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工人階級談社會危機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五年

中國：連鎖月子中心暴雷 月嫂討薪遭鎮壓

2025年1月6日，“愛家月子中心”被曝老板王沛騰攜款跑路出國。一夜之間，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寧夏等多個省市的80余家加盟店陸續宣布停業，1月7日，總部位於江蘇省的愛家母公司進入破產程序。事件導致上千名月嫂失業，走上艱難的討薪之路；一千多個家庭的新生兒與產婦陷入無人供應餐食、無人照料的困境，廣州門店的房東甚至用停水停電來威脅她們在寒冬里被迫離開。另外，也有眾多待產家庭的數萬預付款無法退回。多地月嫂聚集在門店外討薪，甚至不得不以威脅跳樓的方式示威。有視頻顯示，大量警力參與進鎮壓行動，討薪月嫂被粗暴地拖曳、擡起，塞進警察大巴里“轉運”，現場一片痛斥警察暴行的哭訴。

1月17日，武漢百佳婦產醫院宣布倒閉，而數百員工被拖欠3-7個月不等、合計數千萬的工資，他們聚集在醫院要求拿到工資。醫院內亦有患者，她們面臨與愛家月子中心相同困境。其母公司百億醫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全國擁有百佳系、艾瑪系等數十家民辦醫院，目前已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企業，未來可能還會有連鎖性的暴雷事件。

討薪成罪

面臨月嫂們討薪，各地警察冷漠地一致要求討薪者不要“聚集”導致“違法”。這是什麽流氓的邏輯，欠薪不違法，而討薪是違法的！這些視頻在抖音上遭到了民眾對警察的嘲諷。有警察哄騙討薪月嫂，警方可以用“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拘捕欠薪老板，但根據中國法律，欠薪老板只有經歷長達數年的勞動仲裁、法院審判程序後拒不執行，才有可能成為犯罪主體，而大部分月嫂來自經濟落後的農村，基本上不可能有那麽多財力和精力以對簿公堂來維權。

中國勞工論壇采訪到江蘇的一位月嫂，她說：“我們做月嫂這個行業，月子中心都不會和我們簽勞動合同的。想通過法律維權，連證明勞動關系都困難。月嫂這一行都是賺的血汗錢，雖然上單期間每天工資有270元，但要24小時不停地伺候寶寶和寶媽，每天半夜好幾次起來喂奶粉、哄寶寶睡覺，每次接到單起碼28天都睡不好。去年工廠裁員進入月嫂行業以來，我的月經都紊亂了。不做這一行也做不了別的，老家安徽還有自己兩個小孩上學要用錢。我都一年沒回去看他們了。”許多月嫂在抖音上表示，月子中心暴雷後，自己像“皮球”一樣在各個政府部門之間被踢來踢去，但他們沒能解決任何問題。

截至1月20日，只有江蘇省常州、昆山、無錫的愛家門店由政府發放了月嫂的工資，對產婦的退款和轉院也只有愛家總部所在的江蘇省23家門店由政府部分承擔，其他全國門店的討薪和退款則遙遙無期。一些供應商如提供食品的菜農也在抖音上控訴半生積蓄打水漂。從房地產到汽車、IT行業，整個經濟如今都陷入這一個趨勢：資本主義企業破產、工人受騙並被棄如敝屣、相關企業在一串連鎖反應中被擊垮，而這個趨勢正是一個“新常態”。春節將至，由於這一機構的破產，數千個家庭、數萬人面臨經濟窘境。而這僅僅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工人階級殘酷境況的冰山一角。

2025年開年以來，全國範圍出現廣泛的工人集體討薪行動。這些行動形式大多都是非暴力的聚集、威脅（或真的實施）跳樓自殺，即使這樣，警察也往往借由多種不實罪名對工人進行驅散和逮捕。隨著中國經濟危機因加劇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而惡化，這些討薪行動可能會數十倍數百倍地增長，更大規模的工人集體行動將點燃民間對中共資本主義統治的憤怒情緒的火藥桶。

全面私有化的月子中心行業

中國人“坐月子”是一項傳統的習俗，要求產婦在分娩後的一個月內，遵循許多禁忌和嚴格的飲食限制，據稱有助於產婦恢覆身體、分泌母乳。各地區有類似但略有不同的坐月子習俗，其中一些甚至是反科學、會造成健康隱患的，如不允許洗澡、要求蓋厚被子出汗、不許房間通風，有的地區不許產婦吃鹽、有的地區要產婦大量吃鹽……一旦產婦膽敢不遵從這些愚昧的規則，就會被警告未來會患上“月子病”，如果產後出現健康問題，婆家就可以以“坐月子”時違反禁忌為由，不但不提供關心和照料，反而對其進行指責。許多產婦為了避免受到這樣不人道的父權壓迫，選擇去月子中心接受更科學、更專業的產後照顧。

也有許多家庭不得不選擇住月子中心的緣由是，護理產婦的責任已經被迫部分地由家庭轉向社會。中國經濟危機下，產婦的產假權益被削減、丈夫缺少陪產假且普遍加班，甚至夫妻雙方的父母老人由於延遲退休不得不繼續上班，導致產婦與新生兒得不到家人照顧。

在以上兩種因素的影響，以及處於經濟危機、出生率斷崖下跌的情況下，加之中共為嘗試挽救出生率而對家政行業大力補貼，月子中心行業反而得到“野蠻”擴張。在2018-2023年，中國月子中心行業市場規模覆合年增長率高達22.7%，到2023年共有5454家月子中心，這些企業幾乎100%是私有的。2023年，月子中心的市場規模已經高達243.3億元，相對當年全國出生人口902萬，如果能夠將這個行業公有化，本該能為每個新生兒家庭提供每個孩子約2700元的護理費用！在民主高效的運作下，這筆款項將完全足以修建覆蓋全國的免費、提供優質服務的母嬰護理中心，並為護理人員支付高薪！然而現實卻是大部分產婦無錢支付高昂的月子中心費用（每名產婦每月花費2-15萬元不等），在產後得不到良好的護理而可能患上健康問題。根據中國《醫師報》報道，中國產婦患產後抑郁癥的比例高達18%，高於世衛發布的世界平均水平（11%-17%）。在世衛同一篇文章里，全球1/3的婦女在產後會面臨各樣健康問題，在中國可能會更高於這一數字。

在私有市場里，即使是目前正處於上升期的行業中也是有企業破產的可能性，但醫療行業尤其是月子會所破產，造成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因此這一行業不應任由追逐利潤的“看不見的手”擺布。隨著出生率連續多年的斷崖式暴跌，不排除月子中心行業未來也會面臨醫院產科、幼兒園倒閉潮相同的大規模接連倒閉。新生兒與剛分娩的產婦理應受到全社會的保護與照顧，以免受惡劣的生存環境與情緒上的壓力。這即使在原始社會都是人類繁衍生息的鐵律，但逐利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則與中共獨裁相融合）在這點上顯然是反人類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

國家沒收並接管破產的月子會所、婦幼醫院，作為當前的一項緊急措施；新開設月子會所全部國營公有，面向全民提供低價、專業、優質服務；
終結醫療行業的私有化。大幅增加對國有醫療行業的投資，並由工人、患者和當地社區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民主控制。
國家與月嫂、廚師、護士等護理人員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工資不變、落實五天八小時工作制，終止月嫂過勞，將更多崗位提供給失業大軍；
終止習近平政府對討薪者的鎮壓，允許勞動者組織獨立工會、參政，爭取工人組織、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
終結資本主義獨裁統治，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殘酷、不公的剝削壓迫制度。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出生的DeepSeek

DeepSeek R1模型在1月的發布震撼了世界。西方媒體甚至將其譽為可能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指代蘇聯在1957年發射的第一顆衛星，而這顆衛星挑戰了西方技術占據優勢的主流觀點。

由於“DeepSeek效應”，香港科技股自1月中以來飆升了31%，帶動港股成為了今年到現在表現最佳的股票市場。作為一家中國的AI初創公司，DeepSeek號稱憑借其先進的算法、AI模型和技述，以低成本和中低端芯片，挑戰了美國在AI領域的主導地位。這引發了美國科技產業和政府一定程度的恐慌，特朗普稱這是“警鐘”，毫無疑問，DeepSeek現在將導致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較量進一步急劇加速。

所以，DeepSeek到底為何而來？DeepSeek開發的AI模型標榜低成本與高效率，並在數學和推理等工作上表現出色，媲美OpenAI目前的最新模型。據他們宣稱，他們使用了約2000個英偉達H800系列GPU，在55天內就完成了模型訓練，成本約558萬美元，相當於僅為Meta最近AI技術開發費用的10%。

全球AI霸權之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在中、美兩國之間尤其如此。中國在DeepSeek中試圖想要證明：在高端芯片的進口被“卡脖子”限制下，中國也能依靠中低端的芯片和優秀的算法，來開發出一套達世界頂尖水平的AI模型。習近平一方面以此展示中國的科研實力。另一方面也試圖想借此證明美國的高端芯片對華出口禁令沒有效果，希望能藐視這項禁令——這正是中共為了恢覆中國經濟嚴重動搖的信心，所采取的其中一項措施。相應地，美國也在加速投資AI基礎設施。OpenAI與多家企業在1月底宣布將共同斥資5000億美元，在美國建立AI基礎建設，特朗普稱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AI基礎建設計劃”，以確保“技術未來掌握在美國手中”。

1月27日，受此消息影響，美國主要科技股市值蒸發約1兆美元。其中，Nvidia股價下跌17%，市值損失約5,890億美元。這對任何一家公司而言都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單日虧損。西方的資本擔心，DeepSeek以及中國其他的先進AI模型可能削弱西方科技巨頭在人工智慧領域的主導地位。

實際成本比官方數字多467倍？

然而，越來越多對DeepSeek的質疑和相關證據已開始浮現。DeepSeek聲稱其開發成本僅為600萬美元，這一說法受到了廣泛的質疑。谷歌DeepMind負責人表示，DeepSeek的成本說法“誇大其詞，有些誤導”。麥格理分析師在2025年2月的報告中估計，DeepSeek R1模型的實際開發成本可能高達26億美元，是官方公布數字的467倍。此外，有報告指出，DeepSeek的論文中提到的600萬美元成本僅指預訓練運行的GPU成本，這只是模型總成本的一小部分，實際硬體投入可能遠高於此。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焦點在芯片問題上，有報告指出，DeepSeek可能透過第三方管道取得了受美國出口管制的高階Nvidia芯片，經過兩三年的囤積後方才開發完成。美國當局已開始調查DeepSeek是否通過新加坡等中間商繞過出口限制，非法取得先進芯片。無論此言是否屬實，特朗普政府都可能進一步加強芯片出口管制。

同時，DeepSeek所謂的開源也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全部源代碼，實際上只是部分開放。由於沒有公開訓練數據，這也使得OpenAI指控DeepSeek實際上是用ChatGPT進行“蒸餾訓練”。這一方面令人更質疑DeepSeek的實際創新能力，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原本開源的ChatGPT變成了利潤工具後，反過來抑制了AI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假如“蒸餾訓練”當真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更高效地訓練其他AI模型，那麽現在阻止人們這樣做的唯一障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雖然中國在先進技術和人工智慧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但不排除在某些細分領域他們可以匹敵或超越美國。但目前來看DeepSeek並不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而是中國科研仍跳不出“能夠快速到從1發展到100，但卻無法從0發展到1”的又一個例子。根本上限制中國科技發展的因素，一是中共專制統治，扼殺科學自由；二是資本主義利潤至上的制度，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一制度由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主導。

