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工人階級的政論選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五年

工人階級談國際局勢

二零一二年

2012：鬥爭的一年，新希望的一年

他們說2012將是“末日之年”，但我們知道2012將是鬥爭的一年，或將是新希望的開始。

過去的2011是全球憤怒的一年。從美國華爾街到俄國莫斯科，從埃及開羅到希臘雅典，英國倫敦、法國巴黎、西班牙馬德裏、智利聖地亞哥、突尼斯突尼西亞、印度新德裏、馬來西亞吉隆坡、……全球數以億計怒不可遏的民眾一呼萬應，舊世界與舊精英在億萬怒吼中瑟瑟發抖。

2011年的中國，從嶺南閩粵到漠北草原，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從大都市到小鄉村，億萬工人、農民、青年、少數族群和廣大民眾前仆後繼地加入到風起雲湧的抗爭中。一年之中，30萬起群體事件、10萬起罷工，上萬起暴力抗爭與騷亂。憤怒的火焰已經越來越接近爆炸的臨界點。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魯迅）

“2012世界末日的預言”只是個無稽之談，但某種程度上恰恰是人們對於現實世界厭棄與絕望的心理寫照——“時日俱喪，吾與汝皆亡”。不過我們後人的歷史書或許會記下如下的話：

在21世紀初第二個十年，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與強大無比的資本在長期的危機面前束手無措。新自由主義的一神教被徹底唾棄，資本主義遭到了歷史性的挫敗。一切統治者被顛覆，一切壓迫者被壓迫。新紀元的大門已經打開，真正的人類平等解放從那時開始……

這一切能否實現，完全取決於我們今年今日今時的鬥爭。社會主義者絕不會以厭世和消極的態度等待罪惡的舊世界自我終結，更不會寄望於詛咒與乞求能贏得造物主的垂憐。

是的，還會有黑夜，還會有沈寂，還會有寒冷。但無論夜多黑，黎明終會來臨；無論多沈寂，吶喊終會迸發；越是冰冷的壓抑，越是熾熱的反抗；億萬雙渴望的目光，如林般舉起的拳頭；社會的主人必將重新聲張自己的權利，這不僅僅是權利，更是責任；這不僅僅是責任，更是希望。

普羅米修斯的後人們，高擎起火炬，焚毀舊世界，照亮新世界！

革命！將是我們對舊世界的回答。

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一個深陷危機的制度

本文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國際書記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就世界與歐洲局勢展望所發布的公開文件。文件將遞交給1月份召開的工國委國際執委會會議進行討論。經過會議上的討論與修改，文件最終的英文版本將於1月底在socialistworld.net網站上發布。

一個動蕩的世界

1.自從上次世界大會以來，僅僅過去1年，世界已陷入持續的動蕩中。我們已經見證了中東和北非的數場革命，11月末在開羅和其他地方發生的流血沖突顯示革命仍在持續中。與之相隨的是埃及舉行的選舉。在埃及國會選舉的第一階段，伊斯蘭黨派似乎贏得了三分之二的選票。根據選舉的初步結果，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正義黨獲得36.6%的選票。極端保守的信奉薩拉夫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光明黨（al-Nour party）在埃及27個省中的9個省中贏得了幾乎四分之一的權票，包括開羅和亞歷山大的城市地區。另一方面支持穆巴拉克政權的黨派只贏得了3%的選票！到召開國際執委會的時候，選舉將會完成。我們對這一次選舉的意義將會有一個更好的了解。

2.工國委（CWI）在世界大會上采用的文件，已經預見到了革命在這一地區的爆發，特別是埃及（我們將在後面更詳細地敘述事態的發展）。這需要和希臘的革命運動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群眾性罷工和抗議相結合起來分析。新的社會爆炸出現在意大利、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地方。甚至看似“最強大的”或者說目前“未受影響的”歐洲國家不會對從所謂“邊緣的”南歐傳播來，即使不能說是革命的至少也說是激進的病毒具有免疫力。而美國同樣見證了大規模的“占領”運動，其影響使部分工會也卷入其中。

3.世界和歐洲資本主義持續的深度危機為這些事件提供了動力。而“主權債務”亂局極大地加劇了危機。這可能會導致歐洲出現國家破產和歐元區崩潰，近而對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產生嚴重後果。這場危機已經導致眾多國家的政府和總理被推翻或下台： 僅僅在過去的一年中，意大利令人厭惡的貝魯斯科尼、希臘的帕潘德裏歐、西班牙的薩帕特羅、葡萄牙的蘇格拉底和愛爾蘭的科文紛紛下台。

4.在此之前突尼斯的本•阿裏，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紮菲，以及之後也門的薩利赫相繼被推翻。而中東和北非的群眾運動和革命並未完成其使命；這一地區的其他政府也很可能在下一階段被推翻。歐洲可能同樣面臨進一步的動蕩，導致現政府的提前下台，法國總統薩科奇可能在新的總統選舉中失敗而下台，同時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也可能會破裂，導致提前舉行選舉。令人絕望的影響整個歐洲的經濟形勢不僅僅可能導致卡麥倫政府垮台，歐元危機可能在一系列歐洲國家引發公投。盡管英國退出新的“條約”，但並不能排除保守黨在這一問題上可能發生分裂。

5.愛爾蘭同樣在這個問題上面臨一次重要公投。10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7%的愛爾蘭選民將會對修訂《裏斯本條約》投反對票，只有28%的選民會投讚成票。在英國，同樣可能會否決這樣的公投。如果歐洲其他各國政府都允許在條約修訂問題上進行公投表決，這也可能發生在其他歐洲國家。在那種情形下，我們（工國委）將被迫支持“反對”運動，正如我們此前在愛爾蘭做的。特別是當《裏斯本條約》和整個歐盟在財政緊縮方案上比以往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造成更為野蠻的損害。這一問題已經提上英國勞工運動的議事日程。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中的鐵路工會希望我們積極參與“反對”運動。工國委（CWI）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認為有必要參與。然而我們必須給運動尋求一個清晰的反民族主義特征，無論是否在歐盟內部都支持社會主義政策。我們很可能會針對這一問題準備專題資料。

“占領”運動

6.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也被嚴重破壞。不僅僅是由於資本主義面臨其“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英國央行行長金恩（Mervyn King）如此描述），而且還面對深度的合法性危機。這在工人階級群眾性罷工和遍布全球各大洲約1000座城市的世界性的“占領”運動中得以反應出來。

7.盡管運動有其弱點——沒有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沒有深深植根於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但它還是激發了廣泛而公開的包括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在內的同情。這場運動與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的不同是在於現今正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下。但是，在許多國家，積極支持運動的是日益孤立的年輕人，以及眾多（假如不是多數）的社會中間階層。然而，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同義詞，群眾性貧困背景下所凸顯出的極端貧富不均在歐洲和美國的群眾中激發了強有力的回響。另一個因素是在這場危機中，不止是工人階級，而且大量中產階級同樣受到了影響——其中有人還受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例如在美國，體力工人（仍被資產階級媒體說成是“中產階級”，以此模糊日益增長的階級覺悟）的平均工資實際上只相當於上世紀50年代的標準；資本主義將會永久發展下去的信仰已被打碎。‘1%’（的人）的財富的無限制的增長為抗議註入了燃料，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最集中的資本。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這一點有很多象征，然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現任紐約市市長布倫博格（Bloomberg）同時也是世界上第30位最富有的人）——也就是地球上每兩億三千萬人中才有一個的億萬富翁，——而他試圖通過他管轄的警察撲滅在“他的”城市中發生的“占領”運動。關於這一鎮壓的照片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西雅圖（警方）無差別地對抗議人權使用胡椒噴霧，受害者中包括一位80歲的老年抗議者。

8.這些發生在英國對學生的打擊(提高學費)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嚴厲地報覆性懲罰。英國大學學費大規模增加並取消給予16歲到18歲學生的每周教育資助（英國政府原給高中生每周提供最高30英鎊（約合300元人民幣）的現金補貼）。2010年末進行抗議的英國年輕人被捕後遭到嚴苛的監禁判決，他們是由於他們的未來遭到毀滅性打擊而進行抗議。但鎮壓並沒有阻止2011年夏末倫敦發生的騷亂。這證明了我們的觀點，除非勞工運動能夠對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推動的野蠻削減福利公共開支的政策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否則出於絕望，就會爆發自下而上的不成熟的運動。政府試圖通過將騷亂參與者的“犯罪”來解釋這場騷亂。但這完全被後來的報告推翻，大多數參與者是窮人，在精神和文化上遭到雙重剝奪。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力量，諸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試圖美化這場運動，將之稱為“積極的”被壓迫者真正有覺悟的反抗！這種想法是同樣錯誤的，而且對於工人階級運動具有潛在的危險。

9.正如發生在希臘的事件，已經被孤立的青年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而不加選擇地和挑釁性地攻擊警察，這為政府鎮壓參與罷工和抗議的工人提供了借口。我們在希臘的同志正確地批評了這種行為，並與之保持距離。這些行為方式，特別是在運動遭遇失敗和挫折的條件下，可能導致一部分失望的青年（他們並不全都來自小資產階級）訴諸於恐怖主義的方式。在希臘的一場示威中，是工人自己—希臘共產黨（KKE）的成員—主動發起攻擊。這些方式完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即使這些青年和工人真誠的相信這些方式可以削弱和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之一便是要改變這種錯誤傾向。這些行為持續下去只會使反動力量得益，不僅為政府進行鎮壓提供口實，而且（特別是在這個階段）讓那些可能是第一次參加鬥爭的一部分中產階級甚至工人疏遠運動。因此有必要教育參與抗爭的新一代反對無政府主義方式，這只可能導致工人運動死路一條。我們需要特別指出，在歷史上不是采取爆炸和恐怖主義方式的人領導推翻了沙皇政權和封建主義；而是布爾什維克們，他們基於工人階級采用群眾鬥爭、總罷工、獨立委員會—蘇維埃—工農政權的方式推翻了沙皇政權。

10.最認真和最有遠見的資產階級已經改變了他們最初對“占領”完全敵視的立場，而尋求同化與“吸收”它。他們試圖影響這場運動的“領袖”或“非政治”發言人，通過一個“托賓（Tobin）”或者“羅賓漢”除去資本主義的一些刺眼的瑕疵，即向金融交易征稅。並且在事件轉折的關鍵時候給資本主義高層敲響警鐘。不排除美國政府會采取一些修補性的措施，例如向銀行甚至“富豪”下手。資產階級中的緊張情緒最近被倫敦右翼《獨立報》（Independent）的創建者安德魯斯•懷特阿姆-史密斯（Andreas Whittam-Smith）歸納成：“西方國家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懷特阿姆-史密斯的意圖和他的講話訴諸的資產階級並不準備進行自殺或離開歷史舞台，而是準備把這場運動作為一個杠桿來拯救（如果有可能的話）或者修覆資本主義制度。而且，由於大多數運動領導人缺乏明確替代方案，這有利於讓他們執行這一任務。

11.“占領”運動是自斯大林主義崩潰後最大範圍的全球運動。它比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反全球化運動涉及範圍更廣，並且意義更深。盡管“占領”運動的核心觀點是“反對資本家”，但運動並沒有嚴重地挑戰資本主義制度。許多運動領導人沒有建議“制度改變”反而去尋求“修理破爛的制度”。令人吃驚的是，一些左翼，甚至像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例如其西班牙支部）這樣的所謂托洛茨基主義者，嘗試去增強這種“非政治”的姿態。這種姿態是由於一部分參與的青年代表拒絕親資本主義的“政策”和反映這些“政策”的大政黨。

12.歷史上，沒有一個階段像現在這樣需要強調組織、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以作為發展群眾中階級覺悟的關鍵重要一步。過去贏得的改良正在不斷喪失。某種程度上，由於歷史性的倒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我們面臨一些列寧當年面臨的任務——，例如在他的冊子《怎麽辦》中提到的，需要一個黨來和錯誤的概念進行鬥爭/在他的例子中包括那些“經濟學家”和所謂的“自發性”反對“政治”等等。當然我們面對完全不同的時期。我們並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我們有工人階級和組建政黨的經驗。但我們仍然需要考慮到人們對（社會主義）深深的懷疑——前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和斯大林主義的產物——這影響到了新的一代，導致他們走進“反政治”的死胡同。這在最近西班牙選舉中清晰地顯示出來，群眾提出的口號包括：“他們不代表我們”，“他們都是一樣的”；“選票在歐洲央行的保險箱中”。不僅如此，廢票、棄權和空白票總共有1100萬張，比右翼獲勝者人民黨（Partido Popular）的選票還要多。

13.這一運動在這個階段在一些國家，包括西班牙、希臘以及一定程度上美國，有相當多的群眾參與。這代表了一個必要的階段，即群眾尚處於迷茫中，但重要的政治意識開始重新覺醒。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超過30年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制度，還得到了斯大林主義崩潰後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反擊的全面支持。而當前這些運動為那些參與者和旁觀者提供了引發革命性後果的希望。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勞工運動的介入，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介入。馬克思主義在對運動保持同情與審慎的同時，應反對眾多參與運動的人所持有的“非政治化”和“反對政治黨派”的立場。

14.同時，我們也不會迷信一個組織和一個政黨。當然，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群眾性政黨來奪取和掌握政權。然而，這一道路必須根據各種事件的發展過程和工人階級自身的經驗而得以發展，而且這一道路也會由於各國具體情況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政黨，特別是具有群眾性特征的黨，在這個爆炸性時期可能不會像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組建的那些群眾性政黨一樣以一種線性的方式按部就班地構建起來。資產階級領導們向我們傳遞了工人階級面臨“無窮盡緊縮”的信號，而當前嚴重的危機形勢可能導致發生群眾性起義，這也許最終會迫使群眾轉向奪取政權。畢竟，這曾經在1936年7月西班牙起義之後發生過，也在1975年3月葡萄牙斯皮諾拉政變失敗之後發生過。當時銀行被沒收，大多數工業被置於國家政權的手中。在那些形勢下，迅速建立群眾性政黨的問題被提出，而且變得可能；因為在那樣的形勢下，如果存在一個主觀因素——不需要數百萬只要有數千或者數萬用政治和理論武裝的幹部就足以幹預局勢。因此不能向現存的反政黨或反政治情緒讓步。相反，（我們）需要明確地表明建立組織的必要性，使之成為能夠吸引群眾的革命一極；從而有能力介入當前局勢，並建立起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尤其是在真正的前革命形勢下，工人階級邁向革命之時，以此來鞏固力量。僅僅在這階段提出這一問題就足以說明政治敏銳性，而這恰恰也是我們在當前時期所需要具備的。

總罷工

15.總罷工強有力地回到了工人運動的議程，特別是在南歐。在希臘，——僅2011年就發生7場總罷工，這其中包括一場48小時的總罷工，這還未包括公共服務部門的各種罷工。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近年來的法國，一日總罷工和部分“總罷工”如火如荼。與此同時歐洲北部正在迎頭趕上，正如英國11月發生的公共服務行業一日總罷工。這是一場龐大而有效的罷工，至少有150萬工人卷入罷工，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罷工，在工人運動歷史上具有標志意義。比利時總工會試圖在12月2日組織有8萬人參與的白天全日示威活動從而回避關於總罷工的呼籲，但是（工人中）對總罷工行動的支持在不斷增長。特別是在瓦隆尼亞（Wallonia）反對安塞樂米塔爾公司計劃部分關閉其位於比利時列日市（Liège）的平軋鋼廠，工會正式要求國有化該公司。

16.總罷工毫不隱晦地將權力問題擺在了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面前。然而在現階段其沒有以這種方式出現在工人階級的政治前景中。我們已經在之前的文章中概述了這原因：這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崩潰後以一種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形式表現的產物；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政治不成熟；擔心（總罷工）超出資本主義範圍的工會領導人犯下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是這些因素阻礙了工人階級從當前形勢中得出全面的必要結論，還有一點就是替代性的革命一極的吸引力微弱。因此代表工人階級鬥爭最高點的總罷工在這個階段，更多表現為群眾性抗議，而不是嚴肅認真地為從資本主義手中奪取權力進行準備。資本主義正在破壞經濟和社會，將工人階級一步步地推向經濟和社會的深淵。然而通過這些鬥爭創造了新一代的鬥士特別是幹部，工人將變得更為強大。而這將改變並深入工人們的思想中，新的總罷工將提出一個工人掌握權力和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替代方案。

17.此外，鬥爭將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在希臘持續一日總罷工的數目令人驚訝，事實上就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48小時的總罷工，我們在希臘組織第一個提出和宣傳這一口號。從這個意義上說，希臘工人已經超越了世紀之交阿根廷工人的類似鬥爭。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參與，還包括部分被拖入鬥爭中的中產階級在內的更廣泛的階層參與。因此這可以認為具有一些印度和斯裏拉卡城鄉聯合罷工的特征，幾乎整個人口都參與到這樣的行動中。同時，當群眾在某一個行動領域遭到阻止時，譬如工業行動領域，他們就會轉向替代選擇，如選舉領域。當工業鬥爭和社會鬥爭在下一階段繼續發展之時，那麽它可能使群眾轉向事先許諾的2012年初的選舉。這就要求我們的希臘同志提出工人政府的替代方案以替代泛希臘社會運動黨和新民主黨的右翼選擇。對這一方案的準確表達還需要支持它的各方力量進行討論（才能確定）。

中東和北非的革命

18.中東和北非的革命浪潮與希臘的一連串事件構成了過去一年工人運動最重要的發展。突尼斯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埃及為該地區群眾發揮了示範效應。他們也在新殖民主義世界和先進工業國家引發了強有力的共鳴。例如在美國他們激勵了威斯康辛州的抗議，埃及的旗幟飛揚在奧克蘭等地區的“占領運動”上。然而正如所有革命特別是在推翻獨裁者之後的階段裏，主要任務已經完成的幻想在當地群眾中漫延。事實上，因為革命尚未完成，從一開始革命和反革命勢力就在爭奪最高權力。自由資產階級和伊斯蘭主義者都試圖與舊政府的殘余勢力共同來抑制革命。他們試圖造成一種“民族團結”的階級調和情緒。他們本能地反對所有組織獨立行動或工人組織的嘗試。此外，在群眾中,由於一開始會本能地尋找最小阻力的路線，也存在這樣的情緒。即使有強大革命政黨從一開始就試圖警告工人階級並反對這一情緒，例如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這一情緒還是能存續一個階段，而使階級合作主義者們得以建立聯合政府。需要經過時間和各種事件,並有革命力量的介入，才能改變這一情緒。而在埃及沒有處於地下的群眾力量能勝任這一任務。

19.在現存的政治真空中，如歷史上其他事件一樣——斯大林主義政權下的波蘭，伊朗國王統治下的伊朗——植根在群眾基層中的宗教勢力從一開始就能提供一種有吸引力的反抗力量，在其周圍能調動起對抗獨裁政權的反對派。在埃及伊斯蘭主義的穆斯林兄弟會和各清真寺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們遭到迫害，他們在穆巴拉克甚至更早以前的薩達特時代建立了各種慈善機構和企業等，這些增強了他們對被剝削的工人和農民的吸引力。因此在當前的選舉中他們充分利用這些優勢獲得了目前預計的約36.6％的選票。此外，圍繞著光明黨（al-Nour）更原教旨主義的右翼伊斯蘭沙拉菲教派，與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和堅持基地組織教義的更原教旨主義的瓦哈比教派聯系起來。他們似乎很成功，在12月5日已經投票的城市得到了幾乎四分之一的選票，並很有可能在農村獲得更好的結果。

20.如果他們被允許組建政府，那麽兄弟會將受到認真的檢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是一個比過去更保守的勢力。他們曾放棄推翻獨裁的鬥爭，專註於建立為貧困群眾提供食物的組織。他們最初站在一邊旁觀革命而造成分裂，尤其他們隊伍中的青少年沒有卷入鬥爭。不像當伊斯蘭激進勢力最初發展時的伊朗革命，兄弟會政治上很保守，接受自由市場，不支持獨立工會；並讚成“埃爾多安“土耳其模式，而拒絕伊斯蘭“極端主義”，甚至借用土耳其執政的“自由和正義” 黨的名字。該黨被《紐約時報》描述為“運動中心的宗教右翼，而不是狂熱派”。這也是在整個地區受“溫和”伊斯蘭勢力歡迎的模式，包括突尼斯伊斯蘭覆興黨（Ennahda），該黨在近來的突尼斯選舉中嶄露頭角。然而埃及軍事委員會（SCAF）沒有拱手將全部權力讓渡給“平民”勢力的意圖。另一種“模式”是巴基斯坦，在那裏軍隊和將領從巴基斯坦建國以來一直在政府和議會後面“垂簾聽政”。

21. 在推翻穆巴拉克時人們對軍隊有很大的幻想——“軍隊與我們一起”。在基層士兵甚至在很多的中層軍官中確實如此。 然而，正如那時我們所警告的，那些高級將領與舊政府是一體的。事實上，我們在當時曾評論說這實際上不過是軍隊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帝國主義勾結下對穆巴拉克實行的“軟性政變”。但他們現在被正在進行的革命嚇壞了——它曾經是一場革命，而如今仍然還是——；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後還在深化，而且會進一步向社會和經濟革命發展。埃及擁有所有阿拉伯人中的三分之一人口。埃及革命（首先）是一個群眾性事件，工人階級，特別是在蘇伊士、塞得港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發揮了關鍵作用。

22.一旦群眾從獨裁統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們必然提出迫切的社會和經濟要求。曾有一波工人行動——試圖建立獨立工會——已被軍隊有效地扼殺，他們要求對那些推翻穆巴拉克運動中殺害示威者和在11月犯下大屠殺的罪犯進行審判。自二月事件後巨大的幻滅導致人們開始質疑它是否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事實上，突尼斯和埃及人民群眾確實是獨立或半獨立地推翻了本阿裏和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他們創造了革命，但卻因為他們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並制定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的綱領。這導致他們沒有在社會和經濟意義上完成革命。

23.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而反革命——獨裁——作為一個巨大制動器極大地阻礙了這一意識。在突尼斯和埃及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一場政治革命，它改變了舞台上的主要演員，但沒有觸及埃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些將軍們擁有各重要經濟領域裏約40%的股份。此外，美帝國主義也已捐贈約1億5千萬美元以促進（埃及政權）“向民主過渡”。埃及軍隊仍然從美國獲得每年13億美元的援助。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裏，軍隊都是保護私有財產的主力衛士。一些二月起義參加者現在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真實情況，他們說所有已經實現的目標不過是“換了個窗簾”而已。這是真實的狀態，但對群眾的意識來說並不是如此，尤其是對於參加了革命的青年和工人群眾更是如此。群眾已開始轉向工業行動、社會和政治階段的改變。確切地說現在需要第二次乃至第三次革命。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的是在經濟和政治鬥爭兩個層面建設強大和獨立的工人組織。

24.帝國主義和其在該地區的代理人完全被革命的爆發搞懵了。奧巴馬和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的代表們無力進行幹預，只能單純地表達美帝國主義在扶持穆巴拉克政權問題上的遺憾。薩科齊和卡梅倫也同樣無能為力。在埃及和突尼斯，城市群眾為排除軍事幹預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仍然視這一地區有重要的戰略和經濟價值的美帝國主義，完全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拖累住，即使進行軍事幹預是可能的，它也無力做到，尤其無法使用地面部隊。而這同樣適用於其北約盟友。

25.只是在利比亞和一定程度上在巴林的事件上才給了帝國主義建立反革命據點的借口。我們對利比亞事件的分析在北約的幹預和隨後9、10個月的鬥爭結果後經受住了事實的考驗。我們支持在利比亞班加西以及其他城鎮反對卡紮菲的起義。在最初他們代表了反對獨裁統治的真正群眾運動。在趕跑卡紮菲和包括現在被囚禁的卡紮菲兒子賽義夫的追隨者之後，成立的管理班加西的委員會的權力似乎當時是掌握在真正的群眾代表手中，而且其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在這個階段，班加西的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外界幹預。然而，當卡紮菲的軍隊開進到班加西郊區和隨之而來將被屠殺的恐懼，給予了帝國主義通過北約采取軍事幹預的借口。隨後在戰爭的過程中——北約精心策劃指揮的空中和地面打擊——完全改變了“革命”的性質。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一直反對卡紮菲政權，並呼籲支持真正的群眾運動以在利比亞建立一個真正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

26. 然而這場對卡紮菲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擁有帝國主義軍事幹預的所有特征。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支持這樣的行動。然而，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支持帝國主義軍事幹預），這將成為他們難以洗刷的恥辱！反對卡紮菲的宣傳活動包括制造歇斯底裏宣傳和粗俗地誇大事實，如聲稱卡紮菲的軍隊如占據“造反者”控制的利比亞城市，大屠殺會隨之而來。可是當卡紮菲軍隊在米蘇拉塔和其他城市與叛軍戰鬥時，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反而，這被用來掩蓋“造反者”一方進入據稱支持卡紮菲的城市和通過北約進行的空中戰爭真正進行的大屠殺。雖然還無法計算出受害者的準確數字，但估計有3萬到5萬人被殺。這不能被解釋為“革命”的勝利成果。

27. 利比亞事件剛開始表露出來的是一個真正革命的初期特征，但是它被反革命用“民主”的形式顛覆了。由於大規模的流血沖突和報覆——有時是對完全無辜的人民，包括利比亞黑人和外籍工人，其中有些人在利比亞已經居住多年——讓人民產生深刻的質疑，當前是“民主”還是反革命占據主導。事實上，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明顯成為了帝國主義掠奪富裕資源的新區，特別是它們的石油儲備。過渡國民大會無法在近段時間內完全整合從各類“民主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到卡紮菲政權叛逃者的各種對抗性勢力。利比亞面臨著土崩瓦解，正如我們在戰爭之前警告說，在未來不存在已承諾的民主阿卡迪亞（世外桃源），反而會沿著索馬裏的道路發展，將是一場充滿著種族沖突和部落分裂的噩夢。我們呼籲班加西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並主張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向利比亞群眾提出階級呼籲。該地區的所有國家都有必要采用類似的階級路線——對於該地區的具體展望難以濃縮集中反映到本文件中。

28.目前在敘利亞的運動顯然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現在因政府打壓造成的受害者人數超過4000人。每日都有大規模示威活動發生，同時該國一直被聯合國和阿拉伯國家聯盟施加制裁。由於他們和阿拉伯鬥爭的歷史聯系，後者（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制裁）對圍繞阿薩德政權的精英們是一個沈重打擊。只有伊朗——不像在敘利亞那，伊朗是什葉派占多數——支持阿薩德政權。但伊朗現在也面臨著由於其核計劃而導致的制裁。正如我們以前指出，這可能導致軍事行動，甚至引發包括戰爭在內的地區沖突。的確，伴隨敘利亞內戰的臨近，各種相關的沖突都可能爆發。由於大量難民從邊境湧入土耳其，它已警告敘利亞政權，可能會被迫進行幹預。另一方面以色列，雖然實際上更願意看到阿薩德政權繼續存在，然而由於擔心其被推翻的後果，也可能被迫介入 。以色列可能對伊朗或敘利亞甚至兩者采取軍事行動。該地區就像是一個火藥桶，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再有就是巴勒斯坦問題，它也隨時都可能爆發。此外，發生的所有這一切都在以色列國內政治日益激進化的背景下，其表現為諸多罷工和占領運動。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深化和其對中東和北非的嚴重沖擊，很可能出現一個爆發廣泛性鬥爭的新時期。我們必須積極尋求工人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部分，並用我們的思想和觀點說服他們。

29. 敘利亞的反對派似乎在過去一段時間有所斬獲。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已達到成為“臨界物質”，從而能迅速推翻阿薩德政權。敘利亞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麽帝國主義和鄰國土耳其害怕敘利亞的解體。充滿仇恨的民族和宗教沖突會對鄰國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反對派中的大部分來自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人口。與此同時，始終維護圍繞阿薩德的阿拉維派（Alawite）精英權力的軍隊尚未瓦解，雖然有一部分倒向叛軍。因此，敘利亞的鬥爭最有可能會持續很久。該政權還沒有到達崩潰點，但在這種極不穩定的情勢下它會很快到達崩潰點。

資本主義的嚴重經濟危機

30．占領運動是受危機打擊下的形成的公眾情緒的強烈反映。它也預示了在很多尚未明顯受政治影響的國家中的即將到來的群眾運動，不僅是歐洲國家，而是遍及全球。這一推論來源於對資本主義長期危機的預計，它自2007年8月以來已經成為了工國委（CWI）分析方法的基石。我們的結論是，我們進入了革命與反革命的時期，因為資產階級們無法解決這場根本性的危機。

31．這在所有環節得到了事實支持。然而，在群眾中存在幻想，認為通過國家幹預和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等方式，資本主義將能解救自己。這些措施確實在緩解1930年代伴隨著嚴重失業的嚴峻衰退方面有過作用；然而它們無法解決根本性的危機。另外，美國、英國以及某種程度上在其他地方，從半凱恩斯政策向緊縮計劃的轉變加劇了衰退，它們的實施引發了很多蕭條跡象；資本主義發現自己陷入絕境。

32．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用事實闡釋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是在歐洲，而是遍及全球，在“世紀初十年”的繁榮中，信貸泡沫以指數增長，卷入了大量虛擬資金。這一可回溯至1970年代的進程，是歐洲、美國和日本出現缺乏獲利渠道的現象的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圈內存在關於導致危機的直接因素的探討與爭論。然而，馬克思避免將危機的發生歸咎於單一因素。無疑，馬克思已經證明，由於對勞動力的剝削必然導致群眾有限的購買力，以及近20至30年來過分不平等的特點對這一因素的加強，還有最近的對生活水平的打擊，是目前危機的幾個主要因素。

33．另一方面，利潤率長期下降的趨勢，特別是資產階級最為關心的毛利潤的減少，可能成為導致危機的因素之一。正如我們指出的，這並非是目前的事實，現在存在大規模的現金積累（資產階級稱之為“流動性”）。塞繆爾•布裏坦（Samuel Brittan），一名曾經堅定的屬於撒切爾夫人陣營的經濟學者如今強烈擁護半凱恩斯主義政策，已指出大企業金庫中目前的健康的利潤可以提供新增投資的來源，他主張，這可以提供開始經濟增長進程的火花。然而，資本主義面對的是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的主要元素之一—資產資金貯藏，低利率，擔心通貨緊縮持續等等—資產階級在拒絕投資，實際上是在進行“資本罷工”。債權人拒絕放貸，而被債務的沈重靴子拖累的貸款人拒絕借更多。這時，系統被阻塞了，考慮到政府和私人債務，在可預見未來似乎無法解決。資本主義世界的所有經濟機構都指出最樂觀的結果是經濟停滯於目前的狀態—“L型（直角型）覆蘇”—慘淡的增長率，另外，在一些預測中，歐元區為零增長。同時，不能排除在遭受危機的那些資產階級的癱瘓將導致劇烈衰退，至少衰退跡象已經在一些地區——歐洲的一些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大陸——成為事實。

中國面臨危機

34．中國也不能提供挽救危機中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救生索。2008年中國曾面臨嚴重危機，工廠大量關閉，失業率急劇上升。結果，中國精英擔心大規模的“社會動蕩”，這是指代“革命”的密語。於是他們通過支配經濟的國有銀行主導的大規模信貸註入來“刺激經濟”。這導致了年度信貸增幅達到170%，大約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中國能夠做到這些是由於它的獨特之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精英計劃將增長率提高到兩位數。然而另一面是，那些大規模建設的工廠和購物中心將無法取得利潤，很多處於閑置中。這一產能過剩是中國尤其是統治精英當時為了防止中國群眾起義而準備支付的代價。他們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中國的獨特之處。它擁有數目可觀的純資本主義領域，尤其是在沿海省份。但是現已瓦解的“計劃經濟”殘余在決定經濟方向上仍然起到重要的，某種程度上是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已經將其描述為“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它的“特殊”在於在銀行和產業領域有相當一部分（有些估計是大部分）集中在國家手中，但同時存在大量的“純”資本主義部分。現在的中國這種狀態不存在歷史上的類似實例。這允許這個政權在危機中做出一些其他國家無法做的事；龐大的一攬子刺激措施，不僅在中國創造了就業而且間接地為那些中國的貿易夥伴國家如德國創造了就業。

35．然而這一過程的另一面是信貸刺激導致的大幅度的產能過剩，以及似乎尚在中國政權控制之下的一個時期的通脹。官方稱政府債務保持在GDP的20%之下。然而，如果你計入地方政府的基礎建設貸款和其他各種擔保，中國的國家債務接近GDP的70%。愛德華•錢塞勒（Edward Chancellor）在12月5日的《金融時報》上評論到“北京無法重覆2008年9月開始的大規模的一攬子刺激措施。這是需要為其後果付賬的一次性把戲。”然而，仍然無法排除一定規模的第二次一攬子刺激措施。這一過程同樣反映在長期的房地產問題上。這伴隨著嚴重的大規模腐敗和不平等的增長，這從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中得到應證。據估計，經濟增長率可能降到約8%，這將可能直接影響那些通常認為在制造業上極大受益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德國，以及一些大宗材料產品生產國，如巴西。它們提高了與中國的貿易量，然而如今可能會面臨衰退。這些影響無疑將激發不滿情緒，青年和工人對在中國存在的不可接受的社會現越來越不滿。 從2008年起，中國的私營信貸（“民間金融”）總量增長至超過美國在雷曼兄弟破產前的若幹年信貸增長量的程度。世界經濟的放緩將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36． 資本主義危機不止是經濟上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的，特別是對社會高層而言，伴有數十年來資產階級所有階層的最大和最公開的沖突。他們的政治領袖因為無能力展示前途而幾乎受到蔑視。資產階級們像是不滿意他們足球俱樂部教練的球迷，大喊著“你簡直不知道你在幹什麽！”他們的徒勞無效在11月召開的20國集團戛納峰會上得到了非常明顯的證明。會議進行時期，法國媒體充滿了樂觀主義，用法國發音仿效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我們能（戛納）做到！”（戛納（Cannes）的法語發音與英語中“能夠”(can)發音相似，“我們能做到”（We can do）是奧巴馬的常用口號）”。結果，最後的結局是“我們沒能（戛納）做到!”。

37．這次峰會也證實了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的下降。二戰結束後不久的時代，美帝國主義能夠通過馬歇爾計劃按其經濟意圖支配資本主義世界。即使在過去10至20年的峰會上，美國也能夠對經濟政策施加影響。在這次峰會中，奧巴馬完全無法對“歐洲”的經濟解決方案施加影響，使之有益於歐洲大陸（當然也有益於整個世界）。薩科齊也遭遇了輕蔑對待——他被迫在公眾場合無聊地等待，直至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終於屈尊轉身面向他。這次峰會本應成為薩科齊開始謀求總統第二任期的講台，他在法國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為歐洲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救世主”。他提議中國動用它龐大的外匯儲備放貸或是向歐洲央行擔保的形式認購歐元債務，但該建議在發表幾天後被拒絕了。即使北京政權想要這麽做，它也很難把這一計劃推銷給億萬中國民眾，因為普通中國民眾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相當於薩爾瓦多（中美洲國家）的水平，（中國政府）卻要拿出龐大的資金支持“富裕的歐洲人”的退休金。

38．旨在為經濟危機提供出路的資本主義峰會失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是（資本主義）也公開表現出無能采取和協調任何關於環境議題的實質性措施，尤其是在氣候變化方面。事實上，相反的進程正在發生；甚至京都議定書這樣的有限和無效的措施都已經成為歷史，一些國家正要退出京都議定書。德班氣候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COP17）就是這一失敗的證明。在2008年和200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微弱下降後，甚至美國能源部的全球數據也顯示2010年排放量出現空前增長。這比聯合國世界氣候委員會（IPCC）的專家們4年前給出的所有悲觀預計還要糟糕。2010年5.9%的排放量增長使得增長速度達到了新的歷史頂點。同時針對第17次氣候峰會的示威規模也比過去減小，由於無法找出解決方案的現實對工人尤其是青年的意識產生了重大沖擊。環境問題將在將在未來再次成為抗議和抗爭的觸發點。

騷動中的歐洲——法國

39．正如歐洲所有國家的政府一樣，因為法國經濟形勢惡化與失業率上升的影響，（法國總統）薩科齊自身正在遭到圍攻。他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戰鬥，以確保在四、五月間的總統選舉中能勝出連任。還有的問題就是陸續出現的零星裁員，法國汽車巨頭標致因為其計劃在全球20萬雇員中裁減5000個工作崗位而激怒工會。薩科齊以法國面臨降低信用評級的威脅為理由準備大舉殺伐野蠻削減開支，叫囂道：“花得更少，幹得更多”。政府和雇主們喧囂鼓動要“降低勞動成本”。據稱，法國的勞動力成本從2000年至2010年每小時增加了9歐元，而德國同期則只上升了4歐元。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調唆工人階級內鬥的一個例子而已。與此同時利用國債“降級”的恐怖為大規模增強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辯護。

40. 雇主也要求徹底地廢除每周35小時工作制，它“對（削減）勞動力成本構成障礙”。法國就是法國，選舉正在臨近，工人階級縱然會在選舉層面（進行鬥爭），但也必然在今後一個時期也會在工業（行動）層面回應這些打擊。而法國工人階級中更為先進的部分則會尋找一個明確的戰鬥性的替代選擇。這不會來自薩科齊的主要挑戰者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奧朗德（Hollande）。正如他在歐洲的其他“社會民主黨”的同夥們一樣，他已經表明會主張削減債務，這就意味著對工人階級進行進一步的攻擊。不過，如果他能成功擊敗薩科齊而推行類似的政策，那麽他將遭遇強烈的抵抗。在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時，投票人數眾多，據說有200萬人。但這並不能為總統候選人進行“黨內初選”這種從美國殘破的政治制度抄襲來的方法進行辯護。因為這一制度是為了消解黨內有組織的力量，將有政治意識的黨員等同於受媒體影響的普通大眾。但初選的結果是選民中相當多的人，特別是感到被剝奪權利的工人們，一次強有力的表達，沒有候選人或政黨真正代表他們的意見。因此，在初選中有很多人參與投票，而所謂相對“左翼”的候選人阿爾諾-蒙布爾格（Arnaud Montebourg）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17%的支持率。雖然他的所謂”左翼“綱領非常抽象模糊，但是其中隱含的對資本的批評和建議實現激進的替代選擇的內容則觸動了眾多選民的心弦。

41. 試想一下，如果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在過去一段時間能夠有效地自我組織，並制定出一個明確進行階級鬥爭的展望，積極地介入過去數年發生的所有工業和社會沖突，那麽會得到怎樣的回應。我們法國的同志報告說，僅在過去二月至六月初法國就發生了77起罷工。新反資本主義黨（NPA）本可以至少贏得部分如今支持其他左翼力量和候選人的群眾，從而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競爭者。然而不幸的是，現在看來新反資本主義黨是不會在選舉中成為有力的競爭者。這本身就是對現在仍然在領導新反資本主義黨的領導層的批評。新反資本主義黨的領導層其實就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法國支部，前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的領導層，他們無法重現2002年總統選舉的成功。但我們仍然有必要支持那些有意將之改造成真正有戰鬥性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優秀的工人與青年。在同一時間，我們有必要緊急吸收那些為我們的旗幟所吸引的力量，無論他們是在新反資本主義黨內還是在黨外的眾多青年與工人。震撼性的騷動正在席卷法國全國，法國和法國工人階級將再次證明它作為歐洲一流的激進和革命力量的地位。

德國——在歐洲的主導力量

42. 德國長久以來就是在歐洲領先的經濟力量。然而，歐元區危機迫使它成為一個更明確的政治力量。德國資本主義的代表承擔起看護整個歐洲的角色，正如美國此前承擔的對整個世界的角色。它利用歐元區對其他歐洲國家進行操縱，通過歐洲央行設定利率而控制和決定利益分配。實際上這得到了那些歐元“外圍”國家的容忍，因為這意味著允許它們以低利率借入資金而獲益，雖然這幫助它們實現所謂的“經濟增長”，但同時帶來了巨額成本。而這給德國帶來的報償則是這些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為德國出口，尤其是工業產品出口，提供了市場。雖然中國也是德國一個龐大的市場，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可能放緩的前景，這些（德國產品）的銷售也會下降；最新的預測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可能低於8%。當然，事實的另一面是，其他這些歐洲國家，尤其是那些相對經濟弱小的國家，面對著嚴重的貨幣束縛；正如我們預見的，一旦經濟景氣轉成蕭條，那將是災難性。然而，德國資本主義通過其銀行購買主權債券在歐元區進行大量投資，這也是為什麽揭示它們面臨崩潰的局面。

43. 就在過去十年的前半段，通過削減收入的綱領、包括兼職和不穩定的工作等，迄今仍然是德國資本主義的出口競爭優勢項目，德國工人生活水平遭到攻擊。歐洲和中國一起為此提供了主要出路，但在未來卻未必繼續如此。一個階段的貨幣競相貶值和之後導致的歐元區解體，可能會給德國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有人預計這可能導致德國至少失去100萬個工作崗位。

44. 德國總理默克爾代表德國的統治階級，如同一個“巨人”般在整個歐洲向經濟罪人們（債務國）揮舞大棒以駕馭歐洲，但她在國內並沒有扮演相同的角色。雖然失業率在下降，但她與前“自由主義”的德國自由民主黨（FDP）並不受到民眾歡迎，而聯合政府隨時可能垮台。而且，她還要面對她自己基督教民主黨內的大規模反對派，黨內的部分力量得到一些大企業的支持而在歐洲問題上與她持不同意見，因此威脅要分裂基督教民主黨而組建一個新的對歐元持懷疑態度的政黨。在2011年後半年的數個月內，德國工業生產一直上下波動不定，這進一步使德國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遠見的代表和默克爾對當前世界和歐洲經濟出現惡性循環和通貨緊縮不斷深化的威脅深感憂慮。她關註於最低工資的問題，部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部分也是因為想以此迫使衰弱的自由民主黨離開政府而奠定基礎。反過來它可能準備與社民黨組建大聯合政府，但這也可能導致執政聯盟的分裂，而需要提前舉行大選。

45. 雖然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在地區選舉中遭遇挫折，並且在全國民調中，其支持率降至8%左右；但它仍具有重新增長潛力，並成為一支集合左翼反對派的力量，尤其是當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聯邦政府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就像西班牙的聯合左翼（IU）等其他左翼政黨一樣，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在危機中進一步向左傾方向移動。它最近通過了一項左翼的改良主義綱領，其中包括公開表態參與資產階級聯合政府和呼籲“轉變制度”，並誓言要“建設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左翼黨是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內唯一反對歐盟領導人“救援計劃”的政黨，加之拉方丹的重新回歸，使之有另一次得以重新贏得（群眾的）支持，但很可惜的是它是否能抓住這個機會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英國

46．危機爆發深刻地影響了英國，特別是自從去年選舉後組建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以來更是如此。英國統治階級的災難性錯誤已經徹底暴露於天下。它縱容基礎制造業萎縮，放縱金融服務與投資行業，而後者如今也已崩潰。當初建立起來用以減緩資本主義經濟風暴對英國打擊的儲備如今已經被蠶食幹凈。（英國的）帝國時代已經一去不覆返了。北海的石油收入也開始日漸幹涸。

47．更多空前的削減生活水平的政策將接踵而來。（英國）政府也承認，2015年的生活水平將低於2002年的，社會將仍然經受10年的停滯！這將作為一個失去的十年而記入歷史，百萬青年和百萬婦女已經失業，他們處在迷惘中而窮途末路。

48．英國正面臨它80年來所沒有面臨過的情況。 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布發動打擊英國工人階級權利與狀況的戰爭——因為這正是它所代表（的階級力量）——這是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英國工人階級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也足以解釋2011年英國勞動人民群眾通過巨大的示威和罷工所體現的激烈反應：3月26日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工人階級的示威遊行，6月30日部分公共部門的罷工，以及11月30日龐大的罷工。

49. 英國總工會（TUC）的官方領導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盡管不情願卻不得不批準反對政府計劃的工業行動。在這方面我們的同志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當我們在工會的左翼中有相當影響的情況下。首先，我們一直積極參與全國工會代表網絡（NSSN）在這種情況下提供了相應的回報，通過這一網絡我們在工會內部同時從上層和底層進行動員。我們青年同志同時針對青年失業問題也進行了英雄的和充滿活力的運動，包括新賈羅大遊行（註：New Jarrow March。Jarrow March （賈羅遊行）是1936年10月英格蘭北部的207名抗議者為抗議失業和貧困從賈羅鎮（Jarrow）出發經480公裏遊行到達倫敦威斯敏斯特國會大廈向一申訴。青年爭取就業的同志們在2011仿照賈羅遊行進行了這次新的遊行以爭取群眾支持）。

50．英國的情況說明了很多東西：資本主義制度陷入絕境，所有的主要政黨和組織都缺乏替代選擇和出路。這也包括絕大多數工會領導人，特別是那些右翼（工會領導人）。這也說明即使是一個小組織只要具有明確清晰的觀點而能發揮的作用。它可以發揮遠比其規模大得多的效果。這是我們目前已經在英國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僅僅發揮影響還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在黨內組織更為重要認真的力量。

美國工人開始反擊

51．在針對未來歐洲采取什麽樣的經濟方向的問題上，不同的歐洲列強之間深陷僵局，這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這場危機。如果還有什麽值得提及的，那就是統治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的鴻溝，而統治階級在美國的代表間的鴻溝（相對其歐洲代表）表現則更為明顯。這表現為國會和奧巴馬之間在預算削減規模、健康和教育支出等問題上出現的嚴重對立。奧巴馬被歐洲日益深化的危機嚇壞了，整個銀行業的破產或者部分破產將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產生更為廣泛的回響。這可能導致他明年競選總統連任的希望破滅。

52．但今天美國的經濟災難也給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提出了警示，因為美國對於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而言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1月28日，英國《衛報》發表標題為“美國噩夢”的社論：“美國現在經濟規模比20世紀70年代初要大幾乎三倍，但是這種變革帶來的經濟增長並沒有給勞動人民的腰包裏增加一毛錢… …要是回到20世紀60年代，富人們的這種窮奢極欲早就引發了一場革命。” 由於相當多數的群眾的境況一直在制度性地並且是看似永無止境地衰退，所以從工人階級的前景出發，發動革命的基礎早已打下。雖然，官方失業率仍然只有9％左右，但在現實中，失業率應是這兩倍的水平，而且大規模長期失業有明顯趨勢正日益接近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

53．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危機已經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更為糟糕。總體來說，在（大蕭條的）十年見證了濟停滯和“蕭條”。但在這一整體框架下，從1934年6月到1937年曾經出現過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期。羅斯福1937年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的養老金的削減威脅美國經濟使之重新陷入危機。然而，美國由於為戰爭進行的準備工作，使得國防工業的增長滲透到其他行業，從而避免出現一個新的和更深的危機。沒有這一點，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社會動亂完全可能觸發一場強大的革命運動，並有可能建立一個獨立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然而，歷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現在歷史的覆雜性再次出現，正在產業層面和社會層面上重新喚醒美國的勞動人民。這一進程將在這次危機的打擊中而進一步發展，危機將全面襲擊美國工人。

54．此外，美國正經歷深刻的政治危機。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日常的表現展示出美國政治制度的功能失調和美國的憲法是多麽過時。這部在18世紀設計的憲法是針對當時以小農為主導地位的社會和“兩黨合作”，如今已經不再與“目的相適應”。兩黨合作是完全過時，根本無法調和階級對立，這幾乎是無法控制的。這在任何國家都將是一個問題，它能帶來最強大的致命危險。

55．臭名昭著的“特殊利益集團”——擁有至少13,000名國會說客，也就說每一個美國國會議員要面對25個說客——大企業和其同夥主宰這個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美元民主”。同時，超過50％的人將這視為拙劣的對民主的嘲弄，而未來的美繼續國總統大選中這一數字可能會繼續增長，越來越多的貧困人口日益將這看作是在一幫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匪幫中挑選誰將在未來四年主宰和剝削他們。

56．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能在當前的失業水平情況下成功當選第二個任期。根據十二月份的一個民意調查，奧巴馬的受歡迎程度下降了24%! 這“通常”表明，他將在總統選舉中敗北。然而，很少有美國總統，（如果有的話）會面臨像美國茶黨那樣可笑和瘋狂的想法和其領導層，這本身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也很少有國家的潛在總統候選人會像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得克薩斯州州長佩裏最近嘗試得那樣得以脫身。他在攻擊奧巴馬，據稱援引奧巴馬的話說經濟是“並不重要”。然而，事後證明奧巴馬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而是他在上一屆總統大選中的對手（共和黨的）麥凱恩曾經這樣表述過。但當這一真相得以披露時，佩裏卻絲毫沒有表現出道歉或反應。

57．在大多數國家，（群眾中）整體的政治水平都出現了倒退的現象。如果任由媒體操縱的話，（媒體）唇齒的說出的謊言甚至反對“自由派”的思想；即使政治上的水平能有所提高的話，也不會提高太多。美國（政治）本身就始於一個很低的水平，而且沒有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所以人口中的相當多數在政治理解能力上甚至更低。然而，在大型運動的壓力下，群眾的政治理解力，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理解力，可能會發生跨越式發展。這將有助於建設一個真正的“第三黨”，成為具有極大吸引力的群眾性激進政治的一極。

58．對茶黨而言，奧巴馬毫無疑問就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當然不是，當他向大企業屈膝投降時，他的行動已經證明這一點。而且他還在關於健康醫療必要改革的問題上變卦。羅斯福在20世紀30年代，還模仿據說是耶穌基督的方式，揚言要“將放債人從寺廟中趕出去”。但奧巴馬甚至沒有試圖修剪一下大資本的指甲，因此他越來越明顯地表明他是堅決地站在資本主義陣營中。

59．另一方面，美國工人階級在過去一個階段，面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得到了非常嚴重的教訓。他們目睹積欠住房貸款的居民被大規模從家中驅逐出去，總共有超過200萬套住房子“沒收”——，當富人們開始累積更多的財富的時候，普通勞動人民卻被從工作場所和工廠中趕出。他們也親眼目睹並擊敗眾多右翼州長們的圖謀，例如俄亥俄州企圖將工會非法化，並禁止其在公共服務行業中組織的權利。工會進行了成功的宣傳活動，從而在州的公投中將這一陰謀徹底挫敗。它只是（工人階級中）鬥爭意志日益提升的一個指標——階級分化日益明顯——而這就是今天美國發生的現實。因此，這決不是偶然的，與歐洲大多數國家相比，美國的“占領”運動得以有更高層次的參與，尤其是聯系到眾多的工會。由於美國工人中工會會員密度很低，只有12％的美國勞動力得以組織到工會中，加之主導工會運動的大部分官員的保守立場，所以“占領”運動得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工會——尤其是它們中許多具有戰鬥性的基層——熱切地參與到“占領”運動中。通過這種方法，“占領”運動的氛圍得以反饋到工會運動中，並被證明是進行變革的重要催化劑。

歐元區的困境

60. 資產階級自身已經完全茫然無措，也無法商定出解決歐元區的前景和歐元的命運的辦法。當英國央行總裁默文-金恩（Mervyn King）被問及未來幾個月可能發生什麽時，他直截了當地說：“我不能告訴你明天可能發生什麽，更不用說關註幾個月後發生的。”同樣，對我們來說簡單地解決這些事件也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短期內如何應對“主權債務危機”的問題上更是如此。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盡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們的網站（socialistworld.net）和工國委（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的雜志《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上。國際書記處同意所作的分析,並得出以下結論。

61. 文章指出，盡管歐元區各國政府包括薩科齊在內都主張歐洲央行進行幹預，但是默克爾和德國聯邦銀行阻止歐洲央行大規模購買歐元區政府債券，雖然這是唯一可能在短期內能支持主權債務的措施。與此同時，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 – 只有約2500億歐元）並沒有成為一個有效的幹預手段（它沒有能從金融市場上募集到額外的資金）。默克爾迄今仍然拒絕引入可保證歐元區中弱勢國家地位的可相互擔保歐元債券。

62． 默克爾認為，歐洲央行的幹預或發行歐元債券是讓那些“揮霍無度”的歐元區國家政府躲避緊縮措施的限制。這將帶來“道德風險”，並允許它們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收到任何懲罰。同時，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債券的襲擊仍在繼續，甚至威脅到法國的主權債務。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s Stephens）在《金融時報》（11月22日）上評論道，“很少有人會懷疑默克爾女士的好意，但更多的人會擔心良好的願望和她所癡迷的道德風險可能會導致（歐元）貨幣聯盟的死亡。”

63．然而，德國和法國也是試圖通過後門等措施擴大歐洲央行購買各歐元國政府債券或提出將歐洲穩定機制（ESM）的實施提前到2012年。這場危機正推動德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越來越多地嘗試集中歐洲的力量以拯救銀行和國家，這一趨勢將繼續下去直到他們無論是在財政或政治上都無法承受。而之後離心力將占據上風。新的180度的大轉彎是可能的，（政策）會同時變得更趨向集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向。

64. 大型債券交易商迫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權債務的成本上升，而現在轉而對付法國政府債券。而其他國家例如荷蘭與奧地利等國的債券也都受到威脅。盡管德國經濟相對實力較強，但市場甚至還有開始拋售德國國債的，這反映了在亞洲投資者中出現的越來越多歐元區徹底崩潰的擔心。

65． 默克爾的回應已提出“更歐洲化的計劃”，初步緊縮歐元區貨幣聯盟。根據她的計劃，這將是另一個小規模的但逐步增加歐盟財政和政治聯合的方案。她提出設立更嚴格的歐元區制度，針對稅收和支出建立更嚴格的規則。將創造一個新的機構“歐洲貨幣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該基金將有力量幹預、，監督甚至取代各國政府決定財政和經濟政策。然後，它也是暗示，有可能引入相互擔保的歐元債券和部署其他措施以支持歐元區各國政府。這項計劃意味著對所有歐元區預算進行監督，過去被法國和德國破壞的穩定協議將實現真正回歸，現在反而被“大大加強”！

66．然而，默克爾並不歡迎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提出的推動歐洲債券計劃的建議。德國版的方案要比歐盟委員會提出的條件更為嚴苛。這在歐洲各國領導人間引起恐懼，因這就意味著新的歐元區制度實際上就是德國的霸權。在最近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大會上，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會黨團領袖沃爾克-考德爾（Volker Kauder）表示， “歐洲現在要說德語了”，更是說明了這個情況。

67．默克爾提出的建議將需要重新修改歐盟條約。雖然修訂只影響到17個歐元區成員國，但條約修訂要得到所有27個歐盟成員國的批準。在一些國家，這將要求進行公投。在默克爾與卡梅倫的會議上，看起來默克爾急切希望得到英國政府的認可。根據一些報道，英國政府將承諾不會在英國國內就此進行全民公投，而作為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接受修改條約的回報，默克爾會同意英國不受歐盟一些社會和就業立法的約束。

68． 默克爾提出的措施足以拯救歐元嗎？第一個問題是時間。歐元區領導人制訂並自己批準這樣一個新的歐元區框架將需要至少幾個月甚至可能是明年一整年的時間。但是，到那時歐元區各國政治上接受這一約束將面臨更大的問題。隨著進一步的緊縮措施、歐洲（和很可能全球）的經濟低迷，以及默克爾和其他人在政治聯盟的問題上采取的有限步驟，群眾中反對意見無疑將與日俱增。

69．默克爾對通過漸進的步驟來實現政治聯盟的長期目標提出了疑問。一個具有中央政治架構的財政聯盟——即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國家機器——是單一貨幣的必然邏輯結果。目前的危機顯示如果沒有財政和經濟的協調，一個純粹的貨幣聯盟是不可能的。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不能對較弱經濟體的經濟政策有決定性的話語權，它是不會輕易勾銷較弱經濟體的債務。從長遠來看要成功維系（貨幣聯盟），貨幣聯盟中的各國就需要一個共同的財政政策、共同主權債券和財富從富裕國轉讓到較貧窮的國家以避免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和政治緊張局勢。

70．這意味著需要建立一個類似於美國的聯邦結構的歐洲聯邦國。然而，美國的形成是經過了19世紀的長期經濟增長期。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穩固是因為內戰打倒了依賴種植園經濟的南部奴隸主。美國的資本主義得以能夠發展出一個共同的（或至少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語言和文化。相比之下，歐洲（17國或27國）是不同民族國家的集合，它們都擁有自己的語言、歷史和民族意識。

希臘工人持續抗爭

71. 因為這些我們長期主張的原因，歐盟以及歐元區不會導致一個更統一的歐洲，反而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分裂、民族主義和所有的“罪惡”，這些本來我們被告知歐元計劃將永久性消滅的（問題）。歐元區本身將會隨著數個成員國自發或被迫地退出而瓦解，而這將從希臘開始。因為（如果繼續）留在歐盟中的代價將是維持一個長期而粗暴的緊縮方案，而國債在這種情況下將依舊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0%！然而，目前意大利國債已是達到“不可接受”的程度，造成巨額預算削減，並迫使前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下台，最後由一個毫不民主的“技術官僚”政府接替。

72. 這代表著在整個歷史階段，希臘人民面臨廣泛的貧窮。其他國家的工人也將面臨相同的命運，正如英國保守黨與自由民主聯合政府幾年來緊縮政策所顯示的。目前，希臘人害怕若從歐元區脫離後，將會導致歷史重演，回到經濟落後和故步自封的前歐元時代。因此，民調中80%民眾表示反對前希臘總理帕潘德裏歐（Papandreou）原本提出而後取消的退出歐盟的公投。然而，這種情況或許會有急遽改變，且在一個“留下/退出歐元區”的公投上(不只在希臘，其他歐洲國家也可能會被提出)，離開歐盟也許比繼續戴著緊縮政策的緊箍咒還更有吸引力。不過我們必須強調，不論是“留下”或者“退出”，同樣的問題將繼續產生，對希臘人民生活水平的剝奪也將繼續出現。德拉克馬(譯註：原希臘貨幣)重新啟用可能造成銀行全盤崩潰，以及儲蓄系統的破壞，正如阿根廷所經歷的；可能造成新貨幣大規模貶值，並伴隨一場惡性通膨。

73. 我們必須采取十分靈活的方法處理歐盟和反對歐盟和歐元區公投的可能，即使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無論對於在歐元區的17個國家或者歐元區外的10個歐盟國家都是如此。那是因為，群眾的意識中會將持續保留在歐盟內的會籍視為對生活質量更進一步無情的減縮，在某些條件下工人階級和我們（工國委CWI）的支部可能會面臨投票選擇離開歐盟。在這種情況下，極端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確表明一個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立場，並清楚表態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是我們無論任何時候都堅持反對的。然而鑒於歐盟官僚中央集權主義式的發號施令，一個正當的民族憤慨可能因而產生，希臘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這在其他地區也有可能發生。托洛茨基便指出過，工人階級和其組織才是一個“民族”真正的捍衛者，因為“民族”中的多數人其實都是工人階級和其盟友。

74. 有關歐盟是“進步的”，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幻想已因本次經濟危機而被徹底粉碎。這種幻想，不僅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親資本的工會領袖所擁抱，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乃至托派的信徒都有所期待。但這種幻想已經因歐盟的新自由主義特征而明確遭到嚴重削弱，譬如歐盟通過的反工人的《工人職位法令》（Posted Workers Directive)等法令，為迫使工人接受新殖民世界的薪資水平和工人條件而打開了大門。這樣的觀點隨著可察知的事態而進一步強化，尤其是那些作為勞動力接受方的國家被迫接受一個虛擬的殖民勢力強加的痛苦和發號施令勒令。而這正是希臘說所面對的，接受歐盟安插的（至少試圖安插）官員在數個部門辦公室，以確保（希臘政府）執行緊縮政策。同樣也可應用在意大利，號稱“非政治性”的蒙地政府(Monti government )發動的“政變”，將貝魯斯科尼趕下台。同樣的進程也發生在希臘，一個“全國國民政府”取代了帕潘德裏歐。這個政府由歐洲央行前任副行長帕帕季莫斯(Papademos)領導，他同時以新民主黨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仲裁者自居。

75. 這代表著歐洲進入一個新階段，反映出了經濟危機的深度和嚴重性、對工人階級猛烈的剝削、工人階級本身的抗拒、以及作為階級鬥爭激化的後果。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正常”階段，兩個抗衡的階級之間依然進行著一場暗戰。然而最近這場內戰以更直接和公開的形式發生，因為資產階級在某些例子中采取了對付工人階級的權利和生活條件殘酷的策略，誠如希臘所明顯顯示的。希臘工人們依舊勇猛地抗拒著，在反對政府實施對未繳納新制財產稅者強制斷電時展現的力量足以反映。這件事情伴隨著一場我們的同志正參與其中的“拒絕付款”運動。但是，即使在其他國家，當前階級鬥爭尚未到達這個階段；譬如在愛爾蘭、英國和其他國家等等，一種“單方內戰”早已開打，只是當前工會領袖還未做出充足的應對性反抗。事實上，資本家在許多國家已經贏了第一輪的戰鬥，在某些國家如希臘，也贏得了第二、第三輪戰役。在英國，自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掌權以來，已經失去了30萬個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作機會，並正計劃削減另外40萬個職位。奧斯本（Osborne）和卡麥倫（Cameron）承諾的用以替代它們的私營部門的工作機會，如同灰燼中重生的火鳳凰已被證實完全是種幻想。空空蕩的工廠中充斥著“灰燼”，失業率大幅升高，但卻毫無火鳳凰出現的跡象；他們早已飛去中國或者其他“成長區域”，不會再回來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註意懸崖

76. 隨著西葡兩國右翼政府的掌權，工人階級可以預期他們的處境的急劇惡化。西班牙拉霍伊（Rajoy）帶領的新的右翼政府和六月選舉產生的葡萄牙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承諾要加深和擴展緊縮政策。葡萄牙經濟在2011第三季（7月到9月）已經連續衰退了四季，是歐盟27個會員國中表現最差的。與前兩個季度環比，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0.4%；與前一年同一期同比則降了1.7%。稅收增額造成公務員和養老金實際的收入與2010年相比減縮20%。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十一月群眾性示威和總罷工中，軍人和警察也穿著平民服飾加入抗議，這次行動造成全國日常運作全面停擺。

77. 即使是高齡87歲的葡萄牙社會主義黨(PSP)前領袖和前任總統馬裏奧-索雷斯（Mario Soares）也被迫站出來反對政府的方案和支持總罷工！索雷斯嘴臉真是轉變迅速，想當初他是讓1970年代初的葡萄牙革命變質的關鍵人物！他當時扮演（與CIA有所聯系的）德國社民黨的角色，促使葡萄牙反革命以所謂“民主的”形式實現，並因此挽救了葡萄牙的資本主義。《時代》雜志在1975年3月發生的事件之後，過早發布了訃告宣告葡萄牙的資本主義死亡。不幸的是，索雷斯以及他的黨，加上當時其他因素——尤其是缺少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從而成功地讓資本主義起死回生，使革命的成果付之一炬，並反過為今日葡萄牙人所面臨的噩夢埋下了基礎。

78. 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1974年開始的葡萄牙革命的傳統將會被投入鬥爭的新世代重新發現。在今天，一個領導群眾的組織的需求依舊像1974年推翻卡爾塔諾（Caetano）政權之後的日子一樣迫切。即使葡萄牙共產黨在工人階級中扮演重要的存在，它尚未成功消除過去斯大林主義的傳統和方法，也因此無法接觸新世代而擔當一個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的革命性政策和組織。另一方面，左翼聯盟(Left Bloc)雖在其創建時承諾成為一個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性革命的基礎，卻因為其階級組成的異質性而踟躕不前——它並沒有如它宣稱的深深紮根於工人階級，尤其是產業工人中。最近，它支持社會主義黨的總統候選人助選更是一種機會主義的作法！葡萄牙的一小群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要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而奮鬥，面向新一代的青年和工人，並同時將之與兩大左翼勢力葡共以及左翼聯盟內的鬥爭聯系起來。

79. 持續的經濟危機可能將歐洲的民族問題重新帶回議事日程中：例如西班牙和英國內部，英國內部特別是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問題。即使在一些看似民族問題已經得以解決或被置於幕後的國家，這也有可能重新浮現，諸如比利時、意大利（北部地區和上阿迪傑大區（Alto Adige））、愛爾蘭、塞浦路斯等等。除非采取一種清楚的政策和措施，否則這將會使工人階級的鬥爭覆雜化。這涉及對正當的民族意向的支持，但又反對資產階級式民族主義，同時通過統一的工人組織、工會和政黨為行動中的工人階級謀求最大的團結。

80. 在西班牙，隨著歐盟強硬地要求更多財政刪減，右翼政府將快速引入各種“改革”，其實也就是大規模的反動。一項約涉及160億歐元的削減支出方案必將施加於西班牙人民以緩和“市場”的走向，而實質上只有極少的債券交易秩序委員在控制。大眾黨(Partido Popular )的領導拉霍伊默默地勝利了，或許是期待他的政府將在之後能修正當前經濟。然而資本家對這個右翼政府所能供應的毫無信心，PP大選的勝利導致隔天股市大崩盤！這也是默認了即使在龐大失業率存在時，西班牙的工人和他們的組織依舊是一個強大的勢力必須審慎對付。薩帕塔洛（Zapatero）的政府選擇抑制與工人階級進行全面廣大的對抗的政策，因為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出身；然而實際上，他們已經向右翼走得如此遠，就像在“憤怒運動”(indignados movement)所顯示的一樣，只能將之視為另一個資本主義政黨。

81. 也許在開始階段抗爭會有暫時的停頓，西班牙群眾需要匯集他們的勢力和想法，準備對抗一個完全右翼的大眾黨政府。在西班牙的社會、工業和政治領域內，一場持久的鬥爭展開了。“憤怒運動”始於西班牙，很明顯是受到埃及革命的啟發，運動一開始就采取明確的“非政治性”立場。這明白無誤地是由於青年中對腐敗的主流政黨的完全失望。這也包括對工會和聯合左翼（United Left – IU）的失望。確實聯合左翼（IU）在西班牙國會中的席次增加了三倍，但但是，在（群眾）對所有資本主義政黨失去幻想，尤其對“社會主義黨”也幻想破滅的情況下，加之整個毀滅性經濟危機的背景，它（聯合左翼）的表現本應該遠遠好得多。西班牙第三大城瓦倫西亞（Valencia）有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處於失業中。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artidoc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 PSOE)在2011當地議會中席次為1977年佛朗哥政權垮台以來最低的，只有110席。

82. 不論如何，在西班牙面臨如此嚴重危機和迫切尋求可行性解決方案的緊要關頭，年輕人中政治上棄權主義的想法不可能再維持下去。“占領”運動終將煙消雲散，除非它能選擇明確的政治方向。工國委（CWI）在西班牙必須繼續執行迄今為止十分成功的做法，即在左派組織內（尤其是在聯合左翼中）推動清晰的馬克思主義鬥爭路線的的鬥爭，從而能夠將那些為占領運動所吸引的青年引導上明確的階級路線。我們也必須同時繼續高舉清晰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大旗。當拉霍伊宣布，“不會有奇跡了……我們不會做出任何承諾。”之時，其實也表明了西班牙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整套體系而言，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範圍內一樣，已經徹底破產了。

貝盧斯科尼走了，但意大利面臨更多削減支出的打擊

在其他國家也發生了類似路線，包括那些類似於所謂意大利民主黨的貝爾薩尼之類的所謂“左派”力量。民主黨是曾經強大一時的意大利共產黨的殘余，而他們加入了資本家們的共謀，用蒙蒂組建的完全不民主的“技術官僚”的政府取代臭名昭著的貝盧斯科尼。事實上這是右翼發動的一場“軟政變”，但是“左翼”政治領導人們對此沒有絲毫抗議。他們現在表現出對於奪取政權上台的恐懼，正如托洛茨基對20世紀30年代比利時社會民主黨的“亨利-德-曼計劃” 的評論所分析的（註：前比利時弗拉芒族社會民主黨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提出的如何限制納粹主義在比利時的發展的計劃，當時被媲美於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德國納粹占領比利時後亨利-德-曼曾與納粹合作）。部分是由於貝盧斯科尼長期掌權而隱藏的毀滅性危機現在已經清晰可見。意大利經歷了經濟停滯的“失去的十年”，而如今經濟增長位於世界排名表的底部。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只有津巴布韋、海地和厄立特裏亞的經濟增長表現比意大利更糟”。正像其他南歐國家，首當其沖遭受打擊的是失業率至少30%的青年，而且其中許多人因為住房危機被迫繼續與父母同住直到他們40多歲。作為“國家保護傘”的蒙蒂政府在歐盟敦促下，將試圖攻擊所有意大利工人階級在過去所贏得的成績，特別是削減養老金和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7歲。但這不會毫無代價的贏得，正如北方聯盟的博西在貝盧斯科尼下台前提出的警告，如果他們敢動養老金的話，“人們會殺了我們”！這同樣適用於蒙蒂政府或其他任何將取代它的政府。

83. 在意大利，也在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是，整個家庭唯一收入是一個退休的父母的養老金。而蒙蒂政府必將對養老金進行的攻擊會在意大利比其他國家對整個家庭有更直接的沖擊。這必將會挑起群眾性的抵抗，而且提高退休年齡也是如此：“你怎麽能在一條生產線上工作到67歲才退休呢？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我們現在生產一輛汽車用的時間不到一分鐘。”《金融時報》報道一名意大利汽車工人的評論。

84. 因此，認為這個政府將能維持到2013年舉行大選的期望是一種幻想。如果蒙蒂政府有“左”傾的變化，譬如引入財富稅，雖然這可能性不大，但不能排除——那麽它將遭到目前在紙面上仍然占據大多數席位的右翼政黨的打擊而垮台。但是，重要的社會問題絕不會在議會中得以決定。其決定性的影響將發生在工廠、工作場所和“街頭”上。貝盧斯科尼下台之時，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唱頌“聖歌”更像是一場“解放”，而不是政府輪替；意大利各地的學生的遊行的口號和強烈的反應是即將到來時代的一個標志。

85. 所有的主要工會都呼籲在12月12日舉行總罷工，因為此前幾天剛剛宣布新的緊縮方案，這是來自底層憤怒爆炸的一個跡象。它預示著一個新時期的階級鬥爭，這也證明了仍然堅持支持意大利民主黨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左翼根本沒有能力領導鬥爭。而由著名的金屬工會領導人喬治-克萊瑪薩其（Giorgio Cremaschi）所發起組織的，已聚集數百左翼人士的“取消債務”運動（Cancel the Debt）也將在主要的階級沖突中經受考驗。

86. 意大利將在今後一個時期目睹其最好的革命傳統的死灰覆燃。建立“工人陣線”的概念，即將最優秀的激進工人階級戰士和青少年組織起來，可以奠定重建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的基礎，以填補當前意大利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意大利和希臘出現的非民主的政權對當前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和局限性提出了質疑。

波拿巴主義的元素

87.  資產階級民主的功能之一是遏制上升的不可控制的危機中緊張的社會沖突局勢，將之限制於每天日常的“正常而和平的”議會鬥爭中。但隨著緊張的階級局勢日益上升，所蓄積的“電流”終於達到使“保險絲”癱瘓的程度。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的話語就概括出了跨階級的解決危機的方案的想法，“我們需要守望相助。” 但是，在這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幾乎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階級鬥爭已經淡出的說法。所謂的世界首富巴菲特直言不諱地表示：“現在確實有一場階級戰爭，好吧，我的階級，富人的階級，正在發動這場戰爭，而且我們正在取勝。”

88. 面對如此一個嚴重的甚至威脅性的挑戰，其將表現出越來越多公開的特征——在希臘和其他地方——資本家們能夠訴諸議會外的措施。即使是在在最“民主”或“共和”的國家中，國家政權仍然表現出了波拿巴主義的特征，即各國政府可以在“緊急情況”下訴諸的“潛在的”或“後備性的”的措施。這一進程的一部分表現為國家日益增加的鎮壓的傾向。而議會外極端反革命的措施當然就是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不能在當今時代訴諸於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式的經典法西斯主義。因為階級力量的對比，尤其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壓倒性的力量，包含其中的新階層，以及小資產階級或其中部分階層的激進化，將這可能性排除了。

89.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不會去尋求更多的“集權”措施，其目的就是繞過民主控制的通過選舉產生的機構。在未來，尤其是如果工人階級和它的組織錯過各種機會去介入事態的發展，而導致群眾性幻滅的話，那麽不可排除——在具有各種野蠻特征的混亂中，一個新的“強人”會出現。這正如20世紀70年代在拉丁美洲所出現的一幕。在噩夢真正降臨之前，特別是如果馬克思主義能贏得絕大多數的人的支持的話，工人階級將擁有不止一次機會去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很明顯，在在過去的兩三年中，希臘工人階級本可以有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如果他們能得到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的領導的話——而我們當前的組織就是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的。

90. 但是，即使在目前的危機，資本家們仍然可能恢覆波拿巴主義的形式——特別是議會波拿巴主義——尤其是在出現的政治僵局，這在希臘和意大利已經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此外，這種措施可以威脅全歐洲範圍，也可以針對具體的民族國家；例如我們可看見在愛爾蘭人民和國會獲悉明年愛爾蘭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之前，德國聯邦議院已經外泄了相關內容！由於默克爾和薩科齊的縱容——非選舉產生的歐盟委員會使出波拿巴措施以迫使不願吞下財政緊縮政策的“惡棍”國家們就範。他們提出一個更嚴格的在經濟繁榮時期都無法完全實施的“穩定公約”，因此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時期，更不太可能得到有效實施。他們同時威脅要對那些違反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限制的有罪的國家進行“罰款”。

91. 然而，在這個階段，議會波拿巴主義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的形式。然而，一旦狀況發生變化，它隨時發生強烈影響，尤其是當階級鬥爭局勢在一些國家加劇的時候。此外，在希臘，如果苦澀的局勢進一步發展的話，一旦自上而下的緊縮政策帶來的全面打擊而使希臘人民感受到過去一段時間遭受的痛苦，那麽工人階級會重新開始反抗。

極右翼

92. 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和組織繼續占據了政治真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政治真空已經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事實上，在一些國家，他們特別是在選舉領域得到進一步加強。法國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極右翼國民陣線可能會對明年的總統選舉產生重大沖擊，甚至不能排除她可能在第一輪初選中擊敗薩科齊在。在荷蘭，維得爾（Geert Wilders）的自由黨（PVV）正支撐著現政府。維得爾在民意調查中是該國第二受歡迎的政客。在奧地利，極右翼的自由黨在民意測驗中僅次於或與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持平，而未來聯盟（BZO）也獲得了5%的支持率。在俄羅斯的議會選舉中，日裏諾夫斯基率領的右翼民族主義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獲得11.4%的選票。糟糕的是，在民意調查中希臘的民族主義右翼政黨人民正統黨（LAOS）目前得到8%的支持率，而在匈牙利的惡毒的反猶太主義的更好匈牙利（Jobbik）在2010年的選舉中贏得接近17%的選票，和47個議會席位。其選票數量比2006年的上次選舉超過7倍。此外，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德國、意大利、英國和其他地方存在一些具有有準軍事組織的惡性極右翼組織，雖然其成員數量仍然很少。在夏季挪威由種族主義的右翼狂人安德斯-布列維克（Anders Breivik）針對無辜者發動的屠殺揭露了他們可能制造的破壞和混亂。其次是，一個德國新納粹分子的小集團在過去7年進行一系列謀殺活動，但從來沒有被警方發現。

93. 當這些政黨和組織擡頭時，必須對此認真應對，但他們仍然不能代表右翼反應的一個堅實基礎。為確保選舉中的支持度和認受性，其中多數政黨試圖淡化其公開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伊斯蘭主義等。但是，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提出一個明確的替代方案，組建一個新的政黨為他們進行抗爭，那麽這些右翼政黨就會有所發展。隨著危機的加深和隨之而來的無助和絕望的增長，它們可能得到進一步成長。所以，對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各國支部而言，當前，我們迫切需要特別繼續註意反對工人運動的極右翼，並用有效措施對打擊和削弱他們的影響。

俄羅斯和東歐遭受嚴重影響

94. 東歐和俄羅斯也嚴重受到歐元區危機的影響。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的本國貨幣價值一落千丈。最近還被視為本地區的“避風港”的捷克克朗兌歐元匯率也明顯下跌。此外，捷克共和國可能會是遭受打擊最明顯的國家，因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9%是出口到歐元區，而匈牙利出口歐元區是44%，保加利亞和波蘭是20%！另一方面，俄羅斯出口歐元區的貨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不到10%，而土耳其僅略高於5%。這些國家通過回歸資本主義和加入歐洲而實現通向永恒的財富和繁榮的階梯的金光閃閃的承諾與前景已經被嚴重破壞。盡管歐盟充滿混亂，但是像波蘭這樣的國家中的統治階級或上層仍然對加入歐盟滿懷期待和敲門不止。然而，當塵埃落定，如果發生了一切註定的，那麽在今天歐洲爆炸性局面終結之時，那麽對這些國家而言，它們可能會發現根本已經無門可入！歐盟的權柄對其影響越深的國家諸如波蘭可能會發現結果是它們自己重新陷入一種經濟災難之中，正如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國在過去一段時間說面對的經濟災難。

95. 與此同時，普京政權依賴石油收入所獲得的光輝也逐漸黯淡。因為世界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可能進一步下滑而影響到了這種商品的價格。與此同時，民眾中有越來越多的不滿，部分反映在對人為操縱的議會選舉的結果不滿。普京的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已經失去了其三分之二的多數，從64%的支持率下降至只獲得半數選票。共產黨的得票率從11%提高到近20%，它似乎從部分青年處贏得相當多的選票。由於針對反對派的取締和恐嚇，普京政權尤其擅長這種藝術，所以真正的群眾不滿只能是間接的方式表達。然而，引人註目的是普京出席一次武術比賽時，根據他自己承認的他可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竟然遭遇群眾的噓聲。這明顯震驚了普京。然後，他的辯護士狡辯說他們並不是反對普京，而是只是想去廁所！因此推測，他們想邀請普京去“一起撒尿”！

96. 在現實中，類似這樣的事件表明了人民中所蘊涵的對於普京的仇恨——以及以他為“沙皇”而形成的周圍與世隔絕的小圈子和他的政權。他們以犧牲人民為代價掠奪俄羅斯的資源，群眾中越來越多的人表示：“普京主義就是他創建的選擇性的專制政府就是一場龐大的廉價出售國家資源的後備箱大甩賣。”（大衛-赫斯特（David Hearst），英國《衛報》，2011年11月30日）。他上台時曾經承諾要消除“寡頭”的權力——他們中的七個控制了俄羅斯一半的財富，——但是，他在實際中創造了一整套新的黑幫寡頭以謀取他們自己的權利，以替代像霍多爾科夫斯基這樣少數幾個被關押的寡頭。最近在倫敦的法庭進行的別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維奇之間的案件則暴露了對俄羅斯經濟進行可恥的掠奪的所有血淋淋的細節，他們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和“野蠻的資本主義”偷竊了俄羅斯人民創造的資源。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犯下的最大規模的搶劫。這兩個寡頭和他們的斑斑劣跡使得卡彭（Al Capone）和巴格西-西格爾（Bugsy Siegel）這些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黑幫看起來就像普通的街頭毛賊一樣。

97. 一個強烈的意識正在人民中，包括青少年中，不斷壯大，雖然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對於俄羅斯和前蘇聯覆辟資本主義曾經有最大的幻想。但是，在經歷了一個腐爛和未老先衰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制度後，他們所經歷的另一個政府卻是一個強盜政權。正如英國《衛報》的文章指出：“俄羅斯人仍在等待他們渴望的正常生活。許多放棄了等待。針對莫斯科國立大學的5000名學生進行的私人民意調查發現，80%打算離開俄國。”估計俄國有30%至40%的人口想移民離開！

98. 赫斯特還表明大量資本正在潮水般地逃離俄羅斯。今年的“財大氣粗”的富豪們通過資本流出增加一倍，即從340億美元增加到700億美元，來證明他們的“愛國”！此外，原油價格達到每桶125美元，但這不意味著將有4倍以上的資金可以用來改善俄羅斯人的生活，因為占GDP一定比重的資本正在逃離，而不是進入。換句話說，無論是人口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年輕人，還是資本家及其國際支持者都對普京和其所依托的政權沒有信心，因此，發生革命的條件，一場社會爆炸，正在醞釀之中。一位莫斯科的分析人士尼古拉-彼得羅夫（Nikolai Petrov）說，“很明顯，當局擔心開羅式的情況會在（莫斯科）發生。”[《金融時報》12月5日。]

99. 正如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階級獨立的力量未能通過強大的獨立工會或建立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表現出來。在這個階段反對普京的主要力量是圍繞著那些“自由派”，他們反對普京的“裙帶資本主義”，而希望建立一個更加“正常”的資本主義，建立在牢固的“[資本主義]法治的基礎上”。

100. 由於俄羅斯工人運動的歷史，一旦付諸行動，他們將重新找回過去豐富的革命傳統。新一代認真審視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的學生以及青年工人將為工人運動在俄羅斯的崛起提供必要的酵母。

結論

101.顯然，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世界歷史上的轉折點。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資本主義的徹底破產已經是明白無疑的了。資產階級——至少他們的代表——已經公開承認他們無力解決人類的問題。所有提供的拼湊補救之法都是遠遠不夠的。在經濟領域與社會領域，勞苦大眾日益增加的貧困和環境問題已經將之徹底暴露。任何虛偽的“綠色議案”的幌子都被拋擲腦後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命脈正面臨著生死存亡而亟需挽救其制度。雖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虛幻的幻想，但是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布即使可能導致有害氣體排放的上升，也要不惜任何代價實現“增長”。同時，在德班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議完全處於混亂狀態中，可能直到會議破裂，都無法達成一個最小共識的協議。這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論點，資本主義無力將世界從災難性的和潛在不可逆轉的冰蓋融解和作為整體的環境問題中挽救出來。

102. 在危機期間，巨大的階級鴻溝正不斷擴大，並註定要進一步擴大。但最大的差距是日益衰敗和瓦解的資本主義的客觀形勢與群眾覺悟之間的差距。這個問題由若幹不同來源所呈現出來，並且（其表現）在不同的大陸之間和一個大陸的不同國家之間有所不同。由於對最近階段的繁榮的記憶，工人階級中的部分階層面對危機的嚴重程度和長期性仍深感震驚。他們將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為尋求出路，正以損害他們及他們家人的權利和條件為基礎。人還抱著一線希望以期待“好時光”將重現。當這無法實現時，其中大多數人將充滿失望。然而，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所有工人階級，或者大部分工人階級，對前景的預計；那麽我們將犯下錯誤。自從2007-08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經給眾多工人階級，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識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然而，正如我們此前反覆多次說明的，這些工人中的大多數人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想要什麽，但尚未明確地認知需要的替代選擇。但是，正在發生的各種事件和大事件將改變這一點，並為進一步的革命或類似革命的爆炸性局面提供基礎，導致勞動人民的覺悟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在這一階段，包括群眾性政黨在內的工人階級的新的政治形態將會出現，並將給我們提供機遇。（工人）覺悟的改變將使我們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贏得最優秀的力量。

世界經濟：充滿危機的一年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警告：「2012年不會像在公園散步那麽輕松」。隨著歐洲經濟衰退，中國、印度和其他準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明顯的緩慢下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正瀕臨新的低迷期。歐債危機還未看到解決之路，且可能隨時會引發新一波的全球銀行及經濟危機。

新一年開始之際，資本主義領袖承諾會有更好的一年。的確，在美國，歐巴馬再次提到「經濟覆蘇的曙光」，指出官方失業率統計數據有小幅的下降。在歐洲，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預測2012年對歐元區而言會比2011更加艱困。法國總統薩克奇(Nicolas Sarkozy)則警告這是「充滿危機的一年」。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警告印度人不應將快速成長當作理所當然，並且這則警告同樣適用於在近年來被視為全球成長火車頭的中國。

所有的領導人都放下了虛偽，不再假裝2007-09的經濟危機和低迷僅僅只是一個周期性危機，所有的一切很快就會回歸「正常」。事實上,，歐洲已經進入衰退期，對資本主義強權國家來說，采取任何行動都太遲了，根本無法避免這個趨勢。唯一的問題就是這是一個淺層的衰退，或是一個長期的經濟低迷期。

危機中的歐元區銀行

隨著嚴重的信貸緊縮（這使歐洲經濟衰退更加惡化），歐元區銀行正面臨新階段的危機。一些銀行已經再次被迫尋求政府財政協助。歐元區銀行需要總共募集1150億歐元的資金來滿足新巴塞爾III協議（Basel III Agreement）對於資本準備金的要求，這大約剝奪了9%的資本積累。這一政策意圖避免不顧後果的借貸，那曾經導致2008/09年銀行業的崩潰。但以現在的情況來說，新的法規正在使情形惡化。新的資本準備金的要求，以及為維持目前業務而進行滾動式歸還債務，意味著歐元區銀行在今年底需要募集到5000億歐元。同時，歐元區的政府也須要募1.6萬億歐元來歸還現有的貸款和資助他們的日常政府支出。這導致了被一位銀行家形容為「死亡循環」的政府和銀行間對資金的爭奪。

同時，銀行之間的信任也在崩潰，銀行們寧願把現金存在歐洲中央銀行(ECB)，即使這只能獲取較低的利息率，而不肯通過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把資金借給其他銀行（日常交易的正常管道）。最近，銀行在歐洲中央銀行的隔夜存款高達4640億歐元，創歷史新紀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出現的停滯，雖然目前還沒嚴重到如同2008年雷曼兄弟崩盤後的局面，但已經是危機重現的一個象征。

銀行給商業的借貸已經急遽減少，這並不只出現在歐元區內，而是國際性的現象。例如，有些亞洲航空公司近來無法貸到款項購買新的飛機。

在平常時刻，銀行業會發行更多的股份來募集新的資本。但在銀行股價格急遽下滑時，這亦變得日益困難，這同時也反應了銀行業危機的成長。與之相反，銀行現在正變賣資產，例如眾多海外子公司（美國銀行通過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以納稅人的錢進行資產重組時低價搶購）。估計歐元區的銀行到明年將會賣掉將近3萬億歐元的資產以籌措足夠的資本。

近來有傳言德國的大銀行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將會被迫回頭尋求第二次紓困(因為2009的紓困政策，目前德國政府已經擁有該銀行25%的股份)。德國商業銀行的問題部分是所持有的希臘政府公債帶來的損失。先前，比利時和法國合資銀行德克夏銀行(Dexia)，被迫在十月時後尋求政府幫助避免崩潰。比利時的一位經濟分析家評論：「銀行業系統極度脆弱。很難說這會不會導致特別的事件，例如崩潰或國有化。但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歐洲中央銀行的角色

歐洲中央銀行的新總裁馬裏奧-達拉吉（Mario Draghi）證明了自己比前任讓-克洛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更具有靈活性。特裏謝幾乎是以宗教神學般的熱情反對歐洲中央銀行扮演歐洲各國的政府「最後貸款人」的角色。這是基於相信通貨膨脹，甚至是惡性通貨膨脹，是一個即將發生的威脅——而並不是低成長或慢性停滯。如同梅克爾，他也相信債務問題應該藉由緊縮開支而非政府緊急財政援助來解決。但是，即使在特裏謝的掌控之下，歐洲中央銀行仍然通過在次級債券市場購買「周邊」國家（希臘、波蘭等）的政府公債來支持他們。他也被迫通過有限地購買意大利和波蘭的公債來避免信貸市場出現主要危機。

達拉吉接手後，歐洲中央銀行購買意大利和波蘭公債的數量明顯增加。但是，達拉吉的主要策略是大量增加給歐洲各國銀行的貸款。這是用以支持債務國政府的秘密手段。用各種各樣的抵押品（包括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政府的公債），銀行可以以1%的利率幾乎無限制地向歐洲中央銀行借貸。

這提供了銀行一個有吸引力的動機去購買政府公債，用它們作為抵押品向歐洲中央銀行貸款。在某些情況下，銀行會用這些便宜的現金去投資更多的政府公債，回報率大約5%~7%。不管是對歐洲中央銀行（已經累積了一些騙人的政府公債）或是對有關的銀行而言，這明顯是一個冒險的政策。數個歐元區政府的拖欠借款就會引發新的銀行業危機，且幾乎確定會比2008/09年的危機來的更嚴重。這就是為何一些銀行和金融機構都追隨更加小心謹慎的政策，例如，購買德國政府公債——即使這些債券首次出現負利率！

另一場峰會

隨著一月三十日另一場高峰會議的接近，梅克爾不斷表示自上一次高峰會已取得「進展」。但局勢遠未明了。一月份的高峰會議旨在使歐盟二十六國簽署的「協議」具體化（卡梅倫代表英國投了反對票），其實條約內容就是一系列大的方向與承諾罷了。然而要歐盟各國擔起一個憲法性的財政平衡義務恐將引起廣泛的反對。另外也很難相信歐盟各國政府可能會同意這些新的條件，尤其是由歐洲法庭執行規定中的作用和關於罰款的問題。薩克奇和梅克爾為此問題已經發生爭論（薩克奇本人傾向於較彈性的方案）。

梅克爾同時要求加速籌集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中的五千億歐元拯救基金。但對於各國該如何分攤份額卻毫無共識。現行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FSF)似乎已經被放棄了。它只有四千五百億的余額，像救助西班牙、意大利這種大型歐元國根本是杯水車薪。但借額外的更多資本來增加其幹預危機的力度似乎也不太可能。

所以，歐盟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協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有2900億美元的額度，提議歐盟國家和非歐洲各國應各加繳兩千億美元。再次，我們無法肯定各國是否會遵照執行。譬如，卡梅倫如提議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繳款額會因為保守黨（托利黨）內反對英國歐化的力量而遭遇許多困難，這恐怕會被視為一種間接幫助歐洲各國的行為。

美國和亞洲各國也不太有意願幫忙。它們可以想見地會質疑為何一些強勁的歐洲經濟體德國或荷蘭不出多點力。德國資本家繼續要求著歐洲更弱的經濟體以減少其赤字，但這些赤字是諸如德國等國貿易順差的產物，假如德國和荷蘭等國不從這些更弱的經濟體吸收更多進口的話，那麽這些赤字就無法消滅。

因此，一月份的歐元區會議恐怕至多只是針對短期問題頭痛醫頭、而無法根本解決潛伏的危機的迷糊仗。

歐債危機隨著經濟成長下滑而更加嚴重。歐元區政府的緊縮政策和歐元這一緊身束縛衣正使情況進一步惡化。最新的數據顯示2011年最後一季度，歐元區經濟重陷衰退之中，而現在已經太晚以至於不可能阻止今年上半年的經濟低迷。唯一的問題是：這將會有多嚴重？

梅克爾和薩克奇兩人都宣稱自己在峰會上提出經濟成長的方案。但在當前完全應金融市場要求的緊縮政策下，他們又怎能刺激成長降低失業率呢？刺激成長要的是大規模的金融刺激方案——對金融資本來說一大詛咒。如一位德意志銀行的分析師指出，「目前的市場已無空間施展凱因斯式財政政策，在進低成長率情況下擴大國家經濟需求。市場根本不接受這種政策。」（2012年1月10日，《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Crunch Time for Euro Is Not Far Off – 歐元破碎的日子已經為其不遠）

希臘的定時炸彈

歐洲的領導人絕對還沒有解決希臘的金融危機，而它很可能在下一個階段爆發。殘暴的緊縮政策除了施加給工人階級和部分中產階級極為惡劣的生活條件，還造成了連四年的經濟暴跌，在2011年就經濟下滑了百分之五。由於帕帕季莫斯的過渡政府為2012年通過了更進一步的緊縮方案，譬如調漲電費等，臨時政府從紓困方案中獲得了另一筆八十億歐元的資金。

然而，目前希臘政府急需第二筆一千三百億歐元的資金以資助擬議中與私人債券持有者進行的債務交換。這數字根據希臘債券持有者債券額刪減百分之五十之後(總額約兩千億歐元)所得，並預估先行支付三百億給這些人。但協議並未達成，有報告指出政府需要更大比例的刪減，而即使是百分之五十也有許多持有者拒絕接受這樣的替換。

這對於一月三十日的歐盟高峰會將是重要的問題。若希臘債券替換問題無法達成協議，即將面臨的前景就是大規模拖欠債務，希臘被迫退出歐元區。但即使達成協議，也不代表希臘解決其債務問題。那將只是一次短暫的修覆，而在短期內引發更進一步的危機。持續成長的債務包袱在經濟上已經無法持續，也不能再被工人和中產階級所忍受。

希臘的經濟衰退，並減少其自歐盟經濟體的進口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然而歐元區的債務問題是一顆定時炸彈；若引爆將引發另一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說不定比08到09年那場危機還嚴重。

前景黯淡

由於挽救銀行和其他金融財政機構（產生的支出）和因經濟成長減緩和稅收下滑導致積累的財政赤字， 主要經濟體正被巨大的債務包袱所拖累。經合組織（OECD）最近預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今年將為新貸款舉債十點五萬億美元，這幾乎是零五年的兩倍。政府主權債務的無力償還，亦或大型銀行的崩盤將無可避免地引發新一波銀行危機，並促使大規模經濟低迷。

許多評論員期望美國的覆蘇將能協助其他國家從經濟衰退中走出。，美國失業率極其微小的下滑（十二月時從8.7%降到8.5%）使人燃起覆蘇的希望。但這種「進步」實際上是肇因於工人從勞動力人口中被剔除。二零一一年美國增加了一百六十四萬工作機會，自零六年以來最好的記錄，然而在衰退期仍然還是缺少九百萬個工作機會。

同一時間，美國出口正因為歐洲持續發展的危機而遭受打擊。標準普爾指數（S&P）的前五百家大企業有14%的產品銷往歐洲。出口也因為美元貨幣升值而蒙受損失，資本大量流入美國以尋求「安全天堂」。這些趨勢打擊了大企業的利潤（第四季中標準普爾前五百家大企業的利潤從17.5%降至7.9%）。這極有可能造成投資減少，對經濟產生沖擊效應。

嚴肅的評論員已經指出美國經濟目前出現「日本化」的趨勢，並預言美國在一漫長階段將面臨緩慢成長而脆弱的商業周期。今年對美國2%的經濟成長率的預測還是太樂觀了。

同時，中國經濟成長明顯逐步變緩，成長率也許會降至8%甚至7%。無庸置疑，中國政權必定會出面幹涉以避免過陡的經濟下滑。但它是否能像上次危機一樣，將成長率保持在9%到10%之間，還值得懷疑。另外，中國工業用料、能源和食物需求的減少將對巴西、澳大利亞等因與中國進行貿易而成長的國家產生沖擊。

另一項因素是石油價格。目前它在一桶一百美元左右徘徊，但只要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或者發生嚴重的美伊沖突，可能會導致石油價格約五十美元的暴漲。這也會對全球經濟成長有所影響。

一份由摩根斯坦利投行發布的最新「2012展望」(Global Economic Outlook, 15 December)給出了陰森的訊息。2012世界經濟成長底線為3.5%（零七年年底成長率平均為5%)。這是假設歐洲只有很輕微的衰退、美國保持微弱但積極的成長，而「新興市場」如巴西、中國、印度等則有較緩慢的成長。它略帶疑慮地提出一個「合乎情理的」牛市的情況，使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達到4.2%。

而最糟的「熊市」則是全球性蕭條，美國經濟減緩，而歐洲也處於蕭條中。這將使2012年全球成長率降至1.9%。然而，摩根斯坦利還進一步提出一種「超慘熊市」的狀況：「你真的不會想知道。」

「我們假想的熊市狀況也許還太過樂觀，」報告警告說。若歐元使用國無法成功同意對歐元危機提出有效方針，若歐洲央行拒絕增加它對掙紮中的(歐元區)政府的援助，「最慘的情況是一系列公私部門無法償付債務，而歐盟解體。」摩根斯坦利說這種狀況最不可能發生，但最近其發生的可能性變大了。「考慮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數字還有其他經濟指標，這種情節不太容易發生。但若歐盟真的解體、並出現銀行和政府廣泛失靈，則雷曼垮台引發的大蕭條與之相比恐怕仍將是相形失色。」

無需否認的事：2012年將是充滿著重大事件的一年，也將充滿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鬥爭。

台灣經濟之前世今生：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台灣總統選戰期間，國民兩黨花樣百出，空口許諾與相互攻訐漫天紛飛。為選舉勝利，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民國九十九（2010）年拋出“黃金十年”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祭出《十年政綱》的訴求，雙方爭相向2300萬民眾許下“甜蜜的謊言”。

但是，環顧天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日本蕭條覆蘇無力、甚至連中國大陸經濟也開始趨冷。身處全球性危機中的台灣，則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前途未卜，未來十年何去何從？民主均富的榜樣Vs貧富懸殊的典型？

台灣經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模範，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津津樂道的所謂“民主均富”的榜樣。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灣經濟（除若幹年）在40多年間一直維持著8%以上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些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20%、30%（按台幣計算），人均GDP從1952年197美元增長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長超過67倍。與此同時，台灣貧富差距倍數也從1951年的20.47倍縮減到1981年的4.21倍（當年台灣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後台灣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紀擴展到6倍以上，經濟發展也日趨困難。

台灣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貧富差距倍數：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紀初，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處繁盛高漲期，台灣的資本家們更是“西進南下“雄心萬丈。2002年1月1日，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台灣經濟也在2001年出現自1947年以來首次負增長-1.69%，當年人均GDP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機打擊再次出現-2.14%的增長。2010年台灣人均GDP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長39%，年均不足4%。而且，不僅是社會整體收入增長緩慢，更嚴重的是社會財富分配呈M型發展，也就是居於收入兩端的富有者和貧困者不斷增加，而位居中間的中產階級數量則不斷減少，社會階層撕裂明顯，階級矛盾加劇，青年一代反資本主義情緒日盛。

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台灣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戶為13.3萬戶；中低收入戶為18.3萬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為台灣總人口的3.7%。

2010年台灣每月平均實質薪資為4.3萬元台幣，甚至低於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當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3萬元台幣左右，而如今多數大學生的起薪收入受制於“當局恩賜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強維持個人生活。在薪資降低的同時，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維持在12%左右。即使獲得工作的，也是合約條件極差而工時極長的臨時性工作為多。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出具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人均一年工作時數為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過日本與韓國等以長時工作著稱的近鄰。

廣大基層民眾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業保障，缺乏法律保護，尤其是眾多青年（無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無希望改變生活。根據《天下》雜志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民眾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嚴重的比例從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僅僅十多年前還號稱“台灣錢淹沒腳”的“均富”典型如何變成了今天青年無望與民怨沸騰的“被撕裂之島”呢？

國家資本主義與台灣模式

台灣經濟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台灣也被稱為“黨國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廣泛存在於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由專制（準專制）政府積極壓制底層民眾反抗和壓低勞動力成本，主導投資和產業方向，通過出口導向帶動生產和產業升級，從而維持長期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和市場養成並非是所謂利伯維爾場“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專制政府這個“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戰前，日本殖民資本全面控制台灣經濟，當時台灣地區規模資本2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53萬家，台籍企業家數量僅為總數的8.3%，占總股本的9%而已。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全面接收日資企業，除1950年代為籌措資金，釋放少數公營企業股份允許民間收購外，長期控制台灣90%以上的工業企業。如以國有資本占工業經濟比重比較而言，1950年代中期台灣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於當時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

1950年代，一方面，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資本需要尋求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邊緣資本主義經濟體體替代國內實體工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亞洲周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聯盟和經濟發展，圍堵處於在亞洲擴張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與蘇聯”，加之此後在東亞地區來連續發生的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帶來的軍事需求，所以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支持台灣、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等資產階級政府的專制統治與經濟發展。僅從1950年到1965年，台灣直接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14.8億美元。所以，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台灣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於冷戰和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發展。

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主要因素包括廉價而缺乏組織與保護的勞動力（工人無罷工權、官方工會由一黨控制）、人為控制和調節的低匯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儲備、外幣管制，人為壓低台幣匯率）、政府主導產業發展和特殊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減免租稅、設立產業區，發展“十大建設”）及專制統治下強行降低的交易成本（無新聞自由、無結社權、無反對黨、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規模鎮壓政治異議人士）。換而言之，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專制機器壓榨台灣工農血汗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賴於黨國一體的專制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並非是所謂自由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當時台灣的“均富”也並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權下“資本主義發展”。

進入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漸成熟，舊的官僚主導的產業模式與日益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發展需求不相適應，黨國資本主義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結、貪汙腐敗和世襲壟斷等弊病導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和貿易障礙，這已嚴重阻礙資產階級建立利伯維爾場和資本自由流動。

與此同時，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範圍內出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全面擴張，於是台灣的政府和公營資本逐漸退到後台，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謂“民營化（私營化）的歷史背景。從民國78年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99年底，台灣大部公營事業已經轉換為完全私人資本或者含有私人資本的產業。迄今計完成38家事業民營化，結束營業17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5家(台電、中油、漢翔、台糖及台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台灣煙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2家（台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8家列於推動名單。

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的管制，但其實不過是當初與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的那些資本家將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義上的公產“名正言順地”鯨吞蠶食，合法轉化成他們的私產。而且，也正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黑金政治與官商勾結瓜分公產的消息不絕於耳，為了填補所謂秩序維護者的角色，黑社會開始大行其道。

也是從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進黨雖然通過“民營化”和“追繳黨產”打擊了一黨專制的國民黨，但同時其自身也日益從街頭運動的半群眾性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黨日益變成體制內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精英政黨，與眾多資本家和財團關系緊密，從私營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紀初，在民進黨八年任期內，台灣的貧富差距也是有增無減，所謂建立福利社會的承諾，被一句“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而拋擲腦後。仿照美國兩黨制的台灣特色的資產階級兩黨制逐步建立。

尤為值得關註的是，雖然名為“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廣大的底層民眾並沒有得以在這場官商自肥的遊戲中真正參與公有財富的分配。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展，台灣基層民的處境反而愈加艱難，大量產業出走，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台灣（高收入20%與低收入20%之間的比例）貧富差距從4倍多重新擴大到6倍。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已充分表現出，無論誰上台，都是采用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資本家大佬服務。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還是“十年政綱”，除了一些空口許諾“社會公平”和“促進就業”外，仍然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和推動融入全球化貿易。差別無非是側重點依靠對象和手法不同。國民黨強調要更為專註通過ECFA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而民進黨則強調要多元化的國際貿易，雖然也時常唱唱“在地經濟”的高調。其實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體系下，這些政策既無助於解決台灣基層民眾的民生痛苦也並不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所謂自強與獨立。

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義上是使各國有效利用自身資源，但實質是資本將由政治與民族邊界劃分的相互區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整合成同一大市場，以尋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潤。由於資本主義建立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這種分工和對於市場競整合，一方面使各國經濟依賴緊密相連，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間為利潤和市場份額展開激烈爭奪，弱肉強食，叢林規則。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所進行分工，往往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為代價，尤其是那些弱小經濟體的最底層工農群眾。

台灣的經濟體系自清末以來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貿易。今天，台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總和約是GDP的140%，進出口分別相當於GDP的70%左右。在日占時期，台灣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農業經濟。即使在二戰後，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居其次。這是因為台灣的工業和技術發展一直嚴重依賴於相對更為發達的日本。從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這一格局持續了近40年。

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覆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迅速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和日本退居成為台灣的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假如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出口份額相加，占台灣的出口貿易額達41%以上。而且，同時中國大陸也是台灣資本家的最主要投資目的地，目前台資在大陸約有10萬家企業，台灣常住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50萬以上，多數為在當地投資的中小資本家和中層技術與管理人員及其家屬。

於是，島內有人擔心，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國對台灣的出口依存度卻逐年下降，兩岸貿易呈現不對稱關系。中國不斷覆制台灣經驗，挾其低廉制造成本，可能跨越台灣，讓台灣日益邊緣化。因此提出要限制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和對其投資，改變“西進政策”，或是“南下”投資東南亞或是強調“在地經濟”促進島內生產與消費。

民進黨政府任內也提出過“戒急用忍”政策，對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和巨額投資進行限制和審查，但這並沒有改變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緊密的貿易關系。事實上在民進黨任內（2000-2008）台灣對大陸貿易增加了2.8倍，投資增加了3.8倍，2006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達50%以上為歷史最高。

雖然這一發展與民進黨的政綱和島內傾向獨立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產業西移不過是全球生產分工下資本逐利的必然現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進黨和本土意識的眾多台灣資本大亨，諸如奇美集團和長榮集團等，為登陸中國大陸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換門庭與中共當局眉來眼去。台灣資本家這種朝秦暮楚的逐利行為毫不奇怪。正如列寧指出，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從來無祖國”，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潤。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格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趨勢就很難根本改變。

2010年台灣對外貿易格局

主要出口夥伴：                  主要進口夥伴：

中國大陸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區        14.4%        中國大陸          14%
美國        11.6%        美國        10.4%
日本        7.1%        韓國        6%
新加坡        4.2%        沙特阿拉伯        5%
同時，假如從全球化貿易的大視野中進行分析，目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經濟關系很難簡單地描述為台灣單方面依附中國大陸經濟，更確切的說法仍然是全球生產鏈中中下遊間的關系。首先，中國大陸和香港尚不是台灣出口的主要終端消費市場，消費市場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主體格局沒有改變。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台灣產品數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為自由貿易的中轉港存在，多數輸往香港地區的制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歐美。而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中約75%是中間材，也就是用於在中國大陸進行再加工，然後才能銷往終端市場，其中大部分也不會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而且這些中間材往往是相對先進技術的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生產各類ＩＴ設備和電器的電子部品。

如以鴻海為蘋果代工的IPHONE為例，，2010年蘋果每賣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潤的58.5%，原材料供貨商能拿到21.9%，勞動力成本在蘋果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比例還不到6%，中國以外的勞動力能拿到iPhone利潤的3.5%，中國的勞動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價數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計支付給中國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台灣直接對美出口約為總出口額的11.6%，但如果考慮加上經過中國大陸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後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則要占到台灣出口額的20%左右，由此可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材，其最終消費市場並非是中國大陸本身。

其次，中國雖然具有全球範圍內第二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現行的血汗工廠模式對工人壓榨非常殘酷，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台灣（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內部消費占GDP的比例也不過35%左右。而貧富差距和少數資本家壟斷財富的部分更是遠勝於台灣，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在短期內根本沒有能力消費更為昂貴的工業品，也根本無法提供一個足以大規模消化台灣產品的消費市場。譬如為鴻海集團生產蘋果IPAD和IPHONE的中國大陸工人，往往需要2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才能買1台IPHONE手機。所以，對這些工人而言，是依賴於台灣資本在大陸的投資就業維生。

再次，中國大陸大量從台灣進口中間材和生產設備的企業往往是台資企業，並非中國大陸本地企業。這些台灣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西進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大陸，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只不過因為大陸同文同種，加之有一黨專制的中共政府執行和當年國民黨類似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壓制工人自我組織和抗爭，極端親資方和提供各種優惠體檢，所以台灣資本家更樂意前往當地投資。

即使台灣政府能出台相關政策或者成功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並不能使這基礎加工業回到台灣，而是很可能會轉向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其他東南亞的低成本國家。所以，台灣的輸出資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實質是對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模式的依賴，而並非是台灣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生產鏈根據技術水準和資本而實現的上下遊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兩國仍然是台灣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依賴的主要對象。日本仍是台灣的第一進口來源國，占進口比例的20.8%，從美國進口也占總額的10.4%，兩者合計也達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台灣從日美進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術設備和高技術產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進口 ，且日美兩國對台投資總和達到台灣吸收的外國投資的40%以上。此種投資和進口格局恰恰與台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中國大陸從台灣進口中間材的格局相類似。

如從具體產品的生產鏈分析也是如此，如計算機生產，位於上遊的是，日美等國生產核心部件（計算機芯片），台韓等經濟體生產周邊部件（硬盤和內存條等），並將之與核心部件整合，然後發往中國大陸等低技術低勞動成本地區進行最後裝配。最終，生產的制成品則還是主要銷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

所以，從島內經濟構成而言，台灣在資本、技術和裝備上仍然受限於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台灣所謂實現獨立的“在地經濟”的不切實際。只要無法實現真正的“在地經濟”，即使削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無法根本改變台灣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局面。

目前台灣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猶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向下它依賴剝削其他欠發達經濟體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向上必須要仰賴於技術更為先進和資本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由於其經濟地位處於上下隨時變動中，也使台灣經濟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而且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因為處於頂端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向下轉嫁危機，而處於最底層的經濟體因為本身經濟權重而影響有限，中間地位的國家必然會是受沖擊最為明顯的，而且這種沖擊往往是其單純依靠自身政策很難得以擺脫和抵禦的。

台灣民眾出路何在?

民進黨宣傳台灣發展真正的“在地經濟”，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缺乏資源與核心技術，而內需市場有限的台灣很難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若通過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而繼續依靠國際貿易的發展，在今天同樣難度巨大。

中國大陸作為新的世界工廠，整體經濟處世界第二位，且與日美等國有著極為密切經濟聯系，而台灣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的情況下。而且，由於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即使尋找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剝削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完全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也變得愈加困難。並且這種轉移，會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形成對抗局面，在現實中加劇兩岸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帶來更為嚴重的沖突局面。

在當前條件下，資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資本自由流動，就意味著至少要限制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利，也即“侵犯私有產權”；要維護島內社會福利，至少要通過增加稅收調整島內的收入差距；要確保就業和民眾生活條件，需要國有化關鍵產業以確保就業，加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運作以抗衡資本。這些措施都意味著嚴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並會招致資本家的嚴重抵制。

在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覆政府強制管制資本，並且與日美經濟進行割裂，推行政府獨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這對於與資本家關系密切而且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進黨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至於國民黨提出降低稅賦、促進對外貿易和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實現市場共享的方式也許會成為極少數資本家的福音，但也絕不是台灣普通民眾的出路。在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當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開始下降後，主要仰賴大量國際貿易的台灣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而以現行模式繼續與中國發展經濟融合，其結果只是有益於海峽兩岸的資本家與官僚。

台灣資產階級通過對中國大陸和其他周邊欠發達經濟體的數億勞工進行剝削而大發橫財，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底層民眾對於台灣人民的敵視情緒，因為他們會將殘酷剝削的台灣資本家視為台灣的代表，助紂為虐，並可能最終貽害台灣民眾自身。

而在島內，由於台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制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 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挾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提出的兩種貌似相互對立的經濟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台灣青年和民眾的狀況。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中共當局的專制統治。從而在海峽兩岸都建立起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進行內外剝削和壓榨，實現完全民主與自決，滿足社會絕大數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到那時，海峽兩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敵視，並真正實現海峽的永久和平。

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歐洲：拒絕債務！拒絕緊縮！拒絕恐嚇！

2012年，所謂的「市場」與為其服務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悲劇接踵而至。這同時也意味著，經濟危機的深化，以及向勞動人民的生活與前途宣戰。除此之外，還有最近已由歐盟領袖簽署，實際上就是緊縮政策的所謂「簡潔財務」（Fiscal Compact）條約。而希臘新一次的四十八小時總罷工將在二月十號與十一號舉行，這也指向了大規模的階級沖突以及這場戰爭中所要面對的戰鬥。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與西班牙五國的支部，在歐洲其他支部(包括德國和法國支部)的支持下，我們提出以下宣言來響應各國內即將發動的針對勞動人民與青年戰爭，，響應歐盟以及市場提出的恐嚇，以及響應所謂「除了向市場與債券持有者投降以外，我們別無選擇」的這類教條。

位於目前經濟危機的震央，歐洲的工人和青年們被一波又一波的危機摧毀了現在與未來。尤其是在歐洲的「邊緣國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愛爾蘭－放眼皆是失業，尤其是青年之中，長期的蕭條和越來越嚴重的貧窮化成了最嚴重的問題。

而決定讓工人來替危機買單的緊縮政策，反而更加惡化了經濟。

新的「對市場友善」的政府，譬如西班牙的人民黨和意大利與希臘由投機客所扶持的所謂「技術官僚」政府，也正如預期的對這些趨勢無能為力。

隨著意大利和西班牙（信用等級降低）而將被債市所排除，我們可以預見危機的擴散。而這將伴隨著債信危機的進一步擴大，甚至於吞沒那些「核心」國家，自身利益和處於經濟危機中的東歐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利益相關的法國和奧地利也失去了它們的「AAA」信用等級。這些都指出了，最終將成為一個金融風暴，歐元將無法以其現有的形式存活下去。

逐出歐元區？

我們正面對著來自歐洲強國的帝國主義勢力，特別是德國資本主義，這是毫不遮掩的殖民主義式政策的回歸，迄今弱國統治階級卑躬屈膝馴服合作。德國政府蠻橫地提出直接取消希臘的預算制度，派遣歐盟專員前往監督希臘預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目前危機的階段擁有的另一個特色，是這些「領主」們繞過所謂的民主「規範」，而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直接欽點銀行和財團進行獨裁專政。試圖保衛這套腐敗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政客和政府們，將自己的角色限縮為市場和三頭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獨裁政權手中操控的魁儡。最近在歐盟高峰會上通過的跨政府條約，用法律條款的形式銘記了緊縮政策的統治，也更強調了這點。

資產階級領導人(尤其是愛爾蘭)孤註一擲地想避免將這些議題付諸公投，更加顯示了他們的反民主，這是國際資本主義意志的強行灌輸。然而，在其他的例子中，譬如今秋帕帕季莫斯統治下的希臘，我們也看到資產階級政府能夠利用公投的方式，宣傳、恐嚇人民，如果向緊縮政策說「不」，將會帶來悲劇性的經濟崩潰。

歸根結底，只有以取代「資本主義悲劇計劃」的替代方案，動員工人和青年的力量，才是可信賴的。然而，我們支持人民有權力透過完全民主組織的公投來反對債務的支付、社會支出削減等等。我們會加入數百萬要求公投的工人、青年之中，而且我們會清楚地、毫無猶疑地選擇向緊縮政策說「不！」

對抗恐慌蔓延和恐嚇

2011年我們在許多歐洲國家看到勞動人民積極參與鬥爭的場景。希臘2010年發生七次總罷工，2011年發生七次總罷工(其中兩次長達48小時)。然而當希臘政府正在討論新的殘酷緊縮方案之時，2012年的二月稍早另一波全國罷工風潮已經掀起。這顯現出，面對令人沮喪的局勢，希臘工人們積蓄已久的憤怒和決心對抗的堅定意志。葡萄牙在11月發生一場總罷工，意大利的罷工和示威風潮則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憤怒」運動的爆炸性發展，明確地表達了對銀行家的獨裁作風的憤怒。在這禮拜，群眾湧上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以及其他城市的街頭，導致羅馬尼亞政府下台。

伴隨著隨之增加的殘酷的國家壓迫，政府的反應已經成為一場制造恐懼和恐嚇的競賽，脫離歐洲與歐盟的期待變成是一座懸在工人們之上的斷頭台，給工人們帶來正當的恐懼。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局限之內剩余的基礎上來說，許多國家脫離歐盟的結果的確會激化整個歐洲地區進入更深層的經濟危機時期，包括影響數百萬工人的失業增加、貧困及悲慘化等現象，而這首先在外圍的國家發生─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因此，在存在群眾性左翼政黨的地區，在這些政黨的支持下，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運動有任務發展一個綱領以克服這超越歐洲地區和現今市場體系的框架與邏輯的挑戰性危機。

這一切必須以明確拒絕向市場上如禿鷹般貪婪成性的資本家（Vulture）、其他債權國家及歐洲央行(ECB)等的歐洲機構支付國家債務作為開始。這些巨額債務來自於歷屆新自由主義政府推動的資本家投機、有罪的管理失當以及任人唯親等——其中包括那些在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其他地方的早已名不符實的「社會主義」政黨所執政的國家。這不是我們的責任去挽救遭到公眾強烈反對的銀行制造的龐大債務。

然而像是退休基金等的工人們的真正投資一定要加以捍衛，吸取社會資源以支付這有罪的債務包袱則是一定要堅決地反對。如不遵循操控著三頭馬車施令的統治菁英的發瘋邏輯，這些資源能通過投入龐大的公共投資計劃創造數百萬工作機會、在工人們的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國有化銀行和金融部門以及資源和主要部門的基礎上，發展緊急方案以投資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和恢覆生活水平。到那時，我們將會看到一個能夠開始解決施加在工人們和失業者身上的基本問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

我們被告知，如此手段可能會導致國家被逐出歐盟。無論如何，在現在的緊縮攻勢和當權者正要讓愈加衰弱的經濟陷入死胡同的狀況來看，如此的結果(違約和被逐出歐盟)幾乎肯定會出現！事實上，基於資本主義的延續性和待在歐元區外，在希臘資本主義的攻擊下，貨幣貶值也會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並貶損了儲蓄，勞動人民的惡夢會持續或是變得更糟，盡管他們是所謂”獨立”在歐盟之外的。但是對於勞動人民而言，避免經濟災難的方法不是接受對我們權利和條件更進一步的攻擊，這些攻擊只不過使我們被踢出歐元區稍稍推遲而已！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我們所面對的替代方案似乎只有：a)保持在歐元區內，接受福利國家完全破敗的局面b) 或著離開歐元區和面對經濟孤立，面臨嚴重的衰退和史無前例的貧窮。

歐洲的勞動人民其實有第三個選擇：開始組織並保衛自己的生活條件和權利，和資本主義制度決裂。這需要擴展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特別是那些受這次危機影響甚深的國家。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工人階級為要顛覆低劣的「緊急財政援助」的交易和緊縮的團結鬥爭，是建立這種選擇權關鍵且必要的一步。

我們當然不會與那些提出離開歐元區為解決方法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共享觀點。民族間緊張情勢在危機的過程中逐漸升高，特別可以看到德國、法國、奧地利和其他國家資本主義鼓吹的反希臘宣傳，這會引起分裂和民族敵對情緒的危險。由於工人階級左翼政治代表的真空，這些情緒會對陰險的極右派勢力和民粹力量起作用，如同在匈牙利、奧地利和其他地方所見，這可能會導致危險的結果。

當然，我們也絕不期待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府會同意，或不介意執行我們提出的這個政策。如此的方案只有基於國際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抗爭和展望的基礎上，並建立一個代表和為工人階級利益服務的政府才有可能達到。

首先面對被逐出歐盟的情況，勞動人民的政府應該實施緊急計劃，在選舉出的代表民主控制之下，控制進出口和施行資本控制來阻止渴求利益的地產商和跨國資本肆意進行資本流動， （各國勞動人民的政府）不得不在整個歐洲大陸上為此立場進行奮戰。

在此基礎上，歐洲經濟和社會可向真正的整合跨一大步，因為為老板們服務的政府的政策和資本家的制度本身一直就是（歐洲融合的）障礙。

通過呼籲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希臘和意大利等國工人階級實現團結，以及也呼籲關鍵經濟體德國、法國、英國等工人階級的團結，這場鬥爭可能會迅速贏得整個歐洲的廣大群眾的支持。

被逐出歐盟的國家形成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的聯邦，從國際民主計劃和經濟合作開始，基於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以此作為建立歐洲獨立工人國家組成完全社會主義邦聯奮鬥的一部分。

國際主義者的替代方案終止這場悲慘的危機

在過去一年，各種國際性的行動日合作讓世人看到跨國界的工人與青年團結所帶來的力量。在去年的10月15日，「占領」運動讓全世界數百萬的人民上了街頭。歐洲各國的總工會已經組織了各式各樣的抗議，最近一次計劃在2月29日，這其中具有動員的潛力，但只是象征性的抗議遠遠不夠。我們支持推動更進一步的各種行動，以實現舉行首次泛歐洲的24小時總罷工。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意大利等國家的總罷工應該互相協調以求同時舉行，反對三頭馬車的「援助計劃」以及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這將作為一個顯示團結與力量的強有力開始。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歐洲總工會的領導者們，在他們各自的國家中，他們並沒有意圖要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終結資本主義危機。更可悲的是，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反而還要對抗名不符實的工會領導人，他們系統性地拒絕動員人民力量去抵制市場的猛烈攻擊。

希臘和葡萄牙的勞工與青年已經帶給我們這個訊息：群眾從下而上的壓力和組織將能有效讓那些領導采取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工會的民主轉型而鬥爭，支持建立左翼的反對派。（我們）支持由那些只樂意為群眾進行鬥爭且負全部的責任，並且由工會成員集體控制且只領取和成員一樣平均薪資的工會領導人取代右翼領導層。即將到來的總罷工必須民主控制，且必須透過由下而上，通過工作場所、小區和行動委員會舉行的大量集會來組織，從而確保鬥爭的成果和勝利不會被上層的領導出賣。

我們很有信心，在這種組織與政策的武裝下，一個正面的替代方案會受到歡迎且值得爭取。但是重要的是，在這一個過程中，需要建立群眾性的政治組織，且必須由工人、青年與窮人民主控制，以建立支持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這個新的左翼運動一定可以吸引那些過去厭惡建制政治的人加入我們，從而建立一支與那些曾經背叛過他們的政治力量截然不同的力量。

工人與青年團結起來加入工國委（CWI）為這一前景而進行鬥爭。

我們的要求：
終止1%的獨裁！現在就實現真正的民主！應由勞動人民和失業者來決定，而非市場！
對死路一條的緊縮說不！支持大規模投資就業、房產、教育和社會，而非削減預算！終止青年失業的惡夢！
支持基於國際抗爭的出路！要求同時總罷工！ 為全歐洲24小時總罷工而努力！
支持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由下而上通過集會和行動委員會建立抗爭！建立由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組成的真正的群眾左翼政治力量！
拒絕三頭馬車(troika)和市場的敲詐！只有大眾抗爭可以停止緊縮的束縛！不要反民主的技術專家政府！公投停止歐盟的新緊縮交易！
支持工人的歐洲！反對資本家的歐盟！為建立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組成的替代性社會主義邦聯而鬥爭！

中國：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作為群眾反抗的象征，位於華南廣東省的小漁村烏坎已經贏得了世界性聲譽。與近幾年其他數千村莊的反抗一樣，烏坎村的1萬3千名村民起來反抗腐敗的基層官員。這些官員竊取了他們的土地，並獲得了數百萬元的利潤。但是不一樣的是，烏坎事件顯示了群眾進行組織和動員的新水平，建立了獨立民眾委員會和抗爭架構。由此，烏坎成為了中國未來鬥爭的裏程碑。

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本身，甚傳播到廣東省之外。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制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在本文寫作之時，烏坎正在進行了分三個階段的選舉，以選舉產生新的村委會。不僅境外媒體正關註這個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也正密切關註這一過程。黨國體制中“經濟自由”派的旗手，廣東省委書記雄心勃勃的汪洋，在十二月介入事件促使達成協議，使得村民抗議的領導者們同意中止進一步的行動。這一協議引發了大量關於政治變革和處理群眾不滿情緒的新的“烏坎模式” 的文章和報道。本文將指出，這樣的希望是不現實的。

烏坎事件無疑標志著中國農村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新時期的到來，同時也影響到了占全國人口多數的城市人口（目前占全國人口51%）；特別是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改變社會最重要的力量。對於社會主義者、工國委（CWI）和中國勞工論壇的支持者來說，烏坎的經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訓，值得所有正在與一黨專政、與其官僚腐敗和資本主義政策進行鬥爭的人們去討論、理解和分享。列寧曾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

烏坎和近期其他抗爭，包括一些意義重大的工人罷工，顯示了中國群眾抗議變成更有組織、更大膽，鬥爭的方法和策略更加老道。簡而言之，當一黨專政當局提升其鎮壓手法時，群眾正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學習和對這些運動進行反思。正如在烏坎的活動者，特別是青年在鬥爭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明顯借鑒了國際上“占領”運動並受到激勵。我們也看到在成都罷工的鋼鐵工人和福建與浙江的農村抗議運動的群眾提出了“向烏坎學習”的口號。

大量土地被征用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馬騰（Martin Patience)稱，“烏坎事件突出地顯示了中國的社會緊張狀況，”。他是幾位在抗爭期間深入烏坎的記者之一。難以置信的是，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去年經歷的群體性抗議比整個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還要多。中國行政學院報道，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是2006年的兩倍，達到180,000起。甚至這一驚人的記錄顯然在去年已被刷新。調查數據中包括工人罷工、反汙染抗爭、少數民族的抗議、對抗警察暴行的騷亂和不計其數的農村抗爭。其中農村抗爭中有65%是由於土地征用造成的，正如在烏坎發生的情況，通常腐敗官員借此和房地產開發商勾結。

官方數據稱43%的中國村莊在最近十年存在土地征用的問題。每年400萬農民失去他們的土地。整整一代的基層“共產主義”官員成為了百萬富豪，他們利用技術上仍是“集體所有的”土地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打破公社所有制神話的土地分戶承包曾是刺激中國經濟的關鍵因素。

中國社科院的於建嶸估計自1990年以來，地方政府已經征用了670萬公頃的土地——幾乎和愛爾蘭的面積一樣大——同時克扣了3400億美元（約合21420億元人民幣）的農民補償款。一項人民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地方政府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平均為17，850美元每英畝(約合112355元人民幣)，而官僚賣地的平均價格為740，000美元每英畝（約合4，8100，000元人民幣）。通常這些征用的土地都會賣給商業房地產開發商。這顯示地方當局竟然賺取了41倍的差價。

在烏坎的例子中，統治村子長達41年的中共基層官員薛昌和村主任陳舜意——他們把持烏坎權力的時間甚至“超過穆巴拉克（控制埃及）的時間”一個烏坎活動者說——把660公頃的土地賣給公司修建公路和房地產。從中，他們貪汙了大約7億元 。這一小撮官僚聲稱在最近成功的村級選舉（由中共專制當局把持的）中以多數票再次當選，然而村民說他們從不知道有這一選舉。在9月沖擊了村委會辦公室之後，抗議的村民查閱過去二十年的賬目，希望能揭開騙走他們的基本權利的利益集團和其網絡的黑幕。

腐敗村委會在1990年代初建立了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中共支部書記薛昌為總經理。“村裏大多數土地都通過這家公司變賣，”一個抗爭領袖洪銳潮稱。薛昌的公司和香港私人房地產資本家陳文清關系密切，陳文清的陸豐市豐田畜產公司是烏坎村委會出賣土地的主要買主，為其在烏坎贏得了“地王”的稱號。最近，土地似乎被賣給了楊惠妍在香港上市的碧桂園，楊惠妍擁有約160億美元的財產，曾經是亞洲最富有的女人。

“他們（村委會）賣地時把土地當成他們自家的一樣，”洪銳潮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月4日）。“我們對土地什麽時候賣掉的，土地賣給了誰，得來的錢去哪裏了，錢怎麽花的一無所知。”

去年碧桂園的公告欄上宣布了一項豪華住宅項目，其將建在烏坎僅剩的土地上面。這成了壓垮村民耐心的最後一根稻草。

抗爭過程

向許多中國發生的其他抗爭一樣，烏坎事件孕育了相當長的時間。《南華早報》以“20年憤怒的爆發”作為其頭條。年輕的一代在2009年發出行動的倡議，在互聯網上建立聊天群，開始挖掘土地交易及其他內幕。他們曾訴諸法律法院，從縣中級法院上訴到省高級法院。在走了兩年法律途徑，進行過十一次法庭審理之後，他們發現這條路走到頭了。

這就是2011年9月初第一次群眾抗議的背景，那次抗議被防暴警察攻擊，一些示威者包括兒童被毆打。目擊者形容警察“像瘋狗一樣，見人就打。”警車被點燃，一些警察被報覆性毆打，之後村民沖入派出所和村委辦公樓，把官員趕走了。

隨後村民自我組織了幾個機構：婦女代表聯合會、熱血青年團和由13名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在抗爭過程中權力真空的這段時間裏，這些民主委員會接管了村子的日常管理。12月，在運動的高潮，熱血青年團組織了事實上的民兵在村子周圍巡邏和阻止警察進入。砍倒的大樹和鐵鏈被用來在每個進村的道路上設立路障。藥房、急救中心和一個“對外辦公室“——媒體中心，來自香港和西方的記者在那段時間集中在那裏。這些記者是在村民向導的帶領下通過很少人知道的小路繞過警察的封鎖偷偷進入烏坎村的。

其後，選舉產生的烏坎理事會和陸豐市（縣級市，屬於縣級行政單位）和汕尾市中共政府進行了數輪無果而終的談判。烏坎村是由汕尾市和陸豐市管轄的。當代表理事會認識到談判沒有帶來什麽結果時，他們在11月21日發起了5000人參與的群眾示威，對於這樣一個小村子來說這是個驚人的人數）。當局對此保持克制，整個抗議活動和平地結束了。

胡蘿卜還是大棒？

從12月9日開始，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當地政府領導傾向於嘗試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運動。當談判還在繼續的時候，警察逮捕了13名理事會代表中的5名，包括副理事長薛錦波。警察指控五人涉嫌“毀壞財物罪”和“妨害公務罪”。汕尾政府發表的聲明發出了進一步鎮壓的警告，聲明（典型地）指責“境外勢力煽動別有用心的人“並把村民臨時理事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同時大量的防暴警察被部署到烏坎村周邊進行完全的封鎖。村子之後被封鎖了10天。

如另一名進入烏坎的西方記者來自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摩爾（Malcolm Moore）報道的，

“在1000名武警試圖占領村子失敗後，從星期天（12月11日）起警察就封鎖了烏坎。不允許將食品和水運進村子，也不允許村民外出。”

摩爾補充道，“昨天，幾乎所有的富裕家庭也都撤出了村子，而其他繼續拒絕評論抗爭的人把自己關在高墻鐵門之後。”（《每日電訊》，2011年12月14日）

12月11日傳來薛錦波在看守所“自然原因”死亡的新聞。馬克思曾經說過“革命有時需要反革命的刺激才能向前推進。”而薛錦波的死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在此後的日子，村民舉行了最大規模和最堅定的遊行示威。根據對以前警察慣用手法判斷，薛錦波顯然是受到了旨在摧垮他的精神讓其“坦白”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屍體的狀況顯示出有可能遭到酷刑的跡象：手腕腫大，拇指被折斷，額頭和下顎出血，鼻孔有血，整個頸部黑色，其前胸後背有淤青。

盡管中共省委的代表在12月達成協議時承諾歸還屍體，但之後兩個月警察一直拒絕將薛錦波的屍體交給他的家人。因為後者不願簽署一份接受警方所說的薛錦波死於“突發心臟病“的聲明。2月16日，警方雖然最終交出遺體用於葬禮，但卻規定了苛刻的要求。參與葬禮的人數被限制（以防止其變成新的反政府示威），家人和其他參加葬禮的人不允許拍照（以阻止被折磨的死者遺體的畫面被傳播到網上）。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在她的微博上詳細描述了她父親的遺體被當局扣留，以便向他的家人施壓令其放棄抗議。“我不確信屍檢是陷阱還是真相。”上個月她在微博上寫道。在2月10日烏坎第二輪選舉中，薛健婉以最高票當選為一名村代表。

一位參加被推遲了很久的薛錦波葬禮的朋友描述警察是如何對這個家庭進行恐嚇的：“他像冰塊一樣被凍了兩個月。即使經過化妝後，他的面部仍然發黑。每個人看到這種情況都很悲痛，特別是他的女兒和妻子……她們哭到嘔吐，吃不下飯，甚至無法站立。（《南華早報》，2012年2月17日）

混淆的意識、幻想

在烏坎鬥爭的高峰期，當地人顯示了他們比被趕走的領高工資的中共代理人能更夠有效地管理社區。“我們發現我們更擅長管理，”薛健堤（薛健婉的19歲的弟弟）說，“前政府官員被發現沒有在他們的辦公室留下任何賬目，所以他們一定是騙了我們。現在我們晚上有巡邏確保村子的安全。我們都緊密地站在一起。”（《每日電訊》，2012年12月13日）

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群眾進行民主化地自我組織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不需要寄生性的官僚，但基於選舉產生的可以隨時召回和沒有經濟特權的代表。

然而。盡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烏坎運動在政治模糊不清。由於運動是以農民為基礎，農民既包括受超額剝削的階層，也包括那些剝削者，所以他們有提出許多不同和自相矛盾的主張。盡管指責中共的基層代表，但仍然存在相當對中共省級政府和中央的的幻想。因為一些要的抗爭領導者同樣是共產黨員，所以認為中央和省級領導人值得信賴的觀點被進一步加強。這些幻想會被很快擊碎。正如薛健婉在一月時，在她的微薄上寫道：“我有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官員都是腐敗的呢？那我們該怎麽做？”

混亂的意識解釋了看似矛盾的現象——橫幅上面寫著“反對獨裁”，但同時高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運動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運動中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進。一個重要的抗爭領導者，林祖鑾，自從12月談判結束後，被推上烏坎黨支部書記的位置（曾擔任中共東海鎮支部書記）。他和其他中共黨員成為烏坎村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他們也強調要采用更為小心和溫和的方法和限制更為激進的階層。這同時是人們熟悉的中共手法：在反抗運動中物色一個階層，用來控制這個運動。很明顯這一過程已經在烏坎發生並威脅將摧毀他們的抗爭，除非有群眾組織和新的抗議來克服它。

在運動的高峰期，境外記者報道在臨時的媒體中心有一個英文公告呼籲他們不要把這次事件描述為一場起義：“我們不是在進行反叛。我們支持共產黨。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這種尖銳的矛盾顯示了在中國存在著使人回避“政治”和政府政策方面的要求的巨大壓力，以避免或者減緩鎮壓。類似的現象也可以在許多工人罷工中發現。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一些階層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是更好的，更清廉而且大量忽視了地方官員的腐敗。其他人私下反對一黨專政但又不敢公開說。我們可以確信在烏坎，這些原因都在發揮作用。而且如果把這看作是烏坎事件“和平解決”的關鍵因素是巨大的錯誤。

與之相類似，群眾抗爭中組織的模式反映了矛盾的傾向。選舉臨時村領導層的主要方式是宗族組織，其是封建主義的殘余。一些發起這場抗爭的烏坎青年活動者，對宗族起到核心作用感到不安。有報道稱在烏坎有40個宗族組織，它們看起來——在群眾抗爭中——以不同尋常的民主方式運作。但是宗族組織的固有特性就是排外（基於血緣）和等級化的。它們不能為團結廣大貧農和其他受壓迫階層建立組織和為真正民主地運動提供階級基礎。

在烏坎的例子中，一些早先離開村子的商人被宗族首領要求回到村子以便在鬥爭中起到領導的作用。其中一些返鄉者對“在明確的指引下的“私有化土地作為解決方案表示支持。這場運動就不是一場統一的運動，而包含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對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有不同的觀點。

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宗族組織為了爭奪村子及其土地資源的控制權有時會引發暴力沖突。盡管像烏坎這樣的群眾抗爭，圍繞著“民主訴求”，傾向於把群眾團結在一起，也無法長期維持。除非提出改變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綱領，並且有工人階級作為有組織的力量決定性地介入這一問題。諸如宗族組織這樣的集團利益在未來會成為聯合鬥爭的巨大障礙。並為政府提供了運用經典的“分而治之”手法的機會，使其能夠用一個宗族去對抗另一個宗族。有充足的理由讓人相信，如果政府無法滿足運動的訴求變得日益明顯的話，其會在烏坎在用這一手法。

十二月協議的結果意味著什麽？

12月21日，村民計劃發起一場遊行到10公裏之外的鎮政府辦公大樓的示威。這使當局陷入兩難選擇，退縮或者暴力鎮壓示威都有風險。廣東省政府同時受到了另外的壓力，在烏坎北方僅僅數小時車程之外的海門爆發了一場甚至更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

超過三萬人，占領海門的主要十字路口長達4天——明顯地模仿了烏坎抗爭以及美國的“占領”運動。他們抗議的對象是建設新的燃煤電站的計劃，而當地環境已經遭到現有的一座電站的嚴重汙染。海門“第二戰場”的開辟，以及發生在廣東制造業中心（深圳、東莞、廣州）的多場罷工迫使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裏的最高官員）被迫讓步。他派出他的副手（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與烏坎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斡旋。而在海門，抗爭更大但較為缺乏組織，（當局）采用了“更傳統的”應對方式：催淚彈和警棍；雖然也承諾暫停新的發電廠的修建，但是根據以前的經驗，這一承諾實在值得懷疑的。

12月21日的談判結果在一些圈子裏被稱讚為開創性的，特別是中共內部的殘存的一小撮改良主義自由派，他們把這事件視為可以實現改良和共識的新“烏坎模式”。但是對朱明國的工作組有哪些讓步和哪些又未讓步進行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不是這麽回事。事實上，如果烏坎的領導層能夠堅持更久一點，而不是立即同意取消12月21日的示威，那末他們可能已經得到了更加明確的讓步。所有人都會歡迎薛昌和陳順義被雙雙解除烏坎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最高職務。但這同樣是司空見慣的平息群眾抗議的手法。只有3%被解除職務的腐敗中共官員被顯示曾經面對犯罪指控。其中很多人稍後會在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中其他地方被重新任用。

廣東省領導層犧牲薛昌和陳順義應當被看作一種迂回戰術。在群眾抗爭使他們的職位不穩定之前，這兩人得到了來自中共上級任何可以想象的嘉獎。在2008年，省最高官員汪洋到烏坎視察並稱其為“模範村”。薛昌被第四次“選為”廣東省人大代表。薛昌曾被授予“國家級勞動模範”的稱號。1993年以來，雖然村裏的土地被薛昌和陳順義盜取，他們領導的烏坎黨組織多次被評為“先進基層黨組織”。

烏坎村民提出了四項訴求。其中那些被接受了呢？第一，要求歸還薛錦波的遺體，並允許進行獨立的屍檢。這曾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正如當時薛錦波的兒子說：“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們歸還我父親的遺體。他屬於我們而不是政府。”正如之前提到的，當局殘酷地拖延了兩個月之後才最終將遺體交給薛錦波的家人，但遺體仍然被嚴格控制以防止獨立的調查。

在抗爭領袖林祖鑾領導下的中共烏坎新的“改良主義“管理機構，看起來同樣對薛錦波的家人施加了壓力，讓其接受這些不公平的條件。2月17日，超過一千的烏坎居民不顧官方的協議，聚集在一起對薛錦波進行悼念。這反映了在烏坎那些鼓吹和當局達成協議和那些正確地認識到需要繼續進行鬥爭的人之間的緊張和萌發的沖突。

第二，要求取消對其他四名被捕的抗議領袖(和薛錦波一起在12月9日被捕）指控的要求沒有落實。四人（莊烈宏  張建城 洪銳潮  曾昭亮）的釋放拖延了數天。警察一直拒絕釋放他們，直到他們簽字承認有罪。他們不是作為一個無罪的自由人釋放的，而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並且必須接受不發表公開聲明的條件。這一司空見慣的警方手法在他們頭上懸掛了達摩克裏斯劍，以防他們在未來給當局“制造麻煩”。

第三，抗議者要求（當局）承認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理事會。朱明國當時作出了模糊的陳諾，但是後來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以便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目前正在進行）。當前分三個階段的選舉過程（首先是選舉出一個較大的選舉監事會，然後選出新的村委會）被廣泛描述為公平的，村民抗爭組織在組織選舉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選舉被當局嚴格監視，防暴警察被派到村裏並對新聞媒體進行控制。這些限制令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感到不滿。

過去20年村級選舉在中國的成千上萬的村中舉行，而“開放”程度不相同（從相對公平到完全預先確定）。但這些村委會至多只能起到監察當地政權的基礎——中共官員的作用，因此也部分阻礙了能夠衍生出新的政黨的抗爭組織的形成。

最後，關於村民要求中止並調查所有土地買賣——抗爭的核心問題——現在前景仍然並不明朗。誰主導這些調查，這個過程會有多民主和透明？這會在草根組織的監督和控制之下進行嗎？這是非常可能不會發生的，除非出現更多的壓力。這會達成什麽效果，接受舊的買賣合同，但更公平地分配賠償；還是要求把土地歸還給村民（這是不是太晚）？

僅僅列出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烏坎運動還沒有贏得一個明確的和勝利的結局。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專制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預示著政策的變化嗎？

汪洋從烏坎談判結局中吸取每一滴政治資本，在今年中共領導層交接之前宣傳他是一個擅長“社會管理”的領導者。這種宣傳非常值得懷疑，即使從專制政權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廣東正在經歷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和與之相伴的鎮壓和逮捕。即使汪洋，1月也在省政協上發言，警告稱該省可能成為社會沖突的導火索。

汪洋正在角逐政治局常委的九個席位中的一個席位。中國的黨國機器的最高層。其中7個席位在今年經過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更叠將換主。汪洋作為經濟“自由派”（提倡更多的自由市場政策）正在黨和政權內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競爭。而薄熙來支持更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施以了更嚴厲的專制控制。

其他人也提出了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一些人把“烏坎模式”奉為政治改革(在中國意味著局限地，逐漸地和高層控制的“民主化”）的樣本。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放松了其早先對媒體的管制並容忍一些在線討論（在12月這個村莊曾經從互聯網上消失），希望把烏坎描述成獨立事件同時“沒有什麽特別的”。這些矛盾的現象並非是不典型的。許多海外媒體稱烏坎標志著中國民主進程的開始。（2012年1月30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模式”（Wukan offers democratic model for China）就是其中一例。

不幸的是，雖然我們不想降低這個作為重要的抗爭的案例的事件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說明這些對烏坎事件的理解是誇大的和有些天真的。另一個《金融時報》的頭條（2012年2月8日）更正確地稱，“烏坎引領的方向，北京不會跟隨。”（Where Wukan has led, Beijing will not follow）,正如駐北京的記者羅素-雷-摩西（Russell Leigh Moses）寫道：

“這容易讓人樂於認為在烏坎地方官員和村民的對峙的和平結束預示著共產黨處理動亂的方式的重要改變——通過新的對話的方式，而不是舊的一味地恐嚇。想法誘人但卻是錯誤的。”

中共專制當局建立起了一個平衡鎮壓和妥協的強大系統（“胡蘿卜加大棒”），以孤立和約束對其統治的挑戰。因此一旦緊張的形式變得“穩定”，承諾被打破，讓步被推遲或者被取消都是司空見慣的。最近這也發生在大連，多大4000人在8月進行遊行，要求關閉有毒的化工廠。市政府同意關閉這家工廠以對應抗議。但是，之後人們發現化工廠僅僅在數周後就重新開放並秘密運行至今。大連是一座大城市，不想烏坎是一個村子。這顯示了烏坎的腐敗中共官員不是孤立的“爛蘋果”。之前成千上萬次的沖突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烏坎的抗爭不會取得勝利，除非它繼續抗爭，受壓迫的大多數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組織並且不信任黨國的任何級別。群眾只有信賴他們集體行動發揮的力量。

事實上，政權被迫作出讓步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發生在烏坎的事件預示著一個更廣、更深、更多的農村抗爭，隨著產業工人階級日益增多的鬥爭將會出現。隨著中共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深化以及可能出現的經濟硬著陸，像引發烏坎沖突的征地和幕後交易將很可能增多，這將和中央政府的承諾相背。賣地所得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而政府的債務水平將是迫使他們出賣更多土地。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去年有70,000宗非法使用土地的案件，涉及751,000畝（50,000公頃）土地，比2010年增加5.8％。很顯然，中央政府打擊征地的承諾沒有起到效果。

中央政府為了降低社會爆炸的風險，緩解農村群眾負擔所采用的措施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同樣多的新問題。之前觸發大規模抗議的農業稅，在2005年被大張旗鼓地取消了。但是這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地方政府對違法征用土地的依賴，以及農民們比以前更缺乏影響地方政府支出的機會。

烏坎和左翼

在中國左翼內部對烏坎事件發生了大量的討論。（在中國不允許左翼建立組織，因此大多數激烈的討論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大多數左翼團體當然支持烏坎抗爭，但並不清楚這場抗爭意味著什麽，也沒有對它所面臨的危險和陷阱驚醒警告。一些香港左翼團體對於這次事件發表了聲明。但不像工國委（CWI），他們沒能反對甚至提到土地私有化。而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盡管當前（每個村莊）“集體所有”土地的現狀被中共官員廣泛濫用，而不能緩解局勢，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能導致農村地區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加深。正如前農村官員李昌平指出，私有化會導致許多中共官員一夜之間成為大地主：

今天中國集體化的農村社區嚴重負債，總計數萬億元。給個體小農或地方政府貸款的債權人主要是官員及其親戚或朋友。如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土地私有化，那麽許多土地將被用來償還他們的債務。之後有多少會留給農民家庭呢？“（《中國左翼評論》，2008年第1期）

作為反對私有化的社會主義者，我們維護土地的國有制，但同時說明其必須在一個被選舉的草根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這個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而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制的制度下實現。

在互聯網上活躍發言的新毛派總體上支持烏坎抗爭，但是持有不同的立場。和“烏有之鄉”相關的毛派中改良主義的一翼，稱其為“左轉”的一個例子，因為烏坎村民在群眾會議和示威時唱紅歌。但這忽視了要求土地私有化這一“細節”，一個比選擇唱什麽歌更嚴肅的問題！。許多抗爭的領導成員是中共和共青團的成員，這些領導人強調信賴中央政府和廣東省領導。因此改良主義毛派評論家的立場是相當矛盾的，——把烏坎抗爭視為攻擊圍繞在汪洋周圍的中共親自由派的好機會，而與此同時基層中共成員對汪洋領導的政府卻充滿信任。

更激進的”毛左“同樣支持烏坎抗爭，但更具批評性，把這視為在自身利益驅使下的農民運動，因而不是很進步。但這仍然是一個片面看法，盡管烏坎領導層提出的一些經濟和政治要求（即土地私有化）的確最終服務於這個政權的親資本主義的利益，但無視這場抗爭在廣泛階層，包括工人中，產生的巨大的鼓舞和激進化的效果也是不正確的。

烏坎抗爭還沒有最終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農村社區爆發的抗爭相聯系，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因此，它類似於去年發生的埃及、西班牙的全球抗爭以及占領運動。這些群眾鬥爭會在鬥爭中發現妥協和與一黨專政政權達成所謂“協議”是一條走向失敗的道路。現在需要的是和今天的體制徹底決裂。推遲或淡化民主權利的訴求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對中國經濟及其自然資源的控制不能落入不負責任的專制政黨及其資本家同謀手中。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打倒腐敗官員，支持全民所有和民主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終結政府鎮壓。我們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制，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制，實現全民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全民所有。我們相信這一綱領會在即將到來的鬥爭中對工人，貧農和青年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影評：沒有溫情的鐵娘子

第84屆奧斯卡頒獎儀式於北京時間2月27日晚落幕，憑借梅麗爾-斯特裏普最終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講述英國撒切爾夫人的電影《鐵娘子》一時間在全球範圍內風光無限好。電影將撒切爾夫人描繪成喪夫的患有癡呆癥的老人，對作為一個政治名人的撒切爾夫人而言則並沒有很重的描寫。正如英國《衛報》評論說，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不帶撒切爾主義的撒切爾”。這位女首相執政期間的坎坷大事——大規模抗議、愛爾蘭共和軍爆炸、礦工罷工、英阿戰爭、群眾性的反人頭稅運動（註一）——統統被輕描淡寫地略過。可以說，假使除去本片中撒切爾夫人的政治故事，這部電影就相當於一部暮年的老婦對逝去丈夫的思念愛情片，一部梅麗爾-斯特裏普演技的個人表演秀。

但撒切爾夫人不可能擺脫“撒切爾主義”，“鐵娘子”這一名號正是撒切爾夫人強硬的保守政策的代名詞。當前世界仍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各國紛紛削減財政支出、裁減公共服務人員、降低教育和醫療投入，這些政策與撒切爾夫人的保守政策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撒切爾夫人上台執政之時，其也正處於70年代滯脹危機中，她被保守主義者讚頌的原因就是帶領英國脫離了經濟危機，給英國經濟註入了所謂的“活力”。因此撒切爾夫人現在被搬上屏幕表露了資產階級對這一位保守的“鐵娘子”的懷念。尤其是撒切爾夫人對工人階級和工會力量的打壓更是成為了當前資產階級的心底願望。他們現在被罷工、占領等各種工人運動弄得焦頭爛額。在危機中，他們（資產階級）呼喚著強人政治的出現以幫他們解決工人階級的威脅，正如20世紀30年支持希特勒上台扼殺德國工人革命一樣。

盡管電影沒有多少描述，可是從已有的鏡頭中，大量充斥了撒切爾夫人對工人們的暴力鎮壓：在催淚煙霧中，警察的警棍飛舞，馬踏眾人，血濺四處。這就是所謂的“鐵血”。作為工黨支持者的該影片編劇阿比•摩根就說“也許影片應該花更多筆墨展現她的極端觀點，比如當年她是如何冷酷鎮壓礦工罷工的”，但是導演並沒有聽取。

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的一個重大政策就是限制工會和工人罷工的權利，增強資本家們在勞資沖突中的主導地位。由於工會領導層的整體右傾與怯懦，尤其是總工會（TUC）拒絕支持1984-1985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導致撒切爾可以肆無忌憚地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以瓦解工會和工人集體抵擋的力量。撒切爾夫人在1980年的《就業法》規定,如果雇員聲稱遭到不公正解雇,雇主無須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雇員在兩年內遭到解雇不屬於不公正解雇。同時規定,和平的罷工糾察行動只限於工人自己的工作場所,在此之外發生的附屬行動是非法的,並要求限制罷工糾察人數。而1982年的《就業法》增加規定,只有在工人和其雇主之間發生的、完全或主要涉及工資和就業條件的勞資糾紛,工會才可能獲得豁免權;而具有政治目的的糾紛不再享有豁免權；雇主可以解雇參加罷工或其他勞工運動的雇員,而且如果雇主同時解雇所有參加罷工的雇員,被解雇者將不得再以不公平解雇為由要求雇主給予賠償。而到了1990年，《就業法》幾乎剝奪了工會的豁免權,廢除罷工附屬行動的豁免權，規定所有罷工附屬行動都是不合法的，允許雇主有選擇地解雇參加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的雇員。這些法律增加了罷工和工會活動的組織難度,限制了罷工自由,取消了工會的豁免權,放松了雇傭和解雇規則。這正是當前陷入危機的資產階級所希望能做到執行的美好法律，但是由於工人階級的長期不懈地鬥爭，他們現在一直都未能如願。

同時片中還描繪了1982年英阿戰爭期間的撒切爾夫人。她在上任後的頭三年中, 因為保守主義的改革, 使保守黨政府的信譽岌岌可危。由於英美情報機關破譯了阿根廷的情報, 其實阿根廷的一舉一動都在撒切爾的掌握之中。而撒切爾夫人故意采取削減馬島（又稱福克蘭群島）防禦力量等手段最終引發了阿根廷主動進行軍事行動。撒切爾夫人把這場戰爭看成是轉移國內視線、爭取大選的機會。這場戰爭同樣為資產階級所稱讚，正是這場戰爭將國內的階級矛盾導向了國家沖突，掩蓋了本質問題。英阿戰爭大幅提升了撒切爾夫人的威望，導致她領導的保守黨即使國內問題叢生仍能以絕對優勢贏得隨後的大選，使撒切爾夫人得以連任。看著眼下波斯灣的戰艦雲集，就可知當前資產階級現在多麽地盼望著戰爭借口。

《鐵娘子》導演菲莉達•勞埃德在接受采訪時說片中很多內容“純屬虛構”， 百分之五十是編劇編的，剩下的百分之五十是從純主觀角度出發的。例如撒切爾夫人的核心政策——私有化——就被刻意掩飾了。就算在影片中將這位“鐵娘子”描繪成怎樣地充滿人情味的女權主義者。可是她在整個工人階級眼中卻始終是令人憎惡的“女魔頭”。她所代表的統治階級註定了她要為她的階級拿起屠刀背上各種血債。當前這一統治階級又在呼喚新的“鐵血首相”或“鐵娘子”，他們要用工人階級的血來補償其自己所制造的經濟損失，維護其統治地位。但工人階級不會被虛假的人情味所蒙蔽，他們的血痂時刻提醒著，這世上沒有資產階級的溫情，要為自己的權利奮鬥：為獨立工會而鬥爭，為罷工權而鬥爭，為和平而鬥爭，為自我解放而鬥爭，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

解答有關社會主義的常見疑問

這篇文章首先刊登於我們工國委美國支部的「社會主義替代」。文章集合了工國委同志們在美國由東至西海岸眾多城市介入占領運動時，跟不同的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者討論所得到的經驗。本文中文翻譯版本已刊載在《社會主義者》雜志第15期上，如有意訂閱《社會主義者》雜志，請聯絡cwi.china@gmail.com

布蘭登．麥德森（Brandon Madsen）， 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工國委CWI美國支部）

隨著占領運動的興起，反對現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已經成為主流。很難想像《時代》雜志（Times）的封面上戴著頭巾的女士成為了《時代》雜志「年度風雲人物——抗爭者」的代表，同時《時代》雜志又為資本主義說了很多好話，還有因電影《V煞》（V for Vendetta）走紅的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無處不在，更進一步明示了革命思想是如何傳播的。

然而，支持制度變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的同時，卻未有認真而嚴謹之公眾討論，探索有關以怎樣的另一制度替代，來回應這需求。 2011年12月28日皮尤調查中心（Pew）公布一個新的民意調查表示，30歲以下青年或黑人更支持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的真義或如何使其政治和經濟制度有效實行有著清晰的思想認識.。我們在此提供這些常見問答，為這討論拋磚引玉。

問：社會主義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巨大的財富集中在某些運行經濟的機構（公司）中，剝削勞動人民，以增加自己積累的財富。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顛覆這種關系，由勞動人民運行經濟，利用巨大財富和社會生產力，以豐富他們的生活。要做到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接管所有最大的銀行和企業，使之公有化並民主控制。

雇用那些失業者和重新分配投資以及職業以滿足社會需要為本（醫療保健、教育、潔凈能源等）會給社會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去提升生產力和財富。民主規劃經濟將使我們確保每個人都有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高質素的醫療保健、各級全民免費教育，當然還有食品和住房等基本必需品。它不會僅限於基本需求，我們更可以選擇投放資源，使人們能夠進行創作，例如音樂、美術、寫作、電影、時裝，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發展。

這類型的經濟體系，需要有意識的規劃，不過很大程度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實現了。比很多國家還要大的商業集團能規劃自身的生產水準、配送、定價計劃等，而沒有崩潰，因此沒有任何理據證明工人沒能力做到同樣的事。

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規劃是以個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和不民主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可以構造一幅大圖畫，鳥瞰整個世界經濟和財富投資，實現滿足人類需求、維持環境可持續發展和解放全人類的目標。

社會主義經濟肯定會是全球整合。在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就已生活在一個全球相依的世界。現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全球化，意味著殘酷地剝削較弱的經濟體，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在競次效應中狀況日益惡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球經濟一體化，就是使人們生活豐富的計劃之中一部分。

社會主義經濟將以非常不同的手段來處理環境問題。今天，各大小公司都不關心環境成本，因為它們能把這些破壞帶來的問題拋給公眾。受汙染的空氣和飲用水，這些環境成本是真實的，但它們並無在孟山度（Monsanto）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以赤字形式出現。這就是為什麽沒有公司在｢自由市場｣為原則的基礎上會采取必要的步驟保護環境。

民主的計劃經濟將消除汙染成本轉嫁背後利潤驅動的目的。相反，效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將成為經濟決策的核心原則。代替不完善的環保方案，例如是節能燈泡和自覺的回收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會投資於徹底修正所有產品的生產方式，為實現最大化可持續發展而利用所有最新的綠色科技，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創造數以百萬計的職位。

問：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運作的？

正如我們大多數人目前都遇到這情況： ｢民主｣被歸結為每幾年為富裕的職業政客投票一次，而他們將為我們作出所有決定。當然，這其實都算不上是什麽民主，尤其是整個過程都是被公司資本收買。

相反，社會主義民主將會每一天、每一周，在每一個工作場所、學校和社區中實踐。工人會輪流承擔管理任務，而且只要工人們認為有人更適合，當選的管理者就會被隨時召回和更換。所有決定，均可以多數票推翻。

學校課程和政策，將由家長、教師和學生共同商定，而不是由遙遠的行政人員和官僚決定。鄰裏大會將決定誰能或不能使用警察權力，還可命令選舉產生的官員如何按優先順序去盡處理事務。

所有投資和經濟決策都應民主產生。在工作​​場所和鄰裏大會中選出的代表將大規模擴大本地及區域議會，然後依次選出國家代表。被選出的代表不應有特權或高於選民的收入，他們也應隨時可召回。

為了促進這一民主決策的過程，應在日常工​​作或學校安排中騰出時間，讓人們能參與決策會議及討論。在財富增加的同時，工作周就可以被縮短而不需減少收入，從而讓人們有時間和精力去參與政治，並使他們能追求除工作和學校以外的生活目標。

問：會不會由官僚精英接管一切？

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與制度內的野心家和腐敗作鬥爭將是必要的。百年的階級統治帶來的有毒思想包袱不會在一夜之間消逝。然而，通過建立社會生產資源的公有制、消除特權，以及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對於那些企圖奪權的官僚精英將是強大的障礙。

最使人恐懼官僚奪權的例子就是史大林在1917年俄國工人階級革命僅數年後便在蘇聯奪權。俄國革命的悲劇性墮落，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大量書籍中提出要努力解決的問題。基本的結論是由嚴肅的歷史分析所得出，那就是這墮落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卻是特殊情況下的惡果。

俄國在革命時，是當時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中的一員。當被廢黜的資本統治者受到二十一個國家的軍隊的支持，試圖暴力地從工人民主運動中重新奪權，導致了一場血腥內戰，這就更使其破敗不堪。雖然革命也有在整個歐洲發生，尤其是德國，但它們都被擊倒了，只留下俄國處在一個貧窮、破爛和孤立的境地中。

這不是一個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健康基礎。社會主義的整個基礎是有足夠的資源去發展，但俄國並沒有。在這背景下，蘇維埃的民主結構（工人大會）停止了運作。當你在擔憂下一頓飯的問題時，誰還會去政治集會？

這是基層工人的權力真空，孤立和經濟衰敗燃盡了國家的力量，催生了俄國社會的官僚，以及作為官僚階層領袖的史大林的崛起。即使這樣，它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史大林要把異己投入監牢、謀殺、流放，或強迫數百萬人服從，而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堅守1917年革命的民主原則。

這個經驗表明，把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作為一個全球性運動的重要性。由於帝國主義掠奪世界各地的資源，導致一些國家可能缺乏穩定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並需要貿易，及得到富裕國家的幫助。如果俄國當時有其他革命成功的國家加入，即使只有一個，像是德國，歷史也本可以會與原來的完全不同。

問：改良資本主義不是更容易嗎？

不幸的是，與官方記錄相反，資本主義歷史並不是一個持續走向更民主與更繁榮的進步。相反，每一次嚴肅的改良都需要大規模的群眾抗爭，動搖其制度核心。

改良不是善意的政客給予的，而是面對勞動人民渴望真正改變的怒火，為將之安撫或轉移而不情不願的作出讓步。無論我們談論公民權利、周末休假、或是組織工會的權利，都需要全力以赴的抗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利潤驅使的邏輯，無數無辜的人被孤註一擲的精英們所謀殺，以撲滅鬥爭與反抗。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是這些局部的改革都不是永久的，並不是一個立足點或新的基準工作。正如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資本家和政治家將盡快在適當時機擺脫它，實行倒退。

人民在過去拼命地戰鬥爭來的社會成果正被緊縮政策破壞或削弱。在差不多把私營部門的工會都破壞凈盡後（少於7%的工人加入工會）一個州接一個州的企業政客們現在正攻擊公共部門，其中工會成員占工人數目超過三分一。

要有一個穩定的基礎去進行改革，需要勞動人民從資本家手中奪權並由自身行使──也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唯一的方法；為改良而作的抗爭，和為社會主義改造而作的鬥爭，是同一樣的。

問：社會主義在字面上看來很好，但這是真的嗎？

在歷史上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的變化。從古老的奴隸制國家到封建地主所有制，到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當舊制度變成了阻礙進步的障礙時，人們曾多次推翻舊制度。真正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想法，就是像戰爭、貧困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解決。

雖然社會主義是現實主義的，但並非是必然的。一遍又一遍，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已迫使工人和被壓迫者發動革命起義。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最突出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過，雖然許多革命成功推翻政府，幾乎沒有革命能改​​變制度。如果我們不能以更好的東西取代它，資本主義將總是會在工人、青年和窮人背後找到出路。

這是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能成功的地方：我們會認真研究歷史，汲取革命和群眾運動的失敗與成功的經驗。我們的目標是廣泛傳播這些經驗教訓，使今後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不僅要讀許多書，這意味著要積極建設和參與各種現有的群眾運動，大膽地引進社會主義思想，同時在抗爭中向他人學習​​，和大家一同尋找出路。

香港：一九二二海員大罷工九十周年

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是中國和香港歷史上一場重要的罷工運動，一共有十四萬人參與，也是一九二零年代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罷工高潮的起點。罷工的勝利影響深遠，推動了全中國工人運動。

海員大罷工後，香港接連出現木匠工人、電車工人、太古船廠工人要求加薪的罷工。由1922至23年一年間全國各地罷工達100次以上，上海、武漢、開灤煤礦、安源煤礦、京漢鐵路的工人都先後發起罷工。

罷工也給予之後的抗爭如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提供重要的戰鬥經驗、建立精密組織、發展鬥爭策略及培訓幹部與骨幹。

海員生活艱辛困苦

二十世紀初，華人海員受剝削情況十分嚴重，工資微薄，每月不到二十元，工時平均每天長達十二小時以上。淩辱、打罵及罰金等虐待多不勝數。

一戰結束後，通貨膨脹嚴重，民生艱難。 1920年，香港物價飛漲達50%，數萬機器工人發動集體罷工並取得勝利獲加薪。 1921年，港幣再次貶值50%導致物價上漲。直到1922年，米等必需食糧價格上升15%，單身海員已經很難維持生計，要兼顧家庭的工人更是百上加斤。

除受船東剝削，工資極低外，還有另一種剝削稱「包工制」，即相似於今天的仲介機構，透過介紹工作賺取利潤。海員行業中有所謂「館口」，因為包工頭直接與船東勾結及約定，海員必須透過館口的包工頭找到工作，所以要給予仲介費，找工作時必須給包工頭數十至數百元，而得到工作後，海員必須從每月工資中抽取十分之幾歸包工頭所有，如不就範，工頭隨時可向輪船公司撤換海員。

華人海員受歧視的情況也很嚴重。華人海員的待遇與白人相差甚遠，工資方面，白人與華人海員工資相差比率為十比二之多。住房方面，白人海員一二人一間房，中國海員則要五六人一間，並被派到環境惡劣的房間。

國際主義的影響

第一世界大戰之後，正值世界工人運動浪潮洶湧之時，因為世界資本主義貿易市場以及海員行業的關系，使海員們與不同國家​​的工人都有交流，而具有國際視野。

1918年一戰結束時，僅在英國利物浦（Liverpool）一地長期居留的中國海員人數達3000人左右。當時中國海員們知道西歐各國工人都有自己的工會維護權益。英國煤礦鐵路海員三角聯盟罷工（The Triple Alliance Strikes– 即今天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 -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的前身），還邀請到達倫敦的中國海員參加，海員們必受到國際上的工人運動鼓舞。

俄國十月革命後，革命工人奪取政權，中國海員通過與蘇聯海員交流和遊歷蘇聯港口，見到現實中人人平等，工農當家作主的蘇維埃政權，更是變得思想活躍，極為仰慕。

因此中國海員既了解工人抗爭才能贏得權益，又受到國際主義的影響，明白必須聯合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共同反對統治階級才能成功。

工會的建立及罷工的準備

1920年，發生在眼前的香港機器工人罷工更鼓起海員們反抗鬥爭的勇氣，不少海員工人之前也是機器工人，本身參與過機器工人罷工。為進行團結抗爭，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

一九二一年三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員工會）正式成立，孫中山題寫會名。當時，香港海員中兩位重要活躍分子是林偉民和蘇兆征，負責事宣傳及組織的工作。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工會剛成立時並未有任何鬥爭經驗，當時海員因為籍貫不同甚難團結，海員中最多的是廣東人及寧波人，大家使用的方言亦不相同。此時工會便從小鬥爭做起來團結群眾，例如用工會的名義抗議毆打海員，要求某海員覆工等，這些統統獲得勝利，群眾對抗爭更有信心，越來越多海員加入工會。這是組織群眾的不二之法，如列寧曾經講過，「要成就一件大事業，必須從小事做起。」

罷工的爆發

海員們當時最關註的問題就是工資問題，因此，不久工會進一步提出增加工資的訴求。一九二一年九月，工會成立半年，向資方提出加薪要求，資方無視。工會於十一月再度提出，資方同樣視若無睹。兩個月後，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工會第三次提出，並限資方二十四小時內回覆，否則發動罷工。

當工會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做好一切罷工的準備。工會組織了「增加工資維持團」負責罷工事宜，另外亦組織如「征求隊」、「宣傳隊」、「防護破壞罷工隊」、「交通隊」等不同團隊以及各個秘密機關。

除香港外，工會亦在廣州設立辦事處預備工人罷工後回到廣州，還在汕頭亦另設有罷工辦事處。工會在廣州預備20間宿舍，購買兩個月糧食，並亦開始籌集罷工經費。罷工開始時蘇兆征便被選為總務科主任。海員工會還組織糾察隊維持廣州市面秩序，隊員80人，分為8隊，非常有組織。根據罷工工人劉達潮憶述，委員會更設有醫院，「誰要是有了病，可以到罷工工人醫院去治療。這裏簡直是一個非常有秩序的新社會。」種種準備可見工會在罷工前期工作上的精密。

更為難得的是海員工會的團結精神和國際主義，工會主動聯絡中國其他運輸工人以及外國海員，還發信到各國的工會要求援助。

二十四小時後罷工爆發，最初有1500人參與，所有香港開往廣東內地的輪船包括到廣州、江門、澳門、梧州，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國輪船海員統統一致罷工，涉及90多艘輪船。港英政府非常震驚，即晚派官員到海員工會勸告，叫海員先覆工，將來再商量工資，工會堅持若不答認條件的話不會覆工，一同高呼罷工口號。

翌日，海員乘火車回廣州，罷工影響到新加坡，上海等口岸，而汕頭海員亦加入罷工。

罷工三日後，香港政府宣布戒嚴令。於第四日，政府發出通知，提出船主的加薪條件嘗試停止罷工，但加薪幅度與海員提出的相差甚遠，於是海員決定擴大罷工。

短短一星期內，罷工的海員人數已達6500人，輪船123艘。

罷工作為經濟武器的巨大力量

罷工作為工人的強大武器，能癱瘓資本主義的運作。海員罷工癱瘓整個香港經濟。香港的地理位置作為一個小島，本地的生產根本不足夠供給53萬香港人口使用，所有糧食及一部份日用必需品需從中國內地運來，如梧州的雞鴨、廣州的豬肉牛肉、汕頭的水果、上海的紡織原料及服裝用品等。海員罷工後，食品供給完全停頓，物價飛漲，可見工人的經濟力量。

同情罷工

罷工開始了半個月，直至一月三十日開始有運輸工人同情罷工，運輸工人的全體罷工令起落貨物完全停頓，當時罷工人數增加至三萬人以上。那時候，船都不敢停在香港，癱瘓了整個東半球航運。罷工包括運輸工人及艇戶，，但卸貨工人及苦力的加入罷工導致即使有米在倉庫也沒有人擡出，令糧食供應完全停頓。

港英政府的打壓

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閉海員工會及其他同情罷工的運輸工會，拘捕罷工領袖和工人，將工會招牌拆去，指「海員工會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政府軟硬兼施，叫華工總會到廣州協同中國航業公司向海員工會調停罷工但不果，工會表示對政府野蠻行為反感，誓必堅持到底。

談判不果，政府又叫東華醫院用街坊名義邀請廣州海員工會代表到香港商討，工會提出恢覆工會合法性，但政府表示要改變名稱，工會堅決拒絕，表示若不恢覆工會，加薪也絕無需談。之後政府又派華民政務司出面，但再一次無果，海員表示要回廣州去。第二日，西人商會又找海員代表討論，談判數小時不果，海員堅持原來立場，要求恢覆工會及加工資。

政府見談判無果，便派著名的大紳士羅旭初去賄賂工會代表，但被工會代表拒絕。第二日華民政務司又向海員展示公文，但條件與早前內容相同，海員又立即拒絕。從海員與政府及資方三番四次的交涉中可以見到，資方和港英政府站於同一立場。

政府嘗試破壞罷工

談判破裂，香港政府開始嘗試直接破壞罷工。政府在上海、菲律賓、印度等招集新工，但從上海招來的一千人，經過汕頭時被汕頭罷工辦事處說服了一大半，只有300人到了香港。海員工會通電各處工人團體請求阻止招募新工，又派「防護破壞罷工隊」暗殺招募新工者。罷工海員更提出新的策略，加緊封鎖香港，包括擴大糾察隊，到各海口去禁止糧食運往香港。

全市總罷工

香港其他工人均同情海員罷工，各工會開聯席會議決定一致舉行全市總罷工。此時二月中，工人必須等到二月底取得工資才罷工，於是各工會共派出7位代表，到廣州與海員工會商議及組織「全港同情罷工辦事處」。當時政府為了阻止全市總罷工，利用機器工會（原名為華人機器會，政府控制的機構）向工人宣傳若要真正幫助海員，便不應擴大罷工而是應透過經濟的援助如捐款，成立「全港工人調停海員罷工會」來援助他們。

群眾開始動搖，海員得此消息，在廣州的７個代表立即回港制止，海員工會召開大會，一致決議反對調停機關。消息在報上公開後，香港工人終於明白政府的真正目的，並取消了調停會，堅定準備即將來臨的罷工。直到月底，工人領得工資後，三月一日全市總罷工爆發，工人開始步行回廣州（因政府停止火車行駛）。當時，酒​​樓、郵局、銀行、酒店、街市、女仆、廚師、園丁、轎夫、報館、渡輪、印刷局、面包、牛奶房工人都一並罷工。參與總罷工人數更達14萬7千人，占當時香港54萬人口的​​27%，全港死寂，歇業者有三十多個行業。街上垃圾無人打掃，糞便無人清理，服務行業俱都罷工，使統治階級的日常生活都無法維持。 （各行業工人參與總罷工人數見表）

沙田屠殺

三月四日，二千多罷工工人步行返回廣州至沙田時，英國軍警阻止工人通過，並在沒有任何沖突的情況下向工人開槍，造成五死七傷，死因庭裁判更裁定政府動用武力沒有過失，並對其表示讚揚。英帝國主義對工人的鎮壓揭露其野蠻及暴力，視人命如草介。這進一步激發工人更堅決地進行罷工，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引起香港市民公憤並更同情工人。這時，電力、鑄造、制模、舵手、汽艇船員、鍋爐修理等工會聯署，限令港英在48小時內解決海員罷工，否則將發動罷工。

罷工的成功

此時，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有168艘，加上帆船和運貨工人也一律罷工，香港水上交通完全停頓，市面食物短缺，物價飛漲。罷工導致船公司捐失約500萬，1922年全年度香港外洋輪船出入口減少了9%，貨運減少了1億5千萬元。

香港全市工人的總罷工顯示工人的經濟力量，工人因為沙田慘案揚言要擴大罷工，港英政府山窮水盡，只好作出讓步。於三月五日答應海員定出的條件，包括以下各項：

1. 實際加薪水平
2. 在廣州設立公斷處，由廣東政府代表，英國總領事代表，西船主代表，華船主代表，及海員代表組成
3. 罷工後覆工工人不能加以降職或解雇
4. 船主雇用海員須由海員介紹，避免經手人從中獲利
5. 簽定雇用海員合約時要有海員工會派人到場，否則無效
6. 海員或海員工會職員不得由無理原因遞解出境
7. 恢覆海員工會原狀，釋放被捕工會人員

而且，政府同意恢覆原有工會，發回工會匾牌，釋放被捕工人，沙田慘案死者每人恩恤金一千元。三月六日當政府送回工會招牌時，罷工全部海員和香港全市工人統統前來慶祝，十多萬人擠在街上，高呼「海員工會萬歲！」。海員大罷工歷時五十六日，至三月八日結束，終於大獲成功。

海員罷工與共產黨

海員工會罷工期間，工會領導人日常聯系廣州由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組建的華俄通訊社報告罷工消息，又致電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e）請其轉達尋求各國工人階級援助。因此，罷工也得到了國際上很多國家工會的聲援。

按蘇兆征的說法，在罷工時他們已經開始尋找中國的共產黨；聯系華俄通訊社，也是因為知道其與蘇俄和共產黨的關系，這反映當時的工人有意識地尋求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

海員工會罷工期間曾電告中共外圍組織中國勞動組合（中華全國總工會前身）書記部，請其與長江各海員團體聯絡，阻止外地海員受雇香港船公司破壞罷工。共產黨在上海和北方等地還通過散發傳單和勸阻當地工人不受雇聲援香港海員罷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又成立上海「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派主席帶捐款到香港及廣州聲援罷工海員。在中國北方的鐵路工人更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曾發出多次通電及文告為罷工海員打氣，又捐款援助罷工。

海員大罷工後，包括蘇兆征和林偉民在內至少有11名罷工領導人先後加入中共，並成為中共和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幹部，蘇兆征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等職務。

海員罷工與國民黨

罷工的領導者，如蘇兆征、林偉民和陳炳生等​​人當時都是國民黨員，而且海員工會的建立得到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支援，孫中山親自命名工會名稱，並撰寫了工會匾牌。但海員罷工本身是工人自發的經濟鬥爭。

國民黨一方面是罷工工人與港英政府間的仲介人，另一方面對罷工財政上的支持很大。因陸續回廣州的海員不下五萬人，再加上同情罷工的運輸工人及香港工人，當時由軍閥陳炯明控制的廣東政府每日借出數千元，總共十萬元支持罷工。陳炯明之所以這麽做為了贏得工人民眾的支持和孫中山爭奪領導權。同一時間孫中山在廣西忙於準備與北方軍閥作戰，所以只是表示同情​​工人的罷工和支持他們的經濟主張。

可見，無論是孫中山還是陳炯明都不準備與港英政府直接沖突，國民黨支援罷工的目的是意圖煽動民族主義來動員群眾反對帝國主義，顯示小資產階級政黨在激進的社會運動中對工人運動表示支持以及利用工人運動來贏得群眾對自己的擁護，但同時又不願看見工人階級真正掌握去權力，而習慣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進行妥協。

罷工的鬥爭經驗與教訓

大罷工當初發起的動機只是純粹的經濟要求，但罷工過程中卻由經濟上的鬥爭擴大為一次反對英帝國主義殖民的政治鬥爭。當時中國航運業幾乎全由外國資本經營，中國資本遠洋船一只也沒有，在沿海的內河船則也不到外資公司的三分一。由於罷工重創香港經濟，港英殖民政府被迫向中國海員屈服，因此使之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象征。

而且，此次罷工的勝利使中國政府把罷工非法的法律條文取消。所以，香港的海員大罷工不僅是贏得經濟上的勝利和對工會的認可，並且也從法律上贏得了罷工的合法性。

這次罷工的勝利有眾多原因：

第一是客觀條件，當時世界工人運動浪潮洶湧，工人階級意識高漲，正值俄國十月革命工人奪取政權，而中國內外均有罷工發生，抗爭的熱潮有利於工人運動。

第二是海員行業的性質，使海員們受到國際主義的影響。

第三，是海員工人和各行業工人間的團結、組織及一致性，領導堅決，工人拒絕作出任何妥協是罷工成功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第四，是其他工人階級的聲援，尤其、運輸工人及全港工人的同情罷工和外地海員工人拒絕為香港船公司工作。

第五，是工人由下而上的組織，當時在廣州的罷工總辦事處民主地選出代表組成罷工委員會及各機關部門，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由工會代表代表工人到香港進行談判。

罷工雖然獲得勝利，但結果是少數工賊陳炳生等人為了個人利益篡奪了工會的權力，而且貪汙公款。這對現在的工運也還是重要的教訓。如何實現民主公開地管理工會，防止工會官僚化，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工會領導只能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能隨時被基層會員召回，通過基層選舉及集會限制領導層專權。

今天的工人鬥爭

曾有言論指香港的工人是天生奴才，沒有丁點戰鬥性。回顧九十年前從香港海員工人的鬥爭可以看出其實工人的階級意識一直存在，只是欠缺一個可信任的領導及組織。海員大罷工亦反映出需要一個堅實的工會及政黨的重要性，就像托洛茨基所寫，「沒有指導的組織，群眾的能量就會飛散去了，像沒有包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樣。但是推動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今天之所以沒有大型工人運動的原因，是由於歷史上社會民主派以及斯大林主義的背叛，特別是在1990年代蘇東劇變和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後，世界性工人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歷史性低潮。工人運動缺乏真正鬥爭和領導工人的工會與政黨，所以可見的只有零散的罷工而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組織及準備。

現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並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組織工人階級並取得群眾支持，燃點工人的鬥爭意識，發動工人抗爭。所以，社會主義者當前需要由小鬥爭做起，逐漸提升工人的意識；毫不畏懼地推動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發展。

二零一三年

電影影評- 林肯(導演: 史提芬·史匹堡)

這 套電影重點介紹了政府通過第十三條修正案結束南北戰爭。在 1864 年贏得競選連任後，林肯趁機在即將卸任的日子內在國會會議上通過修正案。即使共和黨大多數黨員同意修正案，但亦不保證能通過。林肯除了需要處理內閣的反對 派外，他政黨內部反對，也需要贏得一些民主黨黨員的支持（民主黨當時為奴隸的主要政黨）。這套電影清晰地顯示了林肯 當時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危機中運用了高明的政治技巧。除此之外，雖然林肯遭受抑郁癥困擾的元素沒有完全加入到電影中，但也試圖將其人性化; 同時，電影也充分展示了林肯傾向於與士兵和內閣成員群內講述故事和寓言來加強他的觀點。

特別在一些情節當中，他和妻子 瑪麗·托德·林肯(由 莎莉·菲飾演) 的交流戲和他們的11歲兒子 威利的過世悲慘劇情是最令觀眾感動的。這也包括了林肯的小兒子 泰德與另一名他的兒子 羅伯特·托德·林肯 之間的緊張關系。電影裏，羅伯特·托德·林肯爭取加入聯盟軍隊，卻遭 瑪麗·托德的反對。

偉大的領袖

丹尼爾·路易斯 籍著以條不紊的方法來演戲令他成為迷人的縮影。在史匹堡的感傷和宏偉的圖像構思及指導下，路易斯將其演變為林肯的精神和心靈，呈現了一個神般的身影。電影制片人選擇了拍一部在有限範圍內的修正案爭奪戰電影，毫無疑問地是在這事件中放大了林肯所扮演的角色。

在另一情節中，林肯在白宮向一位士兵提出了的一條問題，「我們是否生逢其時?」士兵便回答，「我不清楚我自己，或許你是吧。」對那些希望全面了解林肯在歷史中的角色的觀眾來說，問題是制片人對事件的挑選沒有能全面的描畫林肯「生逢」的「時代」。

在 幾乎大部份情節專註於華盛頓大廳的辯論下，這部電影並沒有完全探索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如果奴隸、小農場主、工人以及其他人沒有被導致1861年戰爭 爆發的事件（以及之後的事件）激進化，林肯將沒有讓他發揮領導才能的平台。若要充分認識林肯的領導素質，把他的角色放在更廣泛的歷史進程中看是非常重要 的。而這其實可以在電影的開幕數分鐘展現出來。然而，導演卻選擇提供了狹隘的視野給觀眾，並且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歷史背景下，令劇情呈現歷史是由偉人造就 的，而更大的權力規定誰是偉人。

第二次美國革命

「這個鬥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這兩種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陸上和平共存了。它只能以一個制度（奴隸制度）或另一個制度（自由勞動制度）的勝利而結束。」-​​馬克思

多年來一直在美國政治占主導地位的種植園東主最終在革命戰爭中被推翻，,而奴隸制的廢除令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一一被連根拔起。而這次革命是必要的，因為美國爭取獨立的首次革命最終是以南方的種植園東主和北方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的妥協結束。

許多人當時認為奴隸制是一個正要垂死的制度。但由於軋棉機的發明到工業革命的發展，棉花的需求快速增長所導致出現了比資本主義之前更為殘酷的奴隸制，並通過了兩黨制度（民主黨和輝格黨 [Whigs] ）令這群擁有奴隸的東主強盛起來和主導了當時的美國政壇。

由於棉花種植破壞土壤，所以種植園東主不斷尋找新土地。北方人口迅速增長的小農場主希望獲得新的土地建設「自由土地」小農場而不是大型奴隸種植園。這導致了他們之間的沖突。1854年堪薩斯的小農場主和奴隸主就這個新的州是否應是蓄奴州而爆發戰爭。

隨著資本主義在北方快速增長，它有自己的政治議程，而奴隸制度和自由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也面臨更多沖突。支持奴隸制的種植園東主更拒絕放棄他們的權力更令革命成為必要的。

工 業界在反對奴隸主的運動中處於領導地位，但是他們必須動員群眾去做。在一場不斷增強的反「奴役力量」的民主運動中，共和黨於1854年建立。這個新黨除了 小農場主和工業家，還團結廢奴主義者和工人組織，他們將之示威一個建立強大的反「奴役力量」的運動的機會，將為社會快速變革打開大門。共和黨的綱領只有有 效目標要求停止蓄奴地的擴張，但這足以給奴隸制判死刑。

除了遭到北方的反對，奴隸的主人經常生活在奴隸起義的恐懼裏。隨著奴隸的人口增長 超過了四百萬人，恐懼日益增加。奴隸主人完全依賴於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並無情地來執行他們的需要，這包括執行逃亡奴隸法和鎮壓廢奴煽動。反民主 的針對廢奴主義者措施在北方散布了恐懼的情緒，認為「奴役力量」是對民主自由的威脅。

當林肯在1860年當選總統時，奴隸主人已經認定捍衛自己的利益的唯一的希望是要對北美武裝起義和分裂國家。

這一廣泛的歷史進程導致了林肯的選舉和戰爭的爆發的。由於存在兩個對立的制度，沖突和戰爭是無法避免的。

林 肯下決心在內戰結束前廢除奴隸制是至關重要的，保證了接下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後續發展。同時也導致發展出強大的工人階級，只有這一階級能夠建立一個真正平 等的社會。因而馬克思和他的美國盟友在內戰中支持林肯和北軍。他們反對認為廢奴會導致工人間更大競爭的觀點，而解釋說工人階級會由於黑人勞工擺脫枷鎖而變 得強大。「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

一個民族的歷史與荷利活

林 肯本身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並沒有廢除奴隸制，而他自己也同樣有種族歧視觀點。林肯於1858年9月18日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第一次辯論時說：「我願意說， 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以任何方式促成黑種人和白種人的社會與政治平等地位。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讚成黑人投票和做陪審員，不讚成他們擔任公職，不讚成他們 與白人通婚 ……我和其他人同樣讚成把優等地位指派給白種人。
（1858年9月18日在伊利諾伊州渥太華，林肯與道格拉斯的第一次辯論，亞伯拉罕·林肯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vol.3, pp. 145-146）

但是 林肯是「自由勞動」的支持者，這是重要因素來動員北方的小農民，商人和工人自願團結起來戰鬥。

林肯是一位天才演說家，可以和貧困農民什至律師互通，這是我們可在 史匹堡的電影的開頭窺見一斑。當 林肯與兩名一黑一白士兵討論的時候，他們兩人似乎受到啟發，靠記憶背誦出林肯當時在葛底斯堡的演說。

林克的思想和行為也被社會沖突的加劇所推動。奴隸自己向聯邦（北方）領導人施加壓力，戰爭中越來越多的奴隸逃到北方，使得廢除奴隸制度成為了戰爭的手段。在廢奴主義者的鼓動下，廢奴情緒同樣在戰爭爆發後迅速增長。

陸軍為代表了北方最激進的工人和小農場主。它一點都不像今天的美國軍隊，因為陸軍這是透過貧困草案而建立的。南北戰爭是政治戰爭，因此聯邦軍（北軍）是政治化的。
雖然當時有征兵制，但也有成千上萬的是自願參軍的。因為他們相信打破「奴役力量」對爭取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非常重要。工會會員、社會主義者和其他激進分子在加入和組建構成聯邦軍的民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1864年選舉中聯盟軍士兵幾乎無一例外投林肯的票。

奴隸為自己的解放鬥爭

在 電影開幕中，有一位黑人士兵提及到黑人士兵有種族岐視的遭遇。但這僅僅象征性提到白人聯盟領導和黑人士兵的種族緊張關系。另一部由 馬修·布羅德裏克和 丹澤爾·華盛頓主演的，名為「榮耀」於1989年上映的電影，揭示了多得多的這一種動態的緊張關系——聯邦領導人極力保住聯邦以及他們的仕途，而黑人戰士 為社會解放而戰鬥。諸多事件最終迫使林肯廢除奴隸制，而決定這些事件的動力是奴隸們為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而進行的鬥爭。

不幸的是，電影裏 的黑人只是被用作道具，缺乏任何真正的發展，對話和對事件的影響。更加糟糕的是，電影絲毫沒有提到或者描述重要的非裔美國人領袖，諸如廢奴主義自由戰士弗 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領導地下鐵路並在後來加入聯邦軍（北軍）的哈裏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林肯在人生的最後幾年，曾在奴隸、戰後和黑人選舉權的問題上借鑒道格拉斯的思想。

這部電影也給出了虛假的印象，第十三條修正案是由 林肯提出，但其事實是激進的共和黨人和廢奴運動在1864年1月推出該修訂案。激進的共和黨人比林肯早幾年呼籲結束奴隸制度，賦予不同種族和政治派別、不 同經濟和社會地位間平等的全面的普選權，正如在迅速重建期（1868-1877）中發生的那樣。

激進的共和黨黨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在 電影中被描繪成妥協派，因為他們降低其更廣泛的呼籲黑人平等權利的要求，目的在於防止民主黨人拉布，確保解放奴隸宣言得到通過這一中心目標。但是他們所做 的妥協對於在制度上摧毀奴隸制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妥協推動了被壓迫人民的鬥爭。這和1860年前所做的維持奴隸制的妥協完全不同。

林肯這 部電影讓我們以批判的視角重新審視了美國第十六任總統。它提供了一個背景來進一步揭示快速重建期結束後非裔美國人和勞動人民面臨的可怕生活條件，而同時美 國迅速成長為一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圍繞著內戰進行的大規模社會鬥爭帶來的重要議題包括結束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種族、階級、性和性別剝削。 廢奴150年之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仍然是世界歷史舞台上革命性變革的真正力量。

婦女為何受壓迫？

不平等是理所當然的嗎？
和先前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一樣，資本主義將女性定位為“天生弱 勢”。為此辯解的言論有很多，諸如聖經中的故事：作為添加物的女人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僅僅是因為上帝覺得亞當很孤獨。夏娃是用一根多余的肋骨創造出來的， 而且，因為她性格中的弱點，她出現後的所有事情都變得糟糕透頂。

當科學替代宗教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理論依據後，又出現了其他的論點：女性的大腦比男性小；女性的肩與臀部形狀異於男性；她們既不如男性理智，也沒有男性的體力，易被自己的情緒左右。

雖然這些說法都曾流行一時、甚囂塵上，但現在看來大都荒謬和虛偽。比如男女之間工資存在差異是因為男性從事對體力要求更高的工資，但在解釋男性工資的分配差距時，體力卻不那麽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熟練程度，技能水平抑或是腦力勞動等因素。

家庭

關於婦女社會角色的解釋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在保守黨的意識形態攻勢中，出現了這樣的論斷：我們當今所了解的，由丈夫、依賴於丈夫的妻子及子女組成的所謂“核心家庭”一直存在，而且是社會的最自然而且最優良的組織形式。

他 們聲稱婦女的低薪酬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與操持家務相比，工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說，在成年後大多數的時間裏，婦女在經濟上應依賴一個男性作為其經濟來源，從 這個男性那裏獲得零用錢。而任何試圖背離這個社會角色而保持獨立生活的行為，比如支撐單親家庭，都會在社會上招致災難性的的麻煩。

保守黨人（新工黨的政客經常就這一點附和他們）指責這種婦女脫離其傳統社會角色的趨勢，將諸如犯罪和損毀公私財物事件等社會倒退的表現的增加歸咎於這種趨勢。對家庭的作用的了解不僅僅是為了反擊這些意識形態攻勢，對了解婦女所受到的壓迫也是至關重要的。

家庭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扮演何種角色？

當 大多數人想到家庭的時候，他們往往想到的是親屬關系：母親、父親、伴侶、子女等。顯然，親屬、朋友及同事等人際關系是無時無處不在的。他們是人類發展的重 要部分。但值得註意的是，當政治家和不少評論家提及家庭的時候，他們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前英國首相戴卓爾稱其為“建築單元”。家庭，作為一個組織單位， 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理想的家庭是這樣的：

一）不參與工作的成員依賴於賺取收入養家的成員，後者傳統上一般是男性，是一家之主。這種模式帶來的影響就是所有的財政負擔均由家庭負擔，而非政府。當然，家庭不具備擔負這些負擔的物質和很條件。因此在歷史上造成了饑荒、營養不良和疾病。

將 女人獨自留在家中照顧學齡前的孩子，是導致抑郁癥和神經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福利國家采取了一些緩解的措施。這在資本主義社會部分地達成了共識：為了創造 服務行業勞動力和避免社會動亂的發生，有必要作出這樣的讓步。這也是那些發現家庭不能承擔這些負擔的男女工人們鬥爭的成果。地方政府提供的保障對於婦女尤 其有利。

但是，從一開始，女性的經濟上的依賴性就已經固定到利益關系中，這種關系根植於父權制家庭的強化。因此寡婦被認為“必然是貧窮的”，同時，人們認為離婚的女性必須為自己的貧窮負責，只能領取最低收入。

資 本主義家庭觀的核心是妻子在財政上對其配偶的依賴。即使一段感情業已結束，他們總是試圖保持兩人間的金錢關系。因為職業女性的增加，以及她們想與過去失敗 的關系徹底決裂，所以給前妻撫養費的做法逐漸消失了。但在《兒童撫養法案》中，這種撫養費重新出現，該法案規定一個男人在離婚後應繼續在經濟上支持他的前 配偶和子女，因此婦女也不需要在經濟上依賴政府的補助。

二）在家庭中，婦女為其他成員提供不計酬勞的家務勞動，諸如做飯，洗衣和清潔。此 外她們還照顧孩子，有時還照顧家中的老人或病人。對於她們的這些家務活，一些保險公司要價高達470英鎊（約4362人民幣）一周，這些工作沒有一件是維 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所必須的。婦女不必為了和孩子擁有良好的關系而將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都花在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上。事實上，很多母親都會說，不必一直 都是照顧孩子是非常有好處的。這種將女性獨自一人留在家中的工作，常使她們心力交瘁。隨著地方政府為老人提供全程陪護服務、以及國民醫保系統、教育及托兒 服務等福利事業的發展，這種情況有所改善。

這些福利事業也創造了就業機會，這些職位通常由領取微薄薪酬的婦女擔任，但是畢竟是一種社會職能，而非被家庭強制的個人勞動。因為這些原因，婦女往往努力爭取並維持福利，福利國家的倒退正威脅著婦女在戰後經濟增長中所取得的不大的進步。

社 區護理服務的資金缺乏意味著意味著婦女不得不待退回過去的處境中：在家中獨自一人面臨著一系列覆雜難解的問題和無法滿足的需求。這意味著婦女面臨孤立無 援、困難重重的境地。這是那些與家庭有關的意識形態上的攻勢中的理由：將這些工作說是是婦女在家中的本分，以此勉強作為削減公共支出的理由。

三） 家庭還是一個傳統的社會控制單位。家庭是按等級制的形式組織起來的：作為一家之主的丈夫，和對他言聽計從的妻子兒女。在過去，法律反映了男性對女性的權 力，其中包括暴力和脅迫，以及父母對子女擁有的權力。英國在最近才將婚內強奸或家庭暴力定為犯罪，而非丈夫所能行使的合法權利。

當保守黨和不少工黨需要家庭中的約束力時，他們就呼喚這種傳統。他們相信家庭可以使其成員習慣於尊重甚至服從於權威。在階級社會中，這不僅意味這家長的權威，還意味著社會的權威——國家和雇主的權力。

我們今天所了解的家庭總是存在嗎？

圍繞婦女受到壓迫的根本原因，多年以來始終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當中主要有兩種觀點，有時兩種觀點混而有之。一種解釋著眼於既有的男性主導的男權社會的起源及其角色。另一種則認為，對女性的壓迫與私有制、階級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這兩種觀點並不矛盾。

如 果承認社會存在針對女性的壓迫（包括對統治階層的婦女的壓迫），就可能將這種壓迫的根源歸於階級社會本身。雖然這兩種觀點都不無爭議，但大多數分析家對二 者的存在及合理性都持認可的態度。分歧在於哪個更具根本性。這個爭論非常重要，因為“階級社會和私有制是否就是婦女受到壓迫的原因？”涉及到了社會主義、 階級鬥爭還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跟婦女解放鬥爭有多少的關聯度這個問題。

恩格斯在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就 認為護理員是符合婦女天性的職業，該觀點認為婦女受他們生理特性的限制，她們作為子女的撫育者，這個角色限制了她們的工作和思維方式。而男性，則可以理所 當然的參與公共生活，以婦女的供養者和保護人的身份外出工作。任何試圖脫離這種社會慣例的婦女都會招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惡果。

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工廠體系，這種觀點的虛偽性日漸暴露。從日益發展的紡織工業、服務業到碼頭等職業都迫使婦女走出原有的圈子，成為工廠中的廉價勞動力。

盡 管統治階級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希望一切都按照他們的意志發展，工人階級婦女還是日益組織起來，開展鬥爭。即使對一些中上層階級的婦女而言，這種（觀點帶 來的）限制太多了，因而發起鬥爭，意在爭取法律上的平等，參與某些職業的權利，以及和自己同一階層的男性享有同等的經濟社會地位。當中的一部分人，與工人 階級婦女達成了至少是暫時的一致，這種跨階級的聯合，雖然在短時期內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但往往會因為分歧而以失敗告終。這些分歧包括采用何種鬥爭方式的分 歧，也包括目標上的分歧：是要求普選權還是擁有與男子具有相同經濟地位的婦女方可投票？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恩格斯試圖用他當時所能找到的資料展示，早期社會的婦女並不如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社會地位低下，其所受的系統性壓迫是更加晚近的事情。正如我們的標題暗示的的那樣，他將這與私有制（即生產資料私有）、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馬 克思主義在生物因素與後天環境的爭論中的基本立場是：很明顯是生理因素決定了人類的能力範圍，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文化，如技術、知識、傳統風 俗及觀念。即使婦女的不平等的地位的根源確實是因為在男女分工中承擔撫育子女的職責，但在現代社會也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使之繼續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爭取 產婦權力和兒童保育權的鬥爭顯示了打破這種分工的可能性。馬克思在他的《費爾巴哈論綱》中寫道：“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進而認 為，改變人的因素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教育的結果。卻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改變的。”

為什麽在早期社會發生的情況很重要？

如果正如某些人宣稱的那樣，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由她們的生物特性決定而非歸因於社會的組織方式，那麽改變前一種因素顯然比後一種因素——改變生產和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要更加困難。相反通過改變生產和社會結構組織方式來改變女性地位則有可能性。

同 理，如果我們認為基本權力結構主要是為了維護男性對女性的支配地位的話，女性對男性的鬥爭就是為婦女解放展開的鬥爭。如果基本的權力結構只是階級統治的一 部分，並且維持著階級統治，男性被賦予更多的權力的話，婦女將為反抗她們受到的壓迫展開鬥爭，但這將傾向於與階級鬥爭一起展開，與此同時，反對資本主義的 鬥爭將會涉及針對女性的壓迫和歧視。

德國1933 : 希特拉是如何奪權的?

在1933年1月30日，德國納粹的領袖希特勒被委任為該國的總理（擁有專制權力的政府首長）。在幾個月內，納粹全面控制了國家權力並帶領德國走向新一場世界大戰之路。

納 粹在德國1933年的奪權加速了這場新的野蠻戰爭與大屠殺的倒數。希特勒如何在擁有世上最強大的工人運動，自1918年到1933年之間曾經有無數次機會 建立社會主義的德國中奪權的？共產黨（KDP）和當時雖然擁有資產階級政策與領導層但仍然是工人政黨的社會民主黨（SPD）要為德國1933年的嚴重失敗 負上最主要的責任。

是德國的資產階級在1933年1月30日將國家的權力交給希特勒和納粹。希特勒的第一個政府是納粹與右翼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這個只有十一個部長的小政府當中，有三個是納粹的。但在一月份的時候希特勒的奪權已經成為了事實，而工人運動卻沒能作出任何反抗。

1933 年3月的選舉就揭開了這一切殘酷現實的來臨。共產黨被暴力地鎮壓掉，並不能夠進行任何的運動。曾經強大一時的社民黨也已成為了空殼子，而資產階級政黨的代 表都過去到希特勒一邊。在“選舉”舉行一個月之前的3月5日，納粹向德國最大的資本家們保證“這會是十年，甚至一百年內最後一次的選舉”，並說道他們會將 馬克思主義“鏟除”掉（包括工人的政治工會組織，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萌芽社會主義的種子）。縱使如此，納粹也沒有立即獲得過半票數，得票只有百分之 43.9。在“選舉”過後，希特勒在眾多資產階級國會議員的支持下即時被擁立成為獨裁者。很快地，除了納粹黨以外所有的組織被禁止。在1933年5月，工 人運動被瓦解，而數以千計的運動份子被囚禁或屠殺。

納粹的支持來自於傾家蕩產的小資產階級（例如破產的小生意老板、農民等），以及在 1929年大蕭條和往後德國資本主義崩潰中失去工作、的中產。這些階層不會自動的轉向支持納粹，他們曾經也支持過工人階級和其組織。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 （其政策只是跟隨著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的）社民黨領導層，以及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共產黨所出賣。

共產黨在1923年德國危機中並沒能把握 革命機會後變弱。共產黨的領導退卻了，聲稱革命進攻的“時機未到”。這是關鍵性的錯誤。共產黨很快的失去在1923年中獲得的支持，而政黨的威信受到挫 敗。加上其在1928年起所奉行的極左派政策，讓共產黨無法回應1929年華爾街危機後的德國狀況。

共產黨的極左政策，是1928年由史 太林官僚控制的共產國際向其指示的，當中社民黨被標簽為跟納粹一樣的“社會法西斯”。根據共產國際，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最終的危機而共產黨應該準備直接奪 取政權。然而除非被推翻，資本主義並不會有最終的危機，這系統將會在巨大代價下繼續運作，正如1930年代及後所發生的一樣。除了這一點之外，共產黨還需 要贏得大多數的支持才能開始準備革命。

於此同時，納粹的威脅在增大。但是共產黨卻低估了其危險，而對社民黨工人的宗派主義導致無法團結一致對抗希特勒奪權。除此之外，工人運動被社民黨的資產階級政策所箝制，首先是從自己的政府，後來是通過支持自1929年到希特勒奪權時期統治德國的右翼聯合政府。

社 民黨對這些危機政府的支持，包括強行通過緊縮政策的專制手法，讓希特勒的納粹能夠贏得社會上中產階級的支持並將他們轉向工人的對立面。1928年過後，納 粹黨迅速地擴大，到了1930年代初他們能夠獲得數以百萬的選票。至1931年該黨擁有八十萬黨員，而其沖鋒隊（反革命民兵）開始占據街頭與公共地方。

雖 然兩個工人政黨仍然遠大於納粹黨，但是漸漸看到如果不阻止納粹的話一場災難就會降臨。而只有共產黨與社民黨的群眾組織走在一起在社區、街頭、工作場所和農 村裏團結反抗納粹才能阻止納粹。第一個在蘇聯反抗史太林主義的俄國革命領袖托洛茨基，也是第一個看到納粹的威脅並了解怎樣才能夠打倒希特勒的沖鋒隊。

“在 這種情況下，工人群眾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聯合戰線政策呼之欲出。它為共產黨開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不過，通往成功的條件是拋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那一套理論 和實踐，因為在當前的形勢下，它具有十足的危害性。”這是托洛茨基呼籲共產黨改變政策－從極左與宗派主義到團結工人反抗法西斯／納粹主義的政策。

“共 產黨必須呼籲保衛工人階級已經在德國國家中贏得的物質地位和道德地位。這最直接地關系到工人的政治組織、工會、報紙、印刷廠、俱樂部和圖書館等等的命運。 共產黨工人必須對他們的社會民主黨兄弟們說：『我們兩黨的政策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夜去破壞你們組織的門廳，我們將手執武器，飛跑 而來幫助你們。如果我們的組織受到威脅，你們能答應火速前來幫忙嗎？』這就是當前時期我們的政策之精髓。所有的鼓動都必須以此為基調。”（托洛茨基：共產 國際的轉變與德國局勢，1930年9月）
*共產黨的領導的回應就是指責托洛茨基向社民黨的領導投降，並且高估了納粹的力量。共產黨領袖恩斯特・台 爾曼甚至指出社民派、共產黨人與非政黨工人組成聯合陣線是“托洛茨基有史以來最反革命的主張”。一次又一次地共產黨聲稱納粹勢力在減弱，並提出社民黨的失 敗將會是希特勒的末日來為自己的宗派主義來開脫。

甚至1930年的選舉結果，納粹比1928年多贏了五百五十萬張選票，並成為了第二大 黨，擁有超過百分之18的支持，也沒能讓共產黨與社民黨的領導發現將近的危險。相反地，共產黨強調自己也在選舉中進步－由百分之10.2增加到百分之 13.1－而社民黨退步了。但是社民黨得到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依然作為最大黨派。共產黨的黨報《紅旗》（Rote Fahne）在選舉過後寫道：“納粹黨只會減弱”，而共產黨應該繼續維持同一路線。沒有比拒絕看清事實的人更盲瞎的。

另一方面，社民黨則 相信資本主義的機關能夠阻止希特勒。因此其全面投入在支持政府的極端緊縮政策和戒嚴法。這個政策只增加了危機和貧窮的群眾。在1931年12月，超過三分 之一的德國人失業－超過五百萬人，相對1928年的七十萬人。於此同時，全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40。社民黨的領導聲稱他們會在希特勒奪權後動員數以 百萬的人反抗。這是由德國工會聯會和社民黨在1931年組成的所謂反希特勒的“鐵陣”，聲稱能夠動員四百五十萬人對抗納粹。但是這個“鐵陣”不過是社民黨 的選舉機器而不是保障工人組織，例如在工人階級社區中阻止納粹黨。

工人政黨的癱瘓、分裂與無法為危機提供出路導致小資產階級、中產、失去退休金的長者和絕望的失業者更轉向納粹的煽動，其將對工人運動和猶太族群的攻擊混入一些對大財團的指控。

事 件甚至發展成共產黨在史太林的指示下跟納粹一起在擁有德國三分之二人口的普魯士企圖推翻社民黨政府。這最終失敗掉－普魯士政府撐過了反對公投。但是翌年普 魯士政府被馮·巴本的右翼中央政府所解散，而社民黨也沒有提出任何抗議。同時間，越來越多的大資本家和高級軍官開始跟納粹黨建力更緊密的關系。

納 粹所謂的“人民革命”根據希特勒是一個種族革命，而資本家們有權利帶領因為“資本家們透過自己的能力爬上階梯成為上層”（引自艾倫・布洛克《希特勒：一個 暴政的研究》）。德國資產階級視希特勒和納粹為能夠粉碎阻擋獨裁勢力的武器－工人階級進行自我組織的政黨、工會、工廠委員會、合作社等組織。納粹與法西斯 主義並不是資產階級“一般”的專制獨裁，而是服務資本主義的恐怖統治，來源自失望的小資與中產的反革命群眾運動。這個反而能夠讓法西斯和納粹主義在社會中 進行完全控制並且粉碎其他獨立的組織。其勝利就代表工人運動不僅僅是被削弱而是被摧毀。

希特勒的上台是德國自1918年來一系列政治和社 會動蕩危機的血腥終章。但是德國的結果並不是預定的。到1932年都仍然有機會可以阻止希特勒。可這需要所有工人組織都聯合起來同一陣線對抗納粹，而這並 沒有發生到。與其單獨行動，應當團結鬥爭，工人組織最終因為各自領導的錯誤政策和分析，最終一個接一個地被瓦解。

當共產黨的領導在 1932年末宣布相當的路線改變並提出團結行動，至少在地區層面，一切都為時已晚。社民黨的政策已經使其成員感到沮喪，並讓那些將其視其為自己政黨的工人 感到困惑。共產黨的幹部擁有很多有活力與英雄般的鬥士，但也由於其先前的政策未能夠團結工人階級成一股更廣泛的反抗。

在其1932年的黨 大會中，共產黨宣布這將會是其奪權之前最後一次的大會！這顯示了其領導是何等的脫離現實，他們寧願依靠革命措辭來維持士氣，也不清楚解釋當前的即時目標就 是要阻止納粹，才能捍衛未來的工人運動。首先需要把納粹的威脅打倒後，共產黨才能開始談論奪權的工作。在錯誤政策與分析下，共產黨被癱瘓了，縱使其成員及 支持者都隨時候命黨的指示來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但1933年1月甚麽也沒有發生。同一樣的癱瘓也影響著社民黨。社民黨的領導沒有動員其核心力量來與共產黨 支持者合作，反而將希望押註在統治階級、法律和威瑪共和國的殘存上。社民黨也聲稱納粹在1932年選舉中支持下滑反映了希特勒的爪牙離國家權力越來越遠。

但實際正好相反。納粹黨的減弱與內鬥反而迫使資產階級更團結在希特勒的背後，而希特勒也反過來保證建立資本家所祈求的條件，並在納粹黨內清除掉所有相信“人民革命”的成員。而作為交易，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成為了國家的總理。

正 因為工人階級並沒有認真動員起來反抗希特勒，這失敗也就更為慘烈。在納粹奪權後，頓時籠罩著失望與困惑，納粹對所有反對的正面攻擊更加強這個情緒。在其對 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戰爭中，新的恐怖政權擁有無數的通敵者和密告者。整個社會被恐怖的觸手荼毒。在4月就已經出現第一次由政權發起的對猶太商店的杯 葛。這只是往後發生的恐怖的預告。

1933年德國的災難是了新一場世界的大災難的開始。在奪權後，希特勒著手準備德國在歐洲的帝國主義擴 張和粉碎蘇聯的陰謀。新的世界災難迫在燃眉。新一場的世界大戰的爆發主要看納粹德國重整軍備的速度。希特勒在1933年的上台揭開了人類史上最黑暗的一 頁。這是為甚麽如今反抗納粹與種族主義的鬥爭是何等的重要。

社會主義者在民主抗爭的立場

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由資本家主導，通過他們的媒體、資本家政黨，並利用經濟力量控制選舉，讓工人表面上可以“發聲”一下。現實上這是不民主的，但社會主義者捍衛所有民主權利 –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組織自由、罷工權，反對警察和國家打壓。如果這些權利面臨軍事或法西斯政權的威脅，我們會倡議工人階級戰鬥，保衛這些權利。資產階級議會制是自相矛盾的制度 – 資本家保持最後控制權，但又被迫讓工人階級公開組織、抗議、組成工會和政黨、參與選舉，去監督資本家的權力。在今天希臘等危經國家，歐盟官僚和銀家等資本家說現在有“太多”民主，需要較專制的政權去解決危機（即要窮人埋單)。

在香港，議會是由資本家控制的，他們利用不民主的議會制度，確保有利工人的政策不能通過。因此，資本家是反對香港吋進的民主改革。民主鬥爭需要由基層群眾和工人階級領導，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才能成功。這亦解釋了香港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在民運上往往與中共妥協，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政府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因此，在民主鬥爭的路上，CWI不倦的強調，資產階級今天不再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這是資產階級的“年輕之過”），從而激化群眾對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不信任，強調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才能成功。我們以行動說服群眾，社會主義者是最堅定的民主派，同時毫不飾掩提出民主運動與社會主義之密不可分。

我們支持吋進的民主改革，包括普選權、廢除功能組別，但不僅於此。我們強調需要召開新的民主議會，打破現存的立法會，除了徹底的民主訴求，包括16歲投票權、移民工投票權，亦指出新議會必須實施迫切的社會改革，包括八小時工作制、民主公營化銀行及大企業等，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不錯，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或過渡訴求，但我們向群眾揭露，資產階級黨派不能實行這些任務，讓群眾在鬥爭經驗中學習到工人階級獨立鬥爭的必要。

關於“例如中國倘若真有一天采行普選國家領導人了，要不共產黨官僚層繼續勝選，或如同一般資產階級國家一般，由真正的資產階級上台。”如果在未來的運動工人階級的力量，革命可以超越民主階段，足以形成工人政權奪權，普選議會當然可以廢除。相反，若果工人力量不足以領導運動，即使是這種偷梁換柱的議會，社會主義者絕對應該參加，並在議會中提出徹底的社會改革訴求，迫使資產階級攤牌，揭露妥協派的叛徒角色。

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陷入低潮，托洛斯基就指出中共應該提出“國民議會”口號，其內容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包括沒收地主土地、中國民族獨立、八小時工作制等，以民主口號動員工人階級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而斯大林主義者在革命敗退後，卻提出即時奪權的冒險主義口號，掩飾革命的失敗。在理論上，這是脫離群眾意識；在實踐上，則令1927年急急成立的廣州蘇維埃受軍閥鎮壓。

在“工農勝利的革命推出的政府，只能是引導大多數被剝削、受壓迫人民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應該明白我們在理論宣傳文章和演說中不知疲倦地閘述的一般革命前景，與我們今天就能用來動員群眾、讓他們事實上與軍事獨裁制度對立的實際政治口號之間的差分。國民會議口號就是這樣的核心政治口號。”（托洛斯基給中國反對派的信，1929年12月22日）

今天，中港台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意識水平尚未處於革命階段，“真正民主議會”與“工人民主政權”的政治口號不僅沒有對立，“在民主宣傳及其鼓動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不可分離的緊密的連接，並且這兩方面的革命活動平行不悖”（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全集第二卷）。即使在二月革命後，托洛斯基認為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後號召“不分階級”的立憲會議，目的是揭露資產階級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拖延召開新議會的角色。在雙重政權形成後的革命形勢下，這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今天我們在中港台直接號召蘇維埃，不僅是冒險主義，更將自己排除在廣大的民運群眾之外的消極主義。

占領中環（香港民運議題的焦點）若果如目前一樣，由資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領導，必定會妥協收場，接受中共不民主的方案。革命社會主義者應該積極幹預運動，提出工人階級的綱領和策略，爭取工人群眾支持，挑戰泛民領導。可惜，香港的左翼不是尾隨泛民主派的尾巴，就是教條主義消極地與運動“保持距離”。我們絕不會犯上機會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

南非：曼德拉的遺產

民主社會主義運動（DSM）謹向曼德拉的家人和南非及國際上所有哀悼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逝世的人致以慰問。曼德拉是在過去幾十年中為結束種族隔離和爭取民主而鬥爭和犧牲的成千上百萬人的象征。對這一英勇鬥爭的希望和期待曾被寄托在曼德拉身上，在鬥爭中強大的黑人工人階級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我們認可他在挫敗歷史上最為可恨的壓迫和剝削制度之一中所發揮的作用。

2013年12月5日（周四）曼德拉的逝世使半年前開始的預先哀悼告一段落，當時他被送往醫院治療覆發性肺部感染。他的肺部疾病源於他為反對種族隔離進行鬥爭而遭到27年監禁的第一階段，當時他在羅本島的石灰采石場服苦役染上了結核病。對於許多人來說，他的死亡被視為值得歡迎的解脫之舉，因為這使曼德拉免於忍受漫長的痛苦。此前他躺在約翰內斯堡的霍頓區（Houghton）的家中時已經完全奄奄一息而喪失了感知能力。諷刺的是，人們普遍相信，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領導層之所以想讓他維持茍延殘喘的狀態，只是為了讓他能拖到2014年死去從而在當年選舉中獲取最大的效益。

誠信與承諾

作為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一樣偉大的歷史上人物，曼德拉是一位名副其實受到全球崇敬的政治家。他在挫敗地球上最值得唾罵的政權和人類歷史上壓迫和剝削最重的制度之一的鬥爭中發揮了他的作用。尤其是因為他為黑人多數人口的的民族解放這一崇高事業而身體力行的自我犧牲，使他獲得了舉世公認的英雄地位。

在他接受叛國罪審判期間，他的聲明已經記錄下，“如果需要的話”，非種族主義是他願意為之奮鬥至死的一個原則。

他願意為這事業做出最終犧牲的證明是他個人承擔了建立非國大的武裝派別——民族之矛（MK），他秘密訪問像阿爾及利亞這樣的國家尋求對（非國大）武裝鬥爭的支持，從而使他被任命為民族之矛（MK）的第一任總指揮官。他堅定地拒絕為換取他個人自由而與種族隔離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妥協，從而選擇接受長達27年的監禁。作為一個致力於服務他的人民而堅持原則和正直品質的人物，這些行為提升了他的精神高度。這也與今天那些踐踏他所托付的遺產而毫無個人原則又腐敗不堪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對比。

目前非國大（ANC）的領導層錯誤地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失敗描繪為非洲大陸最古老的解放運動經過長達百年的長征而或多或少贏得的不可避免的勝利高潮。但是，毫無疑問，就其政治信仰、政治前景和意識形態前景、戰略和戰術方面而言，非國大（ANC）深受群眾愛戴是發生在曼德拉的時代，也就是它百年歷史的後五十年，而並非是它的前五十年。

曼德拉改變了非國大（ANC）

作為1940年代新一代的青年領袖，曼德拉和他的戰友們，主要是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和奧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等人，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震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革命激勵，從而動搖了非國大領導人此前決定的拯救被壓迫者的路線，——舊路線依靠乞求英國女王釋放被奴役壓迫的黑人，同時表達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承諾向她和大英帝國奉上自己永遠的恭順。

非國大原本是一個將其活動方式自我局限在懇求和請願上的組織。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獲取了對非國大青年聯盟的控制權，並采納了1949年行動綱領，從而第一次將非國大轉變為一個致力於通過群眾行動實現其目標的組織——其中包括反抗運動、抵制公共汽車（按膚色分區）、抗議通行證法和集體離崗等方式。

此後還通過了《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其中激進的訴求反映了工人階級群眾開始影響到非國大對前景的展望。這與他們因為階級差別而對前曼德拉時代的非國大領導層充滿敵意而保持距離的情況發生了鮮明對比。從此時起直至1994年實現民族解放為止，這使得同樣受到白人少數政權奴役的處於階級對立中的勞動群眾和那些中產階級——即充滿野心的黑人資產階級——能在同一個組織中在相同的綱領下相互承諾一致推翻白人少數統治。當時這（階級共存）本是沒有關系的……直到它變得幹系重要的時候。也就是說，到要開始履行《自由憲章》的時候。

下一場選舉將發生在種族隔離政策終結20周年之時。歷史性的1994年選舉標志著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種族壓迫的枷鎖終被解除，新社會的大門已經打開，在這個新社會中黑人得以揚起頭與他們的白人同胞平等地肩並肩站在一起。依靠所有人都將擁有更美好生活的承諾和對他們人數實力的信心，南非多數人口黑人在曼德拉的倡導下慷慨地接納了少數人口白人。由於曼德拉的領導避免了一場有些人認為將不可避免的種族內戰。

由於領導層是那些曾經一心一意堅定領導人民實現自由的人組成，當時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做出的）所有人都將享有更好生活的承諾。通過曼德拉的領導，依據所謂世界上最進步的憲法而建立的新的民主分配體制已經到來。按照曼德拉的說法，在此基礎也將浮現一個新的“彩虹之國”，種族壓迫和它的同伴——貧困、文盲、疾病和無家可歸——將被消滅，而“永不再回來”。在這個新南非，所有人都將在一個“保持多樣性的統一”的國度中擁有平等的機遇。

迥然不同的現實

南非已經實現所謂民主制度二十年，但現實中看起來與20世紀90年代初談判達成政治解決方案時的承諾卻是截然不同。雖然種族主義的德克勒克政府將政治權力轉移給了非國大，而且非國大在選舉中也靠多數人的選票保持長期連續執政，但對於絕大多數（南非）人口而言生活幾乎沒有變化。

對曼德拉的謳歌有一個顯著特點，相互沖突的階級利益似乎在對曼德拉的預先哀悼中已經融匯到統一的整個國家共同的公共集會中。

今天曼德拉傳承下來的“國家”並未得到重新改造，和其在種族隔離政權終結前仍然一樣，整個社會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社會力量——一邊是工人階級，另一邊是資產階級。南非被稱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多達800萬人失業，1200萬人不得不餓著肚子上床，數以百萬計人無法享有良好的教育、醫療和住房。

執政的非國大統治精英與其所取代的前政權一樣惡行彰顯—— 腐敗、無能、貪得無厭的聚斂財富和迷戀權力。更糟糕的是，雖然他們譴責種族隔離政策是反人類的罪行，而新精英的代表們正顯示出越來越迷戀采用他們前任類似的統治手法。他們依賴保密法（Secrecy Act）、國家重點利益法（National Key Points Act)與傳統法院法案（Traditional Courts Bill）等鎮壓性法規以確保對權力的控制，並使整個國家依舊處在與種族隔離時代類似的黑暗秘密和鎮壓之下。

群眾曾經被引導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平等和繁榮的夢想垂手可得，但取而代之是只有極少數人才從中獲利。與曾經承諾的平等的“彩虹之國”相去甚遠，非國大總書記格維德·曼塔謝(Gwede Mantashe) 已經親口承認，今天的南非酷似“愛爾蘭咖啡”——下面是黑色的，頂部是一層薄薄的白色奶油，然後灑上了些黑色巧克力。

大多數人對曼德拉一生評價的一個共同主題是，他在非國大領導層中的繼任者們和他爭吵不休的家人們不僅代表了對曼德拉一切主張的違背，更構成了對他遺產的褻瀆。這一評價是否禁得住更為近距離的仔細審查？

資本主義評論家希望我們相信， 南非即使不能成為我們夢想的國度，那麽至少曼德拉的繼任者們正繼續沿著他的腳印前行使南非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但事實卻是，恰恰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使我們對非國大近20年的統治期間的政策至少提出基本疑問。

曼德拉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

曼德拉在放棄《自由憲章》和那時一切非國大曾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根本性的決裂是（非國大）1996年通過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 Gear）。《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使非國大政府逐步與工人階級發生公開的沖突——沖突發生在工作場所、各鄉鎮、村屋聚居營地和高等教育機構等地，並引發了三方聯盟的第一次嚴重內部沖突。曼德拉的統治與他所有繼任者之間的區別是風格多於實質。

有點不公平的是，比如姆貝基曾自豪地宣稱自己是撒切爾夫人似的人物，並且個人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關系緊密。然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是曼德拉在總統任期內通過的。盡管事實上，姆貝基率先采用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他這樣做得到了曼德拉（和非國大其他領導層，包括南非共產黨）的祝福。

在他1990年得到釋放到非國大四年後上台期間，曼德拉的立場從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推動《自由憲章》和重申作國有化政策為非國大政策的根本核心條款到在非國大進入議會之前，宣稱私有化——《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戰略目標的核心條款——現在成了非國大的基本政策。當初是曼德拉領導非國大獲得執政機會，並做出讓所有人得以就業的承諾，同樣又是曼德拉在議會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後宣布非國大政府“不是一個創造就業機會的職業介紹所”。

在進行這一“心臟移植手術”時，“曼德拉醫生”並沒有咨詢的“病人”。通過《自由憲章》是非國大歷史上最為民主進程的高潮，而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則是極端的不民主。《自由憲章》是全國各地各界人民和城鄉成千上萬的工人將他們的建議寫在一張張紙片上然後轉發給人民代表大會，在那裏將人民的意見匯總而成的。

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的制定不僅背著非國大的成員，而且甚至背著非國大內閣的多數成員。它在1996年得以通過並開始實施，而直到1997年，該法案得到大企業的認可後，才作為一個即成事實遞交給非國大的集體大會。

正如前民族之矛（MK）的領導人、南非共產黨中央委員和情報部長羅尼·卡斯裏爾斯（Ronnie Kasrils）證實，由於其誠實而感到震驚的是，非國大在曼德拉的領導下在“建立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的談判中與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妥協而背叛了“窮人中的窮人”。

商業合約與曼德拉

引用斯泰倫博斯大學（Stellenbosch Univrsity）的桑派·泰勒拜倫徹（Sampie Terreblanche）的文章，卡斯裏爾斯寫道：“……1993年年底推出的大企業戰略——是1991年在在礦業巨頭哈裏·奧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的約翰內斯堡住所中孵化出來的——是南非開發銀行長期秘密深夜討論的結晶。出席會議的人包括南非礦產和能源行業的領導人和在南非有商業利益的美國和英國公司老板們……”

這些“深夜的討論”發生了什麽事？卡斯裏爾斯透露：“《自由憲章》所設想的礦山國有化和高度[指令性]經濟的被遺棄了。” 卡斯裏爾斯介紹了非國大領導層如何在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面前俯首稱臣的： “非國大接受了償付種族隔離時代遺留的巨大債務的責任，……針對超級富豪征收財產稅以資助開發項目的計劃被擱置了，在種族隔離期間富裕起來的國內和國際公司都被免於任何相關的財務賠償。提出了極為苛刻的財務預算，這將束縛住任何未來的政府，承擔落實自由貿易政策的責任，並取消所有形式的關稅保護，接受符合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大公司被允許在國外上市。”

“非國大領導層源於對憲政不再抱有幻想，以及不斷增長的對議會民主制本身的惱怒，被發現轉而開始踐踏他們自己的內部民主。

與舊政權宣傳相反，非國大領導層盡管接受了南非共產黨作為其一部分，但從未感染共產主義的“疾病”。姆貝基的思想面貌曾錯誤地被描繪為與曼德拉有根本的差異，但其中對工人階級的回應不過是曼德拉曾在1956年通過的《自由憲章》時和1964年接受叛國罪審判時已經提煉出來的內容。

他不想將《自由憲章》與社會主義混淆起來。他解釋說，《自由憲章》“ ……絕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藍圖。它要求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國有化土地，它提出國有化礦山、銀行和壟斷行業，因為大壟斷行業應該只能由一個種族擁有，沒有這樣的國有化政策，即使政治權力轉移了，種族統治仍然會延續下去。

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非國大支持國有化政策從來沒有將其視為取消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步，而是利用國家加快發展出一個黑人資產階級，正如當年南非國民黨的做法發展出一個南非白人資產階級一樣。曼德拉在叛國罪審判中解釋：“非國大的[國有化]策略與國民黨的舊政策是一致的，多年來其黨綱中也有將曾經由外資控制的金礦國有化的內容。”

選舉前的曼德拉

非國大發現自己正處在這一歷史時刻，並不是因為它脫離了其自身制定的歷史路徑，當考慮到它的歷史背景、社會性質和歷史任務，恰恰因為這是一直領導其發展的路徑所致。

非國大在“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上違背人民大會的授權而屈膝投降，並不是在這一路徑上發生偏差。事實上，這是在履行非國大的歷史使命。曼德拉在其叛國罪審判的講話中已經發出了明確信號，在審判中他明確表明非國大領導層甚至準備在一人一票的多數人統治這一基本原則上做出妥協，只要當局同意談判在某一個固定期限內為黑人提供一定數量的議席，並在今後一個固定階段內逐步增加黑人的議席。這也反映在，早在1985年他就在並沒有得到自己組織授權的情況下，與種族隔離政權的情報機構和大企業的代表進行秘密談判。

在“為會談而進行的會談”之後與當局更高層級的接觸1987年發生在塞內加爾的達喀爾。他與當局的成員進行了會談。在沒有征詢民族之矛（MK)的幹部的情況下，甚至沒有征詢克裏斯·哈尼（Chris Hani，曾任民族之矛的軍事領導人，是僅次於曼德拉受到南非黑人歡迎的非國大領導人，1993年遭白人極端分子暗殺身亡）的意見，他就放棄了武裝鬥爭。這證明了武裝鬥爭不過是他們迫使當局回到談判桌上來的一種宣傳策略而已。 因此，“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也就成了合乎邏輯的結果了。

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延續了這樣一個神話，即所謂談判協議是改邪歸正的南非白人主導的資本主義政權與寬宏大量的曼德拉為首的非國大之間相互融合的結果。但是，即使曼德拉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指出，並不是由他或非國大會領導層解放了這個國家，而是勞動群眾自己解放了這個國家。

如果帝國主義和南非資本主義體制向種族隔離政權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與非國大進行談判，這是因為他們明白群眾的鬥爭是他們制度的致命威脅，——包括從1973年納塔爾（Natal）的罷工到1976年青年反抗，到20世紀80年代在南非民主統一戰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建立而刺激的反叛活動，尤其是南非總工會（Cosatu）的工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如果白人少數統治是被一場群眾暴動所推翻的，那麽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會受到威脅。可以相信在與曼德拉進行談判的幕後是資本們有遠見的戰略家認識到曼德拉是個可以與他們進行交易的人。曼德拉從來沒有考慮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他的問題從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資本主義制度青睞一個種族而反對另一個。為此統治階級將永遠感謝曼德拉。

非國大領導層從未致力於對南非社會進行徹底改造。其所追求的遠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能在其中共存。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正深陷其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的陣痛之中時，這個資本主義政府無法履行人民期望的無能已經表現得越來越嚴重。資本主義危機也反映在非國大自身上。

新工人政黨

仿佛是造化弄人，曼德拉自己的生命周期恰與他曾英勇領導的黨的生命周期相互對應，歷史似乎已經確定了曼德拉的逝世應與非國大的內在崩解不謀而合。

對於執政的非國大精英來說，曼德拉的逝世無疑是值得歡迎的分散註意力的機會，因為他們自己的信譽因為剛剛發布的護民官報告而受到嚴重打擊。因為該報告火上澆油地發現總統祖馬的兩名部長犯有腐敗和管理不善的確鑿證明，而此前關於臨時報告已有傳言總統祖馬在誇祖魯-納塔爾省的納幹達拉（Nkandla）花費2億蘭特公款修建的私人住宅存在貪汙問題。

毫無疑問，非國大領導層將利用曼德拉的死亡試圖重振該黨與已經疏遠的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如金屬工人全國工會定於12月13日至16日召開特別大會，外界普遍預計該次會議將通過一項決議，不再支持非國大2014年的選舉，並停止給予非國大的800萬蘭特的競選資助。根據一個針對工人代表政治態度的調查顯示，南非總工會（Cosatu）中67%的工人代表願意支持一個值得總工會支持的工人政黨。如果金屬工人工會的決議獲得通過，那麽幾乎可以肯定不僅在南非總工會內部，並超越其在整個有組織的工人中產生回響，而且幾乎可以確定這將導致總工會的分裂並嚴重打擊非國大的選舉表現。這就是為何南非總工會親祖馬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人工會主席蘇多瑪·德拉米尼（S’dumo Dlamin）沒有浪費任何時間而令人感到諷刺地呼籲為了“曼德拉的緣故”而團結 。

但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同情而獲得的任何好處至多也是暫時的。祖馬謳歌曼德拉是南非“最偉大的兒子”，但對這個國家的許多人民而言目前國家正掌握在“南非最糟糕的兒子”手中。祖馬的支持率如此之低以至於，據說他最親密的顧問一想到非國大最受尊敬的領袖將由其最受唾罵的領導人埋葬，而難以掩蓋其蔑視想法。祖馬無恥的祖魯族沙文主義使得當初非國大建立之初反對的部落主義得以覆蘇，而當初非國大就是以此掃清了道路從而用相對進步的民族主義來反對種族隔離的反動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的可恥行徑。真是有始有終，祖馬通過埋葬當代非國大的創始人，也將被埋葬了該黨自身當代的化身。

隨著他的安葬，非國大作為解放組織的神聖光環余暉也終將消散。曼德拉的死亡很可能將加速非國大衰弱的過程。圍繞在他的周圍非國大仍然能夠凝聚在一起，享有他的榮耀帶來的光輝。隨著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orkers and Socialist Party)現在得到全國交通運動（National Transport Movement）的支持，——也就意味著超過5萬工人從南非總工會下屬的腐敗南非運輸和聯合工人工會（South Africa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中分裂出來——，這成為一盞指路明燈指示著為緊急建立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治替代選擇的道路已經得以開辟。

因此，當資產階級在哀悼其“建立一個民主南非的大會”即將崩潰之時，工人階級已經從鎮壓馬裏卡納大罷工的槍聲中驚醒過來——他們長久以來一直相信屬於自己的政黨原來在事實上竟然是老板們的朋黨。在現實中發生的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首領的換班而已，種族主義白人政府被黑人多數人口通過民選產生的“非種族主義”政府所替換。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的成立代表了歷史性的一步：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和政治獨立得以重申，並得以從非國大和三方聯盟近二十年的思想囚籠中解放出來。雖然自1994年以來工人階級一直被引入歧途，但如今南非邁向社會主義的征途得以重新啟程。

資本家和他們的代言人有理由因為曼德拉的逝世而深感擔憂。即使其中有些是貓哭老鼠，但關鍵是他給南非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得以茍沿殘喘的新租約。自他的非國大上台到現在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一直暴露著資本主義的殘忍——貧困、失業和不平等，他的非國大的領導們稱之為三重挑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你根本無法消除它們。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才能消滅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對於今天的工人和青年而言，最好就是追隨曼德拉的例證——進行無私和堅決的鬥爭——還要學習，在鬥爭中學習到我們決不允許在與階級敵人的鬥爭中進行妥協，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群眾的背叛，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滿足他們的願望。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認識到，工人階級應該只能依靠其獨立的政治領導層、組織和計劃，從而改造社會使其滿足其自身的利益和窮人的利益了，為建設社會主義南非和社會主義世界而奮鬥。

二零一四年

《列寧》書評：列寧的革命遺產

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將列寧描述為一個暴虐的獨裁者，為了回應這一汙蔑，一些左翼分子嘗試向拉爾斯．立（Lars Lih）靠攏。但是，拉爾斯竭力卻將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描繪為一個面目模糊的自由主義者。這樣，有可能令我們無法理解如何建立運動才能改造社會。

最近烏克蘭爆發的“革命”中，群眾的目標旨在反對普京要脅烏克蘭政府，並反對普京保持該國留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內。當中，有人拆毀了首都基輔最後一座的列寧雕像。前“蘇聯”史達林派的官僚精英們建造這些雕像，希望利用列寧的政治權威為自己掩護，逃避人民群眾的憤怒。現實中，他們與列寧對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真正思想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沒有要被推倒的列寧雕像。所以，特別是在史達林主義，以及伴隨著的東歐俄國計劃經濟崩潰之後，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學者做多了一件“好事”：詆毀列寧和與他共同領導俄國革命的托洛茨基，目的是有系統抹黑社會主義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諸如理查．派佩（Richard Pipes）和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等一小撮所謂有分量的現代“歷史學家”，還有不得不提的羅伯特．薩維斯（Robert Service），都對歷史進行了徹底的重寫。費吉斯被揭發在批評其他歷史學家的作品之同時，卻暗地裏撰寫評論讚揚自己的書本！薩維斯撰寫的托洛茨基的“傳記”出版後，我們就立即予以回應，而該書因為缺乏客觀性，今天甚至在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中也名譽掃地了。

在當下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裏，（人們）重新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資產階級）因而需要更有“技巧”地說明（歷史）。學術界開始拒絕服從泛濫的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學。因此，師生對於熟讀馬克思和相對“激進的”資產階級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愈來愈有需求。這可以理解為，在“神聖的”學社中，一些類似於上世紀60年代的特征有所覆蘇。大批學生和學者急速激進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紀60-70年代群眾工運冒起前的先兆。

拉爾斯．立（Lars Lih）的一書《列寧》，就是對當前新形勢的回應。該書屬於“批判的生命”（Critical Lives）系列，在2011年首次出版的。作者在本書及其他著作中，比上述的歷史學家較為同情列寧。但至於所謂“嶄新地詮釋列寧的政治面貌”，至少是誇大失實了。

拉爾斯自己也承認：“我對列寧的觀點並不特別具原創性，而與列寧時代大多數的觀察者大致相同。”但不幸的是，“大多數觀察者”並不“同情”列寧的觀點。尤其是，當問題涉及到 － 若果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要成功，工人階級需要的什麽性質的政黨 － 這問題時，就更是如此。

工人和農民

本書中只略談過托洛茨基，當中大篇幅但粗疏地描述了托未完成的《史達林傳》，提及書中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初始階段的真正歷史。他也清晰概述了列寧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觀點：革命政黨需要什麽特征、革命政黨的結構和實踐，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及其起源。

另一方面，拉爾斯以模糊難懂的文字誤導讀者：“列寧對於階級內部的領導架構持有浪漫的觀點。他試圖以崇高的理念來描述自己的領導層能如何實現宏業，從而激勵下層的活動者。”根據同樣的脈絡，在書中亦穿插著眾多諸如列寧“英雄場景”的描寫。然後，就是對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關系的武斷陳述：“他雖然堅持農民作為從屬者的地位，但並無排除對農民在革命中崇高甚至浪漫的看法。英雄式領袖需要英勇的追隨者”。

當然，像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列寧是充滿熱情的。反過來，尤其是當革命達至高潮時，他們也被工人鬥爭場面的熱情所激勵。馬克思主義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同時，列寧整體上對於階級鬥爭的前景，以及涉及工人階級命運前途的一切問題，都保持著完全的現實主義態度。他對於領導的觀點，與需要政黨的觀點一樣，並不是出於“沖動的”想法，而是絕對實用的，並遵循必要之舉而產生的。

再者，我們該如何看待拉爾斯在書末中的結論？他寫道：“老布爾什維克主義將賭註押在農民的革命特性上。然而，在列寧死後不到十年，由列寧創立的政權則發動了針對農民的戰爭，並在集體化運動中將革命強加於農民身上，導致一場毀滅性的饑荒”。（202頁）

首先，布爾什維主義從來沒把“賭註”押在農民身上，反而認識到農民階層不可能發揮獨立的作用。因此，問題是誰將會在革命中領導農民，即誰能滿足他們的土地要求，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歷史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在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表明，他們絕不會將土地、和平與面包給予大眾（包括農民群眾）後，工人階級卻以行動滿足了農民。其次，拉爾斯將“列寧創立的政權”，等同在列寧去世十年後，特權官僚菁英控制的史達林政權，是十分可笑的。事實上，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在1926年廣為人知地說過，如果列寧還活著，他會在史達林政權下會遭到監禁。

革命政黨

類似以上的誤導而錯誤的描述，書中出現很多次，因而無法正確闡述列寧的歷史作用。但該書卻得到了一些左翼的認可，甚至是某些半馬克思主義圈子的認可。原因是，拉爾斯的描述，特別是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描述，得到了這群拒絕這一思想（的左翼）的認同。這撮人反對那個“強硬的”列寧，而更傾向於那個所謂“較開放的”列寧。這並非首次發生的現象。在上世紀60-70年代，《新左派評論》此等雜志，經常會“發現”一些面目模糊的“新突破的理論家”，但是這些理論家總是曇花一現，來得快、去得快。

對那些背離真正馬克思主義與列托傳統的人來說，拉爾斯的思想成為了他們追逐的新潮流。這方面的關鍵是，需要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來建立革命政黨。在現階段，這與廣泛的任務 － 建立一個工人群眾政黨 － 並不矛盾。群眾性工人政黨需要在遠較寬松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並以聯邦的形式運作，在英國的情況來看，此黨需要植根於工會中。但在這種較廣泛的組織形式內，維持一個清晰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是有絕對必要的。若非如此，工人階級贏得的獲益並不會長久。

歷史上，包括最近的歷史都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例如，1998年建立的蘇格蘭社會黨（SSP）背後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我們（CWI蘇格蘭支部）。戰鬥派（The Militant）的領導層首先推動這一想法，並支持建立這一基礎廣泛的政黨。但是，蘇格蘭工黨戰鬥派（SML）的領導人在建立蘇格蘭社會黨時，瓦解了自己的組織，而直接並入其中。但是，這反過來令他們在國際上和蘇格蘭脫離了工國委（CWI）。他們並非被驅逐去出，而是自願離開我們的隊伍。

我們當時就曾警告，這不僅意味著蘇格蘭這一特立的革命組織和傳統，會悲劇性地被弱化，且在某一階段令蘇格蘭社會黨本身完全解體。不幸的是，這一斷言被證實了。意大利也發生了類似過程，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加入了1991年成立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沒有能力爭取該黨的成員走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現在，重建共產黨實質上已經瓦解了。

與此相比，戰鬥派有著更大的成就，無論是當初在英國工黨內（1964年我們的支持者不超過40名），還是此後我們在1980年代後期被開除出工黨。從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蘇格蘭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敗）在於沒有充分組織化和經過政治訓練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有能力能贏得黨內的多數，或至少贏得相當數目的成員，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或政黨。

階級、政黨和領導層

一些馬克思主義力量誤解了階級、政黨和領導層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上述錯誤。 “民主集中制”一詞，本身並非由列寧發明，而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孟什維克，最早在俄國工運開始使用的。而早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在研究政黨的概念、組織方式，以及應如何進行討論和內部爭論等問題上，就已經有悠久的歷史。

例如，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作為成員的共產主義同盟裏，就有組織規則所反映。甚至在使用術語“民主集中制”前，這一概念早已被工人階級第一國際所采納。

在規定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員資格條件的章程中：“服從聯盟的決定…每個圈子的機關[今天理解為由幾個‘支部’組成的]是該圈子一切群體的執行機構…一個國家或省的各個圈子機關，都應服從於一個領導核心圈…中央機關是全聯盟的執行機構，因此向全體成員大會負責…全體成員大會是整個聯盟的立法機關。所有改變規則的建議，都應該通過領導核心提交給中央機關和全體成員大會…任何人違反了會員條款…都將根據情況，從聯盟中被撤職乃至開除。”

列寧從工運的歷史經驗中，汲取了這些和其他一些例子，包括學習德國社民黨的經驗，並嘗試將之應用到俄國的具體情況中。列寧於1901年撰寫的著名小冊子《怎麽辦？》裏，就強調俄國需要一個集中化的政黨。拉爾斯對這部分歷史的交代並不很充分，而只談到列寧在回應與“經濟學派”在公式上之分歧。“經濟學派”專註於純粹的日常鬥爭。但是，列寧在書中描述社會主義意識如何在工運產生時，就如他自己後來所言，當時是“矯枉過正”的。

列寧曾錯誤斷言社會主義的覺悟只能由革命知識份子從外部引入工人階級中。他也是從當時的德國社民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那裏借用了此一概念。雖然列寧此後糾正這觀點，但細小的組織曾經利用這一點，以合理化自封“領袖”、宣稱自己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傲慢手法。

列寧通過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以建立群眾政黨的艱苦工作，是為托洛茨基所讚頌的。不過，托強調，工人階級才是革命原動力的“蒸汽”。黨如果能正確行事，則能扮演“活塞”的角色來將這動力轉化成革命。

列寧也強調了相同觀點，反對在地下工作中形成的“委員會派”。“委員會派”懷疑工人的積極性。托洛茨基曾在1904年出版的小冊子《政治任務》（Political Problem）中裏警告，這些人物的出現所帶來的危險。他指出，這類型的委員會派都“不承認需要依靠工人，因為他們已經在‘集中制’原則裏建立了支持基礎。列寧知道自己所建立的理論被片面解讀時，寫道：“當我聽到有人說工人不適合成為委員會成員時，我實在無法克制自己了。”

托洛茨基評論到：“列寧比任何人都理解集中制組織的必要，但他理解到，這主要是一個推動先進工人活動的杠桿而已。迷信政治機器的想法，不僅是異化的，也令人反感。”（《史達林傳》，103頁，潘舍出版社）

民主集中制

拉爾斯對民主集中制的評論完全不正確。他寫道：“這個術語的含義並無明確闡述，列寧只是隨便用它來傳遞特定的觀點”。他還指出：“列寧的觀點應該是：在地下狀態並不可能行使民主集中制的。在可能實行時，真正的黨內民主就應該是必須的；而在不可能實行時，則是無必要的。”

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是某一階段可以執行，在另一個階段則可以完全武斷地取消。這主張是完全錯誤的，並非依據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而得出的。布爾什維克與所有其他真正的革命組織一樣，在任何時候都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在達成決定前，盡可能的討論，然後全黨、團體或組織的一致努力去執行這一決定。即使作出決定後，也並不表示討論和辯論結束。從真正的工運歷史都見過，在黨代表大會框架之外，例如黨內會刊、辯論等，討論尚未解決的問題。

孤立的知識份子可能難以掌握這問題的不同方面，但對工人階級（特別是當中的先進階層）來說則很容易理解。這恰恰是源自於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地位。

歷史上，資本主義從來沒有比今天更為集中，也從未如今天將強制工具如此集中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維基解密（Wikileaks）揭發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對本國民眾乃至外國政府的大規模監控，就證明上述論點。因此，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松散的網路能夠動員起來，並戰勝這一龐大權力。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聯合勞動人民，並在適當時候果斷行動的集中化的群眾政黨，就不可能令社會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 這一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工人階級本能上理解到，需要集中制政黨和與之相伴的紀律。從工人階級每一場嚴肅的鬥爭中，尤其是罷工，都得以體現出來。例如，工人代表被召集起來，就一個議題進行內部討論和辯論時，有時是可以很激烈的。但當他們將議題帶向群眾大會時，通常會先致力得出同一立場。當然，有時少數工人代表和工人會持反對意見，並提出自己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會主張進行全面的辯論。

以上方法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的要素，而都為勞動者本能上所理解。這也表現南非全國金屬工會(NUMSA）最近發布的聲明中。當宣布脫離非國大（ANC），並支持新的工人群眾政黨 －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ASP） － 時，他們宣稱：“南非全國金屬工會會是一個革命性的工會，在擊敗資本主義及其帶來的剝削中，扮演領導作用。我們支持民主集中制，我們相信透過強硬而激烈的民主辯論，得出統一的決策和行動。”

討論和決定

接著提出的問題是，在民主而全面的辯論討論、維護全體成員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利、集中制、采取統一行動的需要等問題之間，在每一階段如何作出平衡。這不可能先驗性地決定，即不可能忽視具體情況，在任何時間都應用大體原則。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即使在一個群眾革命政黨中，組織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因素，而是由政策而推論出來的。政治、願景、綱領，以及具體情況，決定著何種組織形式適用於不同階段。但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僅於某些情況適用，是不正確的。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與集中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何時強調民主，何時強調集中，則取決於具體情況。

在地下活動的情況下，集中制傾向於支配著民主討論、民主權利和民主原則的全面表達。但是，這完全不表示全面的集中而只有極少民主。相反，在向暴虐的沙皇政權及其警察鬥爭時，俄國革命者就政策綱領等問題，都堅持辯論與互相鬥爭，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為了磨練政治武器及理論武器以準備革命，這是必要的手段。無論在地下活動期間，還是在內戰期間，當時甚至有定期的大會。

在這時期都有著充分討論辯論的自由。但是，對布爾什維克而言，特別是對列寧和托洛茨基而言，這並不表示應該讓革命黨淪為辯論俱樂部。有人定義這一方法為本質上“不健康”，托洛茨基就曾對他們有一句忠告。托氏面對20世紀30年代法國追隨者內部的混亂時，他評論道：“一個規模較小但一致的組織，若有明確的政策，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而如果一個組織因內亂而撕裂，就註定走向腐化。”對於今天一些英國以至國際上的組織來說，托洛茨基這句話恰到好處。

拉爾斯試圖描繪一個較溫和、“開放”和“民主”的列寧，而不是那個“集中制”的人物，不同於資產階級和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往往描繪的那個“獨裁者”。這個“新”列寧幾乎是一個“自由派”，據說他支持在革命黨內進行開放公開乃至不受限制的討論。

這新的描述扭曲了列寧的真實觀點。確實很多時候，列寧和托洛茨基主張最開放的討論，在公開平台，以及在困難時期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討論發生在黨外。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談爭論（1918年十月革命後蘇俄與德國談判停戰）時，布哈林和所謂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宣揚其“革命戰爭”論。他們甚至擁有一份日報，極力反對列托的思想。

意法兩國的群眾共產黨，曾經在其日報上反對統一戰線的思想。但兩年後，他們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

但同時有很多其他（相反）的例子，包括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支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內的少數派，公開討論蘇聯的階級性質。然而，托氏後來從其美國同志了解到，這些少數派求助於黨外小資產階級，後者在所謂“民主”的輿論壓力下，背棄了對蘇聯的支持。於是，托氏就改變初衷，不再支持他們公開辯論了。但是，這並無阻止社工黨內部對這問題進行激烈的討論。

抗拒政黨的情緒

在史達林主義崩潰後，資本家發動的輿論攻勢中，包括引導群眾（尤其是新一代）的情緒去抗拒政黨，並抗拒據說封閉而專制的列寧黨模式。我們反對“抗拒政黨”，但同時也認知到，任何留有史達林派印記的事物，都會將尋求政治替代的新一代排斥在外。

這種“抗拒政治”和“抗拒政黨”的情緒，在現實中就代表對任何“官方”和“傳統”政黨懷有深刻敵意。換句話說，就是一切被認定為舊秩序一部分的資本家政黨，包括社民黨，甚至是共產黨。

這種情緒持續了相當長時間，在今天許多國家的政局中仍是一個重要因素。在西班牙2011-12的占領運動（indignados），以及其他國家的運動中，我們曾經看到相似趨勢。在西班牙，這反映出對所謂“社會黨”的西班牙工社黨（POSE）的完全合理的仇恨，其本身在初期反而是形成此一運動的重要因素。但是，這種仇恨也經常指向馬克思主義團體。然而，這場運動中最積極的推動者，本身也是一些細小政治組織的成員，因此他們實際上是“抗拒團體的團體”。

但戒絕政治的最終結果是什麽呢？在西班牙，右翼人民黨（PP）政府雖然經歷了毀滅性的經濟危機（青年失業率超過50%），但卻成功再次當選執政，是災難性的選舉結果。因此，新一代青年開始重新評估過去的運動，且再次回歸至建設政治替代的想法。

全球占領運動也出現類似情緒。這一運動緣於美國，再擴展到全世界。而此後的經驗表明，一場無定形的運動，縱使燃燒著年輕活力和理想主義，但若果缺乏明確的方向和組織，對於高度集中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勢力來說，只能帶來細微的威脅。

然而，從美國西雅圖和明尼阿波利斯耀眼的競選運動可見，一批工人和青年已經發現了一條新的道路。社會主義者百年來首次當選西雅圖市議會，代表著一個事實：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球，政治鬥爭大躍前進的潛在可能。在這例子上，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起了帶頭作用，但類似的激進政治運動也發生在其他地方：紐約市新任市長比爾．布拉修歐（Bill Blasio）在選舉中，靠著訴諸“雙城記”的口號（以民粹手法揭露紐約的嚴重貧富分化），贏得了73%選票；在俄亥俄州洛雷恩縣（Lorain County），有24名獨立的勞工代表當選縣議員。

阿根廷也出現了類似過程。在當地最近的選舉中，托派的一個選舉聯盟獲得了120萬張選票。這是由於目前形勢與過往（例如2001年）相比截然不同。當時，盡管經濟處於災難中，但諸多政黨早已名聲掃地，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進展甚微。

這些選舉結果表明，局勢完全改變了，現在更多有覺悟的工人意識到需要組織和政黨，因而當中一批群眾將希望投放到這些“左翼陣線”的身上。工人階級新分子在將至的戰鬥中，會尋求自己的群眾政黨。如果（左翼陣線）采用正確戰術，並與上述的工人分子開放對話，這形勢是特別有利於組織增長的。這很可能要維持一個革命核心，即一個獨立不同的組織，同時在大規模的群眾組織中尋求廣泛基礎。在過去，（左翼）曾經因為沒有采納這種開放的路線，而錯失其他機遇。

全方位觀看列寧

千千萬萬的工人正在尋找新前路。（我們）可以通過建立新工人群眾政黨，以提供這條出路。因為我們經歷過的時期，目前在大多數國家，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並不大可能立即采納明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以誠實開放的方式工作，將為那些尋找出路的最優秀工人所歡迎。

但不幸的是，像拉爾斯這本書，以及那些不加批判地讚美他想法的人，在未來混沌但激烈的時期裏，將無法為勞動者做好準備。該書並無清晰地表達列寧思想，尤其在於可恥地無視了托洛茨基的貢獻。

我們對該書批評，並不僅局限於組織層面（的內容）。作者也沒有充分解釋列寧思想與俄國革命展望之間的關系。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的核心思想，與孟什維克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後者認為俄國應該沿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而將社會主義推到不可確定的未來。列寧完全拒絕那種想法，認為衰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無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如土地改革、解決民族問題和引入民主等。只有工農聯盟，即絕大多數的俄國人口，才能夠貫徹這些任務。

而且，拉爾斯未能充分探討列寧願景中的弱點，即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誰會是聯盟中的主導力量。整個歷史進程證明，農民上層往往與資本家合作，下層則走向工人階級的行列。由於其內部的相異質性，所以從未扮演過獨立的政治角色。

這正是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斷革命論，其正確預計了俄國革命如何發展。雖然工人階級在人數上是少數，但是由於其社會地位及特征（在大工業中的動能和有組織性），使其能夠在革命中率領農民群眾，推翻專制制度。而工人階級一旦掌權上台，將在俄國乃至全球直接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列寧的《遠方來信》和《四月提綱》中，他完全讚同托洛茨基以上的想法，但本書並無提及這些內容。

相比那些惡意扭曲列托思想的（出版物），拉爾斯的書無疑進步不少。但在同時，除非對書本進行補充和修正，否則將進一步混淆列托的真正主張。

影評：荷李活電影《華爾街狼人》引發巨大爭議

這部電影是根據金融巨鱷Jordan Belfort的回憶錄而寫成的作品，而據美國政府資料顯示，主角仍欠其被害人一億美元。這部電影在尼泊爾和馬來西亞被禁。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政治審查，並極力捍衛表達自由，但不代表我們不會批評在流行文化和藝術創作中反動落後的思想。以下是我們的影評者Caroline Holmgren考究這部電影如何描繪女性。

《華爾街狼人》是關於在資本主義堡壘紐約的成功男士，他們欺騙普羅大眾的血汗錢來豪花，花在所有代表著經濟能力的東西：車、毒品和裸女。

我從未看過像《華爾街狼人》般如此物化女性的電影。電影中的第一個鏡頭，是主角Jordan Belfort（裏安納度狄卡比奧　飾）從一名女性的股溝吸食可卡因。接下來的場景，是安排一些女人圍繞著成功男士。她們像生產線上倒模出來的產品，個個身體赤裸、態度親切。

導演馬田史高西斯早前也表明立場：一切都關於資本主義重鎮裏中的西裝、成功男士，透過欺騙一般勞動者的金錢來購買快樂。這部電影將我們帶進一個世界：金錢和成就可帶給你名車、無限量的毒品和裸女，當然這些情節並不遠離現實，但將之浪漫化並呈現於觀眾眼前，才是可怕之處。主要的幾名女角被貶低人格，實在難以置信，幾乎達到荒謬的程度。

性別主義貫穿了整部電影裏，因此不可能將之忽略而只看到故事的另一邊。Jordan Bedfort在一情景說到：“我正式提出離婚，Naomi會搬到家裏。”在此前，他形容Naomi的生殖器是“他的海洛英”，當時我在想為何我仍坐在戲院裏，但我堅持坐下，希望那些女角會反駁，或講些有價值的說話，令場景回覆到正常的對話裏。

但這並無發生，導演在三小時的情節裏，將女角描述成思想簡單的生物和性對象，生殖器官就是她們最強的武器。

在流行文化裏，所謂“Bechdel測試”（由卡通大師Alison Bechdel於1985年創作的）是一種量度女性如何被描繪的方法。一部電影要通過測試，就一定要符合以下條件：＜1＞最少要有兩名具姓名的女角＜2＞這兩名女角要有互相對話＜3＞這些對話是關於男人以外的事情

這三個條件似乎挺簡單的，但《華爾街狼人》沒有一節符合第二及第三條件。但是，我們當然還是要給予Martin Scorsese一點小嘉許，因為四名女角都具姓名，當中三名都是幾名主要男角的妻子。

一部如此貶低女性的電影，卻有著備受推崇的成功，可謂非常荒謬。我們真的不能進步一點嗎？

在爆出Chris　Brown羞辱Rihanna的新聞不久後，Chris Brown發行了新的專輯。一名評鑒此專輯的人大概這樣說：“不要購買這張碟去支持暴力”，立場清晰。

一部影片不會純粹因為大卡士或名導演制作而成功的。我們每天都被性別歧視和物化女性的輿論宣傳包圍著。任何人性別歧視言或行都是不可接受的。

影評：《白米炸彈客》

電影由農村的畫面展開，稻田、面攤、電視機、農民抗爭的新聞帶領著我走進農村​​的生活，平鋪直述的旁白讓故事顯得很生活化，仿佛就像隔壁鄰居的故事一樣。 事實上，《白米炸彈客》是改編自台灣的真實事件。家中務農的楊儒門見台灣加入WTO後，農民的權益頻頻被政府忽視，四處陳情未果的情形下，在台北放了17次爆裂物，以引起政府及大眾對台灣農業的重視，而被稱為白米炸彈客。

電影中藉由人物的對話和新聞的畫面，默默地呈現了台灣農業的變遷、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原住民的弱勢等問題。楊儒門長大後到軍中服役卻遭到欺淩，最後他選擇了反擊，的確「沒有人是天生給人欺負的」，一昧地忍讓，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最終受傷害的仍然是自己，那麽究竟是誰允許別人傷害了自己？

台灣加入WTO後，政府追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依舊在農地裏辛勤耕作的農民們並未跟上政府的腳步，只得任由自己的命運被政府主宰，政府征收農地、催收貸款、犧牲農民的利益，換來的獲利卻從未與農民共享。 楊儒門兒時的稻田間只有水溝，跌進了水溝拍拍汙泥爬起來就好，工業化後的台灣在稻田間居然出現了為丟棄廢土所挖的大洞，為什麽工業區的廢物卻要農村來承擔？

跌進了大洞裏的孩子再也爬不出來了，經濟策​​略改變了農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媒體采訪時卻一直關心著隔代教養的問題，追問傷心的家人。 媒體略過其他人的發言，只想報導自己想報導的，最後受害者的家人以請民代協助的回覆作了結尾，在如此切身的問題之下卻還是需要借助他人之手，期盼他人可以為自己追求正義。

當看到汙泥被惡意傾倒在楊儒門袓父的田地上時，袓父心中充滿不舍與無奈，卻妥協地說：「若他們要就給他們吧！」原本辛勤耕種，就怕農地被征收，袓父在面對恐嚇之下也只能退讓。

民代鼓吹農民上街參與抗議，表面上是協助農民，為的還是自己的私利，民代表示若不是農民自己沒志氣，那他早就去吃土了。 原來被農民視為救星的民代心中是這樣看待這些敬重他的農民的，很諷刺卻也很寫實。民代的女兒攪和角是和楊儒門對比的角色，雖然口口聲聲喊著革命，卻還是經濟起飛下的受益者，和大多數人一樣，雖然對社會懷抱不滿也無可奈何，但面對死囝仔留下的三個弟妹，她對楊儒門說的話有一定道理，救濟貧苦總是救濟不完的，但與其說「給他們魚不如給他們釣竿的道理」，不如說要把搶走我們魚獲的人還給我們，才能道出制度性的問題。

楊儒門到了台北以後，向政府機關陳情總被敷衍，於是他選擇了放置炸彈，告訴台灣當權者他的聲音，一開始媒體還推測炸彈客可能是高學歷份子，沒想到卻是出自農家子弟之手，實在是刻板印象，遺憾的是媒體卻著重於他個人的報導，而忽略了他的主要訴求。 為發展經濟，政府哄騙農民休耕，卻不顧農田是農民耕耘了一輩子的資產，政府追求的經濟成長，沒有將利益建立在國家所有人民，但事實上卻總是圖利資本家，犧牲了基層，唯有基層人民真正的看清事實，並采取行動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台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竈、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制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制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制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制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制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台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制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制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制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台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美帝國主義是如何扶植建立阿爾蓋達組織

在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對抗蘇軍侵略阿富汗而進行隱蔽戰之一，在文鬥方面印制了數萬本《可蘭經》；在武鬥方面則向當地武裝分子提供武器及資金。正如John K Cooley所言：“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外雇傭兵”。Dilip Hiro則指出，美國“在1980到1990年代，釋放了恐怖主義這頭怪獸，不受控制的恐怖主義以及文化毒素，從紐約到菲律賓不停散布”。華府啟動了“恐怖主義的進程，在21年後到達高峰，就是阿富汗的本拉登策劃的自殺式襲擊。”Dilip Hiro表示。

在極保守伊斯蘭勢力與“民主”的美帝構成戰略同盟的例子裏，最早發生的是沙地阿拉伯。因為兩地的菁英在政經上的緊密關系，故此美帝國主義長期扶植沙地阿拉伯暴虐的獨裁王權。

1979年，在蘇聯占領阿富汗後，美國便默認沙地阿拉伯政府輸出右翼遜尼派伊斯蘭教義 —瓦哈比主義。本拉登和塔利班就是該教義的支持者。作為回報，沙地阿拉伯王室打扮成守護伊斯蘭教義和及其聖地的角色，資助親美（同時非伊斯蘭派）的恐怖集團在尼加拉瓜、巴拿馬、安哥拉、莫三比克活動，以作為在阿拉伯世界代表美國利益的代言人。

正如Hiro所言，沙地阿拉伯是“最早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在1932年由阿卜杜爾．拉曼．沙地（Abdul Aziz ibn Abdul Rahman al Saud）成立。沙特和美帝的結盟可追溯自1933年，當時允許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獲得當地的石油專營權。瓦哈比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不互相敵視，相反沙地阿拉伯提供石油以換取保護，在歷史上和平共處。

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關系密切，尤其是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開創人的後代聯婚。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旗中交叉的兩柄阿拉伯劍代表這兩個團體的結合。憑著瓦哈比宗派這思想利器，以及15萬稱為“兄弟”的伊斯蘭遊牧民兵 － 依赫瓦尼（Ikhwan），阿布杜爾在二十世紀初10年間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半島上差異極大的各部落。

隨著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因為依赫瓦尼（Ikhwan）計劃聯合整個中東地區的部族，而此舉威脅了英法帝國主義的利益，阿布杜爾轉而計劃消滅依赫瓦尼（Ikhwan）。1927年，阿布杜爾簽訂了《吉達條約》，承認英國是“阿曼、外約旦、伊拉克的保護者”。兩年後，藉著英國的軍事援助，沙特領導人成功消滅了依赫瓦尼。

這個故事意義深遠。在1990年8月薩旦姆．候賽因揮軍入侵科威特之前，沙地阿拉伯王室一直依賴混亂的伊斯蘭基要派，並西方“基督教”帝國主義列強結盟。沙特王室是一個統治階級的家族，該家族有4,000個王子占據政府、軍事高層和大公司要職。正如Dilip Hiro說：“在某種意義上，龐大的沙特王室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黨相似，都是用鮮血而非用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來凝聚團結。”

1979年末，蘇聯入侵亞富汗，並在當地扶植親蘇政府，成為了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極端保守政治伊斯蘭分子的命運。John K Cooley在書中引用一名阿富汗遊擊隊領導的說法：“你必須明白，它們[阿富汗反抗組織的政黨]都很小，而我們組織在喀布爾也是非常小。”美國的資金改變這情況。而為了回應激進的什葉派在伊期崛起，驅使美國在沙地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與遜尼反動派建立更緊密的聯盟。

美國和其盟國出錢訓練了8萬-15萬的伊斯蘭遊擊隊“聖戰者”，甚至被時任美國總統列根（81-88年）稱為“自由戰士”。然而，當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時，這些“自由戰士”被歸類為“非法戰鬥性人員”，這些人成為俘虜後無法享有《日內瓦公約》保障的基本權利。阿爾蓋達訓練恐怖分子的培訓手冊，是取材自美國中情局及五角大樓在1980年代發給當時伊斯蘭武裝分子的一套。“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培訓手冊被譯成波斯語、阿拉伯斯、烏爾都語，”Hiro寫道：“被公認為教導新兵如何弄炸彈、破壞武器的好教材。”

美國對阿富汗的政策，是卡特（77-80年）的國安顧問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首先規劃的。這政策不僅是為了迫使蘇聯從阿富汗退兵，也要以伊斯蘭人為主導的蘇聯中亞共和國傳播反動的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此，華府通過沙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盟友，扶植了阿富汗的反對派為極端伊斯蘭組織。而例如當時的國務卿萬斯主張較謹慎處理的意見則被駁回。而第一個由卡特授權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六個月前已出現。22年後，卡特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布熱津斯基後來聲稱，美國這般做的目的，是為了挑起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從而“讓蘇聯陷入自身的越南戰爭”。有記者問他會否為其後果而後悔，布熱津斯基說：“哪一個在世界歷史比較重要？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衰落？”

美國默許沙地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散播瓦哈比主義。華府默許巴基斯坦伊斯蘭化，當時該國由在獨裁者奇亞哈克（Zia ul Haq，1977-88年）及其強大的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統治下。奇亞哈克一方面充當帝國主義者運送軍火和資金到聖職者手上的橋梁，亦擔任右翼宗教領袖，以此兩個角色維持其脆弱統治。由於沙地阿拉伯鉅額資助宗教學校和聖戰人員，故此瓦哈比主義持續增長，導致了對巴基斯坦什葉派少數族群者（約20%的人口）的襲擊增加，宗派爭端兩極化。

這過程中讓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根據Cooley所言，這過程“建造了一個實驗室，可以說是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及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的，為了制造反對力量，對抗對伊朗及其伊斯蘭主義[什葉派]”。

經由巴基斯坦的武器和後勤支援下，在1996年，塔利班很快便能填補蘇聯解體後的權力真空，占領了首都喀布爾，統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隨後禁止音樂、舞蹈、電視和國際象棋，甚至剝奪婦女的就業權和受教育權。這些法令都不是根據阿富汗原本包容和多元的伊斯蘭傳統而訂立的。而少數派人士，如哈紮裏（Hazaris）和其他什葉派，都遭受到殘酷迫害。

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在阿富汗的行動需要大量金錢。一個全職的聖戰者月薪可達100-300美元不等，而巴基斯坦的軍隊上尉月薪也只有162美元。Cooley指出：“對於大多數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埃及人、菲律賓人等，這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盡管美國國防部的“黑預算”在1981-90年增加四倍至360億美元，但華府在阿富汗戰爭面臨嚴重的資金緊張，尤其是因為需要保持“否認自己卷入戰爭”。

隨著開支劇增，美國大力鼓勵在阿富汗發展鴉片種植提供非法資金。結果，Cooley寫道：“在1979年蘇聯和美國中情局開戰前，當地只有少量的種植，但此後所謂的‘金新月國家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經成為最大的海洛英生產中心，產品為本地和外地所用。”今天，阿富汗生產的鴉片占全球的75%。這對當地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社工發現巴基斯坦有20萬兒童是海洛英癮君子。2000年1月，僅在卡拉奇一個城市，就已有超過100萬癮君子，其中包括8萬名兒童。”

美國轉而向從沙特政權入手，爭取當地的富翁如銀行家等支持伊斯蘭反革命。Cooley稱之為“緩慢的聖戰私有化”，而本拉登成為了最重要的象征符號。拉登的阿爾蓋達基地組織在1985年成立，受沙特的軍方情報組織（Istikhabarat）監護。作為沙特政府的非官方大使，Hiro回憶道：“本拉登發起一項計劃，在阿拉伯世界招募志願者，加入反蘇聯聖戰，拉登亦受到沙特的情報部門主管 － 特克親王（Turki）支持。這項計劃後來擴展到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到1992年阿富汗聖戰者占領喀布爾之時，估計有35,000名來自43個伊斯蘭國家的人參加聖戰，近三分之二的人來自阿拉伯國家。根據沙特外交大臣薩德（Saud al Faisal）所言，沙特就在當中占有15,000名，其次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及埃及。”而後來的聖戰組織領袖，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2002年10月巴裏島爆炸案的主謀）、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集團和阿爾及利亞的GIA，全都有與拉登一起接受中情局的培訓。

直至1990-1991年，本拉登和腐敗的沙特皇室都有緊密聯系。在1968年時，拉登的父親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去，費薩爾國王對本拉登及其兄弟們說：“我現在就是你們的父親了。”拉登的家族企業是在世上最大的建築企業，受到沙特皇室的法令保護，皇室亦提供大量商機予拉登家族，包括重建麥加的大清真寺。而美軍使用的拜爾大樓，在1996年遭炸毀，價值1.5億美元的重建工作由拉登的家族企業負責。當美軍搬基地到新地方，他們見到大型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沙特本拉登集團進行安全升級”。Hiro指出本拉登在整個1980年代“緊密呼應沙地阿拉伯官方政策。”而阿爾蓋達成立了企業，內有四個執行委員會（軍事、商業、伊斯蘭研究、媒體）。

轉捩點來自薩達姆入侵鄰國科威特。沙特皇室面對這個嚴重的震動，擔心伊拉克將會侵略自己的國土，而美國亦有這擔憂。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0年後回到沙特，反對容許美國進駐科威特，這反映沙特政權和瓦哈比神職人員的分裂。今天的沙特統治者，當時的王儲阿卜杜拉，也反對美國進駐。一個瓦哈比宗派的領袖指責沙特皇室“信任美國總統多過信任阿拉”。事實上，正如Hiro所指，自從1980年代以來，美軍一直在沙地阿拉伯的領土上活動，這是本拉登和其他人知道，只是這次美國進駐會成為人所共知的消息。

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根據Hiro的記述，拉登向當時的國防部長蘇爾坦親王闡釋了另類策略，將3萬名身經百戰的阿富汗阿拉伯人補充入王國軍隊，其中一半為沙特藉人，有參加過反蘇聖戰。蘇爾坦親王和沙特官員對此方案感到恐懼，因為這些人就像70年前的伊赫瓦尼民兵一樣有獨立勢力，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這時候，沙登和聖戰者受到沙特政府的秘密警員監視。

200名知名人士和拉登向沙特國王法赫德發私人信件請願，不過信件內容至今仍是秘密。當這些努力都失敗後，本拉登變成了沙特政府的公開批評者，令他行動受限，被剝奪沙特公民身分，然後在1994年流亡到蘇丹。拉登亦成為了沙特政府暗殺的目標，這事件中沙特可能與美國有勾結。1995年，沙特國王清洗了一些伊斯蘭神職人員，但這些措施沒有穩定局勢。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鹹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借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軟／硬著陸」 －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銹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制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企業道德」、「社會責任」的虛偽

近幾年來，各大知名企業間興起了一股「道德覺醒」的風潮，爭相追求所謂「企業道德」：越來越多的產品上印著「公平貿易基金會」、「雨林聯盟」、 「森林管理委員會」等道德認證商標；各企業紛紛成立慈善基金會，舉辦各類公益活動。

難道資本家們真的良心發現本性改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四十年前就說過，企業唯一不變的社會責任是「使用自身的資源，從事以提升獲利為目標的各種活動，盡可能為股東賺進越多錢越好。」這些舉動只是協助他們更徹底地逐利和剝削的偽善伎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因日益受到「賺取工人血汗錢」的指責，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開始在各國被提起，到9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許多跨國企業如Nike（耐克）、Adidas（阿迪達斯）、沃爾瑪、麥當勞等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影響，紛紛加入這一運動。

跨國企業從追求利益的本質出發，認識到企業要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形象，才能更多地贏得顧客的青睞和消費者的滿意，從長期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當大企業講到為什麽要擁護這些道德理想時，無論態度有多麽誠摯，都只是把它當做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畢竟「道德」二字真的很好賣。

虛偽的企業道德就像一張紙，糊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巨大裂痕的表面上。跨國企業在「負起社會責任」的同時，從未停止過「不負責任」的破壞、壓榨和剝削。

麥當勞在銷售「雨林聯盟」認證咖啡的同時被指控從事許多傷害雨林、虐待動物的活動。據英國科學期刊《自然》表示，以目前的情況看，2050年前，麥當勞將會破壞四成的亞馬遜森林。而它也一邊成立麥當勞兒童基金會，一邊受到剝削勞工與兒童的指控，更被揭發違反勞動法，員工薪資嚴重低於法定標準。

星巴克經常滿口「生態永續」、「公平貿易」，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其咖啡產品的三成不到，其自行設立的內部采購標準更與公平貿易標簽要求相去甚遠。同時星巴克藉由壓榨咖啡農、控制咖啡專利權，從中獲取不正當的高額利潤，更有多次惡意辭退工會領袖及參與爭取權益的員工。

而一向自詡擁有「高道德標準」的三星也被美國人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指控其在中國的工廠和外部供貨商存在系統性違法行為，包括有兩家外部工廠使用童工。此外，越來越多「聲譽良好」的跨國企業出現在由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汙染企業名單上，從最初的33家發展到現在的90家。

這些企業通過展現更多的社會責任承諾，讓自己表現得好像負起社會責任，但其實是借此分散人們的註意力，從而忽略其剝削壓榨、汙染環境的事實。

隨著越來越多的「血汗工廠」被披露，不少非政府組織都要求跨國企業去重視並解決此類問題。仿佛這些企業都被蒙在鼓裏，只有廠商才是進行壓榨剝削的罪人。這當然不是事實，跨國企業並非「不知者無罪」。

全球化經濟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分層承包體系，跨國零售商和制造商處於金字塔的頂端，掌握了最大的話語權。跨國企業由於掌握了銷售終端，而且規模龐大，許多市場也基本形成了寡頭壟斷的格局。這些跨國企業借助其在銷售市場上的壟斷優勢，采用超低價采購策略，將自己的巨額利潤建立在對供應商的壓榨上，最終導致工人成為價格壓力的犧牲品。

「采購價越來越低，如果想保證利潤，只能削減人工成本。」Nike（耐克）代工廠的人力資源負責人透露：「從表面上看，員工福利下降是工廠的錯，其實源頭是品牌商。」跨國企業標榜其為社會責任運動的推行和倡導者，使供應商成為被動的成本和風險承擔者。

另外，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還天真地呼籲企業不要為追逐利益而喪失企業道德，進行公平貿易以及保障勞工福利，但只要這些跨國企業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制，以利潤為依歸的剝削模式就不會停止，問題也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鬥爭的出路是工人鬥爭，「血汗工廠」的工人需要組織起來，以罷工等集體行動進行抗爭，反對跨國企業的剝削。而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勞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這些跨國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實現民主的計劃經濟，才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關於「血汗工廠」的資料：

●全球有六分之一5-14歲的兒童被迫工作，在血汗工廠、農田以及服務業（包括色情行業）

●血汗工廠普遍生產的商品包括鞋、衣服、咖啡、朱古力、毛毯、玩具及香蕉

●平均來說，一名血汗工廠工人每年賺取1,550港元，普遍每周工時為60-80小時

● Nike（耐克）廣告經費的少於1%，可以讓Nike（耐克）的全體制衣工人的工薪上升一倍

●血汗工廠的工人有85%-90%為女性，面對更多問題，例如性侵犯、被迫控制生育、驗孕，以及歧視的對待令她們留在血汗工廠的低薪職位

書評：《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

Leta Hong Fincher是一名和中國關系密切的美國學者，自幼受母親的中英雙母語教育，並在70年代就隨父母到訪中國。該英文書是她在清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期間，從2010開始的兩年半調查研究的結果。

在她的調查中發現很多女性急於結婚，即使對男方並不特別滿意，有時甚至是在經濟利益受損的條件下也會結婚。這些被訪問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相信她們將會或已經成為“剩女”。

隨後Hong Fincher發現“剩女”一詞在2007年後出現在中國媒體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共所謂的女性組織）定義剩女為27歲以上的單身[未婚]女性，而在媒體中甚至提前到25歲。

很多發表在大眾媒體包括全國婦聯網站上的文章宣稱，很多女性不容忍對方的瑕疵而追求完美，直到和她們年齡和學位相仿的男人都已經和別人結婚了。

正如Hong Fincher在書中指出，中國人口性別比例極高，2008頂峰時期新生嬰兒男女性別比達到121：100。而這是一胎政策、傳統對男孩的傾向和性別選擇流產等原因超成的。因而所謂的“剩女”問題並沒有事實的依據。

對“剩女”的媒體宣傳的動機之一，如Hong Fincher發現的，是為了社會穩定而鼓勵婚姻。因為政府認為過多的，無法找到妻子的男性威脅社會穩定。

當局的人口計劃政策也是原因之一。Hong Fincher指出這一政策不僅為控制人口數量也是為了控制人口質量（即所謂“優生優育”）。因而當局希望受過高等教育的“高質量”女人結婚生子，然後教育良好的下一代給國家。

一個在中國媒體廣為傳播的“偽科學”是30歲以上的女性可能生育不健康的寶寶。然而這並沒有什麽科學依據。甚至被Hong Fincher采訪的女性當中很多人曾被醫生警告如果等到28或者30歲再要孩子可能生出有缺陷的寶寶。

和“剩女”媒體炒作特別相關的另一因素是房地產市場。Hong Fincher采訪到的一名專業售房者說樓市的“剛需”來自城市居民人身當中的以下事件 1）結婚 2）懷孕和首次生育 3）子女開始上學。

Hong Fincher進一步解釋，由於政府不希望樓市過熱或過冷而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很多城市中的住房限購政策；國有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樓市低迷時也不降低房價；房地產商和國營媒體、婚介行業聯手強化傳統的社會慣例，即結婚必須先買房（國營媒體和房地產廣告營造出“中國女人絕不嫁無房男人”的假象）。

除此之外此書對樓市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提出一些很有價值的看法。和很多人想的相反，Hong Fincher認為高房價可能反而幫助了中共維持社會穩定。

她闡述這一方面是由於中產階級（有房產被認為是成為中產階級的標準）的行動主義只是集中在發生在他們“後院”的問題上，如抗議修建有毒化工廠，但是這在目前並沒有潛力發展成挑戰政府權威的集體行動。另一面社會學家Jean-Louis Rocca 指出有房人士傾向於支持中共一黨政權，認為參與政治威脅自己和中國社會。“中國不需要政治變革，需要的是穩定。”

另一方面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被迫集中精力賺錢買房成為有產者，而沒有精力剩下來關註社會變革。

而對於以上問題對女性的影響，Hong Fincher發現盡管大多數女方家庭對新房貢獻很大，如支付部分首付和償還貸款，過半新房只登記男人的名字。這個問題在2011年婚姻法新的解釋出台後，對女性的影響雪上加霜。Hong Fincher發現中國貧富差距中，男女性別間的財富差距是最大的。

而更嚴重的是，這為女性在婚姻不幸，甚至家庭暴力下離婚增加了更大的阻力。很多人擔心離婚後，她和小孩無處棲身。

此書敘述了中國家庭暴力的嚴重狀況。即使官方數據都承認四分之一的女性受到過伴侶的暴力，而實際數據比這高得多，因為很多婦女不認為被丈夫打一下就算家庭暴力，也沒有對戀愛關系中性侵犯和性暴力的認識。婚內強奸在中國甚至都不構成犯罪。

而且受到傷害的婦女幾乎無處尋求幫助。2009一名女性在向警方八次舉報家暴之後被她男人謀殺，而殺人者只以“故意傷害”配偶的罪名被判六年半。

在此書的最後一章 Hong Fincher采訪了數名女性活動家。一名24歲的女同積極參與女性主義活動，她的團體組織大量以“形為藝術”為名的行動，如著名的“占領男廁”活動。她們也身穿被潑了紅墨水的婚紗，呼籲對家庭暴力的重視。

另一名女性活動家是葉海燕，她多年對性工作者維權。在2013年抗議小學女生被校長和官員強奸之後，被警察逮捕過，最後甚至被房東踢出家們。

書中也提到了女性在個體層面上的鬥爭。Hong Fincher采訪家暴幸存者李金（Kim Lee），她是著名商人（“瘋狂英語”的）李陽的來自美國的妻子。雖然作為美國人，她仍然在數年的抗爭後才得到法院有利的判決。在這個過程中她曾想過放棄，但很多有同樣經歷的中國女性在她博客上的留言給了她繼續抗爭的決心。她得到了許多中國女性的感謝和支持，也遭到了很多人的仇視。

難能可貴的是Hong Fincher闡述了女性主義者和中國革命間的關系。在清末、民國和中共革命時期，秋瑾等女性就呼籲性別平等和參與革命改變社會。而“五四”時期更將婦女的解放作為中國革命的目標之一。尤其是中共上台後50-60年代，婦女的地位獲得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這些婦女解放的主張並不總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的。Hong Fincher沒有提到的是在民國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男性對女性解放的支持大多來自民族主義的立場，一個觀點是中國需要現代化的婦女來為資本主義提供勞動力。而中共革命後的婦女解放一方面是由於來自女性群眾的呼聲和黨內女性活動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放女性的生產力，但由於毛澤東政權的官僚化下，農村落後封建文化重新回來，女性起初獲得的權利也慢慢退倒。正如Hong Fincher在女性被要求作和男性同樣強度的工作，但是女性仍然需要照顧家庭成員和做家務。一些剛剛生育的女性被迫背著剛出生的嬰兒下地耕作甚至將嬰兒獨自留在家中，而由於繁重的勞動負擔而無法給嬰兒提供母乳。很多女性因此留下一生難忘的痛苦。

除了這些，此書也寫到了關於LGBTQ群體，中國古代婦女地位，等的內容。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女性解放在於女性自身的抗爭並其他受壓迫者如工人階級的鬥爭聯系起來；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為女性解放提供必要的經濟的基礎如公共和免費的托兒所、養老院，民主公有的經濟為女性提供就業等等。同時左翼人士也必須真正重視女性鬥爭、堅決反對性別主義和歧視（包括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主義），這樣才能讓更多女性參與工人階級的鬥爭。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占領，將兩萬警力，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占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制。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占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占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系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現真普選，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裏“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制，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覆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裏，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麽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麽香港也會走向專制，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台後，中共會逐步體制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台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台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台灣經濟的控制。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台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裏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目前在獨裁制度，但在中港台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二零一五年

熱血公民是什麼組織？

雨傘革命後，香港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擺脫中共控制的意識愈來愈強烈，香港自治甚至是獨立的情緒升溫。這很可能會主導未來民主運動的方向，就如台灣太陽花運動後，青年和學生的反政府組織冒起，台獨立場愈見鮮明。

經歷過泛民多次背叛香港的民主運動後，傳統政黨盡失新一代的信任，年輕人急切尋求新的政治選擇。熱血公民以激烈的言辭攻擊民主派（卻無提出任何實質替代），挾著仇視大陸人的民粹意識，吸引得了部分年輕人的青睞。他們隨著一時三刻的民意左搖右擺，為的只是送黃洋達進議會。

立場飄忽　面目模糊

熱血公民等本土派的主張類似國際上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主張「本地人利益」至上，反對外來移民，憎恨左翼及社會主義，他們的政策不會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打擊。

熱血公民的支持者在網路上極為活躍，在實地上則只是一個鬆散的網絡，並不如歐洲的極右派（例如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般緊密組織。該組織並沒有正式的綱領，也沒有明確支持本土派內部的哪一種主張，例如香港自治、獨立還是所謂「歸英」），務求包攬最多的本土派支持者。

首領黃洋達向來立場飄忽而惡名昭彰。一時攻擊大陸人來港「搶資源」，一時又指責任在於政府分配資源不均；一時又指自己不是種族歧視，卻又反對《反種族歧視條例》立法。

黃洋達在短時間內由支持建設民主中國，徹底改變了立場。2012年他在旺角的論壇裡，力竭聲嘶地說「六四的燭光要遍及中華」，並且在同年黃洋達參選立法會的文宣內，也明確寫到「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捍衛我們的發聲空間」。但在短短不足一年後，黃洋達徹底改變立場，變成認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主張僅僅「保住香港」，指所有關註中國民主的人都是「大中華膠」。

「保住香港」－ 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線

八九六四後冒起的香港泛民，當時提出「民主抗共」的口號，背後的想法是相信《基本法》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但求在中共獨裁下茍且偷安，並寄望中共會進行體制內改革，實現民主。主歸移交17年後的今天，中共政權的獨裁變本加厲，爪牙伸進香港，依靠《基本法》的一紙空文並不能保障什麼。

泛民悼念六四只是行禮如儀，卻從未想過連繫中國的民主鬥爭，不少年輕人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現在，熱血公民提倡「保住香港」的口號，只是反映著這股失敗主義的情緒：中共過於強大，無法推翻，港人自保就好了。久不久喊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割裂中港兩地的民主鬥爭，香港一城豈可推翻一國的獨裁者？

雨傘革命期間發起佔領英國領事管的馬駿朗，曾在《熱血時報》撰寫一篇《勿奢望中國人會幫你推翻中共》的文章。文章內容指摘「中國人是奴性極重，盲從附和建制，沒有勇氣，沒有脊樑的民族」，因此不可能推翻中共。但是，今天大陸群眾即使面對獨裁鎮壓，鬥爭也愈來愈激烈，佔領堵路、罷課罷工，甚至武力自衛對抗國家機器都是屢見不鮮。今年年頭茂名反對化工廠的示威，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黑龍江八千教師罷教等，都是香港可以借鏡的鬥爭手段。

馬駿朗叫我們放棄與大陸群眾站在一線，卻寄望與中共唯唯諾諾的英國政府會替我們爭取民主。可笑的是，英國政府為了在中國投資，早已跪在中共面前，今年六月，中英就簽署了超過300億美元的貿易合約，雙方大力投資核電、高鐵、基礎設施建設。香港警察投擲的催淚彈是英國軍火商製造的，英國政府得悉後也無阻止其出口。

熱血公民並無綱領和行動去推翻中共，甚至黃洋達表示回到從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會接受，只是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線，幻想香港獨善其身。

一場波瀾壯闊的雨傘革命，為所有組織和政團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泛民政客曝露了妥協畏縮的真面目，因此被徹底邊緣化。但熱血公民嘴巴兇狠地攻擊傳統民主派，甚至是學生組織，同時自己卻未提出清晰的立場。他們以「勇武抗爭」為口號，但從未解釋何謂勇武，更沒有提出自己的主張，只享受做「反對派」去拿取道德光環。

熱血公民為沖擊立法會事件搖旗吶喊，但又不敢為行動正式背書，更不會以此行動為基礎，作為發展運動的方向。熱血以這閃閃縮縮的手法，永不清晰提出改變鬥爭方向的替代方案，只顧收割短途利益。

民粹組織　曇花一現

在近年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下，傳統政黨失去群眾信任，造成巨大的政治真空。在欠缺工人群眾政黨的狀態下，這真空被不同類型的民粹組織暫時性填補，但這些組織都很快令支持者失望，在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熱血公民就是香港的一例。社會主義者必須向其代表的排外民粹浪潮反擊，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避免民主運動再走迂迴的道路。

熱血公民費盡心思攻擊「左翼」，卻從不解釋何謂左、誰是左，只靠龐大的宣傳機器去大肆抹黑。相反，社義行動雖然只是小團體，沒有大黨的資源和影響力，但堅定站在左翼的立場上，公開提出民主運動的替代綱領，倡議以罷課罷工為鬥爭的核心武器，從而動員廣大的群眾，打破佔領被孤立的困局。

我們在運動裡指出，只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清晰以推翻中共為目標，才可贏得真正的民主變革。未來的民主運動不僅要提出真普選的訴求，更要連繫至結束財團的統治，才能運動會更強大。

各大黨派的經費從何而來？

最近，各大政黨及民間團體的財政來源受到高度關註。在雨傘革命期間，建制陣營大肆叫囂，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香港事務”。但眾所周知，全港最多錢的民建聯就是由中共支持。根據一項研究，2011年區議會選舉裏，民建聯總共得到28.2萬票，每張票背後花費376港元。藍絲帶及黑幫勢力當然也受到中共資助，在雨傘革命中大肆破壞。

中共指控香港有人搞“顏色革命”，當然毫無事實根據。但是，美國政府的確資助香港的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背後的目的當然不是“推動民主”那麽丹心一片。從斯諾登揭密事件，加上最近眾議院報告揭發聯邦調查局動用酷刑，都清楚可見美國反民主的角色。

由美國政府提供資金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在2013年向香港不同的團體合共資助了54億，用以“推動民主”。諷刺的是，《南華早報》11月28日揭發，連民建聯職員也有參加由NDI（NED的另一翼）資助的“民主訓練工作坊”，可見美國政府對“民主”的態度。奇怪的是，沙特阿拉伯政權作為中東的大獨裁者，NED卻不會資助當地的任何“民主”團體，因為該國是美國的重要盟友。而美國對待其他友好政權也如是。

社義行動：錢從基層而來

“我們不會收受財團、政府的一分一毫，中國的不會，美國的也不會！”社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我們想建設一個抗爭型的新民主運動，以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核心。當然我們對籌錢的態度也會不同，我們只會從基層身上募捐，也會依靠《社會主義者》雜志。”

黎智英與泛民

據報道，在2013年黎智英向泛民政黨捐助了1千萬，受惠者大多為溫和泛民政客。在溫和泛民愈來愈受唾棄之時，他要維護他們的地位，避免激進派令民主運動“失控”。《蘋果日報》在整場雨傘革命裏都是維護泛民及占中三子的立場。在2010年，《蘋果》更力挺民主黨走入中聯辦談判，反對五區公投。黎智英恃著自己的媒體霸權和銀彈攻勢，可以大力影響整場鬥爭，這根本是不民主的。

在2013年，民建聯共收到1.07億資助，當中6千萬是由該黨的籌款晚宴籌得的。晚宴有梁振英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以及大陸地產富商許榮茂透過競投水墨畫、字畫等“藝術品”，向民建聯捐助了過千萬。

職工盟接受美國資助？

香港職工盟承認，過去七年每年從“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re）收受了60萬。團結中心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有連系，超過一半的資金來自NED，實際上只是美國政府向外提供資助的另一渠道。團結中心被批評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它曾協助破壞那些與美國交惡的政權。團結中心的前身為美國自由勞工發展機構（AIFLD），曾經支持1954年的軍事政變，推翻當時的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也曾經支持1973年的軍事政變，推翻智利的阿連德政府。最近，團結中心在委內瑞拉資助反政府的右翼工會聯盟CTV。CTV曾在2002年參與推翻左翼總統查韋斯，但失敗告終。所以，職工盟的每名成員都有權質問，為什麽他們的組織會收受這些捐款！

熱血公民 － 錢從何來？

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長期抹黑社義行動，指控我們募捐和售賣刊物。這團體宣稱不接受捐助，但首年就有120萬經費，而講到錢從何來就大致上沈默起來。

民間團體不是那麽“民間”

香港有超過3萬個民間團體，遠多於主權移交時的8,700個。很多都收受政府或宗教團體的資助，實際上不是那麽“非政府”的。在香港，民間團體在社運裏有重大的影響力，但這些團體都是相當內向型的，甚至以半商業架構運作，沒有民主性的群眾基礎。在整理重要資助和揭露真相方面，很多民間團體發揮巨大作用。但是，如果這些團體在群眾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例如雨傘革命中五方平台成員之一的“聯合陣線”，是由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團體專打“單一議題”，有些更依賴財團捐助。所以，他們往往將運動去政治化，作為群眾鬥爭的煞車掣。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制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制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制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制。在這個制度下，女性受盡制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制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書評：格雷的五十道歪理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被吹捧成一個賦予女性權力的愛情故事，並因其開放大膽的性愛行為而廣受讚揚。事實上，從故事的主題來看，它只是一堆反動的歪理。小說的主題是關於男主角克裏斯欽格雷曾經歷「五十個糟透的陰影（Fifty shades of fucked up）」，仿彿任何人都以此為虐待女性的藉口。

在作者的構想中，女主角安娜塔希婭史迪爾（安娜）是純潔的化身：喜愛喝茶、閱讀古典文學、22歲的大學生卻不諳電腦操作，同時也是一名處女。而格雷顯然除了樣貌俊俏、喜愛支配及虐待他人以外，並沒有太多其他個人特徵。

格雷不但希望在床上控制安娜，更希望掌控她生活中所有領域，包括她的飲食習慣及避孕的選擇。事實上，他因為自己「鄙視安全套」而強迫安娜服食避孕藥。這些性別主義的特質只會強化女性的負面形象，並合理化暴力虐待性的關係，跟真正的色情藝術並沒有關係。

書中所描述的兩次性愛情節尤其突顯此書最糟之處。其中一幕是作者（女作者）將安娜失去貞操的情節描寫成格雷「毀掉她的貞操」。這非但沒有賦予年輕女性自主權，讓她們準備充足地迎接第一次的性經驗，它反而是對女性的侮辱。

第二幕則講述格雷強行除去安娜的衛生棉條而跟她性交。對此非雙方自願的行為，安娜唯一的反應卻只是「倒抽一口氣」。格雷總是假定安娜必是享受他對她做的事，這也是在書中反覆出現的。

不少其他的評論都認為，此書可能很垃圾，但至少能讓女人公開地談論性。實際上，很多閱讀此書的女性並不是為書中出現的性愛場面而瘋狂，而是欣賞故事的敘述手法，儘管那些畫面負面地描繪女性。

此書鼓吹的思想是：格雷或許有問題，但他可以被治療。他唯一需要的是愛。這絕對不是進步的概念。無論是在床上或在日常生活中，男人的行為態度、女人被對待的方式，都象徵著社會上嚴重的不平等，亦促使一些男人認為他們可以控制女人的想法。

生活中的種種，如女性工資比男性低，以及女性在生活絕大多方面的社會地位比男人次等，都鞏固了上述的觀念。女性並不會因為這些強化落後思想的二流小說而被賦予自主和權利。要賦予女性權利，唯一的方法是去挑戰鼓吹性別主義與不平等的固有制度。

此書儘管被如此大肆宣傳，從任何方面來看，其內容都沒有任何進步性。它宣揚主流社會的父權觀念，認為女人的性僅僅是男性慾望投射的延伸。要真正沖破對女性的壓迫，我們首先要認知女性為何及如何及壓迫、女性仍需要爭取甚麼權利。從性別壓迫中解放出來，將會讓男女更自由地探索性，而非被困於資本主義和《格雷》所宣揚的性別定型。

影評：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

今年是漫長的黑人解運運動的五十周年紀念，由Ava DuVernay執導的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上映。由賽爾碼市至蒙哥馬利的遊行，到在愛德蒙配特司橋上的“血色星期日”，以至1965年在林登．約翰遜總統下《投票權法》的通過，這部戲將眾多歷史事件戲劇化。

為什麽《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在今天顯得重要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與今天的全球鬥爭都十分切題，無論是中港的民主運動，還是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工人和青年的反緊縮鬥爭，還是美國人群起反對警察制度暴力，拒絕全球資本主義。

這部電影的重心，是由馬丁路德金博士和黑人神職人員帶領的黑人民權運動，在總統約翰遜的統治下爭取投票權。這套電影巧妙點出黑人工人和青年們組織起來反抗的力量，對抗吉姆．克勞法。這歧視法由1877年至1965年在美國南部實行種族隔離的法制，令黑人工人和青年被剝奪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公民權，被美國資本主義壓迫。

今日，我們在打著同樣的戰爭，守著工人，青年，和特別是有色人種的投票權，因代表著大企業的兩個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已在數個州（如德州）通過壓制投票的法律。近年，美國最高法院修改選民法令的聯邦法規，例如第四及第五條文。在歷史上歧視選民和種族主義橫行的州（如阿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中，這些條文可以保衛工人投票權。

荷裏活、歷史、公民權利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由億萬媒體富翁奧普拉和畢比特的Plan B production 公司制作，是一套一級的作品。由大衛．奧伊羅（David Oyelowo）飾演馬丁路德金，湯．韋堅遜（Tom Wilkinson）飾演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姆．羅斯（Tim Roth）飾演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卡門．艾喬格（Carmen Ejogo）飾演科麗塔．史考特．金。

電影以細膩視覺繪畫了幾件歷史事件，例如吉米．傑克森被殺（譯按：一名非裔教會幹事，嘗試登記成為選民五次而不成功，在26歲時一場夜間和平抗議後，因為要保護雙親被警方槍殺），以及在愛德蒙配特司橋州上由政府支持的暴力。

電影將這場抗爭描繪成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的鬥爭，但很多歷史學家（包括研究總統的歷史學家）也質疑這種描敘，而認為在確保投票權的抗爭上，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比較像是“合夥人”，而非“敵人”。電影擡舉了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的地位，墮入典型的“偉人”歷史觀，但卻矮化女性（如科麗塔．史考特．金）在黑人解放運動中的角色。黛安納什、埃拉貝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聯合創始人）和斯托克利．卡麥可（大學社運人士）甚至不被提及。連詹姆斯．比維爾（由說唱家兼演員Common飾演）、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內的激進聲音）也只是輕輕帶過。實際上，在1950至60年代在美國爭取公民權利和黑人權利的鬥爭裏，混雜著不同的聲音和想法。制作人和導演的編排會誤導一整代年輕人。

看這部戲固然是好開始，但若要看清民權抗爭的全相，需要研究更多歷史，對因為國內外資本主義的為禍而激進化的新一代人。這部電影表明在資本主義，有需要建立群眾運動來確保物質上的勝利和民主改革。這些勝利的果實能成為跳板，進一步爭取更多，挑戰和取代剝削和壓迫性的制度。在新的制度下才能鞏固我們的成果，將人民置於利潤之上。今天正是迫切要為民主社會主義而鬥爭。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中描寫民權運動的歷史事件，啟發了全球多代的工人和青年去改變生活，終結屬於0.01%的獨裁制度。要真正紀念這歷史事件的話，就繼續抗爭直至得到勝利吧！

托洛茨基遭暗殺75周年祭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雇用的殺手拉蒙-梅卡德爾（Ramon Mercader）用冰鎬暗殺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像獅子一樣與殺手進行了搏鬥，從而阻止了更多的打擊（殺手還配備了手槍和刀）。但因為冰鎬所造成的傷口實在太嚴重了，一天後托洛茨基辭世了。這是對托洛茨基的第13次暗殺，終於成功了。

他的秘書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說托洛茨基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堅信第四國際的勝利–前進。”8月22日開始追悼和遺體告別會，在5天內共有30萬墨西哥人前來瞻仰。由於美國當局拒絕給予托洛茨基遺體進入美國的簽證，所以最後葬禮在墨西哥舉行。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身份是政治難民。1929年，他被斯大林從蘇聯驅逐出境 。經過在土耳其和法國逗留數年後，他於1935年夏天到達挪威，但即使是挪威的社會主義政府由於斯大林當局的壓力也希望盡快擺脫他。1936年12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納塔利婭-謝多夫（Natalia Sedova）由一艘貨船送往墨西哥，因為這是整個地球上唯一一個願意接受他的政府。

對托洛茨基的謀殺是一場單方面內戰的結果。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格別烏（GPU）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VKD）投入巨大的資源以企圖將托洛茨基和他身邊最親密的夥伴們從肉體上進行滅絕。托洛茨基的兒子列昂-謝多夫（Leon Sedov）作為第四國際領導層的成員就是在1938年2月住院期間被暗殺的。在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期間，列寧時代的大量布爾什維克領導成員被被指控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合作而遭到立即處決，而當時托洛茨基和利昂-謝多夫就是被作為主要被告而缺席審判的。在隨後的相關審判中，共有800萬人被送往監獄或勞改營地。

200萬人死亡，100萬人被處決。斯大林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清洗。托洛茨基比莫斯科大審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更代表了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記憶。他是當時仍然唯一還幸存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物–斯大林本人在1917年革命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而且也正是托洛茨基將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應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嶄新而覆雜的世界局勢中。

1940年8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持續了近一年之後，托洛茨基預測的由於勞工運動推翻資本主義和其可怕矛盾的努力的失敗和由於未能防止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將導致戰爭的爆發已經得到證實。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對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軍事與外交協議進行了無情的批評。托洛茨基指出該交易將無法防止德國對蘇聯的進攻。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托洛茨基強調解決的辦法不是為與英國和美國結成聯盟而作出重大政治讓步，而這正是斯大林在遭遇德國的攻擊之後所作出的選擇。莫斯科的獨裁者於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從而表明國際工人階級已不再是蘇聯的主要盟友，而外國政府和外交則變得更為重要。

盡管戰爭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1938年第四國際仍然得以成立。斯大林深知道托洛茨基對他的獨裁專專制說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具有巨大的潛在支持。

當墨西哥共產黨的兩位最高領導人瓦倫丁-坎帕（Valentin Campa）和赫爾曼-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反對秘密暗殺托洛茨基的計劃時，他們於1940年3月被開除出黨。第一次直接暗殺的企圖發生在2個月後的5月24-25日。一夥武裝分子強行闖入托洛茨基的住宅用機槍向臥室進行掃射。然而此後他們試圖縱火焚燒房子和安裝炸彈炸毀房子的企圖都遭到了失敗。墨西哥警方所逮捕的嫌疑人此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經參加國際縱隊。在當地的斯大林主義者用與蘇聯相同的方法來對付左翼反對派，而嫌疑人也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有所聯系。

1938年，拉蒙-梅卡德爾以一個假身份開始了與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維雅-艾格萊夫（Sylvia Ageloff）的情人關系 ，這給他提供了拜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南部柯亞昆（Coyaocan）市的住宅的機會。以要求托洛茨基看他寫的文章並提供意見為借口，梅卡德爾得以接近托洛茨基並進行了8月20日足以致命的攻擊。就在謀殺發生不久後，梅卡德爾的母親被斯大林授予列寧勳章。當兇手在1960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隨後他居住在蘇聯和古巴，他被當時莫斯科的統治當局授予了蘇聯英雄的地位。對於斯大林主義而言，這種政治謀殺是一種英雄主義行為。

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是反對資本家和官僚的鬥爭和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世界的目標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義–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當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為了俄國革命兩個最有名的的領導人。隨後更發生了戲劇性和解放決定–結束-戰爭時，將土地從地主的手中轉讓給耕種它貧困群眾，授予那些希望民族獨立的民族自決權（芬蘭獨立就是很好的例證）時，禁止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為婦女和同性戀爭取權利。在工業方面，工人控制得以應用，任何圖謀破壞的資本家的公司都被國有化。

只有當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強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反動的沙皇將軍進行合作開始入侵時，布爾什維克和新的工人政府才建立了一支軍隊。而托洛茨基則從”外交部長”成為了紅軍的領導人。

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仍希望不發達、貧困和遭受戰爭蹂躪的俄羅斯能夠得到其他較發達國家的革命勝利的支持。但由於這一情況未有發生，從而促使俄國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內部發展出了官僚主義傾向。其代言人就是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對於1922年病倒和1924年去世的列寧而言，其生命中最後一場未有完結的鬥爭就是反對已經出現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這也促使托洛茨基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斯大林的政治弱點導致其謹慎地和嘗試性地試圖尋找新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盟友。反過來，這也導致了工人階級在1923年德國革命、1925-1927年中國革命和1926年英國總罷工的決定性失敗。在這一時期，斯大林增強了他在蘇聯對於政府和黨的控制力。當 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代會上被開除之後，這成為了最後一屆可以表達兩種觀點的黨代會。

1929年他被蘇聯流放；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裏，托洛茨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一系列新現象的分析。他預先警告了來自德國納粹主義的危險，並認為兩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應該進行聯合鬥爭以阻止納粹，但雙方都拒絕了這一想法。

托洛茨基對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革命中諸多錯誤的批判和提出的替代性鬥爭路線至少具有一樣的重要性。他揭露了人民陣線是如何導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力量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在當時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自願地服從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對於工人階級而言，要贏得勝利必須要與貧苦農民和少數民族一起共同鬥爭，與資本主義進行徹底地隔絕從而實現真正的革命變革。

也許托洛茨基最偉大的理論成就就是他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專制民族國家官僚制度的分析，雖然這一制度建立於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但卻摧毀了一切形式的工人民主。托洛茨基預測這一矛盾的狀態或將通過一場新的工人革命得以解決，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辟，而那些所謂的”共產主義”前官僚們將會成為這場覆辟的主角。

社會主義：是過去式還是未來式？

《後資本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和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之前寫的《零邊際成本社會》（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書評http://www.socialistalternative. ... iety-jeremy-rifkin/）有很多重合之處。裏夫金寫道：“資本主義時代即將終結……它渡過了鼎盛時期，開始緩慢地死亡”。梅森則寫道：“資本主義的前途黯淡無光”，新自由主義時代最終是厄運。書本出眾地描寫了衰落的資本主義，值得一讀。

梅森和裏夫金兩人都認為科技的巨大進步將埋葬資本主義，尤其資訊科技是無法限制在民族國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狹窄空間內的。資訊科技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令生產多每件產品的額外成本近乎為零，進而令商品價格降到零或近乎為零。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那麽“利潤——資本主義的生命之源——就會枯竭”（裏夫金）。

裏夫金埋頭研究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但他自己並非馬克思主義者，而如他所承認是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出身背景。裏夫金的觀點代表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經驗主義結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它為群眾廣泛擁護的時候。而且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裏夫金的思想表明，我們有可能把一些作為個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爭取到工人運動這一邊。

與裏夫金不同，保羅．梅森則聲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從這本書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在思想上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十分悲觀，特別是提到他認為已經過時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相反，他鐘愛著“後資本主義”這一塊政治上從未有人涉足的真空地帶。裏夫金和梅森在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在與未來時，都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式的方案：以“平民”組織代替資本主義。梅森在書中寫道：“我們看到了自發興起的合作化生產……平行貨幣、時間銀行、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空間……新的所有制形式、新的借貸形式……我相信這就是出路——但前提是這些微型方案得到扶植、宣傳和保護”。

那麽如何才能到達這個樂土？不是通過工人階級及其組織——梅森認為它們已經過時了——而是通過“一般智力……亦即借由社會知識聯系起來的每個地球人的思想，它的每一次進步都將惠及所有人類”。由此可以看出，先後作為《新聞之夜》和《第4頻道》記者的梅森深受全球占領運動的影響。

占領運動無疑是美國乃至全球（例如西班牙和希臘）新生代政治覺醒的重要階段。我們歡迎這一進步。但是梅森學到的不是這場運動的優點和潛力，而是它的弱點：在對抗資本主義時所謂的“自發性”，因而還有它的幼稚性。事實已經證明，有意識的“去組織化”的泛青年運動不可能推翻暴虐的“現代”資本主義，也不可能令國家機器轉為中立。占領運動的一部分人士——例如從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這一事件中——很快學習到一點：政治運動對於實現運動目標是必要的。

在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中，群眾意識發生了類似的轉變。這場運動曾在上一次大選中實際上抵制了“政治”，最終卻導致右翼人民黨（PP）獲勝。因此群眾開始意識到激進政治行動的重要性，並促成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西班牙語意為“我們可以”）的崛起。至於這場新運動能否有效駕馭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激進的不滿情緒則是另一個問題。社會民主力量黨的領導人試圖通過對所謂“種姓”（caste）的模糊批評——而不是明確批判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與組織——來建立一個“反政黨的政黨”，現階段此種政策不可能爭取到大部分西班牙工人。最近社會民主力量黨在民意支持率的確出現下滑。

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

梅森批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合作創立者——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分析。他批評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以及他們領導的俄國革命。他也高度批評對一戰前經濟狀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認為一戰爆發只是因為“錯誤的末日預感”。另外，他還推崇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後者在一戰前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後來成了支持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辯護士。

梅森認為“馬克思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的觀點是錯誤的。眾所周知，馬克思曾說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在耗盡其所有潛力之前都不會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不過我們不能以膚淺的經濟“決定論”來理解這句話，不幸的是，梅森就是這樣做的。經濟發展具有最終決定性，但是國家與政治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因此，馬克思主義關註的不僅有經濟狀況，還有“政治經濟學”：經濟變動與政治變動之間辯證關系——原因可以成為結果，結果也可以成為原因。例如，社會民主黨人和斯大林主義者對二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為資本主義的穩定和1950-75年間世界資本主義的長期繁榮提供了政治前提。

基於同一原因，我們反對從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迪耶夫（Nikolai Kondratiev）那裏借用的長波理論，或者叫做超級周期理論，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在1923 年就對此做過評論。托洛茨基批判了康德拉迪耶夫以及承其衣缽的梅森等人所設想的50年周期。他們只是抽像地分析了線性經濟進程，而沒有充分考慮國內外巨大政治變革的影響。

梅森也沒忘攻擊“托洛茨基主義”。他在參加“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一個從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分裂出來的小型政治團體）時曾追隨過托派。他所攻擊的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在1946年提出的一個錯誤的經濟分析。那時戰鬥派（Militant，英國社會主義黨）的先驅者考慮到了政治變革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就是社民黨人和斯大林派對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根據這些因素，戰鬥派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觀點，因而成功地預見到1945年工黨政府能夠實施一些重大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梅森犯了類似的錯誤。列寧、托洛茨基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在戰前為回應改良主義理論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做的分析已經為戰爭本身所證實。他們承認在戰爭爆發前資本主義是相對進步的，能夠推動生產力——科學、技術以及勞動組織——的進一步發展。這並不是說如果革命在19世紀取得成功，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業和社會就不會以快得多的速度發展。

然而革命失敗了，資本主義得以繼續前行，同時也令無產階級——它未來的掘墓人——不斷壯大。但是後來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限，從對生產的相對阻礙變成了絕對束縛，民族國家和私有制扼住了生產力的喉嚨。戰爭是無可避免的。

盡管如此，在一戰前的繁榮期——大概從1896年到1914年——階級關系和社會關系都有所緩和，工人組織的領導人適應了這種局面。工人階級因此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沒有任何準備。社會民主黨領袖在戰爭中支持本國統治階級的背叛行徑完全令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迷失方向。

三年的殘酷戰爭為革命——特別是1917年俄國革命——鋪平了道路。可是梅森卻寫道：“法西斯對德國工人運動的毀滅是組織化工人200年來的歷史中的決定性事件”。具有決定性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和梅森的想法恰恰相反，在這200年裏——甚至在此前的一切人類歷史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是俄國革命，而不是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反革命。它們只是減慢了社會和工人運動的前進步伐。

為拯救資本主義而奮鬥？

這些並非只具有歷史價值的抽象問題。梅森的分析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說一些讓左翼感到痛苦的話：馬克思主義誤解了工人階級。無產階級以往在人類社會中最像一個進步的、集體的歷史角色。但是200年的經驗表明工人階級的頭腦充斥著“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要活下去”的想法，而不想著推翻這個制度……左翼著作中到處散布著為200年失敗史開脫的借口：國家太強大、領導太軟弱、工人貴族的影響力太大……工人階級遠不是社會主義的無意識的承擔者，他們明白自己想要什麽，並用行動表達出來。他們想要一個能讓自己更容易地活下去的資本主義……這並不是思想落後的結果，而是一種公開的戰略。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從來沒有認真分析過這種戰略的基礎：存留在工人階級生活中的技術、個人自主和社會地位。”

所以，不時發生戰爭、經濟和社會浩劫、革命和起義的20世紀並非致力於建立社會主義新世界的巨大努力，而是無產階級建立“可生存的資本主義”的嘗試。梅森竭力否定俄國革命、1918-23年德國革命、1920年意大利的靜坐罷工和1930年代美國與革命潛力以及1931-1937年西班牙革命——不朽的西班牙工人當時本可以發動十場革命。

更不用說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大罷工和群眾占領工廠的運動，還有197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國的革命劇變。讓我們回憶一下，1975年斯皮諾拉（Spinola）政變失敗後，《泰晤士報》宣稱“葡萄牙資本主義已死”，因為在起義工人的壓力下，銀行被收歸國有，70%的工業由國家接管。這些看來都是因為誤解！群眾拋灑熱血、做出巨大的犧牲與努力不是為了革命，只是為了建立另一種資本主義。

梅森的另一個錯誤是他斷言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改頭換面的工人階級；而是網絡化的人類”。就這樣，工人階級一下子消失了。這種觀點沒有任何新意。他只是覆述前人的思想而已，特別是那些在蘇東劇變後從斯大林主義倒向歐洲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為尼爾．基諾克（Neil Kinnock）領導英國工黨向右轉提供了理論依據。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梅森的書中得到讚揚。他認為去工業化宣告了工人階級的死亡。

盡管發達工業國家的傳統產業工人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在世界範圍內其數量可能仍在增加，而且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大規模工業化令其人口比重也上升了。我們明白現在傳統產業已經進一步削弱，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工人受雇於運輸業、工業等行業。從最近倫敦地鐵工人的一系列罷工中可以看出，他們能夠而且也將發揮關鍵作用。

即便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原來的“特權”階層正在無產化。教師、公務員、郵政工人和大學講師的工資經常少得可憐。他們視自己為無產階級、加入工會並采取其他行動。我們看到最近美國爭取15美元最低工資的大型運動，以及英國低收入工人要求每小時10英鎊的運動。我們還看到呼叫中心員工和亞馬遜員工反抗日益嚴苛的工作條件。他們受到並將繼續受到工人階級普遍情緒的影響，不僅在行業層面上，而且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

社會主義意識

廣泛的社會主義意識尚未出現，即便在希臘也是如此，盡管經濟深陷危機，引發了空前的階級憤怒和階級行動。英勇的工人階級發動30多場大罷工，確實痛擊了希臘資本主義的根基，西班牙和葡萄牙群眾掀起巨大的社會浪潮，英國則出現了科爾賓（Corbyn）現象。這些都是工人階級和青年的政治反抗，它在同等程度上震撼著貝利雅派和資產階級。

當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分析和解釋這些鬥爭為何還沒令工人階級取得成功的時候，梅森認為這些解釋只不過是“借口”而已。他對於群眾意識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決定論的。群眾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具體事件、工人階級——尤其是它的領導階層——的集體經驗，以及黨和領袖的關鍵的領導作用。社會民主黨在其19世紀鼎盛時期——例如德國——直接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在20世紀頭十年它對成千上萬的工人進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這幫助數百萬人樹立起社會主義信念，並將之與日常經驗相結合。演講、新聞報章和宣傳冊等各種宣傳手段令資本主義的問題家傳戶曉。

羅馬神話說密涅瓦（Minerva）從朱庇特（Jupiter）腦袋裏出來時就身披甲胄、手執金矛。顯然梅森認為工人階級意識無需客觀條件的變化就可以像密涅瓦一樣憑空出現。他在《衛報》寫道書本的概要：“過去25年間，左翼的方案失敗了。市場摧毀了計劃；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主義和團結精神；世界勞動力極大擴展，他們看似是‘無產階級’，但他們根本不像以前那樣思考和行動”。這些話說明他還沒有明白，在資本主義繁榮時期的背景下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對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觀念造成了巨大影響，直到現在這種影響還存在。

即便龐大的官僚集團帶來沈重負擔，計劃經濟仍是世界工人階級的參照點。它的瓦解讓統治階級有機會大規模鼓吹資本主義相對“聲名狼藉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對於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敗退——群眾意識倒退了——即便其嚴重程度比不上1930年代法西斯上台後對工人運動的打擊。

2007/08年危機後，資產階級利用各種渠道反覆向人們灌輸這樣一種觀點：“市場”是無可替代的。工會領導和社會民主黨人則附和這種論調，越來越向右翼傾斜。這就是為什麽工人大眾及其先進階層不斷投身於反抗資本沖擊的鬥爭之中，卻仍未接受民主社會主義——真正能替代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案。

不過，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unders）競選美國美國總統這兩件事已經表明，在犁過的地上，社會主義意識的新種子就要開花結果，連美國——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也無法避開這一趨勢。被危機撕裂的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也不會落後太多。

空想社會主義

梅森用來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方案沒有絲毫新意，它並非對“過時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據他自己所說，其本質上是借由合作社回歸到協作理念。但事實上，這不過是在馬克思主義和有政治覺悟的工人運動出現之前，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等人的舊思想而已。歐文是一個擁有“崇高”人格的天才。他用自己的模型移民區讓我們初步了解了社會主義可能帶來什麽。不過，這只是烏托邦，他的方案最終未能成功。在資本主義的海洋中創造一個社會主義小島，這是一次勇敢的嘗試，其目的是“在社會的背後改造社會”。

梅森聲稱，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物質匱乏，但現在資訊科技的應用和分享行為等諸多因素已經使物質資料大大豐富了，所以他們的計劃能夠成功。他在許多方面都犯了錯誤。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提出此種方案，是因為當時工人階級還不夠成熟，沒有成為具有階級意識的獨立力量。不過他們在憲章運動——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在歷史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中實現了這一點。

在大概十年的時間裏，憲章運動經歷了階級鬥爭的所有階段，從和平請願到革命總罷工。當時24歲的恩格斯在他那本傑出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1844）中引用了這段經歷，而梅森則對這段經歷加以攻擊。他同樣攻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1848-51年革命後資本主義為什麽會出現繁榮期並造成英國工人運動出現一段“溫和期”所做的解釋。

梅森寫道：“恩格斯說工人變得溫和是因為他們分享了英國帝國主義力量所帶來的好處。不只是熟練工人——他把他們描述成‘工人貴族’——而且還有廣大群眾，恩格斯認為大英帝國擴張導致的價格下降使他們得益。但是，他認為英國的競爭優勢是暫時的，熟練工人的特權也是暫時的”。

恩格斯說對了。19世紀晚期，資本主義開始失去它的競爭優勢，進而影響了工人階級，導致低收入的火柴工、碼頭工人等奮起反抗。當然，熟練工人仍然存在，但是他們也受到英國資本主義衰落的影響。梅森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無產階級作為變革的主要動力的分析是錯誤的、片面的，但是他的觀點禁不起認真檢驗。他用折中主義的研究方法拼湊出一堆經濟和政治的大雜燴，以配合他那烏托邦式的觀點。

在其結論中，梅森做出如下供認：“我們應該承認自己是烏托邦主義者”。他已經用自己的簡要模型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模型絲毫不能說明今後一段時期內英國和全球的動態。我們從下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根源：“烏托邦主義者是後資本主義早期最有效力的倡導者，同時也是人類解放的一切先驅者”。這裏絲毫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和即將戰鬥的工人階級。

很明顯，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失敗對梅森造成了負面影響——特別是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投降，梅森對此做過細致的電視報道。希臘、歐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將從這一段慘痛經歷中學到很多。我們不僅需要工人階級的強大組織，還需要能和群眾一起抗爭到底、鏟除資本主義、開啟社會主義新紀元的領導者。不幸的是，保羅·梅森的書對培養這樣的領導者有害無益。

資本主義與中國

本文於2015年首次發表於希臘《馬克思主義思想》雜志。現在是首次以中文發表

2015年3月，中國的花瓶“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在北京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年度會議。全國人大及其“孿生”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辯論和審議，只是為中共獨裁政權的內部圈子中已經做出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

與往年一樣，很多人都關註中國的財閥金融精英參加這些會議的情況。今年，中國的超級富豪以“立法者”和“協商者”的身份參加會議，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紀錄。這其中包括中國10位最富有的億萬富翁中的5位。正如《日本時報》指出的那樣，他們出席年度會議凸顯了“中國超級富豪的影響力”。

這5人分別是互聯網巨頭騰訊的馬化騰（144億美元，根據《福布斯》的最新排名，馬化騰是中國第3大富豪）、飲料巨頭宗慶後（110億美元，排名第6）、手機制造商小米的雷軍（91億美元，排名第8）。上述均為全國人大代表。而全國政協委員中，還有擁有互聯網公司百度的李彥宏（147億美元，排名第二）和太陽能巨頭李河君（130億美元，排名第五）。

如果類似的現象發生在美國，那就意味著億萬富翁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瑪的沃爾頓家族和沃倫·巴菲特都坐在國會裏。但在老牌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一般更喜歡躲在精心收買和遊說的民選“人民代表”後面低調地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擔心落選，這讓他們的美國同行“看起來像個窮光蛋”，彭博社在2012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當時，最有錢的70名人大政協代表的財富總和，是美國政府三個部門（國會、最高法院和奧巴馬政府）所有660名高官財富的10倍以上。

《日本時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資本家和地主受到迫害，直到江澤民領導的90年代企業家才正式被允許加入共產黨”。這概括了過去30年中國發生的轉型規模，發展出一個與國家和中共獨裁政權緊密結合的特富資本家階層。

超級富豪的黨

如今，中共本身就是由超級富豪所領導的。根據《彭博新聞社》2012年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族擁有價值3.76億美元的投資。這比整個英國政府的財富多出三倍（雖然英國政府29名高官中有18個身價過百萬美元）。

“人們常常輕描淡寫地解釋說，共產黨只註重權力，好像這是以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某種統一的產品。事實上，更好的描述可能是，該黨現在關註的是利益。”悉尼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凱瑞·布朗說。

今天，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根據北京大學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最上層的1%的家庭擁有總資產的三分之一，而最底層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擁有1%的財富。 《福布斯》報導說，中國213位億萬美元的富翁（僅少於美國的億萬富翁的數量）的財富在過去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長20%[2] 。

同時，住房、醫療、教育費用作為“三座大山”壓在人民身上。沒有免費的學校教育。而醫療費用高昂，是每年醫院發生17000多起傷醫事件的原因之一（襲擊醫生和醫務人員，有些是致命的）。

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不滿情緒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政權最擔心的。然而，它的對策是增加鎮壓資源，加強政治控制，同時進一步放開經濟，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經濟改革的核心）。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以來GDP增長了30倍）和廣泛的、日益覆雜的鎮壓（包括200多萬名網警！）是阻止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爆發的主要因素。然而，兩位數的增長率屬於過去，如今的實際增長率大大低於官方GDP數據。日本式的債務危機有可能會出現。

中國每年有超過10萬起“群體性事件”——暴動、罷工和農村抗議，但這些事件都是局部性的，很少出現跨地域的串聯。大多數抗議活動集中在經濟要求或具體的官員濫用職權的案例上，並不直接挑戰中共的統治。這有很多原因，包括害怕鎮壓和覺得政府太強大而無法對抗。

中共禁止任何類型的獨立政治活動，對那些試圖組織串聯的活動人士更會進行嚴厲打擊。這就是2015年五名年輕女權主義者的在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的原因。該案件引發了全世界的抗議。可以說中國完全打破了自由派評論家的理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帶來民主改革，相反，政權的壓制控制更加嚴密，尤其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壓迫到達了新的高度。

鄧小平與資本主義

在毛澤東時代（1949-76年），官僚階層對社會和經濟行使權力，中共政權是其獨裁工具。雖然權力很大，但正如托洛茨基在分析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時所解釋的那樣，這個由官員和國企經理組成的特權集團是一種過渡性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革命廢除了資本主義，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計畫經濟。這是由於特殊的歷史情況：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延遲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俄羅斯的孤立。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缺乏穩定的經濟基礎和成為統治階級的持久性，因為他們沒有像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階級那樣基於財產所有權的權力。

毛澤東官僚體系以斯大林的俄國為模式，但在更加落後孤立的條件下，缺乏穩固的社會經濟基礎。這解釋了毛澤東時代的無休止的動蕩。其中最鮮明體現這點的就是 1966-76 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中甚至包含了內戰的因素。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的地位是必要的，但在計畫經濟中，毛澤東/斯大林官僚完全是多余的、寄生的——按托洛茨基的話，他們是“癌細胞的生長”。

毛澤東政權特別是在最初幾年擁有群眾的支持，因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土地改革、趕走列強、堪稱典範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廉價住房——這些社會改革之所以能夠實現，完全是因為廢除了資本主義而代之以國有制和計劃經濟。

但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應該有權選舉每個企業的管理層，並且管理職責應該是輪換制。工人階級通過選舉代表、積極參與、民主討論和實施監督，對整個經濟行使真正的決策權。一群拿著高薪的常設董事和官僚是沒有必要的，是經濟發展的累贅。

70年代末鄧小平的上台，反映出官僚精英已經陷入僵局，但中國群眾的革命能量也瀕臨耗盡了。國有經濟在缺乏工人民主計畫的情況下表現不振，而統治階層在毛澤東末年的動蕩中深受震撼，渴望安全和穩定：保證自己的地位和特權。鄧小平的綱領反映了官僚逐漸不再相信可以通過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的自上而下的官僚計劃經濟來實現願望，所以他們開始在各種資本主義實驗和“改革”的基礎上尋找替代方案。

轉向資本主義並不是來自一個精心設計的總綱領。鄧小平和他在中共領導層的盟友用一種他著名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實驗性地朝著資本主義覆辟的方向前進。最初的市場改革規模不大，但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開始不斷加劇的階級分化，並開始有了強大的慣性。在中共高層中，一個有意識的親資本主義階層集結了起來，他們對同樣是一黨專政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充滿了羨慕。鄧小平宣稱他的市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僚體系中這一新生資產階級派別日益增長的信心。

中國的歷史性轉轍的世界背景是國際上工人階級運動的一系列挫折，其根源在於缺乏有戰鬥力的社會主義群眾黨派，導致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得以暫時鞏固。特別是到了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斯大林政權垮台的時候，這種情況更加明顯。這極大地加速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自由派“自由貿易”的口號掩蓋了世界各地對工人薪資、待遇、工會和公有制的攻擊。因此，中國的轉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而並不只是中國的歷史發展。

政治革命：天安門事件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更加堅定了鄧小平和中共領導人沒有回頭路的信念。中國在利用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吸引外資和技術的基礎上申請加入WTO，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逐底競爭”的中心點[3]。

中國的反革命過程延續了幾十年，期間經濟、國家和中共政權的構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民主運動。中國政權粉碎了這場新生的政治革命。這並不是要重新鞏固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盡管中共聲稱是要“保衛社會主義，反對反革命”），相反，這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前所未有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是因為唯一能阻止資本主義覆辟的力量是得到其他被壓迫層支持的中國工人階級，但新生的工人運動卻是天安門後被重點殘酷鎮壓的對象。

正如托洛茨基在其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分析中所說，“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 [《過渡綱領》，1938年]

在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與其他斯大林主義國家相比，顯然釆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國政權粉碎了剛剛開始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以極端暴力的方式進行的（多達1000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青年被殺害），但卻因此為自己贏得了更大的“穩定”，以進行根本上的覆辟改造。

一些觀察家試圖精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發生的歷史時間點。但實際情況要覆雜得多。如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興起是一場扼殺革命初期工人民主的政治反革命一樣，我們面對的歷史進程，是強大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產物，而不能把革命或反革命看成是單一的事件。

然而，毫無疑問，1989年群眾運動的粉碎代表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很多右翼和左翼政治群體對此都有誤解。即便如此，1989年的事件並沒有誕生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資本主義國家還需要進一步的鞏固和調整，這個過程甚至今天還在變化。

三個代表

2002年江澤民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即所謂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先進生產力”這個名號為資本家打開了黨和國家機關的大門。到2011年，中共黨員中有四分之一是“企業管理者或專業人員”，是分類為“工人”的三倍多。 《黨：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一書作者理查德·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將其描述為“黨與私營部門關系的象征性轉折點”。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作為中共國家的外延發展起來的，這與東亞其他國家“裙帶資本家”階級的發展方式有某些相似之處。私人部門最強大的資本家非常依賴國家的讚助。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與共產黨有著密切的聯系或本身擁有中共黨員身份。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想挑戰政權或要求激進的政治變革。

身價40億美元的重工業企業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說：“我的財產甚至生命都是屬於黨的。”。他的公司在中共的信貸推動的基建狂潮中分到了肥肉，成為全球最大的建築設備制造商之一。

中國新一代資本家與中共國家的日益融合，是否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帶來了希望？ 1989年大屠殺後入獄7年的中共前改革派官員鮑彤給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答案：

“相反，這意味著控制一切的中共，是時候承認這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國的富人黨、貴族黨和權貴黨。就是這麽簡單，也不應該感到意外。有人預測，隨著紅色資本家的入黨，中共將開始由專制向民主轉變。我相信這種預測會讓人失望，就像與虎謀皮。審視一下這些黨內紅色資本家的所作所為之後，就會明白了。他們是在發揚民主，還是在強化自己的特權？『三個代表』不會開啟一個新的民主時代。那些被絕對權力吸引的紅色資本家也不會成為政治改革的動力。”[《華爾街日報》2002年8月27日]

歷史證實了鮑彤的預測，我們看到中國私人部門的大資本家都明顯缺乏對民主化的熱情。互聯網巨頭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說，鄧小平1989年鎮壓群眾民主抗議是“正確的決定”[4] 。

科技企業聯想的創始人柳傳志評論說，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選舉將使中國陷入“無望的情景”，因為，“大家都會支持高福利和均分財產”[5]。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為了避免俄羅斯式的個人寡頭在中國各地崛起，黨決定應該由自己控制所有重要而富有的國有企業的寡頭，”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詹姆斯·麥格雷戈（James McGregor）認為。

盡管有官僚主義的扭曲，但毛澤東計劃經濟對執政官僚施加了重重約束。這是因為無論官僚們偷了多少國家財產，都沒辦法把它轉化為私人財產：公司、股票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如今，這些障礙已經消除，中共領導人親自主導了關鍵的產業，使其親戚富裕起來，積累了巨大的商業利益。黨以其自上而下的獨裁指揮結構，成為精英階層保護其財富和權力的重要機制，並向社會大眾隱瞞了這些財富的全貌。同樣，中共作為一個秘密的、等級森嚴的組織，也方便派系和商業利益集團之間暗中交易。

《金融時報》的賈米勒·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說：“今天，中共可能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會，一張黨證是商人們建立人脈關系、達成高額合同的最佳途徑。”

中國領導人沒有盲目追隨俄羅斯和其他許多前斯大林主義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釆取的親西方的“休克”式資本主義覆辟途徑。相反，那些國家後來也在這方面有所收斂，向中國模式靠攏。中國這麽做是為了避免經濟權力過度向各省市傾斜，因為中國各地區的經濟區別很大，某些省份即使獨立計算也是巨大的經濟體。擁有1.05億人口的廣東省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將是世界第16大經濟體。其GDP比印尼、土耳其或荷蘭還大[6]。

中國歷史上，強大中央政權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這就是為什麽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歷史不同於前蘇聯，而是在毛澤東/斯大林政黨一黨獨裁的框架下進行。中國國家由於資本主義的爆炸性增長，已經蛻變為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統治精英的工具。

這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與老牌工業國的資本主義有很大的區別，不過與東亞其他經濟體有一些相似之處。中共把維持一黨專政視為最重要的，一方面為了發展經濟，一方面為了在一個龐大、覆雜、不穩定的社會中保持控制，尤其是為了壓制工人和農民階級。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領導人想放松控制，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想試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這種對“西方影響”和“政治改革”的拒絕，在習近平上台後表現得更為明顯。與此同時，現執政集團重申了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承諾。 《金融時報》從最近對李克強總理的釆訪中報道說：“他向世界傳遞的主要信息是中國將繼續致力於當前的全球金融秩序。”。這種強硬的打壓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必定會引起抵抗。但這種抵抗必定會來自廣大勞動人民和窮人，而不是幾乎不存在的“民主資產階級”。

二零一六年

評論：重溫《動物農莊》

《動物農莊》 在1945年首次出版。70年後，安迪·福特評論喬治·奧威爾這個具影響力的故事。《動物農莊》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本成功小說，曾被《時代雜志》評為廿世紀其中一百本最偉大的小說。書本常常出現在學校課程中。相反，直到1989年為止，該書一直被所有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禁制。到今天津巴布韋丶緬甸，甚至一些保守的海灣國家仍在禁制這本書。

第一件震撼讀者的事，就是作者的文采。故事以清晰直白的語言展現，並帶著看似簡單的童話。事實上書本原來的標題是「動物農莊：一個童話故事」。在第一章動物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奧威爾在介紹動物出場的章節中展現他小說家的造詣。他提供份量恰到好處的資訊來勾勒故事的角色，為後面的情節埋下伏綫。此外，奧威爾的文筆滲盡了幽默感，當「貓」角色在會議上就「老鼠是不是同志？」這問題，同時投支持和反對票時，保證了這本書令人享受，也令人難忘。

奧威爾曾深深體會到共產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卑鄙行為，還有他們在西班牙內戰中所重覆的巨大謊言。在這期間，他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一個受托洛茨基影響的組織。他決心揭發斯大林主義俄國的真相。為此，他立心寫作一寓言，故事中幾乎每一個情節，都與斯大林奪權和蘇聯倒行逆施的暴行相平行。

故事角色「老少校」代表著馬克思和列寧的整合，開始時他解釋自己的理念：這個社會其中的動物不再被人類壓榨和偷走它們的勞動成果。動物們熱切地接受這個想法，而且比它們預期中更快地將角色「莊園主人瓊斯」（代表沙皇）的無能統治推翻。該農場被改名為「動物農莊」，動物們還創建了一個新的旗幟「蹄與角」，豬擔任了動物的領導層，尤其是角色「拿破侖」（代表斯大林）和「雪球」（代表托洛茨基） ── 但兩人從未認同對方。

未來問題的預告出現了，「拿破侖」負責農場的牛奶，只為令它「消失」，使我想起了最近出土的證據表明，即使早在革命剛完結之後，斯大林下令讓官員和官僚獲得額外的面包配給──通過這種方式鞏固對自己的忠誠。但是，額外的面包除了在大饑荒狀況之外，可以促進的忠誠其實少得可憐。這是托洛茨基分析蘇聯變質的出發點。在馬克思一篇鮮人為知的文章中，討論到在一個落後國家革命的理論可能性，馬克思寫著：「當貧乏普遍化時，所有的陳腐的東西（即壓迫）將重現」，托洛茨基意識到匱乏和饑餓是斯大林勝利的起點。

當動物農莊派出「鴿子」們傳送革命的消息後，反抗浪潮席卷其他的農莊，與早期的第三國際相似。人類不能忍受這點，因而入侵動物農莊，但由「雪球」帶領下的動物奮戰，人類被打得落花流水。「拿破侖」在「牛棚之戰」中只付出很少力量，就像斯大林在俄羅斯內戰，幾乎地球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列強也入侵這個新生的革命國家的時候，也只付出很少力量。托洛茨基組織和率領紅軍，打敗了這些侵略者。

「拿破侖」和「雪球」下一個爭議是對動物農莊風車的建設。這反映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在蘇聯工業化時的爭端。這爭議在當「拿破侖」與他秘密飼養在農舍的「惡狗們」將「雪球」趕出農場時結束。這是一個隱喻：斯大林使用他的秘密警察令托洛茨基流亡海外，並嚇唬他的支持者令他們噤聲。而且，正如在1920年代末的蘇聯一樣，「拿破侖」偷走「雪球」的想法，並提出它們當成自己的。從這點開始，動物們用來討論並商定動物農莊下一步行動的每周會議，都變成了他們聽取指示的「會議」，就像最初民主的蘇維埃變成了統治集團落指示的傳動帶。

動物們，尤其是「拳擊手」（農場的馬），辛辛苦苦建築起風車。因著極為強壯和自我犧牲精神，「拳擊手」是普通蘇聯工人的象徵。盡管如此，他努力建築的風車還是崩潰，就像許多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內容還是不成功一樣，從而導致了1930年代初的大饑荒。當動物接近餓死時，動物農莊的領導在人類探訪者的面前假裝出有豐富食物，正如「蘇聯之友」（一個奧威爾鄙視的組織）被斯大林安排的旅遊所騙。盡管風車崩潰，「拿破侖」還是命令「拳擊手」和動物重建一切。

同時，「拿破侖」開始和兩個相鄰的農莊商談貿易協定。第一個是「福克斯伍德農場」（代表英國），正在衰敗，治理不善；另一個是「平徹菲爾德農場」（代表納粹德國），被一個一直牽涉訴訟的農場主人保存得較為完好。「拿破侖」在兩個農莊之間拉一派丶打一派，但最終還是出售一些木材給「平徹菲爾德農場」，盡管其主人非常可怕地虐待他的動物。一旦交易完成，動物被告知酷刑和虐待的故事只是「誇張放大」。就如同希特勒一樣，這協定換來的只是「平徹菲爾德農場」入侵動物農莊，動物被徹底擊敗，伴隨著的是巨大的痛苦，還有「風車」的再次毀滅。

在這本書中最可怕的時刻，是「拳擊手」的死亡。他經過所有建築風車的努力後，變得越來越老了，他的蹄子愈合得很慢。「拿破侖」說，他將被送去看獸醫。但是當車到達帶它走時，動物們意識到這一點：車上寫著「阿爾弗雷德·西蒙斯：馬匹屠宰和膠鍋爐」。「拳擊手」被送往的地點是屠宰場。斯大林正是這樣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報答蘇聯工人的付出。

「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最後的背叛來自動物們的指導精神被更改 ── 即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在這樣一個粗鄙和虛偽的態度中，斯大林及其追隨者也背叛了蘇聯的基本原則。在書最後的一幕──以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為史實基礎──動物們看起來「由豬到人，再由人到豬，但很難說哪個是哪個。」

蘇聯在1943年的墮落如此徹底，令奧威爾卻看不出它（譯者按：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的差別。而事實上托洛茨基也有同樣的看──在外觀和行為上，斯大林派和資本主義的獨裁者和領導人確實沒有什麼不同，但托洛茨基指出，蘇聯的經濟基礎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完全不同，蘇聯是靠這一點打敗納粹的。

這本書有一個奇特的出版史。最初在1945年斯大林主義的同情者阻礙它的出版，但它的誠實和絕對的品質透露出來，而開始有一些好評，然後好評如潮，最後是全球範圍的銷售，容許奧威爾有時間和資金，寫作他最後一本著作《1984》。然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將這本書當作粗疏的反俄宣傳工具，然後出資將它在1954年制作成動畫電影。而「革命是徒勞的，因為它只是導致獨裁統治」的想法仍然經常在學校傳播，但這與奧威爾的觀點距離極遠。這本書捍衛革命起初的行動，也捍衛真正的英雄「拳擊手」。它就像所有地方的工人階級一樣，是「農場」所有財富和成功的真正泉源。「拳擊手」被愚弄和騙走了財富丶甚至被殘忍宰殺的情節，實際上是對「拿破侖」的控訴。

奧威爾從來沒法己從理論上認識蘇聯的變質。但他是個有原則的和真誠的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動物農莊》是俄國革命被一幫追逐私利丶毫無原則的罪犯，可怕地背叛的誠實寓言。

二零一七年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制、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志），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制，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奸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奸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奸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註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制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奸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奸」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系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制造性暴力的溫床。

社會主義者對色情行業的立場

大部分賣淫的都是女性，而絕大多數買家都是男性。社會有經濟壓迫和不平等，就會有性別歧視這產物。 在分析現代性產業時，我們必須同時觀察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包括貧富懸殊、貧窮問題加劇，以及男女不平等的現象。

婦女受壓迫經已存在了幾千年，尤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透過父權家庭制度的思想，培育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則是「天生」照顧家庭的角色；一夫一妻制，為了保證私有財產由父系繼承，而強制控制女人的性征。這為資本主義統治精英帶來了很多有利影響，包括令婦女成為無薪勞動的來源，貶低女性的勞動價值，從而用「女人從屬於男人」的概念去合理化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

性別不平等可以概括為兩個長期現象：首先是世界各地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第二是不斷的社會危機和普遍男性對婦女的暴力和性暴力。最常犯罪的是配偶、前配偶、家庭成員或其他受害者認識的人。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上都有發生。

在利潤的驅動下，例如龐大的美容產業生意，媒體企業瘋狂商品化和物化女性身體。此外，色情行業泛濫渲染歪曲的性觀念，將女人的身體描繪成商品，成為男性性欲、需求和欲望的物體，反映著社會上對女性的壓迫。在大企業和企業媒體推動下，物化女性身體的狀況愈來愈嚴重，某程度上把賣淫正常化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加強了性別不平等，對婦女在社會上實在有害。

社會主義者反對色性行業，但不同於那些保守派、道德分子或宗教禁欲分子；社會主義者是反對的是性的商品化。今天需要一場主要鬥爭，對抗惡性和似乎無止境的經濟緊縮。如果運動不挑戰性別歧視的想法和觀點，我們又怎能跨越性別分野，建立工人階級最大的團結？

《資本論》出版150周年

英國工黨國會議員約翰·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在今年 5 月說道：「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你就無法明白資本主義制度。」然後不出意料，《每日郵報》做出歇斯底裏的反應，要求工黨黨魁科爾賓 立即譴責該位影子大臣。不過他拒絕了這麼做，並且正確地將馬克思稱為位「偉大的經濟學家」。

這些對馬克思的認可與前工黨首相韋爾遜（Harold Wilson）的態度相去甚遠。 1963年，韋爾遜曾無恥地貶低馬克思的這套巨著，當時他輕蔑地說自己只看到第二頁的腳註。

威爾遜的傲慢態度反映了那個已逝去的時代。 在戰後的經濟繁榮下，資本主義似乎會永遠前進下去，進而毫不費力地消除階級矛盾。 工黨領袖的工作就只是管理好這個制度，利用「下滲效應」的財富不斷增加丶充分就業和國有公共服務來安撫工人階級。

很多奚落馬克思的人大多是過時的 19 世紀空想家，他們嘲笑他的預言：資本主義將會造成階級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陷入貧困。

但是現在，當資本家們徒勞地尋找辦法擺脫 2008 年大衰退造成的持續傷害時（全球產出已經損失了至少 12.8 萬億美元，政府紓困行動又另外耗費了 10 萬億美元），馬克思的預言再次詛咒他們。

所以我們毫不意外地看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人》雜志決定重新評價馬克思的理論。 一篇題為《工黨是對的：今天的政治家非常需要向馬克思學習》的文章提到，資本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工人的工資下降，迅速增長的「優步經濟」令數以萬計的人（特別是青年人）陷入不穩定的非正規就業和貧困之中。

但這些趨勢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解釋過它們的成因。 在《資本論》第十章《工作日》中，他揭露了當時駭人的工作條件，並且記錄了資本家為了利潤對勞動者不分老幼地造成的摧殘。

我們看到，貪得無厭的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如何竭力延長工作時間或者加劇惡劣的工作條件。 當企業之間或者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時，工人的安全和福祉就被無視了。

再過兩個月就到了偉大的俄國革命的一百周年紀念日。 不過在9月14日有另外一個紀念日，是《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這部著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基石，後來從這個黨中發展出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領導的布爾什維克。

政治經濟學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世時，《資本論》就已經以九 種語言出版。 首先翻譯全套三卷的是俄語。 當年的青年工人和知識份子如饑似渴地埋頭閱讀。

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懷著極大的熱情閱讀《資本論》，並把它推薦給自己的弟弟。 不幸的是，絕望的亞歷山大落入個人恐怖主義的歧途，最後因為企圖刺殺沙皇而被判絞刑。 但是他的弟弟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不僅閱讀丶學習了《資本論》，還把它的理論付諸實踐，為將來的革命做好準備。 列寧後來把《資本論》稱為「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

馬克思的終生戰友恩格斯在 1867 年評論這本書時寫到：「自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還沒有其他任何一本書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

馬克思為寫《資本論》花了 40 年。 在他於1883年去世後，不知疲倦的恩格斯將馬克思未完成的龐大遺稿整理成《資本論》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他們在 1840 年代的著作中（《政治經濟學批判》丶《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丶《德意志意識形態》丶《哲學的貧困》丶《雇傭勞動與資本》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開始構建唯物史觀以及從中發展出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

資本主義的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 在第一卷中，他追溯了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史，解釋了工廠法在這場鬥爭中扮演的角色，並且分析了資本主義對於機器的應用。

關鍵的是，他解釋了貨幣如何變成資本：資本家積累盈餘，然後單純為了得到更多盈餘而把它重新投入生產。

馬克思用「辯證唯物主義」史觀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形成，並以此來支撐每個論斷。 馬克思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從一堆隨意的個人交換行為中產生的，而是遵循可知的特定經濟規律。

在《資本論》一開始，他首先考察了商品，也就是用於交換的人類勞動產品。 資本主義生產首先就是商品的生產和積累。

每種商品都有使用價值，也就是說它們對於購買者必須有用。 使用價值取決於商品的物理性質。 但是每種商品還有另外一種屬性，即交換價值。

雖然每個時代的人類勞動產品都有使用價值，但是只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它們才具有交換價值（此時的產品不是直接為了消耗，而是為了出售）。 所以商品就擁有了雙重屬性。 它們具有特定的形態（衣服丶雪糕丶報紙等等），能夠滿足某種需要。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隱藏起來的神秘屬性，不能用來穿丶吃或看，而且沒有物質形態。

盡管存在物理上的差異，但每種商品不管其用途如何，都可以在市場上與其他商品交換。 那麼這是如何發生的？ 不同的商品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相互交換的？

人類勞動

馬克思發現所有商品有一個共同之處：生產它們都要耗費人類勞動，或者更準確地說，都要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

在任何特定時期，使用一般的勞動丶機器和方法生產任何商品都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時間長短取決於社會的技術水準。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生產任何商品都需要一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因此，每種商品的價值就相當於生產它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最終決定價格的並不是供給與需求。 由於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同，一輛貨車總會比一張塑膠桌貴。 最終代表交換價值的是貨幣，而價格就是價值的貨幣表現。

通過出售勞動力，工人會從資本家那裏得到一定數額的工資。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也是商品，它的價值同樣取決於生產它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但勞動力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商品。 只有它能夠創造價值，它是價值的源泉，而且它能創造比自身更大的價值。

貨幣把戲

然後資本家就開始上演「貨幣把戲」。 舉例來說，在同意了一定數額的工資之後，工人用前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就生產出了與工資相等的價值。 但是雇主已經購買了八個小時的勞動力，所以工人得到的工資只是他們在一個工作日裏創造的價值的一半，而在另外四個小時裏他們就在創造剩餘價值，也就是無償地為資本家工作。

馬克思簡潔地解釋了這一過程：「維持一個工人 24 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種情況並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

由此榨取的盈餘就是剩餘價值或者說利潤（也就是工人的無償勞動），這就是資本積累的來源。

每個工作場所裏，工人爭取更多工資或者資本家爭取更多利潤的階級鬥爭無非是關於如何分配剩餘價值的不斷鬥爭。 就連最愚蠢的老板也本能地明白「時間就是金錢」。

馬克思是第一個看出剩餘價值來源的人。 其他人，例如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雖然發現了剩餘價值，但是沒能充分解釋它的由來。

在收集了過去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研究之後，馬克思開始用辯證的方法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所有過程，首先就是分析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細胞的商品和生產商品的勞動的雙重屬性。

用恩格斯的話說，剩餘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僅次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二項偉大發現。

《資本論》如寶庫一般蘊藏著豐富的思想，揭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其實就是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

犬儒經濟學家樂於承認自己無法預見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而且他們也毫不在意資本主義的長遠前景，但又聲稱普通人無法理解覆雜的經濟學。

革命

對於我們來說，就像對於馬克思來說，政治經濟學研究揭露了統治著我們的生活的經濟力量，並指出這些經濟力量與社會發展丶歷史丶政治丶文化以及階級鬥爭的相互作用。

托洛茨基在 1940 年評論《資本論》時寫到：「假如有一套理論能正確地估計到發展的過程，並且比其它理論更準確地預示未來，那它就是當代最先進的理論，就算這套理論是在幾十年前提出的。 」

今天，資本主義信譽破產，並在政治丶社會和經濟方面窮途末路，全球工人將會再次學習《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著作。 他們會永遠記住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制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制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制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志。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制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制，而法治制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制。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制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覆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制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制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二零一八年

普京是習近平的榜樣嗎？

許多評論人士認為習近平走向一人獨裁是效仿普京。CWI的俄國成員Rob Jones解釋了普京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的俄國重新集中權力的。

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裏，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至少每兩個月會晤一次。因著反對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政策（例如敘利亞和北韓問題），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經濟利益，他們二人走得更緊密。不過，他們也同樣在爭奪傳統上被視為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中亞的控制權。現在習近平形容這兩個國家是關系狀況處於“歷史上最為友好的時期”的“最值得信賴的戰略合作夥伴”。越來越多人會將這兩個日益獨裁的領導人相提並論。

在俄羅斯，那些年邁的前共產黨員和相當部分的親普京的建制派在某程度上很羨慕中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盡管具有不少的負面特征，但卻與俄羅斯的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在蘇聯解體後的12年裏經歷著長期的負增長。俄羅斯在1990年的GDP為5160億美元，而當時的中國只有3600億美元。從那以後，俄羅斯的GDP僅僅成長了一倍，而中國的卻增長了30倍。在今年3月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共產黨表示如果他們的候選人當選，俄羅斯將成為第二個中國。反過來，中國的統治精英也在仔細地觀察俄羅斯以試圖避免重蹈覆轍。

許多評論家對俄羅斯的失敗和中國的成功的解釋是，兩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從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經濟到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改革”道路。

休克療法

在蘇聯時代晚期，經濟停滯不前，工人們越發不滿，而統治階級的一大部分人正貪婪地凝望著西方資本主義精英們奢侈的生活方式。隨著東歐反抗蘇聯統治的群眾運動的爆發，當地的親蘇政權紛紛倒台。即使在戈爾巴喬夫掌權時，人們也討論了推動俄羅斯工業快速私有化的提議，但是改革還是被限制於對小型企業和合作社以內，直至1991年政變失敗和葉利欽的勝利。後來基於大規模工業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療法導致了一場徹底的經濟災難，由此產生的經濟蕭條比1930年時的西方資本主義更為嚴重。

工人們領不到薪水，通貨膨脹達到極高水平，土匪般的資本主義成為俄羅斯人生活的主要特征。

1991年的八月政變失敗後，部分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隨即宣布獨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顧問影響，俄羅斯統治階級將剩下的蘇維埃聯邦肢解。俄羅斯自身作為一個聯邦，葉利欽告知各共和國和地區去獲取獨立自主的權利丶想要多少就要多少。這一點，再加上1993年葉利欽反對前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政變，導致了中央權力的崩潰。車臣共和國在一場反對莫斯科統治的起義後宣布獨立，第一次車臣戰爭（1994-1996）爆發，俄軍從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zny）羞恥地撤退。

前蘇聯開始變得像是後世界末日恐怖電影中的夢魘。經濟崩潰丶工廠被武裝組織接管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爆發戰爭丶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出現武裝沖突丶塔吉克斯坦更陷入全面內戰。俄羅斯變得像是第三世界國家一般，依靠出賣自己的自然資源石油丶天然氣丶其他礦物來維持自身。

統治階級中反對分裂、支持中央集權的一部分在1991年8月發起了反對戈巴契夫的政變。他們不反對市場化政策，不過相信中國模式是更好的做法。但是基本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模式在俄羅斯不會奏效。由於全國上下對蘇聯官僚統治的日益反對，特別是以礦工為首的工人階級，即使是軍事化的政權都無法長久維持集中化的統治。再者，蘇聯的經濟相對發達，並且是高度工業化丶城市化的，只是被臃腫官僚體系的不善管理與腐敗所殘蝕，而用來投資國家資源則被不斷增加的國防和維穩開支所侵吞。

經濟已觸及發展的瓶頸，它要向前進，不能透過覆辟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提供必要的投資和科技，而是要去除龐大的官僚精英並將計劃經濟置於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

至於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之路的時候還是個完全的農業國家，80%的人口為農民。在工業相對不發達和科學基礎仍較差的情況下，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持續的中央指令資源配置帶來了快速的經濟成長。

普京上台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葉利欽宣布將權力交給名不經傳的前克格勃特工普京，無論這是否是統治階層的刻意決策，其結果是俄羅斯開始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普京很幸運，他在1998年盧布貶值後上台執政，而盧布的貶值實際上刺激了國內經濟的發展。石油的全球市場價格從2000年的每桶39美元上漲到2008年的107美元，在這八年中，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長，這種增長使統治精英們能夠遏制俄羅斯的解體。普京回歸了中央集權制，建立了一個更加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

普京發起了第二次車臣戰爭並獲得成功，終結了車臣獨立。效忠普京的前軍閥拉姆讚·卡德雷夫（Ramzan Kadyrev）被委任為車臣共和國的總統。這對其他地方權力發出了警告：禁止再談主權問題！葉利欽時代所許諾的地方自治被廢除了。

莫斯科亦撤銷了與位於伏爾加河上富含石油丶擁有自己的穆斯林共和國政府甚至總統的韃靼斯坦之間的主權協議。

90年代的俄羅斯尚有議會民主制的特征，包括多黨選舉和通過選舉產生的政府更叠。如今，盡管表面上仍然有選舉，但90年代那種混亂的多黨選舉已成為遙遠的記憶。被允許參加選舉的候選人盡是克裏姆林宮的傀儡，凡事都要事先征得克裏姆林宮的同意。而真正的反對派則被禁止參選。電視和新聞等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控制，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正在與中國大搞競賽，尋找最有效控制互聯網的手段。

寡頭經濟

經濟亦被集中起來。由於工業和自然資源在葉利欽時期被私有化，俄羅斯的寡頭們在短時間內暴富起來。許多新興寡頭都來自共青團，並使用犯罪手段來對付對手。意大利黑手黨把有組織犯罪變成了大生意，而俄羅斯黑幫則將整個商業世界變成有組織犯罪而聲名狼藉，政客丶商人丶國家官僚都被卷入這個機器。普京曾承諾改變這些，但是，他當然沒有。

霍多爾科夫斯基（Khodorkovsky）和別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等寡頭利用自己骯臟的財富向自由派的反對團體提供資金或以其他方式挑戰克裏姆林宮，最後流亡國外，但仍得以過著奢華的生活。

還有幾個寡頭的下場則沒有那麽幸運。普京與其余的寡頭們達成了不成文協議，只要他們不幹涉克裏姆林宮，就可以繼續暢通無阻，阿布拉莫維奇（Abramovich，作為英超球隊切爾西的老板而聞名）甚至成為了一個地區的州長。但最大的寡頭則是普京家族，包括他的柔道教練丶廚師和其他依附者，可以從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建立的腐敗行為中獲得巨大的財富和權力。

上世紀90年代，超過十萬家前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勞動力比例從90%下降到40%以下。然而，在2000—2008年的繁榮期間，普京通過在太空丶納米技術丶運輸丶能源和國防部門建立的大量資本重新建立起國家的控制（不是直接所有權）。國家買入了大量的股份，這些公司需要與克裏姆林宮提名的董事一起遵循克裏姆林宮的政策行事。其他股東如有必要，可從國家獲得低息信貸丶采購和政府救助。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俄羅斯，倒閉的私人銀行又重新被國家收購。

帝國主義擴張

現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緊張關系正在加劇，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成為主要角色。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是一個幾近經典的例子，中國在國內市場達到極限後，通過出口資本尋求新的市場。自1991以來，俄羅斯經濟遭受了巨大資本外流，主要是流向東歐。為了進一步向更遠的地區發展俄羅斯的能源和運輸利益，俄國使用石油和天然氣管道作為向歐洲恐嚇和勒索的手段。俄羅斯越來越多地利用其軍事能力來捍衛其在東歐和中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不過這不必是這樣的。這兩個國家都有建立強大工人階級組織的潛能，這不僅是為了保護工人的權利，而是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奪取政治權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組織。如果這成功的話，兩國和其他地區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建基於經濟剝削丶大規模腐敗和軍事幹預，而是真正的經濟合作和團結。

“他的名字永垂不朽”——卡爾·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進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歷史上最偉大的丶最民主的群眾政黨——在兩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與托洛斯基的領導下，引領俄國工農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十天”。

俄國革命激起了革命浪潮（特別是在歐洲）。這些革命對美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在亞洲引發了群眾起義與革命。

就算僅為這一點，馬克思的誕生就值得全世界慶祝。但大多數親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卻嚴重歪曲了馬克思的思想。

最起碼，一夥沒有真正了解馬克思任何觀點的大學教授與評論員很可能會出現在電視或者其他媒體上，膚淺地評論丶貶低馬克思的思想。

他們會說馬克思的哲學和經濟觀點以及對未來的預測錯了。簡直沒有什麽能比這種說法更偏離事實了。

科學社會主義

結合了德國哲學丶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最先進的思想。

馬克思與恩格斯挽救了“辯證法”。黑格爾發展了古希臘人的思想，試圖全面理解世界的“現象”。馬克思與恩格斯摒棄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維心主義成分，使他不再頭下腳上顛倒過來。

黑格爾認為自然丶人類與社會關系的演化是基於思想的發展。但是馬克思與恩格斯主張思想和意識是物質力量的表現，物質力量推動了歷史發展。今天，大部分認真的分析人士已經有意識或無意識接受了他們的觀點。

例如，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1992年著名（或許可以說簡單粗暴）的說過一句著名的（或許可以說簡單粗暴的）話：“笨蛋，問題在經濟！”。經濟最終決定了事情的進展——在克林頓的例子裏，就是總統選舉的結果。

但是，是馬克思與恩格斯首先提出經濟最終決定了國家丶政治等“上層建築”。今天，這一理論幾乎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但馬克思並不是簡單的決定論者。相反，他與恩格斯分析了作為政治上層建築一部分的“國家”是如何與經濟相互影響的。

資本主義評論家有時承認馬克思與恩格斯具有某種歷史意義，但他們的主要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以及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民主計劃經濟已經被埋在柏林墻的廢墟之下。

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以及計劃經濟（盡管是受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的崩潰，導致了資本主義必勝信念的肆虐。撒切爾和裏根代表資本家吹噓說：“1980年代的教訓就是社會主義失敗了”。

前蘇聯經濟急遽衰退，甚至比1929~1933年美國經濟暴跌後的全球危機還嚴重。

但沒過多久，即使是資本家自己也開始思考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其中一位，約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一位銀行家朋友的建議下研究了馬克思的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

他在1990年代中期的評論很有啟發意義：“我花在華爾街的時間越長，我越相信馬克思是對的。”他的朋友評論道：“我絕對相信馬克思的方法是理解資本主義的最佳方式。”

他們並沒有像其他許多無知的丶蠱惑人心的資本主義作家那樣將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的觀點聯系起來。他們說：“共產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失敗掩蓋了馬克思的遺產”。

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最近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數百萬工作被機器人取代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工資停滯以及年輕人越來越認同共產主義。他警告：“馬克思與恩格斯可能再度獲得影響力。”

卡西迪承認，馬克思“寫了非常精彩的文章去討論全球化丶不平等丶政治腐敗丶壟斷丶技術進步丶高雅文化衰落丶現代社會本質上喪失了活力等問題——這些都是經濟學家正重新面臨的問題，而他們有時並未意識到自己正沿著馬克思的足跡前行。”

透過馬克思的方法，我們知道經濟蕭條和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90年代初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說出這種觀點時，許多人還沒有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在我們的黨刊《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中曾寫道：“嚴重的經濟衰退和蕭條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各國資產階級采取保護主義措施。”這不正是2007-08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的趨勢嗎？

現在特朗普正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實施貿易制裁，而這也使得這些國家對美國采取反制措施。全世界的統治階級都害怕沿著1930年代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的老路重新進行以牙還牙的貿易戰，因為當時的貿易戰大大加劇了蕭條的時間和嚴重程度。

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指出資本主義阻礙了工業丶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在他著述的時代──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總體上仍在推動社會進步，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

當時資本主義的反動性還只是相對的。不過，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資本主義變成了徹底反動，因為這場戰爭表明已無法容納生產力的發展了。

誠然，資本主義在自一戰以後的某些時期經歷了可觀的結構性成長，例如1950年至1973年間的繁榮期。但那段時期的發展有其特殊性，其動力主要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破壞創造了巨大的需求丶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打開了新的市場。

然而在那之後資本主義重新進入蕭條時期。1980年代只有部分地區繁榮發展，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對下降，非洲丶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也下降了。1980年代的經濟增速遠不如1950-73年代，工業的再投資率也是如此。

然而，即使是這種工人階級仍可以從資本主義的大餅中分得殘羹的“榮景”，也在2007-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戛然而止。

這場經濟危機以前，馬克思的所有基本思想都被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和評論家恣意拆解和惡意扭曲。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說，馬克思認為勞動群眾的苦難只會越來越嚴重。馬克思並沒有提出這樣的觀點，更不會是那些批評者所提出的那種簡單丶因而錯誤的看法。

他清楚地知道，有些時候工人階級能夠迫使資本家做出讓步，甚至爭取到一些重要成果。

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時期，在膚淺的表象之下，工人階級的收入在全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經常是在下降。也就是說，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在相對地下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饑餓和營養不良重新出現在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增加的“食物銀行”也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所預測的“不斷增長的苦難”，難道不就是已經活生生地發生在“現代社會”了嗎？

今天幾乎無庸置疑的事實是，在危機發生之後工人階級的實際生活水平停滯丶下降，不僅僅在新殖民世界是如此，而且在美國丶歐洲和日本也是如此。

而且，各地的貧富差距都呈指數性地擴大。

正如英國《獨立報》所指出的那樣：“世界上最富有的9位個人擁有的總財富，比最貧窮的40億人加起來還要多。”以前，我們曾經說一輛倫敦的公共汽車就可以裝下那些世界巨富。現在，只需要一輛小巴就夠了！

該報也指出：“如果這些財產超過十億美金的頂級富豪保持現在的財富回報率，那在25年內世界上就會出現第一個超過萬億美金的富人。”

億萬富翁

目前世界上有1500多名財產超過十億美金的富豪，僅美國就超過560位。中國丶德國和印度每個國家都各有100名以上。

正如卡爾馬克思精辟地預言的那樣，這些都是掌握人類命運的“宇宙宰制者”。但連馬克思都沒想到，財富的集中程度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

他認為，早在我們達到這種情況之前，工人階級就已經掌權，資本主義就已經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嚴峻的不平等丶世界範圍內可怕而且持續惡化的貧窮丶以及無休止的戰爭，馬克思認為這些早就能成為過往雲煙。

事實沒能如此，完全是因為工人運動領導層的失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之內，而不是像馬克思所倡導的那樣動員勞動人民和群眾運動去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

當馬克思在海格特墓園下葬時，只有十一人出席葬禮。他的好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說：“他的名字將長存於世。”他的名字的確將長存於世。我們會沿著他的足跡，實現社會主義的英國，並將之連結到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聯邦。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書評

在媒體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無休止的沖突似乎是北愛爾蘭的死結。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遺著《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則解釋道，從20世紀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遠不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需要工人階級的共同鬥爭。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工人的革命鬥爭開始動搖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倫敦則以帝國主義的辦法來應對：分而治之。為了避免爆發革命，英國政府按教派將愛爾蘭分成了南北兩部分。

在繼續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新教保皇派和聯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統一黨（Unionist Party）通過操縱選區劃分和投票資格，在1921-68年間一直執政，並利用國家機器和保皇派武裝匪幫攻擊天主教群眾和整個工人階級。

反動政黨與天主教會一起接管了極其貧窮的南方，不過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為獨立國家。

英國政府分裂愛爾蘭是為了分化新教工人與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間，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進行總罷工和群眾鬥爭。

1968-69，一切都改變了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的主題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當時是馬克思主義組織「戰鬥派」的新成員（戰鬥派是CWI的創建者，社會主義正義黨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動和理論上都處於領導地位。他撰寫了數本關於北愛爾蘭和民族問題的重要著作。

1968年至1969年，北愛爾蘭的一切都改變了。數十年的貧困和苦難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視引爆了大規模群眾運動。當時的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或者宗派主義，哪個會占上風。

本書其中一章是關於1968年10月5日的關鍵轉折。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裏，住房行動委員會（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並得到當地工黨及其青年組織「青年社會主義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階級，團結戰鬥」，「要階級戰爭，不要信仰戰爭」，「橙（聯合派）綠（民族派）保守黨統統滾出去」等口號，強調工人階級必須團結鬥爭，反對兩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嚴重短缺和極度惡劣的居住條件是示威的關鍵原因。示威組織者在一份傳單中特別提到了兩名貧民窟房東：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鎮壓。警察用警棍丶催淚瓦斯或其他方式襲擊這400名抗議者，其中有100人受傷。這一消息很快就通過廣播傳播開了。

量變引起質變，彼得·哈登寫道：「幾乎在一夜之間，整整一代人都參與到政治中來了」。「那一個月裏，每個人都是政治活動家」，「革命的機會已經出現」。

要想繼續前進，就需要一個階級綱領 來擴大鬥爭規模丶提高群眾的意識並將他們組織起來。德裏示威的組織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舉行一小時的罷工並在星期六再次舉行示威。

然而，工會領導層以及北愛爾蘭工黨（NILP）和共產黨（CP）沒能提供這樣一個綱領。工會領導人反對政治罷工，而工黨和共產黨則尋求與天主教自由派和企業家合作。德裏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傷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進的方向。有必要開展一場反對貧困的運動，提出關於住房丶最低工資和受教育權的訴求，這樣就有可能爭取到相信工人運動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著作讓我們看到，貧窮與不幸是多麼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為主的貝爾法斯特市尚基爾區，95％的住房沒有室內廁所，97％沒有熱水。當時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領導的新教極端組織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戰統治著南北愛爾蘭的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

領導問題

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多個組織都來爭奪運動的領導權，如北愛爾蘭民權協會（NICRA）和公民行動委員會（CAC）。這些自封的領導人通常是在阻礙運動；或者采取宗派主義的立場，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訴求。例如，民權協會領導人約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權利不是政治問題。

這些年裏許多運動和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貝爾法斯特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變成了名為「人民民主」的組織。這個行動組織沒有明確的成員，它的綱領是半調子社會主義。它沒有面向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而這正是運動的關鍵。

德裏工黨提出了最明確的階級綱領。「誰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裏？誰沒有浴室和熱水？誰住在擁擠不堪的屋子裏？是工人。因此，反對惡劣的居住條件的鬥爭是工人階級鬥爭。」德裏工黨也提出了社會主義，但它並不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政黨。不過它得到的強大支持證明當時有機會建設團結的社會主義鬥爭。

德裏的第二次示威活動於11月16日舉行，不幸的是這次的領導者與10月5日的不同。這一次沒有標語和橫幅，而且只批評了新教貧民窟房東。

彼得·哈登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參加這樣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那些對現在的領導人抱有幻想的人們終將對他們失去信心，然後會想起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批評。

社會的政治化導致起初的熱情逐漸變成憤恨，但也更加自覺。北愛爾蘭警察（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與天主教青年的沖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無論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鎮壓都無法阻止這一運動。約翰·休姆等領導人和年輕活動分子之間的距離迅速擴大。

在許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貝爾法斯特，大部分群眾都反對宗派主義。1968-69年許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舉行罷工，例如一起對抗一個新的反工會團夥。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區，他們還組織了聯合抗租行動。

群眾情緒轉變的另一個例子是中阿爾斯特一名統一黨國會議員死後進行的補選。21歲的伯納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與統一黨競爭這個席位。伯納黛特一開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員，後來轉向更左傾的德裏工黨。她不想被視為「天主教候選人」。「我討厭反聯合主義這個詞」。宗派主義「使人們忽視了同時影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問題」。工人階級需要「團結在非宗派主義的激進政綱之下」。

憑借這一政策，伯納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贏得了選舉，成為200年來最年輕的國會議員。

但盡管有罷工丶抗租行動和中阿爾斯特選舉，工會和工黨還是完全消極的。同時倫敦的工黨政府積極支持貝爾法斯特的聯合派政府。

博格賽德之戰

下一個轉折點出現在1969年8月。聯合派動員了15,000人參加德裏的年度遊行（學徒男孩遊行）。天主教家庭，尤其是博格賽德的居民，擔心自己會受到阿爾斯特警隊丶B特警隊和保皇派極端分子的襲擊。

先是有一些年輕人投擲石頭，然後發生了襲擊。人們挺身自衛，成為「博格賽德群眾自發起義」，反抗手持警棍丶催淚瓦斯和盾牌的警察。博格賽德防衛委員會控制了一個名為「自由德裏」的地區，「負責管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格賽德之戰」持續了三天。

倫敦政府擔心保皇派極端分子會進行大屠殺，進而引發內戰，因此於8月14日決定派兵彈壓。

一部分左翼和德裏的社運人士一開始將此視為勝利，因為他們以為軍隊將保護天主教徒。但正如彼得·哈登解釋的那樣，派遣部隊是為了「保護英國資產階級的財產和利潤，而不是保護天主教或新教工人的利益」。

博格賽德之戰和軍隊的到來導致了暴動和沖突。但是工人階級內部仍然有強大的力量通過和平和防衛委員會反對暴力。在貝爾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個保護所有居民的聯合組織封鎖了港區。」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企圖組織一場群眾集會，結果8000名造船廠工人中只有185人參加。

但是反對暴力和階級鬥爭的運動並沒有協調或聯合的民主領導。相反，工會加強了與政府的聯盟。

共有15萬人加入了反對政權的第一線，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這些『解放區』已經成為了革命大學」。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在對抗 國家鎮壓和惡劣的生活條件 ，但是卻不清楚在爭取什麼。

9周後，政府承諾做出一些有限的讓步，然後博格賽德的街壘就被拆除了。民權運動的領導層無法給出鬥爭前進的方向；工人運動的領導層冷眼旁觀，甚至支持政府。在1969 – 1970年冬季，迄今尚未發揮重要作用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分裂了。新的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批評正統派沒有保衛居民區和背離了社會主義。臨時派的綱領有半社會主義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強調武裝鬥爭因而顯得比較激進。然而兩派都受到史太林主義階段革命論的影響，認為現階段是跨階級的民族鬥爭。他們主張愛爾蘭在資本主義下重新統一，因而無法團結工人階級。

但是勞工運動仍然有機會勝利。在1970年的選舉中，工黨獲得了113,506票。而在1971年3月30日，有3-4萬名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反工會法律。

宗派主義，還是群眾鬥爭？

但是工會沒有就普遍的階級和社會問題組織任何聯合鬥爭，造成工人組織倒退。資本主義深層危機的社會影響導致暴力升級。以前的群眾鬥爭退潮了，群眾變成了宗派沖突的旁觀者。聯合派成立了武裝團體，如數千人的「阿爾斯特防衛軍」（UDF），還有「阿爾斯特志願軍」（UVF）。數千家庭被趕出原來生活的地區。愛爾蘭共和軍的爆炸襲擊也增多了。國家暴力也升級了，不僅攻擊天主教徒，也攻擊新教工人和非宗派的防衛團體。

為了擊敗愛爾蘭共和軍，政府建設了拘留營被建立起來，僅四個月就關押了1,500名囚犯。但效果適得其反，愛爾蘭共和軍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青年認為共和軍的行動是「革命」的，而忽視了這個組織局限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綱領。伯納黛特·德夫林和新成立的社會民主工黨（SDLP）也同共和軍合作，從而加入了民族主義/宗派主義陣營。

只有以彼得·哈登為首的少數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愛爾蘭共和軍的做法沒有前途。個人恐怖主義將導致政府加強鎮壓，並把新教工人推向聯合派那一邊。愛爾蘭共和軍永遠無法戰勝英國軍隊，而只會促使英軍采取更野蠻的鎮壓措施。

在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德裏多達2萬人參加遊行，要求撤除拘留營，結果有13人被英國傘兵槍殺。目擊者說士兵們從背後射擊逃跑的抗議者，還有一些人是被進距離處決的。有7名死者是青少年。

彼得·哈登描述道，所有愛爾蘭人都「驚呆了，憤怒了」。天主教工人們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總罷工，一些新教工人和學生也參加了這次罷工。

北愛爾蘭問題

接著，長達數十年的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開始了。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在兩個月內殺死了56名士兵。聯合派類似於法西斯的武裝團體舉行了大規模示威。1972年成為最血腥的一年，有467人死亡，其中353人是平民。平均每月發生115次炸彈襲擊。

英國政府接管了北愛爾蘭，但仍然無法解決這種局面。愛爾蘭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統一。英國政府決定維持現狀，並為此向北愛爾蘭派駐了21,000名士兵。

不過即使在這段時期仍然可以看到階級團結。宗派主義未能分裂工會，而且也未能破壞任何一場罷工。1974年聯合派組織了一次宗派主義罷工，利用準軍事組織的威脅中斷了生產。但1977年聯合派試圖發起同樣的行動但卻失敗了。當時工人組織了群眾大會反對「罷工」。

在1970年代，工人階級多次阻止了宗派暴力和內戰苗頭。好幾個工人團體（例如巴士司機和電工）曾因工友遇害而舉行罷工。

1975年，天主教和新教群眾都更加反對爆炸襲擊和殺戮。愛爾蘭共和軍在英格蘭的兩家酒吧實施爆炸，導致19人死亡丶182人受傷，令它失去了支持。同時政府利用偽證和酷刑，誣陷17名無辜者實施了爆炸襲擊，突顯出國家機器的角色。

工會高層被迫采取行動，發起了生存權運動，要安全生活的權利以及工作丶住房和受教育的權利。運動第一天就有2萬人簽名支持。但是這場運動基本上只是停留於口號，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動員或鬥爭。

反映這種情緒的另一個明顯例子是「和平人民」運動（Peace People）。它組織了反對宗派暴力的示威，貝爾法斯特有2萬人參加，德裏有25,000人參加。這個運動的弱點在於，它沒有譴責國家暴力，也沒有提出緊迫的社會問題。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是彼得·哈登去世前撰寫的一本傑作。它內容豐富詳實，並對非常覆雜的愛爾蘭民族問題做出了理論和實踐結論。

今天的現實印證了這本書的觀點，即資本主義和宗派主義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反而加深了問題。自從1990年代和平進程開始以來，北愛爾蘭的兩極化加劇，有可能爆發比過去更為嚴重的新沖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青年正在爭取團結抗爭。在這種情況下，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吸取這本書所介紹的經驗教訓。

二零一九年

《保衛馬克思主義》80周年

這本書內容豐富，談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法西斯勢力在意大利和德國掌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適用性。與此同時，它具體論述了建立革命政黨所需處理的問題——工人階級取向、黨內民主與國際主義。在整本書中，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只重覆舊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他不怕承認錯誤。

蘇德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是對每個組織與個人的考驗。全球大批資產階級政客已經屈服於法西斯主義，將它作為粉碎工人階級、對俄國革命進行報覆的唯一途徑。

1939年8月，就在戰爭爆發前，工人和大部分其他人都對希特勒與斯大林簽訂條約感到震驚。這是斯大林為避免納粹德國立即進攻而采取的絕望行動，因為他未能與法國和英國建立他想要的聯盟。1941年6月，當德軍進攻蘇聯時，斯大林起初不相信這一消息。

蘇德協議令共產國際的宣傳轉為主要批判英法帝國主義，而不是批判納粹德國。在軍事上，該協定意味著波蘭在9月1日被德國軍隊從西方入侵，隨後在9月中旬被蘇聯從東方入侵。蘇聯軍隊也進攻了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

在這些事件之後，美國托派政黨SWP的部分成員（包括部分領導層成員），改變了他們對蘇聯性質的立場。他們在媒體和若幹“左翼圈子”中屈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龐大壓力，將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獨裁與德國希特勒的獨裁統治等同起來。

采取這些做法，SWP中成長起來的反對派也很快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立革命黨的願景。對於《保衛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能只是看過一眼，而是應該仔細研究，要理解將強有力的理論與具體分析相結合的必要性。

列寧和托洛茨基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導者，令工人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實現史上第一次工人奪權。他們也是首先意識到新國家的弱點和遭受的威脅的人，尤其在它因為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失敗而遭到孤立的時候。

以斯大林為領導、以維持現狀與“實現穩定”為第一要務的一個官僚層對特權和權力的渴望逐漸增長。斯大林在1917年沒有擔任過重要職務，他也沒能為1923年的德國革命和1925-27年的中國革命（兩場都以失敗告終）提出正確的建議。

在1920年代，官僚層起著無意識抑制革命的作用，但後來它變為有意識地抑制工人革命與鬥爭。這一點在1936-39年的西班牙體現得尤為明顯。

斯大林主義

在蘇聯，他們對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展開了事實上的內戰。斯大林主義政權利用肅清和監禁的方式，對一切反對派（尤其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審判和處決。

在斯大林主義掌權的過程中，托洛茨基曾多次提及“熱月”——1794年法國的反革命。起初，托洛茨基認為俄羅斯的熱月意味著工人國家的毀滅。然而，在1930年代早期，他意識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熱月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而非社會反革命。在法國，熱月意味著反革命的政權更叠，但新政權保留了革命所建立的資本主義新經濟體制。

從法西斯主義到資產階級民主，資本主義經濟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在俄羅斯，斯大林的統治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資本主義沒有恢覆，計劃經濟得以保留。在長期的血腥鬥爭中，官僚獨裁取代了工人民主。俄羅斯落後的發展水平、其遭遇的孤立以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環境使這成為可能。

保衛蘇聯

托洛茨基的結論是，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它廢除了資本主義，擁有一個基於國有制的計劃經濟。

在此基礎上，由托洛茨基創立的第四國際組織主張無條件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同時不給予斯大林政權任何支持。第四國際及其所屬政黨的綱領是進行政治革命，以便在計劃經濟中落實工人民主，遵循並發展1917年革命的民主決議，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托洛茨基在寫給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信中指出：“官僚的思想在事實上幾乎與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對立。” SWP內部出現的少數反對派改變了他們的立場，認為對芬蘭的進攻和與希特勒的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家性質。

在墨西哥獲得庇護並且被禁止入境美國的托洛茨基在這次辯論中開始寫作，向他們提問，如果蘇聯不是工人國家，那麽馬克思主義者應如何描述它。

他們中的一些人回答道，官僚層是一個新階級。其他人說蘇聯已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社會，還認為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美國羅斯福新政和斯大林主義同樣導向官僚主義國家獨裁統治。他們在這件事上沒有區分革命和反革命。法西斯主義作為金融資本的工具，當然不會剝奪資本家。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是一個缺乏歷史使命的臨時現象，而不是新的統治階級。蘇聯強勁的經濟成長不是因為官僚，而是計劃經濟和新技術引進的結果。官僚層礙了計劃經濟的發展。

斯大林主義是極權主義的獨裁統治，但其政權並不穩定。斯大林主義崩潰和資本主義覆辟早在其發生50年前就已經由托洛茨基預計到，其負面效應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削弱和帝國主義的強化。受到二戰影響，這個過程被推遲了。

在此基礎上，盡管莫斯科的內外政策“保存了舊有的反動性”並且是“國際革命的絆腳石”，托洛茨基主張保衛蘇聯（他用支持政府、反動但對於抵抗階級敵人的再次進攻有必要的工會做比較）。

瓜分波蘭

由於蘇德雙方的軍隊瓜分了波蘭，SWP的反對派提議采取“既反對希特勒又反對斯大林的革命”這一立場。

在回答中，托洛茨基展示了波蘭的真實情況。在西方，革命者、猶太人和民主人士正在逃離德國軍隊的進攻。在東方，是地主和資本家試圖逃脫。托洛茨基預測，入侵之後紅軍將征收土地和工廠。資本主義媒體，甚至流亡海外的孟什維克報紙都在波蘭東部報導“革命浪潮”中證實了這一點。

托洛茨基警告說，希特勒會將他的槍口對向蘇聯，以建立法西斯政權並恢覆資本主義私有制。當希特勒進攻時，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擊敗他的軍隊。

馬克思主義者應怎樣評論紅軍的進攻？托洛茨基寫道，“衡量本階級利益得失的最高標準”不是財產關系的變革（盡管是進步的），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第四國際反對占領新領土，反對“挺著刺刀的布道者”。革命必須具有堅實的工人階級與窮人基礎才能獲得成功。在已經遭到侵略的地方，托洛茨基主張剝奪資本家和地主的工人階級獨立行動。

辯論與團結

在這場辯論中，托洛茨基將尖銳的政治論戰與強調團結的必要性結合起來。他強調了SWP成員和領導人在此之前如何就蘇聯性質的關鍵問題達成一致。

托洛茨基寫道，這場辯論是必要的，但“慫恿組織分裂，會釀成大錯”，“如果這次思想鬥爭跟分裂、清洗、開除等等行為的前景聯系起來的話，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極端有害的。”

他讚成“如果多數派中的某人”發起這種威脅，就會受到“批評或嚴重警告”。如果不是，“領導層的威信會受損”。

托洛茨基提出進行辯論應有的方法。雙方都杜絕任何威脅，而如果有錯誤舉動，則應由全國委員會或特定的檢查委員會進行調查。雙方應該忠誠合作。與托洛茨基關系密切的詹姆斯·P·坎農（James P Cannon）同意這一立場，並將它在黨內領導層提出。

當然，托洛茨基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和布爾什維克的辯論中已經積累了長期的經驗：“即使存在兩種不可調和的立場，也並不意味著有‘災難’，而是必須將政治鬥爭進行到底。”

為了向改變立場的領導成員馬克斯·夏赫特曼提出建議，托洛茨基提出了新的研究，提出領導層的問題，但沒有立即形成新的、確定了的立場。

托洛茨基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大多數人將新的少數群體歸為一個小資產階級反對派。這是什麽意思呢？

在沒有他們自己的立場和分析的情況下，反對派在散布“每一個政黨都有的以成百上千計的軼聞和趣事”，試圖從中找出錯誤和過失。在黨內，他們有著“幾乎像一個家庭的特征”，或者說，一個小集團。

托洛茨基強調了這個少數派的一些特點。他們不尊重自己組織的傳統，對理論持輕蔑的態度。34歲的哲學教授詹姆斯•伯恩海姆尤其如此。他於1935年入黨，並被任命為該黨理論雜志《新國際》的編輯。

伯恩海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其比作一種宗教。少數派的其他領導人忽視了這一立場。

在這場辯論之前的1939年1月，托洛茨基已經批評過了沙赫特曼在《新國際》上和伯恩海姆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表示“我們之中一個支持辯證法，而另一個反對”。文章的內容是對馬克斯·伊士曼等因不堪社會壓力而轉向反社會主義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的良好批判。

托洛茨基警告說，不與伯恩海姆辯論辯證法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本書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辯護，比其他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著作更好地解釋了哲學。辯證法解釋說，社會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斷變化，在通過矛盾發展的過程中，包括量變到質變和突變。托洛茨基總結道，在政治上，辯證法是社會發展和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

相反的是，反對派在伯恩海姆的強大影響下，采用了固執的抽象表述。他們總結道蘇聯已經不再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卻無法回答是什麽發生了量變或質變。從哪裏到哪裏——有什麽樣的過程?反對黨既缺乏理論，又缺乏具體分析。

伯恩海姆還強調了他的“個人獨立性”，在這種黨的建設中全職人員是絕對必要的情況下並不準備為黨全身心工作。這也表明了他對革命集中制的理解不足。

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其他特點還包括政治上的神經質，以及在不同的立場之間反覆橫跳的習慣，包括在派系鬥爭中輕率地選擇盟友。

作為對這場辯論發展過程的總體描述，托洛茨基寫道：“反對派開啟了一場嚴重的派系鬥爭，讓現在正處於一個使黨陷入癱瘓的非常關鍵的時刻。要使這樣一場鬥爭是正當的，而不是遭到無情的譴責，就必須有非常嚴肅和深刻的基礎。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樣的基礎只能是階級性質的。”

很明顯，少數派展開了一場沒有嚴肅政治基礎的惡性的派系鬥爭。大多數人堅定地支持第四國際的方案和觀點。這是工人階級的立場，與之相比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特征和革命社會主義的距離越來越遠。

托洛茨基並沒有在1939年發現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但是他舉出了許多前些年提出警告的例子。例如，三年前，沙赫特曼認為，美國社會黨(托洛茨基主義者工作於其中的一個更廣泛的政黨，但1937年被驅逐)正在發展成為一個革命黨。

盡管有這樣的分析，托洛茨基還是主張團結。這與利用分裂的威脅嚇唬成員的反對派領袖馬丁•阿伯恩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反對派領袖希望公開的辯論。

派系鬥爭

就在少數派分裂前幾周的1940年4月，托洛茨基強調了內部民主權利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要保持團結，就不能有一個只有多數代表組成的書記處。你也許應該有一個由5名成員組成的書記處——包括3名多數派成員和2名少數派成員。”

當托洛茨基指出少數派內部的矛盾時，沙赫特曼以給出涉及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的“集團”的歷史例子作為回應。托洛茨基的回覆是，舉例來說，1926年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集團是正確的。

但是這樣一個集團並沒有掩蓋共同計劃背後的政治分歧。很明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是集團中最強大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0年的美國，沙赫特曼組織了一個派系，但實際上它是一個由不同力量組成的集團，針對的是占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的工人階級。在派系內部，主要的力量是伯恩海姆和阿伯恩。沙赫特曼只是他們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短期政治托辭。

即使在這個階段，托洛茨基還是采取了一種耐心的態度，他寫道，事件可以改變個人，而個人又可以在革命政黨中重建自己。他甚至以自己為例。

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才加入布爾什維克，在那裏他立即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五年前的1912年，他試圖將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的所有不同傾向統一起來:“在那個時期，尤其是在組織領域，我沒有擺脫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征。我對孟什維克主義的調和主義癥感到厭惡……”

政治上，辯論擴大到更多的問題。托洛茨基當然明白，並非每一篇文章或文本都需要得出所有結論，但他強調，編寫這種材料的成員必須了解完整的方案和分析。

少數派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希望將黨的計劃簡化為“具體問題”，這使得托洛茨基將其與俄羅斯國內的辯論進行比較，反對經濟學家和民粹主義者，這兩者都回避了更廣泛的政治問題。在1939年至1940年，SWP的少數派認為戰爭是具體的，但工人國家不是。

沙赫特曼引用列寧在1920年與托洛茨基的一場辯論中說的，“工人國家是一個抽象概念”，俄羅斯不是工人國家，而是工農國家。然而，沙赫曼沒有註意到列寧幾周後得出的結論認為自己錯了，俄羅斯是一個“具有特殊特征的工人國家”，這些特征包括農民占多數人口和官僚主義的缺陷。

沙赫特曼使用了俄羅斯在“一定程度上”墮落這一說法，但他與伯恩海姆結盟。伯恩海姆雖然不相信辯證法，但他認為蘇聯發生了質的變化，將其等同於納粹德國。少數派沒有團結起來，在少數派分裂並組建新的“工人黨”後不久，伯恩海姆離開了，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反動分子。

理論基礎

這本書還分析了許多其他的具體事件：戰爭開始時芬蘭的事件，馬克思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中應該如何行動，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戰爭的立場。

托洛茨基對第四國際組織成員的一般性建議是，指導和協助工人階級、罷工和工會，同時警告說，工會中總是存在“機會主義”。

80年前，托洛茨基向世人展示了1914年因社會民主黨向世界大戰投降而爆發的革命領導危機如何尚未解決。一些社會主義者將此歸咎於無產階級，就像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後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所做的那樣。1917年，當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證明他們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者今天正在正在與80年前截然不同的客觀形勢作鬥爭。一方面，工人階級的規模擴大了很多，在某方面限制了反革命，另一方面，大多數地方的勞工運動必須重建。這導致許多國家出現了來自底層的爆炸性運動。

隨著氣候、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建設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和國際的緊迫性不亞於托洛茨基時代。學習和運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的經驗教訓在需要堅實的理論基礎、具體的分析於黨的建設和辯論中，這在今後的暴風雨時期將是至關重要的。

二零二零年

影評：《寄生蟲》的貧窮氣味

韓國電影《寄生蟲》（港：上流寄生族，台：寄生上流）在202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引起了轟動。該片獲得四項大獎，亦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一部獲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這部電影描繪了現代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差異，跟荷裏活（好萊塢）的標準形成鮮明對比。

富裕的樸家小兒子多頌的一句：“他們聞起來都一樣”，一語道破了以虛假身份、聲稱彼此互不認識，而潛入了樸家別墅成為其傭人的金家四口。金家無法擺脫那股貧窮的氣味，那是永遠潮濕的半地下室單位之氣味。

在好朋友的引薦下，金家兒子基宇得到了在樸家補習英語的工作。他、妹妹和父母過著不穩定的生活，沒有正式工作。他們雖有才華，但諸事不順。例如有天賦的妹妹基婷報考美術學院屢屢失敗，只能通過偽造文件來展現自己的才能。

基宇用計將其所有家人混入樸家中。基婷成為了樸家多頌的“藝術治療師”，因為多頌在幼年時受過心理創傷。爸爸基澤當上了司機，母親忠淑是家傭。基澤向兒子解釋說，人不應該制定計劃。因為計畫失敗會讓人更失望。但很快我們清楚的看到，即使不做計劃，一切還是會出錯。

導演奉俊昊用無情的筆觸描寫了富裕的樸家。這些人是空洞的，甚至他們的小孩都無法令人同情。觀眾對金家會希望他們至少能取得某種成功。他們雖然有點怪異，但卻是有血有肉，互相團結的一家人。

奉俊昊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誰是真正的寄生蟲？”金家雖然欺騙並試圖偷竊樸家的酒水，但他們每天都為自己的收入而工作，他們煮飯、開車、教書或陪玩，使命必達，也害怕自己身上的氣味不討雇主喜歡而戰戰競競。

就像他的其他電影作品，如《漢江怪物》（港：韓流怪嚇，台：駭人怪物）或《母親》（港：骨肉同謀，台：非常母親）一樣，導演讓失敗者、受壓迫的人與有錢有勢的人發生碰撞。他以同情手法描繪窮人，並結合了幽默、偶爾的暴力與戲劇化的流血情節。奉俊鎬用世界通用的語言說明了韓國社會的階級差異和競爭壓力。

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如何對待民族問題

在資本主義統治的21世紀，這個問題尤其迫在眉睫，蘇丹達富爾地區、剛果、中東的流血沖突時刻都在發生。在加泰羅尼亞、蘇格蘭、愛爾蘭、比利時和其他地方，民族問題尚未得到滿意的解決。而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中亞和烏克蘭，民族問題都導致了殘酷的沖突。

車臣的兩次殘酷戰爭和對少數民族的待遇表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俄羅斯的統治精英與布爾什維克有著天淵之別。最近，在西伯利亞產油小鎮蘇爾古特（Surgut）發生了一次襲擊，一名年輕的穆斯林持刀血染一個購物中心。這顯然是種族主義國家政策和極右翼行動的結果。在那不久之前，防暴警察闖入該鎮的一家咖啡館，強迫那裏的年輕人剃掉胡須，聲稱他們可能是瓦哈比派（註：遜尼派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相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竭盡心力地支持少數民族的權益。

語言問題

列寧可以說是走在了他時代的前面，他甚至批評日常語言當中的民族刻板印象，例如他反對用“霍霍爾人”（Khokhol）一詞來稱呼烏克蘭人。而今天，這個詞不僅仍在廣泛使用，甚至俄羅斯官方宣傳最近也啟用了這個詞，把烏克蘭描述為法西斯國家。

布爾什維克對語言問題非常敏感，采取有意識的步驟來支持少數民族語言。列寧反對將特定語言規定為“國語”，特別是這樣會歧視重要的少數語言使用者時。與這種作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前蘇聯境內的各資本主義的新政府紛紛嘗試限制俄語。這導致了1990年代摩爾多瓦的嚴重種族沖突、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的嚴重緊張局勢。在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統治的哈薩克哈薩克斯坦，每次發生社會沖突時，特別是紮瑙津市（Zhenaozen）石油工人罷工期間，他都依靠所謂的“民族愛國者”和“民族民主派”（右翼民族主義者）去嘗試限制俄語。烏克蘭當局只是威脅要限制俄語也足夠導致東烏克蘭沖突加劇。普京政府當時偽善地用保護俄語族群權利的借口來幹預東烏克蘭，而現在卻說要停止撥款給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教學工作。這已經在韃靼斯坦等自治共和國引起不滿。

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

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情況中，布爾什維克黨都以支持各民族自決權為原則。在十月革命的幾天之內，他們就發表了《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與現代外交的做法不同，在現代外交慣例裏面，各方會用各種詭計技倆向自己人民掩飾其真實意圖。但這項革命宣言以清晰、透明和簡潔的文字表明：由於俄羅斯各族人民曾經遭受壓迫和虐待，因此，應當果斷且不可逆轉地立即禁止大屠殺、奴役和種族攻擊。它宣稱俄羅斯各民族應該享有平等和主權，俄羅斯各民族要有自決的權利，包括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廢除一切任何民族和宗教特權與限制，支持俄羅斯境內一切少數民族的自由發展。

這個宣言本身就與1917年二月革命後統治俄羅斯的不同政府采取的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工人、士兵和農民自發的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起義的群眾以為，推翻了沙皇，俄羅斯就會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不少人甚至覺得可以建立社會主義。但是現實是殘酷的。革命後上台的資產階級聯盟不僅拒絕讓俄羅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或是讓農民均分土地，甚至拒絕給予前沙皇帝國的各民族自由。例如，早在3月，新政府就向芬蘭發出命令，維持前沙皇在18世紀的定義，重新確認芬蘭仍然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7月，芬蘭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宣告只有它自身才有權“決定、確認和頒布法令，執行所有芬蘭法律，包括涉及財務、稅收和海關的法律”。俄羅斯臨時政府立刻就派遣了軍隊解散芬蘭議會。俄羅斯臨時政府規定，俄羅斯各族人民的權利問題將由一個制憲議會決定。但是，當臨時政府最終發表要向制憲會議提出的民族權利的立場時，他們很坦率地說，“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裂的”。

雖然從二月到十月統治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曾經暗示說新的“民主”包括各族人民的自由，但它從未兌現諾言。相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新蘇維埃政府不僅公開宣告，而且也盡可能地履行各民族的自決權。蘇維埃政府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就承認了芬蘭獨立。緊隨其後的是支持烏克蘭、摩爾多瓦、立陶宛、愛沙尼亞、外高加索、白羅斯、波蘭和拉脫維亞獨立。盡管存在各種覆雜和困難，而且這些新的獨立國家總的來說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不是蘇維埃主義，但布爾什維克政府仍然尊重它們獨立的權利。

1917年的中亞，是帝國主義列強“大博弈”的戰場，當時仍基本沒有從封建社會走出來。盡管中亞算是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封建的可汗們統治，並沒有形成鞏固的民族。當地也幾乎沒有工人階級，充其量只有鐵路和基礎設施工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羅斯族或是講俄語。幾十年來，當地精英迫於沙皇的武力服從其命令，因此他們將革命視為擺脫俄羅斯人統治的機會。布爾什維克盡其所能鼓勵該地區社會主義意識的發展和工人民主，但布爾什維克黨也承認當地的現實，並盡其可能向這些民族展示善意。

花剌子模（Khorezm，位於現在土庫曼斯坦境內）一直由當地可汗統治，直到1920年被紅軍支持的民眾起義推翻為止。新成立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承認花剌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為獨立國家，公開宣布放棄對花剌子模領土的所有主張，並與新國家建立自願的經濟和軍事聯盟。曾經屬於俄羅斯政府的所有財產和土地，以及行政機構都無償移交給了新政府。俄羅斯政府還對花剌子模政府提供了財政援助，用於修建學校、開展掃盲運動，修建運河、道路和電報系統。

波蘭

在遼闊的前沙皇帝國的彼端是波蘭。在1917年之前的一百多年裏，它一直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帝國瓜分。隨著這些帝國在一戰結束時崩潰，革命在前沙皇帝國的土地上蔓延，波蘭人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新的局面中——波蘭人終於可以爭取統一獨立了。布爾什維克政府承認了“波蘭全國委員會”為波蘭的合法代表。

當時新的波蘭臨時政府是由時為波蘭社會黨領袖的畢蘇斯基所領導，其在群眾壓力下通過了8小時工作制、婦女投票權和免費教育。然而，畢蘇斯基突然宣布：“他乘坐社會主義的車，在叫做獨立的車站就下車了”。新政府很快地轉向打壓蘇維埃和工人委員會，逮捕共產黨人，並利用俄羅斯深陷內戰的機會企圖擴大領土。波蘭軍隊入侵立陶宛，並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結盟，入侵烏克蘭並後來占領了基輔。及後紅軍對波蘭進行了決定性的反擊，才迫使他們退回到華沙。盡管如此，列寧在與波蘭的和談中堅持：“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關於波蘭的政策不是因為暫時的軍事或外交優勢，而是因為絕對和不可動搖的民族自決原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自從波蘭國家成立的時刻起，就無條件地承認波蘭共和國的獨立和主權”。

列寧的鬥爭

列寧努力確保將“民族自決權”納入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他與羅莎·盧森堡的分歧是眾所周知的。羅莎·盧森堡認為這種要求偏離了階級鬥爭。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領導層跟她持有類似論點的還有卡爾·拉德克（Karl Radek）、尤裏·皮亞托科夫（Yuri Pyatoko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

作為辯論的一部分，列寧鼓勵斯大林（台：史達林）寫本有關民族問題的小冊子，不過即使在這個早期階段列寧也已經發現有必要反對斯大林立場中的一些主張。他不同意斯大林對民族的僵化定義，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建基於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因為這個定義排除了許多民族，特別是猶太人的權利。列寧也不同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19年提出的主張，要求各國工人階級享有自決權。他認為，在俄羅斯帝國中生活的許多民族，包括庫瓦什人、巴什基爾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人等，都生活在社會和經濟尚未發展的地區，他們還沒有機會發展階級，更遑論是發展階級意識了。然而，早在1918年，斯大林就在爭辯說“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1920年10月，斯大林開始主張對於邊疆地區脫離俄羅斯獨立的要求“必須拒絕，不僅因為這與在中央和邊疆地區之間建立聯盟的構想矛盾，而且主要是因為從根本上這與中央和邊疆地區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

不幸的是，持有這個立場的並非只有斯大林一人。二月革命爆發時，位於烏克蘭首都和工業中心基輔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有200人，而且幾乎沒有組織。到10月，他們的人數達到800人。為響應二月革命，烏克蘭資產階級的菁英成立了“中央議會”（Tsentralnaya rada），作為“所有烏克蘭人的政府”，並主張自決權。但是，基輔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說這是比階級鬥爭次要的問題。在參加全俄反對臨時政府的全面鬥爭時，他們放任中央議會去建國，包括建立政府機構和武裝部隊。十月革命之後，他們與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註：Bundists，猶太民族的左翼運動）一起成立一個黨團，承認中央議會是合法政府，並宣布任何反對中央議會政府的作法必須“完全采用和平方式”。他們拒絕接受其他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立場，即“有必要與中央議會政府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絕不與之達成任何協議”。結果，中央議會政府保持了烏克蘭政府的強勢地位，而向烏克蘭蘇維埃革命的進程被推遲並大大削弱了，這導致烏克蘭的內戰情勢變得更為覆雜與漫長。假如基輔布爾什維克采取了果斷的行動，那肯定不會這樣。

民族問題與紅軍

盡管在烏克蘭遇到了困難，但列寧的作法在確保蘇維埃政府取得內戰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因為大多數白軍保皇派都反對任何民族自決。

在高加索地區，白軍軍閥鄧尼金（Deniken）明確表示，他反對給予少數民族權利，因為“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割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義團體也普遍認為，既然布爾什維克承諾民族自決，所以他們至少有理由保持中立。而在另外許多情況下，這個承諾足以讓整個少數民族支持紅軍。

其中一個關鍵的決定是讓紅軍以地區劃分，並以“原居地服役”為基礎原則。舊時代的沙皇軍隊是俄羅斯化的。除了哥薩克人以外，少數民族成員服役時都會被外派到家鄉以外的常備部隊，被要求說俄語。但是托洛茨基領導的紅軍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許多部隊以單一民族為基礎，使用各自的母語，並出版了許多非俄語的軍事刊物。這幫助紅軍贏得了很多少數民族為主地區人民的支持。許多猶太人團體自發建立武裝，抵抗高爾察克（Kolchak）將軍等人發起的猶太人屠殺。紅軍甚至在韃靼斯坦共和國首都喀山建立了一所穆斯林官兵學校。1919年，整個巴什基爾（Bashkiria，橫跨伏爾加河到烏拉爾山脈的穆斯林地區）的民族武裝與紅軍合並，建立了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無論這些民族國家建立在哪裏，在教育和衛生領域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質援助，特別是消除文盲運動。盡管是內戰期間，新社會主義國家裏的大學數量仍從1917年的63所增加到1923年的248所。在避免與伊斯蘭信徒直接沖突的同時，社會主義者積極倡導廢除一夫多妻制、買賣新娘、還有丈夫可以拒絕妻子離婚等習俗。不幸的是，斯大林主義得勢以後，這些成果都被廢止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新將俄語定為指揮語言，並停止了其他語言的軍事出版物。

對不同民族保持敏感和靈活的作法需要很多討論，並且常常需要列寧或其支持者直接幹預以糾正錯誤。布爾什維克黨讚成把土地自願集體化，但是列寧警告說，在中亞和高加索等地區，強推這一政策為時過早。他甚至反對把阿塞拜疆的石油工業國有化。他擔心，由於工人階級尚未得到足夠的發展，這將導致內戰期間的供應中斷。

在某些地區，盡管有列寧的做法，民族問題還是處理得很笨拙。例如，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傳播到中亞之前，地方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就已經抓緊機會發展地方自治甚至建立了新的民族共和國。革命是後來由鐵路工人與解散了的軍隊帶來的，這些部隊幾乎全部是講俄語的。他們成立了塔什幹（Tashkent，烏茲別克首都）工兵代表蘇維埃，並自稱“蘇維埃政權”。他們認為穆斯林不應該在新政府中擁有地位，並且蘇維埃沒有必要納入“落後”的農民群眾。結果，這個蘇維埃政府孤立於當地95％的人口。當它試圖用軍事力量推翻新生的浩罕（Kokland）政府，並主張建立“作為俄羅斯聯邦一部分的突厥斯坦民主聯邦共和國”時，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許多人認為這僅僅是軍事占領。

列寧的靈活策略

最初，斯大林的民族事務部的態度是這只是地方事務，但是隨著白軍在該地區被擊敗，如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領導紅軍前鋒的伏龍芝（Frunze）最初提議將該地區分割以便於統治。這遭到了當地共產主義者的抵制，其中許多人幾乎沒有掌握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基本原則。但是，當斯大林領導的委員會提議建立統一的突厥斯坦自治區作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時，當地的共產主義者更加不滿。最終，列寧不得不介入，重新厘清了應該采取的立場：在大力減少俄羅斯富農的影響的同時，應註意使俄國人與當地人的土地所有權平等。確保只有在當地領導人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做出關於突厥斯坦的任何集中決策。要求有序地、“逐步但穩健地”準備將權力移交給當地工人的蘇維埃。當地蘇維埃政府的基本任務“不是要實現共產主義，而是推翻封建制度”。列寧表示：“將該共和國一分為三的議題不宜過早決定”。

另一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的問題是“本土化”（korenisation）。這是布爾什維克黨通過培養當地領袖而不是從中央外派官員進行治理，以此讓布爾什維克紮根於新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原則。

布爾什維克黨特別留意了民族文化的發展，特別是語言的發展。如果列寧聽說布爾什維克官員，包括來自中央的官員，在那些俄語不是當地主要語言的地區繼續講俄語，會非常生氣：“蘇維埃政權不同於資產階級和君主政權，因為它代表的是勞動人民真正的日常的利益。但要做到這點，只有蘇維埃機構使用當地母語進行工作才可能”。不幸的是，發展民族語言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民族事務部本身，那裏的官僚經常爭辯說，只要將俄語翻譯成當地語言就足夠了。相反，列寧回應說，首要任務是確保教育機構提供熟悉母語和文化的老師以及母語教科書。在討論這一問題的大會上，一位發言者指出：“培養國際主義的精神不是通過把無法互相理解的兒童聚集在一起，而是用其母語介紹世界革命的精神。”

