手李誌星在公安幹警及群眾的追捕中跳入壹口井中自殺身亡。壹些艾滋病家庭的孤兒心中充滿了仇恨,他們發誓要報復醫務人員,炸毀血站。

　　南街從來沒有民主選舉，財務也從不公開，決策是壹人說了算。1999年王宏斌決定投資2000萬元上馬永動機發電。左右都反對，他卻壹意孤行。結果，折騰了4年，2000萬元交了學費。他的獨斷專行做法引起群眾不滿。南街大修廠廠長耿宏，因廠區衛生檢查不合格被撤職，並且命令他從所住樓房搬出。這種蠻橫做法引致風波。有人說：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裏裝著哩，想給誰掏出來，不想給裝起來。所以，他被人私下稱作“南街的小毛主席”。

　　南街把所有職工編入民兵組織，實行軍事化管理。上崗前要經過壹段民兵訓練。這就是克隆“大躍進”時搞的“全民皆兵”，“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把南街變成壹座軍營。對職工工作，曾實行每月評比制度，定出10:1的指標，10個必須評出1個最差職工，從工資上體現懲罰。還在職工中推行“三查”，其中壹項是“查壞人壞事”，挑動職工無中生有，制造矛盾，便於控制。對所謂犯錯誤不改正者，曾壹度令其穿黃坎肩，到板車隊勞動改造，對職工施用專政手段。很長壹段時間，職工沒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到7天。為什麽剝奪職工休息權？王宏斌的回答是：“妳說放了假讓群眾幹啥？”在這種環境中，職工就只有不服從者不得食的權利了。

　　壹公斤假種子會賺上50至100元錢。黑龍江省綏化市蘭西縣假種子案件拖了2年沒有得到解決，100余戶受害農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維護。綏化市周邊的農村，假種子現象越來越嚴重。在綏化市蘭西縣農村、望奎縣農村和青岡縣農村，種子銷售點鱗次櫛比，記者隨意進入壹家種子銷售點，得到的介紹都是“我的種子是北京×××公司生產的……”，記者隨後按照種子銷售點老板提供的公司名稱壹查，大多數都是子虛烏有的公司。綏化市望奎縣種子管理站站長康士義告訴記者，望奎縣種子管理站在3個月時間裏，發現假種子案件18起。 自從蘭西縣假種子案件壹拖2年之後，很多假種子制造者、銷售者都存在著“總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現在，所以抓住我也不會有什麽大事”的心理，“目前在綏化市各農村，制假種、售假種的人都有恃無恐，給種子管理站的打擊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壹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說：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