中國AI的政治

就像之前百度所推出的“文心一言”AI一樣，中共開發的大型語言AI首先存在“敏感詞”的先天不足。在回答部分政治或國際相關的問題時，它的表意簡單就像一個瘋狂的小粉紅。有網友嘗試分別詢問DeepSeek對金正恩與拜登的評價時，DeepSeek對前者極盡肉麻諂媚之辭，而對後者則是毫不留情的猛烈批評甚至咒罵。可見，這是在訓練相關話題時，開發者只提供中共所認可的官方材料，因此DeepSeek在這部分的表現就顯得偏執和狂熱地捍衛專制統治。

但即便如此，中共認為這仍不夠保險，因而加入了大量敏感詞名單以進行“硬過濾”，使得DeepSeek的回答有時顯得非常突兀和不可理喻。比如哪怕詢問“天安門是什麽？”“台灣是什麽地方？”這樣簡單問題時，它依然拒絕回答。這讓人不免懷疑這AI模型到底有多“智能”？如果它如中共聲稱般先進，這類問題完全可以給出一個完全不涉及政治因素的客觀答案，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加入一個敏感詞名單讓AI一律拒絕回答。

中國新藥品政策危及民眾性命

醫保集采政策置人命於草芥，所采購的藥品質量不佳，引發中國群眾不滿。2024年底，中國醫保局公布了第十輪藥品集采名單，並實施了新一輪藥物更換。不久後，許多醫務和患者紛紛發聲表示集采藥物的藥效不佳，而公立醫院提供的藥品中幾乎不存在質量更好的進口原研藥物，只能在院外私營藥房高價購買。

今年初，北京和上海的數十名醫學專家集體質疑集采藥物的質量，指出存在“麻藥不睡、血壓不降、瀉藥不瀉、抗生素過敏”等問題。他們指出，主要原因是供應商為了壓縮成本偷工減料。此外，藥監局發布的《仿制藥一致性研究數據》明顯涉嫌數據造假，引發公眾嘩然。

1月24日，藥監局撤下了相關數據，隨後對被懷疑造假的數據進行了修改。2月9日，醫保和藥監部門聯合聲明，力挺集采藥物，聲稱仿制藥的藥效問題只是“醫生個人用藥體驗”和“道聽途說”，堅稱這些藥品安全有效。但官方立場與現實情況之間的巨大落差，加之對資本主義“壓縮成本”邏輯的切身體會，民眾仍普遍對集采藥物有著嚴重不信任。

自從1985年醫療私有化以來，政府大幅減少了醫療等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醫院不得不自負盈虧，原本高度依賴財政補貼的公立醫院依賴藥品加價權彌補財政缺口，藥物收入成為醫院科室的“績效考核”依據，醫生也通過開高價藥獲取提成。民眾逐漸感受到藥物亂開、加價過高等問題，對醫療系統的不滿情緒已然沸騰，其中一個表現便是傷醫事件一再上演。2009-2018十年間，有報道的傷醫事件有295起，造成24名醫生死亡。

作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一部分，為減少對西方醫療產品的依賴，習近平於2015年要求公立醫院“藥占比”（即藥物在醫療費用中的占比）從40%以上降至30%，並要求基本藥物的仿制藥在2018年底前實現在藥效上達到與原研藥一致的水平。自2018年，中國實施了醫藥集中采購制度，集采仿制藥物價格相較於同類進口藥大幅下降。為填補財政缺口，醫院提高了整體醫療費用，反而令民眾的醫療支出逐年提升：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從2018年的8.5%增長到2024年的9.0%。

第十輪集采實施後，醫院全面更換國產仿制藥，導致醫生群體對藥效和提成收入的下降表示不滿。

自由派的解決方案是否可行？

一些資產階級媒體提出，應該將藥物選擇權歸還給醫生和患者。然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哪怕在所謂公立醫院，醫生也有著為醫院創收的考核壓力，如果只是把藥物選擇權交給醫生，現行制度就會驅使醫生開具提成更高的處方（例如療效和副作用不明的中成藥）、而非最有效的藥物。醫療集團絕不會允許損害其利潤的行為，他們會以高額回扣和提成利誘醫生和醫院為其利益服務，因此我們不能單純指望醫院和醫生都一定能頂住壓力、以患者健康為優先。顯然，整個制度都需要改變，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牟取暴利行為。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醫療行業的私有化注定無法為廣大民眾提供廉價優質的醫療服務。中國之所以還沒實現全民免費高品質醫療並非因為沒錢，而是中共資本主義不願承擔這個責任、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占GDP比例不到2%（哪怕以“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都投入2.8%）——因此，必須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而這聯系到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現社會體制。

醫院和醫療保健部門應由各級醫療人員、病患、公眾民主管理與控制、並向全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取消對官員、軍官的醫療特權，全部醫院開支由政府承擔，杜絕提成和績效制度。全面公有化醫藥企業並進行民主控制，取消利潤驅動，由工會和地區健康委員會共同監督全產業鏈的生產和流轉。這是取代如今崩潰制度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說持續許久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仍在升級之際，兩國政府都在將新冠病毒用作攻擊對方的武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代表已再次指控新冠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泄露，而3年多以前中國官媒也曾無憑無據指控美國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泄露新冠病毒。這些互相指責無助於尋找新冠疫情的起源，或者預防下一次疫情爆發。若要做到這兩者，那就要將醫療視為造福人類而非營利的事業，大幅增加對醫療保健的投資。這就意味著必須扭轉醫療私有化進程，終結資本家對醫療部門的控制，將整個部門公有化、並實施工人民主計劃。

今年2月初，特朗普的親密盟友馬斯克在X平台上分享另一名用戶的有關推文，指控武漢病毒實驗室與USAID資助的美國“深層政府”合作制造並泄露新冠病毒。馬斯克以典型的煽動性言辭寫道：“你們知道嗎？美國國際開發署用你們的稅款資助了包括新冠肺炎病毒在內的生物武器研發，這些武器殺害了數百萬人。”也只說了這麽多。馬斯克此舉其實是為了廢除美國國際開發署，作為對美國國家機器大清洗、將其特朗普化的舉措之一。受此影響，美國國際開發署自2月8日起陷入停滯，數千員工被解雇或被迫休假，包括部分在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NGO也受到打壓。馬斯克的削減開支措施將對全球產生毀滅性影響，南非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國的艾滋病防治項目依賴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金。德斯蒙德圖圖艾滋病中心警告稱，這些削減開支措施或將在未來10年內導致50萬人死亡。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已經在1月底聲稱新冠病毒最可能起源於實驗室。然而，其報告強調，這一結論的“信心不足”，缺乏確定的證據、存在相互矛盾。但該這份估報告還是將矛頭指向了中國。實際上，這份報告在拜登執政期間就已經做成，但卻是由特朗普任命的新任局長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下令解密的。這意味著，繼聯邦調查局和能源部後，中情局是第三個主張“實驗室泄露”的美國政府機關。特朗普回朝後就很快公布這份報告，除了升級與中國的對抗外，也是為了針對民主黨進行攻擊，而這正是特朗普政府針對一切“敵人”發動全面攻勢的其中一步。

自從新冠肺炎於5年前爆發，中美兩國政府就一直針對其源頭互相交鋒。中共在其官方表態上並不明確支持新冠病毒是美國生化武器的陰謀論，但暗中鼓勵這些陰謀論在網絡上傳播，允許各大官媒帶風向。他們稱新冠病毒在2019年中下旬就在美國通過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泄露、傳播到美國社會。美國方面則聲稱不能完全“確信”新冠病毒是自然發展的，表明實驗室泄露是有可能。

整場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共政權也持續隱瞞關鍵資料，設法阻撓一切外來的調查人員進入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研究，更操控對病毒源頭初步調查的數據。中共執迷於審查與機密，特別是當其擔心訊息傳播會損害其地位、或破壞其控制權的時候。它只想要報道當局的“成功”，壓制疫情的消息。雖然2021年2月，中共曾經容許世衛組織赴武漢進行調查，但隨後阻撓了世衛組織於同年7月和10月中提出的進一步溯源調查計劃。中共這一系列遮掩真相的做法，如同其對於GDP、失業率、人口趨勢等數據那樣，都是在面對國內多重危機的情況下試圖為自己減壓，但這也反過來給了美帝升級攻擊的機會，同時中國群眾也不會一直為官方謊言所欺騙、群眾不滿也將遲早再次爆發。

社會主義者強調，對於中央情報局等美帝機構、以及中共的帝國主義政權，都需要完全不抱有任何信任。雙方歸根結底只顧本國統治階級的利潤與地緣政治利益。我們呼籲在全球各地工人階級進行組織的基礎上，進行全面、透明、民主的調查，這樣才能找到疫情的真正源頭，並為了全球人民的福祉總結必要的救命教訓。

中國失業危機於蛇年仍在持續

根據媒體報道，大批農民工在大年初四提前返城，許多店鋪在初三就開始營業。原因很簡單，許多人擔心工作不好找，工資遭到拖欠，不得不提前返回工作場所，以增強自身的“就業競爭力”。這一現象暗示了當下的極其嚴重就業問題，背後則是中國陷入30多年前資本主義覆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中國的就業問題不局限於紙面上不斷攀升的失業數字，也體現在有工作者和尚未就業的青年身上。一方面，很多勞動者哪怕沒有失業，但是工資或時常遭到拖欠——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收錄數據，2025年1月全中國至少有207起欠薪相關的工人集體行動，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2%。哪怕沒有欠薪，很多勞動者的工資也遭大幅削減。這些勞動者擔心辭職後找不到新工作，申請勞動仲裁又害怕資本家借機報覆，因而陷入兩難境地。另一方面，中國青年的就業質量極其糟糕。從大學畢業後，青年人能較容易找到的工作一般收入較低，或所學專業不對口，令人難以接受——只有66%的畢業生簽約工作與所學專業對口。2024年大學畢業生中，選擇直接就業的比例為55.5%，較2023年下降2%。選擇繼續深造（以暫時躲避就業壓力）的畢業生比例則上升了1.6%、達到6.5%，而真的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只有30%。2025年中國將有1222萬大學畢業生、再創歷史新高，就業情況恐將繼續惡化。

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在特朗普重新掌權下持續升級，西方企業正在加速實施“避開中國”（Anything But China）戰略。在此背景下，中國2024年外商直接投資（FDI）凈流出規模創紀錄、FDI相比2021年下降99%，外商流入中國的投資規模僅為45億美元，創199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在過去，外資在中國就業市場（特別是金融、科技、制造業）吸引大量高校畢業生；但隨著資本外逃加劇，他們消化中國高校畢業生的能力也大打折扣。

社會主義者主張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而非中共領導人的消極態度與“吃苦”說教：超長工時的工作原本可以通過輪班制分攤給更多的人，從而增加工作崗位，落實八小時工作制，同時確保薪資不會降低；消滅外包與編外勞工制度，所有勞動者都應由用人單位直接聘用。問題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獨裁政權捍衛這一制度並從中獲利。無論全球還是在中國，這一制度都不再能夠創造就業機會及體面的生活水準。創造數百萬新工作、提高工資與退休金、提供免費教育和醫療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則需要工人與青年的群眾鬥爭。解決之道是將大企業國有化，並由工人階級民主控制。

社會主義者支持青年與無產階級反對裁員、保就業的一切抗爭。我們指出，必須組建獨立的工會與學生組織，以及群眾性工人政黨，以挑戰中共控制的資本主義制度。

“家庭文明新風尚？”——進一步強化威權控制的企圖

中共對社會中所醞釀的不滿的恐懼，體現在它試圖將洗腦機器的觸手直接伸進每一戶家庭。中共刊物《求是》最近發表了一篇習近平鼓吹家庭家風家教的“重要文章”，並將其與“愛黨愛國”結合。這一論調以中國未來為堂皇的托詞，以中國傳統美德為粉飾——而其目的，則是維護日漸陷入危機的資本主義秩序。