為了協助在非俄羅斯族地區建立支持，布爾什維克黨采取了有意識地與當地左翼革命組織合作並試圖贏得支持的政策。在烏克蘭，他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耐心與“鬥爭”協會（Borotba）合作。這是一個紮根於農村的左翼社會革命團體。托洛茨基多年的友人和盟友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建立了十所新的“共產主義大學”來培養各民族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同樣重要的，新政府做出了巨大的投資，建立以民族語言教學的公共教育系統。1921年蘇維埃政府撥款一千萬盧布，用於發展白羅斯語和烏克蘭語教學。對於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等主要民族，這個流程很快就完成了。較小的民族花了更久，但是這些任務都得到了認真對待。到1923年，有67所學校教授馬裏語（Mari），57所學校教授卡巴爾達語（Kabarday），159所教授科米語（Komi），51所教授卡爾梅克語（Kalmyk），100所教授吉爾吉斯語，303所教授布利亞特語（Buriat），超過2500所學校教授韃靼語。在革命之前，中亞地區民族學校的數量只有300所，到1920年底達到2100所。這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當地的許多語言/方言在革命之前沒有文字的。通過引入拉丁字母的表音文字，以及俄語字母本身的現代化，為推廣民族語言的任務提供了幫助。

鑒於這段期間大部分都是內戰激戰狀態，這一成就更加令人矚目。這期間資源通常都是很缺的。學校經常被用來訓練部隊。而且由於許多教師自願去了前線，所以很難找到足夠的人手任教。例如，1917年的烏克蘭語教師很少。盡管到1923年終於有了45000人，但這僅僅是所需人數的一半。等到內戰結束，情況才大大改善。

高加索

如果沒有列寧對民族問題采取敏感和靈活的策略與態度，打贏內戰會困難許多。
不幸的是，這成為了在20年代初官僚主義墮落開始得勢的時候，首先的受害者。這在高加索地區尤其明顯。

二月革命後，高加索地區的人民，主要是格魯吉亞人、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期待俄羅斯新政府承認他們的自決權，但卻希望落空。十月革命爆發時，該地區被德國和土耳其聯軍占領。在1918年德國戰敗後，占領它們的換成了英國和鄧尼金的白軍。確實，因為布爾什維克政府簽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不僅放棄了波羅的海、烏克蘭和白羅斯的大部分地區，同時他們還把高加索很大一部分土地割讓給了奧斯曼帝國。

隨著內戰進展，鄧尼金的部隊最終被趕回克裏米亞，應該由誰來管理高加索地區的問題自然而生。布爾什維克在諸如阿塞拜疆的巴庫、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車臣的格羅茲尼等大城市中有很多支持者。但實質上，革命是通過紅軍的軍事勝利到達該地區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後來分別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

然而，控制格魯吉亞的是孟什維克政府，這個政府是改良派的第二國際的大紅人。盡管列寧與格魯吉亞的領導人之間存在激烈的政治爭執，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經參與1917年的聖彼得堡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列寧還是讚成與該政府采取和解態度。托洛茨基也反對軍事幹預。他認為，推翻格魯吉亞政府的任務應該交給格魯吉亞人民。因此，他讚成“在格魯吉亞內部進行一定的準備工作煽動起義，並在起義爆發之後前來援助”。1920年5月，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簽署了承認格魯吉亞獨立並同意不侵略的條約。

該地區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代表，斯大林的親密同志（他們都是格魯吉亞人），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Sergey Ordzhonikdze）則另有想法。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他主張立即把格魯吉亞蘇維埃化。斯大林支持這一立場。他們無視列寧和俄羅斯政府的建議，利用紅軍單位挑起格魯吉亞邊境的沖突。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央委員會不得已通過決議，“傾向於在遵守國際規範的前提下，允許第十一軍積極支持格魯吉亞起義並占領第比利斯。前提是第十一軍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在對所有信息進行全面審查之後，需要保證可以成功。在此提出警告，因為運輸條件惡劣，我們正缺乏面包。因此，我們無法讓你使用火車或鐵路。我們只能從高加索地區運送糧食和石油。”這些信息對當時身在烏拉爾的托洛茨基保密。等他回到莫斯科，知道發生了什麽以後，他非常憤怒，並且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紅軍為何以這種方式進行幹涉。

軍事幹涉自然引起了當地居民和相當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很大反對。但是，無視該地區民族問題的敏感性，以及當地存在三個公認的民族身份這一事實，奧爾忠尼啟則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策劃建立了一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該共和國將成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的一部分，並擁有高於三個新共和國的權力。除了能夠決定格魯吉亞國內問題外，這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還會把三國的貨幣統一在一起。這點遭到格魯吉亞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貨幣聯盟會破壞其相對較強的經濟。考慮到建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時使用的方法，許多人還認為這會引進俄國勞動力來發展經濟，並認為這是延續了沙皇時代的作法。

奧爾忠尼啟則這種鐵腕作風往往不咨詢當地領袖的意見，向對手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以及他本人奢華的生活方式，包括愛騎一匹大白馬。這些都使得情況雪上加霜。

蘇聯成立

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的辯論，涉及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新蘇維埃國家未來的方向。

此時，列寧和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完全對立已經十分清晰。前者認為自由、平等的蘇維埃國家聯盟是鞏固各民族支持革命的手段，並且是未來的蘇維埃國家（例如德國）與俄羅斯結盟而不導致任何一國稱霸的基礎。而斯大林則認為民族問題是次要的，而且革命不會擴散，必須只在俄羅斯一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對他來說，共和國的存在，例如外高加索共和國，是為了行政上的便利。這個問題在圍繞蘇聯成立的討論中浮上台面。

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撰寫了草案，規定新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關系。他提議把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等獨立蘇維埃共和國變成俄羅斯聯邦內的自治區。至於布哈拉（Bukhara）、花喇子模和遠東地區的地位以後再決定。所有關鍵職能，例如經濟、預算、外交和軍事，由俄羅斯中央部門作決定。只有像文化、司法、醫療和土地等相對較小的事務由“自治”區負責。除阿塞拜疆外，所有共和國均反對該計劃。但是，斯大林在提交給政府之前，就通過了批準該提案的特別委員會來推動他的計劃。

但是他還有一個要克服的障礙，那就是列寧本人。在列寧從中風暫時恢覆期間，得以過目了斯大林的草案。他非常憤慨地反應，要斯大林放棄整個“自治區”的構想，把蘇聯建立為平等的共和國聯盟。盡管斯大林被迫妥協這一點，但他還是千方百計限制各共和國列寧要求的權利。他一反先前反對立法機關兩院制的立場，在立法機構最上面設了一個“民族院”，然後在那裏面塞滿了自己的支持者。然後仿佛是之前的侮辱不夠強烈，他提議不讓三個高加索共和國直接加盟蘇聯，而是讓三個共和國掛在“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之下加入蘇聯。這種做法更加激怒了格魯吉亞人。

列寧病得很重，無法參加1923年2月討論這些議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當他最終收到報告時，列寧的憤怒達到了沸點。他寫信給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我非常想請你在黨中央委員會為格魯吉亞一案辯護。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正在‘打壓’這件事，而我無法信任他們的客觀性。”

盡管列寧對這個問題的還有話說，但他的健康狀況正在迅速惡化。他無法參加6月舉行的中央委員會非公開會議，該會議專門討論民族問題。發言者在本次會議上針鋒相對的立場清楚地分開了支持列寧的民族路線的人，與背棄了布爾什維克所有原則的斯大林朋黨之間正在形成的矛盾。不幸的是，盡管列寧提出的關於建立蘇聯議案通過了，但實施它的任務卻留給了斯大林周圍迅速鞏固起來的官僚階層。

不幸的是，在列寧死後成功完成了蘇聯的政治反革命的斯大林的官僚，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完全相反。列寧曾嚴厲批評過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加上官僚的反猶與種族主義觀念，再加上強制集體化的罪行，使得俄羅斯、烏克蘭和中亞大範圍的饑荒更加惡化。這段歷史使得今天的反動民族主義者有理由聲稱蘇聯進行了有意識針對各民族的種族滅絕“大屠殺”（holodomor），並將其歸咎於“布爾什維主義”。但是，將波羅的海國家作為籌碼與希特勒談判、在二戰期間把車臣人和克裏米亞韃靼人整個民族驅逐到哈薩克斯坦、利用蘇聯軍隊鎮壓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起義，以及在“改革重組”時期拒絕承認民族權利，這一切的歷史，都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策完全毫無共同點。

應有的立場

一百年過去了，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更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某些當今的左派同意斯大林的主張，認為“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這是致命的錯誤。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任何民族都無法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他們永遠都會被跨國企業和帝國主義的不同利益所支配，也沒有能力確保所有人的真正民主和民族權利。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需要與社會主義者領導一場有力的、團結的工人階級鬥爭。而要建立起來的前提，是這個工人運動必須對民族問題有清晰的立場才有可能。

德國卡普政變一百周年

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德國不可能有總罷工，遑論革命。然而，一百年前德國工人階級卻非常接近奪權的狀態。在薩克森、圖林根，特別是魯爾，工人階級成立紅軍。總罷工擊潰了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翼軍事政變，使政變發動不到五天後就陷入尷尬窘境。

歷史上有那麽一短時間，勞動人民能實現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願景。工人們掌握了權力，而社會民主黨（SPD）政府和工會官僚卻對此退卻。而後社民黨政府動用正規軍來對付工人起義，而這支軍隊卻也是幾天後變成了反過來要推翻社民黨政府的軍隊。社民黨背叛工人階級不是第一次，僅在一年前，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許多革命者，已被社民黨政府和自由軍團謀殺。

十一月革命：第一回合。

1918年11月，基爾水兵叛變並發動全國起義，瓦解君主制和帝國，而各大城市日以繼夜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員會。接連好幾個星期，權力一直掌握在這些委員會手裏。當戰爭結束時，就連中產階級也為社會主義做好了準備。然而與俄國革命不同的是，德國當時缺乏革命黨。從前線返回的大多數士兵還信任被陳腐的領導層控制的社民黨，因為社民黨正是革命群眾自己付出巨大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更為左傾的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以及更加左翼的斯巴達克斯同盟（1919年成為德國共產黨KPD），則只能組織到政治意識先進的少數工人階級。

社民黨領導人利用自己的權威，將革命導向到捍衛資產階級秩序和議會制度的死路。他們設法說服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變相放棄自己的權力。同時，他們與舊軍隊將軍達成交易，以利暴力鎮壓工人革命活動。

革命的工人仍勇敢抵抗！共和國總統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及其國防部長諾斯克（Gustav Noske）同屬社民黨領導層，他們隨後對工人動用軍隊。這支軍隊有極右翼主義戰鬥部隊“自由軍團”（Freikorps）參與其中。他們號稱要恢覆“秩序”，對付“斯巴達克份子的威脅”。而社民黨機關報《前進報》（Vorwärts）中甚至刊登自由軍團的招募廣告。

總統艾伯特當時評論說：“我像討厭罪惡一樣厭惡革命！”他的國防部長諾斯克（Noske）說：“必須有人扮演尋血獵犬的角色，而我責無旁貸！”隨後他便用沾滿鮮血的手履行他所說的話。1919年1月，歷史所稱的柏林斯巴達克斯起義被鎮壓了、革命的人民海軍師（Volksmarinedivision）被解除了武裝、作為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左翼警察局長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罷免。盧森堡、李卜克內西和約基希斯（Leo Jogiches）被謀殺。

革命鬥爭於血泊中的慘敗帶來了後續影響：1919年二月的國會大選將社民黨和資產階級變成了議會多數；獨立社民黨依然軟弱；德共在違背盧森堡的建議下杯葛了選舉。但在三月份，工人們已采取政治罷工，對抗軍隊和自由軍團的殘酷鎮壓，這些武力是由諾斯克部署到每個發生無產階級起義的城市，並實行軍事戒嚴統治。執行鎮壓的自由軍團和軍人中，有些人之前已曾在非洲進行過殖民戰爭的洗禮，例如馬爾克（Georg Maercker）將軍。過去他對“土著”施加的恐怖行徑，被他的部隊帶進德國工人社區。

當時在不來梅成立了一個後來遭到軍事鎮壓的蘇維埃共和政權；在漢堡地區也有起義反對糧食控制；而自由軍團在慕尼黑尤其殘酷，1919年4月該地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且延續了好幾星期，隨後遭到自由軍團中惡名昭著的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Marinebrigade Ehrhardt）的鎮壓，在社民黨領袖的許可下，這支部隊在1920年繼續發揮反革命的作用。

自由軍團的屠殺是如此嚴酷，他們甚至錯手開槍射殺天主教團契的參與者，只因為他們是工人，且看起來像斯巴達克主義者。而像是尤金（Eugen　Leviné）這樣的德國蘇維埃勇敢的領導者也遭到處決。在那之後，慕尼黑成為法西斯團體的溫床。納粹黨（NSDAP）於1919年在那裏成立不是沒有理由的。

幾乎無人想要的共和國

1919年間，工人和士兵的委員會逐漸被資產階級國家取代。盡管在產業層面，他們的影響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然而政府和工會官僚逐漸讓工兵委員會喪失實權，將之轉變為今天依然存在並致力於勞資調和的工作委員會。當時工會領導層還與德國最大資本家雨果．施廷尼斯（Hugo Stinnes）簽署了一項秘密協議。

社民黨的背叛已經無法向工人階級掩飾，此時獨立社民黨和德共都獲得成長，並且一度變得同樣強大，噬血的諾斯克已淪為遭人厭棄的人物。然而，仍然年輕的德共此時已喪失了盧森堡、李克卜內西等傑出領袖人物，而且時而得進行地下工作，並糾纏於內部派系之爭（例如是否應以革命黨之姿參加議會選舉、應否在大型工會中進行工作）。拒絕上述做法的黨內極左派，一開始很有力量，並分裂為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但工人仍繼續拒絕資本主義。即使在1919年3月的罷工和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鎮壓之後，工人鬥爭仍在繼續。1920年1月，在柏林國會大廈前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新的《工人委員會法案》，該法案旨在限制工人委員會的權利。政府對示威群眾派出軍事化和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並向人群開槍，其中逾四十人遭殺害，逾百人受傷。主導這場屠殺的是呂特維茨（Herr von Lüttwitz）將軍，而他僅在兩個月後就參與反共和國的政變。這場示威之後，當局實施了德國議會方圓一英裏內禁止抗議的禁令，而且這條禁令直到今天依然生效。

議會制共和國所擁有的制度盡管只是形式民主，但向工人做出社會讓步、賦予女性投票權已經太超過了激進右翼的接受範圍。正是艾伯特／諾斯克政府放任自由軍團做好了全副武裝，準備好對付革命工人。當時還有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和武裝民兵，當中許多人成為了後來的納粹沖鋒隊（SA）、納粹親衛隊（SS）、以及納粹的領導層。他們代表了反猶思想。納粹的卐字符號早於1919年就已經出現在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的頭盔上。

資產階級共和國得到了社民黨、天主教中央黨和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他們也是與盟國談判賠償並簽署《凡爾賽條約》的代表，該條約將戰爭歸咎於德國，要求人民賠償數十億美元，幾乎每個德國人都對其恨之入骨。

這讓激進右翼有借題發揮的空間來加大鼓動。威瑪共和已經超過了右翼和舊權貴的接受程度了，但同時能給工人階級的卻少得可憐。資本家和舊國家機器依舊存在。誰想改變這一點，誰都會感受到國家及其右翼同盟的聯合壓制。

右翼發動政變，艾伯特被迫下台

1920年3月，右翼看到了擊垮共和國和強大工人運動的時機。當艾伯特和諾斯克決定在英法資產階級施壓下縮減國防軍編制時，右翼有了行動的借口。解散自由軍團的事項將被強制執行。這促使呂特維茨將軍和右翼政客卡普發（Kapp）動了針對艾伯特政府的軍事政變。參與政變的包括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以及殺害盧森堡的兇手沃德瑪（Waldemar Pabst）等右翼激進分子和軍人。

這場政邊獲得著名的德國右翼激進分子，以及法西斯團體“國家統一”的支持（當時法西斯這個字眼還沒在國際上惡名昭彰）。大企業家施廷尼斯和其他資本家大方捐錢讚助這些團體。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當時社民黨政府早被警告過可能爆發政變。但是他們什麽也沒做。昭然若揭的是，政變分子甚至還想把社民黨的諾斯克部長爭取過來，然而斯諾克沒準備要走得那麽遠。

3月12日至13日晚間，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向柏林進軍。政變份子宣布罷免艾伯特社民黨政府，禁止一切罷工和示威並宣布戒嚴。艾伯特和諾斯克怯弱地逃到了德勒斯登（Dresden），試圖獲得國防軍將軍梅爾克（Maichcker）的支持，這號人物在1919年謀殺工人而惡名昭彰。盡管他沒有加入政變，但他並不準備反對政變或捍衛議會民主。因此，社民黨領袖不得不再次收拾行裝，逃到安靜的斯圖加特（Stuttgart）。當他們看到軍方已經沒有任何一派準備提供保護的時候，他們要再次思考。

在許多地方，左翼和工會主義者由下而上湧出來組織革命執行委員會來反對右翼政變。他們建立了網絡，在許多地方停止工作並武裝自己。艾伯特和諾斯克此時束手無策，才決定呼籲工人階級幫助他們擺脫“自己造就的處境”，但理應是右翼社民黨人與德國工會聯合總會（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工會領導人萊根（Legien）去負責這些事項。工人組織開始各種商議，因而社民黨、獨立社民黨和工會開始呼籲在1920年3月14日對右翼政變進行總罷工。

德國共產黨最初拒絕參加，因為不想支持艾伯特和諾斯克，但僅在一天後便轉而加入。第一天，許多德共成員已參加罷工。從工人、一般雇員到公務員，這場總罷工幾乎是擴及各產業。僅在魯爾區（Ruhr），就有逾十萬名礦工進行罷工，全國各地共有數百萬。政變失敗了，罷工讓所有火車無法運行、電源也停止供應，沒有任何東西能繼續運作。僅五天後政變惡夢就結束了。卡普逃到國外，呂特維茨將軍辭職。艾伯特一幫人又回到政府。工人及其厭惡的斯諾克不得不辭職。

支持總罷工的工會於3月18日就九點聯合綱領達成共識，這份綱領提出了深遠訴求，包括社會化各個企業、征收大片農田並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府。否則，他們就要繼續罷工。但經過了與執政黨的談判後，3月20日卻換得妥協，被接受的綱領中九點基本訴求遭到淡化。但是，在獨立社民黨的施壓又導致進一步的談判和退讓。到了最後，大部分的承諾很快被收回，政變分子只遭到非常溫和的處分。自由軍團逐漸並入正規國防軍和國家機器，沒加入的也不會一直失業──他們轉而加入到新的民族主義政黨及其武裝力量。

德國中部和魯爾：從總罷工到武裝起義

在總罷工期間，工人階級的武裝組織已在產業中心建立起來。他們跨越黨派組織，由共產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組成。在魯爾地區，他們以俄國和1919年慕尼黑的革命為先例，自稱為“紅軍”。

在德國中部工業區，武裝工人宣布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並得到了戰鬥性工人委員會的支持。他們組成了“革命人民軍”。在福格特蘭，被德共開除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斯‧霍爾茲（Max Hölz）號稱為“紅色羅賓漢”，他與遊擊隊強行沒收富人的商品，並將其分發給該地區的窮人。結果，德國國防軍和自由軍團再次進軍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在魯爾區，組成了一支強大的紅色魯爾軍，由約80,000名戰士組成。權力再一次到達了共產主義工人觸手可及的範圍內。

面對工人革命，艾伯特的社民黨政府像1918年11月那樣反應，再次利用軍隊武裝右翼激進分子的武裝，而這些人卻也是剛發動政變反對社民黨和革命工人的群體。1920年4月，中將奧斯卡（Oskar von Watter）指揮自由軍團和國防軍，鎮壓了魯爾紅軍及其同情者的起義。許多地方也部署了民防部隊和全副武裝的保安警察。魯爾地區的礦工以罷工來回應當時好幾場屠殺。但到了4月6日，革命者遭到擊敗。再一次，作為最大工人政黨的社民黨，其導層控制了最大工會聯盟ADGB，這就像從工人階級背後捅一刀。

這只是一場戰鬥，但不會是最後一場戰鬥

鎮壓很殘酷。霍爾茲（Max Hoelz）和許多人入獄多年。魯爾或薩克森州的許多工人階級家庭，必須哀悼被部隊及其右翼盟友殺害的家庭成員。受害者數以千計。確切數字銷聲匿跡，因為許多工人被捕後遭殺害的真相被掩蓋了，或者被官方宣稱是在戰鬥中死去。1920年3月的鬥爭已被歷史證明是另一場德國共產主義者慘敗的血腥事件。

但此後，德共卻得到增長，這或許是因為社民黨領導層已暴露出背叛工人的政治本質。在德共的左邊，獨立社民黨也得到了發展。1920年，德共與獨立社民黨的多數派合並成一個群眾性政黨。1921年3月，德國中部礦區發生了另一起武裝起義。 即使行動沒有成功，但統一戰線的策略，即工人政黨之間的合作，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這場革命浪潮一直持續到1923年秋天。

總罷工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力量。革命者只有在現實的鬥爭中通過實踐以身作則，展示他們有值得為之奮鬥的綱領，才能贏得群眾支持。

革命失敗的原因有很多：這是由於社民黨領導層的有害影響及其對工會的牢固控制，以及年輕的德共的政治弱點，有時落後於局勢，有時卻采取冒險行動。

1920年卡普政變教導我們，統治階級隨時準備犯下罪惡來維持權力。如果有必要，他們會差遣軍隊和右翼極端分子。盡管這些右翼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但只要他們能有效鎮壓左翼，統治階級不介意與他們合作，這就是1920年3月發生的史實。

列寧–150年誕辰紀念

如果今天政府撕毀所有限制普通群眾權利的國際協議、接管經濟運作、實行工人管理生產的制度、並呼籲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為全人類利益合作，它將獲得廣大工人和受壓迫人民的熱情支持。而這正正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在1917年11月所實行的事情，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生的蘇維埃政府不僅在大方向上具有革命性——它幾乎改變了俄羅斯普通勞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政府立即退出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民族自決權給予那些想要脫離前俄羅斯帝國的民族、接管大片土地並賦予每個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停止了俄羅斯東正教和其他宗教幹涉國家的權利。

在當時，英國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投票權也僅限於擁有財產的21歲以上的男性，然而新生的蘇聯則賦予無論男女所有18歲以上公民都有投票權，除非他涉及剝削他人的行為。由工人、士兵和農民選舉出代表組成蘇維埃，運作整個社會。

方方面面的革命性

布爾什維克政府宣布婦女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實施了一項廣泛的計劃來減少女性文盲率，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和幼兒園來減輕婦女壓力。婚姻法和離婚法被修改，允許婦女隨時能依她意願離婚，並且確立了墮胎權。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政府部長。

同性戀也被除罪化，事實上，許多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傑出人才都是同性戀，包括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

教育對所有人都是免費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內。此外，政府開展了全民掃盲運動，提供了九年的學校教育，任何在16歲獲得畢業證書的人都有權在大學學習。到1921年，已經建立了200多所新大學，在三年內數量增加了兩倍。同時建立了數百所特殊學校來教授少數民族的語言。

醫療保健也對所有人免費，所有醫療機構都納入了國家體系。醫學的意識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聯的醫療方法不是以治療富人的慢性疾病為目標，而是以消滅傳染病為目標。當時，傳染病奪去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窮人的生命。在1913年俄羅斯人的預期壽命不到30歲，1926年上升到44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上升到60歲。

盡管帝國主義列強在革命後發動了內戰，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還是設法使俄文的字母現代化，在數個地區引入了文字，廢除了反動的儒略歷，使歷法與歐洲其他地區保持一致。一些沈迷於過去的保守人士，至今還在使用儒略歷。此外還廢除了國內護照制度。

當然，列寧在建立第三國際（或稱共產國際）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這個組織的任務是在全世界建立革命運動。

列寧的許多思想都是在他早年於辛比爾斯克省的生活中形成的。列寧一家生活在一間舒適但簡樸的木房裏，父親是當地的一名督學，他曾利用這個職位推動教育改革。烏裏揚諾夫家的三個孩子受益於鼓勵讀書的氛圍。長子亞歷山大，充滿了革命精神，他加入了革命組織“人民意志”，並相信個人的恐怖手段會導致革命。1887年，他因參與密謀暗殺沙皇而被處死。這讓列寧產生了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這種方法是有害的，只有有組織、有政治意識的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革命。

在幫助組織了一次學生示威活動後，列寧被喀山大學開除，他搬到了聖彼得堡，並在那裏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該黨成立於1898年，目的是在俄羅斯革命家和工人運動中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他後來被逮捕、流放，獲釋後前往歐洲，在那裏的馬克思主義圈子裏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創辦了一份名為《火星報》的報紙，然後將其秘密運回俄羅斯。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展迅速，這個運動原本以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為基礎。在德國，它得到了工會和民選議員的廣泛支持。列寧最初對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等歐洲社會民主黨巨人，以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始人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懷有極大的敬意。但是舊的社會民主黨已經被那些對議會議席，而不是革命馬克思主義更感興趣的人所主導。

怎麽辦？

列寧政治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他1902年出版的小冊子《怎麽辦？》和1903年在第二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大會上的辯論中。這顯然是一場關於組織問題的爭論，這實際上使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為改良派和革命派。

列寧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應該是一個專業革命家的政黨，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並按照黨的綱領行事。他的對手，以尤裏．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為首，認為該黨應該更為廣泛。他說，只要一名黨員同意黨的總體方向，而不一定參加黨的活動，就足夠了。列寧在會上贏得了多數票——他的派別因此成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反對馬爾托夫的“孟什維克”（少數派）。

兩年後的1905年初，俄國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加邦神父是一名東正教神父，也可能是一名警察特務，他試圖轉移民眾的憤怒，在聖彼得堡的沙皇冬宮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工人遊行，向沙皇遞交了一份呼籲改革的請願書。沙俄警察向工人開火，激起了整個俄羅斯帝國包括波蘭和芬蘭（當時還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的大規模罷工浪潮。工人們第一次組成了蘇維埃。那年年底，托洛茨基被選為聖彼得堡的蘇維埃主席。

雖然列寧的很多布爾什維克同志都沒能通過這次試煉，但列寧自己卻通過了。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的其中一位領袖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xandr Bogdanov）是那些秘密建立地下黨的代表人物，但事實證明，他沒能把工作轉向群眾活動。他認為代表了數十萬工人的蘇維埃只是托洛斯基的把戲，他提出布爾什維克應該給蘇維埃下最後通牒——要麽采納布爾什維克的綱領，要麽他們將退出。然而列寧明白蘇維埃的重要性。他認為，現在應該向大批年輕工人開放入黨，以克服“委員會成員”的保守影響。

列寧得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不應該信任自由派資產階級，他們正試圖與沙皇專制達成妥協，成立立憲會議，孟什維克還提供幫助。列寧認為工人階級應該與貧農在同一個革命陣營中合作，推翻沙皇統治，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民主政體，雖然它還只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它將允許工人階級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農民通往“完全的自由，邁向徹底的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國！領導所有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走向社會主義! ”托洛斯基走得更遠，他認為，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俄羅斯以及其他落後國家，太軟弱無能，無法像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一樣進行自己的革命，工人階級必須替他們完成，並進一步實施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後的數年反動時期裏，列寧為了捍衛黨組織而鬥爭，抵抗極左翼的潮流，其中包括波格丹諾夫這類人物——他們認為革命者不應該參與議會工作。然而，更巨大的挑戰還在後面。

社民派的背叛

第二國際一直主張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191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卻在聯邦議院投票支持撥款給德國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只有卡爾．李卜克內希（Karl Liebknecht）和奧托．呂勒（Otto Rühle）是例外，這仍帶來巨大沖擊。當列寧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他還認為只是謠言。孟什維克主義看來不僅是改革主義，而且其政策的背後包藏的就是對國際主義的背叛。1915年，來自11個國家的38名代表坐著四節車廂參與了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以保持國際社會主義的旗幟飄揚。

在俄國，由於戰爭和沙皇警察的鎮壓，革命組織非常困難。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裏，布爾什維克黨成員寥寥可數。所有的女性黨員都被逮捕了。漸漸地，一股新的力量被培育起來，但他們幾乎沒有為新革命的爆發做好準備。當一個女工代表團拜訪並要求布爾什維克協助準備1917年婦女節的罷工時，她們得到的回覆卻是要等待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布爾什維克黨沒有印刷機來為罷工印制傳單。當時是“區聯派”這個規模較小的組織（Mezhraiontsii，區聯派是一群革命的反戰社會民主工黨人，後來在托洛斯基的影響下，與布爾什維克合並），提供反對“戰爭、高物價和女工無權”的傳單。

俄國的許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當時發生的意識形態鬥爭不屑一顧，這些鬥爭主要發生在流亡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當中，他們不理解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區別。即使到了1917年4月，在俄羅斯68個地區中的54個地區裏，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仍然是在一個統一的黨組織中運作。

不過，革命正在醞釀中。1917年初，布爾什維克黨不斷發展壯大，在彼得格勒就擁有2000名黨員。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上台，包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台：史達林）在內的地方領導人選擇支持臨時政府。4月，當列寧流亡回國時，它面臨一項艱鉅任務，這份任務托洛茨基稱它為“重新武裝黨組織”。

尼古拉．蘇哈諾夫是一名孟什維克，當列寧返回俄羅斯途中，他回憶當時芬蘭車站所發生的事情。

“人們寫到在芬蘭車站與列寧熱情會面的場景時，他們一點也沒有誇大。受到布爾什維克號召來到車站的士兵和無產階級群眾都歡欣鼓舞……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到來，伴隨著振奮人心的宣言：“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焰已經燃燒起來了！”……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社會主義者，非常擔憂列寧剛歸國的演講，這並不難理解。他們都學習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們和西方社會主義者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步驟……首先得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後要經過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的成長，也只有到那時才有社會主義的鬥爭……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在為奪權的武裝鬥爭做準備，而是在為未來立憲會議中的議會辯論做準備。列寧卻像龍卷風一般趕回俄羅斯，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決定開始為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在這場革命中，權力應該轉移到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手中，轉移到蘇維埃手中。”

四月提綱

列寧於是寫下了他著名的《四月提綱》。《真理報》是在添加了一系列作者的個人觀點之下才將其發表。兩天後，當他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發表講話，但是他沒能得到足夠票數支持。季諾維也夫（Zinoviev）、什利亞普尼科夫（Shlyapnikov）和加米涅夫（Kamenev）都反對他，加米涅夫甚至說：“俄羅斯還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iy）評擊列寧，要求代表“在實踐中經歷革命的同志”發言。然而列寧堅持自己的立場，到4月底他已經贏得了黨的支持。蘇哈諾夫（Sukhanov）說，那就是“俄羅斯政治月歷從2月加速到10月”的時刻。

列寧確信工人階級，特別是青年工人會支持他。1917年，隨著十月革命勝利的條件成熟，布爾什維克黨迅速壯大，到年底，布爾什維克已有近35萬黨員，因為自由派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都未能結束戰爭、實現民族自決、召開立憲會議或采取任何措施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五分之一的黨員年齡在26歲以下，一半在35歲以下。

在列寧歸國幾周後，托洛斯基也回到俄羅斯，此後兩人形影不離，共同領導了革命。他們早期的分歧，被他們的敵人戲劇性地誇大了，是關於需要一個緊密團結的革命黨和革命的不斷性這兩個問題，而這在實踐中得到了解決：托洛斯基開始相信列寧在第一點上是正確的，列寧認為托洛斯基在第二點上是正確的。雙方都充分認識到，俄羅斯的革命只有作為更廣泛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取得成功。

與托洛斯基結盟

列寧喜歡引用浮士德的話：“親愛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他用這句話來解釋為什麽他改變了先前呼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立場。他說，那些死記硬背這句話的人現在已經落後了，他們“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些人應當送進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倉庫（或稱作“老布爾什維克”倉庫）。”

事實上，正是像這些事件展示了列寧的真實性格，而不是被他的反對者妖魔化的那樣，也不是某些崇拜者“造神”並把列寧描繪成無所不能。列寧犯了錯誤，或者可能做出錯誤的評估。但是當他持錯誤意見時，他也能改變觀點，這種改變通常是和同志們激烈的討論之後產生的。

正是這種方法，再加上他與托洛斯基的緊密聯盟，使得布爾什維克黨贏得了以蘇維埃為代表的工人群眾和士兵的支持，並領導11月（儒略歷10月）的革命走向勝利。新的蘇維埃政權開始在社會主義路線上改造俄羅斯。帝國主義者自己也正確地明白，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將成為其他地方工人的燈塔。他們在俄國發動了一場殘酷的內戰——包括英國、德國、美國、日本和法國在內的至少14支帝國主義軍隊支援前沙皇和白軍，試圖擊敗革命。工人階級在戰爭中所作的英勇犧牲使他們筋疲力盡，並且消耗殆盡。世界革命的延遲，特別是在社會民主黨人背叛德國革命之後，使原本落後的經濟陷入孤立的狀態。這造成了革命的反動與墮落。

列寧曾遭遇兩次未遂的暗殺。1918年，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範妮．卡普蘭(Fanny Kaplan)的第二次暗殺幾乎成功，列寧的頸部被一顆子彈擊中，這導致了他在1924年去世前受到中風的折磨。然而，在這一時期，他意識到，在新蘇維埃國家內部，反動勢力正圍繞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人幫，不斷積聚力量。列寧將其描述為“被卷入骯臟的官僚主義沼澤”。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他與托洛斯基達成了一項協議，與正在發展的官僚主義作鬥爭，但不幸的是，客觀形勢對他們不利。在接下來的十年裏，一場官僚主義的政治反革命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了可怕的斯大林式獨裁，在保持生產資料國有制的同時，推翻了革命的許多社會和民主成果。
列寧除了與托洛斯基一起領導俄羅斯革命外，還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理論和實踐遺產。他論證了為什麽要建立一個有明確綱領的強大的革命組織，才能夠團結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他也警告說，這樣一個政黨在所有國家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建立。他認為，革命者應做好準備幹預所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以一種新的方式、以一種共產主義的方式在所有這些方面進行工作”。

列寧的遺產

他對國家作為階級社會的鎮壓工具的分析，在今天具有巨大的意義，當資本主義政府試圖說服我們，在面臨新冠肺炎危機時，我們要一同共度時艱，但實際上是要工人階級承擔經濟崩潰的代價。

即使在今天，當許多資本主義政府無論在庫德斯坦、加泰隆尼亞、西藏還是在北非都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時候，列寧對待民族問題的方法仍然是革命性的。

當然，還有布爾什維克采取統一戰線方法的經驗，這使他們能夠通過蘇維埃建立強大而團結的運動，以推翻資本主義。

但最重要的，也許是列寧對待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他從來沒有把它當作教條，而是根據實踐經驗發展起來的，正如他所評論的那樣：“誰要是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誰就永遠要落空。這樣的人只會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頭革命家。”

托洛斯基的一生：“吾輩清楚自己的責任；定會奮鬥到底”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的特務拉蒙·默卡德（Ramon Mercader）用一把冰鋯，把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殺害在家中。這場刺殺標志了斯大林和他的同黨對十月革命的領導人、革命家、與老布爾什維克們趕盡殺絕的血腥陰謀，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即使已經離開人世，托洛茨基也繼續令統治階級恐懼。美國國務院甚至不允許他的遺體埋在其領土上。於是托洛斯基的遺體在墨西哥供世人瞻仰五天。在此期間，有三十萬人前來哀悼。他們是來自城市貧民窟的赤腳無產階級、是來自耕地上的農民，來自這個仍然對墨西哥革命記憶深刻的國家。當時，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願意對這名來自俄羅斯的流亡革命家發放簽證的國家。

至死忠於他的階級

托洛茨基的生與死既反映了俄國革命的歷史和悲劇，也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本身。他直接參加了當時的主要事件，即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正是1917年這場革命撼動了整個世界的根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間，他都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他與紅軍的成立密不可分，並指揮紅軍打贏了俄羅斯內戰。

革命是潮起潮落的。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不僅要看在革命高潮期間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退潮時的行為。在反動和鎮壓的黑暗歲月裏，許多革命者被屈服在沙皇、斯大林或法西斯的手上。甚至俄國革命的傳奇英雄們，如斯米爾諾夫（Smirnov）、斯米爾加（Smilga）、穆拉霍夫斯基（Mrachkovskii）、穆拉洛夫（Muralov）、謝列布裏亞科夫（Serebryakov），甚至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等等，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的歲月裏，他們被迫（至少是在口頭上）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斯大林使很多人屈服，但他無法降伏所有人。數以千計的革命者在位於北極圈內的沃庫塔（Vurkuta）監獄營及斯大林的盧比揚卡（Lyubanka）政治警察總部牢房裏犧牲。托洛茨基是其中一位至死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他自己遭到謀殺之前，他的哥哥、妹妹和妹夫、第一任妻子、兩個孩子及他們的四個伴侶也都遭到同樣的命運。當然，更不用說其它的許多同志和戰友了。

盡管遭受了巨大的個人痛苦，托洛茨基至死仍然忠於工人階級。他不僅拒絕承認斯大林集團的權威和指控，還用理論厘清了斯大林集團的奪權，並提出一個同時與資產階級、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鬥爭的真正的政治綱領。

即使在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裏，托洛茨基對未來還是充滿樂觀的。在1940年2月的遺囑中，他寫道：

“在我懂事以來的四十三年中，我一直是一名革命主義者；其中的四十二年裏我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戰鬥。如果我的人生能夠重來，我當然會盡量避免重覆各種小錯誤，但是我不會更改我人生的主要方向。我想以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絕不妥協的無神論者的身份死去。我對人類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比起我年輕時不僅毫無磨滅，甚至更加堅定。”

“娜塔莎剛從院子走到窗邊，把窗戶開得大些，好讓我的房間透氣。我看到墻腳下的鮮綠色的芳草，墻上方的晴朗的藍天，到處都是陽光。生活是美好的。願子孫後代們可以清除一切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905年與不斷革命論

托洛斯基將一系列的思想加入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武器庫中，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這些思想與托洛茨基一生中的關鍵時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托洛茨基的第一部理論著作《不斷革命論》至今仍是最鮮為人知的，而深入了解的人也很少。其實，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最初所提出的思想的延伸。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大意上理解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概念。他們可能從哪裏聽說過封建制度應該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資本主義會過渡到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負責掀起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負責掀起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第一波革命浪潮動搖了俄國，這次革命是1917年的彩排。托洛茨基第一時間就趕回了俄羅斯。他後來描述了十月份的大罷工：

“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反對，不是農民的零星暴亂或知識分子的恐怖主義行動，是工人的罷工，第一次讓沙皇跪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展示了他們不容爭議的存在……。如果俄羅斯年輕的無產階級可以如此強大，那麽更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該要多強啊！”

──《我的一生》

托洛茨基根據1905年的經驗指出，帝國主義時代，世界以混合而不均（combined and uneven）的方式發展。當技術較落後的社會進步時，他們不會重新發明電報，而是購買已經制造好的智能手機。他說，在西方壓力下，沙皇沒那個功夫去按部就班發展工業，而是會直接建造巨型工廠。

但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盡管有“更強大的帝國主義老板”做靠山，卻往往過於軟弱，無法作為獨立的進步力量來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這與經典的資產階級革命（例如1642–1651的英國和1789–1794的法國）不同。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應該去領導民主鬥爭，並且同時，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更進一步為自己的社會主義改變而鬥爭。

當時立憲民主黨黨魁自由派帕維爾·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對於這個綱領感到震驚。是他首先將那些支持這種做法的社會民主黨人稱為“托派份子”。

如此一來，托洛茨基已經預測了1917年革命的發展方式。他的主張在今天的拉美、亞洲、非洲以及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仍然絕對有效。但是，很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都不接受這套方法。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早已成為那些有斯大林主義劣根性的共產黨的標志。即使在今天，那些有著政權的“共產黨”仍以建設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為主要任務，把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無限推遲到未來。

1906年9月，以托洛茨基為首的52位彼得格勒蘇維埃成員在沙皇法院被控組織武裝起義。托洛茨基無視律師的建議，展開了後來使他成名的出色演說，他在法庭上捍衛了蘇維埃的政策。因此，他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但不久便從那裏逃亡到國外。

1907到1916年：反動與戰爭的年代

所有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都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5年革命的失敗給這個黨帶來了幾乎是致命的打擊。許多成員離開了並再也沒有回來。接連的失敗導致黨支部的數量下降了十倍，許多支部甚至由政府的臥底所領導。

很多孟什維克提議建立一個“廣泛的合法黨派”，要求解散地下黨部。這些孟什維克支持先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再社會主義。各派之間在黨內掀起了一輪派系鬥爭：布爾什維克、前進派（Vpered）、托洛茨基的組織、孟什維克、取消派（liquidationist）、猶太崩得等等。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孟什維克使得情況更加惡劣，這一局勢使列寧憂心忡忡。這也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分歧最大的年代。

1912年8月，托洛茨基試圖組織一個聯盟，以團結各種派系。但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拒絕加入，托洛茨基發現自己跟孟什維克站在一起了。他後來意識到這個嘗試是徒勞的，他解釋是因為他對於妥協的熱衷，以及他那時致命地相信，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各派會重新合並在一起。

1927年，托洛茨基多年的秘書阿道夫·越飛（Adolf Joffe）在病重自殺前給托洛茨基寫了最後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怎麽看待列寧和托洛茨基早期的關系：

“我從未懷疑您指出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您知道，自《不斷革命論》發表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您左右……1905年開始，您在政治立場上一直是對的。我經常告訴您，我親耳聽到列寧承認，在1905年的時候，是你而不是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臨死的人是不會撒謊的，所以我現在向你重覆一遍……但是您經常會為了尋求同意與妥協而放棄自己的正確立場，您高估了這種妥協的價值。這是錯的。”

1912年8月以後，托洛茨基再也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到那年年底，托洛茨基已經拋棄了對這種聯盟的幻想，於是自己也就退出了。此時，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矛盾糾紛爆發了巴爾幹戰爭。托洛茨基以《基輔思想報》的戰爭記者身份前往巴爾幹半島。這次經歷使他對民族問題得到寶貴的了解。他在這裏遇到了羅馬尼亞革命家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後者後來成為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導人和托洛茨基最親密的戰友。

托洛茨基在巴爾幹地區的經歷對他幫助甚大，不僅在俄國內戰期間，而且在1920年代初期與斯大林就高加索自治權問題上的可恥且錯誤立場進行辯論時。在1930年代，他又重新就芬蘭、西班牙和烏克蘭討論了民族問題。

齊美爾瓦爾德宣言

1914年，黨內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了更嚴重的分歧。很多社民黨決定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中支持自己的國家與本國的資產階級。幾天之內第二國際就分崩離析了。只有少數革命家始終忠於自己的階級。托洛茨基當然是其中之一。

1915年，他是齊美爾瓦爾德反戰會議的38名與會代表之一，並負責撰寫了宣言。此後，托洛茨基和列寧緩慢但穩定地靠近起來。在巴黎，托洛茨基發表了一篇帶有強烈反戰情緒的文章《我們的話》。後來有人在法國的俄羅斯士兵手上搜出這篇文章的印刷品時，已經被驅逐到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又立刻被指控是“德國特工”並驅逐出境。西班牙人將他押解給葡萄牙當局，而葡萄牙把他塞進駛往美洲的船上。

1917年：不斷革命的實踐

1917年俄國再次爆發革命。列寧迅速於4月返國。而托洛茨基三月份就離開紐約，卻被關進加拿大的集中營裏，直到五月份才獲釋。但是，一旦回到俄國，他和列寧便成為了緊密的盟友。

當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裏發起鬥爭，反對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傾向時，他知道他可以依賴托洛茨基的最真誠的支持。加米涅夫此時聲稱列寧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在返回俄國時發表《四月綱領》，呼籲黨組織停止支持臨時政府，並且呼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立場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在1917年7月的黑暗時期裏，布爾什維克遭到誹謗，因而不得不轉入地下。當加米涅夫被捕關在彼得保羅要塞監獄中，當暴徒在街頭搜捕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時，基本上只剩下托洛茨基領導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中央委員會。但他公開宣布完全支持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並於同一天被捕。列寧寫道：“從那天起，就沒有任何人比托洛茨基更稱得上是布爾什維克了。”

9月，他當選為蘇維埃主席，並且被全黨接納為布爾什維克黨員。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主要組織者。

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奧多爾．丹（Fyodor Dan）指責該起義是一場陰謀。托洛茨基這樣回應：

“正在發生的是起義，而不是陰謀。群眾起義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們凝聚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能量。我們公開打造了群眾起義的意願。我們的起義取得了勝利。然而現在他們告訴我們：拒絕勝利，達成協議。要和誰達成協議？你們這些可憐的人，你們已經破產了，你們的戲份已經結束了。滾進歷史的垃圾桶裏吧，從現在開始那就是你們註定的歸宿！”

紅軍：前進，前進！

數百萬人喪生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布爾什維克主張俄國退出這場屠殺。但是國際統治階級不同意，試圖讓俄國屈服。新的蘇維埃政府試圖履行其諾言，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談中抵擋了德國的威脅。但幾天後，協約國便對蘇維埃發動了入侵。因此當時必須成立一支“工農紅軍”，而列寧說服托洛茨基領導這支軍隊，因為這對於革命是生死攸關的。

1918-20年間，年輕的工人共和國被十幾個資本主義列強的軍隊入侵，這段內戰的歷史充滿了人類所能理解的極限的壯舉。這個時期塑造了一批重要的軍事指揮官。不過，是托洛茨基在領導這一空前的軍事行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為了對抗強大的白軍騎兵，托洛茨基組建了紅軍騎兵隊。他的口號“無產階級，上馬！”像野火一樣在群眾中間蔓延開來。

約4萬名前沙皇軍官被招募入紅軍成為中央軍事幹部。為了監督他們，政治委員被委任進部隊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一些高級軍事專家會搭配兩名工人進行監督，這兩名工人帶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的直接命令，無論白天黑夜，決不讓那些軍官離開自己的視線。

兩年間，托洛茨基著名的列車馳騁全國各地，為各地前線提供支持，鼓舞逃兵返回部隊，並解決各種問題。其中一個驚險的時刻是在彼得格勒。紅軍阻擋不了白衛軍尤登尼奇（Yudenich）的突擊隊。季諾維也夫偏頭痛地躺在沙發上，無能為力。他已經做出了投降交出彼得格勒的決定。幸好托洛茨基的列車及時趕到，並領導這座城市的防禦。最後紅軍打敗了尤登尼奇，革命的心臟得以保存。

1923到1927年：左翼反對派

在關於托洛茨基這個名字的諸多毀謗中，有一種說法是托洛茨基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阻止斯大林上台，另一種則說托洛茨基也是個渴望權力的人，如果由他接任也不會有什麽不同。甚至有人說托洛茨基會比斯大林更糟。

官方的“歷史學家”們一直說托洛茨基是個自滿、渴求權力、虛偽的小人。那些都是完全捏造的。托洛茨基對怯懦或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懶惰從不容忍，也從來不會在那些亦敵亦友的人或政敵背後使陰謀詭計。如果他覺得一個人混帳，他就會當面罵他混帳。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伴侶納塔利婭·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描述過一次這樣的遭遇：

“你知道，在我們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前兩三個月，政治局有很多激烈的會議。親密的同志和朋友們聚集在我們的家中，等政治局開完會，列夫·戴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和皮達可夫（PYATAKOV）回來，好了解發生了什麽。我記得其中一次，我們實在等不耐煩了。會議一直延長。最早回來的是皮達可夫，我們等著聽他會說什麽。他什麽話都沒說，臉色蒼白，耳朵發燙。他情緒很激動。他站起來，給自己倒了杯水，喝一口。他擦掉額頭上的汗水，說：『我就站在最前面。我從未見過那種情況！』然後列夫·戴維多維奇進門了。皮達可夫轉身跟他說：『你為什麽對他（斯大林）說那種話。你的舌頭怎麽了？他永遠不會原諒您，或您的孩子，您的孫子！』聽說列夫·戴維多維奇罵斯大林是『黨和革命的掘墓人』……列夫·戴維多維奇沒有回應。沒什麽好說的。因為無論付出什麽代價，他都必須講真話。”

做出這些暗示的人犯的最嚴重的錯誤是，他們不只是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把他看成一個單獨的個人。仿佛單憑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轉歷史的潮流。

當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成千上萬的布爾什維克阻礙著斯大林的反革命。其中許多人都是革命的先驅，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跟斯米爾諾夫的才智，有皮達可夫的組織才能，有薩普羅諾夫的階級直覺。他們全都團結在左翼反對派（1923–27年）的綱領下。這個綱領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甚至連列寧去世前都時常寫信批評斯大林和得勢的官僚階層。列寧於1924年初去世，斯大林甚至利用他的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左翼反對派反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政治局多數派的政策，提出了五個要求：

左翼反對派要求提高蘇聯工業化的步伐，將新經濟政策置於計劃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並加強工人階級的作用。當時，布哈林只同意一個依靠市場機制的“計劃”，他呼籲農民“致富”。斯大林嘲笑左翼反對派的想法，說修建聶伯河水電大壩就好像農民買留聲機而不是母牛。與此同時，工人的工時被增加了，伏特加也回到了商店架子上（此前布爾什維克曾經進行過少喝烈酒的宣傳）。

左翼反對派要求建立一個民族共和國的聯邦。斯大林只提出在一個強大中央下的有限的地方自治，因為這種方式比較容易統治。

左翼反對派要求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有理有據地提出如果不就分歧進行廣泛的討論和辯論，那建設社會主義就毫無意義。但對於依靠官僚作風、特權和破壞布爾什維克黨得勢的斯大林派來說，這等於要了他們的命。

像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左翼反對派認為俄國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認為革命已經結束，它已經實現了一切可能。他們的口號變成了“一國社會主義”。

最後，其他國家的革命黨把蘇聯視為堅強的後盾。左翼反對黨提出了一個進取的“十月”戰略，特別是階級獨立的策略。但是這時候，斯大林已經皈依了孟什維克的“階段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然後再社會主義。或是，首先脫離殖民，然後再社會主義。

但是，斯大林這些想法必須徹底改變黨的方針；而要作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發展。

托洛茨基強烈批評了1925–1927年間斯大林（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針對中國革命提出的自殺政策。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這等於把共產黨在政治上繳械。而後來，國民黨清黨，對共產主義者展開了空前的屠殺。

因此，大家都應該記住，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不僅是理論上的分歧，還有俄國、中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和其他無數革命者的鮮血鴻溝。

在1920年代，內戰和破壞使俄羅斯筋疲力盡，工人階級受到嚴重損失，俄羅斯農業國家的落後地位日益突出，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也造成影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強盛起來的官僚機構接連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控制權。即使是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沒辦法孤身抗衡革命的退潮。左翼反對派知道自己勝利的機會不大，托洛茨基本人也明白。1928年12月16日，流放中的他致函蘇聯中央委員會：

“人各有志。你們企圖擴大敵對無產階級的政策。而我們也清楚自己的職責，定必會奮鬥到底。”

如何對抗法西斯主義

斯大林主導的共產國際在德國的政策導致了德國共產黨（KPD）自我孤立於社民黨（SDP）的數百萬工人支持者。克裏姆林宮任命的官僚根本不理解德國情勢，更不用說給勞動人民一個明確的政治領導。德國共產黨錯過了1920年代的革命機遇，成就了希特勒上台的條件。托洛茨基一直努力爭取德國共產黨采取統一戰線的策略。這種策略是由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因應反法西斯鬥爭中把各種工人群眾黨派團結在一起合作戰鬥的需要。托洛斯基解釋說，為了對抗法西斯，不僅有必要與社民黨基層黨員們並肩作戰，而且還必須與社民黨高層提議合作，盡管這些領導人可能會找任何借口拒絕。托洛斯基在《德國革命和斯大林主義官僚》（1932年）中詳細分析了法西斯主義是什麽，而且應該怎樣對抗它。

但是，德國共產黨拒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而是向社民黨發表了最後通牒。共產黨要求社民黨以接受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一起戰鬥。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沒有吸引到社民黨工人群眾的信任，反而用這種最後通牒要求把他們趕走了。局勢變得更加險峻時，共產國際的戰術也更加“激進”起來。德國共產黨甚至與納粹合作反對社民黨，因為據說“社會法西斯主義比公開法西斯主義更危險”。當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共產黨領導層還自欺欺人地表示，下次選舉共產黨人贏定了！看到斯大林主義者毫不抵抗就放棄德國，托洛茨基得出的結論是共產國際已經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並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蘇聯是什麽，它會走向何方？

《被背叛的革命》，與他之前所有成就相比仍然可能是托洛斯基最重要的著作。1936年他發表本書，分析甚麽是斯大林主義及怎麽與之鬥爭。托洛茨基在這裏厘清了許多在1920年代尚不明朗的問題。

他說，斯大林主義是對十月革命的一種反動。這種反動的驅動力是黨內和蘇聯的一部分官僚階層。這些官僚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以前依附於一個階級，革命以後又依附另一個階級。由斯大林派單方面發起的內戰剝奪了工人階級各種組織包括布爾什維克黨的權力。由於革命和內戰後工人階級精疲力盡，農民對年輕工人國家的巨大反動壓力以及德國革命的失敗等等原因，從革命家墮落成的官僚階層與野心家們便設法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用1789至1794年間法國大革命的情況類比。他說，始於1923–24年的反革命倒退，可以類比法國大革命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不是一場典型的反革命運動，而是革命從激進倒退成中間派，再倒退成保守。這樣的政變鞏固了新統治階層的地位。但是，這個“階層”只能依賴革命的成果才能生存，也就是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所以這個政權必須為了自身利益，用自己的方式發展和捍衛計劃經濟。

於是，蘇聯維持了一個工人國家的表面形式，但實際上是畸形的。所以說蘇聯是一個“墮落工人國家”。在這裏，本來的統治階級（工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力，而無產階級專政被歪曲成了斯大林的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為了奪回政權，無產階級需要對斯大林主義展開一場政治革命（不是社會革命），以恢覆工人民主。這不是錦上添花，而是迫切的需要。因為托洛茨基預測，為了維護其特權，這個政權遲早會需要著手恢覆資本主義。

第四國際

在二戰前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需要非凡的勇氣。從1939年創建的時候起，新的國際就必須面對各種強大的敵人：斯大林主義、無牙老虎的社民黨、帝國主義，當然還有法西斯主義。新的國際成立時有大約3千名馬克思主義者參加。1940年托洛茨基被謀殺後，經歷了戰後經濟繁榮的艱難時期。第四國際的一部分人提出了錯誤的政治觀點，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否認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推動力的角色。1989-91年間，蘇聯集團瓦解，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在俄國覆辟，整個左派和國際工人運動都迷失了方向。工人國際委員會（ISA前身）在此期間始終相信工人階級，捍衛著托洛茨基的遺產，耐心地在各國建立了第一批幹部和組織。現在，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開始，世界正在變得激進。ISA有充分的優勢利用這一機會，並正在采取必要的步驟來建設新的革命社會主義國際。

羅莎·盧森堡：她的革命思想

盧森堡以她對改良主義思想的挑戰而聞名。她是一名堅持馬克思主義和革命觀的階級戰士,同時還是一位堅定地支持工人鬥爭的樂觀主義者。即使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領導者們的歷史性背叛,她仍對工人鬥爭與勝利抱有信心。

盧森堡於1871年出生於波蘭,是一位猶太人後裔。從15歲起,她就活躍於社會主義政治中,協助組織罷工。她發表了一篇關於波蘭工業發展的博士論文,是當時為數不多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之一。在德國期間,她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德國社民黨成立於1875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在社會中擁有群眾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之一。抵達柏林後,她成為一名記者,同時在黨組織的培訓中心裏教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歧

在盧森堡的年代,歐洲許多社會主義運動都聲稱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聯系,其中包括第二國際黨——當時被稱為“社會民主”的一群由不同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政黨所組成的組織。即使是那些篡改了或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政黨,也常常需要通過在口頭上支持馬克思主義,來使他們的思想合理化。但是,這些國內政黨和國際組織實質上成為了有著明顯不同的觀點和方式的平台。這些分歧最終展現為國際組織內的兩個不同陣營,特別是在俄羅斯和德國的政黨中,這些分歧展現得最為顯著。

革命社會主義者是這場爭論的一方,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黨。他們了解到最終必須資本主義系統割離,同時工人階級必須從資本主義階級中奪取經濟和政治權力,他們以這個立場介入在工人和被壓迫者的日常鬥爭中。資本主義本質就是一個危機不斷的制度。它會一而再地為工人的新起義創造條件。然而列寧特別指出,為了確保他們的勝利,必須做好準備 ——通過在革命黨內組織起來,同時保證黨能成為工人的利益而開戰獨立戰鬥的工具。布爾什維克黨人將工人革命視為一種活生生的發展,並力求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意識,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變革的需要。

改良還是革命？

第二國際內部爭端的另一派,是反革命觀點的支援者。這種觀點被總結為改革主義意識形態。另一名德國社民黨的成員,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成為第一個對這一傾向作出理論表達的人。在他的著作《進化社會主義》(1899年)中,他挑戰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最深刻的觀察。伯恩斯坦聲稱,資本主義不是本質上是一個容易觸發危機的體系,反之,它有著維護自身穩定的能力 ——它的“適應機制”可以使之克服其自身的矛盾,從而去規避革命性和系統性變革的需要。他認為,工人階級並不是社會主義變革的引擎,而應該是通過組織工會和爭取改革的反式,幫助資本主義制度適應和避免危機。

伯恩斯坦認為,只靠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迎來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政治權力的追求不再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刺激工人獨立運動的平台,而是其目的。值得註意的是,盧森堡並不反對資本主義內部的改革。她完全讚成工人階級為改善他們的權利和條件而鬥爭。然而,她並不把這場鬥爭本身視為目的,並駁斥了資本主義這一體制是可以改革的觀點。

盧森堡在伯恩斯坦的書中,看到了他與馬克思主義的戲劇性決裂。這種分裂具有深遠和危險的影響,甚至可能威脅到整個工人運動,並顛覆整個歐洲發生的劇變。她寫了《改良還是革命》一書做為回應,在其中她解構了伯恩斯坦的論點,也披露了其弱點。她駁斥了關於信貸制度今後能避免陷入危機的錯誤觀點。這一觀點在未來,2007-2008年的經濟崩盤,也就是所謂的“信貸緊縮”中得以證實。她提出所謂的信貸制度,實際上即是允許企業在崩潰前背負巨額債務,會讓危機變得更加影響深遠且更具破壞性。

伯恩斯坦在辯論中聲稱,無論每個群體設想什麽道路,他們最終都將支持社會主義的目標。而盧森堡質疑到,如果工人的鬥爭導致改革,能在使工人富裕起來的同時加強資本主義制度控制,那麽為什麽社會主義會成為必然的呢？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又將如何立即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種子和支持資本主義的支柱？她恰當地提出的：

“…那些提出支持立法改革、反對征服政治權力和社會革命的人,並沒有真正選擇一條更安穩、更平靜、更慢的道路,來以達到相同目標。相反,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目標。他們並非如他們表面所說的卻選擇建立一個新社會,而是主張對舊社會進行膚淺的改造。”

—— 《改良還是革命》,1900年

改良主義的根源

盧森堡指出,這些思想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學術階層,他們掌握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希望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鬥爭中最尖銳的武器——從黨內廣大工人的手中奪走。而這不僅僅是因為擔心改革主義領導層會暴露得不夠。伯恩斯坦的理論並不能反映工人階級的觀點,而是中產階級思想對黨的入侵。由於中產階級位處在社會中的夾心位置,他們會分成一方支持資本主義,和另一方對大資產階級懷有敵意。

伯恩斯坦的思想最終表現了中產階級的一種不可能的期望,即資本主義的致命矛盾可以簡單地自我調節,而無須經過精英階層（擁有私有產業,從工人勞動中獲取利潤）與工人階級（一方面出賣勞動制造巨大的財富,一方面卻沒有自己的生產手段）之間的沖突。這些想法也許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在社民黨日益壯大並愈加官僚化的情況下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後來,盧森堡也曾與那些比表面上聲稱支持她在《改良還是革命》中政治立場的人發生沖突,其中最受人關註的一位,是社民黨的主要理論家卡爾·考茨基,即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教皇”。在1910年,盧森堡寫了一篇關於“群眾性罷工”問題的文章,作為爭取選舉制度改革的手段,去反對德國那些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普魯士的大地主（《下一步》1910年）。對盧森堡來說,這樣的罷工運動是“我們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部分表現”。

考茨基反對這一立場,這反映了保守派不願去疏遠日益官僚主義和改良主義工會領導人的想法。他挑戰資本主義統治的策略是,讓社民黨在“消耗戰”中逐步“積累力量”。然而歸根結底,這反映了他自己對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缺乏信心,以及社民黨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脫離反對資本主義的必要革命鬥爭。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有這些政治分歧都變得愈加明顯。

資本主義與戰爭

馬克思主義解釋了資本主義系統本質上便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其根源在於不同國家資本主義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1914年,這種革命性的觀點系統性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根本上代表了競爭資本主義階級的鬥爭,特別是德國、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都是為了通過征服和利用世界市場牟利。統治階級願意派遣數百萬工人階級為實現這一目標而相互屠殺。然而如果勞工領袖支持戰爭,那就意味著工人組織服從於保衛國家資本主義階級及其制度。盧森堡和布爾什維克一樣,堅決反對戰爭,呼籲在國際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結束一切戰爭。

革命社會主義者和改良派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思想沖突。所有在交戰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都在傳播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戰爭是必需的,是為了保衛“祖國”內所有階級人士的利益。所有左翼力量在這時都承受著巨大壓力,要求他們屈服於這一想法。然而,雖然第二國際的成員黨達成一致反對戰爭,實際上考茨基和社民黨內的改良派認為,在戰爭結束之前,不能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們並不反對戰爭。

盧森堡很清楚,放下階級鬥爭,就等於放下唯一能夠結束戰爭的工具,實際上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在1917年的10月革命裏做到了——同時於之後的所有戰爭亦是如此。所以最終盧森堡和李克卜內西被迫退出社民黨,成立了名為斯巴達克斯同盟的獨立組織——以古羅馬奴隸起義的著名首領斯巴達克斯的名字命名。

革命的建立

1917年,俄羅斯爆發了大規模罷工,推翻了沙皇獨裁統治,並發展成推翻改良派臨時政府的一場革命。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領導下,俄羅斯革命取得了成功。與社民黨不同,他們不是一個簡單地聲稱堅持馬克思主義,卻在同時同時適應體制,並越來越接受改革思想和方法的政黨。自成立以來,他們一直是一個為革命做準備的組織,並在工人階級中建立了強大的群眾基礎。其領導和幹部都是認識卻經過考驗的戰士,在20世紀初,他們在俄羅斯與沙皇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共同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也許羅莎·盧森堡一生中最大的悲劇,就是她沒有在德國或波蘭（她在那裏也很有政治影響力）建立這樣的組織。毫無疑問,她是一位勇敢的戰士,在戰前時期打擊墮落的社民黨改良主義這方面,她的聲音很明確。然而,她的思想並沒能通過一個組織來表達出來,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形式,原本可以在德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中建立一個重要基礎。然而直到戰爭時期,以及1918年12月德國共產黨（KPD）成立時,她才試圖糾正這種情況。即使德國共產黨仍吸引了不少傑出的革命階級戰士,但它缺乏經驗,缺乏德國工人階級的充分支援,無法發揮決定性的領導作用。

當然,對盧森堡的上述批評,需要考慮到其所身處的歷史背景中。直到1917年俄國革命,一個獨特的革命社會主義黨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重要作用,才真正在實踐中得到體現。在此之前,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德國社民黨才是工人挑戰資本主義的典範組織。

鑒古知今

今天,社會主義變革的急迫性與工人意識和組織水準低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2007-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全球資本主義陷入長期衰退,並標志著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受到新的沖擊,但與此同時,它促使工人采取行動去捍衛自己的工作、工資和條件。工人和年輕人越來越多地尋求解決辦法,並將眼前的問題聯系起來,例如削減公共服務、住房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制度本身。這一波激進主義浪潮也在世界各地的新左派編隊中找到了政治表達,並為英國的科爾賓（港：郝爾彬,台：柯賓）、美國的桑德斯、法國的梅朗雄（台：梅蘭雄）提供了巨大的支援。經歷過經濟危機以來,人們開始思考工人黨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為社會主義變革而奮鬥等的問題。

然而,與緊縮政策和對工人的攻擊齊頭並進的,是削弱婦女、LGBTQ+人、移民和族裔群體權利的推動,像特朗普（台：川普）這樣的人,錯誤地將生活水準和工資降低歸咎於制度之外,並歸咎於其他受壓迫群體。今天,一個革命性社會主義政黨的一項重要任務,是作為階級鬥爭的記憶體,把鬥爭重新集中到應有的目標上。革命社會主義者的做法是,把一切對工人的攻擊和一切壓迫的根源,追溯到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代表,從而建立團結統一運動,促進社會主義社會變革。

我們可以從羅莎·盧森堡的思想,以及她的生死事件中吸取很多的教訓。向保守和民族主義思想屈服、不加批判地采取兩害取其輕的做法、或將我們的願望局限於更仁慈的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者來說仍然非常現實的壓力,特別是在一些新一代工人重新面對這些思想的時候。然而,這些忽視工人擺脫過去的束縛和領導的壓力,特別是在新一代中,可能使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被完整地放棄。盧森堡之死和德國革命的失敗,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果強大的革命領導層在整個工人階級中紮根,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強大的民主集中組織,歷史將會如何發展？1918/19年的悲劇表明,這樣的一個政黨是絕對必要的。

羅莎·盧森堡在最後一篇文章中,她向統治階級和與他們合作破壞工人階級革命活動的勞工領袖發出警告。她不朽的話語將以新的力量重生：

“你這個愚蠢的走狗！你的’命令’不過建立在流沙之上。明天,革命將’再次崛起,並揮擊它的武器’,而令你感到驚恐的是,它將用喇叭高聲宣布：我是過去,我是現在,我是未來！”

—— 《秩序於柏林恢覆》,1919年

國家資本主義論

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在世界各地是一個尚未結束的過程。卡斯特羅政權（台：卡斯楚）仍在古巴執政。 我們黨把這個政權稱作畸形工人國家。而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認為，古巴現在與過去一直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古巴政權垮台，逃到邁阿密的古巴資產階級呼籲要把古巴恢覆為美國資本的離岸避風港，我們兩派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盡管我們批判卡斯楚政權，如果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仍然認為這是一次挫敗，是所有制關系上的一次反革命。但是，假如貴黨采取與俄羅斯和東歐事件一致的態度，那麽貴黨會覺得這不是開倒車，而是一個“機會”。您來信稱：“我們認為這些政權的崩潰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挫敗，而是在這些國家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機會。 ”

即使對於已經覆辟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和東歐而言，這個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工國委（ISA前身）正在當中一些國家／地區開展工作。 這個工作當中的關鍵理論基礎，就是我們對於1989年後的事件之理解。 我們的立場是首先承認產權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並且資本主義得到覆辟。 假如我們不把這場反革命看作是“失敗”、不是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橫向轉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那麽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論來解釋這些事件對於工人階級的士氣打擊和迷惑、階級意識的倒退、自沙皇時代以來前所未見有組織的反動思想；也無法解釋隨之而來的經濟與社會崩潰。

我們對斯大林主義崩潰的分析對於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工作至關重要。 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因為如果我們要說服工人和青年相信社會主義是可行的話，那麽我們就必須有能力解釋俄羅斯出了什麽問題。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與英國SWP在這些國家的階級性質上的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托洛茨基的分析

與貴黨最近黨報中所暗示相反，我們從來不“捍衛”這些政權。 您認為我們對蘇聯的分析似乎是我們背叛了托洛茨基。 您信中提到：“盡管你們譴責斯大林主義並宣稱堅持托洛茨基的傳統，但你們仍將這些政權視為『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

這句話確實很諷刺。 諷刺在於，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他對斯大林主義的分析。 托洛茨基被流放迫害、家人被謀殺、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者遭到謀殺，都是因為他對蘇聯官僚制度和敏銳的批判。 當托洛茨基稱蘇聯官僚是“世界的反動派中最惡性的一支部隊”時，我們支持他。 （《被背叛的革命》西班牙語版序言，1936）。 當托洛茨基提出公式的另一面，並說蘇聯雖然由這種“惡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因此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我們也支持他這個觀點。

實際上，您信中提出的每一個論據，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都已經回應過。 因此，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我會鬥膽在這裏大量引用他的原話。 貴黨不認為前蘇聯是畸形工人國家。 對於1930年代同樣反對這個標簽並傾向“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革命者”們，托洛茨基嚴詞批評道：“各種道學家、唯心主義者和自以為是的革命者嗤之以鼻地說：『這樣的國家能稱得上是工人國家嗎？』 ”（《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上台，是因為歐洲革命運動的失敗使1917年的革命被孤立在俄羅斯。 社會主義不可能也不應該只建立在一個國家，尤其不可能建立在像當時的俄羅斯那樣一個落後的國家。 革命的孤立和工人階級的疲憊，令特權階層有空間興起。 斯大林就是這個官僚階層利益的個人化身。

托洛茨基在1935年提出一個問題：“斯大林的『個人政權』是什麽，它的起源是什麽? ”他這樣回答自己：

“分析到最後，這個政體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尖銳的階級鬥爭下的產物。 在官僚和警察機器的協助下，人民『救主』的權力及官僚仲裁者淩駕於蘇維埃民主之上，並把後者矮化到只剩下空殼。” （《再論波拿巴主義》，1935）

在斯大林治下，政治權力從工人階級手中被特權官僚階層奪走。 但是，並非所有十月革命的成果都喪失了。經濟掌握在國家手中；計劃經濟仍然存在，盡管是以粗劣和官僚方式運行；外貿由國家所壟斷。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

官僚並沒有成為一個階級。 他們不擁有自己所管理的產業。 盡管官僚由於特權而可以自我延續，但他們沒有繼承權。 他們與經濟的關系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負責人與其所管理的產業的關系。 這些人享有特權，他們像跟資本家一樣高高在上遠離勞動者，但他們不是資本家。

資產階級是由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所消費的東西來定義的。蘇聯官僚集團消費了工人階級產生的大量剩余財富。但這不是蘇聯的特殊現象。任何官僚集團都會利用自身的領導位置來為自己獲取更多的財富回報。 與資本家不同，斯大林派不具有剩余價值的所有權，除非他們廢除十月革命的其他成果，將經濟私有化。 托洛茨基對此非常明確：“就算是最大的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勞斯萊斯汽車，都不足以使官僚集團變成一個獨立的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根據您的來信，您“從不接受這樣的論點，即蘇聯經濟的『計劃性質』意味著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和危機的矛盾。 ”實際上，除了其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系以外，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不適用於蘇聯。 蘇聯沒有資本主義生產中繁榮和蕭條的周期性變化，也沒出現例如1930年代影響資本主義國家、後來1990年代又陰魂不散的生產過剩危機。

這並不意味著蘇聯自身沒有危機或矛盾。不過蘇聯經濟的矛盾以及最終導致斯大林主義陷入經濟停滯背後的原因並不相同。蘇聯經濟最根本的矛盾是計劃經濟與由官僚負責這個計劃之間的矛盾。 托洛茨基說，計劃經濟需要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一樣，這不無道理。 在一段時間當中，公有制的優勢和計劃經濟的形式確實帶來了顯著經濟改善，無論這個計畫的制定是如何官僚化，實行是如何專制。 蘇聯從一個落後的國家（像印度）發展成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這在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是一旦經濟成熟到一定程度，缺乏民主決策的官僚主義弊端就開始蓋過公有制和計劃的優勢。 到了勃列日涅夫（港台：布裏茲涅夫）時代，尤其是到他的執政末期，蘇聯經濟已經停滯不前，此時官僚與其粗劣的方法已經無法推進經濟發展。 斯大林主義遇到了其經濟限制，但這個制約不是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扼制發展的官僚的劣政。 對於蘇聯來說官僚階層專制已經無法繼續，它能走的路要不是鏟除官僚建立工人民主，就是回歸資本主義。

過渡政權

您來信批判“過渡性”政權這個思想。 然而，托洛茨基一再提到這些國家的“過渡性”特征。斯大林的勝利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倒退，但是並沒有完全抹除革命的勝利。托洛茨基的觀點是，如果官僚集團繼續執政，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終會在某個時候顯現出來。反革命也許最初是以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低價商品入侵的形式到來，並最後終將取得勝利。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產效率、“更低的勞動”打敗被更低的生產效率、更高的勞動密集程度、且被孤立的俄羅斯經濟。官僚集團或其中一部分會將想辦法變身為資產階級。只有工人階級推翻官僚的運動才能提供另一種出路。

在《過渡綱領》中，托洛茨基寫道：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其社會性質。 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另一種性質：一或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機關，並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二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並開辟通往社會主義之路。”

托洛茨基對於兩種可能的預測，特別是在他的經典《被背叛的革命》詳述的那樣，是正確的。但這個發展會需要經過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完成。 托洛茨基無法預見的是，斯大林主義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極大加強。 德國的戰敗、英美軍隊的精疲力盡，不願意隨他們的將領去繼續戰爭對俄羅斯開戰，使得強大的紅軍可以毫無阻礙地征服東歐。

在控制了東歐國家之後，新的統治者開始接管經濟，並建立了以俄羅斯斯大林主義為模型的政權。 特殊的局勢使得資本主義自上而下地被廢除了。 盡管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支持廢除資本主義，但這並不是來自該階級的有意識和獨立的行動。 同樣，當時的特殊局勢使得後來在中國和古巴奪取政權的遊擊隊可以效仿俄羅斯，鏟除了地主和資本主義。

但是這些國家並沒有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反而恰好是“過渡性”政權，這些國家的前途要不是出現推翻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就是最終反革命使它重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由於這些國家從來都不是健康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用來描述俄羅斯的術語“墮落的工人國家”並不十分準確，所以我們用另一個術語“畸形工人國家”更準確地定義這些國家。

反革命

蘇聯一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使該政權在一段時間內相對穩定。 托洛茨基1930年的預測被推遲了。 然而，1989年及其後的歷史經過精辟地證明了他的分析。 柏林墻倒塌，東德人睜開眼睛看到了西方似乎人人垂手可得的商品和生活方式， 導致了一場反革命，並最後以資本主義的覆辟而告終。 在俄羅斯和東歐，大多數官僚都讚同資本主義覆辟。 這點托洛茨基也預測到了：如果面臨有工人運動爭取政治自由、或是恢覆資本主義這兩個選擇，官僚會把後者看作是維持他們特權的唯一途徑。

反革命與革命一樣，都意味著決定性的變化。 顯然，1989-91年的事件標志著俄羅斯和東歐的這種變化。 舊的斯大林主義國家倒台，部分國家機器被“移交”到新國家，而其他部分則被更換。新 出現的國家打算重建資本主義。舊國家機器的推翻，迎來了產權關系的轉變。 這是1917年的重演，只不過這次方向相反。

如果英國SWP認為蘇聯是資本主義的，那他們需要說明在什麽時候發生了這種產權關系的反革命。 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清洗，代表了官僚集團的政治勝利。 但是1917年後建立的產權關系（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得以維持。 如果這是“國家資本主義”，那麽布爾什維克黨建立的也是國家資本主義。 否則，我們將被迫得出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即政治統治的改變相等於社會制度的改變。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實際上是改良主義背後的理論前提開始。

實際上，這就是您的全部論點。 你信中說：

“對於英國SWP而言，也對於馬克思而言，決定性的標準是生產的社會關系：哪個階級管理產業的社會。 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是否真正掌管一切，並是真正的統治階級。 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明顯看出，蘇聯工人不僅沒有掌管產業，而且還被系統性地剝奪了基本的民主權利。 像社會主義黨（工國委）及其先行者那樣，把這樣的社會形容為『工人國家』，只會使這個詞匯失去一切意義。 ” （ 1月11日的來信）

對於馬克思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哪個階級擁有產業，而不是該階級是否對該產業實行民主管理。 歷史上有些時候，資產階級也會失去對國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只要產權關系保持不變，他們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您已經將上層建築（政治統治的方式）的變化與更基礎的經濟根基問題混為一談。 我們應該用經濟基礎來定義一個社會的階級性質。

在使用“工人國家”一詞之前，工人階級是否必須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柄呢？讓托洛茨基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階級的專政遠遠並不意味著這個階級的全體群眾會時時刻刻參與國家的管理…… 社會的解剖決定於它的經濟關系。 只要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所有制形式沒有被推翻，無產階級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再來：

“可是，（官僚的）篡權之所以有可能發生並維持自身，僅由於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是由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那些生產關系所決定。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有充分的理由說，無產階級專政從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達。 ”（《工人國家的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由於您把您的性質定性建基於工人階級被剝奪民主權利、被壓迫、並在某種意義上被“剝削”這樣的事實，那麽您其實是屬於自由主義的陣營，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們已經引用了托洛茨基對“道學家”的態度，後者看到了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就憤慨地宣稱這不可能是“工人國家”。 從這裏開始，你的論點更走下坡。 您說，東歐的政權不能成為“工人國家”，因為它們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您提醒我們，馬克思曾說：“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完成。 ”

波拿巴主義

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一般的歷史意義上說，推翻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崛起的歷史任務，但馬克思也說過在某些情況下，資產階級得依靠其他力量來實現這一目標。

即使是“經典”資產階級革命（在1789年至1815年的法國），過程也覆雜多變，讓主張單一唯度歷史觀的貴黨頭疼。 1792-94年革命高潮的骨幹是城市貧民，即“無套褲漢”。 他們與資產階級的雅各賓左翼聯盟一起行動。 但是，推翻專制的平民群眾的力量開始威脅資產階級。 最終導致拿破侖．波拿巴崛起的熱月政變取消了很多革命的成就，例如男性公民普選後來就被廢除了。 波拿巴主義意味著以強權治國。 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通過軍事手段和法令在相互競爭的階級利益之間實行“仲裁”。 從政治權利的角度來看，這是倒退，但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而建立的新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在根本上仍然繼續存在。

1815年，拿破侖在歐洲被反動聯盟打敗，波旁王朝覆辟。表面上，這是倒退回到1789年以前。 但是本質已經不同了。資本主義的產權關系仍然繼續存在。如果國家的階級性質只由政治上層建築決定，那麽1815年以後的法國應該算是封建國家。 但顯然並非如此。 萌芽中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放棄政治權力，但從根本上說，革命所建立的財產權保存了下來。

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分別終結了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浦一世的七月王朝。此時，工人階級比1789年更強大了，但還未有能力奪權。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壯大的力量，資產階級陷入了分裂，無法實行統治。 由於這兩個現代階級之間的鬥爭無法得出決定性的結果，國家介入了這個平衡，並再次擔任了階級之間的仲裁者角色。 1848年，主要由武裝工人階級實現的第二共和再次變成了拿破侖侄子路易· 拿破侖· 波拿巴（拿破侖三世）獨裁的第二帝國。

國家進行仲裁，但最終是站在資產階級這一邊。 即使在法國的“經典”榜樣中，波拿巴主義政權從資本家手中奪取了直接的政治權力，並為自己抽取了很大一部分財富，但它最終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寫的序中，生動地揭示了這些覆雜的、看似矛盾的過程。 這與貴黨關於相對之下不那麽覆雜的俄羅斯革命／反革命過程的單一維度且粗略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路易· 波拿巴以保護資產階級抵禦工人為名，從資本家手中奪取政治權力。同時，也向工人階級宣稱會在資產階級面前保護他們；而這樣一來他的統治卻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力量與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圍繞著皇室宮廷的貪汙舞弊和大規模盜竊更大程度地出現，並從繁榮所帶來的財富中抽取巨額的紅利。”

（《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

在其他地方，資產階級在“他們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少。 以德國為例，反動的普魯士貴族通過其代表俾斯麥的“鐵血”手段由上而下地實現了國家統一。 德國資產階級太過恐懼工人階級在1848年起義中展現的力量，因此沒有在當中發揮任何角色。 “他們的”統治由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反動統治者以軍國主義旗幟實行的。

斯大林主義是波拿巴主義的現代形式。 革命的政治成果被抹去了。沙皇專制被斯大林專制取代。 但如同在法國一樣，革命的社會成果並未被廢除。 即使工人階級沒有政治權力，俄羅斯也沒有回到資本主義的軌道。 所以它絕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這並不是說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科學革命之間有著完全對應的關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或許是由社會大多數、法國被壓迫的大眾進行的，但革命最終不可避免地以少數人（資本家）利益的統治而告終。 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號稱建立一個“理性的王國”，但它實際上建立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王國”。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僅是由多數人發動的，還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讓多數人參與統治。 因此，可以說，工人階級以外的任何階級或階層都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不能像資產階級革命那樣曲折、遭遇死路、或者在終點前一路上出現各種過渡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工人階級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而其他任何階級都不能扮演這個角色，這是絕對正確的。但是真理永遠是具體的。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廣義言論無法改變東歐的實際情況，或是中國、古巴、越南和許多其他國家略有不同的情況。 帝國主義無法阻止殖民地革命、遊擊隊或其他對西方懷有敵意的勢力上台，加上已經存在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模式”，意味著在這些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部分任務是可以不由工人階級主導下完成的。

這是否與馬克思對工人階級角色的一般性格言相矛盾？如您表示，這是否意味著“工人革命”變成只是“諸多能夠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其中一條”（1月11日來信）？要得出這種結論，您使用了寬松的術語，確實寬松到“使詞匯失去一切意義”。 幾句話間，您混雜使用“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的術語，仿佛它們指的是同一個東西。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紅軍用刺刀雕刻出了畸形工人國家，那就意味著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並解放社會。

當然，這是不正確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主義政權是過渡性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 這並不是說它們可以逐漸和平演變為健康的工人國家。官僚不會自願放棄特權退居二線，就像西方的資本家不會自願交出自己的財產。 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過渡必須要靠發動革命來推翻官僚。

政治革命

我們並不支持或捍衛這些政權。 我們捍衛的是十月革命所剩下來的遺產，即產業的國有制。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主張：“蘇聯經濟基礎保持了其進步的特征。 全世界勞動人民和一切進步的盟友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捍衛這些經濟基礎”（《結局》，《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189頁）捍衛經濟基礎並不意味著捍衛官僚或給予他們任何形式的支持。 正如歷史所證明，要保存十月革命的遺產，唯一方法就是推翻官僚機構。

我們的立場，是爭取民主權利、限制官員工資、所有官員經民選產生、透過真正的工人委員會實行統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主張進行社會革命以改變生產資料的產權，而在這些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中，我們則主張進行政治革命來鏟除國家官僚，讓工人階級直接控制社會。 這種革命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階級本身來實現。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 東歐的工人階級多次行動反對斯大林主義：1953年東德、1956年匈牙利和波蘭、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1976年以及1980年波蘭。 每一次，群眾起義的最初方向都是政治革命。甚至在1989-91的兩年，群眾一開始還是要求政治變革以結束官僚的統治。 東德官僚集團決定開放柏林圍墻，是為了將運動導向西方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方向，以挽救自己。

工人國際委員會介入這些事件的立場是，支持群眾運動並提出政治革命的要求。同時，我們警告人們不要幻想資本主義可以帶來西歐的生活水準。

我們的綱領是推動群眾運動建立工人民主。但由於沒有任何運動領導層采納這一綱領，並將其向群眾推廣，所以局勢很快從可能的政治革命擺向反革命和資本主義覆辟。 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堅持反對拋售國有資產，雖然隨著反革命步伐加快，這種立場意味著我們暫時被孤立了。

十年來，我們對資本主義會帶來什麽的預測已經得到了鮮明的證實。 俄羅斯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的大崩潰。 工人階級士氣低落，部分地被打成原子碎片，而無力反抗。 即使到現在，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仍處於初始階段。 這就是挫折和失敗的規模。 對反革命程度另一種更主觀的衡量是，貴黨派去俄羅斯工作的團隊經過一段時間後放棄了──他們跟我們當地的同志說，他們離開是因為“不可能”在那邊建立組織。

政治革命的綱領源於我們對斯大林政權的階級性質的分析，用以在政治上武裝工人階級。 這份綱領提高了民眾的意識，並指出了通往“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份綱領呼籲民眾，一方面要鏟除寄生的官僚主義，同時亦要嚴防反革命的威脅。 1950年代到東德和匈牙利爆發的反斯大林主義運動，以至於1989年的事件，這些悲劇都是因為沒有足夠左右大局的勢力利用這些思想來武裝自己。

資本主義：橫向踏步

相比之下，從（SWP的）國家資本主義論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在面對資本主義覆辟的威脅時只會使工人階級迷失方向、手足無措、無法行動。 假如這些國家已經是資本主義，那麽這就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轉變向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是這樣的話，社會主義者唯一可以采取的一致立場就是中立，讓兩者都去死吧。 否則，他們就只是在支持比一種的資本主義更“進步”的另一種資本主義。

SWP並不以政治上的清晰著稱。不管是在這個問題還是其他問題上，貴黨經常機會主義地倒向社會上的主流情緒，並相應改變你們的立場。 朝鮮戰爭期間，資本主義的南韓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占領了北朝鮮這個畸形工人國家，SWP的前身就對此采取了中立立場。 畢竟，對你們來說，這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姑且不論北朝鮮的階級特征，你們似乎也不在意這是帝國主義對前殖民地的軍事介入。 還記得當年朝鮮戰爭（韓戰）並未在歐美引起工人階級之間的大規模反戰運動，這就很能理解你們當時為什麽會采取這種立場。

至於越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1960年代末，反對美國參戰引發許多學生和青年激進化。 最終，反戰情緒也蔓延到了許多的工人階級。 從階級角度而言，越南戰爭就是朝鮮戰爭的翻版。 北越是一個畸形工人國家；而南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傀儡政權，得先後依靠法國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支援才能維持。

大多數左派都是這麽看的，但SWP卻不是。 按照貴黨的話來說，跟朝鮮一樣，這也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但是，雖不奇怪，貴黨這次沒有采取中立。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你們會在激進青年中被完全孤立。 事實上，貴黨和大多數左派人士一樣都走過了頭，幾乎毫無批判地支持北越和越共。 而我們的立場是要求美軍撤出越南，同時也批判越共的綱領。我們警告過，按照越共的綱領，他們勝利後建立的會是一個仿照俄羅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

1989-91年間，群眾沒有像同情越南那樣同情俄羅斯和東歐被推翻的暴政，因此貴黨也沒有壓力要改變立場。 但是這時存在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巨大幻想，也反映在你所采取的立場上。 例如，柏林圍墻倒塌後，貴黨的德國同志支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實現德國統一，只加了一句說不應該讓時任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去做。

當蘇聯政權在1991年最終瓦解時，貴黨的愛爾蘭支部黨報以欣喜若狂的標題向事件表示歡迎：“共產主義已死。現在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戰。”貴黨主要社論的導言說：“報紙和電視宣告『共產主義已經崩潰』。這是每個社會主義者都應該為此感到欣喜的事實。 ” （《社會主義工人報》，1991年9月）

當時的事件使葉利欽（台：葉爾欽）以工業私有化的綱領在俄羅斯上台，並且實行向市場和外資開放的政策。 貴黨1991年9月的報紙批判那些認為“葉爾欽代表著倒退和資本主義覆辟”的左派，稱“葉爾欽既不是前進也不是倒退”。貴黨把葉爾欽描述為是國家資本家階級中一個比較開明的成員，他“面對嚴重的危機，希望使經濟擺脫惡性循環，並改組生產方式以在世界市場中更具競爭力……他向俄羅斯的國家資本家們提供了一線生機。 ”這些言論跟那些呼籲蘇聯解體的文章，和推倒列寧雕像的遊行中一同出現。“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應該參加這些遊行，就像1905年的布爾什維克參與了前往沙皇宮殿的宗教遊行。 ”

貴黨在1991年寫了這種文章，正當俄羅斯的反革命決定性地加強。把這些遊行跟1905年反對沙皇的革命相提並論絕對是錯誤的。你們提到的1905年1月9日遊行示威有十萬多人參加，其中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同時發動了數日的罷工。 確實這個遊行是由一位牧師發起的，還有一些人背著宗教聖像，但這很難說是“宗教遊行”。那天沙皇軍警的血腥屠殺加深了革命形勢，把革命從地底帶到地面，從首都傳播到整個沙皇領土上的各個城鎮。

1905年的大屠殺引發了足足兩個月的革命。1991年的事件則是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序幕。這場反革命目前為止在前蘇聯人民的頭上帶來了近十年的苦難。 沒辦法區分革命與反革命、前進與後退的革命者是不合格的。

政治上的短視會帶來實際後果。面對即將來臨的反動，這種思想主張消極被動。如果葉爾欽只是一個橫向的踏步，只是不比以前的人更好或更糟的另一個“資本主義”統治者，那麽為什麽要特別反對他的政策？如果產業私有化僅僅是從一種資本主義形式轉變成另一種資本主義，為什麽要反抗，為什麽要保衛“資本主義”（！） 中的國有制？

我們會從理論上回應貴黨主張“斯大林主義社會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思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理論最徹底的反證，就是其實際結論是在面對反革命時主張消極和自滿。

斯大林主義尚未蓋棺論定。古巴盡管存在巨大的經濟問題，但卡斯特羅政權仍在掙紮求存。這些經濟問題已經迫使古巴部分地向世界市場開放。 事情的方向顯然是朝向資本主義覆辟。 也許這個過程在古巴會比東歐遭受更少的傷痛，但也有可能來自政權的抵抗會引起更劇烈的對抗。

人們對古巴的看法不同於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台：希奧塞古，港：壽西斯古）的羅馬尼亞，或是昂納克（Erich Honecker，台：何內克，港：昂立克）的東德。 在歐美年輕人眼中，特別是拉丁美洲的年輕人眼中，古巴讓人聯想起切· 格瓦拉（Che Guevara，港：哲古華拉）和英勇抵抗美國軍事力量的遊擊戰士。 如果卡斯特羅抵制資本主義的進一步入侵，他可能會在激進的年輕人中激起支持和同情，可能會在拉丁美洲引起的保衛古巴的群眾運動。

這當然有可能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這種運動發生的話，我們可以預計SWP會放棄他們視蘇聯的資本主義覆辟為不進不退、在朝鮮戰爭中保持中立的邏輯，而轉而擁抱更具感染力的機會主義邏輯，擺出親古巴、甚至親卡斯特羅的姿態，因為這樣會對激進的年輕人來說更有吸引力。

書評： 《他們摧毀不了的革命家們》

關於越南與法國殖民鬥爭的主流史觀，往往反映了河內政權的斯大林主義陳見，對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擁護者的英勇獻身不是無視就是詆毀。作為一位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文（Ngo Van，又名吳文雪Ngo Van Xuyet）將他在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稱）的經歷撰寫成書，這本書能幫助我們導正史觀，是一本詳實、勵志，盡管最終還是以悲劇收尾的歷史紀錄。

1930年代，盡管托洛茨基主義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監禁，但他們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貢（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眾基礎，領導了好幾次罷工並贏得多場地方選舉。西貢有一條街道，曾經以一名被殺害的托派領導者謝秋收（Tạ Thu Thâu ，1906-1945，又名謝秋杜）命名，由此可見托洛茨基主義在當時贏得許多群眾的支持。盡管1975年斯大林派統治了統一後的越南，將這條街名更名，但“西貢當地人仍然稱其為『謝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當時遭到了法國殖民政府和共產黨斯大林派領導的惡毒攻擊。1945年，隨著斯大林派鞏固對獨立運動的控制，數百位積極的托派被抹黑為“叛徒”或“法西斯間諜”而遭到屠殺，這讓人聯想到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歷史。更糟糕的是，二戰後的第四國際領導出於錯誤立場，尾隨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的建國者）、毛澤東等斯大林主義領袖，也故意淡化了這些對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國際領導者帕勃羅（Michel Pablo）甚至告訴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彭述之：“與毛澤東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數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法國殖民統治的殘酷現實為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思想發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產主義運動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國的）僑民之中招募而來。胡志明（又化名作阮愛國）就是這批早期生力軍的一份子，他於1929年成為印度支那共產黨（PCI）的創黨成員。與後來的托派們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在國外流亡。他屬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發動的官僚主義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產主義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往往強調民族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甚至讚頌“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積極的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不滿該黨領導庸俗的民族主義、以及斯大林渴望與資產階級政府結盟的立場，因此走向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主張的國際主義思想與堅持階級原則的政治路線。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隨國民黨的策略導致中國革命的血腥潰敗之後，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義份子並未從中國的挫敗中吸取任何教訓。他們亦想從反帝鬥爭中消除一切社會主義的內容，拒絕提出國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廠之類的要求，說這樣會疏遠本地還很弱小的資產階級。後來，印支共產黨甚至拋棄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還地於農民（土地改革），認為這會疏遠越南的地主階級。這種“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統一在一個“最小公約數”的資產階級綱領上。印支共產黨一直堅持這種政策，以至於1941年，他們將自己化身成“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越盟，Vietminh），一個此前已經沈寂很久的民族主義團體。

工人階級和農民

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體現在兩種不同的建黨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組織規模盡管較小的城市工人階級和苦力，特別是在西貢；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過莫斯科訓練的學生領導，並且傾向組織農民。

1930至1932年間，印支共產黨領導了成千上萬的失地農民和日薪勞工與法國當局不公正的人頭稅作鬥爭，但正如同吳文所指出的：“他們無法、也沒有嘗試在城市中發動運動響應。”

法國外籍兵團則以屠殺上萬名農民作回應。盡管該運動的英勇，但印支共產黨領導犯了嚴重的極左冒進錯誤。這發生在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1928-34年），由於之前企圖與資產階級結盟的機會主義政策失敗，共產國際矯枉過正地要求每個地方都必須立刻“建立蘇維埃”和“奪取政權”。

一旦農民運動平息下來，印支共產黨便遭受無情的鎮壓，包括黨總書記陳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產黨支持者被控以“密謀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當中8人被處以死刑，其余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嚴酷勞役。

1931年11月，謝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對派。6個月後，他們開始發行雙月刊的黨報《無產》（Vo san）。1932年8月，《無產》的65名成員和支持者因從事“顛覆活動”被捕。印支共產黨員的大規模審判在法國引起了廣泛關註，但是法國共產黨斯大林派的黨報《人道》（L’Humanité）卻對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命運保持了冷酷的沈默。然而在西貢，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來，在市議會選舉中與無政府主義者和知名民族主義者合組“工人名單”參選。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產黨領導者被判處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單”中有2名候選人當選（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義者）。雖然市議會本身是一個無實權的機構，但這場選舉在大規模鎮壓期間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3個月後，法國殖民當局宣布這2位市議員當選無效！

聯合陣線？

這一事件後，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貢進行了一段長時期的合作。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聯合陣線是群眾黨派之間的務實協議，而不是小規模的宣傳團體。列寧的建議是“分開遊行，一同罷工”，意即行動統一，但政治旗幟要分明。

西貢托派在這方面犯了錯誤，不幸的是這點在吳文的書中並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選之後，謝秋收和左翼反對派領導擴大了與斯大林派的聯盟，並同意聯合發布周刊《鬥爭》（La Lutte）和聯合組織。在此過程中，他們做出了不該允許的政治讓步，同意“辦一份捍衛工農的報刊，但限制不討論涉及斯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分歧問題”。

《鬥爭》報的機關在所有意圖和目的上都已經是個聯合的黨組織，且是個缺乏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而不是“聯合陣線”。在1935年的市政選舉中，4名《鬥爭》的候選人當選為西貢議員：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謝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吳文記錄說：“4名『共產黨人』在市議會中的充滿力量的演說產生了巨大影響，引起了人民的熱烈同情，並提高了群眾的鬥志。”但4個月後，這5個人因支持馬車車伕的罷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們被剝奪了議員資格。

盡管取得這些成功，但這些工作是建立在對政治綱領和分析的妥協上，從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觀點來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與法國右翼共和黨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面對這個震撼彈般的政治事件，《鬥爭》對此居然保持沈默，也對1936年8月莫斯科大審判和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的屠殺也保持緘默。史實顯示，當時托派領導認為國際問題可以與日常工作分開。他們並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審判的致命意義，了解到這是對即將發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義份子將把相同的做法引進到印度支那。這導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對向斯大林主義讓步的少數派於1935年成立國際共產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國社會黨領袖布魯姆（Leon Blum）所領導的人民陣線政府上台，當中包括法國共產黨。布魯姆政府沒有放棄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體系”。正如吳文所說，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車中，“印支共產黨與法國共產黨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鬥爭從綱領中拋棄，在公開言論中去掉了……『階級鬥爭』和『法國帝國主義』”。

這種背叛為托洛茨基主義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遲至1936年12月，圍繞《鬥爭》的托洛茨基主義多數派，開始抨擊巴黎人民陣線政府未能解除對印度支那的鎮壓。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於是退出與托派的聯合組織，宣稱該組織已經“托洛茨基化”。這個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階級中成長的轉捩點。

受到法國工人的啟發，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發了罷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業、煤礦、鐵路和碼頭行業。正如吳文解釋：“在這場運動的過程中，首先是自發的，然後是有組織的行動，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響下，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他們要求提高工資、每天八小時工作、工會合法化、民主自由並終結暴政和罰金……”

這一運動導致法國當局作出了一些深遠的讓步，在交趾支那湧現的超過600個行動委員會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領導。

1937年2月，法國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記載：“支持第四國際的革命鼓動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貢提岸的工人階級大眾裏，影響力不斷增強。”同年7月，又再補充：“工人階層中，托派政黨比印支共產黨擁有更多支持度。”

“保衛印度支那”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印支共產黨領導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問題都應該從屬於反抗“法西斯”日本的鬥爭。

法國政府在殖民地展開加速軍事化的進程，為“保衛印度支那”而進行3千300萬法屬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戰爭舉債，還試圖征召2萬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產黨這時選擇了支持法國政府。這兩個議題都引爆了群眾的烈火──反對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鬥爭，早已經歷漫長痛苦的歷史。

盡管如此，印支共產黨還是呼籲人們自願參軍來支持“法國民主”。正如吳文所指出：“印支共產黨的某些人對戰爭債券表現出極大熱忱，甚至他們還提議將100元債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債券，好讓窮人買得起。其他有些人則反對與殖民政權合作，卻被革除黨務……我們同志的聲明與斯大林派的立場相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戰爭稅、反對生活水平惡化。”

斯大林派被視作與法國當局及緊縮政策一夥，以至於當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錢的稅時，工人就把這稱作“第三國際的火柴盒”。

法國殖民地總督曾寫道：“斯大林共產主義者相信……安南（越南）群眾的利益驅促使他們靠近法國當局……而托派……則不怕推動當地人抗爭，以便將可能爆發的戰爭變為他們的優勢，以贏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產黨的親法立場，在1939年的市政選舉中受到了懲罰。盡管托派遭到打壓（所有會議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選入西貢議會，而斯大林派則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產黨在組織方面受到打擊的消息，傳到仍在中國流亡的胡志明耳中。仿佛是對未來的可怕預言，他說：“面對托派分子，不能與之和解或讓步。必須以各種方式揭露他們是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必須在政治上消滅他們。”

這種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猛烈敵意，一部份是由於胡志明希望與帝國主義達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9月，二戰爆發，此後共產黨在法國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締。在越南對於斯大林派與托派的鎮壓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國際的成員被送進了集中營。

斯大林與希特勒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讓印支共產黨領導的態度發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轉，他們放棄了親法的鼓動宣傳，恢覆了第三時期的“反帝國主義”策略。當日本於1940年9月在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登陸時，印支共產黨發動了一場冒進的、計劃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國當局。和1930與1932年間的農民起義一樣，這場起事也被殘酷鎮壓。印支共產黨的一次黨內審判將這場災難的責任歸咎於2名地方黨委書記，並將他們處死。

與此同時，日本與戰時法國維希政權達成了協議，印度支那由日本軍隊占領，但繼續由法國魁儡政權統治。胡志明在中國覆活了民族主義的越盟，帶領一支由500名越南僑民組成、在中日戰爭中由國民黨訓練出來的武裝力量。正如吳文指出的那樣，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種選邊站的做法，一種尋求他國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國、俄國、美國、甚至法國）；當中毫無無產階級的立足之地。”

盡管胡志明采取左搖右擺的機會主義路線，但在日本戰敗造成的權力真空中，越盟卻變成了越南獨立鬥爭的領導。這一部分固然是由於蘇聯權威的強化，以及越南農民在政治上的決定性因素，但托派政黨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犯的錯誤，也是原因之一。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隨著日本帝國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場革命浪潮。在秘密會談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國開出的條件，讓法國5至10年後才允許越南獨立。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場，目的是要延長與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的戰時同盟。

相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則呼籲展開大規模示威，並武裝群眾，以阻止法國殖民政權的回歸。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鴻基（今下龍）、錦普地區，不受越盟控制的3萬名煤礦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員會來管理生產。他們控制了鐵路和電報等公共設施，趕走了舊有的管理人員，並實行了“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工資不論層級一律平等”的原則。這個工人公社一直持續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團結”為名逮捕了礦工領袖，並在該地區建立了一個新的等級制度。胡志明的軍隊甚至企圖阻止農民接管土地，盡管最終他們被迫放棄。

交趾支那是越盟遊擊隊進入的最後一個地區。但在這一帶，尤其是在西貢的工人之間，托派有著巨大的權威。正如吳文指出的，“《鬥爭》的一夥人組織了大約1萬8千名鬥士和同情者。《爭鬥》（Tranh dau，《鬥爭》報La Lutte的越南語版）以日報形式覆刊，印刷量超過1.5萬份。”

1945年8月21日，西貢展開了第一次大規模遊行，有30萬人參加，其中3萬人跟隨第四國際的旗幟，他們的口號是“武裝人民”和“為工農政府而戰”。

越盟到來

越盟完全沒有參加8月21日的示威遊行，反映出它在西貢缺乏基礎。就在傍晚，越盟從周邊的農村進入到城市裏，並且繞過工人的控制，宣稱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載著擴音器的廂型車巡繞著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這時越盟在西貢還不為人知，它在一份傳單中自我介紹：

“越盟與同盟國保持著密切關系，與法國（？！）和日本戰鬥。我們是俄羅斯的朋友；中國與我們同心同德；美國夢想的是貿易而非征服；在英國，艾德禮（Clement Attlee）首相傾向左派。談判對我們來說將會很容易。”

斯大林主義份子一邊兜售迅速而無痛擊敗法國的幻想，一邊試圖抹殺任何獨立群眾行動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員會。抵達西貢後，越盟在沒有遭到日軍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中央郵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築。並且呼籲在8月25日舉行一次新的大規模示威，這次則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奪取西貢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政權。有超過100萬人參加了這次示威遊行，成千上萬的越盟支持者從周圍的農村乘客車趕來。正如一位托派領導者所說，這場“所謂的革命”是“背著人民進行的”。在這次示威遊行中，斯大林派領導譴責“煽動者和挑釁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們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時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與托派打交道。因為托派主張民主的工農委員會和武裝人民，在西貢人民中有著強烈的共鳴。

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

不幸的是，在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義力量，《鬥爭》的領導又回到了10年前所謂“聯合陣線”的錯誤立場，但是這次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後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一開始群眾還無法看透越盟的本質，一方面以華麗辭藻說“寧死也要獨立”，實際上面對帝國主義、蘇聯官僚、國內地主與資本家的壓力卻不斷倒退。當時根據群眾的經驗，如果得出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建立起強大的革命的反對力量。數以百計的行動委員會已經出現，有可能成為西貢及其周邊地區革命工人和農民的另一個權力中心，但這需要一個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領導。

《鬥爭》的領導們一方面抗拒和較小的“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合作，但在總體方向上卻想與越盟結盟，這在實踐中意味著斯大林派能夠否決他們自己的行動。例如他們通過談判之後，才組織一支隸屬越盟指揮系統、被越盟“認可”的托派民兵。他們的越南語日報《爭鬥》當時看來已停刊。隨著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謀殺），第四國際書記處犯下印度支那支部於1930年代同樣的機會主義錯誤，本來已經政治混亂的印支托派在國際的錯誤領導下變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輕的前托派回憶道：

“我們的同志被自己的熱忱和當時有利的政治形勢沖昏頭，忘記了堤防斯大林派。從那時起，我們的同志們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蘇維埃、把工廠變成堡壘、準備內戰的步伐。十月派（國際共產主義聯盟）激進分子只對《鬥爭》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評。”

在隨後的事件中，這兩個托洛茨基組織的民兵即使擁有更強大的武裝力量，仍毫無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裝。他們或許是因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應，而拒絕了一個民族主義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農民追隨，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壓的目標。然而，托派只要能與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與之建立僅涉及自衛的務實協議是可以接受的。

此時，謝秋收前往北部執行一項神秘的任務，或許是為了要和胡志明會面。過程中他被越盟逮捕並遭到槍決。斯大林派的私設法庭上，謝秋收令人動容的辯護，使得行刑隊拒絕執行命令，最後要由“檢察官”從背後槍斃他。

西貢起義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國軍隊於同年11月重新占領印度支那這段期間，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將軍率領一支小型的英國和印度部隊進駐西貢。當他們到達越南時，他們發現西貢到處都飄揚著越盟的旗幟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同盟國的到來”，還有四個同盟國（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和新的越南國旗。格雷西後來回憶說：“我的抵達時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後我很快地把他們趕走。”

英軍抵達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組織”的武裝。打壓托派的運動就此展開。一個斯大林派組織“解放旗”（Co giai phong）說到：“必須立即鎮壓托洛茨基主義的煽惑組織。”更宣稱：

“……他們要求武裝人民──這嚇壞了英國來使。他們要求徹底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給農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陣線並挑動地主反對革命。 ”

但是，隨著英國人逐步打擊越盟在西貢羽翼未豐的政權，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眾壓力下采取行動。9月17日，他們發起了罷工癱瘓西貢。9月21日，格雷西將軍宣布戒嚴，禁止攜帶武器並查禁越南語報刊。英國士兵占領了西貢監獄，釋放越盟關押的法國魁儡政權的俘虜，同時卻把托派囚犯交給法國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國種族主義殖民者的向導下，英軍從越盟手中奪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機關的控制權，並觸發翌日晚上的起義。西貢貧民窟和工人住區設置了街壘，在隨後的激烈戰鬥中，托派的民兵進行了英勇的戰鬥，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義者也加入戰鬥。數百名托派在戰鬥中陣亡。越盟此時卻呼籲民眾分散到農村並說“保持鎮定，因為政府希望開始談判。”然後，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軍事指揮官的命令下）也撤軍到農村，拋棄了他們在西貢工人階級之間的位置。實際上，這意味著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解散。在農村，他們被解除了武裝，大多數情況下還遭到越盟屠殺。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發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賽羅納的事件，成為決定西班牙革命未來走向的關鍵轉折。盡管西貢的托派在街壘和工人街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只滿足於當越盟的左派批評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為西貢群眾的新領導。

法國回朝

10月2日，法國政府與越盟西貢地區委員會達成了停戰協議。大約在同一時間，《鬥爭》組織領導者悉數被執行死刑，罪名是“讓敵國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樣，斯大林主義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對抗反動勢力，而是打壓革命左翼、打擊所有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訴求的努力。

11月，當英國將西貢的控制權轉讓到法國手上，越盟再次放棄了這座城市。正如吳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運動已經潰散。托派大部份領袖被殺害。民族主義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鎮壓。這為法國帝國主義的回歸開辟了道路……”

越南在北緯16度線上一分為二，南部由法國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軍的存在（首先是國民黨軍隊然後是法軍），同時又嘗試與法國談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國土，胡志明還是不放棄談判！越南的斯大林主義份子後來之所以能從自己的政策的爛攤子中全身而退，是由於他們完全預料之外也未曾支持過的1949年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地震改變了亞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國主義直接占領的政治成本 。

隨著越南的歷史再次得到人們的關註，吳文的著作即時地填補了重要的歷史缺頁。盡管它沒有徹底分析這一時期托派在政策和戰略方面的錯誤，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義在越南的卑劣影響，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誠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路線來爭取獨立，為今天的我們提供豐富的經驗與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紅旗飄揚於德國國會大廈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封鎖期間，當權者訴諸二戰英國抵抗德軍轟炸時所謂的“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說得好像所有人都齊心抗議。實際上，從二戰與法西斯主義恐怖的時期至今，這種呼籲是一如既往空泛且虛偽。

二戰中，超過7000萬人喪命——包括600萬猶太人、470萬波蘭人和400萬名社會主義者、同性戀、羅姆吉卜賽人及其他“不受歡迎分子”（undesirables） ，都慘死於納粹的死亡集中營中。

奧斯維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貝爾森（Belsen）和華沙猶太區，這些集中營作為法西斯主義的駭人罪證深深烙在公眾意識中，如此恐怖行徑絕不能重現於世。然而許多人仍會問，為何在離屍橫遍野的一戰短短不到一個世代後，這樣的沖突會被允許在世上重演？

被革命浪潮終結的一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工業化後的首次大規模軍事沖突，西線和東線莫不是血腥屠殺。它還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列強首次為爭奪世界市場控制權而爆發的大型沖突。當沖突陷入僵局，工人、士兵和水兵們首先在俄國革命期間起義，隨後蔓延至德國。接連的革命結束了戰爭，但是資本主義仍在俄國以外存續。

德國資本主義在一戰中被擊敗，屈從於割地賠款。 從大戰中走出的英法帝國寸土未失，卻對崛起中的美國背負沈重債務，美國借此成為主宰世界資本主義的強權。十月革命的先例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在俄國的誕生，更加暴露了資本主義強權所謂休戰不過是將沖突從西歐轉移到俄國內戰、轉移到對各國國內革命運動的鎮壓、轉移到維持世界各處殖民地的殘暴行徑。

各國資產階級為各自利益而發動的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衍生的問題，無疑將在世人眼前重演。全球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日益增加，體現在世界各地罷工和抗爭中——從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到蘇格蘭格拉斯哥，由俄國柏林至中國上海——全球資本主義不得不處理紛爭不休的各國政商權貴之間的競爭、對付工人階級越來越組織化和激進化而不容小覷的力量。

全球經濟在1929年的崩潰後一落千丈，陷入了大蕭條之中。 而到了1930年代，資本主義推動文明進展的能力已悉數損毀。資本家為竭力維護自己的利潤和對資源與職場的控制，不惜將貧困和苦難變本加厲地強加於工人身上。資本主義制度的孤註一擲，表現在德、意訴諸法西斯獨裁政權，以粉碎有組織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抵抗。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資本主義的回應

英國二戰紀念活動將戰爭描繪為一場各個階級共同團結一致擊敗了希特勒和法西斯邪惡政權的全民族抗戰。然而，英國統治階級的反應，說好聽點是為捍衛他們的帝國領地才極其有限地反對法西斯主義，說難聽點是為粉碎競爭者並為資本主義披荊斬棘，以創造巨額利潤，而這點正是他們與法西斯主義的共同之處，而難掩對德國的“同情”。在1940年法國被德軍占領後，遜位的英王愛德華八世與納粹的關系緊密，甚至能夠得到德國占領軍在他的法國宅邸派駐守。

1920至30年代，以張伯倫為首的英國統治階級對法西斯一再讓步，他們實施的綏靖政策在今日已備受罵名。他們樂於看到墨索裏尼在意大利得勢。在一趟訪問意大利的旅程中，邱吉爾表示：“如果我是一名意大利人，我必會全心全意地擁護你，自始至終地追隨你對抗列寧主義野心和沖動的勝利征程。”

這番態度解釋了為什麽英國統治階級會對西班牙內戰冷眼旁觀。確實，在戰爭即將結束時，邱吉爾曾下令擬訂如下計劃：癱瘓納粹政權但讓其維持下去，同時展開一連串攻勢來對付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制度的蘇聯（盡管這個制度已經嚴重墮落）。邱吉爾在反對蘇聯的時候，顯得遠比反對法西斯時真誠。

然而，這些計劃最終不了了之，不僅是由於軍事上的原因，而且更多是因為他們將面對來自全世界工人的抵抗。

綏靖和擁抱

綏靖政策的邏輯在於，對英國資本家利益的關鍵危害不是來自法西斯，而是來自革命的威脅，來自蘇聯可以發揮的潛在作用：蘇聯盡管盡管畸形和墮落得厲害，仍象征資本主義之外的新道路。不列顛帝國的衰落已成事實，這意味著任何發生在歐洲的沖突，都將削弱它對領土的控制能力，讓美國得以強化國際幹預。當像希特勒這樣兇殘且反對社會主義與蘇聯的強人出現在政壇上，野心勃勃地要把德國強權滲入中歐和巴爾幹半島時，他們抓住機會跳了出來，扮演德國重新武裝和吞並行徑的調停者：允許納粹占領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換取不妨礙不列顛帝國利益的承諾。

德國資本家之間早已達成協定：國家必須要有一個獨裁者。1920年代的德國充斥著革命動蕩，到了三零年代，盡管德國社民黨改良派的領導層已經向資本主義投降，德國仍然存在著強大的勞工運動。德國共產黨雖然與蘇聯官僚的私利有著曲折的聯系，但他們的存在與成長，足以驅使德國資本主義求助於破產的中產階級，他們日益壯大的運動日益集結在以希特勒為領導核心的納粹黨周圍。少數的德國商業階級，例如蒂森（Thyssen）、博世（Bosch）和蒂勒（Thiele），一開始就積極提供納粹財政支持。然而，國內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廢墟和日益具戰鬥力的德國工人，促使這些起初的支持者開始把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層更全面地引進德國資本主義和國家機器，作為他們挽救資本主義的方案。

德國工人曾有機會阻止希特勒

正是在這一時期，希特勒和納粹曾有機會被遏止。盡管德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存在著政治弱點，但工人們仍留有大量的組織和力量。正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那樣，如果能夠認識到法西斯主義真實威脅並采取統一戰線，它將可以推翻現行制度，阻止事態發展至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悲劇：處於威脅之中的德國資本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以粉碎這些組織。

最終，德國社民黨領導層為資本主義國家撐腰的政策失敗，路線受斯大林影響的德國共產黨深陷於宗派主義之中，它們均未能認識到法西斯的危險。 領導層的失敗導致組織起來的活躍工人階級這個唯一有能力阻止恐怖時期到來的群體，遭到不斷鞏固的納粹所摧毀。

西班牙內戰

一戰沒有停止戰火，一場新的全球沖突的進程在1930年代加快了。作為世界大戰先兆的西班牙內戰，見證了重新武裝化的德國和意大利武裝幹涉內戰以支持弗朗哥，讓它們兇惡的政策小試身手；見證了英、法、美的無動於衷，由於害怕社會主義勢力在西歐的壯大，他們明面上未采取幹涉制止法西斯，實際上消極地接受了它。而一直以來斯大林的幹涉都有意地保持在不足已扭轉局勢的水平，以迎合他冷眼旁觀的未來英美盟友。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的工人階級與農民淪為犧牲品。

這些事件還展示了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的另一面：成百上千的男人和女人從世界各地前來保衛西班牙共和國。他們的英勇示範得到淪陷區各地抵抗運動的響應——法國、意大利、波蘭、希臘、巴爾幹、越南和中國，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工人和青年擔任抵抗運動的中流砥柱。全世界數百萬的工人見識到要擊敗法西斯，必須要通過鬥爭，通過為戰爭貢獻心力不畏慘烈地犧牲。

這份犧牲是統治精英未曾付出過的。在英國，邱吉爾搞砸了西歐的防禦，又發動僅為了捍衛大英帝國利益的戰爭。他長期支持推遲盟軍對西歐的反攻，卻更傾向發動日益造成無差別傷亡的災難性大轟炸，當斯大林敦促西方的盟友反對希特勒時，英國斷然拒絕他的提議。斯大林因此轉變了策略，與希特勒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 此條約並非試圖為無可避免的入侵爭取時間，而是斯大林真心相信希特勒的承諾，並參與了對波蘭的殘酷瓜分。而肅清反對派的大清洗和缺乏抗戰準備，也削弱紅軍和工人們反攻的根基。

希特勒的進攻和蘇聯的抵抗

在短短的幾年裏，希特勒和軸心國發動閃電戰，接連拿下了中國東北（滿州）、比利時、法國和大部份的巴爾幹。希特勒隨後將他的目光轉向了蘇聯，並於1941年6月發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入侵行動。納粹入侵東歐及蘇聯的暴行向全蘇聯人民昭示：這將是一場殲滅性的戰爭。

猝不及防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被入侵震驚，他們意識到只有放寬控制才能自己皮膚不受損傷。為準備蘇聯的防禦，大清洗的方方面面都緩和了下來，特別是對紅軍的幹預也有所放松。將這場沖突被貼上“愛國大戰”的去政治化標簽，沒有任何要求德國工人及被征召入伍者一起對抗帝國主義的號召，還再度將森嚴的軍事等級制度引入了軍隊。經歷了入侵初期的潰敗後，壯烈的犧牲（超過2700萬蘇聯軍民死亡）以及為戰爭做出的無比努力（T-34坦克是戰爭中制造量最大的坦克）將納粹推回了柏林，致使紅軍的占領區橫跨東歐和德國。

誰的“大轟炸精神”？

今天的防疫工作根本不是全民齊心，就像二戰中所有人“齊心協力”一樣，不過是蓄意傳播的謊言。在二戰時的倫敦東區（貧民區），工人階級還得為地下防空掩體而鬥爭。 盡管工會官僚和斯大林化的共產黨抱持反動願望，仍無法阻擋工人們采取行動保衛自己的利益。

1944年，貝爾法斯特展開了一場機械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爆發的罷工。隨著工人們從一間又一間的工廠湧出，發展成了一場機械產業總罷工。到了五月底，超過2萬名工人加入了罷工。 1942年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當老板試圖開除2名工會成員時，罷工在短時間內就發展了起來。在這兩次情形中，罷工的主動權都來自工會成員，而組織和協調行動則是由強大的商店職工團體進行的。

戰後瓜分

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上，英美等帝國主義列強和斯大林主義蘇聯相聚一堂，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反抗納粹占領的抵抗運動提出要由工人階級接管社會的運轉，特別是在希臘、法國和意大利都紛紛爆發這樣的運動。 為了扼殺這些運動，對世界地盤的劃分便具有關鍵作用。這些會議鞏固了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頭號列強的統治地位，以犧牲尤其是英國等老牌列強的地位為代價。 戰後的資本家要保住其體制，唯有向工人做出巨大讓步一條路可走。例如在英國，工人們贏得了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和經濟部門的國有化。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這段時期滿是今天可以吸取的教訓，最明顯的是，工人運動若不與企圖組織起來的法西斯分子相對抗，就將面臨著危險。工人們在戰後時期贏得了大規模的勝利，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也仍在捍衛當年的成果，制止那些設法摧毀它們的人。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是，明白擊敗法西斯的關鍵不在於邱吉爾和斯大林，而在於普通工人階級的英勇付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未曾存在過我們所有人“齊心協力”，資本主義精英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勢不兩立，雙方的態度也截然不同。 打敗法西斯主義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犧牲精神和團結一致的基礎之上，他們抗擊有史以來最殘暴的獨裁政權的行為，並拯救了人類。 工人們曾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今天工人階級一樣做得到。

中國：一場反資本主義革命如何催生了資本主義專政？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制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農民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與驅逐了帝國主義。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參與及領導角色，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制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制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制，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充公了與國民黨及外資連系的企業，但容許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實行有限的土地革命。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覆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良。

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以及後來在1950年代末蘇聯赫魯曉夫政權取消援助之下，中國經濟仍實現了巨大的進步。在1952至1978年之間，中國的工業產出年均增長率高達11.3%，工業占GDP比重也從10%上升到35%。工人與農民雖然普遍貧窮，卻享有著終身的就業保障，退休金，醫療與教育等等的福利，中國的年均壽命在毛時期從35歲提高到65歲，文盲更是從1949年的80%下降到80年的33%，同時長達數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辦婚姻，納妾，重婚等等都被終結。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在極左和極右間搖擺。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制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覆制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制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制。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制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當公社被瓦解，醫療及教育保障迅速的從農村消失，農村的基建缺乏公共資金維護，同時失去公社制度動員農村群眾，讓後期的破壞變得更加嚴重，也制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工人階級失去了終生雇用保障，退休及醫療服務，而農民也在公社的瓦解下變成了大量的產業後備軍。在價格雙軌制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覆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覆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覆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覆辟資本主義，並制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美國：社會主義者與國家　如何終結種族主義執法

美國警察執法的本質與這個國家的暴力、種族主義歷史密不可分。從奴隸巡邏隊，到蒙哥馬利警察局長康納（Bull Connor）向黑人民權運動抗議者使用警犬、消防水炮，再到現在警察在黑人社區濫用私刑：這些事件都有著同一個脈絡。

在美國歷史中，警察和聯邦的鎮壓還針對試圖加入工會的工人、激進的組織者以及任何威脅到統治階級利益的真正的鬥爭者。 1932年，時任總統胡佛派遣軍人和坦克搗毀在華盛頓特區要求政府兌現長期承諾的一戰補償金的黑人與白人退伍軍人營地。 1937年5月30日，芝加哥警察向在共和鋼鐵公司大門外罷工的40名手無寸鐵的鋼鐵工人開槍，造成10人死亡。 2006年，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對美國中西部肉品工廠進行了蓋世太保式突襲，隨後大規模地驅逐了這些移工，其目的是為了鎮壓群眾性的移民權利運動——因為這些工人正在組織起來！

警察的角色

正如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解釋的那樣，在歷史上包括軍隊、警察、監獄等國家暴力機關的出現反映出社會已分化為階級之間具有互相矛盾的利益關系的階級社會。用恩格斯的話所說就是，國家由“武裝的人”組成，國家暴力機關使階級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但最終維護的仍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我們社會中的那些億萬富翁資本家。而在我們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為維護他們的財富以及統治地位，不可避免的便是鎮壓與暴力威脅。

從黑奴制，到吉姆·克勞法（Jim Crow，種族隔離法案），再到當今已制度化的種族主義與種族隔離，維持種族間的分化一直都是美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為了組織強大的工業工會，如1930和1940年代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激進的組織者們反對由福特等老板為維持其控制權所培育的惡毒的種族主義。如果他們不采取明確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他們便無法說服黑人與白人勞工共同奮鬥，並贏得有利於整個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勝利。這個運動影響深遠，以至於它可能是抗衡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開端。

在現在，警察對貧困黑人和拉丁裔社區采取強化治安措施，實際上意味著使他們不得不呆在劣質的、猶如隔離政策的住房與學校之中。但是，種族主義政客們也嘗試把有色人種描述為對較富裕的白人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社區的威脅，以便使這些鎮壓政策更受歡迎。

只要還有一天維持著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就不可能實現非種族主義執法。在資本主義社會框架下也不可能廢除警察——只要資本家仍在統治，他們就將且必須找到一種維護其利益與財產的措施。但這並不意味我們除了推翻資本主義本身之外無計可施。

真正改變

事實證明，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第一階段所贏得的改變（包括更多培訓和戴上隨身相機）是遠遠不夠的。不過，警方執法可以顯著改善，濫捕濫囚可以成為歷史。但是，因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慘遭殺害後爆發的群眾運動，我們才能夠贏得這樣的成果。為了贏得真正和長久的成果，運動需要繼續下去，拒絕被資產階級收編，以動員勞動者這一社會力量為中心，並闡述更廣泛的社會計劃。

當前的運動表明，人民群眾反對警隊中的可惡、猖獗且反動的種族主義。他們十分積極地反抗種族主義政策。這次事件還暴露出警察所擁有的巨大保護傘——他們幾乎對任何罪行都享有不成文的法律豁免權。他們是不受任何民主控制的階層。他們是統治階級用來強使人民（特別是黑人社群）“配合”的工具，但現在，統治集團甚至難以管好自己這支隊伍。

群眾運動暴露了統治集團中在警務問題上的真正分歧。特朗普和極端反動派的大幅強化鎮壓的立場已被統治階級其他派別所孤立。由西雅圖市長杜爾坎（Jenny Durkan）和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代表的統治集團另一派尋求維持現狀，但目前在運動的壓力下退讓。第三個派別試圖采納運動的減少對警察的撥款訴求，降低警察的武裝，從而收編這一運動。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多數議員甚至支持“解散”警隊。但他們基本上迅速開始從這一立場退讓，稱他們正在開展為期一年的計劃，研議替代性警務。這樣做是浪費時間。我們需要現在就改變！

我們需要具體化減少撥款的訴求。西雅圖的社會主義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呼籲將警察預算削減50％，並領導在西雅圖的征“亞馬遜稅”鬥爭，以資助永久的可負擔社會住房、社會服務和工作。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要求將警務政策（包括雇用和解雇）置於民選的公民委員會控制之下。必須立即清除社區內所有曾犯下種族主義和過度使用武力罪行的警察。像在許多其他國家一樣，警察不應武裝巡邏。一旦警察部隊受民主控制（哪怕只是一定程度），黑人工人階級受到的壓迫將尤為減輕，但其實全體工人階級都將從中受益。

警察內的分裂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警察也不是鐵板一塊。反動分子在警察隊伍中十分強大，且在全美大部分地區中占主導地位。盡管有警察裝模作樣地單膝下跪後暴力襲擊了示威者，但也有一些普通警察對弗洛伊德慘遭殺害一事流露出真正的同情。明尼阿波利斯的14名警官最近在一封信中，聲稱代表其他數百名警察譴責警察德裏克·沙文（Derek Chauvin），並支持改革。這一舉動有局限性，也有積極的一面；但若沒有群眾運動的壓力，這根本不可能發生。

如果有普通警察真的想要改革，並希望與其工作所在的社區建立不一樣的關系，那麽現在正是他們站起來並把像鮑勃·克羅爾（Bob Kroll）這樣親特朗普的極右翼領導人從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會趕出去的機會。我們認為，警察有權組建工會，這樣他們就有辦法抵抗統治階級利用他們來鎮壓勞工。但這顯然不是警察工會在今天發揮的作用。

事實上，許多城市的警察都利用其參與在更廣泛的工人運動來掩飾自己。工人運動不能保持沈默，必須捍衛被警察虐待的黑人工人階級和移民社區。必須要求警察工會拒絕種族主義的警務政策，並同意支持清除警察中那些有暴力和種族主義執法記錄的人，以便允許警察工會留在或加入勞工委員會。

安全、公正的社會

為了使人們生活在一個不必擔心國家壓迫和種族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必須與資本主義決裂。正如我們在最近關於明尼阿波利斯運動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工人政府的核心任務是與奴役、帝國主義和一切不平等現象作鬥爭。在工人政府底下，主要公司被收歸公有，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經濟，並為打造一個擺脫種族主義警務、剝削和壓迫的社會創造條件。 這將包括工人階級社區自我組織，保護自己，維護安全。

總的來說，廢除警察和監獄、終結國家鎮壓的進程，與終結和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真正的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彼此交織。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不會去做這些，而是​​需要工人階級組織有意識地進行革命運動來實現它們。 ”

社會主義替代主張：

立即解雇並起訴所有實施暴力或種族主義襲擊的警察。
將國民警衛隊從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地區撤出，結束城市宵禁。他們對於種族正義沒有任何貢獻，而被用來鎮壓抗議活動，恐嚇工人階級社區，傷害報導非暴力抗議活動的記者，以及保護銀行和警察局。
結束警察的軍事化。禁止警察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鎖喉和軍事裝備。解除巡警的武裝。
將警務置於民主選舉的公民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應發揮真正的作用，例如擁有雇用、解雇、審查預算優先事項以及傳喚的權力。所有這些都應該公開進行。
大幅削減警察預算，並將這些資金重新投資到學校和可負擔住房中。大幅征收富人稅，並將資金投資於綠色工作、社會計劃、公共教育和永久可負擔社會住房。
警察工會以支持濫權警察的反動分子主導，不應被工人運動掩飾。工人運動必須站在抗議者一方果斷開展工作，反對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必須要求警察工會拒絕種族主義警務政策，並同意支持對警察隊伍的清理，否則不能讓警察工會留在或加入勞工委員會。
政治代表——兩大黨都忠於種族主義和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制度。民主黨市長和市議會在阻止殺人警察方面毫無作為。我們不應相信哪個大黨能代表我們。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於大企業的新的多種族工人階級戰鬥政黨。
整個體制都很罪惡——麥爾坎·X說：“你不可能實現不帶種族主義的資本主義。” 為了贏得長久的變革，必須將對抗警察種族主義和財團政治體制的鬥爭擴大為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以及爭取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鬥爭。

托洛茨基在挪威

今年是偉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務懦夫地暗殺80周年紀念。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流亡，但斯大林獨裁仍然懼怕他的思想，還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來建立個群眾性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的潛力。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1930年代，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發現他們無法獲得安全的庇護。先是被驅逐出法國，然後被拒絕進入英國，他們只能搬到挪威。本文描述了斯大林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所謂“民主派”人士是如何共同讓托洛茨基在這個星球上沒有簽證而顛沛流離生活的日子永遠無法結束。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驅逐出蘇聯。他、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Natalia Sedova）和兒子列夫•謝多夫（Lev Sedov）被從一個流放地趕到另一個流放地，先後長達十多年。 1935年，托洛茨基和娜塔莉亞來到了挪威，在那裏生活了18個月。他們在赫訥福斯（Hönefoss）郊外的新家，作為社會民主派編輯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的客人。新家的田園風光與周圍正醞釀的政治風暴可謂形成鮮明對比。

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大審判的開始階段這一關鍵時刻，挪威工黨政府要將托洛茨基軟禁起來，不讓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系。 “當我今天回顧這段被關押的日子時”，托洛茨基後來承認，“我必須說，在我的整個生命過往中——我經歷過許多事情——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像挪威的所謂‘社會主義’政府那樣，對我進行過如此過分的嫉恨迫害。 在四個月的時間裏，這些滿嘴​​民主的虛偽的部長們企圖將我束縛住，以阻止我抗議史上最大的罪行。 ”

挪威工黨上台

1935年6月，在約翰•尼高斯沃爾（Johan Nygaardsvold）首相的工黨政府上台後，托洛茨基從法國來到挪威。法國激進黨政府曾威脅要把他驅逐到法國殖民地去。托洛茨基回憶說：“我似乎要在馬達加斯加和奧斯陸之間做出選擇”。在挪威，迎接他的是工黨的一些領導人，他們急於見到這位紅軍的傳奇創始人。他後來回憶說：“從我與工黨領導人的第一次接觸開始，我就聞到了一股濃重的發黴味，那是易卜生劇作中極力譴責的保守主義的味道。”

新任司法部長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敦促托洛茨基接受該黨日報《工人日報》的采訪。托洛茨基是在部長保證這不會違反他的庇護條件後才同意的。庇護條件規定托洛茨基不得參與挪威內部事務。 《工人日報》表達了大多數挪威工人對托洛茨基發自內心的熱情，它寫道：“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所有思想正確、沒有偏見的人都會對政府的決定感到高興。庇護權不能成為一紙空文，而應成為現實。挪威人民對托洛茨基在他們國家的存在感到榮幸。”

盡管當時托洛茨基主義在北歐的力量薄弱，但托洛茨基很快就適應了忙碌的生活，他在克努德森的家裏接待來訪者進行討論，並與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通信。他在這裏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分析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墮落。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闡述了蘇聯需要一場補充性的政治革命，以掃除由於革命的孤立而產生的官僚和官員的特權階層。

1936年8月，國內外的事件發生了只有革命者才能完全掌握的那種戲劇性轉變。從一開始，挪威自由派和反動派，包括吉斯林（Quisling）少校的法西斯黨派“國民聯盟”（Nasjonal Samling），就反對托洛茨基待在挪威。 8月初，一車暴徒強行闖入克努德森的家，冒充警察，要求搜查托洛茨基的住處。托洛茨基和他家的主人外出釣魚，但克努德森的女兒看穿了納粹的偽裝、阻止了納粹分子，堵住了托洛茨基的房間入口，而她的哥哥則去找警察。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吉斯林的人從門口附近的一張桌子上拿走了幾份文件。然後他們發表了一份新聞聲明，聲稱持有不利於托洛茨基的文件，“他違背他給挪威當局在逗留挪威期間保持政治上不活躍的承諾。”

被盜的文件幾乎沒有什麽值得人們震驚的：不過是一篇已經在美國周刊《國家》（The Nation）上發表的關於法國的文章，以及一封給法國托派的信。然而，這些 “證據”後來成為挪威當局翻臉、最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境的借口。這與我們今天看到的事件很類似。庇護權首先受到極右翼的攻擊，然後主流政黨越來越多地采用他們的立場——以對抗極右翼的名義來使用！

國民聯盟的3名成員因闖入並盜竊托洛茨基的文件而被逮捕和起訴。他們此前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的命令下，24小時監視托洛茨基長達一個月。瑞典報紙《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在1936年8月11日寫道：“蓋世太保是挪威納粹政變的幕後黑手。”報導說，被盜文件的副本被送到了德國。蓋世太保急於知道托洛茨基在德國流亡者中的聯絡人，而挪威納粹則將反對托洛茨基的運動視為在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中進行全國宣傳的一種手段。

莫斯科審判

8月14日，闖入事件發生十天後，“老布爾什維克”格裏高利•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列昂•加米涅夫（Leon Kamenev）以及14名同案被告，在莫斯科以“恐怖主義”的罪名面臨死刑審判。這就是被稱為 “莫斯科審判”的一系列可怕陷害的開始。其中，被告們被控陰謀殺害斯大林，並與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結盟。據斯大林的檢察官、前孟什維克的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說，這個陰謀的領導人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謝多夫是第四國際運動國際書記處的成員，當時住在法國，18個月後，32歲的他被斯大林的格別烏（克格勃的前身）特工殺害。

一夜之間，世界各地的報刊上充斥著維辛斯基的指控。 《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刊登了“托洛茨基即使在蘇維埃俄國也是危險人物——計劃謀殺共產黨人”的標題，報導說他“親自從國外向蘇維埃俄國派了一群恐怖分子。 ”

托洛茨基回擊說：“我可以立即宣布，塔斯社（蘇聯官方通訊社）關於我的恐怖活動的聲明是史上最大的誣捏之一。我在此聲明，這些指控全然不實。對於每一個熟悉近代政治史的人來說，毫無疑問，塔斯社所散發的報告完全無法反映我的思想和我的全部活動，而我的思想和活動目前完全是用於寫作的。我強調說，自從我到挪威以來，我與蘇聯沒有任何聯系。我在這裏沒有收到那裏的哪怕一封信，也沒有直接或通過其他人給任何人寫信。 我的妻子和我無法與我們的兒子進行半句交談。我兒子是一名科學家，與我們沒有任何政治聯系。”

最後面的講法是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婭為了盡力保護他們的小兒子謝爾蓋，因為謝爾蓋還住在俄國。但其實謝爾蓋根本沒有參與政治。盡管如此，他還是在1937年被逮捕，並被指控為 “大規模毒害蘇維埃工人”而被槍決。

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審判也是荒誕的。兩位老革命家身心俱損，承認了不可能的罪行，簽署了自己的死刑令。托洛茨基評論說：“即使是誹謗也應該言之成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34年12月列寧格勒黨領導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殺後已經入獄，而實際上斯大林的格別烏要為暗殺罪行負責。莫斯科審判中充斥著這樣明顯的不協調之處。報紙寫道：“蘇聯新聞界至今沒有宣傳，他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自1935年1月起被關押在監獄裏，如何還能領導反對派團體、如何還能與外國勢力的特工和間諜保持聯系。”（8月20日）

最終全部16名被告被處決。維辛斯基的閉幕言論令他們幸免的一切微弱希望破滅：“我要求對發瘋的狗、每只狗都要開槍！”

1930年代的血腥大清洗無異於斯大林發動的一場單方面內戰，以壓制一切反對官僚統治的勢力。在1936-37年間，至少有800萬人被捕並處決了100萬人。反共書刊，例如《共產主義黑皮書》，認為斯大林的政權是從列寧的政權自然演變而來的，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麽會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不得不清算掉一整代與列寧有親密關系的老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傳統被抹煞。這場審判完全依靠莫須有的罪名，用以合理化斯大林的大清洗。

未出席的托洛茨基是審判的主要對象，這絕非偶然。他是十月革命領導人之一，繼續為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而戰，並為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制定了綱領。格別烏使用酷刑和對被告家屬的威脅來獲取供詞，這將波及托洛茨基，並合理化鎮壓。有些人認罪，是為了他們能在最後一刻幸免的絲微希望。那些不可屈服的人是在偽“秘密審判”後被槍決的，就像當時以傳奇將領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為首的8名紅軍高級軍官在1937年6月被安上“希特勒特工”罪名而被處決那樣。當中3個人和托洛茨基一樣也是猶太人。這是一次大清洗的經典畫面，這次大清洗使得直到1941年德國入侵時，紅軍軍官幾乎被摧毀。托洛茨基警告說：“犧牲蘇聯國防是為了保住官僚集團的自我利益。”

挪威政府屈服於斯大林的壓力

莫斯科大審判使整個世界感到驚訝，包括共產國際在全世界的支部。就在新聞從莫斯科傳出前幾個小時，挪威共產黨於8月14日組織一次公開會議，抗議法西斯對托洛茨基的襲擊。在幾天之內，這種“錯誤”得到“更正”，因為法國斯大林主義者的報紙《人道報》（L’Humanité）寫道，挪威法西斯主義者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友好訪問” ！

托洛茨基後來表示，“我感覺自己好像在瘋人院裏”。他決定即使是指控再可笑也要回應，以便毫無疑問地還自己清白，並揭露斯大林政權的動機和本質。 “根據指控，我的恐怖活動主要是在丹麥、法國和挪威進行的。在這些國家中，我被指控犯下的罪行是要受到懲處的。因此，我要求他們對我提起法律訴訟。我要親自揭露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瑞典《每日新聞報》，1936年8月26日）

8月27日，挪威法務部發表聲明，聲稱托洛茨基違反了他的庇護條件。就這樣，他完全被圍困住了——法西斯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受斯大林壓力的工黨政府都希望令他噤聲。托洛茨基被迫簽署一項承諾，即避免“直接或間接、口頭和書面地幹涉其他國家當前的政治問題”。他拒絕簽署，並在賴伊的命令被軟禁，被禁止發表公開聲明。政府害怕大選落敗，正屈服於來自莫斯科、納粹以及不想與莫斯科抗衡的航運和捕魚業所有者的共同壓力。一如往常，當他們的階級利益受到威脅時，資本家可以廢掉崇高的言論自由權或反對暴政的鬥爭。

當托洛茨基在8月28日被要求在對國民聯盟的成員進行入室盜竊審判時提供證據時，他發現自己在船塢中。他在警察的監督下被帶到法院，對他在挪威的政治活動以及他是否曾批評外國政府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審訊。法官隨後宣布托洛茨基自己承認已經違反了他獲得庇護的條件。他從法庭趕往與賴伊的會面。賴伊堅持托洛茨基簽署一項新的、相對前一天的稍作修改的承諾，其中包括以下內容：“我進一步同意，我發送的或我、我的妻子和我的秘書接收的所有郵件、電報、電話將受到審查⋯⋯”！

他們希望得到他的簽名，因為根據挪威憲法，政府無權監禁未犯任何罪行的托洛茨基。後來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賴伊不得不執行獲取皇家法令，以合理化追溯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過往行為的逮捕行動——當時這兩人都沒有被要求簽署任何東西！托洛茨基回憶說：“有才的司法部長只需以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邀我索要鐵鏈和手銬，就可以填補當地法律中的空白。我堅定拒絕。” 他告訴賴伊，如果他相信自己能在連斯大林都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那無異於患上自大妄想癥。

現在他被置於更加嚴格的監控之下。他的兩位秘書歐文·沃爾夫（Erwin Wolf，後來被格別烏綁架並謀殺）和讓·凡·海耶諾特（Jean Van Heijenoort）被驅逐出境。幾天後，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被轉移到許呂姆（Hurum）一個新的拘留所。沒有人獲準訪問他們，並且負責審查托洛茨基郵件的警察由國民聯盟成員指揮。其中一名納粹分子在吉斯林戰時政府的領導下成為警察局長。

托洛茨基總結了他的處境：“法西斯主義者企圖突襲我的家。斯大林指控我與法西斯主義者結盟。為防止我反駁他的謊言，他利用民主派盟友讓我遭到監禁。其結果是他們把我的妻子和我關住了——由三個法西斯主義工作人員監督。即使進行最瘋狂的幻想，也沒有一個國際象棋棋手能夠如此理想的部署棋盤。”

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的拘留引起了強烈抗議，甚至在國家官僚機構中也是如此。這就是賴伊依靠法西斯主義者從事骯臟工作的原因。當賴伊出人意料地對托洛茨基進行拜訪時，他收到了以下警告：“您正在為法西斯主義鋪平道路。如果西班牙和法國的工人沒能救您，那麽您和您的同事將在幾年內像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輩那樣被迫流亡海外。”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時，相信部長回憶起了這番話。

對庇護權的嘲弄

盡管工黨部長們始終否認這一點，但他們對托洛茨基的迫害是對斯大林的屈服。托洛茨基被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接觸，無法回應對他不利的誹謗，無法與他的支持者講話。挪威政府監禁他，為斯大林提供了有力宣傳武器——如果托洛茨基不是從挪威散步恐怖主義，挪威當局為什麽要逮捕他？維辛斯基在《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寫道，托洛茨基的緘默證明了他有罪。當托洛茨基試圖利用法院進行聆訊時，他決定起訴兩名報紙編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和一名斯大林主義者）誹謗他，因此，賴伊以一項新法令介入並終止訴訟。

政府的主要人物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他們希望擺脫托洛茨基。尼高斯沃爾在內閣會議上說，如果托洛茨基不接受政府的新條款，“我們將把他送到西伯利亞”。 8月30日，蘇聯外長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Maxim Litvinov）要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挪威。工黨部長們確實可能將托洛茨基移交給斯大林（就像希臘和其他歐盟列強在1999年將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Öcalan移交給土耳其當局一樣）。

圍繞托洛茨基的案子及其迅速消失的庇護權的意義，相關的辯論開始了。 1936年8月27日，瑞典《每日新聞報》的社論說：“挪威政府真的確定托洛茨基過去一年的活動是否在庇護權的限制條件之內？……首先是規管的問題。”

在托洛茨基被捕的那天發表的這篇文章呼應了斯大林和吉斯林的指控。當時，資產階級新聞界和政界人士宣布自己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沖突中是“不偏不倚的”，但他們實際上是在支持斯大林。

由於墨西哥於1936年12月決定批準托洛茨基的庇護，在經歷了4個月的失聲和不確定性之後，他的挪威牢房的大門被打開了。聽到托洛茨基的離開，蘇聯大使向賴伊送上鮮花。

托洛茨基遇刺80周年之後

流放與迫害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托洛茨基通過對反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分析與鬥爭；為今天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這篇有關托洛茨基遇刺的文章，於1980年首次刊登於戰鬥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即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英威蘇支部於當時的前身）的理論性季刊。

「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

Lynn Walsh，原文寫於1980年，現內容有微調

今年（1980年）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逝世40周年。

在1940年8月20日，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用冰鎬對托洛茨基造成致命一擊，前者身份為斯大林秘密警察「格別烏」（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派往墨西哥的特工。斯大林這麼做是為了謀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被放逐的革命者，過去是十月革命領袖列寧身旁的戰友，曾創立並領導紅軍，同時也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創始人之一。

托洛茨基遇刺，不僅僅是斯大林的惡毒的邪念所造成的。

這還是針對所有世代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及所有的後輩青年革命者而來的系統性血腥恐怖之終極表現，因為他們正準備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並對抗為官僚所控、充滿壓迫的政權。

當格別烏1940年拿下托洛茨基時，他的家人、許多密友和合作者，以及無數國際左翼反對派領導人和支持者，已被謀殺或被逼上自殺之路。

盡管官僚們謀殺了整整一個世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以排山倒海的力氣要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歷史作用埋葬在謊言、誹謗和史實扭曲捏造之下，托洛茨基的思想卻從未像現在 （原文年代為1980年代初）這樣對工人階級中的活躍份子產生連結和吸引力。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受限的前殖民地國家，以及俄羅斯與東歐的畸形工人國家當中，無疑有著新革命得以發展的遠景。

今年8月，資產階級媒體也無疑會很不情願地承認這點。可預見資產積極媒體一定又會因為不能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歷史作用，又或故意掩蓋混淆和托洛茨基有關的政治問題，而寫下一大堆廢文。

例如，盡管存在無可辯駁的證據（當時已有些明確證據，後來又發現了更多佐證），一些周刊（例如1978年12月8日的《新政治家》）似乎仍在急切地為斯大林主義開脫，甚至試圖否定格別烏在托洛茨基被謀殺一案中的罪嫌。

但從根本上來說，有個老問題將不可避免地被人——例如1930年代的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是布爾什維克黨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領導人兼紅軍統領，那麼為何他讓斯大林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為何托洛茨基為何不親自奪權就好？這些問題無疑將再次引起托洛茨基「太過教條主義」、他的政治觀「不切實際」以及斯大林比他「聰明得多」的論點。而提出這些論點則必然意味著斯大林比托洛茨基來得更加「務實」，而且也更為「精明」和「有力」。

托洛茨基則親自完全地駁斥了這些觀點，不僅是在回答馬克斯·伊斯特曼的問題上，並還對蘇聯工人國家的墮落原因進行了全面分析，而且批判了官僚們的政治觀。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把1923年以後所爆發的沖突僅僅歸結於彼此對立的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個完全錯誤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1935年寫道：「從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觀點來看，這點預先註定了官僚政治的勝利，因而也是斯大林的勝利。無用的觀察家和蠢人把這種結果歸因於斯大林有著強大的個人力量，又或者至少認為這是因為他它特別狡猾。其實，導致這種結果的更深原因在於歷史的推動力。斯大林的出現是作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後』 的半自覺表現。」 （《流亡中的日記》，第38頁，參考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流亡中的日記（1935年）》，下同）

托洛茨基和1917年的任何一名布爾什維克領導，都不認為俄羅斯工人階級能夠在一個經濟與文化還處在原始狀態的國家中孤立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堅信工人必須掌權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但是當論及如何完成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迫切任務時，俄國工人階級便只能與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一同合作進行才行，因為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更高級的生產力和物質文化水平。

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這得歸咎於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組成的領導層之誤判）令蘇聯更加被孤立，被迫退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加快了官僚階層的形成，他們將自己追求安寧、渴望特權和使自己能夠舒適生活的私慾擺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

官僚中的統治階層們「迅速的發現到斯大林其實是他們的一份子」，而且他反映了官僚層的利益。斯大林開始與「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他創造出了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外皮的異形怪物，以便歪曲和汙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所捍衛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思想的真正意涵。官僚們害怕反對派恢覆工人民主的計劃會在新世代的年輕工人們中得到回響，從而為反對腐敗官僚的鬥爭提供新動力，而這激起了斯大林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反對派的信念是「斯大林的夢魘，因為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軟弱無力的，這便是這個殘忍的傢夥惶惶不可終日的根源。」（《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這種恐懼也說明了斯大林為何會產生渴望對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報仇的個人情緒。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夠聰明到能了解就算今天的我，也不會和他換位思考、對他予以同情……因此我在他這人的心理如鯁在喉。」（於1935在法國的一間「感化院類型的監獄」中所寫）

驅逐與流亡

托洛茨基預先地指正了「沖突在某種程度上只是『誤解』或不願妥協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想法。托洛茨基談到了當他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時，有位「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師（其實可能是「秘密地派來以了解托洛茨基意向」的探子），問他是否認為自己不可能用任何方法與斯大林和好？而托洛茨基是這麼回答他的：

「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說在那時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於斯大林不肯同我和平相處。官僚主義迫使他把這個進程繼續進行到底。他問：『它將怎樣結束呢？』我回答說：『最後只會個糟糕的結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來解決它。』看來，我的來訪者大吃一驚。顯然它沒有料到這樣一個回答，於是他匆匆離去。」（《流亡中的日記》，第39頁）

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俄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黨內鬥爭，他寫下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發表在《新路向》書中），開始警示革命後所會出現的危機。落後國家的革命勢力被孤立於一地，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的官僚制度開始萌芽，托洛茨基開始對抗黨在斯大林統治下所結成的官僚主義之肆意妄為。

在列寧1924年的去世不久前，他曾同意與托洛茨基一同對抗在黨內出現的官僚主義風氣。

當托洛茨基和一群左翼反對派開始為覆興工人民主而進行鬥爭時，政治局出於權責而承諾恢覆共產黨內的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但是斯大林及其同夥人卻設法使這項諾言停留於一紙空文。

四年後（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周年），托洛茨基被迫離開克裏姆林宮，並與他的反對派同仁們一同避難。一周後，托洛茨基和共產國際的第一任主席季諾維也夫被開除黨籍，在那第二天，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同志兼好友阿道夫·越飛（Adolph Joffe）自殺，以死來抗議斯大林的獨裁領導。越飛是托洛茨基的同志、朋友和家人中第一個被斯大林政權逼死或直接殺害的人。斯大林政權系統性地殘酷鎮壓其反對者，並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與自己官僚機構的極權手段之間闢築了一道由鮮血所匯流的長河。

在1928年1月，托洛茨基第三次被迫流亡國外。他先是被驅逐到中國邊境附近的一個俄羅斯小鎮阿拉木圖（Alma-Ata，今天是哈薩克斯坦的一部分），然後又從那裡被驅逐到土耳其，並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馬爾馬拉地區（現伊斯坦布爾）的比於卡達島（Prinkipo Island）上居住。

為了使托洛茨基的寫作和政治工作陷於癱瘓，斯大林襲擊了他的由五、六個親密合作者所組成的小「核心班子」： 「格拉茲曼被迫自殺；布托夫死於格勃烏的監獄中；布魯姆金被槍殺；謝爾穆克斯和波茲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沒有料到甚至沒有一個祕書，我也能繼續進行有計畫的寫作，還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核心班子來替代舊的。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最機敏的官僚主義者都表現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目光短淺的人！」（《流亡中的日記》，第40頁）所有這些革命者在過去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內戰期間擔任軍事秘書處成員，或是在托洛茨基的武裝部隊中效命。但是，這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斯大林「正在另一個戰場上用著另一個手段進行著鬥爭」。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流放托洛茨基後便隨即將秘密警察的大部分力量（秘密警察的各種名稱：契卡Cheka、格別烏GPU、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內衛部隊MVD和克格勃 KGB）投入到策劃和執行暗殺托洛茨基的行動，那麼為什麼斯大林為何在起先時會允許讓他的敵人被流放呢？

在1932年1月致政治局的公開信中，托洛茨基公開示警說斯大林將會著手於奪走他的生命。他寫道：「在1924～1925年期間，斯大林就提出過對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問題。斯大林在少數人的會議上曾經權衡過同意和反對兩種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顯的。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這樣的：勇於獻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們可能會報以反恐怖行動。」（《訴狀》 1932年，第9頁，翻譯取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致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的信》一文）。

而這些會議內容是由曾短暫與斯大林組成「三駕馬車」，但後來又突然開始反對斯大林的二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向托洛茨基通報的。

迫害

但「斯大林後來得出結論，認為將托洛茨基驅逐出蘇聯是個錯誤」，托洛茨基寫道：

「…與他的盤算相反，事實證明，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沒有機關和沒有經費也一樣。

共產國際是一個龐大的機構，但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卻完全一無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寧主義）的未來，今後是同左翼反對派的國際幹部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什麼樣的捏造也無濟於事。

反對派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主要著述，都將用各種語言出版。所有國家都存在堅不可摧的幹部隊伍，盡管目前人數還不多。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國際反對派思想的堅定性和蓬勃發展對於他本人、對於他那虛假的『威望』、對於他那波拿巴主義的力量，是多麼可怕的危險。」（《托洛茨基文集》，1932）

在他流亡到土耳其的初期，托洛茨基寫下了不朽的《俄國革命史》和他輝煌的自傳《我的生平》。通過與其他國家反對派的大量通信，特別是通過《反對派通訊》（1929年秋出版），托洛茨基開始凝聚起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國際反對派的核心力量。托洛茨基曾預測，斯大林會利用格別烏進行殘酷的清洗，並試圖摧毀一切對他不利的東西，這一預言很快得到證實。在土耳其流亡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托洛茨基遭到了殘酷的打擊，他的女兒季娜伊達（Zinaida）因為疾病與抑鬱，在柏林自殺身亡。她的丈夫普拉東·沃爾科夫（Platon Volkov）是一名年輕的反對派激進分子，後來被捕並永遠消失。托洛茨基的第一任妻子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Alexandra Sokolovskaya）是第一個向托洛茨基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她被送往集中營，在那裡死去。後來，托洛茨基的兒子謝爾蓋（Sergey），一名沒有任何政治興趣或政治交際的科學家，以「毒害工人」的罪名被捕——托洛茨基後來得知他已死在獄中。除了對思想的病態恐懼，「個人報覆的動機向來是斯大林制定鎮壓政策時的一個重要因素。」（《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此外，格別烏從一開始就滲透進托洛茨基的住所和左翼反對派團體。出沒於歐洲的反對派組織、或到比於卡達（Prinkipo）訪問協助托洛茨基的人裡，都有可疑人士。例如，雅各布•弗蘭克（Jakob Frank），一位曾在比於卡達與托洛茨基工作過一段時間的立陶宛猶太人，後來轉向斯大林主義。另一個名為卡林（Kharin，別稱約瑟夫Joseph）的人，將一版《反對派通訊》的文本交給了格別烏，從而嚴重破壞了該份通訊的製作。還有密爾（Mill）（保羅．奧肯Paul Okun，或奧賓Obin）的例子，他也投奔了斯大林主義者，這讓托洛茨基和他的合作者不確定這些人到底只是叛徒還是格別烏臥底。

為什麼這些人會被接納為真正的合作者呢？在評論密爾的背叛時，托洛茨基指出：

「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左翼反對派處於極其困難的處境。過去沒有一個革命黨遭受過這樣的迫害。除了受到各國資本主義警察的鎮壓外，反對派還受到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不擇手段的打擊…當然，俄羅斯支部的處境是最艱困的…

但要在國外找到一個俄國人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即使是為了純粹技術上的職能，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這一點，也只有這一點，解釋了密爾有一段時間能夠進入左翼反對派的行政書記處。當時需要一個既懂俄語又能擔任書記職務的人。密爾曾經是官方政黨的一員，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可以聲稱有一定信心擔任這個職位。」（《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237頁）

回顧過去的經驗，缺乏足夠的安保措施顯然會造成悲慘的後果。但是由於資源極其有限，而且托洛茨基知道，對滲透的恐懼、對支持反對派工作的人過分懷疑，可能會適得其反。此外，托洛茨基對人的性格有著積極、樂觀的看法，他不願讓個人蒙受種種盤問與針對個人的調查。

然而，有一位到訪比於卡達的訪客絕對是一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這名特務的奸計很久之後才被發現，從而使人看到了格別烏謀害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手段。這個人就是亞伯拉罕·索伯勒維丘斯（Abraham Sobolevicius），他被稱為「塞寧」（Senin），是德國左翼反對派的領導成員，與他同夥還有他的兄弟，魯文·索伯勒維丘斯（Ruvin Soblevicius），他以「羅曼·維爾」（Roman Well）的名字為人所知。

兩兄弟密謀破壞德國小組的活動，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他們回到了位於莫斯科的格別烏總部。但在此之前的1932年，托洛茨基短暫到訪哥本哈根，與「塞寧」當面對質，並譴責這名「所謂的托洛茨基派」是「八成是斯大林主義者的特務」。托洛茨基寫道：「用好聽的說法，我們只會稱這些人（索伯勒維丘斯兄弟）是革命的敗類。」他還評論說，這些特務和莫斯科的格別烏之間肯定有聯繫。

大清洗審判

很久之後，「塞寧」本人親自證實這點，他承認：「我服務蘇聯秘密警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31年」（盡管幾乎能肯定他們從更早就開始）。「這份工作是替約瑟夫·斯大林監視托洛茨基，斯大林癡迷於了解他憎恨的對手的一舉一動與所思所想，甚至是在流亡的期間……在1931年和1932年的兩年時間裡，我暗中監視托洛茨基和他周圍的人。托洛茨基毫無懷疑，邀請我到他在土耳其比於卡達戒備森嚴的家中做客。然後我向克裏姆林宮匯報了托洛茨基私下告訴我的一切，包括他對斯大林的尖酸評論。」

這件事於1957-8年間在美國被揭露，「塞寧」現在的名字是傑克·索布爾（Jack Sobel），作為俄羅斯在美國的一個間諜組織的核心成員受審。傑克·索布爾在口供中、在受審時、在其同夥茲博羅夫斯基（Mark Zborowski）受偽證審判時、以及有關間諜活動的參議院聽證會的證詞中，他和他的兄弟（現在被稱為羅伯特．索布爾Robert Sobel）詳細證實了格別烏在謀害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和支持者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托洛茨基渴望逃離孤立的比於卡達，找到一個更靠近歐洲事件中心的基地。但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根本不願意給予托洛茨基政治庇護的民主權利。最終，在1933年，托洛茨基獲準進入法國。然而，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特別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右翼勢力的壯大，很快導致法國達拉第（Daladier）政府下令驅逐他。幾乎每個歐洲政府都已拒絕給予他政治庇護。正如托洛茨基所寫，他生活在一個「沒有簽證的星球」上。1935年，托洛茨基在挪威找到了一個短暫的避難所，在那裡他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

托洛茨基在法國時寫道：「說謊、弄虛作假、偽造以及濫用審判，達到了迄今以前歷史上所未有的地步……」（《流亡中的日記》，45頁）。但在他抵達挪威後不久，莫斯科的第一次大清洗審判就在全世界面前爆發了。「目前蘇聯正在進行一場擾亂人心的審判。」托洛茨基在日記中評論道；「斯大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在第一次駭人聽聞的作秀公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其他重要領導人都以捏造的罪名被控罪，背後是偽造供詞、殘酷施壓、施以酷刑和威脅被告家屬。主要被告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達到了高潮。

在這些大清洗的審判中，托洛茨基作為缺席的主要被告，被指控進行了數不清的陰謀活動，據稱其目的是暗殺斯大林、沃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並秘密勾結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意圖摧毀蘇維埃政權並使蘇聯解體。

與此同時，斯大林對挪威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限制托洛茨基，防止托洛茨基對莫斯科的卑鄙指控作出回應和反駁。為了避免遭到監禁，托洛茨基不得不另尋避難所，他急切地接受了墨西哥卡德納斯政府提供的庇護。途中，托洛茨基回憶起了他寫給政治局的公開信，在信中，他預見了斯大林的「世界範圍的官僚主義誹謗運動」，並預言了對他的暗殺企圖。托洛茨基以令人不寒而栗的預感補充道：「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4頁）

在俄羅斯，清洗的範圍並不僅限於少數老布爾什維克或左翼反對派。每有一位領導人出現在公審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秘密地關押起來，或被送到北極的勞改營等死，或在監獄的地窖裡被草草處決。在大清洗中，至少有800萬人被捕，還有500到600萬人在勞改營裡無人過問，其中許多人被處死。毫無疑問，左翼反對派的支持者，托洛茨基思想的追隨者，承受著最殘酷的鎮壓。

利奧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曾被捲入格別烏裡面，在他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但當時有誰抗議？誰站出來表達他的憤怒？」（《偉大的遊戲》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這一榮譽。這群人以他們的領袖為榜樣，這位領袖被斯大林用冰鎬的一端獎勵他的頑強不屈，他們與斯大林主義戰鬥到死，而且他們是唯一這麼做的人。大清洗的時候，他們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聲反抗，他們被拖到那裡等著被消滅。在勞改營裡，他們的行為令人欽佩。但他們的聲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權利指責那些曾經狼狽為奸的人。然而，請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擁有比我們更大的優勢，即擁有一個能夠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連貫的政治體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極度悲痛中，他們仍有一些信念必須堅持。他們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認罪對黨和社會主義都沒有好處。」（56頁）

俄羅斯的大清洗也與斯大林對革命以及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發的內戰進行直接的反革命介入有關。通過莫斯科控制的西班牙共產黨的官僚領導、蘇聯軍事顧問機構以及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斯大林將他的恐怖鎮壓伸向了無政府主義者、左翼激進分子，尤其是阻礙他政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此同時，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也加強措施，破壞由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領導的，位於巴黎的國際左翼反對派中心。

1936年，格別烏竊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的部分檔案，此舉旨在削弱托洛茨基回擊莫斯科大審中駭人指控和偽證的力量。但對托洛茨基本人和整個反對派來說，更沈重的打擊是謝多夫的死。

協助托洛茨基著述、籌備和分送《反對派通訊》、維持國際反對派團體間的聯繫，這些工作中謝多夫不可或缺。同時，謝多夫也為反對派的工作做出了傑出的、獨立的貢獻。

然而，1937年初，他懷疑患上了闌尾炎。在他最親密的合作夥伴「艾蒂安」（Etienne）的建議下，謝多夫進入了一家診所進行手術——後來發現這家診所由「白俄」後裔（指的是革命及內戰後遷居國外的俄羅斯移民，通常反對蘇維埃政權，其中大多數是白軍的支持者）和有斯大林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人經營。謝多夫一度從手術中恢覆了過來；但不久之後，他死於極度神秘的癥狀。

證據以及至少一名醫生的意見都將死因指向中毒，進一步的調查表明，他的病最初是由複雜的、幾乎無法察覺的中毒引起的。

托洛茨基為他死去的兒子寫了一篇感人的悼詞：《兒子·朋友·戰士──悼列夫．謝多夫》（《托洛茨基文集》，1937-38，166～179頁）。他讚揚了謝多夫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反對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但在文章中 ，他也透露出這對他個人來說是多麼沈重的打擊。托洛茨基為自己和娜塔莉婭（Natalia Sedova）寫道：「他是我們夫妻倆的一部份，是我們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們的思想與感情，每天經過幾百個孔道傳達到巴黎的他。我們的兒子一死，留在我們心中的一切青年時代的東西，也都跟著死去了。」

隨後，有消息透露，謝多夫被「艾蒂安」背叛了，這個人是一個格別烏特務，比以前滲透到托洛茨基圈子裡的間諜和奸細要陰險無情得多。艾蒂安後來被揭露其真實身分為馬克·茲博羅夫斯基，他和索布爾兄弟一樣，20世紀50年代末在美國被揭露為格別烏美國間諜網絡的關鍵人物。

被捕的時候，茲博羅夫斯基已經犯下一連串的背叛、沾染不少鮮血。茲博羅夫斯基在美國的審判中承認，他曾讓格別烏進入托洛茨基的檔案室，並負責「處理」克萊門特（Rudolf Klement）（托洛茨基的秘書，1938年在巴黎被謀殺）、沃夫（Erwin Wolf）（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前往西班牙並在1937年7月被謀殺）和賴斯（Ignace Reiss）（一個格別烏高級特務，拋棄了斯大林的恐怖鎮壓機器，並宣布支持第四國際，1937年9月在瑞士被謀殺）。

據他自己承認，茲博羅夫斯基自1931年或1932年以來一直是一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不過更有可能是從1928年開始的）。他可能曾經是波蘭共產黨的一員（盡管他否認了這一點），但他無疑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特務。毫無疑問，他與巴黎的傑克．索布爾有聯繫，也與格別烏在西班牙的「特別任務小組」的特務有聯繫。「特別任務小組」在巴塞隆拿謀殺了沃夫，在這個小組裡還有臭名昭著的愛廷貢上校（Colonel Eitingon）。

正是愛廷貢這個人，利用許多假名在墨西哥指揮了針對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一同行動的還有他的格別烏同夥兼情人，卡裏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以及她的兒子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後者正是殺害了托洛茨基的特務。茲博羅夫斯基還負責將麥卡德打入托洛茨基的圈子裡。在暗殺的近兩年前，他精心策劃了一個陰謀，讓麥卡德引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Sylvia Ageloff），以此作為進入托洛茨基家的手段。

莫斯科審判和血腥大清洗

「斯大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當時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格別烏謀殺了托洛茨基、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和其他主要支持者。

後來，這一點得到了充分的證實，不僅是索布爾兄弟、茲博羅夫斯基或其他人，在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被迫在美國法院和參議院聽證會上的證詞，他們給出了詳細證據，而且還有一些逃離俄羅斯的格別烏高級官員，揭露了他們所涉入的謀殺活動的真相。

首先遇害的是出身格別烏的賴斯，他很快就因為譴責斯大林的罪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後來，內戰期間在西班牙擔任格別烏主管的奧爾洛夫（Alexander Orlov）逃到了美國。他試圖警告托洛茨基，有人在密謀危害他的生命，盡管警告只有部分成功奏效，因為托洛茨基害怕被奸細誤導，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奧爾洛夫在向美國政府提供的證據和他所寫的《斯大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中，詳細地證實了茲博羅夫斯基、艾蒂安和麥卡德的角色。更有力的證據是由後來其他的格別烏叛逃者提供的，比如克裏維茨基（Krivitsky）（1941年被格別烏追蹤並殺害），以及後來逃到澳大利亞的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上校和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上尉。霍赫洛夫證實：

「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是由愛廷貢少將組織的，他當時在西班牙的名字是卡托夫（Katov）將軍…招募西班牙人是為了替蘇聯情報機構進行牽制活動。」

霍赫洛夫補充道：

「在那裡，他招募了一個西班牙人，他被帶到蘇聯，被詳細地介紹了情況，後來化名麥納德（Mornard，即麥卡德或「傑克森」Jacson）並被派至墨西哥。」（引用艾薩克·唐·萊文Isaac Don Levine《刺客的思想》，1960年，第34頁）

武裝突襲與暗殺

「報應將會回到卑劣的謀殺者身上。」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娜塔莉婭與一群關係親密的人抵達墨西哥。

墨西哥的卡德納斯（General Lazaro Cardenas）政府是托洛茨基在世上最後幾年的生涯中唯一準予其庇護的政府，與其他地方的政府接待狀況形成鮮明對比，托洛茨基在這裡受到了官方的盛大歡迎，並住在他的友人兼政治支持者，知名墨西哥畫家叠戈·裏維拉（Diego Rivera）借給他位於墨西哥城郊區科約阿坎的房子中。

托洛茨基剛抵達墨西哥時，莫斯科正恰逢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且在不久之後又迎來了第三次、更為怪誕的審判。

娜塔莉婭提及此事：「我們聽著收音機，打開信件與莫斯科的報紙，在墨西哥，亦或是在挪威，我們都感受到同樣的瘋狂、荒唐、憤怒、受欺和鮮血淋漓從四面八方朝我們洶湧而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12頁）

托洛茨基再次揭露這些駭人的作秀中使用的假證據如何自相矛盾，並且在一系列文章中徹底反駁了那些專對他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所有不實指控，此外，事實更證明了是可能組織一個由美國自由派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主持的「反審判」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完全免除所有針對托洛茨基的控訴。

托洛茨基警告道，大審判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接下來新一波的恐怖浪潮合理化與正當化——這恐怖浪潮將落在所有會對斯大林獨裁統治產生任何一丁點小威脅的那些人頭上，無論是積極的反對派，還是潛在的官僚敵手，又或是僅僅讓他感到尷尬的過往同夥，托洛茨基深知對他宣判的死罪不純粹是柏拉圖式的判決。

從托洛茨基抵達那刻起，忠於莫斯科路線的墨西哥共產黨，開始呼籲要對托洛茨基的行動加以限制，防止他回應作秀公審的種種指控，最終目標是要將他驅逐出國。共產黨與由共產黨控制的工會聯合會（CTM）發行的報紙和期刊提出一連串誹謗的指控，宣稱托洛茨基對卡德納斯政府圖謀不軌，還打算跟法西斯分子、反動人士進行合作，托洛茨基清楚意識到，斯大林主義新聞界所用的是那些主事者的措辭，不是用選票而是用機關槍。

5月24日至25日深夜，托洛茨基生命中遭遇第一次遇襲，一群武裝分子闖入他的住宅，用機槍掃射臥室，接著蓄意放火摧毀托洛茨基的文稿與檔案庫，盡可能造成最大的破壞，托洛茨基與娜塔莉婭伏在床底下，驚險地逃過了死亡，他們的孫子塞瓦（Seva）遭子彈輕傷。

幸虧入侵者留下的一顆巨大炸彈並未爆炸，後來發現施襲者是由保鏢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放入的，顯然他遭到了某個他所熟識且信任的武裝分子的欺騙，他的屍體後來被發現埋在石灰巖坑洞當中，另外，施襲者知道建築物與安全設備的佈局——代表他們確確實實有內應。盡管有指責的聲音聲稱哈特為幫兇，但他無疑是被欺騙了，像托洛茨基當時所強調的那樣——被熟悉不過的人愚弄了。沒有誰比麥卡德（外號「傑克森」，1940年8月以冰鎬刺殺托洛茨基者）更能驗證這個推論了。

一切證據都指向幕後黑手是墨西哥的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在他們身後操控的格別烏，通過詳細分析遭遇突襲前幾周的斯大林主義新聞媒體，托洛茨基清楚表明，他們已經預料到將有一場對自己性命的武裝襲擊，並且有所準備。墨西哥警方很快地逮捕了襲擊者中的次級同夥，他們提供的證據立刻使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被定罪。首先，涉嫌人曾經參與西班牙國際縱隊——早已因成為斯大林的特工而惡名昭彰。線索很快指向西基羅（David Alfaro Siqueiros），此人跟裏維拉一樣都是知名畫家。但與裏維拉維拉大相逕庭的是，西基羅是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他曾在西班牙居住，長期被懷疑與格別烏有聯繫。雖然斯大林主義者蠻橫地試圖描述這次襲擊為托洛茨基「自導自演」的把戲，為了抹黑共產黨和卡德納斯政府，但警方最終還是逮捕了包括西基羅斯在內的主成員，但是由於共產黨和工會聯合會施壓，西基羅斯和其他人在1941年3月被釋放，理由是「缺乏實質證據」！

西基羅斯沒有否認他在襲擊中所擔任的角色，事實上，他還公開地吹噓此事，共產黨感到尷尬不已——不全然是因為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為它的失敗，他試圖讓自身同襲擊事件分割，將一切歸咎於「不受控的因子」與「密探內奸」。斯大林主義媒體一邊稱讚西基羅斯為英雄，一邊又稱他為「半瘋癲的狂人」或「不負責任的冒險家」——甚至還收受托洛茨基的金錢！共產黨媒體以無恥的「邏輯」斷言這次襲擊是針對共產黨和墨西哥國家的挑釁行為，因此托洛茨基應立即被驅逐出境。

然而，三十八年後，墨西哥共產黨的一位主要成員承認了事實。該黨的資深成員坎帕（Valentin Campa），在1978年由墨西哥共產黨自身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中，斷然反駁該黨官方否認參與一事，並詳細說明了他們企圖謀害托洛茨基生命所做的準備。坎帕回憶錄的關鍵摘錄發表在更具影響力的法國共產黨日報上（1978年6月26日至27日，人道報），該篇文章得到該黨總書記馬爾凱斯（George Marchais）的授權（參見我們在1978年10月出刊的《戰鬥派》）。

坎帕講述了1938年秋天，他與卡裏略（Raphael Carrillo，墨西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如何被黨的總書記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叫去獲悉「極其秘密和精細的事務」。拉沃爾德告訴他們，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實際上是格別烏代表）曾拜訪過他，告知他「除掉托洛茨基的決定」，並要求他們落實「肅清托洛茨基的任務」。但在經過坎帕積極的分析後，他們拒絕了這項提議。

「我們的想法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早就結束了，他的影響力根本趨近於零，這件事我們在世界各地都如此頻繁地說過。此外，他被除掉的話，將對墨西哥共產黨和墨西哥革命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的作用造成極大的損害。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提議除掉托洛茨基顯然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然而，由於他們反對意見，拉沃爾德和坎帕被指責為「宗派機會主義」，且「對托洛茨基持柔和態度」，隨後便被開除出黨。

為墨西哥共產黨做好謀殺托洛茨基的準備的人，是一些實施過莫斯科主子殘酷命令的斯大林主義者：曾在西班牙活躍的西基羅斯，大概從1928年就是個格別烏特工了；阿根廷斯大林主義者科多維拉（Vittoria Codovila）曾在西班牙的愛廷貢旗下工作，他有可能參與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領導人安德烈斯·寧（Andreas Nin）的嚴刑和謀殺；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切卡（Pedro Checa），實際上這個假名是從蘇聯秘密警察「契卡」衍伸而來；以及化名為維達利（Vittorio Vidali）的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他曾以「卡洛斯（Carlos）將軍」的假名活躍於西班牙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當然，無所不在的愛廷貢上校統籌了他們的作為。

在西基羅斯與其黨羽意圖強行入侵托洛茨基的住處失敗之後，坎帕寫道，「第三種替代方案付諸實行，麥卡德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暗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認為從西基羅斯的突襲中逃過一劫只是「緩刑」。娜塔莉婭寫道：「住處再次遭到入侵的可能，以及為此做的防備，沖淡了我們對救贖的喜悅之情。」托洛茨基的住所加強住宅防禦，也採取了全新的預防措施。不幸的悲劇是，盡管懷疑家庭中有幾位成員對此人的奇怪性格起疑，但最後仍未徹底認出來這個最終被證實是刺客的人。

托洛茨基抗拒他的保安替他提出的一些額外安保措施：例如，讓保鑣隨時跟在他旁邊。娜塔莉婭寫道：「怎麼可能將一個人的生活完完全全轉變為自我防衛⋯⋯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然而，鑑於托洛茨基的工作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性質——以及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暗殺行動，毫無疑問，安全方面存在嚴重缺陷，應當採取更加嚴密的應變措施。

比如說，在其保鑣哈特被綁架的不久前，托洛茨基註意到他允許加固房屋的工人自由進出庭院。托洛茨基抱怨說這很粗心，諷刺地是，這還只是哈特被害一周前的事情。「你可證明了你是粗心大意的第一位受害者。」（納塔莉婭，《父子》）

在西基羅斯突襲幾天後，麥卡德首次遇到了托洛茨基，但已為他的暗殺行動準備已經很長時間了。通過茲博羅夫斯基和其他滲透到美國托洛茨基支持者間的格別烏特工，麥卡德在法國被引介認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 （Sylvia Agaloff），這位托洛茨基主義者隨後到墨西哥的科約阿坎（Coyoacan）為托洛茨基工作。格別烏特工成功地誘惑她，並使她成為麥卡德罪行裡的隱性幫兇。

麥卡德的「精心掩飾」盡管引來了許多懷疑，不幸地是他最後依舊達到目的。麥卡德加入西班牙共產黨，並在1933-36年成為活躍基層黨員，當時該黨早已斯大林主義化。他的母親卡裏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早已是格別烏特工並與愛廷貢有所聯繫，麥卡德本人大概是通過母親而也進入了格別烏底下。斯大林對西班牙革命的破壞下，西班牙共和國戰敗後麥卡德便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為自己的未來角色作準備。1938年在巴黎與西爾維婭．阿格洛夫會面後，他隨後於1月陪同她前往墨西哥，並逐漸與托洛茨基的家人討好關係。

在獲得托洛茨基一家的接納之後，麥卡德以討論他寫的一篇文章為藉口安排親自與托洛茨基會面。托洛茨基認為這是一段令人尷尬到近乎無聊的過程，從而興趣缺缺。第一次會議顯然是一次暗殺的「彩排」。

他下次來是8月20日上午。盡管納塔莉婭和托洛茨基的保鑣感到不安，但麥卡德又被允許單獨訪視托洛茨基。「過了三到四分鐘，」納塔利婭說：「我在隔壁的房間裡，聽見可怕的刺耳叫聲……列夫·達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出現，靠在門框上。他的臉上沾滿了鮮血，藍色的眼睛閃閃發亮，沒戴眼鏡，胳膊彎曲地垂在了身旁…」麥卡德用藏在他雨衣裡的短冰鎬予以托洛茨基後腦劇烈的擊打。但是擊打並沒有立即致命。正如麥卡德本人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尖叫了很長時間」。托洛茨基勇敢地與刺客搏鬥，擋下更多的攻擊。

納塔莉婭說：「醫生說傷勢不是很嚴重。」

列夫·達維多維奇表情毫無波瀾地聽著，就像在聽俗套的安慰一樣。他指向自己的心臟的位置，用英語對漢森說：「我覺得…這裡…到此結束…這次他們成功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68頁）

托洛茨基被送往醫院進行手術，術後存活超過一天，於1940年8月21日去世，享年60歲。麥卡德似乎希望，在西基羅斯受到寬容處置之後，他也可能會被判輕刑，但他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然而，即使通過指紋和其他證據都已經確定了他的身份，他仍然拒絕供出自己是誰或誰命令他謀殺托洛茨基。

盡管罪刑幾乎普遍歸咎於斯大林和格別烏，但斯大林主義者明目張膽地否認所有責任。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麥卡德的母親與愛廷貢從墨西哥逃亡，她被帶到斯大林身邊，並為她的兒子和她自己贏得了很高的官僚榮譽。服刑期滿後，麥卡德本人很榮幸回到東歐，即使他選擇保持緘默，但現在仍然可以從在美國受審的俄羅斯間諜的詳盡證詞，還有在不同時間叛逃到西方國家的高級格別烏特工以及斯大林主義者遲來的回憶錄中獲得的一連串證據，都顯示麥卡德與斯大林位在莫斯科的秘密恐怖機器有所連結。

最後，斯大林成功地謀殺了與列寧齊名的無可爭議的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領袖。但是，正如納塔莉婭·謝多娃隨後寫道：「行兇者將得到報應。列夫·達維多維奇在他整個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類在未來將會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信仰並未動搖，但是相反，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堅定。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人類將戰勝各種脅迫……」（《事情如何發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托洛茨基的重要角色

「用革命性的方法為新一代武裝……」

很多人嘗試將托洛茨基描繪成「悲慘」人物，暗示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的政治革命的觀點是「高尚」……但卻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這是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在托洛茨基傳記《流亡的先知》第三卷中所隱含的觀點，其中他否定了托洛茨基為重新組織和武裝新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領導人所做的努力，駁斥托洛茨基頑強而艱苦的工作並視之為徒勞。另一本最新托洛茨基傳記的作者羅納德．西格爾（Ronald Segal）為其著作取名為《托洛茨基的悲劇》。

但是，如果托洛茨基的生活中有悲劇性的因素，那是因為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之後，他的整個生活和工作都與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密不可分——這段時期先是撤退，然後是災難性的失敗。

由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因素，他的過往已預示了他也將隨著革命的消退，而被迫流亡和處於政治孤立。但是，當膽怯的人和懷疑論者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與斯大林主義或資本主義（或兩者兼而有之）乞求相安無事時，托洛茨基和少數仍然致力於反對派思想的夥伴，為重新武裝新一代的革命領袖的鬥爭，為工人運動的覆興而奮鬥。

在流亡期間，托洛茨基以巨量的著作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但他遠未接受他僅僅是歷史學家和評論員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他的《流亡日記》（第53-54頁）中寫道：

「我現在只能限縮於通過報紙進行對話，或者通過報紙發表事實和觀點。

但我仍然認為，盡管從事的工作極其不足和零碎，但我現在從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重要，比內戰時期或任何其他時期都重要。

說得更明確清楚一點，如果我不曾在1917年出現在聖彼得堡，那麼在列寧在場並指揮的情況下，十月革命仍然會發生。如果列寧和我都不曾在場，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將會阻止它的發生，對此我絲毫沒有懷疑！如果列寧不在聖彼得堡，我懷疑我是否能夠克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抵制，這些領導份子與『托洛茨基主義』（即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會從1917年5月就開始，於是就很難確保當時這場革命的成功結局。

但我重複一遍，如果列寧的存在，無論如何十月革命將是勝利的。內戰雖然可以說是第一次，特別是在辛比爾斯克（Simbirsk）和喀山（Kazan）陷落之時，但總的來說，也是可以這樣說的，列寧動搖了，並被疑惑所困擾，但這無疑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情緒，當時列寧的心情除了我以外他可能沒有和人講過。

因此，即使在1917年至1921年之間，我的作品談不上「不可或缺」。但是，從我的眼光來看，現在我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這主張一點也不自大。兩個國際組織的瓦解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而它們是這些國際組織的領導人都沒有能力解決的。我個人命運的變遷使我面對了這個問題，並為我提供了處理這一問題的重要經驗。

現在，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執行以第二和第三國際領導為前車之鑑的革命方法，來武裝新一代的使命。我完全同意列寧（或者更確切地說，屠格涅夫）的觀點。最糟糕的惡行是活過55歲！我至少需要再進行大約五年的不間斷工作才能確保將這份能力傳承下去。」

凱恩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

當前的經濟危機或許是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觸發的，但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更深層次的危機，而這可以追溯到2008-9年的金融危機。這場持續的危機暴露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無限制利伯維爾場政策。對於工人階級來說，這場衰退更強烈地指向了社會主義變革的必要性。但是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危機迫使他們以完全違背「利伯維爾場」正統觀念的方式幹預經濟。這包括把錢直接放進勞動人民的口袋，來支撐需求的所謂「凱恩斯主義」措施。

4月3日，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長期捍衛者《金融時報》編輯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後呼籲進行「激進的改革」，明確了向凱恩斯主義措施的轉變：「政府將不得不在經濟中更積極發揮作用。它們必須將公共服務視為投資而不是負債，並想辦法讓勞動力市場更有保障。再分配將再次被提上議程；老人和富人的特權會受到質疑。直到最近才不被視為古怪的政策，如基本收入和財富稅，將不得不被納入其中。」

在最新一輪危機中，國家幹預的情況比2008-9年更為明顯。在幾周的時間裏，美國國會通過的政府財政刺激措施的規模已逾GDP的10%。相比之下，2008年的救市措施花了幾個月才通過，而且規模「僅僅」相當於GDP的5%。當然，絕大多數的「刺激措施」都是對銀行和美國企業的救助。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所討論的那樣，危機已經揭示了企業在10年前的救市行動之後是如何大肆舉債的。這就反映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潛在弱點，而這弱點有可能造成一場超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然而，新冠病毒檢疫首先令消費支出大幅下降，而已經裁減了數百萬工人的資本家現在期望政府用刺激支票和擴大失業救濟來彌補需求的不足。

這類措施不只是美國在采取，在英國，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保守黨政府實施了一項計劃，給失業工人補貼80%的工資，最高可達25000英鎊。歐洲央行取消了對歐盟成員國的支出限制。

為什麽資本主義政府，包括昨天還在執行嚴厲的緊縮措施的政府，會突然向工人派錢？這些措施將走向何方？ 這些支票能夠刺激經濟並阻止危機的發生嗎？為了搞清楚這種180度大轉變，社會主義者需要了解什麽是凱恩斯主義。雖然凱恩斯主義常常是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代名詞，但凱恩斯主義並不等同於社會福利，而是代表了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如何運作有特定理解的世界觀。

什麽是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所有支出的總和，當中分為四個部門：消費、政府支出、商業投資和凈出口。經濟衰退被認為是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支出，而解決的辦法則是讓另一個部門增加支出。為了防止危機，政府可以調整各種經濟杠桿，比如降低利率來刺激消費，或者直接用財政支出來幹預。凱恩斯主義者會把當前的危機定性為生產下降加上「企業投資和自主消費的下降」，在出口部門無法接力的情況下，政府的刺激措施就成了補救措施。

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幫助勞動者，而是把拯救企業放在首位。正如凱恩斯在1931年所說：「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補救失業，顯然，我們必須首先使企業更有利可圖。」雖然最近為刺激經濟的支票是工人購買必需品和支付房租的生命線，但即使它們不足以滿足工人，對統治階級來說，這也並不是它們的主要目的。政府發放經濟刺激支票，是為了讓勞動者可以通過消費把這筆錢還給企業。但與此同時，擁有巨額赤字缺口的州政府正準備大規模削減社會開支。刺激措施將是暫時性的，統治階級會想盡一切辦法把這場危機的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蕭條時期首次發展了他的理論框架。鑒於當時流行的正統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危機或無法提出政策解決方案，因此統治階級實用主義地轉向了凱恩斯主義。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於1932年發起削減預算運動，但現實迫使他轉向，並於1933年實施新政，以向貧困人口提供急需的就業機會，但其工資水平還是很低。從1934年開始，資本家還面臨著歷史性的罷工浪潮，令數百萬產業工人加入工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制度不受工人運動威脅，統治階級做出了讓步。

然而，新政未能帶來持續的經濟覆蘇，美國在1937年至1938年再次陷入衰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主導的戰爭生產和大規模的資本被毀滅，創造了新的領域以實現有利可圖的投資並允許資本主義恢覆。

結構性凱恩斯主義

戰後，統治階級（主要是西歐的，但也包括美國的）在政治上被迫采取「結構性凱恩斯主義」政策，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體系。數以百萬計返歸的工人階級士兵在大蕭條中幸存下來，然後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煉獄戰鬥，這使他們的政府清楚地意識到，情況已經不可能恢覆到從前那樣。在歐洲，傳統資產階級由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合作，面對經濟崩潰已經失去信譽，而不得不采取替代手段來抵禦來自蘇聯的政治威脅。

凱恩斯主義還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1年持續嚴格管制的國際貨幣秩序。從本質上講，所有國際貨幣都與美元掛勾，而凱恩斯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倡議者和一位經濟民族主義者，對此激烈反對，因為他想將世界貿易與英鎊掛勾。這樣做原本應該控制成員國的通貨膨脹和利率，以幫助全球經濟增長，但要以各國中央銀行喪失一定的貨幣自主權為代價。

由於國際社會很快接受了在需要重新啟動崩潰的經濟的情況下進行的國家幹預，凱恩斯主義者可以在一些先進國家實施「產業政策」，以國家規劃的要素來激勵國家工業的發展。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措施固然是激進的，但其目標首先是協助重新啟動利潤機器。實際上，利用產業政策、大規模社會支出和國際貿易機構作為經濟杠桿，凱恩斯主義者風行於1950至1970年代。似乎凱恩斯主義已經掌控了經濟興衰的周期。

對經濟杠桿的調整產生了影響，但長期繁榮背後的主要物質因素是二戰中資本的毀滅、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壓制了各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人口的快速增長、新的生產技術的發明，以及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大軍。資產階級在大多數時候都竭力反對為社會支出增稅，或限制資本的使用和流動，但在經濟空前擴張的時代，他們還可以暫時容忍這兩種情況。

但這個繁榮不是可持續的。在「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後期，生產力的增長開始放緩。資本主義具有「過度積累」（過度生產）工業資本的固有趨勢，因為它將更多的機械引入生產中，這增加了成本開銷，並且產出的增長快於社會吸收能力，從而降低了獲利能力。戰後的景氣顯示出這種趨勢，並在1973年結束，因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受到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石油禁運影響，出現嚴重的能源短缺並引發了嚴重的衰退。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無法通過降低利率來克服物質短缺，結果是通貨膨脹率上升。美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在越南的海量支出也造成過高的通貨膨脹率，而對於經濟增長沒有任何幫助。停滯的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結合——被稱為經濟「滯脹」——嚴重削弱了凱恩斯主義在統治階級的風行地位。資產階級最終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削減社會支出，轉向了新自由主義。

盡管今天的危機規模很大，過去40年中在世界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遭到否定，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階級能夠或將回到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繁榮的經濟，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緊密協調，這些必要的社會條件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凱恩斯主義將更像1930年代的臨時措施，因為我們正在走向世界經濟的深度衰退和帝國主義（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當然，面對群眾的壓力或革命的威脅，統治階級還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讓步。

問題在於新自由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本身？

自1970年代危機以來，統治階級將其經濟方針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別寄生形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是將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限制在保護利伯維爾場和私有財產上。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特征是公共服務大規模私有化、國際市場對自由貿易的開放、穩定貨幣和債務以及對工人階級的赤裸裸的階級戰爭。它的特征還在於金融資本的作用不斷增加以及信貸的大規模擴張。所有這些都代表著對利潤率問題的一定解決方案，但只是堆積矛盾，而矛盾造成的問題在某個階段不可避免地會爆發。

凱恩斯主義的擁護者，尤其是左翼，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描繪為貪婪或無知的產物。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陷入危機，這種情緒自2008年以來已經增強。 但是，統治階級采取了新自由主義來應對凱恩斯主義在1970年代自身的危機，因為當時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陷入利潤率下降、「滯脹」、企業無法找到獲利投資因而破產等問題。

新自由主義用大量的投機活動來恢覆盈利能力，采取減稅和私有化來攻擊國有部門，同時提高生產速度、延長工時和削減工資來急劇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這些都沒有解決2000年後在美國再現的生產力增長率下降的問題，這也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關鍵的根本因素。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如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不受監管的市場以及作為新自由主義關鍵特征的自由放任制度（而不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危機的根源。他們指出，2008-09年之後，（在歐洲尤為明顯）傳統政客的緊縮狂熱未能使經濟恢覆健康。

衰退中的制度

在這裏，我們需要指出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關鍵區別。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長期是處於衰落狀態。在18、19世紀，資本主義導致了人類生產力空前的大規模成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族國家與世界經濟在和諧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結果。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期，根本的危機沒有得到解決——表現於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徘徊。戰後的繁榮是一個特殊的階段。1970年代的生產力放緩和盈利危機，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重新開始長期衰退的開始。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這一制度並沒有衰退、可以修正。他們將危機視為「消費不足」、工人工資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下滑降低了需求，使企業無法出售其產品的結果。這個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術語中是「實現危機」，當然是引起危機的原因。但這不是全部原因。

在經濟不景氣期間，經濟的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或無法投資於生產。這通常導致生產和經濟活動的下降，從而導致工作機會的喪失和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下降。企業萎縮或破產，工人階級面臨日益嚴重的貧困和失業。這種現實構成了凱恩斯主義的消費不足理論的基礎，即工人沒有為使企業盈利而花費足夠的錢。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如果國家幹預可以刺激需求，投資將恢覆，資本主義的危機將得以規避。

片面觀點。凱恩斯主義從表面上將經濟視為一個會計實體，要修正一個部門的負數，只需要簡單地在另一個部門填補上空缺。它不能對於「為什麽企業周期性地拒絕一次全部投資生產的原因」這個問題作出解答。馬克思主義者理解這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由逐鹿爭奪利潤的競爭所驅使的，所以企業過度生產商品和資本，導致市場陷入飽和。

即使在最近的經濟覆蘇期間，企業在擴大生產方面的投資回報也越來越少。例如，企業將其利潤大量投入到包括購買股票在內的金融賭場中。在當前的危機中，我們看到蘋果公司像2019年那樣聚積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現金，卻無法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這再次表明了生產率增長的長期危機，以及資本主義無法像過去（特別是戰後繁榮時期）那樣真正擴大生產力。如果公司在近期「繁榮」時拒絕投資，為什麽凱恩斯主義的在蕭條中給他們更多錢的政策會使他們投資呢？

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是針對資本主義面臨的不同危機而發展起來的。而兩者都未能長期穩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使我們擺脫當前的危機。

凱恩斯主義可以解決危機嗎？

政府支出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刺激需求，並可以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某些交互方面。新政為數百萬美國工人提供了急需的就業和救濟。今天，在新冠病毒帶來的封城措施直接影響下，某些政府支出可以緩解危機的最嚴重方面。

但這些支出的作用有限。同樣，羅斯福的新政只有在擁有美元等強勢貨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才能實現，而亦不能單靠這樣來擺脫經濟蕭條。二戰後造成的巨大破壞，加上其他條件，才造就了戰後的景氣。解決當前蕭條的一個明顯問題是，在沒有戰爭或自然災害對資本造成如此破壞下，怎樣可以讓這樣的經濟景氣重現。

我們現在在美國可能見到的是，務實而不情願地采取凱恩斯主義，但同時實行嚴厲緊縮，甚至可能實行私有化。在政府頒布刺激措施的同時，各州也威脅要大幅削減社會服務，而共和黨人顯然傾心於郵局破產的想法。

從長遠來看，凱恩斯主義無法為這場危機提供解決方案。向經濟註入數萬億美元並不會消除對於飽和市場投資的阻礙。2.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措施暫時平息了金融市場，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已放棄了有關迅速呈「V」形覆蘇的完全不切實際的說法。

日本最近在30年政策中的經驗，進一步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無力解決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1990年代初，隨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采取了公共工程項目、降低利率和其他凱恩斯主義措施，直到2000年代初實行緊縮政策，這一舉措一直持續到今天。以累積世界上最高的債務與GDP比率為代價，日本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在過去的30年中僅實現了1%的年均實質GDP成長，期間還伴隨短暫的經濟衰退。前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在實行自己的右翼凱恩斯主義，即「安倍經濟學」——將放松管制和反勞工法與向公司派錢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完全無法恢覆持續的成長，反而使工人轉向了不穩定、兼職或零工。在安倍晉三的右翼政策下，凱恩斯主義的社會和基礎設施支出已幫助避免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或新的階級鬥爭恐將重新點燃。

凱恩斯主義與社會主義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即使是右翼政府也越來越多地采用凱恩斯主義措施，這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虛偽。當伯尼•桑德斯呼籲實行全民醫保時，喬·拜登和其他親財團民主黨人不斷地反駁他：「你錢從哪裏來？」但當美聯儲想把最近為企業和各州提供的2.3萬億美元援助計劃中的一部分用於股票和垃圾債券，以支撐金融市場時，沒有人問他們錢從哪裏來。如果你能找到拯救大企業的錢，為什麽不能找到拯救勞動人民的錢？

然而，雖然凱恩斯主義的措施包括商業刺激，但也包括社會福利計劃。凱恩斯的思想在左翼改良派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是真正想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的活動家。一些人，比如桑德斯，將凱恩斯的政策視為「民主社會主義 」的例子，並以出北歐的福利國家為例，然而這些國家也遭新自由主義所侵蝕。另一些人則承認凱恩斯主義政策仍然沒有廢除資本主義，但認為這種政策是用和平方式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不管是哪種情況，這些左翼凱恩斯主義者都是用凱恩斯本人同樣的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及其危機，把危機完全歸咎於新自由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則不同於他們。

資本主義的邏輯總是會導致資本的過度積累和生產過剩，進而產生危機。社會擁有過多的財富會造成下崗和貧困。這些財富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卻被資本家占有，實在荒謬。社會主義者正是想用計劃經濟解決這種被「閑置」的工人被自己創造的財富所包圍的矛盾。在計劃經濟下，大企業被工人收為民主公有，我們就可以把經濟的方向調整為為使用價值而生產，而不是為盈利而生產，從而避免生產過剩。如果需要減產，掙脫利潤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可以簡單地對工人進行再培訓，或者減少每周的工作時間，以維持工人的充分就業，而不降低工人的收入，由現代生產創造的巨大財富支付，而這些財富現在卻被囤積在1%的人手中。

凱恩斯主義從根本上說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試圖從自身拯救資本主義。 而且即使能夠完全運用左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它也會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完整，不過是有更多的規章制度、社會服務和一些國有部門罷了。這並非對凱恩斯主義「不夠激進 」的道德批判。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改革也會削減大企業的利潤，這意味著這些改革不斷遭受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被蠶食或取消的危險。

當桑德斯在辯論中提出全民醫保的必要性時，拜登的響應是說，意大利有公營醫療系統，但未能充分應對新冠病毒危機。我們並不認同拜登反對「全民醫保」的立場，但事實是，從2001年開始，意大利就對國家醫療體系挖空心思進行改造，目的是將其變成私人醫療的盈利附屬品。我們應該爭取像「全民醫保」這樣的改良，但我們不只是要改良，還要將整個醫療行業、最終將主宰全球經濟的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公有。

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反對改良主義，但並不反對爭取改良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會為改良而奮戰，這是俄國革命者托洛茨基稱之為「過渡綱領」的一部分。這需要在現時意識與明白轉向社會主義的必要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我們為爭取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從提高最低工資到租金管制到提高對大企業的稅收。我們還提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要求，例如將能源行業和大銀行置於公有制之下，采取工人民主控制計劃經濟。但是我們用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動員來爭取這些改良。說服資本家采取巧妙的貨幣手段或政策手段是行不通的。

此外，我們還指出任何改良的局限性，以及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性。在我們針對新冠病毒危機的綱領中，我們呼籲：「為所有在必要部門工作的工人提供辛勞津貼；如果工人因大流行或經濟衰退而失業，他麽要擁有全薪；凍結所有房租和抵押貸款；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緊急計劃；重新開放關閉的醫院；接管空蕩的建築物，建立免費的醫療診所；大規模加快培訓和雇用醫務人員；接管拒絕遵守安全標準的工作場所。」這樣的需求將對危機的立即響應，與在工人民主的控制和管理下，將整個經濟置於公有制的需要聯系在一起。

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明確方法，是把500家最大企業置於公有，和對經濟進行民主和合理的規劃。必須排除追逐利潤的動機，並且只有工人和消費者的民主決定才能平衡支出和收入，以保證生產符合社會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計劃可以使我們人人享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合理地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並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台，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制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制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制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制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台。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台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制。

經濟危機和外國制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制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台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台，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制度以取代舊有統治制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制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資本主義與新冠肺炎：為什麽我們需要計劃經濟？

資本主義就像一座紙牌屋。不協調的供應鏈、對零部件的瘋狂競爭、研究和技術上的藏私——資本主義制度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弱點和漏洞。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以及醞釀了十年的經濟危機，讓這個紙牌屋轟然倒塌。正如《紐約時報》(2020年4月10日)在報導全球供應鏈的崩潰時所描述：

「在一些港口，貨物堆積如山，而其他地方的集裝箱船卻空空如也。奶農在傾倒牛奶，而雜貨店的貨架則被挑得精光的。」

GEP（一家為埃克森美孚和沃爾瑪等大公司提供供應鏈軟件和戰略支持的公司）咨詢服務副總裁Mike Jette預測，具有國際供應鏈的大公司很可能會在3個月後遭遇最大沖擊。

當前，我們面臨著以下關鍵商品的潛在危險短缺：食品、藥品、衛生紙和某些電子產品。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也不是因為我們缺乏生產更多產品的能力。這是因為公司和整個行業都在忙於重組圍繞尋找最便宜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勞動力而建立的供應鏈。

食品供應崩潰

凸顯這個問題的荒誕，目前有堆積如山的食物被批發生產商廢棄浪費掉，而雜貨店的貨架和食物銀行卻空空如也。

據《衛報》（2020年4月9日）報導：「美國種植的食物中，大約有一半以前是要供餐館、學校、體育場、主題公園和遊輪使用的。」

種植和生產的食物很多，但需求的性質已經改變。由於大型聚會暫停，工業廚房被關閉，農民們爭先恐後地為他們過剩的食物尋找買家。盡管農民們一再提出要求，但美國農業部沒有介入購買多余的食物。現在業內人士一致認為，食物短缺有可能即將到來。

聯邦政府和國家政府沒有協調反應進行幹預，購買額外的作物，並將其分配到需求的需求，因此百萬公斤計的新鮮食物就是這樣被浪費。這一切都揭穿了市場「無形之手」的神話，並揭示這將帶來致命的後果。

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替代方案

生命和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形式的社會中，人類都容易碰到病毒和感染。（但不可否認，由於我們不斷侵占自然棲息地，流行病的發病率正在增加。）但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是，疾病可能造成的破壞和死亡的規模。

我們在上文中指出的食品供應問題，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應對全球大流行影響方面裝備不足的一個例子。

從嚴重的緊急醫療物資短缺，到百萬計的民眾負擔不起醫療服務或任何醫療保險。從低工資和缺乏帶薪休假，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帶病工作，到老板為了削減成本而拒絕為一線工人提供所需的個人保護設備。

這些因素百倍地加劇了這場危機，而這些絕非不可避免。這一切都是這個設計來最大化有錢人利潤，並犧牲我們其余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制度之結果。

要避免這種程度的災難，我們需要在民主計劃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大規模重組。我們需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委員會對我們如何運用社會資源做出關鍵決定。

這樣的社會由於許多原因，將有能力更好地應對這種重大疫情的危機。以下僅列舉少數：

相互合作來迅速滿足供應所需
美國醫務人員個人防護設備的短缺將帶來致命的後果。 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制造業和政府增加個人防護設備的生產，以滿足迫切需求。

通用電氣在麻省林恩（Lynn）的工人，在公司總部舉行抗議活動，要求目前閑置工廠用來生產使用所需的醫療用品。

在工人政府下，我們不需要這種抗議活動或向世衛請求。國內外工人代表將根據社會的需要辯論和決定生產和資源分配的一般優先事項。然後，每個行業的工人將討論並同意實施這些優先事項。

因此，當有對於呼吸機和口罩的確實需要時，工廠可以快速重整以集體生產這些產品。我們可以建立多用途工廠，以適應快速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在不考慮利潤的情況下，生產可以根據人們的需求而不是企業老板來決定。

滿足我們所需要的病毒檢測
雖然美國是一個全球經濟超級大國，但美國也受到新冠肺炎的爆發嚴重沖擊。當中很多原因，包括特朗普政權一度全面否認危機。此外，另一個關鍵原因是缺乏可用的檢測試劑，以及幾十年來削減開支造成的公共醫療系統的低承受能力。2月10日，特朗普宣布了他2021年的預算，包括進一步削減補充營養協助計劃（SNAP）、聯邦醫療補助和疾病控制中心（CDC）的開支，以及明年7月退出世衛組織（不再繳納會費）。

於個人、於社會，病毒檢測是控制病毒傳播的重要工具。對於醫療專業人員而言，對個體患者的檢測有利於準確快速治療計劃，包括實時隔離。它還可以識別已經與患者接觸的人——因此可以更準確地控制病毒的局部傳播。在宏觀層面，準確的檢測信息是繪制病毒傳播、傳染性和整體生命周期的重要工作。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沒有使用世衛已經在使用的檢測試劑盒，而是指示CDC開發自己的檢測試劑盒。然而CDC並沒有在疫情期間進行分配試劑盒和大規模篩檢的準備。當發現CDC的試劑盒有問題時，特朗普政府並不急於找到解決方案。特朗普政府拒絕使用世衛的試劑盒，置數百萬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這顯然是個政治決定。

在工人政府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醫學研究和技術掌握在公眾手中，來自各地的科學家（現在由於實驗室和大學關閉而被閑置）本可以共同開發精確的檢測設備以及疫苗。成千上萬的醫護人員與同非必要行業的工作者可以被派往每個小區中去建立病毒檢測站，進行真正的大規模檢測，這是遏制病毒傳播的重要第一步。這能讓醫護人員更好地了解病毒的所在位置，並進行病毒接觸者追蹤。這也需要全國成千上萬的勞動者，並且對於立即采取行動以限制蔓延並防止大規模的第二波感染至關重要。

如果采用這些方法，很可能就根本無需進行全面封城。社會主義社會將制定一項民主同意的應對病毒爆發的計劃，從而防止疫情升級到如此災難性的程度。但是，在資本主義造成的混亂的基礎上，僅有少數國家能夠免於實行封城。

我們應得的醫療服務
許多地區的醫院都擠滿了病患，醫護人員正以極其有限的防護設備來維持性命。

假如在工人政府的領導下，社會的優先事項將被重新決定。醫療保健將不再受到億萬富翁高管的操控，而在甚麽地方分配資源將由全國範圍的工人來決定。這將不僅限於全民醫療保險，或就醫時的單一支付者醫療系統。它將包括把醫院、制藥行業以及醫療設備公司等全部醫療保健產業置於公有制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象護士需要穿著垃圾袋工作，或這四名患者被迫共享一部呼吸機。

如果護士和醫護人員在決定醫院運作方面直接提出民主意見，那麽他們就不必乞求安全的保護配備或基本物資。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將是的社會優先事項，並旨在滿足人民的需要。因此，醫院將獲得充足的資金用於床位、訓練有素的人員以及必要的物資和設備。病患可以獲得免費而優質的治療，而醫護人員則可以在工作中經受少得多的感染或死亡的恐懼。

減少供應鏈的混亂
由於冠狀病毒，全球供應鏈處於混亂之中。鑒於資本主義供應鏈中有很多冗余和雜亂，這並不奇怪。正如我們在2019年8月刊登《氣候災害與為甚麽需要計劃經濟》一文中（Clima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 Planned Economy，暫只有英文版），用一個單一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

「當一輛汽車被組裝時，幾乎每個組件都會不斷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國之間進進出出，然後這些部件才會組裝成汽車。在美國生產的方向盤的金屬底座被送到墨西哥加工，然後送回美國，完全讓公司找到最便宜的材料和勞動力來制作最終產品。」

我們不同意民族主義的立場──認為整件產品都必須是「美國制造」。如果組件只在本地采購，我們不可能繼續開發所需的技術。 例如，智能手機充滿了鈷和鋰等貴金屬，而這些金屬只能從非洲或南美大量獲取。

我們絕非反對全球貿易，但主張為了人類和地球的利益，我們需要有效的全球貿易計劃。基於計劃經濟，將確定全球貿易的優先事項。如果可以在本地購買組件，應購買本地組件，以降低全球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並普遍提高生產效率。

在相互合作的社會中，供應鏈將不會停頓下來，因為世界各地處於中間環節的工廠將無法提供一個零部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現實，因為公司采用「及時生產」制度，並且依賴願意提供最便宜零件的供貨商。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生產過程基於合作而不是激烈的競爭，此時將有多個供貨商可以參與以滿足需要。

奮力戰鬥

如果社會為了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運轉，我們本可以遏制這種病毒並防止全球疫癥大流行。我們不會因為老板沒有準許病假（大流行爆發以來，員工不足500人的公司需要提供兩周的病假），或者我們沒有足夠的積蓄、手停口停而被迫工作。我們不會在超級富豪躲在自己的豪宅裏之際，其他人卻沒有基本的安全用品而自生自滅。我們不必減少食物支出來付房租。

我們需要結束超級富豪的統治，擺脫他們犧牲我們去不顧一切地逐利。我們需要將代表富豪利益的政府撤換掉，並換上由勞動人民政府組成、為勞動人民發聲的工人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由國際、國內和各行業的工人委員會民主地做決定的社會。

在這場全球疫癥大流行的盡頭，全世界可能會有上百萬的人喪生，他們是被這個蔑視他們生命的制度所殺害。為了他們，我們將奮力戰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

只有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才能制止資本主義暴力！

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這個紀念日始於1981年，以紀念多米尼加共和國特魯希略（Trujillo）軍事獨裁政權殺害民主與女權鬥士米拉瓦爾（Mirabal）三姐妹。對我們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來說，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之鬥爭，同時也必須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各種暴力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這個社會模式允許其滋生，而這種社會模式合理化一種次等、脆弱的女性的形象，並最終貶低她們的人格。

這並不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資本主義需要維持一種「傳統」家庭和模範，以剝削女性的勞動，尤其是無償勞動。同時，資本主義需要制造分化和等級制度，令特定人群易受攻擊，這樣才方便以維護體制之名為各種暴力辯護。

在紀念日前夕，我們看到在印度、土耳其、波蘭、愛爾蘭和其他國家，都有針對女性的攻擊，以及女性的集體反抗。在印度北方邦發生的年輕的達利特（Dalit，印度種姓制度中的最低階層）女性遭到輪暴與殘殺的事件引發了印度各地的抗議活動。在一系列的連續抗議之後，波蘭女性在10月24日組織了反對限制墮胎（這條禁令實際上會禁止98％的合法墮胎）的大規模抗議，因為這是侵犯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已經有限的自主權。這場運動是波蘭幾十年來最大的抗議行動，並且是由年輕女性領導、動員及激發了所有性別的工人階級參與。

在愛爾蘭，教會最近被揭發強迫單親媽媽與孩子分離的醜聞。僅在30年前（1980年代），就有數百名嬰兒被教會奪走。證明這一罪行的報告在10月得以公開。這反映了在全球組織起抗爭來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之緊迫性！

資本主義是個危機中的制度

今年以來面對疫情，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應只是讓經濟崩潰、讓工人和窮人付出最慘重的代價，甚至試圖收回女性數十年來爭取到的權利。甚至連那些長期以來一直宣稱資本主義制度讓女性可以以自己的努力漸進改善生活的親資機構都不得不承認女性權利大倒退的威脅。單是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對資本主義宣判死刑。

2020年第二季度，世界經濟下滑了10％，世界貿易下降了27％。全球失去的有薪工時相當於5億個全職工作。同時，由於在家上學和衛生體系超負荷，女性主要負責的無償勞動時間增加了。女性的工作尤其容易遭受危險，因為受疫情危機影響最嚴重的部門（零售、服務業等）中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很高。在新殖民主義地區，情況更加嚴峻，因為大多數女性在非正規經濟中工作，缺少合法的社保或健保。經濟危機和疫情的結合使她們各方面的處境更加危險，包括使她們更容易遭受暴力和侵犯。

政客們處理新冠肺炎危機的方式，使得今年全球饑餓人口翻了一倍。早在幾年前，世界上的饑餓人數已經開始回升，不久將達到約10億人。難民也在增加，人數創下新高。這其中最受其害的也會是女性，因為是她們在新殖民主義地區往往負責獲取食物和食水。她們也是最脆弱的難民，和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只有為社會主義社會鬥爭才能擺脫這種荒謬的邏輯制度，並建立起新社會關系的條件，從而消除對女性的暴力。讓我們一同為此奮鬥吧！

疫情與暴力的揭露

疫情讓女性更加處於抗爭的最前線。官方數據顯示，全球醫療工作者逾2/3是女性。在許多國家，大部分黑人和其他弱勢女性（例如移民和原住民）從事護理工作，她們也是家庭的經濟支柱。

已有許多證據顯示，疫情期間家暴事件在不斷增加。封城之下，女性和其他受害者被迫與施暴者更近距離接觸，施暴者可以更輕易監控她們的行動並防止她們對外求救。可負擔住房和社工幫助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缺乏，而在疫情之下這會造成更致命的影響。女性在職場和家庭裏也都承受著疫情的暴力沖擊。

一件有趣但也悲哀的事情是，世界銀行在2020年10月提醒各界註意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矛盾的是，正是世界銀行等勢力推行的以市場與商業利益掛帥的緊縮政策削減了醫療、教育資源，削弱了各國應對疫情的能力。

我們絕不幻想那些一直以來默許並維持對女性的暴力的勢力，可以解決女性受壓迫的現狀。資本主義的本質，隨著疫情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女性，特別是職業女性遭受的暴力、侵犯和精神疾病案件增加，證明了這種社會制度無法保證大多數人的安全生活。我們知道自由派、親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者也在處理對女性的暴力問題。我們當然樂見這一問題得到更廣泛的認識，但我們認為這些自由派、親資本主義勢力也必須對造成暴力的政治制度負責。因此，這些人不是我們對抗這個問題的盟友，而是問題的一部分。

可怕的數據

聯合國統計顯示，2019年全球有17.8％的女性遭受身體或性暴力：僅過去一年，就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受到伴侶，前伴侶或家人的暴力行為。暴力是指包括無論身體、心理、性關系或是情感上的各種侵犯行為。

由於孤立無援加上缺乏工作與公共服務，暴力事件激增。檢疫與隔離迫使許多女性與施暴者生活在一起。在巴西，超過76%的受害者認識施暴者（例如是家庭成員）。暴力在封鎖中增加不只發生在巴西。封城期間，家庭暴力熱線的求助電話數在全球範圍內激增。例如意大利增長161％；阿根廷為30％；巴西40％；英國65％；突尼斯500％。

不僅是求助電話數量增加了，這還反映了實際暴力行為的增長。摩洛哥的英納吉爾（Ennakhil）求助熱線報告說，經濟暴力增加了60％，心理暴力增加了55％。伊拉克女性自由組織（OWFI）報告說，自封城以來，求助個案（主要來自年輕女性）翻了一番。巴勒斯坦被占領區的女性法律援助和咨詢中心報告說，在城市、農村地區和難民營的社會和法律咨詢增加了75％。糧食短缺和失業的直接結果是情緒、心理和經濟暴力增長。在洪都拉斯，越來越多的女性遭到殺害。日常生活的軍事化意味著警察對人民鎮壓生機，特別針對出門撿拾柴火和取水的女性。

暴力在所有國家都在增加

在2020年4月至5月的愛爾蘭首次封城期間，家庭暴力的個案增加了30％。一些極端恐怖的謀殺案突顯了這一點。30-40歲的女性以及老年女性尤其受到影響。在愛爾蘭，處理性別暴力的服務歷來被無視且預算不足：在2020年預算中，撥給賽狗比賽的預算就相當於所有制止家暴服務的預算！這對女性來說是巨大的危機：整個社會沒有能力支持女性擺脫虐待關系。在即將來臨的第二次封城期間，預計這種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在美國，有關家庭暴力的個案也激增，墮胎權也正遭侵蝕。同時，女性更可能不僅是疫癥期間的必要工作人員，也更容易面臨失業。在此基礎上，女性還擔負大部分因兒童在家增加的家務與育兒勞動。

4月，瑞典的女孩和青年庇護所的申請者增加了20％至40％。春季警方接獲的伴侶關系暴力事件比前一年並無增加，但目前看來秋季虐待女性的犯罪上升得更快。

在巴西，暴力侵害女性的行為成倍增加。一家百貨商店的記錄顯示，截至5月的一年，其在線應用程序所接獲的暴力案件數增加了450％。早在4月疫情初期，殺害女性的案件數已增長22％。

在英國，一般「正常情況」下每周平均會有兩名女性被現任或前任伴侶殺害。而在全國封城的前7周，就有26名女性和女童被其家庭成員殺害（大約是「正常情況」的兩倍）。自疫情以來，政府的國家家暴監督小組從未召開會議，這表明家暴的大規模增加並未受到重視。政府要求郵差和送貨司機「留意侵犯跡象」，但同時又認為擔負這個任務的工人是非必要勞動者！

在許多醫療資源緊缺的國家，墮胎被視為「非必要」醫療服務。許多女性只能「選擇」進行危險且昂貴的自助墮胎，或被迫生下不想要的孩子。這是在許多國家對合法墮胎權展開攻擊以外，針對女性的另一種國家暴力。

新殖民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機構的性侵醜聞：針對弱勢群體的暴力增加

9月29日有一份報告，詳細揭發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工作人員在2018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博拉病毒危機期間犯下的性侵犯。與世衛一起被指犯下這一罪行的其他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還包括國際醫療行動聯盟（ALIMA）、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國際醫療中心（IMC）、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樂施會（OXFAM）、無國界醫生組織（MSF）。許多當地女性被迫進行性行為以換取工作機會和食物。

女性的脆弱性由於疫情而加劇，最終被當作當權者（無論是個人、機構還是國家）的籌碼。他們最終都是利用虐待和暴力的處境維護自身利益。

這一醜聞揭發了帝國主義利益相關的機構在新殖民主義地區所謂社會救助的假象，他們真正的作用是強化殖民主義、控制和權力。這些機構只會加劇針對女性身體的暴力。

我們必須拒絕這類組織提出的錯誤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除了點出問題外，完全無力保證工人階級女性的安全和生活條件。他們甚至無力爭取取消窮國的債務，制止帝國主義對他們的剝削，或是反制帝國主義施壓窮國放棄糧食補貼的情況。

民族主義與反動的進攻：對女性施暴的新面孔

由於全球局勢和中美貿易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正在崛起。右翼民粹主義領袖和可憎的政客，例如特朗普、博索納羅、埃爾多安、普京、習近平等，推崇性別主義。連同嚴厲限制墮胎權的威脅（例如美國、波蘭、斯洛伐克等），反動派也提出了女性沒有對自己的身體的自主權的觀念。他們貶損女性的人格。隨著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受損，這等於給向女性施暴亮了綠燈，導致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增加。

這些極端的右翼政府向我們宣戰，打擊我們權利。有32個政府建立了反對墮胎權的聯盟。其中包括美國、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波蘭和匈牙利。這是反動派對世界上女權鬥爭浪潮的明確響應，並證明了國家暴力行為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統治策略。我們需要效仿波蘭工人階級的作法，以更多的鬥爭來應對。

集體鬥爭與組織才是出路

疫情遠未結束！在新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和印度，感染數以及對女性的暴力持續增加。

2016年至2020年間，我們目睹了許多由女性（大多是年輕女性）領導的街頭鬥爭，抗議各種影響著我們的性別歧視。這種鬥爭和抵抗的能量沒有消失。

本來就迫使成千上萬的女性上街的困難局勢，在疫情中進一步惡化。

為了捍衛成千上萬女性，特別是遭受眼下的暴力浪潮威脅的工人階級女性的生命時，我們需要再次采取這種抵抗策略。

8月23日，以色列爆發一場半小時的象征性女性罷工罷課，抗議一名16歲女孩遭受殘忍的輪暴。示威於8月20日至23日舉行，一直持續到深夜。示威者自發參加了特拉維夫以及海法的遊行，堵塞數條道路。青年和女性是這些運動中最活躍的，許多人是第一次參與鬥爭。

當#Metoo運動席卷世界各地時，即使在沒有反性別歧視運動的國家，它也對關於性侵害的輿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在丹麥，這種議題的影響本來非常有限，直到美國電影制片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判入獄，關於合意性交、虐待和女權的討論才廣泛進行。10月初，#metoo運動開始在丹麥發展。在電影界，政界和其他幾個領域，都有女性挺身而出，講述她們遭受的侵害。成千上萬的丹麥人簽署了許多不同的請願書，呼籲關註幾個不同行業的職場性別歧視。

我們還看到世界許多地方，醫療工作者，尤其是女性，為爭取安全的工作條件和加薪而罷工。在尼日利亞，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反抗警察的野蠻行徑。在所有這些行動中，女性一直處於抗議的最前線。

為了終結暴力的社會主義綱領

聯合國在11月25日的官方活動的全球主題是「點亮橙色：募資、響應、預防、收集！」。他們呼籲大家穿橙色衣服，在窗戶上貼橙色海報。他們呼籲將把女性服務的預算納入政府的疫情援助計劃中，以應對不斷上升的暴力行為，維持基本服務，開展預防暴力行為的態度運動，並收集有關其嚴重程度的數據！說這是「雷聲大雨點小」都算客氣了。

我們不能依賴資本主義政府甚至NGO和自由派的活動。為了爭取可以在這場危機中挽救女性生命所必需的服務，我們需要的是工人階級和所有性別的窮人的群眾運動。

立足於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觀點之上，ISA呼籲所有女性圍繞確保捍衛我們生命的政策和直接行動，組織一次國際鬥爭和行動網絡。

但是，我們不僅是在爭取回歸疫情以前的「舊常態」。對於很多人來說，疫情之前的過去也是充滿痛苦的。我們需要超越僅僅關註眼前局勢的要求，為全世界的群眾爭取新的未來而奮鬥。

這些鬥爭的組織需要集體地和國際性地聯合起來。盡管每個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組織和反應水平上存在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是同一個體制在侵犯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女工和青年必須建立強大的反資本主義鬥爭，這是制止壓迫的唯一可行方案。我們認為，向所有反對暴力的女性提出一個比向統治者求救更積極的綱領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在此提出一個綱領直指問題的核心：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過去的歷史經驗向我們證明，對於工人階級女性的要求，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比1917年俄國革命更大的進步。

在這樣的嚴重危機時刻，我們社會主義者明白，必須將立即采取的措施與新的鬥爭和要求結合起來，這些新的要求將使我們能夠建立一個運動，讓我們真正脫離這個壓迫和剝削的制度、這個無力保證大家生活與生命安全的制度！

在今年的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我們呼籲建設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為ISA而鬥爭，以爭取終結對女性的暴力！以下是我們的傳單內容：

Ni Una Menos（一個都不能少）！我們不要再有人因為性別暴力而喪生；不再有人的精神健康或身體健康受害。我們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別暴力、虐待和騷擾，無論發生在何處：職場、家庭、學校、國家機構、街頭或是網絡上。

政客們努力拯救銀行和企業，但犧牲女性的性命。需要緊迫的應對這種暴力病毒的蔓延。我們需要立即增加公共支出，並指定政策制止針對女性的暴力。這應包括為身處暴力的女性兒童建造庇護所和支持網絡，為各地有需要的人提供專門的家暴和性暴力支持服務。精神衛生服務應提供受害者在當地可以獲取需要的咨詢和治療，以及對施暴者進行專門的心理評估和治療。每個人都要有基本生活工資和有保障的工作，以支持他們獨立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把每個人的福利作為第一要務的根本需要。我們需要奪取資本主義精英的財富，為公共服務的大規模擴張提供資金；例如免費醫療與免費育兒服務。這個社會上有這麽多的工作需要做，根本沒有理由發生大規模失業。在縮短工作日，不降低工資，增加福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創造綠色和對社會有益的工作。這樣足以根絕失業。

沒有人應該挨餓。由在地社群、工人組織、貧農和小農合作制定一項應對饑餓增加的緊急方案。這是重新規劃農業的第一步。我們必須終結產生流行病與饑餓的有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建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有農業系統。

工人應當有安全的工作環境，不怕遭受感染、性騷擾和壓力。我們需要穩定的就業，讓勞工監督職場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增派人手以減輕工作壓力。

真正的租金控制和大規模公共住房：每個人都有權住在安全、可負擔房屋。將作為投資目標而閑置的空屋一律充公。

提供免費、優質、公立、政教分離的教育。以及漸進的、適合各年齡層的、包含LGBTQ在內的性教育，並重點教育什麽是雙方同意。

免費和容易獲得的避孕和墮胎服務。

工會和廠工代表必須領導一場真正的工會鬥爭，終結不穩定就業，為所有工人能夠賺取生活工資以及反對職場性騷擾而鬥爭。這種運動可以帶頭領導各種形式的鬥爭，包括性別歧視、仇女、種族歧視、對同性戀和跨性別人士的歧視。這可以建立一個聯合的工人階級運動。

終結法庭的性別歧視與檢討受害者的行為。受害者和犯罪者接觸的國家和福利部門人員都應接受有關性別暴力問題的培訓，以確保他們尊重申訴人和受害者。

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從下而上民主統治的國家，消除目前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制度，並從政府和司法系統中徹底消除種族、性別歧視。

我們呼籲全體工人階級立即反抗政府和教會剝奪女性和LGBTQ身體自主權的企圖，例如許多國家對於墮胎權的侵蝕。

我們反對物化女性身體，支持消除性別歧視廣告的鬥爭。大眾媒體應該受到民主監督。

終結戰爭，爭取氣候正義，結束種族歧視的移民政策，爭取庇護權這一民主權利。

生產數據應該民主公有，並由工人階級監管關鍵產業，這是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一部分。這種新的經濟旨在滿足每個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資本家的利潤。

我們為面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這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戰爭和暴力的社會主義世界。每個人都有優質生活的權利，並有著享受生活的自由！

計劃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台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台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制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制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制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制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閑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覆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制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制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制，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制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制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制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所控制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制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制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制，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制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制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制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制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制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制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制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公有制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制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制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制，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制（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制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制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制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制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制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制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制。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制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制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制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制。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閑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閑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二零二一年

影評《切爾諾貝利》——一脈相承的斯大林主義官僚腐敗

2019年HBO播出迷你劇《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播出之初就已引發熱烈討論，而此劇作為一部災難劇，更在2020年初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時更再一次被炒熱，特別令內地群眾當時借著對劇情的評論以批評嘲諷中國政府疫情之初的災難性應對。

該劇背景取自於1986年4月26日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核反應爐爆炸事故，該事故造成大量人員直接傷死，更多人間接地遭受到長期而嚴重的傷害和過高放射性輻射劑量的病癥折磨。亦令電廠所在的普裏比亞特市至今仍被畫定為無人區，據估計需時900年當地的放射性輻射強度才會減弱至適合人類安全地居的水平。

劇情表現了蘇聯官僚在災難發生之初的茫然和無能，反映了當時主要負責的官僚如電廠副總工程師駭人的偏執，在各方面報告出現嚴重事故，甚至整個電廠上層被爆飛，反應堆爐心曝露後，依然拒絕面對現實，堅持認為爐心不可能爆炸，事故僅僅是“控制箱爆炸，屋頂起火”。

同時亦刻畫了斯大林主義官僚出事後急於推卸責任，如電廠主任在淩晨事故發生後返回電廠辦公室後第一句說話就是：“我怎麽可能負有責任？我當時在睡覺。”以及當蘇聯副總理及能源部長到場後立即表示“已控制情況”並交出“責任人員名單”。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秘密警察和國家特務機關的無孔不入，劇中表現為克格勃（KGB）處處阻撓列加索夫調查事故起因，更直接出言威迫其在國際會議上作偽證，以求隱瞞RBMK-1000型裂變反應堆的設計缺憾。

核災與疫情

這些情節在年初中國疫情爆發之時極易引發共鳴，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乃至逮捕指控醫生們“造謠”，而在無法掩蓋事故之後又嘗試淡化災情。因此，此劇在中國一些網站播放時，當情節推進到蘇聯官僚表示“情況已經受控”時，觀眾就在彈幕中打出“可防可控”，以嘲諷中國官僚淡化疫情的作風。

同樣的在現實中，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在英國BBC電視台的訪問中表示蘇聯官僚欺上瞞下，自己也不清楚當時核電廠的具體事故情況。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對當時災難的情況一清二楚，他表示自己不知情實際上是為了洗脫自己在災難前無所作為的汙點。這又令人聯想到習近平在疫情爆發後失蹤多日，隨後又毫無廉恥地表示自己一直在“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一樣。

然而，更諷刺的是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中，一篇標題為《突發性災難中媒體傳播社會信息的方法和責任》文章中，批評蘇聯戈爾巴喬夫政府“災難發生後，蘇聯的媒體並沒有及時地加以報道，4月26日發生災難，4月28日塔斯社才用極少的文字將這一災難告訴人民……在核爆炸發生後的一個月內，蘇聯報紙上刊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固然作為一部主流媒體根據現實歷史“改篇”的娛樂作品，當中亦不乏夾雜了一些對蘇聯的偏見和刻板印象，比如“連電廠運作方式都不清楚的能源部長”和“鞋廠工人出身的明斯克市委看不起核子物理科學家”之類。而事實上，相比起像核電廠副總工程師一類的技術官僚，工人出身的官僚反而往往對事故更具敏感性，比如片中明斯克市委的原型斯柳科夫在接到科學家對城市背景輻射輕微上升的報告後立即坐立不安，反覆向烏克蘭與莫斯科致電查問情況。

總體上，這電視劇刻畫出斯大林主義體制下的官僚在面對災難前的無能、失職和卸責，也讓人有機會從一個特別的角度了解蘇聯官僚的體系性腐敗，在蘇聯最後幾年的日子裏最終導致了它不可逆轉地走向解體。但同樣要明白的是，官僚的體系性腐敗和低效並不是源於計劃經濟，而是因為蘇聯的工人的民主權利被剝奪了。因此，我們要主張的是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監督權力，特別是要主張對官僚和民眾代表的召回權，同時亦要保證對媒體的民主公有並民主地營運和監察，只有建立起一套全面的民主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官僚機械的低效無能和失職卸責問題。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覆雜化的重覆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制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覆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覆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制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獨裁者們為何抹黑恩格斯？

2020年11月28日，中國共青團在其社交平台賬戶上假惺惺地紀念社會主義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並放送其組圖及斷章取義過的語錄。在這份紀念貼文中，我們無法發現恩格斯作為社會主義者的一點影子，卻只能看到一個強調“忠於集體”、“熱愛民族”、“堅持工作”、“努力團結”的資產階級模範道德偶像。恩格斯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革命者，而絕對不是中共為了給自己披上紅色外衣，維穩資產階級獨裁政府的工具。

弗裏德裏希·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忠誠戰友，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提琴手。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整理了馬克思的手稿，繼續完成《資本論》的編著並領導了國際工人運動12年。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國際工人的事業，而不是為了中共所宣稱的實際上是為了資產階級利益的醜惡事物而奮鬥。正如列寧所說，在他們（革命家）逝世以後，（壓迫階級）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中共高調紀念朝鮮戰爭70周年：隨政策而變的歷史？

2020年10月23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了朝鮮戰爭的“重要現實意義”。與此同時，官方開動宣傳機器，強調朝鮮戰爭中擊敗美軍的歷史。在當前中美沖突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共當局高調紀念朝鮮戰爭就成為一個很明顯的信號。

諷刺：隨現實而變的歷史？

歷史銘記一切。歷史遺忘一切。“老大哥宣布大洋國在同東亞國打仗，於是所有人的記憶裏都自動刪除了曾經大洋國和歐亞國打仗這一回事，大家似乎理所當然的認為大洋國就是一直在同東亞國打仗。”——《1984》

中國改革開放、覆辟資本主義前，抗美援朝的歷史作為民族國家認同的一部分，獲得了極大的重視。為此誕生了大量朝鮮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諸如《誰是最可愛的人》、《上甘嶺》（其中插曲《我的祖國》被視為第二國歌）等等。

改革開放後，走資的中共政權迫切地需求大量的外國資本和技術。反美民族主義此時變成了障礙，為了避免引起洋大人的不快，也為了壓制那些反對中共領導層靠攏美國的黨內派系和群眾，因而逐漸降低朝鮮戰爭的宣傳調門，並有意壓制民間的相關紀念活動（老兵自發組織的此類紀念活動總會被警察嚴密監視）。

首先是從教育上修改歷史記憶，《誰是最可愛的人》、《邱少雲》、《黃繼光》、《羅盛教》等等朝鮮戰爭相關故事從中小學課文中消失，中學歷史教材與抗美援朝有關的內容一筆帶過。早幾年，中學課本準備新增一段源自《奇襲白虎團》的京劇節選（根據朝鮮戰爭一個真實戰例拍成的京劇電影），該段一年後被上級有關部門刪除，因為裏面的唱詞“打敗美帝野心狼”會讓美國人不高興。

與此同時，文藝作品中朝鮮戰爭題材成為禁忌。《抗美援朝》紀錄片三度被禁，從未公映過。2001年剛制作完成，正準備公映，美國發生了“9.11”事件，影視片遂被禁。第三次是幾年後，中共的老將領再提出播映該片。哪知，中央答覆：“抗美援朝的歷史意義早已過時，如果我們過多強調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國人，不利於中美外交關系”。所以如今中國隆重的紀念朝鮮戰爭、推出配套的影片、鄭重其事的為健在老兵頒發紀念章等等，就顯得莫大諷刺。相比之前的態度，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於官方的這種歷史觀，有人諷刺道：“中日友好時，安倍晉三是和平主義者安倍寬的孫子。中日交惡時，安倍晉三是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

根本不在乎老兵

這不禁讓我們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難道歷史是可以隨現實而變的？在中共獨裁下，的確如此。為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中共當局意圖重拾七十年前中美沖突的歷史記憶。至於參戰兵士，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當局從未真正關心過老兵的晚年生活。

社會主義者人反對一切民族主義宣傳，任何民族主義宣傳都只是為了引導民眾為統治階級利益賣命。無論哪一國，資產階級政府為鼓動民族情緒，都可以不惜修改歷史，例如“美軍解放奧斯維辛而不是蘇軍”。只有建成國際團結的社會主義，才能讓歷史擺脫民族主義的哈哈鏡，不再成為販賣廉價民族自豪感的精神鴉片。

朝鮮戰爭

金日成治下的朝鮮國就如毛澤東的中國一樣，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以蘇聯為模範的斯大林主義的專制政權。在1920-30年代，在特殊立的條件、落後的經濟和國際工運受到大挫敗的背景下，官僚的反革命催生了斯大林政權。1945年日本戰敗後，美帝國主義害怕亞洲會爆發革命運動，催生更多建基於由上而下官僚計劃的國有經濟，打亂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秩序。1950年美國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發動戰爭，扶助作為美國傀儡的南韓右翼獨裁政權。過去五十年亞洲的經濟之所以能快速增長，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在這段時期的戰敗是主要因素。但斯大林主義，包括毛澤東主義的角色，使革命鬥爭大大覆雜化，最後導致亞洲資本主義強化起來，犧牲了工人運動，並使中國和越南覆辟資本主義，而朝鮮也以特殊的形式覆辟了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處理民族問題？

國族、國家邊界、民族意識都是歷史進程下的產物，並不會一夜之間消失。今天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危機與不穩正導致各地軍事沖突、民族主義、國家恐怖與鎮壓的加劇，也推動了被壓迫者對於自由的渴望。這使得過去一度“已被解決”的民族紛爭再次浮上水面，譬如在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2020年，我們看到了埃塞俄比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由於民族問題爆發了全面戰爭。

馬克思說過：“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馬克思主義一直以來對待民族問題的不同型態都是異常小心謹慎的。在來信中，這位讀者卻過於簡單化來理解事情：“即徹底廢除國家、民族概念”。問題是，哪股力量、哪個階級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呢？並且是通過什麽樣的手段和綱領呢？資本主義，包含完全走資了的中共帝國主義政權，是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

語言政策

正如西班牙和印度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他們殘暴地打壓著加泰與克什米爾人的權利，中共獨裁也是依靠恐怖與鎮壓，加上基建投資的外衣，來“團結”中國各族。其不斷增加的軍警手法，實際上正帶來反效果：不穩定的加劇，在香港表現為越加抗拒中共統治，在台灣則是越來越反對跟中國形成更緊密的經濟或政治融合。就算在過去的“模範生”內蒙古自治區，中共在2020年莽撞推動漢語授課而非采取有彈性而民主的方式，也激起了群眾反抗。當局拘捕了一萬人，並且在當地的教育、傳媒和文化領域進行了種族清洗，以漢人替換掉蒙族人。一個國家只能有單一語言，或者眾多語言是經濟發展的障礙，這些論述都是毫無根據的。許多成功的多語言社會就反駁了這點：比利時、新加坡、瑞士等等，這些國家都比中國小。過去中共采取了比較有彈性的做法，但現在卻視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為未來“分離”運動的病毒。
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沒有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對於舊沙俄帝國內部眾多被壓迫民族敏感而有原則的立場的話，這場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來信認為國際主義與民族自決之間是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認為兩者之間有矛盾，事實上正是這樣的綱領才讓這場最偉大的革命得以成功。

根據來信的邏輯，那列寧肯定就是個“愚蠢的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者了。畢竟，列寧在1917年12月奪權不久後，就簽署文件承認芬蘭從俄國獨立。俄國的革命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芬蘭獨立的國家，當時許多歐洲的資產階級國家還在猶豫當中，害怕這會在自己國內的少數民族地區引發連鎖效應。

正是布爾什維克政府對待被壓迫民族非常敏感的態度，說服了舊沙俄帝國裏面43%非俄羅斯族的群眾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府是不同的，不會像沙俄專制那樣奴役他們。

以自決權贏取支持

贏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支持，建立出多民族的工人運動後，布爾什維克成功推翻資本主義及其軍事反撲，並說服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與其他民族自願加入組成蘇維埃共和國的聯盟，也就是1922年成立的蘇聯。一開始的時候，加盟共和國是有脫離聯盟的權利的。不過，隨著俄國革命被孤立，而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從工人階級和蘇維埃篡權，脫離聯盟的憲法權利變成一紙空文。斯大林政權流於口頭的假民族自決權，後來也被中國的毛澤東所仿效。

不幸地，來信沒有采取階級立場，而是從漢民族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同樣，列寧與布爾什維克並不會區分各民族。他們並沒有只對芬蘭、愛沙尼亞這些非斯拉夫族人采取民族自決權，而同樣也適用於烏克蘭等斯拉夫民族（他們在語言文化上跟俄羅斯族的相近程度，甚至比各個漢人地區之間的更大）。馬克思主義者看待民族問題的標準，在於群眾活生生的運動當中，他們的意識、恐懼、渴求，並且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到建立團結的工人運動來推翻資本主義。這並非是要把人分成不同“種族”分類。

當今台灣主要由漢民族人口所組成，這位讀者因此認為它應該自動並入中國大陸成為同一個國家。但這變相（可能是無意之中）是墜入了大漢民族主義之中，而非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台灣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越來越不視自己為大漢民族的一部份。而且，他們不信任也害怕自己會被迫受到中共獨裁的統治。這些恐懼在習近平上台後的“戰狼”外交下變得更加嚴重。另一方面，美國為了重新維持對亞洲的主導，當然也是在利用台灣人民的民族渴望來達到自己的帝國主義目的，抗衡中國的新帝國主義霸權。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我們得分別開台灣工人和青年合理的民主渴求，以及各個資產階級政權（美國、中國、台灣）的反動陰謀。

正如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為了順利地進行反剝削的鬥爭，就必須擺脫民族主義，必須在各民族資產階級爭霸的鬥爭中保持所謂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無產階級只要稍微擁護‘本’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權，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民族的無產階級對它的不信任，都會削弱工人的國際階級團結，都會分散工人而使資產階級稱快。”（《論民族自決權》，1914年）

“統治民族的特權”

最後列寧還加上這句來回應這位讀者：“否認自決權或分離權，實際上就必然是擁護統治民族的特權。”

在爭取社會主義世界的鬥爭中，要在中國、香港、台灣，漢人、非漢人，乃至全世界建立真正的工人階級團結，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在每種特定局勢下考慮到群眾的現實意識。這代表要提出一個保證工人政府不會違反工人階級的民主願望地去處理民族問題的鬥爭綱領。

波蘭：紀念波羅的海沿岸工人起義50周年

2020年12月是1970年12月波蘭工人對其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抗議運動，以及“黑色星期四”血腥屠殺的50周年紀念。當時，食品和燃料價格飛漲，原本的罷工和群眾抗議快速變為工人群眾的起義。革命之火燃遍波羅的海沿岸的許多城市，如格但斯克、格丁尼亞、什切青和埃爾布隆格等，並獲得了弗羅茨瓦夫、華沙以及許多其他城市的礦工和工人的支持。

這個12月事件證明了在斯大林主義國家，革命具有巨大的潛力和驚人的發展速度。運動最開始僅僅圍繞經濟訴求，但幾天之內就發展到了以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為核心的工人起義。而且，我們應該註意，運動中並沒有任何要求資本主義覆辟的訴求。

當局害怕運動最終會演變為推翻官僚統治的全面工人革命，於是派出坦克血腥鎮壓了起義。其間，19座政府機關的大樓被放火，其中甚至包括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2座黨的大樓。最終，在巷戰中，有10輛坦克、18輛裝甲車、7輛軍用車和51輛民用車（警車）被摧毀。抗議者被士兵用機槍掃射，被直升機射擊，被坦克碾過。官方數據稱沖突中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傷。事實上，按照這場悲劇的規模估計，至少有數百人死亡。

東歐斯大林主義的形成

中歐和東歐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在二戰之後建立的，當時納粹被打敗後形成權力真空，而紅軍得以奪權。一開始，共產黨聯合“資產階級的影子”——自由派，“激進派”，社會黨人和農民政黨，建立了人民陣線政府，但共產黨自己保留了暴力機關的控制權，以鎮壓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隨後現實狀況促使他們清算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並效法斯大林主義俄羅斯建立政權。這從根本上扭曲了社會主義——建立的不是一個基於民主工人委員會或者蘇維埃的工人政府，而是斯大林主義官僚的鐵腕獨裁統治。

不過由於實施了國有計劃經濟，且由於二戰之後各國工人對重建自己國家的熱情和犧牲精神，這些政權在建立初期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型的，也就是說，產出的增加是建立在勞動力和原材料投入的增加上的。期間有大量農民加入工人階級的隊伍，大量工廠和住宅拔地而起，如新鑄造廠（Nowa Huta）——一個克拉科夫附近從零開始建造的、模範的工人階級城鎮，以及一個大型鋼鐵工廠。

一段時間之後，當重心從粗放式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也就是提高生產率）時，問題就出現了。托洛茨基解釋說，想要在計劃經濟中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就需要生產者民主，也就是說，讓工人階級可以在各個層面上檢查和控制生產計劃。當經濟系統越來越覆雜，產品質量和工人民主的問題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官僚主義及其長期的管理不善、浪費和腐敗，則會抑制經濟的長期增長。

與日俱增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

在1950年代，官僚當局一直嘗試解決勞動生產率的問題，並引入經濟改革。但是同時，工人的不滿也愈演愈烈，比如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工人起義，幾乎推翻了其斯大林主義政權。

稍早之前，同樣是1956年，波蘭工人在波茲南的抗議被殘酷鎮壓，有數十名工人殺害。在此事件之後，波蘭的官僚當局改變了策略，宣布提高工資，並替換了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波蘭的執政共產黨）的領導人，10月，資深黨員哥穆爾卡（Gomułka）成為了黨的第一書記，而他同年4月才剛剛從監獄獲釋。

哥穆爾卡掌權之後，就開始了被稱為“哥穆爾卡覆甦”的自由化，給予底層官僚和技術官僚更多自主權和激勵。他還對農民讓步，重新分配土地，解散了絕大部分集體農場，重新歸私人所有。但是最終，波蘭的農業仍然落後而低效。

盡管進行了改革，或者說，也由於他的改革，1960年代經濟問題開始積累。為了進口實現經濟現代化所需的資本設備，波蘭需要外匯。因此波蘭最主要的出口品——糧食的出口增加了。但是由於哥穆爾卡1956年的零碎化土地分配政策，生產率一直很低下。雪上加霜的是，1969到1970年接踵而至的自然災害：幹旱、寒冬、以及春季洪水，使得農業產量進一步下降。

原本用於出口的糧食現在用於國內，使得外匯赤字擴大，而且糧食短缺仍然存在。這引發了1970年8月的卡托維茲礦工暴動，以及婦女在超市的暴動。隨後，當局在華沙“奇跡”般地找到了肉類，並運往卡托維茲，暴動很快平息了，但是幾周後，華沙也爆發了罷工。

1970年12月的價格上漲

政府因此陷入了窘境，1/3的國家預算要用於食品補貼，外匯赤字節節攀升，並且迫切需要資本設備發展經濟。最終，在12月，聖誕節前，政府宣布要提高燃料和食品價格。並且執行方式像是把人當猴耍，政府輕描淡寫地稱之為“價格管制”，在報紙的第一版還專門介紹了那些由於這次“價格管制”而跌價的商品，比如“Lazuryt”電視機，事實上這個商品已經停產2年了！而那些關於燃料和糧食價格上漲的新聞則擠在了第二版。

其中，魚類的價格上漲12%，肉類和肉制品上漲18%，面粉上漲16%，牛奶上漲8%，當地的主食大麥上漲31%，果醬上漲37%，咖啡上漲92%。還有燃料也上漲了，比如煤上漲了10-14%。

在這波物價上漲之前，波蘭工人就需要花工資的一半以上在食品上，所以當聖誕節前夕，政府宣布物價上漲時，工人的怒火爆發了。在食品和燃料價格上漲到如此離譜的情況下，一個商店裏不存在電視機的價格下降，或者其他工人階級買不起的商品價格下降，這又如何呢？特別是那些最貧窮、最年輕的工人，他們受到了最嚴重的打擊，他們走投無路，率先走上街頭。

工人們要求取消漲價，或者對受影響的人進行經濟補償。甚至提出縮減工資差距，使白領和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平等，而這也實際上意味著官僚們膨脹的特權終結。

工人們的憤怒在街頭擴散

街上的情況很混亂，很難厘清接下來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麽。不僅那些二三手的記錄存在矛盾，甚至親歷者自己也很混亂。特別地，因為之後的恐怖鎮壓、政府的宣傳、以及畢竟已經過去50年了，真相更加模糊。但是，我們可以羅列各個部分，並給出事件過程的一個概略。

12月14日，無數工人在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的早班中罷工。三千人先是前往了工廠管理者的辦公室。他們要求取消漲價，管制工資制度和獎金制度，並從統治集團那裏奪權。

由這些要求沒有被滿足，他們就向市中心前進。一邊遊行，一邊高唱國際歌，下午時走到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總部前。一路上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加入他們，人數最後超過一萬。他們憤怒但平靜，直到目前為止，抗議者們還沒有一個領導者，也沒有組織。隨後他們向華沙理工大學進發，說服學生加入，接著前往廣播電台，要求廣播訴求。遊行幾個小時之後，他們被民兵（波蘭警察）的催淚彈攻擊。工人用石頭和螺栓自衛。再然後，他們組織了一場露天集會，有幾百名學生參加。這天晚上，當局切斷了格但斯克和其他地區所有的有線通信。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起義升級了。工人們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委員會宣布了全面罷工。雖然通信被切斷了，但是罷工還是蔓延到其他波羅的海沿岸城市，如格丁尼亞、埃爾布隆格、什切青，那裏也有工人建立的罷工委員會。當格但斯克的造船工人再次走上街頭時，有了第一個死亡案例，士兵向示威者發射了實彈，官方宣稱，造成了5人死亡。隨後暴動開始了，有玻璃櫥窗被砸，有商店被搶（有一些目睹者說，這是混入抗議者中的警察做的），甚至點燃了黨的總部。當局則以地區戒嚴和宵禁回應。同一時間，埃爾布隆格也發生了沖突，並且罷工擴散到了另一個波羅的海城市斯武普斯克。14日到19之間，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也向內陸城市擴散，到了華沙、佛羅茨瓦夫、比亞韋斯托克、克拉科夫、瓦布爾奇奇、奈薩等城市，共有兩萬工人參加。

12月16日格但斯克的工人宣布罷工。但是當他們嘗試進入工廠正門抗議時，被在工廠戒嚴的士兵射擊。官方報告稱，共有2人死亡，11人受傷。

同時，旁邊的城市格丁尼亞情況比較緩和。罷工委員會與該市國民議會主席進行了談判，議會是當局中唯一願意聽工人訴求，並承認抗議行為合法的官方組織代表。工人向主席提交了一份訴求清單，主席承諾會把這份清單提交給副總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奧萊克（Stanisław Kociołek），但是抗議者們必須解散回家。

工人的要求內容包括，根據最新的物價上漲來調漲工人工資，提高最低工資（特別是收入最低的女工），減少藍領和白領工人之間的收入差異（包括公司董事收入不應超過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1000茲羅提）。但是就在當天晚上，格丁尼亞罷工委員會成員被逮捕，副總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奧萊克在廣播和電視裏呼籲格丁尼亞的工人回去工作，因為格但斯克的抗議已經平息。

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四這天，也就是12月17日上午，格丁尼亞的工人響應副總理的號召，回到了工作崗位。但是軍隊已經埋伏在格丁尼亞最大的工廠——巴黎公社造船厰，並把這裏封鎖了。當手無寸鐵的工人剛下火車，準備前往工作時，軍隊殘忍地向他們射擊。官方報告稱，共有10人死亡，幾百人受傷。18歲的高德萊夫斯基（Zbyszek Godlewski）英勇就義，工人在歌曲中稱他為維西涅夫斯基（Janek Wiśniewski），工人們一邊高唱，一邊擡著他的遺體遊行，穿越城市，成為這場屠殺中令人心碎的標志。

隨後爆發了巷戰，軍人和民兵在街上殘忍的殺害群眾。有一名遇難者是一位15歲的男孩，在他逃避戰鬥並安全到達校園時，被子彈擊中後腦。

在這天，什切青也發生了巷戰和全市範圍的大罷工。沖突中，黨的建築被點燃，軍隊和民兵攻擊了示威群眾。官方報告稱，共有16人死亡，100人受傷。工人成立了全市的罷工的委員會，聯合了120個工作單位，這已經是一個工人委員會或者蘇維埃的雛形了。有報道稱，有的士兵和工人開始聯合，在軍用車輛上展示批評當局的口號。

12月17日至22日，工人們取得了什切青的控制權。西方媒體乃至一些黨的政治局成員，都把這種狀況成為“什切青共和國”！當局以切斷什切青和外界的聯系，以及宵禁來回應。雖然進行了殘酷鎮壓，但是當局直到22日與罷工委員會簽署協議後，才使得罷工結束。並且之後，什切青依然動亂了數周。

鎮壓和讓步

十二月事件使官僚當局感到恐懼，並讓他們準備展示武力。1970年12月14日到19日，除了9000名民兵，當局還派遣了61000名士兵、1700輛坦克、8700輛裝甲車、108架飛機和直升機。官方稱，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傷，這顯然低估了這場屠殺的真正規模。除此以外，共有3000人被捕，還有無數人遭毆打。

當局對受害者的家屬也很無情，家屬們被迫在午夜埋葬逝者，並且只有最親近的家屬才能參與。許多家庭被迫搬到波蘭的其他城市。

但鎮壓不足以平息抗議，官僚當局還著手對工人讓步。早在12月20日，黨的第一書記，瓦迪索·戈姆卡（Władysaw Gomułka）就被迫宣布辭職，官方稱是由於健康原因。接任者是前礦工愛德華·吉列克（Edward Gierek）。雖然他已經當了很多年的政治局委員了，但是官方就像他是新人一樣介紹他。吉列克的風格和戈姆卡不一樣，他承認領導層的錯誤，而不是簡單地妖魔化工人。

幾天之內，最低工資就提高了，但是漲價沒有立刻取消，在起義被鎮壓之後的幾周，憤怒的情緒仍然在暗中擴散。1971年1月22日，什切青造船廠再次罷工。這次，比起鎮壓，政府更加傾向妥協。吉列克接見了罷工工人。盡管如此，在更多罷工的壓力下，直到1971月3月1日漲價才最終取消。

1970年12月事件的遺產

領導人的改變也意味著經濟政策的改變。當局大量從西方舉債，但是沒有提高生產力，也沒有實現經濟現代化，大部分款項都用於消費補貼，來換取社會和平。因此數年後，經濟危機又一次發生，為新的抗議埋下了種子。

雖然波羅的海沿岸起義的結局是工人失敗了，但是它加強了工人階級組織的基礎。這是首次出現對自由工會的訴求，並持續紮根於工人心中，之後在1970年代的獨立工人階級工會的發展中表現出來。

1980年，格但斯克再次發生罷工時，運動的組織性比1970年要高，能夠在不流血的情況下使當局妥協。不幸的是，12月事件之後的10年中，革命的領導力量沒有發展。1980年時，大多數工人還本能地懷念“人本社會主義”，罷工者的21條訴求反映了這一點。而運動的“顧問”們（如律師、知識分子和反對派），並沒有爭取讓工廠的罷工委員會獲得政權，而只是給當局施壓，以獲得讓步。這種綏靖的方式最終導致1981年《戒嚴令》的實施，這擊潰了運動。而之後，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幻想越來越多，1989年，運動最終滑向了資本主義覆辟的死胡同。

波蘭：功敗垂成的鬥爭

可以說，在東歐集團國家中，波蘭是工人反抗史太林主義鬥爭最接近成功的地方。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鬥爭已經發展出一個組織良好的地下工會運動。然後，在那一年，波蘭團結工會在占領和罷工的浪潮中異軍突起，要打倒腐朽的政權。然而9年後，一個親資本主義的政權卻以團結工會的成員為核心所建立起來。以下，Paul Newberry來探討為何事態會這樣發展。

在這場鬥爭中提出的口號和組織形式表明，大部分工人都在努力尋求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和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方法。格但斯克的墻壁上的塗鴉就表達了這一點：“要社會主義！但不要扭曲的版本！”作為這場鬥爭的副產品，獨立的“團結工會”（Solidarnosc）誕生了。然而，僅僅9年後，團結工會組建了政府，並開始了一系列快速的市場化“改革”，覆辟了資本主義。工人運動怎麽會成為資本主義覆辟的代理人？團結工會墮落的根源是否從一開始就存在？

為了充分理解波蘭和其他前東方集團國家在198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進程，就必須要考察這些政權的起源。1917年俄國曾發生過群眾革命，後來由於俄國經濟文化的落後和世界革命失敗後遭到孤立，因此出現了官僚化墮落。然而，東歐集團國家的史太林政權卻不是這樣形成的。紅軍在二戰時解放了這些國家之後，駐紮於這些國家。當地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殘存勢力組成了聯合政府。然而，國家的鎮壓機關卻牢牢地掌握在史太林主義者手中。在很短的時間內，史太林主義者在群眾的支持下，清洗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最後殘余。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些措施得到了數十萬工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的支持。

從一開始，這些新建立的政權就是畸形工人國家，以史太林主義的蘇聯為藍本，並且是工人民主被官僚獨裁所取代下對社會主義的荒誕扭曲。盡管工人群眾最初對此充滿熱情，但這些政權的殘酷鎮壓性質很快就令他們失望。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國家中的許多國家都爆發了工人起義，最著名的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階級英勇地試圖進行政治革命。

波蘭在這一進程中也不例外。1956年在波茲南，一場反對政權的工人罷工和示威遭到殘酷鎮壓。事後，政權決定采取新政策來擴大支持基礎。第一書記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取代。政權對農民作出了讓步，放棄了大規模的土地集體化。基層官僚獲得更多特權﹐以便與政府加強聯系。政府也賦予教會特權，以換取其支持。

轉折點

起初，由於計劃經濟的優勢，波蘭和其他東歐政權經歷了高速增長。波蘭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了7%。然而，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的寄生性質，造成管理不善和浪費、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官僚機構從對經濟增長的相對束縛，變成了絕對束縛。經濟計劃引發了反效果──經濟混亂。

到了60年代末，經濟已經出現了問題，民眾的糧食補貼難以為繼。然後在1970年，肉類價格上漲，引發波羅的海沿岸的工人示威，並演變成了一場鬥爭。雖然抗議活動主要集中在格地尼亞和格但斯克，但也影響到斯塞新、艾布隆格、華沙、弗羅茨瓦夫和其他一些城鎮。政權出動坦克血腥鎮壓抗議，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00人。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被動搖，於是再次試圖軟硬兼施，同時實行鎮壓與妥協。哥穆爾卡被吉瑞克（Edward Gierek）取代，他從西方獲得了大量貸款。這些貸款很大一部分沒有得以良好地投資，亦有大量資金被用在增加群眾的消費，企圖換取社會安寧。

有一段時期，經濟快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但這段喘息期並不長。不久，當局就難以償還貸款。1976年，工人們在波蘭軍火工業的發源地拉多姆（Radom）組織了一次罷工。雖然政權作出了一定的讓步，但罷工領導人卻被秋後算帳。一群反對派和知識分子成立了工人保護委員會（KOR），為受迫害的工人籌集資金，提供法律援助，並宣傳他們的事業。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在KOR的幫助下一些城市組織了非法的“自由工會”，包括在格但斯克的造船廠。

1980年夏天，當肉價的一系列上漲在全國範圍內引發罷工浪潮時，一個轉折點出現了。當局計劃給予戰略行業的罷工者讓步來分化工人。然而，這一政策只激發了更多的罷工。在盧布林，工人們還抨擊了官僚機構的特權，要求言論自由，抗議活動變成了大罷工，包括封鎖通往俄羅斯的鐵路線，停止了波蘭的出口。當地報紙攻擊罷工者，並警告說俄羅斯會介入，但第二天印刷工人就停止印刷報紙。副總理飛往盧布林進行緊急談判，作為讓步的一部分，該報被迫刊登道歉信。

政治訴求

8月中旬發生了質的變化，格但斯克造船廠爆發了一場維護工人領袖、KOR沿海工人團體成員Anna Walentynowicz的罷工。一個地下的自由工會在這裏已經成立了很多年，所以工人們準備充分，經驗豐富。罷工者的要求比全國任何地方都要激進，並蔓延到政治層面。他們要求釋放政治犯，恢覆被解雇的工人的職位，增加工資水平達到與民兵一致，並為1970年被殺害的工人豎立紀念碑。

占領活動迅速蔓延到格但斯克、索波特、格地尼亞三聯市。格但斯克的罷工委員會相互聯系。第二天，當局切斷了通往格但斯克的所有電話線 以試圖控制罷工。然而，罷工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與造船廠工人的談判幾乎達成了協議，但格但斯克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不滿稱如果造船廠工人結束抗議，他們將不得不獨自繼續鬥爭。船廠工人的領導人迅速轉變立場，罷工再度爆發，這次罷工是為了聲援其他工人。

那個周末，全市罷工委員會的代表開會，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工場罷工委員會（MKS）。這是以類似於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由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作場所代表組成，而這些代表又選舉出一個主席團。起初，這是一個極其民主的結構。主席團對代表負責，代表們對他們所代表的工作單位負責。主席團和政權之間的會談向格但斯克代表和所有船廠工人進行現場直播。然而，即使在這個階段，政權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間的一些討論也是閉門進行的。

同一個周末，一份包含21項訴求的清單被起草出來。這些要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表明工人們正朝著政治革命的方向發展。他們首先要求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合法化，要求所有信仰的人享有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權利。這些要求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支持的。在民主權利的訴求後，還有其他訴求，反對官僚和秘密警察的特權，反對特殊商店和商業商店售價高昂。還有一系列經濟要求，旨在改善勞動人民的條件，實現更大的社會平等。訴求清單中沒有任何地方要求進行市場改革或恢覆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會進一步提出，要求選舉所有官員，並對官員有召回權利任何官員的工資都不應該超過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此外，職位應定期輪換。這些措施將有助於防止今後形成官僚主義。最重要的是，工人代表應該掌握權力，成為工人階級統治的機關。

工人階級巨大的力量

盡管政權試圖孤立格但斯克，但消息傳出後，運動像野火一樣在波蘭各地蔓延。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占領性罷工和類似的代表機構。在斯塞新，船廠工人還沒有采取行動就得到了10%的工資漲幅，這鼓勵他們組織罷工並成立自己的代表機構。一周之內，代表40多萬工人的370個工作場所加入了格但斯克代表機構。

雙重政權的局面出現了。在大罷工期間，格但斯克代表機構控制了食品分配、公共交通和衛生服務。在罷工期間，禁止銷售酒精，罷工者也禁止飲酒。隨著罷工蔓延到越來越多的城市，國家慢慢陷入停頓。

這次罷工證實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主導作用。整個社會都被民主精神所感染。在學生、藝術家、記者、農民、工人、教師和知識分子中，公開的民主辯論和討論蓬勃發展。社會各階層受到啟發﹐開始成立自己的民主組織﹐或改變現有的官方社團和組織。

相比之下，當局完全被孤立，執政地位命懸一線。由於對武裝部隊的可靠性沒有信心，它無法使用武力來破壞罷工。甚至執政的波蘭聯合工人黨（PUWP—波蘭共產黨）也受到了感染，其工人階級的基礎脫離了官僚體系。格但斯克代表1/3的成員是PUWP黨員，斯塞新的兩個代表團副主席也是如此。在其他許多城鎮的代表機構中，工人階級的黨員都成為了領導層，或者主動成立了當地的代表機構。後來，有一百多萬工人階級PUWP黨員加入了團結工會！

當局不得不拖延時間，與格但斯克代表機構進行談判。8月31日，政權簽署了接受21項訴求──格但斯克協議。罷工結束，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誕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協議只是部分勝利。推翻政權，建立一個以工人民主為基礎健康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機遇已經錯過。缺少的是一個革命領導層，以向工人階級誠實評估他們所面臨的任務，並充分表達罷工者的訴求。

相反，格但斯克代表機構和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華裏沙（Lech Wałęsa）、KOR知識分子和團結工會“顧問”──卻有著相當局限的視角。他們認為，他們最多只能贏得一些改革。KOR的領導人之一Jacek Kuroń甚至透露，在格但斯克協議之前，他認為對自由工會的要求只是用來在談判桌上虛張聲勢，而不是一個可以贏得的要求。在每一個環節，領導層都扮演著保守的角色，牽制著運動的發展，阻撓工人提出更激進的訴求。例如，結束PUWP的“領導作用”和自由選舉的要求遭到領導層的反對，沒有出現在21項訴求中。協議簽署後，領導層走遍全國各地，試圖說服工人取消罷工。天主教會也發揮了類似的保守作用。天主教會敦促節制，並勸說罷工者停止罷工以避免激怒波蘭的鄰國。

盡管領導層發揮了負面作用，但團結工會還是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在簽署格但斯克協議兩周後，團結工會擁有350萬會員。到了秋天，850萬工人加入了團結工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會員人數達到了1000萬。在幾個月內，它成為波蘭最強大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罷工迫使數百名官僚辭職：包括黨委書記和工廠經理。

最後機會

然後，1981年3月，比得哥什的團結工會分子在離開會議時被警察毆打。這引起了全國性的抗議，團結工會組織了一次4小時的警告性罷工，實際上應該做的是在3月31日發動大罷工。華裏沙和教會，包括紅衣主教維辛斯基和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敦促團結工會不要組織罷工。在最後一刻，政府同意了團結工會的訴求，懲罰那些對毆打事件負責的人，並承認農村團結工會。這給了華裏沙取消總罷工的借口。

一個將運動提升到更高層次並挑戰政權存在的機會已經失去。相反，隨著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團結會進入了一個危機時期。官僚機構獲得了一個喘息的空間，它充分利用了這個空間。政府開始破壞經濟﹐希望打擊工人階級的士氣﹐並將責任推到團結工會的身上。許多產品被實施配給，各地出現了大量輪候購買肉、糖、肥皂甚至衛生紙等基本必需品的排隊現象。

政權的策略開始奏效。工人開始對團結工會領導層的無能感到失望而導致士氣低落。根據庫倫的說法，1981年上半年，對團結工會的支持率從60%下降到40%。

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人們反對領導層，普遍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想法。這代表了工人們對政治革命的本能追求，也代表了他們了解自己接管和管理社會經濟的任務。遺憾的是，這種思想並沒有被制定成一個明確的方案。工會內部的反對派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團結起來。最重要的是，它對運動所面臨的任務缺乏立場。盡管大會通過了一項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決議，但華裏沙和領導層還是再次當選。妥協“自我限制”（“不要挑釁政權”）的政策仍在繼續。

9月的大會是團結工會改變路線和重新武裝運動的最後機會。隨著這次機會的流逝，鬥爭的天秤開始向政權傾斜。鎮壓的條件已經成熟。1981年12月13日，官僚機構的軍事部門采取了行動。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將軍組織了一場軍事政變，並實施了戒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被圍捕，與數千名活躍分子一起被捕。甚至吉瑞克也被關押了起來。工會會議被禁止並實施了宵禁。

戒嚴是團結工會和政治革命發展的分水嶺。工會的民主組織被粉碎了。任何設法逃脫逮捕的領導人都被迫轉入地下。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民主辯論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領導人在秘密條件下工作，這讓他們擺脫了工人階級的監督壓力。

擁抱資本主義

同時，經濟危機也在加深。這是一個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非常困難的時期，基本必需品短缺，排隊人數增多，通貨膨脹嚴重。盡管許多西方國家都存在大規模失業和周期性衰退，但在波蘭工人看來，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提供了希望的燈塔。對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幻想得到了加強。甚至官僚機構也受到了影響。在對計劃經濟失去信心後，它試圖通過實施市場“改革”來使經濟走出僵局，但沒有成功。

到了1988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和官僚機構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同樣的親資本主義觀點，團結工會現在完全被知識分子和天主教教會顧問所控制，而華裏沙則進一步轉右、向親市場的立場發展。他們認為解決方案在於意義深遠的市場“改革”，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辟。這些措施必須包括嚴厲的緊縮政策，但該政權缺乏實施這些措施的合法性。同時，團結工會運動也在覆興，罷工的次數也在增加。因此，官僚機構需要讓團結工會參與這一進程。如果能說服團結工會承諾采取這些措施並承擔共同責任，那麽反對這種強硬政策的聲音就會降到最低。

解決的辦法是組織“圓桌”會談，談判這樣一個協議的條款。然而，與1980年8月不同的是，這次真正的討論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情況下閉門進行的。討論的電視轉播部分純粹是為了作秀。作為回報，華裏沙和其他領導人撲滅了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蔓延的罷工。會談的結果是達成了組織部分自由議會選舉。議會中只有35%的席位被選舉產生，其余的席位被保留給PUWP及其盟友的候選人。

1989年6月5日的選舉是團結工會的完全勝利。反對派候選人贏得了所有席位，只有一個席位除外，這表明該政權的孤立和合法性的喪失。幾個月後，團結工會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並走上了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這導致了接下來兩年GDP的急劇衰退和逾20%的大規模失業。

然而，工人階級的這次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反革命的種子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團結工會，體現在其保守的改良主義領導層的錯誤和背叛中。另一方面，在代表機構的組織形式和普通民眾的政治訴求中，團結工會也包含著政治革命的種子。只是在戒嚴、粉碎工人民主組織和經濟全面崩潰之後，才有了反革命種子生長的肥沃土壤。如果1980年團結工會內部存在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派，打擊領導層的錯誤策略，提出明確的替代方案，工人運動本可以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改變歷史進程。

影評：《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

1992年，年僅10歲的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表演了The Judds的歌曲Love Can Build a Bridge。主持人Ed McMahon隨後采訪了她及稱讚她有“漂亮的眼睛”，並詢問她是否有男朋友。布蘭妮明顯感到不舒服，但繼續微笑著並保持禮貌，在試圖在大批觀眾面前做出回應時，小心翼翼地講出了自己的話。女性大多都會熟悉這種情況，面對不適當的評論不得不被迫應付成年男子的情緒。這種遭遇成為布蘭妮事業上經常遇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她的12歲男生對手則被問到在農場長大的感覺如何。

紀錄片《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Framing Britney Spears）最近在英國和愛爾蘭播出。它記錄了#FreeBritney（解放布蘭妮）運動並追溯了布蘭妮的職業生涯，以及令這名39歲的表演者和藝人目前受到監護令的事件。這部電影追溯著這位超級巨星的人生軌跡，從腳踏實地、充滿活力的少女，到被資本主義媒體騷擾和追捕，並被推向精神崩潰的年輕女性。

企業性別歧視

紀錄片內其中一些重要的片段是，這位年輕的明星從僅16歲起就成了公然被性化和物化的對象。從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音樂錄像裏面被性化的女學生校服，到采訪和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通常是年齡是她2倍以上的男性，問她有關她的乳房、親吻男生、她的衣服和童貞的問題。布蘭妮被唱片公司和資本主義媒體過度性化，這與媒體對她的童貞的重視相當矛盾。這說明了所有婦女和女孩都被迫陷入的陷阱——要性感但卻不能有性行為——婦女必須面對走在永遠無法接受的平衡之間的危險。

但是，布蘭妮的性化和物化並不只是一個個人經歷或一次性的事件。相反，她的經歷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婦女和女孩都有被物化，這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物化是使人類淪為單純的死物的過程，它是一個非人性化的過程。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被物化過程是首先通過關註婦女的外表而進行的，其有害的意識形態通過廣告、電視、雜志、音樂、電影等進行傳播，這些都對正常化物化女性起到了作用，然後這就成了被廣泛采用和覆制的現象。

為了利潤而物化

但是，物化女性對資本家有什麽好處呢？整個行業的發展也是通過對女性的剝削及物化。到2026年，全球美容產業的總產值預計將達到4383.8億美元，而販賣有限的美容標準的全球色情行業的年產值將達到970億美元。物化女性也使許多其他行業受益：時尚、電視、電影、零售、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行業。

如果物化貶低婦女作為人類的價值，那麽也會貶低她們所從事的活動。如果這些活動與婦女特別相關，例如家政和護理工作，那麽這一貶低的情況就尤其突出。根據2018年樂施會的報告，絕大多數女性免費從事那些工作而為全球經濟節省10萬億美元。在工作場所，這卻意味著女性的工資會被降低，為雇主帶來了明顯的好處。

非人化導致暴力

婦女和女孩為此付出其他什麽代價？物件不是人類，它們是可以隨意使用和丟棄的物品。當婦女和女童在社會中成為常規被物化的對象時，這會影響別人對他們的看法，並最終影響她們的待遇。媒體們對待布蘭妮有明顯物化的過程。例如，出版物和主持人著重於她的外表和她在性方面的事情，從而有損她的優秀的才能、人格和人性。同樣地，整個社會也覆制了這一點，受影響的包括有工人階級婦女、LGBTQ +、移民婦女、有色人種婦女、愛爾蘭流浪者婦女以及因此遭受最嚴峻考驗的殘疾婦女。

物化及其非人化的影響為暴力鋪平了道路。婦女援助組織（Women’s Aid）於2019年報告說，自1996年以來，愛爾蘭有230名婦女死於暴力，其中87％被他們所認識的男性殺害。全球有1/3的女性在一生中遭受過肢體或性暴力。60％的女性很可能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而71％的女性在公共場合遭受了不必要的觸摸。最重要的是，女性通常每天都遭受不必要的關註，不適當的言論和其他“較輕微”的性別歧視。

這類經歷對婦女和女孩的一生造成嚴重傷害。面對自身經歷、不現實的美容標準、暴力、騷擾以及社會對她們的嘲笑，女孩和婦女的心理健康遭遇毀滅性影響。男性死於自殺的可能很高，但試圖自殺的婦女和女孩的比例更高。 2016年，婦女和女孩自殘的可能性增加了24％，她們也受到自卑、抑郁、焦慮、飲食失調和與創傷有關的心理健康問題困擾。所有這些因素削弱了婦女在世界上自由活動的能力，並對她們的生活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

我們不能再接受這一現狀

但是，現在有著積極的有關布蘭妮的遭遇的討論。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以來，人們對於性別歧視問題的態度發生巨大變化。許多年輕人，以及那些與她一起成長的人，都對這位明星的過度性化以及媒體對她的對待感到震驚。一大批支持#FreeBritney運動的年輕人都拒絕當年被完全正常化的態度。年輕世代正在活躍起來，並組織起來反對性別歧視的傳統和壓迫，從#MeToo運動的興起中也能看得出來這一點。

態度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發生了變化，證明了群眾組織的力量，並表明了與當前圍繞利潤謀害人類社會的制度進行鬥爭的潛力。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理解父權結構和觀念是資本主義用來維持和正當化不平等的工具。因此，要與這種壓迫制度作鬥爭，就必須對婦女和所有社會上少數群體的壓迫有透徹的了解，並與之抗衡，這對於與其他部分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很是重要。

“揚起塵埃，贏得勝利！”巴黎公社150周年紀念

150年前，巴黎的工人階級在1871年3月18日建立了巴黎公社，並創造了歷史。這是第一個由工人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管理的社會：工人政權。雖然公社只維持了72天，但卻能夠實施社會變革，改善整個巴黎工人階級的生活。 1871年，在巴黎普通群眾控制管理的城市裏，在短短幾周內實現的許多變化，是我們今天在世界許多地方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工人發動的革命

為了理解1871年巴黎激進工人階級的意識，必須回顧一下上個世紀法國工人階級以失望告終的革命努力。 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秩序的法國大革命，是由自詡為法國“平民”的第三等級，對抗第一等級（教士）和第二等級（貴族）。第三等級不僅由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組成，還包括農民、激進的中產階級、手工業者和新生的工人階級。與之前的其他資產階級革命（如美國革命）不同，這個等級中的 “下層部分”（非資產階級部分）圍繞著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並竭盡所能在鬥爭中發揮了更為突出的領導作用。

無產階級與雅各賓派代表的激進資產階級結盟，在1792年至1794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成立後擁有合法的政治權力。 這一時期法國社會群眾參與革命鬥爭和革命政府，在法國和整個歐洲，都會在他們和後代的意識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弗朗索瓦•諾埃爾•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和亨利•德•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他們認為工人控制和結束階級剝削是共和國目標的進一步民主延伸，他們就是從這場運動的左翼中產生的。

時間來到1848年2月，在歐洲各地的起義浪潮中，法國君主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第二共和國建立。 6月，在新當選的政府轉向保守後，巴黎工人階級發動了起義。 在1848年革命之前，反應了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運動的作品：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中有過著名的描寫：揭示了資產階級的真正忠誠，他們壓倒性地支持君主制，作為對社會動蕩和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的回應。 現在很明顯，法國資產階級不能像1789年第三等級那樣，自稱是 “法國平民”。 1848年的血腥叛亂最終沒有成功，路易•拿破侖（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子）當選為總統。 三年後，他中止了選舉產生的議會，並宣布在他的統治下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為拿破侖三世皇帝。

為了工人的革命

1870年，拿破侖三世在為展示法蘭西帝國的實力而挑起的普法戰爭中失敗了，戰事最終以巴黎被長期艱難圍困而告終。以梯也爾為首的法國新政府向普魯士軍隊投降，並迅速試圖解除巴黎的武裝，尤其是國民警衛隊，其成員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這絕非偶然，因為巴黎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城市，而工人階級一直是法國最近所有革命努力的主力軍，但是他們的物質條件在君主和民選官員的手中不斷惡化，並且剛剛經遭受了普魯士軍隊的殘酷攻擊。

巴黎的工人階級對已經投降的法國政府構成威脅，因此統治者必須解除他們的武裝。 當法國軍隊試圖從蒙馬特等以工人階級為主的激進區清除大炮時，數千名婦女、男子和兒童阻撓他們，築起路障，將軍隊趕出城市。 在之前的動亂中，革命者一直掛在嘴邊的“公社”現在已經被正式宣布了。 巴黎將由工人管理並為工人服務。

公社取得的成就

新成立的公社立即著手創建一個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剝削人民的巴黎。 公社內部的革命者們明白，要真正改變巴黎的社會面貌，需要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大規模參與。 3月26日，舉行了新的選舉，選舉出了反映公社新價值觀的總委員會。 20萬法國人參加了投票，當選者中有1/3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屬的第一國際的成員。 選舉結果得到了巨大的慶祝。

公社開始實施能立即改善巴黎普通工人階級生活的進步變革。 首先，為了確保當選的代表和官僚不具備使他們的地位高於普通巴黎市民的地位，國家職能部門的官員的薪資將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平均水平，並可被立即罷免。 此外，居住在公社的外國人可立即獲得公民身份，並允許他們投票。 政教分離，宗教由個人選擇，而不是由政府機構強加。 學校特別強調要消除教會的影響。 開始招聘世俗教師，被錄用的女性與男性同工同酬。 通常由特權官僚操作的職位被移交給在該部門有經驗的體力勞動者。

為了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和痛苦，公社禁止驅逐流浪漢，並設立了公共食堂，還禁止了當鋪的交易：當鋪是巴黎困難時期的掠奪性產業，窮人不得不賣掉自己的物品以充饑。

巴黎工人階級第一次有機會體驗到美術、音樂和戲劇，而這些以前都是法國富裕資產階級的專利。 藝術品開始向公眾開放。 在公社滅亡前幾天，就有免費的、價格低廉的音樂會向公眾開放，在那裏可以看到各種生活背景的人混在一起。

巴黎人也試圖擺脫前政權的象征。 在一次由婦女領導的自發行動中，巴黎的工人們沒收了斷頭台，把它拆成碎片，然後燒掉。 今天，斷頭台常被視為左翼的象征，代表著殘酷的暴君和君王的終結。但在當時，斷頭台最常被用來處決激進的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 在摧毀它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婦女和男子正在摧毀一個針對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國家暴力象征。

此外，在巴黎公社滅亡前不久的5月，旺多姆柱被推倒。 這根柱子是頌揚拿破侖一世軍功的雕像，巴黎的工人階級和窮人都目睹並慶祝了這一事件。 這反映了對軍國主義和法國國家殖民冒險的反對。 歐仁•鮑狄埃創作的《國際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的，當時巴黎的藝術成就蓬勃發展，巴黎人日常經營的價值觀念也在不斷變化。 這首歌的歌詞似乎幾乎讓人想起了這幾句地標性建築被推倒的情景。

“奴才們，起來吧，起來吧! 我們從此改變舊有的傳統，揚起塵埃，贏得勝利!”

一座正以人們的需要為基礎、以世界勞動者為著眼點來經營的價值觀，正在被寫進這座城市的風景。

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女性往往被限制在歷史記憶的邊緣，但她們絕對是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巨大進步的核心力量。 從公社在婦女的帶領下突然出現，擋住大炮和組成街壘，到女革命者為跨越巴黎的孤立狀態所做的努力：很明顯，婦女在公社成功的幾乎所有方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公社內部推行了許多最進步的改革，部分是1871年以前社會主義和左翼婦女組織的產物。第一國際（亦稱為國際勞工協會）是一個思想性組織﹐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左翼思想趨勢。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力量，以及後來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將工人階級視為社會變革的核心動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第一國際法國支部受到無政府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影響，他從理論上論述了婦女的弱點、愚蠢和不道德。1866年，受這些思想影響的代表們通過了一項動議，該動議指出：

“從生理、道德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婦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應該受到有力的譴責，因為它是種族退化的原因，也是資本主義階級所利用的媒介之一。”

然而，應該說，這些帶有深刻性別歧視的言論是在許多後來成為主要共產黨員的著名社會主義者反對的情況下提出的。

這使主要的女性社會主義者需要挑戰這些落後的思想，並開始在自己的圈子和集體中組織起來，同時也與在第一國際法國分部中反對這些思想的男性社會主義者密切合作。 例如，安德烈•利奧（André Leo）是一位小說家，他寫了大量關於婦女受壓迫的著作，1866年，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新的女權主義團體的成立會議，這個團體將包括許多公社著名的市民：波爾•明克（Paule Mink）、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埃利斯卡•文森特（Eliska Vincent）和諾埃米•雷克盧斯（Noémi Reclus）。 她們的工作重點是改善工人階級女孩的教育。 她們在這一問題上所做的工作為消除教會對學校的影響以及公社聘用世俗女教師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整個1860年代，婦女加入了巴黎的政治具樂部，在較貧窮和工人階級的地區中，她們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後來參加了這些具樂部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婦女，其中有些是混合的，有些是孤立的，後來成為公社的主要聲音。 他們談到了婦女的工作權，女工獲得的低薪以及合法離婚的必要性。 婦女在公社下的政治具樂部中變得更加活躍。 在一個具樂部裏，一個工人階級的女人警告道：“婚姻是古代人類最大的錯誤。 結婚就是奴隸。”另一人說，她絕不允許她16歲的女兒結婚。而且，婦女們很樂意在沒有得到教會批準的情況下與情人同住。 在另一家具樂部，神職人員和資產階級被標記為一模一樣，使人想起了1789年革命之前第一和第二等級之間的關系。 面對前政權最殘酷的工人階級婦女，對這一制度的性質有著清晰的眼光，現在越來越多地將自己視為政治角色。

因應法國政權向巴黎宣戰而成立的保衛巴黎婦女聯盟是公社內影響最大的組織之一，它誕生於公社之前政治具樂部、女權團體和工人階級集體討論的這些思想。 聯盟為老人和兒童的護理設施提供工作人員，並招募護士。 它還把自己的任務看作是政治性的。 它是法國第一個將性別歧視描述為統治階級用來煽動自身權力的工具的婦女組織。 聯合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伊麗莎白•德米特裏耶夫是該國際創始文件的俄羅斯原始簽字人之一，在整個公社期間，她與馬克思保持著頻繁的聯系。

當公社滅亡時，婦女經歷了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她們被肆意強奸和侵犯。 她們的身體被士兵脫光，暴露在街頭。 在媒體的描述中，她們要麽被過度性化，用傲慢的、動物般的語言來描述，要麽被施加男性化的渲染，被視為 “不自然的”。 性別二元制強加給婦女的 “自然 ”偏好被用來詆毀為公社而戰的婦女。 法國統治階級對女公社社員的廣泛關註，表明她們的存在對它們在巴黎的廢墟上重建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的穩定構成了威脅。

法國政權的反擊

不可避免的是，具有如此開創性的革命時刻也將出現重大錯誤，因為幾乎沒有以前的歷史例子可借鑒。 今天最常被提及的錯誤之一是公社領導人低估了法國國家機器的敵意。 雖然不能保證工人巴黎的長期生存，但如果國民警衛隊立即向凡爾賽進軍政府，控制法蘭西銀行（其擁有大量屬於資本主義階級的財富），並且優先與法國和其他鄰國歐洲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建立聯結，公社存續的機會將大大增加。

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後來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的一次修正就是以巴黎公社的經驗為基礎的。 在這個修正中，他們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真正性質，並指明為了向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必須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把它的所有職能交給工人階級，以進一步下放權力。 這一思想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理論化。

相反，發生的事情是，在梯也爾領導下的政府以幾乎無法估量的殘酷進行回應。在這場強烈反對中，保守估計有2萬人被法國政府殺害，大約38,000人被捕，7,000多人被驅逐出境。梯也爾政府也違反所有國際條約，授權在劫持人質時進行即興“審判”，允許部隊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的情況下任意屠殺。 工人階級被屠殺，婦女和兒童也不能幸免。 甚至在正式戰鬥結束後，屍體仍留在大街上，以警告幸存者。 統治階級實際上是在對革命的巴黎工人發動一場種族滅絕的階級戰爭。

有趣的是，在公社初期和整個公社期間，女公社員對政權采取了更堅定的立場。 4月2日，當凡爾賽軍隊向巴黎進軍時，其中一份婦女報紙寫道：“讓我們告訴凡爾賽人，巴黎已經做好了自衛的準備，因為人們試圖奪取她。”

“告訴凡爾賽宮，巴黎已經準備好為自己辯護，因為人們試圖使她措手不及並解除她的武裝。 讓我們告訴凡爾賽宮，議會說的沒有用，巴黎說的才有用。”

在拿起武器保衛公社時，她們提到了1789年婦女向凡爾賽宮進軍的事件，當時由婦女帶領的一大批饑餓的巴黎人圍攻了凡爾賽宮，並俘虜了國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路易絲•米歇爾是主要的女革命家之一，也是一個未婚仆人的女兒，她是圍攻凡爾賽宮的最熱心支持者之一，她知道如果不粉碎梯也爾政府，法國政府推翻公社的努力就不會停止。

伊麗莎白•德米特裏耶夫（Elisabeth Dmitrieff ）給馬克思寫信指出，特別是婦女們堅決認為革命必須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傳播，她敦促第一國際總理事會向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發出呼籲。安德烈•萊奧是負責寫給農村工人的宣言《致農村工人》的人之一，她敦促法國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加入巴黎的事業。工人階級和革命婦女之所以能夠如此清楚地看到法國的真相，正是因為她們不僅受到制造商的壓迫，因為制造商付給她們的工資比她們也在工廠裏剝削的男人還少，而且還受到國家的壓迫，因為國家維持著高租金、高額的食品成本和少的可憐的社會福利。

對於今天的教訓

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中寫道：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裏。”

公社在僅72天的工人控制下就取得了如此的成就，證明了如果由普通工人負責的話，社會將會是什麽樣。 在工人控制下的短短幾周內就實現了向外國人授予公民身份和政教分離的做法，成了當今許多國家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1871年在巴黎發生的事件表明，工人階級不僅能夠成功地造福社會，造福所有人，而且是變革的主要動力。 以少數人的名義對工人階級的無休止的剝削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革命鬥爭，即使是被剝削者的自發反應，也是資本主義自掘墳墓的必然結果。

在過去150年裏，資本主義為無數次革命動蕩創造了條件，其中一些動蕩嚴重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統治。就像使巴黎公社誕生的男男女女一樣，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和窮人試圖通過集體鬥爭來結束他們被剝削的痛苦，並面臨著當權者的同樣反應。這些運動都有勝利的潛力，它們的一個重要教訓是，由於缺乏一個大規模的、有凝聚力的、可以領導群眾的革命政黨，阻礙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社會。

1871年巴黎工人階級在沒有這樣的一個政黨情況下奪取了政權，這是否與這一教訓相矛盾呢？一點也不。巴黎的工人是第一個采取這種大膽的起義舉措的人，雖然他們只在一個城市裏這樣“只做了十個星期”，僅憑這一點，他們就應該受到今天所有工人的慶祝和尊敬。但是，不僅僅是工人從公社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全世界的統治階級也是如此。巴黎的革命之初，法國統治階級幾乎沒有進行抵抗，他們還在從普法戰爭的失敗中掙紮，他們在巴黎郊區進行了戰術性的撤退，在那裏他們等待著重新集結武裝力量，然後再進行無情的反擊。

革命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而且關鍵在於維持政權。托洛茨基在寫巴黎公社時，解釋了在公社取得初步勝利後，這種力量的缺失是如何成為決定性的障礙。

“這第一個成功成了消極狀態的新根源。敵人已經逃往凡爾賽，這不是一個勝利嗎？在那時，幾乎不用流血就可以打垮政府一夥。在巴黎，以梯也爾為首的所有部長本可以被俘獲，沒有人會出來保護他們。但是也沒有這樣做，因為沒有一個對形勢有全面理解和有實現其決議的專門機構的集中的黨組織。”

一個革命政黨如果對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就會認識到粉碎舊的法國資本主義國家並奪取其財富和資源的必要性，以及認識到將革命傳播到法國其他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必要性。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吸收了這些教訓，並確保了1917年在俄國的革命取得成功。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我們不僅可以從巴黎公社、俄國革命和其他許多革命事件的歷史教訓中獲益，而且我們還擁有一個大大加強的工人階級。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國際化、數量更多、更加多樣化、教育程度更高。今天，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全球範圍內被剝削者奮起捍衛自己的尊嚴，並為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的社會而鬥爭，公社的遺產仍在繼續。

紀念革命者──安東尼奧·葛蘭西誕辰130周年

葛蘭西無疑是最受歡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近年來，他的思想尤其受到拉美左翼的研究和讚賞，他們非常期待這位革命家的政治遺產。即使在今天的意大利在意大利共產黨（PCI）成立100周年之際，葛蘭西的身影也再次出現。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也必須了解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仍然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當然有必要把葛蘭西的形象從斯大林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切歪曲竄改中解放出來，因為這些歪曲創造了一個沒有任何革命價值的葛蘭西形象。

紅色時期

要了解葛蘭西的政治遺產，就必須閱讀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多年來的演變。這迫使我們分析葛蘭西著作的歷史背景，從 “紅色的兩年”（1919–1920）直到1937年在法西斯監獄中去世。

葛蘭西於1891年生於撒丁島。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搬到了都靈；正是在皮埃蒙特的首府，他第一次被社會主義思想所吸引，並在那裏加入了意大利社會黨（PSI）。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受到了為期兩年的工人罷工和農民抗議浪潮的震撼。群眾工人運動不僅限於經濟訴求，而且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鼓舞下，還具有革命的潛力。意大利北部的工人不僅進行罷工，而且經常占領工廠，選舉工人委員會，效仿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做法。

盡管工人們的確設法從雇主那裏獲得了一些重要的權益，例如每天8小時工作制，但意大利無產階級的革命願望很快就被意大利社會黨改良主義領導人和工會官僚扼殺了。“紅色的兩年期”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葛蘭西、阿梅迪奧 · 博爾迪加（Amedeo Bordiga）和意大利社會黨整個革命派缺乏與改良派決裂所需的決斷力，因此無法采取主動的姿態，領導工人奪取政治權力。盡管如此，葛蘭西在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聲望還是大大提高了。1919年，這位撒丁島革命者在都靈創辦了“新秩序”（l’ordine Nuovo)報紙，將黨內的整個革命派團結在一起。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

對於工人和農民的鬥爭、社會主義者的發展，大資本家和地主的反應是建立和資助法西斯的勢力。這些大大小小的法西斯組織毆打甚至殺害罷工工人、占領土地的農民、工會成員和社會主義者。

法西斯主義的擡頭是意大利工人運動“紅色兩年”未能致勝所付出的代價。在1921年1月21日裏窩那（Livorno）發生的法西斯主義暴力浪潮中，意大利社會黨經歷了其歷史上最重要的分裂: 由葛蘭西和博爾迪加領導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派成立義大利共產黨。意共成為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第三國際的意大利支部。與改良派的分離顯然晚了，因為到目前為止，工人運動已經被法西斯組織擊敗，反動力量在整個意大利正取得勝利。

博爾迪加的極左路線

意共發現自己很快疏遠於大眾，特別是由於博爾迪加所奉行的宗派主義極左政策。該黨的領導權最初掌握在這位來自那不勒斯革命黨人的手中，他拒絕與意大利社會黨和其他工人運動力量建立任何形式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因此跟主張應該為工人階級組織建立起一個聯合戰線來反對法西斯的列寧、托洛茨基和共產國際發生沖突。葛蘭西在這個時期，雖然並不完全讚同博爾迪加，但接受了他的宗派主義政策。

1922年，葛蘭西訪問了莫斯科，在那裏，他與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進行了辯論，他開始相信博爾迪加的極左政策是錯誤的，左翼必須有一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政策。後來他回到意大利，決心改變該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反對“博爾迪加主義”。

與此同時，墨索裏尼上台執政後，立即給年輕的共產黨制造了麻煩。法西斯組織事實上已經開始逮捕和暗殺無數的共產主義運動人士。然而葛蘭西當選為國會議員，因此在法西斯主義上台的初期，他還能幸免於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26年，當局通過了一系列獨裁的法律，清洗了所有反法西斯主義的力量，最終使意大利成為一個極權國家。

葛蘭西領導下的意共

在1923-1924年間，葛蘭西為共產國際的政策進行辯護。盡管仍屬少數派，但在國際的支持下，黨內的葛蘭西派利用官僚手段，組織了一場內部政變，推翻了博爾迪加。這種不民主的方式在共產國際早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隨著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內部的鞏固加強，官僚化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葛蘭西與博爾迪加進行政治鬥爭是正確的，也符合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反宗派主義立場。然而，這是一場用不民主的方法進行的戰鬥，因此違反了布爾什維克的原則和精神。在1926年的裏昂代表大會上，葛蘭西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了“博爾迪加主義”領導層最後一擊。在這一時期，這位撒丁島革命者站在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斯大林派系一邊，錯誤地認為托洛茨基的立場與博爾迪加相似。盡管有這個錯誤，但葛蘭西從來都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在1926年寫給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他在政治上支持蘇聯的多數派，同時嚴厲批評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主義者”使用的官僚主義和反民主的方法。當時是1926年，遠在斯大林消滅了所有老布爾什維克們的莫斯科審判和大清洗之前。

陶裏亞蒂和斯大林

然而，葛蘭西的立場使他與另一位意大利共產黨員帕爾米羅·陶裏亞蒂（Palmiro Togliatti）發生了沖突、陶裏亞蒂當時在莫斯科、毫無批判地支持斯大林。他確保了葛蘭西的信永遠不會被傳到蘇共中央委員會收到。同年，葛蘭西被法西斯政權逮捕，並被判處多年徒刑。這使得陶裏亞蒂的斯大林主義奪得了意共的領導，陶裏亞蒂多年來一直是斯大林的主要夥伴之一，並參與了斯大林的許多罪行。

葛蘭西雖然身陷囹圄、身患重病，但他並沒有放棄，而是大量寫作。他著名的 《獄中劄記》可追溯到這段羈押時期，可能是最廣受人們閱讀的葛蘭西的作品。這些著作涉及各種問題，其中包含了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觀念。然而，他對托洛茨基的判斷是草率的，表現出對托洛茨基思想缺乏了解，這無疑是由於葛蘭西一直被隔離在監獄中，無法獲得外界的信息。所以他對蘇聯發生的事情缺乏了解。盡管有這些局限性，但葛蘭西還是對斯大林和陶裏亞蒂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特別是對 “第三時期”的極左和宗派政治提出了批評。

“第三時期”的極左路線

事實上，從1928年到1934年，“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經歷了一個極左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共產黨將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法西斯主義、稱之為 “社會法西斯主義”。葛蘭西在獄中反對這種瘋狂的政策，在1933年的德國，這種政策阻止了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一切統一戰線，使得納粹幾乎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奪取政權。葛蘭西當時對意共的斯大林主義領導層的批評，與托洛茨基的國際左翼反對派相聯系的義大利新反對派（NOI）的 “托洛茨基派 ”的批評不謀而合。義大利新反對派的首領是托派人士皮特羅·特雷索（Pietro Tresso）、阿方索·萊昂內蒂（Alfonso Leonetti）和阿爾貝托·拉瓦佐利（Alberto Ravazzoli），他們都是在1930年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而被開除出意共的。

意大利“托派”與葛蘭西一樣，反對 “社會法西斯主義”的路線。然而，葛蘭西由於身在獄中，對這一點並不知情。這並不是說葛蘭西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肯定不是斯大林主義者，他與陶裏亞蒂的決裂是尖銳的。因坐牢而處境孤立的時候，葛蘭西自己黨內的一些同志已經遠離了他。斯大林主義者則避開了葛蘭西，無法原諒他的 “異端”。

因為在法西斯監獄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並在1937年去世，我們也無法知道如果他沒有這麽早去世，他的思想將會如何發展。法西斯分子殺死了意大利工人階級的一位偉大思想家。

葛蘭西的政治遺產

葛蘭西的政治遺產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他死後發生的事情。陶裏亞蒂的斯大林派生前曾反對過他，他們後來虛偽地把自己說成是葛蘭西的政治繼承人，並歪曲他的思想，把他變成了改良派和 “反托洛茨基主義者”。從1935年起，斯大林主義者放棄了極左路線，否定了布爾什維克的統一戰線方針，提出了人民陣線戰略，開創了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從未被推翻，在意大利，這一政策在二戰期間的抗戰中達到了頂峰，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以陶裏亞蒂為首的意大利共產黨放棄了一切的革命立場，推行與資產階級力量的民族團結政策，甚至與保皇派和前法西斯分子結盟。

在戰後不久，意共加入了資產階級政府，參與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重建。國家的鎮壓機器仍與法西斯政權時期建立的機器相同，法西斯分子沒有被清除出國家機器，但仍是警察部隊、軍隊和司法部門的首腦。陶裏亞蒂的國際刑事法院通過對法西斯分子的大赦，做出其有史以來最荒謬的事情。

陶裏亞蒂需要把斯大林推行的改良主義政策說成是意大利的創新、是葛蘭西首先倡導的思想的產物。然後，陶裏亞蒂把葛蘭西這位撒丁島革命者說成是斯大林主義意共改良主義政策的先驅、是走“議會路線”通向社會主義的先驅、是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先驅。

葛蘭西的著作當時是由意大利共產黨控制的出版社出版的，此前陶裏亞蒂已將其中任何不符合斯大林主義者需要的內容刪除，並加入篡改的內容，以至於陶裏亞蒂將 “托洛茨基是法西斯主義的娼妓”這句話說成是出自葛蘭西，但實際上這話是陶裏亞蒂本人說的。

《獄中劄記》無疑是被斯大林主義者篡改得最厲害的作品，他們把葛蘭西的創新思想說成是對意共的改良主義的預期。例如，《劄記》中所表述的葛蘭西的 “文化霸權”概念，就被說成是葛蘭西放棄了革命的觀點，因而也是對意大利共產黨所走的議會社會主義道路的預期。其實，認真閱讀葛蘭西著作的人都會明白，“文化霸權”的概念根本不是放棄革命的觀點，而是葛蘭西試圖將列寧主義的策略適應西方的環境。在列寧的著作中也有同樣的概念。

葛蘭西嘗試說明，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民社會更善於表達民意，因此革命運動不得不克服更多的障礙。這就需要耐心地在社會內部建立一個社會主義運動的文化霸權，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霸權。葛蘭西認為，在西方，通往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將比在俄羅斯更長、更覆雜，因此有必要對資本進行“陣地戰”，而不是像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所做的那樣，進行“運動戰”。這種觀點並不排除與其他左翼勢力的聯合戰線和爭取民主目標的鬥爭。因此，對葛蘭西來說，這是一個反思西方革命方法的問題，而不是像陶裏亞蒂那樣，在斯大林的建議下加入資產階級政府而放棄革命。

葛蘭西反對博爾迪加的極左路線和博爾迪加反對左翼統一戰線的宗派主義立場，但他從未提出任何理論來為資產階級的人民陣線辯護。他也沒有放棄工人階級和革命政策。他從不認為在西方社會主義者可以通過議會手段掌權，而不需要通過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葛蘭西的所有政治鬥爭都是針對改良主義的。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動都與斯大林主義的做法相矛盾。

編造出的改良主義者面目

今天的資產階級出版社揭露了陶裏亞蒂的謊言，然而呈現了一個改良主義者、“國父”和資產階級的義大利共和國之父的葛蘭西。葛蘭西革命性的方面被抹煞。1920年領導都靈工廠理事會運動的葛蘭西，這位十月革命的熱切支持者，與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者編造、向我們展示的改良主義者葛蘭西的有什麽關系？除了在 陶裏亞蒂的幻想中，提倡與資產階級聯合的“改良主義者”葛蘭西從未存在過。然而今天，這就是大家都認識的葛蘭西，被資產階級媒體、“中間偏左”的民主黨、斯大林主義繼承者和意大利改良主義左翼所營造的葛蘭西。

幸運的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許多國家，左翼和社會主義者正在重新發現另一個葛蘭西，即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葛蘭西。葛蘭西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他和常人一樣，也會犯錯誤，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他的政治遺產屬於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羅莎·盧森堡誕辰150周年——向盧森堡學習

150年前，羅莎·盧森堡出生於現今波蘭境內，她是名猶太木材商人的女兒。年輕的羅莎於早年在政治上很活躍；她16歲加入了革命團體“無產者”並開始鼓動身邊的同學。在那時，她為工人階級畢生的鬥爭已然開始。

她加入了波蘭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並協助左翼成為黨內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她在第二國際內展開鬥爭，主張革命路線，並且反對將運動局限於議會鬥爭和漸進改革的純粹改良資本主義路線。她不斷辯論，反對社民黨日益僵化的領導，認為工人階級群眾會最終自己站出來行動，並需要革命性的領導來協助其達成歷史任務。

羅莎多次由於“藐視君主”、公開反對德國帝國主義及宣揚一戰威脅而被捕入獄。不僅是統治階級對“紅色羅莎”和她的同志們感到恐懼，連那些在20世紀初不斷向資產階級獻媚和拋社會主義原則於爭權奪利之腦後的社民黨領導人亦覆如是。

作為德國1918/19十一月革命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羅莎與卡爾·李卜克內西及其他斯巴達克斯同盟的成員，以及之後的德國共產黨員都為了他們在俄國的所見而奮鬥：工人階級通過工兵代表大會成功掌權，土地、銀行、工業通過蘇維埃共和國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初步嘗試被國有化。但在總理、社民黨領導弗裏德裏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授意下，他們被逮捕和殺害，他們的奮鬥被迫畫上句號。羅莎.盧森堡的屍體被發現在柏林蘭德維爾運河之上漂浮。

被誤解的傳奇

羅莎.盧森堡的主張一直與21世紀的情況有著緊密關聯。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日益惡化，她的許多著作似乎正是為了我們今天時代所量身打造的。羅莎作品的標志，是其鮮明透徹的革命性和對工人階級的深深信任。這在與社民黨內與修正主義者的論戰中，明白地顯示出來。羅莎激烈地反對伯恩施坦，及其他在經濟繁榮和議會鬥爭取勝面前離社會革命目標漸行漸遠的人。她堅定地反對資本主義僅通過漸進改革就能步入社會主義的論調。

另一方面，羅莎的方法至今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將以工人階級利益為基礎的改良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目標結合起來。她認為，改良的訴求不能局限於改良本身，而是要讓改良運動作為手段，幫助工人階級認識到要通過打倒資本主義才能為其自身解放。

如今，資本主義框架下通過改革來顯著促進人們生活與工作條件改善的空間變得極為有限。疫情及經濟危機駁斥了所有改良派建設更“社會化”的資本主義的幻想。近年來，許多主要國際左翼組織未能有系統地提供替代方案，而是根本上地局限於改良的最低訴求——但甚至這些也未能實現，準確地講，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更遠大的圖景及進行鬥爭的需要。

羅莎解釋了為什麽資本主義由於其私有制的生產關系，會一直產生危機。她將改良鬥爭描述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學校。當工人階級反抗並贏得敵人的讓步，這會增進了他們對階級鬥爭及自身身份地位的理解，最重要的是，這增強了他們對自己鬥爭力量的自信心。

這種改革與革命的方法論在實踐中，表現在於她拒絕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在論戰時她對群眾罷工的態度。羅莎很早就意識到工會及黨組織官僚化的毒害性。工會及社民黨領導人輕視工人群眾自發行動的重要性。他們視工人罷工為計可以被戰術性利用的、由工人組織領導層一手導演的行動。

社民黨和工會領導人所拒斥群眾性罷工作為從底層發起的運動，和為工人運動實現目的的主要手段。他們甚至三番五次地企圖在他們的隊伍裏禁止關於罷工的討論。受到俄國1905年革命印象的激勵下，羅莎對社民黨領導人的遲鈍感到憂慮，她多次捍衛著罷工作為工人階級鬥爭必要手段的地位。她將罷工作為反對德國三級選舉制（通過加大富人選票分量來壓制窮人意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策略。

羅莎認為社會民主主義對議會選舉的思想傾向、工會領導對經濟鬥爭的限制、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刻意割裂，都必然走向失敗。她認為，在革命群眾行動中，“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相統一”是一種辯證關系，這種辯證關系在今天甚是明顯。

今日之改革與革命

2019年和2020年爆發的各國群眾運動，不僅具有群眾的無畏性和自發性的特質，而且具有政治和經濟要求的不可分割的特質。羅莎寫道：“若工人運動的每一種表現及形式都被禁止，若最簡單的罷工就是犯罪，那麽邏輯上講，每一場經濟鬥爭也必然為政治鬥爭。”

對伊朗、中國、白羅斯及俄羅斯等國的工人來說，這一分析一語中的；美國及世界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亦然。而在法國或智利等地亦覆如是，當地的經濟鬥爭不斷地迅速演變成政治鬥爭。我們在新冠疫情中看到，危機期間的經濟鬥爭必須越來越具有政治性，反之亦然。

羅莎預言，隨著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的展開，勞工鬥爭也會提上日程，而不會等待工會領導的“命令”。近年來，盡管工會官僚機構起到了抑制作用，但許多大罷工運動還是發生了。

奧地利便是一個小型但重要的例子：過去兩年，罷工運動在衛生和社會部門爆發，基本上由下層獨立地興起。而工會領導層很高興地利用爆發的疫情來扼殺這場運動。

羅莎·盧森堡雖然十分強調群眾的自發性，但她絲毫沒有低估工會官僚機構及缺乏革命領導對工人階級鬥爭可能產生的拖延效應。用她的話說：“貫徹的、堅定的、前瞻的社民黨，會使群眾產生安全感、自信心和戰鬥力；相反以低估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動搖的、軟弱的作法，則會混亂群眾、使之麻痹。”

她既不把工會，也不把勞動者的政黨看作終點，即便如此，她也認識到今日愈發凸顯的一點：若沒有一個革命性政黨黨組織群眾，把群眾的怒火和行動領向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群眾的所有自發性遲早會消散，從而走向失敗。

盧森堡反對改良主義威脅的最重要的鬥爭之一就是反對戰爭威脅。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解釋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在統治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中產生緊張局勢及戰爭。與布爾什維克一樣，她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此同時，盡管第二國際反戰各方達成了正式協議，但改良派在批準戰爭貸款的巨大壓力下屈膝投降。經過多年的逐漸墮落，這次投降標志著第二國際的崩潰。而以羅莎·盧森堡及其戰友卡爾·李卜克內西被害為標志，社會民主黨已經徹底墮落。

十一月革命中的羅莎·盧森堡

德國革命始於1918年11月，當時基爾港水兵拒絕服從毫無意義地戰至最後一人的命令。11月9日革命震蕩柏林。羅莎·盧森堡當時被囚禁在布雷斯勞（弗羅茨瓦夫，今天屬於波蘭），第二日晚上才抵達首都。她立即利用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領導俄國工人奪權的綱領，介入在這場運動。

她要求解散議會和資產階級的所有政治機構，並將其權力移交給民主選舉產生的工兵代表大會（蘇維埃）；由這些代表大會沒收富人財產、所有銀行、礦山和大型企業；這些蘇維埃從屬於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中央機構。

羅莎知道舊精英們不會將政權拱手相讓。因此，她要求解除警察和軍官的武裝，同時武裝工人階級——即是說，由新興的蘇維埃進行武裝專政來保衛革命。最後，她號召國際範圍內的革命。

另一方面，社民黨的領導層與帝國大臣們緊密合作。德國獨立社民黨（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左翼）的領導層與社民黨一起進入政府，並為國會選舉做準備。這是解除蘇維埃權力的決定性步驟。

第二日，羅莎和其他成員以由布爾什維克啟發的綱領為基礎，重建了斯巴達聯盟。斯巴達聯盟現在是作為一個明確定位的革命骨幹政黨來運作，這與之前德國獨立社民黨（USPD）內部存在的松散結構形成了對比。後來從這個組織重組並建立了德國共產黨（KPD）。這樣一個黨，在革命時期，應該能把大多數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領導他們奪權。羅莎在15年之後，得出了與列寧在1903年相同的系統性結論。

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在資產階級體制內工作所獲得的特權，使社民黨領導層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以致於1914年他們支持了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而不是組織一場反對世界大戰的群眾鬥爭。然而，羅莎曾數次入獄，因為她公開反對改良主義、戰爭、君主制和資本主義。在最初的戰爭熱情逐漸消退後，她在工人階級中開始獲得巨大的威望。但在戰爭初期，她並沒有利用這一威望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來付諸實施其革命綱領。

當社民黨領導層同資產階級和法西斯自由軍團（Freikorps）一道，用武力鎮壓1918年革命時，很明顯，群眾的自發性能夠向政權發起鬥爭，但不足以勝利。1917年10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歷經14年時間，經歷了曲折、犯錯和人事更替，才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培養了同志，使自己成為工人階級中可靠的戰士。然而，德共是在11月革命開始兩個月後才成立的，未能決定性地影響革命進程。

大多數黨員是有決心、有動力的，卻缺乏戰略戰術經驗。他們拒絕參加國民議會選舉和改良主義群眾性工會的革命工作。羅莎主張把這兩個領域的工作都用於黨的建設，但她依舊是黨內少數。正因為如此，德共無法爭取到那部分失望的德國獨立社民黨人的重要支持，並在工人間陷於孤立。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羅莎·盧森堡——在一次又一次爆發的起義中被殺害，但這些鬥爭卻未能廣泛和協調一致地進行。後來，當德共發展到具有群眾影響力時，卻缺乏了羅莎所主張利用革命性危機領導工人階級掌權的理解。

今天，環境惡化和經濟危機使許多人清楚地認識到，正如許多新的群眾運動所表明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給我們帶來未來。現在的群眾運動所缺乏的是組織和領導，內化羅莎·盧森堡的鬥爭和過去許多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這些加上新興運動的鮮活經驗，是我們這個時代制定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綱領的基礎。我們ISA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

全球稅制改革：資本主義真的在劫富濟貧嗎？

為什麽IMF、拜登、英國政府等資本主義政府和機構不約而同地開始提出加稅？他們的政策能解決資本主義下富者愈富的問題嗎？

近期，眾多資產階級政府和組織紛紛做出了加稅的決定：

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決定在未來4年將公司稅從19％上調至25％；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提議將公司稅從21％增至28％，並對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人額外加稅，借此應付3-4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此外，新政府還希望對公司稅實行全球最低限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主張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中的高收入者和公司應額外繳納稅款。
那麽這些決議會帶來多大的政治影響呢？有這樣一條評論可以說明：

“上周我看到了新聞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出警告，說不要削減公共支出和借款。這則新聞讓我感到十分困惑。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捍衛著財政穩健政策，但現在他們卻告訴工業化富國的決策者不應為新冠危機期間的過多公共債務而煩惱。他們回到了凱恩斯主義，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天如是講到……但在過去，他們的對經濟問題的處方卻是：采取財政緊縮、小政府和/或市場自由化的政策——亦即華盛頓共識。” （《金融時報》首席政治評論員菲利普·斯蒂芬斯2月19日撰文）

有趣的是，主要決定加稅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是美國、英國等在1980-199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國家；拜登的加稅計劃更是美國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

為什麽會這樣？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資料，1980年全世界的公司稅率平均為40.11％；此後，各國開始意識到高公司稅率對商業投資決策的影響，並開始減稅。於是，到了2020年，全世界公司稅的平均稅率削減到了23.85%。

經合組織重申了“為富人減稅”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認為這樣就可以盤活“商業投資”。實際上，削減對富人的稅收就是在削減公共部門財政、降低工資、惡化工作條件。這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發動的階級戰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進一步增加他們的利潤。

市場力量的“解放”從來沒有實現政客向群眾所承諾的穩定、經濟增長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它帶來了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破壞了社會福利，並加劇了現存的氣候危機。大約20年前，這個體系就已經受到了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質疑。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及隨後的經濟衰退凸顯了資本主義體系的脆弱性。金融交易中開始設立托賓稅（外匯交易稅），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這些建議都反映出資本家和政界人士也日益意識到必須采取行動。一些億萬富翁開始提倡增加稅收，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在提醒人們要註意不平等現象。

但當時沒有哪個政府真的去試著打破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格局。在過去的十年裏，他們削減人民的福利，又給富人以補助。這種劫貧濟富的手段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鬥爭和群眾運動。在2019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席卷了世界，直到疫情開始才有所退潮。

各政府的這種政策轉變有以下兩個基本原因：1）在過去幾十年裏，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完全沒有能穩定經濟；2）當局害怕人民的不滿和抗議，進一步打擊資本主義及其政黨。

當然，疫情及其引發的危機帶來了一點轉折。為了避免經濟全面崩潰，許多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家幹預。企業獲得了能夠保證其不破產的資金，甚至連工人也拿到了一些錢——特別在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派錢給工人以維持消費。

據經合組織統計，在2020年，經合組織國家根據經濟周期調整後的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了5%； 公共債務總額增長相當於將近17%的GDP。 G20國家的平均債務從2019年占GDP的82.1％增加到了2021年的103.2％。

“如果沒有這些財政和貨幣措施，去年的全球經濟萎縮將是三倍。這可能是又一次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ina Georgieva）表示。

稅收戰爭和避稅天堂

十多年來，經合組織國家和20國集團（G20）進行了談判，以尋求解決各國政府之間稅收競爭的全球解決方案。公司稅盡管在世界各地都有所降低，但彼此差距仍然很大——從巴巴多斯的5.5％，匈牙利的9％和愛爾蘭的12.5％，到法國的32％以及許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35％左右。當然，也有一些零稅率的國家/地區，開曼群島、澤西、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避稅天堂。

據非政府組織“全球稅正義聯盟”估計，“各國每年因國際公司濫用稅款和私人逃稅而總共損失超過4,270億美元的稅收，大致相當於每年損失近3,400萬名護士的年薪——或每秒損失一名護士的年薪。”

2016年“巴拿馬文件”揭露的逃稅資料就披露了眾多知名大銀行和公司的逃稅行為，他們用各種左手倒右手的交易來隱藏利潤、進行逃稅；而避稅天堂向罪犯和洗錢活動敞開了大門。

長期以來，國家之間的稅收戰可謂“競相逐低”。公共部門收入的減少不可避免地有助於希望私有化的右翼政府。美國的公司稅率為35％，但特朗普和共和黨在2017年將其降至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21%。因此，拜登提議增加到28％不過是增回了降幅的一半。

在歐洲，歐盟一直是新自由主義推動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的主要工具。在歐盟內部，稅收和其他競次仍在繼續。當歐盟委員會命令蘋果公司向愛爾蘭支付130億歐元的稅款時，愛爾蘭政府拒絕接受，稱蘋果已經支付了“合理金額”——對此，社會主義黨（ISA愛爾蘭）指出，大企業的低稅率與對工人執行的緊縮政策相伴而生。

拜登能做到什麽？

拜登提出的加稅措施將使國家收入增加2-2.5萬億美元。由於這是15年的首次增幅，所以實際上的每年增幅並不大；相比之下，美股市場上企業市值的總和就超過50萬億美元。

作為經合組織稅收談判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經向135個國家政府提倡這種稅改模式。德法兩國對此積極回應，並會在夏天之前準備好最終提案。

提案會包括經合組織所稱的“兩大支柱”：1）全球公司稅最低稅率定為21％； 2）跨國公司應根據在每個國家的銷售額繳納稅款。對於更願意繼續減稅的特朗普來說，他不可能選擇後者；而拜登的提議雖然意味著谷歌或微軟在某些國家交納更多稅款，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避免的各國政府實施的不同級別的所謂數字稅的方法。

美國企業少了出於避稅原因將總部轉移到國外的理由，所以全球最低限額也將增加美國的稅收收入。因此拜登這看似“全球性”的提案中其實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成分；他宣布的其他新政策，例如強化國家地位、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等，也是與中國之間新冷戰的一部分。

全球稅收計劃也並非是大膽進取的計劃。這仍然會使較富裕的國家受益，亦無助於阻止全球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在經合組織最初的全球稅收計劃中，覆蓋範圍僅為2300家公司中的不到10%。

拜登的一攬子刺激計劃，以及近期對美國經濟的樂觀預期，使拜登獲得了一些短期優勢。盡管如此，共和黨仍將將在一些議題上反對他的計劃。此外，許多國家的政府也會對全球稅率存有異議，尤其是在資本家和代表他們的政黨日益走向民族主義的時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提議盡管看起來是一大進步，但他們的施展空間也很有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僅僅建議對疫情期間產生的超額利潤征收臨時的、有限的稅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政策負責人加斯帕爾（Vitor Gaspar）表示：“疫苗接種可能是有史以來收益最高的全球投資項目”。他說，由於許多人受到危機的負面影響，對超額利潤征收“團結稅”（solidarity tax）將產生有益影響。

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正面評價財富稅和遺產稅，但他們和經合組織的提議都強調：任何支持措施和國家支出都是暫時的，勞動者不應慣於獲得國家援助。

社會主義者與征稅

高稅收經常被政治家和媒體描述成社會主義政策。我們當然讚成增加億萬富翁和大企業的征稅。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註意到加稅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自上而下采取了一些正面措施，例如提供額外的兒童福利等。他透過這些措施釋出信號：“總統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你們不需要進行民主組織的群眾運動”。但是資本主義下的所有措施都是臨時性的，如今，它們甚至有明確的期限：2021年9月或2021年年內。雖然拜登提議將這項福利永久化，但3月份通過的1.9萬億美元刺激法案沒有給工人以長期收益。

財團和富人不會默默接受加稅。他們將雇用上千名專家來幫助他們逃稅，並提高價格、削減工資，借此將負擔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

在1945-1980年間，瑞典被視為通過增加稅收和公共福利來改善工人生活的典範。但這不可能在當前再次發生了，因為稅收本身無法動搖經濟大權和所有制。資本家之所以能夠反擊，是因為社民主義依舊處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框架之內。皮凱蒂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

的確，溫和的加稅也能提供更便宜的住房，以及更高的養老金、教育資金、醫療資金等。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福利不可能持久。最終付出代價的仍舊是全球的普羅大眾。

政策改變不會使資本主義擺脫危機。國內外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沈重的債務和通貨膨脹風險都會促進資本主義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不是加稅政客的拉拉隊。我們支持積極進行改革，同時我們也為捍衛和改進這些鬥爭的成果作準備。如果來年政客們想要取消對工人的臨時援助措施，我們將會去鬥爭阻止他們。

所以我們需要工人階級政黨，需要建立大規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為廢除資本主義、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

以加稅來鉗制亞馬遜等大型企業是不可行的，這種做法與控制私營石油公司來阻止氣候危機一樣困難。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僅僅對私有企業征稅是不夠的，事情的關鍵在於所有權問題。我們有必要將大企業國有化，並實現無產階級對企業的民主管理，並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者，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經濟上的民主。

1921年喀瑯施塔得叛亂100周年——一個反布爾什維克迷思的形成

1921年3月的在喀瑯施塔得（Kronstadt）事件經常被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無論是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親資本主義的右翼分子）所利用，試圖證明不僅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而是早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新生蘇維埃俄國就已經殘酷地獨裁統治著工人。

1921年3月，喀瑯施塔得（當時稱為彼得格勒的聖彼得堡附近的一個要塞島）的水手夥同其他人發起叛亂，及後被布爾什維克鎮壓，托洛茨基稱之為 “悲劇性的必然結果”。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預計，當蘇聯的檔案一旦解密，會有大量證據證實他們關於布爾什維克暴力的說法，但現實恰恰相反。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的一個真正的裏程碑，是1999年在俄羅斯出版的兩卷資料集《喀瑯施塔得悲劇》，其中包含了許多以前未被發現的文件。

事實顯示，實情與布爾什維克的 “左翼”批評者說法相矛盾，批評者聲稱革命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墮落，而聲稱喀瑯施塔得的叛軍代表了 “真正的蘇維埃民主”。

危機的根源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在假定其他國家會效仿的情況下進行的。然而，蘇維埃政權仍然孤立無援，而100萬強大的沙皇軍隊、白軍，在德國、日本、波蘭和英國等帝國主義勢力多達200萬軍隊的支持下，發動了一場殘酷內戰。到1920、1921年之交的冬季，紅軍取得了勝利，但國家遭到破壞，饑荒和流行病在全國肆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流失了很多人口，工廠幾乎全面停產。

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農民分得了土地，他們希望最終能夠用土地自行其事。由於白軍想把土地歸還給地主，廣大農民仍然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並肩作戰，並加入了紅軍的行列。由於大約90%的俄羅斯人口是由農民和農業工人組成的，共產黨人主要依靠城市中的產業工人和最貧窮的農民、農業工人和鄉村窮人的支持。

但是，由於工廠無法再生產足夠的工業品來支持農業，而城市又處於饑餓狀態，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向農民征收糧食，即所謂的 “戰時共產主義”。盡管列寧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動對廣大的中小地主作出更大的讓步，但由於內戰的狀況，工業產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農民，以換來他們的農產品，因此讓步的政策未能實際執行。

這就釀成了緊張局勢。當反革命被擊敗後，工人國家和小農之間的沖突爆發了，1917年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勢力正好利用了這一點。早在1918年就有罷工和農民起義，但到了1921年，全國各地都有地方農民叛亂。1920-1921年，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安東諾夫（Antonov）在坦波夫（Tambov）省率領一支農民軍隊 “綠軍”反對紅軍，要求重新實行市場經濟、恢覆議會制、並處決共產黨人及其家屬。許多農民將他們的仇恨指向 “共產黨人”，特別是 “政委”（共產黨官員）。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在1918年將自己改名為 “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 “蘇維埃政權”等詞匯對農民來說仍是正面的字匯——它們代表了1917年分配給他們土地的黨和政權，而 “共產黨”和“政委”則代表在內戰期間沒收了他們的糧食來養活城市的勢力。

1921年2月，這種不滿情緒傳到了疲憊不堪的革命據點彼得格勒。1917年人口中，2/3離開了這座城市，有些是去服兵役，而更多的不過是回到了農村。曾經充滿活力的蘇維埃民主正在退化。工人們疲憊不堪、筋疲力盡，遭受著疫情和饑餓之苦。共產黨已經成為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中的主要政黨，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政黨，因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已在武力反對蘇維埃政權，因此被排除在外。由於內戰的需要，革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果出現了倒退，因為軍事決策往往必須由黨和全國代表迅速作出。這就癱瘓了群眾自下而上的行動主動性。

盡管如此，共產黨內仍然對工會的作用、經濟政策的改變以及內戰結束後的民主化進行了熱烈的公開討論。

1921年的二月危機

到1920年底，從農村征用的糧食已不足以養活城市。1月份做出了削減面包配給的糟糕決定，不僅導致了饑餓，而且導致了工作場所的不滿情緒大增。民兵和 “契卡”（最初為打擊投機行為和反猶屠殺而設立的特別委員會）的粗暴反應導致了他們與工人（包括工會成員和黨員）的尖銳沖突。燃料短缺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導致了60多家工廠因缺乏能源而關閉。示威活動經常爆發，發出 “我們的孩子需要面包”和 “我們快餓死了”等訴求和呼喊，另外還發生了一些罷工事件。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往往被禁止發言，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發言人則要求停止糧食征收和恢覆立憲會議，實際上是要求恢覆資產階級議會制。

在群眾的絕望情緒的驅使下，反猶主義的口號不時出現。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Paul Avrich）在其關於喀瑯施塔得叛亂的著作中，描述了當時籠罩在彼得格勒猶太社區的恐慌。由於害怕發生流血事件，民眾轉向由季諾維也夫（Zinoviev）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保衛委員會。布爾什維克在軍事上封鎖了工廠，並逮捕了孟什維克領導人和其他黨派的煽動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能通過談判成功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盡管所需的物資仍被強行征用，危機在面包分配恢覆後結束。

喀瑯施塔得叛亂的支持者聲稱，它與彼得堡工人的罷工相吻合，但在喀瑯施塔得叛亂爆發時，罷工已經結束。

海軍基地的叛亂

喀瑯施塔得是1917年革命的一個據點，許多水手在內戰的前線作戰。托洛茨基曾稱激進的水手是 “革命的驕傲”。他解釋說，在早期，喀瑯施塔得似乎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水手來支援莫斯科，或征用面包和組織蘇維埃政權，但到了1919年：

“波羅的海艦隊和喀瑯施塔得要塞衛戍軍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經被調走了……那些留在『和平的』喀瑯施塔得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們，他們不適於派遣到內戰任何一條前線上去的，此時他們的政治水平，一般說，卻是大大低於紅軍的平均水平了，他們中間還有一些士氣完全沮喪的分子，這些人穿著炫耀的喇叭管褲，留著運動家的發型。”

2002年，歷史學家蓋茨勒（Israel Getzler）在他的《喀瑯施塔得1917-21年—蘇聯民主的命運》一書中，試圖證明1921年的大多數叛軍在1917年就已經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事實上，他並沒有成功做到這一點。除此以外，喀瑯施塔得駐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年紀太小，不可能在1917年服役。他確實解釋說，駐軍中許多在1917年是黨員的布爾什維克水手和工人已經離開，到前線或政府崗位上服役，許多退黨的黨員是在1919年或以後加入的，當時已經不指望他們做出這種犧牲。即使如此，水手中積極的共產黨員人數在內戰結束時也有所下降，他們往往是出於宗教情感，或未繳納黨費而退黨。在來自農民家庭的水手中，異化現象尤其嚴重，如果他們來自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的更繁榮和糧食豐富的地區的話情況就更為嚴重。

然而，喀瑯施塔得約1.6萬名海員中的其他水手仍然堅持他們的共產主義觀點，忠於蘇維埃政府。這導致駐軍內部出現了強烈的緊張關系：許多水兵拒絕參加叛亂，勇敢地反對叛亂。喀瑯施塔得叛亂領導人彼得裏琴科（Stepan Petrichenko）的副手奧列辛（Ivan Oreshin）的親眼所見證實了許多共產黨員在駐軍中仍然擁有權威，以及喀瑯施塔得水手和其他工人內部的分裂。

摘自奧列辛1924年寫的筆記

喀瑯施塔得派的抗議采取了一種特殊的，而且必須直截了當地說，謹慎的形式。在叛亂初期，喀瑯施塔得派在奪取了該市的權力後，逮捕了共產黨人，因為他們意識到，在整個俄羅斯勞動人民的眼中，他們代表著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他們預計會取得重大的讓步，並立即采取了沒有武器的防禦性立場，沒有采取激烈的措施。

他們非常確信，聖彼得堡的工人會立即支持他們。畢竟，聖彼得堡的工人曾主動要求幫助他們，支持他們！喀瑯施塔得派以為他們會成為這次帶來徹底勝利的火種！彼得格勒會爆發叛亂，繼而，整個俄國都會爆發叛亂。他們認為這很容易，因為春天的事件已經表明，幾乎整個俄國都在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中燃燒起來。但喀瑯施塔得派錯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沒有作出反應，路障已經被拆掉了……而喀瑯施塔得派只能靠自己了……。

……3月1日前幾天，艦艇上開始出現騷亂。在大型戰艦（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其他海域，水手們開始討論與彼得堡工人的 “暴動”有關的 “事態”。水手們和1917-18年時不一樣了。革命熱情已經離開了他們，他們失去了1918年1月驅散制憲會議時的那種魯莽的熱情……

…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的衛兵們很容易就能在那天攻下這座城市，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第二天早上，士官學校和契卡通過城堡大門離開了城市，撤回到 “Krasnaya Gorka”要塞。他們加入了搖擺不定的駐軍，並將其組成了一個戰鬥核心，當敵對行動開始時，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對喀瑯施塔得的行動基地，並有系統地使用炮火對城市和它的堡壘進行了壓制，當然也造成了相當多的物質損失”

1917年的水手們對 “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自由”的要求也不以為然——畢竟，他們知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在革命和內戰中發揮了多麽負面的作用。為此，他們被起義軍鎮壓，或者不得不離開該島。

在3月1日的一次喧鬧的會議上，共產黨的代表（最初被允許參加討論）被喊了下來，一個未經選舉的“臨時革命委員會”成立了，由水手彼得裏琴科領導。他曾是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甚至在1919年後的短時間內是共產黨員，在一次以列寧的名義突擊征收黨員時被招募入黨，然後在下一次重新登記中失去黨員資格。該委員會故意以“無黨無派”自居，宣傳 “無黨派蘇維埃”。然而，一半以上的成員是活躍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 “民粹派（narodniks，右翼社會主義者）”，還有一位指揮叛軍炮兵的科茲洛夫斯基（Kozlovsky）將軍。他曾是沙皇的將領，但曾作為 “軍事專家”為紅軍服務。

要求重新選舉蘇維埃開始出現，然後“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口號也很快出現了。這句話以不同的形式不斷被宣布，包括在叛亂的《喀瑯施塔得報》上，作為叛亂的既定目標。叛軍逮捕了300名布爾什維克的幹部。叛亂的支持者強調，要求死刑的決議被否決了，然而這是一件險象環生的事情。從 “喀瑯施塔得悲劇”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囚禁的共產黨人之所以沒有被大規模槍殺，只是因為他們擔心會遭到即將到來的紅軍的報覆。在公開要求處決他們的人中，最主要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典獄長（在喀瑯施塔得還存在這種組合！）舒斯托夫（Stanislav Shustov）。

在3月1日於喀瑯施塔得中心“錨地廣場”舉行的會議上，艦隊政委庫茲明（Nikolai Kuzmin）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裏寧（Mikhail Kalinin）代表政府發言。顯然，他們緩和局勢的技巧不太嫻熟，只是告訴水手們喀瑯施塔得將被孤立、布爾什維克政府絕不會讓他們獲勝。這正好煽動了叛亂。3月2日，蘇維埃政府正式將這次叛亂定性為 “反革命的白軍陰謀”。

也許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若果采取更有技巧和坦承的方法可以緩和局勢，防止成千上萬的水手和一些平民加入反共武裝叛亂。但另一個親歷者認為這不是主要因素。群眾是被演說家煽動起來的，而這些演說家謊稱已經有數百名紅軍部隊接近並準備摧毀要塞。

在這之後，正如當時親歷者的報告所顯示的那樣，喀瑯施塔得的共產黨員受到了巨大壓力，叛軍要求他們公開宣布退出 “俄羅斯劊子手黨”。退黨聲明被印在叛亂者的報紙上。3月3日，圍繞彼得裏琴科的 “臨時革命委員會”對整個要塞城市及其2.6萬名居民實行緊急狀態和宵禁，這些人因此成為叛軍的人質。

叛軍的綱領

3月1日，著名的15點決議在1.6萬名水手的會議上通過，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公開叛亂的開始。許多叛亂的支持者把它看作是水手們支持達成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證明。從表面上看，許多訴求都是基於呼籲恢覆蘇維埃民主，而蘇維埃民主在內戰期間大幅退化。該決議要求改選蘇維埃，並要求所有社會主義政黨享有出版自由——這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他們不僅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掌權，還參與了對布爾什維克的迫害，然後與反革命的白軍結盟參與了內戰。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解釋說，“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訴求並沒有列入15點的正式訴求之一，但正如他所說，它很快成為叛亂的所有其他訴求的本質。這並不新鮮，這是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並參與組織農民叛亂的政黨不斷提出的要求。

另一訴求是全體勞動者的食品供給一律平等。在內戰期間，所有人的食物都極端短缺。盡管仍有強制征用農民的糧食和其他產品的情況，但仍有配給制度。到內戰結束時，至少有33種不同級別的配給——其中配給最多的是從事危險工作的工人、紅軍士兵、孕婦、少年兒童、醫務工作者，特別是從事抗擊疫情工作的人。在莫斯科，列寧也在1920年簽署了一項法令，給予關鍵的 “特別重要的專家”更多的口糧，以確保他們能夠完成有時一天超過16小時的每日工作。這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但也是出於發展經濟、運營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需要才不得不這樣做。在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中，當時還有著最高工資上限。

叛亂的水手們普遍吃得很好，口糧明顯好過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實上，“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塔波爾”號兩艘船上的不滿情緒發展了幾個月，並不是特別因為口糧不好，而是因為這兩艘船從彼得格勒被轉移到喀瑯施塔得。

但叛亂者的一個更重要的訴求是要求糧食自由貿易，這項訴求顯然符合中農和富農的利益，在當時很難使勞動人民和饑餓的群眾受益。

這在各方面都是一個矛盾的方案。無論如何，無政府主義者或荷蘭 “議會共產主義者”布倫德爾（Cajo Brendel）對於叛亂是無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 “國家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反抗的說法，在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在彼得格勒鎮壓的零星傳言的助推下，叛亂者的口氣越來越大。同時，公開的反革命組織開始嘗試接觸叛軍。

針對共產黨猛烈的攻擊和對自由貿易的強烈要求，全面揭示了叛亂的農民性質。《喀瑯施塔得報》聲稱，“共產黨政委的統治比沙皇的統治還糟糕。”許多叛亂者並不是特別的左翼，這一點可以從報章編輯們費盡心思防止印刷反猶主義的呼籲書中得以反映。在“喀瑯施塔得悲劇”中，水手尤裏（Dmitri Yurin）在3月4日寫的一封信，落入紅軍手中，被引用為叛軍中這種情緒的例子。信中說：“我們已經把公社趕走了，沒有公社了，現在我們只有蘇維埃政權了。我們在喀瑯施塔得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把所有的基克人（對猶太人的蔑稱）驅逐到巴勒斯坦，這樣在我們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可憎的東西了。所有的水手都在喊『打倒基克人！』，過去幾年我們已經受夠了他們，我們也已經受夠了公社四年！”

反叛者的政治意識形態

叛軍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特點是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偏見、農民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雜燴。發表在《喀瑯施塔得報》上的文章，甚至詩歌都說明了這一點。

3月9日：“共產黨人的統治給整個俄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饑餓、寒冷和許多其他不幸。[……] 共產黨人需要的不是你們，而是對你們的權力，這樣他們就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繼續剝削人民 [……] 為了破壞家庭生活，我們的統治者實行了公共食堂！”

3月11日：“出現了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奴役：農民成了國營農場的仆人，工人成了國營工廠的打工者”。有人唱道。“起來吧，農民朋友！

新的黎明正在到來

新的黎明正在破曉

我們將甩掉托洛茨基

和沙皇列寧的鎖鏈”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Paul Avrich）雖然對叛軍整體上表示同情，但也分析了他們的民族主義、對現實世界革命事件的無知和不感興趣，盡管偶爾會抽象地喊幾句 “國際無產階級”和 “世界革命”。

共產主義被描述為 “外來事物”。值得註意的是，在早期，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因為猶太人的背景而被當作特別的敵人，並遭到點名攻擊。列寧和加裏寧最初被看得比較順眼，因為他們是 “真正的俄羅斯人”。只有當他們稱叛軍為 “白軍陰謀家”時，叛軍才將個人仇恨轉向他們。

沒有黨派，特別是沒有共產黨員的 “真正的蘇維埃”，被叛軍視為 “人民的機關”──共產黨員和政委被宣布為麻煩的敵人。這樣一來，喀瑯施塔得派顯然是與反動思想綁在了一起。然而，大多數喀瑯施塔得叛亂者也拒絕議會主義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要求的立憲會議。列寧把1921年3月的叛亂稱為 “爭取立憲會議的叛亂”，是錯誤的。

任何人只要仔細看看叛亂領導人的粗劣想法，就會很快意識到，這場叛亂整體上沒有任何進步的方向，當然也沒有提出一種更好的社會主義！

現在，這些人手中握有重要的海軍要塞、重炮和無數戰艦還躺在冰冷的海灣中。

紅軍的反擊

叛軍想拖延時間，直到海面解凍，他們的軍艦可以自由通行到彼得格勒。所有調解的嘗試，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戈爾德曼（Emma Goldman）和她的同志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嘗試，最終都失敗了。最後，在3月5日，托洛茨基代表政治局向叛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投降，而且必須迅速回應。從3月7日開始，1.7萬名紅軍士兵在炮火掩護下穿過冰凍的海灣向要塞發起突擊。這需要發動數波攻擊，因為叛亂分子可以輕易地砍倒沖在前面沒有保護的部隊。最後，紅軍使用了飛機，先是投擲傳單，後來又投擲炸彈。

在反布爾什維克的文獻中，人們常常聲稱進攻的紅軍部隊出現了大規模的逃兵。事實上，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但很少是出於政治原因，更多是在這種危險情況下單純的求生欲。

當這種開小差是出於政治動機時，它們也很少是出於進步的原因。有時，農民出身的士兵拒絕為 “猶太人”而戰，他們被更為可靠的來自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紅色軍官學生（Kursantiy）取代。在叛軍中，一些煽動者也試圖用反猶主義口號說服紅軍士兵叛變。幸運的是，他們很少成功。

在喀瑯施塔得本身，絕非所有的水手，都是叛亂的支持者，更不用說平民，這一點從紅軍一進城就有一支駐軍投降就可以看出。根據阿夫裏奇的說法，部分水手甚至積極地站在紅軍一邊，拿起武器反抗叛軍。

3月18日，經過挨家挨戶的血腥戰鬥，叛亂者被擊敗，損失慘重。為保衛蘇維埃政權，約1萬名忠誠的紅軍士兵犧牲了。當時正在召開的共產黨第十次黨代會的300名代表不惜犧牲自己，自願加入他們。其中有 “工人反對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成員，他們強烈批評蘇維埃政府，但承認喀瑯施塔得叛亂的反革命性質。他們原則上反對對私人貿易和農民的讓步。

參加執政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進行鬥爭的事實清楚地表明，當時黨還沒有完全官僚化，即使位居領導層的黨員也具有犧牲精神。代表們手持武器進行鬥爭，充當鼓動者。在參加戰鬥的黨代會代表中，有1/6的人戰死了喀瑯施塔得灣的冰面上。

政治後果

叛軍方面死亡的人要少得多。叛亂領袖彼得裏琴科和幾千名叛軍，包括叛軍的大部分領導層，在紅軍部隊進入喀瑯施塔得前不久越過冰層逃到了白軍統治的芬蘭，在那裏他們與流亡的反革命右翼團體保持聯系。在那些沒有逃離的人中，有幾百人被判處死刑，但大多數人後來被大赦。其他人被關押在專門關押戰俘的營地──有些人後來被關進了索洛維茨基（Solovetsky）監獄，該監獄於1923年6月啟用，後來成為臭名昭著的 “古拉格”的一部分。幾年後，他們依照大赦令被釋放。

彼得裏琴科繼續他極其怪誕的一生。他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冒險家，至少有一個白軍組織聲稱他在叛亂期間與他們合作。在流亡芬蘭期間，他投向了斯大林主義，及後回到蘇聯與斯大林的特務組織格別烏合作。後來，斯大林將他囚禁並處決。

喀瑯施塔得叛亂後不久，列寧曾想過完全解散波羅的海艦隊，但這位所謂的 “獨裁者”和 “新沙皇”的提議在黨內民主程序下，遭多數反對而沒有通過。最終，喀瑯施塔得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在戰爭期間幫助保障了彼得格勒和後來的列寧格勒。叛軍的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 “塞瓦斯托波爾”號被重新命名為 “馬拉（Marat）”號和 “巴黎公社”號，以紀念過去的革命。

早在1920年春，托洛茨基就首次提出要用累進所得稅取代糧食征收制，但他的建議隨後在黨內被否決。但在1921年夏天，新經濟政策被采納。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喀瑯施塔得水手們的經濟訴求，用糧食稅取代了糧食征收，並再次允許小型私人貿易。這使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受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加強了蘇維埃制度的官僚化，甚至增加了資本主義覆辟的危險。

然而在政治上，叛亂撕開了深深的傷口。

叛亂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期間開始，在叛亂失敗後，黨大會還繼續進行。為了在危機中鞏固黨的團結，大會通過了禁止黨內派別的決議。民主非但沒有得以增進，反而倒退了。然而不應忘記，直到1920年代中期，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仍然能夠參加蘇維埃選舉和工廠委員會的選舉。這種情況只有在粉碎了左翼反對派之後，新的官僚機構出現了才結束掉。最後一個合法的無政府主義者具樂部和協會也同時被取締和關閉。

結論

1921年的喀瑯施塔得不是第一次工農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沖突，不過是在孤立的革命、饑餓和疲憊的條件下，士氣低落的工農與蘇維埃政權之間最具戲劇性和象征意義的沖突高潮。

叛亂所反對的是一場在困境中掙紮求生的革命。如果允許這些力量繼續發展下去，1917年的成就就會終結。各類反動勢力可以輕易地躲在 “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口號後面。1921年，反動勢力自己也毫不掩飾地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們希望通過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這一彎路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的領導人米留科夫（Miliukov）被列寧和托洛茨基引為例子。托洛茨基在1921年指出，國外的資本家（特別是證券交易所）對叛亂的反應是多麽的欣喜若狂。

1921年的喀瑯施塔得在過去和現在都一直都被很多人（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作為與布爾什維主義劃清界線的事例。直到今天，無政府主義者還在翻戈爾德曼、伯克曼、沃林（Voline）等人對叛亂的舊帳，而叛亂的反動面基本被忽略或淡化了。阿夫裏奇的作品是一個例外。

從廣義上講，無政府主義的基礎觀點認為任何 “自下而上”、反對中央政治權力、看上去是自發的東西——僅這些優點就代表更好、更正確的社會主義。

1921年，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正處於幾乎要加入共產國際的狀態。在西班牙具影響力的工團主義全國勞工聯盟（CNT）尤其如此。“喀瑯施塔得”成為了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最後不加入共產國際的理由。

特別是像戈爾德曼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譴責托洛茨基作為紅軍首領鎮壓喀瑯施塔得叛亂。在1930年代斯大林加強鎮壓時，他們卻拒絕聲援托洛茨基。戈爾德曼在 “莫斯科審判”中對共產主義者進行血腥迫害後寫道：“托洛茨基抗議得太多了！”。

當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講中向在攻克喀瑯施塔得中犧牲的紅軍戰士致敬時，他講出了一下這番話；鑒於這一悲慘事件和一萬名為保衛革命而犧牲的戰士，這些話雖然令人感到可悲，形容卻很恰當：

“我們盡可能地等待，以便我們那些被蒙騙的水手同伴能夠親眼看到叛亂會把他們帶到何方。但我們面臨著冰雪融化的危險，我們不得不迅速、猛烈、果斷地出擊。以無與倫比的勇氣，在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槍炮彈藥中，我們的軍校學生（kursanti）──以及他們激勵的紅軍部隊──迅速攻克了一個強大的海上堡壘。不開一槍一炮，這些俄羅斯之子和工農之子就通過他們的犧牲使自己無愧於革命，並在冰面上前進。他們中的一些人毫無怨言地死去，但其余的人繼續前進，直到取得最終勝利。俄羅斯和整個世界的勞動群眾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叛亂背後的主要推動力是基層水手們的失望，這是1921年農民情緒的反映。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認識到這一點。隨著新經濟政策的頒布，列寧、托洛茨基徹底改變了對農民的態度，他們認為在其他國家發生革命事件之際，還需要一個喘息的空間。列寧把喀瑯施塔得叛亂描述為 “照出了事物的真相”的“閃電”。

今天，為未來吸取教訓仍然很重要。革命者不應簡單地將喀瑯施塔得事件作為布爾什維克的英雄事跡來慶祝，而應理解那些與這段歷史相關的人的觀點。正如托洛茨基所寫的那樣，鎮壓叛亂是一種 “悲劇的必要作法”，如果蘇維埃俄國要生存，他們別無選擇。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制，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覆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志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制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制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讚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讚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讚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制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制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經濟：現代貨幣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

全球經濟危機使得對社會開支有越來越大的需要。美國工人、學生和青年正在為全民醫保、取消學生的債務和綠色新政而奔走呼號。但是，每當有人提出這些建議，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就會問：“誰要為此埋單？”雖然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很虛偽，但社會主義者也應對此誠實回答。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是一種越來越受左翼歡迎的理論。MMT認為社會開支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即“印鈔”）獲取充分的資金，而不必擔心通貨膨脹。MMT的支持者指出，政府在新冠肺炎救濟計劃上的經濟刺激開支達數萬億美元，這證明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為就業和社會計劃提供充分的資金。特別是左翼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也認為，MMT“絕對”需要“在社會生活中占更大比例”，而且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兩次總統競選中都讓MMT經濟學家中的代表人物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擔任高級經濟顧問。

但資本主義未曾實現過長期的充分就業，勞動者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所獲得的改善也不是永久的，並且隨時會被統治階級收回。資本家一直利用失業的要脅來壓低工資，他們拒絕社會開支，生怕財富流向勞動人民，並且致力打擊工人為爭取更多權益而奮鬥的信心。那麽，MMT真的能夠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並治愈它所產生的弊端嗎？

不幸的是，MMT對於資本主義的依賴使它步履蹣跚。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帶來重大變革的階級，他們爭取到了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但MMT不打算依靠工人階級。相反地，它認為可以通過技術官僚來與大企業妥協來實現計劃，但這只會將這些改變綱領調低，並削弱群眾運動。作為資產階級的理論，MMT終究還是將社會開支視為幫助美國企業擺脫當前蕭條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為了實現人民更廣泛利益。但是，正如過去10年的量化寬松所表明的那樣，印鈔並不意味著資本家會將超發貨幣進行有效投資來“解決”經濟蕭條。而且，只有少數幾個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才可以選擇印鈔。在當前席卷全球的危機中，MMT對於全球尋求解決之道的勞動者來說根本不是一個答案。

現代貨幣理論是什麽？

MMT既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方式的非主流論述，又是一系列政策建議。MMT認為，貨幣不是起源自於物品交換，而是來自國家權力，國家發行貨幣並決定貨幣需求。當國家接受某種東西作為對自己的稅金、債務、罰款的付款方式時，任何東西，無論是黃金還是比特幣，都可以成為貨幣，且，該國的所有主體（例如納稅人）都被法律強制要求使用這種貨幣。於是，這種“東西”就成為了可被接受的通商貨幣。同時，國外的人也將接受這種貨幣，因為他們知道該國會接受它。

MMT經濟學家也借助人類學研究來強化有關貨幣源自國家的理論。這些研究涉及範圍廣泛，從蘇美爾貨幣在稅收中的發展、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傷亡賠償，到英國通過征稅使非洲殖民地的經濟實現貨幣化都有涉及。

MMT認為，如果貨幣源自國家，那麽政府就可以隨意創造和銷毀貨幣；而這種說法與政府需要通過稅收來籌集政府開支所需資金的觀點相矛盾。MMT認為，政府在開支時就已經有效地創造了貨幣，而征稅要在幾個月後才能進行。凱爾頓在開創MMT的論文《稅收和債券可以提供政府開支所需要的貨幣嗎？》中提出：“政府想要的不是錢，而是橋梁、軍隊、衛星等。政府通過鼓勵民眾提供產品，以此來換取政府的貨幣。”換句話說，國家使用強制性稅收來賦予新印刷的貨幣價值，然後以這些貨幣換得私人部門的產品。

這種分析思想植根於貨幣國定說（Chartalism）。貨幣國定說是20世紀初期的一種“稅收推動貨幣”的經濟理論，對凱恩斯的理論發展產生了影響，之後又影響了MMT的經濟政治結論。MMT本身誕生於1990年代，是在對沖基金百萬富翁莫斯勒（Warren Mosler）與一群經濟學家在有關後凱恩斯主義的線上討論論壇中誕生的。

MMT的政治計劃、工作保障和通貨膨脹

MMT的擁護者們一般都是左傾的，並熱切致力於綠色新政等計劃。他們正確地將應對氣候變化、終結大規模囚禁和全民醫保的主張與應對大蕭條和二戰的嚴峻挑戰相提並論。

MMT經濟學家將綠色新政與羅斯福新政相對比，認為綠色新政也可提供社會價值和有其反周期性，也就是通過增加投資和開支來抵消經濟下滑的影響。盡管社會開支計劃的成本將是巨大的，但科爾頓認為，資金不是問題，因為“只要國會授權……幾千億美元的貨幣發行，而美聯儲只要保證支票能夠兌現。”MMT認為可以簡單地依靠美聯儲為該計劃印錢，從而回避了誰要為綠色新政出錢的問題。

為了回應人們對印鈔會帶來通脹的擔憂，MMT以凱恩斯關於充分就業的理論作為基礎。MMT支持者聲稱，只要創造貨幣與生產力提升相匹配，就不會出現通貨膨脹。他們認為，在實現充分就業之前，創造新貨幣不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且政府本身應該通過“就業保證”來保證充分就業。這樣，在經濟低迷時期，社會就可以維持消費者開支，同時以最大的產量生產，並減輕失業的社會痛苦。

過去10年的經驗使這種通脹理論似乎變得有據可依。美聯儲通過“量化寬松”印出了很多錢，但是美國的通脹率仍然偏低。不過，美國的低通脹率實際上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暴露長期以來的盈利危機。美國資本家拒絕將新產生的錢花在辦公室、工資、廠房等上，而是將其投入到投機性資產中。在過去的20年中，由於生產過剩和流向工人階級的財富份額下降，某些資產（例如住房和股票）獲得了投機性並膨脹到天價，整個經濟也面臨通縮壓力。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將這種現象描述為“長期停滯”。MMT未能證明他們所宣稱的經濟法則。事實與MMT所描述的不同，過去10年的低通脹是因為美國不單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還面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通縮壓力。

秉承凱恩斯主義的傳統，MMT建議通過諸如就業保證等計劃，用大規模公共開支來彌補私人投資的持續不足。就業保證將為任何想要工作的人提供每小時15美元工資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是，著名的就業保證倡導者切爾涅娃（Pavlina Tcherneva） 在《工作保障：設計，工作和實施》中表示，這些工作將“轉變為私營部門的就業機會”、“不會與私營部門構成競爭”。就業保證旨在使私營部門恢覆盈利，因此，為避免競爭，要故意提供比私營部門更差的就業機會。

就業保證的工資將固定為每小時15美元，但不按通貨膨脹進行指數調整。MMT的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於防止通貨膨脹是必要的。從事就業保證的工作的話還要放棄其他福利援助；如果私營部門擴大，就業保證計劃也將相應地收縮，以保持資本家作為主要雇主的地位。同時這些工作被設計為低技能、勞動密集且較少資本集中的工作。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工人工資被通脹不斷侵蝕、商業利益優先於工人福利的計劃。就業保證並不是一項提供工作的政府計劃，它更像一種需要工作才能獲得的福利。

作為資產階級理論，MMT經濟學者被迫削弱就業保證的力度。他們認為私人老板才是經濟的主導力量，所以就業保證計劃不能威脅老板的權力。資本家可以用馬克思稱之為“產業後備軍”的失業人口來代替目前正在工作的人。所以，失業和可替代性的威脅對工資構成下行壓力，並有助於資本家獲利。而如果MMT消除了失業的威脅，那麽它必須提供另一種削減用工成本的方法，例如削弱就業保證的福利，使其最終不受歡迎，並用通脹來掠奪工人的工資，以此來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在缺乏強大的社會壓力捍衛就業保證計劃並使之得以改善的情況下，財團的遊說團體可以輕松地將就業保證扭曲成工作福利方案。

與其為了適應資本主義而削弱工作保障計劃，社會主義者更要改變整個經濟制度，並為所有人爭取良好的工作條件。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可以爭取到社會開支，同時不必屈從於商業利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需要將總是與大企業的需相沖突，經濟學家必須選擇站在哪一邊。不幸的是，在各個議題上，MMT的擁護者們都退縮了，屈服於資本家的利益。

現代貨幣理論是正確的社會開支策略嗎？

MMT首先關註的是拯救資本主義，並以是否有利於企業利益來衡量社會福利。其中心論點是社會開支計劃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印錢而不是稅收——稅收可能削減企業的利潤。爭取社會開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而MMT則試圖通過避免對富人征稅來安撫資本家。所以，美聯儲真的可以變成一個激進左翼機關、為社會福利計劃印刷數萬億美元嗎？MMT將如何動員將進行這一轉變的力量？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國家視為階級之間的中立仲裁者。國家是統治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工具。雖然這並不意味工人永遠不可能贏得對國家的勝利，但是這種現狀也確實嚴重限制了工人改革制度的能力。如果美聯儲打算從明天開始為社會計劃提供資金，那麽由私人企業控制的國會就會趕在今天重寫美聯儲的章程。他們可以因為金融市場向好而為企業印鈔，卻不一定會為社會開支項目印鈔——市場普遍反對這種開支。而且，如果公司發現在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上進行投資無利可圖，他們就不會生產出必要數量的風力發電機渦輪或藥品，只會把新印的錢裝在口袋裏。

去年的現實證明了這一點。新冠病毒疫情下刺激經濟的資金大部分流入了公司的現金儲備，只有1/5流向工人。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在刺激措施的助力下增加了1萬億美元——而僅在大流行的頭兩個月中，美國工人的收入就損失了1.3萬億美元。在美國，有1/4的家庭失業，成千上萬的人被驅逐出境，而美聯儲卻史無前例地為公司股東印刷了3.5萬億美元。為了保證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等重大改革的成功，我們不能再坐視大型制造商和制藥公司無功受祿了。在獲得25億美元用於新冠疫苗研究、獲得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助用於制造前幾億劑疫苗之後，美國的大型制藥公司承諾在1月底前交付3億劑疫苗。但是，時至今日，他們也只交付了6800萬劑。盡管疫苗的產量正在增加，但其接種計劃卻是一場災難。我們需要使所有大型公司轉變為工人民主的公有企業，以使競爭和商業秘密不會妨礙合作，使企業能夠生產必要的商品，確定合理的價格。

在爭取社會開支和為工人爭取福利的鬥爭中，我們的敵人不是通脹或貨幣流通的理論，而是資產階級。爭取社會開支計劃是工人與資本家分配社會產品的鬥爭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之後，生產的大規模擴張維持了利潤，增加了流向工人階級的社會財富。在戰後的繁榮時期，面對強大的工人運動和蘇聯的威脅，西方資本家暫時默許了大規模社會開支。但是，隨著利潤率下降、資本家轉向新自由主義，社會開支計劃成為削減成本和私有化計劃的眼中釘。資本家通過削減工人在財富分配中的份額、提高剝削率來提高利潤。

憑藉數量上的優勢和在工作場所中的潛在力量，工人階級是可以在不妥協的情況下爭取到社會開支的；而在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內工作的MMT技術官僚則不可能做到。為了建立強大的運動，我們必須動員工人，直面敵人。這意味著向富人征稅，以支付社會福利，並在大公司建立工人控制下的公有制體系。

不幸的是，許多MMT理論家反對富人稅。MMT的支持者在利維經濟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工作論文《如何花錢實現綠色新政》中指出，他們“不同意（桑德斯的）增加收入目標”，即向雇主和富人征稅以支付全民醫保。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提議對工資稅的雇員部分征收4.6％的附加費”，以“通過減少不幸的最低90％的美國人的消費需求來減輕通貨膨脹的恐懼”。盡管MMT誇誇其談、仿佛關註普通百姓處境，但這將使稅收負擔進一步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這樣的稅收不僅會是累退稅，而且還是向右翼遞刀子、進一步破壞社會開支計劃。MMT的創始人理論家蘭德爾·雷（Randall Wray）最近與他人合著了一篇論文《現在是時候消除聯邦企業所得稅了嗎？ 》。他聲稱“公司稅…效率低下，主要由消費者和雇員而不是股東承擔”，並且“主張免除公司利得稅。”這重覆了這一右翼的論述——“公司稅會轉移給消費者和工人，因此我們不應該對公司征稅。”

爭取社會開支計劃是一場艱苦的戰鬥。MMT的技術官僚以官僚主義的手法將稅收從富人轉移到工人階級，這將使工人和進步人士在其工作場所和街頭為社會開支而戰鬥。克服這種反動傾向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對富人征稅的群眾運動，並將大企業轉變為民主管理的公有制企業。

現代貨幣理論VS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MMT的致命缺陷可以歸結為對貨幣、價值和資本主義危機根源的根本誤解。從歷史上看，貨幣的起源與一系列社會條件相關，而貨幣的普遍采用則是由繼起的社會條件引起的。國家可以發行貨幣以量化稅收，但其最終所尋求的是實際價值而不是金錢。例如，封建領主很樂意以徭役代替金錢或農作物作為賦稅。然而，由於貿易和商品生產開始變得廣泛，人們越來越普遍地使用貨幣。經濟體使用貨幣的多少取決於商品的生產、交易，以及量化和積累財富的需要。在資本主義（馬克思將其描述為“一般商品生產”）下，不是貨幣，而是商品流通和資本流動驅動了貨幣需求。

根據馬克思主義，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使市場正常運轉，貨幣流通需要反映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國家無法任意確定貨幣量而不造成經濟中斷。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貨幣過多供應就會導致通貨膨脹。MMT缺乏價值理論的支撐，難以解釋價格走勢。它假設國家可以通過操縱經濟中的貨幣量來設定價格、控制通貨膨脹。但是，對貨幣數量的控制與對貨幣價值的控制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終決定生產什麽、有多少、並決定貨幣價值的，是市場而不是國家。

從此意義上講，MMT並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客觀存在的潛在危機：資本過度積累的趨勢，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以及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這種趨勢可以從美國生產率增長下降中看出。從1991年到2007年，美國工人的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2.2％。但從2010年至2017年，盡管美國大量使用量化寬松政策，生產率增長仍下降了0.9％。在所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投資幾乎無法提高人均產出，實際利率或低或負。資本家拒絕投資使用新印刷的貨幣，因為它們無法讓資本家獲利。過去10年，資本密集度的增長（大致反映資本消耗與生產中消耗的勞動力的比率）在美國幾乎為零，甚至為負。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國就已經播下了當前經濟危機的種子。

如果前期的量化寬松政策被證明不能解決投資獲利的不足，那麽美聯儲也不會按照MMT的建議印出更多的錢。利潤率下降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共同導致了1970年代的“滯脹”——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停滯不前，通脹率卻在飆升。這導致統治階級拋棄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通過減少分給工人階級的財富、急劇削減社會福利，來恢覆利潤率。MMT是凱恩斯主義的回歸，但配備了工作保證，以便就業可以吸收新印制的貨幣。

但是，政府制止了大規模的就業保障。在MMT的綠色新政願景中，如《如何負擔綠色新政》中，“就業保障計劃的工人將僅在綠色新政項目中”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不需要昂貴的資本投資或材料”“不得用作技術工人”。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和資本密集型的商品和服務將構成“國家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但仍將由“私人承包者承擔，而由國家支付”，並由印鈔提供資金。

工人迫切需要更高工資和更多社會開支，但是沖淡過的MMT計劃只提供了低薪工作，而瘋狂印鈔有可能使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加深。在已經充斥著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印鈔將加劇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在民主控制下的理性計劃經濟才能將生產重定向到基於100％可再生能源，全民醫療保健和所有人的良好工作的方向上。

沒有價值理論的MMT還低估了債務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國家債務不止是一個數目；它是資本家從其他階級轉移財富的工具。資本家不僅是國家開支的主要受益者，而且還是國家的債權人，他們向政府的貸款，而政府通過對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征稅來償還利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稱“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但是過多的國債也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負擔。本可以投資於企業的銀行資產卻被捆綁在非生產性的政府債券中，在當前的經濟不確定性和低利潤率氣氛中，這種債券變得特別有吸引力。隨著實際利率降至零或負數，新的國家債務不再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通過創造貨幣來解決國債問題，通過量化寬松已經在有限的範圍內發生，這導致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價格飛漲。對於資本家來說，這意味著資本成本上升：商業房地產更昂貴了，購買初創公司股票的成本更高。這進一步降低了盈利能力，阻礙了投資。印鈔只改變了債務問題，並沒有消除債務問題。

此外，國家債務並不是唯一需要關註的債務。去年，殭屍企業的利潤翻了一倍，達到2萬億美元。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來償還債務的利息，並且需要借更多的資金來避免破產。美聯儲刺激了債務的爆炸式增長，他們印鈔票以購買企業債券。如今，有太多投機性資金競相購買垃圾債券，以致其收益率下降，而企業則會繼續發行更多的垃圾債券。企業債務泡沫是一個火藥桶，如果利率上升，它就會引爆金融危機。沒有歷史經驗可以證明利率會無限期地保持在低位。如果利率上升並威脅到殭屍企業的數量，政府才可能會選擇借助MMT的手段來為大企業紓困，試圖防止企業債務泡沫爆炸。

同時，家庭債務並沒有寬免。縱然聯邦政府已經通過了對學貸和抵押貸款的寬容期，並暫時禁止驅趕租客，但在寬容期結束後，工人仍必須償還巨額款項。 2008年之後的空轉和當前的危機使普通百姓對債務的承受能力達到極限。目前有將近90％背負學貸的人在疫情期間無法償還貸款，所以一旦強制要求償還，大部分勞動者將面臨違約。但是，除非受群眾運動所迫，美聯儲將不會像拯救殭屍企業那樣拯救我們。如果沒有這樣的運動，資本家和國家將派遣收債員、律師和警察來割下他們認為的、我們欠他們的一磅肉。債務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於統治階級永遠不會允許技術官僚的印鈔解決方案剝奪如此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來消除過多的個人債務負擔，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擺脫債務負擔。

現代貨幣理論的推行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力量

MMT的許多經濟建議都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特殊地位。MMT的政策要求“貨幣主權”——即對貨幣發行，稅收，債務發行和匯率浮動的完全控制。美國滿足了這一系列的標準，但大部分國家沒有。歐元區國家對歐元的發行沒有完全控制權，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浮動匯率，因為帝國主義直接導致其以旅遊業或出口商品為經濟主導，迫使它們的貨幣與美元掛鉤。新殖民主義國家越過這些限制、行使貨幣主權的嘗試常常引發貨幣危機，例如，黎巴嫩中央銀行印制裏拉來支付因腐敗和帝國主義掠奪而產生的政府債務，於是惡性通貨膨脹隨之而來。顯然，MMT僅在真正富裕的國家中有機會起作用。

作為帝國主義強權，美元還享有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特權。這意味著，即使兩個國家都沒有在國內使用美元，它們也會用美元進行大部分貿易。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0％以上。全球範圍內對美元的接受使MMT認為美國可以任意印刷美元。但印鈔的後果可以轉移到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不得不跟隨美聯儲印鈔，跟隨美國遭受通脹的打擊。

大規模的印鈔計劃會導致貨幣貶值，它將考驗美元的儲備狀況與美帝國主義的實力。在全球危機之下，其他國家的資本家將不會坐視美國出口通貨膨脹，坐視美國以貶值的美元購買正價的商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會對美元貶值進行報覆。而對於新殖民地世界而言，在冠狀病毒危機之外，美元驅動的通貨膨脹可能引發經濟災難，並引發民眾反帝國主義的運動。

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國帝國主義來說，這是一個將美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拉進中國勢力範圍的機會。我們甚至可能會看到左右翼民族主義者都采用MMT，力圖通過國內貨幣自治來對抗美國霸權。由於全球貿易與美元掛鉤，因此創造大量美元實際上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等同於把美國的危機轉移到別國。這無疑會加速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進一步使各國經濟脫鉤，並加深經濟危機。推翻資本主義是新殖民主義國家結束帝國主義統治，並使發達經濟體擺脫相互破壞性經濟競爭的重要一步。

工人如何爭取社會開支？

當今的社會開支計劃以羅斯福新政為榜樣。但是，羅斯福新政的關鍵開支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大規模工人階級運動爭取來的。在1930年代，數次罷工浪潮席卷美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在產業工會聯合會下成立工會。社會主義者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領導了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罷工，與警察、民兵、國民警衛隊以及敵對的勞工官僚機構相鬥爭，並建立了堅實的工會基礎。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階級鬥爭策略。

新冠危機和經濟蕭條進一步加劇了極端的不平等。 “誰來為社會開支買單？”的答案必須是“富人”。社會主義道路在西雅圖的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領導下贏得了向亞馬遜征稅的運動。現在，全國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需要從右翼的進攻下保衛她的成就。如果一個市議員就能夠做到這一點，請想像桑德斯或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是否能呼籲向富人征稅的群眾運動，為全民醫療保險和綠色新政籌集資金。這種戰鬥運動與建立不受民主黨幹預的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密切相關，可以將這些社會計劃的廣泛普及轉化為現實。

大筆開支不再是MMT經濟學家獨有的。拜登總統正在計劃實施一項重大刺激計劃，提供每周4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和1400美元的一次性支票——同時不開征任何新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拜登已經轉向左翼或實施了永久社會開支。雖然拜登的刺激計劃與他在初選和大選期間的保守立場完全相反，但當前危機的深度迫使他和統治階級為了支撐經濟而為普通百姓花錢。

如果這項提案獲得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開支固然可以在政客、MMT的擁護者和技術專家的遊說下創造出廣泛社會福利的幻象。但是，持久的社會變革只能通過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來贏得。MMT宣稱自己是跨越社運的捷徑，是社會變革的靈丹妙藥。雖然社會主義者應該盡量對這種思想保持友好，盡可能理解MMT的吸引力，但是我們也要堅決指出其作為資產階級理論的弱點。這種理論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而只有社會主義下的社會變革才能保證所有人的高標準生活。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采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盡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覆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讚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讚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系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盡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系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奸、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覆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覆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制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制體系，覆制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制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志《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覆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采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制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後，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制。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制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制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沖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制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制。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奸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征在他們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盡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新疆統計年鑒》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制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讚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台灣、中國與美國

台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台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台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台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台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台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系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台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台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制”安排的幻想。 今天，台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台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台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台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幹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台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台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沖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台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台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簽。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沈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於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制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制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台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制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幹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覆。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制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征性制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制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制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制，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盡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台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中國與維吾爾族：新疆維吾爾族出生率的下跌——對親中共“左翼”的回應

統計數據

我們顯然在事實問題上不依賴曾茲，但正如我們所指，他是第一個發布這些事實的人，這是中國獨裁政權及其辯護士使用的論據。然而，他公布的出生率事實來自於中國政府關於中國和新疆的統計年鑒。曾茲也完全不是獨自公布這些事實。舉個例子，這篇《美聯社》的文章中的事實就是來自於“新疆統計年鑒”。

另一篇報道，也是基於印度WION新聞網《新疆生育率下降》。

我們也當然自行檢查了這些事實。中文的統計年鑒請點此閱覽。英文版的“中國統計年鑒”，包含了地區出生率與少數民族人口數據。它提供了各地的少數民族人口數據，包括新疆的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哈薩克族及維吾爾族。

它顯示了新疆的人口總出生率從16%大幅降至8%。即使其中包括了出生率下降得慢得多的漢族人口，新疆的人口出生率也已經從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到了現在的低於全國平均2%。

在宮內節育器和計劃生育政策上，中國《健康和衛生統計年鑒》（2016年至2020年）展示了有趣的數據，其中包括總節育人數、宮內節育器植入數字、宮內節育器移除數字和墮胎人數。

在新疆，植入宮內節育器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該地區有超過50%的節育手術是為了植入宮內節育器，中國沒有其他地區的宮內節育器植入手術比例如此之高。其他地區的宮內節育器植入手術的比例通常在20%至30%之間（占所有節育手術的比例），包括西藏和廣西。這意味著由於強制性計劃生育，新疆的宮內節育器植入率異常高。
2018年關於新疆的數據，根本加不到一塊去。不同類型手術的“占節育手術總數的百分比”數據加起來僅為45.09%，而所有其他地區/省份加起來為100%。同樣，西藏的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數據加起來也不是100%，所以新疆不是唯一的鎮壓目標。這些不完整的數字顯示了一個巨大的“灰色地帶”，並只存在於少數民族地區。
如果看2014/15年的數據，幾乎所有省份都有大約40%的“節育手術”是植入宮內節育器進行的，而現在除新疆外的所有地區都停止了這種“節育手術”。且關鍵是，極端形式的獨生子女政策在新疆一直在延續，而在其他地區則已經廢止。1979年至2015年中國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讓大多數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
所有以上事實都證明坦克派為新疆強制節育政策辯護的企圖是空洞的。

女性與強暴

在一封電郵裏，一位坦克派特別點名了一位在各個采訪中講述她遭到強奸和酷刑經過的女性。但凡對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了解一點的人都知道，受害者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將強奸和酷刑的事情告訴他人，之後再在媒體上公開反對殘酷的獨裁統治。此外，講出真實的故事是需要時間的。中國獨裁政權出了名地用報覆親屬進行威脅的行徑，並以此向海外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施加壓力，無論他們是漢族背景還是少數民族，都要求他們放棄對政權的指控並停止通過媒體發言。

正如上一時期許多國家所表現的那樣：埃及、蘇丹、緬甸、哥倫比亞等，大規模的強奸和暴力侵害婦女是反革命鎮壓反抗的重要組成部分。壓迫者的標準做法是，否認這種情況發生並稱女性為騙子。

國際特赦組織最近（2021年6月）關於新疆的報告《就像我們是戰爭中的敵人》，基於對55人的采訪，其內容涉及集中營——酷刑、逼供、“教育”——以及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監視。它還涉及被披露的中國官方文件。它包括對強奸受害者的采訪概述。

中共政權首先否認有集中營，後來承認它們的存在，聲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然而，沒有獨立觀察員被允許進入營地。一位今夏訪問新疆的瑞典記者報道說，每一步都被監視，當地人不敢與她交談。

“新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受監管的，他們所做一切都受到監控。新的手機SIM卡必須實名註冊，在每個城市邊界都有警察檢查站，每個人都必須下車進入“即時派出所”，在那裏檢查行李和手機。通過他們的手機和汽車上的GPS發射器，他們的行蹤遭到追蹤。監控攝像頭隨處可見。人臉識別技術被用於從支付到汽車加油的種種事情。”

階級立場

新疆無法隱瞞的真實情況，反映了坦克派在捍衛什麽樣的政權。

美帝國主義長期與北京方面合作。生產、貿易和金融的歷史性的快速增長使兩國的統治階級受益。2001年911之後，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與中國建立了“反恐”合作。北京利用這一點來鎮壓新疆。在奧巴馬的領導下，美國繼續對維吾爾人乃至全中國的鎮壓保持沈默。

正是在美帝和中帝之間的帝國主義鬥爭尖銳化之後，特朗普政府才提出了新疆問題。就在2019年6月，據他的安全顧問博爾頓的說法，特朗普告訴習近平，在新疆建造集中營“完全正確”。

美帝無意支持在中國遭受越來越大的鎮壓的維吾爾人、其他穆斯林或工人和青年。美帝支持沙特阿拉伯、埃及等許多獨裁政權並與之保持良好關系。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招來災難的“民主戰爭”是為了展現力量。

美帝希望中國成為其資本主義附庸，而不是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其全球統治。目前，它的戰略是為了遏制和限制北京在地區和全球的影響力。如果美帝國主義後期考慮在北京進行政權更叠，新政權如果能夠建立，不會是民主的，也不會符合工人和窮人的利益。

中國勞工論壇和ISA早在新疆議題成為全球媒體和新冷戰的重大問題之前就提出了這一問題，主要是針對穆斯林維吾爾人受到的壓迫加劇正逢中國資本主義覆辟。新疆在地緣政治上具有戰略意義，是通向市場和貿易的大門，處於邊疆和大國競爭（與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中亞接壤）的動蕩地區。它也已成為石油、天然氣、棉花、西紅柿和太陽能電池板的主要生產者，甚至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這與北京對民族和少數民族權利訴求的零容忍相吻合，它解釋了一個對境內反對派零容忍的政權的超限度鎮壓。

馬克思主義者一直采取的工人階級的獨立立場，探求什麽是實現社會主義最好的鬥爭方式和意識。這就要求同時去反對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帝國主義。

工人、青年和少數民族在中國爭取權利和反抗壓迫，是違背美帝國主義利益的。同樣，北京不希望看到工人罷工和反抗壓迫的運動，例如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r Matter，BLM）。各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不希望看到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來挑戰他們的權力和制度體系。社會主義者代表充分的民主權利——支持由工人管理工會、進行示威、動員和就業的權利，支持青年、氣候活動家、女權主義者、lgbt+活動家和其他人組織起來。在這些所有的關鍵問題上，坦克派不是保持沈默，就是捍衛對這些權利的強烈鎮壓。在他們的世界觀中，只有一個二元選擇：要麽支持中共和中國帝國主義，要麽與美帝國主義站在同一陣營。這當然不是馬克思或列寧的立場。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支持在美國、中國和全球範圍內廢除資本主義，代之以社會主義社會。當美國政客預警社會主義到來、中國政權監禁罷工工人時，他們是出於對其經濟和政治制度未來的恐懼。

30年前——反戈爾巴喬夫政變失敗引致蘇聯解體

1991年8月1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八名年邁的將領、克格勃官員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宣布了“緊急狀態”，卻無法讓那些寄希望於他們拯救蘇聯的人充滿信心。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軍政府派出的坦克由年輕的征召新兵駕駛，部分在裝甲上還掛著表示學習駕駛的“Y字牌”，甚至遇到紅燈就停下來！沒有什麽比這更能說明軍政府是多麽地與外界脫節、實際支持度如此地低。當坦克到達紅場和克裏姆林宮旁邊的馴馬場廣場廣場時，坦克司機發現他們的道路被無軌電車擋住了，這些電車被司機故意弄壞，充當臨時路障。

對政變的第一反應並非有人刻意組織的。官媒只是簡單地播放政變領導人的新聞發布會，其中穿插著芭蕾舞劇《天鵝湖》。當時沒有移動電話，也沒有互聯網，固網電話也超負荷運轉。人們只是告訴朋友、家人和同事，並開始湧入市中心。同樣的情況發生在當時的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和這個龐大國家的其他城市。

中午時分，在已經聚集在馴馬場廣場的人群中開始流傳謠言，這些民眾與坦克士兵談笑風生，他們把戰車排成一列，停在龐大官僚機構“國家計劃部”的大樓旁（今俄羅斯國家杜馬大樓）。6月當選為俄羅斯聯邦（15個蘇聯共和國中最大的國家）總統的葉利欽，呼籲發動總罷工。與戈爾巴喬夫不同，他沒有被逮捕，而是與他的同黨一起逃進了莫斯科的白宮，即俄羅斯政府大樓。在那裏，他號召人們保衛白宮。

到了晚上，盡管下著暴雨，幾十萬普通的莫斯科民眾還是包圍了大樓，晝夜不停，輪番上陣，直到政變流產。人們在入口處的道路上築起了路障，駁船司機封鎖了沿白宮前面流過的莫斯科河，以阻止船只的使用。

我們很快就了解到政變的真實性質。當時我們的一個成員，一名在離莫斯科約50公裏的工廠工作的年輕鋼鐵工人，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去上班了，希望能召集他的工友們出來抗議。 當他到達工廠時在們口遇到了克格勃人員，他被警告不要再談論獨立工會。他們說“秩序正在恢覆”。開始時，其他人都行事低調。但到了晚上，他們已經組成了一個小隊，並試圖找到武器來保衛這個城市。 就像在莫斯科一樣，政變策劃者宣布實行宵禁，在街上出現的任何人都會被逮捕，但民眾對此置若罔聞。

政變領導人的動機是什麽？

他們經常被說成是反對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政策”（Glasnost ），而這些政策正在引導蘇聯走向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這至少是一種粗疏的簡化論述。

蘇聯計劃經濟的存在，使原來落後的俄國在十月革命之後，發展出強大的經濟實力，擁有能夠打敗希特勒政權的力量，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與此同時，由於國家的落後和歐洲革命的失敗，斯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發展起來，使計劃經濟失去了民主，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民主對共產主義就像氧氣對人體一樣至關重要。 早期幾十年的可怕的管理不善阻礙了經濟發展。到了80年代，當時擁有兩千萬人員的寄生官僚機構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絕對障礙。

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也就是蘇聯的領導人。他的任命代表了蘇聯官僚機構中改革派的勝利，他們意識到如果要保持對權力的控制，就必須進行變革。反抗已經在整個東歐蔓延，波蘭的事態不斷發酵。在他上台前的十年裏，世界石油價格在每桶60-130美元之間搖擺不定。在某種程度上，這掩蓋了蘇聯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深度，但在1985年，油價崩潰到30美元，並直至8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60英鎊以下。蘇聯為支撐臃腫的官僚機構和他們的軍事綜合體而進行的生產出現巨大失衡，並再也無法在石油資金下隱藏起來。

“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

戈爾巴喬夫在1986年的一次演講中概述了他的答案——他提出了“改革”和“開放”。第一條旨在更新官僚機構並使之現代化。他甚至在一段時間允許工人們內選舉工廠經理。第二種是為了改進官僚機構的運作。在一定範圍內的非黨候選人甚至被允許參加選舉。這些舉措在早期是非常受歡迎的。

雖然反對派仍是共產黨員， 他們在最高蘇維埃中推動更激進的改革，這使大量人群聚集在商店外觀看電視中議會會議。一個關鍵因素是將許多國有企業轉移到“經濟覈算”（khozrachet ）系統：實際上是自負盈虧。工廠經理不再簡單地依靠國家經濟計劃中的國家訂單。相反，他們被賦予了決定如何使用其資金的自由，並從外部來源增加資金。1988年，一項允許建立合作社的新法律被通過。戈爾巴喬夫並不打算覆辟資本主義，這些來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是為了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然而這些改變導致了絕對的混亂。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爆炸當然是災難的最初跡象。1988年，蘇聯的亞美尼亞地區發生了一場地震，造成5萬人死亡。 1989年，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軍又是另一羞辱。 一次又一次，官僚機構的無能導致了可怕的後果。

戈爾巴喬夫試圖重振經濟，但卻使經濟陷入崩潰。農產品價格控制的放寬使價格暴漲。官僚們以放松管制為藉口，展開了大規模的掠奪。當局粗暴地實行禁酒令來解決酗酒問題，卻導致了家庭酒廠的爆炸性增長，任何可用於釀酒的材料也出現短缺。商店裏也沒有食物了。到1990年，部分基本食品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甚至要實行配給制。這種混亂出現的時機，恰好遇上西方經濟某程度上的覆蘇——官僚們越來越被“市場”模式所吸引。

我們當時在1990年11月說了什麽
“許多人認為，擺脫危機的途徑是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然而，這是一個危險的幻覺。私有化將擾亂市場中已經非常脆弱的平衡。在普遍短缺的情況下，它將導致驚人、不可遏制的通貨膨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將常態化。在廣泛貧困條件下，私有化不過是將幾十年來專制主義秘密資本原始積累合法化。只有那些年的工賊和罪犯才能接管生產資料。‘富人會變得更富，窮人會變得更窮’。企業轉移到私人手中，將導致勞動力的削減和勞動程度的強化。剝削程度將迅速增長，無論資本主義擁躉如何鼓動、試圖說服我們，稱我們將像在瑞典一樣生活，事實上我們能預計的最好結果是崩潰到阿根廷的水平。”《工人民主》1990年11月第一號

到1990年，蘇聯領導的東歐集團實際上已經崩潰了。波蘭選出了第一個非共產黨政府，柏林墻被推倒，1990年12月25日，羅馬尼亞的工人起義推翻了可憎的齊奧塞斯庫獨裁政權，行刑隊公開處決了他和他的妻子，並在電視上直播。南斯拉夫正急速步向解體和可怕的種族沖突。

戈爾巴喬夫政權不僅無法幹預阻止這一進程，他的政策只是鼓勵了整個蘇聯不滿情緒的增長。哈薩克斯坦地區的示威活動被武力鎮壓，對環境狀況的大規模抗議席卷了高加索和波羅的海國家。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和其他地方爆發了種族沖突。群眾運動在波羅的海國家、摩爾多瓦和其他地方蔓延，要求民族自決。

但是，在蘇聯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本身，事件也在失去控制地發展。生活必需品的普遍短缺在工人階級內部引起了強烈不滿。當礦井口的淋浴器裏沒有肥皂時，強大的礦工運動爆發了。

1989年在俄羅斯最北部的沃爾庫塔發生的第一次罷工，提出了6項簡單的要求：

* 支付所有欠薪。

* 商定適當的挖煤工資和加班費。

* 審查生產目標，因為它們太高了。

* 解決不同工作之間的工資差異問題。

* 將煤礦的行政機構減少40%。

* 因為現任礦長不得人心，重新選舉礦長。

在礦坑裏貼出這些要求後，有人在下面寫道：“並對沃爾庫塔煤礦的整個管理層進行百分百的清算。”

這些罷工像野火一樣蔓延到整個蘇聯。訴求迅速激進化，不過不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而是呼應托洛茨基反對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方案，盡管在當時還沒有確切的表述。1989年8月，沃爾庫塔市罷工委員會的負責人解釋了他們的立場：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問題。我們希望工人階級被承認為在自己的工人國家中掌權。我們要恢覆對共產黨、蘇維埃、我們的工會的信心。我們要擺脫阻礙改革開放的官僚主義。我們讚成取消蘇聯憲法第6條（該條規定，只有一個執政黨–共產黨）。是的，黨已經開始了經濟改革，打開了開放政策的大門。但現在仍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距離領導核心很遠。仍然需要社會公正。我們希望黨的角色將發生變化，從主要管理經濟的角色轉變為最終照顧人民需要的角色。”

礦工們提出的經濟訴求一般最多只是要求戈爾巴喬夫的“經濟覈算”政策得到有效地執行。後來加入的更公開的親市場要求是由新冒起的反對派提出的，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共產黨出身的。這種訴求往往是由官方的黨組織所加入的。但由於缺乏有組織的工人政治替代方案，蘇聯國家內部以葉利欽為首的反戈爾巴喬夫派的思想開始主導礦工運動。

親市場的政變領袖

在這種情況下，政變領導人的經濟方案顯然不是為了阻止市場化的加速。在他們的聲明中，沒有一個字提及到列寧，或拯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更不用說工人的權利。只有一些關於結束物價上漲、制止經濟混亂的民粹聲明，以及關於派遣學生和工人大隊到農村收割莊稼的計劃。而這會是在軍隊的領導下進行。

政變領導人甚至沒有回到蘇聯的“現狀”，而是抱怨“混亂、貿然地走向市場，導致利己主義的爆發”。他們呼籲“采取具體措施，終結紀律渙散和對人民經濟的盜竊”，並建立一個“嚴格的制度，改善組織，在社會的各個部分引入秩序和紀律”。 用他們的話說，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必須建立“混合經濟”、“支持私營企業，使其有一切可能在服務領域發展生產”。這將通過給每個城市居民提供一塊土地（每人15公頃，如果實施的話，將打碎國有和集體農場）和取消對貨物、原材料和設備在蘇聯境內自由流動的任何限制來支持。

政變策劃者後來的命途表明了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麽。盡管因叛國罪被捕並受審，但大多數人在兩年內出獄——這與今天俄羅斯抗議者的長期刑罰形成鮮明對比！

雖然有一人，即前內務部長普戈（Boris Pugo）在第三天自殺了，但其他人包括前總理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他後來在私人銀行部門工作成為了富豪。巴克拉諾夫（Oleg Baklanov）成為一家火箭制造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斯塔羅杜布斯特夫（Vasily Starodubstev）成了地區長官和農工企業聯盟的負責人。提茲亞科夫（Alexandr Tizyakov）成為幾個工業公司甚至投資基金的所有者和董事。曾任最高蘇維埃主席的盧基揚諾夫（Anatoly Lukyanov）在政變後成為久加諾夫領導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共同創始人，然後成為一家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瓦連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在共同創建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政黨“祖國黨”之前一直是名共產黨員。

對官僚政權的辯護

驅使政變分子發動軍事政變的真正原因，甚至不是為了維持官僚主義管理不善的計劃經濟，而是為了在過渡向市場經濟期間維持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他們公開反對戈爾巴喬夫談判的“新聯盟條約”就證明了這一點，該條約將大幅削減蘇維埃國家中央 的權力。前蘇聯的六個加盟共和國：波羅的海三國、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已經在1990年宣布他們脫離蘇聯獨立的意願。

剩下的共和國達成了一項協議，大大改變了它們與中央的關系。大家除了有共同的總統、外交政策和軍隊外，幾乎所有其他權力，包括自然資源，都將在各共和國的控制之下。該提案在1991年3月付諸全民公決，76%的人投了讚成票，並原定於8月20日最終簽署。然而政變打斷了這事情，並改變了整個發展動態，最終導致蘇聯的完全解體。

毫無疑問，軍政府成員準備使用任何方法來奪取權力。 莫斯科宣布了宵禁令。三天來，關於誰在哪裏、哪支部隊入城等的謠言四起。當局第一天就動員了兩個坦克師和數千名士兵來奪取城市。周二，政變分子準備了“雷霆行動”：派出更多的坦克、傘兵和直升機，以及臭名昭著的Alpha和Vympel特種作戰部隊，加上莫斯科防暴警察，用於攻占白宮。包括後來作為皮諾切特式人物進入俄羅斯政壇的列別德（Lebed）將軍在內的主要官員，在決定行動之前滲透到白宮周圍的人群中，評估局勢。 他們為此開了綠燈。

但政變已經開始流產。甚至在最初的新聞發布會上，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的手也抖得很厲害，人們以為他是喝醉了。第二天，他們不得不把另一個成員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和他的妻子送出莫斯科，因為他們喝得太醉了。特種部隊不知為何沒有按照命令逮捕葉利欽，而一些進入莫斯科的坦克兵則迅速倒戈去保衛白宮。在政變進入第三天的淩晨一點，發生了一場混戰，示威者試圖阻止一輛坦克駛向白宮，導致三名示威者死亡。此後，即使是精銳的特種部隊也拒絕按照命令進軍。政變領導人不得不將部隊撤出莫斯科。

葉利欽的角色

後來演變成關於政變的一個神話，就是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從一開始就采取果斷行動，反對政變。當天晚些時候，他被拍到站在塔曼斯卡婭師的一輛坦克上向白宮外的人群講話，該師的指揮官曾承諾保衛白宮。但事實是，葉利欽最初的反應是逃到莫斯科郊外的大莊園，他希望在那裏組建一個反對派政府。他被迫要回到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當時作為領導成員的共產黨，向全俄羅斯發出電報，指示地區和城市政府支持政變。大多數人都這樣做了——包括韃靼斯坦和車臣-印古什等主要俄羅斯共和國，以及大多數主要城市政府。列寧格勒是個例外，該市的領導層堅決反對政變。

現實情況是，民眾發動起義反對政變。這幾乎是在不自覺地自發而成的，因為人們只是湧入了市中心。莫斯科的司機報廢無軌電車和駁船駕駛員的行動，得到了當時俄羅斯兩大主要報紙之一 的《消息報》印刷工人的支持。這些工人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威脅罷工，若果葉利欽不發表反對聲明。即使在已被軍方控制的主要電視頻道上，員工決定拍攝亞納耶夫握手的決定也有助於削弱政變者的權威。

在列寧格勒，巨型的基洛夫工廠工人罷工了。街道上示威者之多，令軍隊甚至沒有試圖占領這座城市。隨著消息傳到礦區，罷工也開始在那裏蔓延。在某些情況下，最初少數人的果敢舉措給了大家勇氣，並激勵了其他人加入。那些在最初幾個小時內保持謹慎的人很快就不再恐懼。

到了周三中午，莫斯科已經傳出了各種風聲。坦克是進還是撤？戈爾巴喬夫怎麽了？政變領導人被逮捕了嗎？然後，政變已經流產的消息傳來。戈爾巴喬夫於周四淩晨飛回莫斯科，其余的政變策劃者被捕。但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權威都因此遭受了致命的重創。葉利欽作為俄羅斯總統接管了控制權，而蘇聯 於12月25日也被廢止了。

這為十五個新國家的資本主義迅速覆辟開辟了道路。接下來的十年對於生活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場災難。掌權的官僚們通過強制私有化、盜竊、掠奪國家財產、種族沖突，將自己搖身一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 經濟遭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崩潰——GDP下降了50%以上，通貨膨脹率在一度接近3000%。很多地區到現在還沒有恢覆到原來的水平。工人通常要遭遇連續數月的無薪工作。

在一些地區，雖然人們住在公寓裏，但為了省錢他們還是在外面生火做飯。民族沖突和戰爭席卷這些地區——塔吉克斯坦的五年內戰奪走了數萬人的生命並導致了100萬難民，車臣的兩次戰爭（1994-1996和1999-2000）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以及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烏克蘭、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沖突都有俄羅斯的介入。僅在2000年至2008年之間，出現了一段相對增長和穩定的時期。

當蘇聯礦工組織起來時，他們的主要不滿是反對官僚集團及其糟糕管理。即使當他們提出經濟訴求，他們的目的也是改善經濟，而不是覆辟資本主義。親市場的要求來自官僚本身，以及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但即使他們無法公開主張覆辟資本主義，他們也會打著“民主”的幌子把經濟主張被偷運到群眾意識中。最常聽到的呼聲，包括來自礦工的呼聲，是要求廢除憲法第6條。

但新的資本主義制度遠非民主。多黨選舉實行，並且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元素，包括政黨自由、相對自由的新聞和專制政權的衰弱。但這種“民主”還不穩定，甚至未能持續十年。

1993年，葉利欽反對政變的前盟友魯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y）和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領導俄羅斯議會“最高蘇維埃”，其中占多數的為“俄羅斯統一黨”，其成員中包括共產黨人、軍方人士和右翼民族主義者。 他們聲稱擔心葉利欽政府迅速向市場過渡的後果，魯茨科伊將其描述為“經濟滅絕”，盡管他們或許是不滿自己從這一過程中沒有像其他人獲得一樣多的利益。議會試圖削弱葉利欽作為總統的權力。這場權鬥發展只1993年9月，葉利欽下令暫停並圍攻白宮的最高蘇維埃。

這一次，保衛白宮的示威活動由奇怪的聯盟所發起，當中有真誠但由反動勢力主導並對社會狀況不滿的工人、也有由前防暴警察部隊和法西斯主義者組成的“俄羅斯民族團結會”非官方地參與。所謂的“俄共黨人”認為他們與法西斯分子的聯盟完全沒有矛盾！在警察和白宮周圍的人發生沖突失去控制後，示威者沖進了電視台大樓。當天晚上，葉利欽派出坦克炮擊白宮，到周末時，已有數百人喪生（官方承認有147人死亡）。

名譽掃地的民主制度

許多工人開始不把這一時期稱為“民主”（俄語讀音demokratiya），而是 “狗屎政治”（俄語讀音dermokratiya），這段記憶削弱了整整一代人對於與獨裁主義作鬥爭的意識。“民主”的恢覆與大規模的貧困、種族沖突和不同階層的統治精英爭奪前蘇聯的財富和資源相聯系。持續到1999年的葉利欽時代的特征是混亂和崩壞。總統本人的形象也成為一個醉醺醺、步履蹣跚的笨蛋。但這是覆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階段，因為代表了舊蘇聯國家殘余的完全解體。由葉利欽親自提拔接任的普京之後改變了方向，要重建為一個強大而專制的新國家，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利益服務。

如今，普京執政已經22年了，新一代的年輕工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不受過去包袱的束縛，決心要與專制統治和資本主義作鬥爭。他們不會允許新的社會主義俄羅斯僅僅是官僚化和獨裁的前蘇聯的覆制品。相反，它將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礎上，有組織、言論和選擇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有財富和資源的公共所有權，各民族享有充分的民族自決權，所有這些都在代表廣大工人階級利益的民選機構的控制之下，以確保社會的運行符合所有人民的利益。

9/11恐怖襲擊20周年：帝國主義的血腥循環仍在繼續

20年前，世界變了。很少有像美國9/11恐怖襲擊這樣的單一事件能夠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當然，改變歷史進程的不僅僅是恐怖行為本身，更多的是因為人們對此的反應。9/11引發了由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領導的新一輪帝國主義血腥浪潮，他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野蠻的戰爭，並以國家散播伊斯蘭恐懼癥思想。仇恨和死亡的循環在今天仍然繼續。

這並不是要減輕事件的恐怖程度。在美國，近3,000人在9/11及其後續襲擊中喪生。社會主義者應該清楚這一點：我們堅定譴責這次襲擊，實際上我們譴責所有恐怖主義行為，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殘暴性質，還因為它們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內外的反動情勢。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在9/11之後， 統治階級對於事件的反應遭遇到普通民眾的大規模動員抵抗、甚至有可能成為停止戰爭並重塑歷史的運動。

過去與現在的世界格局

首先，值得回顧一下暴行發生的那一年，即2001年，當時資本主義制度充滿自信。蘇聯和東歐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崩潰已經十多年了。 “共產主義”國家盡管具有專制和扭曲的特征，但仍然保持著對俄國革命的記憶和取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資本主義世界對他們的垮台對感到欣慰。

事實上在1990年代初，評論者們就自信地宣布：我們已經到達了“歷史的終結”（弗朗西斯·福山的書名）。換句話說，以良性“自由民主”形式存在的資本主義將在世界範圍內不受挑戰地統治——並且直到永遠！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上世紀90年代，由於新自由主義蠶食社會福利體系，全球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在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較貧窮的國家，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減公共開支使普通民眾陷入了貧困，同時也增加了富人的財富。

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面，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推動了“全球化”項目。1994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從而加快商品和服務新市場的“開放”。在實踐中，這意味著較貧窮經濟體的新興產業被逼到了絕境，而跨國公司則靠廉價出口大賺一筆，或者在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工廠以剝削廉價勞動力。

如果說這一切聽起來像是資本家的成功故事，那麽我們只需要回到2021年。資本主義永無止境擴張的承諾在今天被21世紀的發生的事實殘酷地粉碎了：災難性的戰爭、中美冷戰、長期蕭條、實際工資下降和緊縮政策。作為回應，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鬥爭也高漲了起來。隨著政府在新冠疫情緊急情況下進行幹預來挽救他們的制度，新自由主義本身——自由市場和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制度——看起來受到了重創，甚至不可持續。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了勝利，這讓美國及其帝國主義盟友的困境雪上加霜。

當然，資本主義今天在許多方面面臨的危機不能僅僅歸因於9/11。不過，毫無疑問，那次事件以及對它的報覆起了最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9/11事件與“反恐戰爭”

襲擊發生後，美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進行血腥的報覆。阿富汗是基地組織的大本營，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對阿富汗的地毯式轟炸於當年10月7日開始。英國首相貝理雅立即向美國總統布什提供了英軍支援。到當年年底，美國和英國軍隊推翻了塔利班政府——鑒於所施加的壓倒性的蠻力，這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這只是一場殘酷侵略戰爭的開始，其中約有241,000人喪生，其中絕大多數是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其中有71,000名平民。*普通民眾也遭受了無法估量的貧困、饑餓、疾病和惡劣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戰爭直接造成的。這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場災難。

盡管如此暴戾，在這個“反恐戰爭”中，帝國主義勢力對阿富汗的報覆從來是不足夠的。除了以分裂國內工人階級為目的煽動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外，還有利用“正義”戰爭來直接達到帝國主義利益需求的目的——控制阿富汗臨近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中東及其主要石油儲備。

社會主義者預料到了這一點，在 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以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不僅代表恐怖主義威脅而且正在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開始鼓吹伊拉克戰爭時，這一點就變得非常明了。貝理雅首相也散布了這個謊言。隨後是2003年的入侵，以及比阿富汗事件更為血腥的占領。

長期進行的伊拉克戰爭，加上阿富汗沖突，對世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伊朗反動教士的力量和穆斯林世界的遜尼派-什葉派教派沖突，因伊拉克本身的持續內戰和也門的新內戰得到支持。敘利亞內戰、伊斯蘭國的崛起和伊斯蘭國支持的恐怖襲擊，包括在英國——所有這些或多或少都是由布什和貝理雅開始的帝國主義冒進造成的。

很明顯，反恐戰爭不僅沒有增進安全，也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反而使恐怖主義滋長的潛在社會和政治原因變得更糟，並且對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滿與怨恨在全球都劇增。

反抗

所有的這一切本可以被阻止發生的——民眾當中肯定存在反戰的意願。2002年開始了一場由社會主義者、青年和工會運動人士組成的國際運動。隨著布什和貝理雅口中關於需要攻擊伊拉克的謊言不斷被湧現出的真相戳破，上百萬普通民眾動員了起來。2003年1月至4月期間，全球有3600萬人參加了近3000次反戰抗議。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當年2月15日的國際行動日。在倫敦，多達200萬人遊行反對戰爭——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這次活動令人震驚，不僅因為它的規模、和許多以前顯然沒有參加過遊行的人的參與，還因為它的戰鬥性。自民黨領袖肯尼迪口頭聲稱反對戰爭，但表示如果聯合國通過第二項支持介入的決議，他將支持戰爭。他被大聲噓聲嘲諷。

與此同時，像阿裏（Tariq Ali）這樣的左翼，堅持認為需要改變制度才能結束資本主義戰爭，他們受到民眾的熱烈歡呼。並且在對伊拉克的攻擊最終開始時呼籲罷工（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前身——工人國際委員會國際發起的呼籲），左翼工會領導人克勞（Bob Crow，來自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RMT）和海耶斯（Billy Hayes，來自英國通訊工人聯盟CWU）也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

然而，可恥的是，這些號召並沒有在工會運動的領導人中得到更廣泛的回應。他們要麽積極支持新的戰爭，要麽保持沈默。與此同時，工會左翼未能組織起來。至於號召抗議的“停止戰爭聯盟”，它錯過了從熱烈的抵抗情緒中發起鬥爭運動的黃金機會。

當時，社會主義替代成員呼籲如果運動領導者不帶頭，則應自下而上組織總罷工，並要求投票和遊行反對入侵的工黨議員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麥祖恩（John McDonnell）成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與支持戰爭的新工黨及新自由主義政策作鬥爭，這樣向數以百萬計抗爭者的呼籲會收到巨大的積極響應，有可能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能成立一個新政黨。但是，盡管在伊拉克戰爭於3月20日打響後的幾天裏，一些英勇的努力使得動員行動能夠繼續進行，包括全國各地的學生罷課，但剛剛萌芽的運動最終未能阻止戰爭。

然而，對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反戰運動代表了潮流的轉變。它使許多後來在其他運動和團體中組織起來的人變得政治化，他們現在仍然對貝理雅及其派系的立場深惡痛絕。即使運動沒有成功，資產階級仍然害怕大規模的反戰運動，這是他們猶豫是否向敘利亞和利比亞出兵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我們的教訓同樣很清楚。普通民眾會蜂擁而起反抗帝國主義戰爭。但那時運動領導者需要的是制定一個果敢的計劃來組織和推進運動，現實卻是在逐步平息運動。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工會和工作場所行動來利用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利用罷工這一極其強大的武器來打擊資本主義國家的好戰行為。今天，社會主義替代進行組織，正是為了建立這樣一個領導層而提出了方案。

馬克思主義與恐怖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手法與恐怖主義截然相反。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部分時間裏，左翼分子以暗殺、劫持和爆炸的形式實施恐怖活動。但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這種行為總是會分散社會主義者的實際工作：建立群眾性工人階級運動，將人們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看到自己集體行動的力量。這才是改變社會的作法。相反，秘密策劃的個人恐怖策略會破壞集體工作。

當然，基地組織從來都不是一個左翼團體，而是一個反動的組織，其議程是要將世界倒退到宗教偏見和仇恨之中。在這方面，9/11的暴力事件似乎只是在挑起反恐戰爭這件事上取得成功。在短期內，阿拉伯世界肯定會有所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基地組織的事業，促進了招募和籌款。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伊斯蘭恐懼癥對歐洲和美國的伊斯蘭社區也有類似（但很有限）的影響。

然而2010年初阿拉伯之春的非同尋常的群眾革命表明，9/11事件事實上並沒有如策劃者所希望的那樣取得成功。突尼斯、利比亞、埃及、也門、敘利亞和巴林的起義是群眾的政教分離世俗起義，要求改變制度，結束專制和資產階級精英統治。工會會員和左翼政黨為革命變革而鬥爭；團結和集體行動是當務之急。這與基地組織的伊斯蘭神權哈裏發的狂想完全相反。

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9/11發生二十年後，事件已經成為資本主義衰落暗淡的象征。統治階級沒有了展開報覆的正義咆哮，而只有懷疑和猶豫。在阿富汗，美軍盡可能地悄然撤離，該國再次落入塔利班手中。它的未來仍然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前景，在美國轉移焦點往他方後，其主導性的因素將減少。無論如何，任何帝國主義勢力都無法解決阿富汗的問題。9/11之後的20年發生的這一切，作為客觀教訓印證了大國幹預為何總是失敗。

世界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不穩定且危機四伏，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只有全世界廣大普羅民眾，以工人階級和有志青年為首，才能推翻可憎的資本主義制度。到處都有跡象表明，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你可以加快這個進程——成為社會主義者，加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

十年之後——論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意義

占領華爾街為美國的階級鬥爭開啟了新的篇章。在九月占領華爾街邁入十年之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作為發展新左翼、開展反資本主義鬥爭、沖擊選舉政治和培養新一代鬥士的第一步，這場運動的重要性如今已經彰顯得淋漓盡致。

占領華爾街行動是美國自2008-2009年摧毀了數百萬人的生活的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抗爭。占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發生在新自由主義對勞動者權益的三十年攻擊和工人運動的大退潮之後。但對奧巴馬在經濟衰退期間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震驚，和對奧巴馬的幻想使鬥爭的發展延緩數年。在這幾年裏，數以百萬計的普羅大眾失去了工作和家庭，而銀行卻得到了萬億美元的救助；與此同時，勞工領袖和民主黨“左派”卻日以繼夜地確保人民放棄抵抗。

在促成占領行動的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的政治兩極化日益嚴重：奧巴馬勝選後，右翼煽動紅色恐慌和種族主義情緒，並聲稱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關於醫保的激烈辯論還有其他很多在整個美國引發了越來越多的憤怒。左翼和勞工運動缺席帶來的真空使得2009年成立的右翼民粹主義茶黨在輿論中成功上位。茶黨既反對銀行救助計劃，又反對救助普羅大眾的主張，預示了特朗普主義的崛起。

風暴卷集

在占領開始幾個月前，南歐發生了反對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駕馬車”）的緊縮措施的鬥爭。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人民在中心廣場抗議，反抗超級富豪試圖讓勞動人民為危機買單的企圖。

不過，最嚴重的社會爆炸是2011年初跨越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和埃及成為了抗爭的前沿。他們占領廣場的鬥爭形式不但源於久遠的鬥爭傳統，還受到了南歐的啟發。中東和北非獨裁者的倒台重新點燃了全世界的希望，以西班牙反緊縮運動、希臘的數十次總罷工以及新左翼政黨的興起為標志，歐洲的群眾運動星火燎原。

在美國，引爆群眾情緒的第一個火花來自威斯康星州長沃克（Scott Walker）。作為一位邪惡的茶黨共和黨人，他在2011年初就開始破壞該州公共部門的工會，大幅削減教育開支。於是，公共部門工會、年輕人和廣大工人開展了長達數月的鬥爭。在這次歷史性的反擊中，工人使用了歐洲和中東群眾的一些策略。成千上萬人聚集在州議會大廈前進行持續抗議，“占領”州議會大廈，討論鬥爭應該朝著哪個方向發展。公共部門總罷工的想法得到廣泛支持，但工會拒絕號召總罷工，並將鬥爭方向轉向選舉。

2011年春天，在紐約市，為了對抗億萬富翁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強加的緊縮政策，一小群激進分子聚集在一起，以大蕭條時期的“胡佛村”帳篷聚落為靈感，於金融危機時期在市內搭建帳篷，組成了“布隆伯格村”。就這樣，他們的行動預言幾個月後的大規模抗爭。

在鬥爭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反全球化雜志《廣告克星》於9月17日呼籲“占領華爾街”。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範式”：“…… 令人興奮的是這種新穎的策略的務實與簡單：我們在各種線上與線下的集會中交談……我們將化整為零，喚醒想像力，以此走向未來的激進民主……最後，我們坐在一個具有獨特象征意義的廣場上，占領它。”雖然這個想法的局限性不久之後就會暴露出來，但毫無疑問，當時它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鬥爭航跡

9月17日，數百人前往距離華爾街僅幾個街區的祖科蒂（Zuccotti）公園紮營。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裏，活動人士在全國各地組織了街頭集會、抗議和占領活動。在紐約，第一周結束時有85人被捕。第二周結束時，紐約警察局圍堵了布魯克林大橋上的遊行群眾，700名抗議者在橋上逐一被捕。報紙頭版顯示，一名年輕男子被紐約警察局官員逮捕時，臉上有血跡。警方的暴行引起了國內外的關註，許多年輕人來到紐約市，在祖科蒂公園搭帳篷或參加周末群眾活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得到了廣大紐約人的支持，每個周末都有數千人前往營地參觀。