該文中，習近平極力吹捧舊社會封建家庭道德的教條，但是他鼓吹家風家教的目的絕不在於傳承所謂傳統家庭美德，而是完全立足於現實的需要。比如他引用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一類的家訓，其中所謂的“善”已經被偷換為僅是談論“愛黨愛國愛家的情懷”。

習近平的這篇文章一開始是在2016年作為一篇講話發布的；其中提出了“引導家庭成員特別是下一代熱愛黨、熱愛祖國”的方針——於是，在之後幾年中，這一方針成為了“家庭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宣傳方向。但此時，這篇文章尚且只是泛泛而談的論述套話，並沒有任何的實際作用。

而到了如今，《求是》重新發布這篇文章的用意則與2016年有了很大不同。在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持續深陷多重危機的今天，這篇文章露骨地指向了將家庭作為維穩工具的用途。它呼喚“優良家訓”的目的不是建立更好的家庭與鄰里關系，而是在經濟下行的時期，將維護社會穩定的期望投射給了家庭。

反青年的鬥爭

如同托洛茨基所言：“造成目前這種家庭崇拜的最強烈的動機，無疑是官僚們需要一種穩定的等級關系，並且需要由四千萬個支持權威和勢力的家庭來管束青年”。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化，中國勞動者，尤其是青年，面臨著嚴峻的壓力。中共的所謂家庭文明建設明確指向了維護“安定和諧”的資本主義秩序——“家庭和睦則社會安定”，而青年則成為了這一問題中的其中一個焦點。

即使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注水算法來計算，“連續下降了幾個月”之後，截止2024年12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仍然達到了15.7%。由此造就的格局，就是中國存在著為數眾多、沒有自己的收入的失業青年，他們的生活高度依賴於長輩。同時，“成家立業”的高昂成本則使得幸而有一份工作的青年人也不得不在購房、結婚等問題上尋求長輩的資助。就這樣，家庭對青年形成了強大的控制力，而這正是中共所需要的。只要長輩們相信反抗必然沒有好結果，那麽他們就會“為孩子著想”而阻止青年晚輩的抗爭；而只要有家庭中長輩的鉗制，壓制青年反抗的高壓態勢就會通過家庭關系傳導到青年身上。這就是中共所希望“切實對‘孩子如何做人’做好正確家庭引導”和“家庭文明建設帶來社會和諧穩定”的原理！

在壓制反抗的同時，中共還希望為青年套上父慈子孝、妻賢夫安的道德枷鎖——也就是青年一代不但不能反抗，而且還要去服從長輩、去結婚生子（也就是催婚催生的所謂“健康婚育觀”！），如此種種行徑雖打著“社會主義家庭文明新風尚”的幌子，但根本上是服務於作為資本主義秩序與控制其中一個單元的核心家庭，與社會主義、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當然，中國並不會因為一紙“重要文章”就能做到“家庭和睦”、進而實現“社會安定”。而青年的前路並不在習近平所鼓吹的家庭文化中：它以家庭道德為名、以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為實，沿著這條路只能通向剝削與壓迫。只有通過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才能改變家庭被作為維穩工具的角色，讓家庭不再成為壓制個人發展的枷鎖——那時，我們將不再被束縛在“中國傳統家庭文化”上，我們的家庭將會如同恩格斯所言“從必然的王國走向自由的王國”。

無差別大規模殺人事件——爆炸性社會弊病的征兆

“張獻忠”在中國各地爆發性湧現。最近一年，無差別殺人事件在中國急劇增多。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征兆，表明中國社會、經濟危機日益惡化，以至於好比“一個高壓鍋，一點就炸” 。根據統計，中國2024年發生了19起有媒體報道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尤其是珠海和無錫的兩起可怖襲擊就造成了至少43人死亡、60人受傷特別引起群眾關注。

“獻忠”社會

根據非官方統計，在2024年，造成死亡的“獻忠”事件至少有100余起，比過去幾年的數量多了幾倍甚至十幾倍。盡管中共官方至今仍堅持聲稱“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但經歷了2024年，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清楚，自己已身處一個人人自危的“獻忠社會”。

2025年1月28日是中國的除夕夜，對於大多中國家庭來說，是家人團聚、邊吃晚餐邊收看電視晚會的溫馨時光。這天，沈陽電視台的晚間新聞著重播出了1月23日習近平到沈陽“大東副食”市場慰問的情形，由政府人員安排的受訪攤販無不喜笑顏開、感謝習近平的關懷——然而在習近平到訪的三天後，“大東副食”發生了一起可怕的爆炸，現場有上百人受波及、數十人受重傷，事發後幾個小時內相關視頻就被禁止傳播。爆炸也許是意外，但也不排除有人對習近平及中共統治不滿而故意制造爆炸，但如今中國互聯網上已經找不到爆炸案的任何有關消息，實際死傷人數仍不為外界所知。

中共獨裁對越來越多的“獻忠”事件回應，一如既往是收緊審查、禁止有關這一話題的討論並禁止公眾哀悼。如此冷血的沈默令問題更惡化。在這種情況下，集體哀悼、心理創傷咨詢、公開的討論都是人類的正常反應，也是嘗試理解所發生事件、向前看的重要方式。但在當今警察鎮壓日益嚴峻的情況下，這些都不被允許。

怨念憤懣

中國目前發生的系列殺人事件並無政治性。施襲者大多恐怕患有精神疾病，他們並非針對當權者，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無辜。無論他們的動機與委屈如何，他們的殘忍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只會是全然反動的、類似於政治恐怖主義。

珠海案件中，施襲者對法院就其離婚案件的判決感到憤懣；在無錫，則是由於施襲學生對於被實習單位剝削及被校方刁難和不予畢業感到深重的怨念（雖然這種怨念可以被理解，但是這並不會減輕殺害八名同學的行為令人震驚的性質）。兩宗案件都表明行兇者對國家機器的全然不信任，不認為自己能通過中共的司法或其他現行建制渠道能得到合理的結果。

這些案件也反映出了基層民眾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的痛苦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尤其是無錫襲擊案。施襲者徐加金的絕筆信中，列舉了他在實習時遭到工廠拖欠工資、不為其投保、遭遇各種罰款、極長的工時、沒有休息日甚至不允許病假。他的言語流露出徹底的困惑和絕望，表示要以死“推動勞動法的進步”，更在信中末尾高呼“無產階級萬歲”，而目前這封信已經被審查機器刪除。

損害真正鬥爭

他的行為當然無助於推動勞動法的進步，中共政權和資產階級老板們還可以利用這一恐怖行為來妖魔化工人的不滿和抗爭，並將任何工人維權行動標簽為對公共安全和“穩定”的潛在威脅（比如稱工人討薪行動為“惡意討薪”），從而借口需要更多的社會監控和鎮壓、煽動對左翼的污名化。因此，可悲的是，這起事件只會損害工人階級的真正鬥爭。

面對社會暴力越來越頻發，中共的回應正是壓制公眾討論，以及火速執行死刑試圖盡快把這些事情壓下去、轉移群眾注意力——珠海、無錫兩起襲擊的行兇者就是在今年1月底被處決，以及進一步加強監控鎮壓，但無論國家監控擴張到多廣泛，都不可能“先發制人”地遏阻所有此類極端暴力行為，這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問題根源在於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唯一能走出這場危機的方式，就是工人階級群眾鬥爭，爭取革命變革、及一個享有公平和人類團結的社會主義社會。

馬克思主義反對個人恐怖主義

過去一年來看似無盡的無差別襲擊浪潮，大多並無政治性。施襲者並不聲稱支持任何事業，他們也沒有針對政府代表或象征行兇。社會主義者向來明確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即便恐怖主義行動有政治動機、並針對壓迫政權進行襲擊，馬克思主義依然視其為全然反動。這些行為並不能指出對抗國家機器鎮壓的方法，而是會強化它。例如，2023年10月7日，右翼伊斯蘭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大規模致命襲擊。今天，在以色列國發動殘酷的種族滅絕性破壞、造成近5萬人喪生後，哪怕哈馬斯領導人也承認10月7日的襲擊是一個“錯誤”。當然，遭到侵犯、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群眾有權抵抗以色列的國家恐怖行徑，包括武力抵抗，但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如此抵抗應以群眾行動為基礎，旨在建立所有族群工人階級團結，並由工人民主組織控制任何武裝鬥爭。

南京“獻忠”案——新聞封鎖增加

2025年1月31日，南京六合區程橋鎮再次發生一起無差別傷人案件，此次案件，共造成4人死亡，八人受傷。自2024年11月珠海、無錫等地無差別襲擊以來，1月31日的事件已是第七起類似事件，而這些事件均源自於“報覆社會”的動機。值得注意的是，南京的這起事件與“大東副食”爆炸案一樣，並未見諸於中國境內媒體中，也未見中共官方當局公布其作案動機。顯然這一動機是中共不希望社會看到的。

當局似乎擔心，即使當下群眾的態度仍主要是對於這種無差別襲擊進行譴責，作案動機終將引發公眾討論，進而不可避免地導向對社會不公的聲討與反思；並且在討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也有機會延伸到對中共統治的聲討。聲討資本家聲音在中國的不斷出現，一定程度上反映部分群眾已經有了初步的改變現狀的意識和訴求。中共為了維系自身統治，必然會不擇手段扼殺有關討論的一切苗頭。

“胖東來”模式絕非通往社會主義之路

胖東來“員工友好”實驗能走下去嗎？河南省第二大零售集團胖東來重視員工的“尊嚴”“人格”，其老板於東來認為企業需要賦予員工一定的“自由”。胖東來的員工每日工作7小時，一線員工月均工資約5500元，有40天的帶薪年假，此外員工還可以拿到各種不定的獎勵。從去年開始，胖東來作為一個對員工相對友善的企業，在社會上引起關注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中有不少群體了解到胖東來給予了員工較高福利待遇等改良措施後，開始表示聲援胖東來，有的甚至稱之為“社會主義好企業”，寄希望於通過大力推廣這種企業模式來實現社會主義，殊不知這種“開明資本主義”模式並不是新鮮事，它其實是覆古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史各個案例表明，這種模式是不可能持續、無法擴張的，也不能為工人階級提供取代資本主義的可行替代方案。

依靠壟斷利潤的發家史

於東來發跡於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初期、市場經濟野蠻生長的90年代。他最初開辦了煙酒店，後因非法倒賣兩次被拘。95年他以“以真心換真心”的經營理念又創立一家煙酒商店，打響了口碑，後縱使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最終還是辦大了企業。在建立股份制後的2002年，胖東來與另外三家公司建立名為“四方聯采”的零售業采購卡特爾，壟斷了當地的商超進貨渠道，之後在河南省數個城市越辦越大，現擁有十幾家連鎖店、7000多名員工，2024銷售額近170億。胖東來依靠煙酒和壟斷利潤發家，通過建立零售業采購卡特爾帶來的優勢經營地位快速發展，這在資本主義覆辟後的中國並不少見而且其本質上與其它剝削剩余價值的企業無二。但使胖東來出名和一些左翼津津樂道的並不是他“艱苦奮鬥”或者說野蠻生長的發跡史，而是其經營理念。

胖東來模式在中國的一眾“血汗工廠”中確實算是獨樹一幟的，於東來的改良措施會讓我們聯想到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他們都有從工廠內部開始改良的行動。但歐文和他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歐文並不滿足於蘇格蘭新拉納克棉紡廠內部的改良措施，他清楚地看到了社會財富是勞動者創造的，其果實也應由勞動者享有而非被資本家竊取，所以他願意散盡家財去美洲辦新和諧公社，但還是以失敗告終。相較之下，於東來的“員工友好”做法比起歐文有著更大的局限性。

我們也不否認於東來可能有著想通過改良單個企業內部利益關系來實現一定程度社會改良的美好願望，但他的商業模式並沒有賦予工人任何控制權，更不用說實際所有權了。胖東來是一家民營企業，融入了資本主義經濟，企業的經營要遵循資本主義法則。此外，在中國的威權資本主義體制下，員工甚至無法組建一個獨立工會，這意味著他們和中國所有其他工人一樣，在工作場所缺乏任何權力。當歐文在200多年前開展他的實驗時，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尚未誕生。在馬克思、恩格斯於《共產黨宣言》中闡明歐文和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局限性200年後，中國如今“左翼”卻沒有對於於東來的局限性有更清晰的認識，反而被熱情所裹挾，這是對於他們的政治水平作出的悲哀評論。由於這些思想並不觸及所有制問題，因此它們和社會主義沒有什麽關系。

工人鬥爭才是出路

胖東來模式走不出河南的那幾個城市，也正是因為它的經營模式，資本追逐更高的利潤、更快的增殖和擴大再生產，而不以員工待遇為首要考慮。胖東來較高福利待遇影響了其資本增殖的速度，會使得其在與其他資本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胖東來模式這種旨在於單個企業內實現社會改良的做法根本無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推廣到全社會。真正的出路是工人鬥爭，通過獨立工會、以及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以工人階級民主計劃與控制取代威權資本主義。

“中國制造2025”計劃未能達成目標

盡管我們已經來到了2025年，“中國制造2025”的尾聲，中國官媒對這一計劃只字不提。十大重點高科技領域無一實現目標。十年前，中國國務院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計劃，仿效德國的“工業4.0”計劃，目的旨在全面推動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以取得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減少對歐美的依賴。這個計劃在隨後成為中美貿易戰和帝國主義沖突的核心爭議之一。

達到目標了嗎？

時間已經到了2025年，因此正是檢視這個計劃交出了一份怎樣的成績單的時候。回顧整個計劃，中共當時制定了“十個關鍵領域”作為制造業升級的核心方向。

該計劃以核心技術自給率七成、市場占有率以及出口規模等指標，制定了2025年所要達到的目標。我們將以這些指標，綜合各方數據和報導評估目前的進度。包括信息技術產業、高端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設備及高技術船舶、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電力設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級醫療設備、以及農業機械。看起來，當中大部分的領域與當初設定的目標仍相距甚遠。

首先，這個計劃中取得最良好的進展的是新能源汽車領域，這是在中國房地產行業崩盤後，被中共寄予厚望的支柱產業，因此也被很多評估報告視為超額完成目標。中國近年也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比亞迪已經超過特斯拉、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制造商。至於車用電池，寧德時代居於首位，全球市場份額占37.5%。

但同時，中國在這個領域的大舉擴張也成為了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焦點之一。特別是車用芯片仍然高度依賴外國進口，成為了行業的短板和隱患。加上中國新能源汽車已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國內市場利潤暴跌，去年12月，被視為“明星企業”的極越汽車更是在網絡直播銷售期間“直播宣布倒閉”。歐美市場也著手對中國新能源汽車開始進行貿易壁壘，而全球南方市場由於缺乏基建和充電設備，市場份額有限。

各項困境

至於相對進展良好的領域如軌道交通設備及電力裝備，兩者的進度都被評估為70%-80%，主要體現在它們的出口規模和市場占有率上，但同樣都有著高端技術零件高度依賴進口，以及由於多數國家漸漸失去對高鐵的興趣，軌道交通設備市場痿縮的問題。

至於信息技術產業和海洋工程裝備上，兩者進度約為50%-60%，但前者同樣受制於高端芯片和半導體制造的進口短板。中共曾嘗試大舉投資國產芯片制造業，但不過是催生了大批低端芯片企業，而且更面臨大批大批的倒閉潮。據Wind數據顯示，22-23年兩年內中國有超過1.6萬家芯片企業倒閉，而到了24年更是高達14648家。盡管“中國制造2025”沒有將芯片制造單獨列為一個項目，但計劃中也有提及在2025年實現70%的半導體自給率，現在似乎只能達到30%，而且這還只是針對傳統半導體。2022年時任總統拜登開啟的美國對華科技制裁，極大減緩了中國生產先進半導體的能力。即使中共已向芯片行業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以尋求提升半導體設計與制造能力，但目前中國仍未能掌握5納米以下的先進芯片制造技術。特朗普2.0將展開新一輪的貿易戰，而美國為切斷中國與先進芯片和半導體設備的獲取路徑，必將進一步收緊采取的制裁措施。

至於其他如高端數控機床（40%-50%）、航空航天（40%-50%）、新材料（40%-50%）、生物醫藥（40%-50%）、農業機械（30%-40%）等五個領域，不論是核心技術自給率、市場占有率以及出口規模等綜合進展程度都不過50%, 整體而言反映了中國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不足，以及對國際高端技術深度依賴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陷入歷史性危機，各行業的利潤都在大幅下降，“中國制造2025”更變得如鏡花水月，因此到了現在2025年，中國沒有高調地檢視這一計劃的成果，反而幾乎只字不提。一方面是由於計劃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中共也試圖避免進一步刺激歐美帝國主義陣營，以免遭到更進一步的貿易制裁和技術封鎖。

中國威脅論

作為例證，美國極右政客，特朗普政府國務卿馬可・盧比奧在去年9月發表了一份題為《中國制造的世界：“中國制造2025”九年後》的報告，當中對中國的電動車、能源與電力、高鐵和造船領域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中國已在這四個領域取得全球領先地位。對於關鍵的半導體和芯片領域，他認為美國的出口管制未能阻止中國的發展，中國在生產傳統芯片方面正接近世界領先地位。顯然，盧比奧作為一個對華充滿高度敵意的極右政客，這份報告並不是要為中共吶喊助威，而是為了渲染更強烈的中國威脅論，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新一輪更猛烈的對華攻勢制造理由和氣氛。

全球資本主義正處於歷史性危機的時期。戰爭與備戰，以及全球各地軍費開支的增加，都是“新常態”。中美沖突是這個侵略性帝國主義新時期的核心沖突。與世界上所有其他資產階級政府一樣，資本主義中共再也不能夠發展經濟——正如“中國制造2025”令人失望的成果所顯示。我們需要的不是嘗試對資本主義實施“計劃”，這只不過是中共的妄想，我們需要的是制定一個以公有制、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這樣的一個計劃，以及國際工人反資反帝鬥爭，是終結當今深重危機的唯一途徑。

中共的催生政策未能拆除人口定時炸彈

中國的人口危機仍向深淵中滑落，而中共各種催生政策未能起到任何作用。近兩年來，中共采取了多項具體政策希望女性生育更多孩子，從生育補貼、稅收減免、購房優惠等鼓勵措施，到施壓年輕女性制定懷孕計劃、試圖將“婚姻生育觀”納入大學教育課程等。但是，這些措施未改變生育率下滑的趨勢——截至2024年12月，中國人口連續第三年出現下降，年末總人口比上年末減少139萬人、下跌約1‰。

職場歧視與女性生育困境

高昂的生活成本是阻礙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國，將一個孩子從出生撫養到成年，平均成本為53.8萬元，相當於人均GDP的6.3倍、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相對於如此高昂的成本，政府提供的生育補貼極為有限。例如，陜西漢中、湖南長沙城市對三孩家庭提供的一次性補貼僅為10000元。

女性的職場歧視問題也嚴重抑制生育意願。在中國，大部分企業在招聘時明確表示只招收男性或已婚已育女性。據2024年全國就業歧視調查：超過70%的女性表示在求職過程中因生育問題受到歧視；以及20%企業要求女性簽署“無生育承諾書”，否則不予錄用。該調查顯示，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工資平均下降12%，生育三孩的女性，其工資比未育女性低30%以上。

即使成功入職，女性在職場中仍面臨因生育而帶來的不公平待遇。23%的就職女性表示，她們因處於結婚生子的理想年齡而失去了晉升機會；更有許多企業會直接勸退、解雇在職期間懷孕的女性。雖然也有個別地方政府如江蘇省，出台了政策，要求企業不得解雇孕婦，但政府監督往往要麽很松懈、要麽根本不存在。

在科技和金融等行業，女性如果選擇生育，往往會被視為“職業發展的終結”。這導致越來越多的女性為了自身的職業而主動放棄生育，或推遲生育計劃。根據智聯招聘調查，哪怕較高收入（平均月收入8545元、全國可支配收入的2.8倍）的職場女性，也只有50%在職場享有產假、哺乳假等措施。低收入的女性處境當然更糟糕。

一如既往，當中共政權的“胡蘿卜”（利誘）不起作用時，它就開始揮舞“大棒”（脅迫）。地方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更為侵犯性的催生手段，包括直接致電女性居民，詢問其懷孕計劃，甚至追問上次月經時間。2024年重慶某地“催生辦”工作人員上門勸說青年盡快生育，重覆“過了25歲就不好找對象”“30歲就很難懷孕了”之類的陳腔濫調。吉林、湖北、福建、江蘇地方政府試圖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懲罰”不願生育的家庭，比如減少社保福利、增加未生育女性的醫療保險費用等。

制度性問題與政策失效

此外，在高校，中共政府強制推行“婚育三觀”課程，旨在向年輕人灌輸生育義務。這些課程強調女性應“回歸家庭”，承擔更多生育責任，再次顯示中共多麽依賴父權核心家庭架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形式階級社會的一個基本單元。這種父權制強化版以極度脅迫的方式控制女性身體自主權，反而加劇了對政府的反彈，並適得其反，進一步降低了中國的生育率。

中共的催生政策的失敗，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經濟政策首要目的之一是保護資本家利益，而不是主動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資本主義獨裁當局既無意願也無能力主動修補社會福利體系，迫使廣大工人階級家庭必須承擔育兒的全部經濟成本，同時試圖強化傳統家庭結構。這最終只會加劇爭取平等權利和結束性別壓迫的鬥爭。

我們的訴求：

反對中共催生政策！ 拒絕國家幹涉，尊重女性對自身生育權的掌控！
女工與男同事一起組建自己的獨立工會，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選舉產生工會代表，並組織鬥爭！
終結職場歧視，實現同工同酬，保證並擴大全薪產假和陪產假！
要社會主義群眾鬥爭，挑戰性別歧視、父權制以及資本主義獨裁統治！

中國大規模關閉逾2萬所幼兒園原因何在？

伴隨著中國出生人口數暴跌，當中大多為民辦的全國幼兒園行業也迎來與產科醫院相當的倒閉潮。全國幼兒園總數從2021年的29.48萬所減少至2023年的27.44萬所，出現約6.9%的萎縮。在園幼兒人數則是從略多於4800萬人降至4093萬人，跌幅達到驚人的14.8%。除了其人為造成的生育率危機（一胎政策的災難性後遺癥），中國政府不願為了基本服務而投資、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公共部門，而是傾向於把自身的職責外包給私營企業，這是造成幼兒園行業當前深陷危機的原因。