許多人將占領視為左派對茶黨的回應。與將經濟危機歸咎於移民和政府“過度社會主義化”的茶黨不同，占領運動認為大銀行和社會上最富有的1%理應為危機負責，它讓剩下的99%形成階級鬥爭意識，明白99%應對現狀展開反擊。他們呼籲廣大群眾有組織地反抗日益增長的右翼威脅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遍不公。

這場運動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各地。隨後，占領運動發展出了社區會議，帶來了新的運動和鬥爭。在明尼阿波利斯，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在占領家園運動（Occupy Homes）中保護勞動人民免受驅逐和迫遷，發揮了重要作用。

占領運動從當年的國際運動中汲取了許多靈感。威斯康星州和紐約州的運動與迫使穆巴拉克倒台的群眾運動在群眾意識上有著重要的聯系，威斯康星人和紐約人集結在“像埃及人一樣戰鬥”的口號下。

國際主義意識是一種強大力量，但運動人士並不總能從國際鬥爭中吸取正確的教訓。這體現了認真研究國際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的重要性。

雖然這場運動熱火朝天，但要帶來真正的變化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工人階級遭受了數十年挫敗、工會領導層右轉之後，新一代民主群眾運動戰士沒有創建戰鬥組織、領導層和綱領的現成參考。

許多運動人士最初拒絕討論有關教育、住房和醫療保健的訴求，以為只需要有一個普遍的訴求（“我們是99%”），就可以贏得廣泛的支持。但實際上，他們藉此獲得的群眾支持大多是被動的。如果他們能圍繞日常問題，推動制度變革，那他們就能讓工人階級感覺到自己正在為一些實質的東西而戰，從而吸引到更多人。缺乏具體要求也意味著移民和種族主義等問題沒有得到廣泛認識——就這樣，我們錯失了一個反抗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反擊警察暴力的大好機會。

除了缺乏具體訴求外，活動家也沒有民主地選舉領導層、建立對運動基層負責任的組織架構。這表示真正的領導者在街頭運動扮演著無責任角色。沒有選舉出來的領導，也就沒人有權代表運動，沒有提出民主決策平台。相反，決策必須基於數百人在經過數小時的疲憊對話後達成的共識，只要有任何一人反對就足以阻擋所有決策。小團體發起零星行動，各行動之間彼此基本上沒有協調，於是眾多浪費不起時間的勞動者望而卻步。他們看不到勝利的希望，也就不會為此翹班甚至睡在帳篷裏。

這些問題部分源於一些非民選領導人錯誤的無政府主義方法。他們認為占領公共空間可以開啟新的民主社會形式（由勞動人民捐資），隨後運動就會自發傳播到其他領域。

雖然一些左翼組織要麽譴責占領運動，要麽成為被動的啦啦隊，但是我們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都積極參與其中。我們不斷提出訴求和建議，呼籲將占領運動擴展到其他城市，並形成一個網絡來協調幾天的行動、戰略和計劃；呼籲參與者討論能夠將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的訴求；呼籲將運動擴展到學校、社區和其他有組織潛力的地方……許多最優秀的活動家與我們不謀而合，他們不僅僅希望只是每晚在廣場上一聚。

我們還警告說，如果沒有明確的戰略，運動就會消亡。隨著冬天的臨近，許多人會收起帳篷回家；如果不能團結一致，市長們組織的警察鎮壓將不斷加強，削弱運動；我們還認為在資本主義內部建立替代社會的想法是一種根本錯誤的方法。這種想法並不挑戰資本主義，也沒有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因此運動無法前進。

市長布隆伯格​​​​​​​​​​​​​​在10月份首次嘗試封鎖祖科蒂公園的嘗試以失敗收場，是因他發出的最後通牒即將到期之前，AFL-CIO（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呼籲工會成員保衛公園。這使得紐約警察暫時退讓。

在奧克蘭（Oakland​​​​​​​），一個1500人的大會呼籲於11月2日在全市範圍內舉行總罷工，以回應警察的野蠻鎮壓。他們的強烈反應迫使市長公開宣布減少警察人數，允許占領繼續進行，並允許工人休假參加罷工。

11月2日的罷工使奧克蘭港停擺，並鼓舞了12月12日由ILWU（國際碼頭與倉儲工會）和占領運動的活動家在西海岸共同領導的歷史性港口罷工。

雖然一些工會支持11月在奧克蘭舉行的罷工，但許多保守的工會領導層並不支持。他們並沒有發起動員，僅僅鼓勵他們的成員請病假參與活動。一場真正的全市大罷工可以對事件產生歷史性影響，並激勵數以千萬計的人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進行反擊。

11月15日，由布隆伯格領導的市長網絡協調了對全國各地營地的襲擊。在此之前，聯邦調查局已經協調當地警察和國土安全部對運動進行了大規模監視。公開的文件顯示，​​​​​​​占領運動被視為“國內恐怖主義”威脅。

抗爭覆活

占領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它表達了人們對不平等增長、工人權利受損、出發大蕭條的銀行與救助他們的政客沆瀣一氣的憤怒。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通過行動證明，群眾不會屈從於緊縮政策和止贖，並將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激烈反抗。

這是一場激勵住房活動家積極打擊房屋止贖、激勵學生對抗學費上漲、激勵教師和家長反抗削減和私有化教育資源的“教育改革”的鬥爭。

一些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客試圖把占領浪潮為自己所用。民主黨紐約市長候選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2013年的競選活動中以“雙城記”為口號。社會主義替代則指出需要將對企業權力的挑戰帶到政治領域，並呼籲占領華爾街運動在2012年在全國範圍內派出200名獨立人士參選。2012年，社會主義替代以身作則，​​​​​​​派出占領西雅圖的領導者薩旺特（Kshama Sawant）​​​​​​​參選華盛頓州議會，作為公開社會主義者身分的她拿下了歷史性的得票；2013年，我們乘運動之勢再次參選，成功讓薩旺特​​​​​​​贏得了西雅圖市議會的席位；2014年，我們建立運動首次在主要城市贏下了15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這是第一個全國性的選舉突破，表明左翼可以獨立於民主黨之外贏得議會鬥爭。

在2011年和2012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社運分子反對參加選舉。一方面這避免了運動被民主黨收編，但同時也打擊了工人階級政治。2016年，許多運動的主要組織者蜂擁幫助桑德斯的總統競選活動。作為占領運動在政治上表達了對不平等、緊縮和新自由主義的憤怒，為桑德斯的兩次競選奠定了基礎；但可悲的是，桑德斯將這場巨大的政治熱潮禁錮在了民主黨內部。

在之後十年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MeToo浪潮以及自2018年共和黨執政的州的教師抗議以來勞工鬥爭的重建等標志著群眾運動的歸來，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發展到1970年代以來最高的水平。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增長。而且即使是局限在民主黨的框架裏，也已經有數十名民主社會主義者當選。

在西雅圖，在右翼與統治階級猛烈攻擊BLM運動，並試圖以不民主的方式將薩旺特​​​​​​​從市議會中罷免。而許多十年前因占領而變得激進的人都在應對這種攻擊的鬥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我們應該對占領運動的遺產給予應有的重視，並從其失誤中吸取教訓。如今，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組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工人階級將在全國範圍內定期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組織社會運動，捍衛自己的權益並爭取更美好的未來——一個由億萬人民而非億萬富翁掌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氣候危機：汙染能源的真相

幾乎所有我們日常生活的事物，從開燈到使用手機，都由汙染能源驅動。

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部分（大約25%）來自發電及熱能生產。其實能源生產早該由100%再生能源替代，更準確地來講應在數十年前就該如此。

我們並非一直以來如此使用能源，早在1800年代工業革命前，我們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輩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行也沒有使用谷歌地圖。他們總是利用柴火撐過寒冬、長期面對食物稀缺、也難以遠距離通訊和旅行。

經過崎嶇漫長的創新，全世界的能源得以更有效的方式生產，從新型的水輪科技到1800年末由燃煤和蒸氣驅動引擎。很快，我們除了能更好地產生熱能暖房，燃煤也使機械引擎的效率更勝以往。

飛機，火車和汽車隨之而來，氮化肥料也使食物供給指數增長。生活水準也有所改善，更多人得以生存，充足的能源讓各式各樣的現代生活成真，這得歸功於化石燃料。

但是我們所熟悉的故事，很顯然並不在這裏劃下句點。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從開始使用化石燃料後產生，這也使得我們無法在不沖擊環境的狀況下持續依賴它滿足人類文明。

好消息是，透過現代科技，我們持續發現更多的綠色替代能源運作現代社會。壞消息是，化石燃料公司不會就此罷休。

化石燃料產業的大欺詐

事實上，當化石燃料成為我們的主要能源時，整個產業就已經由少數個人權貴掌握。至今這個狀況並沒有改變。

1800年代末的新興資本家們需要這種新能源，用以鐵路和興建工廠及城市，這也代表掌握煤炭的人得以快速富有。

但是當他們以及石油和天然氣大亨們在接下來數十年間財源滾滾，當時科學界就已經指出對化石燃料的威脅。瑞典科學家和化學家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在19世紀末已經提出，燃燒化石燃料將造成全球溫度上升。

隨後有越來越多人認同，都表示相同意見並有大量的證據顯示燃燒化石燃料完全不可持續。

化石燃料公司們對此非常了解，並且資助當中的部分研究，最早在1950年代就發現燃燒化石燃料將造成全球暖化、海平面升高、以及“劇烈的環境影響”。環保人士麥吉本（Bill McKibben）說，化石產業造就“美國歷史上後果最嚴重的真相掩蓋”。

如果社會是理性的運作，這些研究理應立即促使社會尋找和發展再生能源，並馬上轉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下，只要化石燃料利潤夠高，它就會擋在轉型的路上，移除它將變為極度困難。

相對的，化石燃料公司們主動資助自然科學研究以淡化氣候變遷，誇大不完整且選擇性的資料、使用偽專家、以及助長各種陰謀論。

與此同時，這些石油公司也花費多到難以置信的金錢遊說政客。這些政客盡管也認知到氣候變遷，但寧願收這些臟錢來贏得選舉，或者忙於跟殼牌石油的執行長打交道。在1990年，石油和天然氣產業花費超過1200萬美金資助政治獻金，但老實說，相對於他們2020年的1.407億美金的花費來講九牛一毛。

2021年，大型森林野火、洪水、颶風見怪不怪的今天，科學事實已經無法否認，令政客們也開始要“跟上潮流”，甚至大型石油公司亦說他們也想投資再生能源！但是拜登政府卻放行7800萬畝地的墨西哥灣外海鉆油，而且2022年的化石燃料產量將持續增長。

錢並不是一切

不過，有一個好消息：對普通民眾和地球來講，億萬富翁和政客們從來沒有起過什麽幫助，所以我們不必倚靠他們。我們應把焦點放在市議會、公眾廣場、社區中心地下室、學校建築和大學校園。在這些地方，工人階級和年輕人正在為更好的未來組織著。

1970年第一屆地球日，美國有2000萬人參加前後12,000個活動。包括有著約35000名講者和更多組織者的多個教育講座。到了年底，美國環保局成立，並且《幹凈空氣法案》得以通過。

這是第一個保護河流和湖畔的法案，而大學的環保學生團體，以及報紙的環保專欄也都如雨後春筍般誕生。這些都是見基於群眾性的草根組織運動，將數以千萬計的人政治化起來，在討論會結束之後持續為氣候保護奮鬥。

一份2021年的報導指出，美國原住民從拱心石（Keystone XL​​​​​​​）到立巖（Standing Rock​​​​​​​）反抗新的輸油管計劃，且透過直接行動和社區動員來延遲、擾亂、並完全阻擋各種化石燃料計劃，他們已經延後了相當於美加兩國25%的年碳排放量至大氣中。

愛爾蘭的梅奧（Mayo）郡也發生一個歷史性的勝利，包括農民、漁民以及學校老師在內的當地居民，發動長達13年的鬥爭反抗殼牌石油公司。最後公司嘗試但仍無法驅逐郡民以建造天然氣管，是抗議、占領、以及當地組織力量迫使殼牌石油最終放棄這項建造天然氣管的工程。

還有很多案例，而這也是為什麽我們應當有希望。

我們有群眾站在我們這裏，而且很顯然已退無可退。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和億萬富翁有的就只有金錢，但如果我們拒絕運轉他們的工廠，拒絕讓他們建造新油管，甚至拒絕讓他們控制我們的政治制度，這些錢並無用武之地。

今年十一月，世界各國領袖將在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舉行會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與其他許多人一起參與抗議行動；我們動員我們世界各國的成員，表達我們急需的訴求：

立即停止所有新建化石燃料計劃，立刻在下個十年內轉型成100%再生能源。
公有化所有的石油公司和公共設施公司——我們不信任億萬富翁，我們無法承受以利潤為依歸的能源生產模式。
提供緊急幫助給極端氣候收災戶，大量雇用緊急應變人員、護理師、以及其他醫療照護人員。
推行綠色新政就業計劃，雇用百萬計人來增強公共設施禦寒能力、建設再生能源電網、整頓農業、覆育林地、擴張公共運輸、以及實行其他綠色政策。
建立青年及工人階級群眾行動，從每個校園校區到每個工作場所擴及全世界，我們是唯一能贏得永續、根基於實際人類需求而非企業貪婪的社會主義地球的力量。

革命歷史：美國黑豹黨55周年紀念——對於今天的教訓

在歷史性的密蘇裏州弗格森抗議活動後僅僅兩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已經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2016年，碧昂絲（Beyonce）和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等名人進一步將種族主義問題帶入了主流媒體和社會的視野，隨後美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種族問題的沖擊。盡管BLM已經極大地推進了美國關於種族問題的討論，但它仍需進一步尋找實現根本、持久變革的方法。

今天黑人運動面臨的問題使我們回憶起了黑人自由鬥爭的上一個重要時期，即民權運動和黑人力量運動，黑豹黨為其最突出表現。勇敢的、戰鬥性的黑豹黨一度嚇退了種族主義者，激勵了黑人工人階級、窮人和青年。在他們多個戰線的行動中，最出名的是武裝巡邏黑人社區。在持續和殘酷的警察暴力下，巡邏被視為對黑人生命和尊嚴的勇敢捍衛。

黑豹黨於50年前的10月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Oakland）成立。該黨誕生於南方民權運動衰退和黑人力量運動開始之間的關鍵時刻，因為鬥爭的經歷引發了關於更深遠問題的辯論。由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領導的運動在法律層面粉碎了讓公共設施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Jim Crow）法，並成功通過了《投票權法案》和《民權法案》。然而，絕大多數黑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沒有改變，他們依舊被住房隔離，在尋求高等教育和體面工作時依舊遭到歧視，貧困率也更高。馬丁·路德·金對此發問：“如果你買不起漢堡包，有權坐在餐廳裏又有什麽用呢？”

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X都談到了民權運動局限於合法的正式運動所帶來的問題，隨後當他們提出了有關資本主義和根本變革問題時，他們兩人都被暗殺了。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黑豹黨也面對了這個問題。西爾（Bobby Seale）明確表達了黑豹黨的態度，他說：“我們不用種族主義對抗種族主義，我們用團結來對抗種族主義；我們不用黑人資本主義對抗剝削資本主義，我們用全體的社會主義對抗剝削資本主義；我們不用更多的帝國主義對抗帝國主義，我們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來對抗帝國主義。”黑豹黨的做法與“文化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和平主義的融合主義者徹底決裂。

黑豹黨聯合創始人西爾和牛頓（Huey P. Newton）在社區中心的屋子裏編寫了黑豹黨著名的10點綱領，其中包括呼籲激進民主改革和經濟正義的訴求。

黑豹黨的十點綱領（簡短版）

1.我們要求自由，我們需要決定我們黑人和受壓迫社區的命運的權力。

2.我們要求我們的人民能夠實現充分就業。

3.我們要求結束資本家對我們黑人和被壓迫社區的掠奪。

4.我們要求體面的、適合人類居住的住房。

5.我們要求為我們的人民提供教育，揭露美國社會頹廢的真實本質，教會我們真實的歷史，指明我們在當今社會中的角色。

6.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受壓迫者爭取完全免費的醫療保健。

7.我們要求立即結束警察暴力，立即停止謀殺黑人、其他有色人種以及美國境內所有受壓迫者。

8.我們要求立即結束所有侵略戰爭。

9.我們要求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監獄和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受壓迫的窮人獲得自由。我們希望由同儕組成的陪審團對所有被“依法指控犯罪”的人進行審判。

10.我們要求土地、面包、住房、教育、服裝、正義、和平，我們要求現代技術掌握在人民社區的手裏。

黑豹黨在灣區迅速發展。在位於薩克拉門托的加利福尼亞州議會，他們公開地帶著步槍進入大樓，大聲朗讀反對《馬爾福德法案》的聲明（該法旨在禁止他們在社區中武裝巡邏），這讓他們成為全國的焦點，並使黑豹黨人數在全國範圍內爆炸式增長。除了反對警察暴力，黑豹黨還組織了抗繳租金、免費早餐、醫療和服裝計劃，這些計劃與革命教育和招募相結合。在鼎盛時期，黑豹黨的報紙發行量達到250,000份，全職黨員人數達到5,000名。

但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曾著名地將黑豹黨稱為“對國家內部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黑豹黨的武裝巡邏確實引起了胡佛和其他人的註意，但更讓當權派感到不安的是黑豹黨的社會主義政治傾向，以及黑豹黨引爆黑人工人和青年群眾革命運動的潛力。隨著黑豹黨開始朝著受壓迫人民聯合鬥爭的方向發展，與代表拉丁裔、美洲原住民和貧窮白人的組織建立更大的聯盟，他們的擔憂大大加劇。聯邦調查局的反諜計劃通過監禁、滲透、誤導和暗殺嚴重打擊了黑豹黨。1969年，聯邦調查局在一年內殘忍地殺害了25名黑豹黨成員，並非法監禁了數百人。

雖然來自統治階級的鎮壓是可以預料的，黑豹黨的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世界上其他革命運動歷史上也遭遇過更嚴重的鎮壓。不幸的是，黑豹黨在革命戰略上的錯誤導致了他們的衰落。

黑豹黨傾向於關註黑人中最受壓迫的部分，那些永久失業或是半失業的階層。加上“每個成員都需要成為全職人員”的要求，使得百萬計的黑人工人難以參與黑豹黨的活動，也就極大地限制了其體量。的確，任何革命運動都應該組織起失業者，但也必須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工人階級是社會中最進步的力量，具有使經濟停擺的社會力量。如果他們建立了具有民主結構的群眾性力量、而不僅僅是從中國和古巴革命中汲取靈感，在面對鎮壓時就可以有千萬人站出來捍衛黑豹黨。

最後，他們使用槍支也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對於許多黑人工人和窮人來說，武裝使黑豹黨成為一群他們可以尊敬和讚揚的英雄領路人——但不是他們可以加入的對象。牛頓本人後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寫道：“但我們很快發現，武器和制服使我們與社區成員區別開來。我們被視為一個特殊的軍事團體，身處社區結構之外，過於激進因而無法融入其中。也許我們當時的一些策略是極端的。”

盡管犯了錯誤、錯失了良機，黑豹黨還是在美國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英勇篇章，為推進民主自由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中，我們這一代人吸取了許多經驗教訓。而今天，我們將接過他們的旗幟，繼續為黑人自由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不是工人國家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

政治形式與社會內容

不久前，伯納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兩位同志對蘇聯的階級性質提出新的質疑。在我看來，他們的答案大錯特錯。但是由於兩位同志沒拿尖叫扯頭發代替科學分析（某些極左分子的強項），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認真地同兩位同志討論再度討論這一重大問題。

兩位同志沒有忽略蘇聯與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區別：由於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導致生產力的強力發展。他們進一步承認“十月革命奠定的經濟結構基本上未變”，由此得出結論：保衛蘇聯免於帝國主義侵犯，是在蘇聯及全世界無產者的重任。就這點來說我們與兩位同志擁有充分共識。但無論我們的意見多麽一致，它都不能涵蓋問題的全部。

雖然兩位同志不與極左派混在一塊，卻認為“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定義來看”，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但由於“經濟結構基本未變”，蘇聯沒有變成資產階級國家。兩位同志同時卻否認官僚是獨立的階級，而我們只能對此表示祝賀了。上述前後矛盾的斷言綜合起來，恰好呼應了斯大林主義的說法——蘇聯已不是階級社會的國家組織。那麽，蘇聯到底為何物？

對國家性質的階級理論，我們嘗試回歸到國家的階級理論上。毋庸置疑，我們並非不理論的拜物教徒。假設出現新的歷史事實要求突破舊思想，我們不應故步自封。但過去修正主義者的可悲經驗教會了我們一件事：保持謹慎。在我們試圖創立一種新學說之前，我們應該深思熟慮地比較舊理論與新現象，而非急於開宗立派。

兩位同志不經意地提到一個事實：由於存在各種主觀與客觀條件，無產階級的統治“可能體現為千差萬別的政府體制”。為了清晰起見，我們還要補充：這一階級統治既體現為蘇維埃的自由黨爭，也體現為一黨獨大，甚至體現為權力實際集中於一人手上。個人獨裁無疑是政權瀕危的征兆；但特定情況下卻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終，國家的階級性質不僅由政治形式決定，而且由社會內容來決定，即根據當前國家所保衛和維護的財產形式與生產關系性質來決定。

兩位同志在原則上並不否認上述觀點。但如果他們仍拒絕將蘇聯視為工人國家，那是因為兩個理由：一個是經濟原因、另一個是政治原因。他們寫道“在過去的一年裏，官僚徹底走進毀壞國有計劃經濟的不歸路。”（只是“走進不歸路”？）接著又指出局勢的演變“將官僚帶到了與國有經濟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這樣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漲和深化。”（只是把他們“帶到”這般局面？）官僚層與國民經濟的矛盾並非始於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徑正大大地破壞著經濟的計劃性和國家壟斷。”（只是“正破壞著”？所以不是已經破壞了？）。

而第二個論點，就像剛才所說，是政治性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經濟範疇，而主要是政治範疇……如今，無產階級統治的所有形式、組織和機構均遭摧毀，可以說無產階級的統治現已遭到毀滅”。兩位同志剛宣布無產階級制度具有“各種形式”，卻又拋出這麽一段話，讓我吃驚不小。誠然，無產階級專政不僅“主要”是而徹頭徹尾是屬於“政治範疇”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經濟的集中表現。德國社民黨一度主導國家和1918-1919年德國各地的蘇維埃，這卻與無產階級專政毫無共通之處，因為它們始終沒有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相反，假設有一種政治制度保衛著從有產者剝奪而來的國有化財產，使其免遭帝國主義毒手，那麽它就是獨立於一切政治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兩位同志像先前那樣“一般來說”承認上述這點。他們的對策，是綜合運用經濟與政治論據。他們說：“官僚不僅奪去了無產者的政治權力，更把經濟攆進死胡同。”如果說在前一時期，官僚雖有反動性，仍扮演過相對進步的角色；那麽現在，它徹底蛻變為反動因素。這一論斷的中心內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國際的評估和預測。“開明專制”曾扮演資產階級發展史的進步角色，後來卻演變為社會前進的絆腳石；眾所周知，絆腳石與進步的沖突以革命來解決。然而在為社會主義經濟奠定基礎時，我們寫道，官僚的“開明專制”只有相較甚少的時間能發揮進步作用。這一觀點已得到現實的證實。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騙，期望相應達到空前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它卻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反過來成為當權者慌張情緒與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這有導致蘇聯生產力的發展停止腳步嗎？我們可不會如此妄言。盡管生產力受到官僚專斷的牽制，國有經濟的巨大的生產力，在成長速度比以前放緩的情況下，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多年。目前無法確切預測具體的過程，但有一點無論如何都很明白，對執政集團來說，當前的政治危機正將自身扯得四分五裂，這比生產力走向停滯還要危險得多。為了簡化這個問題，讓我們暫且假定官僚已是經濟發展的絕對阻礙，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著蘇聯的階級性質已變？抑或蘇聯已喪失任何階級性質？在我看來，兩位同志的主要錯誤正在於此。

直至一次大戰前，資產階級社會一直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僅僅在最近的25年，資產階級才成為進步的絕對阻礙。那麽，能說當今社會不再是資產階級社會嗎？不能，這只是證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只能通過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資產階級產權；換句話說，資產階級耗盡了一切直接統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動用一個中介物。那麽，這是否意味著國家不再是資產階級國家了？走到法西斯主義野蠻手段的窮途末路，為的就是保護生產數據私有制，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國家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

我們無意將這些模擬無限上綱。但它畢竟展示了權力集中於官僚手中乃至生產力的停滯，仍未改變社會及其國家的階級性質。只有在產權制度上闖入一場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將之改變。[1]

難道沒有國家與經濟的階級性質處於對立狀態的例子？是有的！“（法國舊制度的）第三等級”掌權後，有一段時期社會仍帶有封建性質；蘇維埃政權誕生的最初數月，無產階級也以資產階級經濟為基礎進行統治。在農業領域，無產階級專政在小資產階級經濟的基礎上運轉了好幾年（相當程度上，現在也是如此）。假如資產階級反革命獲勝，覆辟當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得依靠國有經濟。但這種經濟與國家之間的暫時沖突意味著什麽呢？它意味著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著一個階級戰勝另一階級並固守自己的勝利，它意味著勝利者將從自身利益出發重組經濟體系。“政經分裂”是各種社會轉折的必經時刻，它與極左派所謂的“無階級國家”的理論（宣稱由於沒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據了剝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幹。

標準與事實

正是由於使用了主觀的“規範性”思路代替客觀的、辯證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導致許多同志很難對蘇聯進行正確的社會學評估。伯納姆和卡特會說蘇聯“不能夠按照馬克思主義賦予這一詞匯的傳統意義”視為是一個工人國家，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這僅表示蘇聯並不符合我們原先預料一個工人國家所應有的樣子而已，在這個劃分上我們其實並沒有分歧。我們原先預計工人國家會隨著逐步的發展而逐漸消亡，然而歷史並不總是“照著計劃走”，反而則是使我們見到工人國家蛻化的過程。

但這是否意味著與我們預料狀況相左的工人國家便不再是工人國家了嗎？生病中毒的肝臟與健康的肝臟不同，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再是一顆肝臟。為了了解其性質，僅僅使用解剖學和生理學分析是不夠的，運用病理學也是必要的。當然，去對患病的肝臟說：“我不喜歡它”，然後就拋棄它，是件容易得多的事，但一個醫生不能允許自己這麽奢侈隨便，他必須去根據病癥的狀況與器官所受到的病變而進行治療（“改革”）或手術（“革命”）。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先去認知到病變的東西是生病的肝臟，而不是別的東西。

但是讓我們拿一個更令人熟悉的例子來與工人國家的問題做模擬：工會。從我們期待的方面來看，工會應該要是階級鬥爭的組織，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呢？他們的頭領都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格林（William Green）、沃爾（Matthew Woll）及其同夥都選擇了直接反對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治路線。我們可以把這個模擬擴大來看，並說如果直到產業工會聯合會 （CIO）出現後，AFL才完成了一些具進步性質的工作，因此它現在活動的主要內容包含在更具先進（或更少反動）趨勢的鬥爭當中。對於CIO而言，格林那夥人絕對是一個反動因素，這樣想完全正確，但是，AFL並沒有因此而不再是一個工會組織。

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取決於它與生產資料中財產形式的關系；而諸如工會之類的工人組織的性質則取決於其與國民所得分配狀況的關系。格林及其同夥保衛私有財產制這點，足以說明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如果這些人做出保衛資產階級的收入來源不被工人攻擊的行為，如果他們要阻礙的是罷工行動、提高工資及對失業者的救助等行動，那麽他們領導的這個組織就是工賊團體，而不是一個工會了。但情況相反，格林及其同夥為了不失去自身支持基礎，便必須在一定範圍內去領導工人進行增加（或至少反對減薪）其國民所得份額的鬥爭，這個客觀征兆足以使我們明確區分出最反動的工會與工賊團體的界限。因此我們不僅有義務去繼續在AFL當中的工作，也必須去保護其不受工賊、三Ｋ黨等人的侵害。

斯大林的作用與格林的作用一樣，具有雙重性質，斯大林為官僚層服務，因而是為世界資產階級服務。但是如果他不能夠捍衛官僚層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會基礎，那麽他就不能為官僚層服務，於是斯大林在這個份上捍衛了國有財產制不被帝國主義的進攻與隨意的官僚機構而搞垮。但是，這種捍衛方式終將會使蘇維埃社會完全毀滅，正因為如此，斯大林的集團必須被推翻，而且無產階級絕不能讓帝國主義代替自己完成這項任務。盡管有斯大林的存在，無產階級仍會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攻擊。

歷史的發展情形使我們對各式各樣類型的工會習以為常，包括戰鬥派、改良派、革命派、反動派、自由派和天主教派的等等工會類型。而工人國家卻是另一回事，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現象，這尤其需要我們用獨到的革命綱領作為標準來理解蘇聯。在此同時，工人國家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其正在受到各種不同時代性力量的影響，而且我們認為這點與我們的“傳統”標準完全矛盾。

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說斯大林及其同夥在政治上服務於世界資產階級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種想法的正確性必須建立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條件下。希特勒也是為著資產階級服務，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所起的作用之間則存在著差異。希特勒捍衛著資產階級的財產形式；斯大林則是使官僚機構的利益適應於無產階級的財產形式。而在西班牙，即在資產階級政權的土地上，同一位斯大林則是起著希特勒的作用（從他們的政治路線上來看，他們之間的差異通常很小）。從斯大林在蘇聯與西班牙，兩個具有不同體制的社會當中起著的不同作用這點可以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官僚階層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屬於某個階級的工具，而且我們也絕對不可能僅從官僚機構的德行或惡行來定義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

關於工人國家的官僚層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主張，對於那些被形式束縛的頭腦來說，不僅無法理解，而且完全無從認識。然而，歷史上從未有過沒有單純類別的階級國家，一般來說也不會有。半封建制的普魯士君主制執行著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任務，但是是以自己的方式來執行，即以封建體制而非雅各布賓式的方式執行。而日本即使在今天也可看到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性質與統治階級的半封建性質之間存在著相生相成的聯系。但是，所有這些例子並不妨礙我們去清晰區分何為封建社會何為資產階級社會。當然，有人會反駁說，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並存相比，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並存則更容易實現，因為前者涉及兩種形式的階級剝削。這點完全正確，但是一個工人國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能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馬克思寫道，在工人國家的第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分配型態還仍然會存在。（關於這一點，請參見《被背叛的革命》中《社會主義與國家》一章）人們有必要去斟酌和仔細思考一下這一點。只要資產階級的分配標準還在運作，工人國家本身就還仍有必要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

這意味著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官僚機構在某種程度上也仍是存在於工人國家的資產階級機關。當然，工人國家資產階級化的程度和總體發展趨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一個工人國家去除了官僚機構並逐漸開始消亡，這便意味著其發展將步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反之，如果官僚機構變得越來越強大、權威、享有特權和保守，這便意味著在工人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以社會主義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從一開始便一定程度上內嵌於工人國家的內在矛盾並未按“正常”而減少，反而增加。但是，只要這種矛盾還未從分配關系的範疇轉移到生產關系的範疇當中，並且還未摧毀國有化的財產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那麽這個國家就仍然還是一個工人國家。

列寧在15年前就已經說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帶有官僚主義的畸形變異。” 在那個時期，官僚主義的變異是直接繼承自資產階級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僅僅是過去的殘余。然而，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官僚的“存續”獲得了新的營養來源，並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因素。正因為如此，我們稱它為工人國家的“墮落”。正如波拿巴主義肆無忌憚施行的恐怖所顯示，這種蛻化已來到轉捩關頭。目前，所謂“官僚主義的變異”正在準備不留殘塊地吞噬工人國家，並且正在國有產權制的廢墟上孕育出一個新的有產階級。這種可能性已經非常接近了。但這一切還只是可能性，我們不打算事先屈服於此。

蘇聯作為工人國家，不符合“傳統”標準。這並不表示它並不是工人國家。這也不表示那個的標準是錯誤的。 我們的“標準”是建基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蘇聯只是工人國家落後和孤立狀態的局部且殘缺的表達。

理想化、僵化、“純粹”的規範性思維，是以一廂情願的形象來構建世界，於是只想擺脫他不喜歡的現象。宗派主義者，即只憑自己的想象力進行革命的人，會以空洞的理想主義準則來指導自己。他們說：“這些工會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參加。這種工人國家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保衛它。”他們最擅長一次又一次承諾歷史會重頭開始。當上帝將理想的政黨和理想的工會擺在他們手中時，他們才會建立一個理想的工人國家。但是，在這個幸福的時刻到來之前，他們會對於現實完全抱以嗤之以鼻的態度，擺出一副不滿的臉——這是宗派“革命主義”的最高表現。

純粹“歷史”的、改良主義、孟什維克式的、消極的、保守的頭腦，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那樣，忙於用昨天的光榮證明今天的光榮。這類人的代表進入群眾組織並在那裏自我溶解。而蘇聯可鄙的“朋友”主動迎合惡毒的官僚，自己捏造理想的“歷史”情境。

與上述兩種思維方式相對立的，是辯證的思維——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在客觀發展中考察現象，同時在這種發展的內部矛盾中找到了實現其“標準”的基礎。當然，務必謹記，我們念茲在茲的綱領標準，只有在客觀歷史過程本身的進步趨勢是作為總體表現時，才能實現。

工會的綱領性定義聽起來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由行業工人或產業的工人組成的組織，其目標是（1）為改善工人生活而與資本主義作鬥爭；（2）為推翻資產階級而參加革命鬥爭；（3）以社會主義為基礎參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工作。 如果將這個“典範”定義與實際情況進行比較，我們或許應該綁手綁腳地說：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工會存在。但是，將這種典範與事實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將朝向特定目標發展的一般表現與目標內容對立起來，淪為形式主義、最後通牒式、非辯證把綱領拿來對照現實，這樣絕對死氣沈沈，不會打開任何讓革命黨能夠介入的道路。同時，在資本主義解體的壓力下，現存的機會主義工會是可以（對於我們在工會中的黨團，在正確政策下則是必須）設法接近我們的綱領典範並發揮進步的歷史作用。當然，領導層徹底改變是這樣發展的前提。美國、英國、法國的工人必須趕走格林、希特林（Walter Citrine）、茹奧（Jouhaux）和其它資方代表。 蘇聯工人必須趕走斯大林和其同夥。如果無產階級及時趕走蘇維埃官僚層，那麽勝利後仍然可以掌握到國有化的生產數據和計劃經濟的基本要素。這意味著它不必從頭開始。那會是一項巨大優勢！ 只有習慣於漫不經心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的激進浮誇份子，才能輕率地拒絕這種可能性。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巨大而又艱巨的任務，以至於人們無法輕易拋棄其無可估量的物質進步並從頭開始。

蠻好的一點是，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與我們的法國同志克利浦（Craipeau）或其它同志不同，沒有忘記生產力的因素，也不否認要保衛蘇聯。但只是這樣遠遠不夠。如果官僚機構的罪孽深重的領導使經濟增長陷入癱瘓呢？在這種情況下，伯納姆和卡特同志是否有可能被動地允許帝國主義摧毀蘇聯的社會基礎？我們確信情況並非如此。 但是，他們對蘇聯的非馬克思主義定義，是認為它既非工人階級，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這為各式各樣的結論打開了大門。這就是為什麽必須明確拒絕這種定義。

同時是統治階級又是被壓迫階級

極左派說：“為什麽我們的政治意識並沒有不滿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存在？那群家夥竟然要逼我們相信蘇聯在斯大林的統治下，無產階級竟是『統治階級』…？！”這種以抽象方式表達的斷言實際上也引起了我們的“不滿”。事實上，在分析過程當中所必需使用的抽象範疇，完全不適用於必須最為具體的歸納。蘇聯無產階級是一個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而那裏仍然缺乏著眾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蘇聯的無產階級僅統治著人類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帝國主義的勢力則統治著其余的十二分之十一。在世界帝國主義一而再再而三的壓迫下，俄國的落後與貧窮導致蘇聯無產階級的統治力量變得殘廢破損。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機關，即國家，變成了承受帝國主義（像是外交、軍隊、貿易、思想和風俗等等）壓力的機關。從歷史的進程上來看，奪取統治權的鬥爭並不是無產階級和官僚之間的事情，而是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資產階級之間的事情，官僚主義在鬥爭中只扮演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而鬥爭尚未結束，盡管莫斯科竭盡全力地向世界帝國主義證明其作為保守勢力的可靠性（像是斯大林主義在西班牙的政治反革命行為！），但世界帝國主義並不信任斯大林，而且輕蔑地撥開了斯大林用來自我隱藏的薄霧，並準備迎接最有利推翻他的時機。而希特勒及其勢力，代表了世界資產階級對蘇聯官僚的態度，只是更加一致和坦率地表現出來罷了。對於資產階級而言——當中包括法西斯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僅僅讓俄國和蘇聯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下孤立起來是不夠的。只要俄羅斯沒有在財產形式和市場的經濟開放方面進行徹底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就會認為蘇聯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想的是正確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內部政權主要具有著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特征。但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卻改變並扭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以至許多國家（甚至在南美洲的獨立國家當中也有）的民族資產階級僅部分地達到了統治階級的地位。的確，一個落後國家當中的帝國主義壓力並沒有改變其基本的社會特征，因為各國當中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代表的只是各個資產階級社會當中不同的發展水平。然而，英格蘭與印度、日本與中國、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統治情形之間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必須嚴格區分何者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者，而何者又是被壓迫的資產階級國家，而我們認為有必要去幫助後者並反對前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則同時是半個統治階級和半個被壓迫階級。

帝國主義壓迫蘇聯的目的是為了改變蘇聯社會的本質，這是一場有關財產形式的鬥爭（而這場鬥爭今天雖然是和平的，將來則會變成軍事的）。官僚集團在這場鬥爭當中起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過去官僚們靠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對抗帝國主義，而今天則利用帝國主義來對抗無產階級，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在此同時，官僚無情地濫用自己作為有限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地位，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權力。由此，無產階級在蘇聯的政治統治就具有著一種被削減、被遏制、受扭曲的特征。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說，在一個落後和孤立的國家進行統治的無產階級仍然是被壓迫的階級，這個壓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國主義，而壓迫的傳遞機制則透過是官僚。如果用“同時是統治和被壓迫的階級”一詞有矛盾，那麽它可不是源自於邏輯上的錯誤，而是源自於蘇聯自身情況的矛盾。而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

承認蘇聯是一個工人國家——並非是個典型的工人國家，而是個殘缺的工人國家——這完全不代表我們在理論與政治上赦免了蘇聯官僚的罪行。恰好相反，正是在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與工人國家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充分顯露了其中的反動性。而只有這樣提出問題，我們揭露斯大林主義罪行才能獲得充分的動力。保衛蘇聯不僅是對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首要之務，而且也是為將來能夠推翻波拿巴主義官僚集團所做的準備。

蘇聯的經驗表明，工人國家所蘊含的可能性與抵抗力量有多麽的大。但是，這種經驗還表明了，資本主義及其官僚機構所帶來的壓力又是如此強大，無產階級獲得充分解放的困難又是非常巨大，而以不可調和的革命鬥爭精神來教育和鍛煉新的國際是又是如何必要。

二零二二年

書評：《在集中營：中國高科技流放地》

在達倫·拜勒（Darren Byler）的新書《在集中營：中國高科技流放地》當中，Vera Zhou、Qelbinur、Erbaqyt、Gulzira和其他人談及他們被關押在集中營的故事。拜勒還強調了全球高科技資本主義與鎮壓加強之間的聯系。

在新疆，越來越嚴重的剝削，以及漢族定居者的大量遷入，標志著 199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覆辟。當地豐富的原材料和天然資源、發展特定農業的優越條件、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使這一地區對於北京至關重要。恢覆了市場經濟後，以前相對的自治就消失了。新疆漢族人口在1949年占比6%，如今已增至40%以上，而維吾爾人現在占總人口不到50%。

維吾爾人被標簽為“不可信賴”、“雙面人”和“恐怖分子”的發展過程，恰恰伴隨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新技術發展、歧視和壓迫的加劇。蘇聯解體後，中共政權開始恐懼新疆地區的獨立訴求以及對於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的興趣與日俱增。911事件發生後美帝發起“反恐戰爭”，而中共也走上同一道路。兩國在反恐方面進行合作，中國敦促美國抓捕在阿富汗的維吾爾人，把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關塔那摩集中營。被拘留的22名維吾爾人沒有一個參與在“聖戰”中。

2014年，北京掀起了自己的“反恐人民戰爭”，從而將新疆全部1500萬穆斯林視為犯罪分子。拜勒描述了事件的背景。2009年，迫於生計到中國東南部廣東省打工的兩名維吾爾族工廠工人，基於種族主義動機被打死，觸發了新疆的群眾抗議。警方向人群開槍、打死示威者，最終釀成暴亂並導致130名漢族人喪生。隨之而來的是新疆社會的軍事化，加劇了本已強烈的對歧視和土地掠奪等的反對情緒。2013-2014年還發生了維吾爾人對漢族平民的暴力襲擊事件。

這一時期，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進入新疆。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開始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它們的歷史和文化。穆斯林在線伊瑪目獲得了新的受眾。

檢查站、集中營和出生率

“反恐人民戰爭”改變了新疆。拜勒總結道：

“五年時間，國家首先在縣與縣之間、然後在城市管轄範圍內建立了檢查站系統。他們建立了限制維吾爾人在區域內流動的通行證制度，並沒收了少數擁有護照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護照。他們派出多達11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進入維吾爾和哈薩克農村社區，對‘不可信賴的’穆斯林進行評核。他們額外雇傭了超過9萬輔警，負責檢查穆斯林的手機和身份證，比得上柏林墻倒塌前東德的警察密度。他們還開始建立一個實施高度安保的拘留營網絡，在拘留高峰期曾關押新疆10%到20%的成年人口——這個百分比正是新疆當局認為已經發展了宗教極端主義‘腫瘤’的人口比例。與此同時，中國民政部開始執行對於‘非法生育零容忍’的政策，加上因拘留導致的家庭破碎現象，導致出生率下降了50%至80%。”

拜勒為了寫這本書回到新疆，他從2010年起在當地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學術研究。在當時，他的40名學生和朋友已經失蹤了——他們被關進了集中營。

華盛頓大學學生、曾去新疆探望男友的Vera Zhou告訴我們，檢查站和高科技被用於大規模逮捕：“警察掃描了Vera的臉和虹膜，記錄了她的語音簽章，並收集了她的血液、指紋和DNA。”因為使用VPN、造訪境外網站，她被送到集中營。她後來因為被徹底“再教育”而被釋放，可以回到西雅圖講述她的故事。

集中營裏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被關押，他們猜測這是因為去過清真寺、戴過面紗或胡子太長、去過哈薩克斯坦或在手機上使用過微信。

其中一個被關押的主要原因是違反計劃生育規定。北京的政策借助支持婦女反對落後文化的口號，目的是要大幅降低維吾爾族出生率。甚至在體制內工作的國家雇員也被迫使用避孕環。這個制度也包括了安插在當地的間諜，手法猶如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獨裁。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線人；沒有可保證的盟友；相機和掃描儀的演算法一直在運行。”

監獄“學校”中的“準罪犯”

大多數被關押的人都被視為“準罪犯”，並被關進在稱為學校的監獄中。該書描述了裏面的情況：擁擠的牢房裝有攝像頭和揚聲器、禁止講維吾爾語或哈薩克語、囚犯被迫“認罪”、看電視並學習習近平語錄、唱愛國歌曲，除了每周一次可以極短的洗澡時間外，不得離開牢房。被拘留者一旦在牢房內進行任何移動或交談，都會立即遭到懲罰。警衛使用棍棒和電棍，並大喊大叫。想要吃飯就必須先高唱習近平萬歲、歌頌是習大大賜予的食物。

中共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總結了集中營的特點：“施教像學校，管理像軍隊，防衛像監獄”。

300個集中營的數字， 是基於官方建築合同招標、衛星圖片以及對前被拘留者和營地工作人員的采訪得出的。官方統計數據還顯示，53.3萬人在2017-2020年於新疆被起訴，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6倍，多達50萬兒童被送往所謂“寄宿學校”。將新疆所有穆斯林視同罪犯的“反恐戰爭”，與大量基礎設施和工業投資密切相關。北京在內需和出口方面都嚴重依賴來自新疆的石油、天然氣、棉花和番茄。現在正有計劃將100萬個紡織工作崗位轉移到新疆，以剝削當地低廉和奴隸般的勞動條件。大多數低價值的紡織品制造已經因為不再有利可圖，而搬離了中國其他省份。國家對遷入新疆的企業給予補貼。

工人是通過脅迫招募的。從集中營釋放的人被告知他們必須在工廠或被送回集中營之間選擇。工資極低，還會被老板任意扣除。工人必須住在在宿舍裏、與家人分開。

私有科技與監控公司已獲得龐大利潤，並擁有成熟、世界尖端的科技，用以人臉識別和打造“智慧城市”。這些科技也被用在應對疫情上。拜勒講述了亞馬遜購買了中國熱圖系統，來檢測上班工人的體溫的。

2016年以來，新疆在安保方面的開支已經增長了50%，1400家民營企業爭奪價值80億美元的訂單。

智慧城市的概念被宣傳為能幫助公民生活、降低碳排放和其他積極措施，但其實際基本上是一個加強控制、監視和可能的鎮壓的系統。對於政客和資本家來說，這個概念可用來保衛私有財產制。這是一項快速增長且利潤豐厚的業務。

除了智慧城市，在新疆使用的技術也常用於反恐政策和對付難民的邊境管制。拜勒以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和美國大多數城市的警察部門作為案例說明。他還提到英國反恐專家於2017 年受邀訪問新疆。

拜勒將當今的全球化與1800年代進行了比較。他引用了歷史學家摩爾（Jason Moore）的話說：“曼徹斯特的背後是密西西比州”。這是基於恩格斯對於曼徹斯特的紡織業的分析——恩格斯指出，曼徹斯特紡織業之所以能夠稱霸世界，是因為密西西比州的奴隸制度。

在新疆和中國奧威爾式監控系統背後的人工智能龍頭企業——曠視科技（Megvii）——與微軟和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曾任微軟副總裁的李開覆投資曠視科技，而曠視科技將自己總部設在微軟附近，並招募了美國計算機優秀人才。該企業以矽谷和美國科技業為藍本。

西雅圖和首爾背後是新疆

借助這些資源， 曠視科技開發了其Face++人臉識別系統，包括識別到維吾爾人時的警報。在美國，這可以用來對付黑人。拜勒總結道：“在許多方面，新疆勞教工具是這個世界的產品”、“整個地球，不只在中國，都有社會監控的問題”。

基於摩爾和恩格斯的理論，拜勒提到，西雅圖的背後是新疆。其他全球領先的公司，如亞馬遜、谷歌和 Adobe，以及首爾的三星也與曠視科技相聯系。

在中國，曠視科技的主要投資方是阿裏巴巴，這家大公司想跟隨其美國同行亞馬遜和谷歌進行投資。然而，國家才是主導力量。2017年，曠視科技與中國256個城市和地區的警方建立了“深度合作夥伴關系”。

拜勒的書和他關於新疆的其他著作一樣，內容豐富。北京指責他代表美帝國主義是毫無根據的。反對新疆的殖民式種族主義壓迫的鬥爭，與反對美國跨國企業和國家鎮壓的鬥爭是攜手並進的。全球工人和青年應當從反對鎮壓的鬥爭中吸取經驗教訓。

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通過分析和鬥爭，得出了必要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結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命運與中國的鬥爭息息相關。正如書中的一名親歷者Erbaqyt所言：“我不能為此責怪中國人民，他們也是受害者”。

中國是帝國主義嗎？

自資本主義覆辟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地位舉足輕重。在中美之間陷入歷史性的沖突之際，中國是否帝國主義的問題成為了國內外左翼熱烈討論的問題。本文旨在厘清當中的一些誤解，讓我們可以得出正確的政治結論。

帝國主義的定義

我們討論帝國主義，首先要清楚馬克思主義所下的定義。讓我們重溫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定義：
“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占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

可見，這裏並非指主流那種單純的軍事侵略占領的定義，而是政治經濟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必然趨向超越民族國家邊界下，發展到最高程度階段的結果。列寧還提到帝國主義的五大基本特征，讓我們看看符不符合今天的中國：

(1)    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

今天中國的生產與資本集中的程度是毫無疑問的。2020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榜上有名最多的國家，有135家，比2019年還增加了11家。相較美國則只有122家。

(2)    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

中國的四大銀行（工商銀行、建行、農行、中國銀行）同時也是全球四家最大型的銀行。這些雖然都是國有企業，但也是牟利的上市企業。
至於中國最大的寡頭企業除了自身的核心實業外，同時也廣泛地涉足金融業務，例如阿裏巴巴有螞蟻金服、騰訊有騰訊金融科技、恒大有恒大金融財富管理等等。

中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股票證券市場之一。以市值計算，上海股市是世界第三大、香港第四大、深圳第七大。中國政府在去年十一月正式開設全國第四個的北京股票市場 ，可見雖然日益面對西方資本市場的競爭，但中國的金融資本仍在擴張。

(3)    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商品出口固然是中國的經濟支柱，支撐了中國一直以來的經濟起飛。近年來，資本輸出亦變得越來越重要。當中“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資本輸出戰略發展的重要一環，甚至在2017被寫入中共黨章。這是唯一被寫入黨章的外交政策。
在2020年疫情籠罩全球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FDI）金額成了世界第一位。中國的FDI占全球投資比重也在增加，達到了20.2%，連續5年超過10%。

(4)    瓜分世界的國際壟斷資本聯合體已經形成

這裏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跨國企業。根據《全球數據》的資料顯示，2020年全球營業額最高的2,190家跨國企業中，有10%來自中國，是排名第三大的國家，僅排在美國（33%）和日本（12%）之後。足見中國跨國企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份量。

(5)    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

這裏的瓜分世界，包含了傳統上軍事占領式的殖民政策，還有更現代那種政治經濟支配性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則是兩者皆有。對內，伴隨著資本主義覆辟的進程，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西藏實行殘酷的漢人殖民與種族主義政策。對外，則通過上述的“一帶一路”輸出資本來奪取市場，也使別國陷入債務陷阱來實行經濟支配，同時在台海、南海等亦有更頻繁的軍事挑釁和領土擴張的野心。
我們在過去曾將“一帶一路”形容為“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中國是如何將自身的資本、債務、產能過剩輸出世界。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基建投資、借貸均不是慈善事業，而全是牟利的。至於“一帶一路” 近年因中國自身經濟危機陷入了資本減少、項目爛尾等問題，甚至在各地也遭遇當地民眾抗議，我們之後會另文討論，但這更證明了這些項目的帝國主義性質。

可見，今天的中國相當符合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定義，事實上一般只有最強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才符合上述全部特征。

是資本主義，但不是帝國主義？

不過，有部分左翼對於中國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持不同意見。其中一個例子是，澳洲左翼人士Sam King刊登於數個左翼網站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嗎？》一文中表達了另外的立場。他認為，中國的確是覆辟了資本主義，但還不算是帝國主義國家。

他認為中國不是列寧定義下的帝國主義，是由於中國的跨國企業並非“壟斷性”的。換句話說，他主張雖然中國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但這些企業普遍並不掌控有重要的科技專利。

中國至今在關鍵領域中（譬如能源、通訊、晶片）仍依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以華為作為例子，雖然他們是中國少數能夠走出世界的跨國企業，但仍依賴先進國家的晶片，無論是手機或5G網絡系統方面。自美國鎖喉式的制裁後，這家中國的龍頭企業就此一蹶不振。

因此，Sam King主張中國的企業沒法通過外包低端生產來剝削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工，來賺取壟斷科技的“超級利潤”。他認為19世紀美、德帝國主義的崛起時有關於壟斷了電力、化工、汽車等技術，使他們能與英、法老牌勢力競爭。

換句話說，Sam King認為中國並不是“壓迫者國家”，因此不可能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又以中國的人均GDP水平至今仍在巴西、墨西哥的水平，仍遠遠落後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來試圖證明中國只擁有低端的科研和低增值的生產。

辨證地看帝國主義

但列寧的分析中從來沒有提到需要有高的人均GDP或有高的生活水平作為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征。

最突出的反例子莫過於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列寧分析當時俄國為半殖民國家（受制於英法資本），但同時具有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波斯、波蘭、芬蘭等）的雙重性。然而，在革命前的俄國，人均GDP還比不上波蘭，只是與墨西哥、南非相若。

另一個則是列寧在《帝》書中為了規避沙俄審查而引用的國家——日本。19世紀末的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不爭的事實。1900年，剛打完甲午戰爭並殖民了台灣、朝鮮的日本，人均GDP也遠遠落後於西歐列強，甚至比當時沙俄還低。就算是1931年滿州事變前夕，日本人均GDP仍然是波蘭、墨西哥的水平。無論是當年的沙俄或是日帝，兩者也沒有獲得壟斷性的科技，可見Sam King的唯科技論是站不住腳的。

而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的例子，證明帝國主義並非單純的 “富有vs貧窮”、“壓迫者vs被壓迫”國家的黑白二元，而是在部分情況下可以同時擁有兩者元素。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發展，加上上世紀的反殖民、反戰鬥爭使得帝國主義列強不能完全延續傳統的殖民征服，部分過去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現代成為具有雙重性質的地區性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被歐美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支配，但同時在地區上擴充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力。特別是列強相互沖突背景下，這些後發國家會試圖在不同陣營之間平衡，讓他們有空間在區內比鄰的小國間發揮一定的帝國主義擴張。

部分例子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於南亞地區；土耳其之於庫爾德斯坦、中東；沙特阿拉伯之於整個海灣地區；馬來西亞之於印尼，印尼又之於東帝汶和西巴布亞等等。

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中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同時對於越南、東南亞，以及中國也有資本輸出的帝國主義性質。

因此，簡單地把國家二元對立地分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國家是僵化且不辨證的。就算中國在科技上比不上美國，但這也證明不了其不能至少作為地區性的帝國主義，甚至是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就代表帝國主義！

列寧在反駁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列強之間能夠和平而穩定地瓜分世界，從而長久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他這樣寫道：
“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範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它的根據。而這些瓜分者的實力的變化又各不相同，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個世紀以前德國的資本主義實力同當時英國的實力相比，那時德國還小得可憐；日本同俄國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設想’一二十年之後，帝國主義大國的實力對比依然沒有變化呢？絕對不可以。”

列寧就講的很清楚，帝國主義是靠“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去瓜分世界，而不是狹隘地以人均GDP或科技水平等來定奪。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金融、軍事發展程度也是世界數一數二。這樣的發展規模很難想像在資本主義下不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

帝國主義並非“政策”

且列寧也強調帝國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可選擇或取消的“政策”，而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試圖克服自身矛盾而超越本國市場界限的“特殊階段”。社會主義者經常說“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同理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主義意味著帝國主義”。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只要發展到相當程度，必然地會走向帝國主義的方向。而各國帝國主義利益互相碰撞，就會出現帝國主義沖突，中國也不例外。

況且“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各帝國主義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我們還要看到各國之間的發展趨勢。近幾十年，中國朝著成為全球性頂尖勢力的方向發展，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來不斷縮窄，未來總體實力不排除能超越美國，這也是為什麽美國要在現在先發制人圍堵中國。

我們可以說，中國在40年前開始資本主義覆辟，就註定最終是要走上帝國主義之路，這就是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任何淡化中國帝國主義的論述，往往會得出工人階級應該在今天中美沖突中站在“被壓迫者”中國一方的錯誤而危險的政治結論，而非采取政治上獨立於所有帝國主義的立場。

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關鍵角色，加上其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勢力，顯示出其發展並非為資本主義歷史經驗的“例外”。反過來，中國崛起成為帝國主義勢力，完全符合在21世紀實際狀況下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共產主義聯盟中的右翼分子在工會問題上的錯誤

托洛茨基，1931年一月

一些初步評論

1.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完全建立在作為物化勞動的價值概念之上，那麽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策就建立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概念之上。

無論機會主義錯誤和偏差的社會根源和政治原因是什麽，它們總是在意識形態上歸結於對革命黨、黨與其他無產階級組織和整個階級之關系的錯誤理解。

2.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這個概念的前提是，黨完全和無條件地獨立於所有其他組織。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與其他組織的各種協議（陣營、聯盟、妥協）不可避免，但我們只有在黨始終面向階級，始終在自己的旗幟下前進，以自己的名義行動，以及向群眾清楚地解釋達成協議的目的和限度地情況下才能允許這些。

3.在共產國際領導層的所有搖擺和所有錯誤的基礎上，我們發現了對黨的性質和任務的錯誤認識。斯大林主義的“兩個階級政黨”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而共產國際官方還能容忍這一理論好幾年，並至今仍然沒有以必要的堅定態度譴責它，這是官方路線錯誤的最清楚跡象。

4.蘇聯中派官僚機構的根本罪行，是其對黨的錯誤立場。斯大林派尋求行政地將整個工人階級納入黨的各階層。由此，黨不再是先鋒隊，即自願選擇自最先進、最自覺、最敬業和最活躍的工人。黨與階級融合在一起，失去了抵抗官僚機構的力量。另一方面，布蘭德勒派和中派官僚的其他追隨者通過庸俗的“俄羅斯無產階級缺乏文化”說法來為斯大林黨政權辯護，從而辨認黨和階級，也就是說在理論上消滅黨，正如斯大林在實踐中消滅黨一樣。

5.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災難性政策的基礎，是放棄了黨的獨立性。與國民黨在某個特定的時期達成實際協議是不可避免的。但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個致命的錯誤。這一錯誤的發展演變成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只是為了將其權力移交給國民黨。它從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

6.英俄委員會的災難性實驗完全建立在踐踏英國共產黨獨立性的基礎上。為了讓蘇聯工會能夠維持與英國工會總理事會的罷工破壞者結盟（他們聲稱是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英國共產黨必須喪失一切獨立性，將黨實在地瓦解成了所謂的少數派運動，即淪為工會內部左傾的反對派。

7.不幸的是，即使在左翼反對派團體中，英俄委員會的經歷也是最不被理解和掌握的。我們陣營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要求與罷工破壞者決裂是宗派主義。尤其是莫納特，使他投入杜穆林懷抱的原罪很明顯地體現在於英俄委員會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有著巨大的重要性：如果不清楚1925-1926年發生在英國的事情，無論是整個共產主義還是左翼反對派都無法把路走通。

8.斯大林、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團結一致的，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他們試圖用一個“更廣泛的流派”來取代脆弱的英國共產黨，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流派的領導並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朋友”、準共產黨員、或者是好人和熟人。當然，這些好人、“可靠的領導人”，並不想服從於一個弱小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他們的完全權利；黨不能強迫任何人服從它。共產黨和“左派”（珀塞爾、希克斯、庫克）在工會運動部分任務的基礎上達成協議當然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是必要的。但有一個條件：共產黨必須保持其完全的獨立性，即使是在工會內部，在所有原則問題上以自己的名義行事，在必要時批評其“左派”盟友，並以這種方式逐步贏得群眾的信任。

然而，這條唯一可能的道路對於共產國際的官僚來說顯得太長和不確定。他們認為，通過對珀塞爾、希克斯、庫克和其他人的個人影響（幕後溝通、通信、宴會、友好的祝賀、溫和的勸告），他們可以逐漸地、隱秘地將左傾反對派（“廣泛流派”）拉到共產國際的床上。為了以更安全的方法保證此事成功，這些親愛的朋友（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不會受瑣碎的詭計、不合時宜的批評、宗派的不妥協等問題所煩惱、惱怒或不快。但是，由於共產黨的任務之一恰恰是破壞和平並警告所有中派和半中派分子，因此必須采取使共產黨上從屬於少數派運動的激進措施。在工會領域出現的只有運動的領導人。英國共產黨實際上已經脫離群眾了。

9.俄國左翼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麽要求？首先，重新確立英國共產黨相對於工會的完全獨立性。我們認為，只有在黨的獨立口號及公開批評的影響下，少數派運動才能形成，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其任務、改變其領導人、在工會中穩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鞏固共產主義的地位。

斯大林、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他們的同伴對我們的批評做出了什麽回應？“你想把英國共產黨推上宗派主義的道路。你想把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趕到敵人的陣營。你想與少數派運動決裂。”

左翼反對派反駁了什麽？“如果珀塞爾和希克斯與我們決裂，這不是因為我們要求他們立即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沒有人要求這樣做！——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想保持共產主義者的身份，這意味著珀塞爾不是朋友，而是蒙面的敵人。他們越快表現出他們的真面目，對群眾越好。我們根本不想與少數派運動決裂，相反，我們必須對這一運動給予最大的關註。與群眾或一部分群眾一起向前邁出的最小的一步，比起知識分子圈子的十幾個抽象綱領更加重要，忠於群眾與在臨時領導人和半領導人面前投降絲毫不同。群眾需要正確的方向和正確的口號，這就排除了一切理論上的和解和對利用群眾落後思想的一切保護。”

10.斯大林在英國的實驗結果如何？涵蓋近百萬工人的少數派運動，看起來很有希望，但它自己埋下了運動毀滅的禍根。群眾只知道這場運動的領導人是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而且莫斯科也為他們擔保。這些“左”翼朋友，在第一次嚴峻考驗中就可恥地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工人們陷入了混亂、變得冷漠，並自然地將他們的失望擴展到共產黨身上，然而共產黨本身只是整個背叛和背信棄義機制的被動部分。少數派運動銷聲匿跡；共產黨變回了一個微不足道的派系。這樣，由於對黨的一種根本錯誤的概念，導致曾經帶來了總罷工的英國無產階級最偉大的運動，不僅沒有動搖反動官僚機構的機器，反而加強了他們，並長遠地損害了英國的共產主義。

11.機會主義的心理根源之一是低層次的輕浮急躁，對黨的影響力逐漸增長缺乏信心，渴望通過組織性手段或個人交際來贏得群眾。由此產生了幕後操作的聯合政策、消聲、隱瞞、放棄自我、迎合他人思想和口號的政策；最後，完全倒向機會主義的立場。中共從屈從國民黨，印度建立的工農政黨，英國的黨部屈從於少數派運動等等——在所有這些現象中，我們看到的都是同樣官僚的聯合主義方法，這種方法從低層次的革命急浮躁開始，並以機會主義的背叛結束。[1]

這正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堅持上述共產國際戰略的案例的重要教育意義的原因。在每一次新的經歷中，我們都應該重新研究和檢視這些錯誤，不僅是為了事後譴責歷史上的錯誤和罪行，而且是為了學會在新的情況下從一開始、在這些錯誤仍然可以糾正的情況下就辨別出類似的錯誤。

12.必須直截了當地說：部分法國反對派成員、共產主義聯盟的成員在工會問題上犯下的錯誤，顯示出與可悲的英國實驗的驚人相似之處。只是，法國的錯誤規模要小得多，而且還沒有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使某些同志在忽視了這些錯誤，或者低估了它們在原則上的重要性。然而，如果聯盟允許其未來的工會工作按照舊領導層多數派制定的方法進行，那麽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和旗幟在法國將在日後長期受損。

如果對這件事視而不見，那就是犯罪。由於在初始階段通過私下建議和警告來糾正這些錯誤沒有成功，因此只有公開指出這些錯誤及持這樣思想的人，才能通過集體努力糾正政策。

13.從1930年4月開始，聯盟為了統一反對派的利益，實際上放棄了工會中的獨立工作，包括力求有自己的綱領、領導和政策。在這些範圍內，我們與英國的少數派運動實驗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在法國的國情下，從一開始就存在某些特征，使得這一實驗更加危險。在英國，少數派運動作為一個整體，比起工會的官方領導更傾向於左翼。

可以同樣的描述形容統一反對派嗎？不。在後者的隊伍中，有一些人顯然傾向於右翼反對派，即改良主義。我們還不清楚他們的具體比重。

統一反對派的主要力量是教師聯合會。在法國，教師在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共產主義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教師中，我們無疑會找到許多朋友。但是，該聯合會作為一個整體不是無產階級的聯合會。由於其社會組成，教師聯合會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鼓動者、記者和個人革命者，但它不能成為工會運動的基礎。其所有文件都表明其政治思想不夠清晰。聯合會的馬賽大會表明，其成員在官方路線、左翼反對派和右翼反對派三者之間搖擺不定。如果我們要掩蓋他們的錯誤、動搖和缺乏精確性，我們將為其成員以及整個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最壞的影響。不幸的是，直到幾天前，這還是《真理報》編輯委員會的政策——消聲政策——而這並非偶然。

14.那你想和統一反對派決裂嗎？不管是誰，提出這樣問題的意思就是，共產黨人作為共產主義者，不能參與統一反對派的工作。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相當簡單地表明，統一反對派是一個由共產主義的隱蔽敵人所組成的組織。幸運的是，情況並非如此。統一反對派作為一個整體既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也不是一個反共組織，因為它是異質的。我們有義務在實際活動中考慮到這種異質性。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最高度關註正在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群體乃至個人。但所有這一切都有一個條件：當我們出現在工會工人面前時，我們以共產主義聯盟的名義行事，不接受任對我們行為的審查，除非是在聯盟自己（或在重新建立共產主義隊伍團結後的全黨）的控制下。

15.在統一反對派的隊伍中，有一些毫無疑問地強烈同情左翼反對派，但仍不是聯盟成員的人；他們必須被拉到我們的旗幟下。有一些持模棱兩可立場的人竭盡全力保持這一立場，將組織轉變為一個“平台”。對待這些人，我們可以在明確的基礎上達成策略性協議，維護相互批評的充分自由。最後，在統一反對派的隊伍中，也有毫無爭議與我們不相容的分子，他們偶然迷失地走進來，或者作為改良主義的代理人滲透進來。他們利用含混不清的方法來分化統一反對派。他們越早被揭穿和消滅，對事業就越好。

16.但難道我們不是支持與工會中的所有工作者合作，無論他們的政治和哲學觀點如何嗎？當然，但統一反對派不是工會組織；它是一個政治派別，其任務是影響工會運動。讓莫納特和他的朋友們戴著假面具行事吧，革命者在工人面前公開行動。在統一反對派中，我們只能跟那些與我們肩並肩、共同前進的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未必會和我們一起走到最後。

17.有些同志首先堅持共產黨人必須用思想，而不是機械式手法來爭取他們對工會的影響。這一想法看似無可爭辯，但卻常常被轉化為空洞的陳詞濫調。中派官僚機構也非常頻繁、非常誠懇地宣稱，其任務是以思想進行影響，而不是機械地施加壓力。

歸根結底，整個問題歸結為政治和經濟方向、口號和行動綱領。如果方向正確，如果口號符合當前的需要，那麽工會中的群眾就不會受到“約束”；相反，如果方向是錯誤的，如果革命上升的政策是在政治低潮的時候提出，或者相反，那麽大眾不可避免地將其視為一種機械的壓力。因此，問題歸結為左翼反對派的理論前提是否足夠認真和深入，其幹部是否受過足夠的教育，是否能夠正確評估形勢並提出相應的口號。所有這些都必須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因此，我們更不允許沈默下去，或低估我們臨時盟友以及我們自己的罪惡和錯誤。

18.聯盟的某些成員，盡管看起來不可思議，卻抗議某人或其他人將統一反對派從屬於聯盟的意圖。

在沒有自我意識的情況下，他們將自己建立在莫納特用來反對整個共產主義的同樣悲慘的論點上。實際上，這意味著一些在工會工作的同志希望自己完全獨立於聯盟之外；他們認為，通過他們的策略、告誡和個人機智，他們將取得聯盟通過集體工作無法取得的成果。其他同志，希望自己在新聞界有類似獨立性的，也歡迎這些趨勢。問題是：如果這些同志對聯盟沒有信心，他們為什麽還要加入？

19.關於統一反對派的“從屬地位”，情況究竟如何？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只其成員才從屬於聯盟。只要統一反對黨的多數不在聯盟內，這就只是一個說服、妥協或結盟的問題，當然不是從屬問題。事實上，所謂反對統一反對派服從聯盟的人，他們實際上再要求聯盟服從統一反對派。這正是至今的情況。在其工會工作中，即在其最重要的工作中，聯盟從屬於統一的反對派，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放棄了聯盟的一切獨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也決不能容忍這種政策——哪怕再容忍一天也不行。

20.一些領導同志，直到昨天還頑固地實行投降政策，今天又宣布他們“完全同意”把統一反對派轉變成個集團陣營的必要性。事實上，他們想滿足於更名。他們越快“同意”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他們實際上越是在為一切保持原狀而鬥爭。他們只是想用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措辭來掩飾舊政策。這些方法不是新的，但時間不會使它們更具吸引力。如果一個革命組織允許一種機會主義政策用革命的措辭來掩飾自己，那麽它將被口是心非和虛假的毒藥長期（如果不是永遠）腐蝕。讓我們堅定地希望聯盟不會允許這樣做。

統治階級的虛偽：英國安德魯王子與統治階級的墮落文化

英國童謠《約克大公爵》以這句歌詞起始：“哦，約克大公，他有一萬人……”正好反映出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有許多支持者，他們包括英國王室成員、主流媒體、富商、公關團隊、至少一位被定罪的性拐賣者和一位性侵兒童的罪犯，以及一個耗資數百萬英鎊的法律團隊。

從2001年起，安德魯王子不斷地逃避性侵遭拐賣的青少年的指控和責任，然而在本周，縱使是安德魯王子強勢的、有特權的朋友們，也無法再從席卷整個英國和世界的公憤浪潮中拯救他了。因此對於伊麗莎白女王和王室成員來說，繼續包庇女王最親愛的小兒子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

王室的袒護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一直有人要求撤銷安德魯王子的八個軍銜，本周四由150多名退伍陸軍和海軍軍人署名的聯名信更是將這一訴求推向了高潮。隨後，王室宣布，在雙方協議下，安德魯王子將其所有軍銜交還給女王。此外，盡管王子將保留“殿下”的稱謂，他不能在官方和公共場合使用此頭銜，這意味著他未來將會以平民身份面臨法庭審判。

這一事件的轉變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一種勝利，至少是為被拐賣性侵的受害者尤弗裏（Virginia Giuffre）帶來了一些公道。

然而，盡管這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小步，安德魯王子在被指控的性侵事件發生後的20年，和在被曝光的6年多的時間裏，不斷回避對其行為的責任。事實上，他一直受到英國王室的袒護。

特別是王子的母親，伊麗莎白女王（今年是女王在位七十周年紀念日），在她奢華的住宅中給王子提供了安全住所，同時向媒體和狗仔隊發出法律警告，警告他們不要在關鍵時刻侵犯王子的隱私。根據報導，女王甚至為王子的法律團隊提供每小時約為2000英鎊的資金支持，據說總計已經高達數百萬英鎊。

廢除英國君主制

英國媒體有許多報告稱，整個事件使英國王室感到十分困窘，然而王室成員對指控中的受害者沒有表示過一絲一毫的關心。相反，交還頭銜——一個試圖盡力減低王室已經破敗不堪的聲望的決定，是極虛偽的。

王室成員的行為暴露了他們對普通英國民眾和性侵受害者的蔑視。他們更關心王室後代的膚色，而不是王室成員自己涉嫌性侵的問題。正如本文引用的童謠所提到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的醜聞再次說明，21世紀的英國君主制是完全無用的封建殘餘。

統治階級的文化

然而在富有的統治階級中，安德魯王子並不是唯一一個與涉嫌性拐賣的麥克斯韋爾和涉嫌性侵兒童的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密切聯系的人。在最近麥克斯韋爾被定罪後，大家很可能會提問究竟麥克斯韋爾和愛潑斯坦將受害者販賣給誰呢？

愛潑斯坦的私人日志中，可以找到證據證明許多人的罪行，性侵行為和其他不當行為。這些人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克林頓以及演員史派西（Kevin Spacey）。愛潑斯坦的聯系人“黑名單”中，許多是赫赫有名的富豪精英，包括政客、國家元首、影視名人、媒體大亨、軍火商以及當中一些人的妻子、女兒和女性親屬。他們包括電影制片人艾倫（Woody Allen），電視節目主持人羅斯（Charlie Rose）和喜劇演員考斯比（Bill Cosby），他們都曾被指控涉嫌性騷擾和性侵。

愛潑斯坦的長期密友當中，其中一人便是美國最大的連鎖女性內衣零售店“維多利亞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的所有者、億萬富翁維克斯納（Leslie Wexner）。他的公司透過性化和物化女性中賺取暴利。近年來，該公司的一些模特公開談論過她們在該公司經歷的厭女癥和騷擾文化。

所有這些都描繪了緊密結合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商業和休閑活動都建立在剝削和壓迫的基礎上。這些上層人士在個人生活中輕易剝削他人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因為同時他們正無情地剝削他們的雇員並且推行他們的政治政策，在他們的職涯生活中固化這種剝削。

停止剝削與虐待

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財富只能通過剝削、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來積累，並以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反LGBTQI的政策或思想來合理化低廉工資。對這些勢力龐大的資本家們，人力僅僅是資源，是用來榨取利潤的手段。最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只是這場資本遊戲中的棋子，統治階級自身將始終保持著階級團結，直到被人數遠遠多於他們的人民群眾迫使他們讓步。

迄今為止，只有愛潑斯坦和麥克斯韋爾因其行為面對不同的後果。這是因為有大約100名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眾的支持，他們不再容忍這些虐待行為。那些從這個販運鏈中獲利的人必須被要求承擔相應的責任。社會中積累的憤怒和挫折感現在必須用來要求問責和正義，建設一個反抗所有形式壓迫和剝削的運動。

這與結束反社會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及他們捍衛的制度密不可分，安德魯王子、愛潑斯坦、麥克斯韋爾和他們的其他同夥是或曾是這些統治階級的親密一員。需要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組成的多性別、多種族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從而真正讓這種壓迫性的制度走入歷史。

回顧2021：無序時代第2年

2021年自始至終是世界資本主義風雨飄搖的一年。這個腐朽墮落的體系很少在這麽多方面同時面臨如此深刻的危機。把現行制度替換掉的客觀先決條件已經成熟到開始黴爛了，而2020年代才剛剛開始。

從巨響開始，以巨響結束

這一年以美國沖擊國會事件拉開帷幕，武裝暴徒企圖在1月6日采取行動，支持特朗普不成熟的政變企圖。與此同時，印度貧困的農村群眾正在維持一場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反對莫迪政權殘暴的反社會政策，這場鬥爭在幾周前以勝利告終。

自從英國傳出“Alpha”變種病毒以來，災難性的“第三波”新冠疫情沖向新高，新一輪的封鎖正在歐洲蔓延。自已經成為新冠死亡與災難中心地區的拉丁美洲傳出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反響——阿根廷長達數年的爭取墮胎權的群眾運動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在2021年的開始幾周內，如此的種種事件，還有更多！一方面是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另一方面是工人和被壓迫者的群眾運動擁有力量，這些主題主導這一年。

隨著2021年接近尾聲，我們也來環顧一下世界各地的情況。盡管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民眾已經廣泛接種疫苗，但對新變種奧密克戎（Omicron）的恐慌正在蔓延，並且已經宣布了新的封鎖措施。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比比皆是，樂觀的增長預期迅速降溫，而中國金融業面對恒大違約威脅，正搖搖欲墜。

全球工人階級仍在反擊，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最近的例子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班牙金屬行業工人罷工，和12月8日在意大利多個城市的大罷工。

在這之間，這一年時局急風驟雨、變化莫測。

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資本主義造成的氣候災難，它從未像今年那樣持續一整年作為世界政治的重要話題。由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天氣，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地普通民眾生活、所想和所計劃的一部分。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暴露也加深了數百萬人對現行制度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的認知。

2020年之後，2021年讓我們進一步領略了即將到來的世界歷史時代的特征。這一年的危機，都不會（特別在2022年）找到任何持久的解決方案。去年，借用了德意志銀行創造的一個短語，ISA使用“失序時代”來試圖描述這個新時期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推動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進程的加深，將越來越多地在全世界數百萬人的頭腦中提出制度變革的需求，其中許多人轉向革命思想。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年


新冠肺炎在2021年前6個月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2020年全年的數字——這還是在自今年年初以來，已經研發出好幾種有效的新冠疫苗之時出現的狀況。對於統治世界各國的犯罪般政府而言，還有什麽統計數據比這個更加可怕？

正如我們已經廣泛解釋到的那樣，從疫情大流行開始，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就阻礙了各國和國際範圍的有效應對疫情的方案。在疫情開始時，由於政府犯罪般地掩蓋過失、害怕有損利潤而無所作為，任由病毒入侵社會大眾——關鍵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雖然公共部門的資源為疫苗研究提供資金，但生產和分銷都留在了賺取超額利潤的跨國公司手中。

要記得，在許多國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經常是工人階級采取了有組織的行動、單方面停止了生產和經濟運作以保護性命，才使得老板們和政府行動起來。這不僅發生在第一波疫情之時。2021年1月，由采取工業行動的基層社運人士推動，英國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攤牌，而這迫使學校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時停課。

疫苗民族主義和新冠病毒新變種


然而，在2021年，資本主義制度的另一個根本矛盾，在其對疫情應對失當中更加凸顯出來：日益全球化的經濟與資本主義固有的各民族國家相互對抗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可總結為當年的一大關鍵詞：疫苗民族主義。

最初圍繞個人防護裝備、檢測和呼吸機發生的事情（各國政府之間為了供應而展開的毫無節制的激烈爭吵）在疫苗方面更為突出。早在1月，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宣布，由於新冠疫苗的國際上分配不均，世界“正處於災難性道德失敗的邊緣”。他警告：“最終，這些行動只會延長大流行時間、遏制它所需的限制以及導致人類的痛苦和經濟的崩潰。” （摘自2021年1月28日《經濟學人》）

12個月後，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中仍然只有7%的人口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在今年早些時候覆蓋了大部分（盡管比例不同）成年人口的疫苗接種計劃之後，數以千萬計的人正在排隊接種第三劑時，兒童也在接種疫苗。

雖然較富裕國家的工人和青年顯然想要、也需要疫苗，但正是統治精英推動了疫苗囤積的進程，政府堅持維持疫苗技術的犯罪般專利，阻礙了大規模加緊生產疫苗以提供全部人群的必要行動。

“新變種”一詞已在2021年深入人心。首先普及該術語的是“Alpha”變種（以前稱為“肯特”或“英國”變種），作為一種新的新冠病毒、比最初的主要毒株更容易傳播，它在2021年初引發了可怕的新一波疫情。隨後出現了“Beta”（“南非變種”）和“Gamma”（“巴西變種”），但比在今年晚些時候的“Delta”傳染性更強。現在，世界在Omicron變種出現時為之恐慌，目前人們對此知之甚少，但眾所周知，它的傳播性甚至比Delta都還高得多。

除了出現在英國的Alpha變種之外，所有其他變種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出現在新冠疫情嚴重肆虐的國家，而此時疫苗充足卻被帝國主義政府囤積。

如果Omicron變種確實有如上述所言那樣可怕（丹麥、英國和美國的疫情發展，可證明這一說法正確性），那麽政府為進一步控制傳播而采取的措施，不僅會被資本主義的矛盾搞砸，而且還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和公眾意見的分化。

盡管大多數工人始終明白，需要將公共衛生放在首位，但由於對傳統政客的疏離和不信任，新冠懷疑主義和反疫苗情緒的危險性增長，為民粹主義者和在全球範圍內的極右翼提供了險惡的支持，對步入2020年代的勞動人民、以及我們的運動構成了重大威脅。

無論2022年疫情如何發展，疫情下的經歷讓數百萬人看到，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無法解決全球危機。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了全球工人階級的作用——這是一支真正的國際性社會力量，對民族對抗沒有興趣，其經濟利益與保護公共健康和福祉的需求之間沒有沖突，所以工人階級是解決世界危機的關鍵力量。

建立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戰鬥力，並以社會主義政治綱領武裝其運動，以從資本主義騙子手中奪取權力，是社會主義者在2022年開始面臨的一項關鍵戰略任務。 2021年的經驗表明，只有與積極的工作相結合，加強和擴大革命社會主義組織的影響力，才能取得成功。

世界經濟——從樂觀到悲觀


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2021年可謂大起大落。3月，在從2020年的封鎖和創紀錄的衰退中動態“反彈”之際，他們不顧一切地宣布，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越來越樂觀。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水平，源於經歷了一年的經濟低迷之後，被壓抑的需求釋放了出來、得以推動消費，以及各國（特別是較富裕國家）仍在向經濟註入資金。的確，拜登政府3月份通過的一項刺激法案，將全球GDP增長預測提高了整整1%！

總體上看，各資本主義政府處理這次新冠疫情觸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方式，與處理2008-9年經濟衰退的方式全然不同。為了應對2020年經濟活動的大衰退，各資本主義國家很大程度上不再續用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是根據世界各國的財政實力，不同程度地進行國家幹預來支撐經濟。

如此的遠離新自由主義、更多強調國家幹預、趨向去全球化的經濟政策的結合，是當前極其重要的特征。馬克思主義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與辯論，以厘清我們的觀點，但在某些時候也引發了爭議。

然而，雖然行使國庫的權力是在短期內緩解危機最壞影響的有效工具，但ISA指出，這種新的全球政策結合遠未為新的增長和穩定時期奠定基礎。

對於4月時，經濟學家當中蔓延的樂觀經濟前景，我們寫道：“世界經濟或將出現的反彈是否標志著經濟總體上開始好轉？一些資產階級媒體將這種情況，與一戰和1918-1920年的毀滅性流感疫情之後的情況（美國和歐洲持續經濟繁榮的“咆哮的20年代”）相提並論。這種期望是個錯誤。”

那些之前對於經濟持樂觀前景的人，才過幾個月就要否定掉自己先前的大部分預測。世界經濟剛進入2022年，眾多因素將醞釀新的、潛在的危機。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延續！

此外，中國建造業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的威脅，恐將喚醒全球金融危機這頭巨獸——這是世界經濟形勢中內在的危險，企業和公共債務越來越多為其特征。

通貨膨脹也是個主要問題。2022年，世界各國央行將面臨提高利率，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而這樣的舉措本身就或將引發新一波經濟衰退。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已經宣布即將加息。

在3月的蘇伊士運河堵塞危機中，一艘船堵住運河導致巨額經濟損失的景象，反映出供應鏈之脆弱。從石油和天然氣，到芯片和其他商品，由於地緣政治危機、封鎖後需求激增的瓶頸、“勞動力短缺”和氣候變化，供應鏈混亂也是貫穿2021年的主線。

與此同時，在經濟增長數據屢創紀錄和利潤暴增背後，貧困與不平等更是破紀錄地增加。最近發布的《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雖然有1億人在疫情第一年再次陷入極度貧困，但億萬富翁的財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加了更多。

新冷戰將持續


2021年，我們也見證了中美帝國主義在新冷戰上加倍下註。拜登繼續全力推進美帝國主義的議程。12月旨在鞏固深化美國冷戰勢力範圍的“民主峰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如ISA所指出，對抗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也是拜登經濟議程的核心部分，也是他最近推出的縮水版基礎設施刺激法案的明確目標。

與此同時，中國在所謂“疫苗外交”上表現出色，利用疫苗供應迫使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增強對中國的依賴，甚至在歐洲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這場大國競爭的驅使下，同時出於對內部穩定面臨諸多威脅的恐懼（尤其是工人階級鬥爭和革命）習近平政權加劇了其反動的威權政策。然而，隨著中國進入經濟風險陰霾不去的一年， 一年中全力加速對香港的殘酷鎮壓（以便打造中國大陸式獨裁統治的條件）、針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反恐戰爭”、日益增長的反女權和反LGBTQ+打壓等等，以及許多其他政策，最終顯現的都是習政權的虛弱。

2022年一切目光都將集中在台灣，在眾多潛在爆發的事件中，台灣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兩個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一場致命的纏鬥中，台灣在這場地緣政治較量中處在一個確實很危險的位置。

如果想找冷戰可演變成“熱戰”的表現，我們只需看看中東——以色列武裝部隊在加沙地帶進行的血腥與壓倒性的戰爭，造成防線兩側數百名無辜民眾死亡，包括12人死於來自加沙的火箭彈。埃塞俄比亞仍處於一場持續的血腥內戰之中，這也是新冷戰地緣政治鬥爭的重要部分。

除了這些沖突（所有這些沖突仍然是可能帶來大災難的火藥桶）之外，歐洲東部邊境還存在著持續的戰爭威脅，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軍事集結和緊張局勢構成了俄羅斯和北約之間更廣泛競爭的一部分，以及不斷升溫的美國與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今年早些時候，許多國家的海軍也在東地中海對峙，就天然氣儲量問題持續存在爭議。

有一點萬萬不能搞錯：雖然大規模核武庫的存在仍然會顯著遏止大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但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在將全球拖入一個為帝國主義利益而戰和流血的時代。全球對5月加沙戰爭的反應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工人青年團結一致展開群眾性國際反戰運動，不依靠政府或主流政客所謂“國際社會”支持。

就冷戰而言，ISA有原則的獨到立場（不對這一新的大國競爭中任意一方不抱有幻想或提供支持、指出兩個帝國徹底的反動性質）對全球勞工運動至關重要。本著這種精神，就像在2021年一樣，我們關鍵的國際運動——“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將在我們2022年的工作中占據重要位置。

全球反抗仍在繼續


工人階級以多種方式為2021年的事件留下烙印，其中最具決定性的便是街頭和工作場所的鬥爭。每個有常住人口的大洲都發生了重大的階級鬥爭。2021年的運動不僅地理上廣泛分布，還反映了資本主義多方面危機的廣度，及引發工人階級抵抗的苦難、剝削和壓迫之深重。

印度、哥倫比亞、韓國和其他地方的強大群眾運動，由侵害工人階級利益的經濟改惡引發，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很早就企圖將另一場危機的成本轉移到最貧困的人口身上。在緬甸、俄羅斯、蘇丹等地，群眾在街頭和職場抗爭，來回應腐朽和寄生的統治精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而這為群眾抗爭拉開序幕。

2021年，一系列大型抗爭再次浮現，反對肆虐的性別暴力。英國、以色列/巴勒斯坦、澳大利亞、波蘭和許多其它國家都爆發了新一波的戰鬥性抗議，而ISA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形象使我們的支部能夠積極面對這些抗爭。 自去年以來，在經濟危機的痛苦之上的封鎖中，被殺害的女性和跨性別者人數達到新高，因而“殺害女性（femicide）”已經成為大部分人都熟知的詞匯。

在爭取生育權方面，今年下半年，美國南部邊境兩旁同時發生了勝利和挫敗——英勇的墨西哥女權運動於9月促成該國科阿韋拉（Coahuila）州的墮胎合法化勝利，而美國得克薩斯州立法機關批準了《得克薩斯心跳法案》這一對墮胎權的歷史性打壓。2022年美國將出現一個潛在的轉折點，因為最高法院看起來可能至少部分廢除羅訴韋德案的成果。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即使主流女權組織嚴重缺乏領導力，比反對今年得克薩斯墮胎禁令更大的鬥爭浪潮仍會爆發。

緬甸和哥倫比亞鬥爭的經驗教訓


這些運動以及其他非常多的運動，都為2022年及往後的鬥爭提供了極其多的經驗教訓。但平心而論，2021年最突出的鬥爭，正是2月緬甸反對軍事政變的革命運動，以及4月哥倫比亞使該國社會停止運轉、開啟民眾起義的全國罷工。

它們都具有自2019年以來席卷全球的反抗浪潮的所有基本特征：由激進的年輕世代領導。這些運動都具有持續，都延續了數個月。而且，在最殘酷、最血腥的國家鎮壓面前，這兩個運動都沒有退卻，而是反擊，在“反革命的鞭子”下不斷升級。這些運動也是從防守轉向進攻，並隨著群眾在鬥爭中意識到自身力量，他們的訴求也有所強化、得以更大膽地提出。

這些運動有著哪些新的經驗教訓？這兩場鬥爭都有的一個特點是，在廣泛的民眾反抗中，工人階級的力量、方法和組織發揮了更加突出和主導的作用。這個因素對社會主義者來說非常重要、與今天的情況息息相關，並且發展了我們對未來階級鬥爭的觀點。

在緬甸，這是一場初生且經驗尚淺的勞工運動，但已經是該國執政當局遭遇的最大打擊。如果沒有全國範圍協調和有組織的戰略，各行業工人（特別是衛生、紡織和金融業的從業者）就會一個接一個丟棄反對政變的武器——建立真正的總罷工、打擊統治階級的痛點，到一定時刻就能讓非法政變上台的政權沒法給它的員工發薪水。

在哥倫比亞，罷工/停工（當地西班牙語稱“paro”）是當地運動的核心鬥爭方法。這並不總是表現為全國罷工，而有時更多以堵路和其他形式的群眾鬥爭來令經濟停止運轉。雖然運動的官方領導——由該國工會聯合會領導的全國罷工委員會不知往何處去，並一再嘗試以談判來結束運動，但工人階級青年的先鋒隊卻在第一線保持群眾鬥爭的火焰不滅，用臨時自制的盾牌武裝自己以抵禦殘暴的警察鎮壓。

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危機


然而，我們不能止於欽佩這些運動的英雄主義，及他們所正確提出的思想。兩場運動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為何會這樣？

在思考答案時，我們要指出工人階級和我們全球各地的運動所面臨的核心戰略問題：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長期危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工人階級在哥倫比亞和緬甸的起義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並沒有清楚地反映在領導層中。領導層應以工人階級的力量為基礎，並相信自己有能力取得勝利。

相反，緬甸的工會領導人並非奮力爭取一個親工人階級的政府來取代執政者，而是將工人組織從屬於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全國民主聯盟中，不加批判地支持這些被廢黜的反工人階級政客和他們的民族團結政府。在哥倫比亞，全國罷工委員會領導人一直嘗試將該運動帶離街頭，並與杜克政府進行秘密談判，最終成功煞停該運動。

工人階級的領導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英勇的工人階級鬥爭取得更決定性勝利的最大阻礙。終結這場危機的方法，只能以建立並加強工人青年的群眾組織，其領導層不能是受過失敗的階級合作方法訓練的老舊官僚，而應是群眾運動核心當中的年輕工人階級分子、民主地選出、對於廣大運動負責、通過群眾民主結構面向群眾運動。

這意味著工人自己打造基層網絡，努力重建鬥爭傳統，並直接挑戰現有領導層對於運動的控制。這也意味著要建立新的政黨，而這個新政黨必須可以為工人階級在群眾運動中提供獨立的政治發言權。能夠完成這些任務、讓運動取得勝利的年輕工人階級戰士，不會簡單地從天上掉下來，而必須通過有意識地組織、教育，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武裝而形成。

在2021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重要跡象，顯示好些國家的勞工運動內部有著重大發展。在美國，強大的卡車司機工會的工人，選出了左翼領導人，而這是近25年來頭一次。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成員投票決定直接選舉工會內的領導職位。在英國，左翼政治力量在2021年，於全國兩個最大的工會——Unison全國執行委員會和聯合工會（Unite）總書記選舉中，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隨著我們進入2022年，階級怒火的升溫、疫情當下對工人在社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多認識，再加上通貨膨脹、供應鏈問題和許多產業的勞動力嚴重短缺，都顯現新的一年的大規模工人鬥爭的潛力，也顯現為我們階級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條件。新一輪工人鬥爭可以在運動中產生新的力量，挑戰頑固的工會官僚機構，爭取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

政治兩極分化——極右翼的威脅


然2021年於特朗普因未能連任美國總統而蒙受恥辱開始，但在某些方面，隨著這一年接近尾聲，特朗普主義似乎正在崛起。11月的美國的地方選舉，我們看到特朗普主義攻下很多重要地區。此外，隨著拜登的總統任期陷入更深的危機和左翼民主黨“小隊（Squad）”右轉，在他的執政下，從未如此受他控制的共和黨完全有能力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重新控制美國國會，可悲的是“小隊”未能為渴望替代方案的工人階級提供想象。

我們還看到智利總統選舉，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采取極端反動的反工人、專制和厭惡女性的綱領，在第一輪投票中意外領先。值得慶幸的是，卡斯特在第二輪中失利，因為工人和青年在不抱有任何進一步的幻想的情況下，動員起來投票給溫和左翼的博裏奇（Gabriel Boric）。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勝利，顯示了2019年智利抗爭的持久力量。極右翼也在阿根廷的選舉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歐洲，我們看到了以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澤穆爾（Éric Zemmour）和西班牙呼聲黨（Vox）為代表，極右翼令人警醒的崛起。

在這一趨勢當中，更成熟的傳統右翼政黨也在“特朗普化”，例如西班牙人民黨和英國保守黨近年來急劇右傾、轉向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這些醜惡的政治勢力的興起與鞏固，是2020年代更尖銳、更深刻的政治兩極分化的一個體現。上述工人階級領導和組織的持久危機，給人的暫時印象是，這些極右力量在2022年能夠在所有主要國家占有優勢。然而，社會中的真正階級力量對比，不能用選舉數據這樣表面的尺度來衡量。

盡管必須承認，這些極右勢力中的許多人在過去十年中強化了他們的社會基礎，而這一鞏固過程受到過去兩年的危機進一步推動，但並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讓這些極右分子獲得哪怕接近社會多數（尤其在年輕人和工人階級中）的支持。

戰鬥性的工人運動與左翼，可以遏制極右翼的增長。然而，只有采取大膽的獨立立場，提供真正激進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實現這一目標。為了反對極右翼民粹主義而屈服於“主流”的傳統資本主義政治勢力，正如美國桑德斯和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領導層多數派分別屈服於民主黨和勞工黨（PT）主流派那樣，只會進一步為特朗普主義和博索納羅主義打開成長空間。

我們需要革命社會主義，而不是改良主義


正如2008年危機後席卷歐洲的階級鬥爭浪潮之後的情況一樣，即將到來的國際階級鬥爭，包括革命運動，將在2020年代重新繪制政治版圖。

早在2021年，我們就看到了重要的新政治現象的出現，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工人階級人民的鬥爭。在秘魯，鮮為人知的教師工會成員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2020年11月的大規模抗議中擊敗了該國的一場制度性政變後，排除萬難贏得了6月的總統選舉。

拉丁美洲是2022年社會爆炸的火藥桶，當地將舉行數場重要的選舉——特別是在哥倫比亞和巴西，兩國的民調顯示，當地反動右翼勢力可能會因哥倫比亞左翼彼得羅和巴西前總統盧拉（Lula）的勝選而遭遇挫敗。但是，盧拉在21世紀初上任總統後，暴露了其親資本主義的本色。

這些新的左翼政府將在當今嚴重危機時期誕生，也會立即受到當前危機考驗。如果他們沒有一個革命視角、不了解需要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群眾鬥爭、不通過挑戰統治階級的權力來實現真正的變革，那麽迎接他們的只會是危機。已經有跡象顯示，秘魯總統卡斯蒂略已經重覆失敗的階級合作和改良主義路線，而正是這一路線造成包括盧拉在內的左翼政府在過去10年中丟掉政權。面對資產階級壓力，卡斯蒂略將左翼人士從內閣中除名，並拋棄關鍵的競選承諾。盡管如此，右翼還是加緊步伐，企圖破壞其執政並罷免他。就任總統才幾個月，他就被迫面對國會彈劾案，僅以兩票優勢挺過這一關！

ISA支持所有有助於推動工人階級爭取其訴求的政治運動和組織，並將在每個選舉中努力擊敗反動右翼。但是，我們也必須講出實情：在這個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要真正為大多數人贏得勝利，改良主義是不足夠的。實施財富再分配、為必要的公共服務和工程提供資金支持、在綠色新政中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等政策，需要采取大膽行動，從最富裕的“1%”手中奪取財富和生產資料，並將整個經濟公有化、實現工人民主。

替代策略是什麽樣的？在西雅圖有這樣一個顯現革命性領導力量的例子：我們的同志薩旺特（Kshama Sawant）和ISA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剛剛在億萬富翁的後院第4次擊敗這些億萬富翁的政治代表。這一發展尤其重要，因為在11月的美國，大部分正在右轉的進步派民主黨候選人輸掉了好幾場選舉，而這場罷免投票的結果（薩旺特同志保住了西雅圖市議員位子）與11月美國的整體選舉動向完全相反。

過去8年，薩旺特和社會主義替代在西雅圖所扮演的角色，正顯現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領導層所能作出的改變。想象一下，如果這些方法和政治思想，在美國或每個國家的勞工運動的全國領導層中有所體現，情況該會是怎樣！

對於ISA而言，2021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在西雅圖挫敗罷免企圖的這一巨大勝利，是ISA充滿挑戰的一年中的其中一個事件。幾周前，來自16個國家的數百名成員湧入蘇格蘭格拉斯哥，通過建立令人印象深刻且充滿活力的國際社會主義隊伍，針對各國政客應對COP26氣候峰會的不作為發起大規模抗議，從而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註。

我們的成員和各國支部經歷了封城和解封，歷經考驗，但始終保持警覺性、活躍性，努力抓住機遇，質與量並重地建設社會主義力量。在1月和7月，我們舉辦兩次線上馬克思主義大學，成功地讓1000多名成員齊聚一堂。

我們一直站在無數鬥爭和運動的最前沿。我們整個國際在5月的反對加沙戰爭的群眾運動中團結一致，聲援和支持我們勇敢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同志。

此處無法全部列出2021年ISA成員以及世界各地無數其他工人階級戰士的工作、成就和犧牲。我們可以肯定，這些通常是看不見的努力，將有助於改進我們的運動，讓我們準備迎接2022年的挑戰。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覆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計劃經濟體制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制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覆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制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制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制，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制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制，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制、同時捍衛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覆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覆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制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制，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覆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覆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覆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制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制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制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覆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台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制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制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傑瑞米柯賓

工人階級談香港社會


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香港：左翼人士被判監

東區法院昨天的裁決，是向所有反對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及日益加強鎮壓的示威者發出預兆警告。

兩名香港的左翼活躍分子（23歲的黃軒瑋及27歲的周諾恆）因2011年抗議港鐵加價，被判監兩星期。港鐵於豐厚利潤情況底下提高票價，令民眾更甚憎恨政府持有的港鐵。港鐵公司不單於全球營運公共交通，同時更是房產的一大炒家，令香港房產市場價格高踞不下。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指：「此裁決是政治檢控，旨在傳遞一個政治訊息 ── 抗議行動若不溫馴，將會面臨嚴刑峻法。」

去年4月，兩名示威者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演講時，衝上講臺抗議而被重判，可見所謂「獨立司法機關」的過度反應何其荒謬絕倫。黃軒瑋及周諾恆被控「擾亂公眾秩序」，而法官李國華為合理化判刑，指此行動引起其他人仿傚。黃軒瑋是社會民主連線(LSD)成員，是該黨去年區議會候選人之一；而周諾恆並非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但受社民連線前主席陶君行雇用為助理。

抗議權利被判定為犯罪

正如我們先前於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警告，政府及資本主義建製試圖限製香港的群眾抗議，包括對反對政府的批評人士「政治暴力」的荒謬指控、加強警察鎮壓等，以及一連串如採用會打壓現有民主權利的措施。相比起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香港的民主權利已受更大限製。

中港兩地情勢互相映照，香港進一步趨向更專製的統治模式，而中國內地則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加強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北京政府控製香港政府，並透過與財團、媒體和學術精英的牢固紐帶去操控香港政治。中央當今視香港的激進抗議文化為威脅，恐懼其擴散至中國內地。尤其是遍布內地的「群體性事件」（2010年超過18萬件）、如烏坎村(2011年9月-12月間)所展示部署精密、組織強大及有計劃的抗爭行動，以及最近的連串罷工事件，可見中央政府的恐懼。

被拘捕示威人數上升8倍

為了緩和極權政府的憂慮，香港政府盡其所能去展開本地的鎮壓，使很多評論員指出香港政治情勢正在「大陸化」。統治階級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重新恢複臭名昭著的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立法。2003年群眾抗爭運動曾阻止廿三條。

自從去年鷹派作風的警務署署長曾偉雄上臺後，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以更強硬的警察打壓及法律檢控手段對付社運分子。曾偉雄上臺首年，總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前年數字為50名），增加了8倍，是1967年六七暴動以來最高的一年。大約20名示威者因去年各抗議場合中所謂違法，仍然等候審判。2010年被逮捕人士中沒有人被判監。但從本案例可見，法庭可能於未來案件中採取更強硬的姿態。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政府及其司法機關改變其政策及措拖。

社民連受到打擊

資本主義建製目標明確的要打擊社民連及其同盟（即被媒體標籤為「激進派」各類分子），試圖將該黨的行動分子打成「搞事分子」的公眾印象。政府更嚴苛的起訴及裁判是打擊社民連的手段之一，以懲罰其作為反政府的角色，尤其是2010年5月組織「五區公投」運動，而獲得反政府的五十萬票。北京極權及其香港傀儡政客決心要以打擊社民連為示範，表明對任何抗爭及挑戰零容忍。

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重判仍於上訴中，但應該以連串抗議行動作出反擊。除非如此，統治階級必然更進一步採取手段打擊社民連及其他抗議人士。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等人被告「刑事毀壞」及「行為不檢」，正在等候判決。有很大風險，法庭會基於政治考慮會宣布類似的重判，而「長毛」若被重判，有風險會被禁止於本年9月份的選舉中捍衛其立法會的議席。2008年選舉中，「長毛」第二次被選進立會，獲得民選立法會議員中第二高票。

可惜最近泛民主派政黨分裂，而右翼政黨進一步靠攏北京，並鼓吹民主抗爭中「妥協」，令動員群眾反對政府鎮壓的任務和捍衛基本民主權利變得更為困難和複雜。

我們需要發動強大的抗議行動去反對這件政治檢控事件。現在必須立即開始動員青年及工人去捍衛「長毛」、黃軒瑋、周諾恆等政治被告，並揭露香港統治者的專製。遊行示威的「暴力」無疑是被資本主義媒體及政客誇大渲染，但同時我們必須正視，衝突行為會被親政府陣營（受右翼泛民主派的縱容下）借助去混淆視聽，令一部分本來同情抗爭運動的民眾失去正確判斷。

遊行應該作充足準備，選舉產生的代表及幹事去管理安全問題，並應對警察的衝突策略。於當前形勢中，佔領行動、靜坐抗議等抗爭策略是正當的，應該透過參與組織及政黨選舉代表的委員會，以最民主的方式去作準備及協調。為達到最佳效果，示威方式必須高度紀律，以及有意識地呼籲無經驗的新的不滿的階層 （包括工人、青年及普通群眾等）加入陣營。

團結抗爭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呼籲左翼分子緊急回應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裁決。我們必須於上訴程序完結前，立即組織抗議行動。我們應該立即召開一個協調會議，邀請各界希望反擊政府打壓的人士，擴展及協調抗爭陣線。如果被告的上訴被否決，我們更要呼籲國際性的擴爭行動，針對於澳州、英國和瑞典有營運的港鐵公司。

「反廿三條、捍衛民主的抗爭已經受到威脅，我們要立即開始，以抗議及活動去反對法庭苛刻的裁決。」鄧美晶說。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對黃軒瑋和周諾恆的裁決
反對政治檢控，捍衛香港示威權利
反對廿三條重新立法
支持群眾抗爭、建立真正群眾工人政黨，是爭取民主權利的不二法門

香港討論會：年青人如何組織起來？

澳州社會主義黨（即工國委CWI澳州支部）墨爾本市議員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於1月10日-13日期間來到香港，與香港左翼青年交流抗爭經驗。 1月12日(星期四)晚上，社會主義行動於社會民主聯機總部舉行討論會，有約二十人參與。會中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介紹維多利亞州一個代表快餐店和零售業工人，名為「聯合」（UNITE）的戰鬥性工會。 「聯合」工會旨在廢除「青年工資」、工作零散化和低工資水平。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亦是講者。

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簡介澳洲的情況：

相對於陷入經濟崩潰的歐美，澳洲的經濟仍未陷入實時危機。澳大利亞經濟以中國為緩沖區，向其輸出大量礦產，使國內礦業十分發達，不過這只是單一行業發展。只有資本家賺錢，其他產業的工人收入都不斷下降，特別是年青人。所以在2003年，「聯合工會」成立了，為了對抗剝削，重建具階級意識的工會，並取代現時的工會官僚。

新自由主義肆虐，使公司利潤不斷上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水平卻不斷下降。同時，舊工會並沒有激化階級鬥爭，更向資本家靠攏，以致成員數量不斷下降。現在最受剝削的工人為：女工、青年和外勞。

安東尼重點指出了澳洲工人兩大問題：散工漸漸取代長工，工資不斷下降。

A. 散工問題：

在互相競爭的情況下，老板爭相剝削工人，紛紛把長工轉為散工。以件薪、日薪、時薪等計算工資的散工，使工人工作去規化，同時減少工資，工時不穩，無有薪假，也無醫療保障；令多為散工的青年人入不敷支，使他們失去前景。

B. 工資低廉：

澳洲有兩種不同的工資，一種是專門給年青人計算的，最低工資是建基於工人的年紀（15歲的青年只能拿一半的成人最低工資）。歷史上，雇主們聲稱女性的經驗和工作能力低，故薪金只有男工的一半。現在，同樣的論調卻套了在青年工人身上。可是，青年人並沒有半價消費，如交通並沒有優惠，所以這是赤裸裸的年齡歧視。當年女工的能成功爭取同工同酬，是由於她們建立了戰鬥性工會，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但今時今日的青年人卻沒有，可見舊工會的無能。

今日「聯合」工會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對青年工人提出清晰堅定的立場，形成新力量。他們近年的最大抗爭針對大型連鎖便利店7-11，那裏的工人多為外勞，是來澳讀書的國際學生，他們領的工資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還要低。然而，7-11的利潤是十三億澳幣，都是從工人身上剝削而來的。

但要組織國際學生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學生簽證是有限製的，一星期只有20小時的工作時間。為了幫補日常開支，只能被迫違反逗留條件，超過工作時間上限。要為他們爭取權益更為復雜艱難，因為不少工人害怕參與工會活動而被革職，故此「聯合」工會很多時只能作暗地裏組織，當有必要時才高調抗爭，於媒體曝光。

C. 工人抗爭：

因為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迫使政府介入其中，令7-11把克扣了的工資還給工人，更把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剝削犯雇主判監。但後來7-11的回應卻是把店鋪易手，變相解雇了現有的一批工人。舊工會普遍不支持「聯合」工會這青年力量，但此事已可能使更多年輕工人加入工會運動。

安東尼認同，工會必須政治化，且具戰鬥性和進行階級教育。要想辦法組織青年工人，反對舊工會的官僚；歷史會把工會官僚丟進垃圾桶。未來的經濟危機，會使資本家變本加厲地壓迫工人，所以「聯合」工會會提供一個戰鬥性的替代，以身作則，作為一個抗爭模範，教育工人。

長毛發言：

長毛又簡介了香港的工人運動之現況，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香港仍有工會組織，但其參與率低，也不積極去從事抗爭，所以舊工會領導下的工人難以爭取成果。

因此，香港的工人鬥爭多數是防守性的野貓式抗爭，隨著危機解決，抗爭便會結束；難以發展成獨立工會運動，更難使工人們產生階級意識。不過，大量的野貓式鬥爭，也可以刺激主體抗爭，但前景未明。可是，也有成功例子：擊退快餐連鎖店大家樂的＂扣飯鐘＂政策（不把工人的用飯時間計入工資，變相減薪），社民連和社義行動等組織進行一系列的野貓式抗爭，爭取了媒體的關註和群眾的支持，更有網民發起抵製行動，終迫使大家樂高層屈服。

長毛略述了香港的經濟特點：由地產及金融霸權掌控。而工人階級的成份，則由原來的傳統工業工人，轉移成為保安和清潔（多數是中年工人），還有連鎖店的服務員（多數為青年工人），也有公共事業員工。

他又舉出以往的失敗工潮為例：

1985年地鐵地勤工人的工潮。工潮引起了激烈爭論：罷工應否影響香港地鐵的運作？但當時的地鐵工人警告資方太久了，卻無更多行動，結果遭資方各個擊破。 1992年春節，國泰空中服務員及機師罷工，工業行動會對資本主義有決定性的破壞，但工會卻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不在春節客貨運高峰期罷工，而在假期之後；這當然就導致了工潮的失敗。

另外，資本家利用女性歧視降低工資，現時工會都沒有處理。今日的青年被外判化和中介化，以致入不敷支，成為失業後備軍。

兩位講者的發言結合討論了澳洲和香港的青年與工運發展。這凸顯出香港工人階級與青年要捍衛自身的權利與利益，必須要推動和建立有組織的戰鬥工會和工業行動，並將之與政治教育和階級鬥爭聯系起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張蜀傑被迫逃離中國

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 工國委CWI）支持者24歲的張蜀傑的遭遇充分說明了中國日益嚴峻的鎮壓形勢,越來越多的左翼活動分子和批評者正成為當局打壓的目標。

張蜀傑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一直以來致力宣傳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捍衛工人權利。他是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的撰稿人和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工國委（CWI）在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等眾多國家地區擁有廣泛的成員和支持者。自2009年以來，張蜀傑成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的記者。網站和雜誌都在中國大陸境內都遭到了全面禁止。

2011年2月，張蜀傑成為中國最新一輪鎮壓浪潮的無數受害者中的一位。北京專製當局極端恐懼因埃及穆巴拉克專製統治倒臺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爆炸性的革命鬥爭在中國引發連鎖反應而采取這一輪新的鎮壓。中國左翼活動分子日益成為當局鎮壓的目標，而他們的困境卻幾乎很少得到全球資本主義媒體的報導。資本主義媒體喜歡把重點放在自由主義或親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身上，因為他們的思想更接近這些媒體的口味。

張蜀傑2011年10月在工國委（CWI）的同誌們和其他中國大陸、香港和歐洲的朋友們的幫助下，躲過警方的監視而設法離開中國。提供幫助的人包括愛爾蘭社會主義黨（工國委CWI愛爾蘭支部）的愛爾蘭國會議員喬-赫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以及香港社會民主聯機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假如當時張蜀傑繼續留在中國，他將可能面臨長期監禁；國家安全局威脅可指控他犯有「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這可能導致判處長達十年有期徒刑。這些指控今天經常被用於打壓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而「國家機密」的概念非常籠統，既包括質疑政府公布的2008年四川地震中遇難的中小學生人數，也包括中國實際持有的外匯儲備的金額。張蜀傑目前在瑞典，1月末瑞典國會召開的關於中國人權和當局鎮壓的聽證會上將討論張蜀傑的案例。

當局是如何進行鎮壓的

張蜀傑2011年2月24日在重慶市被國家安全局的警方拘傳。這時正值中共當局開始發動大規模先發製人的鎮壓，旨在扼殺由中東劇變引發的在中國發動「茉莉花革命」的討論。張蜀傑被拘傳期間既不允許聯系律師，也不得通知他的家人。國家安全局的警察告訴他，他們知道一切有關他的活動情況；除非他向警方提供所有與他接觸的人的信息，「交待」他與工國委（CWI）的關系，並同意與安全機關合作；否則他可能被無限期拘禁，即「被失蹤」。而這是中國國家安全機構采用的典型的鎮壓手法。

當張蜀傑第一次被警方拘傳時，被控製超過28小時；期間他被沒收眼鏡和被迫站立長達數小時，警方更長時間拒絕提供食物。盡管他從未遭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他的計算機、手機、銀行卡和個人文件等都被警方作為證據沒收和檢查。他被警告可能會因為「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而面臨數年監禁。他只有與國家安全機構「合作」才能避免這一厄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張蜀傑被迫同意他們的要求。但是，不為國安警察所知，與他們指示相反的是，張蜀傑還另外秘密地與工國委（CWI）同誌進行聯系以尋求建議和幫助。

在隨後的數個月內，國家安全警察閱讀了張蜀傑與其同誌之間的往來交流，並指示他如何答復。警方勸說他自願去香港出席會議，而警方將支付所有旅行費用。同時，他們給他詳細的指示，要求他在會議期間用手機拍攝參與會議人員的照片，並收集他人的個人信息。當重慶市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重點主要集中在與工國委（CWI）相關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和中國大陸的支持者的時候，同時也訊問其他相關的激進勢力團體的情況，如香港社會民主聯機（LSD）和其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他們想知道梁國雄與工國委（CWI）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因為張蜀傑在此前參與香港會議時曾見過梁國雄。不過，社民連是一個激進的支持民主的團體，與工國委（CWI）之間沒有聯系。

中國大陸的警方和法院是無權在具有獨立司法體系的政治實體香港進行執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公民的政治結社權受法律保護，大陸的國家機關無權幹預或監視相關活動。

這就意味著，重慶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以監禁相威脅，指示張蜀傑在香港從事違反基本法的活動。這些安全官員隨後還支付了張蜀傑在2011年10月前往香港出席會議的旅行費用，並指示他收集香港政治活動人士的相關信息,其中包括一名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張蜀傑無意為當局進行骯臟的竊密工作。他暗中與工國委（CWI）的同誌進行聯絡，在逗留香港期間離開中國。

一案例充分暴露了中共專製當局的野蠻統治和無法無天，盡管其一直試圖給外界製造尊重法律遵守規則的形象。而外國政府和相關公司為了維持其核心利益近來大幅降低對中共當局侵犯人權和日益嚴重的壓製性統治的批評。任何敢於挑戰這一鎮壓體製，並為此付出代價的人都應該得到所有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支持和聲援。

2011年的「寒蟬」鎮壓

今天，中國正在經歷十多年來最嚴重的警方鎮壓，國際大赦組織將之稱為「寒蟬效應」。數以百計的作家、律師和活動分子遭到警方的拘捕和「被消失」。其中知名度較高的有藝術家艾未未和維權律師高智晟等，警方希望以此來警告其他人，並強調沒有人是「不可觸犯的」。在這輪廣泛的打壓中，尤為針對那些為其他鎮壓受害者辯護的重要維權律師，這對於任何認為中國正在出現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的想法都是巨大的打擊。

在2011年的最後幾天，數個法院重判異議分子的案例完全粉碎了鎮壓開始減緩的想法。在西方聖誕節假期，四川的陳衛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貴州的陳西也應相同罪名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而另一個重要的維權分子，倪玉蘭也正因為「尋釁滋事」而在北京受審，她因為在數起征地拆遷案做辯護而可能面臨嚴苛重判。

去年中國的內部維穩預算激增至6240億元人民幣（約950億美元），甚至超過其軍事預算。政權內部支持鎮壓的強硬派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由於2012年將出現重要的領導換屆輪替，而同時嚴重的經濟衰退帶來的挑戰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政府因此授予安全部門隨心所欲地「製定規則」，從而消弭任何潛在的反對聲音。

安全部門因此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失蹤、秘密拘留和其他「法外的」措施，進一步地限製中國本來就極為有限的合法的表達權利。根據國際大赦組織2011年6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行為越來越明目張膽，官員們甚至放棄了假裝遵守法律的努力。」

當局全方面地提升其專製控製手段，其中包括先進的和更為深入的網絡控製、計劃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安全數據庫以提升其社會控製的能力，對微博等網站采取更嚴格的限製措施，因為微博正在成為揭露官方濫權和報道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的流行通訊工具。

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鎮壓

與國際上類似的發展一樣；近年來，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在中國左翼思想和反資本主義思想有顯著上升。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明確地拒絕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此前，中共當局並沒有太多關註左翼批評力量，認為自由主義和「親西方的」的影響是其最大的政治威脅。但在2008年左右局勢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遭到國家安全部門監控和打擊的左翼團體與個人有顯著增加。

毛派、「新左派」、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捍衛工人權利的群體，尤其是那些主張為勞動人民建立獨立組織的群體，紛紛遭到拘留與監禁，其中一些案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遭到審判。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有數個相關案例的報道。

張蜀傑和其他工國委(CWI)支持者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活動只是文字宣傳性質的。他僅僅是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撰寫與翻譯文章。（在許多勇敢的朋友的幫助下，《社會主義者》網絡雜誌得以在中國大陸地下傳播）。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是工國委（CWI）的成員在2004年建立的，這引起了中共專製當局的極端不滿。網站及其支持者曾在幾個國家組織過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反對血汗工廠的聲援活動。他們還參與各種抗議活動以宣傳中國被捕的異議分子的案例。他們的活動範圍包括聯絡勞工運動人士、農民工維權人士、同性戀平權人士，和其他因信仰和政治活動而在中國被視為「從事非法活動」的人士。

在過去的三年中，有數名與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有聯絡的青年工人和學生遭到警方的拘捕，他們先後都遭遇過與張蜀傑類似的情況。2009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出版的紀念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與北京大屠殺二十周年的書籍《「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遭到中共當局明文禁止。（該書英文書名為「Tiananmen 1989– Seven Weeks that Shook the World」，國際標準書號ISBN 978-91-633-4709-2）。該書與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一起被當局列入當年遭禁的五本「非法政治書籍」。地方政府和郵局奉命追繳該書。張蜀傑是該書的匿名作者之一。

2009年10月，作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創始人之一和《「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一書的作者之一，瑞典記者勞倫斯-科茨（Laurence Coates）被中共當局禁止入境。他被中國邊境官員指控「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潛在威脅」。

一旦人們克服恐懼之心，無論增加多少鎮壓力度都不可能拯救一個集權政權，而這一進程事實上已經在中國開始發生。隨著經濟日益趨向危機、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和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完全有理由使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共當局」對未來充滿恐慌。對包括工國委（CWI）在內的左翼批判力量的打擊顯示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巨大潛力。工國委（CWI）主張可以概括為：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的全民所有。

張蜀傑的案例和其他數以千計的案例一樣凸現出需要在中國加強鬥爭反對當局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和結束警察恐怖。為此目的，工國委（CWI）準備發起一場大規模支持中國被迫害者的宣傳運動，尤其是針對像張蜀傑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這一宣傳運動將包括團結聲援、呼籲捐款和組織抗議反對中國當局的鎮壓。

香港：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沖突

一月十五日，一千五百多名香港民眾組織遊行，抗議公立醫院產房床位短缺，矛頭直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指責內地孕婦「搶奪香港醫療資源」。香港公立醫院床位不足，醫護人員應接不暇，分娩服務質素受嚴重打擊，激發雙親、孕婦以至醫護人員的憤怒。遊行隊伍提出「港府賤賣香港身分證」、「盲目亂撐雙非嬰」、「出賣港人保雙非」等口號。

民眾對醫療資源短缺的憤怒固然可以理解，但遷怒於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爭奪資源」，只會將政府私有化惡行轉化成地域矛盾，甚至出現種族歧視的反動意識。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中港政府對醫療集團牟利縱欲養惡，才是孕婦床位短缺的真正原因。

民粹主義抗議本身只會導致的是兩地社會底層為爭奪資源而引起的仇視意識。然而我們必須理解群眾的忿怒因由，從而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贏取群眾支持而領導運動轉向左翼。資本建製為求合理化私有化政策而煽動民族情緒，社會主義行動必須堅決反對。然而將所有地域仇視情緒的群眾定性為「種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者」，非贏取群眾支持之道，反而令民眾誤解左翼分子為空中樓閣的道德教條主義者。

醫療產業　人命生意

自二零零三年以來，香港醫院管理局為了削減公立醫療開支，首先縮減兩大醫學院的收生人數（2011年數字為320人2001年數字為340人），繼而推行「自願離職計劃」，大量專業醫護人員流失至私立醫院，令公院人手持續下降六年。很多醫護人員經過公院的專科培訓後，連帶一身技能走到私院工作，公院遂成為私院的人才培訓營，免費為私營財團提供精進的醫護大軍。公院人手短缺、工作環境惡劣、工資又比私院低至一半，因此公立醫院員工更換率奇高。在受到影響最嚴重之一的屯門醫院，前年有四分之一的年輕醫生離職，而繼續堅守崗位的醫生則要承受超高工時。根據去年「前線醫生聯盟」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調查，12%醫生每周工作超過80小時，3%超過100小時。高工時的影響醫護人員判斷能力，醫療失誤的報導在報章上司見空慣。不要忘記，這是一個坐擁六千億財政儲備的香港政府！

政府削減公立醫院開支，目的是要提高私營醫療的占有率，配合自由行政策，促進從事接待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醫療產業」。零三年中央政府宣布開放自由行政策，內地中上階層連帶資金流入香港，帶動香港消費、推高商戶財團利潤，醫療遂成人命生意。從2003年至2011年，內地赴港光顧私院分娩的數目飆升12.5倍。這為財團帶來豐厚利潤，2010年間，內地孕婦在私家醫院產子有3萬名，若以平均5萬港元為基本消費，全港私院營業額進帳15億。更甚者，香港12間私院中有10間皆為「慈善機構」，毋須繳交稅項。2010年，聖德肋撒醫院及浸會醫院分別錄得4.4億元及2.8億元，法例卻保障其合法逃稅。從一開始，政府推行的醫療產業就是有意識地針對內地市場，今天卻要倒過來拒絕內地孕婦赴港產子，何其矛盾！

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不但表現在醫護人員流失方面，公院和私院之間的醫療工作分配亦將之表露無遺。私立醫院中每百宗產子個案裏，平均有2%需要深切治療，私立醫院很少有足夠深切設施，最終大多數高難度個案又推諉至公立醫院一力承擔。公院人手短缺，醫護人員卻要面對挑戰性的工作，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政府玩弄統計數字，將私有化醫療的罪行推諉至內地孕婦身上，激化族群矛盾轉移視線。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署資料，由2006年至2010年非本地孕婦赴港使用公院分娩的數字由11945減至10695，故此孕婦分娩數字上升的是使用私院的中上階層，公院的負擔並非因內地孕婦而加重。政府煞有介事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增加，而令公院人手緊絀，實際上它自己正是床位不足的真正元兇。

沖關赴港分娩　收緊邊境管製？

據醫管局數字，去年闖急診室產子內地孕婦就1,656人，比前年上升逾一倍。孕婦未經預約而緊急產子，缺乏適當的分娩籌備和安排，甚至有個案沖關孕婦於救護車上分娩，或者匿藏於非法經營的旅館等待分娩，對孕婦及嬰孩本身安全造成重大危險。

香港政府任何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並不能解決沖關問題，只要需求依然存在，反而更多孕婦會鋌而走險。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自從香港政府於去年開始采取「落閘」的措施，由去年4月開始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預約至年底期間的分娩服務，而今年政府亦限製公營醫院只有3400個非本地孕婦產子配額。此措施欲以強行拒絕內地孕婦使用公院分娩，卻不能舒緩人手緊絀，沖關赴港分娩數字反而繼續增加。同時，這亦助長中介公司的新興行業，以幫助孕婦沖關來牟取利潤。

資本主義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基於資本流動為依歸，富人入境視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為求操弄民眾地域矛盾的情緒，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以停收「雙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孕婦赴港產子為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博取民意支持。在當今中港人民利益二元對立的民粹氣氛底下，梁振英借此政策擺出「夠姜同阿爺撐」、「維護港人利益」的姿態。事實上，梁振英等一眾權貴素來對人口政策的取態非常簡單，就是對有錢人無任歡迎，窮人則踢出門外。

零三年時正正是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提倡「六百萬投資移民計劃」，以實時獲得香港居民身分的條件，來鼓勵內地富豪來港投資（根據相關規定，即使投資移民香港的中國內地居民，也必須是中國籍而已取得外國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直至一零年時，將房地產剔出計劃認可投資類別，以免繼續助長內地炒家推高樓價。數年前梁振英歡迎內地人入境，今天又成為港人利益的「守護者」，政客真面目無遺地表露出來。

至於政府排斥窮人入境的手段亦素有歷史。九九年一月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事實上回歸十年來平均每年只有5萬人，葉劉的嚇唬手段得逞，如今在內地孕婦事件上再度促請人大釋法，取消「雙非」孕婦所生孩子的居港權。

過五關斬六將赴港產子，所為何事？

內地孕婦到香港生產的絕大多數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中產以上階層，並不是因為負擔不起內地醫療費所致。如赴港生產，公立醫院需要至少十數萬元的手術、治療、旅行、食宿費用，而私立醫院更是要高達數十萬的支出，非內地基層民眾所能承受。階級社會下，只有少數富裕的人們才有尊嚴生存的權利，窮人則要繼續承受內地醫療下偽造藥品、濫收費用的危險和痛楚。

中國醫療系統全面私有化，造成醫療費用廿年間飛漲十余倍，令「看病難」成為嚴重社會問題。醫療產業和其他產業一樣，成為少數人斂財牟利的工具。雖然目前內地90%以上的醫院是公立醫院，只有10%左右是民營醫院，但所有醫院都以追求利潤為經營宗旨。由於財政撥款不足和保障體系不完善，醫院80%至90%的收入都由自己創收。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和醫生只好想方設法從老百姓口袋中掏錢。

歸納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主要原因如下：

1）香港相對較高的出入境民主權利，孩子獲特區護照可於120多個國家免簽證入境。而中國社會和政治未來局勢不穩，所以希望給孩子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就是辦一張香港護照留出路。

2）中介公司為求謀取利潤，誇口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享八百萬福利。此外，內地給予香港居民的特殊優惠待遇，例如香港學生可以參加難度很低的港澳臺聯考進入內地優秀的大學，北大和清華等。

※事實上，他們相當部分難以享用這些服務。因為除非孩子父母居住香港周邊的廣東臨近區域，否則享用這些服務本身會很昂貴而麻煩，但擁有權利比使用權利更為重要。

3）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內地富有家庭如果在內地生二胎，則面臨的罰款可能不低於赴港產子的費用。如果孩子在香港生產，則可以不受計劃生育配額和罰款的影響。

趨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屬性。內地孕婦赴港生子是國際移民潮的一部分，只要在香港生產就自動擁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法令仍然存在，內地居民赴港生子的現象就不會完全杜絕。也不僅是到香港生產，現在中國內地每年有數千富有階層家庭不惜花費數十萬去美國生產，以便孩子能拿到美國護照，這在美國已形成相應的產業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香港和臺灣，以至今天很多俄羅斯、東歐和非洲的富有階層也采取這種方法給孩子獲取美國護照。美國產子是世界範圍內的產業。

部分香港居民在指責不納稅的內地孕婦占用香港資源的同時，同時有幾十萬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十幾年不在香港，但同樣享用香港的福利資源。譬如這次領取六千元政府派錢，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移民十幾年的香港居民沒有換身份證，為了領錢而急忙換舊香港身份證來領錢。

同樣，全球範圍內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到處遍布，移民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和債臺高築前往發達地區。只要資本主義製度仍然存在，各國和地區的貧富差距仍然存在，以民族／政治國家邊境建立的堡壘，那麽這種局面就不可避免。

社會主義者的方案

在香港民眾的地域主義上升時，仇視內地人民占用資源，甚至謔稱內地人為「蝗蟲」，要求限製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同時；內地居民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亦有提升，認為香港經濟「背靠祖國」，既然享受自由行及CEPA等經濟利益，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事實上現在中央政府所謂扶助香港的重商經濟政策，往往更有益於香港的資本家與上層精英，而並沒有實質改善基層與貧困民眾的生活，反而進一步刺激貧富分化）。所以，這兩端矛盾不能靠民族主義去化解。根本問題是，縮小貧富差距，中港兩地的貧富差距、香港內部的貧富差距、內地的貧富差距，才能減少資本主義邊界間人口流動造成的矛盾。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嬰兒從而獲得居港權，本身就是解決香港低出生率的方案之一。香港出生率為全世界最低，平均一年每1000人之中只有7.63個新生兒童，就算加上4萬名內地孕婦出生的嬰兒，出生率醫也只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若（歐盟千人出生率約為10.8），而數字更不及美國（美國千人出生率為13.83）。假設香港本地人的生產數字升至人類平均生育率的2.49（香港僅1.07），目前香港現有的醫療設施同樣完全不敷應用。而內地來港孩童可以成為日趨老齡化的香港新一批的勞動人口，補充香港人口的人力資源。

資本主義政府的人口政策和邊境管製取態，就是視富人入境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是無法改變的事情。故此，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任何政府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因為這只會激化更大的地域矛盾，造成種族歧視。勞苦大眾必須奪回邊境的審批權利，取代以利潤為衡量入境指標的政府。對於公立醫院的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必須於醫療體製全面公營化的基礎上，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的委員會，去管製中港孕婦產子配額、以及公平分配醫療資源，終結以利潤為依歸的運作模式。

中港兩地人民團結抗爭，反對私有化及削減醫護人員人手、大量增建公立醫院（香港平均興建一間公院需要40億，政府使用不足財政儲備一成的400億，即可興建10間公院）及增聘人手、恢復公院醫生公務員水平的退休金及各種補償、全面民主公營化醫療系統，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管有及控製。

香港：「長毛」梁國雄將赴瑞典　揭露國安迫害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

1 月21日（星期六）上午，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社會主義行動共同召開記者會，揭露中共國安部門威迫內地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張蜀傑，要他前來香港刺探香港社運組織和人物，當中「長毛」梁國雄是其重要目標之一。「長毛」梁國雄將於1月26日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國會關於中國人權與民主問題的聽證會，並為同場發言的張蜀傑提供證詞。參加此次聽證會的，還有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和瑞典左翼黨（Left Party）的國會議員。

張蜀傑與「社會主義行動」同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他自2009年以來一直為本網站（chinaworker.info）撰寫和翻譯文章，支持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和支持工人鬥爭，並數次赴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等左翼會議。2011年2 月，他遭重慶國家安全局警方秘密拘押和訊問，被指控「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有可能面臨數年監禁。國安更威逼他與警方合作，刺探香港與內地的政治人士和社運活動分子，包括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社會民主聯機和「社會主義行動」等。2011年10月，張蜀傑受警方脅迫前來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的會議，拍攝與會人士容貌及搜集相關信息。最後，在香港和歐洲諸多左翼人士幫助下，張得以離開中國前往歐洲避難。幫助他的人士包括「長毛」梁國雄、工國委（CWI）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國會議員喬．希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等。

張蜀傑的個案顯示，內地國安動用非法手段對香港左翼活躍分子進行刺探，中共當局的政治鎮壓已經延伸到香港。香港所謂的「一國兩製」的自治權正受到嚴重侵害。

從二零一一年初起，阿拉伯世界爆發群眾抗爭，中共當局借「茉莉花革命」進行先發製人打壓（張蜀傑支持的工人抗爭與「茉莉花革命」無關），對無論左右翼的政治異見份子與人權運動者，越益采用強迫消失、秘密羈押、軟禁和人身安全威脅和各種恐嚇行為。近幾個星期，中國當局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三名資深異見分子，四川陳衛（9年）、貴州陳西（10年）和湖北李鐵（10年1個月）。

張蜀傑是中國當局進行專製鎮壓的無數犧牲者之一，「長毛」梁國雄、張蜀傑及其他與會人士將利用此次聽證會作為平臺揭露當局的蠻橫與殘暴。我們希望以此團結國際工人階級共同爭取民主權利。

「長毛」到達斯德哥爾摩，將出席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

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已經到達瑞典，將在瑞典國會出席一個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瑞典左翼黨（The Left Party）將於1月26日（星期四）舉辦此次聽證會，聽證會主題是「中國民主權利問題——見證中國政府專製鎮壓」。

除了「長毛」，其他與會的發言者包括，24歲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他數年來為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寫作，2011年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迫逃離中國，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和國際特赦的發言人。

由於一黨專製當局對群眾性反抗極端恐慌不安，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發生針對專製政權的大規模反抗之後；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正在經歷十余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鎮壓浪潮。在最新的鎮壓中，已經有包括博客作者、維權活動人士、記者和維權律師在內的數千人受到打擊。在過去幾個星期裏，當局做出了數起嚴厲的判決，——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陳西、陳衛和李鐵，合計被判29年有期徒刑。根據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報告，去年中國有34名記者被監禁。

張蜀傑的案例日前已經得到香港媒體的廣泛報導，他去年二月遭到的逮捕其實是中國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先發製人打擊行動的一部分。

張蜀傑被威脅除非他同意與國家安全人員「合作」，否則將被判處可能長達十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要求他參加一個在香港舉行的政治會議，以收集香港當地和內地左翼活動人士的信息。張蜀傑不願意出賣同誌，而暗中聯絡工國委（CWI）的同誌；經安排從香港逃到歐洲。

「與其成為專製當局的間諜，我寧可選擇離開中國」，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這是我唯一能捍衛我說話權利的辦法，只有這樣我才不像其他眾多被專製當局鎮壓的人一樣保持沈默。」

國家安全局的主要目標是與工國委（CWI）有聯絡的社會主義行動，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對包括「長毛」本人和他所在的社會民主聯機（LSD）的活動感興趣 。

「長毛」告訴香港的《東方日報》（1月22日）張蜀傑的案例說明，雖然香港有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完全獨立司法體系，但國家安全局公然違反「一國兩製」。

張蜀傑的支持者將在香港於周四晚上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呼應斯德哥爾摩同時舉行的聽證會。

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今天在《蘋果日報》上刊登的針對內地人的廣告反映出香港正面對種族主義言論及政治行動主義的新低點。

種族主義正於香港擡頭。當內地新移民及自由行旅客被謔稱為「蝗蟲」，如《蘋果日報》廣告所描述，北大教授孔慶東則辱罵「很多香港人是狗」。政府及建製派政黨幕後推波助瀾下，不少似是而非的「非政黨組織」冒起，組織遊行示威以至簽名行動，攻擊外傭和大陸人為「侵略香港公共資源」。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建製派為了催谷選票，扭曲外傭爭取永久居港權事件為「侵占香港」，製造恐慌掩蓋真正的社會問題。

種族主義的擡頭是為中港兩地社會危機的警號：貧富差距日益加劇、愈多人民為求謀生計以及尋一容身之所，不得不掙紮於痛苦之中。政府和統治精英利用種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去保衛自己的統治權，並分裂和迷惑群眾的反對運動。這和世界上其他的例子一樣，政府加強鼓吹種族主義，推行反穆斯林、難民以及其他族群的政策。它們被利用作為政府變得更加專製的借口。而最極端的表現是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時主張剝奪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及任何工人組織抗爭的能力。在今天的中國，最專製的執政黨反對基本的政治改革，並且利用極端民族主義。

資產階級政府清楚知道，「99%」憤怒的群眾對「1%」貪婪的有錢人和資本家恨之入骨。故此，當抗爭者呼喊要求權利平等時，種族主義者就用外來者和少數族裔作為「代罪羔羊」，從而轉移憤怒的焦點。

最近， 尖沙咀名店D&G不容本地人拍照，赤裸裸的歧視激怒很多香港民眾。可惜，族群仇視的情緒徘徊於民眾中，令矛頭直指大陸遊客，忘記高檔品牌蔑視窮人的暴行！

《蘋果日報》的廣告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論點，而且已被用過很多次。它使用虛假的「事實」而得出不明確的結論，表示更加專製（更少民主）才是解決方案－加強出入境限製及警察執法、減少出入境自由、排斥「難民」（即使被國際法公認擁有權利）等。而實際上這其實是要求香港實行內地現有的「戶籍」製度，連中國地方政府也正步向廢除這令人反感及歧視的護照系統。《蘋果日報》的廣告要求修改基本法，若果推行，將等於加強中央政府的控製以及減少香港自主權。廣告寫道「忍夠了！」對此我們也同意，「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的謊言！」

不受種族主義迷惑！不受小圈子選舉蒙騙！

特首小圈子選舉正在進行，三名候選人都利用種族主義博取民心，尤其煲大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議題。不單止是專製當局的「豬狼」兩營站出來反大陸人，裝模作樣「維護港人利益」，就連民主黨的「陪跑小醜」何俊仁都樂於參與其中。

下屆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權貴可以投票，占香港人口0.017%，但專製當局卻要愚弄我們，令我們誤以為香港有「民主」。建製當局拾起「種族主義」此工具，去打擊內地人和菲藉家傭，從而掩飾自身的罪行。面對本地孕婦要忍受大排長龍、公營醫院不勝重負的困境，「豬營」的唐英年和「狼營」的梁振英貓哭老鼠，對香港媽媽「深表同情」，但正正是唐梁任內的政府埋下當今的醫療危機。政府為取悅「1%」的醫療集團，在合同和土地契約中輸送利益，對惠及「99%」的公院醫療開支卻一毛不拔。「反種族主義青年」認為只有全面公營民主控製醫療服務，才可確保得到它所需的大規模聘請、訓練人手、大額投資。我們反對私家醫藥服務侵蝕公營醫療服務，偷取專業人士和資源。

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

公營醫療服務因資源不足而負荷過重。政府有意識地犧牲公院資源，推動醫療私營服務。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都是私營的，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近年政府對內地孕婦施加配額，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造成今天的公院醫生嚴重不足和長期工作超時
唐英年和梁振英假惺惺站在香港的普通家庭一方，忽然對惡劣的公共服務表示憤怒，但他們卻支持一個基層家庭無法參與的小圈子選舉。唐英年和其他建製派政客現在呼籲北京介入，修改基本法，甚至釋法以阻止內地孕婦，讓中國獨裁政權有機會再次幹預香港事務。
政府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縱容「地產霸權」。它推行全世界最低的利得稅率（比起華爾街更低）和給予投資香港的有錢人實時享有居留權。只有一個方法讓香港和大陸的貧苦家庭得到公平對待，就是廢除以利潤為依歸的製度，將建造業、醫療、學校以至更廣大經濟範疇置於公共民主控製之下。
這群正在煽動種族主義的建製派政客，曾經撒謊指最低工資立法會導致裁員十萬人。但是，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實施最低工資以來，共創造了四萬五千份新職位！我們永不能相信他們的謊言！
反種族主義青年．消滅歧視！

剛成立的「反種族主義青年」(Youth Against Racism)旨在建立一個戰鬥性的青年團體，以揭露和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鼓吹種族主義的團體和政黨散布仇恨意識，使各國勞動者難以（甚至不可能）團結抗爭，以得到社會變革。因此，種族主義對各國的勞動人民都是個威脅。種族主義者想要把人民的註意力轉移開去，忘卻政府的惡行。我們要不分族裔團結青年、學生和工人，為香港、中國以至國際上的製度變革去奮鬥。

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們希望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我們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一黨專政的政權及其政治爪牙，並不屑拾人牙慧，講什麽虛無的「香港核心價值」，而團結中港兩地的抗爭，打破中共專製以及其所袒護的財團利益。

反種族主義青年主張：
反對《蘋果日報》廣告煽動種族主義－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
團結抗爭 ——對一個人傷害，即是對所有人的傷害
消除所有歧視，——女性、新移民、性小眾、少數宗教／族裔共享平等權利
反對地產霸權、反對資本主義！
結束一黨專政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

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在嶺南大學遊行反對族群撕裂

2月3日，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是「反種族主義青年」（YAR）團體發起的，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余煒彬表示，遊行目的旨在反對《蘋果日報》作為媒體平臺刊登此類種族主義廣告，意圖製造族群沖突。

活動參與者同時包括上述大學的本港學生和內地學生。示威者的主要口號是「蝗蟲與狗團結抗爭！」，不少示威者戴有「蝗蟲」或者「狗」的面具，以反對最近在香港與內地出現的歧視性和族群撕裂的言論。在遊行中，示威者散發「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的宣傳單張。之後示威人群在嶺大正門外焚燒刊有該廣告的《蘋果日報》後和平散去。

余煒彬表示，當前出現的種族主義情緒是在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對立情況下，統治精英分化群眾和轉移註意力的重要手段。所以主張香港青年應該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

此次遊行只是系列反種族主義活動的一部分，示威活動前數日「反種族主義青年」曾經在嶺南大學設立街站進行宣傳，而下周日他們還將在中環時代廣場設立攤位繼續進行反種族主義的宣傳，團結更多青年與群眾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

香港： 反對立法會議員無恥加薪

立法會小組於二月七日提出下屆議員加薪一倍，由現時的7.4萬增加一倍至14.1萬元。此提議惹起大部份市民的反感是理所當然，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會中，高達30位的議員不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60位立法會議員當中有一半為代表財團商家利益的功能組別，包括出席率最低（於去年大會會議52次缺席23次）、連續10年從沒有提出過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霍震霆，以及在任20年來從無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這些毫無作為的寄生蟲卻能每月拿取高薪7萬元，穩坐議席十年之多，而今還還要再增加薪金一倍，絕對能擔當「屍位素餐」四字！

試問勞動大眾怎能不氣得咬牙切齒？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立法會議員增加薪金，並要求所有議員削減薪金至一般市民的平均入息水平，不得享有任何特權。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五名功能組別的紙板議員劉皇發、霍震霆、詹培忠、李國寶及李鳳英於去年全年無提出過任何動議和修正案（2010-11年度）。劉皇發自1991年以來，20年從沒有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李國寶20年來只提出一次修訂、缺席投票率高達87%；霍震霆連續10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參與七個事務委員會當中六個出席率不足五成；詹培忠連續7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缺席投票率達64%（數據源：立法會天主教監察組），而他們五人也恰恰都是於08年立會選舉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在不民主的議會製度下，他們不受人民所監督，人民無法透過選票製裁功能組別議員，可見其腐朽之程度令人民恨之入骨。

高薪厚祿　不知民間疾苦　議員薪金嚴重脫離市民

香港去年第四季個人入息中位數為$12,000，現時一名立法會議員的月薪為$73,150，已是一名香港普通勞動市民收入的6倍，若通過加薪後將為$141,000，議員薪金和市民的平均入息差距將超過11倍！

除了基本薪金，立法會議員每年享有醫療津貼近三萬元以及約滿酬金15%，單是一個議員的一年醫療津貼$28020便已超過一個跟最低工資出糧的打工仔四個月的人工！

難以維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28於去年五月實施，但勞動市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此而改善，受到通脹影響，去年第三季實質工資只上升1.6%，打工仔增加的工資大部分被通脹抵消（《東方日報》, 30-12-2011）。

香港貧富懸殊為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乃是眾人皆知，勞動人民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著交通費上升、兩電加價、食物通脹、高企不下的樓價及房租，付出勞力的勞動者生活苦不堪言，依靠微薄的工資生活，但另一邊廂，一些現在穩拿7萬一個月的功能組別議員屍位素餐安坐於立法會中，為維護財團利益，否決所有保障基層市民權益的決議，包括在最低工資和全民退休保障問題上節外生枝，阻擾民意！

削減高官議員薪金　踢走腐朽功能組別

立法會充斥著服務商家財團以及獨裁中共的議員和傀儡政黨，包括支持是次加薪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小組主席劉慧卿及其擔任副主席的民主黨。正是民主黨於2010年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五區公投，向獨裁的中共政權妥協，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維護資本家權力，令今日的香港將更難取消功能組別！而劉慧卿不知所謂地支持加薪一倍的建議，簡直是厚顏無恥，完全揭露了民主黨是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醜陋事實。

名義上議員應是人民的政治代表，被授權進入議會，根本不應享有任何特權。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謂的「民主議會」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議事堂，大多數議員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無非是為了個人名利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謀。

更何況香港這個立法會還是個「半身不遂」的偽民主議會，半數席位非普選產生，而是由統治精英與資產階級在小圈子內可恥地私相授受及世襲罔替！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治體製豈能不激起七百萬香港民眾之憤怒？

故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削減現時所有高官及議員的薪金至普通市民的入息中位數（$12,000），反對不民主的權貴議會，廢除作為財團商家之政治工具的功能組別，全面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建立真正的「勞動人民的議會」取而代之。

香港：反對劫貧濟富預算案

小圈子政府貫徹其厚待財團的本色，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跟去年同樣差劣。盡管過去五年累積的經濟增長為19%，人均生產總值升至34,200美元的水平，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投入仍然缺乏。曾俊華寧願花巨額退稅中產並推出令商家財閥更富有的措施，卻不打算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根據社聯的報道，2011年上半年度仍然有120萬貧窮人口，跟2010年相比並無任何改善。

建製派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及一眾親財團媒體近日不斷利用雙非議題把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短缺的原因隱藏，政府眾多劫貧濟富的措施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本次預算案派糖八百億元，計劃退稅中產的款項達百億元，醫療開支只增加30億元至450億元，教育開支僅增加40億元至600億元。退稅及增加免稅額是富人的遊戲。若按就業人士每周平均工作46小時（統計處）計算，只有時薪高於58元的人士才須要納稅，統計處2010年第二季數字顯示接近70萬人的時薪低於39.5元，140萬人士的時薪低於59.5元。補貼電費、差餉也是跟基層群眾亳無關系，現時接近一半的家庭並不擁有自己的物業。政府又提供1,000億元的信貸保證矛中小企，以公共財富補貼私營企業，配以進出口報關費減半、免商業登記和減利得稅等措施，令財團更富有（大型財團往往會把其大量及不同範疇的業務放在不同的有限公司，真正的小商戶往往只持有有一間公司）。

政府早在二零零二年就開始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並不斷減少孕婦床位，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由私營的醫療機構「填補」了。事實上，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產生在私營醫院中，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現時公立醫院的孕婦床位則比1997年少了1,000個。教育方面，學生向來就面對學額嚴重短缺的況，每年約12萬會考生被淘汰至只有5萬人能入讀高中教育，而能透過高考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就只有1萬2千個。教育需求的真空就由私營的學院和補習社填補了。政府又從2000年初開始把教育產業化，引入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再引進334學製，把原來由政府負擔費用的中七學年變成由每個學生因學士學位課程增加一年而多付4萬多元。學前教育在本地全部是私營的，新預算案繼續推行學券計劃，繼續把金錢送給私營機構，把每個孩童和青年必需的教育服務當成賺錢工具。值得一提的是醫療和教育都是香港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中的行業，政府將來並只會不斷把更多的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私有化。

老人問題也十分嚴重，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現時政府並無投放資源實行公營長者照顧服務，只有由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提供的資助宿位。全港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的7萬5千個宿位中，有6成即4萬5千個是私營的非資助宿位，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長者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有接近2萬8千人。輪候護理安老院的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宿位平均時間長達34個月，輪候護養院宿位的平均時間則為35個月。預算案計劃增加的1千個資助宿位只是杯水車薪。跟其他範疇一樣，政府對公營安老服務缺乏投放資源則令私營機構大大發財。除非能夠花費每月6千元或以上光顧私營機構的長者宿位，否則就只有等。現時全港約1.5萬名長者需要依靠收拾和售賣紙皮維生。

從小學教科書開始，統治階級就欺騙我們香港地少人多雲雲，然而現時本港的空置單位有22萬8千個，預算案計劃於港鐵錦上路站和八鄉車廠上黃蓋再提供8,700個單位及5,000個置安心單位予人作投機炒賣。超過30萬人正輪候公屋，計劃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只有1萬5千個。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元元數量需要5萬個。

我們不能寄望這不民主的政府會有何舉措造福社群，即使設立最低工資等改革也是基層群眾自己爭取得來的，我們必需團結更多的基層群眾參與抗爭，捍衛我們勞動者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800億劫貧濟富預算案，反對親富退稅政策，增大公共教育、醫療、福利開支
獨立調查房屋投機，收回228,000個空置單位, 每年興建公屋50,000個單位
全面公營化醫療系統，增大公營醫療開支兩倍
廢除高官及議員特權，與基層民眾同薪同酬
公營化所有大企業及銀行，由工人民主控製與運作

香港： 訪問「反種族主義青年」活動發言人余煒彬

2月3日，在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由「反種族主義青年」（YAR）發起，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以下與余煒彬的對話：

1) 為什麽你和你的同誌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

香港一直彌漫著種族主義的氣氛，二月一日《蘋果日報》刊登的「反蝗蟲」廣告是一個轉折點，令我們認為迫切需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我們廿多名來大學生在嶺南大學抗議蘋果日報散布仇恨言論，當場焚燒「反蝗蟲」廣告。種族主義是鼓吹暴力，以限製民主自由來達致排外目的，威脅普羅大眾的民主權利和人身安全，它排他的邏輯不單單是針對「外來者」，更會延伸至其他弱勢群體如領取綜援人士。右翼民粹在政治真空中發展迅速，一次性的抗議行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建立堅實的組織進行長久戰，提供一個左翼的論述以揭露社會的真相。

2) 種族主義在香港是個嚴重問題嗎？

由英殖時期，建製有意識煽動起的對越南船民和香港艇戶的歧視，或對南亞英軍後代的歧視。到今天，政府利用港人內地非婚生子女居港權、外傭居港權或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議題，大打種族牌以達致其一時目的，如轉移公眾對政府親商政策、公共開支不足、利得稅率甚低等問題的視線。縱然，現在的香港與國外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圍繞著嶺大種族主義教授陳雲＜城邦論＞的，是自覺的種族主義者，明明白白的主張香港的「文化優越論」，又指大陸人是蝗蟲，用的是殘體字。種族主義者的仇恨言論更有從虛擬世界走到現實的趨勢，例如「唱蝗團」和有人報稱看見內地人推嬰兒車路過而上前撞了一下。若果沒有人組織青年反抗，種族主義可以走向更危險的情況。

3) 對於公共開支不勝負荷，你認為如何解決？

公共服務不足源於政府不斷的私有化方案，最嚴重的要算是醫療和教育的私有化。例如醫療開支在歷年削減之下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二點八，公立醫院的床位比九七年還要少一千張。教育的開支亦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點六，比例上比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更低。這些問題都源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方法是立即公有化所有醫療設施、公共事業，受工人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充公所有空置房屋和個人的第二套住房，供有需要的人入住，大幅度提高公共開支，廢除資本主義利潤製度。

4) 對於外傭居港權議題，你的看法如何？

外傭居港權議題是由統治階級煽動起來，以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打擊參加五區公投的政黨。他們以誇大事實、偽造數據來煽動起香港人的犬儒主義。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一向對外傭實施歧視政策，例如外傭的最低工資（即同時是最高工資，大多數雇主不會支付高於最低工資）遠低於本地人，以維持本地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本地勞動人民的利益和外傭實際上是扣連在一起的，應該團結反對資本剝削和兩地腐敗的統治當局。我們應以由兩地勞動人民所組成的出入境委員會負責審查移民要求。

5) 今天香港的反種族主義鬥爭水平如何？

我們第一次焚燒「反蝗蟲」廣告向種族主義者迎頭痛擊，於一面倒的仇視內地人氣氛下出現了反輿論，連蘋果日報都忽然轉駄，急急出了一篇「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然而，今日整體香港反對種族主義的水平是非常之低層次，右翼及中間派政客固然走上歧視內地人的立場，外傭工會以至泛左團體皆沒有信心采取行動，只想消極地逃避，期待有一天種族主義情緒會自行消失。今天的香港事實上很需要一個隨時能動員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活躍分子的反種族主義統一戰線，才有望把種族主義扼殺在萌芽時期。

6) 國際經驗及例如對於你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有幫助嗎？

我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工人國際委員會在各地對抗種族主義的經驗，例如在政治運動上，瑞典、澳洲捍衛難民權，以及直接行動上阻截種族主義政團遊行，或者阻截政府遣返難民回國，故此與國際同誌定期交流，都可以作為借鏡。我們瑞典支部有同誌曾經被納粹分子列入暗殺黑名單中的第二名（原來的第一名已經被殺了！），試問在香港面對些許電話滋擾和網絡上的人身攻擊，又怎能阻止我們繼續鬥爭？

7) 「反種族主義青年」未來有什麽計劃？

我們會繼續深化在大學的組織，建設堅定的反種族主義團隊。我們目前有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等會員，要加強在重點院校例如嶺南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組織工作，設立街站和派發傳單，並且要舉行定期的政治討論會，加強會員的政治教育，增加會員人數。日後如果我們組織力量夠強大，除了與工會及左翼團體組織抗議，更會去進行反抗議反宣傳，例如種族主義的建製組織「愛護香港力量」有宣傳時，我們會組織更多人到場抗議，甚至阻止他們的宣傳行動。

8) 什麽人可以加入「反種族主義青年」？會員需要幹什麽呢？

參加反種族主義青年的唯一資格限製是參加者必不認同種族主義觀點，並以左翼理念與之抗爭。我們既有十三歲的會員，亦有六十歲的會員；既有本地人參加，亦有內地人、美國人、墨西哥人等等參加；既有學生，亦有職業青年。我們不要紙面上的會員，需要成員挺身而出切實參與抗爭，並勇於招募更多成員加入。作為我們的成員將會有一張會員證，會員應該公開自己的身分，在朋輩中建立一個拒絕種族主義的氣氛，並且參與反種族主義青年的政治活動。

香港：小圈子選舉自尋死路

香港的特首小圈子選舉淪為一場醜聞纏身、醜態百出的鬧劇。最近幾周接連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好像天天反復印證一句俗語 – 真相比小說還離奇。香港親北京的統治權貴和商業巨子的貪瀆腐敗、無恥謊言、犯禁違法和任人唯親的醬缸文化暴露無遺。更甚者，醜聞涉及三個月後將卸任的在任特首曾蔭權。由於接受款待、乘座私人飛機，曾蔭權在立法會道歉，指「連串事件動搖市民對製度的信心」。

我們目睹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群眾群起反對操控政經決策的「1%」資本家。但香港的小圈子選舉製度甚至沒有向1%的選民開放！ 0.017%的香港市民組成的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選擇決定下一任特首。該委員會主要是由商家和有錢人組成，還包括少數的所謂「業界利益團體」以略作裝飾。無論如何，最終還是由中共當局一錘定音。

假戲真做　東歪西倒

上兩屆的2002年和2007年特首選舉中，北京只派出一名候選人，令其當然「當選」。這一次，當局有種種原因，要假戲真做，從建製陣營中推選出了第二名候選人，應付民間要求實現真正民主的聲音。小圈子選舉聲名狼藉。因此，為了給予獲勝的候選人一定的「合法性」，北京精心編排一場「競選戰」，並安排了所有選舉需要的真實內容（競選宣言、民意調查、競選集會和辯論），但是恰恰沒有真正的選民！自編自導的「偽選舉」令北京未來多一個操控局勢的手段，以便去把弄和限製群眾要求普選的要求，維護自己的牢牢手握大局的「底線」。 根據他們的計算，無論未來選舉權如何擴大，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改組成為提名委員會，成為「過濾系統」以排除建製不想要的候選人。

但中共預想的「紳士之間的較量」徹底崩潰。香港人目擊一場唐梁兩營之間的殊死混戰。毫無疑問，這反映了香港的資本權貴內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候選人激烈沖突幕後的陰招詭計更反映出中國專製當局自身出現的分裂。

唐營節節敗退

從一開始，北京青睞的特首候選人就是商人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一個惡名遠播、昏庸無能的「紈褲子弟」。但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他今天竟然會在競選中節節失退，當中他的行徑暴露其愚蠢無能的特征。同時，唐營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所謂商業天才組成的「強大團隊」到底是些什麽貨色。唐英年的競選團隊是由東亞銀行老板李國寶領銜、前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誌剛作為「高級顧問」。另外，助選團隊中的劉鑾鴻（劉鑾雄的胞弟）近來也惡名遠揚，因為他動用價值1.52億的豪華遊艇，「順道」將出席完澳門賭場春茗的特首曾蔭權及其妻子載回香港。

唐英年一家的九龍塘豪宅非法僭建揭示出一個宏大的「地下行宮」，擁有葡萄酒品酒室、健身房、美發沙龍、多用途影院和日式浴堂等設施。唐宅圖則暴光後，唐英年的謊話連篇、諉過於人，無恥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最初他先是根本否認地庫的存在，接著又聲稱非法僭建物不過是個「儲藏室」，最終竟然諉過於他的妻子！如果當初2007年修建房屋時的設計包含了此非法地庫的話，唐英年及其妻可能會因為欺騙屋宇署而入獄兩年。兩人已經被下令拆除地下室，被傳需要以混凝土灌入填補空間！

遊艇和僭建醜聞揭示的資本權貴窮奢極欲、腐敗不堪的生活，與香港稠密的居住環境和驚人的生活成本對比鮮明，使絕民眾感到惡心與憤怒。拜曾蔭權的商家朋友所賜，世界上最難負擔的住房價格（與收入比）就在香港。據報的唐英年2400平方英尺的地庫面積要比香港普通住房單位的平均面積大5倍，是我們惡名昭著的木板隔間房面積的40倍！

最近美國國家科學院一份調查發現，「富人比那些不富有的人更可能撒謊、欺騙和違反法律」。這一調查結果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不但不意外，還恰恰為唐英年和他同夥加以印證。唐英年自己是政府打擊非法僭建物的一個負責人。去年五月，在曾蔭權住所非法僭建醜聞曝光後，政府成員被勒令「妥善整修房子」，並要申報告所有非法建造，當中有五名政府成員被發現違反法律。不僅是違法越軌行為本身，真正惹怒了百萬民眾的，是權貴自以為是，超乎於自己製定的法律之上的心態。唐英年聲稱他的競選是「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如《南華早報》一位專欄作家指出：「（核心價值就是）富人擁有知法犯法的權利。」

唐英年為何不退選

《南華早報》的社論表示，「唐英年已別無選擇，只有退出競選」；《蘋果日報》則說，他的信譽已經被「埋葬在地庫」下。然而，唐英年仍然步履蹣跚地繼續競選，被人們形容為「無恥的」、「荒謬的」與「滑稽的」。這顯然不只是唐一個人的決策（說起來唐英年自己有否曾經做出過任何決定），而是反映了北京當局和富豪推波助瀾。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說他應該退出競選。即使是當年唐英年有份成立的自由黨，也機會主義地表示，「如果民意仍然不接受唐英年，自由黨選委不會投票給唐英年」。

這不只是唐英年個人的「無恥」和「荒謬」，而是製度本身帶來的問題。從一開始，何俊仁參選特首就是為了爭取民主黨的曝光，並對北京當局顯示他的政黨追求「通過談判實現民主」的幻想。更難堪的，是民主黨何俊仁決定繼續作為「陪跑小醜」，在這場鬧劇中折騰。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始終強調的，真正的民主權利從來不是「仁慈」的專製當局授予的。民主必須通過群眾鬥爭去爭取，不僅在香港，還需要與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系起來。泛民主陣營中的妥協派，沒有真正地抵製專製政權，反而為小圈子選舉與2010年政改方案保駕護航，以粉飾「民主的」門面，註定被中共當局玩弄於股掌間。

候選人唐英年是一個上海紡織名門家族的後裔，其父親唐翔千在2010年被列為香港第40位最富有的人（「福布斯」雜誌），據說與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關系密切。他是統治權貴的首要選擇，得到香港一批「知名的」銀行家和地產商的支持。12個大型地產集團掌握著選舉委員會中的64票，其中38票已經明確指定支持唐英年。此外，匯豐銀行的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最近剛剛下令在香港裁減3,000個職位，他與香港首富李嘉誠一樣都是唐英年的重要支持者。

商家想在禮賓府裏安插一名恭順聽話的自己人。他們對雄心勃勃的梁振英心懷警惕、疑慮重重，視他為對大亨們統治製度心懷不滿的二線商人們的代言人。雖然兩者都清晰擁護資本主義，但是唐英年更是篤信「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正統教義；而梁振英則更類似社會自由派，傾向於在養老金和住房等領域的政府幹預。有反梁營的商家攻擊他為「社會主義者」，但正如極右翼共和黨人對奧巴馬也有類似的攻擊，是極其荒謬的。

危機在此，下一步怎樣走？

不管誰能在選舉中勝出，北京現在都面臨嚴重困境和政治危機。在地下行宮曝光後，許多人認為北京會匆忙推出「B計劃」，在二月底的提名最後期限前，派出新的候選人，如民建聯名譽主席曾鈺成。但目前暫時北京仍然堅持「A計劃」，一方面是因為當局認為，當前的任何計劃改變都會表現自己驚惶失措，另一方面當局亦正猶豫於下一步棋怎麽走。如果推出第三名建製派候選人，會令在3月25日的選舉中將沒有人能得到所需要的601票，增加流選風險，而不得不在5月重新進行選舉，導致出現更尷尬的局面。

如果唐英年在群情洶湧下被當選的話，香港將面臨「管治危機」。甚至唐英年的前戰友、自由黨名譽主席田北俊也警告，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廿三條、數十萬人走上街頭的一幕可能重演。如果成真，影響波及範圍將超越香港。習近平作為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繼任人，是中共當局中香港事務的最終負責人，對選舉失控亦要負上責任。一位與中央政府關系密切、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進一步說明：「如果香港局勢失控，這將對（中國）新的領導班子帶來負面影響。這不只是香港事務。」(《南華早報》，2月29日)

唐梁之爭的激烈程度連北京都被嚇了一跳。這反映，在「選舉」工程和與之相伴的互相抹黑，大大激化資本建製派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也是中共當局不想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的主要理由，因為它深知，現階段當局內部的權力鬥爭仍然受到專製製度這一「束身衣」的束縛與壓製，任其爆炸將對自身的統治構成威脅。這種上層的內部分裂也是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的表征。大陸即使要推行限製重重的香港式假選舉，也很可能會形成統治危機。如今北京對香港選舉的局況未能牢牢在握，這對中央自身都是一個警號，未來任何「改革」的想法對其統治皆極其危險。

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共當局就與香港的名門望族建立起密切聯系。自1997年以後，當局更願意透過這批富豪來統治香港。中共當局之所以支持唐英年，因為他是豪門眼中的「安全可靠的代言人」。北京方面之所以給梁振英參選開綠燈，不過是為了增加一些「有選擇、有競爭」的錯覺。梁振英的盤算的，很可能不是今屆當選，而旨在下一屆2017年的特首選舉。但選舉就像任何領域的鬥爭一樣，它自有其邏輯。梁振英自己可能都沒預料到，由其陣營發動的「地庫醜聞」會發展成災難性的政治局面。但是覆水難收，如今這對於整個體製的損害已經是木已成舟。

甚至比中共當局，資本權貴更不漠視民意調查，更不拘泥於民主小節，至今似乎堅持要挺唐英年。他們對梁振英的不信任、擔心他過於「獨立」的想法，隨著梁營競選工程的作用日漸提高。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背後泄漏相關信息，重重打擊唐英年信譽的是梁振英陣營。而且，最近也是梁營泄漏曾蔭權的相關醜聞，以打擊「現屆政府」的威望，順水推舟抹黑卸任政務司司長不久的唐英年。商界巨頭可能會遊說北京堅持挺唐英年，一是因為「無法與梁振英合作」，二是因為他兇狠的競選戰術嚴重損害了整個統治根基。

北京當局可能仍然選擇支持唐英年嗎？當前不可能作出任何確切預測。但是，從很多場合所示，香港民眾群情洶湧，對中央的大為不滿。中共威權統治的性質意味著，它缺少合適的政治工具管理一個「民主」，日間更復雜的局勢不是依靠官僚發號施令就能解決的。尤其是如果群眾的反對沒能通過街頭運動表現出來的話，唐英年仍然有一線生機。

正當選舉鬧劇令局面崩潰，對於所有反專製、反對「1%」資本家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今天群眾的不滿超越了針對不民主選舉製度，更去到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深痛絕惡，必須以有組織的方式宣示出來。必須組織街頭抗議及群眾運動揭露三名候選人、其親資本主義方案，以及令人憎惡的小圈子選舉。社會主義行動將在這場鬥爭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舊的泛民主陣營已經崩潰，右翼泛民主派可恥地投降，現在有必要在群眾鬥爭、民主基層成員架構、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綱領等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的。在這方面決定性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他們必須創建一個新的擁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基層工人政黨。

香港外勞的心聲

有301,000名外勞在香港生活工作。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也有少部分來自泰國、尼泊爾和斯裏蘭卡等地。她們負責照顧孩童、老弱，並確保香港眾多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務。而外傭得到的回報卻是社會上的歧視與指責。去年，外傭被親建製的組織和政客攻擊。最近，兩名建製派的政客投訴星期天的市中心人頭擁擠。好像外傭們在一周這唯一的假日中能夠有其他選擇，她們大多都沒有私人地方來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權官司中反抗歧視的外傭們成了城中熱話。這被政府和資產階級建製來攻擊外傭，並將她們變成政府對於公共服務的失敗之替死鬼。外傭居港權的問題並非是特權，而是平權。為甚麽對銀行家與律師們——事實上前面兩者在社會中的「貢獻」更為成疑——與對外傭們適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傭們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權，並認為工資以及工時的問題更為重要。《社會主義者》雜誌與都是來自菲律賓的Divina、Elsa和Glenda，討論她們的經歷。

Divina：我想念女兒們

Divina十二年前來到香港。在馬尼拉，她曾經是位會計經理，但跟公司發生矛盾後離開。她毅然到香港成為家庭傭工，為家庭賺取更多的收入，並負擔兩名女兒的教育。

她說到海外工作帶來許多困難與問題，尤其是孩子們要在缺乏母親照料的情況下成長。這往往導致許多的問題，例如未成年懷孕、濫藥和暴力等。她大女兒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讓她感到非常擔心和心疼。她女兒跟其他女學生在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個單位，而這次的遭遇不單是女兒的手機和財物被盜，更使她們成了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與她女兒同一所大學的女生在數月前遇害。這令到離鄉別井打工的母親更為擔憂。

Divina早年都能夠每年回家探親，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負擔不起兩名女兒來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兒來。她非常掛念小女兒。

外傭在香港第一次訂立的最低工資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顯地在歧視。外來勞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沒什麽兩樣，我們都是工人！」她說。

Elsa：居港權的議題反映出不僅僅是種族主義，還有是階級歧視

Elsa在香港已經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從她守寡以來，她成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來源，需要養育兩名在學的女兒。在菲律賓，她曾經當過小商販。然而她丈夫得癌癥過身後，這一切就改變了。她的經濟狀況讓她別無選擇。「離開我兩名才十幾歲大的女兒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難的決定。」Elsa說。

外地家務傭工完成了兩年期的合約後才能夠有一次兩星期的回家休假。對於Elsa來說，到外地打工的問題之一是：她長期的離開並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兒在十七歲就懷孕了。Elsa的極力支援下，她女兒還是獲得了大學學位。「我上次回菲律賓是在2011年四月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她說。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歲，已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她自2003年開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三年，那時候她才二十歲。Glenda來自貧窮家庭，但她也擁有大學學位。由於在菲律賓難以尋找工作，為了幫補家計，她毅然出國找尋「更好的機會」（greener pasture）。對於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沒了一個二十歲少女本該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來養活家人。像許多其他外勞一樣，她經歷了抑郁、情緒緊張和嚴重的思鄉病。

「那時候非常辛苦。」Glenda說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時起床並工作至晚上十時，不過她還是有每周一天的假期。她現在的工作更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負責照顧一對老年夫婦。老婦人患有老人癡呆癥，並經常對Glenda和她姊妹惡言相向。

她們的生活環境非常擠迫，而她倆連基本的舒適也沒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僅僅墊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婦人不讓她們睡在多余的床褥上。晚上她們甚至不允許在工作情況之外使用電燈，因此她們只用手電筒。她們的食物還可以，只是老婦人總是在吃飯時不停咒罵她倆，經常以「蠢豬」相稱。

她們不但在家裏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無論在餐廳、商店甚至醫院。她認為這種歧視不單是針對她作為菲律賓人，也是在歧視家庭傭工。

「一次我永遠都忘記不了的歧視經歷是早年我主人讓我帶他兒子到私人遊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讓家傭們在池裏遊泳。這讓我聯想到以前美國白人與黑人的隔離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資只有港幣3,580，而她投訴發薪永遠會遲五天。「我要附賬單，買東西，我在這裏付的是港幣，不是披索！我們的工資根本不能讓我們有尊嚴過活。」

Glenda對外傭被排除在最低工資之外感到失望：「將我們排除在外實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全世界的女性都會參與遊行活動來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香港亦會舉行不同的集會。女性外勞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來抗爭。我們需要屬於外勞真正的民主工會，並將他們的抗爭聯系到本地工人的抗爭－為了平等權利、生活工資和工作保障。

沒有團結抗爭就不會有改變！

香港：「長毛」被判囚兩個月

社會民主連線（LSD）主席「長毛」梁國雄被控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的莫須有罪名，並判囚兩個月後，將可能面臨被立法會開除議席。而其他示威者－黃洋達、容偉棠，鄧建華及陳倩瑩－則被判三周徒刑。

案件針對去年九月抗議政府所舉辦的就遞補機製的咨詢論壇的示威，這再一次反映出對反政府示威的打壓。去年七一遊行有超過二十萬人抗議政府這個不民主的方案。 ｢咨詢」論壇只不過是政府裝模作樣的拖延策略，來轉移公眾的不滿，並準備在將來再一次硬推舊方案的修改版本。

此次法院的判決是對正義的效顰。所謂刑事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嘴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而對示威者加起來的刑期卻是五個月。被告們同時被控擾亂公眾秩序，但事件的成因事實上是政府拒絕示威者參與那個「公眾論壇」。

示威者被刑事檢控

「囚禁『長毛』的決定是一個恥辱。」曾經多番與這位社民連議員共同抗爭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ＣＷＩ）的鄧美晶評論道：「這證明了我們社會對於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有一套法律，而其他普通人則有另一套法律－示威者被刑事檢控，但另一方面政府高官和特首候選人可以隨意違反法律、收受奢侈禮物、並與黑勢力聯誼。」

進行中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將會在星期天由一千二百個精英選委投票舉行，而這個選舉自身已經變成一個鬧劇，(特首)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接二連三地被揭發肆意違法和與犯罪分子狼狽為奸的醜聞。但是挺身對抗這完全反民主製度的人士卻遭到警察的鎮壓、法律與媒體輿論的嗜血攻擊。

正當香港要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群眾對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越來越深，由中央支持的資產階級建製正尋求新的打壓方法。針對「長毛」的法院案件是明顯的政治檢控，是對他和他的政黨的報復，只是因為他們在2010年為抗議龜速的民主進程而發起的變相公投運動中反政府的角色。

四十五年來最多打壓的一年

政府對示威抗議愈來愈有出的對抗性和強硬手段的趨勢，並在一年前委任了鷹派的曾偉雄作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領導的警隊明顯地改變了作風，在2011年拘捕了416名示威者，相對前年只有50人。這是自1967年導致數十人死亡的反英暴動以來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年。

立法會議員如果被判囚超過一個月就可以被解除議員席位。我們現需要一個有力的群眾抗議運動來要求解除對這五名人士的莫須有指控，並揭露這法院判決的階級偏見。

•撤銷對「長毛」梁國雄和其他四名被控人士的罪名
•停止任何褫奪「長毛」立法會議席的行動
•提升對不民主的政府與選舉製度的抗爭，​​反對社會中1%的資本家

香港元州：領匯漠視居民需求建製議員敷衍塞責

居住於深水埗元州村元和樓十多年的街坊周先生，本月聯絡社會主義行動元州村區議會前仗候選人鄧美晶（Sally），表示希望我們能協助元州村特別是元和樓的居民解決兩項與元州領匯商場內設施有關的問題。

首先，由於領匯商場二樓可直接通往長者宿舍元和樓，而同時商場有自動扶手電梯通往二樓，因此元和樓的長者一般習慣經由元州商場回家。然而，商場近發祥街出入口的電梯每日會運行至淩晨十二點，而迎長發街一側的電梯卻會在十點鐘停止運作，這樣就對元和樓的長者造成極大的不便，令他們不得不多繞超過一百米的距離方能回家。

另外，近發祥街的商場出入口兩道玻璃門中其中一道長年累月失修損壞而不予開放，由於該出入口可直接通往保安道街市亦較接近地鐵站，因此人流量甚多，一道玻璃門的損壞足令街坊不得不集中擁擠在另一道門通行。周先生指，該玻璃門經常損壞，多次維修後不久卻又再次因損壞而不予開放，而今次更關閉了四個月仍未修復，令街坊感到相當不滿。

對於上述兩項情況，周先生無奈地告訴我們，無論是當區民建聯的區議員陳偉明，抑或辦事處就設置在元州村內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還是民協的施德來等，對於這些問題表現出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要麽稱愛莫能助，要麽說自己不太了解情況。因此，周先生希望我們能夠給予協助，跟進這些問題。

不到半年前，在一片涉嫌舞弊和種票的陰霾下，建製派得以在選舉中「大勝」。當時，我們社會主義行動聯合社會民主連線組成選舉同盟參予了這一場選舉，以我們激進進步的政綱為元州村的居民提供一條左翼的替代方案。最後我們得到了近五百票的支持，百分之八的得票率。這對於我們，一個年青的激進力量，而言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成績。

在該次選舉中，建製派民建聯的候選人獲得了三千多票而連任。選舉期間，我們指出建製派乃至右翼政黨民協只著眼於對居民以小恩小惠的籠絡，卻在實質的工作上推諉責任、腐化無能。特別是對領匯瘋狂加租，漠視區內民生束手無策。很不幸地這一個情境，卻被我們再一次所言中。

當我們的成員與周先生面談並到元州商場了解情況後，立即就前往元州商場的領匯辦事處跟進問題。一如所料，領匯方面采取推諉的態度，他們表示，商場本應十時正關門，只是近發祥街一側由於二樓酒樓客人未散，所以才讓電梯運作至十二時；至於玻璃門的問題，他們側推諉於「承建商」身上，指正在等待他們提供合格的零件以作維修，並稱「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但直至臨離開之時，領匯方知道我們成員的身份並交換了名片。

結果，當我們正準備動員受影響的街坊舉行一次反對領匯漠視街坊需求的示威集會，與領匯交涉兩日後，鄧美晶再次接到周先生的來電，表示雖然電梯問題仍未解決，但那「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的玻璃門卻已經完成維修並重新開放了。

一方面，這充分暴露了右翼政黨政客的無恥無能。這一事例非常生動而現實地說明了民建聯無論在選前或選後如何大灑金錢以圖籠絡或聲稱自己如何「務實」，最終都會原形畢露。同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半年前有人曾經口口聲聲的標榜自己「服務社區」多少年，或稱自己如何「熟悉社區情況」。平日裏高薪厚祿，堂而皇之地居廟堂之上，但卻對社區小小一件舉手之勞的事情卻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從與周先生的訪問中得知，事實上在領匯上市前，元州商場兩側的電梯都是開放至淩晨十二時，相信領匯是為了節省電費成本而縮短開放時間。領匯一直以來漠視民生需要，一味貪得無厭追蹤利潤。我們的政綱早已提出過「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亦多次發動示威反對領匯霸權。而這一次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領匯由一開始意圖推搪拖延，到知道我們成員身份後由於畏懼群眾抗爭而加緊維修。說明社區事務，不能信任由政黨政團包辦，民眾必須親自投入參與，方能為自己爭取到改善。

雖然現時玻璃門業已修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工作到此為止。電梯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正計劃發動新一輪抗爭行動向領匯施壓；周先生亦表明願意協助，並已有十多名受影響的街坊願意參與。

當然，我們亦不會忘記，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匯私有化本身！因此，我們亦同時堅守我們的立場，——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

香港：豺狼上臺　民主鬥爭的暴風雨

3月25日，正當權貴主導的選委會宣布梁振英「當選」為候任特首之時，3000名示威者於投票中心開始高喊「梁振英下臺」，這是中央極權傀儡的一個不祥的新開始。示威者受到警方胡椒噴霧的攻擊，顯然亦是大事發生前的警號。在這場不民主的選舉鬧劇結束一星期後，成千上萬的民眾勢要參與4月1日首個反梁振英的遊行。

上星期投票後，一場前所未有最惡劣的選舉「圓滿」結束。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場政治惡夢，破壞了所有候選人的聲望，更進一步令香港不民主的政製惡名遠播，而北京幾乎無掩飾地控製是次選舉，深化了公眾對中央的對立意識。更甚者，是次小圈子選舉離不開貪汙醜聞、違法事件、官商勾結，連帶大力打擊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即使選舉已過，醜聞依然繼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以及兩名地產界鉅頭（敦氏兄弟）正涉及貪汙事件的調查，事件前所未有地惹人註目。醜陋的選舉工程不免危及勝出者，為下屆特首造就不利條件，而非如北京所願令其取得「公眾合法性」。

只有57%的選委會(689票)投票給梁振英，是1997年香港開始特首選舉的「表演」以來最低的得票率。（小圈子選舉只有1193名名人精英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數是最有錢的資本家）。梁振英於北京控製的選委會內僅僅取得多數，但他在社會上真正的支持度卻低得多。一個由數間大學合辦的模擬投票（民間選舉）吸引了223,000人投票，更準確地反映了民意：54% (119,000)投白票，只有17.8%票投梁振英。

超出中共政權的意料，是當初讓兩名親北京候選人競選，原本為製造「民主選擇」的遮醜布，結果卻引發一場唐梁兩營之間完全失控的鬥爭。一名評論員適切地將是次選舉總結為「政治宰殺場」，而令香港資本權貴展開前所未見的分裂。

「防暴警察及催淚彈」

選舉接近尾聲之時，資本權貴陣營分裂的激烈程度展露無遺。當時已無望獲勝的唐英年指控梁振英於2003年的一個高層秘密會議中，建議使用「防暴警察及催淚彈」鎮壓反對廿三條國安法的示威者。唐英年又指梁振英又想限製商臺的牌照，以懲罰它宣傳鼓吹反政府抗議活動。雖然梁振英強烈否認，但超過一半人口相信指控屬實。事實上電臺牌照一事並非什麼新事，當時報章亦有報導過梁振英的立場。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2003年時梁振英並非唯一一個考慮使用鎮壓手段的人。唐英年的指控引致其他秘密洩漏，例如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數星期後引咎辭職）曾經與自由黨黨首田北俊討論可能要動用解放軍。政府當時退讓的主要原因，並非基於「和平主義」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是因為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遊行上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當時民眾的憤怒情緒。在此情況上，政府使用殘酷鎮壓可以促發反彈，發展出半革命的氣氛。

唐英年因為散播這些資訊，被一些資深的政治人物嚴厲讉責。北京對於他的講話大吃一驚，並毫無疑問地十分忿怒。唐英年的指控關乎到資本權貴極力隱瞞的最內部秘密，即「國家」的真正本質，以列寧的語匯《國家與革命》可以將之歸結為「特殊的武裝隊伍」。

唐英年打破此「禁忌」，足以証明了資本建製內的鬥爭是如何激烈和嚴峻。他後來坦承，當知道「梁振英有機會勝出」後，便決定打破政府的保密協議（對此他可能會面對紀律處分）。但事實上，唐英年及其強大的利益後臺一定知道，最後階段時唐英年的選舉工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唐英年選舉期間醜聞不絕，如果他勝出將會造成即時的管治危機。對梁振英的攻擊是用來摧毀整個選舉，造成僵持狀態，迫使發生以新候選人參與的第二輪選舉。選舉前的一個民意調查指出，四分之三人口對流選及新候選人表示歡迎。大部分人對唐、梁、陪跑小醜民主黨何俊仁的態度是「別吵了！你們都去死吧！」。

但中共不想有任何重選發生，故此於3月14日人大會議閉幕後，中央政府開始遊說選委會投票支持梁營。「我們的底線是不想見到流選發生。」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北京人士消息指：「拖延多數星期只會引發更多互揭隱私以及建製陣營的分裂。」(《南華早報》, 3月21日)

最後數天，選舉工程變得更公開及笨拙。中聯辦不但派人到處遊說，更向報章施加壓力不得刊登批擊梁振英的報導。樹仁大學新聞系教授梁天偉指，中聯辦幹預媒體是一個趨勢，現在做法更為赤裸。

此外，有報導指李嘉誠曾於人大會議後於北京與接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當中習近平要求他轉向支持梁振英。「李超人」不但拒絕，更將此事透露公眾。

即使在選委會的權貴陣營之內，梁振英的支持度都難以令人信服，卻邁向成為97年以來香港最脆弱的候任特首。正如很多評論員所指，即使如預期一樣，梁振英會於上任早期實行一些民粹的開支政策，但他似乎也不能享受任何政治蜜月期。正如低收入家庭、無家者、老年人需要大量政策援助之際，梁振英將面對來自資本權貴的壓力。這些權貴深深分裂，又對梁心抱懷疑，如果梁振英有響起任何警號，要放棄香港傳統的「小政府」教條，他們一定會怒吼。在選舉的最後數星期，梁振英已經開始減少談及社會政策綱領。《南華早報》發現，唐英年的選舉綱領其實比梁振英的包含更多開支計劃。

廿三條立法

梁振英是強化國家機器鎮壓、勒緊香港「抗議文化」的強硬派，去年有數千個大小的抗議活動，議題包括社會議題以及民主訴求，而警察愈來愈以強硬取態對付。盛傳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他多番否認。數年來即使他自己是政府一員，卻有技巧地向特首辦發動挑戰，扮演著批評政府的角色。（由1999年來他一直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直至2011年辭職參與此選舉）

梁振英於選舉後翌日到訪中聯訪，證實了廣泛公眾的看法：北京比以往更多地控製大局。現時有傳中間有一個交易，為回報中聯辦遊說有功，梁振英會從事「四大政治任務」：通過廿三條立法、實行國民教育（親中國／中共）、扼製港臺（時常直言批擊建製的公營大氣電波）、政製發展（以北京可接受的方式實行普選）。

特別是，梁振英力圖推行廿三條立法（很多人假定2003年事件後廿三條已告一段落）。那年夏天的群眾運動觸發了政府重要的管治危機，以及特首董建華（也是梁振英的「良師益友」）的辭職。如果廿三條當時通過，會深化香港政局的「大陸化」，引入中共對集會及組織自由的嚴苛打壓，進一步箝製媒體（現時已被依照北京意願扭曲），禁止公眾鼓動反對一黨專政。廿三條會給一張空白支票，讓政府可以鎮壓任何挑戰北京專製政權及香港資本主義的運動或鬥爭。這會將香港轉向至警察國家。

反對派政治領袖警告，梁振英會預備「白色恐怖」的統治，不是沒有理由，縱然他脆弱的選舉會令他面對很大問題。在鷹派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警察採取更衡突性的策略，使去年有440名示威者被捕（相比之下2010年數字為50人）。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正在鬥爭反抗報復性的兩個月判囚，法庭聲稱他擾亂一個政府諮詢論壇，其他幾個示威者亦面臨相關判監。這些都是政治大陸化的警號，而梁上任後很可能會被強化。

為了反對鎮壓手段以及新政府推行廿三條立法，需要一場與以往不同的群眾運動。2003年的遊行展示了民眾對此議題的深刻感受，而今天中國日益加強鎮壓下，已經大致上否定了對中共「民主化」的希望，民眾對廿三條更為反感。這運動可以並必須以街頭抗議開始，但不能停留在此水平，這是不足以對抗的政府製止抵抗的決心。

反廿三條、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必須連繫至其他政治武器，例如罷工、杯葛運動等群眾集體行動。今天歐洲工人正反削支政策以及「三座大山」(國際貨幣基金、中央銀行和歐盟)的不民主統治，例如愛爾蘭的集體拒絕付款運動以反對緊縮稅項。這運動是由左翼領導的，當中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行動的姊妹組織）扮演重要角度。在香港，我們必須引領大中學生加入反廿三條的陣營，推動一天罷課為開始的理念，以至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從而將抗爭擴散至其他領域。

未來迎戰鷹派梁振英的鬥爭必須要充分組織和準備，需要有糾察隊以及更自律的遊行，去迎接去挑釁性的警察（包括混入搞事分子）。這表明需要建立民主群眾組織去鬥爭：戰鬥性工會，更重要的是真正基層工人政黨。

政治震盪

梁振英的勝利標誌著由過往政府重要的轉折。他是精於計算的資本主義政客，並曾經使用民粹主義去營造「親窮人」的形象。有些反梁的富豪甚至攻擊他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可笑的指控！梁振英在香港和中國建立了與中共派系及商業利益的連繫，明確地支持資本主義政策。在1990年代末，他幫助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的政府起草了《物權法》草案。「他因為推動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政策的改變而備受讚賞。」1997年5月《亞洲週刊》寫道。

曾蔭權的領導班底是富豪的走狗（固此富豪較支持唐英年）。梁振英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能會嘗試利用社會民粹政策，例如房屋和退休金等，去粉飾對公民自由權利及民主鬥爭的攻擊。他繼承了庫房水浸的政府，有$65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這給予他的政府一些餘裕，而北京的「競選管理者」會要求梁振英展開新政府的一些開支計劃，盡快克服他低民望的形勢。 但是，小圈特首選舉鬧劇展開統治階級歷史性的分裂，令梁振英的任務更為複雜。

統治階級分裂成兩個陣營

《南華早報》的社論指：「梁振英面臨的首個挑戰是令人卻步的。激烈的選舉期間兩個親建製陣營前所未有地分裂，梁振英必須將之修補。」

馬克思解釋過，當統治階級失去信心去繼續現行製度時，革命因統治階級分裂由上層開始。唐梁兩營的選戰展開了資本建製間激烈的分裂，難以修補，反而可能會因為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而「製度化」。這是北京所恐懼的。

挺唐的主要富豪正在為他們的挫敗療傷。對這群習慣呼風喚雨的人來說，這是97年回歸以來首個挫敗。尤其是當梁振英企圖爭取民心而動用一些民粹政策時，會侵犯到富豪的壟斷利益，而選舉期間權貴間殘酷的內鬥會繼續，反梁的資本主義勢力會嘗試打擊及懲戒他的政府。北京正緊急調和，拉近戰鬥中的建製派系，但處於現時經濟危機深化、社會分化嚴重的環境，這似乎難以成功。

資產階級的分裂亦與中共日益尖銳的權力鬥爭有相當密切關係。清洗薄熙來標誌住主要派系鬥爭正在展開，當中圍繞住現任領導胡溫的團體與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組成聯盟，去排擠親江澤民的派系（例如薄熙來及唐英年）。從1990年代以來，江澤民的「上海幫」在中共把持很大權力，現在可能有所改變。這過程只是開始，隨著新一輪震盪及危機，當時中共領導班子交替愈近時，鬥爭會進一步激化。這反倒過來會波及香港政治，並影響兩個建製陣營的形勢。

香港正處於風眼位

這不僅是新屆特首面臨的問題。當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的極新自由主義及開放市場經濟之時，唐英年可能會感謝梁振英搶走他的工作。對香港資本主義來說，現時兩條陣線上會有很大麻煩：歐洲及中國。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響起了震驚的警告，中國硬著陸的話，香港比中國會受到更嚴重打擊。國際貨幣基金(IMF)警告，中國房屋泡沫崩潰可以觸發銀行危機，抵消年度4.5%的經濟增長（將預料的8.5% GPD增長減至「硬著陸」的4%）。它亦警告，當中國經濟增長每下降1個百分點，香港則會下降1.25個百分點。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銀行龐大地涉及內地業務及其房產市場（現相當於香港GDP的200%）。這份報告亦警告，歐洲的蕭條對香港的影響比歐州本身更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每下降1%就會演變成香港經濟增長下降1.5%。這是因為香港與歐洲的龐大貿易（輸入、輸出、和對內地輸出輸入的轉口貿易），亦因為歐洲的銀行在香港經濟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泛民分裂繼續深化

新民黨領袖田北辰警告，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版圖會更為分化。他指泛民主派及建製派內部都會有「進一步分裂」。

何俊仁參選小圈子選舉以至難堪慘敗，但民主黨顯然不會得到任何教訓。(何俊仁連泛民選委的一半票數都拿不到)。無論是競選期間還是梁振英勝利後，民主黨領導人均表示願意與新屆政府展開會談。

梁振英會試圖平衡不同陣營和派系，在它們之間挑撥離間。不能排除他會試圖拉攏反對抗爭的泛民溫和派， 甚至在更遠的將來讓他們擔任政府職務。民主黨明顯不會排除會這樣做，雖然現時梁振英欠缺民眾支持，但讓泛民擔任政府要員實為言之過早。梁振英亦會謀取北京支持，利誘泛民領袖更多交談，從而令泛民由反對及鬥爭的道路上離開得更遠。

因此，香港正進入新時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今年七一遊行數字將會期望更高，而廿三條會成為焦點。當天正是梁振英接任的第一天！

當務之急是為反梁振英不民主、反親資本政策的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提供一個組織平臺。舊有的泛民主派運動顯示，受製於其親資本主義觀點以及對群眾鬥爭的畏怕，它已不能為民主權利和全民普選展開真正的鬥爭。社會主義行動(CWI)為群眾性工人政黨及戰鬥性工會而努力，我們強調，要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繫至內地日益壯大的反中共獨裁運動。

五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香港：五一是慶祝國際工人運動的傳統節日。勞動節源於120年前，自此五一經已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尤其是八小時工作天）密不可分。
至今21世紀勞動者仍在爭取同樣的要求。50小時工作周是美國1913年的狀況，但今天在香港仍然相當普遍。學校教師和「辦公室行屍」工時過長的境況也是見怪莫怪。BBC報導，2011年在臺灣過長工時導致超過40多宗的過勞死

支持消防員！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最高工時八小時與五天工作周，同時不得扣減工資！工會一定要為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並與縮短工作周的目標鏈接起來。

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民主的製度，由「1%」的超級富豪統治真正創造社會經濟財富的「99%」大多數人。由美國「占領」運動的群眾抗議，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至歐洲工人的反抗與大型罷工（詳情請參考本期關於西班牙、愛爾蘭以及美國的文章），全球群眾都在反對這個邪惡的製度。
我們不會為資本家們的危機埋單！

零八年，全世界的大銀行製造金融危機後置身事外、本性不移繼續撈取大量利潤。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巨子卻豬籠入水。

香港最富有的40個富豪的總身家為17,170億港元，是香港政府每年醫療開支的三十倍！一直以來，資本主義信徒不斷告訴我們，如果有錢人可以「投資創新」 （即投機）的話，財富就會「向下滴漏」。天大謊言！貧者愈貧才是現實，現在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下，自從1997年以來明顯上升。即使在世上最富有國家美國，全國學生借貸超過1萬億美金（約合7,760億港元），最近有數千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免貸文憑」。

在五一勞動節之際，必須要指出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首先，通漲問題惡化，尤以房屋和食物價格直飆，勞苦大眾十分耘耕，一分收獲。公平工資網絡（ Fair Wage Network）警告，實際工資「凍薪」將會是香港2012年打工仔的趨勢。當然，比起2011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 1.7%，這已是有所「改善」了。

支持最低工資40港元——反對歧視

同樣，經過多年爭取，最低工資去年終於落實，但每小時$28即要工人挨餓，我們亦要加大施壓力度。單單要彌補一年來的通漲幅度，今年最低工資至少要提升到$35。我們需要發起運動，組織起低收入、年青和年老工人，並發動工會「戰爭」向惡名昭著的高度剝削行業（包括快餐店、便利店、餐飲與酒店）宣戰。最基層的工人由自身組織、為自己鬥爭，能夠強化工會，並將之演化成戰鬥組織，增大所有階層的工人的議價能力。當然，雇主已經組織起來反對工人福利，工會領導必須以抗議迎頭痛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招待會，而是切切實實展開鬥爭！

更可恥的是，外地傭工的歧視正在繼續，並不斷惡化。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對種族主義！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中介公司，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中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資本建製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同樣，血汗工廠為全球億萬富豪茹毛飲血的工具，而當中工人無數的抗爭果敢堅毅，令我們不得不致以崇高敬意。

我們要求中國允許真正的工會和罷工的自由，並建立群眾運動來打倒親商賈的「中共」獨裁。五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重溫過去全世界工人艱苦鬥爭中贏得的經驗：「一方有難，八方支持　－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兩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的黨派，在40多個國家進行五一遊行，槍口一致高喊：資本家，滾蛋！

資本家，滾蛋！
在中亞，工國委(CWI）積極支持哈薩哈斯坦石油工人抗爭，捍衛工作職位並反抗暴力鎮壓。在歐洲，工國委（CWI）愛爾蘭的同誌亦發起了百萬人運動，抵製政府強推的住戶稅，反對工人倒貼銀行家。在尼日利亞、希臘和西班牙，工國委的成員都活躍地參與總罷工，以反抗政府推行反工人政策。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張，欲強化反抗「1%」資本家的鬥爭，請勿猶豫，立即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專訪社會主義行動新成員 NATE

同誌，你能首先簡單介紹下自己嗎？

大家好，我叫NATE，16歲，仍在香港的高中讀書。我在差不多一個月前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我是在一個反種族主義的集會活動時認識他們，而自此我一直很活躍地參與他們的活動。

你能說下你為甚麽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我有一次被邀請出席他們的支部會議，我感覺到社會主義行動他們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躍，並且非常有組織性。他們也對香港以致全世界的政治議題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夠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在實際社會政治上來贏得改變。相對來說，其他的組織一般都只會關心特定的議題，例如選舉。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面對任何政治議題都是十分活躍的。

你為什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呢？

我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帶有左翼傾向，而自從我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以後，我越來越明白到社會主義的邏輯性和必要性，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建立在貪婪之上。社會主義是建立於大家群眾的民主合作與分配，是一個人類更進步的社會製度。


我如此關心左翼政治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政治決定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命運，現今的製度是完全不公平的，是靠剝削大多數群眾來運作的，這樣的一個製度怎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雖然我來自於中產家庭，但我知道貧窮正存在於社會之中，社會的上層幾乎壟斷了社會中所有的資源，而下層的人卻一無所有。我希望可以參與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而這是在資本主義下不可能完成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有聯系，你為甚麽選擇支持工國委？

我了解到工人國際委員會非常有組織性，並在國際上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他們在全球都有就著不同議題都有許多的運動。他們對於政治也是非常清晰的，從不會怯於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你會有甚麽跟你身邊的年青人說的嗎？

我想說政治會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如果大家年青人都對政治不聞不問，我們就不可能改變任何問題。年青人活躍參與政治行動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讓政府知道他們不能夠一如以往地一意孤行，而人民其實是可以自我民主管理並滿足群眾的利益。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 需要繼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但這並不值得高興，去年最終落實的水平遠比勞動者所爭取的每小時33元為低。政府將會於今年十一月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為爭取真正能改善基層工人生活的最低工資，我們需要組織更多大型的抗爭。

太低的最低工資

28元的時薪根本不是一個生活工資。以工時中位數每周45小時計算，每月只能獲得5,400元。根據經濟日報的資料，本港現時的貧窮人口有120萬人，相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並無改善。而樂施會的報告顯示，四成低收入住戶於最低工資實施半年後生活仍然匱乏，基本生活支出如定期檢查牙齒、看私家診所急癥、供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等，仍未能負擔。隨著每年的通脹（本年首兩個月的通脹率為6.1%）影響，現時的每小時35元才相等於去年的每小時28元，而這是一個過低的水平，而去年工會提出的33元亦已經跟不上通脹，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最低工資應設置於40元，這才是能滿足工人和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的生活工資。而圍繞這一要求需要組織群眾性的宣傳運動。而最低工資亦必須把外勞、青年和學生實習生也包括在內。

影響社會？

今次最低工資水平檢討，一眾財團代表一如以往對最低工資大肆抨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聯僑企業行政總裁）黃友嘉表示目前最低工資時薪28元（即每月只有5,400元）已不算低，若上調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影響，香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新光酒樓主要擁有者之一）表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到最高35元和落實標準工時，將會有不少食肆結業。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前，資本家一直恐嚇群眾，表示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勞動者失業、雇主需結業或撤資等等。例如大家樂主席就曾於2010年6月表示，若最低工資為33元，其集團「可能要發出盈利警告」，然而該集團2011年中期報告顯示它在去年4至9月期間仍錄得1億9千萬元的巨額利潤。最近它亦計劃將內地分店從100間倍增至200間（內地省市亦已實施最低工資），可見最低工資對大型企業的利益根本絲毫無損。另外，據統計處資料，最新的失業人數和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下降了1萬3千人。領取綜援個案中，今年2月的失業類別個案和低收入類別的個案則比去年4月分別下降了10%和14%，最低工資鼓勵了更多人參與勞動。資本權貴竭力告訴我們最低工資的害處，就是為了令財團能持續得到大量廉價勞動力，並削弱群眾的抗爭意誌，以保持他們的經濟特權。而我們並不需在得到生活的權利前先為財團取得巨額利潤，如果資本主義不能支付給工人足以維持生計的體面工資的話，那麽我們也負擔不起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堅持，任何不能支付$33元最低工資的商業機構，應該轉型為民主公營事業，以保工人飯碗和權益。高昂租金才是小商戶的致命傷，因此我們要求凍結租金，並推行打擊地產投機的措施。

工人階級團結抗爭

梁振英接任特首後很可能會推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表面上應建製派政黨如工聯會和民建聯要求，把最低工資作些微的上升，為它們在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支持，及減低群眾的抗爭情緒。如果最低工資的檢討結果並不為群眾滿意，梁振英則可以躲在「委員會的決定」後面，把責任推到委員會身上以避開批評。一個代表財閥的政府並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由公眾民主計劃生產的工人民主政府。民主派右翼如長期反對最低工資的民主黨亦不能被倚賴。工人們需在工作場所進宣傳，呼籲青年工人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我們必需組織一個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為爭一份體面的最低工資及其他的勞工保障，包括為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而抗爭，並與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結合，以團結所有群眾、壯大抗爭運動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40，並與通脹掛勾
立即訂立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捍衛勞工權益
一視同仁，最低工資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傭及實習生，團結抗爭

香港：徹底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唯有罷課抗爭

政 府由強推的「德育及國教育科課程」受到民眾質疑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惹起強烈反彈而 鬧得滿城風雨。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動員了約二千名中學生參與七一遊行後，獲得了家長及教師的同情，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從逾千名家長募捐了 12萬元刊登反國民教育聯署廣告，向當局施加壓力。家長代表陳惜姿更揚言，學生罷課抗爭是最後一步。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號召七月廿九日（星期日）反國民教育大遊行，下午二時半銅鑼灣維園集合，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相信超過一萬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遊行。

煽動愛國主義的洗腦課程

一 直盛傳推行國民教育科課程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與推行廿三條立法、扼殺香港電臺廣播、實現假普選三個任務並駕齊驅。梁振英的當選令民眾更警覺中共 政權進一步牢握香港政局。中國內地的教育課程向來一面倒歌頌政權和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而國民教育科由直屬中共教育部的北京師範大學參與製作教材，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早前發表「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的言論，進一步師生及家長對於思考及言論空間被扼殺的恐懼。

國民教育製服團體「國民小 先鋒」曾被內地傳媒形容為中共領導下的少年兒童組織，近年在香港積極舉辦升旗禮和訓練學生步操。最近，其油塘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分隊，被 指在步操練習中加入槍操和劍操，要小學生要手持道具兵器操練。事件惹起學生及家長憤怒，質疑國民教育會否宣傳軍國主義和武力衛國的思想。

近 日由教育局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的參考書目大部分來自內地，包括引用中共青島市委黨校、教育部豁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的 文章。當中形容中共政權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更指一黨專政有助「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而不批評獨裁政府下的官員貪腐及民主權利受打 擊。選材內容更為偏袒政權，對於八九六四屠城以至當今內地群眾鬥爭四起等議題只字不提。由於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有份編寫教材內容，教材推出後，浸會大學教 職員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主編者不負責任，指事件嚴重損害浸大聲譽，要求所長薛鳳旋教授向公眾交代事件。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受到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手冊 容有偏頗。

中外的統治階級向來皆以洗腦教育煽動愛國主義，麻醉學生對統治者的反抗意識。日本的「愛國教育」《教育基本法》於零六年被強行 通過，迫令學校灌輸愛國意識。零八年，大阪府門真市數位中學老師在畢業典禮上，拒絕起立齊唱國歌，並對學生說有自由選擇是否齊唱，最後全校160名畢業生 當中159人沒有起立。九名老師因違反教師指導條例被處分，老師到市政府起訴要求收回處分，但最終被駁回不予受理。而美國方面，更有許多擁有強烈宗教背景 的中小學校禁止教授一切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課程！

強推國民教育　政府自取其辱

事 實上，小圈子選舉令香港統治階級四分五裂後，建製當局已經於本年五月就國民教育科被迫妥協而提出三年開展期，即表示本年九月分不會強迫性要求學校推行課 程，而給予三年寬限期作為「準備」。如今面臨震天架響的反對輿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復強調學校可以自由選擇課程的方針及推行時間， 可見即使九月分政府方案能夠通過，實際實行的力度和效果已經被大大削弱。當局畏怕群眾反抗而被迫讓步的同時，亦盤算溫水煮蛙的狡猾策略：九月後以「自願」 推行國民教育的中學（尤其是具親中共背景的中學）為「先鋒」例子，向其他學校施加壓力，以迫使全部學校2015年全面推行洗腦課程。

新任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十二日後，因為嫌涉貪汙辭職，梁振英政府本已經陷入嚴峻的危機，而反國民教育的怒火更令新政府四面楚歌。就連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 都警告，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勢必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臨近立法會選舉，爭議性議題令建製分裂陷入難以收拾的地步。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害怕失去選票而偽裝站在人民 一方，指國民教育需要「小心處理」，更罕有地動員20名黨員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押後推行國民教育，事後被中共喉舌《文匯報》批評「搖擺不定難以取信於 人」。

在強大的群眾力量面前「強人政治」的形象是如斯不堪一擊。梁振英政府本來以國民教育作為探測民情的工具，以預計未來推行廿三條立法 的「可行性」，豈料遇上激烈的反抗聲音，再次證明深陷統治危機的政府將會寸步難行，推行廿三條的政治任務對政府來說將更為兵行險著，為避重復零三年董建華 下臺的復，加上為了讓中共政權安然渡過領導層換屆，中港政府將更為如履薄冰，在民意沒有顯著降溫之前很可能先將立法擱置。

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必須罷課

遊 行是動員群眾對抗政府不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單靠遊行是不足夠的。我們應該讓學生及教職員討論並設定罷課一天的確實日子。如果有認真嚴謹的準備公眾宣傳 運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地區舉行會議，罷課將成為擊倒洗腦教育的關鍵鬥爭。學生需要建設自己的學生會，以組織起來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群眾性的學生會可以於罷 課及抗擊國民教育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教師、學校職員和學生罷課一天
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課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立即下臺
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
建設學生會組織，組織起來並為學生權利戰鬥。校方當局必須認受此組織，並給予等同教協等教員組織的資源和設施
踢走教育局官僚，由師生及學者代表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去討論及製定學校課程
徹底的教育民主化及社會化要徹底進行，需要組織基層民眾及工人階級的政黨去鬥爭

香港：九萬人上街反洗腦　要求撤回國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超過九萬人上街參與了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遠比主辦單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預期的一萬人多。遊行隊伍在下午三時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約五時隊尾才走出維園，人群到達終點金鐘新政府總部的集會時，仍久久未能看到隊尾。

參與今天遊行的人士為學生、家長、教師和普通市民，非常多家長帶同子女參與，讓子女上一課公民教育課。烈日當空下不乏孕婦參與，亦有推著嬰兒車的父母，聲言要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不同政黨及團體也參與了這場遊行，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民連線、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等政黨亦動員支持者參與。沿途示威者高喊「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洗腦教育」、「吳克儉下臺」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高舉「取消洗腦國民教育　團結師生罷課一天」的橫額，向群眾提出呼籲老師、學生及教職員罷課一天的訴求，得到過千市民聯署支持，包括家長、老師及學生也認為唯有通過罷課，才能迫令無視民意的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的課程。

在傍晚遊行龍尾即將抵達政府總部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同會見傳媒回應遊行人士訴求，重申會繼續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政府態度強硬，只靠遊行並不足以擊倒國民教育。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學民思潮及教協等學生及老師組織應該積極籌備罷課行動。距離開學尚有一個月時間，當務之急是於學校和地區設立學生會組織，民主討論罷課的確實日子和運動策略。

香港：群眾抗議反對洗腦教育

7月29日(星期日)龐大的遊行為香港新政府及其領導梁振英上任的首個月寫下災難的一頁。當天超過90,000人– 包括學生、家長、老師等– 擠擁在城市的中心，以反對政府的愛國教育課程。這一政策是中共專製當局企圖進一步加緊控製香港的又一嘗試，尤其是用以遏製青年人中日益升高的反政府的情緒。此計劃將於九月小學開學後以自願性質推行，並將延伸至中學，在2015年將定為必須課目。正如本次龐大遊行隊伍所展示的，群眾中廣泛存在對於被定性為親政權的「洗腦」課程的反對情緒。僅僅在遊行的數天前，主辦單位預計遊行人數只有10000人。

人群在遮擋烈日的雨傘下叫喊口號，並手持標語的紙牌：「不要思想控製」、「反對洗腦」，甚​​至有一張紙牌寫上「戈培爾正在香港復活！」。

「中國想香港下一代只知道國家有多好，而不知道壞的一面。」，一個9歲的遊行人士向美聯社說。 「國民教育就如毒奶粉，毒害下一代。」一名攜著蹣跚學步的小孩的家長向<南華早報>說。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去年一個調查指，7成教師反對國民教育課程。自此，反對情緒愈演愈烈，不僅是教師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中，周日的遊行就是例證。香港大學上周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只有12%的受訪者支持推行新的課程。此次遊行不但是遊行人數驚人，而參與者平均年齡之低亦是一新紀錄。

支持學校罷課

工國委(CWI)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罷課一天的訴求，以在遊行後延續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回響。我們是在遊行當天唯一一個提出罷課口號，並為此展開宣傳運動的組織。民眾在社義行動的攤位外列隊簽名支持罷課，雜誌「社會主義者」亦迅速賣光（賣出超過200份）。

政府推出的課程旨在宣揚經北京過濾過的中國近代史、否認政權的壓迫性、抹去一切關於八九屠殺民主運動分子的事實。如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樣，北京正加強利用民族主義去合理化自己的統治。一本新推出的教材<中國模式>派發到學校，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歌功頌德。該書宣稱專製製度造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所謂「穩定」。

星期天遊行的一位搞手提及該教材，說：「這本教材比中國內地的教科書更生硬惡劣。」

當中共獨裁的喉舌攻擊美國的「多黨製」(<中國模式>將之定為無效率)時，其真正討厭而針對的是例如遊行權利、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組成工會權利等。這些權利都是歷史上群眾鬥爭贏過來的，並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工人和受壓迫者與資本主義和剝削製度鬥爭。然而，美式製度反動落後的一面，例如華爾街對政局的操控、百萬富翁占議會人數的47%、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打壓、不民主的媒體壟斷，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反對的，卻又是符合中共獨裁所需。

政局危機

梁振英上任只有一個月，國民教育課程成為了對抗受人唾棄的政府的首要議題。 7月1日新特首上任當天，街頭上湧現400,000人要求梁振英下臺，遊行人數為九年來最高。梁振英3月份在小圈子選舉下得到富豪689票而「當選」，但今天有傳北京準備「B計劃」去取代梁振英。

梁振英已經面臨政治大量醜聞，包括發展局局長上任12天後被捕然後辭職，現正面臨貪汙起訴。梁振英於3月的假選舉踢走其對手後，促發資本權貴的分裂，削弱了其領導班子，亦限製了梁振英以增加公共開支去減低反對聲音的能力。對民主權利的渴求、驚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房屋危機交結在一起，形成相當大的群眾壓力。

不僅是反國民教育的鬥爭，顯然梁振英企圖重新推出鎮壓性的國安條例「廿三條」，以打擊香港的「抗議文化」。廿三條打擊示威權利，並取締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組織。今天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實質上是未來更大規模反廿三條的預演。

「這一反愛國教育的群眾運動反映對梁振英班子的不信任。」作家和評論員林和立說。一名遊行的長者告<英文虎報>說：「我害怕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會​​很快會侵蝕。」

政府面臨多方面的社會壓力，令保皇政黨對國民教育的立場搖擺不定。它們害怕，如果被公眾認定為親梁振英及其政策，9月份立法會選舉會失利。北京上星期向其傀儡政府示意，不要在選舉期間批評梁振英，為擊倒邪惡的國民教育的運動增加優勢。

設定罷課日子

但要成功擊倒梁振英及北京，鬥爭運動必須要升級，並將準備罷課定為問題的中心。單靠遊行很少機會能夠擊倒政府的政策，這些政策本身牽涉到相當程度的政治威望。如果梁振英剛上任不久就在此議題上作出退讓，將重挫其極力表現的「強人」形象。

整個統治建製明顯受到729的遊行數字和反對的暴風浪動搖，但政府過往曾經作短期的退讓和拖延詭計，以分化、誤導和擺脫群眾對抗。最近兩次政治製度的改動正是例如– 限製補選的惡法本年較早被強行通過，而不民主政製方案亦為小修小補下在2010年被通過。同樣，面對星期日的遊行，政府宣布成立委員會去「監督」新課程的推行。星期日遊行的搞手（包括迅速擁有5000名成員的學民思潮和教協）正確地拒絕參與這騙局。

學生、教師和家長的活動分子正在討論下一步行動，當中提出幾個策略，包括罷課行動和杯葛國民教育課。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杯葛可以是行動的一個補充，但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單靠杯葛是遠遠不及罷課有效的。

杯葛國民教育是如​​同一場「遊擊戰」，學校與學校、課堂與課堂之間沒有連系，而學生和老師的個體負上啟動抗議行動的責任。這個戰場會讓學校當局以紀律處分的方式施壓和要脅，孤立「搞事份子」，故此遠遠不及罷課行動有效率。罷課的行動性質可以團結最廣泛的專業教育人員、學生和家長作出集體行動。罷課同時一定要是積極行動，若果政府拒絕讓步，就以群眾遊行和集會去討論進一步的行動，而不是呆在家中休假。故此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罷課一天作為第一步，並於新開學期首幾天就該實行。

社會主義行動是在729遊行中唯一一個提出罷課訴求的組織，並獲得巨大回響。教協感受到家長和自己成員的巨大壓力，故此在7月30日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就考慮罷課。這是踏出正確的一步，但是不足夠的。明顯政府正在等待並希望在新學期開始時首先讓某些學校「自願」推行課程，然後削弱群眾反對。故此，需要由教師、教協會員、家長和​​學生活動分子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設定全港一天大罷課的日子，是極為重要的。學生和家長團體不應再等待教協了，應該燃起自己的討論、地區會議和活動，去建立對罷課的支持。

群眾性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學生在自己的學校建立活躍的支部，並連結至整個城市。現存的學生壓團體在現階段是較松散，大多數是在Facebook等的「虛擬」網路，而非具有民主架構的群眾性運動組織，而這在對抗像梁振英這樣如狼似虎的資本政客的鬥爭中是必須的。

罷課一天反對政府洗腦將會讓香港的資本建製感到恐懼，意味著運動重要的升級：從既龐大又重要的街頭抗議提高意識，升級至工作場所內的集體鬥爭（即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案） 。由於歷史原因這是在香港稀見的。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
•立即取消國民教育課程
•師生及相關團體全港罷課一天，反對國民教育！
•向教協領導層遞交申訴施壓，促使其啟動罷課行動！
•在所有學校建立學生民主委員會，準備罷課行動– 需要一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年青人發出有力的聲音！

香港：市民到教協請願要求立即啟動罷課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60名支持罷課的市民、教師（其中包括教協會員）、教職員、家長、大中學生及不同團體成員參與了「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到教協的請願行動，促請教協立即設定罷課確實日子。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亦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於起行前集會，「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目前有必要將反對國民教育的行動升級，並以推動罷課作為推倒國民教育課程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她又認為，從729遊行至今已從街頭收集到超過4600位市民支持罷課的簽名，足見師生及家長已有策動罷課的準備。但教協理事領導層迄今還沒有公開地表達一個清晰的立場，聲稱等待政府「若不撤回」才考慮啟動罷課。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表示，十分支持是次行動，認為教協應發動罷課，迫使梁振英政府完全徹回國民教育科。另外，參與遊行的中學生Nate表示，反國民教育的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這將連系到未來反對廿三條的抗爭。家長Mandy及Andrew也各自分享為人父母的感受，認為政府無視大部份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罷課是現時的唯一出路。

隊伍於八時半起行，從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教協位於山東街的總部。社會主義行動高舉「教協領導站出來立即組織罷課！」的橫額，與群眾高呼「教協教怯不要妥協！」、「支持全港大罷課」、「罷課抗洗腦教育！」口號。遊行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更有路過的市民表示支持而馬上加入到遊行隊伍中。

遊行隊伍到達教協總部後，「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與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及代表會面，再次朗讀聲明，遞上請願信以及4600個支持罷課的市民簽名，要求教協作為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必須擺出領導姿態，組織罷課及決定罷課的實際日子。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在回應媒體發問時卻表示，正等待政府今個月內的回覆才會再考慮進一步的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政府現時正采用拖延的手段應付群眾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直至九月份開學，政府必定先讓親中共學校先「自願」推行國民教育後，米已成炊再向其他學校施壓，展開洗腦工程。我們認為，要真正擊倒國民教育，唯有將抗爭升級，以罷課作為打倒洗腦教育的武器，迫使政府真正徹回國民教育科！

香港：九月九日票投社民連！製裁梁振英，製裁腐敗的建製保皇黨政客！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下揭開序幕。 <!-​​-more–>六四燭光晚會維園人頭湧湧、六月十日為李旺陽慘死擠擁中聯辦、七一40萬人上街爭民主、七月廿九日9萬人遊行反洗腦，以上事件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在向當今建製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行動正組織選舉工程，支持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由於社義行動乃相對新生之勢力，難以負擔立法會選舉高昂成本，故此本屆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但我們現在與去年參與區議會選舉一樣，目的並非只為了贏取選票，更是為了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建立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並要招募新的活躍分子加入。故此，我們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線，作為是次選舉中最激進的一個選擇，而其選情的報捷將為未來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礎。但是，我們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讓大眾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進而呼籲工人及青年加入社會主義行動而投入鬥爭，借以創造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危機中的政府

資本建製日趨貪汙而爆發醜聞、「民主進程」不進反退、各亞洲經濟體系中最嚴重之貧富懸殊，皆令香港愈來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獨裁政府以最可笑的偽選舉強行委派梁振英為特首，只在激發群眾不滿的怒火。

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並沒有享受過新政府應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個星期內已有三名局長爆發醜聞，陷入即時性的危機。上任首日40萬人遊行要求梁振英下臺，被大部分時事評論員將形容是個「壞開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爺後來重新將落敗候選人唐英年視為更穩陣的特首，可謂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南華早報》(2012年7月21日)報導，有傳北京謀略家流傳一個「計劃B」去替換梁振英，正如2005年時董建華「腳痛」下臺。由於替換梁振英會令中央政權的面子受重挫，故此這似乎不會於目前發生，但我們不能排除未來事態會這樣發展。中國局勢日趨不穩，中共獨裁需要穩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對此力有不及。

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政府內部人士都認為新政府是一個「大爆煲」。梁振英不僅面臨公眾對國民教育的激烈反彈，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鮮恥的騙子作為政府高官，促發民眾更大忿怒。現在政府高官就如奧運比賽一樣，競逐「辭職下臺」的金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臺，並因涉嫌詐騙房屋津貼被捕。他的繼任人陳茂波隨即被卷入經營劏房的醜聞。陳茂波企圖掩蓋事實也在數天內被揭穿。陳茂波的位子現正搖搖欲墜，新政府可謂完全失敗。

住屋危機

由於這些危機都涉及了地產界，因而令人民對此更為憤怒。這個行業由富豪和投機者前行著獨裁統治，令受害者已不止於工人階級，甚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也深受其害。香港樓價在過去三年中飆升了80%，高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2年4月28日發表的季度房屋價格指數發現，香港物業價格高出「公允價值」58%，使得它作為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公屋輪候名單上有18,9500戶，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冊上的這個數字低估了住房危機的真實程度，因為至少有10萬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衛生或臨時性的住宿。同時，根據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單位，主要用於金融投機炒賣。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一個獨立的部門調查和沒收這些空置單位－只要發現其交易中存在投機炒賣行為的證據。我們還緊急呼籲計劃每年興建五萬套公屋單位，但這必須在民主的公共控製下將地產公司和銀行公營化，只有這樣才能打敗敲骨吸髓的富豪。

梁振英一直試圖贏得一些民眾的支持與承諾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與大亨李嘉誠發生沖突，因為李嘉誠反對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在富豪的壓力下中止的居屋計劃。梁顯然感謝李嘉誠暴殮的財富和貪婪，讓他能簡單地製定一個政治目標，試圖贏得一些輿論支持「復建居屋」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關註這場虛張聲勢的戰爭背後的實際的事實，梁振英的住屋計劃其實沒有多「大膽」。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居屋重啟計劃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會對地產市場有影響，而在此之後，建屋計劃將被限製於極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個單位。對於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復建與否根本分別不大，因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額的補貼，而非租金補貼。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計劃的門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應量－而這部分梁振英卻蕭規曹隨，與之前的政府沒有多大差別。

貧富差距

住屋的危機與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密切相關。最貧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政府最近人口普查報告承認，現在貧富懸殊是1971年有記錄以來最惡劣的。同時，工人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的工人，從1997年的44萬人上升到62萬人。這主要是由於雇傭合約員工的爆炸性增長，極大地取代了永久性員工。
梁振英已采取一些小措施，如高齡津貼增加一倍至每月港幣2,200元，成本約每年52億港元，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累積盈余超過6000億港元！他的政府正準備以灑一點「糖」來掩蓋有毒的反民主的政策。但令人驚奇的是，考慮到政府支持率幾成赤字，而當前又處於立法會選舉期間，——政府提出的新的支出竟然少得如此可憐！

誰在阻撓民主？

這些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問題與香港民主鬥爭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製度－首先在英國、當下則在中國控製下－通過政策的延誤，謊言和拖延來阻礙引入「正常」的議會製度。

據其擁護者所說，資本主義與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在仔細觀察下，我們在這裏看到一個明顯的矛盾。腐敗醜聞表明，不僅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們也反對擴大民主權利。許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領導人，誤以為​​中國當局是唯一反對真正普選製度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製政權，中共的反對民主權利是明確的– 但它不是獨自在此。如李嘉誠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如人大，政協等），他們同時也是23條立法和其他限製民主權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沈浸在反民主的情緒中，擔心如果人民群眾加強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則會導致「福利主義」和他們夢幻般的特權遭到侵犯。

回顧歷史，當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爭取民主權利的擴展是作為反封建主義和專製君主製的革命鬥爭一部分－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動員更廣泛的鬥爭人數。今天，革命鬥爭，也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唯一途徑。

但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亞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後開發國家或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種鬥爭懷著恐懼與矛盾。面對鎮壓勞動群眾，壓擠工資和增加工作時數的必要，他們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臘－反民主的銀行和如歐盟等國際資本主義機構扶持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過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這就解釋了香港資本家的利益與中共獨裁是互相掛勾的－同樣的都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恐懼。因此，僅僅只與其中一方戰鬥是不可能的。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泛民主派，並聲稱它是最有利於民主自由的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可恥的「溫和」泛民尋求與獨裁政權進行腐敗的妥協，顯示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破產。

「超級議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會選舉新增了五個所謂的「超級議席」五個－對應五個地方選區的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別。對這一創新來推銷「一人兩票」（一票為地方選區和「超級」功能組別之一）的想法持懷疑態度的市民絕大多數贊成徹底廢除功能界別。

五個「超級議席」只是一個裝飾，民主黨可恥的應上屆政府懇求同流合汙，掩蓋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組別的性質。這些特權與親當局力量的堡壘被設計用來「淩駕」於群眾選舉結果之上，並保證當局可以控製立法會。 「超級議席」沒有改變這一點。其余30個功能組別，由低於香港2.5％人口的少數人​​決定。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這些議席中有14個候選人沒有競選對手而自動當選－他們的資格得到銀行家和地產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們的利益，並抗衡受民眾的壓力影響的另外半個立法會。

最後一次的小圈子選舉行政長官，令人誤以為北京允許一場民主競爭進步的錯覺（本是操縱手法，但事與願違，兩個建製派的候選人卷入一場「內戰」）。同樣的設想，「超級議席」選舉將產生很多的「民主」的錯覺，卻同時保持目前的不民主製度的主要核心。在現實中，沒有規定「超級議席」參選人必須是區議員－真正能代表一個挑戰或替代現行製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長官選舉失控，「超級議席」選舉也可以令親北京陣營事與願違。目前，親建製的候選人被迫疏遠過於梁振英和其不受歡迎的政策，如學校洗腦計劃。這導致了北京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王光亞前所未有的幹預，在7月訪問深圳告訴親政府的政黨，「不要依靠攻擊政府在選舉中政治上得分」。

這些分歧並不反映任何真正的親政府陣營核心部份的轉變，而只是為選舉而作出機會主義的變化。只不過，這種情況下政府創造了新的困難和矛盾，強化了危機氣氛，並可能導致如學校課程計劃等關鍵政策擱淺，尤其是如果教協和其他抗議團體能充分利用危機升級的機會，通過罷課行動的鬥爭建立鬥爭的基礎。另一個建製陣營分裂的標誌是，梁振英的頭號支持者與選舉顧問劉夢熊催促梁振英推遲國民教育科計劃，劉夢熊也是全國政協委員。

二十三條

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可以說是未來更為艱巨的反二十三條鬥爭的「預演」。自1989年以來首次的一天總罷課將會嚴重動搖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發動的話。這會讓反二十三條運動獲得寶貴的經驗，顯示群眾抗爭需要何種形式。現在證明了單靠遊行示威已經不足夠。當然遊行示威會對提升群眾意識其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惡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動。

二十三條通過之後將會在香港引入中國大陸獨裁政府的打壓手段。警察會獲得大量的權力來禁止「搞事」的遊行，而對中共獨裁的公開批評將會受到打壓甚至監禁。與一些外地「不受歡迎的」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系將會被禁止，以阻隔國際上的支援和聲援。但是擁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義）目的的大財團、金融機構或其他資本家的打手當然不會被限製。就算沒有二十三條的今天，香港記者協會指出87%的記者認為今天的新聞自由比2005年還要差。

二十三條明顯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務的核心。因此，反對此惡法通過的抗爭需要立即開始，而需要在接下來的立會選舉作為主要的議題。 「溫和派」的泛民已經表明他們不能在民主的議題上作出有力的抗​​爭。推倒二十三條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歷史性的50萬人遊行是在泛民領導們的悲觀與消極態度中發起的。當年爆炸性的動員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於當時的實際局勢，包括經濟衰退、房價崩潰以及對董建華政府的不滿。

我們不能夠期待同樣的因素會在今天重復，所以任何現實的反二十三條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遊行示威以外的手段。與更廣泛的反專製鬥爭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要在廣大工人群眾、工作場所以及社區當中建立起群眾運動，發起不同的杯葛運動、占領甚至使用（極為重要的）罷工武器。反對二十三條而發動的一天總罷工將會是群眾展示巨大力量的機會。這不單會讓本地的資產階級精英感到害怕，甚至會影響到中共獨裁，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內地的遭受超剝削的工人階級會模仿反抗。

鬥爭的策略

作為反二十三條的策略之一，社民連承諾其立法會議員會隨時準備好辭職來迫使全港性的補選，就像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那樣。這個策略需要作為更廣泛反對惡法的群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來考量，而同時還要考慮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實采取這個策略。後來組成社會主義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在2010年的補選運動中積極參與。

社民連的領導們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義，並反映出態度上的巨大變化。跟我們組織不同，許多人－包括一些社民連成員－對於2010年「變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喪。而我們認為，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這些錯誤的「悲觀」結論間接導致後來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相對來說，社會主義行動強調50萬反政府的選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並可發展起來。

社民連提出的總辭以及反二十三條的新「公投」反映出社會情緒的改變。街頭示威的增加趨勢和對於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以及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在立法會拉布戰的巨大支持（反對替補機製）都反映出這點。拉布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大部分的「溫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眾意見下被迫改變初衷並支持「激進派」的行動。

人民力量在近月來在示威遊行中的動員也更為成功。其得到許多痛恨建製派和偽民主派民主黨的基層青年和民眾的支持，並且提出了與社民連咩有多大差別的選舉綱領。但是，盡管有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其並不是由成員們民主地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幾個出位的領導所壟斷。加上其隱藏的與「泛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並沒有公開的顯示出來）的連系，都局限了人民力量無法被推進成激進左翼，或是成為群眾運動的承載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黨

這些例子都顯示立法會的議席－用來做為動員群眾的平臺－可以是鬥爭的重要力量。這尤其是在當一個工人政黨透過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贏得議席。社會主義行動從來不像其他左翼或無政府主義人士那樣采取​​一個僵化的反議會立場，我們明白利用選舉的議席來提升意識和發動鬥爭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在2010年的運動中指出，選票數字（也包括補選公投）並不是一切成敗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議會」外動員和組織的成功還更為重要。

議會和選舉策略有時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透過其獨立組織的角色，以至發動罷工的武器。當香港現時的工人組織由於歷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國的更是如此），未來的鬥爭將會是「後追」的機會，​​到時候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政黨－將會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為此準備並推動著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帶領的工人群眾政黨的建立。我們所謂的工人群眾政黨跟香港職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黨完全不同。這個新的政黨是建基於英國「新工黨」的模型，該黨已經清楚地跟工人階級劃清界線。放棄了參與和領導鬥爭，新工黨不斷跟「激進示威者」割席，因此我們認為其只會是一些中間偏左政客們的平臺，而不是工人階級運動真正的承載工具。

在這次選舉中我們呼籲支持社民連，一個對政府和保皇黨派最激進的挑戰代表。社民連提出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反對私有化並為民主權利而鬥爭－一些社會主義者也爭取的政策。不過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強調需要與資本主義完全切割，而這些政策本身並不足夠。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著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提出將壟斷香港的銀行及大財團收歸公共民主的控製底下。我們一方面積極地與社民連的成員在不同運動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個擁有活躍群眾成員的工人政黨，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獨裁者並改變社會。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呼籲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連的同時，我們也不會就此止步。加入實現社會主義替代的鬥爭－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大規模抗議運動反對洗腦教學計劃

大規模運動迅速發展，其領導人們卻突然叫停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 香港支持者）評論：
很少有政府能像香港特首梁振英這樣在就任沒過多久的時間內就把這麽多憤怒的人推上街頭。梁振英在上臺後11周裏片刻不寧，在7月1日就任第一天就有40萬人遊行抗議他出任特首，7月29日9萬人遊行反對他的愛國主義教育科目，在開學後添馬艦政府大樓被包圍9天，人數最多時達到12萬。民調顯示77%的人反對新的教育項目煽動民族主義和為中共這個所謂的「共產黨」專政的角色唱贊歌。

可惜，在沒有任何民主討論之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反國教大聯盟領導人突然通過媒體宣布結束占領。這一轉折在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前一天晚上（9月9日星期日）宣布，當時梁振英剛剛宣布取消強製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期限。由工國委同誌發起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學生運動在占領政總中積極活動和成長。 「全港大罷課」在一份新聞稿中稱：「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

解散占領政總的決定，沒有讓「反洗腦運動」、憤怒的青年、教師和其他參與者感到滿意。在9月11日，大學進行的半天罷課得到了正面的響應。八千人參加了抗議集會，這是香港大學生在1989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行動。下面的文章是一個訪港的工國委同誌所寫的關於上周群眾動員的目擊報告。此後是鄧美晶代表「全港大罷課行動」所寫的關於批評解散占領政總決定的聲明。

在香港的目擊：反洗腦抗爭和占領政總行動

訪港工國委同誌

在過去一周，「占領政總」運動在香港迅速發展，對親北京「強人」梁振英而言是個巨大的挑戰。那是反對實施「國民教育」運動的一部分。這一計劃通過在所有香港學校教授一系列民族主義課程為中共唱贊歌。
面對持續的占領和連日的抗議，梁振英政府被迫在星期六（9月8日）晚上作出部分讓步，宣布取消學校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死限。當晚在添馬艦廣場聚集的10萬人，對運動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激動，並感到能夠令政府作出更大的讓步。

在星期天淩晨，運動的領導層突然宣布占領結束。 24小時後，政府總部外的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前一晚勝利之時還高高懸掛的橫幅被棄之如敝屣。這一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反洗腦群眾運動

親政府的教育計劃最初由上屆政府所推動。新特首梁振英宣布他將落實這一計劃，盡管抗議聲不斷，並迅速引發了民憤和抗議的浪潮（參見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850/）。 9萬多人在7月29日上街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其中並呼應中學罷課迫使政府取消該計劃。

在接下來的幾周，社會主義行動幫助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得到中學生和大學生以及其他當地支持者參與。他們每周設立街站，邀請人們簽名呼籲罷課。市民對此積極回應，多達數千人簽名支持。在8月13日他們組織了60多名抗議者到教協（香港80%的教師參加的教師工會）辦公室請願。反國教聯盟組織了添馬艦占領行動，當中的的核心成員有與民主黨關系密切的溫和派教協領導層，而教協在罷課問題上立場消極。

局勢在9月1日發生了改變，當時大聯盟發起的在立法會大樓外的抗議。超過一萬人冒著大雨參加，並在立法會外留守到晚上10點以後。 「全港大罷課」行動派發了數千張傳單，我們的口號得到積極響應。

由於把握了群眾愈加強烈的罷課情緒，我們運動的影響力得以提升。當臺上一名發言者說她不知道還能做什麽來阻止洗腦計劃時，她的講話被數百名學生高呼「罷課！」的口號打斷。

這一運動的迅速激進化迫使大聯盟的領導層在9月3日星期一發起另一場示威。這是大多數中學開學第一天，超過一萬人參與示威。這一抗議和占領運動被稱為「占領添馬艦」，因為立法會大樓周圍區域被稱為添馬艦。

示威連日進行，運動發展勢頭迅速。專上學聯呼籲大學生在之後一周的9月11日進行罷課。一個學校的學生送來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那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象征之一。我們的同誌和「全港大罷課」運動每晚派發數千張傳單，到周末已經派發了超過三萬張。在星期五，超過12萬人聚集在添馬艦。運動的發展勢頭及其能夠取得的成果看起來不可限量。

在「占領添馬艦」運動中的爭論和分歧

但是運動並不盡如人意。在周一示威之後，全港大罷課開始遇到了來自示威的組織者的刁難。其中包括一個名叫「學民思潮」的中學生運動團體，他們被廣泛視為該運動的推動者。盡管他們稱不反對罷課，但實際上卻並不支援罷課，相反他們呼籲其他更加模糊的鬥爭形式如「公民抗命」。

在添馬艦，學民思潮的糾察向「全港大罷課」成員施壓，要求其收起呼籲罷課的街站。其中一些人聲稱全港大罷課嘗試偽裝成學民思潮以得到支持和簽名。因此我們的同誌製作了數張「我們不是學民思潮—支持全港罷課運動」的告示牌。

學民思潮擁有大約400名成員，其臉書得到160,000個「贊」。盡管作為一個新力量—其發言人只有15歲，他們作為反抗梁振英政府的象征而得到廣泛支援。但是他們看起來沒有任何民主架構得以讓中學生能夠影響其策略和提出要求。同樣大聯盟組織示威的方式也沒有任何民主的成分。這場示威由於藝術和音樂演出變得越來越非政治化，這與示威者越來越政治化的情緒南轅北轍。

「全港大罷課」運動曾要求成為大聯盟的一部分，並和其他團體一起組織示威，但是他們充耳不聞。當學民思潮的成員得知這一要求時，他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加入聯盟的方式。」事實上，運動領導層和所有綱領都來自一個和教協及其他NGO聯系緊密的非選舉產生的圈子。從這個圈子他們能夠得到示威的技術設備（音響、急救帳篷以及資金）。

在上周中期，全港大罷課運動在政總外的街站受到一個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攻擊，並且在臉書和報紙上受到攻擊。他們宣稱我們偽裝成學民思潮，嘗試「騎劫」這場運動。我們的運動受到的另一個批評是在我們的簽名單上收集捐款和電郵地址。之所以出現這些攻擊是由於全港大罷課越來越能有效地提出其要求，而這不合希望防止運動激進化的人的口味。

這些攻擊在星期三達到了頂點，一個人民力量的女性支持者煽動周圍一群老人攻擊了全港大罷課的街站。

一天之內兩個轉折點

盡管有這些內部矛盾，​​占領政總運動在周末時充滿了動力。全港大罷課在9月8日召開了其成立以來最大的組織會議。在會議之後的新聞發布會得到了許多電視和報紙的報道。會議決定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在九月底組織中學生罷課。就在會議結束之際，訊息傳來：梁振英讓步了。

但是這只是部分讓步，國民教育政策仍然能夠在學校「自願」的基礎上實施。這意味著被親中共勢力控製的學校會首先實施國民教育，然而再向其他學校施壓。當晚我們來到占領政總現場，人群感到自身力量，充滿了喜悅的情緒。超過十萬人聚集在一起慶祝。數千張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被派發，看起來9月11日的大學生罷課參與人數會超過之前預期。這場運動勝利的可能性大增—不僅擊敗洗腦計劃而且更可能給命懸一線的梁振英政府予以致命一擊。

在集會之後，大多數人回家，占領者開始過夜。突然，在淩晨兩點左右，添馬艦群眾抗議被宣布中止。所有帳篷都應該在第二天星期日拆除。

星期天晚上，政總外的廣場已經空空蕩蕩，只有一些家庭攜帶小孩途經廣場。但是像前一天晚上大規模抗議的痕跡已經消失了。

一個由30到40人組成的團體嘗試繼續占領。一個青年教師說他不知道結束占領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他認為不應該叫停占領，而有必要繼續鬥爭直到徹底消滅國民教育。

反國教大聯盟領導層似乎不受群眾組織民主控製，而抗議規模發展愈大和愈趨1激進化，使領導層越來越不安。他們也承認他們對梁振英的讓步「不夠滿意」，但是仍然在沒有提供任何另外繼續鬥爭方式的情況下中止了占領。

大聯盟的領導層堅決反對發起罷課的立場越來越清晰，他們害怕連日的抗議集會成為罷課運動的跳板。工國委同誌和全港大罷課行動正是罷課行動的積極呼籲者。幸運 的是，運動沒有被解散。大學生在9月11日進行的半天罷課是20年來最大規模的。梁振英註定只能在添馬艦抗議被解散後茍延殘喘於一時。在未來數周，鬥爭將繼續進行，程度將上升到更高，並有可能實現全港學校大罷課。

為什麽解散占領政府總部行動是一個嚴重錯誤？
鄧美晶，全港大罷課行動，9月10日

9月9日，十萬市民占領政府總部，是7月29日以來第三大的示威抗議。淩晨1時半，在大多數人都已回家之後，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行動。這是由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作出的決定，「全港大罷課行動」一不認同解散的時機，二不認同作出決定的方法。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甚至要為自己的存亡而寢食不安。如果占領運動能夠繼續，哪怕只是一兩天，政府很有可能會無條件地徹底取消國民教育。現在我們必須認清，一次歷史性的機遇被不幸地浪費掉，必須重建運動，重新組織並繼續前進。 「全港大罷課行動」相信，當務之急是汲取運動中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達到了其目標嗎？

即使連反國教大聯盟的發言人在取消行動的時候也承認，鬥爭還沒有取得勝利。梁振英取消三年展開期，作出些微的讓步，但當局依然能夠暗中地在逐間學校強推國民教育。在解散運動之後，大聯盟領導稱，擔心政府繼續向學校派發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在匆忙結束運動之前，原來「魔鬼細節」尚未得以解決。大聯盟的團體（學民思潮、教協、家長關註組和教會組織）曾誓言堅持抗爭，直到完全撤回國民教育。占領政總行動只持續了一周，仍然處於發展中的階段。但是，大會突然中止「現階段」的抗爭，而事前並沒有進行充分和公開的討論。此舉中斷了運動原本強大的氣勢，今後要重新動員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實為困難－群眾運動不是任你隨意開關的按鈕！

不少參與者希望這不是運動的終結，「全港大罷課行動」當然不會就此退縮，會繼續推進罷課的宣傳活動。但是，我們亦同樣要面對一現實：原本在上周仍然一鼓作氣的占領行動在不恰當的時間、以不恰當的手法「被解散」，今後抗爭將陷入復雜難料的境地。

占領運動是什麽類型的運動，為什麽被提前中止？

國民教育是占領政總行動的導火線，但整場運動的議題不只涉及洗腦課程。連日的大型群眾示威可以媲美阿拉伯之春和美國占領運動，規模遠遠超越了大聯盟的預期。運動發展之際，開始超越其最初目標，演變成一場廣泛地反梁振英不民主政權、反中共一黨專政的抗爭。 「梁振英下臺」口號響徹政總廣場，反映群眾的憤怒。可是，大聯盟的領導層希望把抗爭議題限製在國民教育上，防止運動「過於政治化」。首先，次要的音樂表演占用愈來愈多的時間，而大聯盟更將被搬至政總外的民主女神像搬走。大聯盟憂心忡忡，避免群眾將反國教運動和八九六四直接比較，故此占領行動在一周內不斷被「去政治化」。大聯盟的領導層害怕運動染上激進的政治色彩，會令自己失去其控製。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義工被大聯盟的義工騷擾，阻止我們派發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我們捍衛我們參與的民主權利，並得到場內參與者的支持，收集了過萬個呼籲罷課的簽名。

「全港大罷課行動」有權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簽名、募集捐款和派發傳單）參與運動。我們不只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捍衛所有參與團體的民主權利。群眾運動不能被單一的立場操控（這正是我們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原因），必須包容異見，在抗爭路途上讓所有團體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聲音。大聯盟意圖在運動中推行由上而下的控製，並避免「政治」和「激進」的做法。這正是他們如此突然決定取消占領行動背後的重要因素。

怎樣的決定應該被采納？

在9月9日淩晨，在10萬多人抗議後，大聯盟的代表宣布結束連日的占領行動。任何參與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權利詢問：這決定是如何作出的？為什麽沒有訴諸更廣泛的討論和咨詢？不管大聯盟分子如何努力進行組織，一個數十萬人參與的運動不是屬於任何組織的「私產」。一個民主的領導層有責任保障所有重大決定（特別是取消運動的決定）是建立於參與者廣泛討論和理解之上的。但是9月9日大聯盟並沒有這樣做。當宣布決定的時候，數千青年​​仍然在添馬艦，非常多的人高喊口號，希望繼續留守，但是大會無視他們的訴求。據我們所知，連學民思潮的大多數基本成員亦沒有被咨詢過。

大聯盟領導以「小圈子」的方式運作，使其有了利用媒體終止運動的專權。大聯盟向媒體宣稱參與者「疲勞了」，但現場不乏新人願意成為義工。如果大會有民主的架構和組織，就能夠更易讓更多的人參與抗爭的日常運作。相反，在政府一方威逼和詭計的影響下，若果沒有民主的決策和參與，不管任何主辦團體如何努力和真誠，都可能誤判群眾的情緒而作出策略上的嚴重錯誤。通過在各組織級別選舉委員會，使群眾抗爭民主化，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運動成功的關鍵！

反洗腦運動不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進行嗎？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繼續積極推動運動，直至取得全面勝利。但是，我們也必須歸於現實，從9月9日的事件汲取經驗與教訓，明白占領行動以粗暴的方式突如其來「被取消」，令下一階段的鬥爭更為艱難。如果占領政總的集會能得以繼續的話，那麽學聯9月11日的罷課行動會更有效。再者，同時采取幾種不同形式抗爭並無矛盾，占領行動和罷課是可以同時進行，相輔相成。有誰說過一場運動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如果能在所有的學校和社區建立起民主委員會和民主組織，而不是將決定權留給少數的「領導層」，運動的能量將會無限，群眾即興發揮的創新行動亦會層出不窮。

如何應對關於罷課的問題？

「全港大罷課行動」自七月以來一直倡議，發動學校罷課是反洗腦運動贏得勝利最有效的方法。罷課直接提出了工作場所和學校的權力問題，代表對國民教育政策更直接的挑戰。反國教大聯盟的領導人曾經公開反對我們罷課的建議，認為「這過於激進」，而其他人（包括學民思潮的一些成員）表示仍未就罷課「進行討論」。所以， 與其說反國教大聯盟是在領導反洗腦運動，不如說他已經落後於運動的形勢。現場大量無組織的青年已經表現出更激進的念頭，而反國教大聯盟則試圖壓製運動的前進發展。
因此，反國教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後，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的抗爭方法或策略，例如罷課。抗爭運動放下了一件武器，而沒有拿起另一件武器，如今它已是赤手空拳！

本來在10萬多人聚集政總時，反國教大聯盟可​​以宣布罷課一天的具體日期。這不但確保大多數人參與罷課，而且梁振英正處於巨大壓力，僅僅宣布罷課就可能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讓步。但與之相反，大聯盟的領導人似乎在說，群眾應該回家等待他們決定下一步怎麽做。這並不是群眾運動取得勝利的方法。

關於疲勞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指主辦單位已經非常疲倦，為9月9日結束行動自圓其說。這個解釋令人震驚，占領行動只持續至第七天！舉世共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紐約的第一場密集占領活動持續了兩個月以上，而且他們並不是自願離開的，是被警方強行驅離的。

一小群核心組織者的疲勞是否能成為，不僅他們停止活動，而且也停止動員群眾集會的合適理由呢？這似乎是個借口。即使沒有添馬艦的帳篷營地，主辦單位仍然可以呼籲群眾繼續每日的集會。營地並不是必要的，動員群眾才是關鍵。 1989年，東歐斯大林主義一黨專製的政權垮臺時，並沒有「占領」運動，只有一浪接一浪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和一些國家的罷工。再者，如果主辦單位因疲勞而減低了活動能力，則應該面向其他組織和更廣泛的群眾。反國教大聯盟動員這場運動的一個主要弱點是他們將相對一小群「內部人士」當作主角，而群眾只被看作是臨時演員。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想法偏偏相反。整個運動本身才是關鍵，而臺前表演則是其次。

當群眾運動被取消時，事實上仍在發展。部分學民思潮的支持者指因為9月8日（周六）「只有」10萬參與占領，而在前一晚則有12萬人，故此運動正陷入低潮的證據。這根本不是證據！任何一場運動都不能以數學方式精確預測其發展，而一定是有周期性的高低起伏。特別是如果反國教大聯盟能夠以學聯9月11日罷課為例，呼籲中小學生罷課一天，那麽運動就會變得更戰鬥性，可以繼續擴大。

關於絕食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的另一個類似說法是，取消占領是因為絕食者的健康問題。但是絕食明明可以取消，並同時與占領繼續進行的。絕食帶來的健康風險本身就是一種抗議，而政總的絕食者每人輪流絕食數天，本身也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活動。真正的絕食（禁食直至死亡）是一種極端的鬥爭方法，需要非常謹慎行事。參與者非常感謝政總外的絕食者所作出的犧牲，但為了讓運動繼續發展，我們不能只依賴於這種方式。

我們應該汲取什麽教訓？

在一場群眾抗爭中，單靠努力、熱情和善意是遠遠不夠的，戰術、理解群眾運動以及民主負責的領導層也是必不可少。在啟動「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時候，我們都認真地汲取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群眾抗爭、以及中國八九六四的教訓。在所有這些運動中都有著一些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沒有運動的發展是直線性的，其中必有高潮和低落。 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在某些日子裏解放廣場的示威者下降到只有幾百人，但人數在之後又回到新高點，而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亦如是。群眾不可能成為「專業示威者」，他們都有家庭、工作或學業需要兼顧。特別是當他們感受到運動有明確的目標與策略，他們就會來參與示威，而不是日復一日，一味重復同樣的事情。最關鍵的是負責的領導層，其應該是由群眾通過選舉產生的委員會組成，在需要的時候提出戰術上必要的創新和發揮，從而提升鬥爭的層次。

在當初的北京和埃及也是如此，工人們提出了罷工的問題（包括總罷工）。因為學生領袖反對總罷工，在北京當時已為時已晚。當群眾開始疲勞之時，當局就將運動鎮壓了。在2011年2月，埃及眾多工廠罷工，是推翻獨裁者穆巴拉克的決定性因素。為了能建設一場成功的群眾運動，不僅挫敗國民教育，而且打敗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我們必須從重要的鬥爭中學習經驗與教訓，了解其長處和失誤。

香港立法會選舉簡報

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結束。盡管建製派政客傾盡龐大資源成功配票下，在直選拿下17席，民建聯和工聯會分別增加3席和2席。另一方面，但是選舉在一片反梁振英和反國民教育的高漲情緒作為背景，結果的反映出香港政局出現兩極化的現象，激進派的議席由過去的3席增加至4席，未來將令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進入更嚴重的管治危機。

五區公投深遠　影響激進派選舉大幅上漲

是次選舉激進民主派勢力急升，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得票總和比上屆上升七成，共得約26萬票（社民連得票約8萬7千票，而人民力量獲得超過17萬票），增長十分驚人，足見民眾對激進反政府路線日漸認同。人民力量取得三席（新界東陳誌全、九龍西黃毓民、新界西陳偉業），社民連則有新界東的梁國雄（長毛）當選連任。而同樣參與五區公投的公民黨亦獲得26萬選票，透過直選得5席。假如將人民力量、社民連與公民黨的得票加起來的話，合共約52萬票，恰恰是2010年五區公投時的票數，可見五區公投運動成功鞏固支持普選民主的群眾支持，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一幕。

民主黨民協萎縮　妥協派路線破產

整體泛民主派的得票卻未如期理想，總得票只有101.9萬（約55%），打破了傳統泛民主派比建製派的「六四黃金比例」，原因主要是溫和民主派（民主黨及民協）流失大量選民的支持。民主黨總得票為24萬7千票，直選僅獲4個議席，並只能依靠由臺底交易換來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來維持泛民的最大黨派。同樣反對五區公投的民協，也是靠超級區議會議席來免於「亡黨」的命運。民主黨與民協同樣是提倡與中央密室談判，而其於2010年支持並通過的宣稱帶有「民主進步性質」的政改方案的荒誕，在今年3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的大龍鳳中表露無遺，足見妥協派路線的破產。民主黨是次選舉中得票比公民黨，或激進派總和還要低，反映出群眾經已看穿傳統泛民右翼政黨支持政改、民主進程毫無建樹的本質，而轉向支持激進派。

超級區議會廢票

本年新增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的五個議席，由區議員擁有參選權、提名權，並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議席。這是2010年的不民主政改方案下通過的​​，用以優惠坐擁較多區議會議席的妥協民主派和建製派。

超級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獲得三席（民主黨塗謹申及何俊仁、民協馮檢基），建製派則取兩席（工聯會陳婉嫻、民建聯李惠瓊）。值得註意的是，超級區議會的白票和廢票高達八萬票，可見選民對偽政方案新增的非直選議席的不信任。更多的群眾已經意識到，超級區議會只不過是傳統泛民右翼政黨與中央的一場政治交易，而非是走向撤銷正個功能組別邁向普選的真正道路。

新晉議員、意識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選舉中出了傳統的勢力贏得議席，亦見泛民中有新晉的議員成功進入立法會，當中包括工黨的張超雄與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這些新勢力的崛起，反映出在經濟環境陷入危機下，群眾對傳統泛民的失望，以及對尋找真正代表基層利益的焦慮。必須要指出的新晉議員都並不具備清晰的政治意識，並利​​用不同的民粹政治，來填補群眾間缺乏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之真空。

香港工黨並不是一個真正建基於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沒有清晰的左翼綱領來達至工人民主，亦沒有嘗試在工人間組織群眾黨員。頂多而言，工黨只不過是以數個立法會議員為核心，並加上不同小型民間團體組合而成的合作聯盟，亦似乎沒有準備切實參與群眾抗爭，沖擊現存的財團壟斷的製度。加上工黨成立初期經已表明不會參與「激進」抗爭，可見其並不能夠在未來為建立反抗不民主製度和資本主義剝削中的抗爭運動。

另一個受人矚目的新晉議員為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表面上，新民主同盟為一些不滿民主黨支持前年政改方案的前民主黨二線黨員組成，走於激進民主派與妥協民主派中間的路線。不過其政治路線始終離不開右翼，在是次選舉中更利用民粹種族主義為政綱，當中「反對香港赤化」的模糊口號，除了反映出民眾恐懼中共而渴求民主的進步元素，更多反映的是反內地人的排外民粹。範國威的選舉工程不離開「香港人優先」的民粹口號，以雙非孕婦、「捍衛正體字」等煽動反內地群眾的民粹種族主義。這是一個危險的現象，不但將群眾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下不滿的矛頭從資本家轉移至內地基層群眾與新移民身上，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正中此產階級的下懷；更會為本土大香港主義提共發展的土壤，甚至未來會發展成極右排外的專製主義。

需要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

是次選舉中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參選，以挑戰主流的資產階級政客。在中共進一步鉗製香港政治，而未來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是次選舉已經反映出群眾正被激進化，但群眾現時缺乏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因此正焦慮地尋找出路的大眾部分亦出現走向排外民粹的端兒。在未來資本主義危機的惡化、獨裁的梁振英政府在政治上的加大打壓（現在的國民教育與未來的二十三條立法），群眾需要組織成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並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才能免於資產階級政客的混淆視聽，為工人階級建立工人民主提供正確的路線。

最低工資繼續拉鋸30元水平遠不足夠

政府欽點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根據政府兩年一檢的政策，商討最低工資的水平，並於本周二達成「共識」，決定將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最快於明天5月實施。加幅僅為7%，追不上兩年來整體通漲的數字（香港去年通漲率已經為5.4%），而影響基層工人及老人最深遠的食物價格上漲更遠遠超出這幅度。根據統計處去年報告，目前仍有有近33萬人時薪不足30元，當中以物業管理、保安、清潔行業為數最多，是本港最受剝削的工人之一。有調查指出，若果以前年設定的28元為基數，只計算通漲上升對物價的影響，最低工資應該調整至3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內，商界代表竭力阻止最低工資有「三字頭」出現。代表商界的自由黨議員、曾因最低工資爭議被稱為「廿蚊張」的張宇人以歐債危機及經濟不明朗為理由，指出時薪水平應維持不變。社會主義行動的回覆是，資本主義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工人階級，而我們絕不會為投機炒賣者的輸局埋單。

此外，最低工資實施兩年來，資本家不斷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的實施。商鋪高昂的租金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實為資本家愚弄人民的詭辯。再者，地產霸權底下高昂的租金才是小商店經營艱難的最大原因。根據高緯環球和國際購物中心協會最新公布的全球購物中心報告顯示，旺角街鋪每月呎租1000元，較去年同期升67%，升幅高於銅鑼灣及中環的40-50%，而全港平均計全年商鋪租金料升百分之5-15%。

無論是建製派還是泛民主派陣營都異口同聲指出30元最低工資不足夠。 9月19日六名現任及候任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同出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記者會，除了民主黨表示最低工資水平應不少於33元，其余五名代表的黨派都明確支持最低工資35元的水平。而職工盟20人亦於9月27日於政府總部外抗議，要求最低工資上升至35元。

建製派工聯會如候任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陳婉嫻亦表示，支持最低工資提升至33元。梁振英政府深陷統治危機，來自四方八面威脅政府的壓力間接​​增加了勞方的議價籌碼，而資本建製亦想利用最低工資輕微的上調換取民意的支持。

前年最低​​工資一役，資方壓低水平至28元，漠視工人對最低工資33元的訴求，由於通漲，現在爭取33元的水平實際上已經比起前年退步。社會主義行動堅持最低工資40元，並必須與通漲掛勾，並需要成立由工人代表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調查和監督物價上升情況。

政府退讓含糊不清反國教運動尚未勝利

9月27日下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示：「委員會今日會議有部分共識：國教科在政策修訂下不用獨立成科，故認為不需要有官方課程指引；既然不用有課程指引，亦不用再作修訂。因此，官方指引已失效。」受梁振英操控的委員會顯示政府進一步的退讓，可是基於要維護面子，政府含糊其辭而不願公開表示撤回國民教育。即使國民教育幾乎胎死腹中，但政府始終並非真正撤回課程，我們不能排除政府仍然會以教育津貼或施加壓力的方式，令部分學校暗地裏推行國民教育。

我們需要回顧整場反國民教育的抗爭，並從大聯盟錯誤的決定中汲取當中重要的教訓：

九月九日淩晨二時左右，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突然宣布解散一連十日的占領行動。占領行動令反國教運動邁向高峰，對整個梁振英政府造成重大威脅。推動罷課正是將運動遍地開花的最佳方法，然而解散占領行動等於棄械投降，「全港大罷課行動」曾就此​​作出強烈抨擊，並預見占領行動被解散後，沒有了整場運動的一個中心陣地，下一步的抗爭將會陷入復雜的困境。林鄭月娥對結束占領和絕食的決定感到安慰，足見大聯盟的錯誤決定讓政府舒了一口氣。

即使如此，9月11日專上學生聯會號召的大專生罷課依然相當成功，共八千人參與於中文大學的集會，表現了學生反對國民教育的決心。之後更有9月xx日城市大學的500人的反洗腦大集會，還有9月24日起連續兩天公開大學部分學生進行罷課，顯示了大學生亦勇於站起來反對洗腦教育。可是，各院校的集會行動未見有協調統一，未有重新整頓反抗運動的士氣，對梁振英政府的威脅亦大不如前。

反國教大聯盟在解散占領行動後，沒有提出進一步將運動升級的策略。主要是將反洗腦的責任推回個體的學生及家長，並采取被動的態度去「監察」學校推行學民教育的情況，甚至勸喻家長日常要留意子女的教材有沒有愛國教育的成分。集體的抗爭轉向單獨的監察，使運動去政治化和去組織化，一場大規模的抗爭機會白白流失。這錯誤的決定當時甚至令不少民眾混淆起來，誤以為國民教育已經被撤回。

9月21日學民思潮號召全港中學的國民教育關註組和學生會，會議後總結下一步主要行動只是派發宣傳反國教的小冊子。不少參與者表示，會議中召集人黃之鋒被問及推動罷課的問題時，只以「罷課不是設定日期就可以」和「不是我們說要罷課就可以罷課」回避問題，沒有以準備抗爭的心態和意願，與學生切實討論組織罷課的可行性。 「全港大罷課行動」深明組織罷課不是輕然設定一個日子就可以自動成事，而是需要經過周詳的計劃和討論，並設立民主的罷課委員會去策劃和協調整個罷課運動。學民思潮作為反洗腦運動的中學生焦點，如果設一定個目標的罷課日子，可以讓學生盡快動員及籌備。可惜教協和學民思潮似乎不願意承擔這個鬥爭的責任。

作為規模較小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我們仍於不同學校宣傳和組織獨立的罷課委員會，給予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由下而上推動罷課，並讓學生和參與者民主討論和決策罷課安排。我們努力維持組織的民主和開放，讓支持反洗腦的學生、舊生、家長和教師都可以加入罷課委員會，向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推動罷課。不少表示持有反國民教育的學校允許學生，但全港大罷課行動成員在學校組織罷課委員會後，受到校方巨大施加壓力以圖停止其組織行動，包括沒收學生的傳單、受到校長紀律處分的威脅，甚至要求學生會見輔導。真正威脅政府的抗爭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校方打擊，而全港大罷課行動亦支力支援和協助學生抵抗打壓，鼓勵學生親身將事件向公眾及媒體曝光。

正當大學罷課泛起抗爭的漣漪，中學罷課行動能激起巨浪，不僅能對梁振英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甚至有機會迫使梁振英下臺。政府含糊的退讓無非要收買群眾的民意，事實上亦可能降低反國民教育的意欲，但我們需要隨時準備繼續鬥爭，以罷課推倒國民教育的討論在未來可以再熾熱起來。

沈痛哀悼南丫島海難39人

十月一日晚上8時20分左右，港燈一艘名為「南丫四號」的客輪在南丫島受到港九小輪「海泰號」高速撞擊，船尾受到嚴重破壞，乘客全部墜海，客輪被撞擊後約兩分鐘船身傾斜下沈，釀成101人受傷，現時仍有13人留醫，死亡人數目前增至39人。事件為1996年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公共安全事故，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註。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罹難者，並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發生事故時港燈船上載有121乘客及3名船員，船員與乘客比例極為懸殊。乘客當中估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港燈員工，其余是他們的親友；而港九渡輪則有95名乘客及4名船員。兩名船長均為超過十年經驗的資深船長，「南丫四號」客輪周姓船長右手骨折及肋骨骨裂，傷勢嚴重但神誌清醒；而港九小輪的黎船長被問及意外情況時，則表示頭暈及頭痛，懷疑患上創傷後遺癥。根據星島日報10月3日報導，「搜救人員通宵搜索，赫見船艙座椅壓死人及『屍疊屍』恐怖情景」。同日的太陽報則指出：「上層船艙的長凳，在撞船及船身直插水中後全數倒塌，壓著上層乘客並帶入水中，形成『人疊人、凳疊人』的死亡陷阱… 」此外，搜救人員亦稱搜救期間受到重物擊中而受傷，但由於時間倉卒只有負傷繼續救人。

港九小輪「海泰號」船長被指於撞船後迅速離去，根據明報10月3日報導：「目擊經過的『海泰號』乘客說，船上層10多名乘客眼見『南丫四號』下沈，曾自發收集救生衣和救生圈，準備拋下海救人，多名乘客曾大呼『停船』，更目睹一名乘客沖往船長駕駛室，要求駛回頭救人，但『海泰號』除一度減速，最終還是沒有折返救人，並迅速駛回榕樹灣碼頭泊岸。」明報報導亦指出，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鐘東堂亦認為，港九小輪應留下協助救援墮海乘客。有超過三十年船長經驗的余誌明表示，按照慣例，如果兩艘船相撞後船體相接，雙方應交換船只損毀程度，才判斷應否離開。

港燈船只由於沒有備載客名單，故此未能提供登船人數及名單，令至今失蹤人數仍未能確定，涉嫌違反海事處指引。此外，船員亦沒安排所有小孩全程穿救生衣。南丫四號船尾短時間內下沈的原因，是因為船尾兩個船艙的防水分隔懷疑剛被撞破而未能發揮作出，而船頭的水密間封卻成功阻止入水，因為只有船尾下沈而船頭仍然浮面，發揮浮標效果。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程岸麗昨探望南丫四號周船長後引述他指，「南丫四號」每年均有驗船，事發前不久亦剛完成驗船。港九小輪迎亦於10月3日召開記者會，表示「海泰號」當時的航速二十幾海裏，沒有超速。而船只在九月才做過檢查，船上儀器正常。

撞船意外責任誰屬，仍然未有確切的定論。肇事兩船共7名工作人員涉嫌違反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罪被捕，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海事處表示，會調查「南丫四號」的船身結構，相撞過程，安全設備是否足夠，船員駕駛航行是否違規，預計半年完成調查報告。

中共「國慶」煙花的五光十色與海難受害者的沈痛心情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府定10月4日起連續三天為降半旗致哀日。港燈作為公共交通的私營公司，對員工有否有足夠安全訓練及人身保障、船只維修及安全設備是否足夠，仍然有待調查。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事件必須由死傷者家屬代表、渡輪員工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才能徹查真相。

香港：長者生活津貼免入息審查

小恩小惠　諸多阻撓

現時香港有53萬老人領取俗稱「長者津貼」的高齡津貼，每月為$1,090元。梁振英競選小圈子特首時，曾經開出長者生活津貼（俗稱「特惠長者津貼」）計劃的支票，爭取基層的民意支持，但裝扮親基層的面具在當選不久後很快被撕破。政府提出每月$2,200的特惠長者津貼，每年耗資約62億，因為需要設置資產審查機製，惹起基層長者及貧困人口的不滿。10月20日(星期日)社民連、街工和民協共同發動抗議，總共約100低收入人士及長者在政府總部外進行抗議，要求長者津貼免除入息審查，並以此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基礎。

特惠長者津貼限製65歲以上單身長者月入不超過$6,60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186,000元；而長者夫婦月入不超過$10,52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281,000元才有符合申請資格，同時一如過往的長者津貼，受惠人不能同時領取綜援、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門坎之高除了對待長者苛刻，還浪費估計總共5億的龐大行政費用。如果長者毋須申報資產，估計政府每年額外開支多33億元，以政府現時水浸的庫房絕對可以負擔。

現時65-69歲長者領取每月$1,100的長者津貼需要經過入息審查，而70歲以上長者。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宣告將長者津貼金額劃一增加至每月$1000，但同時表示有可能要對70歲或以上的申請者引入入息或資產審查製度。結果惹來泛民主派以至部分建製派議員的反對，加上當時剛進入議會的激進派政黨社民連在議會內大聲抗議，最後曾蔭權在眾怒難犯的情勢下被迫妥協，取消侮辱長者的審查製度。

人口老化　長者貧困

資本主義國家，尤其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醫療服務和兒童照顧服務欠奉、房屋保障蕩然無存、教育機會以至工作機會雕零，因此生兒育女的負擔沈重，令香港以至亞洲的出生率長期處於低位，年老人口比例不斷加大。香港2009年的長者人口占總人口的13%。根據政府統計署的預計，到2039年此比率將上升至28%。單是長者人口的增長，已使長者貧窮人口由2006年的26萬上升至2039年的71萬。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是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為貧窮線，生活於低收入或貧窮家庭人口約有115萬，高企的數字向政府響起社會危機的警號。雖然因為年輕及中年人士受惠於最低工資實施，令2011年貧窮人口去年的貧窮人口較2010年減少5.5萬，但本港的長者貧窮率不跌反升，人數高達28.8萬人，即平均每三名長者便有一人貧窮。

政府企圖強行通過方案

在反對聲音群情洶湧的形勢下，泛民主派各政黨以至部分建製派政黨均表示不能接受政府苛刻的方案，表示會投票否決議案。工聯會議會內手握六票、可能是政府關鍵的遊說對象，其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則表示，難以接受政府現時方案，可能與政府談判折衷的方案。然而，葉劉淑儀的保皇態度依舊強硬，批評長者津貼「民粹當道是民主政治必然的產物」。連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都反對政府方案，要求65歲以上長者劃一取消入息審查。

可見即使是寸進的福利改革對於資產階級來說都是利益的威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認立法會內仍然未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但可能會以些微讓步（例如提高資產限額）令政黨讓步。政府稱聲撥款會耗用大量公帑，卻僅得五日讓立法會討論，就要在本周五交財委會表決，不過是想快刀斬亂麻急急通過，以防民間有時間凝聚抗爭力量，令梁振英再次焦頭難額。

廢除強積金

政府為了讓銀行家和投機者獲益，在2000年引入強積金製度，強迫香港工人階級要每月供款5%收入至強積金戶口，將血汗錢變成金融機構的賭本。強積金平均管理費為1.74%，高昂的行政費用一直惹起工人怨憤，銀行不過用這製度作為劫貧濟富的工具。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風眼自然受到歐債危機波及。由於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危機，本年初至五月分強積金計劃的總凈資產共蒸發約$234億元，以全港257.3萬參與強積金計劃的雇員及自雇人士計算，平均每個強積金戶口蒸發逾$9,000元。

對金融投機者來說這不過是冷冰冰的數字，但對工人階級來說這是高工時高壓力底下工作的血汗成果，廢除敲骨吸髓的強積金製度可謂刻不容緩！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特惠長者津貼免入息審查
廢除強積金製度，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向有錢人征重稅
民主公營化大銀行及企業，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香港：反對人工沙灘　守護龍尾生態　痛擊地產霸權

正當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風波未平，大埔龍尾人工沙灘又快將上馬。政府為求滿足地產發展商打造旅遊熱點的商業野心，不惜踐踏稀有海洋生物，
大興木土將龍尾打造成水療酒店、購物商店及洋房項目林立的「香港芭堤雅」。

環保團體及廣大民眾的沖沖怒氣要將此二億八千萬元的工程剎停。各環保團體及政黨組成「守護龍尾大聯盟」，準備十一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草地舉行「守護龍尾大集會」。

官商勾結　吸血大計

環保團體建議，政府應在烏溪沙渡頭的天然沙灘增建設施，將之改建成人工沙灘。但當局無視其要求，堅持要在水質被評為「極差」的龍尾動工。為何？地產商會德豐及發展商偉都集團於08-09年，已經準備興建水療渡假酒店，總共提供467間房間，並設有會議設施、購物商店及一座婚禮教堂。長實集團亦看透無限商機，遂「慷慨」捐出10億元，在龍尾附近興建觀音像，現時已幾近峻工。只要將大埔汀角一帶樓價推高，李嘉誠的鳳園洋房項目可以賺得盤滿砵滿。

大埔汀角樓價過去六年已翻倍，今年也有15%至20%升幅，例如高層連天臺村屋呎價已經突破6,000元。長城物業經理錢淑敏指，估計沙灘落成，樓價可再升2-3成。(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25日) 發展商近年積極收地準備工程，令龍尾的丁屋售價較去年升高一倍，因此人工灘亦獲得鄉議局土紳劣豪的支持。

政府強調區議會已經通過方案，因而難以挽回。恰恰是腐敗的區議會反映出政商利益的勾結。大埔區議員所屬政團不是民建聯，就是經濟動力，均為財團的買辦走狗。各議員都身兼新界地產商會要職，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在大埔持有一棟三層高丁屋和六幅地皮，並透過公司在大埔擁有一個物業和一幅土地。商會主席則是早已江庫集團主席柳明心。江庫集團是大埔最大的村屋地產商，過去幾年密密向原居民購地，興建別墅式村屋屋苑。建製派壟斷的區議會不過是通過親商政策的橡皮圖章，沒有真正的民意基礎！

香港政府繼承了殖民地時代，為了討好土紳劣豪的丁權製度，讓成年男性原居民可在新界土地上認可的範圍內興建「丁屋」。這本身就是性別歧視的政策，持有丁權的原居民搖身一變成地主土豪，甚至讓不少新界鄉紳實際就是土地發展商，或與其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這一撮特權分子往往支持地產發展的硬道理，好讓自己土地變賣致富。因此，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往往在這些發展議題上對立起來，在9月22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上水咨詢會衡突正是一個例子。

破壞生態　踐踏環境

龍尾灘是一個位於大埔船灣汀角路旁、毗鄰大美督的一片天然潮間海岸，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包括魚、蝦、蟹、蜆、螺、海星、海膽等等２００多種，具保育價值物種達14種。人工沙灘計劃將會迫使生物向西「大遷徙」至汀角東海岸，對遷徒生物及原居生物來說，都是生態的大災難，政府卻以皇恩浩蕩的姿態表示讓生物「原區安置」。例如，當中的管海馬為香港罕見魚類品種，繁殖力偏低，懷孕期又長，若環境大變族群就很難生存下去。

龍尾灘位於吐露港的內灣位置，水流十分緩慢，汙染會容易停滯在泳灘，較難擴散和稀釋。有實驗所揭發，龍尾灘的大腸桿菌含量驚人，遠高於零四年因水質差劣而封灘的深井釣魚灣泳灘四倍。故此，龍尾灘水質為「極差」等級，每1,000人落水後，將會有15人有機會感染輕微疾病（例如紅疹），根本不適宜遊泳。遊泳旺季夏季時期，雨水帶來的細菌和汙染物，加上日後落成的水療酒店將會排出更多廢水。

政府聲稱，建設人工灘是為了新界東北居民的休閑福祉，其謊言不攻自破。整項工程根本是本末倒置，沙灘成了配置設施，商業區才是主角！

政府強調計劃已經通過環境評估，合乎「程序」，卻受到環保組織指責環評報告避重就輕。零八年龍尾泳灘進行的環境評估報告數據不足，立場偏頗，包括當年沒有一並評估烏溪沙兩個天然沙灘的選址，亦無發現生態物種多達二百種，以及水質含有大腸桿菌及重金屬等。

寧波抗爭成功　香港不甘後人

資本家可以為了利潤，不惜於2010年迫遷菜園村居民，斥資669億建設富人專享的高速鐵路，目的是推高西九龍一帶豪宅的樓價；梁振英上任後又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古洞北、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打造富豪後花園，大量收購土地和迫遷居民，目的是設立服務內地富有旅客的商用區。購地迫遷成為了地產霸權的發展公式，多數人的土地和公共空間被少數富豪操控。

浙江省寧波民眾上街示威七天，反對當局政府興建煉油化工廠PX。事緣中石化在鎮海區的最大煉油企業「鎮海煉化廠」，準備投資逾五百億元人民幣擴建，惹起民眾對空氣和水質汙染的擔憂和憤怒。群眾包圍市政府總部，要求市長劉奇下臺。由於中共十八會議即將開幕，加上統治危機一觸即發，為免點著火頭而烽煙四起，故此最終妥協擱置擴建計劃。梁振英政府同樣深陷危機，繼反國民教育運動後，再次的政總集會可以給予政府巨大壓力。

我們必須要堅定抗爭，捍衛受盡資本摧殘的環境，揭露資本家可恥的牟利大計。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守護龍尾大聯盟」的行動，我們有以下要求：

全面取消大埔龍尾人工灘計劃
踢走地產財團，不要暴利發展
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營化，由居民、環保分子和工人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規劃和控製

香港：性平權的抗爭近況

迎接同誌大遊行

今天適逢臺灣同誌遊行的十周年，10月27日臺北舉行了以「革命婚姻 – 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為主題的大遊行。今年有65,000人參加，破了歷年的紀錄，場面非常浩大。此外，是次遊行亦吸引了來自23個不同國家的外國同誌參與，大會保守估計有3000多名外國人遠道而來參加。臺灣不少工薪階級認為，在職場受到歧視仍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正推出民間版民法修正草案，要求同誌婚姻、伴侶製度和收養、多人家屬製度，並正在發動「百萬聯署」運動，盼在明年九月能將民間版草案送進立法院。

今天香港同誌遊行亦不甘後人，今年的同誌遊行亦表現了民眾香港不分性傾向抗爭的團結。今年女同盟會、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和大同主辦，將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大會為支持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在工作不受歧視，呼籲參與者穿著代表不同職業的服飾出席，以突顯主題，而立法保障同誌免受歧視亦是主打要求之一。

LGBT在香港

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並不像其他有強烈宗教背景的國家，對同性戀歧視表現為外界幹預性的歧視，但社會的主流意識中仍然明顯對同性戀持有反感，而且家庭內部的壓製更為厲害。早前，香港的名媛趙式芝與波爾表富商家族的太子女楊如芯，在法國舉行了一場同誌婚禮。趙式芝的父親趙世曾大力反對女兒的性取向自由，還擲出五億巨款為女兒招婿，務求要令女兒「拗直」。

趙世曾時常在公眾場合左擁右抱，女伴不停更替，對自己的性態度十分「開放」，卻對其女兒的同性戀取向態度保守。堅持十多年的認真感情如此打壓。對趙氏富豪來說，以金錢堆砌的異性關系比女兒多年堅貞的同性愛情更為珍貴。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下，家庭延續和傳宗接代的思想令女性家庭地位一向較低，而同性戀違反了核心家庭的基本構成，自然不能為父權社會所容忍。這既是性別歧視，亦是性傾向的歧視。後來，趙式芝在她的臉書上寫道：「為何中國社會可以接受並歌頌男人擁有五個妻子，卻不可以讓女人選擇不要丈夫？有趣！」這句話真實地諷刺父權社會下男女不平等的現實。

新任立法會議員人民力量陳誌全出櫃（公開表示自己是同性戀者），是一件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是香港回歸15年來首次發生。陳誌全很快受到同誌團體的青睞，亦成為了本年同誌遊行的發言人之一，為性平權抗爭充了信心。11月9日，多個同誌團體（包括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女同盟等）中午在立法會外進行抗議，要求政府盡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咨詢。議會辯論期間，右翼保守的建製派發表了荒謬絕倫的言論。自由黨張宇人表示會有有偽裝同性戀伴侶而欺騙雇主福利；民建聯葉國謙更直指，立法對華人傳統製度造成破壞，引發社會沖擊，對宗教團體帶來極度震撼，直接道出同性戀不為現存製度所容許。最後，咨詢動議被功能組別否決。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障同誌的法例，這是依靠群眾抗爭向建製施壓爭取回來。但是，即使在有反歧視同誌法例的國家，資產階級政府在必要時仍然會動員落後保守思想的階層，以分裂不同性傾向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並以「完善道德」為口號維護核心家庭製度。因此單靠立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從製度上作出根本的改變。

美國對性小眾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不是由美國資本家或政府恩賜的，而是群眾和工人運動多年鬥爭爭得來的成果。在總統選舉期間，美國有三大州（馬裏蘭州、緬因州和華頓盛州）通過了同誌婚姻的公投，使美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和地區擴大到10個。但是，美國聯邦依然未認可同性婚姻。因為共和黨的濃厚基督教背景勢力，令黨更鮮明站在反同誌的一方，這令奧巴馬成功製造不少幻想，在選舉中爭取到不少「粉紅選票」。但這不意味著民主黨政府會真正保障同誌的利益，也不意味著同性戀的普遍歧視就會在美國社會消失。

企業近年高調支持LGBT或贊助，除了是資產階級要收編同誌運動，避免其激進化成反財團或反政府的運動，更是要收割同誌運動商業化的市場。市場公司估計，單在美國有高達1,800萬人的LGBT市場，每年可消費收入（即空閑錢）高達7,900億美元，平均每人約4.4萬美元，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數2.6萬美元。紐約州去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紐約審計辦公室亦預計3年內，可帶動婚宴及蜜月旅遊的消費力，涉及1.42億美元。如此龐大商機，有公司明明槍打著服務LGBT的旗號，美林銀行成立專門服務LGBT的理財顧問團隊。但是，企業所提倡的「性平權」是虛偽的，為的是牟取利潤，只為中上階層有消費力的人士服務，基層民眾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外。

LGBT在中國

近年中國內地（尤其是發達城市）社會風氣對性小眾放寬不少，尤其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發達成市，但中國政府的政策始終對同性戀者抱有歧視，未有反對歧視同誌的法例，同性婚姻亦沒有得到法例條文的保障。因為家庭壓力和社會壓力，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者都刻意隱藏自己的身分，被迫和異性結婚。根據長期研究同性戀問題的青島大學教授指出，中國同性戀群體的一大特點是80%以上的人迫於世俗壓力結了婚或者將要結婚。

張北川估計，中國內地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在中國大陸有超過500個的同誌網站，全國各地大大少少的同誌酒吧，不時被公安封查或騷擾，甚至向同性戀者金錢勒索。近年中國出現愈多的同誌非政府組織，例如最大的是「中國彩虹」，但它們的行動都受到當局嚴密監管和限製，任何有可能組織群眾挑戰製度的行動，都會受到警察當局打擊和阻撓。在中國，同性戀者沒有基本的組織、集會和示威權利，都是比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其中一方受害者！為了未來的同性戀發展出一份力，無懼國家機器公安的加壓，因為在中國很多的同性戀者都只是中下階層，連民主都有，他們都因為害怕公開自己的同誌已失去工作和人生安全等問題，所以我們更加應支持他們！

但即使這些團體的活動亦非常有限，例如組織酒會或晚宴等聯誼活動，令同性戀或跨性別人士自成一角，難以說服不同性傾向人士團結一致。加上這些活動都只能照顧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中上階層，難以想象埋首在血汗工廠的工人能夠有機會參與。工人階級占中國龐大人口，作為工廠或職場中受到欺壓的階級，往往是同性戀中最受壓迫而申訴無門的一群。

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

政府、右翼宗教和政治勢力反對寸進的同誌平權，是資產階級分化勞動人民團結的表現。這些反動勢力除了打壓同性戀或跨性別階層，往往同時打壓少數族裔權利、女性權利、外來移民權、貧窮及邊綠人士權利，以維護自己占上位的統治製造。正如以「道德塔利班」惡名昭著的明光社，其宗教勢力是依靠政府高官和資本家支撐的，而且在政治立場上是反民主和反工人的。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運動的抗爭，包括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在鬥爭路途上揭破資本家和宗教勢力互相勾結的真面目，將性平權運動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香港：爭取性平權　4000人參與同誌遊行

今天舉行的第四屆香港同誌遊行，一共有4000人參與，比上一屆的2500人大幅增加！不少公眾人物參加是次遊行，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範國威、及公開自己同性戀身份的陳誌全，藝人則有黃耀明及何韻詩。何韻詩更於今天首次「出櫃」，公開宣布自己是同誌的身份，她是繼黃耀明後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是同誌的香港藝人。

參與的團體包括主辦單位（香港女同盟、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及大同），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slutwalk HK（中譯：香港蕩婦遊行）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會主義行動舉起「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的彩虹橫額，參加是次遊行，共賣出60本性平權小冊子。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性平權的抗爭，支持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包括在工作場所不受歧視，家暴條例保障同性同居者，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性小眾在社會的不平等地位其實是資本主義鞏固剝削製度的一種手段，這包括維系異性戀霸權及核心家庭概念。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的性平權運動必須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與內地的性小眾團結，更進一步推動社會製度上的變革，才能真正消除對性小眾的壓迫。

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 ——東亞民族的歷史傷口、現實的資本主義沖突與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

從今年8月中旬起，中國、日本和臺灣三方在釣魚島控製權與主權問題上的沖突歷時已二月有余，迄今未見緩解，而相反軍事對峙的局勢有增無減。

統治階級方面，日本右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極右翼勢力頻頻挑釁，日美軍事演習頻頻，中共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則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以近數十年來少見的強硬方式進行回應，臺灣資產階級朝野兩黨也采取種種手法聲張臺灣在釣魚島（釣魚臺）的主權要求。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近兩百座城市發生上百萬民眾卷入的長達月余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部分騷亂，在香港和臺灣乃至海外諸多地區也發生近年少見的華人保釣反日遊行。而日本國內，尤其是在沖繩地區，日本進步民眾反對美軍駐紮和日本當局的軍事化鬥爭正方興未艾。

近 來圍繞釣魚島發生的沖突與對抗是東亞矛盾局勢的綜合表現。作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日本、臺灣和美 國統治階級間矛盾不斷，沖突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值得註意的是諸國統治階級間仍然存在諸多勾結與妥協，面對危機維持現行「穩定」秩序的基本目標 仍未改變，迄今為止國際資本主義強權間仍然處在「鬥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慮到整個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經 濟前三強 （美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核大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四大海軍（美國、俄羅斯、日本和中國）、四大空軍（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可想而知東亞地區發生的任何地緣沖突和階級鬥爭都將對世界經濟與安全局勢 產生巨大影響。

國際主義左派關於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遊行的立場

針對這一嚴重影響東亞局勢和各國民眾意 識的事件，國際主義左派自然也極為關註，紛紛發表評論和主張自己的立場。此處國際主義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則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 括國際上一些比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也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等地的華人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本文的分析將主要關註一些國際主義左派組織在 釣魚島問題上的聲明。

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國際主義左派（托洛茨基主義派）關於釣魚島問題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誌撰寫的《中日島嶼沖突的背後？》（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簡稱《沖突》，https://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該文不僅提及了中日釣魚島沖 突本身，也涉及到相關群眾運動和更大範圍的東亞諸國（包括中、日、臺、俄羅斯和韓國等）領土領海爭端，以《釣魚島爭端背後的帝國主義沖突》的中文譯名發表 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會主義者》雜誌上）

2）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ICFI) 陳駿（Chan John)撰寫的《反對中日民族主義》（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簡稱《反對》，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 s21.shtml ， 事實上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還有數篇相關釣魚島沖突的文章，但由於該文以社論形式出現，且其他後續文章的立場基本相同，所以以該文為準

3） 第五國際/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寫的《中國：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義宣傳的動員》（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簡稱《動員》，
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 ... chauvinist-campaign

4）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寫的《不要中日帝國主義煽動的沙文主義戰爭！》（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簡稱《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 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於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寫，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譯件，所以為確保盡可能忠實於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時，將直接引述和翻譯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內容有所不同的，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說明）。

幾 家國際主義左派雖然具體分析和立場略有不同，但在主張立場和訴求時容易將完全抽象的原則和理論簡單地套用到復雜的現實事件，無視社會條件、客觀環境和群眾 覺悟，陷入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迷思之中。由於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賴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信息和資料（尤其是英文資料），而這些資料和信 息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先驗性和選擇性地挑選與過濾的結果，更往往導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現西方中心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

歷史唯物主義者不 是唯心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 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F. 恩格斯，1885.04.23, 書信《致維拉. 伊萬諾夫娜. 查蘇利奇》）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群眾運動雖然強調了國際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宗旨下，但忘記去「了解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所以欠 缺從無產階級立場的分析和對於未來革命的展望，在事實上也違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過渡綱領》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國、日本、臺灣乃至亞洲其他地區無產 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局面。

被誤讀的中國反日群眾運動

首先，國際主義左派在對釣魚島事件和相關的群眾運動分析 時，有意無意間將中國各地發生的自發的群眾性反日運動等同於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官方宣傳和軍事主義煽動，將遊行中出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口號和現象等同 於群眾正當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右翼擴張主義的情緒，將遊行、示威乃至罷工的參與主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等同於富裕的親資本的新興中產階層， 將歷史上的反殖民鬥爭和民族情緒等同於純粹的釣魚島領土爭端。由此得出中國民眾自發性反日群眾運動本身是反動的、負面的、沙文主義的和為統治階級服務利用 （不僅是中國統治階級，也包括日本和美國的統治階級）結論。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分析，「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 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 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 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 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被中共大 開綠燈的中國反日示威，也同樣反動。主導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認為自己的未來與中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同 時對中日兩國工人階級都存在深深的敵意。這反映在他們的「抵製日貨」的口號，其實質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礎上去提升中國企業的地位。中 國的示威活動中有一種公然的種族主義性質。許多橫幅和標語譴責「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說那些針對在華日本國民的隨機性襲擊。最具挑釁性的是要求中 國政府向「日本宣戰」的呼籲以及日本出現核蘑菇雲的橫幅。這些軍國主義情緒是直接受到了中國的媒體評論員和軍官們的鼓動。他們在電視上吹噓說，如果戰爭爆 發，中國可以發揮它的「殺手鐧」，對日本發動核打擊。這種野蠻的建議無異於引發一場全球性核沖突，因為這樣的攻擊馬上就會牽動美國。

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描述為，這種廣泛傳播的是為無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員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導致了抗議者與警察間暴力沖突，並發聲打砸搶日資商店和焚燒日本車的現象。而且很多標語在譴責日本入侵和收復中國釣魚島的主權外，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更強硬態度和處置官員腐敗。

普 勞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寫，在日本街頭沒有發現好戰的群眾示威氣氛時，在中國則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眾，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則充滿反日情緒與中華沙文主義。根據報道，在全國至少108座城市發生示威，在許多城市這些示威轉化為反日騷亂，例如深 圳、廣州、東莞、長沙、西安和青島等地。根據報道，示威者的口號充滿沙文主義，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製日貨！」、「釣魚島屬於中國！」、「對日宣 戰！」等等。 大量的日本產汽車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燒，日本大使館也成為抗議示威的目標。這導致例如豐田、本田、馬自達、佳能、松下和優衣庫等暫時中止生產經營。根據香港 報道，在北京街頭張貼有招募「強奸日本女性」的海報。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絕不會否認過去1個多月的反日群眾遊行、運動、示威和罷工中 存在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小部分群眾中乃至有嚴重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傾向。但是，不能將意識混亂的部分群眾右傾和錯誤的口號等同於遊行群眾的主 體。現實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永遠不可能存在於「意識真空」中，但這些反動的、消極的非主流因素並不應該構成我們判斷整個群眾運動的依據。事實上發生在全球 各地諸多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中東群眾發生的反美大遊行，歐洲希臘和西班牙群眾組織的反削支和反歐盟（以及反德）遊行，乃至日本沖繩地區民眾反對駐日美軍運 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少部分種族主義言行。

從8月15日港澳保釣船只登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抓捕到9月24日中國全國範 圍的反日遊行基本趨於結束之間的一個多月時間，在中國近200座城市發生各種形式的反日遊行、示威和罷工，上百萬群眾卷入其中，自發參與的主體是工人階 級、青年和中下階層市民等，同時也必然有少部分中產階級和極少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和官僚。參與的大部分群眾雖然在政治意識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數人有強 烈的反對專製當局和反對其資本主義政策的傾向，包括以毛派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親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參與其中，但是後者的主體事實 上是以反對這場群眾運動為主。

在科洛的《沖突》和梅因的《動員》都有所提及運動中出現的大量毛澤東畫像的現象，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強調群眾 中舉毛的畫像是中共政權內部派系鬥爭， 支持對日宣戰和支持薄熙來，並且將之稱為是中共政權內部拍戲策劃的結果，卻沒有承認這種行為在民眾中的基礎和其自發性，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現在中共專製當 局和其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中國毛派和泛左翼勢力復蘇遠早於薄熙來機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地左轉。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共 政權強製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在前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和普通勞動群眾（也就是當局所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就出現對於前計劃經濟毛時代的思念和對當局 資本主義政策的抨擊。在當時這股思潮集中於中老年，尤其是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中，也出現了各地自發的群眾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和唱講革命歌曲行動。這些群眾 性自發的集會與悼念十多年來一直面臨著當局的鎮壓與打擊，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化卻也在不斷發展。但是資產階級媒體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歪曲 報道。薄熙來在前幾年推行的唱紅講傳和打黑活動不過是對這些群眾行為的東施效顰和迎合投機而已。不能將群眾的自發運動與政客的投機行為混為一談。相當一部 分毛派活躍分子也承認，薄熙來搞的不過是資本主義改良行為。有資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確地說明，他投機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上層矛盾，重要的是不為其所用 和發動群眾。而且，即使在這些群眾中存在各種混淆意識，譬如將現在的中共政權仍然視為「修正主義政權」，希望中共黨內的「健康力量左轉」，但群眾中反對現 行資本主義政策是明確的，要求左傾的訴求是真誠的。

而且，很遺憾在國際主義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數參與遊行示威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左 傾勞動群眾的主流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收復釣魚島」這兩個口號，並非所謂仇恨日本民眾的種族主義清洗口號。種族主義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 狗」確實存在（如陳駿文章《反對》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現象，至於所謂鼓吹「中華帝國主義」和「強奸日本女性泄憤」的極右口號則更是極少數中的極 少數現象（如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大量圖片和視頻為證，只要不帶有偏見，就一定會承認主流口號並非是種族主義的。當中國 廣大群眾主流仍然在強調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日本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時，假如不承認這一口號本身具有進步性，將群眾中樸素的義憤等同於支持「中國 帝國主義」，這對群眾運動本身是一種不公正的選擇性的態度。

西方的左右翼由於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而往往對中國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作出 誤判。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假如群眾運動高舉毛像，至少在言辭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認自己為左派和傾向社會主義，乃至明確支持馬列主義 （雖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義認同的）。而這種在理論上對於馬列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依賴，使其民族主義的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遏製。根據現實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 主動強調民族主義，必然會對毛派本身的階級理論進行修正，最後走向資本主義化。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表現在左傾群眾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表現在右 傾的社會力量中，甚至表現得更為反動。右翼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主要利用的對象，而非左翼民族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的漢服國學運動和儒教基督教主義者就是這 種右翼民族主義力量的反映。他們並不需要高舉毛像和唱紅歌，而是身穿漢服和背誦四書五經，甚至信奉基督教，他們是更為明確的反動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與皇漢 分子，而且在中國各民族內部進行挑撥分化，並進一步爭取新興中產階級和工人上層。他們往往以明確的反共立場（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 退到反對一切革命），有些傾向於美國和國民黨勢力，有些則直接以德國納粹為模板。

誤入岐圖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

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

如科洛同誌在《沖突》的，中國的公司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更廣泛地建立起來，中國帝國主義的出現已經是一個不斷增長的事實，並且也反映在當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對日本的態度。

梅因在《動員》一文提及，在關於島嶼主權爭論中，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爭相控製本地區的資源。

在 這一問題上，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遠，機械地照搬列寧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失敗主義」 （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論。 普勞勃斯登明確主張中國和日本無產階級在未來發生的無論何種戰爭中都應該采革命失敗主義，認為如此方有力於削弱本國統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

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關於「革命失敗主義」的說法恰恰反映了嚴重的機械主義和宗派主義，為了所謂的原則，而無視客觀事實。事實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而言，革命失敗主義從來不是什麽放之四海皆準的政治原則，而只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時一地根據力量對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 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是因為以此來打擊沙皇專製統治的力量，而且民眾中有強烈的反戰和平情緒。而一旦十月革命爆發，為了防禦德軍入侵革 命中心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部隊可是立即進行革命防衛主義，而不是坐視德軍進攻。此後，蘇德的停戰條約談判中，也並沒有為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或者支持 德國工人革命，而主動對德國帝國主義無條件讓步，只是為了維護新的蘇維埃政權生存而被迫讓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在作為半殖民地 資本主義中國的老一代托派，還是在歐美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多數托派，面對本國政府與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戰爭，也都沒有推行所謂的「革命失敗主 義」策略。在中國，托派組織甚至自組遊擊隊，直接參與抵抗日軍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數派則是堅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號召成員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與所有的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成為一個好士兵，呼籲由士兵委員會等民主控製軍隊，在軍隊中繼續捍衛普通工人 階級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時任第四國際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領導人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詹姆斯·坎農（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後對美國卷入太平洋戰爭的聲明: 大多數美國民眾積極或者消極地支持羅斯福政府的戰爭計劃。作為少數派，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派。我們不破壞戰爭或者反對軍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與 他們同時代的人民一起參與軍隊。我們服從多數派的決定。但我們保持我們的立場和堅持我們表達的權利。今天工國委（CWI)英國支部的前身工人國際聯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領導人已故的泰迪·格蘭特（Ted Grant)當時也是積極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靈活利用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面向工人階級的重要手段。

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間發生的戰爭上采取所謂「革命失敗主義」的立場，難道一定會如普勞勃斯登所描述的帶來更容易的改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和最終實現工人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嗎？ 這個設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結論。

最 近十年，美帝國主義野蠻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現實例證，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伊拉克前薩達姆政權是個專製的軍事強權，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發生戰爭，此後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也是有著嚴重封建殘余的政教合一的神學政 權。我們從不否認這兩個政權的反動性，但是難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面對美帝國主義入侵需要采取所謂的「革命失敗主義」？

兩 國遭到美軍入侵和占領後的現實是，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沖突不斷，被各種專製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統治著，數十萬平民遭到殺害，基本公共服務 和保障嚴重缺乏，本地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敲骨吸髓地盤剝自然資源和奴役人民。薩達姆死了，換來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薩達姆，塔利班退入農村，卻 並沒有被消滅，而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政權在經濟上更腐敗，在宗教上同樣甚至更反動。這樣的局面真的有利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本國統治階級和 帝國主義的統治嗎？

如今中東戰雲密布，專製的政教合一政權伊朗也正面臨美帝國主義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國主義武裝入侵的威脅。國際主義左派 難道認為一旦戰爭爆發，伊朗的工人階級也應該采取革命失敗主義的做法，反對本國專製神學統治階級，幫助或者坐視美軍和以色列軍隊的入侵嗎？ 假如采取這樣的策略，能真正有助與伊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行進步革命嗎，有助於削弱世界範圍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嗎？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資本 主義政權的雙重性和部分資產階級統治精英的對外依附性意味著，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即使今天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垮臺，沒有足夠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就無法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那麽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新出現的依附性政權或者數個政權，只會更加反動野蠻地鎮壓和分化工人階級，而根本談不上有利於削弱統治階級力量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實現。反對「革命失敗主義」的口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無條件支持如今的資本主義當局，反對戰爭和反對軍事擴張是中國無產階級的 支持原則。

兩元性中國資本主義專製當局與群眾性保釣反日運動

中國自從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主義復辟 以來，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成熟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毫無疑問，其也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上升中的新興帝國主義的特征，包括在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資本輸出，持有包 括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巨額債務和外匯儲備，在亞非拉等邊緣經濟體（新殖民世界）進行投資和大規模勞動力輸出。

但同時，中國仍然尚具 有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並控製關鍵產業，外國資本和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享有特殊權益，大量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外 國資本奴役和壓榨。而日本資本更是從1970年代末起，就積極參與對中國資本輸出和對中國工人階級經濟剝削，而這種資本輸入帶來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特 別是存有歷史情結的情況下，往往容易交織在一起。

中國資本家對非洲的資本輸出、資源掠奪和勞動力剝削，會引發非洲當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對中 國資本和帝國主義不滿，因而擴展為排華情緒。而這種針對中國人，而非資本的排華情緒可能會被非洲當地民族資本家乃至西方帝國主義利用，但是並不意味著非洲 本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反對中國資本家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情緒就是不合理不正當的。同理，可以應用到中國工人階級與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關系。

而 且，值得註意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外逃，以及資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國並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擴張型的資本輸出。事實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誌曾經在其他文 章引用過中國有7成左右千萬富翁計劃移民他國的數據，很多官員以轉移個人資產和家屬去他國為要務，而且他們所要移民的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發達國家。 而且，絕大多數高層官員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國等歐美國家接受教育的背景。無論是已經下臺的薄熙來、最近剛剛暴露腐敗醜聞的總理溫家寶，乃至即將接掌大權的習 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國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級官員前往哈佛大學等歐美精英學校接受培訓，因此哈佛大學被稱為「中共第二黨校」。在中國民眾 中有廣泛的傳說，如果中國與美國發生正面沖突，美軍甚至不需要對中國本土進行攻擊，只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美國國內按圖索冀，將官員家屬子女與 情婦扣押，將外逃的官員與資本家財產沒收，中共政權就不戰自敗。一戰和二戰時期的軍事帝國主義日本、俄國和德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並沒有在與美英法等國爭奪霸 權時集體移民去「敵國」的想法。

假如說中國資產階級一面雄心勃勃地要與美日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控製權，一方面又要想盡方法攜帶資本成為這些「敵國」的公民，這本身不是顯得自相矛盾嗎？這種矛盾對於矛盾的資本主義製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常態。

中 國資產階級並不是單一的均質體，而是極端自我分裂的階級，這種自我分裂甚至可以體現在資本家個體身上。而資產階級內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 有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傾向。這種資產階級和統治精英的內部分裂，也證明了資產階級的虛弱性和中國資本主義政權的雙重性。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這種雙重性也 反映在其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來中共外交政策越來越表現強硬與擴張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對內剝削和對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退讓的特征。事實 上，在釣魚島和對日沖突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對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親日政策，甚至同一個高層官員，在不同時間都可能表現出前後不一致的 態度，如現任總理溫家寶即是如此。他們對此問題的解讀從來都從如何維持其統治的角度考慮，而並不是單極擴張與對抗思維。國際主義左派在分析中只考慮到中國 政權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其向外國帝國主義投降退讓，出賣民眾利益的一面。

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殘留的前斯大林主 義畸形工人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特征和形式。作為一個執行資本主義製度的專製政黨，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政製仍然標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治集團仍然 宣傳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政黨」。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不會以這些意識形態為標準，這些宣傳主要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廣大民眾。但既然如此，不 就是恰恰證明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基層群眾中仍然存在「對社會主義統治合法性「和「馬克思主義進步性」的認可嗎？ 否則當局何必要進行這種欺騙？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誌此前提出的反日運動中群眾高舉毛像不一定是傾向社會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判斷。假如沒有群眾這種自發反對和抵製，中國的統 治精英與資產階級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蘇聯和東歐一樣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應該在明確反對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和其資本主義 政策同時，盡一切可能與勞動人民一起捍衛1921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所取得的一切進步成果。

而且，我們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國主義國 家，其國內任何有民族意識的民眾運動都是反動的結論。與國際主義左派和中國的某些反民族主義左派機械化的設想不同，現實情況總是復雜的，對於個體的帝國主 義國家和個體的群眾運動，我們只有結合客觀環境和實際力量對比進行個別分析，沒有簡單而劃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為例就足以說明問題。

今 天的日本政權無論是在經濟規模，資本主義屬性、資本輸出和軍事擴張的程度上，與中國相比較也都算是「當之無愧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具體情況將在下文中關於日本的問題具體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其軍事和外交仍然受製於美國，美國軍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實上的法外治 權。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民眾發動的反對美國駐軍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民族解放鬥爭能被界定為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嗎？ 這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現實中，顯然無法自圓其說。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眾反對安保條約和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承認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無 產階級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 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民族 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眾參與的具體的民族運動本身的性質和參與其中的階級構成，而並非是統治階級政權的一般性質，否則顯然就是墮入了將該國人民等同於該國統治 階級的陷阱之中。這既適用於日本人民反對美國駐軍和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也同樣適用於中國人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

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和親西方民主派對釣魚島問題的態度

我們判斷一場運動進步性為主，或者反動性為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參與運動的階級和階層構成。誰在支持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支持誰，誰在反對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反對誰？

陳 駿在《反對》一文中將參與遊行的主體歸類為「富有的中產階級（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顯然是一種誤讀。正如前面對中國現政權和資產階級性質的分析，事實上中國真正傾向資本主義和所謂西方民主的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精英 對於群眾運動即使不懷有強烈的敵意，至少也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們強烈反對任何破壞維持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行為，並將任何涉及自發的有反對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傾向的群眾運動攻擊為「義和團運動」或「文化大革命」，把參與其中的群眾藐稱為「愚民」或者「暴民」。

他們固然反對中共專製當 局，但並不反對其執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而是認為遠遠不夠，並要求當局切實執行親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政策和尊重現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他們固然宣 傳要民主權利與自由，但事實上他們所要的是以私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眾的民主與權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億萬富翁聯想集團董事 長柳傳誌強調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對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層應該有經濟精英選舉產生。而《08憲章》聯署人經濟學家茅於軾則強調，「釣魚島是無人小島， 丟掉又與我何幹」？如果是為了資源，應該由中日雙方專家討論共同開發實現「雙贏」。所以，中國的主流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並不贊同與支持自發的群眾運動，他 們將釣魚島問題視為中日兩國資產階級之間就利益分配進行「協商」。

這也是中國親西方民主製度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主流整體傾向。如在反 日群眾運動高漲期， 一直傾向政改的《中國青年報》和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雖然韓並非正式的《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但確實是《人民日報》在日本的總代理，而且她在國內從 事官方活動或講學時確實使用《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顯然得到官方的默許。）則一再宣傳「保釣害國論」，認為香港民間保釣登島是「害國行為」，而群眾自 發遊行更是破壞社會秩序。傾向中產民主派的《南方報業》和香港有線電視臺的報道，以及上海、廣州等地網民在網絡上的討論，也紛紛指責各地參與遊行的都是外 地人和底層外來工人，他們甚至將參與遊行的人員沒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會說本地方言視為非本地人證據，以此證明大城市中多數保守的本地富有階層並不屑於參 加這種群眾運動。遊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壞發達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憤怒與抗爭

至於在 示威和隨後發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擊性行為，與其說是明確的排日的種族主義攻擊，不如說是在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 反映。這與世界各地發生的底層民眾騷亂非常類似，如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發生的以少數族群為主的各種騷亂，也和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騷亂型泄憤型的群體 事件沒有多大差別，譬如2011年在廣東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發生的外來工人和小商販群體與當地軍警乃至本地居民發生族群沖突和暴力事件。

而 且，事實上中國近來發生的泄憤型群體事件和各地發生的針對城管和警察的群眾騷亂中暴力程度要遠遠勝於反日遊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範圍遠不可同日而語。反 日遊行中暴力行為的參與者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事實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職業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則是被煽動和迷茫的底層青年和勞動人民。一些中國自由 主義右派在網絡上盛傳的所謂軍警組織參與打砸的情況，往往已經被辟謠和查實自相矛盾。而從中共當局的角度出發，也不可能會去組織或者容忍這種危害其「自身 穩定」的打砸，特別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車和防暴車輛。至於所謂左翼群眾和毛派有組織打砸更是一種汙蔑，事實上根據各方面消息有組織的左翼群眾遊行，其 紀律相對更完善，而且口號也更理性，而不是強調種族主義和全面仇日的。同樣部分毛派在網絡上指參與打砸事件的是來自香港等地的民運分子，也沒有確實的證 據。

根據目前中共當局和媒體披露的被當局警方抓捕的參與示威打砸和騷亂人員的信息資料來看，也基本都是從偏遠農村和小城鎮來的外來工人為 主。譬如在所有反日遊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嚴重（在西安砸日系車與車主發生沖突，導致車主重傷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後抓獲的嫌疑人是來自河南南陽農村21歲 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學即已輟學。而在深圳披露與警方騷亂中打砸警方防暴車的也是來自河南農村從事保安行業的外來工人等。

日 本的一些媒體也註意到在中國深圳、成都和蘇州等地的抗日遊行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不是簡單地對日本宣泄，而與中國國內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有直接關 系。諸如日本大報《讀賣新聞》文章《反日遊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資的勞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賃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遊行抗議者看似說湖南口音普通話的外來務工人員。日本料理店在中國通常 是只有高收入階層才能進出的場所，這本身就成為底層民眾仇恨的對象。

在日資企業投資密集和號稱有親日氣氛的東部重要經濟城市蘇州，在這次 反日遊行中，數十家日資餐廳和酒吧被打砸，而參與打砸的主要也是外來工人和當地青年。其經濟開發區「蘇州新區」內有著名的「日本一條街」，街道上有上百家 日式餐館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飲、娛樂乃至色情服務，是當地投資的日本資本家、中國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級管理人員進行應酬消遣的場所。其中一些服務場所場所甚 至明確規定，無外籍人士參與，不接待普通中國人，往往一晚消費等於普通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收入。這些場所歷來被當地底層民眾和外來工人看做是階級壓迫和 民族歧視的象征，在群眾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並非是什麽難以理解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的遊行和抗議失控而引發騷亂中打砸燒汽車 和高檔場所並不是什麽少數現象，亢奮而憤怒的群眾沒有組織的約束和紀律，必然會將憤怒以破壞性和反生產力的方式發泄出來。不僅遊行與抗議如此，甚至在包括 群眾性的聚集，如露天音樂會和各種體育比賽的觀眾，都會引發類似情況。而在中共專製當局的專製控製下，群眾往往缺乏遊行與示威的經驗，又加之不可能有組織 規劃，無專門的路線和維持秩序的糾察，所以更容易導致在示威和遊行中一旦沖突發生出現失控局面。而由於遊行和抗議活動的議題不同，自然也針對打砸的對象有 所選擇。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右派正在用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層勞動人民。

而且，國際主義左派的文章分析顯然都沒有提及值得註意 的反日群眾運動中國日資企業工人罷工和他們的訴求。根據不完全統計，在9月反日運動中全國由南到北至少有十余家工廠近十萬日資企業工人參與罷工。根據紅色 中國網、茉莉花網站和自由亞洲電臺等報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資企業富士施樂廠、珠海的日資企業三美電機﹑藤倉電裝、美培亞精密馬達、松下電子、佳能數碼 等數家員工人數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資工廠。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部分工廠工人也提出了「收復釣魚島」和「日資企業收歸國 有」的要求。雖然這些罷工行動仍然只是局部現象和小規模行動，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階級通過這一群眾性自發進步運動而逐步導向現實工人階級鬥爭。事實上在 2005年和2010年大連經濟開發區中日資企業的外來工人連鎖罷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罷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資本家！」、「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和「打倒漢奸！」的帶有民族意識的口號，並且2005年大連外來工人罷工還有意將罷工與紀念「918」事件聯系起來。而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 的中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仍是相互交織和並存的，也說明了在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

一直主張關註工人階級抗爭的國際主 義左派卻將這一階級鬥爭重要現象視而不見，實在是令人遺憾。而且更令人遺憾的是，在科洛同誌的《沖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龔炯的觀點以說 明中日經濟關系緊密和抵製日貨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工人的影響。但很遺憾，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維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緊密聯系 和貿易自由化不是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我們也不應該是現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辯護士。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還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堅定反 對外來資本輸出（帝國主義特征）和對本國勞動力的剝削，支持經濟國有化和工人階級為此而進行的鬥爭。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中國毛派力量都 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保釣反日運動，如毛派中國工人論壇的活躍分子石秋在8、9月間就從宗派主義角度得出結論，保釣和反日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因此 「工人階級應該更關心自己的工資，而非釣魚島」，並在網絡上積極反對工人階級參與反日群眾運動。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國工人論壇不得不調整立場，承認 「反日運動隊伍中，我們發現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這期間，從各個地方不斷向我們傳來日資工廠工人的「反日」罷工和遊行的消息」的現實，並得出結論「這一 次以釣魚島問題為核心的反日運動幕後主要由資產階級勢力組織和推動；有大量的工人群眾參與運動；運動企圖利用工人，但同時也被工人利用，小資運動演變為工 人運動的現象在某些地區局部上呈現蔓延趨勢。」

民間保釣運動與反對秘密外交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 了證明保釣運動的反動性，特別有專門章節分析香港的保釣運動是為香港特區政府從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時為中共政權服務，而且接受了大量親中共的建製派人士如 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人的捐款。但這個分析顯然是有失偏頗。科洛同誌問，如果如同某些保釣活動人士宣稱的，他們的抗議代表了某種向中共政權的挑戰，為什麽這些 民主權利的敵人會資助這一宣傳活動？

科洛同誌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維困境中。正如其承認的，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一直是采取 種種手法阻撓保釣運動和民間反日和索賠運動的，而且本次釣魚島沖突激化後，中共當局雖然派了海監船等前往當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釣運動人士再次出海，並且對 參與此次等島的大陸人士進行打壓，禁止其進行宣傳，並企圖迫使他離開深圳。不僅香港的保釣運動曾遭到阻撓和收買（如古思堯等人反映的，中共當局為了阻止他 們出海，甚至采取收買手段，表示願意給參與者個人經濟補助）。而且不僅保釣的反日運動，中國大陸的反日民間索賠運動和慰安婦真相調查人士也屢遭當局打壓。 2005年中國反日遊行的一些積極參與者也被當局重判和恐嚇，而當年反對日本天皇訪華的民間異議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國。

按照科洛同誌的邏輯，我們反問，假如這些行動不被中共當局視為某種挑戰，而只是有助於現政權的話，那麽中共當局為何幾十年來要一貫對民間保釣運動進行打壓呢？

劉 夢熊作為金融資本家又是親建製的政治人物，其資助某一運動本身並不意味著這一運動必然反動，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專製政府進行捐助。正如二戰與德國納粹和日 本軍國主義作戰時期，蘇聯和中國都曾從美國接受軍事援助，並不能因為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就得出結論蘇聯和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的托 洛茨基主義者也沒有反對斯大林主義工人國家蘇聯和爭取民族解放的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

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就如香港極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發生如此激烈的沖突，可見其階級內部的矛盾。而這種資產階級建製精英之間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 如，歐洲各地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甚至保守的工會和教會等組織都反對歐洲各國加入歐元區，而工國委（CWI)在歐洲的基本立場也反對資本主義的歐元區和歐 盟。而參與這些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活動的民眾政治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們能由此得出結論工國委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是這些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是相同，並是 在幫助這些右傾政治力量嗎？

而且，與國際主義左派和親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設想的相反，中國的國家主義右翼勢力和偽左並不支持民間保釣 運動和反日遊行。譬如不少國內論壇上的國家主義分子和「五毛」們（包括著名的司馬南等人在微博中）紛紛指責香港保釣分子的行為是「害國」，影響中共資本主 義專製當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與代理人。以所謂揭露香港保釣活躍分子都是泛民反對派中的「反華亂港」分子，譬如古思堯等曾經在香港抗議活 動中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作為論據，甚至推導出香港民間保釣是所謂美國政府陰謀策劃的「反華行動」的荒謬結論。

這其實也反映了當前局勢 下，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和其支持者在所謂「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保釣賣國論」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論」和「抗日亡國論」 如出一轍，其本質就是「群眾運動亡國論」，也就是國家大事應該聽從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幹預，更不可以自發的群眾運動參與。這宣揚的其實就是「精 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間的保釣運動和反日遊行恰恰挑戰了這種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眾對專製統治者的不信任，同時也是民眾 針對國家事務爭取民主權利的具體表現。因為，我們如果追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是因為學生和市民懷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簽署 不平等的《凡爾賽合約》放棄山東主權而發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最初是臺港等地學生和民眾反對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反對臺灣當局（因為當初在西方 資本主義陣營中，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代表中國）在此問題上軟弱退讓而引發的。而香港保釣運動更具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集會自由與遊行自由的民族解 放和民主權利鬥爭的雙重特征。而這一保釣運動延續到今天，則更是直接明確地針對接受香港主權的中共當局和反對其專製政治體系和秘密外交。而這也是香港部分 保釣成員所談及的「挑戰中共當局的意義」。

無論是2010年的釣魚島海域漁船沖撞，還是2012年的香港民間保釣運動人士登島，都是發生 在一個前提下。即中國方面是民間的手無寸鐵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對釣魚島實際控製且全副武裝的國家暴力機器。中方的保釣人士行為是在日方挑釁下做出的。香 港保釣運動決定8月15日登島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此後日本政府宣布國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8月15日亞洲太平洋地區二戰 勝利日當天日本朝野政客參拜靖國神社，8月19日將登釣魚島悼念二戰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員在登島後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武裝人員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余 人右翼前往釣魚島海域並登島，雖然違反日本本身法律，卻安然無恙。

香港民間保釣運動的登島行為其實更類似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興建 定居點的防禦性行動，而且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帶有攻擊性。就連保釣積極分子也認為，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還是需要與日本民眾的溝通。而登島的主要意義在於民 間的自發的權利主張。假如沒有這種民間登島行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釋為中國民眾對釣魚島及其權益絲毫沒有興趣？

科洛同誌為了強調民主 權利和反對民族主義，在行文中將兩者對立起來，而其他國際主義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這種傾向。但是，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討論 民主權利必然是在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框架中才有意義，而不實現民族解放也無從談及民主權利，任何現實的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於某種民族或者國家意識的框架 下。假如以為，具有民族意識的群眾運動可能有利於本國民族資產階級，那麽爭取民主權利的群眾運動本質上不也可能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嗎？ 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獨立地參與民族運動則必然會提出民主權利的要求。

將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看做是黑白對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實是自由主義者 的立場，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 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11頁）

被誤讀的大連親日情結和前殖民地宗主國情結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舉例薄熙來曾經任職大連市市長（1993-1999）大舉吸引日資， 並因此推導出大連當地的親日情緒和薄熙來推行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所致，並因此得出部分毛派（並非所有）群眾支持薄熙來是自相矛盾的問題。

「薄 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 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道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 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薄熙來無論是在大連、遼寧、重慶主 政，還是中央政府擔任商務部長確實都執行過親資本主義政策，但這是整個中共官僚集團的大政方針，與是否薄熙來擔任這個職位沒有必然聯系。而且具體到大連當 地民眾中的親日情結，大連早在1984年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規定的沿海開放城市，在80年代大連街頭非法走私的進口車輛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上路行 駛，這比薄熙來主政早10年。而大連的親日情緒更是有其歷史因素。科洛同誌的觀點很遺憾又是接受單方面信息誤讀導致的。

根據親法輪功海外 中文報刊《大紀元時報》網站報道，在今年8月下旬大連事實上也曾經發生小規模反日遊行，只是其未能提供進一步細節。但如果回顧近幾年大連發生的工人鬥爭， 事實上與反日本資產階級情緒密切相關。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連經濟開發區內曾發生連鎖型的數十家外資企業數萬工人發動的罷工。這些 工人以來自其他地區的外來工人為主，他們除了經濟訴求外，同時將之與9月18日的反日紀念日相聯系，並且在罷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倒日本資 本家」的口號。可想而知大規模日資企業投入並沒有消除外來工人的反日情緒，反而將之與階級矛盾聯系起來。

大連本地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習 慣學習日語、在日資企業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據說大連600萬人口中赴日工作與學習人員高達30萬），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歷史性親日氣氛導致的結果，而並非 是導致親日氣氛的原因。否則，無從解釋上面提及的像蘇州、南通、深圳這些有大量日資企業和學習日語人口的地區發生的反日遊行乃至嚴重的暴力騷亂的現象。

大連的歷史性親日情結從何而來呢？大連有「北方香港」的綽號，這不僅是因為大連作為港口城市的商業繁榮，也是因為大連和香港極其類似的歷史，因為大連恰恰是俄國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國國土上從無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戰敗，日本侵略軍占領現大連轄下的旅順縣（當時只有大連灣，而無大連市）和清朝北洋艦隊在旅順的軍港，大肆屠殺戰敗清軍士兵和普 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後只留下36名負責掩埋屍體的中國民眾。當時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相繼報道日軍這一暴行，並評論道， 「日本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

這次野蠻屠殺事實上導致大連灣當地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讓整個遼東半 島，但因屠殺致外界輿論嘩然，而且俄國、德國和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深恐日本獨占東北利益，所以派出海軍進行武裝幹預。日本被迫放棄割讓要求，而向清朝政府 索要三千萬白銀賠款。俄國則趁機要挾清政府租借大連灣，在當地規劃建立殖民城市達裏尼（Dalny)和亞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順港)。

1905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將正在興建的殖民城市達裏尼和亞瑟港割讓給日本。 從1905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日本殖民統治大連40年，是舊中國，除臺灣以外，日本殖民時間最長的地區。日本政府將當地命名為關東州， 包含大連和旅順兩座城市，並歸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直接管轄。大連由此成為日本帝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軍港和經濟城市，後來臭名昭著的關東軍本部設立於此， 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關東州實有人口70萬左右，其中中國人40多萬，多數是從山東遷移過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鮮移居當地人口合 計三分之一，有20萬左右。關東州完全進行日式教育，目前大連75歲以上老人從小接受的都是日語教育。作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軍事重地，大連得以躲過日 本侵華的戰火和日軍暴行。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未經戰火直接被蘇聯紅軍接收。蘇聯將大連作為其太平洋艦隊的軍港控製到1955年，此後根據中蘇協議歸 還中國。至此，大連在日俄兩國統治下合計達60年之久。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可以認知這些前外國殖民地的部分階層居民對於前殖民者的 好感和客觀理解這種情緒的出現。特別是殖民宗主國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情況下，被殖民民眾中的中上階層和資產階級得利群體會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結束後 仍然保持親近感。其實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這種想法屢見不鮮，無論是臺灣的親日情結、香港的親英情結，乃至上海和大連的小資中對宗主國情結都是例證。事實 上，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國，這種宗主國情結不少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反法獨立戰爭中，也有至少數十萬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親法，並為法國殖民政府當兵和服 務。而在當地脫離殖民統治和民族解放後，由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精英集團的統治無能、腐敗和野蠻，也會導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階層和部分對歷史無知的青年人出 於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懷念前殖民統治或對前宗主國存在各種幻想。

不過並不意味著縱容乃至支持這種情緒。如果把這種情緒視為反抗 專製統治，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情緒，那就實在是大繆了。因為殖民統治下中上階層的利益其實是建立在剝削其他更廣大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的，無視殖民者的殘暴 侵略和專製統治，無視受壓迫和受剝削勞動人民的抗爭，是對進步的民族解放鬥爭歷史的否定。「97前，我們家頓頓都吃魚翅撈飯……」和「假如還是關 東州，我們人均收入4萬美元，去美國不用簽證」，絕不是什麽進步的爭取民主權利的勞動人民的呼聲。

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這種對歷史的誤會 在國際主義左派的行文中屢屢出現。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立場並非如同科洛同誌說的，是建立在屬於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基礎上，也並不是只有在臺上 的泛藍的國民黨政府才予以關註。在爭端中組織宜蘭縣當地漁民和議員出海護漁的宜蘭縣縣長恰恰是民進黨政客，而且在臺灣立法院通過保釣決議時，傾向臺灣獨立 的民進黨投的是贊成票，而主張急獨的臺聯黨投的是棄權票，也非反對票。中國政府對釣魚島主權邏輯一直是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 釣魚島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張中國主權，並不是臺灣當地人民主張釣魚島權利的依據。將釣魚島問題與統獨問題聯系起來，其實無視了臺灣 人民和漁民的歷史權利。

被忽視的沖繩人民自治訴求和反美情緒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了說明中共當局和軍方進行的擴張主義宣傳，而特別提出了中共軍方和智庫主張「琉球地位未定論」，及在反日遊行中極端民族主義者「收復琉球」和「鼓吹琉球獨立」的主張，其原文如下：

「解 放軍將軍和學院呼籲把現時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依據在於一個含糊的主張: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兩朝的朝貢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幾 乎不存在支持該島獨立,亦沒有支持中國接管該島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當然絕不支持中共政權和右翼民族分子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 主張，而且更要明確反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收復琉球「這種無視沖繩人民意願的擴張主義叫囂。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誌的文章在這一點上再次出主觀判 斷，武斷地得出「沖繩當地人民幾乎無人支持獨立」的結論。這其實恰恰違背了國際主義左派一直以來的主張，未能尊重弱勢民族群眾自決和現實利益，忽視沖繩人 民反美反日情緒與自治訴求的鬥爭。

雖然由於歷史原因，琉球曾經在文化和語言上更接近中國文化，但「琉球主權未定論」的依據並不是簡單的所 謂「在明清時代琉球曾經是中國的朝貢國」的問題。因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爾等在歷史上也都是中國的朝貢國，而中國朝 貢體製下這些的藩屬國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原封建王朝無從幹涉其內政。現在確實也有極少數極端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在網絡上提出所謂吞並日本、越南、朝鮮 半島和蒙古等國的主張，但這從來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主張，更不用說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只有絕對的極少數，這也不會成為主張主權訴求的依據。

中國部分國家主義者提出「琉球主權未定論」的真正依據恰恰來自於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和東亞統治秩序。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羅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戰勝國單方面指定日本領土主權不涉及琉球群島，琉球群島主權由簽署宣言的戰勝國中國（中華民國）、美國、蘇聯和英國決定。而且，時任美國總 統的羅斯福曾主動向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提出由中華民國托管琉球的問題。1947年時中華民國臨時立法咨政機構國民參政會曾經也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琉球主 權問題。甚至，臺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日本沖繩那霸縣的外事機構數十年間一直沿用「中琉經濟文化協會」的名稱，以示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直到民進黨執政 期間2007年，臺北政府才將「中琉經濟文化協會」改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

二戰後，美國軍事當局管製沖繩時，為了鉗 製日本戰後當局，曾經推動琉球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運動。而當美方確認冷戰期間要依靠日本製約中蘇力量時才放棄對琉球獨立運動的支持，但也只承認日本對 沖繩的「剩余主權」（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國向日本轉移的也是沖繩的行政權，而非完全主權。

在1970年代前，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恰恰是一直支持沖繩人民復歸日本鬥爭，反對美軍駐紮沖繩，將這一鬥爭與支持日本進步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相聯系。這也是當時的中共政權在冷戰中爭取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反對日本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琉 球並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並」（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裝吞並」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中通過武力強行占領琉球群島，廢除當地王室，改設縣治，大舉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當地居民使用琉球語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面臨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者又逼迫沖繩居民自殺或自殺攻擊美軍。即使今天對沖繩居民和地區，在日本 國內仍然存在體製性和民間的雙重歧視。

戰後，琉球群島又成為美國獨享的軍事托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樂得將駐日美軍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轉移給作為「二等公民」的沖繩縣。琉球群島總面積只有日本全國國土面積的0.6%, 但承擔約75%的駐日美軍基地，超過一半以上美軍長期駐紮在沖繩。而由於美軍駐紮的影響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輕視，迄今沖繩當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沖繩地位問題上，社會主義者和左派需要謹慎地了解沖繩人民自身的真正願望，才能做出判斷。現實狀況中是否如科洛同誌所 說的沖繩居民中幾乎不存在對於琉球群島獨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學副教授的香港學者林泉忠實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獨立問題針對1000多名沖繩 居民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支持沖繩獨立，七成反對獨立。在族群身份認同上，五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認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約二 成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在臺北政府拒絕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的問題上，半數受訪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臺北政府仍然將沖繩稱為琉球的問題上，七成五受訪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對沖繩政策的問題上，七成受訪者表示反對日本政府對沖繩的政策。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經公開說過，沖繩是日本國內最親華的 縣，並以本人是琉球華裔後代為榮。這一結論顯然與科洛所說的「沖繩人民中幾乎不存在支持獨立的情緒」相去甚遠。

由於《日美安保條約》下的《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美方對美軍士兵有優先司法管轄權；即使在日美軍在公務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訴前無需將嫌疑人移交日方。這也就在事實上賦予了駐日美軍「法外治權」，眾多違紀美軍可以逃脫法律處罰。據沖繩縣議會的決議和意見書中記載，自1972年美國將沖繩「歸還」給日本以來，記錄在案的美軍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兩三天，美國士兵就會在沖繩製造一起違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繩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軍士兵輪奸沖繩少女案引發數十萬沖繩和日本各地民眾抗議，要求美軍撤離沖繩和日本。為表示向民眾意見妥協，日美政府曾表示將遷移走設置在宜野灣的普天間軍用機場。該機場設置在市中心，且占據市區要津，占地面積超過25%， 被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基地」。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屈從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達成協議，引發沖繩民眾集會抗議，並因此在2010年導致前民主黨鳩山內閣垮臺。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訂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殖民歷史和二戰罪行，包括否認強迫沖繩居民服役和戰時自殺。這一版本教科書得到日本文部省批準許可，不僅在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而且在沖繩當地也引發包括行政長官縣知事參與的11萬群眾集會抗議，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許可，立即修改教科書中美化日軍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軍為增加在亞太地區軍力，向普天間機場增派魚鷹戰機，9月曾引發10多萬沖繩居民抗議。就在科洛同誌文章發布前後的10月16日，駐沖繩美軍士兵再次輪奸當地女性，引發十數萬沖繩居民和日本民眾參與的數十次大規模抗議，沖繩當地議員和政府官員也準備前往首都東京和美國首都華盛頓抗議。

而且，在沖繩民眾抗議美軍基地的示威和運動中，也出現 「畜生（美國人）滾出沖繩！」（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號和標語。筆者認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謂沖繩人民反對美軍的遊行與示威就是一場種族主義遊行，雖然其中民族主義的情緒非常強烈。

以上事實說明，在沖繩島內民眾中存在至少強烈的自治情緒。而按照支持沖繩獨立自稱出身「琉球石垣島」的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接受媒體采訪時警告：琉球人對日本的絕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獨立」正在成為一種現實選項。

中國民眾中的仇日情緒與未清算的日本世襲右翼政治體製

無 庸諱言，在中國的廣大民眾中存在強烈的仇日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近年來有增無減，這與資本主義製度下民眾受壓迫情緒日益激烈有關，正如同中國民眾仇富和仇官 情緒不斷激化一樣。而且，近來反日遊行中出現不少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是階級壓迫通過民族主義異化的一種反映。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專製當局無疑會試圖利用此加強 其統治和轉移矛盾註意力。

自由派資產階級媒體習慣性地將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稱為中共當局官方煽動的結果。陳駿在《反對》一文中聲稱，正如那些反日口號一樣，中共的宣傳也是基於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觀點。國家媒體刻意培養對全體日本人的仇恨，不斷聲稱整個日本社會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早期殖民戰爭中在亞洲犯下的可怕戰爭罪行負有責任。

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在二戰後，中國政府（無論是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恰恰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要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仇恨主流上絕對不是針對日本全體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還以此為理由拒絕向戰爭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婦」和強迫奴役勞工，以及二戰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賠償。固然這一放棄戰爭賠款的決定其中有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美國政府的操作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被單方面排除在1951年 同盟國與日本諦約的《舊金山條約》之外），此後中國政府在與日本建交時也是因為不對希望將戰爭賠償的責任加諸在普通日本民眾身上，將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普通 民眾分開而放棄戰爭賠款。（日本在戰後雖然向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政府發展援助，但是其中絕大部分資金都需要償還的。）

而且環顧亞洲，這種對日本右翼統治階級的仇恨情緒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種族主義宣傳無從朝鮮、韓國和臺灣民眾，乃至日本本國民眾中也蘊藏對日本資產階級右翼的憤怒。

在釣魚島問題上，恰恰不是因為領土爭端的沖突產生民族仇日情緒爆發，而是因為中國民眾長期積蓄無法發泄的仇日情緒導致了在釣魚島沖突問題上的激烈表現。在今年反日遊行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反日遊行發生在2005年， 而當時與釣魚島領土沖突無直接關系，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歷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競選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時，不僅在中國和韓國引發反日運動， 甚至日本國內和沖繩民眾大規模遊行，而日本的反戰運動不僅在於反對日本美化戰爭罪行，更是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參與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 為美軍提供後勤援助和軍事擴張。

而 這種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於中共專製當局限製民眾的基本權利，禁止他們日常發表自己主張的導致的結果。這不同於一般的領土爭端引發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 也不同於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領海爭端問題。很難想象由於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巖礁的主權爭端上，在中國能動員起數百萬人參與的反菲遊行。（事實 上，中國與越南等國在領海和領土問題面積上的爭端遠遠大於與中國和日本之間就領海問題的爭端）

假如這種民族仇恨不僅是來自中共當局的宣傳，而群眾運動又不是以民眾自發為主的，那是否該關註真正刺激其發生的重要來源呢？ 西方國際主義左派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今天的憤怒只歸結於歷史上百年和數十年前日本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的不滿。他們的文章中都簡略地提及了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犯下的種種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沖突》一文中提及中國民眾中對日本戰爭時期殘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擔憂與憤怒。陳駿在《反對》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權宣布國有化釣魚島恰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也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提及中國反日遊行高潮主要是圍繞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的「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普勞勃斯登也對中日歷史戰爭背景進行了簡略介紹。

但 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這種半個世紀前的歷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續積累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戰後繼續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體製所導致的。並且與經濟和政治危 機下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勢力得以大規模擴張有關。換而言之，如果當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發展的趨勢沒有得到遏製，那麽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很難得以平復， 這是空喊階級團結和超然中立所能解決的。

實際上在1970到1980年 代間，中日兩國間民間關系曾經處在相當親密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是由於中日兩國左翼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左翼群眾二戰後反對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反 對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歷史貢獻。而隨著世襲化的體製性右翼政治體製獨家掌握大局和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鎮壓的結果，導致中日工人階級和民間關系的惡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獨裁者墨索裏尼的孫女亞力山德拉·墨索裏尼（Alessandra Mussolini，現為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的右翼「自由人民黨」的國會議員） 當選出任意大利總理，想來這在歐洲必然會引起左派的軒然大波。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包括總理和議會議長在內的政要近幾十年來多次在歐洲戰爭紀念日公開前往希 特勒和墨索裏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必然會在歐洲和以色列等國引起強烈抗議。假如德國法院總是裁定德國現政府不必賠償二戰德國納粹遺留毒氣彈導致戰 後他國平民傷亡和戰爭奴役勞工帶來傷亡（非政府間戰爭賠償），想來也會引起歐洲左派群起不滿與抗議。

但是，類似事件在日本戰後歷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來屢屢發生。10月17日，重新當選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而安倍晉三當選自民黨總裁其實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勢力選擇的結果，其個人背景更能說明戰後日本世襲化右翼政治體製。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榮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戰後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襲家族政治使岸信與安倍家族壟斷山口縣半數選票達半世紀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戰期間1940年代曾經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1930年 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國滿洲國的工業部長，大量使用中國奴役勞工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曾經名列東京國際法庭的甲級戰犯。但是，美國軍事當局為扶植日 本親美右翼政權，未對其審判即釋放。此後岸信介旋即成為日本民主黨（前）和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內，為通過與 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罔顧日本國內左翼和數百萬群眾參與的反對安保鬥爭，采取強力鎮壓。其弟佐藤榮作在出任首相期間，為確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條約》 順利延期，鎮壓第二次群眾反對安保鬥爭和70年代左翼抗爭運動，分化沖繩人民反對駐日美軍鬥爭，而且在其任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內就將日本自衛隊機構從防衛廳提升至防衛省，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曾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並聲稱「日本二戰戰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與安倍晉三家族之外，另外還有與之有聯姻關系的吉田與安信家族。日本二戰後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兩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駐中國東北奉天（現沈陽）總領事和外務省次官，並在1927年參與當時首相田中義一組織的東方會議，為入侵和瓜分中國東北及內蒙等地（滿蒙）製定戰略性計劃。吉田茂在美國占領軍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並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萬二戰後被禁止從政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內五次參拜靖國神社。吉田茂的外孫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並積極推動日本天皇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麻生太郎在從政前曾出任家族企業社長，而麻生會社的礦業公司曾經在二戰期間非法奴役1萬名朝鮮勞工和300名歐美盟國的戰俘從事強迫性采礦服役，並導致大量勞工和戰俘死亡，迄今未有賠償。日本戰後大半首相之間都存在各種聯姻親戚關系，並且與眾多二戰戰犯有直接關系。

美 國二戰後出於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秩序需要，從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罪行，帶有封建世襲家族製的財閥政閥體系並未得到廢 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內的眾多日本戰犯都未收到懲罰，並在戰後繼續在日本政治體製內占據高位。根據相關統計，包括岸信介在內的48名甲級戰犯嫌疑人未經審訊即行釋放，數千名乙級丙級戰犯全數釋放。如日本黑社會黑龍會頭目海軍少將兒玉譽義夫身為乙級戰犯向美軍提供供數億美元從亞洲戰場掠奪來的財富和情報，即被釋放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工作人員，並成為自民黨創始人之一。被認定為甲級戰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戰敗前出任日本外務大臣，並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7年監禁出獄後。1954-1956年 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務大臣。而包括東條英機秘書在內的一些日本將領直接成為美國占領軍的顧問而免去任何處罰。正是這一世襲性的右翼政治體製決定日本歷屆政府 和自民黨在戰後一直未能反省戰爭罪行，並且鎮壓日本國內反戰運動和左翼運動，通過否認侵略、篡改歷史、悼念戰爭罪犯、軍事擴張的挑釁東亞各國曾遭受日本軍 隊侵略的人民。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事實上，日本工人和貧苦農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下遭受的苦難並不比中國人民少。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都遭殘酷鎮壓，迫使數百萬計的年輕人加入軍隊，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當炮灰。正由於勞動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敵視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對於除去該國憲法中的所謂和平條款，仍面臨著深刻的困難。而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則列舉了日本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長官的右翼言論。

兩者之間的觀點顯然發生了沖突。日本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所有的臺上政客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而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總計人口近2000萬。如果沒有相當民意基礎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論，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當選。這也是為什麽社會主義者要強調不能迷信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同樣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義情緒的「靈丹妙藥」。德國納粹上臺時，恰恰是在所謂民主的魏瑪政府體製下通過選舉實現的。近來橋本龍太郎和橋下徹積極組建新黨參與政治活動更說明在經濟危機下日本社會中政治意識右轉。科洛在文中列舉了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而自民黨則有35%的支持率。這並不是說明日本社會中對於右翼的抵製，而是恰恰在於日本左翼的失敗，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失敗後，普通民眾對政治失去興趣，而使右翼獨大的結果。

雖 然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團體規模並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識就是右翼思想，並一直有強烈的保守民意基礎。這也是主流政客為什麽經常有參拜靖國神社和為日本歷史 戰爭罪行辨護的言行。譬如，和自民黨聯系密切的日本遺族會就是一例。日本遺族會是由二戰後日本軍人的遺屬組成的民間協會，其主要目標是表彰為日本戰死的英靈，促使政府官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並保護靖國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遺屬補助金。日本遺族會核心成員包括前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孫女東條由布子等眾多甲級和乙級戰犯和其家屬，日本多名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森喜郎和小淵慧三是遺族會的會長。目前日本遺族會有800多萬會員，其中近20萬是自民黨黨員，是自民黨最重要的票倉之一。而日本遺族會一直推動官員正式參拜的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場所，軍國主義的重要象征，1978年，靖國神社將包括被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近2000名戰犯列入供奉供奉名錄內，而歷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被普遍認為是應遺族會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 方面，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其國家體製並不獨立與完善，日本受到二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放棄了所謂的國家交戰權和擁有核武器的權利。而自二戰以 來，美軍就長期駐紮日本各地，並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轄，加之日美軍事同盟、《日美安保條約》和《美軍在日地位協定》等不平等條約約束，美國很大程度上控製與 影響日本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國內普通民眾和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都長期具有受壓製感和屈辱感，而與中國的釣魚島爭端問題則成為這種屈辱感 的一個發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從冷戰時期以來，日本一直在大力擴充和發展軍事力量，日本軍力一直雄踞亞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國軍費開支約為550億美元，總額排名世界第六，但國民人均軍事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軍費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時，在技術和規模上，日本擁有亞洲實力第一的海軍和第二的空軍。加之，日本從1970年代起就長期承擔駐日美軍多項開支，若加上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務方面的總開支約為1000億 美元左右，與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的軍事開支相當。而且，從上世紀海灣戰爭開始，日本政府就積極承擔美軍侵略戰爭的軍費開支。本世紀初更直接派出自衛隊 參與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後勤援助和索馬裏沿海巡邏任務，並且據說還派出特種部隊接受美軍指揮，直接參與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務。日本的資產階 級政府同時又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忠實走狗」。

二戰後軍事占領琉球群島的美國單方面決定將琉球群島和並非是琉球群島附屬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罔顧當時斯大林主義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其軍事盟友國民黨的臺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於對於美軍占領沖繩和罔顧法紀不滿，沖繩當地屢屢發生農民暴動和市民。迫於大規模群眾抗爭，美日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同時采取暴力鎮壓和懷柔安撫以挫敗左翼群眾運動。1970年，日美需要延續已經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全國發生了數百萬群眾參與的激烈反安保鬥爭，甚至出現占領大學、機場和激進分子與警察發生暴力沖突情況，當時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鎮壓，以維持日美同盟關系。回顧1972年日本獲得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背景，美帝國主義之所以決定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交給日本，簡單地說就是對於日本資產階級的「褒獎」和對日本左翼群眾鬥爭的安撫。

同 時，美國通過釣魚島的主權懸置，在中國大陸、日本和臺灣勞動人民間製造不和，進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日本民眾對於美帝國主義控製與占領日本這 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權益和主權的關註。而今天日本右翼資產階級獨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國政府為在亞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反對中國、蘇 聯等共產主義陣營，蓄意培植的結果。中國和韓國等東亞國家民眾的仇日民族情緒顯然很大程度上是這一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體製的產物。

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對待自發性群眾運動的態度

任 何群眾運動的性質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涇謂分明的，總是同時存在著各種進步的和反動的因素。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力量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其中哪些是 進步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反動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運動的主流，哪些是運動的旁枝末節，而這些運動是否有利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認 真分析後，才能選擇政治上的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國際主義左派先驗性地判斷反日遊行一定會把參與群眾引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方向，換而言之，就是群眾會通過反日遊行支持現中共專製政權。並強調其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會起到負面效應，把中國群眾運動的表現等同於帝國主義宣傳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負面印象」的出現與中國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媒體的誇大宣傳有關。國際主義左派的這一立場顯然有所傾向於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關的民眾賠償訴求： 另 一個重要問題是訴求立即給予數百萬中國、韓國和其他二戰受害國的人民合理的賠償，他們是二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恐怖占領的犧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數十萬日本軍 隊強征而遭到強奸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婦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認這一事實）。同時，日本應該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認朝鮮，並賠償由其1910 -1945對朝鮮進行殖民統治的損失（註：日本帝國對朝鮮的正式吞並始於1910年，但其殖民統治開始於1895年）這一賠償不應由日本工人承擔，而通過向超級富裕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征稅實現。

這一建議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實現要求日本資產階級支付賠償的訴求呢？ 難道是依靠普勞勃斯登提議的「革命失敗主義」嗎？ 如果沒有廣泛的中、日、韓、朝和臺等地群眾自發進行的群眾運動，包括遊行、示威和罷工，而且反對各國統治階級政府，日本統治階級如何會屈服而主動賠償呢？如果要求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民眾放棄通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民主權利方式鬥爭，普勞勃斯登又有什麽建議能實現這一目標呢？ 國際主義左派這一超然中立和雙重否定的態度事實上不正是在縱容日本右翼資產階級政府和軍國主義復蘇嗎？

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上所犯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在國際共運歷史上並不鮮見。而且那些錯誤對中國革命曾經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1929年，斯大林主義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後，又極左關門主義地跳到了另一端，在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與東北軍閥張學良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機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國民黨利用中東路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粗暴宣傳將蘇聯指為「社會帝國主義」，並將中國共產黨稱為「拿著盧布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這在結果上確實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城市地區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民眾中的形象，對19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無法繼續工人階級鬥爭而轉入農村軍事鬥爭具有一定影響。

正如當時與中共決裂前陳獨秀指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口號「未曾用群眾所能了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恰恰幫助了國民黨維護狹隘民族主義利益的欺騙。陳獨秀當時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口號，再輔以如下的宣傳：不讓帝國主義借中東路事件進攻蘇聯；不讓帝國主義者因爭奪中東路而相互戰爭。（其實陳獨秀提出的口號尚不清晰，如能明確提出「保衛社會主義鐵路，支持蘇聯武裝托管」的口號更能清楚解釋階級立場和說服中國普通群眾）

社 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不支持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戰爭，而且我們也不贊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寄望由中共當局的國家機器與軍事力量實現這一任務，同樣 我們也不會為了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而支持中共資產階級政權的軍事擴張行動或為其行動背書。這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當局的擴張主義可能引發犧牲民眾為代價的軍 事沖突，也是因為當局的投降退讓可能會最終出賣中國工人階級和民眾利益。

但 是無視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合理正當的呼聲，將遊行、示威與罷工的鬥爭方式和其中出現的種族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混為一談，不僅無助於解決中國反日遊行和群眾運 動中的出現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反而在幫助中共當局和右翼民族主義獲取支持基礎，並使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進一步邊緣化，而重蹈歷史上左派關門主 義的錯誤。因為普通的工人群眾無法通過自己組織活動進行鬥爭，則只會將希望寄托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身上。

同時，左翼的這種指責也無助於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的發展與其反抗資產階級右翼統治的鬥爭。恰恰正是因為亞洲資本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權，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縱容日本右翼勢力和他們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運動的鎮壓，才導致日本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一蹶不振和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組織。自1970年 代反戰和左翼運動失敗後，日本左翼力量極端邊緣化。甚至被稱為修正主義的日本共產黨事實上也處於政治打壓中，其普通黨員在生活和就業等各方面都遭到嚴重歧 視。在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力量壟斷日本政壇的情況下，假如沒有來自受害國人民的遊行示威抗爭，以民眾意見表達訴求，只會進一步擴張日本國內右翼聲望而打 擊左翼，在事實上幫助了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資深的反戰活動人士對中國調查二戰歷史真相的活動人士說的，假如你們都忘記了，我們還會記得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絕對不能支持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以「保衛釣魚島」的名義發動戰爭，但同時必須強烈譴責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釣魚島問題上侵犯中國和臺灣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並通過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在運動中引導群眾從階級立場出發，反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消極因素，而且通過這些群眾運動也可以鍛煉群眾，發展骨幹組織力量，實踐真正基本民主權利。

資本主義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愛國主義」的 名義蠱惑民眾發動對外戰爭，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人民充當炮灰為其火中取栗，但同時也可能為維持統治，而隨意犧牲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整體權益。所以， 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勞動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實現在釣魚島及附屬海域的權益，只能訴諸於日本勞動人民，通過與日本工人階級的聯合，才能避免民族沖突和戰 爭，而實現工人階級的共同權益。

日本工人階級分享釣魚島及其附屬海域和東海權益，也不能寄希望於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國內的右翼政黨與組織，必須訴諸於與中國大陸和臺灣工人階級的聯合，並深切認識到中國大陸和臺灣勞動人民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和切實需求。

只有中日臺三方的工人階級在東亞地區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同反對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外部幹涉勢力和軍事存在，那麽才可能真正實現和平、民主、環保的共同開發。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須建立在客觀認識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基礎上。

要在東亞地區真正解決包括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等領土糾紛和實現永久和平，只能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能實現。

美軍立即無條件撤離整個東亞地區，立即廢止《日美安保條約》！
支持日本人民和沖繩人民反對美國駐軍與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
反對東亞地區的中美日臺的軍事競賽！
面向中日臺美無產階級與進步勞動人民，實現國際無產階級團結！
團結日本勞動人民和進步力量，反擊日本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二戰罪行！
要求日本資產階級和大企業賠償二戰民間受害者損失，反對日本民眾承擔賠償！
反對本地區任何帝國主義和強權軍事聯盟，包括美日韓臺的軍事同盟和中俄等國的軍事合作！
反對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要求實現民眾的民主政治！
日本軍事和警察力量立即撤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區域！
反對任何一方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力量進入和長期占據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反對任何激化釣魚島沖突和軍事化沖突的舉動！
反對中日臺政府和右翼力量煽動民眾民族主義對立和種族主義仇恨！
絕不信任中日臺三地資產階級政府或其中任何一方能解決領土糾紛問題！
中日臺三方工人階級聯合團結起來，實現本地區永久和平和資源有計劃的民主和平共享！

釣魚島問題：反對戰爭和軍國主義，支持工人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

回應陳墨首次發表在紅色中國網站上的文章《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工國委對於自稱托派的陳墨發表這篇為民族主義辯護的文章，感到非常驚訝。

由於陳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內容，本文無法一一回應，但我們從陳墨錯誤的結論 –中國民族主義立場 -作出回應及總結經驗。我們歡迎繼續與各界左翼分子辯論，認真的分析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裨益的。

「國際主義左派」？

工國委是認真看待不同意見，不會將之扭曲。可惜陳墨沒有針對性地處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內容(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陳墨將工國委(CWI)與其他面目模糊的「托派」團體混為一談。工國委在全球50多個國家工作，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很多亞洲國家，其中國同誌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數量的讀者間傳閱，我們亦面對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過的鎮壓、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過罷工，並打著社會主義綱領參與過2011年香港的選舉，亦投入過很多群眾鬥爭，包括展開香港唯一一個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反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可是，我們卻被陳墨一並打成「國際主義左派」，與「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這個只存在於奧地利沒有領導和介入群眾鬥爭經驗的細小宗派團體等並列起來。陳墨以這種混淆視線的論述，以偏概全地攻擊我們的「錯誤」，暗示所有具有國際背景的團體是有一模一樣的立場——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遊行的民族主義

陳墨的文章是捍衛反日遊行，其主要的結論是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對此作出批評，而應該支持這一「自發」的運動，甚至根據他的說法是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即使我們接受這一說法，這種極度中國中心的看法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抗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識的影響。他忽略了抗議和其中的種族主義言辭對日本以至菲律賓、越南以至其他地區群眾的影響（他視之為極小數，但這些言辭被媒體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間的沖突和中菲之間的緊張局勢。在更落後的越南，就南海爭端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抗議是進步的嗎？我們應該以半殖民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去看待越南及菲律賓與中國的島嶼爭端嗎？實際上越南和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中的島嶼爭端變相服務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可見，這問題是復雜的，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不能以單向的民族主義分析去解釋。

陳墨誇大反日抗議的進步性、無產階級性和自發性，在他的文章總共用了16次「自發」兩字。如果這些抗議真的是自發及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話，為什麽它們沒有繼續和發展？至少，這顯示了其自發性是有限的。事實是，反日抗議服務了政權，被利用為向日本和其他相關的政府發出警告，並讓群眾對當局的憤怒轉移至日本政府。「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因為欠缺具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在沒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挑戰當局下，反日遊行不可避免地被當局利用。當局利用這個運動，甚至內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運動，以確保不會對當局構成真正威脅。我們不會盲目崇拜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從運動中學習，並提出綱領將鬥爭引至階級戰線上。

陳墨指由於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貧窮階層組成，所以順理成章是「進步」的，但他完全忽視重要的問題，運動領導層的性質和鬥爭的訴求及綱領，以及主導運動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關鍵。在越戰中，美國的反戰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戰論調蒙上眼睛的建築工人）攻擊和毆打。即使不可否認這些工人都是無產階級，但沒有社會主義者會將之認定為進步。有很多工人階級基礎的運動都不是進步的。反日示威運動同時受到政權外部和內部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在西安有歐洲豪華汽車組成車隊參與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滾出釣魚島」等反日的口號。

在這場反日遊行潮不是由工人階級群眾領導的，很多遊行中中小資產階級和地方上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領導成用。況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參與的運動就自動是進步的話，哪麽我們為什麽還需要領導工人的組織——革命政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陳墨為了製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臘和西班牙反歐盟和反削減開支的遊行中有種族主義的口號。事實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眾鬥爭限製了種族主義的危險！在希臘近幾年有超過16次反對資本家削減開支的總罷工，當中帶有前革命狀況的特征。同時由於缼乏缺命政黨，加上國家工會領袖軟弱，令鬥爭變得復雜，並為金色黎明黨打開了發展空間。現時金色黎明黨在國會有18席，對外來移民進行殘酷的攻擊。這些發展表現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時進行。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將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來！

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已經不再是「半殖民」國家，即使陳墨正確地指出中國有落後國家特質以及被外國資本剝削。但中國同時愈來愈扮演帝國主義的角色，經濟上剝削東亞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國家。在一戰時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知道俄國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資本支配）但同時又是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烏克蘭和波蘭等非俄裔的群眾）。他們沒有視俄羅斯民族主義是進步的，或者支持對德國開戰。而且，陳墨再次只看到問題的一方。現在的情況不是帝國主義軍隊占領中國領土，而且在現時條件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下，在短期內美國或其他帝國主義競爭勢力（這競爭正在尖銳化，但現時受製於經濟互相依賴，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並不會侵占或攻打中國。陳墨機械地將釣魚島事件與狀況不同的進步的反軍事占領民族運動（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國、法屬印度支那）相提並論。對於這些情況，社會主義者不會只限於支持抗議和鼓動，並支持群眾武裝抵抗的權利。雖然他提出的例證中社會主義者都會支持軍事行動，但陳墨沒有提倡中日開戰，卻沒有作出解釋。

然而釣魚島事件背後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統治規則去控製該區的海洋和資源，也是中美之間對於地區主導權的爭奪。而如果在釣魚島上發生武裝沖突，將可能讓中國當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國的外交危機，對內大力鎮壓反對勢力，同時加大對勞動人民的壓迫，藉此推動更快和更殘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戰爭之後，鄧小平大力藉此推動資本主義復僻和市場改革。戰爭令越南和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而鄧小平利用這場戰爭鞏固統治集團，並加快改革和開放。對於如何對待中國統治精英未來可能發動的軍事沖突，這是很大的教訓。

即使陳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但整篇長達三萬字的文章的立場實際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與這目標違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強調不要全盤否定受法殖壓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眾的民族主義，托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將民族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連結起來。這不是基於教條的原因，而是對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東帝汶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沒有前途的。陳墨把這事情混淆起來，混淆了反對殖民侵占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在無人居住的島上的領土爭端以及海軍力量競賽。

工國委(CWI)反對任何政府對東海和南海漁民的騷擾。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的軍事擴張，反對日本資本階級家最近挑釁的行動，但同時表明要達至目的，只能透過建立國際戰爭性工人運動，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義。相反，反日民族主義會混淆群眾的意識，將日本群眾推向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

很多左翼組織都機會主義地墮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歷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條的方式對待民族問題，令其在1982年福克蘭群島/馬維娜斯群島戰爭上，要求其成員自願參加阿根廷的軍隊反對英國。彼特．塔夫在其小冊子《阿富汗、伊斯蘭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們[LIT]限製自己的民族問題的訴求在「獨立」上，但沒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從LIT的立場唯一的結論是，它在民族問題上是建基於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階段論。根據他們的方法，一塊領土曾經在某一階段屬於特定的國家，是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陳墨犯上很多類似的錯誤。而我們會對民族主義情緒采取敏感的態度，同時提出過渡訴求去接觸被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的階層。基於他們直覺上對統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爭取他們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

陳墨沒有提及中國作為對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壓迫者。中國當局在釣魚島上展示軍事實力除了向東京施壓，亦有其內部的議程，就是要警告非漢族區的群眾不要挑戰中央或推動民族獨立。同樣，在此情況民族主義亦有其雙面性。社會主義者不會全盤否定藏族及突厥語群眾的民族渴求，但我們指出藏族及烏魯木齊民族運動的親資本主義領導是完全不能挑戰當局的殘酷統治，因為只能透過革命社會主義鬥爭，尋求團結漢族工人和國際工人階級，才能推翻現今政權及帝國資本主義。

抵製日貨？

陳墨抵製日貨上的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不會支持抵製日貨，陳墨表示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他拒絕承認今天供應和生產鏈全球融合的情況下，事實是更為復雜的。即使工人階級有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綱領，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解決問題，但當然這不意味著「等待」國際社會主義來臨，而是各國都同時進行鬥爭。抵製日產汽車和電子產品將會打擊中國工人，令工廠關閉和失去職位。中國第六大汽大公司廣州汽車集團報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潤來自生產日本品牌的汽車（豐田和本田）。蘋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廠富士康生產，當中的內存來自東芝，屏幕來自夏普，還有新力的攝像頭、村田的藍牙設備、松下的電池。社會主義者不會反對全球勞動力分工，這可以達到節約時間的效果，是進步的。但社會主義者堅持這過程要從資本家貪婪的手中奪過來，而由國際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計劃。社會主義者支持國有化和工人民主控製，反對外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但不是以抵製的方式反對所有外國投資。這將會淪為一個孤立的經濟，並阻止對經濟重要的技術和專門知識輸入。再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事實，抵製外國貨品根本不可能發展為持續的群眾運動，這也是現實，與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場無關。我們支持國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民主規劃，包括群眾控製跨越邊界的投資。

社會主義者不會輕易提出抵製外國貨品的訴求。如果我們提出這個訴求，我們會強調工人組織以工會的單位共同行動——例如以碼頭和鐵路工人去阻擋貨品，而不是以消費者的個體行動。例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非反對白人種族隔離獨裁政權的鬥爭，當時的抵製行動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們的支持。今天中國並不能以抵製日貨的訴求建立集體鬥爭。當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鼓勵這行動，以作為引導群眾憤怒的安全網，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

香港「保釣」運動

陳墨錯誤地指出，因為釣魚島活動分子很多次出海登島被阻止、被當局打壓，就證明這是對當局的政治威脅。這再次美化了這個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運動。北京阻止保釣行動委員會出海以避免不可預計的事件（任何國家機器都會捍衛自己壟斷勢力）。當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義示威增強自己在亞洲向日本和美國的實力和地位，一方面卻害怕「過激」的民族主義會失去自己的操控，這是典型資本主義建製看待民族主義的方法。當局一直以來都阻止登島行動，但正是在這次的中日沖突中香港出海登島的行動有利當局的外交，所以當局才拉起閘門讓他們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題為「中國官民默契是保釣成功之本」的社評指出，解放軍不派軍艦為保釣人士護航，並非軟弱，又指中國如果現在「奪回」釣魚島，會觸發大規模戰爭。稱「民間保釣行動都是由國家綜合實力做支撐的。政府未對保釣人員登島提供公開支持，並不意味著保釣人士是孤立的。」這正好駁斥了陳墨指當局鎮壓「保釣」行動。

其中一名保釣分子、香港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領導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經在黃巖島議題上於2012年4月發動抗議反對菲律賓，焚燒菲律賓國旗。香港有15萬菲藉外傭，她們面對壓迫、歧視和種族主義，特別是在2010年馬尼拉的人質慘劇案時。曾建成的抗議在這反菲情緒的背景下是特別有害的，但他同時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支持更強硬的邊境管理政策。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對曾建成的沙文主義立場。

如果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真的代表著挑戰政權的話，為什麽政府還是大搞火箭升空和愛國教育等工程來煽動民族主義呢？為什麽香港政府又要推動愛國國民教育挑戰自己呢？

關於日企罷工

陳墨通過9月份在日企工廠和前幾年大連開發區發生的罷工潮說「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然而陳並沒有解釋工人的提出了怎樣的訴求，罷工取得怎樣的成果。

然而，少數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廠發生了打砸設備的事件。和陳墨的看法相反，在這些工廠中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起到了負面的作用。

我們當然支持工人們利用這一時機在進行罷工爭取提高工資待遇和要求獨立工會的權利的時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罷工中使用反日口號，在中日關系緊張的形勢下給與工人一定的「保護」，給當局鎮壓製造困難。

在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介入日資工廠的罷工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建立獨立委員會，將鬥爭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會，保持對鬥爭的獨立控製，向日本姊妹工廠的工會（佳能、松下等）發出團結及聯系未來鬥爭的呼籲。我們提出充公日本資本及中國資本的訴求，並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們強調需要有紀律的鬥爭，不要破壞機器和財物，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眾運動

陳墨文章提到：「誤入歧途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這是捏造事實的，工國委(CWI)並沒有認為不應該介入反日群眾運動，反而陳墨沒有提及過社會主義者應該如何去介入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介入運動，與群眾展開對話並提高他們的意識，與誤導性的或反動的「方案」戰鬥。反日遊行由於被國家機器嚴密監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脫離當局默許的民族主義訊息的橫額和口號會被禁製，我們的同誌會被驅趕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義分子亦可能會煽動身體上的攻擊。社會主義者可以試驗性地到遊行路線，提出「不要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不要戰爭！中日工人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秘密派發傳單可以更全面地解釋社會主義的立場，需要工人階級團結、民主權利、以獨立工會聯系日本以至國際群眾進行團結鬥爭反對中日政府。

我們應該從2011年6月內蒙古的群眾抗議學習，那是當地30年來最大的抗議。當時內蒙古土地維權分子被一名受雇於大型媒礦公司的漢人貨車司機殺死後，蒙古青年發動抗議。他們是反對媒礦公司和環境破壞，而不是漢人。這運動贏得了全國網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騷亂，被國家媒體演繹成反漢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動。陳墨忽視了重要的教訓，低估了群眾反日情緒的負面影響。

關於如何對待遊行中的暴力

陳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反映」，卻沒有提出策略帶領工人作出有效的鬥爭。工國委(CWI)沒有單純對把反日示威的暴力與種族主義攻擊等量齊觀。我們不是將騷亂浪漫化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這本身不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而是受欺壓階層找不到出路時作出的盲目反應。陳墨用大篇幅指出騷亂緣自工人階級的仇富憤怒，卻沒有指出這不是工人有效的鬥爭方法，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在群眾面臨類似的條件下，我們對待騷亂的立場在各國是一貫的。在2010年英國的騷亂中，我們指出騷亂的責任在於資本主義的卡梅倫政府，以及無法帶領鬥爭捍衛工人生活水準、無法為年青一代爭取工作職位的工會領袖。我們反對國家機器在騷亂施以鎮壓的手段，縱使因為有很多工人階級因為工人區受到大肆破壞而不同情騷亂，支持這些鎮壓。例如，在騷亂後的民意調查中，90%英國成年人支持警察使用水炮。但是，同時我們不像其他左翼團體盲目褒揚這些暴動。例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將搶劫商店的行為描述為「強烈的政治行動」。正如我們的文章(騷亂：是誰毀掉了英國？ )指出最大的搶劫者是資本家，但同時騷亂不會改變世界，而工人以罷工、占領和建設革命黨的鬥爭方式是當務之急。我們對待反日示威的立場亦相近。我們認為中共獨裁應該為騷亂和搶劫負最大的責任，反對警察鎮壓，但同時我們清楚指出騷亂不會實現政治上真正的改變，也不會幫助工人群眾建立替代方案。

總結

社會主義者了解運動的進步與反動元素，但我們不是單純的評論，而是要方方面面考慮如何介入運動。陳墨的文章沒有提及工人階級組織應該如何獨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卻偏面地褒揚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實際上就是迎合群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的立場。

中國、日本和國際的資本主義正引領群眾走入災難。工人階級的大型運動正在來臨，這力量可以改變全球。各處的統治精英恐懼未來的這些運動，因而瘋狂地囤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戰鬥性組織，以介入鬥爭、提出口號和方法，令群眾無意識的行動變為有意識的，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在鬥爭裏會看到群眾情緒在希望與絕望間迅速轉變，而現行既得利益者將會誓死捍衛自身利益。中國、日本以至其他亞洲國家的沖突會為馬克思主義帶來考驗，只有以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我們才能通過這些考驗，發展壯大。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沖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沖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卷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製，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沖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並臺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臺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製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裏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裏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巖島）的沖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製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製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註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製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沖突，控製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汙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凈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麽他們為什麽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臺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臺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臺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沖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沖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而沖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沖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卷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沖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製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盡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沖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製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沖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臺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盡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沖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沖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製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系。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註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沖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臺上的「新興」力量。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沖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註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並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征。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系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麽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製，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樸鐘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製朝鮮，並間接壓製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系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只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復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臺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系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並」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樸正熙，其女兒樸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征。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沖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裏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製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擡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製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沖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製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系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製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製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鑒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盡管當局批準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復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麽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復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系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沖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很明顯，中共政權的殘酷的內部鬥爭的影響遍及反日遊行，使其帶有混亂和矛盾的特征。這顯示了當前政權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製力」的局限。而這使得當前領導集團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將人民的不滿通過「官方」管道發泄。無人能保證這一做法會產生效果，也無人能排除會發生新的動蕩（可能由內部派別沖突引發）。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註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盡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巖島的「國家主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製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劃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製、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製權，以及與島嶼控製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征兵製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製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沖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製，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製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製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製。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製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裏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麽為什麽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臺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國際聲援日抗議：要求愛爾蘭合法化墮胎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將會是就愛爾蘭被拒墮胎而慘死的婦女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要求當地政府立即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世界各地都會進行抗議，來表達我們對此事件的憤怒。現時愛爾蘭的墮胎法已經過時並需要改變。如果女性在愛爾蘭有選擇的權利的話，這悲劇就不會發生。我們要求立刻的改變，11月21日下午2時到愛爾蘭駐港領事館抗議。我們屆時會向的愛爾蘭政府提交抗議信。

抗議信：
致愛爾蘭共和國總理：

我們對於貴國的醫院由於拒絕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終止懷孕的要求而導致其慘死的事件感到驚訝。她在懷孕十七周時出現自然流產，但被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其原因是因為當時胚胎的心跳仍沒有停頓，而根據她丈夫的說法當時的醫生跟他說：「我們住在一個天主教國家。」我們向其家人和親友致以深切的同情。

這個慘劇反映出愛爾蘭需要立即將墮胎合法化。雖然愛爾蘭的最高法院的在「Ｘ案件」的判決指名墮胎應當在母體受到危險的情況下被允許，但是歷屆政府都拒絕為此立法。甚至歐洲人權法院亦發現現時愛爾蘭的法律不足以保障婦女合法墮胎的有效途徑與程序，並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

為了給予醫療專業人員充足支持以及法律的清晰度，我們要求愛爾蘭當局立刻下達政令允許墮胎以保障母體健康與減低婦女痛苦。

哈拉帕那瓦正是這長期原地踏步下的受害者。今天是要求愛爾蘭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我們認為愛爾蘭政府應當立即立法以允許在母體健康受到威脅下的墮胎，作為保障愛爾蘭女性對身體選擇權的第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香港：支持外藉工人的鬥爭

香港是超級富豪的天堂，卻是一般工人的地獄，尤其是對於從事著「3D」工作 – Dirty(骯臟)、Difficult(困難)和Dangerous(危險)的家務工人而言。

新移民面臨著政府有系統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打擊，工時長、工資低、缺乏勞工保障。政府和政客故意建起一堵圍墻，將外藉工人與其余工人階級分隔開，以防止外藉工人為爭取合理保障的鬥爭，與香港群眾爭取民主權利、工人權利，以及更多的基本福利保障的鬥爭連合起來。

「沒有母親的一代」

社會主義行動為建立工人階級鬥爭的團結而戰，反對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今天，於聯合國國際移民日，我們支持外地工人的示威活動。外地工人所面臨的困境，乃是由於他們不得不在國外從事粗重勞動，以支持他們在本國的家庭。他們的數量已從2000年的一億五千萬人增長到今天的二億一千四百萬人。由於在國外工作是長期而非臨時的，這就導致了愈來愈多國家出現了「沒有母親的一代」，如菲律賓。移民是資本主義製度深層次危機中的最大輸家。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鉅子卻豬籠入水。

反帝國主義！

菲律賓、印尼和尼泊爾政府如同香港親富豪政府一樣，都遵從著跨國公司的曲調而起舞。過去二十年內，在菲律賓和印尼等亞洲國家都爆發了低收入和欠缺勞動合同保障的社會問題。在資本主義的製度下，大型企業將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實際工資在各地拖低，以「競次」的方式增加利潤。這個國際體系令1%的鉅富得以專製地操縱著99%人的命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命運；同樣地，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亦得以操縱著貧窮國家的政策，一如發生在亞洲各國的情況。

在愈來愈多的國家，工人紛紛起來反抗這種壓迫。最近幾年在印尼已經形成了新的戰鬥性工會。在十月，二百五十萬印尼工人舉行了幾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並禁止缺乏保障的合同工。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數百萬人參加了總罷工，對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央行強迫他們的國家實施緊縮政策。

聯合國不是工人的盟友

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各民族的工人間進行組織，加強反擊的力量，並提出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工人不能信任聯合國，因為它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的清談俱樂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薪金為每月146,700港元，還有免費住房！他與其他資本主義的政客一樣，根本不知道99%人民的實際生活。聯合國通過ILO（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移工日」（十二月十八日）等活動，試圖為資本家的全球搶城行動塗脂抹粉。二零一零年在柬埔寨二十萬紡織女工發動了大罷工，在這次事件中，國際勞工組織表現出它的真面目－它破壞了這場大罷工，迫使工人接受極低的工資調整水平，並承諾不再罷工！

當然，十二月十八日給我們的，並不是對聯合國的信任，而是一個建立自己組織的機會，外藉工人應該把握這個機會與我們並肩而戰。應該指出，我們只能相信我們自己的組織力量，而非聯合國的決定和要求。我們要求民主地控製工會，由選舉產生代表，這些代表並只能領有普通工人的工資，以真實地反映基層和外地工人的訴求。

最低工資四十元－不要歧視，人人享有！

香港明年的最低工資將調整為每小時三十港元，這依然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我們要求提高至四十元，並呼籲工會為此訴求戰鬥，向印尼工人的例子學習，準備基層工人一天的罷工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種族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招聘機構，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仲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香港政府和媒體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我們爭取婦女權利，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宗教或性別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三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者共同推翻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資本家，滾！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讓工人民主地管理和規模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觀點－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我們會在每周五和周日舉行以中英文雙語進行的定期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積極分子，並會規劃我們的選舉活動，以確保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聲音變得更強！

二零一三年

十三萬人參與元旦大遊行

一月一日元旦日，估計有十三萬人參與大規模反政府遊行，要求特首梁振英立即下臺。梁振英政府剛剛執政半年，這次元旦大遊行是民眾對非民選的政府表達強烈的憤怒，並施加強大的壓力。

遊行中示威者指梁振英是「狼」、「吸血鬼」，並且由於梁振英多次以謊言欺騙民眾而被諷為「長鼻木偶」。同時，很多示威標語上寫著「689」，指梁在去年三月的小圈子選舉中只得微乎其微的689票，並將99.9%的民眾排除在這場選舉之外。

示威者高呼「打倒梁振英」和「立即普選」。示威後的一星期，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將會在跛腳的假議會內提出彈劾特首的議案。而在元旦日，香港的親中共團體還組織起細小的遊行以示支持梁振英，而隊伍中絕大多數是老年人。即便是警察公布的數字，也不得不說反梁遊行的隊伍人數是支持隊伍的三倍。

在香港，警察監管大規模抗議活動愈益嚴厲，在元旦日，全港三分一的警力的部署在遊行區域上。在遊行數星期前，警察表示他們將禁止參與團體在遊行路線上擺設街站籌集資金。而擺街站是反對派爭取民眾支持的傳統方式和重要的民主權利，因此必須積極捍衛。當日，幾乎所有參與團體都無視這一禁令，繼續在沿路設立街站。

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警察封鎖了通往禮賓府和中環其他地區的道路，以圖阻止企圖進行占領的遊行隊伍前進。在午夜警察拆除了示威者在禮賓府架設的帳篷並逮捕了多名示威者，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

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興趣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設立了兩個街站並發行二零一三年一月的新雜誌，以傳播社會主義的理念。我們街站籌措了超過三萬一千港元，並銷售超過三百四十本雜誌，展示群眾拒絕警察鎮壓民主權利。

對於一些示威者在遊行中展示港英殖民時代旗幟一事，香港和國際媒體都作出了相當多的報導。這個趨勢持續了幾個月，而中共領導人亦會以此借題發揮，證明有「外部勢力」幹涉香港政治問題，並將之連系至需要就鎮壓性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雖然現時一些打出殖民旗幟的相對的小團體主要是為了爭取更大的自主權甚或香港獨立，但同時亦表達一些反中國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成分，一些通過互聯網松散地連系的階層亦卷入這趨勢。對後者而言，殖民標誌是一種表達反中共的方式，就如愈來愈多人戴上Ｖ煞臉具遊行。社會主義者捍衛民主權利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反對殖民旗幟象征著的混亂的理念和反動的思想。

整個製度的危機

與其說是一個政客的「失敗」或欠缺誠信，不如說是香港面臨整個政治製度的危機 – 讓中共獨裁強加的資本主義領導欺壓人民對民主的渴求。

梁振英的領導班子雖然上任不久，但已經引發千千萬萬的示威者上街－包括在七月一日他上任時四十萬人遊行和九月超過十二萬人包圍政總反國民教育。隨著未來威脅民主的新法案 – 廿三條 – 來臨之際，未來抗議很可能會繼續。最近新委任鷹派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政治局常委的張德江，可見惡法將至的蛛絲馬跡。北京利用委任張曉明去加大香港政客對廿三條立法的壓力。2005年的時候，張曉明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汕尾發生了一場鎮壓示威的大屠殺，造成了二十名示威者被槍殺。

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未來的鬥爭必然會面臨這種威脅，可見需要以民主的架構 – 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組織倒梁的群眾鬥爭。

梁振英在與唐英年600票的搶奪戰中，曾經拋出一些民粹承諾，包括處理房屋危機、增建公屋和使政策傾斜窮人。但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當時警告，沒有一樣會得以實現。政府推出了一些小措施（例如增加印花稅）去打擊樓市，但2012年大眾市場的房屋價格上升超過23%，樓房暴漲情況惡化令數以百萬計家庭置業無望。

但對社會最窮的人來說，房屋危機已經造成慘痛的苦難。有報導指木板隔間房住戶醜聞惡化，估計25萬人要住在這種狹窄的空間裏，數字是之前估計的兩倍。因此民眾對梁振英數間高價房屋僭建憤怒，是可以理解的。

二零一七年的普選？

經過數十年的拖延、謊言和耍手段，北京與香港的菁英們越來越難於阻隔落實普選。群眾的壓力再增加，這反映在對梁振英的不滿，而這也迫使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在2017和2020年的選舉方案給予「發展進程」。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會落實真正的普選，甚至遠比不上政治上（更有技巧地）被財團商家壟斷的西方民主製度。這個問題的結果將取決於未來幾年的群眾鬥爭。

時間愈接近2017之際，我們必須要準備好應對他們更多的手段和奸計。政府將代表資本家尋求維持不民主的防衛網（雖然稍作改動）去確保高門坎的提名資格，因此不想要的候選人永遠不會出現在選票上。

我們再次見到右翼泛民政黨恐懼真正的反政府鬥爭，並不意願領導運動。在2010年他們抵製「變相公投」和與北京代表秘密交談，支持「改善」和延續功能組別。因為這個背叛，特別是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重罰，比起上次2008年選舉損失了10萬票。

反抗國民教育的群眾運動的經驗對於未來反對梁振英和二十三條抗爭中非常重要。這個運動在去年秋季已經有潛力打倒梁振英，迫使他下臺。占領行動的參加者日益增加，甚至超出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預料，而其當中主要由民主黨及其緊密盟友教協控製，並以年輕的學民思潮為外衣，因其年青新鮮的形象大受群眾支持。這個領導層遠遠落後於群眾抗議的政治情緒，例如當中要求梁振英下臺的口號，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的全港大罷課的要求。大聯盟將自己與這些「政治」口號劃清界線，強調改運動「只是」反對國民教育－但實際上這是群眾對更廣泛的普選、反二十三條和反抗整個腐敗製度鬥爭的預演。

前進之路

9月的反洗腦抗議原本可以獲得更大的退讓，但反國教大聯盟領導與政府談判者背著群眾進行暗室交易，令他們突然解散運動。

很多活動分子和年青今天在討論將倒梁運動升級的方法，當中包括占領和政總紮營的可能性。在反國教行動中，我們提出以罷學作為反抗升級的第一步以擊倒國民教育，在將來，罷工罷課等行動會再次成為鬥爭的一個關鍵，不只是學生的罷課，而工人階級的罷工會更有力量製造改變。

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堅持民主組織原則的戰鬥性組織是現時急切必須的，同時民主的運動架構以確保所有提議可以被廣泛討論，並紮根於最廣泛的活動分子之間。這是一個問題 – 關於群眾鬥爭的領導層和綱領，也是關於哪種組織形式能最佳地促進揀選和測試可以帶領鬥爭勝利領導層。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會繼續活躍於未來抗議，並主張將香港和內地的民主鬥爭連結起來，打倒梁振英和一黨獨裁，並需要建立工人群眾政黨和推翻資本主義。

香港：百人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

增加有薪假期及男士有薪待產假

今天下午三時，職工盟發起遊行，聯同多個工會與市民約一百人從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未來的施政報告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包括立法標準工時44小時、增加勞工假期17天、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職工盟成員舉起三個8字的大汽球（見圖），代表「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自主時間、八小時休息時間」。遊行口號包括「加班要補水」、「標準工時要立法　照顧家庭盡職責」、「爸爸媽媽工時長　無人陪我好淒涼」。

參加的工會包括「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及「保安及物業管理工會」等。小區組織「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政黨社民連亦參加了是次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舉起「八小時 x 五天工作製　有薪假期最少17天」的橫額，參與遊行，並訪問了數字基層工人及婦女。

28歲的余先生，任職飲食業，為全職清潔工人，每天需工作十小時，每周上班六日，他感到現時的長工時非常辛苦，認為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六小時對他來說才是合理，於是參加這次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余先生與家人同住，一家五口，月薪僅有$7200，並不夠照顧家中成員。他認為，最低工資$28或$30不足以應付生活，認為最少應該$33。另一位清潔工人邵小姐59歲，為幫補家人及丈夫外出做兼職，每星期上班六日，每天工作五小時，也希望能立法製定標準工時及增加有薪假期。

即將退休的鐘女士為兼職家務助理，獨居，今年已經65歲，但仍需依靠工作維持生計。她表示參與遊行的原因是眼見其兒子每天上班十多小時但沒有任何補水，認為必需落實最高工時。她兒子為大廈冷氣工程人員，即使是假期，公司若打電話要求上班，也需要立即工作，並且不會補水。她又指，現時百物騰貴，吃一個午飯也需要$30-40，所以最低工資最少應為$33。

全職運輸工人陳先生表示，他的工作沒有固定時間，公司表示需工作多久便多久，現時每星期需工作50-60小時，他的主要要求是要求立法規定紅色假期，以及最高工時44小時。

陳先生的極長工時不是個別例子，香港眾多在職人士工時長，並且加班沒有任何補水，失去照顧及陪伴家人的時間。65歲的鐘女士到了退休年齡仍然需要兼職工作，是因為香港政府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職工盟有薪假及男士待產假的要求，將法定有薪假期增加至最少17天（現時為每年12日），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我們認為，需要落實每天八小時、每星期五天工作製，並增加最低工資至$40，本勞及外勞一視同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全力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的罷工抗爭，認為必須終結新聞審查製度，捍衛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抗爭！
捍衛新聞自由，不要審查製度！
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及一切民主權利

香港：元旦倒梁後，梁振英深陷窘局

梁振英深陷窘局

元旦遊行十三萬人上街「倒梁」，是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最大型的元旦反政府抗爭行動，令政府的統治進一步陷入四面受敵之窘局。中央政府顯然被群眾的威力震懾，對梁振英作為統治傀儡的信心有所動搖，香港資本家亦不信任政府維護商界利益。對梁振英能否熬過五年任期，唐營的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以及梁營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都表示不予置評。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更直指，梁振英現為跛腳鴨政府，難以在一七年普選連任，不排除中途會換特首。

遊行翌日，中共黨喉舌報新華社發出新聞稿，清楚報道元旦示威者「提出要求梁振英下臺」，與過往掩蓋遊行要求的做法回異。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新華社做法實屬罕見，中央或是藉此向梁振英示警，要他加把勁改善施政。但是，報導並沒有出現在新華社的網頁上，似乎是避免內地網民看到而鼓起抗爭的信心。雖然新華社及後再報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12月31日拜會梁振英的新聞，並重申中央領導人「充份肯定」梁振英，以平衡一下對梁的嚴苛責罵，但主子大膽地動用媒體暗斥，足以已令奴才額角不禁冒汗。

中聯辦正副主任在去年三月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最後關頭時，為了急切挽救唐梁兩營互相惡鬥的局面，呼籲選委轉投梁振英，結果換來今天政府統治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從中聯辦高官調職一事亦可見梁營官員受懲罰之端倪。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卸任後，沒有按以往之慣例升職至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務，只是調職至同等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而前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亦只調職至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而中央政府任命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兩名政治局委員李源潮和劉延東為副組長，可見中共對香港更為重視，有意將管治權集中在高層手裏。

梁振英上任時，溫和泛民主派拒絕支持彈劾梁振英的議案，但半年來民怨載道，畏縮在群眾尾巴的民主黨和公民黨不得不追趕民意，連同其他反對派共27名議員簽署議案，準備在1月9日（星期三）彈劾梁振英。在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的製度下，議案是必然被否決的，但作為立法會史上首次彈劾行政長官，可見香港民主運動正處於至少廿年來的高潮。當晚在政府總部門外有三百群眾集會，直播彈劾辯論。

廿三條換普選？泛民主派暗室交易的可能…

正如公民黨梁家傑所指，現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共十八大後發表的報告，反映廿三條立法是行政長官的政治任務。但作為資產階級的法律塔利班，民主黨和公民黨是不敢超出統治階級所訂立的法律框架的，始終認為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勢在必行。他們相信依循中共政府的引領下香港可以逐步邁向民主。因此，經常強調所謂「未有真普選，不談廿三條」原則底線的反面，實質上是指只要中共政府設計一個完善的「民主安全閥」，他們就會允許鎮壓式的法律在香港通過。梁家傑最近在電臺訪問時，表示同意以廿三條換普選，受到公眾強烈非議。正如我們《倒梁憤怒激增》一文（社會主義者雜誌19期）指出：「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因為對中共的法治圈套有所幻想，公民黨未來難免走上民主黨2010年的妥協之路。

現時中央政府為2017年的「民主安全閥」急忙籌備，包括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以確保只能讓中央可接受的候選人當選。此外，中央政府要確保五年後現任特首可以在「普選」機製下順利連任。在有假普選的機製下，中共將更容易分化和收編溫和反對派，並就國安條例立法後削弱香港的民主權利。

民主黨的立法會超級議席議員何俊仁最近在公開論壇上表示，若果在2017年的普選未能達致共識，會考慮辭職發動公投。2010年民主黨抵製五區公投，2010年進入中聯判就政改方案談判妥協，繼而贊成政府的方案，無限期拖延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背叛民主。去年年末民主黨領導層換屆後，當上黨主席的劉慧卿，一直強調與中聯辦談判為正確之舉，可見民主黨背叛之路只會愈走愈遠。今天何俊仁的言論，不過反映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懲罰而喪失10萬票後，被迫披上反抗的面紗混淆視聽，拖延群眾揭破其真面目的日子之來臨。溫和派未來即使真的發動公投運動，不會視之為凝聚群眾反抗的力量，而只是挾群眾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將選票作為向中央乞求的請願書。

廿三條換普選很可能成為收編泛民主派的糖衣毒藥，然而民眾必然會緊記零三年拉倒惡法的是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一直遏製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對派。

真正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不相信依循基本法的道路能帶來真正民主，只有依靠群眾運動打破中共的一黨專政，在任何條件下反對廿三條國安法，反對禁製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和示威自由。我們支持普選權的鬥爭，並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現時跛腳的立法會，將資本家的代表排除議會之外。政治代表由工人和窮人選舉產生，只能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被隨時召回。

香港：二百人遊行要求梁振英扶貧

今天下午二時，多個團體及政黨，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施政報告落實扶貧政策，包括參考國際標準，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六成定為貧窮線、設立全面低收入生活補貼，改善綜援製度（包括標準金，租金津貼，兒童學習津貼）等。 遊行人士包括低收入家庭，本地及新移民婦女，其中不少帶同子女參加。大專院校學生也到場支持。主辦團體「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包括關註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屯門婦女貧窮關註會、同根社等組織，參與政黨則包括工黨、街工、社民連。不同團體帶同標語及橫額表達其訴求。

低收入家庭生活艱苦

34歲的林太是新移民，居於天水圍，育有兩名小朋友。她表示，來到香港感到很無助，家中只依靠丈夫收入，但日用品如奶粉及尿片等價格甚高，負擔困難，根本無法再花錢讓小孩參加興趣班發掘不同興趣。她希望政府能資助小朋友上興趣班。

同樣是新移民的陳太住在深水埗區，家中包括其丈夫與三位子女，五人住在少於一百尺的劏房中，月租更高達$2800！丈夫在酒樓全職工作，月薪$12000，但因為要供強積金，加上食物價格、租金上漲，每個月幾乎不能儲半點錢。她剛升上小一的兒子有需要補習英文，但她與其新移民丈夫沒接受過英文教育，無能力教導，需要再花錢外出補習，但憑家中收入根本無法負擔。她參與遊行，希望政府能幫助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

43歲的呀Sue住在深水埗區公屋，與丈夫和兩名孩子同住，她表示，因為外出費用太高，交通費如地鐵、巴士加價令她不敢外出，即使外出也寧願步行兩至三個地鐵站而節省高昂的車費。她與其他受訪者一樣是家庭主婦，因為需要照顧小孩及處理家務而不能外出工作，但現時物價高企，僅是兩個孩子（幼稚園低班及中三）一個學期的費用便超過六千元，所以正在尋找兼職，希望能幫補家計。她對政府的無能感到憤怒，於是參加遊行，希望發聲表達不滿。

駕院馬師傅「巧遇」車禍　

1 月29日被駕駛學院無理解雇的資深導師之一馬偉雄，在青山公路深井段練習跑步期間，突然被一輛失控鏟上行人路的私家車輾斷右腳腳掌。手術後，情況由危殆轉為嚴重，腳掌成功駁回，但日後的活動能力仍是未知之數。

事發前的同一天，馬偉雄曾接受NOW 電視臺訪問，講述自己籌組工會受打壓的情況，並在電話中與行政總裁梁霆鈞公開對質，準備透過職工盟起訴資方無理解雇。

由於駕院打壓工會的醜惡形象深入民心，車禍發生後，極多網民質疑車禍是否與是次勞資糾紛有關。車禍的確疑點重重，肇事司機聲稱，因為被一駕平治房車撞其車尾，以致失控沖向行人路，平治房車更不顧而去，導致未能追查其下落。但警方在場卻發現肇事私家車並無被撞痕跡，現場路面上亦無煞車駄痕，馬偉雄妻子向警方報案，要求徹查。

在公眾壓力底下，駕駛學院管理層於車禍翌日早上到醫院探望馬偉雄，一改數天前談判時的囂張態度，帶同五萬元體恤金給予馬偉雄的妻子，但遭到拒絕。駕院資方期後更承諾會讓兩名員工無條件復職，會先安排馬偉雄擔任文職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但另一名被解雇師傅何德明斥責公司無良，拒絕復職，就算「乞食都不會回去」。學院市務及傳訊主管宋偉梁表示，重聘兩名員工是「基於人情考慮」，而行政總裁梁盈鈞又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資方似乎有意抹去公司打壓工會的惡行。

此外，1 月28 日談判時暈倒的練國亦已出院。

年青廚師被拖欠工資　勞工處草率了事

任職飲食業的二十三歲年青人阿豪，自中五畢業後便出來社會工作，已有五年全職廚師的工作經驗。於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工作三年多後，轉職至另一家西餐廳工作至今，已經有任職一年多。阿豪表示，上一次轉職的原因是因為被公司拖欠部份工資接近萬元，到勞工處詢問，職員建議他透過申請索償，取回十八個月的拖欠工資（共港幣九千元），但最後卻遭裁判官判其敗訴，並受到出言威嚇，指若果決定繼續追討，第二堂聆訊的費用將會非常昂貴，意圖阻止其上訴！阿豪為此辭去工作，並感到非常灰心。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拖欠薪金近萬元　勞工處索償無果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加州薄餅，簡稱CPK） 是一間國際連鎖餐廳，全球有超過240家分店。阿豪上一份工作就是在CPK任職廚師，工作三年，由最低級的助理廚師開始，直至升職兩級後，餐廳總廚向阿豪建議其擔任多一個額外職務，作為培訓師訓練剛入職的新人，此額外職務可在月薪外再多發$500薪金。阿豪答應後，擔任了一年半的額外培訓師，並因此由原來九龍灣的分店轉到尖沙咀分店培訓新人。公司一向的慣例是培訓師這職務從不需簽任何合約，但十八個月來，公司從沒向阿豪發那額外的$500工資，於是他向其上級經理查德問，三位經理曾經幫他追問總廚，但總廚總是再三推卻：「所有拖欠的工資會遲些會一次過發支票給他，不用擔心。」阿豪於是到勞工處查詢，勞工處調查主任了解後向他表示，口頭承諾也具法律約束力，建議他透過勞資審裁處申請索償，追討他被拖欠的部份薪金。

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每星期只有一天假期的他用了大部分時間處理這件事，包括請其經理及店長作證人寫口供、自費索取公司的商標、處理文件等。到了聆訊當日，裁判官用數分鐘聽完阿豪講述事件經過後，一句也沒問過作為公司總廚的被告，就對阿豪破口大罵：「口頭承諾唔會計數，唔好以為你有幾個人寫幾封信就得！」還出言相嚇：「如果你仲要再打第二堂，第二堂（費用）好貴架！」聆訊居然不夠五分鐘便結束了！

聆訊終結後，阿豪與被告被請到和解區，和解員再三提及下一次的聆訊費用將會非常高昂，勸阻阿豪上訴。由於第一堂聆訊是免費的，阿豪自己根本無法負擔以後的堂費，聽到裁判官的判決後已經感到非常灰心。

「調查主任、個官、和解員三人分別同我講如果再上訴會好貴，慫恿我不要再追究下去。明明系個調查主任話口頭承諾有法律效力，叫我去申請索償，我花左好多時間、精神、洗左千幾蚊，法官一句話口頭承諾冇用就咩都冇曬」。喪失萬元的阿豪對判決感到非常失望，「普通打工仔根本不會有任何法律常識，勞工處要我們靠自己去找數據，根本沒有幫我哋，做事非常草率馬虎，只系想盡快了結件事。」

強製性無薪「落場」時段　變相加班無補水

阿豪表示，飲食業大部份餐廳都有一「落場」慣例，如他在CPK工作時，月薪$8500，理論上公司規定每位全職員工每天工時九小時，但必須於中段時間「落場」，即是不計薪的休息時段，工作時間從早上九時至下午二時；五時半至九時半，而中間落場的三個半小時不計薪，這包括員工午膳時間。用膳時間不計薪這種剝削員工手段，大家樂兩年前也嘗試過，但遭到群眾發起罷食抵製運動才收回。事實上這些都是資本家為求將利潤最大化而剝削員工，節省成本的手段。

阿豪繼續解釋，在餐廳客人多的繁忙時段，原本的休息時間也可能隨時失去，在落場時段也需要繼續工作，變相是加班而不會補回工資！

「因為隨時要繼續工作，員工連食飯也沒有固定的時間。」阿豪無奈表示，飲食業多數情況都是一樣。

工人階級需要戰鬥性工會　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阿豪所遭遇到的剝削及拖欠薪金只是冰山一角。這件事揭露政府勞資審裁處之虛偽，表面上為工人爭取應有權利，但如今次事件所見，勞工處將工人的投訴案件草草了事，實際上其角色是為維護資本家的利益，只不過是借助不公平的法律遏製工人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站在資方角度盡快平息工人反抗。

面對香港服務業主導的職場環境，財團實行的工人零散化和短期工作合約大行其道，令工會尚未緊密連系至青年工人階級。但隨著青年政治意識的激進化，青年群眾運動將會蔓延至有意識的青年工人。改變需要透過抗爭獲得，而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呼籲工人積極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捍衛自己的權益，挑戰現時的剝削製度。需要以抗爭意識武裝工人，並將之組織在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的旗幟底下，以爭取基本的工人權利（如追討拖欠薪金）為開始，並要求設定標準工時40小時、提升最低工資至每小時40元的水平、爭取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及工會集體談判權）。工人起來抗爭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就是對不民主政製的最大挑戰。

香港：嚴重的環境汙染及破壞

要講地球的環境及資源如何被利潤第一的資本主義破壞得體無完膚，起碼要講三日三夜。今期就只講近年的香港。由反高鐵至反對龍尾人工沙灘的抗爭，環境破壞及地產霸權的禍根，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抗爭，群眾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

龍尾生態災難　利潤發展不離官商勾結

政府嘗試強行於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沙灘，動用二億八千萬公帑，讓地產商將龍尾發展成旅遊區。無論是否住在大埔區的居民均一致反對，十一月首三千群眾在政府總部外公園集會，要求政府撤回計劃。

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公開撰文，懷疑龍尾人工沙灘計劃涉及利益輸送。他表示，由政府委托的環評報告用了近兩年時間，只發現三十多種生物，並指龍尾屬低生態價值，而業余團體僅用了三日，已發現二百多種生物，包括全港罕見的管海馬（國際瀕危的二級受保護海洋生物）。

事實上，龍尾一帶早已成為財團牟利大計的囊中之物，將該區樓價推得更高。而李嘉誠早在桐梓開始巨型觀音像的工程，其鳳園的豪宅項目亦在進行中。兩間地產發展商德豐及偉都集團將在龍尾隔壁興建水療度假酒店。

龍尾方案在由建製操控的區議會中獲得通過，大埔區24名區議員中，9人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成員，大埔區議會副主席文春輝，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副主席！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

龍尾的人工沙灘毫無疑問將是一場生態災難，需要的是群眾抗爭，連系至民主及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才能避免未來更多的自然生態再受破壞。更多關於龍尾抗爭，請見由左仁撰寫「反對人工沙灘」一文。

高鐵、新界東北、龍尾：為誰發展？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東湧填海計劃、高鐵，都是政府為資本家謀利的種種政策，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犧牲的是大多數人的公共資源、家園、多年謀生的工作、以及大量生物的性命。

新界東北發展，主力興建低密度豪宅及商場等，為了更進一步引入內地資本，興建富豪城鼓勵投機炒賣。政府於07年提出計劃後，一眾地產商已開始在區內買地。新界東北發展區內大量農業的農地（約400公頃)，以及本地鄉郊產業（工業、物流、傳統製造業），都會因為此計劃而徹底消失。

有「香港後花園」之稱，深受市民歡迎的西貢大浪灣，於2010年被蒙古能源集團主席魯連城以1,600萬元收購十萬呎土地興建私人別墅，沙地被推平、樹木遭砍伐。此事引起群眾強烈反對，並成立「大浪西灣關註組」，到長沙灣政府合署門外示威，社會主義行動亦是其中一員。

由於群眾抗爭，政府受到壓力，最終承諾將77幅位於郊野公園內的私人土地納入保護範圍，但至今仍有34幅土地未受任何保護。直到2012年10月，漁護署才宣布將落實把17公頃的大浪西灣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指該處自然資源豐富，有一個沒汙染的天然海灘、林地、溪流及茂密紅樹林。事實上，大浪西灣事件只屬冰山一角，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調查顯示自03到10年全港疑有55個自然風景地區遭到破壞。

香港環境汙染及破壞問題存在多年，並由於官商勾結利益龐大而糾結復雜。政府同於10年強行通過高鐵項目，僅26公裏的高鐵斥資669億，為全球每公裏造價最貴之鐵路項目。高鐵穿過三個郊野公園，破壞自然環境及僅有的本地農業，同時強行迫走菜園村原住民，又以警察打壓反高鐵集會，可見新自由主義政府犧牲環境及人民利益，為建築商利益保駕護航之真面目。

機場第三條跑道　嚴重威脅中華白海豚

政府計劃花費1,300億元公帑，於機場建設第三條跑道，將嚴重威脅白海豚的生存。事實上，在短短8年間（2003-2011），大嶼山水域的中華白海豚數目已經劇減一半，由158減至78條。
大嶼山北面是中華白海豚的主要棲息地，雖然群眾及多個環保團體過去大力反對第三條跑道計劃，但政府仍打算一意孤行。環保團體「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周月翔表示，機場擴建是本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基建項目，但機管局卻走精面，對有機會超目標回避不做。「環保觸覺」亦指，第三條跑道環評涉及的工程項目簡介有多項缺漏，並無包括中華白海豚大幅下降的數據。
香港機場管理局就擴建機場第三條跑道，向環境保護署提出「工程項目簡介」。地球之友發現，簡介出現嚴重疏漏，如沒打算評估二氧化氮（NO2）、微細懸浮粒子（PM2.5）等威脅公眾健康的汙染物，更故意不去評估擴建後引發海陸交通排放的大量汙染，對東湧未來20萬居民帶來的健康風險。

有人經常講所謂「香港的核心價值」，事實上核心價值沒有地域之分，只有階級之別，政府及資本家的核心價值就是維護社會上少撮人的利益，包括李嘉誠及四大地產商等財團的豐厚利潤；而占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是每天朝九晚六默默耕耘的勞動者，亦即是工人階級，我們是屬於社會上的99%，我們的核心價值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99%一樣，我們要的都是作為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有秩序的持續發展，住屋權利、醫療、教育、以至是共享這個世界的天然資源－這包括最基本的空氣和水。

香港每年1,200人空氣汙染致死　*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

香港空氣汙染嚴重眾所周知，原來香港的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香港大學研究更指出，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氣汙染致死，即每日平均有近3.3人因空氣汙染喪生。
2011年，路邊二氧化氮的全年平均濃度水平，不但超出法定上限53%，更比世衛組織標準高出逾兩倍。另外，高汙染水平天數由07年的74天增至去年的175天，增幅高逾1.3倍之多。
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於05年訂立新的指引，但香港的指標自1987訂立30年，政府依然不肯更新，即使將在2014年實施的新指標亦不合世衛標準。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指，政府建議的空氣質素指標過於寬松，無助改善本港空氣汙染，並推算因汙染空氣致病的公共醫療開支每年達200億元。他們認為，政府建議的指標只會容許更多超標次數，且未有計算暴露於汙染空氣人口、路邊汙染水平、健康影響評估，有關建議指標製定方法欠缺科學根據。

本港車輛排放問題惡化，許多高汙染車輛仍在路面行駛，而專營巴士廢氣排放量占總排放量四成。香港的車輛密度屬全球最高，使用柴油的貨車和巴士是道路上最嚴重的汙染源，共產生路面上88%的有害微粒，75%的氧化氮和其他汙染物質。約1/3的商用巴士和貨車，117,000車輛當中有38,500架是仍然使用歐盟前期和歐盟一期引擎，占路面微粒性排放73%。
由於公共交通的私有化，私營巴士公司縱使利潤每年至少數千萬，卻懶理空氣汙染，只能在政府補貼提供「誘因」的情況下，才去轉換更環保的引擎。我們認為，必須公有化所有私營巴士公司，配合擴建地下鐵路，升級某些必須的巴士至低汙染型號，達致全民免費使用交通工具，以此限製過度使用汽車和由此帶來的空氣汙染。

地產霸權賺到盡　屏風樓加劇空氣汙染

資本主義下，房屋瘋狂的投機炒賣使地產商興建愈來愈多高樓大廈及屏風樓（即接近「一」字排開，高度密集的樓宇），造成熱島效應，城市內的空氣流動減弱、氣溫升高、加劇地區性的空氣汙染問題。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表示，全港至少有逾百個樓盤屬屏風樓，屏風樓能令更多單位享有更佳景觀，使單位價格更高賺取更多利潤，但卻害了區內其他住宅居民，加劇空氣汙染。

香港：吝嗇的財政「騙」案

曾俊華的第六份財政預算案在二月尾發 表，預算案一貫既往的吝嗇哲學。除了一些司空見慣的「派糖」措施（電費和租金減免），這只是政府在坐擁大量現金的情況下細小的零錢，這份財政預算案仍然無 法幫助草根工人、年輕人、窮人和不斷增長的需要房屋的人。在國際婦女節(三月八日) 的前一個星期，女士們受此預算案的打擊卻是最深。

南華早報訪問一名女建築工，她月薪一萬元，需要照顧患病丈夫和兩個兒子，她的心聲基本上代表著廣大民眾：「我感到失望…我認為今年與去年一樣，但政府派糖更少。」

曾俊華年年使用一次性的措施，避免打開實施真正福利的缺口。今年政府撥款$330億作出一次性「紓困措施」，比起去年800億的一半還不如。減少派 糖的藉口是：全球經濟危機，香港去年GDP只緩慢增長1.5%。此外，政府援引歐洲破產國家為例，指退休保障令西班牙、希臘等國債臺高築，繼續拒絕承諾實 行全民退休保障，縱使這是最有效減少城市貧窮的措施。

這位忽然中產的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在下個財政年度會有650億的盈餘。650億有幾多？

• 650億港幣幾乎是政府在醫院和保健一年開支的1.5倍。•這是連續九年政府錄得財政盈餘。政府年年預料財政赤字，今年亦如是。這究竟是錯誤的計算，還是假裝財政困難，以欺騙市民？• 在錄得多年的財政盈餘後，政府有多達7,340億的財政儲備，等於政府23個月總共的開支
在波斯灣的石油國家外，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如此的富有，曾俊華一貫吝嗇作風，繼績拒絕使用儲備去支援公共服務，減輕房屋危機。

隨便訪問街上一名市民，問他財政預算案需要什麽，可能會有以下回答：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製度—超過十萬個老人家(全港三分之一老人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政府立刻采取措施去解決房屋問題—要解決公屋輪候冊上三十萬人的需求，就只有興建比現時多雙倍以上的公共房屋。
因為政府囤積資金，推動私有化，迎合資本家，令公共服務正資金短缺。要增加教育、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基本褔利。
普羅大眾的憤怒已達到臨界點。窮人更窮，富者越富，達至瘋狂狀態！李嘉誠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20億港元，與政府盈餘不相伯仲。李嘉誠可以為全年的教育開支供應資金，同時繼續和上年一樣穩坐亞洲第一首富。

香港首五十名富豪的總資產有15,810億港元。根據褔布斯在一月公布的富豪榜，李嘉誠的財富上升36.4%至2,330億港元。其他財閥財富也增加了數以百億，例如貪汙而被補的新鴻基郭氏兄弟，以及恒基地產的李兆基。

財爺扮中產

曾俊華月薪為$368,220，高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卻不知恬恥聲稱自己是中產，所以也明白社會上的問題。其後，他更辯稱中產是「生活態度」，由於他喜愛法國電影和茶，所以他和中產人士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分別。

可見，政府是如何脫離現實，低估反抗情緒的高漲，而其所服務的商業精英是如何傲慢。在受人唾棄的梁振英（民意現落至27%）任內的第一份預算案，清楚顯示新政府不會將政策轉向「民粹」方向。我們可以一致裁定，梁振英政府和預算案沒有帶來半點改變。

政府對於廣大民眾要求聽而不聞，是植根於資本主義製度以及香港半獨裁政治製度。這個財政預算案只會增加人民的憤怒，令更多人反對服務1%的富人，兼 且沒有民意基礎的不民主政府。現時製度的設計是用來排除群眾的聲音的，所以反對這些政策的抗爭將會連系到民主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是在全球50多個國家組織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為其一員。我們組織年青人和工人鬥爭，反對資本主義，並主張以 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我們為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奮鬥，為多數人提供政治聲音和組織力量。如果你忍夠了今天的腐朽製度，加入我們，並為以下戰鬥：

公營的全民退休保障，與最低工資的水平掛勾
奪取鉅富的財富！立即實行財產稅，支持急切的房屋、退休金和福利開支。增加企業稅至少與國際水平看齊
大大增加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的開支。結束外判和私有化 – 踢走從福利部門牟利的吸血鬼。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理和控製公共服務
最低工資40元，復蓋所有工人，不要歧視
將私營的公共交通、基建和設施重新公營化
急切的房屋計劃，每年建設公屋五萬間。將地產集團和銀行置於民主公共擁有，踢走鉅富和投機者！
向政府和資本主義宣戰，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政黨，組織群眾為社會主義鬥爭！

香港：罷工！支持貨櫃碼頭工人抗爭

三 月廿八日早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約300名外判工人宣布罷工，在六號碼頭閘口示威，並沖入貨櫃碼頭示威，然後組成人煉阻擋貨櫃車出入。下午，工 人堵塞六號碼頭大部分行車通道，但留下一條通道讓貨車進出。現時八號、九號和十號碼頭基本上停止運作，有效降低碼頭的運作效率。隨後陸續有更多工人自發參 加罷工，晚上約一百名工人和學生通宵留守示威。

三月廿九日，約三百名工人在碼頭遊行，高呼「罷工！撐到底」、「加人工」、「永豐可恥」等口號，進取地呼籲其他碼頭工人響應和加入罷工。另外有五十名大專生到長江中心門外向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抗議。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隸屬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為全球最大型的貨櫃碼頭經營商，擁有四號至七號和九號泊位，並與中遠太平洋合資經營八號兩個泊位。公司最終持有人是香港首富李嘉誠，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

由 於工人長期受盡剝削和壓迫，這次罷工在農歷新年前已經開始蘊釀。直至三月廿日，80名工人首次在碼頭發起抗議。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工聯會）跟和黃旗 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開了閉門會議，達成所謂加薪5%的「共識」。這侮辱工人的加薪幅度激發工人憤怒，成為罷工的導火線。

薪金低　工時浮動

現 時大約300名工人進行罷工，分別屬於永豐外判商（八號至十號泊位）和現創外判商（四號、六號和七號泊位），占全體外判工人的一半。工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 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目前日薪是1,150元，要求增加至1,600元。但是，昨午承判商只承諾時薪增加3元。HIT推卸責任，指外判工人並非由 其直接聘用，故此不會負責，又否認工人十年來沒有加薪。事實上，公司每年只加人工給判頭，工人完全沒有受惠。

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 工資，前年工資更由日薪（24小時）1,480元減至1,300多元，比起九七年的水平更低。參與罷工的布先生怒斥：「我們不能再忍受剝削，資方抹黑罷工 是勒索，我們只是要求合理的薪酬。現在資方承諾只增加5%工資再加送什麽禮物，簡直是侮辱我們。」

碼頭不分晝夜運作，工人連續工作24小 時為家常便飯，有時甚至需要工作48小時以至72小時。由於早年公司將每天5-8更的製度改成每天3更，令工作量更為浮動，不少碼頭工人基本上廿四小時隨 傳隨到，有時因為沒有貨櫃船停泊而連續十六時沒工開，有時又被急忙召回工作。布先生感嘆道：「…就像賣身給公司。」

工作環境惡劣，工傷頻頻發生，即使八號風球亦要如常工作，並需要人手吊繩固定貨櫃，極度危險，甚至有工人指曾經有貨櫃倒塌傷人而無人知道。理貨員郭生表示：「休息室沒有冷氣，沒有自來水，老鼠昆蟲又多，環境比天橋底更惡劣。我們要自己湊錢購買物資。」

資方還擊　準備鬥爭

資方發動全面的攻擊破壞罷工。不少工人曾經受到經理恐嚇，指若果參與罷工將被解雇。此外，判頭臨時聘用70多名不符合安全資格的臨時工，不惜一切破壞罷工。

為了長期留守抗爭，工人現時在六號碼頭下通宵留守，需要大量物資，包括帳蓬、地墊、衣物、飲品等。

現時公司派出保安嚴陣以待，打壓集會和示威自由的民主權利，卻反過來抹黑工人與保安爆發衡突。資方要脅海事處與警方介入，工人必須準備加大動員和宣傳能力，抵抗暴力清場和政治打壓。

社 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包括所有工人時薪增加12.5元、按年薪酬調整、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我們主張民主公開的工人運動，任何與資方 的談判必須公開透明，並號召所有支持罷工的團體參與行動，確保所有團體的宣傳和言論自由。工運中的民主不是奢侈品，而是今次碼頭罷工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社會主義行動訴求：

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

立即滿足工人的加薪要求

立即取消外判製度，直接聘用工人

踢走和黃集團，公共擁有碼頭業務，由碼頭工人控製和管理

資方打壓升級　碼頭工人需要還擊

法院可恥！禁製令是為李嘉誠服務的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罷工現場及募捐街站派發的傳單：

碼頭工人的罷工展示了工人鬥爭的決心，罷工人數至今有增無減，葵湧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癱瘓七至八成，令公司每日損失約600萬元。在碼頭委屈多年的工人鼓起信心，瞬間發現掌握著碼頭控製權的是自己，而不是大老板李嘉誠。

工 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即每更增加100元），這是合情合理的加薪幅度。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工資，現時日薪（24小時） 為1,300元，比九七年的1,480元更低。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工人受盡超額剝削，最終持有人李嘉誠實為可恥。