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國政府從未重視托幼部門、或積極提供相關服務，而是倚賴民辦事業介入。全國有57%的幼兒園是民辦的。這種情況目前正在改變，地方政府開設了更多公立幼兒園，這些幼兒園通常更便宜，而且也推動仍未關閉的民辦園成為“非營利普惠型”幼兒園。這樣做的背景是，在人口危機日益嚴重的壓力下，地方政府嘗試哄騙居民生更多孩子。名不符實的中“共”本身是非常右翼、親資本主義的政權，一貫不吝於將公共服務私有化、外包來試圖解決地方財政危機、鼓勵“市場力量”。近期地方政府擴大公立幼兒園規模，完全出於投機的政治目的，以執行獨裁中央政府“鼓勵生育”政策的指令。

出生率暴跌

中國正被經濟危機與暴跌的出生率困擾，群眾收入停滯不前。兒童人數減少，更少人會選擇將孩子送入費用較高的民辦幼兒園。由於現況巨變，幼兒園行業已經變得無利可圖，民辦機構正在拋棄這個行業。更便宜的公立幼兒園加劇了競爭，也使得這些民辦機構無法再盈利。教師因為節省成本而遭解雇，甚至整間幼兒園結業。這造成教師、家長與幼童三輸的局面。那些本已受過培訓，擁有幼教專業技能的教師陷入失業。不少年齡在40-50歲的幼師在失業後甚至面臨生存困境。

而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幼兒園，絕大多數幼師從業者都沒有編制。在勞動法規猶如廢紙的情況下，2021-2023兩年內有數十萬從業者失業、且沒有得到應有賠償。近年幼師停課抗議的新聞已屢見不鮮，給眾多幼兒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一課”。哪怕幼教從業人員幸免於失業，絕大多數的幼師工資待遇在行業內卷中被壓低、行業月薪普遍僅2000-3000元，一些幼師在網上抱怨道：“又得會唱歌、又得會跳舞，一看工資才兩千五。”同時，這些幼師又要面臨1:15的師幼比（遠比發達國家的1:10至1:5惡劣），工作壓力多大可想而知。如此糟糕的待遇也已經、正在、也將會嚇退許多幼教專業人士，進一步惡化師幼比。

出生率下跌給中國大幅縮減幼兒園班級規模提供機會，從而使中國幼兒園的服務質量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但這個與資本主義綁定的政權正在錯過這個機會。整個幼兒園行業都需要進行重組，將私人機構納入公共控制，並有計劃、有協調地整合其資源。不應解雇任何一名教師。相反，應縮減班級規模，從而大幅提高質量。應提高幼兒園工作人員的薪資，簽訂長期合同。需要在學前教師的教育與培訓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恢覆這個至關重要的職業吸引力。這一行業若要可能實現如此徹底的轉型，一項先決條件便是教師與家長進行本地的民主控制。這一案例顯示，社會主義政策可以改變現狀、使所有人受益。

“戰報會騙人，但戰線不會。”

幼兒園的倒閉潮也與出生人口大幅降低相關。從2017年起，中國出生人口數開始了愈發嚴重且持續至今的收縮。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出生人口僅為902萬人，這個數字在2016年時還是1786萬人，短短七年過去竟然下降了49.4%。諷刺的是，中國政府在2016年結束了飽受詬病的一胎化政策、並從2021年開始允許一對夫婦生三個孩子。這如中共的許多政策一樣，已經來得太遲。只生一個孩子、或根本不想要孩子的結構性轉變已經廣泛根深蒂固，社會與經濟因素也強化了這個趨勢——中國是世界上育兒成本第二高的國家。

如今的生育率數字，就如同所有中共數據，都不可靠。從2021年起，中國停止公布卡介苗簽發量，以免被民間推算出更令人瞠目結舌的出生人口下跌率。2022年起，公安部也停止公布戶籍登記新生兒人數，而2021年公布的戶籍登記新出生人口887.3萬，僅為統計局公布人數（1062萬）的83.5%。因此，中國人口危機甚至比官方數字所揭示的更嚴重。

中共聲稱2024年出生人口數為954萬、比2023年增長了52萬，增幅5.76%；但根據尼爾森IQ數據顯示，2024年1月到11月嬰兒配方奶粉全渠道銷售額同比去年同期降2.8%，反映出真實數據未能如中共所說的疫情後2024“人口逆轉”。對此，有網友譏諷道：“戰報會騙人，但戰線不會。”

如此顯著的出生人口降低自然如多米諾骨牌般波及到各個領域，醫院產科和婦幼專科醫院已迎來倒閉潮、母嬰用品行業遭受嚴重打擊。因為在園幼兒年齡通常是3-5歲，所以新生人口危機在教育領域造成的影響首先就體現在這里。

隨時間推移，幼兒園行業將陷入更殘酷的內卷，出生人口降低、資本主義逐利機制相結合，所導致的倒閉潮將在未來蔓延到小學、中學和大學，教師因討薪而罷課、因失業而抗議將成為新常態。這就是中共資本主義為中國人民所提供的未來。

以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解決困境

中國威權國家機器的本質，是在社會控制問題上試圖微觀管理，但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方面卻明顯缺席。當局一方面仍然不願全面接管托幼等公共服務、放任市場“看不見的手”肆意操弄，另一方面又煽動要求女性“回歸家庭”的規訓文化、控制女性身體，將重擔壓在廣大工人群眾身上。正如人口危機所顯現，中共父權制獨裁與資本主義反人道壓迫正在制造社會災難。目前出現的幼兒園倒閉潮是脫落的磚塊之一、預示著未來更大的崩潰。

《社會主義者》主張，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作法，取代如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混亂：

• 反對一切關閉幼兒園以及裁員的舉措！不得因為控制成本而關閉幼兒園、解雇教師，至少將師幼比從1:15減低到1:10，並以達到1:5為目標

• 通過國家收購手段，將現有的私立幼兒園收歸公有並納入民主控制

• 建立統一、強大的公立幼兒園體系，由教師、家長、民選社區委員會民主管理；也需要民主選舉全國範圍的幼教部門委員會，實施總體籌劃、運營，包括必要的重組

• 國家與每位教職工簽署長期正式勞動合同，提供體面的薪水、帶薪培訓和轉崗機會

不可避免的是，上述措施若要得以真正落實，工人群眾就需要組織起來，挑戰追逐利潤和反工人的中共資本主義獨裁統治。

中國急劇老化人口是資本主義的危機

年齡增長是一個自然過程。隨著科學、醫療技術的進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類活得越來越健康，壽命也越來越長。然而，這對政府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退休人員不會為資本家創造利潤。因此，當我們討論人口危機時，請記住這一點：帶來負擔的是不是老年人，而是資本主義！早在2000年，中國就已進入“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逾7%），並在2021年進入“高齡社會”（14%），其間僅歷時21年，與美國所歷時的73年相比，足以顯示人口老化速度之急劇。

與之伴隨的，便是中國的出生率“正在斷崖式下跌”，2016年出生人口1883萬人，但到了2023年驟降至902萬人，僅歷時7年就減少過半。

中國自1979年起，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對當前的人口危機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一胎化”政策剛開始不久前，中國才剛剛在1978年開始推行“改革開放”，大步邁向資本主義覆辟，不斷瓦解社會福利保障、並加劇對工人的剝削。如此轉向資本主義，給當前的人口危機埋下種子。

盡管2015年政府開放二胎，但也因為工人與青年面臨難以負擔的生活成本和慘澹前景，生育所需的生活條件短缺，導致生育意願仍然下降。2021年起三孩政策的失敗，也證明中共極度有限的政策完全無法應對人口危機。

養老金體系危機

中國人口老化也意味著養老金危機，中國社科院預測2035年養老基金將耗盡。作為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中共對退休制度大開刀，自今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其中男性將從現行的60歲提高到2035年的63歲，女性的退休年齡也將提高3-5歲不等。雪上加霜的是，養老基金甚至被強制投資國內如同賭場的股市，也就是說，利用工人的血汗、犧牲工人的老年，為資本家帶來股市福利。

在一次現已被禁的演講中，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說中國疫情後社會是“生機勃勃的老年人、死氣沈沈的年輕人、生無可戀的中年人”，但生機勃勃的只是在主要城市從國有企業退休且養老金豐厚的極少部分老年人和資產階級，多數老人不是這樣，現實是多數老年人月退休金不足3000元、或只有寥寥幾百元，或者根本沒有養老金，得靠兒女贍養。這也加深了廣大青年的重擔。

2025年中國制造業可能將面臨近3000萬的所謂“缺工”，這個數字比2023年的2500萬缺口更為嚴重。再加上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漲壓力，從而損害資本家的利潤，這讓中共得透過對勞動人民更嚴厲的壓榨，才能武裝資本以進行與美國在科技、貿易甚至廣泛方面的沖突。

社會主義解方

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無法為勞動者帶來可靠的生活前景，包括養老保障。大量公共資金被浪費在救助股市和“維穩”機器等方面，而這些錢本來可以用來解救告急的養老體系，增進社會福祉。這就是“老齡化危機”背後的現實。這是由資本主義造成的，只有讓資本主義這套制度退休才能解決。

社會主義者支持建設一個涵蓋所有職業和身份、且讓所有人都能過上有尊嚴生活的養老金制度，同時需要建設完全免費的公共托育，以及老年人和失能者的照顧系統，以及公共的住房、教育與醫療等各項關鍵的公共服務，這必須將對於經濟的控制權從資本家手中奪過來才可能實現。為了做到這一點，工人群眾需要建設獨立工會，以及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取代資本主義及其獨裁統治。

吞噬中國跨性別者人生的恐怖深淵

中國跨性別人士長年以來處境險峻，而這也是中共威權資本主義針對LGBT系統性壓迫的其中一環。

根據LGBT權益組織“北同文化”的多項研究，約60%的跨性別不被原生家庭支持，而當中20%的跨性別人士在向原生家庭坦承自己的性別認同後被其家庭強制拉去“扭轉治療”。一位中國跨女靈兒被父母送進醫院，強制穿男裝、剪短頭發並進行電擊治療，在醫院被迫服用精神科藥物。靈兒起訴該醫院，最終獲得8萬元人民幣賠償。但是這類法律上的個案勝利仍然是少數。

跨性別往往在青少年時期，就受到家庭中的經濟與生活限制，倘若要過得有自尊以自己性別認同方式過活，就需要工作與租房獨立生活。然而，北同文化2021年調研指出，跨性別的失業率10.7%，是當時中國成年失業率官方數字的3倍。系統性歧視是主要原因——1/3的跨性別人士報告自己就業方面屢遭歧視，當中一半是在面試時屢屢遭拒，亦有三至四成在職場上因性別認同遭遇欺淩或者被開除。哪怕資方願意雇用跨性別者，也時而會強制他們按照違背自己性別認同進行著裝，再加上其他性別歧視規定，迫使近半數有工作的跨性別者不敢表達其自身性別認同。

中共的猛烈打壓

中共獨裁近年來針對LGBT群體猛烈打壓、造成許多LGBT研究出現空白——北同文化就是在2023年因為不敵國家機器鎮壓而被迫解散。但即使從這些不全面的數據，大眾也能窺探跨性別人士總體面臨的壓迫之深。

資本主義制度強調核心家庭結構和女性對男性的制度性服從（即父權制），作為社會控制的一個基本單位。它的存在是為了規範財產繼承，並再生產下一代勞動者（與資本家）。“男”和“女”的性別二元區分對於這個階級統治的制度而言至關重要。跨性別和以及其他不合這種性別規範的人士，則因此必然成為這個制度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麽，即使官方聲明中一向含混表態甚或不表態，中共當局的各種實際作為都在特別壓迫跨性別者，而這些壓迫也反映在家庭、職場、醫療等社會方方面面。

特別地，中國正處於持續惡化的出生率危機，而自1980年代以來，中共獨裁的政策更是加劇了這個問題，這造成勞動力人數不斷萎縮。這使得中國資本家在與美國和西方資本家的全球權力爭霸中處於決定性劣勢，因為正是中國規模龐大的勞動力創造了中國的所謂“經濟奇跡”。人口危機已經驅使中共采取越來越瘋狂的措施來刺激中國的生育率，同時也發動意識形態攻勢，強化父權制傳統的所謂的規範——家庭、婚姻，以及婦女要生育更多孩子的“義務”。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於跨性別人士的壓制當然只增不減。

制度性歧視

制度上對於跨性別人士的歧視和排擠，無可避免造成跨性別人士相關的醫療照護極度缺乏。全中國只有10家醫院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在中國醫療擠兌情況下還要“排隊2年”才能進行手術，許多人因此得不到正規醫療的支持。此外，50%有激素需求的跨性別並沒有得到激素。這些因素加疊起來，導致非正規醫療的性別重置手術和激素替代藥物灰色產業的興起，而這些非正規途徑的安全性則沒有保障。

對於跨性別的身心發展來說，在成年之前進行性別重置手術與荷爾蒙療法才能在生理發展與同儕互動有良好健康發展，倘若在成年後才進行手術與使用荷爾蒙不但會讓跨性別處在長期不安、焦慮憂郁的生活，生理與心理發展階段早已錯過取多階段而導致精神傷害。但是，在中國，官方規定性別重置手術要成年後才能進行、須保證未在婚姻狀態、性別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續5年以上，而且還需要父母的許可，在此基礎上四至七年繁覆的官僚手續才能進行。而且即使性別重置手術成功完成、身份證件上的性別得以變更，跨性別者也常面臨就學信息中的性別信息難以變更的窘境。

連結工人階級鬥爭

社會主義者堅定支持全面實現跨性別者的自我認同權利、以與自身性別認同相符的方式生活的權利，反對一切排跨歧視。然而，要解決跨性別高失業率、性別歧視與醫療匱乏的社會問題，不能單靠法律層面的改變、或者是道德呼籲，而是需要戰鬥性的行動。爭取跨性別者的權利連結到階級鬥爭。絕大部分跨性別人士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需要爭取住房、身體自主權、穩定的工作、體面的工資，以及可負擔醫療服務的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職場上建立獨立工會，並且將部分性別認同、性取向的全體工人階級團結在改變社會的鬥爭中。

廢除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民主社會主義，將為包括全體跨性別人士在內的全人類提供物質與精神上光明的未來。

《李二毛的雙重人生》：中共父權資本主義摧殘跨性別者人生

《李二毛的雙重人生》是2019年11月出品的中國跨性別議題紀錄片，當中的內容如今看仍然不會過時。每當生活從失望迎來希望時，主人公李二毛總是會被父權資本主義社會迎來沈重的打擊：15歲離開農村到深圳打工，之後又從事變裝皇後表演希冀能存錢做性別重置手術。在一次親密關系暴力爭吵中，警察介入其中，因此引來房東注意而當場退租失去住房，多重壓迫一次性的輾壓她生活希望。

做完隆乳手術她在富士康工作，害怕出櫃失去工作被迫住在男生工人宿舍，卻又害怕被其他男性工人發現她的乳房，因此每天穿束胸、彎腰駝背生活。正當她存夠錢去除乳房前，就遭遇到工友暴力毆打——中共獨裁父權資本主義的高壓統治下，LGBT倡議團體在夾縫中生存，被迫去政治化、不斷限制自我主張，因此無法挑戰父權與排跨社會架構、及其保守的二元性別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也被用來在工人階級乃至其他受壓迫者的鬥爭中制造分化。

李二毛因生活所迫準備做去除乳房手術“變回男生”時，抽血驗到艾滋病毒被醫療團隊拒絕手術。實際上，艾滋病毒控制後，在測不到病毒的情況下仍可進行手術，但在中國，官方實質上的排跨政策造成進行性別重置的醫療資源緊縮，再加上中共對艾滋病仍在總體上有錯誤認識，使得李二毛最終被迫在非正規醫療下才能進行去除乳房手術，兩年後因手術感染並發癥而去世。

中國：德賽電池聲援事件——外國剝削者並不比本國的好！

三月初，德賽電池——一家國有企業、蘋果供應鏈的重要環節——爆發了工人維權事件，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一名年輕工人在抖音發布視頻，控訴自己夜班在崗10小時、按規定打卡下班後，卻被公司認定為“加班時長不足視作曠工”，遭倒扣三天工資的處罰。更為惡劣的是，廠方為逼迫其刪除視頻，動用“開盒”手段，曝光其本人及家屬信息，甚至電話威脅其未成年弟弟的人身安全。

事件迅速在網絡上引發巨大反響。成千上萬的網民自發聲援這位工人，強烈譴責德賽電池對工人的剝削壓迫，並掀起了一場“告洋狀”運動：向蘋果公司和歐盟機構發電郵舉報、甚至在蘋果CEO庫克的推特賬號下留言，指控德賽電池違反了歐盟於2024年底生效的《禁止強迫勞動法案》，要求蘋果解除與德賽的合作關系。

蘋果公司

德賽電池對蘋果依賴極深，2023年，來自蘋果的營收占公司總營收超過50%。隨著輿論發酵，資本市場敏銳地察覺到事件有可能發展為一場更浩大的國際聲援行動。從3月11日事件曝光起一個月內，德賽電池股價跌了18.4%。

德賽電池發布公告，虛偽宣稱企業實行“五天八小時標準工時”，將扣除工資歸於“管理疏漏”，稱已“補發不當扣款”。同時，德賽稱工人發布的視頻內容“部分不實”，威脅已報警處理。地方政府則稱“高度重視輿情”，全網相關討論被控評、限流。目前，這名工人的控訴視頻被下架，抖音帳號被限制發布新內容。令寄望歐盟、認為它是所謂“文明之光”的人們失望的是，歐盟未實施制裁與救贖，反而保持沈默。蘋果公司同樣三緘其口，至今未對這起勞工醜聞作出任何回應。

在《禁止強迫勞動法案》生效後，中國各大企業爭相宣布“禁止加班”，試圖粉飾勞動狀況、維持歐盟市場。但與之並行的，是日益蔓延的停工潮。中美貿易戰已經大幅升溫，令數百萬家外貿企業喪失美國訂單。根據社交媒體上各企業發布的停工放假通告，預計2025年“五一”假期後，浙江省有超過50%的外貿企業將停工放長假，而該省出口額在2024年占GDP七成。沿海制造業重鎮江蘇、廣東也面臨同樣情況。美國投行高盛集團的一項研究警告稱，如果美國關稅繼續保持在目前的極端水平，中國出口產業今年可能會流失1600萬個工作機會。

德賽電池工人的困境，恰恰代表著整個中國工人階級共同面臨的危機：在職員工被迫接受高強度勞動和無償加班（明面上的加班已被“禁止”）；失業群體則成為資本家進一步壓低勞動條件的籌碼。央企中核集團公開炫耀在2025年春招中收到119萬份簡歷（僅計劃錄用8000人），赤裸地展示了如今半死不活的就業市場中，年輕人的絕望處境。

而2025年畢業生高達1222萬人！官方統計青年失業率高達18.8%（實際要高得多），在就業絕望和生活無望的重壓下，部分年輕工人陷入了一種“失敗主義”情緒：希望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敗北，由“更注重勞工權益”的外國資本取而代之。這種幻想注定破滅──所有的資本家都一樣！倘若中國老板更殘酷，這是因為他們與外國資本家夥伴之間有約定好了“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的分工。跨國公司之所以不能采取如此明目張膽侵犯工人權利的行為（而是利用他們的中國供應商來做這件事），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國家存在著工會和民主權利，給這些資本家帶來了壓力與限制，而這些權利是過去通過群眾鬥爭贏得的。

《禁止強迫勞動法案》首要是歐洲資本主義面臨深重危機掏出的貿易保護主義工具，只是擺出人道關懷的姿態而已。在侵略性的帝國主義新時代，每個資本主義國家與政府都在殘酷的全球生存鬥爭中尋求保護自己的經濟。他們無意也無力改善全球工人的處境。

跨國階級團結

長期以來，蘋果公司面臨強迫勞動指控始終保持沈默，並持續與被曝光的供應商合作。在2020年上海昌碩、世碩台資工廠的工人鬥爭和2022年鄭州富士康的工人起義中，中共強力鎮壓、竭力諂媚蘋果、以免產業鏈移出中國。 特朗普的貿易戰不會成功讓蘋果“遷回美國”，但它將迫使蘋果CEO提姆·庫克將更多業務轉移到印度和越南。

歐盟和蘋果對德賽電池事件的冷漠，正是這種虛偽的又一例證。向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告狀，只會導致失望和屈辱。相反，工人們需要與其他國家的同階級兄弟姐妹們建立聯系。工人階級的唯一出路，只有跨國際的中、美、台灣、全球工人階級團結，並將目標指向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工人階級民主政權。

孕婦遭高管之女“開盒”，再度暴露網民在中國隱私毫無保障

2025年3月15日，百度公司高管謝廣軍之女，旅居加拿大的謝安迪因追星問題“開盒”了一名孕婦，將她的個人信息公布在社交平台，引發輿論嘩然。謝安迪揚言自己從父母那里獲得了該孕婦的真實身份。然而謝安迪不慎暴露了個人信息，網友隨即扒出其過往言論，發現她曾多次“開盒”他人。網民怒不可遏，認為百度正在大量搜集公民個人信息，又縱容高管動用特權，導致網絡暴力愈演愈烈。百度隨後發布聲明，稱開盒信息來源於海外社工庫，而不是百度信息數據庫，百度高管無權調取數據庫中的信息。

百度臭名昭著

然而，百度這一番解釋留下諸多疑點，未能平息眾怒。一方面，社工庫主要在外國服務器運作，受到網絡審查和網絡防火墻的阻擋。因此多數網民尚不知曉社工庫的存在。社工庫是一種黑客工具，其中存放了大量的個人信息，只需輸入網絡昵稱或ID，便能輕易查到網民的個人信息。另一方面，百度在隱私保護方面劣跡斑斑，其總裁李彥宏直言：“中國人願意用隱私換取生活便利”，據悉，百度曾與莆田系醫院合作使用“百度黃金眼”濫用患者隱私。也因此，在如此脈絡下，哪怕謝安迪事件真相尚不完全清楚，廣大網民第一反應自然而然便是懷疑百度。當然，百度只是冰山一角，“開盒”與詐騙電話、垃圾短信、電話推銷一道，表明當今制度下網民的個人隱私在中國毫無保障。

近年來，各類“開盒”事件頻發，逐漸為社會大眾所熟知，而“開盒”以及公司或國家機關濫用隱私資料的更廣泛問題，正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及控制強大技術的必然結果，而在中國，中共獨裁統治進一步加劇了這個問題。一方面，資本主義互聯網企業總是大量囤積用戶的個人信息，用於多種盈利用途。用戶的個人信息也是數字時代的新“生產工具”，能幫助企業精準投放廣告，制定合乎市場的生產計劃。這些數據遭到黑客手段竊取的案例每年都有，僅在2024年，就有黑客通過漏洞獲取了25家跨國企業數百萬條員工個人數據。另一方面，許多大型企業——銀行、移動運營商、購物平台等——倒賣公民隱私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也一樣，互聯網企業為了利潤同樣濫用用戶數據，比如美國市值第六大的公司Facebook就擅自使用用戶資料及演算法跟蹤，並且向用戶付費來換取監視和分析用戶的手機活動資料。谷歌於2023年在加州被告上法庭，被指控秘密竊取數億美國人的資料、以訓練並開發其人工智能產品。此外，包括蘋果在內的許多跨國企業選擇向中共政權低頭，同意將用戶的個人數據存儲在中國境內，還協助中共政權開發監控網絡和公民隱私的軟硬件系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民主政府”不過是企業追逐利潤的幌子，並隨時準備在必要時采取鎮壓手段，從而保護這些利潤。因此這樣的事情一而再地發生並不稀奇；但在獨裁體制之下（例如在中國），企業對於民眾隱私的公然踐踏可以造成更直接、更嚴重的後果。