碼頭公司竟然指為公司拼搏多年的工人不是他們的工人，因此不用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可見外判製度是讓公司推卸責任的製度。

罷工引來外界政黨、工會、社運團體以至普通民眾洶湧而至的聲援，大量物資和捐款鼓動工人的信心，可見罷工是爭取到公眾的廣泛支持。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這場壯大的運動已為香港工人鬥爭史寫上光輝的一頁。

禁製令 – 工運廿三條！

和 黃集團說罷工工人並不是直接受雇於工人，因此不會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但入稟法院申請禁製令的，卻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可見資方是何等虛偽！李嘉誠寧願花 錢請大狀申請禁製令，外判公司寧願虧損數以百萬元，都不願意滿足工人日薪加三百元的訴求，可見資方視工人為敵人，視這場為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

法 院的禁製令根本是資本家的工具，用來打擊碼頭工人的罷工。四月一日禁製令頒布當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法庭和法律從來不是中立的，往往是資本家鎮壓 工人的工具，尤其在勞資沖突中，法庭往往偏袒有錢人和資本家的。香港首席法官的月薪系$21萬，幾乎是碼頭工人一年所賺的錢。他們當然是用老板的角度去看 待事情的。法官李瀚良指出「工人的示威權不能淩駕私人業權」，可見法院的最終任務是保護有錢人的財產，而非大眾的權利。

禁製令打壓工人基 本的民主權利–罷工權，破壞香港的民主權利，禁製令簡直就是工運廿三條。各國政府以專製手段打擊罷工，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例如，在2010年，英國航空在 公司92%工人投票贊成罷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頒布禁製令。在2011年，美國威訊通信取得禁製令，打壓45,000名工人的罷工。本年年初，希臘政府頒 布戒嚴令，勒令渡輪及地下鐵路工人結束反對減薪的罷工，這法令是70年代時期專製政府打擊罷工所用的。

各地的工會都站在民主鬥爭的前線，因為攻擊工會權利等於攻擊民主！

行動升級　抗爭到底！

禁 製令頒布之後，工人被迫撤出六號碼頭閘口，激起更強烈的反抗情緒。現在我們要將行動升級，呼籲其他行業的工會、工人和大眾聲援，並向法院進行抗議，揭破其 階級歧視的本質。資方利用法院打擊罷工權的手段會陸續有來，甚至有可能申請新的禁製令去對付碼頭工人，在未來甚至對付其他工人。禁製碼頭工人，等於禁製全 體工人階級！我們需要各種方法還擊，例如在4月5日雙方再出庭應訊時，動員工人和聲援者到法院外抗議，可以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案。

工人階 級需要以集體行動和團結聲援，抵抗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法例，贏取更廣泛對罷工的支持。現在六號閘口被迫清場後，鬥爭有必要有進一步的形式。我們需要群眾糾察 隊，這是對法院禁製令最有力的還擊。數以百計支持者組成的群眾糾察隊在過往很多鬥爭中都是有效的工具，用以堵塞關鍵的出入口或交通。群眾大會可以用來以投 票方式決定鬥爭策略，並組織和吸納大量聲援者，讓工人的意見得以傳播。糾察隊亦用來應付警察騷擾和打擊，維持罷工現場的秩序。在資方的攻擊升級之際，警察 之後很可能會逮捕工人，或者動用流氓騷擾罷工，糾察隊的角色是猶關重要。

雖然碼頭工人不免要在法律條文上與資方角力，但工人的戰場始終在於鬥爭本身。碼頭工人罷工要徹底成功，必須要繼續強化組織力，進而擴大罷工規模。

百多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迫轉外判　李嘉誠再向工人宣戰

有指資方準備向被解雇的一百名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現在是整體工人階級向外判製度反攻的大好時機，如果今天工人錯失反抗機會，外判製度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是當務之急！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如火如荼之際，和黃集團董事局主席李嘉誠淪為眾矢之的。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公司昨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屈臣氏蒸餾水公司為了逃避工人的福利保障，推出「自組車隊計劃」威迫利誘工人轉去自雇人士，要員工自組公司承接為期兩年的送水服務合約，又發放「特惠金」給工人所謂「自組公司」。同時，拒絕的員工則經常被調派偏遠地區送水。這實際上是將工序外判，利誘並分化工人，瓦解工會的力量。

和黃集團的零售業務2012年的收益總額1486.26億港元，而工人則每日需運送約30,000桶蒸餾水，占全港大約50%的辦公室的送水工作。

事件於本年年初已經開始蘊釀，去年12月31日，30多名屈臣氏公司職工會員工早前屈臣氏大埔工業邨廠房外抗議，舉著「反外判」、「名為外判車隊，實為打擊工會」、「我們要穩定工作，不要外判和內判」的紙牌抗議。

這並不是送水工人遭受的第一次進攻。在2008年7月11日，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無理解雇一名活躍維權的員工，並扣減工人的傭金報酬，激發了一 場大罷工，在200名工人的團結鬥爭下取得相當的成功。這場罷工亦激發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於同年7月22日進行罷工，抗議資方自2003年起減少工人 的傭金，最後也成功迫使資方讓步。

資方一直嘗試縮減工人人手以及減少工人傭金，及後的2009年和2012年亦爆發送水工人的罷工鬥爭。但資方近年來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去年的罷工最終在公司的分化策略下未能迫使資方讓步。

碼頭工人罷工已經成為香港工運的焦點，必將鼓動其他行業的工人起來鬥爭。反外判製度和反資本家剝削的鬥爭戰線正在拉開。送水工人同樣受到李嘉誠的財團壓榨以及外判製度的分化，因此與碼頭工人聯合鬥爭，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勝算，更可以強化碼頭工人的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 廢除外判製度，重新聘用100名被解雇工人

· 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聯合抗爭，反抗吸血的和黃集團

· 將和黃集團業務實現民主公營化

碼頭工人 – 香港工人的典範！鬥爭要立即升級！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碼頭罷工已經超過十天，各大工會、社會各界和學生都積極聲援，包括昨日在各大百佳門外的抗議行動，而「碼頭工人罷工基金」已經籌得超過240萬元， 證明罷工得到基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對工人來說是一大鼓舞。李嘉誠不但是百佳與HIT的大老板，其生意更遍布全港每一角落，因此，罷工開始演變成一個挑戰李 氏經濟獨裁的社會運動。

資方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談判，除了向未罷工的工人派5,000元利誘外，又以法院的禁製令打擊罷工。但罷工的勝負關鍵始終在於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 作，並聯合其他更廣泛的行業共同抗爭。下一步的鬥爭需要激起更多碼頭工人參與罷工，並聯合其他行業的工人加入鬥爭。同時，資方準備繞過香港，在深圳碼頭落 貨，因此必須製訂策略以應對打壓。

呼籲直屬工參與罷工

在四月五日，法院拒絕撒銷禁製令，工人依然要留守在碼頭閘口外。「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法院為有錢人服務，強烈譴責禁製令保衛老板利益、對罷工權（基本的民主權利）施加重重限製。

在工人罷工的壓力下，法院被迫將禁製令松綁，容許八十名工友進入碼頭停車場。仍在工作的HIT直屬員工因為外判工的罷工，工作負擔加重，早已疲累不堪、士氣低落。三百名直屬員工已經開始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貼。

工人在四月六日開始，將會安排工人輪流進入碼頭，說服尚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雖然允許工人聚集的停車場距離工作地點甚遠，但如果有組織及系統地進行，以揚聲器呼籲，並設法將傳單交至直屬工手上，絕對有成功的機會，激起更多工人參與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

定期的罷工工人大會可以吸納沒參與罷工的工人加入到罷工行列。工人大會必須確保所有工人的民主參與，才可以維持工人的高度參與，並鞏固罷工的韌力。

廢除外判製！

同樣，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亦面對外判的剝削，公司在四月一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雖然有傳資方準備向被解雇的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但從碼頭引入外判製十五年來的經驗來看，公司的目的是瓦解工會力量，讓外判製 度長存，未來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當務之急是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並連結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反外判的抗爭。

在印尼，去年十月有二百萬人罷工，反對外判製度，迫使不少老板簽訂永久合同。在埃及蘇克哈納，去年二月杜拜環球港口有千二名工人罷工十六天，最後成功爭取全部由外判工轉成直接聘用。

和黃集團的嚴磊輝同時為外判商「富大」和「成功」的董事，是罷工揭破了的重要黑幕。事實上，外判不過是弄虛作假的技倆，除了為雇主提供雙重剝削，亦掩飾剝削的幕後黑手 – 和黃集團及李嘉誠的商業王國。

和黃轉用鹽田港口　呼籲深圳碼頭工人抵製！

在450名工人罷工的情況下，葵湧貨櫃碼頭癱瘓接近一半，令公司每日損失$500萬。資方正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 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製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例如，澳門有三分一凍肉經香港入口再轉到澳門，現時部分貨主擬 改經深圳轉運到澳門。

鹽田碼頭同樣由和黃集團擁有，資方如果調動業務，繞過香港碼頭落貨，對罷工是一大打擊。我們需要聯合深圳的工人共同鬥爭，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呼籲深圳 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的力量。當然，深圳工人面對更嚴峻的處境，例如鹽田工人只有官方控製的工會，也要面對 中共公安的暴力打壓。

若內地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的團結抗爭遭到警察鎮壓，香港的工人應保證支持內地的碼頭兄弟，亦應呼籲國際上的碼頭工人支持，發起抗議並將聲援行動升級。

這是中港兩地工人反擊李嘉誠和中共獨裁的好時機，我們可以錯失嗎？

同樣由李嘉誠控製的鹽田港碼頭，工人工資只有約三千至四千人民幣，九成的低技術工人也是受聘於不同的外判公司，與HIT的工人狀況相似。在零七年， 超過700名鹽田碼頭工人曾發起罷工，在中共的獨裁下罷工，所需要的鬥誌絕不比香港工人少。老板的組織跨越國界，令他們更有效地剝削勞動力，盡量遏製工人 組織起來反抗。因此工會也必須跨越國界，通過真正的組織，將香港和內地的工人連結在同一陣線，捍衛工人的飯碗、工資和工作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其他聲援罷工的團體一樣，一直積極參與罷工，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我們至今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得超過二萬元，亦為是次罷工出版《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碼頭罷工特刊」，將所有捐款捐至職工盟的罷工基金。

作為與「工人國際委員會」聯系的戰鬥性社會主義組織。我們站在工人身邊，投入整場鬥爭，分享工人鬥爭的經驗（包括從國際鬥爭的經驗），並協助建立戰略和方法以贏得勝利。

我們通知了工國委不同國家的工會成員，呼籲作出聲援香港碼頭工人的行動。我們瑞典的同誌已發起了反對李嘉誠３（電訊）的行動，在瑞典的3分店門外抗議。

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譴責和黃HIT公司拒絕談判！要求集體談判權
廢除外判製　－　外判製只是資本家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工時、削弱工會的技倆！
積極利用禁製令的松縛，進入碼頭說服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
呼籲深圳四大碼頭（特別是鹽田港口）的工人抵製香港轉過來的工作－工人階級大團結，對抗資本家的技倆！
打倒李嘉誠和大商家的經濟獨裁！民主公有大企業，經濟發展應為人民需要，而非為少數人的利潤
團結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碼頭罷工 – 勞資談判僵持不下　要真正的行動升級

今天，碼頭工潮進入第三輪談判，逾百名碼頭工人遊行至談判地點葵興政府合署外示威，向資方施加壓力。目前，外判商「永豐」拋出加薪7%的方案，而「高寶」則只願意加薪8.5%，與罷工工人要求的20%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罷工工人絕不會接受這屈辱的不平等條約。

此 外，沒有參與罷工的建製派工會 – 勞聯和工聯會表示會接受加薪12%，顯然這是工會官僚與資方達成的「協議」，用以向職工盟施加壓力。此外，每年外判商會在七月與HIT續約，有罷工工友表 示，在最壞的情況下，外判商有可能會準備在今年七月續約前結業，逃避對罷工工人的責任。碼頭工人必須準備抵抗資方的技倆。

由於資方不答應 每更加薪90元（即18%），職工盟宣布將行動，會呼籲HIT直屬工和外判內運車司機加入罷工，並移師至長江中心外繼續紥營留守。4月17日中午，約二百 名工人已經抵達長江中心外示威並紥營留守。為了爭取公眾關註和支持，留守長江中心外可以是其中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令公司 董事損失盈利才能擊中其要害。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碼頭工人罷工抗爭。罷工勝負的關鍵在於能否癱瘓碼頭的運作，碼頭工人的當務之急是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並號召國際碼頭工人團結鬥爭，包括深圳碼頭工人。

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

在外判工人罷工後，碼頭公司的四十七個吊機，現在只有三十四個運作。現時HIT直屬工（主要為吊機操作員）工作負擔加重，疲累不堪。300名直屬工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水1.5倍，更不排除會將行動升級。

HIT 更聘請了沒有考獲安全證的南亞裔工人，不少未有罷工的工人指工作險象環生。部分復工的工人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指，四十名的船上裝卸員最少已連續工作三 天，當中有六人自上月底工潮起，不斷在碼頭內「車輪式」工作，至今已半個月未嘗回家。法院的禁製令打壓工人合法的糾察權，卻連最基本的勞工權益都不能保 障，可見「法治」的雙重標準昭然若揭。

在工潮後，碼頭內的工人工作士氣低落，工作負擔更為沈重，有組織和耐心地呼籲他們加入罷工的戰線，是絕對有可能的。

在 4月15日晚上，數十名罷工工友嘗試走進碼頭內，呼籲內運車司機參加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持續的和有系統的呼籲行動，包括清晨在葵芳及荔景地鐵 站擺設街站，呼籲正在上班途上的內運車司機和HIT直屬工參加罷工。此外，將工友呼籲罷工的演說錄音，並以揚聲器在碼頭內不斷播放，亦是另一選擇。這種堅 定的集體行動可以說服更多工人參加罷工，狠狠教訓一下外判商和和黃集團！

國際團結聲援行動

國 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昨日再發出聲明，指工潮下每天處理貨量運力維持八成六。這說法是誇誇其談，以打擊罷工工人的信心。根據職工盟的聲明所指，現時貨 櫃碼頭內每隊裝卸工人平均每小時能處理7至8個貨櫃的起卸工作，比起正常運作時的25個少於三分之一。工會估計，現時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只及正常水平的三 成。

但是，HIT的確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等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製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

李 嘉誠的剝削爪牙遍及全球，鹽田港同樣由其控製。和黃集團可以繼續剝削深圳工人牟利。工人唯一反對老板全球化的武器，就是國際團結抗爭的行動。在零七年曾經 出現過罷工，抗議公司十年只加薪100元人民幣。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動用媒體，呼籲深圳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 的力量。

我們明白到內地當局必然會阻止任何與深圳工人的連系，但即使單單公開呼籲團結深圳工人的舉動，就足以引起各界高度關註，更會挑起 雇主一方的神經。香港的碼頭工人應該承諾，未來深圳工人起來抗爭的時候，香港一方都會全力團結支援，絕不會沈默 –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深港工人的團結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目前將罷工升級的必要任務。

4月16日，澳洲海事工會的八名代表親臨罷工現場聲 援，捐出12.8萬港元致罷工基金，並與百多名罷工工人，由葵湧貨櫃碼頭出發，遊行至勞工處的葵湧辦事處（即談判地點），一起喊「罷工！撐工人！」的口 號。國際上的工會已經展開討論實際行動支持香港碼頭罷工，包括慢駛甚至停駛來港的船只以幫助拖延貨期。可見，國際上的碼頭工會已經積極前來聲援，香港工會 應該有更進取的行動，呼籲國際碼頭工人參與鬥爭。

撒切爾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結束

撒切爾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尊崇為女英雄，最近亦被內地官方媒體譽為「偉大的」領導人，但她在上世紀80年代與中共的談判時，卻表現得相當無助和不諳時勢。這場 談判為1997年的主權移交鋪平了道路。《環球日報》一篇社論談及香港問題，稱撒切爾「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確妥協」。

從歷史 去看，這是不正確的，盡管有其「鐵娘子」的形象，撒切爾實際上數次在有組織的勞工的堅決抵抗下，作出過重大的退讓（正如所附文章解釋的）。例如在利物浦 市，工人運動是由托派組織「戰鬥派」（與「社會主義行動」結盟的工國委 [CWI] 的一員） 所領導的，當時的群眾鬥爭，包括總罷工迫使撒切爾退讓，並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務的經費增加。

在英國與鄧小平及中共獨裁的交易中，撒切爾的妥協實際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國高官從一開始所說的話 – 在轉折點1997年後，放棄延續英殖統治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官員，包括當時的港督曾經探測過北京水溫，確切告訴她，北京在收回香港這一點上是「不容談判」的。

在 福克蘭群島戰爭戰勝阿根廷後，撒切爾意氣風發，在1982年9月赴北京會見鄧小平。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指：「撒切爾後來描述，會面令人苦惱，但是與會 的英國官員指證說，撒切爾匯報時大大誇大了與鄧小平的對峙。她在會後的新聞稿和中國隨之而來的反應，才是對峙感的源頭。」

因而根據傅高義的消息來源，「和鄧小平對峙」僅僅只是媒體技倆，用以掩蓋英國政府的順從。

撒切爾訪京的一星期內，恒生指數下跌了25%，而在一個月內暴跌了一半。這段時期，從港幣的崩潰可見到經濟的不確定性，並導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註一擲的決定 – 港幣與美元掛鉤。這就所謂的「平穩」過渡！

無 論撒切爾或者其他領導人的意願如何，一旦中國決定收回香港，英國作為一個衰落的帝國主義勢力，顯然無法與中國對抗。相比起毛澤東滿足於將香港主權的問題 「留給後代」去解決，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本身標誌著其焦點有所轉移。在北京走向資本主義瓦解國有行業、免費教育和醫療、廉價住房等等後，難以繼續濫用「社 會主義」的名義維持統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義的措辭，也更需要復興大中國的願景，因此要收復香港。

「英國首先退縮。」陸恭蕙在其《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說，「畢竟，英國需要考慮中英的長遠關系。」意思是，英國資本主義不會為了無從把握的香港，而妨礙其涉足準備打開的中國巨大「市場」。

撒切爾真正關心的，不是香港群眾的困境，也不是他們在中共統治下會否面臨鎮壓（正如英治時期就多次發生鎮壓）。1981年，和中國開始談判的一年前，戴卓 爾推動種族歧視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三百萬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數百萬人）的居英權。撒切爾當時在演講稱，英國被「外來文化所淹沒」。撒切爾收 緊移民法主要目的，是製止香港移交中國後引起的逃亡潮。

撒切爾、鄧小平和其各自的統治菁英，不僅不是敵對關系，而且還基於經濟利益而達成 了諒解。撒切爾將鄧小平的一國兩製以「精妙」來形容。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撒切爾主義，也反對鄧小平主義，對於中共官員現在得傳於撒切爾的階級鬥爭的謀略， 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每日電訊報》報道：

「在位於上海的中國最精英的黨校之一 –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危機管理』課程已經包羅了撒切爾的哲學，當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國騷亂。」

「…李敏教授，在一次學院的課程上說，就危機管理而言，英國這位前首相堪稱楷模。」

據估計，中國每天發生500件的「群體性事件」，而警察和國內安全的維穩費甚至高過國防。因而不難理解中共癡迷於撒切爾的鎮壓政策，如加強警察，以及在歐洲最不民主的反工會法律。

今天，對於英國和撒切爾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廣泛的誤解。或許其中最極端的表現，是有被誤導的香港青年在反政府示威中揮舞英殖民旗，並錯誤視之為抵抗中共獨裁的象征。事實上，這種政治混亂始於上層，在政治建製中，特別是在泛民主派的領袖人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最近評論說，撒切爾「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福祉」，並補充說「這是英國歷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頁」。如果有人相信這說法是一種諷刺，是可以理解的。

那 麽劉慧卿又認為英國哪一次的軍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電訊報》指出，英國前前後後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個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作家理查德． 戈特（Richard Gott）在《衛報》中寫道：「當前世界上的許多沖突，發生在英國已經拋棄、耗盡和一貧如洗…的前殖民地」。 戈特列舉斯裏蘭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韋、肯尼亞、巴基斯坦和印度作為例子，在這些國家中，英國「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沖突和不穩定 一直持續到今天，奪去不計其數的性命。

撒切爾代表著資本主義製度，並特別野蠻殘忍地捍衛它。她在中共體製內贏得眾多崇拜者，是不會令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吃驚的。社會主義者理解，無論是在東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戰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反李嘉誠的鬥爭需要團結！

致左翼廿一公開信：你們捍衛言論自由嗎？
葵湧國際貨櫃碼頭的工人爭取合理工資的鬥爭，凝聚起公眾、青年和社運人士的大量支持。不少學生和市民都站在碼頭工人的背後，提供財政和物資上的支 持。「社會主義行動」也不例外，除了每日到場支持罷工，至今已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募了超過一萬一千元（註：至本刊出版之時，數字為三萬六千元），並 將會加強街站募捐及到場聲援的工作。各組織（包括「左翼廿一」）和個人都做了重要的聲援工作，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可惜，對於「左翼廿 一」 的部分成員阻撓「社義行動」成員的民主權利，我們深表遺憾。四月一日，二千人由荔景地鐵站遊行至碼頭，在碼頭舉行集會期間，「左翼廿一」的主持向我們表 示：「『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不可以發言，因為你們出售雜誌。」所指的是《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罷工特刊。我們向「左翼廿一」成員解釋，罷工特刊的收益將全數 捐贈予罷工基金。

職工盟代表表示，完全沒有禁止《社會主義者》雜誌在罷工現場或其他地方發布，更感謝我們支援罷工基金。然而，即使「左 翼 廿一」得知這消息，在四月二日晚上打氣晚會期間，仍然阻止我們的成員發言。即使我們解釋雜誌並非向罷工工人籌錢，而是向外界人士募捐，「左翼廿一」仍然繼 續抵製我們。這等同審查和禁製政治觀點，違反民主原則，令我們極度震驚。

我們相信大多數「左翼廿一」支持者並不認同這些不民主的行為。希望此抗議信能夠提醒「左翼廿一」，你們部分的代表成員不幸持有非常危險的立場。

我們將繼續聲援工作。事實上，我們寧願將精力集中對抗資本家，向服務李嘉誠的法院頒布的禁製令反擊。但為了捍衛工運中不可或缺的透明和民主，我們不得不發表此公開信致「左翼廿一」，以示抗議。

我們要求「左翼廿一」清楚表明立場。　貴組織是否支持新聞自由？抑或是僅僅支持除「社義行動」外的新聞自由？這場鬥爭實在非常重要，不能因有違民主原則的騷擾行為而蒙上陰影。請以民主的方式合作，團結鬥爭！我們的立場都是支持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並為之而鬥爭的，不是嗎？

資方在禁製令的護航下已經清場，罷工進入關鍵的階段。我們必須更堅定、更團結地揭破和反抗資本家的剝削製度。

碼頭彥將李李嘉誠的商業王國暴露於鎂光燈下

碼頭罷工震撼人心， 一個多月以來，揭露了李嘉誠等權貴治港的現實，令愈來愈多人睜亮了眼睛。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料，六大企業集團支配著香港經濟，包括超市銷售額的90%及 私人屋苑市場的三份之二，在每$1的花費中最少吞下23仙。他們的商業帝國遍及各行各業，你每次乘一程巴士、在一商場購物、撥一次電話、住一次酒店、看一 套電影，或照亮你的家，更勿論買一個單位，都不得不令這些富人更富有。財閥大亨控製地產市場，「地產霸權」一語由此衍生而來。

在這權力架構的頂端是李嘉誠。據福布斯雜誌，李嘉誠在富豪榜排行第八，坐擁$310億美元（$2,410億港元）的個人財富。按股票總值計算，他擁有的公司占股票市場的15%。去年，李氏等香港富豪豬籠入水，李氏身家上升了$80億美元（$620億港元）。

算 一算，李嘉誠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的增幅幾乎足夠支付香港一年的教育預算（$630億港元），幾乎相當於香港政府去年的賣地收入（$690億港元）。其他 一級富豪即使未如李氏，也賺得盤滿砵滿。恒基兆業主席李兆基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230億港元，達到$1,550億港元。郭氏兄弟沒有受嚴重的貪汙指控 及家庭內哄阻礙，財富於去年增加$310億港元（來源：福布斯富豪榜）。

對香港大眾而言，故事則截然不同。現時的貧富差距是已發展經濟中 最極端的。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貧窮成為這城市「地方獨有」。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香港平均工資在上個年代每年只增加了1.5%，低於通脹。而生活在 貧窮線下的長者數目首次突破三十萬，達到305,000。

裙帶資本主義

「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傳說。李嘉誠並無真正的白手興家，而是靠剝削 工人賺錢。無論在昨天的英殖政府，還是今天的中共獨截及其香港傀儡下，他都大大地受惠於國家，通過「裙帶」關系中受到特別厚待和保護。李氏在1972年成 立的長江實業，現今是香港第二大的地產集團，在香港7個單位中有1個由其建築。

在毛派影響下的六七暴動後，李嘉誠趁著房產投機熱潮中建立 長實集團。在英政府的允許下，長實集團分支到公共事業，並於1979年收購了控製港口的和記黃埔，又於1985年收購了作為香港第二大的能源公司港燈，成 為打入批發、電訊及媒體等經濟領域的跳板。李氏的屈臣氏集團擁有超過7,800間分店，包括百佳超級市場（在香港有250間分店並於國內有50間）及其他 品牌例如Taste和豐澤。

在1970年代後期，全球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助長了李嘉誠尤其在英國（因當時英殖治港）擴張公共事業和基礎建設的生意。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李氏家族真的會靠穿膠花白手興家？

新 自由主義聲稱國營部門「沒有效率」，而要盡可能私有化最多的部門，水、能源、交通、學校、醫院，甚至監獄，被私人資本家以利潤模式營運。李氏等大亨及其國 際上的同類人物一直大有影響力，令政客們采用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私有化、去管製化（降低服務質素和對客戶的保障，以增加利潤）、外判製（正如我們在 碼頭業中所見，「血汗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削弱工會的議價能力）。

但當新自由主義攻擊政府的福利和扶貧措施時，財團卻受著政府的政策庇蔭， 來保障土地的供給、超低的稅率、縱容資本寡頭（財團之間達成控製價格的協議，操控市場）。因此，香港是個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官商勾結，這完全粉碎了 右派智庫指香港為世上「最自由」經濟體的神話宣揚。

自由派經濟學家往往回避這些問題，但事實上世上並不會有一個沒有「裙帶」關系的資本主 義經濟。當梁振英「選上」了香港特首的時候，曾經揚言要挑戰大財團（當中大多數支持其對手唐英年），尤其是他們對房屋市場的壟斷，並提出要增建公共房屋。 但這並沒有兌現。以李嘉誠為首的一眾財團，在北京的盟友的幫助下，迫使梁振英乖乖聽話，淡化其建屋的計劃。

海外擴張

香港資本主義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其經濟幾乎完全是寄生性的，建基於錢滾錢，而非建 基於民眾可消費或可使用的生產來創造財富。大多香港的利潤來自外地，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血汗工廠勞工。今天，金融的投機製造了鉅額金錢，製造了連中產都透 不過氣的房屋惡夢。25萬人住籠屋與板間房，被剝奪了基本的住屋權利。但正如列寧解釋，「剩余資本」在此狹小的市場中出現，導致資本家需要向外擴張。李嘉 誠可以說是這個現象活生生的教材。

李嘉誠擁有一系列的港口、電信、媒體和公共事業，全球雇用25萬名工人。他控製了世界上港口總貨運量的13%，營運將近30個國家的碼頭。李嘉誠的旗艦港口企業「和記港口控股」是和記黃埔的一部分，其亦與中國的國有企業合作，包括營運深圳的港口業務。

李 嘉誠在中國的投資不止於此，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其建築項目。在農歷新年前，吉林省有100名工人在和黃擁有的豪宅外抗議，追討$2,000萬的欠薪。香港 財團在鄧小平的走資改革後，很快便擁護中共獨裁，而這些權貴家族甚至被「選上」為半官方職位的政協或人大，包括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

歐洲 爆發債務危機，該區成為了李嘉誠收購的目標，購買私有化的公共事業、能源公司和電訊。和黃的收入有42%是來自歐洲。一個財經分析師對於李嘉誠最近收購供 給英國四份一人口天然氣的威爾斯與西部事業（Wales & West Utilities）後感嘆道：「歐洲成為了李嘉誠新的寶貝。」李嘉誠擁有的其他英國公共事業為英國電力網絡（UK Power Networks）、北方天然期網絡（Northern Gas Networks）和南方水業（Southern Water）。去年，和黃花了200億歐元來入股愛爾蘭的電訊商Eircom，花了130億歐元入股另一奧地利的電訊企業Orange。李嘉誠的屈臣氏集 團擁有英國及愛爾蘭超過900所分店的連鎖藥房。

社會主義的解答

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盟友，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爭取生活工資的鬥爭。我們與碼頭罷工工人 以及通過工國委與世界上社會主義者討論，我們正在協助這場鬥爭，並推動全球的聲援行動。根據國際工人鬥爭的經驗，例如去年葡萄牙的碼頭罷工得到歐洲八國碼 頭的罷工一小時聲援，我們提出全球碼頭工人罷工，聲援香港的階級兄弟。在李嘉誠擁有全球多個港口，在其工會中特別可以提出這呼籲，包括在亞歷山大港、布裏 斯本、布爾諾斯艾利斯、雅加達、卡拉奇、倫敦、洛特丹與悉尼。

碼頭工人的鬥爭贏得了香港普遍群眾的巨大支持，激起了對貪婪狂妄財團的憤 怒。工人需要強大而民主的工會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同時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終結財團的專製與經濟壟斷。這個任務源於國際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 政治的激進化，對「1%」貪婪富豪和資本主義日益憤怒。現在極需要新的工人政黨，爭取對社會主義綱領的支持：

讓財團為危機埋單－向財團征收富人稅，並終結香港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
終結所有外判與合約勞工－捍衛真正的工作，並要求工資增幅水平超過通漲！
建立戰鬥性的工會與新的工人政黨！支持國際主義、團結聲援和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與歧視！
要求立即增建廉價公屋，每年5萬間－踢走財團，並將銀行和地產商民主公營化！
打碎資本家的寡頭，終結地產霸權！唯一方法只有將長實、和黃等財團擁有的企業國有化，並實行工人與大眾的民主公共管理。

香港：五一勞動節 爭取標準工時的抗爭

巴菲特的名言與李嘉誠所思所想一脈相承。李氏發動階級戰爭，通過和黃集團和HIT的奴才，還有作為「爛頭卒」的外判商，向碼頭工人發起進攻。但是，碼頭工人展示了還擊的方法。

葵 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抗爭，增取加人工，得到廣大群眾支持，可見群眾反資本霸權的情緒高漲。日本、澳洲、瑞典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碼頭工人和海員紛紛團結聲援香 港碼頭工人，可見國際主義是工人的階級本能，更呼應五一節的主題 – 「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物價飛漲、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深化、雇主打壓愈發嚴苛，今年的五一遊行繼續是勞動者重要的行動，以捍衛自己生活水準。最低工資已 經在兩年前實施了（盡管其水平遠低於群眾需要），勞工三寶中的標準工時將是下一個勞資對抗的戰場。

極長的工時

作 為全球國家和地區中人均生產總值排行前三十名的地方，香港勞動者的工時之長在世上也是諷刺地名列前茅。根據瑞銀2012年9月的「價格與收入」報告，全球 72個被調查城市中香港人均年度工作時間為2,296小時，高於全球（1,915小時）和亞洲（2,154小時）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時間，位列全球第五高。 東京的人均年度工時為2,012小時，芝加哥為1,854小時，倫敦為1,787小時，最低的巴黎僅為1,558小時。

而統計處亦在今年 三月公布了去年（2012年）本地雇員的工時資料。去年，全港雇員每周工時中位數是45小時（國際勞工協會規定每周工時四十小時，超過四十四小時已屬嚴重 長工時），相比前年（2011年）並無下降。年長人士工時更長，年逾五十五歲的雇員，每周平均工作達48小時。四大低薪行業中，保安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長 達64.7小時，最長工時的保安員每周工時更高達72時。飲食業中，中式酒樓菜館員工，每周工時中位數是60小時，最長工時高達63小時，港式茶餐廳員工 每周工時中位數是57小時，最長工時可達61.3小時。

真實情況很有可能比以上數據嚴重，因有其他因素沒被納入調查中。最常見的情況是雇 員加班了但不被雇主記錄。例如，在本文撰寫時還在進行的葵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中，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就曾指出他們每次工作時期名義上是24小時，但連續工 作48或72小時（即整整兩天或三天！）是常有的，一位工人表示最長曾經連續工作96小時！

外判是香港和世界上都存在的大問題。印尼和南 韓近年都爆發了反對外判和分判的罷工，亮起了引領香港工人前進的明燈。資本家用來增加工作時間和削減實際工資，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將其罪行一一揭破。不僅是 碼頭工人，保安、清潔工、公共機構如大學的食堂，甚至是公立醫院的醫生都紛紛被外判。在香港外判工人占勞動力比例愈來愈高。200個公屋商場賤賣給領匯 後，雇員工作條件急劇惡化 – 保安由8小時一班改為12小時一班，而且超時補水沒有增加。工會必須抵抗攻擊，首先在群眾面前揭破外判的邪惡本質，然後通過精密部署的工業行動，要求永久 工作，結束外判和分判。

外籍家庭傭工也是工時極長，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200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的外傭每日平均工作長達15小時，當中四成七的工時介乎15至20小時之間。這令已經受著種族和婦女問題深深壓迫的群體更加受苦。

爭取標準工時

群眾長年深深體會高工時之苦，樂施會於2010年的調查顯示，逾八成巿民認為本地人超時工作的問題「嚴重」，接近三分二人支持立法訂定立最高工時。

去 年三月，超過一千名消防員為爭取將每周工時由54小時縮減至48小時參與了其工會發起連續三日按章工作的行動。近日，消防處提出減低每周工時的方法竟然是 透過縮減夜更消防車及執勤人手數目，而非投入資源增加人手。每周工時只減少至51小時，這令服務質素下降的措施因遭大批前線員工反對而擱置。最近的新方案 （新「五一方案」）是透過把每輛出動消防車的人手減少一人，繼續堅持不增加人手和資源，這正是小圈子政府一向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做法之一。

政 府剛於4月初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跟最低工資委員會一樣，標準工時委員會充斥著資產階級的代表。23名委員中有12名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除了名正言順 的雇主代表，勞顧會的所謂雇員代表就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和勞聯財務主任周小松等建製派人士。其他委員除小圈子政府的代表，則有會計師公會會長（趙麗 娟）、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及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等依賴資本家給予龐大利益和極力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人。正在領導碼 頭罷工的職工盟則被排除在外。委員會並表示需要花3年時間討論才能提出最高工時的建議，可以想像，屆時只會因應資本家而非勞動者提出建議。

連結其他訴求並抗爭

為確保享有合理的工時，我們需要把爭取最高工時的訴求連結至生活工資（最低工資至少40元時薪）和集體談判權等訴求，通過民主公有的綱領把經濟的控製權從一小撮反民主的有錢人中奪過來。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但不能失去勞動者，因為工人階級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一群。

今 年五一勞動節，將圍繞著碼頭工人英勇罷工的氛圍，可見階級鬥爭是今天的現實，也是工人階級歷史得出來的經驗。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永遠都如此貼題。工人需 要建立工會，將工會民主化，並將其改造為一個戰鬥的組織，以清晰的訴求向老板還擊。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有力的工人政黨，把包括外傭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抗爭 團結並壯大起來。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訪問系列

罷工第三天
30.03.2013

橋邊理貨員蔡生：「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我們工人的力量很大！」

蔡 生是俗稱「摣紙」的橋邊理貨員，在碼頭工作了17年，之前是在另一間公司工作，到一年半前才到永豐工作。他現時的工資是1,315元（24小時），比起 96年時的1,480元更低。由於工作時需要用梯爬高爬低，容易滑倒跌傷，在八號風球時工作更是危險。平日要擡高頭，拿著打掣棒工作，手容易疼痛。

問到有什麽激發他決心罷工，他說：「公司跟我們說要接受5%的加薪，並說會加送「禮物」，對我們簡直是一大侮辱！」他認為現在需要加薪300元（25%），其中20%只是追回以前的水平，然後另外再加5%罷了。

他 說，第一天早上罷工人數只有120-150人，但兩天後早上在碼頭內遊行已經有200人，並有各大工會和年青人到場支持。蔡生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力量，顯得 相當有信心，說：「公司竟然說我們不是他們的工人，現在我們要迫大老板向永豐交代。」他認為罷工已經開始，並不能回頭：「無論今次罷工成功與否，我也絕不 後悔。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由少數人聚集到現在的大力量，滿足感難以形容。我睡在這裏也很開心！」

貨櫃裝卸員：「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

「姑 爺」（即苦力）是貨櫃裝卸員，三位不願留名的拆卸工人，由第一天參與罷工到今天晚上，坐在地上與我們閑聊。兩位均是永豐外判公司的「抓結」工人，負責在船 上裝拆貨櫃。當記者問到他們對工作的感受時，其中一名工人表現出百般無奈，他說：「我做咗廿四年，有一仔一女，為咗層樓，做到死，忍無可忍才罷工。」他們 表示，做這一行經常有工傷，因為他們每天重復同一個動作不下三百次，所以非常容易受傷。工作沒有安全措施，非常危險，「因為拉繩很重，隨時可能不夠力便跌 下來。而且每只船的船齡不一樣，一些較舊的船只，會令工人更易踏錯腳墮下。曾經有工人因此而受傷」。

他們工時極長，最少要連續工作廿四 小時，有時還需要加班至九十六小時（連續四天）！「打風落雨，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即使橫風橫雨，也要繼續工作，需要完成工作，只船 才走得」。關於下一步的行動及罷工運動的發展，他認為等待假期後，罷工的威力將更大，「放完假，街車便會入來，到時殺傷力更大」，對罷工有一定的信心。

機手吳生：「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

旁 邊站著的一名機手吳生，在碼頭工作十多年，也對於工作環境非常不滿，「工作未完結時不可以停下吃飯，好苛刻，若果你部機持續十五分鐘不動的話，便會有幾十 個電話叫你工作，根本不讓你休息。又每日吸廢氣，好大塵，有工友因為咁而患肺癌」。他憶起工作情況，「每日都有十字車，每日都有工友受傷。工友要爬上爬落 貨櫃，好危險，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他手指旁邊的工友，「佢可以由呢度（地面）爬上第六層櫃，你見過未？」

他希望罷工運動能完全癱瘓碼頭的運作，迫使資方談判及答應訴求，他認為堵塞行動可以更進一步，亦希望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碼頭工人加入罷工，「如果用兩架貨車塞住便可能癱瘓成個（碼頭）運作。如果四間（外判公司）一齊罷工，培記、永豐、高寶、聯永，便可以癱瘓碼頭！」

罷工第三十天
26.04.2013

這天晚上，我們與工友在長江中心外集會，之後沿著花園道，一同遊行到禮賓府，要求梁振英面對工人。以下是幾位工友罷工一個月的心聲，他們都是高寶外判公司的塔機操作員。

張先生：支持廢除外判製

被問到罷工將近一個月來的感受，張生先表示仍然非常樂觀，堅持到底，並且十分感謝市民連日來的支持。他認為資方連日來的打壓（包括外判公司高寶倒閉、申請禁製令、和黃公開聲明等）某程度反映他們開始焦慮，因此工人反而可以不用著急，他亦希望罷工能夠繼續和平地進行下去。

張 先生認為，這次的罷工不單單是碼頭工人的事，而是將影響到全港所有的外判工人，能夠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希望碼頭工人的罷工能成為香港其他工人抗爭的重要榜 樣。對於罷工的未來發展，張先生希望罷工運動能夠擴大，但無奈內運車司機被十多間外判商操控，力量非常分散，難以團結起來，而HIT的直屬工又享有與外判 工人更高一等的薪酬福利待遇，令他們更難走出來罷工。因此，張先生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立即廢除外判製」的訴求。同時，他亦支持國際上的工人團結聲援抗 爭，可以將事件成為國際工人共同反李嘉誠的運動。

至於被問到他家庭與身邊朋友對他參與罷工的態度，他說起初他們都不太支持，通常是受到主流傳媒偏頗報導的影響。其實早在反國教運動的時候張先生已經察覺到傳媒不中立的角色，而身邊的人在更多的了解事實後都會站在工人的一方。

陳先生：高寶結業不負責任，可能會另開新的外判公司

經 過幾十日罷工，陳先生認為整個運動最終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一方面資方HIT由於碼頭運作減慢而蝕錢，另一方面工友可能無法得到合理待遇。陳先生認為高寶 公司行事「縮骨」，結業時間由最初的六月三十日改至四月三十日，從而避過四月後的薪金結算，他批評這樣的做法是不負責任。他認為，高寶的領導層可能事後會 另開一間新的外判公司，就像坊間酒樓倒閉後再開一間。據他了解，十年前有外判商也做過類似的事。但不同於其他罷工工友，陳先生認為罷工運動無需升級，他對 現在情況合乎當初目標感到滿意，通過和平、理性的手段達到訴求，並希望運動可以停留在現階段狀態，但被問到認為怎樣才能有效達到罷工工人的加薪及各種訴 求，陳先生表示想不到辦法。

爆哥：呼籲參加五一遊行！

爆哥已在碼頭工作了十二 年，在高寶受雇四年。於罷工的第二天跟一眾高寶工友加入罷工。罷工的抗爭一直受資方不斷打壓，包括突然把高寶結業，以及向法庭申請禁製令，禁止工友進入長 江中心（已被法院通過），但他對抗爭前景並不擔心。他相信罷工仍能持續一至兩個月，因他自己是技術工人，會有信心資方難以另找員工取代自己（以及其他機 手）。他昨日亦有參與返回碼頭的示威遊行。他希望能把運動壯大，亦希望在此呼籲群眾參加五一遊行。

香港：曾蔭權造「一晚總統夢」

英文有一諺語：「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屋漏偏逢連夜雨，那香港正適逢貪汙的雨季。若用之描述貪汙，那香港正適逢雨季。這一年，可恥的小圈子選舉過後，緊連著連串醜聞，赤裸呈現官商勾結和政客奢華生活。同時間，廉政公署正著手調查其成立38年來最大型的貪汙案件，涉案人士包括香港地產富豪郭氏兄弟。百萬群眾看清楚了以「廉潔」自居的香港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

監察全球貪腐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年的調查指出，香港排名全球最不貪腐的第13位，分數為8.4/10。相對之下，臺灣排在33位（5.8分），中國則在78位（3.5分）。

看罷以上調查結果，相信大多香港人都根本不信。因為大家都出離的憤怒，根據最新曝光的醜聞，將離任特首的曾蔭權到訪巴西的時候，入住當地一所全國最高級之一的酒店，下塌一晚房價高達6,900美元（約合$54,000港元）的「總統套房」。曾蔭權早前收受富豪利益，分別乘坐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到澳門和泰國布吉，已經面臨立法會的彈劾，而且更可能涉嫌利益衡突，正受到廉政公署調查。但是，廉政公署只對曾蔭權本人負責，如此我們對其所謂的全面調查和「公正」又如何能有信心呢？一場人民調查，由普通工人和市民選舉產生的委員會負責調查，他們直接對公眾負責，這是唯一能弄清真相的方案。

事實上，行政長官正是政府行政體製內規範公務員收受利益的各項規條的最後仲裁人；而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固此，法例向坐擁特權的權貴傾斜，香港政府自詡的「廉潔」不過為空談。

二月時被傳召到立法會解釋事件，曾蔭權哽嗯「鄭重道歉」，承認「跟公眾期望有落差」，被迫放棄早前與內地富豪黃楚標簽訂的、價值5億港元深圳單位的優惠租約。自稱天主教徒的他，只不過是在立法會「告誡」後幾個星期，又再次「犯罪」了。

「造一晚總統夢」

曾蔭權在巴西皇家郁金香巴西利亞阿爾沃拉達酒店的總統套房一晚的住宿費，相等於一名普通餐飲業工人十個月的薪水（每小時$28）。曾蔭權辦公室辯稱，只有總統套房才配備特首開會使用的設施，但媒體報導揭發他逗留酒店期間，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會議。曾蔭權的酒店開支超過了政府準許公務員海外公幹的每天支出上限的23倍。更離譜的是，超過十二個華盛頓的香港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官員從美國飛到巴西「預備」曾蔭權的短暫訪問，而單是機票就花了$760,000港元（當然是頭等艙了）。

奢華的官方騷高額揮霍公帑，顯示了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脫節」。這個城市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迫使30萬長者要拾荒維生。官方統計亦指出有120萬香港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前政務司司長早前被揭發隱瞞九龍塘的僭建，其面積是香港平均房屋的四倍，現在恐怕一輩子都會被人聯想到他惡名昭著的「地下皇宮」。不過，唐英年的前任許士仁正就更嚴重的罪行被調查。他在三月二十九日與同其好友，亞洲最大地產商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江和郭炳聯被捕。他們雖被準許保釋，但作為廉署有史以來最大的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930萬港元；他們涉嫌賄賂政務司長許士仁，他是僅次於曾蔭權的第二號人物。所付的款項與郭氏的公司直接相關。5月3日，廉政公署逮捕了郭家第三個兄弟郭炳湘，他為了排除他的兄弟而控製新鴻基地產而發動了一場權力鬥爭。據推測郭炳湘可能與廉政公署達成協議，在可能的起訴中指證他的兄弟們。

福布斯估計郭氏兄弟的財產為一百八十三億，在香港僅次於「超人」李嘉誠。郭氏的生意與與其他商賈鉅頭一樣，像八爪魚般四通八達，其企業帝國的業務從房地產（IFC）、酒店、到巴士（九龍巴士）和電訊（數碼通），以至香港駕駛學院。地產霸權勢力龐大，其爪牙怎能不深入政府？

無論廉署的調查如何，焦點已聚在不民主政府與壟斷財團之間的裙帶資本主義。自2005年，許仕仁便住在禮頓山上新鴻基地產一座5000平方呎的豪宅，遠眺跑馬地馬場。當年他搬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聲音指，這與公職身分有沖突，並會在政策上偏幫郭氏。而2007年上任時，許仕仁承諾會以每月十六萬港元繼續租用單位。

史無前例的醜聞
政治分析員劉銳紹提到：「特首與前政務司司長涉嫌的貪汙案件是史無前例的。」就連梁振英亦不例外，涉嫌在西九文化藝術區設計比賽有利益沖突。梁振英小圈子選舉的「勝利」付上代價，資本建製的嚴重分裂。梁營的內地資本家與北京一派，正著手修補唐英年落選後的建製破裂。

貪汙醜聞不單破壞唐英年或曾蔭權的個人聲譽，亦令大眾開始註意到整個製度的腐敗。群眾不信任候任政府，使梁振英未上任已經低民望。故此，梁振英要謹慎避免下屆政府人員會被揭發醜聞，令其組班進度緩慢。最近，溫家寶引用《論語》告誡梁振英政府要「清廉」。大家可能在想，影帝溫總統治下的內地貪汙腐敗之嚴重，怎能面不改容說這番話？

我們的回應

社會主義行動指出我們根本信不過現行的政府製度是能夠自我「改革」或清理的。資本主義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扭曲成追求利潤的工具，而當然其政客亦不例外。銀行家和投機者既然可以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寄生蟲般地牟取暴利，他們就想，為甚麽政客就分一杯羹？

要根治問題，我們回歸問題核心。我們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共民主的管理之下。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那些公司需要融入民主計劃管理，來滿足社會的立即需要（廉價房屋、有尊嚴的工作職位、環境保護和強化的福利製度）。



社會主義者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普選權的投票年齡應該降至16歲，取締特首職位，由真正的人民製憲會議產生新政府，並取代現在被功能組別壟斷的橡皮圖章立法會。所有被選舉的代表的任期應被縮短（如兩年），並且可以隨時被選民召回。

應該削減民選政治人物的薪金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這同樣適用於政府首長（今天行政長官的月入比美國總統奧巴馬還要高！），以至立法會議員和委任官員。在2011年的區議會直選中，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承諾，若果當選只會支區議員的1/3工資。這承諾未來立法會選舉中尤關重要，尤其對於聲稱要代表基層草根的政治人物，這承諾可以考察他對反貪汙、反裙帶利益的決心。若果是真有必要的公共開支，也應斷然拒絕「七星級」的奢華服務！我們不需要「外部」機構來審核其開支，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民選與委任公仆的支出。
政府貪汙腐敗的惡臭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掉，尤其是要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其政治代表宣揚並身體力行與其他工人享受同樣的工資生活。

碼頭罷工四十天後結束

勞資達成協議

5 月6日，碼頭罷工第四十天，四大外判商（永豐、現創、聯榮及培記）與職工盟達成共識，所有貨櫃碼頭的員工從5月1日起加薪9.8%。職工盟宣布停止罷工， 但尚未決定復工的日期。加薪幅度與工會最初提出的20%有一段距離，令部分工人感到失望，但由於外判商態度強硬，指不會再返談判桌，大部分工人認為，目前 形勢僵持不下，這已是最好的結果，因此只好接受停止罷工。

四十天的罷工迫使和黃作出一小讓步。除了罷工的四大外判商加薪9.8%外，外判清潔工和保安員亦連帶加薪9.8%，碼頭內河非HIT的員工亦連帶加薪9.4%。面對世界八大首富李嘉誠，500名罷工工人面對重重困難，但仍然迫使公司作出一小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強大力量。

但 外判商故意設定加薪幅度僅僅低於兩位數字，是要擺出不會屈服的強硬姿態，在待遇細節上的談判，工人未見可以取得優勢。雖然協議包括不追究曾參與罷工的工 人，但公司違反承諾的例子可謂司空見慣。零八年，和黃巴拿馬港口公司，就在平息了碼頭工人一天的工潮後，慢慢對工人秋後算賬。而所謂「讓員工自行選擇停機 吃飯」，在具體落實時並無保障，例如吊機上的攝錄機很大機會不會拆除。北京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曾經以同樣的邏輯諷刺地說，工人有權「自行選擇」工作時 間，無人可以被迫工作24小時。同樣，協議在職安健的問題上也未有任何具體方案。

碼頭罷工令人鼓舞，亦為工人鬥爭上了重要的一課。對社會 主義者來說，當務之急是總結罷工的教訓，認清這場鬥爭我們贏了什麽，並問：工人可以贏得更多嗎？職工盟代表、聲援罷工的民間團體和學生對結果過於樂觀，也 回避了一些必要的問題。工人在經濟上作出重大犧牲，甚至冒著被解雇的危險罷工，我們不能一句「鬥爭尚未完結，市民仍需關註」就草草了結，要對罷工作出認真 嚴謹的總結。

高寶問題未解決 – 「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

前高寶機手的復工安排尚未明朗，不少員工都擔心能否保障就業崗位。在決議投票的工友大會上，有10多名機手表示不欲停止罷工，認為各工種工人應該支持到底。

四大外判商所簽署的文件並無提及前高寶機手的安排。由於吊機手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和黃另起一間名為「捷旺」的新外判商，表示會接手前高寶機手。但由於「捷旺」的管工（俗稱「科文」）與前高寶的為同班人馬，因此前高寶員工拒絕轉投「捷旺」，只願意投向永豐和培記。

職 工盟指工人復工的細節尚待處理，這情況顯然應該避免的。即使工人有口頭協議，在未解決前高寶員工復工安排前，不能復工，但迅速宣布停止罷工，工人會視之為 可復工的訊號。若果工人現時復工，會令前高寶機手因此會喪失談判的籌碼。尤其是和黃為了清洗有鬥爭經驗的前高寶機手，以免他們令碼頭工會的實力坐大，前高 寶機手，尤其是籠機操作員，會有被遺棄的危險。有前高寶機手向我們表示失望，認為自己在罷工的角色未受到相應的尊重。

吊機操作員作為技術工人，其操作執照需要至少三個月時間才能考獲，公司因而難以即時重聘新的工人補充勞動力，150名吊機手成為整場罷工的骨幹。若果「和平協議」要犧牲前高寶機手，有違「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的團結承諾。

總結與前瞻

和黃惡毒攻擊罷工，先以法院禁製令限製罷工者的糾察權，繼而聘請新手代替罷工工人，接著高寶又突然結業。另一打擊罷工的是黃色工會工聯會，在整場罷工潛水，更刻意遏製旗下工人參與罷工。

為了向和黃反擊，「社會主義行動」曾在罷工中提出，有需要組織更有力的糾察隊堵塞馬路，並強調4月25日早上的突擊堵塞葵湧馬路行動，是罷工策略的轉捩點， 應該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此外，我們認為有需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故此連同罷工工友早上在地鐵站外進行街站宣傳。法院禁製令大大限製工人的糾察權，應該 更強硬挑戰。

政治上屬於泛民主派的職工盟，在整場罷工的策略上步步為營，害怕失去外間公眾的「輿論支持」。事實上，罷工在公眾輿論占上 風，失去公眾支持的危險性並不嚴重，而有力的糾察工作與爭取外間支持並無矛盾。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激發警察鎮壓和逮捕。當然，工人被逮捕是嚴肅的問題， 不能輕率對待，但不能因此在原則上否定堵塞碼頭出入口。如果罷工者因此行使糾察權而被逮捕，可以引起公眾的同情，碼頭公司在政治上會受到唾棄。

職工盟竭力避免與法院有沖突，實際上卻是限製了罷工的力量，讓和黃可以維持碼頭一定程度的運作。過了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工 會的力量和統一性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統一性，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

世 界第三大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500名工人罷工40日後，宣告結束工潮。職工盟代表罷工工人與資方達成協議，於五月一日起加薪9.8%。這是自1922 年著名的海員大罷工（長達55天）以來香港最長的工人鬥爭。階級鬥爭原本在這個資本主義堡壘中缺一席位，但現在也重臨香港。在長年剝削加深、工作條件惡化 （尤其對外判工來說）的情況下，現時的實際工資比90年代中還低，結果觸發這場罷工。這場罷工大大地影響了香港的港口業，振蕩了政治環境，並曝露了世界第 八首富李嘉誠和與其一夥的資本權貴的貪婪和冷血。

罷工表明工人階級作為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並引起部分中產階級，例如學生和社運人士的鼎力支持。整場罷工中，參與的工人只占少數，可以想像一下，未來的階級鬥爭中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罷工，影響力會是如何。

罷工贏得了什麽？

職工盟形容結果是「半杯水的勝利」。這次罷工迫使資方從原先「5%+2%」（前者是底薪，後者是津貼）的方案上作出讓步，調升至9.8%。但5月6日達成的協議依然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職工盟本已降低了工人最初加薪20%的要求，並在談判時一再強調不會接受任何低於雙位數增長的方案，資方則故意拋出9.8%作為最終方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資本家在乎的並非那小數點上的加加減減，而是背後的精神勝利。因此，許多工人對於無法爭取到雙位數加薪感到沮喪。

工 友大會在5月3日拒絕了9.8%的方案，但在三天後卻轉而選擇了接納。據報導，在5月6日的大會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深感憂慮，並投票反對接受方案。但亦 有很多工人感到，資方是擺出強硬的姿態，表明不會再重返談判桌，在經歷了六個星期的戰鬥後，這是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了。

這場罷工令人印象 深刻，對當下更廣泛的工運而言，有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必須寫出成績表，認清鬥爭取得了什麽成果，同時提出一個問題：罷工工人可以贏得更佳的方案嗎？在我們 看來，職工盟領導人和許多支援團體及學生對於結果都過於樂觀，忽視了可否贏得更多、用什麽策略可以贏得更多的問題。「鬥爭尚未完結，要以不同的形式繼 續……」之類的籠統建議是遠遠不夠的，在任何罷工也可以這樣說。

工人在這場罷工作出巨大犧牲，並面臨可能被解雇的威脅，我們須要更認真的 檢討。「社會主義行動」積極支持罷工，為罷工基本籌募了近$36,000元。我們亦提出了具體措施，例如在碼頭工人上班的清晨時分，於地鐵站外散發傳單， 呼籲未罷工的工人加入。我們亦指出，工人於4月25日占領馬路，暫時封鎖碼頭出入口，並取得貨櫃車司機的支持，是一個成功而進取的策略。可惜，職工盟的領 導人寧可將其視為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而非利用該次作為模範，將罷工行動升級。

對被解雇工人的保障？

另 一個關鍵問題，是雇用了約100名罷工工人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高寶結業並解雇工人，是為了對罷工工人施加壓力。「高寶」與其他外判商都充當 李嘉誠的和黃港口控股（HPH）的馬前卒，而非資本家想讓我們相信的獨立公司。雖然罷工的核心起因是外判和合約工的問題，但至今這些問題也未得到解決。

顯 然，「高寶」工人一直作為罷工支柱，在罷工期間失去工作，除非能保證他們重返工作崗位，否則不應接受任何協議結束罷工。對於罷工結束，「高寶」工人向「中 國勞工論壇」表示失望，認為工會領導沒有足夠重視其處境。職工盟業已宣布於5月9日開始復工，但他們除了呼籲政府「幫助」高寶工人復工外，就沒有更具體的 行動去保障他們再就業。

重要的一課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視這場罷工為工人階級的榜樣，但同時需要總結一些重要的教訓。在 罷工初期，職工盟領導層低估了資方反抗的強硬程度，並相信單靠公眾支持與同情就能贏得戰役。尤其是只有未過半數的工人參與罷工，寧願高估敵人也不要低估敵 人。除了遊行示威（當然這很重要）以外，重點應該放在不可替代的傳統工人鬥爭的行動上，例如組織糾察隊、堵塞要道，以及呼籲其他工人參與罷工，或者拒絕做 罷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這些都有計劃地進行的話，這場罷工肯定會更有牙力。

職工盟領導在政治上親近泛民政黨領袖，並受其影響，在許多關鍵時刻采取保守的策略，以免「失去社會支持」。但這從來都不是個嚴重的威脅，社會大眾的支持非常之大，罷工基金從外界籌募到超過$900萬元。再者，組織糾察隊與獲得社會支持之間時沒無矛盾。

在 和黃屬下的外判商肆意攻擊抹黑下，需要以此角度觀察策略問題。資方指控工會搞「階級鬥爭」（恍如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似的），並以骯臟的手段來打壓罷工，包括 三次動用法院禁製令來限製罷工工人的糾察權和示威權、聘請頂替工來破壞罷工、讓外判商高寶結業。另一個主要的障礙，是親北京的黃色工會工聯會。工聯會竭力 來破壞罷工，讓沒有參與罷工的大多數碼頭工人（其中一些為直屬工）反對罷工的外判工。

在罷工期間，「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需要在碼頭將罷工 行動升級、組織糾察隊並嘗試堵塞馬路，同時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法院的判決嚴重限製了罷工的場地範圍，因此應該更盡力的向其反抗，不是單靠法院程序， 而是發動抗爭運動，揭露判決階級傾斜的本質。這同時會提出一個問題：工人在鬥爭時有必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應該如何抵抗惡法。

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觸發警察鎮壓與拘捕的行動。警察打壓是嚴重的問題，不能輕率以待。但是，我們不應以此概略地否定組織糾察隊來癱瘓碼頭運作。如果罷工工人因為行使糾察權而被拘捕，將會引發更多的大眾支持，激發輿論反彈，令本已受人唾棄的碼頭公司受到更大壓力。

由於全力與法院和警察避免沖突，職工盟領袖不幸地限製了罷工的效果，使其未能發揮最大的力量，變相讓和黃保持碼頭相當的貨運量。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雇 主與建製陣營正在嘗試利用罷工的結局（尤其未能獲得雙位數加幅）來增大宣傳力度，謊稱抗爭不能帶來任何改變。當中工聯會的黃國健更明言：「罷工組織者成功 地動員各大政黨和社區組織參與，（使其）持續一段長時間。即使如此，工人未能成功加薪雙位數字百分比，令公眾覺得這種策略並不湊效。」

但是，事實上，如果碼頭工人的鬥誌與決心能夠結合起一個戰鬥式的策略、組織和行動的話，正如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是個無堅不摧的力量。

外判製的騙局

15年來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房價和生活開支不斷飆升，是碼頭罷工的背景。香港 碼頭工人在罷工前每小時工資約55港元，比1995年外判前的60港元還要低。職工盟並沒有明確反對外判，也沒有將反外判作為鬥爭的核心部分，但是外判的 確是碼頭工潮的核心，需要與之對抗。屈臣氏集團同屬李嘉誠商業王國底下，在四月100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轉至外判工作，但職工盟卻接受了。

和 黃集團如其他亞洲的企業一樣，利用外判製度來減低工人工資、醫療補貼和其他福利，並且來削弱工會力量。澳洲和荷蘭到訪香港的工會分子，同樣是在和黃（全世 界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者，占全球13%的占有率）旗下的碼頭工作，為香港的罷工帶來了國際的團結聲援。但同時，也突顯出外判泛濫的香港與國際上工會成功阻 止和黃外判，迫使全部為直屬工的港口之間，在工作條件和薪金上的天差地別。

到訪的澳洲海員工會的碼頭工人稱，香港的碼頭工作環境為「活地 獄」和「近同於奴隸」。他們指出，澳洲的碼頭工人每年工資為HK$647,000，每天工作八小時，香港碼頭工人則每天12到24小時卻只拿到三分之一的 工資（一年$216,000）。香港碼頭的外判工加班工作並沒有額外補貼，協議亦未能復蓋超時工作的問題。雇主只是同意「繼續討論」相關問題。

同樣，到訪的荷蘭鹿特丹港的碼頭工人是和黃集團直接聘請的，他們的工資比香港的同工多出50%到60%，而每月工時只有178小時，比起香港平均330小時的工時少一截。

建立戰鬥的工會

工 會的力量和凝聚力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凝聚力，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加價潮此起彼落 波及學校學費

自資專上院校課程 學生墮下沈重陷阱

自 2000年起，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打著「教育普及化」的旗號，引入大專學歷的副學士學位及同等級的高級文憑，將專上教育學位數目由28,000個增加至 約55,000個。自此，副學士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資料顯示，自資專上教育的全日製課程數目，由十年前 84 個增加至今個學年的 532 個，就讀的學生人數去年更超過 7 萬人。由2000年2006年短短6年間，自資副學士學額供應量增加了9倍之多。 在特區政府追求十年內達到目標的背後，引伸出來的問題卻是欠缺監管、各自為政、教學和課程質素參差、門檻降低、濫收學生，犠牲學生之余，自資學位學費近年 加價更拙拙逼人，誓要將莘莘學子在成為社會上的「樓奴」前，率先一步改造他們成為「學奴」，畢業後債臺高築的學生，前路茫茫，這條路如何走下去?

學費年年加　自資院校變學店

學 費一直也是貧苦學生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整個2年製的自資副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已經大概是10萬元，與學生的負擔能力越走越遠。 自資院校年年加學費，每次加幅也超過通漲。根據「大專反加學費聯席」的資料顯示，院校為求加學費，往往以一次性增加校內設施為藉口，但只要細心想一想，這 些一次性的支出與持續性的學費增加並沒有任何關連。

聯席發言人陳樹暉表示，珠海書院10個四年製的自資學士課程由2012/2013年的 整筆學費 – 22萬， 將會升至24.6萬，加幅高達11.8%。另外根據「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顯示，理大香港專上學院的課程將加價2.4%，而香港專業進修 學院則會加價 2.3%。對於學生來說，學費增加就代表他們將來畢業後的還債負擔更沈重，政府完全將教育拋給巿場，在商業化的教育模式下，每間院校為渣取更多利潤的個中 手法，可從一名就讀高等文憑課程的周雪凝同學的說法中清晰可見:「一個課程內的700名學生，居然超過1成學生未達到最低入學資格， 更有些課程還沒有通過資歷評審就已推出，我不明白為何教育變得像有限公司一般為了盈利不斷開辦不同課程為賺取更多的錢，教育在現今社會是否已變成了商 品?」在商品化的教學模式下，利益最大化必然導致教學質素下降！

缺乏監管 學生成犧牲品

在 2012年11月初，教學局首發布28所自資副學位及學位課程的院校預期及實際收生人數，揭露出缺乏管理，緃容學院濫收等問題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如香港 大學轄下兩所社區學院，由當初預計的5,500名學生，超收取錄至8,000名學生。 超收的情況並不是只在香港大學獨有，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由原本只收5,800 人，突升至8,000人，超收達4成。而恒生管理學院也超收486人。超收情況嚴重，導致教學配套不足，教學質素下降，政府對自資院校缺乏監管。香港大學 便在超收的情況下，掠奪1億元的學費。而嶺南大學的自資課程，3年內的盈余則提升了5.8倍。

自資課程背後的深遠商業利益

梁 振英政府雖然在施政報告中表明 「讓七成適齡人口（17-20歲）就讀專上課程」，當中三成三為學士學位課程。可是說穿了，受到教資會資助的學額比例卻只是占兩成，余下的8成就是自資院 校的學士和副學位課程。其實資助學額在這10年內仍然維持在18%水平，遠遠偏低和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要。政府不欲增加教育開支，卻又急欲提高接受專上教 育的人口比例，無疑把青年學子推向教育商品化的火坑。

現在的大專教育，就是要將整個教育過程，由開發以至到老師薪酬，全部由學生承擔，最 後學生得到的未必是高等質素教學，反而是一身債務。政府清楚明白在剛過去的雙軌年會有大量學生尋找出路，所以積極鼓勵院校取錄學生，因為政府明白如果有大 量學生未到找到學校，必然會令社會承受沈重負擔，所以變相就是縱容大專學院各自為政，置教學質素於不顧，令收生門檻下降，配套設施不足等問題無日無之，學 生面對學院持續將學費上調，只可以繼續成為待宰的羔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說：「現在政府的政策就是借錢予院校作增加校舍和設施，但最終就是將這些投資轉介去了學生的口袋，實際上學生付出在教育上的支出卻很少。」

政府的象征式政策

對 於超收情況泛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政策卻沒有對政府在教育資源投放不足這核心問題上對癥下藥，只是在現行商品化的教育模式下作出例行的監察，這無疑就是 偷天換日，以圖掩飾政府在教育上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近年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危機下削減開支，但奧地利、芬蘭、挪威、瑞典等國家的大專教育仍是免費的。而 香港學生在飽受學費加價壓力和被忽視之下，政府卻居然可在財政預算報告裏撥出每年4.8億去資助20名菁英學生到海外升學，對普遍學生的教育問題卻只字不 提，反映出這個政府如何與真實情況脫節。

貧富懸殊反映在教育機會上

十多年來政府竭力 推行教育商品化，令貧富懸殊與社會的不平等進一步反映在教育機會上。教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過去20年間，窮學生升大比例一直停留在平均每10人有1 人可讀大學，但富學生升大機會卻急增，由1991年每10人有1人升大學，增至2011年每2人有1人升大學。由於公共教育開支短缺，師生比例高達1比 40下，學生缺乏老師協助。中上階層的學生可以接受課外補習，相對有更多機會參與海外交流增進語言能力，但窮苦學生則要受填鴨式教育之苦，在艱澀和單一的 教學方式下「寒窗苦讀」，缺乏老師的援助。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表示，2011年富有家庭的學生升大學比率（48.2％）是貧窮家庭學生 升大學率（13％）的3.7倍，差距較二十年前（1.2倍）顯著擴大。教育製度顯然按階級分化。

今天香港貧窮人口超過100萬，因家庭開支不足而無法升學的個案比比皆是，絕不是在封建時代才出現的故事。一位貨櫃碼頭的年輕罷工工人向「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說，因為家庭負擔沈重，他就學至中四後就被迫出來尋找工作。

「社 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教育開支，令所有教育開支全數由公帑支付，大幅增加大學學位，令大專教育普及化，讓人人可免費享有公平和優質的教育機會。現 時，政府以「教育普及化」為名，實質縱容學店林立，讓劣質學校為了牟取暴利，課程粗製濫造，令學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機會。

國際反加學費的鬥爭經驗

2010 年，英國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政府上臺後，大幅將大學學費提高三倍，由3,000英鎊提升至9,000英鎊，並挖走八成教育學支。事件激發五萬名學生群 眾上街示威，面臨警察暴力鎮壓。政府最終勝利，但這場運動成為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向政府施加重重壓力。在加拿大魁北克，去年三月因為政府要加學 費75%，激發廿二萬名學生示威，超過十五萬名學生罷課超過四個月。抗爭得到各大工會支持，最後令魁北克成為加拿大學費最低的一個地方。這些都是香港學生 可以效法的鬥爭經驗，各國政府在削減教育開支的同時，亦打擊房屋津貼、老人福利、醫療保障等。因此，反對教育私有化不僅是學生運動，也是工人階級反對削減 開支、反對公共服務私有化的鬥爭之一。由罷課運動開始，並與工人階級鬥爭連成一線，共同反對貪婪的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大專生#反加學費的鬥爭：

1. 學院帳目全面公開，讓學生、家長和教職員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日常監督

2. 大幅增加教育開始，全部學位由公帑資助，人人可接受高等教育

3. 在學校組成學生群眾組織，以罷課運動為開始，連系至工人階級的鬥爭，共同反對私有化政策

香港：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

黃毓民決定即日起退出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人民力量執行委員會及民主倒梁力量。繼2010年黃毓民退出其本人創辦的「社會民主連線」後，激進勢力再一次陷入分裂。

蕭若元為人民力量的最大財政支柱，其創辦的香港人網為人力提供強大的網路動員力量。然而，在本年三月底，蕭若元突然宣告香港人網結業，揭開了「蕭派」與「黃派」分裂的序幕。

政治分歧

與三年前社民連分裂一樣，人民力量今次的分裂牽涉錯綜復雜的人事和金錢糾紛，背後細節難以一一厘清，但政治分歧始終是蕭黃兩派決裂的導火線。
黃毓民在網臺要求人力主席劉嘉鴻下臺，斥其擅自在報章上發表文章，表示接受有提名委員會的「真普選」方案。可 見，在2017年關鍵的民主鬥爭來臨之前，泛民主派開始降低叫價，連人力一派也立場軟化，開始接受有篩選機製的假普選。社會主義行動同樣反對一切的篩選機 製，然而，黃毓民提出的反建議 – 「公民連署」提名特首，方案亦未見清晰。
此外，黃毓民近年由國民黨的愛國主義急轉為所謂「本土政治」，靠攏右翼民粹的族群主義，甚至在網臺宣稱自己是極 右民粹主義學者陳雲的追隨者。相反，蕭若元坐擁內地生意，傾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立場，支持中港資本融合，遂以「普世價值」為名反對排斥內地人（所帶來的資 金），造成了關鍵的政治裂痕。
激進政治走向右翼民粹？

黃毓民在社民連時期領導的五區公投運動，是香港近年最有力反中共獨裁的民主運動，造成了香港的政治震蕩，並奠定香港「三分天下」的政局，自此建製派、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割據一方。而黃毓民亦因為前年七一遊行占領馬路，受到可恥的政治檢控，被控非法集結罪成，在5月21日判刑六周，緩刑14個月。

但 由於未有建設民主的架構，且因為急促廣納不同階層的支持者，令政治綱領模糊，激進政黨未能應付發展急促的局勢。反映這些黨派的基礎來自中產階級，欠缺反資 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人民力量的分裂，意味著黃毓民從人力自由派一翼「松綁」，未來很可能走向更「激進」的右翼民粹路線，露骨地煽動族群沖突的同時，繼續打 著激進民主和福利改革的旗號，令支持民主的激進青年以及中產階級陷入意識的混亂。「溫和」的民主黨由於在2010年支持不民主政改方案，又杯葛五區公投，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合理的懲罰而徹底失敗，但今後可能會重奪主導地位，令香港的民主鬥爭陷入復雜的境地。不幸的是，根據人力和黃毓民飄忽錯亂的民粹路線，並不能建立一個取代妥協黨派的群眾力量。

要挑戰民主黨的妥協路線，亟需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並在工人社區和職場紮根，而黨領袖需向黨員負責，受到民主控製。黨綱不僅挑戰中共獨裁，亦要挑戰不民主的病態資本主義製度。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激辯「占領中環」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證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製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幹」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製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占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占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占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占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占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占領的目標是什麼？

集體占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采取這方法，而是將「占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占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臺，並嘗試控製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製占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製，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占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占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占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占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臺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占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占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製香港的政製，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製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占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麼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製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裏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製由現時建製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臺，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製（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汙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裏，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製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製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裏，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製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占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製的政黨采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於禁製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製，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製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裏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製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著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反洗腦占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占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製，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松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占領中環」運動裏，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占領政總還是占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誌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製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製占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占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占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采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占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占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占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占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占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製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香港：六四悼念晚會，警告中國新領導人

今天六月四日，是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二十四周年。再一次，數以萬計的人集合於香港維園，抗議中共一黨專政。今年令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一枝枝在雨傘下的蠟燭。狂風暴雨在公園裏灑下了每小時30毫米的雨水，引致水浸和停電，令燭光集會在僅僅開始50分鐘後就不得不中斷。

六四當天，工國委（CWI）香港和大陸支持者在維園周圍擺設三個街站裏，進行了一整天的活動，籌得了超過三萬港元的款項，用來支持我們社會主義者結束一黨專政的鬥爭。感謝所有捐款支持我們鬥爭的人，很多紙幣被雨水弄濕，但仍會被善加利用！

香港是全中國唯一能進行這樣的集會的城市。據主辦單位統計，當晚約有15萬人出席。出於政治理由，警方一如以往在人數上打折扣，聲稱只有54,000人參加。許多全身被雨水沾濕的參與者（包括本文記者）流露出熱烈的反抗情緒。中國「共產」獨裁的新領導人必定憂心忡忡，擔心這城市掀起激烈的民主鬥爭，這同時也是審度中國反政府情緒的指標。

加大審查和鎮壓

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八九年鎮壓時街上坦克和裝甲車的照片遭到嚴格監控。廿四周年前幾星期，政府如常加強對異議者和維權人仕的鎮壓和日常監控。今年，新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鎮壓力度比過去更為大。死難者家屬和批評政府的人再次被軟禁家中，而且更為嚴格。天安門老將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被軟禁了幾天……甚至現在跟你說話都非常不方便。」李旺陽在一九八九年嘗試組織罷工，後來拒絕妥協屈服，而被囚禁了廿一年。去年，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采訪後不久，於去年六月六日發現被吊死。

一位來自福建的年輕人被香港的電視臺拍攝到舉起寫上「感謝香港」的標語牌，在回程的時候被逮捕。然而，即使中共加強了威脅和騷擾，估計仍有超過一萬名大陸遊客參與了集會。

新一屆由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下，六四的鎮壓加強政府鎮壓的一部分（太子黨是前「共產黨」領袖的後代，包括習近平本人）。這屆領導層承諾，會推動自十五年前朱镕基改革以來最大一波親資的結構改革，但任何政治放寬的希望都已經破滅。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聯署的公開信予習近平，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

同時，主辦燭光晚會的支聯會領導人李卓人表示：「習近平上臺後，我們只見到收緊，而非放松。」

害怕革命

習近平統治下加強鎮壓，反映了統治菁英的共識，驗證了《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在去年十一月領導換屆期間對中國自由派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警告。他們只會繼續沿著六四屠夫鄧小平的政治模式走下去 －「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市場化，同時獨裁的控製不減。

在新上臺最初幾個月，習近平發表了民族主義的言論和一些象征性的反腐敗措施，兩者都只是中共用來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他愈來愈多地談論到毛澤東的名字，但只不過是用作維護中共持續及不可挑戰的統治，並非有意效法毛澤東「左」經濟政策。與此同時，習近平製定了「七不講」，七個大學課堂不能討論的話題」，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權利等，值得註意的是還包括了「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可見，獨裁統治者如何利用「毛派正統」來保護中國鉅富菁英的權力和「私隱」。

太子黨在新一屆領導層中大力掌權，將是中共政權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統治菁英拒絕那怕局部的民主「改革」，會令公眾監督更有力，揭露他們坐擁鉅額財富，並可能因此打開大規模反抗的閘門。然而，中共獨裁者面臨著兩難的困境，愈來愈加強鎮壓的話，令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即將到來的鉅變可能比歷史性的八九六四更為波瀾壯闊。

在香港的爭議

今年的晚會較往年有更多的爭議和宗派分歧。這是政局不斷激進化和政府危機深化下，群眾對資產階級「泛民主派」希望幻滅的結果。一個報紙的專欄作家以「無膽」形容泛民。一些青年對中共的敵意異化成對「本土主義」的支持（一個香港獨立國），甚至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

主辦晚會的支聯會是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小圈子」委員會，近年和「溫和泛民」一起失去了威信。由於長期以來向中共獨裁作出政治妥協，接受中共統治為必然，並因而降低訴求。這表現在今年的大會口號，淡化了「結束一黨專政」而強調「愛國愛民」。此舉適得其反，支聯會尋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支持，後者卻抨擊新口號「愚蠢」和「與中國脫節」。支聯會一直希望丁子霖能協助抵抗「本土派」的攻擊，向針對「愛國」口號而號召抵製晚會的香港自治運動反擊。

在燭光晚會的前四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迫宣布放棄有爭議的口號。他表示與丁子霖曾存在分歧，但事實上，支聯會在香港亦備受批評，甚至擔心會被杯葛會見效。杯葛行動最終失敗，揭露出「本土主義」勢力背後缺乏真正的力量。燭光晚會的高參與率，反映了廣大群眾對六四仍未忘記，並希望繼續民主鬥爭。但同時，支聯會的領導人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已受到嚴重打擊。許多冒著暴雨參加的人表示，他們是為了悼念六四，而不來支持支聯會！

需要民主的組織結構

燭光晚會後，支聯會表示在明年舉行重要的六四廿五周年紀念時，將作出重大「調整」。但只是次要的技術層面和組織方面，而不是調整支聯會政治立場，主導支聯會的「溫和」泛民不會沖擊中共政權，也不會提供大規模反獨裁鬥爭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支持者一貫批評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而且近年來由於被支聯會企圖壟斷晚會，令其他團體難以籌集資金而變得限製重重。民主黨在支聯會中占有主導地位（諷刺！），並拒絕將支聯會開放和民主化。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策，以維持對支聯會的控製，並遏製那些反對向中共妥協的更激進的力量。在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中以「小圈子」強加控製，在去年九月的反國教和（泛民發起的）2014年「占領中環」方案中，都看到一個相似的模式。

社會主義者和所有真正爭取民主權利的戰士，都必須反對這種自上而下組織抗爭的模式。這模式將令運動一次次地錯失機會，並面臨失敗。要取得成功，需要一個群眾鬥爭的民主架構，共必須建基於社會上最受剝削的階層 － 工人階級和青年。這種路線需要連系到大規模行動的策略，並有意識地連結上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及其親資政策的群眾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戰勝獨裁，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香港：一千人示威保護告密者斯諾登

前美國CIA網路技術人員斯諾登來港，成為告密者揭發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通訊網路。不僅包括普通民眾的電話和互聯網，連香港的政府部門、大學和普通學生也受監控，全面威脅人民的私隱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被揭發在2013年3月收集了970億項情報。

斯諾登亦揭發「稜鏡行動」，國家安全局在美國以至全球從私人帳戶中獲取資訊。Google、Facebook、Skype、PalTalk、微軟、蘋果和雅虎也有與稜鏡行動合作，可見網路大企業的惡行。美國政府其身不正，卻經常指控中國政府不民主，打壓民主權利。

斯諾登警告，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迫使香港引渡他。而FBI亦表示，斯諾登洩露美國監控資料，會對他展開全面追捕。另一「民主大國」英國亦急急列斯諾登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要求航空公司拒絕斯諾登乘往英國航班。

梁 振英作為中共傀儡，不敢自作主張，要等待北京阿爺落命令。中央政府一定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其關心的不是人權和言論自由，而是地緣政治的利益考慮。中美局勢 愈趨緊張，北京一方面想收割今次事件的政治資本，向美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又緩和來自美國的壓力（在貿易、貨幣戰爭、美軍重返亞洲圍堵中國方面）。中國政 府自己的監控系統不相伯仲，如果斯諾登事件過了火，會造成中美的雙輸局面。

美國「民主」的虛偽

2010 年，維基解密洩露美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包括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罪行。美國政府不擇手段追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他至今仍被軟禁在厄瓜多爾駐英國 的領事館。而另一洩密者曼寧，因為向維基解密提供70萬份以上的機密文件，被美國政府拘禁接近三年，期間受盡酷刑，今個月才受審。美國政府打著「人權」的 旗號，但一旦言論自由威脅到統治菁英的利益，就會如中共獨裁一樣瘋狂打壓。正如金培力在《南華早報》(6月5日)指：「中美不僅在經濟上愈趨睇齊，兩國對 真相的詮釋權和對資訊的控製力亦愈來愈近似。」

美國政府聲稱保護全球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其最重視的是企業的利潤。此外，近年美國政府通過不民主的法案，限製網路自由，因而激起群眾抗議。斯諾登事件證 明，美國政府將「民主」作為政治武器，向中共獨裁施壓，為的是本國資本家的利益。民主權利、私隱權利、免受政治打壓的權利，並不是靠帝國主義政府賜予，而 是透過群眾鬥爭贏回來的！

倡議「占領中環」的戴耀庭講過，香港的民主要符合「西方標準」。斯諾登事件正是一幅諷刺的寫照，揭示1%的統 治階級不民主地控製著美國社會。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如果群眾不去抗爭，不去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們的權利就會被統治者不斷侵蝕。「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為 全面民主權利而鬥爭，我們警告，資本菁英會竭力阻止我們，因此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確保穩固的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護斯諾登行動：

反對引渡斯諾登，要求其政治難民身分
停止迫害斯諾登，釋放告密者曼寧
停止「稜鏡行動」，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老大哥」國家，廢除秘密和反民主的國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報局(CIA)
停止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學民政改方案妥協　引起成員退出潮

「學民思潮」最近公布政改方案的立場，建議立法會選舉將地區直選比例增至六成，即承認保留功能組別，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此外，「學民思潮」 又提出2017普選行政長官，並由全港選民組成提名委員會。這實際上與循序漸進的路線自相矛盾，因為在北京的普選（即基本法）架框下，根本不可能開放提委 會讓全民提名。

雖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強調，方案在成員全數贊成下通過，但不幸地，政改方案公布後，其妥協的立場激起成員不滿，近日不少更紛紛退出組織，促成近來反對派組織的再一次分裂。

正如我們一貫指出，「學民思潮」的領導人物不過是溫和泛民的一塊年青面紗，掩飾泛民老政客的陳腐守舊。民主黨的妥協立場令其近年進退維谷，恰巧學民推出政改方案後，亦陷入同樣窘境。

學民發言人張秀賢在《NOW TV》節目「時事全方位」時表示：「學民思潮現時十分尷尬，因為他們在被人罵保守的同時，亦被人視作激進。」所指被視作「激進」，不過是建製派的輿論攻擊。

「學民思潮」領導層妥協素有前科。在反國教運動時，學民領導層依循教協的妥協路線，拒絕嘗試號召全港罷課運動，最終在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下，突然解散運動，連不少學民成員事前亦矇在鼓裏。由於抗爭的不徹底，不少國民教育中心繼續營運，梁振英的洗腦計劃將會死灰復燃。

從這事件可見，亟需戰鬥性的、具民主架構的青年學生組織。社會主義行動會與任何真誠的力量共同奮鬥，包括對「學民思潮」幻想破滅的前成員，去建立這個運動。

香港：43萬人七一上街

今天是香港主權由英殖政府移交至中共獨裁的16周年。自從2003年，50萬人七一上街後，七一變成群眾表達不滿的抗議日。今年是2003年大遊行的十周年，在三號臺風和滂沱大雨下，在香港的群眾堅持上街。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有43萬人參與遊行，而警方數字則只有6萬。如此眾多的遊行人數是反映群眾不滿的指標。建製派勢力為了降低遊行人數，斥資巨額大搞維穩音樂騷和購物優惠，但都無功而還。然而，中共的喉舌《環球時報》將遊行貶低為「新傳統節目」，是港人撒嬌的好機會，擺出無視群眾對民主權利和社會公義的訴求。統治菁英和梁振英政府拒絕改變，將會繼續累積民憤。

「梁振英下臺」的口號在人群中響徹天際。去年梁振英上任時，40萬人要求他下臺。在過去一年，由反洗腦國民教育的群眾鬥爭，到警察鎮壓社運分子，到逐一打破選舉承諾，令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有謠言指出中共正在討論「B計劃」，在梁振英完成任期前將他撤換，因為他的不受歡迎會令政府更難在普選問題上蒙騙群眾。政府幾名局長相繼爆出醜聞，有些甚至被迫下臺。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去年上任12天後，被揭發騙取租金津貼而被辭職，在七一的一星期前，法院更裁定他有罪，令他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級的犯罪官員。

參與遊行的團體包括溫和泛民（例如民主黨和公民黨）、較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有從人力分裂出來的普羅政治學苑。很多細小的民間團體和政治組織也有參加。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及灣仔擺設街站，提出「梁振英立即下臺」、「廢除外判製」、「民主公營企業」、「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的口號。

占中集會

今天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花園，作為「占中預演爭取民主」的象征。從「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團體籌得80萬元，可見明年占中的方案受到很多普通民眾（尤其是年青人）的歡迎。人民更有決心爭取民主、反對現存製度，一方面是好事，但不幸占中領袖沒有表現出真正鬥爭的決心和意願。占中三子在集會中的發言，強調需要「愛與和平」，而沒有提及所需的戰略和策略去打倒中共獨裁。

七一的集會令現實與理想的隙縫更明顯，令很多有意識的青年失望。根據《蘋果日報》的調查，6成受訪的遊行人士表示會參與占中，而7成更支持罷工和罷課去爭取真普選。群眾特別是青年似乎比起占中運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更有決心、更激進。社會主義行動是目前唯一清晰宣傳推動罷工罷課的組織，在支持占領行動作為開始的同時，解決民主鬥爭需要更果斷的方法和戰鬥性的訴求。

可見，現在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有決心的戰士（特別是工人和窮人）尚未足夠地組織起來，爭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相反政治上既軟弱又無經驗的資產階級明星突然跑到鏡頭面前，獲得短暫的人氣。在未來爭取真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裏，亟需一支以戰鬥性工人和窮人為基礎、並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起來的左翼力量。

學校轉直資：埋下拉闊貧富懸殊的種子

最近多間傳統名校，如聖士堤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聖保祿中學等相繼轉為直資學校。在中西區內的12所津貼中學裏，已有3所轉為直資。直資製度的支持者聲稱這可令學校享有收生自由、財政獨立、課程自決等「優勢」，說穿了，這不過是方便學校篩選有錢學生入讀的途徑。但是，追捧直資製的名校往往會把學費提升。有統計顯示，2012-2013年，在61所的直資學校裏，有近4成的全年學費高達2萬元以上。面對教育商品化，貧窮的基層巿民奈何喪失更好的教育機會，畢業後在職場上吃虧，造成隔代貧窮，這是公平和教育的本義嗎?

直資製始於1998年，現時直資學額占總學額的12.3%。名校相繼擁抱直資製，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可以自行彌定學費，如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士堤反書院的學費高達每年5萬元或以上，讓教育進一步進入市場製度，集中為富人服務而牟利。教育局長吳克儉指，超過三成的直資學院學費是每年5千元以下，但根據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指出，單單是2002年由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他們的平均學費已是3萬多元了，所以這直資趨勢和學費加價風潮絕對不容忽視。在喇沙書院升讀中五的Derek同學也表示，自己本身是中產家產出身，家庭支出也是頗大，而因為現時學校仍是津貼學校，所以只需支付每年300元的堂費和書簿費，但如果轉為直資模式後，相信家裏也不能支付起學費。而對於直資製度，他則表示這是對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十分不公平。

審計署揭露直資監管不足

現時有規定直資學校要提供至少1成學費收入作為助學金以紓解基層家庭在學費上的壓力。但是，在2010年審計報告揭發有22間直資學校助學金撥款不足，直資學校更使用捐款作為那1成的助學金，這揭露教育局的監管不力，有法不依。巿場化做就直資學校財政自主的能力，而家長熱捧直資製度同時，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卻撰文指，直資製削弱平等教育機會，原因是直資學校擁有收生自由的權利，它們可以跳過中央派位機製收取學生，令經濟困難的優異生失去入讀名校的機會。

教資會腐敗　教學經費被操控

當高中受到直資製度的張牙舞爪的同時，大學教育模式也在官僚之風下被一一整頓。教資會(UGC)和大學學術研究發展關系密切。教資會負責管理大學資源經費分配。可是實際上，教資會成員卻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在沒有民主的管理架構之下，權力傾側於行政長官，令他可以操縱各大學的校監人選、校董會成員，令教育資源調配更切合搞「教育產業」的資本家所需。

大學的學術自由也響起警號。如在最近4月時，在反對聲之下，梁振英硬推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製研究中心總裁張誌剛上任的教資會委員，引起學界人心惶惶。張誌剛曾公開表明支持國民教育，又撰文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民望調查混肴視聽，都顯出其聽命於梁振英和中央的號令。此外，曾經支持廿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梁粉」，準備九月上任為嶺南大學的新校長 － 鄭國漢，激發起200多名嶺大學生在6月17日的假諮詢會上示威。嶺大學生不排除在九月發動罷課抗爭，要求由學生選出校長的聲音開始響起。

在2011年，教資會更推行學額回撥機製，要求八大資助學院撥出百分之六學額重新競逐，令院校為了爭回學額數目而加大競爭，機製欠缺透明度之余，亦令院校為取悅教資會，開設迎合巿場的課程，令冷門的科目更被邊緣化。在互相競爭之下，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學術的需要和價值，令教育加速地配合官僚背後的利益整治手段。

教師不再中產　政府津貼成泡影

教師一向被視為中產工人，但最近「香港女教師協會」一項調查發現，在761名教師中，約三成受訪教師沒有自己的物業，加上合約教師前景難料，而政府也一直對教師的津貼輔助不足，令教師士氣低落，而正直暑假來臨，有6成教師也表示暑期內充斥補課、當值等工作，長遠令教學質素受影響。在以利潤為依歸的巿場經濟下，工人階級被壓迫的情況不斷惡化，社會只有透過真正的民主規劃，消除政府以至財團對工人的勞役，才可真正改善教學質素。

社會主義行動堅決表示：

1.  大幅度投放教育資源，人人享有教育福利

2.  教育全面公營化，反對商品化教育

3.  由學生、家長和教職人員民主決策教育製度，民主管理教育機構，享有獨立自主，拒絕背後獨裁及商業製

聲援林慧思老師　抵抗建製組織打壓言論自由！

小學教師林慧思因不滿親政府組織「青年關愛協會」騷擾法輪功街站，以及警方執法不公。被指「粗言穢語」謾罵，其影片被剪輯上傳上網。頓時引起建製團體群起圍攻，先是於網上製造輿論，將「粗言穢語」放大成焦點，並向林老師所屬學校投訴要求將其撤職，更於八月四日動員遊行「支持警察執法」。如此謊謬的集會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自發動員反遊行，使得當天雙方一共有三千人在旺角街頭對壘。整個事件可以看到親北京團體的組織本質，其甚囂塵上的流氓手法，是政府當局打壓反對聲音日趨猖獗的表現。

事件的起因源於七月十四日，法輪功團體如常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街站，和平抗議中共打壓以及一黨專政，並宣傳自己的宗教觀點。期間，青關協成員帶同標語橫額，包圍並阻擋法輪功的攤位，引發許多在旁路過市民的不滿。及後，警察到場封鎖該區，但並未阻止青關會對法輪功的騷擾行為。警察的縱容與青關協的野蠻行為引發民眾憤怒，許多途人開始斥責抗議，林慧思老師亦是其中一人。最終，青關協成員在群眾的叫罵聲下落荒而逃。

過後，有人將事件的錄像剪輯上載網上，刪除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突出林老師用「what the fuck」斥責警察不公的片段。親北京的所謂愛國團體（「香港家長聯會」、「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乘機藉此攻擊林老師，將焦點完全擺在「粗口」上面，指其言行失德，辱罵執法警方，並公開支持警方執法。而代表警察上層的「警察員佐級協會」更發出聲明譴責老師「侮辱」警員。及後雖然林老師就失言道歉，但「香港家長聯會」不斷寫信要求校方開除老師，更動員集會支持警方。這完全是毫無掩飾地為政府與國家機器站臺的行為！

事實上， 這幾個團體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以流氓手法打壓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青年關愛協會」長年騷擾法輪功，典型的手法就是直接用巨大橫額遮掩及包圍法輪功的街站，阻止其和平宣傳。而「愛護香港力量」早前亦闖入「占領中環」的論壇叫囂，以圖破壞會議的進行，其成員亦曾在遊行期間襲擊記者。社會主義行動在5月19日的旺角宣傳街站，亦曾經遭到「愛港之聲」成員的騷擾，拍跌我們成員手上的電話，並將其推跌在摺臺上。顯然，他們已經熟練地運動流氓般的暴力手法來打壓異己聲音。

雖然掛著「民間」名義，這些名稱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實際上也與中共專製、官方建製黨派，或資本家們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愛港之聲」的召集人高達斌是新民黨員， 而「愛港力」的陳靜心早前亦被揭發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誌祥在深圳密會。而所謂「香港家長聯會」只不過是建製派控製的空殼機構，其主席李偲嫣被揭發受聘於建製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之下。早在去年激進民主派因反對長者津貼的入息審查而發起議會「拉布」戰時，這些建製團體發起「反拉布」集會遊行支持政府， 參與者後來被揭發是日薪300元雇用來的，當中許多人都是流氓，亦發生辱罵，襲擊徒人的情況。說穿了，這些建製組織就是中共專製，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雇傭兵！

這是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使用暴力手段打壓群眾民主運動，並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是極右勢力的一貫手法。雖然將香港的愛國極右勢力稱為法西斯，實為言之過早，但如果這些組織繼續激進化，脫離政府控製，是有可能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組織的。在日本，極右在七十年代 重新活躍。其組成背後獲得右翼政客及財閥支持，通過黑幫聘用打手來執行暴力手段，一般包括圍攻、滋擾、恐嚇等行為。這些團體嘴上掛著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實際上是要用暴力去威嚇和打壓社會上的民主進運動與工人鬥爭。而極右團體因勾結政客，因此其暴力威嚇手段亦往往得到警察包庇。希臘的警方被揭發與金色黎明成員勾結，打擊外來移民社區。

事件中，警察執法顯然縱容青關協的流氓行為，才會惹起林老師與一眾徒人的憤怒斥罵。而「警察員佐級協會」的聲明，和休假警司劉達強在八月四日的集會中為建製派站臺，赤裸裸地看到警察並不是中立的，而是站在政府一方，與建製組織互相勾結。社會主義者指出，警察從來並不是中立的，隨著群眾鬥爭走向激進的局面，警察為資本家犬馬的角色，將會更暴露出來。

自梁振英上臺後，警察打壓不斷升級，這些親建製的團體如今亦變的囂張起來。今天林老師的事件再一次警惕著香港的群眾，統治精英正朝著更專製更右翼的方向前進。社會主義者雖然不認同法輪功的政治和宗教立場，但我們捍衛一切組織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政府借助極右勢力打擊反對聲音，可見群眾鬥爭已經進入更激烈的階段，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嚴陣以待。

訪問何生：碼頭罷工過後，生活怎樣？

「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

記者：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何生（碼頭罷工工人）、譚生（電話訪問、碼頭罷工工人）

何生是今年碼頭罷工工人之一，在罷工的四十天，看穿了公司如何看待員工，亦不見公司日後會有什麼重大改變，唯有轉行至建築地盤業。罷工完結後，何生考獲了地盤鏟車的駕駛牌照，唯目前尚未找到相關職位，因此先任職雜項工人，在港鐵車廠外判的一間上市承辦商上班。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時，我與何生會面，談談近況。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皮膚變得黑黝黝，身體也消瘦了。何生新工的日薪為$530，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六時收工，六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新工的好處，在不用上夜晚，星期日可以休息，可以有些社交生活。」

八月天氣酷熱，何生每天都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不戴手套的話，泥鏟的手柄是辣手的！」休息室只是一隻貨櫃，沒有冷氣風扇，只有一堆雜物，一扇小窗子，空氣不流通。「有天，我午飯後在休息室內睡一睡，汗一直在滴。」

地盤的工作環境惡劣，工作設備和指引嚴重不足。何生幹了一星期多，發了工作安全大有問題，擔心其他新入行的工友稍有疏忽，會危及生命安全，他希望工友加以警惕，安全至上。

何生板著臉地說：「地盤的工作安全有很多甩漏，安全措施、裝備都不足，跟碼頭差不多。新人沒有上頭帶領，對初入地盤的新人，是比較危險的。」他續說道，「第一天，居然要我在休息室100米之外，獨自工作，中間又有雜草遮擋，上頭多個小時不在，什麼都無安排，聯絡電話也沒有。」

工作與工具不配合，上頭要何生拆除鐵絲網的焊接位，但沒有磨機，只有鎚和鑿可以用。「看下去沒有什麼問題，但鐵粉可以飛入眼睛，非常危險。」地盤的工作環境比碼頭更為危險，因為工場都是臨時搭起的。

「這職位是卑微的，但我想考驗自己，阿頭的指示我都服從。」每次談起工作經歷，何生如數家珍，常常強調不要計較小得小失，應該盡力去幹，但他不會盲從老闆。記得有次，他談及多年前搬火水罐的經歷，為了保護雙手多帶一對手套，老闆卻怪責他浪費物資。「我保護好自己的手，都是為了搬多幾罐呀，他卻來跟我計較，這老闆跟不過！」他當時立即辭職了。

在地盤，上頭在何生心目中也是差不多。開始上班頭幾天，判頭呼喝道：「（上頭）巡得好密的，不要『蛇王』呀！」何生既是憤憤不平，又以嚴正的態度批判，說：「一睇就知這個阿頭無料到！這天氣，如果太辛苦，有需要休息，難道不停一下嗎？工作表現不是一時一刻的，做阿頭要懂得判斷夥記的狀態。」

其他工友有不滿嗎？「全部都很不滿，但只會埋怨，不敢出聲。」何生未知會否長做這份工，但已成為了職工盟地盤建築工會的理事。「建築行業的職位比碼頭更散，一重判一重，工人很少接觸爭取權益的事。要在他們身上灌輸概念，帶給他們一些成功的例子，思想上打好基礎。當有事殺到埋身時，有個工友代表可以聚集大家在一起。」

談及碼頭的近況，何生自己也不太清楚，立即幫忙聯絡另一位碼頭罷工工友譚生，做一個電話訪問。

譚生說：「判頭名義上說加9.8%，但就如培記，根本加不到9.8%。」

「現在，有15分鐘的食飯時間，有飯鐘錢的，總算不用邊工作邊吃飯，但還是很倉卒，而且還是用繩子把飯盒吊上去，在吊機內進食。機手可以選擇一小時午膳時間，但沒有飯鐘錢。」

「機手是可以要求地勤用車接送去廁所的，但地勤很多時有事在身，至少也要等五分鐘，因此機手很多時還是在吊機內解決。」

「塔機手有40人左右返到碼頭工作，但HIT從其他碼頭（例如MTL）聘請機手，都不想找回我們。一些在罷工期間拋頭露面的，也被列入黑名單。」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言，「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罷工展現了工人的鬥爭精神，但與勝利相距甚遠。對未來再罷工抗爭，還有信心嗎？何生淡然回答：「我不能答你有無贏的信心，但這運動是大家的一種團結，保障工人的一種做法，要做就做。」

有了罷工的經驗，何生有信心未來可以助一臂之力。「紀律要明確，工人代表與工友商討後的決定，應該在大會一起講、一起聽，決定後人人遵守。」何生憶起，上次罷工時，消息發布比較分散，很多時工人自發進行小組討論，商討的集體性不足夠。此外，何生認為，要培養工人集體紀律的意識，有事宣布時，大會要集中精神去聽，去想，每個工人都應有規定時間留守碼頭或中環。

列寧說過，罷工是工人階級「戰爭的學校」。從碼頭罷工經驗裡，何生學習到工人鬥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鐵的紀律、集體商討、一致行動。記得罷工期間，我跟何生略談過俄國革命史，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訪問完結後，我送了何生一件托洛斯基的紅色T-shirt，以作戰衣，何生說：「紅色很有革命的味道。」

香港：抗議埃及軍方血腥鎮壓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時，社會民主連線舉辦到埃及領事館的抗議，反對軍方政權屠殺數以百計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高呼「反對血腥鎮壓」、「埃及工人獨立鬥爭」、「打倒軍方、穆兄會」的口號。

埃及軍政府卻在8月14日以裝甲車，堆土機，真槍實彈大規模血腥屠殺穆兄會支持者，最後導致超過2千死亡，1萬多人受傷。穆兄會支持者對軍方政權並無構成即時威脅，可見屠殺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軍隊的實力。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埃及軍方鎮壓任何政見的陣營，因為加強專製暴力最終的傷害是工人階級。軍方政府現在把反對2011年革命的政客安插在各省政府，並利用官方工會煽動支持軍政府的遊行，同時竭製罷工。

穆爾西絕對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軍方或穆兄會任何一方的陣營。埃及2012年的示威次數為3,400次，是過往13年任何一年的5倍，其中有2/3是在穆爾西六月上臺後發生的。穆爾西鎮壓示威、罷工和占領的力度與穆巴拉克時期並無分別。

現時，穆兄會將會利用軍方的鎮壓，包裝自己為親民主的受害者，並煽動伊斯蘭宗派分裂的情緒，攻擊被視為擁護軍方的基督教派系，以收割政治上的優勢。伊蘭斯教派的反動思想亦增加了開羅廣場的性暴力事件，軍方甚至對強奸受害者進行「處女驗身」。極右的伊斯蘭派光明黨亦企圖在反對運動中獲得增長。

只有透過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跨越不同的宗派團結起來，才可以打倒軍方的殘暴統治，並帶來真正的清除埃及代表資本主義的舊政權。

香港：林慧思不滿校方屈服　必須加強聲援行動

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

寶血會培靈學校於今天發表聲明，內容單方面指責林慧思的個人操守，並指會給予「適當處分」，卻只字不提事件背後的根源：青關會打壓言論自由、梁振英動員流氓勢力、警察縱容暴力，顯然屈服於政府底下的政治壓力。林慧思亦公開表示不滿學校的聲明。

建製派目前的攻擊只是開始，之後必然繼續窮追猛打。兩星期前的天水圍論壇，梁振英高調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事件提交報告；警方重案組高調調查林慧思「阻差辦工」；組織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更準備在九月開學日動員「林慧思下臺日」。建製派一旦加大施壓，校方將會進一步屈服，令林老師有可能教席不保。這場抗爭是民主運動中重要的一役，絕對不能逃避。

建製派的打壓激起了普遍民眾的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一星期以來舉辦多次聲援林慧思的街站，得到大批路過民眾支持，總共收集到2千多個簽名。動員支持林慧思將會得到龐大的群眾支持。

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妥協民主派，在聲援林慧思的立場上避重就輕，立場模糊不清。民主黨政客控製的教協亦立場軟弱，表示「尊重學校處分林慧思決定，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對這群紳士淑女來說，粗言穢語乃「敏感話題」，可以蓋過言論自由的民主大義！

建製派不會就此罷休，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團體和人士，必須支持公開的反擊，以街站、集會、遊行以至動員罷課的手段，建立捍衛林慧思的運動，要求校方撤回聲明，保衛林老師的教職，揭破政府、警察與愛國流氓組織的暴行。

香港：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一天現已答應復工

葵湧石蔭昌榮路的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今早發動罷工，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今早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半小時工資，遲到十五分鐘或早退，則要扣減一小時工資。

工人曾經發動簽名行動，投訴工作環境差劣，卻沒有得到資方回應，終於要發動罷工抗爭。約200名日更工人參加罷工，地盤工程全面癱瘓一天。地盤早晚更分別約有200名直屬工人，另外約有150名外判工。早更公司工罷工一天，約150名外判工雖然沒有留守罷工現場，但亦停工一天。到晚上，工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夜更工人已經復工。

今次罷工迫使資方立即作出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力量。雖然罷工時間短促，但罷工工人均為承辦商直接聘用，有更大團結鬥爭的潛力。不少工人在首天罷工就付出會費加入工會，是罷工工人之決心的證明之一。

這地盤工種超過20個，包括泥水工、釘板（木工）、紮鐵工、爆破工、運石司機、督導員等。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南亞裔的工人，包括巴基斯坦、印尼、尼泊爾等。公司工工時為12小時，視乎工種，每月底薪為$400-600左右。

底薪主要分三級（九小時）：

雜工－$400/ 9小時
力架 －$500/ 9小時
釘板（木工）－$600/9小時
－另加3小時 x 1.5的超時補水

罷工工人的主要訴求：

取消遲到克扣工資
改善工作環境，特別是隧道內的空氣質素
午飯時間可以到地面用膳
增加工資，減少工時

工作威脅安全，損害健康

大部分工人在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溫度高達攝氏40度，而且通風設備嚴重缺乏，空氣極度汙濁。工人表示，進入隧道必須配戴口罩，但十分鐘內便會變黑，每天至少要更換十多個，因此對於公司強迫在地底午膳，深感憤怒。工友阿豪怒斥：「現時還要求我們十二小時不見天日，在隧道裏吃飯，飯盒十分鐘已經變黑和濕曬，點接受？」

爆破工程進行時，地盤工人不被允許離開隧道，工人即使帶著耳塞，也要受五雷轟頂之罪，而且要吸入爆破後的煙塵和石粉，危害呼吸系統的健康。很多時工人感到難以呼吸、心短加速，前兩天才有兩個工友缺氧暈倒。更嚴重的是，泥沙走入眼睛，會割傷眼角膜，因此地盤工人容易老花。清石時又可能有石頭跌下，非常危險。

此外，地盤工人喝的是「環保水」，即用廢水簡單過濾後用來飲用。周生憤怒地說：「空氣差、水質差！老了後，後遺癥就會出來，血管病、腦退化、肺塵病甚至肺癌。」

公司對員工的安全都是茍且了事。阿豪說：「之前在隧道，暈過很多人，多到數不到。如果我們不舒服想上去（地面），也不能自行離開，要公司『安全部』人員下來批準才可以。」

前地盤工人才哥表示，工傷次數多不勝數，但公司不會公布。 「公司會在病假裏給你工資，以避免公布工傷，工人的後遺癥也可以不管。一出事，公司要掩蓋事件，只會打給救護車，或用私家車直接送入醫院，不會打九九九。」

外判製分化同工不同酬

上個月，公司突然聘請150名外判工（稱為「代工」），現時另外還有50多名外判工正在受訓，工資比公司工更高，工時卻較短。燒焊工人孫先生指，這是利誘並分化工人的手段，公司想解雇公司工，用外判工代替，令工作零散化，日後更易打擊工人。

以雜項工人為例，公司工每日底薪為$400多元，但外判工卻高達$1,300元。工友來哥任職信號員，俗稱「力架」，是公司工，負責指揮吊運，工時為12小時，人工只有$900；但外判「力架」工時為10小時，工資卻有$1,700。

從碼頭工人、屈臣氏送水工人到地盤工人，外判製度都是剝削的罪魁禍首。

女工權利受壓

地盤也有少部分女工，工作是「打交通」，即督導和指揮，沒有男地盤工人般體力勞動，但環境同樣惡劣。一位女工辛酸地說：「你看（她把手掌攤開讓記者看），手指罉全部都長了濕疹，我的胸口也是一樣。汗一直長時間腌著，非常痕癢。」

女工放工後還要照顧家庭，但公司想通過新條例，延遲下班時間，由過往的六時左右延至七時十五分。 「現在規定，離開隧道的時間是七時十五分！」從隧道離開，還要洗澡換衣服，離開地盤時已經八時。 「我家在上水，回到家已經九時；煮好飯給子女時已經十時了！」

地底隧道沒有女廁，只有流動廁所，衛生極度惡劣。 「打開門連早餐也想吐出來！我們是女性，每月不方便時怎辦？」

「我從來不會在下面解決，每天只有早上一次，午飯時間一次，下班一次。現在連午飯時間也要在下面，我不能再接受了。」

談判結果

晚上，八名工頭作為談判代表，與資方達成協議，工人已經準備復工。資方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及設置冷氣貨櫃讓工人休息，而工人毋須在地底隧道內用膳。但改善空氣質素的實質方案卻未有談好，而加薪的訴求亦落空。

碼頭罷工展示了香港工人鬥爭的新一頁，雖然只有「半杯水」的勝利，但工人階級逐步認清自己的力量，造就了今次地盤業勞資的短兵相接。如果職工盟希望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鬥爭，對抗腐敗官僚的工聯會，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組織工人，讓工人集體決定協議，提供罷工抗爭的策略。可惜，從碼頭罷工到地盤工人罷工，讓工人民主決策及發聲的平臺始終欠奉。

雖然今次罷工事件告一段落，但工人長遠的工作條件尚未得到解決，包括公司有可能預謀解雇公司工，以外判工取而代之。目前外判工待遇反而較為優厚，但這只是資方利誘分化的手段。

此外，政府有計劃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分化本勞與外勞，壓低工資成本，甚至造成更大「反內地人」的族群情緒。工人鬥爭需要以堅定的政治路線避免工人墮入狹隘本土利益的陷阱，團結本勞外勞的鬥爭，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抗議教育局政治迫害聲援林慧思老師

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約十五人，於昨日中午遊行到灣仔的教育局辦事處，抗議教育局向培靈學校施加壓力，迫使校方提交立場偏頗的報告。社會主義行動攜同過去一星期「聲援林慧思」街站所收集到數千個市民的簽名，表達對林慧思老師的支持。

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捍衛言論自由，反對警察偏袒建製流氓組織，是為教師的典範，卻因講粗口而遭到建製陣營無限上綱，進行政治迫害。培靈校董局早前突然發表偏頗的聲明指責林慧思，而吳克儉於期後稱贊培靈校董會「客觀」、「專業」，教育局實有向培靈校方施壓之嫌。林慧思一人受害，將是對整個民主運動的打擊，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組織和人士，都必須公開以行動支持林慧思。

反國教占領政總一周年

又踏入九月，標誌著反國民教育的抗爭高潮過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臺就任特首，隨即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廣，並試圖在三年內於全港小學強製推行。

國 民教育科以國族主義與吹捧中共專製來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當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雲雲，以此來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過是要為獨裁者培養毫不反抗的「順民」以鞏固其統治。由此掀起一個夏季的反國教群眾鬥爭。

從 九萬人參與七二九反國教大遊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學民思潮學生絕食所出發的連續九天占領政府總部的運動，高峰時期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然而，在運動被認為所 向無敵之際，占領行動竟然在未有贏得徹底勝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終政府免於完全撤回國民教育，所謂的讓步不過是將計畫變成「學校自願推行」，實際上某部分小 學以至中學已經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國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過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團等隱性途徑植入「洗腦」教育，已經有新版教科書的內容被指煽動「愛國情 懷」。如此強大的群眾運動，最終卻未能贏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再次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未來更激烈廣泛的鬥爭作好準備。

1. 需要連結起更廣泛的議題與行動升級

反 國教的占領政總的運動一開始就打著單一的旗號，只針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運動期間，主辦的反國教大聯盟竭力將運動去政治化。曾經有學生將「民主女神 像」帶到占領現場，象征反國教的運動與民主運動互相連結，卻即時遭到主辦者及學民思潮割席，表示運動只反對國民教育，並不關系到反對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獨 裁。

這實際上是個反智的行為。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的落實作為梁振英政府上臺「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背後亦是中共企圖將大陸的「洗腦」教育 輸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爭意識。這就代表爭議並不能與小選子特首，與及中共一黨專製切開。反國教運動本身就是在挑戰政府與中共的獨裁，這是無法逃 避的現實！然而反國教運動所奉行的這種「單純議題」手法，不僅無助民眾了解真相、提升鬥爭意識，更不過是右翼泛民領導為向政府妥協、出賣運動，所留有的一 條後路而已。

同樣地，占領行動雖然動員大量準備好戰鬥的群眾，但是主辦者卻放棄一切提升鬥爭的策略。鬥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與統治階級的力 量對比，計劃、策略、行動升級等議題尤其重要，將會決定運動的成敗，理應推動全部參與的討論。相反地，占領晚會只有「學民思潮」等組織的煽情演出，並以音 樂晚會掩蓋政治討論，從不討論抗爭運動的計畫與策略，占領十天連一張討論運動前路的傳單都沒有！這正好是運動領導「去政治化」的計畫，讓運動牢牢控製在不 願徹底抗爭的人手中。

社 會主義行動在去年七月反國教運動之始已經提出要擴大運動、發動罷課才能完全擊倒國民教育，並且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抗爭，得到超過四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我們於八月發起到「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之一的教協總部門外請願，展出街頭所得的市民簽名，呼籲發動全港一天大罷課來反抗國民教育。在占領運動期 間，我們倡議罷課的傳單就如火種，看過的人群不時叫出「罷課」的口號，但卻沒有得到大會的回應。顯然民眾的意識與意誌已經超出主辦者的層次。

及後雖然專上學生聯會在九月十一日發動大專生罷課，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先發製人」地於九月九日淩晨解散占領運動，直接導致反國教運動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黨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對五區公投，並與中共妥協支持政改時露出了背叛民眾的狐貍尾巴。然而，去年反國教運動的領導權卻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家長關註組以及教協主導。學民思潮的學生在運動初期的確擺出了戰鬥的決心，但組織的領導層卻與 官僚的教協的官僚愈走愈近。運動方向的決定者是教協和中間派的社運分子，學生們不過成了民主黨政客的公關外衣而已。

因此，占領運動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運動的「去政治化」以及後來的腰斬，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國教大聯盟聲稱解散運動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讓步，以及學民思潮的學生感到 疲累，「再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為的讓步並不是真正的讓步，甚至在結束占領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與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召集人陳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課程指引，故抗爭仍會繼續」，此言猶如自打嘴巴一樣！又或學民思潮的學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國教運動已經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 市民參與，實質上是個全民運動，若學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預先公開向在場參與群眾提出，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團體願意接力鬥爭，讓運動成為真正由群眾參與的民主 鬥爭。如果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大會不是應該將行動升級，號召罷課抗爭，徹底擊倒國教嗎？罷課會是鬥爭的新階段，群眾運動是不退則進、不進則退的。當大 聯盟害怕將鬥爭升級時，就只有解散運動。

而大會選擇在淩晨兩時宣布解散占領，就如「政變」一樣，是在趁民眾回家的時候作出的反民主決定！ 背後主導運動的教協與泛民右翼，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與政府妥協，避免在立法會選舉前與政府有「過激」的沖突。顯然，對他們來說，選票與議席遠比實際抗爭勝利 重要！因此在鬥爭中，往往向運動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鬥爭，是與向統治階級作出抗爭同等重要。

3. 民主運動自身也需要民主化，應讓各不同團體參與並表述自己立場

民主黨與泛民右翼為了控製運動，必然地會不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盡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場的團體參與。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旨在於反國教運動中推動全港一天總罷課的鬥爭策略，用以徹底擊敗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既然是屬於群眾的鬥爭，理應不屬於個 別團體的私有活動，而該開放予所有意見參加。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多次拒絕全港大罷課加入聯盟的申請，更企圖抹黑全港大罷課在政總的宣傳街站，冠上「冒 認學民思潮」、「騎劫運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學民思潮甚至指在政總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的團體是「外來團體」。

一 場社會鬥爭的成功，在於鼓動及凝聚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意誌，與統治階級進行對抗。運動自身的民主程度將決定群眾鬥爭的力量，這代表了恒常讓參與民眾討論運動 的目標和策略、選舉抗爭的領導層、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進行就不同議題的公開辯論等。而去年反國教占領行動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動員出來的群眾只是被 邀請參與音樂嘉年華會，實際抗爭的決策與工作則壟斷在少數未被民主授權的泛民右翼領導手中，全港大罷課行動等的其他組織則被排除在運動外。

民主並不僅是普選製度，更重要的是群眾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民主傳統。而這些都是只能透過民主運動自身的實際民主經驗中累積而成的。在未來「占領中環」以及其他的民主鬥爭中，去年反國教占領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必然會再一次影響著群眾鬥爭的成敗。

壓榨・鎮壓・掠奪・愚化: 雀巢公司簡史

正 如英國學者Tom Standage於其著書《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於現代，食物不再單純是一種用以維生、果腹，或滿足食欲的物品，它更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 下，跨國企業的壟斷達至史無前例的水平，無孔不入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於1866年於瑞士成立，早於20世紀初即成為當時食品巨擘之一。今天，從咖啡到雪條，我們每天也食用或飲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產品，雀巢似乎與現代人生活不能脫軌。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於何物的？還是逃不開全球剝削、跨國搶掠和蒙騙大眾。

壓榨

赤 貧國家埃塞俄比亞（下稱埃國）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點生產國。這個貧窮的東非國家經歷了多年戰亂，百廢待興，但現在卻毫無寸進，除了政府的 官僚架構外，也「多虧」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國，斯大林主義政府倒臺，重新對外開放時，吸引了一直覬覦這個傳統咖啡大國的跨國企業註資埃國，當中 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與其他咖啡業巨擘合作壟斷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並把咖啡豆價格不斷壓低，務求達至利潤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紐約期貨 交易所內，來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員不斷嘶叫著殺低喊價。每一聲，便抹殺了一群埃國咖啡農的未來。據統計，於2002年，埃國咖啡豆的價格只有1960年 的1/4；於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壓低至0.86美分，令埃國這個赤貧國家每年損失近8.2億美金。這筆資金，已可於當地興建2000所 小學，開展掃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這些由埃國咖啡農以賤價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國企業的咖啡豆，到了英倫半島，竟可以188倍的價錢出售，成為中產家庭或 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與它的壟斷夥伴掌控著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令埃國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無法脫貧。在一股抗議聲中， 雀巢在2006年已開設了所謂公平貿易咖啡品牌，作為平息抗議的技倆，建造企業良好形象的宣傳手段。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了雀巢咖啡的產品不足 一成。雀巢公司對發展公平貿易的熱誠與決心顯而易見。雀巢公司與Starbucks一樣，賣幾粒「公平貿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擺出一副正義使者、道貌 岸然的姿態，裝公平貿易的代言人，相當嘔心。

非洲的另一邊，卻有另一幕雀巢的惡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一個供應全球 40%可可豆的國家，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虐待與強製勞動。可可豆童工雖有「工」之名，卻無「工」之實，他們只是一群奴隸：生命只 值200港元左右、沒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時、嚴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時而被監工鞭打及毆打。這種帝國主義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島（Sugar Islands）的黑奴們。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權及勞工組織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責任。雀巢不但壓榨埃塞俄比亞咖啡農，更進行人口 販賣及利用童工，至此，有關雀巢的企業道德，相信讀者也是相當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為反抗雀巢的帝國主義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斷爆發工人 罷工及示威。但對雀巢這等「泰坦企業」而言，瓦解工運毫不困難。雀巢雇用了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又或是壟絡當地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對付工人。前菲律賓雀巢工 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倫比亞的雀巢公會領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體透露美祿內含過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將罷工工人編入當地工廠的黑名單，令罷工工人全數長期失業，甚至賄賂當地政府，以捏造工會領 袖的犯罪資料，實行趕盡殺絕。壓榨與鎮壓: 雀巢是資本主義的最佳體現。

搶掠

一個印 度洋之隔，在東亞的巴基斯坦，旱災問題一直纏繞著當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卻無視大眾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億加侖的地下水，又在水資源供應緊 拙的拉合爾大舉搶奪水資源，令拉合爾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當地大力開采資源，但卻從未顧及當地人民的苦況。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錢利益，其他一 切都是虛無且不存在的。

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時，曾接受一輯記錄片的訪問，他竟毫不猶豫說：「我認為一般NGOs所說，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種論調相當極 端。」他更稱水資源應被私有化，人人應付得起錢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稱，他認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潤最大化，便不需要負上其他社會責任。這完全反映 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 金權至上，利潤至上。雀巢無視人類利益、壓迫勞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們聲稱的「社會責任」。

回到 非洲，於2010年，雀巢被揭發對南非茶及蜜樹茶這兩種土生南非草本植物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打算將這兩種土生植物製成多種商品並申請專 利。根據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樣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獨有及土生生物資源作商業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準及與南非政府分享產品利潤。但雀巢卻從未知會當局及得到批準，這表示了雀巢是一 間流氓公司，不但踐踏工人及農民，更每每視法律為無物。

雀巢猶如達伽馬那幫暴徒般 － 周遊列國，四處虜掠，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縱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蠻暴戾，它還是有些「文明」一點的技倆的。雀巢是誤導消費者的專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鐵證。

我 們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來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卻為保護自己產品的銷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親強銷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裝健康的金發白人嬰兒，誤導 目不識丁的母親，令她們認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時常誇大HIV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嬰兒的風險，最終令文盲母親紛紛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積蓄。 但事情還未畫上句號。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汙染，都是不潔凈的食水，但母親們卻以這些汙水沖泡雀巢奶粉予嬰兒飲用。結果是在第三世界內，飲用奶粉飲料 的嬰兒比飲用母乳的嬰兒，死於腹瀉的機率高出了25倍。現時每年約有1,500,000名新生嬰兒死於非母乳餵哺，每年投放70億美金蒙騙第三世界母親的 雀巢公司實在責無旁貸。

在第一世界國家，雀巢亦毫不忌諱地愚化大眾。在宣傳單張中，雀巢不斷誇大其奶粉的營養價值，經常曲解研究數據，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它亦經常贊助及捐款予一些專業醫學組織，拉近雙方關系，令消費者產生錯覺，以為雀巢具有一種醫學權威，從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鬥爭　打倒雀巢資本家

雀巢在2005年榮獲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並成功入選 『Hall of Shame』。8年過去，雀巢行商手法依舊卑劣。

在 每年9月21日國際反雀巢日，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都會發動「良心消費計劃」或推行「公平貿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製，以利潤為依歸 的營運模式就不會停止。大企業的爪牙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單靠自發的消費者運動，沒有可能動員大多數群眾反對雀巢。

大財團的洗腦廣告遍布我們生活每個角落，消費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隨時跌入危險食品的陷阱。而所謂「公平貿易」不過是將財團宣傳技倆的負擔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為吸血企業購買贖罪券。故此，大眾不應盲目信任公平貿易產品；反之，應對大企業宣傳手段的標簽更為小心。

鬥 爭的出路是，組織雀巢公司的工人進行罷工抗爭，支持農民組織起來示威，反對跨國財團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近年中國青島、香港、菲律賓都有工人罷工 反抗，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鎮壓工人。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監督勞 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雀巢及與之有聯系的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才 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建國六四周年　十一大遊行

十月一日早上，職工盟發起遊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吳貴軍及在囚工運人士。約五十人的遊行隊伍在早上十一時於西區警署出發前往中聯辦抗議。中國勞工論壇的香港支持者亦有參與是次遊行。

遊行的訴求之一是釋放不久前因參與罷工而被公安拘捕的工人吳貴軍，吳貴軍被拘留超過一百天，其間並未作出任何指控或公開審訊。同時，自習近平上臺以來，除吳貴軍外亦有多名工人因組織工會或參與罷工等原因而被逮捕甚至而重判，因此遊行的主要訴求亦包括釋放所有工運人士等。

遊行隊伍抵達中聯辦後各團體開始發言。張蜀傑因為在《社會主義者》雜誌及本網站宣傳罷工而被逮捕，被監視、被迫害。中共政府表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恐懼，而本年九月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的成功，指出中港兩地工人階級團結的重要性。中港兩地的工人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獨裁政權，只有共同團結鬥爭才能奪回勞動成果和民主權利。

職工盟代表在所有團體發言後遞交請願信，但中聯辦方面拒絕接收。最近代表將請願信貼在中聯辦大門的門牌後散去。

支聯會、正委會及中國維權律師關註組等團體於中共建國六十四周年之際發起遊行，由銅鑼灣時代廣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約有一百名市民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是次遊行，舉起「反對白色恐怖　釋放所有政治犯」的標語。

支聯會一行人掛上近日被捕的140名異見人士名牌及其罪名(如吳貴軍及許誌永)，戴上面具，並綁上繩索，而遊行全程並無高叫口號，象征被捕人士失去自由，被迫沈默。遊行隊伍中亦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

遊行隊伍到達金鐘政府總部後，參與者高叫「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結束一黨專政，釋放異見人士」及「釋放許誌永」等口號，並將遊行時的名牌除下，象征被捕的異見人士最終獲釋。集會結束後人群陸續散去。

另外，社民連發起，並聯同保自聯、社會主義行動等參與組織，近百人下午二時由中環皇後像廣場計劃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中共一黨專政，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一如往年擡著棺材遊行，悼念在中共政權下被迫害的群眾。但遊行開始未幾，當隊伍步行至皇後大道，匯豐總行後方時，警察突然將遊行隊伍攔下，指遊行未根據公安條例向警務署申請批準，因此屬非法集結，要求示威者撤離馬路並服從警方指示。

「長毛」梁國雄公開反駁，指警方過去數年來一直允許同樣的遊行，指責警察的執法不公，是有意的政治打壓。其後，示威者與警察一直原地對峙數小時，並高叫「中共政治打壓可恥」、「我有權示威，無須警方批準」、「警察開路」等口號。示威期間，有十數手持五星紅旗的親建製人士在馬路的另一方集結，並向社民連等的隊伍叫囂，但警察並無阻止。

至大約四時，警察突然組成人鏈縮窄防線，警告會拘捕在場的示威者。最後，有包括梁國雄、古思堯、嚴敏華等十多名人士被警察封鎖包圍，至晚上約七時全部被警察強行搬離馬路。遊行正式結束。

過往十一的和平示威都沒有申請而順利進行，顯然今年梁振英加強對抗議聲音的打壓，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港府扶貧政策的偽善

有關貧窮問題的討論這幾年來日漸升溫，香港在近年已成為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也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大眾對「香港繁榮富裕」這自小被灌輸的概念，已經完全幻滅。

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在9月28日公布了香港首次製定的官方貧窮線。筆者一心以為港府不論是如何的不濟、腐敗、官僚，盡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攏絡人心之法，算是開始扶貧工作，好讓梁振英班子的民望從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見那條所謂的貧窮線時，卻揭破梁振英政府的不可救藥。

港府向大眾公布的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簡的來說，單身人士的貧窮線訂於$3,600，二人家庭為$7,700，三人家庭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沒錯，單身人士月入$360才稱得上是貧窮。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本港有131萬二千人活在貧窮線下，計算福利後，貧窮人口則跌至約102萬。數字淡化了香港貧窮的實況。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時，強調滅貧是不可能的事，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異。可見，貧窮線不過是花瓶而已，政府不會以此設定實際的扶貧措施。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一般基層市民月入都會超過$4000，港府居然把單身人士貧窮線訂於$3,600，明顯過低，形同虛設。在今天樓價物價高企的香港，個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應付基本開支。記得在本年公布財政預算案時，月入超過30萬元的曾俊華聲稱自己是「中產」！

再者，近年通漲猛於虎，7月分按年整體消費物價上升6.9%。去年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增長比通漲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資都被拖低。通漲特別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對基層的負擔特別沈重。純粹以入息中位數為標準，等同令窮人的生活水平隨著整體水平降低而進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在政府網頁說:「具體來說，只計算收入無考慮資產，或會將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 (如較富裕的長者或退休人士) 界定為貧窮，因而誇大貧窮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港府的房屋政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2萬戶，但自曾蔭權時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應15,000個公屋單位，令大量基層市民不能上樓。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總數為230萬，而住宅單位數量卻有260萬間，即全港空置住宅單位數量差不多有23萬多間，占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單位只作炒賣，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頃的官地，但為什麽一直不加建公屋？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囤積土地，推高房價，。明顯，公屋問題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產因素產生的。

政府不願增建公屋解決房屋問題，現在卻提出發牌管製劏房，將「劏房合法化」。現今逾20萬的基層只可蝸居於不足200尺的劏房之中，不少單位尺租比山頂豪宅更貴。政府的思維是劏房有價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違反了不少樓宇結構條例及消防條例，根據政府過往監管房屋安全的壞紀錄，可見劏房合法化後只會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會有任何改善。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業主的劏房改變了樓宇結構；2011年花園街排檔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設施極為貧乏。

在 香港壟斷市場造成小撮人的繁榮幻象背後，是一個20多萬人不能找到「瓦遮頭」，只能任由地產商宰割的「國際都會」。面對無視基層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我們除了起來抗爭便別無他法。反劏房合法化、爭取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窮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太古飲料工人罷工一天

太古飲料約250名運輸工人於10月3日（星期四）發動罷工，要求公司承認工會，要求公司增加人手減輕工作負擔，反對業務外判。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影響到全港的麥當勞、7-11、機場、茶餐廳等飲料供應，包括可口可樂、陽光紙包飲品、糖漿等。罷工在一晚內迅速結束，勞資雙方達成三點基本訴求，但當中兩點的落實時間仍未確定。

公司業務外判

運輸工人的工資是底薪加傭金。新入職員工底薪為$180一天，傭金是根據工人運貨量而計定，例如紙包$0.36、罐裝$0.61等等。運輸工人主要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尤其是走一趟運貨量大的業務，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公司近年將賺取較多薪水的工作外判，以削減工人的工資，並打擊工會的力量。去年，工會反對公司將機場禁區運輸的業務外判，最終在公司與客戶簽署協議後，仍能成功阻止外判。但目前，外判製依然慢慢滲入公司，例如家興超市的業務已經外判至「安平」、「汝誠」等公司。

取消執貨工作

工人每天早上要負責「執水」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這項工作原本由其他部門負責，因人手短缺而將負擔加在運輸工人身上。工人須要預早時間上班「執水」，而不時更因貨品分配不均而發生衡突。公司一直無誠意解決這一問題。

談判結果

淩晨時分左右，工會會長陳慶龍在罷工現場表示，要求公司立即簽訂草擬的八項勞資協議中的三點訴求，否則會繼續罷工。1) 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2)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 3) 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

最後，陳慶龍向在場40多名留守工人表示，公司大致同意三點訴求，雖然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但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根據職工盟網站的聲明，勞資最終達成四點協議：

1. 集體談判權

1.1 勞資定期會議：公司書面確認，同意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1.2 集體談判框架：工會在會議上草擬了一份集體談判協議框架，內容包括確認工會為唯一談判對象、公司如有涉及員工的權益和工作的變動，需事先和工會商討、工會理事可享有每月兩天的工會事務假等等。公司書面確認，同意在兩個月內雙方同意草擬與簽署一份有關與工會的合作關系和溝通模式的文件。

目前概況：公司承諾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2. 車長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公司表示會在今天和該車長與工會代表開會，即時安排他復職，擔任其他崗位，公司會提供與原本工作相若的薪酬。

目前概況：根據罷工工友表示，公司已經安排事故司機復職。

3. 沙頭角客戶：公司表示轉由沒有傭金的部門（中央倉車隊）進行運送是客戶要求，絕對不會外判。之後沙頭角的客戶的運送安排會再交由營業部的同事跟進，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分銷部車隊）負責。

目前概況：在沙頭角業務外判問題上，公司答應「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負責，目前仍未有進展，實際落實的情況仍有待觀察。

4. 車隊及分銷部的執水安排：公司承諾在三個月內和工會繼續溝通，雙方同意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

目前概況：工人不應該負責執貨上車，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但公司只表明會於2014年內解決，沒有表明確實時間，不少工人憂慮這只是無了期的等待。

總結

由碼頭罷工、高鐵地盤罷工到今次太古飲料罷工，都與工人反外判有關，可見香港工人的鬥爭信心有所提高。太古飲料的運輸工人作為直屬工，令工會的團結性更高，更有意識反對外判製度。

占領中環： 北京打擊占中，如何還擊？

占領中環激起民主運動辯論，建製派正積極動員反「占中」勢力，除了以「愛字堆」為首的激進建製派外，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等亦組織「幫港出聲」，動員「沈默大多數」的保守中產階級反對占中。警察執法對其偏袒愈來愈明顯，動員流氓打壓反對者愈來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9月首會見保安局局長及各紀律部隊首長時，高度贊揚紀律部隊表現。可見，這是中央未來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部署。

「占中」運動需要前進，就需要回應統治階級的攻擊，解決目前的政治任務。

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攻擊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亦有財團威脅占中甚至資本家會因此撤資。運動從一開始就要準備商家的反擊，由工人階級成為中堅的力量，提出要挑戰商家的經濟統治權，才能迫使統治者妥協。因此，占中必須發展為工人罷工，影響現存經濟的運作，反對商家壟斷和私有製橫行。鼓動工人告訴資本家：在今天的製度，「經濟利益」是商家剝削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無關。

因此，面對資本家打擊「占中」，例如關閉工作場所而拒絕資薪，甚至撤資，我們要麽宣告運動失敗，要麽鼓動工人向前進一步，占據企業並置之於民主掌控。如果占中運動要成功爭取普選，必然挑戰資本家的統治利益，而連系至激進的社會變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公營化公共設備。群眾運動的動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製的。

可惜，中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幻想一個不挑戰商家的占領中環運動，於是采取的是駝鳥政策，一邊安撫資本家不會利益受損，一邊欺騙群眾占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謂「占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東豪就在訪問中說：「商界是應該支持真普選，因為真普選是一個保障、一個護身符，是可以幫到商界。」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提名權的爭議

中央政府會在普選設立篩選機製，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阻止「反中亂港」的候選人參選。提名機製成為了重要的魔鬼細節，在親民主的民眾之間廣泛辯論。

「真普選聯」拋出三個普選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區選舉產生4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占中」發起人陳健民說，若中央接受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占中。這表示「占中三子」會接受間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運動。民主黨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遙不可及的方案，強調只要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選，就會接受。民主黨追求的民主，不過是民主黨的參選權罷了。

學民思潮邀請泛民簽署《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得到公民黨、社民連、工黨等支持，但遭到民主黨和民協拒絕。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那麽真普聯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權」

當然，似乎較進取學民思潮本質與泛民無異，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內，但他們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的。由於不少學民成員認為方案妥協，加上有成員聲稱組織內部決議的不民主，是受到領導層壓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這事件引發多名成員退出。

事實上，單靠「公民提名」並不足以確保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央政府可以設定高昂的參選保證金，篩走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而且特首選舉的高昂經費，也會隔絕代表基層和工人的力量參選。將會資產階級普選的不平等，還有巨額和媒體。愈靠攏有錢人的政黨，就愈能控製媒體，

擁有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臺灣同樣有「公民提名」機製，表面讓普通群眾有參選可能，但門檻卻設在參選和競選的經費上。去年統領聯署運動、幫助宋楚瑜參選的親民黨發言人吳玉昆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連署方式提名參選，單單花在廣告征求聯署已800萬新臺幣(207萬港元)（《信報》，8月29日）。連資產階級的小政黨都叫苦連天，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沒有財團的鉅額資助，在這製度要參選是幾乎不可能。這解釋了為什麽臺灣藍綠兩黨即使腐敗不堪，但貧苦大眾卻不能在選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國，參選總統所須的選舉經費極為龐大，選舉經費變成資本家的維穩費用。去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經費合計為156億港元，大部分是來自大財團。因此，兩黨無論哪個政黨進入議會後，自然都為商家服務。

占中會壤成暴力？

梁振英講過占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嚇群眾不要參加。正如筆者提過，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激辯「占領中環」（二），本刊第22期）。建製派的言論，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7月問特首，向特首梁振英問及若占領中環真的實行，會否向中央請示，出動駐港部隊。民建聯區議會議員亦開腔，威脅解放軍會鎮壓「占中」。

「占中三子」顯然低估政權鎮壓的威脅，陳健民說：「中產階級人口較多，思想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會沖突不會嚴重。」社會衡突的嚴重與否，並非由「理性中產」的數目多寡而定，而取決於多方面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失業率、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程度等。中產階級比例與香港差不多的倫敦，就在2011年發生了一場暴動。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槍殺後，群眾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車、縱火和搶劫的暴力行為。這不但沒有改變英國政府打擊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鎮壓。要避免暴動爆發，不能單靠學者道德說教、倡議和平，需要組織受壓迫的群眾鬥爭，工人階級愈組織在工會、社區組織和少數族裔團體進行反抗，就愈能將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體製鬥爭，減少渲泄性和破壞性暴動的可能。

但在群眾運動中，率先動武的往往是國家機器，暴力的責任也應落在統治階級，而非群眾。就如梁振英將會動用建製流氓勢力伺機搗亂，與其消極恐懼群眾會「失控」，不如積極組織群眾的糾察隊進行防衛。因此，今天「占中」搞手發動的約章簽署要群眾自我克製，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但這是突發和自發性的。尤其在香港工會力量相對薄弱下，「占中」運動需要更早作出準備，今天就應爭取工會支持以罷工強化「占中」。

不允許政黨參加？

「占中三子」曾經表示，政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與行動，避免運動被政黨「騎劫」，得到泛民主派政黨附和。這是虛偽的，占中三子本身就與黨派有很大聯系。「三子」中的陳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而「占領中環」的捐款也是由民主發展網絡代收。民主發展網絡和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關系密切，同為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現則同為「真普選聯盟」）成員組織。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曾共同撰書《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來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辯護。

中共向來以軟硬兼施的復雜手段對付反抗運動，沒有人能完全預計運動時發生的一切，因此抗爭目標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錘定音。如果確保「占中」，在運動中必須讓群眾表達不同的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因此，任何參與者的的組織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都有較優越的話語權，尤其占中三字可以通過主流媒體講述自己立場，但勞苦大眾在占中只有依靠組織大會、舉起橫額、派發傳單、呼喊口號，去爭取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不同的組織派別代表著不同意見，只有容許有組織或政黨參加，才能讓普遍參與者有充足的表達自由，且令政黨和組織的立場曝露在陽光之下。在「個人名義」製度下，少數運動菁英更容易隱瞞背後的議程，背著公眾監督騎劫運動。

準備鬥爭

在地區成立占中的群眾委員會，並以選舉產生代表，讓社區自我組織和策劃占中運動。在街頭上的宣傳鼓動也要立即起來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奮鬥，宣傳罷課和罷工的必須性，鼓動民眾準備鬥爭。群眾會逐漸認清這場民主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大專學界「占中」商討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10月13日舉行了名為「大專學界商討日」。在香港的七所大專院校裏同時間舉行有關政製發展的學生會議，總共有724名學生參加，討論氣氛熱烈，可見學生爭民主的情緒愈來愈高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商討日以小組形式進行，具體將參與討論的學生分為6– 8個小組，每組12人進入不同房間進行會議。

由於中央政府會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進行篩選，阻止不「愛國愛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所以普選的爭議自然落在提名辦法之上。對於是否認同提名委員會，小組都認為提名委員會是會削減公民的權利，是一個間接和小圈子的題名，各人也是反對需要有提名委員會的存在的。基本法限製行政長官的產生，學生持有不同見解，例如部分學生認為基本法不民主，不是以民眾利益出發。

討論項目已經設定圍繞2017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對於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小組內的學生討論由是否需要普及和平等和對它的定義，行政長官的權力、提名權在基本法下的條文、參選權和投票權應否涉及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等都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結論是，學生一致認同對於普及和平等在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上都有一致的認同，並贊成「公民提名」。但在各細節上，例如何謂公民的定義，少數種裔及新移民是否也是公民和享有以上權利，學生也各抒己見。

在「公民抗命爭普選」是否合理的問題上，最後結果是82%學生們認為，有效阻礙經濟運作來達致目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對於合理的阻礙程度、政權會動用的武力的可能性、現在運動的部署的否循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等，依然有很多地方有待討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並在會議內積極發言。我們強調學生（由中學以至大專生）需要準備組織罷課，作為強化「占中」的有效手段，並且應該在第二次商討日進行投票決議。商討日應該是議行合一的大會，討論的結果必須如果大專生要在占中發揮影響力，目前就應該討論罷課議題，不應拖延。

我們贊成公民提名，並以目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門檻的5倍，作為特首的提名門檻，即500個提名。商討日的討論不應限製在選舉辦法的細節上，雖然這是重要的，但學生占中的抗爭路線更需要討論並決定。例如，爭取民主普選必定要透過鬥爭，而非與政權談判妥協，占中必須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運動必須由下而上組織，開放讓參與者民主決策，容納不同的聲音。

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港府宣布發出免費電視發牌，但三間申請的電視臺中，只向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以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獲得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網路則不獲發牌。政府拒絕解釋不發牌的原因，被指有政治審查及黑箱作業之嫌。事件激起群眾憤怒，準備於10月20日包圍政府總部。

由於無線亞視多年壟斷免費電視平臺，節目質素每況愈下，題材單一乏味，令觀眾沒有選擇。加上新聞報導政治審查日趨嚴重，時事評論往往偏袒建製一方，分別被謔稱為「CCTVB」和「中央臺」。香港電視是四十年來首次出現的新媒體企業，觀眾翹首以待，視之相對獨立的新選擇。香港電視本來打算開6條頻道，即使王維基表明主打娛樂節目，牽涉政治的成分少，但中港政府都害怕開放免費電視頻道，擔憂未來要審查言論需要更多成本。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二，成為本港電視史上最大規模裁員。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5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

雖然港視被拒絕發牌，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政府視王維基為難以駕馭的人物，但王維基本身是第十屆浙江省政協委員，與中共關系密切，其「魔童」稱號只在於他大膽冒險的經商手法，與政治上的敢言沒有關系。他不會出席今次遊行，也不足為奇。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最近又因惡意壟斷的經營手法，受廣管局輕輕罰款90萬元以作「交待」，但這筆數目以10億計的大臺來說，可謂微不足道。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早前，亞洲高層多次在政府總部集會，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媒體在李氏皇國底下。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於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中共近年就以商業手段操控臺灣輿論。擁護北京的旺中集團收購臺灣《蘋果日報》，鬧起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風波，激發數千群眾上街反對。《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談判不成。

可見，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政府立即發牌港視 ，全面開放免費電視牌照，人人可以使用
反對一切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
320名被裁港視員工立即復職，不扣減工資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由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打倒媒體資本壟斷

十二萬市民黑衣上街　反媒體壟斷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超過十萬市民走上街頭，不滿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不發牌予香港電視，並拒絕公開發牌決策。由多個民間團體及政黨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遊行下午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下午兩時陸續有大批市民到達，由於人數遠高於預期，東角道迅速被迫爆，人潮一直迫至紀利佐治街及駱克道。社會主義行動在紀利佐治街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準備新一輪的抗議行動。

隊伍於三時起行，有市民不斷途中加入，龍頭到達灣仔修頓球場時，在東角道的龍尾仍未起步，可見人數眾多。市民沿途高叫「拒絕黑箱作業」、「梁振英！落臺！」等口號。社會主義者要求媒體全面公共擁有，舉起「抗議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反對媒體壟斷　媒體全面公營」橫額參加這次遊行。

另外，約二千名香港電視員工下午二時在中環碼頭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藝人和員工隊伍沿途高叫「解釋！解釋！」、「還我夢想！」。藝人遊飆憤怒表示，政府令香港電視數百員工失業。

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由下午三時起，人潮已經站滿政府總部外，人群擠滿添美道及行人天橋。香港電視職工會表示，至晚上7時，參與集會及遊行人數達8萬。大會估計有12萬人參與。香港電視員工輪流到臺上發言，其間有員工及藝人一度咽哽，為香港的媒體前路感到難過。

參加集會的市民普遍對梁振英施政和不民主的政治製度不滿。任職設計的陳先生表示今次上街是抗議政府發牌決議絕無透明度，不相信政府「沒有政治考慮」的聲稱。三十歲的何小姐表示，反對無線電視長期壟斷市場，扼殺創意行業，她又言，自己不看無線電視，因其節目內容實在太「hea」（馬虎）。47歲的主婦戴太，帶同一家大細參加集會，要求政府公開拒絕發牌港視的原因，又表示反對無線電視的「河蟹」（和諧）新聞。被問到如何評價梁振英施政，她表示政府「不知所謂」，如香港住屋問題嚴重，但政府沒有興建可讓市民居住的房屋，她不滿香港的官商勾結。50歲教師蕭先生，認為政府發牌真正只有一兩人決策，而且沒有考慮過大眾的意見。他認為梁振英施政從沒為人民利益著想。就讀機電工程的Ive學生Jones表示上街為了捍衛新聞自由，指現時官商勾結嚴重，如三月份碼頭工人罷工，勞工處只偏幫資方李嘉誠，並沒真正為工人處理事件。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支持普選的抗爭，並會為爭取民主參與未來的占領中環。

香港電視員工將會通宵留守政府總部。預計明天（21日）會有後續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聲援香港電視的員工。社會主義行動將提出，所有媒體的員工應聯合發動一天罷工，聲援港視員工，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行動。

反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提案

政府在免費電視發牌過程中黑箱作業，觸發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至「香港電視網路」，扼殺創意媒體發展，更造成香港電視業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激起港視員工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行政會議盡快交待發牌事件。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六成之多。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2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這場抗爭得到大規模群眾支持，不再局限於香港電視網路本身，由支持發牌予港視，擴展成全港民眾反對媒體壟斷、爭取資訊自由，並宣示對梁振英專製的忿怒。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以「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言論新聞自由，但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全球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占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製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炮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製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占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占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製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占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占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沈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盡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面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裏，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製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占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占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占領中環」那麽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占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證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占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製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淩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製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湧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占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後，「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占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製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鑒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製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製，「占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占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占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占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占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占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2013蕩婦遊行宣傳：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

本年度香港的「蕩婦遊行」將於11月24日舉行。為宣傳來周的「蕩婦遊行」(Slut Walk Hong Kong)，11月15日晚上8時，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香港蕩婦遊行，由中環地鐵站遊行至蘭桂坊。遊行約有十多人參與，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沿途高叫的口號包括「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D人咪強奸」、「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女性不是性工具」等，吸引大批市民駐足留意。

遊行隊伍抵達蘭桂坊後，各團體代表開始發言，當中社會主義行動的代表鄧美晶表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5月談及強奸案數字上升時，公開建議年輕女性不要喝太多酒。言下之意，即是說「女性被強奸是其咎由自取，並不是強奸犯的錯」，是公開歧視女性及責備受害者的言論。由於社會和經濟權力由男性主導，對女性的歧視變成責備受害者的父權意識形態。女性必須走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對抗父權資本主義。

長毛譏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他叫人不要喝酒，以為是叫人避免肝硬化，豈料是叫人避免被強奸。

遊行參與者隨後亦在場向路人派發宣單，呼籲參加來周的「蕩婦遊行」。希望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宣傳婦女身體自主權和人身安全權利。

回應本土派的攻擊：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捍衛群眾運動中的組織和宣傳自由

近日，在《熱血時報》上一篇文章攻擊政治組織在遊行集會中「非法募捐」，當中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我們反對這些荒謬指控，並作出以下回覆：

禁止籌款、組織旗幟 － 中共打壓異己的手法

各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同時保持合作精神，對抗梁振英政府這個共同敵人。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本土派提出「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與中共立場如出一轍！若果縱容這種專製手法，群眾運動必招潰敗。

政治組織要在街上募捐，需要經過復雜的申請程序，對沒有財團資助的基層組織來說，合法籌款是不可能的事。民建聯及民主黨每年分別都獲取來自中共和財團的鉅額資助，街上募捐之收入對其來說，可謂微不足道。打壓街上的籌款權利，只會扼殺基層和工人團體的組織權利，讓有資本家支持的政黨繼續獨大。

群眾有選擇自由，並根據組織的政治理念和抗爭紀錄，決定是否值得捐款支持某一團體。例如，在港視事件上，「社會主義行動」一連兩星期在旺角及政總集會進行街站，共收集到7千多個簽名，於11月6日集會中，交給港視留守員工代表蔡錦源導演（見圖），大會亦在當晚宣布我們的成績。這是群眾支持我們的原因之一。

警察打壓組織自由　本土派淪為幫兇

自從「愛之堆」冒起後，建製派打壓街上活動日趨猖獗，我們的街站亦時常受到流氓騷擾。例如，在八月份我們進行十多次聲援林慧思街站，期間除了受到流氓騷亂外，亦受到警察曾經威脅票控阻街。建製派的目的是阻止更多激進組織發展，現在本土派報警指控有團體的街站「非法籌款」，實際上是愛之堆的幫兇。

文章寫到：「警方要『收你皮』，對公關形象之破壞非一隊藍帽子所能承受！」，可見作者天真無知，完全低估了梁振英政權下警察打壓的程度。今天，政治打壓已經愈來愈露骨，在今年遊行集會或街站上，團體籌款遇到的風險愈來愈大。

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騎劫」、「抽水」- 莫須有罪名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大聯盟為了操控運動，一直以「騎劫」、「抽水」，甚至「冒認學民思潮」等莫須有罪名，排擠任何不受其控製的團體參與。最後，更於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前夜，突然宣布解散占領政總。決定沒有經過民主討論，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令不少想繼續抗爭到底的參與者深感被出賣。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投票決定。

今次港視事件中，同樣由左翼廿一等一小撮人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自封主辦單位，主導了10月20日的遊行，激起積極參與者累積多時的怨憤爆發。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本土派指出主辦單位的不民主，是正確的，但並沒有提出運動民主化的出路，反而令情況更惡劣。

在當日港視政總集會中，本土派與主辦單位發生沖突後，間接令港視員工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令集會進一步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爭取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廢除功能組別等訴求，都被排除於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本土派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左右膠」雖然表面對立，但兩派的所為帶來的客觀效果，可謂如出一徹。去年「反國教大聯盟」煽動反政黨的情緒、排斥政治組織介入群眾運動，今天本土派以「非法籌款」阻止任何政治組織參與；當日反國教大聯盟與今天本土派一樣，都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將運動去政治化。反國教大聯盟將運動主導權交到教協（民主黨政客）手上，最後妥協收場；本土派則將運動主導權交到公民黨政客手上，消耗28萬人的鬥爭意誌。

群眾運動自身必須民主，開放予不同的黨派參加。在同時在不違背整體目標的前提下，所有團體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和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例如，在反國教運動裏，社會主義行動推動「罷課」這特定策略；在港視集會裏，民間電臺提出「開放大氣電波」的理念。這不僅不會分裂運動，反而是動員更廣泛群眾參與、強化運動的必要手段。

捍衛出版言論自由

本土派攻擊我們售賣刊物籌款。然而，出版定期刊物是工運民運的傳統，以抗衡資本家操控的主流輿論。諷刺的是，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過往都攻擊我們售賣《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售賣的《社會主義者》雜誌，除了為群眾運動做紀綠，亦是捍衛內地新聞自由的工具。《社會主義者》簡體電子版在中國大陸有不少訂閱者，是被當局禁製的刊物之一。2011年，《社會主義者》的內地撰稿人張蜀傑被公安逮捕，當時公安指他可被控「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後來在梁國雄（長毛）和工國委（CWI）協助下，張氏才得以逃離中國，在瑞典得到政治庇護。

社會主義行動沒有政府、財團和NGO的支持，售賣本刊的收入是我們主要的財政來源，用來建立我們的組織和運動。我們絕不會屈服於本土派的攻擊之下，繼續支持港視事件的抗爭，並捍衛任何團體在集會中宣傳組織的自由。我們強烈要求《熱血時報》回應：該報是否支持言論自由、組織自由及出版自由？

捍衛公共空間　反對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

11月21日，油尖旺區議會通過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由一星期七天縮減至兩天，非開放時間期間行人專用區將會改成馬路。樹仁大學進行了一個訪問，非居民或商戶的途人中，近六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四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而，居民和商戶中，近兩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八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

行人專用區不但成為悠閑街道，更演變為香港僅有可讓市民表達意見，享受藝術的的公共空間，歌舞表演、繪畫、雜耍、戲劇等藝術表演者林立，令其成為香港特色街道，不但娛樂到旺角消遣的市民，也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此逐漸形成一種香港的街頭藝術文化。

綜觀世界上不同城市，都有讓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和藝術的公共空間，如奧地利國家劇院附近有步行街，供當地人表演音樂；法國巴黎文物建築物附近也設有步行街，作保育及藝術表演；亞洲則有臺北西門町、澳門步行街。

封街不能解決噪音阻街問題　

近年來行人專用區接收到不少居民投訴，指街頭表演的音量過大造成滋擾。自去年六月，運輸署將行人專用區時間提早至晚上十時關閉。區議會也聲稱因為「居民投訴受到噪音滋擾」而動議封街決定。事實上，日後周一至五街道改回馬路後，問題並不能解決，人車爭路將會再次發生，汽車所產生的廢氣和噪音問題也將卷土重來。區議會在沒有嘗試任何咨詢，監管和規劃底下，決定「一刀切」封街，並不能為居民解決任何問題。

行人專用區自2000年開始啟用，當年因旺角西洋菜南街人流太多，人車爭路問題嚴重，汽車排出的廢氣和噪音又滋擾居民，政府在壓力底下而建立部份時間行人專用區，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至午夜十二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中午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禁止車輛駛入。此措施成功解決了人車爭路，車輛廢氣和噪音汙染問題。

封殺行人專用區決議單在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沒有充分咨詢廣大市民。區議會由建製派政客壟斷操控，單是油尖旺區議會，便由保皇黨民建聯和所謂「獨立」的區議員組成。上月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令市民對政府和建製失去信心，建製派區議員為取回旺角區居民的選票作此決定，是逃避問題，更是扼殺全香港市民僅有的公共空間。

整個油尖旺區議會在無人反對下，以24票通過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後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放。這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民調顯示，六成行人支持旺角行人專用區，維持現時每周7日開放。

同時，行人專用區也被越多越多的「寬頻」檔和「易拉架」阻塞街道，銷售寬頻和電話計劃的檔口占滿整條行人專用區，阻礙行人走動。而單是登打士街開始，一整條街便樹立數十個易拉架霸占，全為商業廣告。近日《蘋果日報》揭發，大部份易拉架由集團式經營，以一小時數十元聘請中年婦女看管，集團月入達二十萬元！

保留街頭藝術　捍衛言論空間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藝人絕大多數為有正職或已退休，希望發揮自己的興趣，在下班後走上街頭，從中賺取微薄收入，娛人自娛，也為有「藝術文化沙漠」之稱的香港發展一些本地藝術文化。

SMS樂隊在旺角表演多年，有一定名聲。成員之一威哥，有「旺角John Lennon」之稱，是退休人士，每晚7時至10時在行人專用區表演，都吸引過百市民圍觀。樂隊另外兩名成員Tony和Connie是夫妻，為歌唱導師，晚上業余到行人專用區表演。「我們廿多年前已開始在街頭表演，沙田、尖沙咀星光大道等，政府不願意開放公園讓更多藝術發展，我試過在沙田公園唱歌，所有居民也很支持，但康文署為了阻止我們在公園使用揚聲器，曾試過報警和派人在那時段洗地數小時！」Connie憤怒表示。

由於香港沒有噪音標準的相關法例，現時法例容許警察由其主觀感覺判斷聲量是否為噪音，SMS樂隊在去年曾被警員一晚連續五次要求調低音量，該名警員更說：「我的耳朵認為你是噪音便是噪音！」，繼而票控他們，過百市民當時批評警察執法不公。

包括社會主義行動在內，不少政治組織也在行人專用區擺設宣傳街站，是市民向政府發聲的重要渠道。梁振英政府過去多次逆民意而行，令市民民怨一度累積。不論是反對國民教育，林慧思受政治迫害，電視發牌黑箱作業等社會事件，不少團體都到西洋菜街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市民意見。今次封街，令這些民間聲音在日後更難表達。

噪音管製需立法　街道要規劃

我們和大部份街頭表演者一樣，反對在沒有任何咨詢下，「一刀切」封殺行人專用區。我們認為，要解決噪音、人群聚集阻礙街道問題，需要透過規管和發牌等方式解決，如立法管製噪音（現時香港並沒有這法例）。旺角著名的「女人街」因為有劃分攤位和行人通道位置，攤檔大小有標準，一直以來並沒有阻街問題發生。我們提出以下管製方式：

■設立噪音管製，每個表演單位必須在一定分貝標準下進行活動

■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每一單位可在指定時期內進行一定次數表演（如一個月使用五次，每次兩小時）

■在行人專用區劃分表演區及通道區，攤位之間距離設立標準，確保行人有足夠地方流動

我們要求：

■立即撤回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的方案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權遊行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職工盟及屬會過百人發起了「爭取集體談判權大遊行」，從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特首官邸禮賓府。是次遊行參與的屬會包括巴士、國泰、碼頭、地盤、飲品、外勞及個人行業等工會。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是個人行業工會的成員。她表示作為個人服務行業的一員，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爭取集體談判權就是為了讓工人得到較有力的談判位置。她提到，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等如工人不能發聲、不能團結。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最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雖然自己的工作待遇相對合理，但今天仍然站出來遊行，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集體談判權除了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工人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在現今政府奉行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工人只有更團結的鬥爭，建立戰鬥性的工會運動才能捍衛每一項工人權利！

黃毓民的「掟汽油彈」言論

12月9日，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討論政改諮詢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改方案假諮案，聲言香港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出路，表示「唔系掟你雞蛋，就來掟你汽油彈」。

建製派攻擊這言論。特首梁振英表示，黃毓民的說話具恐嚇成分，社會完全不能接受，政府不會姑息，揚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愛港之聲、保衛香港運動、沈默之聲及匯賢起動舉行聯合記者會，譴責社民運梁國雄及泛民議員黃毓民煽動及破壞社會秩序，要求二人引咎辭職。社民連成員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地區論壇時，兩名社民連成員陳德章和曾浚锳向他投擲雞蛋，誤中曾俊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7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最近政府擺出強硬姿態，抵製真普選，先有李飛來港宣布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後有林鄭月娥開始政改諮詢，民怨幾何級上升，可預見來年政局會更兩極化。然而，中共在三中全會後，習近平進一步獨攬權力，並加強鎮壓異見聲音，斷然拒絕自由派的改革訴求。這自然連系至對香港的管治，不難想像，李飛的言論是三中全會後中共高層拍板決定的。在這局面下，依靠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不可能爭取到任何東西，正如黃毓民所言，香港只有革命性鬥爭的出路。

黃毓民澄清，並非威脅要向政府掟汽油彈，而只是預視民怨升級，有朝一日不止是掟雞蛋，而是掟汽彈，溫馨提示政府會出現這個問題。

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局面，黃毓民近來愈來愈多使用「革命」、「勇武鬥爭」等激進修辭。11月6日，立法會辯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事發牌事件，五萬人集會支持。黃毓民發言時，指示威者唯有沖擊政府總部，才能令迫使政府就範。然而，這些不過是他空泛的民粹修辭，將民怨收割為政治資本，未見會連系至行動上。黃毓民無論在過去組建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是他自己的參選政綱，都沒有提出革命的立場。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系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傳單：中央堅拒實現真普選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占中商討日派發的傳單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拒絕任何與政府對抗的人參選。林鄭月娥帶領政改假諮詢，清晰表示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篩選，不可能允許公民提名。

中央堅絕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真普選聯並無批評湯家驊的取態，因此與其說湯家驊「另起爐竈」，倒不如說他為泛民主派作好兩手準備，為這群政客打開與中共密室談判的後門。

政府為普選架設「基本法」的鳥籠，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法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臺底交易後，又轉馱支持。

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我們警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在上次商討日，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沒有團體可以壟斷占中

最近，「和平占中」發表聲明指，支持占中的團體要先知會主辦方，強調其他團體要扮演「後援」角色。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占領中環是屬於所有群眾的，並非任何團體的專利，「和平占中」並無權壟斷運動。任何人都有權成立組織支持占中，不受限製地獨立行動，提出自己的策略，爭取群眾支持，包括集會和募捐。

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項裁決，這將為減輕內地新移民貧窮邁向一小步。然而，右派民粹政客，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和自由民李梓敬之流，伺機抹黑「內地人來港搶福利」，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分化中港兩地群眾的團結。這群政客同時亦打擊勞苦大眾的社會福利（包括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增加富人稅）。香港的福利、學校和公屋資源短缺，是因為政府吝嗇的理財方法，不是因為內地新移民！港府福利開支的水平占本港GDP的5.8%，是經合組織裏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水平(19.2%)的四分之一。當務之急是，要打破香港作為「避稅天堂」的困局，由有錢人支付增加公共服務的開支，將財富重新分配予勞苦大眾。

右派民粹抹黑內地新移民

多年來，社福署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輿論抹黑窮人，又要申領綜援的老人之子女簽署「衰仔紙」（承認自己無能力供養父母），竭力逃避政府公共開支的承擔。今年，自由黨的李梓敬發起運動抹黑領取綜援人士，舉起「反對濫用綜援大聯盟」招徭過市，合理化政府的重商政策。此外，「激進」的本土派更提倡「蝗蟲論」，發表內地人侵蝕香港資源的仇恨言論。

自1970年代起，申請綜援的資格為居港滿1年。直至03年，在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以「經濟不景」為由修改規定，在翌年實施「領綜援需居港7年」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新移民領取綜援占整體綜援開支不過是一小部分。根據終院的判辭所指，以2001年至2002的財政年度為例，即使當年實施了「居港7年規定」，政府實際上可節省的綜援開支大約只是7億多港元。可見，曾蔭權當時的政策不是為了節省開支，而是為了將對政府的憤怒轉嫁至窮人身上。

根據《主場新聞》報導：「終院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即未實施7年居港限製的時期，新移民占申領綜援總人數大約12%至18%，認為即使讓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申請綜援，對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

此外，判辭又指出：「估計花在新來港人士的綜援開支，由1999/2000年的1.467億港元（相當於綜援開支總額的10.8%），增至2001/02年的1.728億港元（比率升至12%）。」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居港未滿7年的綜援受助人由2001年12月底的58,576名，減至2010年底的19,127名。此外，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若以每人領取2,000元計算，2010年內地新移民的綜援受助額不過$3,800萬港元，與當時政府6,000億港元財政儲備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人口政策仇窮迎富

政府的人口政策向來仇窮迎富，富人可輕易付「路費」跨越邊境，相反不少貧窮家庭中港相隔而不能團聚。今年正為本港推出投資移民計劃10周年，讓來港投資650萬元的內地富人獲得居港權。自03年10月起接受申請至2009年，投資移民成功批核個案逾4,350宗，以每個個案最少來港投資650萬元計算，香港最少已有逾282.75億元進帳。當然，豬籠入水的是地產商和炒家，而不是普通市民。

99年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

然而，根據統計署資料顯示，2013年申請單程證來港的只有約47,000人，根本未用盡每天150個的限額，「陸沈論」早已破產。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今天攻擊「內地人搶福利」，實質上與建製派葉劉淑儀當年的荒謬理論如出一轍。

敵人是政府和資本家　不是內地新移民

目前房屋、教育和醫療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投放公共開支極為吝嗇，香港公共資源的不足，在於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而非「被內地人搶福利」。無論是「親政府」的自由黨還是「反政府」的本土派，其所抹黑內地人的歪論，最終只會是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轉移視線的幫兇。香港的工人和基層的矛頭應該指向掠奪財富的資本家和政府。

傑瑞米柯賓

二零一四年

中央堅拒真普選　政改假諮詢激化群眾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不得與中央政府對抗。他亦指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將會承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由商界菁英和建製政客主導的四大界別組成。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公民提名方案只屬於公民推薦，無論什麼方案，最重要是無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提委會的特首提名權是「排他」及「專屬」的，不可被架空和削弱。此外，建製派亦會限製候選人數目，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暗示，特首是不出二至四個候選人參選。

可見，中央政府必定牢牢控製，無論泛民主派提出什麼提名方案，如果不廢除現時的提名委員會，最終還是受提委會主導。溫和派的民主黨和工黨，提出公民、政黨或提委會任何一渠道取得有效提名，便可入閘。所謂「三軌製」最後會是由提委會主導，另外兩種提名方法不過是「諮詢性質」的政治花瓶。而激進派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為接受提委會與公民提名留下一道後路，沒有信心打破中共體製的框架。

泛民主派在政府架設的「基本法」鳥籠打轉，不敢從事體製外的抗爭，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反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枱底交易後，又轉駄支持。

泛民妥協　占中猶豫

中央堅拒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

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湯家驊接受訪問時，表示北京很怕特首選舉出亂子，偏激的候選人會在選舉論壇大聲疾呼「打倒共產黨」、「推翻一黨專政」，中共或會覺得未必可以處理。真普選聯並無公開批評湯家驊的取態。

民眾對占領中環愈來愈失去耐心，最近梁振英的落區宣傳演變成反對者的抗議，元旦遊行將會見到大批群眾上街，政治氣氛勢比去年更為激進。

政府拒絕真普選的態度昭然若揭，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教育群眾已經與中共沒有妥協空間，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在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商討日中，我們成員鄧美晶抨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欠缺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在第一次商討日中，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廢除提名委員會，爭取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民主鬥爭何去何從？

元旦大遊行再一次動員了香港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捍衛真正的普選，並反對北京當局委派的非民選政府。但是今年的參與人數明顯比去年的13萬人（元旦遊行的最高紀錄）回落，這反映出現時局勢的復雜性，並突出了民主陣型中激烈的矛盾與分裂。

這是個反對2017不民主的行政長官選舉製度鬥爭的關鍵時刻，屆時將會是首次全部選民都能參與其中。縱使如此，這個選舉製度（主要由英國人發展出來的）允許中共專製可以通過財團菁英壟斷政治架構淩駕於民眾的選擇。他們刻意誤導公眾可以在2017年獲得「自由」的選舉（沒有操控的），但群眾變得日益憤怒因為越發明顯地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騙局。於此同時，北京不斷提升警告與威脅，將任何挑戰其立場的方案稱為「不愛國」和「不合憲」。

遊行參與的人數並不能夠作為唯一衡量公眾情緒或鬥爭的意誌的標準。但無論如何，三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的數字）抑或萬三到萬六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數字）的參與數字，是對現時民主運動的手法和其實際領導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溫和的」民主黨。正如民陣的發言人楊政賢對《英文虎報》評論遊行的低下參與：「反映出有些人認為單純的遊行並不足以表示憤怒」社會主義者更會加上，群眾需要的並不只是要「表達憤怒」，而是需要一個能夠擊敗現政府的鬥爭策略和手段。

元旦遊行的參與人數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眾感到每半年一次的遊行並不能夠帶來真正民主改變的一個征兆，就算其中的一些遊行有龐大的參與人數（譬如去年七一遊行的四十三萬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數）。民眾開始對泛民領導的無為感到沮喪，他們明顯只尋求與中共專製達成妥協。我們從他們不斷降低對未來選舉製度的政治要求，並越來越減少反政府的群眾動員中看得出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一直重申中共政權並不會被「理性」論點所說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統治的土地）落實真正的普選，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協」――一個調控至並接受中共專製的繼續――只會導致今天不民主製度的不斷重復。表面上可能會出現改變，但這不會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變必須要擊倒獨裁統治，而這只能夠透過香港的群眾鬥爭，采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眾罷工等，但同樣關鍵的亦是要連結中國大陸被壓迫的群眾，建立團結民主抗爭並終結專製統治。

占領中環

非民選產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並不會因為元旦遊行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個親政府智庫的前主席劉紹佳警告說：「政府沒有感到自滿的空間…民調都在顯示不滿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個戰線都困難重重，從經濟下滑和爆發性的貧富差距，到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與官員辭職以及民意的崩潰。十一月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評分已達到40.6 分（100分為滿分），是自2003年大遊行以來所有特首的最低評分，當時的運動迫使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臺。中國政權繼續拖延民主的舉動是民怨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這股民怨在遊行當中以要求梁振英下臺而呈現出來。但是，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帶領鬥爭向前走的策略，而這也是過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遊行有13萬人參與，當時關於「占領中環」的概念還在最初的階段。當時的計畫是一個無限期占領主要商業區域的群眾運動，而當初計畫會在本年七月緊接七一遊行後發動。在過去的一年以來的「占中」運動，一開始吸引了青年人與民主運動中活躍分子的廣泛回響。社會主義行動歡迎占領的提案並在運動中積極的參與，同時也指出運動的局限性（占領運動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級至群眾性的罷工罷課）。我們亦批評由「溫和」泛民主派主導的「占中」領導層綱領的缺陷，其不過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麽選舉辦法才能夠終結中共專製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占中」領導層更再次降低抗爭的言論，無論是就占領運動的廣泛性抑或是組織性，並進一步模糊2017選舉的訴求。在中國政權和其扯線公仔香港政府的壓力，但同時亦關鍵性地受到香港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其不斷批評占領「擾亂社會」而歷史上亦一向反對民主普選――，「占中」的領導層動搖了並往後退，隨時會犧牲群眾對占領運動的支持。

鎮壓的威脅

建製派與其控製的媒體的言論越來越變得強硬，警告占領行動會變成「動亂」，甚至指責「外國敵對勢力」的幹預（暗指英美政府，縱使他們都未嘗支持民主）。一些親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軍可能的鎮壓。梁振英不斷地強調占領運動「不可能」會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紙面壓力團體頓時冒起來反對占領――實際上由建製派所組織的――，並準備攻擊或挑釁沖突來作為警察鎮壓占領的藉口。這些組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日益自信和強硬，並首次在元旦遊行舉行的同時擺設街站――明顯的挑釁行為。

建製的壓力堆積在泛民及「占中」領導層身上，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合法」，但實際上是要迫使他們一些領導們放棄占領的概念。這個「非暴力」的宣傳由這些同時支持北京當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鎮壓的政客推動，顯得額外偽善。

與其認真辯論關於真正民主選舉製度的論述，建製派的政治恐嚇宣傳更激起廣泛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擁有清晰而堅定的領導層帶領，對於占領運動以至長遠反專製的策略的支持將會倍增。不幸地，這並不是實況。建製派的壓力與「占中」和泛民領導層的越發龜縮，正積極地製造能達至2017選舉製度妥協的幻想。我們重申：任何與中共獨裁達成的妥協，正如過去多次證明一樣，只會是表面上的修飾。

「占中」領導層最近宣布占領行動會由2014年七月延遲至2015年三月，來迎合政府的諮詢過程與報告。但這個「諮詢」只不過是場戲，政府一直都有前設立場。這個醜陋的諮詢過程就連前政務司司長（香港政務官員首長）陳方安生都稱為「不誠實和具誤導性」。

「明顯地，無論是根據政府文件或者官員們近來的言論，都顯示落實普選的尺度都已經被事先決定下來，並受到北京中央勢力的嚴重影響。」陳說。

縱使群眾鬥爭的時機可能會隨著某些客觀因素影響，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風使得早前「占中」領導層提出的民主討論大相逕庭。這樣對待群眾鬥爭的態度――以為能好像水龍頭般隨時打開關閉――完全違背了全球大型群眾運動，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爭經驗。

延遲行動會導致士氣的瓦解並在未來更難去動員。這樣卻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們實際上卻非常不願意進行占領行動，恐防運動會脫離他們的控製。與其建立認真的運動挑戰政府，他們尋求一個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領使他們可以「嘗試過」。一些泛民領導層充滿愧疚的語調，不斷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們發動占領。

這種缺乏戰鬥性的態度，導致民主運動的廣泛層面當中出現兩極化與沮喪感。這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包括越來越高調的「本土」極端分子（右翼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者），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派別，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貫徹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鬥爭架構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員會

關於反民主和泛民主陣型的核心分歧在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堅持需要提名委員會，並透過它篩選走「不合適」的候選人。這個委員會是參照過去小圈子選舉中的由精英壟斷而極度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所組成的，兩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個非民選的代表組成並被大資本家所壟斷的委員會所揀選的。

為了披上一個「聆聽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擴大委員會並接納民眾直選代表作為其組成部分，但同時會保障建製派的壟斷地位。無論如何，中共會確保擁有最終的控製。其與泛民領導層辯論的「絕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民大會的橡皮圖章中所規定的。這個「憲法」論就好像球證的「紅牌」一樣，北京當局能夠否決任何不屬意的方案。至今這個法律緊箍咒很有效，因為泛民的領導層都中了咒語般墜入了維護基本法的迷思中。

與其反對這些不民主的規定，甚至提出憲政修改，泛民的領導層允許自己被拉進這個無意義的討論和「詮釋」基本法裏甚麽允許不允許。但這個文件本來就是個精英製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紀前由中共專製與香港資本家們聯手製定的。其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資本主義製度，並根據基本法規定是一直不變至2047年的。這樣的一份文件中充滿專製的法律條文並不是個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黨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夠獲得足夠的公眾連署就有權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時這些政黨卻不反對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這個「墻頭草」立場是政客們企圖建立談判的平臺，來達至某個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間接（提委會）的雙軌方案。社會主義行動批評這個立場，首先這樣是在散播中共會願意妥協（其往往會表面上妥協――但不會放棄控製），第二這會是右翼泛民領導妥協的前提（我們已經察覺到了）來放棄公民提名並接受提名委員會，讓中共可以篩選走任何能夠不在中國政權控製下真正具有威脅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斷強調他們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指其「違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馬行空」。這是就元旦日當天占領中環運動發起的「公投預演」民調的回應。這個民調主要透過網上及電話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數。其中，94%的票數支持選舉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這故意使用模糊的詞語――「…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領導層更進一步準備妥協的證明。但是，正如我們警告著一樣，就連這個被模糊化的立場也會被政府否決。

因此，泛民領導層將自己帶進談判的死胡同，一個很腐爛的並由精英壟斷的提委會加上一些「民主」修飾方案將會是很可能出現的結果，讓中國專製繼續控製選舉過程，除非社會爆發由下而上的巨型運動打破這個局勢。

元旦遊行後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的低落是人民對於一次又一次重復的行動，以及反政府陣營的內部分裂甚至活躍分子之間尖銳的矛盾情緒的一個反映。雖然這並不就意味著群眾運動的低潮，但確實曝露了資產階級政客的無能和對抗中共時的軟弱。去年十月政府堅持媒體壟斷政策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的事件中，近二十三萬人次共參與了三次巨大的集會行動，顯示了有相當多的群眾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顯然，泛民主派的領袖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並藉此契機認真地準備未來的普選抗爭，反而在過程中一直保持低調，不給予群眾任何期望並隨時將之解散。

元旦大遊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更復雜的情況：「占中」的領導者宣布他們要將行動推遲至二零一五年以遷就政府的所謂「咨詢」時間表，甚至表明不會參與元旦大遊行。這無疑是對群眾發出了一個負面且混亂的訊號。盡管如此，兩名「占中」的領導者卻在遊行後的集會中上臺發言，而他們所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卻主導了運動。運動的參與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練「非暴力」的手段去對抗警察的鎮壓。這種所謂的「甘地精神」是出自於「占中」領導者對於印度獨立鬥爭片面而膚淺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鬥爭的勝利，有賴於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面性罷工、農村起義、群眾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義革命的國際浪潮。這些鬥爭都沒有因為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則而自縛手腳。（何況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國家機器的鎮壓。）

「占中」領導者沒有考慮到親政府團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警察鎮壓行動的前鋒。社會主義行動不提倡暴力，我們強調良好的組織和群眾運動中堅實的紀律是最有效的抗爭方式。這包括在民主監督下組織糾察力量和巡察行動以作自衛。我們亦呼籲香港的工會承諾假如政府采取暴力行動或鎮壓「占中」時發動罷工與之對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眾運動中公共部門工會所做的那樣。

意義重大的諸多問題

「占中」領導者發起智能手機「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批評者之一。雖然他亦有呼籲群眾投票，他認為過於強調投票而掩蓋了參與遊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遠，「公投」所設定的三個議題中有兩個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三個議題分別為：１）提名委員會代表性應予提升。（！）　２）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３）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這次「公投」包括網上投票，以及在元旦遊行的維多利亞公園起步點設有實體票站，在實體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議題質詢投票主辦方並呼籲群眾不要投票，因為這將變相贊同其妥協方案。在最後的集會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即使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可以接受」，隨即被參與的群眾大喝倒采。她的發言顯露了民主黨的小算盤－他們準備以拋棄公民提名作為妥協以換取將來重新設計的提委會。這樣的方案甚至不能稱之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黨向我們展示出他們的「妥協」其實是變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領導這樣的倒退令那群揮舞著殖民地旗幟的「本土派」得以立足。這個松散的組織活躍於網絡社交媒體，主張與中國大陸區別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權，但卻混合了針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責難，甚至指組織元旦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為「親中國組織」。即使他們參與遊行的人數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聲勢卻日漸增長。一個自稱「香港人優先」的團體在元旦大遊行中展示了一個易拉架，上面寫有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口號（針對「蝗蟲」），並帶來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擲。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圍堵和威嚇，但卻並非因為他的黨準備在普選議題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於他協助一名內地新移民婦女就香港政府對綜緩居港年限的訴訟中勝訴。

盡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們力量的增長代表了另一個妨礙反擊中共爭取民主權利和反對香港資本主義當局的鬥爭的障礙。去年十二月，「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攜帶著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大門。這次只有三個成員以及若幹攝影者參與的行動純粹是為了宣傳，但實際上卻為對抗中共統治的鬥爭帶來了反效果，中共的媒體和宣傳機器借用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鬥爭是「親外國」的。但同時，我們亦全力反對對這些示威者（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隨之而來的嚴懲，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對這一示威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泛民的高層，為的是借此抹黑「激進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們看到右翼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團體都在親中國和親香港的陣營中出現，而同樣的都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分化和破壞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這類團體的出現是由於民主鬥爭中領導力量的真空所引發的病癥之一。這些團體的核心思想－排外主義－沒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泛民政黨甚至「左翼」團體都不敢公開挑戰和組織對抗。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通過我們「反種族主義青年」的運動，在這個重要議題上作為少數的聲音去表明我們的立場，通過示威行動和呼籲組織聯合鬥爭以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專製。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政治的緊要關頭，民主鬥爭缺乏領導力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確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來並會提出一個必要的政治綱領去建立一個勢不可擋的群眾民主運動。就如我們一直所說，不論在香港抑或中國，這場鬥爭的關鍵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人，並且必須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假如群眾在「2017之戰」中再次被出賣將引發爆炸性的反彈，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領導以及整個政府。

反中共獨裁的鬥爭不能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分割開，香港的富豪一直與中共專製狼狽為奸以保護龐大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者將當下為爭取僅僅是部分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運動與持續的運動想結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體面的生活都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元旦遊行後：泛民妥協　民主黨投降

今年元旦遊行，大會民陣宣稱有3萬人上街，數字比去年的13萬人驟然下降。梁振英的統治下民怨沸騰，特首民望凈值只有- 46%，而中央政府清晰表示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會篩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為政改一役揭開序幕。政治氣候驟變，在混沌無序、錯綜復雜的局勢下，民主派無心亦無力號召群眾反抗，泛民陣營內的政治矛盾亦變得尖銳。

占中三子猶豫不決

政改諮詢展開後，占中三子猶豫不決，沒有積極動員反抗，也沒有推進占中的具體策略。「和平占中」原本宣布不會參加元旦遊行，並且會將占中拖延至2015年3月舉行。這將令未來占中的議題繼續淡化，更難動員群眾參與。群眾對年復一年的遊行感到疲憊，難免失去信心。民陣發言人楊政賢指：「市民認為遊行已無用，希望用更激進或高層次手法表達意見……」如果民主運動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提出清晰進取的抗爭綱領和策略，可以鼓動更多群眾元旦上街，準備動員更有力的行動。

但是，「和平占中」卻在元旦遊行日舉行政改公投。公投的方案玩弄細節，半遮半掩地推行妥協的議程。這是占中三子進一步妥協的征兆。

公投項目包含三項議題：

1)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
(預設議程：承認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順應了泛民妥協派擴大提委會、保留小圈子提名方式的方針)

2)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3)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預設議程：公民提名「元素」，意味著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由提委會篩選。)

最後，有6萬多人通過手機、上網或親身到維園遊行現場投票，當中64%來自手機程式投票，大多數人均支持三項議程。建製派（例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故然無視投票結果，指其沒有參考價值；對支持民主的群眾來說，這也不過是一場不能凝聚民意的鬧劇。

此外，在元旦遊行後的集會裏，戴耀廷強調占中參與者要竭力避免暴力，並列出「和平理性」的守則，包括被警察拘捕時，要蹲下雙手放上頭上，表示不會反抗。社會主義行動同樣不支持個人暴力行為，但我們需要組織動員挑戰政府的群眾運動，如罷工、罷課、罷交稅等，而非占中三子宣揚的象征式反抗。

公民提名 + 提委會確認 = 公民推薦

在遊行裏，除民主黨外，各泛民政黨都打著「公民提名」的旗號，但同時接受小圈子提委會並存。甚至是激進民主派「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訴求，亦是留有一線，願意保留小圈子提委會的提名方式。提委會的提名權力一定遠遠淩駕其他提名方法，令官商權貴享有更大的提名權。甚至提委會會劃走由公民提名產生、但不「愛國愛黨」的候選人。

在元旦遊行一周後，真普聯公布普選方案，提出「三軌製」的提名方法，包括提委會提名、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後兩者需要由「提名委員會」予以確認。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需要由提委會確認，實則上等同接受小圈子的篩選，與建製派所講的「公民推薦」無異。再者，建製派只需要千多名官商權貴支持，即可通過小圈子提委會入閘，遠較公民提名容易。這猶如特權分子享有通關的特快通道，違背了平等被選舉的原則。

即使真普聯的「三軌製」已經是妥協的爛方案，但民主黨提出更倒退的立場，在1月9日發表聲明澄清，指三軌製並非缺一不可，暗示可以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可見此黨已走上投降的不歸路。而元旦集會期間，民主黨劉慧卿亦在臺上表示，公民提名並非不可或缺，當時被群眾以噓聲回應。愈來愈多人看穿民主黨希望可以與中共達成交易，旦求自己能入閘參選特首。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在1月11日《明報》撰文表示，民主黨劉慧卿、新民黨葉劉淑儀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如可一起成為特首候選人，必然獲得公眾歡迎，「也許可以破解當前提名問題的悶局」。

真普聯由泛民妥協派主導，對民主黨的立場自然得過且過。在公布方案的新聞發布會上，召集人鄭宇碩最初表明三個機製缺一不可，並多次重申三軌是一個整體。然而，在1月10日鄭又改口風，表示記者會上從沒有說過三軌「缺一不可」。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指，三軌製是否缺一不可，由政改的占中公投決定。不難想像，屆時的所謂「民間公投」又如元旦公投般，預設妥協的議程，方便泛民主派公然放棄公民提名。

真普聯包庇民主黨，可見這個泛民妥協派主導的賊窩，讓政客互相掩飾其叛賣群眾的行為，並不可能在當中推進民主抗爭。泛民妥協派的其他政黨，如公民黨、民協和工黨等，希望由民主黨當「擋箭牌」，躲在民主黨背後走妥協之路，這些政黨都準備妥協。據報道，民主黨內有人埋怨：「沒理由次次都犧牲民主黨、其他泛民不出聲…」

「進步民主派」接受真普聯方案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隨後召開記者招待會，指控民主黨違背了真普聯的共識，要求該黨退出聯盟。但是，兩黨卻接受真普聯的妥協方案，沒有提出提委會的「確認」程序等同篩走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唯有直接要求廢除提委會，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提名權。

《基本法》的鳥籠

學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的方案，即由350萬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進取的方案，成為了元旦遊行的焦點。然而，學民思潮始終強調，真正的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不會挑戰現存體製。他們沒有告訴群眾一項事實：如果不打破基本法的框架，不挑戰中央統治的權力，並不可能爭得真正民主。

不少與中聯辦關系密切的高官，例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都表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在1月10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就出席了一個閉門午宴，指《基本法》已經非常明確、清晰規定提名委員會的職權，任何削弱及架空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精神。可見，真正的公民提名，而非目前真普聯提出的「公民推薦」，在中央的法製內是不容許的。

《基本法》由英殖時期的資本家與鄧小平下的獨裁者製訂而成，最後的解釋權亦在大陸的人大常委，以確保箝製香港的民主運動。中央政府向來「法為己用」，曾經以人大常委決定兩次否決普選。最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更引用《基本法》18條，如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可命令香港實施中國法律。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威脅到大陸統治，基本法和解放軍可說是同一級別的鎮壓機器。

現在就需要向群眾解釋，如果《基本法》不容許真正普選，我們不應受製於法製框架，應該將之打破，並且以新的人民議會取代權貴控製的立法會。

本土派崛起的危險

打著反大陸人旗號的本土派有崛起之危機。元旦遊行當日，約30名「反蝗蟲」隊伍參與民陣的遊行大隊，沿途高呼「左膠賣港賊」等口號，以大香港民族主義攻擊社會主義行動。

此外，「反蝗大行動」有100多人由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主要攻擊最近終院裁定內地人申領綜援的「七年限製」違憲，亦以「反殖民、反赤化」等口號，將大香港民族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本土派遊行隊伍遇上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蔡耀昌在綜援「七年限製」一案裏，幫助內地新移民打官司，因而被本土派人士圍堵，最後需要受警方保護下，沖上的士離開，混亂中蔡耀昌疑被紙牌擊中。

12月，本土派組織「香港人優先」舉著港英旗沖入中環解放軍駐港總部，被軍方人員阻止。其後，該組織四名人士被逮捕。這行動為整個民主運動帶來反效果。大陸官方媒體誇大這次的行動，並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勾結外國勢力」，製造加強鎮壓的藉口。但同時，該行動是和平的，我們必須反對逮捕或檢控四名示威者。

由於泛民領導的失敗，不少激進青年不再信任傳統民主派政黨，而有可能將希望投放在本土派身上，將之視為更激進的反獨裁力量。然而，這些大香港的民族主義主張排拒內地人，只會分裂中港兩地的群眾運動，削弱反抗中共的力量，並為打擊整體工人福利的論調護航。另一方面，建製派趁著群眾對民主派失望沮喪，伺機推動大量親中建製勢力發展，例如「愛字堆」和「保衛香港運動」等，當中有些是極端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現時，港獨與親中兩派民族主義勢力的對立，令左翼和民主運動陷入更復雜的局面。

2014年的政治任務

泛民主派進一步背叛，在欠缺左翼運動的出路下，反動的右翼勢力有崛起的危機。如果群眾在2017年的普選路上再度被右翼泛民欺騙，將會製造更大的政治反彈。社會主義行動在2014年民主鬥爭的路上，會繼續提出徹底的民主訴求，以及推進更有力的抗爭策略。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註定失敗，民主抗爭與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在政治氣候混沌的時期，建立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群眾政黨，是勝利的基本條件。

明報撤換總編　AM730廣告被抽起

2014年，面對民主抗爭運動枕戈待旦，中共與特區政府業已打響前哨戰。梁振英政府民望江河日下，深陷統治危機，管治威信蕩然無存，連最後一根稻草的壓力也承受不下。在新一年，梁振英要收復輿論陣地，「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即便是媒體不時的「小罵」也讓他食不下噎。香港在世界的新聞自由排名已經連續兩年下跌，從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

新年伊始，政府明目張膽破壞新聞自由。《明報》傳出，疑因其一連九天頭版報導港視發牌風波，觸怒梁振英權貴，任職兩年的總編緝劉進圖因而被粗暴撤換，並安排一名馬來西亞藉人士掌管編采業務。《明報》的立場近年愈趨親建製，在前年特首選舉期間，劉進圖被認定為「梁粉」，多次延遲報道梁振英的僭建新聞。但梁振英似乎連這樣的報章也容不下。

此後，再有報導指，由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所創辦的免費報紙《am730》，懷疑亦因其編采方針，被兩至三間中資財團在未有解釋原因下，統一地抽起廣告。施永青指，被抽起的廣告份額超過1,000萬元，報章每年盈利約1,000至2,000萬。施永青本身是地產霸權一分子，《am730》亦非反對派報章，只是有些民主派人士在此報撰寫專欄，例如公民黨余若薇、人民力量劉嘉鴻等。

私人媒體為求牟利（或者那怕只是為求茍存），極為依賴廣告收入，因此廣告客戶對該行業的報導方向和立場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隨著中資財團在香港影響力愈來愈大，不少報章老板與內地人大政協關系密切，甚至本身就是這些高官，專製爪牙更容易以國家資本侵蝕新聞自由。基於政治因素扼殺新聞自由，卻被包裝為「商業決定」。例如，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多次在碼頭罷工期間批評李嘉誠，李氏於是抽起所有壹傳媒的商業廣告。

《明報》老板背景

《明報》大股東張曉卿是馬來西亞第九富豪，身家超過100億元。張曉卿旗下的世界華文媒體， 在馬來西亞的六分華文報章中持有四份，包括《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同《光明日報》，占據當地整個華文報章廣告市場超過七成的份額。這些報章的立場都親建製，並曾經因為淡化六四報道，支持香港國民教育，引起當地華人反感。

根據《主場新聞》報道，張曉卿創辦的常青集團，根據集團網站，形容公司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的總投資額近20億港元，其商業活動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2011年中，貴洲省僑聯曾指出，常青集團擬在貴州投資100億美元興建中馬產業園區，張曉卿並親身到當地考察，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只有掌握財力的老板才有資源控製媒體，代表工人發聲的媒體故然無立錐之地，連立場靠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媒體亦難以生存。在「自由市場」和官商勾結的陰霾下，反政府的媒體不是被絞殺，就是被收編。

在資本壟斷下，私營媒體要麽造成無線電視式的一言堂大，要麽就如今次財團以商業手法幹預編采方向，永遠不能確保編采自主和新聞自由。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由根據群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這才能確保職能可以不受幹擾，切實監督政府，如實地反映社會的真相。同時，假如民眾認為公營媒體的報導偏頗或失職，可通過民主程序，隨時罷免編輯委員，確保媒體能如實反映民意。

支持傳媒工作者抗爭

去年，內地報章《南方周末》因為被中宣部抽起一份《憲政夢》的文章，激起記者罷工一星期抗議。明報員工組織了關註組，發起聯署尋求外界支持，可見員工堅守新聞自由的底線。相反，傳媒老板往往為了金錢利益，往往在關鍵時候放棄編輯自主。例如，親北京的旺中集團去年欲收購臺灣《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達不成交易。可見，站在前線捍衛新聞自由的，不是媒體老板，而是傳媒工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記者組織獨立工會，以罷工對抗政府和財團扼殺新聞自由。

五千人遊行聲援受虐外傭Erwiana

中午十二時，眾多的印傭和菲傭團體，聯同香港各政黨和團體，先在修頓球場集合，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群眾高叫「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到達警察總部後，隊伍於門外呼叫口號，要求警察檢控雇主，還Erwiana一個公道。期後，隊伍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合。大會宣布是次遊行共五千人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舉起橫額：

「Justice for Erwiana! （為Erwiana討回公道！） No violence, No racism! （反暴力，反種族主義！）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途中我們派發傳單，與外傭討論資本主義政府如何與商家聯手打壓工人的權利，縱容中介公司謀財害命，大行其道合法地剝削外傭。她們非常支持廢除中介公司製度，支持立法八小時工作製，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家務傭工，並且提供宿舍讓外傭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Erwiana除了在身體上被虐待至嚴重受傷外，雇主只準許她每天睡四小時、從來沒有休假、以及扣除她所有工資。當她被虐至重傷以致不能工作後，雇主便立即把她辭退，並送回印尼老家，行為可恥卑劣！這件事只是整個香港的冰山一角，反映了中介製度、「兩星期條例」等歧視性製度，令她們即使飽受欺壓甚至虐待，也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發聲。此外，強製雇傭同居除了剝奪了外傭的私人空間（如雇主突然要求晚上工作），亦令受虐待的外傭不能遠離施暴者。Erwiana的事件爆出後，令更多外傭勇於站出來揭發雇主的惡行。

我們認為，除了要求檢控虐待Erwiana的雇主外，曾拒絕協助受害者的「兆暉中介公司」應被立即停牌，然後進一步！

廢除歧視外傭的「兩星期條例」
廢除剝削外傭的中介製度，外籍家務勞工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
取消強製雇傭同居，每年興建50,000間公屋，本勞外勞共享
建立不分種族的戰鬥工會，共同爭取權利：八小時工作、提高最低工資，外勞與本勞一視同仁，反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反對剝削和壓迫！

香港去年罷工：工人階級意識蘇醒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然被資方擊敗，但工人的抗爭意誌卻啟發了其他行業的工人敢於罷工，爭取改善工資及工作環境。高鐵地盤罷工、太古飲料廠罷工和日出康城三期的地盤罷工，都與碼頭罷工不無關系。幾場罷工的都是技術工人，薪水與最底層的工人相比都較高，更有信心團結一致挑戰資方。但外判製度的剝削，加上極高的工時，令他們處於奴隸式的生活。

有組織的罷工是跟資本家抗爭的有力武器，可以部分停止、甚至全面癱瘓企業運作，展示企業的真正主人是工人階級。政治罷工更是社會激烈變革不可或缺的鬥爭手段，威力遠高於遊行集會。罷工運動發展過程中，工人從經驗可以迅速學習到階級鬥爭的，工會意識乃至階級意識可以幾何級地提高。就如碼頭罷工爆發一星期後，李嘉誠置若罔聞、態度強硬，令工人開始認清到，敵人不只是騎在頭上的經理，也是自己的大老板。

廢除外判製度、恢復集體談判權、建立戰鬥工會，都是香港工人當務的重要任務。

高鐵地盤

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於2013年8月31日罷工了一天，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當天早上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工資，並要求工人在隧道裏用膳。

工人的不滿還包括工作環境的惡劣，大部分工人在溫度極高並且空氣汙濁的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沒清潔的食水，工人患病和工傷被忽視。

最後，承建商宣布取消遲到早退扣錢，亦準許工人吃飯時離開地底，在隧道外用膳，並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工人才結束罷工，但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的具體方法仍不清楚。

太古飲料

太古飲料約300名運輸工人亦於2013年10月3日展開了一天的罷工，因資方擬將運送汽水工作外判，及準備對早前曾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司機作處分，資方5年來未有增聘人手，而運輸工人因人手短決而須預早時間上班負責行內稱「執水」的執貨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

工人運輸工人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令全港的大量餐廳和店鋪的飲料供應受影響，以增加其談判力量。

罷工當晚，資方表示同意工會的三點訴求：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及；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然而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只表示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工會則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屋宇署

屋宇署約100名員工於2013年10月31日，中午罷工一個半小時，並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增加前線員工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

長期人手不足令未處理的已發出清拆令個案不斷增加。積壓的個案從2009年的3萬宗暴增至2012年底的5萬千宗。去年度因業主拒絕執行清拆令而發出的檢控卻比2007/08年度少30%。

政府的「肥上瘦下」做法令前線員工壓力日增，經常被迫於星期六、日，甚至假日加班。2011年起，大量技術人員不再續約。

工會要求增加人手500人。罷工過後，發展局於11月底則只向立法會申請190個常額公務員職位，卻包括一個常額助理署長職位掌管強製驗樓部，涉及的每年開支約227萬元中竟有173萬是用以支付該名常額助理署長的年薪。該申請將於明年二月被處理。

日出康城3期地盤

約100名工人於2013年11月17日發起罷工，並堵塞地盤出入口。事源地盤的二判公司聲稱資金周轉不靈而破產，拖欠逾兩個月合共約900萬元薪金。

這是繼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後，李嘉誠旗下的企業又一次被牽涉及在內，長實發言人則指事件是二判淮輝工程與大判亮雅發展之間的糾紛，與該集團無關。

罷工開始兩日後，只有約一半工人已領取全數欠薪，故仍有40名工人在地盤罷工。翌日即11月20日，被工聯會控製的工會的代表、大判公司和勞工處進行會議後，罷工卻在亳無成果下被結束了。大判公司「承諾」約80名工人於填寫欠薪資料及出勤紀錄，給予勞工處核對後，盡量支付9月至當時拖欠的薪金，總共500萬元，即並非真正承諾。勞工處則向工人派發破欠基金申請表（因二判公司申請破產），而申索上限只有3.6萬元，故不少工人擔心未能全數追回薪金而未有交回。工會則指會給予大判一兩日時間考慮墊支欠薪，如大判不回應訴求，工會將再商討下一步行動。跟其他被少數官僚解散的抗爭運動一樣，這「下一步行動」於罷工結束後從未出現。目前仍未有消息指其余當時未取得欠薪的工人於其後能取回。

低薪工人組織起來

近月，美國低薪的快餐店工人進行了罷工，爭取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是底層工人抗爭的。香港的飲食業工人、清潔工、保安的平均年齡愈來愈低，可見青年的就業和晉升機會每況愈下，而外判製度令工會組織薄弱。但同時青年入行，如果能夠組織起來，會為這些領域的工會註入力量。年青工人需要建立戰鬥工會，團結工作零散化下的受害者，切實參與抗爭。

工會的民主

在罷工爆發後，如果工會都有召開大會，與工人討論出清晰目標，會更能增強團結力，但工會並沒有這樣做。而工會領袖應當就談判結果諮詢工人，並投票決定，令工人日後更有信心建設工會、參與行動。但工會欠缺民主，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在晚上甚至午夜時急急宣布解散罷工，令不少工人憂慮訴求未能達成。工會讓工人發表意見，民主決定罷工訴求和策略，不是奢侈品，而是抗爭成功的必要條件。

政治罷工

在占領中環運動中，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工人罷工是更有力的抗爭手段，威脅資本主義政府的運作。工會應該立刻鼓動工人組織起來，提高工人政治意識，未來切實參與民主抗爭（包括占中）。每場帶來社會變革的民主運動，一定以經濟訴求號召工人支持（解決貧窮、增建公屋、退休保障等），才能成功。而只有工人組織起來領導民運，反專製的抗爭才能走得最徹底。

實際窮人147萬　打工仔越做越窮

大堆數據可能會令人眼花撩亂，每個基層勞動者的切身困境才是貧窮最真實的反映。12月1日，職工盟發起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遊行，許多普通打工仔都是帶著自身經歷，憤憤不平參與鬥爭：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根本追不上瘋狂上升的物價。她表示作為一個勞動者，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極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更表示樂於與本地工人一同抗爭，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

港府於九月發布了《二○一二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同時訂立出本港第一條的貧窮線。根據政府數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標準，全港貧窮人口為131萬，占總人口的18%！其實，將貧窮定義為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當中一人貧窮線月入3,600港元、二人家庭為7,770港元，標準實在低得可憐。若果將福利輔助計算在內，官方貧窮數字仍高達102萬，貧窮率為15.2%！梁振英更直指：「當局不可能滅貧……滅貧目標是不實際也無必要……」

政府劃出貧窮線的目的，似乎是炫耀扶貧「政績」。政府誇口福利政策令到近30萬人「脫貧」，但實質上這占貧窮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可見扶貧政策一直是杯水車薪，更不用說所謂「脫貧」只是個不溫不熱的超低標準。在政府眼中，財爺曾司長月薪36萬只是中產，個人月入4,000元卻不算貧窮！

政府在貧窮狀況報告中，刻意將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在開支內，製造舒緩貧窮的假象。「計算一次性寬免措施如公屋免租、關愛基金的非恒常現金福利轉移後，貧窮人口降至八十萬五千人；再計算公屋補貼後，窮人剩六十七萬四千人。」

再者，貧窮線以上不代表能夠負擔合理的生活開支，政府的標準根本形同虛設。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布裏斯托大學的共同研究，計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開支，推算出全港未能負擔合理生活水平的貧窮人口高達147萬，比官方數字高出45萬！每5個人就有1個貧窮，16,000人一日無法吃足三餐，4萬多人沒有足夠禦寒衣物，猶如第三世界地區。

要解決貧窮問題，我們需要增加失業和傷殘援助金、直接落實增建公屋至五萬、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與通漲掛鉤等公共政策，並將財團私營的地產商、銀行、媒體及公共事業公營化，由工人民主控製自己的經濟。

為什麽政府不去做？原因很簡單，財團商家對工人的剝削可以有一百個「合理」理由，但要向有錢人征重稅，將資金投入公共開支，來應付民眾的合理生活水準，卻是萬萬不能。資本主義製度就是有錢人的製度！

政府和資本家不會容易就範，工人要實現這些訴求，一定要切實進行抗爭。在低工資的行業先組織起來，特別是年青工人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是當務之急。

大香港民族主義的危機

近年，反大陸人情緒再度升溫。右派民粹政客爭相高呼「本土優先」，並將矛頭指向菲律賓外勞。這趨勢的背後是什麽？左翼應如何應對？

在中港經濟融合的政策下，港資為了從大陸市場牟取暴利，迅速將市場轉向迎合大陸消費者的需求，服務大陸的中上階層。市場經濟不受規劃，只會盲目追求利潤，大陸國內龐大的資金湧流至外地市場時，造成供應與需求的不平衡。再者，資本家刻意製造供應短缺，從而投機炒賣產品和服務。生活消費品價格飆升、基本服務資源短缺乃至生活空間縮窄，令中港兩地的勞苦大眾都感到困苦。

「大陸人搶奪資源」？

自由行政策帶動了大陸旅客來港消費，擡高了零售業、地產業等企業利潤。繁忙地區鋪租高昂，只有做遊客生意的超級市場、珠寶店和藥房才能承受，令香港居民埋怨生活需求受到忽視。同時，自由行的消費帶動了通漲，生活消費品價格高企，加劇貧富懸殊。中港基層人士都同時受害，獲益的只有零售商和地產商。

「搶奶粉潮」就是一例。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大陸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因而造成大陸人來港的搶購潮。大陸人對生活消費品的龐大需求，造成市場供需的不平衡。奶粉商有意識地強化市場不平衡，例如耗資廣告洗腦，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製造需求；又恃其寡頭壟斷地位，迫使零售商以卑劣手法控製供應。奶粉零售價格被大大擡高，而水貨市場正是商業投機下的產物。（詳見：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0期）

擠擁在鬧市的大陸旅客和邊境車站外的水貨客，成為了民粹政客針對的對象。右派排外政客散播「蝗蟲搶奶粉」的言論，將資本家投機炒賣造成的經濟困局，渲染成大陸人製造的禍端。

同樣，大陸人在國內得不到基本生活需要，較富有的中上階層自然求諸境外。香港的財團看準這個商機，而政府亦縱容基本生活設施私有化，以利潤為先的服務不能滿足需求，造成學位和床位不足現象。

大陸醫療質素慘不忍睹，又經常濫收費用，大陸孕婦尋求香港質素相對較好的醫療服務。醫療產業變成人命生意，迎合大陸市場，孕婦產子費用高達10多萬元，甚至提供由安胎至產子的一條龍服務。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僅得GDP的2.8%，而政府政策長年助長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令公立醫院的床位比97年還要少1,000張。此外，參考本刊《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一文，亦可見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是資源短缺的原因。

危險的文化優越論

尤其是受到97亞洲金融風暴打擊，因而失去過往優越地位的中產階級，甚至在英殖經濟繁榮時待遇較優厚的工人階級，都容易產生懷緬英殖統治的迷思。泛民主派不時贊揚英殖的「法治人權」，亦強化了這種幻想。民怨沸騰而苦無出路，民眾對港英時期的幻想逐漸變成反大陸人的情緒。

本土派經常打著「保衛本土文化」的旗號，強調香港文化之優越，鼓吹區隔大陸人以免港人被溝淡。同時，他們指控中共在香港實行「殖民」政策，像西藏和新疆將漢人移植而侵略經濟和文化，因此區隔大陸人是為了保衛「自治權」。這技倆將大香港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列寧在1914年早就提及過這種「精致的民族主義」：「精致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聽的借口下，例如在保護『民族文化』利益、保護『民族自決或獨立』等等借口下鼓吹無產階級實行分裂。」《腐蝕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義》列寧

雖然香港本土派目前尚未成為納粹組織，但其論調與不少歐洲新納粹組織一脈相承。在歐洲經濟崩潰的情況下，歐洲弱國的新納綷提倡強人政治，反對歐洲強國進行經濟殖民，以保衛「自治權」去包裝背後極端民族主義議程。

此外，香港本土派攻擊大陸人的語言、文字和文化侵蝕香港，形容簡體字為「殘體字」。在歐洲亦有極右排外政黨，例如英國「捍衛英語聯盟」會抹黑穆斯林人溝淡白人血統，要求驅逐他們出社區；意大利「北方聯盟」則指控意大利南部人的文化被阿拉伯國的移民溝淡，要求北方擁有「獨立自治權」。這些黨派在議會內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亦打壓左翼和工會運動，煽動種族對立而分化底層工人階級。

社會主義者捍衛不同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權利，亦支持少數民族的本土文化和自治權利，但這必須建基於工人階級不分種族的團結鬥爭，共同反對壓迫者的統治製度。鼓吹種族撕裂只會分化反抗的群眾，助長資本家和獨裁者的壓迫。

人質慘劇案 – 反菲種族主義

此外，反菲種族主義亦是另一危機。2010年，港人於馬尼拉發生人質慘劇事件，眾多港人對菲國政府和警隊深痛絕惡。直至今天，由於總統阿奎諾拒絕向死難者家屬賠償道歉，態度囂張跋扈，進一步激起港人的仇菲情緒，甚至有受害者家屬要求梁振英要「強硬起來」，對菲國實行經濟製裁。11月香港大學進行了民意調查，訪問港人對16個國家及地方的觀感，當中港人對菲律賓人及政府的觀感最差，90%港人對菲律賓政府表示反感，32%人稱對菲律賓人反感。

然而，各黨派為了收割民粹政治資本，提出各項措施製裁菲律賓。人民力量提出最「激進」的措施，要求停止輸入菲國外藉家勞，直接打擊菲侓律賓工人飯碗。公民黨和民主黨則提倡杯葛菲國產品等較溫和的政策，不敢支持人力的方案。兩個溫和中產政黨並非為了保護菲律賓工人的飯碗，只而是為了避免為中產雇主帶來不便。在11月分，人民力量陳偉業提出無約束力的法案，要求政府製裁菲律賓措施，在建製泛民兩派「團結一致」下，在立法會大比數通過。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這反動的議案。我們支持死難者家屬得到合理賠償，但經濟製裁措施若果實行，首當其沖的會是菲律賓勞動人民，而非菲國總統和警隊。例如，經濟封鎖造成菲律賓企業利潤下降，但菲國資本家會合理化裁減工人和壓低工資，甚至造成物資短缺而價格飆升，出現投機炒賣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製裁措施會在香港會彌漫一片仇菲情緒，加劇菲港群眾的對立，讓港府分而治之，打擊港菲工人的權益。要記得，當年人質慘劇案發生的翌日，曾蔭權政府宣布凍結外藉家勞的最低工資。我們絕不能輕易被政府的分化技倆蒙騙。

中港區隔不是解決方案

由於生活困乏和經濟不景，而香港的工會和左翼力量薄弱，受壓迫的中下階層未能找到抗爭的出路。公民黨毛孟靜、新民主同盟範國威等民粹政客，以「香港人優先」的旗號將自己包裝成激進的新選擇，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回響。9月，這兩人連同其他本土派人士，於《明報》、《都市日報》登聯署廣告，指責「新增人口實在太多」，建議政府實現「源頭減人」以解決房屋問題核心。這是徹頭徹尾歧視大陸人的論調。

本土派提出的「中港區隔」是不切實際的，只要兩地仍是資本主義統治，即使香港「獨立」，中港商家為求牟利仍會繼續跨境通商，打擊勞苦大眾的利益。依靠收緊入境人口限製，是不能解決經濟融合所帶來的中港矛盾。就如實質上「獨立」的臺灣，資產階級的馬英九政府為了營商利益，都竭力促進兩岸通商，務求打進大陸市場。

「中港區隔」這種排外論調，將資源不足歸咎於外來人，為掠奪99%資源的資本家轉移視線，然後迷惑窮人為1%的餅碎內鬥，只會淪為「地產霸權」和「財團壟斷」的幫閑。真正解決之道是打破盲目牟利、令資源分配失衡的資本主義製度，以民主委員會監督消費品價格，調查消費品投機的情況；以民主委員會控邊境人口流動，擺脫以錢為先的人口管製政策，並公平分配公共資源。

右翼民粹肆虐　左翼的出路？

大香港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冒起，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領土；另一方「愛港力」等愛國流氓組織，則是中華民族主義論調的代言人，強調國家需要維穩，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擊左翼組織權利，反對工運團結爭取福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未來政局陷於復雜境地。

傳統泛民黨派無能力挑戰獨裁爭取民主，加上泛民社運屢次出賣群眾運動（解散反國教運動），在強而有力的左翼領導缺席下，激進中產和青年感到苦無出路而鼓噪起來，繼而尋求右翼民粹為「激進」道路。強化獨立於泛民主派的激進左翼力量，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群眾工人政黨，不是陳義過高的理想，而是當前鬥爭生死攸關的任務。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為此目標奮鬥！

食環署洗太平地　連串檢控街頭藝人

從1月20日開始，政府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由每周開放七天，改為只開放周六、日。不少街頭音樂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然而，食環署在殺街前後「洗太平地」，連串票控街頭表演者。1月19日殺街前，國畫藝人梁小姐在行人專用區被檢控，而在1月22日，SMS樂隊和雄樂館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亦被票控。

行人專用區的封街後遺癥

西洋菜南街行人路狹窄，但人流眾多，恢復通車後，不少行人被迫走出馬路，人車爭路情況嚴重，險象環生。此外，現時電訊公司的推銷員把攤檔放在行人路邊，阻街情況進一步惡化。

不少藝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以致觀眾人數大幅下降，但環境比以前更為擠迫。

無理檢控街頭藝人

1月19日（星期日）傍晚，「保衛旺角行人專用區行動」成員之一的梁小姐，如常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檔攤。在沒有任何預先警告下，梁小姐突然被四名食環署人員拘捕，然後帶回旺角警署。她被票控「無牌小販」和「阻街」兩條控罪，沒收攤檔物資，並將她帶回警署。梁小姐並沒有涉入金錢交易。

當時，梁的國畫攤檔只有約2米乘2米，擺放在路旁位置，根本不構成阻街。況且，當日食環署的行動只針對數個一人的攤擋，對其他人數較多的攤檔則沒作出任何檢控，可見署方針對勢單力薄的個人藝術者選擇性執法！

梁小姐是內地國畫及美術教師，對國畫藝術有一股熱誠。她幾年前來到香港，但因其內地文憑不受本地承認，所以不能在香港當美術教師。梁小姐沒有學歷，唯有於茶餐廳兼職維生，在空余時間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檔，繪畫國畫和寫生贈予途人，為的是推廣藝術。由於收入不穩定，她在租房時屢屢受業主歧視，現在只能居住板間床位。

梁小姐的攤檔面積細小（見圖），亦沒有涉入任何金錢交易，但警方正式落案起訴梁小姐「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沒有牌照而販賣」兩條控罪。她不岔被打壓，否認控罪，以100元保釋離開。但十多件攤檔物資則被扣留，包括臺凳、推車、畫具等。直至2月25日上庭抗辯，才可取回。

此外，在殺街後，不少樂隊（例如SMS）被迫移師至旺角東行人天橋表演。SMS樂隊、雄樂館樂隊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分貝機標示聲量並無違反噪音條例，但警方仍然以《噪音管製條例》第400章第5條，無理票控樂隊成員TONY。

抗議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1月26（星期日）下午三時，由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旺角警署，抗議警方無理檢控街頭藝術家。同時，我們要求政府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保留藝術公間。

■ 撤銷所有對街頭藝人的檢控

■ 立即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

■妥善管理規劃行人專用區，設立噪音管製，劃分表演區，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

■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再有抗議行動，為外傭爭取公義

23歲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受虐打事件發生後，香港外傭發動了一連串的抗議，特別是14萬人的印尼人群體。1月19日，約5,000名家傭與其支持者遊行，要求討回公道，並結束限製外傭自由和權利的嚴厲法律。1月26日（星期日）將會再有抗議，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印尼領事館。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這次遊行的聲明：

立即取消雇傭同居限製！
廢除吸血中間公司，要公共聘用製度
團結鬥爭，反種族歧視，反資本主義
Erwiana Sulistyaningsih的受虐事件震撼全港，令香港「現代奴隸製」的真面目成為國際媒媒的焦點。今次事件開始激起了社會對外傭的同情和支持，民眾打破了政府和資本菁英的種族分化，這可以說是外傭今後爭取工人權利和法律保障的轉捩點。外勞占全港勞動人口10%，外勞的抗爭若果勝利，足以增強全體工人的力量。

Erwiana的慘劇打開了媒體和很多民眾的眼睛，讓各位認清現時外傭聘用製度之惡。政府就如獄卒一樣，死守苛刻的「雇傭同居限製」和「兩星期條例」，嚴重限製外傭的自由和法律權利。最近一項調查顯示，58%的印傭曾經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經受到身體虐待。今個月，兩名印傭抹窗期間墮樓身亡。事實上，很多家傭都不敢拒絕這些危險和無理的工作。

政府竭力淡化自己在Erwiana事件中的罪行，裝作「第三方」旁觀者。我們是不會被騙的！事實上，正是政府的政策製造了虐待案的土壤。整個製度該當受到譴責，必須徹底改變。

現時外傭聘用製度的設計，是用以最大化地剝削外傭，視之為廉價和馴服的勞工。這符合那些有錢人（香港真正決策者）的利益。他們為了保護龐大的利潤，反對福利製度 – 全民公共托兒和護老服務，而轉向剝削低薪外傭以提供這些服務。

團結抗爭，反對種族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部。從馬來西亞到美國，我們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戰鬥組織。我們曾積極參與幾場反種族主義、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統治者以種族主義掩飾自己製度的失敗。在居港權議題上，香港右翼政客攻擊外傭；在馬尼拉人質事件上，利用外傭作為國際政治沖突的棋子，在工人階級之間製造分化。只是本地工人和外傭之間團結抗爭，才能贏得真正的變革。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取消「雇傭同居限製」，容許家傭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對於爭取標準工時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平均居住面積是全球最細。政府堅持雇傭同居，是要維持傾向地產商傾斜的房屋政策，避免為人民建立可負擔的房屋。我們亦要求廢除中間公司，並以公共控製的非牟利聘用製度取而代之。我們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建基於虐待和不公義、令一小撮人致富的製度，另一個選擇則是與建基於公眾利益、以民主控製的製度。資本政客就如非民選的港府般，永遠利潤行先，而社會主義是完全相反的！

團結、鬥爭

在港外傭的鬥爭是全球女性抗爭的一部分，反對種族主義法案，這些法案在世界各地愈來愈嚴重。可見，有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可見向資本家和政府反擊。此外，有需要為工人階級的替代製度，取代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讓多數人得益。為爭取外傭權利的持續抗議，以推倒現時不公義的法例，愈來愈能夠爭取普通港人的支持。就像從前的奴隸主一樣，港府在壓力下是可以被迫妥協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就是出路！

數千名外傭促結束不公平法例

在港的外傭憤憤不平。1月26日，超過4千名外傭和支持者再次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壯觀遊行。

Erwiana事件不僅觸發了大型遊行，更重燃了女性外傭旳戰意。她們為自己在今天不公平的雇傭製度下所受到的不公義吶喊。這場示威運動動搖了種族「區隔墻」，這道墻由政府架起，用以區隔和排斥外傭，以維持其超額剝削。以前，外傭抗議往往受到本地港人冷待，但現在有更多港人關註。

今次遊行主辦單位為「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是外傭組織、工會和聲援團體的聯盟。今次和上周（1月19日）的遊行都吸引了大量媒體關註。

「這只是運動的開始，而不是一次性的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鄧美晶表示：「印尼女工、家傭都意識到，社會現在已開始關註她們，而且愈來愈支持她們的目標，即是基本的權利，還有法律保障。」

香港有31萬名外藉家傭，來自印尼的占差不多一半。她們工時非常長，又被迫與雇主同居，很多時都沒有自己的房間。標準工時、晚上的私人時間、私隱，對外傭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Erwiana殘酷受虐的事件震驚了香港，令更多外傭敢於發聲指控她們雇主虐待。

「我們沒有選擇，要賺錢寄回我們家鄉，我們一定要來這裏。」遊行至印尼領事館的Lia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是很好的工作地方。在印尼，我們每月賺得少過1千港元，但在這裏做家傭的人工差不多高四倍。」

但即使如此，外藉家傭的工資仍然十分低。香港外傭每月的最低工資為$4,010，相比之下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為$30一小時，若以典型的每周48小時計算，每月最低工資為$6,240。很多家傭每周工時高達60-70小時。

運動發展起來

顯然，在過去兩星期，外傭的抗議運動發展起來，並且信心大增，提出針對香港和印尼政府的明確訴求。除了為Erwiana討回公道（其雇主被起訴連串虐待，並在1月22日保釋），星期日的遊行亦要求三個領域上的法律改變。

此外，外傭團體亦要求「自決是否雇傭同居」，容許家傭可以選擇外出找居所。

鄧美晶表示：「為什麽政府這麽強硬，不容許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個訴求十分合理。這不是政府開支的問題，而是進行社會控製，要令外傭置於極度弱勢。」

現時的抗議亦針對惡名昭著的1,200間中介公司。在1月26日的遊行裏，這顯然是印傭面對的首要問題。一提到關於中介公司，她們的憤怒水平顯然提升。招聘公司鮮有受到規管，而且普遍有實行不當的習慣：過度收費、假帳戶、無視投訴，收起例如護照等文件。

與「兩星期條例」一樣，高昂的中介費令外傭即使遇上差劣的雇主，都不敢辭職，因為她們要再付費用，成本倍增。法律上，中介公司只容許收取外傭月薪10%的費用，但正如《南華早報》報道：「現時香港的費用是$28,000，大約是工人月薪的7倍，高於法律限製的70倍。」

印傭工會（IMWU）的示威領袖Sringatin向《英文虎報》表示：「印尼政府迫我們借貸，以及通過中介公司找工作。我們的護照被沒收。投訴不被鼓勵，我們不容許轉雇主，直至完成付款。」

增大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外傭的抗議，以及她們非常合理的訴求（參考我們聲援的傳單）。在印尼領事館外，鄧美晶向遊行隊伍發言，表示支持她們三個主要訴求，並支持團結鬥爭以擊倒政府。社民連的梁國雄亦發言，他是唯一一個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印傭工會（IMWU）、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香港職工盟亦有發言，其中職工盟呼籲外傭加入工會。

清楚的是，勞工處和港府面臨的壓力正在增加，針對其嚴厲的外傭政策和歧視性法例。Erwiana受虐的醜聞令香港本地人改了看法。外傭感受到廣泛社會上更大的支持和同時，現時是時候將壓力升級。未來數周將會是將抗議運動升級、贏得更多普遍港人支持的重要時刻，兩種壓力結合起來，可以迫使港府退讓。

「政府想我們閉嘴」

「我有兩個孩子和雙親等著我供養。我必須每月寄錢回家給他們；如果我不養他們，誰會？這就是為什麽我繼續撐下去。」Nisa自零八年來港工作，她的故事解釋了千千萬萬的印尼女性離鄉別井到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打工的原因。Nisa在香港的首個雇主非常刻薄。她被雇主用語言，有時甚至身體上的暴力對待。她選擇默默忍受，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工作，是因為中介公司高得離譜的收費。「就算我被她（前雇主）侮辱，我也需要完成那兩年的合約，因為一旦我轉工，就是違約。中介公司會要求我重新再付一次中介費，那相等於我七個月的薪金。」

筆者訪問了四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外勞，Nisa、Eny、Lanny和Lia，她們已經在香港工作五至十二年了。她們為了養家，在香港曾經歷過艱辛的日子。她們四位正在積極參與「為Erwiana討回公道」運動。在短短兩星期之間，運動已經發動多次抗議，以及數千人遊行，要求停現時外傭的聘請製度、中介公司吸血鬼的剝削。

Lanny在港工作了八年。她對印尼政府不負責任的回應態度尤其震怒。「政府只想我們閉嘴，說會付錢給Erwiana的家人，然後要他們和所有的外傭閉咀。政府從不在乎我們的性命！」

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外傭的困境是「現代奴隸製」。她們幾乎沒有任何私人時間和私隱，超長的工時令她們無可能有八小時休息。因為「雇傭同居」製度，老板可以隨時要求她們工作。中介製度令她們只有極少權利轉換工作。

「我曾在洗手間做功課。。。」

Lia在香港工作七年。跟很多其他外傭一樣，她需要每月寄錢回鄉，同時她在香港自付報讀一個電腦的文憑課程。在她的第一份合約工作的家庭裏，即使有多出一張床，家中的婆婆也不準許她睡床，只能夠睡在客廳的梳化。「一天晚上，我正睡到一半時，她突然在床邊扯我的腳，叫我下床，然後要求我以後只準睡沙發。」Lia唯一可以做學校功課的時間，是每天完成工作後，即是午夜十二時後，但她不準開客廳的燈。「最後我唯有在洗手間做功課。因為那裏是唯一他們不知道我做什麽的地方。」

Nisa的第一名雇主經常語言上侮辱她，叫她做「白癡」、「死蠢」，這樣的侮辱天天發生，長達兩年，甚至連雇主的兩個小孩也有樣學樣，用相同的態度和字眼對待她。

對於這些外傭來說，早上六時開始工作是平常事，很多人需要工作至午夜。尤其是因為「雇傭同居」的強迫性製度，她們等如24小時待命工作。Nisa憶述她的第一個雇主說：「那時是淩晨三時多，我在客廳梳化熟睡中，突然被老板叫醒。老板當時很生氣，她說她女兒的一件衣服洗得不夠幹凈。她要求我立即起床從頭再洗…淩晨三時！」幸運地，現在Nisa已經脫離這些可怕的日子，找到一個正常的雇主。

她同意廢除強迫性「雇傭同居」的製度，讓家務勞工自決是否與雇主同居。「我有些朋友每天工作十八小時，就是因為這強製性法律。」

每天二十小時工作

Eny第一份工的家庭住在元朗。一開始，她的雇主要求她到距離三十分鐘的一間獨立屋打掃，這代表老板違法，要求她替兩個雇主打工，若果被揭發，雇主可以被檢控。每天Eny要由早上六時工作至淩晨二時──二十小時工作和不夠四小時睡眠時間！

她的老板經營燒烤場生意，曾經要求Eny幫兩個雇主打工後，又要她幫忙在燒烤場燒食物。這不是任何家務勞動，完全違反法例規定！她不能承受極長的工作時間和環境，所以她在工作六個月後決定辭職。但後果就是她被迫重新繳交中介費，這等於是失去她工作半年以來的所有工資！十四個月的工資被扣走，這還不是奴隸製嗎？

踢走中介公司！

所有印尼的家務勞工都必需透過中介公司到外地工作，否則她們的合約不被承認。這是政府刻意的一項政策，去縱容1,200間「販賣」外傭的中介公司合法地牟取暴利。菲律賓政府沒有這項條例，因而菲傭相對地幸運。每介紹一位印尼外勞來到香港，中介公司就能賺取$21,000港元，這通常是她們足足七個月的工資。一些中介甚至被揭發收取外傭比上述更多的額外費用！

Nisa說，中介製度欺騙所有外勞。「所有人必須到中介中心找工作。我曾被迫付錢上一些教導如何成為家務勞工的『訓練課程』。」但這些課程根本是不必要的，中介公司實際上只是用另一種手段，讓它合法地索取更多額外收費。而即使你付錢完成課程，中介也不會保證你會找到工作。

中介公司一直惡名昭彰，過度收費和發生問題時不負責任非常普遍，但外傭一旦簽約，便不能要求轉換公司。正正是這些吸血中介公司，令眾多外傭在受到雇主虐打、被扣薪、扣假期時，都不能反抗。在Erwiana事件的醜聞爆發後，更多外傭勇敢地走出來，為對抗不公義而抗爭。現在最急切需要的，是透過工會組織起一場戰鬥性的運動，並與社會上其他的工人階級連系起來，共同戰鬥。

訪問韓連山：「進師盟」參選教協理事

由韓連山、等人組成的「進步教師同盟」，準備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選舉將於2月21日至3月14日進行投票。教協坐擁9萬教師會員，但長期在民主黨政客的主導下，工會怠於抗爭，未能為教師爭取權益。進師盟的參選，有機會為教協帶來新氣象。社會主義行動記者特意與「進師盟」成員韓連山進行電話訪問。

記：進師盟的參選目的是什麽？

韓：我們是一群教協會員，看到教協最近處理教育和政治議題的事務上，與會員期望愈走愈遠。因此，我們組成「進步教師同盟」，討論如何改善教協會務。經商討後，決定派19人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希望監督理事會工作，改革監事會不足，要求會務公開透明，讓會員有更大發言權；在理事問責、教師專業、教育生態、民主政治方面，希望改善得更好。

政府在教育改革時，教師的權益受到挑戰：工作量增加，職業不穩定，入職困難，只有朝不保夕的短期合約，但教協力度不足，未能維護教師權利。

記：在教師權益方面，你們有何看法？

韓：教協立場要更硬凈，向教育局爭取權益，問題是可以改善的。就如小學縮班殺校的慘況，政府殺了一百幾十間學校，令教師們流離失所。教協一直聲稱爭取小班教學，但只有叫喊口號，看著學校每年被殺，數千教師失業，教協卻沒有和教育局攤牌，讓政府殺校成功，在殺校後才推行所謂的小班教學政策。

從另一面看，教協與教育局合作得好。未來中學都會有殺校情況出現，但現時教協維護權益的力度並不足夠，否則教育局不會如此猖狂。

在林慧思事件上，教協最初立場曖昩，只將焦點集中在老師言辭過激過火，但不看林老師行俠仗義，抱打不平，對她十分不公道。到見到社會回響很大，很多人支持林慧思，教協才能另外一些聲明。我們「進師盟」也不認為講粗口是對的，言辭不當是犯錯，但焦點不應在那裏。相反，我們應該教導學生，遇到不公義時，應該采取林老師的立場。

在反對國民教育科上，教協一直非常被動，只要求再修訂指引。修訂後教協認為指引有進步，所以在反國教上放軟手腳足。後來反國教的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直至教協不得不加入後，教協才加入反國教大聯盟，但始終是後知後覺，作為一個工會，是要不得的。

記：你們的選舉工程如何進行？

我們正在以網頁和文章宣傳，並在教協會所樓下派單張，讓教師聽到我們的聲音。未來，我們希望舉行諮詢論壇，目前選委會未答應，但「進師盟」自己無論如何都會舉辦，並會邀請所有候選監事來辯論，辯論會公平公正公開，讓會員決定投票意向。

勝算方面，很難講，要看宣傳攻勢、會員關註度，而且會員可能出現慣性投票取向。

另一點我要澄清，坊間說我們奪權、搞內訌，我們並非這樣。監事會並沒有權力的。會務運作是由理事處理，監事只是給予意見，在會務上提醒理事。權力不在我們手上，也不在張文光「薪火相傳」名單的10人手上。權力是在會員手上的，會員有權去投票選擇能讓會務進步的監事，教協並非私器。

記：未來會否參選理事？

韓：這要看將來發展。如果理事非常長進，可以改善會務，我們就沒有必要參選。如果來屆理事會也達不到我們的期望，相信其他教師會員都會有意見，去組成另一內閣參選理事。

記：如何增大教協力量？

韓：一個接近9萬人的工會，如果立場堅定，力量是可以很大的。但教協多年來采取溫和路線，與政府多方面合作，領導會員方面則做得不足。會員會否企出來爭取，很視乎領導人的風骨和能力。如果工會有領導力，不是次次和政府合作，你是有工具要求政府退讓的。

工業行動，是隨時可以啟動的，但教協自1973年罷課後，之後基於種種原因，一直走溫和路線，都沒有強硬的行動。工會應該在適當時候采取工業行動，要改善教師權益，這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回應《熱血時報》抹黑社義行動籌款

近日，《熱血時報》試圖大肆抹黑社會主義行動，指控我們在眾多議題上發聲、以及在社運活動上籌款。以下是我們的回應：

撈政治油水的是「熱血公民」

社會主義行動在各項社會議題上積極行動，符合我們理念的議題都會全力參與，對抗社會上的不公義。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新工人政黨，自然要從街上小額募捐，爭取勞苦大眾的支持。我們旨在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組織，讓普遍群眾自身參與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參選2011年區議會選舉時，承諾若果當選只會領取基層工人的薪金，將其余收入會捐予社會運動。這與立法會議梁國雄（長毛）的做法一樣。「熱血公民」的黃洋達在2012年參選立法會時，並沒有提及這一承諾。

相反，「熱血公民」要建立的是圍繞一個「政治明星」的宗派集團，只容許追隨者為首領搖旗吶喊，但不能參與組織的決策。《熱血時報》年用120萬，恃著坐擁龐大資金，操控網上輿論機器，到處造謠抹黑其他組織。

政治團體應該以政治活動吸納群眾支持，例如街頭宣傳、出版刊物或支持者捐款等。《熱血時報》沒有信心在政治上獲得支持，就以商業模式運作，製造明星效應，依靠商業產品和廣告收入維生，例如在年宵售價的黃洋達人形公仔，價值竟高達8萬元！將賺回來的利潤供養其政治宣傳，例如免費報紙、網上電臺等。這是本末倒置的。「熱血公民」的立場只會隨著市場趨勢左搖右擺。

雖然在一些特定的政治議題上，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有一致的立場，例如指控「反國教大聯盟」解散運動、攻擊民主黨舍棄公民提名、反對真普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妥協方案。然而，《熱血時報》以造謠抹黑和人身攻擊的手段對付政敵，以誇張失實的手法做政治宣傳，務求刺激官能，煽惑支持者淪為辱罵政敵的流氓，不能提高群眾政治意識。

不可以介入國際議題？

《熱血時報》指控社義行動就「以巴沖突」的議題進行宣傳，稱這議題「與香港無關」。「熱血公民」又指控「什麽議題都與你們有關」，可笑的是，你們只有一個議題，就是讓黃洋達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避談一切政治理念，就是你們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在以巴組織名為「社會主義鬥爭運動」。我們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主義，亦反對暴虐的阿拉伯政權。我們提出以社會主義方案解決以巴沖突，支持以巴工人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統治者煽動種族沖突。我們一以貫之，在香港痛擊「熱血公民」之流煽動族群沖突！

可笑的是，《熱血時報》以為我們只能在以巴兩方的統治陣營之間選擇其一個，可見這群人骨子裏的種族主義之毒是何其之深，在政治上是何其無知。

社會主義行動曾籌款支持我們在南非以至埃及的組織，幫助他們反對資本主義與獨裁鎮壓。對國際主義者來說，這是自然不過的事。《熱血時報》抱著狹隘的大香港主義，不明白任何地方的鬥爭要勝利，都不可能孤立在一個地方/城市，不可能得不到海外群眾的團結聲援。諷刺的是，《熱血時報》在曼特拉逝世時，發表文章贊揚曼特拉的抗爭，但似乎你們不知道這場鬥爭曾經得到全球群眾的支持，包括在金錢上和行動上。

誰是民族主義者？

「熱血公民」經常扭曲左翼分子的立場，抹黑任何反族群仇恨者為「大中華派」、「支持中共殖民」。我們支持中國的地下組織，亦有同誌因為反中共而被捕。

社會主義行動是最堅定反中共殖民的團體。我們曾多次到中聯辦示威，支持藏族、維吾爾族的自決權、文化和宗教自由。「熱血公民」自詡反中共殖民，何解在這些行動上，從未見其蹤影？同樣，如果香港大多數群眾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會支持社會主義的獨立香港。然而，我們始終強調，勞苦大眾需要不分族群團結鬥爭，共同打倒中共獨裁政權，才能贏得真正的民主，包括自治權利。相反，煽動種族沖突，只會為中共鎮壓製造藉口。2009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維吾爾族人與漢人爆發種族沖突，中共伺機大力鎮壓，打壓穆斯林的宗教自由。

在2010年，廣州市政協企圖將粵語的廣州電視臺改為主要使用普通話廣播，激起廣東省地區人民不滿。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反對中共扼殺語言自由，捍衛使用廣東話等所有方言，以及普通話的權利。同時，我們在遊行現場強烈批評「香港人講廣東話　唔識聽就返鄉下」等族群歧視的口號。

目前，香港存在兩派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香港領土；另一方是支持政府的「愛之堆」流氓組織，以「愛國」名義強調國家需要維穩。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壓左翼的組織權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

「熱血公民」推祟大香港民族主義，煽動族群沖突。以民族主義對抗民族主義，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只有群眾不分族群和語言共同鬥爭，才能打倒中共這個世上最強的獨裁政權。

訪問黎汶洛：政改何處去？

社會主義行動邀請了學民思潮的黎汶洛，參與以下論壇：

為讓各位先了解「學民思潮」對普選的看法，我們在1月30日跟黎汶洛對談：

記：學民思潮提出「五區總辭」，可否說明一下？

黎：政府不斷拖延諮詢期，令占中運動慢慢被陰幹，所以我們認為應該選擇三至五月期間總辭，七至十月期間進行補選。公投的議題應該是原則性的，例如「公民提名是否不可或缺」、甚至是「公民提名是否需要提委會確認」等等。

有人說，學民思潮倒不如推動在2015年年初公投，並以完整的政改方案進行公投。但是，政府狡猾的地方在於控製補選期。若果在半年前辭職，政府不可能半年也不讓我們補選，這是法律上的限製。

但如果我們在2015年年頭才進行辭職，倘若公投拖延至下年5月，變相公投時限性被破壞。所以，如果以方案公投，變數很多，可能政府提出的方案會玩弄細節，調整數字，混淆視聽。例如，沿用現時選委會過渡的提名委員會，但將1,200人加至1,500人。

記：對民主黨和真普聯的方案分別有何看法？

黎：現階段民主黨的方案，只為自己政黨鋪一後路，讓「阿爺」看穿底牌。我們不知道，民主黨在未來短時間內，立場會否有轉變。現在我們還未約到民主黨會談，所以不會批評民主黨。在會面後看看他們的立場，我們再作回應。

我希望民主黨站在民意一方，與我們團結一起。張文光指我們分裂泛民，但現在看看誰與泛民的立場不同？我不能說學民是泛民的核心，或具有什麽影響力的，但大家理念是相同的。大家都在推動民主運動，當大家都在說「公民提名」時，為什麽你在真普聯裏唱反調呢？這令很多市民解不通。

至於跟真普聯會面時，我認為真普聯只是一個空殼，是一個平臺讓各政黨各自表述，然後收窄分歧，即是叫各黨讓一步。如果泛民不能在真普聯達成共識，一起通過政改方案也好，一起否決也好，那麽真普聯不如不要繼續下去了。反而將力量放在占中，甚至是街頭宣傳「全民提名」直接平等的選舉。

記：即使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保留「公民提名」，都與你們的方案有出入，你們如何推進自己的方案？

黎：有時也挺辛苦的，與政黨討論時，他們都說「我明白」，敷衍我們後，當我們純粹空談，甚至在背後寫文章批評我們。學民思潮會繼續遊說政黨、團體和占中三子，接受我們全民代表提委會的方案。

我們提倡350萬選民組成提委會的方案，實質上令提委會名存實亡。但是他們（泛民）不想那麽前進，要保留提委會，就像學聯前幾天搞了學界公投，竟然連「增加提委會人數」都當成一個論點。

記：那麽學民對《基本法》有什麽立場？

黎：我們的方案自稱，是自稱，符合基法的，包括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我們未至於要求廢除《基本法》。政府叫我們按照框架走，你可以說我們與政府在玩弄字眼，但我們提倡的是直接、平等的選舉模式。

雖然我不認同基本法，例如起草時只有10-20人，但不會要求廢除《基本法》。我們希望有一天官員自己出來解釋：「是，當時《基本法》字詞有問題」，透過官員的口說出來。這是技術上或策略上的論述問題。

記：對占領中環有何看法？

黎：學民支持占中，也認同公民抗命彰顯社會不公義。在反國教時，我們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是「非法集結」的，學民過往遊行都不申請。我們明白並同意這一點。但在實際操作上，占中是否像嘉年華一樣，象征性占領廿四小時後就散水呢？能癱瘓經濟?

我們希望占中可以癱瘓經濟或社會運作，才能有談判籌碼。若果「占中三子」只是劃分區域去占領，或者短時間占一占就當完成，並符合占中的本質。日後，我們希望繼續與占中三子在技術、人手、資源上再交流。

戴教授不希望我們參與占中，說18歲以下要簽回條。但我要提醒一下，歷史上很多群眾運動都是學生和勞工推動。學民會出席占中，但要看運動本質有沒有變，如果是象征性的占領，就與我們想要的大有不同。

至於罷課，反國教時大專曾經罷課，但都是象征式的。我認為，是否推動罷課，要看群眾情緒，如果氣氛高漲，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貿貿然推動，就會讓建製派有攻擊的機會。我對罷課持開放態度，有需要時應該發動，但重點還是要看運動的性質有沒有變。

香港：「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為外傭權利發聲

二月九日的香港是個下雨天，雨勢有時甚至頗大，但眾多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尼泊爾的家務勞工依然氣氛澎湃，來到維多利亞公園聚集，為的是參與這個全球的反對針對女性暴力活動－「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紫色是今天的主題顏色，參與者戴上「為公義站起來」的紫色頭巾，跟著英文、菲律賓和印尼語的音樂共同起舞。

「十億人起義」是跨越二百個國家的全球性舞蹈運動，在情人節當天，喚起社會對於強奸和針對女性暴力的關註。這運動由美國一位女權劇作家Eve Ensler發起,其中「十億」代表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便有一名在人生中曾受到強奸或虐打的數字（聯合國數據）。

在香港，這個活動由最近成立的「為Erwiana和所有外傭爭取公義委員會」舉辦。由於香港三十萬的外籍家務傭工只能在星期日休假，所以這場活動改至星期日舉行。現時香港最重要的女性工人抗爭，是反對歧視外傭的雇傭條例。

現時的條例令外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於是非常容易能被雇主暴力對待。Erwiana這名二十三歲印尼家務外傭，就是被其雇主殘暴地虐打、禁錮和不給予食物，這事件在被揭發後引起社會廣泛關註，人們發起連串的大型遊行示威，要求對外傭有更多法律上的保護。她們要求享有不與雇主同住的選擇權利，以及嚴厲打擊那些以販賣外勞來謀取暴利的中介公司。

今天「十億人起義」的活動上，她們再一次喊出這些訴求，在一片色彩燦爛的舞蹈下，臺上臺下的人一同喊出她們的口號：「我們要公義！」「現在！現在！現在就要！」

亞洲外勞協會（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Eni Lestari在臺上表示，印尼政府將外勞當是商品。其他發言人則批評香港政府在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縱容著現代奴隸製。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臺上表示，全力支持外勞要求徹底改變現時的製度，「這些政府只為有錢人和財團服務，政府從不在乎工人的性命！一個工人看似勢孤力弱，但眾多工人的團結能使我們有力量迫使政府讓步，改變這個製度，廢除兩星期條例、給我們外出居住的權利、終結中介公司的剝削！」

香港外傭：「是時候組織起來！」

「在港的外籍家傭視Erwiana為他們的縮影。」外傭權益運動老將、在港菲傭工會的副主席Eman Villanueva表示：「她是長期暴力的受害者，但現在她表示自己會抗爭，令她成為許多外傭的榜樣。」

訪問當日，傳媒報導印尼政府官員公布一項計劃，指將在未來數年向香港供應技術工人 － 包括供應駕駛員、建築工人和護士 － 以填補勞動力的短缺（雖然更準確地說，是去滿足香港雇主對更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來自雅加達的一隊隊伍已經正式到達香港，來商討涉及23歲的Erwiana Sulistyaningsih案件的影響。Erwiana經歷數月被傭主有系統虐待和饑餓後，在一月離開香港。Eman表示，印尼政府和香港官員會面，表面上是表示對印傭的「關註」，但實際上是用這次機會談生意，開拓新的勞動力市場。在這時機提出這項計劃，是「厚顏無恥」。像菲賓律和印尼等的較貧窮國家，因為外傭會匯款給自己的家庭，政府主動地鼓勵輸出外勞，以促進國家支出的平衡。

在2014年的首幾個星期，數千外傭女性已經走上街頭，要求為Erwiana討回公道，並將事件擴大為爭取外傭權益的運動，而在筆者書寫的同時，Erwiana仍因為可怕的創傷而留院。這些抗議，和社會上有關這些外傭被超額剝削的正在擴大的議論，代表香港一個重要的形勢轉變。

「這案件牽動了大量情緒。很多的外傭，甚至是那些無加入工會的外傭，也對抗議有回應。這代表形勢已有利於組織外傭起來。」

組織與教育

「這是一個組織和教育外傭的好時機，包括教育外傭，為什麽有被迫勞動存在。」Eman說；「這個案件帶出奴役的問題。在我於香港22年的時間，我從未聽過這樣的事 － 『現代奴役』這個字竟可用得如此盡致。我們一早就這樣說過。但現在社會和傳媒評論員已經意識到這問題。甚至梁振英也被迫就案件表達意見，說不能接受暴力。」

「我們知道Erwiana不是一個獨立的個案 。只是去年，就有Kartika Puspitasari的案件（Kartika的前雇主因身體虐待她，而被判入獄數年）。這案件令港府十分尷尬，並破壞了其國際形象。」

目前，超過300,000在港外傭面對的問題是私人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強收大量費用，來換取簽署工作合約。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的數月薪水，也因其他的過犯而被各方指責。在今日賺大錢的人口販賣行業裏，這些欠缺規管的公司是關鍵部分。

印尼政府和菲律賓政府也實行有助於中介公司的政策，並給中介公司以處理合約的方式，強力地控製外傭。

債務束縛

「如果一個外傭就其工作條件向中介公司投訴太多，中介公司就會拒絕幫助，那這個外傭就會被困在那裏。」Eman表示。「法律只許中介公司收取外傭工作首月的薪水的10%作為費用，約港幣401元，但實際上中介公司收取更高費用，最高可達港幣25,000元。對外傭而言，這就代表無首六至七月幾近無薪工作，類似受契約束縛而必須工作的勞工。」

這個強迫勞工製度曾被英法殖民地使用，是一類債務束縛。據此，窮人，有時是整個家庭也被縛於一個雇主（一般是一個莊園主）下無薪工作一定年期，來作為他們去殖民地的旅費。

「在2006年，菲律賓政府取消中介公司收取的舊的『職業介紹費』，以『強製訓練費』代替，雖然這新例也是一樣的，為中介公司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

出外居住權

Erwiana事件帶出另一個當紅的問題，是外傭要求可以選擇出外居住，來代替今日的強製外傭留宿雇工家中。Eman同意這點，香港政府堅持強製留宿的規定，是因為它是對外傭的社會控製，限製他們和社會互動，而不是主要是經濟問題的考慮。

「我們想要靈活性。有些外傭選擇和雇主同住，有些想出外居住。強製留宿也是對香港家庭的不公平規定，許多家庭住於非常小的套房。政府在2003年前采用一個較靈活的方法，容許出外居住，但現在收緊了控製。現在更嚴格執行這項規定，甚至進行突擊檢查！」

現在，外傭的抗議運動的三個主要訴求是，容許選擇是否出外居住、廢除兩星期規定，以及嚴格規管中介公司，包括懲罰過度收費或觸犯其他法規的中介公司。

Eman表示，現在教育是外傭組織活動的關鍵焦點。他相信在今年稍後，Erwiana回港出席其前雇主的審訊時，將是抗議運動的新高潮。

外傭作為香港勞動力的差不多10%，2014的大型抗議標誌著抗爭的新階段。建立他們的組織，更重要是戰鬥工會，並與其他行業的工人階級連系，這些需求是前所未有地清晰可見。

李慧玲被封咪　新聞自由屢受打壓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新一輪打壓。商業電臺「名嘴」李慧玲，昨日突然被解雇，引起媒體工作者及社會一片嘩然。上百市民及傳媒工作者昨晚在商業電臺外集會，包括商臺節目員工、資深傳媒人程翔、碼頭罷工代表和駕院絕食師傅練國等，舉起燭光示意「商臺已死」，批評商臺要滅聲，香港言論自由進一步縮窄。

容不下溫和的反對聲音

李慧玲在商臺擔任時事節目主持近十年，在陳誌雲轉任首席智囊翌日突然被辭退，眾多商臺員工對李被滅聲表示氣憤。李慧玲經常在電臺節目批評梁振英政府，曾經幫助反國民教育、駕院絕食以至碼頭罷工宣傳。由於她站於溫和泛民的政治取向，商臺在2004年辭退黃毓民後，容許她擔任主持。近年，聽眾一度批評她立場過於溫和，未能「緊貼形勢」，例如向五區公投運動大潑冷水。但對商臺高層來說，她的言論已經過於刺耳。

在去年11月已經由一直主持的早上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被調離，調到傍晚節目《左右大局》，《晴朗》則由時任行政總裁陳誌雲頂替。李在當時亦此調動在事前沒有諮詢，揭發陳威脅她若不接受安排就會被解雇。此舉在當時已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對於今次的解雇，李慧玲表示，昨天黃昏才被知會解雇，即時終止合約，而且商臺沒有交代任何原因。

商臺牌照將於2016年屆滿，有傳政府要商臺除去批評梁振英的聲音，作為續牌的交易條件之一。商業電臺並非第一次封殺批評政府的節目主持人。2004年，節目主持鄭經翰及黃毓民，因為在節目一直狠批政府，尤其在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懷疑受到背後政治壓力，二人在十日內相繼辭職。

香港新聞自由度連創新低

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多宗新聞自由被打壓事件，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明報》撤換總編輯、《蘋果日報》及《AM730》被抽廣告等，新聞自由面臨極大威脅。

此外，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佩瑩，在去年底的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中，曾作「吹哨者」，踢爆特首梁振英與行政會議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時，扭曲顧問報告原意，指政府發牌猶如「造馬」。發牌事件後，伍佩瑩的總公司被投訴，令她早前「被離職」。《壹周刊》報導，投訴信批評伍佩瑩「站在公眾一方」、「質疑顧客(特區政府)」、「違反顧問生意規矩」。這秋後算賬事件，是政府幹預言論自由的又一例證。

「無國界記者」昨日公布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排名連續三年下跌，由去年第58位下滑至61位，在12年間下跌43位。香港記者協會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已低於臺灣、南韓、南非等地，而早前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09年的74.6%跌至去年的27.1%。

罷工反封咪　媒體要公營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商業電臺打壓李慧玲，並全力支持傳媒工作者捍衛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抗爭。抗爭行動需要升級，商臺員工若果以罷工24小時作開端，將更有效迫使高層讓步，撤回封咪的決定。

香港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威脅，一方面是今次商臺及《明報》的粗暴政治幹預，另一方面是企業實行經濟施壓，抽起《蘋果日報》或《AM730》等報章的廣告。要保證真正的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在港尋求庇護者占領社會服務社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開始，約一百名尋求庇護人士占領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發起靜坐抗議。今天是抗議的第四日。本網記者探訪新成立的「難民聯會」。服務社受政府資助，作為社福基金幫補尋求庇護人士的房租，並提供緊急食物援助。可是，補貼的水平極低，難以想像任何人能依靠這些津貼維生！服務社沒有履行職責，妥善運用津貼金，令五千個尋求庇護人士積壓著越來越多憤怒。

來自孟加拉、中非共和國、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和斯裏蘭卡的示威人士，向本網記者表示，無人對服務社有半點信心。其中，有人在港申請庇護超過十年，但法例禁止他們在港工作。而且，社會福利署所分配的津貼金是直接繳至業主或食品供應商手上，尋求庇護者自己從來沒有發過一分錢。他們就是這樣，被迫在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忍受煉獄般的生活！

一位來自斯裏蘭卡的泰米爾難民向筆者表示，他最近才從監獄釋放出來，在十八年來香港最寒冷的冬天裏，連續七晚露宿街頭。最後，他告訴社福署職員，如果無人幫他尋找容身之所，他會「做點事」令自己回去監獄，至少那裏可以有容身之所。

事實上，國際社會服務社早已惡名昭彰，觸發過憤怒爆發。《南華早報》於去年八月報導，一班尋求庇護人士擠進屯門一個由豬欄改建、缺乏食水和熱水淋浴的地方。國際社會服務社營運此「貧民區」，負責人向難民們表示「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一人在飲過被汙染的水後送進醫院，令這醜聞曝光。

政府給國際社會服務社的撥款，在2012年高達二億三百萬，原意讓服務社運用這筆撥款，向難民提供食物及容身之所。可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世代下，可怕的外判製橫掃香港以至全球，是次事件成為另一例子。政府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將服務外判，從而「節省納稅人的錢」。可是，政府庫房坐擁7,340億，相當於GDP的36%，卻不願投資於社會服務。政府將服務分隔，從而逃避對在港難民困境的責任，免受公眾批評。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是「非牟利」機構，總部位於瑞士。「難民聯會」指，這機構剝削在港難民，尤其是操控政府規定的「十天緊急食物津貼」，將每月$1,200元的資助金額扣除至$6-700元。聯會不排除當中牽涉犯罪行為，要求政府徹查。此外，占領者亦要求服務社立即公開食物分配的價目表，但遭到拒絕。

組織「難民聯會」

全球的尋求庇護者都遇上生活困境。但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港府的難民政策是更為不人道的，需要迫切的改革。團體Vision First的Cosmo Beatson解釋，近年尋求庇護者一連串的抗議行動，成功迫使政府改進，並實施了輕微但重要的改善措施。自2004年後的數年，沒有難民完成過申請個案，但自2012年以來，由於該團體、難民與媒體持續向政府施壓，50個案例成功獲得處理。「難民聯會」要求，難民在辦理申請手續期間應該享有工作權，並以超市現金券取代現時不公平、不透明的食物津貼製度。現時，尋求庇護者約被發現非法工作，可被判監15個月。

占領香港社會服務社辦事處的行動，顯然很有協調和紀律，是受歧視群眾組織起來，向不公義又專橫的當局反擊的好例子。社會主義行動探訪占領者，表示支持，並邀請他們到會議講述抗爭經歷。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外判製，要求政府恢復直接管製難民服務處，而部門需要全面的民主控製。

停止向Satinah執行死刑！

約40名外勞及其支持者聚集於灣仔沙特阿拉伯領事館外，就當地印尼外勞Satinah Binti Jumadi Ahmad的死刑案件發起抗議。該案的死刑斬首處決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執行，示威者要求寬大處理。

Satina是沙特阿拉伯當地接近400萬名的外勞之一，她被裁定於2007年謀殺雇主。就像許多前往波斯灣國家的印尼外勞一樣，她堅稱犯案前遭到雇主一連串的施虐。沙特是一個極端壓抑的封建國家，殘告壓迫當地的婦女、少數民族和多數的外來工人階級。因此，當涉及基本的法律權利時，像Satinah的女性外勞必然是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

在當地的監獄中，有27名來自印尼和140名來自菲律賓的外勞等待處決。現代的奴役的現實曝露在鎂光燈，全球共有1.5億外勞被販運地世界各地，作為廉價勞動力而遭到剝削，例如於索契冬奧運和多哈世界杯（當中造成了185名尼泊爾建築工人殉職）等面子工程之上，也有從事家務勞動，在不穩定的條件下日以繼夜地工作。

香港的示威者高呼「Save the Life of Satinah!」（拯救Satinah！）、「Justice for all migrant workers!」（為所有外勞爭取公義）。對於印尼政府和其他政府的無所作為，她們感到憤怒。

Satinah的案件是一宗悲劇。在2010年由於王室的幹預而推遲執行死刑，容許她的家人和印尼政府給予被殺者家屬贖金以換取赦免，總額為700萬沙特裏亞爾，即190萬美元（約1,450萬港元）！印尼政府已經設立了財政募捐，但至今只籌得該數額的一小部分。

組織抗議的香港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說：「由於印尼政府未能籌得贖金，Satinah即將被處決。」幾位組織代表也在集會中發言，包括AMCB的Eni Lestari 和印尼外勞工會（IMWU）的Sringatin。社會主義行動的 Vincent Kolo 亦發言表達了支持。

在港難民抗爭　得到愈來愈多支持

2月14日（星期五），在港難民連續第四天占領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向國際社會服務社抗議，行動得到愈來愈大的支持。國際社會服務社總部位於瑞士，受到港府每年2億元的資助，但經常引起尋求庇護者大量投訴。

其中一名占領者身處太子辦事處一樓，向窗門外空地的支持者叫喊：「我們被當成動物般看待！但我們團結起來，展示我們強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現狀的。」該機構分配予難民的食物遠少於政府規定的金額，因而受到很大關註。

在星期五晚上，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親臨太子辦事處，向占領者致敬，並承諾會與廉政公署等機構會面。超過60名示威者聚集於太子辦事處，《蘋果日報》及《無線電視》明珠臺都有采訪。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占領行動，並要求改善難民的權利。我們反對政府將難民服務社瘋狂外判（例如ISS），主張所有福利部門應當置於公共民主控製。社義行動成員正致力協助是次占領行動，並在實務上支持新成立的「難民聯會」，包括提供擴音器、中文的示威牌及橫額，以至聯絡中文媒體。難民需要更大支持，如果施壓力量在未來升級，可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大讓步。這將代表所有在港工人和受欺壓者的勝利。

「普教中」政策：扼殺語言文化自由

近日，教育局將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又突然將網站上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缺點刪除。教育局刻意貶低廣東話的地位，似要為普教中政策造勢，逐步在學校強行「推普廢粵」。由於中小學現已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普教中」政策本是畫蛇添足。在國民教育洗腦科後，中共再次企圖操控香港教育政策，普教中被認定為「國民教育2.0」。群眾不忿大陸攻打擊香港獨有語言文化，激起強烈的抗拒意識。

學生淪為「白老鼠」

2000年，教育局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一份《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當中寫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普教中政策早已推行，政府在國民教育科語常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宣布，撥款港幣兩億元，從2008年9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4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每年有30所小學和10所中學參加，共 160 所中小學參加上述計劃。在國教科一役，政府聲稱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但在銀彈攻勢和政治壓力下，令學生根本無從選擇。今天，政府再用同樣手段推普教中政策，惹來學生的反感。

教育局網頁上，被問及普教中是否能提升中文能力，回答指：「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未有證據證明普教中可以改善語文能力，但政府先斬後奏，當學生為白老鼠，背後的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而是政治性的。

政府並非首次將學生當實驗品。90年代初，政府不顧師生和家長的反對，強推母語教學政策，令大部份中學非中文相關科目的教學語言由英文轉為中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幅下降，令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不得不承認政策失敗。最後，教育局轉回讓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最後無疾而終。

凍結「普教中」政策

社義行動支持學習不同語言（包括普通話）的權利，但在十年母語教學政策失敗後，政府今天再次在未有充足研究和準備下，急急推行普教中政策，扼殺學生的選擇權，目的只是為中共煽惑愛國主義服務。我們要求教育局立即凍結「普教中」政策：在現正推行普教中政策的學校裏，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應該有權自決是否繼續執行。此外，在未有詳盡研究並獲得師生家長認同前，停止將這一政策擴散到其他學校。此外，政府亦應加大教育投資，改革現時千瘡百孔的語言教育製度。

一刀切的語言政策

大陸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向來官僚僵化，普教中政策只是一個例子。在西藏和新疆，中國以大漢民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迫使他們學習漢語，暴虐的壓迫語言文化自由。中共不但不能如其所願，收復離心離德的少數民族，反而造成激烈的社會沖突。90年代之後，西藏許多學校的藏文授課班被取消，除了藏語本身之外，其他課程全部都用漢語教學。在西藏和新疆，由於高等院校只用漢語為教學語言，少數民族的學生為了升學，被迫學習漢語。2012年11月9日，數千名學生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上街和平示威，高喊「民族平權」、「語言自由」等口號，要求藏語成為學院的教學語言，結果組織抗議的學生旺秋多傑在去年被判監四年。

「大國崛起」下，中國除了擴充在世界上的經濟影響力，更要擴充文化影響力，控製社會輿論。自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總共花費5億美元在「孔子學院」。孔子學院雖然以漢語教育和文化交流為名，但事實上卻灌輸擁護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今，大陸政府在香港重蹈覆轍，將可能引爆族群矛盾的計時炸彈。

今年一月，加拿大大學教師協會在網站上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和學院校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會執行總監托克批評：「孔子學院本質上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機構，限製討論中國政府認定有爭議的話題。」

世界各地的語言教育政策，都相對中國的具彈性。在星加坡，所有學校均以英語為首要語言，然後根據族裔學習自己的語言，包括華語、馬拉語和塔米爾語等。在瑞士主要有三個族裔（法裔、德裔、意大利裔人），學校會以相應的本土語言教學。在高年級的班別，學生會學習其他語言。例如，德裔學生會在GRADE3學習英語和法語。

大陸政府譴責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煽動港獨」、「分裂祖國」，但自己箝製香港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政策，正正就是助長這種論調的幫兇。社義行動反對舉港英旗的反智行為，我們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大陸政府一樣，從來沒有捍衛本地的語言文化自由。

舉港英旗捍衛粵語？

在英殖時期的60年代，港英政府刻意貶低中文地位，除了華文報章的輿論不受重視，中文的地位被邊緣化，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文書，亦必須以英文書寫。倘若要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或投訴，只有寫信給《南華早報》方有實效。當時，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統治階級有意限製學習英語的普及性，排除勞苦大眾在外，加強社會的階級分化。

直至1970年代中大學生發起中文運動，加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需要控製華語媒體的輿論，才被迫確立中文的法定地位，達至今天相對的平權。今天，舉港英旗的本土派高舉港英旗幟，聲稱要「保衛粵語」，但可笑的是，今天中文的法定地位，不是靠港英政府賜予，而是前人反英殖政府的抗爭贏回來的。

正因為社義行動捍衛語言的平等權利，所以才強烈反對「本土派」倡議的文化優越論。這種妄言廣東話優於普通話、謔稱簡體字為「殘體字」等族群歧視的論調，實則上是中共橫蠻政策的另一面鏡子。

社義行動支持不分族群、語言和文化共同抗爭，打倒中共民族壓迫的語言政策。唯有打倒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才能結束這種官僚橫蠻的統治。

近百名示威者參與排外遊行

2月16日，近百名示威者參與名為「尖沙咀驅蝗大行動」的排外遊行，由尖沙咀鐘樓出發，沿著廣東道遊行，沿途指罵自由行旅客，期間兩批人多次發生推撞。團體「熱血公民」、「香港人優先」都有參與。

反自由行示威者打著煽動族群仇恨的口號，包括「大陸蝗蟲打橫行，港人塞住無得行」等。反自由行示威者沿途於各大名店停留，向店內大陸旅客重復叫喊「蝗蟲！」，令多間名店要拉閘鎖門。遊行前，示威者聲稱會向大陸旅客噴殺蟲水，但最後沒有發生。

另一邊，除了有親中團體「愛港之聲」廣東道新港中心擺設街站，宣傳「歡迎自由行旅客」外，亦有「保衛香港運動」高舉中國國旗到達現場，與本土派示威者隔著鐵馬對峙。

政府為了摧谷旅遊業的利潤，推高鋪租樓價，大力推動自由行政策。由於欠缺強而有力的左翼力量對抗政府的重商政策，本土派示威者利用群眾反對財團的忿怒，將之扭曲至族群沖突的民粹方向。例如，「旅遊賺咗幾十億，市民幾時有得益」、「陸客購物一團團，錢銀俾曬大財團」等口號，都夾雜著反財團的意識，將族群仇恨精致地包裝起來。吊詭的是，示威者打著「反殖民」的口號，卻高舉代表殖民統治的港英旗。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為開發大陸市場的「中港融合」政策，包括自由行政策。這些政策只為令旅遊業界和地產商得益，加劇貧富懸殊。但本土派將矛頭指向大陸旅客，只會為背後既得利益者轉移視線，並將大陸群眾推向支持政府的一方，分裂兩地的群眾運動。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講過，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與親政府的愛國派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抗，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當務之急是重建左翼運動，將矛盾指向中港資本融合的真正元兇 － 政府和財團，才能抑製這種排外意識。

法院頒布禁製令　打擊難民占領行動

由數百名尋求庇護者及難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連續七天占領ISS-HK太子辦事處。今日高等法院頒布禁製令，勒令占領者撤離場地。

ISS-HK在二月十七日（星期一）向高等法院申請禁製令，打擊占領行動。司法系統再次曝露其階級歧視的本質，同時禁止未經許可的抗議人士進入ISS-HK福利辦事處。ISS-HK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分部，總部設於瑞士，但實際上是以「有限公司」註冊的。ISS在2006年投得每年2億300萬港幣的政府合約，承包香港約5千名難民的支援服務。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成員鄧美晶表示：「法院的判決一如既往靠攏財團。去年，碼頭工人罷工也曾面對過類似打壓工人的判決。」

十七日晚上，「難民聯會」成員召開會議，決定在翌日繼續新一輪的抗爭。

「我們不是停止鬥爭，只是改變策略。」一名占領者Raymond說：「法院的判決反映出，ISS-HK正感受到壓力，且未來感受到的壓力會更大。」

占領人士不滿ISS-HK克扣每月的食物津貼、提供不合格的房屋等瀆職行為。在上星期，難民正式向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ISS-HK。

「全港基層和工人都應全力支持參與占領的難民。」鄧美晶說：「我們聽到很多難民控訴，，ISS-HK沒有履行責任。這社群被嚴重壓迫，但他們堅決的勇氣和鬥誌大大激勵了我們。」

「香港難民聯會」開了一個新的Facebook專頁，請「Like」及「Share」幫忙宣傳。

「香港難民聯會」到ISS-HK 灣仔總部抗議

2月18日（星期二），「難民聯會」40名成員到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灣仔總部抗議，並呼喊「ISS可恥！ISS可恥！」等的口號。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亦到場聲援。

「在政府及社福署重新擯製難民福利服務前，我們不會放棄鬥爭！」「難民聯會」發言人Raymond表示。

遊行隊伍首先在總部大樓外的街頭示威，然後走上位於六樓的ISS-HK辦事處抗議。

遊行人士不滿高等法院昨日發出禁製令，禁止示威者占領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難民聯會」成員自二月十一日起進行為期一星期的占領，要求徹查ISS-HK 的涉貪，引起了媒體的關註。

「ISS以為他們驅趕了示威人士，但這運動會繼續，直至政府取消與ISS的優厚合約。」遊行組織者之一、社會主義行動的Vincent Kolo 指出。

法院判決，禁止7名人士及其他沒有指明道姓的示威者，進入及逗留ISS-HK三個辦事處。除此之外，ISS-HK在網上展開宣傳攻勢，否認克扣$1,200的食物津貼。「難民聯會」回應，ISS「以大話掩飾大話」。

今次的抗議表達的信息是，在占領結束後，反ISS-HK 的抗爭將會繼續，並在未來以新的策略進行。占領運動在這個鬥爭中意義重大，強化了「難民聯會」過百成員為公義而戰的決心。

「難民聯會」舉行大會　超過100人參與

2月24日，「難民聯會」過百名成員舉行大會，討論組織下一步的行動。這次是占領行動後的首次會議，參與人數上升了三成，共有十多個不同種族的難民參加，體現了跨越種族的團結鬥爭。

在法院頒布禁製令，打壓占領ISS辦事處的行動後，難民被迫撤離。然而，持續七天的占領行動向ISS造成巨大壓力，三間辦事處至今尚未恢復開放，似乎要逃避難民的追究。

聯會的成立令與會者都十分鼓舞，無論男女發言都慷慨激昂。本地港人與會者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外，以及一名關心難民的社工。

難民爭相發言，怒斥ISS乃至政府的不人道。一位來自非洲的女性難民表達了鬥爭的決心：「我們被抹黑為破壞法律者，但我們只是爭取權利。我們應該團結一致發聲，把自己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有朋友叫我們不要來參加聯會，說會有問題，說我們會被遣返。但不是這樣的！我們一定要爭取應有的權利。」

另一名來自中非共和國的難民激昂地說：「我們在媒體、警察、律師和公眾面前，揭露了ISS的貪汙腐敗。現在，所有港人都知道真相。若我們談到『難民聯會』，是很好的，但若果談革命，就更好了……現在，跟進我個案的人員每日到打電話給我，問我生活是否OK。」

另一名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領悟到，抗議已令ISS態度改變，說：「現在，ISS的跟進員變得很有禮貌。他們說：『如果你們有什麽問題，告訴我知。不要去抗議，來向我們解釋，我們是會幫你的。』…」

社義行動亦到場表示支持，成員鄧美晶說：「對香港來說，我們占領ISS辦事處7天，是十分前進的抗爭手法。本港政客口講「占領中環」爭取民主，但卻遲遲未敢行動，你們作出了最佳示範。」

會議亦討論到日後的抗爭行動，包括如何進一步向政府施壓，以及參與國際婦女節大遊行等。會議後，來自伊朗的Raymond被選為「難民聯會」的首任主席。這是建立「難民聯會」組織架構的重要一步。若要對抗龐大的官商勾結製度，難民需要民主辯論、行動一致的緊密組織。

2月26日（星期三），難民聯會代表將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義行動代表，到灣仔社福署辦事處與當局人員會面。談判若果破裂，我們將會發動下一輪的抗爭。

外傭遊行：抗議入境處拒絕百多名外傭工作簽證

2月26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外傭團體發起遊行，抗議入境處無理拒絕170宗外籍家庭傭工的工作簽證申請。30多名外傭及支持者由灣仔地鐵站出發，沿行人天橋遊行至入境事務處外抗議。示威者沿途高叫「We are workers, not criminals!（我們是工人，不是罪犯！）」「Abolish 2 w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Make live-out an option!（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警察在入境處門外架起鐵馬，遊行隊伍只能於示威區內抗議。參與團體包括亞太移民事工中心（APMM）、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IMA）、 在港菲律賓移民工聯會（UNIFIL-HK）、菲律賓外勞工會（FMWU）、亞洲和平協會、社會主義行動等。

遊行的主辦單位之一Dolores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拒絕外傭工作簽證的理由，如懷疑外傭「跳工」騙取金錢。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希望這裏所有經過的市民都見識到香港政府是多麽可恥，由始至終都打壓本地和外地工人的權益，這個抗爭一定要連結起兩地的工人團結，反抗今天的壓迫性製度。」最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之主席Raymond也有參與表示支持，他在發言提到，「我們一定要站出來發聲，一個人的力量很少，需要團結抗爭才能勝利！」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早前表示，入境處在處理外傭的工作簽證申請時作出審查，指若申請人過去有提早終止合約的經驗，則可能拒絕其申請。

黎棟國誣蔑外傭「跳工」，即是迫使雇主中止合約後，騙取代通知金及機票錢。這並無任何實質證據，是謊話連篇。Erwiana受虐慘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外傭受盡今天的製度壓迫，如中介公司剝削、強製性雇傭同住、「兩星期條例」等。政府不但沒有反省並修例，反而抹黑外傭，試圖淡化Erwiana事件和背後整個壓迫家傭的製度，從而分化本地和外籍工人的團結抗爭。

千名外傭遊行爭取權利

三八國際婦女節翌日，一千多名外籍家務勞工趁著星期日唯一一天的假期，上街爭取權利。

三月九日下午一時許，眾多印尼外傭在銅鑼灣百德新街出發，遊行到印尼駐港領事館，再到金鐘政府總部抗議。遊行隊伍沿途高呼「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Abolish two-we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Abolish Agencies!」（踢走中介！）等口號。不少外傭是人生第一次上街。印傭Mei和Ally向我們的記者表示，這是她們第一次參加遊行，因為最近看到Erwiana及其他在港外傭受虐的事件，令她們認為必須站出來抗爭。

隊伍期後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遊行發言人Dolores表示，今天的奴隸製度必須終結，要求政府廢除不公平的「兩星期條例」、要求讓外傭享有外出住宿的權利。不同聲援團體也發言表示支持。最近在政府社福署外發起占領行動的「難民聯會」一行十多人，帶著一家大小參與這次外傭遊行。本身是印尼難民的婦女Puji在政府總部外發言：「這不單是Erwiana一個的事，是政府對我們所有女性的壓迫。難民聯會會與你們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不單是外傭受到壓迫，全世界的婦女也是。全球貧窮人口中有七成是女性，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歧視女性的社會製度下。在此呼籲所有受壓迫的女性，在今天的階級社會團結反抗！」社義行動全力支持本勞外勞的共同抗爭，要求立即廢除中介製度及所有壓迫性條例。

六十多名難民抗議　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汙機構ISS

星期四（13日）早上11時，六十多名難民遊行到禮賓府，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又批評她拒絕與難民會面，間接支持政府對待難民的不人道政策。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以及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有參與遊行。

一批「難民聯會」成員及支持者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到禮賓府外抗議。他們帶同印有「打倒貪汙」、「廉署查特首　左手查右手」、「停止贊助貪汙機構」等示威牌和橫額，沿途一直呼叫「We want justice! （我們要公義）」、「Who took our money? ISS!（誰偷了我們的錢？ISS）」、「Who sponsors corruption? Ms CY!（誰贊助貪汙？特首夫人！）」等口號。

「難民聯會」成員Adella指，他們在香港受到極不人道對待，包括被克扣津貼，給予極少和過期食物、又被安置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非法寮屋。香港政府社福署每年花費逾2億公帑，將難民服務外判至ISS-HK，但當難民被ISS克扣津貼時，社福署卻繼續包庇ISS的貪汙惡行，特首夫人又置之不理。

「難民聯會」已連續兩星期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2月底曾到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社福署外判的難民服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嫌貪汙，然而迄今杳無音訊。由於廉政公署直接隸屬於特首梁振英，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ISS-HK贊助人。難民聯會關註到，特首夫人的角色會妨礙廉政公署公平公正調查事件。

特首辦昨回應，拒絕與難民會見。難民聯會指，他們會繼續抗爭及有進一步的行動，直至爭取到應有的權利為止。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

「我一家四口住在深水埗的唐樓，依靠丈夫做快餐店，加上自己的微薄薪金過活…我子女書簿費很貴，唐樓居住環境又狹窄，很艱苦。」在醫院任職清潔工的張太，是3月16日（星期日）的遊行人士之一。她抱怨道：「$30最低工資，只能僅僅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因此現時最低工資必須調整。

星期日，香港職工盟屬會 －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有超過60多名工會分子參與。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高喊「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八小時工作製」、「加班補水一倍半」等口號。工會表示，雖然最低工資從去年5月1日開始得到調整，由時薪$28提升至$30，但過去多年間通漲加劇、百物騰貴下，在職貧窮的家庭比比皆是。保安員及清潔工就是最受影響的一群。

另一位屋苑保安員黃太表示，現時保安員的「兩更製」令他們長時間工作。「每天12小時工作，加上往返的交通時間，總共超過14小時。」工作占生活的一大部分，令她回到家中也失去照顧家庭（如為家人煮食）的意欲。黃太無奈表示：「與子女關系只是一般，長時間工作令家人欠缺溝通。」

此外，她更憂慮到65歲時會失去工作，由於現時政府規定65歲或以上人士只能到單幢式樓宇工作，而相關的空缺只有很少。「我現時已差不多60歲，故很希望放寬牌照年齡的限製。」

在沒有全民退休保障的情況下，不少老人都被迫打工賺取微薄收入渡日。因此，保安員亦支持政府放寬保安乙牌年齡上限，由65歲的退休年齡改至70歲，令他們可以繼續工作。

社會主義行動舉起「規管工時40小時」、「廢除外判製度」的橫額。在沒有全民退保的情況下，保安員與清潔工變成老人爭相競逐的職位，令老人未能安享晚年。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戰鬥性工運，推進反外判、規管工時的運動，挑戰整個資本剝削的製度。

男女平權：讓女性站在工人抗爭的前線！

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是女性站起來為自己權利鬥爭的一天。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不斷剝奪女性的權利，令女性飽受貧窮、失業、性暴力等折磨。

女性貧窮　同工不同酬依舊

在鄰近的臺灣情況也是一樣，上星期臺灣政府公布男女平均工資，顯示男女同工不同酬情況非常嚴重，女性要賺到男性一年的工資收入，需比男性工作多59天！根據2010年職工盟婦委會公布的數字，在香港，女性工資平均也比男性低三成。性別歧視顯然易見，但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市場」底下，政府和平等機會委員會卻對同工不同酬表示認可！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最新人口數據指，女性勞動人口於11年間增加了35萬人。可是同工不同酬沒有絲毫改善。

根據《Randstad 2013/2014 工作世界報告》近期發表的第三期調查報告顯示，在香港超過60%女性雇員因缺乏發展機會及薪金欠競爭力打算於今年離職。近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只維持約50%，部分原因是由於缺乏產假和育兒等支援。

服務性行業女性沒法律保障

平機會於本年二月發表一項關於空中服務員受性騷擾的調查，337名女性受訪者中，29%曾受性騷擾。平機會指現行無法律保障服務提供者免受性騷擾。39%受訪者認為，公司沒有或不清楚有關政策，68%人表示未曾受過防止性騷擾的培訓，遭性騷擾空服員中僅3%有向公司舉報，舉報率非常低。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副主席胡綺薇指出，調查中有27%空服員曾受性騷擾，實際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胡綺薇表示，曾經有工會會員及空服員就受性騷擾向公司投訴，惟公司其後不交代如何處理，事件變成不了了之，令員工十分灰心。

家庭主婦及新來港婦女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在職新來港婦女權益關註組」 的調查發現，新來港婦女出外工作中，有超過九成的原因乃是為了幫補家計，另有逾五成婦女求職是因為不想依賴政府。可是，大部分受訪者也要擔當家庭主婦角色，93%要打理家務，而83%和74%要照顧子女和照顧各家庭成員起居飲食，亦有63%要處理子女學校事宜，但這樣雙重身份令她們感到吃力，57.5%需要放棄休息時間。83.8%當兼職和散工的受訪者，主要是因照顧年齡較小子女而不能全職工作。

這反映政府長期以來不願意提供公共的托兒和護老服務，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令女性被迫擔當家庭主婦的角色，也是為什麽令女性只能從事低收入的散工或兼職工作，而當中新來港婦女更受到歧視。根據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七成新來港人士任職低技術工作。

建立戰鬥性的運動

最近，外籍家務勞工的抗爭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單靠法律的保障並不能保障女性和工人權利，而需要建立群眾運動才可以有效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團結起不同種族的婦女，共同爭取同工同酬，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公共醫療及托兒，護老服務，以致終結現今為資本權貴服務的腐敗製度。女性絕對可以站在工人抗爭的最前線！

支持在港難民抗爭

「誰克扣我們的金錢？ISS！誰資助貪汙？特首夫人！（Who took our money? ISS! Who sponsors corruption? CY』s wife!）」3月13日（星期四），超過六十名難民遊行，繼續反對社署外判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貪的鬥爭。示威由「難民聯會」發起，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成員及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亦有到場支持。是次行動強調，梁振英妻子唐青儀是ISS的贊助人。

社義行動成員鄧美晶指：「ISS的醜聞直指香港的權力核心 － 特首家庭！」

特首夫人的身分與調查ISS涉貪存在沖突。雖然ISS貼上「非政府組織」的標簽，但事實上ISS卻每年承包港府的難民服務合約（本年為2.8億元），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這機構為在港難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其水準達不到香港貧窮線的25%。早前，三名「難民聯會」成員到廉署報案後，ISS正受到調查。

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負責，因此只要特首夫人維持與ISS的關系，則意味著潛在的利益沖突。在禮賓府的示威者要求唐女士辭任ISS贊助人一職，並批評她拒絕難民的書面要求與她會面，以及聆聽他們的訴求。

「唐青儀不答應你們的要求，不肯與你們會面，相當無賴。」長毛在示威中說：「假如她認為自己的一方沒有犯錯，她應該出來澄清；假如她不了解情況，她應該出來與你們會面，聆聽你們的訴求；假如她認為ISS有犯錯，她應該辭職。」

鄧美晶提出質疑：「特首夫人在ISS身居要職，（對ISS的）調查怎能公正在獨立？」

在港難民的鬥爭已經成功加大對當局施壓，也讓群眾更清楚認知到：梁振英政府坐擁足以應付21個月開支的財政儲備，是世上最富裕的政府之一，卻不人道對待難民。Tania Branigan最近在英國《衛報》發表一份報告，指香港的難民庇護製度「殘暴不仁」（draconian），難民受到的待遇比囚犯還差！

正在贏得更多支持

一個月前，難民一舉占領了ISS三間辦公室，抗爭運動開始進入媒體鏡頭，後來轉移至灣仔社會福利署外，無限期紮營留守抗議。「難民聯會」已經開始自我組織起來，開始爭取到公眾輿論支持。對此而言，橫額、標語、以及中英文錄音演講都是必要的，這才能將訊息傳達至多數人的華語社區。

行動開始有所收成，有熱心人士探訪營地，並提供支持。難民運動的目標，是要挑戰政府將難民妖魔化的宣傳攻勢，試圖抹黑其為「犯罪分子」、「假尋求庇護」和「納稅人的包袱」等。難民下一階段的行動必須升級，拉闊戰線至同樣深受政府反民主的重商政策所害，因而普遍不滿政府的青年、工人等階層，爭取他們過來支持「團結抗爭，對抗共同敵人」的理念。是次行動只是第一步，「難民聯會」及其支持者不會讓特首夫人甩身。相反，向公眾揭露她與承包商的關系的行動，只是剛剛開始。

反政府鬥爭

尤其是「激進」和左傾政團，應該結束沈默，明確支持難民的鬥爭，從而提高施壓力度。可惜，迄今只有梁國雄以個人身分站出來，與社義行動的成員並肩作戰，而很多坐擁更多資源的反政府黨派，卻仍在作壁上觀。無疑，有些組織誤以為公開支持難民，會令他們失去自己選民的支持，因而害怕公開表態。

即使真的會失去選民支持，這場鬥爭牽涉到重要的原則，例如民主權利（避難權、問責權）、工作權、反貪汙、反官商勾結（ISS是外判製帶來的典型禍害)、以及反對歧視。況且，從難民運動已經開始展現到，政府妖魔化難民的輿論攻勢獲得很小社會支持，甚至與偽政改方案、新自由主義的預算案以至其他經濟政策相比的支持更小。

「難民聯會」在短短個多月間已經建立了一個出色的組織機器，並開始打破難民的政治孤立。當然工作仍然接踵而來：新一輪抗議、出版刊物，以建立積極的支持。假如政府認為，難民最近幾星期的反抗只是曇花一現，那就大錯特錯了。難民反抗行動已在香港政治版圖占一席位。

香港：為婦女權益而戰

三月八日（星期六），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連續第四年發起國際婦女節集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聚集起不同國籍的婦女，大約有40人出席。重要的是，這是香港唯一真正的「國際」婦女節活動，目的是從不同的族裔社群和各分散的鬥爭中，展現出需要團結抗爭，打倒歧視和女性壓迫。

國際主義

在今年的集會裏，有來自非洲、中國內地、印尼、菲律賓、斯裏蘭卡的婦女，與香港的男女社運分子參與。多個組織有發言人，包括「難民聯會」。難民發動了數月的占領行動，反對政府營運的難民服務歧視和貪汙。社民連、蕩婦遊行香港、香港女同盟會也有發表講話。

2014年，外傭對抗奴隸式的雇傭法律尚在進行，這是香港最受註目的婦女與工人抗爭。印傭Erwiana被雇主暴力虐待七個月，演變成國際議題，香港被稱為「現代奴隸製」社會。就此，本年舉行了幾場大規模的遊行都相當成功。香港約有330,000名家庭傭工，在歧視性的法律中生活和工作，大多數來自菲律賓和印尼，也有些來自泰國、尼泊爾和緬甸。她們工時極長，現時幾乎沒有法律保護她們對抗無情的中介公司的經濟勒索，或者在家中遇到的身體虐待。

對外傭的剝削

常見到，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介紹費」或「合約費」港幣21,000元，等於她們首七個月的薪金。每次外傭找新雇主，就要再次征收此，所以就算遇到雇主暴力虐待，也嚇得不敢終止合約。政府的「雇傭同居」規定， 令外傭要24小時隨時候命。許多外傭一日工作18-20小時，而因為香港的居住空間細小，在家中毫無私隱。外傭一般睡在客廳，有時睡在走廊，或廚房地上，令她們更易受暴力對待、騷擾，甚至是是性騷擾。對外傭的壓迫是對所有婦女製度性壓迫的極端例子，影響到所有本地工或外勞。

三月九日（星期日），是外傭一周裏唯一一天的假期，由多個外傭團體組成的聯盟舉辦遊行，超過1,000名外傭參加。「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的口號響徹天際，獲得不少旁觀者的支持。

是次遊行特別針對政府最近輿論上攻擊「跳工」，同時港府企硬反對廢除壓迫外傭的雇傭條例，例如雇傭同居規定和兩星期條例。後者強令外傭需在合終結束後十四日內離開香港。

最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表示：「…容許外傭在外居住，會偏離輸入外傭的基本原則。」但如印傭工會（IMWU）代表Sringatin在遊行當天向傳媒表示，這規定阻嚇外傭投訴雇主，因為她們不單會失去工作，還會失去居住地方。遊行者譴責政府指控她們「跳工」， 在現行規定下這實質上並不可能。

盡管這是國際婦女節最大規模的遊行，任何支持婦女權益或女權主義的組織明顯都應參加，但除社會主義行動外，當日參與的香港團體寥寥可數。多名外傭組織發言人也有講話，包括「Justice for Erwiana!」運動的Eni Lestari，她報告說她最近曾到印尼探訪Erwiana，以及她的家人和支持者。「香港難民聯會」的Puji Babul亦以印尼語發言。

暴力對待女性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的三八婦女節集會得到「香港蕩婦遊行」的支持。「蕩婦遊行」以反對性暴力為題，而社會主義行動幾年積極協助建立。根據「關註婦女性暴力協會」的數據顯示，在香港，每七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是曾經歷過性暴力對待。社會主義者解釋，資本主義建基於性別和階級壓迫，是女性受暴力對待的根源。

從很多例子可見，國家機關中（法官、警長以至右翼建製）鞏固性別壓迫、宣傳剝奪女性權利和自由的思想。上年，保安局局長黎楝國批評女性應該少飲酒免被強奸，就是當中的「典範」。這言論觸動激怒很多人（尤其是女性），令她們更積極去挑戰性別主義思想，以及製造此思想的製度。

嗇吝的福利開支

同一群政客在兜售守舊的女性觀念之余，亦延續性別不平等的經濟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政策下，公共開支變得傾斜向大財團（《經濟學人》將香港評為裙帶資本主義之中的首位），而忽視老人和兒童的護理服務。這迫使很多貧窮家庭的婦女留在家中，無償照顧家庭。或者如果家庭較為富庶，則聘請低薪家傭，以照顧兒童或老人。

在三八集會裏，社會主義行動其中的一個主題是全民退休保障。香港作為全球最發達經濟之一，卻沒有這一保障。現時製度排除了未經正式聘用的家庭主婦，剝奪了女性應有的退休保障。

因此，在香港每三名老人中就有一名是活於貧窮，當中的大部分是女性。超過3萬名已介乎退休年齡的女性，依靠每天在街道上執拾廢紙皮謀生。

難民抗爭

本年度三八集會的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有女性難民參與。她們現正在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外的街頭。「難民聯會」派了大群人參與活動，一名來自烏幹達的女難民Adella講話，解釋為何她們正在抗爭，以及女性在當中的重要角色。社會主義行動支援「難民聯會」的占領行動，尋求方法克服政府造成難民的孤立，並將事件向外宣傳。當天，「難民聯會」的街站反應良好，可見到有潛力爭取很大公眾支持。

除了出版中文雜誌之外，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中國和臺灣的支持者也出版了女性抗爭特刊，紀念國際婦女節，並接觸到不能閱讀中文的女性（例如外傭和難民）。較早前，我們派發了四種不同語言的傳單（中文、英文、菲律賓語和印尼語），聲援外傭抗爭。

印傭舉行燭光晚會　Erwiana受虐案再次提堂

昨晚（24日）六時半，亞洲移住人士聯盟（AMCB）與自治八樓在尖沙咀天星碼頭（五支旗桿旁）舉行燭光晚會，要求為受虐印傭Erwiana討回公道，約有30名印傭與20名香港支持者到場參與。Erwiana受虐案將於翌日（25日）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涉嫌虐打的女雇主羅允彤將會上庭。

印傭工會代表Sringatin表示：「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我希望Erwiana事件是最後一個的個案，雇主對工人的殘酷對待從此結束。」

香港外傭運動的代表Tom Grundy說：「香港還有58%外傭曾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受到身體虐待。香港是一個現代奴隸製社會。」

社義行動的Pahsa亦發言表示支持：「這不單單是外傭的事，也是本地工人的事。因為政府正在打擊所有工人的共同權利…你們的抗爭令我們十分鼓舞，請繼續戰鬥下去！」

最後，在場參與者拿起燭光，高唱「We shall overcome」等歌曲結束晚會。

3月25日（星期二）早上9時，約20名外傭在觀塘裁判法院外聚集，高喊「Justice for Erwiana! Justice for all migrants!」，然後進入法院旁聽。女雇主羅允彤被控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4項刑事恐嚇等共7項罪名。控方表示，尚在等候印尼當局4份醫學報告及一份病理學報告，因此要押後至4月29日再提堂。

印傭工會不滿案件一拖再拖，要求特區政府促請印尼方面，盡快準備好案件所需的文件。印傭工會代表Eni表示：「印尼領事館應該合作，盡快交出文件，不應再拖一個月。案件結果是怎樣，很視乎裁判官的取態，目前尚未清楚。我們希望這次能夠勝利，未來可以再打破不公義的外傭條例。」

控方較早時已向印尼駐港總領事館提出要求，希望Erwiana來港出庭作證。若果Erwiana來港作證，相信會再度哄動全城，並引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長毛撐難民：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難民占領灣仔社福署大樓外，已經持續了四星期。3月19日（星期三），社義行動成員到金鐘議員辦事處訪問長毛，談談在港難民情況。

左：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毛：ISS（註：國際社會服務社）涉嫌貪汙，私相授受。政府以為外判可以慳錢，但只造成損失公帑。而且，梁振英老婆（註：唐青儀）就是ISS的贊助人，譚耀宗（註：民建聯主席）又是委員，這種情況在香港很普遍，官商勾結，裙帶資本主義嘛。所以，對抗ISS貪汙是正確的，我絕對支持。

從人道立場來看，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因為國際上需要吸納勞動力就接收難民或輸入外勞，但卻不照顧有需要的時候就排斥外來者。香港是富裕的地方，政府有責任保護他們起碼的生活權利。

更遠大的來說，我和你都是國際主義者，難民與我們一樣都是受到製度壓迫的，所以也是我們的兄弟。

左：對在港難民狀況有何看法？

毛：我也做過酷刑聲請的一些個別案例，但這樣大規模的難民抗爭卻是第一次。這是結構性的問題，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有責任接收面臨酷刑的難民，但對其他形式的難民卻繼續置之不顧。而且，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香港審查難民的程序極慢，又不容許難民工作，很多在香港白等十年八年，沒有結果，浪費了光陰。

至於難民為何如此孤立，這是因為政治運動的意識水平，未去到跨越種族的連結。香港人不明白，是有政治難民、酷刑聲請者存在的。他們被遣返就要受到迫害。目前的運動水平是防守性的，只達到反對濫用公帑、反對裙帶關系的層次，未去到「國際主義」的層面，視海內外群眾皆為兄弟。

我希望難民聯會會繼續擴大發展下去，未來的抗爭的意識和力度進一步提升。

【聲明】難民占中　對抗貪汙

香港難民聯會

難民聯會占領了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超過六星期，參與的難民愈來愈多，因而決定將行動升級，一方面繼續留守灣仔，同時亦占領中環擴大戰線，進一步向梁振英夫婦及政府施壓。占中是因為中環是香港最繁忙的金融中心，而政府亦因為反對陣營倡議的占領中環而坐立不安。

六星期的占領行動以來，我們已經成功向貪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者」（ISS-HK）施加一定壓力。難民聯會每天不斷向社福署遞交投訴個案，成功迫使ISS改善部分難民的房屋和食物問題。在占領行動開始前，社福署一向無視難民的投訴。

社會熱烈討論占領中環爭取民主。在香港不民主的政策下，官商勾結橫行無忌，窮人與少數族裔受盡壓迫。社福署與「國際社會服務者」的互相包庇，壓迫難民，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難民聯會認為，尋求庇護權也是民主權利之一，因此我們亦支持占領中環。如果未來民主派發動真正的占中運動︳我們亦會積極參加。

ISS克扣難民津貼

ISS-HK乃社福署外判承包商，從政府利潤豐厚的合約中（來年政府資助2.8億）牟利，但卻克扣難民的食物與租金津貼。《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早前傳媒亦發現，難民被迫住在豬欄改建的非法寮屋。

官商勾結

特首夫人唐青儀正是ISS-HK的贊助人，而ISS正受廉政公署調查，但廉署是直接向特首負責的，可見這關系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因此特首夫人與ISS的關系可以影響調查。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是ISS委員會成員之一。譚耀宗及民建聯因其親北京、親財團，又反對真正的民主權利與新聞自由，早已惡名昭彰。建製派政客為ISS管理層一員，政府包庇貪汙機構。

後續行動

難民聯會將會於4月20日（星期日）下午二時，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表達對政府不人道難民政策的不滿，並邀請香港各大支持基層的團體參加。此外，我們將會發動一系列狙擊譚耀宗的行動，揭露政客假汝「慈善」之名，實為政治分贓的惡行。

難民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輸，我們會戰鬥到底！

「難民聯會」要求：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調查ISS貪汙！
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實施人道的難民政策！

預算案：未來基金沒有未來

2月底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一如既往並無令勞苦大眾受惠。香港的貧窮人口已接近120萬，長者貧窮率更達32.6%，有大約27萬人，政府於2013/ 14年度的預計盈余為120億元，財政儲備預計增加至7,459億元，但吝嗇的理財方式始終不變。政府謹守「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維護商家財團的經濟特權。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但其重商取態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政府預測來年經濟有增長，但一次性的寬減措施由去年的330億減少至200億，公屋免租由兩個月減少至一個月，取消電費補貼。此外，曾俊華更以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以此把更多資源投放在地產基建項目上，對教育、醫療和房屋等生活所需的投入則仍舊缺乏。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許下多個惠及基層的政策承諾，但不到兩年原形畢露。在今年的預算案，政府正準備打擊全體工人階級的工資與條件。今年減少派糖只是開始，從1998-2003年的經驗就可見到，當經濟放緩甚至有「硬著陸」的危機時，政府的打擊會更為猛烈。

未來基金：資本家為經濟危機的準備

預算案計劃以2,200億元設立「未來基金」，在首十年用作高風險投資。「未來基金」用於多項大白象基建工程。在未來經濟危機時，政府將全面緊縮其他項目的開支，「未來基金」的作用就是先將大資本家的財寶分開存放，確保其利益不少減少。



基建投資包括在施政報告中提過的「東大嶼都會」，在大嶼山東部興建人工島，將之發展為商業都會，作非住屋商業用途。與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等大白象工程一樣，僅為建造商和地產商製造牟利機會，特別是中資財團提供大量項目以牟利，同時提供更多空間給予地產發展商的貴價住宅項目。工人階級與窮人根本不能受惠。

預算案所增加的公共開支，是對基建的投資，為發展商牟利，而不是增加教育、醫療、公屋等開支惠及窮人的。今年，港府將會耗資781億在基建項目上，數目遠超過社福開支。政府近年對生活所需範疇的資源投入有減無增，各項目開支占所有公共開支比例中，最明顯的是，由2005年至今基建增加了37.1%，而教育則暴跌了21.3%。可見，梁振英的經濟政策更傾斜於商家，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新成立的反未來基金組織「青年重奪未來」的資料，2,200億足以香港所有大專生，免學費31年；4次全民退休保障的種子基金；興建36萬間公屋。

此外，在官商勾結與官僚架構底下，近年的基建投資不斷「結構性」超支，高鐵在2013 年已超支44億，約 12%；港珠澳大橋超支88 億；西九文化區2008 年預算216億；2013年預算近500億。

向富人派糖

曾俊華假惺惺投訴梁振英派糖太多，但派糖最大的受惠者是資本家。代繳一個月公屋租金和發放一個月額外津貼合共只用了37億。相比之下，寬減薪俸稅、利得稅和寬免差餉合共則需163億。再看每項一次性的優惠，政府是對中上階層與商家財團大搞「民粹」。

寬免差餉的最大得益者，是坐擁大量物業的財團，包括寫字樓和商鋪等非住宅物業。據估計在差餉寬免中最受惠的機構可獲寬免高達大約三千多萬元。持有自住物業的中產人士，尚可以在寬免兩季差餉中得到2千多元優惠，但無上車的貧民就一無所得。薪俸稅寬減是把錢給予工資較高而有納稅的人士，但在職貧窮人士卻不能受惠。一年收入少於12萬元而不用納稅的更不能獲得分亳，而現時有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是這類別的，有超過200萬人。利得稅寬減是只是輸送利益至大財團的手段，大企業擁有大量分公司和子公司，可以獲得多重寬減優惠。

特首財爺理財的分歧代表什麽？

今年預算案吝嗇至極，是香港開始進一步轉向緊縮經濟政策。偏向唐營的曾俊華以「人口老化」和「結構性財赤」作為新的恫嚇詞，警告香港不能走向「福利民粹主義」。這似乎是唐梁之爭在經濟政策上鬥爭的延續。梁振英大舉投資基建，目的之一是引入中資財團勢力，鞏固自己的黨國資本在港的統治勢力。曾俊華代表的則是自由市場派的金融界利益，要確保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兩人的理財哲學上的不同之處，在於要侍奉不同派別的資本利益，但兩人都是勞苦大眾的敵人。

反預算案的抗爭

社民連、人民力量與黃毓民於4月16日開始拉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對預算案的未來基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抗爭，認為政府應該大幅增加醫療、教育、房屋、退休保障等社福開支。汲取過去的高鐵的教訓，大白象工程並不能為工人提供良好的就職機會，反而建築工人會受到削剝。因此，建立戰鬥性的工會力量，是未來增強反重商政策的重要一環，迎接未來新自由主義的攻擊。

香港：Erwiana回港　再次受到折磨

對33萬名在港外傭而言，Erwiana回港是一件大事。4月29日，Erwiana前雇羅允彤的虐待案將會續審。4月7日，在家人和支持者的陪同下，Erwiana自印尼返港準備出庭作證。羅允彤面對的指控，包括嚴重傷害Erwiana和另外兩名前雇員的身體。在Erwiana案受到國際關註後，這兩名外傭也鼓起勇氣，挺身而出指證其前雇主。

1月10日，Erwiana在滿身傷痕的情況下，被雇主以一張機票送回印尼，迄今是她首次回港。此前的8個月，她一直遭受到虐待、毒打和營養不良等折磨。在印尼治療她的醫生指她大腦嚴重受損，還有其他傷害。入境處官員被問及為何在機場時對Erwiana的傷痕視而不見，他們回應指，由於她的「皮膚較黑」而無法察覺。

被官員「軟禁」

但不公義仍未停止，Erwiana回港後又再次受到折磨。在香港警察的合作下，印尼官員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一群香港支持者與外傭權利分子因而不能與她會面。外傭團體的法律顧問，大律師Robert Tibbo說：「Erwiana返港後的情況令人震驚。」據報告，香港警察威脅Erwiana，假如她不聽從領事官員的指示，就會將她驅逐出境。

翌日，在印尼領事館外有一場示威，約有50名外傭和支持者參與，要求「釋放Erwiana！」。領事館受到壓力下，扣留Erwiana 24小時後允許她離開。「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解釋：「她覺得自己在坐牢。領事館違背她的意願，強迫她留下來。假如她拒絕，領事就不會跟進她的案件。」

從這荒謬的事件可見，香港和印尼當局相當恐懼Erwiana事件帶來的政治影響，以及有可能威脅對外傭的「人口販賣業」，從中兩地政府都能獲利。兩地政府都想控製對審判的輿論，以阻止外傭爭取權益，妨礙外傭爭取香港民眾的同情。

現代的奴隸製

Erwiana受虐的醜聞標誌著在港外傭反剝削鬥爭的轉折點。在去年，有一個調查受廣泛報導，當中國際特赦組織將香港的外傭待遇定義為「現代奴隸製」。

報告指：「在港外傭經常遭受雇主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毆打辱罵、限製人身自由、禁止他們進行宗教行為、支付的工資不達最低工資標準、不給予足夠的休息時間，有時甚至與中介機構合謀，無理終止合約。」

Erwiana 的案件激起香港家庭女雇發動大規模示威運動，並有一連串遊行，要求改變現時苛刻的雇傭法律。這些法律把她們困在勞動市場下不受管製和保護的灰色地帶。

各大外傭團體和新興工會有三項主要訴求：

廢除「兩星期條例」。該條例要求，外傭被終止合約14天內必須找到新的工作，否則就要離開香港。
彈性執行「留宿條例」，允許外傭於雇主住所外居住。
反對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這是一種債務奴役，即使外傭在遭受虐待，或權利受侵犯時，也被迫留在工作崗位。
羅允彤受審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一直積極反對種族主義，並捍衛外傭權利的指：「在即將到來的審判中，被告席上不僅有Erwiana 的前雇主，也應有香港和印尼政府。兩地政府的政策令虐待變得泛濫。」

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雇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法律規定，家庭傭工享有每星期一天休息，以及一年12天的法定假期。政府一直等到Erwiana回港，且媒體充分曝光後，才對羅作出上述指控，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就像「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所講：「該部門終於做了早就該做的事，令人安慰。」

在Erwiana的案件中，她的假期被剝奪，並被迫每天工作21小時。在她試圖投訴時，就被反覆毒打。雖然她受虐的案件較為極端，但她所面對的待遇，例如休息時間被剝奪、工資不達法定標準、沒有法定假日等等，在香港並不罕見。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發現，印尼家傭在香港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沒有外宿權利，外傭就等於要隨時候命，沒有工時監管。在中介機構的債務和「兩星期條例」的壓力下，她們絕大多數都不敢追究雇主的違法行為，以免雇傭合約被終止。

嚴待外傭　寬待中介

即使港府和張建宗被Erwiana受虐醜聞所動搖，香港的國際地位亦因此而受到打擊，但他們仍然拒絕改革雇傭條例。作為對Erwiana案的回應，今年二月的政府文件表示：「兩星期條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外藉家傭有足夠時間準備離開，而不是為了讓她們尋找新雇主。」

由於本案產生了巨大壓力，港府口頭上答應會嚴格控製「吸血」中介公司，但卻不付諸行動。香港的外傭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已是常態，數額通常超過2萬元，相當於外傭七個月的薪金，遠超法定上限的首月工資10%（即$401港元）。印傭工會（IMWU）的調查發現，近六分之一的印傭在還清中介費用之後就被終止合約。盡管張建宗說，政府將采取強硬措施對付「害群之馬」，但即使根據政府部門的數字。在2013年，1,200多家中介公司中只有六家被裁定違規。

印尼的角色

從Erwiana在香港機場被企圖「綁架」的事件可見，印尼政府重視與港府的商業關系，更甚於保障其工人的法律權利。兩地政府都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上，在全球「競次效應」下，爭相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為大企業和商賈鉅富製造了龐大的利潤。

雅加達和香港簽訂了一項協議，據此港府獲得嚴格控製的廉價勞動力，以填補因公共開支不足而造成的社會服務空洞（如安老服務和幼兒托管等），並減輕工時過長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在香港，平均每周工時為48.7小時，比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高出22%。

為此，印尼政府願意為香港出口廉價勞動力，並希望在未來幾年內輸出半技術勞工到港，令兩地政府的關系升格。這等同承認了印尼資本主義的失敗，盡管該國自然資源豐富，但當地數以百萬計的人卻連生活工資都得不到保障。從新加坡到沙特阿拉伯，600萬印尼外傭每年匯返本國的外匯中，在2013年高達88.6萬億印尼盾（600億港元）。數額龐大，相當於其中央政府總支出的7%。這些資金數額解釋了，為什麽印尼當局與港府緊密合作，淡化Erwiana受虐的醜聞。

工人和外勞無法指望從資本主義政府能得到任何公義。只有受壓迫者的群眾鬥爭與自我組織，為真正的變革奮鬥，才是政府會聽的訊息。這即是要將外傭的抗議行動升級，在爭取她們非常溫和的即時訴求時，將之連結到香港、印尼以至亞洲地區廣泛的工人階級鬥爭。這場鬥爭由組建具戰鬥性而民主的工會為起點，以對抗雇主和捍衛工人權利，但同時亦要包括一個取代資本壓迫的群眾政治方案 － 國際社會主義！

無懼ISS司法打壓　難民繼續反貪抗爭

4月20日（星期日），難民聯會發起遊行，抗議「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入稟法院控告協助「難民聯會」之一的團體Vision First Limited誹謗，否認自己克扣難民食物及租金津貼，中飽私囊。難民聯會要求ISS立即撤銷指控。

下午二時，約60名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簡稱「難民」)在遮打花園集合。「難民聯會」手持寫上「有錢誣告難民　無錢解決貧困」的橫額，諷刺ISS-HK將資金投放在打壓難民發聲的自由。「難民聯會」強調，對ISS的貪汙指控是有證明據的。此外，《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聯會於2月15日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廉政公署報案。

遊行隊伍高喊「Down Down ISS！Down Down CY Leung！Down Down 唐青儀！」、「We want! Justice!」、「Stop! Stop! Corruption!」等口號，經太古廣場遊行至政府總部。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指，唐青儀將自己的社會地位押在ISS上，但到難民有申訴時卻不出來交代及會面。此外，他的立法會「同事」譚耀宗是ISS的委員，亦從來沒有出來面對難民的質詢。

聯會主席Raymond說，他們被禁止在港工作，打黑工的話就要坐牢15個月，或者選擇販毒。政府只提供$1,500元的租金津貼，根本不能找到正常居所。有些難民不想露宿街頭便只能故意犯法坐監，起碼在獄中有基本食物及住所。

社會主義行動JACO表示，建製派報章正在發動輿論攻勢，抹黑難民為製造罪案、浪費公帑等。可見ISS正在感受到難民抗爭的壓力。難民會積極進行反宣傳，對抗無理的抹黑。

「難民聯會」從2月27日開始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並從4月12日開始同時占領中環天星碼頭天橋，抗議政府縱容ISS-HK克扣難民津貼。難民會繼續抗爭行動，直至政府取消與ISS-HK的外判合約，並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

難民聯會要求：

ISS立即撤銷指控
政府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公開調查ISS貪汙！

香港：難民向不公製度反抗

在港難民團結起來，不再甘心被社會忽視。 1月27日，數十名難民組織成「難民聯會」，並在兩星期內和平占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的辦事處，抗議食物及租金津貼被克扣，以及不公的福利政策。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難民往往被無視、被指責為社會負擔，為一群被遺棄的窮人。在港難民法律上被禁止工作，不能為本地經濟作出貢獻，因而被迫依賴ISS-HK微薄的援助渡日。ISS-HK是社會福利署的一間私營承包商。這是香港瘋狂外判與私有化政策的又一例子。

「ISS只會跟隨命令」

「港府不想難民有保障，他們誣稱這會吸引更多尋求庇護者。」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所以ISS只會像奴才一樣跟從主子命令。」

為了能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並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難民聯會早前到廉政公署報案投訴ISS。不久，ISS在法院取得了禁製令以驅趕占領ISS辦事處的難民。2月27日，抗議者轉移陣地至社福署灣仔總部大樓外的公共區域，繼續占領。

「我們不想犯法，冒上被逮捕的風險。」Raymond說：「犯罪紀錄會影響我們在聯合國難民公署的庇護申請，令我們更難遷移到其他國家。」他說，占領行動是最後手段，以抗議不能公平獲得香港法律下應得的援助。

至2014年年初，社福署指明每名難民每月可獲得$1,500元的租金津貼，並在自己尋找住宿後由社署直接向業主繳付租金。他們每月亦可獲得價值約$1,200元的食物包。但是，這些津貼根本不能滿足香港的基本生活水平。

據Raymond所指，難民聯會在2月與社福署官員會面談判，但完全沒有成功。聯會其中一個訴求是確保ISS-HK的運作透明並被問責，並公開食物包的價目表。

他續說： 「ISS的資金來自港府（註：2014年為2.8億元），而港府的公帑而由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支付的。換句話說，政府正在透過ISS-HK欺騙難民與港人，並逃避問責。」

《南華早報》發現ISS-HK日常派發的食物包少於政府規定的30%，確認了難民的控訴有所理據。

Raymond表示：「從我們的津貼裏，納稅人有至少$2,000萬被中飽私囊。」

「貧窮的瘋狂」

對ISS-HK和政府的批評是有歷史前科的。根據前政府顧問Leo F. Goodstadt直言：「難民與定居者持續被認定為威脅香港的生存與可管治性。當局官員堅持任何對新來者的福利或者同類援助，會鼓勵更多人湧入。」Goodstadt續稱：「官員保證不能獨力維持生活的人會被給予收入以維持基本需要。食物援助裏也對難民充滿疑心，當局認為不可信任窮人而讓他們拿現金到手。」

Raymond解釋：「很多難民並不清楚自己的人權，因此政府能達到目的。他們折磨並壓迫我們，希望我們離開香港，不惜冒生命危機回鄉。」

多份本地及國際新聞報道也透露到，很多難民被迫睡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這些地址登記都是假的，並與業主簽署的正式租約上所描述的不符。

「誰製造了這貧困的瘋狂？不要責怪難民製造貧困的瘋狂。不幸很多人只看到香港美麗的一面，因此很多人不知道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存在，更莫說知道我們在香港受苦。」Raymond解釋道。

「最近，一位尼泊爾難民孕婦加入了我們在灣仔的占領行動。她寧願與我們紮營路宿，也不想與業主爭論ISS拒付租金的問題。」他說。

極端貧窮迫使一些難民去盜竊和打黑工，冒上被逮捕和監禁的風險。申請定居的案底就被罪案紀錄劃花了。

「香港的法院製度是歧視窮人的。很多難民最後被關在監獄或拘留所，並面對不人道的對待。」Raymond說道：「很諷刺，有些難民說，比起活在外面，活在監獄內會少一點即時擔憂，因為至少有居所。我們已經輸掉一切。我們沒有什麽可以再輸。」

「還我工作權」

最近終審法院有一個重要而荒謬的裁決，判定可容許難民選擇職業，但卻不能工作。「我們寧願獲得合法工作權，就不用再投訴差劣的社福政策，像腐爛食物與籠屋。給我們工作權吧。」Raymond評論道。

正當本刊準備印製之時，難民聯會繼續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並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旁展開第二個占領營。

Raymond解釋這裏如何運作：「平均來說，每晚約有10人在占領的帳篷留守。每朝有很多人趕上班經過占領營地，很多有興趣的人、難民和香港人都會來探望我們，給予支持和捐款。為保安全，我們有記錄名冊。請求每名探訪者寫下名稱、出生國、電話號碼和探訪時間。這樣，聯會更有效去聯絡人更新資訊，並組織未來難民運動的計劃。」

難民聯會繼續向ISS和社福署施壓，令他們更受問責。難民歡迎捐款支持，以及來到占領營探訪討論。

「我們難民從未如此團結。我們想多謝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以及Vision First，在香港政治上給予我們意見、製作橫額，並教我們如此募捐。如果他們不幫助我們製定計劃以繼續下去，可能我們已經放棄了。但現在，我們會戰鬥到底，直至勝利！」

關於難民的資料

根據聯合國資料，目前全球有4,500萬名難民，是14年來最多。不論是戰爭逃難或者逃避迫害，這些大多數都是沒有離開自己國家邊境的「國內難民」，有2,880萬人，占全體人口的64%。與一個廣傳的迷思截然相反，只有少數難民能走到富有國家，大部分都生活在貧窮國，例如大部分國內遷徒者都住在以下國家：哥倫比亞（490萬）、敘利亞（300萬）、剛果民主共和國（270萬）、蘇丹（220萬）、伊拉克（210萬）。

根據社署數字顯示，香港有超過5,700名難民。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格，即使與其他已發展經濟相比，只會收留少數難民。

難民的定義是，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拘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由於人權被極端侵害，包括酷刑甚至死亡，他們被迫放棄擁有的一切。為了在香港尋求短暫保護，難民可能會申請「尋求庇護」或「酷刑聲請」。

難民被困在香港的法律籠牢，如果回國就會身處險境，他們亦依賴香港政府和聯合國難民公署去處理自己的個案。

根據學者Gordon Mathews表示，難民「持續在香港勉強維持生活，不能離開當地，無止境地等待自己個案的結果。」有些難民被困在這個過渡的暫停地，等待超過16年當局才有結果，才能定居於其他國家，而且遞交投訴信後經常被無視。

社會主義行動：我們的主張

尋求庇護權作為基本民主權利之一，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捍衛。歷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尋求庇護者，包括馬克思、孫中山和愛因斯坦。港府的政策不人道，實際上拒絕承認尋求庇護權，我們對此表示反對。右翼資本主義政府和政客拒絕尋求庇護權，且抹黑難民是來「搶福利」，往往這些政策同時也打壓整體上的民主權利與福利系統。這是鉅富菁英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攻擊，而唯一的答案就是所有受壓迫的群眾聯合起來鬥爭。

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就如烏克蘭和敘利亞。利潤製度正面臨危機，令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並支持各個獨裁政權。這倒過來製造了「失敗國家」，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資本主義的「解答」是國家鎮壓強化，邊境軍事化，種族主義加劇。我們的答案是以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改變世界，令社會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不是少數人的利潤。

五一勞動節　工人大團結

五一勞動節，是工人大團結，從財團老板身上奪回勞動成果的大日子。去年五一，碼頭罷工的鬥爭如火如荼，激起全城反李嘉誠剝削的抗爭熱情，向資本家表明香港工人階級不甘沈默。罷工結果雖然未如理想，但也為香港工人鬥爭累積了寶貴的經驗。

一年過後，碼頭工人面對的外判工、臨時工、低工資、高工時問題，仍是普遍香港工人面對的困境。此外，現時物價上漲、生活費飆升、強積金壓榨血汗錢，打工仔女苦不堪言。在外勞方面，印傭Erwiana受虐事件也掀起全城哄動，受害人更獲選《時代》雜誌年度百人，令香港「現代奴隸製」醜聞傳遍國際。此外，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組織難民抗爭，因為難民長年被禁止工作，在五一勞動節當天會上街爭取工作權。

在職貧窮

現時政府訂立的貧窮線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即一人家庭貧窮線訂於月入3,600元、四人家庭14,300元，按這標準香港的貧窮人口高達130萬人，貧窮率高達近兩成。而在職貧窮今年更超越65萬人，創近10年新高，每6名港人便有1人是貧窮。現時本港的勞動人口大約是380萬，官方失業率雖然為3.1%，但當中大量企業聘請的是臨時工和短期合約工，就業不足的問題嚴重，有些工作甚至與失業無異。

爭取標準工時

中大社工系家庭小組實務研究中心一份調查指出，近四成港人每周工時長達70小時或以上，遠超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

現時工人既無加班補水，工時過長也令家庭生活越來越少。香港鄰近地方如南韓及日本，標準工時已設定為40小時，而新加坡則為44小時，臺灣為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行上各地資本家往往可以鉆法律隙。在上年2013年，由五十四個商會組成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恐嚇標準工時立法會令企業成本大增兩至六成。這些財雄勢大的企業控製輿論，在沒有證據顯示之下製造恐慌。

為壓低工資而輸入外勞

工人待遇極差令行業流動性高，造成「勞工短缺」的假象。據統計處數字反映，現時所謂「勞工短缺」較嚴重的行業，例如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在扣除通脹後，由2003年至今工資水平沒有上升，而同期的人均生產總值大幅增加60%。

政府伺機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壓低香港工人的工資，並更大力地剝削欠缺保障的大陸外勞。今天的資本剝削是跨境跨國性的，因此中港工人亦需要團結鬥爭。我們當然明白輸入外勞為資方壓低工資的手段，但「反對輸入外勞」的口號只會造成排斥大陸工人的情緒，分化兩地工人的團結。社會主義者支持打著「本勞外勞同工同酬」的旗號，同時吸納中港兩地工人加入工會聯合抗爭，才能抵抗資本家的分化技倆。

未來的鬥爭

歐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蔓延至亞洲，從南韓、柬埔寨到中國大陸，亞洲區的工人都激烈反抗。東莞裕元鞋具代工廠爆發4萬人罷工，並掀起全國不同行業的罷工浪潮。在香港，碼頭工潮過後，高鐵地盤罷工、太古可樂廠工人、康城地盤罷工雖然都是小規模的行動，但可見工人階級意識的正在醞釀蘇醒。未來工人需要更具戰鬥性的組織，挑戰資本家的既得利益。

現時，社會經濟的控製權由一小撮資本家不民主地把持著，改善工人待遇的合理訴求，需要連系至廢除外判製、爭取集體談判權的抗爭，以至將企業公營化，並置於工人民主管理之內，才可以徹底地扭轉剝削的局面。在今天資本主義衰落的時期，資本家難以承接持續而大幅度的改革，因此工人只有挑戰整個經濟體系，才能穩住鬥爭的成果。

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建基於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之上。要達至這點，必須要在全球積極建立強而有力的工人政黨。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最低工資40 元，標準工時八小時，覆蓋全體工人，包括外藉家務勞工
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抵抗輸入外判分化技倆
還在港難民的工作權
廢除外判製度，爭取集體談判權
組織具戰鬥性的工會，並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工人政黨，打倒資本主義製度

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

五一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在Nike、Adidas、Timberland及三間鞋店，抗議國際品牌企業剝削工人。這些公司與中共緊密合作，鎮壓罷工工人，逮捕林東等工運人士。裕元罷工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在慶祝五一勞動節之際，我們向裕元罷工工人致敬。

四月，大陸東莞高埗的裕元鞋具代工廠工人，不滿公司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掀起了兩星期的大規模工潮，總共超五萬名工人參與。裕元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閑鞋製造商，占全球市場的20%，每年為Nike、Adidas、Puma、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而Nike是裕元的最大客戶。

反對血汗工廠剝削工人

在時代廣場公眾空間宣讀聲明後，十多名示威者先後到商場7樓的Nike、Adidas、Timberland鞋店，沿途高喊「聲援裕元工人」、「血汗工廠　剝削工人」、「跨國企業　牟取暴利」、「爭取三八工作製」、「支持獨立工會」等口號，並將諷刺三間血汗鞋店的海報貼在玻璃窗外。

社義行動的Pasha表示：「這些跨國公司之所以在中國投資，是貪圖中國廉價勞動力，而且中共政權下工人沒有組織工會權利。今天五一勞動節，我們支持裕元工人抗爭。」

這些跨國企業在中國建設血汗工廠，超額剝削工人，欠交社保費用是全國常態。

譴責裕元及中共暴力鎮壓

在一黨專製下，工人的罷工權被剝奪，罷工期間受到警察暴力鎮壓。中共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歐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此外，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林東，遭到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蕩。

長毛發言表示：「百多年的五一勞動節，工人已經在爭取三八工作製，就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悠閑……林東不是裕元工人，只是非政府組織人員仗義幫助罷工，但被中共指控他造謠。就像我在立法會說政府有多無能時，他們都是說我造遙，只是我未至於要坐牢罷了。」

現時，很多裕元工人被趕回廠房內，有些被迫復工，但是很多工人進廠後是怠工的，像Adidas生產線。有管理層人員毆打不肯復工的工人。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裕元資方及中共的暴力打壓，支持工人抗爭到底！

社義行動的JACO表示：「工人不信任官方工會，有報道指工人在廠房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因為信件叫他們復工。中華全國總工會與政府和資本家勾結，中國工人要有權組織獨立的工會。」

大氣電波占領天星

民間電臺臺長曾健成（阿牛）接受訪問時，仍舊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難以在他的臉上找到一絲抗爭歲月痕跡。

問到阿牛為何要占領天星，非法廣播，他表示：「因為現時政改勢危，一連串事件，就如封殺商臺李慧玲，暴力襲擊傳媒人，打擊新聞自由，所以必須要繼續公民抗命。」誠然，李慧玲忽然被「商業電臺」解雇、《明報》撤換總編輯、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等，一波又一波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接踵而來，正如《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專欄裏表示：「現時要保持中共所不容許的新聞自由，難度不比攀梯登月低，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民間電臺與一眾團體組織，如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社會民主連線、天外有天＠謎米香港等，成立「大氣電波占領天星」，宣布由4月12日開始，一連12天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紮營留守，以非法廣播的形式公民抗命，讓各組織參與節目，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反對不公義的《電訊條例》。

此舉挑戰由殖民地時期已訂立的廣播條文，規定「藉未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訊息」即屬犯罪。自2005年9月成立以來，民間電臺在過去9年裏裏不斷抗爭。阿牛更因為故意拒絕繳交4,000元的無牌廣播罰款，準備在六月進入監獄。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了三晚的非法廣播，並在帳蓬留守了四晚，合力支持這一運動。我們分別邀請了難民聯會代表講述難民的抗爭運動，又與阿牛談論政改，最後一晚則有社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講述到臺灣參與占院運動的經歷。

阿牛稱，自己入獄期間，民臺不會停止抗命，會在街頭繼續廣播。「出獄後的第二天，民間電臺便會到廣管局（註：廣播事務管理局）樓下廣播，繼續追擊！」廣管局曾經多次充公民間電臺的發射器、天線等儀器。在現今法律下，如擁有發射器是足以罰款十萬和判監兩年，可是民臺多年來也無懼封鎖，不斷以身試法，挑戰不公義的法律。

因為他堅拒繳交罰款，法官本應判他入獄，但多名法官只知道他是犯法而不犯罪，因此不敢做判決的「罪人」而拖延審訊。他憶述上庭自辯的過程說：「法官你今天可以判我坐言論自由的小監獄，但包括法官你在內，也坐在言論自由的大監獄。」

阿牛認為，民間電臺的責任除了是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外，還要呼籲更多巿民關心現時的普選運動。阿牛指，搞運動要有理想，要在波平如鏡的湖水上擲出石頭，擊起漣漪。相反，民主派大佬多年來等待運動來到時，才上臺做領袖，是極其愚昧的。

阿牛表示，未來如果香港發生「占領中環」，他不會理會戴耀廷是否接受民臺廣播，無論如何也必然會堅持開咪，以中立的轉播方式，保衛民眾對於運動的知情權。

阿牛強調，在支持開放大氣電波的前題下，參與今次行動的組織都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政見，掛起自己組織的橫額，派發或售賣自己的宣傳刊物，體現運動中的開放與民主。相反，在很多其他團體舉辦的運動裏，禁止不同立場的討論，甚至禁止組織的獨立宣傳和組織自由，仍是常態。民臺容納不同意見的取態是值得學習的。

勞動節：三千人參與職工盟遊行

五一勞動節，職工盟發起遊行，共有3千多人參與。參與的本地團體包括通訊業總工會、電訊盈科職員協會、碼頭業職工會、社會民主連線、青年重奪未來、專上學生聯會、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等等。社會主義行動亦與約50名「難民聯會」成員一同遊行，讓今年成為香港勞動節首次有難民組織上街。

職工盟三名成員帶上道具手銙，控訴工人「假期少、長工時、無補水」，諷刺工人生活受到束縛。工會主要訴求為落實標準時工時、提升最低工資至35元、加班要補水、取消強積金對沖、全民退休保障等。此外，曾俊華在今年的預算案裏，宣布投資$2,200億在未來基金，用以興建大白象工程項目。各團體都指責政府浪費公帑，倒不如花錢於民生上。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正在拉布反對財政預算案。社民連指責政府寧將2,200億投資在大白象基建上，也不願花費500億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拉起寫上「全民退休保障」的紅色長布。

專上學生聯會成員則拉起「捍衛勞動尊嚴　不要血汗校園」，反對大學剝削低薪工人，要求廢除校園保安和清潔工的外判製度。

近日東莞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特意在勞動節早上，到時代廣場三間血汗鞋店示威（另見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一文），期後在下午加入職工盟的遊行隊伍。社義行動拉起「裕元罷工工人萬歲」的橫額，並出版了第26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詳細報導整場罷工。香港政府通過輸入外勞的政策，以圖壓低工人工資，我們認為，本勞外勞需要團結抗爭，透過戰鬥性的工會運動，要求同工同酬，反抗資本家分化工人的手段。

與社義行動同行的難民聯會則主力要求有工作權，因為早前終審法院裁決在港的5,600名難民在香港不能工作，這事實上迫使更多無法生活的難民鋌而走險犯案。政府抹黑難民為社會負擔，卻禁製難民工作權利，令他們不能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難民隊伍士氣高昂，又特意學喊中文口號「我要！工作權」，希望爭取本地港人的支持。

印傭：「我們都是Erwiana」

此外，印傭Erwiana事件亦激起更多外傭參與勞動節遊行。過千名外傭亦由維園遊行至領事館，反對中介公司剝削，然後再到維園跟隨大隊遊行至政府總部。大批印傭參與者帶上Erwiana的面具，並拉起「We are all Erwiana」的橫額，喻意一人受難，八方支援。

五一勞動節，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太陽花運動對香港的影響

臺灣示威者坐言起行闖入立法院示威，激勵了香港抗爭者的士氣，並爭取了普遍群眾的同情。占領中環還徘徊在無了期、無結果的商討，令群眾的熱情減退。相比之下，香港民主空談家相形見拙。

臺灣群眾看到香港簽訂CEPA後，經濟與政治更受大陸政府控製，是為太陽花運動反服貿的因素之一。倒過來，梁振英為了鞏固其統治勢力，近年大舉引入中資財團進駐香港，而十年多自由行政策優惠香港財團、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吸引大陸市場、豪宅林立炒高樓價，群眾早已對中港資本融合深感憤怒。太陽花運動對港人有啟示作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商業協定。

占中三子受盡壓力

在香港「占領中環」由去年開始激起熱烈討論，卻因為領袖的猶豫不決而暫時走向低潮，但臺灣占領立法院行動激勵人心，令香港群眾看到占領行動不是遙不可及的。群眾心急如焚，質問占中三子為何不行動走來，為其造成不少壓力。

占領中環作為公民抗命的手段，本來就是打破政府的遊戲規則。但是，戴耀廷的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是因為「特區政府把那『爆發點』拖後」。占中三子一直依循政府所謂的「政改五步曲」，被中央牽著鼻子走，脫離了群眾運動的脈搏。

政府故意拖延政改諮詢，並在期間發動輿論打擊。率領「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表「一錘定音論」，加上中共護法強硬表明任何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是「違反基本法」，獨裁者的攻勢可謂來勢洶洶。

占中三子的回應是七一不會「全面占中」。面對各方批評，戴耀廷的回應是，臺灣占院運動是「多元」的，因此香港其他團體可以先占，換句話說是「有本事你們自己做吧！」這態度是傲慢而不負責任的。

臺灣占院運動也有類似教訓，因為在議場的學生領袖排除更激進的聲音，令部分學生不耐煩下與主流派別分裂，繼而沖進行政院。如果議場內能容納不能的聲音，經過民主決策而共同行動，運動就能更為團結。

在占中提出不久後，議題壟斷了社會輿論，占中三子在資產階級媒體吹捧下掌握了運動大權，面對激進聲音的批評時，卻不以開放態度討論，反而指「我決定了這樣，你不接受就不要來參加。」戴耀廷「你們先占」的立場實際上是分裂運動。

無錯，在爆發點來臨前，帶領討論運動策略與目標是必須的。但占中掌握了話語權後，卻沒有動員群眾上街支持，又暗示可接受不民主的提委會，占中三子就是拖延運動爆發點的始作俑者。試想如果臺學占領者在闖入立法院前就表示不會堅持退回服貿，還有人會冒流血的風險去抗爭嗎？

可惜，正因為占中三子不敢與中共對抗，以致沈醉在「三軌製」、「提委會組成」、「公民推薦」、「學者方案」等繁瑣的詞語，令群眾望而生厭。六月的電子公投並不能凝聚民意，尤其如果投票選擇模糊不清，只會更難動員群眾鬥爭。

回望五區公投之所以能促成香港廿多年來最進取的民主運動，是因為「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口號清晰明確，號召群眾與港府和中共一決勝負。製定今天爭取真普選的口號，號召堅決的鬥爭，就不如清脆俐落「取消提委會，公民直接提名」吧。

臺獨意識升溫　醞釀港獨情緒

臺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對中國的恐懼，尤其是中共對臺灣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控製。近年，中資財團收購臺灣媒體，威脅了島上的言論自由；加上馬英九愈加與中共互相合作，讓中臺資本家更大力剝削兩地的勞工。綠營背後的資本家勢力也爭相投靠中國，開發大陸市場，因此民進黨領袖近年不斷淡化臺獨言論，但為了在11月的七合一選舉撈選票，民進黨有可能會再打臺獨牌。反服貿運動與擺脫中國控製緊密扣連，令沈寂了一段日子的統獨議題重新熾熱起來。

太陽花運裏出現「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表示臺灣人若不想步香港人後塵，生活被大陸控製，就要起來反抗。

這反倒過來激化了港人的自治甚至是獨立情緒。普遍港人揭穿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謊言後，對中共的憤怒轉化成抗拒大陸的情緒，當然可以理解。臺灣實際上已為獨立國家，而香港在中國底下統治，臺聯等右翼臺獨勢力雖然有介入運動，試圖煽動反中國人的國族情緒，但似乎效果不大。臺灣具臺獨意識的激進青年，很多都支持與中國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在最近臺灣聲援中國東莞裕元罷工的行動就可見到。相反，港獨情緒為小撮右民粹分子主導，他們舉港英旗散播對殖民地的幻想，並具有強烈的反大陸人意識，甚至主張杯葛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群眾運動。

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相信離不開復雜的港獨問題，將令泛民主派進一步分裂。社會主義者支持各地的自決權，如果港人大多數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支持香港有獨立的權利，但是，唯有中港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挑戰中共一黨專政，才能確保真正的自治權。

百多人遊行反大白象工程

高鐵接二連三爆出醜聞，令群眾對政府和港鐵愈加不滿。5月4日（星期日），在學聯學生團體支持下新成立的「青年重奪未來」發起「毋忘反高鐵誓反大白象」遊行，於下午2點集合，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新政府總部，反對政府斥資鉅額興建大白象工程。百多人參與了遊行，包括社民連、保自聯、土地正義聯盟、環保觸覺等十多個團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政府大花公帑投資高鐵等大型工程，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飛機場第三條跑道、東大嶼人工島等等，造價昂貴，合共6,000多億港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預算案中計劃投放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用作更多基建和高風險投資。主辦單位的訴求是，停止準備落實的大白象工程，例如新界東北計劃及已進行的工程例如高鐵項目，並擱置「未來基金」。

警察暴力打壓

遊行隊伍於大約三點出發，遊行非常和平。但當隊伍行至金鐘添馬街，因有一個團體的示威物品較大（一個木板製的寮屋），故要求警方開路，讓整條隊伍經馬路行到政府總部。雖然這只會封路約15分鐘，但遭到警方無理拒絕。警方要求示威者使用天橋，但木板寮屋尺吋過大，根本無法上橋。

雙方對峙了接近兩小時，部分示威者不憤而推向鐵馬，走出馬路抗議。警方向推鐵馬人士施放胡椒噴霧，中椒人士包括社民連的梁國雄（長毛）。沖突中有一人受傷，救護車到達現場。最後，遊行隊伍被迫跟從警方指示，經天橋到達政總，而木板寮屋則以另一道路到達。

「青年重奪未來」成員表示，警方明知示威道具不可能上天橋，卻不願意開馬路，極為不合理。

社會主義行動發言時表示，未來基本是曾俊華要確保未來經濟危機時，要削減公共開支，但基建工程的開支不可以削減。除了4年前的反高鐵運動，去年的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亦是一個佳例，從中見到基建工程下地盤工人受到剝削，被迫在空氣汙染的地底吃飯。因此，反大白象的鬥爭需要更具戰鬥力的工會力量，連系至工人運動。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臺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普選篩選　一錘定音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竈、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製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製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製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製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製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臺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製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製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製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臺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占中選出三個公提方案

五月六日（星期日），「和平占中」在占中商討日（三）舉行投票，選出三個政改方案，作為6月22日的占中電子公投的選擇。投票方案主要被視為有三大類別：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公民推薦方案，以及建製派方案。2,508名參與者投票，結果公民提名方案大勝，三個入圍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包括學界方案（1,124票）、人力方案（685票），以及真普聯方案（445票），得票占接近9成。有意占中者一面倒支持較進取的方案。

全港五個商討日場地，共超過2,500人參與，可見群眾仍熱切尋求爭取民主的機會。然而，大會一如既往以沈悶的法律與技術細節開首，卻無提及整體的政治局勢。對於中共堅拒無篩選的普選，占領中環受到來勢洶洶的輿論攻擊，以及未來占中所需要的策略等，都沒有機會得以討論。

民意逆泛民意願而行

過去三場占中商討日裏，都有引導參與，包括在商討日的討論框架都在方案的技術細節上，而非整體政局分析如何對抗中央政府。而且占中三子無視占中參與者，往往擅自向媒體發表未經討論的言論：由不動員元旦上街、參與者要自縛手腳以「避免暴力，到七一不會全面占中、推遲占中至2015年等等。事實上，商討日的參與者從來沒有權力改變運動決策，而被占中三子當作民主花瓶。學者恃著自己在不平等的社會階梯上有優厚的地位，透過資本建製（法律、學者及媒體機器）牢握運動的主導權。

但即使如此，由於整體香港政局的激進化，加上中央政府的強硬態度打破了談判的幻想，群眾還是投票支持相對進步的三個方案。

真普聯瀕臨分裂

社民連在投票前的幾天，宣布支持人力的方案。因為幾個有機會跑出的公名提名方案中，人力的方案較少支持，因此社民連呼籲集中票源支持人力方案。而工黨、街工、職工盟在群眾壓力下，亦在最後關頭轉投學界方案。

民主黨及公民黨攻擊真普聯內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轉馱，指兩黨在商討日（三）轉馱支持人力的方案，沒有投票予真普聯的方案，違反了聯盟的協定。保守泛民的代表陳方安生與公民黨湯家驊都抱怨道，6月22日的公投「沒有選擇」，甚至暗指激進派騎劫占中。

當初真普聯公布三軌方案時，民主黨在翌日即指可以拋棄公民提名一軌。現在，民主黨卻反指人力與社民連沒有投票支持真普聯方案，表示因無法合作而考慮退出聯盟。

可見，各黨派在普選上的最終立場，是建基於政治力量鬥爭的結果，而非只靠真普聯這個空殼組織去捆綁各黨派遵守共同紀律，或者靠一場偽客觀的投票就能停止泛民分裂。在政治鬥爭愈迫近之時，泛民內部只會隨著群眾的兩極化進一步分裂，所謂「團結泛民」只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如果激進派（例如社民連）一早退出真普聯，表達對三軌妥協方案的不滿的話，可以讓民眾更清晰見到妥協派與抗爭派之間的決裂，令激進派從分裂中為抗爭派在真普選運動中贏得更好的位置。

6.22電子公投

無論占中三子如何表現自己的超然獨立，客觀上還是順從保守泛民的立場。即使電子公投勝出公民提名的方案，占中三子也不會自然順應民意，立即發動占中。

因此，目前來看，6月22日的電子公投投票率不會高，更不會促成一場群眾運動，不能像過往的五區公投透過街頭宣傳而凝聚民氣。建製派很可能會將電子公投結果貶低為「民意調查」，削弱其政治權威。沒有政治運動，群眾也不會重視無效果的投票。

現在，有不少民間團體及學生組織準備七一發動「民間占中」，社義行動支持此一行動。

裕元罷工一個月　要求釋放工運人士林東

5月14日，一個月前的今天，東莞裕元鞋廠爆發罷工，抗議公司欠交社保及住房公積金，掀起全國一片工運浪潮。罷工期間，林東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結果在4月22日遭到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並同時該處兩臺電腦受查封。警察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蕩。

今天，社會主義行動由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要求釋放被捕工運人士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沿途高叫口號「釋放林東！」、「工人有權組織，工人有權罷工！」、「跨個企業，剝削工人！」、「打倒中共獨裁」。

社義行動Nathan表示：「繼去年港資迪威信家具廠罷工，工人代表吳貴軍被捕後，中共現在連非政府組織人士林東也不放過。兩人也很可能被判坐監4-5年，可見中共加強了鎮壓。」

中國工人沒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全國只有一個被政府牢牢操控的官方工會。根據媒體報導，罷工期間官方工會向工人發出信件，要求工人立即復工，有工人深深不憤，於是在廠房內撕毀該信件，可見工人對官方工會極不信任。裕元罷工期間，曾經要求有選舉產生工人代表的權利，但由於政府往往會大力迫害拋頭露面的工人領袖，因此工人難以組織起來。

社義行動Jaco表示：：「中國工人沒有罷工權利，往往被政府、資方及官方工資打壓。跨國企業與中共勾結一起，全力打壓工運，前者為了利潤，後者為了統治穩定。」

這場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中共一黨專政下，工人每次罷工都遭到血腥暴力的鎮壓，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毆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

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打倒獨裁中共。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釋放林東，釋放被捕工運人士
打倒跨國企業剝削工人
打倒獨裁中共，確保工人組織工會權利

Erwiana受虐案：羅允彤被控20項控罪

昨日，Erwiana受虐案第四度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約20名外傭在法院外拉起橫額表示聲援。羅氏被控一共20項控罪，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等10項罪，共有三名外傭涉被虐待。

有關新增罪控，是由於勞工及福利局受到群眾壓力，於是加控女雇主羅允彤10項涉違反《雇傭條例》的控罪，指她拖欠Erwiana近29,000元工資。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雇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

較早前，由於證據未準備好，而Erwiana需要來港進行檢查以撰寫傷勢報告，審判幾度被拖延。在Erwiana回港時，香港警察與印尼領事館緊密合作，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直至百多名外傭工會分子到領事館外抗議，她才得以釋放。

被問到希望羅允彤得到怎樣的懲罰，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代表Eman表示：「所有虐待外傭的人都不值得到輕判，我希望這名雇主會得到法律上最高的懲罰，因為要避免下次還有其他外傭受虐待。」

案件將提堂至地區法院，於6月10日正式開審。屆時若果有需要由Erwiana本人作證，她有可能會來港出席，但目前尚為未知之數。

撐同誌與反同誌勢力對壘

5月17日（星期六）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各個同誌團體則於銅鑼灣舉行街頭活動，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活動合辦者為大愛同盟、香港女同盟會和彩虹行動。而社會主義行動亦進行街站宣傳，掛起「張宇人抹黑可恥　捍衛性小眾勞動保障　不分性向抗爭」的橫額。我們強調，反對同誌平權的勢力往往都是一樣的反民主、親財團的。

譬如，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翌日，5月18日（星期日），由不同保守團體組成的「維護家庭基金」，發起名為「愛爸媽，愛我家運動啟動禮」遊行，從尖沙咀九龍公園出發，沿柏麗大道到文化中心對開的廣場，宣揚所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價值，發動針對性小眾權利的輿論攻勢。遊行隊伍遠途高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等口號，事後大會宣布有32,000人參加集會。

建製勢力選擇在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的翌日舉行反同誌遊行，是要與同誌團體的對壘。組織遊行的「維護家庭基金」，號稱有超過90間支持機構參與，當中包括如浸信會、宣導會等多間主流教會，亦有如維他奶、3電訊、新巴、AM730、明報等商業財團支持。雖然大會不斷重申遊行與「反同」無關，但官方口號中一再強調「一男一女」的核心家庭，明顯要排除其他自由結合、多元成家的可能。大會更被揭發註冊地址與頭號反同誌組織明光社相同！最近，明光社大力攻擊小童群益會協辦同誌友善的活動。

此外，建製派政客亦有動員參加，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高舉「反對跨性別婚姻」標語，而去年抹黑林慧思老師的李偲嫣也組成「正義聯盟」，其標語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由於建製勢力要竭力維護固有的經濟製度，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需要與保守宗教勢力互相勾結，資助其宣揚保守家庭觀念。

社義行動完全支持同誌平權的運動，包括性傾向條例立法與同誌婚姻合法化，而這鬥爭需要連結至同誌的勞工保障，且作為家庭單位獲得房屋醫療教育等基本生活需要。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

18萬人參與六四維園晚會　尖沙咀集會顯示政治兩極化

八九北京大屠殺25周年，參與悼念六四死難者的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18萬，創近兩年來新高。由於中國其他地區嚴厲禁止此類集會，維園的大規模悼念傳遞出強烈的訊息。「毋忘六四」響遍維園，激勵港人堅持對抗極權中共。

在中國，在工人、學生和少數族裔都處於動蕩不安，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斷加強國家鎮壓箝製，對異見分子、罷工領袖、博客和維權律師進行新一輪的鎮壓，連那些不反對中共的溫和批評者也不放過，他們往往僅僅呼籲改革，以及增強政府透明度的。在香港，中共要牢牢箝製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即將到來。在六四晚會上，這些緊張情緒隱隱可見。

爭取公民提名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呼籲群眾參加七一遊行，爭取沒有篩選的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中共阻撓公民提名的態度強硬，要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

來自北京的維權律師滕彪得到了當晚最響亮的歡呼聲。他呼籲人們支持占領中環，在香港爭取真正的民主。他說，中共已將其惡名昭著的維穩升級為政治清洗，一波接一波地采取逮捕行動。

親中共團體「愛港之聲」在維園外組織了一場小規模的反示威，提出口號「放下包袱，釋懷向前」，可見香港政治的兩極化。與大部分中共辯護者的說法相呼應，「愛港之聲」叫民眾忘記89大屠殺事件，把焦點放在當今中國「出色的經濟發展」上。

雖然六四燭光晚會出席人數眾多，然而，主辦單位「支聯會」近年來卻屢屢受到批評。支聯會企圖把天安門事件去政治化，將晚會單純地變為一場悼念活動，而非以此作為中港民主鬥爭的凝聚點。近年，主辦方愈加嚴格限製維園內參與活動的政治團體，也由於支聯會每年采用的口號愈來愈引發爭論，就可見其受到抨擊。

大會去年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飽受抨擊，一來因為立場軟弱，二來是屈服於中共宣傳的大漢民族主義。在輿論壓力壓力下，「支聯會」最後不得不放棄這一口號。今年則采用了聽起來更具鬥爭性性的口號「平反六四，戰鬥到底」。盡管要求「平反」是挑戰北京官方對八九民運的定性，但更需要的是，清晰號召群眾抗爭把獨裁政權中共拉倒下臺，才是最有力的「平反」。

幻想破滅

這些政治爭議並非僅僅關於歷史，也反映著如今的抗爭狀況。泛民主派領導者，尤其是主導支聯會的民主黨大佬，已經準備與中共妥協，在中國拒不讓步的強硬態度下節節敗退。泛民領袖並沒有充分運用群眾抗爭的力量，反而僅將此作為與北京談判的平臺。這根本不能幫助香港的民主鬥爭取得重大進展。

令許多年輕人和網路激進分子失望的是，主流泛民過於「軟弱」，同時缺乏真正的鬥爭野心。這也可以從香港本土派團體「熱血公民」在六四當晚另起爐竈，在尖沙咀搞了一場集會，有7,000人參與。盡管與維園的人數相形見絀，但與去年200人的數字相比是巨大的增長。

本土派集會代表著更加激進的民主訴求和戰鬥性修辭的奇特結合，並帶有右翼民粹、族群主義的危險思想。當晚主辦單位的演講只有少量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而晚會參與者並非帶有強烈的族群仇恨，而主要是因為泛民利用六四作為政治資本，故此感到失望和反感，因而想尋求對支聯會以外的選擇。晚會結束之後，集會人士發起在廣東道「自由行」，高喊「打倒共產黨」，令街道廣東道被短暫封鎖。這些行動令他們看起來比「支聯會」激進得多。

需要革命性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工國委（CWI）的香港支持者，大力介入維園的燭光晚會中，在三個入口處擺設街站。我們強調，普選永遠不可能在中共統治下實現，因此中港兩地的群眾抗爭密不可分。從八九大屠殺中最重要的一課是，既獨裁、又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中共政權，永遠不可能被改良，只能通過群眾運動來推翻。從今年四月份，五萬名鞋廠工人參與的歷史性大罷工，也可見工人階級主導社會變革的巨大潛力。

八九民運是一場革命性的鬥爭。但可惜的是，當時只有中共獨裁者一方擁有著清晰的策略和明確的領導，並為了戰勝群眾而無所不用其極。這個用鮮血換來的教訓，對於組織一個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並以結束一黨專政，並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並且對經濟實行民主控製，以滿足社會需求。

反東北計劃　兩百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堂

二百多名新界東北村民及聲援市民到立法會抗議，要求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審議最後在晚上暫停，會議結束。示威者表示，下星期五會再次集會。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涉及3.4億元。一批來自粉嶺北、古洞北及石仔嶺的新界東北村民、聲援團體和學生到立法會外示威區抗議。直至下午五時許，約五十人沖進立法會大堂，於地下靜坐。期後越來越多人參與聲援，晚上有二百多人在場內外聚集。財委會會議最後於晚上九時許結束，撥款未通過。

村民及聲援人士高喊「保衛家園　不遷不拆！」，要求撤回計劃。示威者一直和平靜坐抗議，直至晚上，二百多名警察到場，試圖包圍封鎖立法會門口，使場面一度混亂，有示威者受傷。

古洞村民：「一定要撒回」

來自古洞的村民呀祥今年已經60歲，數十年來靠耕種賣菜維生。他認為，這個不公義的計劃「一定要撤回」。「政府經常講大話，說東北發展能夠解決房屋問題。如果是用來建公屋，幫助社會上的基層市民，我不會反對，但如果是建高級住宅，就如當年興建高鐵一樣，是不合理的。我們農民耕作，地產商囤地收地後，很多村民像我一樣，很想種也沒得種。」他又指，地產商用非常卑劣的方法收地，迫走村民。

呀祥每天早上三時起床割菜，到古洞的兩個菜站賣菜維生，「東北發展令我們失去維生的工作」。

政府假咨詢　建製派村長出賣村民

呀祥又指，政府聲稱所辦的公眾咨詢，只是表面的。他也非常後悔當初投票選了建製派的村長，讓其出賣了他們。「諮詢會並不在新界，而是在北角！政府想咨詢的對象不是我們，是鄉事委員會、村公所等，我們村民什麽都不知道。我們村的兩位村長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他們開會都是鬼鬼祟祟的。我們村民辦過兩次村民大會，他們故意不出席，寫信給他們又不接，在逃避責任。」

從事教育的Ellis今天到場聲援，她表示，留意東北發展已有一段時間。「我在反高鐵的時候已經有留意，我很討厭這個很不公義的製度，官商勾結，為什麽城規未通過，立法會財委會仍然可以審議撥款？地產商多年來不斷滋擾村民，迫他們搬走，到最後把土地都荒廢掉。這件事也令我更痛恨那些保皇黨議員，功能組別和整個分組點票的議會製度。」

就讀中文大學地理系的學生陳樂彤也前來參與示威，她認為，政府聲稱香港沒有土地興建房屋，卻不利用現有的土地，如哥爾夫球場，空置用地等。她又認為，所謂的公眾咨詢只是一個形式，「就算有很多村民在會上問了很多問題，那些高官也沒有回答過，但民眾並沒有實質的權力。即使有六萬人的反對書，政府也沒有反應。」

示威者和平散去　抗爭將會繼續

占領行動一直相當和平，但到9時左右，立法會外開始有二百多名警察部署，準備進入立法會大堂清場，期間製造了混亂及沖突。由於撥款沒有被通過，東北村民與聲援團體認為，已經成功迫使財委會主席吳克星休會，決定撤出立法會大堂，行動暫時結束。

下星期五下午三時，示威者將會重返立法會抗議。

反巴西世界杯的示威

6月13日（星期五），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支持者到巴西領事館抗議，響應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聲援巴西的群眾運動。巴西群眾抗議，反對在世足期間鎮壓社會運動，並聲援「人民世界杯」運動（由「無家者工人運動」組織的占領土地運動）。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在示威中相當活躍。

今屆世界杯於6月12日開幕，但群眾鬥爭的浪潮掩蓋了賽事內容，他們反對揮霍無度的迪爾瑪．羅塞夫政府斥資115億美元於世界杯上，超出原定計劃的10億美元。

這筆錢花在富麗堂皇的體育場館和「政績工程」中，但沒有用在急需資金的醫院、學校和住屋。普遍的感覺是世界杯只服務富人、建造業等商業利益。許多普通市民都無法承受昂貴的票價去觀看比賽。

「隨著世界杯的來臨，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在城市的某些地區高達200%），房租急劇上漲。」「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Andre Ferrari解釋：「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在遠離工作場所的地方生活，進一步加劇了城市交通的問題，例如在聖保羅市。」

在世界杯的開幕之前，地鐵員工在聖保羅進行了五天的罷工，並表示除非讓42名因罷工而被解雇的工人復工，否則準備再度罷工。在巴西其他其他抗議和罷工則繼續進行。這包括在裏約熱內盧的三個主要機場的24小時罷工。世界杯開幕伴隨著的是額外的國家鎮壓，巴西軍警用催淚氣體和橡皮子彈，驅散在幾個城市中的示威。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羅塞夫政府在世界杯期間的保安支出達到19億雷亞爾（8.55億美元），部署了57,000軍隊和大約10萬名警察，再加上新的設備和武器裝備。因此，難怪根據一項民意調查指，61%的巴西人認為，世界杯對於他們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壞事。

在香港的抗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將抗議信交給巴西的總領事蘇亞雷斯。他們高呼「血汗世界杯可恥」、「鐵路員工立即復工」等口號。總領事回應稱，解雇在聖保羅的地鐵員工是一個「法律問題」，而巴西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示威者質疑他的講法，並指中國也有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他回答道：「這是兩碼子的事情！」

除了大規模的示威浪潮席卷巴西外，在德國、印度、英國、瑞典等國家也有聲援行動。

長毛被判入獄四周

「長毛」梁國雄於2011年抗議遞補機製論壇，被法院政治檢控，被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兩項罪名，判監四周，即時入獄。至於其余四名被告（鄧建華、容偉堂、陳倩瑩，及已服刑的黃洋達）則上訴得直，當庭釋放。這是長毛自2000年及2002年以來，再一次受到政治撿控的冤。

咨詢論壇只是面門功夫，讓親政府人士優先進場，長毛等人被擋在門外。而所謂被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咀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但在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毀物件是由長毛本人破壞的。但法庭以長毛為抗議行動的帶領者而將他入罪。在論壇的沖突中，有兩名親政府阿伯叉頸襲擊長毛，但卻無被逮控及檢控，可見法庭的政治取態是反人民的。

法院拒絕讓長毛保釋，即時判監入獄，是為相當嚴厲。長毛正於立法會「拉布」，與議會外的群眾共同對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梁振英政府選擇在此時囚禁長毛，可以打壓目前的抗爭，也令他缺席七一遊行，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撿控。

6月10日，社民連於高等法院外發起聲援長毛行動，過百支持者到場聲援，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都有參與。

長毛入獄被迫剪發，其象征「長毛」被削成「短毛」。據其社民連的重要戰友唐婉青說，長毛會被單獨囚禁於「水飯房」內，一個月只能有兩次的探監機會，不過其律師與其他立法會議員的公務探訪則不在此限。作為一等一的球迷，長毛未能觀看世界杯賽事，但據說他拿了套關於托洛茨基的《先知三部曲》，以及一本瞿秋白的詩集，相信在牢房中的時間不會被白過。

事實上，長毛的這次入獄並不是件個別事件，而是北京與梁振英政府近期一系列有計劃的白色恐怖事件。在長毛被囚禁一天，國務院就發表了《「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聲言「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雲雲。至於在香港，建製派別亦來個趁火打劫，企圖在立會硬闖東北發展的撥款。

六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市民趁立法會辯論東北發展的撥款，到場包圍立法會抗議，及後警察淩晨清場並拘捕二十多名示威者，當中甚至有七十多歲的東北村民，其後又拘捕於網上討論沖擊立法會的十五歲青年，另有示威者被捕後困在警車內遭警察毆打​​。

另一方面，政府點名批評八個社運組織於東北抗議中的「暴力」行為，而建製派報章《大公報》則大肆抹黑長毛以及社義行動，指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與長毛雖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與綱領，但在多場抗爭裏有合作行動，我們反對所有人的政治檢控，反對警察暴力。政府打壓愈趨猛烈，警察暴力正在升級，警民的對立更為鮮明，我們需要更有力的組織，包括示威的群眾糾察隊，並提出民主控製警隊的訴求。

中央發表白皮書挑起群眾憤怒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長《「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明文提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權力的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

國務院於七一遊行前發表這份白皮書，在時間上不是偶然的，而顯然是要減少群眾七一上街。雖然占中領袖一退再退，拖延發動占中的日子，運動正走向下坡，但中央要進一步向泛民領袖施壓，令他們不敢支持群眾運動。尤其從最近的反東北占領立會可見，社會的激進化令中共憂慮溫和泛民不能抑製群眾反抗。

白皮書強調，基本法內所講的「兩製」從屬於「一國」，國家領導人就重大事項「指導」行政長官，中央政府擁有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此外，白皮書在第五章論及香港的政製發展，指特首需要「愛國愛港」，候選人須由提委會提名產生。這顯然是要扼殺公民提名特首的可能性。

中共在主權移交時，為了安撫港人，在《基本法》上加上「一國兩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定義含糊的字眼，讓香港在警察、法院、議會等機關上有一定的自治權。但多年來，中央力圖挑戰香港民主的底線，而白皮書的發布是一個轉捩點。中央政府重新解讀這些字眼，中央政府全面撕破自己的假面具，要更牢牢箝製香港的民主權利。

白皮書最為刺眼的一點，是表明治港者首要條件是愛國。而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亦被公開「治港者」之一。在不少港人眼中，法院尚有僅存的「獨立性」。相比中共全面控製的黨國機關，香港固有法院製度更為隱敝精密，一方面維持表面上的「獨立性」，但在最終的決定上還是順服資本建製的秩序。但在中央不斷箝製和收編，要將香港法院變成鐵板一塊的黨國機關，更為直接受到黨的決定。

近年曾任全國政協的袁國強為律政司司長，加上愈來愈多政治審判，整個司法機關愈來愈收中共箝製。

白皮書發表之際，剛好是最近法院新一輪的政治檢控。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因為三年前於替補機製示威而被判監4周，而反東北計劃占領立法會的三名示威者亦被逮捕。不難令人聯想到，白皮書是中央向香港民主權利下的一份戰書。

勾結外國勢力

白皮書的結語又提到，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幹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製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幹擾，又強調中央可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將本土派舉港英旗說為港獨行為，藉以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反中亂港」。

在白皮書發表的同日，《大公報》在頭版「長毛暴行大起底」，以兩頁篇幅抹黑在獄中的梁國雄（長毛）成立極端暴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並大幅報導我們組織的國際連系，渲染工國委（CWI）在瑞典及巴西的支部為暴力團體。有關我們對大公報抹黑的回應，可參看：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挑起更大反抗

中央在七一遊行前發表白皮書，只會挑起群眾憤怒，勢令更多人上街遊行。占中運動由於泛民領袖的軟弱無能，三子想設法逃避實際行動。但白皮書激起群眾反彈，對中共更不信任急增，因此溫和泛民要走中間妥協路線就更為困難。民主黨害怕承受政治風險，被迫擱置於中聯辦會面。

中央政府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態度強硬，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占領中環可作為起步，需要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才能有足夠力量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運動將要擴展為帶來中港製度變革的運動，不只是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反對不民主不公平的資本主義製度，打倒腐敗的鉅富菁英。

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中共喉舌《大公報》在6月10日的頭版新聞抹黑長毛及社會主義行動。在報道刊登當日，剛巧長毛被政治審判而入獄，需要坐牢四周，加上七一遊行在即，香港的民主鬥爭進入關鍵的時刻。報道刊登的日子絕非偶然，中共政權要將抗爭組織渲染為「外國勢力」和「極端組織」。

《大公報》對我們組織的毀謗錯漏百出，我們未能逐一回應，在此只能澄清當中最荒謬的幾點。我們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也在政治上進行頑強的辯護，揭露其可笑的謊言。

1)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在占中時罷工罷課，渲染罷工罷課等同激進與暴力。事實上，罷工罷課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抵抗政府和資本家，有效將群眾憤怒引導至集體鬥爭手法上，避免因警察打壓而激起暴動。相反，從去年的香港碼頭罷工，到今年的東莞鞋廠罷工，都可見到工人發動罷工時是和平行動的，而施用暴力鎮壓的是資方和政府。

建製派與《大公報》近年大力抹黑激進民主派（包括長毛）「暴力」，向溫和泛民主派施壓，迫使他們與「激進極端」勢力割裂。中共在八九六四時殘暴屠城，《大公報》之流今天卻為其暴行護航，可見其對所謂「暴力」的譴責是虛偽的。

2) 報道指：「他們的示威手段非常暴力，2013年5月20日，『工國委』瑞典支部、亦即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發起示威，抗議政府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務不善，示威者放火焚燒汽車、破壞購物中心，以及襲擊警察局，造成3天的大騷亂，警民多人受傷。」

以上全為捏造事實。2013年5月20日，瑞典爆發的一場暴動，是由於當地警察槍殺一名69歲手無吋鐵的老人，激怒了當地居民。「工國委」瑞典支部呼籲停止打砸放火等暴力行動，反而應集中力量發動街頭抗議及工人運動，團結對抗政府削減開支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

3) 報道指：「同年6月17日，巴西全國各地逾30萬人上街示威，要求降低公交車輛票價，示威者癱瘓各地主要公路，當中裏約熱內盧的示威者最為激進，引發警方鎮壓並逮捕大批示威者，並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當中包括不少被告是『工國委』巴西支部、亦即巴西『自由、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員。」

2013年6月，在巴西反車費加價的示威裏，「工國委」巴西支部竭力介入鬥爭，宣傳以工會鬥爭和集體占領的力量打敗政府，完全沒有參與打砸暴動的行為。《大公報》指我們有多名同誌被逮捕，並被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完全捏造事實。

4) 工國委（CWI）從不認為群眾應以暴動作為反資本主義、反失業與反貧窮的鬥爭手段，同時了解到，群眾在絕望的社會條件下會以暴動作為反應。我們主張以有組織（工人政黨與戰鬥性工會）、有紀律的集體行動，例如工人罷工和占領手段，作為群眾鬥爭的方法，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5)  報道誣陷我們企圖以難民作為「打手」，並引述所謂消息人士稱：「這些難民坐監都不怕，皆為監中有得食、有得住，仲有人工收，總比遣返好，可以說他們無得輸，故他們一旦被政黨利用沖擊政府或參與占中…」。

這段抹黑是對抗爭中的難民極大的侮辱。事實上，由於難民處於社會弱勢，警察的政治打壓更為肆無忌憚，被政治檢控的話甚至面臨被遣返的風險。他們參與政治抗爭需要付出比香港居民更大的代價和犧牲。難民發起紮營占領120日，爭取人道的難民政策，反對贊助機構的貪汙，整場運動展示了高度的紀律，完全沒有出現報章所渲染的犯罪行為。

6) 報道指：「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於2010年7月，政壇消息，指稱是社民聯的梁國雄指示鄧美晶牽頭成立。」
「早於3年前透過『入室女弟子』鄧美晶，成立隸屬國際極端組織『托派』的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
「『長毛』梁國雄在該組織雖無實際職位，但卻是核心成員…」

以上完全是捏造事實。長毛與社會主義行動即使在很多鬥爭運動中有共同合作與行動，但由於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和綱領，我們參與的是完全兩個獨立的組織。

7) 最可笑的是，報章將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並列為「合作組織」。熱血公民為極右民粹主義組織，煽動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撈取政治資本。熱血公民為了打擊左翼勢力，不斷瘋狂抹黑社義行動，與我們是截然對立的，沒有任何合作空間。

8)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83年，總部在美國加州奧克蘭…」
「工人國際委員會（工國委）也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47年…」

社會主義行動為工人國際委員會的香港支持者，而工國委（CWI）的總部設於英國而非美國，於1974年成立（而非1947年）。《大公報》強調長毛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難民聯會有連系，又指社義行動有「外國成員」，極力渲染「勾結外國勢力」的印象。這是中共典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宣傳技倆，抹黑任何反對力量為「分裂祖國」。要記住，若果廿三條立法通過，任何與外國組織有連系的政治力量都會被禁製。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資本主義體製為全球化的，而中共獨裁政權以銀彈子彈，將爪牙遍布國際，因此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組織起來，在48個國家設立支部，挑戰這個腐敗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9) 報道指：「『托派』全名為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激進極左派系，源於前蘇聯暴力理論家托洛斯基…」

報道以毛澤東式語言渲染托洛斯基主義為「極左暴力」政治流派，又誣陷「不少國家都視他們為僅次於恐怖主義的極端組織」，更抹黑不斷革命論為「不斷搞暴動」。事實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精辟地指出，在殖民與半殖民的國家裏，資本家無能力完全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統一國家或解決其他封建社會遺下的問題。香港、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都證明了這理論的正確性，因而解釋了為何工人需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群眾力量，而不能把反獨裁、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拱手讓給資產階級的任何一派。

總結

中港都進入暴風雨的階段，獨裁者正在搜獵並中傷其政敵，能被敵人點名批評，反倒證明我們做了正確的事。整份報道唯一正確的地方是，社會主義行動「關心的議題非常廣泛，從滯港難民、新界東北發展、同性戀、新聞自由、中國工運民運、支持疆獨和藏獨、臺灣反服貿、國際環保汙染、愛爾蘭墮胎合法化到哈薩克政府屠殺等等，講得出都有，因而被溫和反對派人士諷刺為『什麽都關你事，點同你玩呀！』」社會主義者不會因被攻擊而畏縮，反而會更有決心建設工人階級及青年的群眾組織，打倒獨裁製度與資本主義。

外傭團體遊行到入境處示威

6月15日，約一百人參加由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發起的遊行，當中包括外傭及本地支持者。遊行人士一面高喊著「加人工！」、「廢除《兩星期條例》」、「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承認《C189》公約！」等口號，一邊遊行至入境處門前集會。

當日遊行的主要訴求為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正名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慣例，廢除兩星期條例和其他歧視外傭的簽證政策；提升工資至4500元等。

為外出居住權抗爭

菲律賓外傭工會成員Olive來港工作約四年，她表示，現行的雇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令外傭24小時待命工作，也令像Erwiana和其他外傭被虐的案件出現，所以需要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另一方面，《兩星期條例》讓外傭在和舊雇主解約後，只讓她們有14日尋找新的好雇主，根本不夠時間。她又指出，中介公司不但收取高昂費用，還有巧立名目的額外費，如醫療、訓練費等去剝削外傭。

同住政策下外傭面對不衛生的休息環境

一名未有透露名字的印傭以流利的普通話接受訪問。她認為，香港的房屋空間本來已很小，令很多外傭在同住政策下需要在廚房，甚至洗手間休息，這些環境的衛生狀況非常不理想。所以她認外傭需要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壓迫外傭的不只是個別雇主，而是整個製度

菲籍外傭的Nancy已來港工作超過八年，她表示，政府常宣稱像Erwiana等的事件是獨立案件，雖然不是每個雇主也有虐待傾向，但卻是整個政策令外傭處於困境，例如《同住條例》令外傭無時間進行投訴，加上在施虐者家中也難以進行舉報。

她要求政府給外傭「好的工資」，因為目前的工資已經不夠應付如交通等日常生活支出，而政府給予外傭的食物津貼也非常不足。所謂食物津貼，是指如果雇主決定不和外傭一起用膳，政府就需給外傭食物津貼。但目前政府給的食物津貼似乎最高只有九百二十元（一個月），根本不足應付生活。而且她們身上背負的，還有在故鄉的家人的生活所需。

提到工時的問題，她表示目前有的外傭每日工作十六至十八小時，但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條例，聲明家庭勞工應享有八小時工作製的權利。她認為，香港政府必須承認這公約，保障外傭的基本權利。

Nancy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兩年，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加班有額外補貼。相反，在香港同住政策和沒有標準工時的立法下，她的工時十分長，又被雇主要求做額外（非家務）的工作，如洗車等。

「我們來這裏集會，是要改變現況。法律必須改變。」Nancy表示。

香港貧窮問題比政府所言更加嚴重

清婆婆，78歲，過去十四年來一直靠拾紙皮維生。旺角的一條繁忙街道裏，她在濃煙中艱辛地工作，每公斤廢紙換70分錢。我問她為什麽做這個，她的第一反應是「我別無選擇呀。」正如其他許多老年人一樣，除了每月1,180港幣的「生果金」，她無法從政府獲得任何養老金。香港成千上萬的老年人靠撿垃圾維生。國營報紙《中國日報》2012年評論道：「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這數字還在增加。」

這就是中國恢復對香港統治十七年後的驚人現實。盡管在80年代，戴卓爾夫人領導下的右翼反工人階級政府在英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實際上，香港在主權交接後變得愈發不平等（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在香港，每三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老年人口貧困率最高的發達地區之一。其他群體也生活在極度經濟困難中。全港高達四分之一的兒童無法保證一日三餐。

與此同時，香港富豪的排名在2013年上升了22%。世界排名第八的富豪李嘉誠，近日指責某些全球財富研究在過去十年間將其資產低估了40%左右。這些雜誌忽略了李嘉誠在加拿大獲得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利益。據估計，李嘉誠身價達2,480億港幣。

政府誤導性數據

梁振英在解決貧窮問題上空話連篇，更在今年年初的施政報告中，針對貧窮問題提出所謂「一百六十項措施」。但正如被指責為「空談俱樂部」的扶貧委員會一樣，這些措施在應對貧窮問題上無疑是杯水車薪。盡管如此，由建製派企業巨頭們控製的行業不信任梁振英，抨擊梁振英提出的措施是政府「無力支付」，威脅香港的「競爭力」。

國際非政府機構樂施會（Oxfam）近期一份報告揭穿政府有關貧窮問題的不實數據。據官方稱，13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對於總人口720萬的城市來說已經非常糟糕。

而樂施會六月份發表的研究發現，單身人士的狀況較政府設定的貧窮線更差。樂施會指出，單身成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花銷是$7,344，單身老人是$4,613。但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卻把貧窮線設為$3,800。二者間的巨大差距是由不同的計算方法造成的。政府是根據「相對貧窮」，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來設定貧窮線；而樂施會是按照「絕對貧窮」來計算，即需要多少錢才能生存下去。

大多數人的貧窮與少部分人對奢侈品與財富的炫耀就這樣並存著。它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核心出現了嚴重問題。針對北京最近的不民主操控（提名委員會）的抗爭，不僅僅是在爭取選出我們自己的特首候選人和政府的權利，更是要組織起來將特首拉下臺，更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者將民主抗爭與解決貧窮問題、住房危機以及增加公共服務開支聯系在一起。我們要求廢除強積金，因為它將許多人排除在外，最主要目的是幫助銀行和股票市場的投機者獲利。強積金應由全民退休保障製度取代，其最底保障應與最低工資相同。我們也提倡將最低工資大幅提升到至少45港幣每小時，以此應對房價及租金上漲、票價上漲以及食品通脹等。

這些要求只能通過大規模群眾抗爭來實現。但群眾抗爭需要有組織地進行，也需要有一個指導社會變革和政策變革的方案。這正是為什麽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新工人政黨。它的目標無疑是爭取社會改革和民主，破壞企業巨富們的力量，摧毀以保障其利益為目的的獨裁政權。一個經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代表著基層工人、退休人士和廣大的窮人。這樣的政府會將銀行和大型企業民主公營，針對大多數人的需求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讓有錢人變得更富有。

世界難民日：香港 300名難民團結抗爭

6月20日（星期五）為聯合國世界難民日，400名在港難民於發起遊行。難民高喊「打倒ISS」、「打倒貪汙」、「我要工作權」等口號。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香港難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中，ISS克扣我們的津貼，給我們吃腐爛的食物，要我們住非法寮屋。政府要我們不發聲、不反抗，要這裏的人不知道。但今天我們告訴政府，香港的難民是可以團結抗爭的。」

遊行隊伍士氣高昂，到達政府總部後，與正在反新界東北的示威者聚合起來，雙方互相支持打氣。社義行動的鄧美晶發言：「難民與東北村民都是被梁振英欺壓的，政府要用種族歧視分隔我們的團結，我們要連結在一起。只要是反梁振英的抗爭，我們都會全力支持，希望反東北的市民也支持我們。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今年，在港難民第一次自我組織「難民聯會」起來，發起了持續130日的占領行動，至今尚在進行。難民抗爭的訴求也明確化、政治化起來，有別於過去籠統要求「人道政策」，而將矛頭指社福署外判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要求社福署中止與ISS的合約。 ISS以援助難民為名克扣食物及房屋津貼，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調查。

難民隨後發動了果敢的抗爭，占領行動。在2月10-17日期間，難民占領了ISS三間辦事處，一度癱瘓了ISS運作一星期，及後2月27日亦於灣仔社福署大樓外紮營留守，在4月12日更移師中環天星碼頭天橋，將難民運動連系至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占領中環」。關於ISS如何克扣難民津貼，並牽涉到官商勾結，可閱《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6期的文章「難民向不公製度反抗」。

工作權

今年也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有在港難民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爭取合法的工作權利。在港難民得到的福利援助匱乏，不足以渡日，不少都被迫打黑工，一旦被發現，最高可判監15個月，而犯上店鋪盜竊罪一般也是判監數個月之久。正因為政府禁止難民合法工作，才迫使他們部分人鋌而走險。建製當局抹黑難民社群為罪惡溫床，自己才是最大的罪惡元兇。

聯合國與港府的虛偽

在落後國家裏，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洗腦宣傳特別行之有效，因此不少尋求庇護者都選擇香港，希望覓得容身之所，安居樂業。

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是來自伊朗的小商人，因受到當地的恐怖主義威脅人身安全，決定來香港避難。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就曾講過：「起初我以為香港是國際大城市，高樓大廈，五光十色。來到後，我被拘押在羈留所七個月，當時還在想只是因為自己越境闖關，觸犯入境法例，才遭到這樣的待遇，獲釋後就會有好轉。但生活久了，我才慢慢醒覺，這裏的政府對待難民與第三世界沒有分別。」

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該公約禁止締約國將人送回可能使該人遭受到酷刑的國家。但是，可是22年來，在來港尋求協助的13,000名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者中，只有0.2%成功獲得難民身分，而全球的平均的成功率是38%。連落後如南非這國家的成功率也有5%，是香港的25倍！

港府對難民的甄別程序極為緩慢，不少難民滯留在港10-20年，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浪費光陰。即使通過了甄別程序，難民仍然無法獲得香港居民身分，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工作權，也不能獲得香港居民的福利，而只能等待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若果一名難民在港找到伴侶組織家庭後才獲得難民身分，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的話，就要與家人分離。

可是，聯合國對於締約的香港政府，從來都是小罵大幫忙。面對難民的占領行動及大遊行，聯合國難民署至今仍是緘默不言，根本不會支持抗爭。今年的難民日，聯合國難民署更是無所作為，只舉辦優雅高尚「難民電影節」，讓一小撮知識分子和社會菁英在冷氣房內互相取暖。難民連最基本的生活費也缺乏，何來有錢享受電影？

難民聯會正在急速擴大，短短成立了4個月已經有約400名成員，並發動了組織強而有紀律的占領抗爭，是在港難民的歷史新一頁。難民會抗爭下去，直至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六二二公投：投票人數超預期群眾占中心不死

中共公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言可以「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加上電子公投系統受到國家級的駭客入侵，反倒激起了大眾的投票意欲，六二二電子公投變成了反政府的抗議票。至本文截稿時，已經有超過70萬人投票，反應比預期熱烈得多。

社義行動批判性地支持票投3號的學界方案，雖然方案沒有明確指出廢除提名委員會，而只是以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委會，但仍然是三個方案之中最進步的一個。但我們認為，即使是由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委會，也會受到建製當局的壓力而造成不平等，因此我們拒絕任何形式的提委會。

「和平占中」於較早的商討日投票中，選出了三個普選方案作為今次電子公投的選擇，包括學界方案、人民力量方案以及真普聯方案。由於三個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都不會為政府所接受，因此票投哪一方案已經變得次要，各黨派的宣傳活動都集中於摧谷投票率，以求表達群眾為真普選占中的意願。

「占領中環」在一年半前被提出，一開始本受到大眾支持，尤其是年輕一代都熱切期待這場運動。可是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提出占中至今猶豫不決，拖延發起占領中環的日子，令群眾對占中領袖愈來愈失望。因此，原本預計6.22的投票率並不會高，但在近幾個月，北京政府歇斯底裏的打壓抹黑占中，反而令公投起死回生，群眾視投票為反抗的手段。雖然占中領導層逃避抗爭，但群眾卻公民抗命為重要武器，可見兩者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構。

中央對待公投的策略原本是冷處理，以免激起民情反彈。但是，發現投票人數比預期多得多後，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攻擊全民投票。港澳辦指全民投票「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中聯辦則稱全民投票結果「不具任何參考價值」，「是一場鬧劇」。這只會加強公投的對抗意味。
占中三子較早前講過，如果投票人數少過10萬人就會退出占中領導層。但是，如今的投票率反映出普遍群眾爭取真普選的決心，再次推進了占中運動，實令占中三子騎虎難下。

鼓動群眾反抗信心

在短期內，電子公投的高投票率可為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贏得權威，迫使泛民向中央政府擺出高姿態。此外，群眾亦會更有信心參與群眾鬥爭，經歷過政府一連串的輿論攻勢、警察暴力與政治檢控，一個新的反擊浪潮將會來臨。

從六二二公投的高投票率，可見群眾對現存製度的不滿，並將給予占中三子及泛民領袖巨大壓力，迫使他們不敢過於保守。但是，泛民領袖還是會主張與中共政府談判，又害怕民主鬥爭會變得過於「激進」，還是會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因此，社會主義者強調由下而上民主建設群眾組織，而非泛民主派主導的運動架構。電子公投投票率高的話，可以向政府施加一定壓力，但不能取代工人及青年的群眾組織。

目前，各溫和黨派都口講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問題是有多少決心去爭取​​，願意用什麽手段去爭取。泛民主派內部本來就沒有堅實的政治立場，組織也相當松散，因此在政局愈來愈兩極化下四分五裂為不同的陣營。不少人希望占領中環可以團結泛民，而透過電子公投令各黨派信服一個共同占中方案。

在商討日（三）選出三個公民方案後，民主黨對投票結果不滿，表示正在考慮退出真普聯；加上資產階級媒體竭力渲染占中被激進派「騎劫」，令占中三子屈服於壓力下，突然繞過商討日的機製，擅自加上另一項投票選擇 － 「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應予否決。」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表示，這裏做是為了讓溫和泛民可以繼續參與公投！相信不少投票人士會在此項投棄權票以示不滿。

公民黨湯家驊因為公開表示公民提名方案是不務實，最近於城大舉辦「政改研討論」，與基本法委員饒戈平討論「如何將提委會民主化」，向傳媒放風可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此外，在最近反東北計劃在立法會的抗議裏，警察暴力鎮壓示威者而爆發沖突，建製派媒體全力開力輿論機器，抹黑反東北運動是「占中預演」，誣陷占中必然會釀成暴力。民主黨、公民黨及工黨何秀蘭立即與反東北示威者保持距離。在未來這些抹黑只會有增無減，泛民主派即使不會全面屈服於輿論壓力而取消占中，也會用種種方法限製占中的規模與抗爭手法，避重就輕。

七一上街倒梁

六二二的投票率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接著的就是七一上街。

高投票率最多也只是凝聚了民氣，但要發動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占領中環），需要的是更有力的群眾組織力量。占領立法會的行動讓我們窺探到占中運動會面對如何強大的警察暴力，因此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挑戰整個政權。我們需要在工會及工人階級之間宣傳，令工人有準備以罷工的手段參與占中，並改變香港奴役工人的製度。只有工人階級成為群眾鬥爭的領導力量，才能有徹底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歷史上的社會變革的運動，都不會僅限於改變政治製度的鬥爭。曼特拉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的運動裏，就提出一系列改善工資、工人權利、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政策，然而由於非洲國家大會沒有提出打破資本主義的綱領，令「民主化」後的南非墮入了新自由主義的陷阱，使今天南非的底層工人仍然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在2012年屠殺罷工的礦工裏，可見國家的鎮壓力度更強。

占中運動若果要動員普羅大眾與工人階級的參與，就不能限製於普選製度的問題上，而要提出工人權利、改變經濟製度的訴求，結束巨富權貴的不民主統治。這是唯一的道路可以爭取群眾支持，並為群眾（特別是中國大陸受壓迫的血汗工廠工人）指明一個方向。由下而上的跨境團結運動，從而反對獨裁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是唯一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新議會有權實施大幅社會改革，打破巨富權貴的經濟控製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東北發展：粗暴的計劃　暴力的鎮壓

東北發展計劃近日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在六月六日首次會議進行期間，一批受影響的居民和聲援團體等沖入立法會大堂靜坐抗議，成功迫使會議中止。一星期後，財委會再次討論有關議案。

同時，再有數百人在立法會外示威，而議會內有議員采取拉布手段以拖延表決，但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試圖「剪布」粗暴闖關，激起在場民眾的憤怒和不滿，部份人試圖沖進立法會大樓，遭遇到警察武力鎮壓，並在淩晨清場，逮捕部份示威民眾。而在本文截稿前，警方仍在逮捕當晚參與示威的人仕，包括社民連成員曾浚锳、廿一世紀少年成員林朗彥等。

所謂的「充分諮詢」

梁振英政府強行推動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早被質疑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而負責推動計劃的陳茂波則一直堅稱計劃已「充分諮詢公眾」，但被揭發原來五萬份意見書中只有七分是支持計劃！此外，發展局通過互聯網發布數據試圖反擊反對聲音，然而那些數字卻籠統而含混不清，試圖混水摸魚。而陳茂波稱願意與反對者商談，但條件是不撤回不押後計劃，亦不會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這不單是毫無談判誠意，更是對反對民眾的羞辱！

警察暴力

在沖突當日，資產階級媒體極力放大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大樓門外的畫面，又反覆播放高官「不容示威者暴力」的說辭，卻對警察暴力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內地官方媒體亦反覆播放沖突畫面，渲染香港示威者為「極端暴力」。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暴力的來源是政府和警察，而不是示威者。立法會有建製派及功能組別保駕護航，只要舉手投票就必能通過受人唾棄的東北計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剪布更是挑起示威者沖擊的導火線。6月6日占領立法會的行動本來相當和平，但警察卻煞有介事要在第二周嚴密布防，甚至派人混入人群中搞事，刻意挑起示威者的憤怒。

今次，警隊出動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暴力手段全面升級。有被捕示威者稱，反黑組警員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在清場過程中被擡走的示威者亦指，被擡時警察故事屈扭他們四肢關節，有示威者因而脫臼等身體損傷。甚至有兩名被捕者黃永誌及周諾恒指出，警察將他們押上警車，關燈落簾後毆打他們，向他們吐口水，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香港警察「公安化」的形象已經深入民心！建製派輿論抹黑示威者視今次為「占中預演」，但操練占中部署的卻是警隊。

另一方面，警察被質疑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給予其同僚暴力鎮壓的口實。保安局近日一口否認有此事，但當日有示威者稱親眼看見藏有警員證件的人混入人群中煽動群眾情緒，亦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未有配戴警員委任證的便衣人員在示威群眾中活動，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此外，6月13日沖突當日，有一批陌生的蒙面示威者多次帶頭與警察沖突，但在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前離去。

這些對付示威者的技倆，在全球的群眾運動都相當普遍。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並支持撤回東北發展方案。警察狡猾的伎倆令整場運動陷於復雜，提高了對示威者組織紀律水平的要求。我們支持組織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反東北計劃需要民主組織的抗爭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七一上街】參與抗爭　支持社義行動

今天七一遊行很可能是多年來最大規模及最重要的一年。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因此需要大量義工，讓我們拒絕妥協、反對資本主義聲音響亮起來。

中央發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白皮書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挑起群眾的巨大憤怒，因而占中電子公投的人數遠超預期。去年七一遊行有40萬人上街，今年七一上街人數很可能會更多。

中共的打壓歇斯底裏，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又勤加操練和部署警隊，甚至騰出監獄空間準備囚禁示威者。隨之而來的是警察暴力的升級，反東北計劃示威者在立法會抗議，受到「公安式」的警察鎮壓，有示威者被拉到警車關燈拉簾，打至頭破血流。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警察及法院發動連串打壓的時間絕非偶然。

社會主義行動受到中共喉舌《大公報》以頭版篇幅抹黑我們，指控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以及「勾結外國勢力」。

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雖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以換取半假不真的普選方案，一直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但是，群眾已經愈來愈不耐煩，在七一不排除會有局部的占中行動發生。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除了占領行動外，更需要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運動，並堅拒與中共妥協。香港的民主鬥爭要徹底勝利，必須要連結至中國大陸反獨裁的鬥爭，推翻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正因於目前的民主運動由資產階級政黨把持，其在中共及資本家面前只會退讓屈服。因此民主運動要徹底勝利，需要工人階級來領導。

我們組織把握七一當天宣傳社會主義的聲音，為宣傳未來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而奮鬥。當天我們會售賣新一期《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7期，籌得的款項會用於建立我們中港臺的組織。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希望各位踴躍出席。

七一留守　占領中環　Delay no more!