那麽將個人隱私“交給國家”就安全了嗎？答案是否定的。2022年7月，有黑客在論壇兜售中國居民信息和警察案件數據，據稱包含逾十億居民的個人資料，泄露自上海市公安局。中共政權總是想方設法獲取中國民眾的個人信息，包括禁止人們在互聯網隱身和匿名，強推IP地址顯示，以及電話卡和網絡實名進行監管，在網民在各網站注冊帳號時，強制用戶上傳自己身份信息（例如身份證號、實名注冊手機號）。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監控每一個人，避免人們通過網絡組織反抗活動。

實名制？

就像許多網民批評的那樣：實行實名制的借口是“防止電信詐騙”，然而詐騙電話反而多了起來，實名制不過是方便監控我們！

應對“開盒”以及數據隱私問題，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所有互聯網企業公有化、由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並采用民主決定的保障措施，確保個人數據得以妥善利用。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與如今中共資本主義相對立），這可以是對工人階級很有價值的工具，用來制定更加合理的經濟與生產規劃，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而非出於盈利被濫用、或者被被用作政治控制。

中國學生雙休難題：社會主義者怎麽看

目前中國的高中雙休實際推行起來很大程度上仍是鏡花水月，即使在今年2月開始各地政府紛紛要求雙休，時隔僅1-2個月很多高中又恢覆到更少休息的舊制度（極端情況甚至一月一休）。在中共填鴨式教育之下，不願貫徹雙休的不單是追求升學率的學校，也有寄望孩子通過高考改變人生的廣大家長群體。必須注意到，這種聲音同學生和老師渴求雙休的心願其實殊途同歸，都牽涉到資本主義制度下教育的不平等（中國並不例外），以及廣大群眾想借由升學擺脫「低技能」崗位惡劣前景的焦慮。

家長們的擔憂

家長們的擔憂無疑是真實的，雙休之後，杭州某班級80%學生參加校外補習，費用漲至500元/小時。一位農村母親道出了真相：「我們連補習班都報不起」，雖然補習規模通過行政手段大幅度縮減了，可教育不公卻進一步拉大了。消費水平最低和最高的5%家庭，補習率分別為7.5%和54.3%，雙休後貧困學生本科上線率下降12%，富裕學生卻反升8%，說明在現行制度下窮苦家長其實別無選擇，如果不想看著自己的孩子在未來競爭中落敗，就只能寄希望取消雙休來稍微拉平起跑線。但必須澄清，補課的泛濫，跟雙休關系不大，即使尚未普遍落實雙休的2018年，中小學生的校外補習率也達到47.2%。根本上是由於考試內卷，往往一分之差就會淘汰上千人，難怪家長們會感到不安，難怪學生們要不擇手段來提高分數。

同樣真實的是，中國學生長期處於極端高壓之中。高中生平均睡眠僅6.5小時，大部分中國中學生早上六點就得起床，晚上十點半才能下課，周六晚上放假，周日下午又必須返校，一天假期被分割為兩半。這些苦果圍繞應試體系展開：公立學校升學率是重要指標，影響各種評定甚至是財政撥款，關系到未來發展；私立學校直接受市場支配，好成績是立足之本。無論哪邊都奉行分數至上主義，學生在這里成為野心家和商人的墊腳石。

嚴酷學習環境的背面是高發的抑郁和自殺、溫和或激烈的反抗，中共宣布減負減壓部分是出於害怕前者（不利於勞動力健康成長），主要則是出於嚴防後者。今年「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團隊的問卷揭露出的2500所學校當中，44.1%有過自殺案例。一月興化三所高中、數千名學生發動的抗議，更直接與當局進行鬥爭，迫使校方取消原定費用高昂的寒假補課計劃。即使如此，中共也向來是說一套做一套，早在1995年中小學生雙休就寫進了政府文件，但直到今天仍沒有任何硬性政策出台。

競爭性教育制度根植於中共資本主義。2023年中國財政教育支出僅占GDP的4%（低於印度、巴西等國），完全是短視和利潤至上在發揮作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希望有大量的中低學歷廉價勞動力，這就意味著為了資本家們賺取超額利潤，「低技能」勞動力必須面臨極高工時低工資、缺乏社會福利保障，更是沒有任何工會權利。在看不到替代出路時，即使最終還得有人成為基層勞動者，廣大學子（及其家長）都希望自己能夠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為此被迫進入高強度、盲目內卷式的機械學習。

血淚校園和血淚工廠

血淚校園和血淚工廠其實是一體兩面，教育服務於意識形態再生產，因此如果仍然侷限在當下資本主義制度，即使普遍實行雙休，也不過是將受教育資格、以及更體面就業機會拱手相讓。

學生們需要有權充分休息。但雙休困局背後有著教育不公，以及對於未來就職前景的焦慮。

社會主義者主張：

學生和教師、家長民選代表民主控制校園，監督課程和放假安排，包括雙休的推行。
朝億萬富翁和大公司收重稅，確保足額的大學與職業教育名額。
所有就業崗位無論「技能」高低，都需要體面的工資與工作條件，從而打消學生與家長對於未來的焦慮、不再需要在求學期間玩命內卷。工人需要建立獨立工會爭取自身權利。
為了實現這些訴求，就必須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為了實現這些訴求，就必須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血首飾”？女星炫富引發四川地震救災貪腐疑雲

17歲女星黃楊鈿甜在網上炫耀天價耳環，令人質疑她為何有此人驚人的消費能力。這對耳環據報價格達人民幣230萬元。她的父親楊偉被揭發曾是四川省雅安市公務員，曾負責雅安地震災後重建項目，因此令人極其懷疑是否涉及侵吞重建資金和捐款等腐敗行為。

“非常憤怒！在這起新聞發生的當天，本來工作得非常疲累，但當我看到這消息後令我生氣的無法入眠。”這是一位曾親歷2013年地震的雅安市民眾石子（化名），在接受中國勞工論壇采訪時，所發表的看法。

事件也引發了中國網民間的“對帳”，結果驚訝地發現，當年雅安地震後的賑災工作根本不是國家宣傳所描繪的那麽完善，相反根本是極其簡陋。根據石子的憶述，當年“唯一所領到的救災支援就是每人每天四瓶礦泉水和三包方便面，僅此而已！”至於受災房子的重建和修繕，政府只提供有息貸款，由災民自行解決。部分由政府於災後興建供災民入住的房子“根本不是外面以為的免費分發給我們住，要入住的話每戶要額外付幾十萬！那怕你的房子被夷為平地了也照樣要付款。”

救災斤斤計較

雅安地震造成了217人死亡和失蹤，超過12,000人受傷。但當時，每名死難者僅獲得5000元人民幣的撫慰金。政府一方面對外宣稱災民已得到妥善的照顧，另一方面卻對災民斤斤計較。“整場災難所有死者拿到的撫慰金加起來都不到這明星耳環價格的一半”石子表示：“外面的人以為我們得到了幫助，但我卻是現在才知道那幫畜牲在他們手上扣下了我們的救命錢，同時卻還在向我們收費！”

這次被指涉嫌貪腐的女星父親楊偉，在5月14日發表聲明，承認自己在2011年入職雅安城管，2015年放棄公務員身份開始從商。在中國，公務員作為一個鐵飯碗，那怕是最基層的位置，主動放棄職位本身就非常罕見。他在聲明中否認參與雅安災後重建招標工作，但很快就被網民發現一份2015年災後重建項目的招標公告中，他作為項目聯系人赫然在列。2019年，黃楊在網上也曾炫耀她們家在深圳價值上億元的別墅。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爆發初期，楊偉以實繳1000萬元的注冊資本，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像其他很多資本家那樣大發災難財。從他離職到暴富，中間不過短短五年時間。直到目前為止，他都完全無法對這些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作出交待。對此，石子質問：“為什麽我們每遭遇一次災難，這個家庭就暴富一分？”

避重就輕的“調查”

現時，中共官媒發出的通告，指已對楊偉“在任職公務員期間非法經商”和“超生”兩項指控立案調查，但卻避重就輕地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指控只字不提。其中一種可能是，中共擔心假如民眾的質疑屬實，被揭發在賑災和重建的過程中存在大規模腐敗問題，將令過去吹噓的救災動員能力全然喪失信譽，甚至進而摧毀民眾對政權本已脆弱的信任。

盡管中共經常宣稱反腐取得“成就”，但腐敗現象在中共黨國內部仍然猖獗。石子引用一句現時網絡流行的話語“當你在客廳發現一只蟑螂，其實說明你家已藏著成百上千只了”。腐敗不僅僅是犯法、缺乏民主權利、官員不受問責的結果，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它為官員中飽私囊給出了巨大機會。即使超級富豪的財富是“合法”獲得的，沒有腐敗的國家機器寵愛與庇護（而在中國要致富幾乎不可能脫離它的偏袒保護），這仍然是卑劣且不公的現象。在這個社會，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到2025年還在苦候自己應得的工資。約有9000萬農村退休人員每月只能領取150-200元的退休金。一位青少年明星的奢華耳環，凸顯了中“共”統治下荒謬的資本主義不平等現象。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就明確地提出“每一個公務員，不論其地位多高，都應和一個技術工人拿一樣的工資。”同時，民眾享有對官員的罷免召回權力並追究其責任。只有廣大勞動群眾組織起來，並建立獨立的組織，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民主綱領，對抗並推翻獨裁統治和威權資本主義，才能消除腐敗與盜竊公共財產的現象。

中國：結婚率暴跌——社會危機加劇的跡象

降低法定結婚年齡的提案在今年兩會卷土重來，而這都是因應結婚率下降的趨勢——2024年全中國結婚登記數目為610.6萬對，比上一年下降20.5％，數字創下1980年來新低。這一趨勢在2025年得以延續。《南華早報》報道，今年前3個月，結婚數比去年進一步下降了8％，而離婚數則增加了10%。政協委員陳松蹊受到了媒體廣泛關注，因為他提出要將法定婚齡年齡從男性22歲、女性20歲降低至18歲，想借此刺激婚育。

一廂情願

然而，結婚率下降背後有著青年經濟極端困境與女性抗拒婚姻和傳統家庭束縛等因素，單單更改法定婚齡根本是無視諸多現實問題，因此這一提案引發群嘲——有網民質疑，青年在18歲的時候「這掙錢的能力都還沒有的時候生個娃出來讓父母養嗎？」

其實，中共的結婚年齡限制（男22女20）本身就是過去一胎政策下的遺緒——這是更進一步的控制措施，令當局更容易執行一胎政策。只是到了近幾年，中共才開始打算降低結婚年齡，以為這可以是解決人口危機問題的萬金油。早在201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法典婚姻編草案進行三讀審議時，也曾有立法者提出要降低結婚年齡。結婚率的下降，已經是中國多年社會現實，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婚姻登記率其實早在2013年開始（當年登記結婚的人數為1350萬對），就已經出現了連續下降。