占中電子公投總共有78萬票，遠遠超出預期，可見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已極為洶湧。

現時群情洶湧，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應該把握時機，發起占領中環運動。然而，占中三子繼續采取拖延策略，如此民氣有消散的危險。我們歡迎學界組織在七一當晚留守占領的決定，並會參與其中。在任何政治鬥爭裏，時間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幾點原因令今年七一的政治形勢特別有利：

中央頒布白皮書，全面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令群情洶湧
占中公投的投票人數極多，連和平占中領袖都感到驚訝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令梁振英政府的支持度再度崩潰
建製陣營受到動搖，又不知如何回應

到中共政府未來再發動攻勢時，政治形勢未必會如目前大好。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堅拒在今年七一發起占中，依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這是重大的錯誤，而需要從下而上施加壓力去與之抗衡。

中央發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且「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除了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政府又加強法院、警察及監獄等國家機器的鎮壓。在反新界東北計劃示威者被「公安式」的警察鎮壓，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

現在就是反擊的機會，在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遊行人士七一當晚參與占領中環行動。

占領的下一步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經濟運作，迫使統治階級妥協。雖然占領是好開始，但僅僅占領並不能達致這目的，加上政府出動前所未有的警力對付示威者，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對抗政府，而需要將行動逐步升級為更有效、更有組織的行動。學生若果準備在開學時進行罷課一天，以此作為開始，可以推動罷工運動。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運動提出罷課後進一步鼓起群眾，香港需要學習這群眾鬥爭的新方法。

有內地網民聲言在七一發起「占領深圳」及「占領天安門」，且在湖南有民眾拉起「支持香港公投，湖南也要公投」的橫額，可見香港民主運動也鼓動了內地人的反抗心。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內地的團結聲援行動。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單單香港有民主普選，而是一旦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各省各市，將會陷入失控的局面而威脅一黨專政。香港民主鬥爭該當鼓勵這些內地的行動，並有意識地連系至內地反獨裁的鬥爭，並挑戰 － 依賴中共獨裁政權牟取暴利的 － 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立即建立占中運動 － Delay no more!
梁振英政府下臺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公民直接提名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並實施政策對抗鉅額權貴的經濟控製
將民主運動結合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七一大遊行後　香港將何去何從？

本年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乃近十年來最大型的抗議遊行之一。主辦單位估算遊行參與人數超過51萬人，就好比2003年的遊行。許多參與者甚至認為總人數更高達70萬。遊行於當日下午3時開始，隊伍龍尾至晚上11時才到達終點。
這次的巨型遊行再一次地反映出香港不斷尖銳化的政治危機。最近數星期，反對中共獨裁的群眾抗爭此起彼落，抗議中央政府拒絕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 18萬人參與了紀念北京六四屠殺的二十五周年集會。就在七一遊行前夕，近79萬人參與了「和平占中」發起的非官方「公投」。公投的參與人數甚至連占中領袖也感到震驚，是其預計人數的四倍。而北京方面則指這個公投為「非法無效」。

中共政權不斷拒絕向香港下放更多的政治權力。中共擔憂一旦失去對香港政府的控製將會波及整個中國，鼓勵更多公開挑戰一黨專政的反叛。我們已經留意到在中國有關「占領深圳」甚至「占領天安門」抗議活動的消息，縱使現階段只是在網上──在中國一個主要的反政府論壇提出，這明顯是受到香港的啟發。網上評論指，香港的占領中環將會是未來「占領天安門廣場」的預演。在湖南長沙，示威者舉起橫額聲援香港的非正式公投，並要求「湖南也要公投」。

北京對香港2017年能夠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經過多年的阻滯，如今已被揭穿成中共另一個騙局──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預料一樣。北京堅持利用提名委員會來篩選候選人，以控製選舉結果。這次的政治危機源自於過去數十年來被不斷違背的承諾，首先是被英國，然後過去十七年來是被中共專製。他們欺騙、操縱並設立假局來回避對自由選舉的要求。

北京的白皮書

正當鬥爭進入了關鍵階段，香港政府將在年底前提出其（也就是北京的）2017年的選舉方案，而中共亦向民主運動發起了更激烈的宣傳戰。資產階級「溫和」泛民政黨與占領中環的領袖們，實際上正積極地避免進行全面的抗爭，但也被北京抹黑為「極端」民主派和「外國反華勢力」的傀儡。

政權的發言人最近發表的言論和文章警告著「危險的後果」，並威脅會進行鎮壓。北京更首次地在6月10日重錘發表了關於香港狀況的白皮書，這相當於向民主運動宣戰。白皮書中強調香港自治的界限，並且指出北京可以宣布「緊急狀態令」（用來實施直接管治）。七一過後，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國營媒體對巨大的參與人數「無動於衷」，而香港的傀儡政府提升了對遊行示威的打壓，進行了對參與者的集體逮捕並刑事起訴主辦遊行的民陣成員。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七一社論，警告香港可能會「變成烏克蘭或泰國並發生不同的危險狀況」。 《環球時報》立場屬於鷹派，利用內戰或政變的恐嚇進行宣傳戰。

香港的親中報章《大公報》最近也頭版抹黑了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以及激進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並恐嚇參與公投的人們未來將自作自受，承受金融中心與社會混亂的惡果。警察將會非常忙碌，而駐港解放軍也可能被動員處理危機。

而香港警察正將這些威嚇實現，明顯受到高層的政治命令，在七一遊行使用暴力手段。

激進化

在過去數周，尤其是伴隨著白皮書的爭議，中共的強硬手段不但無法讓民主情緒退縮，反而更激發廣大的反抗。七一大遊行的人數就證明了此點，而且示威群眾的情緒也變得更憤怒、更不耐煩。泛民領袖也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反對聲音，尤其是年輕人，指責泛民領袖「太軟弱」，嘗試拖延或回避鬥爭行動的升級。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當日提出「Delay No More」（不要再拖延），呼籲立即開始議而不決的占領行動──以及「我要真民主，打倒財團專政」等的口號。得到眾多支持。

對「溫和」泛民領袖的不滿也明顯地反映在各黨派的籌款數字上。縱使遊行規模更大，所有「溫和」泛民政黨都比去年錄得更低的籌款數字：
公民黨 （41萬元）
工黨 （18萬元）
民主黨 （20萬元）

相對而言，屬激進派的社民連，因應其領袖「長毛」被監禁4周而缺席遊行，在七一當日募得93萬元，比去年增加近50％。至於募款金額第一的，則是「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運動，籌得近140萬元。 「和平占中」運動被視為香港下一階段的主要抗爭行動，雖然其領導的態度傾向妥協並與「溫和」泛民緊密合作。

棄掉「羊皮」外衣

群眾日益上升的不滿與沮喪不單是針對北京，也是對「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不斷在拖鬥爭的後腿。這股壓力導致了學生團體們在七一當天的遊行後自行發起了具象征意義的占中「預演」。他們的行動卻沒有得到「和平占中」發起人的響應，陳建民更聲言不希望任何團體啟動占中「預演」。 「和平占中」領袖的立場堅持要等到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後（年底前），才可以啟動運動。實際上，政府明顯地會堅持保留「提名委員會」，並已經否決了「公民提名」（普及的參選權）的訴求。 「和平占中」領導層尤其是在過去數星期，等同放棄了群眾運動打鐵趁熱的機會，讓政府肆無忌憚地進行大量的抹黑宣傳和政治打壓。

政府方面的回應是明顯的。香港警察在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中拘捕了511人。這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在單次遊行中最多的拘捕人數。被捕人士包括了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Nathan Leung。警察的大型行動與暴力手段都是為了表達政治訊息。警察使用「按穴」來凍結只是和平靜坐的示威者。警方的擴音器不斷重復要求記者離開現場，公然打壓新聞自由──香港的新聞自由最近受到政府的多次打壓。律師們也被拒絕參見被捕的示威者，明顯違反法律。

大部分的示威者都被警告後釋放，代表他們可能會在之後被警察秋後算帳，控以「非法集會」和「阻街」等。其中25人需要保釋。政府與警方的舉動同樣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反撲，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在社會中獲得大量同情，並向「和平占中」領袖施加更大壓力，要求結束推諉的政策。

緊接著的數天，七一大遊行的五名組織者被捕，並控以「沒有跟從警方指示」的罪名。警察指控遊行速度「太慢」！這是對每年舉行的七一遊行前所未有的打壓，顯示中共和港府都視其為眼中釘。抗議警方行動的包括剛出獄的「長毛」：「我被監禁26 日，不過只是從一個小監獄釋放到香港這個大監獄。」

這些打壓手法於中國大陸乃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在香港是一個新階段，國家機器有計劃地進一步加大鎮壓。其目標是要讓公眾「習慣」警察的暴力手法，並視暴力鎮壓是反政府示威為一個新的「慣例」。這被香港群眾廣泛地視為警察的「公安化」。
香港政府與資產階級精英，在北京的敦促下正準備應對民主運動的升級。政權的策略是要加大對「溫和」泛民與「和平​​占中」領導的施壓，攻擊他們在鼓吹「暴力」與製造「混亂」，試圖分裂他們。將部分泛民成員分裂，讓其倒戈並支持政府的「方案」（只能是北京的方案），導致民主運動的瓦解。

社會主義者與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廣泛的民主鬥爭，並自一年半前占領中環運動提出以來就積極參與。我們會為每一寸民主進步甚至部分改革而戰鬥，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同時批判著今日泛民領導層尋求妥協的態度與策略。民主鬥爭要勝利，就需要階級鬥爭的分析，並將民主訴求連結起廢除資本主義的社會災難。香港的民主鬥爭只能透過聯結起中國的群眾鬥爭──尤其是大量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才能成功。今年四月便發生了中國近30年來最大型的工廠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占領行動是一個發展群眾運動的重要平臺，但單靠這樣並不足以結束中共的專政。我們需要升級至更效的策略，例如臺灣「太陽花運動」的學生罷課，去引發工人們組織罷工。在占領運動面臨著國家打壓之下，──包括那些親北京流氓「誌願團體」的威脅下，這是非常重要的。

占領中環運動的領導者們（在沒有經過真正的民主討論下）決定將運動名稱加上「讓愛與和平」的字眼，不幸地反映了對鬥爭的關鍵問題的一種鴕鳥政策態度。反而面對北京與港府「仇恨與暴力」，包括可能動用解放軍的打壓威脅，才是應該正視的問題！
我們將會發表新的文章討論如何讓民主運動向前走，檢視主流泛民的綱領、鎮壓的威脅，以及中國內部潛在的社會政治不穩。

難民Ibrahim說：「法律是不公平的。我們需要工作！」

香港難民持續占領120天後愈變強大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Nate Norman對來自多哥的Nino Ibrahim進行了采訪。 Ibrahim是一位已經留在香港超過九年的難民。

你來香港多久了？你為何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

明年二月就滿十年了。

在我的國家多哥，社會製度十​​分不公平。政府從1967年起就在同一個家族的控製之下。 2005年的總統選舉有人在幕後操縱，我哥哥參與了一些反政府抗議，隨之被逮捕。三個月過去了，還沒有見到我哥哥。我向軍方和警方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打聽，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他在被捕當天就已經被殺了。」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不能讓我哥哥白白死去。之後我開始組織反政府抗議，軍方註意到了我，所以我只好離開，否則會被殺掉。

你為什麽選擇來香港？

我的朋友說香港很安全，而且我們從多哥來這裏不需要旅行簽證。

在這裏申請得到庇護的過程要多久？

我在申請當天就得到了。但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他們允許我呆在香港，但不讓我工作，也不給予任何幫助。

你在無法工作的情況下怎樣生活？

第一年我在天星碼頭靠乞討維生。一天晚上，淩晨三點左右，我實在餓得睡不著，就慢慢走到了重慶大廈。一些警察攔住我要查身份證，而我只有庇護證明，他們就把我關進了監獄。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呆在移民羈留中心。被放出來後，我在朋友的幫助下得到了一些政府援助。

你在香港有家人嗎？你們住在哪裏？

2009年我妻子來到了這裏。我們現在有兩個孩子，大的4歲小的3歲。生活非常艱難。孩子們上幼稚園的費用要先由我自己支付，半年後政府才為我報銷。但不允許我工作，我怎麽可能支付得起？這個法律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們需要工作。如果香港政府不改變這個製度，我們怎麽能夠把孩子們養大？住在「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收容所裏。那裏還可以，能夠勉強度日，但實在沒有空間養孩子。

你能講一些關於香港難民的抗爭和難民聯會的事情嗎？

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抗議，以便我們的訴求得到關註。占領行動已經超過120天。我們深知，想要爭取到工作權和正常的居住條件，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會堅持下去，不會放棄。反正我們沒有工作，更有充足的體力去抗爭。

占領中環：學生表示發起罷課　展示了鬥爭前路

最近幾星期，香港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主運動兩邊陣型之間的鬥爭愈加尖銳。學聯代表提出在八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當中很可能會否決公民提名）後發動罷課。這意見該當受到熱烈歡迎。此外，和平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甚至提出了罷工，都是極之重要的發展。不論這些言論背後有多少認真的成分，單單是公開提出罷工罷課作為鬥爭的可能武器，已經是前進了一大步，也展示了民主鬥爭要勝利所需的運動模式。

北京的白皮書、79萬在公投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0萬人遊行、警察於七一後占中預演拘捕511人，可見反政府的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層次。政府最近發表政改公眾「諮詢」報告，不敢猛烈攻擊公民提名，反映了政府懼於民情反彈而促發大規模群眾運動。

可惜，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並沒有呼應形勢的急變。戴耀廷最近向前線警務人員發表公開信，贊揚其於七月二日占中預演行動中「克製的專業態度」，根本完全脫離現實。就連溫和泛民的陳方安生也都批評了警察的行動。戴耀廷應該收回信件，否則只會助長親北京組織更肆無忌憚地抹黑示威者「暴力」。

如何組織罷課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直在民主運動的場合中提出罷課罷工，包括於和平占中的商討日。在本周之前，我們的建議並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甚至有工會領袖曾指出政治罷工「不切實際」。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我們完全支持占領行動，並認為不應繼續拖延，否則有機會讓中共獨裁者先聲奪人。然而，我們認為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打倒中共，而罷課罷工是比占領更有效的鬥爭手段。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始，並以啟發香港工人罷工作為目標。

當然，純粹宣布罷課以威脅政府與切實組織罷課是兩碼子的事。和平占中領袖似乎天真地將宣布罷工罷課當為談判的把戲。現在需要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罷課需要是集體而主動的，而非個人自發式的行動，或者消極的走堂，也不應是學院單方面以行政手段決定罷課，而忽略了普通學生的積極參與。如此才能建立紮實而具代表性的罷課運動。這也是一個從臺灣太陽花運動得到的重要教訓，當時有超過80所大學參與行動。

隨著中央發表白皮書等強硬舉動，民怨不斷升溫，占中三子和溫和泛民領袖們正面對巨大的群眾壓力，因而迫使他們有些人的言辭愈趨激進，也許朱耀明牧師發表罷工的言論也是同樣道理。溫和泛民的領導感到自己正失去運動的主導權。剛在五月份，占中三子才威脅會退出運動領導層，等同表示要結束運動。但如果今天他們再這樣做，恐怕會讓其他的勢力走進來，在「和平占中」單位缺席下先行占領。因此，不但是中共與港府，連資產階級反對派都正在群眾的情緒上騎虎難下。

學聯以及其他真心希望鬥爭向前走的組織實在不能浪費半點時間，要立即為開學時發動罷課作準備功夫。為達到目的，關鍵就是要在校園裏切實建立罷課委員會。社義行動及其支持者未來將會全力為此奮鬥。

為九月開學後發動全港大罷課作準備功夫
Delay no more！立即啟動占領中環，向政府施壓。
由下而上建立罷課委員會與民主的鬥爭組織
廢除提名委員會，要求公民提名與真正民主，絕不妥協！

政改假諮詢激起憤怒

立即占中　全港罷課！

特首梁振英公布提交人大常委會的政改諮詢報告。這份所謂諮詢公眾的文件，得出的結論卻完全違反民意，挑起群眾更大憤怒。

報告指所謂「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顯然是北京政府及香港財團屬意的人把持，報告內提及將提委會「民主化」根本毫無意義。諮詢報告指，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在去年年底，基本法委員主任李飛發表特首須「愛國愛港」言論後，港府與建製黨派齊聲和應，今天就成為了所謂「民意」！

民情洶湧的情況下，港府不敢明確否決公民提名，以免觸發大規模群眾反抗。但這不過是援兵之計，梁振英要把否決公民提名這艱鉅任務留給中央政府，待人大常委在8月公布的政改決定再「一錘定音」。

最近一國兩製白皮書發布後民情洶湧，激起80萬人參與公投支持公民提名，51萬人七一上街，年七月二日511人因參與占中預演被捕。群眾運動本是民意最有力的表現，但在報告內全無提及。而報告指亦提出公民提名的只是「有一些團體和人士」，也沒有提及香港群眾準備占領中環爭取公民提名。

戴耀廷對報告不滿，但表示不至於要馬上啟動占中，繼續其拖延本色。他甚至懇求中央不要在8月，而在10月才決定，「可以爭取更多對話時間」。戴耀廷為中央獻上援兵之計，可謂用心良苦！

較激進的學聯表示，一旦人大常委會8月否決公民提名，勢必會在9月發起罷課。學聯也表示正與教協商討中學罷課的可能性。秘書長周永康表示，也會聯絡不同團體準備罷工罷市，希望罷課會鼓勵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對此表示歡迎，並就此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現在就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八月底人大常委的決定公布時，將會是另一場重要的抗爭。現在就應該加緊時間，為九月開學罷課做最多的準備。爭取公民提名，廢除提名委員會，立即占中，準備罷課！

泛民收受《蘋果》黎智英捐獻 － 我們的看法

近日，建製媒體報道黎智英多年來資助泛民團體合共逾4,000萬港元。在社會討論占領中環得如火如荼之際，建製派企圖利用此事渲染整場民主運動都是背後財主搞的「顏色革命」，以打擊占中以至整場民主運動。然而，民建聯卻每年接受建製派七千萬的捐款，與財團及北京的關系最為緊密。建製派的道德指控故然是極度虛偽，但黎智英金主事件的確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泛民黨派需要正面回答。黎智英捐錢後當然不可能沒有回報，而是要向泛民的政策及行動施加壓力和影響。

報道稱，當中以陳日君收款最多，兩年內前後兩次合共收取600萬元，陳方安生則在2013-14年期間，分三次收取黎智英共350萬元，李柱銘則在13年收取30萬元。

受惠人有民主黨及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也有社民連梁國雄及工黨李卓人。民主黨獲得黎捐款500萬元、公民黨則獲300萬元，而工黨主席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占中發起人朱耀明出任主席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都各獲捐50萬元。』

《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喉舌，雖然持有反政府的立場，但卻往往為溫和泛民保駕護航，抹煞更激進的抗爭聲音。《蘋果日報》控製了民主運動的話語權，在關鍵時候卻剎停運動避免「過火」。

在2010年6月23日政改方案通過前，《蘋果日報》為民主黨做蠱惑宣傳，合理化其投票支持政府方案的惡行。今年，在爭取公民提名，《蘋果》又為18學者、陳方安生的公民推薦方案造勢。甚至有傳言指，在今年七一遊行前，黎智英密會多名泛民領袖，要求他們不要在七一發起全面占中，避免「過早」與中央政府對抗。

此外，《蘋果》於2012年頭刊登了「蝗蟲論」廣告，社義行動當時組織學生焚燒廣告，對抗族群主義。

可惜的是，即使是民主派的激進陣營，往往都畏於《蘋果》的強大宣傳力而不敢與之徹底決裂。工人鬥爭與民主運動需要自己的獨立性，不能依賴商業媒體作為宣傳工具，而要創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媒體和組織。這也是《社會主義者》雜誌堅持獨立出版的原因。

近年，一些左傾社運人士以及右翼本土派大力抹黑社義行動「只會籌款」，而這些組織往往直接簡接收受財團或政府的資助。社會主義行動為以工人階級和底層群眾為依歸的組織，絕不接受財團一分一毫的資助，我們所有收入都從街上小額募捐、售賣政治刊物以及會員捐獻收入籌得來。若要堅決拒絕財團資助，就更需要群眾的財政支持，因此在街上募捐是完全合理的。

近年連串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的事件發生，可見我們需要受公共控製、讓任何群體都可自由使用的民主大眾媒體，而非今天由有錢人壟斷的私有媒體。

澳門：二萬人上街反離補法的鬥爭

對於關心政治的大眾來說，一般不會對澳門有太深刻的印象，澳門往往只是一個賭風彌漫的城市，金碧輝煌與霓虹光管似乎掩蓋了貧苦大眾真實的生活實況。澳門於2009年已經率先通過基本法廿三條，並且近年來年年「派錢」維穩，而立法會中被保皇黨占據，只有寥寥四位的民主派（總共33席）。難怪當香港年年六四七一數以10萬計上街抗爭之際。有澳門人卻概嘆遠在主權移交前澳門已經是「解放區」。

整體社會氣氛被牢牢「和諧」、立法會早已淪為建製派的橡皮圖章，澳門特首崔世安於五月一如既往地將議案送往立法會作象征式的通過。此時，手中的議案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製度》，簡稱「離補法」，而內容大致如下：

● 特首離任後可取得相等於月薪7成的長俸（以現任特首崔世安為例，他於1999年至2009年擔任社會文化司長10年，可獲700多萬元離　　    任補償，離任特首時另可領取每月約18.9萬元「長俸」。）

● 主要官員離任則可獲得額外一次過補償，相當於任職月份乘以月薪的14%至30%

● 建議特首在任期內可享有刑事豁免權

此案早於去年12月的時候已經於立法會「一般性討論及表決」獲得通過，這次只是按程序計畫於5月27日在立法會正式通過。澳門對上一次就政治議題而起的抗爭是2008年的反廿三條遊行，當時只有過百人參與示威。崔世安心想，這次也不可能出什麽岔子吧？

5月25日，「澳門良心」發起遊行反對離補法案。遊行由塔石廣場走至政府總部，起初大會預計只有1千人參加，但當天卻有超過2萬人走上街頭，超出預期二十倍！澳門人口只有61萬人，以人口比例來說相當於有22萬人在香港上街。示威者要求政府撤回離補法，而當特首拒絕撤回，群眾即時號召行動升級，於27日表決日當天包圍立法會，再有超過7千人集會。最後，特首崔世安於29日宣布撤回草案，反離補的抗爭最後以勝利告一段落。

事實上，反離補的抗爭能夠動員如此廣大的群眾參與，除了法案本身的荒謬與高官貪婪自肥外，亦是澳門經濟社會危機累積起來的民怨所致的。正如沒有沙士所致的失業及經濟危機，香港2003年也不會有50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澳門自主權移交以來加速發展賭業資本，近年人均生產總值已經一躍成為亞洲第一（每月約58,000港元），是香港的兩倍多，但總體勞動者的個人入息中位數只有每月約13,000港元，與香港的水平差不多。可見澳門的就業狀況與工作條件非常差，財富集中在小撮人手裏。

適逢今年八月底為澳門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在接任期間雖然在小圈子的欽點下現任特首崔世安乃唯一候選人，無疑兩萬人的抗爭在此刻對統治階級來說尤為尷尬，加上澳門政府少有處理突發示威運動的經驗，今次犯了眾怒後可謂手足無措，唯有立即撤回方案。

與香港同樣，新任特首亦需要處理2019年的「普選」政改問題。反對小圈子選舉、反對假普選的鬥爭亦會在澳門掀開。澳門正仿效香港「和平占中」發起民間公投運動，抗議特首小圈子選舉，可見兩地運動會互相鼓舞。

在未來的鬥爭中，應當將民主普選的議題，結合群眾反對貧富懸殊、資本壟斷、官商貪腐的勞動者議題。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需要完善退休保障製度的是窮人而不是高官。而政治代表的薪津應該與普通工人工資相等，不應享有經濟或政治特權。澳門群眾及工人也需要廣泛群眾性工人政黨，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挑戰當今的資本主義製度，才能達至真正的民主。

300名救生員罷工抗議康文署欺壓

8月5日（星期二）約300名公共泳灘的救生員發起罷工，於早上11時開始在沙田康文署總部集會。罷工員工所屬的港九拯溺員工會為職工盟的工會之一，員工舉起「無前景，新人不入行」、「脫離技工　設救生員獨立職系」、「泳客激增　壓力爆煲」等示威牌。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並了解救生員的狀況。

據媒體報導，工會估計約15個泳池或會受影響，較大規模的罷工行動發生於城門谷泳池、灣仔摩利臣山泳池、大圍顯田泳池；亦有至少8個沙灘受影響，當中蝴蝶灣全體33名救生員都會罷工，而舊咖啡灣和屯門黃金海岸也有逾半員工參與。

要求增加人手

工會要求署方盡快增加人手，以及讓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設立獨立職系，將起薪點由每月13,000元升至17,000元，跟救護員看齊。

工會副主席郭紹傑表示，由於政府近十年來不斷削減人手，加上多了自由行泳客，令救生員的工作負擔百上加斤。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泳池救生員的人手持續緊張，由2004年每個泳池有10人，降至現時6至7人，人手卻不加反減。郭紹傑指，內地泳客激增，很多人不遵守泳灘守則，加大了救生員工作負擔，但救生員歡迎任何人士到泳灘遊泳，解決方法應該是增加人手。

一位救生員張生談及工作苦況：「我們除了看守員和巡池員外，還有負責救生站的同事。但康文署不斷縮減人手，編排只有一人在救生站，如果譬如有人在更衣室發生意外，一個人根本擡不起擔架，變相要調動其他救生員來幫忙，這會影響到泳客安全。」此外，城門谷遊泳池因為人手不足，曾經試過封池。現在，這個泳池要訂明新規定，同事想放假就需要用申請形式，由主管批核，令放假比以前難很多。

僅為「技工」　沒有前景　流失量高

救生員需要經過訓練、視力測試，還要考取多項專業資格，但是此職業在公務員體系只屬「技工」。最基本的牌照包括（1）泳池救生章（2）沙灘救生章（3）急救牌，每隔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季節性的兼職工更要付出$5,000-$6,000元考試費。政府準備在2015年要求新入行人士考取水上電單車牌或獨木舟牌，方可再考取救生章以成為執業救生員。

由於入行要經過訓練和考試，但泳灘救生員的職位級別卻被貶低，因此不少年輕人寧願投考紀律部隊。康文署對核下泳池和池灘救生員的要求對比起其他私營的泳池更高，

發仔埋怨道：「我們需要每隔三年就考取不同牌照，有機製設定不同測試，可以給予公眾信心我們是可以保護到巿民安全，可是外間的私營遊泳池，卻只是有泳池救生章就可以，我們的付出和成果根本不成正比，實在是很不公平。」

入職後難有晉升機會，工資也難隨著年資增加，不少做了10-20年的資深救生員也只有15,000 – 16,000元左右。發仔表示：「與外國相比，這裏工作沒有前景，管理層又無視野。外國是從交流生開始做，其後認為適合當救生員後再給予進修，然後成為救生員，又有機會晉升為管理層。這裏什麽也沒有。」

康文署長期想將救生員工作變得零散化，2000年-2009年期間就涷結了長工，變成只有臨時工，當時令大量救生員流失。發仔自己是2009年恢復長工申請後，才成為長工。

可惜，至今救生員的流動率非常高，新入職差不多8-9成上班半年多就暫停或完全停止上班。救生員蕭生說，原本救人工作是有使命感的，可以處理好事件會有很大滿足感。但他慨嘆這行業不受重視，沒有前景，因此難有年輕人再入行。他有點憤憤不平，說：「為什麽我們一隊救生員要自己操練，就是為了有突發事件時可以有默契地協調工作，但現在新人入行上班兩三個月又不做，或者間間斷斷的上班，我們怎樣操練？」當了14年救生員的發仔更表示：「每次考核都要安排在11月份開始，這分明是有心戲弄我們！那時正值冬天，要落水考試、又要冬天跑沙灘，康文署的安排實在很過份！令一眾兄弟也捱得很辛苦！」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今次只是「警告性」的罷工，如果康文署不改善工人狀況，未來將會有更大規模的工業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合理的訴求，更大規模、更持續的行動將會獲得廣大市民同情和支持。

反占中遊行抹黑民主運動為「暴力」

經歷了個多月抹黑占中的工程，8月17日「反占中大聯盟」動員大規模親政府遊行，打著「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占中」旗號，指控占領中環為激進暴力，會破壞香港穩定。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聲稱，遊行人數為25萬人。遊行隊伍比七一疏落得多，且較七一遊行更早完結，但警方公布遊行人數為11萬，多於今年七一遊行的9.8萬，其偏頗顯然易見。

「保普選、反占中」意思是要香港民眾放棄公民抗命，先接受2017年中央安排的提委會篩選方案。在遊行前，有建製陣營放風威脅，如果2017年政府的政改方案不能通過，就要等多十年才有普選。如果2017年的假普選得以通過，政府並不會「循序漸進」將假普選民主化，反而會視之為一次專製政府的勝利，從而進一步打壓民主權利，包括為廿三條立法等。

建製派以大量人力物力動員支持者上街。通過社團聯會及鄉議局以金錢利誘動員，向每名參與者派發$200-500元的報酬，並贈送免費海鮮餐。亦有不少中資財團向員工施壓，要求他們上街；而親中學校亦組團帶學生充撐場面。當傳媒訪問參與者上街原因時，很多都答得胡裏胡塗。

與對待七一遊行截然不同，警察幾乎為親政府示威者開路，甚至縱容遊行人士到未封鎖的馬路上遊行，造成交通堵塞。相反在七一遊行時在交通安排上就諸多留難，更指控主辦單位的領頭車司機慢駛而將他逮捕。邐外，有親政府人士向人民力量反示威者擲雞蛋而誤中警員，但警方卻完全沒有追究。

建製派大動員

無疑這場是主權移交以來建製派最大規模的一次動員。參與遊行的建製派政客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張誌剛、新民黨葉劉淑儀、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等。而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都在遊行前高調簽名反對占中。

在7月至8月，建製陣營全力開動輿論機器，向占領中環運動作出反擊。反占中大聯盟在全港擺設400個街站，聲稱總共收集了150萬個簽名反對占中。這是建製派向六二二公投80萬人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1萬人遊行、千人占中預演（511名示威者被捕）所作出的回應。

無論中共及其屬下團體的動員手法如何醜態百出，這次可謂與反對陣營作出一次較量，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的「普選」前，中央政府要進一步強化自己的選票機器及上街機器，就如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所指，要確保特首選「零風險」，不僅要牢牢操控選舉結果，還要操控整個選舉過程，以免2012年的唐梁之爭翻版再現，曝露統治階級的內部權鬥。

未來群眾反抗愈趨激化時，建製陣營會更大力動員這些愛國勢力，而這些勢力往往有失控的危險，釀成「激進」的愛國群眾運動。

泛民回應蒼白無力

對於反占中遊行，占中領袖之一的戴耀廷表示「尊重市民權利」，又強調占中是「迫不得已」才做。

因為八月人大決定公布在即，自七一遊行後，建製派發動了一連串的抹黑工程，旨在壓製占中運動的勢頭。中央政府顯然態度極為強硬，提出要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門檻極高。但是，泛民主派依然寄望與中央談判，哀求政府不要過於強硬而「扼殺談判空間」。民主黨、公民黨與民協等近日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後，語調非常溫和，沒有準備動員群眾反抗之勢。

此外，溫和泛民不斷淡化「公民提名」的議程，以更抽象的「國際標準」代替，而什麽是「國際標準」的普選並無明確定義。溫和泛民務求令群眾忘記公民提名，方便與中共日後談判妥協。

目前群眾普遍的反抗決心已經超越了泛民領導，因此泛民也十分畏怕與中共妥協會受群眾唾棄。如果人大決定將普選門檻「定死」，泛民因為害怕失去運動主導權而不得不發動一些抗議，但同時要削弱和壓製運動，避免與中央全面對抗。因此，近來溫和泛民有提及「局部占中」、「分批占中」、「流動占中」等光怪陸離的策略。

人大決定公布在即，社會主義行動繼續為占中和罷課運動竭力宣傳。罷課和占中可以作為運動的開始，繼而發展為罷工等更有力的抗爭，挑戰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央政府和中港資本家。

《主場新聞》結業 － 論新媒體運動

網上媒體《主場新聞》創立不夠兩年，在7月26日突然宣布結束營運。創辦人蔡東豪於其網站僅留下一篇聲明，表示由於收支不平衡，以及受到政治打壓，決定正式結束運作。蔡又指，現時社會彌漫一片白色恐怖，令他和其家人感到恐懼及困擾，加上收支未平衡，唯有結業。

近年傳統主流媒體受盡打壓，《明報》被撤換總編，《商臺》李慧玲被解雇，《蘋果日報》被抽起廣告。網上媒體開拓了新空間，成為傳統媒體的暫時代替品。 《主場》平均每日「獨立瀏覽人次」有30萬人，是眾多網上媒體之冠，短時間內躍居為新聞自由的希望，其結業引發眾多讀者的同情。

蔡東豪主張普選可以維護商界的穩定，呼籲商界支持為普選占中。當然這只是烏托邦的主張。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也表示關註事件，「主場新聞結束，可能與蔡東豪占中十子身份有關。」

《主場》資金主要來自《蘋果日報》資助

《主場》雖然沒有直接接收廣告贊助，但營運資金大部分來自蔡東豪與《蘋果日報》的合作計劃，實則上也擺脫不了市場製度的局限。自今年4月份，《蘋果》宣布削減5%開支預算，變相令《主場》收入大減。但對於蔡東豪一名年薪過千萬的富豪來說，《主場》的營運資金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真正令其結束《主場》新聞的原因更是其在內地龐大的生意。

據報道，蔡東豪是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去年度薪金、酬金連花紅為1066萬元。精電國際工廠設於大陸，蔡受到了當局的政治壓力，要求停止繼續製造反北京的輿論平臺。

員工不知情沒有遣散費

按照勞工法例，員工工作滿兩年可獲遣散費，但蔡東豪於兩周年的前兩日突然結束營業，事前只有知會其他創辦人，其16名員工全不知情，不少也是在「主場新聞」的網頁上看到蔡東豪的告別信才得知結業事件，所有員工到最後只能獲發一個月代通知金遣散。

從此也看到「民主媒體」內部的不民主，只有掌握資本的人才有話事權。 《主場新聞》由一眾員工並無決策和知情權。

媒體不能依靠財團資本需要獨立民主公營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網媒還是逃不過利潤製度的製肘。至今網媒仍然未如傳統媒體般被財團全面操控，只是因為網媒生意尚未能為資本家賺大錢。但所謂「新媒體運動」發展下去時，大資本就會入侵這片「最後樂土」，親商建製的言論還是會大行其道。資本家首要關註的不是民主，而是追求利潤，不能依賴他們維護新聞自由。新媒體運動只是改變了資訊發布的形式，但資本家操控話言權的製度若不改變，長遠來說網媒領域絕不能獨善其身。

傳統媒體始終會占據社會上絕大部分的言論空間，如果以網媒作為代替品，而放棄在傳統媒體陣地上抗爭，只是積極的逃避。要徹底捍衛言論自由，對抗政治打壓，打破資本家壟斷輿論的局面，爭取真正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需要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人大常委為香港普選「落閘」

全國人大常委就普選框架「落閘」，堅持特首候選人必須為親中共人士，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無視民眾對普選的訴求。此舉形同清楚證明了一個殘酷現實：中共一黨專政下並不可能有真普選。北京不但落閘，更準備放狗咬人。

人大決定令公眾震驚、憤怒、絕望甚至是被背叛。民主鬥爭若要前進，就需要一場群眾運動去引導社會上的憤怒。這場運動一定要包括罷課罷工、占領行動、杯葛等公民抗命。

人大決定的提名程序的門檻比現時小圈子選舉的更高。連曾經提倡妥協方案的溫和派湯家驊都坦承方案「比想像中更不民主」。六月湯家驊與親中人士舉行政改論壇討論妥協方案，社會主義行動當時到場抗議。

人大決定的重點不僅在其內容，其強硬語調亦不可忽視。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明言中央已「心理上準備香港會有事發生」。建製陣營猛烈抹黑民主勢力與占中運動，尤其最近幾個月指控其為「違法行為」。

「堅持占中只會頭破血流」

人大決定發表之際，當局發言人驟然改為強調「國家安全」，外國勢力借香港顛覆中國。這指控是毫無根據的，英美等西方國家政府與中國交涉時從來都是商業利益行先，人權為後，根本不會關心香港是否有民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中共獨裁者只讓「愛國人士」出選特首，正如美國也不會容許恐怖分子的首領擔任州長。陳佐洱在港臺節目更表示，如果堅持占中「只會是頭破血流」，近日也有不少中共高官發表過同類言論。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社評指，香港不免面臨攤牌，而中共及其爪牙有「資源」（即國家鎮壓力量，包括解放軍）去應對危機，這闡述了人大常委強硬立場背後的「戰略意義」。

《環時》8月26日的社評指：「香港反對派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我們有不允許香港淪為西方勢力範圍的決心，中國內地和香港社會就有取之不竭的資源，將極端反對派和其背後支持力量最終推向絕望。」

人大決定等同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中共似乎計算到之前與資產階級反對派領袖（泛民）的所謂「對話」已再無價值，現在是他們擺出強者姿態，在香港重新樹立權威。北京可能預計不免會有一些抗議發生，但他們有信心將其抑製，並重挫泛民主派的力量，令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鬥爭敗退。這些舉行無疑反映出中共政權深陷危機，激烈權鬥正在進行。習近平需要展示其「強人」作風。

張德江等官員表示，當局已經準備鎮壓，由大規模逮捕清場，以至檢控或有可能拘留活動分子及公眾人物。這戰略可以惹來反彈，激起更大規模的抗議。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共可能會發現自己與大批港人長期僵持不下。

歷史性的挑戰

北京不僅想令香港民主進程停滯不前，更要令其倒退，因此開始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打壓新聞自由，從而恫嚇並打壓批評政府人士。最近資助並動員反占中等親政府「示威軍」，當然據稱的19萬反占中遊行人士只是收錢的臨記，並非親政府的真正勢力。如果中共成功推動這些反革命措施，他們會繼而步步進迫，試嘗重推廿三條國安法，並對香港強加其他政治束縛。

因此，最近的事件為中港的民主鬥爭帶來歷史性的嚴峻挑戰。當務之急是要有果斷而有力的回應－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去挑戰人大常委的政改框架，並向中共妖魔化占中以及整場民主運動的輿論反擊。然而，為了這場反抗運動得以勝利，必須從最近的鬥爭經驗中汲取教訓，當中曝露了泛民領袖在綱領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他們偏好妥協和逐步改革，避免以群眾鬥爭去公開挑戰獨裁統治。

占中三子也是如此，他們政治及策略上親近溫和泛民，不斷拖延發動占中，令運動的民氣不斷消耗，寄望於與港府及北京達成協議，但最後也不能說服北京不落閘。相反，他們一直拖延而導致錯失了建設運動的時間，而單單空談占中去威嚇中共反而只勾起了中共對八九時的回憶，當時的危險幾乎令中共失去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貫批評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拖延發起占中及其犬儒懦弱的路線。我們強調若果要取得勝利，要打倒獨裁政權而不只搞一場象征性的抗議，占領只是運動開始的一塊跳板，讓運動升級至真正的群眾運動，包括罷課罷工是關鍵的元素。這連系至建立群眾組織，尤其是戰鬥性的工會及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民主鬥爭賦予經濟實力及政治領導。要拉闊民運戰線，從而取得中國群眾的回響，就是要令民主運動走向反資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將民主訴求連系至需要消滅貧窮、長工時及高樓價等民生問題。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在香港的一場論壇說：「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製著香港的命運。」他這樣說是為了合理化構成提委會都全是菁英。香港商界如何敵視占領中環，而加拿大、印度及意大利在港的商會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家對民主的態度。

「我們被騙了」

前民主黨領袖李柱銘表達了很多港人的共同意見：「我們一次又一次被騙，民主一次又一次被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一路以來警告，不能信任中共之前落實普選的承諾。期望獨裁者去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是荒謬的。可惜，泛民領袖的綱領和政策正是以此為前題的。在歷史上，民主權利都是直接間接通過反獨裁的革命性鬥爭中贏回來的。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在1917年革命前並沒有普選權，因為1917年俄國革命後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歐洲資本菁英害怕革命會蔓延至他們的國家，才在民主權利上作出退讓。

今天我們所需的是推倒一黨專政的戰略，這戰略是建基於香港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群眾抗爭。如果沒有這場鬥爭，尤其如果沒有面向中國受盡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單靠香港單方面的鬥爭是不能贏得民主訴求。

由於泛民領袖不願抗爭，香港「本土派」在這一片失望與沮喪中冒起，但他們並不明白這一現實。溫和泛民相信香港單獨與中共獨裁者媾和，而本土派則認為可以單靠香港與獨裁者對抗，其實只是同一錯誤的兩面，都無視中國當權菁英與工人群眾的截然對立。本土派種族主義的言論是團結兩地群眾反對中共的障礙，而兩地群眾團結抗爭是唯一出路。同時，人大決定及北京的強硬立場不免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支持「真正港人治港」甚至港獨，而本土派可以從這情緒中收割政治資本。

泛民主派誇大了中共對改革的空口承諾的價值，為他們的騙局作掩護。正如李柱銘所言，這一次又一次發生。

運動若要向前走，就必須放棄幻想中共有心或有力在民主上作出退讓。在人大決定公布後，顯然至少在基層活動分子、工人與青年之間，愈來愈多人終結這一幻想方面踏出了一大步。中共若果稍作讓步可能會贏得一些民意，乍看起來現在它寸步不讓的取態似乎難以理解。然而，中共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邏輯的，因為它害怕若果未來香港的管治班子不受控製，將會波及全中國，有可能威脅獨裁者的存在。

要就要，不要就罷！

中共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向泛民領導威迫利誘，從而令泛民陣營分裂。溫和派害怕群眾鬥爭，更特別害怕占領運動會失去他們控製，中共期望這會向泛民造成壓力而倒戈支持政府。雖然最有機會叛變的民主黨對人大決定深表震驚，但不能排除他們日後會倒戈。教協立法會議員、溫和派代表葉建源坦承評人大決定「比想像中更差」，民主黨劉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嘔」。

對北京來說，似乎要準備出動Plan B。如果泛民沒有倒戈支持政府，而否決了政改方案，北京就會將責任推向泛民，指控他們阻礙落實普選的進程雲雲。

這會造成民怨爆發，民主運動進一步激進化，造成政府嚴重的統治危機。如果泛民倒戈支持政府方案，2017年特首普選可能會有大規模杯葛運動，造成大量白票。

泛民主派的危機

面對人大決定的結果，溫和泛民完全沒有預見這一情況，因而陷入了震驚與絕望。但這震驚不必令他們反省。雖然在本文撰寫之時，泛民領袖在群眾壓力下強烈譴責人大決定。中共的政策引致非常尖銳的政治兩極化，而令寄望於當權者賜予政改的所謂「中間道路」愈來愈窄。溫和派代表的湯家驊指溫和民主派在港從政「無路行」。

未來幾個月，中共會向這批政客施加心理壓力，令泛民支持政府方案從而防止這場「歷史性危機」。北京威脅如果政府方案被否決，香港未來十年都不會有普選。因此，現在只有群眾由下而上的壓力才能保證溫和派不會重犯2010的錯誤，讓政府通過方案。現在需要發起一場運動去鞏固關鍵的反對票，通過要求溫和派議員簽署承諾書，向他們施加壓力。

激進勢力，例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希望再來一次「變相公投」，通過議員辭職去促發一場全港的補選。如果這可與切實的群眾運動配合起來，可以向溫和派施加最大壓力，迫他們否決假普選，成為鬥爭的重要平臺。

雖然很多活動分子希望並假設人大決定會是占中的開始，但占中領袖面對鬥爭時一再表現得猶豫不決。戴耀廷現在提出「持續長期」、「一波又一波抗爭」的公民抗命。這本身不是錯誤的想法，但他可以用此作為掩飾自己無心行動的借口。局部、分散的抗議只會消耗民氣。

社會主義行動從沒講過占領是唯一或主要鬥爭策略。由和平占中提出開始，我們認為占領可以是一個開始，但需要更有效的集體行動，例如由學校罷課開始，繼而推動罷工。我們亦解釋到無限期的占領運動是十分難以持續的。從美國、西班牙、希臘以至其他國家中占領運動的實際經驗，就可看到這一點。

組織起來　罷課罷工

現在民主鬥爭的一個極為正面的發展是，愈來愈多團體開始提出大學中學罷課（包括學聯），社義行動一直竭力倡議這抗爭方法。有組織的全港罷課，可以有力的指出鬥爭的前路。雖然歷史上工人組織在香港非常疲弱，而罷工很少發生，但學生的罷課可以掀起工作場所的罷工發生，而罷工是勝利的關鍵。

社義行動正於中學大學為建設罷課奮鬥，強調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委員會，集體行動。有部分人認為讓個別學生「走堂」，或者由學系從上而上去領導一場被動的罷課，會是較易走而避免沖突的方法，但鬥爭若要成功，就要依靠大規模集體行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工作場所建立民主的戰鬥性組織。

人大決定打破了談判的幻想，削弱了妥協派，令社會上政治兩極化起來，為中港的民主鬥爭揭開新一頁。在這形勢，革命與反革命的元素都顯然存在，更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將民主訴求連系至推翻貪汙專製的資本主義。

群眾抗爭激化　揭露警察鎮壓本質

近年來，香港發生越來越多政治檢控、政治審判、警察選擇性執法、暴力濫權等事件，六月份，警察在立法會的反新界東北集會中，動用反黑組將示威者拘捕並私下毆打和淩辱；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因為三年前示威而被判入獄一個月；七一大遊行，五十多萬人上街，警察在翌日清晨拘捕511位預演占中的和平學生和民眾，並在數日後拘捕遊行主辦單位的五名成員，作秋後算帳。

這些政治打壓令普羅大眾對警察的角色產生更多不信任和反感。在反新界東北的立法會示威後的一份港大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凈值，跌至回歸以來新低，只有36%。警察暴力鎮壓和平的學生與民眾，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和違法手段恐嚇示威者，故意阻嚇民眾參與反政府運動。

預演占中當日511人被捕97年以來最多

警方在七月二日清晨，拘捕共511名在中環遮打道參與占中預演的和平靜坐示威者，這個數字是自97年主權移交以來，不單破了單日被拘捕示威者的記錄，更是除05年反世貿示威外因遊行集會而被拘捕的最高全年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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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集會被捕人數：
2010：57
2011：444
2012：56
（單日）2014年7月1日：5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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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7月2日當天侵犯人權的行為令人發指。示威者被拘捕後需留在旅遊巴上，然後被帶到黃竹坑警察學院，必須留在的狹窄座位好幾小時，多個小時不被允許飲食或上廁所。筆者也是被捕的其中一人，當日我便親眼見證著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在旅遊巴上要求去洗手間而多次被拒，擾攘約一小時才讓她下車。警方又阻止律師與被捕人士見面，被捕人士不準使用手提電話。警察不但侵犯最基本的權利，並且違反了警察內部守則。

不但是7月2日的511人被捕，5名七一遊行組織者的民陣成員，在遊行數天後被捕，這是自03年有七一遊行以來從未試過的，他們涉嫌的罪行包括「公眾遊行組織者沒有遵從警務人員所發出的指示」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警方表示他們令遊行「走得太慢」。

七月二日被捕的511人中，有25人被控協助及組織非法集結等罪名，保釋後定期到警署報到，但警方要求延長保釋期，其中十六人不滿，將會拒絕保釋，改為要求即時檢控或無條件釋放。

香港警察「公安化」　暴力毆打示威者

在六月反對新界東北的集會中，警察在立法會外擡走190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者。當日警察動用了「反黑組」 －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來處理示威者！反黑組警員在警車上將燈關上，對被捕的示威者毆打、「吐口水」、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便衣警察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建製派輿論抹黑示威者「預演占中」，但實際上，預演占中的卻是警察！

指示威者「尋釁滋事」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在七一遊行後，發聲明批評遊行有人製造混亂，並首次在正式聲明中使用只有大陸公安才使用的名詞，將和平示威者說成是「尋釁滋事」。

尋釁滋事罪是中國刑法（第293條）下的罪行，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維權人士如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內地維權律師浦誌強就是被內地公安以「尋釁滋事」的惡法將其拘留。該罪名指：1.隨意打人；2.追逐、辱罵他人；3.強拿或損毀、占用公私財物；4.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混亂。此罪名現被香港警察用作公開聲明，反映日後警隊作風將更強硬，將內地公安打壓異見人士的手段在香港恒常化。

香港警察世界第五多開支龐大

香港警隊人數眾多，成為全球警力最高的五強地區之一，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統計，本港每10萬人口有約450名警察，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中屬第五高，比哈薩克在亞洲區更屬最高，比例較新加坡多近兩倍。香港警隊整個部門的人手編製接近3萬人，另外還有數千人屬於輔助警察隊。但警隊人數每年仍然不斷上升，公帑開支一樣上升，每年政府開支百多億元，2013年警隊開支為146億元，本年的預算開支是155億，其中「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比例占最大，而且近年更大幅增加，翻查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維持社會治安」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1.5%，達22億！

——–
警隊每年財政支出
2008：115億
2012：138億
2013：14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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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警方、入境和海關更突然增設助理職位的臨時工，其中警方短期內以時薪聘請退休員佐級人員擔任新設的警署助理以應付占中。這些屬於人民的錢，本應用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等公共開支之上，政府對此一毛不拔，但卻每年增加這些「維穩費用」開支。

中國的維穩開支超出軍費開支，超過8千億人民幣。實際上，各國統治階級亦在面臨同樣情況，面對著社會危機，群眾運動四起，資產階級不得不利用更大力度的鎮壓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和私有財產，在巴西，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示威要求基本的住屋，醫療和教育權利，政府卻動用警察鎮壓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和罷工，花高達8億美元，動用17萬軍警在世界杯期間維穩。美國警察在占領華爾街運中也暴力清場。

警察作為政府和統治菁英的工具，在必要的時候，將會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去鎮壓群眾抗爭。而且隨著近年來香港的社會政治局勢越趨尖銳化，貧窮、房屋、物價等民生問題沒有解決，資本家依賴不民主的議會製度通過打擊普羅大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共獨裁對於普選的承諾又一次次地落空，這導致群眾運動激化，統治者不得不動用更強硬的鎮壓手法來維持「穩定」，這便進一步揭露了警察作為國家機器鎮壓群眾抗爭的本質。

反抗運動需要有組織、有紀律

中共獨裁及香港政府很明顯不會在普選的抗爭上作出任何讓步，而現時政府建製已為對付可能隨時發動的占領中環作出準備，可以預見，統治者已準備在未來加大警察的暴力和政治檢控等打壓，所以我們急切需要的，是討論如何對抗警察的暴力和如何保衛這場運動。可惜的是，面對著國家鎮壓靜坐示威者，占中發起人戴耀廷不但沒有譴責警察暴力，捍衛那些勇於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相反地，戴耀廷更反過來贊揚警察「盡忠職守及克製的專業態度」！

我們強烈譴責警察的暴力、濫權和政治檢控。我們支持在群眾運動中組織起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群眾運動都需要民主組織的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共同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現時迫在眉切的，是建立起一場抗議警察暴力和「公安化」的運動，我們非常歡迎民陣發起的聲援511名示威者的遊行，這將號召更多願意鬥爭的人投入到這場運動中。

警察需由社區民主控製

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運動和群眾反抗運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國家機器包括警察、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目的是為了打壓工人、社運分子，尤其是打壓群眾抗爭。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必須爭取對警察的民主控製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全港大罷課：分析罷課形勢，如何組織？

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了關鍵時刻，八月分是抹黑中傷的一個月，建製派大灑金錢動員反占中的宣傳，在各區大規模組織街站，並於8月17日舉辦遊行，將領占領中環說成是「極端暴力」。

7月底，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學民思潮表示，若果八月底的人大決定否決公民提名，或者會發起罷課行動。這是民主運動廿年來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過往的鬥爭手法最多只是遊行集會，而罷課將會是更有組織、更有效的抗爭手法。若果以正確的方法發動罷課，將造成震撼的輿論效果，將香港民運的群眾組織力提升至另一​​層次。

社會主義行動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這一推動罷課的組織。我們提出組織罷課的方法，並吸引學生率先行動，再向學生會及校方施加壓力，從而推動罷課。固然我們並非龐大的群眾組織，而大學及中學罷課始終需要由學聯及教協發動。但我們提出罷課所需要的組織方法及策略，並以一些學生開始做帶頭效應，可以影響及強化罷課。

如何組織罷課？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在8月9日我們的首次罷課義工會議上，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的韓連山表示：「1973年教師的反減薪罷教運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真的能癱瘓教育製度。」

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民主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不同於現時學聯主要依靠聯絡教授或院方，而希望對方可以允許一段罷課日子，但欠缺在學生之間進行組織宣傳。

全港大罷課行動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具體的組織步驟在末段談及。

罷課的日子、策略

罷課要向政府構成壓力，選擇的日子會是關鍵。有傳學聯考慮於9月第一個星期罷課，全港大罷課行動對於這個日子極有保留。因為9月第一個星期正式教學多數尚未開始，罷課並不能達致癱瘓教育製度的效果。

罷課應該設定為正式教學的時期，才能真正中斷課程。而且發動罷課的前一天與翌日一定不可以是假期。因為如果前一天是假期，很多學生只會是消極的休假多一天，而難以號召他們回校積極集會。而如果罷課翌日為假期，就會打斷罷課開始的勢頭。

此外，學聯講過有可能會罷課一星期。以此為目標是好事，但應該先以一天罷課為開始向政府發出警告，然後經過民主商討再作決定課。因為持續多天的罷課會開始涉及更復雜的問題，例如教師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或被解雇而不願支持，或者學生受到校方政治打壓等問題，都需要嚴謹處理才能避免被敵人打擊。

所以，在罷工罷課經驗較豐富的歐洲國家，都以罷課／罷工一天為開始，造成時勢後進而決定後續行動。

民主決策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不能單靠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這樣，運動才不會感到疲累（「疲累」是2012年反國教大聯盟解散占領政總運動的解釋）。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提出看似讓步的方案，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生運動中要有民主的機製決定是否接受政府所提出的條件。

例如，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學聯正在組織罷課，為什麽要發起一個「全港大罷課行動」？

目前，全港大罷課行動是支持罷課的壓力團體。學聯與學民思潮宣布罷課固然值得鼓舞，但若果不以由下而上、紮實組織及具代表性的方法推行罷課運動，將會削弱抗命的效果。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指，未有罷課時間表和行動方案，仍在聯絡大學教授和組織工作，這實在令人著急。

因此，我們提出罷課運動所需要的組織方法，但需要學聯等大規模的學生組織全面支持，才可以全盤實現。相比於空談，我們先實踐自己的方法，希望得到初步的成功成為示範效應，從而令學聯或各校的學生會采納我們提出的罷課模式。

罷課的下一步是什麽？

罷課若果成功，社會風潮會得以改變，從而鼓動工人罷課或市民發起占領中環。正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宣布罷課的記者會上講過，希望罷課可以鼓勵工人罷工。工人有經濟實權，政治罷工將會非常有效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由零開始在學校建立組織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

1. 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 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一開始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 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lunchtime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 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呼籲其他學系同學也組織自己的罷課委員會

5. 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召開記者會，呼籲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如果你的罷課委員會吸引到同學一定回響，你已經成功了一半，接下來就是設定一個罷課日期，公開呼籲學生會支持

全港大罷課行動鼓勵學生自我組織起來，得到宣傳的成效後，可以向學生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采取我們的罷課模式，鼓動全部學系成立罷課委員會。

校方會支持還是打壓？

對於校方支持罷課，我們不能寄予厚望，相反，只有在學生之間造成罷課的聲勢時，校方才會有機會妥協。在2012年我們組織「罷課抗洗腦」的經驗裏，很多學生受到校方嚴厲打壓。因為愈高級的校方人員就愈受到建製方面的壓力，所以就會愈保守。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以上僅為行動概要，行動的實踐需要持續研究和討論。讓我們掃除障礙，發起罷課運動，打倒梁振英！

香港：戴耀廷發表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的懷疑

人大決定為香港普選框「落閘」，將特首選舉的篩選門檻提到極高，準備強推假普選。這決定打破了與大陸政府談判妥協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眾抗爭的決心。香港正陷入動蕩不安的時期，大規模群眾反抗可以一觸即發，而政府亦磨拳擦掌準備加強鎮壓。受壓迫群眾與統治階級的對立愈趨激烈。

「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

現時群眾情緒正進入全面抗爭的狀態，愈來愈多人問「幾時占中」，只欠堅決有力的領導去帶領運動。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占中的戰略目標「到目前為止已經失敗」，又表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我們的人數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多」，更指不會再期望這一運動能改變人大決定的「政治現實」。這番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計劃的懷疑，不少民運活動者對此深感震驚。

資產階級媒體抓住了戴耀廷這番言論，政府及反占中陣營亦將之加以利用。翌日《南華早報》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為頭版大標題，《商報》亦有一篇「戴耀廷認衰　占中戰略失敗勢趨弱」。

學生準備9月22日發動罷課，抗爭分子醞釀10月1日占中，甚至社會開始討論罷工、罷市。據今天報章引述戴耀廷所講的言論將對整場運動帶來負面影響，肯定無助抗爭者動員群眾並將行動升級。

戴耀廷認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因為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這一結論低估了人大決定公布後的民憤，也低估了普選框架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況且，如果人大決定落閘後對占中的支持就會減少，為何當初不順應社義行動及其他很多團體的倡議，早點發動占中呢？

更深層次的問題

及後，和平占中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聲明，與戴耀廷對《彭博》發表的言論保持距離。陳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觀論調不能準確反映占中行動的主流情緒。「但也有許多立場溫和的民眾發來電郵，他們對人大決議感到憤怒，說如今更有決心要參加占中。」現在，占中領袖受盡群眾的壓力，雖然有可能會於10月1日發起占領中環，但是戴耀廷的言論可見占中領導層欠缺決心及戰鬥性的戰略。他指現在運動的目標是達到「公民覺醒」而不是「戰略性」之爭，這表示他與其他占中領袖想可能將占中收窄為短期的象征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眾情緒。今天對民主的渴求一早「覺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尋求改變的方法和行動。

然而，戴耀廷的言論反映出占中三子及溫和泛民的一些更深遠的路線問題。占中領袖一直都視公民抗民為威脅手段，而非認真的實際行動，天真以為只要高喊「占中」就會令大陸政府妥協，並視之為與中共博奕的「談判籌碼」。戴耀廷及部分溫和泛民過往曾經講過希望不需要占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正如戴耀廷表示：「我們過去的計劃是，以（占中）行動為威脅創造壓力。」

溫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對抗中共所需要的鬥爭力量，而北京的強硬立場令他們為之震驚。

占中領導層不斷拖延，希望能與中共對話，錯失了很多良機，令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愈來愈失望沮喪。占中運動欠缺準備，讓中共從中取得優勢，因而恃勢淩人強硬落閘。當然，即使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誌，但北京落閘後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彈。

人大決定公布後令群情洶湧，如果占中領導層堅決果斷地發動占中或其他抗命運動，很有機會可以亡羊補牢。但是和平占中在這幾天卻繼續拖延，只會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集會。

民主架構

占中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運動內部欠缺民主架構，例如占中「三子」就是由由資產階級媒體欽點出來，但掌握了整場運動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問題的決策權。和平占中雖然以「商議式民主」之名舉辦多次占中商討日，但參與者的意見從來不能反映在領導層的決策，尤其是發動時間與運動性質等關鍵的策略問題。

所謂商討淪為民主花瓶。戴耀廷沒有經過任何集體商議，就向公眾表達「占中失敗」這一重要的看法，對目前如箭在弦的運動有相當大的破壞。

在香港內外的各場鬥爭裏，我們多次見過這種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由於受到建製當局的壓力，在關鍵時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也遇過同一問題。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特別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此外，大聯盟一直與更激進的訴求保持距離（例如要求梁振英下臺），脫離群眾的抗爭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時迫切需要召開一場大會，召集所有反對人大決定的組織和人士，當然包括和平占中，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壟斷運動，而是要民主方式決定抗爭運動的下一步，並為群眾鬥爭的行動升級製定戰略，決定哪種形式的公民抗命，並將之建立起來。整場運動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從而製定出戰鬥性的策略，不能單靠自我欽點的團體或個人去控製整場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選，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製度。

非「三堆一爐」不可？

香港現時每日棄置九千噸廢物，這些廢物除回收外完全依靠將軍澳、打鼓嶺及屯門等三個堆填區處理，而這三個堆填區亦將於2015、2017、2019年相繼飽和。現時政府提出方案要求擴大三個堆填區及於石鼓洲興建焚化爐，但受到群眾大力反對。在爭議持續的情況下，廢物處理飽和的危機卻日復一日地迫近，到底誰該為此負責？

「源頭」在哪？

對於解決都市廢物，最理想的方案固然是從源頭著手，減少廢物的產生。但不論現時政府日以繼夜鋪天蓋地地宣傳所謂的「源頭減廢」抑或呼籲「惜食」減少廚余都不過是將產生廢物的責任推諉於個人，這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廢物問題，更為真正的廢物源頭扯起一塊巨大的遮羞布。
誠然，作為個體理應負擔起減廢的責任，筆者就在工作場所帶動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但放到社會層面上，政府現時的政策和宣傳卻是把資本企業的責任轉嫁往群眾個人身上。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廢物的產生是由於其不合理的、和刻意浪費產品設計，甚至提高損耗率故意降低產品的使用壽命，縮短消費者的消費周期而從中獲利。

同時，根據環保署二零一一年《香港固體廢物監測報告》的數據指出，自二零零七年開始，工商業廢物公噸數平均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長，而家居廢物公噸數則每年平均下降5.7%（圖表1）。再者，由於不少工商業廢物處置不善，因此在收集的過程中被統計為家居廢物。因此，香港都市多數廢物的源頭實是於資本家而非個人！

需要民主決策解決方案

香港的都市廢物問題的確需要一個迫切的解決方案，但擴建堆填區只不過是飲鴆止渴。堆填區再大，終有飽和之日，屆時難道又再將其沒完沒了地擴建？焚化爐似乎是唯一一個合理選擇。過往焚化爐由於會產生極大的汙染和致癌物二惡英而令人聞之色變，事實上隨著技術的進步，現時的焚化技術多采用高溫燃燒室、空氣洗滌系統等，幾乎已過濾所有二惡英。如在美國全國87座焚化爐，每年只排放10克二惡英，相比87年每年排放10,000克減少了99.9%。此外，也有人提出的高溫處理技術加外海垃圾島的方案。

政府現時的焚化爐計劃問題出於缺乏民主而透明的程序讓民眾參與和了解決策的製定和內容，無法改變民眾對焚化設備的壞印象，令政策陷於僵局。而無論任何更先進的處理垃圾政策，都應該有民主選舉的居民委員會共同商議並決策，而非政府在議會強硬通過！

企業的源頭減廢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求資本家為從浪費型消費市場中獲利而負上主要的責任，零五年已公布的《都市固體廢物大綱》已提及生產者責任製，但至現時已近十年卻仍只聞樓梯響。生產者責任製要求生產商、分銷商和零售商負上廢物生產的責任，要求他們在生產和設計產品時更符合環保原則、減少不必要的包裝，以及令產品具體高維修性和可重復使用等，並對固意浪費的企業廠商征收高額的懲罰性稅款！

然而，香港政府作為資本家的服務機關，絕不敢動財團利益一根汗毛，因此要實施這些政策，就必然要將企業民主公營化，並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控，才能打破資本家對經濟政策的控製。

由於環保事業難以產生利潤，尤其在極端新自由主義的香港社會更是寸草不生，只有政府應該全面公營城市的環保事業，大幅增加環保的開支，才能令環保業興旺起來，製定更全面和高效的資源回收計劃。相反，撒手交予私人營運，令大量本可回收減廢的物品因無利可圖，從而變成掩埋在堆填區內的「純粹廢物」。環境破壞造成的社會代價不會計算入企業支出或國家生產總值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本身就迫使社會走向環境汙染。

近二十年，世界各地資本家為了縮短利率周期，設計並生產了大量容易損壞、不可修復的商品，甚至鼓吹追求時尚而棄置尚未損壞的產品，從設計到生產，從生產到銷售再到棄置這一個過程中製造了環境災難。一城一地的小修小補政策或可挽救該區的環境於一時，但對全局而言卻甚至遠遠談不上「杯水車薪」，就如同香港實施膠袋征費計劃一般，筆者早就指出這或者可以稍為減少香港一地的膠袋廢物產生量。但更長遠而言，因為膠袋的供應量是建基於利潤而非需求，而精煉塑膠原料的石油壟斷企業往往可以操控這些供應，因此塑膠原料產量絕不會因此而減少。

反對「三堆一爐」議案

立法會在今次會期結束前，因為反對派議員拉布令「三堆一爐」方案暫時未能通過，但在10月議案再審議時，功能組別必為這個可恥的方案保駕護航，屆時全港居民都要為自己的健康和環境而抗爭！我們在關註香港的廢物政策同時，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最終的「源頭」就是奢靡浪費的資本主義本身！

標準工時立法拉鋸

去年香港政府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標準工時，並表示三年內提交報告。首階段公眾諮詢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完結，一如過去最低工資的立法鬥爭一樣，本地資本家紛紛兇相畢露，群起抹黑標準工時，意圖維護其剝削地位。

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地區，卻一直沒有任何法律規管工作時間，那怕在全亞洲各國之中，也僅有緬甸沒有工時規管法例。相比其他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日本和南韓分別在1997和2011年將每周標準工時減至40小時，而臺灣亦於2000年將工時由每周48小時減至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踐起來時資本家往往「走數」，沒有工人階級的持續鬥爭這些法律都是一紙空談。

反觀香港，在缺乏標準工時的保障下，根據去年的統計數據指出，工人平均工作時數為年周52.2小時，遠高於全球平均值44.6小時，而且加班工作缺乏額外薪金補貼更是常態，形同變相減薪，損害工人的經濟權利和健康。

現時，香港有多達34萬打工仔要無償加班，平均每周8小時，單是加班補水費用就高達141億元。筆者的工作在繁忙季節需長時間加班而且連續兩個月沒有假日，平均每周工作超過66小時，雖有加班補貼，但連續長時間的工作對個人身心造成極大的壓力，因此標準工時對筆者而言本身就相當重要。

曾參與去年貨櫃碼頭罷工的何生抱怨道，現在碼頭的長工時問題毫無改善，因為工作浮動，有時更要突然加班。他是塔機操作員，每更工作12小時，有時要由早上8時工作至晚上11時半，雖然中間有休息時間，但都要留在碼頭內，無法處理私人生活事情。此外，1個月只有4天假期，工作是高度專註和集中的，疲勞工作很容易釀成意外。

塔機內的設備破舊，令很多機手坐姿不好，加上長時間工作，造成腰骨、頸椎和手的勞損。最近就有一位籠門操作機手，腰骨勞損至無法繼續工作，現正申請向公司索償。

在標時委員會諮詢會裏，資本家抹黑標準工時是伎倆和措辭不過是令人發笑的謊言。諸如物價上漲、企業裁員撤資、失業率飆升等，在最低工資立法時的恐嚇再一次被用於抹黑標準工時。有清潔公司老板預言商家在立法後將大規模裁員，失業市民勢必上街抗議，「到時可能唔止51萬，而系500萬人」。

人力資源公司代表則稱最低工資已導致「出街食個雙拼飯要八、九十蚊」，將通脹問題歸咎於最低工資與標準工時。香港工人階級早晚會認識甚至親身體到這些謊言的破產，老板們歇斯底裏的吼叫只能自欺。

在缺乏民主權利的環境下，香港政府一直赤裸裸地推行著親商政策。顯然而見的是，梁振英政府根本無心推動標準工時立法，所謂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全數委員由梁所委任，根本不具有工人階級的代表性，標準工時委員會委員劉展灝在一個諮詢會上公然稱「員工就系做莊，老板就系做閑」，而劉展灝本身作為運年表業集團董事總經理及創辦人、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卻身兼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強製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委員，可見這些所謂的「勞工委員會」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另一方面標準工時的立法報告更要長達三年才提交予立法會。整個過程猶如復製一個滿清皇族內閣立憲的騙局！

我們很清楚，標準工時是香港勞工權益保障的重要一環，即使諮詢期完結，資本家對它的攻擊只會更為兇狠，工人階級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必需準備為此而團結鬥爭。因為就如港九粉面製造業總商會永遠會長馮秉孝稱：「標準工時不應由工人階級倡議，再由政府立法製訂。」

今年五月，在美國150個城市裏，快餐連鎖店工人罷工示威，爭取提高最低工資，最後在西雅圖成功爭取到15美元的最低工資，運動勢會蔓延至其他地區。而社會主義行動在美國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替代」的西雅圖市議員Kshama Sawant在運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與香港一樣沒有深厚的工運傳統，而且工作零散化令工人階級組織困難，這個城功例如可作為借鏡。香港工人現在就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強化工人階級的團結，準備向資本家還擊。 需要有認真的組織和準備，才可以在與雇主公開的鬥爭中勝利。大規模招募未被組織的行業，例如飲食業和快餐店工人，並組織抗議爭取廣泛社區的聲援。年輕工人在這場鬥爭是關鍵所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方和資方之間唯一的「共識」就是階級鬥爭！

700救生員發起罷工　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

九月九日中秋節假期，香港救生員發起罷工，這是繼上月初400名救生員罷工後，港九拯溺員工會再次發動罷工，超過700名救生員參與。他們早上於尖沙嘴跳海遊泳抗議，中午由文化中心遊行至九龍公園集會。他們高喊「脫離技工、還我專業」，「人手唔夠，危害泳客」口號，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以及要求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

今天的罷工行動令全港9個公眾泳池需要關閉，20個泳池局部開放。另外有13個泳灘因為救生員不足懸掛紅旗，顯示工人的力量。可是，康文署沒有正視救生員訴求，更回應表示「呼籲罷工同事盡快返回崗位，繼續為市民提供專業的救生服務」，回避救生員長期不足問題，妄顧人命的正是康文署！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及采訪。

人手嚴重不足　康文署漠視公眾安全

現年30歲，入行已超過10年的姚生參與罷工，他認為，救生員是專業工作，但職業卻被歸類為技工，工資比郵差更低，希望爭取加薪。另一方面，他感到泳池長期人手不足，尤其是6至8月的暑假旺季，以及近期內地泳客增加，令他們工作量增加，一個標準泳池需要4至6人當值，但現時只有3至4人。

姚生曾參加2004年的罷工，反對政府計劃把兼職救生員的工資由11,000元削減至8,300元，該次罷工成功令政府取消這安排。

他認為，康文署長期沒有聆聽及註重救生員的訴求，希望這次罷工能爭取改變。

救生員多為男性，今天的集會也有數位女救生員參與。20歲的陳小姐入行數個月，也感到人手不足的問題嚴重，「政府削減救生員人數，但同時香港的公共泳池增加了很多，人手非常不足，如有人請病假，我們的工作量更大增，休息時間完全不夠」。

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

25歲的鄭生在06年入行至今，他表示，救生員需要經常考章，例如銅章、急救牌、沙灘及泳池救生章等，每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兼職救生員，更要付數千元的考試費。

工會指，收集現場救生員意見後，發現98%贊成若署方不回應訴求，支持發動罷工3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罷工行動及救生員合理的訴求。今次罷工是繼上月400名救生員罷工後再次發動的行動，參與人數大幅增加，全港約有1100名長工救生員，今天700人參與罷工是非常成功的動員。

香港民主鬥爭面臨重大考驗

8月31日，中國政府為香港未來的選舉加設了非常嚴謹的規定。這對民主鬥爭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2017年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將會被獨裁政府操控。他們強加了一個伊朗式的提名委員會，只有親中共傀儡才可參選。我們一直在抗議，香港也有大型示威，要求『公民提名』，讓人人都可參選，但北京誓死反對。」

「全國人大常委是一個由中共控製的偽民主國會，最近頒布了決定。現時香港特首由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人大決定意味著選委會會變成未來的提名委員會。提委會是1,200人的菁英機構，當中主要是親中共的有錢權貴。這模式讓中共100%全權控製。選民只能在爛蘋果丶爛橙和爛蕉之間揀一個！」

在香港的人有何反應？

「公眾非常憤怒甚至震驚。學生準備罷課一星期，也有占領市中心的計劃（占領中環）。群眾都非常沮喪，因為為民主普選權利的鬥爭從英殖時代開始，已經持續了超過30年。」

「今日，情況實際上是倒退了。媒體愈來愈受控製，警察更強硬對付示威者，中共愈來愈加大對政製的控製。所以，整個大勢是北京收回香港僅有的民主權利，這些權利過往是通過群眾壓力贏得的，北京的決定是當中的一部分。」

「從中也可見到民主派領袖在政策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香港有名為大規模抗議的城市，有些遊行超過50萬人參加。但這還是未能爭取到民主選舉。我們曾解釋過，獨裁者不會被『說服』或受壓而允許民主，因為他們是獨裁者，他們想全面控製。」

「當然，如果北京面對足夠的群眾壓力，是可以作出一些讓步。但任何讓步都不可以過界，不可以削弱他們的權力和控製力。在2003年，政府撤回違反民意的廿三條國安法，成為了抗議運動中重要的勝利。但這與今天形勢不同，當年他們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威脅。但如果他們接受真正的一人一票選舉，他們害怕任何不受其控製的人當選，而在群眾壓力下這點造成與北京的沖突。這可以造成在中國的連鎖效應，令人民有膽公開挑戰這個獨裁製度。」

那麼這是否代表沒有可能打倒中共？

「不是這個意思。所需要的是群眾鬥爭去結束一黨專政，在中共控製下並不會有民主選舉，這是顯然易見的事實，我們從一開始就這樣說。香港的鬥爭可以是催化劑，但需要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但這顯然不是泛民領袖的戰略和路線，他們寄望於與中共妥協。他們視香港的群眾抗議為談判的籌碼。我們經常講這是不足夠的，對中共這一個政權來說是不足夠。人大決定就證明了這一點。」

你提出甚麼替代方案？

「我們支持所有群眾抗爭的建議，例如罷課。事實上，社會主義行動是香港第一個提出罷課的組織，我們在幾年前已經提出，但其他組織認為這訴求太過『激進』，或者不明白罷課的潛在力，因而不願意支持。我們支持占領，盡管我們強調占領只能作為運動的跳板，然後將行動升級。運動不僅限於在香港發生，也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香港泛民主派從來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這樣會激怒中共而令一切的談判破裂。」

「占領中環可能即將發生，問題是它會以甚麼形式進行。占中的領袖現在不斷提出『一波又一波』的抗爭和『長期』抗爭的字眼。實際上，這三十年以來已經是『長期』抗爭，占領之所以得到群眾支持，是因為群眾已經理解到『一波又一波』的遊行集會已經不能改變現況。我們認為，占中領袖已經拖延太久，因此中共政府才擺出強硬姿態。

正如我們一早提出過，若果占中一早開始是可以真的動搖政府，可以成為運動升級至罷工罷課等群眾抗爭的跳板。現時我們可以做的是由下而上建立運動，例如在學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將罷委會蔓延至工作場所。這場運動需要民主，不只是幾個自我欽點的領袖指揮群眾。」

社會主義者在這場民主鬥爭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支持任何民主改革，即使是局部的，這可以令工人階級處於較大優勢去在爭取權利，例如集體談判權丶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40小時，結束外判製度等等。我們警告，香港及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不會支持民主改革，而是反對民主權利，即使只是泛民領袖所提倡的『國際標準』。而我們則指出歐美的例子遠遠還不是民主製度。資本家支持中共獨裁者，因為中共保衛他們的利潤，而且一直與他們有良好的商業來往。中港的狀況正好印證了托洛斯基是對的，他的不斷革命論指出，在殖民地及前殖民地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是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香港資產階級『反對派』軟弱無能，且在政治上迎合中共獨裁者，就正好顯示了這一點。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是香港及中國的工人階級。我們為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奮鬥，這個黨必須將革命的民主訴求連系至推翻資本主義的需要。這些訴求包括廢除獨裁者的不民主控製，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以全面民主的真正人民議會取代香港現時的橡皮圖章立法會。這議會有權接管大企業及銀行，提升工人工資，包括目前非常低的最低工資水平，增加醫療及公共服務的投資。」

學生罷課前瞻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大專生宣布9月22日罷課一星期。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目前有15間大專院校表態支持，而中學生亦正在推動罷課。自1973年以來香港都沒有大規模的罷課，今次是將民主運動升級的重要一步。罷課是比過往遊行集會更進取的抗爭摸式，將可以對政府發出強烈的訊號，引起全世界民眾的關註。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了40萬人上街遊行。

由於香港中學生只有像學民思潮般的民間團體，欠缺學生的群眾組織，要發起真正的集體罷課可謂舉步維艱。此外，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袖被民主黨政客主導，目前對發動罷教仍然拖拖拉拉不肯回應。

反占中大聯盟的周融近日發起舉報中學生策動罷課的熱線，從而向校方及組織罷課施加壓力。可見，反占中行動背後的目的並不是所謂「保和平」而針對所謂的「激進違法行動」，而是要攻擊一切支持民主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竭力推動罷課，作為群眾運動升級的重要手段。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中共一黨專政底下香港並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全國群眾都起來抗爭，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

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誌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罷課的下一步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顯然不足以拉倒人大決定。學聯也表示將會準備行動升級。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人大決定公布後，民主派的溫和談判路線正式宣告破產，並證明了單靠香港一城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挑戰整個中國的一黨專政。香港學生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的群眾也為民主權利反抗。在罷課期間，學生可以。以目前內地的狀況，即使未必能鼓起內地學生罷課反專製，但這是加強兩地群眾鬥爭的連結。

學生及年輕人往往是掀起群眾運動的先頭部隊，讓學生團結起來，繼而將行動升級，反對假普選，挑戰梁振英政府及一黨專政。

中學生發起遊行　支持罷課反假普選

9月19日，廿多名「全港大罷課行動」中學罷課委員會（將軍澳區）的中學生，於午飯時間發起遊行，由天主教鳴遠中學遊行至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呼籲全港中學生站出來，參加9月26日罷課。他們沿途高喊「926！大罷課！」、「人大不代表我」、「不要假普選」、「我有權罷課，毋須校方批準」等口號。遊行學生在校服貼上「全港大罷課」貼紙遮蓋校徽，喻意校方打壓學生宣傳罷課。

無懼校方打壓　呼籲926中學大罷課

就讀中五的慕德中學代表黃同學表示，在校內宣傳罷課時，受到校方施加壓力，曾經被召見與校長單獨會談施壓，又禁止在校內派發立場的宣傳單張，連在校外也禁止穿著校服宣傳罷課。他認為不合理，「學生無論在校內或校外均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聲音，校方無權打壓學生。」

鳴遠中學罷委會代表阿King則指，由於學校與民建聯關系緊密，打壓尤其嚴重，他曾被拉進副校長室施壓，小息時用揚聲器宣傳罷課時被老師阻止。他又指在校外派發宣傳罷課的傳單時，老師禁止他穿著校服，他和同學被迫脫下校服繼續宣傳。他指，這次遊行是要求校方停止打壓學生宣傳罷課，還我校園民主。今天遊行開始前，學生均用罷課貼紙蓋過校章。

「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呼籲中學生在各自的學校自發組織罷課委員會，以集體行動抗爭。如任何學生受到校方打壓，可向傳媒揭露，並動員其他學校的罷委會發起聲援行動抗議。她表示，教協作為全港最大教師工會，應站出來公開支持中學生罷課，並呼籲教師罷教，強化罷課運動。

不要假普選　罷課抗爭　打倒中共專政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拒絕中共篩選的假普選，大專生9月22日罷課一星期，中學生亦會於9月26日罷課一天。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這將會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罷課會產生示範效應，掀起新一波的抗爭行動。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50萬人上街遊行。

罷課的下一步 –呼籲罷教、罷工、占領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後，行動必須持續升級。罷課會成為整場民主抗爭的風眼點，如果在罷課期間召開抗爭大會，呼籲所有反假普選的團體和人士，討論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包括占領行動、罷交稅、罷工等公民抗命運動，將可以燃起各處的抗爭之火。 罷課支持者若果呼籲教師罷教，可以令中學罷課更為徹底有力。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導層被民主黨政客主導，教協甚至表示不鼓勵中學生罷課。

由於工會領袖立場軟弱，令教師欠缺了團結的力量，即使教師心裏支持罷課也不敢單獨出來表態。罷課學生可以公開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要求他們發動教師罷教，承擔起工會應有的責任。 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在太陽花學運裏，即使很多親建製工會的立場靠攏國民黨政府，但在學生公開呼籲工人罷工後，也獲得了一些工會的響應。香港罷課的學生若果呼籲罷工，將會發出強烈的訊息，令香港工人階級意識到民主運動與自己的緊密關系。

打倒一黨專政　連結內地抗爭

在獨裁的國度裏，統治者絕不會讓香港一城擁有真正的民主，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促成全國性的反抗運動，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共全力打壓香港的普選權，因為若果香港有自由選舉，會造成示範效應，令中國其他省分的群眾都會要求有權選舉領導。繼622香港80萬人參與電子公投，支持公民提名後，澳門人也仿效香港，內地湖南人民表示「香港有公投，湖南也要公投」，可見民主運動在兩岸三地的連鎖效應。 盡管內地生罷課比香港學生面臨更大的風險，今次的罷課運動仍然獲得不少在港的內地生響應，可見內地學生非常關註中港的民主。香港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群眾為民主權利反抗中共專政。

近年，內地學生罷課運動崛興，多場反環境汙染的運動中都是以學生的罷課作為骨幹。 如果香港罷課的學生公開呼籲內地學生也罷課爭取民主，並向內地民眾發出強烈的訊息，將令更多群眾認知到兩地團結抗爭的強大力量。

罷課委員會

罷課的力量除了在於強烈的訊息，更在於學生有組織地參與群眾運動。作為抗爭的手段，罷課的組織力遠超過過往遊行集會的形式。這組織就是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誌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會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運要有民主的機製決定重大的策略，否則就有可能重犯2012年反國教運動的錯誤 – 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運動相當成功，最後政府撤回加學費的議案，撤回打壓示威權利的法案，令魁北克省長下臺。罷課學生領袖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抵抗校方打壓　我要校園民主

建製派近日瘋狂抹黑學生罷課，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抹黑學生為紅衛兵，又指搞罷課等同文革；反占中大聯盟設立舉報熱線，呼籲舉報策動罷課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 很多中學的校方禁止同學宣傳罷課，甚至以紀律處分威脅同學。有些校長指學生年紀太小，思想未成熟，不應接觸政治，但這是虛偽的講法。

最近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決定蘇格蘭是否脫離英國獨立成國，16歲以上的居民均享有投票權，在民族自決的國家大事上表達竟見！而在奧地利、尼加拉瓜等國家，政府允許16歲的年輕人有投票權。 此外，梁振英於2012年試圖將洗腦國民教育帶入中學，現在反對「將政治帶入校園」的校方當時都沒有反對梁振英，甚至為了拿取辦學經費而舉腳支持。難道國教科不是政治嗎？說穿了，建製派只想將親政府的聲音帶入校園，排斥學生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 我們不能輕易屈服於校方反民主的行為。

面對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全港大罷課行動」，然後一起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學生在校園內贏得民主，關鍵是建立獨立的學生群眾組織，加強中學生的團結力量。目前香港的學生會往往是校方的半官方組織，受到校方直接間接控製。中學生需要組織起全港性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自己選舉產生代表，並參與學校的決策，捍衛校園的民主權利。

連系至社會經濟訴求

在今天不民主的政製下，任何有利民生的政策在議會內都被資本家「零風險」地否決。而特首要經過提委會篩選，目的也是要保障特首不會推動有利民生而背向商家的政策。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 民主運動若果要動員廣大的基層群眾和工人參與，必須將政製民主訴求連系至社會經濟的訴求，包括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地產霸權、反對私有化、反對勞工剝削、要求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等。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打破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

誰是全港大罷課行動？

「全港大罷課行動」於2012年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學生成員成立，只要有誌推動罷課抗爭，反對不民主的政府，歡迎任何政見人士參加。我們一直竭力推動罷課，早在反國民教育科時在中學宣傳組織罷課，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今次反假普選的運動中，全港大罷課行動與學生一起推動罷課，鼓勵中學及大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

立即加入罷課運動！

★ 不要假普選，人大不代表我，公民提名，廢除提委會

★ 在學校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由下而上發動罷課抗爭

★ 全港群眾發動公民抗命

★ 要求教協支持中學罷課，支持教師罷教

★ 呼籲中國內地、澳門學生罷課聲援

呼籲中學生延長罷課　聲援被捕學生　譴責警察暴力

9月26日千二名中學生罷課，反對人大落閘及假普選。晚上二百多名學生闖進政府總部，引來逾千市民聲援。過千名警察嚴密怖防，進行暴力鎮壓，多次動用大支裝胡椒噴霧，並展示伸縮警棍威嚇學生。學生領袖黃之鋒被指襲警而被逮捕，被拘留警署不許保釋。

警察政治打壓學生領袖，目的是殺一儆百，令其他學生不敢參與抗爭。此時警察進行政治檢控，也是為了製造白色恐怖，阻嚇我們參與十一占中。然而，暴力鎮壓只會激起更多人的憤怒，我們必須把行動升級，予以最大的還擊。 全港大罷課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清場，將會繼續留守政府總部。

我們認為，全港中學生需要於10月1日前延長罷課，並到政總集會抗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中學生會嘗試竭力推動9月29日罷課，要求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我們的訴求：

★ 延長罷課，抗議警察暴力
★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 譴責警察襲擊示威群眾，曾偉雄下臺，梁振英下臺！

香港：警察鎮壓後，爆發大規模占領運動

上周本香港徹底變天。在一星期的罷課後，大批以年輕人為主的群眾不分晝夜進行街頭反抗，聚集了10-18萬人，成功迫退了港府及防暴警察。

事件前所未有，全球媒體稱之為「歷史時機」。占領運動繼續擴大，而在星期日群眾成功抵抗警察鎮壓後信心大增，《美聯社》稱這場運動代表著北京政權在中港推動反民主立場的「重大挫折」。

9月28日警察暴烈的鎮壓引來社會前所未有的震驚及憤怒。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目前出現了一些前革命形勢的特性，政府深陷危機，並失去控製及統治權威。國家機關（特別是警察）受盡唾罵和不信任。大部分香港人不再信任所謂「高度自治」。

但這場運動幾乎完全沒有組織、綱領和領導層，與全世界各地這類示威的模式相似。示威中有強烈的抗拒政黨情緒，即使泛民及和平占中不斷發聲明，表明自己與運動掛勾，壟斷了媒體曝光，這些政黨在占領實地上幾乎完全缺席。

即使這種「自發」模式達成了啟動占領街道的任務，現在進一步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罷工委員會、建立占領委員會、製訂清晰綱領，以推進鬥爭去打敗不民主的政府。

有重要的一點是，需要透過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及年輕人加入鬥爭，以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共同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只要仍受中共統治，香港並不可能會有民主選舉，只要打倒中共政權才會為此開路。

這任務不能單靠香港群眾完成，需要更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像一些泛民團體浪費時間於呼籲英美政府支持，而應該尋求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工人及年輕人支持。對英美資本主義政府來說，與中國的商業來往永遠比民主及人權更重要。

兩傘革命

由於示威者反起兩傘保護抵擋催淚彈及胡椒噴霧，運動在社交媒體被稱為「兩傘革命」。警方承認在9月28日（星期日）總共投擲了87枚催淚彈，企圖驅散在金鐘政總外的示威者。自1967年英殖統治以來，從未試過對香港示威者施放催淚彈（2005年反世貿示威時，警方向韓農施放催淚彈）。

9月29日（星期一）晚上，約18萬示威者占領香港三處，在主要大路上架起了零散的路障。在星期日晚上，職工盟號召全面罷工。宣布政治罷工對香港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極度重要的發展，也一直只有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者倡議，但罷工的參與度在現階段還是非常有限。

大學生延長罷課，而中學生即使受到校方的巨大壓力和威脅，也愈來愈多人罷課，在學校靜坐抗議的人數增加。運動的主要焦點在要求梁振英下臺。梁振英在星期日指揮鎮壓，使其本人更為罄竹難書，受盡唾棄。

年輕人的角色

這不僅是香港統治菁英的危機。政府受到北京的壓力，加上想展示對北京的忠誠，因而要展示強硬手段而鎮壓示威。

「這已經比北京或香港當局預期大得多。」《紐約時報》史丹福大學的Larry Diamond指出。「他們沒有戰略和平驅趕運動，因為這需要談判，而我不認為習近平會容許談判。」他補充。

不出所料，中國收緊網路控製、封鎖網上搜尋器「催淚彈」、「占領」等關鍵字、封鎖Instagram。

這場運動有一點極度重要，就是與世界各地的運動一樣，以年輕人為開始，尤其是9月22日的罷課。過去兩年，唯有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及學生成員在倡議全港大罷課，並以此激起工人罷工，作為民主鬥爭的關鍵武器。在過去一星期的事件將這一願景徹底驗證了。

13,000名大學生參與了罷課一星期後，激起了目前大規模示威和占領。9月26日，1,500名中學生（有些年齡僅為12-13歲）參加罷課。在當天晚上，一群學生闖進架起了圍欄的「公民廣場」開始占領。

大約80名學生及其他示威者於星期五及星期六被捕，警察動用胡椒噴霧等強硬手段。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被捕，被拘留40小時後無罪釋放。起初警察表示黃之鋒受襲擊這項嚴重罪行。學生活躍分子被捕，加上警察嚴重施用暴力，成為了這場群眾占領的火花。

威脅鎮壓升級

在高峰期，12萬人在香港下午抗議警察鎮壓學生。星期日下午，5萬人繼續留守，與防暴警察對峙。有傳警察準備使用橡膠子彈及備有聲波炮的裝甲車，但後來警方否認。在混亂的局面裏，非常難知道這些是否流言，也能故意流傳的，也可能是傳聞本來屬實，但政府及警察猶豫過後就退縮。和平占中領袖非常重視這些報告。但占中三子在罷課及占領運動裏，完全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更準備地說，他們只是在運動發展起來後自封為運動領袖。

星期日晚上，由於有傳警方出動橡膠子彈及裝甲車，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呼籲示威者從金鐘撤退。他指：「這是生死問題。」即使是學聯的領袖也呼籲示威者離開當區，而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就公開批評這一決定，呼籲示威者堅守留低。

雖然大部分示威者退出金鐘夏愨道，占領在旺角及銅鑼灣又再開始。3,000人聚集在旺角，封鎖了交通重點彌敦道。在本文撰稿之時，「占領旺角」的人數仍在壯大，在星期一晚上有約3萬人參加。此外，銅鑼灣也有群眾通宵留守。因此，警察武力並沒有如預計般成功驅散占領運動。相反，占領運動不斷擴散為多個地區，以此策略應付警察，令其更難鎮壓。

這結果代表著巨大勝利，示威者成功抵抗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形容的「警方攤牌」。自占領中環宣布以來，兩年來香港警察一直在極度細致地準備應對。警察轉化為準軍事力量，令警察變成政治工具。但即使在現階段運動欠缺有凝聚力的組織，警察鎮壓在頑強英勇的抵抗下還是失敗。

幻想破滅

這是一個月內第二次，在英殖及中共統治下的幻想破滅。第一次是8月31日人大決定令下屆特首真普選的希望幻滅。這次，對香港警察的幻想也在一夜晚徹底消失。即使是溫和派的教協會長馮偉華，也表示「警察令自己變成了人民公敵」。

重要的是，占領運動中群眾喊得最多的口號之一是「警察罷工！」，呼籲警察拒絕接受命令。這無疑令警員士氣低落，對警方指揮官造成問題，因此他們被迫重新部署。

中共立場愈加強硬、鎮壓性和僵化，本身就是獨裁政體深陷危機的表現。這令人們數十年多對國家機器中立以及「法治」的幻想破滅。中共就如一部只懂鎮壓的機器。中共政權不能進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以滿足資產階級自由派，中國未來的願景會是走向社會爆炸的局面。香港目前的形勢就是走向革命性鬥爭的先兆。

對新疆穆斯林地區的國家鎮壓不斷加劇，今年有數百人在與國家機器沖突時喪生，最近更在一些地區禁止留須！上星期法院更以「分裂主義」判決一名新疆學者伊力哈木．土赫無期徒刑。而土赫只是一名對中共政權的溫和批判者，倡議改革而非革命。

在香港也如是，主張就政改談判的溫和泛民也被狠狠刮了一把。他們準備接受北京不民主的統治，以換取小修小補的改革，但即使如此中共也不接受。

「一國兩製」受到壓力

這強硬路線很快令香港人無法再容忍。過往不少人認為香港可以在中共獨裁的統治下享有相對的，與專製的中共和平共處。工國委（CWI）在中港兩地的支持者一路以來解釋這並不可能，民主鬥爭可以從香港可能點起火花，但只有蔓延至中國大陸打倒獨裁政權才能勝利。否則中共會不斷嘗試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我們今天就見證住這一動態。

在占領運動爆發前，《南華早報》的一份民調發現，53%香港市民對現時「一國兩製」沒有信心，而37%則有信心。這與2007年時的76%大幅下周。正如我們之前解釋，在獨裁者現在的政策下，香港「分離」的情緒及支持港獨會不免升溫。

但是如果北京（特別是在習近平執政下）容許小許所謂「西方式」的自由選舉，會恐懼失去對中國的控製。他不僅是停止香港的民主進程，但相反強加更大的政治控製。

八月的人大決定是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一環。除了要軍事化警隊，加緊對本地媒體的控製，這計劃也包括削弱本已跛腳的立法會的權力，以及讓下屆「普選」的特首有更大權力，例如控製預算支出。這將香港帶向更專製的統治的計劃，引發了過去幾日的群眾反抗。

大量的支持

政府計劃要瓦解和抹黑「占中」，並以此強渡就北京不民主的選舉方案的抗議浪潮，但這如意算盤已經打不響了。縱使反占中的大型宣傳，甚至渲染「混亂」和「暴力」，但是周末發生的事情完全證明了哪一方贏得民眾的支持。

《南華早報》報導有白領工人在星期一返工路上向占領銅鑼灣的人士喝采。該報還引述一名會計師控訴政府「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許多途人也向占領者捐贈許多食水與食物以示支持。

星期一晚上的集會有大量市民參加，並集體高叫「梁振英下臺」。運動已經發展到首次出現了工人階級參與的先兆，而這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是尤關重要的進展，雖然到現在為止工人階級仍然未有作為一股獨立、有組織的勢力參與。關於號召罷工的反應一般，這反映出香港工會長期以來的力量薄弱，但還是有一些重要的組織停工來抗議警察的鎮壓。這包括了沙田太古可口可樂工廠的兩百名員工、送水工人、巴士司機、部分銀行職員以及學校教師。

超越和平占中

這次的鬥爭，一下使歷時兩年的「和平占中」運動不過為歷史的小註腳，而紙上談兵的計劃並被由下而上自發的「雨傘革命」所取代。正如我們對於占中領導層的批判所指出的，他們構想的只是更小型和純粹象征性的抗議，預算只有一萬人參加，甚至在初期打算排除青年人參與。他們計劃中的每個部份都是為了防止「激進行動」與自發行為。不過，現實已經全盤逆轉。

因此，當資產階級媒體──我們明白為什麽他們會這樣做──繼續將占中領導們視為本次群眾運動的牽頭人，但事實並不如此。現在的運動是獨立於占中領導層而爆發的，而他們只是隔岸觀火，並沒有參與學生罷課或反抗警察暴力的第一輪示威。他們直到9月27日晚上才加入，而當時的運動已經迅速擴大，占中三子不過是在「趕尾班車」。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3年和平占中剛剛提出的時候，除了支持對號召群眾占領外，也指出了和平占中不過是「溫和」泛民領導們嘗試重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在青年人和社運分子抗議政改運動的當中帶頭。占領運動的構思的確符合了群眾對於民主運動激進化的渴求，而「溫和」泛民正好就是利用了「占中」的標簽來阻止由下而上的激進運動。「溫和」泛民在政治上與占中領導層走得很近，而直至上個月他們仍然試圖與北京達成妥協。他們在過去數年間的背叛和與獨裁者的妥協，尤其是2010年投票通過政改，使得他們在選舉中遭受挫折。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曾經指出：「占中三子猶疑和拖延了很多次。在學生們與警察對峙了兩天後，戴耀庭才走到現場宣布啟動占領中環，當時有很多人向他們喝倒采並憤而離開。」

在幾乎所有的方方面面──時機、組織、策略、以致他們非常局限的「溫和」綱領，占中領導層都與現實和群眾的情緒脫離。甚至他們計劃的地點中環，在今天的鬥爭中淪為配角。這個運動更像是「占領去中心化」──不斷以化整為零的策略來製勝警察的驅趕。現在的占領行動是由下而上爆發的，由冒死抵抗警察鎮壓的示威者發起，而不是自封為王的「領導者」。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如今需要的民主領導層，組成行動委員會來決定策略與戰術，並向所有團體、政黨和工會開放參與，而不讓任何一個組織獨大。

又一次的天安門？

周末的事件再一次地令許多人聯想起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及接續發生的血腥鎮壓。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討論了中共政權為阻礙香港自由選舉所可能做的極限。中共專製現在內部出現非常嚴重的權力鬥爭。習近平將難以就香港的危機示弱或任何行差踏錯。這可能引發由在過去兩年的反貪被針對的「既得利益者」和「老虎」們（中共高層）向習近平的反撲。

與此同時，習近平手中集中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同於過去三十年的「集體」專製。在政權對香港的政策嚴重失敗後，這將會使他成為了眾矢之的，無法躲在其他人身後。《紐約時報》有評論指出：「就連最保守的妥協（向香港的示威者）將會向大陸的人發出一個訊號，就是群眾運動是可以帶來改變的，而大陸的評論者指出一直形象強勢的習近平是不會希望露出如此的弱勢。但是細小的讓步也很可能不能滿足已經占領街頭的香港群眾。」

中共在八月的決議中一錘定音，甚至將「溫和」泛民的最低要求排除掉，計算著他們能夠瓦解由懦弱的占中領導所控製的反抗。社會主義者此前也一直在警告，北京的挑釁使得運動超出「溫和」領導的限製。

警察施放催淚彈鎮壓，使得反抗運動更為強大。這迫使梁振英和本地的國家機器暫緩片刻，政府在星期一宣布撤離所有防暴警察（雖然實際上並非完全撤離）。

星期一的早上，警察公共關系科的「好警察」派出談判專家與示威者談判，「友好」地呼籲是否能打開通道讓交通恢復，就好像昨晚沒有發生過什麽事情那樣！在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則幾乎沒有警察在場，而警察則重兵把守金鐘的政府總部，並與示威者對峙。

由於政府憂慮示威持續，甚至取消中共建政六十五周年的十一國慶煙花匯演。可見香港的危機導致習近平建立的強勢領袖形象的破滅。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一篇英文社論寫道：「激進分子只有死路一條。」而在報章中文版中，此文章被刪除，但指出中國武警可以協助香港警察鎮壓示威。其報導「武警的支援可以更快地恢復穩定」。他們開始意識到這些言論與在地的現實脫離，因此也被低調處理，並理解到需要小心處理這次爆炸性的政治危機。

就連駐紮在香港的5千名解放軍，也未必有能力重挫占領運動而「恢復秩序」，尤其占領運動越來越分散。出動軍隊更可能引發更進一步的政治反撲。對於中共政權和香港的資產階級建製來說，目前駐港解放軍更重要的角色是震攝和威嚇，而非真正出擊。

這不代表說，解放軍一定不會出動，甚至不能排除會從大陸增援到港，假如危機去到香港的統治機器和警隊出現分裂的時候。但是在短期內這是不大可能的。政府在接續數天的策略，會好像臺灣當局在今年初的「太陽花學運」那樣，利用雇用黑幫或親政府社團來挑釁並試圖引發沖突，抹黑運動並讓警察有藉口再次鎮壓。

梁振英下臺！

雖然局勢的發展迅速，有很多可能性和改變，但暫時來看政府會暫緩發動新一輪的鎮壓，並試圖透過讓步，甚至辭掉一些不受歡迎的官員（這以前曾經發生過）來拖延並渡過危機。

我們並不能排除梁振英將會下臺，來換取香港恢復「穩定」，但面對群眾抗爭而下臺將會對香港和中國政府帶來巨大的成本。這會大大地提升群眾的自信，證明戰鬥性的反抗是可行的。要求梁振英下臺是目前的核心口號。就連占中領導們也在提出特首的請辭，反映出運動底層的民憤。在星期一早上，梁振英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他將「不會讓步」，但危機持續下去，嚴重的壓力將導致政府陣營分裂。

社會主義行動非常活躍於運動中，並透過「全港大罷課行動」組織中學生罷課。社會主義行動提出要贏得真正的民主，就必須要將香港的群眾運動與中國大陸的革命連結起來，工人階級將會是結束專政和改變社會的關鍵。爭取真民主的鬥爭並不能夠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完成，泛民傾向的「西方民主製度」也只不過是讓非民選的有錢人和財團壟斷政治。無論是由專製政權還是金融市場統治，資本主義就是獨裁製度        。我們另一個的選擇就是社會主義製度，並且民主地計劃經濟，來終結不斷惡化的貧窮、樓奴、失業者和低薪合約勞工。

在現在的群眾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建立中港的工人群眾政黨，將革命性的民主綱領連結起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團結聲援香港「雨傘革命」的不合作運動、罷工罷課和占領運動！
打倒梁振英政府！
反對鎮壓，天安門事件不要重來！
建立工會、學生會和罷委會，將罷工罷課蔓延
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打倒中共一黨專政！

不與暴虐的港府談判！

最近幾日，反占領流氓暴力襲擊占領運動，警察袖手旁觀，縱容暴力，放走一個個被拘捕的暴徒！中共及港府資助愛護香港力量及藍絲帶勢力，策劃這場暴力事件。

同時，警察施用狡猾的手段，向特首辦駛進載滿催淚氣體丶橡膠子彈等武器，試圖恐嚇占領人士。政府於9月28-29日派出「第一梯隊」施放催淚彈鎮壓失敗，挑起了民情反彈，現在派出親政府流氓作為「第二梯隊」發動攻擊。

在旺角，群眾英雄式地回應了這些攻擊，約1萬平民到旺角抵抗暴力。雖然占領運動的「官方」領袖學聯丶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呼籲群眾撤離旺角及銅鑼灣，但仍然有過萬人到旺角留守，這本身已令人驚嘆不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活躍於旺角占領區，我們認為必須保衛旺角區。民主地組織起來，成立行動委員會協議日常鬥爭。

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不同派別的力量正受到壓力，「溫和泛民」往往害怕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激進化而失去控製。他們在壓力下可能以「保持民意支持」的名義解散運動或向政府作出退讓。這會削弱運動的力量，令我們更難勝利。

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暴力襲擊是政府戰略之一，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施加壓力，要他們尋求妥協的道路。任何與梁振英及中共的妥協只會拿到小修小補的退讓。這絕不能帶來群眾要求的全面民主。

與政府談判？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虐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立即實現真普選，而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丶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臺！
★不要假妥協丶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 ─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香港：警匪合作，政府和警方製造襲擊事件打擊「雨傘革命」

10月3日（星期五），占領運動進入進入第六天。經歷過與警察對峙，兩天的公眾假期結束後，占領運動受到有組織的暴力襲擊。社會主義行動（CWI）活躍於旺角占領區，這一帶多日來受到黑幫和愛港力動員出來的流氓暴力襲擊，拆毀拆毀帳篷和路障，襲擊占領人士，而警方則袖手旁觀。警方指星期五有37人受傷，當中旺角就有18名傷者。有19人被捕，根據警方資料，有一半被捕者有黑幫背景。

在銅鑼灣，同時有黑幫分子及親政府勢力發動同類襲擊，讓警察有藉口介入並清走圍欄及帳篷，從而結束占領。有報導指有暴徒推撞及性騷擾女占領者，又說「出得來示威預左俾人非禮」。本星期更出現一群親政府的「藍絲帶」勢力，支持警察執法，對抗佩戴黃絲帶的支持民主人士。這群所謂的「反占領市民」實際上來自中共的外圍組織。在一段廣泛流傳的視頻中，警察在銅鑼灣警署附近向一批中年男子分發藍絲帶，隨後同一批人被目睹襲擊占領人士。

在昨天的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前，新界鄉議局於兩日前襲擊了職工盟的街站。來自運輸、教育及服務等領域的大約一萬名「職工盟」成員，從星期一就加入了示威，支持此次運動。建製派媒體抹黑占領運動「現場混亂」且「癱瘓經濟」，將罪名歸咎於占領人士。

與此同時，在金鐘占領區，當務之急是組織認真的防衛，對抗右翼親中共流氓和警察的新一輪攻擊。警察的狡猾且挑釁性的策略激起了警民沖突。在星期五早上，警察要求示威者開路讓救護車通過，但卻利用缺口運送大量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一名CNN記者報導，目睹星期四晚運往特首辦的貨物上標簽為「round, 38 mm rubber baton」，即橡膠子彈。

集體捍衛占領區

警察實質上將特首辦轉變成堡壘，以應對激進學生的包圍行動。可見愈來愈多的激進學生對政府的拖延戰術及暴力襲擊不耐煩，以及愈來愈憂慮「溫和」泛民會試圖解散運動。

襲擊各占領據點的行動顯然是有組織的。每次襲擊的時段和模式幾乎一樣，在日間占領人數下跌時進行。「雨傘革命」示威者毫無懷疑地相信，對占領的暴力襲擊是由梁振英政府和警務處上級組織策劃的。

為響應號召重新占領旺角，鞏固示威運動，星期五晚旺角的占領人數增至一萬人。如此回應著實令人吃驚，因為包括「學聯」和「學民思潮」在內的「官方」組織者都呼籲人們前往被包圍的政府總部，將金鐘作為此次運動的主要示威地點，而保衛旺角的動員來自更激進的「非官方」示威團體和普通市民。

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本來已在旺角地區活躍多年，我們也在占領旺角最薄弱的時間中午的時候，與其他示威者聯手保衛占領區。在被親政府暴徒以二十比一的數量下包圍，守方被迫後退。其中一個困擾許多社運分子的問題關於所謂「本土派」的角色──他們乃一群松散的網絡組織，主要在網上動員並結合「無政府主義式」對所有政黨及「領導」的批鬥，帶有傾向獨立的思想，同時亦有粗疏的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這些團體也活躍於旺角占領區。但是他們的「行動」則更多地針對其他在場組織，尤其是社會主義行動，試圖在我們派發傳單的街站製造混亂和騷動。但是這些「本土派」在星期五親政府分子圍堵進攻占領行動時（當天最主要的新聞）卻神秘地消失掉。

有證據顯示「本土派」被中共滲透。去年十二月，一群「香港人優先」的示威者沖進解放軍軍營，並揮舞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旗，要求解放軍「滾出香港」。該組織的一名主要成員及後被發現為中共臥底並因此而解散。即使北京當局支持或操控港獨組織，表面上自相矛盾，但中共一直擅長使用這些手法。中共當局對於這些團體的滲透程度仍不清楚，但無疑北京正利用反大陸人的「本土派」──讓他們獲得大量的外國媒體關註──來將民主運動抹黑為「反華勢力」並將更大的政治打壓合理化。

分散占領

保衛多個占據點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分散占領一方面可以增加運動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政治效果。最重要的或許是令警察難以全面清場。群眾分散占領成四個不同區域，是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也突顯了警察的戰術問題。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一些派別的力量正在施加壓力，這派別不想有多個占領據點，令這些自我欽點的領袖難以控製。「溫和」泛民壟斷這場運動的政治路線，但他們幾乎與中共與香港政府，完全被示威者的戰鬥精神所震攝。這些政客們一直都恐懼於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被激進化並失去控製。

民主黨何俊仁說：「現在情況混亂。」何俊仁等泛民政客過往多次反對群眾鬥爭，附和政府關於「極端政治」和「暴力抗爭」的恐嚇輿論。在2011年一場替補機製的論壇裏，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會場示威後，泛民政客對其予以譴責。「長毛」最近就此案坐牢一個月。

因此，何俊仁等溫和派對今天空前的群眾鬥爭感到「困惑」，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運動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年輕人、學生和普通勞動大眾，每天與政府和警察對峙中清晰的目標和有決心的行動。

「溫和」泛民的目標是要尋求妥協，一個所謂的「現實方案」，而這只會是小修小補的讓步，並讓本來的專製政府得以繼續執政（無論梁振英是否下臺）。這並不是群眾要求的「真民主」，而這樣做也可能會引發起民眾的大量不滿。

社會主義行早前已經告誡過，暴力襲擊示威者是政府的戰略之一，這是來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等施壓，讓他們接受那個爛「妥協」。這也會增加「溫和」泛民的影響力，讓運動從新集中到單一、更易控製的地方。這解釋了為什麽（一定程度地）譴責警察與暴力攻擊，但卻沒有任何意誌試圖保衛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

談判？

鬥爭經過了起初的高潮後，在現階段已到了停滯時期，加上欠缺清晰的戰略和真正的領導，運動的路向及訴求仍然不明確。其中關鍵的一點是對談判的態度。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主導民主鬥爭的泛民領袖不想有雨傘革命發生，因為他們與資本家階級一樣恐懼，運動會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一人一票的訴求，開始將矛頭指向掠奪財富的大財團和銀行。泛民領袖往往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就談判問題，在運動內部已開始出現分歧。學聯起初決定正確，宣怖梁振英若不下臺就不會談判。這是底線！但在10月2日（星期四）晚上，政府顯然受北京指示下，表示願意與運動領袖會面，溫和派（等別是占中三子）似乎向學聯等人施壓，表示願意談判。這與泛民政客害怕失去運動的控製權不無關系。

旺角及銅鑼灣受到襲擊，令運動形勢有所改變，學生領袖受到的群眾壓力增大，令他們改變立場，不再與政府談判。但是，「和平占中」領袖仍暗示願意與政府談判。他們希望將街頭運動變為領袖圓桌會議，正是溫和泛民的政治基因。他們想透過談判去宣布「道德勝利」，主張占領者應該「暫時」撤退。但這立場將造成災難，會令我們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功，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這代表殘暴而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並拒絕任何除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繼承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對參選人有任何的限製。對於社會主義行動來說，這也應該聯系到將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並由一個真正的人民議會所取代，其中的所有成員皆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正如蘇格蘭最近的公投，投票年齡應降到16歲，我們已經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會主義者並非原則上絕對反對談判的教條主義者。在許多情況，無論是工人鬥爭或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的領袖都需要談判，但必須有群眾運動的壓力作為後盾。但港府受獨裁者的命令，絕不會放下權力，與它談判只會是註定的失敗，特別是，如果參與談判的都是溫和泛民領袖。今次的占領運動他們完全沒有發揮過角色，而在過去三十年，他們的妥協路線從來沒有為民主運動贏過絲毫的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目的就是要成為工人階級運動的記憶體。我們不斷提醒群眾過去的失敗經驗，告誡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中痛苦的背叛，避免今天的鬥爭再次錯失良機。

這個偉大的群眾運動得到了全世界的註目，尤其是工人和年輕人們。全球都發起了不同的聲援行動，包括從菲律賓到英國的工人組織。在「十一國慶」假期期間，參與香港運動的群眾數字超過20萬。

社會主義行動在占領運動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並竭力推動罷課中。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運動中少數聲音，呼籲將運動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裏的非法工人鬥爭和反抗國家機器鎮壓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共產黨的策略，而共產黨本身就是香港（乃至中國）通往民主的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不幸地，許多示威團體，例如民主黨，都不這麽認為，甚至覺得「幹預」中國內政會激怒獨裁者采取更強硬的立場。

但這種「自我審查」並試圖將兩地的鬥爭分開乃是個嚴重錯誤的想法，實際上更會強化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到中國，並且越早越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以反抗堅定地站在反民主陣型的資本家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以來都強調群眾的民主示威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民選行動委員會並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的所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接納未來政府所作出的談判讓步。

而當2012年反國教運動時，我們遭受一些民主陣營內的團體抨擊，被以官僚的手段阻止我們行動。我們已經告誡過「小圈子」的領導層在沒有民主程序下獨斷所有決定的後果。當年的運動後來在政府沒有完全撤回國教時被突然解散，這就凸顯出問題的重要性了。

不幸的是，今天的運動同樣缺乏民主的架構，而當自發而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使得占領初期數天運作尚算流暢，這種群眾鬥爭的模式正在政府的圍堵攻擊下受到嚴重的試驗。反占領的暴力更突顯了民主組織的重要性。解決出路在每個占領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組建自衛防禦，類似的民主組織也可以在學校和工作地點中推動罷課罷工的行動。這些委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的策略，並透過公開而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只有運動的內部全面民主，我們才能擊敗政府。

可惜，今天的占領運動同樣欠缺民主架構。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暴力襲擊令民主組織變成為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臺！
不要假妥協和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支持並延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來決定下一步的計劃，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學校罷課！支持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本身也是階級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重新啟動罷課　必須踢走梁振英！

香港的政治危機再次有戲劇性發展。政府企圖透過一次假談判來結束占領運動，但失敗而回。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不但用暴力催淚彈鎮壓群眾，現在更被揭發涉嫌貪汙！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這件醜聞更為現時政府的危機火上加油。這也是為什麽林鄭月娥突然宣布拒絕與學生對話，政府權威經已重挫，害怕談判可以變成群眾動員新一輪抗爭的機會，去要求梁振英下臺。

政府希望「擴大」談判的對象，將最保守的泛民溫和派也包括在內，這包括「和平占中」，但群眾在這場運動中，已經越來越看清他們阻礙群眾運動前進的妥協角色。相比起學生，政府當然希望與這些溫和派對話，因為他們曾經表示希望大家撤離並結束占領。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一定要重新啟動群眾抗爭，尤其是清晰呼籲全體香港學生重新啟動罷課。我們沒有時間猶豫。占領一定要繼續，不能作半點讓步，需要組織民主的行動委員會，爭取當區居民和小商戶的支持，同時組織自衛隊抵擋攻擊。

要確保新一輪的抗爭成功，並鞏固占領的話，我們一定要克服在雨傘革命所面對到的最大困難：基層組織與民選領導。我們必須由下而上建立這個領導層，取代現時幾個自我欽點的「小圈子」領袖，他們口頭上代表「占領」發言，實際上卻叫人撤離！

雨傘革命從此改變了香港。無論現在發生什麽，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投入到政治抗爭之中，他們更有鬥誌去為真正的民主而戰鬥，並且不希望像過去那麽多次受到背叛。

我們不能相信這個卑鄙暴力的政權。政府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的失敗後，改變策略利用「藍絲帶」和黑社會襲擊占領示威者。政府試圖製造恐慌，讓運動中的妥協派動搖，並結束占領和罷課行動。他們成功影響了那些一直質疑並拖延運動的領袖們。

這場運動的核心是最積極參與的普通勞動者和年輕人，對於結束運動的呼籲，他們大力反對。運動仍然得到大多數的公眾支持，有六成的香港人反對八月的人大決議，而只有五分一的人支持。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力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至今已經有約四十名維權人士在中國發起聲援香港的「雨傘革命」而被當局拘捕。縱使中共獨裁在大陸實施全面的媒體封鎖，並將香港的運動抹黑為「西方陰謀」，還是有人計劃在未來數天，於天安門廣場舉起雨傘進行抗議。大家試設想下，假如香港的占領運動能夠清晰地呼籲中國大陸人民聲援，在中國的反應會如何？至今未有運動的領導層願意作出這樣的呼籲。所謂如果我們避免幹預中國「內政」，中共就會恩賜民主給我們，這完全是個誤解。民主鬥爭是沒有中間余地的：要不獨裁者勝利（香港沒有民主），否則就是他們的失敗（在中港兩地都能實現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踢走梁振英！
不要假妥協、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梁振英涉收受澳洲財團賄款5千萬

香港「雨傘革命」踏入第三個星期，在林鄭月娥拒絕與學生談判後，有10萬人參與占領金鐘的集會。梁振英政府受盡壓力，連日來不斷有流言傳出，指中央會撤掉梁振英來平息民憤。

十月八日，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突然報導，梁振英在2011年11月底宣布參選特首後，隨即於12月與澳洲財團UGL簽署秘密合約，承諾繼續擔任其顧問並支持其在亞洲擴展業務，作為回報金額高達400萬英鎊（約5,000萬港元）。自梁振英2012年正式上任特首以來，更兩度收受報酬而並未申報。梁振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

UGL乃澳洲的跨國企業，業務包括工程、地產項目等。該公司於2011年12月收購戴德梁行，而梁振英則時任戴德梁行的亞太區主席。現在UGL企業與港鐵公司（港府為最大股東）有至少三項香港及澳洲的合作項目。

「雨傘革命」的群眾高呼梁振英下臺，警察於9月28日投擲催淚彈鎮壓示威者後，警隊內部士氣低落，軍心動搖。甚至有傳梁振英曾與政府高層商討，要犧牲曾偉雄一人以平息民憤。不難想像，今次針對梁振英的貪汙醜聞，是建製陣營為隨時準備犧牲梁振英而鋪路。

梁振英面對貪汙醜聞，政府正陷入新一輪的危機，但未必代表會因此立即下臺。董建華在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也繼續任職至05年才「腳痛」下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派別會想犧牲一個傀儡而保存整個製度。

2012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就是以揭露對手唐英年僭建和婚外情的黑材料，才得以當上特首，自始唐梁之爭引起了香港統治階級之間持續的分裂。梁振英上臺後，政府內閣的醜聞繼續被揭發，涉及面包括上臺數天便下臺的麥齊光、前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等。這不是香港製度的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的反貪權鬥搬到香港上演。梁振英收受的金錢資助，不過是整個腐敗政府的冰山一角罷了。雨傘革命不要只換人而不換製度，踢走梁振英，革走整個腐敗政府，實現真普選，打倒財團專政！

雨傘革命分裂危機 － 背後原因是什麽？

要打倒梁振英政府，要爭取到真民主，就要團結起來抗爭。但只有民主決策及自由討論才能達致真正的團結！

雨傘運動踏入第三星期，抵受了警察暴力、黑幫襲擊及反占中的輿論抹黑。但是，運動內部正就路向分歧而陷入分裂，為什麽會出現這情況？

占領群眾深深不信任泛民及占中三子等團體，認為他們會背叛運動。經過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這些批評是合理的，有必要公開討論。可惜，盤踞於旺角的本土派並非以討論作為手段。本土派沒有提供一個替代妥協派的方案，從而建設更強大、更團結的運動，而是用散播謠言和抹黑的手段排斥異己，甚至傷及反對妥協的組織。本土派以流氓惡霸的手段，歇斯底裏攻擊「左翼」（有很多實則上並非左翼）以及任何異見者，令運動愈來愈專製。這嚴重危害運動內部的言論自由及組織權利，有違民主原則。

學民思潮及學聯表示，願意以撤離金鐘道作為交換條件，要求政府重開公民廣場作為集會用地。黃之鋒宣布決定時，雖然聲稱是與占領現場人士商討後共識決定，但金鐘道不少占領者表示反對，甚至表現出憤怒。

學民及和平占中表示，為了爭取所謂「中間派」的支持，因此要向政府釋出善意，但換來的是政府立即清除金鐘一帶的路障，可見尋求談判根本不會有結果。

占領當然需要策略調配，但運動欠缺民主的組織架構，令群眾不能集體民主決策。現時學聯、學民及和平占中成為了金鐘區的談判代表，但由於沒有組織行動委員會，與占領者民主商討決策。黃之鋒於深宵宣布可以撤離金鐘道，只是在重覆反國教解散運動的錯誤。

只有繼續堅守占領運動，並將行動升級（尤其要將雨傘運動從香港蔓延至中國），向大眾展示勝利的可能，才能爭取遊離群眾的支持。相反，妥協只會令群眾感到運動走向下坡，令民氣消散。

金鐘代表泛民勢力，泛民視群眾力量為談判籌碼，想重用過往由上而下的方式控製運動。旺角則代表了本土派的勢力，吸引了一批不滿泛民及學聯的激進年輕人。熱血公民為了收割年輕人抗拒組織的情緒，打著「沒有大會」的旗號，禁止其他組織參與運動，實質上要令自己成為單一領導。在沒有民主的組織下，旺角、金鐘兩派的對立令運動有分裂之危機。

本土派的攻擊分裂運動，讓政府、警察及反占中流氓坐享漁人之利，對這場鬥爭造成具大危險。本土派充當運動的警察，只要參與者不聽其指令，就指控其為「共碟」並圍堵驅趕。社會主義行動都曾經被流氓叫囂圍堵，甚至破壞物資。我們強烈譴責這種反民主的惡行。

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過往壟斷群眾運動，在關鍵時候煞停運動，激起了群眾不信任組織的情緒。極右本土派從中得勢。現在本土派只是復製泛民的控製手段，只是做得更專製、更歇斯底裏：嚴格控製運動「紀律」，扼殺活動自由；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不能各自表述政治理念；抗拒組織參與，實質上要令運動只有單一領導。更重要的是，本土派長遠會令香港民主運動扭向族群衡突的方向，撕裂中港兩地反獨裁的運動，反過來只會讓中共得益。

為了令運動團結，堅持抗爭下去，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可以共同參與決策。香港民主鬥爭的一大弱點是欠缺具群眾基礎的基層組織。最大的缺失是欠缺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將反獨裁運動連結至反對低工資、高工時及反對商家操控經驗的鬥爭，這場鬥爭可以由香港開始，但唯有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工人和年輕人，推翻中共政權，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及新的工人政黨是當務之急，要求向領袖問責，並民選產生基層代表取而代之。這些基層代表必須真的來自基層，並切實為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發聲。

人大決定不撤回，真普選未實現，我們絕不退縮！

美國正在香港搞「顏色革命」嗎？

官媒聲稱香港的占領運動是西方勢力背後策劃，以分裂國家，阻止中國經濟增長。這論調在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中占重要，透迥指控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並會破壞社會穩定，以遏製在中國對民主的呼聲。

中共「顏色革命」的陳腔濫調被眾多事實否定。首先，社會主義者及很多左翼分子都積極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軍事侵略，我們這群人在現階段是運動中的少數，但也非常活躍於民主鬥爭。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有份舉辦聲援斯諾登遊行、聲援加沙（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行動）、反對美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爭。我們同時反對中美政府兩方是沒矛盾的，因為兩國政府都代表著商家鉅富的利益，壓迫大多數的人民。

第二，中共選擇性地利用「美國威脅」去迎合自己的輿論宣傳，是虛偽的做法。事實上，中國的統治菁英與美國資本主義是一個龐大復雜的夥伴關系。的確，隨著中國崛起而蠶食美國在世界多處的利益，兩國關系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但從經濟來說，兩國關系仍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龐大、最重要的關系，迫使兩國政府面對紛爭時要小心處理。

兩國經濟是由龐大貿易及金融關系緊密連系，同時中國持有龐大的美債。美國最大的企業都是中國的主要投資者，例如通用汽車、百勝（肯德基）、波音和蘋果，他們在中國售賣的貨品比美國更多。但今年也可見到一個歷史上的轉折，就是中資在美國的投資超越了美資在中國的投資。阿裏巴巴在紐約上市的股票，總共集資250億美元，令主席馬雲一夜變成中國首富，也令另外10名阿裏巴巴董事變成百萬富翁。

這種盈利關系解釋了中美政府想淡化香港的示威事件，確保不會影響生意。正如據報道前國務卿希拉裏說：「就人權問題批評你的莊家是不好的。」這正正是美國駐港領事在9月28日警察投射催淚彈後的回應，美領事發表聲明指美國「不會在香港政製發展問題上有立場」。

基於同樣原因，中國指控「美國幹預內政」和「顏色革命」時，通常透過《環球時報》等更強硬的官媒，但有時也會出自其母報章《人民日報》，但很少直接出自中共領導高層的口中。這些喉舌報的作就是令人覺得政府發言人的言論相對「合理」。

與美國「新保守派」友好

有些泛民領頭人物與美國右翼政客有連系，是事實來的。最近，前港督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為《蘋果日報》的黎智英安排居英權（彭定康拒絕了10萬港人申請居英權）。據報道，黎智英與美國新保守派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是好友。沃爾福威茨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也是因為他令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冒起。

黎智英的政治顧問Mark Simon是共和黨香港支部的領頭人物，也曾為喬治布殊助選。另一外美國「新保守派」愛倫（Ellen Bork）與李柱銘是好友。中國媒體大肆報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旳角色。NED是一個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智庫，資助不同的非政府組織，2012年在香港用了75.5萬美元，2013年用了69.5萬美元。

對於香港泛民與美國不民主的資本主義代表有連系，社會主義者並不感驚訝。雨傘革命並不是因為這些領袖而爆發的，而是因為沖破了這些領袖阻礙而爆發！從此可見泛民的政治矛盾，他們對民主的願景是建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因此主張妥協及逐步改革，但這路線經歷了30年的考驗都無功而還。中共獨裁者在全世界的企業都有一班有權有勢的好友。這批人與香港的商家一樣，認為民主對中國是壞事。

泛民領袖及其美國好友害怕，鬥爭的群眾不會停留於要求民主，而要求更進一步的社會變革，這將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從雨傘革命可見這一點，而泛民之前並無預計或希望運動會發生。

泛民領袖的美國好友不但沒有煽動顏色革命，反而不鼓勵群眾示威。美國領事在今次事件采取中立，而有傳沃爾福威茨在七一前與黎智英在遊艇聚會時，要求他不要發動占中。不論這是否屬實，占中的確被推遲了。

這立場與美國對港政策是絕對吻合的。在2010年，當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起「五區公投」時，《蘋果日報》並不支持五區公投，反而支持泛民妥協派。溫和泛民後來與中共密室談判，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其中有份參與密室談判的就是今天的「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

美國「重返亞洲」？

親中共的陰謀論者以美國「重返亞洲」作為例子，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可參考「多數中國人預料對日開戰」）為「外國勢力陰謀」，包括一些國際前斯大林派左翼也如是。雖然奧巴馬政府無疑想在亞洲建設軍事及經濟聯盟，包圍中國以阻止其經濟影響力增加，但這不代表他們想就香港問題與北京立即沖突。如果認為美國資本家階級主張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希望可以圍堵中國， 但仍然希望與目前獨裁的中共政權打交道，因為中共也主張穩定的盈利環境，而不想由未知的勢力取代中共。

特別現時伊拉克及敘利亞處於尖銳危機，伊斯蘭國控製了兩國約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美國發起的空襲未來阻止其得勢，白宮希望避免與中方進一步對峙而造成後顧之慮，而不想進一步刺激中俄正在萌芽的聯盟。正如《華爾街日報》於9月29日指出：「美國政府正面對多處的地緣政治問題，預計因此會小心處理與北京的外交。」

同樣，英國更加如是，右翼政府深陷危機，希望可以安撫北京，避免就香港問題發生糾紛。英國國會決定派員到香港調查，其實只是無意義的姿態，但大陸官媒就此事大肆攻擊。但今年6月李克強到訪英國時，總理卡梅倫就有相當關註一點：要確保價值2200億港元的中國投資合約，包括能源、鐵路和銀行。倫敦已經向中方代表保證，不會再發表「人權講話」，卡梅倫也不會再如2012年時般與達賴喇嘛會面。當時北京要求英國道歉，而英國也跪低了。

在今年夏季，陳方安生及李柱銘到訪英國，希望爭取英國資本家政客的支持，但以失敗告終。最令人註目的是，卡梅倫拒絕與他們會面。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卡梅倫保持緘密，並將香港問題交由副首相克萊格處理。克萊格是自民黨黨魁，將於下屆選舉受到重創。因此他們用盡任何機會爭取曝光，但他對香港的民主鬥爭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泛民認為民主鬥爭需要尋求外國政府或商家領袖的協助，社會主義者徹底反對這一立場。香港群眾需要贏爭取境外盟友的支持，但對象應是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年輕人，尤其是中國，因為反中共的關鍵地方就是中國。香港本土派團體舉港英旗爭取民主，是自討苦吃的，英國政府及資本家階級並不是示威的得益者，因為他們正忙於與北京做商業勾當。

反占中暴徒攻擊占領者街站

強烈譴責暴力

10月19日下午三時半，社會主義行動在藍田地鐵站A出口外擺設街站，呼籲支持雨傘運動。期間突然被十多名自稱反占中的中年男士滋擾，除粗言辱罵外，亦推撞及拍打我們義工的頭、胸及背，又以腳踢臺及揚聲器，令部份街站物資損毀，活動被迫中止。警員到場，護送其中一名成員上警車，但沒有逮捕任何暴力襲擊人士。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使用暴力，打壓言論的行為，此次事件證實站在暴力一方的是建製和政府。這些可恥的暴力行為並不會窒礙我們爭取民主、打倒中共專政的決心。我們將會抗爭到底！

對抗警察暴力　需要號召罷課罷工一天

雨傘運動經過了三個星期，為了實現真普選，打倒梁振英占領者抵抗了警察近乎失控的暴力，堅忍黑幫的暴力襲擊，被驅趕後又再度重新占領。在10月18日淩晨，9千名群眾重奪旺角占領區，遠遠出乎政府和警察的預算，群眾即使面對警察多次以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但仍然成功奪回旺角街道，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退後防線至登打士街，群眾又一次擊敗警察！

著名美籍戰地女記者波恩斯坦（Paula Bronstein）站在私家車頂上，遭警方以刑事毀壞罪拘捕，也有其他記者被警棍打中。有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是六七暴動以來首次發生的。

政府采取拖延策略，等待民氣消耗。政府目的是分裂運動，然後讓泛民政客及占中三子等妥協派宣布撤離，甚至批評「激進分子騎劫」。政府想孤立不妥協的年輕人，然後加強鎮壓去驅散整場運動。

可是，政府一再計算錯誤，不斷惹起民情反彈，包括反黑警員在龍和道曾毒打示威人士曾偉超、警察強行在旺角清場，再一次激起群眾重新占領。由928警察投射摧淚彈、10月3日的黑幫襲擊、警黑合作、到龍和道及旺角暴力清場，每次都是政府的計算失誤而令民氣再度凝聚起來。

單靠占領並不足夠 － 如何升級？

面對著警察、黑社會的暴力，市民依然不斷回到占領場地，顯示群眾的勇敢和鬥誌。然而，一批年輕占領者對於現時運動停滯不前感到不耐煩，發起零散的堵塞行動，但這種「快閃」行動難以長期鞏固占領，若果誇大直接行動，而忽視了集體力量的話，占領將難以長久持續下去。要真正保衛占領區只能依靠說服群眾，改變民意，動員更多市民上街，才能打倒梁振英。群眾動員不能依靠小撮人的直接行動所取代。十月十八日，我們在旺角的勝利示範了如何保護占領區：團體和普通市民大規模動員群眾參與。若果占領區中有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將更有效地鞏固占領區，而且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討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

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此外，罷交稅及罷工等抗命手段，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不是取代了占領堵路，但會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中共實際上比想像中脆弱得多。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

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雨傘運動亦需要支持以下訴求：

★全民退休保障 － 不要老年貧窮
★最低工資$40，標準工時40小時，外傭得到平等權利及保護
★凍結租金，大量增建公屋，給予年輕人居所

雨傘運動若要擴大，爭取更多支持，抗衡反占領陣營，就要支持這些訴求。梁振英會說這些訴求也是「不切實際」。但若果將真普選的抗爭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將可創造勢不可擋的運動。

延續雨傘革命　在中學組織真正的獨立學生會

為了爭取真普選，要求撤回人大決定，「雨傘革命」撼動了港府及中共，讓我們見證了香港的歷史。運動得到了全世界關註，全球數十個城市發起聲援行動。學生帶頭於9月22日發起罷課，超過24所大專院校及百多間中學罷課，後來200多人闖進公民廣場受到警察鎮壓，然後燃點起了這場運動。

組織起來，對抗梁振英！

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我們不能姑息梁振英及整個腐敗的製度！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9月28日，警察動用87枚催淚彈鎮壓手無吋鐵的學生及普通市民。自人大8月31日的決定以來，新一輪的政治打壓陸續展開。在這場運動中，被逮捕的學生很可能會被秋後算帳，受到比以往加倍的政治檢控。我們絕不能以沈默縱容政府的惡行，當務之急的是組織起獨立戰鬥的學生組織！

抵抗學校打壓

罷課運動期間，許多中學生希望在學校自發罷課，都被校方阻止。一些學校校方雖然被迫退讓，但仍以高壓方式壓製學生。部分學校「安全」名義把學生困在校內，不允許外出，甚至禁止同學去洗手間。也有學校致電家長施壓，要求將同學帶走。教聯黃楚標中學學生在操場邊一字排開坐，再輪流被老師問話。學校變成了一所監獄，校長變成了獄卒，阻止同學組織會議、派發宣傳罷課的單張，甚至一些學校連派黃絲帶也被禁止！
雨傘運動期間的罷課組織面對重重打壓，包括建製派抹黑、校方威脅「記大過」、「不準升班」等。

建立具戰鬥力的真正學生會

因為中學生之間欠缺一個獨立、由下而上的全港學生組織，當組織罷課的學生受到打壓時，往往不清楚如何應對，與其他學生之間也沒有協調。全港的中學生需要一個貫穿所有中學的機製，讓所有希望參與鬥爭的學生都加入到這個獨立學生會中，定期舉辦會議，討論及投票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如果香港有一個真正為學生爭取權利的學生會，在罷課期間，若有任何一間中學受到校方打壓，我們可以將消息立即向傳媒公開，向學校作出反擊，發起聲援行動等。一個真正的學生會不應受到校方任何控製，面對打壓時，可以有效團結集體力量，不會孤軍作戰。

現時全港各中學的官方學生會都受學校校方控製，所有決策及行動都需要經過校方批準，學生並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當學生嘗試爭取權利或校製的改革時，往往處於弱勢。我們於將軍澳中學生成員便反映，他代表學生會與校方開會時，曾提出一些校內改革，例如修改只能在地下操場飲食、早上必須於操場集會等條例，老師立即回應「校規上已有的條例不用再討論，沒有可能修改」而終止對話。事實上，學生會只是像政府的一個假諮詢民意的機構，實際權力始終在校方一邊。

學生應該有權組織屬於自己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選舉產生代表，並且有權力與校方共同製訂校政。只有具戰鬥力的學生會，才可團結學生，捍衛校園民主！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課委員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學生會，不受校方控製。為了在日常捍衛中學生的權利，也為了重建民主鬥爭的群眾基礎，指明戰爭的新路向，獨立學生會是必須的。

雨傘運動給予我們真正徹底改變香港的機會，實現我們久等的真民主。我們受夠了那些欺騙與語言偽術。但是，要達到最終勝利，群眾需要更有組織，包括工人組織工會、學生需要組織獨立的學生會，為了抵抗未來政府、主流媒體和警察的攻擊。從雨傘運動中再次見到，泛民領袖及和平占中並無能力帶領鬥爭，相反，他們正充當著運動的煞車掣。這批政治明星和學者害怕群眾會「失控」，往往寧願與政府談判，即使只是沒有結果的假談判。雨傘運動反映了群眾有能力擺脫這批領袖，建立起新民主運動。這個組織需要由下而上民主地建立，不可能一日達成，需要由零開始。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委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的中學學生會。

占領者無視禁製令　堅決留守

高等法院頒布禁製令，禁止示威者占領旺角及金鐘部分占領區，有效期至星期五早上十時。經過了一輪警察暴力，建製陣營動用法院國家機器作為恐嚇手段，但占領人士無視禁令，繼續堅定留守。

示威者抵擋了警察的胡椒噴霧，以及警察毆打的致命武力，且本身為了堅守占領已經犯上非法集結罪。禁製令決不會成功驅趕示威者，在法律技術上本身也難以執行。因此，這最多只能造成輿論恐嚇，令未加入占領的市民不敢加入。梁振英政府要妖魔化旺角占領區，宣傳示威者為「激進勢力煽動」、「外國勢力介入」，務求令其失去大眾支持。現在除了堅守占領區，亦需要有組織的宣傳行動，說服更多群眾參與。

正如梁振英之前所講，談判不代表不清場，政府現時兩手準備，在今天（10月21日）準備與學聯談判之際，背後繼續放劍打壓運動。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態度非常強硬，談判不會有任何實質結果，而只是梁振英拖延戰的手段，令占領運動的民意消散。此外，學聯代表了整個運動去作談判，容易讓政府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去分化運動。

談判應該作為平臺，去宣布下一輪的抗爭行動。從社會討論「占中」開始，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單靠占領運動的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需要將運動進一步升級，例如罷課、罷工、罷交稅等。現在迫切發動罷課罷工，以進行一天為開始，然後逐步延續及升級。10月28日正值警察投擲催淚彈一個月，在當天發動罷課罷工將對一個月以來警察暴力的最好回應。

有說法指現在占領人數正在下降，不是行動升級的時候。社會主義行動的看法正好相反，若果運動領袖發起升級行動，才能加強群眾再參與的信心。正如《明報》最近一份民調，超過75%成受訪者贊成行動應該升級，如展開「不合作運動」、持續占領及罷工等。現在欠缺的是一個由下而上組織的民主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決定下一步的抗爭方式。

香港雨傘革命深入探討

從尚在進行的雨傘革命中，得出了什麽重要經驗？

這次運動參與者數以十萬計，其豐富性及創造力，即使我們社會主義者也未能想像到。我們不像政府及其他人，我們一早預計到會有運動爆發。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香港形勢愈來愈趨向爆發局面。香港貧富懸殊在已發展經濟體最嚴重，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處於貧窮。最近一項調查發現，41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資產，等於香港74.4%的GDP，只有斯威士蘭的財富集中度比香港更高。香港的房屋是全球最貴，很多正在占馬路的年青人預期要與父母同住至40歲。

現時，民主抗爭陷入僵局，加上中共拒絕退讓，是社會矛盾爆發的觸發點。雖然香港人在2017年選舉特首有投票權，但卻不能選出心儀政府，而這權力正在中共手裏。

以往的大規模遊行都失敗告終，原因在於資產階級民主領袖的錯誤政策。他們為了不要驚動北京，就堅持香港民主是香港事務，而不將運動連系到中國大陸這個更缺乏民主的地方。這就如我們說，機艙裏有吸煙與非吸煙座位 － 但兩邊乘客卻是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中共可以在香港受到挑戰，但只有在中國才能被完全打倒。同樣，這些領袖支持資產階級「民主」，但資本主義根本不想中港有民主。資產家與獨裁製同床共枕，他們懼怕民主「改革」會如水壩排洪，小小修改會激起洪流，淹沒獨裁者以至整個資本主義製度。特首梁振英最近就不慎脫口，說如果有真民主貧窮人士就會主導選舉。一名中共高級顧問王振民講明「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會停頓」！

當全球資本家也賴以中國經濟生存之時，中共獨裁者認為自己實力雄厚，根本不用作出半點讓步。表面上這論述是正確，但事實卻是相反。中共正處於嚴重分裂及掙紮求存的邊緣，這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理解到。

民主陣營內部有什麽勢力？

今次的運動參與者涵蓋不同階層，有老有嫩，而大部分人也不是任何政黨的支持者。在跛腳立法會內，民主派各大黨代表著各派的自由主義，一些團體較接近瑞典的右翼社民黨。民主黨等所謂 「溫和派」政客一直主張和獨裁者妥協，循序漸進的路線。但這種方式已經沿用了超過30年，並沒有帶來任何出路，雨傘革命正正在這背景下爆發。即使如此，這次運動還是爆發了，並將這些領袖貶為配角。

此外，也有另一「占領中環」運動，雖然名為「占中」但卻在今次運動毫無角色，且一直設法避免現時的運動。它原意是以一個平淡的占領行動「交差」，占領五日後向警方自首。「占中」領袖拖延運動超過一年時間。 最後，年輕人等得不耐煩，尤其是罷課一星期的學生，在沒有這些「領袖」帶領下行事。

如果當初運動是由這班領袖主導的話，規模和膽量一定不能與現時相提並論。 WPZOOM在9月28日，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後，「占中」領袖已經呼籲群眾撒離，之後亦再不斷發表同類講話，要求縮小占領規模，甚至全面撤退。但是，他們也承認了自己不能控製運動。

可惜的是，當這些領袖大大被邊緣化時，他們混亂而錯誤的思想仍廣泛流傳，例如就如何挑戰獨裁政權、該提出什麽訴求等問題。原因是他們並沒有被挑戰，沒有被清晰的替代方案所取代。

現時出現了政治理念的真空，且過度依賴 「行動」。行動固然重要，但很多年青抗爭者只是集中於行動，而忽視了思想的重要性，忽視了需要透過辯論得出的一個致勝的戰略。很多勇敢的參與者說 「我要站出來」，但他們並不相信可以打倒中共獨裁政權，也不相信中共會改變對香港普選的取態。關於綱領和策略的鴻溝，就是社會主義行動通過活動去填補的地方。

現在形勢如何，下一步會發生什麽？

情況每日都在變化，突然而來的變化可以影響整體的方向。占領行動已經持續了三個星期，盡管政府大規模使用暴力、警察搜捕、甚至流氓打手的襲擊，但都徒勞無功，反而激發了民情反彈，擴大了占領規模。在10月18日，旺角這個社會主義行動所活躍的工人階級社區，更取得了一場大勝。警方早上發動突襲，出動泥頭車等重型機器搗毀了占領區的街壘和帳篷。但當天傍晚超過一萬名群眾反攻，重建街壘並迫使警方後退。而由於警察使用愈來愈危險的武力，令民眾也付出了不少受傷的代價。警察甚至有意地襲擊和逮捕記者，因為要控製新聞發放。

今次是集體行動的典範，要在此之上建立運動，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基層組織。我們多次強調，需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以維持占領行動，可惜現正缺乏這點。現時運動沒有領導也沒有組織。長遠而言，任何占領運動都難以維持長時間的，因為參與者會疲勞，人數會下降。因此我們強調，要使運動成功就必須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行動，以一天的罷課罷工作為開始。

香港現時僅有的自由空間會否進一步收窄，或是相反？

這取決於鬥爭如何展開。毫無疑問，中共專製政權及其香港傀儡想剝奪民主權利、打壓更「激進」的政團，以及操縱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以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他們熱切希望通過廿三條，方便打壓抗議權利及以言入罪。假如廿三條獲得通過，工人國際委員會 － 就如在中國境內一樣 － 將被取締。

但即使現時的運動不能取得成功，變得筋疲力竭，也並不一定表示政府能夠徹底通過這些反民主的計劃。他可能會蠢蠢欲動，但卻會面臨阻力。這場鬥爭已經使數十萬人變得更激進和憤怒，尤其是年青人。警方淪為政權打手，而被視為過街老鼠。從現時示威者稱警察為「黑警」就可見這點，指的是警察與黑社會狼狽為奸。

無論短期結果是什麽也好，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政府面臨長時期的政治危機，並隨時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

工國委在鬥爭中起到什麽作用？我們面對著哪些困難？

這場運動非常復雜，且包含著很多不同的甚至相沖的派別。除了要面對警察和流氓暴徒的外來攻擊，同時也存在著內部隱憂。內憂包括了不停宣揚失敗主義的「和平占中」和妥協派，亦包括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極右本土派，粗糙而民粹地批評妥協派政客，並混合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和反左翼的威脅。因此，鬥爭中存在著一些「烏克蘭特征」，幸好沒有烏克蘭那麽強烈。

本土派顯然存在於占領區，特別是旺角。相比起政總和金鐘的占領區，旺角占領區更強硬和「反領導」。本土派也以民粹的方式來收割獨立的情緒，但他們沒有任何實行的策略。有些本土派對西方帝國主義存有幻想。不過西方國家多半只是在細枝末節上譴責獨裁的中國，仿佛這樣就足以打垮這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多次受到本土派的攻擊和抹黑。他們曾對我們街站包圍叫囂，並在網上威脅要將我們趕出占領區。當我們的成員遭到親政府暴徒的肢體攻擊時，本土派加入襲擊，並叫囂要我們關閉街站。我們已經製作傳單曝露他們的目的和手法，堅守自己立場。有時我們能夠分割他們，並令群眾反對他們。在目前的鬥爭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偽激進派」，例如他們在10月18日早上警察清場時消失了，卻把占領區丟給其他人來保護。而且有本土派團體愈來愈被懷疑有中共滲透。

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一個政治團體將民主鬥爭連系到反資本主義鬥爭上。我們認為這種連系不單單是一個「好主意」，而是民主鬥爭能夠通往勝利的唯一道路。不但因為資本家支持著獨裁政權，而且民主運動要推翻獨裁政權的話，就不能將自己限製爭取「真普選」之內，更要爭取一個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徹底改變這個導致貧窮、剝削的經濟製度。只有社會主義行動說雨傘革命必須蔓延到中國。

我們的任務就是嘗試指出前進方向，提出分析和戰鬥口號，避免運動偏離正軌。同時，無論是整個左翼，還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左翼群體中，可惜的只是一個少數派。雖然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占領行動，但工人階級還不是一個有意識、有組織的力量。需要社會主義者，工國委，要成為更強大的聲音，所以要嘗試建立和政治化群眾鬥爭。比如我們在推動罷課扮演先驅的角色，同時我們也希望招募更多的成員，增強力量。這最能夠保證未來的鬥爭浪潮會在一個更強大和更清晰的位置上展開。

反對占中搞公投　引導群眾妥協

學聯、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於10月23日晚突然宣布，將於周日在金鐘集會現場舉辦電子公投，決定是否接受以下兩個政府的談判條件：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份民情報告，以及設置多方平臺討論2017年後的特首選舉。

占中三子急急兩天內舉行公投，從沒有在占領區內與公眾討論，更沒有讓參與者製定公投選項。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集中討論是否接受政府的爛回應，而不是抗爭下一步如何走。

這是占中及泛民重奪運動主導權的手段，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最令人失望的是，學聯及學民思潮都為這場公投站臺。

每次學聯及學民違反占中意願，所作出的決定往往是正確的。無論是七一占中預演還是九二二罷課，學生都沒有占中三子的背書，但卻能反映到群眾的鬥爭情緒。可是，現在學聯/學民為戴耀廷站臺，此人曾多次公開呼籲撤離。是占中改變了立場，還是學聯/學民？

泛民及占中只有信心掌握金鐘的話語權，因此只有金鐘占領區才可投票，而「失控」的旺角及銅鑼灣則無票可投。這種公投由上而下官僚製定遊戲規則，架空占領者的決策權，正是我們正在反對的小圈子選舉。

學聯否認公投與撤離有關系。但恰巧的是，戴耀廷在同一晚在社交網路撰文表示，「占領行動不可能無了期進行」…「占領日子必有完結的一天」，而「延續運動占領行動結束後必須有其他行動，延續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我們必須緊記反國教運動的慘痛教訓，在主辦方宣布「階段性勝利」、「運動要遍地開花」後，整場抗爭無疾而終。

學聯表示今次公投可作民意回應，向政府施壓。談判後群眾繼續占領，已是最清晰的民意表態，再作公投根本多余。真正要向政府施壓，應該集中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強化群眾力量。

占中發起人在整場運動裏，除了多次呼籲撤離，就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學民及學聯代表了促發運動的罷課學生，但由於兩個組織政治上都歸屬泛民主派，因此與之緊密合作，不敢打破他們的政治框架，限製了運動進一步發展。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反對就運動策略進行商討和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公投議題及機製，否則公投遊戲只會淪為小圈子操控運動的手段。不少獨裁者都曾利用公投弄權，合理化專製統治，真心爭取民主的人，絕不應該仿效壞榜樣。

廣場投票擱置後，占領運動如何走下去？

和平占中、學聯及學民思潮決定擱置廣場投票，承認今次決定投票前，與群眾商議不足，為此向公眾道歉。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一決定。在戴耀廷提出公投後，我們指出投票的選項及機製未經群眾商討，倉卒進行投票，對凝聚民意及團結群眾並無幫助。我們支持運動要有商討及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投票議題及機製。這需要由下而上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開放予占領人士及團體參與。

網上及占領區都有很大反對今次公投的聲音，但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的團體，正式表明不支持舉辦是次投票。

我們分別在旺角及金鐘派發傳單，解釋反對是次公投的原因，但在金鐘占領區，和平占中單位阻止我們。其中工黨的郭紹傑更威脅我們收起橫額，否則「搵人過來搞你」。及後，有約20名金鐘義工到場，但經過社義行動成員解釋後，他們贊成我們的立場，並表示支持廣場的言論自由，然後散去。這些普通的義工並非完全受泛民控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民主意識比所謂的泛民更高。

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並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升級行動。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2014同誌遊行：撐同誌！反歧視！

一年一度的同誌遊行將於11月8日舉行，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添馬艦公園，與占領金鐘的群眾會合。群眾正在堅守雨傘廣場，也不忘同誌權利也是民主權利的重要一環。

雖然香港沒有統計同性戀人數之正式調查，根據現代學者一般同意認為同性戀者人數約占整體人口的6%至10%。按此推斷，本港的同性戀者人數估計約為60-70萬。如果有效組織起來，爭取同誌工人的平權，將是一股強大的抗爭力量。

為保障同誌條例而抗爭

保障同誌的法案受到建製派大力反對，保守的教會、家長及辦學團體也不支持，聲稱會沖擊傳統一夫一妻製的觀念。《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在立法會討論也被禁止。平等機會委員會正檢討現行歧視條例，當中建議將異性及同性關系的「事實婚姻」納入保障範圍，也受到建製派反對。李偲嫣組成的建製流氓組織「正義聯盟」，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

當然，單靠立法並不足夠保障同誌權利，因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法院和警察往往都立場偏頗，而起訴人亦要付出大量時間和金錢代價。如果歧視的風氣不滅，不少受欺壓的同誌也不敢提出申訴，真正能申張公義的個案可謂萬中無一。

保守的經濟政策

近年，撐同誌與反同誌的沖突愈加激烈，並不是偶然，而是整體社會及政治鬥爭激進化的背景下帶來的。同誌平權並非單純抽象的改變社會觀念，而是挑戰背後的政治經濟製度。

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建製派除了要維護保守家庭價值，更要保護既得利益。如果同誌在法律上可以組成家庭，也就可以以家庭為單位申領房屋、醫療和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對資本家和政府來說，這會打破「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條。

粉紅鈔票 － 不要商業化！

去年，香港同誌遊行的贊助商數量創下新高，多達26家，其中不乏醫療、保險、銀行、婚姻中介等新近開發同誌業務的產業。六間有資金贊助的公司贊助額分別從1萬到10萬港元不等。資本家看中同誌群體是新消費市場，急急打著支持平權的名義，撈一筆「粉紅鈔票」（Pink Money）。在美國、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國家，財團的入侵令運動趨商業化。

這些商業機構一方面在香港表面支持同誌，但它們也不介意與嚴酷迫害同誌的獨裁政府（與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等）合作，在那些地方對同誌權利緘默不言。花旗銀行及摩根士丹利尤其如此。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有更好的社會服務，但商業機構只會照顧到中上階層的小撮人，絕大部份的基層同誌被視若無睹。粉紅鈔票將運動去政治化，變成自成一角的消費活動，而非挑戰製度的抗爭。高消費力的階層的聲音淩駕基層，掩蓋基層及工人階級同誌的訴求：同誌勞工保障、加大同誌公共服務、防止學校及職場欺淩等。

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同誌工人需要大量加入工會，並將同誌議題納入工人抗爭。工人階級與窮人要跨越性傾向歧視的分化，團結抗爭。只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徹底消滅性傾向歧視、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

保衛旺角占領區　抵抗法院警察打壓

需要組織民主糾察隊　有效守護陣地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40天，警察多次用盡暴力清場，始終無法驅散勢不可擋的民意。APEC會議於11月11日結束，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針對的地點包括介乎亞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之間的彌敦道、介乎通菜街及砵蘭街之間的亞皆老街西行路段、及中信大廈龍匯道及添美道的出入口。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

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運動需要升級

梁振英恃著背後的大陸政府撐腰，態度非常強硬，在普選立場上不讓半步。現在單靠占領的力量不足以迫使他妥協。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為了面對更大的挑戰，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更重要是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包括集體罷交稅、罷交差餉等群眾抗命運動，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背後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保衛旺角　行動升級　罷課罷工一天

需要召開群眾民主會議　決定下一步行動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六個星期，占領群眾爭取民主的意誌堅定，無懼警察多次暴力清場，民意勢不可擋。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於北京APEC會議結束後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行動升級　占領學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但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占領運動可以擴展至大學，由學生及市民占領校園，並將之化為鬥爭陣地，舉行群眾會議、紮營留守、爭取公眾支持。學生罷課激起了雨傘革命，如果認真呼籲占領學校，可以展開新一波的鬥爭。占領學校應該與新一輪的罷課連系起來，我們曾經提出過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罷課後更要呼籲工人罷工。罷工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影響，其效果比罷課更強大。

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會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不論是參與人數、抗爭手法與意誌，雨傘革命是香港多年來最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應對更復雜的局面，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現時運動欠缺內部民主，沒有平臺讓參與者共同商討及決定下一步行動，令運動欠缺清晰的方向。

我們將面對警察政府清場，加上占領區附近的居民及商鋪受到影響而產生怨氣，但如果能令群眾對運動的成功有更高期望，就可令更多人準備為運動付出更多。由於運動「領導層」未能給予清晰方向及計劃，令占領群眾感到運動失去方向。

運動的重大決策由泛民政客、和平占中、學生領袖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臺」主導，但沒有經過占領群眾授權。和平占中從開始以來不停呼籲撤離，遏製運動進一步發展。這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一樣，當時反國教大聯盟組成小圈子領導層，最後私下決定解散運動，沒有經過民主商討，令運動無疾而終。

五方平臺往往在閉門會議後，沒有與群眾商討，直接通過媒體向公布決定。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由上而下的手法，我們認為運動需要行動委員會及定期的群眾會議。現時占領區的論壇多為抒發意見，但沒有實質決策權。民主的領導已是當務之急。現時的領導不是準備投降（例如占中及泛民），就是不知下一步如何走。

本土派在運動裏唯一所做的只是批評泛民領導，但他們提出的「沒有大會」只是一句空泛口號，沒有為運動帶來明確方向。實際上，因為領導層沒有民意授權，而且對下一步行動不知所措，愈來愈陷入分化，現在運動已無領導可言。這就是本土派提倡不要領導的結果！

我們面對有強大組織的獨裁政權，自己當然需要有力的領導會議，去討論行動策略及政治訴求。這個領導層需要由運動內的底層選舉出來，並受其監督。領導層的討論需於群眾會議討論（反對由上而下的「大臺」），讓參與者提出不同的建議並互相辯論，不要篩選發言者。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召開群眾會議，公開民主地討論運動的下一步，如何行動升級，以及如何對抗政府打壓。

運動要面向工人窮人

梁振英早前說不能讓月入萬四元以下的窮人有平等選舉權，否則「政策會傾斜於窮人」。政府搞假普選的目的可謂呼之欲出，就是為了維護富人當道的精英製度。因此，爭取民主本身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勞苦大眾不僅挑戰中共獨裁政府，更挑戰香港的資本家。不民主的政製得以維持，資本家就更容易否決一切威脅其利潤的政策。

運動若要動員廣大的工人階級參與，尤其是升級至罷工這有力的抗爭手段，就需要納入勞工訴求，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等，連系至打破商家權貴操控經濟的亂局。這不但不會分散焦點，反而更能凝聚抗爭力量。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換人更要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幾點鬥爭：

捍衛旺角占領區　–　召開民主群眾會議，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下一步及路向
占領校園，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呼籲工人罷工
踢走梁振英，立即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社會主義者對沖擊立會事件的立場

11月19日淩晨，有數十示威者試圖闖進立法會，用鐵馬撞破玻璃門，但未成功進入立會，警察動員胡椒噴霧及警棍暴力鎮壓，有6人被拘捕。雨傘革命持續了五十多天，梁振英政府及大陸政府寸步不讓，唯一的回應就是警察、法院及流氓的暴力攻擊，激起民憤。

警方及港府譴責沖擊者「暴力」，利用輿論抹黑整個運動。事實上，50多日來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才是製造暴力的最大源頭。即使示威者撞破立法會玻璃門，但未至於胡亂打砸的行動，期間亦沒有襲擊任何人，因此不能構成「暴力」。

然而，泛民議員及和平占中立即譴責沖擊行動，與示威者劃清界線，卻沒有譴責警察暴力！這只會附和了建製派「示威者暴力」的言論，客觀得益的是政府及警方，合理化未來的清場行動。

雖然不排除今次的沖擊行動有警方臥底滲透，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行動反映了激進占領者欲尋找出路的情緒。任何希望運動團結的人都不應譴責今次的沖擊者，而應將矛頭指向政府及警方。同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沒有動員群眾的準備，零散的沖擊行動並非有效的升級手段。

運動內部缺民主　部分人寧願零散行動

雨傘革命陷入僵持狀態，沒群眾授權的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主導了運動，卻未能提出行動升級的策略，令不少參與者（尤其年輕人）感到不耐煩。愈來愈多人希望行動升級，卻得不到泛民政客回應，唯有繞過「大會」發起零散沖擊。

更重要的是，運動欠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占領者具實質的決策權，商討下一步行動。不少占領者不滿「金鐘大臺」壟斷了話語權，扼殺運動內部的聲音。由泛民、和平占中、學聯、學民及「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組成的五方平臺，只是一個小圈子的菁英領導層，與前年出賣運動的反國教大聯盟性質相似。特別是所謂的「聯合陣線」只是一堆親泛民的民間團體，沒有經過群眾授權，又封閉起來不讓外界參與，但卻突然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和平占中」糾察隊並非由占領者選舉產生，不受占領者監督，多次作出不民主的行為。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曾在金鐘占領區擺設街站，反對和平占中的廣場公投，被和平占中糾察領導包圍，威脅要立即停止。

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社會主義行動理解這種情緒，也認同行動需要升級。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沒有準備動員的情況下，徒具形式的行動難以成功，甚至讓警方伺機製造混亂，為清場製造藉口。

「沒有大會，只有群眾」？

熱血公民為了收割這批沖擊分子的支持，無條件「支持」今次沖擊行動。他們的目的是突顯自己比泛民「激進」，卻沒有指出提出運動升級的正確策略。「沒有大會，只有群眾」不過是騙人的口號，正因為本土派倡議「不要領導」，令今天運動陷入僵持狀態。運動面對有組織的警察、法院、黑幫及資產階級傳媒，自己又怎不能不組織起來迎擊。

單靠占領不足　行動需要升級

在雨傘革命最初，自發堵路雖然展示了強大力量，但我們由始至終強調，運動需要延續下去，就一定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者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運動必須升級，應朝著有組織的方向走，包括重啟罷課、發動罷工等。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最重要的是，運動需要公開提出推翻中共政權，呼籲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鬥爭，只有如此才能為中港兩地贏得民主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以下幾點：

譴責警方暴力襲擊立法會外的示威者
暴力源自警方，停止譴責占領者「暴力」
重啟罷課，鼓動罷工，以有組織的方式行動升級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訪問韓連山：良心抗稅運動

雨傘革命尚在進行，不少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展開更多方面的公民抗命。最近，港大講師蔡先生發起「良心抗稅運動」，連同一班藝術界朋友以及韓連山老師組成。社義行動成員訪問運動成員韓連山，了解抗爭的理念及操作。

運動呼籲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表達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這手法固然不能癱瘓政府運作，只是姿態性的抗爭，但希望激起更多人對抗稅有興趣。此外，立法會有權查到響應抗稅的人數，等於變相公投，可以量化民意。

韓連山表示，雨傘革命經過了這麽久，政改三子不理，建製派議員不理，政府的全是庸官廢官，但市民還要交稅出糧給他們，一定要有堅定的心態，跟它們對著幹。希望即使雨傘革命結束後，會有團體展開其他不合作運動，遍地開花。

第一階段，運動呼籲市民在今年年底交稅時，分開幾時邀交，每次繳付$68.9或$689元。他們製作了一批原子印，例如 「陸佰捌拾玖圓」($689)、 「陸拾捌圓玖角」($68.9)、「陸圓捌角玖分」($6.8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我要真普選」等，供市民借用，方便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

抗稅運動上周在金鐘進行街站，每天有8-10人立即蓋印參與。韓連山說：「很多市民都贊成，覺得好玩有趣，而且合法，不會有太大後果。」

此外，市民也可於透過網上銀行或信用咭，分開幾次納稅。

策略上，由於第一期少交稅項，會罰款整筆稅項的5%，成本較沈重，因此暫時只是分數次繳交的方式，作出姿態性的抗爭。在下年4月前，將是第二期繳稅，屆時就會呼籲市民少交10元，這將會造成更大壓力，同時罰款只占10元的5%（0.5元），成本較輕。

事實上，保自聯兩年前曾經發動少交10蚊稅運動，但韓老師表示，那時社會氣氛仍未激烈，當時響應的人不多，運動未能成功。但人大落閘後，社會形勢不同了，相信會有更多人響應。

其他團體亦有發起遲交公屋租金，也有討論關於在差餉和水費方面的不合作運動。他有信心，占領區即使清場，也會有更大規模運動，下一波的對抗行動將更厲害。

澳門博彩業工人運動及獨立工會

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柱，一直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並為澳門經濟在帳面上帶來了可觀的增長。然而，就如同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體製社會一樣，帳面上漂亮的GDP增長根本不會惠及基層勞動人民。澳門賭場老板賺得盤滿砵滿，員工卻深受剝削。近期澳門澳博、美高梅、星際三家娛樂場的員工自行發起了工業行動，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廢除不合理的職位製度等。就此我們訪問了協助這次工業行動的獨立工會「FMGI 澳門博彩最前線」副理事長李國強，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澳門博彩業工人的現況。

對於近日博彩業工人發起的集體請假及按章工作行動，李表示這是要趁「黃金周」時段所作的抗爭行動，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工運的延續。澳門現時六家博彩業公司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他舉例指同樣是監場經理一職，永利的薪金要比澳博高出整整一萬（澳門幣，下同），因此具體對工作待遇的的訴求各有不同。比如澳博由於薪金普遍較低，因此他們爭取加薪10%其實也是很低的要求。此外他們也要求與永利及銀河一樣發放十四個月的月薪，要求工作待遇達到市場上的平均標準，亦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訴求。

同時，這次工人運動的另一個訴求是在於要求廢除「實習主任」這一職位。李國強向我們解釋，實習主任簡單來說就是資方由於人手不足以負擔主任的工作，又想要節省資源而開設的一個所謂「實習崗位」，「其實就是製造了『高級打雜』出來」。六家博企對這個職位都沒有清晰的定義，而且所謂的「實習」也沒有時效性。他指有個案一名實習主任「實習」了七年都未能晉升為正式主任。相反一些與高層關系密切者，「實習」一兩個月就能正式晉升。同時「實習主任」的工作內容包括了一般莊荷和主任的範圍，工作量相當大，而薪金卻只比普通莊荷高二千元，因此有些人寧可拒絕晉升。

澳門從事博彩業的工人占整體勞動人口相當大的比例，但李國強向我們指出，澳門現時沒有正式的工會團體，只有親政府的博彩社團，他們支取政府巨額資助，因此當然不會站到勞方立場去爭取福利。另外也有一些博企自身的員工團體如澳博的福諮會等，基本上不具備工會的性質，多是搞些社區活動。平時並不活躍，但選舉前夕就會舉辦很多免費旅遊，吃喝玩樂（如香港著名的「蛇齋餅粽」）。同時他亦向我們透露澳博是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公司，在澳門立法會選舉期間，澳博會動員旗下員工和資源去助選，已有可能觸犯了上市公司的一些規定。他指這是公開的秘密，希望香港聯交所介入調查。

李國強向我們介紹到，澳門博彩最前線成立兩年，曾發起無數次簽名運動、集會和遊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遊行十天後，治安警察無理指控他們沖擊警方防線，博彩最前線的五位成員被捕，包括李國強本人，他懷疑是由於資方向政府施壓而作出的政治檢控。

一直以來資方和政府對他們多次的示威行動都反應冷淡甚至置之不理。他認為這是由於澳門沒有工會法的關系。他表示博彩最前線雖然以工會形式運作，但實際上只是澳門政府登記的非牟利社團。這次工會運動他們在初始階段主動接受求助個案，並協助整理訴求的。直到最近，美高梅和澳博員工自發舉行工業行動，博彩最前線更變為協助角色。同時亦由於沒有工會法的關系，無法啟動三方會談，集體談判也不過是流於紙面。所以他們未來的目標走上街頭向工人介紹工會法的重要性。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深知澳門博彩業工人階級是社會中一股極其巨大的潛在力量。假如能夠充分地組織起來必將是改變社會製度的中堅力量。澳門的工人能夠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論在爭取經濟訴求抑或是政治訴求的抗爭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支持博彩業員工加入工會，組織起來，爭取工資及工會法例上的保障，向掠奪財富的賭場大亨鬥爭！

澳門博彩業實況：

澳門博彩業發展蓬勃，目前已有35家賭場，市值約3,500億港元。
今年，澳門博彩業員工發動過8次遊行，最近一次為9月13日，有700名澳門博彩控股的員工遊行，要求提高工資及福利待遇，並實施賭場禁煙。
10月3日，「博彩最前線」號召3家博企員工發起按章工作及集體請病假。美高梅約有200-300人響應請病假，澳博則有約100名早更請假，星際有約60名早更請假。

旺角形同戒嚴　占領區被清場

旺角占領區清場後，警察在旺角高度戒備，呼喝並驅趕行人路上的市民，截查路人的身分證及攜帶物品。多段影片拍到，警察亂揮警棍，毆打無反抗、無挑釁的路人。情況形同戒嚴。示威者手無吋鐵，但警察突然以催淚水劑驅趕占領者。

由於香港警隊權威盡失，梁振英唯有躲在法庭背後，用「法治」之名義暴力清場。尤其在彌敦道的清場行動中，執行禁製令的原告代理人就是一批反占中人士，其完全是裝飾工具，為警察暴力清場作掩護，因為以刑事藐視法庭檢控占領者的罪名，會更有阻嚇力。在群眾運動愈趨激烈的年代，不只警察，連法庭的鎮壓本質也表露無遺。

警察禁製令執行期間，以涉嫌藐視法庭、刑事毀壞，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罪名，拘捕占領人士，人數達148人，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社民連5名成員、學生領袖岑敖暉及黃之鋒等。

當務之急：行動升級、運動內部民主化

在9月28日，警方投射催淚彈後激起民憤，令雨傘革命爆發；10月3日的黑幫襲擊不但沒有嚇怕占領者，反而將運動推向另一高峰。今次的警察暴力是運動發生以來前所未有的，學聯表示，會有下一步針對政府和商家的行動，很可能會是重占旺角或者包圍政府總部。旺角清場後，相信警察的下一個目標將是金鐘。現在就是行動升級的關鍵時間。

如果可以重新占領旺角，或者占領新的地區，的確可以鼓舞群眾士氣。但愈來愈多群眾認知到，運動要勝利就要超越獨沽一味的占領策略。從過往中國、美國以至埃及的經驗，占領運動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面對兩難局面：單靠占領並不足夠，甚至會消耗鬥爭的力量，而不能有效打擊政府。顯然不能迫使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妥協，因此有必要與占領者共同決定戰略去延續運動，包括在占領的同時，發動學生罷課，罷工。

雨傘革命至今其中一個弱點是，罷課罷工這武器未完全被派上場。只有9月底五天的罷課，而罷工這更具殺傷力的工具並未真正上場。由於罷工的經濟影響及組織力量，會更有效迫使政府讓步。關鍵的因素是如何將這場鬥爭提升至更高水平，蔓延至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專政。除非中共被20-30個兩傘革命包圍，否則不會感受到威脅，只會如過往幾星期，繼續打拖延戰。

五方平臺內的泛民顯然不想行動升級，並建議退場，與占領者的鬥爭情緒背道而馳。抗爭愈持久，雙學與泛民的意見分歧就更明顯，運動「領導層」失去決策能力。

現在將運動內部民主化，公開與占領者商討及決定下一步的行動策略，是為當務之急。內部民主是什麽意思？這表示由下而上建立民主架構，建定運動去向。這表示支持有領導層（所謂「大會」），但領袖必須是選舉產生，公開透明進行商討，而不是把幕後討論好的計劃直接向傳媒公布。需要群眾大會討論及決定所有重要問題。不要小圈子領導層，但要真正的基層組織和民主。只有這樣，運動才能升級，改變運動方向至將鬥爭蔓延至中國，以推翻中共專政。

難民抗爭略有所成政府小讓一步

經過了今年難民200多日的佔領行動，對抗貪汙的難民外判機構ISS，改變開始到來！最近有消息指，政府改動難民外判服務政策，由現時讓「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壟斷全港的難民服務（每年政府資助2.5億），改為將難民服務分成香港、九龍及新界三區，讓各非政府團體或企業投標，而一個團體或企業最多只能投到兩區的服務。換言之，來年至少會有一區是由新的企業援助。

此外，難民目前的食物援助是收實物的，今後很可能會改變現金券製，讓難民到指定地點換取食物，選擇相對多了一點，相信可略為改善剋扣食物的情況。

ISS壟斷了難民外判服務廿多年，難民成功施壓，迫使政府作出小退讓，可謂踏出歷史性的一步。今次小勝一仗，要徹底改變，必須打倒貪汙的ISS，廢除外判製，迫使政府加大對難民的援助，降低審核的門檻。難民聯會創辦人之一Raymond指：「感謝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我們的抗爭。他們組織遊行，向ISS及社福署抗議，並將我們的訊息傳播至香港本地人社區。另外也感謝長毛，很多香港的政黨都不支持我們，因為我們沒選票。」

政府新機製備受質疑

最新數字顯示，香港已有超過9,500名難民，其中大部分已被迫滯留香港多年。由於難民身份確認過程曠日持久，動輒十餘年，其間沒有工作權令他們的生活舉步維艱，醫療教育等權利更是無法得到保障。

香港政府於2014年3月3日開始實施「統一審核機製」，即由入境處一次過審核免遣返聲請（non-refoulement claims）。過往，來港尋求庇護者可基於《酷刑公約》向入境處申請「酷刑聲請」，或按《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向香港聯合國難民署提出「不人道待遇」，及按《難民公約》提出「難民迫害」申請。新機製下，難民申請交由入境處一併審核，難民署僅擔任顧問角色。

但之前經入境處審核的案例成功率一直很低。至2013年三月，入境處在過去二十年收到逾1.2萬宗「酷刑聲請」申請，僅2008年和2013年兩宗斯裏蘭卡籍人士的聲請獲確立，成功率為0.016%，而通過難民署申請的成功率略高。除此之外，一些早前已由難民署確認的難民身份也可能會重新經過法院審查而被宣告不合法，屆時難民需要向法院申請上訴，若果失敗就要被驅逐出境。因此，這一新機製很可能導致收緊審批或驅逐一些難民，甚至很可能會否決過千名難民的申請。截至11月，僅有504位聲請者接受審核，9,500人依然處於等候之中，即僅有0.2%被受理。

難民生活窘境毫無改善

儘管近期由於「難民聯會」的成立，並發動了200天的佔領行動，難民極端艱辛的生活條件稍稍為外界所知，但改變卻遲遲未發生。因為被禁止工作，他們被迫依賴ISS（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微薄的援助渡日。每月獲準只有價值$1,200的食物包，但很多時候只收到價值$700-800的食物，當中更有不少腐爛過期食品。他們每月只有$1,500房屋津貼，不得不常年居住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和貧民窟，很多人由於房租上漲，ISS又拒絕提供更多資助，甚至連貧民窟內的住所也失去。許多新來港難民由於沒有及時得到經濟援助，只能被迫露宿街頭，以乞討維生。

難民子女的受教育權更是難以得到保障。他們即使在香港出生，也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更沒有外國的戶籍，基本屬於無國籍人士，無法享受教育的權利。即便有些兒童被安排就學，ISS的學費資助往往乏善可陳，難民要自行尋求慈善機構援助，即使入讀公立學校，交通膳食、課外活動等開支也是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少人祗好鋌而走險去做黑工，被發現便會面臨15個月監禁。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利潤製度面臨危機，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各個獨裁政權得到支持。這些進一步導致了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

同樣在資本主義不民主的政策下，香港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又不容許難民工作。社會主義者竭力支持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難民鬥爭，並會繼續幫助「難民聯會」擴大發展下去，進一步提升抗爭的意識和力度，直至政府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同時團結全世界受壓迫者去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二零一五

14歲女童粉筆塗鴉被政治檢控

一名14女童於12月23日在金鐘政府總部「連儂墻」上用粉筆塗鴉，突然被20多名警察包圍，並被以涉嫌刑事毀壞捕。在雨傘革命期間，市民把抗爭訴求張貼在「連儂墻」上。該名女童一度被送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現時暫時保釋，但需要遵守宵禁令。

警方通宵扣查該名女童17小時，並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雖然女童的父親已表明有能力照顧其女兒，但法庭仍執意將女童判入兒童及青少年院至本月19日再聆訊，但因女童家人申請保釋才暫被釋放。社工界人士均表示這樣的判決極為罕有，顯然與政治打壓有關。警察和法院剝奪兒童人身自由，製造白色恐怖，想殺一儆百，恐嚇群眾不要抗爭。

1月1日，有近百名市民聚集在連儂墻附近，聲援該名少女，高叫「梁振英下臺」、「我要真普選」等。警方高度戒備，圍成人煉不許市民走近墻壁。

雨傘革命完結後，警察和法院正在準備秋後算賬，加強對抗爭人士的監控和政治檢控。這些惡行只會激起後雨傘時期的更大反抗。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方及法院的政治拘捕和裁判，停止對該名女童的宵禁令，停止打壓言論及人身自由。

許仕仁及新地集團世紀貪汙案

法院裁定，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五項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獄七年半，並要向政府歸還涉案的1,118萬。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則判囚五年，違款50萬元。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判囚6年，罰款50萬，6年內不得擔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被判囚五年。

經過了兩年調查後，這宗「世紀貪汙案」終於落幕，許氏成為有史以來最高級的階下囚官員。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揮霍無度

許仕仁2000至03年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萬的禮頓山一相連單位。許仕仁亦隱瞞與新鴻基地產洽談顧問合約，及獲得新地旗下財務公司的兩筆分別為90萬及150萬元的無抵押貸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謀時任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優待新地以換取850萬元。

金額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過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收到1,118萬元，而款項非來自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並相信是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港澳辦主任的廖暉。

兩年前，在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招標項目中，其中一間參與單一招標的公司，是長實及新鴻基地產合資的財團「活力星」。許仕仁在2003年曾於新鴻基地產任政治顧問，但於2005年7月上任後，正式接手整個西九發展計劃，涉及利益沖突。

據傳媒報道，許仕仁生活極為奢華，每月領取8萬元長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飼養多匹馬，每月花數萬元買紅蘿蔔、幹草飼料予他擁有的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費10萬，又到倫敦看歌劇，行程用了15萬。他也曾在港麗酒店的意大利餐廳，一頓飯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買一只Bvlgari名表；花逾10萬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義」彰顯了嗎？

這場判決遠不是彰顯了什麽法治公義，反而審判揭露了法院的階級本質。整場貪汙案涉及的款項高達1,900萬，一個普通工人勞碌一輩子也賺不到，判刑數年根本過輕。

權貴犯法有一堆社會「名人」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蔭權、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法院會因為求情者的資產階級社會地位而加以重視。曾蔭權的求情信當然寫得落力，難道他不怕下一個就是自己嗎？

此外，法官的判詞也自揭了其骨子裏的階級不平等。裁判官麥機智稱贊許仁是最優秀的政務官，在1998年采取「救市」行動，因此減刑9個月。我們應該反問，作為政務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祿，貪贓枉法理應罪加一等，為何因此反而減刑？何況，所謂「打大鱷」的救市行動有救過人嗎？有減輕過金融風暴為多數人所帶來的痛苦嗎？這可以叫為社會貢獻嗎？

廉署無力反貪　貪汙日增

兩年前，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以低價租住「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慶首富張松橋的私人飛機往泰國布吉及日本旅遊。未來曾蔭權也有可能面臨刑事起訴。事件引起了大眾關註香港貪汙狀況，根據「透明國際」公布2014年環球清廉指數，香港得分則連續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許仕仁案件並不代表廉署更有決心肅貪倡廉。廉署有足夠證據起訴許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為新地集團內部爆發家族內鬥，有傳郭氏第三子郭炳湘與廉政公署一度達成協議，為案件提供證據。

此外，廉署在官員面前多是無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貪汙已上升至特首層面。在雨傘革命期間，特首梁振英被揭發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臺，喪失其政治權力，否則廉署並不可能調查此案。因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屬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還是要收復廉署的。最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獲委任為廉署的審查貪汙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譚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著其身不正的紀錄。1990年，她同時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區議會四職，後來被揭發持有「先達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報，跟交諮會主席的公職，有嚴重利益沖突。事後，她更涉圖借跟無線高層的關系向記者施壓，幹預新聞自由。

打破資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現行製度下，銀行家和投機者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牟取暴利，坐擁公權力的政客自然會想分一杯羹。擁有無限金權的資本家必然可以繞過這些「法治」的製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況下是無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約482萬元，政務司司長年薪也達429萬，比起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更高。所謂「高薪養廉」這句騙人口號，只是合理化資產階級官員享有經濟特權。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政治代表只應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決問題的核心是，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審核機構不能依靠資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機製，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公仆的支出。貪汙的濁水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由領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職，才可打破資產階級政黨操控政治的局面。

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

雨傘革命持續幾乎三個月，徹底改變了千萬香港群眾運動的遠景，現在暫時偃旗息鼓。運動發展達至極限，面對政府的施壓，沒有清晰的戰略繼續下去。

雨傘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發群眾運動，不但徹底撼動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領袖原來的劇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來想堵路三天後就回家。今次運動的一大成就是，這堆「領袖」受到猛烈抨擊，被大大邊緣化。

但是，群眾雖然有自發性，但欠缺組織和戰略，僅能在起初避免運動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帶領運動超過首幾個星期。運動單單聚焦在佔領這一招抗爭手法，之後能量消耗，想法殆盡了。佔領行動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需要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有效的鬥爭手段。為了動員新力量加入，向媒體抹黑還擊，智勝強大政權的代表人物，透過民主行動委員會組織起來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個新轉折點，就策略和訴求展開真正的民主辯論也十分必要。

在這場歷史性的鬥爭後，群眾一方面不免會有百感交雜的失望情緒，同時也會繼續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戰鬥下去的決心。在後雨傘時期，《社會主義者》雜誌要強調今次運動的成就，也想重提運動的問題和政治弱點，讓政府無須作出讓步而結束了佔領。

梁振英及香港統治菁英的「勝利」將是對其的小補償，但他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態」了。9月28日後，香港從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紐約時報》寫到:「示威後這地方會深深兩極化，統治將更棘手。」中港經濟體難以逃避未來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屆時政府統治將可被進一步削弱。

雨傘成為違禁品

「雨傘運動」雖然被清場，但慘勝的政府將會更為弱勢，更為不受信任。公眾對警隊的態度從此不再一樣，對待北京最緊密的盟友 – 鉅富菁英 – 也如是。現存的資本主義製度除了貧窮加劇、沒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貴的房屋外，還能給香港什麼?撐起的雨傘引起了統治菁英心中的恐懼。習近平12月到訪澳門，利用訪問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發出警告。當時當局禁止記者在微雨時撐起雨傘，改為派發雨衣!

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獨裁政權背後的大問題，今年中共的週邊被港臺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動。正如臺灣總統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陽花運動」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讓，但在11月的九合一選舉受到重挫，當中反映出群眾抗拒其親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態發展都是中國未來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為當地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也面對類似問題:沒有民主、工作不穩定、不平等日趨嚴重。這個害怕在官方場合見到雨傘革的政權是色厲內荏的。

態度轉趨強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將會再展開。政府可能會變得更強硬，並針對性打壓一些反政府團體。警察手上有一張200多人的名單，準備對參與過佔領的人士以嚴重罪名起訴，例如襲擊、阻差辦公或組織非法集會等。白色恐怖的氣息彌漫半空。但這可以激起民情反彈，引發新一輪的示威。不排除未來會重推廿三條國家安全法。曾經警告佔中會「頭破血流」的中共高級顧問陳佐洱，高呼廿三條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將在1月7日開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會對泛民作出退讓。現時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會變成提名委員會，最多只會有小幅度改變。北京和港府現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令下屆選舉繼續現時的小圈子模式。因為他們害怕2017年會有杯葛選舉的白票運動，令這場假普選的僅有合法性都被打擊，下屆特首將會蒙羞上臺。此外，臺灣選舉的大地震也會是一個因素。

為什麼雨傘運動連政府些許的讓步都贏不到呢?這是因為運動內部矛盾 – 尋求「體製內改革」的綱領和領導層。運動綱領有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與中共獨裁政權並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視野。這成為了社會和民主發展的障礙。在整場雨傘運動裡，工國委香港和中國強調，民主鬥爭必須也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才會勝利。

一場群眾運動可以迫使不願改革的政權讓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條，以及今年較早的澳門反對離補法案。北京可以不情願的同意這些讓步，因為這些讓步不會威脅到其統治。但是，今次香港的鬥爭並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報》(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們讓一步，水壩就會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決定，就會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陸地方引發骨牌效應，各處也要求選舉權。」

這証實了《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說的，香港的民主鬥爭必須積極在中國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階級之中，反對獨裁統治，反對資本剝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間也是極小數認知到這一點。「很多香港學生也是只想本地，對外隔絕的。」《時代週刊》(10月10日)寫到。該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輕示威者的話:「我對改變中國政局無興趣。」但是，推翻中共專製政權是勝利的唯一道路。

領導層問題

雖然泛民妥協派和戴耀廷很久以來已經不受公眾支持，特別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後，他們仍然無動於衷，因而更受人唾棄。但從上一段所述的劃地為牢的政治弱點，可見他們的政治路線仍然大大地影響運動。他們拖延佔領行動，避免運動爆發，令他們不能成為運動的正式領導。相反，他們被迫躲在學生背後，依賴著群眾對學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華早報》承認他不享受這場佔領行動，說:「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萬人自發上街佔領，加上群眾怒火一發不可收拾，迫使這群領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遠。學生領袖呼應群眾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雖然後來這訴求在沒解釋下消失了。10月4日，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在金鐘說:「我們不是要革命，我們只想要民主。」這就是學生領袖在10月11日的演說及致習近平公開信的主題。

由於沒有一貫的戰鬥性戰略，不論是策略上(目光超遠佔領一招抗爭手段，尋求罷課罷工等形式的集體行動)，還是政治上(解釋香港要有民主，必須結束中共獨裁統治)，因此運動領導層撕裂為兩邊。一邊是學生，他們靠受由下而上的壓力所影響；另一邊是泛民領袖和佔中三子，他們竭力盡快退場。

在12月22日《有線新聞》節目《新聞刺針》的訪問裡，戴耀廷暗示曾與林鄭月娥達成幕後協議，當時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報告，作為慢慢退場的轉折點。在10月21日，林鄭與學生代表在電視談判後，學生領袖面對示威者反對退場的群眾壓力，所以拒絕接受政府的條件，戴耀廷在訪問中表示當時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學聯起初的支持下，在廣場推動所謂電子公投，當中投票選項提到政府的民情報告。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是唯一公開表態反對公投的組織，指出這是以「公投」之名引導群眾退場的手段。《明報》當時報道我們反對公投的立場:「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形容是佔中及泛民…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之後，在群眾壓力下公投取消，學生收回對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認與希望談判後退場，正好為我們當時的立場平反。

這次披露証實了運動領導層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領導、有意識的「退場派」，他們害怕運動激進化；另一派則非有意想退場，但欠缺一貫的戰略去帶領運動向前。因此，學生沒有準備公開與「退場派」沖突和決裂。《有線》同一節目亦指出，民主黨的何俊仁曾向學生開條件，如果學生願意退場，他就可以辭去立法會議席發動變相公投。公投運動是好是壞可另作討論，但如果當時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議就必然是重大錯誤，對運動是一大傷害。

建立有內部民主的民主運動泛民領袖長期以來將自己小圈子領導層的模式強加於香港民主運動之上。他們傾向暗室討論，避免政治技倆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不是向群眾公開拋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場」)。運動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構，而領導層不公開民主，是雨傘運動的致命弱點。

在鬥爭中的確有一股強烈的沮喪情緒。即使本土派組織利用這一情緒，進行「拆大臺」行動，從而爭取曝光，但不可否認這股情緒的真實。因為「大臺」以官僚的方法運作，由小部分團體壟斷，避免有人上臺批評泛民的錯誤方法和路線。本土派並沒有主張建基於民主架構的另一種組織模式。他們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無政府主義 – 不要任何領導。

社會主義者主張運動內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討論及問責製度，但我們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領導層，而是要領導層受到運動底層的民主控製。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訴求的討論，應該通過民主架構進行。鬥爭的領導層一定要開放予所有參與鬥爭的組織，讓其派出代表參與。顯然，運動當時的「聯合陣線」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封閉的小組，其組成也是泛民領袖的小圈子。除了學生組織和政黨外，有一堆「民間團體」成為了領導層的代表。這堆團體的名字從沒對外公佈，即使連核心的佔領者也不知道。誰決定這個聯陣是領導層的呢?

在鬥爭裡，所有重大的提案應該提到群眾大會上。我們拒絕本土派「沒有大會」的幼稚路線，並指出運動的公眾代表應該受到真正的民主監督，這才可以打倒妥協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響，並建立戰鬥式的民主運動，讓雨傘革命的無畏精神和堅毅決心不至枉費。

雨傘革命撕破警察真面目

經過雨傘革命後，群眾遭受過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等警察暴力，是六七暴動以來香港最猛烈的鎮壓。此外，警察與黑幫攜手合作襲擊示威者，令「黑警」一詞家傳戶曉。甚至9月28日當晚，警察一度高舉「速離否則開槍」的橙旗，有傳警察準備動用橡膠子彈和音波炮，後來是中央政府為免民情反彈而煞停。

在9月28日、10月3日、10月17日裡，警察暴力不但沒有撲滅佔領運動，反而惹來民情反彈，原本正走下坡的運動起死回生。從梁振英的角度去看，警察多次犯下致命的策略錯誤。

在雨傘革命的初期，群眾一度高喊「警察罷工」的口號，喻意要求警方停止執行上頭指令。政府多年來竭力宣傳，製造警察「廉潔奉公」、「保護市民」的虛假形象，全部毀於一旦。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本質揭示於群眾眼前。最近港大民意調查發現，警隊的民望為61分，比解放軍的63.1分更低。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贊揚警察「專業克製」，臉不紅、耳不熱，最近更指警察保護學生，就如慈母保護孩子一樣！

9月28日，示威者和平堵路，但警方瘋狂投擲87枚催淚彈，不少在示威者頭上爆開。當時，筆者站在金鐘夏愨道，眼見催淚彈清場完全無效果，但警察沒有停止，與其說是為了清場，倒不如說是為了挑釁示威者。警方高層稱催淚彈不會傷人，但本港呼吸科專家表示，催淚彈可引致人體九個身體部份出現不同徵狀，包括皮膚出紅疹、眼結膜炎、呼吸困難甚至腦出血等。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

警察縱容黑幫襲擊旺角的佔領者，企圖製造混亂場面，乘機清場。10月3日晚上是整場運動裡民憤最高峰的一夜。警察受盡千夫所指，士氣低落，黑警一詞家傳戶曉。到了運動的中後時期，前線示威者清楚見到警察情緒已經失控，胡亂揮舞警棍攻擊示威者，甚至途人、記者、醫護人員也無一倖免。整場運動中過千名示威者被捕。

警隊內部作為統治階級的機器，本身就充斥著其代表的反動意識，例如盲目祟拜權力，蔑視低下階層，還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這是製度造成的問題。有警察曾經叫印度裔女示威者「返印度啦！」，還有警察威脅女示威者「再嘈捉你返差館強姦」。在埃及2011年的革命裡，有警察在開羅廣場強姦女示威者，甚至強迫驗證被拘捕的女示威者是否處女。

監警會不過是政治花瓶，完全沒有實際作用。民陣警權關註組召集人陳樹暉回應警方言論指，由928開始，警方共收到1324宗投訴個案，是關於警方疏忽職守以及濫用暴力，但警方至今從沒有公開任何內部調查進度，而且一宗都沒有證成。

現任監警會主席為郭琳廣，曾任廣西政協及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該社團總會去年曾經在報章登廣告，強烈譴責反對警察執法不公的林慧思辱警。

從監警會2013年至14年度工作報告的資料，總共審核2，591宗投訴警察個案，涉及超過4，700項指控，經過「全面調查」案件有1，300項指控，結果獲「證明屬實」只有86項，佔總調查指控總數6.5%。

在雨傘革命爆發前，戴耀廷曾經表示要限製示威者的各種行動，去避免佔領運動釀成騷亂。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非暴力教條根本捉錯用神。單靠「道德」並不可能感召警察，而暴力的源頭來自警察而非抗爭者，即使群眾和平克製，也不能避免受暴力對待。若果遏製群眾的行動，只會聚積怨憤，繼而走上騷亂甚至暴動的絕路，沖擊立法會的行動正反映這股沮喪的情緒。這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

真正避免血腥沖突的方法，將行動升級(尤其是罷課罷工)，將群眾的忿怒情緒引導至有紀律、有組織的鬥爭，而且政權鎮壓的話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價。這種行動必須要建立群眾學生/工人組織，並以社會主義綱領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

由社區民選代表去組成審查委員會，委員會有權僱傭和解雇警察，獨立調查雨傘革命中的警察暴行，嚴懲施暴警員。這是民主控製警隊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扶貧」假大空

就在雨傘革命相峙之時，香港政府扶貧委員會提交報告指，貧窮人口下跌至百萬以下，並稱這是扶貧政策「初見成效」。實情是梁振英政府玩弄修辭、將數據解讀成有利自己的一方，以為自己功在社禝，這些伎倆早已為民眾所司空見慣。貧富差距未見收窄，富豪在香港依然窮奢極侈，拾荒老人依然隨處可見，正是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和民主權利被剝奪，才觸發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佔領行動！莫非梁振英政府天真地作出「其實你們生活得很幸福」的北韓式官方宣傳，就能以此障目，消解民眾的怒火？

老有所養　應有之義

政府報告指長者貧窮的情況改善最為顯著，貧窮率下跌至約三成。事實上，政府所宣稱的貧困人口下跌是由於恆常補貼(包括長者生活津貼、綜援以及生果金等)發放後才令三十多萬人藉此勉強擠過貧窮線。假如不計算恆常補貼，按政府自己製訂的貧窮線作標準的話，2012年時貧窮率為19.6%，而2013年的貧窮率是19.9%，增加了兩萬人，人數高達133萬6千人！這代表著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勞動環境比去年更惡劣！所謂的扶貧不過是香港資產階級專製政府為了粉飾太平，替資產階級刷屁股之舉，好讓社會從紙面上「看上去沒那麼不平等」。

退一步說，老有所養難道不是社會和政府的應有之義嗎？當下十個長者中仍有三個被政府界定為貧窮，換言之有二十九萬老人仍處於貧困之中。這對於像香港這樣一個發達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恥辱，然而政府寧可用一堆架牀疊屋的高齡補貼去敷衍，也不願意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一勞永逸乾淨利落地解決老人貧窮問題。

去年香港有75名超級富豪控製著17,360億港元的資產，相比之下本年則增長至82個億萬富翁掌控了26,583億港元。而同時正如前文所述，貧窮人口在扣除政府零星落索的補貼後實質增長了三萬人，這是典型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反映。

一方面，路易十三集團聯席主席洪永時一口氣買下三十輛勞斯萊斯，總值1.55億港元，創下史上最大單一交易額。洪永時將於澳門投資名為「路易十三」的賭場度假村，當中將有全世界最奢華套房的酒店──達20,000平方尺的套房(每晚收費約100萬港元)。另一方面，基層民眾卻面對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只能眼巴巴的等待著政府的「扶貧政策」去「脫貧」，成為梁振英的報表上一個冷冰冰的數字。

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宣稱貧窮人口的下跌是「受惠於工資增長和就業情況改善」。同時，政府卻與資本家狼狽為奸，聯手壓抑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假如政府當真認定工資增長能有助脫貧的話，何以在最低工資的調整上錙銖必較？以致在今天最低工資都未能達至當初所提出的每小時三十三元的水平？梁振英不過是口頭扶貧，兩手卻將基層民眾-特別是年青工人-推到剝削更深的位置。

政製民主　經濟民主

正是這種向資本家一面倒的政策，梁振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媒體前公然說出他認為「月入一萬四千元以下不配享有平等政治權利」這句實話。民眾對民主權利的熱忱，同樣也是由於他們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梁振英所吝嗇的「福利社會」，不過是有利於基層勞動者的福利社會，自己卻一心將大把利益分予資本家，維護他們既得利益。因此勞動人民除了要奪回政治民主權利，仍不忘要求經濟的民主權利。

不要白象基建 不要發展商掠水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府的大白象工程不斷出臺，當中為人所熟悉的有高鐵工程、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等。這些基建工程耗資百億，超支延期卻屢見不鮮。就九大基建項目來說，最新總開支超過4,000億元，比最初政府所估算數字超支逾1,600億元，幅度達66%。工程所花的公帑昂貴得令人咋舌，納稅人的金錢白白流失，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麽事？這些財政黑洞工程均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麽關系？

基建超支 浪費公帑

政府刻意引導輿論，營造興建基建的必要性，如機場第三條跑道花費2,000億，政府指雙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但遭到前天文臺臺長林超文撰文駁斥。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機場有充裕的容量處理人流和貨運，跑道看似飽和是機管局低效率使用跑道闖的禍…」

近年已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嚴重超支，其中原本建造費650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65億元，超支幅度10%。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的工程費原本預計費用為281億元，超支79億元，超支幅度28%。蓮塘口岸的工地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預算費用由162億港元，增至約249億港元，超支約87億，超支幅度達5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超支達50億元，是最初預告的10倍。大橋口岸因工資及建材價格上漲，最新建造費上升至354億多元，升幅達16%，超支幅度比嚴重延誤的廣深港高鐵更高。

今年六月底，在立法會通過上期撥款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整個工程合共1,200億公帑。當中發現，大量土地被發展商囤積，公屋興建只占土地使用的百分之六。而且各大地產商已早在新界囤積大量土地，透過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原址換地」方案，即改變土地用途，由農地發展成高增值的私人項目，說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

不要爛基建 我要生活保障

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為7,425億港元。政府的施政妄顧社會大部分人利益，尤其是勞動階級。港府投放教育資源不足、興建公屋數量極小、醫療私有化、退休保障遙遙無期，但港府說要避免「財政赤字」而不肯增加公共開支，卻拿出2,200億促成「未來基金」來興趣基建。這筆錢可以免卻大專生學費37年、回購東西隧、足夠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四次500億元的種子基金。

北京代言人以至港府官員經常強調「行政主導」，立法會有一半非民選的議員，議會也只是橡皮圖章。梁振英政府可以透過建製派大多數下強硬通過議案，背後其實是要維持香港的資本家的壟斷地位。從梁振英就坦白向外媒說，香港不可以讓窮人「主導」政治，就可見一斑。

今天，香港的大大小小工程已總共耗資超過6,000億，它們與民生所需完全背道而馳。6,000億足夠興建逾百萬間公屋，以及每名市民發放8.5萬元。社會主義行動並非反對發展，更便宜發達的交通設施是必須的。香港作為經濟發達的城市，若果經濟不是由資本家操控，絕對可以負擔人人免費的交通服務。但政府的基建項目只會浪費公帑、破壞環境、剝削工人，並擡起房地產價格，向商家鉅富輸送利益。只有將土地及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有化，置於工人和居民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打破這個局面。這會讓香港人民民主規劃「綠色」的市區發展，建設一個綜合性、現代化和環保的公共交通網路。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佔領，克服了兩萬警力的嚴峻打壓，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製。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佔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佔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

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繫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四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製下」實現真普選。所以，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裡，他們表示爭取民主「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製，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復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裡，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麼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麼香港也會走向專製，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會逐步體製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臺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臺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臺灣經濟的控製。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合作營商，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臺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裡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我們在中港臺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訪問佔鐘留守者：為什麼堅持至最後？

12月9日，佔領運動進入第74天，自從旺角佔領區被清場後，只剩下金鐘和銅鑼灣的佔領區。清場的聲音甚囂塵上，社義行動記者訪問一下佔領人士的看法。

從事貿易行業，曾小姐回憶起催淚彈的一幕，仍感相當震撼：「我是自從警方在9月28日發放催淚彈後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雖然我不是每晚都留守，但我仍然盡我一分綿力。」

金鐘已頒佈臨時禁製令，面對清場在即，曾小姐表示會留守到底，但也對佔領運動作出反思：「我對現時佔領的方向也抱有疑問，感覺對政府影響效力不大，所以我會支持其他不合作運動、例如罷交稅、罷工、罷課等等，因為可以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具體操作仍是其次，最重要是令社會多認識為何要抗爭。」

曾小姐認為，無線亞視等媒體很多的新聞偏向建製，政府在輿論戰方面一直也是佔有優勢。「我認為可以做的，就是盡量與身邊朋友多點解釋真普選，多些參與社會上的抗爭，例如參與街站的宣傳。我認為經過今次佔領行動後，整體香港人的意識也大大提高，例如警察與黑社會勾結、濫用暴力、梁振英不斷抹黑運動等。」

運動策略方面，曾小姐認為現時運動裏有一些採取較溫和方式與採取激進方式的不同派別人士，而沒有渠道商討決策。政府強硬，是因為背後中央政府的力量強大，但支持民主者不應灰心，期望未來會有更大的運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走出來。

另一位留守金鐘人士叫Tony，是動畫設計師。他回億起兩個半月前的情境：「我是由9月27日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當時是因為8‧31人大落閘令我感到不滿。」

Tony 對金鐘快要被清場，他會考慮回到佔領區守護，但會盡力避免被捕。他對現時佔領運動感到不樂觀，原因是未能找到方向。「我認為佔領欠缺力量，影響不到政府，但可幸的是運動成功揭示了政府的不民主。政府態度強硬，甚至動用警察暴力攻擊示威者，可恨的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警方的高層都不斷製造謊言、抹黑示威者暴力。」

對香港的前景，Tony 認為香港發展是一個完全單一的模式，例如一切以大財團利益為先、小巿民生活越來越艱苦。「例如觀塘的密集工廠區，有大大小小的藝術工作室，藝術家們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個生存的空間，但可惜現時租金不斷上漲，甚至工廠區被收購後改建成酒店，酒店房價起碼也要二千元一晚，可想而知大財團的霸權將多少弱勢人士推向社會邊緣。」 冷冷的風吹過空曠的佔領區，帳篷顯然抵擋不了寒風侵襲，但佔領者的心從未冰冷下來，仍然聚精匯神地堅守崗位。

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

近日，香港奶粉供應短缺，離奇現象令全城哄動，不少藥房和超市掛上「無貨」的告示。事實上，被搶購一空的是多款熱賣的大品牌（又稱「配方奶粉」）。熱賣品牌的奶粉價格迅速飆升，香港父母既困惑又忿怒。這並非離奇，而是中港資本融合的必然現象，繼房屋與醫療成為「產業化」的目標後，連嬰孩的生活必需品都無倖免，淪為中港外資本家的投機工具。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的「自由市場」，但因為眾怒難犯，被迫推出治標不治本且沒長期效果的政策 – 限製每人帶兩罐奶粉出境。此外，政府更動用公帑設立訂購熱線，倒過來幫助製造災難的罪魁禍首。

市場失衡有眾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零八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災難，令內地消費者對國內奶粉信心盡失，而冒牌假貨在內地盛行，消費者也不願購買內地貨架上的進口奶粉。因此，中國內地的中上階層有消費力，自然南下或網上辦貨，設法直接購買境外的洋奶粉希望趨吉避兇（但「洋奶粉」也不安全），底層工農的下一代則要繼續冒險吃大頭奶粉，甚至更劣質的嬰孩食品。2012年中國內地出生人口為2,000萬，龐大的市場令奶粉商磨拳擦掌。據近日媒體報導，去年香港本地奶粉出售量比6年前激增約4.5倍，但同期香港嬰兒出生率只增加約1.3倍。

右翼民粹派（如陳雲之流）伺機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以反政府的修辭吸納憤怒和困惑的群眾，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內地人越境走私，講成要將自主權「從大陸人手上奪回來」。陳雲甚至公開發表法西斯傾向的論調，表示「一場族群鬥爭不可避免」。同時，可笑的是，這群「港獨派」和「自治派」最近在網上呼籲聯署向美國總統申訴奶粉短缺問題，美國奶粉商在最近事件中發了災難財，試問服務美國資本家的奧巴馬政府又怎會出手營救？激化中港兩地人民的對立，將群眾對奶粉商惡行的視線轉移開去，又散佈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幻想，只令資本家坐享其成。

最大贏家 – 奶粉商

奶粉荒成為最大贏家，供應商恃財團勢力幕後操控供應，化嬰孩生活必需品為投機工具，製造供不應求的現象，從而擡高價格牟利。美國奶粉品牌美贊臣，2012年第四季純利為10.46億元， 比前年同期上升57%，創下零九年二月上市以來最大漲幅。該公司2012年全年純利升19%至47億元。

六大奶粉商市佔率逾九成，要操控市場供應實為易如反掌。近日最大的幾間供應商被揭發「綑綁式銷售」，美贊臣和美素佳兒的初生嬰兒奶粉需求量最大，但供應商要求藥房綑綁式訂購同樣數量的1至4號奶粉，不容許他們只訂購需求較大的初生嬰兒奶粉。奶粉商又減少供應至小型藥房，主力供應至售價較高的壟斷超市，甚至威迫藥房要以「建議售價」出售，否則截斷供應。

內地的嬰兒食品市場2011年達到60億美元的規模，有美資行更預期3年後會倍增至120億美元。在自由行政策推出後，奶粉商看準內地出生率高的龐大市場，開始大幅增加廣告費。美贊臣在2010年年末時，每月的廣告費用幾近2,000萬。2012年，各大奶粉商的總廣告費用達16億元。

現時市面上被搶購一空的，只屬於幾個「配方奶」品牌。這些品牌的公司斥資巨額大賣廣告，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例如廣告經常宣傳DHA和Choline有助兒童腦部發展，但事實上這並無科學証實，實際作用鮮為人知。近日，愈來愈多醫生指出各品牌的奶粉其實大同小異。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利益，對廣告的監督蕩然無存，「洗腦」廣告在大氣電波天天傳播，務求將家長的擔憂化成賺錢的機會。

水貨客由集團操控

水貨奶粉在內地大有市場，因為不僅國內品牌奶粉不安全，內地零售店的進口奶粉也充斥著冒牌貨，貨源來自香港的水貨反而更有保證。通過水貨客直接搬運奶粉，可以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和轉售貨品的增值稅，價值貨品買賣差價的17%，水貨集團因而有利可圖。香港每月入口約400萬罐奶粉，本地嬰兒每月消耗約60至70萬罐，即是每月約300萬罐奶粉經香港轉出口，按水貨奶粉每罐利潤200元計算，即是水貨市場每月利潤高達6億元。

事實上，水貨客有六成是香港人，四成是內地人，右翼民粹派宣傳「水貨客都是內地」以煽動族群仇恨，但事實上沒有中港兩地的資源和人脈，水貨集團根本不得以經營。有報章揭發香港超市的經理有限製面市的供應，以確保水貨客有穩定的供應量；也有業主將單位屋苑單位改為貨倉，出租給水貨客牟利。

這行業能夠興起，本身反映著中港兩地之間、中國大陸以內和香港以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水貨集團聘請退休老人在店外排隊搶購，香港三名老人有一名活在貧窮線下，而內地工人的工資被瘋狂壓榨，加上拖欠工資問題蔓延全國，走水貨一趟雖然只有70-200元的報酬，但對內地工人來說已是相對高的收入。

任何限製邊境人口進出的措施並不能解決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問題。只要內地人對進口奶粉的需求仍然不得以滿足，加強邊境機關的鎮壓，只會令水貨集團以層出不窮的手段鋌而走險，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治安問題。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水貨客是奶粉投機下的產物，要消滅投機的根源，必須將奶粉供應商公有化，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監督和管理。這才能阻止水貨集團的投機。

「洋奶粉」就安全嗎？

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內地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2011年中國進口奶粉的進口額達25億1000萬美元，排名前三的奶粉進口國分別是紐西蘭、澳洲與新加坡。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經濟下， 奶粉供應鏈往往一環扣一環，為了節省成本，進口奶粉的奶源供應很多時都是來自中國公司，而在中國由於缺乏食品安全監管。洋奶的品牌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一種掩眼法。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時，恆天然乳品集團（Fonterra）就是三鹿集團的第二大股東。旗下的兩個奶粉品牌安怡和安滿也由三鹿經營、部分奶源由三鹿供應，但在當時退出中國市場的一年後，在零九年八月又再度重新在中國銷售。可見，中資和外資企，所謂洋奶粉較安全的品牌效應，實際上只是廣告效應作祟。

恆天然佔全球近40%左右的乳品交易，其乳製品近日被檢測出有雙氰胺的殘留，在事發後仍拒絕披露所供應的乳品企業，又不承認事件涉及食品安全問題。內地民眾對紐西蘭的奶粉愈來愈不信任。

消滅奶粉投機，改善育嬰條件

極右本土派將奶粉荒問題歸咎於「大陸人搶資源」，掩蓋背後資本家投機的根本問題。

奶粉的進口公營化，由中港兩地的消費者代表、母親代表和醫護人員民主選舉產生，除了嚴格監督奶粉廣告的失實，也要確保公布現時奶粉的真確資訊，並禁止零至36星期的奶粉賣廣告。消費者需要成立民主監督委員會，調查奶粉商操控供應和推高價格的情況，阻止通過兩地差價進行投機。

現時香港公營醫療對母乳餵哺的支援不足，令不少母親在開始不久後被迫放棄。私家醫院與奶粉商的利益關係千絲萬褸，因而多數不鼓勵母乳餵哺。所以，香港母乳餵哺率偏低，嬰兒以純母乳餵哺四至六個月的比率只有15%。母乳含200多種營養，比奶粉（含70多種營養）更為天然和優質，政府應該創造良好的條件，包括加大宣傳教育母乳餵哺乳、建設大量公共哺乳室，以鼓勵母乳餵哺以逐步取代奶粉。

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北歐等都有母乳庫的成立，儲存母親們捐贈的母乳給予有需要的母親。香港的公立醫院應該向不適合哺乳的母親免費供應奶粉，更應逐步成立乳庫供應健康的母乳。

婦女產假香港孕婦產假僅有10星期，瑞典與香港財富收入差不多，但父母可共享16個月產假，可謂天壤之別。香港男士沒有有薪侍產假，令孕婦身心壓力倍增，影響產後分泌乳汁的能力。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包括8小時工作製、女性16個月有薪產假、男士有薪侍產假七天，減輕產子帶來的壓力，讓婦女有健康的身體哺人乳。

內地食品安全是問題關鍵，只有食品供應商民主公有，置於人民民主監督底下，才可以取代官僚貪汙和資本家牟利的現狀。毒奶粉事件和香港奶粉荒的震盪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關綜聯遊行：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

1月11日，「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簡稱關綜聯）發起遊行，在施政報告出爐前表達「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的訴求。主辦單位不滿政府扶貧無效，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要求當局製訂有效及公平的長遠財富分配。遊行有16個團體支持，近百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玚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門外。

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將於本周三（14日）發表，政府一直不能對貧窮問題采取有效的施政，上年施政報告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也只是動用每年30億的公帑，資助少且條件嚴苛，還要在2015年下旬才正式接受申請。

我們記者在遊行途中訪問了陳女士，她一手推著女兒的嬰兒車，一手系著兩名兒子。她是內地移民，來港生活了7年。當問到她為何參加遊行時，她表示「政府應該加大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資助」。陳女士來港後，居於上水狹窄的劏房達4年之久，其後終於成功入住公屋，但生活仍是足襟見襯。

「我要照顧三個子女，沒工作，試過找托兒服務，但一直也沒有空缺。我先生也是從大陸過來香港，當雜工，月薪只有12,000元。我自己教育程度不高，本來來香港讓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但可惜在港教育開支高昂，幼稚園沒有資助，政府講過15年免費教育，但一直回避承諾。」

陳女士沒有太大期望脫貧，因為她一直是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出來巿區走走，對於她和子女們是難得的機會，她表示曾因為子女在校遺失校服而大動肝火，因為各項書薄費也要每名子女約一千元，還有每個子女每月$850的補習費，沒有錢讀幼稚園又會犯法，經濟上的折磨令家庭產生更多糾紛。

「我沒有任何娛樂，家裏所有的錢也用作購買食物、生活費，並給丈夫作為交通費。他是家庭的唯一支柱。現時電費、水費和房租又加價，但反而一些生活津貼如房屋津貼、電費補貼正在不斷削減，生活沒有曙光。在4年前最艱苦的時間裏，我曾有輕生的念頭，更患上了抑郁癥，幸好有其他媽媽扶持，才捱至今天。」陳小姐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港府的扶貧方案到喉不到肺，還厚顏吹噓扶貧政策有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裏舉起「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廢除強積金，權力歸於勞動者」的橫額。我們的發言者Jaco反對政府花500億搞自願醫保計劃，這等同用公帑補貼保險業。而政府對待殘疾人士和難民這些社會最邊緣人士也極為苛刻。要真正解決貧窮，必須政府必須加大公營開支，將社會福利訴求連系至民主抗爭，將銀行及大企業民主公有化，打破商家操控經濟的亂局，才能讓窮人有公權力合理分配資源。

施政報告假扶貧

施政報告出爐，梁振英早前敲鑼打鼓，四處叫囂扶貧有效，卻被發現搬弄數字，文過飾非。事實上，去年香港貧窮人口仍有133萬，每7人就有一人是貧窮。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並沒有帶來新希望。梁振英施政依循自由市場的教條，私有化政策大行其道，擴大公營部門則要小心翼翼。如此，今屆施政報告就一如既往了無新意。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中心點，大商家把持整個政治和經濟生殺權，整個製度必為金融體系服務。資本利得稅率極底（16.5%），工資受嚴重壓榨（今年最低工資$32.5），房屋全球最難負擔，這是所謂「自由經濟」。

「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

正值施政報告發表前，港府委任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在電視訪問中直指，大學生畢業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陳振彬並於早前占領運動期間建議舉辦多個青年舞會，讓青年宣泄精力，便不會「上街搗亂」。可見，激發年輕人抗爭的是社會矛盾和經濟問題，但政府卻對其視若無睹，何其脫節！

政府打算興建「廉價居屋」，即將新建成的公屋以市價五折出售，協助公屋戶置業。但這是糖衣毒約，如果計劃的廉價居屋數量小，就根本無助年輕人和基層置業；如果廉價居屋興建數量多，則等同動用大量公帑擴大私人房產市場，推高樓價。二手居屋投入市場後，價格正在不斷攀升。政府數字又顯示，由前年八月至去年六月，居屋二手市場樓價上升三成半，比私樓升幅更高。

港府向來以為穩住中產民心就可以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然後可以繼續無視水深火熱的底層民眾。香港有8.64萬劏房戶，不少尺租比豪宅更貴。但是，政府斷然拒絕恢復租金管製，恐惶違反市場信條。

退休保障要入息審查

政府在施政報告中表明會預留500億成立養老基金，但將會設立資產審查。梁振英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2,285）的資產上限為18萬元，未來所謂「退休保障」的條件將更為苛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再重覆「財政赤字」、「誰來付鈔」等陳腔濫調，說到底，政府害怕威脅到強積金公司的利益。

國教復活　學店狂賺

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甚至組織解放軍夏令營的參加者成立製服團體，種種政策與宣揚愛國主義不無關系。據《明報》最近報道，有政府中人承認，政府正在低調推動國民教育。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最近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梁振英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惹來白色恐怖的質疑。

政治壓迫以外還有經濟壓迫。香港各大學學費年年上升，令香港大學畢業生平均欠學債10.9萬元。但最近港府消息透露，八大院校的附屬公司總盈余高達42億，其中中文大學附屬社區學院盈余更達15億。施政報告呼籲八大院校回饋學生，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措施。這是政府多年來推動教育商品化造成的惡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施政報告假扶貧。經濟壓迫已激起怨憤，只欠一個平臺讓香港工人和窮人以行動表態。呼籲工人加入工會，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是當前重要的任務。

立即落實八小時工作製，立即實行全民退保
提高最低工資至$45元，跟隨通漲升幅
八大院校全數退回盈余，用作公共教育經費；教育全面公營，全民免費
恢復租金管製，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
民主公有化銀行、地產商等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英國為香港假普選方案背書

經過去年秋天的雨傘革命，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認識到香港的「民主」只是謊言，但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政府卻屬於冥頑不靈的少數。

在倫敦國會委員會最近的一份聲明中，英國外交部宣稱2017年的伊朗式選舉方案（當中只允許三名經篩選的候選人參加）能為香港選民提供一個「真正的的選擇」。這可能是自貝利雅聲稱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後，英國國會最大的ㄧ個謊言。外交部次長施威爾（Hugo Swire）承認香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但縱使如此，他仍然呼籲泛民不要否決政改方案。施威爾向委員會稱：「總好過什麽都沒有」。與施威爾同為保守黨政客的巴倫（John Baron）亦稱外交部的立場好像「刻意地模糊掉」。

應聲蟲

施威爾和英政府的言論將會使香港的建製派歡喜若狂，他們會視其為重申自己的論點。這些言論，加上一份即將公布的報告中，提到英政府認同香港警察在79日占領運動中的處理手法，無疑會觸怒許多香港的民運分子。特別是那些對英國當局存有幻想的「歸英派」，他們誤以為英國是香港民主抗爭的盟友。在雨傘革命的尾聲期間，有些受受本土派思想感染的青年甚至於十二月在英國領事館外發起了一場占領行動，呼籲英國政府采取強硬的立場。如今外交部已經作出了回覆。

英國在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手上奪得香港，當年的戰事就是為了捍衛英國商人向中國民眾販毒的「自由」。直至1930年代英國和各列強的海軍，都在長江自由進出。風水輪流轉，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拋離英國，中國更拒絕了一個英國議會代表團在十二月一日到訪香港。該代表團計劃檢視中英在1984年簽訂的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英國方面及後並沒有就這個事件向中方發出任何外交抗議，甚至乎一封發給駐倫敦大使的抗議信也沒有。不過，外交部卻否認向北京跪下。「我不認同我們以任何形式向中國政府叩頭。」施威爾向國會說。

在商言商

最近，《明報》報導一份政府內部文件顯示，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英國當局即場帶商界訪問團招商，來順便締結有關向中國出口核能科技和武器的協議。但這在當時的港督反對下擱置，理由是這「太過明顯」了。

卡梅倫政府幾乎沒有掩飾自己迫切尋求增加與中國的經貿投資。英國在中國的投資於2014年增加了28%，與此同時來自歐盟的總投資下降了5.3%。事實上，根據《電訊報》（一月19日）的報導，英國在華投資會於未來五年翻四倍。反過來，中國公司現控有北海油田、希斯路機場和曼切斯特機場、谷麥生產商Weetabix 以及連鎖餐廳Pizza Express的股權。中英政府於去年六月簽署了價值3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並包括銀行、鐵路和核能產業的中國投資。「我認為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幾個字來總結：增加對中國的貿易。」這是民主黨元老李柱銘的話。

警察反應「恰如其分」

英國政府對於十二月被拒入境事件（英國公民入境香港本不須簽證）的懦弱回應，並接續支持北京的偽民主選舉方案，清楚地反映了它對雨傘革命所抱有的立場。同樣，大家並不驚訝其在即將公布的報告《英國外交部關於香港的半年度報告，2015年一月》（Half-yearly report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on Hong Kong, January 2015）中為梁振英政府背書，並指警方的「反應恰如其分」。畢竟就是英國向香港警察出售催淚彈的！但是，這些外交措辭正好駁斥了中國官媒對於雨傘革命和其民主訴求是「西方顏色革命」的指控。

縱使卡梅倫政府矢口否認，但最近又再向中共專製叩頭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習近平計劃將於今年訪問倫敦。上一次中國最高領導人參訪英國，就已經是2005年的胡錦濤了。當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英國排在第四；如今中國已是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一些其他機構甚至將其排在第一），而英國則跌至第六。當北京承諾加大金融體製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幣的自由化之際，英國資本家已迫不及待，要求將倫敦變成中國金融貿易的主要離岸中心。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比空談所謂「民主」更重要。

習近平向倫敦回禮

習近平即將到訪英國，顯然是獎勵卡梅倫政府的自我審查和馬屁工夫。「我認為習近平訪問英國的部份原因，是北京對英國就香港占中問題的反應沒有太不高興。」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者陳誌敏指出。在2012年五月，卡梅倫在倫敦接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引起了與北京之間長達18個月的外交冷戰。自此以後，英國政府便對商貿合約虎視眈眈，並小心翼翼避免觸怒中共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反駁北京的「顏色革命」抹黑，並指出這只是專製當局掩飾自己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之間密切的政經關系。同樣，我們警告過，若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對卡梅倫等西方資本主義和右翼反工人的政府抱有幻想的話，只會有災難性後果。若要成功，反抗獨裁的鬥爭需要是世界性的，反對滿口謊言的資產階級菁英，並聯合起中國以至全球的基層青年和勞動者。

錦上路鐵皮屋發生火警　一名難民喪生

1月29日早上10時半，元朗錦上路吳家村一貧民窟發生一宗火警，導致一名33歲斯裏蘭卡難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貧民窟約有30名難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豬場和農地改建而成，環境極度惡劣。房屋由鐵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環境擠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規格，發生火警時容易造成傷亡。火警發生時，就有三間這些鐵皮屋被燒著。

政府、社會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視難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會福利署將服務外判給「國際社會服務社」（ISS），服務差劣，惹來激烈批評。這次發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難民入住的。

我們深切哀悼這名死難者，並且強烈譴責港府及ISS無視難民的住屋安全，導致今次的慘劇發生。我們支持難民的抗爭，反對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訪問城巴司機：職場裏的委屈與壓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會主義行動在深水埗街站宣傳時，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機阿趙（化名），於是約了他作一個訪問。這天他受訪時，剛完成了大廈立案法團的義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經快踏入第13個年頭。阿趙也許只是個生活平淡的工人，但從他的言談裏卻最能體會基層在今天社會受到的委屈。

訪問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阿趙（城巴司機）

麗：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

趙：我現年 54歲，已經做了城巴司機差不多13年，我是一個有五名子女的父親。我是1997年後入行，之前是駕駛「拖頭」，我是70年代來香港的，已經在香港超過40年。

麗：你對於城巴的工作有什麽評語？

趙：公司的福利和薪金製度令同事之間產生摩擦。我是1997年後入職，屬於「新製」，當時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後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調升至11,000元。我超時工作一小時只有70元，而舊製度的司機卻有100元，新入行司機更只有60幾元。底薪內亦有「跳分」製度，同事每做滿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換句話說我的底薪是經過3次「跳分」，但舊製同事卻有10次「跳分」機會，新入行的司機雖然開始底薪只有大約9,400元，但他們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們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舊製」司機可享24次看醫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間產生矛盾。另外，雖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會調升，但非常緩慢，每年我只有數百元的升幅。

麗：你在城巴工作有什麽壓力？

趙：我們只靠底薪並不足夠生活，我們還有一部分工資是稱作 「酬金」，包括在司機在路上的安全獎、城巴專利獎、總共大約是3,200元，但這是要建基於司機工作的質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現良好，我總工資大約會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卻要將它連結至我們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體不適要請病假，公司會扣減「酬金」，現在社會怨氣越來越重，乘客很輕易會投訴司機服務，或有交通意外，扣減「酬金」之余，司機更可能要入獄，令我們生活壓力很大。現在物價上漲，普通午飯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樓」，否則負擔更大。

麗：你在城巴服務多年，你對公司服務巿民有什麽看法？

趙：我認為公司不斷削減成本，令服務質素下降，犧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會要求驗身不合格，或快將退休的司機轉做兼職，就可以逃避驗身的成本。當巴士司機工時長，我年輕時也經常超時工作至每日15小時，但現在年紀大所以我回復每天工作8小時，反而現在會留給新入行的年青人，因為新入行的年輕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時，他們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機也捱病了，腸癌、鼻煙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機也因病死亡，也是因為公司限定1小時食飯時間，時間倉卒大家也變得飲食不太健康。現時有很多乘客投訴巴士 「脫班」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司機的角度看，問題是因為公司對巴士司機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過大、年輕人也不願入行。惡性偱環下，司機都寧願請病假也不願上班，導至「脫班」。

麗：之前發生「占領」事件，對司機有什麽影響？

趙：老實說「占領」事件對司機沒有什麽影響，因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會刪減，工作量減少，司機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對某部份想超時工作的司機，公司會因應情況刪減班次，對他們來說可能賺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為現時社會氣氛變得暴躁，由董建華開始後到現在梁振英管治，不斷製造社會自相殘殺，政府刻意製造攻擊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論，很難怪年青人出上街頭抗爭的。

香港：三萬人上街爭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遊行是自雨傘革命後首次大規模動員，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黃傘之海，遊行很大程度上是表達不曾遺忘去年79天的占領運動。

傳統的元旦遊行推遲，變成今次的二一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選」。雖然占領似乎不會這麽快就再次爆發，但警方就如驚弓之鳥，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場戒備，唯恐會有新一輪占領行動發生。

雨傘運動後可以見到政府的立場強硬起來，提出一系列的計劃，企圖打壓民主訴求。由從重推國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大會裏斥責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倡議「港獨」。這些做法伴隨著中共獨裁者在背後持續施加的壓力，他們聲稱「國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訴求威脅。

最不祥的是，北京與香港政客多次發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言論。最近，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就在立法會宣稱「外國勢力」正在幹預香港，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曾推動廿三條立法，因為大規模反對而失敗告終。她正在主張廿三條的強化版，包括禁製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團體。

建製派加強反擊，也令資產階級泛民領袖承受巨大壓力，同時也是在測試一下泛民否決政改方案的決心。在八月份，當人大常委頒布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篩選規則後，泛民主派表現得堅決反對這伊朗式的假普選。但是，最近北京與香港政府對於泛民在壓力下轉馱，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陣營人士轉馱，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內部分裂和矛盾

從星期日的遊行，可見群眾持續反對北京的假普選。但同時，與雨傘運動相比之下，遊行人士明顯以年長一輩居多，這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內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征意義，與重建群眾鬥爭和行動升級沒有關系，而似乎決定不參與這次遊行，。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但由於運動的綱領極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運動受到挫折，無法迫使政府妥協，之後內部的政治分歧就越來越尖銳。可逐步改革獨裁體製而贏得民主──這信仰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使運動內部底層（尤其是年輕人）對泛民領袖越來越抱有懷疑，但他們對運動的影響仍然揮之不去。

2月1日的遊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導，但在雨傘運動裏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與學生組織，在遊行裏卻顯得較為低調，可能代表著他們對老一輩的不滿。

「占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和朱耀明帶頭遊行。但雨傘運動的爆發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終躲在後方，不斷呼籲與政府妥協，力勸占領者撤退。無論那時和現時也好，他們的思維反映了泛民政治領導害怕被更激進的勢力、思想以及鬥爭形式所取代。

左搖右擺的泛民

在幕後，泛民的右翼陣營已經彌漫著新ㄧ輪的妥協氣氛。最近《南華早報》的ㄧ項民調顯示，過半受訪者希望泛民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議員通過）。政改方案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即47名）投贊成票方能通過，泛民控製了70席立會議席中的27席。否決後選舉製度會原地踏步，由鉅富壟斷的1,200人選委會欽點下屆特首。但寧願這樣，也不要為北京的「中國特色的普選」把戲擡轎。

雨傘運動造成的群眾壓力看來有下降的跡象，泛民上層顯然開始動搖起來，一些較直言的妥協派正在尋求「袋住先」的方法。在這個階段，這些舉動只是試探性的，但除非組織起群眾反抗，否則這可以令民主鬥爭再次被「溫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在《無線電視》的訪問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諾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話，泛民則應該「袋住先」。此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迫使莫乃光在數小時內收回言論。他聲稱不是認為如果中央願意就此作出承諾。

不過，莫乃光的言論並非單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組別的議員李國麟表示，他可能會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同樣表明可能接受類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選舉來換取廢除功能組別。這所謂的「妥協」──將假普選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會兌現與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協」，就好像2007年時所「承諾」的2017年普選那樣。

打倒獨裁體製！

功能組別確立了股票市場與資產階級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權力，與親北京菁英的提委會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在他們眼中，犧牲任何一方都會威脅另一方。這不代表功能組別不能廢除，但與香港政製的其他專製面貌一樣，是需要大規模群眾鬥爭與一個綱領才能掃除，而非拙劣地修補現存的不民主政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拒絕假民主，拒絕提名委員會，拒絕所有腐朽的妥協！
廢除功能組別！以真正民選的人民議會取代橡皮圖章立法會，新議會有實權向富人征重稅、消滅貧窮、落實體面的最低工資、逆轉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賈鉅富的經濟束縛。
投票年齡限製降至16歲，包括外勞。
政治代表只領技術工人的薪金，將開支合理地公開受公眾審查。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建設運動內部民主，協調集體行動（強調罷課罷工），從而重建雨傘運動，聚凝爭取這些訴求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公有化銀行及大企業，置於全面民主管控，采取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權利、保障就業職位、可負擔房屋，以及生活工資。
雨傘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國，打倒一黨專政！

百多名難民指控社福署為殺人兇手

二月六日中午時分，難民聯會率領百多名成員到灣仔社會福利署總部示威，抗議社福署無視在港難民的安全，多年來將難民服務外判，縱容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法及極不安全的房屋，導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錦上路八鄉吳家村鐵皮屋的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燒死。社會主義行動協辦這次遊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殺害難民）、「Down down ISS！」（打倒國際社會服務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締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頭默哀一分鐘，然後要求社福署代表回應事件。當局人員如臨大敵，早於難民示威前鎖上辦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殺了Lucky，政府從不在乎難民的生死！」難民聯會成員Raymond怒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到場支持難民的抗爭：「寮屋被發現是違法的，但為什麼政府不在悲劇發生前執法？」社福署對難民惡劣的居住環境一直知情，卻置難民生死於不顧，在火災發生時，鐵皮屋溫度極高，加上每間屋住20-30人，環境擠迫、密不透風，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為了逃避援助難民的責任，將援助服務外判予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社只給予在港難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貼，連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負擔。」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要求政府難民停止服務外判，由政府直接營辦，收歸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這次悲劇令我覺得要更堅決走出來打倒ISS，他的死正證明了ISS的所作所為。政府很早便知道這些鐵皮屋是違法的，這些屋由農地改建，它們的結構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規格，但政府無所作為。」居住在粉嶺鐵皮屋的難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鐵皮屋超過兩年。ISS多年來不人道對待難民，包括分配難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帶由豬場雞場改造的違法鐵皮屋。

「大約800-1000名難民住在鐵皮屋區，除了錦上路還有錦田、粉嶺、屯門泥圍等。在這次悲劇發生後，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們都很想搬走，他們不想住在鐵皮屋。我們要求政府增加難民的住屋開支，不只是現在的$1,500。」

來自埃及的難民Hanna要依賴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間很小的房間，那裡的洗手間的裝置極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經向ISS投訴過兩次，但沒有任何回應。最後在去年底，意外發生了，我跌倒了並跌傷了腳，要在廣華醫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後才願意為我更換房屋！」

難民聯會要求政府立即取締違法寮屋，大幅增加難民住屋津貼，停止將難民服務外判。社福署公開指如果對待難民「太好」，會造成磁石效應吸引難民湧港，這態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政府種族主義的本質，歧視窮人，只為富人服務。政府的難民政策一日不改變，難民必定抗爭到底。

Erwiana案件勝訴　現在加強外傭權利鬥爭！

香港法院裁決雇主嚴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將成為香港外傭反歧視、反虐待的持久鬥爭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決雇主羅允彤在20項罪名中有18項成立，持續八個月襲擊、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並導致她挨餓。這事件被《時代雜誌》等主流媒體形容為「重大案例」。《每日電訊報》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經歷「激起了全球義憤」。

「我希望他們會開始像對待工人和人類航對待外勞，停止待我們如奴隸。」Erwiana在六個星期的審訊結尾中說道。

群眾示威

之前香港一連串數以千計外傭的示威，顯然爭取到社會上各界層的廣泛同情，向當局（包括司法製度）施加了壓力，揭露了香港不公義的外勞雇傭製度。

「這次勝利令我們很鼓舞。我們會運用今次的勝利來推動外勞權利的鬥爭。」亞洲移工協調會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

很多人都認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壓。

「今次的判決雖然很好，但可惜不會就此改變政府的種族歧視外傭的政策。」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雇傭同居限製』以及『兩星期條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用來分隔和控製一批受超額剝削的工人。」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指「外藉家務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對外籍家務工無從保障」。在2013年，國際特赦組織譴責印尼外勞「奴隸般」的生活條件，控訴港府「不可寬恕」的無所作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傭的大規模示威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若果沒有這場運動，政府只會無視這宗案件。正是這場運動令全港和國際社會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動。」

「猶如囚犯」

從法院審訊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對待。她曾被雇主打臉至牙齒脫落，被雇主用吸塵機塞進口裏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餓，只允許吃小量的面包和白飯，每晚只可睡四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猶如羅允彤家中的「囚犯」。羅允彤曾威脅如果Erwiana報案的話，會殺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無薪資的奴隸」──Erwiana從未收過羅允彤的工資。法院裁決，羅允彤要向涉案三名傭工繳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總共有約32萬名外藉家庭勞工，有一半來自菲律賓，其他大部分來自印尼。近年，她們的力量愈來愈壯大，以高調的示威行動要求改革不公義的雇傭法例，也要求對中介公司采取行動。中介公司往往違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費，迫使她們成為債奴。

廢除「雇傭同居限製」

在「雇傭同居限製」條例下，外傭被迫與雇主同住。這條法例只是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避免外傭獨立居住，在社會上紮根，從而增加她們經濟上的議價能力。「雇傭同居限製」剝奪了外傭的私隱權，而雇主同時為「房東」的情況下，她們更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點不免令工時更難管製，令家傭受到壓力而工時極長。國際特赦的調查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間接承認了這悲慘的現況：「說得好聽一點，她（Erwiana）猶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長時間虐打亦沒有作出相應反抗，也不為外界所知。」

對香港大部分的外勞來說，雖然虐打和暴力並非尋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覺卻是普遍切實的。判詞本身就是廢除「雇傭同居限製」的有力論據。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強執行這條法例，在數星期前警方突擊檢查，打壓外出居住的外傭。

Eman Villanueva說道：「如果港府堅持現時的政策，只會有更多『Erwiana』出現，更多虐打外傭的案件出現。」

港府無恥無極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歡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決，說道：「這亦顯示出政府當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視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權益和他們的人身安全，這一點是重要的。」

工人並不期望港府會帶來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賈鉅富。今天法院重要的勝利一定要作為一個裏程碑，在未來建立更有力的鬥爭以爭取外傭權利。外勞的鬥爭會作為所有工人團結鬥爭的一部分，對抗這個反工人的政府。

財政預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大家可能會感到似曾相識的感覺。兩年前，本雜誌評論2013年的預算案：「與過去的一模一樣，吝嗇得難以置信。」而這次同樣是照辦煮碗，所謂的一些「派糖」措施不過是庫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裝，用以掩飾預算案優惠富豪菁英的本質。

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期間，曾俊華嘗試將經濟的放緩歸咎於去年的雨傘抗爭運動。去年政府所預計的GDP增長為3%，但實際增長只有2.3%。事實上，經濟正瀕臨衰退，而財爺對於今年的增長預測只有1-3%。中國越來越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隨時會海嘯航沖擊香港，並將重創金融及地產市場。

中國的「次按」放貸

隨著香港經濟「金融化」越來越猖獗，經濟危機越可能出現。香港經濟複製華爾街的那種高風險銀行產品，七年前就是這些玩意觸發美國經濟爆破。香港經濟上一次出現衰退（負增長）是於2008年，當時整個香港銀行的債務總值7萬億港元，但今天已經膨脹到26萬億港元，超過當年的三倍。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這些借貸增長當中，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貸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時候只有10%。

這些對中國的借貸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風險「次按」放貸，可以對整個香港的經濟造成沖擊。香港銀行的高度參與也令更易受到中國地產泡抹和壞帳的影響。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積盈餘，庫房儲備已快達到8,560億港元，相當於政府23個月的開支。政府要準備好註資拯救大富豪和投機者。

曾俊華在發表預算案時承認未來一年的經濟將會面對眾多挑戰，並指出歐洲和日本的通縮有可能使經濟進一步萎縮。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會沖突正在激進化，但是這份預算案卻沒有任何解決房屋問題、拉近貧富差距的政策，沒有措施能夠減低沖突。

五分四的資源到了中上階層手上

一些媒體稱曾俊華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轉變，他去年說過派糖和一次性紓困措施「將會成為歷史」。《英文虎報》甚至預測可能「背後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後撰寫這份預算案，亦可能是為2017年選舉鋪路。

可是，對於有輿論將這份預算案形容為「慷慨」甚至「民粹」、「贏盡年輕人的掌聲」等，我們則完全感到摸不著頭腦。所謂340億的派糖措施，但實際上當中五分之四的金額皆是去到中產上層的群體，而基層群眾只分到剩餘的20%。

荒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論調指新移民濫取綜援。事實上，在去年綜緩七年限製撤回後，領取綜援的總金額下跌了21億。領取綜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傷殘、單親等社會最底層。而新移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只是約5%，而且當中絕大部分都是18歲以下的兒童。「反政府」的本土派與建製派自由黨一氣連枝，將資源不足歸咎於新移民「搶福利」，煽動排外情緒。從這點就可見，本土派不過是建製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錯盈餘，今年財政年度的盈餘估計為638億，遠超於曾俊華去年估計的91億。這些盈餘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擠出來的，主要透過高企的樓價向香港工人、小企業和消費者徵收間接稅。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餘會重新回到社會上的底層，而且只是透過一些沒長遠目標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個月及綜援三糧。

財政預算案簡介：

稅收：正如《南華早報》報道：「中等收入家庭繼續從增加子女免稅額和薪俸稅優惠中獲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麼也沒有。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料，額外援助沒有照顧到在職貧窮人士，因為這些月入二萬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納稅。」

房屋： 沒有大改變，政府承認不能達到每年興建兩萬間房屋的目標。政府雖然實行所謂樓市加辣，價值七百萬元以下的自用物業，由過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數，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華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續」，因此不能落實。香港老人是最貧窮的一群，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住宿服務：政府承諾增加1,200個照顧及康復服務的宿位。有些地區的殘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這根本完全不足夠
醫療設施：醫療開支增加至706億，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開支（100億）是用來註資自願醫保計劃，即「鼓勵」病人從公立醫院轉用私立醫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個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對待的個案正在增加，響起了警號。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個案均有上升，而兩者之間是有關的。不論是肢體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對女性的暴力都是關於「控製」的。我們身處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有著奴役女性的權力結構；女性被限於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為例，社會福利署的數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報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體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獲的首次呈報性暴力個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個月更接獲874宗，超過2013年的總和。真實的數字遠遠更為驚人，很多受害人懼怕「責備受害者」或遭到社會標簽等的原因不敢舉報。

特定群體

性暴力也影響到性小眾中的女性。一個LGBTQ團體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統計並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對待的性小眾。他們曾向社署要求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協助，但這些案件並不被紀錄為性暴力個案。

一名跨性別的青年被家人趕走而無家可歸，也找不到任何協助，因為香港的庇護中心一聽到她是跨性別人士，都立即掛斷電話，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眾的受害人，因為前線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處理性小眾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針對女性的暴力數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個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這些案件當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東華三院轄下芷若園指出，輕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單純、容易受騙，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傳統家長禁製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間接令這些女性處於容易受害的位置。資本主義社會要竭力控製女人的性自主，無法提供正確的性教育，包括教導女性（及男性）何謂健康、互相尊重的關系，何謂侵犯性行為。

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個問題。關註少女及兩性平權議題的機構Miss Alpha就年輕情侶戀愛期間的暴力態度進行調查，發現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響正常社交活動，38%受訪者曾遭伴侶企圖操控，12%人更被對方強行愛撫或性行為，涉遭非禮或強奸，當中一人更是十六歲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體暴力對待。同一份調查指出，社會中對「約會強奸」、在關系中被伴侶暴力對待等的意識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沒有觀念，令不少人受到傷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

新自由主義對整體公共服務的打擊，令香港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提供給女性，例如女性庇護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尋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難。香港現時只有五間女性庇護中心，三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政府沒有提供公共的服務中心。所有中心加起來只有260個宿位，完全供不應求。一些庇護中心更缺乏托兒服務，一些有其他限製如煮食的時間限製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現存的組織架構，女性庇護中心缺乏足夠的支援，中心不會協助受害人處理如托兒、申請公屋、綜援或離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務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婦女團體也批評，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門，迫使受害者必須到不同的部門，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經歷。

總結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強抗爭的力度來提高社會關註，並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資源。需要結束保守及有害的社會態度，如為「保護」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們提供足夠的性教育、責備受害者等的觀念。對性小眾的保守態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應有的協助。同時，我們必須加強鬥爭，為女性和其孩子爭取更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們脫離受虐的環境。提供足夠的庇護中心宿位，成立處理性暴力的部門，以一站式的社會服務提供協助。這一切對女性反抗性暴力運動中都至關重要。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對女性的壓迫，由職場歧視到媒體廣告的性別歧視和暴力，根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中。世界上70%的貧窮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這樣的「富裕城市」裏，右翼的建製派政客、大媒體、以至國家機器—高級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輸保守的意思來強化性別的壓迫（如認為女性要避免被強奸就不要飲醉酒！），目的是限製女性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主義者反抗這些思想和態度，並為加大公共服務如全民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而抗爭，從而減低女性的負擔。我們支持法律改革的抗爭，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但這連系至與資本主義完全決裂的必要。我們為社會主義政策而抗爭——民主控製經濟——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礎。

各大院校出現退聯潮

香港大學通過退出學聯決議後，學聯面臨分裂的危機。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聯關註組，無疑反映本土派勢力日增。本土派學生策動退聯，只求嘩眾取寵，但卻沒信心爭取學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種族主義綱領，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聯並不會將學生會的民主化，也不會強化學運的力量，反而只會令民主運動更為零碎化，組織更為困難。

但普遍學生之所以大力批評學聯，並不只是因為本土派的影響，而是對學聯官僚體製的不滿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將對學聯的真誠批判與本土派嘩眾取寵的技倆分開來看。學生在民主運動中地位崇高，退聯事件提出的問題相當重要：如何避免學運分裂，同時改變學生會架構和領導層的不民主，要建設戰鬥性學運。

香港大學舉行退出學聯的公投，結果為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權，以224票之差通過退聯。事件引起連鎖效應，嶺南大學也有同學成立了退聯關註組，將於三月初舉行退聯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學生成立退聯關註組，中大的「本土學社」亦表示或於下月發起退聯公投。

退聯關註組的學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響，其中嶺大退聯關註組的周韋樂就是熱血公民成員。各大院校的學生會都愈來愈受本土派的意識形態影響。嶺大三年級生的余同學就向筆者表示，新一屆的嶺大學生會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區隔」、「香港獨立建國」等右翼民粹思想。他們利用退聯議題為自己造勢。但支持退聯的學生只有少數是明確的本土派，多數是泛泛不滿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我們一定要將兩者區分。

學聯雖然承諾會進行「體製內改革」，但沒有實際方案。兩方都沒有將背後的政治鬥爭放在枱上公開辯論，而只集中在於繁複的技術性問題。沒有人提出戰鬥性學運的新選擇。

組織官僚化

在雨傘運動中，群眾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運動後腿，因此大力支持學聯，令學聯一躍成為運動領袖。但同時，學聯卻沒有與泛民過往小圈子的組織方式決裂。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親泛民的民間團體開閉門會議，決策後通過媒體「知會」學生及群眾。這令學聯與普遍學生愈來愈脫節。嶺大的同學又表示：「罷課委員會應該盡量吸收同學進去，但他們點到即止，有很多同學來開會後，認為自己沒有實際權力和位置，就沒有意欲再來。」

由反國民教育到去年的雨傘革命，學生愈來愈投入政治運動，開始與學聯由上而下的組織方法發生沖突。各大學生會未能在學生群眾中紥根，建立有實體架構和具動員能力的組織。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會往往以「學生純潔性」的名義，排斥不受泛民控製的組織參與，令不同意識形態的辯論受到扼殺。如果有學生提出更鮮明的立場，就會被指控為「騎劫學生會」。「政治背景」不應該是禁忌，任何學生組織都會有其政治傾向。在群眾運動成熟的地方，各政黨都會有青年部在大學裡公開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讓學生在民主辯論的環境下選舉。

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野草」的會長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員，被本土學社揭發後進行「公審」。這種獵巫行動製造一種反左翼的白色恐怖，從而貶低整個左翼運動。我們捍衛任何政見人士參選學生會的權利。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候選人都不應隱瞞自己的政治背景，而應該公開其政治身分、公開明確的政治立場爭取支持。

共識製的不民主

本土派虛偽地批評學聯決策不民主，學聯回應指自己向來以共識製決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討論直達全體一致的立場，就成為學聯的立場），可以保障各大學生會的自主性。共識製聽起來很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各大學生會為了勉強達成共識，連夜開會通宵達旦而不能明確決策，結果最後由一小撮人決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種情況，就是少數派在「團結」的壓力下被迫拋棄自己意見，令民主辯論窒息。專製者往往用「共識製」獨攬決策權，歐盟在共識製下還是由德國支配，美國政製也充斥著共識製。共識製在操作起時，只要有一方阻撓就可以停止一個議案或行動向前行。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多數製的民主概念，在重大問題上公開投票，並容許充足的討論和辯論。

學聯既然是一個平臺。各大學生會毋須在政治立場上達成一致共識，而應該各自表述爭取學生支持。在具體行動（例如組織聯校罷課）上盡量協調和團結。

與泛民緊密合作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民間團體緊密聯繫，深受其政治立場影響。在雨傘革命退潮後，年輕人及學生愈來愈激進化，尋求變革的出路，但感到絕望與不耐煩。泛民領袖無心無力帶領群眾鬥爭，又將小圈子領導層強加在運動上。雨傘革命期間，自封為領導的「五方平臺」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學聯及學民思潮，還有一堆從沒公開團體名的民間團體。學聯在「五方平臺」與泛民緊密合作，縱有分歧也不公開表態。因此，本土派伺機指控學聯「勾結」泛民，從而收割學生不滿泛民的情緒。這做法與他們在雨傘革命裡提出「沒有大會」、「不要領導」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在雨傘革命期間，學聯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懇求中共獨裁者容許香港落實真普選。學聯與泛民政黨的立場一樣，為了避免觸動中共的神經，沒有鼓動中國內地群眾起來抗爭，將雨傘革命蔓延至中國，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黨專政。本土派學生團體更走得更遠，倡議中港區隔，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提出要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若果這一立場主導整個民主運動，只會招致鬥爭的失敗。

學生福利的鬥爭

退聯表面是技術細節的變動，但實際上這代表著香港學運反動倒退的一步，將令團結抗爭更加困難。當要發起聯校抗爭的運動，未來將會更為困難。學聯過往發動過抗爭爭取學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例如反加學費運動都需要聯校參與。實際鬥爭將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場，他們嘩眾取寵的技倆只會危害學運。

退聯無補於事
清除官僚體製　建設獨立民主學生會

本土派策動的退聯成功後，會令他們的信心大增，從而逐步把持學生領袖席位。但同時若果學生會沒有製度變革，即使學聯全面瓦解，八個學生會還是會繼續官僚。此外，沒有各院校學生會聯合行動的平臺，社會運動更為零散化，學運的組織力量不但不會加強，反而將會倒退。因此，我們認同現行學生會及學聯的架構並不完全民主，但我們反對退聯。

學聯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夠的，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向學聯領導層施壓，清除學生會的官僚體製。現時學聯架構冗贅，作為一個協調各學生會行動的平臺，完全可以簡化。此外，學生會往往受校方製肘，沒有真正獨立性，因此有需要與校方官僚抗衡，爭取學生會的自主權。

學聯過往召開的全民大會很多時淪為空談俱樂部，實際決策權還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9月28日雨傘革命爆發當晚，城大舉行的罷課會議後，完全沒有落實討論的結果，學聯號召「無限期罷課」後並無做過動員和組織工作。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當有大事發生時，學生是會全程投入鬥爭的。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雨傘革命退潮　政改風暴醞釀

在雨傘革命結束後，政府開動輿論機器，宣傳所謂「民意逆轉」，製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對政府的壓力，把民主運動變為防守。沒有在政治檢控和愛國教育等議題上反攻，反而靜待政府拋出的方案，最多只會在六月分時投票否決，但沒想過發動大規模鬥爭推倒人大決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見雨傘運動退潮後，開始再吹起妥協之風，準備轉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準備安排與中央會面，討論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條件。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誌源表示，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由「極度悲觀」改為「審慎樂觀」。

只要有4名泛民議員轉投贊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會有足夠票數通過。最有可能轉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分別是：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教育界葉建源、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務界李國麟、會計界梁繼昌。他們提出各種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條件，表示會考慮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誠在長實業績發佈會上，亦三度呼籲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則會成為「輸家」。在去年雨傘革命期間，《環球時報》曾經有一篇文章指責香港富豪沒有出面反對佔中，其後被迅速刪除。現在從李嘉誠的論調可見中共與港商又再一氣連枝了。

英國政府在一月份呼籲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後，最後又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明確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並認為人大決定對香港進一步邁向民主仍存在空間。可見，所謂外國勢力支持雨傘運動並不存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心的是與中國作生意勾當，而不是民主價值。

中共標籤：「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

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反而挑起公眾對民族自決的興趣。中聯辦、鄉議局、建製黨派也齊聲譴責港獨，好像港獨是民主運動的主流路線。政府從而有藉口合埋化鎮壓，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雖然中共表面對港獨恨之入骨，但卻刻意挑起中港矛盾，製造「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的標籤。中共最害怕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這一標籤煽動族群分化，從而孤立香港的民主運動。愛國流氓組織領袖在網上散播黃絲帶即港獨的訊息，甚至捏造「香港導演彭浩翔罵大陸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網軍亦假裝大陸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極右本土派，通過反水貨客、指罵大陸旅客的行動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優先」、「中港區隔」客觀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無疑，港獨與民族自決的思想正在醞釀發酵，由於中共加大政治箝製，而中國資本輸出造成香港的經濟問題，愈來愈多年輕人視之為政治抗爭的出路。但在現階段，與其說他們真的準備為港獨而戰，不如說只是一種宣示式的叫喊。

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決權，獨立臺灣，只有能團結中國大陸群眾，打倒一黨專製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才能確保每個民族的真正自主權。

鎮壓加強

建製派早前大談引入國安法，製造輿論恐嚇，目的是為廿三條立法鋪路。葉劉淑儀倡議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更要加強防止外國勢力幹預的條例。目前群眾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貿貿然推行廿三條立法。但新一輪的政治檢控準備開始，不排除會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殺一儆百之效。

雖然洗腦教育在2012年的抗爭後被迫擱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繼續推行。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每間學校提供12萬元資助。很多校方面對這招銀彈攻勢都會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早前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軍總會由梁振英擔任榮譽贊助人，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總司令，在成立典禮上建製派政客濟濟一堂。青少年軍具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詞中包括了「報效祖國」。

同時，中共在內地加強網路審查，封鎖翻牆軟件，令內地網民不能登入多個熱門網站。此外，中共對大學作出一次愛國大清洗，教育部長袁貴仁指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中國政府禁製了載有「西方價值」的教科書，撤換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學學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發動的反水貨客的行動，吸引了一部分激進年輕人參與，被視為憤怒的出發點。在商場的沖突中，示威者與警察激烈對峙，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和展示警棍。雨傘革命由於欠缺強有力的組織領導，為行動至上的抗爭模式製造了土壤，當時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紙短暫堵路，乃至打爆立法會玻璃門的行動。反水貨客的行動模式可說是後雨傘的延續，

示威者感到傳統的遊行集會無效，要加強組織化的抗爭路線（例如罷工、罷交稅）又非能短期內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這一不耐煩的情緒，為所謂「勇武抗爭」推波助瀾，強調與警察激烈沖突，同時煽動驅逐大陸人的種族主義。

在群眾鬥爭的一定階段，成立自衛委員會甚至武裝起來是有必要的，但這必須置於運動的綱領和組織之下。本土派無序的沖擊行動，甚至走向個人恐怖主義的路線，只代表一種絕望中還擊的情緒，對於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並無幫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學校、社區和工作地點建立強有力的組織，建立集體化的抗命行動，並以工運鬥爭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軸。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將於立法會投票，將成為民主抗爭的一個風眼點。社會主義者會堅持反對中共篩選，立即廢除功能組別，降低投票年齡到16歲、外傭的投票權、立法會議員領取技術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從而令議會有權向富人徵重稅、消滅貧窮、實施體面的最低工資、重有公有化私有產業，創造真正的工作職位。只有將民主鬥爭連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才可見帶來真正的變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風的最有效方法。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製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製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製。在這個製度下，女性受盡製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製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三八婦女節　國際婦女大團結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這是為了紀念百多年來女性和工人階級為爭取權利而上街抗爭的一天。

在婦女節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難民聯會、社民連、香港蕩婦遊行數十人一同發起抗議行動，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正視香港性暴力日趨嚴重的問題，提供公共庇護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們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護中心！」、「我要公共托兒服務！」「立即落實全民退保！結束女性貧窮」，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現時社會上只有280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庇護中心宿位，絕對供不應求她又指，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從事無薪家務勞動的女性不受強積金保障，造成女性貧窮的現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湊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萬名外籍家務勞工的假期。下午一時，數百印尼及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喊「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廢除兩星期條例！」、「我要外宿選擇！」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也有參加這次遊行集會。我們一直以來支持並積極參與外傭的抗爭，支持結束香港現時歧視外傭的條例，將外傭置於極易受虐的情況。在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證明群眾示威是可以帶來改變的，這是外傭鬥爭的重要勝利，也強化整體工人及女性的抗爭。

下午四時，我們舉辦了國際婦女節的街頭活動，香港、菲律賓、印尼的女性都團結在一起，向大眾講解女性要站起來抗爭反對性別歧視製度的必要。我們也特別製作了四種語言的婦女節單張，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衛外傭權利的抗爭。

反對性別歧視　反對向女性施加暴力

爭取同工同酬　擴大公共服務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數千人的遊行，為女性權利而抗爭。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組織，屬於「工人國際委員會」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為工人和女性權利抗爭。過去多年女性所贏得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工運和婦運中群眾鬥爭贏得的成果。

外傭勝利，就是全體女性的勝利

今年，印尼外傭Erwiana的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成為外傭鬥爭的裏程碑。這次勝利推進了外傭運動，增強了整體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證明群眾運動是可以向政府施壓，帶來真正的改變。

外傭抗爭必須升級，爭取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及「兩星期條例」，避免外傭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須關閉，中介工作應由公共部門負責，由公帑支付，民主運作。

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權持續受到打壓。港府寧願花錢在千億基建項目上，輸送利益至大財團，也不願花錢在公共服務，改善托兒及老人服務，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們的經濟。

「男主外，女主內」這種過的父權觀念貶低女性，只會被親商政府利用來推動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資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為照顧家庭，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貧窮。我們要結束這些不等的製度！

停止暴力對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勞動市場不但鞏固女性對男性經濟上的依賴，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縮減公共服務，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離開一段惡劣關系。

女人的身體一直被物化來為財團大企業賺錢。在主流媒體中，對女人的焦點總是其身材、年齡。無處不在的廣告及媒體渲染「女人一定要靚」才達到社會的成功標準，令很多女性花費幾萬至幾十萬光顧無安全規管的美容集團！最後往往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賠上性命。

社會主義行動對抗鼓吹歧視和虐待女性的性別觀念。我們要求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護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我們主張團結抗爭，對抗資本主義和性別歧視，為一個平等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抗爭！

為什麽最低工資最少要每小時$45?

政府將於今年五月調升最低工資至時薪32.5元。底層打工仔等了足足兩年終於加薪。但是，這足夠嗎?

在2011年首次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時候，兩大工會已經要求每小時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資水平還未追上當時要求的數額，更莫說將物價升幅計算在內！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最低工資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開支持續上升，是次的調升不過是杯水車薪。

另一邊廂，月入9萬元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在2015年將會加薪9%，而特首亦會將每月薪酬增加兩萬元，達到約39萬元一個月。

相對2011年的28元，四年來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來的物價變動，如以低開支範圍的住戶計算(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其升幅至少為22%。換言之，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通脹，實質工資變相被削減6%！連保守如工聯會亦要求將最低工資升至時薪39.7元。

為什麽要設立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層的工人，確保他們付出的勞動力能夠為他們賺取其個人及贍養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時的33元計算，根據四年來的通脹升幅應該達到至少每小時40元。其實，時薪40元一點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每月收入也不過是6,880元，亦未能足夠應付工人的合理生活開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資應等於其「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據各工會於2014年的計算，每名勞動者的最低月薪，應為8,066元(職工盟)至8,248.5元(工聯會)，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下，這代表每小時的最低工資至少要$46(兩大工會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時計算，因此倡議的水平較46元低)。因此，工人們要求最低工資45元只屬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訂立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此低廉，與香港作為富有資本主義社會不符。相比其他經濟發展相若的地區，本港的工資保障最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產總值只與香港相差約40美元(港幣312元)，但其最低工資水平每小時平均6.94美元(港幣54元)，超過香港1.5倍。這代表雖然社會的財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層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勞動成果要遠遠的少！難道香港的勞工天生只配當個廉價勞工嗎？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21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獎座代表香港的勞工最沒有保障、勞工法例最寬松、去管製化最嚴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稅率最低，絕對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資只是蕓蕓眾多勞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衛普羅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我們同時要爭取八小時工作製(香港的工時是比起鄰近地區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才能為所有付出血汗的勞動者提供最基本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製度已經無法滿足勞動大眾的基本需求，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這個製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傭Elis　周日上街討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勞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陽光女傭中心留宿時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擊中，經送院多次搶救、留醫六日後終告不治。昨日多個外勞團體約六十人到北角陽光女傭中心門外集會，要求立即檢控中介公司，還Elis一個公道。「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不是奴隸！立即檢控陽光中介！」的口號響遍整條街。

三十三歲的Elis是一名單親媽媽，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供養一對高齡父母及兩名分別十歲及十三歲子女。她同時是工會的活躍成員，是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TKI-HK）的一員，數月前曾參加為Erwiana爭取公義的遊行。悲劇發生之際，Elis剛獲發新的工作簽證，正等待新合約開始。

事發地點位於露天平臺，而中介公司安排給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頂。「這個安排導致檐篷石屎跌下時，Elis得不到適當的保護而被砸至重傷。」印尼移工工會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並非意外，而是人為慘劇，因事發地點為陽光女傭中介公司，中介為了防止外傭找新公司，在轉約期間，公司強製外傭居於其提供的地點。

事發地點屬「陽光女傭中心」持有，該公司總經理陳國梁承認，案發地點屬於僭建。警方將事件列為誤殺案處理。

「這個絕對不是意外。是陽光女傭中心殺死了Elis！」亞洲移工協調組織團體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動地表示，Elis曾聲援過Erwiana，但現在她正正死於現代奴隸製下。

香港有超過一千間外傭中介公司，而陽光女傭中心是全港最大規模的中介之一，而過去已有不少關於此公司的批評和投訴。當日參與集會的一名印尼外勞也是由陽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說陽光為了防止外傭轉公司，會強製扣起她們的護照證件，這屬違法行為，但沒人監管。

在港外傭超過三十萬人，面對著私人中介公司的剝削。中介公司在外傭簽署工作合約時，強製收取大量費用。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數個月的工資。這令外傭像奴隸一樣工作，當受到不平等對待如被雇主毆打時被中介公司無視，正正導致Erwiana的慘劇發生。

而印尼政府強製所有外勞都必須經過中介公司安排，才能來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領事館更禁止外傭在兩年合約期滿之前更換中介公司。這令私營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壓榨外勞，牟取暴利。

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Elis，支持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支持立即檢控陽光女傭中心、註銷其牌照，然後廢除私營的中介製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門安排外籍家務勞工來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勞的基本權利。

呼籲各位與星期日（22日）由外傭團體發起的遊行，將於下午三時從印尼駐港領事館出發，往導致Elis死亡的陽光女傭中心抗議。團體呼籲參加人士穿著黑衣，以示哀悼。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行政會議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三跑）工程計劃，造價高達1,415億，不但是香港歷史上最昂貴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國家的跑道造價亦遠遠超出數倍。

三跑造價冠絕全球，但跑道卻只能降落不能起飛。而政府尚未解決空域問題，跑道落成後未必能增加飛機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龐大資金、落成後的可用性、以致對環境生態的汙染問題，全部沒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計劃作公眾咨詢，就突然繞過立法會，由機管局直接撥款，令社會出現極大回響及反對聲音。政府連跛腳的民主機關都想繞過，強推向富豪輸送利益的政策。群眾必須動員起來抗爭，否則為政府這種不民主的施政手法開了先例，日後變本加厲。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三跑工程計劃花費1,415億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國家如澳洲布裏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三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裏斯班的新跑道長3,300米（造價相等於80億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億），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獨立媒體）

大部份市民均反對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八人認為機管局應先集中力量改善雙跑道的效率，並在未用盡雙跑道的能力前不應考慮第三條跑道。六成四被訪者認為政府不應繞過立法會，讓機管局透過融資興建第三條跑道（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2-03-2015）。

機管局計劃耗資1,415億元，利用本來上繳政府的收入攤還，再增設離境稅作幫補及發債解決。三跑計劃繞過立法會，不用透過財委會撥款，也免除立法會議員反對計劃而拉布的「煩惱」。如果一項造價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實，日後必定會有更多類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繞過立法會而強行推出。

由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項目超支延誤已成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其中原本建造費669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至715億元，而這次三跑造價更比高鐵高出一倍，將來超支的責任，又是用人民的錢去負擔。

政府指，現時兩條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所以有建第三條跑道的必要性。但就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撰文反駁，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結論是，只要妥善規劃現時的兩條跑道，根本無需要再興建新一條跑道。

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預計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現時香港三跑計劃的空域問題尚未解決，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卻稱由於「涉及商業及戰略資料，所以不能公開詳細內容」！

「基建創造就業機會」的歪理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顧問報告指，三跑落成後有望提升本地生產總值4%至5%，可額外帶來4,500億元經濟效益，並創造逾10萬個新職位。縱觀過去的基建工程，沒有一項實際令基層工人得益，結果反而是眾多建造業工人被外判商壓榨剝削，2013年4月便爆發了200名高鐵地盤工人罷工的抗爭，抗議禮頓承建商為了趕工，強迫工人在地底內進食午餐、以及遲到五分鐘扣半小時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該地盤工人工時高達每天十二小時，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勞工保障缺乏，可見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無助工人階級的利益，反而是地產發展商、外判商從中獲取巨大利潤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斷超支，但香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卻嚴重短缺。單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億，便可興建十四萬個公屋單位、可讓香港十六萬名學生免費讀大學、可興建十間公立醫院、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項目。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

本文於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將會是新一屆的區選，社會主義行動準備參與，因此重登這篇文章，解釋社會主義者整體上如何對待選舉，作為爭取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的手段。

作為成立於短短十八個月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1月6日區議會選舉對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大考驗。廿二歲的鄧美晶代表我們於工人階級地區元州及蘇屋區出選（當區選民大概有10000人）。在選票層面上，當區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最穩陣的一席，故此我們的候選人並無勝算可言。結果，我們拿得493票（8.4%），是一個好開始，然而選舉運動中獲得的支持、經驗和影響力是更為重要的成果。

我們於此地區運用選舉作為平臺，宣揚社會主義解決方案。此地區年青失業率高企(12%)，而五個家庭之中有一個生活於貧窮線以下。香港縱然財富豐厚，卻患上長期的社會疾病。例如有數據指出，在34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經合組織）中，平均使用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9.2%於房屋、醫療、老年人、就業培訓、家庭服務等開支上，但香港於2010年的數字卻 只有5.8%。

對工國委(CWI)的支持者來說，11月6日面對中國地區首次舉行的選舉挑戰，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目標是增強組織、招募和建立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左傾青年展示社會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我們跟從列寧的建議，即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參與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猶如「打作客賽」，即屬於我們的天然平臺是工人鬥爭和罷工等，而非選舉。外國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是諸多製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更是優待資本主義建製的。

選舉公平嗎？

香港是一個「受箝製」的資產階級民主之地，受中國獨裁繼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機器而統治。英殖統治時期，政府為製造「民主參與」假象而創立十八區區議會，實際上是純粹的諮詢架構。現今，五分之一議席由非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委任，而整個體製由政府官僚主導，聯合財團利益。

儘管行政長官曾蔭權可笑地指：「香港的選舉製度是公平、公開、公義和透明」，經已有證據揭露出大量親政府陣營的選舉騙局。於美孚南選區，有一個住址登記了13個選民的名稱，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所持有的。另外，有選民於一幢只有21層的樓宇上登記了32樓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製極其寬鬆，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門的反復核對，令最有錢的親北京陣營可以於關鍵議席登記「選民大隊」去操控選舉。相比2007年區議投票率38.8%，本屆投票率相對較高，達到41.4%。本屆有120,000新登記選民，當中有90,000人年齡高過50歲。年輕人的參與度相對較低，與去年反建製的五區補選形成強烈對比。

為2010年尋仇報復

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選舉舞弊和騙局的規模，但肯定是相當大的。於區議會進行選舉操控比起立法會相對容易。由於區議會選舉使用的是「英國西敏宮」（Westminster model）的單一選區製，所以相比於使用比例代表製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會，更容易發生濫用操控選舉的現象。

北京當局精心策劃，甚至有部分針對逐個議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擊敗泛民反對派，為來年更重要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

去年五區總辭觸發全港補選爭取民主權利後，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懲罰三個向其挑戰的「激進」政黨。去年補選勝利的五個議員中，有三位（公民黨陳淑莊、人民力量陳偉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不必要地）落敗。正如公民黨領袖梁家傑評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們很驚訝他們的票從哪裡來。」

對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來說，是次選舉亦有其他難題需要克服。建製派長期培養一個意識，令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受到很大壓力，視區議會選舉為非政治化的平臺，強調候選人的「地區工作」及「良好地區紀錄」，反對「空喊政治口號」。大部分政黨（包括泛民陣營）滿足於玩這遊戲，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諸如派月餅或撿垃圾。當然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不會逃避跟進地區個案，盡可能幫助居民與政府官僚抗爭及捍衛個人公義，但是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墮入「蛇齋餅糭」的陷阱。建製陣營如民建聯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餅，我們要提出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以外的政治選擇。

群眾選舉運動

縱使有很多障礙及限製，社會主義行動判斷區議會選舉依然會給予我們一個平臺，讓我們宣揚社會主義理念、連繫地區抗爭、累積組織及政治經驗，以及擴大周邊的支持範圍。此判斷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首次運作一個群眾性的運動，當中我們在元州及蘇屋派發超過50,000張宣傳單張、拍門訪問超過5,000戶、並致電承諾過投票給我們的數百選民，提醒他們緊記投票。縱使是對手陣營的義工都稱贊社義行動選舉工程的專業，包括派發四種語言的宣傳單張（中文、英文、泰加羅語及烏爾都語）。我們特別從少數族裔得到很大迴響，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們。

我們派發12,000份選舉宣言，當中解釋社義行動是工國委(CWI)的一部分，以及爭取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選舉工程的重點是我們於六星期間每天進行的街站，在攤位豎起橫額、拉起易拉架和用揚聲器。同誌們無薪休假數天助選，更有一位同誌辭去工作成為選舉期間的全職人員。社民連成員告訴我們，以單一選區計算，我們的助選員人數比他們更多。除了在投票當日，我們每天活躍的助選員比兩個對手陣營多得多。投票當天，我們全天總計有26名義工，但仍遠遠少過兩個對手陣營。

我們製作的傳單合共復蓋了超過16個議題，即每星期兩份或更多，包括醫療保障、種族主義、政治暴力、警察鎮壓、民主、房屋、最低工資、交通、私有化等等。我們一星期的每天淩晨於地鐵站外派發數以千計的傳單，於選舉期間亦有介入其他運動，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領日。當天，鄧美晶接受給《南華早報》等媒體的訪問。十月份，我們的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銷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績，共賣出208本。

選舉工程中亦有組織數個規模細小的遊行和抗議行動，包括抗議領匯（領匯營運180個私營購物商場）。我們的候選人向領匯小商戶進行訪問，發現公屋商場私有化後，租金上升300%而令數間商舖被迫結業。這消息被印製成超過2000張的傳單並散播至媒體。我們亦將此議題連繫至十六年來最高的通脹問題，以及對手候選人支持領匯上市的紀錄，更於商場門外將一張模擬的$900萬的巨型支票撕毀，喻意打破領匯行政總裁黃國龍的高薪厚祿。

透過此選舉運動，社會主義行動能夠招募新成員，達到我們招募目標的80%。我們正在開始成立組織第二個支部，這也是我們選舉運動的一個重大目標。

聯盟及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與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達成協議參選。由於社義行動並非註冊團體，沒有這協議，我們的候選人就沒有被選的資格。我們曾經與社民連於幾個運動中有所合作，而此選舉聯盟意味著，我們的選舉工程以自己的綱領及口號參選，而選舉材料及單張都是我們寫的。同時，我們呼籲其他地區的選民投票支持社民連，其作為主流政黨中最激進的政黨，並為選舉過後的鬥爭提供最好基礎。

此聯盟成為與香港及中國其他左翼分子的辯論焦點。有些左翼分子聲稱工國委支持者「加入社民連」（在特定情勢下，我們未來不排除會這樣做，但現在這不是真相），又指我們提出了非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們重蹈中國共產黨的復轍，即其1920年代機會主義地融入國民黨。先不講1920年代的國民黨與今天的社民連之特質大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國共產黨錯誤地融入國民黨，但提議與國民黨達成共同行動的聯盟，同時保持獨立組織及社會主義的政治身分。實際經驗告訴我們，元州及蘇屋區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們選舉聯盟的策略。

與社民連的討論及分歧

即使我們選舉的焦點不在於影響社民連，但社會主義行動的取態及政治立場對社民連部分會員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例如我們的候選人承諾當選後仍生活於工人工資水平。雖然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採取此立場，但此並非社民連的整體立場。

社會主義行動認知到反外傭種族主義議題將於選舉中至關重要。我們計劃進行回應，並主張社民連亦要這樣做。社民連原則上採取了支持外傭權利的立場，拒絕附和建製派（例如民主黨則可恥地支持建製派的立場），但可惜社民連沒有於選舉工程中公開正視此議題，並錯誤地認為可以拖延至選舉後進行。親北京陣營散播荒誕的種族主義謊言，輔助其選舉騙局。選舉工程當中，這謊言並無以群眾規模的揭露及回應。很多社民連成員現在承認，迴避此議題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行動於元州及蘇屋區派發三千張題目為「外傭居留權之真相」的傳單（點選連結閱讀傳單），警告親政府陣營的謊言，並呼籲所有種族團結為工作職位及福利抗爭。我們於地鐵站外及街站派發大量傳單，亦面對一些種族主義的攻擊（有人問我們的候選人是否「菲律賓人」）以及大量混亂意識，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製一方的技倆。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組織規模細小但有所迴響的反遊行，對抗種族主義團體「愛護香港力量」（一個帶著偽裝面具的、親民建聯及政府陣營的陣線）。我們的抗議行動受到媒體復蓋，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堅定立場的機會，反映出嚴重低估種族主義的威脅，以及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

選舉結果出來後泛民主派遭遇暫時挫敗，妥協派及抗爭派的分裂更為明顯，前者繼續靠攏「勝出」的建製一方（包括在攻擊外傭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鬥爭運動的力量，而社民連可以為此提供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與社民連及其他組織站在一起，為民主權利及社會公義努力抗爭。同時我們強調三件事：以社會主義綱領取代崩壞的資本主義之必要、不要墮入本土主義的死胡同（事實上香港的命運是連繫至中國內地的反獨裁鬥爭的）、需要建設工人政黨作為改變社會的主要力量。

元州及蘇屋區的成績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競選的元州及蘇屋區議席，本來是屬於兩個選區。民建聯長期割據蘇屋，當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經遷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聯於選舉工桯期間極少作公開活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當日他們動員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選民。可見，他們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選舉機器。

2007年的選舉成績

元州：民協 2,420票，民建聯 1,736票

蘇屋：民建聯 3,074票，民協 1,245票

2011年選舉成績

元州及蘇屋：民建聯 3,403票，民協 1,947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 493票

縱使此運動的重點不是選票，493票仍是一個好成績。社會主義行動於六個月前在選區開始定期活動，而之前不論社義行動或社民連於當區都沒有活躍成員。

社民連出選27個議席，平均得票率為24%（資本主義媒體所宣傳的「徹底失敗」與事實很大距離）。在社民連其他4名與泛民主派候選人對撼（即除了建製派或所謂「獨立」候選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選人競逐）的選區中，平均得票率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協擁有穩健根基，但其在當區以至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與2003年選舉比較，民協由25席跌至15席。鄧美晶的8.4%投票率不僅是反對民建聯的一票，同時亦反對民協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及與北京方面妥協。故此，這一票是有意識地支持年青的社會主義基層鬥士，令人鼓舞。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標準」再到「合約」

三十歲的順豐速遞員的陳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後的高峰期工作12小時，甚至試過工作至淩晨十二時趕尾班地鐵回家。這就是香港工人階級的寫照。

香港自2011年起開始落實最低工資之時，民眾就一直要求同時將最高工時納入法律規管。蓋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必須要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並行，方可堵塞資方以加班之名變相減薪，以及強迫工人長時間工作的漏洞。一直以來，香港工人工時之高冠絕亞洲，半數工人每周工時長達40-50小時。而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時超過51.5小時。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時工作，但當中有71%沒有超時補水，有逾76%人從事清潔、保安及機械操作員等低技術工作，23%人則從事教育、會計等行業。因此對香港的工人階級而言，落實最低工資後的下一步必然是爭取製定最高工時。

而當時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之下，才於2013年不情不願地成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言將通過此委員會「研究」規管工時的問題。事實上，在此時已經可以看出政府將工時規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將民眾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意味著不會為資本家畫下死線，強製要求他們不得讓工人工作時間超過某個時數，而是變成強製力薄弱、不痛不癢的「標準工時」，即便如此，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緩兵之計，就著工時問題竟然稱要「研究」整整兩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競爭力為由，拒絕規管工時，然而香港多年來作為全球經濟自由第一、競爭力名前前茅的地區，但基層工人的生活卻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最終所拋出來的「研究報告」出爐。隨報告而來的是一項所謂的「初步共識」：委員會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但並不會就標準工時立法，而是建議雙方在僱傭合約內訂明工時給補薪安排，並且不會一刀切規管不同行業之工時。

換言之，規管工時的議題從一開始就自「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到最終則是連「標準」都被拋棄，只餘毫無意義的「合約工時」。「合約工時」即表示政府不會規定工時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議價條件的不對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資方隨意擺布合約內的工時條款，也就意味著屆時不管多長的工時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亦不會強製要求資本家為加班工作而補薪，資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不予任何補償，等同將剋扣工資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終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話，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工時安排在法律上仍只會停留在民事關係中而失去公權力介入保障，簡單而言即假如資方故意違法合約條款（比如合約上列明加班可獲補薪，最終卻沒有給予），政府一方也不會介入，只能由僱員申訴僱主違反合約，同樣在地位不對等以及政府官僚機構一直明顯包庇資本家一方的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可謂毫無保障。所謂「合約工時」唯一餘下的強製力竟不過是強製要求合約需列出的條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說，即使那是一份奴隸販賣協議，只要格式合乎規範，也會被「法律」所認可。

事實上，整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根本不過是徹頭徹尾政府公關機器，所謂的勞工代表多是工會官僚甚至根本是建製派的中堅，如勞方代表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這廝不久前因建議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遠揚）在報告發表當日竟然表示僱主對標時立法有強烈顧慮，要求工會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儼然一副資本家代言人的嘴臉。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當初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之時，資本家一方同樣囂張拔扈，更有張宇人之流公然聲稱應訂立在每小時二十元的水平。當時群情激憤，工人組織起輿論反擊，讓他們悻悻而回，「廿蚊張」之名至今仍為群眾之笑柄。當下工時規管之議題莫不如是，政府與資本家一方仍在想著開天殺價，試探工人階級底線，我們就必須予以還擊，捍衛工人休息權利，聲討吳秋北工聯會與資本家私相授授，出賣工人權益的行徑！

而職工盟也需要以切實行動拒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動員工會成員發起規管工時運動，在職場召開會議，大規模招募工人加入工會，發起抗議以至停工行動，以此為開始爭取最高工時40小時。

香港工時的資料：

每周工時長達50小時或以上的僱員，由九七年的佔整體僱員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員，每周工時更長達65小時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半日。
根據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即使有合理補水，五成八受訪僱員也不願加班。

青年上樓遙遙無期　長策會紙上談兵

不打破地產霸權，何從解決房屋問題？

眾所周知，房屋問題是香港人面對的第一大問題。普通市民連覓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難題，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輪候人數每況愈上，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當中未滿30歲的單身青年申請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體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情況令人擔憂。

每當談及青年人大量輪候公屋的現象，政府輿論和資產階級政客往往歸咎年輕人「不思進取」、「懶惰」雲雲。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跟不上樓價的升幅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在自2001年以來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實質工資（扣除通漲影響）的話， 2014年度的實質工資更下跌了7.4%！相對而言，房價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則增加了一倍。根據知名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調查，香港樓價中位數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的17倍，這難以負擔的程度不單是冠絕全球，更是史無前例！該研究認為3倍以下才屬於「可負擔」的水平，並指出澳洲的6.4倍已經是「令人擔憂」。在這樣絕望的條件下，廉價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與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就連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在《南華早報》的撰文中承認，本港的問題「極端」。而長策會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長遠房屋策略」，並提出十年房屋供應47萬個單位的目標。但實際上原來只有六成是公營或資助房屋，亦即是說只有28萬個單位（當中20萬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應量為2萬間)。只要屈指一算，現時有超過27萬個公屋申請，就算未來沒有新的申請，也要13.5年才能讓所有人上樓，而近年來每年的公屋新申請都超過3萬單，也就是說公屋不足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惡化。

況且，房委會承認在未來五個年度只有77,100個新公屋單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個單位落成，遠低於長策會提出每年平均興建2萬個單位的目標。特區政府亦會在2017年換屆，到時候「長遠房屋策略」大可以像當年的「八萬五政策」那樣「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經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歸咎市民反對開發東北或郊野公園，來為其低下的公屋供應做擋箭牌。住宿作為人類的必需品，社會主義者提出廉價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應量應至少5萬間，抗衡現時私樓支配房屋供應的困局。

事實上，政府預設的公私營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私營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雖然說單位數量只佔40%，但實際土地資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達到50萬，平均每年5萬間公屋單位的目標是絕對有可能的。

政府聲稱增加私營房屋的供應就能｢解決問題」，陳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說香港現在不可能使廉價社會房屋佔整體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樓宇價格瘋狂，假設房價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數的8.5倍。再者，香港業權壟斷非常嚴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擁有超過4萬單位，首100名更擁有7.9萬個。房屋被視為投機的工具，更多的私營房屋只會淪為資本雄厚的財團地主作囤積及炒賣之用。而有研究認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紓緩公屋輪候時間。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許仕仁與郭氏兄弟的世紀貪汙案，可以窺見一直以來官商勾結之嚴重。今天這已變成不個可調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打破所謂的「地產霸權」，將地產發展商、銀行及金融企業公有化，由大眾民主管理，才可決定房屋乃至社會的發展。

勞動節2015：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五一勞動節是紀念國際工人鬥爭運動的傳統節日。130年來，五月一日就等同於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八小時工作製。

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要為這些權利而戰鬥。自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工人階級受到新一輪打擊，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緊縮政策等。勞動群眾需要在五一當天動員起來抗爭，並建立自己的組織，討論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會主義政策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天堂」，香港對草根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內部的憤怒日增。工時過長，令很多基層家長幾乎沒有時間與兒女相處，但政府今年否決了製訂最高工時，以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合約工時取代，只會讓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時。實質收入在過去15年來沒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傘革命」不單單為了爭取民主，而且不滿樓價高企，工作條件差，沒有未來。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歲）為在職貧窮人士，一個月工資低於8,315元。超過130萬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貧窮線以下，諸如樂施會的非政府組織認為實際情況更為嚴重。香港老人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長者在輪候安老院宿位期間去世，可見香港政府的涼薄。

全球：面對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勞動者的工資被壓榨，就業保障受到打擊。從美國到南韓，各地政府們都紛紛推出反工會法例。五一遊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戰鬥性的民主工會，並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打好基礎，以擊敗資產階級政客。

女性權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貧窮人口皆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來，女工受到最大的壓迫。在深陷危機的希臘裡，女性的失業率飆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兒教育和托兒服務的投入被削減、而老闆們也不再遵從法定產假等。在中國，萌芽中的女權運動被習近平嚴加鎮壓。反歧視、反壓迫的平權鬥爭會是重建並強化工人組織的強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達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庫房儲備充足，但不願加大投入社會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兒設施，全港有295,700名0-6歲的兒童，但全港幼兒中心只有26,000個名額，婦女很多時一力承擔沈重家務。九成的家庭因此認為不會生第二胎。社會欠缺庇護中心等設備，女性面對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無處容身而不敢舉報。

香港：《福布斯》雜誌報道，香港的富人的財富從上年的166,00億增加至今年的19,200億，增幅為14%，商家財團又再豬籠入水！難怪有錢人都支持中共獨裁體製製，拒絕香港有真普選。正如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時所講，政府政策不能「傾斜於窮人」！

李嘉誠的身家為2,600億，比波利維亞或約旦的年均生產總值更高。這筆錢等同香港四年醫療開支。愈來愈多人認清一個事實：極端的財富累積與「勤奮」或「聰明」沒有關係，而是靠裙帶關係，靠與政府勾結。尤其是房屋政策成為鉅富進一步搜括財富的工具，令愈來愈多人住劏房板間房，公屋輪候冊大排長龍。最近一項民調顯示，77%受訪者認為不能負擔今天的樓價（南華早報，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製度崩潰後，令全世界陷入危機，但之後卻富者越富。樂施會報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擁有的財富會比其餘99%多。這極端的財富不均是前所未見的，愈來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對種族歧視！

全球：在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及也門等地爆發戰爭，令全世界都處於危險。敘利亞有一半人被迫遷離家園。即使難民遷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這難民的地獄），也會被檢控、逮捕或者過不人道的生活。

腐敗的獨裁者、石油戰爭，美國作為「世界警察」造成的亂局，都是這些破壞的源頭。在美國，數百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警察種族歧視射殺黑人，令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再次重燃反種族歧視、反建製的運動。五一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節日，應藉此展示一個取代今天世界亂局的替代：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及社會主義。

香港：葉劉淑儀最近發表針對菲律賓外勞的種族歧視言論，可見香港建製派正煽動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是為了分化工人，禍害全體工人，我們必須以團結鬥爭作回應。在中國內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不要排外主義，而需要兩地團結抗爭，反對政府親商政策造成的資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來3年輸入中國內地1萬至1萬5千名工人，以輸入外勞的手段壓低香港工人工資。我們支持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誰是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亂局及苦難。五一勞動節，我們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40多國的姊妹組織一起參與遊行，共同發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種族主義、打倒獨裁！
在美國，工國委的民選西雅圖市議員為15元美金最低工資打先鋒角色。西雅圖上個月開始實施15元美金最低工資，是美國首個城市達到這目標。4月15日，6萬快餐店工人發動全國大罷工。在愛爾蘭，工國委的同誌正在領導一場集體罷交稅運動，反對政府強推水務稅壓榨工人。在英國，工國委成員將與工會及社會主義聯盟（TUSC）組成聯盟，參與將於5月7日舉行的全國大選，挑戰親商政黨（包括工黨）。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統治中國及香港。但我們將反獨裁的鬥爭連繫至打倒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將大企業及大銀行置於公共民主擁有，用來計劃增加就業職位，增建廉價公屋，擴建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活躍於今天的鬥爭，支持最高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歧視，但我們也將這些議題連繫至製度變革的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五一遊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資本剝削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抗爭捍衛權利的一天。在香港，職工盟發起「拼尊嚴，五一大遊行」，職工盟各屬會（碼頭業工會、巴士業工會、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外勞工會、大學學生會等多個團體都有到場參與。

遊行隊伍下午由銅鑼灣維園出發，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並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訂立標準工時」等口號。主辦單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參與遊行。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遊行，舉著「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剝削」的橫額。

參與遊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職維他奶公司當送貨員的張先生認為，現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強積金殘缺不堪的製度，並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來自鐵路工會的三位工人，任職港鐵公司的司機、維修人員。三人都認為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工人的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都是相輔相成的權利，缺一不可。現時的狀況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勞工政策」。除此之外，他們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對強積金，並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於政改問題，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謂的提委會根本就是要延續少數人壟斷的「小圈子選舉」。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每周工時四十小時、最低工資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廢除外判製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政府分化勞工等。

此外，工聯會亦有3,000人於另一隊伍遊行，但工會理事長吳秋北亦借機呼籲市民接受假普選，稱這才可以改善勞工問題，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有參與遊行。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葉劉淑儀種族歧視　被迫道歉

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4月25日）發表聲明，就其近日在報章一篇針對在港菲律賓外勞的言論道歉。她早前在報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又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大量菲傭為外國男士提供性服務？」的圖片，惹來外勞及左翼人士批評其種族主義及歧視女工的立場。

4月23日，外傭團體到新民黨總部外抗議，舉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葉劉淑儀可恥）」、「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種族主義是社會病毒）」等標語。亞洲移居人士聯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論已經冒犯了在港17萬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將要求消除社會對外勞的種族歧視。在葉劉淑儀收回言論後，團體在星期日（26日）繼續上街，拒絕接受葉劉虛偽的道歉。菲勞Stella來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論是種族歧視，令我很憤怒。我看過她的道歉聲明，根本完全不真誠，只是受到壓力，想平息事件。」來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來港是為了生計，是為了賺錢養家，不是為了所謂的勾引僱主！」

群眾壓力　虛偽的道歉

葉劉自言論公開後一直態度強硬，拒絕道歉，直至受到社會極大譴責的壓力下才作出讓步。她在道歉聲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奮工作及對香港的貢獻，又說她對待自己的傭人如家人，對於文章引起誤會深感遺憾。可惜，這只是為平息事件的虛偽言辭，更有可能是因為她剛巧正部署參選特首，為了爭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選製度下穩定民心，起碼暫時要避免負責新聞。實際上，葉劉過去反外勞、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場已經惡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擊外傭權利。

反外勞　反工人　反民主

葉劉淑儀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長，她的此番言論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員、建製上層的思維，態度囂張地打壓工人階級。

葉劉曾經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又倡議要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伺機讓中共加強控製香港法律機關。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僱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僱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僱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僱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也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03年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強推廿三條惡法，在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在兩個月前更重新提及「當局需重研23條立法」。

反種族主義運動需要持續　對抗排外主義

2013年底，一項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日工時達17小時，2/3受訪者曾受身體或精神虐待，強製留宿規定令外傭在面臨虐待時難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卻回應指香港法例沒有問題，指外籍家務工的工作本質如此，工時長屬理所當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現代奴隸製，外勞的示威迫使法院製裁暴力僱主，可謂戰勝一仗。本港外勞抗爭的信心大大加強，在其他被虐外勞事件上更大力發聲，希望可以改善權利。葉劉淑儀的言論証明有錢人及老闆已經感到壓力，因此氣急敗壞，散播荒謬言論以作反擊。但這只會激起更大憤怒，令外勞鬥爭的士氣持續高昂。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對抗像葉劉淑儀這般可恥的資本家及其代表。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抗爭：

不要種族歧視，不要性別歧視
廢除兩星期條例，廢除外傭留宿限製
廢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門接管
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剝削

退聯潮一浪接一浪

繼香港大學退出學聯後，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最近也通過退聯公投，而嶺南大學的退聯公投則未成功。這可以說是對學聯的一大沖擊，有報章報道，學聯最近由於忙於處理退聯事件，無暇關註政改問題。

各大院校的退聯關註組都有本土派組織的影子，或者組織人士受到本土派影響，但投票支持退聯的學生大多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而是泛泛對學聯不滿──包括學聯由上而下的官僚體製、與泛民有緊密的政治連繫。支持退聯人士寄望退出學聯後可以由學生「自主」，決定，但是只要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沒有改動，沒有在廣大學生之間根，大規模組織活躍的學生，學生最終還是由一小撮人控製，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自決」。

這些不滿都是合理的，也由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提出。但退聯並不能解決學生會官僚化的問題。我們支持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用外來的壓力清除學聯的官僚體製，建立民主的學運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學聯。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學聯的力量，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報》、《文匯報》、《東方日報》等建製派報章都大幅報道退聯事件，並為本土派的輿論推波助瀾。退聯派指退聯是為了「走更遠的民主路」，但為什麼走這條路會受到中共喉舌夾道歡迎呢？

在雨傘革命之前，學聯並不為普遍學生所熟悉，在廣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傘革命爆發後，由於溫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協作風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現一種「抗拒政治」的情緒，學聯慼著無政黨背景的形象得到廣泛支持，一躍成為運動領袖。可是，學聯沒有在學生群眾中根，也沒有大規模的活躍成員應對雨傘革命這個大型運動的挑戰，因此決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學學生刊物《大學線》調查發現，51.4%受訪學生對退聯持中立態度。調查又指出，61.2%受訪學生認為，大專學界需要一個聯合組織，推動聯校參與政治和社運事宜。兩個結果結合起來，可見學生普遍支持一個學運的聯合平臺，但同時也不想維持現狀。因此，學生需要的是一個由下而上決策的學生群眾組織，讓同學決定政治路線及學運訴求。

右翼本土派攻擊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因此今年學聯在壓力下不參加六四悼念。這是對泛民的一個大沖擊。

由於近年由民主黨主導的支聯會愈來愈不受年輕人支持。然而，關鍵不在於六四集會的節目安排(事實上本土派六四集會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聯會(即泛民)沒有提出一個切實打倒中共的綱領，甚至愈來愈淡化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愈來愈多年激進化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感到泛民對待六四只是行禮如儀，沒有連結至實際抗爭。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只是一個退步。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也就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爐 再度激起民憤

政改方案出爐 民意戰開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出爐，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通過提名委員會全面操控特首參選人，沒有任何放寬的空間。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的四大界別組成，候選人需要過半數提委會支持才能出選。有傳北京打算讓一名泛民候選人參選，但這只是討價還價的誘餌，令泛民墮入陷阱後淪為民主花瓶。

各大報章由建製派控製，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報章紛紛打出支持「袋住先」的頭條。建製派政客紛紛出言護駕，有的恐嚇，有的美化腐敗製度。

高官落區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揮手微笑，不敢落地，因為車下就有數百示威者「狙擊」抗議。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稱，五年前與今次氣氛很不同，現在的氣氛是劍拔弩張。

政改方案公佈後，旺角舉黃傘示威者再度出現短暫的佔領行動，一度沖出馬路與警察爆發沖突。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傘運動受挫折後，群眾一度跌入失敗的情緒，目前再度爆發大規模的佔領似乎不可能，但潛在的憤怒足以令國家機器提心吊膽。

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你愛要就要　不要拉倒）

雖然政府現時，但內裡顯然。對北京和港府來說，能夠通過今次假普選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後長時間的選舉製度，表面上為這十多年來的「爭拗」畫上句號(當然這個算盤不會打響)。經過假普選欽點出來的特首，將會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動親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例如廿三條立法，並且削減公共開支。

但同時，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決，因為反正資本建製已經向人民開戰，倒不如追求一場徹底勝利。政改方案否決的話，政府會散播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指不會再給「機會」泛民。此外，政府亦擔憂2017年的假普選會面對杯葛潮，特首當選的得票率低的話，將會重挫政府的權威。

政府目前擺出強硬姿態，你要就要，不要就罷。在此局勢，中共和港府短期內似乎公字都贏，但長遠這只會令香港政局更為兩極化。可見政府未來的統治愈來愈不穩定，只能靠更大的鎮壓。

最大施壓 阻止泛民轉向

八三一人大決定對溫和泛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令香港政局的中間路線從此收窄。任何走向與政府談判妥協的泛民政客，都會被與雨傘革命的示威者對著幹。現時，雖然政府一直有幕後與溫和泛民會面，嘗試撬走四票通過政改。其中大熱轉向的泛民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會計界梁繼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興趣似乎減低了，而泛民在壓力下也步步為營不敢談判。

《無線電視》最近一項民調顯示，若受訪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會再投票給該名「轉軚」的泛民議員，可見群眾的憤怒令泛民受盡壓力。加上五年前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後受到猛烈抨擊，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輸掉10萬票。因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溫和派政黨內部就此問題出現分裂，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支持應該對政改「袋住先」，駁斥自己黨內的成員，及後他退出民主黨中委。另外，公民黨湯家驊也公開批評泛民(包括自己的黨)太強硬。溫和政治在香港已經無路可走。

現時故然必須向泛民施壓，讓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將會受到群眾唾棄。但僅此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場民主大會，廣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團體和政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何重啟雨傘運動。但上次雨傘運動陷入僵局，是因為運動領導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戰略和訴求，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打倒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新的議會必須有權通過八小時工作製、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營化大財團及大企業，打破資本家操控香港的經濟。

國泰員工不滿剝削　八月發動罷工

近千名國泰空中服務員在5月19日開始於機場發起靜坐抗議，抗議資方剝削員工，不滿國泰剝削員工的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對員工的法律保障。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對資方發出回應的截止時間為今早（25日）十時。數百名國泰員工今早遊行至國泰城外，包圍國泰總部，高呼「國泰可恥！最佳無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資方的正面回應，工會表示會將行動升級，於八月份的旅遊旺季發動罷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會外務副主席丘誌雄表示，國泰有一萬名員工，工會約有6,300名成員，如發動罷工，將對公司影響很大，並歡迎更多人加入工會。工會又在下午四時率領員工到中環市區向公眾宣傳，在交易廣場天橋上示威及派發單張，得到市民支持。

扣減津貼　實際減薪

在國泰任職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國泰航空公司一向給人良好的形象，但實際上她見證到員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滿是公司對外宣傳我們加薪，但事實上在減我們的福利。機票越來越貴，但錢都沒有回報給一班不斷付出的前線員工。」

潘小姐指，經理楊詠儀向外公布員工有雙位數字的升幅，但實際上員工的外站津貼不斷被削減，變相不但沒有加薪，實際上是減薪。

空中服務員抵達外國時屬於休息時間，公司提供站外津貼，覆蓋員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現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質素下降，我們的合約也規定，公司需要提供我們享用中等價錢的膳食，但這些質素也不斷下降，變相就是扣減了津貼！」

最令這些員工不滿的其中一項，是休息時間被縮減。公司扣減了外站所逗留的時間，空中服務員休息時間少了，其實直接影響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職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奧克蘭、四日波士頓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奧克蘭為例，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時的長途機，但我們站外的休息時間只有廿四小時，奧克蘭的時差快香港五小時，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國泰扣減成本　前線員工壓力大

「現在油價這麽低，為什麽機票（價格）年年加？我們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職的同事合約條款不同，導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一名任職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滿，「長約的時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為什麽會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發生？站外津貼對於新入職的同事來說是他們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現在扣減了對他們是很大影響的。」

實際上，國泰對機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務也不斷下降，這名空少表示，其實餐盒內的份量減少了。潘小姐又指，飛機餐的數量減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選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務員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時候我們要犧牲自己的餐盒去給客人。為什麽要我們這樣？公司的成功是依賴我們一班前線員工做出來的，但公司沒有照顧我們。」很多員工在抱怨，他們連工作時本來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減了。

國泰員工上一次罷工在1993年，約3000名空中服務員在農歷新年期間發起了長達17天的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國泰員工的鬥爭，爭取應有的工資和津貼，反對同工不同酬，團結一致對抗剝削！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香港：假普選方案的殘局

隨著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後方案，2017特首選舉製度之爭經已進入新階段。去年，人大八三一決議觸發了79日的雨傘運動。但政府仍根據人大決議的框架，提出篩選候選人的「伊朗式」選舉製度。

要通過政改方案，必須得到立法會議員中三分二的支持。有關表決將於六月進行，如無意外很大可能會被否決。縱使建製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恐嚇宣傳──從股市崩潰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國兩製，政府的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至今這只成功地激發公眾的反感，因而未能像當初計劃那樣從泛民手中奪走四張倒戈票來通過政改。

這些資產階級反對派政客為甚麼突然有「腰骨」起來，背後原因很簡單：雨傘運動雖然未能贏得真正的普選，但卻完全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氣氛。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支持者）與中國勞工論壇當時指出，雨傘革命雖然未能贏得任何讓步，令部分的參與者認為運動失敗，但縱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慘勝。正當立法會的表決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會有人最後轉軚（關於這點本文稍後討論），明顯泛民領袖受到了更大群眾壓力而要去反對政府的方案，否則隨時自己會被政治滅門。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傳攻勢「2017一定要得」來試圖爭取公眾對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歡方案也應策略性地「袋住先」，來讓所謂的「民主進程」有所邁進。他們說，假若政改方案被否決，未來數年內將不會再有民主化的機會。據報，不單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會原地踏步，就連立法會也不會得到普選。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經已看穿這些謊言。過半市民反對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廣泛明白這個中共設計的假普選只是為了使獨裁者欽點的候選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稱政改將會是邁向民主的踏腳石，但實際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發展」，因為對北京來說香港越來越是眼中釘，尤其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對所有方面都收緊了控製。中共當局希望將權力集中到特首手中，並利用假普選來為此爭取合法性，同時間將立法會等機構的權力削弱。雖然立會本身有許多局限，畢竟其還是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定的製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計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條立法，打壓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們認為假普選產生的特首會更有能力地推動二十三條。

然而，當假普選被泛民議員否決後，中共對香港民主的敵意就會更深，並認為民主不單疾礙中共對香港的控製，更會為中國自身帶來不穩。

支持度下滑

明顯地，政府的宣傳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遊擊式」的突然落區來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個宣傳運動已變成個鬧劇，一些建製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斬宣傳。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從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華早報）。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標要將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當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壓力能讓四名泛民議員轉軚，但另一方面這個宣傳運動也是在為方案被否決作出準備，屆時北京的輿論機器就會歸咎泛民斷送香港的「普選」了。

泛民的領袖試圖利用當前的對立來挽回他們過去在雨傘運動時期所失去的支持，當時他們淪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時間，右翼及溫和泛民仍相信他們能夠從北京手中贏取一些妥協，並接受遠離自己原則上的「真普選」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決定卻對此關上大門，亦令主張妥協的泛民領袖們手足無措。

去年群眾運動的爆發導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爭的時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對政府來說這也更為棘手。

雖然今日並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這樣認為「溫和派」會變得更有戰鬥性那就大錯了。不幸地，這些政客們尋求循序漸進的多餘策略依舊是階級鬥爭的絆腳石，而只有建立這樣的鬥爭才能擊敗專製當局。

不過縱使如此，政府現在絲毫不讓，就連一些象徵性的讓步也不作出，同時間雨傘革命的餘燼猶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這個時候倒戈是很困難的。無線電視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們不會在選舉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選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體都有著一份公開的「倒戈嫌疑犯」名單。當然在現今的力量對比下，就連這些嫌疑犯也準備否決方案，因為他們意識到一旦倒戈的話，他們隨時會變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時候不同，泛民陣營不可能讓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臺。

2010年民主黨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點兒的可能能夠贏得四張倒戈票。一些流傳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夠讓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認為其無威脅的）出閘作為三名特首候選人之一。當然一旦政改通過後，沒有人能保證中共方面會恪守這些承諾。這些協議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建製派有著壓倒性的資源操控輿論及選舉，但北京仍是會擔心有泛民參選的話會讓他們失去對選舉的控製力。

最後，倒戈者可能藉口說通過政改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因為政府作出各種口頭上要脅，包括取消未來重啟政改的可能、甚至終止「一國兩製」並由中央直接控製香港。

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些威脅又有多大可能實現呢？這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憲製」上的權力，而是實際上的政治力量對比。北京方面在雨傘革命期間抑壓著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對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態發展會蔓延到中國大陸。這關係到習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黨內權力鬥爭、國際外交爭端，而且未能改善經濟嚴重放緩。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話，可說是後雨傘革命的勝利，中共和港府會因此損失政治權威，對它們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敗。

泛民在今天攤牌過程中沒有變強，反而愈來愈進退失據和分裂。他們認為否決政改只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而不想為新一場戰鬥作準備。

民主黨的何俊仁曾經提出今年稍後辭去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以足發一場全港補選運動。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黨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進派對手。愈見明顯的是，2015年版本的辭職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製，且受民主黨機器由上控製。這些組織上的束縛肯定會令綱領更為溫和，而且更難吸引年輕一代投入運動。

由於種種局限，學民思潮拒絕加入公投委員會，加上內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對公投而分成兩派，足以令民主黨高層說要重估形勢，在政改表決後再決定是否發動公投。學聯則陷入嚴重內部危機，因此似乎也會與民主黨領導的公投保持距離。

學民思潮表示「不敢茍同」民主黨堅持公投委員會「擱置泛民主派間的爭拗」。我們認為學民是正確的。泛民這句聲明是荒謬絕倫的，但可惜這卻是他們的典型──泛民機器主導的運動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內部民主。為什麼一個聚合不同力量去達成特定行動（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運動）要製止參與團體提出不同的意見？

正如雨傘運動期間，泛民領導層及其盟友設立空殼的所謂「五方平臺」，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運作群眾運動，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黨企圖禁止「爭拗」（與自己的思議）的手法是與中共的政治一脈相承的。可見2015的公投運動與之前的分別。如果不斷然拒絕這種不民主的手法，就會令運動不能有效成為真正反政府鬥爭的平臺。民主黨害怕民主辯論和基層參與，是與它避免激進政治和群眾鬥爭相承的，它寧願附和建製當局。

學聯分裂

同時，八大院校的學生會中有四間退出學聯，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本土派發動退聯行動，往往以歇斯底裏的方式人身攻擊學聯的領導層，得到一群不滿學聯官僚體製的學生的和應。這些不滿的學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場。

可惜，泛民領導的不民主手法及其與政府枱底交易的歷史，為本土派混亂而矛盾的政治立場製造了土壤。學聯在政治及方法上沒有與泛民領導保持距離，甚至用類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領導群眾鬥爭（包括雨傘運動），現在因此付出代價。同樣，「左翼廿一」近年來都有成員在學聯領導層具影響力，但卻沒有鮮明地爭取對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為領導層的基礎。

他們慣用「委員會式手法」，鮮有在校園發起群眾活動去組織活躍的成員基礎，也沒有民主架構，不幸為本土派及其網戰開了打門，讓其在短期內成功。若學聯是群眾學生組織，具有民主傳統和政治意識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壞行動的。

退聯事件不但是學運的挫敗。事件會令大學的政局更為複雜，令學生更難聯合發起運動。本土派自己沒有能力領導任何真正的鬥爭，也不能在建製當局面前取得勝利。他們「什麼都反」都教條，他們不會嘗試建立替代現存領導層的選擇，而主要想關註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權註視著政改方案的挫敗。中共雖然可讓這情況發生，但這代表它失了預算，而香港政局會持續不穩並可能感染中國。現況是欠缺工人群眾的替代方案來運用政權的不安局面來帶領前路。

這是雨傘運動的關鍵教訓。泛民陣營的領導沒有戰鬥性戰略，只在盲目信仰資本主義的願景：自由市場經濟是民主製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實況都反証了這點，當獨裁製度有利資本家時，他們會誓死保衛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導的中共獨裁體製，才能實現中港兩地的民主。為了實現這個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國際上建立一個走社會主義政策的新的工人政黨。

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及教育權

工聯會陳婉嫻召開記者會，高調要求政府讓一名無證逗留香港的十二歲小童獲得居港權。肖友懷06年經雙程證來港，後逾期與外婆同住，多年來沒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紹璇說，肖友懷出世時被棄置紙盒內，母親懷孕時患乳癌、父親又因工傷需截肢。父母並無為他申請戶籍。事後曝光後，肖友懷現時只獲得臨時身分證明書（俗稱「行街紙」），未能獲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他們指如果肖友懷獲得居港權，會有大量內地人跟隨湧至香港，分薄公共資源。事實上，入境處過去3年來只酌情容許38名無證人士留港，與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比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個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懷。他們亦到一間幫助肖友懷辦入學手續的大成小學示威，甚至嘗試到肖友懷住所滋擾他，令他被迫遷離。

本土派對待內地移民的立場是與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出生的子女，都可獲得香港的居留權。政府為了推翻判決，肆意製造恐慌，當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將會有多達167 萬港人內地生子女湧入香港。但從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萬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

建製派通過誇大，製造內地人來港搶公屋、學校和床位等輿論，從而將公共資源不足的責任歸咎外來人（包括內地及南亞裔移民、外勞和難民）。如今，本土派卻成為這些政府輿論的流氓打手。

工聯會陳婉嫻忽然高調處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調譴責本土派示威者，借機抹黑整個民主運動。令人質疑建製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改方案的憤怒。

無論是中共還是港府都越來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來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貨行動中，中央電視臺早前大肆播放（平時不會播放香港的反政府運動），而大陸五毛網軍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論。

香港公屋、醫療、教育和老人服務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對公共服務一毛不拔。本土派製造族群分化，只會為政府轉移視線。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排外主義，從去年開始我們支持香港的難民鬥爭，反對政府極不人道的難民政策。政府階級歧視及種族歧視的入境製度是針對窮人、有利富人。

我們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和教育權利，支持不同族群/種族的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掠奪我們資源的政府和資本家。

六四26週年：支聯會燭光晚會淪為儀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後，全中國只有香港可以公開舉行集會，控訴一黨專政的殘暴。

近年的六四集會都接近廿萬人參加，是90年以來的高峰，而內地來港觀摩人數也在上升。六四集會的人數多寡反映社會對政府的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稱，不能保證廿三條立法通過後，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會受檢控。可見，六四集會多年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

近年，支聯會領導下六四悼念晚會受到連番批評，被指為行禮如儀而沒有戰鬥性，也不能連繫至今天的民主鬥爭。溫和泛民只把六四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沒有將其發展為一場有力的抗爭運動，往往流於哭訴和渲泄情緒，沒有推翻中共專政的綱領和願景。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劃退聯行動，八大院校中有四間退出了學聯。退聯派攻擊學聯支持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本土派主張中港區隔，認為反對中共獨裁與香港無關，幻想可以在中共統治下「保住香港」。

面對批評，支聯會出版了《六四小冊子》回應，但論據卻十分薄弱。支聯會認為，「建設民主中國是出於中華民族感情」，但中華民族主義往往是中共用以統治的手段，強調愛國因此需要維穩。習近平上臺後，更要在國際上裝扮成強人角色，強調要維穩。此外，支聯會因此不支持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於藏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受到的壓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時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繼承英殖的「法治民主價值觀」，可以逐步改革邁向主。「我們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憲政民主的價值觀，並爭取在香港實現，以成功的經驗提供示範作用。」因此，支聯會持有中國自由派的觀點，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獨裁體製，而要讓其自我改革慢慢開放。

此外，支聯會長期被溫和泛民政客操控，內部運作不民主，兩年前有傳出過很多組成團體只是掛名，讓保守的領導層可以控製選舉保持領導地位。這些組成團體看似來自不同背景，但實際上都是溫和泛民各界別的組織，而一些政治立場更激進的團體則會受到排擠。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的立場卻是比泛民更為退步的。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因此香港尋求變革的群眾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爭取民權和抵抗鎮壓的鬥爭要擴散到越廣泛的地區就越有可能勝利，相反孤立在一個城市或國家就更易被當權者鎮壓。從香港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到今年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權人士最後被釋放，都可見到基層民眾的跨境聲援是必須的。

六四集會應該變成一個動員群眾鬥爭的平臺，並開放讓不同團體民主組織和發言，結束由溫和泛民壟斷的情況。此外，只有一個以推翻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的綱領，才可將八九民運的戰鬥遺產延續下去，直至勝利。

日灑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們對「電話銷售員」這行業並不陌生，因為每天總有一個在街頭的易拉架檔站著。24歲的新仔（化名）剛剛從IVE畢業，便做了一間電訊公司的全職電話銷售員。

他的工作就是推銷電話，幫客人提供出電話卡或購買電話的服務。他說，從前的電話推廣多數在商舖門市進行，但電訊公司為節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現了越來越多在街頭的易拉架檔，俗稱「街霸」，即是他的工作。這種模式為公司節省成本，但員工就需要日曬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著，而且工時很長，朝十二晚十，十小時工作，還要經常加班。「一日十小時工作，這只是在街上的時間，員工通常都經常要加班，例如開單後，客人必須在某一天前上臺，開單後員工需要回公司處理單據等工作，沒有其他同事會幫你，必須親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時開檔，也需要早上9時回公司先處理單據；有時候公司開會，也是在開站外的時間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為一下雨就不能擺站了，太熱太曬的話，客人也不一定會停下來。所以有時候，晚上十時後人流也多，就不會那麼早收檔，會做晚一點，多開一些單。所以即使正常規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實因為追單，我通常兩星期才放假一天。這份工作很長時間，其實也蠻辛苦的。」

「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處去開站，有時候遇上對臺公司，見你是新人不懂規矩，會表示他擺開的位置不準你擺。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請，很多時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別的公司員工鬥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間公司，一些外判工，稱「特許經銷商」，他們可以佔的位置是優先的，我們不能和他們爭奪。這些外判工沒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屬員工，底薪有沒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規定他們的位置優先，我們不能將站放在他們的位置。」

「這份工作很大壓力，正常員工都需要『追數』，因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開單的傭金，每張單的傭金約二百元，每個月至少要開四十多張單才僅僅夠收入，也很辛苦。現時我月入兩萬多，自己每月給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現在我覺得甚麼都關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們（社會主義行動），因為我會想，為何要起機場第三條跑道？為甚麼樓價會貴了？買一個麵包會貴了？為甚麼坐巴士又貴了，很多這些為什麼，原來都與政治有關。」

「我以前認為這些與我無關，因為由媽媽去為我交學費交租。現在自己出來工作，我改變了。尤其是自從我成為『黃絲帶』後，在雨傘運動坐了二十多天，變化很大，我以前是鍵盤戰士，現在認為不應純粹宣泄，一定要出來發聲表達訴求。」

政改方案被否決　表決淪為鬧劇

政改方案表決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被否決已成大局，曾經被質疑會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李國麟、梁繼昌等，也因為後雨傘革命的群眾壓力而否決方案。此外，功能組別醫界學的梁家騮也加入反對陣營，令最終有28票反對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場鬧劇令建製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於建製派想等待遲到的劉皇發回來一起投票，故集體離席希望令法定人數不足，但最後因小部份建製派仍在席中，人數足夠進行表決，方案順利被否決。雖然方案被否決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結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顏面無存。

由於建製派想將政改被否決的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本來準備在方案被否決後向媒體「強烈譴責」反對陣營。但今次卻是建製派庸碌懶散和欠缺組織，放棄了投贊成票的機會。建製派召開記者會低頭致歉，成為政改方案荒旦劇的最後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選的計劃雖然失敗，但民主鬥爭也遠遠未算勝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如何準備下一步的鬥爭？

溫和泛民雖然因為受到壓力而否決方案，但即使在普選路線圖幻滅，循序漸進改革路失敗後，似乎仍然堅持期望在現存體製內爭取民主。溫和泛民政客的思維始終是不會改變的。在否決方案後，泛民議員拉起要求政府「重啟政改」的橫額，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口號會實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呼籲中央和特區政府盡快重啟政改」。溫和泛民極力喚醒「逐步改革」的死屍，只是想避免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路線。

中共知道若果給予香港真正普選，會引發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統治。除非中共面臨革命性的倒臺危機，否則不可能撤回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決定。但如果爭取民主的群眾起來革命了，還會停留在懇求中共重啟政改嗎？

在人大八三一決定一錘定音後，基本法框架內跟隨普選路線圖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經破滅。今後中共會準備加強媒體審查、加強警察暴力、為廿三條立法鋪路，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也準備向民主派發動攻擊。泛民主派30年來向中共談判妥協爭取民主的路線被證實徹底失敗，事實擺在眼前，要爭取民主就必須打倒中共專政。溫和泛民右翼的經濟主張，希望在不觸碰大資本家利益的同時爭取民主，也應被徹底摒棄。

雨傘運動的一大弱點就是運動內部欠缺基層的民主監督，令運動不能蔓延更廣，也不能持續升級至更有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乃至政治總罷工。新一輪的民主運動需要有戰鬥性的新領導層，也需要建基於基層民眾鬥爭的組織，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也需要將運動積極蔓延至中國內地以至國際，爭取各地的群眾聲援行動。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具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連系至革命的民主訴求，以及需要廢除商家財團操控的經濟製度。

香港：七一4萬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遊行有4萬8千人上街。遊行人數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來第三低的遊行數字。經過了去年79天的雨傘運動，加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民主運動似乎走入喘息的階段。

主辦方民陣今天的主要訴求是「梁振英下臺」、「追究黑警責任」、「廢除公安條例」，而「踢走提委會」和「修改基本法」這兩句新口號，也意味著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討論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爭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黨，在雨傘運動後冒起了眾多新成立的組織，一方面代表著多了群眾希望自我組織投入抗爭。這些組織通常是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例如關註煙民權益、社區議題組織、捍衛同誌權益等。另一方面，可見目前欠缺有力的群眾政黨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顯得零碎化。

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條文提到要維護港澳治的「國家主權」。中國經濟衰退及政治動蕩，促發愈來愈多群眾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強箝製內地的反抗聲音。而近年，港臺澳都分別出現大規模示威運動，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強控製。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為廿三條國安條例立法。而作為實質上獨立國體的臺灣，也不過是一種權力宣示罷了。

梁振英下臺？

最近習近平在首次與曾俊華握手，而唐英年與田北俊這些建製派唐營人士都公開表示支持曾俊華當特首。不少人預計中共政府準備2017年換上一個較能穩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測如果局勢繼續不穩，中共準備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臺。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今年遊行人數下跌，不少聲音表示遊行已經無用，不是對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單靠遊行並不足以對抗政權，而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行動）。但是，七一遊行是動員運動和燃起討論的重要平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未有一個有力的工人群眾政黨能夠帶領更有效的鬥爭。

在後政改時期，社會主義行動今年在七一的口號為「當循序漸進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為政改方案後民主鬥爭進入新階段，再沒有所謂「中共承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突顯中共不會讓香港有吋進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獨裁體製才能成功。此外，我們不能像泛民幻想能爭取商家支持民主運動，因為他們與中共獨裁有著共同利益，因此「資本家不倒　民主不會到」。「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打倒中共專政」，我們強調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擺脫過往的失敗，必須要蔓延至中國大陸，連系內地的群眾鬥爭才能成功。未來民主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壯大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以階級鬥爭為路線。

政治檢控加劇

香港政府展開新一輪政治打壓，而且更比過往變本加厲，遭到政治檢控的市民越來越多。相反，去年雨傘佔領運動期間毆打市民的七位警員及警司朱經緯則遲遲未有下落。

7名警員於去年10月將佔領人士拖至暗角毆打的事件，發生至今超過10個月仍未有任何進展。去年11月，時任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被多間傳媒拍到在旺角佔領區用警棍毆打途人，事後朱經緯如期退休，調查工作事件不了了之。

女示威者「以胸襲警」罪成判監

法院早前裁定4名參與反政府活動的示威者襲警及阻差辦公罪成，當中一名示威者被判入獄超過5個月。另一位女示威者吳麗英遭男警推跌至鼻骨骨折，頭破血流，卻反被控「以胸襲警」，控罪之荒謬程度令人發指之餘，吳更被判監禁3個月15天！

反佔中男士非禮罪成　僅輕判罰款

另一邊廂，一對反佔中退休夫婦在去年佔領旺角期間襲擊及非禮一名女子，因不滿被拍攝，女被告搶去其手機，男被告陳南星則不斷大力觸碰其胸部，影片被傳媒廣泛報導。夫婦二人分別被裁定非禮及普通襲擊罪成，但法官卻因為其健康狀況以「人道理由」判處「非常特殊的判刑」，輕判夫罰款8千元，妻則監禁14天緩刑一年。

「胸襲」二字的意義自此被改變：當一位女性面對真正的性暴力時，性暴力罪犯不需要受到應有的製裁（猥褻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10年監禁）；相反，參與反政府抗議的女性卻被控「以胸部作為武器」襲擊警務人員。

要增加的是公共開支　不是維穩費！

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警務處「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成！本年度的警方開支預算為168億，是全港花費最高的紀律部隊。全港另外五支主要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消防、海關、懲教署，飛行服務隊）的總和（155億）都比警隊開支要低！

警務處更預算以2700萬元購買3部水炮車，增強警隊鎮壓的力度！當社會的公共房屋、醫院等公共資源嚴重短缺的時候，政府往往推說沒有足夠的資金，但花在維穩費上卻如此闊綽！

白色恐怖如濫捕、打壓言論、示威自由等越來越倡獗。我們需要堅定地組織起來，現時唯有組織一場積極的反抗運動，才能有效對抗政治打壓。

立即停止政治檢控，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捍衛集會、言論、新聞自由，反對廿三條立法
我要真民主，打倒中共專政
大幅增加公共開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公共護老及托兒服務、增建公屋至每年5萬間
公共事業（如港鐵、領匯、東西隧道）民主公有化，結束財團專政

香港難民鬥爭取得重要勝利

香港難民成功改變當局的食物援助政策，是難民鬥爭的一大突破。

自五月底起，難民開始以食物劵的形式從超級市場購買食物，毋須被迫到指定店舖領取食物包，以供他們有更多選擇，食物質素也較佳。但是，食物券不能領取巧克力、薯片、藥物、酒精等食物。這轉變消除了社福署官僚對難民的社會控製。這種控製是基於政治理由多於經濟理由。

今次成果是難民一年多以來的抗爭所得的成果。政府今次的讓步具重要的意義，因為過去幾年在梁振英政府統治下，甚少組織能夠在抗爭中贏得訴求。難民只有很小的討價能力，加上在香港嚴苛的庇護政策下被嚴重孤立，是次抗爭是一次重要的勝利。可見，有決定和組織性的抗爭是可拿到成果的。

二百天佔領運動

在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幾十名難民成立了香港難民聯會，並佔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辦事處，抗議食物與住屋津貼不足，以及不公平的福利政策。ISS是非政府的援助組織，但同時也是有限公司，獲得與政府的合同，並執行港府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從二零零六年開始，ISS香港支部每年從政府取得兩億三百萬的巨額去援助香港約五千名難民（這數字在上升）。

佔領開始不久，ISS申請禁製令驅逐示威者。示威者在佔領期間跟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討論，決定轉移到社會福利署灣仔總部外的公眾用地，及後再轉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外，繼續和平佔領運動。整場運動持續了兩百天，期間舉行過大大小小的示威，建立起香港難民聯會，獲得了傳媒的曝光機會。

難民被法例禁止工作，因此被迫依靠慈善團體和ISS少量的援助過活。他們投訴食物包原應有值一千二百元的食物在內，卻持續被剋扣。《南華早報》於2014年二月進行問卷調查，發現ISS提供的食物包價值少於法定指引13-30%，即ISS每月從中取走了每人價值300-400元的食物。香港難民聯會懷疑ISS跟食物供應商勾結，收取高價去提供劣質甚至過期食品。

及後，香港難民聯會向廉政公署報案，但調查聲稱因「證據不足」而被撤銷。為何會有此結果？廉署雖然聲稱「獨立」於所有政府部門，但卻直接隸屬於行政長官梁振英之下，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就是ISS的資助人。很有理由涉及利益沖突。可見司法製度的階級歧視，可見「法治社會」的偽善。

誰是真正的社會負擔？

香港政府常把抹黑難民為香港經濟「負擔」，卻同時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不能貢獻本地經濟。

政府迷信所謂「磁石效應」，認為一定要製定嚴苛的政策，把來港的難民嚇退。但從經濟角度來看，把福利服務外判給ISS此等黑店，令難民和香港市民都淪為受害者。政府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才是勞動者的真正負擔。不論是難民、本土地低收入人士還是老人，政府都以守財奴的思維對待，令香港成為所有已發展經濟體系中福利最匱乏的城市。

在現時政策下，每名難民只可獲得1,500元作為租金津貼。香港樓價高居全球首位，根本不可能足夠租到單位。難民聯會創會成員Sabir Butt表示，1,500元甚至不足以用來租電單車的車位。所以，難民常居住非法寮屋，如廢棄的豬欄或養雞場，造成安全問題。今年年初，三十三歲的斯裏蘭卡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在鐵皮屋裡被大火燒死。因此，香港難民聯會會持續抗爭，並在政府在食物援助的政策上讓步後升級，要求政府取締非法寮屋。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在這場抗爭裡，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難民聯會，包括鼓勵難民抗爭，提供政治建議及實質協助。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是基本的民主權利，因此社會主義者會全力捍衛。港府不人道的政策拒絕承認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我們大力反對。

資本家政府和政客一方面否認尋求政治庇護的權利，甚至抹黑難民為來港騙褔利，一方面也更廣泛的打擊民主權利和福利製度。面對商賈鉅富這樣攻擊工人階級，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團結所有被壓迫的社群起來抗爭，改變製度。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在烏克蘭、也門和敘利亞的戰爭和內戰。逐利製度正陷於危機，令軍費上升，民主權利被摧毀，專製政權冒起，民族主義升溫。因此，世界上出現一個個「失敗國家」，民眾變得貧窮，種族及宗教沖突令無數人逃離家園。資本主義的回應竟是加強國家機器鎮壓，邊界軍事化，種族主義團體擡頭。我們要以這答案回應：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改變世界，以人民的需要為本來運行社會，而不是以少數人的盈利為本。

食物券製度令惠康盈利再升

總體來說，食物券製度受到廣大難民的歡迎。但大贏家還是惠康連鎖超市。至今，派發予難民的食物券一年總值1億800萬，只能用於惠康。即使我們的鬥爭令難民獲得較平等的待遇，但政府也要從中優惠大財團。

惠康由國際牛奶公司擁有，而國際牛奶公司又屬怡和洋行旗下。怡和的收益遍及房產、交通、旅遊業、和零售。萬寧、7-11、美心、Oliver』s、宜家傢俬（香港）和文華東方酒店集團，都是怡和企業帝國的一部份。怡和老闆皆是那些商家之流，一直警告香港會走入「福利主義」，並要政府減少社會支出，但自己反倒是政府輸送利益的最大受惠者！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九月十二日】全球聲援難民日

敘利亞三歲難民小童伏屍於土耳其海灘的照片轟動全球，觸發全球民眾上街，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安全和權利。九月十二日將會是全球聲援難民日，由澳洲、英國、瑞典、德國，歐洲各地以至鄰近的臺灣也有人發起聲援行動。

數以萬計的難民正在逃離中東和非洲的戰爭、專製與動蕩。他們大部分都因戰亂而身無分文，並在國內或鄰國流離失所。而當中的一小數人（有少許金錢的），則被蛇頭帶走並賭上生命試圖橫跨地中海。歐洲資本主義「堡壘」充斥種族歧視的入境政策，建立了一道無形的長城，使得數以千計的難民無辜犧牲。

所謂資源匱乏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三叉戟」核武器計劃預計會花費1千億英鎊（1.1萬億港元）。而英軍每年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費用就高達3百億英鎊（3千5百億港元），也就是每個納稅人需要分擔1千英鎊（1.1萬港元）。

政府花費大量資金投入戰爭，但卻對於飽受戰亂而無家可歸的難民視若無睹。我們不能夠將審批庇護權的生殺大權交給這些虛偽的歐洲政府手中。

在香港，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梁振英政府一直以極苛刻及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對待9千名尋求庇護人士，社福署安排難民入住違法鐵皮屋，導致一名難民喪生。

我們展現國際團結，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我們亦支持為家庭團聚，反對歧視，結束與監獄無異的難民營政策。

我們呼籲大家參與九月十二日的全球聲援難民日集會，捍衛難民權利，要求安全引道難民逃離戰亂國。

9.12 全球聲援難民日香港百多人遊行

「Refugees! Solidarity!  EU』s wall, has to fall! Stop the killings, stop the war（聲援難民！拆走歐盟高墻！停止戰爭，停止殺人）」九月十二日，全球多個國家城市，包括澳洲、英國、瑞典、德國、以至臺灣都有集會聲援難民。

香港響應全球聲援難民日，約二百人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至歐盟駐港辦事處抗議。到達歐盟駐港辦事處外時，辦事處鎖起整棟大樓，禁止所有示威者及難民進入，二百人在外面為所有因逃亡而喪生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

社會主義行動和難民聯會共同發起這次遊行，而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進步外勞聯盟（Migrant Progressive Alliance）、居留權大學。

難民聯會代表Arif及Peter支持歐洲的難民抗爭，也表達大家的共同訴求是一致的，包括爭取工作權利，基本的生活權包括住屋權利等。他們控訴香港的難民政策不人道，審批難民的時間極長，往往要等五至十年才有結果。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的審批率不足1%，而且審批過程極長，令難民平均苦等5-10年才有結果。政府不允許香港難民工作，一旦被發現打黑工要坐牢15個月。

進步外勞聯盟的Elis表示，外勞和難民都是香港最受壓迫的底層，希望可以團結起來抗爭，亦希望香港普通人民明白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甘浩望神父彈奏國際歌，象征國際主義及工人團結，表示聲援國際所有被壓迫的人。

遊行發起人鄧美晶表示，歐洲各國一直指因為資源匱乏而不能接收難民，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他們有份製造戰爭，卻拒絕為戰爭所受害的難民負上責任。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提到，香港民建聯近日公開要求堵截尋求庇護人士，又抹黑難民為罪犯。也有極右本土派團體煽動反難民和內地新移民的排外情緒。他們想製造公眾對難民的恐懼，從而分化香港和少數族裔的基層鬥爭。這些自稱為「反建製」的本土派也只是親政府輿論的打手。

保自聯的代表Donald表示，為敘利亞難民的遭遇感到難過，要求歐盟政府提供安全的通道讓難民逃離戰爭。即使在歐洲社會對難民的歧視其實很普遍，政府援助難民的政策也是很不足夠。

社民連的周嘉發表示，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至承包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反安全條例的鐵皮屋，反對香港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權利。

代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社會主義行動的美國姊妹組織）的Alec表示，美國黑人一直被嚴重歧視，所以反種族主義運動也不斷持續。

難民的權利和所有勞動者的權利一致，我們主張團結抗爭，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

遊行的訴求包括：

。捍衛全球（包括歐洲及香港）的難民庇護權

。要求提供安全通道讓難民逃離戰亂國

。反對香港及歐盟的種族主義邊境政策

。支持香港難民工作權

。停止將資源用於戰爭，將公帑建設公共房屋、醫療、教育

香港雨傘革命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警察前所未有地猛烈鎮壓，投擲了87枚催淚彈，因而激起了「雨傘革命」。這是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三個月期間總共有120萬人參與。可是，即使群眾有著無比的勇氣，還有大膽的自發行動，但運動始終不能從中共獨裁者手上取得政治退讓。

我們認為原因是組織的不充分，欠缺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民主架構去運作鬥爭。此外，從運動的經驗可見，未來需要以建基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為方向，而不是依賴律師、媒體明星和中產政客，並要將民主訴求連系至工資、就業和房屋等民生議題。因為打破資本權貴的操控是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

從這場歷史性事件中得到的另一個教訓是，需要更替泛民領導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失敗的政策和策略。大眾媒體仍然將占中三子捧為去年運動的領袖，今天他們發表的言論比去年更為思想混亂，充斥著更多的失敗主義。

以下是我們的分析和回答：

占中三子盡可能避免香港發生大規模占領，因為害怕「激進派會騎劫」。他們提出短暫而象征性的占領，當然這從來沒有發生。
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公布後，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接受《彭博社》訪問時指出抗議「不會改變政治現實」。那時是雨傘運動爆發前的三星期。
正是罷課激起雨傘運動的，和平占中和戴耀廷都與學生罷課保持距離。
在9月27日當天，警察鎮壓和逮捕學生後，戴耀廷終於在集會現場出現，並宣布「占領中環　正式啟動」，但大部分現場的年輕人發出噓聲，並離開抗議現場，反對他突然變成運動的領導人。
9月28日晚上，有傳言指警方出動裝甲車及真槍實彈，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呼籲金鐘的示威者撤退。但群眾將占領擴展為三區！
10月21日，學聯與政府在電視機辯論後，戴耀廷想舉行電話公投去解散占領。一年後的今天，他說他當時應該更堅持舉行公投，當時退讓是一個錯誤。當時在群眾反對的壓力下，戴耀廷等人被迫取消電話公投，並走上金鐘大臺為提出公投而鞠躬道歉！幾天後占中三子宣布離開占領區，因為要「保障公眾安全」。

占領中環在社會裏討論了兩年但完全沒有結果：最後占領的是金鐘、旺角和銅鑼灣，而不是中環。這是因為占中三子不斷拖延，最後被真正運動的洪流淹沒。及後，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嘗試解散和結束鬥爭。

媒體企圖恢復這堆人的名譽，再度吹捧他們為去年運動的領袖，根本就是篡改歷史。無論媒體如何誇大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都掩蓋不了他們在運動中被邊緣化的事實。而媒體這樣做背後是有個中原因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繼續作為運動領袖，對媒體和親政府陣營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只要民主鬥爭仍然受到他們的影響，仍然尋求與中共談判妥協，就不會威脅到現存的不民主製度。

社會主義者主張截然不同的路線。當占中三子及泛民頭面人物在散播悲觀主義，甚至認為群眾鬥爭根本沒用時，我們指出一定要重建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建設運動的內部運動。若果中共獨裁政權不倒臺是不可能有真民主的，最近北京官員陳佐洱及張曉明的言論就將這點說得非常清楚。因此，群眾鬥爭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一年來我們更清楚見到循序改革是一條堀頭路。只有革命性的群眾鬥爭，將香港的民主訴求傳播到中國大陸，並將之連系至社會主義政策與民主掌控經濟，作為改善就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房屋和完善公共服務的唯一出路。

工國委中港臺支部第二次大會完滿結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舉行了工國委（CWI）中港臺地區的第二次大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會議。與會者相當年輕，而大會討論以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即時傳譯，表現了工國委在中國和該地區的跨國性。在大會最後，來自從臺灣到印尼八個不同民族的與會者，以不同語言合唱《國際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種成就。此外，大會募集了港幣$4,990的捐款，也強烈表現出工國委中港臺的工作是認真的。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過去的一年充滿著動蕩，有香港雨傘運動的結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國經濟危機。

鄧美晶就香港局勢發表引言，她表示「雨傘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最大的群眾運動」，而「在這場鬥爭結束後，社會危機進一步惡化」。她說：「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擁1.5萬億港元的財富，比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還多。」政府一邊說貧窮人數正在下降，但在職貧窮的人數卻不斷攀升，那是因為官方把貧窮線設定得相當低。

雨傘運動沒有贏得真普選這目標，因為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由一個革命運動推翻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雨傘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無論泛民黨派、學生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提出一個從根本上去變革的綱領，而單純的占領策略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自運動平息以來，對立的局勢依然繼續。政府以打壓的手段進行「消耗戰」，例如在港大副校長的任命上阻撓陳文敏上任。但就如鄧美晶所指，政府擔心會再度觸發群眾運動，因而沒有信心在短期內通過廿三條立法。

來自香港的Nathan報告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和難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勞再度發起抗議，突顯了香港雇傭條例的不平等和歧視性。 Nathan解釋道：「外勞團體在九月爭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離，外勞的情況更為嚴重。由於現在香港未有標準工時立法，外勞每星期工作60-70小時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願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實上，外勞工資過去17年來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國每五天就產生一個億萬富豪，同時每五天就有41,000名農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氣汙染相關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

中國的討論是大會中最好的一節，帕莎就此題目發表引言。而中國大陸的同誌也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了大會。

帕莎解釋道，中國龐大的民工群體工資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了21.7%，後者的升幅主要來自於住房開支。住房開支目前占農民工總生活費的50%左右。這是在今年經濟危機全面襲來前的情況。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個月的經濟衰退令勞資糾紛大幅增加，總共爆發了1,642宗罷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罷工數字為1,379宗，而2013年則是656宗。超過75%的罷工事件是由於拖欠工資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況，過程中蒸發了40%的市值。債務、產能過剩和通縮水平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是更深遠的經濟困境的癥狀。

工人罷工

一位任職店員的年輕人Gary說，中國官方工會只是代表公司利潤或國家「維穩」。因此官方工會的威信極低。 2010年廣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罷工年是一個轉折點，官方工會獲得「黑色工會」（指他們與警察勾結）的稱號，這比「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更不堪。

他引用一個訪問廣東省工廠工人的民意調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誰是他們工會的領袖，而95%的工人從未參加過工會選舉。這數字駁斥了中共宣傳聲稱工人可以選擇他們的工會分會理事長的說法。

非政府勞工團體經常支持工人鬥爭，為他們提供意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說過，只要工人不要激進起來，不要與政府發生衡突，就不會受到鎮壓。」Gary說：「但現在改良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也受到鎮壓和禁製，所以除了激進化外別無選擇。」

大會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社會主義者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以及日益升溫的自決訴求。這點與近年世界的事件不無關系，包括烏克蘭的內戰、克裏米亞被並入俄羅斯、工人階級因反緊縮而令蘇格蘭獨立情緒升溫、加羅隆尼亞的事態發展等。來自香港的Jaco解釋道，若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領袖沒有對俄國少數族裔的民族訴求采取敏感的態度，工人階級並不能在俄國革命中取得勝利。俄國革命領袖依據群眾的意願保證分離權，將​​受壓迫民族爭取到自願社會主義聯邦的理念之下。

他說：「在中國，習近平為了鞏固統治權而推動大漢民族主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文化壓迫、監視宗教場所、禁製各種衣著服飾和宗教儀式，這些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令局勢緊張，為恐怖主義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壞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例如修建大水壩，也令獨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漢民族主義

習近平推動大漢民族主義，加上中國經濟力量擴張，為臺獨情緒提供養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間。同時，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解決。 「今天臺灣已經接近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獨立，但仍持續受到中國的壓力。」Jaco表示：「獨立派，即使是當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國主義的目光。他們集中在修改國號和憲法等次要的問題上，但沒有指出哪個階級、什麽國家行使權力、怎樣的運動才能帶來出路。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出路。」

來自臺北的Vincent概述了臺獨陣營裏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說，有親獨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國家」而爭取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成分，利用反中國人的論述爭取支持。

Vincent說，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獨勢力正在增長，他們正確地批評馬英九的親中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泛左或反資的論述。但這批左獨團體中，有些誤以為日本軍事化可以製衡中國，因此在這方面的立場就顯得雙重標準和混淆不清。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進行鬥爭，並在國際上團結起來，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為真正的自決掃平道路。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獨的民族自決，作為全亞洲乃至全球反資鬥爭的一環，為東亞的自願社會主義聯邦奮鬥。

大會其他部分亦討論到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的選舉運動，以及建立黨組織的關鍵要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國際書記處秘書Tony Saunois通過視像會議就國際展望發表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大會的討論令我們的政治分析更為尖銳，為建立中國乃至更廣泛地區的真正社會主義力量打好基礎。

七警暗角打人案原告變被告

去年十月十五日淩晨，正值雨傘運動期間，七名「黑警」將一名示威者曾健超擡到添馬公園的一個暗角，拳打腳踢四分鐘，過程被無線新聞的記者拍攝。雖然影片拍攝位置與施暴地點有一定距離，但影片也清楚傳出「呯呯」的聲音。警察動用私刑的畫面轟動全城，讓廣大群眾一夜間學習到國家機器的本質。在事件發生一年後香港政府才作出起訴，而令人髮指的是原告曾健超變成被告，被控涉嫌襲警及阻差辦工罪！同時，律政司落案起訴七名警員「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以及其中一名警員「普通襲擊」罪。

曾健超指出，警方拘捕他是「向市民宣戰」，而選擇同一天拘捕兩方，是「對沖做法」、「公關手段」。意思是政府在群眾壓力下不得不檢控七警，但為了不失面子，就同一天向曾健超羅織罪名。

「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禁。但是，律政司作為控方，只將案件提堂到東區法院裁決。由於在區域法院裁決的案件，最高判刑只有七年，可見政府用盡陰招令黑警獲得輕判。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甄啟榮的黨友梁美芬為了幫警察護航，指警察只是低學歷兼培訓不足，遇到示威者挑釁容易失控。但是，黑警的暴行一看就知不是一時沖動。

當晚，毆打過程相當有組織，兩名督察級警員（黃祖成及劉卓毅）帶領五名初級警員行事，其中幾員四周張望負責把風。曾健超被帶回警署後，警員的「一時怒火」理應平息，但他再度被其中一名警員掌摑，可見警察是有意識施暴的。

警察恃著有政權的偏袒，在執行「政治任務」時往往被賦予極大的權力，而且司法製度會保障他們濫暴的特權，所以才可以狐假虎威，如斯放肆！即使七警就被停職拘捕，但至今一直獲支全額薪水。另一例子，就是前香港警司朱經緯於佔領期間，於旺角區以警棍毆打途人，激怒全港市民。有示威者只是以電話擾騷朱經緯以洩憤，急急被判有罪，但朱經緯卻遲遲未被檢控，還在今年七月退休領長俸！

無線新聞　事事旦旦

無線新聞因為政治審查而謔稱為「CCTVB」，七警打人的影片於《無線新聞》播出後，他要求旁述及字幕裡刪除「拳打腳踢」的字眼，並加上「懷疑」或「涉嫌」詞語。無綫新聞部總監袁誌偉向來因政治審查而惡名昭彰，日後他報道八九六四時會否寫成中共「涉嫌」屠城呢？

這次政治審查激怒了無線的前線員工，新聞部共有近八十名員工發起聯署抗議。無線在事後發起秋後算帳，將報道事件的員工調職，令新聞部有五分之一的記者辭去工作。

「慈母」民望一沈不起

去年九月，警察施放87枚催淚彈襲擊佔領金鐘的示威者，促發了79天的雨傘運動期間。警察在六七暴動以來首次以警棍襲擊示威者，向和平示威者、醫護人員甚至記者亂噴胡椒噴霧，與襲擊佔領區的黑社會勾結，刻意保護並放生反佔領暴徒，對示威者則動輒以「襲警」罪名逮捕。

這些情景，任何一位雨傘運動的支持者都瀝瀝在目。然而，時任警務署署長曾偉雄還厚顏宣稱警察像「慈母」般對待示威者。

在佔領運動後，警察民望跌至主權移交以來新低，比解放軍更不受歡迎。即使去到今年六月，港大民調顯示警隊滿意度淨值再創新低，跌至21%。即使雨傘革命消散後，政局繼續兩極化，因此群眾仇警情緒並不會消減，而警隊民望只會一沈不起。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政治幹預七警案，反對政治審查幹預新聞自由。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察在雨傘革命裡的暴行，並賦予委員會有嚴懲警察的權力，而不能依靠官官相衛的律政司提出起訴，然後由被特首侵蝕的法院作出裁決。只要警察繼續由資本權貴掌控，資本家和獨裁者會維護讓黑警施暴的特權，類似暗角打人的警察暴行只會重復。因此，我們支持民主控製警隊，打破資本家和獨裁者的掌握。

鄧美晶：「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

你認為這次選舉最重要的議題是甚麼？

我參選的目標是希望利用這個選舉，作為發動抗爭的平臺，帶領居民爭取我們原來應有的公共財富和政治權力。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認為如果經濟繼續由少數有錢權貴把持，勞動者、長者和年輕人都不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由於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即將到來，對香港也會造成海嘯式影響。政府和建製現在粉飾太平，一面倒唱好，但如果經濟危機真的來臨的話，可能是明年，政府和資本家將會削減工人工資，打壓公共部門，重復他們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的惡行。群眾需要準備組織起來，抵抗這些攻擊──這就是我的選舉運動要重點帶出的訊息。

建製派資源充裕，你如何與他們競爭？

代表權貴、財團、中共的建製派政黨多不勝數，他們財鴻勢大，利用「蛇齋餅粽」等小恩小惠來賺取支持。我參選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揭露他們表面「服務基層」，實際上出賣草根階層的利益，在議會裡否決的民生議案，通過向地產商利益輸送數百億元的方案！沒錯，我們沒有中共的維穩費，沒有月餅派，但我們做的是以抗爭迫使政府讓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

你在雨傘運動非常活躍，而你的文宣裡都有黃傘標誌。為什麼你在選舉中打出黃傘旗號？

「雨傘革命」改變了香港。黃傘代表抗爭、反獨裁、反警察暴力，我正是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中提出需要抵抗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壓，並且開拓戰鬥的民主運動。我們需要將民主運動重新鑄造為群眾力量。民主運動一定要由基層參與者控製，內部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被幾個由傳媒挑選出來的政客和領袖把持。因此，我們需要從過往運動的錯誤中、缺點中汲取教訓，重建一場勢不可擋的民主運動。

你表示若當選只會領取三分之一的區議員薪金，為什麼？

香港的達官貴人高薪厚祿，官員薪金冠絕全球，遠遠拋離外國官員，梁振英年薪4百多萬，比美國總統奧巴馬更高！局長月薪30多萬，卻不斷有高官被揭發貪汙事件；立法會議員的月薪則有8萬！高官、議員的生活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令他們不願改變，寧可安坐現在舒適的席位，維護現時的製度，成為既得利益者。

全港打工仔的平均月入中位數是$14,800，區議員的月薪已超過普通打工仔月入中位數的一倍！新一屆區議員將加薪15%，達到差不多三萬元，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平均只每年只增加3至5%！加薪與否以及加薪的幅度，應由市民民主決定。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一萬元左右，其餘全部投放於抗爭運動之用。

深水埗是全港最貧窮的地區，你認為需要怎樣改變這情況？

立即落實全民生活退休金，解決老人貧窮的問題，讓老人可以有錢看醫生，做到老有所養！第二，立即落實最低工資每小時$45，舒緩在職貧窮；第三，全港有超過二十萬劏房，深水埗是其中最多的地區，我主張立即實施租金管製，並每年興建最少五萬間公屋單位，解決20多萬公屋輪候冊的房屋問題。

區議會的架構官僚，而且權力有限，若你當選，你會怎樣帶來改變呢？

區議會充斥著建製派保皇黨，還有表面「獨立」實際保皇的議員。將我這個基層鬥士送進區議會，代表各位揭露區議會的陰謀，監察政府在推出項目時是否利益輸送，究竟如何利用公帑，並在每次區議會會議前，動員居民到場抗議。

商家權貴有建製派政黨為自己的利益保駕護航，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的政治工具，就是一個獨立的代表群眾、工人的政黨。我參選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創立這樣的政黨蘊釀條件。

你的對手甄啟榮代表經民聯及西九新動力。你可以給三個例子顯示你和他的差別嗎？

甄啟榮是經民聯和西九新動力的成員，即惡名昭彰的梁美芬所屬的政黨，經民聯是全港第二大的建製派政黨，第一是民建聯。第一，他在區議會曾投票支持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第二，他所屬的經民聯在立法會曾投票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立法等方案；第三，經民聯支持地產霸權，曾在立法會投票反對回購領匯！

香港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民主抗爭，但似乎敵不過中共政府。你認為現在應怎樣走下去？

我們面對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過去數十年來，溫和泛民主派主張與中共對話，希望中共可以給予民主權利，這路線已經徹底失敗。中共獨裁不願給予香港民主，怕的是在中國內地所造成的骨牌效應。要捍衛民主，就必須將群眾鬥爭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大陸群眾連結起來打倒中共專政，這樣我們才可能有民主。

你的選舉運動如何？你會怎樣宣傳你的訊息？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選戰，現在選舉工程良好進行。我們每天在區內宣傳，派發單張、逐家逐戶家訪、組織地區抗議、遊行，向群眾解釋需要組織起來抗爭的重要性。

我將公開邀請甄啟榮來一場公開辯論，讓他向所有居民交代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將會質問他，為何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維護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何反對標準工時立法？

這場區議會選舉是一場硬仗，一場權貴與基層、獨裁與民主陣營的對決！對抗專政獨裁、財團霸權，我們唯有抗爭才有出路！請你投票給我，將一個基層鬥士送進議會！

蝸居老人：訪問白田邨譚婆婆

房屋署拖延個案逾一年

居住在白田邨十多年的譚婆婆今年已79歲，退休多年，與女兒同住，但自從去年女兒結婚，女婿搬進來後，一直沒有足夠的居住空間。

雖然房署批準譚婆婆一家三口申請更換三人單位，但等了整整一年也沒有回音。筆者曾到訪譚婆婆家，單位非常狹窄，不但沒有房間，除洗手間及廚房外，只有兩張雙人床拍在一起，連書桌和餐桌也放不下。

房署條例表明，任何公屋居民，必須擁有不少於平均每人 7 平方米(75 平方呎)的空間，而譚婆婆的人均空間只有5.9平方米(63平方呎)。三個人，怎樣在不到200平方呎的空間生活呢？梁振英常常落區做戲，請問特首是否願意在譚婆婆的居所住一個月，甚至一星期？

「沒錢看醫生」

婆婆的活動空間非常少，令她長年的病痛更加嚴重，尤其是手腳，吃飯時手麻痺得不能正常拿起碗筷。患有白內障的她視力模糊，上半年她在家中不慎滑倒，撞傷腰部，至今仍未康復，經常疼痛，但由於她每月只領取2千多元微薄的生果金，她寧願忍痛不看病，因為看醫生一次便花費幾百元。

譚婆婆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過去做酒樓待應、清潔工等，退休後申請綜援，但自從去年便被強製終止。筆者曾致電負責譚婆婆的社工，但無法聯絡。婆婆稱自己不識字，不懂閱讀文件內容，希望可以申請綜援，有錢看病。

梁振英政府在十月公布最新貧窮報告，聲稱貧窮人口下跌，事實是把貧窮標準定得極低，玩弄數字。但現實是貧富懸殊加劇，香港1%人口擁有本地超過一半的財富！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懸殊世界第一，而老人貧窮就更不用說，全港每三名老人便有一名活於貧窮線底下。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政府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醫療、護老院等公共服務被不斷私有化。基層老人的生活艱苦無比。

要老有所養 抗爭才是出路

筆者在一次白田邨宣傳全民退休保障的街站中認識譚婆婆。她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是典型香港貧窮老人的悲劇，儘管年輕時曾努力工作貢獻社會，但退休後老無所養。

可能有人會覺得，婆婆的家人應該供養她，但在今天工資低微，物價如此昂貴的香港，打工的子女有可能供養父母嗎？最低工資調整累積升幅只有一成六，但同期通脹卻高達兩成，香港的在職貧窮家庭數目五年來由增加一成，在職貧窮人口亦增至近65萬人，佔人口近一成之多！但是，港府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之一，財政儲備高達8,200億，足以應付政府兩年的開支，但對有利平民及長者生活的政策卻一毛不拔！我們必須團結抗爭，爭取全民生活退休保障，廢除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立即增加最低工資至$45。

公屋縮水變「劏房」 深水埗淪偽豪宅區

政府計畫將白田邨重建，並且將居民安置於新造的公屋中。但實際上，正在興建的白田新邨的面積較早前已獲安置的首批住戶的石硤尾邨單位面積縮水約13%。由本來的430至450平方呎減少到370至390平方呎。受影響主要為4至5人家庭的單位，亦即是說每人所分享到的平均空間只有80平方呎左右，大小根本與「劏房」無異！

實際上，公屋縮水並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現的，而是近幾屆政府持續的政策。三任特首以來，公屋卻越起越小。在董建華時代落成的白田邨昌田樓，兩房單位約470平方呎，而曾蔭權時代落成的石硤尾邨第二和第五期，同款單位約440平方呎，到現在梁振英時期進行重建的白田邨，同款單位再縮至約380平方呎，比起最初的單位少約90平方呎。

「因地製宜」？

就白田新邨單位大大縮水的爭議，運房局常任秘書長應耀康稱政府採用「因地製宜」設計。而所謂因地製宜，實際上就是政府為了追趕公屋單位興建數字，卻又不願意增加土地資源供應的結果。當局在2012年指白田邨重建4座可建成1，200個單位，但其後秘密提高發展密度。最新資料顯示同樣的4座加上巴士總站地皮共提供3，100個單位，比之前大增逾1.5倍。

政府又再一次借「土地問題」避免增加對公共房屋的開支與投入。但弔詭的是，深水埗雖然作為全香港最貧窮的一區，近年來卻越來越多「偽豪宅」出現。市建局過去數年來在深水埗進行重建的項目皆為私人樓宇，當中更有貴價偽豪宅「禦匯」、「海峯」等。將窮人居住的地方迫遷，新造的卻是有錢人才買得起的豪宅，變相將基層趕盡殺絕！

地產霸權製造房屋危機

衣食住行乃一般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香港，私人財團壟斷導致樓價居高不下，加上政府的廉價公共房屋連年供不應求，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住屋成為市民大眾一大難題。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埋下社會忿怒的計時炸彈。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而區議會及立法會內一種保皇黨建製派議員亦不遺餘力地為各個官商勾結的政策保駕護航。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

支持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今天香港樓價和租金都創下歷史顛峰，一間300呎的私樓平均月租要過萬元！深水埗是全港最多貧窮人口的地區，許多赤貧家庭捱不了貴租，唯有租住區內的私人唐樓的板房、套房、天臺甚至籠屋。而當中最惡名昭著的，是將一個板間房再井字形劏成六間細房，每間房只有棺材大小的「棺材房」。這些被「劏」開的房間一般大約幾十到200平方呎不等，居住環境十分惡劣。社會主義行動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候選人鄧美晶支持租金管製，限製業主的租金上限及加租幅度。

社義行動及鄧美晶亦支持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既然政府的長策會認為以6:4的比例十年內能提供47萬個單位，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絕能達到50萬有餘，可見香港絕對有土地每年興建5萬間公屋單位。只是政府要維護地產商利益而不為！

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社義行動及鄧美晶認為，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用作公共住宅。

地產霸權恃著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會全力抵製和破壞這些政策。要有效落實租管，必然要將地產商和銀行民主公營化，由工人和居民民主管理，打破地產商和銀行家的權力壟斷。

看不見的群體──與視障人士對話

大家可知道，原來視障人士在數十年前是被禁止乘搭地鐵的！現在聽來很荒謬，但這種不平等確實存在過。

「地鐵過去拒絕任何殘疾人士使用，原因是認為我們是『造成阻礙』，現在當然改例了。約三十年前，我們曾透過發起社會行動，來爭取權利，例如提出道路安全等問題，所以現在的設施才比較完善了，增設了有聲交通燈、引路徑等無障礙設施。」失明人協進會的一位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

香港有17萬已登記的視障人士，但受訪者都表示實際上有更多，因為不少後天失明的人士並沒有正式登記。在深水埗白田邨和石硤尾邨，都住了不少視障人士。筆者走訪數個盲人中心，與不同的視障人士對話。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要求，就是認為政府需要提供就業機會給所有殘疾人士，包括視障人士。

就業困難 政府不聘請殘疾人士

不時在街上或地鐵站，都會遇到用手仗拍打地磚找路的視障人士，但社會對視障人士的認知不多，很多人都不認識這個群體。直至一天，筆者在白田邨做街站時，數名視障人士前來表示支持，其中一位是林小姐Maxine。

「政府也不帶頭聘請視障人士，何況是私人企業，雇主一聽到是視障人士就不想請我們。」Maxine表示，很多視障人士都希望可以透過工作自力更生，但認為就業困難，而且特區政府沒有提供新的職位聘請殘疾人士（包括視障、聽障、長期病患等）。

已退休的林先生憶述，過往英殖政府會雇用傷殘人士，為他們編配特定的工作。「過往你只負責一種特定項目，但現在一個崗位，需要兼顧幾種工作，視障人士過往普遍當電話接線生，但現在除了接聽電話外，還需要做文書工作，如填寫表格、計算機數據輸入等，這是我們不能兼顧的。」可見，政府部門為了削減開支，將部門外判出去，令一名職員要兼任多項工作，連視障人士的工作機會也被打擊。

「政府聲稱有聘用殘疾人士，但其實他們是原來的公務員，遇到一些突發事故後變成殘疾人士而調職至其他部門，政府就說這是雇用殘疾人士。但當這批員工退休後，政府並不會創造新的職位。」另一位受訪者馮寶華不滿表示。

馮寶華於一間聘請視障人士的社會企業兼職工作。她認為工作只能幫補一部份的開支，並不夠應付生活，而且大部份視障人士有領取綜援。可是綜援人士有收入上限，若果工資超過限額，需要在綜援金扣除，實際上變相不鼓勵綜援人士工作。

另外，政府需要視障人士證明自己是沒人照顧才會給你申請補助，所以不少視障人士為了得到補助，要被迫獨居，與家人分開，更難自理生活。但若果沒有補助金的話，就要完全依賴家人的經濟支持，對他們來說是種兩難。

現時政府沒有一個統一部門為視障人士服務。雖然社會上有不少盲人中心，但若果沒有醫生或朋友介紹，視障人士是不會知道有這些機構的存在。尤其是因意外而突然失明的人士，往往不知道有甚麽途徑或部門可尋求協助而變得抑郁。

經濟轉向新自由主義，企業為了賺取最大利潤，壓低成本工資、裁減員工，導致一個人需要承擔數個人的工作量，雇主只想員工在最少時間完成最多工作，所以不雇用殘疾人士。

政府應立即增設殘疾人士的部門，為所有視障、聽障、弱智、長期病患人士提供免費而優質的服務，大幅增加殘疾人士的生活津貼、服務設施、交通津貼、醫療服務，並提供適合的工作職位，讓他們能自力更生。

政府一方面將數千億倒進基建面子工程的大海，像機場第三跑道以及無限延期的高鐵，由視障人士、殘疾人士到護老院，公共服務都資源匱乏。因此，視障人士的鬥爭是爭取擴建公共服務的鬥爭的一環。

投機政客首鼠兩端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下稱經民聯）是立法會內第二大保皇派，更是僅次於民建聯的建製爪牙。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的甄啟榮就是經民聯一員。

不民主製度的既得利益者

單從其立法會內的議席構成而言，七名議員當中有六名是由小圈子功能組別選舉中所產生，當中有四名是「零票當選」，另外兩名功能組別議員所得之票數加起來亦僅得區區3，019票！由此可見這個黨派不過是一群賴在穀倉內，肚滿腸肥的無恥碩鼠。經民聯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都堅定支持特首假普選，而且一直反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今年三月，甄啟榮在區議會投票支持通過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而經民聯去年更高調組織《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大行動，其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更一度倡議要組織自願軍對付佔領！

三姓家奴 立場飄忽

區議會內不乏首鼠兩端、蠅營狗茍的朝秦暮楚之輩，甄啟榮先生當屬其佼佼者。甄先生於零七年選舉前臨陣退黨退出民協，於零八年為現時的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助選，突然由民主派走入建製派中。在2011年上屆區議會選舉中，甄先生以「獨立」的面目示人，而且立場一百八十度轉變，支持激進民主派人民力量。

甄先生政治立場和思想取態突然如斯急遽調頭，想必經一番痛苦思想鬥爭理念糾結，未知是否午夜夢迴幡然醒悟：「民主」「民生」不過是佔佔口頭便宜，萬不可認真？

本來政治理念人言人殊，政治形勢的變化也是無日無之，驀然回首忽覺今是昨非擇木而棲也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只是時至今日，他又回到娘家，堂而皇之地代表經民聯參選下白田選區的選戰，在眾目睽睽之下用盡全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耳光。

反窮人的立場

甄先生的立場實在教人摸不著頭腦，甄先生既表示自己關註民生，但經民聯在民主議題上的取態都是打壓窮人、反對民生的。

罪行一：否決標準工時

香港基層工人工時長度高居世界第三，工時過長令基層民眾健康受損，與家人相處之時間亦不足，引申眾多家庭問題。這可是地地道道的民生問題，經民聯一眾功能組別議員卻是堅決反對（梁美芬棄權）標準工時，令工人工時極長，加班沒有補水！未知甄先生對黨友的投票取向可有非議之處？還是覺得香港打工仔女低處未算低，還有可供壓榨以供奉肉食者的空間？

罪行二：支持領匯霸權

公屋商場過往通常是基礎民眾的廉價低消費場所，然而領匯陰霾所過之處，卻成了昂貴高消費連鎖店盤踞之處，與民眾生活水平徹底脫節，白田商場至今萬幸未被領匯私有，但面臨白田重建計劃，難保不被領匯相中，社區小店絕跡，物價脫韁，甄先生又有何對策？而黨友在立法會內憑功能組別之特權，逼使多數屈服於少數而否決回購領匯議案，甄先生又有否向黨友進片言隻語，求上大人高擡貴手，放民眾一條活路？

罪行三：維護強積金 反對全民退保

經民聯站在資本家的一方，不但口出狂言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讓老闆繼續可以挪用工人自己的退休積蓄當作遣散費。但卻又不見甄先生對黨友這種與打工仔女為敵的舉動有半句微言，莫非認為這是合情合理？而經民聯一直阻撓全民退休保障，指其是「下一代的計時炸彈」。甄先生似乎聽之任之，這又是如何關懷區內的基層父老？

甄先生對黨內保衛財團利益，刮地三尺盤剝基層民眾之舉，又拿不出當年退出民協的勇氣和決絕，與經民聯碩鼠劃清界線。這到底考慮的是個人仕途，還是口中大義凜然所說的「民生」？首鼠兩端的投機者，我們還應該容忍他在政治舞臺上繼續跳樑嗎？

如果建製派議員在地區久不久派一下蛇齋餅粽，就叫做紥紮根基層的話，這些植根也不過是權貴茹毛飲血的吸血罷了。打倒經民聯，踢走甄啟榮，票投鄧美晶，選一個真正支持勞工和窮人的鬥士。

白田重建計劃：無視人民利益！

根據白田村的重建計劃，政府房屋署一鎚定音，決定於2018年清拆多幢舊樓、白田巴士站及白田商場。政府官僚主義橫行，重建過程漠視居民的生活需要，也沒有妥善安排白田商場租戶往後的生計，令白田邨內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10月11日，筆者與社會主義行動區議會白田邨候選人鄧美晶走訪白田商場，接觸當地的居民及租戶瞭解情況。現時商場的大多數租戶都遷出了，環境顯得雕零。

賠償了事 妄顧租戶生計

政府一刀切全部商戶賠償12.1萬，漠視租戶想換鋪繼續經營的訴求。政府供租戶選擇搬遷至其他地區的房委會市檔位，但這些舖位不是距離太遠，就是舖位太細、人流稀疏的舊區，例如在葵青長青邨、屯門兆康苑、天水圍領匯，甚至離島區等。一家文具店店主林太表示：「他們讓我搬到天水圍的領匯街市，但街市的環境會弄濕我的貨物，根本不適合經營。而且領匯年年加租，我怎會夠那些大財團鬥呀？萬一租了一兩年又被加租，我哪有體力再搬舖？」林太只好結業再另謀生計。

大部分租戶十多二十年前花費幾萬元才投得一個檔位，十二萬的賠償金額可謂少得可憐。我們向「人人鮮蛋」的檔主黃小姐打探一下，她這檔位十多年前以四萬元投得，十二萬賠償對她來說只是聊勝於無。她經營了十多年，近年生意銳減，不足以維生，因此她要早上外出打工，下午開舖營業。

在白田商場的一間紙紥舖，擺放著各種拜神用品。由於其他檔舖大多數已經遷離或結業，現在商場人流稀少了、生意慘淡，有時一天只有 30 元生意，店主陳伯（化名）準備「光榮結業」了。十八年前這舖位由另一個檔主投得了，後來轉手給了他做，但由於正式文件上寫的仍是舊檔主的名字，所以他什麼賠償也沒有。 他也沒有拿生果金及退休保障。

聊了一會，陳伯開始怒氣沖心，話題政治化起來，喊道：「現在這個政府四個字來形容──『不知所謂』！各個政府部門互相推卸責任，只顧自己有糧出……後生仔無出路， 香港只有金融股票，打開收音機，你聽聽，日日都在講股票！」

只顧偏袒財團 漠視居民生活

居民起初得知白田重建計劃時，已經向政府反映意見，建議逐步清拆白田邨 1-3 及 12 座而不是一次清拆全部，而第12座因為有食肆方便居民，所以應該最後清拆。廣記菜檔的檔主說：「12座有很多食肆，應該是最後拆的，現在拆了我們很不方便。」居民還提議政府安排白田商場的租戶暫時到 12 座底層的空舖經營，避免白田商場雕零而造成社區真空。但政府房屋署不聆聽市民意見，倉卒把白田邨的1－3座及12座全部拆除，逼令一眾小商戶倉卒遷出，令白田商場人流急劇減少。

居民要買菜的話，要近的話就光顧百佳捱貴菜，要便宜的話就必須坐車到北河街市及石硤尾街市。廣記檔主又道：「很多老人家連上落車都不方便，天天十分鐘車程已好辛苦啦！」重建計劃埋沒了社區內的廉價商舖，但大財團卻得到政府政策的保護。白田商場的百佳早前揚言生意淡薄要結業，房署減一半租留住它，但對待同在白田商場的合興茶樓卻無情講，不願減租，令其結業。

捍衛社區設施—爭取廉價的社區商場

目前尚未知道政府的重建計劃會如何處置白田商場，不能排除領匯（現時改名為「領展」）會進駐，聯手擡高商舖租金，趕走小商戶，然後讓大型連鎖店進駐。大財團壟斷全港公屋商場後，令社區物價高昂，基層居民難以負擔。社會主義行動及我們的白田邨候選人鄧美晶要求保留白田商場，改建為租金便宜的社區商戶，捍衛小商戶和居民的權利，不要被百佳、惠康等大型超市壟斷控製。這次事件突顯了有必要民主監督市建計劃及房屋署等官僚部門。居民及小商戶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深水埗區議會的惡行

．十八區區議會每區浪費一億公帑興建面子工程，與地產商私相授受，無視窮人與長者的生活需要！

．急須增加託兒服務、福利及公屋的開支──區議會選舉是我們反擊的機會！

深水埗區議會有24名區議員，其中有17個議席由建製派（民建聯、經民聯、西九新動力）把持，另外7個議席則由右翼泛民民協則佔7席。

梁振英全港每區撥款1億興建地區工程，但在建製派操控底下，這些項目淪為面子工程。在深水埗區議會，建製派區議員沈少雄提出建設所謂「深水埗文化藝術中心」，完全脫離當區居民的生活需要。深水埗基層居民欠缺的是基本生活保障，一億本應用於增加託兒服務、老人院等公共服務，而不是用在這些無用的工程。

文藝中心計劃的一億當中就有七千萬用於建造費用和裝修費，將整整5千多呎變成商舖收租。即使遇到居民強烈抗議，區議會還是強行通過。此外，觀塘區議會通過了造價5千萬的音樂噴泉、大埔區議會通過了造價5千萬的許願樹廣場（設計極似北京天安門！），花費大筆公帑卻不能改善民生。

趕盡露宿者　打壓小販

根據官員的數字，深水埗區內有334名露宿者，實際上很可能更多。現時的露宿者以往大多在深水埗附近居住，在無法負擔劏房及板間房的租金下，變得無家可歸。在2012年只有35人獲批綜援租金津貼及5人獲上樓。此外，建製派議員向來在地區與政府聯手趕走路宿者。前年經民聯的深水埗區議員李祺逢提出，所有天橋底要加設鐵絲網及警告牌，阻止露宿者在天橋留宿，又要求政府盡快趕走他們。

官方數字往往都低估社區問題的嚴重程度，但連官方數字也指出，自2010年以來香港露宿者的人數上升了兩倍。最近，一名「麥難民」（在24小時麥當勞過夜的無家者）婦女在九龍灣坪石邨的麥當勞過夜時，懷疑心臟病發死去，伏死在餐廳桌上。很多無家者在麥當勞過夜，因而出了「麥難民」這名字。

漠視白田居民訴求

另一重要的議題是白田邨重建計劃。房屋署一次性將白田邨第1至3及12座拆除，無視居民逐步拆除及重建的要求，也將租戶要求換舖的訴求置之不理，造成社區的真空。現任區議員、經民聯的甄啟榮也支持這項重建計劃！

區議會製度的不民主

區議會委任製仍然存在，全港541個議席中，23%為非民選議員。建製派用小恩小惠攏絡選民，令意識落後的群眾在選舉中發揮了較大影響力。中共在近兩屆選舉大力強化投票機器，利用種票手段操控選舉，扼殺了競選過程的政治辯論空間。雖然立法會選舉中泛民主派通常都拿到約60%選票，但十八區區議會卻全部被建製派控製。

保皇黨在區議會選舉提倡「不談政治、只講民生」，但在政治議題上一定大力支持政府。去年建製派區議員在地區就大力組織反佔中大聯盟，而十八區區議會都通過支持政府的假普選方案。可見，建製派不是不談政治而是想避免在選舉中有真正的政治辯論，以免揭破他們親財團、親政府的真面目。

另一事件也揭露了區議會的不民主。屯門居民已飽受堆填區汙染之苦，極力反對「三堆一爐」政策，因此今年年初屯門區議會的建製黨派在壓力下全體反對。但是，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卻在立法會急急投票通過，完全違背自己黨裡區議員的立場！區議會的投票沒有任何實質權力，只是一個偽諮詢架構，扼殺了居民在地區政策的發聲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最重視的是通過選舉運動接觸基層群眾和青年，切身了解工人階級面對的困境。我們希望藉以選舉作為平臺，更響亮的提出社會主義的綱領，提高群眾的意識，有機會的話 可以組織群眾鬥爭，向政府施壓以爭取窮人的權利。如果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當選，她作為議員的行事作風會與現任議員截然不同。她會成為代表人民的間諜，將議會內建製派的權力關係和私相授受曝露於陽光之下，並號召居民抵抗這些政策。票投社會主義的基層鬥士，送鄧美晶入議會，將會是為真正變革而鬥爭的第一步。

感激各位：成功奪走保皇黨五百票

我們會留在白田　令甄啟榮惡夢成真

鄧美晶在深水埗下白田選區獲得1,152票，三票中有一票投給本人。在此感激每一位票投我的選民。雖然保皇黨未被踢走，甄啟榮成功以2,320票連任，但他跟上屆比流失了兩成選票（568票），實在令人鼓舞。

我的對手縱然當選，但他對得票結果還是不甚滿意。我的得票率比上屆民協候選人高出5%（由28%上升至33%）。深水埗區議會向來是民協的重鎮，該黨有著深厚的地區工作傳統。本人的得票率比上屆的民協更高，是為任職了廿三年的甄啟榮響起了嚴重警號。可見，白田居民已忍夠了現狀。今屆是他的區議會生涯以來，首次正式以保皇黨的名義參選。他流失了選票，銳氣定當受挫。

今屆區選是雨傘運動後香港第一次的選舉，選民愈來愈傾向票投一個能代表自己政治立場的候選人，政治視野超越了一條邨的範圍。在選戰中我堅定站在勞工民主的立場，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四十小時、公屋租金封頂、打倒中共專政，與反對這些立場的經民聯（姓甄所屬的政黨）形成強烈對比。

兌現承諾：我會留在白田　持續抗爭

我所屬的社會主義行動會留在白田邨，建立我們的支持基礎，與居民一起戰鬥，爭取權益。我們會監察甄啟榮議員。如果他又再經常缺席會議，我們會質詢他何故偷懶；如果他所屬的經民聯提出反民主、反民生的政策，我們會組織白田居民將其阻止。

賽後回顧　我與對手的角力

社會主義行動的政治立場鮮明不晦，直接將選舉連繫至反專製、反剝削的鬥爭。選舉結果驗証了這條路線的正確。地區工作故然重要，但我們不能墮入保皇黨的陷阱，任由他們利用「地區往績」來合理化自己欺壓工人的政治立場。

起初社會主義行動決定由我參選時，不少為我憂心的居民跟我說，保皇黨在區內勢力龐大，因此我難有機會獲得佳績。誠然，我的對手依靠長年積月的蛇齋餅粽，加上依附著龐大的建製地區組織，成功穩住了一批基本盤。在各位居民的支持下，我撼動了這些保皇勢力，但在短短半年的時間未能完全將其瓦解。今後我們一定要繼續這場抗爭，令白田出現一名為基層利益奮鬥的地區代表。

雖然我的對手抹黑我主張「極端暴力社會主義」，又誣賴我的宣傳失實，但這些保皇黨的陳腔濫調並沒有發揮任何效果。到了選舉的中後期，當愈來愈多民主派選民驚覺到姓甄的跳槽到保皇黨後，就斷然摒棄這名民主叛徒。尤其年輕及中年的支持者，反過來更堅定支持我。有了這份堅定的支持，我們今後才能將長者居民也爭取過來，一起贏得改變。

區議會政治化了！

在選舉前，民主派不預期雨傘運動會推高他們的得票，而建製派甚至豪言選民會因為厭惡佔領運動而唾棄泛民。大部分泛民候選人因為害怕流失選票，都不敢在選舉中打出鮮明的雨傘旗幟。但選舉結果出爐後，我們見到即使泛民及傘兵淡化自己的政治立場，議席還是增加了廿五個，證明雖然泛民抗爭力有不逮，但選民還是亟欲踢走建製派。無論是泛民還是建製派，都承認區議會選舉愈來愈政治化。

政治覺醒的時代已經來臨，只有清晰的反專製、反剝削的抗爭路線，才能爭取到廣大選民的支持！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獲得佳績

「我們結果得到三分之一的選民支持，對此感到非常滿意。」鄧美晶稱道。鄧美晶代表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出選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對於工國委（CWI）的中港臺支部來說，這次選舉工程是一個裏程碑，而且應可能從中為社會主義思想建立更強大的基礎。

這次是自去年「雨傘革命」以來第一次的選舉，因此是運動後群眾情緒的試金石。社會主義行動去年積極投入這場運動，並主張有必要將群眾鬥爭傳播至中國，公開指出推翻中共專政的目標。

白田邨位於深水埗區，深水埗是香港最貧窮的社區，而下白田選區九成的選民都是公屋住戶。鄧美晶首次在該區參選就贏得了1,152票支持，可謂表現出色。而對手乃任職了23年的現任區議員甄啟榮，他屬於親北京、親財團的政黨經民聯。

鄧美晶解釋：「我對手是一條政治變色龍，由最初屬於泛民陣營，後來多次轉舦，現在加入了經民聯。許多投票給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現在已經背叛民主陣營，並加入了個親中共的政黨。」

與很多其他區議員一樣，甄啟榮的支持主要來自較年老的一輩，往往依靠「蛇齋餅糉」網絡維繫，與政治立場沒什麼關係。社會主義行動的選舉運動其中一項重點，就是揭露甄氏及經民聯反工人階級的劣跡，包括反對基本的民生政策，譬如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等。這種政治攻勢明顯擊中了甄啟榮的死穴，令其得票從上屆2011年的2,888票跌至今年的2,320票，損失了568票。另一方面，鄧美晶得票率為33%（1,152票），比起2011年時挑戰甄氏的民協代表楊彧的28%（1,119票）要高。

外界曾有聲音力勸鄧美晶及社義行動淡化激進色彩，以免嚇跑泛民中間選民。上述的選舉結果就是對此的最佳回應。譬如，鄧美晶的選舉文宣、傳單、橫額、海報上皆印有黃色雨傘，清楚將區選連繫至去年的傘運。單單這點已令鄧美晶的選舉工程在全港獨一無二。

就連一些被主流媒體冠以「傘兵」之名的團體或個人，在區選中皆紛紛淡化傘運，或收起與傘運的連繫，並在整體上淡化政治色彩。這些新勢力獲得了許多媒體焦點與公眾支持，並最終奪得了約7萬票，贏得了八席。但是，除非贏取議席本身連結至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否則並沒有太大意義。不幸的是，這正正就是各個傘後團體的弱點，他們只是比泛民政治立場更模糊的泛民。

在白田，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提出一個具戰鬥性的政治替代，令甄啟榮的票倉出現一個大漏洞。因為選區重新劃分，所以選民基數減少。甄氏的票數比上屆下跌，而社義行動令倒甄票無論在得票率抑或得票數都有所增長。在選舉過後，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留在社區累積支持，並打算組織反對力量，準備在來屆選舉擊敗甄啟榮。

雨傘因素

雨傘因素無疑在全港發揮了效果，使得投票率比起往屆急升6%（從41%上升至47%），而多個建製派政黨的議席數目亦都減少。建製陣營一直利用大量資源買票種票來壟斷選舉，今屆十八區區議會仍是由建製派所操控。

「雖然區議會本身並不民主，但我們依然決定再次參選，原因是我們需要利用每個平臺去宣揚我們的理念。」鄧美晶說：「即使是泛民，在區選也是只談地區議題，甚至派餅派米去收買選民，我們並不會認同。我們的選舉工程主打廣大的政治議題：反對中共專政、反對財團壟斷、要求租金管製和封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四十小時工作週。」

「我的對手抹黑我為『極端暴力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在整個選舉運動期間唯一一宗暴力事件，就是他的支持者襲擊我們的一名同誌。」鄧美晶繼續道：「甄啟榮攻擊我們發動文革式批鬥，但弔詭的是他才是親中共的一方。這給予了我們機會去揭穿他的謊言，並且向公眾解釋社會主義的真正意義。」

社會主義行動的選舉工程

「當我們決定參選的時候，我們強調主要目標並非選票，而是爭取對社會主義替代的支持。」鄧美晶指出：「不過我們的得票結果也很好！不只在於票數上，也在於支持者的踴躍程度。他們不畏懼建製派區內老大哥式的監視手段。」

選舉運動為期六個星期，在這個7,500名選民的選區中，社會主義行動派發了超過4萬張傳單，總共十款，涵蓋不同議題，例如全民養老金、租金管製、民主權利等。另外，我們也派發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英文、泰加洛語以及烏都語傳單。

選舉團隊進行家訪活動，逐家逐戶探訪了全屋邨一遍，有些單位更是到訪兩次。選舉工程中成功取得了接近700名居民的投票承諾，並留下聯繫方式，讓義工團可以在投票日前一週致電動員投票。在選舉日當天，社義行動一共動員了49名義工，其中一半的都是首次參與社義行動的活動。在港沒有投票權的難民支持者，在助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協助將社義行動的傳單派發到每家每戶的信箱中。票投鄧美晶的選民大多都會仔細閱讀這些文宣，並為運動提供很多正面的意見。

與2011年鄧美晶出選元洲區時一樣，今次社義行動與社民連組成選舉聯盟參選。與上次一樣，社義行動以獨立政綱參選，文宣也是獨立撰寫，但宣傳品上印有兩個組織的黨徽。社會主義行動完全自主控製白田區的選舉運動，同時在技術和法律等層面上得到社民連的大力支援。此外，社民連主席「長毛」多次親自落區為鄧美晶拉票，而該黨亦協助鄧美晶製作專業的宣傳短片，在社交媒體上獲得大量觀看率（第一段影片的觀看次數為71,744）。在財政上，社義行動完全保持獨立，並為選舉基金籌募了超過3萬元。

由於上屆社義行動還未成為註冊社團，當時鄧美晶因而以社民連名義報名參選，而今屆鄧美晶在官方選票上的政治聯繫是社會主義行動。對社義行動來說，這次是雙贏的合作。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得到社民連的重要支持，一方面發起了一個年輕有活動的選舉運動，令雙方互相受惠。

社民連另外派出五人參選，與上屆一樣全部落選。但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成敗的條件並非由議席的得失衡量，而是運動有否提升群眾意識，並為未來的鬥爭打下基礎。但是，資產階級與親政府媒體利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敗選來宣告「激進政治」的末落，目的是誤導群眾，並向溫和泛民招手。社會主義行動即使拒絕淡化鬥爭與政治，在白田仍可獲得佳績，就是對建製派輿論的最佳駁斥。

選舉結果代表了甚麼？

過去，建製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選舉，主要依賴選民的被動和低參與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創了新高，削弱了建製派的操控能力。以建製派優厚的資源來說，今次選舉結果可謂出乎意料。建製派仍然控製著全港十八區的區議會，但是這不代表他們獲得多數支持。例如在沙田區，反對派贏得了過半數的議席，但是中共的代理人依靠著鄉議局的當然議席來維持控製。

中共的選舉機器將資源集中在一些關鍵地區，從而操控選票結果。民協的馮檢基和民主黨的何俊仁在「民主派」人士鎅票下敗選，尤其是馮檢基因選票被分薄而以些微票數落選。但同時間，建製派整體上卻減少了議席，可見中共並不能隻手遮天，也可見北京礙於民情反彈，不願意過於公然地進行選舉舞弊。

在這個方面看來，今屆區選結果對北京來說是個打擊，因為如果區選的結果有利於他們的話，可以在來年立法會選舉前先聲奪人，準備奪走泛民三分之一議席的否決權。北京的政治目標是消滅泛民，以求為了加大對香港事務的控製，並打壓反政府的力量。

民建聯的議席由上屆的136席減少到119席，而自由黨由10席跌到9席，新民黨則由31席到25席，同樣遭受挫折。葉劉淑儀稱選舉受到「不同的政治氣氛」所影響，甚至連中產之間都瀰漫著反政府情緒。在工人階級社區中，這種情緒就更為強烈。在選舉之後的分析，無論是建製還是泛民派別都承認這次選舉政治化了，可說是為社義行動的取態作出了平反。

這政治化的現象是由下浮現上來的，雖然主流媒體極少篇幅報道，加上政府企圖利用宣傳抹除群眾在傘運的集體記憶。縱使如此，正如社會主義者指出，去年的傘運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政府對開放民主寸步不讓，使得反政府的情緒日增。同時勞動階級和中產們受到高樓價、通漲、公共服務的惡化所影響，生活水平多年來停滯不前。

因此，即使區議會選舉本身非常畸形而不民主，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憤怒還是被從中宣洩出來。投票率創下47%的新高，比起2003年反廿三條歷史鬥爭時的44%還要高。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在選舉中一敗塗地。該組織派出參選的六人全數敗北，當中更有兩人未能達到5%的得票率，因此失去保證金。該右翼民粹組織主打種族主義議題，過去在網絡虛擬虛世界中看似強大，且瘋狂抹黑社會主義行動。但其選舉結果證明，這類組織在現實世界中並無能力發起持續的運動。

白田邨選舉運動的佳績點出了未來可以怎樣爭取對社會主義替代的支持，而全港的選舉結果再次對中共當局以及香港的資本權貴敲響了警鐘。

香港：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

政府再次推出俗稱「網絡廿三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新增一條「傳播罪」，將電子傳播納入版權法下規管。浪費公帑的創新及科技局通過後，政府打著保障業界權益的名義，實質上是打壓網路傳播及創作自由。政府在2011年首次提出網路廿三條時，面對群眾大力反對，被立法會拉布阻止通過，令法案一直擱置至今。事件令梁振英政府面子受損，因此今次特首開腔鞭策建製派，表示要盡快通過條例。

今次政府再度推出法案時，為免民情再度反彈，作出了一些退讓，將批評或評論某作品、評論時事、戲仿等目的，納入豁免範圍內。但是，如果二次創作品只是抒發個人感情或展示才藝，將得不到版權豁免。例如，演唱填上新詞的歌曲並上載至互聯網，有可能構成侵權。至於被網民經常使用的電視及電影截圖，用戶必須作出確認聲明，清楚標識引用來源及相關資料，否則不獲豁免。此外，認真翻唱、漫畫同人誌、串流打機、抒情改詞等，統統都不獲豁免，屬於「網絡 23 條」下的刑事罪行。

「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是以言入罪

在網路廿三條通過後，版權人可就「侵權物品」作民事追究。而如果「侵權物品」損害版權人利益，則有可能須負刑事責任。此外，像無線電視這種影視霸權公司，也可以用違反合約條款為由民事起訴網民，意味著何謂侵權將由大企業來定義！此外，未來當網民的二次創作被界定為「刑事侵權」時，政府可以繞過版權人，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起訴網民。其實這早在2005年時就有發生，當時一名網民上載三部侵權電影後，警方用上「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及版權刑事罪提出控告。

政府警察早就想將「網絡廿三條」與「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混合使用，方便直接發動政治打壓。這條罪美其名是保障網民免受黑客攻擊或網路詐騙，實質上已淪為政治工具。去年傘運期間，不少網民因呼籲參與占領行動，遭警方以該罪拘捕。早前保安局明言，哪項罪名較易入罪就會控告哪條，顯然「不誠實使用電腦」將是另一條「莫須有」的罪名。即使說即使到最後罪名不成立，單單警方有權扣留網民於警署達四十八小時，已經足以令網民提心吊膽，被迫自我審查。

根據保護網絡自由的組織「鍵盤戰線」表示，無線電視曾經要求政府將分享有侵權內容的超連結刑事化。雖然政府不敢立即公開答應此建議，但卻承諾將會於「網絡廿三條」通過後，考慮讓政府和企業有權申請禁製令封鎖「侵權」網站。屆時港府會像大陸政府一樣封鎖網站。

泛民主派猶豫不決

為了顧及跨國企業的商業利益，加上美國近年加強打擊盜版以強化知識產權的壟斷，泛民主派在網路廿三條的立場上猶豫不定。根據建製派報章《東方日報》報道，美國領事館、美國商會及部分本地的影視娛樂音樂企業，多次向本港不同黨派議員施壓要求盡快通過草案。公民黨毛孟靜坦言，被版權持有人及網民代表「夾實」。工黨何秀蘭表示，該黨或全投棄權。而民主黨單仲偕會建議該黨支持草案。

美國近來與多個亞洲國家簽署TPP，其中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加強知識產權的專利權，穩固科技及影視企業的資本壟斷。雖然香港並沒有參與TPP，但今次美方向泛民施壓也是一脈相承的，可見為了維護跨國企業的利益，不惜打壓民主權利。二零一零年，美國司法部曾考慮動用知識產權法例控製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指控他在網站發布機密文件侵犯版權。

社會主義者當然支持保障創作人和科研人員的勞動成果，確保成果免受抄襲或冒認。但是，現今資本主義政府的版權條例只是保障這些公司老板的利益。跨國資本恃著財雄勢大，可動用資金吞噬知識產權的專利權，在這過程中知識產權被資本家掠奪，然後用來變賣、交易及牟利，創作人及科研人員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根據Ernst &Young 和SNEP的一項調查顯示，如果藝人在流行媒體音樂平臺上發行音樂，唱片公司和音樂平臺共獲得66.4%的收入，扣除各項稅費後，製作人/詞曲作者抽取10%，而剩下的留給藝人的收入僅為6.8%。這是一線藝人的待遇。可見，無論版權條例如何嚴苛，也不能保障創作人能享有勞動成果。

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

社會主義者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法案，反對網路白色恐怖和政治打壓，也反對知識產權的資本壟斷。只有同時在這兩方面鬥爭，才能爭得真正的言論自由。

在網路科技發展的年代，資訊傳播自由與私有財產權的矛盾更為激烈。資本家一方面希望牟利而發展網路市場，一方面卻要更嚴加阻止網路傳播自由，可見資本主義製度的自相矛盾。為了讓知識和資訊得以自由傳播，讓人人方便取用，唯有將創作公司、科研企業和媒體公司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資支持自主的科研、創作和媒體發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撤回網路廿三條，停止網路白色恐怖
打破媒體企業壟斷，由民主監督的公帑出資營辦公共媒體，確保真正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反對財團壟斷知識產權，將創作及科研企業民主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資支持自主的科研及創作

香港抗議行動：反對阿裏巴巴收購《南華早報》

12月19日（六），社會主義行動於《南華早報》公司進行抗議，反對阿裏巴巴收購該報。社會民主連線亦有到場參與。示威者高喊「捍衛新聞自由」、「不要中共傳媒王國」、「反對媒體壟斷」等口號。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抗議聲明：

阿裏巴巴宣布以20.6億元收購《南華早報》，並正在洽購《明報》，以金錢建立親中共的傳媒王國。

《南早》的編輯自主的空間進一步收窄，令新聞自由受到進一步威脅。《明報》去年發生前總輯劉進圖遇襲事件，現在由親中的《南洋商報》總編輯鐘天祥接替劉進圖，令人擔憂報刊立場愈來愈親北京。

馬雲作為中國企業阿裏巴巴的總裁，與中共領導層關系密切，而中共亦希望透過收購媒體來控製言論和資訊。馬雲接受《南華早報》的專訪時，表示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1989年下令鎮壓「六四」是「最正確的決定」。而阿裏巴巴執行副主席蔡崇信，希望《南早》用「另外一個角度」，「更客觀」去看中國。《南華早報》由這種立場親中的老板接任，實在令人有理由相信新聞報道將會受到限製。

近年，《南華早報》的高層與中共關系愈來愈密切。最近上任的總編輯譚衛兒曾任亞視新聞部副總裁，被認為立場非常親梁振英。上任的總編輯王向偉更曾任吉林省政協，2012年中國發生湖南工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事件，當時王向偉親自刪節報道，以極小篇幅刊登事件，更用威嚇性的言論回應員工的質疑。種種事件見到《南早》的編輯自主不斷受到打壓。

此外，去年雨傘運動後，中國封殺《南早》網站近一年，近日才解封，阿裏巴巴作為中國大企業，必然令該報自我審查以求被允許在內地瀏覽。《南華早報》是國際媒體報道中國消息及中共政策的消息來源，今次阿裏巴巴收購該報，是為了讓中國政府透過金權來擴大對國際傳媒輿論的影響力。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媒體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反對中共鎮壓新聞自由，亦反對任何私人企業操控媒體，支持媒體企業民主公營。

「傘兵」區選製勝之後

去年為爭取民主丶反對假普選的「雨傘革命」，無疑在香港社會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雨傘效應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發揮出來，令更多選民用選民表態，投票率被推至47%的歷史新高，甚至比2003年反二十三條運動後的投票率44%還要高。

過去，建製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選舉，主要依賴選民的被動和低參與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創了新高，顯然是雨傘運動將選舉政治化，並削弱了建製派的操控能力。選舉結果，而多個建製派政黨的議席數目亦都減少。民建聯的議席由上屆的136席減少到119席，而自由黨由10席跌到9席，新民黨則由31席到25席，同樣遭受挫折。甚至出現如民建聯的大人物鍾樹根丶葛佩帆等下馬，經民聯梁美芬也差點丟掉議席。

但今屆區選的重點仿佛不在這些傳統政治勢力，而是一眾在雨傘運動後首次參選，並被主流媒體冠以「傘兵」之名的年青新人（他們皆非以傳統泛民政黨名義參選）。

大約60名「傘兵」共奪得超過8萬票，並一舉拿下8席。在資源優厚的建製派壟斷下，「傘兵」的區選結果可謂出乎意料，這似乎令許多自雨傘運動以來被政治化及激進化的年青一代亢奮一會。尤其是溫和泛民一直以來在民主運動中毫無建樹，甚至充當煞車掣，這也反映了年青人希望在這些老舊泛民以外尋求一個新的替代丶選擇。

從這方面來看，這是一個新希望，承載了許多民眾的求變期望。但興奮過後，這些新興「傘後勢力」實際上又是代表了甚麼改變呢？

在蕓蕓眾多傘後團體中，最受觸目的就是「青年新政」。這個團體在區選一共派出9人參選，並最終贏得1席，由出選黃埔西區的鄺葆賢贏得2114票險勝，以39票之差險勝建製假獨立的原任區議員劉偉榮。另外，參選黃浦東區的遊蕙禎對壘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僅以300票之差高票落敗。青年新政的成員在雨傘運動中並不顯眼，其組織在運動結束後才正式成立，但其「年青丶專業丶本土」的形象迅速獲得輿論的追捧，一度成為城中熱話。

沒有舉傘的「傘兵」

可是，雖然如青年新政的一眾「傘兵」和「傘後團體」源自雨傘運動，但在本次區議會選舉中卻紛紛收起雨傘丶避談民主政治，仿佛要與去年的抗爭割席。觀乎青年新政得票率最高的兩位遊蕙禎和鄺葆賢的共同政綱，所提及的只有「增加小巴座位」丶「解決紅墈海旁臭味問題」丶「爭取渡海小輪服務」等地區議題。「民主」丶「雨傘」二詞竟然沒有一次出現！不是說地區議題並不重要，而是他們根本沒有將選舉議題連結至政治製度的變革。誰說區議會與政治無關？十八區區議會去年就曾通過支持人大「八三一方案」，為政府製造虛假民意。

至於其他「傘兵」同樣如是，譬如當選大坑區的「灣仔好日誌」成員楊雪盈，當選後甚至否認「傘兵」標簽，更表示考慮加入政府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另一「傘兵」，最年輕當選區議員「沙田社區網絡」的黃學禮，本身在學時期為「中大本土學社」成員，但在區選中大搞派粽丶量血壓丶旅行團等「蛇齋餅粽」等建製派式的活動吸票！

雖然無論建製或泛民的傳統政黨皆表示，今屆區議會被政治化。但吊詭的是，各個當選「傘兵」不約而同地表示選舉中並無將重點放在占領運動，原因是害怕市民會抗拒。淡化政治立場，不提政治綱領，沒有遠景，這些「傘兵」在政治實際上只是立場模糊的泛民翻版。在香港民眾求變心切的時代中，或許單靠年青新穎的形象就能暫時內充填這個政治真空。但是，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抗爭路線，挑戰現時的專製製度和資本建製，長遠而言他們並不會帶來實質改變。

區議會選舉一落幕，各路人馬經已對來年立法會選舉虎視眈眈，包括年初因湯家驊辭職而出現空缺的新界東立會補選。當中最備受爭議的是青年新政有意角逐立會補選。由於傳統泛民早以「內定」由公民黨派員參選，青年新政要求泛民舉行初選，決定由誰參加補選，以免分薄民主派的選票。泛民勢力因為感到受到威脅，因此動員《蘋果日報》等媒體對其口誅筆伐，特別指該組織召集人梁頌恒過往與中聯辦有密切關系。社會主義者當然認為任何黨派都有權參選，並不認同所謂以道德原因「讓賢」某黨參選。由於青政立場模糊，也不曾提過雨傘運動期間作出怎樣的貢獻（甚至連一張照片都沒有），因此惹來群眾的不信任。

青年新政綱領與自由黨無異

青年新政在選舉期間淡化自己的本土政治立場，但從其官網上的政綱卻可以對此組織的取向略窺一二。

在移民政策方面，該組織要求新移民考核「粵語及正體字」或英語，以及通過有關香港歷史和文化的考試，才予公民權及香港藉。這些政策與歐洲極右排外政黨如同一轍，難怪他們早前積極參與反肖友懷的排外遊行。

至於經濟政策方面，青年新政支持「政府不幹預市場操作」的自由市場，甚至在福利政策上主張要「收緊福利門檻」丶認為公屋輪候時間過長是因為「部分無迫切需要人士霸占資源，令最有需要的人士被迫租住劏房」。至於長者貧窮問題，青年新政有文章認為「強積金計劃對社會有意義」，認為只需要改革而非廢除，退休保障只是充當輔助角色，甚至指全民退休保障會造成青年及勞動者沈重的經濟負擔，又說全民退休金會不分貧富派錢導致資源錯配。若非看到黨組織名稱，大家甚至會認為這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黨綱呢！

在危機日益嚴重的香港，民眾求變心只會越來越強。但要帶來真正的改變，需要的不是立場模糊而飄忽的新鮮面孔，而是組織起基層勞動者的政治力量，並建立反對當今資本主義的替代政治才是出路。

維珍罷工：空中服務員抗議公司裁員

12月19日，約40名維珍航空空中服務員聚集在香港國際機場，抗議維珍航空上月初宣布裁減51名空中服務員。是次行動在晚上約八時進行，在工會帶領下員工首先向機場的乘客派發傳單，並在機場遊行大聲疾呼「維珍航空無陰公」、「停止對沖」、「還我血汗」、「立即談判、不能再拖」。員工手持標語，痛斥維珍航空老板理查德．布蘭森是一名大騙子。

工會強烈要求資方盡快與工會談判，並反對公司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規避員工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並且工會表示於12月21日至明年1月1日期間，隨時發動「野貓式」罷工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的抗爭訴求。我們記者到達抗議現場，訪問了數名空中服務員。

記者：今次抗議的主因是什麽？

李小姐（工會成員）：當然是反對公司裁員。過往經歷很多艱難的日子，例如是03年爆發SARS，911恐襲、08年金融風暴，上年也發生了因悉尼航線經營困難，公司要求員工離職或接受無償上班、減薪、停薪留職或轉為兼職等方法共渡時艱。我和其他同事一直也是對公司不離不棄，作出很多犧牲，但意想不到的是公司可以這樣無情。這次裁員連給予員工選擇的機會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封電郵和兩張Powerpoint幻燈片，就宣告工作10年或甚至超過20年的員工被裁員的事實。我實在感到極度憤怒和失望。我在維珍航空工作了15年，我試過接受半年無償上班，自願轉去兼職令收入減少一半，又試過涷薪仍堅持工作，我感到公司非常無情。

記者：維珍航空空中服務員的工資如何？

李小姐（工會成員）: 如果是全職的空中服務員，底薪是12,000元，後加每飛一個航程有230英磅的膳食津貼，每個月大約有3至4次飛航班的安排，而兼職底薪則只有6,000元，兼職更是每隔一個月才有飛航班的機會。老實說，這薪金已是非常低了，其他航空公司的膳食津貼可以是我們的一倍，但很多同事仍想與公司一起奮鬥，沒有考慮轉去其他航空公司。

記者：你在維珍航空工作了多少年？你覺得公司為何會下令裁員？

溫小姐（工會成員）：我工作了16年。其實公司一直在削減資源，香港至倫敦這航線，最高峰期是有200位空中服務員的，現在減剩30人，航機上8位空中服務員減至6位，工作量不斷加大。公司有意要裁減資深和富經驗的員工，然後聘請新的空中服務員以節約成本。在英國我們的母公司就是這樣，但其實我們經驗豐富，如果在旅途中發生緊急情況，如有乘客暈倒需要醫療協助，我們可以更有效處理這類突發事情。我們可以為乘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這不是經驗尚淺的空中服務員可以一下子就能勝任的。公司向我們開刀，其實是影響巿民乘客安全和服務的。

記者：你們最感到憤怒的是什麽？

李小姐（工會成員）：公司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令我們辛苦多年的長期服務金被抵銷。我為公司工作了15年，到頭來被裁員後，我計算過我連1元長期服務金也沒有，689梁振英本來上任時承諾取消強積金對沖，現在我們被裁員了，血本無歸了，是否要迫我去領綜援？公司又諸多藉口推搪與我們或工會坐下來談判。公司曾經在關閉悉尼航線時向員工許諾不會再裁員，18個月後就反悔了。

梁小姐（工會成員）：公司曾經歷3次低潮危機，要求我們為公司設想，接受無賞上班、轉為兼職等等措施去為公司繼續並搏，其實公司有意要員工轉去兼職，因為底薪會減少一半，所以裁員時，能保證計算下長期服務金會被強積金對沖全數沖走，一毫子也不需要向員工支付。空中服務員的退休年齡大約是40歲左右，我已不再年青，也恐怕找不到工作。家裏並不算富有，也有小朋友要照顧和承擔租金的開支，生活實在迫人。現在突然失去工作和血汗錢，我感到非常仿惶和無助。

沸騰的初冬

剛剛過去的十一月被稱為有史以來最熱的十一月，根據天文臺相關資料，十一月的平均溫度為24度，比正常水平高出2.2度。一般而言，十一月的正常日間平均最高氣溫為24.1度，可怕的是，過去整個十一月似乎連最低氣溫也沒比24.1度低多少。種種跡象顯示，全球暖化問題在今年全球各地──包括香港－－都將來一次充分的「火力展示」。

暖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聖嬰現象的影響令南中國海水溫異常的高，同時北方的冬季高壓減弱，未能將冷空氣自北推往香港。然而更令人憂心的是全球暖化對香港最直接的影響，第一是令七八月的日子熱上加熱，上世紀香港的平均氣溫上升了1.2度，是全球平均上升幅度的兩倍。此外，更可能包括海平面上升最終令香港「陸沈」。這絕非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假如全球平均氣溫上升4度，海平面就會上升9米，足以淹沒港島北岸及九龍等市區。而現時的巴黎氣候峰會上，僅僅討論如何將氣溫升幅控製在2度以內都已經令各大國互相傾軋扯皮了。

對於氣候環保問題，香港政府與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府一樣，熱中於將責任推到個人層面，千方百計要把包括你我在內我的個人塑造成環境問題的元兇──比方說政府的宣傳廣告上一直強調叫你節約用電，叫你「惜食」，鼓吹所謂低碳綠色的個人生活方式。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個人自發的環保自律生活固然值得鼓勵和稱道，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始終是政府的政策和經濟運作的模式。舉例而言，香港政府鼓勵個人節約用電無可厚非，但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老老實實的指出家用電量只占全港用電量的25%，工商業用電量則占了超過70%！這就意味著在個人層面而言，那怕全港市民下班回家之後茹毛飲血一點電都不用，最多也就只有「節約」掉25%的用電量，真正「大宗」的用電量卻是雷打不動穩如泰山。電力公司對商業用戶「用電愈多電費愈少」這種鼓勵浪費的荒謬設定也是在各方聲討圍剿下近年才予以取消。

根據樂施會的資料顯示，香港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如果將城市排碳及入口運輸計算在內，香港人均排碳量是世界第二，僅次於盧森堡。而電力公司──尤其是中電－－更一直借環保減排為名大加電費，而其減排方案亦不外是增加石油或天然氣，甚至是核電廠的發電比例而已，實際上能有多「環保」？此外一直為外界所忽視的一個嚴重排放汙染的區域－－船舶燃料排放問題從來都未有得到重視，香港作為世界最高吞吐量的貨運港口之一，港口和外海都吸納了大量的貨輪，當中不乏數十萬噸級的巨型遠洋貨輪。這些貨輪上那超大功率的引擎發動機基本上只能采用最粗糙的柴油，其排放量可想而知，而政府對此卻是放任自流。

另一方面，香港的城市設計過於擠迫，市內缺乏公園廣場等散熱空間形成的熱島效應亦加劇的全球暖化對香港市內的影響。特別是中區至中西區一帶林立的商業大廈玻璃外墻，加上狹窄得令人窒息的街道（街道上還堆滿了汽車！），陽光和熱輻射在大廈外墻來回照射，幾乎就是一個巨型溫室了。針對這一狀況，各團體提出將德輔道中劃為行人專區，只讓電車從中貫通而行，這個令不少人眼前一亮的方案，政府卻表現出一副意興闌珊的冷漠態度。沸騰的初冬，反而更令不少人懷念起去年無車駛過的占領日子。

當然，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涉及的是一個國際層面的議題，香港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修小補改善一下城市環境，召開過二十多次的氣候峰會，在各國各懷鬼胎的小算盤之下再召開二十次也不會得出甚麼實質成果。唯有將全球跨國的能源公司乃至所有大企業收歸公有，置於民主管理底下，才可以以再生潔凈能源取代石化燃料及核能，大力發展廉價的公共運輸系統，民主理性規劃城市設計。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一天不倒，未來的世界都不會好。

白田居民的心聲

受訪者一：雨雨（學生）

最初接觸社會主義行動，是在街頭接單張。直至有一天，他們來到家訪，我才知道他們參加區選，產生了興趣。我便開始上網搜尋關於他們的理念，也很認同他們的政綱。

當我發現甄啟榮是保皇黨，便很想踢走他。他用「蛇齋餅粽」來得到一些老人的支持，但大多數的居民沒有受惠。我討厭這種所謂的「服務」！我支持社會主義行動，除了他們的立場很鮮明外，也有不同方面的政綱，例如爭取改善視障人士的生活等。

我覺得選舉成績非常好，很鼓舞，甄啟榮流失568票，見到這場選舉真的打擊到他，令他自亂陣腳。

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指甄啟榮於區議會的出席率只有53%，他立即否認。我真的自行上深水埗區議會網頁計算他的出席率，真的是53%！ 甄啟榮不斷說謊，又用盡各種手段去阻止對手擺街站，真的非常離譜。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們，加油！

受訪者二：葉小姐（售貨員）

我早在這組織參選前已認識他們，在石硤尾數次的街站上遇見，也買過他們的刊物。直至選舉，間中也有遇到他們的街站。

我一直也有留意新聞和立法會的投票紀錄，建製派真的是不知所謂，巴結中共，可以在議會內有決定權，向有權有勢的人利益輸送，造成官商勾結。

我約十多年前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那時候租金已經非常貴，一百多呎的單位便要月租3千多元！最後我上了公屋，搬往白田邨，但不是每個人也可以成功上樓的。所以房屋丶地產霸權丶租金管製問題也是我所關心的。

回到白田邨，我認為新設的2E巴士站其實不應該設於偉倫街車房對出的位置。偉倫街的馬路本身經已不闊，加上很多居民會在非紅綠燈的位置過馬路，再加上垃圾站位置已有104巴士站，馬路非常擁擠。若果再於對面線增設2E巴士線，就更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受訪者三：May Ip（長者清潔服務員）

最初認識社會主義行動，是得悉鄧美晶在白田邨參選。為什麼我會支持她？我最初也不知道原來甄啟榮在這區做了廿多年，直至看過社會主義行動的文宣才知道。其實我住在白田邨多年，只見過他一丶兩次。我認為，不只是白田，所有香港市民都在求變，因為大家的生活越來越差，建製派區議員依靠「蛇齋餅粽」當議員幾十年，又做不到實事，非常討厭。

抗議政府及保皇黨妖魔化難民

最近，不時在報章丶互聯網上聽見 「假難民」一詞，他們都聲稱來港的難民越來越多丶指責難民是濫用免遣返保護聲請機製（下稱免遣聲請）來港搶占資源丶加重納稅人負擔，並且造成罪案率上升等等的社會不安因素，但這一切都是謊言和抹黑。

極少數成功尋求庇護

根據入境處數字，香港現時平均每月28.5宗難民進入香港並提出免遣聲請，累積數字已經突破一萬宗。《東方日報》等無恥的建製報章天天渲染「假難民」數字上升，指有集團協助印度藉人士非法闖關。其實這些被拒入境者根本沒有申請尋求庇護，只是無恥的傳媒將其混為一談。

事實上，多年來政府處理免遣返聲請的進度緩慢，難民平均等候審批時間動輒十餘年。保安局指一般難民平均留港只有二點七年，明顯與事實不符。緩慢的審核機製害苦了不少難民，他們在港多年已經落地生根丶組織家庭後，一旦政府審核後否定其難民權利，他們就會妻離子散。

過去二十年通過入境處申請並確立為難民身分的只有兩宗，成功率為0.016%。其餘的只能持行街紙「茍且偷生」多年，還要每周至每月到入境處報道，人身自由慘被剝奪。

在港難民是沒有工作權利的，打黑工要坐牢十五個月。他們被迫依賴每月微薄的現金食物券去領取食物，住房津貼更只有每月的$1,500，香港高昂的房租下令難民只可選擇由豬場改建而成的寮屋和貧民窟。今年一月更有難民因鐵皮屋發生火警而喪生。難民沒有居留權，連基本教育丶醫療等福利也沒有。可見，今天在港難民並不是本港福利的受惠者而是受害者。

保皇黨煽動反難民輿論

在港難民面對生活處境艱難， 同時他們又被右翼和建製政黨不斷政擊。民建聯葛佩帆最近向保安局施壓，將公帑負擔加大丶社會治安等問題歸疚於難民身上，而自由黨更向當局提出取消「行街紙」丶削減難民津貼丶建設「禁閉營」等措施。保安局在雙重夾擊下，已表示積極考慮堵截非法入境丶加快審核程序以驅逐難民丶設立津貼上限等措施。這些虛偽的政黨一方面指控搶港人福利，卻又永遠反對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支持將公帑贈予大財團興建大白象工程牟利。興建高鐵的844億足以援助難民300年！保皇黨只是利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無論是本地人還是難民，基層人民不要被分化，將矛頭對準與民為敵的政府和保皇黨。

保皇黨及建製報章大肆標簽難民皆為罪犯。要知道，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又經常受到業主和警察欺壓，他們生活沒有希望，極少數為尋求保護以及打黑工的途徑，走上冒險之路加入黑幫。保皇黨就將其無限放大，就如他們抹黑新移民騙綜援和公屋一樣。如果可以過正常生活，有誰願意活在暗無天日底下？

社會主義者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這種囚禁難民的方式是徹底反民主丶反人權的，只能令難民更隔絕與社會，造成更多治安問題。各國的難民營往往環境丶衞生及醫療設施惡劣丶內裏並沒有人權可言，而且會成為種族主義者（例如自由黨的外圍組織甚至是極右本土派）針對攻擊的目標。兩個月前，瑞典難民營就發生了三宗縱火案。不要以為聯合國的人權公約可以阻止港府設立禁閉營，專製者為了打壓窮人往往不惜踐踏法律！難民必須組織抵抗政府的暴行。

去年，難民聯會因抵受不住援助資源被外判公司「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克扣，發起200日占領行動，最後成功迫使政府退讓，改善了食物援助的機製，因此難民的鬥爭自信和經驗大大提升。政府及建製派現在感受到威脅，開始加強攻勢抹黑難民，以免他們獲得更多本地人的支持。未來一段時期，難民要有更強的組織力和政治意識，準備迎戰統治階級的進攻。

全球難民危機 劍指資本主義崩潰

「假難民」一詞是以堆砌抹黑的手段去合理化政府歧視和打壓難民的政策。香港今天貧窮人口超越130萬丶租金房價高企令年青人苦無出路時，我們應該認知到政府和財團的剝削才是我們生活困苦的根源。團結本地人與難民要打破種族的圍墻，共同鬥爭，徹底地將製造貧窮丶壓迫的製度向公眾進行展示和宣戰。

傑瑞米柯賓

二零一六

2E新站易生意外　要求新站設於偉倫街長凳位置

政府將於偉倫街加設來往白田邨和九龍城碼頭的2E巴士站，此舉所引起的交通安全問題令不少居民疑慮。

新設的2E巴士站將設於白田邨口消防通道對面（偉倫街中段）。可是，由於偉倫街本身已經非常狹窄，在去年底因為重建工程改路，已將104巴士站移到邨口的垃圾站位置、2E則由行駛南昌街改為駛入偉倫街，進一步減少行車空間，威脅道路安全。最近就發生了兩次輕微的交通意外。

偉倫街中段沒有行人過路處，很多居民會在沒有斑馬線的地方橫過馬路，尤其是老人、媽媽帶著小朋友過路時，當有車輛高速駛過，實在險象環生。若果再於104站對面增設2E巴士新站的話，必定會有更多人橫過馬路，一旦司機看漏眼，就會發生撞倒人的交通意外。

替代方案：偉倫街長凳位置

不少居民提出，新站其實可以設於偉倫街的長凳對出位置，此方案的巴士上落位置不但更有較大空間，亦與垃圾站處的104站有一定距離，減低交通意外風險。這樣，在偉倫街的小商戶及私人樓居民也不會因店外新設巴士站而受到影響。

停止政治恐嚇　我有投票自由

新站的位置妄顧安全，亦會危及偉倫街小商戶的生計，導致小店結業，但保皇黨還是執意推行，恐怕是另有政治目的。白田邨偉倫街中段的其中一間商舖老闆曾在選舉期間公開支持二號參選人鄧美晶，並於店內貼上其海報。他最近表示，在選舉結束過後，一個月內曾有三名男子分別到他的店舖，向他表示「因為你之前支持鄧美晶，所以新的巴士站會在你（舖頭）門口。」我們強烈譴責政治恐嚇行為，我們捍衛投票自由，任何人也有權表達不同政見，不容任何政治威嚇！

銅鑼灣書店老闆店長逐一失蹤　白色恐怖加劇

在香港售賣中國大陸「禁書」聞名的銅鑼灣書店在近月間先後有5名店長、職員、主管神秘失蹤！據悉早在去年十月，書店母公司巨流傳媒的股東和經理桂民海、張誌平與呂波在大陸及泰國，以及店長林榮基相繼失蹤，被指遭中國方面拘禁。而及後十二月底，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失蹤，其妻子報警求助，由於李波是在香港失蹤，人卻後來出現在大陸，而沒有出入境紀錄，因此事件被指是中國人員越境執法，引起社會高度關註。

銅鑼灣書店出售的，是在大陸買不到、無法出版發售的政治「禁書」，尤以銷售中共時政和高層內幕書藉而著名，經常有中國大陸遊客光顧，亦成為大陸人獲取官方以外政治資訊的一個途徑。

在銅鑼灣書店出版的中國政治禁書中佔全香港的三分之一。此次書店五人接連神秘消失，有報導指是當局企圖要阻止桂民海的新書出版，公然打壓出版自由。

近年來北京試圖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假普選、網絡二十三條等惡法，銅鑼灣書店的失蹤事件可謂是中共專製箝製香港民主自由最新的政治打壓。而在中國，過去一年就有超過三百名維權人士及律師被捕，亦掀起了新一輪的白色恐怖。

由於書店成員集體失蹤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註，民間社會相繼組織起抗爭行動，令本身三緘其口的港府不得不開腔回應。保安局表示會追查事件，雖然這只是敷衍式回答，但顯然這是受到巨大的社會壓力下的影響。而事件後來出現的疑似李波的傳真表示「以自己方式到內地」，以及李妻的突然銷案，均是中共的慣常伎倆，以恫嚇和威迫手段試圖平息事件，這亦是政權受到抗爭壓力下的結果。

銅鑼灣書店的失蹤事件與出版言論自由緊密相連，亦顯示香港在中共一黨專政下無法獨善其身的道理。社會主義者捍衛出版、結社、言論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並要求當局釋放所有異見分子及政治犯，解除黨禁、報禁。未來的抗爭需要更有力組織起來，團結中港兩地的鬥爭共同結束中共暴政。

彼特達林被捕標誌著中國鎮壓進入灰暗的新階段

1月3日，瑞典籍人權分子彼特達林（Peter Dahlin）被中國公安拘留。較早前官方報道指，居於北京的達林被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拘留，他的妻子同樣被捕。這案件代表著習近平的專製鎮壓進入令人心寒的新階段。此前香港五名書商被中國公安綁架，包括一名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國失蹤，五人現正被拘留於中國。

兩周以來瑞典當局被拒絕接觸達林，中國方面拒絕透露他是否被拘留，以及他能否獲得罕見疾病的藥物。與很多其他被國家鎮壓的受害者一樣，他不被允許會面律師。中國當局這些做法違反國家協議。「拒絕領事通信是直接違反中國法律以及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再者，當局持續隱瞞彼特的下落，可以造成強迫失蹤，違反國際法。」彼特所屬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的聲明表示。

達林的案件顯然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與中國今天兩個趨勢有關連的：一、去年七月開始大量人權律師及法律助理被逮捕，二、習近平最新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這法例是用來封鎖受海外資助的中國非政府組織，並進一步廢其武功。

這些都是中國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嚴重的鎮壓措施中的一部分。正準備在瑞典國會舉行抗議、要求中共釋放達林的趙大華表示：「在習近平統治下，中國進入鎮壓拘留的黑暗之夜。 」

「（鎮壓的）目標是公民社會、博客、勞權分子和其他挑戰獨裁體製的人士──包括那些在體製內行動、沒有違法的人。政府想展示它可以為所欲為，不用理會其他政府和媒體說什麽。」他表示。

中共獨裁體製愈來愈恐懼群眾動蕩可能將會發生──鎮壓無疑與最近的經濟不穩──所有團體被以民族主義的修辭標簽為「西方價值」。因此，像達林般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分子成為中共大造「反外國人」文章的對象。「彼特作為外國人，表明著專業法援人士在中國被打壓的程度大大提升。」「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發言人向《紐約時報》表示。中國官媒報道協會是「美國非政府組織」，而協會則指這是完全不符事實。

鎮壓加劇

自七月以來，超過三百名律師、律師事務所職員以及其他活躍分子被拘留及審訊。上周，十名律師被控嚴重罪名，意味著預料會被判有罪。在中國司法系統裏，98%的被告會被判有罪──在高調的政治審判中則是100%。

英國《衛報》發表一封由20名國際律師及法學家撰寫的公開信，表達合理的恐懼──被拘留的律師曾面對「高風險的酷刑和其他殘酷而不人道的對待」。

「顛覆國家政權」

最近十名律師及法律工作者面臨「顛覆國家政權」──這些指控極為嚴重，可判終生監禁。諾貝爾得獎者劉曉波在2009年被判監十一年，當時被控的罪名是相對較輕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習近平在國家鎮壓上加重註碼的措施。

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包括曾為「女權五姊妹」（她們去年三月被捕後引起全球抗議，期後獲釋）辯護的王宇、她的丈夫包龍軍，以及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周世鋒。鋒銳律師事務所因為涉及敏感案件，例如協助2008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因而激怒了中共政權。

活躍分子大華表示：「鋒銳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團隊現正被獨裁者粉碎，這是大規模殺一儆百的詭計。」

達林的案件與當局迫害人權律師關系密切。他的朋友表示他在被捕前已經開始擔憂。「在被拘捕幾天前，彼得的名字在對一名人權律師的審問中被提起。」他的同事說。據瑞典的電臺消息指，達林現被控「金融犯罪」─可以指任何中共政權不同意的行為。

香港綁架案

香港五名書商失蹤事件觸發起抗議行動，亦造成了香港政府的政治危機。事件代表著北京的鎮壓升級。與達林被捕一樣，這事件標誌著習近平鎮壓「全球化」，接近無視海外政府會如何反應。五名專門售賣關於中共領導層花邊身邊書籍的書商，過去四個月在詭異的情況下失蹤。據報道他們計劃出版關於習近平性生活的新書──可能因此而令他們被綁架。

新書的主腦桂民海，據其女兒表示，去年十月在泰國被非法綁架。泰國軍方與北京關系密切。上周桂民海在中國中央電視臺出現，明顯是依著講稿哭著說他是自願留在中國，呼籲瑞典政府不要介入。他也表示不希望有抗議和被媒體惡意炒作。

桂民海現身於電視的畫面上，情況就有著史大林大審判的一切特點──欠缺任何邏輯和可信性。他聲稱自願回到中國就十年前的一宗因致命車禍而被判緩刑兩年的案件自首。但為什麽他要路經泰國呢？為什麽他四個月行蹤不明呢？而如何解釋桂民海的四名同事同時失蹤呢？眾所周知中國當局經常用以下手段：除了酷刑、未按法律程序的關押及其他施壓手段之外，如果被告人願意「合作」招供認罪，可以獲得較輕的懲罰。有研究顯示，95%的訴狀中帶有濃厚的供認色彩。

瑞典緘默不言

中共獨裁政府的流氓手段，以恐嚇勒索的方式來誣陷敵人，也延伸至對待其他國家政府的關系。《紐約時報》報道指，瑞典當局在達林失蹤及被捕事件上緘默不言。同樣，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順應整個趨勢。瑞典政府竭力避免得罪北京而招致經濟懲罰。挪威的經驗就是一樁案例，該國頒發諾貝爾獎予劉曉波後，中國凍結與奧斯陸的政治關系，並威脅會杯葛挪威產品。及後，挪威為了討好北京，拒絕藏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到訪。英國總理卡梅倫在2012年與達賴喇嘛會面觸怒北京後，承諾不會再犯。瑞典總理施特凡．勒夫文在去年到訪中國時做得更徹底，一名記者多次報道，勒夫文拒絕以「獨裁體製」稱呼中國，改稱之「一黨國家」。

一定要在國內及國際上作出抵抗中國的鎮壓升級以及最近的抓捕浪潮。在這場鬥爭中，中國活躍分子只能依賴世界各地的活躍分子及基層勞動者的支持和同情。諷刺的是，中共政權宣傳外國資本主義政府想削弱它及在中國挑動抗議，但同時這些政府被證實是維穩的可靠盟友，不會向暴虐的專製鎮壓作出抗議。

抗議行動：不滿瑞典政府漠視彼特達林被捕事件

1月20日，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CWI瑞典）在瑞典國會門前舉行示威活動，抗議中國當局抓捕瑞典籍人權活動人士彼特達林（Peter Dahlin）以及香港政治書店的書商桂民海等五人。

1月3日，瑞典籍人權活動人士彼特達林被中國警方抓捕，罪名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1月19日，達林現身於中央電視臺畫面，稱自己對被捕「沒任何不滿，獲公平對待」，表示自己「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明顯是受威脅下依稿照讀。彼特達林身體狀況堪憂，是否得到有效的治療尚不得知。對此，瑞典政府態度曖昧，閃爍其詞，不願意表態。

「中國已經進入了鎮壓人權人士的黑暗之夜。」示威的組織者，社正黨華人黨員趙大華指出：「中國政府想通過鎮壓社會上的公民和勞權人士維護其獨裁統治，並且不顧忌群眾不滿和批評為所欲為。」

社正黨瑞典籍黨員Per- Ake指出：「中國和瑞典之間有大量的經濟貿易往來，瑞典政府最關心的是在華商業利益，而不是自己公民的權利或者中國的人權狀況。」

抗議結束後，趙大華和Per- Ake 前往瑞典外交部代表CWI瑞典支部和中國支部遞交抗議信，抗議瑞典政府漠視彼特達林的狀況。

三大重設2E新站的理由

自從去年底2E站因為白田邨重建改道（由瑞田樓站搬至安田樓），白田的確需要一個2E巴士站，方便居民在區內上落。可是，保皇黨區議員甄啟榮倉卒推行新站，位置沒有諮詢過大多數居民，也沒有權衡不同人士的利益。甚至至今很多居民還是未知道新站位置，更莫說其位置帶來的危險。

保皇黨議員行事作風一向專橫獨斷，只求草草完工，好讓自己拉橫額出來炫耀自己「成功爭取」，但事前沒有周詳考慮符合整體居民利益的計劃。面對反對居民的意見和質詢，甄啟榮的唯一回應是指控我們「極端偏激」。這就是他一貫對待異見的態度。

新站釀成交通黑點

2E新站位置令該處淪為交通陷阱！該處偉倫街馬路極為狹窄，兩泊又停泊校巴和的士，2E巴士非常容易與對車巴士磨擦碰撞。2E新站位於104站的正對面，在擁擠的環境下令危險程度火上加油。此外，2E新站位於消防通道對面，乘客下車後很自然在無燈位的地方橫過馬路，極為容易釀成意外。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新站應設於偉倫街長櫈位置，因為該處馬路寬敞得多，只要修建一個凹位讓巴士停泊即可。第一，此位置避免了與對頭車碰撞的危險；第二，該處就在交通燈過路處旁邊，乘客下車後可以橫過過路處回家。

甄啟榮質疑這位置會造成交通阻塞，其實修建凹位只屬小型工程。甄生所屬的政黨經民聯，在區議會提出動用一億元，興建不切實際的「深水埗文化藝術中心」，現在居民只是要求花點資源改善交通設施，為什麼要怕麻煩呢？

抵抗政治恐嚇

甄啟榮指控社我們「包庇支持佔中」的店舖，但事實上是保皇黨要向異見者進行政治報復。

有店主表示曾經收到恐嚇，有人到他的店舖說「因為你之前（選舉）支持鄧美晶，所以新站會喺你（舖頭）門口」。保皇黨將社區政策公器私用，變成政治報復的工具。我們強烈譴責此等政治清算行為。任何人也應享有表達不同政見的權利，我們捍衛投票自由，不容政治威嚇！

2E新站落成後，白田購物中心一帶的小商舖生意受到影響，因此多名店主都聯署反對新站，要求重設於更合適的位置。甄啟榮選票至上，因為店主大多不是白田居民，就無視他們的權利。地區小店讓居民有更便宜的選擇，若果它們結業的話，居民只能光顧石硤尾邨的大型連鎖店。居民與小店的利益乃是一致的，大家理應團結起來對抗保皇黨的不義政策。

初一旺角爆發「夜市騷亂」

農歷新年初一，警察強硬趕走夜市小販，激發群眾不滿，釀成猴年夜市騷亂。警察高調打壓旺角朗豪坊一帶的熟食小販，顯然有意展示警隊作為鎮壓機器的權威。事件與民眾爆發沖突後釀成騷亂。警方拘捕至少五十四名男女，而警方發言人表示會陸續逮捕更多人。據媒體報道，受傷人數超過120人。

農歷新年期間的小販夜市一向是香港傳統，但政府自去年起，開始大力打壓所謂「無牌經營」的小販，不再如以前般在新年期間放寬管製，激發廣大市民不滿。今年政府變本加厲，對此不滿的民眾更有準備地動員起來支持小販，在旺角街道充斥對峙的火藥味。

晚上十時多，食環署人員在驅趕小販期間，被大批不滿的民眾包圍，開始醞釀沖突。至十一時許，警察施放胡椒噴霧及揮動警棍襲擊示威者。零晨二時，當示威者於亞皆老街向警察拋擲雜物時，有警員突然向天開出兩槍，再用槍指向民眾，令群眾的憤怒上升至頂點，促發一連串的暴力沖突。香港警例對警務人員使用槍械有嚴格規定，並且不容許人員以向天開槍作為示警方法。開天槍事件意味著警權再一次沖破界限。

警察重演前年雨傘運動時的場景，不但多次出動胡椒噴霧，多名市民被圍毆十多秒至頭破血流，受傷倒地。淩晨四時，一批戴口罩的示威者開始從地上拆路磚及交通路牌，阻止市民及記者拍攝。示威者不斷向警察拋擲路磚，並擊碎一架警車的玻璃，警察亦拋擲路磚還擊。有示威者聚集在山東街與西洋菜街交界堆積紙皮及木皮等雜物縱火，旺角街頭多處起火，亦有的士被焚燒。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警察是挑起今次騷亂的罪魁禍首。政府及主流媒體將會利用今次騷亂，大肆抹黑所有示威者為「暴徒」，藉以合理化擴張警權，加強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此外，本土派一向倡議所謂「勇武鬥爭」的本質就是暴動，雖然本土派團體成員在今次騷亂中只有約廿人左右，但主流媒體會誇大他們的角色，以便發動「港獨勢力發動暴動」的輿論攻勢，阻嚇廣大群眾投入民主鬥爭。

今次騷亂很可能有親政府黑幫在背後挑動，甚至不排除警察互相配合製造「暴徒」畫面。但肯定的是，騷亂手法受到部分群眾的支持，被視為對黑警報仇的手法。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憤怒一直在積累起來，但由於感到「和平抗爭」沒有效果，卻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將運動升級，簡單地以為「暴力抗爭」就是出路，而看不到革命的組織綱領才是關鍵。在欠缺政治出路的情況下，打砸行動與暴力對抗愈來愈受到一批激進的年輕人所支持。

社會主義者支持示威者自衛的權利，但我們強調必須以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進行，而通過民主工人組織來組織自衛力量。然而，騷亂或暴動並不是挑戰政權的有效方法，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社會主義者堅持有紀律、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路線，以清晰的革命綱領來打倒獨裁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將群眾怒火引導至沖擊體製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獨立公開調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現在有必要號召新一場有紀律的大規模示威，反對警察暴力，反對政府將政治鎮壓升級，作為邁向重建民主運動、推翻中港獨裁製度的新一步。

我要全民退休保障！

踏入2016年，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議成為了香港的一個政治炸彈。自梁振英政府進行新一論的退保諮詢，經已面對廣泛社會的口誅筆伐與抗爭行動，但這場鬥爭需要透過清晰的訴求組織起來。《社會主義者》在此討論我們對全民退保鬥爭的立場。

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政府終於在十二月推出「退休保障諮詢文件」。在文件中，政府提出了「不論貧富」和「有經濟需要」兩個方案，而兩者的退保金額皆為每月$3230。其中，「不論貧富」是指無任何審查的全民保障，而政府的方案中指出要增加4.2%利得稅或開徵其他稅項來維持。至於「有經濟需要」則是指需要進行入息及資產審查，單身長者的資產限額（包括儲蓄）為$80,000，夫婦二人的資產限額為$125,000，假若采納這個方案則只需象徵性地將利得稅調升0.4%。

實際上，政府早已對全民退保抱有預設立場，與其說是個諮詢，更多的是在嘗試汙名化全民退保。政府不諱言道，要「維持現行稅製和稅率」，而「引入『不論貧富』方案需要大幅加稅甚或開徵新稅種，都會偏離香港一直奉行的低稅率製度」。但香港的利得稅是全世界發達地區中最低的，只有16.5%，就算增加4.2%的利得稅，稅率仍然是英國的水平，甚至比美國（35%）丶日本（38%）還要低，難道這些國家沒有「競爭力」嗎？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寧可犧牲所有老百姓的生活，也要反對加稅以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當然這亦是要推動各財團已經染指的老年服務之私有化。政府更花大量篇幅推算民間社會的全民退保方案，指全部方案都會在五十年內出現赤字，用來藉詞反對全民性的養老金製度。

現時香港並沒有一套公共的全民性退休保障製度，以保障所有勞動者的晚年生活。全民退保的討論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但一直被商界阻撓。直至1995 年，立法局通過私營的「強製性公積金」，並在2000年12月正式實施。雇主及打工仔要每個月將工資的5%作為強積金供款，並交由私人銀行或基金管理人與自由市場中投機博弈。由於資本主義市場是充滿波動與危機，尤其是自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後，勞動者的強積金往往蝕本，單在2008年就錄得了平均25.9%的虧損，而在2015年間每名打工仔的強積金就平均蝕了近萬元。勞動者只能於65歲後領取金額時往往不足以應對退休生活，但負責管理基金的銀行或金融公司無論升跌卻都穩賺管理費！與其說強積金是工人們的退休保障，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政府對銀行金融界的利益輸送。況且，強積金也沒有包含外勞或者全職家庭主婦，導致貧窮長者中大多數都是女性。

香港資本主義製度下，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官方貧窮線下有超過一百三十萬貧窮人口，貧窮率達18.5%。而當中比例最高的年齡組別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全港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就是生活於貧窮之中。政府的貧窮線訂立之低（單身人士的貧窮線為$3600），令到實際的貧窮問題被嚴重低估，許多低收入的長者都「被富裕」起來。解決年老長者的生活保障已經是破在燃眉的問題。

不計算強積金，現時港府提供給所有長者的社會保障就只有「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凡年滿70歲以上的長者可以領取$1180的生果金（這個名稱就是戲稱金額只足夠買水果之用），而65到70歲的長者甚至要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才可申領。至於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的70歲以上的長者則可以領取$2390的「長者生活津貼」。但這個金額根本不足以應付退休長者的基本生活，難怪香港仍然有許多老年人需要倚靠拾荒或從事低收入工作維生。要消滅老人貧窮，我們必須為全民退保鬥爭作為開始。

全民退休保障─錢從何來？

全民退休保障面對政府和資本家的輿論攻勢──錢從何來。為了作出回應，社會不同界別提出了不同的退保方案，而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需要提出一個改變經濟製度的方案，才能有長治久安的全民退休政策。

民間社會於過去數年間熱烈討論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方案，這些方案提出讓每名65歲以上的老人家給予每月$3,000-$3,500左右的退休金。

民間提出的這些全民性養老金計劃，毋須翻復的官僚審查，所有老人家都能夠獲得比現時更好的退休生活，這是一大進步。

不過，有必要指出現時主流泛民所支持的「學者方案」，抑或其他民間方案都存在著原則性的局限，社會主義者必須要向市民指出所一切。

提出方案的團體包括全民退保聯席、公共專業聯盟、泛民支持的「學者方案」、甚至工聯會也包括在內，可謂五花百門，眼花撩亂。

不過，他們實際上均大同小異：全部都主張「三方供款」成立養老基金的做法，並儘量避免大幅加稅，分別只是在於各方供款的比例不同而已。

所謂「三方供款」，就是政府、僱主、僱員三方出資作為全民退保經費來源，而僱主及僱員的部分從現行強積金供款中抽調，即是說打工仔5%的供款額不變，只是一部分將會作全民養老金用途，另一部分繼續作強積金。至於政府則負責500-1000億的剩餘開支。

但問題來了。首先，這些方案都並沒有廢除強積金製度。這些方案即使嘗試改革強積金，降低其供款額，但實際上卻「默認」強積金製度存在的必要性。

正如上文所說強積金製度將勞動者的血汗錢利益輸送到銀行家手中，因此我們主張全面廢除強積金，並將現有的強積金轉移作為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資金。

第二，民間方案仍然要求工人們利用自己的工資一部份來作養老金供款。沒有減少現時勞動者的開支負擔。「自己供養自己（和父母）」好像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不過，香港一直以來奉行新自由主義，勞動者的保障與工資根本不足。被剝削的打工仔連基本生活（尤其是住屋問題）都成問題，又如何有多餘的錢作退保供款呢？

同樣道理，退休長者在年輕的時候以勞動建設社會，讓資本財團獲得鉅額財富，退休保障不是「工人儲錢供養自己」的製度，而是財富再分配讓退休工人拿回應得的勞動成果，成本應該由富人和政府承擔。

第三，所有坊間方案都試圖在不大幅增加稅項下進行，並且花費大量篇幅證明該融資方案能在五十年內維持。實際上，這正正墜入了政府和資本主義的語境中，要維持簡單低稅率製度、政府財政要量入為出，間接承認了商界利益與香港既有的新自由主義製度的不可動搖性。

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議暴露了建製陣型中的嚴重分裂，一派代表著億萬富豪們的既得利益，另一派嘗試回應普通市民的巨大壓力。

旺角騷亂後：梁振英與警察準備反撲

旺角在大年初一發生騷亂，至今42人被控暴動罪。事件始於政府大力打壓旺角的無牌夜市，激起警察與捍衛小販人士及本土派爆發沖突。沖突中警察向天開槍，成為了整晚騷亂的導火線。警察暴力毆打示威者至頭破血流，騷亂人士向警察拋擲雜物及地磚，總共124人受傷，包括示威者、警察及記者。

旺角騷亂是九七主權移交以來，本港首次定性公眾集會為「暴亂」。在某方面來說，年初一事件是給梁振英的一份大禮物，給予政府有藉口加強警察暴力鎮壓，也為未來更嚴厲重判示威人士鋪平道路。警察聲稱搜查到「武器庫」及撿獲「攻擊性武器」，但該儲物庫只是環保組織的回收中心，儲物品則是製作環保手工皂、酵素的原料以及驅蟲的辣椒噴劑。警方亦逮捕在網上鼓吹參與暴動的本土派人士。但同時，有警長在網上聲稱要將無線記者「女奸男殺」，卻沒有被逮捕，可見警方執法的雙重標準。

建製派的發動空前的輿論攻勢，企圖通過打擊騷亂分子及本土派，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激進暴力」。中國外交部將旺角騷亂事件定性為「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策動暴亂」，與西藏及新疆看齊。港澳研究會兩名副會長饒戈平及劉兆佳都促進23條盡快立法，港區人大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直言要為香港製訂反恐法。由於今年九月將會舉行立法會選舉，政府很可能這些中共附庸力竭聲嘶譴責旺角「暴徒」，從而削弱對整個民主陣營的支持。建製派一方面譴責「暴徒」，但對中共六四屠城的暴力卻只字不提，足見他們的厚顏偽善。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的暴政令政治極為兩極化，梁振英很難從這場騷亂中收割成果。政府暴政和警察暴力製造社會分化，好一部分的群眾，不僅是年輕人，視梁振英為騷亂的始作俑者。雖然如此，但任何支持民主鬥爭的人士，都不應該在現時危險的局勢裏盲目樂觀。

前線警員不滿警隊高層沒有批準用更強硬的手段鎮壓，這種情緒會為警察加強鎮壓提供「民意基礎」。網上流傳一段警隊WhatsApp群組對話，指控高層沒有派足夠的警力增援，令前線警員「用血肉之軀抵擋磚頭」；也抱怨警方高層沒有批準施用更強硬的手段，有警員表示當晚「應該可以開100槍以上」。

由於政府的長期暴政，這場騷亂得到了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同情。八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支持今次騷亂。而泛民主派雖然一直與激進派議員，例如在2011年在立法會沖擊替補機製論壇事件中，民主黨、公民黨譴責示威者暴力，但今天由於害怕得罪年輕選民，使自己在群眾運動中進中步被邊緣化。民主黨及公民黨譴責示威者但做法低調，而當時譴責沖擊的李卓人，今次面對騷亂暴力時卻沒有譴責，可見他們的自相矛盾。

旺角騷亂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政府和警察。梁振英譴責示威者為暴徒，並且加大法律及警察的鎮壓力度，只會製造更多騷亂事件。但是，掟磚、縱火和打砸只是泄憤的行動，令群眾運動走向迷失的方向，只會降低群眾自我組織的意識，增加群眾的無力感。

現時本土派倡議的「勇武鬥爭」，愈來愈有機會走向暴動以及個人恐怖主義。本土派的崛起反映著群眾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的沮喪和焦躁情緒，今次騷亂不是群眾行動的升級，而是陷入僵局的表現。由於目前的鬥爭欠缺一個具備戰鬥性綱領的群眾政黨，大部分群眾未能就雨傘運動的失敗經驗作出正確的總結（關於組織和綱領的問題：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本土派支持者無信心令多數群眾覺醒，說服群眾而加入鬥爭，唯有尋求秘密小組行動的捷徑取代群眾鬥爭。

本土派表面上主張「勇武」行動，但同時其綱領卻極為有限，與泛民軟弱的「改良」政策沒有根本性分別。在二月份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本土派候選人梁天琦在競選政綱並沒有提出打倒共產黨，但只有一些泛民也會說的「貫徹香港自治」、「維護香港自主體製」等體製內改革的訴求。相反，社會主義者明確指出政製改革之路已死。我們不支持盲目及無組織的騷亂或暴動作為鬥爭手段，而主張以革命的綱領和做法建立群眾鬥爭，以掃除資本主義和一黨專政。

梁振英並不會因為旺角騷亂而自我改革以紓解民怨。今天中共政權加大鎮壓，泛民要求梁振英「仿效」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進行改革。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進行了顯著的社會改革的原因，是面對著六十年代的群眾運動和政局不穩，即使是六七暴動之前，工人罷工和貧民示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後來運動走向恐怖手段不是運動高漲，而是運動退潮的表現。此外，當年香港資本主義製度在準備起飛的階段，統治階級能夠忍受這些改革來換取穩定的營商環境，讓倫敦政府推動港英改革。然而，今次中共和港府將迎來空前的經濟危機，準備進一步削減公共開支及打壓工人保障，加上大陸政局的不穩定而加強鎮壓。統治階級往往將社會變革的動力來源矮化為一瞬間的暴力行動，企圖貶低自我組織和集體鬥爭的重要性，令群眾忘記教訓。

群眾運動在一些特定的發展階段時，當然會提出自我組織的防衛問題，在特定的條件下群眾武裝自衛──例如抵抗法西斯獨裁──是完全合理的。但群眾自衛需要通過民主的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有紀律地執行。以八九民運為例，在五月發展至準革命狀態時，工軍廠的工人與部分同情示威者的解放軍部隊，開始給予學生武裝自衛。社會主義者相信，群眾通過嚴肅的組織接收和分配武器是完全合符公義的，這會是展示天安門群眾權力的重要一步，繼而吸引解放軍的士兵站到人民的一方。這種武裝自衛旨在保衛群眾運動，但我們不會如本土派般將騷亂或暴動奉為鬥爭良方。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獨立公開調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社會主義者堅持有紀律、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路線，以清晰的革命綱領來打倒獨裁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將群眾怒火引導至沖擊體製的方向。現在有必要號召新一場有紀律的大規模示威，反對政府將政治鎮壓升級，包括警察暴力及廿三條惡法，作為邁向重建民主運動、推翻中港獨裁製度的新一步。否則，民怨累積下去的話，更嚴重的騷亂甚至是暴動將會發生。

香港新界東補選：本土派的得票造成政治地震

2月28日（星期日）香港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結果對北京造成政治震蕩。公民黨候選人楊嶽橋以160,880票（37%）當選，擊敗獲得150,329票（35%）的民建聯候選人周浩鼎。另一點矚目的是，曾經參選年初一旺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獲得66,524票（15%）排行第三，高票落選意味著本土派的冒起。梁天琦在選舉後向傳媒表示：「本土派與泛民和建製三分天下， 九月選舉每區最少可奪一席是合理期盼。」無論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如何，今次補選的成績已經重新劃分了香港的政治版圖。

梁振英近年嚴厲打壓群眾反抗運動，終於在今次選舉付出代價。這次選舉結果對梁振英及中共政權來說是一場大災難。中共政權、梁振英及香港警察是梁天琦的最佳助選團。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發生之後，中共及梁振英經常指控香港民主運動背後有外國勢力，並誇大「港獨勢力」的影響力，正因如此令公眾愈來愈註意本土派，不少青年因為中共的強硬措辭和打壓手段，而視本土派為反對政府的激進道路。中共令預言自我實現，情況就如他們打壓「疆獨藏獨」一般。選舉成績令中共政權愈來愈擔憂香港局勢不穩，因而將會加速推動廿三條惡法。但是，這些做法只會令香港政局進一步兩極化，令工人與青年對中共政權更離心離德。

本土民主前線被視為策劃年初一騷亂的組織，其兩名帶頭人物都被逮捕並被控暴動罪。整個社會輿論焦點突然集中在本民前上，徹底改變了本土派的選情。群眾不但沒有受到「暴徒」的指控所影響，反而正確認知到建製當局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因此對尋求改變的「熱血青年」感到同情。此外，梁天琦的入屋郵遞政綱因寫有「自治」、「自決前途」、「以武犯禁」等字眼，被選舉事務處禁止寄出，公眾因感到言論自由被打壓而反感。這些都是偶然因素，本土派急速增長的主因，是泛民主派往往作為群眾運動的煞車掣，在關鍵時候與政府談判並解散運動，令對抗政府的市民對他們失去信心。群眾急於尋找新的替代方案，想要一個擺脫老政客形象的新鮮候選人，本土派在這條件下被視為最「激進」的選擇。

楊嶽橋似乎承認泛民的失敗造成本土派的崛起──他主張泛民要進行「改革」。但不幸的是，所謂「改革」或「世代交替」只是公關形象的小修小補，兼且在政治言辭上加一點本土派色彩，以重奪流失的選票，而不是重新反省那「要求獨裁者自我改革」的失敗路線。

雖然不能忽視排外緒在香港升溫，但票投梁天埼的六萬多張票中，明確支持排外主張的選民僅占少數。因為選舉時面對廣大的群眾，本土派知道自己的排外主張難以獲得支持，因此他們在網上和現實世界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綱和面貌。本土派的「核心價值」是極右排外民粹以及大香港民族主義，但梁天琦的政綱內容並沒有明刀明槍，反而與泛民主派的保守政綱沒有太大分別，只是提出體製內的改革訴求，僅在修辭上較為強調「香港人身分」而已。例如所謂的「貫徹香港自治」、「維護香港自主體製」，都是像泛民主派般沒有超出基本法框架下的主張。另外一點是，雖然本土派一向以強硬措辭攻擊泛民來贏取掌聲（而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梁天琦在選舉中對楊嶽橋相當客氣，甚至在選舉後稱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與勇武抗爭道路並行，意味著可以與泛民「分工合作」。當然，這不過是選舉時的公關技巧。

本土派在選舉期間的團結表象並不會持久，他們的增長也不會穩定。而會因為派系利益而互相惡鬥和分裂。熱血公民和黃毓民在補選後急急召開記者會，宣布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安排，被本土派內部猛烈攻擊為「收割成果」。本土派內部有一股強烈的抗拒政黨、抗拒組織的情緒。黃毓民和熱血公民本來利用這種情緒獲益的，但他們由上而下的官僚做法也激起這股情緒的反彈。

在2014年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後，所謂「中間路線」早已破產。強調走中間路線的新思維候選人黃成智，以17,295票慘敗，比他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落選時更低，再次證明「中間路線」已走到絕路。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來推翻政府。但改良主義的路線是不能達成此目的的，因為中共獨裁體製的本質是不能逐步改革的。而將香港以排外/ 種族主義孤立起來的做法，只會分裂及弱化中港兩地打倒獨裁者的力量，是不能打倒中共政權的。雖然這場補選的結果向政府和現存製度作出了警告和譴責，但沒有任何黨派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真正替代方案是建立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以挑戰資本主義和獨裁製度為目標，只有工人群眾的社會基礎才能有效填補現時的政治真空，帶領群眾鬥爭走向社會變革的方向。

【聲明】藍絲打人　無罪釋放　反對法庭不公裁決

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的鄧美晶出選深水埗下白田選區，挑戰建製派區議員甄啟榮。2015年11月12日，甄啟榮義工梁誌成於一個競選街站毆打鄧美晶的選舉助理林先生。林受傷流血並送院驗傷，警方經調查後控告梁誌成「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今早九時，鄧美晶及被襲者到觀塘裁判法院為本案作證，但被告最終被無罪釋放。我們對判決結果表示極度不滿，判決反映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不被司法製度所保護，在受害者有實際傷痕（見附圖）及醫院驗傷報告的情況下，此等暴力行為竟然不被製裁。

近年政治審判加劇，「藍絲」建製人士襲擊示威者及記者往往被輕判甚至無罪釋放，而反政府人士被判罪的原因愈來愈荒謬。這不但助長了親建製人士的暴力行為，更打壓社會上的言論自由。保皇黨大力譴責示威者是暴徒，但對藍絲的暴力卻默不作聲，足見其虛偽至極。

我們在此譴責保皇黨政治暴力，並表達對法院裁決的強烈不滿。我們要求律政司對此案提出上訴，要求公正裁決兇徒。

香港騷亂問與答

問：誰要為年初一晚的旺角騷亂負責？

在旺角騷亂之後，親政府的主流媒體發起了一波輿論攻勢，一方面指控本土派為「幕後黑手」，另一方面將所有反政府的運動妖魔化為「暴徒」。

不過，真正要為事件負責的，顯然是梁振英政府乃至北京。政府趨向使用更專製措施，動用更強硬的打壓手段，加上其災難性的經濟政策，製造了政治計時炸彈。

問：社會主義行動對騷亂的立場是什麽？騷亂能帶來改變嗎？

我們譴責建製派的虛偽：親政府陣營一方面為中共殺人政權保駕護航，一方面譴責示威者為「暴徒」。同一堆的政客卻在掩飾、並拒絕譴責北京當局在八九六四屠殺過千名青年和草根工人。他們亦支持中國政府對西藏和新疆人民的鐵腕鎮壓。

與這些歷史性的罪狀相比，旺角的暴力可謂九牛一毛。我們當然明白年青人的憤怒，而年初二晚的事件正正就是這個憤怒的爆發，但我們亦不認同騷亂。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或製度已被騷亂或暴動打倒和推翻的。

要想改變製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製製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此點，而只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因為騷亂的本質只是「盲目」泄憤，沒有任何挑戰政府的實質計劃與綱領。而又因為騷亂不免會波及到其他普通市民、小商販甚至工人階級的基層居民，騷亂或暴動會給予當局多一個鎮壓的藉口。

問：暴力可以是合理的政治鬥爭手段嗎？

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我們反對個人的暴力行為，包括恐怖主義，因為這會分裂並傷害抗爭運動。我們強調群眾需要透過如工會那樣的民主渠道來建立集體自衛，譬如組織工人糾察隊抵禦警察或流氓對罷工的攻擊。

在雨傘運動中，泛民主派領導將運動帶至窮途末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提出在各占領區中成立基層的民主委員會，來將運動的主導權由泛民手中奪回。這些民主委員會的一個關鍵功能就是組織占領區的防衛。

當時，我們的主張不但被泛民的官僚所排擠，而且亦遭受本土派所攻擊。本土派只是關心如何在運動中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上位，但他們卻有取代泛民政客成為運動領導的雄心壯誌。

在騷亂之後，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稱：「我們不喜歡使用暴力，但我們被迫這樣做，否則政府不會聆聽。」（《南華早報》2月21日）但問題是我們不是要政府聽到──我們不可能透過對話來教育對方（這正正是泛民的錯誤想法）。獨裁者需要被推翻，而只有一個擁有清晰思想的群眾運動才能做到。

問：什麽鬥爭手段才能擊敗專製政權？

我們主張工人運動的傳統鬥爭手段：民主組織、集體行動、主張新政府與民主權利的政治性罷工、集體杯葛和罷交稅行動等。這些行動才能組織起數以萬計人參與的群眾運動並贏得勝利！

南韓的軍事獨裁政權就是在1980年代被群眾罷工所推翻──單是1987年夏季就有1,060個新工會成立，並且發動了超過3,500次罷工。經濟被完全癱瘓，而專製當局自此以後一蹶不振。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反面地證明了此點──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領導革命鬥爭，反革命勢力和新的獨裁政府才得以回歸。

問：革命與改革有什麽分別？

革命不是拋擲磚頭，而是思想、綱領與策略。泛民主派過去三十年的「循序漸進」道路經以證實破產。

「革命」是一個飽受抹黑的詞語，泛民甚至焦急地在占領運動中刪掉「雨傘革命」中「革命」這兩個字。革命代表民眾透過集體行動改變製度。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由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提出將經濟民主公有、民主控製的綱領，打破財閥的權力。這才能為大多數的勞動者帶來真正的民主革命與社會進步。

高鐵超支200億　繞過程序強行通過

立法會財委會於周五（十一日）審議高鐵196億元超支撥款，財委會副主席、民建聯陳鑒林在不準議員提問、不讓議員有機會提臨時動議下，突然宣布直接進入表決程序，以不到一分鐘通過議案。建製派強行通過撥款惹起廣泛社會不滿，批評政府一方面將大筆公帤花在大白象基建，另一邊廂削減嚴重短缺的公共醫療開支。

建製派違反《議事規則》強行通過200億撥款

陳鑒林在立法會強行「剪布」通過高鐵追加撥款。會議於周五下午三時許開始，陳鑒林表示不準議員提問，又規定新上任的公民黨議員楊嶽橋只許提問七分鐘，惹起眾多議員不滿。事實上，繼上一次會議完結，仍有17人排隊等候發言，但陳鑒林不準提問外，亦把1200多條臨時動議減至36條。

多名民主派議員對此抗議，包括社民連梁國雄沖到主席臺前向陳鑒林潑墨、人民力量陳誌全搶占主席臺等，陳鑒林將在場抗議的議員全部逐出會議廳。會議兩度暫停後，陳更改會議地點、又命令保安阻止被逐議員進入。會議廳內包括公民黨楊嶽橋及其他泛民議員抗議之時，陳突然繞過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即時就撥款進行表決，在場建製派議員隨即「舉手」投票，連一向需要的記名表決都沒有提出。最後陳鑒林以不記名方式，強行投票通過高鐵撥款。

示威者遭擡走

撥款被強行通過後，議會內外均有抗議。被趕議員一度與保安推撞，要再沖入會議廳。議會外聚集一眾反高鐵撥款示威者，得悉撥款通過後沖入立會大樓，高叫「陳鑒林犯法！非法表決！」一度與在場警員及保安對峙，最終警方於晚上7時半展開清場行動，強行擡走示威者，並記下身份證，有可能被事後檢控。至晚上仍有百多人在大樓外聚集，表示會通宵留守。

寧建大白象　不增公共醫療開支

高鐵超支撥款在混亂中被強行通過，激起社會熱烈討論政府寧起高鐵而不理會公共醫院嚴重爆滿的問題。近日天氣寒冷，公立醫院持續爆滿，所有內科病房入住率繼續超過100%。如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已超收三成病人。有醫護人員表示，如屯門醫院內科「連洗手盆底也加了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也承認，公院情況之嚴峻「以往從沒試過」。

造價844.2億元的高鐵，足以建造21.6間天水圍醫院及2.8間啟德醫院！我們強烈要求停建高鐵，反對削減醫療開支，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公共醫療服務，立即增加醫療開支、增加臨時醫護人員，以解決迫切的急癥室爆滿問題。

青衣長發街巿商戶抗爭

青衣長發街巿的商戶因不滿領展（前名為領匯）在商戶租約未滿前，把街巿外判予建華管理公司承辦，擔心未來鋪租會大幅上漲。2月15-21日，商戶罷巿一星期的行動，要求領展與商戶討論街巿管理的安排。可是，罷巿行動結束後，盡管領展那張牙舞爪般的霸權和恃強淩弱的嘴臉曝露於公眾眼前，仍然絲毫不改其蠶食底層巿民謀生空間的暴虐行徑。

長發街巿商戶抗爭

6年前曾被領展瘋狂加租3成的長發街巿，在1月尾突接獲通知，街巿的管理權將由外判商建華（街巿）管理有限公司接手。大部分商戶感到被領展出賣，而且根據其他已被外判公司接手後的街巿經驗為例，街巿都會被瘋狂加租，最終小商戶捱不起租金而被迫結業。故商戶決定在2月15日起發動罷巿一周的行動，總共130個街巿商戶參與。

罷巿其間，商戶聚集於街巿，高叫「毀我飯碗」、「領展無良」等口號。領展為破壞商戶的罷巿行動，安排穿梭巴士接載居民到鄰近街巿買餸，又找不明來歷的臨時商販進入街巿，企圖維持街巿運作。商戶齊心一致不甘被領展欺壓，築成人鏈阻檔臨時商販販賣貨物。發起罷市的長發邨商戶聯會主席李錦源表示：「領展有心傾就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其後，商戶先後到領展總部和行政長官辦公室門外抗議和請願。2月22日，罷巿結束，街巿恢復營業。領展方面沒有任何意欲與商戶對話，政府也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商會不排除未來會有行動升級。

領展霸權

事實上，領展擁有 90個街巿管理權，並陸續將管理權外判。例如沙田田心隆亨街巿，建華勒令關閉街巿並進行全面裝修，又拒絕賠償給任何商戶在事件中的損失，其後建華更要收取30萬入場費及5萬元裝修費才可續租。目的就是要趕走小商戶，引入大集團的連鎖商店，最後七成檔主結業。建華公司更引入自己旗下的商鋪，令建華可以控製價格。

此外，在農歷新年期間，同樣是外判予建華公司的屯門良景商場，附近空地有一批自稱「管理員」為了阻止街頭小販擺賣，封鎖商場外圍，並騷亂及襲擊小販和聲援的市民。其後被揭發「管理員」是由建華公司聘請，目的就是要趕絕小販，保障領展旗下商場的盈利。當時警方在場，但無視黑幫的暴行，曝露他們助紂為弱的真面目，令黑警形象更為印入民心。

與民生互相扣連

2004年領匯上市後，香港公屋街巿、商場落入大財團手中。領展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大企業欺壓小商戶的事件。在房屋署管理的年代，街市的鋪位招標有規定貨物種類，以確保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務，而且鋪租價錢相對便宜。大型連鎖店進駐後，趕走價廉物美的小商戶，街巿物價被大大拉高。小商戶被迫走後，最終巿民在別無選擇之下唯有光顧大企業，生活質素更見下降，成為最大的輸家。為了對抗領展霸權，全港領展的商販需要建立商販聯會，聯合在同一個組織，共同協調鬥爭行動。如果罷市運動蔓延至全港的領展街市，力量將會更為強大，可以迫使領展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長發罷市：

反對領展將街市管理外判予建華公司
要求徹查領展及建華
公營化領展公司，公屋商場及街市由居民及商販民主管理

維珍員工抵抗資方打壓工會

維珍航空在年賺過百億的情況下，於2015年11月宣布全球裁員，遣散以香港為基地的51名資深機艙服務員。公司在處理遣散香港員工時，並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沖走將被遣散的雇員應有的遣散費。在2016年2月25-28日，維珍航空工會發起一連四日的靜坐行動，並在3月1日遊行至英國領事館。

強積金對沖機製容許老板使用強積金的雇主供款部份，支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大大降低老板炒人的成本，根本就是合法盜取工人的積蓄。據工會表示，被裁的51名服務員原本應獲得合共超過700萬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但被對沖只剩下大約60多萬元。有工作超過22年的維珍員工，其中31萬被對沖，只獲2萬元遣散費，將來生活前路茫茫。此外，維珍航空在香港的基地享有免稅優惠。

早在一月份時，工會已經發動了野貓式罷工行動，但公司從英國聘用臨時空勤人員代替罷工員工，不惜工本都要打壓罷工。到了二月份，維珍航空更針對工會成員的正常執勤，將他們的航班編配大幅削減超過六成。根據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HKCCF）表示，「維珍航空竟然紀律處分三位當時參與工會罷工的會員，完全無視香港勞工法例賦予工會的權利。」

全球航空公司站在打壓工人的前線，通過強迫放無薪假和外判製度、招聘無工會成分的員工、削減各項成本等措施，打擊工人的保障和權利。在這背景下，像維珍員工般的抗爭在全世界此起彼落，成為一個趨勢。最近，香港國泰工會快月發起工業行動，而在法國、德國和挪威等歐洲多個國家，航空業員工也起來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專訪兩位參與抗爭的員工，讓她們親身講述自己的處境：

受訪者一、林小姐：

我年資最低，只做了八年，因為遣散費全部被對沖，現在賠償是零元。暫時我未知有什麽工作可以做，維珍方面沒有對我們作出支援，所謂轉介我們到第二間公司的做法，實際只是給我們HK EXPRESS / HK AIRLINE招聘廣告的網站連結，叫我們自己應征工作。八年以來公司經歷了三次危機，三次叫我們做一些措施，像削減自己工時，幫公司渡難關，我們都有幫手。一來是CUT工時，做一年至兩年兼職，我們都有幫手。但現在被對沖後我什麽都換不到。

受訪者二、李小姐：

我在維珍工作了15年半，但今次裁員我是一毫紙的額外賠償都拿不到。這是第三次公司地震，第一次是九一一，要我們放無薪假一兩星期，我們有共渡難關；第二次是沙士，我拿了半年無薪假年；到08年金融風暴要炒人，要我們轉做PART TIME，我當時飛半價，返一個月放一個月，工資只有一半。到今次公司要炒人，只用一封信就交代了。我們的存在是我們懂廣東話和普通話，因為很多英國華僑不懂英語，我們也做很多大陸人生意，所以英國空勤員是不能完全取代我們的。我已到41歲，其他亞洲航空公司空勤員的退休年齡是35-40歲，所以怎會再聘用我呢？我們只能做一些文職工作，但我已做了本行這麽久，是會脫節的。

FULL TIME一個月飛四班機，包括房屋津貼、語言津貼，大概有2萬6千元。但現在我底薪只有6千（港元），現在我們很多時飛兩班機，來回一次我們有460（英）鎊，每個月只有一萬至萬一元。我有一個八歲小朋友，正在讀小學，要靠我們老公了。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誌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誌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墻」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采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采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製。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采取什麼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借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僵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系」。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盡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裏，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製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巴拿馬文件：八名中共領導上榜

沒有哪個政府像中共般竭力隱瞞「巴拿馬文件」所揭露的破壞性內幕。「巴拿馬文件」揭露了全球巨富大量地利用避稅區和虛假公司（據報告所說約有20萬家）來隱藏自己的財富，對全世界都有著潛在的爆炸性影響。

當今全球不平等現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樂施會（Oxfam）的一項研究，62個最富有的資本家所擁有財富，頂得上全球最貧窮的半數人口的總財富。巴拿馬文件被公開，令全世界的權貴難以入眠。該報告是由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一批記者編製的，資料來自從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律師行盜取的大批文件。

在這批偷稅漏稅的世界精英中，140名政治領袖特別受到關註，其中包括八名現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權力人物）。在「巴拿馬文件」榜上有名的，還有英國右翼親華派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他已故的父親曾為了避稅而在巴拿馬設立公司。另一個受醜聞沖擊的是法國極右翼組織國民陣線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包括勒龐父親在內的一眾名人，被懷疑為了避稅而向國外轉移巨額財產，大大破壞了該黨的愛國主義形象。

到目前為止，最嚴重的政治災難發生在冰島總理西格蒙杜爾．戴維．貢勞格松（Sigmundur Davie Gunnlaugsson）身上。群眾在國會外抗議，迫使他宣布辭職。自從冰島經濟在2008年全球銀行危機中崩潰以來，該國人民經受了多年痛苦的緊縮政策。貢勞格松家族在離岸避稅區藏富的內幕曝光，導致群眾的怒火爆發。

空前的新聞封鎖

中共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封鎖關於「巴拿馬文件」的新聞。「巴拿馬」這個詞在網絡搜索引擎上已經被屏蔽，而所有媒體都收到了禁止報道的嚴厲指令。根據位於美國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所獲得的一份副本，一個省級網絡審查機關發出了這樣的命令：「請找出並刪除關於巴拿馬文件的相關平面報導。請勿針對相關內容進行追蹤，無一例外。如果外國媒體攻擊中國的文章在任何一個網站上被發現的話，將會被嚴厲處置。」

一如以往般，官媒有限地報道「巴拿馬文件」時，都以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論調來詆毀。《環球時報》盡管承認「巴拿馬文件」可能是真實的，但卻滑稽地公布文件是美國策劃的陰謀。報章絲毫沒有提到文件與中共領導人的任何聯系，卻為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辯護——後者是與「巴拿馬文件」最有關聯的人物。

中共政權向來慣用這種誤導手段。從冰島的例子可見，「巴拿馬文件」的確對西方資本主義以及為其服務的政客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在許多西方經濟體經歷了近十年的痛苦緊縮和生活水平下降之後，這些文件揭示了政府如何在政治上雙重標準，而統治精英如何隱藏其巨額財富，以逃避公眾監督。涉及文件的許多政客都是戰爭販子，往往打著民族旗幟吸引公眾支持，但而其家族卻想盡辦法規避國家的法律和稅收製度，以免自己的財富受監管。

七名政治局常委中三名上榜

中國情況亦然。國家主席習近平愈來愈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來支撐自己的統治，而來自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文件則指出，他的姐夫鄧家貴和姐姐齊橋橋與兩家位於避稅天堂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有關。關於習近平家族的內幕不是什麽新聞。《彭博社》於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習近平家族的金融資產高達3.76億美元。

總共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在「巴拿馬文件」上榜。除了習近平之外的兩人是劉雲山和張高麗，另外還有五名前任常委。在中國的政治體製中，類似的內幕新聞經常在黨內權鬥中起著重要作用，一派官僚總是竭力揭露另一派的醜聞。因此，政府不顧一切全面封鎖媒體報道。

要空前封鎖媒體的另一原因，是中國涉及此事的規模。通過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成立離岸公司，來自中國和香港占了最大比重。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報道指，自2000年以來，介乎1萬億至4萬億美元的資產以不明途徑離開中國。

因此中國不可能在「巴拿馬文件」醜聞中獨善其身。文件被公開的時間，正值中國經濟危機不斷加重，而且統治精英也隨著經濟脫軌而發生分裂。專製政權擔心在國內也會發生冰島式的反抗行動。

巴拿馬文件：香港抗議行動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抗議，於卷入「巴拿馬文件」醜聞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尖沙咀辦公室外示威。約二十示威者高呼「向富人征重稅」和「增加利得稅」等口號，要求取締避稅天堂以及重征富人稅。

巴拿馬文件泄漏出來後，揭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腐敗。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專門為富豪設立離岸空殼公司來逃避賦稅和國法。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辦公室，負責占其全球業務三分一的中國及香港顧客。

根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全球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財富隱藏在這些避稅天堂之中。很多出現在巴拿馬文件裏各國政客辯稱這做法是「合法」的。這個講法反而觸發了全世界的眾怒。

據估計世界貧窮國家中企業逃稅的總額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相對來說，讓全世界獲得潔凈水源和衛生只需要每年100億美元，而一年140億美元就足以拯救非洲400萬兒童的生命。

香港自身已經是個避稅天堂，只有16.5%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美國也有35%）。英國的利得稅已經是低得可憐的20%，但假如香港跟隨這一稅率的話，過去一年庫房會增加203億港元的稅務收入，足以興建5所新醫院。

香港也是中國黑錢流出的主要中轉站。過去15年，中國的腐敗權將大約4兆美元的資金暗中轉移出國。在巴拿馬文件曝光後，中共專政下令媒體封鎖有關消息，因為文件中的內容直指政權高層，對其帶來相當大的政治傷害。

示威者亦提出銀行需要民主公有化（巴拿馬文件中500間銀行上榜），因為各大銀行都有積極協助逃稅。

社會民主連線及「長毛」梁國雄亦參與支持這次抗議行動。

民主黨支持預算案的背後

民主黨竟然表示決定支持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全部六名議員將在表決時投下贊成票。這是民主黨走向建製的又一鐵證。今次這份財政預算案劫貧濟富，向富人派糖的預算是向窮人派糖的十倍。曾俊華繼續寬減利得稅和差餉，但沒有理會全民退休保障、公屋免租、十五年免費教育和增加資助大學學額。

民主黨的投票取向被解讀為支持曾俊華參選特首。該黨立法會議員贊揚預算案「講出香港人心聲」，在議會對曾俊華示好，自以為這做法可以在梁振英與曾俊華之間製造分化。但與其說這是民主黨的策略，倒不如說它今次實實在在為自己代表的階級利益投下了誠實的一票。

曾俊華是北京屬意的候選人之一，因為中共經過梁振英時期的慘痛教訓後，會希望有一個香港資本家信賴的人選，以穩定香港的統治。曾俊華較接近傳統資本家「唐營」，民主黨一向與這批大資本家關系良好（例如地產商恒基），梁振英則較接近中資資本家。去年特首梁振英重提需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幹預」思維，與新自由主義教徒曾俊華有所沖突。當然梁振英上任以來完全沒有通過政府幹預改善民生，但他的樓市辣招也沒有降低樓價，但足以令地產商忐忑不安。

近來，曾俊華刻意營造愛港本土形象，扮演開明君主，在一些小問題與梁振英表態有別，例如高調支持香港足球隊、認可本土意識，對港獨思想的批評也較為溫和。但是，在今天中共強硬獨裁的大格局，任何對下屆特首會自願改革政製和民生的期望，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香港政局由過去的泛民對建製局面，漸漸走向香港民族主義對中華民族主義局面。如果局勢更為動蕩，統治階級分裂下去，不排除在更遠的將來會出現由香港資本家會支持本土派勢力，與愛國資本家勢力對立，如此的話工人階級的團結會更艱難。一個團結起整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才能防止鬥爭運動被民族主義分化。

二千人機場集會　抗議特首「特事特辦」

訪問國泰空中服務員

4月18日（日），空勤總工會發起集會，抗議梁振英濫權讓自己女兒繞過行李安檢，有二千多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現場訪問一位空中服務員。

記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黃小姐（國泰空中服務員）

麗：為什麽要參加「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發起在機場的集會行動？

黃：我很憤怒。因為我作為一個空中服務員，接受過八星期的安檢及其他航空安全學習，一直以來的訓練和知識都是要我們確保航行安全，所以不論乘客的身份、職位有什麽特殊，他們都必須要通過行李安全檢查的規定，確保行李沒有任何違禁品。這是個大眾安全的問題，如果作為特首可以有特權而不需跟從，那他日如有客機因有人利用這個特權而攜帶炸彈、甚至威脅世界安全的 ISIS 伊斯蘭國也可通過這個漏洞而引發航空危機，那應是誰人負責呢？

麗：對於民航處、機管局的回應，你有什麽想法？

黃：機管局聲稱，由航空公司職員代替乘客帶行李通過安檢，是沒有違反機場保安程序。我想問一下，機場保安程序是保密的，現在出了亂子，大家一直沿用的安全守則被當局打破，我們都變得無所適從時，機管局是否可以公開這個程序？現在當局所有的解釋，都是與我們空中服務員所學的完全相反。而民航處指航空公司可以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務，這顯然是推卸責任予我們。

麗：有沒有聽說因這次「特事特辦」事件而有人被解雇？

黃：我有聽說過，是保安公司的人員。相信是保安公司將消息泄漏出去才觸發社會關註的，我都希望他能夠復職，因為這是公眾安全的問題，沒有他的話，可能大家也不清楚事件的嚴重性呢。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臺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盡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麽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蕩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臺。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製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我爸是梁特」 特首破壞航空安全

香港「第一家庭」上演過多場鬧劇！梁振英女兒梁頌昕因乘搭飛機時遺忘行李於禁區外，並涉嫌以特首的權力向機場人員施壓，引發社會關註特首家人為何享有特權並可繞過行李的安全檢查。事件引發梁振英政權下的政治炸彈，保安局、民航處、機管局等接連回應也未能平息事件，香港空勤人員工會則批評民航處漠事航空安全，呼籲業界和巿民參與4月16日在機場的抗議行動。

梁振英一家公開否認有向機場職員施壓及「特事特辦」，但是早前《蘋果日報》記者親身到機場測試可否如梁頌昕一樣透過機場職員取回在禁區外的行李，結果都是被航空公司堅拒，顯示特首一家享有特權。雖然機管局的聲明稱，此舉並沒有違反保安程序，但其實已是嚴重違反一直嚴守的國際安全守則，對行李的安全檢查形同打開一個缺口。而民航處稱「航空公司可視乎實際情況，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務」，企圖將責任推到執勤員工身上。

保安公司職員被解雇

這次事件牽涉的是公眾在使用航空交通工具的安全和大眾的利益，但各大傳媒報道，一名將是次事件泄露出去的機場保安公司職員因而被解雇。機場保安是由機管局和政府共同擁有，機管局董事內也充斥「梁粉」，解雇員工分明是政治打壓，剝奪工人權利。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讓工人復職。

連中共官媒報章《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認為有人以特首之名取得便宜是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民望極低的梁振英受到香港巿民的唾棄，社會隨時能一觸即發地爆發大規模示威。

建製派抹黑難民

政府、媒體和保皇黨正在煽動反難民情緒，令香港難民這個小群體感到恐懼。他們製造「假難民」這個假議題，無視這一現實：全球愈來愈危險，宗教、種族和政治迫害迫使人們逃離家園。

《東方日報》等建製媒體刻意煽動反難民輿論。「假難民」一詞在今年二月於中文報章出現過400多次，而2014年全年只有12次。

保皇黨＝政治暴徒

南亞裔人多數是香港居民而非難民，但這族裔成為了代罪羔羊，可見這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香港的澳裔人口是難民的8倍，比全體南亞裔人口更多，但是建製派沒有提出遣返澳裔人！自由黨將罪案的增加歸咎於難民。但連元朗警區指揮官霍樂生也否認這一點，他提供的數字完全推翻了自由黨的觀點。

建製派在群眾中製造大量難民來港的恐懼。事實上，香港只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獲得庇護權，接收比例為全球最低。相比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別接收了270萬和150萬人。

種族主義（對特定膚色或種族的群體的歧視）總是被專製政權用來分化和統治被壓迫者。梁振英的三年苛政令民怨四起，現在為了緊握權力而打「反難民牌」。在一月份的施政報告，他故意將此議題帶入立法會選舉的政治權鬥。這是為了將人們的註意力從公共服務崩潰、住房價格高企和工作崗位短缺等現實問題上轉移開。

保皇黨跟隨梁振英的尾巴，組成了一群政治暴徒，他們相互競爭，力圖成為最狂熱的反難民勢力。葉劉淑儀、梁美芬和李梓敬是這群瘋狗中的佼佼者。她們要求將所有尋求庇護者拘押在禁閉營內，包括兒童在內。那些打壓難民的政客，同時也支持廿三條立法以打壓民主權利，可見打壓難民與政府專權之間有著明顯的關系。

梁振英甚至威脅要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如果實現的話，香港也就加入了朝鮮和津巴布韋等有系統侵犯人權的「流氓國家」的行列。

拒絕種族歧視，不要被建製派愚弄！所有被壓迫者和底層群眾要聯合鬥爭，從而打倒現有製度，實現真正的變革。

香港醫療猶如「第三世界」！

香港醫療響起嚴重警號，資源貧乏得猶如第三世界國家！近日流感高峰期令公立醫院迫爆，有公立醫院病床占用率高達130%，輪候時間超過24小時。有醫生表示，多出來的病人需要睡在廁所門口、洗手盆底！

面對醫療危機，政府竟計劃再進一步削減醫管局經常性撥款二億五千萬。這令一眾醫護人員忍無可忍，香港護士協會刊登一封致特首梁振英的公開信，形容前線護士工作壓力已達臨界點。

床位人手嚴重不足

國際一直以85%為病床住用率的安全標準，當住用率超過85%，便會增加病人風險，如危急時未獲收納進入病房接受適當護理、增加感染病菌機會等。以現時香港約720萬人口計算，本港需要約4萬張病床，但現時公私營病床總數不足32,000張，欠約8,000張病床，政府所承諾的「10年內新增約5,000張病床」遠遠不足。

現時香港有13,000名醫生，醫生比例是每1000人有1.8位醫生，比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3.2位及新加坡2.7位醫生少得少。
缺乏醫生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自03年削減醫科學生人數，令近年本港畢業醫生數目大幅減少。

醫護人員不足　工時極長

全香港只有4成醫生於公立醫院任職，但這些公營醫生卻要照顧全港近9成的住院病人！即是6成的私立醫生照顧只有一成的病人！

公立醫院醫生超時工作情況嚴重，一項調查指出醫生的每周平均工時達65小時，其中12%醫生說，每周工時80小時以上。八成受訪醫生稱，曾因長時間工作影響臨床判斷、四成醫生更透露曾因長時間工作出現醫療失誤。有一成四的醫生曾於手術中「打瞌睡」！

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以大眾利益為依歸，必須立即增撥大量公共醫療開支、增聘醫護人員，並將醫療系統全面公營化，反對牟利的私營醫療機構才能保障大眾的權利。

大白象工程謀財害命！

港珠澳大橋是一條殺人橋，自2010年動工至今已有8名工人殉職，超過600人受傷。4月23日，泰籍工人Noranin Phai為第八位殉職工人，他在人工島的橋躉工作時，一輛吊臂車意外撞斷圍欄，令其身上安全帶連圍欄跌落海，最終搶救無效而身亡。社會主義行動在此表示沈痛哀悼。

香港工傷情況極為嚴重，2007年香港的建造業工傷意外率是日本建造業的10倍，而建造業的致命意外率是4.5倍！而2012年香港就有56,763宗工業傷亡事故，而那僅僅是有向勞工處呈報的數字，比真正的數字低得要多。香港仍有大量工傷不呈報的情況，不少工人在老板威脅利誘或者不認識法例保障的情況下，不敢申報工傷，通常在賠償不足的情下與老板私下調解。因此，勞工處數字不能反映實際香港工傷問題的嚴重性。去年錦上路高鐵地盤有工人因工受傷，在上司的壓力下沒有報工傷，禮頓公司答應他會支付薪水和醫藥費，但最後不了了之。他最終上吊自殺。

承建商為了獲得政府的工程合約，往往製造所謂「零工業意外」的假象。很多地盤的所謂職安部門實質上是維穩部門，每當有工傷發生時就向工人施壓，迫其隱瞞事件和私下解決。政府規定，違反安全條例五次的承建商會從政府工程的名單中除名，但過去五年竟然沒有一間承建商被除名！

事實上，工業意外最為普遍的行業是飲食業。這與飲食業的超長工時及過勞關系緊密。在2013年本港發生的工業意外中，接近一半與飲食業有關（5,740宗，48.6%），分別是建造業（3,232宗，27.3%）和製造業（1,775宗，15.0%）工業外意外個案的約兩倍和三倍。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停建大白象工程，立即實施八小時工作製以消滅過勞問題，由工人民選的獨立委員會調查工業傷亡事件，迫使資本家給予足夠的賠償，嚴懲妄顧職安的老板。只有強大的工會力量才能迫使政府及資本家增加保障工人職安健。

學民思潮解散　黃之峰另組「香港眾誌」

黃之鋒宣布成立「香港眾誌」，並宣布派至少三人參選。該黨「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並主張2026年舉行自決公投。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黃之鋒成為了民主運動的知名人物。在「世代交替」的潮流下，相信香港眾誌的年輕面孔、進取形象，加上雨傘運動帶來的知名度，會吸走很多傳統泛民的選票。

三月時，黃之鋒宣布解散學民思潮，將分別成立政黨和新學生組織「分工合作」（好像校園工作不政治化似的）。學民並沒具有民主架構的學生群眾組織，而不少加入過的學生亦批評小撮政治明星掌控一切而紛紛退出。此外，近年很多學生愈來愈受到右翼本土派吸引，學民也不免出現內部分歧，黃之鋒想與極右本土派作出分隔，可推斷這也是學民解散的原因之一。

黃之鋒批評泛民的民主回歸論過時，泛民失敗的戰略造成民主運動多年的災難，這批評實在不夠入肉。「香港眾誌」提出聲稱為全新的綱領：在2026年前發動公投決定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這方案看似激進，但製訂公投時間表背後的思維，其實只是仿效泛民過去失敗的「普選路線圖」概念，被法製框架拖延群眾鬥爭。在中共統治下香港不可能有真普選、自決權或獨立，就如中國不可能有民主。因此，前題是要一場推翻中共專政的鬥爭，而香港群眾鬥爭可鼓動大陸群眾鬥爭，共同反對中共。沒有這個前題，自決還是獨立也只是延續老泛民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的幻想。

「港版川普」葉劉淑儀

今年九月將舉行立法會選舉，建製陣營透過抹黑難民，製造話題以撈取選票和分裂泛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是其中一人，她提倡在深圳島嶼設立難民禁閉營，稱此措施可發揮很大的阻嚇作用。

這不是葉劉淑儀第一次發表特朗普式的言論。去年，葉劉在報章指有外籍婦女責當局「縱容菲籍女傭勾引其外籍丈夫」，又形容「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這番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言論，激起外勞團體多次示威，最後被迫撤回言論。

葉劉過去一直都反勞工、反民主。2011年時有人司法覆核爭取外傭居港權時，她是其中一名反對的建製政客。剛巧當時正值區議會選舉，可見葉劉等右翼政客散播種族恐懼來撈取選票。

右翼政客散播種族恐懼

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雇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雇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雇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雇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在1999年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事實上這段時期根本沒有多麽人移民來港。

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強推廿三條惡法，促發50萬人上。最終法案被迫撤回，葉劉下臺。她後來抱怨當時自己被迫留在美國，「離開家園三年」。似乎她才是美國的「假難民」！

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最近又重提要為23條重新立法。

去年葉劉淑儀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後，外勞不但透過媒體回應，也立即組織集體行動和抗議，迅速作出清晰的反擊。這是揭露種族歧視政客、建立反種族歧視民意的正確做法。

香港：學聯退出六四維園晚會

專上學生聯會正式退出舉辦六四維園晚會的組織。這決定並不出乎意料之外，它是一個壞決定、一個退步的決定。此外，學聯亦退出每年舉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

社會主義行動對於支聯會一向有很多批評。支聯會刻意將晚會去政治化，將八九民運與今天的鬥爭分開切割，令很多年輕人感到燭光晚會只是行禮如儀。此外，支聯會以由上而下的模式運作，沒有開放讓其他團體民主參與。這種組織手法反映到溫和泛民早已否定了打敗共產黨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者對此絕不認同，相反我們認為共產黨政權已經進入了嚴峻的政治及經濟困境，因此當局才要大肆製造白色恐怖，對付罷工工人、維權律師和非政府組織。今年，中共甚至綁架在國外的人士，將恐怖輸出至其他國家。

六四晚會的群眾性質

然而，學聯退出六四晚會帶來了負面的效果，不僅因為學聯是其中一個支聯會的創會團體，也因為學生在八九鬥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當然，學生在八九運動的作用被泛民領袖和支聯會誇大了。支聯會予人八九民運只是一場學運的印象，但其實學生發起運動後，其角色漸漸被工人和廣大群眾所取代。正因為工人和群眾的參與令中共當時敲起警鐘。

學聯退出六四晚會的做法，完全沒有糾正支聯會的政治弱點。維園晚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群眾性質，每年讓15-20萬人集會，而且近年每年有多達2萬人（主要是內地人）跨境來港參加，表達了八九民運在香港群眾意識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即使大會在晚會只是訴諸情緒，淡化其政治色彩，但大集會具備群眾性質，始終是今天反獨裁鬥爭的重要平臺。

另一方面，學聯提出了什麽替代方案？他們批評晚會行禮如儀，這點固然正確，但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在各院校分開舉辦一場更零散、更小規模的集會，這有何進步可言？這做法不但沒有將行動升級，也沒有為六四註入鬥爭力量，只是舉行另一場更少人參與的儀式！

遊行不足夠

學聯的決定表現了香港學運最近的轉折。本土派近來開始控製了八間大學的學生會，將靠攏泛民的舊學聯領導層踢走。目前只有四間大學留在學聯，其余的已退出，但全都由右翼本土派所控製。

本土派將自己裝扮成「激進」的新選擇，將軟弱的泛民取而代之。但他們的「激進主義」中毫無實質內容，只有空洞的裝腔作勢，就如在六四晚會主張以小儀式取代大儀式，從群眾鬥爭的立場來看只是一種退步。

很多年輕人，但不僅是年輕人，都因為泛民領袖的鬥爭方法和戰略（或說沒有什麽戰略可言）沒有發揮效用而感到失望和挫敗。現在群眾運動中有一種很流行的想法：「遊行示威都試過了，但根本無用。」但這種結論是片面的、錯誤的。遊行示威是必要的，在鬥爭中絕對是關鍵的元素，以凝聚群眾、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來推翻獨裁體製。所有革命運動都由遊行示威開始，當然單靠一場或多場遊行是遠遠不足夠的。

香港民主運動的問題是，主導多年的泛民領袖往往將之局限於一次性的行動，然後盡快叫群眾解散。遊行從來沒有連結至一個以推翻政府、改變製度為目標的戰略。如果要做到這點，當然一定超越遊行示威，因為過去幾年多場大型遊行都沒有成功推翻政府。工人階級要在強有力的工會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而工會則以工人政黨這一個政治力量為首，以進行推翻獨裁體製的革命為目標。

工人運動的鬥爭方法經歷過150多年的考驗，包括罷工、堵路堵門、總罷工，並號召國家機器背叛政權、投向人民的一方。這才是打倒專製政權所需要的方法。不僅如此，今天資本權貴徹底站在中共統治者的一方，因此一定要通過社會主義政策及公有製來消滅資本家的權力，從而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的房屋、創造優質就業，以及提高工資。

「先建設民主香港」

本土派學生會揚棄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從這點足以表現右翼本土派得勢後所帶來的反動效果。學聯表示不再支持中國民主是因為要「先建設民主香港」。

這根本是打稻人，好像支持中國民主會對香港民主鬥爭有負面影響似的。如果以此邏輯來推論，反全球暖化或者反對國外戰爭的運動也會削弱香港民主鬥爭的力量。事實完全相反，不支持中國民主的話，就意味住面對中共白色恐怖、逮捕和綁架異見人士時采取中立的立場。例如，最近本土派組織青年新政表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五月訪港時將不會舉行抗議，因為事件「與香港無關」。單憑這說法就可見右翼本土派立場何等荒謬。

本土派的立場會令中國群眾覺得「香港人不在乎」中國有多少人被逮捕、被綁架、被酷刑虐待、被裁員。對香港群眾也同樣發放錯誤的訊息：中共這個世上最財雄勢大的獨裁集團是否繼續存在，與香港的鬥爭無關。本土派經常激烈抨擊泛民主派，但自己卻采取一樣的鴕島政策，主張單單在香港一城就可以爭得民主。

背棄了中國千千萬萬的工人階級，等同背棄唯一可以打倒中共獨裁體製的力量。將鬥爭碎片化，並以裝腔作勢的「激進」取代認真推翻共產黨的戰略，只會令中共獨裁體製得益。為了重建真正的民主鬥爭，是時候告別偽激進的、裝腔作勢的反動本土派！

三百人參與撐難民大遊行　反對設立禁閉營

社會主義行動及香港難民聯會今天（30日）發起遊行，譴責政府及建製派政客抹黑難民，製造種族分化。約三百人響應，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遊行隊伍於下午兩時出發，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主辦者焚燒抹黑難民的建製報章《東方日報》。

遊行隊伍呼喊「Refugees not fake! CY Leung sick sick!（沒有假難民，梁振英有病）」「No camp no prison!（不要禁閉營，不要監獄）」等口號 。到達政府總部後，難民聯會代　上前發言，反對政府及建製派政黨所提倡的禁閉營政策。一眾團體代表發言，代表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表示支持難民，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保自聯代表Donald表示，難民的權利是基本人權，不容隨便剝奪。甘浩望神父表示，反對種族主義，聲援不但是香港，還有全球的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梁振英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為九月立法會選舉撈取選票。另一成員Jaco指，《東方日報》大肆抹黑難民，但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難民犯案率高。

全世界愈來愈多戰爭和動亂，令難民人數激增。香港只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獲得庇護權，接收比例為全球最低。保皇黨最近提倡以禁閉營拘禁難民，連兒童也不例外，鼓吹以暴力對待難民，是極度專製獨裁的手法。

撐難民大遊行訴求：

停止抹黑難民，反對種族分化
捍衛庇護權利，反對設立禁閉營
港人難民團結抗爭，重奪公共財富，不分種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全民退保、增建公屋、增加公共醫療及教育資源）
發起團體：香港難民聯會、社會主義行動
參與團體：社會民主連線、居留權大學、跨性別權益會、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反惡法！不認罪！抗議港鐵無理檢控

四月十四日，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於粉嶺裁判法院抗議，反對港鐵濫權及無理檢控。鄧美晶被港鐵檢控攜帶大型行李及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兩項控罪，最高可被判監半年，今早於粉嶺裁判法院第三庭上拒絕認罪，案件推至六月八日再審。

在庭上有三十多名被港鐵控告的市民，大部分是基層人士、退休長者、領取綜援或長期病患人士。

大多數人在庭上表示港鐵職員「好像有牌的爛仔一樣」，態度非常惡劣及具挑釁性。

自去年年中開始，港鐵大力打壓乘搭港鐵的市民，拒絕乘客攜帶超過行李規定尺寸的普通物品乘車。

職員權力有如警察

鄧美晶於去年9月25日雨傘落區期間，攜帶旗桿乘搭港鐵至九龍塘站時被港鐵職員阻攔，表示「不能攜帶超過130cm的行李」（相中旗桿）。法庭傳票上指鄧的物品「會有對人造成傷害，或對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認為指控不合理。

港鐵公司以不同惡法控告市民，包括在車廂飲水要罰款二千！港鐵與民為敵，連樂器和體育用品都阻止上車。作為全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很多基層人士和學生根本無經濟能力選搭其他交通工具；而港鐵作為一間私人企業，其職員竟有警察般大的權力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侵犯市民的私隱，極之不合理。

我們強烈抗議港鐵的不公條例，捍衛私隱權，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基本權利。面對不公義，必定抗爭到底！

強烈譴責《東方日報》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

4月30日，250人遊行反對建製媒體及政客種族歧視難民。《東方日報》顯然氣急敗壞，在專欄文章「功夫茶」以性別歧視來攻擊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文章末段寫到「鄧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萬一遇到南亞假難民要求濕吻甚至有進一步動作，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當然喇，以鄧小姐咁有愛心，對假難民咁仁慈，相信一定會好好配合，可能仲覺得系一種享受添。」過去建製媒體一向肆意物化及貶低參與社運的女性。

《東方日報》為了幫政府護航，抹黑難民議題，煽動種族歧視，企圖想群眾視線轉移到少數族裔身上。該報一只是另一份大公文匯。

入境處將酷刑聲請的審批門檻定得極高，九成九申請人士都被拒絕，該章卻抹黑所有被拒絕的是「假難民」。審批程序極為緩慢，難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卻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話，沒有難民會想留在香港這個人間地獄，根本不會會如該報所說「賴死唔走」。該報渲染南亞裔為罪犯，沒有任何實質數據。但連警方都表示，元朗區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亞裔人所為，而荃灣區去年更只有一宗這樣的劫案。

香港人不會被《東方日報》之流愚弄，必定會與難民團結抗爭，要求政府不分種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種族主義，打倒梁振英政府！

聯署團體：

社會主義行動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跨性別權益會
文化監暴
Slutwalk Hong Kong
社會民主連線
香港難民聯會
新婦女協進會
左翼廿一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獨立現實嗎？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將於五月訪問香港。預料他屆時會嚴厲攻擊港獨思想。從港獨議題成為社會討論話題，可見自2012年胡錦濤訪港後香港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在張德江介入之前，多名京官已經向「分離主義」作出一連串的警告，有些說香港獨立不現實、不可行，有些說港獨違法、叛國。如果是「不可能實現」的，那麽為什麽要立法禁止呢，這邏輯真是自相矛盾。

連正在訪問中國的英國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稱獨立「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正如社會主義者們已經多次解釋過的，相比於對前殖民地的緬懷，英國資產階級更加關心同習近平簽訂的商業合同。

港獨支持度的上升，是梁振英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為自己的政治罪行所付出代價。強硬的專製政策，加上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肥上瘦下的副作用，令本土主義上升為香港政治版圖中的重要因素。

建製陣營的力量沒有加強，但是北京方面嚴重削弱了溫和民主派。近幾年來，溫和泛民的軟弱及其對群眾鬥爭的恐懼被充分暴露出來。

泛民主派一直發揮著遏製群眾鬥爭和激進運動的作用，因此北京當局削弱了一支過去對它很有用的力量。北京之所以在香港問題上保持強硬立場，是因為擔心民主運動會在中國引發政治連鎖反應，最終威脅到政權的存亡。

在北京切斷了政改之路後，香港青年陷於沮喪，脫離中國似乎成為了他們的另一條道路。

所以，北京現在是自食其果。相當一部分年輕人認同本土派，在中文大學最近的一份調查中，18-29歲支持本土派的比例達到29.8%。但是同時，這些相互競爭的本土派團體總是在「自決」、「自治」和「獨立」這些概念之間搖擺，但是各口號的實際含義都相當不同。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機會主義，但也因為他們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麽。

更大的問題是右翼乃至極右翼主導了香港本土運動。本土派宣揚針對中國人、部分甚至針對南亞裔移民及難民的種族主義是徹頭徹尾反動的思想，也會很容易被建製派操弄。大多數本土派組織也是資本主義市場製度的捍衛者，甚至視之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支持民族自決權

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個民族被強迫束縛在其所不想從屬的國家之中。香港「不是一個國家」、「香港無法作為獨立經濟體」等理由都不具有決定性，因為在許多現存的民族國家身上這些理由並沒有生效。

一個世紀以前中國還是軍閥割據，可見當時中國尚未形成強大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是可以發展出來的。北京的強硬政策和資本主義危機正在刺激香港發生這樣的變化，臺灣的這一進程則走得更遠。

今天，盡管大多數人擔心香港的自治權正在萎縮，但他們還不想獨立。不過如果大多數人希望香港獨立，那麽應該怎樣實現這個目標？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本土派組織和「香港眾誌」等政團的一大弱點。他們不明白，獨立或者重新確定香港的自治地位，都要正面挑戰中共這個世界第二大國、坐擁全球最龐大軍隊的政權。

若果認為可以迫使北京當局參與某種形式的談判，就是重拾泛民主派的愚見，只不過是把普選權換成了獨立。

資產階級反對獨立

在中共和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無論民主還是獨立都不可能實現的。看看李嘉誠的斥責，就知道資產階級反對獨立，因為這會威脅到他們在中國的市場和經濟利益。臺灣資產階級大力支持馬英九親中經濟政策，他們對即將擔任下屆總統的蔡英文施壓，使她不敢改變馬英九時期的兩岸政策。可見，那些認為資本主義的獨立香港可以不被中國和中共支配的想法是多麽幼稚。

只有通過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真民主和自決權的鬥爭才能成功。廣大中國群眾具備完成這任務的力量，因此必須與他們聯系起來。在民主社會主義和公有製的基礎上，中國各民族以及整個地區都能民主地決定采取怎樣的國家形式，可以是我們倡議的亞洲各國自願組成的社會主義邦聯，同時所有民族都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可以自由選擇自治乃至獨立的。

本土派的立場站得住腳嗎？

本土派組織準備參選立法會，以目前他們的走勢，今屆有可能首次打入立法會。梁振英及中共的強硬路線挑起了年青人的敵意，造成今天的局面。

梁振英的強硬也揭露了溫和泛民欠缺鬥爭的準備、方法和戰略，因此群眾正渴求激進的新選擇。然而，本土思想真的代表激進或新選擇嗎？我們社會主義者對之要作出批評：

中國民運與香港無關？

本土派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只要顧好香港一地的抗爭就可以，他們甚至稱內地人都是蝗蟲，因此中國有民主是對香港不利的。但是，本土派卻自相矛盾地舉行六四晚會，要知道八九六四前香港有一百萬人遊行聲援中國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者主張中港群眾團結鬥爭，打倒中共專政，而香港的民主運動可以作為催化劑。

熱血公民提出所謂全民製憲的口號，並自誇這是革命思想。但黃毓民提出的全民製憲只是要求政府司長局長總辭，在現政權的框架底下重新談判，提出一部新的憲法。沒有打倒中共的鬥爭路線，而期望在政權框架下會容許一部「民主憲法」是不現實的。

本土派不主張港獨

真正的革命議會需要提出打倒中共專政、一人一票普選議會代表、議會代表領取工人薪金、落實八小時工作製和公有化銀行及企業的訴求。

中共和梁振英近年不斷誇大港獨勢力，引起公眾註意本土派組織，他們推動港獨輿論的最大旗手。但本土派的大部分組織其實並不主張港獨，而想乘著這股潮流增加知名度。熱血公民向來支持「維護高度自治」，但最近又開始含糊地提出香港要走向獨立，而陳雲主張的城邦自治論是反對港獨的，而主張在基本法框架裏爭取自治權，與中共和平共處。

實質上本土派只是將泛民的「民主」綱領加上種族主義。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民主運動必須連系至中國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

五一「反水貨」行動被取消

5月1日，本土派「北區水貨客關註組」的召集人梁金成發起反水貨活動，大批人聚集於上水新功街，然而行動未開始就被解散。梁金成在行動開始前，突然宣布由於活動被城邦派的陳雲滲透，會有人刻意挑起仇恨，因此取消行動。

「反水貨」只是幌子，行動實際上是針對內地人的排外行動。活動當日就有示威者在港鐵站舉起「驅逐支那罪犯 ANTI-CHINA」這種族主義的標語。而陳雲是前嶺南大學教授，他經常發表針對內地人的種族歧視言論，又多次以性別歧視言論侮辱參與社運的女性，比美國總統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當日活動開始前，陳雲在Facebook上表示反對支持者參與行動，因為會被政府及旅遊業界借機「誣衊本土派損害香港經濟」。但這並非實際原因。陳雲過去一直倡議反水貨行動，今次突然反對，真正原因是梁金成與他都有意競逐九月立法會新界東議席，故此他要阻止梁通過反水貨行動取得支持。梁金成宣布取消行動時表示，本來有意參與立法會新界東選舉，但現在要「重新考慮」，認為人身安全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暗指如果參選並與「城邦派」撞區，人身安全可能會用到威脅。

今次並不是本土派第一次內鬥。在今天二月新界東補選後，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立即宣布九月立法會參選的五人名單（陳雲是其中之一），遭到其他本土組織抨擊，指他們騎劫本土民主前線梁天埼的選舉成果，企圖壟斷本土運動。本土派雖然聲稱反對「大臺」，但其內部卻相當專製。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抨擊泛民大臺壟斷運動，但他們自己更是等而下之。泛民的確由上而下控製運動、遏製運動發展，但本土派則以謾罵乃至暴力手段，攻擊運動內的其他派系。由於極右民族主義本身是不理性的，本土派對民主的辯論並無興趣，其組織運作往往專製獨裁。

本土派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多個派系，包括城邦派、港獨派、歸英派等等，但具影響力的組織都沒有清晰的立場，往往在「自治」及「港獨」之間遊走。就如熱血公民大多數時間都支持維護「基本法賦予的自治權」（其實就是泛民的立場），但最近他們愈來愈多用港獨的措辭，務求在立法會選舉前突出自己「激進」的形象。形象歸形象，他們是不敢宣傳港獨的政治內容的。最近他們派發一張傳單，提及要由基本法「永續香港主權，穩固內政（?!），確立香港自治」。

極右本土派的冒起反映著香港群眾運動陷入小反動的局面。一方面群眾憤怒沒有息止，因此想尋求更激進的手段對抗梁振英及中共政權，但同時傘運失敗後的挫敗情緒令部分群眾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但本土派的分裂證明他們不會得逞，而且分裂將會陸續有來。如果有強有力的左翼力量，組織一場與中共不妥協的鬥爭，將可以提供一個種族主義本土派以外的選擇。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支持中港群眾團結鬥爭，唯有如此才能打倒中共專政及剝削製度。

再回應《東方日報》對社會主義行動的攻擊

《東方日報》於五月四日再度攻擊本會，在A2版以「揭假難民罪行　《東方》遭針對　議員斥團體幹預新聞自由搞死香港」為標題的報道中，大幅引用建製派議員的言論，為自己抹黑難民的言論開脫。一如既往，該報沒有讓本會作出回應。《東方》的立場與民建聯、工聯會及經民聯一致，從來都是反民主、反基層的。

本會正尋求法律意見，追究該報於五月一日以侮辱女性的言論誹謗本會主席鄧美晶的責任。

《東方》之所以怒氣沖沖，是因為本會組織四月三十日的撐難民大遊行，並在一片歡呼聲中焚燒這份種族主義的報章。我們嚴正挑戰《東方》種族歧視及侮辱女性的言論，絕不會有任何歉意。民建聯議員葛佩帆竟指燒報紙是「暴力行為」，她所屬的正是擁護中共殺人政權、支持黑警暴力的第一大黨！而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竟掛起「新聞自由」的幌子反對我們，是誰在立法會拒絕捍衛新聞自由？《東方》越靠建製政客保駕護航，只會證明他們抹黑難民是為了服務權貴的利益。

澳洲難民營的真相

最近，筆者留意到香港的右翼媒體和建製派政客表態支持澳洲當局的難民政策，實在是感到十分愕然。

澳洲的難民政策既昂貴又殘暴，而且充斥著種族歧視。過去，澳洲當局將許多來自斯裏蘭卡的塔米爾難民遣返回該國，又將越南難民遣返到越共專製政權。當局更任由難民遇海難中喪命。上星期，一名來自伊朗的難民，在一個位於太平洋島國瑙魯的澳洲難民營中自焚身亡，結束了23年的生命。他被關在禁閉營三年，他留下了遺言：「我已經受夠了！」兩日後，另一名來自索馬裏的難民也在瑙魯的難民營中自焚，現在情況危殆。

現時，澳洲政府將大約2,000名難民拘押在禁閉營中，其中兩所位於澳洲境外，環境與監獄無異。澳洲當局收買了巴布亞新畿內亞和瑙魯政府，獲允許在其國土上設立禁閉營。最近，巴布亞新畿內亞的最高法院判處澳洲設立的難民營為非法，令澳洲政府蒙羞。該法庭指出，難民是「被強迫帶進巴布亞新畿內亞」的，並被關閉在「鐵絲網之內」。澳洲的禁閉營一直被稱為「酷刑」。一些難民被囚禁數年，往往受到欺淩，而且支援不足，很多在離開時已經患上精神疾病。過去就有至少一名難民因醫療支援不足而死亡，另外有數十人自殺，而自殘的行為亦很常見。

澳洲政府每年花費超過100萬澳元營運禁閉營，用公帑資助外判私人公司，當中包括一家香港郭氏兄弟擁有的衛遜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也就是說，澳洲當局每年對每名被囚禁的難民花費23.9萬到40萬澳元，相當於八名全職工人的工資！

澳洲社會主義黨（香港社會主義行動的姐妹組織）主張難民融入社區。我們要求花費在難民禁閉營的資金應用在增加本地人和難民的工作、高質公共房屋以及社會服務。

每年有數以萬計的澳洲民眾抗議，反對囚禁難民。在二月，一名叫Asha的難民嬰兒在布裏斯本被送院就醫，政府企圖將她送到一個離岸禁閉營，但遭到院方人員反對。整個社區的居民組成人鏈保護醫院，並阻截車輛進出，確保當局沒有帶走Asha。最後政府妥協，暫時擱置遣返Asha。

種族主義的歷史

澳洲統治階級有著種族歧視、反移民的歷史。在1850年代，當局立法限製華人移民入境。澳洲在1901-1966實施「白人澳洲」政策，限製所有非歐裔的移民。政客經常將「黃禍」等歧視亞裔人的詞語宣之於口。

在1990年代，以反中國移民為目的的「單一民族黨」成立，其領導Pauline Hanson向澳洲人表示，我們正處於「被亞洲人淹沒」的危險中。當時，我們澳洲社會黨組織反對「單一民族黨」，領導學生罷工，參與反對歧視亞洲人的示威。

種族主義一直被用來分化勞動者，轉移澳洲人的視線，將資本主義造成的問題──失業率高企、福利、醫療及教育開支被削減──歸咎於外來人。最近，針對中東人的種族主義也開始冒起，令難民成為受害者。

去年，社會黨組織了3-4,000人的遊行，對抗滋擾穆斯林人的種族主義政黨。香港的親中右翼勢力的立場，與「白人澳洲」政策及澳洲「單一民族黨」的反華種族主義是如出一轍的，實在相當諷刺！他們抹黑香港難民，實際上是與澳洲統治階級的最壞分子站在一起。他們支持澳洲的難民苛政，實際上是反對澳洲及香港的勞動者。

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是國際性的，我們的戰鬥也一定要是國際性的。我們自傲地站在社會主義行動及香港勞動人民的一方，也力挺那些來到澳洲尋求庇護及改善生活的難民。

抗議李梓敬倡議設立難民營　反對種族分化

5月7日，以李梓敬為首的自由黨及遣返難民大聯盟，舉行反難民大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與香港難民聯會到場進行反抗議，反對設立禁閉營，反對種族歧視。

李梓敬倡議設立難民營，是剝奪人身自由、加強警權，以及鼓吹暴力。社會民怨沸騰，梁振英及建製派都受到人民唾棄，唯有製造「假難民」議題轉移視線，並且為立法會選舉造勢。李梓敬此等權貴為了將社會問題歸咎於窮人，而玩弄數字抹黑難民為罪犯。連警方都表示，元朗區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亞裔人所為，而荃灣區去年更只有一宗這樣的劫案。

入境處將酷刑聲請的審批門檻定得極高，九成九申請人士都被拒絕，他們卻抹黑所有被拒絕者都是「假難民」。聲請者審批程序極為緩慢，難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卻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話，沒有難民會想留在香港這個人間地獄，根本不會會如該報所說「賴死唔走」。

不論強迫難民進入焚閉營，還是拘留難民在惡劣環境，都必然涉及施用暴力，加強警權。上周分別有一名伊朗籍及索馬裏籍的難民自焚身亡，因為不滿澳洲政府將他們拘禁在瑙魯共和國的禁閉營，引起國內聲討政府嚴厲的難民政策。

建製派支持設立難民營，另一原因是這盤是有利可圖的生意。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透過離岸公司控製澳洲威信保安公司，而威信則承接澳洲政府不少巨額合約，包括承包造成自焚悲劇的難民營。現在建製派支持在港設難民營，也是為了讓財團開拓多一盤人命生意！

李梓敬之流指控難民「浪費公帑」的政客，但他所屬的自由黨卻支持將公帑用於興建大白象基建工程，浪費數千億的公帑，又反對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八小時工作製這些有利民生的政策。事實上，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高鐵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283年援助！他們的食物援助只有每月1200元，租金援助每月1500元，很多居於豬場雞場改造的非法寮屋，更有難民曾經大火喪生。

香港人不會被自由黨及《東方日報》之流愚弄，必定會與難民團結抗爭，要求政府不分種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種族主義，打倒建製派，打倒梁振英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抹黑難民，反對種族分化
捍衛庇護權利，反對設立禁閉營
港人難民團結抗爭，奪回公共財富，不分種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

【平機會示威】要求解雇東方涉事編輯

5月10日，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多個團體代表，到平機會辦事處示威，要求公正處理《東方日報》侮辱女性的言論。我們認為東方應立即解雇撰寫5月1日「功夫茶」專欄的編輯。社會民主連線、難民聯會、民生議政、香港蕩婦遊行以及新婦女協進會都有代表出席。示威者高呼「譴責東方日報」、「性別歧視可恥」、「解雇涉事編輯」，並將請願信遞交至平機會主席陳章明。社會主義行動於4月30日舉行撐難民大遊行後，《東方日報》翌日於專欄侮辱鄧美晶，寫道：「鄧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萬一遇到南亞假難民要求濕吻甚至有進一步動作，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當然喇，以鄧小姐咁有愛心，對假難民咁仁慈，相信一定會好好配合，可能仲覺得系一種享受添。」。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尋求法律意見，並發起社會抗爭行動，繼續對抗《東方日報》的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言論。

巴拿馬文件：理大校方究竟在隱瞞什麽？

震驚全世界的巴拿馬文件揭露了全球富豪和政客的逃稅避稅醜聞，至少八名中國政府領導層牽涉在內，而香港的郭氏兄弟亦卷入其中。在風波核心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Mossack Fonseca）專門為富豪設立離岸空殼公司來逃避賦稅和國法，其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辦公室，負責占其全球業務三分一的中國及香港顧客。

現在該醜聞越揭越大，連理工大學都被揭發本別在2012及2013年在英屬處女島開設兩家離岸公司，將一個理工大學有份合資的科網公司「新華理大」的股份轉移到海外，而這些交易都一直沒有紀錄在公開的財政帳目上。「新華理大」被指經營困難，有報導指理大後來秘密地將公司股份賣給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涉及金額不詳，資金亦下落不明，但校方至今仍然沒有就此公開解釋或回應。

批準成立離岸公司的，正是時任理大行政副校長、現任創新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在海外成立離岸公司，多是財團或政客隱藏財富、規避賦稅的伎倆。根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全球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財富隱藏在這些避稅天堂之中。據估計世界貧窮國家中企業逃稅的總額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

除了理大，現揭發中大和港大都有在英屬處女島開設離岸公司，而當中港大更開設有五間公司。

理工大學作為一所公立大學，所有師生乃至公眾都是持分者，理應受到公眾民主監督。理大校方秘密開設海外離岸公司，故意不記帳完全是黑箱作業，更不知道有沒有相關人等因此交易而獲得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理大校方立即公開有關離岸公司的狀況與帳目，並且結束有關的公司。
成立公眾民主委員會獨立調查事件，對於涉及利益輸送和黑箱作業的人士予以追究及懲處。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系，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製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采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製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卷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製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製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石硤尾白田購物中心天花倒塌

5月31日晚上七時許，石硤尾白田購物中心二樓電梯位置天花塌下，光管燈箱搖搖欲墜，警察封鎖現場。石屎碎跌至一樓。呼籲各位各位居民請出入小心！

翌日，社會主義行動再到倒塌天花的白田購物中心查看情況。天花倒塌幸好沒有傷及途人，但商鋪負責人均表示非常危險，由於購物中心經常有學生下課後進出上補習班，由下午四時到晚上八時多都會有學生進出商場，昨日沒有傷人是萬幸。

中興洋服的老板周先生表示，昨晚七時多，在鋪內突然聽到巨響，走出店外便看到天花倒塌，支架等壓住電梯，他立即按停電梯，期後消防及警察到場封鎖現場。對面鋪的姜小姐指沒人受傷非常幸運，因為這裏是補習學生上下課經常使用的電梯。他倆均指，惡劣天氣如黑色暴雨、八號風球時商場會水浸。姜小姐指窗戶會滲水，更曾見過雨水由天花滴下。

我們正等待負責商場的法團負責人回覆，並跟進維修事宜。

十二萬五千人參與六四燭光晚會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香港維園再次舉行的燭光晚會，紀念八九年那場為期七周的民主鬥爭，並悼念被中共獨裁血腥殘殺的民眾。

香港享有半自治地位，令其成為全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城市。今年，有12.5萬人參與香港的燭光晚會，再一次凸顯出港人對這個集會和紀念1989民運的重視。

雖然今年晚會的參與人數比起去年 （13.5萬）稍微減少，但港人所發出訊息仍然強烈。香港在經歷了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社會彌漫著一股無助和失意的氣氛，群眾情緒陷入復雜境地。而今年的晚會也在右翼本土派（主張種族主義思想，混雜著香港自治／獨立的修辭）的杯葛壓力下進行，他們的理由主要是認為中國的民主和反一黨專政的鬥爭與香港「無關」，這完全是個反動的立場。

杯葛運動是由本土派控製的學生組織所發起的。他們的舉動未能大幅減少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而自己所獨立舉辦的活動參與人數亦不多，這個結果對於本土派來說是個打擊。

不過，在支聯會和泛民領袖的控製下，維園的六四晚會多年來不斷去政治化，而變得行禮如儀。縱使如此，大批市民仍然參與晚會，反映了香港群眾對中共專政的憤怒，並且希望堅決守護八九民運這個重要的遺產。

工人國際委員會中國及香港（包括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新建立一個民主運動，並強調這個新運動應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有足夠的社會力量和組織力來推翻一黨專政。我們反抗中共及其資本主義政策，並為推動社會主義替代而奮鬥。

上街撐林榮基－－國安滾出香港，打倒中共專政！

銅鑼灣書店被綁架五人之一的林榮基，在被失蹤八個月後首次露面，控訴中共非法綁架書店五人。

林榮基受盡中共威脅下，仍然堅持站出來控訴中共暴行，實在值得敬佩。早前，四名被綁架的書商──李波、呂波、張誌平及林榮基──分別返港向警方銷案，令很多人以為事件已經以諷刺小說《一九八四》的悲劇告終──被迫害者選擇沈默，自己的意識完全被毀，並甘心馴服於當局──豈料林榮基的勇敢作風改寫了結局。

極權者滿口謊言

林榮基的控訴證明了中共在整件事一直撤謊，而建製派至今仍為中共護航而滿口歪理，激起了群眾義憤。林表示被擄人士根本不是「自願返回內地」，而是被中共的「中央專案組」人員擄走。他更表示私下接觸過李波時，對方承認被擄返內地。此外，林被威脅要交出售書紀錄。但他堅稱沒有屈服和出賣讀者。銅鑼灣書店出版揭露中共醜聞及權鬥的禁書，過去一直將書本封面偽裝，寄到中國內地讀者手上。中共顯然要追蹤並打壓購書者。這已造成寒蟬效應，已有其他獨立書店表示會銷毀自己會員的購書紀錄。

國家恐怖主義式迫害

早前，被綁架的三名書商被迫在電視機面前認罪，明顯是中共執導、強迫受害人照稿宣讀。林榮基在記者會透露「認罪影片有導演有臺詞」，證明了將中共的手段形容為國家恐怖主義手段完全不誇張。身處英國的桂民海之女兒，近日拍片上網指自己的父親被綁架，而其父親一直叫她保持沈默，再次證明認罪畫面是編導出來的。

林榮基被綁架的過程同樣駭人聽聞。首先，他表示禁錮他的不是國安、公安、派出所或軍方，而是隸屬「中央專案組」。多名中國研究學者都表示這機構是文革產物，本來用於中共內鬥時整治政敵的工具。他在去年十月回深圳時被11人帶走，其後被迫戴上眼罩乘坐火車13小時到達寧波。他被迫簽字承諾「答允放棄通知家人」及「不聘請律師」，然後被拘禁在一個做足防止自殺措施的小房間內五個多月。

中共跨境犯法綁架引起了港人嘩然，令人憂慮在極權之手的幹預下，發表異見會動輒得咎。而香港政府及警方一直配合內地公安行事，完全沒有保護自己的公民，曝露了梁振英的傀儡嘴臉。林也認為香港警方不是站在市民一方，警方在2014年占領期間「喺金鐘出催淚彈，學生手無寸鐵」。事實上，內地國安在香港秘密行動已不是新鮮事。

目前，林榮基的人身安全令人擔憂。《星島日報》引述寧公安局，稱會適時啟動與香港警方的工作機製，將林榮基引導回大陸接受「法律製裁」。林在內地被指控的「非法經營罪」明顯是政治打壓，再者香港並沒有引導犯人返內地的法例，但沒有可預知中共將如何踐踏法律。

本土派不知所措

剛在六四周年悼念時，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組織反對關註中國民主，因為這是「別國」的事，與香港無關。銅鑼灣書店綁架案一再反證他們的謬論，中共消滅異見的爪牙已經遍及國際，桂民海就是在泰國這個獨立國體被逮捕的。近月在緬甸和寮國也有發生類似事件，在肯亞更有臺灣公民被帶回中國！可見，香港人面對中共爪牙不能獨善其身，而采取無視中共這種鴕鳥政策，只會坐以待斃。標榜捍衛「港人利益」的本土派正在面對兩難，不知如何定性今次事件，是別國事件？還是關乎本土利益？很明顯這是假命題！香港民主鬥爭需要與中國的群眾鬥爭連結在一起，共同以推翻中共極權資本主義為目標，才能徹底勝利。

同時，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泛民領袖有從今次綁架案得出必要的結論嗎？泛民正確的指責中共政府的做法是流氓行徑，但只在質疑政府有無守法。中港兩地的民主運動不應旨在教育中共「文明倫理」，而應動員群眾鬥爭以推翻中共為目標。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　打倒中共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釋放桂民海，並停止政治迫害銅鑼灣書店五人，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為了製止跨境違法事件再發生，我們主張由群眾委員會的代表獨立調查綁架案，研究內地國安機構在港違法行動的情況，並驅逐所有中共國安出港。

病房緊絀　何不用特權？

本港在人口老化和疫癥隱患的雙重壓力下，公共醫療系統早已不敷應用，基層民眾每每聽聞甚或親歷久候「輪街癥」或「等上房」之困境，長期病患的治療排期時間更是以年計。此外，醫護人員亦面對極其沈重的工作壓力。兩項因素造成現今本地公共醫療系統效率低下，醫護人員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環境，病人亦得不到充分的治療救護。

只是，最近的消息顯示出，有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加平等」。建製派大佬之一的民建聯譚耀宗被揭發獲安排在伊利莎伯醫院打尖插隊，獲優先安排進行割除瘜肉手術。此項手術對於我等基層民眾而言，最快也要輪候31星期，即超過半年，而新界東醫院聯網的病患輪候時間更長達104星期，足足兩年！

幾乎同一時間，另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亦被揭其妻準備分娩之時安排以一般病床的價錢（每日一百元）入住獨立病房並被指其主動指定醫生照料。與之相比，一般產婦面對因不斷削減醫療開支而緊張的分娩床位甚至不得不在醫院走廊過道產子。因為香港醫療系統已經陷入崩潰，公立急癥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平均達到118%，其中六間醫院更逾120%。

另一邊廂，在一系列醫療特權消息此起彼落之時，一位元朗的裝修工人工作其間發生意外事故，工地圍欄鐵枝穿臂而過，畫面駭目驚心，但最後竟於屯門醫院等候36小時方能進行手術將鐵枝取出，等候其間只得到抗生素和止痛藥，其痛苦可想而知。

由此可見，為政府搖旗吶喊的建製派議員們享盡經濟與社會特權，就不難明白為何他們支持政府一而再地削減醫療支出—那怕全香港只剩一個醫生一張病床，他們及與之雞犬升天的一家老少都能獲得最優先的照料，為此承受惡果的，就是我們這些「沒那麼平等」的民眾。

醫療資源已經嚴重不足，但梁振英卻要削減多2.5億醫療開支。2013/14年度，醫管局各聯網共有註冊醫生5,365名，以其時全港人口計，即每1,000名市民有0.7名公立醫院醫生。比例少於英國丶新加坡和美國的3.7名（2013年）丶2.8名（2013年）及3.2名（2011年），亦遜於大部分經濟合作組織（OECD）成員。根據國際標準，護士對病人比例為1比6，但香港的比例已高達1比12，夜更護士平均更要照顧23名病人。

難怪2011年度至2015年度期間，公立醫院整體次緊急和非緊急病人輪候急癥室的平均時間不斷增加約半小時。次緊急病人平均輪候時間5年間增加逾31分鐘，由2011年度76分鐘增至2015年度107分鐘；非緊急病人輪候時間亦增加近27分鐘，由2011年度103分鐘增至130分鐘。

在貧富懸殊的香港，大多數病人都只能光顧公立醫院，但醫療資源卻集中在私立醫院之上。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聘用本地約六成的醫護人員，但他們需要照顧近九成病人；私營醫療系統雇用餘下的四成醫護人員，卻只需照顧約一成市民。而政府推動醫療產業化，只會令更多公院醫護人員流失至私院，公院資源進一步萎縮。大部分窮人還是光顧不起，只能等死！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反特權！公共資源公平享用
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增聘醫護人員
取消外判製度，直接聘用全體醫護人員
醫療全面公營，停止私有化
削減高官及議員薪金至普通工人水平

香港蝸居夢何時了？

最近「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通過九月起加租一成，影響全港七十多萬公共住戶。

為表達租金上漲的聲音，「基層住屋大聯盟」於7月10日早上的10時發起大遊行，約 60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檢討拖延12年未曾修改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恢復租金管製等訴求。隊伍呼喊著「無處容身、越住越貴」、「反對剝削住屋權、爭取檢討保家園」、「立即上公屋、租金要管製」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沿途訪問了4位基層住屋人士，了解一下他們的住屋及生活狀況。

現年66歲的江先生是一名退休人士，他現在以每月$5,500 租住西區一個100平方呎的㓥房單位。江先生退休前是任職保安工作的，他稱現時無穩定收入，只能靠積蓄、生果金和打散工過活。「租金占我生活費4成，而租金每年都加二、三百元，實在很難負擔。」江先生稱10年前租金只是$2,000多，自己又因為膝蓋骨老化走路也很困難，他已在1年前申請單身人士公屋分配，但對何時能上樓感到遙遙無期。他認為如果能落實租金管製，是有效並可以令他不用再「捱貴租」的。

遊行上遇到從中國大陸來港兩年的陳小姐，攜著兩幼子遊行的她今年30歲，租住的是西環一個只有80平方呎的㓥房。陳小姐說︰「房間細小，沒有廚房，只能將煮食電磁爐放在洗手盆上。租金一年加一次，最近更由$6,300 加至$6,700。」陳小姐稱來港兩個月後，居於香港的丈夫突然離世，令她頓失經濟支柱，對前路感到仿惶無助。每月的夥食費、水電費及上學開支每月起碼需要$4,300。「我最擔心是我的小孩子，他們年幼我一定要負責照顧他們，這令我不能上班工作，現在只能靠我的積蓄過活。我住的㓥房是一屋再㓥開4戶的，環境擠迫，隔壁住戶曾發生暴力事件，令我倍感擔心。」「我最希望就是可以盡快上公屋、實施租金管際，如果有托兒服務就可以減輕我的負擔，但托兒服務也需要約$1,000，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經濟能力。」

任職地盤的曾先生是租住深水埗的一名㓥房戶，月租連水電費需要$6,000，這小小的100呎空間住了一家三口。「我已申請上公屋達4年但仍未有消息。」租金占他每月3成多的收入，這顯然與政府所說只占1成有很大距離。曾先生更表示租金高昂下他的每月也花盡所有收入，無法儲蓄。曾先生的訴求是立即上公屋和恢復租務管製。

遊行上，一位中年女士接受訪問，她以月租$3,500 租住觀塘一個不足100呎的㓥房，而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居住用途的違法「㓥房」單位。她表示原本住的單位，因為加租$500，令她迫於無奈遷到偏遠的新居所。這名女士是一名領取綜援的單親媽媽，育有一名11歲患有過度活躍癥的小孩。居住地方狹小令她照顧小孩十分吃力，又不能尋找工作。「我認為這居住地方實在太小，連我的小朋友也這麽認為。」「我的小朋友今年升中了，我們都希望可以上公屋，除了地方較大外，也因為公屋有合資格的防火措施，令我若然去工作，也可較安心讓小朋友獨自在家，現在我住的㓥房沒有安全可言，令我不能離開我的小朋友。」綜援的幫補下，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但這只足夠她家中如水、電、夥食等開支。

跨國企業L』Oreal向中共叩頭

法國化妝品公司Lancôme原本計劃與香港民主派歌手何韻詩合作舉行演唱會。但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狠批Lancôme「支持港獨藝人」後，該公司宣布與何韻詩割席，更以「安全因素」為藉口，取消她有份出席的音樂會。事件激起群眾公憤，牽起聲討Lancôme的浪潮。

對於跨國企業來說，利潤先於民主人權，為了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只會屈服於人民幣之下。中國市場排行Lancome母公司 L』Oreal收入的第二位，僅次於美國。2015年L』Oreal總營業額為243億歐羅，其中亞太市場占55億歐羅，近 23%，是相當重要的市場。

何韻詩曾經參與雨傘運動，中共顯然就此作出打壓。中共控製國家市場龐大，可以審查世界各地藝人的言論，阻止不聽話的藝人演出，從而控製國際社會的輿論。早前，韓國女子團隊的臺灣成員周子瑜因在電視上公開表示自己是臺灣人，由於受到經紀公司JYP的壓力，她被迫在鏡頭面前公開道歉認錯。香港九成九藝人在壓力下早已噤若寒蟬，當年聲援八九民運的熱情已化為煙火，剩下人民幣的銅臭。但中共愈強硬審查，愈顯得其財大氣粗，受到全球民眾憎惡。

殺人企業

L』Oreal屬於雀巢公司旗下企業。如果中共是殺人政權，雀巢公司也絕對是一間殺人企業。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丶虐待與強製勞動。在落後國家，雀巢為了鎮壓工人運動，一直雇用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菲律賓雀巢工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

今次事件反映中共政權愈來愈大力操控新聞媒體及演藝事業，不但靠官媒控製輿論，也愈來愈與私營媒體及企業勾結起來，在香港丶臺灣乃至全球皆是如此。可見，僅僅打碎黨國官媒是不夠的，也要打破私營財團對藝術及媒體的操控，才會有真正的表達自由。

鄧美晶上庭自辯：抗議港鐵無理檢控

7月13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到屯門法院自辯。事由她被控告攜帶大型行李及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兩項控罪，最高可被判監半年。當時正值港鐵突然收緊大型行李管製，有乘客攜帶的古箏、桌球棍等用品都被阻止，激起大批市民到港鐵站抗議。鄧美晶就是這次政治旋渦的受害者之一。

鄧美晶於去年9月25日雨傘落區期間，攜帶旗桿乘搭港鐵至九龍塘站時被港鐵職員阻攔，表示「不能攜帶超過130cm的行李」（相中旗桿）。法庭傳票上指鄧的物品「會有對人造成傷害，或對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認為指控不合理。

港鐵動用八人的律師團隊控告鄧美晶，包括一名姓張之大律師，就是為了控告一個沒有錢聘用律師的普通市民。年賺百億，年年加價，維修服務外判而事故頻生，又被發現在知情下購入次貨列車。賺錢後並不用於回饋市民，而是用於欺壓乘客。政府擁有港鐵76%股權，所以這筆錢好一部分是公帑！

由於控方證人全是港鐵員工，加上港鐵表示當日事發時閉路電視片段已被銷毀，所以鄧美晶合理懷疑證據不中立，要求傳召其他證人上庭。鄧美晶表示，當日港鐵職員並沒有出示委任證及表明身分，因此她拒絕向其出示身分證，並在警察到場後才向警員出示身分證。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撤銷對鄧美晶的控罪
捍衛乘客私隱權，港鐵無權截查身分證
增設大型行李車廂，放寬對有需要乘客的行李管製

南海沖突：海牙裁決對中國不利

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南海仲裁案做出裁決。該裁決十分有利於提起仲裁的菲律賓。盡管仲裁庭沒有執行權，而且中國當局抵製仲裁，並事先聲明它將無視仲裁結果，事件仍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外交沖擊。

這份長達500頁的裁決書涉及許多問題，但其核心在於判定中國的領土要求——也就是所謂的「九段線」——沒有法律基礎，而且中國在爭議海域侵犯了菲律賓的領海主權。仲裁庭認為中國對爭議群島和海域的歷史性要求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中國是簽約國之一。

盡管目前難以預計各個敵對力量的具體反應，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仲裁結果一定會對東亞局勢和中美關系造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在此闡述他的觀點。

仲裁結果意味著什麼？

仲裁結果當然沒有解決任何沖突。近幾年來，這場沖突變得更加嚴重，也更加軍事化。該地區有引發軍事對抗乃至戰爭的潛在可能，雖然短期內還不會發展至這局面。這份裁決火上澆油。唯一真正有理由慶祝這個裁決的是軍火出口商和希望獲得更多預算的軍方首腦。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聯合國及其公約從來不抱任何希望。聯合國從來沒有成功解決過任何重大危機或者武裝沖突，甚至使之惡化。這份裁決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會給所有敵對勢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南海是海洋上的巴爾幹。沿岸國家提出相互重疊並且激烈沖突的領土要求，它們單方面的行動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反應；沖突方有很多，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

中國會怎麼做？

這是現階段最難估計的事情之一。甚至難以估計中共高層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因為可能連習近平一夥人都對裁決的嚴厲程度感到震驚。盡管北京當局聲稱裁決毫無意義，但是它使中國在外交上更加孤立並給中國的對手——主要是菲律賓，但也會包括其他國家——予以巨大的外交和宣傳支持。這次毫無疑問的公關勝利能夠幫助美國帝國主義的「再平衡」戰略，讓它在東亞重新獲得軍事和經濟主動權。但是這場「勝利」也可能給它們造成反沖。

用「勃然大怒」來形容北京當局的反應，或許還是保守的說法。盡管中國選擇無視，但裁決結果還是給了中國一個大大的耳光，一次羞辱。這可能削弱習近平的力量，並給激烈的中共權鬥帶來各種無法預見的影響。甚至連一些北京當局的批評者都對壓倒性的裁決感到驚訝。許多人都預計裁決固然會對中國不利，但以為它會在雙方之間做一些平衡或者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間。但是結果仲裁庭完全否定了北京當局的要求。一位評論員說，這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引發（短暫的）國際製裁後，中國政府所遭遇的最嚴重的外交挫折。《經濟學人》也認為裁決會加劇緊張局勢。它稱之為「迄今為止中國在挑戰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的過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這份裁決會對中國的國內政治造成怎樣的影響？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習近平有可能被視為一個軟弱的丶優柔寡斷的領導人，使四年來樹立的「強人形象」毀於一旦。「強人形象」對於他調整經濟和改組上層權力的計劃至關重要。習近平煽動起民族主義，現在可能會反過來受製於自己的「偉大祖國」宣傳。

砸爛蘋果手機和呼籲抵製蘋果產品（由中國工廠生產的！）的帖子於中國社交網絡瘋傳。習近平不希望街上出現抗議；前任領導人有時默許示威（比如2012年的反日遊行）從而讓群眾發泄怒氣，相比之下習近平有著更強的「控製欲」。如果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開始出現示威抗議，那只能說明中共政權陷入危急局面，上層危機正在激化。[在本文首次刊登後，在杭洲和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肯德基快餐店後出現了小型抗議，但很快被當局停止。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的共青團對抗議予以一定支持，可見中共政權內部緊張對立。]

所以，很明顯，仲裁結果會在中國國內造成重大影響。它向習近平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他一夥人做出反應。在香港，如果中共獨裁政權被視為無力應對南海局勢的「紙老虎」，在青年之間強烈的反政府和反華情緒就會獲得新的動力。西藏丶新疆和其他強烈抵觸北京統治的地區也面臨相同的情況。

仲裁庭將太平島降級為太平礁，使臺灣無法對周圍海域擁有主權。對於民進黨政府下的臺灣來說，裁決可能造成的影響更加復雜，因為作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對南海也有著類似於中國的歷史性要求。仲裁結果同樣削弱了臺灣的領土要求，並使新任總統蔡英文陷入窘境。如果回應不夠有力，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批評她親美或親日而沒有對臺灣自身的利益給予充分支持。仲裁結果公布後，蔡英文立即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被迫前往臺灣控製的太平島重申主權。但是蔡英文也不敢采取任何可能破壞臺美和臺日關系的行動。

仲裁結果會對該地區造成怎樣的影響？

目前我們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為許多問題都取決於美國如何行動，包括它會否設法執行裁決的話，例如增加在爭議海域的海軍行動——這會是對中國的公然挑釁。局勢非常不穩定，而且可能爆發激烈對抗，因為每一方的國內政局和危機（美國即將舉行總統選舉）都會影響它們在沖突中的行動。

此前中國威脅說可能在南海上空設立防空識別區（ADIZ），這會使局勢升級並迫使美國做出回應。中國還威脅要在黃巖島上建設飛機跑道丶港口和軍事設施。這是美國的一條特別「紅線」，因為這將把中國軍隊和菲律賓美軍基地的距離縮小到只有幾百公裏。兩種做法都會加劇沖突升級的風險，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預料後果。

也可能中國會策略性地轉移註意力，增加在東海與日本有爭議的海域的行動。剛剛贏得國會上院選舉的日本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安倍晉三，正打算繼續推進他的日本再軍事化計劃。習近平可能對日本采取更強硬的態度，從而掩飾在南海的軟弱。但是這種方案也包含巨大的風險。

菲律賓政府會利用裁決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但事實上新任總統杜特爾特希望和中國達成協議，至少也要緩解緊張局勢，並啟動更大規模的經濟合作。南海仲裁案的發起者是杜特爾特的前任阿基諾三世。阿基諾三世的親美色彩較為明顯。美國不希望杜特爾特和北京當局走得太近，而美國和菲律賓的親美政客可能利用裁決從中做梗。

我們能肯定的是，這份裁決絲毫不能緩解緊張局勢，只能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沒有「厘清」爭議，而是加劇了武裝沖突或者小規模戰鬥的風險。對於中國丶菲律賓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群眾來說，這完全是一個壞消息；民族主義政客和戰爭販子有更多的藉口把公共資金用於軍事支出，並煽動軍國主義情緒從而把人們的怒火從不景氣的國內經濟上轉移開。

社會主義者一直解釋說，像聯合國這樣的資產階級國際機構無論如何也發揮不了進步作用。沒有哪一個參與這場沖突的腐敗的統治精英給出了解決方案；他們全都是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敵人。我們支持國際團結，並認為現在迫切需要在東亞各國建立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這樣的政黨會反對資本主義和緊縮政策，對抗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100名救生員再次發起罷工

今日早上11時半，約100名救生員響應香港拯溺員工會號召，聚集沙田康文署總部發起罷工行動。救生員指康文署的編製問題令人手長期不足丶職系方面的訴求亦一直沒有解決，故救生員再次發起抗爭行動。上月初工會進行了「野貓式罷工」行動，但是康文署拒絕回應之餘反而更加大打壓，表示會撕毀有關罷工的字條，並會向工會收回有關的行政費用，可見康文署的嘴臉如何惡心。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救生員罷工的抗爭，並在罷工現場訪問了救生員黃先生，他有力地吐出罷工的理由。

「我已經入行 7 － 8 年了，最大令我參加罷工的原因是救生員人手嚴重不足，而我們仍然是屬於「技工」的職系，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的。首先，在香港要成為救生員先要考獲 12個章，由急救丶銅章丶沙灘救生章丶至泳池救生章等等…沒有新人會願意花那麼多時間丶金錢去考取那麼多的專業資格，而且在政府眼裏，我們居然只是「技工」的職系，這點會令新人失去入職意欲，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們也一直對此感到不受尊重。我們起薪點是$14,000，續年遞升至$18,000，但救護員起薪點已是$18,000了。」

「現在康文署對人手不足的回應其實是在「砌數字」，因為它只公布增加入行的名額，但沒有公布實際聘請了的數字。人手不足明顯是康文署造成的，公共泳池的編製慣例是有一定的全職救生員數目去負責夏天和冬天的泳池泳灘服務，而夏天服務需求較高所以需要聘請兼職人員，但是隨著越來越多泳池會提供暖水服務，令冬天變得需要兼職的需求上升，但是政府最不願意改動製度，這最終令我們工作疲於奔命，泳池沒有足夠救生員，最終受害的就是巿民大眾。」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增加救生員人手
滿足救生員的職系訴求
民主管理康文署丶以製訂各項考核等事務

香港社會主義者於比利時機場遭警察粗暴對待

比利時「左翼學生行動」現正於魯汶市舉辦國際夏令學習營。來自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雲集當地，參加這項為期一個星期的活動，進行政治討論、教育和經驗交流。當中獲邀參加的一名香港代表林子龍（Jaco），活躍於中港民主運動，在布魯塞爾機場入境之時遭受到無理而粗暴的扣查。而他所攜帶的政治宣傳品，包括T恤、USB手指等亦被海關沒收。當林詢問有關方面的依據的時候，更被警方再一輪粗暴對待，包括全身搜查。

我們就事件訪問林子龍。

「我從香港出發，經伊斯坦布爾到達這裏，參加左翼學生行動的夏令營。在布魯塞爾機場，海關攔截我並要求我打開行李。他們搜出行李中印有『socialistworld.net』的T恤，還有刻有馬克思語錄的USB手指。他們指控我攜帶這些物件去進行商業行為。而作為一名政治活躍分子，我只是參加一場政治會議，並與其他朋友交換這些政治宣傳品。

「由於我問了太多問題，他們召喚了警察。警員隨即要求了我交出電話，我嘗試關掉手機，他們就說我在『反抗』。他們也就更粗暴地把我扣上手銬，並帶我到另一間房間，要求我脫掉衣服作全身搜查。」

「之後他們詳細審問我所屬的組織，及其政治思想。不過我帶來的社會主義T恤和馬克思USB手指都已經顯示了我的政治立場。警察懷疑我屬於極端組織，我則解釋我曾活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而看來他們覺得這樣也有問題。警察說這並不關於民主權利，而是有關非法行商。他們說如果我不同意的話，我要回去香港。」

「他們總共扣留了我兩小時，並斷絕了我跟我比利時同誌的聯絡。雖然我不斷要求，他們依然沒有向我發出官方文件。最後他們要我簽署一份文件，而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究竟是寫的是法語還是荷蘭語。他們說我要贖回那些被沒收的物件，需要繳付超過500歐元的稅款。就只是30件T恤和多個USB手指，這個稅款甚至比物件原本的價值還要高，完全是不合理！」

「比利時與中共專製之間的經濟利益顯然影響到民主權利。比利時當局不但沒有向中國施壓保護人權，他們更學習了中方打壓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手段。我當然希望可以取回所有物品，來跟其他參加夏令營的同誌和朋友們分享。而比利時當局也應該為他們的政治打壓暴行道歉。」

政治篩選不斷　立會選舉淪為鬧劇

九月四日是香港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日，但今屆與過去不同，隨著社會反對政府情緒日益高漲，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確認書」，並聲明擁護「基本法」及「一國兩製」。至今已經有至少六名候選人因被指不擁護基本法而遭取消參選資格，包括於二月立法會補選時奪得超過六萬票的梁天琦。這是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首次有立會候選人因為政治立場原因被褫奪參選資格，是公然的政治審查行為。社會主義者雖然不支持極右民粹派，但對政治篩選表示強烈抗議。

專製政權利用政治篩選來打壓本土派，反而會讓他們得到更多同情。香港民族黨這個被傳媒嘲諷為「一人黨」的組織，在事件後號召了數千市民於金鐘集會，證明了梁振英就是港獨最有力的鼓吹者。

今次政府引用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指責候選人支持港獨而不擁護基本法。但對梁振英來說最重要不是要阻止本土派當選，而是開一個先例，日後讓政府更大力操控議會選舉。

政府未來可以依樣畫葫蘆指所有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國安法）的人不能夠參選。實際上，基本法是一部由中共與港英資本家製訂的憲法，而且十分傾斜於資本家，例如基本法內就明文香港必須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第五條），政府財政需要維持低稅率政策（一百零八條），而立法會議員又不能夠提出任何增加公帑運用的議案（七十四條），雨傘占領所反對的特首假普選也是基本法所規定的（四十五條）。社會主義者反對上述所有的基本法條文，根據政府的邏輯，可能一樣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社會主義者並不支持「本土派」，尤其是他們一些排外、反基層勞動者的主張，譬如反對全民退保、反對租金管製等。但是，專製當局由上而下的政治篩選只是為了進一步操控選舉，令立法會最終淪為橡皮圖章，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統獨自決問題乃一地人民的民主權利，如果大多數港人認為有獨立的需要，社會主義者予以支持，並將之連結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立法會選舉的政治審查使當局撕掉謹余的民主面紗，更證明了中共專製一天存在，香港要實現民主是難過登天，獨立亦然！不幸的是，無論是泛民主派對中國民運只是表達口頭支持，而本土派更是反對中國民主，兩者都不會爭得真正的民主或自決權。現在的當務之急，勞動者和受壓迫的大眾要組織起來，反抗作為資本和中共傀儡的香港政府，並且連結中國的工人民主鬥爭，推翻中共暴政。

澳洲：難民待遇不如畜牲

《英國衛報》披露了超過兩千多份的報告，揭發澳洲的私營離岸難民營，特別是位於太平洋上島國瑙魯共和國的難民營，存在虐待難民的極端狀況。正當香港右翼建製派鼓吹澳洲模式的難民營時，此報告作出了斬釘截鐵的回應。

事件極其嚴重，且牽涉廣泛層面：難民遭襲擊、難民兒童遭虐待、年輕女性遭性暴力和性虐待、自殘、自殺和試圖自殺，以及生活條件惡劣。除此之外，他們被剝奪了醫療的權利，上廁所的次數受限製，蟑螂等害蟲在住處滋生。

尤其是難民兒童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衛報》披露大約51.3%暴力、虐待等事件是針對兒童的，包括被警衛毆打面部，以及提供性服務換取數分鐘的淋浴時間。

2014年9月，在其中一個難民營裏的教師指出，有一名年輕女性難民要求淋浴時間由兩分鐘增加至四分鐘。報告指：「在以性服務為交換條件下，她的請求被接納了。對方是一名男警衛。她沒有說最後有沒有發生性行為。警衛想觀看男或女洗澡。」

兒童精神備受創傷，還要面對更悲慘的情況。一名女童把自己雙唇縫上以示抗議，受到了警衛們的無情嘲笑。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情報是由難民營裏的雇員自己提供的，當中包括教師、警衛、醫護人員、行政管理或者其他工作人員。超過100名難民營的現任或前任工作人員，最近發動了一場抗議，要求將難民遷離營地，因為兒童的生命已被「摧毀」。

從悲劇中收割利潤

這些離岸難民營由澳洲承包給私人公司Broad Spectrum及其分包商威信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營運。公司宣稱已經改善了難民營的條件，提高了難民的生活質素，但事實卻剛好相反。較早前的報道揭露，難民營充斥著欺淩，設施簡陋，並且曾發生多宗自殺案，自殘行為亦相當普遍。很多難民被關押多年，造成極為嚴重的心理疾病。

香港種族主義政客葉劉淑儀、梁美芬之流所倡議的，就是這種不人道的離岸禁閉營。建製派政客打著「反對假難民」的選舉議題，用以掩飾他們的親財團、親專製立場。

在澳洲，難民營每年花費納稅人大約七十億港幣，就像香港的私營公司靠取得政府合同營運公共服務，成本往往由公帑埋單。

澳洲政府一直竭力掩藏難民營的實況，這些流出的消息嚴重打擊了政府。政府宣稱，消息屬於「無法確信的報告、陳述和宣稱，而不具有真實性」。然而，面對愈來愈廣泛的批評，這不過是笨拙的說法。但單單口頭批判是不足夠的。

全球充斥著不人道的難民政策，社會主義行動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結束這種暴政而鬥爭。無論是資源短缺還是恐怖主義，資本主義造成的大量災害，但責任卻被嫁禍到難民身上。建製派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和反難民宣傳，合理化其加劇貧富懸殊的政策。當今發生了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之失敗，是因為這製度造成不停的戰爭和侵略，是因為跨國企業不惜任何代價追求利潤。

為了對抗這一切，必須建立一場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團結運動，為所有被壓迫的群體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立法會選舉：選民踴躍投票　抵抗中聯辦選舉機器

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今屆被視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重要的一場選舉。雖然選舉成績結果錯綜復雜，但總的來說建製派受到了挫敗。梁振英未能剝奪反對派的否決權，也未能削減反對派（尤其是拉布派的議員），而且讓自決派及本土派這一不穩定因素進入議會。下屆立法會將會更難被政府控製，他的選舉攻勢可謂全盤失敗。梁振英將更不受傳統資產階級的信任，連任將會受到來更大來自社會乃至資本家的阻力。

最終投票率高達58%，打破了香港選舉史的紀錄。在投票日晚上多個票站大排長龍，不少選民等待至淩晨才能入場投票。梁振英在選舉前多次向民主權利宣戰，先有篩選「港獨」候選人，再禁止校園討論港獨，加上投票當日建製派各種種手法，反倒激起選民的投票意欲。

反對派（包括泛民、自決派及本土派）共獲得19席直選議席，建製派則獲得16席。政局愈來愈動蕩，舊政團紛紛出現分裂和危機，而新勢力也往往內部不穩、曇花一現。上屆的「激進票」（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共26萬張，今屆增加至接近51萬張（計算激進泛民、本土派及自決派）。溫和泛民方面，雖然民主黨和公民黨在直選保住了每區一席，但工黨的直選議席由三席減至一席，而民協失去全部議席，陷入滅黨危機。

自決派及本土派的選票加起來有約19%，成為了立法會內一股新勢力。但這股勢力的內部矛盾卻是各陣營中最尖銳的。極右的本土派雖然獲得了三席（約10%選票），但熱普城聯盟的「教主」黃毓民落選，對他們帶來了一擊重挫。本土派進入議會後，將不能像以往單靠批評泛民獲得支持，其右翼的投票取向會曝露於民眾面前。此外，在投票前的一星期，本土派內部出現互相攻擊，可見其內部極不穩定。這些都是本土派將會受到的現實考驗。

現在還不能排除當局會取消本土派的當選資格，當然這做法會引起激烈反對。正因為梁振英不斷攻擊本土派而令他們坐大，所以愈來愈多人相信：政府剝奪六名本土派候選人的資格，是為了讓其余入局的本土派參選人得到社會同情，以利用他們來分薄泛民主派的選票。

代表「自決派」的新界西朱凱迪、九龍西劉小麗及香港島羅冠聰成功當選。三張新面孔進入立法會，代表著香港人求變心態。三名候選人都靠突出「單一議題」勝出，卻避開提出完整政綱這一被視為「過時」的做法。此外，三人都沒有成形的組織，比以往的激進派更強調個人色彩。他們都迎合了普遍選民在雨傘運動後的抗拒政黨、偏好所謂「政治素人」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在選舉中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候選人，並集中於新界東為梁國雄（長毛）拉票。長毛連任為重建民主鬥爭邁前一步。當今動蕩的政局更突顯出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需要，以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結在一起，從而擴建公共服務、解決住屋及就業問題。

香港立法會選舉改寫政治版圖

立法會選舉於9月4日舉行，今屆被視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重要的選舉。選民改寫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並狠狠教訓了政府一頓。即使梁振英故作鎮定，選舉結果造成的沖擊是不容小覷的。反對派保守了70席的27席，因此梁振英和建製派無法奪走其否決權，全面控製立法會。去年，反對派運用立法會否決權擋下政府的假普選方案，因此梁振英政府與中共政權一直想除去這顆眼中釘。

建製派的得票率從2012大選的44.1%跌至40.3%，這些數據不能比照其他國家選舉的讀法：因為香港並非民主社會；立法會基本上是跛腳鴨，僅有一半席次為直選，所以建製派必然取得多數議席。在有利的條件下，他們今次贏得的席次並不夠多。

立法會選舉本身就充斥操控與扭曲：服膺於財團利益的「功能組別」，由裙帶利益網絡組成的配票機器，但建製派仍是慘淡收場。正在尋求連任特首的梁振英，面對今次強差人意的選舉成績，將會成為被怪責的主要對象，本已犯眾憎的他再次受到沖擊。

今次投票率為58%，比2012年高了5%，是90年代立法會直選開始以來的最高。由於選民害怕反對派選舉失利，在最後時間湧到票站投票，最後高投票率粉碎了親政府陣營精心布陣的選舉機器。按規定投票應於10點半結束，然而許多選區在最後一小時湧現人龍，部份票站被迫開放至清晨2點。

除了建製派未能褫奪反對派的否決權之外，由於梁振英打擊民主的惡行，製造了政治兩極化及民怨沸騰，反對派相對穩定的格局已經一去不返，而變得更為動蕩不穩、碎片化和不可預測。

新興反對勢力在選舉中崛起，在建製派與傳統泛民之外，出現了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社運年輕人。各個新人並非同一陣營，而是屬於從極右派到自由派左翼的各種派別。新面孔包括三名反移民的右翼本土派，以及三名自稱為「自決派」的激進社運人士。但他們有個共通點：被視為更加激進勇武、挑戰中共專政及傀儡港府的新選擇。

「溫和派」人氣銳減

選舉結果反映了傳統「溫和派」的徹底幻滅。前年的雨傘運動未能取得北京的絲毫讓步，最後在失望與挫折中落幕，成為了其中一個轉捩點。

工國委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與中國支部一直解釋過：民主鬥爭若果不力圖打破資本主義製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專政與壟斷資本主義共同統治香港，我們需要一場民主革命，但只能搭配社會主義政策來破除這個製度。資產階級泛民相信民主與專製能夠在一國內並存，但所有歷史都反證了這一點，其中一方必須垮下來！

曾經在反對派占壟斷地位的傳統泛民，如今在立法會卻僅剩11個直選席次，而「激進派」各方則共占8席。多名泛民資深議員沒有連任，民協和新民主同盟被逐出立法會。工黨則從上屆的3席直選議席變成1席。在雨傘運動後，有溫和派人士組成兩個「中間派」新組織，希望讓與中共協商的路線復活，但選舉成績卻不盡理想，沒有拿到任何議席。 據《南華早報》所述：這個現象「再次證明在急速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溫和派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

鎮壓加劇

因此，選舉成績表明群眾強烈抗拒北京的政治幹預，並尋找更具戰鬥性的新反製策略。今年發生的種種事件，令人們更擔憂中共逐漸剝奪香港的自治權及有限的民主自由：諸如五名銅鑼灣書商遭綁架，並囚禁於中國；警察暴力引發了一場暴動，為五十年來首次；港獨派的梁天琦在暴動後的補選獲得6萬6千票等等。

立法會選舉開跑時，包括梁天琦在內的6名本土派人士遭禁止參選，理由是主張港獨有違香港基本法的第一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2月的暴動後，我們曾說梁振英成為了本土派在補選中的助選經理。他越大力攻擊本土派，他們的聲望與曝光度反而越高。

梁振英在九月選舉對本土派的攻擊變本加厲，讓他們的候選人獲得23萬7千票（11%），並首度進入立法會。政府封殺獨派參選人，被視為對民主權利的嚴重打擊，因而引起了強烈的政治反彈。事件成為了本土派當選的關鍵因素。

激進勢力總共獲得了超過56萬7千票（25%），超過上屆選舉的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加起來的激進票（26萬）的兩倍。傳統泛民則獲62萬5,600票（27%）。親政府的陣營獲得87萬1,016票（40.2%），而獨立候選人（建製派占多）則獲10萬3,334票（4.8%）。

這對中共專製政權而言是慘痛的教訓：它的強硬態度反而為上次選舉時幾乎不成氣候的政治勢力奠定了群眾基礎。

「激進派」奪得25%選票：

本土派奪三席，237,959票（11.1%）

民主自決派奪三席，173,122票（7.86%）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聯盟奪兩席，156,019票（7.2%）

*人社聯盟有時被歸類為泛民。

反政府陣營的版圖全面改變，是梁振英乃至北京倒行逆施的證據。一些在上屆選舉還沒出現的勢力，在今屆獲得廣泛支持，是政府強硬專製統治的結果。

立法會的反對派新人座落於整個政治光譜，屬於「一人黨」人士或「無黨派」人士。其中3人是右翼「本土派」；另外3人的立場很不同，分別是一名自由派、一名環保分子及一名社民派。他們都主張「民主自決」，刻意地含糊其辭，但他們不主張反對外來移民，而且會被本土派攻擊為「左膠」。在雨傘運動失敗後，政治版圖變遷的過程十分錯綜復雜，而且充滿矛盾，原因是缺乏具影響力的真正左翼替代選項，以及欠缺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

本土派得勢，然後呢？

本土派方面，青年新政及熱血公民派出兩條對立的名單參選，結果分別奪得2席和1席。但本土派雖然成功當選，不代表他們主張的反移民右翼立場具備堅實的群眾支持，也不代表本土派會出現更有凝聚力的組織或政黨。本土派會繼續作為一股具網上動員力的潮流，而非穩固的群眾運動。

特別在年輕世代廣為傳播的仇恨內地人情緒，無疑是本土派獲得支持的一大元素，然而另有兩個元素更加重要。首先是港獨支持度升溫，盡管大部分本土派都不是明確主張港獨，又例如經常不加解釋地使用自治及自決等詞語，故意把議題模糊化，但他們目前仍對港獨握有壟斷權。第二則是本土派虛有其表的激進形象。

三名本土派議員進入立法會後，將會面對公眾壓力，要表現得更為與別不同、更為勇於對抗政府。目前看來他們沒有什麽好方法。青政候任立法會議員被問到會如何抵抗政府時，表示他們會拉布拖延政府的法案，而新界東的梁頌恒則表示會占領立法會主席位。

這兩招都不是什麽新策略，社民連梁國雄（長毛）等人已經用過。除非有大型民主運動在立法會外配合，這種策略的效果都非常有限。本土派雖然成功當選，但沒法提出一個鬥爭的綱領及方法，而他們的種族主義立場會成為建設運動的嚴重障礙。

港獨禁忌被打破

最近民調顯示，超過六分之一的香港人支持獨立，年輕受訪者的數字更上升至40%。不到幾年之前，港獨的聲音可說是根本不存在；如今在北京的鐵腕策略之下，卻成了香港政治永遠存在的元素。不過，在近幾次選舉中，選民為了對政治篩選與政治迫害表達抗議，即使不支持港獨也票投本土派候選人，另外也有選民認為票投本土派可以最有力向政府還擊。

社會主義者支持自決權（一個現在常遭誤用的詞語），包括順應多數民意的下支持自治或獨立。任何獨立鬥爭都要連結到反資反帝的鬥爭，團結境外更廣泛地區（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勞動群眾，才有成功的可能。這個問題之所以極為復雜，絕不只是關乎香港能不能自力更生之類的論戰（事實上獨立小國的確存在），而是關乎港人基於各種理由不支持獨立，尤其是港獨可能引來北京的武力鎮壓。

很多年輕人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總結到在中共統治下不可能實現民主，於是走向支持港獨。這也是各本土派組織持有的論點，然而他們未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戰略來達成其目標。中共專製這個核心問題如何解決？如果北京拒絕讓香港行民主選舉，又怎麽會同意獨立呢？將「民主」變成「獨立」並不會抹去核心問題：全球最大的專製政權、第二大軍事強國壓在我們頭上。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一直解釋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將香港的鬥爭連結到中國大陸正在萌芽的群眾運動、連結到整個亞洲，推翻資本主義與獨裁製度，並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需要左翼替代方案

社會主義行動在今次選舉為社民連的梁國雄助選，支持這位真正左翼的少數代表。在錯誤的策略性投票下，很多選民相信他相當穩陣，因而轉投其他反對派候選人，使他的得票由2012年的48,295票下跌至今屆的35,595票，幸能僅僅保住議席。

雨傘運動後香港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有些是反動的，有些是絕望的，而很多都是混亂，是一種對舊路線的強烈抗拒。但要建基於這形勢，並把不滿情緒引領至一場成功的新民主運動，需要建設強有力的工會及工人群眾政黨。過去一切歷史，包括近至2011的阿拉伯革命，都證明圍繞在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人階級是打倒獨裁政權的決定性要素。

統治菁英的分裂

梁振英正全力尋求明年3月連任特首。雖然只有1,200名特權選民有權投票揀特首，但即使在香港統治階級內部也愈來愈反對梁振英，將政局不穩歸咎於他的硬派作風；也因為梁振英將中國大陸財團的經濟利益置於香港富豪之上。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的中共政權，尚未宣布其屬意人選－－究竟是要擁護梁振英，或者更傾心於其他新面孔，例如較親港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北京就此至今仍保持緘默，可能與中共內部權鬥激烈有關，因為習近平搶在明年中共領導層換屆前鞏固權位，也因為要等立法會選舉結束後才要評估態勢。

斯諾登感謝香港難民的協助

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斯諾登揭露美國收集情報的惡行，及後逃至香港避難，期間藏匿於難民的居所。一直備受港府歧視和抹黑的香港難民，成為了全球新聞故事的英雄。

斯諾登在2013年5月潛逃香港，揭發美國政府對全球的大規模竊聽和監控，對象甚至包括120多名國家領袖，例如法國、德國、巴西及墨西哥。

斯諾登在香港最初向聯合國尋求庇護，但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苛，他和許多其他難民一樣最終都失望而回。當時他十分擔憂被美國當局追捕，有機會像李波等人被中共違法綁架一樣，甚至遇上更惡劣的狀況。美國也可用法庭引渡他回國。

後來，他戴著黑帽墨鏡，在一名知名的難民人權律師陪同下去到深水埗，藏身於香港的難民社區之中。

對於難民冒著人身風險，即使物資匱乏卻仍慷慨援助他，斯諾登表示感激。最近他在Tweeter發帖寫道：「三年前這幾個勇敢的家庭保護我藏匿香港。至今他們仍在等待庇護。」

菲律賓難民Vanessa：「我讓他睡在我床上。」

來自菲律賓的尋求庇護者Vanessa是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也活躍於難民聯會（一個於2014年成立、捍衛難民權利的組織），她是其中一位接濟過「全球第一通緝犯」、泄密者斯諾登的無名英雄。在斯諾登告密震驚全球後的首幾天，他住在Vanessa位於深水埗一所狹小的單位，居所還有她的母親和女兒。

「我的天啊，全球第一通緝犯竟然在我家中！」Vanessa接受英國《每日郵報》訪問稱，她看到他的照片遍布各大報章，才得知那個客人的真正身分。

Vanessa形容斯諾登當時顯得相當哀傷和擔憂。「他沒有什麽衣服，所以我們幫了點手。」她甚至讓出自己的床鋪來讓他好好休息。「我們為他煮食，幫他購買所需的電腦用品。」她更笑說他愛吃麥樂雞！

斯諾登也提及了他對在成為國際通緝犯之初，為他雪中送炭的難民朋友之感受。「要不是他們的恩情，我的故事結局很可能會不一樣。他們教懂了我，無論你是誰，無論你擁有什麽，有時候一點點的勇氣都足以改變歷史。」

正當由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執導、哥頓．利域（Joseph Gordon-Levitt）主演的電影《斯諾登風暴》即將上映之際，斯諾登在香港藏匿的經歷將會浮面。

不斷抹黑難民為「罪犯」和「假難民」的香港政府，同樣沒有為斯諾登提供保護，反而是社會上最貧困、最備受壓迫的一群對他伸出援手。

「保衛斯諾登」

2013年5月，社會主義行動聯同其他18個團體，組織「保衛斯諾登」的千人大遊行。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是遊行的第一位發言者，我們並派發了數以百計的傳單，要求香港政府為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向港府施壓，尋求當局將其引渡回國。我們在傳單中解釋道，無論是中國抑或美國政府都不可信賴，皆因兩國都在大規模地對人民作出非法監控，以保護權貴的既得利益者。

斯諾登告密的要點：

美國主要的電訊公司及科技公司為國安局提供所有客戶的通話紀錄。
情報機構猖獗竊聽其他國家政府首腦
國安局動用高級駭客團來進入全球的電腦
國安局每天竊取全球2億條短訊

候任議員朱凱迪受死亡威脅

高票當選新界西立法會議員的朱凱迪受到死亡威脅。他在當選後數天，在警署外召開記者會，聲稱在當選以後收到死亡恐嚇，威脅到他本人及其家人，因此報警求助。事件令人憂慮香港政治暴力不斷升級。9月11日將會有聲援朱凱迪的集會。

朱凱迪在選舉工程中，打著「反對官商鄉黑」的旗號，挑戰新界鄉事勢力的利益。他過去活躍於鄉郊土地運動，曾經與村民對抗發展商強行收地、揭發承建商在天水圍非法倒泥等。他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自己因元朗橫洲村興建公屋事件多次受恐嚇。有傳他今次觸動鄉事派神經，是因為掌握了新界原居民的「套丁」資料。

梁振英對事件表示重視，，但朱凱迪之前低。建製派新界西候任議員何君堯表示：「你知道有人販毒，你會不會周圍同人講你知道邊個販毒？」這就是鄉事勢力的嘴臉！

梁振英上任以來，黑幫勢力愈來愈活躍於政壇。雨傘運動期間更出現黑警合作打壓占領人士。今次事件證明，香港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了！

鄧美晶港鐵案──「法律面前，窮人含忍」

9月23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於港鐵九龍塘站攜帶3枝白色膠棍，超出130厘米的長度限製，並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分證，被港鐵票控「攜帶禁止攜帶的行李」及「沒有提供身份證」兩項罪名。

她於在屯門法院被裁定兩項傳票罪成，共罰款2000港元。判決當日，她在法庭上高呼「法律面前，窮人含忍」，怒斥法律只是保障權貴的利益，表示不服判決。

鄧美晶辯稱，港鐵規列限製單邊行李長度限製為130厘米，是全世界最嚴苛，根本不合理。同為港鐵公司營運的深圳地鐵龍華線、以及斯德哥爾摩的地下鐵、澳洲墨爾本鐵路，行李限製都遠較香港寬松。雖然港鐵專家證人沒有就此提供反駁論點，但裁判官卻說「不能一概而論」。

港鐵曾傳召其雇員陳新國以所謂「專家證人」身分上庭。陳稱根據專家報告，一個乘客如果舉高旗桿有可能會造成觸電。鄧美晶反問，那麽一個成年人在港鐵內抱起一個高過130厘米的小童，也有可能會造成觸電，為什麽港鐵附例沒有禁止乘客抱起。

港鐵年賺百億，但民脂民膏卻用於欺壓市民，竟聘用八人的律師團隊（當中包括大律師張錦榮）控告一名自辯的市民。港鐵害怕今次打輸官司的話，等同去年突然收緊大型行李管製是打壓小市民的做法。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檢控。

鄧美晶表示，在她於粉嶺裁判處上首次上庭否認控罪當天，庭上有其他三十多名同被港鐵控告的市民。從聆訊中得知，他們大部分是基層人士、退休長者、領取綜援或長期病患人士。有長者為了謀生在港鐵站外擺賣。在香港被港鐵控告的傳票案，辯方並不能申請當值律師。很多窮人因為沒錢聘用律師，也害怕審訊過程影響家庭和工作，因此只能默默認罪。

鄧美晶不港鐵在2000年上市後，便以私人公司的模式運作，但卻有如警察般擁有公權力，可以要求市民出示身分證。可見港鐵附例之不堪。

在港鐵霸權下被欺壓的窮人只會無日無之，社會主義行動一定要繼續抗爭！

梁振英會被北京紅牌趕出場嗎？

2017年特首選舉明年3月舉行，梁振英會否連任成為社會關註的焦點。今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奇高，擊倒了建製派的投票機器，最後的成績單對梁振英來說是個大災難。梁振英在統治陣營裏的政敵更有牙力，遊說北京將他踢走。

曾俊華在杭州G20峰會與習近平握手，外界猜測中共為他的參選開綠燈。曾俊華營造「香港人」的形象以爭取民意支持，他與傳統資本家關系良好，又是「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主義者。另一可能的候選人曾鈺成，最近頻頻向公眾塑造開明形象，對民主派表示友好、對「港獨」年輕人表示諒解。

四年前的特首選舉中，唐梁之爭的激烈不但震驚了港資階級，也讓群眾看穿小圈子製度之荒謬而群起反抗。此後，唐梁兩營的裂痕沒有就此縫合，今屆選戰將會延續這場權鬥。過去四年中共派系鬥爭愈來愈激烈，香港特首選戰也會成為其戰場。

習近平發動猛烈鎮壓

梁振英的個人性格不是決定性因素。中共面對經濟衰退，習近平獨攬大權，對群眾運動發動猛烈的鎮壓，對待香港自然也不能放軟手腳，否則會有損其強人形象，在中共敵對派系面前示弱。因此，即使像曾俊華或曾鈺成這種較溫和的特首上任，他們在言辭上可能會較為溫和，但在關鍵的民主製度和經濟政策上與梁振英不會有大分別，更不可能令香港有長期穩定的局面。

過去五年梁振英執政下民怨騰沸，統治階級也忐忑不安。梁振英似乎仿效習近平，在換屆前采用了獨攬大權及民族主義這兩招來鞏固權力。他將行政權力集於一身，削弱任何製衡其權力的機關，例如廉政公署、司法系統和立法會。這做法將令行政機關更為僵化，要轉交權力至下任特首將更為困難。權力交接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公開的政治鬥爭。曾蔭權去年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成為香港史上最高級被控的前官員，而他的密友、同屬港英官僚系統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亦因貪汙而被判監五年。相信沒有讀者會天真以為這是為了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反貪運動」搬到來港，意味著司法機關更為直接由國家機器操控。

同時，他大力鼓吹愛國主義，利用反港獨議題來製造白色恐怖，也是令他集中權力的手段之一。八月底建製報章《成報》開始多日攻擊梁振英及中聯辦推銷港獨，「事實上，『港獨』在香港並無『市場』，『大力打擊港獨』完全是偽命題。梁振英處心積慮助長『港獨』，以鞏固他和鷹派人士的管治權威。」

梁振英很可能樹立「港獨」的稻草人作為攻擊目標，企圖分裂反對派的得票，令部分選民被「極端分子」嚇怕倒向支持建製派，但這策略顯然帶來了反效果。港獨議題固然是政府打破普選承諾後民情反彈的結果，但也不能說是單靠梁振英一手造成的。最終還是北京的鎮壓措施製造了這一只失控的「巨獸」。無論下屆誰任特首，這議題都會纏繞政府。

傳統資本家不信任梁振英能保衛他們的利益，而欠缺資本家支持基礎的梁振英只能依靠集中權力、依賴共產黨在港勢力來獲得支持。去年，李嘉誠被《人民日報》的社論批評「撤資是忘恩負義」。當然李氏撤資部分是因為經濟衰退的因素，但也涉及唐梁兩營的政治鬥爭。

紅色資本與傳統資本家的利益沖突

梁振英較為親近在港擴張的紅色資本，與傳統資本家的利益發生沖突。在今屆立法會選舉，與唐營關系密切的自由黨打著「ABC」（Anyone but CY）的口號，打倒梁牌來爭取對梁振英不滿的中上階層的支持。

只要中共發號施令，選委會內的各派勢力最終都會團結起來，大比數投票支持中央屬意的候選人。但是，統治階級愈分裂的話，中共在政治分贓的過程中更難各方利益。現在各派都在組織自己的勢力來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中聯辦要避免任何一方勢力獨大，以較容易控製局面。《成報》攻擊梁振英及中聯辦「力捧契仔女搞『親西環黨』」、「撕裂建製陣營」，也是有其道理的。但這做法的代價是建製勢力走向碎片化，長遠造成不穩局面。

香港群眾在雨傘運動一度面臨失望與沮喪情緒，但中共及香港統治階級的分裂將力量對比有利於受壓迫階級一方，群眾必定會奮起抗爭，走出困局！

還我校園民主 捍衛言論自由

教育局最近下令封殺中小學校內任何有關「港獨」的討論，打壓教師及學生的言論與思想自由。局長吳克儉表示，即使在校外也不容許學生宣傳港獨，可以尋求警察「協助」打壓！此舉等同已在香港立法廿三條一樣。白色恐怖彌漫校園，學生和老師如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便面臨被處分、趕出校或辭退的危險。

2016年梁振英的打壓來勢洶洶，由銅鑼灣書店的書商被綁架、加強媒體的審查，到現在要鉗製校園的言論空間。學生絕不能容忍！

不許獨立思考

梁振英指，在學校裏宣傳港獨並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將討論港獨比喻為講粗口，屢勸不改會被踢出校。堂堂特首用「校規」來混淆視聽，合理化政治打壓，實在荒謬。政權不許我們思考、不許我們反抗，要學生做默守成規的奴隸，服從洗腦的機械教育！

由反洗腦教育到雨傘運動前的罷課，中學生一直是民主抗爭的先鋒，因此梁振英勢要除去這顆眼中釘！

梁振英政府專製獨裁，引致民怨沸騰，他愈要年輕人愛國，就激起更多「港獨」的情緒反彈。港獨勢力本來不存在，但梁振英卻弄假成真，現在全港「本土學會」紛紛在學校成立。

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港獨，都要學生組織起來，捍衛校園思想、言論和組織自由。為了拉闊抗爭戰線，不能局限於本土組織來發起運動。任何捍衛言論自由的學生都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抗爭：

先向同學宣傳及解釋->收集連署凝聚民意組織學生會議->共同決定抗議的行動計劃

如果凝聚到足夠的力量，學生應該發動一天的罷課，作為將抗爭行動升級的起點，迫使教育局及梁振英讓步。

中港群眾團結鬥爭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站在工人階級的一方對抗財團、反對專製。若要有足夠力量推翻一個統治13億人的中共政權，民主民生的抗爭不能局限於香港，而要串聯中國內地的民主鬥爭，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罷工力量。香港的群眾運動不能局限在香港一城。

我們敵人的爪牙遍及中港兩地，所以我們要跨境聯合鬥爭才會成功。中國與香港的群眾要團結鬥爭，而不是互相排斥分化，才能打倒中共的極權資本主義。我們一定要與中國乃至亞洲的勞苦大眾一起奮鬥，積極串聯各地的鬥爭，以推翻中共專政及資本主義製度──這就是我們與本土派的分別。

我們主張：

梁振英下臺！吳克儉下臺！
討論港獨無罪，停止打壓言論及思想自由
中港群眾團結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印度：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

9月2日，多達1.8億的印度工人罷工，抗議莫迪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工會領導人稱這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一個雇主集團估計，這次罷工造成的損失高達1,800億盧比（216億元港幣）。

銀行、電廠、政府部門、公共交通、學校和醫院的工人都罷工，加入了示威。印度電視臺報道，在很多地方抗議者堵塞了鐵路和公路交通。主要工會聯盟稱，這次罷工反對莫迪政府自25年前開始追隨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和全球化之路」。工會要求提高最低工資到18,000盧比（2,160元港幣），提高退休金，並結束打壓勞權的法律。

自從新自由主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被引進印度後，數以千萬計的印度工人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這是GDP以百分之七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背後的現實。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工人被勞動保護所覆蓋，但印度的資產階級還不斷削弱勞動保護。必要的社會公共服務開支卻被大幅度削減。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印度支部已經發起了每小時100盧比（12港幣）的最低工資運動，並強調今年早些時候在印度很多地方發生了充滿戰鬥精神的罷工，特別是四月份在班加羅12萬服裝業女工罷工。這場罷工是關於工人領取退休基的問題，大部分罷工的是非工會成員。這使國家和地方的工會人員徹底目瞪口呆，並且成功迫使他們迅速背離了莫迪政府的立場。

這些工會的官僚們，包括隸屬於印度共產黨的「印度工會中心」和「全印度工會大會」遠遠落後於工人在今次罷工中展示的憤怒情緒。的確，九月份號召的全印度的一天罷工，剛好在去年罷工一天後一年後，目的是為了緩解工人自下而上的壓力，而不是為了動員工人將行動升級來挑戰政府的反工人政策。對於工會領導人而言，他們缺乏進一步行動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印度支部指出，工人階級的巨大潛能已經在這次罷工中展示出來。我們需要一個在群眾中紥根、內部民主化的工會運動，並采用一個清晰的綱領以反對莫迪政府，建立一個真正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取代被新自由主義資本集團主宰的「全國民主聯盟」和「團結進步聯盟」。

香港新聞短打

快樂地球指數　香港接近包尾

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發表最新「快樂地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140個國家或地區中，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獲評為「最快樂國家」。香港在140個地區中僅排第123位，倒數17位，比2012年的第102位下跌21名，亦是指數發表以來最低名次。

香港環境汙染惡劣，而貧富懸殊是發達城市中最嚴重。2016年政府數字顯示，香港每戶平均每月開支是2萬7千多元，特首梁振英卻說發表「9千蚊養家論」，說月入9千也可養得起一頭家。他自己月薪卻40萬，真的「堅離地」！面對著這種貧富差距，在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社會不平等下，香港人又怎會快樂呢？

家務勞工遊行爭權益

數以百計的外籍家務勞工在9月4日遊行到灣仔勞工處，要求當局提升家務勞工的最低工資以及提供更多保障。發起抗議行動的亞洲外勞協調組織（AMCB）指出勞工的工作安全問題，尤其是當雇主要求工人到窗外清潔玻璃，這項工作本不應屬於工作範圍以內。8月，一名35歲菲律賓籍的家務勞工在將軍澳工作期間墮樓身亡。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今年已經有至少6名家務勞工因工作意外或自殺死亡。

許多報導都指出香港家務勞工的困境。非政府組織正義中心（Justice Centre）發表報告，指外籍家庭勞工每天平均工作11.9小時，近72%工人的工資低於現時每月$4,210的最低工資水平。報告亦發現，約四成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亞洲外勞協調組織要求將外籍家庭勞工的最低工資調升至每月$5,000。

籠屋豪宅？

單位越細，利潤越大！香港住宅單位越縮越細。恒基地產在北角的新樓盤「尚譽」以天價390萬售出一個163平方呎的單位，其面積和一般停車位差不多，打破了香港島最細房屋的紀錄！

樓市放緩，但平均樓價遠超一般中產買家的負擔能力，在幾年前開始出現「微型單位」的趨勢。為維持銷售額，地產商開始將房屋單位縮小來吸引買家。跟租務市場的邏輯一樣，業主將單位分間成「㓥房」來獲得更多租戶和租金！這些單位小到只能擺放特製的家私，跟本不適合人類健康居住。

不過根據測量師行仲量聯行，地產商正不斷建造微型住宅，每年平均建造量是十年前的三倍。香港資本主義地產霸權底下，盡是這些根本負擔不起的微型房屋！

空間被私有化了！

香港公共空間嚴重缺乏。一項研究分析各個城市，發現香港人均公共空間僅2平方米，即只相等於約一副棺材或一個廁格的大小！對比國際，香港公共空間少得可憐：新加坡有7.5平方米，約三分二個私家車位；紐約有29平方米，幾乎是香港15倍，約等於一個310呎單位。

為了讓財團牟利，香港每寸土地都變成私家用地，如商場、酒店、地鐵上蓋私人住宅平臺等，令大眾不能享用。大型商場為了強迫市民消費，鮮有設立公眾座位；在炎炎夏日，一些貧困老人為了節省冷氣費，又不想到公園日曬雨淋，唯有到附近地鐵站的窗臺休息，卻經常被保安和職員驅趕！不只土地、住屋、食水，資本主義連空間都要私有化了。

抹黑難民運動失敗

一項新的調查發現，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該調查由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進行，結果顯示只有約四分之一（26%）受訪者支持興建難民禁閉營。在葉劉淑儀、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不斷煽風點火下，26%是一個非常低的數字。

有更多市民支持難民擁有工作權（32%）。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兩年。研究人員指出，大部分人對難民持有中立態度。可見，建製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社會主義行動活躍於難民抗爭，並主張所有勞動人民團結鬥爭，共同捍衛就業機會、住屋，以及爭取增加公共服務資源。

影評：《斯諾登風暴》揭露美國的「深層國家勢力」

三年前，「告密者」斯諾登揭露了政府龐大的監視活動，包括每天收集兩億條短信。如今上演的《斯諾登風暴》可謂在美國「深層國家勢力」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激怒了其代表。在電影裏，斯諾登說，他明白美國情報機關為什麽入侵中俄的電腦系統和監聽電話，但入侵奧地利的又如何解釋呢？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副主任克裏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抨擊這部電影「荒謬」。是的，他當然會這樣說。斯諾登目前居於俄羅斯（他沒有如一些報道所說去尋求庇護，也沒有獲得庇護權）。他一旦回到美國，就可能被控「間諜罪」而判處三十年監禁。

監控無孔不入

這部電影沒有教我們什麽新事物，但用了不太沈悶的語言告訴我們，全球性的監控無孔不入，確實令我們不安。這部電影若能向公眾範圍傳播這種意識，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如電影所演示的那樣，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手機或者手提電腦，都可能被入侵並轉化成為一個監視設備。斯諾登應對的辦法是把手機的攝像頭貼上膠布，並放進微波爐裏（似乎是很實用的做法）。在小布殊總統任期和「反恐戰爭」期間，禁止竊聽的法律被廢除，並以秘密法庭製度取而代之。面對著這個不受民主監督的系統，斯諾登愈來愈感到恐懼。

電影用圖文表現美國國家情報局如何利用臉書或者谷歌等日常科技來進行監控。戲裏的一幕，斯諾登入侵一個十多歲女孩的臉書帳戶，並提取了一些信息，結果令她企圖自殺。擔任電影非官方技術顧問的斯諾登，及後公開承認電影情節太過貼近現實，因此令他感覺不舒服。

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以及美國中情局和國安局，才是電影裏的超級惡棍。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如恩格斯）描述的那樣，國家是一個特殊的武裝隊伍，包括監獄等等，目的是讓主宰經濟的階級壓迫其他所有階級。在我們的時代，這個特殊的武裝隊伍獲得了網絡科技的戰堡。

因此，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在美國的組織「社會主義替代」要求解散美國國家安全局，廢除《愛國者法案》等反民主的法案。工人和年輕人要為了全面民主控製政府和國家機關而戰鬥，以廢除現有的由精英操控的不民主體製。

奧利弗‧史東向來以拍攝批判美國建製（尤其是軍事政策）的電影而著稱，包括《華爾街》，《七月四日誕生》，和《薩爾瓦多》等。《斯諾登風暴》是另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他的製作面對美國電影界的反對。「大製作公司都不接這部戲」他說：「基本上存在一種恐懼，不敢提及那個故事。」導演不得不轉向德國和法國籌集拍攝電影的資金。

主角喬瑟夫‧高登－李維是一名既出色、又有點偏執的電腦癡，堪比朱克伯格。這部電影涵蓋了2004年至2013年，從斯諾登開始成為國家安全機器一員（他在不同時期分別受雇於美國國安局、中情局和私營安全承包商），直到他作出重大決定，攜帶數千頁機密文件逃亡香港。

斯諾登的政治轉變

電影描繪了斯諾登從維吉尼亞洲開始到瑞士，再到夏威夷的非常政治旅程，由他從布殊戰爭政策的支持者，到因奧巴馬政府未能帶來任何改變而絕望，成為了一位告密者。這部電影加插了真實的新聞片段，當中奧巴馬聲稱主張政府增加「透明度」，實在相當尷尬。2004年斯諾登加入了陸軍特種部隊，他相信這是「幫助人民擺脫壓迫」的好辦法。在安全機構內部，斯諾登發現他的政府恰恰做著反對自己人民的事情。他描述美國國安局的行為是「民主的存在威脅」。

斯諾登的政治理想很難被壓製。根據盧克‧哈丁的書本描述，斯諾登傾向自由主義右翼政客羅恩‧保羅（美國共和黨政客，在1998、2008和2012年三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甚至在2012年捐款支持他的競選活動，之後斯諾登決定同美國安全當局決裂。

美麗華酒店

電影的很多鏡頭在香港的美麗華酒店拍攝。斯諾登在此處把大量的電子文件交給英國《衛報》的格倫‧格林沃爾德（由紮克瑞‧昆圖[Zachary Quinto]飾演）和伊萬‧邁克阿斯克爾（湯姆‧威爾金森[Tom Wilkinson]）。奧利弗‧史東的作品是電影《第四公民》為基礎的。後者為獲獎的紀錄片，由在羅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執導，梅麗莎裏奧（Melissa Leo）主演，整部戲於2013年在美麗華酒店內拍攝。

《斯諾登風暴》的首映剛剛上畫，社會主義行動安排了多位難民入場觀賞，以突顯八位尋求庇護者在保護斯諾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斯諾登的泄密文件由英國《衛報》記者公布後，他被迫裝扮成一名電視攝影記者，偷偷走出美麗華酒店，並向在港的難民中尋求隱身之所。這一幕也出現在電影裏。

出席電影首映禮的難民包括，來自菲律賓的雲妮莎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來自斯裏蘭卡的難民阿吉特（Ajith）。對於雲妮莎和阿吉特來說，他們在2013年英勇的行為沒有為其家庭帶來任何改變。「就像斯諾登一樣，他們沒有國籍」，斯諾登的律師文浩出席首映禮時說道。

不僅斯諾登公開表示支持在港難民，喬瑟夫‧高登－李維也在臉書和推特上發表聲明，支持我們在香港聲援斯諾登和難民的示威。電影末段出現2013年6月社會主義行動有份協辦的保衛斯諾登遊行，我們的橫額也出現在其中一幕。

赦免斯諾登

電影上映的時間，剛好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即將屆滿，社會上出現了要求總統赦免斯諾登的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曾經多次提出這點，包括歐洲議會的前任議員以及愛爾蘭議會現任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電影無疑會引起公眾關註這議題。在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之中，目前只有綠黨吉爾‧斯泰因（Jill Stein）支持赦免斯諾登。

特朗普（Donald Trump）聲稱自己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系良好，有助於兩國達成協議，以間諜罪將斯諾登引渡回國審判。三年前希拉裏說斯諾登是一個「雙手沾滿了鮮血的叛徒」，但迫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競選運動帶來的激進浪潮，她淡化了立場，說斯諾登必須「承擔責任」(？)。

這些問題曝露了資產階級建製的雙重標準。歷屆美國總統都赦免了不少惡棍：福特（Gerald Ford）赦免了尼克遜；喬治布殊為做偽證罪被判七年的「滑板車」路易斯‧利比（Lewis 『Scooter』 Libby）減刑；嘉能可公司創辦人裏奇（Marc Rich）因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逃稅案而被通緝，卻獲得克林頓的赦免。

徹查智障女子被奸案　嚴懲性侵罪犯！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涉嫌強奸智障女院友，但律政司因為受害者精神狀況不宜出庭而撤銷控罪。張健華被揭發多宗涉嫌性侵其他智障女院友的案件。事件引起全港市民震怒，公眾質疑為何在證據足夠的情況下仍未能將罪犯製裁。社工及市民發起了連串行動，社會福利署最終在社會輿論及群眾壓力下，決定對康橋之家院釘牌。

製度性壓迫

事件反映這些悲劇只是冰山一角，揭露了今日製度下對殘障人士的嚴重壓迫，令他們在受到性暴力時如此無助。這包括了政府的公營殘疾人士院舍嚴重短缺、社會福利署包庇違法院舍而疏於監管及執法、司法製度無法保障性暴力受害者等。

21歲女受害者為智障人士，被性侵時住在康橋之家，受害人指，院長張健華曾用陰莖插入其下體，後來又給她糖果以圖平息事件。院友親人發現後報警，警方在院長辦公室內找到有張健華DNA的精液和事主DNA的紙巾，張被控「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非法性交罪」。但受害者因為智障及患上創傷後遺癥，被評定不宜出庭作供，最後律政司決定撤銷控罪。法官陳廣池亦指出，這是社會和事主的「不幸」（!!），好像說到是一件意外似的。事實上這是資產階級司法製度造成的人禍。

然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被告張健華為涉案校舍的院長，亦是社工，曾於2002至2004年被指非禮兩名21及35歲嚴重智障女院友，被控兩項非禮罪，最終法官認為兩名女院友證供前後矛盾，基於「司法製度要寧縱毋枉」原則，裁定張無罪。

法律面前非人人平等　智障人士  不被充份保障

這宗悲劇揭露了製度性的壓迫，在現今的法律製度下，性暴力受害者毫無保障。即使搜到足夠物證，法庭仍然由於事主不能出庭作供而終止審訊撤案。這種法律製度明顯讓有表達能力障礙的人士無法得到公平的對待，罪犯可利用智障人士無法上庭指證的弱點從而脫罪。

現時的法律程序規定，受害人出庭作供前須經雙方律師盤問，但受害人因心理創傷無法出庭。外國法律製度則可由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代替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出庭作證，相較之下比香港能保障智障人士。澳洲、英國等國家，智障人士在無能力作供的情況下，曾聽過受害人口述消息的人士亦能代表上庭，也有一些建議第三者作供，或安排心理學家進行心理分析。

法院的盤問過程迫使受害者不斷重覆自己被侵害的經過，以及將受害者的過程曝露於公眾面前，即使是心智健康的受害者也要承受巨大壓力，因而往往害怕審訊而不敢報警。受害人往往在法庭中處於弱勢。

八個月六人死亡　康橋慘劇反映社署包庇惡行

事件揭發了政府及社署才是包庇性暴力的元兇，長年縱容私人的院舍違法，並無所監管，只求將社會服務推給私人企業，減少政府的公共開支，才能讓性暴力罪犯為所欲為。

康橋之家院舍被揭發原來在八個月內，已經有六名院友因不同原因死亡，剛剛八月底便有一名十四歲自閉男院友墮斃，但社署卻對此事毫無反應。而前院長張健華2014年已因涉嫌性侵智障院友被捕，但2015年10月，康橋之家仍然被社署獲批為期18個月的豁免證明書！此舉等同包庇助長院舍的惡行，讓智障人士繼續在惡劣、不人道的環境下生存！

公共院舍短缺　智障人士被迫選擇私營院舍

社署在續牌時，明顯沒有將性侵案件考慮在內，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不想負責，若果吊銷康橋的牌照，便需要安置其數十名院友。社署不想做事，便馬虎了事續牌予康橋之家！

本來應該是公營的公共服務設施，就是因為政府不願提供足夠的公共院舍，才變成今天眾多無監管的私營院舍，以牟利為目的，為了最大化利潤而節省成本，智障人士只是他們的發財工具！有康橋之家前員工揭發院舍長期人手不足。在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智障人士、私營護老院的長者、都不被保障，只是企業賺錢的工具。不能相信資產階級法庭能保障性侵受害者的權利，需要由下而上抗爭的社會壓力抵抗不公義的司法製度。

我們主張：

重新審理案件，由受害人家屬、院友、醫生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
立即吊銷張健華社工牌照，嚴懲性侵罪犯
全面公營護理服務、醫療系統，結束私有化及外判，保障所有病人及殘疾人士

抗議西班牙領事館暴力及搶劫行為

10月24日中午十二時，社會主義行動到西班牙駐港領事館門外進行抗議，聲援西班牙學生將於兩天後（26日）發起的全國大罷課。

示威人士進入領事館遞交信件，期間總領事馬卡羅（Santiago Martinez-Caro）拒絕接信，且突然襲擊正在拍攝的示威者並強行搶去其手機，職員帶走手機至禁止進入區域。事件中兩部含襲擊片段的手機被搶去，一名示威者的左手被打傷，需要由救護員包紮及到醫院驗傷。

兩名示威者的手機被扣留於領事館職員範圍內超過一小時。警察到現場介入事件，領事館最初要求示威者承諾刪去手機影片，才會歸還手機，遭示威者拒絕，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到場聲援，示威者拒絕離開，領事館最終在壓力下歸還手機。

馬卡羅曾被媒體形容為「香港首名億萬富翁的總領事」。這種暴力行為是前所未見的，西班牙政府明顯非常害怕全國總罷課會得到國際關註。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西班牙領事的暴力行為，定當追究到底。我們將會再發起抗議反對馬羅卡的流氓行為。

反對人大幹預立法會宣誓風波

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意味著中共再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發動襲擊。繼政治空間被收窄、媒體被整頓、經濟被操控、司法製度受到幹預、民主權利受打壓後，中共又再發動新一輪的進攻。當務之急是號召大規模示威作為起點，建立一場強大群眾運動，並且務必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才有機會成功迫使中共退讓。

今次立法會危機由10月12日開始。當日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宣誓時用「支那」一詞。政府及建製派如獲至寶，指控兩人倡議港獨及違反基本法，趁機利用此事去動員數千人的「反辱華運動」，並將輿論攻勢升級。他們的目的是打壓整個反對運動，合理化加強專製統治。

今次將會是人大第五次釋法，簡單來說就是一錘定音詮釋香港法律，以「反港獨」的名義阻止梁遊二人上任立法會議員。青政的宣誓花招弄巧反拙，把香港推進中共的陷阱，讓中共的魔爪更大力抓緊香港。

現在建製派不但要堅決阻止青政兩人上任，更趁機操弄政治辯論的議程，以阻止港獨分子「禍港辱國」為名打擊整個反對運動。更重要的是，中共可以利用事件來加強對香港的操控和幹預。在今次人大釋法前，兩年前已經有「一國兩製白皮書」表明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也有否定真普選的八三一大決定。北京不僅想透過人大釋法來幹預香港政局，更藉此為剛成為「黨核心」的習近平樹立黨內的權威。對中共來說，今次做法最重要的是展示中央政府的權力可以淩駕地方（特區）政府，壓倒香港的本土派以至整個民主運動都只是次要目標。事件也反映到中共黨高層的權鬥正在進行，各派正在為明年中共領導層換屆而競逐有利位置。但中央政府向香港施展權威的做法始終是符合中共各派的一致利益。

微觀一點去看，這場鬧劇對梁振英連任特首的工程來說也是一份大禮。就任四年來他民望跌至谷底，不但沒有改善任何貧窮問題及民生疾苦，強硬的統治手段亦令建製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中受到挫折。面對建製派對手的「Anyone but CY」攻勢，他現在利用這場「反辱華」運動來表現自己「平定港獨有功」，博取中共支持自己連任。

青政為何能夠當選？

建製派在立法會選舉遭遇到挫敗，是由於社會及政治危機惡化導致群眾的倒梁情緒升溫。梁振英大力打港獨，在立會選舉作出政治篩選，剝奪了幾名本土派參選人資格，燃點了年輕群眾的怒火。這做法等同將本土派捧為最大敵人，反倒激起選民票投本土派的意欲，以狠狠教訓一下政府。另外，早前中共的政治綁架、政治檢控等惡行，令群眾更強烈抗拒中共的政治幹預，港獨支持度因此上升，本土派的支持度也大大增加。

2014年的雨傘運動沒有迫使北京作出任何讓步，反映中間溫和的路線早已破產。在政治出現真空的情況下，群眾所尋求的真正激進替代選擇並未出現，故此各本土組織雖然規模細小而且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影響力都有所擴大。本土派營造激進鬥爭的形象，滿足了群眾對年輕新面孔的渴望。青年新政正是「機會主義」的極致代表，他們只在適當時候及適當地方出現，在傘運動後跑出來代表「傘兵」參選，但青政遊蕙禎等人根本沒有在傘運中出現過！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據事實解釋，本土派並沒有提出任何鬥爭的綱領及方法，只有煽動排外主義及反新移民。他們是團結反中共民運的一大障礙。很多票投青政的選民視他們為激進新勢力，但卻未清楚他們反動的反工人主張，包括反對最基本的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等立場。此外，雖然港獨的支持度上升，包括青政在內的本土派都刻意把議題模糊化，一味叫喊叫空洞無內容的口號，，沒有明確主張港獨，更沒有解如何爭取港獨的問題。

民族問題

由於香港群眾擔憂中共剝奪香港的自治權及有限的民主自由，因此對獨立的態度會變得愈來愈開放。但諷刺的是，從青年新政笨拙的表現可見，本土派根本不理解民族問題。「支那」一詞具有種族歧視與殖民色彩，正好為中共輿論機器所利用來抹黑香港民運，削弱國內的反專製鬥爭。正當世界各地的經濟陷入危機時， 民族主義往往被各國的統治者利用。歸根究底民族主義是操弄恐懼的工具，用以模糊階級分野，從而避免99%人民起來反抗挑戰1%的暴政。青政向北京呈上了一個如此有用的武器，讓人覺得這份誓詞是中聯辦所撰寫的！

宣誓風波突顯了本土派的致命弱點，他們無法提出清晰的政治綱領及鬥爭方法來帶領鬥爭，因此只能靠驚人言語和花招噱頭來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

為了重建民主運動並抵抗中共對香港幹預，我們必須從今次事件中汲取教訓。民主運動需要組織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及具戰鬥性的領導層。從立法會宣誓的鬧劇可見，小醜式個人表演對反獨裁鬥爭毫無用處。中共獨裁體製在各層面加強鎮壓，面對這場艱苦的鬥爭，抗命行動是必須的，但這些行動需要以強化群眾組織和提高政治意識為目標。而種族主義的言辭不但無助香港的鬥爭，甚至適得其反。

唯有數百萬人群眾團結在一場運動之中，延伸至中國大陸，並串聯至因為中國的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出路！正當中共輿論機器不斷抹黑香港民主運動是「反中國」時，香港民主運動一定要作出清晰回應，而不是以「支那」等詞語來加以附和，才能為香港的鬥爭爭取中國內地人的同情。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以打破權貴和獨裁者的權力操控。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1月7日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展開了對立法會民選議員乃至整體民主權利的深遠打擊。建製派及梁振英虛偽地自稱「守護立法會規則和宣誓的莊嚴」，但事實上他們正在用專製手段扭轉對他們不利的選舉結果。

假如他們成功的話，將會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使數以萬計的選票成為廢紙，並令立會淪為不經民選產生的人大翻版。再者，政府顯然視這次大清洗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跳板。工黨立會議員張超雄形容今次事件「完全是一場政變，不過是由當權者所發動的」。這些發展代表了中共專製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要將過去通過群眾鬥爭贏來的民主權利都要奪走。

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條進行「釋法」，來處理排外本土組織青年新政兩名新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青年新政種族歧視中國人的言論，也反對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綱領。不過，二人宣誓時的宣示行為被當局無限放大，作為打壓「分離主義」的借口，同時也是用來攻擊整個反對派與民主運動。這次攻擊不單針對立法會，而是先發製人地壓製雨傘運動的重演，下次運動可以演變為革命運動挑戰政府。

為什麽北京加強鎮壓？

中共專政的黨內鬥爭正越演越烈，習近平上個月被加冕成為「習核心」，這反映出至少兩件事情：一是習近平仍然在擴展自己的個人權力來控製明年的領導人換屆安排，二是他與中央領導層還在面對國內（尤其是來自地方政府）的不合作乃至消極反抗。

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一直都是以其對全國的影響為依歸。近年來，北京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打壓香港的民主鬥爭，因擔心香港會「感染」全國。

這使中共政權不斷加強鎮壓，去年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五名店員被綁架的事件，今年則禁止所謂「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華盛頓郵報》社論（11月26日）指出：「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就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課堂，讓人學會了打壓如何弄巧成拙。」但是北京不這麽看，在其眼中優先處理的問題是如何統治有可能叛變的13億人口。

當局害怕革命，這解釋了為何習近平要將空前的權力集中到其手中，甚至比起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或江澤民還要多。驟眼看，北京對港政策非常僵化和拙劣，甚至去到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步，最近人大釋法就是一例。在這個階段，還不是太清楚究竟習近平是否希望在香港進行更全面的打壓，抑或是更有可能的，只是想震懾下本土派。但這反映了中國政製的矛盾，雖然表面上是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北京的指令往往會在底下被扭曲和改變，以滿足地方權貴的利益。剝奪本土派的議席只會增加港獨的支持度，但北京更重視在國內製造輿論，要在國內人民面前展示反對「外國勢力分裂中國」的強硬決心。

梁振英的盤算

正因為北京有需要就反港獨強硬表態，特首梁振英正利用這點來為自己盤算，達到連任特首的目的。他希望製造一個需要建製派組成「統一戰線」的狀況，借此讓北京更難於來年的特首選舉中欽點另一候選人與梁振英打對臺。

另一個有關中央政府的復雜因素，就是全國人大是黨內排第三的張德江所控製的，而張德江與梁振英一樣同屬中共的江派。自上臺以來，習近平不斷嘗試打壓其他派系，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因此不，能夠排除江派會在香港煽風點火製造危機，並突顯江派比習派更「堅決保衛祖國」，從而幫助梁振英連任。不過我們亦不能夠想一些評論員那樣將派系鬥爭過份解讀，並幻想中央政府會阻止這場大清洗、甚至會尊重香港的民主權利。無疑中共內部派系林立，但是他們之間對於鎮壓的分歧只在於力度與速度。

無論是否故意都好，人大常委的介入給予了梁振英和建製的瘋狂分子法律與政治上的彈藥。這些人希望加劇現時的危機，並策動更廣泛的清洗，至今已經有高達15名立法會議員被針對，占立會反對派的一半。人大釋法列出了一條非常廣泛的違例清單，使議員可以事後被指其宣誓「不真誠」和「不莊重」而喪失議席，就連「停頓太久」也可以被視為宣誓無效。人大釋法中指「使用道具」也算違反宣誓規定，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也因為宣誓時撐起黃傘而被指控。

人大常委亦指自決與獨立一樣，都是不合法的，並稱議員需要為這些言論而「負上法律責任」。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公然打壓，反映出當局的攻勢並不止於青政的兩個議席。梁振英在《新華電視》的訪問中表示「絕不允許港獨勢力進入政治體製」，而甚至在學校討論也不準。他亦再次強調「須按法律處置好」港獨分子。

建製的進攻

人大釋法後的數天，兩名愛國分子對8名和11名反對派立會議員申請司法覆核。這顯然是有計劃而行的。而11月13日，愛國組織一如所料地出錢聘用3萬人上街集會，反對「港獨」並支持人大釋法。顯然親中陣營裏面已經就清洗要做到哪一步而出現分歧，部分派別害怕進一步的清洗會導致政治上的強烈反彈。他們主張「克製」並希望將清洗局限到兩名青政議員。

人大釋法是否「越權」而違憲亦成為了法律界的爭議。今次釋法顯然超越了「解釋法例，而是變相修改了立法會中有關宣誓的規定，因此在「一國兩製」人大常委的做法是越權的。而香港法院若果就任何宣誓案件的判決出現相抵觸時，法律後果亦不明的。

不過，就基本法憲製與法律技術細節的辯論，並不能夠阻止當局的攻勢。群眾鬥爭才是唯一方法。借革命家托洛茨基反抗專製的經驗，我們應該花1%的精力去準備法律層面的辯護，而99%的精力應該集中於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反擊。

「Anyone but CY」
梁振英正面對反對他連任的強大壓力，不單是普通民眾，而且還有許多資本家菁英也視他為負資產。最近《明報》一項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民望為五位可能參選人之末，不過其余四位仍未正式宣布參選。

部分菁英發起了個非正式的「Anyone but CY」運動，希望說服北京選擇一個較不具爭議性的人物取代梁。香港傳統財團勢力與港英時代培養出來的官僚都不滿梁振英的經濟政策，因為梁允許中國大陸的「紅色資本」侵入本地資本家的壟斷地位。這派別的資本建製亦認為梁振英需要為近年來的經濟動蕩和社會激進化（包括雨傘運動及之後爆發的獨立情緒）負責。香港「民族意識」的出現是北京的壓迫加大下之結果，並導致本土組織的支持度增加。

可惜，這堆本土派組織都是建基於右翼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並不能夠提供任何對於爭取「自決」的策略，甚至連「自決」的明確定義也沒有說出來。他們主張的「勇武抗爭」不過是高喊種族主義的口號和謾罵，就如青年新政二人在宣誓時的行為那樣。他們的兒戲行為正好墮入中共與梁振英的陷阱，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認為如青政等的本土派組織是被建製所滲透、甚至扶植的，用以為推動反革命提供借口。

本土派首次陷入危機

今次立法會宣誓事件讓本土派第一次面對真正的考驗，結果落後一敗塗地，突顯了本土派的內部分化及其巨大的弱點。本土派是力量分散的派系，他們因為社會存在巨大的不滿情緒，加上欠缺真正的戰鬥而爭取民主的替代力量，讓本土主義乘勢擡頭。自2014年中共一錘定音拒絕香港落實普選，而後來雨傘運動陷入僵局後，本土派就開始冒起。

本土派以政治攻擊對手來取得支持，當中尤以網上攻擊最為明顯。他們對於傳統泛民主派的軟弱和被動作出批評是正確無誤的，可是他們並沒有提出或組織起任何有建設性的力量。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呼籲群眾「勇武抗爭」，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訴求，也沒有決心爭取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由所謂「傘兵」組成的青年新政被發現雨傘運動期間幾乎沒有參與過運動。青政的遊蕙禎亦暗認自己從沒有踏足過占領區。最近的危機，三名本土派議席之中有兩個被剝奪，而他們陷入分裂與癱瘓的狀態，甚至淪落到要他們一直鄙視的泛民及「左膠」組織示威來去保衛他們。

在今次危機揭露出本土派「紙老虎」的相貌。政府顯然要褫奪梁遊二人議席，如果本土派無法動員群眾去保衛自己的席位，哪他們又何以領導群眾打倒中共和爭取港獨呢？遊蕙禎宣布她去信英國政府要求當局介入，那不如向天祈禱可能更有效吧！誠然，以本土組織的性質來看他們註定充斥分裂與危機，但香港的民族問題並不會就此消失。相反，建製當局加強打壓「獨立」，反而保證了這種思想的支持度只會向上攀升。目前本土派雖然受挫，但在這政治真空的狀態下，本主主義作為一個潮流仍完全有可能繼續增長。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左翼工人政黨，支持一個所有少數民族爭取自決權的清晰綱領，並在這綱領的號召下團結抗爭去擊敗資本主義和獨裁政權，是可以削弱本土主義的支持度的。

擴大清洗反對力量

今屆立法會本土派第一次取得議席，三名議員所取得的11.1%的選票。另外三張的新面孔以「自決派」自居議員以7.8%的總票數當選，而屬於激進泛民的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共取得7.2%的選票並贏得兩席。 如果梁振英擴大清洗的行動，對象將會是這八名不同的「激進」政治代表。若果清洗了四名反對派議席的話，就可以奪走反對派的否決權。建製派也可以強硬修改議事規則，阻止一直以來建製派與財團代表最痛恨的拉布。

政府在下次補選時可以收緊選舉條例，以篩走反政府的候選人，又或是同一時間將「獨立」的司法製度置於公開的政治操控底下。大人常委釋法後明顯推進了上述發展。「這等同由中國直接挑選立法會議員一樣。」工黨主席李卓人對《時代雜誌》（2016年11月10日）表示：「將來可能連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也會違反參選資格。」總結來說，今次清洗立法會是八三一人大決定的延伸，特首假普選製度要入侵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如何反擊？

清洗行動已經剝奪了青政兩人的議員資格，現時仍未能預測會否發展至全面鎮壓的地步。未來發展最取決於群眾壓力的高低，尤其是在街頭、學校和工作場所內組織起來的抵抗力量是否夠大。最惡劣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例如等待愛國團體在法院司法覆核多宗宣誓案件。

不幸地，這正正就是泛民領袖自11月6日反釋法大遊行後的策略。其中一個因素是，泛民害怕遊行變成本土派與警察沖突的平臺，造成11月6日那樣不必要的沖突。但這才突顯到需要有組織、有紀律的群眾運動，並且需要民主決定運動策略及糾察工作，而不是以此為借口取消示威！更嚴重的問題是，泛民領袖眼光只有選舉，害怕清洗行動會禍及自己，因此不願意奮力抗爭。甚至有泛民中人會因為有機會在補選競逐本土派失去的議席而暗笑了。

現在所有反釋法的組織應該召開大會，不單討論再次舉辦遊行，而且要達成一個罷課、罷工及其他抵抗行動的戰略。值得再註意的一點是，幾乎所有大學學生會都由本土派控製，但他們卻沒有在這事件上鼓動學生罷課，哪怕是一場校園示威。2014年以泛民為首的學聯領導層最少也有號召罷課，雖然當時已經時機太遲，而且準備不足。
社會主義者反對清洗立法會，也反對建當局加強對司法部門的政治操控。這些機構都是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而且與民意非常隔絕。但政府現時的進攻是為了進一步削弱群眾對這些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影響力，並且令其更為融入專製製度之中，就如中國內地一樣。

因此，我們捍衛所有民選的立法會議席，反對政府、法院以至中共政權篩選議員，甚至扭轉選舉結果。我們反對司法製度及基本法淩駕於港人民主選舉的權力之上，因為前兩者根本不受民主監督。立法會雖然是一個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議會，但在腐敗的建製之中民主議席對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來說仍然是一個揭露及對抗統治精英政治黑幕、發動群眾鬥爭的重要平臺。現在是不受政府幹預自由選舉的權利受到打擊。

社會主義與民主抗爭

社會主義者為每步的民主寸進而奮鬥。我們捍衛現有的權利，但我們並不甘於維持現狀，因為我們離真正民主仍然遙遠。一場捍衛現有民權的群眾運動需要一個綱領來爭取全面民主。這就是意味著需要立即廢除不民主的架構，如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製度。

部分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應該由真正代表民主的人民議會所取代，由人民普選產生，普選權包括外傭，並將投票年齡限製下降至16歲。這議會應該有實權──可以挑選政府、落實大膽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提升工資、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公共房屋，並透過將大財團及銀行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他們的經濟權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的工資應該要削減致香港平均工資。

現時抗爭必須要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群眾運動若果局限在香港一個地區，其力量是不足以勝利的。中共擁有全球第二大經濟實力和軍力，單憑香港一地抗爭等同以卵投石。

期望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他稱六四事件為暴亂，並贊揚中共鎮壓）或其他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去支持對抗中共的抗爭是徒勞的。相反，西方政府在過去廿年對中共的白色恐怖都只是口頭批抨，他們暗地裏都希望維持一個可與他們長期營商的獨裁政權。

過去成功打倒獨裁政權的民主抗爭，例如1980年代的南韓和南非民主運動，都是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所以，工人階級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的工會，是中港兩地推翻中共、取得民主勝利的關鍵要素。而資本家依賴獨裁體製來保護他們的財產和權力，因此打倒中共也連系至打破資本家的權力。只要群眾抗爭接受這一綱領，在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下，民主抗爭將會是勢不可擋的。

青政二人被剝奪議席是政治而非法律問題

政府及建製派媒體不斷幸災樂禍，並企圖進一步踢走更多立法會中的反對派。至於青政二人被指「違反基本法」，不過掩蓋政治獵巫煙幕。

青年新政跌入建製派的陷阱，宣誓時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失去社會大眾的同情而備受孤立。本土派政客並沒有針對政權作出攻擊，反而煽動種族歧視情緒來攻擊同為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中國平民。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一直反對這種立場。不過，我們認為要踢走他們的話，就應該在公開民主的辯論下揭露他們的右翼政治主張，並於下一次選舉由人民眾踢走他們。但相反，當局正利用謊言與脅迫來策動一場反民主的大清洗。政府的做法最終只會引起反彈，增加港獨的支持度。

尊貴議員是誰選出來的？

梁遊二人的命運竟然是由一眾從沒有民主授權的人所決定的：特首、法官、媒體老板以及全國人大。這些人想鏟除我們的民主權利，並將立法會變成港府和中共的「傳聲筒」。青年新政不過是這個大算盤下的一只棋子。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會！

所有支持真正之民主權利的人，一定要在此時站出來抵抗這場大清洗。有大狀黨之稱的公民黨竟然表示「尊重」高等法院的裁決，實在可恥！《香港自由新聞》（HKFP）報導，民建聯政客葛佩帆稱她希望這個判決會成為案例，作為未來案件參考的根據，用來挑戰其他議員的宣誓效力。她這番話正好描述當下實況。

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對青政二人的案件作出了一個公然的政治裁決，而這會對其他案件帶來深遠影響。他將過去法院無權幹預立法會內務（包括宣誓儀式）的原則一掃而空。港大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指，這個判決「減低了立法會的憲製地位」。

基本法雖然是一套非常不民主而未經民主授權的憲法，但也在第79條列名立法會議員只能在「行為失當或背離誓言下以三分二在席立法會議員票投通過」而取消其議員身分。但這個滿口謊言的流氓政府竟然在光天化日竄改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區慶祥法官以指梁遊二人的宣誓行為違反了「一國兩製」中的「一國」。這說法與人大修法的立場一脈相承。人大修法後，要求公職人員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只要求效忠中國香港特區的誓詞內容不同。法官的判決可能會有深遠的法律後果。

青政反抗無力

政府和法院正趕緊完成這場政治判決的程序並啟動補選。法庭公然成為了當局打壓立法會反對派的政治工具。社會主義者並不相信資產階級的法庭。今天的社會越來越不平等、不民主，而法律製度是設計來維護這個社會的「秩序」。這個系統嚴重傾斜於權貴，窮人和被壓迫者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社會主義者將法庭視為平臺，用以向廣大群眾發表演說，以及為自己的政治思想與行動進行辯護。

但青政二人卻顯得垂頭喪氣而不知所措，並將希望寄托在一個不可能的法律奇跡中。可笑的是，梁頌恒指今次裁決會令更多倡議自決的人重新考慮。似乎他從沒預計到會有這一結果。青政二人上訴的訟費將高達數百萬元，而法官裁決他們要邀付80%堂費，但他們的法律團隊沒打算將審判政治化，並將內裏的事實說出來──這是專製政權策動的政治獵巫行動。

百人「蕩婦遊行」反性暴

自2011年起開始主張反對性暴力的國際「蕩婦遊行」運動（International SlutWalk Movement）在香港來到第五屆。十月三十日，過百人在遮打花園出發，沿高等法院遊行至中環蘭桂芳，高喊「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我身體，我話事」丶「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啲人咪強奸！」。

遊行發起人之一鄧美晶指，近日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性侵案被撤控以及酒吧老板涉嫌迷奸一名女客戶被輕判一案，都反映司法製度縱容施暴者，導致性暴力持續地發生。遊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康橋之家性侵案作出調查丶護理院舍服務全面公營，停止私有化，大幅增加公共院舍服務等。

這屆蕩婦遊行亦非常國際主義，有菲律賓左翼婦女組織代表丶來自印尼的在港難民婦女丶一些來自加拿大及歐洲等地的大學及中學生等。

責備受害者文化依舊

發起人Angie Ng指，直至今天，不論是香港或其他先進國家，性暴力（性侵犯丶性騷擾丶強奸等）及社會對性侵受害者的指責依舊存在。菲律賓左翼婦女組織Gabriella代表發言指，香港的外勞政策非常苛刻，例如雇傭同住條例丶中介公司的剝削等等，都是讓外勞女性暴露於性暴力的危險下，而且無法求助。

中四學生Jasmine Chan，亦是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她指希望可以透過抗爭行動來指出社會現時不平等的男女觀念。

「父權社會下被壓迫的女性長期不受到尊重，包括同工不同酬丶身體被商品化等。我聽了犯案者只被判240小時服務令後很震驚。」

最近多宗性暴力案件在法院得不到公義的審判，揭露了資產階級法治內裏的父權主義本質。只有打倒父權的資本主義體製，才能根本性消滅男女不平等及隨之而來的性暴力。

長毛評釋法：「CY製造一個敵人…便有存在的理由」

11月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法庭於11月15日裁決青年新政遊蕙禎及梁頌恒二人敗訴。繼遊梁被取消議員資格後，還有15名議員可能會因「不符宣誓要求」而被剝奪資格。

長毛梁國雄在高等法院聲援劉小麗的示威上表示，假如能由法庭頒令褫奪其議員資格，則漠視選民意願，而整個民主陣營的民選議員亦汲汲可危。長毛笑稱，他本人就是最有機會下一個被取消資格。

早前他在《向左望》節目上曾提到，忠誠性是看不到的，就可以讓當局去搜集那人曾作過的言行，則是言論審查丶思想審查。「例如搜查那人兩年前曾講過的言論，指控與誓言不符丶不擁護基本法等，這可以是後患無窮。」

「以劉小麗為例，（當局）可追溯她在網上講過的話，指控她宣誓無效，利用她的政治（立場）來作為證劇去來檢舉她。」

長毛認為，梁振英希望拿回政治資本，製造了一個敵人，而聲稱這個敵人是共產黨的敵人，所以他在香港在抵抗這個中共的敵人，於是他便有存在的理由。這是他發動的權力鬥爭的一環。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到爆竊

12月6日（星期二），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於香港的旺角辦公室遭到爆竊。

事發於日間時分，當時辦公室正值無人（由於該單位亦被用作住所，無人的時間是非常少的），竊匪破門爆鎖而入， 箱子和文件被翻開，水龍頭被打開導致屋內水浸。辦公室位於一棟以劏房貧窮戶為主的唐樓內，過去很少會發生盜竊案件。現估算包括電腦和金錢在內，總計損失超過港幣5萬港元。

「我們懷疑這不是普通爆竊案，可能背後另有內情。」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我們不排除事件具政治目的，今年中國國安在香港的秘密行動有所增加。匪徒將辦公室裏所有的水喉打開故意導致水浸，令我們損失了些重要的文件和記錄，包括一些政治文章和刊物檔案。」

「這單案件很可能是宗政治攻擊，或許是內地國安或是受其指使所做的。為什麽匪徒要偷走全部電腦？幾部電腦加起來十分重，二手賣出去也賺得不多，其中一部更是垃圾機，但也被盜取。唯一解釋是他們想偷看裏面的資訊。竊匪在離開前打開水龍頭導致水浸，也十分可疑。正常只為求財的竊匪並不會這樣做，似乎他們想對我們盡可能地造成最多的破壞。」

該辦公室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同誌所用，也是一些難民活躍分子的資源中心和會議地點，而一些中國大陸的異見者也會不時到訪。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乃一合法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但由於主張推翻專政，其在中國大陸是被禁止的。在2016年，其中國成員被政治迫害和逮捕的程度顯著加劇。

旺角是香港工人階級密集的地區，大多是陳舊的唐樓。有鄰居指過去二十年都未聞發生過入屋爆竊案。

「由於辦公室位於舊樓，保險公司拒絕受保，所以被盜竊的物品和金錢都沒有賠償。」鄧美晶續指：「部份電腦是屬於義工本人的，用來作製作雜誌和網頁。」

社義行動在眾籌網站YOUCARING 上展開「捍衛社會主義行動」募捐呼籲，目標金額為最少5萬港元（$6,500美元）以填補失竊金額。當中的3萬港元將用以重新添置電腦設備。另外，為了加強保安裝置，包括為辦公室加裝厚門、安全鎖、防盜鏡頭系統等，也需要額外開支。水浸也造成相當於數千元的破壞。

「目前最重要是盡快令我們辦公室恢復正常工作。」鄧美晶說：「這對反政府的民主鬥爭來說非常重要。現在抗爭形勢踏入了險峻時刻，梁振英正在加大清洗行動，準備剝奪包括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在內的更多民選議員席位。我們需要回應中共政權新一輪的打壓，我們不能耽誤時間，可惜現在的情況下我們連租金也負擔不了。」

我們懇請各位不論在香港、中國或全球的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者及支持者們，都到我們的「捍衛社會主義行動」網站捐款支持我們。

2016同誌大遊行：反資本主義與性平權鬥爭

11月26日（周六）是一年一度的同誌大遊行，今年將再一片彩虹旗飄揚香港。香港普遍的社會觀念對同誌已經愈來愈開放，反對歧視性小眾已經是社會共識。平機會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有過半數受訪者（55。7％）贊同應該就性傾向歧視立法；而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也有近半（48。9％）贊成立法。然而，香港政府仍然堅拒為《性傾向歧視條例》及同誌婚姻權立法，今年上任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也表明不會立法。可見，對同誌的歧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的政策丶不民主和親商體製乃至父權資本主義造成的惡果。同誌運動的當務之急是建立更強大的組織，更鮮明的高舉群眾鬥爭的彩旗幟。

陳章明是歷屆以來最劣質的平機會主席，他集性傾向歧視丶種族歧視與反民主的立場於一身。他在上任謔稱性小眾為「老同」引起強烈反彈，又表示將民主運動扣連在一起是「不理性的」，亦支持興建不人道的難民禁閉營。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同運本身就是民主鬥爭及反資鬥爭的其中一環，統治階級是多麼害怕我們的綱領！

另一項壓迫同誌的法例，是21歲以下男子之間的肛交行為是觸犯刑事條例。異性戀者的合法性交年齡為16歲，法律視同性戀者的交合行為特別「危險」，本身就是一種歧視。如男子與21歲以下女童肛交更可被判終身監禁！社會主義者支持必要的法例保障兒童免受性侵害，但腐朽的資產階級法製充斥保守反動的勢力，因此法例根本無法與時並進，造成充斥方方面面的歧視與壓迫。

最明顯不過的是立法機關，代表資本家和保守勢力的功能組別議員是非民選的，但可以否決任何推動性平權的法案，甚至連在議會內討論相關議題也竭力禁止。這堆反動勢力害怕同誌平權會沖擊資本主義的一夫一妻家庭製度，因為傳統家庭製度可以幫助他們維護社會現行製度，而同誌成家後也會爭取同誌家庭的福利製度，甚至沖擊既有男性主導的財產繼承關系。不難預料的是，這股勢力也反對一人一票真普選丶全民退休保障丶增加侍產假等進步改革的。

國家機關充斥歧視

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除了充斥階級歧視與種族歧視，也在入境政策上排斥性小眾。今年，2名從泰國到香港的跨性別人士，在機場入境處在沒有任何理由及了解下被拒入境，最後被譴返泰國。其間入境處職員對她們說：「沒有任何理由。我們不會聽你解釋」，及後又問當事人：「You cut already ？（剪咗未？）」這根本是性騷擾！但造成歧視不只是個別職員的卑劣人格，更是背後的製度問題所致。執法機關往往歧視性小眾和少數族裔，而現今的《種族歧視條例》並不會規管政府及執法人員的行為，令他們權力無限大而肆無忌憚。

此外，去年在海外已經與同性伴侶結合的一名英籍女同性戀者，嘗試為配偶申請居港權，行使這個異性伴侶擁有的權利，但是遭到入境處拒絕。政府害怕一旦開了先例會鼓勵香港同誌也爭取同樣的權利。可見同誌婚姻權利與人身自由的問題也扣連在一起，必須反對整個政府落後腐敗的體製。

粉紅財團的虛偽

可恨的是，當同誌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這一政策，並邀請13間贊助同誌遊行的，遭到其中的11間拒絕！那些跨國投資銀行年年牟利暴利，贊助同誌遊行的資金本來只是九牛一毛，除了可以為他們打造「同誌友善」的虛偽品牌，又可以借勢宣傳同誌遊行。但是，當同誌平權令他們與政府當局及現行體製有沖突時，他們就會害怕失去市場而斷然拒絕。就如今年贊助同誌遊行的JP Morgan丶花旗銀行丶渣打銀行丶高盛集團等，在香港他們穿上粉紅偽裝同誌友善，但在恐同宗教國家他們卻以「文化差異」為由對同誌平權緘默不言，乖乖與當地的獨裁政府合作！所以，一場徹底的同誌解放運動要與資本家決裂，由工人階級與同誌團體組織起來，以反資本主義作為群眾的鬥爭路線，例如支持工會反對職場歧視丶支持學生組織起來反對校園欺淩，而不是燈紅酒綠的嘉年華會。

香港恐同勢力不外乎反民主的建製派政客與權貴勾結的保守教會，可見同誌運動本來就是一場挑戰資本建製的鬥爭。資本主義的壓迫除了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包括歧視同誌丶婦女丶少數種族等等。面對近年政治鬥爭激化的浪潮，建製派也加強反動保守的宣傳攻勢，包括動員教會反對同誌丶煽動反難民的種族主義等。資本家為了打壓整體的工人階級，往往將社會少數群眾邊緣化，在經濟危機時針對他們先作出攻擊，以轉移群眾的視線，將社會問題歸咎於他們並且合理化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壓。所以同誌運動本來就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只有社會主義世界才能達致真正的性解放！

梁振英被DQ！

梁振英被DQ，宣布不再競逐連任特首。幾百萬港人在慶祝！正當梁振英想剝奪民選立法會議員資格之時，他自己卻被中央DQ，可說是相當諷刺！過去四年梁振英在香港製造了大災難，民主權利被瘋狂打壓，社會兩極分化，貧窮問題惡化，房屋短缺更為嚴重。由國民教育、加強警察鎮壓、清洗立法會，到準備為廿三條立法，梁振英全力加強內地對香港的政治操控。

但整個體製仍維持不變，民主鬥爭要升級！無論官方說法是什麽也好，梁振英離任的真正原因是群眾壓力和抵抗力量。第一、建製派的立法會選舉得票率從2012年的44.1%下跌至2016年的40.2%，對他們來說是一場恥辱的慘敗。第二、梁振英的離任也是雨傘運動的遺產。他雖然沒有被運動全面擊倒，但已經傷痕累累。

權力鬥爭

北京要在梁振英的賭註上止蝕，避免再激起香港的政治反抗浪潮。正如很多人猜測，中央想要一個沒有那麽好鬥、沒有那麽愛搞派系的特首，以圖緩和香港的政治緊張局勢。在下年三月的特首選舉，中央很可能支持受得香港傳統財團支持的曾俊華。梁振英與內地「紅色資本」關系密切，所以他推行的政策不得港資支持。

香港近幾個星期，香港立法會被大清洗，多名議員因宣誓「不符規定」而被剝奪或準備被剝奪議席。現在很清楚這場政治危機是梁振英博取連任的絕望一擊，並似乎得到了全國人大主席張德江派系的支持，但最後他的謀略還是失敗了。至於清洗行動往後如何發展，以及包括社民連梁國雄在內的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命運如何，還是一大問號。

當政客的政治生命結束時，往往以「健康」或「家庭」作為下臺階，而否認自己民望低落或者受到群眾壓力。但最近《香港自由新聞》的一個民調顯示，只有19%港人支持梁振英連任。梁振英又名「大話特首」，部分民眾甚至懷疑他放棄連任是否在講大話！

幾可以肯定的是，DQ梁振英的決定是由習核心及中央領導層作出的，當中反映出北京的權鬥形勢。政治化的氣氛加上群眾頑強的抵抗結束了梁振英的政治生涯。包括九月立法會選舉成績在內造成的群眾壓力獲得了勝利！

這是雨傘運動遲來的果實。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第二次因為群眾鬥爭而縮短了統治時間，上次則是2003年董建華面對反廿三條遊行而「腳痛下臺」。

這次教訓對重建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鬥爭十分重要。下一任特首還是非民選的，但有可能提出一些「妥協」和「調和」方案，但整個腐朽的不民主製度卻維持不變。梁振英只是專製政權中最可憎的代表，但我們若果要實現真正民主權利，一定要推翻整個建製——資本主義獨裁製度。

元旦上街：打倒小圈子選舉！打倒財團專政！

特首選舉開始進入激烈階段，這是雨傘運動及梁振英時期結束後的第一次特首選舉，中共務必要欽點合適人選以挽救過去幾年的治港之災。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意味著廣大選民沒有投票權，註定這場選舉只會選出代表統治階級的特首。過去四年梁振英的統治，對中共造成嚴重災難。從剛上臺後推動國民教育失敗、民生議題上開空頭支票，到催淚彈引爆雨傘運動，以及立法會選舉建製派受挫。最後立法會的政變不過是他的垂死掙紮的最後一擊。

目前可能出選的包括林鄭月娥、曾俊華、葉劉淑儀及胡國興。林鄭月娥被稱為「女版689」，將在一定程度上延續梁振英路線，但她比梁振英明顯少了共產黨員的色彩，沒有明顯所屬的政治派別。她是典型聽命上級的官僚代表，對中共來說好處是易受控製，就如曾蔭權般毫無政治目光的短視政客。從政府過去兩年反全民退休保障的鬥爭中，可見她執行親資本政策絕不比曾俊華輸蝕，中共可信賴她得到資本家的歡心。

中共正考慮讓林鄭還是曾俊華參選，因為兩人同時出選的話在選委的支持會重疊，所以曾俊華仍未得到中共首肯入閘。從緩和局勢的目的來說，中共理應挑選形象親民的曾俊華，以平息689之災，至少換來一段時間的穩定。然而，中共一直想支持紅色資本進駐香港、在香港坐大，作為在政治操控以外幹預香港的另一手段。曾俊華與傳統港資過於「親密」的關系反而成為負累。而葉劉淑儀可說是比梁振英更梁振英。她在保安系統中勢力最強，是最專製獨裁及種族主義的政客，但目前她當選的可能性最低。

簡而言之，在今天政局紛亂的大環境下，中共不可能找到一個完美的人選。矛盾和沖突註定在未來兩三個月乃至換特首後爆發出來。最終來說是群眾壓力拉他下臺的。梁振英在任期間面對歷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浪潮，並以雨傘運動為高峰，北京因而被迫換人。自主權移交以來的三屆特首都無法完成兩個任期，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中共體製根本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

「梁振英路線」就此消滅？

上屆選戰起初風平浪靜，後來才局面失控並引爆群眾示威，但今屆選舉統治階級各派一早就磨拳擦掌準備內鬥。距離選舉雖然只有兩三個月，但中共仍未決定誰為兒皇帝，不同的利益集團仍在拉鋸之中，可見北京比五年前更沒有把握。顯然在復雜的權鬥中連，有媒體報導民建聯選委將不為任何人提名，以免被解讀為中央開綠燈。

中共內部權鬥激烈，必然反映在特首選戰上。上屆689票當選的梁振英貽人笑柄，突顯了鳥籠選舉的荒謬，大大削弱政治的統治權威。中共現時不想有超過兩個（有機會勝出的）候選人參選，以免分薄選票。從統治階級的利益來看，中共應該想換上一個較能緩和緊張局面、安撫香港商家的特首。單從這點來看曾俊華會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部分保守泛民寄望習近平會「撥亂反正」，讓香港恢復「正常」的一國兩製統治。

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的製度設計，加上其組成充斥代表大資本家及中共附庸，確保了中共屬意的候選人才能出閘。今屆選委會組成的多了一群立場青年中產專業人士，與泛民加起來取得325張選委票，占了當選門檻所需的一半票數。保守泛民的選委可能會全數或部分投票給唐營候選人，確保他當選，妄想通過「造王」可以換到一些讓步（例如重啟政改）。但在中共強硬專製的統治的大局面下，這些都只是不設實際的幻想。真正的政治變革和民主只能由群眾鬥爭贏過來，而不是靠上層之間達成的「協議」。

到今天很清楚，清洗立法會是梁振英為求連任的鬥爭手段，而《成報》過去數月對他的指控看來至少有一定真確性。梁振英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像中央其他省市官員一樣，形成了一個不受中央直接空製的集團，為保權位而自把自為發動派系鬥爭，犧牲了中共長期的治港利益。新一屆政府上任後，中聯辦及港澳辦都將會換人。中共十九大前習近平會發動更大規模的清洗。

但我們不能寄望人變後路線會徹底改變，或者以為香港會返回前雨傘運動的「童年時代」。中共始終需要香港推動廿三條立法及有利中資的政策，總的來說「梁振英路線」只會調整而不會就此消滅。再者，如果中共要徹底消滅梁振英路線，根本不可能考慮讓強硬的林鄭月娥參選。要記得過往幾年的動亂並非由梁振英一派搞出來，有很多是中共直接幹預的，最明顯的是銅鑼灣書店綁架案。而反港獨鬥爭及洗腦教育也與習近平民族主義的宣傳一脈相承。此外，雖然在青政被剝奪立會議席以來本土派組織受到挫折，但港獨情緒已經醞釀在群眾心中不會就此消失。當中共再發動另一波攻擊香港自治權的鬥爭時，港獨勢力可以以其他組織形式出現。

總的來說，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對小圈子權貴選舉有任何寄望，只能打倒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召開真正的人民議會來製訂親工人的經濟政策，才會有真正的改變！

二零一七年

鄧美晶考慮參與立法會補選

本會主席鄧美晶正積極考慮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香港需要一個左翼力量，作為重建群眾鬥爭的支柱，向中共政權作出反擊。民主鬥爭此刻兵兇戰危，未來立法會選舉將有更多人被禁止參選。除非再發動一場強有力的群眾運動，否則今次可能是在立法會選舉中高呼「打倒中共專製」的最後機會，我們務必把握。

梁振英被北京DQ，是因為雨傘運動令北京不能讓他繼續執政。這終究是我們遲來的勝利，證明群眾鬥爭才是變革出路。我們拒絕與建製任何的政治交易。我們與泛民主派不同，絕不幻想下屆特首由明君登位，甚至支持曾俊華等「開明專製者」，我們堅持徹底鬥爭的路線。

中共及港府企圖清洗六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將數萬張選票變為廢紙，分明是一場無血政變。我們反對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的種族歧視及右翼意識形態，但梁振英剝奪青政二人的議席，是為了清洗整個立法會的反對派，將立法會全面變成人大式的橡皮圖章！即使不認同本土派也要反對清洗。

中共從九七年的臨時立法會、解散市政局到今天清洗立法會，每次的政變都在變本加厲。幸好有港人的集體反抗才令當局不敢更為放肆。下一役就是廿三條立法，我們希望能成為民意代表，在這場鬥爭中與各位站在前線。

過去廿年來，民主權利毫無寸進，溫和的妥協路線早已破產。我們與泛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一直不願意面對此現實，還在幻想可以「循序漸進」逐步改革，企圖限製群眾鬥爭的發展，不敢提出爭取真民主所必要的措施。由南韓到南非的歷史都可見，只有集體罷工，加上基層工人與青年的積極鬥爭才可以贏得民主權利。歷史可鑒，這是唯一的出路。同時，新興的本土派卻無法為群眾帶來出路。本土派主張的「勇武抗爭」只是空洞口號。青政更被揭發根本沒有出現過在傘運之中。鄧美晶活躍於雨傘運動，曾在旺角被藍絲暴徒襲擊。在選舉工程中，我們會鮮明打出黃傘旗號，不會因害怕藍絲而隱藏自己的立場。

今次青政兩名議員被清洗時，本土勢力陷於癱瘓，無法動員群眾捍衛自己的議席。此外，本土派的民生主張往往與建製派一致，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觀望美國選民也是渴求變革，早已厭倦希拉裏這種建製代表，但由於沒有左翼候選人予人選擇，讓特朗普這種極右勢力打著「反建製」旗幟成功當選，但他不會為勞苦大眾帶來任何出路。為了避免香港重蹈覆轍，必須緊急建立一個代表勞動者的反專製力量。這就是鄧美晶的參選目標。

我們主張鮮明的左翼政綱，包括立即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選民年齡下限降至16歲、削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高官的工資。如果我有幸當選，將只會領取香港平均的工資水平，其余收入撥入支持社運抗爭。我們主張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增加最低工資至45元、標準工時40小時、停建大白象工程、大力投資公共服務、大量增建公屋，將公共事業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經濟權力。

國民教育2.0：洗腦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教育將在中學卷土重來，初中學生將首當其沖！在11月16日立法會會議通過民建聯議員的議案，將初中中史獨立成科及列為必修科。新科目為名中國歷史，實為向年輕人洗腦，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

此次對歷史課程的「改革」是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的鐵腕手段之一。過去幾年學生在民主運動發揮先鋒作用，中共及梁振英一直希望通過鎮壓與洗腦兩招把這股力量壓下去。加上剛上任時國民教育面對群眾壓力而被迫擱置，立法會清洗事件後梁振英似乎視現在為進攻的時機。最近，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表了一篇《港生必須學習中國歷史》文章，以青年新政「辱國播獨」為推動中學中史科獨立成科的借口。

教協對中史教師作出調查，結果發現，近六成半受訪者認為是次修訂「有政治考慮」。過半數人認為修訂後的政治史過於著重「大一統」和「民族和諧」。五成人認為修訂未能改善中史科教學，認為「有幫助」的僅占6%。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腐敗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

汲取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教訓，單靠占領並不足以迫使政府退讓，需要組織起一天的全港師生罷課，才能迫使政府撤回方案。現在學生和老師有需要在學校由下而上組織起來，製訂罷課日子和運動策略。

桂民海被綁架的一年

瑞典公民桂民海於2015年10月17日在泰國失蹤，他是五名被中共綁架及分開拘留在中國的香港出版商之一。綁架案突顯了北京侵蝕香港的政治自由。

綁架案顯示中共獨裁者的爪牙不僅伸延至香港，更遠至海外更遠的地區。桂及他的四名同事開設巨流傳媒有限公司，出版了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書籍。且中共國安和警察是禁止在香港行動的。

其中三人是在內地被捕的，但桂則被國安在泰國政府縱容的情況下非法「引渡」回中國，而李波則在香港被帶走。因此，正如瑞典報章《Expressen》所指，有理由相信桂是被偷運到邊境到柬埔寨（柬國更加親中），並從那裏飛往中國。

桂民海案以及其他新案例都印證了習近平將鎮壓全球化。中國政府分別在緬甸綁架了一名維權律師的16歲兒子鮑夢萌，還有在寮國綁架了異見記者李信，在泰國最近也有綁架案例。

失蹤一年後仍沒被起訴

桂民海女兒Angela一直為她的父親討說法。瑞典記者和人權活動家越來越擔心，瑞典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對中國施加的壓力太小。在他失蹤的一年後，桂仍然沒有被起訴，無論是瑞典官員還是桂的女兒都不知道他被關在什麽地方。

「瑞典政府沒有足夠重視桂民海。」居於瑞典的異見者王偉指出：「他們希望保持與中國政府的商業聯系。」他向《社會主義者》雜誌表示。

今年一月，桂民海被安排國家電視臺上認罪。「電視審判」已成為習近平常用的打壓手法。通常異見者電視認罪時，其家屬被扣押為人質。因此，當局有部署地逮捕了整個群體──包括維權律師以及非政府組織分子，從而最大化五人被孤立、被拒絕會見律師所帶來的威懾效果，並迫使他們在電視面前認罪。另一名受害者林祖戀，一位72歲的烏坎村委會的民選委員，也遭到了同樣流氓手段的對待。他被控貪汙罪名，被判超過3年的刑期。

從桂民海案可見，揭露中共流氓手段的鬥爭必須升級。從各國資本主義政府的取態可見，他們將企業利益遠遠淩駕於人權之上。

香港未來的討論

香港：暴風雨前夕

1.梁振英時代在香港前所未見的政治風暴之中結束，群眾向建製說不，並在尋求新的替代方案。政治氣氛相當復雜，群眾對中共獨裁製度及其香港傀儡充滿爆炸性的憤怒，同時被恐懼和擔憂的情緒所抑製，對於改變現狀充滿無力感。由於資本主義危機以及獨裁體製相應的危機，憤怒情緒將必然會加強。在現今局勢中註定會有新的政治沖擊，鬥爭將會突然爆發。

2.以下原因造成這種矛盾的情緒：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群眾替代方案引領出路，而泛民領袖毫無政治腰骨。以下現象反映了上述狀況：群眾沒有因為梁振英下臺而自信大增，也沒有認知到這一事實──中共與香港建製在風頭火勢之下被迫策略性撤退。

3.我們是少數能解釋這一點的組織：梁振英統治的崩潰是2014年雨傘運動遲來的結果。傘運鬥爭展現很多正面特徵，但也很多根本性的政治弱點：欠缺一個打倒中共獨裁體製的綱領，戰略單方面地集中在香港一地以及占領一個手段。

4.雨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退讓，但正如我們在其他文宣解釋過，它從此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令局面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但由於反政府鬥爭欠缺清晰領導這一「主觀因素」，因此政治發展過程表現得混亂而不完整。傘運也令北京在香港維穩變得極其復雜了。

5.正如我們當時所說，這場歷史性鬥爭令梁振英遍體麟傷。習近平阻止他連任的決定證實了這一點，即使他在最後一刻為了轉移視線而製造一場憲政危機（清洗立法會）。中共旨在繼續推動強硬的政策以延續對香港的政治及經濟控製，並驅除民主鬥爭的幽靈。中共對港繼續走「梁振英路線」，但換一張新面孔，並容許一些次要的調整。中共希望藉此可以壓倒群眾抵抗的力量。

6.我們對雨傘運動的成績表指出以下幾個重點：政府成功阻止了實現真普選，但付出的代價大大破壞了社會上的政治幻想──政府當局和其國家機關（警察和法院）的公信力丶基本法的魔法力量丶「實現民主只是時間問題」這一迷思，以及泛民主派（向群眾散播對政府的幻想）的公信力都在雨傘運動中受到不可逆轉的打破。

經濟：「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

7.隨著政治急劇兩極化，政府機關陷入歷史性危機，香港極端的壟斷資本主義奉行新自由主義為教條的經濟模式，並進入了空前動蕩和充滿挑戰的時期。中國經濟因負債累累而放緩，以及美國的「特朗普經濟學」的雙重沖擊下，港府警告2017年要密切留意「外圍的不明朗因素」。特朗普經濟學將會吸納投機性資本回流美國，使美元及與美元掛勾的港元匯價升幅更高。如果利率被拉高的話，將會對香港過熱的房產市場造成風險。

8.這情況也會進一步拖累香港的零售及旅遊業。此一行業非常依賴內地人的消費，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加速貶值（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下跌7%）。零售丶進出口貿易丶酒店及飲食業雇用了最多的香港勞工，人數幾近110萬人，但已陷入麻煩。根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資料，2016年總零售消費額下跌了8%，但今年預計將再下跌3%。內地及海外旅客消費占整體30-40%，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將會向零售業造成下行壓力。

9.在如此不平等的社會裏，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可以，尤其在青年之間，造成爆炸性的影響。「香港可怕的貧富懸殊是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南華早報》資深編輯YondenLhatoo寫道：「如果讓它（貧富懸殊）繼續不受製約，會造成歷史性規模的社會動蕩。」從五十萬人七一上街反廿三條的2003年，到雨傘運動爆發的2014年，香港的億萬富翁人數由11人上升四倍至45人。

10.同時，30萬兒童每日三餐不繼。雖然2012年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紓解貧困」，但情況只有每況愈下。最近政府數據顯示，2015年活在官方貧窮線底下的人數比2014年增加2萬人，達到134萬，是2009年以來最高的數字。但這些數字已經被刻意低估了，因為政府將個人貧窮線的收入定在3,800港元以下。貧窮人口之中在職貧窮人數正在上升，在2015年已經超過47.7萬人，當中包括1.42萬名大專或以上學歷人士。

11.工人階級青年乃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青年都面對著暗淡的經濟前景。在此一大前題下，青年世代對現存資本主義秩序愈來愈異化，並愈來愈反對中共獨裁強硬地維護這秩序，都不會令人驚訝的。香港兒童貧窮率在2015年為23.2%，而超過7.3萬名學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少數族裔家庭的貧窮率則高得多，達到33%。

12.歷史上香港工運疲弱以及工會組織碎片化，加劇了社會危機的深化。現在有緊急需要動員工人投入工會運動，例如以最低工資作為議題。就如我們在美國所見的15美元運動（CWI在當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及快餐店罷工。這些運動可以贏得社會上廣泛支持，引發重建真正民主及具戰鬥性的工會組織。

13.現時32.5港元/每小時的最低工資是對勞動人民的侮辱。如果考慮到過去幾年的通漲比率，現時水平比2011年最低工資初實施時的28元更低2元。《香港自由新聞》的MingChunTang表示：「華盛頓州的生活水平與香港差不多，但最低工資達到10.5美元（81.6港元），是香港的2.5倍。」

爆炸性的辯證

14.香港政局被爆炸性的辯證法所推動。北京對民主的打壓刺激了群眾（尤其是青年）的抵抗丶前所未有的民主意識及敏感度，變相令僥幸存活的獨裁體製更為不穩。中共獨裁體則以更為強硬的措施回應。

15.中共的輿論宣傳往往離不開「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但現實上當局政權更恐懼貨真價實的工人階級反抗，不是「外國翻版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註定中港局勢會再爆發，在某一階段會有更大型的運動爆發，令2014年的香港傘運相形見絀。在元旦遊行裏，一名警察就細小的遊行規模作出評論，向我們同誌表示：「這只是暴風雨的前夕。」

16.本土派在這股泉源之中冒起，但由於其政治弱點現正陷入危機。他們利用簡化及詭辯的言辭丶烈士情意結丶在口頭上反對泛民的妥協路線，尤其在青年之間得到了選票和支持，但在清洗立會法第一次接受考驗時就崩潰了。

17.我們反對本土派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及右翼經濟綱領。他們對香港獨立矛盾的主張重覆了所有改良派的基本錯誤──采取非革命的路線。他們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但這塊大陸早已被泛民蹂躪至陸沈了！這路線不惜一切避談需要推翻中共獨裁的問題，而要達到這點就要一場在中國丶香港乃至更廣泛地區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

18.泛民為了避談這一問題，向群眾散播這一幻想：香港人只要務實並進退有時，不要過火，就可以與中共達成民主協議。在這路線下泛民不斷煞停群眾鬥爭丶在政治上限製群眾鬥爭。

19.本土派則施用另一種騙術。他們散播一個更荒唐可笑的幻想：只要有足夠的人數表示想要獨立，並作用一定程度的「抵抗」（例如發動騷亂和以種族歧視的言詞宣誓），中共就會心不甘情不願的容許港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會在不同情況下奇怪地將英國丶特朗普丶聯合國等「民主衛士」視為這場鬥爭的盟友。可見他們的天真無知，不知道這些親資政客和機關的原則和作風都是受市場和金錢丶而不是理念所支配的。

本土派的危機

20.在立法會選舉後的危機發生後，本土派現正陷入危機丶癱瘓和分裂，造成了矛盾的局面，並一定程度上緩沖了政府危機和梁振英下臺所帶來的影響。雖然民意歡迎梁振英下臺，但事件並沒有明顯振奮社會的作戰士氣。很多人視之為統治者之間的派系鬥爭，而不是群眾壓力造成的結果，因此不是普通人所能控製或左右的。

21.這見解是單方面和錯誤的：資本家與親中共權貴之間的派系權鬥是在群眾壓力的影響下加劇的。這種作為旁觀者而無力改變政治狀況的感覺，是雨傘運動的後遺癥之一（「我們已付出一切了」），而現在本土派的崩潰和消沈正加強這一感覺，因為當對泛民幻想破滅達到新高峰時，很多人（尤其是最激進的青年）曾經將希望轉投在本土派上。本土派候選人在雨傘運動後首次的立法會選舉拿到24萬票（11%）。但隨後的事態發展顯示本土派沒有根基，只是乘著選舉的順流丶收割欠缺政治替代選擇的形勢，但受到攻擊時根本不能捍衛自己的議席。

22.本土派在選舉上獲得進帳後，完全不可避免梁振英乃至所有中共派系皆針對「分離主義」發動攻勢。資產階級媒體丶法庭和警察鎮壓等正被動用來打擊及孤立本土派。而本土派團體至今都沒有一個有組織的聯合回應，表明了他們政治及組織上的弱點：混亂和種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丶天真地低估所需要什麼類型的鬥爭以及怎樣的鬥爭水平才能成功丶無政府主義松散和「自發性」的傾向而反對真正的組織和政黨。

23.短期內這會令2017開始時郁悶的情緒，遊行規模會較小，而群眾情緒會較為復雜和低沈。由於上述各種原因，這種情緒可能在青年之間尤為強烈。但是，這只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即使是目前受挫的本土派在未來也可以再次反彈，或者以新的形式再出現。正如我們所解釋，港獨情緒這份梁振英留給下屆政府的禮物，不會被警察打壓消滅，在未來會令統治階級自食其果。

後梁振英時期的展望

24.雖然梁振英下臺而且親北京陣營之間相互公開開火，但泛民領導再次竭力在龍門面前射失。他們現在聚焦在選舉謀略上，甚至可能在腐朽得發臭的選舉委員會之中與建製派進行政治交易，進一步遠離群眾鬥爭的道路。泛民領導人物企圖以「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名支持曾俊華作為下屆特首，以阻止目前最有可能受北京祝福的林鄭月娥當選。

25.欽點誰人為下屆特首是為了損害控製。現在這成為了北京前所未有的問題，今屆比起2012年兩名候選人相互毀滅的惡夢更為惡劣。這情況打破了中共只手遮天的形象。中共為了重新集權而造成今天的政局危機，因此用以行使權力的機關被削弱了，以往不可想像的事情都不能再排除──中共可以失去對小圈子選舉的控製力。《南華早報》引述的一個匿名消息來源指，中共現在只能控製選委會1,194票中的500票。中共現在似乎要竭力避免歷來最險勝的選舉結果，這樣會比2012年梁振英獲得689票更為尷尬，甚至要避免流選的情況發生，因為這等同將小圈子選舉變成一場荒誕劇。因此，不能排除曾俊華會被勸退。

26.香港統治菁英內部的沖突，在支持曾俊華的傳統權貴與親梁振英的「紅色資本家」之間，是中共政權激烈權鬥的一面鏡子。代表不同派系利益的香港媒體，在這場權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共各派系散播謠言和互相攻擊的平臺。親北京陣營的內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親北京報章《成報》發動反梁攻勢，與我們一樣預計他會下臺，並指控中聯辦的「四人幫」集團。這預兆著2017年年底中共十九大前的新一輪派系鬥爭的攤牌，這事件對香港有產生重要的影響。

27.長毛表示有意參選3月26日的特首選舉，利用選舉平臺來動員群眾反對建製的所有派系。這想法應該受到支持。他的參選有潛力改變政局，與美國桑德斯及其「政治革命」運動有相近之處。社會主義者及堅定的民主派一般都反對參選政權的小圈子選舉，但提名長毛參選（需要325名泛民選委之中的150名），並通過向公眾收集提名，動員群眾反對小圈子選舉，抨擊所有建製候選人的政綱，有可能改變現時的群眾情緒，為創造一場戰鬥性反獨裁運動提供一個凝聚點。這也可以向泛民施壓，揭露他們企圖與曾俊華一派達成交易的犯罪惡行。

28.雨傘運動後，我們組織和整個民主運動都經歷了頗為困難和考驗的時期，造成了鬥爭急劇下跌，對於如何恢復運動充滿混亂。現況中有著反動的特徵，但也與持續激進化的特徵相結合，而且鬥爭有潛力會突然爆發。事件可以在下一段時期急促發展，而我們一定要準備迅速適應形勢的新轉變。未來時期似乎對社會主義及工人階級戰鬥性替代選擇更為有利。

29.最重大的問題還是中國的發展，以及未來將會爆發的階級鬥爭──在工人階級及窮人難以忍受的生活狀況使這其必然發生。當五億中國工人階級決然走上反資本主義和反中共政府的鬥爭道路的時候，將會等同一個新的超巨大的力量宣布駕臨。雖然這一進程將會充滿復雜和矛盾之處，工人階級群眾的鬥爭將會削弱種族及族群分化，為階級團結（而非「民族」團結）製造新的推動力。對香港將發揮不可遏製的影響，啟蒙工人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組織起來鬥爭，並回應很多香港群眾的疑惑和問題──如何對抗獨裁體製丶什麼手段才能致勝。我們一定要與我們的敵人一樣，為暴風雨作預料和準備。

香港：旺角騷亂的一年後

去年農歷初一的2月8日旺角發生騷亂。這場香港五十年來首見的騷亂，是梁振英暴政遺下的歷史痕跡。看看今年農歷新年，當警察在旺角管製小販的手法變得小心克製後，氣氛頓時變得緩和，可見去年騷亂是他們強硬手法招致的。

兩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落實真普選而失敗告終後，社會充斥著緊張氣氛，彌漫著強烈的失望情緒，結果去年對「違法」小販的打壓造成了反彈。青年前景尤其暗淡。據2015年一份研究指，香港大學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從1993年的$13,158跌至2013年的$10860，廿年來跌了20%。房屋問題更是惡夢，據一項全球研究香港房價是367個主要城市中最難負擔的。

130人受傷

2月8日晚至9日淩晨，青年與警察爆發大。沖突，造成130人受傷。當晚警方出動800名警員，超過20處的垃圾堆或垃圾桶被縱火。至今總共90人被捕，57人的審訊已經開始。

對大部分在港民眾來說，騷亂象徵強硬的北京政府治下的政局危機及兩極化。為騷亂製造社會條件的梁振英，嘗試從騷亂中收割輿論及政治資本。政府去年進一步加強警隊武裝──增聘人手丶增加精英部隊數目丶增購「維持公眾秩序」的武器，例如更先進的橡膠子彈。自騷亂發生以來，警察更為政治化，更公開地成為政府的工具。

政府企圖煽動公眾對騷亂的憤怒，從而抹黑反政府陣營為「暴徒」，政治打壓所有抗議行動，但這計劃失敗了。相比在英丶美丶法等發生過騷亂的國家，香港群眾更為大力拒絕這種論調。

立法會補選

梁振英政府因為太過受人唾棄，從一開始這種宣傳就徹底失敗。代表這場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在騷亂後三星期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獲得了66,000票，可見政府與人民之間隔著多麼大的鴻溝。

本土派（無政府派的種族主義者）誇耀騷亂為「勇武抗爭」的典範。諷刺的是，一年前的八面威風今天已被最消沈的失敗主義所取代。去年他們錯，現在也錯。本土派缺乏工人階級的思想丶組織和聯系，他們亦沒有被當局大舉拘捕丶取消資格和檢控的準備。要勝利，需要有更高的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相信通過騷亂能夠贏得政治變革。我們理解事件的成因，而政府應負上責任。但是我們要用另外的思想與手段──根據工人階級歷史上的鬥爭傳統──以有效地挑戰專製當局。一年前，我們說過：「要想改變製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製製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這點。」

長毛特首選舉運動問與答

長毛參選會分薄選票， 益了林鄭月娥？

答：小圈子選舉的設計保證特首由中共欽點，特首的權力來自中共和資本家。泛民選委自以為手握三百多票就可以左右大局，有本錢與曾俊華作政治交易， 實在天真無知。根據過往經驗，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曾蔭權的政改方案後，政府完全背棄改革的承諾。只有群眾組織鬥爭才能保證可以迫使政府退讓。

長毛選舉運動就是為了反對泛民支持建製任何一方。泛民選委為曾俊華背書， 只會向群眾散播對下屆政府的幻想，扼殺未來群眾鬥爭的發展。泛民在2015年受到群眾壓力而被迫否決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政改方案，但現在想鬼祟轉身了。曾俊華上任特首後，泛民想與建製達成交易以重啟政改方案，將假普選方案作小修小補而讓它死灰復燃，還接受在2020年接受一個輕量版的廿三條方案。這等同背叛零三年上街的群眾，背叛雨傘運動的示威者，也背叛今後的民主鬥爭。泛民在誇大曾俊華與林鄭的分別，合埋化他們不戰而降的犬儒路線。他們也散播對習近平的幻想，好像只要習派支持的曾俊華當選，香港就會雨過天青一樣，事實上梁振英近年習權於一身、強硬打壓民主、打港獨與愛國主義，都是習近平底下的影子而已！

為什麽之前又反對泛民參加小圈子選舉？

答：2007年公民黨梁家傑及2012年民主黨何俊仁分別都有參與特首選舉。但他們競選中對建製候選人只作輕描淡寫的批評，完全沒有發動群眾鬥爭，以證明自己也有「競爭力」、也可得中共的接納。就如公開說：「阿爺，泛民特首也不會威脅你的獨裁統治的，請你放心實現普選吧。」根本是為小圈子製度塗脂抹粉！

長毛的選舉運動有什麽作用？

答：在小圈子製度下長毛並不可能當選。但反對陣營可以將選舉運動化為激發群眾鬥爭的平臺，有如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發起群眾示威、街頭宣傳甚至是公民抗命。選舉工程將收集三萬個公民提名，鼓動民意反對小圈子選舉！我們要迫使泛民選委支持長毛，阻止他們票投曾俊華。泛民選委將會受到巨大壓力， 被揭露他們害怕激進力量多於害怕建製派。長毛選舉運動造成社會壓力，要求泛民選委投白票，無論下屆特首是誰都會削弱政府的統治權威。

林鄭VS曾俊華：蘋果鬥爛之爭

特首小圈子選舉將至，現時兩位最熱門的候選人為林鄭月娥及曾俊華，他倆所代表的是甚麼？

林鄭月娥作為梁振英政府班子中的高官，曾推行假普選及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是眾所周知代表中共的強硬派，亦獲得中聯辦支持。最近林鄭月娥更宣布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被批評事前未有公開諮詢，惹起全港反感。

她宣布參選時強調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意味著會延續過去的親資政策， 特別是她擔任社福署署長時將社福服務市場化。她沒有曾俊華的香港商家人脈，比曾俊華更需要依仗中聯辦勢力來爭取支持。

林鄭月娥目前受到最大祝福，但2012年唐英年本來也是中共屬意人選，但中共最後也願意保送梁振英，因為兩人根本上都代表建製和中共利益。同樣今天的林鄭與曾俊華也是如此。曾俊華營造開明形象，標榜自己想香港「休養生息」。曾俊華的語言偽術比梁振英實在更勝一籌！在中共今天強硬統治中港的大背景下，下屆誰上任都只會延續梁振英路線，最多作出些微調整。曾為向中共表明心跡，承諾支持廿三條立法及八三一人大決定，與林鄭月娥及梁振英毫無差別。正如他說過「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他無法不依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最近的民調中，曾俊華以超過35%居首。這種調查只是容許民眾兩個爛蘋果之間挑選一個，根本毫無意義。但民主黨議員最近企圖以此「民意」為掩護，合理化支持曾俊華的惡行。大家別忘記， 2011年的小圈子選舉梁振英當時的民意一度超過4成！相反當時在無約束力的民間投票中，超過54%選民投棄權票。

曾俊華曾作為任期最長的財政司司長， 就是捍衛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佳人物。香港貧富懸殊冠絕全球，曾俊華就是主要元兇之一！香港利得稅率全球最低， 是有錢人的避稅天堂，但曾俊華十年來從不增加稅率，為資本家的利益護航。林鄭與曾俊華最近可笑地在否決全民退保的責任上互相推卸，但兩人一直堅定反對這項政策。

政府剛公布的財政儲備達至9083億元的新高。即使庫房水浸，但公共房屋丶醫療丶社會福利等卻沒有增加，曾俊華在上一份預算案中就削減了醫管局開支2.5 億元！曾俊華10年來幾乎每年計錯數， 經常低估財政盈餘外，又大幅的私有化及興建大白象工程。

任何一派建製候選人都不值得信任，社會主義者主張藉長毛選舉運動發動群眾鬥爭，挑戰小圈子選舉，打倒中共及財團專政。

警隊罪行上升是權力無限大的結果

過往一年警員犯案被捕超過四十宗，包括嚴重毆打、詐騙、盜竊、非禮、強奸、妨礙司法公正、藏毒等。警隊佐級協會長回應時表示「聖人也難免犯小錯」，就像時任警務署署長的「慈母論」般諷刺。

代表政權的腐敗

此外，三名警員涉嫌收受黑幫數以十萬計的賄款及嫖妓服務，其中一名被拘捕的O記高級督察陳嘉健更是處理沖擊公民廣場及旺角騷亂事件的主管。警隊高層受到壓力，故此下達加強警員戒律的指令，例如不準同袍在當區酒吧消遣。但警隊的墮落是權力的不平衡使然，就如一隊侵略小國的帝國軍隊即使軍例嚴苛也很難不奸淫擄掠的。

警隊的腐敗代表著政權的腐敗。在雨傘運動結束以來，沒有任何警察因暴力毆打示威者而受懲罰，包括朱經緯警棍毆打旺角途人800天以來律政司仍未提出檢控，去年旺角騷亂向天開槍的警察被頒發「紅雞繩」。政權為警察暴行賦予合法性，他們自然更自以為高人一等，可以任意妄為了。

因為感到有權力的庇蔭而自以為處於「安全區」，使警察以為犯案不用付出代價，很多時只是為了貪小便宜或行個方便。例如高級警員盜取扣押車輛在價值百多元的八達通被判盜竊罪，也有警車撞車後捏造事實而犯上妨礙司法公正，甚至警長盜取百多萬保釋金到澳門賭博，然後要求保釋者放棄追回保釋金。

警察是權力最集中的統治機關，統治階級的墮落自然最明顯地反映在警隊身上了！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民主控製警隊，從警隊經費、招聘、提拔以至運作決策都應由民選公眾委員會控製。

港學生焦慮抑郁 香港教育怎麼了？

香港去年在九天內發生超過六名學生自殺事件，而2015/16學年的首半年，半年內亦超過24宗學生自殺事件。自殺的有大學生丶中學或以下，都無分年級。

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六成中學生有輕微至非常嚴重的抑郁傾向；在經常感到焦慮的學生當中，近半數每日或每周都有超過一半時間有自殺或自殘的念頭。他們認為自己是失敗者，並感到沮喪或絕望。

最近有醫生揭發名校不少學生的家長向醫生施壓，給學生開服治療ADHD的藥物，提升專註力，有精神科醫生表示，這或會對兒童的健康構成傷害，強迫服藥可算是虐待兒童。

香港的學生壓力非常大，功課量為全球第二高，而諷刺的是，香港學生的學習動機丶自信力丶學習興趣及投入度在全球排尾三。這反映在一個強迫性的環境下，不但無助學生的學習，反而令年輕人陷入焦慮抑郁，甚至發生自殺的悲劇。

事實上，香港的教育開支遠遠追不上全球發達地區，僅占GDP約3.4%，是OECD國家平均的6%的差不多一半。單一式的機械操練是為了維持教育低成本，而激烈的競爭則是為了將大多數人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香港大學資助學位的入學率只有18%，遠低於歐美國家的50%。

政府坐擁8千億財政儲備，絕對能夠增加教育開支，推行小班教學丶增聘教師丶社工，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縱使超過8成教師反對TSA，教育局仍然一意孤行，令本來的學生壓力再增加。這就像2012年時的國民洗腦教育，由於梁振英政府的無視民意而爆發起占領政總行動。

我們要求撤回TSA丶要求大幅增加加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反對教育私有化，學位全由公帑資助，確保人人得到平等的教育權利。要改變現時千瘡百孔的教育製度，這需要在學校建立起由下而上的民主學生組織作為開始，反對不民主教育製度的抗爭。

國際婦女節行動香港站

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將有數百萬人上街及罷工。數十年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打擊，加上特朗普上臺，激起了空前大規模的抗爭，各地掀起了新一波的女權運動。三月八日，全球超過五十個國家發動婦女罷工。各地女性藉此機會抗議特朗普的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政策，包括穆斯林的禁境令、打壓性小眾、外勞及難民的權利。

在香港，為響應全球國際婦女節行動，我們發起這場抗議，連同不同種族及宗教背景的女性，包括難民、外傭、本地女性，爭取我們基本的權利，反對性暴力，反對對女性的壓迫。今天是我們上街抗爭的一天，不是逛街購物或舉行晚宴的一天。我們要建立一場戰鬥性的新女權運動，反對不民主的財團統治。

去年世界各地爆發大規模女性運動，包括在波蘭、冰島、阿根廷、愛爾蘭及美國，為今年歷史性的國際婦女節示威鋪下道路。在中國，女權分子被政治打壓、被逮捕、被言論審查，最近更被禁止宣傳國際婦女節罷工。中共獨裁者害怕女權吶喊是有其道理的，畢竟100年前的今天，俄國女工展開反對沙俄獨裁政權的罷工，一星期後革命推翻了沙皇。

停止針對女性的暴力

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全世界大約三分之一的婦女在一生中曾經遭受性暴力。全球女性正在起來對抗性暴力，挑戰暴力背後的權力架構──不公義的法律、主張性別歧視的政客以及製度性的歧視。去年阿根廷一名16歲少女被殘忍地奸殺，激起了一百萬女工罷工遊行反對性暴力。

消滅女性貧窮　為男女同工同酬而戰

女性占全球七成的貧窮人口，全球女性的平均工資幾乎只是男性的一半！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婦女較男性多出一倍。我們要求增加公共開支，提供充裕的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保障就業和女性經濟獨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屬於99%的新女權主義

近年婦女節被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扭曲為刺激消費的日子，鼓勵婦女節應買花送給女士、或推出減價的美容優惠！我們要重奪婦女節，用今天作為反對製度壓迫的鬥爭。我們反對種族歧視、反對對何宗教的歧視、反對特朗普及香港政府不人道對待難民。從前婦女節是屬於勞動婦女的一天，今天也要如此，要為所有被製度欺壓的男女及跨性別人士而鬥爭。我們主張一個草根的、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團結鬥爭捍衛工資、工人權利、公共服務、庇護權利和環境保護。

聲援全球三八婦女節罷工
停止性暴力！捍衛女性身體自主權！
消滅女性貧窮，男女同工同酬
設立富人稅！落實全民退保！
捍衛難民及家務外勞的權利
全球反特朗普，反對性別歧視，反對種族主義！

香港：婦女節遊行反性別與種族歧視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國際婦女節香港站的燭光晚會，有超過70人參加。集會人士站在美國領事館外的鐵馬前大叫口號，反對特朗普及其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的立場，並聲援全球女性罷工與抗爭。

「中國的女權分子被當局禁言和拘禁。」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她們的微博被專製當局封鎖，被禁止支持全球的婦女罷工，被禁止聲援全球的激進女權運動，所以我們為她們發聲。」鄧美晶亦引用1917年的俄國革命作為例子，指：「中共政權懼怕婦女的聲音不無道理，因為100年前的今天，俄羅斯的婦女發起了罷工，並於一星期後推翻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這個當時世界最殘暴的專政。」

參與晚會的婦女來自不同國籍，包括中國、印尼、菲律賓、香港和美國，而當中難民占最多數。來自印尼的難民Mira道出了她所遭受過的性暴力。「家內強暴與性侵是印尼及其他很多國家的一大問題。」她說：「但很多婦女不敢出聲，因為她們害怕執法機關不會站在她們的一方，並可能會失去兒女的撫養權。」她引用了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每3名女性當中就有1 位曾經遭受過一般或性暴力。Mira說：「我們需要團結一致反對這個製度。」

許多在港的難民婦女曾經遭受過強暴、性侵犯或暴力，但是香港政府一直對她們的困境充耳不聞，港府的庇護接收率乃全球最低。香港政府亦跟隨世界各個資產階級政府那樣，抹黑難民為「罪犯」和「非法入境者」，企圖煽動種族主義來對工人階級全體作出打擊。

特朗普最新的穆斯林和難民禁令亦是示威者的眾矢之的。參與者在領事館外大叫「不要禁令、不要圍墻、不要特朗普」。其中一名發言人士指出特朗普來周將會實施新禁令，將禁止敘利亞的難民進入美國，當中78%的是婦孺。特朗普稱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遊行人士亦要求落實男女同工同酬，並開征富人稅來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包括《半島電視臺》在內的多家媒體亦有到場采訪。

正如鄧美晶所說的：「今天是國際婦女節，不是購物、慶祝或搞晚宴的日子，而是我們上街的日子。我們要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女權運動，反對1%富豪們的不民主統治。」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

號稱「梁振英2.0」的林鄭月娥被欽點為下屆特首，意味著政府的強硬路線會延續下去。香港首次有一名民望凈值負分的候任特首，相信未來幾年政局埋伏炸彈。建製派高呼林鄭高票當選，炫耀建製派大團結。中共暫時壓製了建製派之間的糾爭，但不代表他們的統治穩固起來，表面的團結只是假象。

今次中共汲取上屆唐梁分裂的教訓，今屆比以往更大力操控選舉。中共首次支持建製之中其中一名候選人，暗示中共有權不任命林鄭以外的人選，中共喉舌報甚至出現攻擊曾俊華與泛民作「魔鬼交易」的文章。此外，中共大力拉攏唐營商界，難以相信當中沒有包括龐大的政商利益交易。香港傳統資本家勢力的唐營今屆都在中共的箍票下轉投林鄭月娥，但從李嘉誠不願提名予任何候選人的表現，可見當中必然有摩擦發生。中共比過往更大力幹預選舉，不是因為另一名候選人曾俊華會為中共統治帶來威脅，而是因為中共希望林鄭高票當選，維護下屆政府的權威。

特首小圈子選舉結束後的翌日，警方立即控告九名雨傘運動政治人物 。建製陣營發放出清晰的政治訊息。泛民主派當初以中共會與港人「休養生息」為由，製造曾俊華有望當選的幻想。泛民主派第一次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建製候選人，是一次更深刻的背叛。他們聲稱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支持曾俊華，相當於接受了他所支持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及廿三條立法。他們的立場實踐起來就是呼籲港人只能選擇中共接受的候選人，也就是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假普選的篩選邏輯。與2010年接受政改方案一樣，泛民今次與曾俊華的交易是什麽也換不到回來的。唯一做到的就是將民主運動的大權交給了建製派，連梁振英也嘲弄泛民「是否等於曾俊華是他們的代表？」

長毛嘗試參選特首並批評泛民的錯誤立場，這是正確的。可惜在選舉後，他卻公開向泛民道歉並呼籲「團結」。事實上無論是林鄭還是曾俊華當選，泛民向群眾散播對建製其中一派的幻想，都是對民主運動有害的。他們呼籲群眾寄望於一位明君登位，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和動員力。我們不能排除林鄭會實踐一些曾俊華的選舉承諾，例如為廿三條立法作白紙草案諮詢，從而收編溫和泛民的支持。然而，泛民對「休養生息」的寄望換來了林鄭月娥當選翌日的雨傘運動大清洗，林鄭更表示「修補社會撕裂不代表要在法治上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固然支持行動上團結一致反對政治打壓，但這不代表要放棄在運動內的辯論和批評，尤其是今次主流泛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行動上團結對抗建製，與民主辯論運動的出路之間，並沒有任何矛盾，而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會影響至未來民主鬥爭。政治打壓和白色恐怖將臨，建設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是當務之急。

林鄭上臺　新一場戰役開始

林鄭月娥被中共正式欽點為特首。中共大力幹預這場假選舉，製造林鄭高票當選的假象，以確保下屆政府的面子和權威。但對群眾來說只會造成反效果，市民對假選舉的憤怒更深，林鄭未上任， 民望凈值已得負分，是香港首位民望最低的候任特首，比2012年梁振英更甚。

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林鄭政府民望極低之余，亦現正面對組班的困難，建製人士對加入新政府非常猶豫，現任的局長也有人請辭，主動不留任。這反映林鄭可能是一個弱勢政府。

大致上林鄭會延續以梁振英為標誌的中共強硬路線，繼續令香港民主倒退，死守八三一人大決定，更很可能會在未來一個階段推動廿三條立法鎮壓民主權利。同時，為了服務香港資本家的利益，她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有利工人的政策。

建製分裂未完

這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中共透過大力背後操控及幹預，令很多本來支持曾俊華的建製派選委最後臨時轉向公開支持林鄭。這包括了鄉事派及代表香港傳統資本家利益的李嘉誠。難以相信這次轉軑沒有牽涉威迫利誘。就好像債務一樣，在選舉時借了選委的票，林鄭需要在她的任期內「還債」，代表她需要保衛這群既得利益集團及勢力的利益，進行改革的空間將會非常有限。若果如此，如丁權的特權就不會被撼動、保障資本家財團的利得稅也不會增加。

這次小圈子選舉後，中央企圖製造一個「建製派大和解」的假象，希望建製各陣營能不互相攻擊，繼續維持政府統治。由於中共刻意的部署加上壓服建製各派的利益瓜分，今次建製派的分裂沒有像2012年唐梁之爭那般激烈。但建製派的裂痕還是藏不住，這反映在特首選舉期間無法入閘的葉劉淑儀，在選舉後揭露中共背後操控選舉結果的行為。建製派不惜將內部的醜惡公開，反映陣營內部分裂的嚴重性。葉劉的新民黨分裂，田北辰宣布與數名議員退出新民黨，也有可能會另組新的或選舉平臺。

林鄭會有蜜月期嗎 ?

極低民望的林鄭在上臺後會嘗試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表示自己不會請求中聯辦幫忙「箍票」。但都是有姿態無實際的，作為北京欽點的傀儡，她還是會受到牢牢控製。

她以一些看似小修小補的姿勢挽回民望，例如采納曾俊華、胡國興等人在選舉時某部分政綱。林鄭月娥在選舉時一直拒絕對TSA表態，但當選後翌日立即改變立場，由拒絕表態變成認為需要取消小三TSA，這曾經是是曾胡二人的政綱。林鄭可能會跟從這個路線，以極有限的口頭承諾來製造「傾聽民意」的形象， 但實際上在真正影響民生的議題如大白象工程、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保等直接影響現有財團利益議題上，則絕對無可能有退讓空間，所以林鄭難有蜜月期的可能。

香港的樓市泡沫前所未有的瘋狂，但至今都是依靠內地的刺激政策支撐的，但長遠以債務推動的經濟面臨危機時，將會波及香港。同時，當前香港經濟狀況並不正面，面對內地經濟增長放緩，香港零售、酒店及旅遊相關行菜的利潤及銷售量也下跌。李嘉誠最近也指出，長和公司的全世界1.3萬公司中，香港的表現最差，零售額及盈利在過去一年下跌30%。中國的經濟與香港緊密相連，若果中國面臨經濟危機，香港將會無法幸免。

另一邊廂，民主派在小圈子選舉中的分裂更為重要，民主派在選舉中支持建製的曾俊華，是徹徹底底的投降。群眾本對曾俊華無任何幻想，而泛民主派的背叛將不會就止停止，在林鄭的時代，泛民有可能在廿三條立法等民主權利上站在群眾對立面。

民主運動如何走？

從過去南韓及南非過去的民主革命可見，只有革命鬥爭威脅到獨裁者的統治時，政權才會被迫實行民主化。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獨裁者自我改革，這不過是泛民主派的幻想。

為了建立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需要依賴基層工人為核心力量，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屬於工人階級左翼的政黨， 將民主鬥爭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抗爭運動。

支持曾俊華就是繳械投降

泛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支持曾俊華，是一次徹底的投降。曾俊華是中共專製和大資本家的代表，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在選舉期間表明維護八三一人大決定。連梁振英和馮煒光之流也嘲笑道，「今次選舉泛民不是根據信念和原則做人」，反問「曾俊華是否泛民主派的代表呢？」

經歷了人大釋法、議員資格被取消，到一系列的政治檢控和審判，本土派組織陷於土崩瓦解，民主運動的士氣正在回落。因此，泛民主派沒有了群眾鬥爭的壓力，也沒受到其他非建製勢力威脅下，沒有了後顧之憂，妥協以至投降路線走得愈來愈大膽、公然。

泛民散播對小圈子選舉的幻想，降低了群眾的士氣和意識，誤導群眾以為可以在專製製度中選擇一個明君登位。起初泛民表示選擇曾俊華是害相權取其輕，到了選舉最後階段他們與曾俊華握手言歡。在支持曾俊華的集會當晚，有人拿起「民主之父」的紙牌歌頌曾俊華，實在是一大諷刺！曾俊華的民主派支持者迅即幻想破滅，脆弱的泡沫一刺即破，低落的情緒彌漫在「薯粉」之間。

更嚴重的是，通過支持建製的其中一派，泛民主派幻想可以「休養生息」，但正是因為他們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國家機關現在可以更為所欲為，結果換來了更大的政治打壓。

泛民對中共的幻想

此外，泛民主派對於中央政府和習近平抱有幻想。

他們指過去五年香港的亂局只是由於梁振英和中聯辦的幹預所致，因此相信習近平將會出手撥亂反正，恢復過往和諧的一國兩製。事實上，習近平是毛澤東以後中國最大力鎮壓反對聲音、最獨攬大權的獨裁者，梁振英的統治方式只是他的影子而已。泛民主派揚棄了改變小圈子選舉的立場，變成寄望商界支持的「開明建製派」會成為抗衡中共統治的力量。由於中共近年扶持中資在香港坐大，威脅傳統港資的既得利益，泛民以為港資會轉而支持民主派來抗衡中共勢力。

事實上無論是哪派的資本家最痛恨的都是真正的民主變革，因此這會喚起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

泛民不會因林鄭當選而覺醒，他們的投降並不會止於選今次舉中，而會繼續下去。林鄭月娥當選後，泛民突然180轉駄，停止攻擊林鄭是CY2.0，他們相信林鄭會「修補社會撕裂」，因此要給她一點時間空間，甚至反對未來一段時期采用「林鄭下臺」口號。只要林鄭稍為采納曾俊華的公關技巧，即使實際政策上完全沒有進步，已經可令他們俯首稱臣！此外，如果以曾俊華為首「開明建製派」日後組黨參選，泛民會否在他與強硬建製派之間「兩害取其輕」呢？泛民與建製的劃線只會愈來愈模糊了。

泛民「大和解」論激起群眾反彈

民主黨主席胡誌偉於4月18日提出「特赦論」，建議下屆特首林鄭月娥特赦被檢控的傘運人士，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公民黨楊嶽橋也表示贊同。他們試圖將和平抗命被捕的示威者與暴力鎮壓的警察等量齊觀，根本就是合理化政權的暴力。這番言論激起民情反彈，傘運人士尤其反感，最後兩人在群眾壓力下收回言論。

「大和解」並非僅僅胡楊二人的看法，而是溫和泛民亮起向林鄭政府投降的訊號。「特赦論」也是他們試水溫的手段而已，結果遇到巨大的民情反彈。這同時也反映泛民多麽脫離群眾，他們以為群眾已經遺忘雨傘運動，因此可以任意騎劫被捕人士的意向，作為向政權政治交易的籌碼！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溫和泛民在特首假選舉中支持曾俊華，不是策略問題而是背棄過去的立場，徹底向政權投降。

建製派反對泛民妥協派的大和解，但是出於維護國家機器打壓民主權利的立場。曾經在立法會批評七警案判決、要求特赦七警的多名民建聯議員以及經民聯梁美芬等人，現在就180度轉軚，以「損害法治」為由反對特赦雨運人士，可見建製派的偽善可恥！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建民主鬥爭，以抵抗正在來臨的白色恐怖，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唯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並以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群眾運動，才是帶來勝利的出路。

香港：抗議「漢莎天廚」解雇工會主席！

全球最大的航空配餐供應公司LSG漢莎天廚，在上月無理解雇旗下廚師員工、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細輝），明目張膽地打壓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及表達政見的自由。

抗議林鄭後翌日被解雇

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曾在特首小圈子選舉期間到論壇抗議，質問林鄭月娥對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在翌日便立即被公司解雇，總經理丘炳仁在無任何原因下解雇了過去工作表現良好，從未收過警告信的細輝。漢莎天廚承包香港各大機構及學校的飯堂及餐廳，包括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等。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抗爭，過去一個月，我們到不同的學校發起抗議行動，揭露漢莎的惡行。這不單是捍衛細輝一人的職位，這是捍衛所有勞動者組織工會、爭取工人權益、表達政見的基本權利。細輝對我們的聲援表示十分感激。

吳誌輝自2015年5月任職漢莎天廚二廚。他成立了香港廚師聯盟，主張團結工人爭取權利。去年他曾協助其他廚師向公司追討加班的費用，追討成功後立即被經理調職。細輝指，每次參與過公開抗議行動後，翌日上班都遭到經理的無理要求，做合約以外的額外工作。入職以來，他多次遭到公司代表威嚇，向他表示「唔好搞咁多嘢！」

LSG漢莎天廚是漢莎航空公司旗下分公司，年收入超過300億。這間公司在美國西雅圖曾經因違反最低工時薪法而遭罰款260萬港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讓吳誌輝立即復職！

組織工會無罪！捍衛表達政見自由！不容政治打壓！

國際聲援吳誌輝，捍衛勞動者組織工會權利

香港：為什麽難民應有工作權？

社會主義行動為爭取難民權利而抗爭，反對政府極端種族歧視且不公義的政策。香港的庇護審批率是全球最低，大約150人中只審批1人。難民的「援助」服務被外判至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令難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變賣汽水鑵判囚24個月

爭取工作權是難民的主要訴求。這使他們有錢過活，擺脫貧窮與依賴。但政府現時禁止他們工作，違法者最高判監三年。在二月，政府突擊搜查，兩名尋求庇護者被揭發在餐廳工作，被判監15個月，亦有難民因為執撿汽水罐變賣而被控「非法開辦業務」判囚24個月。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

為什麽政府如此強硬？有些歐洲國家接收難民的數字比香港高得多，因此造成了經濟增長。瑞典單在2015年接收了超過16萬名難民（香港難民總數只有1.1萬人），失業率卻因此下降，經濟增長數字增加至4.5%。所以香港政府拒絕讓難民工作是基於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

代表鉅富權貴和中共獨裁者利益的香港政府，想把難民隔離於本地人口之外，從而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雖然很多難民滯留在港十多年，有了在港出生甚至在學的兒女，但政府不容許他們落地生根。禁止工作是隔離政策的重要元素。香港工人恐懼難民如果進入勞動市場，就會讓雇主有另一個壓低工資及待遇的武器。在今天勞動市場的結構下，加上工人向雇主議價的能力很低，這種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社會主義者認為，答案在於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家，要求改善本勞外勞的待遇。我們要一起建立強大且具戰鬥力的工會。最低工資應該提升至每小時45元，包括本勞外勞在內的所有工人都應該受此保護。所有工人都應有權加入工會，爭取合理的工資和待遇：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八小時工作天、充足的假期及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廿三條重臨 群眾如何迎戰？

下屆林鄭月娥的政府很可能會為廿三條立法，抵抗惡法將會是未來的民主鬥爭的重要一環。梁振英時期大力攻擊「外國勢力」及「港獨勢力」，取消右翼本土派的議員資格，就是為了廿三條立法推波助瀾。2002-03年，香港政府推動廿三條立法，企圖令香港政治全面大陸化，大力打壓任何反抗的權利。適逢零三年沙士疫癥爆發，經濟一片死寂，基層勞動者以至中產都民不聊生，最後促發了50萬人參與了七一大遊行。巨大的壓力下最終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立法。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臺，第二屆的董建華政府則「腳痛」下臺。

基本法廿三條要求就有關保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和國家安全等訂立法律。當中涵蓋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泄露國家機密、防範、製止和懲治叛國等法律。這意味著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會成為非法組織，甚至連有時觸及政治議題的國際特赦組織或其他環保團體，也很可能無一幸免！2003年的經驗，若有本地組織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遭取締，法院甚至有權進行秘密審訊。此外，如果中國大陸基於保障國家安全的理由禁製某組織運作後，香港保安局也同樣可基於相同理由，取締其在港的從屬組織。

近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世界各國的政局都變得緊張，各國都訂製或加強實施國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根據《多維新聞》的報導，單在2013年，中國大陸就有2318人因違反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數字是過去10年平均人數的近10倍。2015年中國就曾發生過「709大抓捕」事件，多達319人因維權而被拘捕，使用的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尋釁滋事罪」等「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

最近馬來西亞通過了新國家安全法，賦予首相單獨宣布特定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並可在該區實施宵禁，並在無授權狀況下逮捕、搜索民眾。而鄰近的新加坡一直以來亦有《內部安全法》，容許政府不經審查下，可以將懷疑威脅「國家安全」的市民無限期行政拘留。

泛民的背叛

由於泛民主派奉《基本法》為聖經，他們一向視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而不可避免，法例只要較為寬松即可接受。他們希望政府不要過於強硬，以免引起群眾反抗運動而令他們失去下臺階。他們亦公開承認只要有普選就可以接受廿三條立法──「只要讓我選擇哪個劊子手，我不介意給他一把利刀。」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的法律是保護統治階級利益、鎮壓受壓迫階級的工具，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會接受國家安全法。

在最近的特首選舉上，受泛民支持的曾俊華聲稱，為免香港引入《國安法》，所以有必要推動廿三條立法。曾俊華提出立法廿三條會以白紙草案、較為開放的進行諮詢。這正是民主黨及公民黨2003年時的立場。泛民主派希望政府會既然泛民今天可以兩害取其輕票投曾俊華，明天在廿三條與國安法之間取其輕也不足為奇了。在實踐上這是消極投降的借口。

相比2003年胡溫時期的中共及董建華港府，今天中港的統治集團強硬了極多，一場五十萬人的遊行恐怕遠遠不足以粉碎廿三條。反廿三條的群眾鬥爭要更有組織力量。首先不同類型的公民抗爭也應該開放和容許討論，例如抗稅、罷課、罷工等集體行動。而民主運動要徹底拋棄過往那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參與決策的組識方式，運動只有由下而上、通過民主的委員會定立方向、策略和組織。香港的資本家亦會支持廿三條立法，作為保護他們私有財產的工具，反廿三條立法的鬥爭自然是基層勞動者的階級鬥爭。泛民的妥協退縮證明這場鬥爭需要建設一個獨立於泛民以外的勞動者政治力量。

香港：非建製民選立法會議員面臨DQ

中共正加強以各種各樣的法律手段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繼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青年新政兩人去年被踢出立法會後，現在還有四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梁國雄（長毛）、羅冠聰、姚松炎及劉小麗被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提出司法覆核，名議上要求議員合乎「莊重、真誠」等相關宣誓條件來作政治打壓，企圖取消其議員資格。

政府聘用全香港最昂貴之一的兩名資深大律師及有經驗的律師團隊來針對四名議員，而四名議員若果輸掉官司，不但會失去議席，更或會被刑事檢控，最高可判入獄6個月。

長毛梁國雄指，政府利用龐大公帑、濫用司法程序針對案中四名議員，假若議員輸了，將失去議席；即使議員贏了，也可能因為官司而破產，導致自動失去議員資格。政府是要用「纏訟」的方式褫奪他們的議席。

中共越來越依靠法律製度來進行對非建製派民選議員的政治打壓，在林鄭3月26日當選後的翌日，警方就立即控告9名曾參與雨傘運動的活躍人士（詳見下文）。現時面臨被取消議席的非建製派議員共九人，這就是中共的盤算，以法律及程序手段來進行立法會的政治清洗。去年九月立法會選舉中，雖然建製派動用大量資源及恐嚇宣傳（反港獨、反暴力以及反拉布）但仍未能取勝，因此他們要推翻九月選舉結果，從而未來也可以篩走反對派候選人。由此反映所謂的「法治」實際上只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提供極小保護，往往為權貴的利益服務，並愈來愈成為打壓異見者的工具。現時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反政治清洗群眾抗爭，才能捍衛民選議員的議席及選舉權。

全球聲援行動

「我們來到了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向中國及香港政府表達立場。」帶領示威的澳洲社會主義黨發言人Anthony Main表示：「當局對香港四名立法會議員的指控全屬莫須有，只是因他們的政治主張而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組織了全球行動，包括在澳大利亞、奧地利、瑞典到斯裏蘭卡，示威者到當地的中國使館要求法院撤銷對四名議員的指控。

雨傘運動九人被捕　法律淪白色恐怖工具

3月27日，特首小圈子選舉剛剛落幕，當局最新一輪的政治檢控，並掀開了新一波的白色恐怖。政府當局隨即拒捕了9名參與雨傘運動的政治人物，當中包括「占中三子」，以及立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

今次以「公眾妨擾罪」作為控罪，比過去常用的「非法集結罪」較嚴重，最高刑罰為7年。這個控罪無論在入罪機會抑或是最高刑罰都比，反映當局有意識要為兩年前的雨傘運動作出政治報復。過去幾年梁振英幹預司法界及清洗廉署，就是為此作準備。

除雨傘9人，本土派立會議員鄭松泰亦因倒插國旗及區旗而被警方以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拘捕。包括青政兩名議員，現在可能會被當局取消資格的立會議員高達9人。

另外，法院在過去數星期亦首次引用「暴動罪」判處旺角騷亂的4名參與者3到4年的重刑。當局正學習新加坡那樣，利用法律和法院來進行政治檢控，來打壓反對派運動。有指警方的拘捕名單上人數多達40人，未來白色恐怖的浪潮將會繼續。

這次一連串政治檢控，嚴重打壓了香港的民主權利，而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工具的本質亦越來越明顯。惟泛民各派卻仍然死抱「司法獨立」和「尊重法院」的迷思，而怠於動員社會抗爭。當務之急，反而是要號召群眾上街抗爭，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

香港：高鐵「一地兩檢」引狼入室

廣深高速鐵路除了耗資接近一千億、浪費公帑之外，更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政府強調為了保持車速，避免高鐵要在深圳停站進行邊境檢閱，因而企圖通過「一地兩檢」政策，在西九龍同時處理中港兩地的出入境程序，讓內地的邊境人員在香港行使法律權力。

從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到人大釋法DQ案，中共幹預的恐懼彌漫在社會之中，若果內地國家機關人員公然進駐香港，必然遇到香社會的抵抗情緒。
中共過往用盡所有方法蠶蝕香港民主權利，因此當然有理由懷疑在一地兩檢之下同樣情況會繼續發生。

一旦落實一地兩檢，內地國家機關人員有權在西九龍站的口岸區範圍內實行中國法律，也包括拘捕權。

近日有報章揭發高鐵西九邊檢設施將興建10多個羈留室。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更可明正言順「執法」了，包括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

政府以效率為名強推「一地兩檢」，但《明報》去年報道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一地兩檢能快多少？

民主黨塗謹申居然指出香港可以將部分土地撥予內地，以解決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可見他們的妥協是無底線的。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停止這項引狼入室的大白象工程！除非中港兩地落實全面民主權利，否則我們一定反對一地兩檢政策。

香港：平機會陳章明公開歧視女性

香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男女同工不同酬依然嚴重，公共護老、托兒或殘疾人士服務嚴重缺乏，女性被迫要放棄全職工作成為家庭的照顧者，只能從事兼職的低收入工作，年老時更沒有退休金的保障，導致貧窮人口大多為女性。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父權體製下對女性的壓迫。

就在剛過去的婦女節，被委任將滿一年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在3月8日婦女節竟然公開發言歧視女性：

「香港女性都有兩條『事業線』，包括工作和家庭，而由女性擔當的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例如做家務等等。」

「在香港職場上，男性沒有公平對待女性，但又會要求婦女在家庭擔當如此重要嘅角色，然而女性更從未計較過人工。」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女性細心，所以通常由女性照顧老人…」他指自己老了也會叫女兒照顧，不會叫兒子照顧自己，因男士要出外工作。」

這些言論令人深感憤怒及震驚，陳章明的致辭合理化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合理化女性擔任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面對男女同工不同酬，反而表揚這種不平等的處境！陳更指女性天生較細心，就這樣合理化了女性照顧長者的無薪勞動！

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

這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定性女性的身分為「女兒」、「母親」、「太太」然後才是「職業女性」，並將照顧家庭的負擔壓在女性身上，讓政府逃避建設公共托兒及安老服務的責任。

陳章明的這番言論不單單是個別人士對事情的看法，也反映了整個政府官僚體製都充斥著壓迫少數群體的意識形態，體現在政府支持難民禁閉營、阻礙同誌平權等政策上。要消除女性的壓迫，需要建立新一波的戰鬥性女權運動，反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壓迫，並且要鏟走陳章明這些危害性別平權的社會毒瘤！

香港：學童自殺，還是被製度殺害？

過去兩年至今，已有超過60名學生自殺。不斷有家長及學生發起行動，要求取消TSA製度。什麽是TSA？政府04年實施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需要額外操練試卷，令學生在本來的功課、準備考試增加更多負擔。

林鄭圖少修少補挽民意

TSA惡名昭彰，不論學生或家長都起來反對，組織起眾多反TSA的團體，以不同的方式如罷考及發起示威行動抗爭。教育局的回應是將TSA改為「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但實際上只是換湯不換藥，激起更大憤怒！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表示希望擱置5月開考的小三TSA，被梁振英立即拒絕，指需要在7月林鄭上任後。連建製派議員也贊成取消TSA時，林鄭希望透過少修少補來挽回低落的民意，但即使擱置小三TSA也遠遠不足夠，需要全面廢除此製度。

據基督教團體的調查顯示，有84%受訪者認為學生自殺的原因與考試壓力有關。年輕人患上焦慮、抑郁癥，惡化成自殺輕生。中小學生的壓力主要來自巨大的功課量及TSA、DSE考試。香港的教育製度只著重操練試卷，令學生變成一部考試機器，無非是為了剔除大部分學生在大學教育以外，維持低水平的教育開支。香港，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為62小時，中學生更長達77小時，比打工仔的工時還要長！這種環境下，如何讓年輕人有希望？

香港的教育製度需要一個革命性的改變，由全面取消TSA及BCA開始，要求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來增加學校的資源、實施小班教學。

教育製度需要革命

此外，政府必須大量增設在校的社工和輔導資源，為學生提供充足的服務。所有的教育政策製訂都應由教師、家長及學生民選產生的代表委員會決定，而非交到不民主的官僚手中。然而，高壓教育製度只是社會環境的反映，要解決青年出路、就業問題和房屋問題，需要徹底社會製度的變革。

香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

今年是六七暴動的五十周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罷工開始，警察鎮壓將事件推向暴動，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終。據港英政府統計，暴動中832人受傷，51人喪生，其中15人被炸彈炸死，被捕者達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現了勞苦大眾反英帝國主義的渴望，不甘忍受資本剝削以及種族歧視。然而，軍警鎮壓造成的憤怒一觸即發，但受到毛澤東錯誤的思想及鬥爭手段的影響，這股力量被誤導至恐怖襲擊和暴動的方向，失去了廣大群眾支持而形於孤立，港英統治反倒得以強化起來。

港英統治下的社會矛盾是引發暴動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時極長，沒有有薪假期（連周日也沒有），被解雇時往往拿不到遣散費，社會缺乏廉價醫療及教育系統。60年代免費教育並不存在，15-19歲的年輕人中，只有13%在學校讀書。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萬人住在山邊木屋或天臺小屋。當時居住環境擁擠、貧富極為懸殊、工作環境惡劣、政府部門貪汙猖獗、華人受到歧視，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輪加價激起抗議，後來警察鎮壓挑起民憤，引致騷亂。最後一名騷亂者被殺，超過1,400名青年被捕。這可說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與對待文革的歷史一樣，親泛民的媒體美化英殖民地統治為自由、民主、開明的化身，片面將所有反抗者定性者為受「土共思想」洗腦的暴徒，掩蓋了工人和青年抗爭的正當性，也無視社會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動的主因。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騷亂者為港獨暴徒一樣掩蓋事實。當年一些參與暴動的青年成為了今天建製派的一員，為全球其中一個最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效犬馬之勞，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因為當年派發傳單被捕。親北京建製派視六七暴動為「路線錯誤」，是他們的歷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隊修改網站上的六七歷史，被質疑企圖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體現了他們處理這宗歷史事件的做法。當然，建製派今天變成統治集團的一員，打壓任何形式的反對運動，是已經徹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當他們指責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時，總會被公眾翻起六七的舊帳來嘲諷。

罷工、鎮壓、暴動

在1967年的五一勞動節，九龍新蒲崗的膠花廠工人不滿資方苛刻的條例發起罷工，結果資方解雇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當工人阻止工廠出貨時，警察進行暴力鎮壓，向群眾發射催淚彈和木彈，百多人被拘捕並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後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介入運動。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務、食品製造、零售業、紡織廠以至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6月初警察射殺多名工人，並且不經審訊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廣播，禁止示威者張貼大字報。這些做法都是打壓和平示威權利和言論自由。此時示威者最多投擲物品和縱火，遠遠未稱得上是恐怖主義。6月底，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得到約6萬工人響應，及後還發動了一天的罷課和罷市。

警察瘋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響，運動開始轉向恐怖主義和暴力襲擊。7月8日，共產黨民兵越境到港與港英警察爆發「沙頭角槍戰」，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轉捩點。7月9日觀塘警署發生了第一次炸彈襲擊。毛派工人開始在炸彈襲擊開始對警車、「防暴隊」、警署、警崗、兵營、警察宿舍、政府機關的投彈襲擊。後來襲擊目標擴大至戲院、公園、街市等公眾地方，很多無辜平民受到威脅，後來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輿論被定性為暴徒，失去群眾支持且孤立起來。8月商臺節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燒死，令港英的輿論攻勢更為猖獗。暴動分子在左派辦事處及學校等地方製造炸彈，讓政府有藉口擴大警察對他們據點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開始超出中共控製範圍。中共開始派出解放軍恢復秩序，與此同時北京也對六七暴動鳴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六七暴動最後以失敗告終。 暴動退潮時左派陣營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領袖和示威者（不論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動分子）被逮捕和判監。毛派在香港工人階級之間的實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動的宗派鬥爭和個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眾意識與中國大陸隔離，更集中只關於香港事務。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動社會改革，殖民統治才得以鞏固起來。

文革風潮的影響及中英關系

中英在六七暴動前後的外交關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構成了北京對六七暴動的取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分析這點就先要了解毛澤東政權的政治本質。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斯大林式的民族主義者，對他來說中國外交政策不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國主義陣營之間作出權力平衡。這是為了官僚集團提高在世界政壇上的民族地位，並且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現狀。

二戰後英國明確和美國建立特殊關系的外交政策，在越南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甚至臺灣問題上追隨美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與英國采取妥協調和態度，使它不會與美國的對華政策跟得太緊，靠得太攏。即使1949年革命後解放軍兵臨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內接管香港，但中共決定讓英國繼續治港。原因是毛澤東希望與英國保持亦敵亦友的關系，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為獲取外匯的管道和中國資產階級的聚合點；另一方面爭取英國在外交戰略上與中國妥協，例如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英國則成為了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大國，以求換取香港地位不變，並保障在中國的巨額投資。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戰後經濟的恢復時期，加上美國強硬敵視中共，英商於是把握機會擴展在華經濟利益。這種亦敵亦友的關系形成了中共對港「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針。

在這政治背景下，中共從沒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過六七暴動增加對英的外交的籌碼。網媒《眾新聞》報道了美國中情局當年的一份檔案，當中中情局作出了一個相當合理的評估：「北京不希望開戰，但希望用一年時間，在港做到『澳門123事件』的效果，即雖然法律上和名義上沒取回香港主權，但實際上卻能控製香港，將港英政權架空。」六七暴動開始後，除了口頭聲援和給予少許罷工經費外，並沒有多少實質支持，正如報告總括暴動左派失敗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絕向英國認真施壓，或向港共提供實際援助」。

5月16日，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暴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亦有出席。然而不過是三個月後，當萬多人在北京英國代辦處示威者放火焚燒辦公樓時，周恩來卻譴責領導這場抗議的紅衛兵。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他向英國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毛澤東起初所能想像的範圍，而正如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認為，六七暴動也「是這股追求解殖的歷史欲望在長期壓抑下反彈出來的失控爆發」。的而且確，沒有文革浪潮的話香港毛派不會有自信發起一場持續七、八個月的鬥爭。但與文革一樣，中共希望將六七暴動置於官僚的黨爭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階級鬥爭的利益之下，可以讓他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動也成為了大陸文革中官僚權鬥的另一個戰場。正如文革出現邀進和溫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較溫和的派別由本地紅色銀行家及富商組成，希望可以通過與英國進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進派是由本地底層工人和學生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陸文革「造反派」支持，他們希望通過沖擊港英統治增加在大陸權鬥的籌碼。

後果

暴動後港英殖民統治得到更大民眾支持，警察的權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間實施一定社會改革以買來穩定，包括1970年實施的每周一天強製休息。後來英國工黨執政時期下的麥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計劃，改善並普及化醫療服務，並在1971年開始實施小學免費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資產階級媒體所誇大的，尤其在維護殖民者政治權力上沒有讓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動後停止政製改革，拒絕成立民選議會。而1974年雖然訂明中文是法定語文，但實際上中文繼續在政府部門和法律機關受盡歧視，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頒布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當年的確有很多真誠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擁護毛澤東思想，但錯誤的路線和鬥爭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運動陷於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會主義被資產階級妖魔化，群眾意識大大倒退。左派組織要麽癱瘓和分裂，要麽走向更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線（例如工聯會），工人運動陷入一段時間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騷亂雖然與六七事件有著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歷史條件，但在兩件事中騷亂都運動退潮時的一次冒進主義的反彈，在註定失敗的騷亂後運動則急速擺向保守主義。

社會主義者支持反對殖民地的鬥爭，但我們反對六七暴動中的個人恐怖主義行動。正如我們反對2016年旺角騷亂的手段一樣，因為這不是對抗政權的有效方法，反而會令群眾運動失去大眾支持，並換來國家機關的鎮壓。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來源始終是統治階級及國家機關（警察、法院等）。在港英軍警武裝鎮壓的形勢下，工人階級當然有武裝自衛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過民主組織的自衛委員會，由下而上決策來抵抗警察暴力、捍衛罷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發動無差別的恐怖襲擊。工人階級的解放沒有捷徑，只能依靠集體鬥爭和自我組織才能完成。徹底官僚化的中共當時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國際主義的方式來組織鬥爭，也不能爭取英國工運的階級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眾運動，將之作為中共與資本主義政府博奕的棋子。

香港：廢除外勞「雇傭同住」條例！

根據最新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現時香港聘請有超過34萬外傭，主要來自印尼及菲律賓。
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地牢、櫥櫃、廁所、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
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這些痛苦就是政府的雇傭同住規定所帶來的，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積極反對。」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稱：「我們與同香港其他外勞運動組織，一起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讓她們可以自行解決，而不是被迫接受報告所指的待遇。」
外勞社群Kobumi成員Ilalang Victoria同樣極力反對雇傭同住。「這些非人道的狀況其實並不是個新問題。例如，如果一名外傭要睡在客廳，她往往根本睡不好。許多香港人很夜才入睡，而外傭一般要比雇主更晚休息。假若雇主要求外傭睡在廁所或附近，亦對她們的健康很有影響。」

隔離與社會控製

外傭的外出居住的權利，是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所取消的，唯一的例外是在當時之前已經與同一雇主達成連續雇傭關系的勞工。入境處會定期進行突擊巡查，檢查一些被懷疑不與雇主同住的外傭。一經定罪，對工人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港元，而對雇主的最高刑罰只是終身不準聘請外傭。

「這個法例的目的是為了隔離與社會控製。」鄧美晶指：「這是為了防止外傭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時數、私人時間，使工人的生活可以不完全受雇主操控。這個政策導致了報告中所指的虐待，也包括諸如每天工作16小時或暴力等事情。」
香港的居住環境是世界最擁擠的，根據《南華早報》報導香港住房單位的平均大小為470平方呎（43平方米），是美國紐約的平均大小的一半。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外傭要被迫住進廚房或儲物室，許多家庭根本容納不了雇傭合約中所要求的「合適居住」。政府完全知道這個問題，但仍然堅持雇傭同住的規定。

政府部門幾乎從來不檢查外傭的居住及工作環境，而仲介公司作為雇主及外傭之間的中間人，卻反而令問題火上加油。這些仲介公司經常違法地向外勞濫收仲介費。

違法的仲介公司

印尼及菲律賓政府迫使其公民需要透過仲介公司才能到香港工作。另一項由香港大學學生的研究報告指70%仲介公司超額濫收仲介費，法例的上限為$431，但實際費用往往高達1.5到2萬元。

研究亦確認外傭長期以來的投訴，仲介公司往往會違法地沒收工人的護照或其他個人文件（甚至銀行卡），來作為迫使外傭償還仲介費用債務的抵押。

另外在香港的需要傭工來照顧家中長幼的基層家庭亦面對嚴重的經濟壓力，他們所生活的狹小空間根本不可能另為外傭準備獨立房間。由於政府政策，香港長期缺乏公共托兒及長者安老服務。每年有超過5000名長者在輪候公共的長者宿位時過身，而社會福利署卻利用這個來低估平均輪候時間，指只有3年。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利用公帑來興建鉅額的基建項目上，來利益輸送到大財團手中，卻不會投資於嚴重缺乏的公共服務中。政府的解決方案，就是從其他亞洲地區中輸入廉價勞工，到這個被國際特赦組織稱為「現代奴隸製」社會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廢除「雇傭同住」條例！
取締所有仲介公司，由法定的非牟利公共公司來取代，負責招聘工人和監督，並讓外勞民主參與其中
立刻將外傭的每月最低工資由$4350增加至$5000，並爭取將法定最低工資（現時每小時$34.50）覆蓋包括外勞及殘疾工人在內的所有工人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發展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安老及社會服務：廢除大白象基建，征收富人稅！
建立強大的外勞工會，與本地工人共同團結反對香港和外勞本國政府的親財團、反工人階級政策

悼念六四等於「愛國」嗎？

今年六四大遊行及悼念晚會爭議不斷，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的現況。由於支聯會將六四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為了與「愛國主義」保持距離，大學學生會一如往年杯葛悼念活動，而今年在立法會內部分的自決派團體亦選擇杯葛或刻意低調參與。可是這做法是錯誤的。

天安門運動是由中共走市場化及獨裁統治引爆的。實際上愛國主義與運動本身並無關系，只是中產意見領袖強加的標簽。在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裏，最多北京抗議者高唱的是《國際歌》而不是愛國歌曲。在廣場飄揚的旗幟之間，國旗只占非常少數，但支聯會保守派卻將之放大。今天中國內地的各種抗議場合也會見到示威者舉國旗，很多時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避免中共指控為顛覆政權。

自八九年以來，支聯會的保守派（包括司徒華等人）綁架民意，將八九革命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一來是為了表明香港的聲援運動主張循序改革，而非推翻中共專製。因為當年民主派要避免激怒中共，與中共保持和好關系，祈求專製者可以在主權移交時寬大一點，賜予更多權利。另一原因是保守派可以指控其他激進的勢力並不「愛國」，從而將他們篩選在決策層之外。但到了今天，由於中共在「愛國」名義下製造白色恐怖，打壓香港民主權利，香港群眾（尤其青年）對愛國主義反感，令支聯會屢屢受盡抨擊。他們當年的政治機會主義成為了今天的絆腳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批判支聯會各種錯誤的做法。他們令悼念運動脫離今天的群眾鬥爭，並以專橫、官僚的方法組織（香港絕大多數抗議行動不幸地都是如此）。但是，六四悼念晚會近年都有十多萬群眾參與，是一個大型運動，並且成為了反中共統治的象征，得到國際上的關註。杯葛是不分輕重的做法。支聯會的政治缺陷無疑相當嚴重，但六四悼念活動的重要性乃在群眾的參與，而非在於「主辦單位」那些沒人理會的「愛國論」。社會主義行動會在現場表達自己的立場和獨立的聲音，我們在內地進行地下組織工作，內地成員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故此我們會提出未來打倒中共所需的戰略，挑戰右翼保守的民主派領導。

杯葛六四活動不會增加對支聯會的壓力，也不會改變活動儀式化、與今天的鬥爭分隔開的現況。我們希望「自決派」團體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改為參與未來六四的悼念活動，同時公開否定支聯會的「愛國民主運動論」。如果有團體不公開糾正之前杯葛六四遊行的錯誤，而只參與六四晚會（當晚很多團體會籌款）是搬龍門的做法。

天安門事件是一場被扼殺的革命運動、只有將今天民主運動內部民主化，改換其領導層，並緊記當年的教訓，將之連系至今天打倒中共的鬥爭，才能重奪八九革命的遺產。

工人追討欠薪成功！「彩福皇宴」承諾支付50萬欠薪及遣散費

在港九新界超過10間分店，專門籌辦婚體的「彩福皇宴」公司，日前被揭發拖欠工人薪金丶不願支付遣散費，受影響的員工多達11位。被欠薪員工昨（7日）與香港廚師聯盟（下稱廚盟）及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到彩福的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及與資方談判，期間遭資方管理層不停辱罵及試圖阻止抗議行動。最後公司在抗議行動及工會壓力下承諾，發放11名工人欠薪及其中5名工人的遣散費。

有錢裝修無錢出糧　拖欠工人50萬欠薪及遣散費

早前彩福皇宴皇室堡分店停業裝修，11位廚房工人分別在被誤導丶冒簽的情況下「被自願辭職」。資方沒有發放五月份的薪金丶亦不肯支付各工人的遣散費。

廚盟及街工一同與工友在6月6日找資方談判，但資方竟然要求員工若要取得五月份的欠薪，就必須簽署文件，承諾日後「不得以任何形式追討任何損失或賠償，否則不能領取欠薪及假期薪金」！最後談判破裂，工會帶同工友到勞工處落案，並準備翌日到沙田分店抗議。資方得悉抗議行動一事，更一度騷擾及恐嚇廚盟主席吳誌輝，致電吳誌輝指「我哋已經準備咗十一封律師信俾你哋」。

工人追討欠薪　反被資方恐嚇

昨日，工友與廚盟及街工到彩福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在到達門口前，已被數名大漢尾隨，期後彩福公司行政及財務總監鄧家麟一度沖向工人，並不停以粗言辱罵「X你老母」，場面一度混亂。工人拉起「有汗出，無糧出，還我遣散費」橫額進入酒樓抗議，再與資方進行第二輪談判。最後，彩福婚宴集團董事總經理何健代表資方承諾向所有受影響工友支付遣散費，欠薪及假期薪金。

在彩福任職二鑊廚師四年半的杜生表示對談判結果滿意，他是被公司主管冒簽「自願離職」的一位工人，他表示追討過程非常波折，資方態度惡劣及高傲，最初更拒絕談判。他指工會很幫助很大，為工友們提供所需要的資料及法律程序等意見。

工人團結抗爭　終獲勝利

而在彩福當雜工一年多的黃小姐，由於任職不夠兩年，根據勞工法例無法得到遣散費，但她站出來為了支持其他受打壓的工人。她指一班工人們一直為公司真心貢獻及辛勤工作，應該得到合理的對待。她又表示，基層工人的團結很重要，而工會在這事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街工的譚亮英會在上怒斥資方，除了幾位被主管冒簽的工人外，幾位「自願辭職」的工人是在被誤導及上級施壓的情況下而簽署自願離職的。工人只是合理地爭取本來屬於他們的成果，但被公司恐嚇。廚盟主席吳誌輝表示，資方明顯是因為有媒體在場的壓力，才表現出良好態度。今次談判成功，是因為工友的團結抗爭。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及各團體到場聲援。

香港國際家務工人日遊行：團結抗爭　反對種族主義

6月18日（星期日），為響應「國際家務工人日」這個全世界家務工人捍衛勞權的日子，香港一眾外勞團體，包括KOBUMI（印尼外勞社群）、JAWA、BKB、SERPAN與社會主義行動於發起遊行。街坊工友服務社及廚師聯盟都有到場支持。今年的主題為｢保障外傭　團結反對種族主義　結束現代奴隸製｣。

約60名外勞及本地人都有參與是次遊行，首先在銅鑼灣百德新街集合，然後遊行至印尼駐港領事館，隊伍沿途高叫「停止種族主義」、「抗議仲介公司」、「八小時工作製」、「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發言指：「現時香港政府奉行雇傭同主規定，強迫工人需要留宿在雇主家中。這導致了工人的超高工時的剝削，老板可以要求工人每天早上6時起床，工作到淩晨12時甚至更晚才能休息，每天超過16小時的工作，是現代奴隸製！因此我們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以及八小時工作製。」

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補充：「法例訂明仲介公司只能收取$436的費用，但工人面對的仲介費卻往往過萬，這相當於他們半年的工資。但香港政府從不執法，任由有色人種被宰割，非常種族主義。我們要求取締仲介公司，由公共部門直接聘用這些外傭，停止剝削。」

另外，剛剛成功為本地工人討回欠薪的廚師聯盟主席細輝表示，外傭遠洋而來到香港打工並付出勞動，換來的卻是剝削，本勞外勞應該團結抗爭共同反抗資本家。

遊行人士最後向領事館代表遞上抗議信後結束行動。

保護斯諾登的難民被拒絕庇護

七名曾經協助美國泄密者斯諾登的在港難民，最近被入境處駁回其庇護申請。該四名成年人及三名兒童的代表律師已經提出上訴，反對入境處的決定，並指責處方的行為「完全不可理喻」。

這些難民是本港的英雄，他們在2013年6月曾為前美國國安局員工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泄露國家機密，令他成為了「全球第一通輯犯」。幾位英雄分別是來自斯裏蘭卡的Supun Kellapatha、Nadeeka Nonis 和Ajith Pushpakumara，以及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 Rodel，還有Kellapatha和Nonis 的兩名孩子，與Rodel的女兒全部都在香港出生，在現行政府不人道的庇護法規下屬於「無國籍」人士。

難民的象征

Vanessa Rodel是香港難民權利的鬥士，且活躍於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之中，在難民社群中廣為人知。這宗案件成為了本港1萬1千名難民的鬥爭的重要象征，亦駁斥了建製當局與媒體將難民打成「假難民」及「罪犯」的種族抹黑。

社會主義行動是2013年聲援斯諾登行動的組織者之一，我們亦舉行其他示威揭露政府殘酷對待對整體難民。香港政府不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締約者，因此不會提供任何庇護。難民只能申請酷刑及迫害聲請，而審查期長達等待數年甚至十年以上，而期間他們不能工作，只能生活於赤貧當中。

「零批核率」

「我們不理解為什麽入境處要如此迅速地審查他們的案件──這次決定與他們與斯諾登的關系曝光的時間很接近。」代表難民的文浩正律師稱。另一名難民的代表律師田光譽（Robert Tibbo）同時亦是斯諾登在港的律師，他指這個決定「與香港的零批核率相符，過去也有理據充分的個案被拒絕申請。」

七名難民的支持者認為，入境處的決定與媒體報導他們保護斯諾登有關。四名成人之間除了此事之外並沒有任何聯聯，但是他們的個案卻被同時審核。在加拿大，有人組織起來向該國政府施壓，要求當局為他們提供庇護，但加拿大政府自今仍未有任何回應。

他們的故事於奧利華‧史東的電影《斯諾登》中呈現出來，而斯諾登本人亦為他們大力發聲。「這都是些好人，他們因酷刑、強暴、暴力、脅迫及戰亂而流離失所。這都是有紀錄的，並不是虛構。這些都是事實。」斯諾登在最近一次公開錄像中說道。

政治清算繼續　長毛被重點針對

假和解，真河蟹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當選」特首後，政府立即大規模拘捕及檢控社運分子，至今已有20多名因參與不同反政府行動的人士被捕。林鄭向反對陣營軟硬兼施，另一邊廂則與溫和泛民提出所謂的「大和解」，又試圖拉攏泛民政客進入政府。我們一定要看清真相：和解是假的，河蟹才是真的。沒有鬥爭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讓步。可惜的是，溫和泛民對眾多社運人士及激進派被打壓則毫無反應，沒有意圖動員群眾去阻擋新一波的政治清算。

清算傘運人士

政府的政治清算是有計劃、有策略的，首先針對本土派，繼而打壓激進民主派。繼青年新政梁遊兩名議員自毀長城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後，熱血公民鄭錦滿也因占旺而被判入獄三個月。

最近九名傘運人士被檢控，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及鐘耀華、社民連黃浩銘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他們被檢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連法官也在庭上亦質疑律政司的理據，認為控罪有重復性，在同一個案情告以不同的控罪控被告。

長毛──當局的頭號敵人

長毛現正被控三條罪名，包括立法會議員被DQ案、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以及藐視立法會，隨時被判監入獄7年。長毛受訪時表示無懼入獄，認為當政府可以隨意剝奪民選議員的資格時，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大監獄，已經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可言。

他曾公開表示反對泛民的「和解論」，又強調需要重新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政治清算。他公開表示反對泛民加入政府，指若泛民加入政府，就會變成了官僚一部分。梁國雄（長毛）是統治陣營多年以來都想除去的眼中釘。

現在四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及羅冠聰的DQ案件仍未有定論，相信政府不希望在七一前作出判決，避免刺激群眾上街，有礙習近平訪港時歌舞升平的畫面。

法官：「梁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

長毛被指收受時任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25萬元，沒向立法會申報。法官在結案陳詞時指，梁國雄並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亦質疑本案的嚴重程度。法官質疑，最後該筆款項仍然用於黨內事務，是否仍然會影響大眾對於議員涉及利益沖突的觀感。政治檢控昭然若揭，政府被摑了一巴！

連立法會秘書長在作供時亦承認，從來沒有一名立法會議員因沒有申報而被檢控。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在作供時亦表示，一切捐款均用作社民連的經費。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11月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元朗橫洲發展時，拿走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枱上的文件，被律政司控告藐視罪，最高可判監禁12個月。長毛指，此條例本來用以保障議員，但政府卻用此控告立法會議員。他又指他的行為並沒造成會議中斷。

政府大灑金錢，以「漁翁撒網」的方法控告示威者。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擴大！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不斷增長。縱然我們組織尚未算是龐大，但影響力卻不斷增加，並出一分力為未來強大左翼組織打下根基。過去六個月來，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增長速度為至今最高的。我們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同誌亦是如此，他們的進展啟發我們、推動我們前進。

「我們在2017上半年的成員增長目標為20人。現在我們距離目標很近，已有19人加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稱：「在香港，女性加入我們的人數比男性多，大約占三分之二，這是個大進展。」

在2017年，我們成員人數增加，也在各重要的鬥爭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們與難民、外勞以及工會分子一起組織抗爭，爭取權利。我們的女權及青年運動會繼續下去並且升級，反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思想，以及一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義。

團結反對種族歧視

在中共的專製瘋狂打壓下，民主鬥爭遭受挫折，尤其是雨傘運動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鎮壓，群眾運動減弱，抗爭次數減少、每次人數降低、青年參與度下跌。但若果北京以為自己這樣就勝利了，肯定是自欺欺人的，更大規模的運動正在醞釀，而且不單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

社會主義行動是個種族多元的組織。新成員來自印尼、菲律賓、美國、緬甸，還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人。這代表我們組織的宣傳（包括報刊、網站等）與會議亦變得更跨族裔。「我們有以印尼語進行的會議，當然還有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我們也開設了個印尼語的社會主義網誌。」鄧美晶稱。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出版一共四種不同語言版本的雜誌。英文版雜誌的銷量大幅上升，因為我們組織許多外勞、難民和外國學生的運動。

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的事件令人震驚，使社會主義行動今年的新年砰的一聲展開。不過，全球的「特朗普現象」在香港並不顯著，有些人甚至對特朗普抱有幻想，以為他會成為對抗中共的盟友！但對於香港的回教徒、印尼社群、青年女性和難民來說，特朗普的種族主義、恐伊斯蘭政策及言論實在令人憤怒和震驚。

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於三八國際婦女節舉行集會，響應全球女性反特朗普的抗議。我們不單在人數上獲得成功（我們迄今最大型的婦女節行動），而且有許多團體到場參與，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包括難民婦女、性暴力受害者親屬、每天遭受歧視的外傭以及女權主義學生。

「不論我們國籍是什麽，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話，勝算會大很多。」

三八集會為社會主義行動首次舉行的五一遊行打下基礎。五一是另一個大進展。我們與激進外勞組織Kobumi合作發起該次行動。早上的遊行集會有超過100人參加，之後我們參與香港職工盟的大遊行。我們行動的口號為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5及要求保障外勞。

「我們五一遊行與其他的分別，在於清晰的國際主義及反種族主義綱領，並主張團結抗爭。」鄧美晶說：「可惜，大部分工會和活躍分子認為『外勞議題』與香港工人的問題無關。這是錯誤的，兩者需要連結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亦支持飲食業工人的鬥爭。三月，跨國企業漢莎天廚無理解雇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事件再次反映該行業的工會向來被資方大力打壓。我們協助工會製作Facebook專頁，並在大學飯堂發起抗議行動。我們發動國際聲援行動，來自德國、保加利亞等地的工會紛紛向其母公司漢莎航空發出抗議信。

政治清算

社會主義行動亦發起了國際聲援長毛行動，支持梁國雄等面臨被法院取消資格的反對派議員。社會主義者與工國委在全世界十多個城市，從奧地利維也納到印度班加羅爾，譴責這個公然的政治打壓。由於政府正在加強政治清洗，政治審判案正在增加，這場聲援長毛的行動顯得極為重要。

香港右翼本土派被誤當作是反對政府的激進選擇，其敗亡可能會為民主鬥爭開拓國際主義的空間，讓人意識到民運不能夠孤立進行，也不能祈求外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協助。社會主義行動解釋我們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並連結起中國和全球的群眾抗爭。

在十多萬人參與的六四悼念晚會中，我們於透過特製短片和擴音器所宣揚以上訊息。「我們籌款以幫助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誌，並指出在中國建立地下政治組織的需要。」鄧美晶指：「在六四當晚，我們擁有最國際化的團隊，參與者來自不同種族，這是由於反抗專製打壓並不只是中國或香港的事情，而是全球鬥爭的一部分。」

對於許多打算加入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來說，第一件吸引目光的事情往往是我們的行動與果敢的組織方法。不過，強大的組織也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礎，即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資本主義無法逾越今天的不平等、腐敗、種族主義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替代的任務亦變得更為迫切。如果你同意的話，不要猶豫，加入社會主義行動這股不斷增長的力量吧！

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國民教育快將卷土重來，更會擴展到幼稚園！林鄭月娥最近配合中聯辦，指要在幼稚園開始灌輸「我是中國人」概念，並計劃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科目。名為教育，實為洗腦 ，自2012的反國教運動以來，眾所周知，所謂的「國民教育」只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獨裁政府及香港統治陣營對於年輕人反抗政府有極大恐懼，而洗腦教育是其中一個手段去抑製年輕人的獨立思想。政府不停對於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打壓。近年來對於普選及反對官商勾結的抗爭此起彼落，雨傘運動的爆發就是群眾對於獨裁政權的忍無可忍而爆發出來的，而眾多年輕人因而首次參與社會運動。這解釋了為什麽中共及香港政府誓要將洗腦教育推行，為了竭力阻止新一代年輕人對不民主製度的反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香港人自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指數跌至2008年以來新低，而自認是中國人的18至29歲年輕人比率更只有3.1%，是1997年以來最低。但這與其說是族群身分的認同，倒不如說與政治（反中共獨裁的情緒）有關。

事實上，洗腦教育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來，已被政府不動聲色地放入中小學生的課本及功課裏。學生需要在工作紙上回答「你認為同學愛不愛國？你認為可以怎樣幫助他更愛國？」、教科書教導學生要對國旗敬畏等。

《人民日報》最近刊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訪問，指需要以「零容忍」態度遏製港獨，必須「堅決依法懲處」，又指要加強教育，令民眾知道港獨的違法性和危害性。期後林鄭便公開表示實行國教的重要性，顯示她將會完全順從中共的計劃行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國民教育、以及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不民主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現在需要發起一場受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中學生要組織起來，準備發動抗議及罷課以捍衛民主權利。

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系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裏，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蕩」，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蘇。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沖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沖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臺，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製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樸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占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蕩。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臺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製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吊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幹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製，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采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嘆。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仆」，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製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臺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製，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製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沖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征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系，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采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製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占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沖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沖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沈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製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註入流動性。 美國采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墻」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蘇，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松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蕩、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復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林鄭政府會有蜜月期嗎？

七月一日後林鄭月娥將會上臺。梁振英執政五年以來，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樓價持續水漲船高，貧富懸殊不斷加劇。在掌握實權的北京背後操控下，他的施政為林鄭月娥政府埋下無可拆解的計時炸彈。他的選舉承諾基本上一項都沒有達成，公屋興建數目有減無加、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落空、壓抑樓價的所謂「辣招」不見其效、連取消強積金對沖（讓雇主掠奪工人的強積金來抵消遣散費的政策）如此細微的改良也不能達到。醫療、教育系統在資本匱乏下幾近崩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以來外訪日數加起來大約為半年！特首上任後不久被揭發收受澳洲UGL公司5千萬的款項，但廉政公署幾年以來完全沒有調查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所謂「法治」已經腐朽不堪。

香港數價令基層乃至中產都苦不堪言。過去五年香港樓價上升六成，樓價指數較九七年最高位高出89.4%。梁振英的所謂「辣招」對樓價完全無影響，反而打殘交投及二手市場，令一手市場樓價暴升。為了減低按揭和投交成本，近年愈來愈多百多尺的蚊型單位應運而生，可見整個瘋狂的樓市與人的住屋需要已完全脫軌。

正值主權移交廿年，香港貧富懸殊為45年來最嚴重，堅尼系數達到0.539，繼續排在全球已發展經濟體中的榜首。將全港家庭住戶收入劃分為十層的話，最高一層的收入是最低一層的44倍。其中收入最低一層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為5250元，難為統計處長鄧偉江還好意思說近年窮人收入「升幅很高」！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立例規管工時，但結果拒絕設立標準工時，巧立名目以「合約工時」取而代之，更限製只能覆蓋月入為1萬1千元之下的工人。瑞士銀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每周平均工時已經超過50小時，位列全世界第一日，比全球的平均工時多38%。教香港怎能不淪為地獄！

大和解？

林鄭政府將會是一個弱勢政府，如梁振英航在建製陣營之間受到孤立。她不會受到香港資本家的衷心祝福。群眾雖然未如梁振英上任時聲勢如雄的反抗，但也會對她保持懷疑態度，就如一座尚未爆發的睡火山。林鄭月娥雖然竭力製造新政形象，但卻找不到新人組閣，唯有挽留那些惡名遠播的前朝余孽。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三人，以及三名現屆政府問責局長，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將會原班人馬過渡。這是梁振英統治的後遺癥。因為政局的尖銳化，建製內部四分五裂，為官不再是一份優差，而是一條要押上個人仕途的險惡路。

林鄭刻意擺出與梁振英不同的姿態，希望可以換取泛民的合作，並緩和沸騰的民怨，但她是不會作出任何重大讓步的。她刻意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當選後第三天才去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但她那777張選票明明是中聯辦賜予的。她表面釋出善意，表示考慮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在2014年7月梁振英為了阻止示威者進入，封鎖政府總部廣場外的大門）以及擱置小三BCA這個不人道的考試製度。泛民主派如獲至寶，以此為林鄭月娥願意和解的征兆。現在她甚至聲稱會增加教育經費50億，但當中很多錢會用作大專的三萬元學券，意味著遵從過去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以公帑補貼私營學校的營運。然而，即使在開放公民廣場及擱置小三BCA這些小問題上，林鄭在表態後已經旋即受到梁振英暗示反對。在普選製度、廿三條立法以及清算傘運人士等重大政治問題上，她必然遇到來自中共及建製的更大壓力，更不可能有絲毫退讓的空間。

在特首小圈選舉時，泛民主派為了支持曾俊華而大力攻擊林鄭月娥為「CY 2.0」。但在選舉後突然對林鄭的態度180度改變，表示希望可以與林鄭「大和解」。公民黨今年的年度晚宴邀請了林鄭月娥參加，民主黨的資深成員羅致光很可能會成為林鄭政府裏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今年六四和七一，泛民主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的宣傳都比過往低調，不免令人感到他們有意在主權移交廿年之際淡化抗爭運動，刻意給習近平面子，以利他們進一步與中共的所謂「開明派」達成交易。種種跡象顯示泛民希望與下屆政府共渡蜜月期，但這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林鄭對「港獨」的取態

梁振英在雨傘運動後製造「港獨」話題，刻意誇大港獨勢力的存在，並像習近平般動輒以「維園國家統一」等民族主義措辭大力譴責。梁振英去年更發動立法會政變，篩選本土派的立法會參選人，並且取消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這都是為了在權力鬥爭中爭取聲勢而走鋼線。他更將清洗立法會行動延伸至四名非本土派的議員資格，現在回頭看當時是他權鬥中殊死掙紮。

林鄭月娥似乎想緩和打港獨的力度，她來說最重要是先坐穩官位，不希望再製造梁振英式的惡鬥而形成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她表示不認為港獨「去到一個勢頭」，又表示港獨仍未形成一個思潮，暗示梁振英在誇大事實。但如我們一直指出，梁振英製造港獨恐慌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感到不能他的強硬統治是必要的，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故此，梁振英立刻回應，強調對港獨要「防微杜漸，不能掉以輕心」。現在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在卸任後很可能會通過在港的建製組織幹預下屆政府，以確保自己不會失去權力。其中打港獨將會是他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最近發表強硬言論，否定香港三權分立，暗示新特首要就23條立法，並恐嚇香港不要以「高度自治」名義對抗中央等等。他除了是向港人發放訊息之外，還是要向林鄭月娥施壓，警告她要維持上屆政府的強硬路線。故此，林鄭月娥上任後將會面對方方面面的壓力。再看中共的整個大趨勢，習近平目前不斷加強民族主義的輿論宣傳，高調反對「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林鄭月娥作為中聯辦的棋子又怎可以逆整個潮流而走？例如三名民主派赴臺參加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立委舉行的記招後，建製派大造文章指控香港自決派勾結臺獨勢力。林鄭月娥猶如被摑一耳光，被警告要對港獨勢力戒慎恐懼。

梁振英的下場UGL

群眾固然對梁振英恨之入骨，希望在他卸任除下免死金牌之後，廉政公署會正式調查他收取UGL公司5千萬的貪汙事件。梁振英對此一早有準備，故此在任期間大力清洗廉署，向維護資產階級法製的法庭作權力鬥爭。他希望這些機關更為直接受中共及他的控製，以免自己下臺後受到製裁。當然他的下場如何還是要看群眾鬥爭能向政權施加多大壓力，還要考慮中共黨內權鬥的復雜因素。梁振英的個人命運岌岌可危，令他難以輕易舍棄自己的權力，可以預期政府的權力交接將會相當不順暢。實質上這令港府的政治模式愈來愈與中共相似，卸任領導人為了自保而不能完全舍棄自己的權力，必須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在背面掌握實權。這只會令香港的政治製度愈來愈不民主，權力更為集中在小撮的個人手中。

群眾鬥爭的未來

在雨傘運動退潮、本土派被政府瘋狂打壓、傘運人士及旺角騷亂者被政治檢控後，民主運動出現一定程度的疲態，而且這似乎會維持好一段時間。抗爭的次數、每次抗爭的人數以及青年人的參與度都正在大大降低。然而，只要我們稍為放遠一點目光，看看中國政局危機加劇和群眾鬥爭四起的大局面，就會認知到一場更為巨大的風暴正在醞釀。因此，下一次的群眾鬥爭在人數、抗爭意識和政治目標方面將會比雨傘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

群眾經歷了過去幾年的洗禮將會有更清晰的政治目光，了解到必須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乃至國際鬥爭才有可能勝利。倒過來，也很有可能是中國大陸先爆發一場大型運動後，重燃香港群眾的鬥爭信心。即使在八九年，香港群眾仍相當未被政治化的時期，天安門運動也可以促成香港百五萬人上街及前革命狀態。在今天的局面如果有另一場天安門運動作為助燃劑，將會引爆一個更強得多的火藥庫。

林鄭月娥政府並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蜜月期。泛民主派自以為可以在民眾暫低落的情緒中避開群眾壓力，安然與政府達成協議，他們繼續走下這條妥協的不歸路，必將付出政治代價。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堅持不妥協的鬥爭，唯有中港群眾團結抗爭，並以工人階級政黨為領導力量，以推翻中共獨裁者及資本主義為目標，中港兩地才會達至真正的民主。

熱普城再陷分裂

近日，以黃毓民、黃洋達、陳雲等人為首的「熱普城」聯盟內部的分裂進一步擴大並公開化，標誌著黃毓民為首的本土派版塊正式分裂。自去年立法會選舉以來，中共及港府不斷加強打壓本土派，借以打擊整個民主運動。本土派陷入危機與內鬥之中，而沒有團結起來抵抗，令政權的打壓事半功倍。熱普城去年立法會選舉獲得15萬4千票，當中很多是年輕人。今次他們的內鬥可惜會對部分真誠的抗爭青年造成挫敗感，最終仍是由中共坐收漁利。

據悉分裂的導火線為黃毓民近日終止了對黃洋達「熱血時報」每月三萬元的資助，觸發兩派支持者先於網上對罵。但隨著分裂擴大，黃毓民本人在網臺上更主動披露了更多的政治分歧，當中明言「你（陳雲）那個『永續基本法』是『偷渡』進入政綱。」而自己根本不同意陳雲「永續基本法」的主張，將之置於選舉政綱之內不過是選舉中的權宜之計。由此可見，即使於「熱普城」聯盟只是個政治投機分子集合體。

社會主義者早已明確指出，《基本法》是一份由中共與港英不民主地製訂的小憲法，對民主權利的普遍製肘，以維護港資與中共專製者的利益。主張將之「永續」到2047年後根本就是荒謬的政治主張。社會主義行動主張製訂一部民主而親工人階級的法律，以取代《基本法》。

在這場互揭黑幕的鬧劇中，鄭松泰於熱血公民內部講話錄音外流，錄音中鄭稱只是與同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頌恒與遊蕙禎「假裝友好」，因為「公眾是白癡」而容易欺騙。更為諷刺的是，黃洋達施行網路暴力，鋪天蓋地抹黑社會主義行動「熱衷籌款」，此時他卻被黃毓民怒斥其收取了各方合計二十萬元捐款以成立「熱血狗仔隊」卻毫無下文。黃洋達亦聲稱於熱血公民中實行「幫會式管治」，其退黨成員大爆組織沒有絲毫的民主成分，充斥著自上而下的指派「旗主」，決策上的專斷獨裁。

對本土派幻想破滅的朋友應當認識到，他們並不能帶來任何出路。香港民主鬥爭不能再被右翼民族主義者破壞。社會主義的綱領與連結國內外群眾共同鬥爭才是唯一可取的選擇。

大坑西村重建迫遷

由橫洲官商鄉黑、高鐵迫走菜園村居民，越來越多官商勾結而發生強拆迫遷。香港唯一的私營公屋大坑西村，成為發展商眼中的肥豬肉，由恒基地產「四叔」李兆基作公司董事的「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計劃將大坑西村重建，不但將廉租屋變為以私人單位出售牟利，更將迫遷1,300戶居民！一眾居民組織起來，發起行動反對官商勾結。

「原本是公共的，現在重建給私人財團賺錢！」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註組主席歐陽潔珍憤怒地表示。大坑西村是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極低的地價給「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建屋，而地契規定，必須出租予低收入人士。屋村位於市中心，鄰近石硤尾地鐵站，地理位置吸引了貪婪的發展商。於是發展商自2014年申請「重建」為名，而無任何真正安置居民的方案。

「根本無咨詢過居民。我哋落村做每戶調查，絕大多數居民反對（發展商）只賣不租方案，好多老人家已經住了差不多五十年，現在樓價貴，可以搬去哪裏？」關註組主張居民共同規劃大坑西重建，由政府接管，興建公屋安置居民，反對私人財團牟利。他們數年來不斷發起抗爭，包括組織居民大會、集會示威，又向城規會提出修訂案。

去年城規會共收到93%表示反對發展商重建的意見書，但仍強行通過該方案；直至今年，大坑西村居民提出修訂案，要求至少85%面積用作出租，城規會收到99%的支持意見書，但最後卻無理地否決了居民。美其名「重建」，實為官商勾結、黑箱作業！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大坑西居民的抗爭，呼籲更多人加入戰線，阻止政府將坑西變成地產商的牟利工具。我們主張所有單位以公共屋村形式出租，並且踢走地產商，通過民選租戶代表，將大坑西村公營置於民主控製，讓租戶有權否決重建計劃。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製、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誌），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製，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失竊的公共空間

香港公共房屋休憩所用的公共空間遠遠不足，甚至被私人資本公然侵占。 根據「拓展公共空間」文章披露，香港有相當一部份商場項目的地契列明，必需向公眾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間，但發展商經常將前往公共空間的路線設計得千回百轉，令民眾不便前往，或幹脆以維修之名長期封閉通往該處的通道、電梯等。商場方面亦經常於這些公共空間舉辦商業展銷活動，從中賺取豐厚的場地出租費用。

數據指出，港人人均休憩空間標準僅2平方米，當中184萬人實際可享用的公共空間更少於2平方米，但在山頂、愉景灣、九龍塘等富人區人均休憩空間卻有8平方米，兩者相差足足四倍。香港連理論上本應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間竟也相差懸殊。而相比鄰近同樣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東京和新加坡等，分別都有5.8-7.6的公共空間，某些地產項目亦將公共空間設計成半封閉式環境，從而變相將公共空間私有化。當中最為荒謬者當屬李嘉誠長實旗下的大圍「名城」樓盤，地契中列名需興建多項公共空間設施包括兩所學校，而長實竟將學校興建在離地面十九米的五樓平臺之上，更離譜的是長實為了區隔「私人住宅」與公共設施，竟只預留一條樓梯與一部只能載十二人的升降機予兩校近兩千名學生出入平臺。而政府面對當區市民提出公共設施不足要求增建的訴求，竟將區內私人會所計算入地區休憩空間之內，回應指當區設施已滿足香港規劃標準。意味著當區的富人可以繼續享用遠超其所需的「公共設施」，而基層民眾面對本應共享的空間被公然侵占卻無可奈何。

可見政府所謂的「土地問題」根本是由於親商政策取態下故意抑製土地供應所造成，剝奪民眾應有的休憩用地權利。為了捍衛公平的公共空間，必須將開發商、住宅和商場全面公營化，由居民民選產生代表進行民主控製。

劉曉波逝世

中國異見分子劉曉波於7月13日肝癌逝世，見證了中共獨裁及其暴虐、鎮壓性的統治方式。劉曉波上星期才診斷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醫療照療，他是有可能痊愈的。當中共在2009年判處他監禁11年時，實際上相當於判了他死刑。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評：「中國政府的傲慢、殘忍和冷酷令人齒冷。」在劉曉波逝世前夕，他的親友及支持者都向當局要求讓他海外就醫，但當局畏懼會造成負面公眾形象而拒絕。

習近平正在發動內部權鬥，準備於十九黨大會鞏固他的權力，同時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無數挑戰，因此當局為了保護形象，不會容許任何在劇本以外發生的事情。

同時，中共政權知道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壓力是極為輕微的。各國政權早已將商業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國教導「人權」。劉曉波雖然視外國政府為中國榜樣，但卻被他們舍棄了。「從劉曉波的命運可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外交中人權議題正在倒退。」

劉曉波遺孀劉霞自2008年以來受到軟禁。現在外界關註她的安全，因為當局似乎不會讓她離開中國。

異見者胡佳批評：「我認為這是政治謀殺。」他和其他異見者說當局拒絕劉曉波海外就醫，是要縮短他的壽命，確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不會批評北京。劉曉波作為自由派異見圈子的領頭人物，他逝世令異見分子之間彌漫著悲傷絕望的情緒。而當局完全沒有意願稍為軟化其強硬的立場，反而愈來愈強硬，加上各國「民主政府」也不關註事件，令自由派運動陷於窘境。

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當年判刑之重令人震驚，也標誌著中共全方面的鎮壓都在加強，令受害者人數大增。劉曉波在獄中時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了該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劉曉波是一位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著名學者，自1989年民主運動起，這是他第三次被當局監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見者共同起草並簽署了《零八憲章》。該宣言以呼籲人權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為基礎，同時提出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主張。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鎮壓加劇，其力度是廿年來最嚴峻的，劉曉波也成為了鎮壓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網在劉曉波被判刑時寫道，這是一個警號，並「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中國正向何處去？中國在經濟上看起來很成功，政權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脅？」

而且當局這一輪的鎮壓對像不僅包括所謂「親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樣也針對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中國支持者抗議當局殘暴對待劉曉波及其遺孀，但同時我們不會隱瞞我們與劉曉波親資、親帝國主義的政見有著重大分歧。以下舊文對劉曉波的政見作出評價，首次於2010年3月17日刊登於《中國勞工論壇》。

劉曉波的「罪行」

2008年劉曉波和其自由主義同伴們共同發起了聯署《零八憲章》的活動以呼籲實現」自由、人權、平等和憲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體製內和主流學者，如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法律學者張祖樺等。與其說《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或者發起任何形式的反對派組織，不如說其實是在向中共當局呼籲進行政治改革。

劉曉波支持當局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但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代表著對現行體製徹底性的否定，而是因為他通過《零八憲章》和其他作品挑戰了當局的統治威權和現統治集團的現實利益。

正如劉曉波在2006年寫的文章《從革命到到利益黨》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當局更多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統治集團，而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政黨。保住權力是中共當局整個官僚體系最高目標，即使在早年也類似於前蘇聯執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製的國家集體計劃經濟。因此當毛澤東主義-斯大林主義統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機時，當局在死抱專製權力不放的情況下，主動地逐步地接受和領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者強烈抗議當局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聯署人的審判和壓迫，也反對當局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專製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零八憲章》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其中必然包含著《零八憲章》所提及的諸多民主訴求；但同時我們堅定地反對其中所得出的所謂」政治結論」。因為根據我們的觀點，這並不能真正幫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尋求到反對一黨專製的出路。

《零八憲章》中明確地提出支持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支持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私有化，但認為應該」公平地」執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張」的第14條中明確說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現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製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面對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和責任這；開展新土地運動，推動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如按《零八憲章》鼓吹的在當局統治下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與金融資本有緊密聯系的新興地主手中，而數以百萬的貧苦農民將被趕離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成為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呼籲農民通過自願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製土地而發展更有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且應該由真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所選舉和組建的政府通過對國家資源的民主控製為農民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支持和廉價與免費的信貸。

同樣地，《零八憲章》呼籲取消政府行政壟斷而鼓勵私有商業，這並不會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苦百姓。而且這已經被中國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現象所證明。不過是意味著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從腐敗官僚的手中轉移到同樣腐敗的資本家手中，而我們需要的是應該將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階級手中進行民主控製與運作而滿足社會需求。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政府都推行過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壟斷行業和企業解體並取消管製，而結果卻是犧牲了廣大公眾與雇員的利益而滿足少數投機者與大資本。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政策從未實現過其所宣稱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將此前國家控製的公共事業轉變成為謀取暴利的私人壟斷企業。

社會主義者堅定地反對私有化進程；因為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執行，只會進一步導致貧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統治精英們都習慣性地使用所謂」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為幌子而盜取公共財產。眾多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並未變成所謂」民主的堡壘」，如1990年代的俄羅斯、皮諾切特控製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國。

在劉曉波的近作《大國沈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中，他指責官僚權貴與富商巨賈所結成的」紅黑聯盟」。他聲稱，」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會存在反壟斷法。」但不管紙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和權利只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劉曉波一直贊美的美國，在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這一經濟法則的明確案例。在2007年底，美國4家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掌握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9%。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4家未經選舉產生而且不受控製的經濟機構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極端危險的。

中國自由派的分裂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劉曉波所談論的「真正的市場經濟」。自資本主義製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隨著為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剝削、暴力與欺詐。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當中共當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之時，「自由派」學者成為了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的一座「友好橋梁」，而劉曉波本身也是這一進程中的歷史產物。

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了這座「橋梁」斷裂的關鍵轉折點。為維持一黨統治和官僚權貴的利益，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並嚴格控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知識分子階層由於表現出獨立於統治集團的意誌，在運動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自此之後，一部分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學者接受了由中共統治精英領導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並轉而成為當局的幫兇以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攻擊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麽如今在互聯網上眾多親政府和體製內的教授專家被網民稱為「叫獸」（在普通話中與「教授」同一發音）。

工人階級的角色

然而，劉曉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們卻被歷史留在了「斷橋」的另一邊。作為知名的反對派，「劉曉波們」不僅「真誠地」反對共產黨當局，而且也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拒絕與殘酷鎮壓的當局進行合作。但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拒絕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以及產生諸多中國問題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經過20年與當局的鬥爭，劉曉波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發現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勞動人民。在1989年時，他們拒絕工人和普通市民參與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翼（趙紫陽的「改革派」）。在運動高潮時，他們拒絕呼籲工人實施總罷工，拒絕組織民主的防衛委員會以阻止當局的血腥鎮壓。

盡管時常高唱「平等與民主」，但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們作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信任底層民眾和試圖與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批評「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與革命之中」，認為「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製度──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製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審判所寫的自辯稿中（由於法庭阻止而為能當庭宣讀），他也明確表示，「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1988年，劉曉波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中國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而這事實上與香港的現實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由一小批親中共當局的資本大亨們所控製，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費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誠的口袋，李嘉誠控製了香港的電訊、媒體、房地產、港口和零售業。

如劉曉波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麽印度早已應是一個發達平等的自由社會，因為印度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達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憲章》所呼籲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共和國。但是現實顯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並且在國內各邦充滿種種社會沖突、階級鬥爭乃至內戰。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特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眾多所謂實現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與地區仍然處在社會混亂、大眾貧困和極端不平等之中。

劉曉波的親美立場使他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幹預（甘地非暴力立場也無阻他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劉曉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將之描繪為解放中東人民的」正義戰爭」。甚至把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與貝裏雅吹捧為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繼承者。

數億中國民眾正遭受著現實中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共當局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充滿著勾結與共謀；這一切與劉曉波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所向往的」公平」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距何止千裏。這也就是為什麽雖然一黨專製的中共當局正日落西山，嚴重缺乏合法性與民眾支持；事實上，即使劉曉波本人也承認，」自由主義也僅僅是少數城市精英的思想遊戲，根本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回應。」（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

社會主義者對民主的立場

中共當局所采取的鎮壓、審查和思想控製常常被民主派異議人士和西方資產階級媒體與政府描繪為「社會主義的特征」。但是，這是人為刻意製造的錯誤印象。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毫無共通之處。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為捍衛和贏得基本民主權利而進行鬥爭，這些權利應該包括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罷工自由等。但是，我們與自由派和親資子分子不同，對於民主和人權有著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資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的民主權利絕非是「仁慈的」統治者的施舍，而是無數工人階級在大規模鬥爭中的成果。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意味著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代表們只領取相當於普通技術工人的工資，人民有權隨時替換他們。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奸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奸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奸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註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製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奸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奸」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系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製造性暴力的溫床。

四議員遭取消資格　千人集會抗立會政變

高等法院今日下午宣判，四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因宣誓無效而被取消議員資格。這是自去年青年新政兩名本土派議員遊蕙禎與梁頌恒，再有議員被當局取消資格，至今總計六人。泛民黨派在同一天晚上八時於政府總部門外發起集會，抗議法庭裁決。當晚有約過千名市民到場聲援。

大會打出「政治打壓可恥　抗議人大釋法」的主題，泛民各黨的代表在臺上輪流發言。另外，明顯有許多青年人參與集會，是雨傘運動結束後比例最多的一次。可見青年人仍懷有鬥誌，當有迫切的鬥爭時還是站在最前線。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我們指出是次裁決與去年梁遊案件一樣是一次議會政變。政府以沒有民主授權的機構（法院）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舉動。現在必須要發動新的群眾運動來抵抗這場政變，有不少參與民眾與我們討論到民主派議員總辭、抵製補選等策略的可行性。

林鄭新政府進一步進行政治清算，加上早前一系列的警察白色恐怖與政治檢控，顯示當局根本無意「和解」。現除了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外還有三名議員有案件在身，立法會的政變在未來可能會繼續，當務之急是要重建民主運動。現在需要一場群眾大會，由下而上組織群眾行動委員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及策略。

臺灣同婚平權報捷　對香港的啟示？

5月24日，臺灣「婚姻平權」議案，在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婚姻是違反憲法後，這被普遍視為同誌平權的一大勝利，也意味著臺灣有望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地區。 亞洲區的同誌固然為平權邁進一步為之喝采。相較於鄰近的香港，同誌平權分子卻仍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上與政府拉鋸。保守教會製造恐慌輿論，親資本政客則通過不民主的議會功能組別頑固抵抗立法。

為何臺灣同誌平權可以走得這麽遠、運動可以具如此規模，而香港性平權的現狀是什麽和同誌運動有什麽需要改進的地方？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八爪。

八爪是「香港彩虹」的執行幹事，他表示：「對於臺灣同誌平權的突破，我認為是由於整個社會風氣，而且平權支持者真的再踏前一步抗爭才造就出來的。社會意識漸強，當遇到歧視發生時群眾都會公開譴責，這間接鼓勵了社會更開放地討論同誌議題，建立了一種多數人支持同誌權利的共識。這點是香港的政界、演藝界或普通巿民等等都未能做到的。」

「香港LGBT受到歧視的情況仍然是十分嚴重的，例如跨性別的人士，社會裏的歧視令他們找不到工作、不能租住房屋、被無理解雇、甚至連家人也不接受他們，對他們來說這些問題是十分普遍的。其實LGBT 群體都是一般的勞工，他們遇到的壓迫比一般打工仔更大，所以香港的同誌運動有需要向不同的範疇，例如勞工、婦女權益等作連結，令受到壓迫的小眾團結起來，才有機會爭取到平等的權利。」

臺灣同婚平權將會沖擊資本家所維護的核心家庭福利體系，使同誌家庭更有信心爭取更好的退休保障和房屋政策。無論是公共社會保障、性平權都需要與民主鬥爭連系起來，由下而上的向保守教會、親財團政客和政府施壓，挑戰資本主義體製，才可贏得徹底勝利。

香港：發動群眾運動　抵抗立會政變

7月14日，區慶祥法官裁定四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取消其議員資格，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這完全是建製大右派發動的一場政變，無疑是對香港民主鬥爭的重挫，也是對中國民運的打擊。

這場政變代表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最嚴重的打壓，18萬張選票淪為廢票，為了有利政府而改變選舉結果。同時亦使建製派在分組點票中獲得絕對多數，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修改議事規則。本來只是半民主的議會淪為橡皮圖章，反對派今後將難以拖延或阻止政府推動的親財團、反民主的法案。另外，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被公然濫用，換句話來說法庭像中國大陸般淪為政權的政治工具。

2017年，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更嚴重的是，取消議員資格的裁決，代表專製當局會更加猖狂，打壓民主的「野心」將會越來越高。如今建製派自信十足，正公開慶祝政變。問題迫在燃眉！

因此，民主鬥爭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我們需要一場強大而有組織的抗爭運動，來迎擊當局對議員的攻擊。運動應要求恢復議員的資格，並且廢除所有不民主的限製（包括參選權、宣誓程序和其他人大與傀儡港府所強加的法律限製）。我們認為，立法會是民主運動的「最後底線」，而我們不能夠讓香港及北京政府逾越！

今次事件可謂的百分百的政治審判，裁決基於宣誓是否所謂「真誠」問題，就如同卡夫卡小說裏的荒誕情節一樣。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那些議員，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反民主的政府。

事件的背後是政治原因而非程序問題，中共專製一直想增加對香港的控製，並扼殺民主運動。中共當局視民主如病毒，害怕其會從香港擴散到全中國。因此，北京希望取消那些香港存在已久的民主權利，以及過去群眾鬥爭所贏得的讓步。他們不單想決定特首人選，更想控製立法會議員的人選，並通過這樣來操控誰可以成為民主運動的代言人。

「長毛」

梁國雄「長毛」是四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資歷最深、最廣為人知的，他可謂是左翼在立法會中唯一的支柱。當局對他的攻擊是一個非常有預謀的行動。北京想通過打壓來顯示誰是「可被接受」和「不可被接受」的民主派，標準由他們所任意決定！其策略是要分化泛民，一方是毫無殺傷力的「和解派」，這派需要透過遠離群眾鬥爭來向北京表忠，另一方則是當局現時針對打擊的「非和解派」。不過，假若激進派議員全部被清洗掉，白色恐怖肯定將會蔓延至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這就是打壓的邏輯，歷史從來都是如此。

「長毛」是這次大清洗的頭號目標，其他人不過是不幸的陪葬品，來製造「宣誓無效」的表面法律依據，以遮掩其政治打壓真正本質。現在總計有六名受害議員。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

必須以群眾集體行動來反抗這個反民主的陰謀。民主鬥爭已經不能容許任何的猶豫、恐懼、對妥協的幻想或者以為建製派中將會有「開明派」出來解決危機。我們必須要拋棄這些童話狂想！

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透過法律途徑繼續抗爭（包括上訴至終審法院），也支持參加補選。但這遠遠不足夠，法庭本身就是被政權所操控，所以結果很可能會失敗。因此，法律的抗爭不能純粹地進行，而是應該作為動員群眾運動的平臺。討論的焦點亦不應只集中在補選的時間與方式。這些固然重要，但我們也不能耽誤寶貴的時間，現在就要開始做出反擊！

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反擊？

數百萬香港群眾義憤填膺，但同時也滿懷憂慮。他們正在尋找反抗這次攻擊的方法。只有群眾才能抵擋政府的攻擊，但是他們需要動員、組織，需要看到能夠打敗政府、保衛民主權利的可行方案。

由於現在局勢非常嚴峻，我們必須動員盡可能大的反抗行動，不只是一次性的示威，而是通過更廣泛的計劃，來發動和升級大規模公民抗命。為此我們需要一個新路線，改變現時民主鬥爭由少數泛民領袖和依附於其身上的NGO控製的局面，在每個地區、學校和職場所建立民主的基層群眾組織。

泛民領袖自上而下操控的一次性抗議，既無法徹底實現民主，也無法捍衛現有的民主權利。就連浩大的雨傘運動也未能趕梁振英下臺。如果能擺脫溫和泛民派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的猶豫與退縮，雨傘運動本有可能勝利。雨傘運動的重要教訓就是，鬥爭須要由群眾民主控製。另外同樣關鍵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清晰的戰鬥性民主綱領，指明中國獨裁政府是問題所在。只要這個獨裁政府繼續存在，不管香港或中國都不會得到民主。雨傘運動的許多參加者回避這個問題，或者只是含糊地要求「改革」。但這樣是不夠的。

近期，親民主的群眾明顯出現挫敗感。但活動者和年輕人能夠影響群眾、帶領群眾參加鬥爭。他們中有許多人認為，不能只是一味在口頭上譴責建製派；單單再發起一場遊行也是不夠的，因為這只會白白消耗群眾的鬥誌。遊行固然重要，但是遊行本身不足以改變局面。

可行的抵抗方案

人們想知道「鬥爭方案是怎樣的？下一步如何反擊？」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下列方案，大致建議該如何組織運動，並主張民主鬥爭參與者作出討論。

9月28日（雨傘革命三周年紀念日）是發起群眾抗爭的好時機，進行罷課、罷工等公民抗命。我們強烈希望四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公開呼籲群眾在這一天走上街頭。罷工是全球民主運動的重要武器。但香港的鬥爭從未給予應有的重視，這是它受挫的原因之一。 「占領」可以在抗議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就像一次性的示一樣，有其局限性（難以維持較長的時間；不能像罷工那樣打擊經濟和統治精英的控製權）。

罷工（即使只是罷課）對於整個製度的打擊要有力得多。 但是罷工、罷課需要組織和積極的行動（不是待在家裏），需要把學生、工人和白領凝聚成一股有紀律的強大力量。隨著林鄭打算重推洗腦國教，大學生及中學生須要組織起來奮起反抗，而反洗腦鬥爭當然是和反立法會政變的鬥爭緊密聯系的。

通過認真準備和集會，再加上每個大學校、中學校的運動和基層罷課委員會，928可以變成群眾抗議的新一日，證明民主鬥爭汲取之前的教訓，已經學到了一個有力策略：政治罷課及罷工！由學生開始，然後擴展到其他團體。這將警告政府：撤銷反民主的命令，否則我們就將鬥爭升級！

有人問：本土派控製的學生會怎麽可能會同意罷課？ 我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本土派學生會的地位本就越來越不穩，如果他們反對群眾抗議，將會受到巨大的壓力。罷課能夠引起年輕人的極大興趣。如果學生會表面被動甚至試圖阻攔，學生幹脆越過學生會的架構自行組織。必須直接面向大學生和中學生，呼籲建立罷課委員會，以便開始組織。

聯合各方面的鬥爭，不管是取消議員資格，還是即將到來的其他攻勢——例如洗腦教育和廿三條，都是獨裁政府打壓民主的部署。有效的抵抗運動必須認知到這一點，然後施行統一的政治反擊。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將這個反立會政變的鬥爭聯系至反對新自由主義、親財團政府的運動，針對其包括反對全民退保、否定如八小時工作製和合理最低工資等的工人基本權利、犧牲公共服務推動大白象等等的政策。這就需要超越單一議題的廣泛運動：動員所有想參加鬥爭的人，在地鐵站、工作場所和學校散發大量傳單，告訴群眾政府在打壓立法會後將展開更大規模的進攻。

我們應召集各社運分子舉行一場「應戰大會」， 邀請所有想抵抗的團體、工會、政黨和個人，舉行一場為期一天的會議。大會不是用以泛泛討香港民主，而是要製定反擊行動的具體計劃，包括如何發動群眾抗議、928遊行和罷課罷工。大會能展示運動的認真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告訴大家，鬥爭需要基層的民主參與，而不只是由一小撮政客和活動者所壟斷所有決定。

應該由誰來召集大會？ 作為這次政府打壓的直接受害者，長毛等四名激進派議員既有較高的威信，也有這樣的歷史責任。他們可以號召928群眾抗議，也可以召集「應戰大會」。泛民陣營需要團結，但這不應該成為拒絕現在開始反擊的借口。如果四名議員挺身而出，他們會得到響應。然後局勢會推動較保守的人跟上來。

如果采取大膽的做法，可以成為重啟民主鬥爭的契機。但我們認為，絕不能讓兩名本土派前議員（遊蕙禎和梁頌恒）參加這場運動——他們混亂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做法，並不利於組織反擊行動。的確，我們保衛他們的權利、反對政府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但是不能給他們平臺來散播反工人階級和排外思想。他們可以跟隨我們，但是隊伍必須分開！

小心屠城木馬　反對一地兩檢！

中共與港府推行高鐵一地兩檢，再次逾越香港民主的底線。這不是單一事件，連同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準備重推洗腦教育及廿三條立法，都可見林鄭月娥政府正在發動前所未有的攻擊，是徹底徹尾的CY2.0。

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的時機非常巧妙，是法庭剛剛宣布取消再多4名立會議員的資格之後。若從政府的大戰略來理解，首先利用人大釋法和法院取消共6名議員的資格，建製派獲得分組點票的優勢，財委會主席陳建波開始部署修改議事規則，奪走反對派拉布的能力，讓議會淪為橡皮圖章。操控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政府現在以「一地兩檢」來試水溫，假若沒有群眾反抗運動的話，政府勢必進一步推動國民教育，甚至二十三條！

「一地兩檢」就是屠城木馬

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再次引爆高鐵的政治炸彈。這個方案將高鐵香港總站的部分區域劃為「內地口岸區」，區內則視作中國大陸的管轄地，並由公安執法、實施中國大陸的所有法律。

這將不單單是有關不能夠在月臺使用Facebook、穿六四T恤的問題而已，內地口岸區設在市中心，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更可明正言順「執法」，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若然大家認為這異想天開，不妨想想假如十年前有人稱中共會越境綁架異見人士返大陸拘禁，大家都會覺得不大可能，但十年之後的今天已經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中共專製根本不可信賴。

再者，中共的法製遠比香港的專製，包括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而公安又可以隨便行政拘留高達15天。這相當於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變相打壓民主空間。中共今次明顯是想打開一個缺口，當逾越了香港群眾的底線後，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

「一地兩檢」美其名是要便利旅客、縮短通關時間，但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以數小時車程來算，一般十多分鐘的通關手續根本杯水車薪。 「一地兩檢」可謂連糖衣都沒有的毒藥。

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

另外，高鐵造價昂貴，由最初的669億，多番超支後現時的總開支高達853億。以香港段26公裏計算，每公裏造超過32.8億，比歐洲、日本的高鐵項目還要貴（香港高鐵更是德國科隆－法蘭克福高鐵造價的近12倍），冠絕全球！

這筆巨額全數由香港政府出資，但另一邊廂在港人迫切需要解決的住屋、醫療、教育、老人等問題上卻一毛不拔。就算認為項目是既成事實，花掉的錢不會再回來，但高鐵所謂的「經濟效益」根本與普羅大眾無關，而且還會對大眾造成長期的負擔。

只要到西九高鐵總站周遭一看，周圍的土地包括車站上蓋都是超貴價的私人豪宅，一般單位呎價都在2.5萬元以上，部分更超過4.5萬元一呎。從高鐵總站到附近的西九文化區、九龍站、柯士甸站，一直伸延至奧運站、大角嘴西，形成了一條連綿不絕的「豪宅鏈」，而當中一間公共房屋都沒有！當政府每天埋怨沒有土地建公屋時，我們不禁一問為什麽香港卻有那麽用來興建豪宅的土地？

高鐵項目帶動了當區樓市的炒賣，負擔的起那些豪宅的必定非富則貴，當中許多的更是中國大陸的貪腐富豪，而高鐵正正是為這些人而建的。一般市民，尤其是住新界的，根本不會大費周章到西九乘搭昂貴的高鐵往返大陸。

政府以公帑興建高鐵，但成事後卻讓占三成私人資本的港鐵營運獲利。當然，假若高鐵乘客流量低下，可能會出現虧蝕。政府估算在通車第一年的乘客人數為9.9萬人，但根據過往政府誇大其他工程使用量（如深圳灣公路大橋）的紀錄，高鐵實際乘客數目估計會是每年2萬人左右。事實上，中國高鐵幾乎全部虧損。

港鐵主席馬時亨坦然要與政府商討「有關虧本的問題」，顯然打算由公帑墊付。高鐵的無底深淵，賺的歸他們，蝕的卻是大家的，完完全全是「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的項目。

歸根究底，中央與香港政府皆為資本主義專製政權。他們利用高鐵與「一地兩檢」來輸送利益、打壓民主。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一地兩檢的抗爭與其他議題不同，可以讓群眾有機會作出還擊，可以為抵抗政府各種攻擊、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這場運動必須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起來，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製的運動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夠重建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麽？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麽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麽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系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沖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麽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癥。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系。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盡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麽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麽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卷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林子健被虐案：反對一地兩檢　踢走中共國安

8月11日，民主黨成員林子健召開記者會，宣稱前一天在旺角砵蘭街被中共國安迷暈綁架至西貢。在獲釋前的8丶9個小時裏，林子健除了遭到毆打，大腿也被打上21個釘書釘。綁架者警告林子健不要將球員美斯的簽名照片交給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從中共政權今年加強對香港的打壓以及專製政權一貫的做法，絕對有理由事件是真確的。

林子健被綁架的地點距離高鐵西九龍總站只有一公裏！更加說明反對一地兩檢的重要性。如果劃定內地口岸區執行中國大陸的法律，國安將會借助這個橋頭堡開展更大範圍的活動，跨境「執法」丶施虐的行動將會更加猖狂。如果沒有有效的抵抗運動，專製政府不僅會實行一地兩檢，更會將公安管轄的範圍擴大，進一步威脅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權利。

作為中共和傀儡港府打壓民主的工具，警方在過往調查李波案時明顯聽令於內地公安，今次也將會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揭露國安的罪行。建製當局已經開動輿論戰。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暗指林子健沒有及時報案是他自己責任，試圖將責任推卸給受害者。建製派議員也開始進行人格謀殺，將綁架抹黑成林子健的「自導自演」。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事件公開後僅僅兩天，就高調表示「未有證據證明事件發生」！這些都是政府的消毒技倆。

此次事件是中共和傀儡港府以白色恐怖手段打壓香港民主的延續。一年半前，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在香港境內被綁架回內地。不久前習近平訪港時，警察縱容大量黑社會暴動攻擊社運人士，再加上取消議員資格和對傘運成員進行政治檢控，可見自覺受到威脅的專製政府正在不顧一切地鎮壓丶恐嚇反抗力量。中共的鎮壓手段是要證明它的強硬和不可動搖，但只會激發了反抗情緒，特別是在一地兩檢已經引發群眾憤怒的時候。今次事件可說是國安為林鄭政府添了麻煩，專製政權愈加獨裁的背景下，國家機關很可能會做出失控丶過火的行為，反倒為自己的統治帶來更大矛盾。這意味著中共全面鎮壓的統治手法是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

社會主義者不信任警方的調查，我們主張成立獨立的委員會調查此次事件，並向群眾公開調查過程和所有發現。我們捍衛言論及表達自由，反對對中港兩地人民的政治迫害。我們要求取消一地兩檢，並且把所有國安人員踢出香港。要想實現這些訴求不可能指望由中共指派的林鄭政府，而需要重建一場群眾鬥爭：在職場丶學校丶社區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委員會，通過民主的討論，準備反對一地兩檢和政治打壓運動的部署。林子健事件正提供了凝聚群眾怒火丶啟動抵抗運動的契機，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一場積極行動罷坐高鐵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成立公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綁架事件；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停止打壓香港民主權利
通過罷坐高鐵重建群眾運動，要求取消一地兩檢。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專政

香港：建製步步進迫 接連打壓民主

林鄭新政府的一系列不民主措施將香港打得暈頭轉向。8月15日星期二，13名青年示威者被判入獄13個月（其中一人＂認罪」，被判8個月），為政府的打壓樹起一座新裏程碑。在這13人中有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25歲的嚴敏華（過去是曾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這些政治犯中最年輕的只有21歲。

這13人因在2014年反東北撥款示威中沖擊立法會而被捕。震動香港民主運動的不只是嚴厲的判決，還有政府對審判過程的明顯操縱。

13名被告已完成了去年被判的社會服務令，但政府上訴說刑期「過輕」。最後上訴庭完全支持政府的強硬立場，實際上把控罪改成了「暴動罪」。這份判決違反了「雙重危境」原則——一罪不受兩次審理。

習近平的統治

此案暴露出香港法庭和所謂的「法治」只不過是謊言。法庭並不是獨立的，它已經變成了中國獨裁政府在香港推行專製的工具。正如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所說：「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

另外，還有針對前其他學生領袖的審判，這些被告在2014年的抗議引發了長達79天的雨傘革命。而這個案件很可能會重復：推翻「過輕」的判決，然後改成監禁。3名被告包括20歲的著名青年活動者黃之鋒和24歲的前議員羅冠聰（不久前他與另外三人被另一場高度政治化的審判取消了議員資格）。

如果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他們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這明顯就是政府提出這些訴訟的原因之一。如果敗訴，羅冠聰就無法參加之後的補選奪回自己的席位。

「震懾式」打壓

林鄭7月1日才剛剛就任特首。她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她只是由777個精英選民在專製的假選舉中「選」出來的。她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其他人的警告：林鄭會是「CY2.0」，她會延續前任梁振英的強硬打壓政策。

事實上，林鄭的統治比梁振英還要高壓。短短六個星期之內，民主權利已經遭到一連串前所未有的丶就連梁振英也要自愧不如的攻擊。政府明顯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夾擊民主派。時間的安排明顯是為了震懾反對派，令他們喪失鬥誌：

7月14日：四名激進派議員（累計已有六個）因為「違反宣誓規定」這一偽造的罪名而被取消資格。

7月25日：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證實大陸公安將進駐香港。

8月1日：蔡若蓮被任命為教育局副局長，證明林鄭打算重推臭名昭著的洗腦國教。蔡若蓮是親北京的強硬派，她長期以來都在為推行國民教育而活動。

8月15日：史無前例地將13名示威者改判重刑，為將來更嚴厲的監禁判決打下基礎，用以打擊群眾抗議並「狙殺」將來參加選舉的激進派泛民候選人。

8月17日：三名前學生領袖受到類似的判決結果。

這些打壓加在一起，是對香港民主權利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聯合攻擊。顯然，港府承接中共旨意，正在按照既定戰略（甚至是路線圖）壓製丶瓦解中共多年來視為眼中釘的民主鬥爭。

林鄭政府或者在政治上與它結盟的司法系統每一次新的進攻都受到建製派政黨的喝彩。現在社交媒體上滿是建製派的宣傳（只要有無限的財政資源，操控社交媒體並不是很難的事）。而且建製派政黨還組織了一些針對受迫害者的抗議，以圖造成公眾支持政府打壓民主的假像。這些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得到了大肆宣傳。

反對派癱瘓

不幸的是，反對派和主要的泛民黨派（資產階級自由派）沒有任何計劃來應對這些攻擊和捍衛民主權利。相反，這些領導人已經多次落入圈套，誤以為林鄭比梁振英更「理性」丶更「務實」，甚至以為能夠和政府達成交易。這種對局勢的災難性誤讀令他們非常消極，不願支持群眾反擊。他們在口頭上譴責打壓，但是除了有限的幾個幾乎是行禮如儀的抗議之外就沒有任何行動了。

強大的雨傘運動曾震撼中港統治精英，但現在政府已經吸取了教訓。它們把大部分打壓「外判」給英式司法體系。這是因為許多人（特別是有許多律師成員的泛民領導）仍在幻想「司法獨立」和「法治」。我們需要用最近明顯政治化的判決來戳破這些幻想，向群眾解釋法庭其實是國家用來保護權貴的工具。

現在香港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法庭正被用來打擊民主運動，特別是打擊青年活動者和較激進的階層，包括許多未來可能參選半民主的立法會的人。

而且從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的案件裏我們可以看到，法庭正被用來從經濟上摧毀反政府的組織和個人。法庭不僅驅逐了議員，撕毀了18萬張選票，還判他們1800萬港元的罰金（包括要求他們償還9個月的議員工資和人事開支）。

像這樣使用法庭來鎮壓和從經濟上癱瘓反對派，是「新加坡式」一黨專政的標誌。這表示「溫和專製」（假民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北京的大計

很明顯，這些攻擊都是北京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政治審判和越來越嚴厲的判決聯系到清洗立法會和補選，政府希望至少不會六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全都參加補選。否則政府的反民主計劃就會遭到巨大沖擊，但正因為如此，這極不可能發生。有些人覺得，政府還沒有費那麼大力去趕走所有反對者，所以我們還有可能通過選舉來推翻政府。對於統治集團來說，這種想法有些太「民主」了。

清洗立法會是為了強行通過有爭議的專製政策，例如國民教育和高鐵一地兩檢。親政府陣營現在擁有「絕對多數」，可以改寫立法會議事規則，禁止像拉布這樣的民主標誌（拉布曾被用來挫敗政府計劃）。

政府說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旅客的時間，但其實這是一個政治花招，目的讓香港人適應大陸公安在香港（站內和高鐵上）執行內地法律的情況。

這意味著，即便在香港境內行駛時，高鐵上也施行中國的法律。對當局的政治批評或討論那些被禁止的話題（例如64屠殺）理論上是非法的。比如政府目前還沒有明確答復，在高鐵上能否登上那些在中國被屏蔽的網站（例如臉書）。而且高鐵也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大白像工程。所以社會主義行動呼籲群眾罷坐高鐵。

如何反擊

香港目前的嚴重局勢迫切需要一個明確的丶有組織的反擊。社會上已經有很大的怒火和不滿，也有對專製政府收緊控製的擔憂。林鄭的支持度從本就很低的起點急劇下跌。可不幸的是，民主運動也出現了領導危機。

大多數泛民政黨還在固守過去的路線，而當局已經拿出了新的法律武器和策略，來攻擊丶分化並孤立一部分反對派。前幾年香港爆發過大規模群眾抗議（2013年7月超過50萬人上街，後來又有120萬人參加雨傘運動），可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有沒有大型示威反對清洗立法會丶一地兩檢和整個政治打壓。

8月16日，《南華早報》的政治評論員Andrew Fung準確地描寫道：「反對派政黨的堅定支持者彌漫著挫敗感和困惑，而且沒有方向。」

但是Andrew Fung後面說的這段話卻與事實大相徑庭：「人民沒有如預想的那樣『起義』。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最近的示威，而且只有很少人去法庭或者警署外支持正在受審的激進派和正面臨檢控的占領運動領導人」

現實是，仍然期望與林鄭政府「和解」的泛民領導實際上禁止了群眾抗議。毫無疑問的是，在現在這樣不安的氣氛下，如果認真地號召群眾出來抗議，會有數千人響應。但最近幾年的經驗讓人們明白，「再一次示威」（盡管可以作為一個起點）不足以抵擋政府的攻擊。我們需要一個通盤戰略來重建並在政治上重組民主鬥爭。

將『928』變成全港抗爭日

在8月16日晚上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面對以年輕人為主的超過2000名抗議者，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提出了一系列意見作為鬥爭戰略的提議。她指出這場抗議只是提前24小時召集就有這麼多人參加，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動員更多人周末去監獄外示威！」

「這些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我們不能各自為戰！」

「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將『928』[9月28日]定為全港抗爭日，動員所有人在雨傘革命三周年發起抗議。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動員群眾抵抗打壓。我們懇請這裏的所有人和所有團體討論這倡議。」

鄧美晶的演講得到了非常好的回響，並有不少人向她表示贊同。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那麼『928』可以變成巨大的反政府抗議，包括一場核心示威丶在港鐵站派發大量傳單以及（如果得到支持的話）學生罷課，以聲援政治犯並捍衛民主。這將成為重燃香港群眾鬥爭的轉捩點。鬥爭的訴求應該是：

釋放十三名政治犯！撤回所有政治檢控！
反對清洗立法會！
反抗打壓和習近平統治！
罷坐高鐵。大陸警察和國安滾出香港！
捍衛民主權利，打倒非民選的政府！立即施行全面民主，決不妥協！
反對林鄭的親富豪專製計劃。征收富人稅，增建廉價公屋。打倒富豪統治，建立勞動人民和窮人的民選政府。
中港群眾聯合鬥爭，推翻中共專政！

聲援東北十三名政治犯集會的發言稿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了8月17日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主席鄧美晶獲邀上臺發言，得到臺下不少掌聲，以及群眾表示認同。以下是她的發言稿：

我是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新界東北這十三名年輕人為了反對不公義的製度丶反對不民主的議案，犧牲了自己的自由。現在我們必須比過去更清楚地討論：如何反擊這個政府和這個製度。

林鄭比梁振英更差。她上任僅僅6個禮拜，我們就經歷了DQ議員；然後林鄭推動一地兩檢；任命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準備重推洗腦國教；現在還判13名年輕人入獄。所有這些打壓都是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如果我們不反抗，鎮壓只會陸續有來！

但我們不能只是依賴上訴，因為法庭越來越受到習近平和林鄭的操控。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重建群眾運動，走上街頭！

這裏應該成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我們所有人一起討論反擊的策略。

大家還記得幾位議員被DQ後的集會嗎？所有人都想知道，下一步我們要做甚麼？相信今天這裏所有的人和我一樣，都有一個疑問。每個人都想知道：現在該做什麼？

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這個方案，而且我們希望所有人都來討論。這個周末，我們需要在監獄外發起示威集會。我們需要重新動員所有人。我們要告訴那13個人，他們並不孤獨。他們背後是香港人民！

我們也倡議9月28日，也就是雨傘運動三周年，作為全港抗爭日。這不僅僅關於取消議員資格，也不只是關於這13名示威者，我們還要反對高鐵一地兩檢，反對中共警察進駐香港，反對洗腦國教。如果我們要把所有這些鬥爭聯合起來，發動一天的群眾抗議做出反擊，那麼928就是最合適的時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來組織丶教育丶宣傳。928應該變成捍衛民主丶反抗中共專政的日子。那天晚上應該有群眾示威，遊行到監獄。

我們懇請這裏的所有人丶所有團體及政黨討論這倡議。重點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如果現在不反抗，香港的民主鬥爭就會輸！只要鬥爭，我們就能贏！！

千人政總外集會　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

昨晚（16日）超過千人到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外集會，聲援因反東北計劃而被重判入獄的13名年輕人。集會開始時，東北支援拉起「撤回東北規劃」及「明益地產商」等橫額，高喊「抗議三權合作丶撒回東北爛計劃」等口號，不同人士上臺發言贊揚13名勇敢的年輕人因反對不民主的製度而遭到政治打壓。集會氣氛沈重，不少人落淚痛哭。

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將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社運人士被判監8至13個月，即時入獄，成為香港歷來「非法集結」罪中刑期最重的一次。

2014年6月13日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時，立法會外有群眾集會，當時有人嘗試闖入立會大樓，13名社連人士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被判80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而他們雖已全部完成服務令，但律政司卻不滿刑期過輕，上訴申請加刑至即時監禁，上訴庭最後裁決8至13個月監禁。13名被告分別為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丶社工梁曉暘丶劉國梁丶梁穎禮丶前學民思潮召集人林朗彥丶朱偉聰丶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丶周豁然丶嚴敏華丶招顯聰丶郭耀昌丶黃根源及陳白山。

歷來非法集結罪最重判刑

東北案政治犯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結」，今次判決是香港歷來非法集結控罪中刑期最長的！過往同樣罪名只會判罰社會服務令或罰款。此次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案例，一方面未來公眾集會被檢控的示威者判刑更重，另一方面律政司可以針對所有反對人士上訴，將過往被判無罪或沒有監禁的人士再次覆核！

林鄭上臺後的短短六星期，清楚見到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香港的政治檢控及民主打壓經已不停升級，從DQ事件丶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丶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丶高鐵一地兩檢，到東北案13名政治犯，證實林鄭就是CY 2.0，根本沒有和解的空間！

政治迫害「新常態」

中共和香港政府意圖創造一種「新常態」，企圖讓社會習慣和接受專製鎮壓。法庭利用了旺角騷亂對示威者的重判，將所有抗爭行動扣連至旺角騷亂，例如今次控方將東北示威形容為暴動的臨界點。在司法迫害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案中，控方甚至指「重奪公民廣場」這句口號就代表暴力！

政府要群眾接受，反對派議員必然會被剝奪資格或阻止參選；示威者必然會成為階下牢；同時親中藍絲組織在大部份反政府的行動發起「反集會」丶網上的「五毛」大幅度增加，以海量的留言「洗版」辱罵社運人士及政團。我們必須阻止政府讓這種鎮壓變成「新常態」！

在未來一段時間，政府可能不在法律上立法廿三條，但在執法丶司法丶立法及行政機關上徹底「大陸化」，變相就是等於正在實踐廿三條，而這個過程已在步步進迫！

香港「法治」淪為「習近平人治」

東北案再一次證實，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根本蕩而無存。現今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東北案件裁決和DQ判決一樣，是百分百的政治審判。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東北的示威者，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專製的政府！

當前之急　重新動員組織起來

取消議員資格案丶東北案件不會是打壓的終點，林鄭政府正在進行如獵巫行動般的政治清算，將雨傘運動後的示威者逐一清洗，以作寒蟬效應。單靠補選和上訴是絕對不夠的！因為政府可以以不同手段去剝奪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包括將其監禁（根據現行法例，一旦被判超過3個月監禁，5年內將失去參選資格）。革命與反革命是同時進行的，現在是反動丶白色恐怖的局面，但同時群眾憤怒情緒正在積極至沸騰點，只差一個爆發的缺口，使力量引領至沖擊專製政權的方向。當務之急是由下而上重建一場反抗運動，停止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東北13被被告及所有政治犯，抵抗白色恐怖！今年九月廿八日雨傘革命三周年之際，正是重啟群眾鬥爭的好時機，我們認為在此前作出準備，在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將九二八定為全港群眾抗爭的一天，以政治罷課一天為開始，繼而擴展至罷工。

黃之鋒羅冠聰等被判即時入獄6至8個月

今日香港法院上訴庭將香港眾誌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判處三人監禁6至8個月。加上日前的東北案，這是一星期內共16名社運人士被律政司上訴判監！

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周永康於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9月26日號召「重奪公民廣場」，期後被裁定非法集結丶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罰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但律政司不服刑期過輕，向上訴庭要求將3人即時收監。上訴庭今天裁定黃之鋒改判囚6個月丶羅冠聰判囚8個月丶周永康判囚7個月，即時收監。

威脅社會運動參與者

這是政府對雨傘運動的一場政治大清洗及報復行動。裁決惹起了社會各界的深深憤怒丶恐懼及沮喪。大部分群眾已經認知到香港已被中共牢牢操控，包括法律製度及所謂的「法治」現在已成為中共的工具。

即使三人並沒有任何暴力行為或傷人，上訴庭判詞仍指他們「涉及大規模暴力及嚴重非法集會，要施懲罰性與阻嚇性刑罰的元素占較大比重」，但為了「防止重犯，以儆效尤，並阻嚇他人不要模仿，因此要即時監禁。」政府意圖「殺一儆百」，恐嚇所有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這次判決為社會運動及公民抗命開了新的先例，警告群眾「參與社會運動就會落得如此下場」。正如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指，這重新為社會運動刑期製定標準。

是次政治判決也引起國際關註，《路透社》引述政府高層消息稱，高層檢控人員原本不建議就刑期覆核，但律政司長袁國強堅持上訴，終令三子入獄。雖然律政司強調事件「絕無政治考慮」，眾所周知，此次判決就是中共進一步以操控法院作政治打壓之舉。

「香港 = 一黨專政」 激進派失參選權

香港法例規定，如如在香港或任何地方因任何罪行被判監3個月或以上，5年內禁止參與任何公共選舉。在立法會政變的DQ議員事件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後，港島議席懸空，羅冠聰現在就連參加補選的機會也被剝奪。而將於10月年滿21歲的黃之鋒也因為被判監而無法參立法會補選丶2019年區議會丶以及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政權用盡一切法律手段，先是DQ，然後是政治審判來阻擋任何激進派透過選舉而進入議會。這意味著長毛梁國雄也可能會在未來被判入獄而失去選舉資格，或者政府可以程序手段指其不合乎「參選人確認書」（確認書聲明要求參選人擁護基本法丶效忠特區政府）而禁止其參選。

行動需要升級　全港罷課罷工一天抵抗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大家到監獄外聲援所有政治犯，以及參與星期日的反政治迫害大遊行，但面對中共暴政，單靠集會遊行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行動升級，否則未來將會是陸續而來的鎮壓，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主張全港一天罷課罷工，並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呼籲及鼓動工人作政治罷課及罷工。

十六名政治犯入獄，香港淪為一黨專政，我們應如何反抗？

香港成為了一個新的獨裁政體，令全世界社會震驚。林鄭的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所謂「大和解」根本是欺騙人民。政府的打壓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的，今後示威自由受到全面威脅。立法會和法院已經大陸化。立法會補選和以後的選舉都會被篩選，激進民主派分子會被投進黑牢而不能參選。社運人士被收監，激進民主派政黨則會被迫至破產。

當務之急是組織起來反擊。今日的遊行只是開始，我們需要更多行動。社會的憤怒，但為什麽卻未有有力的反擊？為了重建群眾反抗運動，我們要有一個將公民抗命升級的清晰方案。

製訂全港抗暴日－－示威丶罷課罷工一天

面對今天的暴政，單靠集會遊行遠遠不夠，行動必須升級，否則鎮壓將會陸續有來，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倡議全港一天罷課丶罷工，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鼓動政治罷課及罷工。年輕人可以擔任先鋒，以全港大罷課一天來聲援多位學生領袖及政治犯，並警告政府必須讓步，否則群眾反抗將會升級！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製和監督。在我們全港抗暴日的計劃裏，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即使是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展示──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

立即釋放16名社運分子，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政治迫害，不要習近平人治！
恢復六名議員的資格
罷坐高鐵，撤回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14萬人上街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由社民連丶香港眾誌丶大專政改關註組丶東北關註組等團體發起。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遠遠超出主辦單位的預期。在短短不足一星期號召如此龐大的人數，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

8月20日的遊行具有多個歷史意義。英文《虎報》寫道今次是「第一次大規模反對法院裁決的遊行」，可見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公具，將會令公眾不再視法庭為「獨立」機關。另一點很重要的是，遊行是由規模較小的激進派政團發起的，而泛民主派只是被迫跟隨。這證明了社會主義行動自7月14日取消議員資格事件發生以來一直強調的一點──如果「激進派」領頭發起行動，可以得到群眾回響，故此他們不應該感到要依賴溫和泛民才能獲得支持。今次社民連掀頭發起了自2010年五區公投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

此外，外勞團體亦參與了示威行動，足見民主運動不僅是香港人的事情。同一時間，林鄭月娥政府的官員卻在舉行大食派對，突顯了統治者的傲慢並與群眾脫節，亦可見當局低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翌日，林鄭月娥強硬回應示威群眾，表示政治檢控的指控「全無理據」，又表示沒有存在政治迫害及政治犯。

港府及法院對民主權利的一連串重擊，先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丶推動高鐵一地兩檢政策丶重判16名政治犯。香港政府及法院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地全面鎮壓民主運動，並以為自此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令反對聲音消失。但群眾沒有如政府預料中的泄氣，反而更展示了不屈的鬥爭丶不妥協的精神。證明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方案的話，可以將這股力量凝聚並引領至撼動體製的方向，對中共專製政權作出有力的還擊。

北京及港府的盤算是，既然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誌，局勢會再次緩和，因此通過淡化事件以圖安然渡過風浪。現在機不可失，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的歷史性機會。我們不應讓群眾鬥爭的民氣消散，但現在需要提出一個清晰的行動計劃。

雨傘運動之後民主鬥爭陷入了一段低潮時期，各場遊行集會的人數大減，年輕人出席的比例亦大大降低。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群眾的義憤和鬥誌不但沒有消失，而是因為未有一個強有力的平臺讓其組織起來丶表達出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堅定的領導，讓群眾相信是可以掀起新一場大規模鬥爭的。此外，今次遊行由激進民主派團體發起，溫和泛民並沒有作為動員的核心，比過往的大型遊行中低調得多，可見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之外的行動仍可具有巨大的號召力！相信現在溫和泛民感受到巨大的群眾壓力，被迫延緩或更低調地與林鄭月娥「大和解」，甚至要重新投入鬥爭之中，以免失去群眾支持。

行動升級的好時機

今次遊行鼓起了群眾信心，但應該只是反擊的開始。單靠這場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單憑林鄭回應的言論已經知道中共的強硬態度。所以要達到抗爭的目的──釋放全部政治犯丶恢復被取消資格議員議席丶取消一地兩檢──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製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並公之於眾前。

現在需要的是一場應戰大會，號召所有反對專政的社運組織丶政黨丶工會及個人參與，具體製訂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我們認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接受Hong Kong Free Press訪問時的說法，現在需要包納不同政治光譜的團體重建民主鬥爭（HKFP，8月21日）。運動內部必須具備全面民主，讓所有團體丶所有人可以就如何重建運動作出提議。過去由少數泛民黨派壟斷丶欠缺內部民主丶排擠其他團體參與的壞作風必須被徹底改變。

製訂928為全民抗暴日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以8月20日遊行的成功作為基礎建設下去。9月28日是星期四不應該只是重覆今次的遊行，而要有新的行動。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為了吸引更多工人參加鬥爭，我們還應該提出8小時工作日和全民退保等訴求。正是親富豪的不民主政府和半民主立法會一直拒絕實施這些有利於勞動者的政策。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製和監督。全港抗暴日若要成功，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而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作出警告──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然而，如果在一次遊行之後沒有升級行動，民氣並不會無限期持續下去，甚至因為一次遊行沒有結果而感到失望，讓政府有可能作出更嚴厲的反擊。

泛民丶本土大團結？

面對專製政權的全面打壓，近年反建製勢力碎片化，群眾不想重覆雨傘運動時反建製力量分裂及內耗的景況，並各非建製派系團結行動，壯大抗爭的力量。然而，行動上的團結並不代表不容許各團體在運動內民主辯論丶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是需要一個民主的平臺允許從下而上民主討論及決策，才能達致行動上的團體。容許民主的辯論，並且對待不同議案采取開放態度，不會弱化鬥爭丶而可以強化鬥爭。

在8月20日的遊行裏，一些團體表示要與本土派大團結，連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甚至表示今次是「泛民本土派合作好開始」。但是，我們不能掩蓋本土派過去對民主運動的破，他們煽動種族主義，分化鬥爭的團結，對左翼發動惡毒攻擊，專搞派系內鬥，攻擊其他非建製團體，並杯葛六四集會等大型行動。這一切客觀上往往幫助了政府陣營，並讓當局有了鎮壓的籍口。

本土派抱有親財團的民生立場上，反對全民退休保障丶租金管製等政策。此外，他們鼓吹排外與族群仇恨來分化中港兩地團結鬥爭，讓中共將香港民主運動抹黑為與內地人敵對，削弱內地群眾對運動的支持。他們過去以惡言甚至暴力手段攻擊其他非建製派團體，使民主討論根本不可能發生。例如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本土民主前線抹黑長毛襲擊。本土派目前因為組織潰散丶士氣低落，因而暫時溫和化他們的反動主張，藉以獲得「庇護所」。如果他們錯誤的右翼種族主義立場和鬥爭手法只會再次窒礙民主鬥爭的發展。現在，即使他們參與運動，最多也只應跟隨我們，彼此作出明確劃分的界線，並不為彼此的政治立場或行動負責。

國際聲援行動

三名前學生領袖被判入獄之後，政治檢控引發了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內的國際聲援。一些國家當局相繼譴責中共與香港政府打壓民主的做法。美國國會和中國委員會指北京當局正在利用司法製度打壓新世代民主運動。

來自國際的壓力和曝光固然理應受到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不應信任親資政客及政府，也不應寄望這群政客是反中共專製的可靠盟友。他們過去30年來大體上與中共合作丶支持中共，並與中共進行貿易。

真正的國際聲援應該是向國外勞苦大眾及青年尋求支持，而不是那些當權的政客和企業家。在三年前的雨傘運動中，一些青年示威者向英國領事館請願，又向白宮遞交聯署，但是最終沒有從它那裏得到任何具體回應。但今次本土派似乎又會重覆這些沒有結果的行動。在更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被綁架的李波與桂民海分別擁有英國和瑞典國籍，但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出面譴責中共的野蠻行徑。而且這些政府也正因為施行反工人丶反民主的政策而受到本國群眾的憎惡。

像美國共和黨及英國保守黨的右翼政客長期對中共打壓民主及人權的犯罪行動緘默不言，現在為政治犯發聲，不過是因為他們面對群眾的壓力。

香港民主運動是包括歐美在內全球群眾抵抗反民主政策的一部分，它真正可以依靠的國際聲援來自其他國家面臨類似打壓的社運分子丶工會丶勞動群眾及青年。所以我們社會主義者向多國的左翼組織作出呼籲，通過他們號召各國工會丶工運分子丶激進青年和所有反壓迫群眾一同聲援香港的16名政治犯，支持我們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迫害，無罪釋放16名政治犯
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將928定為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丶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香港：14萬人示威反對政府打壓

8月20日，多達14萬人湧上香港街頭，成為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只用了5天的時間動員，就有多到難以置信的群眾參加這場反對監禁16名青年民主活動者的示威。

參加人數遠超過召集人的預期。香港人民以壓倒性的人數做出回應，和故步自封丶猶豫不決的泛民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就算面對親北京政府逐漸加劇的打壓，仍在猶豫要不要召集抗議。在過去幾個月裏，這些傾向自由主義的領導人一直把自己的遲鈍歸咎於群眾「情緒低落」丶「意誌消沈」。現在我們看到，情況顯然不是如此。

16名政治犯（包括2014年的三名學生領袖）入獄令群眾的怒火噴湧而出。愈發嚴峻的打壓明顯是為了操縱未來的選舉，因為被判入獄三個月或以上的人在五年內不得參加競選。面對這種情況，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起來。但是直到現在，這些不滿還沒有找到公開表達自己的出口。

政府的打壓包括將一部分民選議員逐出立法會丶逮捕和控告更多的政治抗議者。這明顯是北京當局在背後指揮，以滿足中國獨裁政府的需要。周日強有力的群眾反應會讓建製派不得不考慮：在不引發更激烈的群眾反對的情況下，他們的計畫還能走多遠？正如《華爾街日報》在頭版標題中正確指出的，「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再度點燃民運之火」。從潛力上來說，確實是這樣。如果利用好周日示威的巨大勝利，爭取民主的群眾鬥爭能夠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復興。

周日的組織者沒有給出最終的遊行人數，但是他們宣布這是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雨傘運動是持續79天的占領和群眾抗議行動，參與者多達120萬人，也就是香港六分之一的人口。組織者本以為人數會少得多，所以選擇了灣仔修頓球場這樣一個狹小地方作為集合地，令我們更難估計周日的人數。

人群在36度的酷熱中遊行至現在聲名狼藉的終審法院（上周16名年輕人就是在這裏被無恥改判6到13個月監禁）。當前面的人結束遊行回家時，後面仍有許多人走出地鐵站來到出發點加入示威。

眾所周知，香港員警一貫低估反政府示威的規模。他們這次估計有22000名參與者。粗略地計算，實際人數通常是警方數位的4到5倍。

法庭「大陸化」

有許多原因令周日的示威具有歷史意義。它是香港第一場反對法庭裁決的群眾抗議遊行（說明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工具反倒動搖了人們對於司法「獨立」的幻想）。為政府辯護的AlexLo在《南華早報》上評論說：「不管他們是否真的這樣想，許多人正在高喊『法治已死』。他們說我們的法庭已經『變紅』了或者正在『大陸化』」。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法庭顯然是出於政治動機判決16人入獄，為以後監禁更多示威者打開大門。

林鄭政府被迫采取守勢，試圖裝作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林鄭堅持說香港沒有政治犯，還說猜測法庭裁決背後存在政治動機是有害的。但是群眾的介入令這些假裝可憐的藉口失去了所有可信度。沒有人相信這套說辭：政府的忠實支持者「藍絲帶」也不信，因為他們正希望法庭進行政治打壓；大多數普通群眾也不信，因為他們看出來林鄭是想躲在越來越服從北京命令的司法系統後面。政府顧問丶律師及前泛民政客湯家驊荒唐地說，批評法庭裁決本身就可因「藐視法庭」而受到處罰。

泛民領導人試圖采取騎墻立場，想方設法與林鄭政府和解，但現在的局面給他們增加了困難。由於群眾的介入，政府如果繼續對其他活動者判重刑（這明顯就是它的計畫）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周日的自發動員是一個警告，讓政府看到如果將更多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送入監獄以阻止他們參加補選，可能會發生什麼。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周日的遊行是由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和團體發起的，包括傾向左翼的社民連和學生領導的香港眾誌。主要的泛民組織被迫跟隨他們。這證明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支部）說的是對的：「激進派」如果帶頭發起抵抗打壓的行動，而不是依賴泛民中較保守的階層，他們會得到群眾的回應。

進一步行動

現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采取進一步行動。香港和北京政府覺得無心戰鬥的泛民領導人會讓局面冷卻下來，所以他們打算先捱過這段群眾憤怒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而應該把握住現在這個歷史性的機會重建民主鬥爭。但是這需要一個清晰的計畫來升級群眾行動。

在8月20日的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和抗暴青年陣線派發了數千份傳單。

這份傳單概括地介紹了我們對於如何重建民主運動和下一步應該采取什麼行動的建議。我們的橫幅和材料著重說到應該號召罷課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行動；至少以中學和大學為起點，將各方面的鬥爭聯合起來，並采用一種新的方式（罷工罷課）去爭取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行動還強調，我們需要把民主鬥爭同反抗資本主義（它造成了住房危機和生活水準下降）的鬥爭聯系起來，也要同中國的反獨裁鬥爭聯系起來。

蔡若蓮上任　洗腦教育重臨

新政府林鄭月娥公布新一批副局長的人選，最備受爭議的是有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事件令人回想 2012年政府銳意推行國民洗腦教育時，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的畫面。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製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 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丶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這次任命呼應著林鄭月娥指需要重推國民教育的立場。林鄭月娥早前宣布要重推國民洗腦教育，此次更要擴展至幼稚園學生，而初中課程就會有中國歷史科並變成必修科目。這些課程都與中共的愛國宣傳工程緊密扣連。

蔡若蓮一直以來就是親建製的代表，她亦曾擔任親中福建中學的校長，經常與中聯辦官員交往，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系。蔡若蓮去年自稱「獨立」身份去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教育界議席，其政綱支持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丶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盡管最後落選，但現在卻得到政府的加冕，令人猜測那些政綱根本不是面向選民，而是刻意為了今日教育副局長一職而鋪路。任命蔡若蓮消息一出，已有教師於網上呼籲聯署反對，短短兩星期內聯署人數已經達1.7萬人，顯示出她在業界如何不受歡迎。

葵青區讀書的中學生Anson表示：「如果文革丶大躍進丶六四屠城丶劉曉波事件都不提，那麼國民教育教會教什麼呢？是否只教我們共產黨有幾偉大？是否要我們擁護共產黨？唱紅歌？真正的國民教育應該要講政權的過失，否則就是偏面的洗腦教育。中共口講法治，但無法無天……所以我旗幟鮮明反對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被分拆推動

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政府暗地裏分拆國民教育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丶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丶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近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製下去。最近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受訪時，不滿青年視國家為敵人，並將之歸咎為教師「反共」。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不難想像推行國民教育之後下一步就是清洗教育部門，要令持有獨立政見的教師噤聲。

又一次反洗腦教育運動 ?

林鄭月娥是名符其實的CY 2.0，重推洗腦教育是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個部署。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青年抗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反對洗腦國民教育，抵抗政治打壓。Anson滿懷鬥誌說道：「現在要凝聚學生力量，進行抗爭行動，如果政府不聽我們訴求，就要動員已準備好的人馬進行罷課，以及號召老師罷教。我們更要引申至其他社會議題，例如房屋丶標準工時丶最低工資，才有可能引起全港罷課罷工。」

澳門風災是人禍

8月23日，強臺風「天鴿」吹襲廣東南部沿岸地區，香港與澳門幾乎遭受正面吹襲，當日懸掛最高級別的十號颶風訊號近五小時。香港雖遭受到一定的損失並造成121人受傷，所幸情況並不嚴重。然而一水之隔的澳門，其傷亡與災情卻令人震驚－共10人死亡，超過150多人受傷，市內多處地區嚴重水浸，更令人錯愕的是竟造成全市水電供應中斷整整近一天才陸續恢復，全市徹底癱瘓。黑沙環的千萬豪宅「寰宇天下」風災後玻璃大窗盡碎，畫面觸目驚心。承建商是中國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令人擔憂中資企業已把豆腐渣工程輸出至港澳甚至更遠地方。風暴過後，澳門政府請求駐軍協助救災，是港澳主權移交後首次解放軍離開駐地執行任務。及至行文之時（8月26日），災後的清理工作仍未完全完成，一個密集而現代化的城市遭風暴如此重創，實屬罕見。

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局長馮瑞權災後在一片指責聲中請辭下臺，批評主要集中於指責其臺風訊號發布時機失當－－澳門雖然比香港距風暴路徑稍遠，但所處的位置卻比香港離風暴中心更近，理應更早及更謹慎地作出準備，然而澳門卻在23日早上9時才發出八號風球，比香港整整晚了超過兩個半小時，以致於絕大部份澳門工人明知風暴臨近仍不得不硬著頭皮出門上班，而剛到達工作場所卻又被告知八號風球已掛可回家避風。但市內天氣環境已極其惡劣（澳門政府稱「天鴿」是53年來吹襲澳門的最強臺風，創下了澳門市內持續風力的最高紀錄），不少人因而被困於工作場所或住所以外的地方。10名死者中有五人就由於海水倒灌造成嚴重水浸丶而被困於地下停車場內或商店的地下倉庫內，被沒頂的洪水活活淹死。可以設想，假如風暴訊號能及時發出，讓民眾提早回家避風，這些慘劇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香港曾於2003年受臺風「派比安」吹襲時，市內天氣惡劣，但天文臺堅持只掛三號風球，被批評只為照顧商界利益不願讓民眾停工避風，置民眾生命安全於不顧，而澳門這次的訊號延誤則釀成了更慘重的傷方和後果。

然而更令澳門民眾對政府不滿的，是政府對災害應變的無能。澳門與香港同為亞熱帶的港口城市，每年平均受三四個海洋風暴影響，理應防災經驗豐富且準備充份。但澳門政府各部門對這一個直撲澳門的風暴似乎毫無警覺，據稱政府災前根本沒有在各部門做好協調與溝通之工作，連預先疏通渠道都沒有進行，進一步引發市內水浸加劇，損毀珠海往澳門的供電系統引發大規模停電，觸發災難的骨牌效應──電力中斷令通訊系統效率驟降，造成救援部門失能，供水機組因停電和水浸而停轉斷水。而這些城市運作的關鍵位置竟然沒有應急後備能源系統！民眾遇險求救無門，直至次日淩晨，澳門特首崔世安才發表電視講話，更令飽受折磨一整天的民眾感到氣憤，由此可見此政府的日常運作是何等松懈。

澳門政府此前似乎一直沒有計劃面對一場波及全城的災難，使各部門的人力物力足襟見肘。澳門人均GPD居世界前列，但其面對風災的應對能力顯然遠遠不足，臺風過境時救災隊伍人手與裝備俱見不足，失去了大量救援時機，大量報導指出遇險民眾往往要苦候三四個小時才盼來救援人員，而即使救援人員到來，可能也沒有足夠的排險裝備去展開救援工作。此外，災後的善後前展也相當緩慢，災後三四天市面仍未完成清理，垃圾丶雜物丶碎片丶積水隨處可見，加上風暴過後天氣炎熱，疫癥風險大增，以致於澳門政府甚至要求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創下港澳兩地主權移交以來首個先例。

過去澳門一直被中共視為「一國兩製」的模範，社會上整體風氣偏向建製，建製派亦在社會各方面包括議會中取得幾乎壓倒性的優勢與控製力。但社會中仍暗流洶湧，如在2014年曾爆發過反離補法案示威包圍立法會以及我們報導過博彩業基層工人組織抗爭等。而這次風災加深了對政府的民怨。曝露了澳門政府對災難應變之無能以及應變部門資源嚴重缺乏，我們支持港澳及中國內地共同民主鬥爭，我們支持居民組織救災委員會自救，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製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此外，通過由受難者及其家屬丶居民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風災中人命傷亡的責任，懲治失職和腐敗的官員和財團，要求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建立優質的災害應變救援隊伍，整頓市政設施，確保當地民眾面對災難時的安全。

政府企圖將劏房合法化

七月初，林鄭新政府成立不久，剛剛入閣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說到今年將推出所謂的「良心劏房」計劃，即由社會團體租入舊唐樓單位，改裝成劏房後以市價轉租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以應對長久未能解決的公屋短缺問題。政府不思加快公屋建設，反而以劏房來搪塞群眾，無疑是繼梁振英減少公屋建設數量之後，香港住房政策又一次倒退。

香港已連續七年成為全球房價收入比最高的城市，令普通勞動者難以負擔，而且私宅租金也節節攀升丶最近連續7個月創新高。與此同時公屋落成數量卻遠達不到需要。目前香港公屋輪候冊數字已將近30萬人，但是政府計劃未來10年修建的公屋單位卻只有28萬間。到今年6月底時，平均上樓時間已增加到4.7年，單身人士更是遙遙無期。在住房危機之下，許多底層群眾不得不居住在逼仄的劏房（人均面積不到50呎）甚至籠屋之中。香港現有約9萬間劏房，住戶約二十萬人，而且這還沒有算上工廈和商廈劏房。

今年年初，一家投資資訊機構推出課程，教授業主如何用「合法劏房」賺取更多租金。該機構大言不慚地說，與其任由業主不依消防條例和樓宇安全亂殺，不如教業主合法劏房，與政府的新政策如出一轍。可見所謂的良心劏房也只會讓業主賺得更多，而住戶仍然不得不蝸居於狹小的房間之內繼續苦苦等待上樓。而且政府在變相將劏房合法化的同時，卻無意禁止無理逼遷丶濫收水電費丶呎租甚至高過獨立單位等劏房住戶常見的問題，等同於幫助業主壓迫租戶。

陳帆聲稱政府無力在短時間內解決公屋短缺問題，可是親商的港府卻花費大量土地和公帑修建大白象工程（陳帆同時也是機場三跑諮委會主席）。現在正引發群眾怒火的西九高鐵總站占地11公頃，而且周邊盡是豪宅。最近被判以重刑的十三名示威者是因為反對新界東北工程而被捕，公屋只占該工程所用土地的6%。可見政府的說法只是借口和謊言。

社會主義者主張取消所有大白象工程，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興建公屋丶改善公立醫療和教育丶施行租金管製以及其他有利於普通勞動者的項目。同時亦要將地產商及銀行公有化，置於民主管製底下，才能打破富貴權貴的經濟權力，從而沒收所有空置住宅提供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但是如果林鄭政府成功地全面鎮壓香港的民主權利和民主運動，將香港從半民主變成完全專製，那它將更肆無忌怛地施行親富豪丶反工人的政策。所以社會主義者呼籲在職場丶社區和學校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組織，民主地討論和決定如何反擊林鄭政府的一連串政治打壓，通過積極鬥爭爭取有利於底層群眾的政策。

反對國歌法　抵抗白色恐怖

中共政府對民主權利發動的進攻已經停不下來。當局加強嚴刑峻法，配合愛國主義的言論及思想箝製，以圖消滅任何冒犯專製政權的行為。

內地國歌法的草案規定「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以歪曲丶貶損方式奏唱國歌，可以被公安拘留15日！所謂「莊重」丶「歪曲」丶「貶損」等字眼定義根本極為模糊，使人人自危而噤若寒蟬，變成一種由政權任意使用的鎮壓工具。但是，惡法在香港會引起廣大民眾的反感，特別是因為近年的專製打壓令港人抗拒中國的意識愈來愈高漲。2015年港中大戰奏國歌時，有球迷噓國歌表示不滿，香港足球總會曾發聲明指事後被國際足協罰款約7.7萬港元。

內地的《國歌法》草案列出，國歌要列入中小學教材，又要成為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唱國歌」，並且硬性規定每間學校每日升掛國旗，每周舉行升旗儀式。可見，林鄭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也勢將以此為指導。國歌法亦會打壓創作自由，例如由黎明主唱的流行曲《全日愛》，開首就插入國歌的旋律，作曲及編曲的雷頌德曾公開說過，該首歌是「擺明玩國歌」。在國歌法立法後勢將變成違法。

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全面壓製民主空間，所作所為已經到了歇斯底理的程度。但是因為林鄭政府比中國更直接地受到社會壓力，所以一部分建製派對於鎮壓不斷升級仍心存猶豫，因為他們擔心激起大規模群眾反抗會威脅到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乃至整個製度。所以中共不斷下達的指令強硬打壓民主，無疑會令部分建製派感到疑惑和不滿，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就公開表示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中共這種做法長遠來說會加劇建製派內部分裂，為林鄭政府造成更大危機。

主張與林鄭政府大和解的泛民主派，已經表示不會根本性反對國歌法，也不視國歌法為政治打壓的措施。郭榮鏗原則上同意有《國歌法》，只要「確保港人自由不受剝削」！ 如果套用這思維在廿三條立法之上，泛民主派也將會不戰而降，只會哀求中共推行一個較寛松的立法。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終審法院裁決梁遊翻案無望

青年新政兩名議員（遊蕙幀及梁頌恒）早前被法院取消議格，其上訴被終審法院駁回，斷定了翻案無望。梁遊表示不打算參加補選。去年全國人大常委事後解釋基本法，指明議員宣誓若果「不真誠」丶「不莊重」就會喪失資格。今次終審法官以遊蕙幀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並且將China讀成「支那」，而梁頌恒宣誓時手持聖經丶但手指呈交叉狀，來證明兩人宣誓不真誠。這是用非民選的法院來取消群眾在去年九月投下的選票，無異於政變。

終院的決定具強烈的政治意味。今次法庭確認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有淩駕性及追溯力，對香港而言是災難性的。淩駕性的意思，是終院法官馬道立在庭上多番重申，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製的」。而追溯力的意思，是中共日後任意改變法律並作出秋後算帳，例如日後國歌法通過後，法院可以重新檢控那些在球賽中向國歌喝倒采的球迷。

另外4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只有梁國雄（長毛）打算上訴。但今次裁決將會成為案例，可預計其餘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申請上訴時更大可能被駁回。而建製當局盡量想將所有空缺議席的補選安排在一起，以有利建製派可以當選，因為如果在同一區內有兩個議席補選，很大機會是建製和非建製派各取一席，使建製派有機會取得。

今次是行政丶司法及立法機關三權合作夾擊香港的民主權利。政府已經通過政治檢控使香港眾誌的羅冠聰不能參與補選，也通過法庭的巨額訟費使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破產，甚至可能再用確認書阻止「違法」前議員補選。立法會迅速追討梁遊二人180萬薪金。中共企圖全面操控法院，法治崩壞，人治當道。上訴和補選雖然都是必要的抗爭手段，但關鍵在於群眾有組織的鬥爭才能抵抗政治迫害。

新聞稿：林鄭下臺！袁國強下臺！抗議律政司政治檢控

在律政司的刑期覆核之下，法庭重判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及3名沖入公民廣場的學生領袖，明顯是要對反建製示威者作出報復。據傳媒報道，律政司內部反對覆核，惟袁國強一意孤行，而袁國強對此並無否認，令選擇性檢控的政治意圖更加明顯。

主審法官楊振權對雙學三子在判辭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彌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實際上，真正的歪風是中共和政府肆意以法治之名打壓民主！政治迫害正在加劇，年輕人因為追求理想而被判監，政府更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院。

在多宗暴力攻擊傘運人士的案件中，親建製分子都被法院輕判甚至逍遙法外，但律政司完全沒有向法庭要求加刑。在雨傘運動期間，裝修判頭張偉明駕車直闖旺角占領區，僅被判罰款2000元及停牌半年；保安員馬希郁在占旺區打爆天拿水樽，再手持打火機揚言「大家一鑊熟」，威脅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僅判囚半年；2014年10月25日的「藍絲集會」，多名記者被毆傷，當中三名被捕人士更是獲無條件釋放。律政司都沒有提刑期覆核，明顯是親疏有別，對反政府分子就嚴刑峻法，對親政府分子則從輕發落。

習近平早年提出三權合作論後，現在更強調三權負責人要有「國家觀念」，企圖加強對香港的司法及立法機關的操控。在律政司的泰山壓頂之下，法庭早已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香港所謂的「法治已死」，淪為全面的習近平人治。從處理議員DQ案、一地兩檢、刑期覆核案，都見到律政司成為了打壓民主空間、迫害反建製人士的工具。

為了阻嚇公眾對判決進行批判，袁更指有心對司法機構進行攻擊，甚至有建製聲音指批評法庭會構成「藐視法庭罪」。事實上是建製當局藐視我們的言論自由！8月20日的14萬人遊行是自傘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展示了香港民眾的憤怒。面對中共與林鄭政府有部署、有計劃地全面打壓民主，我們需要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抵抗行動，集結更廣泛的組織和民眾，在820的遊行之上將運動升級，聲援所有政治犯。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否則將會有更多政治犯被重，令香港陷入全面獨裁統治的時代。

我們的抗議訴求：

林鄭下臺！袁國強下臺！
立即撤銷對所有示威者的檢控
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

200人遊行聲援在囚政治犯 　高喊袁國強下臺

9月3日，抗暴青年陣線與社會主義行動發起遊行，聯同社民連、香港眾誌、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十數團體，約200人下午從中環終審法院出發，遊行至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辦公室，抗議律政司早前對東北及傘運示威者共16人覆核刑期，並與法院合作將其全部判監。種種政治迫害證明香港正進入獨裁統治的時代。

遊行人士沿途高叫「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袁國強下臺」、「假法治，真人治」等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兩名成員鎖上手鐐頭銬，身上掛著「唱錯國歌」、「批評法官」的「罪名」牌子，諷刺香港的司法大陸化。這是首次有香港非建製派政黨喊出特首林鄭月娥和律政司司長下臺的要求。

部分被囚政治犯，包括嚴敏華、朱偉聰的家屬代表都有出席，而社民連曾健成亦代表政治犯郭耀昌轉達訊息。其中嚴敏華的母親感激大眾的支持和聲援。而郭耀昌的代表讀出其獄中的書信，提到希能夠像過去南韓政治犯一樣，不斷再有抗爭行動、不斷升級，社會大眾會一直支持聲援下去。

另外，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陳誌全、朱凱迪以及被DQ的「長毛」梁國雄亦有出席。梁國雄在發言時展示一張建製派晚宴照片，袁國強、是次主審法官楊振權與民建聯陳曼琪一同出席，是公然「三權合作」打壓民主。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則呼籲市民繼續捐款，支持被DQ的四名議員以及黨派的運作經費。朱凱迪則表示會在立法會對袁國強作出不信任動議，陳誌全則表示支持。

發起人鄧美晶提到8月20日有超過十萬人上街聲援被囚16人，顯示反映社會大眾非常憤怒，現時應該升級抗爭運動，不能讓民氣消散。她並提出928雨傘運動三周年將會是很好的上街抗爭契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製訂全民抗暴日，討論罷課罷工等行動升級的方案。

至於抗暴青年陣線的代表Pasha則表示，青年學生應該發揮抗爭前鋒的角色，組織起來並由下而上建立校園的罷課委員會，以發起一天的全港大罷課為始，繼而發展至全港的抗暴運動。

最後，遊行人士及團體輪流發言後和平散去。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製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製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製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誌。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製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製，而法治製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製。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製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復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製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製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倡議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中文大學生因為掛起「港獨」橫額而被校方強行拆除，之後理工大學、教育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樹仁大學亦有出現港獨標語，被政府強烈譴責。十大校長會更發起所謂「反港獨」連署。建製派亦向香港大學校方施壓，企圖開除傘運人物、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教席，作出政治清算。在所謂開放自由的學府裏，廿三條國安法實際上已經推行。所以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

中共及林鄭發動了連串政治打壓，包括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重判16名政治犯、推行割地兩檢政策、訂立國歌法，現在更將打壓之手伸入校園。 8月20日十四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抵抗政治迫害，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對中共專製政權還擊的歷史性機會。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抗暴青年陣線，為推動、組織罷課作準備。

行動升級　建設罷課

單靠8月20日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製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過去幾年，年輕人都是鬥爭行動的先鋒，今次通過罷課，帶領運動升級！罷課是有一個有力的抗爭武器。我們走進中學及大學建立罷課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通過委員會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而不是依靠得到教授或院方的允許。

如何組織罷課？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青年抗暴陣線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以下僅為行動指引，實踐時會因具體情況不同，可以與我們持續討論：

1.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一開始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午飯時間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行動包括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擴大罷課委員會至其他班級/學系同學

5.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製造織熱氣氛。召開記者會，號召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各罷課召開大會決定罷課日的具體日子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在2014年我們就曾經在將軍澳與三間中學學生組織午飯時間的遊行，迫使校方退讓。

抗暴青年陣線主張：

•討論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停止清算傘運人士，捍衛戴耀廷教席

•無罪釋放政治犯，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割地兩檢

•準備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洗腦教材湧現，國民教育重臨

林鄭月娥上任後洗腦教育已準備還魂。她首先任命一個備受爭議、擁有著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系。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製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最後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

近月，教育局推出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評立場處處維護建製，妖魔化公民抗命，誤導學生。有教材稱，「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的粗糙和膚淺」，也有教材比擬不倫，扭曲「公民抗命」的意思，例如「富商為了公義，決定不遵守法律對獨立屋的建築限製，私下擴建豪宅，並以公民抗命為辯護借口」。

教材也指公民抗命有可能會對社會秩序造成大亂，明顯教育局已經為其定下立場並向下一代去灌輸。在通識科的教學示例中，提議教師應「提示學生宜從正面態度出發，並考慮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現況」，以免使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感有負面影響。

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製下去。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暗地裏將國民教育分拆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

習近平七一訪港時，對特區政府表示要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所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最近亦開腔表示「國民教育一定要做」。隨後教育局推出一系列的洗腦教材，內容明顯維護建製，令人窺探到國民教育已準備重臨。僅僅推行教程並不足夠，最近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受歸咎教師「反共」而令青年敵視中國。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教師，不難想像政府還將會規限教師的教學自主，務求令教師緊縮黨中央的教學路線，要達至此目的就要清洗教育部門。

下一次反國教如何勝利？

現在就要準備另一場更反國教運動。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抗暴青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抵抗政治打壓。五年前，梁振英政府企圖強行推行國民教育科洗腦政策，令一眾學生與家長不滿，尤其是中學生反對的聲音與力量最大，引發十二萬人日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十天，最終成功迫使政府擱置方案。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亦被視為反國教運動的代表，為日後成為香港重要的政治勢力奠下基礎。當年梁振英剛剛上任，這場壯濶的運動讓群眾給梁振英一個下馬威。

運動需要由下而上

然而，當梁振英表示擱置國民教育，作出些許讓步時，反國教大聯盟（包括學民思潮和泛民組織）突然未經與群眾商討而解散運動。政府在隨後多年不斷地嘗試將國民教育的相關內容滲透入各科之內，可見2012年的勝利並不徹底。

在運動過程中，教協遏製反國教運動的政治化，不願意呼應群眾對吳克儉和梁振英下臺的要求，極力想之置於其控製下。當時的運動絕對有可能繼續升級，徹底取消國民教育，並擴大戰線至更廣大的社會層面挑戰政府和製度。學生無從提出獨立的綱領和策略，只能依附於泛民和教協的策略之上。

後兩者實際上主張與政府妥協，但學生沒有與之切割。學民思潮卻以維護學運「純潔性」作為借口，繼續只讓自己壟斷的控製權，拒絕使運動受到群眾由下而上控製，窒礙了群眾自我組織的發展。群眾運動只停留於政總集會的階段，而未能號召起罷課行動從中進一步擴大學生的組織力，並號召基層群眾參與。

私有化陰謀下醫療體系崩潰

今夏爆發的流感高峰期，已經有約360人已因為流感死亡，而在疫潮爆發期間，香港公立醫院整體內科病床使用率一直處於104%的飽和水平，部分醫院更高達 150%，而急癥室輪候時間更加高達15小時。

就算非疫潮時期，香港公共醫療醫療系統一直處於飽和狀態。以專科門診新癥為例，最短的兒科也要等約20星期，而最長的骨科更要輪候超過184星期，相當於3.5年！急癥室爆棚、看癥輪候過長成為了香港醫療的新常態。正所謂對癥下藥，立刻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理應是迫在燃眉的事情。不過，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卻大開倒車，推動醫療私有化。

醫療融資、強醫金與自願醫保

面對公共醫療資源短缺，政府自2000年代起開始討論「醫療融資」。所謂的「融資」，實際上就是要社會大眾自己出錢，負擔起本來應由政府承擔的醫療責任。

政府最初提出「強醫金」，想仿效強積金那樣強迫所有勞動者將部分工資（原本建議3-5%）用來購買私營的「醫療保險」，來應付自己日後的醫療支出。 「強醫金」方案後來在社會一面倒反對下不了了之，不過政府的替代方案就是「自願醫保」。政府透過「規管」、「優化」 醫療保險行業，希望鼓勵民眾購買醫療保險，轉而使用私營醫療系統。

因此，無論強醫金抑或是自願醫保，說到底政府就是試圖讓民眾增加使用私營醫療服務，變相推動醫療的私有化、商品化，以利保險公司和私營醫療機構。

當然，要讓民眾更「自願」使用私營醫療，最陰險的方法就是讓公共醫療服務變得更加不堪。這就是為什麽去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案中，削減了2.5億的經常性醫療開支。 2014年，全港有2.76萬張病床，比2003年還少了831張，這是名副其實的緊縮政策。

香港公共醫療衛生開支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約2.8%，不但明顯低於歐美國家普遍達8%至9%的比重，甚至連中國的3.1%也不如。而現時香港有接近1.4萬名醫生，當中在衛生署和醫管局工作的醫生，約占全港註冊醫生總數四成，只有5,000多人，但他們正為全港9成市民提供住院服務，意味這4成醫生需照顧全港9成住院病人。單看公立醫院的求醫人數與醫生比例，現時每1,000個病人僅有0.67名公立醫生，遠比發達地區水平的1000:3要低。

公立醫生過少，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比私家醫院的待遇差太多，不但由於人手短缺而工作壓力巨大，而且薪酬亦比不上，每月不問超時多長皆統一津貼為3,500元，沒有超時補水。因此，每年公營系統都會流失大量人才到私人市場，這亦是政府可意推動私營化的結果。

停止私有化　醫療民主公營

既然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資源太少，為什麽坐擁近萬億財政儲備的政府卻坐視不理呢？歸根究柢，資本主義政府與資本財團勾結。假設公共服務妥善並滿足社會需求的話，資本就少了一個圖利的行業，所以政府要抑公營以利私營，要勞動者把血汗錢上呈給醫療集團與保險公司。醫療私有化的結果，就是買不起醫療保險、負擔不起看私家醫生的基層病人，長期輪候得不到醫治，醫療私有化根本就是殺人的政策。

醫療本身應是民眾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社會主義者主張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並開征富人稅來提供資金。要立刻增加公共醫療的床位及醫生人才，亦需要將私家醫院及醫療集團全面公有化，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從新大量聘請私人執業的醫療人員，才能滿普羅大眾日益增加的醫療需要。

親北京政客威脅要「殺死」港獨支持者

香港的民主權利正面臨一場由親北京政府精心組織的前所未有的攻擊。最近幾個月裏，當局已經判16名青年活動者入獄，並利用站不住腳的「法律」借口將6名民選議員逐出半民選的立法會。

8月份有十幾萬人遊行反對鎮壓，但是親政府陣營也在加緊對親民主陣營和民主權利的猛烈攻擊，特別是對於港獨支持者。

隨著中國專製鎮壓加劇並蔓延至香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支持港獨，特別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六月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25至39歲的群眾中有21.9%支持香港獨立，比2016年的23.9％有輕微下滑。但顯然，建製派和主流媒體將「港獨」妖魔化的激烈運動效果非常有限。

香港大部分親民主政黨反對獨立。一些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雖然采取模糊的立場，將其列為「選擇之一」，但沒有提出系統性的策略來實現它。

盡管如此，親政府陣營卻不斷利用「港獨」議題來為更猛烈的鎮壓提供借口，這與北京當局的民族主義叫囂有關。

9月份開學時，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支持港獨的橫幅，引發了廣泛的關註和爭論。其他幾個大學隨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橫幅。在親北京建製派的壓力下，校方強硬地移除了橫幅並誓言懲處張掛橫幅的人。

號召罷課一天

親政府陣營將橫幅事件當作限製校園政治活動的借口。領導抗議反對打壓的學生活動者已經受到紀律處分的威脅，而且校方也在竭力限製學生會的活動。學生以及其他反對派的言論自由、政治思想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正面臨威脅。

校方所采取的措施沒有法律依據。香港目前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宣傳或討論港獨。但這顯然是統治階級中更瘋狂的一翼所想要改變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堅決捍衛學生和所有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就像在此刻的巴塞隆納，我們認為討論獨立是民主權利，而不是犯罪。為抵抗新的打壓，學生要在校園內積極組織起來。大學生罷課一天會是對政治打壓的最有效回應，因為可以通過罷課發動進一步的群眾抵抗。正在動員罷課以捍衛加泰隆尼亞的民主權利的西班牙學生聯盟為我們提供了鏡鑒。

利用支持獨立的活動者（例如香港「本土派」）為鎮壓提供借口，是中國當局慣用的伎倆。取消六名民選議員的資格、推翻去年9月的選舉結果，就是從踢走青年新政（一個小規模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的兩名本土派議員開始的。政府通過打擊這兩人來試水，而事實證明兩人絲毫沒有抵抗的準備。

看到公眾沒有強烈反應，而且主要的泛民主（自由資產階級）政黨袖手旁觀，建製派便有信心擴大攻勢。它把槍口轉向激進泛民派，清洗掉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等另外四名立法會議員。

藍絲集會

9月17日星期日，支持政府的「藍絲帶」（包括一些黑幫）組織了一場集會。這些就是中國和香港政府用來（有時是雇來）騷擾和恐嚇民主運動的力量。他們未來有可能變成身披中國民族主義旗幟的準法西斯勢力。

在這次集會上，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等親政府人物叫囂要「殺死」支持港獨的活動者。何君堯補充說：「殺豬殺狗沒什麽大不了」。律政司後來聲稱，何君堯的公開言論並不是煽動暴力！可是與此同時，和平的民主抗議者卻因所謂「煽動暴力」而坐牢。

何君堯也在對2013-14年「占中」運動的著名人物、自由派教授戴耀廷進行政治追殺。何君堯認為，不應該允許戴耀廷在香港大學教法律，因為他宣傳公民抗命。何君堯發起一項要求開除戴耀廷的聯署，據稱有8萬人簽名。

另外，戴耀廷也因為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指控（包括「串謀公眾妨擾罪」）而在9月19日星期二受審。開審次日，戴耀廷和另外8名傘運活動者在法庭上被指控了更多罪名。

戴耀廷和另外8名共同被告可能會被判入獄。監禁判決正變成香港政治審判的「新常態」。香港高等法院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中國當局的鎮壓機關的一部分。在這些最新的案件之前，已有16名青年活動者於8月份被判入獄，刑期高達13個月。另外還有至少40宗政治審判秀正在準備之中。政府意圖將民主鬥爭斬首，特別要消滅其中最激進的成員，例如社民連和以學生為主導的香港眾誌。

中國的麻煩

中國獨裁政府指揮的香港鎮壓，與對內地異議人士更為殘酷的打擊相呼應。

香港是一個「半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對自由的新聞傳播、部分公開的選舉以及集會和言論自由等權利是數十年來的群眾鬥爭贏得的。雖然選舉製度會保證建製派在立法會中占多數，但在本屆立法會選舉（2016年9月）中反對派政黨和團體的席位得到增加。這成為政府開始系統性反撲（政治反革命）的啟動信號。現在就連泛民領導人也說香港已經變成了「威權統治」。

北京顯然擔心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可能會擴散到中國大陸，進而激發內地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要求。盡管中國當局對外展示其巨大的權力和經濟實力，但「共產黨」黨國及其「核心領導人」習近平面臨著一系列可能造成毀滅的挑戰：如山的債務負擔、迅速惡化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全球緊張局勢加劇以及爆發群眾騷動的可能。

當局害怕香港頑強地捍衛民主權利（就像今年8月20日多達十四萬人遊行聲援被判入獄的青年活動者那樣）可能會引發全中國的政治劇變。

社會主義者譴責當局迫害戴耀廷等泛民主政客和活動者。我們發起了多場抗議反對香港的鎮壓，而且也在組織一場全球運動聲援民主鬥爭。我們正在準備全球抗議日的活動，時間是10月12日星期四，也就是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的一周年。socialistworld.net網站將持續報道運動的最新進展。

但同時我們也指出，不幸的是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遏製了群眾鬥爭，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害怕更「激進」的力量會奪得領導權，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的「溫和」立場能夠贏得一些民主讓步並同中國獨裁政府達成協議。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如今前所未有的鎮壓表明，與獨裁政權達成「協議」的唯一可能就是徹底放棄香港的民主權利。

只有戰鬥性的群眾鬥爭才能打敗目前的猛烈鎮壓。鬥爭要想成功，就需要以完全民主的製度取代中國和香港的獨裁統治，但只有與腐敗的資本主義和1%億萬富翁的獨裁統治果斷決裂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理大同學：舉辦論壇可能會受校方處分

9月21日，理工大學的學生組織「理事庭」舉辦「威權下的大學管治」論壇，邀請了四位嘉賓，包括法律學者戴耀廷丶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丶嶺大校友關註組鄭司律丶理事庭成員鄭國漢。

鄭國漢同學表示，因為舉辦這場論壇可能會受到校方紀律處分。單憑這點已可以證明威權統治早已在校園出現。臺下多名學生亦表示大專院校的自由空間比兩三年前收窄了很多，例如有理工大學同學因為張貼反對取消議員資格的海報而被校方施壓。

張超雄表示，法院取消了18萬張選票，是一場小型政變。他認為雖然港獨離現實很遠，但大學不可能禁止討論。戴耀廷正被建製派政客威脅，因為發起占領中環而要革除港大教席。他從法律觀點解釋，即使廿三條立法後也無法律依據禁止討論港獨。此外，他表示雖然基本上認同香港正步入威權統治，但卻未肯定香港是否已到了這個階段。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在臺下發言時，表示認同臺上嘉賓所說立法會發生了一場政變，香港的確正進入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正蔓延至校園。但程度如何仍未有答案，視乎這幾個月的群眾鬥爭的力量。如果群眾鬥爭力量大而有組織，可以阻擋政府，相反香港甚至可以進入全面獨裁。他引用加泰隆尼亞例子，當西班牙中央政府警察暴力打壓獨立公投後，學生會將發動罷課反擊，而香港學生可以從中借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理大學生討論港獨丶舉辦政治論壇的自由。我們支持理大學生的抗爭捍衛民主權利。

打倒威權統治！抵抗政治打壓！

重建民主鬥爭，但運動若要勝利，方向一定要改變！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十一遊行中派發的傳單內容。4萬人參加了這場遊行，反對鎮壓，聲援政治犯。

香港已進入威權專製的時代，迫切需要一場有力的鬥爭進行反抗！中共與林鄭月娥政府發動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我們一定要重建民主鬥爭，否則民主權利會大大倒退！林鄭月娥所講的「修補撕裂」是欺騙群眾的。她只是中共的傀儡，必然會聽令於中共打壓民主權利。中共需要一張溫和面孔，掩飾其最嚴厲的專製政策。我們不要對她抱有幻想，也不要被她愚弄。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民主運動要清晰表達一個訴求──林鄭立即下臺！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政府和校方大興「港獨」文字獄，猶如先在學校推行廿三條立法。無論是否贊成港獨，我們都要捍衛言論自由，高呼討論港獨無罪。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如果學生發動全港大罷課一天，可以向大學審查機器及藍絲打手發出有力的警告──我們不會將民主權利拱手相讓。

不但是袁國強本人，整個司法製度現已被中共控製。我們不能幻想司法製度會為我們捍衛民主權利，現在要靠的是群眾鬥爭！政府害怕群眾，害怕專製政策會激起新一波運動爆發，就如2014年那樣。8月20日出現了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令政府內部出現猶豫和分裂，因為對於推動專製政策的速度和力度出現分歧。

如何挑戰香港的新威權政府？

重建民主鬥爭是捍衛我們權利的唯一方法。8月20日的遊行展示了潛力。我們今天再次上街，但下一步如何走？但單單像一些泛民代表所說的「堅持下去，等待轉機」是不足夠的。港人一次又次證明，他們願意響應號召，支持群眾行動。一場嶄新的民主運動需要處理以下三點：

•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罷課罷工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丶最重要的武器。香港民運領袖從沒有嘗試過丶甚至沒有好好討論過罷課罷工；

•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製在一個城市裏，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製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製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丶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的鬥爭。

我們能否打倒中共獨裁體製？

若要勝利，香港民主鬥爭一定要清晰了解其任務：打倒中共政權。否則就要接受今天香港威權統治的現實，出現更多政治犯丶更多選舉操控丶更多政治鎮壓。中共獨裁者永遠不會自願放棄對香港的控製權。歷史經驗證明，民主權利不是賦予的，而是奪回來的。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只想與中共妥協，寄望中共會自我改革丶自願讓步。他們想限製運動的規模，避免運動過於激進而失去他們的控製。但世界歷史證明，獨裁者只能被推翻，而不能被「教化」。

但是一個人口750萬的城市，如何對抗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呢？唯有將鬥爭蔓延至香港以外。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主義分子。若要勝利，我們一定要明白香港的鬥爭不只是香港的事，而是全世界對抗1%富豪的專製統治。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和香港這麼多億萬富翁身居政府職位。中港兩地都存在爆炸性的社會危機。中國群眾與香港人忍受著同樣的苦困，包括政治打壓丶長工時丶剝削丶居住危機和汙染空氣。所以事實與香港本土派所講的相反，內地群眾是香港人的天生盟友，可以聯合起來鬥爭，共同反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

香港本土派從來不認清現實，他們反對內地人的族群歧視丶反對團結性的六四集會（指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等立場，對民主鬥爭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現在運動中有一股渴望「團結」的情緒，甚至那些之前「不可調和」的本土派也開始談起團結。雖然我們希望團結，但不能因此而放棄討論本土派的政治立場對運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族群歧視丶山頭主義丶支持右翼新自由主義政策等。

罷課罷工曾經創造歷史

香港民主運動至今尚未取得勝利，另一原因是單靠遊行丶甚至占領都不能成功，而要有更有力的鬥爭武器──罷課罷工。我們要從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現正發生的事件中汲取經驗。在當地的勞動人民和青年，不論是西班牙人還是加泰隆尼亞人，都聯合起來鬥爭，爭取舉辦獨立公投的權利，抵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中共式暴力鎮壓。在9月28日，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的學生，在社會主義行動在西班牙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黨」的領導下，組織了大規模的一天罷課，抵抗政府的鎮壓。

有組織的罷課罷工是最有力的抗命武器，一旦擁有經濟權力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可以有效癱瘓政府和經濟的運作。因此，罷課罷工無論在今天的加泰隆尼亞，還是多年前在南韓丶巴西和南非的反專製鬥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如果出現罷課罷工，也會撼動香港和中國政府的心臟。

資本主義與威權統治密不可分

香港的財團與中共獨裁體製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希望專製製度會幫助他們擊潰群眾運動，也希望更大力控製政府，推動更多親商政策，例如最近林鄭就為財團大幅減稅。所以，若果民主運動要全面勝利，就一定要打破資本家對政製的操控丶以及對經濟的操控。

如果爭取民主而不挑戰資本權力，就相當於綁起自己一只手與人打架。要做到如此，就要將政府的政治打壓與重判政治犯，與為財團保駕護航的惡行連結起來，例如建製如何反對租金管製丶八小時工作製及全民退休保障。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工人階級替代方案，向富人徵重稅丶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將大財團和銀行收歸民主公有，擺脫財團的經濟操控。在中國和香港，我們要一個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的新民主政府，推動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取代暴虐的極權資本主義政府。

如果你認同社會主義行動，請加入我們。歷史是在我們一方的！

至少二十國發起抗議，聲援香港政治犯，反對取消議員資格

Lorenzo Rodriguez是墨西哥「獨立民主農場勞動者工會」的總書記，有份參與今次聯署，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者，包括愛爾蘭國會團隊「Solidarity-People Before Profit」的六名議員，還有從印尼到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社運分子，當中包括了現任議員、政治異見人士、以及政治犯的家屬。

聯署信表達了「聲援香港、中國乃至全球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也批判「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聯署是10月12日起全球聲援香港行動的其中一環，也是非民選的港府開始清洗立法會、取消六名議員資格的一周年。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是行動召集人之一。她就事件背景解釋道：「政府取消了議員資格後，就開始對香港民主運動發動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攻擊。今年政治審判越來越多、重判示威者，並多番打壓言論自由。」

政治犯

「但香港也出現了大規模示威反對鎮壓，像是在8月20日，在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13個月的幾天後，有超過10萬人上街，震驚了香港政府。

她說：「只有群眾反抗才能停止鎮壓，但是香港的鬥爭也需要國際支持。國際聲援也可以改變香港民主鬥爭的願景，使運動不再聚焦在香港一個城市。為了贏得勝利，現在愈來愈需要將鬥爭全球化，尤其是是我們正在對抗的是全球最大的獨裁政府。」

16人在2016年曾被判社會服務令而毋須入獄，但政府在八月覆核刑期，使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令他們成為香港的第一批政治囚犯。

越來越多的政治審判

另外20名社運人士被控於雨傘運動中占領旺角時違反法庭禁製令，將要上庭受審。這20名答辯人之中包括了社民連與香港眾誌的成員，恐怕當中至少數人將被判入獄。建製派的目的是將示威罪名化，令民主運動噤聲。這是中央政府給予港府的政治任務。

香港與中國

「這場全球聲援行動也將香港民主鬥爭扣連至中國。」鄧美晶再說：「如果中國的體製不改變，香港根本不可能贏得真民主。只要一黨專製還存在，香港就會從所謂的「局部民主」轉向威權政體。」

她說：「鎮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政權害怕香港的民主抗爭會蔓延至中國大陸。所以某方面來說，他們也讓我們知道，如果要反抗政治鎮壓就需要做什麽。」

代表左翼組織、工會和社運的抗爭者，將會在倫敦和布魯塞爾等城市的代表港府的機構，例如中國大使館與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進行抗議。

鄧美晶：「在10月12日，將會有橫跨各大陸的20個城市舉行抗議，當中包括科倫坡、溫哥華、維也納、莫斯科、柏林、裏斯本與吉隆坡。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期望運動會一直發展下去。」

視頻《反對港府政治迫害》

10月12日，全球有23個城市發起示威，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這場運動由「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組織，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在推動運動開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多個國家的左翼社運分子、議員和工運領袖一同進行了網上聯署。

從三藩沖、溫哥華到科倫坡和吉隆坡，都有聲援人士在中國大使館或香港經貿辦事處外舉行抗議，要求港府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操縱選舉，並讓被取消資格的民選議員復職。

10月13日，香港法院宣判了另外20名傘運人士有罪。被名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當中有許多人可能會像之前那16名社運青年一樣被判入獄。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布了上面的短片，由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和社民連長毛主講，觀看量已達數萬次。

二十國抗議 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10月12-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起了20個國家丶22個城市在中國大使館以及香港經貿辦公室外舉行抗議。這是歷史上最廣泛的聲援香港民主的行動。眾多城市舉行抗議，包括臺北丶科倫坡丶倫敦丶柏林丶維也納丶布魯塞爾丶墨西哥城丶裏斯本丶斯德哥爾摩丶巴黎丶紐約丶舊金山丶芝加哥丶吉隆坡丶墨爾本和溫哥華。

印度邦加羅爾的示威者無視警察禁令，堅持進行抗議。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由於法例不容許一人以上的抗議，嚴厲打壓表達自由，所以只有一位勇敢的年輕女示威者在大使館外抗議。

10月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香港記者公布了各國的抗議狀況，並發表了聲明。三位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丶Ruth Coppinger和Mick Barry）錄製了影片，強調今次不是一次性的抗議，而運動只是剛剛開始，並將會向港府施加更大的國際壓力。聲援運動的香港支持者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一段影片，在三天內就有超過2萬次觀看量。

「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走向威權統治，這個趨勢實在令人不安。」Paul Murphy在記者招待會的影片中說道：「6 名議員在 2016 年選舉中贏得了議席,卻被褫奪資格，包括像『長毛』這樣的資深民運人士。今次分明是選舉舞弊，推翻對政府不利的選舉結果。」

組織聲援運動的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表示，香港最近的政治打壓是史無前例的。她解釋說：「各國的左翼議員丶勞權分子和工會代表組織了一系列國際聲援行動，幫助我們發起這場運動」。當媒體問到國際聲援取得什麼成果時，鄧強調現在只是運動的開始，政府完全有理由擔憂政治打壓會引起全球的關註和批評。她說，全球的基層組織和平民表達聲援，可以鼓舞香港群眾繼續反抗打壓，也能鼓舞中國群眾反抗中共獨裁統治。

政治犯

出席記招的還有社民連前議員梁國雄（長毛），以及四名現任議員，包括工黨的張超雄丶社工復興運動的邵家臻等。聲援運動要求釋放香港的政治犯。港府斷然否認香港存在政治犯，但利用法院重判社運人士入獄（包括許多社運青年和傘運人士）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是為了打擊民主運動丶禁止群眾抗議。政治清洗的主要對象是民主運動中較激進丶較願鬥爭的派，例如社民連和香港眾誌。

10月13日（五）再有20名社運人上庭受審。被告因為在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結果全部被判有罪。在香港高壓氣候之下，判決結果是意料之內的。法庭將於下周宣判刑期，相信20人裏大多數會被判入獄。

媒體報導

《蘋果日報》丶《東方日報》丶《南華早報》和美國政府的喉舌《美國之音》也作出了報導，連結請見文末。「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發起了聯署，有超過15個國家的議員丶左翼政黨和工會分子參與聯署。聯署者亦包括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生組織領袖。聲援運動呼籲更多人聯署，尤其是參與群眾鬥爭的個人和組織。.