中共宣傳將原因歸結為兩性性別比例失衡、男性結婚成本過高、條件匹配太難——講的內容都是將責任從自身和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甩出去的企圖，而這個制度正是如今這些問題的根源。例如，在男性結婚成本過高這一項中，當局將成本簡單歸結為女性要求太多，比如要求男方提供彩禮和房、車，甚至引用幾年前網絡上一度流行的一句話：「生男孩是『建設銀行』，生女孩是『招商銀行』。」

中共也聲稱「性別失衡下的婚姻市場某種程度上已經由女方主導，所以產生了性別偏好逆轉現象」。絲毫不願意提及，男女適齡人口比例失衡，適婚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萬的現況，正是過去僵化的「一胎政策」造成的惡果，這一政策殘酷重塑了中國的家庭與社會結構，同時也強化了父權制的偏見與行徑。此外，正是當前社會生存生活成本、殘酷的勞動就業環境，以及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共同造成如今婚育率下降的情況。中共試圖采用更嚴厲的鎮壓手段來「糾正」過去的政策錯誤，但這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例如，2021年修改後的離婚相關法條，增添了「冷靜期」，令青年——特別是女性——更不願意結婚。

中國勞動環境的惡劣和殘酷性，已經不必多說。即使近期官方發起「反內卷」宣傳，中國勞工仍然人均每周工作近49小時，更有小米等血汗公司要求員工日均工作12.5小時以上。與之伴隨的還有日益加深的失業危機——在接下來1-2個月畢業季之際只會更加惡化。在無法確保自身獲得穩定的生活資料來源、或者有足夠休息時間的前提下，勞動者們無論年齡與性別，都已經壓力太大、缺乏尋求婚姻的意願。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社會下，女性依附於男性的社會現實及社會意識規訓，自然而然地讓女性產生了更加看重婚戀男性經濟實力的心理——男性經濟實力的強弱，是她們能否獲得穩定而沒有貧困動蕩的生活的保障。這也說明，女性期望從一名男性獲得經濟中的安全感，是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社會本身性別權力架構的產物。

資本主義結構性壓迫

這清楚地表明，中共當局宣稱的「女性要求過高」的原因，實質上正是其自身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對兩性結構性的壓迫的結果。

社會主義意味著摧毀使各性別勞動人民受到結構性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使女性、其他受壓迫者乃至全體工人階級整體獲得解放。但我們所追求的婚戀關系，不是依然帶有當前家庭奴役及父權壓迫形式下，一方依附於另一方（往往是女性依附男性）的婚戀關系。而是如同社會主義女權先驅柯倫泰在《共產主義與家庭》所描繪：「兩個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成員的結合，雙方都是自由的，雙方都是獨立的，雙方都是勞動者。女性不再有家庭束縛。家庭內不再有不平等。女性不用擔心被拋棄、得不到物質支持卻還有孩子要撫養。共產主義社會的女性不再需要依賴她的丈夫而是靠自己的勞動。」

山西大同強奸案：極端父權分子的“合法”狂怒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中級法院對廣受關注的“訂婚強奸案”作出二審（終審）判決，判處涉案男方構成強奸罪，有期徒刑三年。這一判決激怒了中國網絡上的極端父權群體，他們迅速掀起輿論攻勢，指責女方是“裝純撈女”，更有叫囂“都訂婚給彩禮了，算什麽強奸？”這些極端父權分子是什麽人？他們是更廣泛的極右翼勢力的一分子，他們也是種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恐同分子、親威權分子。如今以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權力結構為統治基礎的中共，並未對大部分針對判決結果“司法不公”的評論進行全面封禁，只有少數直接批評政府的言論被刪帖。仇女的攻擊性討論則並非首次被放任，迅速在各大平台蔓延。

婚內強奸就是強奸

案件之所以掀起極端父權分子與右翼分子的強烈反應，實質上是這些群體感受到那套建立在“婚姻即支配”父權邏輯上的性特權秩序遭到撼動。社會主義者明確指出，婚內強奸就是強奸，絕不能以“訂婚”和“彩禮”或任何類似理由來合理化。哪怕是中國《刑法》關於強奸罪的定義也未區分婚內婚外。然而在實際司法過程中，“婚內關系”被視為“強奸豁免”，丈夫不會成為強奸妻子的主體、司法機構對此舉不予立案——這點上中國和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伊朗等臭名昭著的厭女政權處於同一水平。

即使如此，法律仍規定在婚姻不穩定（如已分居、起訴離婚）、戀愛期間（比如本案，雙方僅訂婚），男方“有可能”構成強奸。本案證據鏈完整，有包括床單上混合體液、女方反抗痕跡、外逃並高呼救命卻被男方拖回房內監禁的監控視頻、男方對女方母親承認強暴行為的口供等。反動分子以女方清洗身體後體內沒有殘留DNA、處女膜未破損、沒有當即報警為由，認為女方不是“完美受害者”，男方應只構成“強奸未遂”，三年徒刑“屬於頂格判罰”；而三年徒刑的最終判決，卻已是本案男方所涉強奸罪的最輕判罰！

但正是這“最低限度”激怒了反動分子。他們將對強奸罪行的司法懲治解讀為“系統性打壓男性”。中共對輿論攻勢的應對也反映出其政治算計：盡管對於反動分子進行零星管控，但整體遠不如對女權的嚴厲鎮壓。在微信公眾號、B站、抖音等平台，充斥攻擊受害者、反對法院判決的言論，卻未見遭大規模審查。相比之下，再溫和的女性聲音都會被扣上“煽動男女對立”“境外勢力滲透”的帽子，遭到討伐和打壓。

這種審查差異，是中共國家機器對“可控怒火”與人口危機和女性主義“政治威脅”的權衡結果。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機，結婚率、生育率均斷崖式下跌——2024年結婚數創45年來最低。女性的婚育意願低迷，源自父權制下的就業歧視、性別歧視、家庭暴力以及被迫承擔家庭中最重的負擔等結構性壓迫。

在這一背景下，黨國宣傳機器建立“反對男女對立”的反女性主義敘事，強化傳統家庭秩序，意圖支配女性身體、恢覆人口再生產機制。在山西大同這起強奸案中，受害者從相親到訂婚、再到其家庭接受男方彩禮，全程都受制於她的家庭，過程中完全沒有任何自主權。這也反映出，有罪的不單單是強暴犯，整個父權傳統家庭制度犯有同等罪行。

國家又沒法公開袒護強奸行徑，否則將為更大規模的女權反抗埋下“隱患”。在表面法治與父權秩序之間維持統治平衡中，國家機器操縱著言論審查：反動分子被容許在一定限度範圍內宣泄憤怒，女權捍衛者卻必須沈默；前者是“合理的情緒表達”，後者則是“挑動對立”。

國際極右翼蛇鼠一窩

習近平如同特朗普等國際上的極右翼領導人，都樂於將Incel（非自願單身）這股反女權、反性少數的極右翼力量納入政治工具箱——以分化工人階級抵抗，在資本主義危機下作最終的垂死掙紮。

中共在官僚計劃經濟的毛時代曾主張“婦女能頂半邊天”，象征婦女地位相比過往的恐怖狀況經歷了重大提升，但不平等與父權制傳統的殘余仍未完全得以克服。然而，隨著資本主義覆辟，中國女權也出現顯著倒退。中共日益高壓的極權統治也加劇了對婦女的壓迫，逼迫她們生育更多孩子，實現習近平所謂“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家發展、民族進步”。同時，女權被禁言、被污名化：從被稱為“小布爾喬亞的無病呻吟”（如今很多毛派也這樣說）再到“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若要真正確保性同意權、徹底擺脫性別和家庭壓迫，就需要團結反抗中共資本主義父權統治。

中共再次改變了對私人資本的態度嗎？

今年2月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之後，對私企要「一視同仁」就成為了中共宣傳的重要主題，政府部門紛紛宣布要給私企以政策優惠，各路官媒也開始熱情讚揚私企的「偉大貢獻」；4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民營經濟促進法》。那麽，中國經濟會因為中共對私企擺出了支持態度，而走上資本主義體制下所謂的覆蘇之路嗎？

打壓私企：是「社會主義」嗎？

要理解為什麽中共突然在2025年再次強調要支持私企發展，我們就要理解中國私有企業與中共國家機器的獨特關系。

中國在資本主義覆辟後，形成了獨裁統治與資本主義共同發展的格局。其全盤獨裁的資產階級政權在經濟問題上的控制力度遠強於西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在政治問題上則力求絕對控制；這決定了它不會容忍強大且能挑戰獨裁政權經濟控制的資本主義企業的存在。在這種體制之下，資本家無法取得政治權力，馬雲和馬化騰永遠不會取得類似馬斯克與紮克伯格的地位，他們的企業命運也屈從於國家。

一些媒體當然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主流思想鸚鵡學舌，稱「民營企業需要法治社會里的自由市場經濟，黨所代表著的是計劃經濟」，但事實上發展自所謂「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覆辟的中國資產階級，是後發、缺乏政治獨立性且依附於中共政策的。

長期以來所謂「國進民退」、「打壓民企」的動機同樣根植於中國較特殊形式國家資本主義的邏輯：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而是反對個別資本家通過不計後果的行動或投資危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也威脅到中共的統治。中共對私企的打擊不是社會主義的政策，而是獨裁資產階級政權將自己的政權放在首位的體現：在馬雲呼籲用「（他的！）大數據為基礎的信用體系來取代（政府的！）當鋪思想」後，就立即遭到了約談與強力斥責。螞蟻集團原本的上市計劃受阻，而這本來將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IPO。阿里巴巴隨後因違反「反壟斷法」被罰款182億元人民幣——所有這些行動當然都是為了讓馬雲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而關乎工人切實利益的超時工作、非法裁員問題則往往只是被當局和諧。

支持私企：「自己人」？

中共常用「56789」概括私營經濟的特征，即私營部門貢獻了50%以上稅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術創新、80%以上城鎮勞動就業與90%以上的企業數量。「貢獻了70%以上技術創新」的私企現在同樣被視作股市的救星——因為Deepseek的橫空出世短期提振了股市！如今中國面臨日益深化的經濟危機，現在中共不得不做出拉攏私企的行為， 制造出私企與當局「一家親」 的假象，希望借此覆蘇私企投資、希望這將提振經濟。

數據顯示，相比於2012至2021年均10%的高速增長，中國私人投資同比增速已連續三年低於1%，並且連續兩年呈現萎縮態勢；官媒《前線》也認可，投資增長放緩影響內需。因此，面臨投資的崩潰，中共急需吸引眼球的作秀，比如習近平與私營部門大亨的會面，從而表現出其確實是有「經濟覆蘇」的計劃。

今年自私營經濟座談會以來的種種動作，就是希望通過緩和對私企的壓制態度，推動其承擔更多投資的角色——而這個動作是相當廉價的。這也是《民營經濟促進法》的目的所在，該法一共78條，與其說是一套法律保障，不如說是一連串鼓舞士氣的口號。中共並不需要制定新法來打擊地方政府的「遠洋捕撈」等濫權行為。這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這種做法，但如果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無法解決，這種做法還是會以某種方式繼續下去。根本原因是中央政府未能籌集足夠的資金來克服債務危機。

這是否意味著中共改變政策，對私企采取新路線？當然不是。中共可以對私企做出一些讓步，嘗試誘騙他們投資，但不能分享權力。與私企巨頭的「戀情」大部分只是表象。

無論國家對私人資本主義部門的控制與監管程度有多高，中共也不可能改寫資本主義的規律。正如中國現況所證實，極權資本主義政權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它無法躲避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