鄧美晶說，尋求全球工人和左翼組織支持是自然不過的，因為建製政黨和親資政府都支持中共政權，與獨裁者合作。Ruth Coppinger在影片中也表達了相同意見，她說：「各國政府對中國當局的批評少得可憐，因為他們更看重商業利益，而非人權和民主。」

巴西：工會聯盟抗議香港的政治打壓

巴西工會分子在10月13日（五）投票贊成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左翼獨立工會聯盟（CSP-Conlutas）在聖保羅州蘇馬雷市舉行了全國大會，約有2千名代表參加。大會投票贊成簽署「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信。聯署信要求香港政府釋放所有政治犯，並讓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復職，同時也指出：「正當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時，政府卻諷刺地高舉『法治』」。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代表教師工會的Jeferson Faccin動議大會支持聯署。與會代表舉手通過動議後，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300萬成員

CSP-Conlutas由250個組織組成，代表約300萬名巴西工人，其成員包括製車業、金屬業、建築業、交通業、教育界、醫療界和銀行業的工會，也包括無地農業工人和無家可歸者的群眾組織。「有拉美第一大國這個重要的工人群眾組織支持我們，實在令人非常高興。」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全球聲援香港」運動的召集人鄧美晶表示。

「我們昨天成功發起運動，組織了全球20個國家抗議中港政府的打壓，現在就得到了一場民主大會的表達的聲援。」鄧美晶補充道：「面對中港民主權利大倒退，各國親資政府都不敢作出批評，十分可恥。巴西工會對我們的支持，證明全球工人階級才是我們的盟友。」

「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及家長聯盟昨（22日） 發起「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問題。

約百人舉起寫有過去兩年間74個學童自殺日期的黑布，赤腳由立法會遊行到特首辦，以悼念過去兩年自殺的學生。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支持。

大會的訴求包括希望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處理學童自殺問題丶落實休整日丶及小學社工常規化。發起人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希望林鄭月娥正視，而非忽視問題。家長聯盟亦於上周發起聯署，譴責林鄭月娥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漠視學生自殺的言論，至今已經有超過120個團體及超過4000人參與聯署。

現為小學社工丶也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的陳虹秀指出，現時教育局沒有小學常駐社工的規定，而即使部份小學有社工，也形同「打雜」，會被指派分擔其他工作例如代課丶監考丶派飯等，而且一班有太多學生，連記住他們的名字也很困難，令學生得到的支援很不足。

參加遊行的麥小姐指，是教育製度的問題令這麼多學生自殺。她身邊朋友的子女每天都有很多功課，周末也要做，時間比成人上班還要長，而且課程愈來愈難，往往小二丶小三的題目連家長和朋友也不懂。她希望廢除小三BCA。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此次遊行，同時認為必須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並對社會製度實行徹底的變革，才能改變現時對學生壓迫性的製度，給予兒童及年青人真正有希望的未來。

【香港立法會公聽會】兒童貧窮問題嚴重

11月4日早上，立法會內舉行「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公聽會，討論香港貧窮兒童的人權狀況。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趁此會議舉行前，於立法會外發起抗議行動，要求政府正視跨代貧窮丶捍衛兒童權利，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丶開徵富人稅和抗議政府漠視兒童發展等。抗議行動上有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和他們的子女一起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指出，香港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製造更多的貧窮問題，受貧窮困擾的不止本地家庭，在港滯留的難民更是被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所害，有七歲的難民兒童不能上學讀書，那些原本可以助兒童就學的金錢被政府虛耗至建設大白象基建上，實在令人憤怒。社民連徐可儀就指有兒童在劏房內成長根本難以接受，呼籲要捍衛兒童權利。

在「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公聽會上，多個部門如勞工及福利局丶社會福利署丶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等都有派官員出席，但除了前身是民建聯黨員的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在職權上較為有代表性外，其餘都只有一些主任和經理出席。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丶兩名成員和兩名難民成員都積極發言。鄧美晶指：「香港實行的極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貧窮的根源，少數的有錢人利用這個製度剝削大多數人來賺取利潤，普羅大眾就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兒童就是製度下的受害者。」「香港所謂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只是一個神話，特區政府聲稱今年會落實十五免費教育，讓公眾有優質的幼稚園教育政策，但原來只是涵蓋部分幼稚園，換句話說並不是免費，是欺騙公眾！」她續指出沒有公營幼稚園服務下，私營的幼稚園每年加學費，令基層父母要每月繳交二千七百多元學費，根本難以負擔。

成員Nathan 表示香港公營醫療被批抨為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兩成兒童根本不能負擔醫療開支，公營醫療服務惡劣，基層工人根本無時間精力虛耗在散慢的公營醫療，最終被迫使用昂貴的私營的醫療系統。

另一成員 Griffith 提到樂施會和中文大學的研究報告，約三分二的貧窮家庭面對饑餓和營養不良的情況。貧窮家庭已經需要從所餘無幾的積蓄裏，去抉擇應花在購買食物還是購買藥物之上了。

成員 Juriyah 是一名難民，育有一名就讀幼稚園二年級的五歲女兒。她向著官員說：「我們被迫依賴政府的經濟援助，因為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那些援助只有每人每月 1,500元，1,500元可以在港找到什麼樣的居所？我住在深水埗少過100呎的劏房內，每月的月租需要4,700元。你教我如何可以負擔？」「每月的幼稚園學費需要2,800元，而學資處處經常延遲三丶四個月批出撥款，因此我常常遲交學費，我怎麼可能有錢先繳交學費？女兒因此差點被趕出校園而不能讀書。」她要求學資處將一整年的學費批出，那可以紓緩她在經濟上的困擾。

另一位成員 Mira 亦是一名難民，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最小的是4歲的女兒，正在就讀幼稚園二年級。Mira 與 Juriyah 遇上一樣的情況，學資處經常拖延批出學費，令女兒差點失學。Mira 說：「兒童應該有權利去讀書學習，但貧窮家庭就沒有這樣權利。」「我的兒子很愛閱讀，但常問我為什麼他不能在公共圖書館借書，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公共圖書館是不容許難民借閱書藉的，那如何談兒童權利？」「社會福利署應該增加我們的租金和食物援助，這是最基本的，如果政府做不到，那就給予我們難民工作的權利！我們都想用自己雙手養活自己的子女！」

Mira 旁邊站著一名6歲的印尼藉難民女童，會議主席指示她可以發言時，她說出了短短五個字：「我想有書讀。」，頓時整個會議變得鴉雀無聲，震撼在場每一位參與者的心靈。這名女童名字是 Olivia，她因為沒有錢交學費而被踢出幼稚園，自此沒有機會上學讀書，連最基本的讀書寫字也不會，她的個案突顯出政府對貧窮家庭兒童的打壓。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社會福利署和學資處對貧窮兒童權利的打壓，一直無視他們家庭面對種種的貧窮壓迫。我們認為這個公聽會十分重要，因為它可以為受壓迫的基層巿民得到一個發聲的渠道， 有助於建立一個對抗腐敗官僚和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跟進事件，未來定必掌握每一個可以為工人階級爭取到更好權利的機會，以此為目標。

2017：鎮壓之年

由於親中共的港府對於打擊民主的行動正在迅速升級，因此我們發起了發起「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以突顯事態的嚴重性。

社會主義行動與幾個國家的左翼組織和工運分子討論過後，發起了這場運動。旗下的政黨和組織遍布40個國家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運動提供了重大的幫助。

在2017的嚴酷鎮壓中，6名議員被不民主地取消資格，讓建製派得到「超級多數」，得以改寫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以對自己有利，完全違背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選民的意願。去年選舉，投票率是20年來最高，建製派遭遇了嚴重失利，反對派政黨總共得到60%的選票，高於2012年的56%。

激進派面臨清洗

建製派清洗立法會，並不是因為什麽「條例」或者「誓詞」。這些只不過是中共和港府用法律製造煙幕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打擊民主鬥爭中最激進的派別，例如「長毛」。但他們的計劃不會得逞，反而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增加公眾對於「激進派」的支持。

由於害怕群眾的激進化會從香港蔓延到內地，北京向港媒體施壓，使之日趨成為一黨專政的傳聲筒。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降到了180個國家之中的73位。自2002年以來，香港的排名從全球第18位逐年下降。

政府的打壓手段之一，就是愈發公然地操縱法庭。在陸續有來的政治審判案中，可能會有更多社運人士變成政治犯。今年8月，律政司稱225人因雨傘運動而被捕的案件，已經或正在進入司法程序。其中有至少48名著名社運人士，包括戴耀庭等「占中」領袖。

以法治之名

政府打著「法治」的幌子，故意加重對這些著名人物的指控，從最高刑期達五年的「非法集結」到最高刑期達七年的「公眾妨擾」。政府推翻了法庭對黃之鋒和羅冠聰等16名青年社運人士的裁決，使法庭改判成入獄以收威攝作用。阻嚇民眾參與示威之心可謂路人皆見。

人權觀察組織警告說：「律政司異乎尋常地要將社運人士判囚，不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其背後隱藏著怯懦的政治動機，即阻止[黃之鋒和羅冠聰等人]進入立法會，並遏止未來的抗議。」

這一說法是絕對正確的，但是政府所針對的不只是香港眾誌的領袖。政府通過相同的手法阻止其他人參選，例如被改判入獄13個月的社民連成員黃浩銘。政府的計劃是將較為激進的泛民政黨和團體篩走丶取消資格，並從財政上扼殺他們。但是，群眾抗爭能夠而且將會打敗這一專製陰謀。

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抗議取消民選議員資格——通過2018年補選建立群眾抗爭，抵抗政府打壓！
全球基層團結起來——資產階級政府和政客已被中國獨裁政府收編，只有人民站在我們一方！

海外同性伴侶上訴得直，獲居港簽證

在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的女同性戀者QT控告香港政府性向歧視，法庭於9月裁定她們勝訴，在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收養人名義獲得居港簽證。

案情指QT與SS早年於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獲得相當於婚姻的權利及法律地位。其後SS獲本港公司聘用來港工作，入境處6年來卻多次以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理由拒絕批準其伴侶QT以受養人身分獲得簽證。其伴侶多年來只能以旅遊簽證留港，期間沒有工作權。

今次QT案件上訴得直，固然令人欣然。不過，對於整個同誌平權來說只是一個小勝利。首先法庭的判決只承認外國同誌伴侶可獲得留港簽證，並清楚指出這並非「本港承認婚姻」獨有的權利。判決變相重申了港府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立場。

再者，裁決的影響範圍狹窄，受惠的只是非常少數，只包括申請受養人資格外國同性伴侶。本地的同誌伴侶完全不會受惠，其婚姻權利依然不受任何保障。而就算法庭會保障在海外註冊婚姻的同誌，也只有較富裕的同誌才能受惠，對負擔不了到外國結婚的基層勞動者同誌來說根本遙不可及。

雖然連同今年4月的公務員同性伴侶享配偶福利的裁決，法庭在同性伴侶權利上看似比較「開放」，但是政府與建製立場依然強硬，不但不承認同誌的婚姻權利，甚至連性傾向歧視條例也反對。

如果沒有群眾鬥爭的話，單靠法庭司法覆核爭取同誌平權，往往只能「擠牙膏」式地逐項逐項地贏取個別同誌權利，亦只有少數同誌有足夠資源可以提告，政府卻可花費大量公帑不斷上訴，令問題一拖再拖，證明單靠司法去挑戰政府的方法並不足夠。同誌的平等權利是政治權利，跟民主權利一樣，更重要的其實是議會和法院外的群眾抗爭，包括在街頭上遊行以至在職場上建立工會。在歐美丶臺灣等地同誌平權的進步都是多年來政治和工人抗爭的結果。

同誌運動應勿忘初衷，同誌遊行不應是商業化的嘉年華，而是一場政治運動，並應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聯合勞動者和所有被壓迫者的議題和抗爭，共同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

在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政治打壓不斷加強，香港走向威權統治的局面。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表現強勢，在國內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強化國家鎮壓機器，亦在大會上表示「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一說出自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的一國兩製白皮書，當時很多中共打手還刻意掩飾其重要性，指控反對群眾「上綱上線」，但今天這句話已公開成為中共對港的統治方針。

政治清洗各部門

政府重判政治犯丶推動國歌法和一地兩檢，除了是明刀明槍的硬性操控，也要潛移默化地使意識較落後的港人對中共統治麻木，習慣聽到國歌肅立丶公安長駐香港。此外，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之後，建製派勢要將立法會變為另一個人大。最近全國人大常委副秘事長李飛訪港，公開強調廿三條必須立法。中共的統治邏輯是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以為這樣日後就無後顧之憂。這一做法可能短期之內可以收效（尤其因為泛民主派完全逃避鬥爭），但這只會將民憤積累下去，未來會爆發更大規模丶更激進的民主鬥爭。

政府發動議會政變後，威權之手將會遍及更多部門，包括學校丶法庭丶公務員系統等等。政府下一個目標明顯是學校。中共鷹犬丶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就警告過「學校太多反共老師」。愈來愈多校方受建製壓力下執行政治任務。除了國民洗腦教育，教師授課的內容也會受到政治審查，尤其在通識及歷史科。最近50間學校強製要求學生收看李飛訪港的記者會直播。可惜的是，香港最大教師工會的領導正沈醉於與林鄭的和解，完全沒有表達抗議，最近更支持特首的施政報告。

此外，政治打壓的重要目的是為了劫貧濟富，因為親資政府準備在經濟危機來臨時掠奪工人階級的財富。為了可以更迅速丶更鬼祟地通過有利財團丶打壓窮人的政策，建製派將於12月修改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其中一招是削弱財委會的權力。雖然反對派本來也沒可能透過財委會阻擋政府的法案，但改例後連質詢和拉布的權力也會被剝奪。失去了財委會這個揭露丶拖延大白象工程和輸送利益政策的重要平臺，將會少了一個動員丶凝聚群眾的焦點。

林鄭月娥刻意將政治清洗和「打港獨」的工作外判予律政司丶法院及建製黨派和政客，以免自己要為此負上政治責任。但這種欺騙技倆長遠並不會成功。雖然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現時特區政府表現滿意率比梁振英時期的負凈值高一些，但也不過為16%。11月她發表了「公屋八萬間封頂」的言論，企圖測試群情卻遭觸礁，即使迅速道歉收回言論，民望也立即下跌。可見，群眾的怒火在地下中燃燒著，政府的失策失言隨時可以成為引爆危機炸彈的導火線。

統治階級現分歧

中共和港府猛烈的政治打壓不代表統治穩定或得民意支持，反而反映出中港資本主義深刻的危機。建製派不同陣營為保障自己集團的利益而出現統治方法──例如政治打壓激烈程度──的分歧，因為部分建製派也害怕太大力打壓會引起民意反彈。香港瘋狂的打壓明顯是由中共命令的，但有些政治任務連香港統治階級也感到為難。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也對國歌法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全國人大範徐麗泰等強硬派主張國歌法要有追溯力，而葉劉淑儀則反對。社會主義行動對於較「溫和」的建製派並無幻想，而是想指出統治階級分裂證明他們並不是勢不可擋，群眾組織反抗是有可能撼動他們的。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將會傷及政權本身。中港獨裁資本主義是可以打倒的！我們需要的是將運動升級，發起罷課乃至罷工，真正打到專製政府和支持它的富豪精英們的痛處。

政治迫害尚未完結，需要組織群眾鬥爭

在東北十三人和雙學三子被判囚之後，二十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11月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並且全部被裁定罪成。另有十五人因為同一事件和同一罪名將於明年五月受審。在那次暴力清場行動中，共有159人遭警方拘捕。一系列事件都證明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成為中共獨裁政權和傀儡港府用來打壓民主運動的工具。如果沒有有力的群眾反擊，就會有更多的鎮壓到來。

政治犯繼續湧現

統治階級一方面猛烈進攻，但同一時間可以看到他們也害怕群眾憤怒會再反彈。目前終審法庭批準了黃之鋒丶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就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並讓三人保釋出獄，這是法院自七月連串政治打壓以來最大的妥協。這與其他政治檢控案件形成對比，說明政府和法院忌憚對三人過於苛刻的打壓會造成民意反彈，以免群眾情緒再次像8月20日那樣出現反彈，甚至會形成更大規模和更高階的抗爭。今年下半年的政治打壓發動以來，有很多訊息都看到建製陣營內部就打壓的強硬程度出現分歧。歷史上可見強烈鎮壓最終會引致統治階級內部分裂，這也會鼓起群眾反抗的信心。

林鄭月娥繼續裝扮成大和解的特首，把所有政治打壓的任務外判予法院丶建製派政黨和中共在港機關，企圖欺騙群眾丶軟化抗爭力量。現在溫和泛民領導繼續沈醉於與林鄭政府大和解，完全沒有準備發動有力的抵抗行動。激進民主派實際上站在運動的領導位置，尤其憑藉三名政治犯目前的號召力，可以召集所有真誠抵抗威權統治的組織和個人召開群眾大會，製訂下一步具體的鬥方案。

可惜的是，黃之鋒等人至今尚未就目前的鬥爭提出任何方案，而只是集中提及自己在監獄內的個人經歷。雖然在監獄內為囚犯權利而鬥爭也是重要的，但目前整場運動的路向才應該是焦點。周永康的立場更是後退至溫和泛民的立場。他提出在人大831框架和真普選之間尋求折衷方案，例如將提名委員會和功能組別民主化，甚至還說到「從官員的角度作思考」。中共的假普選框架就是為了反民主而製定的，所以我們不可能指望將它民主化。

一系列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的行動是由中共和習近平指揮的。這個被稱為「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中國大陸推行更嚴酷的高壓統治。他擔心香港群眾的抗爭會點燃內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反抗，這將意味著中共甚至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垮臺。他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轄權」就是一個例證。他決心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在香港實行像內地那樣的專製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抗爭是民主運動的唯一出路，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單靠遊行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而且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只有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讓勞動群眾自己管理整個社會。

20名占旺被判有罪者包括四名社民連成員，包括已在囚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本刊請到社民連秘書長陳寶瑩，訪問她對現時民主抗爭的看法：

她認為現在已進入威權統治，「政府以法律及其他手段製造寒蟬效應，如教授被威脅移除教席丶立法會選舉以確認書篩走激進派。可能未來只能選溫和派。政府明顯是打壓社民連這些站在最前線的『出頭鳥』。」但她無悔抗爭，呼籲社會更多人站出來。

「政府三番四次用警察丶黑社會清場都失敗，所以最後利法庭的權威來迫傘運結束。」陳寶瑩分析香港政府針對傘運的策略，她指政府鎮壓不果，「當時很多人對警察反感，『黑警』形象深入民心，強硬清場做不到，因怕會有反彈。」政府便利用私人公司申請禁製令，以經濟理由聲稱占領馬路令生意受損來要求清場。

全球呼聲——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采訪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

Paul Murphy是「團結-人民先於利潤」的國會黨團領導人。「團結」是國會第五大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大大進帳。《社會主義者》雜誌記者訪問Paul Murphy，了解「團結」為何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

記者：先感謝你們對「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支持。是甚麼促使你在香港民主權利的問題上發聲？

Paul Murphy：我們黨反對任何的打壓，特別是反對香港政府采取的這種行動，他們是為了消滅所有反對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力量。取消六名議員資格，包括資深民主人士「長毛」梁國雄在內，並將社運人士判囚，都是極為不民主的。

記者：請說說你們黨在愛爾蘭的狀況。這和中港的局勢有沒有甚麼聯系？

Paul Murphy：團結成員，包括我和Mick Murphy丶Kieran Mahon等民選地區議員，以及二十多名喬布斯鎮（Jobstown）居民，曾被控「非法禁錮」。只是因為我們在一場和平的靜坐抗議中，為了反對政府掠奪社區的緊縮措施，攔截了時任副總理的座駕。示威者也反對受居民憎惡的水務稅，這是另一項打擊工人階級的緊縮措施。我們當時所面臨的法庭訴訟很嚴重。一經定罪可被判終身監禁。

愛爾蘭政府誣告我們，是為了剝奪群眾的抗議權利。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令他們在水務稅問題上受挫。政府面對侮辱性的挫敗之後，想要使民眾從此對抗議產生恐懼。「團結」和其他答辯人以及當地社運團體成功組織了一場名為「喬布斯鎮無罪」的運動，最終我們被判無罪。那份判決撼動了全國，同時也讓工人階級更有信心反擊愛爾蘭建製的緊縮方案。

喬布斯鎮事件和港府的政治打壓有很大的聯系。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正處在危機之中，貧富懸殊達到歷史高點，工人們正在反擊，所以資產階級會繼續將鎮壓升級以維護其統治。

記者：愛爾蘭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做過甚麼？它和中國的關系如何？

Paul Murphy：不幸的是，愛爾蘭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把貿易和大企業的利益置於人權之上。如果有利於愛爾蘭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就會對反人權的行為保持沈默。例如在加泰隆尼亞公投的立場上愛爾蘭政府是站在西班牙政府一方的。

當愛爾蘭政府袖手旁觀時，愛爾蘭工人則站了出來。與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站在一起是工人階級的深厚傳統。「團結」堅守這種傳統。「團結」正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取消民選議員資格的行為顯然是選舉舞弊。我們會盡己所能幫助中港人民捍衛和爭取民主權利。

全球呼聲

Jagadish G Chandra（印度班加羅爾的社會主義者及少數民族平權分子）：我們從社會主義行動那裏得知了香港民主權利受到嚴重打擊。我們很肯定，香港政府對於民主權利的打壓是受命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近幾十年來，這個政權一面殘酷鎮壓爭取真民主的工人和青年，另一面卻無恥地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你們的鬥爭需要我們所有人的支持，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

Meredith Jacka（澳大利亞墨爾本性小眾運動者）：10月12日，我們在墨爾本地鐵公司（港鐵持有部分股分）總部外舉行抗議。這是為了聲援香港的工運及民運人士。我們想揭露港鐵作為香港專製政府的支柱，以及澳洲政府和資產階級串通中港政府，打壓民主權利。

Per -Åke Westerlund（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和作家）：「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具有全球意義。我們支持你們，因為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遍布全球。香港當局也有一部分存在於瑞典，也就是港鐵。港鐵是斯德哥爾摩的大雇主。在瑞典，我們會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香港的政治打壓，並發起新的抗議，聲援你們的抗爭。

抵抗打壓　唯有群眾鬥爭

它想要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政治控製，並壓製這裏群眾的民主抗議的風氣。最近更製造輿論，揚言要就廿三條立法。這條國安法將會把所有反對中共政權的行為視為非法。

獨立

青年們日益增長的港獨情緒令中共政權感到害怕。鎮壓必然會帶來反彈，但是獨裁政權沒有學到教訓。它覺得武力和恐嚇可以解決問題。

只不過是從大概三年前，由於北京更強硬的政策丶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沮喪情緒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威權統治，港獨才開始得到群眾支持。梁振英被稱為「港獨教父」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據說精神失常的人會重復做同樣的事，卻希望會有不同的結果。對於獨裁政權來說，就是采取更嚴厲的鎮壓。它在香港的傀儡（例如梁振英及其繼任者林鄭月娥）將支持獨立的本土派趕出立法會，並迫害許多社運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這成了更廣泛地打壓民主運動的樣板。

本土派不知道如何動員丶如何組織認真的政治鬥爭。右翼種族主義思想讓他們失去了鬥爭能力，所以他們成了北京最容易打壓的目標。但是本土派組織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港獨意識的終結。相反，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反對中國的情緒甚至正在變得更加強烈。沒人會對此覺得驚訝。

國歌法

政府以「周而復始」的打壓來應對港獨情緒的增長：不斷鎮壓丶不斷威嚇。10月1日，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全國人大通過了國歌法，對於「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加以嚴厲處罰，最多可判入獄三年。人大已決定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由香港政府進行本地立法。

親北京的右翼建製政客公開說要像「殺豬殺狗」一樣殺死港獨支持者。他們希望這條法律設有追溯期。如果真的設置追溯期，那麽在本地立法之後，警察和檢控官就可以對攝像記錄的過去那些「違法行為」（主要針對香港球迷在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提出檢控。現在有更多的警察和便衣被派往香港球隊的比賽現場紀錄這些「犯罪」行為。

這是對公共財政和警力的巨大浪費。與此同時，那些真正的罪犯竊取數十億公帑丶操縱政府合約讓貪腐精英大發橫財丶令公眾利益受損卻逍遙法外。

試驗場

習近平對中國政權的掌控顯然已經得到鞏固，北京處在一種勝利的氛圍之中，可以說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媒體稱，中國經濟已經「穩定下來」，中國對於全球的政治影響正在擴大。因此香港成了習近平政權及其代表的中國富豪精英展示實力的第一個試驗場。

現在一系列打壓民主的措施，是為了消滅香港的民主運動。政府一面打壓較具戰鬥性丶較激進的群體，例如長毛和社民連；另一面向溫和民主派施壓令他們屈服，令他們承認完全民主「沒得商量」，並進一步遠離群眾抗議。

泛民領導人已經成了阻礙民主鬥爭的嚴重障礙。他們盲目堅持要同一個不肯讓步的政權達成和解。他們害怕群眾鬥爭。他們參加民主抗議主要是為了壓製運動，阻止「激進派」獲得更大的群眾基礎。

但是即便是這些想要結束鬥爭丶接受北京的要求的泛民也明白，這樣做會讓他們失去所有的群眾支持。在下一段時期，當政府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時，這種壓力會升到最高點。

廿三條

2003年浩大的公眾反對行動曾擊敗了政府提出的廿三條。現在一連串的大陸官員和香港的親北京政客一同要求林鄭政府重啟立法。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最近說，推進廿三條立法是「迫切需要」。

但林鄭的公開言論卻沒那麼積極。她堅持廿三條立法需要「合適的社會氛圍」。她要考慮香港的歷史和2003年的那場爆炸性運動，而北京並不在意這些「細節」。2003年的那場運動終結了董建華的特首生涯。

南華早報的專欄作家Alex Lo在解釋林鄭的猶豫時說，推動廿三條立法會引發「嚴重的政治災難，甚至會令[2014年]占領運動看起來就像小孩子的遊戲。」

隨著北京要求實行更多打壓措施，泛民領導人被迫做出口頭上的反對，同時卻未能提供任何領導丶策略或綱領來挫敗這些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勢。

8月20日，14萬人抗議政府將16名青年社運人士投入監獄。溫和泛民被迫參加了這場並非由他們自己發起的遊行。這次規模巨大的遊行是由四個較小但較激進的團體發起的，包括社民連和反對東北發展的團體。這說明，在事件最激烈的時候，群眾運動能夠迅速創造新的組織和領導層。群眾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類似於2014年，當時青年和學生無視想要拖延和束縛鬥爭的占中「領導人」，由下而上地引爆雨傘運動。「和平占中」是同泛民領導人關系緊密的溫和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的，為的是讓泛民領導人藉此控製運動，從而阻止群眾投向更激進的鬥爭方案。占中領導人拒絕支持學生罷課和抗議，但正是罷課和抗議點燃了雨傘運動。

為了讓民主運動重新組織起來並且有效地抵抗北京的打壓，我們必須吸取過去的教訓。香港人民缺乏的不是鬥誌，而是一個能夠提出清晰策略的領導層。現在的領導層一再讓群眾失望。

泛民領導人依附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需要中國獨裁政權保護其權力不受動搖，所以泛民領導人拒絕戰鬥性的路線。他們總是選擇妥協，而非抗爭。

我們需要一個由群眾民主控製的新運動，立足於工人階級並向對中共統治日益不滿的中國群眾發出號召，從而聯合起來反對獨裁政權。

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能夠把民主鬥爭中具有戰鬥性的階層吸引到自己這邊，並能夠把民主鬥爭聯系到反對長工時丶低薪和沒有前途的工作的鬥爭；爭取更多的公共支出，從而為群眾提供可負擔的住房以及醫療和教育等完善且免費的公共服務。

資產階級富豪和中共官員等反民主精英令所有這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只有主張立即丶徹底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才是取勝的途徑。

打壓時間表

2016年9月：建製派政黨遭遇了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立法會中的激進派人數增加。本土派首次進入立法會（三席）。

2016年10月：兩名議員因關於「真誠誓詞」的新規定而被取消資格。

2017年7月：林鄭月娥就任特首，提出所謂的「大和解」。

2017年7月：又有四名議員被逐出立法會，包括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

2017年7月：政府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允許大陸公安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

2017年8月：重奪公民廣場案和反東北示威案重審，推翻已執行完成並且較輕的判決，16名社運人士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14萬人遊行示威，反對政府操縱法庭將社運人士投入監獄。

2017年10月：全國人大通過國歌法，香港將進行本地立法。

《國歌法》如箭在弦 必須憤起抵抗

中國內地已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執行《國歌法》，港府推動立法顯然在中共指揮下進行的。《國歌法》就落實貫徹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的言論。內地《國歌法》列明故意歪曲丶公開貶損演唱國歌丶損害國歌莊重等侮辱國家形象象行為非法，違法者處以行政拘留15日，當中如何界定何為「莊重」丶「歪曲」十分模糊，猶如一把利刃壓在民眾的項上一樣，人們日後將以言為諱。

由於中共的政治打壓和操控惹起香港群眾巨大憤怒，產生了對抗中共的強烈情緒，也令香港民族主義的情緒正在升溫。近年在香港隊出賽的足球賽上，球迷噓國歌已經成為一種抗議的方式。中共和港府以此行徑「侮辱國歌」為藉口推動國歌法，借機加強對香港的威權統治。

越禁越反彈

但越禁製只會引起更多港人反感，在最近的報告裏顯示在年青人中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更跌至只有3.1%，可見《國歌法》只會激起更大憤怒，而不會增加中共想要的「民族歸屬感」。在11月10日晚上的一場香港對巴林球賽上，噓聲更為熱烈，更多球迷同時叫喊「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在場外20名警員部署作高度戒備，亦有便衣在場內巡邏，進場安檢明顯更為嚴厲，保安人員特別搜查球迷的頸巾和旗幟，以防有人再舉起香港獨立的標語。保安的加強就是要發揮震懾作用，在球場裏製造恐嚇的氣氛，令國歌法立法的目的更為明顯。

香港足球協會因球迷噓國歌而被國際足協罰款和警告。向來充斥銅臭味和腐敗的國際足協，為了維護在中國的足球市場，因此煞有介事抨擊球迷。有些建製政客將噓國歌的球迷與外國搗亂破壞的球迷作比較，要求足協製作球迷黑名單，禁噓國歌者入場。

全面製造恐怖氣氛

建製裏的強硬派政客更恐嚇國歌法將會有追溯力，意味著在立法前曾經侮辱國歌的人都可以被檢控。可見，在人大對議員宣誓條例進行釋法丶並追溯議員宣誓「不真誠」後，已經在司法上打開了缺口，日後更多秋後算賬將陸續有來。侮辱國歌的定義非常模糊，是否逾越法律界線根本十分主觀，因此政府有更大空間使用此法律來作為針對抗議分子。法律的模糊亦使人人自危，製造噤若寒蟬和白色恐怖的效果。面對《國歌法》定義模糊的質疑時，行政會員成員羅範椒芬公開表示市民要「自己執生」！

至於如何才算遵守國歌法？葉國謙甚至提到，奏國歌時必須要站立，以示莊重，在街上走路的人也要停下來。而如果球迷在奏國歌期間集體上廁所也可能構成違法。而全國人大常範徐麗泰則表示對國歌進行二次創作將會違法。此外，警察可以先錄影侮辱國歌的證據，在日後再逮捕「違法」人士。香港街上滿怖監控鏡頭，這意味著言論警察和思想警察將會無處不在。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與國民教育互相連接，一方面以高壓手段禁製巿民表達自由，另一方面軟性地灌輸愛國主義。這就是北京政府的手段以達致維穩的國策。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林鄭蕭規曹隨　再推公屋私有化

針對現時基層勞動家庭水深火熱的房屋問題，林鄭第一份《施政報告》裏提出「綠置居」丶「貨櫃屋」等眾多新名詞的政策，但這些不過是文字遊戲而已。所謂「綠置居」，就是將新建的出租公屋轉為售賣予讓現時居住於公屋或符合申請公屋的「綠表」人士，實際上是廉價版居屋。計劃早於2015年梁振英時代試行，如今林鄭提出將「綠置居」恒常化。

政府指計劃能夠讓公屋住戶實現置業，繼而騰出公屋單位，加快輪候人士上樓時間。這無疑是騙人的說話，政府以出售的「綠置居」取代本來用來出租的公營房屋，變相犧牲了可供輪候上樓的公屋數量，而總體資助房屋的數量並沒有增加。加上房委會收回騰空的公屋單位後，還原單位再編配，需要介乎5個月至超過3年時間，輪候時間只會不跌反增。

再者，「綠置居」更會助長私人市場的炒賣。雖然計劃和居屋一樣設有轉售限製，但短短5年之後就可以流入私人市場，淪為炒樓工具。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以5個方向興建過渡性房屋，當中包括具爭議性的「良心劏房」，還有受人註目的「貨櫃屋」等，沒有年輕人對此抱有期望。

地產商優先

施政報告中稱預計2018年年底可把沙田火炭共4800多個新公屋單位轉為「綠置居」出售，但房屋署預期2019/20年度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現推出「綠置居」後將不足一萬。未計「綠置居」影響，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因此，公屋輪候時間過長的癥結在於興建量過低。

政府奉行「地產商優先」的資本主義原則，多年來實行公私營房屋6:4的僵化政策，確保足夠土地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有剩餘的才施舍平民。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只有工人階級的民主土地規劃，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丶每年興建五萬間公屋丶實施租金管製，並將銀行民主公有化，才能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香港政府逼死基層長者家庭

本年，香港已接連發生三宗疑因照料長期病患的親人或長者而不堪重負所致的弒親慘案。最近一宗發生在10月8日，一男子疑因長期照料患病母親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弒母後跳樓重傷。此前亦有兩宗丈夫照料年事已高的患病妻子重壓下崩潰殺妻的慘劇，令人驚覺香港的長者及長期病患護理問題已極其嚴重。

與此同時，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字顯示，香港60歲或以上年齡段的自殺率比歐美國家高出兩至三倍，全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殺。

長者慘劇頻生

同時，全港一共有超過十二萬名獨居長者，當中絕大部份為基層老人，經濟能力薄弱，他們都是極需安老服務的群體。而即使是有子女或配偶照料供養的長者，情況亦不容樂觀，一旦患有長期疾病或行動不便，家人的照料壓力便大大增加。以最近一宗家庭慘劇為例，由於母親患病，兒子已聘請兩名外傭幫忙照料，惟仍然難以支撐以致犯案。可想而知經濟能力欠佳的基層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必然更為艱難。

究其原因，離不開經濟壓力與社會環境，一方面，政府死硬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令退休長者失去可靠的經濟來源，政府甚至喪心病狂得鼓勵七十歲以上的長者重投勞動力市場，以推卸照顧退休人士的責任，同時無視病患長者所需。家居安老服務丶公營長者宿位，乃至最基本的長者公共醫療服務都嚴重不足，宿位的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2015年至少5,881名長者在輪候宿位期間過身。另一方面，社會環境令青壯年勞動者難以承擔照料長者的壓力，低工資固然令供養長者感到吃力，而極高的工時亦大大加重了勞動者的身體和精神壓力。

一再拖延全民退保和全面安老服務致使悲劇頻生，但卻為財團減免稅項，林鄭必須為香港每一宗長者慘案負上最大責任！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向富人徵收重稅，大幅增加公共而免費的全面安老服務，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並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只有社會主義政策才能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司法覆核故宮：政府假諮詢也懶做

去年12月23日，政府西九文化管理局公布，將與北京故宮博物宮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博物館。時任政務司司長及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當時表明沒有需要向公眾作諮詢，涉嫌違反了相關法例。Cary怒斥道：「但政府連自己製訂的法律也不去遵從，逃避公眾諮詢，擔憂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辦事，還是根本人治。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先例，日後政府可以避開任何監督程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府或項目。因此我們決定司法覆核，就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違反法律和行為失當。」

「曾經我對香港司法製度充滿信心，在1月5日入稟那一刻也是如此。但今年以來，我見到高院判決多宗司法覆核案件，實在令人擔心及失望。前特首用司法覆核取消六名議員資格，根本是濫用司法程序，而人大常委釋法更嚴重侵害香港法治。連多次提告政府的『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先生亦被取消使用法援的資格。香港人是否還能任信司法製度呢？」

Cary表示自己此司法製度並不是存有什麽幻想，他表示：「今天香港法治無庸置疑是差的，但也不用完全放棄這個平臺，申請覆核丶配合街頭抗爭，也可引起香港和國際關註。我們不求什麽理想結果，也不期望司法覆核帶來什麽突破性進展，但希望國際上能引起關註。」

廢除外勞「雇傭同住」，結束現代奴隸製！

最近有菲藉外勞提出司法覆核，嘗試推翻這條不公義的雇傭同住條例，至今審訊尚未結束。在審訊過程中，代表政府的余若海律師的言論揭露了剝削者的傲慢。余若海則認為，若外傭不喜歡雇主或受到剝削，根本不會想為他工作，與是否與雇主同住無關。但事實上很多外傭根本沒有選擇權！余若海又強調，若雇主違反假期規定，外傭可以向勞工處投訴。然而，勞工處往往偏袒雇主，加上缺乏金錢和時間，很多人都沒可能獲得公平審訊。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這次司法抗爭，然而由於資本主義法律往往是偏袒政府和建製，加上最近法院明顯被大力操控以打壓，所以必須同時組織起外勞的抗議行動，包括遊行和集會，同時爭取本地工人階級的支持以達致團結鬥爭，才能向不民主的政府和法院施壓。

香港政府一直對34萬名外籍家庭勞工奉行種族主義的勞工政策，而外勞「雇傭同住」就是其中一環。香港政府於2003通過法例，強製外傭必須與雇主同住。這是一項種族隔離的政策。政策只適用於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家庭勞工，這是針對特定種族丶性別丶階級的歧視。

香港向來房屋問題嚴重，居住環境大多狹窄。外傭被迫棲身雇主家中，往往沒有足夠居住空間及私隱。根據今年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丶地牢丶櫥櫃丶廁所丶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丶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隱性的種族隔離

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2014年發生的印傭Erwiana被虐事件，受害人持續被虐超過8個月，中間沒有放過一天的假期，直至被辭退送返印尼始被揭發。

外傭寄宿在雇主家中，老板可以隨意控製工時，事實上外傭每天工時可以長達16小時！與此同時，法例雖然規定工人享有每周至少一天的假期，但雇主往往規定傭工必須限時前回家，令工人實際放休不足24小時，部分雇主甚至會克扣休息日。而每逢假日，外傭沒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公共休憩設施又嚴重不足，中環丶銅鑼灣丶旺角等鬧市外勞千人席地而坐的光景，亦是這個政策所直接導致的。

固然本港房屋問題嚴重，租金高企，單純廢除外勞「雇傭同住」並不能夠解決問題。外勞與本勞一樣為港付出勞動，政府對於保障社會所有成員房屋需求責無旁貸。政府應取締仲介公司，直接聘用外傭，並且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仲介剝削，達致與本勞同工同酬，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外勞集會抗議印尼政府新政

10月29日，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集會，到印尼領事館外抗議印尼政府對外傭的新政策，並高呼「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印尼政府早前通過的新例，強製工人額外購買保險。印尼政府一直漠視在港外傭受到中介公司嚴重剝削的問題，亦沒有改善外傭工資低丶長工時等問題。現在的新政策更令工人雪上加霜。社會主義行動亦有響應號召參與，並發言指出印尼政府與港府是共犯，包庇仲介公司，呼籲本勞外勞團結抗爭。

香港：外勞組織起來 捍衛自己的權利

香港有35萬名外籍家務勞工，其中大多數來自印尼和菲律賓。近年來，外勞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本地勞工運動越來越有組織力，取得了可見的效果。她們局部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處境，但仍然受到「現代奴隸製」的壓迫。違法濫收仲介費丶工作時間過長丶受虐待以及缺乏隱私等問題都非常普遍。

12月10日，印尼外勞組織KOBUMI成立三周年。社會主行動的GW Jones參加了她們的慶祝活動，並采訪了KOBUMI的負責人Umi Sudarto。

問：成立KOBUMI的目標是什麽？

答：我們努力推進外勞議題。KOBUMI向那些與雇主丶仲介乃至印尼政府發生沖突的外勞提供建議。另外我們也向印尼政府進行抗議，要求它改善香港的印尼外勞的處境。

問：KOBUMI有哪些獨特之處？為什麽要組織自己的團體？

答：或許其他人認為我們特別，但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但是我們不會像NGO那樣依靠其他組織的資助。我們的特殊之處在於，作為外勞我們每周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一天可以一同學習和抗爭。所以我們的時間很少。我們每天24小時都在雇主家裏，只有一天可以出來組織和抗爭，這對於外勞和KOBUMI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問：你認為外勞抗爭在過去三年裏發展如何？

答：過去三年的狀況是挺好的。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過去有許多外籍勞工不了解自己的權利，但現在她們正在學習。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加入組織，但她們願意抗爭，當中有些人會加入組織，這點非常重要，而我們的目標就是吸引她們加入，從而一同抗爭。但是即便她們不加入，我們也會支持她們的行動。

這是香港外勞運動良好的進步。香港政府已經提高了外勞工資[編者註：從10月開始提高到每月4410港元，增加了2.3%]。但是這還遠不夠香港的生活需要。所以盡管許多組織正在連結一起丶一同爭取進步的改革，外勞的處境還沒有真正改變。

問：你認為對於外勞來說，今後一段時期的主要議題是什麽？

答：對於外勞來說，特別是對於印尼外勞來說，印尼政府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基本的問題是政府對外勞的管製。 [編者註：外勞普遍受到雇傭仲介的剝削。仲介非法濫收費用，令外勞背上沈重債務。政府對仲介嚴重缺乏監管，而且處罰非常輕。]

而且必須要說的是，在印尼存在著侵占土地這樣一個巨大的問題。許多外勞就是因為失去了土地，而被迫來到香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問：你可以談談你同社會主義行動的合作經歷嗎？

答：我非常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在許多方面對我們的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為我們提供了物資丶議題和知識。這些都非常好。在和社會主義行動一起抗爭時，我們的力量強化起來。我們看到了層面更廣的議題，不只是外勞所面臨的問題，例如「什麽是帝國主義」和「什麽是資本主義」。這些更大的議題直接聯系到外勞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謝謝你參加今天KOBUMI的三周年紀念和同我們的談話。

所謂「初選」浪費了動員群眾反威權的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考慮派出鄧美晶作為代表參與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初選，並一度與民主動力討論初選製度及安排。然而經過連串討論後，最後決定的初選機製相當不公平丶不民主，我們決定不會參與其中。我們之所以反對現今的初選機製，不是考慮到自己勝算的高低，而是顧及到整場民主鬥爭的利益。反威權運動本來可以運用初選及正式補選作為動員群眾的平臺，並通過選舉與群眾討論重建民主鬥爭丶反對政治打壓所需要的政治理念丶方法和策略。然而，現今的初選機製白白浪費了這一機會。

目前初選正在進行之中，惟其民主成分及公信力受到不少民主運動支持者質疑，因而難以成為動員群眾丶抵抗威權的平臺。這正是社會主義行動當初所擔憂的地方。泛民主流大黨令「初選」變為儀式，方便他們進行幕後談判和政治分贓。

下文是社會主義行動對初選製度的批判。文章於11月中撰寫，並在民主動力的內部會議傳閱。現在我們決定將文章公開，促進對民主運動內部問題的辯論，以助重建一場具有內部民主的反威權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總體上支持非建製派嘗試在選舉協調上達致團結。在2018年3月的補選，顯然極有必要阻止建製派搶奪議席。補選可以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將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民意動員起來，與關註DQ事件的選民連結起來。目前這股力量潛藏待爆，但尚未被組織和釋放出來。政府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企圖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只是全面打壓民主權利的其中一步。補選將會給予港人發聲機會，表達為民主權利抗爭的意願。

然而，初選機製必須民主公平，所有參選人要有公平表達政綱的權利，讓選民檢驗和對照各候選人的政綱，看清誰人的政策最能挑戰政府丶捍衛民主權利。如果要為香港爭取民主，那麽民主運動的內部機製一定要高度民主。可惜的是，社會主義行動有必要指出，現時的初選安排距離真正民主相當遠。因此我們不得不決定取消參與初選，而為了避免分薄反對派的選票而讓建製派乘機奪得議席，暫時亦不考慮參選正式補選。

1) 所有初選候選人需要支付高達數萬元的高昂費用，並且在補選前全數交付。這個門檻將會排除社會主義行動以及任何沒有大額經費贊助的組織，讓坐擁資源的舊政黨具有優勢。

2) 電話抽樣調查根本就不是初選，而只是以初選為名的民調。這種完全由上而下的方法，沒有嘗試接觸基層反對派民選。國際上有哪個地方以電話調查作為初選辦法呢？在全世界初選機製最先進的美國，各候選人在初選期間會進行廣泛辯論，然後由選民到實體票站投票。我們當然不反對進行民調，但我們反對使用民調來選擇代表民主運動的候選人。若果抵抗政治打壓的運動要成功，民主鬥爭必須內部全面民主，並且立足於積極參與的基層人民之上。

3) 現在更有討論到讓區議員占最終計算結果十分之一比重。這是更為不民主的安排，猶如功能組別選舉。我們反對間選，並相信一人一票才是最民主和公平的做法。

4) 初選安排極少提到公開論壇，如何讓參選人辯論他們的理念，並給選民選擇誰人可以代表他們擊敗建製對手。

有難民抗爭成功　爭回學費資助

Lawrence是一名難民，參與了社會主義行動在11月22日舉行的抗議，反對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拖延難民兒童的學費資助，令他們面臨被迫輟學的威脅。Lawrence在抗議現場向學資處職員投訴，在一星期後迅即得到對方的回覆，表示會歸還他被拖欠的資助。今次行動的成功，證明集體行動可以有效向政府施壓，迫使其回應受壓迫者的訴求。

他原是當地的農夫，因參與政治活動而遭受迫害，在2010年逃離到香港成為難民。在港育有兩名分別3歲和5歲女兒的 Lawrence 與伴侶一起住在長沙灣一個100呎左右的劏房單位內。由於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生活非常拮據，只能靠微薄的資助過活。

Lawrence 的女兒在港出生，盡管香港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兒童有讀書上學的權利，但種族歧視的政府令Lawrence一家生活飽受不公和挫折。今年八月，Lawrence替女兒辦理幼稚園的入學手續，同時向學資處申請資助，但案件被一直拖延處理。Lawrence告訴我們，他不斷地致電處方，並曾8次到辦事處要求回覆，但處方一直以負責人不在為由拖延。今次事件並非首次，Lawrence兩名女兒在2016年被學資處欠交三個月的學費，至今還未成功追回。

由於沒有繳交學費，幼稚園曾向Lawrence發出停學警告信，到9月時女兒被勒令停學。當他感到十分無助時，得悉社會主義行動舉辦抗議，他立即帶同女兒上街。當日社會民主連線及數十名難民都團結一致參與行動。學資處回覆及後，將會批出一整年的學費資助予Lawrence。

對於抗爭換來成果，Lawrence感到非常高興，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等團體舉辦行動，令我們的處境得到改善。但在港的難民仍然面對很多不公平，例如津貼不足，我住的劏房月租5,000元，但租金津貼只有4,500元，每月交通費只有$200元，根本不足夠應付所需。」

然而，學資處貫徹政府的官僚作風，在回覆中推卸責任予Lawrence，指他當初沒有提供足夠的文件，才導致申請被拖延。但Lawrence堅稱一早已交齊文件，而抗議後學資處根本沒有要求他再交文件。可見政府部門不願意坦承錯誤，態度囂張！

Lawrence慨嘆道：「政府的政策，令難民生活困苦，令我們更難組織正常的家庭。因我們經常要面對生活上的種種不公平和憂慮，例如學費丶交通費丶居住和生病求診等。即使到醫院求診，醫務人員都懷疑我，要求我先得到社工丶入境處等的批準才可以使用服務。」

「如果難民有工作的權利，我希望用自己雙手去支撐我的生活。就算自己沒有，我都希望在港出生的女兒可以在港工作，因為她們是以這裏為家的。」

Lawrence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團結所有受壓迫者，挑戰政府的官僚體製和種族歧視。

二零一八年

元旦萬人上街　 反對威權統治

1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行至政府總部，抗議中共和傀儡港府猛烈打壓民主與民生。遊行者沿途高喊「反對一地兩檢」丶「反對廿三惡法」丶「反財團壟斷」等口號。在上個月閹割立法會後，林鄭表示因近來遊行人數減少而感鼓舞，態度極為囂張；加上人大常委在遊行前幾天公布一地兩檢的安排，大力踐踏香港僅餘的自治權，明顯是為了展示中共權力。一萬人上街，證明在雨傘運動後群眾的怒火尚未熄滅。

遊行由正在罷工的海麗邨清潔工人帶頭，而各大泛民政黨都有上街。有遊行者指責一地兩檢將為大陸公安在香港執法開先例，「今日西九，明日東九，後日全港九」。隨後政府發言人將遊行說成是「抗拒一國」。這顯然是順承中共的說法，將所有反抗獨裁統治的行動解釋為港獨，從而為繼續鎮壓提供藉口。

遊行隊伍抵達政府總部後，有數百名示威者進入公民廣場，試圖登上升旗臺，與警方發生沖突。林鄭政府聲稱已重開公民廣場，但對公眾集會變得諸多限製，而且廣場內仍有鐵欄封鎖，說明重開廣場只是虛情假意。在林鄭上臺後，政治打壓來勢洶洶，這個所謂的「和解」政策根本是把戲，騙不了多少人！

社會主義行動的標語為「今日決定一地兩檢　明日頒布廿三條　打倒中共專政」，以及「打倒威權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我們亦在遊行中宣傳「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支持。遊行開始前，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的街站受到警方打壓。警察曾聲稱禁止所有團體在該位置進行街站宣傳，比過往遊行進一步收緊。軍裝警察包圍我們的街站，甚至一度威脅要清走我們的物資。我們同其他團體一起企硬，反抗警方打壓集會空間，最終成功迫使警察退讓。

取消議員資格，修改議事規則，以及人大強行通過一地兩檢，都是在為廿三條立法鋪路。中共的目的是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和反對聲音。如果讓中共的陰謀得逞，林鄭政府就更容易推行親資政策丶興建更多大白象工程丶與財團進行利益輸送，而全民退保丶規管工時和增建公屋等有利於窮人的政策就更難實現。

現時泛民提出的唯一方向，是在三月份的立法會取消議員資格的補選奪回議席。阻止保皇黨當選故然重要，但一定要通過補選運動動員群眾鬥爭，將之轉化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平臺。現在必須重建民主運動，將行動升級，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才能打敗中共專製統治和富豪獨裁的資本主義製度。

海麗工人罷工　揭露又一外判醜聞

香港政府又一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剝削性的私人服務提供商，使作為本港最受剝削的群體之一的公共屋邨清潔工人受到打擊。獲得政府外判合約的民順清潔公司一夜之間改頭換面，以圖侵吞工人本就不多的法定遣散費。工人因而發起本港近年少見的罷工行動。

約20名海麗邨清潔工於12月27日開始罷工。這些工人原本受聘於民順清潔公司。今年10月民順的外判合約完結時，要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並藉此文件拒絕支付遣散費。工人被告知假若他們拒絕「辭職」，他們會被調往其他地區工作，這對於本身生活於貧窮當中的工人來說，無疑是沈重的額外交通費負擔。

被「辭職」的工人被接替民順的另一間外判公司香港工商清潔公司聘請，而新公司拒絕承擔工人在民順工作時所累積的長期服務金。這樣工商清潔公司的老板侵吞了工人們應得的巨額勞工保障。而工商清潔公司的新合約只將工人月薪增加了$11！

同一公司地址

媒體後來揭發新舊外判公司極可能是同一間公司。有線電視報導指民順和工商清潔的辦公室實為同一地點，而當記者到場采訪時，工商清潔的職員匆匆以一塊布遮著寫有「民順」的標示。

民順公司自2008年獲得海麗邨的外判合約，職工盟估計該公司拖欠工人高達$100萬的遣散費。一名工人接受英文網媒HKFP的采訪，指其為民順工作9年，現時月薪卻只有$8,600。她說她不知道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遣散費：「我不懂算那個數，他們也沒曾告訴我，我感到被欺騙了。」

一向親商的香港政府最近打算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規定。過去老板們利用這個對沖機製來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他們的法定遣散費，海麗邨工人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沒有了對沖機製，越來越多的公司也會尋找類似的方法逃避支付遣散費。

外判的騙局

政府房屋署亦難辭其咎。作為公共房屋的管理機構，房屋署負責聘用外判商，因而有責任解決相關問題，但它卻躲在外判製度背後，拒絕出面。

外判對工人階級來說就是一場騙局。政府丶官員丶政客們可以躲在背後，逃避責任。香港政府一直包庇縱容大財團。其土地出售和使用政策有利於大地產商，導致99%的香港居民要面對全世界最貴的住房租金。

同時，政府為滿足財團利益而花費巨資推動大白象基建項目，卻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削減開支，更利用民順和工商清潔等私人外判公司來進一步剝削基層工人。

局部勝利

1月5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結束十日的罷工行動。資方同意支付每年年資$1,200的遣散費。這比資方最初提出的每年$200要高許多，不過仍然沒有達到法定的金額。譬如，一名有9年年資工人的遣散費除掉強積金對沖後應得金額約為$14,000，但現在實際上卻只拿到$10,800，即法定金額的七成。公司亦同意稍微增加$172工資到每月$8,800。

這雖然並非是罷工工人的完全勝利，但可說是個重要的局部勝利。罷工行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並獲得社會及其他工人的巨大支持。社會間普遍對外判工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憤怒。在今年有一萬人參與的元旦大遊行中，罷工工人受邀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方。

這次罷工可能會激發起其他私人及外判工人的抗爭，反抗低薪及愈發糟糕的工作條件。要想準備和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繼續海麗清潔工所未做完的事：組織和建設活躍而民主的工會支部，確保工人自己會領導未來的鬥爭。

香港：北京操縱香港立法會補選

去年，六名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今年三月將補選其中四個議席。獨裁中共開始禁止泛民候選人參加立法會補選，令許多人的擔憂變成事實。這是中國政府以逐步的政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最新一步。

21歲的周庭是香港眾誌的發言人。在北京的命令下，香港政府取消了她參加補選的資格。港島的席位是去年眾誌主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之後出缺的。周庭如果參選，幾乎一定可以勝出。3月11日補選的另外三個席位分別來自九龍西和新界東這兩個直選選區，以及「建築丶測量丶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香港立法會的70個席位有一半屬於不民主的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的35名議員大多只從大企業和專業團體中選舉產生。

羅冠聰等六名議員在立法會的「宣誓風波」中被取消議員資格。該六人反對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民主權利，所以中國政府和港府便指使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後製定的一項規定，裁定六人宣誓不夠「真誠」，取消了他們的議員資格。事實上，宣誓就任時在誓詞中加入「民主」和「普選」等字眼以示抗議，早已成為部分反對派議員的傳統做法。

消滅「激進派」

去年，羅冠聰丶黃之鋒以及另外14名民運人士因被控「非法集結罪」而入獄。當局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夾擊民主派，以圖令香港的激進派無法再參選。因為任何人只要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

其他激進民主派政黨，也是政治打壓的目標，，其中包括社民連。該組織成員被判入獄丶被取消參選資格，整個計劃就是要阻止他們進入立法會。政府希望通過阻止激進民主派獲取議席而得到宣傳平臺和財政收入，並希望通過將其主要成員判監，就可以鏟除立法會中的激進派團體，只留下更容易操控的「溫和」力量代表民主運動。

香港政府在1月27日發布了一項聲明，以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和一國兩製為由取消了她的參選資格，而「證據」則是2016年香港眾誌要求「民主自決」的創黨宣言。眾誌和周庭否認呼籲民主自決等同於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們事實上也曾多次與港獨組織保持距離。但北京仍聲稱自決就是港獨，所以同樣「違反」《基本法》。事實上《基本法》並沒有禁止呼籲獨立，也聲稱保障言論自由。在傳出周庭可能會被取消資格的消息之後，眾誌修改了自己網站上的中文版政黨簡介，刪除了「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的字眼。

許多人亦曾擔心另一名泛民參選人姚松炎也會被禁止參選。姚松炎是去年被取消資格的六名議員之一。今次他報名參加九龍西補選，直到提名期結束前最後一個小時才被選舉主任確認其提名有效。

在周庭被取消資格的當天，「政治中立」的選舉主任通過電郵向姚松炎提出四條問題，並告訴姚松炎他能否參選取決於他的回答。問題之一是，他是否接受人大常委會對於宣誓問題的釋法（也就是說他是否認同自己和另外五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一個問題是，他是否認同臺灣獨派政黨時代力量所主張的「自主決定的權利」。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姚松炎在2016年曾受邀前往臺灣，出席時代力量舉辦的論壇。香港的選舉法例並沒有允許當局對候選人做這樣的政治篩選。

1月29日，選舉事務處允許姚松炎參選。踢走周庭而接受姚松炎入閘只是當局的策略，以營造政府只是依法辦事的假象，從而避免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簡單來說，在當局看來，眾誌比姚松炎更危險，因為姚松炎在DQ事件前的知名度是相對較低的。也有可能是因為（但並不一定），周庭/眾誌被踢走之後激起反對聲浪，法律界內部和國際媒體亦有反對聲音，令當局不敢接連踢走兩個人。

但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禁止反對派參選，不論是「長毛」和劉小麗等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還是泛民頭面人物。相反，每一次新的打壓都代表政府在步步進逼：每次打壓一步，然後停下來等待抗議平息，接著準備下一次打壓。「長毛」和劉小麗失去的席位不會在三月進行補選，因為上訴庭尚未審理他們的案件。

選舉操控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Pasha說：「周庭（可能還有姚松炎）被禁止參選是當局操縱立法會選舉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踢走六名議員，令2016年立法會選舉超過12%的選票淪為廢票。當局如此操縱補選，清楚地表明除非推翻現在這個腐敗丶不民主的政府，否則香港決不會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未來的狀況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立即引發了激烈的抗議。眾誌發出聲明稱，「褫奪候選人資格，剝奪市民基本政治權利，既不合法，更是完全缺乏理據……今次事件是中共對一代人的清算。」青年是當前政治打壓的主要目標。他們曾越過保守丶猶豫的泛民政黨和領導人，直接開啟了雨傘運動。眾誌的黃之鋒因為在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法院禁止令，於上周再次被判監。他說政府已經在加強對反對派的箝製與打壓：

「兩年前主張港獨才會被取消參選資格，但現時主張前途自決亦會遭取消資格。沒有人知道北京是否會重新劃定界線，令所有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泛民人士都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黃之鋒的警告。除非能夠夠建設起一場能夠擊退政治打壓的抵抗運動，否則將來反對廿三條丶或者反對人大831決議及其確立的假普選框架的人也會被禁止參選。

步步為營的打壓

當局在今次事件中的聲明充斥著謊言。2016年，羅冠聰並沒有因為眾誌的創黨宣言而被禁止參加立法會選舉，還成為過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員。後來他只是因為所謂的「宣誓無效」才被逐出立法會。

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當局引入一項新規定，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承諾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有三名參選人因為拒絕簽署確認書而被取消資格。另有兩人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但因選舉主任「不信納他們實際上有意擁護《基本法》」，同樣被取消了資格（與今次周庭的遭遇如出一輒）。這五人全都來自支持港獨的本土派。當時當局正在試水溫，所以打擊目標只是一些邊緣人物，大部分本土派候選人還是得以參選。

如果當局在2016年時禁止眾誌成員參加立法會選舉，或者更廣泛地清除「激進派」候選人（例如在當選之後被取消資格的那些人），就會引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進而導致建製派在選舉遭遇大潰敗。在那場選舉中，反對派得票率從56%增加到將近60%，成為建製派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建製派依靠功能組別才得以在立法會內維持40席對反對派的30席。我們當時就解釋說，這樣的選舉結果明顯是受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影響。

「群眾行動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當局竭力想為政治打壓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受騙的人越來越少。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的王松蓮說得很清楚：「即使香港政府提出扭曲的法律論點以支持其禠奪周庭參選資格的決定，仍無法掩蓋背後的政治意圖：這是北京再次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例子。」

1月28日晚，2,000人在政府總部外抗議。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再次呼籲全港罷課罷工一天，只有這個武器才有足夠的力量挑戰日趨嚴厲的威權打壓。上周，浸會大學300名師生抗議，反對校方將兩名反對普通話考試製的學生強製停學。這批抗爭的學生是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可以通過組織全港罷課，來引領整場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

周庭被踢走之後，民主黨前成員區諾軒可能會代替她參選。但區諾軒同眾誌沒有聯系，而且他的政治立場與眾誌支持者也並不一致。可以說，眾誌支持者已經被剝奪了公民權。當局拋出一個又一個新的不民主規定以操縱選舉，所踢走的不僅是激進反對派團體，還有支持這些團體的數十萬選民。為了阻止建製派當選，這些團體被迫將自己席位和選民讓給「溫和」泛民，因為後者還沒有被北京篩走，但是許多親民主的選民已經越來越不相信丶不支持這些「溫和派」。

在2016年選舉中，「激進派」得到了25%選票（56.7萬票），當中包括許多不同的團體。它們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千差萬別（從溫和左翼到極右本土派），但在反抗獨裁中共的威權統治方面比「溫和派」更具戰鬥性。香港眾誌等團體除了反對現在的威權統治之外，並沒有很多其他的主張。它們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軟弱丶缺乏鬥誌的傳統泛民政黨讓群眾越來越失望。雨傘運動之後，由於沒能迫使政府在民主上讓步，這種情緒更是進一步加重。

社會主義行動的Pasha說：「自雨傘運動之後，政府明顯製定了一個策略。他們利用政治篩選丶取消資格丶政治檢控和判監等一系列手法，企圖拿走抗爭路線的社運人士開刀，繼而扼殺整個民主運動。這也是為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做準備，從而將香港政治製度徹底『大陸化』。只有堅決的群眾抗爭，例如罷工，才能阻止政府的陰謀。」

如何重建群眾鬥爭？

自從這場威權打壓攻勢開始之後，泛民領導人只是在口頭上抗議，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反擊行動。他們是在繼續雨傘運動時的做法──當時他們一面勉強地表示「支持」雨傘運動，另一面提防「激進主義」丶想辦法遏製運動。

泛民也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補選。盡管很明顯當局完全有能力利用更卑鄙的手段操縱選舉結果，泛民卻仍把補選當做一場普通的選舉。當局的打算是，就算建製派參選人沒能勝選（六個席位中有五個是建製派幾乎不可能勝利的），也不能讓這些席位落入「激進派」手裏。

因為選舉主任是以香港眾誌的政綱為由踢走周庭，所以實際上等同於整個眾誌都被禁止參加選舉。由於對局勢缺乏清晰的認識，許多社運人士對此感到震驚。泛民花了諸多時間閉門討論「Plan A」丶「Plan B」和「Plan C」，列出一系列後備參選人，而不是去發動群眾抗爭，也沒有警告人們補選受到操縱，而且這將成為未來立法會選舉的「新常態」。

早在去年7月法庭取消四名議員資格之後僅僅一周，我們就警告說，補選會被政府操控，所以盡管補選很重要，但我們不能把它當作鬥爭的主要或者唯一焦點：

「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中國勞工論壇，2017年7月21日）

實際指揮政治打壓的獨裁中共，不想看到補選推翻去年清洗立法會的成果，因為這會是令中國當局難堪的政治失利，而且取得勝利的群眾有可能向威權統治發起進一步挑戰，例如反抗現在政府對大學校園民主權利的打壓以及廿三條立法。

要想成功抵抗政府對民主的打壓，唯一的辦法是建設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而且這場運動必須看清當前政製的真面目丶並得出必要的結論。雨傘運動盡管具有巨大的潛力最終卻失敗，是因為它一面倒迷信占領行動，好像單靠占領就足以打敗中共獨裁政府。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運動都沒有就罷課罷工進行過認真討論，例如從學生罷課開始，進而建設全港罷課罷工，要求這個非民選而且操控選舉的政府下臺。

這場運動也需要提出以下訴求：立即自由公正地選舉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現時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立法會；組建為工人階級丶也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政府，施行徹底的社會改革，興建可負擔的公屋丶實行租金管製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工資，並徹底打破少數資產階級富豪對香港經濟的掌控。這樣一場運動會像核爆一樣撼動中國，鼓舞久經壓迫的中國群眾加入反抗威權統治的鬥爭，然後局勢會徹底改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聲援香港。去年10月，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等，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立法會淪為人大

政府發動二度DQ，取消香港眾誌周庭的參選資格。政權明顯並非針對周庭一人，而是要扼殺在民主運動中走抗爭路線的黨派，只讓與政權妥協的反對派作為政治花瓶。早前法院重判傘運人士，其中包括兩個抗爭派組織（社民連和香港眾誌）有望成為參選人的年輕人。統治階級務求徹底消滅激進派的力量。因此，民主運動需要將行動升級，作出最有力的還擊。

如果現在民主運動只是呼籲選民在三月十一日投票予Plan B民主派候選人，是遠遠不足夠的。因為政府每次DQ成功，就等於對立法會掌握更大的操控權。候選人參選的門檻將會繼續提高，抗爭和發聲的空間將會越收越窄。所以，民主運動的策略不能被動，而要用今次DQ事件作為鞭策，重建反威權的民主鬥爭運動。

兩年前，政府只是阻止倡議「港獨」的候選人參選，今天政府指控眾誌主張「自決」即為「港獨」，而阻止他們參選。日後他們可以指控任何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候選人都是顛覆政權，而剝奪他們的參選資格！政府任意演澤是否「擁護基本法」的意思，今後任何反對廿三條立法丶反對國歌法丶反對八三一假普選，甚至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都可以被指控「不擁護基本法」而被剝奪參選權。此外，如果姚松炎也被取消資格的話，將會開了一個壞先例，讓政府在下一輪補選中梁國雄和劉小麗也很可能會被DQ。

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罷課罷工

現在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現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反擊行動的話，政治打壓將會更為猖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行動迫切需要升級。當務之急是要發起全港罷課一天，作為有力的行動挑戰威權統治。前幾天，浸會大學數百名學生遊行，反對政治打壓兩名抗議普通話考試製度的同學，實際上也是反對威權統治的一環。浸大事件可以成為一個中心，其學生可以成為建設全港大罷課丶引領這場鬥爭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取消參選人資格
●恢復六名議員職務
●釋放所有政治犯
●反對廿三條惡法，打倒中共專政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社運組織聲援香港。去年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文翠珊默許中共的政治打壓

在訪華的三日行程中，英國首相文翠珊回避人權問題，不去提及最近中共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事件，以免將她的東道主置於尷尬境地。文翠珊這麽做是跟隨特朗普的腳步。特朗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於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到訪中國。而且馬克龍還送了一匹馬給習近平。

受政府嚴密控製的中國媒體大肆報導文翠珊怯懦的外交立場。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許她的「務實」，肯定她沒有因為偏激人士的壓力而涉入人權問題的「不實指控」。文翠珊訪華的前幾天，傀儡港府對香港本就不完全的民主權利發動新一波打擊。三位反對派候選人被禁止參加即將來臨的立法會補選。這個補選是要填補去年中共清洗支持民主的議員而留下的空缺。

香港眾誌被禁止參選

被禁止參選的候選人之一周庭來自2016年剛成立的政黨香港眾誌。當局禁止她參選的理由，是該黨宣言支持「自決」。這意味著不只是她一個人，而是整個政黨都被禁止參選。香港眾誌的羅冠聰在2016年贏得了一個立法會席次，但他卻在宣誓風波中與其他五名議員一起遭取消資格。

香港眾誌秘書長黃之鋒在英國《衛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文翠珊「利用與習皇帝共處的這周，向他表示自己支持香港民主權利，以免為時已晚。」十分了解非民選政府之惡的英國「勛爵」彭定康（Patten）和阿什當（Ashdown）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末代港督彭定康和文翠珊都出自保守黨。

「黃金年代」

但是上述那些呼籲顯然受到冷待。文翠珊效仿前任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口號強調說，英中關系處在一個「黃金時代」。卡梅倫政府曾與中國簽署大量巨額合同，讓中國投資英國的核電丶鐵路和倫敦金融部門。然而，在文翠珊的低調訪問之後，中國問題專家克裏·布朗（Kerry Brown）卻說兩國關系更像處在「青銅時代」。

大肆鼓吹民族主義的中國媒體，非常樂於報導獨裁中共如何「馴化」特朗普等外國領導人（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曾猛烈抨擊中國）。

英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正劇烈地喪失權威。從技術上來說，根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是香港部分自治的國際擔保人之一，然而習近平在去年主權移交20周年訪問香港時，直言這份聯合聲明「不再具有實際意義」。

英國首相辦公室否認各界對於她與習近平會談時未能提及香港問題的指責，並說兩國領導人重申承諾落實香港的「一國兩製」。這根本是外交廢話！每一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都是以維護「一國兩製」的名義進行的，所以這種巧言令色的聲明根本毫無意義，而文翠珊的訪問團只是故意逢迎而已。

英國政府保持沈默

面對中共當局一連串限製香港民主權利丶剔除選舉候選人丶推行新的鎮壓性法律丶和監禁反對派社運人士的動作，許多人都呼籲英國出來大聲反對。

去年十月，香港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禁止保守黨裏一位關註香港政治的資深黨員班尼迪克·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入境，英國政府對此只是發出敷衍了事的抗議。外交大臣鮑裏斯·強森（Boris Johnson）說，他正為此尋求「迫切的解釋」。更讓人看清英國政府的類似事件，是當香港書商李波在2015年被中共國安人員綁架至內地，幾周後在中國電視上重新露面並被迫「認罪」，英國政府對這位英國公民遭迫害幾乎未有任何聲音。包括李波在內的五名香港書商遭綁架，被中共用來在香港散布恐懼，和加強對批評獨裁的媒體言論進行審查。

中共政府自信能夠加大鎮壓力度。這已經是25年來最嚴重的一波打壓，而且中共沒有遭到外國政府有力的施壓。

文翠珊訪華回國時吹噓說，新簽訂的商業協定可以創造130億美元的利益。顯然，鈔票比起人權才是首要考量，縱使這些利益加總起來根本不比以往可觀。隨文翠珊訪華的有英國最大的商界領袖代表團。英國對中資的吸引力在脫歐公投後已經遭到重挫，因此穩定與中國專製政府的關系是文翠珊訪華的主要目的。

文翠珊與中國達成的其中一筆交易，是讓豪車製造商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在中國開設二十幾個展場，總價值8.5億美元。這對買不起名車的普通中國群眾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中國工人不吃不喝工作22年，才能買到最便宜的阿斯頓·馬丁。

正確的定位

香港丶中國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民運人士，還未充分意識到右派政客和政府並不站在民主的一方，他們從未也絕不會為民主權利奮鬥。真正的國際團結是來自各國工人丶青年丶反緊縮活動者丶新一代左派女權主義者丶反種族主義者和移民權倡議者，是來自與文翠珊和特朗普的親財團政策進行鬥爭的群眾。「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是呼籲這些人聲援香港的民主抗爭。

為了抗議香港和中國的正發生的政治打壓，我們需要國際施壓。但我們的呼籲要找到正確的聽眾。

廢除吸血外判製度 基層工人組織起來

二月二十五日，由關註生活工資聯盟、職工盟等多個團體發起反對改革遊行，一行約70人由灣仔出發往政府總部，要求政府為外判工人訂立生活工資、設立離職酬金、加強監管等訴求，社會主義行動亦派代表參與，表示團結反對外判製度。

遊行上亦找到海麗邨清潔工人的蹤影，他們率先透過罷工的方法去抵抗外判商的剝削並最後取得重要的勝利，為反抗外判製度定下了強而有力的方向。遊行上喊起的口號包括「不要自願離職」、「煞停不義外判」等。外判製度從2000年由政府帶頭引入，以價低者得的方法將服務承包出去，影響遍及各行各業，例如清潔、保安、物業管理等。外判製度削弱工人的工資、福利及安全保障等，更衍生出外判商為投得政府標書，以「圍標」的違法手段一邊壓低價錢、一邊「分身」保證贏得標書，形成一個龐大的外判集團，以剝削的手法壓搾工人，但政府卻視而不見。

在遊行中訪問了一名81歲的遊叔，他當了清潔工人廿多年，亦是職工盟的理事。遊叔曾經是領匯（現名為領展）其下的外判清潔工人，因為活躍於工會運動，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訴求而被領匯針對被炒。他深深感受到工人面對外判製度需要團結，共同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他無悔投身於工會運動。「現在人老了身子弱，只能做散工，每月薪水約$1,500-2,000左右。」遊叔笑笑說。遊叔現時在觀塘工廠大廈做清潔，他指六、七年前還是全職時，月薪有$6,000-7,000。遊叔雖然年事已大，但表明會繼續工作，不會領取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因為他感到社會給予綜援人士壓力，他認為自己就算老但仍可堅持繼續工作。

外判製度不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讓公司逃避法律責任，更是資本家打壓工人團結的手段。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必須要廢除外判製度，由僱主直接聘用工人。近期的工人罷工將會鼓勵更多工人起來反抗，我們支持工人加入工會、活化工會，團結鬥爭

高官僭建豪宅　基層無處容身

香港連續第八年「榮獲」世界最難負擔房屋的稱號！根據城市規劃公司Demographia的一項研究，本港去年的樓價中位數為市民平均年收入的19.4倍，比2016年的18.1倍還要高。這代表一般市民不吃不喝不消費超過19年才能負擔起一個容身之所！而政府最新的私人住宅價格指數顯示，2017年1月到10月期間，香港的樓價上升了11%。自2003年自今，已經累積增加了4.3倍！

另一邊，政府數字顯示2016年全港有超過209,700人居住「劏房」。這些房間的人均居住空間只有57平方呎。而雖然劏房的住戶往往是社會上最基層的人，但吊詭的是，這些劏房的呎租卻比普通住宅高一倍。2012至今，劏房租金平均累計升幅達到56%，而普通住宅租金的升幅為21%。其原因是住屋是必需品，需要量大，但大量未能輪候上公屋的基層住戶只能負擔這些生活環境惡劣丶空間狹小的劏房。因此，業主只會將單位越劏越小，租金越加越貴，來謀取最大利潤。

「地產商優先」

面對基層的住屋悲歌，政府卻根本無意解決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更加表示自己不會處理樓價過高的問題，並承諾只會確保充足的土地供應以「滿足市場需要」。這是徹徹底底的「地產商優先」政策，政府要確保土地是用來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而非民眾實際的住屋需要。地產商購入土地後，為將每呎的利潤最大化，往往只會興建貴價而細小的豪宅。加上近年來擁有國家資本撐腰的中資發展商紛紛染指香港樓市，以及因內地經濟不穩而逃逸到香港避險的中國資本源源不絕，令房屋市場不乏投機資金，導致樓價租金屢升不跌。

因此，香港的房屋問題根本不是什麽土地短缺，而是公共廉價房屋的缺乏。2016-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2019/20年度，房屋署預期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而林鄭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綠置居」將新建公共房屋改以私有化形式出售，令實際落成量將不足一萬戶。現時有近30萬戶人正在輪候公屋，上樓時間越排越長。

走馬上任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揭發僭建醜聞，更利用法律漏洞，去年8月以個人首次置業名義購入豪宅，節省666萬印花稅！反映政府過去的所謂「辣招」，對有錢人來說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他們總會有方法規避。完全體現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

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實行租金管製丶大量興建廉價公屋。只有將地產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才可以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土地和城市發展，以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並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訪問難民劏房戶　揭棄民住屋悲歌

Jenny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一家三口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積只有150平方呎。Jenny認為最大問題是高昂的租金，令他們只能夠負擔起最惡劣的生活環境。

「我在這個地方生活了兩年了。政府不允許我們工作，只能依靠每人$1,800的房屋津貼，僅僅能夠負擔起最差劣的劏房。單單是月租就已經是$4,800，還沒有算上租金。我最討厭的，就是每逢下大雨，廁所就會漏水並會令整個房間水浸。另外，房間只有一個窗戶，光線暗丶通風差，還有一陣發黴的味道。我擔心我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情緒有時會不太穩定，可能是居住環境的原因。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難民工作權，讓我們自力更新謀求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希望我們可以獲得公共房屋，讓我的孩子可以在健康的居住環境下成長。」

議事規則進一步收緊　立法會再被閹割

2017年年底，香港建製派乘六名泛民及本土派議員被政府強行剝奪議員席位之機，於立法會內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以冀進一步收窄議員議事權力，杜絕激進派「拉布」的空間。

具體上，這次修訂將法定開會人數由35人下調至20人，避免建製派議員缺席而造成流會，意味著日後政府的議案將可以在「絕對少數」（11票）的情況下得到通過，整個立法會只淪為政府予取予求的花瓶機構。同時是次修改亦將提請成立專責委員會跟進事項的人數由20人上調至35人，削弱本已形同虛設的監察權力！其他還有限製議員發言和限製議案修訂動議數量等。議員日後在立法會內幾乎只有兩種選擇：支持政府，或者被驅逐出會議廳。

建製派本來打算在二月進一步擴大「剪布」行動，包括阻止議員在財委會提出臨時動議丶不許議員動議休會。此外，建製派企圖讓更多項目在小組討論後就可直接通過，繞過財委會的大會投票程序。在項大白象基建的撥款議案中，財委會的大會過往是動員群眾鬥爭的重要平臺，因此建製派希望扼殺這個抗爭空間。但由於懼怕群眾抗爭的壓力會爆發，加在立法會補選在即，建製派暫時收回這些辣招。

如此一來，香港便為日後的惡法和利益輸送鋪平了大道，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丶《國歌法》丶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等等，在議會上的預期阻力將變得極為微弱。例如在一月有21名民主派議員呈請要求討論一地兩檢就未能通過，足見議會被閹割的惡果。立法會主席權力膨脹，動輒可製止議員發言質詢，甚至直接將議員驅逐。天價大白象工程的造價與撥款亦將難以被監察，相當於大開公帑金庫讓財團搶掠。

與之相對的是，本已舉步維艱的親工人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丶增建公屋丶租金管製等議題將變得更為遙遙無期。建製派如今卻可以反過來利用議事手段阻撓議案提交討論和表決，使他們的立場難以曝露於公眾面前。

面對即將來勢洶洶的惡法，必須加緊組織起群眾力量，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群眾組織，以街頭鬥爭對抗獨裁政府。

一地兩檢進一步摧毀僅余的民主權利

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宣布決定一地兩檢的安排，進一步摧毀香港僅余的民主權利。當中更明列，香港高鐵站需要將部份區域劃作「內地口岸區」，區內被視為中國內地，並由中國大陸政府全權管轄丶實行內地法律。

在此前的討論爭議的焦點，無論是港府抑或是泛民反對派，都是圍繞著一地兩檢落實的法理基礎，也就是如何使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當時指可以引用《基本法》第2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並由中央政府授權港府「權力」，自願讓出西九總站的部分範圍予北京來實行一地兩檢！

港府本來引用《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卻徒勞無功，因為中央政府今次甚至連此策略也不接納，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宣布決定。反映北京當局對於專製打壓的想頭，比起港府及本地部分建製派走得更遠。這次進一步沖擊《基本法》的威信以及香港資產階級所吹噓的「法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更直言，常委會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不能簡單說人大一地兩檢決議由什麽法律基礎。

本刊早前警告過，一地兩檢乃「屠城木馬」，打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當局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未來北京可以照辦煮碗，包括二十三條丶國安法等更多惡法，將同樣可以人大之名強行於香港落實。顯然，一地兩檢並非當局個別的政策，而是一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環。專製當局的打壓並不會自動就會停止的，勞動大眾當團結一致，重建群眾抗爭力量，抵抗當局每一個的進攻。

威權政府內部必有危機

林鄭政府不斷發動政治打壓，今年以來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及推行一地兩檢，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庭。威權政府看似來勢洶洶，但政權內部仍是脆弱的而不穩定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必然會累積民怨，長遠造成群眾怒火爆發。此外政府內部也因為鄭若驊僭建事件而陷入危機，甚至不排除她會下臺。林鄭原本想將受人痛恨的袁國強卸任，換上政治色彩沒有那麽濃厚的鄭若驊。豈料她上任爆出僭建醜聞後，旋即造成大災難。連部分建製派政客都與她保持距離。因此現時不是政府全力進攻的時機。無論鄭若驊最後是否被迫下臺，對政府來說都已是一個挫敗。

雙學三子上訴得直

林鄭政府在現今階段未能全面作出進攻，希望先加強對法庭與議會的控製，為未來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作準備。雙學三子因為2014年9月26日沖擊公民廣場，受到警察暴力打壓而引發廣泛同情，最終使雨傘運動爆發。律政司為了窮追猛打而向法院提出刑期覆核，一度將雙學三子判監幾個月。現今他們上訴成功而被釋放，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嚴重挫折，而且令局勢更加復雜。同時，法官判決中會加強對「非法集結罪」的檢控。

早前在庭上控方曾經向法官建議，可考慮三人立即獲釋，從中可見律政司受到壓力。雖然三名政治犯被釋放可說是一場勝利，但法庭承認日後使用新的判刑指引，只是認為新的指引不適用於今次案件。這意味著「非法集結罪」的刑期日後會加重。此外，法官將沖入公民廣場的行動荒謬地定性為「暴力」。

法庭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鎮壓機器，但中共需要更直接操控香港的法庭。司法界中有不同派別，其中一方代表本地資產階級，他們希望維護港英時期的法治穩定，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傳統的法律製度最能保護他們的利潤和權力；另一派代表中共專製對香港的直接操控。梁振英一直向司法界作出攻擊，包括發表「特首地位淩駕於三權」言論，並且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來挑戰政府。

建製派出現分裂

近五年以來，大律師公會主席均由親中代表擔任。但最近，鮮明反對「一地兩檢」的戴啟思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明顯是因為中共大力踐踏《基本法》引發反彈，使保守的司法界也感到要捍衛自己的利益。戴啟思故然表明自己不是民主派，實際上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溫和的建製派，但他的上任代表政府在向司法界發動的權鬥受到挫折。最近政府未能為所欲為地利用法庭懲罰政治犯。

在習近平全面集權丶空前獨裁的情況下，中共對香港發動猛烈的政治打壓。而由於香港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相比中央更清楚無止境的打壓必然引起反彈，但又不得不順從北京的指令。在人大直接決定一地兩檢以及推動國歌法都清楚看到這樣。所以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會造成統治不穩。歷史上獨裁政權的鎮壓都不能無止境強化下去，必然會造成統治機器分裂，引爆大規模群眾鬥爭。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寄望某一派統治精英會出來捍衛民主權利或者結束鎮壓。現在建製派的內部分裂是群眾壓力造成的，這說明我們需要將抵抗運動升級，發起更有力的群眾鬥爭。

香港：百人參與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4日，大約一百名民眾參與三八國際婦女節遊行。行動由社會主義行動及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並有包括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巴勒斯坦和平穆斯林聯盟（United Muslim Front）、 社民連、難民聯會等團體參加。

參與的婦女和民眾亦來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印尼、菲律賓、泰國、美國、蘇格蘭等等，有本地婦女、有外勞、也有難民，可謂是真正意義的國際主義行動。

參與人士首先於銅鑼灣鬧市舉行集會，然後遊行至印尼領事館遞交抗議信，之後再遊行至時代廣場。遊行隊伍出發前，大家一同打破象征壓迫婦女的鎖鏈。

活動期間，示威者不斷高叫「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則指控香港及印尼政府對待外勞的不義政策，她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和仲介公司，並直接雇用外勞。

另外，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Jaco在集會團體發言時指出，去年全球婦權運動得著#metoo運動而變得更強大，世界各地的婦女站出來抗爭。

香港的運動就是要作為這個國際浪潮的一部分，連結本地婦女的抗爭，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父權製度。除此之外，亦有不同團體提出關註巴勒斯坦少女政治犯塔米米(Ahed Tamimi)、抵抗人口販賣、捍衛女性身體自主、要求落實公共托兒服務及全民退保等議題。

很慶幸職工盟派出代表在今次活動發言。但職工盟對今次遊行的態度卻頗為。職工盟在起初遊行時態度正面，亦有份計劃活動，但在遊行前幾天突然拒絕為遊行聲明背面及成為合辦團體。很可惜，本地工會錯失了串聯本勞外勞、連結國際女權運動的機會。

今年的三八婦女節遊行，是社會主義行動迄今所組織最大規模的婦女節行動，亦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寫下了香港女權行動的重要一頁。

「#MeToo」運動帶出婦女壓迫

全球「#MeToo」運動爆發之初，焦點主要在知名女性在媒體上爆料，但現在已擴展至無數平民女性要組織起來反擊。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會是歷來最大規模，多國都會舉行遊行甚至罷工。統治階級通過物化女性和性別歧視榨取利潤，現在他們害怕全球女權運動會強化群眾鬥爭，挑戰經濟剝削丶緊縮政策和不民主的政策。

「#MeToo」運動亦蔓延至香港。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亦受其啟發，在社交媒體上揭露自己被教練性侵的經歷。事件使警方也在壓力嫌疑犯作出檢控，可是網路上卻有很多人質疑受害人揭露事件的動機，又審問她為何不報警。女權運動要挑戰這種植根於父權製度的「責備受害人」文化。

除了性暴力，女性在經濟上仍然受到壓迫。根據樂施會2016年的《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每6名婦女，就有1人貧窮，而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相差近四成，這差距在貧窮住戶中是最明顯的。貧窮婦女工時長，又要照顧家庭，往往要從事散工丶兼職。政府的公共托兒服務和女性庇護所又嚴重不足，家中性暴力的發生時，女性往往沒有經濟獨立能力而只可以繼續啞忍。性暴力文化與經濟壓迫是連在一起的。要抵抗女性的歧視和性暴力，男女需要團結鬥爭，打破父權資本主義對女性的壓迫。

九巴司機抗爭反對資方「假加薪」

香港又再一次爆出財團剝削工人慘案！九龍巴士公司的司機工人不滿資方的薪酬調整方案，以及公司長久以來漠視工人權益，發起罷駛工業行動。

事件起源

九巴車長長年以來薪資低丶工時長。2004年其後入職的月薪製車長，基本底薪只有約1.1萬元，更被取消底薪雙糧，與舊製度的日薪司機同工不同酬。而本來應該屬於薪資一部分的評核獎金亦或會遭扣減。因此許多司機需要不斷加班工作才能糊口，令每更工時往往長達12-14小時。另一方面，九巴集團去年盈利就達到6億元。

2月21日，公司宣布於3月「加薪三成」，使新入職車長的月薪增至1.5萬元。不過，這其實是在搬弄數字遊戲，因為公司同時取消了過去將兩項合共約4千元的「安全獎」及「服務獎」，所以新工資實際上只是將原本獎勵金並入底薪。對於那些工作表現良好丶過去獲得獎勵金的大多數司機來說，卻反而沒有加薪，可謂十分諷刺。

雖然公司並稱增加底薪亦會提升司機的加班工資，補水時薪將由70.9元加至96元。貌似對車長有利，但這變相強迫超時工作，除非車長願意加班，否則整體月入實際並無增長。

罷駛行動

九巴公司的工人分別組成了6個工會和組織，但一直以來，九巴公司只承認兩個建製派工會，包括隸屬工聯會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以及隸屬工團的九龍巴士職工總會。這次薪酬調整方案亦是得到兩工會支持的，而資方則拒絕接觸其他工會。另外三個工會分別是，隸屬於泛民職工盟的九巴員工協會丶由職工盟分裂出去的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以及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

資方的剝削與無視，引起許多前線司機的不滿。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於23日發起示威，要求將薪金調整至1.8萬元以上。另外，部分全職九巴司機組成「月薪車長大聯盟」（大聯盟），著手討論發動工業行動，將行動升級。

至24日，公司沒有回應工人要求，月薪車長大聯盟於當晚8時發起半小時的罷駛工業行動，並提出三項訴求：取消評核機製並發放每年1.2萬元勤工獎丶教育市民正確的乘車禮儀，以及製定政策時加入基層員工聲音。唯當晚參與罷駛的司機不多，但是也踏出了工人罷工鬥爭的重要一步。

不過，資方擺出強硬立場，更威脅將參與行動的司機進行「嚴厲紀律處分」。罷駛行動期間，公司人員登上停駛巴士，趕走司機並另派車長駛走巴士。翌日，大聯盟發起人葉蔚琳更遭公司「留廠」停工對待。事件亦得到社會大眾的同情。

26日，大聯盟數十名司機到九龍灣九巴車廠外留守抗議，要求公司與聯盟對話，否則會將行動升級。及後公司態度軟化，並於當天晚上與大聯盟代表會議。會後公司答應「考慮」大聯盟的三大訴求，葉蔚琳認為達到初步成功，宣布暫停所有工業行動。

建立戰鬥性工會

事件再一次揭露工聯會及建製派工會領導背叛工人的本色，不但沒有支持工人抗爭，更惡言攻擊罷工工人，汽總九巴分會副主任黎兆聰指工人「白癡」，而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更謂行動「騎劫公司」及比喻為「占中」。

然而，就算是其他工會雖然沒有攻擊行動，但也沒有動員參與這次抗爭，令這次抗爭未能達到最強大的效果。職工盟屬會九巴員工協會亦擺出「不支持丶不反對」的消極態度，失去了一次壯大工人抗爭的機會。雖然職工盟對於今次罷工準備不足的批評有其正確之處，但如果是一個戰鬥性的工會，必然會盡量參與其中並提供正確的策略和方向，而不是采取消極態度。

司機工人站出來發起罷工爭取勞工權益，各工會理應支持並參與介入。發起工業行動的大聯盟在罷駛行動的時候只是個剛剛成立了4天的網上群組，但已經對資方造成壓力，足見工人團結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罷工。資方只是做出口頭上的「承諾」，工人還未有贏得實質改善，同時更要嚴防公司對抗爭工人秋後算帳。可見，未來需要進一步建立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將現時四分五裂的巴士工運統一起來，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抗爭，並連結各界工人反對長工時丶私有化的鬥爭才能勝利。

九巴出爾反爾 解雇四名罷工車長

今日，九巴解雇四名曾於上月底參加罷駛行動的車長，其中包括「月薪車長大聯盟」召集人葉蔚琳及其丈夫劉卓恒。劉卓恒在九巴工作5年，卻只被補償7日的工資。葉蔚琳表示不接受解雇，並拒絕簽收解雇通知書以示抗議。

九巴聲稱罷駛行動「對乘客安全構成威脅，亦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產生危險」，因而將四人解雇，但這顯然是在報復罷工司機丶企圖讓其他司機工人不敢再發動抗爭的藉口。自罷工結束以來，九巴一直安排讓葉蔚琳「留廠休息」，實際就是變相處分。而且「月薪車長大聯盟」已打算正式註冊為工會，九巴此時解雇大聯盟召集人，無疑也為了打壓工會發展。

工黨指責九巴公司一錯再錯，不單不願意正視車禍問題，反而向提出建議的員工進行滅聲。而建製派的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則繼續站在資方一邊，為解雇決定背書。

今晚九巴荔枝角車廠舉行集會，聲援被解雇的車長，抗議九巴打壓罷工司機和工會，社會主義行動亦到場聲援。我們要求九巴立即取消解雇決定，並呼籲所有九巴司機工人一同反擊資方的打壓。此次解雇事件表明，九巴公司無意履行不久前做出的「承諾」，而是想要拖延時間，踢走敢於抗爭的司機工人，所以司機工人必須要有一個團結丶民主的戰鬥性工會，才能實現抗爭的勝利。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報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和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發起的。現時，聲援香港民主鬥爭的國際行動正在廣泛地傳播開去。

「全球聲援香港」的聯署信翻譯了10種不同語言，聯署者包括英國丶墨西哥和南非的工會領袖。聯署信寫道：「審判將會陸續有來，判刑可能會更嚴苛，只是為了服務中共的利益， 摧毀香港過去艱難爭得的民主權利。 而且中國當局在內地的打壓也是自八九民運以來最嚴厲的。」

包括Sabine Leidig在內，德國左翼黨的五名國會議員已經聯署，，另外亦有六名愛爾蘭國會議員簽署。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計劃在世界各地的大學舉辦會議，讓人們了解香港現在的政治打壓。去年10月，全球22個城巿舉行聲援香港的抗議，未來數月將會繼續有聲援行動。

陳茂波下臺！預算案劫貧濟富

林鄭月娥政府發表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今年財政盈余創下1380億的紀錄，財政儲備將超過一萬億。但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繼續劫貧濟富，惹起群眾極大的憤怒。港大民研計劃進行的民調顯示，預算案評分僅為48.2分，比上一份大跌7.5分，是有紀錄以來新低。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政府宣布紓困措施「加碼」至515億，但大部分都是優惠高收入人士及業主的。退差餉的開支達至178億，每個物業獲退高達1萬元，即擁有越多物業的業主就能分享越多，根本是加劇貧富懸殊。在上個年度，獲派糖最多的10名業主，平均每名獲退差餉1千2百多萬元！今年這個數字必然更加誇張。預算案亦宣布退回75%薪俸稅，上限由以往的2萬元提升至3萬元，但全港超過200萬名收入低到無需納稅的工人根本不能分享優惠，獲得退稅3萬元的僅是極少數的年薪過百萬人士。

基層分享的只占15%，而且是一如以往所謂扶貧只是一次性津貼，例如發放額外2個月的綜緩金丶生果金及交通津貼，完全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房屋丶教育丶醫療丶退休保障此類長遠計劃完全沒有改進。香港極端新自由主義之下，要領取上述社會保障都門檻極高，因此有大量非公屋丶非綜緩的低收者「N無人士」，他們當中很多在職貧窮人士。但預算案中發放給N無人士的津貼僅約6.5億。最可笑的是，預算案撥款3億予海洋公園，派發一萬張入場券予中小學生，即每張入場券花費納稅人3萬元。這不是利益輸送又是什麽！

由於民怨沸騰，加上三月補選在即，連建製派為了爭取民意也在口頭上要求政府「全民派錢」，而葉劉淑儀亦批評。當然他們並不會支持對抗財團丶有利工人的政策，相信他們最後也會在預算案投贊成票。

預算案為創新科技預留至少500億元，其中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已占達200億元，另外100億撥款予科技園公司。大部分開支將用於土地平整丶基礎設施等，似是建築項目遠多於科研發展。

公共服務不足

公立醫療系統幾近「逼爆」，不但前線醫護造成極大壓力，亦令輪候時間不斷增加。現是各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達到110- 130%。政府投放資源在公立醫療占香港GDP的總值只有2.8%，遠低於其他富裕歐洲國家如德國丶瑞士等超過10%。政府不願大幅提高公立醫院開支，而是推動自願醫保計劃，企圖用公帑補貼私人保險業，並將更多人推向私人醫療市場，讓資本家可以牟取更多利潤。

面對著安老院舍問題，政府只撥款增加593個宿位，但目前有4萬人正輪候宿位，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在這個杯水車薪的情況下，每年有約6千名長者至死仍未排到宿位。

香港連續第 8 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地區。香港人要不吃不喝近 19.5 年方能置業。但政府拒絕增建公屋，今年林鄭曾經一度提出「公屋封頂」，但因為民情反彈而被迫收回言論。現在政府推動的「綠置居」計劃就要進一步將公屋推入私人市場。

港府希望配合中國金融資本和中共的海外擴張計劃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因此預算案亦特別強調推動債市發展，推動吸引內地財團的綠債，以及「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在中國的經濟危機底下，香港作為中國金融資本輸出世界的重要窗口，財金政策將會更加容許金融自由化，例如最近林鄭力推幫助中資在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權」，因此將會加強對勞動群眾的資本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預算案，要求陳茂波下臺。我們不能寄望資本主義政府會還富於民，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我們主張大幅增加醫療及教育開支，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實施租務管製，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廢除強積金，向富人征收重稅。為了打破財團對經濟的操控，必須要將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只有這樣才能讓勞動群眾享有他們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

大埔車禍不是意外　而是財團兇案

二月十日在香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發生致命巴士交通事故，造成19名人死亡丶65人受傷，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乘車安全的問題。這宗事件又一次揭露九巴公司和運輸署一直以來漠視巴士工會的訴求。九巴為求節省成本，降低巴士司機待遇，令流失率升高和更少人入行。司機長期面對人手不足丶工時過長（可達每日14小時）丶工資過低等問題。而運輸署為保障財團利益，縱容九巴公司剝削員工的安排，接二連三釀成慘劇。

九巴雇員工會的主席郭誌誠質疑九巴在去年取得專營權後，開始有大量節省成本的措施，例如節省維修成本和改裝巴士安全裝置，變相製造更多交通意外。

在意外發生後，運輸署修訂巴士車長工時指引，名義上縮減每日駕駛時間至10小時，但卻容許特別更車長每日最長工作14小時，被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主席林錦標批評為「大倒退兼開壞先例」。新巴職工會會長鐘松輝向《蘋果日報》表示：「佢哋系玩弄數字……朝早繁忙時間做幾個鐘，放工繁忙時間又做幾個鐘，中間嗰段時間冇人工，畀番二十蚊一個鐘瞓覺錢」。

此外，九巴威脅解雇209名兼職車長，企圖以他們作為代罪羔羊逃避責任。及後公司要求他們全部轉為全職，即每周最少上班18小時，始可復工。然而，若果沒有改善工時問題丶提升待遇丶增加對車長的培訓，根本不會解決駕駛危險問題。

今次車禍不是意外，而是九巴公司為追求利潤而造成的兇案。這是私人財團管理公共交通的惡果。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車長抗爭改善待遇，並且要將九巴民主公營化，交由車長民主控製。

訪問兩位東北案政治犯

2014年數十名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反對大搞利益輸送的東北發展規劃，上年律政司對13名被告加刑，製造了香港新威權統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案件其中兩人，郭耀昌及嚴敏華，了解一下這名抗爭者對案件和社會的看法。

記：你對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參與社會運動多年，對入獄都已有心理準備，亦很快地適應監獄生活，影響都只是我自己學音樂丶和去日本聽音樂會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現在仍是上訴階段，法庭會否減刑，或像「雙學三子」一樣可以維持原審判刑，存在著很多未知之數，因為其實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詞，就知道這案明顯是政治打壓。但對我們13名抗爭者來說，加刑至13個月這結果當然是十分差，因為反東北案本身是反對政府利益輸送丶破壞村民家園等等，但政府卻是要懲罰我們，政府是要向公眾表達抗爭的代價是十分嚴重。

記：你對未來的公民社會有什麽看法？

郭：其實我們抗爭者就是明白到透過立法會抵抗政府的惡法並沒有作用，因為存在著分組點票和功能組別這不公平的製度。泛民常說要守著「關鍵議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勞的，所以主要的抗爭仍然在議會外，動員巿民向議會內的議員施加壓力。對於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就正如我所說一樣，大體上我是支持泛民贏回議席，但始終依靠立法會議席是不能改變些什麽的。

記：對於現時貧富懸殊越來越劇烈，或社會普遍士氣低落，你有什麽看法？

郭：這與媒體的報導有很大的關系，現時媒體由大財團壟斷，對事件的報導並不公正，例如無線電視的偏頗報導，只集中對於抗爭者的沖擊行動上，而選擇性地忽略背後的內容和動機。

我們應該要重新反思舊製度。一直以來的抗爭都是被動的，由政府主動打擊巿民權利，然後巿民動員起來反擊，但我認為要真正改變，就更需要主動地出擊，從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對現今資本主義對我們自身的束縛。

嚴敏華同樣是反東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監13個月，至2月7日暫時被保釋，等候終審法院開庭上訴。

記：你對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嚴：現時法官立場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鐵馬撞爆政府建築物，有保安受傷，因此指控我們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嚇性懲罰。政府現時的目的是要製造寒蟬效應，提高抗爭者的成本。今後公民抗命的代價是以月計的監禁，不再是社會服務令。律政司的加刑，臺灣的講法叫「司法追殺」，與中共對敵人的打擊手法是同一套路。

記：監倉內的生活是如何？

羅湖監獄有三個不同部分，一個叫主翼，囚禁不吸煙人士，另外有東翼及西翼，囚禁吸煙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慣犯。主翼的規訓更嚴格。

監獄聲稱飲食很有營養，但食物都經過大量加熱，例如炸魚丶烚菜，營養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樣，不能吸引足夠營養，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潔職員恤衫。

監房夏天很炎熱，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覺地方試過只有2度，說話時口會噴煙。環境是嚴酷的，但習慣了就不算什麽。裏面有公家報紙看，包括大公丶文匯丶南早丶明報丶星島。但環境嘈雜，難以專心看書丶看報紙。我通過無線電視看到新聞，外面的抗議對自己都算有點支持，總算窩心。

記：入獄對你生活有何影響？

現在我被老板解雇了，在等候上訴期間只能做兼職。我經濟狀況不算困難，坐牢其實不用花錢，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萬元的經濟支援給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擔心我。我現在於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說他的國家與大陸一樣也陷於獨裁，總統由兒子繼承，最近出現反政府暴動。因此我不用說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麽。但始終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輕舉妄動而令人擔心。

問到敏華對港人有什麽寄語，她說到：「不要問別人可以付出多少，問問自己可以付出多少。」

五月四日：新一輪全球聲援香港抗議日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計劃在5月4日星期五，舉行全球抗議活動。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全世界的讀者參加抗議，一同反對香港和中國日益嚴重的政治壓迫。可以在運動的網站stophkrepression.net上找到更多的信息以及運動所需的材料。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是於去年10月發起的，當時全球22個城市舉行了抗議。它明確地以爭取左翼活動者和工人組織的支持為目標，並解釋了資產階級政客和右翼與中共政權存在非常緊密的經濟利益關系，而且他們也在本國施行反民主的政策，所以他們不會真正支持香港和中國群眾的民主權利。當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時，特朗普對習近平表示了贊許，並在一場集會上公然說：「也許什麽時候我們也可以試試！」

全球各地都有人在運動的聯署表上簽名。最新的聯署人有作家及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丶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2016年被中共當局以編造的罪名逮捕並被驅逐出境）丶以及丹麥紅綠聯盟國會議員和外交事務發言人索恩·索德高（Søren Søndergaard）。也有愛爾蘭和德國的國會議員，以及巴西丶英國和南非知名工會會員在聯署表上簽名。

今年五月的國際抗議，是要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禁止民主派候選人和政黨參選丶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丶以及為了強迫人們服從中共專政而新出臺的壓迫性法律。

反習近平抗議

這場全球抗議，同時也是為了聲援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華人抗議者，他們以出人意料的勇氣反對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取消任期限製將中國中共政權從「一黨獨裁」轉變為「一人獨裁」。

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海外留學生在校園裏張貼了許多「不是我的主席」和「阻止習近平」的海報。這些海報是在晚上張貼的，而且學生戴著口罩，以免回國後遭到政治報復。在中國，盡管政府大肆審查網絡言論，並屏蔽了30多個社交媒體關鍵詞（例如「修憲」丶「吾皇」和「1984」），但還是出現了大批反對習近平集權的帖文。中共政權沒有預料到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反彈。

繼去年中共十九大鞏固了習近平對於政權的掌控之後，今年3月17日，中國的橡皮圖章偽議會全國人大以2970票全票贊成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由此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主席任期。習近平實現了他的高壓統治，是通過打著「反貪腐」的旗號推進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同時強化國家鎮壓丶掀起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和個人崇拜丶並提出越來越民族主義的外交和軍事政策。

在一致贊同習近平連任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中，有45名億萬富翁。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後，中國超級富豪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兩倍多（2012年有251人，現在有819人），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導，中共政權對於批評者的打壓已經達到「自1989年天安門鎮壓以來最嚴重的程度」。隨著習近平延續他的統治，鎮壓很可能會繼續升級。

香港的政治打壓

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政府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遵循更加「合法」的途徑。政府通過清洗立法會丶操控選舉和推出新的反民主法律來踢走和恐嚇泛民議員，並利用這種被「閹割」過的立法會以及媒體和法庭來打壓民主抗爭。

現在有超過四十件針對雨傘運動（2014年長達11個星期的群眾占領運動）著名活動者的訴訟正等待過堂。這些案件中有一些涉及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指控，包括「煽惑他人煽惑（!!）公共妨擾」。如果法院判決罪名成立，最高可判被告人入獄21年。2017年，16名年輕社運人士因「非法集會」被監禁長達13個月。這也是幾十年來香港首度出現政治犯。

新的國歌法即將頒布，「不尊重」中國國歌的香港公民將被判處三年監禁。像這樣的嚴厲立法當然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年輕人的獨立和反中情緒。香港地方政府仍然猶豫具體什麽時間重啟廿三條國安立法，他們擔心再次爆發2003年推動立法時那樣猛烈的反抗。

廿三條

但是「習皇帝」正在就此向香港政府施壓。即使沒有廿三條，香港的民主空間也在急劇縮小，最近那些主張香港「自決」的人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

泛民派候選人在此次補選中遭遇挫敗。他們失去了原本預期會贏回來的一個席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是由於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新聞封鎖（整個選戰期間沒有舉辦過任何一次民意調查）丶剛剛好有利於建製派政黨的低投票率（建製派打選戰並非真正基於政治，而是基於龐大的動員機器）丶社區資源和賄選（由中共和香港的億萬富翁提供資金）。

但關鍵的是，還有很大比例的人放棄投票。這意味著一些青年和工人不願意支持那些「主流」的民主黨候選人，因為他們並未指引一條道路來反擊當前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擊丶和伴隨而來的政府緊縮政策和親財團政策。

新一波的打壓

自3月份泛民補選失利以來，親北京的建製派陣營高興得飄飄然。泛民沒有在競選中清楚地揭露政府打壓民主權利的本質，也沒有揭露政府如何通過打壓民主來推行兇惡的資產階級政策，導致富人愈富丶窮人愈窮。親北京的民建聯前領導人丶現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忠的一次公開講話表明，他們計劃要加劇政治鎮壓的強度。在民主人士在補選中失勢之後，譚耀忠呼籲，應對香港選舉的候選人進行更嚴格的政治審查，禁止任何呼籲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人參選。

泛民主黨派最明顯的反應不是發動強烈的反擊，卻是擔心他們可能會失去席位或被取消未來參選資格。「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強調，只有群眾反抗運動才能擊敗當前的鎮壓攻勢。這是國際上無數次反專製鬥爭的教訓。

海外中國留學生張貼反習近平的海報和在twitter社群網站上發起反對習近平的運動，說明中國青年的抗議意識已經開始覺醒。這是表明情勢正在改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也是在中國和香港建設團結的反威權鬥爭的機會。

5月4日在中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是1919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周年紀念。這場運動要求民主丶反對帝國主義丶並反對保守派集團的統治，因為它背叛了1911年反帝製革命時的願望。「五四」運動也是中國工人階級進行獨立政治行動的開端。

《國歌法》製造恐怖氣氛 箝製言論空間

政府公布的《國歌條例草案》指當奏唱國歌時，參與及出席者必須肅立莊重，違反者會被視為侮辱國歌，並最高可被判囚3年及罰款5萬元，改動歌詞亦有機會被視為歪曲貶損而被檢控，但何謂莊重和貶損實屬主觀，法例界線模糊不清會致使執法者隨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執法，變成侵害言論自由，製造白色恐怖的手段。

建製派政客經常以「中國有中國國情」丶「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到中國」為藉口竭力反對港人爭取民主及普選權利。但現在訂立國歌法時，他們卻又指外國也有國歌法，因此不是什麽洪水猛獸。但事實上，在美國丶澳洲和加拿大，法例上只有列出奏國歌時的指引，而沒有任何罰則。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違反國歌法者的最高判囚也分別只有1個月和半年，遠遠低於香港的三年。

政府指要將國歌法納入中小學教育，顯然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更將白色恐怖滲入校園。連建製派的教師工會教聯會也似乎感到恐慌。該會建議學校減少校內奏唱國歌的次數，以免有學生因貶損國歌而要負刑責。本來強迫學生愛國，卻實在相當可笑！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於特首林鄭月娥就職禮時，曾發表涉及「加強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言論。及後林鄭提出2018/19年度中國歷史要成為初中獨立必修科，而教育局亦明顯會控製和審查教材，分拆和滲透「國民教育」於學生課程內，使課程緊隨中共的政治路線。最近，教育局要求刪去歷史教科書內關於中共「一黨專政」的字眼，而「香港主權移交內地」和「中國收回香港」也被指措辭不恰當。學生需要組織起來抵抗洗腦教育！

《國歌法》下，言論自由勢必再受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2017年已由69位下降至73位。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中共攻擊戴耀廷　打壓言論自由

統治陣營打港獨是為廿三條立法造勢

中共丶香港政府丶建製派政客大肆攻擊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控他鼓吹港獨，企圖分裂國家。戴耀廷3月25日出席「臺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在臺北舉辦的論壇時，表示「中國現在的專製政權有一天會結束，中國必會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到那一天，港人也能實現民主普選，並且可以實現『人民自決』。港人屆時可考慮是否成立獨立國家，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族群組成聯邦或邦聯。」

統治陣營將戴耀廷的言論上綱上線，羅織罪名。在3月30日，香港政府突然高調向傳媒發聲明，譴責戴耀廷違反基本法及企圖分裂國家。何君堯丶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甚至誣蔑戴「勾結外部勢力」丶「分裂國家」及「危害國家安全」，並指必須對他作出檢控及逐出校園。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指，盡管香港尚無港獨入刑的先例，但並不等於現行法律規章無法追究，例如可引用香港法例第兩百章「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條例。過往煽動條例只是針對暴力或武裝行動，現今更用來打壓發表政見的自由。中共在廿三條立法之前，實際上已經實行了廿三條般的嚴刑峻法。

戴耀廷在臉書上透露自己被人跟縱及拍攝，並懷疑是國安所為。他表明如果自己現身澳門或大陸，必然不是自願回去，意味著他是憂慮自己會被國安綁架，成為下一個銅鑼灣書店五子。鑒於政權過往幾年來的打壓行為，這種擔憂不無道理。

溫和泛民派

戴耀廷並不是港獨支持者。在2014年占領運動爆發前他一直希望拖延運動的發生丶局限運動的規模。在雨傘運動爆發後他不得不尾隨群眾，同時希望盡快可以結束運動。他的政治立場是溫和泛民派的典型代表。社會主義行動與戴耀廷在政治立場上有很多分歧，但我們捍衛他的發言權。我們也不認同他在臺灣論壇對爭取中國民主的看法。因為戴暗示專製政權倒臺是「自動到來」的過程，就好像只要等待下去中共就會倒臺。可惜他無視了群眾鬥爭在當中發揮的作用，他的看法是違反歷史規律的。從中國的歷史就可知，專製政權不會自然消失，而需要群眾鬥爭打倒它的。

現時根本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倡議或討論港獨。即使是建製派亦對於禁止討論港獨的界線出現分歧。民主派叛徒丶現已成為中共鷹犬的湯家驊緊跟《人民日報》的論調，指可以用煽動罪調查戴耀廷。過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即使根據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建議，戴耀廷的言論亦沒有觸犯法例。

今次當局明顯有部署地發動輿論攻勢，企圖通過對戴耀廷殺一儆百，從而製造寒蟬效應，合理化加強威權統治。同時，當局為廿三條立法造勢，可以預計未來廿三條立法的內容將比2003年時苛刻得要多。早前，人大常委譚耀宗在兩會結束後，突然表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參選立法會。這意味著所有民主派候選人都可以被剝奪參選權，而泛民議員可以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因此在泛民立法會議員之間引起了一陣恐慌。可惜泛民領導並沒有果敢地號召群眾鬥爭，挑戰譚耀宗的荒謬言論，反而被嚇得驚惶失措。其後，譚作出退讓，改口指這只是他的個人立場。統治陣營其實正在試水溫，探測港人的民情反應。

將鬥爭升級

港大民主墻湧現了多張反對打壓戴耀廷的大字報，並有內地生表示支持。早前習近平廢除任期限製後，很多在美國及澳洲的中國海外生張貼海報。現在這股海外倒習的浪潮正通過戴耀廷事件蔓延至香港了。港大學生需要組織起來，在校園發起抗議行動。如果戴的教席受到進一步威脅，學生理應通過發起罷課一天的運動將行動升級。因為這不但是對一個人的威脅，而是威脅至整個校園以至整個香港的民主權利。對戴的攻擊只是中共及港府一連串打壓民主的一環，其他還包括篩選參選人丶操控選舉及製訂新的反民主法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抹黑及監控戴耀廷，反對剝奪他的教席，反對以言入罪。我們捍衛言論自由，堅持捍衛討論港獨的權利。單靠遊行集會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尤其是作為單一事件並在短時期內號召出來的行動。這種行動往往是象征意義大於真正動員群眾作長期的鬥爭。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這場鬥爭需要動員工人階級，並將民主權利的鬥爭連結至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丶八小時工作製丶租金管製丶大幅提高基層工人薪水的鬥爭。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

五一勞動節：國際工人大團結

一年一度的勞動節是工人階級捍衛自己勞動成果丶抵抗剝削的大日子。經歷了五年前的碼頭罷工丶今年的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以及九巴車長罷工，工人階級仍處於香港資本家的極端壓榨之下。林鄭政府大力打壓群眾的政治權利，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勞苦大眾反抗運動，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行有利財團丶剝削工人的政策。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及組織起來，對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

極端壓榨

本港工資一直滯後經濟發展，2003-2017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增加超過90%，但同期平均工資的增長只有48%，可見大部分增長的財富集中在富人手上。加上百物騰貴，同期低收入家庭消費物價指數亦增加了43%，變相抵銷了打工仔們的加薪。而當下的租金更是2003年的2.7倍！

對於香港最底層的工人來說，現時的最低工資僅為每小時$34.5。工資的低下，迫使香港工人不斷加班工作幫補家計。香港現時每周平均工時為44小時，為亞洲地區之首，而且工作崗位越基層工時則越長。工人完全淪為資本家的打工奴隸，政府卻繼續拖延落實任何工時保障法例。

根據職工盟的估算，工人月薪要至少達到$9800才能負擔起基層家庭的基本需要。當然在這個薪金水平下生活仍然是捉襟見肘。如果以每周工時四十為標準，我們的最低工資需要訂在每小時$55以上，現在的水平根本不能接受。

基本的「勞工三權」（罷工權丶組織工會權丶集體談判權）在香港仍然殘缺不全。去年，在漢莎天廚任職廚師的吳誌輝因組織工會「香港廚師聯盟」，在毫無犯錯下被公司解雇。工人連基本組織工會的權利亦被打壓。

另外，在2月份九巴司機不滿資方的「假加薪」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人組織成立新工會「月薪司機大聯盟」並發起罷駛工業行動，事後被公司秋後算帳，四名員工被解雇。資方公然踐踏工人組織工會丶發動罷工的權利，若非九巴工人之後發起聲援行動，被打壓的司機不會獲得復職。

至於爭取了超過二十年的集體談判權，至今仍然遙遙無期。工人還面對著工作零散化丶合約製丶外判等問題，威脅著每一個打工仔的工作保障。

香港的長者貧窮狀況迅速惡化，人數由2009年36.6萬人，增至2016年的47.8萬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歸咎老人貧窮因為他們不勞動，更鼓勵65-74歲「少老」重投勞動市場！香港長者勞動人口過去10年上升三倍，增至2017年的12.7萬人，越來越多老人已無晚年可享。

廢除強積金對沖？

香港政府一直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強積金乃大部分勞動者唯一的退休金。然而，強積金強製將工人的血汗錢投入私人市場投機炒賣，今年二月份環球股市股災，平均每名打工仔就虧蝕$7,690。

然而，更荒謬的是所謂的強積金對沖機製。當雇主須支付工人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時，雇主抽取部分員工的強積金供款來抵銷支付，變相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自己的賠償金！這個機製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

在社會壓力下，政府在拖延多年後終於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但政府方案非常保守，除了政府會在10年內動用172億分擔雇主部分款項，更會下調工人實質獲得的賠償。對工人來說，根本沒有得益。

縱使如此，雇主還是不甘心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會增加那丁點的成本。去年12月，外判清潔公司民順迫使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企圖改頭換面成立新公司重新聘請工人，促發荔枝角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罷工行動最終讓工人爭取法定遣散費金額的七成。未來將會有更多企業利用不同的卑劣手法規避勞工法例。

香港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戰鬥性工會。工會應該以團結鬥爭丶集體行動為重心，建設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工人可以民主商議及決策，建設強大而活躍的群眾基礎。這些工會可以成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基礎，以領導起反剝削丶反外判丶反私有化丶爭取全民退保丶反專製的鬥爭，打倒這個服務有錢人的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行動就是為了未來這個政黨的誕生而奮鬥！

五一勞動節：外勞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

五一勞動節，三十七萬名外籍家勞是香港工運的重要一員。外傭面對低工資丶高工時丶被虐待丶種族歧視等方方面面的壓迫。去年外勞的最低工資只是增加了2.3%至4,410元，遠低於外勞團體所倡議的5,500元。工人階級需要跨種族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外傭被虐

昔日轟動國際一案，受虐的外傭Erwiana獲賠八十萬九千，同一雇主六年徒刑未滿，對另一名外傭Tutik的虐待再被揭發。新案今年二月末審結，裁定雇主須向Tutik支付十七萬元的賠償。雇主虐待外勞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今年三月，網上流傳一段印尼外勞遭到79歲老雇主掌摑和扼頸的片段。雇主更激動表示要殺死外傭。在雇傭同住條例下，外勞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極容易暴露在雇主的暴力之下。再加上兩星期條例迫使沒有工作的外勞在兩星期內回國，很多外傭也因為害怕被雇主解雇，面對暴力也只能啞忍。

同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連結本地工人並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

由於香港沒有公共的護老服務，而市面上的私營護老院質素極為惡劣，所以不少要照顧老人的家庭唯有聘請外傭。去年香港就發生了至少三宗因為照顧患病親人壓力爆煲引發的倫常兇案。其中一宗是去年十月，一名兒子弒母後跳樓企圖自殺。即使他已經聘用兩名外傭，仍難以承受照顧年邁病母的壓力。此外，香港家庭居住單位極為狹窄，據調查43%外勞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但即使有獨立房間，超過三成人的房間同時用作儲物丶照顧寵物等用途。很多外傭只能睡在客廳丶雜物房，甚至是廚房和廁所裏。她們的私穩被侵犯。護老和托兒服務本來應該由公共部門承擔，按需分配予有需要的家庭。

今年二月有菲籍外勞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希望推翻雇傭同住條例，但法院一如以往偏袒政府丶漠視勞權，裁定外傭敗訴。法官的判辭提到「若她們不甘心受製，大可以不做外傭，或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根本是剝奪了工人階級爭取權利的自由，也突顯出資產階級的傲慢。

香港法例對外勞極為苛刻，但對濫收費用的中介公司卻輕輕饒恕。法例規定中介公司收取外勞的費用不得超過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但絕大部分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七至八個月工資的中介費，使她們負債累累。這不是奴隸製又是什麽？在2015-16年，進步勞工工會訪問了菲籍家務工，當中40人（7成）曾向香港中介公司支付平均11,321元中介費，比法定標準高25倍。這些中介公司完全無所作為，只是寄生蟲而已！

抵抗「現代奴隸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所有工人應落實八小時工作製。我們主張取締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雇。我們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中介剝削，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林鄭月娥被欽點上臺一周年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超過一年，她在小圈子選舉時的承諾完全落空。親富豪的政策變本加厲，未來政府將推動大灣區發展，其中的項目包括河套區丶蓮塘口岸丶新界北丶東大嶼，都是配合一帶一路的國策。香港的貧窮人口去年增加至135.2萬人，樓市繼續瘋狂上升，現在愈來愈多「納米樓」出現，而樓價連續八年為全球最難負擔。以平均收入來計算，港人需要不吃不喝19.4年才能買到房屋。公屋興建量沒有增加，政府反而通過「綠置居」推動公屋私有化，而群眾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繼續落空。今年是財政預算案歷年來盈余最多丶並且最優惠富人的一年，造成民怨沸騰。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競選時，表示要處理香港「三座大山」，包括領展丶港鐵和強積金對沖，現在卻又反口表示沒有公開提及過。林鄭月娥評論道：「回購領展是愚蠢做法」。2004年政府將公屋商場私有化，導致現時社區物價飆升及小商戶被趕走的災難。而在所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計劃中，政府動用百億元補貼財團，並把計劃攤分十多年來執行。至於港鐵，去年賺取百億利潤卻繼續加價，可說是香港公用事業的一大毒瘤。

現在政府展開所謂的「土地大辯論」，根本無意解決地產商壟斷和囤積土地所造成的問題。政府過去一直編造謊言，指香港公屋供應不足是因為土地短缺。林鄭月娥興建公屋的數量甚至比梁振英更少，同時政府正在製造輿論，指因為社會上有團體反對填海丶反開發郊野公園丶反對利益輸送的發展計劃，因此造成所謂公屋斷層的問題。林鄭月娥企圖將輿論攻勢升級，指責反對派阻礙政府興建公屋丶破壞民生發展雲雲。

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打港獨的攻勢比梁振英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她將任務外判給法院和建製派政黨，而自己則裝扮溫和的形象。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也都勢在必行。此外，中共正在向港府施壓加快推行廿三條立法。林鄭表示現在社會氣氛尚未適合立法，但建製派正在大力施加輿論壓力，包括譚耀宗表明今屆政府要完成這項任務。而最近誣蔑戴耀廷在臺灣「鼓吹港獨」也是一個例子。習近平廢除連任限製丶改為一人獨裁，並且全面加強對香港的箝製。今次推行廿三條立法的版本，相信會比十五年前的更為苛刻和強硬。中共以為自己處於強勢而可以一舉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令香港變為另一個新加坡，但未來廿三立法必然會喚起港人的鬥爭記憶而引發反彈，就如習近平稱帝引發內地民眾反彈一樣。

十五年前任職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最近在媒體面前評論廿三條立法，就表示2003年國家安全條例立法時，只是包括牽涉暴力的行為，但如果現時為國家安全立法「一定要考慮實際情況」，即規管發表言論等行為，日後發表支持港獨或者反對一黨專政的言論可能亦會負刑責。

現時，中共甚至愈來愈不需要通過中聯辦指揮香港建製派執行政治任務，而是直接由中共官員直接幹預。在去年12月底人大常委已經直接頒布一地兩檢的決定，完全無視反對聲音和關於它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在未來我們不能排除中共采取更強硬的手段，直接在香港頒布廿三條國安法。

結束一黨專政

中共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管控，下一步明顯是要針對「一黨專政」的口號，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反中國憲法。如果反對派真的取消此一綱領，無疑將淪為純粹花瓶。

早前，大人常委譚耀宗在兩會後表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可以被禁止參選。最近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再度表示有權禁止參選，林鄭月娥則表示很難保證。中共正在試水溫，測試群眾對於事件的反應，並且希望不斷重覆相關輿論而令民眾麻木。雖然現在群眾未有大規模反抗，但潛藏在社會的憤怒始終是會爆發的。

這一度令泛民政黨驚惶失措。泛民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街工議員梁耀忠呼籲其他泛民議員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時，因為多位議員不敢喊口號而造成尷尬畫面。雖然泛民主派實際上對於「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實際上只是等待中共逐步自我改革丶開放民主，但至少他們還在口頭上反對一黨專政。

泛民主派妥協

泛民主派面對威權統治完全沒有能力和意願動員群眾鬥爭，反而一再表現出軟弱妥協的姿態。除了上述關於「結束一黨專政」的事件之外，民主黨的妥協更進一步走得更遠。最近該黨黨慶晚宴更邀請了林鄭出席。民主黨前議員李華明上臺更為她獻唱一曲，則林鄭就馬上捐款三萬元以示支持。事件觸發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猜疑和憤怒。民主黨去年的黨慶晚宴已經被揭發由領展贊助，今年派出的立法會初選候選人，也被揭發與領展高層吃飯。

各泛民政黨內部都有進一步走向建製派和右傾的情況，造成各黨派的分裂。最近民主黨議員許智峰因為搶奪立法會職員的手機，黨內其他領導紛紛與他公開割席。許智峰在政治綱領上與民主黨其他政客雖然無大分別，但過去在抗爭行動上比較進取，因而被民主黨的保守領導視為負累。民主黨領導想利用事件製約許智峰，使他們的黨更加容易與林鄭「大和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民主運動，由基層群眾控製民主運動，並以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這在2010年中共和曾蔭權政府推出政改方案時丶以及在2014年雨傘革命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了雨傘運動，並希望盡快結束運動。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丶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自由派的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崩潰。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但事實上，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可以不靠群眾鬥爭就實現民主變革，無論是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製政權。而且在這些群眾鬥爭中，工人組織丶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是香港群眾的反抗運動發展的一個大問題。未來中國的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丶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派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變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丶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由工人階級所領導，才能挑戰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白色恐怖，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賺百億事故頻頻　港鐵加價激起民憤

港鐵去年盈利高達168億，但卻準備於今年6月加價3.14%，加幅連同去年凍結的票價一並計算。是次加價亦令本來因多次乘車延誤的罰款和下半年推出的車費優惠全部抵銷。今年加幅遠超通脹率1.7%，可見票價一如過往地帶動物價升高。港鐵推出的所謂「97折票價優惠」，只占每年近百億元利潤的不足百分之二，根本是玩弄數字的技倆。

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提出要「移除港鐵大山」，現在卻反口覆舌，證實為撈取民意支持的技倆。連她當初提出將政府收取的40億股息稅用於補貼市民票價，都已經無下文了。

公共資產私有化

政府擁有七成港鐵股權，是最大股東，但鐵路公司卻以炒賣房地產為主要業務。港鐵去年在客運的盈余逾10億元，但來自物業租賃及管理的盈余卻有近40億元。政府更表明以1,000元象征式地價，將高鐵的地皮和建築物租予港鐵營運，可見官商勾結之可恥。

政府堅持港鐵使用「可加可減」機製，讓其只要有通脹就可以提高票價，而不考慮其年年牟取暴利，變相確保可以年年加價。林鄭月娥更曾表示，港鐵作為上市公司，政府不可以控製港鐵加價與否，但2007年上市時實施的「可加可減」機製，卻是政府提出並在建製派護航底下通過的！

港鐵事故頻生，這與越來越多將維修服務外判，以及使用廉價國產列車有關。自2008－16年，港鐵平均1.4天發生一宗延誤8分鐘以上的事故。過往6年來，港鐵因嚴重延誤被罰款至少1.07億元。但罰款由公司繳交而不是扣減高層薪酬，對那些管理層根本不痛不癢。所以，港鐵主席馬時亨還有可以囂張地否認事故問題，更指社會上的批評聲音只是「口頭禪」！

服務質素不斷下降，但港鐵高層卻繼續家肥屋潤。行政總裁梁國權去年人工升2.7%至1520萬元，整個港鐵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薪酬則由9090萬元升至去年的1.02億元！

社會主義行動抗議港鐵加價，我們主張人人免費享用公共交通。我們要踢走港鐵腐敗的高層。管理層應由港鐵員工民主選舉產生，並只領取普通工人的薪酬。港鐵應該全面民主公營港鐵，以公共利益為先發展交通網路，服務市民的需要而不是以逐利為目的。

譴責有線高層漠視記者被性騷擾

香港國際欖球七人賽於4月8日舉行決賽，有線電視直播期間，現場的女記者郭海?突然遭兩名外籍男觀眾強吻雙頰，女記者隨即推開兩人並繼續直播。郭海?及後表示「無奈卻不能做到什麽」。

這種無能感源於職場父權文化。女性即使受到性騷擾或性侵犯，在現行製度下也投訴無門，甚至被合理化。有線電視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曾回應對事件「一笑置之」。有線電視發表聲明指事主不擬追究，但很難令人不懷疑員工是受到公司壓力以下為免「節外生枝」而采取這態度。整個過程足見性別歧視充斥職場，而父權主導的管理層往往輕視員工女權問題。

不出意料之外，在父權主義仍然猖獗的香港，在今次事件發生後網上出現大量責備受害者的言論。部分人指記者當時表現冷靜，因此根本沒有感到不快。有人指她小事化大，刻意博同情。也有人指這是「西方文化」，根本不構成性騷擾。在現今父權文化下，資方往往濫用「專業精神」作為藉口，迫使記者面對種種不公狀況都要啞忍。

平機會根本是無權力的跛腳鴨，只是一個用作裝飾的花瓶。主席陳章明公開表示，現時的《性別歧視條例》不涵蓋陌生人的犯案，因此事主不能控告性騷擾。類同案件也曾發生。2016年，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因為批評《東方日報》抹黑難民，受該報以性別歧視的言論作出攻擊，但向平機會投訴時卻被拒絕受理。

相對來說，法國發生了類同案件，但犯案者卻得到相對合理的懲罰。去年法國網球手艾蒙（Maxime Hamou）在賽後，強抱和強吻歐洲體育女記者，結果他被大會褫奪比賽成績，並禁其出席餘下賽事丶所屬球會被罰款。這是近年歐美me2運動和女權鬥爭所帶來的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有線電視漠視員工被性侵的態度。記者需要組織工會起來鬥爭，在職場內反對性侵犯的行動，並挑戰資方漠視甚至加強性侵文化的態度，反對父權資本主義。

全球25個城市抗議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抗議人士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篩選參選人，反對打壓言論自由以至一切民主權利。抗議人士亦舉起反對習近平稱帝丶寫上「結束一黨專政」的示威牌，也有人反對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反對政治迫害前議員梁國雄。

舉行抗議的國家包括澳洲丶比利時丶巴西丶加拿大丶加泰隆尼亞丶英國丶法國丶德國丶馬來西亞丶墨西哥丶蘇格蘭丶西班牙丶瑞典丶臺灣丶美國等。抗議地點包括馬德裏和墨西哥城的外交部，愛丁堡丶聖保羅丶哥德堡的中國領事館，以及在倫敦的香港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在比利時丶英國丶加拿大和瑞典，抗議人士亦大學及華人社區向內地人派發中文傳單。

今次是第二輪的國際抗議行動，上一次是在2017年10月舉行。國際聲援運動的聯絡人林子龍表示，今次參與抗議的城市比上次更多。「我們希望聚集世界各地的基層人士丶學生和工會領袖向中共施壓。我們不相信其他國家的政府，因為他們與中共的關系太友好，他們只關心商業利益，而不關心民主權利。」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網上聯署信得到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和工會人士簽署，包括美國歷史學家Noam Chomsky，也有愛爾蘭社會黨丶丹麥丶德國的國會議員，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運領袖，以及英國丶巴西丶香港和南非的工會領導。

過半港人支持難民子女獲居港權

盡管近年建製派政黨及報章大力抹黑難民為「假難民」和「罪犯」，超過六成人表示對難民的態度中立。這是2016年來，教大第二份就在港難民的民調。對難民觀感正面或中立的民眾今年的比率都要比兩年前稍為增加。

52%受訪者支持讓在港出生的難民兒童獲得居港權。在港難民人數只有8千人，即使全部獲得居港權也占香港人口極少部分。在現今的製度下香港難民是不可能獲得居港權，即使極少數通過政府審核機製的難民（約0.02%）也只能被批準轉送至其他國家。而現時有約200名難民兒童在港，他們在港長大，既沒有父母所來自國家的國籍身分，也因為沒有居港權，因而成為「無國籍孤兒」。

另外，支持難民獲得工作權的數字亦上升至34%。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三年，難民被迫依賴政府每月微薄的津貼度日。

建製派煽動種族歧視

只有24%受訪者支持設立難民禁閉營， 比2016年下降3%。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民建聯丶自由黨及新民黨為了煽動種族歧視撈取選票，極力鼓吹興建禁閉營。但在社會主義行動發起的反擊下，建製派的種族主義運動沒有取得效果。

結果顯示，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建製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以轉移本地民眾對社會問題的視線，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

泛民黨派一直不敢公開支持香港難民運動，也不敢正面回應建製派攻擊他們「撐假難民」。除了因為難民沒有選票之外，泛民也沒有信心爭取港人支持難民抗爭。過去社會主義行動組織難民多次抗議行動，也只有社民連願意參與。

但是今次調查證明，難民運動是可以爭取大多數的本地人支持的。香港基層群眾和少數族裔都受到政府的親財團政府所壓迫，理應團結鬥爭要求增加公屋丶醫療和教育，並且實現包括本地人和難民的八小時工作製。

爭取工作權難民立法會抗議

3月26日，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舉行少數族裔就業問題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約70名難民到立法會外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要求所有人獲得生活工資及八小時工作製。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及印尼難民成員Mira進入議會發言，

Mira發言感嘆道：「我的孩子問我為什麽要努力讀書，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其實他們即使考得最好成績，畢業後就是失業。」她又說：「很多難民被迫留在香港超過10年，因為要等待極為緩慢和苛刻的審核過程。我們很多已經在這裏落地生根，有家庭有兒女，所以要工作維持生計。」

Jaco直斥政府：「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勞動市場讓大部分工人過勞，同時又不讓難民工作。如果容許難民合法工作，香港工人可以縮短工時及享有更長假期。香港工人應該與難民團結一起抗爭，一起為改善勞動條件而鬥爭，反對財團牟取暴利。

難民Ani為工作權和居民身分而被判入獄

Ani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也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2012年，她因為工作而被逮捕，結果被判監4個月。在香港的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接受政府極為微薄的津貼渡日。

她已經與香港居民的丈夫註冊結婚五年，曾多次申請合法居留，但被入境處無理拒絕。她首次在2013年3月開始申請，至2016年5月才收到入境處回信，但最後被拒絕。2016年5月，她再次嘗試申請，但等待八個月後再被入境處拒絕。

由於她只能持有俗稱「行街紙」的臨時身分證，經常被朋輩的歧視和嘲笑。在深感絕望的情況下，她購買了一張虛假身分證。在今年二月，她被警察搜查到持有假身分證，在三月被判監入獄12個月。事實上Ani一早就應該獲得港人身分。

Ani的坎坷故事是難民中的一例。難民審批機製極為緩慢和苛刻，令很多難民在港生活十年以上，為求生存不得不冒險打工，但種族隔離的政策卻將他們定為罪犯。我們要求立即釋放Ani，並給予她香港居民身分，結束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臺，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臺，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糊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製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余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著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製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土地不足乃謊言　收回粉嶺高球場

林鄭政府一再延續過去政府的作風，無視民眾急切的住房需要，在社會上一再散布香港土地不足的謊言。近日土地問題的關註焦點集中在將於2020年租約到期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上。據調查指出，超過90%的民眾要求收回用地重新發展，然而政府官僚卻一心與民為敵，力保這個富豪遊樂場。

權貴霸占土地

占地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多年來以賤價出租，以招待僅僅二千權貴玩樂。林鄭政府為討好權貴富豪不惜睜眼說瞎話，稱這塊面積相當於荃灣市區的地皮僅能興建一萬多個房屋單位。事實上假如按照彩虹邨的建築密度興建新型公屋，粉嶺高爾夫球場可以興建超過十一萬五千個單位，容納超過二十八萬人，已可基本滿足現時輪候公屋的所有人。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搬出環保理由指高爾夫球場有三萬棵樹木是一個重要的綠化帶，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維護球場草皮耗水量極大且需施放大量農藥和化肥，並隨著下滲作用破壞汙染土壤和地下水。事實上國際社會早已有要求全面取締高爾夫球場的聲音，以「環保」為粉嶺高爾夫球場說項根本是赤裸裸的指鹿為馬！

香港除粉嶺外尚有其余五塊高爾夫球場用地，總占地380公頃，據估計共可建55萬個公屋單位。另外還有大量被新界鄉黑勢力破壞牟利的棕地丶以及三大地產商囤積的超過七百公頃的土地，足以滿足香港長遠發展和住屋所需。

我們主張立即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以發展公共房屋，並收回棕地丶廢除丁權丶肅清新界鄉黑勢力，沒收發展商囤積的土地作長遠民主的規劃，同時要將銀行及地產商民主公營化，置於工人階級民主控製。但這只有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政府才能做到。

社民連主席遭政治審判　還押候審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前年向廉署舉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及其丈夫涉嫌貪汙，但卻涉披露調查進度而反成被告，被控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三項罪名。吳文遠被法院裁定罪成，現時還押等候至5月28日判決。

根據法官在庭上的說法，吳文遠很可能會被判入獄三至四個月，是極為嚴厲的判決。參考其他相似案例，被告都只是被判罰款或社會服務令。據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Facebook專頁的資料顯示，2003年前民政事務局局何誌平的司機向無線電視製作部助理總監何麗全通風報信，指何受查，但只被判100小時社會服務令。此外，入獄三個月以上者的參選資格會被剝奪。種種跡象可見今次審判的政治色彩相當濃厚。

林鄭政府明顯想拉一派丶打一派，一方面嚴厲打壓激進民主派，另一方面拉攏溫和民主派使他們淪為政治花瓶。政府先取消梁國雄（長毛）的議員資格，通過政治檢控將社民連具知名度的領導人投入監獄，使他們不能參加選舉，務求使他們失去議會的資源和發聲平臺。社民連現時有4名行委被告。其中梁國雄被控普通襲擊罪，將於5月14日再次上庭。事緣去年四月立法會外有長者抗議，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期間受到親政府人士辱罵和推撞，梁國雄因而上前理論，與之發生沖突。此外，副主席黃浩銘在2014年占領旺角期間違反禁製令而被控藐視法庭，被判監4個半月，現時已服刑完畢。而在反對新界東北計劃的抗議中他被控非法集結，被判入獄13個月，現時尚未服刑完畢，正在申請保釋上訴。而香港眾誌的黃之鋒及羅冠聰雖然在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沖擊公民廣場案中上訴成功，避免了因入獄而被剝奪參選資格，但日後政府很可能以他們的「自決綱領」為由禁止他們參選。

同一天，極右種族主義組織青年新政的梁頌恒和遊蕙頌被控非法集結罪成。事緣二人在前年被取消議員資格後，被保安阻止進入議會重新宣誓期間與保安發生沖突。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要求撤銷所有對政治犯的控罪，並且釋放所有政治犯。威權統治降臨香港，反對派與林鄭並不會有真正的大和解，政治打壓只會陸續有來。現在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作出反擊。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著「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面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裏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裏後每公裏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沖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借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工人團結抗爭   打倒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不單撰寫社會主義的分析和傳播理念，我們也組織起來，將思想帶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鬥爭裏去。今年首季我們雜誌的銷售量比去年及前年有所提升，而定期捐款予我們的人數也在增加，反映了我們在實地上的支持正在增長。

三月四日，我們在香港的同誌──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團體KOBUMI一同發起了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這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和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約一百人參加了此次行動，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丶難民丶女權主義者和社運動人士。我們支持席卷全球（包括中國和香港）的#MeToo 反性騷擾運動，同時將此進一步聯系到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丶「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 等口號。

香港過去沒有深厚的國際婦女節傳統，沒有視這天為鬥爭的日子，但今年參加遊行的人數和外勞團體數目都比去年更多，確實是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這說明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工人團結抗爭的口號正在積聚起越來越大的力量。

在西班牙，我們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 及其領導的「學生聯盟」建立起名為「自由與戰鬥」的社會主義女權平臺，率先發出婦女節罷工罷課的倡議，得到了西班牙90%的中學生和80%的大學生的響應， 並成為推動今次西班牙婦女節百萬人大罷工的重要因素。

難民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繼續在香港難民鬥爭中發揮領導作用。3月27日，立法會舉行關於少數族裔權益的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在公聽會外舉行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並要求所有工人得到八小時工作製及生活工資。而且我們也到公聽會發言，譴責親資政府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陷入極為貧困的處境，而且還刻意製造種族歧視。

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積極投入抗爭， 反對中共獨裁政權與傀儡港府打壓民主。今年三月，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在臺灣出席論壇時說到，在中共專政倒臺之後，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或者成為聯邦的一部分。這番言論本來就十分模糊，只是在理論上標下註腳，但中港當局和建製派政客藉此指責戴耀廷「宣揚港獨」，並威脅要采取懲處措施。這不過是專製政府繼續打壓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藉口而已。在四月七日有兩千人參加的抗議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喊出「捍衛言論自由」的口號，並強調群眾鬥爭以及具戰鬥性的運動領導的必要，得到其他抗議者的熱烈回應。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臺灣的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現在正積極參加反對勞基法改惡和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運動，並在運動中提出戰鬥性的社會主義綱領和策略。而且今年以來，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舉行了關於資本主義與改良主義丶國際婦女運動和如何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講座，吸引了許多青年和左翼的參加。在資本主義走入死巷的今天，社會主義將得到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的認同和支持！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承受更大的國家鎮壓的風險和壓力，但最近一段時間見到反對習政權和資本家的抗議正在升溫。習近平三月「稱帝」引發反彈，超出當局意料之外。即使勞權分子受到打壓，工人鬥爭數字也在增加，包括本刊今期有報導的廣東工人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積極宣傳這些議題，並在盡可能的情下組織起來，故此我們於5月4 日與20多個國家的海外社會主義者及勞權分子舉行抗議。

若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八九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鬥爭

1989年六四屠殺已過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華人）不可磨滅的記憶。近年來香港六四紀念晚會均有10多萬人參加，而且許多參加者是1989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屠殺數千名（亦有估計認為過萬）工人和學生的中共政權，現在正繼續收緊在內地的高壓統治，同時也試圖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

自去年六四紀念日以來，在中共當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揮下，一系列政治打壓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改變。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將反對派議員提出立法會。較為激進的候選人則被取消參選資格。而且現在建製派聲稱，就算反對一黨專政也應該被禁止參選。此外還有更多的社運人士接連被判入獄。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和梁國雄再次受到政治檢控。同時政府也加緊推動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丶修改歷史教科書，並且表示會重新啟動廿三條立法。

與此同時，中共加強在內地的鎮壓，使一部分年輕人和工人逐漸激進化。北京驅逐「低端人口」丶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發布關於同性戀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網絡抗議。自四月底以來，盡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壓和逮捕，中國工人還是英勇地發起了多場跨地區的大規模罷工。

面對猛烈的威權攻勢和不斷累積的群眾怒火，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更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理解中共為何能打敗這場運動，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臺，而不只是儀式。

學生領袖的角色

八九運動是由學生率先發動的。他們的勇氣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市民。但是運動的發展也顯露出學生運動的局限性，必須吸引工人階級參加鬥爭。盡管1989年的學生領袖們有許多英勇事跡，但他們想要限製運動的發展，避免向中共政權發起全面挑戰，無疑是一個錯誤。他們主張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眾抗議的壓力能夠加強中共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從而滿足反貪汙丶反審查和施行民主的訴求。但是就像香港雨傘運動時一樣，中共如果向抗議者做出讓步，就會面臨致命威脅。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讓步，而是派出軍隊去鎮壓運動。

在5月中旬學生絕食之前，運動的勢頭已經開始減弱，是有組織的工人和更年輕丶更激進的學生讓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但他們沒有清晰的綱領和策略去建設和推進運動，因為他們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要消滅中共獨裁政權，代之以民選的丶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權，並用社會主義政策來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而且當時也缺少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如果有正確的領導，群眾鬥爭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這樣一個政黨。事實證明，阻止運動升級並沒有像學生領袖所想的那樣換來中共的「善意回應」，反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1989年學生領袖的錯誤並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於他們對於整場運動的願景。許多（盡管不是所有）學生領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場化」改革（盡管恢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嚴重貪腐正是八九運動的重要原因）。運動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及一部分學生對工人的排斥，給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訴求的運動增添了更大的阻力。這也讓鄧小平有時間去準備反攻。曾參加天安門運動的毛派學者李民騏（當時他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事後回憶道：「就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還狂熱地提倡關閉所有國有工廠並使得工人們失業的改革計劃。」所以便不難理解，為什麽學生們一開始甚至會被要求組成人煉，阻止工人參加遊行。

我們可以看出，這和溫和泛民的政策有多麽相似。泛民領導層認為通過談判就可以從中共那裏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因為他們害怕群眾鬥爭，擔心運動會激進化，擔心那些能夠威脅到資本家的政策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開表示，會選擇對香港經濟沖擊最小的日子發起「占中」。當激進的學生和青年無視一再拖延的泛民領導層，自行發起雨傘運動時，戴耀廷反而稱局面「失控」。這無異於重復1989年學生領袖們的錯誤。而現在，溫和泛民在威權打壓之下，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議，或者乾脆沒有任何反應。盡管中共毫無讓步的意願，可許多泛民領導人還是固守妥協立場，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們便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支持曾俊華和鼓吹「大和解」丶到今年補選政府踢走較激進的候選人時軟弱地提出所謂Plan B丶再到現在民主黨等泛民黨派試圖清除內部較激進的成員。這也類似於一些前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六四屠殺之後的反應。

就像在29年前一樣，中共不會在民主問題上做出真正的讓步，除非有一場運動的規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徹底摧毀中共政權，使它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協。否則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勝利，也會鼓舞內地的群眾抗爭，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民主鬥爭要想取得勝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眾鬥爭，並且提出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行動計劃；這進而需要將民主運動聯系能夠吸引廣泛的底層工人和團結中港群眾的訴求：大幅增建公屋丶全民退保丶八小時工作製丶生活工資丶以及優質且廉價的公共服務。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才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將爭取這些民主和民生訴求的鬥爭進行到底。

「國際支持」

溫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階級主導的丶真正有力的群眾鬥爭具有怎樣的重要性，他們也不願發起這樣的鬥爭，但同時他們自己又無力抵抗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於是他們便將希望投向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希望這些「民主國家」能夠提供幫助。但不幸的是，這只是另外一個幻想。在六四屠殺之後，西方政府迫於直接或潛在的群眾壓力，對中共當局表示譴責並采取了一些製裁措施。但是這些反應往往是局部的丶暫時的。就在六四屠殺僅僅一個月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為恢復正常的中美關系做準備。在中共統治者表明會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丶繼續為外國資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之後，西方政府與中國的外交關系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則采取消極的杯葛立場，指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無關。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地實現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獨裁統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實現本土派所倡議的獨立。不承認獨裁政權，並不會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內地，這樣會造成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但本土派卻主張割裂了兩地的民主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共統治。

現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時更加專製（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後幾個月的鎮壓浪潮），習近平將政治打壓升級到了自六四屠殺以來最嚴厲的程度，但美國和歐洲政府同中國仍然保持著密切往來。它們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除了偶爾的口頭譴責之外，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今年一月，英國首相文翠珊訪華時閉口不提人權，因為她最關心的是同中國簽訂大筆商業合同，以及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和地緣政治問題上的談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在貿易和南海問題上向習近平發出不少挑戰，但這是為了爭奪世界權力和利潤，不代表特朗普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他在2016年競選時他曾將天安門運動稱為是一場「暴亂」。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雜誌采訪時也曾說：「當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幾乎要垮了。學生十分兇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們，展示了力量。現在我們的國家顯得好弱。」

最近出訪中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一個「特例」。她與兩位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的妻子見了面，並且向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及」了人權問題。她因此受到國際資產階級媒體的稱贊。不過默克爾只是告訴維權律師的妻子，她會「繼續支持和關註他們」——就像她幾乎每次到中國時都會行禮如儀般表示的那樣。一方面，這是為了裝飾默克爾和德國作為歐洲領導者的形象，並沒有帶來任何實際的改變。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貿易戰的陰影，迫使中共容許德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權稍微表達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夠給香港民主運動以支持的，是各國的工人丶左翼和激進青年。現在社會主義行動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在努力建設國際工人階級和左翼的抗議運動，呼籲全世界勞動群眾反對中共在香港和中國的威權統治。

一地兩檢強行通過　立法會淪橡皮圖章

高鐵與一地兩檢弄得滿城風雨，面對社會的普遍不滿與懷疑，當局仍然決定加速立法程序，恢復立法會二讀及三讀。政府顯然希望能於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務求讓高鐵於今年第三季前通車。

為確保方案能夠如政府所願速速通過，立法會的建製派與政府內應外合，立會主席梁君彥強行限製議員辯論丶審議修正案及發言時數。梁君彥使二讀在6月7 日一天內以8小時完成，時間倉促根本不足以讓所有議員完成原本15分鐘的發言，變相連議員基本議事權也剝奪。除了梁君彥，早前5月初在一地兩檢委員會中，主席葉劉淑儀同樣強行「剪布」。不但將議員提問時限縮至1分鐘，又不合理地趕走4名議員離開會議室，最後更以平均10多秒速度作表決。

一地兩檢乃中共的「屠城木馬」，用意是開設兩個先例，首先是讓中國大陸的執法部門可以進駐香港直接執法。另外，港府本來打算任意扭曲《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因為中央政府去年12月甚至直接繞過港府和法院，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頒布決定，以展示中共可以淩駕香港所有統治機關的權力。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全面管治權」。

若果將一地兩檢理解為中共的政治任務，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局會如此著急於通過。早前高鐵的試行多次出現包括出軌等的問題，當局依然堅持項目會如期開通，完全以政治原因置民眾的安全於不顧。近日港鐵屢屢傳出各種醜聞，從沙中線紅磡站月臺鋼筋接口位剪短，早前已有察覺卻於最近東窗事發才推三阻四，最近歸咎於承建商工人，引起不滿；土瓜灣站被揭發未依圖則建造，鋼筋結構偷工減料；高鐵因建造時顧問誤算而導致路軌變形偏離丶列車出軌丶又被傳出列車未達歐洲列車防撞標準丶缺乏安全系統；高鐵西九龍車站暴雨期間出現滲漏，驚現水簾洞；到工程主管考試被揭大規模提示作弊，種種工程問題多不勝數。在修建工程之中出現兩層外判的情形，訊息更難流通丶各方難於協調之余，又因外判的剝削性質而損害工人權益，工程及其責任層層外判而相互隱瞞，掩耳盜鈴，終致今日諸多破綻表露，終致惡名愈加昭著。

政府以為猛烈的政治打壓，尤其重判梁天琦等旺角沖突示威者，就可以令群眾陷入沮喪，因而可以趁著沒有群眾壓力下而急急通過一地兩檢。但這必然是會造成更大的民怨並在未來引發更大規模的鬥爭。群眾將會再次反抗威權統治而令當權者付出沈重代價。

梁天琦被判監六年令人驚憤

曾經的本土派成員梁天琦被判入獄六年，讓香港人無論老少都感到震驚和憤慨。另外八名同案被告也被判重刑。同樣被裁定暴動罪成的盧建民將入獄七年。

這些判決是史無前例的。許多被告的刑期甚至比六七暴動領導人還要長。六七暴動導致51人死亡，並使用了過千枚炸彈。

社會主義行動從未鼓吹或者支持說暴動是政治鬥爭的方式之一。但是和大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我們不接受政府對於旺角事件的描述。政府一再拒絕像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之後那樣，成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事件真相。

馬丁•路德•金說，暴動是「被忽視者的語言」。暴動的發生往往意味著，有組織的集體鬥爭由於各種原因遭到失敗或者走入歧途。

前特首梁振英基於對民主運動的敵視，當時定性初一騷亂為「暴亂」。而且政府想利用旺角事件打垮本土派，進而打擊整個反對派。更有甚者（但並不令人意外），中共高官甚至說旺角騷亂是「恐怖主義」。當時梁振英在Facebook上發表狠毒的言論，指如果是發生在其他國家，「警察極可能槍殺暴動份子」。

不幸的是，本土派將自己送到了政府的槍口下。這是因為他們松散丶缺乏組織，而且也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社交媒體上的鍵盤戰士的人數並不能反映參加有組織的抗爭運動的人數）。

而且，所有主要的本土派團體都敵視其他群體，例如以種族主義對待內地平民丶以宗派主義對待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令他們自己陷入孤立。梁天琦為上庭辯護和製造輿論以減輕判時，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本土派，轉而向泛民尋求支持。這大概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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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思想在年輕人當中仍然很普遍，而且可能因為資產階級建製派無休止的政治打壓而壯大起來。但是本土派很可能會保持無組織丶「無領導」的狀態，無法真正威脅到獨裁政權。

盡管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的政治思想和行動方法，但我們也毫不猶豫地譴責「旺角暴動案」的嚴厲判決。

政府不僅想要擊垮本土派，而且想威嚇整整一代年輕人。無論是國歌法還是重推洗腦教育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政府想要傳達這樣一種信息：「激進主義」會受到懲罰，不要無謂抵抗威權統治。世界各地的專製政權都使用這種方法，但從未成功。

「旺角暴動案」審判：對司法公義的嘲弄

香港法院對於「旺角暴動案」的判決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

不同於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旺角事件並沒有造成死亡，也沒有搶劫或者嚴重損毀財物的行為。所有的怒火都只是針對警察，因為在雨傘革命裏，警察執行政府的政治命令去攻擊示威者。

目前已有25人因參與旺角騷亂而被裁定罪成，他們的刑期加起來多達71年。其中18名被裁定暴動罪成的被告的刑期平均為三年零八個月。雙十暴動造成59人死亡，但被裁定暴動罪成的人最高刑期也只有兩年。

被判入獄四年零三個月的莫嘉濤在被捕時只有十七歲。法官無視感化官的建議，判患有自閉癥的吳挺愷入獄兩年零四個月。

林鄭表示這場審判「完全沒有政治成分」，除了建製派的忠犬之外大概沒有什麽人會相信。中共想利用這場審判猛烈打擊整個香港民主鬥爭。

就像所有鎮壓性的統治製度一樣，這些措施最終也會對中共和傀儡港府造成反彈。人們從未像現在這樣清晰地看到，警察丶法院丶「議會」（如果它稱得上是議會的話）丶以及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等國家機器都是殘酷丶貪腐的政權的鎮壓工具。警察在雨傘革命中空前的非法暴行，永久地摧毀其公眾形象。

同樣，法院被公然用來打擊民運人士，嚴刑處罰梁天琦等人，也在令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司法製度感到憤怒並失去信心。

我們必須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從而重建群眾性的民主鬥爭。這場鬥爭要想勝利就必須要有革命的丶社會主義的鋼領，讓人們看到整個資本主義製度和國家機器都是腐朽的丶不民主的，「改革」和小修小補無法帶來真正的改變，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擊敗現在的鎮壓。

學生會杯葛六四晚會有什麽意義?

大約11.5萬人參加了今年香港的六四紀念晚會，其中包括數千名內地遊客。今年的人數比去年更多，出乎建製派的預料。

這場集會有力地表達了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態度。香港人不只是在紀念29年前那場幾近推翻中共獨裁政權的運動，也是經歷了兩年來對民主空間的打壓丶通過壓迫性的惡法丶政府操控立法會選舉丶政治檢控示威者等空前的政治打壓之後，表達出自己爭取民主的決心。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八間大學學生會連續第四年拒絕參加六四晚會，就顯得更加荒唐和脫離現實。

自2015年以來，本土派領導下各間學生會說杯葛晚會是因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丶對於支聯會和泛民的不滿丶以及反對「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

今年，學生會的杯葛行動再次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親政府的媒體說杯葛行動反映出民主派發生了嚴重分裂。偏自由派的媒體也大肆報導，不過由於各種原因，它們錯誤地認為學生會領袖在年輕人中很具代表性。

如此廣泛的媒體報道實在擡舉了本土派的杯葛行動。事實上，大量年輕人無視學生會的立場，參加了今年的六四晚會，可見杯葛行動並沒有得到那麽多支持。而且學生領袖也沒有像往年那樣組織其他的六四活動（盡管那些活動的成果都很有限）。

支聯會竭力將每年的晚會去政治化，使其脫離鬥爭，這的確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但是學生會所謂的杯葛只不過是跟隨在這種不滿情緒之後，而沒有將它組織起來或給予它方向。

而且今年的杯葛尤為無力，因為學生會除了發出聲明之外沒有做其他任何事。這說明右翼本土主義沒有前途。它指責泛民領導人不願鬥爭（我們也同意這一點），但卻沒有給出任何替代方案。

自林鄭就任特首已來，大學校園裏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當局利用港獨橫額事件進一步限製學生的言論自由。在浸大普通話事件中，校方懲罰抗議學生，以此來恐嚇其他活躍學生。本土派領導的學生會沒能動員起認真的鬥爭來抵抗這些攻擊，他們的宗派主義再一次孤立了自己。

不過自相矛盾的是，六四當晚學聯在集會場地外為自己的「抗爭者支援基金」籌款。他們做得很低調，而且依然沒有提出與泛民領導人和支聯會不同的政治替代方案。既然如此，與115,000名抗議者一同勇敢地反對當局迫害梁天琦等本土派丶反對打壓校園言論自由不是比杯葛更有意義嗎？所謂杯葛，表面上好像做了些事，但實際上什麽也沒有做。

香港學生不能接受這樣被動丶缺乏戰鬥性的學生會。社會主義者認為，面對政府的接連打壓，學生們迫切需要建立民主的丶戰鬥性的領導層，將學生會變成真正的鬥爭組織。

背景資料：學生會反革命的倒退
三年前社會主義者就曾警告過，大批學生對親泛民的學聯領導人感到不滿，而且雨傘革命沒能帶來改變也讓學生感到沮喪和失望，這會讓本土派從中得益。在學生眼裏，過去那些親泛民的學生會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組織。

在過去那些學生領袖的控製下，從來都沒有成為具內部民主的組織，這一點在雨傘運動期間表現得格外明顯。年輕人在雨傘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真正具有戰鬥性的學生會本應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去動員和組織學生丶討論運動的政治任務，但實際上學生會卻自甘於次要角色。

盡管個別學生領袖的確成了雨傘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背後往往沒有任何實際的組織力量。

在雨傘運動次年，本土派利用學生的不滿情緒奪取學生會的領導權。但是本土派領導下，過去的那些問題（官僚主義丶缺乏基層參與和內部民主丶缺乏群眾動員）變得更加嚴重。沒有人會說現在的學生會比過去強大。

香港：五萬人七一上街 呼喊結束一黨專政

七一遊行已連續舉行16年，今年亦有數萬人參加。示威者無視獨裁政權的威脅恐嚇，呼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七一是香港結束156年英國殖民統治、主權移交給中國的周年紀念日。但自從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阻止廿三條立法之後，這一天便成了上街日。現在政府試圖重啟廿三條立法，同時還在推行其他許多打壓民主的措施。

今年也是林鄭月娥就任特首一周年。中共操控的選舉委員會在去年以777票的低票數將她「選」為特首。在林鄭當政的一年裏，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民主權利受到空前打擊。就在七一前，港府將反民主火力開到最大。

警方的刁難

警方將以往的遊行集合地點批給親中團體，不允許遊行隊伍使用，然後又表示示威者若不遵守新的路線將會被捕。在七一前的幾周裏，許多媒體都認為遊行者會和警方爆發沖突。與此同時，中共喉舌《大公報》宣稱七一遊行「違法違憲」、應被取締。

不過遊行當日並未發生沖突。警方擔心如果挑起沖突，自己將會受到公眾指責。可見警方幾周來的威脅恐嚇不過是一場心理戰，為的是讓群眾不敢參加遊行。

盡管今年的遊行人數只有5萬，少於去年，但仍然是一場有力的抗議。而且就在一個月前，有115,000人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會，紀念八九年被中共屠殺的青年和工人。

導致遊行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政府和警方的恐嚇，而是主流泛民政黨自林鄭上臺以來便全線退縮，沒能承擔起領導責任。

「他們沒有提出任何新的鬥爭策略去抵抗威權政府」，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評論說：「不過盡管泛民領導層軟弱，今天還是有5萬人上街。如果在運動中明確號召罷工，首先可以是全港一天總罷工，同時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和青年一同鬥爭，將會更大的反響。」

禁止參選

政府和主流媒體宣稱今年的遊行人數是「最少的一次」，也就是暗示說民主運動的支持度正在消散。過去幾年裏，港府對七一遊行的反應都比較謹慎低調，而且會發布聲明說它「理解」公眾的憂慮。但是今年港府卻囂張地說遊行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政府的新聞公告說道：「任何不尊重『一國』、無視憲製秩序、嘩眾誇張、不實誤導的口號，皆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不利香港的發展。」這裏所說的「一國」是指中共政府對於「一國兩製」下部分自治的香港擁有主權。

政府正在加緊打壓「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反對派候選人如果不放棄這句口號，就會被禁止參選。這種做法對於普通工人和青年沒有多大影響，他們的怒火仍在增長，但是會讓溫和泛民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想看到群眾鬥爭，他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和政府發生沖突。

空前的打擊

中共和傀儡港府不斷對香港民主權利發起新的打擊，試圖消滅民主運動。自2003年以來（或者說自1989年以來），在香港這個有730萬人口的城市，已有數百萬人次參加過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

在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有120萬人參加了集會、占領和反政府抗議。雨傘革命是1989年之後中共獨裁政權所遭遇的最嚴重的政治挑戰。政府現在實行種種打壓措施，以圖避免重現當年的情形，但是它註定會失敗。而且現在中國的群眾鬥爭也正在趕上（而且很可能會超過）香港。

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沿途設置街站，售賣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我們的口號是『重建戰鬥性民主運動』和『打倒獨裁政權』。同時我們也提出，需要建立擁護社會主義政策的工人群眾政黨，並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說：「我們認為，反對威權統治的鬥爭也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獨裁政權。」

林鄭執政第一年大事記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宣誓就職。習近平訪港發表講話，警告香港人不要觸碰北京的「底線」，並再次攻擊港獨思想。

2017年7月14日：繼2016年底踢走兩名本土派議員之後，政府再次清洗立法會，四名泛民議員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資深社運人士、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林鄭政府將五分之一的反對派議員踢出立法會，事實上推翻了2016年的選舉結果。

2017年7月25日：政府宣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表面上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時間」，實際上是打開了大陸警察和邊境人員在香港執法的先例。

2017年8月15及17日：法院重審有關雨傘運動和反新界東北發展抗議的兩宗案件，首次有青年社運人士被判處嚴厲刑期。香港眾誌的黃之鋒和社民連的黃浩銘等16名被告盡管已經完成之前判處的社會服務令，但此次仍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20日：16名社運人士被改判入獄僅僅幾天之後，14萬人上街抗議法院判決和政府操控法院。遊行並非主流泛民政黨發起的，他們只是被迫跟隨，而且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麽多人參加遊行。

2017年10月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歌法，「侮辱」國歌將會受到處罰。香港政府宣布將會進行國歌法本地立法。國歌法主要是為了打壓反對中共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在球賽現場噓國歌的香港球迷。

2017年12月15日：六名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後，建製派取得立法會絕對多數，得以修改議事規則，削弱了反對派拉布的權利。

2018年：政府對民主派示威者的檢控變本加厲。一月有6場審判，共43名被告；二月6場，27人；三月8場，46人；四月5場，27人；五月3場，21人。今年以來，已有4場有關雨傘運動的審判，共47名被告。因參加雨傘運動而受審的人數增加到至少266人，被定罪者增加到至少100人。

2018年1月17日：16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裁定罪成。16人均被判入獄，包括已經因「占領公民廣場案」在2017年8月被判入獄的黃之鋒和黃浩銘。16人均已提出上訴。

2018年1月27日：香港眾誌的周庭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聲稱，周庭被禁止參選是因為香港眾誌要求「自決」。但2016年眾誌羅冠聰參選並當選立法會議員時，選舉事務處並沒有表示反對。

2018年3月11日：政府清洗立法會後留下六個空缺席位，其中四個在今年三月進行補選。總共有三名候選人被禁止參選。泛民和建製派各贏得兩個席位，意味著泛民丟掉了上次選舉贏得的兩個席位。補選過後，香港唯一一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宣稱，任何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都可以被禁止參選。

2018年3月16日：政府宣布正在草擬《國歌條例草案》。草案提出，「侮辱」國歌者最高可被罰款五萬元及判監三年。

2018年3月17日：習近平宣誓就任國家主席，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任期。此前全國人大已經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製，為習近平的「終身統治」鋪路。中共從過去的「集體獨裁」變成「個人獨裁」，強化了習近平當局的壓迫性，但也出人意料地引發了大規模網路抗議。

2018年3月30日：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幾周前在臺灣一個論壇上的講話，盡管戴耀廷只是模糊地說到港獨作為其中一個政治願景。建製派要求檢控他並開除其教席。戴耀廷的講話變成了建製派用來打擊言論自由、為重推廿三條立法造勢的靶子。

2018年5月28日：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向廉署舉報一名高官涉嫌貪汙，但卻因披露調查進度而被判監四個月。吳文遠辯護說此事關乎「公眾利益」，自己有責任向公眾交待，但法院卻不予承認。吳文遠所受的嚴厲判決是一個標誌性的政治事件，再一次證明政府將較激進的社民連視為重點打壓目標。

2018年6月11日：法院對「旺角暴動案」做出空前嚴厲的判決，將香港本土派代表梁天琦判監6年。「旺角暴動案」被定罪人數增加到25人，總刑期長達71年。

2018年6月14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和建製派使用前所未有的專製手段打壓泛民議員，強行通過了一地兩檢法案，事實上將即將投入使用的香港高鐵站變成了一所巨大的公安局。

港鐵建築醜聞變成政治危機

承辦本港多項基建項目的港鐵最近接連爆出工程醜聞，繼高鐵工程不斷超支延誤丶試車出軌外，醜聞更擴散至本地多項鐵路工程，當中以沙中線的工程最為嚴重。

五月中，傳媒得到工程分判商中科興業爆料，新紅磡站工程用來支撐月臺的部分鋼筋被剪短。鋼筋的支撐力度不足，隨時會導致月臺崩塌。據報港鐵公司早已於2015年8月悉知工程問題，卻沒有通報公眾，更向分判商施壓要求噤聲。

到了六月，沙中線再次爆發醜聞，土瓜灣站的通道墻壁工程偷工減料，墻身厚度被削減。6月17日，沙中線前線工作人員揭發會展站挖掘工程問題。事件發現工程偷工減料，沒有放置足夠的支撐架，事件的嚴重程度可導致整個施工地盤倒塌。這個工程同樣由禮頓負責，並與中資的中國建築聯營。根據路政署報告，港鐵早在五月初發現問題，同樣沒有主動公開通報。

禮頓至截稿前仍然沒有公開回應事件，而港鐵主席馬時亨卻坦然對其「無符」，甚為鬧劇。政府只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不過委員會只限於調查紅墈站的事件，不會過問其他工程醜聞。

香港基建項目頻頻揭發醜聞，可見造假並非個別事件，而很可能是長期的腐敗問題。政府近年來大興土木，建設大白象工程，這些全部都是以外判形式興建。判上判的模式，讓政府丶港鐵丶承建商等在出事時將問題諉過他人丶推卸責任。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林鄭月娥上月還維護馬時亨，但現今政府開始表達對港鐵通報機製的不滿，企圖以不知情而逃避全部責任。在社會的輿論壓力下，政府甚至可能會更換港鐵高層。

對於當下的工程問題，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徹查全部問題並且追究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不過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製，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社會應該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譬如高鐵等的大白象項目，將資源重新投入並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時代廣場移除劉曉波銅像　 政治打壓趕盡殺絕

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

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一周年。香港支聯會及社民連六月中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擺放劉曉波的銅像，以喚起公眾對中國民主的關註。然而，時代廣場方面以活動「滋擾商戶」為由阻止，更威脅向法庭申請禁製令以作驅趕。

但實際上，商場前的空地乃公共空間。且該空間同時卻擺有商場主辦而占地更大的動漫展覽，卻沒有被趕走。時代廣場由九龍倉集團所持有，老板吳光正本人更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商場明顯要政治打壓，避免「政治敏感」議題。

由於挑戰禁製令需耗十數萬訟費，最後支聯會及社民連無奈決定撤出時代廣場，搬到銅鑼灣行人專用區繼續活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剝奪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林鄭政府拒絕美國要求引渡疑犯

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報告提及，美國政府曾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但去年10月遭特首林鄭月娥應北京政府要求拒絕引渡，並將疑犯交由中央政府拘留。這是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疑犯為澳門人熊日（Iat Hong），涉嫌在澳門入侵兩間美國律師行的內聯網盜取上市公司的信息，於2016年12月在香港被捕。美國政府申請引渡疑犯，但在10個月後，香港政府拒絕引渡申請，因他亦正被中央政府提出另一宗刑事檢控。

港府最後將該疑犯移送至中央政府，而北京政府沒有再就如何處理該名逃犯提供任何資訊。

事件反映香港的出入境極為受中國幹預。去年十九大期間，英國維權人士Benedict Rogers由香港被遣返，明顯在敏感時期中共接管了入境處。中共對香港政府的政治操控。當然美國政府也是大力幹預世界各地政府的出入境以達到政治目的，例如針對斯諾登。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操控香港邊境。只有邊境控製權由人民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控，才能保障公平的出入境自由。

市民住屋縮水 地產商錢包發水


香港樓價連年不斷打破世界「最不可負擔」的紀錄

超過20萬窮人居住於比監倉更細小的劏房內。但即使是較富裕的買家（通常是家長幫孩子付首期）也開始搶購納米樓。

這些單位的面積大部分小於200平方呎，但平均售賣卻高達4百萬元，以呎租來計算比大單位更貴，因而獲得地產商的青睞。地產商是香港的真正統治者。對他們來說，房屋是用來讓他們發水，而不是用來為群眾提供舒適的家，現在連較富裕的買家都成為了受害者。地產商愈來愈富，但平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窄，也越來越昂貴。

據《福布斯》雜誌的資料顯示，香港最有錢的頭50名億萬富翁的總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00億，達到3070億，即在一年內上升了24%。這也打破了世界紀錄！

林鄭的威權統治一周年 鬥爭如何走下去？

七月一日林鄭月娥上任特首的一周年。林鄭上任後加強威權統治，特別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議員資格後，政治形勢進入了新的階段。習近平去年七一強調中共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強硬地打壓香港僅有的民主空間，削弱立法會權力、更明顯地利用法庭政治審判示威者、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通過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等法例。

上任以來她一直將打壓群眾抗爭的任務外判予法院及建製派政黨，避免像梁振英般發表強硬的反民主言論，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務員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無疑對很多支持民主運動的青年來說都是一個挫敗。政府可以在短期內製造寒蟬效應，但青年的憤怒情緒只會更深。現在對大部分青年來說，「法治已死」和「政治審判」已經變成共識，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壓力之下也需要開腔向公眾自辯，為自己的政治審判行為開脫。

中共不但要通過這些法例，更要在這過程中展示無上權力，企圖令群眾運動感到挫敗，因此往往以更強硬、更無視民意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可以說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兩檢由人大常委直接頒布決定，完全無視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開向香港法庭施壓，指香港法庭不應受理對一地兩檢的司法覆核。此外，中共想將立法會變為人大會議，避免它繼續成為政治辯論的場所。在今年初修改議事規則之後，現在建製派正準備將因為違反議事規則而被逐出議會的議員禁止開會一年。這將會封殺議會抗爭。

中共最理想的目標是把香港變成像新加坡那樣，群眾抗議和集會受到全面壓製，言論和出版自由蕩然無存，政治版圖上只會存在一些忠誠反對派作為花瓶。事實上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今天，全球各國政府也視這種威權統治模式為典範。一方面可以鎮壓群眾反抗和控製新聞資訊，同時又可以與全球金融體系保持密切連系。因此最近特金會後，特朗普稱贊金正恩的「強硬統治」，及後一星期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訊號。

「全面管治權」

習近平在中國內地全面集權，收緊對於地方政府的控製，對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來中共越來越公開地直接統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協經常高調發表言論向香港的法庭和議會施壓。過去在梁振英時期，中共讓中聯辦占主導角色，由中聯辦將政治任務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團（包括政黨、財團、親中學校等機關）。現在中共更多的是通過人大和政協直接幹預香港，推動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樣擅自搞風搞雨。但這種直接統治並不會順暢，因為意味著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難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讓步以舒緩民怨，也很難讓主張「大和解」的泛民領導展示他們的成果以合理化他們的妥協。

林鄭似乎希望在上任一周年推出房屋空置稅，企圖擺出壓抑樓價的姿態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當年的雙辣招一樣，這樣政策對壓抑樓市基本上毫無幫助。現時全港地產商若有9千個落成後沒有推出發售的單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稅，迫使地產商售出全部囤積的私人單位，根本對壓抑樓價毫無幫助。

建製派的恐嚇

由於近月建製派開始攻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指控其為違法違憲，威脅可以剝奪任何支持這一口號的人的參選權。這意味著整個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體取消議員資格。然而今天六四集會的人數仍然高企。七一遊行民陣在群眾壓力下正確地采納了這一口號為主題，雖然它並未有明確指出群眾運動要如何達到這一目標──與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以打倒中共政權及資本主義為綱領。香港警方開始對七一遊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嚴格的限製，強製市民在維園草地出發，並威脅控告中途加入的遊行人士「非法集會」。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報》表示應該取締七一遊行，因為這是「抗中亂港」、「違法違憲」。當然大公報是建製派機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個，但在今天愈強硬愈當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親北京政客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附和這一調子。這是中共推動鎮壓的策略，先擺出最強硬的立場測試民意，在激起輿論反彈後稍為撤退，然後慢慢將這一強硬立場「正常化」。不過獨裁者明顯自視過高，由2003年反廿三條50萬人大遊行開始，七一遊行已經成為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記憶。如果對這個香港抗爭的重要陣地作出攻擊，只會激發更多港人的憤怒到臨界點，激起新一階段的群眾鬥爭。

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重建民主運動，讓運動由基層群眾掌控。運動不應自我局限在爭取民主訴求之內，也應該通過建立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處理香港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危機。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運動，並希望盡快結束運動。

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成為鬥爭的剎車掣。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向習帝請願，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社會變革從來不是依靠與當權者妥協達成，而是依賴不斷的群眾鬥爭去奪取當權者的權力。無論是歷史上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製政權都是如此。工人組織、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在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會人數等例子，已證明香港群眾是準備與政府鬥爭的。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宏光護老院外勞罷工抗爭　追討欠薪加班費

6月14日，位於觀塘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工人抗爭，共10名來自中國廣東的外勞女工集體辭職，抗議資方長期對工資及工時的嚴重剝削，以及對員工做出的恐嚇行為，要求追討百多萬元的欠薪，。由於所有外勞本來居住於公司宿舍，故她們發起抗爭後無家可歸，並搬到政府總部外紮營留守抗議。6月16日，工人在政總外發起抗議行動，社會主義行動丶工黨丶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我們支持工人的抗爭並聆聽她們的憤怒聲音。6月17日，宏光工人參加了印尼及菲律賓外勞的國際家務勞工日集會，展示了工人階級可以不分國族團結鬥爭。

超剝削的工作環境

這些女工大多都來自廣東省，來港後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雖然合約訂明的工時為每天9小時，但實際上她們需要每天工作12小時，每天超時工作至少3小時，有時公司更要求工人連續24小時工作。另外，公司亦克扣工人的每周休息日和至少7天的年假，工人每年只有共24天的假期回鄉探親，也就是說工人的每年法定假日（52日周假+7天年假）被克扣了至少35天。

這些外勞是經過政府的《補充外勞計劃》來港工作的。雖然政策訂明同工同酬：「其工資至少須相等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每月工資的中位數，所享有的待遇亦不會比本地工人按勞工法例所得的為差」，而且亦要符合法定最低工資。但實際上資方一直在走法律漏洞，提交給勞工署的工作合約上的工資為$12,000，但公司以提供住宿費為由將實際工資減至$10,800。另外，工人每兩年簽一次合約，每次公司都會巧立名目征收2.1萬人民幣和2萬港幣的「勞務費」，變相每月克扣約$2,000的工資。

以工人實際月入約$8,800來算，每月沒有休息日工作30天，每天工作12小時，工人們的時薪只有$24.4，遠遠低於最低工資的$34.5，可見雇主其實在一直在違反法例。據了解，資方多年來克扣工人工資丶休息丶超時工作補水等的金額合共約700萬元。今次工人抗爭的基本目標就是追討全部欠薪。

無故解雇丶人身恐嚇

這次鬥爭的觸發點，源於公司最近無故解雇其中一名工人。被辭退的黃女士在院社工作了8年，於5月28 日在沒有原因之下突然遭公司解雇。「公司要求我簽署『糧單』，又威脅不簽署的話會直接找人送我返大陸，並甚至報復在鄉下的家人。」事實上，資方過去曾多次對工人惡言相向，威脅工人不要到勞工署或工會投訴。事件發生後，令其他外勞工人都感到非常憤怒，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受害者，因此其他9名外勞決定一同集體離職抗議。

政府縱容私營院舍

這次宏光護老院剝削外勞事件，連同2015年劍橋護老院虐老事件，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院長性侵女院友事件，反映政府多年來毫無監管，縱容私人院舍欺壓院友和工人。而問題更甚的，是政府不斷在推動安老服務的私營化，現時安老院舍宿位的公私營比例為37:63，而且公共資助的宿位嚴重不足，輪候時間高達37個月，每年有約6千名老人在輪候宿位期間死亡。私營院舍為了牟利，往往會輸入外勞來剝削工人，同時以高昂的收費提供參差的服務。私營院舍的每月收費動輒過萬元，一般基層家庭根本難以負擔。這些院舍很多環境惡劣，每名老人擁有的空間只有6.5平方米，在晚間一名護老員甚至要照顧40名老人。

現時私營院舍大多聘請廉價外勞，今次事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長者照顧服務。

外傭發表中介調查報告　揭露政府假監察真縱容

《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自去年1月起在港實施以來，政府指用意是規管中介公司。但一年以來守則被證明根本是無牙老虎。最近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及印尼移工社群（KOBUMI）進行調查，訪問了452名外傭，發現中介濫收費用丶剝削外勞的情況十分猖獗。

新來港外傭平均支付9013元中介費，是法定上限的20倍。法例規定中介公司只能收取外傭來港首月薪金的一成，但調查顯示56%受訪外傭被雇傭中心違例，另有三成人須在獲發首月薪金前繳費。

團體曾以外傭身份到十八間雇傭中心放蛇，有七間表明經他們尋找新雇主時，需支付三千五百元至一萬元費用。另一點是，24%受訪外傭被沒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做法違反守則。這種剝奪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是威嚇外傭的行為，使她們即使面對中介或雇主違法時也不敢發聲。

亦有約百分之十的受訪外傭指中介機構曾安排他們向財務公司借貸，以逃避直接參與非法收費的罪行。很多外傭來港後為了繳交中介費而負債累累，首半年根本上是無償勞動，也因為負債的壓力，即使收到剝削和壓迫也不敢發聲。

政府事事以財團利益行先，這些擺明車馬違法的中介公司往往被縱容。勞工處自守則實施以來，九成中介公司違反至少一項條例，但只有七間被撤銷或拒絕續發牌照。

依靠政府的守則或法例根本毫無實權規管吸血中介公司。外傭需要組織起來積極鬥爭，並且與本地工人階級一起團結鬥爭，要求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取締所有私人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雇。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資本主義的「現代奴隸製」。

新民黨容海恩攻擊外傭    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

5月27日，多個外勞團體發起遊行，抗議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種族歧視。容上月在立法會上指外傭周末在公眾地方霸占道路、進食和睡覺，影響巿民生活和公眾衛生。約三百名外勞舉起「反歧視」、「反對現代奴隸製」等標語，要求容海恩道歉。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我們諷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如希特勒一般種族歧視。

建製派種族歧視劣跡斑斑

新民黨一向極為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新民黨煽動種族歧視、製造社會恐慌、並攻擊民主派以撈取選票，極力抹黑香港的尋求庇護者為「假難民」，又支持政府興建難民營。2015年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曾發表極為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的言論，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引起多個外傭團體抗議。

新民黨不但攻擊外傭，同時也是反對本地工人權益和民主權利的政黨。可見本地群眾與外傭有著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團結鬥爭，反對種族歧視和資本剝削。

附和政府的壓迫性政策

在港外傭人數達到38萬，為社會製造龐大的經濟成果，可是她們卻被政府的政策所歧視。外傭占據假日路面，是因為雇傭同住條例下，外傭沒有自己的居所，在假日只能逗留在外。而香港極為缺乏公共空間。政府拒絕為外傭興建假日休憩設施。

「雇傭同住條例」令外傭失去外出住屋的自由、被迫與雇主同住，令性侵犯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香港住屋狹窄，外傭大多都欠缺自己的房間，女性私穩被無形中被打壓。政府亦一直縱容中介公司濫收外傭中介費，令外傭欠債累累，外傭工時更是全港之最，逾四成外傭每天工作16小時。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容海恩的言論。我們要求開放所有公共設施讓外傭使用，而政府亦應大量增建公共設施以容納38萬名外傭以至全港人士。我們要求取消雇傭同住條例，並大量興建公屋讓外傭居住。

打倒「貴族學校」！打倒階級歧視！

近日，私立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宣布將於明年新學期取消中文科繁體字教育，一律只提供簡體中文課程，引發爭議。據報導稱，香港本地學生家長對此反應激烈，認為學校並未事前咨詢家長。此事亦觸動了部份人對於中港兩地對立的神經，認為校方有意迎合中共政權打壓香港語言及文字的地位。毫無疑問，哈羅作為一所私立學校必然盡一切手段迎合中共與香港政府的好惡。而政府優惠貴族學校的政策，令教育資源分配更集中在富人手上，製造階級傾斜。

現時全港約有五十間此類私立「國際學校」。加之在政府政策的傾斜下，這些學校更成為「精英」「優質」教學的代名詞。當然，入學的費用同時亦相當 「精英」和「優質」。以此次事件的主角哈羅香港國際學校為例，學校發行所謂的「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及「個別債券」，認購金額分別為300萬及60萬港元，供家長認購作為子女必要入學條件，2016年「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金額更增至500萬，另外學費約15-18萬一年，還未包括每年6萬元的住宿費用，相當於一個香港一般工人全年收入，根本遠非一般香港家庭可承擔。

而政府政策亦大幅向此類私立學校傾斜，哈羅香港校舍占地3.79公頃，政府每年竟然只收取1000元的租金，另外還有6間國際學校也是如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絕大多數學生的公立學校所得的待遇卻慘不忍睹，政府投放於公共教育系統的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處於墊底位置，甚至不如埃塞俄比亞，不但堅決拒絕推行小班教學，連學位安排都毫無章法得過且過，以致個別公立學校出現數年間由收生不足幾乎被「殺校」、轉眼間新學年擴編至一級九班每班40多人的情況。政府對公立教育系統不僅欠缺長遠規劃，連短期的安排都一塌糊塗。

社會主義者故然支持學生、家長和學校民主地決定教學政策；學生有選擇接受哪一種語言和文字教育的權利。但在此之前，我們亦同時要求廢除一切私立貴族學校，所有學校全面公營，大幅增加教育開支，提供面向全民的免費優質公共教育。

社義行動致力重建工人鬥爭　反抗專製政府

中國內地正走入瘋狂鎮壓的「習帝時代」。正當中共政權正在收緊對香港控製，建立群眾抵抗的戰略和綱領變得更加迫切。社會主義行動努力應對這一挑戰。我們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而我們每天的抗爭行動都是為了這目標而前進。

五一國際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及難民聯會舉行反種族主義遊行。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及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亦有出席。這是勞動節唯一一場集結不同國族的國際主義遊行，當中包括印尼、盂加拉、美國、蘇格蘭、香港人等。隊伍約一百人，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打出「團結抗爭　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的口號。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勞動節遊行不單是為了表達憤怒，也展示了需要什麽理念來提高香港以至亞洲地區鬥爭的水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內地工人鬥爭。內地龐大的工人階級如果得以組織起來，中共獨裁政權的生命將會進入倒數。因此我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將不同鬥爭連結起來，並學習當中的教訓。5月15日，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和八小時工作製。

6月16日，社會主義行動、工黨、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宏光護老院的內地外勞在政總外發起的抗議，反對公司克扣工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發言時表示，罷工工人是婦女、外來移民和工人，受到三重壓迫。我們支持工人一切訴求，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種族分化。

社會主義者一直站在反種族主義鬥爭的前線。5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Kobumi、社民連、工黨及其他外傭團體，到以色列領事館及美國領事館抗議，反對屠殺加沙人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反對種族主義及國家暴力。6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外勞團體舉辦的國際家務勞工日。

5月27日及6月4日分別是六四的周年遊行及燭光晚會。今年是威權主義攻勢以來的首個六四。社會主義行動打出「打倒習帝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由於中共企圖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出版「結束一黨專政違禁品」T恤以作諷刺，大受抗議者歡迎。

維園燭光晚會有11.5萬人參與，這反映了群眾對去年以來政治打壓的憤怒，也見到港人沒有為民主鬥爭感到灰心。對專製政權和親商政策的不滿是前所未有地高漲。如果有一個清晰的領導，基層群眾是準備站出來的。但現在欠缺的正是一個引領群眾鬥爭前進的領導力量及組織方法。社會主義行動正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作為連結這場鬥爭的鎖鏈，因為至今只有政府一方清楚自己的鬥爭目標。群眾指望泛民主派，但泛民領導一次又一次的猶豫不決，未能真正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攻擊，並將鬥爭限製在司法挑戰以及立法會的沖擊畫面內。

社會主義行動介入在不同的工人、外勞、女性和民主鬥爭之中，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力量鋪路。工人階級政黨可以在未來幾年成為反專製鬥爭的主要力量。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政黨被取締   標誌著鎮壓的新階段

今年7月，中共指揮的政治打壓繼續擴大，保安局和香港政府打算使用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社團條例》取締尋求港獨的民族黨。種族主義的香港民族黨自吹自擂，為自己造勢，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很小的組織。政府明顯是用它來試水，準備更嚴厲地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在過去兩年裏，政府發起一系列政治攻勢，頒布新的壓迫性法律，禁止一些反對派參加選舉，並將參加反政府示威的青年民運人士投入監獄。

這是自主權移交以來該條例第一次被用來打擊政治組織，標誌著中共和傀儡港府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旦保安局發出禁令，以民族黨成員身分參加活動或者向該組織捐款均會是違法行為，最高可被罰款十萬元及入獄三年。

政府一開始給了民族黨三周的申訴期，但司法程序只會是一場表演。不過在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代理律師提出抗議後，申訴期延長至七周。盡管延期不太可能對最後的結果造成太大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也說明香港政府和警察一開始過於自信，誤判了形勢。政府每一次攻擊民主權利，都可能引發群眾的憤怒和抗議，盡管民主運動的泛民「領導人」沒有任何反擊。延長民族黨的申訴期，說明政府意識到法院有可能不同意取締，或者至少會推遲審理，而這會令政府大失顏面。

反擊林鄭政府的白色恐怖不能只依靠法院，而且法院正日益成為政府的工具（除了個別情況下會表現出一些「公正」）。不過政府猛烈打壓言論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甚至已經令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感到驚慌。取締民族黨就是最新的警號。

政府於外國記者會（FCC）之間的沖突就是一個例子。外國記者會邀請陳浩天於8月14日進行演講，而政府則威逼它取消這個計劃。前特首梁振英作為政府的非官方發言人，政府可能會收回租給記者會的辦公室。而且政府還阻止記者會直播陳浩天的演講。

不過對於林鄭政府來說，這樣做代價高昂。它沒辦法解釋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力氣取締像民族黨這樣一個根本算不上政黨的政黨。而且政府的行動反而宣傳了陳浩天，讓他從一個邊緣人物變成國際知名人物。就算取締了民族黨這樣一個只是名義上的政黨，陳浩天還是可以照常演講和發聲明，而且現在他的關註度比過去更高。所以政府的嚴酷舉措明顯不是針對民族黨，而是為了抓「大魚」。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民族黨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它的種族主義立場和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幻想。民族黨要求把所有大陸人趕出香港，體現出它如特朗普一般極為反動的種族主義。這只會幫助同樣這只會幫助同樣奉行種族主義的中共政權分化香港和內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全世界勞動群眾團結鬥爭，一同對抗真正的敵人，也就是富豪的威權統治。但政府的真正目標不是民族黨，它明顯是想要以此為先例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打擊其他反對政府及其反民主計劃的組織。

政府將這樣一個沒有實際威脅的組織作為第一個打擊目標，顯然是為了製造先例，為將來使用同樣的方法禁止其他反對派組織作準備。它首先攻擊港獨支持者，因為中共和港府認為「獨立」是一個連討論都不可以的話題。

接著政府會全面擴大攻擊範圍，將其他政治主張也列為不可討論的禁忌。「結束一黨專政」是民主鬥爭的根本訴求，現在也成為政府打擊的目標。最近林鄭拒絕承諾那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不會面臨法律後果。那些公開支持這一訴求的人（也就是幾乎所有民主派政黨）未來都可能被禁止參選。

政府曾采用相同的做法，先在2016年取消了本土派梁頌恒和遊蕙禎兩人的議員資格，然後又踢走了四名較激進的民主派議員。可見政府已經在變相實行廿三條，再一次證明法律和司法製度已變成打壓民主的工具。

保安局發出一份長達700頁的文件，詳列陳浩天的政治言行，用以「證明」民族黨違反了《社團條例》。中共和香港政府想要徹底消滅追求民主的反抗力量，今次取締民族黨以及港府過去的所有政治打壓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抓住民族黨的一些言論，說它是以「暴力」威脅國家安全，但實際上民族黨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小組織，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幾乎做不了任何事。

獨裁政權向年輕人的政治權利「宣戰」。但是就像在中國大陸一樣，威權政策不可能消滅民主訴求和反抗鬥爭，從長遠來看反而會推動年輕人更加激進化、政治化，進而引發更多抗爭，但在反民主攻勢面前不堪一擊的本土派和他們的右翼思想無法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出路。本土派團體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立場，以及他們的右翼親資思想，不可能幫助年輕人實現任何成功的政治反擊。

新一輪的威權攻勢說明現在須要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我們必須抗議政府的每一次攻擊，而且要明白政府正打算發起越來越多的打壓。反民主攻勢不會自動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才能挫敗政府的計劃。而且群眾抵抗需要有民主的組織，由民選發言人和基層委員會來決定行動方針和訴求。

同時民主鬥爭須要聯系到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聯合中國大陸和全世界的工人鬥爭。這些工人正組織起來，反抗減薪、緊縮和各種親富人政策，反對昂貴的教育和住房。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將這些鬥爭聯系起來，能夠將民主鬥爭變成可以撼動中共和其他所有政府的真正的群眾性運動。

當前的「土地大辯論」以及沙中線醜聞表明，資本家將不民主的政治製度當做自己的保護傘，他們會竭力對抗基層群眾的民主訴求，從而保護自己的利潤。因此民主運動必須要有反資本主義綱領和能夠實現這一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以此擊敗中共和富豪的獨裁統治。

威權政府外強中幹

港鐵沙中線建築醜聞爆發，政府的無能赤裸裸揭露於群眾眼前，多年來縱容包庇港鐵腐敗令其誠信破產，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大大加深。林鄭政府一年以來雖然發動猛烈的威權打壓，但政府和統治階級完全沒有強化起來，民意支持度固然低迷，更重要的是統治陣營內部出現分裂。

今次主力揭發沙中線醜聞的是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他以「擠牙膏」的方式逐步爆料，明顯是有部署、有計劃行事的。幕後誰是更大的操盤者故然無從考究，但從中可判斷統治陣營之內的派系分裂相當嚴重，才會有建製派政客不惜為政府製造麻煩也要成為揭密者。而且不久前民建聯指責田北辰領導的實政圓桌不打招呼就落區準備來年的區議會選舉，和民建聯撞區，可能會讓反對派「漁翁得利」，而田北辰則反駁稱民建聯是「以大欺小」。社會危機深化和統治不穩造成統治階級的權鬥和分裂，因而讓底層群眾更能看穿他們的外強中幹而起來反抗。

取締民族黨

脆弱的林鄭政府為了處理港鐵醜聞已經疲於奔命，但在中共的壓力下又不得不履行政治打壓的任務。近期取締民族黨明顯是中共治港的強硬派命令下執行的。在八月底，即保安局宣布是否取締民族黨的兩星期前，中國國務員副總理韓正在北京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見面，強調要處理民族黨以及對港獨「零容忍」，明顯要提醒港府在事件上必須果斷、強硬。這可能正是因為中共對於港府兩次同意延長申訴期感到不滿。

在習近平全面威權統治的大環境下，治港政策也要跟緊步伐。林鄭至今不敢切實談到廿三條立法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但基本法委員會及全國人大等鷹派分子公開施壓，要求她加速立法進程。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表效忠，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亂叫囂。此外，早在1999年通過廿三條立法的澳門，最近更準備復雜內地的模式，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用以針對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一政策明顯是為了向港府作出示範效應。在這種壓力下，林鄭在8月27日被記者問及廿三條立法時稱：「亦有些工作現正在進行」，但特首辦公室當天立即矢口否認。可見現在港府對於是否加強政治打壓左右為難。

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陳浩天發言的事件上，整個統治陣營雖然都「團結一致」攻擊港獨，但不同派別的論調並不盡相同。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主張大力攻擊外國記協，企圖要政府拒絕向他們續租辦公室，顯然他是代表強硬派。而林鄭月娥雖然表明反對「港獨」，但似乎並不想向外國記協窮追猛打。外國記協與西方國家及其資產階級有緊密聯系，他們今天在港府的威嚇下仍堅持邀請陳浩天演講，明顯是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在中美沖突升溫的大環境下，西方國家想利用人權、民主等議題來向中共施壓，藉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林鄭月娥想香港盡量避開貿易戰，以免香港資本家的利潤受損，因此不希望香港民主問題成為西方國家在中美沖突中的輿論戰場。

貿易戰

香港作為轉口港，內地的出口占到香港總出口的55%，香港對內地占比達到48%，難以在貿易戰中獨善其身。內地是香港向外直接投資最主要的目的地，占2016年香港向外直接投資的40.2%，因為港資企業也極為擔心貿易戰會影響利潤。此外，大灣區作為在粵港澳的一帶一路政策，宣傳愛國主義和祖國經濟強大，也因為貿易戰而拖延了出臺時間。這些都是香港資本家不想見到、也不是中國要員想見到的。

社會主義者分析中共與港府之間的矛盾，當然不是寄望於林鄭政府會維護基層港人的利益和民主權利。但我們要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揭露於群眾面前，讓群眾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面對陷入危機的政府，泛民主派近來甚至更顯得無所作為，更加沒有動員群眾反攻的準備。由於溫和泛民政黨行動緩慢，民陣恐怕要等到10月才舉辦首場針對沙中線醜聞的反政府遊行，白白浪費了良好的時機。這種延誤完全是重犯去年的錯誤。去年七月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被取消，標誌著林鄭剛實施新威權統治。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要求釋放3名學生領袖和13名因反對新界東北計劃而被判入獄的政治犯，遠遠超於各大黨派的預期。

當時是民主運動自傘運結束以來的一次高潮，若果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製訂明確的鬥爭戰略，可以改變整個政治局勢，大大成功反擊的機會。然而溫和泛民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低調參與遊行，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完全沒有把握機會提出任何行動升級的方案。在群眾鬥爭高漲時，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極力主張製訂「全民抗暴日」，著手組織群眾重建民主運動，並開始認真討論和準備罷課、罷工作為行動升級的手段。

泛民領導層阻礙抗爭

泛民的遲鈍、庸懶最終是源於其政治立場上的錯誤。他們害怕群眾運動和群眾激進化，寄望與林鄭大和解，以換取個別業界的小恩小惠。他們支持資本主義製度，所以擔心民主鬥爭如果激進化，可能會變成要求推翻富豪階級的群眾運動。例如林鄭上任新增所謂50億教育經費，就使教協今年會慶邀請她做嘉賓。泛民在口頭上還是會批評政府，但觀其實際行動往往只希望稍微抗議一下向選民交代了事，並不想向政府造成任何壓力。

由於去年劉小麗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將於十一月舉行。建製方面派出前官員出選，明顯想突顯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對立意味，有信心通過擊敗民主派從而進一步打擊民主運動的士氣。候選人如果針對政府的核心問題，展開積極的進攻，在對抗威權統治以及港鐵醜聞的問題上予以有力的回擊，從而揭露資本主義製度上的腐敗，將可以有效動員群眾、重建民主運鬥爭，並且贏得選舉。姚松炎在三月補選失敗的主因，是因為他沒有將選舉工程政治化，動員群眾對抗威權統治，反而將自己包裝為社會精英，完全脫離九龍西的基層選民。可是，部分保守泛民勢力似乎作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主張集中做區議會式的地區工作，淡化選舉運動的政治意味。這種策略只會招致更多失敗。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進一步阻礙香港群眾反抗運動的發展。正在迅速改變的中國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鬥爭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正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以工人階級為主力，主動尋求內地工人階級的支持，才能挑戰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重劃選區操控選舉　需要群眾鬥爭反擊

政府又再一次耍手段企圖操控民主選舉區議會選舉。預計會像立法會選舉那樣引入「反港獨確認書」和篩選反對派議員。今年早些時候，選舉事務處已表示區議會參選人需要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且去年及今年的兩次區議會補選已引入確認書製度。可以預料，一些較激進的民主派成員將被禁止參加區議會選舉。此外，選舉管理委員會還將大幅重劃選區，打擊泛民選情。這證明妥協和後退只會招致更多打壓。

選區重新劃界

來屆區議會選舉將於2019年舉行，政府表示因人口變動將128個選區重新劃界。今次重劃明顯是針對反對派，並影響多個反對派區議員，包括四名「雙料」議員：民主黨鄺俊宇、林卓廷，新同盟範國威和泛民區諾軒。其中鄺俊宇所屬的元朗北朗選區，本來就沒有超出法定人口範圍，然而卻被割走部分屋院，之後再並入其他屋邨，接近一半的人口被改變。

而新民主同盟在上次區選大勝，當年拿下15席（現時有12席），當選率超過9成，成為泛民在區議會中的第三大黨。今次有5名新同盟區議員受劃區影響，其中袖範國威的西貢運亨選區同樣在法定人口範圍以內被修改，而且被劃走的是根據過去投票紀錄的「票倉」住宅，顯然是當局故意的針對行為。另外重劃影響的選區，不外乎是被劃走或劃入新的住宅屋苑，大幅改變其選區原本的人口結構。

政府宣稱重劃選區是建基於人口的改變，但實際上有12區選區超出人口基數標準（16,964人）而沒被修改，當中11個屬建製區議員選區，相反不少反對派選區超過人口基數便馬上分拆重組。眾多社區被荒謬地一分為二、為三，令泛民票倉被劃走。此外，反對派政黨及議員一般資源較為有限，相較有北京及財團支持的建製派，一旦重劃選區都會影響過去所建立的地區基礎。而且有跡象表明，建製派事先便已得知選區重劃方案，因而提早落區準備選舉。例如公民力量的林宇星早在重劃計劃公布數個月前已經在新選區展開工作，顯然得到當局在背後幫助。因此，這些選區的劃分並非如政府所說的那樣「沒有政治因素」，而是要打擊反對派在來年的選情。這種選區操作被稱之為「傑利蠑螈（Gerrymander）」。

泛民領導層無力抵抗

在3月補選失利後，泛民領導層明顯陷入悲觀情緒，面對操控選舉和取締政黨的攻擊並沒有提出還擊方案，也沒有在港鐵沙中線醜聞上動員群眾向政府施壓。由於他們對政治化的選舉工程沒有信心，因而更傾向所謂「地區服務」而避談政治議題和群眾抗爭，妄想這樣可以與資源豐厚的建製派選舉機器競逐議席。這顯然對有中共和大企業在背後支持的建製派更有利。戴耀廷早前表示預計反對派會有10-20人會被當局取消參選資格，不過他的應對方案卻只是派出更多政治素人充當Plan B。實際上，2004年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取得大進帳，就是因為2003年反廿三條群眾運動後，群眾對中共和港府的憤怒所造成的。

今次政府試圖繼續操控選舉，再次反映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迫切性，我們要了解到建製當局未來將會發動更多的打壓。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僅僅依靠選舉無法抵擋威權統治。必須將選舉運動作為平臺建設戰鬥性的基層群眾運動，而且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決定運動的方向和策略。同時民主鬥爭須要反對那些在背後支持中共及其政治打手的大企業，終結由少數富豪精英控製整個社會的不民主製度，並呼籲中國內地和全世界工人群眾一同鬥爭，反抗獨裁統治、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

食環署清潔工人罷工抗爭 打倒外判製度

八月六日，食環署旗下的外判工人發起罷工，參與人數達到300多人，抗議食環署對苛刻的要求。約100名主要負責觀塘、牛頭角、油塘的清潔工人在觀塘瑞和街街巿聚集，舉起「無良食環署、迫死老員工」的標語。罷工人數占食環署在當區內外判清潔工的三分之一。

工潮歷時5小時後，食環署與外判公司進行會面，並承諾會放寛管理要求，外判公司其後亦要求工人復工。然而，食環署拒絕工會參與會議，貫徹政府無視工人聲音的囂張態度。工人需要組織起來持續監督食環署落實改變的情況。若果食環和外判商違反承諾，就需要再次行動起來。

這次罷工清潔工時薪僅僅36元，月薪約8000元左右。這批滿頭白發的清潔工人罷工的主因，是最近外判商苛刻的要求。工人被要求收到清潔投訴後45分鐘內處理。食環署企圖辭退65歲或以上的工人，因此在工作上處處刁難，包括喝止飲水休息的工人，更抄下其名稱，揚言會向承辦商罰錢。工友有時不需要時脫下反光衣，同樣會被苛責，變相增加中暑風險。此外，工人被命令清理俗稱「餿水」的垃圾水和處理泥頭垃圾等額外工作。

香港外判製度在2000年初由政府帶頭引入，目的是削減公務員人手並削減公共開支。政府的外判製度鼓勵外判商價低者得，依靠壓榨工人來投標。現時食環署外判投標評分製度中，工人工資及工時只各占整體評分的1.5%，相反價格卻占70%。

由於工資壓得太低，只有議價能力低的長者、少數族裔甚至是殘疾人士願意任職。外判清潔工工作條件惡劣，例如基本裝備欠奉（包括防滑鞋、雨衣、手套）或不適用。除了工資低以外，他們更可能面對外判商逃避法定的勞工保障，例如拒付法定工傷賠償、被迫轉自雇合約等。例如今年年初長沙灣海麗邨的清潔工就因為被外判商威脅簽署「自願離職書」而被騙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最後促發罷工行動追回公道。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廢除外判製度，所有企業直接聘用工人，設立每小時50元的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讓長者晚年免於受吸血公司所剝削。

港鐵醜聞不斷　政治危機加劇

港鐵沙中線醜聞越爆越大！繼5月及6月媒體揭發沙中線紅磡、會展、土瓜灣站建築偷工減料的醜聞，媒體再踢爆原來港鐵多年來隱瞞施工地盤的土地沈降。港鐵的工程醜聞再次揭露官商勾結的黑幕，引爆了社會對政府管治不信任的政治炸彈。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政府被迫要至少在表面上有所回應，甚至令政府在威權打壓方面轉為守勢。建製派亦不敢再像過去那樣大肆包庇港鐵及工程承建商。原本反對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的民建聯和經民聯改口稱「持開放態度」。不過這只是因為建製派看到「火勢」越燃越大，不得不軟化調門，以免影響未來的選情。

林鄭月娥早幾個月前醜聞剛剛爆發時還處處維護港鐵主席馬時亨，但到八月沈降事件後港鐵則宣布高層人士變動。主席馬時亨將不會連任，並與今年年底離任。行政總裁梁國權提早退休，工程總監黃唯銘則會辭職。政府希望都過撤換高層來平息民分，不過這並不是在懲罰他們，而是實際上「放生」高層，讓他們可以安然帶著退休金或酬金離職。幾年前，因高鐵超支醜聞下臺的港鐵前主席韋達誠，在離職後仍穩袋3,000萬約滿酬金！

土瓜灣沈降

八月初，《蘋果日報》再次揭發沙中線土瓜灣站出現並隱瞞工程問題。根據港鐵2017年的內部文件，顯示早在2016年土瓜灣站地盤周遭多達23幢樓宇發現超出容許上限的沈降。附近多幢建築物外墻及內隴，均出現明顯的長裂縫。居民表示經常感受到大廈搖晃震蕩。

至2017年7月區議會會議，港鐵仍然聲稱各監測點的數據均符合正常水平，完全隱瞞真相。而沈降被揭發後，建製派區議員何顯明更稱沈降數字乃私隱，因為會影響樓價！據報，土瓜灣站的沈降更導致地底的煤氣喉管變形，更隨時有爆炸的風險。然而，港鐵至今仍然未有叫停土瓜灣站的工程。

而另一邊廂，早前已爆出工程醜聞的會展站同樣亦發現沈降問題。會展站被揭發50個涉及公共設施位置的沈降幅度達至指標，當中包括道路、煤氣管、水管及冷卻水管，甚至有水管因沈降角度變形。而會展站及金鐘站連接隧道上方的分域碼頭海軍商場亦出現多條大裂縫，最長近3米。直到醜聞曝出後路政署才下令叫停會展站的施工。

現時沙中線項目嚴重超支超時，全長17公裏的造價已經增加到目前的971億，平均每公裏工程成本逾57億元，比高鐵香港段每公裏32.47億元造價更高，成為全世界第二貴的鐵路項目（最貴的是港鐵西港島線）。然而花費公帑近千億的基建項目，竟然是豆腐渣工程！

系統性腐敗

顯然，沙中線工程醜聞並不是個別的疏忽事件，而是長期的、系統性的腐敗問題。港鐵乃上市公司，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公司實際是個「獨立王國」以牟利作為其首要目標，並得到不民主政府的庇護。去年港鐵的純利為168億，但卻依然連年加價。至於今次因醜聞而下臺的各人，行政總裁梁國權年薪高達1,520萬元，黃唯銘的年薪亦有800萬元，而非執行主席馬時亨不需要參與日常運作，但去年就獲得了170萬元董事袍金。原來港鐵拿著大量公帑承建高鐵、沙中線及其他鐵路項目，中間卻偷工減料中飽私囊，供養著這些「寄生蟲」。

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完全沒有準備在今次事件上動員群眾抵抗，只會被動地在立法會提出特權法調查事件，被建製派否決後就慨嘆「無可奈何」。今次事件是向整個林鄭政府施壓的好機會，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鬥爭，政府完全有可能因為陷入嚴重醜聞和危機而拖延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以免群眾的怒火連串爆發。

我們不相信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政府調查委員會。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有權徹查和公開全部問題，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製，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應該由民主的基層群眾委員會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浪費公帑的大白象項目，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長毛繼續受到政治清算

中共和林鄭政府的威權攻勢並未有停止下來。今年中共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而政府又歷來首次強硬回應今年以該口號為主題的七一遊行。近期政府準備取締民族黨，標誌著政治打壓劇烈升級。政府真正要打擊的對象並不是民族黨，而是激進民主派力量，而當中站在抗爭前線的梁國雄（長毛）可說是頭號打擊對象。

政治檢控

近年來長毛屢屢受到政治檢控。長毛於2015年一個校際辯論比賽中向林鄭月娥示威，經審訊後被裁定妨礙罪成，梁被判囚7 天。他提出上訴，案件預計在10月宣判。此外，他去年4月仍在任時，在立法會示威區因為爭取全民退保而抗議，期間疑與藍絲團體「珍惜群組」發生沖突。藍絲誣蔑長毛踢他左腳，然後一再於庭上搞錯左右腳，錯漏百出。如果這樣也能罪成，實在是對司法界再一次的嘲弄。

社民連失去了長毛的唯一議席後，缺少了重要的經費來源。立法會向梁國雄追討議員薪金及辦事處開支，合共298萬元。長毛的案件仍在等候上訴，在法理上他的議員資格並未被取消，立法會根本無權追討他的議員酬金。如此急切的行動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想要令長毛破產，使他未來五年喪失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在法院被全面操控的形勢下，長毛上訴案很可能會敗訴，屆時立法會新界東的補選將會啟動。如果長毛順利參選的話，由於他具有高知名度並承載著政治打壓的群眾憤怒，相信建製派難以奪走他的議席。因此現在政府正準備利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參選，例如判刑、破產以至篩選。在十月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劉小麗很可能會被政府取消議格，作為定下一個先例，以便日後取消梁國雄的參選資格。

社民連備受攻擊

此外，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因為向傳媒披露廉政公署立案調查高官而被判監4個月，目前正在等候上訴。如果最終判決維持在監禁三個月或以上，吳文遠也會被剝奪參與議員資格。至於副主席黃浩銘也因為反新界東北示威和傘運占旺而分別被判監13個月及4個月，因此也喪失參選資格。

政府自以為威權統治的氣焰在囂，可以大力重挫整場民主運動以一勞永逸。但他不會如此簡單地達到目的，因為指揮打壓的習近平當局正處在重重危機之中。中國經濟始終未擺脫危機的陰影；中美的貿易和地緣政治沖突將會長期持續下去；內地的工人和群眾鬥爭已進入更高水平的新階段，甚至可能鼓舞香港民主運動。現在習近平正處在上臺六年以來最裏外受敵的時刻。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的、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高鐵強行通車　無底深淵後患無窮

高鐵香港段會於9月23日正式開通，這條興建歷時10年、耗資853億元的大白象工程，在政府多年來強行推動下「終於」落成啟用。

過去10多年來，高鐵項目不斷引爆爭議，包括不斷的超支延誤、強拆菜園村、一地兩檢引狼入室等等。到了今年4月試營運期間，甚至更爆出先後發生多宗事故，包括車輪「出軌」、米埔段滲水影響信號系統一度暫停試車，以及多個隧道段出現滲水情況。不過這無阻政府完成「政治任務」，在今年底前通車。

高鐵的開通並不代表爭議的結束，高鐵的營運問題已經成為了新的噩夢。早前，政府私下與港鐵公司簽署為期10年的營運權，並設有所謂的「乘客量上下限機製」，擔保假若高鐵的乘客量比預期少超過15%，政府將會承擔七成的虧蝕，名符其實是「賺的歸港鐵，蝕的歸政府」！我們早已指出高鐵沒有實際的經濟效率，而政府亦將內部回報率由最初的6%降至為2%，顯然為高鐵長期虧蝕做準備。高鐵定價被指比飛機更昂貴，基層民眾根本不會乘搭。高鐵乃「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務，無論如何虧蝕也不會廢止，這樣下去高鐵很可能會是公帑的無底黑洞。

我們更不要忘記，高鐵開通後一地兩檢將會正式實行，打開了公安進駐香港執法的先例，在政治上帶來深遠的惡果。

因此，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現在高鐵的安全問題和高昂票價已經令普通市民卻步，但重要的是如何將抵製高鐵的聲音轉化為積極的抗爭力量。高鐵的低載客量以及虧本可以作為有力的數字，削弱政府的權威，證明它不過是利益輸送以及政治滲透的工具。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罷坐運動，並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製的運動模式。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高鐵和一地兩檢的罷坐運動可以成為群眾反擊威權攻勢的機會，為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

反對國歌法 需要戰鬥性群眾運動

10月立法會復會後，政製局可能將提交《國歌條例草案》進行審議。由於建製派已控製立法會，再加上如通過一地兩檢時使用的不民主手段，國歌法很可能會通過，給香港民主權利造成新的打擊。中共政權想要用國歌法箝製言論自由，培養所謂的「民族歸屬感」，打壓對威權統治不滿的年輕人和反抗意識。

8月13日，澳門的傀儡立法會一般性通過新的《國旗丶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計劃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而且「不尊重」國歌者將被罰款2,000-10,000澳元。與香港一樣，澳門國歌法對於「不尊重」的界定十分模糊，成為懸在言論自由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是中共在為香港林鄭政府樹立「榜樣」，向它施壓。

中共急切地想要繼續向香港民主權利發動攻勢。國歌法立法和一地兩檢都表明，現在中共更加傾向於越過香港當局直接製定鎮壓性政策，然後交由港府和立法會通過丶執行。而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的港府則較為猶豫。政府原本計劃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進行國歌法首讀，但到6月時又突然宣稱因為「一些技術性細節」而推遲。它可能擔心如果操之過急，反而會激起反彈，甚至像梁振英那樣成為「替罪羊」。

表面上國歌法立法是因為香港球迷在賽場上噓國歌。政府和建製派宣稱，普通市民無需擔心因為走音丶普通話發音不準等「無心之失」而招致刑罰。但現在有消息稱，在新疆有維吾爾族人因為用唱國歌發音不標準而被送進集中營。雖然在現階段中共還不太可能將這種程度的白色恐怖復製到香港，但可見政府是將國歌法作為廣泛的恐嚇和鎮壓工具。

社會主義者反對國歌法，支持廢除國旗法。國歌法立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習近平政權試圖「全面管製」香港的一步。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澄清」或者「修改」部分條文，而是以戰鬥性的群眾運動反對整個惡法。當今最迫切的任務是建設一場群眾反抗，並向群眾展示國歌法與其他威權打壓是連系在一起，而不是分開個議題。由於溫和泛民沒有真正組織反抗行動，讓政府看起來比實際中更強大。為了取勝，這場運動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控製和決策，並聯合內地乃至全世界工人群眾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仰賴它保護的富豪專政。

資本主義下的私有化教育

「狀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縫七月考試放榜都會遍布報章頭條，仿佛正在告訴我們這些」菁英」的出類拔萃就是未來社會的典範。灌輸式教育製度生產這一小撮」菁英」，同時也製造了為人垢病的學習文化。學生創意思維被扼殺，學習態度往往被動，變成考試機械。香港商業化和私有化的教育製度令學生面對重重考試功課壓力丶債務纏身，」精英教育」和巿場主導排除學習能力和經濟能力較低的學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資本主義製度令社會裹足不前，學生在這製度下成為犧牲品。

巿場化與學生自殺率飆升

香港青年協會最近訪問了3,000多名中學生及大專生，發現有超過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緒問題，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殺個案。政府自2004年開始推行TSA系統評估，社會一直存在極大反對聲音，家長指TSA令學生不停操練試題和加大考試壓力，有研究更顯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園丶小學和中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增至62小時。

林鄭政府漠視社會反對TSA的聲音，重推小三TSA考試，目的是利用高壓考試製度將學生分成不同階級，並且迫使學生在課外參與私人補習，促進每年數十億元的補習市場獲利。

教育開支不足

香港擁有龐大盈餘，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卻非常吝嗇，教育占政府的總開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現時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憐的3.3-3.4%，對比起英國和芬蘭等歐洲國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與危地馬拉丶毛裏裘斯等國家齊名。

每年大學的資助學位只有15,000個，只是報考人數的一半，令未符合條件入讀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被迫」走向自資院校市場，承受昂貴的學費，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只能借貸求學。但從各大專院校的財政報告顯示它們每年盈利達數億元以上，根本與」學店」無異。教育質素遠高於香港的國家如芬蘭丶德國都提供免費教育，實行小班教學，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丶丹麥的大學教育也是全免學費。這都能提高教育質素，並保障每名學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中小學教育私有化

除傳統資助學校外，政府實行另有一種名為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予私立學校發展，直資學校現時在港共有61間。過去數十年，傳統名校紛紛轉為直資，覬覦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學費等自由。直資學校每年學費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這根本完全脫離一般基層家庭可以負擔的水平。可見私有化的教育製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變相教育成為富裕家庭才可承擔的權利。

「國際學校」數目上升

去年，」國際學校」數目達到51間，當中有15間收錄本地學生數目多於政府規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學校的本地收生占總學生的七成以上，這教人質疑」國際學校」的定義。」國際學校」的本地學生比例上升，這與」國際學校」有更大的教學自主權和不用跟隨本地學校嚴苛的教育製度有關，但」國際學校」學費卻絕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擔，能入讀的學生非富則貴。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稱本地學生數目不斷減少而合理化其」殺校」政策，但卻不願推行小班教學。

香港政府實行新自由主義，大力削減公共教育開支，為大財團的私有化和巿場化鋪平道路，基層巿民接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自然製造跨代貧窮，學生自殺數字飆升等社會危機。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透過群眾抗爭，反對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學債，將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學生免費讀書。

親資政策釀成青年住房危機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數字，香港樓價和租金連年上漲。香港已連續8年位居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之首。一個家庭需不吃不喝20年才能買得起一套住宅。而初出茅廬的青年投身社會更是苦不堪言，除非放棄置業，否則註定難逃樓奴宿命。但租屋等於受到任由業主慢慢宰割，而且年年加租以至小屋搬更小，形同居無定所。

如今香港一屋難求局面已久，加上學債難填，置業對青年而言不再可能，即使與父母同住已成常態，亦無從保證可以長久安居。對求取自立的新世代，資本主義社會並未給予應有的安身之所，只顧要求他們無條件奉獻一切心力與時間，為與日俱增的房租疲於奔命，在有如棺材的蝸居與辦公室之間循環往返丶日復一日。在樓價超越瘋狂境界之際，新建的住宅則漸次縮小，以至於面積不足二百呎的「納米樓」應運而生，更出現以地臺為建築面積灌水的「奇則」。

早在2011年，曾蔭權曾表示要興建「青年宿舍」，改善年輕人的居住條件。但是直到去年5月才有第一個項目開工，而且只有80個單位。就算所有項目落成，總共也只有不到3,000個宿位，顯然是杯水車薪。每個人租期不得超過5年的規定更是脫離實際。

親資港府浪費大筆資金和土地修建大白象基建，卻無意解決年輕人的住房問題。現時全港有28萬宗公屋申請，可政府歷年的公屋建成量卻少得可憐。更何況林鄭政府正打算推行公屋私有化，減少公屋供應。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預計只有14400間，根本無法滿足需要。再加上公屋計分製，若申請人於18歲開始申請公屋，要苦候30年才可入住公屋，使公屋輪候冊已有27萬戶，創下18年來新高。

要想解決青年和所有人的住房問題，我們需要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社會主義者主張大量興建公屋，並取消入息審查，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條件。同時設立租金管製丶徵收富人稅，取消大白象基建，為優質且廉價的公共設施丶服務提供資金。最重要的是，必須挑戰這個一心保護大企業和富人利益的威權政府，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基層群眾自己規劃丶管理社會生產和建設。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威權打壓

始於2017年的「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致力於組織全球抗議，反對香港政府日益加劇政治打壓。目前已有25個國家舉行了抗議。

今年暑期，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幾名成員參加了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巴塞隆納舉行的國際會議。與會者來自全球30個國家，當中許多人都在密切關註中港的局勢進展，而且已經開始組織聲援運動。

有60人參加了一場關於香港政府政治打壓的討論會，參加者計劃繼續舉行國際抗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基層社運人士得知相關的消息。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尋求世界工人階級的聲援。爭取民主權利丶言論自由丶組織政黨和工會的自由，是工人階級運動的悠久傳統。要想得到這些權利，不能等待統治精英「施舍」，必須要自己去爭取！而且就算在美國丶西班牙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這些權利也正受到打壓。

我們須要在更強大的基礎上重建香港民主運動，而學習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丶並與之建立緊密聯系正是向前邁進的一步。大企業和歐美政府絲毫不關心民主權利，不能再對它們抱有任何幻想。我們需要的是來自基層的國際聲援！

鎮壓升級 《金融時報》記者被驅逐出境

《金融時報》高級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申請工作簽證遭拒，這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的不民主控製已經蔓延至香港。

馬凱已被要求七天內離開香港。這起「簽證門」醜聞並非單獨的事件，而是林鄭政府廣泛進行威權鎮壓的一部分。港府過去已經禁止過反對派政黨和候選人參選，取消了當選議員的資格，並增設了嚴酷的新法律。

馬凱之所以受到當局懲罰，是因為他是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記者會曾邀請右翼港獨團體「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陳浩天演講，而民族黨已成為香港第一個被取締的政黨。

「零容忍」政策升級

這起事件表明，北京當局打擊「港獨」時，不會放過外籍人士或媒體。右翼親政府的中堅分子梁美芬支持驅逐馬凱，她說這起事件向香港公眾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訊息：對港獨相關討論的零容忍政策，已經升級到國家層面。

國際特赦組織發言人潘嘉偉說，這起事件將對香港的新聞自由造成寒蟬效應。《金融時報》是資產階級新聞媒體的中流砥柱，而且它平時幾乎不去批評中國一黨專製（甚至還在一些文章中稱頌中共），不太可能是中國政府鎮壓的真正目標。

實際上，政府對「港獨勢力」發動攻擊，是為了打擊香港更廣泛的民主鬥爭，對政治抗議定罪， 以圖阻止追求民主權利的呼聲傳到群眾抗議正在增長的中國內地。

反對新聞自由倒退

香港新聞自由的倒退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中國獨裁政權開始加強對香港的控製的時候。監督新聞自由的NGO「無國界記者」提到，香港新聞自由度在全球的排名，已從2002年首次排名時的第18位降到現在的第73位。在180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76位。2015年，中國特工綁架香港銅鑼灣書店的5名老板和員工，導致批評獨裁統治的新書大幅減少。

今年年初香港記者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十分之七的記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過去一年有所惡化。

驅逐馬凱只是最新的警訊。政府的專製攻擊不會自行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和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才可能夠迫使當局轉向。如果像泛民領導人那樣，懇求非民選的威權政府來「重啟政治改革」，實際上是異想天開。

必須建立群眾運動，捍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政治結社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鬥爭必須直指問題根源──與中國工人和青年結成共同陣線，一同反抗一黨專政的獨裁資本主義。

反對東大嶼人工島　需要抗稅運動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動用5000億財政儲備，在未來二、三十年內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政府更提出興建公路和鐵路連接人工島至大嶼及港島，估計令整體工程開支達到1.2萬億元。

10月14日，過萬人遊行至政府總部反對東大嶼人工島，參與人數遠遠超於預算，而且與近年其他的抗議活動不同的是，今次參與的年輕人相當多。除了因為政府倒錢落海，也因為過去一段時間的政治打壓，包括幾天前劉小麗被以支持「自決」的名義取消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資格。各大政黨、環保組織及基層NGO都有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萬億公帑用之於民　打倒威權資本主義」的口號。

大白象基建

林鄭月娥指人工島可以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但最快要2023年才可入住！過去政府不願意將公帑用於增建公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增加醫院床位，導致公共資源極之匱乏，但歷年來不斷累積工程儲備基金，現在一次全部投放在人工島上，因而激發起全城憤怒。5000億足以推行十次全民退休保障、或興建約80萬間公屋、或讓全港大學生免費讀書71年。近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比以前更為一毛不拔，今年有1300多億的財政盈余，創下歷史高峰。財政司司長面對巨大壓力下仍死不願意還富於民，增加公共投資和社會援助，令人感到他根本是受更高權力者控製的傀儡。

林鄭在早幾個月發起所謂「土地大辯論」，表面是就土地問題進行公眾咨詢，實質上是製造輿論推動讓財團掠奪土地的方案。現今咨詢報告仍未出爐，林鄭卻泰山壓頂般提出人工島計劃。負責處理這場「辯論」的土地供應小組亦表達不滿。成員之一曾鈺成表示，連主席黃遠輝事前都不知道林鄭會提出1700公傾的填海計劃，更批評市民未必會支持這一方案。可見土供組由始至終只是一個花瓶，更加證明了這是一場假辯論。

林鄭月娥聲稱人工島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將會是7:3。看看政府在新界農地「公私合營」發展計劃提到同樣的公私房屋比例，但其實所謂七成的公屋中包括首置上車盤、綠置居甚至是居屋，而真正出租公屋單位的比例將遠低於七成。再者，七三比例以單位而非土地面積計算，意味著更寬敞的私人住宅會占大得要多的面積。人工島很可能也會用同一技倆搬弄數字，愚弄大眾。

國家任務

東大嶼人工島明顯是中共給予港府的國家任務，以配合中共一帶一路國策。中共在全球推動一帶一路計劃，向其他國家借出巨額貸款，大興基建工程，以加強在亞洲、中東乃至歐洲的政經及軍事影響力。董建華任主席的香港團結基金提出，人工島可藉著與港珠澳大橋和大灣區連接，實現所謂「一小時生活圈」。人工島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消耗內地企業龐大的過剩產能。中國政府在 2008 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推出四萬億刺激經濟措施，令企業利用廉價信貸擴充投資和產能，其中鋼鐵、鋁、水泥的庫存堆積尤其嚴重。地方政府在基建上的過度投資已導致負債累累，根本無力再消化過剩的建築材料。中共依靠掠奪香港豐厚的財政儲備來維持經濟增長。總而言之，反人工島必須要扣連至反中共專政的政治鬥爭、並聯系到內地迅速發展的群眾鬥爭才可成功。

同時人工島問題再次暴露出建製派內部的分歧。似乎是在更高權力的授意下踢爆沙中線醜聞的田北辰和他的「實政圓桌」支持東大嶼人工島計劃。而新民黨主席、廿三條旗手葉劉淑儀則表示政府如果不將成本預算交代清楚，難以得到立法會支持。社會主義行動不支持建製派內的任何派別。葉劉也只不過認為應該將填海地點改到藍塘或者內地水域。但是統治集團的分歧甚至分裂反映他們受到巨大的壓力，可使群眾鬥爭更有信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反對人工島的重點在於階級問題。人工島計劃不會解決土地問題，而只會是另一個讓富人牟利的工具。我們並在遊行演說中指出，萬人遊行是戰爭的開始，反對人工島等於對抗整個地產霸權以及中共專政，聽令於中共的林鄭不會單單因為一場遊行而停建人工島。群眾運動必須要升級。正當愈來愈多市民感覺到交稅給政府等於倒錢落海之際，罷交稅運動可以是打擊親資政府的有力武器。這需要建立一場受群眾監督的運動，容許所有反大白象基建的團體和個人參與，由下而上組建群眾委員會，在職場、社區和學校積極宣傳和組織起來，癱瘓為少數富豪服務的不民主的親資製度。

林鄭月娥面對外憂內患

林鄭政府的危機正在不斷加劇，一系列的大白象工程（包括高鐵丶港珠澳大橋丶港鐵沙中線等）揭示政府親資立場，而且中共及港府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出提出萬億興建人工島的計劃，引起強烈的民意反彈，三天內引發了過萬人上街，給予政府響起警號。林鄭明顯以為過去大半年以來的所謂「土地辯論」已經成功製造輿論，因此走了過於自信的一步，結果惹來民意反彈。今年以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雖然減少，但民怨只是潛藏在地下等待爆發。

此外，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不斷製造鬧劇，由於使用量遠低於政府預期，令民眾看穿其「大白象」的本質。而且諷刺的是，若從香港市區坐直通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或珠海，反而比其他交通方式更慢。兩項基建吸引大量旅客抵達東湧及西九龍，由於欠缺規劃而造成大混亂，居民基本生活大大受阻。而且香港貧富懸殊正在不斷加劇。

林鄭政府的民望極為低迷，凈值為負5分。自從發表施政報告丶提出東大嶼人工島計劃後，林鄭的支持率凈值一直是負數。3名司長的支持率凈值都下跌，8名局長民望更破新低。

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下來。「大館」古跡及藝術館一度拒絕向流亡作家馬建借出場地演講，後來在群眾壓力下才撤回禁令。馬建的諷刺小說《中國夢》影射習近平極權民族主義。此外，中國異見藝術家巴丟草的作品展，惟主辦者前一日表示因收到「中國當局有關巴丟草的威脅」，故因「安全考慮」取消展覽。林鄭月娥為免事件升溫，公開否認政府與今次事件有關。然而我們清楚知道正因為近年中共與港府打壓言論及出版自由，特別在前年銅鑼灣書店綁架事件之後，社會彌漫白色恐怖，自我審查的程度越來越嚴厲。林鄭月娥似乎想集中打港獨，暫時緩和對整體反對陣營的攻擊，以免掀起更大規模的群眾反抗。本刊於第6頁的《劉小麗被二度DQ　11.24阻止建製派當選》文章再作詳細分析。

中美沖突蔓延香港

最近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建議美國商務部不將香港視為獨立關稅區，並收緊科技出口管製政策，意味著貿易戰會蔓延香港。中國和美國都是香港兩大的貿易夥伴，因此事件引起香港資本家及建製派政黨的恐慌，害怕會損害企業的利潤。

自中美沖突爆發以來，香港統治階級非常擔憂沖突會蔓延至香港。港府在中美貿易戰的論調上一直比較中立，強調要維護香港自由貿易和經濟穩定，沒有作為中國外交的打手，希望置身事外。在「一國兩製」的方針下中共至今也默許港府的做法，也希望更大利用香港緩沖貿易戰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傷害。香港向來奉行零關稅政策。現時香港作為中國的獨立關稅區，特朗普向中國施加的關稅和貿易限製本來並不適用於香港。

因此，林鄭月娥不希望香港民主議題會成美方用來實現其經濟目的的藉口，因此特別在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演講的事件上傾向保持低調。但很矛盾的是，林鄭也必須聽令於中共政治打壓的命令，也面對中共治港的強硬派的施壓。這批政客一來主張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要求港府緊隨黨中央路線；二來他們與港資沒有緊密的關系，主要靠攏來自中國的紅色資本。貿易戰升溫正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中共正加強國家對私人企業的控製（即大陸正在發生的「國進民退」），有助紅色財團地位提升，正符合這一派政客的利益。這就是香港統治階級的內鬥原因，而這情況也反映在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在本刊第7頁的《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會作用詳細分析。

工聯會指控事件是港獨勢力勾結美國破壞，企圖利用事件加強打港獨和推動廿三條立法。更為直接依重商界利益的自由黨，則要求政府到美國進行遊說。 香港眾誌等自決派政黨以為在中美沖突的形勢下，寄望美國可以向中共施壓，以幫助香港爭取民主。這無疑是天真至極的幻想。美國只會利用這些民主人權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貿易和經濟上有利的條件，但不會支持香港的基層民主運動。美國更不會想中共倒臺。

委員會的報告指責港府在2013年拒絕移交斯諾登。斯諾登當時因為揭露美國中情局侵犯民眾私穩的惡行逃亡海外，途中曾秘密逗留在香港兩星期。當時幾名赤貧的難民收留他住在自己家裏。美國政府政治迫害斯諾登的做法本身就是徹底反民主的行為。

中美沖突不會為香港帶來民主，相反有可能讓習近平得到了進一步集權的機會，並動用更加鐵腕丶更加民族主義的統治手段，香港自然也不能幸免。群眾運動需要一個正確的願景做好抵抗的準備。社會主義者在中美沖突中不會站在任何一方，因為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相互攻擊丶謀取私利的沖突。所有這些政府都在削減工人權益丶穩定工作和工資。我們主張獨立的群眾鬥爭反對中共獨裁和美帝國主義。事實上美國資本家通過將生產線轉移到中國來削弱本國工會，而且一直依賴中共獨裁政權鎮壓中國工人鬥爭，以確保他們在中國投資的利潤。

自雨傘革命結束之後，由於泛民領導人無沒任何反擊習近平威權鎮壓的策略，香港民主運動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泛民領導人從不相信群眾鬥爭，他們害怕「激進行動」，而且他們支持資本主義製度，沒有獨立於香港和國際資產階級富豪，所以他們無法真正領導群眾反抗威權統治。而工人階級則不同，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是對立的。如果香港和中國的工人建立起強大的組織（例如民主工會），這些組織註定會為重建真正的民主運動發揮關鍵作用。

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反對瘋狂的大白象工程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無休止的苦難。這會讓群眾明白，我們需要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同誌遊行要轉化為鬥爭的跳板

今年香港同誌大遊行有超過12,000人參加，比去年增加20%，創下遊行舉辦1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態度的轉變和性小眾更敢於公開追求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是受到臺灣平權公投和今年7月女同誌QT案勝訴的鼓舞。香港社會對於性小眾的包容度正在上升。據香港大學去年的調查，50%的18歲以上受訪者支持同性婚姻，比2013年增加了12個百分點；支持為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人從58%增加到69%。

但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卻依然以「沒有社會共識」為借口拒絕同誌平權和反歧視立法。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林鄭違背就任時展開同性婚姻咨詢的承諾，表示政府將繼續維護一男一女的婚姻製度，否決了同性婚姻。包括公共圖書館在恐同勢力的壓力下將涉及性小眾議題的兒童圖書下架在內，港府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QT案

今年7月，香港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同意英籍女同誌QT以她的同性伴侶受養人的身份在香港居留與工作。案件勝訴是一個可喜的結果，但是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成果。法官強調，這份判決不意味著承認同性婚姻。在公布按判決修訂的新入境政策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說，香港政府承認有效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QT和她的伴侶在香港無法享有配偶權利和保障。就在QT勝訴前一個月，上訴庭裁決高級入境處主任梁鎮罡無權與和他在新西蘭結婚的同性伴侶獲得配偶福利和共同評稅，盡管該案三名法官曾做出支持QT的判決。

在QT案終審時，高盛、摩根大通等31家銀行和法律公司對曾表示想要介入該案幫助QT。一些媒體乃至一部份性小眾團體散播一種錯誤的想法，也就是跨國大企業可以成為同誌平權的旗手。但是當QT一審敗訴時，同誌團體曾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入境政策，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內的11家受邀銀行都拒絕聯署！後來它們看到QT二審勝訴，終審勝訴的可能性比較高，才順水推舟，裝扮成支持同誌平權的形象。放寬入境限製有助於大公司吸引海外人才，但是它們不願與政府作對以免損失市場，更不願看到一場群眾性的基層性小眾運動，以免擾亂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社會主義者要求就反性向歧視立法，並實現徹底的同誌平權，不僅包括性小眾婚姻權，也包括性小眾家庭享有與異性家庭相同的社會保障，同時大幅提升社會服務和保障，並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提高最低工資、增建公屋、租金管製等措施，使基層群眾（無論是異性戀還是性小眾）都能得到富足的家庭或者單身生活。在QT案勝訴後，建製派表示，不可以讓同誌伴侶在公屋、福利和兒童領養等方面享有和異性家庭一樣的權利。建製派企圖將性小眾描繪成搶奪資源的競爭者，其實不過是害怕同誌平權會打開缺口，沖擊極低的福利保障製度，因為資本家一直依靠傳統一男一婚姻製度維護保守公共政策。

集體行動不可或缺

法律上的鬥爭固然重要，但街頭和工作場所的組織與行動不可或缺，同時也只有依靠這些集體行動才能贏得法律上的變革。性小眾所面對的不只是個人的歧視，還有來自父權資本主義的製度性壓迫。性小眾挑戰了資產階級用來維護統治秩序的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同時資產階級也利用性向等身分特征去分化群眾反抗力量。反對平權的建製派和保守教會同時也反對全民退保、租金管製、八小時工作製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

反同團體「性傾向條例家校關註組」於十月發起聯署，指同誌遊行「有傷風化」，應將其取締。面對群眾壓力，相信政府難以在短期內完全禁製同誌遊行，但同運不能忽視這種威脅。恐同勢力企圖乘著威權政府打壓民主的浪潮，順便打壓同誌權利。同誌權利與民主權利是密不可分的，同運也是反專製的運動。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將繼續加強對於香港立法會和法院的控製，阻止有關同性婚姻和性小眾平權的法律。出於和香港保守的資產階級精英相同的目的，習近平正在加大打壓中國內地的同誌平權運動，例如指揮新浪微博刪除關於同性戀的內容，以及打壓性小眾活動團體。香港同誌遊行是中國唯一一個合法、公開的同誌遊行，因此也吸引了大量中國同誌參加。去年同誌遊行有五分之一參加者（約2000人）來自中國大陸。中共擔心如果香港落實同性婚姻，將使中國性小眾更有勇氣追求平權，這勢必會挑戰禁止的中共獨裁統治，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香港以及中國為了實現性小眾平權，必須提出一個反專製、反資本主義的願景。

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

廿三條立法已經越迫越近，將會是雨傘革命以來香港最重要的一場鬥爭。最近，自由黨黨魁鐘國斌在立法會動議基本法23條辯論。雖然為無約束力動議，但建製派政客其實是以此舉向林鄭月娥施壓，加快立法步伐。就連2003年倒戈反對23條的自由黨田北俊亦公開呼籲盡早立法。林鄭月娥一直指出廿三條立法是必要，但未願意推出立法的時間表，因此與統治陣營內部的強硬派出現的磨擦加劇。自由黨在這場權鬥中已表明站在強硬派的一邊。

林鄭月娥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感政府仍然根基未穩、民望低下，現在推動23條可以引爆新一波的群眾運動。就23條立法，林鄭只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至今不敢切實談到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林鄭更傾向以經濟政策（大白象基建、大灣區融合）來討好中共和統治階級，鞏固自己的權力後再推動23條。

統治階級內訌

建製派中的強硬派（例如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前特首梁振英等人）製造聲音向林鄭施壓，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八月，民族黨陳浩天受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演講，梁振英率先炮轟外記協，指政府以優惠價租借場地，威脅要取消外記協的租約。林鄭雖然同樣站在打港獨一方，但不想全面打擊外國記者協會，以免與國際自由派發生全面沖突。她澄清外記協是以市值租金租用場所，以圖淡化事件。其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等強硬派不斷公開放風指要盡快為廿三條立法。

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不會像林鄭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反抗的壓力，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亂叫囂。他們近來亦高調製造聲音反對港獨，最後在外國記者協會事件上，林鄭拒絕外記協第一副主席馬凱入境，可說是順從了強硬派的立場。

強硬建製派過去對林鄭本身也有不滿。原因之一是她上任後對溫和泛民主派的收編和「大和解」。林鄭的「大和解」當然沒有在政製和民生政策上向泛民作出過真正的讓步，但她為個別業界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撫他們。林鄭收編了前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政府成為問責局長，在今年3月的民主黨黨慶中甚至捐款予民主黨。又在5月為教協會慶酒會主禮，其後推出政策增加教育撥款以拉攏教協。

在習近平「新世代」威權的大環境下，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撕裂矛盾只會越來越嚴重。習近平最近提到對香港的「四大希望」，當中包括「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製度和機製」和「維護國家政治體製」，，顯然是回應強硬派對盡快立法23條的訴求。不過，在現階段習近平以維持穩定為首要目的，不想加劇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權鬥，因此表示支持林鄭，以在建製各派中保持平衡角色。

統治階級內部因著以不同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繼而會就統治手段和政策方案出現矛盾和裂痕，而這在現今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將會惡化。我們當然不會對某一派別的統治階級存有幻想，但是工人階級可以透過這個分裂，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　 資本主義製造的惡夢

上月樂施會公布最新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2006-16年間，香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戶月入中位數增加了47%（$112,400），而最貧窮的一成住戶只增加了17%（2,560），兩者差距增加到44倍，即貧者要工作3年半才等於富者工作1個月收入。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在兩年前已達到「高級別」的0.539，創下45年來的新高。相比起其他發達地區，香港的財富更集中在一小撮富豪手上。樂施會港澳臺項目主管曾迦慧稱，現時香港最富有的21名富豪資產總和，已等於香港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總額。

根據全球調查報告（Wealth-X）更顯示香港擁有全球最多身家達3,000萬美元或以上的超級富豪，去年超級富豪人數增加31%，達到1萬人。與此同時，即便按照低得可憐的官方貧困線來算，貧困人口也已高漲到135萬人，其中又有高達7成是在職貧窮。

裙帶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危機之下，全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而香港因著特殊因素，情況更為極端。《經濟學人》的報告指出，香港是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與政府關系密切的「裙帶富豪」的財富占GDP比重近80%。政府設置的所謂「低稅率」和「簡單稅製」，說穿了就是為財團商家的利益而設。香港名符其實是個避稅天堂，利得稅率只有極低的16.5%，比英美等國更低，大財團享受著極低的投資成本。香港亦不設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這些都是富豪的主要收入來源，難怪香港首富李嘉誠無恥地指自己年薪只有5千元，實質他透過股息已可賺取13.9億元。政府政策以財團富豪利益為先，將公共服務私有化，變成企業謀利的門路，同一時間將公共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上的經常性開支削減。香港在以上民生福利的開支只占GDP的14.4%，遠落後於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民生、民主、社會主義

資本家一方面打壓民主權利，控製行政、立法以確保最大化財團利益，另一方面阻擋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而現在政府甚至將龐大公帑通過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輸送給資本家，也不願投放在公共服務和保障上，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富豪獨裁的製度。要打破財團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香港極需要集體性的行動。工人階級是驅動社會經濟的齒輪，是挑戰資本主義的最大武器，所以成功的反抗獨裁、資本主義的運動必然需要以工人階級領導。社會財富是由勞動者的血汗製造出來的，資本家只是掠奪成果的寄生蟲。大企業和銀行理應全面公有化，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作為終結資本主義製度的第一步！

立法會公聽會：抗議保安局收緊難民審批程序

10月18日，立法會舉行「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製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社會主義行動與一眾難民到政府總部，抗議保安局收緊審批程序，要求停止遣返難民。建製當局近月再次將打壓難民的行動升級。

保安局企圖收緊處理難民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將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由49天縮減至14天，令聲請者更難有足夠時間準備文件及尋求法律援助。另外，建製派知道因為民意反對難以推行廿四小時的禁閉營，現在以「收容中心」作為包裝的語詞，企圖要求在特定時間關押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進入立法會發言。社會主義行動的印尼難民成員Mira反駁：「酷刑聲請的審核機製極為苛刻，香港的接收率已經為全球最低，不足0.4%……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人工島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三千多年援助！」2017年香港難民人數只有約1萬人，但卻有4千人被遣返，創下七年來最高的被遣返紀錄。「政府剝奪難民辯護的權利，務求遣返更多難民，做法極為不人道。我們不能再沈默，必須起來奪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政府妖魔化難民

在場的發言者Jaco表示，林鄭月娥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現在民建聯葛佩帆及經民聯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更重提設立禁閉營關押難民及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我們與其他親建製的發言者針鋒相對。他們都在重覆難民是「罪犯」丶「社會負擔」等陳腔濫調。另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政府有意將難民隔離於社會之外，刻意製造種族歧視，方便他們妖魔化難民。實際上問題根源在於政府的政策劫貧濟富，專益富豪和財團。

Griff則嘲諷香港政府在難民政策上與特朗普一致，兩個政府都是代表大財團的利益，同樣打壓尋求庇護人士和勞動階級權利。「那些支持廿三條立法丶打壓民主權利的政客，同時都是那些支持禁閉營的政客，可見打壓難民和強化專製政權的關系密不可分。」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反對種族主義，支持勞動階級不分種族團結鬥爭，打倒政府和財團的剝削和壓迫。

捍衛庇護權！反對收緊審批程序！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
支持難民工作權！不分本外勞丶所有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50港元！
反對種族主義抹黑，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抗不民主的富豪專政！

英航大裁員向員工狠下毒手

九月底英國航空突然宣布將英航於10月31日關閉香港英航基地，並即時解雇85名香港員工英航英航英。在關閉基地前一個月突然解雇員工並調動英籍空中服務員來港接替，顯然是為了避免發生罷工，從而削弱工人的反抗力量。英航作為歐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去年盈利達到150億元，卻聲稱在港業務成本效益及生產力不符合營運指標而將其關閉。英航為了削減成本，而置工人的生計於不顧，做法極為可恥。

不顧工人權益和生計

有報導指出，此次裁員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解雇那些年資較長丶工資和福利較高的長工。這些工人因為年齡較大，離開英航後難以再找到類似待遇的工作。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和員工曾在機場抗議，高叫「英航無能丶可恥」丶「盈利裁員」等口號。

英航威逼利誘，要求員工三日內簽署不及法定標準的賠償同意書，經過工會抗議和得到位於英國的英航聯合工會協助向英航總部施壓，資方才最後給予第13個月糧丶休息日及年假薪金等，部分員工所得賠償較原有方案多8至10萬元，大部分員工亦因此接受方案。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已再一次揭示資本家為追逐利潤，往往不顧工人的權益和生計。

英航打算在2020年前每年減少2.5億英鎊的開支，目前已解雇近800名員工。今年3月，英航削減退休待遇，一次性減少6.8億英鎊的支出。英航香港過去也曾因強製提前退休丶欠薪丶打壓工會多次遭到工人抗議和起訴。香港資本家通過不民主的政治製度反對通過有利於基層工人和群眾的法例。打工仔多年來欠缺集體談判權丶標準工時。親資的香港政府往往要求雇主「自律」但實際卻是放任雇主任意宰割員工，政策上更赤裸裸地保障雇主利益。不久前政府終於決定取消為人垢病的強積金對沖，但卻用公帑300億元補貼雇主裁員。最近更有國際評級將香港勞工權益評為零分，可見所謂的「自由經濟」實質上是剝削勞工以「填肥」雇主的口袋。

英航鬥爭表明工人的集體鬥爭能夠迫使資本家讓步。只有透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和國際團結聲援才能抵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它所仰賴的獨裁管治。

宏光護老院外勞抗爭結束　工人僅討回近半欠薪

今年六月，私營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外勞的抗爭，抗議公司無理解僱員工及長年剋扣工資、假期。經過4個月的鬥爭追討，工人最終於十月初與資方達成和解協議，公司答應賠償工人約300萬元。不過，賠償金額只有全部欠薪約700萬的不足一半。
宏光護老院的中國外勞一直以來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不但本身工資微薄，工人需要全月無休每天工作12小時，而且需要每兩年繳交超過4萬元的「勞務費」，情況猶如現代奴隸製。面對資方的違法行為，當工人求助於政府時，勞工處卻置若罔聞。

由於這些外勞沒有居港權，而過去都是居住在宿舍中，失去工作後流離失所，難以留港長期鬥爭，而勞工處只是向工人提供一份「露宿者之家」的名單，著工人自己解決生活問題。政府又聲稱為工人配對新工作，卻是裝模作樣地問其他私營院舍會否接收宏光的工友，最後當然沒有院舍肯聘請。

政府縱容私營資本

政府的所作所為伸張正義，面對生活和經濟困難，工人最後只好無奈接受公司的「協議」，但賠償金額不足欠薪的一半，變相讓資方白賺3百萬。而且由於是「和解」，政府更不會追究宏光的法律責任，所謂勞工保障的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宏光護老院的事件更加凸顯了政府縱容私營資本的本質。推動社會服務的私營化、並利用外勞來分化打擊工人階級是香港政府一貫以來的政策。林鄭月娥在剛發布的施政報告中明言要為「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單位提供更大彈性，以輸入照顧員」，而長者照顧服務券不過是杯水車薪、優惠私營院舍，所謂「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也只是將安老責任推向非政府組織。

在資本主義下，政府利用外勞是充當廉價勞工的工具，製造工人階級之間的分化，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因此本勞外勞應當團結一致，共同組織工會及鬥爭，捍衛同工同酬，並將矛頭指向資本家。

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優質的長者照顧服務。

傑瑞米柯賓

二零一九年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社會主義行動1月20日抗議聲明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醫療系統崩潰　前線人員向政府怒吼

正值流感高峰期，醫院負荷爆煲。香港護士協會1月20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做爆、不如鬧爆」集會和遊行，要求政府和醫管局增加資源人手，約150名前線醫護參加。他們手持黑色氣球抗議，舉出「病人多到無床瞓　開工做埋幾人份」，譴責政府漠視人手不足，令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集會，被在場抗議者喝倒采。早前她在電臺上呼籲前線員工「捱義氣」在假日加班，激起前線護士的憤怒。

面對群眾鬥爭的壓力，醫管局作出表面的讓步，表示月底會上調前線員工特別酬金10%。此計劃實際上要求現已疲於奔命的護士放棄假期、增加加班時數，被嘲諷為「賣假」計劃。香港護士長年人手極為短缺。據2016年底的數據，全港有5.2萬名護士，即每一千人有7.1位護士，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9位護士的標準。現時護士與病人比例超過一比十，集會上協會更指有九龍西聯網的病房需一個護士照顧三十個病人。協會要求維持合理人手，包括護士與病人比例要達一比六，並增加資深護士，訂立臨床督導比例，每更一名資深護士。

根據醫管局公布的數字，現時15間公立醫院床位占用率高達105%，但很多護士指控當局玩弄數字，實際占用率更高。有抗議的護士形容醫院「環境如同戰地醫院，或五、六十年代」，電視機下、廁盤下和走廊都是加床。睡在加床而行動不便的病人，只能以屏風遮掩在病床用尿兜大小便。早前前線醫生在網上怒斥：「入公立醫院的病人，生命就有如烏蠅、蟑螂般卑賤。」

醫院輪候時間極長。1月21日，威爾斯親王醫院及聯合醫院的急癥室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伊利沙伯醫院超過5小時。新界東骨科的輪候時間長達3.3年，是九龍東的眼科要等3.2年！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是次抗議。我們一位訪問了參加遊行的護士陳小姐，了解一下她在醫院裏的日常境況。

記：你是哪一家醫院的護士？為什麽參與今日的集會遊行？

陳：我是來自明愛醫院，負責監察感染控製措施、預防病毒散播的控製組護士。現在醫院擠迫的情況已是很難做到感染控製了，人太多空氣變得局促，醫管局亦沒有製訂人數過多的安全上限。今次參加集會遊行，主要是代表負責外科急癥病房服務的同事發聲，現在急癥個案不斷增加，病房的56張病床已經飽和，走廊已加了8張病床，洗手間外再增加2張。

記：你的工作時數是怎樣？有足夠時間休息嗎？

陳：每個新癥並不是簡單的量血壓工作，而是要抽血、X光、檢查等後才可以做到一個外科手術，實在是很繁復的工作，而且保守估計現時是6個護士照顧60病人。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時數，舉例說本來是照顧10多個病人，現在增加至20多個，未完成工作連休息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堅守公立醫院其實只是為了一個幫助別人的信念，我已經承受了8年，但情況卻一直每況愈下。

記：你有什麽說話想向巿民說？

陳：這情況下我們醫護的心態只能是盡力而為，但我更希望巿民都可以為自己安全而發聲。如果發生了醫療事故，可能巿民會立即認為是醫護人員的問題，但其實更要了解背後的監控不足、缺乏人手等才是致使事故的原因。歸根究底是要全個醫療製度重新檢討。

工人團結鬥爭　醫療全面公有

政府可以花費大量金錢興建基建，但醫療系統卻依舊沒有改善。香港政府削減公立醫療資源，將巿民健康變成一本萬利的醫療產業生意，把公帑送給人工島等有利財團的項目。一萬億相當於全港16年的公共醫療開支！只有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將醫療體系全面公有化，交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且加征富人稅，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才能提供健全的醫療體製，免費分配給每個有需要的巿民享用。

香港：反對削減長者綜援！停止大興土木！

在1月初，林鄭政府企圖向長者開刀，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面對所有黨派的反對下，政府兩度作出退讓，但仍然無法平息群眾的憤怒。連番進退失據令其權威大受打擊。

現時單身長者的綜援標準金額為每月3,585元，資產限額為48,500元；至於60歲以下健全成人綜援金額則為2,525元，及資產限額為32,000元。因此，新政策會迫使所有60-64歲長者綜援領取者改為領取健全成人的綜援金額，而有二千多名原先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因為資產高於32,000元而失去資格。

1月18日，政府面對巨大壓力下企圖作出小修小補，為申領健全人士綜援的人士發放1060元的「就業支援補助金」現金津貼。但由於健全成人綜援並不會發放各類補助金和津貼，這仍然使60至64歲人士每月領取的金額減少最少637元。同時又要求他們每兩個月找兩份工、每兩個月見社工一次，否則會被懲罰而扣除200元。然而，扣除200元的政策又再度引起強烈反彈，因此林鄭月娥親自下命令，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取消這一決定。

逼迫老年就業

由於政府安老政策嚴重不足，已經越來越多老人需要工作。2013-2017年，60至64歲長者勞動人口升幅達35.8%，達致23.6萬人，有45%的就業比率。政府仍然認為60-64歲的長者應該更多出來工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削減長者綜援可以釋放勞動力，實在荒謬至極。在2018年，介乎60-64歲的綜援領取者共有2.5萬人，當中7成僅得小學或以下的學歷。這些長者即使出來工作也只能從事保安、清潔和侍應等極低薪和不穩定的工作。此外，該群組的健全成人申領人數亦在5年間減少一成，意味著領取者越來越多是殘疾人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當大家都系120歲嘅時候，60歲先啱啱中年」的謬論。特首林鄭月娥更以自身為例，說明60歲以上仍能工作10多小時。但特首年薪為4百多萬，出入有高級座駕接送，享用最完備的醫療服務，怎能朝不晚保的長者勞工比較！

建製派政黨虛偽地反對今次削減長者綜緩。不過正如林鄭月娥所說，在今年度的施政報告裏已經提到此項政策，而當時建製派是投票支持施政報告的。他們現在見到群情洶湧才被迫改變立場，因為害怕失去今年區議會選舉的選票。泛民黨派也進行多次抗議，但完全沒有進一步建立群眾運動的計劃。

長者貧窮

香港老人貧窮問題正在不斷惡化，2017年長者貧窮人口達到31萬人。而1人家庭的貧窮線為月入4000元，這筆錢連租一個一百尺的劏房也不夠。當局曾於1999及2003年將綜援基本金額削減11%，基本金額仍未補回。

香港政府奉行極端新自由主義，向來實行歧視性的社福政策，鼓吹窮人要「自力更生」，經常宣傳要打擊詐騙綜援的人士，藉以抹黑受助者都是「懶人」、「社會寄生蟲」、「社會負擔」等。例如以前要求領取長者綜援的親屬簽署「衰仔紙」，證明自己不會供養自己父母，製造巨大的罪惡感。此政策在前年才被取消。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左翼力量作為替代選項，加上本土派勢力的推波助瀾，民怨近來有走向排外的趨勢，指責新移民領取綜援。事實上新移民的綜援支出只占整體開支的4%。

林鄭月娥向來是貧窮長者的敵人。她在任政務司長期間，極力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指有很多街上拾紙皮的老人其實擁有很多資產，根本沒有「經濟需要」。事實上只要政府動用500億就可以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但政府寧願花廿倍的金錢興建東大嶼人工島，讓地產商投機。此外，她在任社福署署長期間，強推一筆過撥款政策取代實報實銷機製，令社福機構預算大幅減少。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削減長者綜援，要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無論泛民主派和建製派都沒有企圖建立真正的群眾鬥爭迫使政府退讓，現在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團結鬥爭，抵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

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走出僵局？

極度嚴厲的政治打壓沒有換來統治的穩定。由沙中線醜聞、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放生貪贓枉法的官員、收緊長者綜援以至公立醫療體系崩潰，每次民情反彈都出乎政府預料，其救火行動顯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在綜援事件爆出以後，林鄭的民望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滿意率凈值為負23個百分點。

嚴厲的鎮壓未能令港府變成強勢。非建製政黨雖然陷於癱瘓狀態，但政府也陷於極低民望。習近平加強對香港的控製，很大程度上對香港民情一無所知，一意指揮林鄭開展政治打壓，因而更容易觸發群情憤怒。

政府繼續連串對民主權利的攻擊，為準備國歌法立法、修例容許移交逃犯至內地。可以預計今年區議會選舉將會有不少非建製派參選者會被指控倡議「自決」或「港獨」而被篩選。但關鍵是中共會否以候選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為由取消參選資格。如果這樣的話，立法會將變成徹底的人大式舉手機器，並可以完全封殺任何非建製派候選人了。此外，政府準備修訂《逃犯條例》，容許香港與中國大陸及臺灣之間移交逃犯，意味著港人可以因挑戰中共專政而觸發國家安全罪行，然後被移交內地受製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鄭若驊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憤怒。據《南華早報》報道，林鄭月娥曾經向北京提出將防止賄賂條例擴大至規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獨立委員會監控和挑戰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只需對北京負責。習近平過去幾年發動反腐運動，實質上不過是清洗敵對派別的權鬥的工具，借以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貪的措施意味著分散統治者的權力，中共就會大力反對。

梁振英卸任特首後並沒有淡出。他代表著中共強硬的治港勢力，通過向港府施壓要求更強硬的統治手段，例如發出打港獨的聲音、要求港府盡快為廿三條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繼續充當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護（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蔭權那樣受到審判）。而且如果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檢控乃至定罪，那麽中共政府的權威勢必大大受挫。

由於溫和泛民失敗的路線令群眾運動陷於癱瘓，統治陣營似乎意氣風發，自以為占盡上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現在「時勢不同」，推動廿三條不會再有50萬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條首次立法時，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被趕下臺。她指2003年有獨特的環境，「背負一身債，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對廿三條。」這是後見之明。當年上街人數使當局震驚，甚至有傳媒引述時任特首董建華在當天早上仍估計只有5萬人會上街。高高在上的葉劉似乎看不到，今天貧富懸殊、樓價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大規模群眾反抗的客觀因素並不缺少的。

大灣區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大灣區的綱要。大灣區首要目的是將香港作為中共一帶一路計劃的融資中心。在中美沖突的情況下，中共希望強化一帶一路計劃，與美國爭奪地緣政治的主導權，因此利用香港的國際金融系統及獨立關稅地位，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中共要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吸納海外資金推動一帶一路。此外，由於美國限製對內地輸出高科技產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作為緩沖。

然而，整篇大灣區的綱要並無什麽新意，只是將政府一直實行的政策重新包裝起來。而且在中國經濟下滑的局面下，大灣區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什麽具體成效。大灣區的經濟融合只為會香港帶來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金融和地產炒賣、醫療和教育私有化、興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

泛民攻擊激進派

由東大嶼人工島萬人上街，以至各社會議題的怒火爆發，可見群眾反抗情緒仍然高漲，只是在欠缺運動的明確領導下感到迷惘。民主運動在泛民的軟弱領導之下連番受到挫折，不免使群眾目前鬥爭的信心低落。現實上只有通過廣泛的群眾鬥爭才能贏得民主權利，但泛民向來認為「穩定」的資本主義營利環境比民主權利更加重要，因而在領導民主運動上顯得軟弱，造成幾年內的連番挫敗。現在，群眾信心低落又反過來為泛民領導的保守和妥協提供基礎。在立法會九龍西兩次補選失敗後，泛民主派的結論是過去泛民的選舉工程太過政治化、太激進，因此日後應集中修橋補路、蛇齋餅粽等地區工作。這種結論不過將自己領導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廣大群眾身上。

他們利用這種說法去進一步削弱激進派的力量，以鞏固溫和泛民的政治權力。泛民選票至上，並僵固地視選舉為分餅遊戲。他們盤算激進派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將被阻止參選，而激進選票將會自動流向溫和泛民。因此他們不會挑戰整個威權統治，而甘心做議會內的花瓶。然而，政治並不是僵固的數字遊戲。群眾會越來越看到這些溫和泛民根本無能帶領民主運動，實際上正在變成無意挑戰政府的偽反對派，也因此沒有意欲投票支持他們。從兩次九龍西補選失利已經見到，所謂泛民對建製的「六四比」選票並不是必然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和年輕人對泛民和選舉失去信心，將使擁有龐大競選機器和資金的建製派得益。為了打破這個僵局，現在需要能提出明確綱領的候選人，能提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極端剝削勞動大眾的立場。

梁國雄將會就被取消議員資格案上訴至終審法院，由於法庭完全受人大操控，預計上訴很大機會失敗，因此立法會新界東議席將會於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進行補選。在補選到來的時候，溫和泛民其支持者可能會基於上述的失敗主義結論大力攻擊梁國雄，指他政治形象激進而將會在補選中落選，企圖奪走梁國雄空缺出來的議席。按此邏輯，如果長毛被政府阻止參加補選，他們就會更阻止社民連或任何激進派派出替代候選人，而找一個溫和泛民頂上。如果這次溫和泛民的攻擊成功，就等於讓他們壓抑激進派給他們的政治壓力，讓他們更無包袱地走向更保守和軟弱的立場。如果接受泛民如此做法，將使民主運動陷入迷失！

此外，泛民指未能勝出是因為未能吸納本土派選票，因而希望與本土派「和好」，吸納他們的支持。例如李卓人在二月發表文章表示「不應排除勇武抗爭」，企圖討好本土派支持者。當然沒有人相信溫和泛民會采取暴力行動，但他們可以采納本土派的部分綱領，例如反對新移民和普通話等排外議題，以收割民粹支持。

現在不能坐以待斃，必須準備應付此一攻擊，公開批判泛民的政治權謀。大力批評泛民主派的失敗主義的路線，並主張重建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及其親資政策以外的群眾鬥爭。

但目前香港的政治鬥爭最缺乏的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力量，以及團結中港兩地民眾推翻親富豪的中共專政的綱領。泛民的「和平非暴力」只是掩飾他們向中共妥協、取消群眾運動的措辭，而本土派所謂的「勇武抗爭」也只是無組織的騷亂行動，在三年前已經嘗試過且失敗告終，完全無法對抗專政獨治。本土派並不反對壓榨基層勞動者富豪統治，也不主張聯合中國群眾鬥爭打倒指揮香港政治打壓的中共政權。本土派無視西方帝國主義正在侵犯委內瑞拉和加泰隆尼亞民主權利，反而寄望他們會幫助香港實現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民主運動的綱領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將罷課罷工與擁有清晰路線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聯系起來，會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武器。罷課罷工至今在運動中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製在一個城市裏，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製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任何時候，自我孤立都意味著失敗。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製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和富人的利益。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爭取資源分配權的鬥爭。

瑞典駐華大使卷入桂民海事件 被召回國

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因卷入一場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桂民海的政治醜聞而被召回。桂民海於2015年被中國國安從泰國綁架回中國，至今仍被監禁。今年1月，林戴安以討論營救桂民海的「新辦法」為由，將桂民海的女兒Angela誘騙到斯德哥爾摩。桂民海是2015年銅鑼灣書店綁架案的核心人物。包括桂民海在內，當時銅鑼灣書店的5名負責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失蹤，後來又離奇地出現在中國，且已被中國警方逮捕。

桂民海沒有離開泰國的出境記錄，所有證據都顯示是中國國安人員將他非法引渡回中國。桂民海和他的女兒是瑞典公民，但瑞典政府對此事件的回應相當軟弱，因此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

而林戴安最近的行動使瑞典政府遭到更加猛烈的批評。據Angela部落格所說，林戴安將她介紹給兩名聲稱與中國政府有聯系的商人。這兩名商人盤問Angela 對其父親的案件知道多少。中國指控桂民海泄露「國家機密」，但這一指控是在去年國際上對此案的關註增加之後才出現的。

在林戴安的允許下，這些商人要求Angela「閉嘴」：如果她不再公開為父親發聲，他們可以幫助桂民海求取減刑。Angela說她在斯德哥爾摩的兩天裏一直被關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會員專區，甚至去廁所時也有人陪同。

後來她找借口離開，然後聯系了瑞典外交部。一名外交部官員說他們不知道林戴安曾與她見面，甚至不知道林戴安正在瑞典。然後瑞典外交部撤換了駐華大使，並啟動了內部調查。與此同時，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表聲明，否認與此事件有任何關聯。

獨裁政權的走狗

瑞典左翼黨（即前共產黨）領導人說此事為瑞典幾十年來最大的外交醜聞。他說林戴安試圖讓Angela噤聲，已是淪為獨裁政權的走狗。

以社會民主黨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為首相的瑞典政府一直對富有的獨裁政權采取姑息安撫的政策，不僅是對中國如此，對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是如此。勒文在2015年訪問中國時簽署了許多商業協議。眾所周知，在那次訪問前夕，勒文拒絕說中國政權是「獨裁政權」。在一位記者反復追問下，勒文最終提出了一種替代說法：「這是一個沒有大選的一黨製國家」。

中國異見作家團體「獨立中文筆會」前主席貝嶺譴責瑞典政府在桂民海事件上采取的「黑箱作業和封閉式溝通和救援方式」。

2016年瑞典籍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中國被捕並被迫拍攝認罪影片。當時瑞典駐華外交人員幾乎沒有給他什麽援助。瑞典記者奧爾森（Jojje Olsson）在其著作《在中國被綁架的瑞典人》（De kidnappade Kinasvenskarna）中詳細述說了彼得˙達林和桂民海事件，揭露了瑞典對中國政權的軟弱順從。

在中國政府以完全虛構的罪名拘押了彼得˙達林之後，曾有一位瑞典大使館官員例行探視他。該大使館官員同意中共當局提出的一些「探視條件」，盡管這些條件違反了有關領事探視的法律。中國政府要求整個面談期間要有一名中方警衛在場；大使和彼得˙達林交談要說英語而不能是瑞典語，從而讓警衛可以監聽他們的談話；他們不可以討論彼得˙達林的案子。同意這些條件之後，瑞典代表就只能問彼得˙達林水果夠不夠吃！

揭發事件

Angela的事件本有可能更加險惡。這兩位神秘商人表示可以為Angela提供簽證，讓她去中國看望父親。如果她接受了這個提議，即使有瑞典大使做出官方「擔保」，她也有可能在中國被逮捕，從而讓她徹底閉嘴。更何況林戴安並沒有官方授權。我們贊許Angela拒絕這個「提議」，並揭露了整個醜惡事件。

工運和社會主義者應該要求解雇林戴安並召回全部的瑞典駐華外交人員，然後對此事進行全面的公開調查，包括調查自桂民海於2015年被綁架以來的案件歷史及瑞中政府間的所有來往。

我們毫不相信受商業利益驅使的資產階級政客或外交官會捍衛基本民主權利。桂民海的案件涉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而且中共當局跨境綁架外國公民的做法也公然違反了國際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像建製政客那樣迎合獨裁者，而是必須加強對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浪潮）的聲援行動。我們支持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並要求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

沙中線醜聞持續延燒 紅墈站六成施工表格失蹤

沙中線工程又曝出新醜聞。紅磡站北面丶南面連接隧道及列車停放處6成施工紀錄「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不翼而飛，且未經政府同意擅自改動工程。會展站亦有3成表格失蹤，同時有大量工程記錄文件被發現是事後補簽。不排除紅磡站其他部分及其他車站存在同樣問題。另外，由中國建築（香港）承建的港珠澳大橋同樣有3成相同表格缺失或在完工兩年之後才補簽。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用於證明工程內部架構合格，可以澆灌水泥。表格缺失或補簽意味著，工程質素很可能沒有得到應有的檢查或未達要求。根據最新的消息，沙中線紅磡站已鑿墻檢驗121枝鋼筋，其中42枝（超過3成）的螺絲頭安裝狀況不符合標準，其中1枝的螺絲頭僅扭入6毫米（安全標準為最少40毫米）。該表格一簽五份，分別存放在不同地方，而且另有電腦副本。現在數千份（×5）的表格盡數消失，或者是這些表格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禮頓高層銷毀了表明工程存在問題的表格。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罪行。

政府已宣布將表格丟失問題納入「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同時繼續反對立法會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意義不大」。但是由政府操控且沒有實權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值得信任。港鐵於去年4月已發現表格缺失的問題，然後於年中通知政府，但直到今年1月30日，即調查委員會近3個月的聆訊結束之後，政府才公布消息和進行調查，且荒唐地說事件不涉刑事，再一次表明親資政府包庇劣質工程和有罪的資本家。

由於醜聞和民憤持續延燒，再加上擔心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結果，部分建製派政客表示會「考慮」或「不排除」支持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例如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和議員梁美芬。現在立法會已完全落入建製派手中，即便立法會迫於群眾壓力最終成立調查委員會，建製派依然會試圖阻撓調查或隱瞞調查結果。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成立由基層群眾丶交通業和建築業工會及獨立技術專家組成的真正獨立且民主的調查委員會，徹查沙中線丶港珠澳大橋及其他受質疑的公共工程，並完全公開調查結果；
這個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所有有罪的公司丶資本家和政府官員；
陳帆立即下臺；
將建築公司公有化，與港鐵均交給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

警察違法被捕數字上升 權力造成腐敗

警務處公布去年總共有45名警務人員因違法被捕，較2017年上升55%，當中涉及警員報假案丶盜竊丶妨礙司法公正丶詐騙銀行等等罪行。今年1月發生兩宗警務人員濫權事件，一名保安部警司被揭發在保護證人用的「安全屋」幽會情人。另一宗是臥底警員在涉及酒吧性交易進行了五次的「放蛇」行動，多次主動與酒吧服務生進行身體接觸，明顯占盡便宜。過去亦曾發生過多起警員借「掃黃」之名免費接受性服務的事件，即使警員的做法違反內部指引也不會構成刑事罪行，因此根本毫無阻嚇力。關註性工作者團體紫藤指出，2016年該會總共收到600多宗投訴，當中涉及警務人員濫權及使用暴力的個案占總數八成。

警權膨脹

盡管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指這都是少數害群之馬和「個別事件」，但被捕警員人數升逾一半，根本問題在於威權政府之下警權嚴重膨漲，以致腐敗成風。市民對警務人員的投訴均由警隊的投訴警察課調查。盡管投訴警察課須提交報告給監警會審核，但若監警會不認可調查報告，也只能要求警隊重新調查。因此所謂的監管機製完全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例如2016年旺角騷亂期間，時任《明報》記者鄧力行稱采訪期間遭警員毆打，警察投訴課經過逾兩年調查，決定指控無效。另外，警隊訂立的「不恰當行為介入指引」沒有法律效力，「誠信管理特別工作小組」不受公眾監督，根本只是花瓶。

最重要的是，政府為了鞏固統治權威，賦予警權巨大權力執行政治任務，助長了警隊的氣焰。例如退休警司朱經緯因在占領旺角時以警棍毆打途人而被判入獄，員佐級協會的回應是要求政府為辱警罪立法。此外，警方亦試圖協助雨傘運動期間暗角打人的的七警洗脫罪名，又舉辦集會聲援犯法警員，變相鼓勵濫權犯法。

社會主義者反對警察濫權，要求性工作除罪化，反對辱警罪立法。我們認為，根治整個警隊腐敗需要成立由普通勞動群眾丶工會等工人組織和社區組織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民主地控製警隊指揮權，獨立丶公開地調查投訴和警隊違法案件，懲處違法犯罪的警務人員。

建立強大的外傭運動　挑戰性暴力的製度

香港製度對34萬家務外傭的剝削被形容為「現代奴隷製」，與本地女性受到的性暴力和剝削一樣，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病態。

上月一宗外傭僅上班5日即被僱主兒子強姦，最終法庭判決被告入獄十年。這種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製度所造成的。根據法例，外傭必須與傭主同住，否則有機會面對最高刑罰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元。外傭外出居住的權利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取消，這導致外傭沒有固定上班時間，面對每日工時長達16小時。很多外傭被迫與男僱主同居，失去私隱和自主，甚至不被允許使用電話、自己外出，最極端的例子是上廁所也要經僱主批準。在極端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同住條件無疑也亦令性侵犯、性暴力變得更容易發生。

統治階級的歧視

猶記得在去年二月高等法院維護僱傭同條住例，法官甚至指僱傭同住與否與受到侵犯無關。可見這些社會精英如何與工人的生活脫節，他們所建立的法律製度，是如何歧視工人。

4年前因虐待外傭Erwiana而轟動國際 的僱主羅允彤，原本被判監6年，最後只是服刑3年半就已被釋放。直到現時為止政府仍完全未交待原因。羅允彤仍拖欠81萬對 Erwiana 的賠償。Erwiana 對此表示「傷心和失望」。工人階級和女性要維護自己的權利，不能指望司法製度的審決，必須組織持續的群眾鬥爭才能勝利。

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3月10日舉行三八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讓不同國籍的女性參加，挑戰製造性別歧視和剝削的資本主義製度。

廢除「僱傭同住」條例！落實全體工人的八小時工作製
不分性別種族，工人同工同酬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擴建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女性庇護所及社會服務
取消外勞的兩星期條例，允許一個月待僱期，讓外勞自由轉換僱主
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反對親財團和反工人階級福利政策

香港：外勞被剝奪權利

香港38萬外勞家務工人做著長工時的苦工，且需要將錢寄回菲律賓或印尼維持家庭生計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外勞女工舉行過多場示威和集會，爭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並贏得香港工會與政治組織的一些支持。但她們得到的支持還遠遠不夠。

中大調查

中文大學近期一項調查顯示，外勞的處境還需要很大改變。在2,000名受訪者中，超過70%的外勞每日工作超過13小時。近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每日工作超過16小時，5.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無法依法周休一日。

雇傭同住條例是造成外勞家務工人過勞的主要原因。當工人住在雇主家中，並且在任何時間都可能被要求做家務丶清潔或照顧孩子時，工時是不可能得到管製的。

調查顯示僅43%的外勞有自己的房間。其他人被迫睡在走廊丶廁所丶儲藏室，甚至與孩子共睡一張床。在一座除了富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不住在逼仄房間裏的城市，現實就是如此。2016年，香港有120名外勞死亡，大多數死於與高血壓等與壓力相關的疾病。

外勞組織多年來一直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該條例頒布於2003年，意在防止外勞得到更有力的經濟地位，從而限製其作為工人的議價能力。違反雇傭同住條例可被取消工作許可丶遭受刑事起訴與判監14年。

驚人低薪

中大調查結果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恐怕是平均薪資水準。2017年該數字為每月4,277港元——低於外勞的法定最低工資（調查期間為4,310港元，後來上調了100港元）。

對外勞的這種殘酷剝削，也反映了政府不願投資養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務，令這些部門缺錢，卻肥了地產大亨與其他資本家。因為許多原因，外勞女工與香港本地女工需要聯合起來對抗不公製度，而且必須將國際婦女節作為鬥爭的集結點。

香港：經濟危機初見端倪

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下，香港經濟已初見危機端倪。特別在中國經濟增長創下28年來最低，加上中美沖突大環境陰影下，香港的出口丶樓市和零售業都受到影響。香港經濟愈發虛弱，而且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意味著林鄭政府像全世界其他許多政府一樣即將面臨暴風驟雨。

如果經濟繼續下滑，將迫使香港工人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抵擋資本家更猛烈的攻擊；而且香港工人將更加需要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和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替代方案。

貿易戰

經濟及商務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現時的關稅僅會減低GDP增長0.5%。然而，貿易戰對香港所帶來的影響遠遠大於關稅本身。因為國內經濟放緩丶貿易戰降低民眾對經濟的信心丶而人民幣對港元的匯價降低，更直接降低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欲。香港零售業極為依賴內地來港旅客，零售業總銷貨價去年12月按年僅微升0.1%，而可預計今年首季難有大反彈。去年內地來港旅客人數雖然創新高，但消費力卻在下跌。2016年中國旅客平均花費在購物的開支為8,000元人民幣，但2018年已下跌至5,800元。

本港樓價自去年七月歷史高位起連續下跌五個月，跌幅達 9.2%。在農歷新年前後，香港新盤都以較低價出售，在短期了吸引了市場的購買力。地產界大力宣傳「樓市小陽春」，意圖製造市場向好的氣氛。但由於美國和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今年樓市仍可能受各種因素沖擊。德銀預計到2019年中期，房價將下跌15%；長江實業一名主管預計房價會下跌20%。

在中共打擊金融業和限製資本外逃的政策下，中資在港的擴張受到挫折。仲量聯行早前數據顯示，中資於中環寫字樓新租約的占比在經歷至少連續六年上升後驟降，以樓面面積計，中資的占比由2017年的49%急降去年的29%。

現在林鄭政府顯然將應對經濟危機的希望押在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與「大灣區」項目之上，但相關的基建項目都難以產生利潤，長遠來說耗盡香港的財金資源。雖然香港經濟看似未面臨2003年那種即時性的崩潰，但各種潛伏因素令危機漸見端倪。統治階級亦清楚這一點，因此也采取更多措施保護資本主義體製，一方面是極端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方案，並盡可能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推向私有化，另一方面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的補貼方式，推動大白象基建以刺激投資丶向地產商分發土地助長炒樓。工人階級要組織起來反擊危機。

國際婦女節：香港要勞動者的#ME2運動

近十年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固然打擊整體工人階級，但女性更加是首當其沖。過去10年男女間每月入息中位數差距不斷擴闊，由2006年的2,200元增加逾8成至2016年的4,000元。男女工資差距的其中一個重大原因，在於香港的托兒服務處於災難性的不足。在女性生育第一名嬰兒後，男女工資往往急速擴大，因為在職媽媽往往要改做兼職甚至停止工作，導致45-54歲的差距更高達6000元。

全港現時全港約77名嬰兒才有一個托嬰兒園名額，根本嚴重不足。政府一直不願意提供公共托兒服務，同時對大部分托兒園的資助由只占營運成本約一成，服務提供機構難以營運。在人手不足下，勞工及福利局提出將幼兒工作員與2歲以下幼兒比例定為1比6。有婦女團體批此為1976年水平，促請調整為1比3.5。現時幼兒中心月費為四千至六千元，托管兩名幼兒的開支已近萬元，大部分家庭根本無力負擔。有婦女團體主張由政府資助，將月費減低一半。

性騷擾泛濫

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男女的經濟地位不平等，而社會文化自然合理化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操控，使職場丶校園和家庭的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問題嚴重。平等機會委員會公布「本港大學生性騷擾調查研究」，近四分一(23%)的受訪者表示，在調查前一年內曾被性騷擾。例如有男教授常在課堂上作出口頭性騷擾，如「我教英文口試，唔系口交」，或者「可能你下次著少啲，可能都會畀高啲分你呢」，但這些教授沒有受到處分。

校園的反性騷擾機製嚴重不足，對投訴人的援助欠奉，再加上普遍的譴責受害人的現象，受害人往往不敢起訴。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中只有2.5%人表示曾向大學投訴，曾選擇報警的人更是只占1.9%。根據新婦女協進會的調查，不少大學及院校均沒有製定對性騷擾行為的罰則，如8大中僅3間列明會解雇施害的員工，僅4間列明會開除涉性騷擾的學生學籍。

權勢性侵

權勢性侵除了在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外，在上司與下屬之間以至丈夫與妻子之間都相當普遍。社會福利署去年1月至9月錄得的性暴力個案中，女性占受害者的97%，說明性暴力是一種系統性的性別壓迫，而不只是個人行為。除了大部分施暴者與受害者是互不相識外，排名第二的是雇主與雇員的關系。雇員舉報上司等同丟失工作，而且在職場內搜集性侵證據相當困難，很多時根本沒有申訴途徑。在配偶受虐的類別上，亦錄得2213宗個案，當中近6成的施虐者都是丈夫。家暴原因之一是政府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公共服務丶公共房屋丶女性庇護所等嚴重不足，女性面對婚內性侵犯和暴力往往不敢反抗和逃離丶只能啞忍。

香港的校園需要一場組織起來的＃ME2運動，團結起來建立有力的反性騷擾機製，由學生獨立運作和監督，積極舉行宣傳和抗議行動。這場運動也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丶大幅增加公共托兒服務和家暴庇護中心。要實現上述訴求，就要挑戰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施政丶以至資本主義製度！

香港：落實全民退保　取消經濟審查　提高保障水平

從2月1日開始，林鄭政府將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從60歲提高到65歲。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撤銷這一項打擊貧窮老人的惡政。不過香港的退休保障製度早已破漏百出。需要無需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製度才能保證基層老人享有體面的老年生活。

現時香港的公共退休保障被拆分為長者綜援丶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丶高齡津貼，不僅保障水平極低，而且均需嚴苛的入息和資產審查。現時65歲以上的單身長者每月綜援標準金額僅為3,585港元，甚至不到一人住戶貧困線（4,000元）。而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和高齡津貼分別亦只有2,675丶3,585和1,385元。早在五年前，樂施會已估計一人長者的每月基本生活開支為4,613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現在約為5,000元。可見現在的公共退休保障無法滿足老人的基本需要，因此許多老人即便領取綜援，仍不得不靠撿紙皮維生。

資產限額

盡管政府於2017年開始不再要求領取綜援者的子女提交「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但仍然保留以家庭為綜援申請單位。這意味著若要申請長者綜援可能不得不與家人分居，否則可能會超過低得不合理的資產限額（兩名成人丶一名兒童丶兩名65歲以上長者組成的家庭若要申請綜援，資產不得超過137,000元）。在政府提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後，一名60-64歲的老人若申請綜援，不僅資產限額從48,500元下降到32,000元（單身）/21,500元（作為家庭成員），而且他們的自住住宅也不再被納入資產計算的豁免範圍。

林鄭政府一面將萬億公帑投入東大嶼人工島，另一面繼續壓低本就低得可憐的退休保障。我們要求實行免審查的60歲以上全民退休保障，同時提高保障標準，使退休者能夠過上體面生活。為了給全民退休保障提供資金，需要提高公司利得稅和開徵富人稅（李嘉誠每年可得十數億股息收入，卻因香港不徵收股息稅而無需納稅）；而不是實行「三方供款」，降低勞動者現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並讓退休保障基金成為金融投機者的工具。

進一步需要將地產公司丶銀行丶其他大企業以及醫療等公共服務收歸公有，交給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僅可以為全民退保提供充足資金，也將為退休者提供充足的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

香港：學生罷課 要求立即應對氣候危機！

「我們要行動！」是今天反氣候變化抗議最受歡迎的口號。一千多名中小學生從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的行動得到了老師和家長的支持。

3月15日的這場罷課抗議，是響應瑞典16歲女孩Greta Thunberg號召的全球反氣候變化罷課。而且從孟加拉到巴西等90多個國家也會舉行類似抗議，這可以成為全球青年抗議的裏程碑。

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率先行動。澳大利亞至少有15萬年輕人參加抗議，而新西蘭最大的城市奧克蘭據報導有3000人參加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參加了香港的抗議遊行。我們在抗議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在所有學校建立民主的學生會，從而準備在不久之後采取新一輪行動。許多學生和家長簽署了社會主義行動的聯署，購買了《社會主義者》雜誌。許多人都自發認同我們所說的「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香港是一個海濱城市，因此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打擊，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頻繁的極端天氣。2018的超強臺風山竹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強的臺風，但這不過是一個警告而已。可另一方面，根據《南華早報》所說，香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近乎於無」。

大企業

非民選的林鄭政府服務於億萬富豪和大企業的利益，所以不願采取猛烈、但必要的減碳措施，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的利潤。對於大企業來說，利潤永遠是第一位的。

資本家試圖蒙騙公眾，讓公眾以為可以通過改變個人生活方式來解決氣候危機，例如隨手關燈和少用塑膠吸管。但這不過是揚湯止沸。自1988年以來，全球71%的碳排放來自僅100家公司。僅中國國有煤炭公司就占了全球14%的碳排放。我們需要民主控製這些嚴重影響氣候的大公司，從而改變其生產方式。我們迫切需要轉向零碳排放的經濟模式。

罷課是民主權利！

有些人說學生不應該罷課遊行。這些人對於氣候危機的嚴重性非常無知，而且他們也害怕年輕人變得更加激進、為自己的信念而抗爭。

香港政府和教育局反對學生罷課，並稱學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介入氣候問題，但是學生們正確地無視了這些壓力，發起罷課行動。學生們明白，這些官員和政客的言論不過是脫離實際的空談。

一些學校向家長和學生發出警告信，要求他們不要參加罷課。至少有一間學校呼籲學生不要罷課，而是在學校用餐時自帶餐具、以及反省自己的「消費習慣」。

校方的這些做法是為了轉移視線，而且說明他們完全低估了氣候危機的嚴重性。我們需要有組織的群眾集體行動，而不只是呼籲人們改變個人生活習慣。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去年發布的報告警告說，如果我們不在未來12年裏采取激進措施，氣候變化將不可逆轉，全世界將面臨災難。

組織起來！

3月15日的全球罷課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開始，但只是開始。每間學校的學生都需要組織起來，將運動擴大。許多國家的學生正在組織每周罷課，例如德國、比利時和英國，因為一次性的抗議不足以帶來真正的改變。

而且各個學校都需要建立新的民主的學生會，並聯合成全港的群眾性學生會。每間學校的學生都可以派發傳單和組織集會，招募同學加入學生會。為了推動鬥爭繼續前進，群眾性的學生會不可或缺，而且學生會必須要有活躍成員和民主架構；學生會需要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和決定行動方向和策略。

像今天這樣的罷課行動可以對香港以及其他工人運動薄弱、少見罷工的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即便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期，也很少有人主張采取政治罷工/罷課來對抗政府，盡管工人能夠帶來真正的改變。

因此3月15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不只是耀眼的環境運動，更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動。參加罷課的主要是英文學校的外國學生，但是他們樹立的榜樣可能會鼓舞華人學生采取行動。

反氣候變化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對抗資本主義和億萬富豪的統治。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使用清潔能源的免費公共交通，這樣可以大幅減少汽車使用量。征收富人稅和將主要經濟部門民主公營可以為此提供資金。如果有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我們就可以大筆投資綠色科技。

3月15日全球罷課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開始。我們需要新的行動保持運動勢頭，而為此則需要在學校裏建立民主組織，並聯結到工作場所，一同討論和計劃未來的行動。社會主義者會繼續積極參加氣候鬥爭，闡明和深化鬥爭所需的訴求，並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拯救地球。

財政預算案不顧基層生死

林鄭政府發布2019年財政預算，一方面大舉投資科技和基建，同時多項針對基層的紓困措施「減糖」，在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舉措也明顯不足，被批評是不顧基層生死。有劏房戶說，對於預算案，「十分滿分我只會給兩分」。

由於公立醫院爆煲引發的近期醫護人員抗議，預算案中有關改善公共醫療的舉措尤為引人矚目。雖然政府的措施不過是杯水車薪，但這是醫護人員抗議所取得的成果，證明即便是小規模的抗議也可以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讓步。

群眾抗爭可以贏得勝利

《南華早報》評論說，削減長者綜援點燃的群眾怒火使林鄭政府陷入2017年上臺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如果建設起一場更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進行罷工）， 能夠贏得更重大的成果。

按照預算案，2019年公共醫療支出將增加至886港元，其中50億用於更新和購置醫療設備，7.2億用於提高醫護人員的薪資津貼和增加人手，但醫護人員計劃凈增長只有2-3%，根本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新置的醫療設備可能沒有足夠人手操作。

提高醫生候召津貼也是一個荒謬措施。候召醫生連續工作時間最長可達三十四個小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副會長馮德焜說：「醫生因為錢而出走私家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公院工作太辛苦」。所以增加津貼無助於扭轉公立醫院醫生流失的問題。

而所謂100億「醫療穩定基金」實際上只是一個花招。政府稱基金只是作為未來經濟不景氣時凍結或者削減醫療支出的情況下的備用資金，所以根本不是「增加」醫療開支。而且按照2015年醫改儲備金和今年房屋儲備金的先例，不排除政府可能會收回資金。

這份不顧基層生死的預算案源自政府的親資立場和大財團對於香港政治經濟的操控，同時也與打壓民主權利的威權統治相輔相成。為了爭取能否真正改善工人和窮人生活狀況的措施，需要戰鬥性的工人群眾運動，挑戰整個威權資本主義製度。

政府「劫貧濟富」　貧窮人口再創新高

今年年初，法院判決一起老人殺妻案，被告為一名八旬老人。他擔心自己死後，癱瘓在床的妻子會因為無人照顧而孤獨餓死，但又沒有錢聘請私人看護或者讓妻子入住私立醫院，而公立或津助院舍長期缺乏床位，因此不得以將妻子殺死，然後自首。

貧窮率創9年新高

根據最新政府數據，香港貧窮人口已增加至138萬人（20.1%），創9年來新高。政府政策介入後仍有過百萬貧窮人口，而且其中近半數為在職貧窮。另一方面，2018年全港前50大富豪總資產高達到2.3萬億港元。

根據樂施會去年底發布的報告，在香港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時薪至少需要54.7港元。但將於今年5月實行的新法定最低時薪也只有37.5元。全港約107萬就業者沒有達到「生活工資」（包括近4萬名政府外判雇員），超過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

親資政府拒絕大幅提高工資與企業稅及改善社會保障，反而將大筆公帑投入大白象工程，與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將令香港極端的貧富差距繼續惡化。

港鐵相撞災難——踢走腐敗高層

3月18日，港鐵於淩晨3時測試新信號系統時，因系統故障，令兩列列車於近荃灣線中環站相撞，其中一位車長的右腳擦傷送院。列車在中環站隧道攔腰相撞至出軌，損毀嚴重。荃灣線中環至金鐘站要停駛2日搶修，至3月20日早上才恢復正常。經荃灣線由金鐘往中環的市民需要於金鐘站轉港島線，以致地鐵站大擠塞。

現場有百多人搶修，據報道有港鐵員工即使放假亦調休返工，連日來只睡了八小時，亦有員工受傷流血仍堅守崗位。由於毀壞車廂在隧道內傾側，消防出動了搜救專責協助求援，將近40噸重的車卡擡高，其間車廂更有隨時翻側的危機。與此同時，港鐵主席馬時亨他被揭發在記者會後隨即坐飛機到上海打哥爾夫球！

預計港鐵在此次事故中被罰金額2500萬元，但港去年牟取160億暴利來說只是九牛一毛。馬時亨企圖把所有責任推給信號系統軟件提供商法國Thales公司。2017年，同樣由於Thales公司製作的地鐵信號系統出現故障，新加坡兩輛正在載客的地鐵相撞，造成38人受傷。不過港鐵自己亦有份參與開發今次事故發生時正在測試的信號系統。

不只是「意外」

一年以來，港鐵醜聞和事故不斷，說明今次撞車不只是「意外」。例如，除了沙中線和高鐵醜聞外，去年10月16日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將軍澳線因信號故障分別停駛61-114分鐘。港鐵票價只加不減，並通過地產開發大賺特賺，同時近年卻削減維修部門開支、人手、資源，令維修部門士氣低落，加上硬件更新緩慢，導致事故頻生。

政府只是要求港鐵成立專責小組調查，主要為港鐵及承辦商的代表，意味著「左手查右手」，根本不會揭露港鐵製度性的問題，也不會懲處理應負責的港鐵高層。政府擁有接近八成的港鐵股權，卻一直將利益嚴重傾斜於財團。連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也批評政府極力「迎合」港鐵利益，並說讓港鐵上市是一個錯誤。

現時需要一場群眾鬥爭，要求由鐵路員工、救援人員、獨立專家及民主的工人組織成立的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撞車事件和沙中線豆腐渣工程，並且懲治涉事的港鐵高層、承辦商和政府官員。這場運動應要求將港鐵全面公營，由員工進行民主控製，踢走腐敗的港鐵高層；同時以征收富人稅作為資金來源，實現免費且更加優質的公共交通。真正運作鐵路的是前線員工而不是高薪厚祿的寄生蟲，而鐵路本應屬於所有民眾共同享有，不是財團的牟利工具。

傘運算帳並未停止　「占中九子」受政治審判

雨傘運動的秋後算帳並未停止，政府企圖通過政治檢控製造寒蟬效應，以更大力推動威權統治的政策。2014 年占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丶陳健民及朱耀明等九人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等罪，九人全部有一項或兩項罪名成立。法官將於4月24日宣布刑期。戴耀廷和陳健民請求不要判朱耀明入獄，因為朱耀明的身體難以承受即時監禁。而九人很可能向法院上訴。

寒蟬效應

主審法官陳仲衡的判決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他在判詞中指，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抗辯理由。現屆政府上臺以來，群眾運動的浪潮雖然遠及不上2009-14年的升溫期，但絕不代表政府的權力穩固。林鄭月娥現時面對廿三條立法這項中共委托的政治任務。一方面她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另一方面她也害怕惡法會激起群眾抗爭，因此左右為難。林鄭月娥想利用今次審判作出震懾效果，並以為這樣可以徹底壓製群眾反抗運動。

其中一項荒謬的罪名是「煽惑他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其中五人有此項控罪成立。只要在社交網站呼籲人上街，已經可以定罪。檢控方連戴耀廷在2013年報章刊登的「占中」構思文章也視作「煽惑」。這罪項可以用作打壓言論自由，任何人有份宣傳和鼓動公民抗爭，甚至在社交網站上呼籲網民發布消息，都可以被定罪。

九人中亦包括陳淑莊及邵家臻兩名立法會議員。議員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可以被解議席。由於民主派目前仍能守住三分之一關鍵議席，此一機會不大。但倘二人最終被判囚超過三個月，五年內都不能參與任何公共選舉，意味著他們可能會失去下屆參選資格。

此外，最後陳仲衡又認為，三子聲稱如果有一萬人參與占中，政府的最大關註就會由拘捕示威者，變成關註如何推進真普選的說法是不現實的。法官固然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維穩的角度，貶低整場雨傘運動的價值。然而，法官確實道出了統治階級的想法。「占中三子」從來不是雨傘運動的真正發起人，因為是北京的假普選方案激起群眾自發鬥爭。

阻礙運動

整場運動期間，中環從來沒有被占領過。占中三子沒有計劃過如此大規模的占領行動，而只是希望發起一萬人在遮打道靜坐數天，期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回應。從一開始，占中主辦方提出要限製運動的參與人數，有意排拒激進的政治力量，並要求每個參與者簽署誓約，承諾會聽從大會的指示隨時解散。占中三子認為只要稍為向政府施加壓力，就可以贏得普選權。直至雨傘運爆發前一天9月27日，戴耀廷仍拒絕啟動占領中環。戴耀廷甚至有意安排學聯代表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談判，然後發起一場假公投解散運動。與其說占中三子是運動的帶動者，倒不如說他們是壓製運動發展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和審判，要求無罪釋放所有傘運人士及政治犯。現在需要重建一場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領導，聯合中國內地的工人群眾反對整個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

修訂逃犯條例是廿三條前哨戰

林鄭借陳同佳臺灣兇殺案匆匆提出《逃犯條例》和《刑事互助條例》，容許港府引渡從內地及臺灣逃至香港的逃犯回去受審。港人陳同佳由於在臺灣殺害了女朋友後潛逃回港，以至臺灣司法機關無法作出製裁。林鄭月娥以「主持公義」為名要引渡陳同佳回，以合理化條例。

如傳媒組織的聯合聲明所說，中共當局曾偽造「藏毒」、「行賄受賄」、「走私」等罪名打壓異見人士和言論自由。這些罪名均屬逃犯條例列出的可引渡罪行，修訂案亦無禁止中共在引渡後加控其他罪名。

但如果修訂案通過，實際上將由傀儡特首一人決定逮捕和引渡；法院雖然可以審查，但無法調查控罪是否真實，更何況「占中九子案」再次說明法院已淪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以預見法院只會順從特首的意見。

屠城木馬

4年前的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和去年的《金融時報》編輯馬凱被拒入境案猶然在目。如果修訂案通過，猶如在香港設下屠城木馬，中共可以羅織罪名要求引渡民主派人士或調查中國「敏感事件」的記者。批評中共政府的外國人也可能在赴港期間被捕。資深記者胡力漢說，一些外國媒體已準備撤離香港。

記者、教師、律師等組織紛紛發表反修例聲明。3月31日更有12,000人上街遊行，有抗議者打出「引渡返大陸，香港變黑獄」的橫幅。銅鑼灣書店事件被綁架者之一林榮基在遊行隊伍的前端，他指修例「好似頭上一把刀，為咗保命，我冇得唔諗離開」。

諷刺的是，林鄭政府以陳同佳兇殺案為名修訂條例，但臺灣陸委會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臺灣將發布旅行警告，以免臺灣人在香港被捕然後送至中國受審。2017年臺灣親綠營的社運人士李明哲在中國被捕，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判監5年。

商界轉軚

富豪精英擔心自己因為行賄、逃稅等等罪行而被引渡，體現出他們的集體罪惡感。所有在中國經商的資本家或多或少都曾違法、行賄。其中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更提出司法覆核。因為他在澳門「歐文龍世紀貪汙案」中被控洗黑錢及行賄，被裁定罪成並被判監5年。他潛逃至香港，而一旦他條例通過，他害怕自己會被引渡至澳門受審。

這讓一些人誤以為這些富豪精英可以成為反對修例的力量。但很快，港府從修訂案中刪去9項可引渡的經濟罪，並改為只有在香港可判監3年或以上的罪行才可引渡，香港總商會、廠商會和中華總商會隨即表示同意修例。再次揭露出港府與富豪精英相互勾結的面目。富人和窮人在法律面前又一次不平等。反對專製惡法只能依靠基層群眾的鬥爭。

引渡條例很有可能是中共指使林鄭，目的是打擊轉移內地資產外逃的富豪及其家屬，其中包括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及加強對經濟的掌控，打擊向海外大筆投資的金融大鱷。海外投資讓這些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擋住中共政權的壓力。然而香港政府面對資本勢力並不如中共那樣擁有獨立於資本家以外的強大鎮壓機關，而只是一個侍服財團利益的弱勢政府，因此面對資本家的阻擋時舉步維艱。中共推動香港威權統治不但會造成底層群眾的反彈，也會與香港資本家發生更大沖突，造成統治的內部矛盾，因為香港資本家不想失去現在的特權。

廿三條前哨戰

中共可能視現時的強烈抗議為重大挑戰。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會見香港律師會代表時力撐修例，看起來中共已準備為修例強力背書。建製派則於4月16日發起「萬人撐修例大聯署」。

中共早前已催促林鄭完成廿三條立法，現在更有消息稱人大準備直接就廿三條釋法。如果修例受挫，中共和港府「權威」大受打擊，民主鬥爭的士氣大受鼓舞，廿三條立法會更加困難。這或許可以解釋林鄭現在「不再啟公眾諮詢，不做更多讓步」的強硬立場。

反對修例和洶湧而來的威權攻勢不能局限於立法會拉布。在建製派已全面控製立法會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議會外的強大群眾運動，修例幾乎必然通過。

現在需要保持3月31日的抗爭勢頭，召集公開會議，討論在工作場所、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重建民主運動，並討論采用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方式，挑戰整個威權統治和中共獨裁政權。

麻疹疫情揭露香港醫療漏洞

今年香港的麻疹個案已增加至66人，僅僅4個月就打破過去11年的紀錄。現在已可以肯定出現第二輪傳播，疫情將持續下去。麻疹傳染性強，可造成肺部和腦部感染等嚴重的並發癥。這次「麻疹之疫」戳破了香港資本主義醫療製度的嚴重漏洞。

輕視疫情

麻疹爆發「重災區」的香港國際機場，衛生署設立疫苗註射站，但接種疫苗諸多限製，例如必須未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或者無麻疹抗體，但有員工曾接種3劑麻疹疫苗仍然染病。接種名額又限製每日500劑。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當初有機場員工染病、出現群組爆發時，政府本應無條件為所有員工補種疫苗，以減少傳播機會。政府輕視疫情，是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

航空公司同樣難辭其咎。多名機場員工出現病征之後仍照常工作，和公司的苛刻對待（例如限製帶薪病假）有很大關系。在首宗機組人員確診麻疹後多天，國泰航空沒有發出任何指引或通告，亦無全面消毒。由於公司反應緩慢，國泰空服務員工會曾威脅集體請病假。

公共醫療崩潰

政府醫療開支長期嚴重低於其他發達地區，無論醫療人手、設施及藥物都等同第三世界國家一樣，面對疫情爆發根本無法應付。今年財政預算也沒有實際改變。

本港醫院連最基本的隔離措施也為人垢病。本刊曾訪問一名前線護士，了解公立醫院的情況（第51期）。她指出醫院過份擠逼的情況已難以做到感染控製，言猶在耳，就有麻疹患者披露自己在沒有隔離的情況下於急癥室等足9小時。

保障巿民健康  公有化醫療

香港近年沒有麻疹的社區爆發，世界衞生組織也於2016年確認香港已成功中斷麻疹病毒於本地傳播。但本月出現了未曾外遊或接觸確診患者的病人，帶來社區爆發的擔憂。

在世界疫情蔓延和藥品被少數跨國大公司壟斷的情況下，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離不開一場全球性的工人運動。只有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製度和親資政府，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民主管理之下，我們才能製定出以需求為本的醫療服務，增加醫療開支、生產更多疫苗和設備等以保障巿民健康。

反修訂逃犯條例：群眾怒火開始沸騰

4月28日，超過13萬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2014年雨傘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扭轉了香港的政治局勢。這場遊行在11天內號召出來，已演變為一場挑戰整個林鄭政府的運動。

廿三條

起初溫和泛民曾對舉辦遊行猶豫不決，害怕人數少變成「示弱」。但因泛民面對巨大群眾壓力，才使「民間人權陣線」成功發起這場遊行。此前，3月31日的抗議有1.2萬人參加。在過去3年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中，溫和泛民鮮有動員群眾抗爭。這些所謂的民運領袖過去30年來，從未帶頭發起眾運動去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在運動爆發時趕上尾班車，以免被群眾邊緣化。4月28日遊行中，溫和泛民也是扮演被動的角色。

葉劉淑儀在遊行指反逃犯修例者「企圖復製零三七一」，因此政府絕對不能撤回修例。當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因50萬人上街而迫被下臺。的確，逃犯條例修訂與廿三條可以相提比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向林鄭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她重推廿三條，而林鄭對此猶豫不決，正是因為擔心重燃群眾民主鬥爭。

當年建製派遭遇歷史性挫敗，葉劉的言論表明，統治階級意識到反逃犯修例鬥爭的潛力可與零三年反廿三條相提並論，因而感到忐忑不安。但自政府取消議員資格以來，政治檢控和取締政黨，現在中共及港府比2003年更加孤註一擲，更加寸步不讓。

包圍立法會

很多示威者認為僅僅遊行並不足夠的。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隊伍中發言，指出行動要升級，因為即使有13萬人上街，政府也不會就此讓步。這番言論在遊行中產生了相當的回響。運動必須同樣堅定回應政府，我們絕不讓步！

但是，怎樣才能推進鬥爭？

民陣提出了包圍/占領立法會。我們支持這一行動，應該盡早行動。但就算這樣還不夠。鬥爭需要升級至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釋放所有政治犯、打倒林鄭威權政權、贏得真正的全面民主。

上街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起點，可以想像群眾的回響會有多麽熱烈。所以，現在應該一鼓作氣，立即號召罷工罷課，以免運動的士氣再而衰、三而竭。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而最近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革命中，罷工正是推翻獨裁政權的核心力量。

4月28日十三萬人上街後，建製派更加頑固地想要通過修例。林鄭已表示不會撤回修訂案。民主運動必須切實組織起來，表明群眾不會讓步。我們要將鬥爭升級，徹底打敗林鄭威權政府！

香港：「非牟利」的NGO 「牟利」的高層

近期媒體報導顯示，香港不但社會結構貧富懸殊，連一些宣稱提供「社會慈善福利」的非政府機構（NGO）內部薪酬差距也極其「貧富懸殊」。

近期許多NGO的管理層被揭發享有高薪和巨額津貼，當中最高薪者為「慈善機構」東華三院社服總主任，年薪高達275萬元！獲政府撥款6,600萬元的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在2017年虧損逾130萬元，但20名高層的薪酬總共高達1,300萬元，占總開支的14%。

另外，32間NGO高層共獲發放788萬元的現金津貼，最高為保良局兩名總幹事，一共得到超過76萬元。

肥上瘦下

相比之下，根據公務員事務局NGO薪級表顯示，基層員工年薪頂點只得15萬6千余元！以保良局為例，一名總幹事發放一次「津貼」就等於撈取一個基層員工超過兩年的薪金！有NGO基層員工說：「前線工作量有增無減。但永遠只是高層加巨額人工，員工就低過標準。」

香港盲人輔導會工廠的失明工人收入極其微薄，據報導薪金最多僅為6000-8000元，甚至低見1000元。失明工人淪為被肆意盤剝的廉價勞動力。而《香港01》報導指上年度盲人輔導會內16名最高薪的員工就支取了1400萬元的薪金，最高者亦高達160多萬。現在工廠計畫重建，這些工人又將被隨意解雇。

一眾宣稱「慈善」、「扶貧」、「非牟利」的機構高層管理人員一方面肥上瘦下壓縮基層員工的待遇，另一方面在遮羞布下大肆瓜分政府資助公帑與善款。

香港政府將安老、幼托、殘疾人援助乃至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外判與一眾NGO，變相私有化這些社會福利服務，而且是由政府財政保證的穩賺不賠的生意。2018年政府共資助2,754個NGO單位，撥款167.475億元，但對這些NGO的監督睜一眼閉一眼，令每年資助的津貼撥款屢屢成為被高層上下其手的瓜分盛宴。

因此我們主張把公共服務全面公有化（無論它們過去是被外判給NGO或是已被徹底私有化），置於社服工人和民主工會的民主管理之下，並且課征富人稅，為全面優質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香港現在各項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的情況，同時為社服工人提供體面的收入和工作條件。

反對打壓許智鋒案　停止政治監控

3月底，法院裁決許智鋒搶手機案表證成立，許智鋒於4月1日出庭自辯。去年4月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期間，許智鋒在立會內搶走一名保安局職員的手機，被指控「不誠實使用電腦」、「普通襲擊」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三項罪名，現正準備受審。該職員屬於「全程監察小組」，負責記錄立會內議員行蹤。而建製派也承認該小組的目的阻止泛民通過要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來拉布。這做法分明是操控議會丶侵犯議員私隱，而打壓許智鋒顯然是變相的政治檢控和打壓。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案發當天的小組組長於3月底作供稱，事發後小組立即刪除了用於紀錄的Google試算表，但此前被搶手機中保存了數月的資料。政府顯然是有意隱瞞紀錄內容。此前許智鋒也曾說到，他見到手機中存有議員的詳細資料，懷疑並非只是為了點算人數，而是另有目的。

政治監控

近年立法會被建製派全面操控，加上激進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而溫和泛民並無意願抗爭，議會抗爭的力量不斷收窄。政府明顯要利用打擊許智鋒來進一步震懾議會抗爭，以圖清除議會僅余的反對勢力。

許智鋒若被判監超過一個月，可以在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支持下被罷免；如果被判監超過三個月，那麽五年內都不可以參加選舉。政府和建製派有意回避被揭露出來的政治監控問題。

許智峰向來是民主黨之中比較站在抗爭的一人，雖然他在政治立場上還是傾向溫和泛民的立場，但多次的抗爭行動對民主黨領導來說是麻煩和負擔。去年事發後，民主黨領導立即向許智峰施壓，要求他召開記招公開作出道歉。該黨一直也沒有積極支持許智鋒，反而是較激進的民主派作為這場抗爭的核心。

「全程監察小組」是威權政府操控立法會的一部分，它並非正式部門，而是由各政府部門職員秘密組成（被搶手機的梁諾施正職為禁毒處行政主任）。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支「秘密部隊」的存在。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由基層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該小組的全部活動、紀錄資料和經費來源，徹底公開政府的政治監控內幕，並立即停止相關行動。我們要求無條件撤銷對許智鋒的控罪。同時也需要在立法會和法院外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反擊新的威權攻勢。

國歌法即將通過　思想警察監控全城

國歌法預計將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去年，政府可能因為擔心群眾情緒的反沖，再加上為了迅速通過一地兩檢，而推遲國歌法立法。現在則打算在7月前通過國歌法和修訂逃犯條例兩項惡法，說明威權攻勢變本加厲。

按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所說，議員若「侮辱」國歌，將不受特權法保護其言論自由。可以預見不尊重國歌的議會也會受到取消資格的威脅。這是議員宣示儀式播放國歌之後又一操控立法會的做法。侮辱國歌的檢控期長達2年，將造成被秋後算賬的恐慌。

港人如果公開發布噓國歌的影像片段均屬違法，而且呼籲其他人杯葛奏唱國歌的場合（例如呼籲球迷在國歌播放結束之後才入場）亦可能被控煽惑。這些都旨在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被質問國歌法是否要求中小學校教導「愛共產黨」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的回應閃爍其詞，國歌法作為洗腦工具的面目更加清晰地顯露出來。

思想警察

國歌法還有相當多模糊的地方，例如在播放國歌的場合裏，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但工作人員會否受條例規範，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至於如果有人表現出不屑表情或搖晃身體，是否屬於不莊重，

政府的回應強調「按常識理解」，這正正是極權政府下思想警察的做法。所謂常識任由統治者自己定義，可以根據主觀意願任意羅織罪名。

中共通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推行國歌法的做法在香港打開了「立法後門」，再次沖擊香港司法機關。

抵抗威權攻勢

現在部分泛民在立法會內試圖通過拉布阻撓國歌法。議會鬥爭固然重要，但林鄭政府和已經控製立法會的建製派正展開更猛烈的威權攻勢，更何況此前民主派議會召集人毛孟靜已經表示泛民「原則上不反對」國歌丶只是反對「刑事化」，若僅依靠議會拉布，國歌法通過已成定局。

現在需要將反國歌法和反修訂逃犯修例以至各方面的反威權鬥爭連結起來，建設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討論用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鬥爭方式反抗整個不民主製度，並將香港的民主運動聯系到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抗爭，對抗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與之勾結的富豪專政。

加入全球抗爭浪潮 反抗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2019年全球群眾運動風起雲湧。3月8日國際婦女節，許多國家舉行罷工和大規模示威，反抗父權資本主義壓迫。3月15日，全世界更是有100多個國際150萬學生和年輕人參加反氣候變化罷課。社會主義行動介入這些運動，指出運動需要反對資本主義，並提出將鬥爭升級的方法。

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10日，我們聯合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和其他社運團體舉行了國際婦女節遊行。作為香港唯一的國際婦女節示威，我們打出「將#MeToo運動帶上街頭」的口號，反對性暴力和性別歧視；要求取消對外勞的種種不公製度和殘酷剝削，實現本外勞平等待遇和團結抗爭。我們也特別要求中共政府釋放中國的女權工運分子，呼籲中港群眾聯合反抗中共獨裁統治和習近平政權大肆鼓吹的父權思想。

除了示威之外，我們還於3月6日在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場非常的公開講座，反響非常熱烈。我們邀請愛爾蘭社會主義黨成員（社會主義行動在愛爾蘭的姊妹組織）、愛爾蘭國會議員Ruth Coppinger介紹愛爾蘭女權運動的成果經驗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氣候罷課

3月15日，香港舉行了傘運以來的第一場罷課行動。主要來自國際學校的1000多名學生加入全球200多個城市的反氣候變化抗議。我們提出的「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得到許多抗議學生和家長的贊同與歡迎。當晚以及4月11日，我們分別在理大和中大舉辦公開討論會，解釋為什麽解決氣候危機需要終結資本主義，並呼籲更多年輕人和工人參加氣候行動，對抗危機。我們在臺灣的姊妹組織國際社會主義行動舉辦的講座吸引到臺外學生和工人，許多參與者踴躍提問發言。

社會主義行動努力在香港建設一支社會主義政治力量，參加所有鬥爭，並嘗試將這些鬥爭聯系起來，建設更強大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我們將香港的鬥爭和國際群眾運動聯結起來，合力對抗造成貧窮、壓迫、專製以及其他種種危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想要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對香港的威權統治，需要中港和全世界工人群眾的團結行動。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議會再次政變！抵抗送中惡法　行動需要升級

在4月28日13萬人遊行後，政府立場顯得更為強硬，企圖加快步伐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逃犯條例修訂。連立法會行政機器也已公然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見今次威權攻勢來勢洶洶，反修例迫切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式！民陣號召5月10日在金鐘政總外集會，抵抗建製派操控立法會。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響應！

包圍立法會的行動應該盡快開始，更需要政治罷工罷課一天，重建群眾性、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塗謹申根據議事規則主持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有助民主派拉布。但在5月4日，建製派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裏自導自演通過一份「指引」，由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取代塗謹申主持會議。這是一場小政變，也是為建製派進一步操控立法會打開先例。這種做法明顯違反議事規則，但卻受到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的支持。

5月6日在建製派議員的缺席下，民主派照常召開法案委員會並選出民主黨塗謹申為委員會主席。然而立法會秘書處明顯站在建製派一方，杯葛當場會議。建製派議員稱他們會在5月10日召開自己的法案委員會會議。因此，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鬥爭和打壓將更加激烈。

民主派很可能會嘗試通過司法途徑（例如禁製令和司法覆核等）阻止建製派的非法會議。但建製派掌握著議會多數以及秘書處，因此單靠司法上的鬥爭最多只能拖延一下，更何況法院已經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現在建製派在立法會橫行無忌、手法粗暴，不排除會直接將法案提交至大會，只要建製議員做舉手機器就可通過。群眾運動迫切需要動員起來抵抗，並將行動升級至罷工，才有足夠力量抵抗這條惡法。

通過近年來的政治清洗，建製派已占直選議席多數，控製整個立法會，無論誰主持會議，法案最終也會通過。但建製派更要牢牢操控審議程序，確保修例可以迅速通過。因為他們害怕泛民會拉布拖延法案審議，而立法會的辯論平臺將會動員大批群眾。

立法會秘書處的偽中立被揭露出來，激起群眾憤怒。最近，有已辭職的前立法會保安召開記者會，揭露秘書處在2017年曾要求她在申報書上填寫自己屬於「黃」還是「藍」的。當她拒絕表態後受到上司的針對和打壓，以至她在今年較早不忍壓力辭職。她也被要求不可以與一些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助理交談。

中美沖突的因素

林鄭也面對資產階級中的一些派別反對，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和香港較小的資本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去年年底的僭建醜聞，為免引起民情反彈，在逃犯修例案中一直躲在背後，而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作為主要推手。但近日情勢嚴峻，連鄭若驊也要開腔表態。

由於中美沖突持續升溫，甚至有可能談判破裂，美國加強利用人權、民主的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談判籌碼。美方甚至發出威脅，指逃犯條例有可能令香港卷入中美貿易戰。

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最近對《逃犯條例》修訂表達「強烈憂慮」。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支持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等中共資本輸出政策，但特別是在中美談判重新陷入危機時，他們擔心自己像華為孟晚舟那樣成為中美沖突的犧牲品。而香港商家在內地經商時，行賄以及洗黑錢可謂常態，故此他們擔心引渡條例會威脅他們。另外，在轉向親美的蔡政府統治下，臺灣行政院陸委會更表示，即使香港通過法案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回臺灣，明顯與林鄭作對。

有一種說法指，逃犯條例並非中共交給林鄭的政治任務，而似乎是林鄭為取悅中共、減緩為廿三條立法的壓力。因此推論林鄭有機會撤回修例。然而，不管這是否事實，現在事態發展而令逃犯修例變成廿三條立法的預演。林鄭認為如果今次修例失敗，未來更難推動其他打壓民主的措施。因此政府並不會因為大規模上街而讓步，除非行動升級至威脅政府的統治。

鬥爭的下一步

上街以至包圍立法會，都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給中共、林鄭和支持修例的大財團造成最大打擊。現在沒有猶豫的時間，必須汲取過往失敗的教訓。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

民陣希望將六四連系至反逃犯條例，並藉著六四三十周年的大臺，號召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參與反逃犯條例的鬥爭。如果真的如此，可說是大大改變了支聯會領導的一貫做法。溫和保守的支聯會過去都想限製六四集會為純粹的悼念，而不想與今天的鬥爭連系起來。

然而，觀乎現在形勢的迅速發展，不排除建製派會在六四前已經通過法案。因此有迫切需要盡快動員群眾，並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包括發動罷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積極宣傳罷工作為鬥爭升級的方案。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新起點，將可以成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跳板。

數千人再集會反送中 迫切需要行動升級

民主派和建製派將於5月11日分別召開各自的修訂逃犯條例會議，雙方發生發生沖突。10日晚超過，1000名反修例抗議者在立法會外集會，要求政府撤回修訂案和林鄭下臺。由於建製派和立法會秘書處的「政變」，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形勢十分緊張。為防止會議受阻，多名民主派議員通宵留守立法會會議室。在同一天的特首答問大會上，林鄭月娥指泛民議員反送中惡法的論點都是「廢話」。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臺上發言時表示， 保皇黨無視白紙黑字的議事規則，政府官員做人肉錄音機， 泛民議員上臺發言，故決定今日發起集會，向政府和保皇黨表明香港人會「企硬」。工黨張超雄提到臺灣當局表明即使「送中」條例通過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可見港府修法只是為了政治打壓。

社民連梁國雄號召反修例者參加六四晚會，「逼爆維園」。如果六四晚會除了只是悼念死難者外，也能連系至今天的群眾鬥爭，將會是一個進步。 六四晚會可以成為群眾討論下一步行動的平臺，但這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所有支持民主的力量表達自己的主張，而不是由少數人控製大臺。

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中宣傳鬥爭需要升級，需要政治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和打敗威權統治，得到許多抗議者認同。群眾怒火普遍存在，但是缺少一個能夠指明鬥爭所需方向和策略的領導。集會示威不足以打敗來勢洶洶的專製打壓。如果泛民領袖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可以得到強烈反響，成為重建新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起點。

但是，鑒於政府的強硬立場和粗暴手段，不排除建製派會在六四前通過修例。因此應該從現在就開始動員群眾，召集公開會議，在工作場所丶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討論如何將鬥爭升級和考慮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手段。我們的運動要向林鄭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反擊！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墻」，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松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系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盡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盡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樸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采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盡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急劇升級，這波沖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幹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盡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著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盡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麽問題、為什麽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香港百萬人遊行 需要政治罷工

6月9日，100萬人參加反送中遊行，人數創下1997主權移交以來的最高紀錄（只有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的示威才能與之媲美），展現出巨大民憤。香港的「抗議文化」由來已久，但今次全港七分之一人口上街遊行，將抗議提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現在深陷政府危機和群眾抗議。林鄭政府愚蠢固執至極，出人意料地重燃了群眾運動。從雨傘運動失敗至今還不到5年。

林鄭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讓中共獨裁政權能夠「合法」綁架身處香港的政治異見者（包括只是途經香港機場的人）。中國沒有公平審訊，99%的判罪是基於口供而非客觀證據。香港幾十年的群眾鬥爭才爭取到一些薄弱的民主權利，而且在過去幾年已被嚴重破壞，而送中條例是迄今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最大攻擊。

2014年，雨傘革命創下大城市群眾占領運動的世界最長紀錄（79日），至今沒有被打破，但因沒有前進方向、精疲力竭而失敗。自那之後，反革命和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占了上風。

所以，6月9日的遊行相當於「決堤」，群眾怒火一下子洶湧而出，但是69示威者的情緒和過去的群眾抗議有多方面不同。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反送中運動也不是從零開始。群眾毅然上街，盡管許多人都知道政府不會撤回法案。

事實也已證明政府會采取強硬立場。在遊行當晚，在仍有數千示威者尚未抵達終點的時候，林鄭就宣布仍會在6月12日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遊行之後，政府的立場愈發強硬，緊張局勢一再升級，因為中共和林鄭如果不能如願通過送中條例，其統治將遭受嚴重打擊。林鄭政府的威信已蕩然無存，不過這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而且通過清洗立法會和禁止反對派參選，建製派有足夠票數通過送中條例，更何況林鄭背後還有中共獨裁政權的支持。

反送中運動經常被比做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國安立法。但顯然今次不會是2003年的簡單重演。

反廿三條運動扳倒了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華，而林鄭受群眾憎恨之深更甚於董建華。過去16年的政治鬥爭令港府權威千瘡百孔，但林鄭卻加力推動送中條例，因為她害怕如果放棄修例，政府將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群眾對中共獨裁政權的恐懼將大大削弱。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香港，中共都是以「無敵」形象和群眾的恐懼作為關鍵的統治工具。

69遊行之後，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表面「讓步」，但另一方面卻將立法會表決日期提前到6月20日。一名匿名建製派議員對香港《南華早報》說，政府認為以強硬立場嚇退群眾運動是目前損失最小的方案。親中共的資產階級建製感覺自己已經無法回頭：既然已經遭受損失，不如現在想通過條例，以表示港中政府不會被群眾壓力撼動。

反送中鬥爭也和中美沖突交織在一起。中美沖突正從貿易戰和科技戰迅速升級成全面的地緣戰略角力。外國公司已經表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中共不能示弱。

誰的主意？

是林鄭政府自己發起修例，而中共起初只是站在一旁觀望。林鄭迫切想要討好習近平，而且她也需要抵擋其他親中派系的壓力，以拖延廿三條立法。林鄭明白，雖然民主鬥爭在過去5年遭受諸多挫折，但如果重啟廿三條立法，可能會重新點燃群眾運動。

但她最終還是扮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送中條例同樣激起強烈的群眾怒火。可見政府的愚蠢上了一個新臺階，而且林鄭已註定無法連任。看起來中共要等更長時間才能找到一個能任兩屆的特首，盡管實際上特首不是民選的，而是由一個僅1200人的委員會「選」出的。

送中條例激起的群眾抗議令建製派內的分歧愈發嚴重，所以中共不得不介入事件，管束建製派，讓他們支持林鄭修例。從此時開始，中共和習近平就已經和修例掛上了鉤，既不能繼續袖手旁觀，也不能容忍修例失敗。

獨裁的「好處」和「壞處」

中國一句諺語說：「天高皇帝遠」。內鬥是中國獨裁製度的固有成分。中國的中央政府和經濟實力強大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沖突。中國許多省份的經濟規模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習近平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也是為了壓製政權內強大的離心力。

所以，在送中條例問題上，習近平一旦示弱或者因為群眾壓力而退卻，將立即激化現在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而且還會鼓舞中國的群眾鬥爭。現在中國群眾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可能甚至比1989年更加強烈。

這也突顯出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製之間的區別。過去10多年，中共不禁覺得保持高壓統治是正確的，而且還大大收緊管控，因為大部分「民主國家」已經陷入混亂，例如英國政府搖搖欲墜、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冒起、以及其他嚴重問題。相比之下，中共利用高科技強化威權統治的做法得到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欣賞。

但是中國的體製缺乏靈活性，不像資產階級民主製有許多政治「安全閥」來釋放群眾壓力。面對危機時，西方資產階級經常利用選舉來平息或誤導群眾鬥爭，利用「新面孔」的蜜月期來爭取時間，盡管隨著資本主義危機持續惡化，資產階級的喘息空間也變得越來越小。

中共威權體製愈發陷入一個死循環，它只能不斷加強鎮壓和強硬統治，例如新疆關押過百萬人的集中營和香港變本加厲的政治打壓。當然，到了某個時間，不斷升級的鎮壓必將引爆社會抗爭。眼下的香港就是如此，劇烈的社會動蕩將會持續幾日乃至幾個星期。

中國和臺灣的關系顯然也是上述狀況。中共稱臺灣是中國領土，但大多數臺灣人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中臺關系的影響也已變得非常重大，因為臺灣已經成為中美沖突的關鍵棋子。

香港現在的政治危機正對臺灣造成重大影響。明年今年1月臺灣將舉行總統選舉。這將是解嚴30年來最兩極化的大選。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民進黨的現任總統蔡英文支持香港的群眾抗議，並利用香港局勢攻擊中共政權和國民黨。

習近平對香港采取強硬立場，導致中共不僅沒能從經濟和政治上拉攏臺灣、削弱民進黨和蔡英文，反而令臺灣人民更加排斥中共。習近平不得不對臺灣采取更加強硬的言論和軍事威脅，而這又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罷工呼籲是轉折點

香港的局勢發展非常快。6月4日，18萬人參加六四30周年紀念晚會。5天之後，1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和林鄭政府。政府沒有做出讓步，反而更加強硬，暗示要進一步打壓民主派，令局勢大幅激化，反送中鬥爭進入緊要關頭。

69遊行之後不到24小時，就有許多小商戶、藝術家、社工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罷工號召。一天之後，3000名教師聯署，要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一個教師工會）發動罷工。航空公司雇員也發起同樣的聯署。巴士司機宣布怠工行動。學生和其他許多團結也開始討論罷工、罷課、罷市。

盡管罷工對於希臘、法國、韓國等國家來說是比較平常的事情，但對於香港來說則是歷史性、革命性的一步，因為這意味著群眾政治覺醒，民主鬥爭才是采用一個全新的武器。香港工人運動力量薄弱、缺乏自信，直到現在這一直是香港群眾鬥爭的致命弱點。

民間人權陣線號召在6月17日舉行一日罷工、罷課、罷市。這是必要的一步，我們對此非常歡迎。如果民陣堅定地向這一方向邁進，並進行真正的組織和準備，那麽三罷的號召能夠得到巨大回響，而且會成為鬥爭的轉折點。

如果堅定地組織和領導罷工，不再只是跟在群眾鬥爭後面，那麽親民主的職工盟有機會在鬥爭中大大提升自己的影響力。盡管香港工人缺乏組織和經驗，而且工會參與率低，但是昂揚的鬥誌可以推動工人在職場建立罷工委員會、召開罷工會議、加入或建立工會。

雨傘運動沒能迫使政府做出任何讓步的原因之一，就是從未討論過罷工。這是嚴重的弱點。從反送中鬥爭一開始，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呼籲全港政治罷工，因為中港政權將自己的權威押在送中條例上，要想打敗他們必須要有大規模政治罷工。

在69遊行中，我們在橫幅和演講中呼籲罷工罷課，並為此派發了1萬份傳單。當時我們是唯一一個呼籲罷工罷課的組織。現在罷工的想法正在吸引大批群眾，這是一個重大突破。

社會主義與民主鬥爭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香港工人運動來說，反對壓迫性法律、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鬥爭也關系到中國大陸支持新興工人運動和反對中共威權資本主義的鬥爭。

過去30多年，香港民主鬥爭起起落落，一直都是典型的「跨階級」運動。參加群眾抗議的有普通工人、退休老人、學生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但掌控運動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泛民主派以及與他們觀念類似的一眾NGO。這些運動領導本身組織規模比較小、自我封閉、沒有真正的內部架構、而且主張去政治化的路線。香港民主鬥爭停滯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領導無法為運動提供真正的領導。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在民主運動中非常不起眼，例如69百萬人大遊行時工會橫幅寥寥無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會領導人（例如職工盟）只會跟在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的後面，不去為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而戰。

這更突顯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份子能夠在運動中發揮的作用，特別是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第一次考慮采取罷工的情況。開始將罷工作為武器，是群眾意識的決定性轉變，我們對此做出了貢獻。

一些宗派主義團體拒絕參加民主鬥爭，因為他們認為這無關工人的利益。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則介入民主鬥爭，努力發揮重要作用，同運動最激進的成員建立聯系並為我們的綱領而戰。我們主張將戰鬥性的民主訴求聯系到終結資本主義、施行社會主義政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香港這一亞洲最不平等的社會的危機。

根據樂施會的報告，在林鄭治下，香港的貧富差距擴大到45年來最嚴重的程度。香港資產階級不支持民主訴求，因為這個威權體製就是在保護他們的利潤，保持極低的稅率，抵擋「邪惡的福利主義」。

自9前成立以來，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所有民主鬥爭。我們提出具體的倡議（包括罷工），並解釋需要怎樣的鬥爭才能打敗傀儡港府乃至其背後的中共獨裁政權。我們也明確指出泛民領導人政治軟弱、沒有戰鬥性的戰略。

泛民政客完全低估了群眾對送中惡法的怒火，一直落後於群眾運動。他們依附於資本主義，看不到資本主義正是港中實現民主權利的一大阻礙。所以他們總是猶豫不定，害怕群眾鬥爭激進化、脫出自己的掌控。眼下，泛民支持罷工罷課罷市，但是他們並沒有領導和組織三罷，只是迫於群眾壓力而做出敷衍。

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現今中共政權和傀儡港府面臨多重危機。如送中條例一樣，許多危機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回應挑戰的策略是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因此現在香港和中國都在醞釀爆炸性的緊張局勢。

今天香港群眾討論以罷工對抗港府的反民主法律，意味著群眾鬥爭進入了歷史性的新階段。無論未來鬥爭進展如何，現在關於罷工的討論都會帶來重大影響。香港群眾鬥爭應該采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是擺脫自我孤立的狀態（近幾年本土派思想令這種狀態更加嚴重），聯結到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面臨著更加殘酷的鎮壓，但也展現出驚人的勇氣和力量。如果有一個新的工人政黨領導中港工人群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提出清晰的綱領將革命的民主訴求聯系到徹底終結資本主義，那麽獨裁政權的滅亡就指日可待了。

反送中：譴責警察開槍殺人!

林鄭執意推進送中惡法，數萬名示威者占領金鐘, 罷課罷工。警察盡顯政權鷹犬本色，動用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暴力襲擊和平示威者, 令學生頭破血流。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要求立即撤回惡法，林鄭下臺！

現在我們已迫使立法會大會推遲，可說是小勝利！但要消滅送中惡法，罷課罷工要擴大起來，全面癱瘓經濟, 讓林鄭看到勞動者才是社會的主人！

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占領不能拖長時間，現在需要進一步將行動升級! 罷課的同學要回到學校號召老師同學罷課，罷工者請立即號召同事加入罷工，並一同出來參與示威。請在學校和職場組織罷課罷工委員會，大力宣傳！

占領運動需要建立民主的防衛委員會，更有組織地抵抗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占領行動本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和問責製度，民選的行動委員會，讓所有參與者民主決策，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和策略。

今次的占領和三罷完全是群眾自發的。泛民領導人沒有提供過領導，只是跟在群眾後面。我們的運動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具戰鬥力的政治領導！

今天的鬥爭已比傘運再升一個層次。我們要持續升級，直至撤回惡法，林鄭下臺！

香港：警察暴力震怒群眾

香港警察首次開槍鎮壓和平示威者，動用前所未見的極端暴力，不惜施行任何手段，防止雨傘運動2.0的爆發。林鄭將示威的年輕人定性為「暴徒」，企圖利用暴動罪施行白色恐怖。真正的暴徒是警察！我們需要持續的運動，捍衛612行動中勇敢、和平及有紀律的年輕人。

香港人的憤怒已到臨界點，政府無視103萬人上街反送中，已經完全沒有合法性，正在利用暴力和謊言統治。今天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比2003年更獨裁，加上要防止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因此不能允許我們有勝利。而且在中美沖突下，習近平視推動送中惡法為國家層面的任務，因此會更加強硬執行。香港群眾已經做出了勇敢的抵抗，但單靠抗議是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讓步。群眾自發的罷工罷市行動，已經令鬥爭升級至新的階段。

政治罷工

現在部分行業正在討論需要罷課罷工。罷工將可以大大改變香港群眾鬥爭的面貌。雨傘運動沒有出現過真正的罷工，是當時的一大弱點。政府可以無視百萬大遊行甚至占領，但當經濟被癱瘓、社會運作停擺時，政府的統治會受到更大威脅，而勞動群眾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權力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從鬥爭開始一直倡議政治罷工。我們是在六九大遊行裏唯一個組織主張罷工反惡法。慶幸現在罷工的想法得到了群眾的響應。

過往多數人覺得在香港發起罷工非常困難，甚至沒有可能，但今天現在我們已經踏出第一步。現時自發的罷工開拓了行動升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掀起浪潮，促發日後更有組織的罷工運動。

罷工要組織起來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而需要組織起來。現時圍繞罷工的討論可以作為開始，具有強大的象征意義，但如果罷工真的要有實力，就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一方面，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面推動罷工。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反送中罷工委員會」，發起聯署、召開大會、進行罷工投票。

為了向真正的罷工邁進，需要有組織的領導。我們認為民陣、職工盟和教協立即召開罷工大會，邀請職場、工會、學校和各政團派出代表參加，決定何時及如何組織罷工，製訂真正罷工的日子。

如果政治罷工得以有效組織起來，將會向林鄭政權發出嚴重警告，更大規模及更持久的罷工將會陸續月來，直至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鬥爭甚至可以得到中國內地人民的響應，動搖中共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黑警暴行
無罪釋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撤回送中惡法，打倒林鄭殺人政權

跛腳林鄭還能在位多久？

上周日，香港2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令整個地區都大為震撼。CWI瑞典支部周報《進攻報》就此采訪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的Vincent Kolo：

「上周日的示威規模創下香港歷史新紀錄。6月9日100萬人上街；然後到了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遊行人數超過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無論是對於香港還是中國，這場運動的意義都非常重大。」

港府讓步有多大意義？

「政府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紐約時報》說這是習近平自2012年上臺之後最大的政治敗退。習近平過去被視為『無敵強人』,所以今次讓步是一個轉捩點。

「中共獨裁政權說送中條例是林鄭政府自己的主意，或許的確如此，但林鄭一定得到中共的許可，否則港府絕不敢這麽做。同樣，現在林鄭做出讓步暫緩修例，也是遵照中共的命令。

「6月14日，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韓正等中共高官趕赴深圳，會見林鄭等港府官員，要求他們讓步，以解決眼前的危機。」

群眾反應如何？

「群眾認為政府的讓步太少、太遲。林鄭政府深受憎恨，絲毫得不到群眾信任。為了推動送中條例，政府散布謊言。6月12日，當7萬名學生和青年包圍立法會時，政府甚至采取令人發指的警察暴力、槍擊示威者。群眾擔心政府再耍陰謀詭計，所以要求完全撤回條例。

「6月12日早上6點，大批年輕人占領了立法會周圍的所有道路，令警方措手不及。警方完全誤判了形勢。數萬名示威者通過社交媒體和Telegram等加密通訊工具組織行動。因此當天Telegram也受到中國政府的駭客攻擊。

「年輕人的鬥誌令統治精英大為震驚。《南華早報》新聞主編寫到：『年輕人不害怕警棍和子彈，這是件可怕的事』。」

反送中運動和雨傘運動有何不同？

「反送中運動從傘運中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2014年雨傘運動沒有贏得任何成果就結束了。自那之後的4年裏，港府采取猛烈的政治打壓，中共獨裁政權加強對香港政治製度的控製。

「6月12日下午，政府和警方害怕重現像傘運那樣的占領局面，因此決定開始鎮壓。警方當天發射的催淚彈多過傘運79日的總數。

「而且那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向示威人群發射橡膠子彈。兩名示威者被橡膠子彈擊中頭部，另外兩人身受致命重傷。警方還第一次使用了布袋彈。上述武器都是在傘運之後購入的，但是沒起到作用！警方原本以為可以用武力嚇退年輕示威者和整場運動，但是年輕人奮勇抵抗，反過來嚇倒了統治精英（更何況在那之前不久才剛剛有100萬人上街遊行）。所以中共才決定讓步。

「中共獨裁者正和特朗普政府進行艱難對抗，無力同時應對這麽大的群眾運動，所以他們想要通過些許讓步迅速平息局面，但是未能得逞。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但是不僅沒能平息群眾的怒火，反而因為拒絕撤回條例和為警察暴力辯護，令群眾更為憤怒。所以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抗議。」

未來局勢將會如何？

「現在群眾正在討論下一步如何行動。政府必須完全撤回條例。今天（6月18日）林鄭再次『道歉』。自6月15日之後，林鄭每天都在『道歉』。但是這些所謂的道歉沒有任何新的讓步，只是一再重復過去的空話。林鄭是天主教徒，『道歉』對她來說就像去教堂懺悔。也許上帝會原諒她，但人民不會原諒。

「她沒有說會撤回條例，也沒有說會辭職。實際上，無論她自己想法如何，中共都不會允許她這麽做。

「暫緩修例還不足以平息民憤，所以現在中共和港府想要采用拖延戰術，消耗運動的精力，從而避免做出更大讓步。

「即便只是『暫緩』也已大大打擊習近平獨裁政權的權威，如果撤回條例而且讓林鄭下臺，會是中共的大潰敗。對於中共來說，迫於群眾運動而讓步，是最危險的事，因為這不僅會鼓舞香港民主運動，而且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

「由於中共不會滿足群眾的要求，運動可能進一步升級。星期一，民主黨林卓廷在集會上發言說現在運動對政府是應了『5比0』，所以不需要進一步的群眾行動，結果被在場示威者喝倒采。群眾不接受政府現在的讓步，他們認為還沒有贏得勝利。」

為什麽林鄭不辭職？中共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另一個代理人嗎？

「林鄭現在不過是行屍走肉，但中共不想她下臺，否則中共自己會大難臨頭。香港不是民主國家，香港特首是由一個由大富豪組成的1,200人小圈子委員會『選』出來的。特首『選舉』完全受中共操控。

「這些精英選民把票投給誰是遵循中共的命令。而香港資產階級鐘意這種製度，因為他們只不過放棄些許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就可以得到中共關照，在中港得到各種特權和豐厚的商業合同。

「最重要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中國工人群眾，不讓他們組織起來挑戰資產階級的權力。所以社會主義者主張爭取民主、反對威權製度的鬥爭也需要打破資產階級的權力。

「中共不想在發生這麽大的群眾運動的時候舉行特首『選舉』。雖然現在群眾還不清楚如何才能贏得勝利，但是當前局勢已帶有前革命特征，如果此時舉行『選舉』，可能會刺激群眾運動進而要求真普選，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沒有跡象表明政府會做出更多讓步，所以鬥爭很可能繼續升級。」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如何介入這場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投入運動。而且，直到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的時候，都只有我們呼籲政治罷工。為了宣傳全港一日政治罷工，我們派發了25,000份傳單，並在橫幅、雜誌和演說中強調這一主張，而且得到越來越多的回響。

「從1920年代之後，香港就沒有過政治總罷工，所以我們現在是在重建早已被遺忘的工人傳統鬥爭方式，而且非常迫切，因為運動不能停滯。這場激動人心的運動必須迅速找到能夠徹底打敗獨裁政權的方法和綱領。如果群眾運動錯失機會，中共將『反攻倒算』。」

反送中鬥爭如何向前走？

林鄭月娥今天在記者會「道歉」，完全沒有回應運動的五大訴求。政府死不跪低，明顯是聽命令中共，不可以讓民主運動有一次徹底的勝利。現在我們要組織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鬥爭，才能對付中共拖延戰術。所以，我們也要串聯中港兩地的群眾鬥爭。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他們與我們有共同敵人，一起反對中共政權和財團專政。中共害怕香港民主運動勝利會鼓舞士氣，以致提出真普選等進一步的訴求，甚至令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威脅整個中共政權和財團專製的統治。我們要習近平這個惡夢成真，就能成功！

政府內部嚴重分裂，但中共不容許林鄭作更大讓步。我們距離成功還差一段直路。運動應一鼓作氣，持續升級，不能被政府的拖延戰術消耗。至今運動沒有領袖的，反而使泛民不如像以往壓製運動的擴張和激進化。但單靠自發運動是不足以應付中共這個強而有組織的國家機關。時間長了運動就需要明確的決策，因此運動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建立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架構，為運動提供方向。在當下形勢，組織起來，製訂行動升級的計劃，是成敗關鍵。

現在單靠示威和占領並非可行策略，記得五年前的雨傘運動裏，我們在占領馬路後讓政府拖延得太久，不斷受到黑警和黑社會攻擊，加上媒體大力抹黑，令民意逆轉。當運動進入更復雜的局面，在沒有清晰網領和明確領導的情況下，內部就會出現分歧和內耗，最終失敗收場。

行動升級的方向應該要罷課罷工。現在我們要組織罷課罷工，保持向政府施加的壓力。職工盟和民陣在6月16日一度取消了罷工，然後在群眾的期望和壓力下才急急恢復，但由於欠缺組織和準備，很多工人在雇主壓力下只能個別請假，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仍未發生。個人行動恐怕難收成效，消耗罷工這一策略。團結就是力量，唯有依靠集體行動，運動才能向前走。

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香港財團向來為專製政府護航，不民主的製度正正保障他們的低稅率、壟斷地位和暴利。

現在反送中運動要製訂罷工一天的日子，例如G20峰會召開的第一天，6月28日。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心全力動員罷工，不應再猶豫不決。此外，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罷工委員會」，串聯起來。職工盟和民陣可以征召義工，擴大人力資源，動員群眾在大型職場派發傳單，推動工會行動。路是人行出來的！

反送中運動要成為2003年反廿三條以來最大的勝利！經過了四年的打壓，從DQ立法會議員、政治檢控示威者、推動國歌法，我們的鬥爭終於走出被挨打的局面。五年前我們說過「We will be back!」，現在我們回來了，要雙倍奉還給統治者，奪回雙普選，打倒獨裁政府和財團專製。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不撤回、不罷休，林鄭下臺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嚴懲黑警暴行
無罪釋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停止清算罷課教師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建立罷工委員會，阻止解雇罷工工人
串聯中港兩地工運，打倒中共專政，打倒富豪專政

G20峰會要行動升級　6月28日再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反送中運動把握G20峰會的機會將行動升級，例如在6月28日發動罷工和示威，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人和青年的註意，藉以向習近平和中共施壓。將G20峰會作為鬥爭平臺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認為G20峰會上的各國政府是我們的盟友，那就大錯特錯了。那些政府也在壓迫本國人民，他們反而和習近平與林鄭更契合。

反送中運動若要勝利，就先要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參與G20的各國元首，代表的不是各國的人民，而是和香港政府一樣代表各地的大財團和權貴，當中不乏滿手鮮血的獨裁者。例如，特朗普支持64屠殺，而且公開稱贊習近平和普京的鐵腕統治；巴西爆發數百萬人示威，反對總統博索納羅打擊退休保障，與香港一樣遭到催淚彈攻擊；俄羅斯總統普京現正全面封鎖一人以上的集會；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去年下令處死異見記者卡舒吉。沙特軍隊介入也門戰爭、屠殺平民，他們的武器正是來自美英「民主政府」。博索納羅和薩勒曼都是美國政府的盟友。

各國政府首腦關註的是自己國家的財團和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香港的民主權利。基本上，他們對林鄭「暫緩」方案感到滿意，想盡快平息香港示威，避免社會不穩而影響他們的營商利益。

這種國家過往都中港的民主問題緘默不言，只顧與中國進行經貿來往。最近由於中美沖突升溫，美國才高舉所謂「人權」、「民主」旗幟，向中國施壓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特朗普已經講過，香港示威者與林鄭會「解決問題」（work it out）。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特朗普和其他政府首腦不會G20峰會上提起香港問題，以免觸怒習近平。就算他們提出香港問題，也只是將香港當作大國博弈的棋子，想要借此迫使習近平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決不是真的支持中港人民反抗威權鎮壓。

真正的國際團結只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平民、工會分子、工人組織、青年和學生，因為他們也在反抗如港府一樣的邪惡政權，像我們一樣為民主權利而戰。我們要將行動升級，推動真正的罷工，向中共政府施壓。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

中共和威權港府害怕現在的群眾運動繼續壯大，進而反對地產霸權和東大嶼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要求提高極低的法定最低工資、增加公共醫療和教育資源。香港房價對年輕人來說遙不可及。現時的最低工資實際上比2010年還要低。港府只顧和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在公共支出上極為吝嗇，令公共服務體系早已千瘡百孔。而且，反送中運動需要真正的群眾罷工，也體現出建設更為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的重要性。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但它們也是反對親富人政策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主張建設戰鬥性的工會和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以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挑戰資本主義富豪統治。

香港：將腐敗港鐵民主公營！

醜聞纏身的港鐵於6月30日再度加價，加幅達3.3%！這是根據所謂「可加可減機製」下的最高容許的封頂加幅，但港鐵票價從來是只加不減。每程車票加幅最多達$2，對於生活離不開公共運輸的基層民眾來說，可謂百上加斤。港鐵自2010年起幾乎每年都會加價，只有2017年曾凍結票價一年。短短9年間，累計增幅已經達33%！

所謂的「可加可減機製」，是與社會的通脹物價掛勾計算的，理論上在社會嚴重通縮情況下會減價。然而，由於消費物價指數都會包含如港鐵、巴士公司等公共事業的價格，公共事業的收費亦會影響到物價指數。因此港鐵加價，就會推高物價指數，而港鐵就會根據機製進一步加價，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2011年來，港鐵盈利從未少過100億。2018年，港鐵總盈利為160億，就算扣除物業地產業務，盈利仍然高達113億元，比去年增加7%。港鐵高層壓榨民脂民膏和基層工人，大筆財富流入高管和禮頓這類黑心建築商的銀包，卻給群眾留下一連串豆腐渣工程。

沙中線醜聞

沙中線的醜聞仍未落幕，反而越調查越揭發更多問題。而且調查尚未完成，就有消息指政府已打算局部通車，為了港鐵的利潤而置乘客生命安全於不顧。在紅磡站，禮頓和另外一家分判商金門基利使用不同供應商的鋼筋與螺絲帽，鋼筋最多只可扭入螺絲帽約兩、三圈，導致隧道連接縫滲水。港鐵和禮頓最遲在2014年就已知道存在此問題，但港鐵卻從未展開調查和糾正，禮頓工程師則告訴工人「扭得幾多就扭」。

在醜聞爆發之初，雖然整個項目多個車站出現問題，但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只允許有限度地調查紅磡站月臺建築以及剪短鋼筋的問題。後來紅磡站再次爆出有大量工程紀錄缺失，更有設計被擅自改動等醜聞，政府才被迫擴大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重啟調查。

然而就連最初揭露醜聞的分判商中科，最近亦公開聲明不相信單憑調查委員會便能查明真相，並質疑中期報告所信納的文件有誤。中科更稱事件仍有三大疑點未解決：車站結構設計、螺絲帽使用數目及南北線月臺涉嫌以「不正規方式」建造。顯然，沙中線現時已爆出的腐敗問題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由於港鐵乃上市公司，因此公司實際成了「獨立王國」，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不受社會大眾的民主監督。可見，港鐵私營化後，非但沒有如資本主義評論員聲稱所謂改善「服務質素」，更讓其變成一個謀取暴利、瘋狂加價、剝削工人、腐敗的吸血巨獸。

港鐵工人抗議

港鐵公司除了是市民的吸血鬼外，更是其員工的血汗雇主。6月3日，港鐵工會發起抗議行動，指責公司「高層發大財、基層做到呆」、「漠視年資、變相減薪」，要求根據生產力指數及今年通脹率至少加薪8%並改善員工福利。根據工會聲明，現時工資水平無法吸引新人留職，令人手長期不足，但列車班次及各項服務有增無減，令員工苦不堪然。

而更早前，同樣是由港鐵公司營運的高鐵，於3月底突然解雇了200名外判員工。工人發起了靜坐行動，斥港鐵及其外判公司「用完即棄」。涉事的外判公司「國際永勝」，負責高鐵的車站助理、車上服務員、客務中心、內部會計等服務。據員工估計，裁員是因為高鐵的載客量不足。

事實上，2000年港鐵上市時定明如果公司發展新鐵路項目如果未能達至一定的商業回報率，政府便會資助港鐵。因此，港鐵的生意根本是穩賺不賠。換句話說，由民眾出資的大白象基建，賺錢時歸財團，虧本時卻要讓基層市民及工人買單，足見公共事業私營化對勞動大眾根本毫無益處。

因此，我們需要將港鐵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透過港鐵工人和基層市民的民主管控，我們可以監督企業的票價、工程、甚至沿線土地的發展，確保所有勞動大眾都可以得到廉宜而優質的基本社會服務，並廢除外判製等剝削製度，提高工人薪資和福利待遇，擺脫資本家的剝削與壟斷！

香港：幼兒園教師承受高工時、大壓力

教聯會最近進行了一項調查，揭示出幼稚園教師的惡劣工作條件。45%受訪者表示每周工時達61小時或以上，甚至遠高於香港每周平均工時52小時。五分之一更表示達 71小時或以上。

相比之下，幼師的薪資少得可憐。按照免費幼教計劃的規定計算，由政府全額資助的半日製幼稚園教師每月僅基本只獲得約18,000元，尚未達到政府建議的最低薪酬$20,770。70%以上的免費幼教學額為半日製。

如此長的工時，根本原因是政府投入資金過少導致幼師人手短缺。由於工作過於勞累，再加上難以令人滿意的薪資，2018/19學年幼師流失率高達12.3%，創近年新高，結果形成惡性循環。

人手短缺

在香港政府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服務部門人手短缺已成為通病。今年年初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才剛剛因為壓力爆煲而舉行抗議。港府在學前教育的投放只占生產總值的0.17%，是經合組織中(OECD)其中一個最少的。歐盟顧問建議各地政府的支出應最少為1%。香港的各項幼兒教育發展指標均列經合組織之末，政府難辭其咎。

政府從2017年開始施行免費幼教計畫，這原本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政策。但免費幼教計畫導致教師需處理大量額外的行政工作，政府和幼稚園又未新增人手，因此成為加長教師工時的直接原因之一。過半數受訪幼師表示，施行免費幼教計畫之後，其教學及行政工作量大幅增加。

在教師極度勞累、資深教師不斷流失的狀態下，顯然難以維系教學質素。而且在免費幼教計畫下，真正免費的大部分只是半日製幼稚園，愈來愈大需求的全日製的學童們仍需支付每年中位數約7,900元的學費。

為了解決幼師長工時、低工資的問題，同時為全港所有兒童提供優質的幼托服務，我們要求把幼稚園全面公有化，由教師、家長和工會民主管理；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在提高幼師薪資的同時立即實行8小時工作製。為了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建設具戰鬥性而民主的教師工會和工人政黨，對抗這個只顧和地產商、財團利益輸送，無視基層群眾需求的不民主政府。

香港：政府縱容工時殺人

5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立法會被追問，要有多少人過勞死政府才會推動標準工時，羅致光竟然回應說「死幾多人唔喺我哋考慮因素」！羅致光還說，政府要花3年時間去研究是否將過勞死列為職業病。親資政府只會考慮資本家的利潤！

立法會最新數據顯示，自2013年至去年中每年平均有過百人在工作中離世，當中極有可能涉及過勞。政府更本是縱容工時殺人，草菅人命。

過勞死

年初，一名64歲的工人為養家身兼數職，下班之後又要再趕往另一份工作，為節省車資和時間在海邊長椅休息，結果一睡不起。3月，瑪嘉烈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在家中猝死。其同住友人說：「佢身體一路都唔好，成日話醫院壓力好大，佢哋成日都要追更，成日話好攰，出事前早更，大概下午1點、2點收工，再之前返中更，約晚上10點11點返到嚟」。

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周超過50小時，比全球平均值高出38%。政府自2013年設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稱要「研究」就標準工時立法的問題，至今已整整過去六年還是白紙一張，而且標準一降再降，從「標準工時」鬼鬼祟祟的改頭換面成「合約工時」，有意不就工時規管進行立法。

近期中國程序員發起反對996工作製（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網絡抗議，大批飽受996之苦的工人紛紛聲討所屬公司的剝削壓榨，展示出工人抗爭的巨大潛力。

我們要求立即落實最高工時每周40小時製度（包括外勞），並大幅調升最低工資，保證工人在不減少收入的情況下享受8小時工作製。現時林鄭政府因送中條例正四面楚歌。如果建設起一個強而有力的戰鬥性工會運動和工人政黨，提出針對冷血富豪權貴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綱領，我們能夠贏得8小時工作製，並打破整個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威權製度。

香港政治危機繼續加深

7月1日的大遊行及占領立會行動後，反送中運動進入了新階段。上個月，群眾抗議的規模和頻率都創下歷史紀錄，令香港政府和國家機器處於空前危機，整個政府已曾一度處於癱瘓狀態，但是立法會沖擊事件改變了局面。盡管還未完全清楚局勢會下一步會如何發展，但沖擊行動讓不知所措的林鄭政府有機會站穩腳步，開始反擊。

可以預見，中共獨裁政權和香港強硬派右翼建製派會利用立法會沖擊事件，開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堅持不做出更多讓步，一小部分年輕人因為鬥爭陷入僵局而感到絕望，所以采取沖擊行動。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群眾運動如何才能組織起來繼續前進。

政府死不悔改，已經引發群眾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甚至感到絕望，為了這場鬥爭不惜犧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過去3周已有3位年輕人自殺並留下反對送中條例的訊息。人們擔心還會有更多人自殺。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沖擊立法會的年輕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動者挑唆示威者采取這種無計劃的混亂行動，讓香港政府和建製派借機發動最猛烈的輿論攻勢，抹黑群眾鬥爭。中共政權及其駐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貫使用這種見不得人的陰謀手段。

沖擊事件之後，政府很可能會更加強硬地拒絕運動的任何訴求，同時加強警察鎮壓。運動已經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關鍵的轉捩點。

社會主義行動相信鬥爭仍可以取得歷史性的重大勝利，但要勝利的話則需要更高程度的組織和協調，更民主地討論戰略、策略和目標，特別是要討論采用群眾罷工這一尚未用過的武器，開始發揮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力量。現在運動「沒有領導」，但當前形勢下運動迫切需要清晰的領導，從而讓整個鬥爭采取能夠致勝的戰略。

史上最大七一遊行

七一大遊行有約55萬人參加。盡管人數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這是人數最多的一次七一遊行。群眾已有些疲憊，而且懷疑就算再來一場巨大遊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這種情況無疑是今次遊行人數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繼續無視五大訴求（撤回送中條例；獨立調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銷對612沖突的暴動定性；林鄭下臺），令群眾越來越沮喪，也越來越憤怒。

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後，政府癱瘓了，直到七一前行政會議兩周沒有開會。建製派出現嚴重的公開分歧。「罪魁禍首」林鄭則幾乎兩個星期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講。

還不下臺？

如果是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像林鄭這樣的政府幾乎一定已經倒臺了。可是在香港，盡管群眾抗議已經讓政府顏面盡失、毫無「合法性」可言，但林鄭還在死撐。這種狀況讓群眾和年輕人感到焦慮和沮喪：還需要做什麽才能打敗她？對於港府所服務的資產階級來說，像林鄭這樣為人民所唾棄的政府最好下臺，換上一個新的親商政府，做出些許短期讓步，以爭取時間，瓦解群眾運動。

但是香港資產階級沒有權力自行換掉負累般的政府，因為這項權力緊握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手裏，而中共至少現在仍堅決不讓林鄭辭職，否則可能會開啟一連串政治危機。

就像5年前的傘運一樣，香港政治危機的異常之處來自於中共獨裁政權。作為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中共拒絕在民主問題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讓步，因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會導致嚴重後果：在上層會加劇黨內精英權鬥，挑戰習近平的「強人」地位；在下層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挑戰愈發惡劣的威權統治和經濟緊縮。

暫緩修例當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對於「絕不後退」的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見的一次局部敗退。但是香港群眾（特別是年輕人）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中共一貫會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讓步，拖延時間，等到群眾壓力消退後便立即開始無情反撲。

軍事威脅

中共獨裁政權正明顯向香港加大壓力。一方面是恐嚇群眾運動；另一方面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讓他們「冷靜下來」。6月26日，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演習，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國的《解放軍日報》報導出來。這場演習一部份顯然是出於「外國陰謀」論，想要告訴中共政權內各派別，在需要的情況下習近平會動用軍隊。另一方面如香港《南華早報》采訪的一名軍事專家所說，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運動。

在當前階段，中共直接軍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雖然中共對香港群眾的頑強鬥爭大為光火，但如果派軍隊占領香港，將會從多方面給中共造成致命危險。如果解放軍攻入香港，在臺灣就算是最親中共的國民黨政客也無法公開支持「和平統一」。

另外，中美「冷戰」一再升級，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戰的範圍，而且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這意味著，軍事幹涉香港可能會引爆2014年克裏米亞那樣的國際危機，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資產階級政府會以香港問題為借口，推出更多反中保護主義經濟政策，並試圖在國際上孤立中國政府。對於中共來說，另外一個可能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群眾的抵抗。香港的人口遠超過克裏米亞，而且就算中共軍事接管香港，如何統治香港這一的問題也將成為中共的惡夢。

把鬥爭蔓延到中國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機（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權曾短暫地瀕臨崩潰），都有中共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後盾，這是現在香港群眾感到沮喪的真正原因。

數百萬示威者以及在網絡論壇上熱烈交流動員方法的數萬年輕人越來越不知所措：這場鬥爭怎樣才能贏？運動似乎用盡了所有方法。但是由於中共的存在，這場鬥爭是不對等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解釋說，香港群眾要想贏得真正的民主權利、打敗政府的親富豪政策，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日漸高漲的群眾怒火（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怒火）連接起來。中國擁有5億工人，而且近年來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愈發增多，他們讓習近平和獨裁政權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眾鬥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打破孤立於一城的局面、點燃全中國乃至更廣闊的群眾運動，從而和獨裁政權「公平決鬥」。如果香港的示威者開始打出口號、呼籲中國群加入對抗獨裁政權的鬥爭，也很可能會掀起內地群眾的巨大響應，對中共政權造成更大壓力。

中港都面臨著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而且中國的情況往往更加嚴重。

沒有領導的運動

在本文撰稿之時，中共無疑正努力讓跛腳港府和建製派裝出鎮靜的樣子，把握住立法會沖擊事件這個「好機會」，反擊群眾運動。有報導稱，負責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韓正本周再次到達深圳，對林鄭做指示。首先政府會發動暴風般的輿論攻勢，大力「譴責」沖擊立法會的「極端激進暴力分子」。警方正從6月12日之後的守勢中恢復過來再度進攻，根據媒體和監控鏡頭拍攝的照片搜捕七一進入立法會的年輕示威者，而且會在未來的抗議中更強力鎮壓。

群眾運動需要采取新方法來應對挑戰。年輕人沒有領導的、去中心化的自發行動目前已經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鬥爭中，群眾的自發性和創意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一般來說，過去的所有群眾鬥爭，無論成敗，都表明，自發行動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在鬥爭一開始，自發性能夠發揮有力作用，但是當運動變得更加復雜時，當我們的敵人開始改變戰略時，勝利的關鍵在於組織和清晰的鬥爭戰略及綱領。

近幾年「組織」被視為過時的想法，群眾鬥爭中存在反組織的情緒，其原因很復雜。社會主義者已在其他文章裏分析過這一問題。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鬥爭必須要有組織，必須要有平臺讓抗爭者有組織地、民主地討論如何前進。

香港眼下的鬥爭（尤其是年輕人）「沒有領導」，起初並不是有意識的選擇。同時，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沒有領導」是進行運動的好方法（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過去4年的鎮壓有至少48宗政治檢控，數百名抗議者被告，超過100名抗議者被判入獄，而且較激進的泛民政黨和非建製派團體受打擊最為嚴重。

對政府不利的情況是，現在他們沒有可控製運動的談判對象，無法通過迫使領導妥協，以瓦解群眾運動。就算剛好出獄黃之峰盡管備受媒體矚目，但在運動中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樣的鬥爭？

運動在無意識中出現一種「分工」。民陣發起了69、616和71遊行，做了大部分聯絡媒體的工作；網絡群組裏的年輕人則提出和動員激進抗議，以及和當局直接對抗。

這種「分工」存在很多問題。它的出現是由於現實群眾組織薄弱（這是香港民主鬥爭長期以來的特點）。一般來說，在世界各地，群眾組織程度和當地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例如工會）的傳統實力直接相關，正如近幾年大多數國家的工人組織都受到本國資產階級和政府的打擊。香港工會和工人組織的規模很小，嚴重影響到當前的鬥爭。

民陣和泛民政客公開說自己不想領導更具戰鬥性的青年的行動，也不想為之負責，只是向他們提供支持。這也反映出泛民「領導」和政黨的權威已經減弱，尤其是在傘運無果而終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打壓之後。民陣發起的616遊行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後，民陣盡管完全認同運動需要升級，但也承認自己不知道要怎麽做。

另一方面，年輕人在國家機器的面前，展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創造力和勇氣。但他們經常認為組織大型遊行不屬自己的範疇，所以最好把後者留給民陣和泛民去做，這就是所謂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遊行沒那麽重要，因為接連的大規模遊行也未能打敗政府、實現民主變革。年輕人並沒太大興趣組織政治團體，反映出無意識的行動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泛民和年輕人都不想將雙方的活動凝聚成一個更有力且更有組織的整體。不幸的是，盡管許多年輕示威者視去中心化為優勢，但去中心可能導致運動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階段造成嚴重分裂，因此會越來越妨礙運動前進。簡單來說，運動需要領導。

我們不是指像傘運時那樣自上而下強加的領導。年輕人有理由去厭惡泛民政客和民陣，因為泛民沒有民主、開放的架構。但現在群眾運動需要的是真正戰鬥性的領導，而這樣的領導需要通過組織基層活動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討論和計劃

年輕的示威者通過加密通訊軟件，匿名地連結起來。他們害怕如果在現場被認出真實身分或者被監控鏡頭拍下，會被警察逮捕。他們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港府已經在引入內地的鎮壓手段。數年來，中國內地越來越多的抗爭工人不再公開選舉代表，因為這些代表會第一個被逮捕、解雇。

在愈發威權的社會，年輕人不得不得采取這種措施。但是采取半地下的組織方式、隱藏抗議者的身份，並不代表自發的、即興的、無計劃的行動足以打敗有中共獨裁政權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當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討論推進運動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標。只有建設起群眾組織，才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以及在出現分歧時進行投票。盡管一部分年輕人認為網絡聊天群組可以成為民主的辯論和討論的平臺，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當許多涉及不同問題而且不連貫的訊息同時出現在眼前，根本無法進行有組織、有架構的討論，因此最終也無法達成清晰的行動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網路投票不是基於民主討論，因此反而會讓示威者更加混亂。

現在則需要在所有學校、職場和社區建立反送中委員會，向所有想要積極參加鬥爭的人開放，以民主的方式運作。盡管反送中遊行都是由民陣主辦的，但現在民陣也承認也不知道鬥爭可以如何繼續、如何升級。我們認為運動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陣、工聯會、學生和青年團體、以及其他相關組織或個人）應該號召參加運動的所有團體或個人舉行一天的會議，討論如何更有力地組織鬥爭，建立民主的委員會，大量招募自發的示威者參與，從而民主地製定運動戰略和策略。

組織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

戰略要想成功，關鍵是舉行一日的政治罷工。直到現在反送中鬥爭還沒有過真正的政治罷工，這是一個明顯的疏漏之處。首先應該誠實地討論，分析為什麽雖然有許多人談到罷工，但並沒有組織起真正的罷工。

香港工會的軟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如何才能鼓勵大批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如何才能把運動當前的訴求聯系到工人和專業團體日常面臨的問題：全球最長的工時、實際收入停滯、私有化、公共服務崩潰、政府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組織的工人站到運動的第一線，癱瘓經濟哪怕只是一天，並警告政府如果不滿足群眾的訴求，工人還會有進一步的行動，那麽能夠迫使強硬的政府退讓。正是因為沒有這樣有力的工人行動，今天的鬥爭難以前進。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規模工人罷工是對抗威權政權的決定性武器，例如上個世紀的南韓、南非、巴西以及現在的蘇丹。

69遊行之後，突然有許多人開始談論罷工，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發的。不幸的是，職工盟和教協幾乎沒有提供任何領導或指引。直到69遊行時，社會主義行動仍然是唯一一個呼籲總罷工的組織，而且我們為此在各場示威中派發了總共超過35,000張傳單。

由於一些新聞稿和社交媒體帖文造成的誤解，海外媒體以為香港真的發生了罷工。的確，一些小商鋪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業，但規模非常小。民陣起初號召三罷，然後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萬人遊行之後，民陣才在最後一刻重新號召三罷集會，而且根本沒有組織。

當時職工盟就罷工行動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其實也不是真的發動罷工。職工盟發言人說，工人應該請求雇主放幾小時的假，讓他們去參加集會。這並不是罷工！職工盟的這種做法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對一和雇主談判時是最無力的。真正的罷工應該是統一號召下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所以需要領導。當大批群眾真的開始考慮罷工時，工會幹部卻沒有正確處理罷工問題，沒有給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領導，令問題更加復雜，而且也導致運動中越來越多人認為罷工「太困難」、「不切實際」。

沖擊立法會

也只有考慮到運動的這種領導真空，才能正確理解七一那些年輕人沖擊立法會、布入警方圈套的錯誤。

政府試圖利用沖擊事件誤導、震嚇群眾，重新鞏固自己的力量、發起反擊。運動需要對此做出回應。現在還不清楚政府的反擊能走多遠，因為它被過去一個月的群眾鬥爭大大削弱，還沒有恢復過來，但如果運動越遲做出有力回應，政府就會越自信。

泛民說沖擊事件的責任不在抗議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對的，而且值得稱贊。責任完全在於林鄭政府、中共獨裁政權和警方。他們毫不退讓，而且過去4年的殘酷打壓也引起一部份年輕人生出絕望情緒。

毫無疑問，沖擊事件是警方給年輕人設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國家機器內的走狗過去多次策劃過類似的煽動，試圖陷害、分裂民主鬥爭。當晚9點警察撤出立法會，實際上就是在「請君入甕」讓示威者進入。許多評論人士，包括警隊前高級指揮官和安保專家，都質疑警方的行動。而且在7月2日淩晨4點的新聞發布會上，盧偉聰就匆匆否認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懷疑。

一名警隊前指揮官對路透社說：「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政府會做出這麽大退讓，在那種情況下把議會交給煽動者和頑固示威者」。

立法會入口被打開幾個小時後，示威者才開始進入立法會。年輕示威者沒有清晰計劃，所以猶豫不決。按現在已有的消息來看，進入立法會似乎只是由不超過200名年輕人討論決定的，而且當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為什麽要進入立法會。一些人認為他們可以點燃一場港版太陽花運動（2014年臺灣學生和青年占領立法院24天），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形勢，因為就算是進入立法會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長期占領。

立法會內的記者報導說，示威者熱烈地（有時是激烈地）討論下一步要做什麽（《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許多決定是由一些小團體做出的，沒有統一的協調人。示威者被告知，他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有示威者貼出告示，禁止破壞書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會裏的飲料之後還留下了錢。有人在立法會講臺上懸掛港英旗幟，但很快被拿下來，這再一次說明示威者內存在不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的許多口號（例如真普選）能夠得到群眾廣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沖擊行動給運動造成的傷害。

需要群眾組織

沖擊事件的關鍵教訓是，運動需要真正的組織。評價任何行動、方法、策略的標準是，看它們能否推進群眾鬥爭、提高群眾的鬥誌和政治覺悟。

這不是責備青年示威者，而是認知到，盡管六月多次大規模的動員令人驚嘆，但運動存在嚴重弱點。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輕人缺少真正的群眾組織，而工人階級組織也很薄弱。

有些人認為缺少組織是一個優勢，但事實恰恰相反，這是一個障礙。自發性的力量不是無窮無盡的，因為群眾運動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有曲折和危機。我們需要群眾組織，需要民主選舉的領導層總結運動的經驗教訓，從而預測敵人的詭計並打敗他們。今天香港缺少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戰鬥性的工人群眾政黨。這樣一個政黨能夠開始填補群眾鬥爭在政治和組織上的真空。

社會主義行動活躍在香港的反威權鬥爭中，爭取群眾支持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現在這個殘酷的腐敗製度。為了打敗林鄭政府，運動也需要挑戰資產階級富豪的權力，因為林鄭政府就是服務於這些富豪的利益。從97主權移交一開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氣，堅決反對民主選舉，並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如果說那些富豪過去擔心送中條例會損害他們的財富和人身安全，那麽現在他們更擔心群眾抗議給他們的利潤造成的影響和威脅。他們想要香港盡快恢復「穩定」（實際上是指鎮壓）。

為了有效地組織起來對抗港府和中共政權，我們需要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將年輕人和群眾當前的迫切訴求（反對送中惡法、警察鎮壓和中共逐步扼殺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聯系到根除住房危機（香港18-35歲的年輕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國是四分之一）、貧窮、醫院危機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這需要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公司從富豪和中共「紅色」資本家手中奪過來，將社會資源公有化，交給工人和勞動群眾民主控製。

香港：紙皮價格暴跌 拾荒長者無以為生

近期，前線廢紙回收價格預計將跌到僅1毫/公斤，這會是20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還沒有算上20年來的通貨膨脹），4萬名拾荒者深受打擊，其中三分之一是60歲以上的長者。大批貧窮長者甚至無法依靠執紙皮勉強度日，生活更加惡劣，同時香港可能出現「紙皮圍城」的局面。「紙皮婆婆」成為香港極度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貧窮問題的最悲涼寫照。

今次回收價格暴跌，是因為中國龍頭紙廠「玖龍紙業」將從香港進口廢紙的價格壓低三分之一（從每噸港幣900元降到600元）。如果其他紙廠接連壓價，情況會更加嚴重。

出口價格暴跌

香港每月向中國出口6萬噸廢紙，占本地廢紙總量的近一半。出口的廢紙會被用來製造再生紙或者紙皮箱。去年底，香港對大陸的廢紙出口價格為1,100-1,200元/噸，當時拾荒者執一公斤紙皮可從回收商處得7-8毫。這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但由於中國政府收緊廢物進口標準，在6月前廢紙價格已經跌到4-5毫/公斤，執一天紙皮還不夠買一餐飯。有關註團體指，依靠執紙皮幫補生計的貧困長者收入減半，部分長者要動用「棺材本」過活。

廢紙價格下跌部分也是因為中美貿易戰。由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大筆關稅，中國製造業出口和生產減少。相應的，用於包裝的紙皮箱用量也減少，進而波及香港廢紙回收業。

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加上高昂且繼續上漲的物價，貧窮長者不得不依靠執紙皮拾荒維生，每日工作10多小時只得數十元收入。我們要求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保證長者能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同時也需要將回收業公有化，建造更多的再生紙工廠滿足本地回收需要（生產應該符合環保要求），由工人民主管控，保證至少66元/小時的生活工資和8小時工作製，從而創造更多體面的工作崗位。

保障住房權利 消滅地產霸權

今年早些時候仁濟醫院提出一項「社會房屋實驗計畫」，準備在荃灣海角街及海興路交界天橋下安放100多個水泥管屋，租給輪候公屋超過3年或者居住環境惡劣者。不出意外，該計畫受到普通市民嘲諷。除了天橋下惡劣的空氣質量，還有網民稱水泥管屋有如貧民窟，「衰過以前啲安置區」，並哀嘆「香港人點解搞到咁折墮？」

如此荒謬而且根本無助解決香港住房問題的計畫卻得到政府支持。房價持續飆升，親資政府將精力全部投向送中惡法，卻無心保障基層群眾的住房需要，只會做出此類裝飾性的政策。去年9月房協推出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畫」至今沒有任何成功出租個案，而且已被指出可能造成「居屋劏房」。

社會清洗

香港已連續9年成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平均一個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儲夠錢買房，遠超過排第二名的溫哥華（12.6年）。買房者要將近70%的收入用於償還住房按揭。還有21萬人住在平均面積不到60呎的劏房，其中三分之一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

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供應遠不及需要，而且林鄭上臺之後還繼續推進綠置居，試圖私有化公屋，減少公屋供應，助長樓市炒賣。綠置居不斷蠶食市區公屋，這是變相的社會清洗，將窮人逼入較遠的新界地區。綠置居能於數年後通過補地價進入私樓市場，價格較高的市區房屋便會淪為投機之用。

截至今年3月底，輪候公屋的戶數超過25萬，平均輪候時間增長至5.5年，創1997以來新高，被諷刺是「等到死」。政府稱將把未來10年新建公私營房屋單位（而非面積）的比例從6：4提高到7：3，但同時預計未來5年內每年只能供應14,500個公共住房單位，而私人住房單位則有13,500個，遠遠達不到承諾的比例。政府連6：4都未曾達到，新的承諾當然更是空話！

《南華早報》一篇專欄文章寫道：「香港住房問題需要政治性的解決方案，而且要改進製度就必須有勇氣對抗強大的地產大亨。地產大亨仍在繼續炒高房價，或是囤積土地；或是推出不到200呎的『房屋』，好像這樣的房子真的能滿足生活需要。」

為了解決住房危機，必須消滅的地產霸權，而不是靠「水管房」丶「共享房屋」這些嘩眾取寵的政策，也不能靠實為利益輸送的「公私合作」。但是林鄭和親資港府沒有挑戰地產商的「勇氣」，反而助長樓市投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靠經營劏房和炒賣地皮致富！

社會主義者要求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丶地產商囤積的土地丶棕地丶閑置軍用土地，每年至少建造5萬間公屋；停止東大嶼人工島計畫，加徵富人稅和資本利得稅，為興建公屋提供資金；也需要進一步將地產商和銀行公有化，由基層群眾和工人組織民主管理，才能徹底消滅地產霸權，保障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和權利。

性小眾平權再接再厲 打倒專製父權資本主義

最近，國泰航空一個兩名男子手牽手的廣告被港鐵和機管局拒絕展示，港鐵廣告商暗示說該廣告「不道德」，引發眾多抗議。有同誌團體在港鐵和機場手牽手拍照以示抗議。最終港鐵和機管局被迫改變決定。兩周之後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的同誌伴侶福利案上訴得直。4年前，因政府不允許他及其在新西蘭註冊的同性配偶享有醫療丶牙科保健等已婚公務員福利，也不允許他們采用配偶合並報稅丶評稅和享受相關稅務優惠，梁鎮罡提出司法覆核。該案幾經波折，直到今年6月梁鎮罡的要求才得終審法院認可。幾乎與此同時，終審法院裁定4條男男性罪行條文違憲，予以廢除。

盡管香港離真正的性小眾平權仍然非常遠，但這幾宗性平權鬥爭成果令人鼓舞。贏得這幾項成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5月臺灣同婚合法化（盡管仍不是徹底平權）給香港當局造成壓力，迫使他們做出一些讓步，緩和香港性小眾的不滿，以免香港性小眾更大聲地要求同婚權利。這從側面說明，平權運動如果建設起國際聯合鬥爭，能夠擁有更大的力量。

維持對性小眾歧視

香港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與日俱增。港大去年7月發布的調查顯示，逾半數受訪市民支持同性婚姻，近7成受訪者支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而林鄭和港府卻以「社會未有共識」為藉口拒絕性小眾平權。相反，保守港府丶建製派和他們所代表的大企業正是在維護恐同觀念和各種針對性小眾（以及女性丶外勞等等）的歧視與壓迫。

民建聯周浩鼎對梁鎮罡的司法覆核勝訴表示「擔心裁決會引起漣漪效應，由公務員福利引伸至社會各項福利政策」。這正正說穿了建製與大財團懼怕性小眾贏得平權會迫使政府為社會福利投入更多資金，不得不提高現在極低的稅率。新上任的平機會主席朱敏健上月接受訪問時則公開說，在香港「研究讓同誌締結伴侶關系政策」是浪費時間和沒有可能。朱敏健對展開「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立場則是左閃右避，只是重覆說要「先進行廣泛諮詢」。朱敏健擁有豐厚建製背景，曾任職廉政公署35年執行處處長及加入過監警會，他的表態正代表了香港政府。

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再加上本就殘缺的民主權利近年來持續受到打壓，香港政府和建製傾斜於大財團的利益，寧願大白象基建工程把數萬億公帑輸送給財團，也不願意滿足同誌伴侶的社會保障需要，因此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同婚，維持對於性小眾的歧視。而且如民主問題一樣，大力打壓性小眾的習近平政權也不會容許香港同婚合法化，否則會激勵內地平權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獨裁統治。香港是現在中國唯一可以舉行同誌遊行的城市，每年會吸引大批內地性小眾參加。

連結民主鬥爭

這也是香港廣泛基層群眾所面臨的狀況。資本家和親資政府打壓勞動大眾的基本民主權利和保障，例如剝奪議員資格丶削減公共房屋丶打擊最低工資丶綜援等，所以性平權鬥爭是與民主鬥爭互相扣連，只有最大化勞動者的團結，才能贏得平權。

現時香港仍有五宗有關同誌權益的司法覆核在排期審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任何促進平權的鬥爭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但法院從來都不是中立的機關，它往往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推動性平鬥爭最主要戰場應是群眾運動。正如臺灣同性婚姻權也是經歷長期群眾鬥爭贏取回來，而蔡英文政府實際上壓低了臺灣同誌本來可以取得成果（民法同婚）。現在香港法院做出一些有利於性小眾的判決，但這實際上仍然是迫於香港內外同誌運動的壓力。香港極需要更有組織丶更具戰鬥性的性平權鬥爭運動，這需要連結到民主運動與工人運動，共同挑戰獨裁中共和資本主義父權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實視同誌平等權利丶消除性傾向歧視丶婚姻全面平權。
職場建設工會鬥爭，消滅職場歧視。
完善保障同誌族群和所有人的社福資源與權利，包括醫療丶教育丶住屋丶退休保障等，實現真正的選擇權和實質解放。
推翻父權資本主義製度和專製獨裁中共。

香港：反對示威禁令 ！抵抗漸進「戒嚴」！

林鄭政府已經比送中條例更加「壽終正寢」。但中共不準許林鄭下臺，否則會被視為習帝的大敗退，而且可能導致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如果現在更換特首，將會激發大批香港群眾要求真民主，反對被富豪財團把持的威權製度。

所以群眾鬥爭的立足點已經改變。現在不只是反抗「垂死」的林鄭，而是以反抗中共獨裁政權為主。據報導，中國副總理韓正已經坐鎮深圳，指揮港府每日的行動。警察已經淪為中共政策的主要執行者。

警方和建製派正想辦法煽動市民「暴動」，從而有借口鎮壓運動。新城市廣場發生的瘋狂的警察暴力表明，警方的新「戰略」是要圍堵年輕示威者，故意引發沖突，這種不顧一切的做法甚至可能導致有人死亡！他們想以此為借口禁止抗議遊行。政府聲稱會考慮分區戒嚴，正是要試水溫。如果分區戒嚴成功，他們就會試圖全港戒嚴。運動必須反對所有禁令。就算警方不允許，我們還是照樣遊行！我們要捍衛神聖的集會和示威權！

為了打敗中共和香港警方的這種戰略，我們必須從三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升級鬥爭：

我們必須把革命蔓延到中國，團結中港群眾共同反抗中共獨裁政權。中港兩地都面臨著中共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
我們的鬥爭必須超越「五大訴求」，要連結到結束整個香港的威權資本主義製度；我們要提出實行真普選，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以真正完全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操控的立法會的；另外要求由群眾民主管理經濟，打破富豪對地產、銀行和大企業的控製，因為正正就是富豪專政造成了貧窮、過長工時和住房危機。
我們必須認真組織一日的總罷工來將政府拉下臺，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現在就開始在所有工作場所和學校組織罷工/罷課委員會和工會。
我們的運動已經開始撼動習近平獨裁統治，令中共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但是這也意味著，中共一定在認真準備反擊。群眾鬥爭需要群眾組織，通過在所有地區建立民主的群眾委員會，將所有人團結起來，防止運動碎片化，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

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香港群眾運動仍然像2014年那樣孤軍作戰，政權可以拖垮運動。把鬥爭擴展到中國會涉及到許多方面，為了進行如此廣泛的鬥爭，運動必須擁有真正的組織和民主架構。松散的網絡和「自發」行動是不夠的！所以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新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工會。通過這兩者將鬥爭組織起來，能夠打敗獨裁政權及其所保護的經濟特權階級（即資產階級富豪）。

如果香港成功組織起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對港府和中共造成空前壓力，同時勢必會令更多中國和全球群眾關註和了解香港的現在鬥爭，令中港群眾更有信心對抗中共和資本家的壓迫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超越「五大訴求」；我們要求立即在香港和中國實行全面民主！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作為群眾運動的下一步主要行動；建立罷工委員會，建設強大的戰鬥性工會，阻止雇主迫害、解雇罷工工人；
打倒中共獨裁政權和財團專政，踢資產階級富豪！
建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將爭取真民主的鬥爭聯系到反對工人惡劣的生活處境。我們反對現在這個由資產階級富豪掌控的製度，資產階級仰賴殘暴的威權政府保護他們的億萬財富。所以我們主張社會主義，主張由群眾完全民主地控製政府和經濟。

元朗黑社會襲擊：一切都已改變！

7月21日星期日晚，數百名身著白衫的黑社會暴徒在元朗西鐵站瘋狂攻擊示威者和途人（包括至少四名記者）。我們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黑社會的襲擊直指群眾運動核心。過去兩個月數百萬人的和平示威已經令中共獨裁政權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黑社會使用鐵通和藤條無差別地毆打地鐵站內的乘客，至少45人受傷，其中至少兩人受重傷。一名眾誌成員他的頭部被毆至破洞，頭頂傷口長達6cm，後腦傷口則長達3cm。一名孕婦也被瘋狂的白衫暴徒毆打。

警察很晚才到場，而且絲毫沒有阻止黑社會暴行，也沒有逮捕任何人。任何關註反送中運動的人對此都不會感到驚訝。群眾普遍懷疑警方和黑社會暴徒勾結。一段現場視頻顯示，警方八鄉分區指揮官李漢民對暴徒表示感謝，盡管他也說不想黑社會的「幫忙」令警方辛苦！

元朗暴徒采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法，通過高度組織的恐怖團夥試圖製造恐慌，打擊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的抗爭信心。不久前蘇丹軍政府也使用類似的方法試圖打敗反威權群眾運動，而且更加致命。

元朗暴徒是在效仿墨索裏尼的黑衫軍和希特勒的褐衫隊，來支持獨裁政權。他們的規模比較小，但是如果群眾運動不做出堅定的回應、展現出更強的意誌、更緊密的組織和更高的紀律，他們就會變得更加兇殘、危險。

元朗「白衫軍」大部分都是收錢做事，並不是特別受某種政治立場驅動。而群眾鬥爭的優勢正是在於強得多的號召力（反抗腐敗、殘暴的政府）以及多得多的人數。但是群眾需要真正組織起來，才能把這些優勢變成實際力量。元朗事件已經向我們發出警號，有組織的自衛已成為群眾運動獲勝的關鍵，刻不容緩。

在中國大陸，腐敗的中共官員也經常勾結資本家，用黑社會暴徒恐嚇罷工工人或反征地的農民。現在政府把這種做法引入了香港。

由於送中條例遭遇慘敗，中共獨裁政權的「香港戰略」也已崩潰。現在林鄭比「無用」更加糟糕，因為她每做一件事都只會令群眾更加憤怒。中聯辦和中共最近派到香港的數百名特工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麽。現在中共在香港唯一「可靠」的政治工具就是警察。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他們想用猛烈的警方行動消耗運動的力量，同時也希望製造「混亂」和「暴力」令群眾疏遠運動。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群眾對政府的怒火極為高漲。

由於整個社會都鄙視警察，警方內部也出現危機和分歧。所有上述因素迫使政府不顧一切地利用黑社會來攻擊運動。在五年前雨傘運動時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藍絲對占領者的攻擊越來越暴力。但是元朗事件把暴力提升到更公開、更危險的水平。所以群眾運動須要做出清晰、有力的回應，否則反動威權勢力就會更加肆無忌憚。

早前已遭受警察暴力的記者在元朗事件後迅速發聲。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元朗黑社會襲擊「嚴重損害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一些記者計劃在未來幾天舉行示威。

在社交媒體上，已有人呼籲7月27日星期六在元朗舉行示威。這是重要且值得歡迎的一步。不過元朗示威必須采取自衛措施，包括保護示威者在往返途中的安全。現在迫切需要切實組織自衛。

組織自衛 刻不容緩

群眾運動有權保護自己，抵擋法西斯式暴力。這已成為鬥爭最迫切的問題。自衛需要有組織。李小龍的「如水」廣受歡迎，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但是「如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元朗事件已經說明，「如水」作為一種鬥爭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

當前這種長期的鬥爭不能僅僅依靠自發行動，必須要有計劃和組織。而只有通過民主的基層渠道才能有效地組織鬥爭（從上而下的官僚控製會破壞運動）。運動需要領導，但領導必須由群眾選舉、受群眾監督。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應該在每個工作場所、學校和地區建立民主的基層委員會，來組織群眾鬥爭。

為了反擊有組織、有充足金援的法西斯式黑社會襲擊，最為需要的是以民主架構組織自衛力量，保護群眾運動。如果工會發揮領導作用，幫助建立自衛力量的骨幹，那麽效果會是最好的。這樣也可以反過來幫助建設工會。在當前鬥爭中，建設工會是另一項迫切任務，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強大的工人組織和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例如罷工）是打敗獨裁政權的唯一方法。如果工會幹部不采取上述行動，那麽基層工人和年輕人就必須采取行動。這是為了保護基本的民主權利，例如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乃至安全回家的自由。

社會主義行動於7月22日星期一發布的聲明解釋說：

「群眾受到黑社會近乎法西斯式襲擊後，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我們有權保護自己，抵抗法西斯暴力。這是我們的人權。自衛需要有組織，以保護抗議者和普通市民為目的，不是為了攻擊……

「在727之前應該召開群眾大會，選舉產生自衛委員會，選出認真、有紀律的代表。代表應該將示威者和公眾安全放在第一位，當示威者遇襲時組織強硬的防衛行動。」

警黑合作

元朗事件背後的政治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的報導，親政府陣營希望煽動暴力事件，從而有借口實行戒嚴，禁止群眾抗議。過去幾周，警方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攻擊示威者，警察暴力不斷升級。如24名民主派議員發表得聯合聲明所說，有明顯跡象表明警方和元朗黑社會暴徒勾結。

毛孟靜說：「999打唔通，警署落閘，有警察見到暴徒就視而不見。」

民主派議員要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辭職，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元朗黑社會襲擊。這是正確的，但是這樣還不夠。他們遺漏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群眾自己須要如何捍衛示威權和繼續鬥爭。就算盧偉聰下臺（中共對此堅決反對），我們仍顯然不能指望警方保護我們的權利。元朗事件說明，有組織的自衛是群眾運動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警方為了裝扮出所謂的「公平處理」，可能會逮捕一些元朗黑社會暴徒，同時繼續升級警察暴力。在他們眼裏，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才是真正威脅。警方針對右翼勢力的任何一絲行動主要都是為了防止群眾運動因元朗事件采取自衛措施。

政府的虛偽

右翼建製派和元朗事件的關系也已顯而易見。在黑社會暴徒進入西鐵站攻擊乘客的同時，和許多黑社會暴徒一樣代表新界封建勢力的建製派議員何君堯被影到向暴徒舉起大拇指並和他們握手。何君堯對暴徒說：「辛苦曬」。因為害怕因此被刑事控告，何君堯於次日試圖撇清自己和暴徒的關系。但在一場記者會上，何君堯仍然說到暴徒只是在「保護家園」。

更廣泛的親政府政客以及林鄭和高級警務人員的虛偽言論表明他們有份參與元朗黑社會襲擊。大話連篇的林鄭在記者會上假裝對元朗事件感到「震驚」，但其主要發言卻是關於同晚中聯辦外的反送中抗議，並將這兩起「暴力事件」相提並論。

但元朗發生的恐怖襲擊，造成多人受傷，而中聯辦外的抗議只不過是破壞了一些設施和中共的面子。更令人發指的是，林鄭拒絕把元朗事件定性為「暴動」，但以往許多年輕示威者卻被控告此罪名。林鄭的前任梁振英在Facebook上說：「嚴厲譴責塗汙中聯辦國徽的暴徒！這些敗類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歷史的唾棄。」

長期鬥爭？

中共獨裁政權正竭力應對香港群眾運動。它完全沒有預想到反送中運動的爆發，說明它花費巨資在香港建立的情報系統根本是沒有用的「大白象工程」。這是因為在中共獨裁政權的體製下，官員就像古代封建王朝那樣報喜不報憂。而且今天的中共官員也需要取悅「獨夫」習近平。中共這樣的製度不歡迎批評或獨立的聲音。所以獨裁政權以為一切都很順利，直到香港爆發史上最大的群眾示威。中共在香港的第一要務一項是防止香港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

中共不準許林鄭辭職，否則會被視為習近平的大敗退，所以中共可能已陷入爭奪香港控製權的長期鬥爭，而「香港政府」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中共放棄代理人，直接介入香港政局，勢必削弱它對未來局勢的預見力，也會削弱它在危機中的權威。所以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現在的政治危機會變成長期對峙。

盡管部分中共強硬派想要動用解放軍，但目前來看軍事鎮壓幾乎不可能，因為軍事鎮壓會在香港和臺灣引發極為嚴重的連鎖反應，並且會成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新戰線。盡管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香港民主鬥爭幾乎沒有興趣，但如果解放軍接管香港，他們也不可能袖手旁觀，否則美帝國主義在亞洲和全球的權威會受到嚴重打擊，所以美國政府應該會在外交和經濟方面做出猛烈回應。

因此，中共獨裁政權目前只能試圖拖延，希望群眾會像雨傘運動那樣耗盡精力。但是反送中運動比傘運的層次更高，更具戰鬥性，規模也更大。今天群眾對缺乏民主、警察暴力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更加不滿（尤其是年輕人）。群眾的怒火被總結成一句話：「無錢，無房，無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從反送中運動一開始就解釋說，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只有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所以必須爭取中國群眾的支持，而不是像一些示威者認為的那樣，只需要以行動觸怒中共政權（中共已經生氣了）。

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製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系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著獨裁政權。

元朗警黑暴力白色恐怖 機場工人接力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訪問航空業界抗議工人

7月26日晚香港機場集會總共約有1萬5千人參加，抗議警黑勾結製造元朗恐襲。無數向機場湧入的人群高喊「Free Hong Kong」，並展示出「警黑勾結 無法無天」、「香港不再安全」、「官商鄉黑警」等標語，顯示巿民對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的巨大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在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群眾自衛組織抵抗警黑暴力、建設戰鬥性的工會準、備真正的罷工行動、以及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近千航空界工人聯署譴責警黑勾結，民航署航空管製人員更發出聲明，指為保障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會考慮將不合作運動升級。可以想像香港客貨運量驚人的情況下，一旦發生罷工，將會對整個經濟造成龐大影響，給政府造成比現在大得多的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在機場集會訪問了數名航空業界工人，嘗試了解他們的看法：

記：你們為什麽要參加這次集會？

Bred : 我由6月9日100萬人上街反送中時已參加，其後的遊行示威等都沒有缺席。今次參加是因為作為國泰空中服務員一直都關心社會，積極以行動表達訴求，政府的無能令我們要團結起來。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未有作出升級行動，我相信這是需要慢慢凝聚出來。

Twister : 我都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感到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十分可恥。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正在換屆而未選出幹事，這可能因此而影響工會對運動的參與度。

阿清（化名） : 我在國泰航空擔任空中服務員已經有8年，我參加是要支持五大反送中訴求，政府無視民主令我不得不站出來。我所知道工會未有參與今次的集會，其實工會都有一直跟進勞工權益，例如新入職的空中服務員薪金比我們少2-3%，這方面應該要繼續爭取，另一方面我認為政府繼續不聆聽訴求，就應該要罷工了。

727元朗遊行展現抗爭決心

7月27日28.8萬人參加元朗遊行，抗議上周瘋狂的黑社會襲擊。如此龐大的人數對黑社會暴力以及中共警黑勾結做出了有力回應。盡管警方試圖禁止該場示威，而且想要以暴力沖突和黑社會襲擊恐嚇群眾，讓群眾不敢參加示威，但群眾運動再一次展現出抗爭到底的決心。

面對勇敢的示威群眾，警方采取更加兇猛的暴力鎮壓，包括在民居和安老院附近發射催淚彈，乃至將催淚彈射上一間安老院的簷篷和港鐵路軌，威脅到居民和交通安全。如CNN記者在現場所說，是警方首先發起攻擊。當晚警方亦沖入港鐵元朗站，如7月21日晚的黑社會暴徒一樣瘋狂毆打正在撤離的示威者。遊行申請人鐘建平亦於隔日因「煽動非法集會」被捕。

警方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為了應付他們自己所面臨的危機和混亂。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門的權力鬥爭和分裂已公開化。數百名公務員在網絡上譴責警黑暴力。面對政府內外的壓力，張建宗出面替警方道歉，試圖緩和群眾的高漲怒火，卻被兩個警察協會猛烈攻擊。警方高層需要暴力行動來鞏固警隊的「士氣」。

在當日遊行中，許多青年拿著盾牌防衛，並展開自衛性的反擊來保衛遊行。面對警黑暴力，群眾運動需要組織自衛。這是運動當前的迫切問題。但是要對抗瘋狂的警察和黑幫暴力，需要透過民主架構建立有組織、有計劃的自衛隊伍，經過民主討論來決定行動，才能團結和保衛整場運動，並避免被警方煽動落入圈套，讓警方找到反攻的機會。

727遊行證明，警黑暴力未能終止群眾鬥爭，反而只會加劇群眾抗爭的憤怒。為了打敗警黑聯手鎮壓，贏得徹底的民主，除了組織民主的群眾自衛力量外，急需在職場上建立罷工委員會和戰鬥性的工會來組織一場能夠有力挑戰威權政權的全港總罷工，爭取真普選，以屬於工人和窮人的真正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獨裁政權和資產階級富豪操控的傀儡港府和立法會，同時必須團結中國工人鬥爭共同打碎中共財團專政！

八五大罷工　工人階級團結鬥爭　推進逆權運動

罷工又再成為運動的焦點，得到大批年輕人和工人的支持和熱烈討論。連登網民率先提出八五全港大罷工，得到越來越多人支持。由於各行各業工人的壓力，職工盟26個屬會現已表示會參加八五罷工，這一進展值得歡迎。

經過八個星期的鬥爭，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但送中條例尚未撤回，其他訴求也未被接受。警察成了中共的治港支柱，鎮壓群眾的手段也越來越殘暴。而群眾和年輕人不斷發起英勇、果斷的鬥爭，整個社會湧動著反政府、反黑警情緒。

我們要打破過去八個星期的僵局，但要怎樣做？看看蘇丹、波多黎各、巴西正在進行的群眾鬥爭已經證明，罷工是群眾打敗暴政的「核武器」。工人階級是社會運轉的基石，而罷工可以組織起工人階級的集體力量。以一日總罷工為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這比單純的街頭示威更有力。

7月22日，波多黎各50萬工人罷工，成功推翻了總督羅塞洛（Ricardo Rosselló）。可見，香港工人階級必須成為中堅力量，才能推動逆權民主運動取得勝利。

大多數年輕示威者都是來自工人階級的背景，從事不穩定的低薪工作，或者是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學生。如果我們發揮自己作為「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像十號臺風一樣讓香港停擺，將比我們作為「示威者」或「請願人士」角色的力量更加強大。

群眾鬥爭關鍵的下一步是，工人要在職場上組織起來，在不同職場間串聯起來，一起建設罷工行動。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組織起一支工人力量，連登網民率先號召的八五大罷工正是向此方向前進的第一步。

群眾奮勇前進，可職工盟幹部卻袖手旁觀，這種狀況需要改變，所以我們非常高興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但是它必須將聲明轉化成行動：召開職場會議、張貼海報、派發傳單、以及在網絡上呼籲所有工會會員參加罷工。職工盟也應該開通法律咨詢熱線，為遭受雇主威脅的工人提供援助。如此可以強化弱小的工會運動，使之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反對送中惡法、警黑暴力、威權政府聯系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低薪、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以及工人權利所受的種種限製。

正是這個不民主的製度（非民選的特首、被建製派和財團操控的立法會等等）拒絕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大量興建公屋、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免費公共醫療和教育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反而通過一連串大白象工程將輸送公帑給一班大財團。

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親富豪的建製派政客是中共走狗，正在摧毀香港。必須踢走他們，代之以民選的工人階級代表。

工人對罷工仍有憂慮，害怕力量不夠而被孤立。雖然法律保障罷工權，可是雇主住往可以肆意解雇罷工工人，而且中共在九七年主權移交時送了香港資本家一份大禮——廢除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勞工在一對一面對資方是最不利的。反觀十九世紀，工會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團結就是力量」。

因為工人階級尚未充分組織起來，富豪才得以肆意掠奪財富，中共和港府才膽敢無視民憤、采用警黑暴力鎮壓示威者。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應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大罷工，打倒林鄭僵屍政府！
工人組織起來，組織工會和職場罷工委員會，讓群眾鬥爭再上一層樓！
在五大訴求之外，民主鬥爭應以工人利益和訴求為中心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以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通過真人民議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大量興建公屋，提供可負擔住房；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取消大白象工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重建公共醫療和教育；對巨富徵重稅，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巴西：「全力支持香港群眾鬥爭」

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

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是巴西一個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和革命」（LSR，CWI巴西）是其成員。

兩個月來，香港群眾為捍衛自己的公民權利接連舉行大型示威，並因此遭到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攻擊。這些示威起因於政府打算修改法律，從而允許將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國大陸，以圖進一步迫害社運分子。

就算政府說修例已經「壽終正寢」，但示威仍在繼續。群眾要求政府完全撤回條例。大多數示威者都是年輕人。他們爭取自由表達和政治結社的權利，要求釋放被捕的示威者並撤銷對他們的檢控，要求民主選舉香港政府，並反對中共對香港施加越來越大的控製。

香港面臨主權移交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這說明「一國兩製」已經走入死胡同。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也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所未見過的嚴重局面，而且香港的群眾運動有可能和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合起來。盡管我們難以獲取香港的資訊，而香港和中共的官方消息又不可信，但官方媒體對群眾鬥爭的猛烈攻擊暗示危機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不久前，警方縱容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攻擊示威者、記者和途人，表明暴力在繼續升級。類似的，警方加大鎮壓並且迫害示威者，也顯示出群眾運動面臨的危險。

我們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支持香港年輕人抵抗威權統治和警察暴力。

香港：大罷工是運動轉捩點

八五全港大罷工絕對是反威權運動的轉捩點。面對中共的拖延策略，加上利用黑警暴力和政治檢控消耗我們的運動，大罷工可以及時突破運動的膠著狀態。罷工可以癱瘓經濟，影響大企業、銀行的利潤，政府不能無這股壓力。

這會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當時正是香港工人階級身處革命形勢，第一次要求普選。今天罷工也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現在我們這場反威權運動需要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走向推翻獨裁的革命。而革命是爭取真民主的唯一道路。

罷工一天最多令工人少了一天的收入，但資本家和政府的利潤會大受打擊，比工人的損失大得要多。罷工不但是避免前線示威者流血被捕的方法，從近來蘇丹和波多黎各的革命已可證明這一點，罷工可以成為打敗暴政的「核武器」。一日總罷工是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我們知道，林鄭似乎不會因為一天半天的大罷工而讓步，但當香港勞動階級站起來，動用自己的經濟力量，並且準備再次罷工，政府勢必被撼動 。因此，下一步的具體措施是，建設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在未來數天或數周內準備新場更大規模的全天總罷工。

我們樂見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加工會，單靠現有工會力量並不足以建設全港總罷工。我們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大規模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即200萬人遊行兩個月，是發動更有組織的總罷工的合適日子。這場總罷工需要有效組織起來，通過在各行各業裏發起運動、舉行職場會議，說服更多工人參與罷工，加入工會。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逆權運動聯系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罷工的訴求應包括八小時工作製、恢復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60元、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政府應停建萬億人工島，並用公帑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資本家們會永遠記得，正是愚蠢、頑固的中共和林鄭點燃了群眾罷工浪潮！總罷工也可以向中國大陸的工人作出示範效應，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不人道的剝削和獨裁政權。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罷工只是起步　需要再發動總罷工

八月五日全港罷工創下了香港的歷史。今次是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29萬人參加七區的罷工集會，單單在金鐘有15萬人。林鄭月娥自上月22日 以來一直龜縮，到罷工日的早上也不得不會面傳媒，指罷工是「拿香港經濟對賭」，並指控示威者企圖「革命」。但這做法實際上只是火上加油，激起更多人罷工並參與集會。

35萬人罷工

職工盟估計全港有35萬人參與罷工。八五全港罷工以機場工人的罷工最有力量。職工盟旗下的空勤人員總工會雖然沒有組織工會成員罷工，而只是發聲明呼籲工人自發性參與。在這情況下，仍然有大批機場機組人員、地勤、飛機維修員集體請病假曠工，就連民航處航空交通管製員也有三分之一人員加入。估計約2千名空中服務員、320名地勤人員、200名飛機維修員參與罷工，其中國泰和國泰港龍兩間公司有一半工人罷工。

建製派的工聯會一如所料呼籲工人不要罷工，指控罷工「阻礙經濟發展」。但民主派的職工盟的力量相當薄弱，也沒有積極動員工人參與罷工，只是希望擔當「支援」和「呼籲」的角色。八五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參與工會，而少數工會會員則表示工會並無發動罷工。受訪的徐先生是飛機工程人員，他的公司有約6000人 ，而自己部門的100人中有過半響應罷工，所有員工均是自發罷工，沒有經過任何方式組織。

因此，工人均以告假或者個人曠工的方式參與罷工，而尚未形成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廿多位罷工工人，大部分人通過whatsapp或facebook群組聯絡，然後決定曠工。工人自發罷工展示了無比的決心，而且希望可以發動更有力的大罷工。不少工人開始自發組織起來，例如在旺角麥花臣球場的梁小姐，從事製造及物流業工作，她說自己公司有100名員工經過討論後，決定一起發動罷工。

可見，工人罷工的意誌和力量已經遠遠比工會組織走得更前。由於職工盟更像是NGO，缺乏在職場中實際的工人組織，更缺乏由下而上由工人選舉工會幹部、建設民主架構，在大罷工中沒有足夠的動員力，其工會領導也顯得猶豫不決，沒有藉著罷工強化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力量。

建立更強大的工會和廣泛的罷工委員會

現在，工人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是再發動總罷工的好日子，這段時間工人可以在公司內進行組織和宣傳，派發傳單和召開會議，招攬更多同僚再次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Nathan作為銀行業工人，在金鐘集會現場宣傳組織起銀行工人，建設強大的工會力量，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歡迎。我們的網上群組在一天內吸引過百名金融銀行業員工加入，下一步是商討如何集結這股力量推動更有組織的宣傳，為再次發動總罷工作出準備。

在8月5日早上，年輕人發起不合作運動，在荔景、鉆石山、炮臺山等多個車站阻礙車門關閉，導致觀塘線、荃灣線及港島線全面癱瘓。在鯉魚門、元朗及黃大仙龍翔道，各處有數十架車輛慢駛阻塞交通。事實上，很多工人由於被雇主針對甚至被解雇的風險，而不敢直接罷工。不合作運動癱瘓了地鐵和多處馬路，某程度上幫助了這些工人「被罷工」。在巨大的民怨下，阻塞交通的方法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支持，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這種抗爭方式是難以持續的，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並集體罷工。

在七個罷工集會點，下午時分很多年輕人開始占領、堵路及包圍警署。直接行動的模式開始掩蓋了罷工作為鬥爭的力量。在警察和黑社會暴力的驅使下，越來越多示威者感到極為憤怒，因此出現向警署投擲石頭及燃燒彈，在屯門及沙田警署都有人縱火。不排除部分行動由冒認示威者警方臥底和黑社會所為。網上流傳警察換上黑衣，似乎是企圖混入示威者人群中製造沖突，為他們暴力鎮壓提供機會。8月5日晚，荃灣和北角的福建幫黑社會手持武器襲擊黑衣示威者，其中有刀手斬傷一名年輕示威者至大量流血。

工人階級是中堅力量

在欠缺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下，目前罷工仍被視為是年輕人抗爭的輔助力量。但長期來說，不合作運動是難以持續的，並不能取代工人自我組織起來的罷工運動。工人罷工不僅僅是「支持學生」，而是這場運動致勝的關鍵，因此應該成為運動的中堅力量。工人如果有組織起來發動罷工，其經濟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為了打破工人對罷工的顧慮，我們也需要準備跨公司、跨行業地聲援那些因罷工而被處罰乃至解雇的工人，向那些為虎作倀的雇主發起抗議。這同樣需要有工人組織和有計劃的集體行動才能發揮最大力量。

工人需要組織起罷工委員會，成為民主決策運動的機關的一部分，計劃下一步的運動方向和政治訴求。這也是幫助整場運動組織起來，改變運動「沒有領導」的狀況，打破目前的膠著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勇氣，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所以工人階級肩負著巨大的責任，而且擁有超乎想像的巨大潛力。工人和整場運動必須組織起來。

扣連至勞工議題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香港威權製度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壓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權利，讓財團賺取更多利潤。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林鄭在八月五日早上的記者會表示，示威者正在搞革命，挑戰國家主權，明顯改變了對運動的定性，為更強力的鎮壓鋪路。較早前，林鄭仍表示只是「小部分極端示威者使用暴力」，企圖分化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這招分化技倆明顯失效，在政權完全失去民意的情況下，廣泛社會同情年輕人的沖擊行動，認為沖擊是無辦法之中的辦法。

在八月六日，港澳辦亦發表類似的聲明，而且深圳2萬名公安高調大練兵，模擬處理鎮壓香港的情況。這種言論明顯是講給中國大陸人聽的，目的是妖魔化香港的運動，避免其獲得大陸民眾的支持。

中共感到驚慌

可見，大罷工給中共發出了強烈的警號。中共極為害怕香港會發展真正癱瘓全城的總罷工，因此開始亮起了加強鎮壓的訊號。政權也害怕香港長期陷入騷亂狀態，因為這會大大損害習近平的權威，並且害怕香港的運動會蔓延至中國大陸。

由於中共出動解放軍將會引起全面的反抗、統治階級陷入大分裂、重大的經濟損失，目前還是恫嚇多於實質行動。當然我們知道如果中共感受到政權受到威脅時，不能排除出動解放軍這最後手段。由於中共獨裁政權的存在，香港並不像「正常」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一樣，可以改頭換面換上新政府緩和民憤、繼續統治，因此對於香港群眾來說，最終來說還是「要不革命、要不鎮壓」。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運動需要走向工人階級的鬥爭方式，並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連成一線，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製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系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著獨裁政權。

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

空前的反送中運動已持續超過兩個月。林鄭和中共曾希望能夠拖垮運動，但是運動到現在仍然保持強大的勢頭。實際上群眾的怒火已經超過五大訴求，指向整個威權製度和中共。如一些示威者所說，就算現在林鄭下臺或者允許獨立調查警察暴力，也無法平息運動。

有消息稱，習近平因無力控製香港局勢，而在北戴河會議上遭受諸多批評；至少現在，習近平決定不派出解放軍，因為這將給中共自己造成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後果，而是要求香港警察以及裝扮成香港警察的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行動采取更猛烈的鎮壓，「多抓人並加重判刑」，以圖恐嚇示威者，平息運動（不過已經有跡象表明，中共未來出動解放軍的可能性已經不小）。

黑警暴力變本加厲

更加殘暴的鎮壓已經開始。警方禁止了8月10-11日的四場遊行，實際上就是進一步推近戒嚴，同時全港各地的警黑暴力在8月11日上升到新的水平：尖沙咀一名示威者右眼被布袋彈擊中失明；太古地鐵站，警方在下行扶手電梯入口近距離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彈，除了胡椒彈的直接傷害外，亦有可能造成踩踏慘劇；警方在荃灣地鐵站發射催淚彈，可能給乘客遭成長期傷害；飛虎隊員被揭發假扮示威者在銅鑼灣放火，給警察提供借口抓捕示威者；北角和荃灣有黑幫無差別襲擊塗人。警黑暴行數不勝數。

但中共和香港政權很可能是再次誤判形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8月11日警黑暴力的結果是，之後兩日抗議者在機場舉行大規模抗議，導致兩日分別有180和400個航班被取消（香港機場每日約有800個航班），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這場「沒有領導」的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依然聲勢浩大，主要原因就是瘋狂的警黑暴力觸發越來越大的群眾怒火。林鄭對群眾的蔑視以及6月12日立法會外的激烈沖突促使200萬人上街抗議，成為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7月21日，元朗黑社會襲擊事件推動基層公務員在網絡上抗議，並促成了歷史性的八五大罷工。上周末，警方禁止了四個遊行，但大批群眾和年輕人仍湧上街頭，並和警察發生激烈沖突。警方在鎮壓推動更猛烈的警察鎮壓很可能會令運動進一步升級。

自一個月前中聯辦外的示威之後，中共開始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港澳辦接連三次召開記者會，譴責香港群眾運動，並表示支持香港警察的暴力鎮壓，以及威脅說如果運動繼續下去，中央政府將會介入。同時中共也要求林鄭不要繼續躲在幕後。示威者和群眾諷刺林鄭是「躲在警察背後罷工」。現在林鄭重新表現出的「強勢」與「自信」只是出於中共的命令，而不是因為政府和運動的力量對比真的改變。

林鄭得到財團支持

中共也在要求香港的大財團歸隊。不同於五年前傘運時，在過去兩個月裏，香港財團罕見地保持沈默。它們不想觸怒中共，但同時對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感到害怕。7月17日，新城市廣場員工為警察帶路襲擊示威者之後，大批群眾前往新城市廣場抗議。這也是為什麽最近海港城在門口貼上告示：「除非有罪惡發生，警察請勿內進」。

但是現在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不久前，中國民航局警告國泰，禁止參與或支持示威的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隨後，國泰警告雇員，如果參加未經警方批準的示威，可能會被開除；同時國泰開除了兩名地勤人員，只不過因為他們泄露了警隊足球隊前往中國參加比賽的航班信息；國泰也讓一名被控暴動罪的機師停飛，實際上意味著認定該機師有罪。與此同時，林鄭帶領一眾商界代表參加記者會，正是為了顯示她已得到資本家的支持。

中共正在要求或威脅更多的資本家表態支持政府。近日，10多家地產商和國泰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支持林鄭政府，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這顯然是奉了中共的旨意。因為就不久前，中共操控的鳳凰網刊文，指責香港四大家族集體沈默。

香港的大財團在中國擁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國泰有五分之一的航班以中國為目的地，而且更是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屬於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國航是國泰第二大股東，有五個董事席位。國泰第一大股東香港太古集團本就是以中國為主要市場。而且這些大財團一直都仰賴中共維持香港的不民主製度，讓它們肆意壓榨勞動者，大發其財。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和商業頻道」（CNBC）采訪時說，極高的房價是觸發香港群眾運動的重要原因：從2003年以來香港房價上升了兩倍，而工資停滯不前，年輕人很難看到。謝國忠說，中共要想解決香港的社會危機，必須把權力從香港富豪的手中拿走。但是中共當然不會這麽做，因為財團是中共治港的支柱之一。如英國《環球時報》（2019年8月13日）所說，中共已經將香港的控製權「外判」給這一小群主導香港經濟的寡頭。

大財團依靠這個不民主的製度打壓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和工人權利，抵製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反對大量興建公共住房、大幅提高最低工資，造成極為嚴重的貧富差距、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大財團本就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

所以，這場運動不僅要對抗威權政權和警黑暴力，也要對抗和政權站在同一條陣線的資本家。這更加說明，運動需要新的前進方向。要想打破現在的政治膠著狀態和變本加厲的警察暴力，並把權力從這些大財團的手中奪過來，實現由基層工人群眾掌控的真正民主，必須要讓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核心。

準備再次總罷工罷課

35萬人參加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的開始。這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大罷工。運動需要準備新一場總罷工。新的總罷工應該通過職場裏的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通過組織的力量。同時，現在正在醞釀的罷課行動也具有重要意義。大規模的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的鬥爭。新的罷工罷課行動，從許多方面來說都對整場運動至關重要。

近期關於「大臺」的爭論表明運動出現了領導危機。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泛民在運動中沒有權威。但泛民在嘗試利用現在的局勢重奪領導權。許多示威者開始對過去幾個星期的不斷沖突感到疲憊。這不代表運動在失去動力，而是因為示威者看到和警察的沖突並沒有目標、也沒有實際效果，而且越來越多跡象表明，警員假扮示威者，故意挑起沖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借口（例如8月13日在機場兩名中國人被攻擊的事件）。許多示威者開始希望回復到由泛民發起的和平示威。

和平示威以及最近在警署外的抗議活動都是運動可以采取的行動方式。我們需要強烈抗議警察暴力和濫捕，而且實際上沖突絕大多數是警方主動挑起的。如示威者諷刺的：「沒有警察，就沒有暴力」。

運動需要組織和領導，為運動提供清晰的方向，但泛民從未為香港民主運動提供過真正的領導，反而一直嘗試煞停運動，因為他們想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他們想和政權做交易，所以擔心運動「走得太遠」，超出自己的控製。泛民失去權威，正是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展現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運動應該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通過民主的架構選舉和改選領導，防止如傘運時那樣，由少數泛民政客和社交媒體上的知名人物自上而下地控製運動。

在運動中建立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可以為組織整場運動提供關鍵幫助。同時，我們也需要有組織的力量抵抗日漸增加的解放軍威脅。8月15日，有解放軍軍車出現在香港市區。在當前如此緊張的時刻，這絕不會是「無心之舉」。前一日，特朗普也已發推文說，美國情報部門證實，中共正在向深圳/香港邊境調遣軍隊。雖然習近平目前不打算出動解放軍，但他不會徹底放棄這一選項，因為隨著運動的繼續發展，中共無法僅僅依靠警察控製局面，那麽他們會「別無選擇」。

運動的敵人是中共這一世界上最龐大的獨裁政權，所以必須準備中共直接的鎮壓。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才能抵擋解放軍或者假扮成香港警察的大批中國公安武警的威脅。同時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向中國的工人群眾發出真誠呼籲，聯合對抗兩地群眾共同面對的這個獨裁政權。顯而易見，香港群眾運動無法獨立打敗中共。

不能指望美歐政府

我們不能指望美歐或者臺灣政府真正幫助香港的群眾鬥爭。包括特朗普和蔡英文在內，西方以及臺灣政府正在本國執行反民主、反工人計劃。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一直用美歐政府的警察暴力為中港兩地的國家鎮壓辯護。特朗普此前稱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暴動」，得到中共稱贊。在6月底G20峰會上，特朗普為了避免惹怒習近平，有意避談香港問題。

在中美沖突下，美歐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共施加更大壓力，以期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說：「中國想要達成貿易協議，先要人道地處理香港問題」。但同時他也說：「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人，得到人民的尊重」。對於中港群眾來說，沒有什麽比這更荒謬、更諷刺了。如果中共願意在貿易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不會介意「出賣」香港。

香港群眾運動唯一的戰友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基層勞動者。我們需要呼籲正在進行抗爭的中國工人和年輕人，一起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消滅中港工人和年輕人共同經受的壓榨和所有社會不公。

運動需要新方向 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中共準備更猛烈地鎮壓香港反威權運動，黑警暴力已變本加厲。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打敗威權政府的新一輪攻勢。

以工人階級為重心

工人階級應該成為運動的重心，以有組織的工人力量癱瘓經濟，相比於單純的示威和占領，能夠對政權造成更大威脅。同時，我們要將革命輸出大陸，呼籲眾多不滿中共貪腐特權官僚的大陸基層群眾和我們一起抗爭。

35萬人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開始。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罷工不應只是支援年輕人，更應該成為運動的主軸。

這一武器不只是對抗政權，也是對抗為虎作倀的大財團。本來連建製派和部分商界都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林鄭明顯己經與財團達成枱底交易，使他們全面轉駄。一眾財團和地產商也登報支持警察暴力。

財團本就仰賴威權製度打壓工人生活水平和權利，賺取更多利潤。國泰解雇兩名機師，除了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也是為了報復八五罷工。我們必須對威權製度背後的大財團做出強硬反擊！

航空業工人再發動大罷工能徹底癱瘓機場，給政府和財團造成更大壓力！更不用說總罷工的威力！讓工人運動成為運動核心，也能為運動提供前進方向，打破現時的膠著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機動力，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

前幾周，占領和包圍警署的行動沒有清晰目標，反而令年輕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推動運動繼續向前。無組織的前線行動也令警方更容易假扮示威者搞事。

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致勝的關鍵手段，可以打破膠著狀態，成為運動的突破口。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行動。我們相信全港大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鬥爭。

工人需要組織起來

現在，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和政治訴求。

為了發動更大規模的總罷工，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

運動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組織基層工人反抗殘暴的威權資本主義製度，並為鬥爭指出方向。依靠群眾的參與，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動群眾鬥爭前進，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擊親共財團，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抵抗新一輪白色恐怖，停止暴力鎮壓及政治檢控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
實現五大訴求，在以工人利益和訴求為中心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準備九二總罷工罷課 運動需要新方向

組織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818超過170萬人上街，證明民意仍站在我方，政權的分化奸計沒有得逞。林鄭月娥過去幾周嘗試籠絡財團，企圖重新鞏固權力，但政權內部仍然分崩離析。連親建製的監警會主席都公開支持撤回修例。林鄭政府現在外強中幹，勢孤力弱。

但運動仍處於膠著狀態。警察暴力不斷升級，更派臥底製造分化，令前線示威者受到打擊。我們要推動運動升級。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就要以工人鬥爭作為主線。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最有力的手段，可以成為運動的突破口。

航空業工人遭到打壓

航空業的工人在八五罷工中發揮了最大的力量，因此驚動了中共政權，引來報復。全港航空業至少有14人已被解雇，其中更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的主席。即使國泰工會沒有發動八五罷工，而只是讓工人自發請假，但國泰資方還是企圖借機瓦解工會。所以，政治罷工不但挑戰政府，也要挑戰財團。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全港大港罷的學生響應9月2日的罷課，相信大罷課可以鼓舞工人大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自發模式已達極限

沒有領導的自發模式已經達到極限，再難令運動向前走。運動需要民主的組織和領導，提供清晰的前進方向。泛民趁著運動陷於膠著狀態，企圖建立不民主的「大臺」以控製運動，但至今仍然失敗。他們在雨傘運動時沒有真正領導向前行，不斷嘗試煞停運動。我們不要泛民壟斷的大臺，但我們也要一個由下而上的行動組織，讓所有人公平參與和決策，為運動提供方向。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製製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準備九二罷工，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反擊親共財團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
實現五大訴求，並支持工人鬥爭，反對財團專政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香港：清洗抗爭工人 國泰港龍工會副主席被解雇

國泰港龍解雇空勤人員協會副主席施安娜，這是過去兩個月香港反威權群眾運動中航空業工人所受的最嚴重攻擊。中共獨裁政權向國泰施壓，要求它清洗參加鬥爭的工人，目前至少已有14人被解雇或者辭職。

這場浩大的運動震撼了整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變成爭取民主權利、反對大公司經濟霸權和住房危機的群眾起義。

臉書帖文

8月21日國泰港龍管理層叫施安娜開會，向她出示她在私人臉書上三則評論的截屏圖片，然後問她這些評論是不是她發的。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這些截屏圖片是國泰港龍一名前雇員提供的，而這名前雇員是一個高級警司的親戚。一開始，這名告密者把截屏圖片發到了藍絲臉書群組裏，呼籲藍絲向中國民航局「檢舉」施安娜。

不久前中國民航局出臺新的「安全」規定，禁止支持抗爭的香港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其實這只是為了迫害抗爭工人。8月中的機場抗議之後，中國對香港航空公司的壓力再次上升。

白色恐怖

施安娜說：「今次被解雇，不單關乎我自己，而是關乎整個航空業，更打擊所有香港人的集會和言論自由，究竟呢個白色恐怖幾時先停？」

顯然，施安娜被解雇是威權政府打壓整個群眾運動的一步，特別是要打擊航空業工會。航空業工人擁有強大力量，是香港工人當中關鍵的一部份。他們多次表示支持群眾抗議，所以中共想要他們噤聲。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國泰CEO何杲（Rupert Hogg）辭職正是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中共認為何杲「太過放任」雇員參加抗議。《金融時報》（8月26日）說：「中國媒體向它們［香港的公司］施壓，要求它們解雇所有爭取民主的雇員。」

打壓航空業工人和工會主要是為了報復機場抗議和占領。這些示威盡管並非工人或工會組織的，但向人們展示了癱瘓機場可以對親政府的公司造成嚴重損失。8月12-13日，約5萬名示威者占領機場接機大堂，迫使500逾架航班停飛，據估計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國泰港龍空勤人員協會是職工盟屬會。職工盟共有19萬名會員。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告訴「香港自由媒體」（HKFP），航空業工會現在成為政府的攻擊目標，是因為航空業是工會會員參加八五大罷工比例最高的一個。

八五罷工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場由群眾運動點燃的罷工。35萬人參加了這場罷工，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工會會員。

大企業支持一黨專政

國泰及國泰港龍的大股東太古集團是香港主要財團之一，它主要經營地產、交通、工業和飲食。太古集團生產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口可樂，其主要市場在中國、亞洲和美國13個州。

國泰打壓工會和言論自由，甚至限製雇員在私人臉書上的言論，可見國泰老板正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香港群眾抗議的政治工具。

盡管到目前為止香港的工會並未在群眾鬥爭中發揮突出作用，但航空業以及其他行業的資本家明白，工會擁有巨大潛力：它們能夠發揮更加有力、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癱瘓經濟運作，因而沖擊公司利潤。所以現在看起來，親中共的財團是要「先發製人」，以圖避免工會成為群眾運動的領導，進而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威脅。

近幾周，中共加強對香港商界的壓力，要求它們向四面受敵的林鄭政府表忠並譴責群眾抗議。富豪們已經在報紙上登了諸多整版廣告來表示忠心。

太古集團於8月13日發表聲明稱：「我們務必立即行動起來，反對暴力，恢復安寧，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全力支持國泰航空嚴格執行中國民用航空局關於確保航空安全的所有指示，以及對非法活動采取零容忍態度。」

需要再次罷工

香港的工會現在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攻擊。國泰解雇施安娜，明顯是想要打垮（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香港這一最有組織、最有潛力的工會。職工盟現在必須號召航空業罷工，並呼籲其他行業工人以罷工作為聲援，要求讓施安娜復職，並停止針對航空業工人的白色恐怖。

職工盟說它會提出法律訴訟，但是對於工人組織來說，法律訴訟的力量非常有限，很不可靠。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訴訟會消耗寶貴的時間，而行動的最佳時機就是現在。職工盟應動員國泰工人和其它航空公司面臨類似打壓的工人全力支持罷工。現在香港正處在至少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罷工將得到大力支持。

必須立即以罷工回應施安娜、其他航空業工人和工會所受的打壓，否則會是一個嚴重錯誤。

•    立即讓施安娜復職！

•    捍衛工會和工人權利！

•    立即號召國泰和其它航空公司罷工，要求所有受迫害的航空業雇員復職，停止財團白色恐怖！

•    全球工會組織聲援抗議。

香港：「八三一決定」五周年

香港現在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起因於中共想要將由少數精英把持的威權資本主義永遠保留下去。

本周六是中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五周年。「八三一決定」觸發了2014年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和今天一樣，傘運同樣是由警察暴力推動的，不過今天的運動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當時「八三一決定」引爆了整個香港社會。許多香港人都曾相信中共的模糊承諾：會逐步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泛民對中共的錯誤信任尤其深。最終「八三一決定」讓所有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會兌現它的「承諾」。

在「八三一決定」出臺之前，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和中國勞工論壇（CWI在中國的支持者）一直都警告說，中共獨裁者絕不會容許香港實行「西方式」的民主，他們過去在香港民主問題上的所言所行不過是在拖延時間。

反對「西方意識形態」

與中共有關的工業及金融寡頭掌控著中國資本主義。他們需要一個獨裁政權和全世界最大的警察國家來奴役工人群眾，以工人階級的血汗換取自己的財富。中共宣傳說「民主」和「西方意識形態」是美歐用來製造社會混亂、分裂中國的陰謀。

習近平上臺後，這種宣傳變本加厲，中共的威權統治也更加嚴酷。繼「八三一決定」否決了任何民主「改革」的可能之後，中共和傀儡港府在香港推出嚴厲的壓迫性法律，清洗民選的反對派議員，操控議會選舉，對社運人士提起政治檢控。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類似：工運人士、左翼學生、人權律師和激進的網絡寫手遭到接連鎮壓。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不準林鄭向香港群眾運動做出哪怕微小的讓步，以免自己的「權威」受損。

不僅如此，香港的資產階級富豪也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強烈敵視和害怕民主，因為他們害怕群眾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之後會威脅他們收益豐厚但不可告人的商業合約、避稅特權和巨額利潤。正因如此，這些富豪最近幾個星期公開向政府表忠，並要求群眾停止抗議。

民主是如何贏來的？

在歷史上，所有民主權利都是群眾革命鬥爭贏來的，而且近百余年來，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等工人組織在這些鬥爭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相反，資產階級則一直支持反革命和獨裁。社會主義者正是因為了解這些歷史經驗，才能預見中共的「民主承諾」完全是謊言。

而泛民政客和他們周圍的學者則聲稱，「開明的」資產階級政府會捍衛和推進民主權利。他們指望特朗普、約翰遜、默克爾等西方右翼或者美國國會「拯救香港」，這完全是異想天開。

近三十年來，泛民領導人錯誤地相信中共的政治騙局，鼓吹政治改革：即尋求和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達成協議，並為此一再煞停群眾鬥爭，唯恐群眾運動「太過激進」。他們認為這是在香港實現民主權利的唯一可行方案。「八三一決定」令泛民對於「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宣傳徹底落空。

工國委國際執委會討論國際願景

國際執委會首先就國際願景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厘清了很多問題。CWI臨時委員會的Vincent Kolo和Cedric Gerome做了開場演說，而來自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的Tom Crean負責回應其他同誌的發言和提問。在一天半的時間裏，來自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巴西、英國、中國、香港、臺灣、希臘、德國、愛爾蘭、義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墨西哥、波蘭、魁北克、俄羅斯、加拿大、瑞典、突尼西亞、土耳其和美國的同誌都作了發言。

討論的三個主要議題均對當前世界至關重要：全球經濟可能再度衰退；帝國主義對抗急劇升級，尤其是中美新「冷戰」；世界各地的群眾運動，尤其是北非、香港和波多黎各。

上述問題，及其對世界政治和數百萬群眾的巨大影響，將成為未來幾個月和幾年階級鬥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們強調，CWI各支部和成員在上一時期進行的「政治革命」使我們的國際免於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墮落。這對我們在政治上做好準備、以介入激動人心且充滿挑戰的新時期來說非常關鍵。


世界經濟再現衰退

所有最新數據都顯示出，世界經濟已經開始再次衰退。中國經濟增速降到30年最低；在歐洲，德國、意大利和英國都接近或者已經處於衰退之中。

新一輪的經濟危機將成為人們記憶中第一次主要由地緣政治因素引發的危機。中美貿易沖突以及英國脫歐造成世界經濟成長放緩（盡管後者影響相對較小），體現出政治與經濟之間密切的辯證關系，同時也證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特別是各國統治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和沖突）在阻礙經濟發展。

IEC會議就未來經濟衰退的性質及其影響進行了非常多的討論。雖然地緣政治因素是決定性的導火索，但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與2007/8年危機相同，即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盈利能力面臨根本性的危機。這反映在自2008年以來惡化的巨大債務問題，投機性經濟泡沫增大，生產性投資的長期缺乏。

討論強調的另外一點是，世界經濟還未從上次危機中恢復。國際統治階級為對付2007/8年危機已使用了渾身解數（包括降息和關鍵的國際協作），所以如果再出現新的衰退，他們的回旋余地已大不如從前。

新一輪危機對工人階級、青年人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影響也將與2007/8年不同。人們不會忘記過去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攻擊、貧困和鬥爭。雖然新一輪經濟危機、失業和不穩定的就業前景可能暫時削弱工人的鬥爭意願，但是經濟再次衰退對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無疑將加深過去10年的激進化近程，引爆更多革命鬥爭。

中美新「冷戰」

在國際關系方面，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激烈沖突不斷升級。這場歷史性的沖突遠遠超出了「貿易戰」，並正在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經事件。中美在經濟、政治和技術上出現「脫鉤」的趨勢，雙方都在尋求鞏固和發展各自的勢力範圍。

關於歐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討論也提出相關例子。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危機一直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華為事件所涉及的「5G」技術具有重要的軍事和民用意義。

中美沖突不是重復美蘇冷戰，因為美蘇冷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經製度間的沖突，而今天的中美「冷戰」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歷史性決鬥。不過，與上一次冷戰一樣，中美沖突正在將世界劃分為兩大對立的集團，而且愈發所有世界關系的主線。

幾位同誌評論道，中美之間雖然是「冷」戰，但其影響非常嚴重。的確，如果是在核武器出現之前，像中美之間這樣的沖突很可能已經引發「熱」戰。

中美沖突在未來幾年會有起伏，但導致沖突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主義之下得到解決，所以雙方不可能達成持久的協議。

沖突還反映出兩國內部的發展。美國的同誌解釋到，美國經濟明顯在失去動力，罷工數量在回升，「社會主義」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從伯尼·桑德斯的初選競選活動中可見一斑）。在西雅圖，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支部）正參加市議會選舉，迎戰以世界首富、亞馬遜公司CEO傑夫·貝索斯為首的資產階級聯合攻勢，爭取莎瑪·薩萬特（Kshama Sawant）連任。這是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極其關鍵的一場戰役。

香港的歷史性群眾運動預示著中國革命

香港和臺灣的同誌深入解釋了當前香港群眾運動的影響。在過去10多個星期裏，香港群眾不斷走上街頭，每個星期至少會有一次超過10萬人的遊行。上周末（8月18日）更是有170萬人參加示威！

各國統治階級的代表正在討論中共是否會出動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製造另一場「天安門屠殺」。同誌們在討論中說，盡管短期內中共不太可能采取軍事鎮壓，但是中共做出軍事威脅反映出它現在面臨的危機之深。中共非常害怕爆發群眾革命。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活躍在運動當中，目前正在推動學生罷課。這場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沒有領導」，這反映出群眾對於香港資產階級泛民反對派的不信任。我們的同誌主張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行動為核心，並主張運動需要蔓延到中國大陸。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場群眾運動都是新一場中國革命的開端。中共嚴控媒體並大肆製造假新聞，將香港群眾運動描述成西方反動勢力的陰謀，以避免大陸群眾聲援香港的抗爭。但是中國大陸也在經歷群眾鬥爭和激進化的浪潮。接連不斷的中國工人群眾鬥爭可能升級，並和香港群眾運動聯合起來。

非洲的革命起義

盡管CWI在蘇丹的成員未能拿到簽證，因而無法參加會議，但我們仍深入討論了今年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群眾革命運動。

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群眾推翻了已統治數十年的獨裁者，震驚了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並令整個地區的統治精英感到害怕，同時也鼓舞了數百萬工人和年輕人。由於近年來中東部分地區遭受反革命的殘酷蹂躪，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革命起義更具重要意義。

蘇丹的鬥爭是21世紀最先進的革命鬥爭之一。蘇丹各地成立了大量基層抵抗委員會，作為動員群眾的核心力量。軍政府及其民兵武裝在6月3日發動大屠殺，但未能消滅革命，反而激起更大的群眾反擊，包括歷時3日的總罷工和6月30日的「百萬人遊行」。

不幸的是，雖然蘇丹群眾展現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但運動領導層反而落在群眾後面。反對派「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FDFC，其骨幹是「蘇丹專業人員協會」）已與反革命軍政府簽署了一項權力分享協議，但這份出賣革命的協議遭到越來越多群眾的反對，很可能會因革命的繼續發展而破裂。舊獨裁者被推翻之後，腐敗的統治集團更大力地控製經濟，並向沙特主導的也門內戰派出更多軍隊，而群眾則要承受物價上漲和食品、燃料、藥品短缺。所以新的革命鬥爭正在醞釀。

資本主義無法實現政治穩定

英國「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最鮮明地顯示出，歐洲資本主義自2008年危機之後深陷無休止的動蕩，絲毫無法恢復穩定的政治局勢。歐洲同誌報告了歐洲各國普遍的政治動蕩和兩極化，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等「核心」歐洲國家。

盡管英國和歐洲資產階級都反對英國無協議脫歐，但統治階級的政治考量推動局勢不可避免地向這一方向發展。鮑裏斯·約翰遜就任英國首相，工黨和保守黨都深陷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資產階級找不到任何能夠解決困局的代理人。歐盟建製也不得不對英國采取強硬態度，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這麽做，歐盟就會瓦解。

在歐洲大選中，許多國家的群眾更加兩極化，而且綠黨的選票驟然上升。這說明統治階級未能恢復群眾對傳統資產階級政客的信心。相反，歐洲經濟正再次進入動蕩期，傳統政治版圖將更加難以維持。

拉美的情況也與歐洲類似，過去幾年右翼勢力贏得多個主要拉美國家的大選。但無論是傳統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阿根廷的馬克裏），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例如巴西的博索納羅），盡管備受大企業期待，但都未能享受到「蜜月期」。

博索納羅是1980年代末獨裁政府下臺之後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新總統，而且博索納羅政府深陷於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和軍方的內鬥之中。在阿根廷，馬克裏政府面臨著工人和女性的鬥爭浪潮。在不久前的總統大選初選中，馬克裏的得票率落後其主要對手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1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在一年前左翼的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MLO）當選總統之後，工人階級則更勇於發起鬥爭。

未來一段時期，各種政治立場的政府都會受到考驗。而CWI的任務就是呼籲和組織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團結抗爭。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終結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長期危機、不平等、壓迫和混亂，真正改善全世界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和生活處境，同時保護生態環境。

盡管我們在IEC會議上也專門討論了性別壓迫、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環境問題，但我們在本場討論中也強調，上述議題是我們討論世界願景的關鍵內容。這些議題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而且也關系到我們的全球行動計劃。CWI成員在世界各地的女性運動中經常扮演著領導角色。大規模的女性運動反過來推動了工人鬥爭。而且在各類階級鬥爭中，女性工人和年輕女性一直都站在第一線。

全球青年反氣候變化運動得到工人階級的更大支持。CWI的各國成員將積極介入9月20-27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罷工。

今次這場令人振奮的討論表明了CWI的政治力量、決心和革命樂觀精神。我們這個社會主義革命國際活躍在群眾鬥爭當中，準備迎接挑戰和革命機遇。

不要假讓步 小心緊急法

向中國輸出革命是致勝關鍵

林鄭宣稱將撤回送中條例，但拒絕其他四項訴求。林鄭只是作出假讓步，試圖分化運動，以為可以孤立堅持五大訴求的示威者，並且順勢推動《緊急法》，變相實行全面獨裁。假讓步、真鎮壓是中共一貫的奸招。回顧2011年廣東烏坎村的教訓，當時村民為爭取民主選舉而抗爭，但誤信了中共舉行選舉的承諾而停止抗爭，最終村民的訴求無一實現，只是換來恐嚇、搜捕和激烈鎮壓。

中共最害怕的是向香港示威者示弱，傷害黨的權威。這會鼓舞大陸群眾仿效港人反抗，造成連鎖效應，讓革命蔓延全國。所以，中共不可能單純撤回惡法，而必須配合暴力鎮壓清場，撲滅運動的燎原之火。

所以反權威鬥爭並未結束，而是進入更復雜的階段。我們現在沒有退路，必須繼續抗爭，要麽全贏，要麽全輸。香港示威者通過了勇氣和意誌的難關，下一仗更需要清晰的作戰方向和協調。現在更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產生、受群眾監督、由群眾民主控製的領導，超越過去數月的自發、沒有領導的模式。

需要工人組織和鬥爭

財團害怕示威浪潮持續，招致利潤受損，因此一早希望林鄭讓步。最近一眾達官貴人與林鄭會面後，竟紛紛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而是統治陣營在危險中為各自利益而分裂。

但財團在中國市場和權力的利誘下，一致擁護威權體製，並協助政府發動白色恐怖。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和匯豐銀行，都在中共的威迫利誘下監視、恐嚇、解雇抗爭工人。

社會主義行動在匯豐銀行工作的成員梁禮邦因組織工會而被解雇，我們正開始在香港以及國際上發動聲援行動，要求匯豐撤回解雇決定。

財團擔心群眾鬥爭會催生強大的工會運動。隨著香港經濟正再次走向危機，財團已準備大批裁員、打擊工人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水準，讓工人為資本主義的危機買單。因此我們的運動也必須反對財團，捍衛工會和保護抗爭工人。八五和九二罷工是工人初次演練，未來的總罷工要更有更強大的工會和罷工委，才能真正癱瘓經濟。

連結國際群眾　不要寄望西方政府

不少泛民寄望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向中共及親中政客施壓。林鄭撤回惡法也因為緩和西方政府的施壓。但切記美國統治階級只是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換取經貿以及地緣政治談判的讓步。

中共和特朗普政府都是帝國主義政府，他們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只想擴大銀行和跨國公司的勢力，不會真正顧及民主與人權。

特朗普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親富人政策備受美國群眾憎惡，我們絕不能寄望這樣一個政府來保護民主權利。

美國等西方國家介入都是為了騎劫群眾鬥爭。例如在2014年，美國介入烏克蘭的群眾運動，將腐敗的親俄政府推翻之後，支持另一個可能更加腐敗的親美政府上臺，讓另一批無賴騙子奪取了政權，繼續寡頭專政。

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親資政客和政府。就如最近英國示威者群眾也起來捍衛民主權利，反對約翰遜發動政變架空議會。這些反對自己政府的反民主、反工人政策的人民也普遍支持香港的鬥爭，他們正是我們連結的對象。而舉英美國旗只會使他們誤以為香港示威者為英美政府搖旗吶喊，隔絕國際基層的群眾連結。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中港團結鬥爭，並主張建立一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我們不只要爭取五大訴求，也要反抗貪婪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停建大白象，大幅增建公屋，實行八小時工作製，終結中共獨裁政權的殘暴統治。

香港：嚴酷鎮壓正催生革命

香港政治危機出現重大轉折。經過三個月歷史性的反政府示威，曾寸步不讓的林鄭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送中條例。

這一決定必然事先得到習近平的許可。雖然中共謊稱「支持、尊重」港府自行決斷香港事務，但實際上香港的真正統治者一直都是中共。特別是在那些涉及中共政權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港府只不過是中共命令的執行者。

自6月反威權群眾運動爆發之後，香港政府早已癱瘓，真正的決策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在深圳領導的專責小組。

送中條例早已不是群眾運動最主要的議題。群眾的怒火現在主要是針對警察暴力和中共對香港的威權打壓。所以林鄭現在撤回條例是「太少，太遲」。大部分抗爭者立即表示不接受林鄭的假讓步。如黃之鋒在英國《都市報》上的文章所說：「這支橄欖枝背後的真相絕不是和解，而是收緊控製」。

其他許多群眾和年輕人也都認為，林鄭做出這一表面讓步，是為了分化運動，借勢采取更嚴酷的鎮壓，包括可能動用英殖時代留下的緊急法（這部法律最初是為了鎮壓1922年海員大罷工而製定的）。

現在看起來，統治階級更傾向於用香港警隊和本地法律來鎮壓運動，而非出動解放軍，因為前者的政治經濟後果相對較小。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繼續惡化的情況下，對於中共來說，出動解放軍只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中共身陷危機

雖然撤回條例只有象征意義，但仍然體現出群眾運動給中港政府造成的巨大壓力。這場運動的爆發本就在中共意料之外，而群眾的毅力更令中共震驚，。

林鄭突然宣布撤回送中條例，令中港的親中共勢力都大吃一驚。事先被蒙在鼓裏的香港建製派（服務於非民選港府的右翼資產階級政黨）對林鄭再次表示強烈不滿。他們過去支持政府「寸步不讓」的強硬立場，盡管有時比較猶豫，而現在林鄭突然宣布撤回，令他們顏面大失。建製派政黨害怕在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會遭遇慘敗，失去對這些不民主而且無實權的區議會的控製權。所以政府有可能會以「安全」為由取消今年的選舉。

更重要的，林鄭撤回條例對內地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香港《南華早報》前總編王向偉說，這是「一個非常突然而且非常危險的決定」。他特別提到：「就算在林鄭宣布撤回的前一天，都還沒有任何相關跡象或者傳言」。

王向偉指出，港澳辦在前一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沒有給出任何改變政策的跡象，而是繼續督促所有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對抗暴徒，將『止暴製亂』作為『當務之急』。」

內地媒體對於撤回條例的報導也非常低調，與過去幾周關於「暴徒」和「顏色革命」的激烈宣傳形成鮮明對比。

右翼民族主義網民對撤回條例的決定大加批評。這些右翼民族主義網民是中共政治基礎的一部分，但現在他們強烈批評撤回條例是「向顏色革命投降」，並警告說這會鼓動中國群眾效仿香港的激進抗議。

撤回條例雖然沒有實質意義，但對中共來說仍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所以可見中共政權和習近平正身處危機。中共的大麻煩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其嚴重程度遠甚於官方數據），以及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

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

香港現在的抗議無疑是中共自1989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群眾挑戰。從6月9日開始，香港已經舉行了三場100-200萬人的大型示威。英國《衛報》說，從抗議人數與人口的比例來說，香港的抗議規模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香港也舉行過三次大罷工，主要是通過社交媒體發起、工人自發參加。工會幾乎沒有為組織這些罷工做過努力。香港的工會幾十年來都很弱，而且在1997主權移交之後更是被新自由主義反工人政策進一步削弱。在罷課方面，9月2-3日開學時，約有4萬名中學生和大學生無懼警察鎮壓參加罷課。

除了大資本家和親中共陣營的核心力量之外，幾乎整個香港社會都支持群眾抗議及其「五大訴求」：

完全撤回送中條例
林鄭下臺
撤銷暴動定性，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獨立調查警察暴力
雙真普選（即特首和立法會均由民選產生）
運動得到如此穩固的群眾支持，正是因為警察暴力一再升級，而政府也包庇警方的所有暴行。所以年輕人的激進行動也廣為群眾接受，而且這些激進行動絕大部分都是為了抵擋警方的殘暴攻擊。因此，雖然政府不斷指責示威者是「暴徒」，想要分化運動，但幾乎沒有什麽效果。

公務員、律師、記者、社工、醫護人員和建築師都已公開反對警察暴力、聲援示威青年，說明就算部分被視為「建製」的群眾也被抗爭情緒感染。另外，8月底舉行的一場反對警察性暴力的集會有3萬人參加；在林鄭宣布撤回的次日，有2.3萬人參加了一場反對警察暴力的集會。這些大型示威反映出群眾的激昂鬥誌。現在民陣發起9月15日遊行，會再次有不計其數的群眾上街。

香港不是新疆

另一個能反映出群眾怒火的例子是，多次有大批基層居民在深夜毫無裝備地走上街頭，阻止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攻擊示威青年。他們高喊：「滾出去，這裏不歡迎警察！」警方也被迫撤走兩間醫院的警崗，因為醫護人員非常敵視他們。

警方按中共旨意，在地鐵站、商場或其他地方內無差別地攻擊、圍捕示威者，以圖嚇倒年輕人，讓他們不敢再參加示威。

警方也在路上或地鐵站中截查年輕人，搜查他們的隨身物品和手機。警方甚至曾截停巴士，盤查所有乘客。其情景類似於如監獄一般的新疆。

最受群眾憎恨的是「速龍」（一支準軍事化的防暴警察）。警方最殘暴的一些鎮壓行動就是由他們執行的，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有傳言說太子站事件中至少有一人被警方打死，令義憤填膺的群眾每晚在站外和鄰近的警署外抗議。

中共想把「新疆模式」復製到香港，要求警方使用重武力全面升級鎮壓，包括縱容黑幫攻擊示威者，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新疆和香港兩地狀況完全不同：新疆深處內陸腹地，並被解放軍重重包圍，令中共得以秘密地大肆監控、囚禁當地居民；而香港是亞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擁有自由的信息流通（雖然也已受到中共的部分限製），香港警方的暴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建製派政客說抗議已經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實際上這也是公眾對於警察的看法。警隊已經徹底失去群眾的信任。

中共的頑固態度

香港群眾抗議持續時間越長，習近平精心打造的強人形象就越受打擊。

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以恐嚇的手段阻止群眾發起抗爭是維持其統治的關鍵。如果政權權威受損，或者群眾發現其實際力量並不如表面那麽大，那麽其統治可能會面臨存亡危機。

香港資產階級建製雖然堅定支持（甚至是崇拜）中共獨裁政權，但也對中共的這種頑固態度感到不信任和震驚。盡管香港資產階級富豪一致反對擴大群眾的民主權利，但他們願意做出有限的政治讓步以緩和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

中美沖突和全球經濟放緩導致香港經濟逐漸走向衰退之時，現在這場危機正令旅遊、零售和地產業雪上加霜。據英國《金融時報》估計，自運動開始以來，香港十大富豪總共損失了150億美元，主要是因為股價下跌。因此在林鄭宣布撤回的當天，香港股市上升了將近五個百分點。

香港資產階級的不滿無疑是林鄭撤回條例的原因之一。同時中共也希望緩和西方媒體以及美歐帝國主義政府的壓力。如我們之前解釋過的，西方政府並不關心香港的人權和民主，他們只是想要利用這些議題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

中共過去將香港政府作為統治香港的代理人，而非親自管控香港，從而令香港在國際貿易中得到特殊待遇，但現在由於群眾抗議的壓力，這種狀況已經改變。林鄭政府沒有實權已是越來清晰的事實。

根據流出的一條秘密錄音，林鄭在八月底閉門會見商界代表時說，她的權力「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她也承認：「如果我有得選，我會第一時間辭職。」

盡管政府對這次泄密非常憤怒，但並沒有否認其真實性。林鄭已經「上了賊船」，不可能全身而退。

如何對抗中共這一幕後黑手？

社會主義者對錄音揭示出的中港實際權力關系並不驚訝，但錄音對香港群眾的意識造成重大影響。這場鬥爭的首要敵人從來都不是傀儡港府，而是中共，因為後者才是香港的實際統治者。那麽香港的750萬群眾如何才能打敗這個強大的獨裁政權？僅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唯一的取勝之道是吸引中國群眾加入戰鬥。

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中國群眾支持香港鬥爭，而是需要積極地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建設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中國群眾參加鬥爭比香港要危險得多，例如去年佳士鬥爭的工人和年輕人為爭取組織獨立工會而遭到猛烈的國家鎮壓。所以我們不能只是說「解放香港」，因為這種局限於一城的訴求不可能得到廣大中國群眾的響應。

中國的工人或者學生可能會同情香港的鬥爭，但如果香港群眾鬥爭只著眼於本地，那麽他們最多也只是同情而已。香港群眾鬥爭如果要打破現在的孤立局面，必須要發出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信息。

我們必須呼籲兩地群眾一起對抗中共政府殘酷的親資政策：終結住房危機（將開發商國有化，開始建設大量公共住房）；建設強大且民主的工會爭取工人權利，以工人階級民主管控的公共投資終結低薪、過勞且不穩定的就業狀況；推翻獨裁政權及其所服務的富豪階級，停止國家鎮壓和媒體管製。

如果香港群眾鬥爭明確、勇敢地提出上述主張，可以打破中共在內地的抹黑宣傳，得到中國群眾的巨大回響，將鬥爭蔓延到中共獨裁政權的腳下。

實行緊急法？

如前面所說，現在是中共和內地安全部門在指揮香港警隊。香港實際上已經進入戒嚴狀態，而且未來政府可能會正式宣布戒嚴，並采取更加嚴酷的鎮壓。現在示威大多被警方禁止，被捕人數也急速上升。自6月以來，已有至少1,200人被捕，其中超過100人被控暴動罪（最高刑期為10年）。還有其他許多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同樣可能被判處嚴厲刑期。

警方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處理日常犯罪事件的工作，街頭的警察巡邏已經減少。3萬8千名警察（再加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國軍警）已純粹變成鎮壓工具。

香港政府還威脅要啟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上次動用這部法律是在六七反英暴動時。如果啟動緊急法，特首將成為獨裁者，可以隨意進行媒體審查、監禁、遣返、取締政黨和禁止集會。政府甚至考慮過局部關閉互聯網，以封停示威者用來組織行動的網絡論壇，不過政府不太可能真的采取這一行動，因為會給香港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政府「考慮」采取這一行動，本身足以說明危機之深。不過群眾並沒有被緊急法的威脅嚇倒。在林鄭撤回條例之後，政府的恐嚇宣傳無疑會變本加厲，可是現在年輕人的鬥誌非常高漲，整個社會對政府空前不滿，所以政府就算正式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可能也無法改變政府和群眾運動之間的力量對比。而且如果在緊急法啟動之後迅速出現大型群眾抗議，政府的權威反而會被進一步削弱，危機會繼續加深。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

雖然中共或明或暗地威脅要出動解放軍，但是目前來看，軍事鎮壓仍不是最有可能的情況。

我們過去已解釋過，雖然中共有能力進行軍事鎮壓，但是現今的政治局勢（特別是正在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讓它不敢肆意而為。當然特朗普政府不關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但是如果中共公然動用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徹底打破香港的表面上的自治，那麽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將會受到威脅。

美國如果不做出強硬的外交和經濟回應，那麽美帝國主義及其遏製中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將面臨歷史性危機。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反中鷹派約翰·博爾頓警告說：「國會此刻[對香港問題]的情緒非常不穩定，所以只要中國政府做錯一步，我認為就會讓整個國會大爆發。」

美國的激烈反應也部分反映出，特朗普在香港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的多變態度令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精英都感到不滿。7月，特朗普說香港的群眾抗議是「暴動」。這完全是在附和中共。還有一次，特朗普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他們不需要建議。」特朗普的這些言論贏得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歡心，甚至有一個支持中共的說唱樂隊把特朗普的發言放進他們的歌裏。

美國的亞洲政策立足於赤裸裸的金融和強權利益，絕非要推進各國的民主權利。美國曾在亞洲扶植眾多獨裁者：韓國的樸正熙，臺灣的蔣介石，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當這些獨裁政權被革命運動或者群眾壓力打垮之後，美國政府利用經濟和外交手段確保新政權依然親資和親西方政府。

可惜的是，一部分香港示威者對美國統治階級報有幻想，認為美國政府會幫助香港的運動獲勝。但實際上美國統治階級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將香港當作迫使中共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做出讓步的棋子。

就在林鄭宣布撤回條例前幾天，中美決定於十月重啟貿易談判。這並非巧合。盡管貿易戰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但重啟談判的決定說明雙方都想淡化香港問題。

如何前進？

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政府面對如此巨大的群眾壓力必然早已垮臺（其實可以說「香港政府」的確已經「垮臺」，眼下真正統治香港的是中共）。

為了發動全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打敗中共獨裁政權，香港「革命」需要再進一步。自發的運動模式已經達到極限，現在迫切需要更加清晰的綱領和戰略，並且需要將運動組織起來從而執行戰略。運動也需要明白哪支社會力量能夠將運動組織起來，並將鬥爭輸出到中國內地──不是「納稅人」、「消費者」、「市民」，而是「工人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

所以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以八五和九二九三大罷工為跳板，建設真正的總罷工。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需要真正的組織，需要建立民主的罷工委員會和新的工會。

香港群眾運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習近平政權過去奉行強硬路線，不容忍任何挑戰，但現在已經受到重重一擊。

香港以及整個中國現在就像一個高壓鍋，階級矛盾已經沸騰，只不過暫時被獨裁政權和警察暴力壓製下去。從政治上來說，今天的香港正預示著明天的中國。我們需要為群眾鬥爭找出正確的綱領和策略。

「美國操控香港抗議」是荒謬謊言

自6月香港反威權運動爆發之後，中共便大肆鼓吹說這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勢力挑動的「顏色革命」，旨在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支持國家鎮壓，同時也想借此壓製香港抗議者、外國媒體和西方政府。

國際上有一些「左翼」（主要是斯大林主義者）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在兩年前伊朗100多個城市爆發反獨裁抗議時，他們也說那是有美國在背後支持。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上的斯大林主義者大力支持香港警察的暴行。他們說：「美國警察比這惡劣得多」。這的確是事實，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所有國家的警察暴力。

那些相信中共虛假宣傳的人說，黃之鋒、李柱銘等泛民政客以及《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和美國右翼建製政客有來往，所以證明香港群眾運動是受美國操控的。但其實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上述這些人物從運動一開始就被激進的年輕示威者趕到一邊了，因為這些泛民「領導人」在過去的鬥爭中一直奉行軟弱的妥協路線，令年輕人趕到失望甚至憤怒。正是因為泛民被邊緣化，運動才能發展到如今的程度（不過運動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自下而上組織起來，建立民選的、受群眾監督的領導層）。

童話故事

甚至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旨在推翻中港政權的「顏色革命」，否則中共勢必不會和美國繼續貿易談判。

上個星期，中美宣布將於今年10月舉行新一輪貿易談判。兩國原本是打算在9月重啟貿易談判，而現在推遲到10月，是為了讓習近平能夠安心舉行十一慶典。特朗普顯然是借此向習近平示好。

十一慶典不只是紀念建國七十周年，更是為了進一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挽救身處重重危機的習近平政權。中共黨內權鬥重新激烈化，習近平的「強人形象」也接連受到打擊，所以習近平想要借助民族主義來穩固政權。美國如果真的想藉香港問題打擊中共，那它就會要求在十一之前舉行談判，令中共面臨更大壓力。但其實美國統治階級只是想擴大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和打開中國金融市場。

「毛派」青年慘遭迫害

中共政權一慣將自己面臨的重大政治挑戰歸咎於「外國勢力」。例如，去年爭取獨立工會的佳士鬥爭也被中共官媒說成是「受境外勢力操控」。

參與佳士鬥爭的年輕人大多是「毛派」。雖然他們在經受過幾個月的監禁和酷刑之後被迫「承認」自己是受外國勢力指使，想要推翻中共，但如果說他們真的和西方政府或情報部門勾結，那真是太荒謬了。

美歐等西方國家根本不關心中港的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帝國主義經濟利益，只想盡量擴大本國銀行和大企業的海外市場。

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各帝國主義勢力不得不更努力地競爭世界經濟和政治霸權，所以西方政府和中共的經貿和地緣政治沖突才愈演愈烈。這也是為什麽現在西方政府開始在香港問題上向中共施壓。但這也不過是美歐政府想要迫使中共在經貿和地緣政治上做出更多讓步的外交博弈而已。

美英帝國主義

在五年前人大出臺「八三一決定」時，英國外交部曾說這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八三一決定」要求香港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中共審核。當時英國保守黨外交大臣施維爾說，香港不可能得到「合適的民主」，中共開出的方案「總好過什麽都沒有」。英國政府當時迫切想要吸引中國的投資，所以采取了上述的親中共立場。

美國的立場也是類似。今年7月2日，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在其離職演講中說，美國政府對於抗議者的暴力和破壞感到「失望」。作為美國駐港高級官員，唐偉康稱贊林鄭的「道歉」非常真誠。他還說：「我認為下一步最好的做法真誠對話，並讓所有人相互溝通」。這顯然不是在支持群眾抗議。

特朗普甚至發表過更加親中共的聲明，將香港抗議者稱為「暴徒」，並說香港問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內政」。特朗普一向仰慕普京、金正恩和塞西等威權政權，所以發表這樣的聲明並不奇怪。特朗普甚至曾說中國的八九民運也是「暴動」，並贊賞天安門屠殺：

「學生大批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差點控製不住局面。學生很兇狠，很可怕，但中國政府強力將他們壓了下去……這顯示出強大的力量。」[美國《花花公子》雜誌采訪特朗普，1990年3月]

現在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想在美國2020年大選前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所以香港群眾運動對他來說只是件小事。

現在那一小部分揮舞美英國旗的香港示威青年可能還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帝國主義的政治陷阱。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參與九三罷工被解雇

發聲支持群眾抗議的工人和工會分子被解雇丶監視和恐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匯豐銀行的外判職員，他參與九三罷工並在媒體采訪中提出需要建立銀行業工會，隨後便被解雇。

財團白色恐怖

匯豐銀行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也是世界第五大銀行。不過其80%的業務都是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匯豐與中共獨裁政權關系密切，中國國有保險公司中國平安是其最大股東。

近幾星期，香港多間大公司聽從中共指令，嚴厲打壓參與群眾抗議與總罷工的工會和工人。有的工人只是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支持運動，但也受到處罰。這顯示出香港大企業與威權政府間的緊密聯系。和其他許多大公司一樣，匯豐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譴責群眾抗議。這也反映了資本家害怕目前的群眾抗議會強化原本力量薄弱的香港工會並使之激進化。

隨著全球經濟衰退的到來，群眾可能面臨大規模裁員丶減薪與進一步的緊縮措施。今年八月，匯豐宣布在全球裁員4000人。香港公司正利用現時的威權鎮壓來削弱工會。最近幾星期有至少20名航空業工人遭解雇，其中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副主席施安娜。

國際聲援

CWI與「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呼籲世界各地的工運和社運人士於10月2日到各國匯豐銀行外抗議匯豐解雇梁禮邦。我們正請各國工會丶左翼組織和社運組織參加抗議，並請他們發信給匯豐銀行和當地媒體抗議香港工會和民主權利的所受攻擊。

運動致勝兩大關鍵

林鄭和中共撤回送中惡法，企圖通過假讓步分化運動，但完全沒有得逞。中共為了維護獨裁政權的權威，不甘向反抗的群眾示弱，將會繼續加強黑警暴力，甚至推動《蒙面法》打壓示威者。「黨鐵」配合黑警戒嚴，又拒絕交出831太子站黑警鎮壓的全部錄影。現在即使林鄭否認當日有人死亡，仍然得不到群眾信任，可見政權誠信已徹底破產。

中共至今不敢出軍隊全面鎮壓，一來中共非常依賴香港這座國際金融城市，作為大陸接通全球資本的窗口，以舒緩中國的債務危機；二來解放軍接管意味著群眾將拋掉「一國兩製」的幻想，有可能釀成革命局勢；三來中共害怕與歐美的沖突會惡化。但同時我們波瀾壯闊的運動已持續了三個多月，陷於膠著狀態。現在需要改變運動的模式，才能打開突破口。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為組織銀行業工會而被匯豐銀行解雇。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丶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製造白色恐怖，剝奪工人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由於如1998丶2003和2008那樣的經濟危機將會重臨，資本家正準備大規模裁員丶減薪和壓低工人待遇，要我們為危機埋單。他們現在打壓工會，是為了削弱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剝削的力量。因此，工人鬥爭是民主鬥爭的致勝關鍵。

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匯豐動大手術。在八月，匯豐更登報「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向中共表忠。可見匯豐等大財團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我們反對匯豐等大企業的無理解雇，支持員工組織起來鬥爭，並協助聯絡世界各國工會進行國際聲援。

如何輸出革命？

香港無法獨力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世界各地的工會丶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

美歐政府現在在香港問題上頻頻向中共施壓，包括威脅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但這只不過是為了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加上西方群眾大多數也支持香港運動，令西方政府也感受到群眾壓力。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反對民主丶親財團的政府。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丶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的政權。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丶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丶釋放所有政治犯丶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丶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丶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丶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捍衛工會權和言論自由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組織戰鬥性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反擊警黑暴力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徹查警察暴力 懲處殘暴警隊

群眾對香港警隊已經完全失去信心。現在看起來，香港警隊應該已由中共直接指揮，其中混雜著大量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者乃至路人采取令人發指的暴力攻擊，包括虐待和性侵示威者。831太子站視頻至今仍未公布，雖然警方稱未有示威者死亡，但群眾無法相信謊言不斷的警方和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真正能夠代表運動和大多數普通勞動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揭露警方的暴行，從而以民主的方式重組警隊。

監警會沒有實權

政府現在只同意讓監警會調查，正是為了掩蓋真相。在撤回惡法後，中共害怕再退讓的話等同示弱，會令示威者有信心爭取餘下訴求。在《路透社》揭露林鄭與商家閉門會議的錄音中，林鄭表示自己除了三萬警察什麼都沒有，可見政府不敢得失警隊。再者，警察暴行是有系統的，包括拒絕出示編號及委任證丶假扮示威者搗亂，獨立調查意味著要由決策的高層來承擔。加上大量中國武警滲透香港警隊，明顯受中聯辦指使，林鄭豈敢成立一個機構調查自己的上級。

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現在林鄭關於通過監警會調查警方行動的種種承諾都是空談。專家組成員之一丶加拿大公民監察執法協會格裏·邁克尼利曾在一起調查中包庇警方。而監警會新增的兩名委員林定國和余黎青萍全都屬建製派。余黎青萍曾是林鄭競選辦顧問。她加入監警會之後更是說，警方不是「無端端」施暴！監警會尚未開始調查，其偏袒警方的立場就已表現出來！

需要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面對持續的群眾運動和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不能完全排除中共可能再退一步，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由政府成立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用來暫時平息群眾怒火的幌子，不會觸及那些有罪的官員和製度，現在的沙中線調查和四年前的鉛水事件調查都是如此。

即便政府最終不得不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會盡力只拿少數警察祭旗。就算有警隊高層下臺，他們還是會領取豐厚的退休津貼作為補償，整個警隊依然會是中共用來鎮壓香港民主鬥爭的工具。類似的現象我們已在港鐵醜聞中見過。

真正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由示威者丶基層市民丶支持民主鬥爭的學生和工人組織丶獨立的法律和人權人士等代表組成，而非由站在運動之外的司法精英（例如退休法官）組成，更不應由政府委任。即便是曾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退休法官也不可信任，例如李國能。兩年前，李國能曾說：「香港社會需接受人大常委會享有全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認可中共對香港的威權統治和打壓。

委員會應該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接受群眾的控製和監督。獨立調查委員會應有調查事件和檢控有罪者所需的所有權力，不受政府和法院掣肘，因為法院已明顯成為威權政府用來鎮壓群眾運動的工具，司法中立已成假象。

民主重組警隊

香港警隊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中共的鎮壓工具。必須重組警隊並將它置於群眾的民主控製之下，並踢走所有支持威權統治的警察（尤其是警隊的現任高層）。

就算林鄭和中共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運動也不可以停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曾說，在運動平息之後，可以「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用假承諾欺騙群眾停止鬥爭，然後發動反撲，是中共獨裁政權鎮壓內地群眾鬥爭的一貫伎倆。2011和2016年的廣東烏坎抗爭就是最知名的一個例子。運動一旦解散，就難以再重新聚集起來。屆時政府會有更大的空間操控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絕對不能為了政府毫無可信度的「承諾」就停止當前的群眾鬥爭，而必須繼續擴大運動。必須成立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絕不讓步！

香港民主鬥爭中的女性戰士

除了街頭抗議之外，女性工人在機場丶公立醫院以及公務員的抗議重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比起2014年，女性在反送中運動更為活躍。也正是這個原因，作為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越加針對向女性施暴，來恐嚇參與抗爭的女性。

近期香港共三所大學學者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多數上街進行抗爭的群眾都是三十歲以下，其中近一半（約占46％）是女性。女性站上運動前線擊破了社會對她們的性別壓迫與不平等對待，她們開始意識到女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丶發揮的作用可以更重要。這也是一種國際趨勢。過去幾年，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反對性別歧視和性暴力的大型女性運動，例如今年發生在蘇丹的抗議行動，成功地推翻了總統奧馬爾·巴希爾。

站在反送中運動前線的香港女性示威者卻遭到前所未有的丶來自警方與反對者的性暴力與迫害。在互聯網上，女性示威者的照片被塗改，寫上汙辱性的話語，以及各種極為歧視性的言辭。

「他們不會攻擊我的觀點或其他東西，他們只是攻擊我，因為我是女性。」一位香港女學生表示，這些支持民主的女性示威者一再地受到嚴重的性別歧視攻擊。

所以女性很自然地站在現在這場鬥爭的第一線。如果這場運動失敗了，女性所受的損失也會是最大的：這不僅是因為民主權利和公義被打壓，也是因為威權統治和富豪專政會令女性面臨更大的歧視和壓迫，例如政府掠奪公共資金來填滿財團的錢包，導致幼兒托育丶長者照護和其他公共服務缺乏資金，而這些重擔大多都落在女性身上。保守的性別態度和性別壓迫紮根於威權資本主義之中，所以香港的革命必須徹底打破性別壓迫。

香港：十一上街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

隨著這場歷史性革命的踏入第四個月，香港已變成警察城市。中共害怕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大陸，挑戰其統治權力，只能靠警察作為統治工具，酷刑及濫權正不斷上演。

輸出革命至群眾　不靠外國政府

中共的策略是利用暴力和威嚇來消耗運動。香港無法獨力打敗這個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應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的支持。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對人權民主的「關註」只是騙術。要知道，港警是接受英國訓練的，水炮車也是從德國購入的！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不過是一只紙老虎，我們不可將希望寄託在它身上。連推動法案的共和黨右翼政客魯比奧也承認，就算法案得以通過，特朗普政府也可以無視它。如果只是禁止林鄭等官員入境美國或在加洲買樓，只具有象徵意義，並不能阻止政府的暴政。

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最關鍵是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人的政權。大陸已陷入經濟危機，也有傳被欠退休金的退休士兵將會在十一上街。因此習近平才要加強鎮壓，大力禁止大陸工人組織工會，避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挑戰極權和資本主義的腐朽統治。最近新疆集中營照片曝光，維吾爾族人被剃光頭、由武警押送的照片也令更多港人明白到今日新疆、明日香港。所以中港革命的命運是連成一線的。

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

在警察戒嚴的狀態下，一切和平遊行都被禁止，加上黑警瘋狂鎮壓示威者，製造暴力衝突的畫面，企圖阻嚇普通市民上街。過去三個多月以來，609、616和818的大遊行是支撐著運動的骨幹，現在是時候再次聚集民氣，向政權展示強大的民意仍在革命的一方，令運動持續下去，並且再推動真正的總罷工，將行動升級。

為了擊敗警察禁令，唯一方法是公開號召群眾抗命，堅持繼續上街，高呼黑警無權決定遊行是否合法。這一做法要向全香港人公開說明，不能隱晦。雖然民陣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溫和泛民的壓力下，召集人只是呼籲自發「行街」。單靠這策略是不足夠的，只會將抗命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現在需要的是強有力的集體行動。由於831和915遊行沒有做到這點，令運動欠缺集中的領導力量，陷入零散化的危機。欠缺領導層和集體方向，是運動成功的障礙。

運動踏入四個月，沒有大臺的「流水式」運動已經到達了極限。這模式阻礙了運動成功。我們的運動需要集結一個民主產生的行動委員會，無論采取什麼策略避免刑責，民陣都要公開號召抵抗警察的禁令。行動委員會應該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民主產生運動代表，讓所有示威者及團體民主決策，製定運動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臺灣：庇護香港政治難民！共抗中共與財團專政！

早在今年六月，在臺港生向臺灣政府陳情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ISF）便在場提出呼籲爭取《難民法》，庇護香港政治犯。時至今日香港已有1600多名抗爭者遭拘捕，設立《難民法》與修改《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和《港澳條例》，庇護受中共迫害的香港抗議者，使其免為獨裁政權階下囚，已是刻不容緩！臺灣人民有責任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與立院即刻修法，告訴世界，「反獨裁、挺民主」的臺灣人民不會對香港抗爭者見死不救！

民進黨的虛偽面目

然而，高喊「撐香港」的民進黨政府，卻借口「避免挑釁北京」和「防堵中共間諜」，拒絕設立《難民法》。民進黨拒絕援救香港和中國的抗議者和異見人士，顯然選前高舉「捍衛民主自由」只是空談！

民進黨政府裝扮成「抗中保臺」形象、藉以拉升支持度，而現在卻荒謬地提出「不要挑釁北京」，更突顯出民進黨在民主和民族問題上的虛偽面目。他們借口說這是為了避免讓中共更加有理由說臺灣政府在幕後操控香港群眾運動。但無論民進黨怎樣做，中共早已將香港的鬥爭定性為「境外勢力指揮的顏色革命」。

同時民進黨聲稱設立《難民法》會便利共諜滲透。但最強大的共諜乃是親中共的財團與政商權貴，乃是那些為中共獨裁效勞的媒體、「叫獸」。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因抗議中天的親中共宣傳和假新聞，而被中天濫告「妨礙名譽」。而民進黨則只是以「防諜」為借口嘗試推動反民主法案、強化國家機器的權力，以圖打擊基層群眾的反抗。

臺灣民主權利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大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支持中共的威權統治。2012年，在中臺商包機送他們的臺籍雇員回臺為馬英九投票。所以我們需要民主控製臺灣的大企業，徹底公開他們和中國政府和公司的交易，而民進黨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它不想挑戰資產階級的利益。

民進黨拒絕設立《難民法》，實際上是為了避免觸發中共的經濟反擊，否則會令和中國存在密切商業關系的臺灣資產階級強烈不滿；同時也是因為川普政府的壓力──川普不想香港以及臺灣問題幹擾美中貿易談判。可見民進黨和美帝國主義最關心的是本國資本家的經貿利益，而非香港民主，當然他們也不會真正支持臺灣的民族自決權。

「個案處理」緩不濟急

為了應付要求設立《難民法》的呼聲，行政院長蘇貞昌稱依靠現行法律也可接收香港政治難民。但數十名已前往臺灣尋求庇護的香港抗議者至今懸而未決。目前未有明確法令及正式管道讓香港政治犯隨時可來臺申請庇護，所謂依「個案處理」的做法曠日費時、緩不濟急！至於通過《移民法》變相尋求庇護，現在只有領有月薪47971元以上的白領移工或是投資六百萬臺幣的人才有「權利」移民臺灣，可見只有專業人士與有錢人才有機會利用這一渠道，而香港抗議者大多數都是基層工人和學生。

亦有民進黨支持者說，立法接收香港政治難民將加劇住房短缺問題和就業問題。論住房，臺灣有八十六萬戶空屋。論財富，單單是臺灣前35大富豪便有高達2.6兆總資產。因此臺灣不是沒有資源，而是這些社會財富遭到少數權貴把持操弄。在臺接受庇護的香港政治犯應有平等工作權（以及其他所有民主權利）。在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下，打破少數富豪精英對財富的壟斷，我們可以創造出足夠的新工作崗位，不僅能夠滿足政治難民的需要，也能解決臺灣低薪、過勞、不穩定就業以及房價高昂的問題。

推翻中共獨裁是實現香港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實現和維護臺灣獨立的前提。要捍衛臺灣既有的民主權利與實現真正的民主，需要依靠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張，與爭取臺中港勞動群眾和年輕人抗爭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政權和三地的財團專製，而非將希望托付給效忠財團的藍綠白三黨。ISF主張設立中國與香港政治難民皆適用的《難民法》，保障所有來臺政治難民在臺灣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由與保障，壯大對抗中共獨裁與財團專政的抗爭力量！

禁蒙面法已令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通過《禁蒙面法》，企圖阻嚇示威者上街。禁蒙面法是在徹底攻擊我們的示威權（最高刑期一年），並大大升級香港威權政府的鎮壓力量。而且林鄭政府也是想借此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推行緊急法。政府顯然是用禁蒙面法試水溫，準備推出更多的壓迫性法律。

大部分示威者蒙面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抵擋高科技監控和人面識別。如果沒有獨裁政權的統治，那麽我們本沒必要蒙面。但在今天的香港，就連參加罷工或者批評政府的工人和工會分子也會被解雇，所以我們無疑有權保護自己免於威權政府的監控。

如果政府不想我們蒙面，那麽它為什麽不禁止使用催淚彈，為什麽不停止警察暴力？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命令警方將暴力鎮壓升級到比過去更加危險的程度，以此顯示自己的力量。它命令不可暴露警察的個人身分，不可調查警暴事件，不可讓警方為自己的罪行而受罰。四個月來的群眾抗議令獨裁政權大受羞辱，但中共又無法大敗群眾運動，所以便以不斷升級的警察暴力作為報復。

政府為禁蒙面法辯護說，「民主」國家（例如法國）也禁止示威者蒙面。那些禁止蒙面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恥！香港政府推出禁蒙面法，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個已經失控的、瘋狂的警察國家，並進一步削弱示威權。但是他們不會得逞。

群眾應該公開抵抗威權惡法，就好像我們需要公開抵抗警方的示威禁令。我們需要群眾性的集體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而不是依靠個人行動，否則會分散抵抗的力量。群眾應呼籲全民蒙面做出反擊！

禁蒙面法明顯是想要分化運動，孤立前線示威者。為了反擊政府的企圖，我們需要通過集體的決策開始群眾反抗。這也說明，我們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群眾抗議更有組織。由於群眾不信任軟弱、搖擺不定的泛民領導人，自發分散的鬥爭方式在四個月前抗議開始時大受歡迎，但現在這種鬥爭方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

為了贏得鬥爭，關鍵是要組織起來，並將鬥爭方向轉向在工作場所和學校裏建立組織，建立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以癱瘓經濟，並呼籲內地群眾和我們團結反抗獨裁政權。

需要組織罷委會　準備新一輪罷工

八五和九二的大罷工無疑創下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工人階級是致勝的關鍵，但要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就要改變現在運動的模式，將工人組織起來。在欠缺組織的情況下，過去兩場的政治罷工都沒有任何工會領導，所以工人未能發動集體的行動，而只是作為個人去請假。民主派的職工盟只是呼籲工人「自發」罷工，卻沒有真正組織和帶領工人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民主討論和決定行動計畫。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在財團白色恐怖下，工會領袖和罷工工人都受到打壓。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匯豐的外判員工，因為成立金融及銀行業工會而被公司無理解雇。我們正在發動國際聲援行動，抵抗匯豐的白色恐怖。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製製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

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而不是指望美歐政府。特朗普為了和習近平繼續貿易談判，未對十一香港警察的殘暴行徑做出任何指責，而是向中共的慶典表示祝賀！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香港：全球聲援 反對無理解雇工會分子

梁禮邦因支持民主運動，並呼籲香港銀行業工人組織新的、真正的工會而被匯豐解雇。抗議活動還揭露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權的威權鎮壓，譴責香港大財團勾結威權政府以攻擊、恐嚇和開除梁禮邦這樣富有戰鬥精神的工人。

當天，16個國家聲援者在當地的匯豐辦公室和分行外設起糾察線，亦有其他國家的聲援者傳來聲援照片和訊息。未來幾天還會有更多的聲援行動。在這場由CWI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帶頭的國際行動中，引人註目的包括來自北愛爾蘭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Harland and Wolff）工人代表的聲援影片（點擊此處查看影片）。不久前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工人成功阻止企業主關廠，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另外也門薩那的工會分子盡管飽受戰爭、饑荒和貧窮的極度摧殘，也挺身聲援受迫害的香港工人。

中共企圖恐嚇、分化和消耗香港運動

香港的抗爭運動已經超過五個月，而獨裁政權的打壓越來越激烈，抗爭已經進入最關鍵的時刻！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再次遇襲，嚴重受傷。同一天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完全沒有回應五大訴求，並不斷轉移視線，借民生問題去「拓樓市」。政府企圖逐步將緊急法升級，甚至直接控製法庭，大量政治審判示威者。港鐵胡亂關站，配合政府變相實施宵禁。然而鎮壓不會平息運動，反而只會激起更大憤怒。

抗爭的致勝關鍵

黑警現時的策略是要不斷將鎮壓升級，禁止和平遊行，刻意造成各區的零星沖突。縱使群眾多月來的不懈、果敢抗爭，現時運動沒有真正的組織、民主產生及受問責的示威領導，使抗爭正面臨零散化、碎片化的風險，失去互相的協調和明確的方向，難以聚集六、七月的民氣。

當務之急是要從無大臺的抗爭方式，轉為更有明確組織、更集體的抗爭方式，並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用以互相協調示威行動，共同作出有力的升級號召。諸如7月波多黎各和最近的加泰隆尼亞運動，因為這些地方的工會和工人階級占的角色較為重要，得以號召有力的大罷工。

中共不允許香港有民主，是因為中共害怕引起大陸民眾爭相仿效香港抗爭。因此，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加需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中共和習近平外強中幹，只是在掩飾經濟問題造成的大危機。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全球基層群眾團結　不要各國政府惺惺

警察例外地沒有禁止上星期在遮打花園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集會。社會主義行動要對香港抗爭開始萌起這種親美的幻想作出警告。人權法本身只是無牙老虎，即使通過也難以對中共造成威脅。而且習近平可以借運動的親美立場向中國人煽動愛國情緒，抹黑示威者受「外國資助」。這樣只會削弱中國大陸以至世界各地反美群眾對香港運動的國際聲援。

中美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而開權鬥。特朗普沒有重視香港問題，因此有時說香港示威者是「暴徒」，有時恭喜中共建國70周年，並呼籲香港示威與政府坐下來談！特朗普上周才與中共達成臨時貿易協議，並在表示該協議對香港「十分正面」（very positive）。顯然，在特朗普眼中，出售美國豬肉和大豆都比香港民主更加重要。

全球都在爆發反政府運動，香港示威者當然應站在外國反抗群眾的一方，而不是外國政府的一方。既然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與香港運動命運共同的，那麽反對加獨運動的美國政府，以及支持西班牙政府囚禁獨派分子13年的歐盟，怎麽可能支持香港的民主鬥爭。

香港的抗爭就要獨立於中美帝國主義之外，並且要轉向爭取國際間的被壓迫者、工會、社運等支持。早前因為組織工會及發表政治立場而被匯豐打壓的梁禮邦，獲得有300萬會員的巴西左翼獨立工會的邀請，於他們的全國大會中發言，解釋香港的抗爭與白色恐怖。全球更有26個城市的工運人士和左翼組織在當地的匯豐抗議，就是很好的例子。

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推動這個方向的鬥爭和組織，如果大家都認同的話，歡迎聯絡和加入我們，一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盜竊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辦公室於10月17日淩晨遭遇入室盜竊。6部電腦、手機、3張信用卡和工作人員的個人物品被竊。現金和信用卡被盜，損失超過20,000港元。事件發生於淩晨3點，當時辦公室有兩名同誌在熟睡。如果他們醒來並驚動到賊人，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相信賊人是利用大樓外臨時搭建的棚架，從窗戶進入6樓的辦公室。我們事前已經架設了金屬窗花，並在門外和室內安裝閉路電視等防盜措施。但這些都未能阻止賊人進入，賊人是拆除貯藏室的窗花後得以入屋。

這次爆竊可謂社會主義行動在四年半反對獨裁政權的歷史性群眾運動期間遭遇的極沈重打擊。說社會主義活動者在此時承受巨大壓力亦不足以反映真實狀況。當今香港，警察暴力和鎮壓橫行，每天都使用大量催淚彈。警察野蠻毆打示威者，並自6月份以來逮捕超過2500人。非民選的林鄭政府已經實質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將抗議者抹黑為「暴徒」和「恐怖分子」。自8月起，大部分示威活動被禁，並遭到嚴厲打壓，數以萬計對抗禁令的民眾遭警察瘋狂攻擊。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許多其他反對派團體和政黨一樣，冒上被扣上支持「非法集會」等政治罪名的風險，亦面對鎮壓、逮捕以及出庭等的威脅。政府未來會越來越動用港英時期的「緊急權力」，並進行網絡封鎖、新聞審查、禁止出版等，法院會進一步淪為政治工具，政治拘捕也會更多。

香港社會的這場鬥爭的複雜性（沒有群眾組織，沒有工人階級政黨，薄弱且躊躇不定的工會運動的情況下，對抗世界上最強大、擁有最高科技的警察獨裁）不可避免地造成該群眾運動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徵。這次群眾鬥爭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混合體，一方面有著英勇的群眾反抗、鼓舞人心的自發和直接行動，但同時缺乏明確的戰略和有效的組織，而思想也非常混雜。政治意識混亂的一個體現是部分群眾出現了一定的親美傾向，尋求美國政客支持，而這些政客大多為選票譁眾取寵，並非真心支持民主鬥爭。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某程度上鼓勵這種親美傾向，以證明自己「境外敵對勢力操控」的說法。中共也明白美國是無法幫助這場群眾運動取得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 – 工人階級的替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是唯一一個致力於令是次群眾運動轉向以工人階級組織與方法為核心（譬如成立民主罷委會來進行罷工）、反對中美帝國主義、主張要有意識地將群眾運動輸出中國內地的組織。社會主義行動解釋道，除了五大訴求外，我們還要連結到工人階級與青年（香港與中國在這方面都一樣）的訴求：爭取可負擔房屋、穩定工作、終結奴役般工作條件與大規模投資公共服務，不要為資產階級大亨賺取更多利潤的可恥且浪費的大白象基建！

我們向各地民運人士、社會主義者、工會成員呼籲給予緊急財政支援。這是為填補是次爆竊造成的損失，並加強辦公室保安，社會主義行動需要籌集70,000港元（約8,000歐元或8,900美元）。我們需要盡快這樣做，以避免在我們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重要鬥爭中錯過關鍵時刻。若不能購置6部新電腦，我們將無法繼續製作我們四個版本（香港、中國內地、臺灣和英文版）的雙月刊雜誌。我們日常的組織遭遇嚴重破壞的風險，不僅存在於香港，也存在於我們正努力發展的、於中國內地地下進行的重要的支援工作。

這次爆竊凸顯了香港與中國社會主義者進行不懈的反極權鬥爭所面臨的問題和壓力。由於香港租金水平世界最高，社會主義行動不得不在一個貧窮的、較高犯罪率的基層地區租房。我們不能向保險索償，因為這需要向警方報案，而現在的香港警察不斷向抗爭者實行白色恐怖，因此讓他們調查我們的辦公室、質問我們的人員，會進一步危及我們的人身安全。因此，我們只能尋求世界各地支持中港工人與民主運動的同誌和支持者的援助。

香港：反對匯豐打壓工會 要求撤回解雇決定

本人梁禮邦是匯豐客戶服務團隊的外判員工，我在參與九月三日的全民大罷工期間，呼籲成立銀行業工會，並接受了傳媒采訪，因而被匯豐解雇。自反威權運動爆發以來， 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剝奪工人的罷工權。

九月五日早上，匯豐旗下的外判公司的人事部職員約見本人，表示匯豐決定將我解雇。該職員表示，匯豐不接受員工在外間參與政治活動時透露公司的名字。這種說法根本荒謬至極。凡是組織工會必然需要公開公司的名字，這樣的限製代表剝奪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在香港的法律條文保障下，我擁有的組織工會的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被剝奪。

該外判公司提出給予本人另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崗位，條件是我不能抗議匯豐無理解雇，並停止提到匯豐這間公司的名字。這等同要我接受政治打壓， 放棄成立銀行業工會。本人絕不接受此等交易。我堅決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並要求匯豐撤回解雇決定，還我工會權利及言論自由。

面對中共的收編和壓力，匯豐近年不斷跪低。匯豐銀行在中聯辦的壓力下不敢再在《壹傳媒》刊登廣告。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匯豐動大手術。

白色恐怖彌漫公司

八月，中共國企中國平安銀行大筆入股，成為最大股東。及後公司傳出3名高層下臺，然後更在八月登報表忠，「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

早在八月五日大罷工當天，本人已經開始派發傳單，籌組工會。公司本來沒有向我施壓，但公司經歷了內部大清洗後，白色恐怖開始彌漫公司。

在中共直接管控香港的局面下，匯豐等各大銀行的員工日後的言論自由和工會權利恐怕會盡一步受到剝奪，沒有員工能獨善其身。我等員工若不甘屈服於中共和財團的威權打壓，必須組織起來，團結一致，奮勇抗爭。

為何群眾憎恨港鐵－－鎮壓、謀殺、白色恐怖

港鐵已受到抗爭群眾的深深憎恨。港鐵管理層密切配合中共領導的警方鎮壓，關閉車站、停止服務，絲毫不為乘客考慮。太子、元朗、沙田等多座港鐵站發生過示威者和途人被黑警和黑社會襲擊（請見地圖）。因此部分示威者故意破壞港鐵設施。逾四成車站遭受不同程度破壞，據稱損失超過5000萬元港幣。9月1日港鐵關停機場快線、配合警方壓製機場抗議時，一名股票經紀人在接受訪問也指責港鐵管理層：「我覺得港鐵不負責任。很多人像難民一樣走幾個小時才能離開機場。」社會主義行動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這正是港鐵協助警察鎮壓的代價。防暴警察在港鐵站內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根本是違反安全指引。」

我們可以理解示威青年的憤怒與沮喪，但破壞港鐵設施不是贏取支持的好辦法。罷工才真正能夠防止公共交通系統淪為鎮壓工具。政府手握港鐵75%的股權，但港鐵從未被置於民主公有製之下、接受群眾的民主控製。正因如此，在今次運動爆發之前，港鐵就一直推出對基層群眾非常不利的政策：1) 房地產投機，催谷房價；2) 工程醜聞，反映出港鐵高層腐敗和漠視公共安全；3) 破壞環境，令香港生態更加惡劣；4) 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投票給林鄭月娥。

社會主義者主張由群眾民主控製港鐵等大公司，並為此不懈鬥爭。這些大公司的董事會應由工人和普通選民選舉產生，領取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享有高額薪水與獎金。工會應該控製港鐵的日常運作，而管理人員應由公眾與工會選舉產生並受他們監督。

群眾鬥爭需要提出議題，才能贏取更廣泛的支持。大部分人能夠體諒破壞港鐵的行動，因為群眾對這個殘暴的製度感到非常憤怒。但是破壞港鐵不是長久之計，而且政府可能借此抹黑、分化運動。運動需要面向工人階級的戰略，需要著眼於組織真正的罷工，並呼籲港鐵以及其他所有部門的普通工人團結鬥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爭取民主公有製和工人階級控製，因為這是終結財團專政唯一方法。

2019香港反威權運動中的同誌集會

11月16日香港同誌集會，共有六千人參加，包含許多中國人也前來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也參與其中，可惜今年同誌遊行因警察不批準路權、打壓主辦遊行自由，因此今年並沒有遊行——這是十年來首次遊行改為集會。

名叫Prima上臺發言，她帶著頭盔與彩虹口罩反對警察不批準此次遊行，並說政府推動《反蒙面法》導致同誌在集會中不能戴口罩隱藏身分，對於同誌參與集會自由的來說是一大打擊，呼籲大家向政府說任何人都有權匿名出席遊行集會。也有參與的內地人表示，他很關心香港的反威權運動，也有向親友解釋香港五大訴求並澄清中共官媒的假新聞。

由於香港正處於緊急狀態，內地的審查變得更為嚴厲，能從內地來港參加活動的人數大大減少。 中共害怕香港鬥爭的訊息會傳播到大陸，鼓舞大陸人也共同鬥爭反對專製。

盡管主辦單位沒有強調香港反威權運動，在集會尾聲，群眾自發聚集起來喊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根據中大調查，有88%性小眾因身分被歧視，因此需推動《反歧視法》來反擊歧視性的行為與言論。同誌權利就是民主權利不可或缺的一環，性小眾同樣遭受民主權利的打壓，1990年前肛交還屬於刑事罪，性小眾遭受到在酒吧、咖啡廳的警察恐怖，至今2019年香港性小眾性工作者還得承受警察放蛇、逮捕的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集會，提出「1969石墻暴動 2019香港鬥爭，同誌權利就是民主權利，共同抵抗警察暴力」的口號。石墻暴動當時因為反對警察暴力而引發大規模同誌平權運動，最終取得重要的勝利。今天香港反黑警的民主抗爭同樣也是捍衛同誌平權。在中國、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獨裁國家，同誌權利受到更猛烈的打壓。

1969年美國石墻，警察臨檢同誌酒吧、打壓同誌，最初只有200人的同誌突然一反常態的反擊警察，有人拒捕，有人向警察做出挑釁。圍觀的群眾向警察丟瓶子、石頭。暴動維持五天，並在暴動結束後，成立「同誌解放陣線」，此命名是有意識銜接到當時反戰運動，聲援越南反帝國主義戰爭，並提出「我們是這樣一個革命組織，……如果不廢除現存的社會製度，全民徹底的性別解放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需向石墻暴動學習，把同誌運動銜接到更全面的民主訴求及工人階級鬥爭，團結其他議題與地區的受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帶來的壓迫。運動需團結中國工人與性小眾，他們同樣都受到專製獨裁的迫害，沒有集會自由，我們深切知道，如果不打碎中共財團專製，全面徹底的民主權利與香港同誌平權是不會實現的。

民建聯曾鈺成爆建製派嚴重分裂

曾鈺成是民建聯的創黨成員，亦是香港建製派的重量級人物，不過他亦以相當程度的獨立思想而見稱。他最近接受法國學者Jean-Philippe Béja訪問，期間透露了統治階級當中的嚴重分裂。

根據曾的講法，現時的危機當中有4個主要參與角色：示威者、公眾、港府與北京。訪談在10月進行，那時政府剛剛通過《禁蒙面法》。曾鈺成表示「社會相當大部分」都支持示威行動。

「我們最大的問題在於港府是4個角色中最弱的一個。現時沒有強力的決策機製。特首依賴強硬派，但沒有政治人物能夠承擔責任。」

曾鈺成同意今次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運動」，並指出馬後炮來說，沒有人應該會對此感到意外。政客們「早應該知道」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因為經濟不均和缺乏民主而對政府感到憤怒。

曾鈺成在學生時代曾參加毛派發起反抗英殖統治的六七暴動。其弟被英殖政府囚禁了18個月。跟很多香港的前毛派一樣，曾和整個民建聯都緊貼在中共背後，支持中共轉變成一個推動資本主義，但有著超壓迫的「黨國」機關。民建聯基本上就是香港的中共，這是由於中共本身在香港沒有正式組織及活動。

曾鈺成承認親北京的建製派（包括他自己）在2014雨傘革命後采取白色恐怖來打壓民主運動，播下了今日危機的種子：

「過去5年，香港政府和許多我的建製派同事都以為我們能夠不斷勝利，但每一次，民眾都變得更憤怒。」

在這段期間，6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數以百計的人被政治審判，而且新的惡法亦被通過。

建製派促獨立調查委員會

曾鈺成呼籲作出政治讓步來化解示威，特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徹查警隊。不過，這個訴求被「強硬派」否決，實際上暗指中共政權。

他說「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民建聯領導層（只在私底下），都在遊說林鄭月娥采取這種策略。曾說「這是唯一一個可以滿足的訴求」，當然這變相說真普選的訴求是天方夜譚。

「其實並不是警察不讓她這樣做。林鄭月娥解釋警察的士氣已經非常脆弱，政府其實做不了事麽事情能夠進一步打擊（他們的）士氣。可能她對北京說要提升警隊士氣，因此中央政府就高調支持警察。」

實際上，中共政權現時視任何對警察的質疑都是紅線。警察成為了禁衛軍，負責慢性推動六四鎮壓，以免需要動用解放軍。因此，雖然大多數本地資產階級建製派都想接受這個訴求（當然是非常有限地），最終方案都被北京否決。

香港的統治菁英正陷入史無前例的危機，不過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幻想他們能夠帶來改變的出路。真正的民主變革只能夠透過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及戰鬥來實現，並將權力從資產階級及捍衛他們的獨裁政權手中奪取過來。

建製派在區選慘敗

反威權運動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得勝。民主派贏得了388席（上屆有126席）而建製派只得59席（上屆298席）。選票分布方面，民主派奪得57%選票，而建製派奪得41%。在單議席單票製下民主派奪得九成議席。

沒有六月爆發的這場運動，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旗開得勝。運動爆發至今超過五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三分之一的年齡低於18歲。受傷人數超過二千，有三名年輕人被槍傷，其中一人只有14歲。現在反對警察暴力成為了運動的重點訴求。

歷史性選舉成績

今次投票率高達71.2%，遠高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47%和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58%。投票人數方面，今次人數為294萬，上屆區選則為147萬。大量年輕人成為新登記的選票，而大量票站在早上已經出現人龍。

上屆泛民在十八區議會裏都是少數，現在控製了十七區議會。除了有8席非民選當然議席的離島區外，其余十七區都由泛民奪得多數議席。在西貢、大埔和黃大仙區，泛民奪得全部議席。過去幾個月，警察多次在黃大仙區瘋狂發射催淚彈以及施用暴力，引發多次警民沖突，因而民怨沸騰。

區議會向來權力弱小，而且各黨派都在選舉中淡化政治，只關註所謂「地區工作」，讓建製派容易用蛇齋餅粽及地區網路收買選票。今屆選舉打破了淡化政治的選舉傳統，變相成為了一場是否支持示威及反對政府鎮壓的公投。所以選舉結果可謂摑了中共一巴掌。

中共面對更大麻煩

政府和中共更難結束現時的政治危機。在十月四中全會後，北京明顯要求港府和警察更強硬對付香港示威者，甚至有計劃製造一場香港版六四，務求達到震懾效果以結束運動。但在建製派選舉大敗後，短期內這計劃難以實現了。

由於特首小圈子選舉的1,194票中，區議員選委占了117席。在全票製下建製派之前控製了這117席，現在將由泛民控製。有傳中共本來打算在2020年要林鄭辭職，並安排一名民意相對較高的人上任。但現在中共更難操控小圈子選舉，使其如意算盤更難打響。

過去六個月由硬推送中條例開始，政府不斷計算錯誤。林鄭承認自己的錯失造成「大災茌」。在區選大敗後，她又指政府會認真從選舉結果中深切反思。但林鄭被中共禁止向市民作出任何讓步，我們絕不能指望政府會作出改善。

習近平政權害怕作出讓步等同示弱，會鼓勵大陸群眾組織起來並提出自己的訴求。中國工人和青年的民怨與香港幾乎一樣：低薪、就業不穩定、不人道的工時、瘋狂的樓價、汙染問題嚴重、打壓所有反對派的獨裁政權。

建製派怪責林鄭

政府及建製派如期舉行選舉的決定似乎又是另一次的大失預算。在區選前一刻，政府及建製派還在猶豫是否取消選舉（這變相是一場政變），但因為害怕取消選舉再引發對示威運動的同情，並增加國際壓力，因此最後如期舉行。建製派都知道選情不利，但沒想過會發生如此大災難。建製派在今次明顯也有部署作出大動員，因此得到117萬票（比上屆多了33萬票），而上屆全港投票人數也只有147萬，可見今次投票率奇高是建製派慘敗的關鍵。現在可預計建製派落選人會相繼譴責林鄭令他們「失業」，並造成這場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危機。

民建聯由119席落得只有21席，主席李慧瓊提出辭職，但由於無人想接任而被勸阻。工聯會更由27席慘敗至4席，比小黨自由黨的5席更少，喪失建製派第二大黨的地位。

今次選舉結果對港府和中共政都是重挫，也會波及中國大陸的民眾和中共黨內權鬥。中共經常將香港示威者只是一小撮暴徒，沒有社會大眾支持，但今次選舉結果徹底證明這是錯。現在無論中共如何封鎖網路，大陸網民都會看到香港的選舉結果，使中共的抹黑效果被大大削弱。

但有些其他因素亦會有助於當局重新挽回局勢。部分泛民主派的領袖可能會受到當局和資本家的壓力所影響，會去為抗爭運動降溫。在今次區選中，泛民之中大贏家就是拿下了91席（從上屆的43席）的民主黨。該黨過去有著與中共代表臺底交易，並阻礙民主運動的的黑歷史。

民主黨主席胡誌偉表示要修補社會撕裂，這反映了該黨的心態。我們要小心泛民的妥協派（雖然暫時被運動邊緣化），會利用現在自己在選舉中所獲得的更有利位置去擴大影響力，嘗試將運動從群眾行動引導至「談判」的方向。抗爭必須要防範這個威脅，因為他們會將運動帶回過去失敗的道路之上。而我們以下會解釋道，為什麽運動要有基層的民主組織才能真正防範這個威脅。

將鬥爭升級

香港的群眾抗爭需要升級，並利用區選的有利結果乘勝追擊，為抗爭註入大量力量。只有打敗中共獨裁，才能實現五大訴求並終結香港的專製統治，但要做到這點，運動僅僅局限在香港是不足夠的。

抗爭需要擴散到中國大陸，並連結起那些受壓迫頗的工人及青年（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他們的力量），同時亦向全世界爭取聲援。這是全球普羅勞動者的大團結，特別是那些同我們一樣正在進行偉大的群眾鬥爭的人民：智利、加泰、伊朗等。我們不能對特朗普或者歐美其他右翼資產階級政客存有幻想，他們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都是取決於商業交易而非民主權利。這條道路只有被出賣與背叛一途。

今次選舉地震正好是一個機會去重啟群眾鬥爭，現時運動急切需要一個新方向才能有勝機。抗爭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這是最有能力癱瘓並推翻獨裁製度的社會力量。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在職場、學校和社區建立不同的民主委員會，來以更實在並有效的方法組織抗爭。

這代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政治方向，將民主運動聯系​​到工人、窮人的權利，二者缺一不可。我們並需要將五大訴求擴大，包含工人和年輕一代的各種訴求，譬如：每年10萬間公共房屋的建屋目標、大幅增加工資、全民退休保障以及8小時工作製等。

打破財團專政

資本權貴一直抵抗這些訴求。我們要普選政府的權力，讓所有16歲以上的人有投票權。而大企業及銀行將社會財富集中在一小撮權貴手上，阻止社會政策的進步，我們要將其置於民主管控下。香港權貴在中港專製製度護航下榨取巨額利潤。最近有研究指，香港首50名權富豪坐擁3千億美元的財富，而香港GDP是3620億美元

我們要將反專製鬥爭升級，認同上述方案的人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我們為建設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而奮鬥，在香港、中國以至全球的群眾鬥爭中，團結所有受壓迫者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體製。

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美國國會已經正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該法案於11月20日，在參議院中一致獲得通過。這反映了美國統治菁英圈內近幾年的立場已有重大改變──變成了反中、但非撐港的立場。許多香港人期望這條法律能夠幫助於抵抗中共的鬥爭，可惜事與願違。

2014年，許多人還會帶英國國旗上街示威，主要是本土派青年。但現在，更多人帶的是美國國旗，因為大家都不再對英國抱有期望。英國右翼政府不斷對中共獨裁妥協，原因就是他們急切地希望在中國做生意，尤其因為他們即將脫離歐盟。當然，美國是超級大國，他們又能否幫助香港呢？以下我們解釋為什麽這是個殘酷的幻想：

· 特朗普（臺：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習近平達成貿易協議，以挽救他的總統寶座。自香港6月上百萬人大遊行以來，特朗普及其代表，同意與中國談判，低調處理香港問題。對於特朗普來說，香港示威者只是「暴徒」，反而習近平不只是「好人」，還是他的「好朋友」。近期國會施壓下，特朗普被迫說出：「我們必須支持香港。」但他又補說：「我也和習近平站在同一邊。」而像是民主黨參議員舒默這類批評者，抱怨特朗普不夠明確支持香港抗爭時，最優先考慮的還是美國利益：「在人權問題上強硬對待中國也能幫助美國贏得貿易戰。」

· 特朗普甚至可能會拒絕簽署《香港人權法》，作為向習近平的讓步。中國政權已立即要求特朗普動用否決權，這顯然關系到貿易戰的談判。中國威脅若法律通過，會對美施加貿易報復反製措施。目前看來，特朗普應該會簽署法案，否則會讓自己被指責為軟弱而不去簽署，但會將之塵封起來不去動用。由於華盛頓竭力在12月15日前達成難保不會破局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因此在計劃新關稅時，短期內香港人權法不太可能執行。可見，立下此法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具體支援。

· 即使人權法生效，其影響力也不過是象征意義的。該法會使違反人權的香港官員受到製裁，例如被拒絕入境美國、或者在美國銀行的資產被凍結。這些事情不會改變中共政權對香港的政策，但會讓習近平的政權利用來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以反對對中國敵人的「讓步」。

· 該法案的另一項規定是，要求對香港的自治進行年度評估，以確定在貿易和經濟方面是否應繼續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該條款可能會為美國政府將來撤銷香港貿易特權時先開路（香港擁有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資格，並非特朗普對中國提高關稅時的對象）。但這將是「核心選項」，能嚴重損害中國政權經濟利益，但同時減少了美國牽製中國減緩進一步取消香港自治權的動機。結果可能會使香港進一步受到專政控製，而這顯然不是大多數香港人想要的結果。

· 中國控製的新疆，維吾爾族和突厥語穆斯林遭大規模監禁，對此美國國會早已通過類似的法案。今年9月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是在美國參議院大動作宣傳下通過的，但此後並沒有發生太多事情。該法讓美國政治機構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人權的捍衛者。就新疆而言，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但過去數十年發生的是名為「反恐戰爭」的災難性軍事入侵，還有2017年特朗普限製7個穆斯林國家入境等反穆斯林政策。

· 2014年美國對俄羅斯也進行過類似的製裁，但普京（臺：普丁）政權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事實上，製裁引起反彈，反而讓普京得以強化民族主義宣傳。俄羅斯在敘利亞等地區的軍事地位並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因為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例如今年決定放棄原本是美國盟友的庫德族民兵，任其受土耳其軍隊屠殺）而強化起來。

民主變革從來不是由統治精英和政府賜予的，尤其是美國。美國過去為了地緣政治地益而支持過很多暴虐政權，包括中共。勞動人民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包括基層的國際團結。

荃灣中學學生組人鏈 防暴警到場毆打學生

11月20日，一批荃灣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早上發起學校門外的人鏈行動，但短短數分鐘已有10多名防暴警察到場驅趕，防暴甚至將一名同學拉出門外暴力毆打、一名舊生被扯下面罩，又登記學生的身份證以圖作出恐嚇。沖突令大量同學受驚及情緒低落，當日學校不能正常上課。

社會主義行動員接觸了5位參與當日罷課的中六學生，了解一下他們對運動的看法。

社（社會主義行動）

學（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

社：你們為什麽要參與人鏈行動？

學：我們是希望以行動阻截同學上課，達至學校罷課以反對今日社會充斥著警察暴力和展示爭取五大訴求的決心，但大批警察突然對場製造混亂沖突，有同學被警察打傷和受驚，事後有老師帶我們到操場安慰，那天一整天就在不安的氣氛下渡過，全校700學生約有200人參受到影響。

社：學校對於同學參與抗爭有什麽看法？

學：其實我們的學生反修例關註組有與學校接觸，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所以人鏈行動是我們學生認為可以做的，但想不到警察可以瘋狂至此。其實基本上學校沒有責備同學參與行動，學校的做法是如果同學想罷課，需要向學校遞交家長信。但事實是家長大多都不贊成罷課，變相令想罷課的同學不能罷課。

社：為什麽要參與抗爭？

學：因為已看得很清楚，是中共和林鄭製造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去打壓我們的民主訴求，未來社會就是中共要消滅我們。

社：政府官員經常說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你們對這種說法有什麽回應？

學：那倒不如說學校不要存在於社會之內吧！政府真是會說廢話！

社：家人對於你們參加運動有什麽反應？

學：在家裏經常有爭吵，但想告訴他們，最近天水圍有女學生因參加堵塞港鐵的行動，被一大班藍絲圍毆，可見支持政府的人一邊說反暴力，但其實最暴力的是他們。支持罷課抗暴香港的青年仍然堅持繼續發聲抵抗暴政。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學生更積極去組織罷課行動，需要在各學校成立罷課委員會，協調各校組成聯網並發動真正能停止教育運作的罷課行動，向警暴、林鄭和中共作出有力的回應。

今天的學生在未來幾年就會變成明天的工人。如果他們現在組織起來，並學習如何作為一個集體而去抗爭，他們長大後就能將這個經驗帶到職場，建立強大的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剝削以及中港兩地資本主義的獨裁製度。

學生和青年為甚麽憤怒？

Terrence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招募的十九歲學生。除讀書之外還需打工，一家四口擠在月租五千六的㓥房中。

問：你怎麽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社會的氣氛頹廢許久，很少人參加在運動中，像是二零一六年反一地兩檢運動。但在今年六月十二日金鐘的抗爭中，這是歷史性的一天，當我看見群眾團結的對抗警察時的畫面很感動，也成為我繼續參加的動
力。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林鄭六月以來忽視民意，不在乎死傷了多少示威者，例如七二一時黑道攻擊示威者，林鄭月娥也對此漠視不理，八三一時疑似被打死人也不願意推動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包庇支持警察的李家超、律政司長鄭若華，縱容一切黑警暴力。網路上，親中共酸民轉貼假新聞，舉例來說，十一月十一日是警察主動槍擊無辜學生，但卻有些假新聞報導是學生先奪槍警察才自衛槍擊。另外，警察用水砲車與裝甲車高速撞向群眾！

十三歲基元中學生Angus，他也加了入社會主義行動。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港府強硬、蠻幹、罔顧民意的推動送中條例，另一方面黑警對於示威者的武力鎮壓、釋放許多催淚彈也令我憤怒。

問：運動出路在那？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出路又在哪？

答：罷工、罷課、罷市是很重要的，可以使得社會停擺，給政府施加壓力。我們學校共八百人，其中一百人參與罷課，在罷課運動中也提高了同學們對於政治的敏感度。

另外，港府只是中共的魁儡、聽命於中共的指令，我認為若果中共不倒臺，香港是無法爭取到民主權利的。另外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我認為是需要提出課征富人稅才能解決。

訪問中大基層關註組的蔡同學，當警察攻擊中大時，她也在校園幫忙。

問：你怎麽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政府無視兩次上百萬人遊行民意，還出動催淚彈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導致了至今的反送中運動。再加上政府多年的專政獨裁淩駕市民意願，如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市民要求公民提名、拒絕篩選過的選舉，引發占領街道的運動；還有二零一六年DQ民選議員。類似的事不斷發生，中共與港府一直打壓市民的政治權利，收窄言論自由，我認為必須關註這次運動，因為這可能是我們多年受壓迫以來的一次
改變的機會！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現時已經有超過四千人被捕，無數人受傷，我們失去了許多雙眼睛，有人站出來控訴警察的性暴力，記者因長期在催淚彈環境而患上氯痤瘡，沖突地區的居民每天吸催淚彈，以及許多可疑的死亡案件。警方的底線每天在降低，從胡椒噴霧到催
淚彈，再到布袋彈、水炮車，最近已經毫不忌諱地開實彈，警方真的是想屠殺人民。而港府不但無所作為，甚至多次稱示威者為「暴徒」、支持警方「止暴製亂」，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問：面對中共打壓民主權利，與香港貧富差距大的出路在哪裏？

答：政治與經濟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民眾對政治權利被剝奪感到憤怒，然而經濟也需要公義和民主。要使大家意識到政商一體架構下，受到剝削、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要摒棄以往刻苦耐勞的獅子山精神。社區和校園的組織工作，應該是打開這第一步。

警暴不息 抗暴不止

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依然猛烈燃燒，中共與林鄭當局決心與民為敵，一味依賴警察暴力鎮壓，手段越發兇狠。據報警方至今已施放超過一萬枚催淚彈，遍及橫街窄巷甚至住宅醫院，彭博消息指全港有88%的民眾（約650萬人）或多或少地曝露於催淚彈及其殘留化學品的影響下，情況駭人聽聞。此外，至本文截稿（11月23日）時，警察發射了18枚實彈、超過3200發橡膠子彈、布袋彈及海綿彈等，濫捕了超過4,500人。黑警攻擊中文大學的一天發射了2356枚子彈，而圍攻理工大學期間，則發射了1458枚催淚彈和1391發橡膠子彈。

催淚彈毒害

尤其在警察改用中國製催淚彈後，其毒性已經引起全城恐慌。催淚彈的成分在燃燒時可以產生二惡英和山埃。二惡英是難以分解的致癌物。人類如攝入大量，可引致氯痤瘡、皮膚出疹及變色等皮膚病和體毛過多，長期攝入甚至可以致癌。立場新聞記者不幸患上氯痤瘡，有消息亦指不少警察同樣如此。政府卻為了包庇警察而拒絕公開。

但顯然民眾並未被此等暴行所嚇倒，黑警失控暴力襲擊民眾的畫面反而更激發群眾的狂怒，據悉林鄭政權起初以為逮捕500人左右就能瓦解抗爭運動，但實際的情況卻是投入抗爭的民眾越捕越多，反映愚不可及的林鄭與警隊一次又一次錯判形勢。反威權運動早已超越了對送中條例的不滿而轉為針對警暴，而林鄭亦自知自己「除了三萬警察外一無所有」，以致縱容包庇黑警，黑警越發失控反過來劫持了政府，體現在林鄭早前曾言「不會『盲撐』（盲目支持）個別違法警察」後遭藍絲陣營群起批評後又急急轉變稱「堅決支持警隊「，可見警隊已有淩駕政權之上，甚至軍閥化的趨勢。以至於建製內部離心離德，連同為政府紀律部隊的消防和救護員都多次遭受到粗暴對待。

即便如此，直至現時警察依然執行著政權指示下鐵腕鎮壓的維穩任務，包括借用各種借口禁止遊行，令群眾運動變得零碎化，同時黑警行事一天比一天更顯得瘋狂和肆無忌憚，甚至過往還要遮遮掩掩的私刑毆打示威者的行為亦變得常態化和公開化，無日無之的闖進多家大型商場，總結包括沙田新城市廣場、太古城、大埔超級城、又一城等入內逞兇，釀成嚴重血案，更在十月一日後多次以實彈射擊民眾，甚至發生了科大學生離奇因走避警暴而墮樓身亡的懸案。最近黑警甚至沖入荃灣李城璧中學校園毆打示威學生，引發學生罷課兩天。

由於這些暴行屢屢被媒體曝光而遷怒記者，多次以「反蒙面法」為借口強行扯開記者的防毒面罩，隨意逮捕記者。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 在采訪的過程中被正在離開的黑警突然惡意回頭射擊擊中右眼而致失明。黑警亦多次惡意向記者群投擲空爆催淚彈、故意以水炮射向記者群等，引發記者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公開抗議警暴。

傷亡慘重

據統計，運動發展至今，已有超過2000名群眾受傷，至少10人死亡（包括自殺者和墮樓的科大生）。警察和政府信用已徹底破產，10月明報公布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給予警隊0分，整體評分只有2.6分。崩潰的信譽，加上對傳媒的惡意阻撓以及記者會上的連篇謊言，使得對黑警的陰謀暴行指控廣泛流傳，包括性侵和殺人棄屍等，警隊已被視為國家恐怖主義的工具。

社會主義者認同五大訴求，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否則過後警暴將常態化和合理化，香港將徹底淪為警察社會。同時我們主張由法律專業人士、人權組織成員、示威者代表等組建民主委員會，徹底重組警隊，全面追究濫權黑警，將警隊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24 家族擁全港近半財富

香港新自由資本主義下，極端貧富懸殊、基層人口民不聊生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資產階級機構的「坦白」確實相當罕見。最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發表一份名為《十字路口上的香港──現在需要減少貧富不均》的報告，當中指出香港多個令人駭聞的貧窮數據，更為解決貧富懸殊提出政策方案。

工商專聯的報告直指香港貧富差距之嚴重，甚至傳統計算方法的基尼系數也不足以反映現實問題。24個家族總共控製了香港過半的財富，而香港最富有的50人的總身家超過3000億美元！在不計算自住物業，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百萬富翁（以港幣計算）。香港是全球第二富有的經濟體，根據金融機構瑞信研究，香港成人每人的平均財富為382萬港元。另一邊廂，根據政府數字，香港有138萬貧窮人口，也就是說每5個人就有1個在貧。當然，工商專聯的報告除了揭露貧窮問題外，還提出了一些「方案」給政府參考。

公屋私有化

報告指出要處理房屋問題，建議發展棕地、農地，甚至哥爾夫球場和軍事用地，但同時卻又不反對進一步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表面上這是很「持平」的立場，所有可開發的土地都應該用來開發。但是在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之下，報告根本沒有可行辦法去挑戰私人囤積的棕地、哥爾夫球場等，所以實際效果上是為了政府一貫主張的發展郊野公園和填海（明日大嶼）作保駕護航。

報告中還提出加快公共房屋的私有化，聲稱「公屋住戶不應該一輩子作為低下階層」。公共廉價租住屋本來就是基層唯一的社會住房保障，公屋私有化卻是要求基層自己掏錢買回自己的公屋，實際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會主義行動Pasha直指：「公屋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人推向私人市場，為地產商開拓更多樓市空間，再者亦為政府減少公屋供應提供借口。」

另外，工商專聯的報告亦支持提高基層人士的最低工資、綜援、租金資助的金額等。表面上是良心發現的「德政」，不過卻都只是小修小補的性質，譬如對於解決老人貧窮的全民退休保障只字不提，只是說由政府承擔額外5%的強積金。

再者，報告沒有詳細交代錢從何來的問題，政府一直以來就是以「量入為出」等借口逃避社會保障和服務的。Pa s h a指出：「沒有大幅增加的財團稅及富人稅，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服務不可能足夠的。因此，要實現如此幅度的加稅，則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抗爭，挑戰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且將大企業和銀行民主公營。」

巴西工會大會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擁有三百萬成員的CSP-Conlutas工會聯盟是巴西最左翼的工會力量。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最近獲邀出席CSP-Conlutas在聖保羅市舉行的年度大會。梁禮邦是一名匯豐銀行的員工，因為他支持香港的反威權抗爭，並嘗試組織工會，在白色恐怖下被解雇。

「我的訪問之旅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以及聖保羅市教師工會所組織的。」

「大會有超過2千人參與，集合不同工會、原住民組織、性小眾等團體出席。這場大會就是要團結、討論和表決左翼和工人抗爭的方向。」

「我在第一天與其他國際代表一同發言，他們來是自最近爆發運動的蘇丹、法國、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等地，他們亦就工人參與在各地反抗右翼政權鎮壓的狀況發言。這些地區的狀況與香港也有很多類似之處。」

「在大會期間，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舉辦了關於香港民主抗爭和反財團白色恐怖的討論會，超過10個左翼政黨及團體加入討論。我的發言相當受歡迎，所有人都十分支持香港的鬥爭，但同時擔心美帝國主義可能會滲透運動，達到其政治目的。」

「CSP-Conlutas全國中央執行書記處成員Herbert發言呼籲香港人不要對美國政府存有幻想。他舉例提到敘利亞的庫爾德族人被美國出賣。香港的抗爭需要團結中國的工人才能打敗中共。」

「而來自教師工會的Souza說對於左翼鬥士參與香港民主抗爭感到鼓舞。他所屬的工會派了12名代表參與CSP-Conlutas的大會，全部都一致投票贊成聲援香港工人反抗中共獨裁的決議。」

「我遇到許多來自公共部門、金屬行業的工人，雖然不會說英語，但仍然透過翻譯指出香港與巴西反博索納羅的抗爭有共通之處。對於得到地球彼端的工人支持，我感到非常鼓舞。」

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

「其後在一個集合超過30個世界各地代表的會議上，我解釋中國並不是任何左翼或社會主義國家，而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

「來自西班牙CGT工會聯盟的代表Sandra說中國的一帶一路證明中共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她說當局在利用民族主義來延長其獨裁政權壽命，但一帶一路亦在為中國製造新的矛盾，並打擊中國工人的利益。」

「旅程最後一站是在一所大學裏舉行會議，吸引了眾多學生、左翼份子參加，我們指出當前的政治出路是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發動工人運動，並提出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吸引並喚醒中國工人階級，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以反對資本主義、打倒一黨專政為目標才能取得民主。我的發言得到全場參與者的認同。」

反對政治迫害印傭 Yuli 500名巿民團結抗爭

12月初發生了一宗赤裸裸的政治打壓，為香港民主運動再蒙上一層白色的陰影。在港工作逾十年的印尼籍移民家務工Yuli Riswati被入境處遞解出境，原因明顯與她積極報導香港民主運動有關，她將運動資訊用印尼文帶給同鄉，又協助改善其他印尼家務工在港處境。 她接受媒體訪問對於運動的立場的七天後，入境處就作出打壓，不尋常地先以工作簽證問題為由上門將Yuli拘捕。儘管其後法院徹銷她的「過期居留」控罪，入境處又以她「無親無故、無地方住」為由將她押入羈留中心達29日，其間受盡不同程度的不人道對待。處方更無視任何反對聲音，阻止她聯絡律師和強迫她撤銷簽証續期申請。被受威脅和恐嚇下，Yuli無奈接受了指令並被遣返回印尼。

12月6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了一場聲援 Yuli 的集會，約有500名巿民參加。在支持 Yuli 的聲音此起彼落下，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幾名參加者，了解他們出席集會的原因。

Victor是一名30多歲的文員，他對人境處的手法尤其不滿。「我在新聞上得知事件，入境處將 Yuli 拘押在羈留中心後，一連串毫無準則、違反人權及不仁道對待的手段令我非常憤怒。我亦有參與反送中運動，我認為Yuli 都是民主運動的手足，所以我到來支持Yuli 。明顯這是一場政治檢控，我認為整件事有很多空間可改善，例如公開入境處的收押準則等。」

我們不能將她拋棄

自小在外國長大的Laurie 是 一 名家庭主婦，她因為支持反送中運動特意回來香港。她認為今次撐印尼移民工的集會很有對港人的啟發性，並提出究竟何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很多人說南亞人不是香港人，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例如我長期在外國居住，擁有外國護照，生活文化都與外國相近，但長期在港工作的Yuli是一名穆斯林信徒，那究竟是誰才是算香港人？」「我來這裏是要告訴所有人，政府不是只打壓知名社運人士，還有很多人，例如印尼移民工，他們比普通巿民更弱勢，更多製肘下仍然勇敢站出來，所以我們不能將她拋棄，移民工的抗爭和香港現時的抗爭是連繋在一起的。」

帶上口罩的劉小姐自小在僱用家務工人的家庭裏成長，體會到社會一直存在對移民工的偏見與她自身的體驗存在極大反差。「為什麼做家務就是下等？為什麼外傭是個貶義詞？我認為社會對移民工太多誤解，今次 Yuli 事件得到這麼多人關註，是難得的正面報導，所以我站出來，就是要改變社會對移工的負面形象。」「我知道移民工面對著政府的《兩星期條例》，兩星期內找不到新僱主，就是重新負擔昂貴的中介費，令他們就算遇上惡劣的僱主都只能忍氣吞聲。我知道有僱主只給兩塊麵包作移民工的早餐，其實我們重視香港民主，爭民主爭人權，我們亦要同樣關註其他人是否有這樣權利。」

12月6日的聲援集會反映出群眾意識的改變，反對種族主義並支持國際團結。這是反威權抗爭運動的副產品。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要團結 本勞及外勞 共同鬥爭並組織起來，共同為所有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工資、權利。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是同一個打擊民主權利，以及嚴重歧視移民工的政府。

習帝舞劍　意在香港

在香港反送中抗暴運動繼續之時，習近平於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之時訪澳，其在澳門的發言引起多方揣測是否含沙射影，意圖警告香港民眾。

早在習近平訪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尾聲脫稿發言，言詞間更露骨地指特別行政區不存在「脫離憲法的『憲製』」與「脫離憲法的『法治』」，「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要求也是一樣」，而令人感覺到中共將借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一事指桑罵槐。

習近平在「回歸晚宴」上的發言中，特別贊揚澳門所謂「成功實踐一國兩製」、「自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自覺抵製外來幹擾」雲雲數點，甚至出現發言時口誤將澳門錯植為「香港」，因而被視為對香港局勢的回應和警告。自反送中抗暴運動爆發之初，中共及香港建製派就一直將宣傳口徑設定於「外國勢力陰謀」論上，又稱五大訴求「違反一國兩製」、「挑戰中央權威」等，因此習近平的發言自然被理解為實質上針對「隔離埠」的香港。

此外，中共亦認為香港群眾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未就23條立法所造成。香港建製派政客葉國謙出席港臺節目時認為中央對此「非常介懷」，又稱香港政府應為立法采取更積極主動的行動，同時又有多方流言指政府將準備明年立法。

同時，在習近平發言中所稱的「愛國教育」亦令人聯想到近期教育局借教師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捕一事大造文章，甚至以「使用不當教材」，乘機將遭濫捕的教師停職。教育局亦殺氣騰騰的向各學校發信，要求校方「更嚴厲處理」被判刑或被捕的教學人員，更揚言「考慮對更嚴重個案取消教師註冊」。這一系列的手段與習近平講話不謀而合，教育界中的白色恐怖氣氛已開始彌漫。可以想象，林鄭政府為了向習近平贖罪邀功，將有機在未來借故清洗教育界，包括卡緊大學撥款、清洗教師隊伍、以致重推國民教育。

故然，將香港群眾的不滿和反抗歸咎於「23未立法」、「國民教育缺失」故然令人啼笑皆非，而假如政府當真打算明年啟動立法或重推國民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但中共習近平和林鄭政府在整場運動中早已一次又一次地顯示出自己的愚蠢以及對形勢的驚人誤判，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自己編織的宣傳謊言，令建製派在早前的區議會選舉中遭毀滅性打擊，整體局面至今無法收拾。主要是由於中共政權對港澳的政策實際上是取決於中國國內情況，中共憂慮放松任何一地的鎮壓都會變相鼓勵中國的民眾效法，令抗議活動蔓延到內地城市。因此加強獨裁和鎮壓被視為維護政權統治的唯一途徑。

「政治穩定」

習近平反復贊揚澳門的「穩定、團結、不內耗」，內地官方媒體及外圍喉舌甚至直言與「桀驁不馴」的香港相比，澳門是「乖孩子」。然而澳門的所謂「政治穩定」代價是近乎明目張膽的腐敗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澳門政府廉潔程度由2018年的36.4下跌至2019年的33.2分，較內地的49.1分還低。選舉投票過程中亦幾乎是公開地進行操縱，種票買票等在香港只能偷偷摸摸進行，在澳門卻幾乎是公開行動。而最近開通的澳門輕軌項目更是將上述問題充分地揭露，第一階段僅僅9.3公裏長的路線工程竟花費整整近八年時間。而工程造價估算由最初的42億元，超支至2017年底的164億元，且尙未封頂。加上工程的規劃混亂，「邊造邊改」，以澳門僅60萬人口而言這工程成本這項目被視為「世紀大白象」。

經濟上，澳門經濟亦絕非習近平所稱的「欣欣向榮」，在面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環境下，澳門今年第三季GDP按年已下跌4.5%，比香港下跌2.9%更為嚴重。其中博彩業的收縮直接導致了澳門政府財政收內大減，假如經濟下行情況持續，澳門政府每年對全民的現金津貼以彌補公共服務缺失和收買人心的舉動可能將難以為繼，積壓多年的民眾不滿一旦爆發，其效果可能比香港更為猛烈。

彭博社最近的一份報告質疑澳門青年是否如外間印象般「政治冷感」。報告引述了一位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21歲大學生稱：「我認為澳門的經濟並不是那麽穩定，因為自香港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賭博業的收入逐漸下降。」除了抗議活動之外，更大原因在於中國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減低了賭場收入，而這些都不是短期問題，因此未來的博彩業將更不穩定。

而在政治上，澳門這「乖孩子」即使已「充分維護中央權威」，落實了23條、國歌法，推動了國民教育，但對政治權利的鉗製卻絲毫不見放寬，根本無意開放普選權利，甚至出現進一步收緊之勢。不僅緊隨中共懿旨拒絕外來人士入境過境，默許入境旅客在港珠澳大橋被中共綁架「送中」，更借修訂《民防綱要法》訂立所謂「謠言罪」，以圖搶先在未來群眾運動爆發之前收緊言論自由。

然而這些打壓民主權利的手段在群眾的力量前根本不堪一擊，一如香港的《公安條例》和《反蒙面法》無法阻擋群眾一樣。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對內宣傳上掩蓋官僚和專製的無能而急需將澳門塑造成一個「正面形象」。但未來的政治經濟危機將再一次粉碎這些謊言。香港群眾在運動中正漸漸意識到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未來澳門的群眾鬥爭亦將經歷這一階段：工人將握著社會運作的實質力量，有組織的工人罷工是對抗專製最有力的武器。並有必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香港、大陸和國際工人階級聯系起來，爭取工人的經濟和民主權利。

二零二零年

元旦上街　消滅國家恐怖主義

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建設戰鬥型工運

林鄭及中共政權正在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六月以來，警察濫捕6千多人，導致全港被捕人數已經超過在囚人數。警察拔槍、扣扳機威脅示威者逐漸成為常態，喬裝示威者混入人群中揮棍毆打也是等閑之事。從8月31日太站子懸案，到新屋嶺強奸、迫害案，以至多宗疑似被自殺、被推落樓、被跳海等案件，警方在中共命令下不能示弱，卻又無從解釋，反而大話連篇，令政府和警隊誠信早已破產。

如果林鄭在6月9日前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運動根本不會爆發；如果警察暴力不是如此猖狂，這場運動根本不會持續至今。正是因為獨裁政權的強硬和囂張而引發六個月的抗暴風雨。但中共政權反而認為香港人」桀驁不馴」的原因是因為打壓不夠嚴厲。因此中共正準備日後推動辱警罪、廿三條立法，以及加強控製法庭。

中共如此的統治思維令越來越多群眾也會明白到不能寄望中共自我改革，也不能寄望中共統治下的香港能有真正的」高度自治」，而只能通過革命鬥爭推翻此一政權。所以，香港的革命要輸出中國，團結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鬥爭。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建設抗爭型工運　推動真罷工

最近各行業都掀起成立新工會的浪潮，以克服在去年八月和九月因為沒有工會而使罷工相當零散的問題，還有及後財團白色恐怖的打擊，使罷工受到挫折。社會主義行動呼籲所有工人加入工會，並使工人階級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力量。工人階級掌握經濟力量，如果發動有組織而集體性的罷工的話，將是最有力擊倒政權的武器。

工會組織必須以本行業的廣大工人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一小撮」專業人士」的平臺。所以工會必須由下而上建基於工會成員的民主參與，通過民主討論和投票決定工會的政策和綱領。工人可以回到職場作宣傳和組織，大量招募工人加入工會，並且舉行大會集體決定罷工的日子。

工會應該集結因為支持抗暴而受資方打壓的工人，公開抵抗財團白色恐怖，而不能寄望與財團和平共處。八月和九月的罷工証明像泛民主流工會那樣祈求公司會允許工人罷工是不切實際的。不論中資和外資的工人也要抗爭。特朗普與習近平達成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証明美國人權民主法案只是紙老虎，用來幫助美國的貿易利益而非支持民主。另外，英資的匯豐銀行的白色恐怖証明不論中資和外資都只會站在獨裁政權一方打壓民主。工會不能對外資和外國政府心存幻想。

各工會不能各自為政，必須聯合起來共同行業才有足夠力量。現在迫切需要不同工會舉行聯合大會，互相協調並製訂大罷工的日子。

不論在香港還是新疆，中共的鎮壓和箝製已經破壞了經濟。政府故意放任經濟衰退，並將經濟不景的責任歸咎在示威者身上，企圖使群眾感厭倦和疲憊，從而孤立示威者。但今天上街人數過百萬話，就証明民意仍在抗爭一方，政府的」經濟牌」不會有效。

然而，財團在未來經濟危機中，很可能會進一步打壓工人。工會要提出捍衛勞權和民主的經濟訴求，例如反對裁員、反對扣減工資、反對增加工時、要求凍結租金以減輕租戶及小商戶壓力等訴求，並且將經濟訴求與民主訴求結合起來，才能動員工人階級發動大罷工。只有組織起來捍衛工人的經濟利益，才能抵抗政府和財團的經濟消耗戰，並且能動員廣大工人階級加入鬥爭，同時消滅香港財團獨大、貧富懸殊的不義經濟製度——即資本主義體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工會，建設抗爭型工運
堅持五大訴求，同時加入勞權及民生訴求，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美國政府不會幫助香港反威權抗爭

經過數月的殘酷鎮壓，香港的反威權鬥爭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開始正確地向外界尋求協助，不過這也包括部分的人將希望寄托在美國剛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身上。

早前我們已經報導了美國國會在11月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並初步評論對香港抗爭的影響。現在，我們會進一步剖析這部法律的虛偽與危險。讓我們認清楚誰才是香港抗爭真正的朋友與敵人。

雖然名為「民主及人權法」，但這部法律本質並非是為了民主人權的，這一點就連法律條文也承認的。法律條文雖聲稱「香港的人權對美國非常重要」（Section 3），不過條例亦賦與總統及國務卿權力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豁免或終止執行所謂的製裁（Section 4）。換句話來說，決定是否會就人權問題作出製裁，歸根究柢就是基於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權。在民主與國家利益相矛盾的狀況下，美國的親財團政權終究還是會選擇利益而犧牲人權。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在處於這樣的狀況。雖然特朗普已經簽署法案，但他也急於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舒緩對美國的經濟壓力並為他年底的選舉增加勝算。中美在12月宣布達成第一階段的初步協議，此後特朗普政府對香港問題轉趨低調，變相以「出賣」香港來換取自身的經濟優勢。

在2019年爆發民主海嘯的多個國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亞，也發生與香港非常類似的殘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壓，卻不見美國政府支持當地抗爭。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盟友，不論是智利的右翼總統皮涅拉或是得到歐盟全力支持去打壓加泰自決運動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選的國會剛剛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撤兵，但2003年為了「推動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國卻拒絕接受伊拉克國會的要求。可見美國所謂「支持民主」的口號本身就是偽善的。

《人權法》亦要求國務卿所每年提交的報告，來審視香港是否獲得美國的特殊待遇，其條件卻是關於香港是否遵守美國（往往是單方面）的對外出口限製及製裁，另外則是香港有否與美國進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這令人聯想起2013年揭露美國大規模竊聽民眾的斯諾登事件，當時港府拒絕將斯諾登引渡美國，引發外交風波。諷刺的是，美國一方面反對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卻要求香港將政治犯引渡到美國。所謂的人權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國資產階級利益法」。

再者，在對別國製裁方面，美國政府從來都有行政權力去實行的。美國歷任總統過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製裁、資助政變、甚至發動戰爭，包括近年製裁委內瑞拉，或發動伊拉克戰爭。可見，美國這次高調通過的人權法只是惺惺作態而已。

或者很多人會抱著「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心態，認為這部法律「有好過沒有」。但其實這種虛假的希望往往只會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國的外交史上充滿著被美國政府（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棄的小國或人民，包括庫爾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國曾經花了20多年資助西藏反抗運動，並在印度及尼泊爾培訓數千武裝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達成歷史性協議，西藏反抗運動立即成為棄卒。原因是這符合美帝國主義當時的全球利益。

俄羅斯異見分子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於獄中身亡，美國政府訂立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來製裁涉案俄羅斯官員，及後更將此法推廣到全球。有人呼籲把香港及中國打壓人權的官員也加入到製裁名單。但是這些製裁軟弱無力，往往只是禁止他們入境美國、和美國企業進行貿易，或者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而已。而且製裁所適用的目標只是非美國公民的「外國人」，在中港「裸官」家屬都擁有西方國家國籍的情況下，製裁根本毫無作用。

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集體抗爭是推翻獨裁暴政的關鍵。我們歡迎草根社運的自發行動，譬如劍橋大學的學生校友要求大學褫奪林鄭月娥的榮譽學位。雖然這些行動自身並不足以改變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夠喚起大家的意識並推動新的群眾抗爭。

但是當一個外國政府實施類似的軟弱製裁，這都只是一個表面姿態而已。而且這對提升民眾意識毫無幫助，也無助於由下而上地建立運動，這些才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事實證明，就算是歐美政府後來在2014年對俄國的加碼製裁，也沒能夠迫使普京在放棄吞並克裏米亞，或者停止囚禁、暗殺國內異見分子。相反，這些製裁措施反而能夠刺激起獨裁政權「抵禦外敵」的民族主義煽動，進一步打擊異己及民主權利。今日特朗普在兩伊挑起新的軍事沖突，反而幫助了伊朗獨裁政府鎮壓並化解其國內史上最大型的抗爭運動。歷史上美國的製裁就從來未曾推翻過任何獨裁政權，無論是俄羅斯、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北韓等等。

美國長年透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方式資助香港泛民勢力，而過去數十年間這些與美國有聯系的政黨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運的溫和保守一方。這是因為美國並不關心香港的民主或獨立，亦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權更叠。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權，而非倒臺，因為反而會影響區內的「穩定」，打擊美國企業在華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爭運動並不能夠對美國及西方國家政權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反民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同一陣線，並與右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政客（如特朗普）結盟，成為其「民主面紗」，這會將世界各地的抗爭青年和勞動大眾拒諸門外。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戰線」，是國際間的社運、抗爭者、工會、勞動者的團結，尤其是中國廣大被剝削、打壓的工人階級，這些人全部都在為了改變製度而戰鬥，而我們當然需要他們的支持。只有連結起中港兩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眾，我們才有推翻中共獨裁的希望，以及終結其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香港抗暴革命的主要口號？

去年以來香港抗暴運動中，香港政府的徹底癱瘓、中共獨裁政權的權力受到撼動和製衡，以及群眾感受到自己能改變歷史的覺悟，都意味著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征的危機。反威權運動的激進程度以及規模，遠遠超越了過往泛民黨派及NGO社運所能承載的，釋放了群眾前所未有的鬥爭能量。

但同時，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和革命領導，運動的主要思想並沒有明確挑戰財團的既得利益，更遑論提出反對資本主義體製。此外，運動裏夾雜著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傾向，局限實現運動訴求的可能性。雖然運動看起來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權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體製才能實現這些訴求。因為只要中共政權一息尚存，永遠不會容忍香港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示威運動中湧現了新的口號，在政治上口號沒有超越泛民的雙普選框架，但群眾落實為了使運動勝利而采取的戰意，為了嘗試為行動賦予一些基本原則和方向。雖然這些口號不是由任何組織製訂出來，但它不完全是自發的，很大程度上是從雨傘運動及其後的經驗和教訓中的群眾集體總結出來。

這些口號反映著這場運動的戰略發展，有很多表現出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要進步得多。同時，不少口號仍反映著示威運動在思想上的弱點，欠缺一個完備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動、破壞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固然是運動的最大敵人，但記得雨傘運動是先從內部分裂、然後被政權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層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可以對抗資本菁英及其不民主製度的階級，故此只有以工人階級組織為基礎，才能確保運動經得起政治的壓力和考驗，並透過充分的內部民主的討論及決策，在復雜的局面中走正確的方向，保持堅實的力量。

自1800年代歐洲的普選權鬥爭及工會權鬥爭以來，社會主義者一直在民主鬥爭站在第一線。借鑒於我們的歷史經驗，社會主義行動在鬥爭中不會盲目吹捧運動中所有的現象，也不會像一些所謂「左翼」那樣為了不被運動的反動元素（右翼保守和種族主義）沾汙而冷眼旁觀。我們介入運動之中，就是為了厘清運動中各種現象裏面的進步和反動元素。進步的元素會推動運動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組織化，並走向建立取代專製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我們為強化進步的元素而鬥爭，並警告群眾反動的元素會使鬥爭後退。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訴求，可見群眾感受到改變體製的需要，並且希望爭取傘運中落空的真普選。現在運動的需要已經超越了五大訴求，必須要加入改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訴求才能繼續強化起來，也一定要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在中國工人階級獲得回響。

香港的運動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權企圖利用經濟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會恐慌和疲憊，企圖使示威運動零散化，並磨滅群眾的鬥爭意誌。運動必須與時並進，以基層勞動人民的需要為依歸，采納應對經濟危機和醫療危機的綱領，使廣大的工人階級知道運動的利益是與自己一致的。

運動中有一個極為麻煩的問題，並對運動發展造成額外的大障礙——就是有一種抗拒提出經濟訴求的氛圍，認為這是「自利」、不是為了「公義」的。這反映出工人階級尚未有組織地投入運動之中，以至反資本剝削的意識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會幹事都對此加以鼓勵，因為他們只是某種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階級意識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這句口號用身分認同代替了階級意識，作為促進團結的「靈丹妙藥」。社會主義者了解這種想法得到大眾支持的原因，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這種想法不會厘清使鬥爭邁向勝利所需要的是什麽。強調本土身分認同（我們明白這是對中共的反彈）限製了群眾的視野，而鬥爭卻必須成為全中國以至國際運動才能勝利。

更甚者，中共獨裁政權的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政策引起港人意識的反彈，但基於各種原因仍未至於大多數港人支持獨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會團結的，香港的中上階層和富豪都會站在中共一方，以保護他們的財產。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國大陸人和少數族裔的參與度（例如38萬的家務移民工），也成為了建立國際工運連結的障礙。如果運動能說服國際有組織工運的支持，可以成為抗衡虛偽的外國政府的真誠堅定的盟友。將重點放在香港民族主義，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為大陸人的排外情緒。

工人階級為經濟利益而挑戰資本家才是公義的彰顯。而且財團的白色恐怖阻礙了工人發動政治罷工，可見財團和中共是緊密勾結在一起。要挑戰財團的話，當然是奪走它們的財富，並歸公眾享有。

香港革命並不可能只在一個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臨全國的革命反抗，否則不會向香港讓步。為了團結中國大陸廣大工人鬥爭，爭取工會權和罷工權、解封網管和報禁，反對裁員、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訴求。香港革命需要一個完備的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將財富及經濟掌控權交給勞動者。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這句口號源於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競選口號。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現在攻擊大陸人的排外遊行中。梁天埼因為旺角騷亂成為運動中標誌性的政治犯，也使這句口號成為了最響亮的口號。但是，絕大部分呼喊此一口號的示威者並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這句口號在9月開始興起，因為政權強硬和警察暴力的確令群眾對溫和改革的幻想破滅了，並且尋求更激進的革命路線。但同時，運動對於如何創造新社會並未有明確的構想，所以只求光復，不求革新。至於哪時的香港曾經有光明呢？似乎無人能解答。而將出路放在香港一個城市，「香港的革命」，只會使運動孤立，讓中共等待時機，在之後扼殺運動。唯有打破這種局限，將香港革命轉向內地以至全球的鬥爭，這場戰鬥才會成功。

對中老年為主的泛民支持者來說，光復香港意味著回復到正常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因此並不祈求會推倒獨裁政權。在中共強硬統治下這種幻想逐漸破滅。而年輕人為主的示威者更傾向驅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獨立，但卻未有一個實現這計劃的綱領。總體來說，大部分示威者還是認為中共政府太過強大，所以目前無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標朝向港府。但現實是，如果沒有中共背後撐腰，林鄭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經倒臺了。林鄭並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線公仔。香港的實權在中共與資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個扯線公仔並不會改變香港真正的權力關系。中共不是我們之後的敵人，而是當下戰鬥的對象。近兩年形勢有巨大變化，中共現在面臨歷史性的內部危機，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以至公共醫療危機，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最弱的時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於泛民政客多次與示威者的激烈行動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氣消沈、運動內部分化。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無組織的鬥爭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進步的角色——阻止專門妥協的溫和泛民解散運動，但不能夠推翻專製政權。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來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應譴責示威者。但是，認同自衛權利的同時，不代表這本身可以成為打倒強大國家機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沖擊警察為基礎的戰略可以被遏製，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優勢也會讓獨裁政權取得更多時間，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運動，讓政權及警察可以駕馭它。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警告，緊急需要改變運動的方向，建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發動真正有組織的罷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眾對內部分裂戒慎恐懼，亟欲保持團結。的確運動發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壞行動，甚至受塞鐵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並且橫眉冷對「與暴力割蓆」的政府廣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著分裂運動的惡魔。

但不同派別的政治角力是客觀存在的，其互相沖突和鬥爭始終會反映在運動的分歧上。烏托邦的口號不能阻止客觀事態的發展。所以為什麽運動需要民主架構來促進對致勝的策略、戰略和綱領進行有秩序的討論。

泛民企圖站在「和理非」的群眾基礎上重奪主導權，在收割11月區選的選票利益後解散運動。本土派則企圖在「勇武派」中紮紥根，將運動帶向右翼排外和親美國特朗普（一個攻擊工人、女性、移民、性小眾和民主權利的政府）的方向，並且攻擊泛民和左翼、製造內部分化。由於群眾對任何政治組織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須步步為營，以免露出政客難看的吃相，但兩派所代表的路線、勢力還是會上下其手、明爭暗鬥地幹預運動，使鬥爭變成滿足他們狹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罷工中，泛民企圖借這場準備不足的罷工消耗民氣，借機重建官僚操控的大臺，但勇武派與警察爆發沖突，致使計劃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為分裂傘運的惡行而惡名昭彰，在運動爆發之初不敢在運動中高舉旗幟，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陸人的排外仇恨，甚至連舉港獨旗也被「和理非」因為害怕「挑釁解放軍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監控和檢控使勇武派風聲鶴唳，而其秘密的行動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滲透在遊行中製造混亂，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出現戒心，「捉鬼」行動就正好反映了這一現實。經濟衰退也使中產和小商戶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憊，而對運動的熱情減退。當運動走下陂的時候，「和勇不分」的內部矛盾就會更為突顯出來。

真正的團結是工人階級的團結，因為工人階級的經濟力量和集體經驗使其具有組織新社會的力量。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不會剝削他人的階級，其集體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體利益，一起從經濟不公義、房屋短缺、低工資和奴隸般的工作條件中解放出來。運動必須改變方向，采取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包括組織真正廣大的工會和發動集體的罷工，並且采取應付資本主義危機的經濟綱領，包括反對裁員、要求凍結租金以至將物業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將革命貫徹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為了保持「團結」，強調各有各做，「條條大路通羅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爭論。這口號同樣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為策略分歧而分裂運動。可是，在運動中存在一種個人主義，且忌諱討論分歧的氛圍，對辯明政治問題造成障礙。

當運動內部的分歧沒有平臺討論時，爭論往往就發生在連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經大量滲透在網路平臺上，企圖帶風向製造混亂和扭曲運動方向。此外，由於沒有具架構的民主辯論，很多時意見分歧會兩極化，甚至往往小眾意見被打為「分化」和「鬼」，掩蓋了有意義的政治辯論。

例如，在10月時連登廣傳了一份「臨時政府」的宣言，引起當時在商場抗議的示威者朗誦。其後傾向泛民的示威者認為這份宣言是由「鬼」傳播的，目的是給中共有借口鎮壓。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階段運動連群眾的民主組織都未有的時候，提出臨時政府當然是不成熟的，但我們不認為運動應因為中共鎮壓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這些政治辯論可以提高抗爭的政治水平，但要發揮到總結教訓的作用，就要先建立民主的運動架構，使抗爭者有討論運動政治理念和策略的平臺，就此作出集體的民主決策。有組織的工運才可以提供這些民主架構。最近建立工會的新趨勢，可以成為工人運動的開始，有可能成為走向正確方向的轉捩點。

香港示威者的國際意識正大大提高，開始明白到需要爭取外國人的支持，不能讓運動孤立在香港一個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為了主要的口號，大量文宣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國外的聲援行動也舉世矚目。

可是，國際戰線很大程度上是尋求外國政府的支持，誤以為外國政府和外國人民一樣會站在抗爭的一方。特別由於黃之鋒這類親美政客企圖利用國際戰線，使群眾寄托於美國人權民主法這個假希望上。我們認為美國建製派不是真誠支持香港民主權利，而只是為了收割民意及捍衛自己經濟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來，在印尼、蘇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爾、海地都爆發具革命性的運動，全球也有大規模的氣候運動，700萬人示威和罷課，但運動裏卻幾乎沒有提到，有時甚至仍然說討論外國運動會「轉移視線」。反而主要寄望於歐美各國政府會支持，而各地群眾都正在反抗這些政府。可見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國際戰線也引起了運動內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舉行聲援加泰隆尼亞抗爭的集會。兩地情況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壓統治，並且剝奪參選人權利，將反對派政治人物投入監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顯是受到香港鼓舞，仿效了香港占領機場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應不分你我、互相聲援。但親泛民的示威者反對這場集會，認為支持加獨會開罪美國和歐盟，因而使香港運動失去外國政府支持。最終，這場集會有三千多人參加，數字仍算可觀，但比起其他集會人數要少。而反動親資的政治團體為了避免國際團結的意識在香港發展，也不想香港運動尋求工人組織、被壓迫少數民族、學生和氣候運動分子的連結。香港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可說是進一步、退兩步。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真正的國際團結的對象，應該是世界各地受壓迫的群眾，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動支持其他國家的運動。我們將繼續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左翼議會支持香港的鬥爭。香港及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就像歐洲的氣候危機和大罷工一樣，展示著資本主義無法給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權利以及安穩的經濟和生態未來。如果我們單打獨鬥是不能勝利的，但作為全球工人和受壓迫者鬥爭的一部分，我們將牢不可破的。

黃色經濟圈是對抗暴政的有力武器嗎？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面對政府死硬不作為、冷處理應對五大訴求，群眾自行發起更多的抗爭手段。當中受到很多關註的，是「黃色經濟圈」消費者運動。此一號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都瘋狂筆墨口誅筆伐。一時間市面上響應抗爭的「黃店」門庭若市，而被標籤為「藍店」者則門可羅雀，有力地鼓舞了群眾的抗爭士氣，以致於不少商戶紛紛在店面張貼反送中海報和標語等，大壯群眾聲勢。

政府和中共對「黃色經濟圈」的撻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時亦反面地展示了這消費者運動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亦要理解這一抗爭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費者運動畢竟無法從根本上對香港的經濟結構造成影響——眾所周知，香港資本大財團立場一直親中共。這些財團與政府關係緊密，並控製社會上全部主要部門：交通、土地房屋、能源、電訊、大型連鎖零售。一項201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24個富豪家族擁有了香港一半的財富。

「黃店」的困難

相對地，支持運動的主要以小店為主，而小店並不掌握本地的經濟命脈，而僅僅居於經濟鏈的下遊，因此這種杯葛親中「藍店／藍企」的運動，對其實際打擊有限。大財團近半年的盈利下跌與虧損更主要的原因畢竟還是由於整體經濟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遊業、貿易、主要企業新增投資的衰落。

《立場新聞》年初時曾報道過「黃圈」網店「光時」在營運中所面對的困難，包括租用營業場地、物流運輸、進貨渠道與貨源等都面臨各樣困難。這顯示了大財團以其壟斷位置與雄厚財力去扼殺小店生存空間的能力。在貨源問題上，為了維持基礎利潤以求收支平衡，有時亦不得不選擇一些中國貨源。

這些都揭示了現時「黃店」與「黃色經濟圈」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客觀困境。因此，我們當理解這種消費者運動的限製。

打破既有經濟權力結構

「消費者運動」並非香港獨有的新運動。過去幾十年，氣候環保份子一直呼籲民眾購買環保產品，並由於為地球帶來嚴重破壞而號召杯葛使用私家車或飛機。但這個策略未能扭轉由100家最大企業所製造出來的氣候危機。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接管這些大企業，而非將焦點放在個人消費行為之上。而要做到這樣，我們需要團結鬥爭打破既有的經濟權力結構（資本主義），並將其以民主公有製來取代。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世上壟斷資本主義最集中的香港。

現在，反送中抗暴運動極需要連結到建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由於經濟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惡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現倒閉潮和解僱潮。工人階級更需要組織起來反抗，準備發動罷工行動來保護工作崗位及工資等。而反威權的鬥爭則需要以更有組織的方法來延續及強化，例如現在新工會的成立就是正確的重要一步。

疫癥下工人受剝削壓迫

在資本主義的階級不平等下，新冠狀病毒肆虐下，首當其沖影響最深的就是勞動階級。根據環境衛生大聯盟顯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潔工每日約需要35萬口罩維持，但現時供應商已經中斷訂購，存貨很快會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也身受其害。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的調查顯示，有三成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並沒有為員工提供口罩。雖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懲教署將增產70萬個口罩分配給外判清潔工，但這也代表每名清潔工一天只能使用一個，在高度汙染的工作環境裏根本不夠。更甚者，據媒體報道很多清潔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潔員四處奔波尋覓口罩，用私夥裝備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余，食環署更舉報沒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潔員。更可恥的是大部分清潔員都是食環署的外判員工，外判商時有拖欠薪金的事件發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經濟負擔

在疫情下勞工處呼籲家務外傭休息日應留在家中。外傭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雇傭同住條例下，星期天是她們唯一社交、宗教和處理個人事務一日，要她們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刪去僅有一日例假。家務外傭最低工資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瘋狂炒賣下變成外傭的奢侈品。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提供外傭充足而安全的住屋，並且確保雇主為外傭提供足夠抗疫用品。

港龍空服員工會有意發起抗爭，反對公司拒絕全面停飛中國令疫情蔓延。因為在武漢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離營。國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別下令員工放「無薪假」，後者更計劃裁減400名員工。

面對病毒侵襲，香港的經濟開始步入蕭條，資本家企圖將經濟損失轉嫁工人，將有更多以「開源節流」之名，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打折扣出糧，或者直接裁減員工的事件發生。勞動階級必須組織起來，在職場建立強大工會運動，要求企業提供充足的抗疫裝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反對強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在疫癥中捍衛勞權。

香港新工會浪潮

2019年的抗暴運動除了極大地動搖了林鄭月娥與中共專製政權在香港的統治威信外，更進一步催生了多年以來最熱烈的工會成立浪潮，各行各業的新成立工會如雨後春筍冒起。這顯示了群眾仍然堅定的抗爭意誌，開始意識到過去勞工權力的不足和薄弱。勞工處資料顯示，去年有25個新工會成立，而2018年只有13個。

但同時，目前新成立的工會仍在試驗性階段，很多實際仍未能真的進入職場。本地工作多年來趨於零散化的困局不會立即就能被克服過來。因此，當務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於新工會真正在職場紮根。要達到這一點，必需以職場中的基層工人作為會員基礎，並保證工會的組織民主和定期會議，會員參與民主討論和決策。這一點在鬥爭的過程中尤其重要，鬥爭中的策略和決策應當經過全體會員的民主討論和同意。

工會角色

而這次突如其來的瘟疫突顯了在職場建立工會的迫切性。工會應當更積極和深入地強調保障員工健康和職場衛生的訴求，必要時準備發動罷工鬥爭。工會要吸引更多工人，從而成為一個實體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在這次疫情鬥爭中作出了不俗的示範。雖然罷工沒有爭取到全部訴求，但經過醫護人員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今後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有力工會。

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組織形式所影響，成立之初就傾向於NGO模式，強調所謂「會員福利」而遠離鬥爭。香港勞工法規本身就殘缺不堪，且明顯有利於雇主資方。工人當然要認識法律，但不應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們的權利，而是應當通過切實和堅決的鬥爭建立實質的工會力量，奪取主動權。

新工會必需在鬥爭中建立起實質的力量，令工會真正成為捍衛勞權、反對獨裁政府、反對資本家經濟專政的有力角色。

訪問參與第一階段罷工的醫護人員

社會主義行動於2月3日（一）早上派員到了瑪嘉烈醫院的醫護人員罷工街站，聲援並訪問了罷工者。

何小姐是瑪嘉烈醫院婦產科護士。她表示需要封關，因為醫院僅有的一座有負氣壓房並用作隔離用途的大樓並不足夠。「曾經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個懷疑個案，最終該病人確診，因為擔心受感染，該病房要整個關閉了。」而因為內科病房需要接收懷疑個案，因此要騰空婦產科病房，準備接收原為內科病房的病人。婦產科的人員也有部分需要到內科病房工作，填補內科病房人員處理疫癥個案的空缺。另外助產士的實習已停止，可見空間和人手明顯不足。

另一位受訪者黃小姐是九龍一間醫院的外科護士，為免被秋後算帳而拒絕透露哪一間醫院。其醫院需要接收不少懷疑個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療部的同事也需要處理肺炎病癥，故現時癌癥以外的非緊急手術，全部都暫時停止了。醫院內僅有的兩個隔離病房亦差不多滿了，故醫院打算用其他部門的病房改裝成隔離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規格並不是標準的隔離病房，所以她對其安全性很有懷疑。

另外防護裝備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規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給深切治療部和隔離病房的人員配戴。然而急癥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隱形的病人，同樣屬高危地方。但醫管局卻漠視這情況，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參加了罷工，希望政府和醫管局正視疫癥。如果救護裝備足夠，醫護人員是很樂意與市民一起對抗疫癥的。

香港：疫癥期間外傭負擔更大

「因為疫情我已經兩個月都沒有休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Seputih向《社會主義者》雜誌傾訴：「老板答應讓我放有薪假，但實際我沒放，我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裏，只好放棄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假日，這天一直以來都是他們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機會。現在香港政府要求他們留在家中，於是他們被永無天日地困在「職場」。有些雇主還威脅說要解雇他們，說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許他們出門，會把病毒帶回家。但是，當家傭被雇主派去外出購物或溜狗時，這種邏輯卻吊詭地不適用了。

新冠病毒對各地工人造成了沈重打擊，這些工人承受「緊急時期」權利限縮、公司倒閉和收入損失。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擔了最大的負擔。。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受了最大的負擔。在香港有40萬移工，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他們面對更多的工作量、更長的工時、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隱限製。盡管自我隔離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但對於香港家務勞工而言，這反而意味著比以往更長的工時，而且當然是沒有加班費的。

學校關閉

Seputih的朋友、同為印尼移工的Vant說：「我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因為雇主的兒子不上學了。但是雇主夫婦還是一直上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一半以上的家務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隨著學校關閉已經超過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風險的群體，照顧這些孩童與老人的負擔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於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這意味著工人們要受到雇主更緊密的監控。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麽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嚴格的雇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在平時也已經是對移工非常壓迫和侵犯隱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根據法律，家庭傭工被迫與雇主同住，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私人房間。如果工人不服從，那就會被罰款、監禁和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家庭傭工下班以後沒有另一個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經歷一種「機艙熱（cabin fever）」，長期待在狹小的空間，不可避免損害到心理健康。況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員，而是他們的「女傭」，那情況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煩或突然發脾氣，家庭傭工常淪為出氣筒。對於家庭工人來說，休息甚至使用電話也變得困難重重。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麽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外匯：主要收入來源

疫情加上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波經濟破壞和裁員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賓，這給香港移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移工因為擔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議現在嚴重惡化的勞動條件。他們還擔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雇。

菲律賓過去2個月失業率急遽攀升，已經有50萬個工作崗位被蒸發。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導致520萬人失業，使380萬人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社會沒有保障安全網或失業保險，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要養著包括他們一年才能見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醫療費用和生存都靠著這些母親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資！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權，同時必須采取新政策，改變移工因為負擔不起社交空間的消費，只能被迫在天橋和公園才能聚會的惡劣現況。香港政府在任何層面，都盡量減少花費資源在移工身上。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建設並擴充現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讓移工學習、上網、聚集和休閑社交時，能夠有安全而衛生的環境。

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全港到處可見「幽靈酒店」，現在全港多達8萬7千個空房間。我們要求征用房間，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時免費住宿，讓他們擺脫日常跟雇主關在一起的幽閉窘迫，作為一項疫情危機期間的緊急措施。就像其他產業的資本家，酒店業也在向政府要求紓困援助。但我們說，如果這些資源不由公共監督、不為公眾服務，那這些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從公帑中拿到補助。

我們還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萬港幣的特別現金援助，也應該適用於移工。政府聲稱發放一次性補助的理由是為了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防止零售業的經濟崩潰。不論是何種理由，很明顯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裏的。尤其握有資源的雇主本來應該提供口罩和消毒劑，但很多時候其實都是移工自掏腰包買的。

政府必須廢除其對待移工的吝嗇政策，首先就從廢除同住政策和「兩星期規定（two-week rule）」開始（移工被解雇超過14天而又無法續約就得離開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資每月僅4,630港幣，這個數字往往就是移工實際領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麽最低薪水。

社會主義行動亦要求將移民納入最低工資法，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歧視。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港幣）也太低了。工會領導們不應該以什麽「成本過高」理由而反對提高移工最低工資，而應該集中在組織群眾鬥爭，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為了在危機中保護資本家利益而大灑金錢的時候。

組織和戰鬥！

像香港其他工人階級一樣，移工需要組織起來參加工會，才能集體談判、罷工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獨自面對。

最近開始的香港工會浪潮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新工會必須要向移工們伸出援手，不能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會，而必須跟移工們團結在一起，在共同的組織裏一起奮鬥。他們是香港最被剝削的百分之十的勞動力，而且他們能夠分享亞洲大陸各地工人鬥爭的豐富經驗，與移工並肩作戰代表極其重要的國際聯系，這點正是許多新興工會最常缺乏的關鍵。只有不分國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奮鬥，才能抵抗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對工人權利、工作崗位和生計的侵犯。

香港：疫癥下中共發動大鎮壓

中港疫情稍為放緩，加上歐美國家陷入大災難，中共發動強硬的攻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企圖重新鞏固權力，扭轉去年六月以來「抗暴革命」下的被動情勢。
中聯辦在4月中表示，港澳辦及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 22 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意味著兩辦可以「合法合憲」地幹預香港事務。過往港府多次在官方文獻上多次表明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為了配合中聯辦的口風，港府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官方立場，更在深夜三次修改新聞稿而顯得狼狽不堪，更突顯其扯線公仔的真面目。

撕破面具

中共機關不是第一次自行釋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頒布高鐵一地兩檢的法律。這是因為中聯辦在梁振英時期形成山頭派系，加上建製黨派之間分裂，自林鄭月娥上任以來，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權，避免造成不穩。中共由授權中聯辦作為代理人統治香港，改為直接由港澳辦系統直接指揮。

中共今次釋法只是在這條路線上走得更遠。中共對香港的控製從來沒有受過22條限製。現在中共只是不屑再偽裝，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態宣示權力，準備繞過立法會直接頒布23條立法。事後港府內部人事發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長將會離任。其中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為過去他曾表示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的，中共篡改歷史的過程中當然要抹除這些小痕跡。

此外，公民黨法律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因為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拖延國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傳機器瘋狂夾擊。港澳辦發聲明表示郭榮鏗失職，明顯是為了取消他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鋪路，阻止他下屆繼續參選。中共害怕非建製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會獲得過半數而獲得否決政府法案的權力（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選舉。

警方在4月18日進行大搜捕，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黨創黨成員李柱銘、前主席何俊仁、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社民連的梁國雄和黃浩銘等。涉及的遊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會、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遊行。

這份名單上有大部分為溫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運動裏沒有任何組織和鼓動的角色。溫和泛民在林鄭上臺以來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經歷了抗暴革命後，群眾的激進化使溫和泛民失去了與政權妥協的空間。我們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壓只是針對本土派和激進民主派，但日後將會向整個民主陣營發動攻擊，連溫和泛民也不會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去年以來一連串的炸彈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義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動用反恐條例打壓。諷刺的是，剛好前幾天，葵湧警署警長涉嫌串謀黑幫自編自導汽油彈襲擊事件而被以「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因為這不是有效對抗，反而給予政權籍口加強鎮壓，唯有依靠有組織的工人鬥爭方法，有意識地建立與中國工人的聯合鬥爭，才能挑戰中共及財團專製。

宣示權力

疫癥下中美沖突持續升溫。資本主義危機只是剛剛開始，中美兩方面對經濟和社會災難都雙雙慘敗。中共見到特朗普在疫癥中焦頭爛額，因此加強推進各方戰線：南海、一帶一路、口罩外交等擴大國際影響力，並藉著打壓香港民主權利宣示帝國霸權，重新鞏固在2019年時受到動搖的控製力。

在疫癥前美國政府都不會真正關註香港的民主權利，現在自身陷入危機更加無暇理會。對美帝國主義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黨派將會再次失望。真正的國際團結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層工人，共同反對只顧及統治精英利益的各國政府。
中共及其傀儡港府坐擁強大集中的獨裁機器，操控媒體以及龐大的財政，還有建製政黨這些爪牙遍布香港。這部機器可以進行組織、部署，在適當時無情地發動攻擊。雖然去年的群眾運動使這部機器陷入混亂，但疫癥和運動的低潮為它換來了喘息空間。可見「Be Water」的策略的局限。自發性在運動中是極為寶貴的力量，但有其局限性。為了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還要對抗支持這政權的全球資本家，群眾鬥爭要有必要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為了可以這樣，群眾運動不能單靠松散和分散的網絡，而是需要強大的民主組織，並建基於工人階級這個有力量改造社會的社會力量。

政府正利用疫癥加強警察權力，打壓遊行集會的權利，甚至準備禁止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我們必須呼籲和動員群眾抵抗這種禁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以工人階級為鬥爭中心，組織工會抵抗資本家在疫癥中的經濟打壓，同時將工會重建為抗暴運動的民主組織。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鬥爭，當務之急是要尋求在中國同樣受到習近平專製壓迫的7億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以挑戰獨裁製度和資本主義。

瘟疫下的香港工人階級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已漸陷入蕭條，各行各業均驚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眾除了要應付衛生防疫用品的額外開支，還遭受到企業資本轉嫁損失的雙重打擊。

根據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下跌44%，屬香港史上最慘重的單月跌幅，而機場三月的載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時，飲食業、旅遊業、以及被勒令停業的一眾行業工人，面對行業蕭條，雇主首先選擇的是將損失轉嫁往工人身上。綜合不同的調查顯示有40-60%的工人面臨失業、無薪假、凍薪減薪等打擊。而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的調查指，有88%的中小型飲食業雇主正考慮裁員或結業。

不幸的是，這只是危機的開始。經濟危機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幾星期內跌入史上最快的經濟衰退。大部分經濟學家現在預計像1930年代的大蕭條將會發生，意味著經濟將會嚴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嘯情況更惡劣。香港的經濟極度依賴外來貿易及投資，意味著將會面臨重大破壞。

「共渡時艱」不過是空話

對於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經被迫放假達三個月之久，部分工人耗盡積蓄後只得借貸渡日，政府於財政預算案中所計劃向全民發放的一萬元現金遲遲未落實，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況亦不容樂觀，裁員的陰影依然籠罩頭上，且幾乎都面對著減薪和凍薪的壓力。資料顯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當於一下子減薪20%，調查顯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層工人平均面對約8-12%的減薪幅度，41%的工人被凍薪。

更甚者，部分企業甚至開始溫水煮蛙地進行裁員。根據《蘋果日報》報導，灣仔會展自2月起已從不同部門逐步裁員百人，即便員工主動提出減薪和無薪假等仍然被裁，員工批公司假仁假義，以分階段裁員減低工人的不滿。老板將會用任何手段將危機帶來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唯有在每間企業和職場組織強大的工會組織才能捍衛我們的權利！

同時，香港各大地產商面對各界要求減租或免租的訴求，一律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事實上，在眾多商戶結業潮下，堅持不減租只會令退租情況加劇，令地產資本的實際損失更大。然而，地產商不願減租的實質理由並非擔心租金收入的損失，而是由於減租會直接令物業的估價下跌，造成賬面上的捐失。

可見，無論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機，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業與員工共渡時艱」不過是一句空話，面對經營困難，資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犧牲員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謂「抗疫基金」政策同樣令人啼笑皆非，首輪基金的發放早被視為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無助於紓緩工人壓力。而第二輪抗疫基金的計劃發放所謂的薪資補貼，漏洞百出，條件僅僅是要求申請補貼的雇主不得裁員，但對於無薪假式申請補貼後減薪卻無任何規管。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更稱這「並非漏洞」，故意放任資本家合法地進一步撈取本應發放予工人的津貼中飽私囊。

面對這場世界大流行的嚴重瘟疫，政府根本對工人的困難漠不關心，一心只在乎為財團輸血。當下的全球經濟危機比1930年大蕭條更惡劣。疫癥是加快整個製度進入空前危機的催化劑，但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資本主義製度。這製度依賴政府不斷註入債務「吊鹽水」續命，並使多數人生命更不受保護。工人階級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反抗。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向財團開征「防疫稅」，直接資助補貼基層工人。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醫院的投資，並將私院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拒絕凍租的大業主和地產商，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抵抗資本主義的疫苗是具戰鬥力的工會運動，而一個新的工人政黨將可以組織群眾鬥爭，以捍衛就業、生活水平並爭取建設優良的公共服務。

疫情尚未平息　經濟危機已殺到

新冠肺炎雖然沒有對香港造成巨大破壞，至今沒有如歐美失控的社區爆發，也幸運地沒有像2003年SARS的巨大人命傷亡。不過，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勞動大眾即將要面臨更嚴峻的打擊：經濟危機、失業與貧窮。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次新的大蕭條。對上一次的大蕭條中國還是被蔣介石所統治著。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線，但不是問題的根源。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統取代了實體商品的生產、過低的工資導致債臺高築、各政府都在趨向於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而國際間的合作紛紛破裂。

根據《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經濟出現了11%的負增長。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最新預測香港今年的經濟會萎縮4.8%。疫情導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經濟活動進一步大受打擊，首當其沖的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

已經有不少企業，當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進行裁員、強迫無薪假、減薪等等。根據政府官方數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飆升至4.2%，創下九年來的新高。

對上一次香港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已經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當年失業率最嚴重達8.5%。雖然現時失業率還沒有到達當年的高峰，然而現時數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發所導致全球封城的影響，隨著歐美及中國市場的萎縮而失去市場與投資，未來狀況必然更為嚴重。

嚴重倒退

資產階級評論員普遍都認為全球無一地區能幸免於嚴重的倒退。2003年與2008年危機當時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但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嚴重危機，習近平正急著要讓經濟恢復到「常態」，但這個「常態」早已不一樣了。中國商品的最大市場也紛紛陷入嚴重危機，而歐美政府亦準備要加速與中國「脫鉤」。根據IMF的估算，中國今年增長只有1.2%，遠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會出現零增長。

不單是中港經濟會大受打擊，IMF亦認為「在最樂觀情況下」今年全球的經濟會萎縮3%，並預測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將會倒退6-7%。這樣程度的經濟崩潰，相當於過去多年希臘經濟大量的失業和貧窮的慘況，亦會有連續的總罷工與新左翼政黨出現。而且，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加劇，更多的貿易壁壘與生產脫鉤也會出現。而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經濟必定會更受打擊，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層大眾。在1998年與2003年，港府就曾對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實施凍薪和減薪。

而且過去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貧富懸殊的問題更會變得越來越差。

因此，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就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而親財團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的，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他們會試圖營造一個所謂的「團結」氣氛，但卻要工人階級及窮人承受危機的負擔。我們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狀況，今天就要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種族主義──另一個要與之戰鬥的病毒！

新冠病毒危機在全世界引發了一陣種族主義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種族主義的出現，實際上是反映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而統治階級害怕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正面臨存亡威脅。這曾在1930年代的歐洲發生過。還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亞洲，當西方殖民勢力利用種族主義來分化革命和反帝運動，譬如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當時華人成為了針對目標。種族主義並非出於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統治階級所煽動，來對其底層分而治之。

右翼媒體的頭條就是例子，譬如法國 「黃禍警戒」、澳洲「中國學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這樣的種族主義政客有意使用「中國病毒」等詞匯，來試圖轉移民眾對於他處理疫情無能的憤怒。自疫情爆發之初，亞裔人就面對了更嚴重的語言或身體攻擊。在法國，發生了一連串針對韓裔、菲裔、華裔的種族攻擊事件，引發社交媒體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斷轉發。今期《社會主義者》會有一連3頁的專題，討論種族主義對香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威脅，與探討與之對抗的方法。

問：為什麽我們警告種族主義會破壞群眾鬥爭？

答：因為種族主義是奴隸主和獨裁者的意識形態。像特朗普這樣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來攻擊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來分化並破壞工人、女性、少數族裔權利的反抗鬥爭。美國右翼政客現在借助反華人的種族主義作為工具來進行全球帝國主義的權力鬥爭，而這與保護香港、臺灣，甚至是該國的阿拉巴馬州（當地右翼剛提出法案試圖禁止墮胎）的民主權利毫無關系。

問：反大陸人情緒是種族主義嗎？

答：是。種族主義可以有不同形態，並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黨是一個右翼聯盟，他們將危機歸咎於外國人和歐盟。但這個政黨最初被稱為「北方聯盟」，並反對意大利南部人的權利。在印度，穆斯林被當局嚴重歧視，但是在種族血統上他們與印度教徒沒有分別，只是他們的祖先在幾百年前皈依了另一個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蟲論」，其實就類似於中國大陸那些大漢民族主義者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清真」攻擊。

香港：習近平收緊權力　圖摧毀民主權利

香港的局勢已經走上了不歸路。中共獨裁決定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對香港實施全面的《國家安全法》，這代表著當局不惜繞過香港本地的政府機構，並對香港進行直接控製。香港一國兩製已經名存實亡，而脆弱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現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香港或許會保有經濟自主，因為這對中共政權來說非常有利可圖，但西方可能會采取的反製或製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戰」的發展邏輯表明，香港資本家的特權也可能會逐漸受到侵蝕。連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現在也命懸一線，說明了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動蕩的年代。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的Jaco說：「中共國安法影響深遠，甚至比去年引發大規模抗爭的『送中』惡法還要嚴重得多。」

「這條惡法意味著中國政權要更加直接控製香港的政治、選舉，還可以規定哪個程度的反對聲音是合法的。他們可以用『顛覆國家』和『分裂國家』之類的指控來禁止囚禁反對派團體或個人，甚至以後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也可能會被入罪。」

國安法重點：

中國大陸的特務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動。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國安機構」來監視和逮捕反對派。
禁止「顛覆、分裂以及外國勢力幹預」。香港已經有類似的法律，但是新法讓北京當局可以親自執行「紅線」。
當局的直接目標是要禁止「外國和外部勢力活動」 ，這是要打擊一切形式的國際聲援，但尤其是要把抗爭運動中與尋求外國政府支持的勢力（例如親美和親英團體）拿來殺雞儆猴。其他人也可以被指控成「勾結外國勢力」。
反對派政黨和組織會越來越多地被取消選舉資格。有些人可能被徹底禁止參選，特別是那些被指控為港獨的人。
抗議集會自由（自去年以來已一直受到打壓）將受到更加嚴重的限製。
言論自由將受到嚴重限製。以後可能再也不能公開主張「結束一黨專政」。每年六四晚會之類的活動可能也會被禁止，除非在活動訴求中刪除這口號。
反對派會遭受更嚴厲的監禁刑期和政治迫害。中共不滿目前香港的鎮壓和逮捕水平還不夠嚴厲。
言論審查會日益嚴格。據《無國界記者》報導，香港的新聞自由已從2013年的58位下降到80位（比較180個國家和地區）。本篇文章以後可能成為非法。
網絡也會被監控。有很多人正在搶購虛擬私人網路（VPN），以來規避政府以後可能對於互聯網的監控。有一家VPN公司表示，他們一小時內就售出了平常一周的VPN銷售額。
北京的噩夢

國安法的影響遠遠超過香港，而更是中共獨裁者習近平的外交實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臉歐美西方大國。這些國家在新冠肺炎爆發後，輪番指謫中共政權。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也重新點燃了中共內部的權鬥危機，這使得習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現他的權威。

習近平的舉動與普京在2014年吞並克裏米亞有相似之處，當然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控製的程度是改變了。對在香港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新現況。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正在改變世界，加劇各種矛盾，並引發新的危機，習近平對香港收緊權力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國安法也是對香港作為一個半自治區享有的有限民主權利的正面攻擊。中共直接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說明他們不再容忍立法會等政治體製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來仍然計劃根據香港《基本法》23條的規定，讓立法會通過本地版的國安法。通過大規模取消反對派候選人的議員資格，使9月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建製派勝利的話，那麽明年就會進行立法。去年區議會選舉成為反政府抗爭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黨派全面潰敗，北京的計劃是避免重蹈的覆轍。全國人大本周的幹涉表明，中共政權不再有信心或願意承受更多丟臉的選舉失敗，所以選擇直接強行通過這條惡法。

中共想要扼殺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鏟除香港青年對港獨和其他激進思想的支持。但這條惡法無法實現這一目標；適得其反，新法會導致香港社會的更多人群的抗拒，並讓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獨思想。未來肯定將會有更多抗議活動，甚至之後幾周內可能會爆發大規模示威。但同時警察暴行和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也會更加猖狂，以執行習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製情緒比一年前更為強大。「攬炒」（粵語，意即同歸於盡）的思想即使在較年長的人群中也有越來越多的支持。但是單靠憤怒是不夠的，而必須有另一條前進的出路。抗爭運動中的各派都認同「攬炒」這個口號，但他們沒有解釋這作為鬥爭策略來說，實際上是什麽意思。溫和泛民只會說這代表要在立法會用「拉布」（冗長辯論） 等方式拖垮議會。

獨裁政權最擔心香港的反抗情緒會蔓延到中國大陸，並引發一場比香港更加浩大的運動。若果抗爭蔓延至大陸，運動將足以推翻中共專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壓就是要殺雞儆猴，是要向中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權在新冠肺炎爆發最初幾個月的失當、不作為、審查和隱瞞，在整個內地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動搖了習近平和其執政集團，1989年危機的幽靈仿佛再一次浮現。但及後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得更加無能和強差人意，反而稍微緩解了北京方面的壓力。

盡管自中國疫情的高峰已過，危機壓力計的度數有所減緩，但獨裁政府深知危機並沒有過去。因此，習近平現在采取的許多行動都充滿了緊迫性和孤註一擲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還指：「中共覺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動，不能再拖。」

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崗失業，出口行業的平均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時，中方與同樣動蕩不安的美國政府之間的沖突變得更加危險。習近平的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來分散視線，借此契機來鞏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經危機可以妨礙新的大規模示威和帝國主義敵對政權的經濟反擊。

當局於5月21日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夕，故意向媒體放風國安法的草案內容，讓媒體於人大期間集中關註香港問題，而不是疫情和經濟危機。

本身因疫情而推遲了兩個月召開的兩會，無非是一場個人崇拜儀式，用來盛大頌揚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今年，習近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蓋事實真相。現實情況是，習近平政權在國內失去了信譽和支持，而在國外也承受著巨大壓力。

「對外求援」？

美國和其他外國政府可能會采取重大的報復措施，例如製裁中港官員或企業。香港運動中越來越多的人也寄望於此。這是一種完全被誤導的觀點，但也反映出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場力量極不對等的爭鬥。即使在香港持續進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也不足以擊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第二軍事超級大國。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亂的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思想的蠱惑下，民眾「對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錯誤的方向。

香港民主鬥爭不應該求助於美國的特朗普或英國的約翰遜，或是那些過去一直唯利是圖地支持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國家。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國大陸的群眾與國際工人階級。尤其是中國的8億工人階級，他們現在是直接受到獨裁暴政和惡法的壓迫，同樣的惡法正在要施加於香港身上。

從短期來看，中共的殘酷行徑會讓對西方甚至特朗普這樣令人厭惡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議遊行中可能會出現更多英美國旗，反映出運動中意識混亂。這些幻想會進一步得到加強，因為國安法的首要針對目標，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華勢力」（即美國、歐盟等）結盟的的個人和團體，特別是那些力主遊說美國實施製裁的政客。

打擊和反擊

習近平及其身邊的人認為，國安法的製定可以殺華府和其他政府個措手不及。畢竟，因為這些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和全球經濟危機，北京打賭西方頂多就是發表一堆厲聲嚴詞，但不會有太多實際的行動。

《南華早報》報導，國安法是向美國「雙倍打賭」：一是立刻兌現去年特朗普親自簽名通過的特別法令中所威脅對香港實施的製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個「騙子、偽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國政府陷入內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機。盡管特朗普與他的官員大聲發表了各種不斷升級的反華言論，但他們對香港的情況其實漠不關心。過去是在國會兩黨的壓力下，加上為了避免被標簽成「對中軟弱」，他才威脅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現在，即使是以批評特朗普見稱的《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國作出回應，但這必須謹慎」。

這個大企業們的喉舌擔憂如果美國政府兌現威脅，例如撤銷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那些資本家們的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根據去年通過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國政府需要審視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

「如果國務院的負面報告導致那些優惠待遇遭到廢除，香港的經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美國的許多企業也會如是。美國與香港之間每年380億美元的貿易將受到威脅。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的約290家美國企業也會受到威脅。結果可能會是將這個中國最自由的城市瞬間轉變為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用說香港的利益了。」（《華盛頓郵報》社論，5月22日）

但同時，面對中國的最新舉動，如果美國被視為軟弱的話，那麽不僅對特朗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特朗普地位不穩、以及共和民主兩黨的美國統治精英內部情緒的急遽轉向，進一步促使中國問題成為所有競選活動的核心議題。過去所有總統選舉都會有人炒作中國議題作為選舉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這一切意味著面對習近平的豪賭，美國的反應可能會比他預料的更為激烈。

如何重啟群眾鬥爭

習近平想對香港和過去一年的群眾鬥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但這會比他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習近平過去曾多次進行過火的舉動，結果把問題越搞越大，例如「一帶一路」、去年對臺灣的威脅、還有2019年的送中惡法事件。

群眾鬥爭是擊敗惡法的關鍵，但這不僅是反對國安法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重啟群眾鬥爭只是第一步，但鬥爭要成功的話就必須清楚知道之後的每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僅僅是號召民眾上街是不夠的。一場運動必須有組織和長期維持，尤其當敵人如此強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從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汲取重要教訓，以解釋為什麽去年的運動，盡管規模與英勇的程度驚人，但仍然沒有成功反抗獨裁統治。該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並樹立了群眾抵抗的傳統和象征，但運動沒有成功贏得真正的讓步，而中共絲毫沒有停下對民主權利的攻擊。

這說明必須建立更有組織、集中和政治上明確的鬥爭。迄今為止，群眾運動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項至關重要的關鍵：

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發揮主導作用。工人階級因為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傳統和階級意識，在反對獨裁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領導優勢。雖然很多勞動人民參加香港民主運動了，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運動的主要群體，但他們只是作為個人去參加，而不是作為一支團結一致的組織勢力參加。在香港，罷工這個武器並未曾以認真和有計劃方法組織起來。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對於一次性的抗議是可以的，但要組織一場真正的罷工就需要計劃和精心準備，需要在工作場所建立有實際的力量──具有民主會員結構的真正的工會。

美國和挪威的群眾運動學者在150個國家/地區進行的一項知名研究發現：「產業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至少，比城市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當產業工人動員群眾反對獨裁統治時，民主化很可能隨之而來。」 （Dahlum、Wig、Knutsen 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鬥爭必須有民主地組織起來。自發行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為了維持運動並傳播到香港以外（因為僅靠香港本地的運動是不可能取勝的），我們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協調，通過民主投票和辯論選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選來代表運動發言並明確指出其目標，以動員更多所需要的人參與。

所有重大決定都需要通過民主討論得出。多年來統治民主運動的泛民精英從來不是這樣做的，但是虛擬的碎片化運動也不能提供這個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動員群眾變得更困難以前，運動就已經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達到極限了。之後就需要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新方向和組織方式。

鬥爭要勝利，就只有在中國引起更浩大的運動，甚至擴散到周邊地區。隨著國安法通過和中共對香港的直接統治，這個基本事實會更加明顯。僅憑「五大訴求」這種非常有限的訴求，或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種僅限於香港的口號，難以使中國的工人看到這場鬥爭與自己有甚麽關系，因而不可能引發一場全中國的運動。如果反對獨裁政權的運動不試圖將他們包括在內，那他們為什麽要冒更大的風險支持這個運動？

所以說，鬥爭必須轉變為階級鬥爭，反抗中港兩地的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不僅不民主，而且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導致經濟崩潰、住房困難、失業和數以百萬計人的貧困。因此，香港的民主鬥爭需要超越本來有限的民主訴求（畢竟北京早就完全否決了這些訴求），而是同時涵蓋其他迫切的勞動者訴求，捍衛廣大勞動者的權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間禁止強製無薪假和克扣工資、大幅增加公共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投資、征收富人稅來支付疫情的公共開支、將製藥公司、銀行和地產商收歸民主公有，並反抗大資本家的權力。

這種將革命性民主鬥爭的訴求，與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訴求結合在一起的戰鬥性綱領，是組織香港工人（當中高達9成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的方法，也是向中國的工人階級建立連結的方案。

香港：國安法殺到 抗爭到達關鍵階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擲下一枚重磅炸彈──港版國安法。新國安法勢必打擊香港僅余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民主抗爭已經成為了「終局之戰」。

國安法內容包括反對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幹預，也包括要求港府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最令人關註的，就是中共政權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承認將會設立新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其包括情報收集及武裝部隊，並與內地國安機構緊密合作。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門。未來反抗政府的人士將更多受到監控、盜取資料以至判監。

過去國保也並不是沒有在港活動，不過也只會是地下進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國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動，將店主虜走到中國大陸拘禁。倘若國安惡法通過，中共國保在港的活動將會更加常態、公然，並且淩駕於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決定」授權了人大常委會製定「港版國安法」的實際條文與執行機製，然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直接在香港刊憲實施，據報北京會最早於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換句話說，這次是北京首次透過人大這個橡皮圖章，繞過香港的立法機關直接在香港進行整套立法，相當於廢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會。雖然過去人大也曾經對香港事務作出「決定」，包括2014年關於假普選的「831決定」和2017年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決定，但就實際立法內容還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會表決。

繞過本地立法先例

開了這次先例，未來北京基本上任何惡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頒布並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國安法」會像過去《基本法》23條或送中條例那樣，在本地立法階段掀起香港大規模群眾反抗，亦擔心權力有限的立法會一旦9月選舉如去年區議會選舉那樣變天，將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賴的機構，因此為免夜長夢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實施。

至於國安法實際條文內容，至截稿為止當局仍未公布。不過，近日建製派政客已頻頻吹風，暗示立法將從嚴。葉國謙指國安法立法後，「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將成禁忌。譚耀宗更加指，無論是議員或是參選人都不應該反對國安法，否則屬違反《基本法》，應予取消參選資格。看來，「港版國安法」會比《基本法》23條更加嚴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爭取民主外，並沒有其他綱領。中共不斷踐踏法律框架的情況下，泛民只能節節後退。由於國安法已經寫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會參選人可因被指控反對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最近就表示國安法「應該由港府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這句話只是誠實地反映了整個溫和泛民的思維。要知道在2003年時，民主黨起初準備接受一個寬松版的廿三條，只是因為最後有50萬人上街才將惡法推倒。現在我們需要一場比去年更大規模和具清晰綱領的鬥爭運動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擊。

為何中央突然會今年推出「港版國安法」，且從宣布、起草、立法前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

實際上，中共推動國安法並非反映獨裁政權的強勢，反而是其外強中幹的危機。去年香港的抗爭原本已經是中共1989年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然踏入2020年，中國面對疫情、經濟危機、帝國主義沖突急遽升溫，國內面對的危機比去年更加嚴重。

這些都是國內一個個定時炸彈。北京在這時推出新國安法，正是因為他們急了，害怕香港的抗爭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導火索，威脅中共專製的存亡。

反過來，這正是中共的弱點。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為議價籌碼，以迫使中共讓步，榨取更多利潤。香港群眾要戰勝新國安法的威脅，抗爭的出路不再於尋求西方帝國主義政府支持，而是連結起中國億計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及他們的訴求，將革命輸出到全國，結束中共的資本主義專政。

香港：中共整肅校園　需要重建罷課運動

最近，政權正在染指香港學術自主的傳統，去年反威權抗爭後中共企圖全面整肅，有變本加厲的跡象。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日本在1900-45年對中國是否利多於弊」的試題引起軒然大波。教育局以傷害民族尊嚴為由，強迫考評局取消試題；二十二名教師被教育局發譴責或警告信，指控他們專業失當，威脅他們或取消其專業資格，背後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為清洗學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統作準備，突顯出中共視香港相對自由的教育系統為心腹大患，害怕紿予學生言論自由。

中國大陸的例子前車可鑒，國家機器的管控近乎無孔不入，在校園內裝設大量攝像機監控學生已經屢見不鮮，有學校更導入頭戴式腦電波儀，監控學生的專註度；對教師的管控也不遜色，中共的機關滲透教育系統，於校內安插黨委，監控教師的言行。

教育系統白色恐怖

在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雙管齊下，中共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散播白色恐怖，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教育系統正在急速走向中國大陸化，教師只被允許講授與中共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相同的內容。政權得以不同方式懲處違反規定的教師，意圖遏止反政權的言論在校園裏傳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發表若學生嚴重違反國歌法，可報警處理，分明是將白色恐怖帶入校園。

中共意圖抹殺香港學術自由的行動終究不得要領。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間，因社會事件被捕的專上院校學生約有 2,000 名，18 歲以下則有約 1,600 名。可見政權的高壓只會令學生更為反感，中共力圖實現的「和諧」終究只是一層薄紗，「和諧」的背後卻是言論自由被扼殺，思想被箝製的情況，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成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校園裏招募大量學生加入。從上年罷課行動的汲取教訓，動員罷課必須有實際的組織在校園劄根，不能單靠在傳媒號召，也不能單靠流水式的運動方法。不同的學生組織舉行定期會議，盡可能讓最多學生有充足、開放且全面的討論，積極投入在鬥爭運動之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建立民主學校會
． 捍衛校園的言論自由
． 反對國安洗腦教育
． 學生與工會連結起來，建立反威權的大罷課罷工

訪問抗爭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會主義行動記者
A : Anson

S：你是誰？為什麽要參加抗爭運動？
A：我的名字是Anson，今年20歲。我是由反送中運動開始參加社會運動，我認為香港變得越來越接近中國式的人治社會，示威者被誣告、濫捕、虐待等，我想站起來反抗，否則我們連發聲的權利也失去。

S：最近你的抗爭情況是怎樣？
A：我上月在母親節當天參與集會被沖過來的警察拘捕，被捕後首先我被下令面向墻璧、雙手舉高放於頭上維持一至兩小時，其後雙手更被膠索帶勒至紅腫，被送往警署後發現很多無辜的巿民也被拘捕，我們被搜身、個人財物也被取走。我們被安置在劃上小圈子範圍的停車場地上，在汙穢的環境苦渡一整個晚上。其間警員態度惡劣，被捕者往往要苦等數小時才可以喝水和上廁所。由被捕至獲釋接近40小時，等同長時間的精神折磨虐待，我們的基本權利也被剝奪。

S：抗爭已經超過一年，年青人有什麽想法？
A：我認為現在前線的抗爭者處境比以前更惡劣，武力與警察實在太懸殊，我認為只是能拖延時間，將警察的行進速度減慢而已。現在政府甚至使用暴動罪檢控示威者，使抗爭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壓力越來越高，恐懼是不能避免的。

S：你認為國際戰線是什麽？
A：我在抗爭中聽到不少帶有口音的巿民參與，顯示仍有些中國人是清醒、知道中共是一個打壓人權的政府，但只因在中國被打壓風險更高，很多人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最近在美國亦發生了反警暴、反種族主義的抗爭，都顯示美國政府派警察打壓示威者，實行戒嚴等，都是非常腐敗的。所以我認為只要是被壓迫者、不分新疆、蒙古、或武漢人民，都要反抗中共暴政，以推倒中共專政為目標而奮鬥。

香港：對抗黑警恐怖主義　我們需要社區民主監管

從香港去年的群眾鬥爭中，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國家實行恐怖統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記者和示威者，甚至毆打路過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卻還是給警方撥出港幣258億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為了鎮壓群眾運動所獲得的加班費，是政府原本預算的10倍，高達25億元。與此同時，香港工人的失業率節節攀升。

獨裁政權為了讓警察效忠於國家而獎勵他們。去年警察對待人民如此殘暴，是由中共國家最高層決定下來的命令，作為消滅群眾抗爭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國的占領軍所建立起來的，並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國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國後並沒有劇烈改變我們的日常作風和製度，也沒有改變人們的生活情況。就像又過了平凡無奇的一天，只不過高高在上的政府換成了另外一個而已。」

民主化與改組警隊

不管主子是倫敦還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衛統治階級、執行種族隔離、殺害罷工工人以保護資本財團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針對反政府抗議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少數族裔、性工作者與難民。

社會主義者主張把警隊民主化，這個意思是我們要求每個地區的警隊交由當地的社群監管，並透過各個民選的監管委員會來全權主導當地警察的雇用、解雇、預算以及執法。

這代表我們不單要民主監管警察機構，也要實質廢除大部分現存的警察架構，尤其是廢除整個指揮體系，將其改造成只用來防止罪案的地區性機構，而不是現在這個實行政治任務與暴力來捍衛威權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單位。要實現這種由下自上的徹底改革，必須調查、起訴與解雇所有犯下濫暴、性暴力，以及違反法律與基本人權的警員。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會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打擊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點在於鎮壓，而非罪案。再者，打擊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是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滋養了助長犯罪的條件。

罪案是社會矛盾的結果

在現時體製下，一名難民母親因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兩年徒刑，同時卻包庇縱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級富豪們。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竊、店鋪高買，這些往往與經濟貧困有關。全民免費且資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醫療照護、便宜出租給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終生社會保險以及由勞工與市民民主參與社會各方面決策，才是最有效解決罪案問題的利器。

我們必須開征富豪稅，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擁了2.47兆港元。正因為香港政府的親資政策，才縱容了這些吸血鬼從一般勞動者身上掠奪到如此離譜的社會財富。但要與之對抗，並實現有利於社會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激進改革，則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完成，因此我們需要把大企業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因為社會的財富與生產本應該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監管與計劃，來滿足社會需要。

我們主張：
．反對增加警察預算！取消警察加班費，將額外資源投放在公共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上！
． 國際團結反警暴！無論是明尼蘇達、加沙走廊還是香港，我們反對一切軍事占領、一切國家恐怖主義。
． 民主監管警隊！由擁有實權的各地社區的民選委員會來監管警力。
． 反對警暴就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因為警察捍衛的是有錢人與中共資本家的利潤！

香港：組織總罷工　抵抗國安法

《國安法》令已超過一年的反威權運動再次進入緊急關頭。去年抗爭中如雨後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會，聯合成立了「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並已經宣布準備發起全港大罷工行動反抗惡法。

新工會的聯合陣線為推動罷工，首先於6月20日進行民間聯合公投，到目前為止參與的工會多達30個，目標由1萬名會員增加至6萬人，並動員全部會員投票，當中60%人支持罷工。另各工會亦設有各自的「罷工門檻」（承諾參與人數），若8成工會超過門檻後就會啟動後續罷工計劃：暫定於7月進行3天的「警示性罷工」，如政府拒絕回應的話再進行進一步的「真罷工」。罷工門檻設定得十分高。

全港罷工運動理應建立在一個工會聯合陣線上，互相協調行動計劃。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等五個行業工會另外發起罷工行動，並且將參與人數門檻定為不合比例的10萬人。最後他們在「二百萬三罷」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罷工告吹，變相對「二百萬三罷」的動員造成負面影響。

自運動之始，我們就一直提出罷工是運動的致勝關鍵。工人階級作為社會的生產者，主宰統治階級的經濟命脈，如果能有組織地發動罷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社會運作，展示工人階級才是社會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階級需成為運動的核心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總罷工

建立新工會是為了彌補去年八五罷工缺乏組織的不足，但組織是需要由下而上、紮根在職場才會強大。大部分新工會乃行業工會，雖有不同公司員工加入，但在職場單位基本未有實際組織，很多時候工會成員會發現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板針對。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的力量動員起來，而公投和媒體宣傳動員也不是傳統工運的組織方法。罷工而需要建立集體意識的工會，共同決策並執行民主決議，意味著拋棄「兄弟派山、各自努力」這種個人主義的做法。

當務之急，所有認真希望推動抗爭的新工會都應該將重點擺在在各職場建立基層工會組織、罷工委員會，擴大成員基礎的深度及廣度。為了壯大聲勢，各工會可發起聯合大遊行，展示工會力量，借此鼓勵更多勞工加入。

工會是工人的民主組織，工會力量在於活躍的成員基礎、動員力、以及戰鬥性的綱領。因此亦要扣連至勞權、民生議題，組織抗爭反對企業因為白色恐怖或經濟危機的減薪裁員，才能吸引更多勞工加入。

總罷工是工人階級最強的武器之一，但現階段應以集中動員全港一天的總罷工為第一步，並在罷工期間舉行大會，與工人一起決定後續行動。在深入職場組織起來、召開工會大會、作細心的部署和準備，才能推動3天或更長時間的罷工。

工會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實——罷工分明是挑戰老板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抗資方打壓，而不是像職工盟去年反送中時那樣指罷工也「對商界有利」，祈求獲得老板的批準。一場成功的全港政治罷工必然令整個資產階級響起警號，並且以撤資和抵製等方式威脅工人，因此建立一個主張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才能應對階級鬥爭白熱化時提出的財產權問題——社會財富是屬於工人，罷工的企業應歸於公有，由工人民主控製。

中美「新冷戰」情況下 香港將受怎樣的製裁？

在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後，華府乘勢發難，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作證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將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後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將采取行動「製裁香港及相關的中港官員」。而在外部，疫情陰影未去的美國又因警暴問題爆發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應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說，特朗普現時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樹立一個敵人轉移國內危機，因此在香港問題上再次作出強硬的姿態。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體方案和行動，美國明顯因為國內經濟蕭條、害怕自損利益而猶豫不決。

政治經濟前景的不明朗無疑亦將會令本地資本收縮投資。在中共宣布訂立港區國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場立即出現了一次小股災，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點。而在接下來的數個交易日中，恒指反復拉鋸而交易量大增，難免令人聯想中共資本在背後「托市」以試圖穩定資本市場信心，並為其政治宣傳提供材料，以示「港區國安法並未打擊市場信心」。

從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預計中，大概可知製裁的內容包括檢討引渡條約和出口技術管控。當中最受關註的自然是獨立關稅區地位的存廢問題，尤其當下全球經濟都在疫癥的陰影下掙紮，香港本年度幾乎必然陷入相當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政府回應中全力淡化這些製裁的影響，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失，等同於釋出「香港政治經濟條件惡化」的訊號，進一步打擊外來投資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資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

同時對美國的出口與轉口業亦必受打擊，雖然政府指美國出口額僅36.7億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卻故意忽略了對美近3000億港元的轉口貿易額（占7.7%）。此外出口技術管控亦勢必損害本地電訊業及訊息科技產業，雖然這些實體經濟板塊所占的本地經濟份額不大，但金融業及金融服務業必受連帶打擊，美國政府很有可能收緊美國資本在港上市及投資的控製，借此打擊本地資本市場集資能力，考慮到中國每年的外來投資有高達八成的比例經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場的集資能力下降意味著中國的外部投資減弱。

短期內，美方可能會製裁中國與香港政府官員，這相比之下反而只屬細枝末節。有消息認為受美國製裁的香港官僚將會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補償，以確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國國籍）會忠實地執行對港鎮壓政策。

至於美國政府會否限製香港金管局兌換美元，從而打擊香港聯系匯率製度？這顯然是最極端的選項，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選項。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脅，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也會造成動蕩。在實行這一步前，美資需要先大量撤離香港，以減低美方的損失。現在距離這一步還有相當的距離。作為自由市場派的溫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國製裁香港，但現在因為害怕取消關稅區等過激政策得失港資的利益而遊說美國暫緩製裁。香港眾誌以至本土派則完全將希望投放在美帝國主義當中。

美國經濟目前陷入蕭條，而且還未能完全團結歐盟全面抵製中國，因此在發動製裁的初期需要謹慎行事。中美帝國沖突升溫和全球化逆轉已成大趨勢，美國製裁將會轉趨強硬。由於民族主義升溫，全美國政壇爭相打反中牌獲取支持，資產階級可以失去他們的「理性」，不惜犧牲利潤來發動他們的權力鬥爭，突然發動強硬的製裁行動。這不是特朗普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然而，即使美國發動製裁並不會幫助中港的民主抗爭，中共只會更加利用民族主義來合理化高壓統治。而身處前沿夾縫中的香港群眾，假如將自身的民主權利寄托，甚至認為可以將其與美國國家利益綑綁，將註定只會是一個殘酷的誤會。帝國主義沖突的升溫只會令政權更加獨裁和具鎮壓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國的群眾鬥爭團結起來，對抗帝國主義政權。

國安法兵兇戰危　請加入我們的革命行列！

與所有主張打倒中共專政的組織一樣，我們將有風險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作為積極跟進和聲援中國大陸工運的團體，我們過往也有內地成員被中共迫害。

日後香港政治警察對我們的監控不僅會針對我們香港的活動，那些響應我們聯合中港抗爭的內地左翼青年也可能會受到威脅。他們若果被中共迫害將會付出更大的人生代價。

勾結外國勢力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爭取外國工會及左翼議員發聲，抵抗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例如我們成員梁禮邦在組織銀行業工會期間被匯豐銀行解雇，期後到訪巴西爭取當地工會支持，並在全球廿多個城市向匯豐銀行抗議。國安法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做法是虛偽的。比起反對與外國政府連系，國安法更有可能用來打壓國際工運連結。前美國外交家博爾頓（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書透露，去年日本舉行的G20峰會裏，習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興建集中營，而特朗普回應說「這是該做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各位積極捐款支持我們。在鎮壓風聲鶴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對派政團將難以繼續公開活動。我們現在也需要金錢加強保安措施。我們也需要你加入我們，在危急形勢擴大我們的革命力量。極權是可以被打倒的，我們對未來的群眾鬥爭抱有信心。請立即加入我們！

美國：特朗普政府封殺TikTok

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在全美範圍封殺社交App「抖音短視頻」（簡稱「抖音」）海外版「TikTok」，並已經在8月6日簽署有關行政命令。這標誌著，作為帝國主義新冷戰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戰再度升級。特朗普為避免在3個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失利而竭力采取反中表態，因此大選實際上加劇了這場沖突，這意味著可能有更多的此類措施和進一步升級。

特朗普下禁令後，微軟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購TikTok，收購價格據傳達100-300億美元，但另外有業界人士估計為400-500億美元。現在擁有抖音的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則希望未來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權。

美國並非第一個表態封殺TikTok的國家。早在6月29日，作為針對導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數不明）的中印邊境沖突的報復，印度政府宣布以國家安全和隱私疑慮為由，禁止該國民眾使用TikTok等59種中國手機App。澳洲原本宣布跟進美國，但該國總理莫裏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卻表示不會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國家政府也表示不會禁止TikTok。

為回應美國政府舉動和公眾擔憂，TikTok表示數據只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不會與中共政權分享約8億用戶的數據，甚至聘請了曾執掌迪士尼的美國人凱文·梅耶爾（Kevin A. Mayer）擔任首席執行官，考慮將總部遷到倫敦，以打造「國際企業」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聲稱，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須要由美國公司收購，否則就會被正式封殺。特朗普還提出，TikTok的這筆交易應按照一定比率金額上繳至美國國庫，但如此獅子大開口引發傳統商業媒體《華爾街日報》反彈，批評此提議將為奪取外國企業開先河，並為美國企業遭受同樣待遇打開大門。

實質上，「抖音」和「TikTok」是兩個不同的App——居於中國的人一般只能下載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國國內的視頻，視頻上傳時要過網警這一關；而TikTok是居於其他國家的人可直接下載的，能看到全球各國的視頻。但無論差別如何，這兩個App都會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視頻，乃至封鎖相關帳號。這兩者也都存在安全問題——它們會竊取所在設備上的資料，包括IP地址、設備名稱和型號、照片和視頻、支付相關資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作為中國企業，很可能會在「需要」之時，將數據提供給中國政府，否則也將自身難保。

抖音的爭議不真正、也不只在於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個粵語自媒體在直播時被系統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沒有使用普通話！其打壓地方語言與方言的行為，與中共「推普」時的強力作法如出一轍。抖音雖然會刪除幾乎所有涉及「敏感」話題的視頻，但是對於上傳為博取關註而製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仿他人的視頻、或者是一些高難度、獵奇、危險的動作的視頻，則相當容忍。這樣一來，抖音和TikTok就存在製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費用戶許多時間的問題。

多個國家以安全、隱私、操縱選舉等原因，對於TikTok提出質疑，或揚言封殺，但是這些國家自身的表現又好到哪裏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應中國法律，蘋果公司將其在中國的iCloud業務交由中國貴州省出資的「雲上貴州」共同監管；同年6月，在中國被墻的臉書（Facebook）也承認自己和華為共享用戶數據，而華為的中共解放軍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會主義者固然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竊取世界人民的個人資料，但也警告「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也在以一種較隱蔽的方式做這些事情。僅從上述兩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企業也是向錢看，為了打入或鞏固中國市場，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國主義沖突下，為了自身利益，才會用起來「隱私」和「安全」等辭藻。

在當前中國與西方政府之間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的措辭都充滿了虛偽和宣傳語調，以掩飾其自身作為超級大國的目的和利益，並指責對方才是問題。美國和西方企業與中國的科技部門（包括監控和國安部門）緊密合作了20多年，因為合作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企業希望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大的份額。當時，美歐政客幾乎沒有講過人權。直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成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長久主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者，華盛頓才做出了轉變，並發起了全球攻勢，試圖阻止中國的科技擴張。這主要緣於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新興領域在商業和軍事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可以說起著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帝國主義秩序下，個人資料安全和隱私永遠不會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壓政權「需要」，信息安全和隱私隨時可以用各種方式被侵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在對自己的公民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監視。另外，掌握了媒體也意味著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潤驅使的企業和政府控製，它們推送的大量內容必將最終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服務。社會主義者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應該是免費的公共事業，同時和經營社交App的公司一樣，應該由勞動者和用戶而不是秘密的企業精英來民主控製和管理；而這一訴求的實現，也需要全球受壓迫者聯合起來推翻維持階級壓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國之間沖突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香港：失業危機和嚴峻經濟前景

香港經濟環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響繼續浮現，特別是由於疫癥在過去半年在全球大規模肆虐，毫無減退或受控跡象，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毫不意外遭受到經濟重創。穆迪預視今年香港經濟或收縮近8%。

根據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經濟報告》，勞工市場和就業環境在第二季持續惡化，失業率急升至6.2%，總失業人口達24萬人，超越08年金融海嘯的高位（5.5%）。消費及旅遊（10.7%）與餐飲服務業（14.7%）的失業率也顯著上升至多年來的高位，而且這並沒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無薪假的問題。

當中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遠高於整體失業數字。這說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極其嚴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處於失業狀態，而即使就業的青年，均面對著就業不穩、工作零散化、長工時低工資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條件出現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職外尋找多份兼職以緩和自己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這僅僅只是上半年的數字，對於香港而言最嚴重的發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癥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並未在數字上反映出來。按小區組織協會八月所做的調查補充，五月至七月基層工人的失業率可能高達28.4%。政府將他們置之不顧，拒絕設立實際惠及基層失業者的失業保障政策，令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甚或借貸渡日。從早前勞福局長羅致光恬不知恥地公開承認「政府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想到『禁堂食』政策會影響戶外工作者」一樣，政府根本沒有正視基層勞動者所面對迫在眉睫的貧窮，哪會意識到缺乏失業保障對勞動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調查亦同時指出，政府雖然動用了三千億財政儲備推行所謂的「防疫抗疫基金」，但這些資金絕大部分由大資本財團所瓜分。雁過拔毛之下保就業計劃的資金實質全數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層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員甚至根本無法受惠。政府不斷指出財政儲備快速燃燒，卻仍堅持繼續推動萬億元的「明日大嶼」工程。

雙重危機

這意味著香港政府將面臨雙重危機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爭運動民眾怒火遠遠沒有平息，新一輪的政治打壓不過是進一步加劇了民怨的內部壓力；經濟上，即將到來的失業大潮使工人階級的生活陷入絕望。另一方面，中美沖突和美國對港實施的製裁在中長期階段亦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短期方面，美國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意味對美出口關稅將會大增，雖然整體影響有限，但同時取消了「香港製造」卷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投資市場地位打擊嚴重。在短期內不單「香港製造」的工業品，香港對美的服務出口以及在當地的企業都可能被視為中國資本和服務。

中美兩國愈趨激化的帝國主義沖突，一直以來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逐漸式微，外來資本投資可預期會持續收縮。香港政府的官方報告顯示，本年第二季度，內地共有1265家企業在香港資本股票市場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總市值的78%。

可見香港的金融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之間的連結與紐帶愈陷愈深，隨著未來外部投資資金可能由於中美沖突而繼續減弱，中國資本所占的份額將有機會進一步增大。

客觀上，香港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已被理所當然地劃歸中國陣營的一方，往後沖突中，在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打擊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本地基層的就業和生計將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惡化，可以預期基層青年的失業問題將會成為重災區。在香港承受中美沖突最大惡果的依然是基層勞動者。面對這困境，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而這正是去年的鬥爭中所缺乏的），爭取體面工作和工資、覆蓋全面而廉價的公共服務體系、合理可負擔的公共房屋，而這些都不能指望帝國主義政府和專製獨裁政權所給予。

香港：青山灣「黑獄」　迫害尋求庇護人士

超過20名尋求庇護者在七月絕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簡稱CIC）發起絕食，抗議長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受到長期拘禁，入境案件無新消息。部分絕食者已被拘禁超過兩年。過去廿年，CIC最少發生過7次尋求庇護者絕食行動。絕食男士嘗試尋求律師協助，為他們的案件作司法復核，也曾在CIC的機製內作出投訴，但每次只獲得「請繼續等待」的回復。支持者表示，絕食者一度顯得虛弱，羈留室內也普遍缺乏妥當的藥物治療。

惡名昭著的CIC

帝理律師行的一位人權律師表示：「他們不知道為什麽自己在這裏，就像是永無終止的拘留。他們只知道，他們絕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難民之間，CIC向來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無天日」而惡名昭著，因而取得「黑獄」的稱號，「服務使用者」飽受虐待與壓迫。

來自烏幹達的難民Lawrence 曾經歷CIC 的不人道對待。他向社會主義行動表示：「我被警察無理拘捕，然後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脫去全身衣服，入境處人員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屬硬物插入我的肛門，以搜查所謂的違禁品，持續了約3分鐘，我當時十分驚怕。」

「在CIC裏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會告訴我何時會被釋放。我不會有任何通訊設備。他們恐嚇不準我見律師，否則會送我到環境更惡劣的囚室，或將我遣返回國。有一次我被他們送到羅湖懲教所，那裏環境比CIC更惡劣，我絕食抗議才有機會走出來。」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癥的一年。數以億計人陷入失業，即使亞洲也有爆發新戰爭的風險。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造成政治、戰爭、種族、宗教等沖突，使那些希望尋求和平和安全人逃離自己國家，淪為難民後卻要面臨刑責、譴返或種族抹黑。港府的種族主義及專製政策使難民身處危險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的種族主義壓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違反人權的打壓，捍衛難民的尋求庇護權利。我們指出，這個打壓難民權利的政府和資本主義製度，同時也打壓港人的民主權利和剝削。

香港：港府讓財團分贓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經造成近3000萬人感染，近100萬人死亡。雖然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這更多是由於民眾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勞民傷財，其最初的無能更加是導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發。

7月中旬開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數急遽上升。單計這次「第三波疫情」，超過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總累計感染個案至今已達到近5000宗。

的確，香港4至6月的疫情較為緩和。然而，自疫癥爆發以來，政府一直拒絕社會間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政府更加豁免多類人士抵港14天的強製檢疫，當中包括航空機組人員、海員、有商務往來的人，或跨境上學的學生等。根據政府數據，2月至7月底間至少有29萬人豁免檢疫來港。

而醫護界基本認為，病毒不會在社區自動爆發，因此豁免檢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早於6月底政府已經知悉有多名曾到訪香港的海員在寧波確診。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承認，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師確診。而病毒追蹤亦顯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確診個案與受豁免的跨境貨車司機有關。

但後知後覺的政府不為所動，甚至在7月中發表聲明，強調豁免隔離檢疫政策「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直至疫情社區全面爆發後才於7月29日亡羊補牢地收緊邊境檢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發時，政府更提出一系列離地、擾民的政策。當局於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廳堂食，大量基層工人午飯時被迫在戶外日曬雨淋地吃飯。可恥的是，政府總部和警察餐廳卻繼續開放堂食。政策實行了2連天後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權階級與一般民眾的脫節。

大而無當的全民檢測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發以來，病毒檢測就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檢測數字一直為人詬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門的6千還要低。因此，林鄭在8月宣布進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計畫，並且由北京派員進行。

本來免費的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卻以官僚方式進行，導致計畫淪為鬧劇。

政府拒絕公開全民檢測計畫的費用，但據估算，整個計畫約耗費12.9億元，而最終只有178萬人參加，佔本港人口約24%，並僅檢測出32宗感染。這與當初林鄭月娥誇下海口說能找出1500隱形患者，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預料500萬人參與的目標大相逕庭。

參與人數低下，源於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特別是擔心檢測過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樣本，作為政治監控的用途。而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共已經在新疆地區實行類似的生物數據監控，並借疫情之名計畫在其他省份推行。至於香港療界則擔憂中共藉機接管香港的醫療系統。再者，全民檢測依靠大陸團隊進行，只是一次性的計劃，沒有增加本地長遠的病毒檢測能力，因此對於長期持續的疫情幫助有限。

當然，港府要進行如此規模的「檢測騷」，更多地是出於利益分贓。政府從一開始就不經招標就欽點了4家中資企業負責檢測工作。當中3家企業華昇、金域和凱普都是在中國大陸上市，而華昇的董事更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計畫開支就是落入了這些私人企業的口袋當中。

而疫癥對香港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莫過於經濟打擊。根據官方數字，最新6-8月的失業率為6.1%，對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當中最嚴重的建築、零售、飲食、服務業等皆超過10%。然而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全部現實，打工仔實際面對的還有凍薪、減薪、強製無薪假等問題。政府至今卻仍然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保就業計劃」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資助受影響企業的抗疫基金，已經推出了第三輪。三輪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輪當中的「保就業計劃」間接地資助員工的工資外，其餘的資金都是直接給予企業作補貼。然而就算是保就業計劃，亦是充滿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員工資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會再推出新一輪計劃。

因此，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歸根究柢，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及其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既得利益和企業利潤。政府高官所謂的「同舟共濟」只是空話，這是全世界政客的騙人術語，實際在疫情中基層民眾與有錢人所面對的打擊是完全不對等的。

我們需要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按需要資助補貼基層工人。並且大幅增加在公共醫療、檢測的投資，將私院和私家化驗所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拒絕凍租的業主和地產商，應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

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工人階級就需要加入抗爭、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勞飽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許出門」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外籍家庭勞工Beryl，她同時亦是外勞組織KOBUMI的活躍成員。

就算當香港的疫情暫時緩和的時候，外勞們所面對的苛刻條件卻不變。她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時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變相老板可以隨時召喚工人。

「我的老板不喜歡仆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視工人為奴隸。」另一名KOBUMI成員Xena告訴社會主義行動。

很多雇主擔心會從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這加劇了針對外勞的種族主義。KOBUMI的Julia憶述：「老板總是會找我們麻煩，特別是當新聞上報導有外勞確診的時候。」

作為工人，嘗試捍衛自己的勞工權利往往會落得被辭退的下場。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處投訴，我們將很難找到新工作。」根據「兩星期規例」，外勞如果在兩星期內找不到工作的話就會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壓

在8月，有14名外勞因「違反社交距離限製」而被罰款2000港元，相當於她們工資的一半。當局利用這些措施變相打壓外勞僅余的唯一權利──每周休息日。

東南亞諸國的資產階級與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設計法規禁止直接聘用，並強迫外勞必須透過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項2017年的調查顯示，98%的在港外勞被迫要繳交不合法的中介費用，而70%的中介公司進行包括過度收費等地不法行為。Xena繼續解釋：「如果我們對雇主不滿，向中介公司或領事館投訴根本沒有用，他們肯定會站在老板一方。不過，中介公司和使館很怕我們會找其他組織幫助。」

顯然，外勞需要組織起真正的工會。這能讓工人集體地捍衛自己的權利，籌備並組織抗議行動，包括罷工行動，這是爭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勞的慘況，在於她們往往分散與孤立，導致她們受到當局的嚴厲歧視和壓迫。

只有透過建立外勞、本勞、和東南亞工人之間的團結聯合，工人階級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現代奴隸製。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共同合作，實施壓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階級也需要跨國界地組織起來。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臺，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製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製；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製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製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製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臺。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臺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製。

經濟危機和外國製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製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臺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臺，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製度以取代舊有統治製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製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香港：「DQ4」至總辭——香港半議會民主的結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其余15名議員發動總辭，使議會只剩下建製派，意味著香港半議會民主政治的結束。從此以後，立法會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樣只是獨裁政權的橡皮圖章。

與此同時，政權的鎮壓在各戰線方面繼續，中共現在利用國安法造成震攝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訴。政權針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建國」及「民族自強」，甚至指控警察的口號，例如「721唔見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也可以被視為違法國家安全的口號。

黃之鋒、周庭及林朗彥被控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三罪，被還押等候判刑。及後，警察在全港九的鬧市地區嚴密怖防，並針對青年進行搜查行動，明顯政權害怕群眾鬥爭可能反彈。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譚得誌亦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合共14項罪名。中共趁著美國因總統選舉而陷入混亂，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時間才上任，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發動攻擊。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癥為借口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委任方式將議會任期延長一年。當時右翼本土派主張杯葛議會，而經過一輪辯論後，除了陳誌全和朱凱迪外，泛民主派決定接受委任議席，使很多抗爭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為了議席而委曲求存，現在最終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議會。

諷刺的是，議會沒有了反對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災難歸咎於「泛民亂港」。建製派很可能會在無關痛癢的政策上表達反對，以表示自己有所作為，但作為中共的奴隸他們是絕不會改變其親財團及反民主的路線。

一直以來，立法會在功能組別製度下確保建製派為多數，專製政府的法案必定通過，而反對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決。立法會過去一直是群眾鬥爭的其中一個焦點，設定政治辯論的議題，成為發動群眾鬥爭的平臺，但同時，議會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將議題的辯論限製在小修小補的框架內，阻止群眾鬥爭激進化。泛民主派「循序漸進」的保守立場，即希望把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稍微改善，並期望中共會逐步開放民主，就是議會製度下的政治產物。

泛民總辭時，並沒有提出任何代替議會真正的鬥爭方案，只是寄望事件會引起國際資本主義政府的支持，但結果失望而回。各國政府製裁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於支持香港民主，而這些象征多於實際意義的措施只是為了爭奪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疫癥及其帶來的經濟危機使他們自顧不暇，現在香港議題亦不是西方向中國施壓的焦點。而且這些製裁並不會真正威脅到中共統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國以至香港的工人階級。只有基層工人的組織和行動才能改善狀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鬥爭只是為了保障他們剝奪和操控窮人的權力。

現在反對派僅於的辯論和拖延法案的空間都被剝奪。立法會也再不能扮演限製群眾鬥爭的角色。固然在未來一段時間群眾鬥爭會失去了一個平臺。但同時擺脫了立法會的限製後，將迫使鬥爭通過新的渠道進行，並為工運註入能量，長期來說使其更加激進化。這一過程在沒有議會的中國大陸早已發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黨的實力和資源幾乎全部來自議會，尤其保守的民主黨和公民黨更加如此。它們並沒有真正黨員基礎和組織架構，只有松散的義工和支持者，以及傳媒給予的「輿論力量」。所以沒有了來自立法會的資源和輿論地位，恐怕有機會陷入癱瘓甚至亡黨。

社會主義者主張，現應該召開一個抗爭平臺，讓各大對抗政權的政黨和團體討論如何重建這場群眾鬥爭，以取代立法會在過往進步的作用，同時擺脫保守議會那種討論枝微末節的傳統，將重點放在建立群眾組織、公民抗命以及罷課罷工運動。在香港陷入專製反革命局面之際，更加突顯需要聯合中國大陸和國際的工人階級鬥爭，才有足夠力量挑戰獨裁政權及資本主義。

香港：國泰摧毀工資與崗位——工運的教訓

國泰航空從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變得破爛不堪，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國泰對旗下的國泰航空進行大裁員，並停止國泰港龍業務，整個集團總共裁減8500人，相當於集團職位總數約24%。此外，香港航空於今年2月裁員400人後，最近再度裁員250人，並且9月曾推出兼職計劃，減少1,200名員工三成工資。國泰由一家顯赫有名的企業，變成破落的爛招牌，可謂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所謂「國際金融城市」的繁華面紗已被徹底撕破。

大裁員

這場爆發疫癥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幸存」的員工則被迫簽訂新的壓榨性合約。國泰要求留職員工在兩星期內極為倉卒地簽署新合約，否則當作「解雇」。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今次裁員規模只是第一輪計劃，因國泰表示，「今次重組後每月只減少5億現金支出，而集團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億元現金。」

新合約條件十分苛刻，部分機艙服務員底薪減約四成，外籍員工原享有房屋津貼，但新約則將會失去。與此同時，高層只是減薪一成！機艙服務員過往飛行時數不足最低的 70 小時，都可以獲得底薪。但現在，無論飛行時數增加多少，薪金都會封頂在12,600元。若飛行時數不足 70 小時，更會被扣減底薪。

此外，過去航空服務員若想增加收入，可與同事調更，轉飛更多長途機，增加工作時數以提高報酬。但在新合約下，員工的額外飛行時數隨時變成「無償加班」。

新合約條款大削薪酬且長期適用，而高層僅再減薪多一年。可見資本家在經濟危機時要求員工「共渡時艱」，目的是要將航空業的虧損轉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們營利恢復後也不會恢復工人過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當「大得不能倒」的財團面臨倒閉時，卻動用273億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見自由市場只是拒絕援助基層工人的借口。面對侵吞公帑後肆意裁員的企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今次裁員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國泰的「商業決定」。

建製派將國泰虧損的責任怪在示威運動以及工人罷工上，無恥地指責被裁員工是自討苦吃。這根本是一大謊言。早在去年之前，國泰將燃油對沖而招致虧蝕，虧損金額於2015年至18年高達250億元的，而今年油價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押註在賭場，輸錢後還呼天搶地，只有厚顏的資本家才能做到！

國泰的「商業決定」也具有政治意義：試圖粉碎工會組織。國泰員工在面對一年來的打壓，加上欠缺有力的工會領導進行反擊，現在士氣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爛得不能挽救，缺少了鬥爭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工人一開始就欠缺鬥爭的信心，這是因為工人缺工會領導而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權運動期間，對政治罷工呼聲最響亮的是國泰員工，即使在欠缺工會領導下，自發發動了一場有效阻礙機場運作的大罷工，超過3,000名人員參與，多達235班航班被取消，體現工人階級力量之巨大，向暴政發起進攻行動。

國泰此後面對中共施壓，被要求國泰清洗參與運動的員工，並禁止參與運動的國泰員工飛越內地空域。及後，國泰內部地震，在不足一個月內已有三名高層離任，明顯是中共直接幹預的結果。國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僵屍企業——太古集團，必然會站在獨裁政權的一方去壓迫群眾；反之亦然，當國泰資本家利益受損，政府亦會犧牲工人階級利益去拯救資本家階級。

當時社會主義行動指出，國泰資方的打壓並不只針對工人爭取民主要求，他們知道經濟危機將臨，將要對員工發動經濟打壓，所以當時企圖借機瓦解工會以消除後顧之憂。

失之交臂的抵抗機會

可惜的是，當時職工盟的工會領導並沒有發揮領導角色，領導工人發動罷工。8月5日的罷工並不是職工盟有組織的發起的，而是員工自發請假或曠工，這種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發力，但難以持續下去，尤其當工運面對政權有組織的攻擊時，就更需要工會組織及領導去鬥爭下去。可見，整個航空業需要重建一個有戰鬥力的工會，真正大量吸納被打壓員工，以民主架構組織起來。

特別是在整個市場崩塌時，將航空業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災難的出路，否則工人只會接受財團的宰割。整個航空業都應該被公有化，收歸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進行互相協調和計劃。真正的重組計劃應該是踢走腐敗的管理層和股東，保障付出血汗勞動的員工的待遇，確保航空業為人民需要而非利潤服務。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傳媒界

在香港警察國安處進行810大搜捕，搜查《蘋果日報》總部後，當局最近正式以欺詐及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黎智英等人，並禁止其保釋，政權正連環出擊猛烈進攻新聞自由。自從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政府對民主運動以及抗爭者進行了更嚴厲的打壓。而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醫療界、教育界以及新聞傳媒界。

最近，有線電視出現大地震，意味著恐怖氣氛已令媒體企業自我閹割。8月，4名親建製人士「空降」成為新聞部高層，隨即對部門進行大整頓，當時已經引起三分之二的新聞部員工聯署表達不滿。至12月初，公司以減省成本為由對新聞部進行裁員，更即時解雇負責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的所有員工，共40多人。由於該節目過去多次進行批判性報導，包括對香港警方、政府和建製派提出質疑，此舉引起新聞部全體員工不滿，認為公司是打壓新聞自由，猶如「黨媒姓黨」，其後有線中國組丶港聞組全部員工宣布集體辭職。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變記者的「定義」，由過往持有記者協會或攝記協會的會員，變成只承認政府新聞處所登記的傳媒機構，變相由政府「發牌」。這代表大部分學生媒體、民間網媒，以及自由身記者將不被承認。去年香港抗爭運動爆發，許多公民記者成立獨立媒體，親赴現場報導抗爭運動和警察暴力，讓事件真相能夠不被當局審查下傳達給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眾。

顯然，這只是當局限製媒體的第一步，未來有可能會像中國大陸一樣，由政府統一發放記者證才可以進行采訪。

報復記者

而到了11月，作為公營媒體的香港電臺，其調查新聞節目《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被當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鏗鏘集》報導了去年抗爭期間元朗黑社會襲擊民眾的「721事件」。當中節目就事件中接載白衣人的汽車，利用公開的車牌查冊系統，調查車輛背後的車主，來揭露這些車主與事件的關系。警方卻以有關查冊並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虛假陳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爭運動中其中一個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與黑社會指間的勾結。事後，警方公開指責媒體誤報事件，以及抹黑警隊。如今，更以荒謬的指控拘捕報導有關新聞的記者，完全是對記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當局正有意識、有計劃地打壓新聞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學院的新聞及傳播系收生人數為零，可見新聞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極為黯淡。顯然，當下議會與選舉權雙雙被廢，媒體監察是能對政權造成有效阻力的僅存途徑，因而新聞自由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社會主義者捍衛新聞資訊自由，因為這是勞動大眾獲得事實真相的權利。不過，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例子，證明捍衛新聞自由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有線裁員的例子證明了財團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間轉向擁抱政權，配合執行打擊新聞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聞媒體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因此我們也反對媒體的私有製。要知道，在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使資訊牢牢控製在財團手中。

社會主義者支持新聞工作者組織戰鬥性工會，抵抗現時對傳媒的攻擊。我們主張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並由媒體工作者與讀者代表共同進行民主管理。我們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香港：閹割通識科 清洗教育界

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展示政權對教育界實施高壓政策，意圖全面控製教育系統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權決意整頓通識科，包括更名、刪減一半內容、要求學生前往中國大陸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抗爭爆發之後，建製陣營一直引導所謂通識科「教壞年輕人」的輿論。爾後通識科只分是否及格，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的「獨立專題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權要積極建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對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即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認識。同時，「國民教育」將會復活，促使學生只能認同中共的立場。

抹殺獨立思考

國外亦有不少對應考科目只作及格與否的評分準則，如芬蘭的大學入學試。然而國外所以采取這一製度是為了鼓勵學生主動汲納更廣泛的科目知識和培養多元的興趣。相對地，香港政府僅對通識科實施這一評分準則，顯然就是為了「不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思辨，課業的「及格」與否僅取決於學生是否填寫上政權所認可的「標準答案」和立場。這不僅打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閹割了通識教育的重點，只求讓學生成為唯唯諾諾的行屍走肉。

這一趨勢其實早見端倪，近期作為迫害教師和打壓教學自主的爛頭卒的梁振英，自雨傘運動之後，當時他已盤算「整頓通識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對中國歷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此說法的題目爭議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會有任何利」。這就證明政權根本不在乎學生的思辨和論述能力，只在意他們的立場是否與政權一致。

政權於通識教育方面的打壓，動機在於試圖將學生反抗意識連根拔起，確保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服從政權。但事實證明，這些洗腦教育往往只是政權的一廂情願，不管是國民黨白色恐布治下的臺灣，甚至是現在內地的學生都爆發了自我組織的抗爭運動。

除此以外，政權對教師的打壓無日無之，繼宣道小學教師事件之後，接續再有多位教師被無理打壓。政權當局肆意指責教師失德，有如中國大陸勞改，要求教師參與所謂有關認識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及對社會運動批判的課程。對教師是打壓和恐嚇無疑是政權對教育界「殺雞儆猴」的把戲。

清洗教師

宣道小學教師一事更是公然大興文字獄。政權心知肚明宣道小學教師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構成所謂「宣揚港獨」的指控，這是徹徹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謬。而政權的行動無疑是向教師及社會傳達一項訊息：中共連僅僅是引導學生思考言論自由和社會議題的教師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嚇余下教師自我審查的效果。

林鄭月娥打算將公務員的宣誓，照辦煮碗復製在教師身上。可見，政權已經視香港的學術自由如無物，整頓教師、修改課綱、曲解課程設立原意已是無可避免。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一切對教育界的清算，反對閹割通識科及反對推行愛國教育。我們認為，現在政權勢更突顯學運需要堅實的組織起來，因為與政權機器搏鬥是長年累月的事情，但無組織的黑衣人自發行動不能持續下去，在面對鎮壓的情況下出現疲憊和迷失方向。學生青年群眾組織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組織，並選舉產生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為重建鬥爭製訂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碼——政權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發及「便於追蹤隔離感染者」為由，推出所謂「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用以記錄用戶的行蹤。這相當於中國執行的「健康碼」，不但沒有讓民眾「安心」，反而引發比疫癥更大的疑慮。

現時政府收緊防疫規定，法例強製要求餐飲食肆及其他處所必須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供市民以應用程式掃描記錄出行去向。但現時並未強製要求民眾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擔心引發廣泛的抵製和不合作運動，令政府淪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韓國、英國、澳洲等都有推出類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協助執行防疫工作，但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發了私隱和行蹤紀錄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慮，除非像中國般無視個人權利和私隱風險強製推行，否則民眾主動合作參與的積極性並不高，實際效用成疑。

更何況經過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譽徹底破產，在保障民眾私隱的工作上更是劣跡斑斑。去年的運動中就已有民眾懷疑街頭的「智慧燈柱」監控並收集民眾出行紀錄，因而將之全部拉倒。同時，林鄭政府一方面聲稱「保護警員私隱」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員委任證和展示警員編號，另一方面卻對親政府建製組織在網上惡意披露大批民眾的「起底網」視若無睹。

國家恐布主義

甚至有報導指，部分被親政府「起底網」所惡意披露的資料，極有可能是由代辦「回鄉證」的中旅社甚或是廣東省公安廳所流出。而內地官方媒體如中央電視臺更公然表揚鼓勵該網站的違法行為，完全是一種以披露民眾私隱為手段的國家恐布主義行徑。

因此，香港群眾對於所謂「安心出行」、「健康碼」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極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資巨大的全民檢測計劃，即使檢測期一再延長，反應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慮同樣是擔心中共借此機會收集民眾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監控之用。

香港處於疫情陰影下將近一年，但依然間隔性地爆發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學證據表明四波疫情的源頭基本都來自境外輸入，可見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線本已千瘡百孔。坦率而言，為防疫癥蔓延，衛生機關掌握民眾出行資料本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這些政策一旦由一個專製政權，特別是一個以披露民眾私隱作為打壓手段的政權去執行，必然引發抵製和懷疑。更何況這些懷疑與陰謀論其實極有可能就是事實！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須掃走極權專製，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對掌握民眾資料和私隱的部門進行完整嚴格的民主監督。

香港：荒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醫療系統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於十一月爆發以來，連日新增確診人數高企，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七千人。重癥患者有年輕化趨勢。據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分析，病毒並非來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輪輸入個案引起。

政權不檢討入境和隔離政策，不增加公營醫療資金和支援，林鄭政府一面收緊限聚令，一面先後讓不同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和官員等，豁免檢疫，仿佛病毒是會因人的職業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為嚴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荷加劇，現時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體達99%，深切治療負壓病床亦已達七成滿。有報導指，公立醫院本已長達數年輪候期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疫情的影響下進一步惡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專科輪候期延長5個月，增幅達四成，九龍東醫院聯網眼科新癥輪候時間更長達172星期，即須輪候3年半！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占生產總值比例長年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卻在施政報告中全無著墨。實際上，即便沒有爆發大瘟疫，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早已長時期處於超負荷水平。

世界各地處理新冠疫情的經驗已表明，日常充足的醫療資源是有效控製疫情的重要手段。對付這種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點在於社區醫療系統的快速而全面醫療反應服務，並防止醫院病患過載崩潰，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醫療資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萬幸至今為止香港的社區爆發尚未算非常嚴重，否則以本地薄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與之抗衡，情況將慘不忍睹。

相對地，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亦對抗疫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公立醫院僅有香港45%的醫院醫生，卻面向服務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占整體55%，則只照顧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過程中，私家醫院坐擁大量醫療資源，卻拒絕接收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僅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眾的檢測服務。可見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醫院，在疫癥災難面前仍不願伸出援手，只想營營茍茍地維系自身利益。

隔離政策同樣為人詬病。除獲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從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強製隔離檢疫14天，檢疫地點則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檢疫人士並非專人專車送到隔離地點，前往檢疫地點時有機會接觸群眾，而他們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會開放給其他顧客。

「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醫護界在年初發動罷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緊出入境檢疫政策，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士一直都面臨被政權「秋後算帳」報復的風險。然而，林鄭政權現時迫於外界輿論和工會組織的壓力，特別是疫情反覆爆發，醫護工人不可或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全面打擊和清洗的企圖。醫管局宣布，對於2月份參與罷工的7000員工，只會收回「缺勤」期間的薪金，而不會再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這無疑是一次工人和工會的勝利，假如醫護工會能進一步強化組織和工人參與程度，將可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工會力量。

林鄭自己也承認，所謂對疫癥「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只是一句戲言，並沒有什麽有效的計劃。為方便市民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質疑為全民監控鋪路。

歸根究底，抗疫和民主鬥爭是一體的。需要民主控製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獻媚工具？

現時世界各種新冠肺炎疫苗開始問世，意味困擾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開始漸見曙光。現階段全球進展最快的包括美國輝瑞、英國牛津大學和中國內地的科興與復星等，當中部分已經投入大規模接種。美國與英國現開始安排民眾接種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這兩個最主要爆發疫情的國家料可很快控製及平息疫情。而與港人關系可能是最大的中國國產疫苗，現時卻似乎未能給予民眾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親建製的媒體亦不得不承認香港民眾對中國製疫苗「反應冷淡」甚至「廣泛質疑」。尤其是林鄭稱中國科興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該款疫苗的第三期臨床報告卻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這意味著港人可能將會接種成效不明的疫苗，簡直形同草菅人命。與此同時，秘魯衛生部最近就暫停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試驗計劃，因為一名誌願試驗者出現神經問題，導致腿部活動困難。

中國製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現時中國國產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臨床試驗報告，只有中國國藥集團董事長稱，目前已有數十萬人緊急接種國藥集團旗下疫苗，沒有嚴重不良反應，亦無一感染。又指華為在墨西哥的辦事處大部分員工接種旗下疫苗的無人染病，而未接種的員工卻過半染病雲雲。港大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諷這種口述個案的舉動是「石器時代非科學的做法」，指大眾認可的是臨床實驗全面數據，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個別情況。

事實上港人不信任中國製疫苗的根源在於過去中國三番四次爆發過駭人聽聞的假疫苗事件，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樣，不僅令內地民眾深受其害更一度間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應緊張。

可見，林鄭政府大手向中國藥廠採購仍未完成三期臨床測試的疫苗絕非所謂「科學的」決定，而極有可能是一種政治獻媚的手段。社會主義者反對采購甚至安排民眾接種成效未明的疫苗產品，並要求公開監督疫苗生產，運輸，以至采購流程，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將世界各國的醫藥企業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國工人階級民主控製，才可以促成國際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變成外交鬥爭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嚴重打擊的難民

「疫癥影響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健康。」Mira說。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課，但這對他們來說十分困難，因為課堂用廣東話教學，而我幫不了他們。我最大的孩子將要進入中學，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雙語學校，而要考入這些學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績。

「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他們在疫情下削減了我們的援助金（難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貼。雖然他們沒有說明原由，但我質疑他們是認為孩子在家上課後，生活和食物費用開支會減少。

「香港政府為每名香港學生提供$3,500的資助，但我們卻被排除在外。我有3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分別讀小二、小四和小六。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沒有給我資助申請表。上個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個年頭，他們說要逐個庇護個案處理，但我的案子至今還有任何進展。

足襟見肘

「每個月，他們只給予每個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則只有半額。他們不會為我們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為自己找地方。我們一家只能蝸居在一個很小房間，根本不夠空間。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內，對我們健康不好。

「難民聯會（由難民組成的援助組織）獲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們孩子也不能再到聯會辦公室或補習班。我感到十分苦惱。另一個NGO叫做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但他們非常苛刻。他們只會給予一次機會協助交租，但只要你遲交一次，他們以後就不會再幫你了。

「對於我來說，假如有機會的話，我會選擇工作去養家活兒。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據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個難民沒有工作權的地方。

「我特別擔心我的小孩。他們的成績不錯，我的大孩子甚至因為他英文天賦被選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沒有護照，怎麽去新加坡？他對此十分不開心，但我跟他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難民身分，他才無奈接受。

我想問，為什麽父母不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子女？有時候，我會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層團結戰鬥　反抗不人道難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難民庇護政策非常種族主義而不人道。現時本港有13000名庇護尋求者，他們居住在隔離、貧窮的環境中，並且被禁止工作來賺取基本收入。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積極參與難民鬥爭。2014年，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的提倡下，難民聯會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了為期六個月的占領行動。這場鬥爭最終從梁振英政府手中贏得部分而重要的訴求。原本在食物配給製度下，難民往往只能接受過期和被克扣的食物。後來變成現金券製度，讓難民能夠自行購買食品。社會主義行動組織並參與許多抗議行動，包括在2016年我們帶領了超過200人抗議葉劉淑儀，反對她提出在深圳邊境興建禁閉營。

我們與同難民多次參加立法會的聽證會，其中一次就提出難民學童所面對的困境。會上，我們讓一名7歲的難民兒童震撼議會。她說她不會認字，因為她一直被禁止上學。在如坐針氈的數分鐘間，那些議員被迫要聆聽到他們那些反難民政策所帶來的殘酷現實。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 停止種族主義及歧視，這些都是權貴用來分化群眾鬥爭的伎倆！
• 捍衛難民庇護權！
• 支持外勞外出居住的權利、難民的工作權。阻止政府無視基本人權！
• 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獨裁！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區還有無數「計時炸彈」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廣東道一唐樓發生了嚴重大火，造成7死11傷，是九年來死傷最嚴重的一場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爾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兩名小童。據《明報》報，火警生還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滅火筒，火勢已在3秒內無聲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設法逃生。社區「計時炸彈」還有多少？造成火災的問題根源又是什麽？

該樓宇沒有任何消防系統。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1987年前落成的樓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裝自動灑水、緊急照明、火警警鐘等。但截至上月底，並未巡查涉事的唐樓。

房屋巿場化下的危機

出事唐樓是1951年落成，雖然不是㓥房戶，但是「三無大廈」—沒有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物業管理公司，對加強安裝消防系統造成障礙。金科消防顧問梁錦得受傳媒訪問時指，現時大部分唐樓的消防設備與現時標準有很大差距，且因樓宇本身結構問題，未必能在天臺加裝水缸等消防設施。香港總共仍有約5,300幢「三無大廈」，政府推動的支援計劃進度緩慢，令類似慘劇不斷重演。

問題的根源在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巿場，房屋的供應要以利潤為依歸，所以對政府來說是不應該大量興建公屋去滿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減少興建公共房屋，以製造房屋短缺令資本主義巿場有利潤空間。因此窮人只能付擔起住在安全規格欠奉的住宅。

這場大火死傷者主要是尼泊爾裔人士，在港少數族裔因為語言障礙，加上政府刻意製造歧視，令他們長期處於貧窮和弱勢。親財團政府拒絕加大公共開支去促進少數族裔融合社會，因為這並不會為財團創造利潤。

大火發生後，資產階級李嘉誠向死難者家屬撥款300萬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賺到的金額，連積下陰德都恐怕都不夠。因為李嘉誠就正正是房屋巿場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產王國越大，窮人就越只能住進危機四伏的地方。

這場油麻地大火揭露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窮人、製造社會不平等，以及服務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質。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一個真正為窮人、全體勞動者利益去民主規劃的社會製度，它會消減資本主義下房屋投機，並以人民利益為優先去興建大量公共房間，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傷亡的危險房屋，社會主義行動為此而不懈抗爭。

香港：新公務員工會宣布解散　反對打壓工會權利

1月16日，於反送中運動中乘新工會浪潮而成立組建的「新公務員工會」宣告解散，工會在其FaceBook 專頁中亦指因政府將強推所謂強製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一事，工會理事將拒絕宣誓，因而預期將可能被政府開除，喪失理事與工會資格。故此現階段宣布解散，以保護會員資料。

在2019年的反威權運動中，公務員中亦有大批對政府不滿者。特別是721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大量公務員更恥與此政權為伍，離心離德。林鄭政府無中生有要求公務員宣誓，企圖以含糊不清的所謂「違反誓辭」為借口，以此誅心罪去清洗體製內的反對聲音。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林鄭政府正要乘勝追擊，為所有公務員下緊箍咒。

而在不久的將來，「強迫宣誓」的政策極有可能會延伸至其他行業，首當其沖的最大可能將會是教師、社工、甚至醫護等行業。這些行業在過去皆旗幟鮮明地參與在各種挑戰專製的社會運動當中，包括反國教、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等。當中大量從業員在運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性。林鄭政府亦早已將教育和社工業界視為眼中釘，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

國安法的威迫下工會權利受到更大的威脅，令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更肆無忌憚地以減薪、裁員和加工時等手段打擊工人。當連否決預算案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時，政府未來更有可能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來針對罷工者。

報導指，曾有會員向新公務員工會提出可否通過司法覆核的手段以阻此「強迫公務員宣誓」，而工會亦坦承，政府搬出國安法作擋箭牌，司法覆核勝算渺茫。可見法律最終就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在政權已決心徹底撕毀香港僅有的半民主製度下，所謂的法律鬥爭工作難以阻擋暴政的腳步。

整個工會運動需要動員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抵抗政權的猛烈打壓。可惜，新公務員工會領導在動員反抗前就決定解散。如果工會領導動員會員，召開大會民主製訂鬥爭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陷於困難的新工會運動。政權勢必步步進逼，而其他行業的工會仝人應當意識到危機正在迅速迫近。這不是一個能靠法律遊戲以抵抗的攻勢，唯有立即地號召各行業工會會員，民主討論及製訂如何在國安法下重建工會運動，包括重建罷工運動。

政府封區「抗疫」— 製造種族主義及歧視

新冠疫情持續在社區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開始實施強製封區檢測，油麻地佐敦一帶成為首個目標地區，區內圍封7000人近48小時後，最終發現13宗確診個案，確診率為約0.1%，政府所謂要達到病毒「小區清零」和截斷傳播鏈，但最大影響卻是引發對區內大量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印尼籍難民May與女兒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舊式唐樓單位內，單位內空間狹窄擠擁，連一張枱也沒辦法放置，平常起居飲食工作讀書也是坐在床上進行。「區內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爾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只會說中文及英語，幸好我能說英語，但我的鄰居根本不能與他們溝通。」May 續說：「他們派發的食物中居然有罐頭豬肉，我們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後，May 帶就讀幼稚園的女兒回校交功課，卻發現被拒進入，並要申報健康狀況，表單上更有一項是是否來自受檢測或隔離區域，「這跟往常不一樣，學校職員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變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標簽為帶病毒一樣。」 新冠病毒傳播沒有階級之分，一視同仁地向欠缺保護的人施襲。但資本主義政府卻將病毒傳播歸咎在種族之上，政府高級衛生官員何理明指少數族裔助長病毒傳播，因為「他們喜歡分享食物、抽煙飲酒及交談」，這顯然是散播種族主義。支持少數族裔權益的融樂會則反駁「家庭聚會活動，一般巿民亦會進行，為何政府要強調少數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較易傳播疫癥」

政府帶頭在社會散播種族主義的言論，目的是要將責任推卸在弱勢種族之上，令社會分化對立，分散造成種種惡劣社會問題根源的焦點—資本主義製度。資本主義製度令香港連續10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巿，超過20萬最貧窮人士住在㓥房等環境惡劣的地方，當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數族裔，如南亞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帶，他們每天都面對來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視。長期的不公平和歧視成為他們的夢魘，可恥的是當疫情惡化時卻被政府「忽然關註」並指責，而資本主義製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樓價、惡劣住房造成的病毒傳播、削減社會資源造成的不公平卻通通被掩飾起來。

少數族裔、難民和香港基層群眾都是香港重商經濟下的受害者，統治階級必然要製造種族主義以分化及維持其統治，因此工人運動需要在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和歧視上扮演領導角色，團結不同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基層工人，以爭取更多資源、提高工資、增加公共服務和廉價房屋。 需要的是團結基層工人和所有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居民的運動，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工資，增加政府對可負擔住房和公共服務的資助。工人階級的團結與鬥爭可以擊退政權和資本家所製造的種族主義，迫使他們作出讓步。這也需要組織成一個強大而民主的工人運動和政黨，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和獨裁統治。社會主義行動正為此而戰。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財政預算案

香港在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下迎來2021年的財政預算案，在預算案宣讀前，政府早已四處放風稱「財赤嚴重，睇餸食飯」雲雲，明示不會加強舒困。特別對於面對疫情困境的基層群眾，非但沒有大幅增加對民眾的社會服務開支，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 「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無視基層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撥款予未來數年的「國安開支」卻高達80億元，相當於全港每人交納1000元「國安保護費」！時事評論員林和立估計這筆錢將支付予北京駐港人員的監控工作。足見有錢搞維穩，無錢幫基層。　

現時香港失業率高達7%，在這個數字背後，隱藏著更為龐大的就業不足者和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群體。特別是受疫情影響而被政府勒令停業的行業工人，早已面臨將近整整一年「無工開」的絕境。2019年在職貧窮人口已達50萬人，去年人數一定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對各界的強烈訴求卻仍堅拒設立失業援助金，也完全沒有措施支援被迫放無薪假者，以直接救濟失業與就業不足者，反而設立一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失業貸款」，讓失業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貸，上限為8萬元。

這項短期的貸款不僅毫無吸引力，即使失業者日後再就業，隨後的還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險的是，假如失業者在還款期未能再就業，更可能被銀行追至破產，變相推失業者送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25日的記者會上明言，預期壞帳率會高達25%！換言之，政府在這計劃中本來就預期每四個貸款人之中就有一人會面臨破產，這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破產陷阱！而同時這些貸款由公帑擔保，銀行幾乎不承受任何風險卻坐收利息，毫不掩飾地進行利益輸送。

對於失業者的救濟，亦有學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讓失業者預支MPF戶口的儲蓄以應急，惟政府依然拒絕，揭露了政府只顧保護金融和企業的利益。一方面稱MPF要保留作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卻又繼續允許雇主以MPF對沖遣散費，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關註的就是向所有18歲以上公民發放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間才開始接受登記，對燃眉之急毫無幫助。所采用的電子支付平臺幾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寶、Wechat pay等軟件，這對於很多小商戶就無法納入消費券的流動圈之中。同時，這又涉及到了政權一直以來密謀擴大收集個人訊息的問題。而且這次涉及到最為重要的個人消費紀錄數據，比出行紀錄、通訊紀錄等更為敏感。眾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圖推行所謂「貨幣電子化」，最終將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錢流動紀錄。對於這個誠信早已徹底破產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懷疑這些數據將用於人身監控之上。

政府在預算案公布前就不斷放風指「赤字超過3000億，儲備縮減至9000億」，以正當化自身無視基層的政策。最終預算案的數字顯示赤字僅2576億，儲備仍超過9000億。這表明政府根本沒有借口縮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無須「減甜」，即使如去年般再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所額外增加的赤字仍不過400億，仍不至於如政府所恐嚇的「3000億赤字」。可見政府並非無力舒困，只不過是無心舒困。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開支預算今年開支740億元，比去年增長48%，而未來幾年將增長至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元。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而國泰的註資只能足夠其營運約一年，未來恐怕是無底深淵。沒有這些「支出」，就根本不會落至如此的財赤。

年復一年一再表示「稅基狹窄」，要擴闊稅基，但對於一直以來針對財團的稅種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提高企業利得稅等采取回避的態度。事實上，據不同的調查所估計，假如開征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等三項針對富豪與財團的稅種，已可為香港庫房帶來每年100-500億（參考不同稅率）的穩定恒常收入，這筆收入足以大刀闊斧增加公共醫療、護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資源等。另一方面，單單政府胡亂揮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輸送的開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 社會主義者行動主張停建大白象工程，開征富人稅，設立失業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規模增建公房達每年五萬單位，解決窮苦大眾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親資本的政府滿足這些訴求無異於與虎謀皮。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鬥爭，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讓工人民主監督和控製。

香港：47人被國安法起訴 審訊猶如拷問

中共與香港政府再次發動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參與「35+初選」的參與者後，在2月28日以《國安法》中「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其中47人，當中包括梁國雄、岑子傑、胡誌偉、譚文豪、楊嶽橋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黃之鋒。

被起訴的47人在3月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數百名民眾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隊輪候入內旁聽以示聲援。下午，在場警方一度舉「藍旗」和「紫旗」威嚇群眾，其後在旁晚驅趕民眾離開並封鎖法院。更惡劣的是，當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師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進入法庭之際，竟被在場警員拒絕放行，其後更以涉犯「阻差辦公」、「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名將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訴程序亦極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電子證據有待處理，甫開庭便申請將聆訊押後至5月31日，並要求將47人還押，反對保釋。在未完成搜證工作的情況下，政府就提早起訴並將被告人收監，相當於未審先判。

審訊過程猶如酷刑拷問，被告在首天要進行連續十四小時審訊，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時未能進食，每天只能休息數小時，三天沒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絕讓被告更衣。梁國雄、楊雪盈等人審訊期間不支暈倒被送院。

這項「控罪」的量刑極其嚴峻，量刑起點從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終身監禁。但同時，「控罪」的立足點理據卻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聲援的民眾均表示「控罪」非常謊謬，但對判決的結果卻感到悲觀。民眾紛紛表示，對所謂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難以信任，認為他們只會執行中共的意誌，勢必會將47人定罪收監。而在訴訟前一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2月22日點名黎智英、黃之鋒及戴耀廷，稱三人是「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要給予嚴懲，猶如在審訊前向法院發號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會舉行「立法會選舉」，中共急於在此前執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毀滅性慘敗重演。盡管中共對外宣聲「國安法」有效「回復社會穩定」，但實際上掌權者深知香港的民憤在過去一年以來有增無減，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發。即使以防疫為名剝奪了集會權利，並打壓所有的公開政治活動，但民眾正一次又一次地尋找表達的機會與方式，以對抗專製的打壓。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國安法」實施後，超過六十萬人依然積極地參與了「35+初選」，這對於中共而言相當於奇恥大辱！因此中共與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為名將立法會選舉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時間清洗非建製派候選人。對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過於將候選人統統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發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總辭後，本來已無實權的立法會，失去了最後僅余的一絲認受性。正如我們早前所指出，民眾會在短期內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這同時會對統治階級造成危險，因為群眾的不滿情緒會引導至其他的抗爭渠道。

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比立法會更有力的新抗爭工具。長遠而言，幻想會消失，鬥爭會因而激進化。事實證明，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必須以改變整個製度為目標。因此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我們社會主義者聲援47名被荒謬控罪指控的人士，並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場與反資的工人階級立場距離千裏。同時我們不能坐視政權借「防疫」之名壓製社會運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政權趁此機會步步進迫。我們主張現時迫切需要重建群眾鬥爭

但鑒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2019的反威權鬥爭，即使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卻未能贏得重大的成果。未來運動要勝利的話，一定要從近月泰國和緬甸的鬥爭經驗中學習。尤其在緬甸，工人罷工癱瘓了經濟和銀行系統，削弱了軍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財團與銀行也是禍害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各爭取民主權利的政黨和團體應立即召開一個抗爭平臺，在建設工人組織和工會的基礎上動員並重組群眾，為民主權利與經濟生存權而鬥爭。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申請加入民陣公開信

致民間人權陣線：

中共正在吹風要用國安法控告民間人權陣線。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令泛民黨派紛紛退出民陣。此舉對於抵抗政治迫害的鬥爭並無幫助，實在令人遺憾。

中共要取締的不只是民陣，而是香港舉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會的合法權利。若果民陣受到打擊，七一遊行將可能從此消失。消滅民主運動的示威權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標。中共下一個目標將是支聯會及六四集會。各大民主派工會恐怕也不能幸免。

民陣作為號召大型集會的主要平臺，無疑在2019年的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發起1萬2千人遊行，醞釀前期的反送中運動，至6月9日的100萬人及6月16日的200萬人上街，驅使抗暴革命爆發，到了運動中期陷入僵持狀態時，民陣再發動818的170萬人流水式集會再鼓起運動。即使過去民陣由溫和泛民所主導，社會主義行動並非認同其全部做法，但現在捍衛它就是捍衛示威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現申請加入民陣，望獲所有留下來的成員團體批準。我們呼籲所有反獨裁的團體留在民陣，或者加入民陣。國安法通過前，多個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團體，最後也沒有避開中共的鎮壓，足見退出民陣並不是避開中共打壓的逃生門。作為民主運動的團體，理應站出來告訴群眾——鬥爭將會繼續。

中國／香港：ISA發起全新的聲援行動

自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過後，局勢已全然改變。習近平獨裁政權和名不符實的中國共產黨回應這場運動的方法，就是對民主權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打壓，其目的是要摧毀這場運動，並防止未來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任何的群眾鬥爭。

鑒於這些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以及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嚴厲的打壓，ISA發起了「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暫譯，英文名稱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運動。這項運動的目的是加強大眾對中港實際發生情況的認識，以動員來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團結聲援。

這個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將與幾個其他現有的聲援行動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們的同誌和社會主義支持者。他們受到直接的打壓威脅和影響，令這場鬥爭非常具體。

我們的團結運動將集中於中港受壓迫階層（工人、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局勢。我們將避免按照各自議程的各政府和商業利益團體發起的倡議。當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問題受到威脅時，他們既不能為被壓迫者發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兩國統治者之間的新冷戰時代，這尤其重要——因為雙方都試圖操縱全球輿論，利用全球輿論進行他們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

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組織聲援行動。實際和即時的團結聲援意味著向遭遇國家鎮壓的受害者表示支持，並盡可能廣傳相關事件的消息。該運動希望以提出決議案、製作影片和分享活動照片來提高全球工會和勞工運動對中港鎮壓的認識，以支持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工人權利和民主權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將自製災難

香港正處於歷史性的反革命狀態。中共動用國安法全面鎮壓，參加初選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會被閹割至人大一樣，法庭不斷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參與及組織未經批準集結，其中5人被判監8至12個月，當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被判最重的18個月。他們多人還將面對國安法的審判。

中共提出「愛國者治港」，為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終。中共全面改組香港立法會，立法會直選議席由一半降低為90席中的20席，候選人必須獲得港區人大政協代表的提名，而且還有國安部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共徹底錯估形勢，誤以為建製派會大獲全勝，故此沒有取消區議會選舉。最後民主派奪得9成議席，使中共驚惶失驚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間極度有限的選舉也可以成為群眾投抗議票的平臺，因此下定決心要全力扼殺選舉空間。現在，中共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因為該五席由區議員提名的，將會由泛民占據候選名單。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選舉會變成變相公投，讓選民抗議票。

中共對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也不放心，即使廣大群眾並無投票權，還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戰中央的候選人。除了取消區議員的選委資格外，醫護和社工的權力亦被削弱，而中資代表則獲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別。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後體製內妥協和「循序漸進」改革的幻想，不論是35+控製立法會，還是300+特首選票的關鍵少數，都已是灰飛煙滅。

議會淪為笑話一則，杯葛選舉的氣氛已在群眾中蘊釀起來。建製派已正吹風，指鼓吹投白票將會是違反國安法。不論反對派能否發起公開的白票運動，選民的投票意欲己將大大減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為強硬鎮壓會平息反抗，但民怨只會繼續積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被扼殺，並不代表建製派可以大安旨意，從此歌舞升平。中共同時會整頓治港勢力，淘部分的建製冗員，希望更有效直接控製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拋出「忠誠廢物」一詞，嘲諷香港建製派雖然忠心耿耿，但卻庸懶無能、無力護主，並非「賢能的愛國者」。建製派立法會議員的葉國謙則以「廢柴學者」一詞回擊。建製派與中共要員公開罵戰是極為稀有之事，表面上無意義的口水戰，背後揭示著建製內部權力大洗牌將會進行，各方都在爭奪政治分贓。

習近平政權不會明白，是自己極為強硬的統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彈，激起2019年以來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強硬控製香港、更直接指揮香港才可避免日後危機再生，因此改變過去經中聯辦及香港建製派的統治模式，削弱因山頭林立而行動散渙的建製派之權力，由中共黨機關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發期間，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設立「危機管治中心」指點治港政策。經過這場風浪後，中共要把直接指揮香港的做法製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由韓正擔任組長。這種小組是用於駕空國務院的權力，使國家事務更直接由黨控製，方便習近平集中權力於一身。習近平上任以來，擔任過經濟、財經、外交、網絡、法治、國防等小組組長。

沒有了民主派，「忠誠廢物」出現生存危機。過往建製派動輒將民不聊生歸咎於「反中亂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現在，他們不能再以泛民作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責任。若果當連橡皮圖章也不如，恐怕會失去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因此在政治小醜劇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評政府的聲調，來獲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製派反對林鄭興建沙嶺超級殯葬城，就是一邊向中共表忠、一邊向林鄭撒野的表現。當然忠犬還是忠犬，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獨立性，更不可能挑戰中共和財團的利益。

幾名內地商業精英高調成立紫荊黨，旨在於新選舉製度中取代香港建製派。紫荊黨創黨主席李山兩會期間獲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單獨接見。該黨創辦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長黃秋智直指，改選舉製度將「溝淡」現有建製派，更直指建製派「令中央無法聽取香港真正的聲音」，以至在2019年區選中大敗。然而，依靠他們執行中共的政策只會適得其反，製造更多沖突和動蕩。香港建製派在紮根多年，好歹在直選中也有4成選票支持，而且利用強大的資源進行地區工作，在不少貧困屋邨能欺騙到一定民心。新建製派的內地精英面孔對香港人來說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為離地，難以在香港獲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製多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嚴厲的鎮壓，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而香港半民主議會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絕路。中共在主權移交時，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循序漸進走向普選的假承諾，產生了半民主議會與泛民政黨這種政治產物。故此，議會就是泛民的母體。溫和泛民並不相信議會以外的群眾鬥爭和組織，他們擔心鬥爭會變得「太激進」會挑戰到他們的領導地位，沒有議會根本沒有生存空間。他們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讓他們入閘參選。現在泛民各黨已在討論是否繼續參選而陷入分歧。而任何決定參選的泛民政黨，都將會被群眾視為「忠誠反對派」。

整頓香港建製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為了讓中資加快接管香港經濟。在中美沖突激烈化下，中共要應付與美國陣營的經濟脫勾，因此加強接管香港以免經濟孤立。此外，中共亦要進一步控製香港的戰略產業，包括土地、電訊和電力，從而確保在地緣政治沖突中掌握對香港的統治權。中資占香港經濟份額是越來越大，已占據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資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約，中資亦占總款額約一半。例如造價逾千億元的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合約中，中資占總款額的54%。

中資亦積極收購農地及競投官地，但囤地面積仍遠落後於港資地產商。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發動權力鬥爭，掃除部分港資與新界地主的障礙。三月，韓正提到需要解決香港住屋問題，隨後廉署以涉嫌貪汙詐騙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榮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等鄉紳。鄉議局根本是「愛國愛港」團體，為中共效犬馬之命，可預見權鬥之手未來將會伸至中共多年來的另一個盟友——港資地產商，要知道近年黨媒攻擊李嘉誠為「地產吸血鬼」而不是新鮮之事。香港地產商要麽更開放與中資合資開發土地，要麽像李嘉誠的長實那樣拋售大量資產。

紫荊黨最近流出一份內部刊物，拾韓正的唾余，指中央只要出手強征新界土地，就可解決香港土地問題。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可笑。多年來，中資與港資之間雖然互相爭奪市場，但也合資聯手炒賣或開發土地。他們總體來說有共同階級利益，而房屋問題的受害者正是他們的階級敵人——工人階級。中共自己就是住屋問題的元兇。

去年以來習李就統治方針出現激烈的權鬥。主要代表中共太子黨、資本家和鄧小平時代元老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認為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在國內製造了不必要的沖突，也與西方國家製造前所未有的對峙。他們希望恢復鄧小時時期的溫和政策，讓中國可繼續融入世界市場。與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的香港資本家現在被中共排擠，也一定程度上這場權鬥的延伸。

事實證明，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的邏輯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在可預見的將來，鬥爭會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群眾的不滿情緒亦因此會被引導至其他更激進的抗爭渠道，對統治階級造成更大的危險。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一種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爭工具。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不論中資、港資還是外資都是禍害元兇。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運動也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尤其現在中國青年大大激進化，下一場大規模運動可能會先在中國大陸爆發，倒過來鼓起香港的抗爭。

香港：青年窮人無份的BN(O)居英權

在中美沖突升溫下，英國政府一改過去無視、甚至附和中共鎮壓香港的態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計劃來回應《港區國安法》。去年英國政府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簽證及居留，並撥款4300萬鎊為移英港人提供協助。除了因為與中國發生地緣政治沖突，英國政府也想借此搶奪香港中產階級帶來的資金。

到目前為止，據報已有兩萬七千名港人通過這一計劃申請移居英國。英國當局估計未來5年將會有超過30萬港人移居當地。中國視之為挑釁推行反製措施，宣稱「不承認」BN(O)為合法旅遊證件，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港人移居權和庇護權，反對中共的打壓。

留英計劃被很多港人視為德政。事實上BN(O)政策源於1980年代右翼英國政府不願意給予港人英國公民身分，聲稱這會使英國「被外來文化淹沒」。今天這項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國政府估計，雖然持有BN(O)的港人數量將持續上升，去年年底已達73萬，能通過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歲以下者，除非他們的父母持有BN(O)並有意離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申領BN(O)，根本沒有機會出走。最需要受到庇護的一群將受到無視。

成本高昂

BN(O)簽證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而以英國的生活水平社會，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資產的中產階級，否則難以承擔當地的生活費。據《經濟日報》報導，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國，等候入籍的6年間開支至少須485萬港元。這就使得基層民眾卻步。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中上階層坐擁豐厚資金。去年全港擁有1000萬港元或以上凈資產的「千萬富翁」達51.5萬人，創歷年新高。港人資金的流入直接推動了英國的樓價飆升。萊坊(Knight Frank)的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香港買家占整體外國買家的4%，高於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業主更試圖在當地復製香港式炒樓牟利，大量地產業者正在開班傳授炒樓技巧。資本輸出到哪裏都像蝗蟲一樣侵蝕資源，所謂蝗禍根本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在資本主義體製下，香港人未來也不免會在英國或其他避難國裏面對種族歧視。

過去兩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繼續鬥爭，舉辦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應該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義（港人身分認同）來建立海外生態圈卻只是一種幻想。在20世紀初，海外華僑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批形成中華民族意識的群體，並為1920年代反帝運動埋下種子，是因為華僑工人階級有著受到種族歧視與欺壓剝削的共同經驗。然而，今天中產階級為主的香港民族主義是相當軟弱，移英港人欠缺集體生活的連結，使「港人身分認同」難有組織的發展。海外黃店可以像民主墻那樣作為宣傳平臺和表達空間，但在金融資本壟斷的今天這並不會形成獨立的經濟圈。目前大部分黃店賺到的錢是不會回饋給抗爭運動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聯結英國政府或兩大黨權貴政客，而是團結在英國的工人和基層群眾，挑戰英國的工會官僚，要求工會支持中港民主鬥爭，亦要中國大陸的群眾輸出革命，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

香港：巴士逆市加價 市民百上加斤

疫癥下市民面對無薪假、減薪甚至失業。九巴及新巴城巴卻於3月中獲行政會議批準大幅加價。九巴已於4月4日把獨營路線價格上升平均5.8%，最高達8.6%，聯營過海路線則分階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則獲準加價12%。首階段已於4月4日起開始整體平均加價8.5%；並於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過去十數年多次加價，數次高於通脹。當中城巴和新巴於2019 年1月加幅更達9.9%。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去年因獲政府補貼9億元，令其有2億元盈利，近5年已累計賺21.8億元。而且九巴於2001年把其廣告業務附屬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帳目並沒有直接包括其廣告收入。由巴士車廠用地所得，賣樓及出租商場收益，則歸載通國際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對員工則越見刻薄。九巴後勤部門於1月有數十人遭「勸退」離職。自3月起，以合約形式續聘已退休車長改為只以半職聘用，更指定夜更崗位。底薪較舊合約減少三成。而負責清潔車廂的清潔工，則由4月起被轉為外判工，轉職到清潔承包商工作。至於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強製員工每月放1至2日無薪假、要求「自願申請」短工時更份安排，即相關更份最多上班4小時，以時薪計算工資。於2月先後解雇了10多名文職人員和逾40名後勤部門員工。3月獲批加價後，更把所有兼職車長停職。

疫情下削減班次

提供市民服務方面，疫癥下乘搭人次減少，本來正好令每班車的載客人數減少，以保持每人的距離，減少病毒傳染機會。但政府卻批準巴士公司縮減班次，讓疫癥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長至30至50分鐘一班。現時南區部分路線上班上學繁忙時間候車需時達半小時，今年初新巴城巴個別路線甚至曾經於周日每小時才有一班。

社會主義者認為，大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運作目的，應用於提供免費及優質的服務，並禁止疫癥期間任何惡化員工待遇的行為。工人需要團結組織工會才能有抗爭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業公有化，置於民主的集體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為民眾服務。

香港：「套丁」數十年　資本賺到盡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榮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關註起新界「丁權」及「套丁」等問題。

所謂「套丁」，指的是擁有建屋「丁權」但無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與有地但無建屋權的地產發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產商廉價「賣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請興建「丁屋」。私底下，該「丁屋」實際上由地產商所擁有，並由地產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筆據稱約十多萬到五六十萬港元不等的「套丁費」。按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決顯示，以上的「套丁」行為屬串謀詐騙地政總署的犯罪行為。

假如我們宏觀地審視，根據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會十八題：鄉村式發展地帶」新聞公告顯示，法定圖則中規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土地的總面積為33平方公裏（約占香港總陸地面積3%），而全港整體的住宅用地僅占香港總陸地面積4%，意味著香港超過90%的居民擠擁在4%的土地上，相對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卻（至少在紙面上）有著3%的土地預留。

但事實上，正由於土地緊絀，現時大多數所謂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無地建丁屋，他們最多不過是一次性地將自身的「丁權」出賣予財團，套現區區數十數現金，與財團「套丁」後發展成動軏市值千萬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連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據《蘋果日報》報導，地產發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轉售的暴利，往往通過村長鄉紳甚至黑幫威逼利誘原居民出賣丁權，過程中多番涉及眾多利益瓜葛而發生血案。可見目前，實際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謂「丁權」根本並非建屋自住，而僅僅是地產商和鄉紳牟利的其中一條渠道。

早在2016年，媒體《香港01》已曾揭發「新界王」劉皇發與其兩名兒子劉業強、劉業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發展丁屋屋苑「龍濤灣畔」、「成發山莊」等，獲利1.2億。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權的原居民亦直認當時早已出賣丁權，賣價僅五六萬元。

套丁行為的非刑事化

據報導，涉嫌套丁牟利的還包括前行會成員張學明、廣東省政協溫幸平、地產商金朝陽集團、甚至負責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見這些建製中堅，一方面貓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眾住屋問題，另一方面卻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數以億元計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個「套丁」屋苑「曉門」公開出售，整個屋苑占地達3.3公頃。而這一「套丁屋苑」並非特例，大埔「華樂豪庭」同樣屬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頃，已相當於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積。相比之下，以「曉門」為例僅發展277戶，而占地相約的公屋啟晴邨（3.47公頃），則發展了5,204戶，兩者相差近20倍，這是對土地發展荒謬的浪費和揮霍。

與此同時，套丁泛濫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在現時特首林鄭月娥身上，據香港電臺報導2007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她應鄉議局的要求，將丁屋申請表中，申請人聲明沒有轉讓丁權的一項剔除，變相將套丁行為非刑事化。而這一政策的改變，全港民眾居然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開審，鄉議局出示林鄭簽署相關政策改動的信件，全港上下才驚聞此一消息。

但面對這些嚴重且泛濫的情況，即使媒體甚至民間團體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關的官僚機構卻幾乎完全無所作為。被媒體曝光的套丁鄉紳名流等人，在過去數年間絕大多數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訴。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後，民眾對封建鄉紳和「鄉黑」勢力憎惡至極，大批民眾自發追查其不法行為。到最近，廉署方才姍姍來遲地逮捕數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權問題積陋已久，這本身就是一項傳統封建宗族的殘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散發著封建時代中令人欲嘔的惡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應當立即廢除丁權，全面沒收所有地產商及「鄉黑」勢力的土地和農地，由居民代表及規劃專家組成的土地委會員規劃發展，全力興建廉價優質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應全港民眾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經濟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見終結。雖然病毒對民眾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區那樣嚴重的傷亡，但對勞動大眾的影響依然巨大，特別是經濟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全年經濟增長為負6.6%，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最差，而且亦是連續兩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擊，短短一年間，失業率至今飆升到7.2%，是自2004年以來最嚴重。除此之外，打工仔還要面對就業不足、強迫無薪假、減薪。受到最大沖擊的行業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當中餐飲業失業率更高達14.7%。而貧窮人口亦屢創新高。

雖說是疫情導致經濟狀況惡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經陷入經濟衰退（源於中美貿易戰與中國經濟放緩），2019的經濟增長為負1.2%。

的確，普遍分析認為本港今年經濟會出現反彈，港府預測本年經濟增長為3.5至5.5%，至於IMF也預測有4.3%增長。不過，這是建基於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數，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數字加起來，經濟仍然為負增長。IMF亦警告，全球經濟反彈後會逐漸失去動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經濟數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後香港表面經濟數據能很快復蘇，但嚴重的失業率要持續到5年之後的2008年才回復到低位。也就是說雖然經濟數據可以改善，但工人階級的處境往往要更延後幾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實際上是越來越差。而當年的危機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然而，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自1976年來最差的狀況，未來經濟困難的時期還會持續。

港府是貧富懸殊的元兇

同時，香港政府將擺脫經濟困境的希望，押在大規模接種疫苗身上，然而在缺乏醫療配套、安全保障、政府長期不得信任下，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疫情反覆未來仍然會威脅經濟。而在經濟危機持續下，最受打擊的就是廣大基層與勞動大眾。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9年的貧窮人口達到149.1萬，貧窮率為21.4%。但官方的貧窮線定於算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1人家庭的貧窮收入僅為$4,500，根本不足以反映在生活費昂貴的香港下真實的貧窮狀況。但這貧窮數字已經是自2009年政府設立貧窮線以來的最高。至於深受疫情打擊的2020年，可想而知社會貧窮必然達到破紀錄的程度。

面對勞動大眾嚴峻的貧窮、失業問題，這個坐擁過萬億儲備的香港政府做了什麽來救濟市民呢？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政府以巨額財赤為由，非但沒有設立如失業援助金等的社會保障，連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而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當中國泰獲得政府註資後，更隨即大規模裁員8500人，留下來的員工亦遭大幅減薪。

似乎政府現在已毫不隱藏地充當工人的劊子手、貧富懸殊的製造者，顯露自身服務資本財團的本質。

與此同時，縱使疫情與經濟危機的影響，有錢人卻越來越富有。花旗銀行早前發表《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2020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人口達51.5萬人，上升2%，創歷年新高。這與全世界在疫情期間的趨勢吻合，全球資產達到10億美元或以上的富豪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當中有23名香港富豪擠身全球500大。可見，統治階級不斷宣傳的「共渡時艱」是假的，朱門酒肉臭才是真的。

五一勞動節 最低工資$66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勞動節是勞動大眾透過抗爭來捍衛自身權益的傳統節日，但去年五一當局首次借助「限聚令」來禁止遊行，而今年亦以同樣原因不能有五一遊行，可見政權打壓民主權利也就是在打壓工人權利。在國安法鎮壓下，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及醫管局員工陣線余慧明身陷監獄，未來政治罷工很可能為定罪為「顛覆國家政權」，加上白色恐怖氣氛也會壓製經濟罷工。

對於香港的廣大工人階級來說，勞動節實在有太多太多需要爭取的改變：全民退休保障、廉價住房、租金管製、最高工時、男女同工同酬、工會集體談判權等等。更甚，今年的五一是首次被政府凍結最低工資的一年。

香港自2011年訂立最低工資以來，水平一直極低，現在僅為每小時37.5元。今年凍結最低工資後，意味著政府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可能增加，變相這4年來基層的收入連通脹也趕不上（巴士今年已率先加價）。根據樂施會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要在香港能夠得到有體面的生活，應付衣食住行等開支，在計算通脹影響後現在基本一人開支為$11,328。以標準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時製來計算，最低工資應定在每小時$66，也就是說官方水平根本低估算了77%，而這個工資水平亦應與生活物價掛勾。

以香港2020年的人均GDP 36.23萬港元（也就是每月$30,192）來看，這個基本工資水平根本不算高，也可以看到香港勞動者的財富究竟有多少被那些老板們剝削掉。

展望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保護主義、去全球化成為「新常態」，傳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未來可謂夾在中間進退兩難。北京及港府近年積極推廣「大灣區」融合， 目的就是將香港納在習近平的「雙循環」經濟圈內。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了所謂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青年人到大彎區工作，並以公帑補貼企業的工資支出，這就是當局試圖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方案！不過要知道，大灣區是沒有獨立工會的，工人維權是非法的，習近平年初南巡深圳時候更加將惡名昭彰的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法化。因此，港府只是想把香港青年變為血汗工廠的新力軍。

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香港最主要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也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兩者占額都超過一半。中資企業越來越大舉進駐香港不斷加速，去年有中國體育品牌李寧入主港資服裝品牌Bossini、中國移動旗下公司以工業地史上最貴金額擊敗港資地產商投的沙田地皮等。相反，在《國安法》通過後，美國商會的調查指2/3美企認為情況不利其前景，而有另一調查顯示超過30%日資企業考慮減少在港業務。中資未來勢成為香港的新「霸權」。

香港被綁上中國經濟列車

至於香港的經濟支柱金融業，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股份有98%為中資企業，比例史無前例地高。今年隨著中美沖突惡化，美國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越來越多在美股上市的中資企業將會尋求在香港「二次上市」，當中包括百度、嗶哩嗶哩、攜程等。過去中美沖突，美國也曾經考慮針對香港的美元結算及聯系匯率製裁中國。未來，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金融中心」是大勢所趨。

因此，香港不單是政治「大陸化」，而且整個社會與經濟命運也與中國綁在一起，未來越來越左右香港發展的，是中國的局勢，使香港工人更需要團結中國大陸工人共同抗爭。

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不外乎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然而，親中共、親財團的港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

香港的勞動者需要意識到，我們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及所有被壓迫者都是命運共同體。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危機，今天就要捍衛工會權和罷工權，反對國安法鎮壓，並且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不但要在香港重建鬥爭，更要連結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勞動者的集體力量，共同抵抗資本主義與獨裁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疫苗接種一再「甩轆」

香港自2月26日正式開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全民接種計劃，但顯然反應並不熱烈。截至4月7日，疫苗計劃開展到第41天， 接種第一劑的人數仍不到52萬人，僅占人口比例7%。

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後，確診率不減反增，而中國也傳出醫護人員接種2劑國產疫苗後仍確診感染肺炎。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終於坦承，中國疫苗保護力低，當局正考慮混打不同種疫苗來提升保護力！

死亡風險

民眾對疫苗接種缺乏信心的因素眾多，首先的原因在於安全性問題上。特別是對供港主力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安全性抱有極大的懷疑。截至4月9日，香港共有15人於接種疫苗後死亡，當中13人接種的正是科興疫苗。雖然未有證據指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存在因果關系，但接種中心在打針前並沒有檢查市民的病歷，加上所謂專家並無加以檢查死亡個案，政府一切照常繼續接種計劃，使民眾的信心大受打擊。

之所以造成這一現象，政府的接種策略絕對難辭其咎。須知為應對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各國的疫苗不管是科興抑或復必泰，大多只是獲「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這是自EUA通道成立以來，首次全球性大規模批出EUA進行廣泛全民接種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意味著這些疫苗有著比一般正常程序上市的藥品更高的風險。因此在中國，政府官方還稱「臨床試驗關於老年人保護效力的數據還不充足」，要等到「獲得足夠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後」才會開展高齡長者的大規模接種工作。

奇怪的是，連科興自己也表示不建議長者接種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優先安排60歲或以上人士及長期健康問題的人士接種。而結果自2月26日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接種後出現嚴重反應須送院的亦多數是長者。顯然政府想營造一個照顧長者的形象，但這毫無根據的優先接種政策卻收到了反效果。甚至令人覺得香港政府是不是要用香港長者作為「白老鼠」，以供給科興疫苗高齡群體的臨床接種數據。

此外，造成反應冷淡的原因還有於接種後的配套政策一片空白。比如打壓遊行集會的限聚令是否會取消？「疫苗氣泡」會否重啟，以盡可能恢復航運與旅遊業的運作，讓從業的工人走出困境之余亦吸引其接種？所謂「疫苗護照」的政策進展又是如何？正與多少國家地區接洽相關安排？是否可以讓部分被勒令停業或須遵守營業限製的行業可以接待已完成疫苗接種的民眾？這些通通都是民眾最為關心的事項，但一切在政府的公告中卻似乎諱莫如深，或只有一句「正在研究」的官腔廢話。政府對本港疫情毫無掌握，加上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各自為政，難以互相協調抗疫政策。今年社會運作能否恢復運作仍有很大疑問。

同樣的，政府供應的也一直以來僅僅只有科興或復必泰兩款，而從未看見政府有意擴大供應的種類，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空間。這些因素同樣都令疫苗接種率和進度緩慢不前。更要命的是，4月12 日，科興在巴西的合作夥伴布坦坦研究所公布第三期臨床試驗最終研究數據， 結果指出，完成兩劑科興疫苗接種後對新冠肺炎的預防有效率僅得50.7%。假如按世衛60%才能達到有效的群體免疫效應的標準，那即意味著即使全港所有民眾都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香港都不能擺脫瘟疫的威脅。

官僚怠政害苦民眾

再一次，香港政府對接種疫苗後的官僚怠政，加深民眾一直以來的懷疑：政府根本不想真正的平息疫情，而是希望通過將瘟疫維持在一定的威脅水平以借辭打壓遊行集會等民主權利。畢竟連梁愛詩都坦言擔心疫情平息，各項限製撤銷後大規模抗爭運動會卷土重來。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接種疫苗是對抗瘟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我們主張應由醫護人員及專家民主產生的抗疫工作委員會製定防疫政策，並統籌一切抗疫物資的采購、物流和供應，基於科學數據而非政治去製定平衡而有效的防疫抗疫政策。

5月31日國際聲援抗議日——反對香港「國安法」審判！

5月31日星期一，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長毛」梁國雄與其他46名被告將第二次上庭受審。這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獨裁政權去年實施港版國安法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審判。一旦罪成，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

本案於3月1日首次開庭，這是當局發出的一個嚴厲警告，目的是要向所有人展示用來打壓政治異議人士的新法律。47名被告中有包括「長毛」在內的36人被拒絕保釋，並在「調查」期間繼續被羈押。在過去的香港，基於被告無罪假定的原則，除非是非常嚴重的案件（例如謀殺案）審判，否則通常準予保釋。3月的審訊持續了4天，被告甚至被剝奪了洗澡或換衣服的權利。當時有10名被告暈倒，包括罹患心臟病的「長毛」在內的4人需要送醫。

中共政權通過這次「國安法」審判，其打擊面涵蓋了幾乎所有反建製的反對派領袖和參選人，包括工會運動人士、親西方自由派和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長毛」這樣的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曾五次當選為立法會的議員，而今天這個機構已經成為了橡皮圖章。習政權在香港實行了全新的政治製度，中共控製的機構或商會將欽點4/5的立法會議席，而國安部門亦能對所有候選人進行篩選，以確保只有「愛國者」才能參選。「愛國者」的定義是那些毫無批判地絕對服從習近平政權及其鎮壓政策的人。

針對這47人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案情指他們在2020年7月國安法實施數周後，參加了的非官方舉辦的「初選」。超過61萬名選民在這個「初選」中投票，來決定泛民參加2020年9月（後來被取消的）立法會選舉的代表。這次初選的投票率異常地高。而中共聲稱「初選」是為了推翻港府的陰謀。

無論勝出初選與否，所有參選人都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長毛」沒有贏得初選，因此根據7月份的結果，他不會成為9月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作為在鬥爭中擁有良好記錄的戰士卻不能成為候選代表，這顯示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意識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混亂的。2019年的群眾抗議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高達200萬人上街遊行。民眾表現出了極大的創造力，並勇於挑戰強權。

2019年運動的教訓

青年人是推動鬥爭的力量，他們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那些曾是反對派主導力量的泛民政客，人們越來越感到他們「太軟弱」，並正確認識到他們阻礙鬥爭的角色。不幸的是，運動集中於「勇武行動」而忽視了政治，且強調「自發性」，而非去建立有組織的群眾組織（民主委員會、工會、罷工委員會和工人階級政黨），導致許多「新生」但在政治上十分局限且混亂的人物和團體冒起（言辭激進，但缺乏運動致勝的策略或思想）。

尤其是在運動變得精疲力盡的後期，部分團體的唯一「策略」，就是把他們希望押在美國和右翼西方政府的（實際上很表面的）製裁。這些組織缺乏有效的前進方式，而走向了徹底的死胡同，這也代表著運動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政府的真正面目存有誤解。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呼籲我們的同誌和支持者在5月31日在全球各地進行團結聲援行動，抗議香港的國安法審判。在大城市，在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外進行抗議是一個合適的選擇。但在某些國家，即使在小城鎮，英國、香港的主要銀行，譬如匯豐銀行的辦公室甚至也可能是進行抗議活動的好地方。（匯豐銀行的是國安法的幫兇。匯豐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王冬勝是中共獨裁政權下的政協委員，並力挺國安法）

我們要求廢除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並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強調重建群眾性反獨裁的革命鬥爭的必要，將鬥爭傳遍中國，並將反對無處不威脅民主權利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聯系起來。

以下是「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新傳單的正文：

反對中港鎮壓！

團結基層、國際主義，不信任為大企業服務的政客和政府

自2019年爆發群眾抗爭以來，香港至今已有10,200抗爭者被捕。當中有600多人因「暴動」和「非法集結」等政治罪行而被定罪，其中許多人被重判5年或以上的徒刑。中共獨裁政權將抗爭者稱為「恐怖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並強行實施了新的國家安全法以鎮壓民主運動。國安法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香港曾是中國唯一擁有有限民主權利的地區。然而自從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這座城市已成為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共習近平專製想消滅民主「病毒」，他擔心這種「病毒」會從香港傳播到中國，同時他也想在與美國和西方政府不斷惡化的冷戰沖突中表現出強硬態度。

香港的鎮壓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100名社運人士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嚴重罪行。

•國安法嚴重侵害言論自由。香港民主運動多年的主要訴求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現在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違者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在中國是個禁忌話題。六四紀念活動過去只能在香港舉行，2019年的燭光晚會就有18萬人參加。但是2021年是連續第二年香港被禁止舉辦燭光晚會。

•香港的工會是中國鎮壓的目標。3,000人的新公務員工會於1月解散。兩個工會的領導者，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主席余慧明的亦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吳敏兒已辭去工會主席的職務，並與工黨的斷絕聯系，以期減低她的刑罰。其他幾名被告也切斷了他們的所有政治聯系。

•左翼老鬥士、民主運動人士「長毛」 梁國雄也是國安法被起訴的人物之一。他在港英時期也曾因「非法集結」被判監18個月——這提醒大家，不只是中共政權才會實施鎮壓性法律。

中國的鎮壓

中國的鎮壓情況更嚴重。除了作為政府傀儡、從未支持（哪怕一場）工人罷工的黃色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外，所有獨立工會都是非法的。工人經常因罷工或抗議而被判入獄，特別是當他們試圖組織起來的時候。工人領袖往往被指控「有境外勢力操控」。女權人士還遭指責「不愛國」和「被西方思想綁架」。

2018年，在著名的佳士工人鬥爭中，數十名左翼青年和毛派因組織聲援罷工工人而被捕入獄並遭受酷刑。因此，中共這個偽「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所打壓並監禁的，不僅是香港的自由派政客和民運人士，也包括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和工人。

在12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當局正進行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的恐怖鎮壓。中共獨裁政權支持西方在2001年後的「反恐戰爭」，並以此來推進對於自己國內穆斯林的鎮壓，來加強對資源豐富的新疆的控製。維吾爾人受到歧視性的種族主義法律和大規模高科技監控系統（包括大型集中營）的統治。習近平政權最初否認存在集中營，但是當不可否認的證據出現時便改了說法，將其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是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我們在中港臺的同誌所發起的一項國際聲援運動。我們在爭取民主權利和支持工人鬥爭方面擁有優秀的記錄。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旨在揭露中共獨裁政權的真相：這個政權是由億萬富翁所控製（中國現在的億萬富翁人數超過了美國），並擁有世界上最惡劣的工人權利記錄之一。同時，我們還揭露了西方政府反華言論的偽善，這些言論經常被用來煽動種族主義、引起分化，所謂推崇「民主」和「人權」只是空話。

民主vs獨裁

•美國向世界上73％的獨裁國家提供軍事援助。中國都沒有援助這麽多獨裁國家！

•英國統治香港154年期間也未曾舉行過首長選舉。

•只要對他們有利，「民主」國家的政府會支持任何國家製度。正如我們在緬甸所見，要與獨裁作鬥爭，需要工人和青年進行革命性的群眾鬥爭。

美國、歐盟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及其大企業多年來與中共獨裁關系緊密。他們過去共同遏製了針對侵犯人權的批評聲音，甚至曾幫助中國公安開發了一些最先進的監控技術。他們僅有的考量是，要從中國沒有工會的勞動力中榨取利潤，並開發中國不斷成長的市場。新冷戰標誌著這種友好關系的終結，而中西資本主義之間的敵對情緒也日增。

爭取民主的鬥爭——爭取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工會和政治團體的組織權、罷工、自由參選與投票權，以及換下現任政府的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的鬥爭）才能勝利。而跟香港一樣，資產階級在今天站在民主鬥爭的對立面。

群眾鬥爭 唯一出路

民主權利從來不是哪個執政集團或政權贈與的，外國政府或「國際社會」也從未曾給予過民主權利。這是因為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實現這些權利所需的群眾鬥爭對資本主義製度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資本主義製度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擁有全部的權力。

這就是為什麽「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在反威權鬥爭中著眼建立活躍的基層團結，並堅決反對投靠任何資本主義政府。工人、婦女、青年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社會運動，是唯一可以打敗專製政權的力量。

警方打壓香港六四集會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舉辦今年度紀念1989年大屠殺的六四燭光晚會，威脅參與六四集會可判處5年監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僅僅宣傳六四晚會，亦可處以1年監禁。

就此，當局以疫情為借口禁止集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終是中共政權想讓32年前血腥鎮壓北京民主運動的件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消散。在中國大陸，當局企圖用嚴格的審查製度將六四事件從社會的記憶中完全抹去。在過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國的唯一一個紀念六四的據點，每年6月4日規模宏大且不斷增長的集會幫助著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種。

最近一系列對在香港的基本抗議權利的無情打壓，反映了中共獨裁政權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權對於政治不穩定的擔憂。對此，當局選擇繼續加大鎮壓，每一步打壓及後都會帶來更強硬的政策。

一個月前，港府宣布出於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紀念晚會將被禁。當時，特首林鄭月娥避談紀念晚會是否合法的問題，聲稱這是警方的決定。與在許多其他情況一樣，林鄭自身的立場無足輕重。實際上，習近平才是在獨裁統治著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國和全球才是他優先的考量。林鄭不在決策圈子裏，現在她只能通過解讀中央政府的動作語言來猜測她明天要擁護什麽政策。

鑒於公眾對最初的六四集會禁令缺乏強烈反應，中共政權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進一步侵蝕香港民主權利。當局希望完全取締香港六四燭光晚會，並確立未來六四集會也是違法的。由此可見，不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為爭取民主權利和反警暴的群眾鬥爭也仍然困擾著當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為由禁止了六四集會，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現在平均每天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綜藝活動已經恢復舉辦）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對於集會是否違法，林鄭稱要視乎集會上發生什麽事，以及有否觸犯《國安法》所禁止的行為。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同樣含糊其辭，稱「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於中共政權完全可自行定義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分裂國家罪」的含義，因此參加或者宣傳政治集會甚至可能會被追溯刑罰。

當被問到六四集會當中的主要口號「結束一黨專政」是否合法時，林鄭回答說：「香港要尊重國家憲法，而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比林鄭兩年前說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質」為傲，現在對於言論自由的限製範圍已經從「港獨」擴大到純粹另一種政體。

在毗鄰的澳門，六四集會已被完全禁止，因為「結束一黨專政」和「停止政治審判」等口號被視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誹謗」。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法律依據並非像香港那樣的國安法，而是根據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時期訂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釋。

這清楚顯示，中共政權會根據其獨裁統治的需要，而利用舊有的殖民壓迫手段。同樣，香港許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結」而被判監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另外還有20名正在等待判決），這也是另一條殖民時期法律。

革命情勢

針對區區一場紀念晚會，當局實施的禁令也突顯了中國政權對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眾鬥爭中提出的「五大訴求」也僅只是有關香港一地的問題，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則是一場有可能推翻中共獨裁的學生與工人群眾革命運動。在屠城前的幾個月內，全國至少300個城市（不僅是西方媒體駐在的北京）的數百萬工人和學生發起了遊行示威，進行公民抗命，並開始組織罷工行動，要求民主化和終結中共獨裁統治。這種情況很快進入了革命性的局勢，許多基層中共官員和黨員也受到群眾影響而參與到運動當中。

當時學生主要關註政治民主化的訴求，至於中國工人階級也動員起來，要求結束在鄧小平親資的「市場自由化」政策下所爆發的嚴重不平等現象。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等獨立工會成立，展現出潛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資本主義專政方向發展的毛主義-斯大林主義政權、以真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作為替代方案。

當中共命令軍隊鎮壓群眾運動時，守衛北京的第38集團軍司令拒絕執行命令，這反映出革命情勢令解放軍與國家機器之間出現嚴重分裂。國家權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隨後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員都曾就轉移資金（到瑞士銀行）問題與他有過接觸。」當時情況下所差的只是一個清晰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一個進行革命性變革的綱領和領導，而不是一個希望說服政權內部較為「開明」的派別去采納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應，是殘暴屠殺示威者、工人和學生。仿佛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實階級特征，當年慘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北京外圍工人階級地區的民眾，實際上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占領者的死亡人數則少得多。這場運動的失敗帶來了決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國過渡到獨裁政權指導的現代資本主義。

香港的反革命

現在，隨著反革命的反動在香港大行其道，民運人士被羅織一大堆罪名，看來中共政權想讓他們坐一輩子牢。例如，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因在2019年與人一起參加並「煽動」兩次示威而被判處共22個月的監禁。自由派社運青年黃之鋒也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礎上又加了10個月。

與鄧小平政權在1989年六四後的審判相比，現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為嚴厲。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頭號通緝」的學生領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獄2到3年，而在香港，現在警察威脅紀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監禁。例如，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楊濤因在1989年運動中的角色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年徒刑。運動領袖王丹被判處4年徒刑。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是1989年聲援六四示威者的百萬人示威活動的政治遺產，其中2019年的最後一次合法示威活動吸引了18萬人參與。許多中國大陸人繼續前往香港參加年度抗議活動，無懼中共的獨裁統治。

鎮壓換不來穩定

中共現在以為，他們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會，從而結束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隨後可能會進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遊行和其他反政府遊行。

中美沖突是推動中共政權繼續在香港進行政治打壓的另一大因素。在與拜登及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的對決中，對於習近平而言有數以萬計人上街爭取民主權利是個很負面的政治包袱；不過拜登也不過是新瓶換舊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裝特朗普反中國議程。

不過，中國獨裁統治正在玩火自焚。鎮壓不會帶來政治或經濟穩定，無論中共對治港模式做出什麽樣的「完善」（即更多的極權控製），民怨都在日益增長。繼承自英國殖民時代、現已經被中共當成垃圾丟掉的民主面紗，過去至少為港府提供了一個「安全閥」，以釋放體製積累的危險政治壓力。

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當中許多人現在已在獄中）是這個偽民主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口裏支持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訴求，但始終試圖與中共當局達成妥協，並回避或限製群眾抗議。

同時，今天中國自身正在陷入越來越深重的危機。事實上是眾多且相互關聯的危機：人口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強硬的高壓統治，現在以香港為「沙包」，反而讓中國局勢更為動蕩而非穩定。中共政權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運動。

中共治港下的警察國家機關

在2021年6月9日於英格蘭、威爾士及蘇格蘭舉行的「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啟動會議上﹐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發表了演講。本文為當天的演講內容。在比利時、德國、瑞典和美國也舉行了啟動會議。

香港現在是一個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國所謂的「共產黨」獨裁統治，實際上是一個徹底資本主義的反動政權，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幹，而它已在過去12個月全面控製香港。以前中央尚有下放權力，容許香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權，但中共政權現逐步全面控製香港的政府、法院、學校、媒體、公務員甚至經濟。

自從中共在1980-90年代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以來，傳統香港資本主義大亨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同謀，現在正越來越被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擠壓開去。因此，伴隨政治鎮壓的是香港迅速被中國大陸經濟殖民。作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表征，這一點對於了解在中港發生的事件，以及國際上肆虐中的帝國主義冷戰至關重要。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SARCHK）是一個運動，支持中港工人的鬥爭、民主權利的鬥爭，以及在中港面臨迫害、被逮捕和被監禁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此運動旨在提高政治意識，在工人運動中開展教育，令工人為有效抵禦不斷升級的中美新冷戰而做準備，因此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實情。

了解美國時事比中國要簡單得多。雖然資產階級媒體會有偏見和錯誤，但在中國，除了地下消息以及受鎮壓的政治活動人士獲取信息外，其他傳播信息的渠道均被完全封鎖。

自一年前中國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約有 100 名抗爭者被檢控。觸犯該法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事實上，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刑罰，因為國安法允許將嚴重案情的被告押往中國審判，而在中國他們可能面臨死刑。這一條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使用，但其威脅是真實存在的。

此外，除了面臨最嚴重指控的 100 人之外，還有1萬多名年輕人因與2019年群眾抗議運動有關的政治罪名而被捕。案件不斷被提交法庭審理，每隔幾天都有新的案件上庭。迄今為止，這1萬人中有超過700人被定罪，當中許多人被判處5年或更長的刑期。

陪審團製度遭廢除

根據國安法，在香港已經使用176年、沿襲自英國司法製度的陪審團製度將不復存在。對於顛覆國安法或勾結境外勢力等國安法罪行的審判不適用陪審團製度。保釋的機會很少甚至為零。以前在香港，只有犯下謀殺或其他非常嚴重的罪行才會被拒絕保釋。現在，政治審判中的被告經常被拒絕保釋。

例如，「長毛」梁國雄，曾連續五屆當選、前立法會唯一的左翼民選議員，自2月底以來一直被關押，並被拒絕保釋。他正在與其他46名被告一起受審，這是目前香港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審判。47人中的大多數被拒絕保釋，已經被關押了3個月。

在5月31日，案件第二次開庭審理，最重大的進展是控方（即中共及其港府）提出將案件移交高等法院。這意味著什麽？顯然是、也只會是無期徒刑。下級法院無權判處任何人終身監禁。因此，這47人中的許多人（如果不是全部）很可能會遭遇最嚴厲刑罰。

「愛國者治港」

這場審判的所謂司法程序絕對可笑，猶如1930年代斯大林政權的莫斯科大審判。這47人的所謂「罪行」是，一年前參加了初選，以決定哪些泛民候選人應該繼續參選立法會。那次立法會選舉隨後被取消，現在真正的立法會已被政權消滅，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個僵屍議會。

上一屆立法會只有一半民選席位，另一半實際上是由政府機構及資本利益集團委任，並非什麽民主典範。但現在，在中共獨裁的「完善」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席位是民選產生，另外五分之四的席位則由中共、其在港傀儡機構以及資本利益集團任命。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國安警察的審核。

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相當於軍情五處）的秘密警察的審核。想像一下，如果這是在英國，那麽下議院選舉的候選人首先必須得到軍情五處的批準。

中共及保皇黨將該製度稱作確保「愛國者治港」。他們不想「長毛」等泛民「不愛國」分子當選。只有對習近平獨裁莫敢不從的奴才才能治港。

左翼思想的成長

當然，中國大陸的鎮壓更甚嚴厲。工人罷工經常被警察鎮壓，組織或領導罷工的人被逮捕、被囚禁，支持工人抗議的左翼青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青年自稱「毛派」，但在中國「毛派」是很籠統的詞語，涵蓋意思很廣泛。近來中國青年明顯的激進化，對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在增長，是一個非常進步的發展。

由於歷史原因，他們自稱毛派，但實際和他們討論就會發現，很多人都並非真正的毛派，與西歐或北美的毛派不同。中國的許多年輕毛派都支持LGBTQ權利、正面看待女權主義。他們反對國家鎮壓，與我們一樣視中共為親資政權，而不像傳統的毛派。其中一些青年曾參與、協助工人組織罷工，因而被圍捕、監禁、失蹤。

國際上有些左翼誤認為左翼應該在中美沖突中給予中國某種支持。他們認為，只因為美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所以中國理所當然地代表某種激進的替代方案了吧？現實並非如此。中共政權是一個極為殘酷高壓的政權，肆意打壓工人權利和左翼的政治自由。

近期有一個外賣騎手罷工的案例。過去幾個月，部分騎手就收入下跌和職安問題，至少在3個城市組織了罷工。這就是「零工經濟」：他們沒有雇傭合同、醫療或養老金福利。中國有超過700萬名外賣騎手，有15%擁有大學學位，因為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被招聘到零散工作大軍。今年早些時候，當騎手嘗試組織罷工時，被認定是他們的領導人的陳國江在2月25日被捕，而他可能至今還沒被釋放。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要求釋放陳國江，爭取在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今天的中國並不存在。中國擁有8億多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工會化的勞動力。當中共被誤認為是「左翼」或「激進」政府時，我們需要指出這些事實。

六四紀念

1989年北京爆發群眾運動，是一個歷史轉折點，而六四天安門屠殺掃清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後障礙。 6月4日，解放軍屠殺超過1000人。真實數字是國家機密，但可以肯定喪生人數超過1000。

香港以往每年都會舉行六四悼念，但今年已連續第二年燭光晚會被禁止。上一次晚會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舉辦，有18萬人參加。今年，政府再次以疫情為借口禁止晚會，但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威脅任何參與者會被判5年監禁，並威脅在社交媒體上宣傳集會會被判1年監禁。

但主辦方支聯會對禁令並沒有什麽抵抗，甚至連舉行網上集會都沒有。支聯會是由泛民自由派政黨和NGO組成的聯盟。這反映著整體趨勢——民主派主流政團大多數對鎮壓毫無抵抗。

多年來我們社會主義者一直批評六四晚會的舉行方式。支聯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機構，也沒有將1989年的記憶與今天反威權鬥爭扣聯起來，而是集會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將其變成了一個行禮如儀的活動。

自發抗議

今年六四，盡管面臨的集會禁令和嚴厲鎮壓，而且沒有任何組織領導，但仍有超過3萬甚至可能多達6萬人（年輕人為主）無視禁令，在全港7000名警察的阻撓下，走到維園附近以及各大鬧市抗議，促成了即興式的示威。

警方開始逮捕手拿蠟燭的民眾。豈料上街人數比想像中更多。大多數人沒有手持爉燭，但維園附近擠滿了用手機亮燈抗議的群眾。

那天晚上我們在街上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發展。年輕人開始高喊口號，但口號內容主要不是關於六四屠城，而是針對當下香港的現況。可見當天變成了一場捍衛香港集會權的自發抗議。

口號反映的是，群眾意識完全集中在香港，幾乎不與中國發生的事情聯系。今天在香港，你不能說「結束一黨專政」這一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訴求，因為你可能會被根據國安法指控顛覆國家政權。但主張港獨也是違法，可判處無期徒刑。而年輕人卻沒有高呼前者，他們高呼獨立訴求和其他以香港為中心的口號，例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2019年群眾鬥爭的主要口號）。

由於缺乏強大的左翼力量和工人運動，北京的鎮壓強化了香港意識的上升，並提升部分人對獨立的支持。 早在2019年運動期間，抗爭者與中國群眾鬥爭建立聯系的意識就很低落，但現在更為薄弱。從群眾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當前的困局，因為與大陸群眾聯合鬥爭，是打敗專製政權的唯一途徑。

拜登與冷戰

六四當天群眾自發上街，表明中共政權的全面治港將遇到困難，但這並不代表中共會停止進攻。推動北京加強控製香港的因素之一是與美國的冷戰。 習近平政權現在正面臨冷戰的嚴重壓力——他們預計在特朗普輸掉選舉後沖突會緩和。我們預計沖突會升級。

拜登此時正到訪歐洲。這是他作為美國總統首次外訪，因而極其重要。他將出席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美國）會議，隨後是歐美峰會和北約峰會。所有這些會議無不關乎到中國。外界指拜登對歐洲的訪問是關於「三個C」——即：新冠肺炎（COVID-19）、氣候（Climate）和中國（China）。但實際上，另外兩個C也確實與中國有關。G7計劃向較貧窮國家提供10億支疫苗，試圖在疫苗外交中戰勝中國。現在，所有主要西方大國都支持美國的立場，要求中國進行再次新冠肺炎源頭調查。

G7會議也將推出取代中國「一帶一路」的「綠色」方案。綠色方案的實質內容很可能是極為虛弱。他們現在顯然想要做的是反製中國的「一帶一路」，利用「綠色」氣候友善形象來推出帝國主義貸款，並擴大非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一帶一路」裏超過60%的能源投資進入了不可再生資源。據北京清華大學研究人員2019年的報告指出，到本世紀末，有140個參與國的「一帶一路」將使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7攝氏度。這將讓北京已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無法達成，並使世界陷入不可逆轉的氣候破壞。

這些行為，給了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對中國開展攻勢的機會。拜登訪歐期間還有其他方面對這場激化中的冷戰極為重要。當這場沖突升級時，習近平政權會做什麽？他以香港為出氣袋，以展示其「實力」和「決心」。仿佛在說：「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不由你管」。

鎮壓急劇升級——香港下一步會如何

47人受審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民主派47人因初選被控以《港區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再度開審。獨裁政權以羅織荒謬罪名作為策略手段，目的是為了消滅民主鬥爭，並取消香港僅有的自治權，施加全面的控製。無論是針對泛民主派頭面人物以至更廣大的示威者，對民主鬥爭的群眾製造殺雞儆候的效應。五月，控方隨即申請將案件轉交高等法院審訊，這意味著被告的刑期上限將提高至終身監禁！

而在第二次開審過程中，「國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絕辯方的協助請求。甚至連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閉門審訊及是否設有陪審團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未有正面回應。這就如大陸的法庭那樣，只是控方的橡皮圖章，實在是對所謂「法治」的無情嘲諷。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會被輕判，但這場審判無疑是北京極權全面控製香港的第一步。禁止遊行集會（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遊行）、取締支聯會和民陣等組織、扼殺以往半民主的選舉製度、打壓本地媒體以及政治清洗校園，這一切都是一場反革命，為的是鞏固無可挑戰的獨裁製度。若果要有一個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當前事態發展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團結鬥爭，在2019年鬥爭裏欠缺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重判「非法集結」

早前，19年的十一遊行被控「非法集結」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個月，當中長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會的刑期合計後，已共被判囚22個月，而這僅僅是被控「非法集結」這一相對較輕的控罪，縱觀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隨著六四臨近，各路建製派跳梁小醜亦紛紛露面以攻擊支聯會表忠，還記得他們在2019年時是多麽怯懦，現在突然大膽起來了！一如早前對民陣捕風捉影的流言攻擊一樣，這些把戲都是中共取締支聯會前進行捕獵前的試探和前奏。可見政權對政治犯的打壓和清算已經到達了歇斯底裏的狀態，這表示中共政府意圖「畢其功於一役」，一次性地擊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對聲音和力量。

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標，中共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出擊。除了動用所謂的《國安法》以清洗反對力量外，亦利用「公務員宣誓」以「肅清」公務員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權抗爭運動期間，特別是駭人聽聞的721事件後，公務員團體與政府離心離德，甚至恥與政權為伍。不少公務員公開表態反對林鄭，與之「割席」。新公務員工會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個標誌（但工會已在政府威脅下解散）。而對於中共而言這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這代表著假如抗爭持續下去，失去普遍公務員支持的特區政府將會事實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個有著獨立意誌，有機會自行其事並以此反製專製政權的公務員系統。自國安法通過以來，超過2,000名公務員離職。超過130名公務員拒絕宣誓，並在回簽表格上寫上「損害言論自由」，在離職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議，與那些戀棧議席而留任的區議員相比實在雲泥之別。

這一強迫宣誓的伎倆蔓延到了區議會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過30名區議員拒絕宣誓而被迫辭職。宣誓只是儀式，而是與專製政權的一份合約。違約者會被革職或嚴厲處罰。公務員宣誓製度就如在他們腳上綁上電子追蹤器，確保他們在政權的監察範圍內。可恥的是，民協、新民主同盟等「溫和」泛民決定要「保留實力」而屈服宣誓，而沒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采取不合作態度。顯然對他們來說，無實權的區議會議席比重建民主鬥爭更為重要。

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自以為勝劵在握的建製派幾乎全軍覆沒。隨後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個非建製陣營控製下的區議會工作，各級官員發起變相「罷工」，對區議會的提問質詢和要求紛紛消極應對甚或幹脆置若罔聞。令本身已經權力有限的區議會變得更加寸步難行。這不但是對非建製派區議員的攻擊，同樣是在完全蔑視所有通過投票以表達對政府不滿的民眾。

選舉製度被埋葬

同一時間，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舊的選舉製度。在民主派全面總辭的立法會中，只剩建製派唱獨角戲，自說自話地「通過二讀」。而所謂新的「選舉製度」進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區議會的選委議席被全盤抹剎，實際上就是欽點。

而在立法會選舉製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選議席不單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縮減，由70席中的35席，變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軍事獨裁統治下的國會的民選議席，都比「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的22%要高。同時還塞進了整整40個「選委會議席」。而提名參選還要經所謂「資格審查委員會」和五個選委界別提名。因此，這個所謂的「完善選舉機製」在社會上根本沒有關註度，與過往歷次的「政改」所引發的激烈辯論和高度關註大相逕庭，民眾普遍認為這是中共與建製派的獨角戲。社民連表明了不參加立法會和選委選舉的立場，並呼籲其他民主派政團也應如此，贏得了相當的掌聲。

事實上，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強調，在香港的資本權貴由於與資本主義的中共組成歷史性同盟，他們幾乎比起世界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享有更大的壟斷特權，以及對經濟政策的高度控製。

經濟連年「發展」，但就如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民眾的生活水平卻不斷倒退。當然，在連選舉政府和投票權都沒有的香港，民眾渴望利用民主選舉的權利以阻止及逆轉政府一直以來的親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層民眾的生活條件。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業援助金、擴大公共服務、停止外判製和私有化，以及建設大量可負擔的公屋。資產階級一直與獨裁緊密一起反對普選，因為他們害怕這會打開閘口，讓群眾爭取激進社會變革的洪流沖開，損害鉅富的利益。

中共與香港政府是認知到這股洪流的威脅的。因此，所謂「完善選舉機製」後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諾比《基本法》的普選承諾更為虛假。民主權利的進一步萎縮只會令既得利益集團更為肆無忌憚地剝削勞動群眾，掠奪社會財富。分別僅是過去的劫掠戰利品歸本地資本家所有，而現時中共則正在大舉引收中國資本，由更受控與更「忠誠」的中資去瓜分本地市場的利潤，將傳統港資財團邊緣化，並逐漸將其排擠出政權圈子之外。這是一個經濟殖民的侵略過程。

但對本地的群眾而言，受壓迫剝削的情況不會有任何根本性的轉變，甚至會變得更惡劣：過往資本尚且須忌憚本地的民意反彈和立法會有限但能引發民眾關註的質疑。但是，中共完善製度後這些起碼的製衡力量都沒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與虎謀皮，君不見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國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惡劣，生活壓力更大，而且越是發達的一線城市，民眾的生活越是困難，以致於近日中國國內出現「躺平」的話題，主張以消極和得過且過的態度應對生活，令中共氣急敗壞又無可奈何。香港和大陸資本主義之間是有分別的，但並不是根本性的分別。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有不同的特質，但到處皆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中國各城市像香港一樣，樓價長期高企、基本社會福利極少、工人欠缺工會保障權利。如果說習近平政權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層民生，從而重建群眾支持度，完全是癡人說夢話。政權越來越利用民粹措辭，但內容卻是欠奉。

習近平的連任大計

對習近平而言，現時最關鍵的是在2022年及其後再次連任。現時習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則全部都集中在為他達成終身統治的目標之上，但現時中國國內國外資本家之間和中共黨機器內的權鬥都在加劇。對內，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經濟減速和年青人消極抵抗的問題迫在眉睫；對外，帝國主義沖突令其四面樹敵，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連番追殺。因此，習近平必須對香港施以絕對控製，以維持自身「強人」的形象，令香港議題成為自己加冕為終身領袖的「加分項目」。

香港正處於抗爭運動的低潮階段，並因為好一部分的泛民勢力在反革命下毫無準備並且屈服，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但民眾的憤怒和不滿沒有絲毫減退。即使面對政權的瘋狂鎮壓，在抗爭運動上我們切忌「躺平」。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到，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而我們亦應當做好應對內地群眾抗爭爆發的準備，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香港《蘋果日報》遭中共關閉

《蘋果日報》的富商老板黎智英去年被當局以《國安法》拘捕。他是迄今為止被控以該惡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國安法是一年前習近平政權訂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壞香港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權利和部分的自治權利。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主流發行報紙。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襲《蘋果日報》總部，並沒收了數十部電腦、服務器和多箱的新聞材料。警方以國安法中「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了總編輯羅偉光和其他四名高層。《蘋果》的兩名專欄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於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機場準備登機前往英國時被捕。

嚴重打壓新聞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製裁中共政權或親中共香港官員的「非法」文章作為逮捕的依據。控罪內容更是追溯到國安法頒布之前、2019年發表的文章。

《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萬港元資金亦被當局凍結，這嚴重打擊了該報的出版能力。繼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六四集會和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等示威活動被禁止之後，如今《蘋果日報》被迫關閉意味著香港民主鬥爭再次遭遇新的嚴重打擊。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來的傳統遊行，過去曾有超過50萬的群眾上街要求民主權利。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香港第二大發行量的《蘋果日報》都停刊了，其他什麽都不能幸免。此前香港擁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製度，然而習近平的政策為中港都帶來了極權高壓統治。

很明顯，政府對《蘋果日報》進行的致命打擊，是要更全面地打擊新聞自由，並進一步恐嚇已經動搖的香港新聞記者隊伍。在警方搜捕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猛烈抨擊那些「以新聞工作為保護傘危害國安」的人。在記者要求澄清時，特首林鄭月娥只能像中共應聲蟲那樣稱：「記者應該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違法」。

官方含糊其辭的背後其意圖明確，是要散播恐懼並施壓要媒體進行自我審查。這表明中共和林鄭不打算停止升級他們的鎮壓。6月28日，親泛民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宣布將其評論文章下架，並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觸犯國安法。據報，一些媒體機構受到匿名威脅。

又一國安法！

在剛過去的周末，港府進行了改組，以強化「國家安全」力量。警隊出身的李家超成為了政務司司長。在2019年警暴最嚴重時成為警務處處長的鄧炳強則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

這次改組加強了香港已變成警察社會的印象，令本地的建製派資本家欣喜若狂。工聯會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公開評論「認為警察城市無問題」。工聯會並不是工會，而是個在香港支持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建製派政黨。

新上任保安局局長的鄧炳強隨即提到要訂立另一套國安法「基本法第23條」，這是一套更具體的本地法律，用來加大對香港反對派的鎮壓。在2003年七一歷史性的群眾抗議後，「第23條」立法被擱置了18年，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個主權移交後的董建華政府垮臺。而親中共建製派現在感到自己勢如破竹，並正磨刀霍霍準備更多的攻擊。

數以萬計的港人為《蘋果日報》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後一天出版日，該報最終發行了100萬份，而不是日常的8萬份印刷量，香港許多地方都有人龍排隊購買。《蘋果日報》停刊，讓普遍帶有種族主義、反難民、反性小眾、親獨裁立場的建製派媒體不再受到其他媒體挑戰。

但是，《蘋果日報》的報導也經常帶有性別歧視（盡管近年來有所緩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隊八卦新聞的先驅。誇張炒作、追蹤名人的新聞報導形式，沒有提高並反而降低了社會的政治水平。同樣在過去，雖然近年來隨著公眾態度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但《蘋果》和應了建製派陣營的排外立場，例如在2011年時的外傭「居留權」爭議上。後來，它變得比較中立，甚至溫和地批評港府對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工作的40萬名外傭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

《蘋果日報》還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言論提供了主流的平臺。這種對中國大陸普通民眾的反感，並無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成為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的一個關鍵的局限因素。正如社會主義者所解釋的，唯一可能讓反獨裁運動升級並贏得勝利的辦法，是將鬥爭傳播到中國。

2012 年《蘋果日報》臭名昭著地刊登了一個由本土派資助的種族主義廣告，當中將大陸人稱為「蝗蟲」。社會主義行動與學生們一起組織了反種族主義抗議行動，並用事實回應了本土派的虛假宣傳：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歸根究底，中共的高壓親資政策、轟炸式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加上工人運動和左翼規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得以滋長。

《蘋果日報》的往績

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營媒體，最終也是資產階級傳播和灌輸反工人階級思想、轉移群眾視線、阻止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武器。

社會主義行動批評《蘋果日報》由富豪財團所資助的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捍衛其出版自由。我們反對獨裁政權的報禁、審查製度和對媒體的完全壟斷。雖然我們抗議這種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打壓，但我們也保留反對《蘋果日報》社論立場的權利，該報從未貫徹始終地支持反專製的群眾行動。

縱觀《蘋果》在香港的26年歷史，其始終站在民主運動中的保守（非抗爭）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黨政客捐贈了百萬計的獻金，來左右他們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編輯反對「5.16五區公投」，認為它過於激進。「五區公投」是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的五個選區的補選，變相進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選。辭職五人中的一個是「長毛」梁國雄，他現在面臨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妥協派提供了一個平臺，去呼籲結束雨傘運動的街頭占領。與中共宣傳的一派胡言不同，《蘋果日報》根本沒有煽動民主抗爭，它只不過是在抗議已經開始動員大量民眾時，才加入呼籲民眾行動的行列。但，《蘋果》與其他媒體的真正區別在於，它拒絕與香港其他媒體一樣充當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階級在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的同時，不能依賴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資產家），作為反對專製統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將到來的艱困鬥爭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獨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以及工人自己的階級反資本主義媒體。

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角色

爭取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罷工權、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的鬥爭，並非也永遠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與維護其利潤的專製政權之間的有密切關系。自1980年代中共開始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香港的大多數資本家，包括來自「民主」國家的外國企業，在歷史上都支持並與中共專政建立了密切聯系。

大部分資產階級也一直反對民主運動，甚至拒絕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幾乎所有香港資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兇狠鎮壓和國安法。他們稱贊這帶來了「穩定」，當然事態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這種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階級力量支持鎮壓、哪些又反對鎮壓）讓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部分）感到混亂。他們誤以為中共的威權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戰狼」言論是反資的。但從資產總值上萬億美元的匯豐銀行積極支持國安法來看，現實顯然與這種認知有著天壤之別。

黎智英代表的是資本家當中的少數，他們「支持」民主鬥爭只是為了防止民主運動走得太遠，並挑戰現有的秩序。這也是伊朗、緬甸、泰國和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對派抱持精英主義路線，認為民主鬥爭應由一小撮「務實」和傾向「妥協」的領導人控製。這些「溫和派」政黨和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鬥爭，並試圖限製群眾運動。

他們擔心如果群眾自己領導運動，鬥爭將變得激進起來，並可能發展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全面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對世界上最昂貴住房市場的吸血控製、反對工會權利的缺乏、反對嚴重的貧富差距。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製裁

這種精英主義自上而下的做法也體現在西方製裁問題上。西方製裁削弱了群眾鬥爭的角色，並強化了只有富人和強權（外國政府的壓力）才能解決問題的觀念。盡管製裁在許多香港人和其他異見團體（例如維吾爾流亡組織和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中很受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香港群眾鬥爭中曾警告說，製裁是一個政治陷阱，而不是鬥爭的前進方向。

從一開始，一些西方政府實施的「馬格尼茨基法案式」製裁就只是一種有限的、象征性的措施，針對的是少數個人而不是更廣泛的經濟利益。這使得西方企業和資本家能夠繼續通過與獨裁政權的關系中獲利，而他們的政府則躲在後面，裝出一副很講「原則」的模樣。

在2019年動員了百萬計群眾的香港民主運動中，對西方製裁的支持增長是在運動後期發生的。經過數月的激烈鬥爭，運動被警察殘暴地打壓、鎮壓。這種僵局的關鍵，是由於缺乏群眾組織和取代中共獨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於大眾的沮喪甚至絕望（一種「什麽都嘗試過了」的感覺），對西方製裁的幻想越來越多。

製裁首先由特朗普實施，然後是拜登延續，今年又有歐盟、英國和其他一些政府實施，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征性的。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也說這些製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難以達到目的。當然，習近平政權無論大小都要對製裁表達憤慨，否則中國的這名「強人」在國際舞臺上就會顯得軟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對黎智英等人的嚴厲鎮壓，源於獨裁政權需要在中美新冷戰中展示實力。這些體現的並不是中共政權的自信和穩定。

但西方的製裁和中國的反製裁無助於反專製鬥爭。相反，製裁會破壞鬥爭，煽動各方的民族主義，並對於「需要什麽樣的鬥爭才能打敗警察恐怖和獨裁統治」這一問題製造更多的混亂。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鬥爭方法的一條關鍵準則是，必須在群眾自己的控製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監督的資本主義精英所控製。

我們需要群眾革命鬥爭，來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獨立的工人組織和工會、反對資本主義。只有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領導下，建立自己的群眾鬥爭組織，完全獨立於資本主義媒體、政府和政客，反專製鬥爭才能前進。

新聞自由已死　習近平要大陸化媒體治港

林鄭月娥揚言要立法防止「虛假信息、仇恨和謊言」，將成為絞殺新聞自由的新武器。而即使在這個所謂的「假新聞法」出臺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已表示要用《國安法》追究「假新聞」。在2019年期間，政府徹底失信，警察恐怖籠罩，因而傳出多宗示威者自殺及失蹤事件，以及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傳言。政府想針對這些傳言作為幌子，繼而製造整個傳媒界的恐慌。

此外，自《港區國安法》通過起，林鄭政府作為習近平政權的爪牙，嚴厲打壓所有香港媒體，其中首當其沖者當屬香港電臺。

港版CCTV

顯然，現在香港政府正打算將香港電臺變成香港版的CCTV（中國中央電視臺）。政治清洗正在展開。過去，香港電臺作為公共廣播媒體，由公帑出資營運，負擔起一定的監察政府、批評時弊的工作。自2月起，政府委任了無任何媒體經驗的官僚，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出任廣播處長，出任當初已重點打擊受歡迎時事節目如《鏗鏘集》、《視點31》及《香港故事》等。這是當然的，因政府只想要輿論宣傳而非新聞，媒體經驗對其來說是多余的。

反之卻製作了林鄭月娥主持扭曲選舉製度的新節目，該節目乏人問津，收視為零。近年最為人所熟知自然是對721事件的調查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曝光了大量721事件的黑幕，編導蔡玉鈴卻被政權以可笑的莫須有罪名指控並定罪。同一時間，最受民眾歡迎與尊重的記者利君雅，卻被不獲續約，等同被解雇。原因極有可能是721事發後當日的政府記者會中，直斥林鄭「不講人話」而得罪政權。

現時，香港電臺已被政權全面審查控製。眾多過去受民眾歡迎的高質素時事節目被逐一停播，甚至過去上載至Youtube的節目也被暗暗下架。正如《1984》作者奧威爾說過，專製政權永遠要篡改歷史。

這是中國大陸媒體的做法。與此同時，一個又一個劣質的馬屁節目被推出，整個港臺幾乎變成了林鄭個人的廣告頻道。

而過去一直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的反對派媒體《蘋果日報》更是遭受到連番追殺，黎智英已因兩項控罪已被合共判刑20個月。特別是4月中所謂的「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警察安排學童在地鐵車廂場景，持道具槍械嬉戲的畫面，令人無可避免地聯想到831事件。《蘋果日報》刊登兩輯照片作對比，事後被警務處長鄧炳強以此大造文章，指其「煽動仇恨」「抹黑學童」雲雲。

政權正全力扼殺新聞自由權利，因為媒體的監察力量這是在民主權利基本被廢的情況下，能製衡專製政權的有限手段。現時連這種有限的監督都被當今香港政權視為「過份民主」，就如中國那樣。

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打壓港臺，通過「國安法」打壓其他所有的媒體，媒體從業員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窄，報導寫作範圍處處有著看不見的「紅線」，這意味著記者在報導真相，調查新聞時，人身安全都面臨威脅（一如港臺編導蔡玉玲）。政府通過這種獎勵馬屁精，懲罰求真者的機製，令媒體漸漸趨往只道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方向，從而徹底瓦解了媒體的監察力量。

社會主義者支持捍衛新聞自由，支持媒體從業員和新聞工作者組織起戰鬥性的工會，對抗政權的打壓。我們主張港臺工會應以更有力量的行動回應專製政權和官僚的攻擊，以罷工等手段，打倒專製官僚清洗港臺的陰謀。

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由商賈巨富控製，即使在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會容許局部的媒體自由。富豪擁有媒體，迫使他們雇用的記者散播他們的保守右翼思想。這種假媒體自由給予民眾有「新聞自由」的幻想，同時不會威脅到大部分資本主義政府。例如在美國，大部分媒體都由六間大企業控製。在極權的中國，媒體控製就更為集中在獨裁者手裏，而香港正走向此一方向。社會主義者支持開放、自由和民主控製的媒體，踢走大企業的擁有和控製，讓其廣播、印刷、藝術和文化都會公平民主地開放給社會所有群體。整個媒體工業應由一個獨立的公眾媒體委員會來管理，而不是政府控製，而此委員會要由傳媒工作者、工會和群眾代表的選舉產生，並且公開透明。

香港：可口可樂工人抗爭　對抗吸血公司減薪

5月28日，太古可口可樂公司銷售部員工發起罷工行動，抗議公司推行新的薪酬製度，變相削減員工薪金。工人們指，在新製度下每月的基本工資被扣減$3000，至只有$10000。在工會的帶領下，約30名營業部員工在廠房門外拉起「業績增長減人工」、「可口可樂，用完即棄」等橫額及進行靜坐抗議。工人積極罷工行動讓事件曝光後，可口可樂高層則虛偽地由否認員工拒絕新機製即會被解雇，並改口指是「一場誤會」。但高層仍然拒絕撤回減薪機製，對罷工工人仍態度強硬，員工訴求則被冷落和失望下，最後罷工的七成員工集體辭職，年資最長的更長達27年。罷工工人紛紛表示可口可樂公司是「吸血鬼」。

落井下石

參與罷工的曾先生指新的機製下底薪看似上升，但實質是員工傭金將與公司利潤掛勾，機製變得不透明，使員工極力反對。他怒斥：「公司有權將購買機器、加開生產線、維修等成本轉介到我們身上，令我們變相減薪」。機製下員工銷售的達標數目亦會與公司利潤接軌，「今個月賣一箱可樂可能我有兩元收入，下個月可以只有一元，是任由公司決定，公司更叫我們自己去估計如何計算傭金。」

員工原有的「表現評核傭金（Coaching）」機製——即員工只要努力爭取到若幹數目的商鋪下單，就能夠提供一份穩定薪金，但在新製下這機製變成「任務式」，由公司決定每月3個任務，當中任務難度由公司決定，員工沒有任何商討空間，「可能要求我們向100間商鋪銷售一款新的飲品或使用一款新的雪櫃」。這增加員工的收入不確定性和難度，變相打擊員工的穩定收入。

另一位罷工員工葉先生指，公司多年一直漠視員工工作量不斷上升，更在3月時，要求每位員工隨身帶備一部電子平板，員工每到達一個地方作銷售時都要用這裝置「打卡」報到，增加員工工作壓力。「我們有時會笑稱這電子平板為電子鎖鐐，追蹤我們行蹤及限製自由」。在疫情下，葉先生表示銷售部員工固然沒有「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時我們都是一直冒著風險在外工作，而公司透過「保就業計劃」更分得千萬補貼，現在卻向員工「開刀」。

任職職工總會會長、任職業務發展代表的卓漢文則表示，除了經濟原因令員工發起抗爭外，公司的管理層亦一直漠視員工，例如人手不足、工作量不斷上升等問題。

跨部門團結抗爭

化名阿興的員工表示，罷工影響到客戶下單而增加客服中心的工作量，公司就向客服中心員工增加工資去破壞罷工及分化員工，以防止更多部門參與運動。運動高潮是在罷工的第二天，有約30名負責送桶裝蒸餾水、同樣受到薪酬機製影響的工人加入罷工，運輸工人本已被薪金方案影響而被削減薪金，當他們得悉營業部同事發起罷工後決定加入，而運輸團隊總共有約40人，如果所有工人參與罷工將勢影響全港蒸餾水運送，所以公司就運輸團隊達成協議，口頭承諾如他們復工則可以沿用舊製，滿足了運輸工人的訴求，但就拒絕向營業部員工作出任何承諾。這是資方分化工人團結抗爭的典型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可口可樂工人罷工抗爭，提出「全體員工團結罷工」的口號，對抗吸血資本家的剝削。我們認為工會在罷工時積極呼籲其他部門加入抗爭是正確的方向。工人在面對公司陰謀利益分化等時，最大化工人團結的力量和集體的行動，是真正爭取長遠權益的致勝關鍵。這次可口可樂工人抗爭有著重要的教訓。未來必然會有更多的工人抗爭，對抗大財團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現在就需要在職場中建立強大的基層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分化手段。

香港：校園紅線雷區無處不在

香港獨裁反革命波及生活方方面面，學校也不例外。在今年9月新學年，通識科就會被更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當中的內容基本就是早前在抗議下被擱置的「國民教育」洗腦課程。不僅是通識科，即使是其他科目都被加插所謂的「國安教育」內容，即便連地理、生物、音樂、會計科這些與「國家安全」風馬牛不相及的科目都被加插了「國家安全教學內容」。

中共與香港政府趁著強推《港區國安法》後社會整體的恐慌情緒，乘勢進行對教育界的打壓，為教師設下一條又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紅線」，又大肆改動教學與科目內容，強行生硬地插入所謂的《國安法》教學內容。不僅務求將學生洗腦，亦同時令很多教師意興闌珊而萌生退意。這正是中共一直以來想要達到的效果。

2019年，大量年青工人和學生積極參與反威權抗爭運動。中共、港府與掠奪人民的資本家才是製造民憤的元兇，但他們不願意承認製度的失敗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剝削，令青年人感到絕望、因而奮起抗爭。親中共陣營將青年對建製的反感和憤怒歸咎於教育問題，特別是直接針對嘗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通識教育科。

對教師而言，現時學校中已是處處「紅線」、「雷區」。特別是在打擊中首當其沖的通識科教師，過去教學中采用的教學材料一夕之間可能隨時變成「違法內容」，輕則被警告，重則被控告。同時，所有人都預期政府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的政策， 將會由政府官立學校的公務員教師進一步蔓延至資助學校的教師中間，進一步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忱與士氣。

這直接導致了教師群體中人人自危。上個月初，教協訪問了超過一千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當中有四成人表示有意離開教育界，其中兩成人已經正在著手準備辭職或提早退休。有意離職的群體中，七成人表示離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劇的政治壓力。

又是「境外勢力」

另一方面，在港的外籍教師亦面臨極其困難的處境。政府對教育界的清洗已令他們人心惶惶，同時中共與港府現時的捕風捉影、動輒誣陷「境外勢力」的行徑令他們的身份非常尷尬，並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亦令他們明白到自身不受政府所信任。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他們與內地的外籍教師相比更難以適應。後者在取得內地的教席之時就知道自己將會在一個專製獨裁的政權管治下生活和工作，對此早已有所準備。相比之下，在港的外籍教師過去一直身處於相對開放的社會以及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主的環境下，過去一年間社會氣氛的惡化以及對他們而言突如其來的政權鎮壓令他們更無所適從。

這清晰地反映了中共與港府的鎮壓手段對教育界造成了多大且惡劣的影響， 近半教師的離職勢必嚴重影響學生的利益。然而政權對此顯然毫不在乎，林鄭與習近平關心的並不是學生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權位。政權對教材內容的胡作非為，生搬硬套上「國安教育」，亦完全無助於學生學習，相反只是純粹地浪費教學時數，於學生無益，但卻令政權（自以為）能將學生改造為「愛國者」，以鞏固自身的統治。

然而，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這些「洗腦教育」並不能挽救一個受人唾棄的政權。將青年的激進化歸咎於教師與學校是政權極其無知且幼稚的行徑。群眾與青年的不滿並不來自於他們在教室內聽到了什麽，而是在於他們及其親朋戚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麽——他們都遭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低薪剝削、超長的工時、天價的房產、惡劣的㓥房、無能的政府，這些遭遇難道不比課本上字句更有說服力？

《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政權對教師和教學內容施加政治壓力，更反對清洗教師和實行任何形式的洗腦教育。我們主張應由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自下而上民主的組成教學委員會商議教學內容，引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教學應首先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而並不是要為資本財團培養奴隸，更不是為政權培養奴才。

香港校園的「外國勢力」？

林鄭月娥的言論越來越像《環球時報》，最近更指控外國勢力「滲透」了香港的大學，意圖對學生進行「洗腦」。

她表示香港的大學要確保學生「不會被偏見洗腦」，並威脅要進一步進行政治打壓及學術審查。這是對於大學校園新一輪打壓的一部分，包括要打壓基本的言論自由與學生組織。

為了支持「外國勢力滲透」的指控，中共喉舌《中國日報》針對一項在2017年進行的學術研究，首先發起了煙幕攻擊。該研究項目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並向849名學生給予金錢來讓他們參加七一大遊行，目的是要研究這些作為觀察者的學生在經歷了一次遊行後，會否參加更多遊行活動。

林鄭當局利用如此勉強的證據，來合理化大學校園的白色恐怖審查，這顯示反革命的邏輯是勢不可擋的。只要群眾鬥爭的反抗缺乏，對方甚至不需要合乎邏輯的原因去合理化對於反對派的不斷打壓與滅聲。

抗爭的方向

自四月起，當局推行了一套全面的「愛國」教育改革，並禁止了校園內一切的政治活動。港大及中大校方甚至中止對學生會的認受。這對於香港學生運動造成嚴重打擊，這是因為學生會過去都依賴校方去收取會費和資助。

不幸地，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抗爭期間指出，民主運動中缺乏獨立的民主架構將成為其面對國家鎮壓時的致命弱點。學生會未能建立出獨立的架構與財政，因此在大學校方的打壓下面臨崩潰。

中共專製是香港政策的真正操盤人，並在背後指示林鄭發表這個針對「外國勢力」 的言論。當局害怕抗爭與政治激進化的浪潮在未來會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以要清除香港校園的「感染源頭」。因此香港與大陸學生應當互相支援，共同為基本權利而鬥爭。只有工人和青年人的團結鬥爭才能終結鎮壓。

香港：國安處處長醜聞　腐爛到透的內部文化

香港警察又一次驚爆大醜聞，而且更是堂堂警隊高層！5月中傳出消息，警方轄下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早前於「自己人」的一次掃黃行動期間被揭發光顧無牌按摩院，正被休假接受調查。

這個醜聞之所以惹人關註，正是由於醜聞主角是警隊高層，而非一般嘍啰。蔡展鵬也被美國政府列入製裁名單。雖然製裁本身並無什麽效用，但足見他是國家機關的高層。

如此重要的位置，理應需要通過嚴謹的品德審查。尤其是政權高舉國家安全的「 大義」，指責年青抗爭者「犯法」，如今警隊第二號人物竟然「知法犯法」。有報導甚至稱他是在職務期間擅離崗位光顧，如此其身不正之，何以有權利去向公眾施加高壓法律？

事件使公眾懷疑是否牽涉警隊內部權鬥。眾所周知，警察光顧甚至經營違法事業並不是什麽新鮮事物，堂堂處長會因為嫖妓此等小事被揭發，令到難免令人聯想到，中共加強警隊權力同時分贓贓不均，引起這場權鬥。在中共國家機關的權鬥中，曾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拉下馬的罪狀，都離不開桃色醜聞。

假新聞

警隊爆出如此醜聞，警方半句道歉說話都沒有。警務處「一哥」在記者會上一直兜圈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蔡展鵬的名字。記者要再三追問，並要說擔心被指「假新聞」，鄧炳強才支吾以對地承認事件主角為蔡展鵬。

記者對於被指控「假新聞」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4月時鄧炳強才高調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製造「假新聞」、「 煽動仇恨、分裂社會」，更稱「假新聞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系」。

近期針對新聞傳媒界的白色恐怖，包括《香港電臺》被整頓、《鏗鏘集》記者因進行721事件有關的調查新聞被捕等， 已引發寒蟬效應。Now新聞臺主管一度要求將蔡展鵬醜聞的新聞下架，盡管當時消息已經在其他媒體廣泛報導。未來，媒體自由的空間只會越縮越小，讓專製政權有無上權力、不受監督。

警隊面對醜聞的處理方式，仿佛2014年鎮壓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對著一眾前線警務人員大喊：「你哋冇做錯到（你們沒做錯事）！」，猶言在耳。

自2014年及2019年的香港大規模群眾運動以來，警察在思想培訓和武裝加強下，變得更為強硬和仇視示威者，成為了中共政權的半軍事武裝部隊。警察變相成為了「無王管」的「黨衛軍」，因此無論犯上多少醜聞，亦只能是「冇做錯到」。

蔡展鵬的醜聞並非警隊的唯一醜聞。單是過去3個月就有9名警員被捕或受內部調查，當中有人幹犯詐騙、性暴力、賭博、監守自盜等。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見這些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警隊內部上上下下都充斥腐敗文化。

然而，警察獲得的公帑資源卻越來越多。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預算約250.6億元，升幅達7.7%。當中警隊購買機器、設備、車輛撥款上升1.7倍至8.5億元。

這還沒有計算國安公署的80億撥款。

面對這樣一支武裝到牙齒、醜聞頻出，卻又不受公眾民主監督的警隊，難怪在2019年群眾運動，越來越多民眾喊起「解散警隊」的口號。世界其他國家的群眾運動都有出現類似口號，最明顯的是美國警暴和濫權成為焦點，引發起的「黑命攸關」運動。然而，要真正實現解散警隊，就要扣連至推翻結資本主義，因為警隊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這一壓迫性製度。

因此，我們面對當下的鎮壓機器，需要一個清晰的綱領來捍衛民主權利及重建這場鬥爭。真正的民運應該主張削減警隊預算，禁止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鎮壓武器。警隊受薪於公帑，亦應被置於民主選舉產生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包括決定招聘、違紀調查、紀律處分以整體執法政策等事宜。被調查有暴力鎮壓的紀錄，或有種族主義、厭女思想前科的警員應被立即革除。

不過歸根究底，香港警察腐敗的根源，是背後中共獨裁所代表的專製資本主義。無論警察鎮壓有多嚴厲，都不會避免此一製度面臨未來幾年的大危機以及群眾反抗。

香港：政府打擊下教協全面崩潰

2021年7月31日，中共政權控製的媒體對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起攻擊。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使用法西斯式的語言，表示必須「鏟除」「毒瘤」教協。運用典型的「境外勢力煽動」宣傳，中共指控教協煽動其會員和香港學生反抗獨裁統治，特別是促成2019年超過200萬人上街抗議的群眾運動。任何參加過這些抗議的人都知道，教協領導層並沒有扮演任何推動鬥爭的角色，反而是阻礙了鬥爭。

全面「大陸化」

在《人民日報》抨擊教協僅數小時後，香港的教育局便執行自己主子的意願，終止了與教協的工作關系，不再承認這個擁有9.5萬名成員並代表香港九成教師的工會。教育局和香港傀儡政府的其他部門要全面「大陸化」，這反映了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政治意願：香港作為幾十年來獨裁統治下中國的唯一例外，過去有限的民主權利也要被全部抹煞。在中國大陸，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為警察國家服務的黃色工會外，工會是完全非法的。

教協成員、時事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的蔡子強說：「教協是泛民主派中唯一擁有非常強大組織力量的工會。它可以有效地向成員傳達信息，為運動提供實質性支持。」（《南華早報》於2021年8月4日報導）

蔡子強的描述並非全然不準確：教協有、也曾經有相當大的潛力。但沒探討到的是，教協資產階級泛民領導層的可怕作用。無論作為工會一分子，還是作為傳統上主導香港民主鬥爭的泛民陣營中有影響力的一支力量，教協領導層在鬥爭中一直起到官僚、保守、遏製運動發展的作用。在中共的猛烈攻勢下，現在充分表現出來教協領導層的怯懦，無力提供任何有組織的反擊——教協甚至沒有試圖組織其成員抵抗，便決定解散。

教協領導層是資產階級泛民領導的經典代表，他們不是中美宣傳所描繪那樣頑強的民主鬥士，而是死性不改地退卻、總是逃避鬥爭。面對這種對工會權利的正面攻擊，教協高層如此的回應對教師和香港工會的未來有著可怕的影響。教協將被視為最大的「被中共極權反革命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之一。這一帶來悲慘的直接後果的經歷，極為清楚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者與真正社會主義者的警告：由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所謂的溫和派領導的親資政黨無能也不願領導爭取民主權利的必要群眾鬥爭、保衛現有權利免受攻擊、挑戰大資本家支持的獨裁統治。這些領導下的工會現在已成為「瀕危物種」。

投降立場

在港府終結與教協的工作關系前，與其他「溫和」泛民一樣，教協領導人已經放棄了擔當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反對角色。在政權的壓力下，他們在去年改變了路線，采取了「作為一個純粹的工會」這種爭議性立場。上個月，他們退出了由各泛民政黨與非政府組織（NGO）組成的支聯會。在過去兩年的禁令之前，支聯會一直舉辦年度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支聯會的政治構成與教協領導層相同，其本身對政權打壓僅表現出象征性的口頭抵抗，從而順應了民主鬥爭中「官方」政黨和團體之間更廣泛的投降主義傾向——超過20個政黨和團體在過去一年內已經解散。

過去一周，教協的領導實質上使這個工會不再成為能夠捍衛教師權利並抵抗政府反動議程的一支力量。關鍵問題是，習近平政權決心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香港的學校實施極端民族主義「教育」。教協宣布成立工作組，以弘揚中國歷史和文化，在工會成員和學生中培養「家國情懷」。這種180度大轉彎、迎合中共宣傳、希望擺脫「毒瘤」指責的立場，只會打擊工會的會員基礎、疏遠絕大多數厭惡中共官方假教育真宣傳的學生。這遠非贏取時機、避免新攻勢的「策略」，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建製陣營中沒有人被這種表面的舉動所打動，而對於專製統治深惡痛絕的許多教師會感到遭背叛。

此外，教協宣布退出主要泛民工會聯合組織職工盟，並立即退出國際教育協會這個擁有3200萬會員的國際教師工會組織，進一步背離基本的工會原則。而職工盟領導層表示，對於其最大的附屬成員機構教協決定退會「表示理解」。只要中共政權面臨這樣的「反對派」，它的鎮壓就會「勢不可擋」，工會運動就會受到威脅。

年輕人的角色

我們應該在更綜觀全局的視角下理解當局對教協的攻擊：整個教育部門是反民主反革命的關鍵戰場。現在的香港學校全面推行向中國國旗敬禮、接受「愛國教育」和使用中國式新話的學校洗腦教育。在「愛國教育」課上，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新疆集中營、維吾爾族的文化種族滅絕都變成不存在、從沒發生過的事。

中共獨裁政權害怕青年在群眾抗議中的角色，誤以為可以通過學校內鋪天蓋地的宣傳來防止廣大青年參與群眾抗議。在因參與2019年抗爭而被捕的1萬多人中，有2500人（占總數1/4）未滿18歲。教協在這個問題上的投降將在工會成員外（特別在受到恐怖主義情緒影響的年輕一代）產生廣泛的影響。對於鬥爭，恐怖主義方法是極其危險的死胡同。

早在教協被鎮壓之前，當局已經在監控教師及他們的社交媒體發文。5月份的一項民調顯示，四成香港教師希望完全離開教育界。隨著教協的投降，這一「逃亡」趨勢將加劇。此外，較小的教師組織，包括教協內的基層反對派團體，由於擔心受到鎮壓也已經解散了。

如果教協領導人拒絕投降，而是召集他們的成員參加群眾大會，討論《人民日報》對於該工會是「毒瘤」的言詞攻擊，這很可能可以迫使反革命後退一步。即使是任意性極強、涵蓋面極廣的《國安法》，也很難造出抗議被貼上「毒瘤」標簽的新罪。這一點本可用來發起保衛教協和廣泛工會運動的行動。相反，教協的領導投降了，強化了反革命與中共政治打壓勢不可擋的想法。

工人階級的團結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SARCHK）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一再警告，正在進行的反革命將蔓延到工會。政治罷工很可能會被禁止，在此基礎上，未來任何罷工都可以被禁止。中共政權的目標是要讓香港完全「大陸化」，這意味著沒有工會、沒有罷工權和在工作場所的白色恐怖。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階級問題、工會問題和民主問題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工會受到打壓，因為它們是反獨裁鬥爭中可能的最強大武器——南非、韓國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民主鬥爭都是如此。盡管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政客瘋狂宣傳，聲稱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工人階級總是最始終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階級。

香港泛民並不代表資產階級，後者已經完全融入中共的統治體系。自由派泛民頂多算是「一廂情願」地想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也從不質疑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然而單純的冀望並沒有讓其成為事實。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我們要區分開真心支持鎮壓與獨裁統治的真正資產階級勢力，以及「一廂情願」想要代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勢力。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和ISA呼籲工人與工會運動對局勢有所警覺，團結聲援反對當局對工會（包括現在被前工會的官僚領導層殘忍拋棄的香港教師們）的野蠻打壓。必須吸取這一教訓：投降不是戰術或策略，而是遊戲結束！我們敦促全球工人與那些為香港和中國工人爭取真正獨立工會和民主權利的人一道，支持我們的團結聲援運動。

香港：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

2019年6月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中也發生了香港90年以來首次的政治罷工。而當局的鎮壓也極其嚴酷，七分之一的群眾受到催淚彈的攻擊，超過一萬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發憤怒，而運動也持續了半年以上。

然而，運動未能贏得任何民主權利或讓步。時至今日，林鄭月娥政府依舊把控大權。隨著國安法的通過，香港進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時局。反對派領袖正面臨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動被全面禁止。現在媒體上聽不到一絲反對的聲音——全部都變成了中共與資本家的喉舌。許多政黨與團體將不復存在，或被迫轉入地下。

運動缺乏政治性

本次鬥爭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獨立於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綱領。運動中的主要思想單純是要捍衛香港這座城市，卻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這一推翻獨裁政權不可或缺的部分。群眾意識的起點是：中共應信守「一國兩製」——允許香港實行自治。自治意味著香港成為中國唯一一座允許部份民主權利的城市：在選舉中投票、發動示威、成立政黨以及公開進行政治活動。

然而，中國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以及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產生的高壓都決定了中共不會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讓步，它必要狠毒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以彰顯其權威，並煽動民族主義以抵製「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運動中政治不被重視，致使人們從未討論過這些復雜的問題；沒有群眾集會或委員會來提出、號召人們就重大決定進行表決。人們相信只要在街頭上給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政府就會被迫讓步，但在當下的情形這是不可能的。在抗議者與警察戰爭般的對抗下，青年抗議者們的重心放在了行動上——如何與警察對峙以及阻斷交通。抗議運動中的討論集中於戰術與裝備，例如哪些裝備（如防毒面具與頭盔）應對催淚彈最有效、封鎖哪條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癱瘓城市。

如此意識使得在青年間引發基本政治思想的討論極其困難。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中十分活躍，沒有其他左翼團體能夠有組織地參與在運動當中（即便有也僅以個人身份參與）。青年們側重於行動，意味絕大多數來到我們旗幟下或街站的抗爭者都願意捐款給我們，但往往會隨即迅速離開。倘若我們試圖挽留他們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回覆是：「這些我全都知道」。

無論青年示威者有多麽的勇武——他們的勇氣的確動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間完全陷入癱瘓，然而卻沒有政治綱領將運動傳播到中國以推翻獨裁政權，也無工人階級行動，例如組織、罷工、群眾集會來挑戰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時間並重新鞏固了自身的權力。

中國群眾

社會主義者的主要綱領是與中國大陸的群眾聯合在共同的鬥爭中。香港的運動必須擴大其訴求，以吸引中國大陸的群眾支持。運動主要的五大訴求只是有關於香港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這些訴求確實重要，我們也支持它們。但這些並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獨裁政權，而是局限於爭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會主義認為訴求應當包括終結獨裁統治、反對審查、爭取女性權益、八小時工作製、工會權利（工會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等。

運動還應該要挑戰資本主義製度，因為所有香港和中國的大資本家都是徹頭徹尾的中共擁躉。這就是為什麽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行動是運動升級的關鍵。運動必須提出經濟訴求以動員工人階級，包括可負擔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經濟。團結的意識極其強烈，在抗議運動中的主要口號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傘運動的糟糕經驗便是不同的政治組織（主要是本土派組織）卷入了宗派主義內訌，消耗了大量精力並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運動試圖避免分裂，要求團結一致反抗中共，卻采用了錯誤的策略：阻撓辯論。在「拒絕分裂」的號召下，他們有意地壓抑政治討論；任何的批評聲音往往會遭到敵視。

反政黨、反政客情緒

隨著鬥爭的發展，自由派泛民強調他們堅持和平抗爭；青年主張對抗警察；然而廣泛流傳的思想是「兩種手段都合情合理的」、雙方不應互相指摘。這意味著運動事實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體決策和對建設和前進的最佳手段的評估。但無論是「和平方法」還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確的，因為兩者都沒有在政治上聯系到前進方向和明確的方案。

在運動起始之時，反政黨情緒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人們對自由派泛民派有著強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棄義，與中共獨裁統治達成了腐敗的妥協。除非面臨群眾革命暴動、其在中國的統治岌岌可危，否則中共獨裁政權絕不會在民主權利上讓步。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香港的民主鬥爭是由泛民領導的，其將運動限製在一次性的示威運動。青年們認為泛民過於軟弱，有必要采取更加激進、更具對抗性的手段。青年們希望阻止泛民解散運動，因為他們曾經在許多運動中這樣做。

黃之鋒是著名的前學生運動分子，也是親美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在許多西方媒體中，他被描繪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英雄。然而事實是在2019年鬥爭爆發的第一天，他企圖介入其中試圖解散抗議，卻招致了青年抗議者的噓聲。

作為反對勢力的泛民領導層從不希望群眾運動變得過於激進以致「失控」。他們只希望群眾運動作為後臺支持，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他們是由律師、學者和小商人組成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大資產階級。香港所有的大資本家都支持中共並反對民主「改革」。泛民的觀念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並反對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他們（曾）癡心妄想中共會允許香港改革成資產階級民主製。

2019年強烈的反政黨情緒使得泛民的影響力被邊緣化。他們沒法像他們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所做的那樣，篡奪領導權並驅散運動。反政黨情緒以如此方式發揮著進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發性釋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黨情緒很快就成為建設運動的絆腳石。青年們抗拒各式的組織框架，只願意通過秘密的Telegram群組進行合作、組織。社交媒體看上去是完美的聯絡平臺，極其便利且覆蓋範圍相當之廣。然而在社交媒體上無法正式、認真地討論觀點，也不能對觀點發起民主投票。成千上萬的觀點被提出，但都圍繞著「行動」，而非解決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對抗中共這一問題。人們需要另一種群眾運動。

運動中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成立新的政治團體。運動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討論達成，而是由即興發揮與情緒化決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號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報仇」。鑒於警察暴行的程度，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贏得中國群眾的支持，所需的運動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號上。

民主決策

沒有民主的平臺供人們討論戰略與計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線平臺上秘密地、無組織地討論。香港和中國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是為了提高運動的層次，以讓示威者們了解到對組織的需要。這不是有關討論不同的組織模式，例如「橫向組織」之類的，而是有關更為基礎的部分，有關對組織的需求以及對無組織的反對。我們在許多傳單中就解釋了對「基層的行動委員會」的需求，憑此建設運動的民主框架。這些委員會應協同合作以形成更廣泛的區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幾乎沒有真正的工會，而有支持資本家和中共的工聯會，過去曾經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還投票支持廢除集體談判權。另外泛民派的職工盟，則受美國政府的贊助，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會聯會，它是以NGO的方式組織起來，受薪的全職人員控製著工會，並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員框架或工作場所分支機構。

盡管香港90年來首次爆發政治性罷工已經是重大的進步，但是這是一次毫無組織的自發罷工。工人們利用節假日，以個人的身份而非工會成員的身份參與抗議。這表明了香港職工盟領導層的負面作用，他們既無力，又拒絕組織真正的罷工。當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協，他們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罷工。隨後在8月，當職工盟的領導層受到來自群眾運動的高壓，被要求組織一場罷工時，他們讓工人們去找各自的老板討要一日假期的準許，方可參加示威。罷工缺少集體組織的領導，缺少罷工委員會，缺少組織新工會分會的運動以為罷工做準備。香港職工盟的領導們試圖安撫資本家，向他們保證這次政治罷工只會反抗政府，而對於老板們和「香港」頗有裨益。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針不僅是向資本家卑躬屈膝，還低估了工人們的力量，妄想調和雙方。

挫敗

雖然缺乏真正工會的領導，但是8月5日仍有超過30萬工人自發地參加了罷工。特別是航空業的罷工足以震懾老板們。然而，工人階級仍未意識到自己的潛能：作為打倒獨裁統治，引領鬥爭的主要勢力。相反，他們仍只將自己視為青年們的援軍。與此同時，出於挫敗運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群眾示威被禁止；警察越來越老謀深算，也越來越暴力；青年們越來越傾向於更無政府主義且更具對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線」青年利用大量群眾作為掩護，越來越頻繁地采取打砸破破壞及暴動之類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現了一波成立新工會組織的浪潮，但此時運動已經過了巔峰期，到了開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階段。社會主義者們積極地介入了建設工會的進程。2020年1月，新的醫護工會發動罷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數新工會的領導權掌握在管理層，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們的意識形態被右翼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所主導。這些工會的規模基本上都很小，少於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會，而更像是行會（guilds）。它們在疫情期間普遍沒有開展活動，而自國安法通過以後就不再嘗試動員工人了。這些新組織的活躍分子並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運作，集中為勞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優惠。在目前的嚴酷鎮壓下，新的公務員工會已被解散。政治罷工也將被取締。

運動的特點

一如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和美國爆發的運動，香港的運動表明資本主義危機致使青年高度的激進化。我們理解在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垮臺後，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性失敗仍對今天的工人階級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坐等革命社會主義意識百分百成熟。在成為少數派後，於2019年從組織中分裂出去的工國委宗派主義領導層就期望這會突然到來，隨後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自動實現「大躍進」。這令他們不願深入了解今天發生的運動，並與現實脫節。

過往兩年的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十年前的運動——憑著革命的精神在戰鬥，香港和緬甸的青年時刻為著變革作出犧牲。另外，總體上運動的持續時間要長很多（對比之前的幾周，現在是持續幾個月），馬克思主義組織若要介入其中，則可能要花費大量的體力和政治精力。當然，我們必須要面對這些挑戰。同時，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在鬥爭中發揮著更加重要作用，令群眾意識更加的錯綜復雜。光有一個大體上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十分審慎地考察那些在運動中往往是混亂且矛盾的想法與討論，以便有效地介入到運動之中。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麽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系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采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香港：中共鎮壓風聲鶴唳

中共取締所有反對派政黨及NGO組織，消滅議會僅有的選舉自由，禁止一切批評政府的出版和言論，逮捕和審判泛民領導和示威群眾。即使香港反對派已徹底潰散，中共並不會就此放軟手腳。因為中共鎮壓的目的不在於香港，而是要通過所謂「打港獨」向國內群眾展示習近平的權威，企圖發揮震懾作用，壓製反抗的民怨和青年激進化。此外，習近平鎮壓香港也是給美國看的，以展示中國可以「為所欲為」。習近平在中美沖突各戰線的鬥爭都失利，而打擊香港成為了他可以展示權威的工具。

結社自由工會權利被取締

由特朗普到拜登以來，美國政府對香港的問題只是作出口頭上的批評。而美國統治階級目前已放棄香港這只難以取勝的棋子。作為中國直接統治的一個城市，美國沒有什麽空間利用香港作為杠桿去攻擊中國。再者，中美統治階級都明白到這場大國沖突是不可逆轉的，過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以促進中美經濟接軌的角色已再無利用價值。相較於香港，倒不如將資源在南海和臺灣問題上，對美國的軍事和經濟上圍堵中國來說顯得更為重要。這一方針揭示了美帝國主義關註的只是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水深火熱的民主權利。

來年就是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雖然在黨內鬥爭占了上風，幾乎可以肯定他會連任，但是為了使他未來的權力穩固，為未來的統治掃除障礙，他還不能高枕無憂，而需要繼續集中個人權力，並處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炸彈。現時他大打攻擊科技業和房產業的私營資本家，大力打壓國內女權及左翼運動，都是連任前必須作出的鐵腕整頓。

中共要消滅香港一切的結社自由，就像在中國大陸那樣，任何獨立於政權以外的組織都會被視為威脅。教協和民陣被迫解散後，支聯會及職工盟在本文撰稿時亦準備解散。中共借機消滅一切的香港工會權利，像中國那樣只有服從於政權的假工會。除了避免像國泰工會和醫護工會那樣的罷工再有可能發生，更重要的是扼殺未來更激進工會壯大的可能性。

國安處指控支聯會和職工盟為「外國代理人」。由於職工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的資助，很可能成為其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的佐證。事實上，打擊「外國勢力」只是中共鎮壓民主權利的幌子。中共知道經濟危機嚴重，未來對工人階級將會作出更大力的經濟打擊，即使政治權利的反抗現在被全面壓製，但經濟民生的反抗還是可能爆發的。一如在中國大陸即使實行全面獨裁，工人還是會為了生計而發動罷工。

我們反對工會組織接受美帝國主義的資助，因為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一樣，從來都是反對真正的工會運動，而只是想加強自己地緣政治控製的籌碼。美國資助職工盟的目的從來不是要強化香港的民主運動，相反是要牽製它、避免其過於激進化。

實際上職工盟雖然在立場上支持2019年的群眾鬥爭，但卻完全沒有領導過2019年的罷工。在林鄭擱置送中條例時他們首先取消了罷工的號召，到了8月因為群眾運動的壓力下他們才呼籲工人自行請假參加罷工集會，而沒有作為工會組織一場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

鎮壓下僅余的抵抗

面對反革命的鎮壓，幾乎整個溫和泛民都準備退縮，但當有也有例外。社民連雖然幾乎全部領導人物都在監獄，但仍繼續在街頭抗爭。而面對支聯會被迫解散，副主席鄒幸彤卻帶領了幾名常委作出了英雄式的抵抗。她率領了其他常委拒絕，表示即使讓步也不會被政權放過，並且高調展示準備入獄的決心，說得擲地有聲：「恐嚇到我們這裏為止，支聯會不會幫你散播恐懼。」隨後她連同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被國安處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為大律師的她大膽發表文章批擊法治的虛偽，在文章《「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呼籲不要再迷信法治，指沒有抗爭的話並不會有改變。此前，她也拒絕被剝奪言論自由作為法庭的保釋條件，堅持在保釋期間向公眾發表反抗言論。然而支聯會和教協一樣並不是具動員力的群眾組織，恐怕只有幾位英雄的抵抗也不能逆轉解散的結局。

泛民軟弱與熱狗鬧劇

可惜的是，鄒幸彤只是泛民政治人物中的例外。大多數泛民政治人物都選擇投降，對自己的政治立場表示後悔、解散自己的組織、表示退出政壇。就在本文撰稿之時，李卓人和何俊仁呼籲支聯會成員解散組織。他們的軟弱並不來自個人性格，而是因為其政治路線走到盡頭。一直以來，泛民迷信基本法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以及「循序漸進爭取民主」，而不明白中共獨裁永遠不會自我改革而開放民主。他們一直以為只要中共走向市場經濟「與世界接軌」，就自然會在香港甚至全中國落實民主。但今天正是因為中共成為了第二大資本主義國家，才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爆發激烈的帝國主義沖突，並且因而必須加強鐵腕統治保衛其「國家利益」。

至於在雨傘運動後打著「勇武鬥爭」旗號冒起的本土派，在反革命的過程中盡顯他們的狼狽相。在中共踢走大部分泛民議員出立法會後，連溫和泛民都不堪留在假議會中作為花瓶，因而全體辭職。但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卻繼續留任議會，因而一度獲得《大公報》的贊揚，甚至本來打算可以被國安處寬恕，繼續蒙混過關參選下屆立法會。最後他還是無法幸免被DQ的厄運，組織隨之也瓦解。

熱血公民是一個極右民粹組織，利用激烈措辭但內容空洞的反中共言論吸引青年，實際上只會用族群仇恨針對中國大陸人，而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反對中共。他們往往出現在群眾運動中製造分化，利用青年對於溫和泛民領導保守的不滿，攻擊泛民來獲取聲望，但卻從來不會提出另一條鬥爭的出路。雖然打著「勇武抗爭」的旗號，但早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敗選後變相退出社運，變成以區議會的保姆服務來爭取支持，在2019年的運動中完全沒有亮相。他們的狼狽相迎來由建製以至泛民、由左翼以至其他右翼本土派的恥笑，可算是為這一節悲劇中帶來了一個笑話。

中共全面消滅立法會的選舉自由，新的議會的90席中只有22席為直選，而且候選人必須經過國安處審查。這種選舉與大陸已完全看齊。中共害怕選舉氣氛冷淡，以致投票率極低，使假選舉成為國王的新衣。澳門在9月選舉前DQ了所有民主派議員，使其投票率陷於主權移交以來最低，並出現了大量塗汙選票以示抗議的廢票。香港的選舉大抵也會是這樣的翻版。

因此他們要拉攏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誘使他們進入跛腳的議會參選，作為其一塊遮醜布。至今只有社會民主連線清晰表態拒絕參加假議會，其他黨派仍在猶豫不決。其他溫和泛民政黨內部出現重大意見分歧。雖然議會內逐步改革的路線已徹底破滅，但泛民政客只會繼續墮入幻想，期望可以得到中共的默許，使他們的叛賣之路越走越遠。例如民主黨元老李華明以及部分民主黨的青年領導企圖參選，而劉慧卿等元老則害怕參選以致「一鋪清袋」，在歷史遺下臭名。李華明更表示有中共要員向他提出可參選的名單。另一些「參選派」則是年輕的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及副主席梁翊婷。鄺俊宇在2019年運動早期因為經常在前線協助示威者，其突出的個人行動使他在青年之間受到相當的歡迎，因而被封為「鄺神」。但現在卻準備墮落為最卑劣的叛賣者。可見，審視一個政治人物還是要看他的政治本質以及實際立場，而不是鏡頭面前的表演。

反革命不是終結

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我們要汲取2019年運動的不足和弱點（參考文章《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Foodpanda送遞員罷工 抵抗苛刻剝削

外賣平臺Foodpanda在疫情下「疫」巿擴張，生意賺到水漲船高，但送遞員卻沒有獲得辛勞所得的成果，薪金收入被公司不斷削減，員工連最基本福利亦欠缺之余、內部不公平的機製令員工怨聲載道，生計受到影響下外賣送遞員在周末發起多區罷工行動，抗議公司無理削減工資，超過300名員工參與。

這次罷工並非空穴來風，Foodpanda在這年頭已不斷推出政策扣減外賣送遞員的工資。參與罷工的外賣單車手「奶悠」（假名）向社會主義行動記者表示，公司過去逐小地扣減送遞員收取的服務費，以自己一張距離較遠的外賣單為例，本可分到42元（港幣，下同）現在被扣至30元，中距離的30元扣至20元，即每張單都被削減約10元左右。他每日工作10小時本可賺到約800元，現在只剩500至400元，公司亦從來不會知會員工削減薪酬。

「奶悠」最近更被公司指責跟單不擅而被停工5日，他怒斥：「靜悄悄地削減工資已經非常可恥，現在更不理會我的解釋而停止我工作，手停口停下我亦要照顧家人和小朋友，公司那所謂的上訴機製十分霸道，簡直人神共憤！」「奶悠」踏單車送外賣亦存在風險，「在行人路踏單車會犯法，在行車路上與其他車輛並行亦非常危險，我試過工作時遇過一次意外，幸好沒有大礙」。他指Foodpanda外賣送遞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被聘用，沒有病假、工傷、強積金等任何福利保障，意外後公司更將他的送遞表現評級下調。

另一位送遞員 John（假名）是一位「步兵」（以步行方式送外賣），他指公司推「孖單」降價政策，將第二張同一屋苑的外賣單服務費削減，又將客人投訴外賣送達後出現食物傾倒、外賣送抵後沒有該地址或其人等惡作劇，都歸咎為員工責任而發出警告信，令John感到十分不公平。「我們要利用Foodpanda手機App去處理外賣服務，每張單都有它的指定送抵時間，那些倒數時間有時只有數十分鐘，令我們要火速進行送遞，增加交通意外和受傷風險。」

罷工行動在尖沙咀、觀塘Foodpanda辦公室及多區Pandamart門外聚集，員工舉起「停止無理減薪」、「Foodpanda treats us like slaves!」的標語，亦要求每張單的服務費至少是50元來換取「生存」及抵銷外賣摩托車維修費、油費等開支，而「步兵」則至少需要35元。

過往Foodpanda亦曾無理解雇爭取福利的送遞員，顯示大企業對員工的壓榨及可恥。在罷工的影響下，多區的Pandamart超巿停止運作，而工人指抗爭將會續持。

去年，另一外賣送遞平臺Deliveroo亦因削減員工工資險釀罷工。外賣送遞行業在疫情下大舉擴大業務，在巿場競爭激烈下，這類公司都要加強壓榨員工獲取利潤，使全球多地都爆發工人抗爭。例如，中國大陸的外賣送遞「餓了麽」平臺旗下騎手在今年3月發起跨省的抗議行動，抵抗公司壓迫員工，差不多同時間在英國倫敦亦有Deliveroo員工的抗議，反對持續的低薪和要求更合理工資。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Foodpanda送遞員的合理抗爭，在香港勞工保障形同虛設下，工人需要團結的行動去捍衛權益。這次罷工最主要是透過網絡群組溝通動員發起，工人至今並未有組織起代表自己的工會組織，而今天工會正面臨政府前所未有的鎮壓。

11月13-14日的罷工確實令人振奮，但抗爭若要持續，網上群組這種組織方法可能並不足夠，而需要哪怕是「地下」或「非正式」的工會組織架構，以應對資方對罷工的打壓，爭取最大化工人的權益。所有工人都要與Foodpanda罷工工人展示團結！如果他們成功改善待遇和薪酬，對所有工人來說都是勝利，並會鼓勵工人組織和鬥爭！

倫敦唐人街沖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沖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沖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沖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系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沖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傑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傑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癥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系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沖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匯。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傑，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沖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中共自製選舉鬧劇 鎮壓不能擺平社會危機

12月19日將舉行改製後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中共將立法會改成90席之中只有22由選舉產生，加上候選人要先由國安機關篩選，確保所謂「愛國者治港」。這使選舉氣氛前所未有的冷淡，可預計投票率將是歷史最低的一屆。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公布，有36%的受訪者傾向不投票。這數字還未包括因國安法的恐懼下而不敢講真話的受訪者。由2004年起的立法會選舉調查，受訪者的投票意欲均有8成以上。

在改製前，香港立法會本來已是跛腳議會，反對派並不可能在建製內對中共構成威脅。相反，過去泛民主派妄想在議會建製內進行漸進改革，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安全閥，以緩解群眾鬥爭的壓力。今次，習近平的極高壓統治下，將假議會的遮醜布都全力撕毀，再次挫傷自己的權威。

統治者繼續自欺欺人。林鄭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指「政府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會降低」。同時政府又害怕低投票率會削弱其權威，因此全力谷高投票率。首先禁止任何人「煽惑」投白票，甚至威脅民調機構有可能違法；又設立邊境投註站，方便建製派動員居內地的親中共港人投票。然而，無論如何強大的鎮壓機器，但不能強迫「躺平」的選民站起來。

部分溫和泛民政客繼續叛賣民主鬥爭，例如前民協的馮檢基和前民主黨的黃成智，今次更為選舉鬧劇擔任臨時演員。而溫和泛民一度因為參選與否陷入嚴重分歧，後來參選派雖因群眾壓力而放棄念頭，但暗地叛賣的行徑並無停止——黨副主席梁翊婷被揭發支持獲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提名的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參選港島東。

繼續壓迫窮人和青年

國安法通過以來，中共的強力鎮壓並沒有停止。林鄭繼續以防疫措施為名，加強對市民的監控，推出強製使用「安心出行」，並繼續禁止四人以上的集會，甚至威脅煽動他人不打疫苗也屬犯法。此外，新聞自由已被摧毀，《立場新聞》總編輯辭職，而《經濟學人》駐港記者工作簽證續簽被拒，都是眾多的近例之一。

無論鎮壓力度如何強大都不能掩蓋社會危機，所以民怨並不會息止。香港去年有165.3萬個貧窮人口，貧窮率高達23.6%，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約4個港人中便有1人屬「貧窮」，其中近三成來自在職住戶。這可說是對習近平提倡的所謂「全面脫貧」和「共同富裕」極大的諷刺！

香港貧窮再創新高，窮忙族水深火熱。但近日教育局長楊潤雄批評時下「躺平主義」，並公布要將「勤勞」、「奮鬥」加入價值觀培育，並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指引》文件中刪去「尊重人權」、「批判思維」等字眼。

在中國大陸出現躺平主義思想——年輕人拒絕高壓社會規範，放棄買房成家，主張不婚不育，以最低成本過極簡生活。中共如臨大敵，視之為破壞經濟秩序及製造人口危機的根源，甚至要出動官媒譴責區區一個網路次文化，並在六中全會中大力宣傳「奮鬥」思想。香港教育局只是配合習總的論調，企圖以高壓家長製統治青年。但統治者越是叫囂，青年則更充耳不聞。

香港和大陸青年一樣，面對房價高企、階級流動無望，勤勞向上的勞動成果只會被統治階級奪走。2019年香港反威權運動正是青年反抗製度的初次覺醒，是他們的一次「奮鬥」。運動受警察鎮壓失敗後，青年間彌漫著暫時的絕望感、無力感。

獨裁政權加強教育製度的思想壓製，只會令更多師生和家長厭惡，選擇離港擺脫香港教育製度。2020至2021學年度，香港學生退學人數上升1.7倍，等於平均每校有32名學生退學，當中有6成學生選擇離開香港。每校約7.1位教師離職，比一年前升近一倍。

團結中國大陸的鬥爭

習近平準備連任國家主席，必須加強鞏固權力，加上中美沖突的高度緊張狀態下，需要通過鎮壓香港來展示自己權威。所以，香港的命運並不取決於一個城市之內，而是整個中國以至國際局勢。在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深陷危機下，無論是中共還是美國拜登的統治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陷入混亂。群眾對政權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強大，青年激進化而且階級意識大大提高，正為香港暗無天日的局面亮起一點曙光。當大陸群眾爆發鬥爭時，香港和國際的群眾也需要團結共同的鬥爭，挑戰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香港：立法會假選舉投票率破低紀錄

本屆1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只有30.2%，只僅多於2016年投票率的一半（58.3%），創下史上最低紀錄。對香港的統治者（即中共）來說是又一次的公關災難。任何政府都不能稱之為“成功”的選舉。

當局動員“愛國者”去投票，但愛國人數似乎不足。2019年群眾鬥爭高峰時，區議會選舉中政府受到空前的挫敗，當時有294萬3千人投票，遠高於今屆立法會選舉的130萬人。中共今次糾正錯誤，確保同樣的選舉結果不會出現。

所有當選的候選人當然都是親中共的傀儡，中共官媒固然大聲叫囂，宣稱選舉“勝利”，但最有力還是來自拒絕投票的抗議聲。民眾並非“政治冷感”，而是積極地以有意識的群眾行動蔑視這場選舉鬧劇。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香港政府學習了北朝鮮，將宣傳杯葛選舉定為違法，這段時間並無公眾宣傳杯葛選舉。在沒有組織或領導下，抗議的聲音仍然如此強大。

選舉結果並不會改變北京的立場。獨裁政權不會花那怕一秒鐘來反省。在面對新冷戰及各種內部挑戰中，他們在香港問題上不可讓步，因為這會削弱習近平所要展示的強勢。只有中國的群眾反抗才能帶來改變。

不過這次“勝利”會為中共治港帶來新的問題。立法會內的“清一色”，代表當政府犯下重大錯誤、爆出醜聞、做出蠢事時，他們將無法掩飾，並只會進一步加劇民憤。今次事件再次反映了一年半的猛烈鎮壓並未能成功粉碎群眾的抵抗，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仍有巨大的鴻溝。

二零二二年

香港疫情死亡人數超過武漢

香港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發。自疫癥爆發至3月13日，全港累計確診人數已超過26萬人，死亡人數3993人，死亡人數超過武漢，死亡率為全球最高！在幾乎不切實際的“清零”政策下，香港本就捉襟見肘醫療系統更全面崩潰，大批病人無法入院，甚至只能暫時在露天停車場等地方等候治療，場面可謂慘不忍睹。

在這個情況下，無論是檢測還是入院治療都已經完全超出負荷，無法及時檢測和隔離患者。筆者裘青的父母亦雙雙染疫，以家母的情況為例，她的癥狀輕微，而整整過了十一天時間才收到陽性檢測報告，事實上收到報告之時她已基本康覆。

在整個過程中，她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安排她隔離或給予任何醫療建議。因此盡管家庭內已盡量做足防疫措施，家父在不久後也出現病征，且病情相對較重，出現高燒與呼吸困難，但遲遲未收到檢測報告。公立醫院急癥室完全爆滿，而政府所謂的熱線電話根本無法撥通，令家人萬分焦急。即使有著私人醫療保險，但香港部分私家醫院無恥地拒收新冠患者，家人多番奔走下方能找到一家願意接受照料的私家醫院提供床位，但即便如此，由於入院人數眾多，所能提供的醫療照料服務亦大打折扣，僅僅聊勝於無。

造成這災難局面，林鄭政府責無旁貸。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一直就是殘缺不全。去年底，醫管局承認醫護流失嚴重，並預測一旦爆發第五波疫情，公營醫療系統已難以應對，但政府卻沒有任何應對措施。私立醫院拒絕接收新冠病毒病人，所以全部患者要由公共醫院承擔，而公院只有全港45%的醫生。

在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林鄭政府沒有正視Omicron病毒株的感染力更強，只知僵化地執行徒勞的大廈圍封和限聚政策以求“清零”，而不是適時地改變策略，發放有效的資訊和足夠的自我檢測用品，並且勒令雇主容許員工選擇在家工作。香港仍未能仿效中國嚴密的社會監控系統，加上人口比中國更為密集，不可能像內地實行“小區管理”，一味追求“動態清零”事倍功半。

清零政策在內地和香港都已受到動搖，連中國專家也在暗地表達異議。中國疾控中心前首席科學家曾光在網上發文提出要展示“中國式與病毒共存的路線圖”。有關帖文沒有像其同業張文宏半年前提出中國可實行與病毒共存時般受到網絡猛烈抨擊，可見輿論的轉向。建制派元老曾鈺成則在二月中為動態清零作出辯解，並指“香港要走出自己的抗疫路”。

然而，中共決不容許香港自行其事而動搖內地的清零政策。習近平在二月中命令港府穩定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假如中國開放實施“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在政治上相當於推翻了內地過往的“抗疫成績”，而這正正是過去兩年習近平政權一直自我標榜和吹噓的“政績”，更被用作證明其“東升西降”說法的例證。改變抗疫方針等同會重挫習主席的權威。

的確，如果中國現在放松清零政策，由於沒有群體免疫，必然會面臨疫癥大爆發。上海和吉林在三月中再爆發Omicron數千宗感染就響起了警鐘，甚至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此外，國產的科興疫苗對於Omicron變種病毒的預防力薄弱，根據《傳真社》參照港大研究的推論，如果維持現時港人接種覆必泰與科興的六四比例，即使全港3針接種率到達95%，預防感染Omicron的保護率亦只得約5成。如果宣布放棄國家疫苗又會使中共面子有損。即使現在科興研發針對Omicron的疫苗，能夠挽回多少市民的信心？

林鄭抗疫工作東歪西倒，使她失去中共的信任，甚至可能抵銷了她鎮壓2019運動的功勞，使她不能連任特首。在習近平發出命令後，中國專家接管了香港抗疫工作，淩駕了香港政府。林鄭本來想推行全民強制檢測，香港的愛國政黨舉腳讚成，卻被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梁萬年煞停。的確，全民檢測已經過了時機，因為病毒已在社區擴散，如果找到大量患者，也沒有足夠的隔離設施。而強檢只能令市民在街上聚集而增加感染風險。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迫切需要全面充公私家醫院，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充分調動所有醫療資源，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抗疫政策。並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培訓更多醫療人員以保障優質的公共醫療服務。而這一切必須以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親資專制政府才能達到。

香港：無止境的鎮壓

媒體遭遇鎮壓

去年12月，警方搜查了《立場新聞》的辦公室，這是香港僅余的自由派反政府新聞社，並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拘捕了6名現任及前任高層。同日，《立場新聞》宣布停止運作，並移除其網站上的所有文章及線上內容。

這是自2021年6月取締《香港蘋果日報》以來，最新一波對於新聞自由的打壓。另一網媒《眾新聞》亦在1月4日決定關閉。香港已經完全處於北京的直接統治。中共及其反革命不會容忍香港出現任何有意義的反對派。一切民主權利，從集會自由到言論自由，都遭受攻擊。

假選舉

12月19日，香港舉行了自《國安法》通過以來的首次立法會選舉。過去的選舉上尚且還有一些自由選舉的元素（一半的議席為直選產生），但這次完全是一場鬧劇。只有22%的議席是由直選產生，其余的都是由中共和資本家們欽點出來。而且，當局不允許任何有意義的反對派參選，所有的反對派政黨的領導層要麽被取消資格，要麽正在坐牢。

因此，毫不意外這次選舉投票率創下了歷史新低，只有30.2%，可以對比一下2016年的選舉投票率——58.3%。這還要考慮到，政府高調表示，任何公開呼籲“杯葛選舉”的人士將會面對最高3年的徒刑這一清況。然而，這次選舉的超低投票率表現出的是，民眾積極而有意識地反對假選舉。這次選舉結果完全不是政權的勝利，但這個結果也不會決定性地改變香港的反革命發展方向。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寸步不讓，否則會在新冷戰和政權面對的諸多危機中顯出弱勢。

移民潮

自2020年6月《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人口凈流失已經超過10萬人。根據政府的官方數據，去年香港人口出現了1.2%的負增長，這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甚至比1990年代主權移交前夕的移民潮更嚴重。這一方面也是受到英國、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的移民政策松綁所影響。不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為了香港的“民主”或“人權”，而是為了推動自身的冷戰方針，也是為了試圖吸引香港更富有的階層。

大部分離開的人是來自中產或專業人士背景，當中頭三大行業為：金融業、資訊科技和教育。根據已解散的教協在2021年5月的調查，40%的教師由於“政治壓力”增加希望離職。這樣規模的人才流失對香港的未來會帶來重大的社會經濟影響，特別是公共服務會收到影響。去年，公立醫院流失了4.9%的醫生和6.7%的護士。

“洪門宴”派對門事件

緊隨著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香港有著全世界最嚴厲的封城防疫政策之一。在1月發現一宗本地源頭不明感染個案後，政府再一次地關閉了酒吧和戲院，並禁止晚市堂食。整棟住宅大樓被圍封，居民數日不得出家門，甚至有食物不足或市民被禁止向家人送藥物的情況。另外，政府已經實行了連續兩年的至少4人聚集限令，實際上就是禁止抗議集會。

不過，這些禁令無礙香港富豪精英們的享樂。1月，爆出超過200人參與的港區人大洪為民生日派對，當中的參加者包括政府高官和新任立法會議員。事件在其中一名參加者確診後才得以曝光，而政府才迫不得已將這一眾“愛國人士”送到隔離設施。顯然，對於普羅大眾和富豪精英們是有著兩套截然不同的規則。

經濟危機

政治打壓及疫情無疑大大影響了香港的經濟。2020年的經濟萎縮了6.1%，而縱使2021年的經濟預測會反彈6.4%，但經濟卻遠遠未完全恢覆。事實上，在疫情爆發之前，香港的經濟已經出現放緩，2019年的GDP更是下跌了1.7%。雖然香港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經濟體之一，但仍然有1/5的人生活在貧窮之中。失業率暫時還是比較低（部分源於移民潮），但人才流失的浪潮對於香港有著長遠影響。而當香港越來越依賴的中國經濟陷入更嚴重的危機，香港的未來只會日益動蕩和前景黯淡。某程度上說，中共的反革命摧毀了香港。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專制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李家超被欽點特首，香港反革命換上新面孔

香港特首假選舉於5月8日毫無意外地落幕，一如所料北京“唯一支持”的李家超以1,416票的“高”票當選。雖然，主權移交以來的歷屆特選選舉都是小圈子的假選舉，從來背後的操盤人是中共及大資本家，但本屆選舉的過程更加反映了中共對港政策的進一步反革命，加強地民主權利的打壓，而北京直接治港已成事實。

假選舉

今次所謂的“選舉”是2019年抗爭及《國安法》實施以來的首次特首選舉。去年，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進一步破壞了立法會選舉及選委會僅余的民選成分。到了今年的特首選舉，在改制後的選舉中並沒有限制參選人數。然而，選舉原定2022年3月27日，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一直等候習近平的指示，沒有公布連任意向。然而到了2月，在北京指示下，港府以疫情為借口押後選舉至5月。至4月，林鄭當時已失去中共信任，中共才表明意圖，表示“唯一支持”李家超參選，而林鄭則宣布不尋求連任。

這變相阻止了其他建制派加入選戰。顯然中共在新的反革命形勢下，想避免過去如2012年梁唐之爭、2017年曾俊華參選，造成建制派分裂，或讓群眾借機挑戰中央權威。中共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更加害怕哪怕些許的民選成分都會成為民眾宣示不滿的缺口，例如選委會不滿習強硬政策的資本家會對中共欽點候選人投反對票。為免夜長夢多，北京寧願廢除所有選舉競爭的猴子戲，變成主權移交的首次“一人選舉”，而且責成梁振英成為選委會的召集人來確保李家超受到“高票”祝福。被欽點的李家超甚至在公布任何政綱之前，就已經拿下超過300個選委提名。

對於警察出身的李家超當選特首，有人擔心這是“武官治港”的開始。但，香港的武官不是獨立的，而是完全聽令於北京的。所有無論是文官武官都沒有根本性分別，最後還是中共治港。

香港的反革命大趨勢只會加劇而不會有放緩，除非大規模群眾運動作出抵抗。而當今局勢下，中國大陸工人階級爆發運動的可能性比香港更高。我們過去分析，習近平在新冷戰格局中要維持其強人統治權威，就必然會向香港開刀──反正香港已經是中共的囊中之物，而在中美脫鉤下，香港的經濟與戰略地位將會下降，西方也就基本放棄了香港，轉向台海、南海等更重要的戰略問題。

李家超當選後，就已經表示《二十三條》將會是其任內的任務之一。這會是比《國安法》更細致、更融入本地法律的一部法例，讓當局實行更廣泛的鎮壓，而非只靠殖民地時期的法律或猶如“核彈”的《國安法》。

過去一陣子，當局亦未減對抗爭者或民主派的打壓。保安局表示，2019年反威權運動有逾萬人被捕，其中2800多人被檢控、1100多人被定罪。而《國安法》通過至今，被捕人數有175人，並有8人被定罪。

5月中，已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5名信托人，包括泛民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何秀蘭，被警方以《國安法》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亦被控沒有為基金進行社團注冊。可見，就連最溫和的泛民也不能幸免。中共打擊泛民不是因為他們對專制制度作出真正的挑戰，而是對群眾鬥爭作出殺雞儆猴的警示。

“忠誠反對派”

在中共鎮壓的大形勢下，香港的反對派力量幾乎土崩瓦解。而那些僅存仍運作的，也選擇了向中共投誠。民協主席廖成利最近表示，該黨要成為“忠誠反對派”，更認為“習近平思想”與該黨初衷一致，並希望未來可以參選。對於這些職業政客來說，民主並非其原則，而是謀求一官半職的手段！

香港的命運不是香港自己所能左右的，而是受到中國及國際新冷戰局勢所主宰。因此，正如在2019年大型運動時已清楚見到，香港的反獨裁鬥爭也不是一個城市所能完成，而是必然要與中國大陸越演越烈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要建基於工人階級獨立的組織與綱領──而非依靠資產階級反對派，因為他們並不想挑戰資本主義，往往只會限制鬥爭的發展，並將鬥爭去政治化，以至在關鍵時候背叛運動。

香港防疫政策徹底淪為政治計算

香港自本年首季的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發以來，根據政府衛生署的數據累計已造成超過125萬人感染，共9192人死亡，然而實際感染人數可能遠超這一數字——一般估計已有超過半數香港市民曾經染疫。近日香港似乎再次迎來新一輪的小爆發，在連續數周單日確診破百後，至7月2日為止已有連續4日新增確診數字超過2000例。

林鄭月娥在卸任前，雖然口頭上並無正式承認，但事實上已沒有再強硬執行清零政策——封區已經停止，也沒有計劃進行全民檢測。港府因為經濟嚴重受破壞而受到壓力，一方面想盡量放寬防疫政策，但不敢公開放棄違背習近平“清零”的旗號，因而陷入癱瘓狀態。

在經歷了年初的第五輪爆發後，由於Omicron傳播快速而大部分受感染者只獲輕癥，再去執行所謂的“清零”政策早已不切實際，也沒有意義。由於國產科興疫苗低下的保護能力，以及長期公共醫療資源的嚴重缺乏，香港疫情的死亡率在統計數字上甚至高於武漢。情況發展至當下，香港已初步達到了群體免疫的門檻。香港亦跟隨中國大陸的步調，開始逐步嘗試放寬入境檢疫隔離的限制。

而在這一系列的操作下，民眾的衛生安全與利益卻完全不在考慮之內。中共以“生命至上”來為清零政策辯護完全是一個荒誕的笑話。

疫情發展到現時，防疫政策已幾乎無關於衛生與科學而完全成為了一盤政治工作。香港在經歷過死傷慘重的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公共醫療系統的恒常性撥款沒有增加分毫，公共醫院的病床沒有增加一張，公共醫護人員沒有增聘一個（相反還由於移民潮而大批流失），政府依然從政治影響而非民眾福祉去考慮和制訂防疫政策，依然對公共醫療的殘缺得過且過，私人醫療系統依然以利潤為目的而對疫下社會的哀鴻遍野見死不救。

在這一前景下，基層民眾亦遭受漫長的折磨。香港的最低工資已凍結3年，貧窮率創下新高達23.6%，貧窮人口高達165.3萬人。失業率5.4%且仍在升高。而即使是就業人口，在職貧窮率亦高至13.6%，達80萬人處於在貧貧窮狀態。

李家超新政府早已明言，與大陸通關是“首要工作”。換言之，重新開放國際邊境、重啟國際人員正常流動將遙遙無期。這對於香港的經濟而言必將是一場漫長的折磨。香港機場航空航線與航班急促萎縮，東南亞航運中心的地位已從赤蠟角機場轉移至新加坡樟宜機場，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總幹事批評，香港曾經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樞紐之一，但現時的防疫政策“實際上已令香港從國際航空地圖上消失”，這讓政府重金修建的機場第三條跑道尚未落成就已完全淪為大白象工程。

外國資本企業也開始著手將總部撤往新加坡以便利人員流動。香港歐洲商務協會的調查顯示，25%的公司會員將在未來一年內完全撤離香港，24%將局部撤離，而表明一年內不會撤離的只有17%。外企資本關注的是，香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一個走出疫情的清晰計劃。人員流動的不便企業人員的出缺非常嚴重，甚至達到了危及公司正常營運的程度。這些因素都使香港負上沈重的經濟代價，香港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將只有0.8-2%。

林鄭最近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甚至說“香港必須要重新對全球開放”，“其它國家在平衡經濟、民生的需要之後，他們就逐步開放。那麽這對香港來說就沒了優勢。”但撇開與中國通關而直接開放國際邊境，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而言卻是最嚴重“政治犯罪”：為了突顯中共對香港的“全面統治權”，在中共的藍圖中，香港必需先與中國內地通關，爾後才可以跟隨中國內地的步伐開放國際邊境。

在中共的專政下，民眾的生命和安全從來都比不上政權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專制者個人的面子。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下，不管是何人當政，民眾的利益也必需讓為於資本的利益和統治階級的利益。因此要真正走出疫情的困境，工人群眾必需組織起來，打破專制與資本主義的統治制度。

傑瑞米柯賓

工人階級談台灣社會


作者 社會主義台灣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臺灣總統選舉：雙英之爭 人民無份

2012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將於一月十四日舉行。這次國民黨主打黃金十年，不再像四年前一樣，強調經濟成長掛帥的633一類口號，而是在辯論、造勢等場合不斷強調任內落實「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縮小貧富差距等等。而民進黨則緊抓國民黨治下貧富差距與薪資成長停滯、房價飆漲等議題，強力主打「公平正義」，並且端出多項明顯具有泛左色彩的公共化政策，譬如公立大學過半、社會住宅等等。兩黨在選前向人民靠攏，我們早已見怪不怪，畢竟在資產階級民主下，我們每四年也只有這麽一次機會，但這次選舉所造成的影響卻是不同於以往的，向來以自由主義自居的民進黨提出了不少社會民主派的政策和批評，而老牌右翼政黨竟然開始跟著唱起「居住正義」一類的自由派概念。當然，這並不代表國民黨開始向左轉或者民進黨將轉型成改良主義政黨，而是代表臺灣社會的政治氛圍正在轉變。

過去數十年來，除了五零年代的臺共以及解嚴初期的極少數左翼運動，左派力量以及論述在臺灣基本上是缺席的。除了戒嚴的的血腥鎮壓、洗腦教育，八九零年代蘇聯、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的解體與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都對臺灣左翼力量的形成造成了不利的因素。而近幾年連續的經濟危機，隨之而來世界性的反抗浪潮，以及臺灣本地貧富差距與各種問題都徹底摧毀了過去官方所建構的神話。

我們看到大批曾經在媒體報導中被捧上天的「電子新貴」工程師們被資本家操到過勞死，而這些金字塔頂端的勞動者為了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也或許只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竟然開始組織工會，另外醫師與教師也都正在討論是否該爭取納入勞基法保護。雖然這些事件對一般臺灣人來說似乎非常超現實，但它們都是真的。即使是這些金字塔頂端的工人都面臨著嚴峻的勞動條件，其他各種職業的工人自不待言。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工人階級中無可避免地提出了大量的改良要求，而兩黨為了選舉所提出的改良政見，雖然隨著本身屬性有多少不同，但實際上只是反映了工人階級無望的現況而已。雖然社會的氛圍起了變化，但群眾顯然還沒有發展出明確的階級意識。少了階級觀點，我們只能看到一個一個帶著各種各樣個人特色的候選人和他們五花八門的政見。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為任何政黨與候選人所代表的並不只是候選人「個人」或「黨」的意誌，而是社會上一定階級與階層的利益與意識形態。為了持續發展群眾的階級意識，我們必須對這次選舉及其意義提供左翼的觀點與分析。

過去四年，國民黨藉前總統陳水扁弊案與選製改革之力，不但得總統之位，並且在國會取得絕對多數，行政立法權緊握手中，當然毫無疑問地必須對任內作為負起完全責任。現在，讓我們來檢視過去四年國民黨的執政成果。

失業

馬政府時期，即使已拋出大量就業補貼與公共就業方案，但年平均失業率卻也一度高達5.85% (2009年)。根據主計處2011年11月的數字，失業人數達到48萬，其中又以青年失業問題最嚴重，20-24歲勞動人口失業率達到12.49%。當然，這些都是經過粉飾的數字。馬政府用以美化數字的政策工具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22k、「立即上工」、「就業啟航」一類只能提供短期就業機會的政策，也包括以無薪假合法化隱藏失業人口、4+1方案將畢業生留在學校以免沖擊數字、以振興經濟為名趁機通過減稅條款等等。2008年，臺灣放無薪假的人數一度逼近24萬人，但是這種獨步全球的「放假方式」卻不計入失業人口之中，難怪吳敦義院長會說想出無薪假的人「應該得諾貝爾獎」。勞委會的短期就業方案也十分令人玩味，以「黎明就業」計劃為例，勞委會預計提供一萬五千個公部門就業機會，但「工作期間最長為六個月」。政府大量提供這些雖然可以緩解一時失業之苦，卻不知道半年後該何去何從的工作，大批工人只能隨著政府官僚每年想出的不同「計劃」而在不同的短期工作中打轉。

貧富差距

2010年，臺灣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10.88%，為近年來最高一次，政府官員們一致拍手叫好稱成績亮眼，但一般人民看到的不是GDP年成長百分之十的亮麗前景，而是必須面對「什麽都漲，就是薪水不漲」的窘境。2011年，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計入物價調整之後)只有34402元，再度倒退回十三年前水平，相信不論是白領、藍領的工人都很好奇我們的經濟成長究竟進了誰的口袋。盡管政府一再拿各種統計數字出來說嘴，馬先生也在辯論中強調「任內縮小貧富差距」，貧富差距仍然是臺灣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2011年12月，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由先進工業國家組成)發表報告，警告其會員國貧富差距為三十多年來最高，最富有的10%和最窮的10%差距達到9倍，其中差距最小的是西北歐等國，約6倍左右，差距最大的國家是智利和墨西哥，超過25倍。那麽臺灣的狀況呢？根據公平稅改聯盟依財政部統計資料所作的計算，臺灣最富有的10%和最窮的10%在稅前的差距是28.36倍，稅後則是24.95倍。相信數字的對比已經十分清楚，不必多做解釋。雖然我們已經面臨這樣的困境，但馬政府依然減稅不遺余力，從營所稅到遺產稅的大幅減免，都更加擴大了貧富差距。

房價泡沫

營建署去年十二月公布的數字顯示，2011年第三季，臺北市整體購屋平均總價是2356.6萬，每坪62.2萬元。臺北市房價所得比達到14.3倍，意即臺北市的平均收入家庭，要購買臺北市平均價格的房子得耗去14.3年的收入。雖然比第二季的新高16.2倍為低，但依然遠高於過去水平，這樣的房價配上臺灣人的薪資水平，除了荒謬之外似乎很難找到別的字來形容目前房價的泡沫，但這其實並不荒謬，投機與炒作是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根據主計處的數據顯示，2010年臺灣的空屋率達到19.4%，空屋達到156萬戶，即使不看統計數字，任何人只要親自到新北市周圍的那些新建案走一圈就完全可以理解目前的泡沫，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最喜歡講的供需法則與消費者決定市場等等空話在現實中完全瓦解，壟斷和投機成了唯一的教條。

勞動問題

臺灣工人被資方壓迫絕對不是只在馬政府時期發生，而是從臺灣邁入資本主義以來持續的情況。臺灣工人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打壓與毒害，從RCA女工到洋華、鴻海，無一不是赤裸裸的工資奴隸製。但是在馬政府時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般勞動者的痛苦，而是連過去曾被認為是高階工作，幾乎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工人的工程師以及臺灣社會地位最高的醫生等等職業，都時常因為過勞死、中風或手術中昏倒等等情況登上社會版面，這些年輕的生命日夜勞動，直到資本家吸幹他們最後一滴血。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跟勞動條件，竹科工程師開始組織電資工會反擊資本家，而醫師更在2011年首次組團參加「秋鬥」，向社會發出怒吼。長久以來，大部分的臺灣人總是拒絕受壓迫的工人階級的標簽，而稱呼自己是「中產階級」，試問當醫師、電資工程師都面臨「有錢也沒命花」、「沒辭操到死，沒死操到辭」的時候，到底還有多少人能稱呼自己是「中產階級」？

而在一般勞動者方面，我們看到派遣、外包、約聘製的大量增加，使得一般白領工人幾乎很難找到穩定的工作。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初入職場，等著他的不是經濟獨立、實現夢想的人生，而先是一筆就學貸款，還有22k的薪水。政府一直以來對資本家違法的無視，導致大量白領工人加班不但不可能有補休假，甚至領不到加班費，獨步全球的「上班打卡製，下班責任製」已經不僅是在電子電機等產業才有，現在在各種行業都屢見不鮮。

隨著貿易進一步去管製化，產業是否會大量外移還有待觀察，而新自由主義的去規則的雇傭就業發展、短期非正規就業和雇傭移工不斷增加，藍領工作機會也正在逐步減少當中，在低端行業重現血汗工廠模式。

農民問題

馬政府任內通過的「農村再生條例」和「土地征收條例」都被農民團體稱為「滅農」條例，而臺中中科及苗栗所發生的大埔事件，挖掘機強行闖入田中破壞作物和田地以利征收等等行為，表明了政府為資本家服務的決心。為了興建科學園區，為了給資本家便宜的土地，原先生活在當地的農民以及農田只能是必須鏟除的對象。當然，科技業對土地與農作物帶來的汙染更是無法估計，環評也越來越像是橡皮圖章。(關於土地征收問題請見本期其他文章)

馬先生四年來搞了些軍教課稅、米酒限價、ADSL降價跟健保鎖卡等粉飾太平，貌似關註民生；行政院長吳敦義對房價問題從「不能打房，人民的財產會縮水」，到「積極落實居住正義」，雖然貌似有些改變；但實質上各種政策背後的思維似乎和過去差異不大。譬如所謂為了「居住正義」而興建的「合宜住宅」，實際上就是過去「國民住宅」的翻版，商品售出之後就進入市場，繼續成為炒作的目標，過去臺北市政府在精華地段興建的國宅無一幸免，國民黨為討好選民又不能擋人財路，只好故技重施。其他政策也和過去大同小異，不同的只是新的、漂亮的、意義不明的口號，譬如「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等等。

反觀民進黨，提出了不少看似進步的政策，譬如公立大學過半、托育公共化等等，乍看確實有歐洲式社會民主的影子，部分改良主義政策其實也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爭取的。但是，進步的口號未必等於進步的政權。

往昔民進黨打著「民主進步」旗號上臺執政八年，民進黨除了強推「優先發展經濟，社副暫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公然背棄廢核環保等主張外，陳水扁家族官商勾結貪腐嚴重，堪與國民黨時期的黑金政治媲美。蔡英文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可曾身體力行推行過多少進步政策呢？

我們必須仔細審視民進黨的政見。首先要看到的就是，在大量的公共開支背後，錢從哪裏來？打開十年政綱，在財政與稅製一項當中，只看到「合理化」、「改善」，卻不見稅製改革的具體目標。國民黨降的營所稅，民進黨有沒有勇氣調回來呢？國民黨給的租稅優惠，民進黨是不是能不給呢？當然，合理化、改善、加強財政管理能力聽起來都是對的，但請不要忘記國民黨將營所稅、遺產稅降低，實施產創條例等等租稅減免的時候，國民黨也宣稱他們在「合理化」、「改善」稅製跟投資環境，也別忘了民進黨(尤其是蔡英文本人)一再強調簽訂FTA(自由貿易協議)的重要性，期待民進黨大刀闊斧改革稅製，實際上是緣木求魚。

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不論是解嚴前還是解嚴後，國民黨始終是保守的資產階級政黨。我們完全同意這個政權應該被打倒，但問題是由誰來打倒。民進黨曾經擊倒過國民黨，不只一次，而民進黨任內最大的成就則是向人民證明，自己和國民黨一樣是個資產階級政黨。九零年代民進黨向議會路線的過渡不只是所謂「街頭路線vs.議會路線」之爭，而是民進黨拋棄過去工農運動的開始。國民黨對臺灣的泛左翼來說，向來是個大魔王一般的存在，但我們必須指出，國民黨的作為也許看起來真的像大魔王，但真正的問題不是國民黨作為一個統治集團，而是背後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永遠可以創造下一個馬英九、吳敦義或是蔡英文、蘇嘉全，不管臺上插的是車輪旗還是臺灣旗，不管國號叫做中華民國還是臺灣共和國，都是資本家的國，資產階級的政黨輪替不過是一場戲。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國民兩黨任何虛飾性的改革都不能真正解決普通群眾的民生，要實現社會的根本改變，必須要根本性的廢除資本主義製度。而首先需要立即從對大型企業公有化與民主控製開始，除非經濟能被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否則所謂的福利國家只能是短暫的泡影，歐洲過去的改良主義實驗已經給了我們太多悲慘的例子。

我們正處於人類歷史以來最大規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邊緣，歐債與中國泡沫尚未完全破裂。隨著危機的擴散，失業潮與各種沖擊將接踵而來。不論是臺灣還是其他國家，現在以及不久之後的未來都是發展左翼運動的契機，左翼青年決不能丟兵棄甲投靠披著改良主義外皮的資產階級政黨。工人與青年們該積極組織起來建立真正獨立的群眾性工人政黨才能夠真正改變現況。

臺灣總統大選：「資產階級贏了」 — 代表財團利益的國民黨勝出

2012年臺灣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成功連任，向媒體宣稱「我們贏了！這是臺灣人民的勝利」。而我們清楚知道，「我們」——臺灣人民——沒有勝出，而是「他們」——資產階級——贏了，「我們」還會被推到剝削更嚴重的新自由主義深淵裏。

臺灣政治長期被兩黨壟斷，缺乏左翼與基層力量，臺灣普羅大眾沒有出路。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及立委選舉，資產階級政府都會利用「選舉熱」來朦糊民眾視線，而今屆選舉也不例外。我們只能看到藍綠親商家財團的兩營，選舉贏家非藍即綠，而我們必須強調，兩黨所服務的皆是財團及大商家的利益，而不是普羅大眾的生計！

群眾意識薄弱，左翼力量缺乏

國民黨在是次總統大選勝出，在立委議席中也得到議會裏的過半議席（113席裏得到64席）。馬英九在這次選舉得到689萬張票，得票率51.6%，以80萬票數贏過民進黨的蔡英文。值得註意的是，比較上一屆的結果，馬英九失去了八十萬票的支持，馬英九在08年選舉得票765萬，得票率58%，較當時民進黨候選人高出221萬票，贏17%，而在立委議席中也失去了十七席，和上屆81席相比。這顯示了國民黨親商政策導致支持度下降。

馬英九以拼經濟之名為財團護航，而事實上其過往執政四年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臺灣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2010年GDP增長10%，臺灣人民反而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此時此刻面對的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對勞動者變本加厲的剝削，通貨膨脹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漲，唯獨勞動人民的工資不漲，去年臺灣平均月工資只有$34000，跟13年前的水平一樣！房價泡沫化令人民買不起一座房子，去年臺北市平均房價達2400萬。

國民黨與財團唇齒相依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但似乎群眾被馬英九及其商家支持者的「經濟恐嚇」嚇得不似人形，深怕一旦財團不再投資，人民的生計便岌岌可危。在國民黨的選舉工程期間，中小企業及大財團的代表已經陸續公開宣布支持馬英九，呼籲選民投票支持維護財團利潤的國民黨。其中包括億萬富翁鴻海集團郭臺銘、長榮集團張榮發、遠東集團徐旭東、「臺灣首富」宏達電王雪紅等。

公開支持馬英九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更為國民黨站臺，對臺灣民眾威脅說道：「假如選舉結果對未來引起任何變化或不明確性，所有人都得付出代價。」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更在選舉前兩日喊出「沒有九二共識，臺商穩死！」。財團代表也曾表示「沒有九二共識便不投資」，臺中市商會理事長林山下甚至說「憂心財團被打壓」，張榮發說「如果有人當選之後說沒有九二共識，臺灣的經濟會很淒慘。」

這些都分明是跟全臺灣的勞動人民作出威脅。郭臺銘更於選舉當天及前一天兩天包幾架飛機，讓派駐大陸員工回臺灣投票。他們再一次恐嚇人民，臺灣不寬容這些資本家，就沒有就業機會，人民便餓著肚子！

正如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選舉一樣，資產階級從未放棄過利用經濟危機來進行恐嚇的機會。而由於缺乏左翼替代性的政治選擇，勞動者為了生計似乎只有遵從資本家們的說教，「有資本家，才有工作」的神話得以大行其道。沒有群眾性的工人政黨，這樣的話術就無法打破，而人民只能是任資本家宰割的魚肉。

臺灣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國民黨執政期間，臺灣雖然經濟增長，但面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臺灣勞動人民的工資非但沒有半點增加，還下跌了2.5%！（2008-2011年9月臺灣平均薪資）臺灣全體受雇者薪資占GDP的百分比從1990年的51.71%，下降到2010年的44.55%。臺灣的實質經常性薪資跌至3萬4380元，收入跟13年前的水平一樣！

09年最窮5%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5.1萬元，最富有5%家庭平均年所得達382.2萬元，在這12年從32倍拉開到近75倍，不僅再一次創歷史新高，更遠高於08年的65倍（財稅數據中心統計）。

由於08年金融海嘯所造成的高失業率，政府為了在表面上減低失業率的數字，推出帶頭降低薪資的22k方案，使大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價格頓時下降。而所謂培育優質人力，卻花錢請大學生作管理員、警衛等，似乎不需政府花大錢培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計劃只是減低了資本家的人事成本，對創造「真正的」工作機會毫無幫助。「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劃」透過政府補貼企業最多26,190元，參與計劃的大學畢業生在扣除自負的勞健保費用之後，只可以拿到22,000元左右的超低薪資（2009年9月26號，工商時報）。而對勞動大眾變本加厲的剝削也在新聞中經常看到，包括工程師、保全、醫生因工時過長而過勞死的情況是近年來愈見嚴重的。

而房價泡沫化也令到很多臺灣人民無法負擔擁有自己的家，臺北市的房價與年收入所得比動輒在14、15、16之間，傲視全球，房價完全與消費力脫鉤，也可謂一絕。去年臺北市平均房價2400萬，而全臺空屋，空屋率達到19.4%，換成戶數高達156萬戶。（自由時報，2011年10月26日）

去年的東部開發條例表面上聲稱促進發展，但實際上是容許發展商及土地開發商合法地用無法無天的手段任意將土地打造成任何幫其賺取利潤的模樣，條例中排除土地相關法規，將大量國公有土地快速釋出，毫不顧慮這對當地原住民的文化將產生什麽樣的沖擊，只為使財團更方便地把本來屬於人民的土地變成幫自己賺錢的私有財產！包括將海岸變成私人地方，興建豪華飯店及設施，只準付得起錢來光顧消費的人才可享用。這已經引發東部原住民的抗議，反對財團進駐大家的土地，侵吞其獨特的自然特色及文化。

國民黨必定走向更右

因為馬英九沒有連任的壓力，在過往執政四年所作的種種惡行都被忍受，包括簽訂ECFA， 提出降低稅賦，通過《產創條例》為財團減免以千億為單位的租稅，以及助長大規模征收土地。這些一切都被群眾默默忍受的時候，國民黨定必更肆無忌憚提出更右翼，對勞動人民剝削更多的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我們可以預想目前所有的狀況不會有任何改變，臺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模式不可能倒退，紙上GDP會繼續成為資本家利潤的來源以及政客宣傳的工具，而臺灣的勞動人民將享受不到任何的勞動果實。土地征收條例的羞辱式修法被說成是土地正義，我們當然也可以預期未來會有更多更多的農民因為「原本精神就有問題」(前行政院長，下任副總統吳敦義語)在田地被破壞、征收之後走上絕路。我們可以預期未來核電廠絕對會繼續運作，否則將會「為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我們也可以想象未來四年的勞動條件將會垂直下降，現在已經形同虛設的勞動檢查，將來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一場資產階級獨贏的遊戲

民進黨在這屆選舉中失去了很多財團的支持，包括原來支持民進黨的長榮集團的張榮發跳槽到國民黨，所以民進黨的選舉經費也有明顯的下降。蔡英文當然利用二分法批評馬英九背後的都是財團，而站在她後面的是臺灣人民、勞工及農民。但事實是民進黨雖然利用民粹及接近社民主義的口號（例如公立大學過半、住宅政策）來掩蓋自己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但其支持FTA等等的清楚立場意味著不會動搖任何資本家的利益！民進黨未來發展的方向將值得我們關註，是為迎合資產階級和財團的需求而與國民黨比新自由主義，或是走所謂草根路線而利用社會民主主義口號和民粹主義成為資產階級反對黨。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次選舉中進一步看出所謂「 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虛偽性。從總統選舉開始，候選人就要提交嚴格規定的聯署名單（26萬人以上）和巨額保證金。而立委選舉中5%的立委黨派計票起點，更將缺乏資源的所有真正基層小黨派徹底排除在遊戲外。這次得以晉升為「立委關鍵少數的」臺聯黨（3席）和親民黨（3席），與其說是獨立小黨，不如說更像是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黨外助理」。這進一步揭示了選舉成為了赤裸裸的拼資源的「金元選舉」。

再清楚不過的是，人民不需對兩黨存有任何的幻想，在非藍即綠的框架下，藍綠兩黨所服務的是財團及大商家的利益，而不是普羅大眾的生計。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力量，建立代表勞動人民的群眾性工人政黨！

我們的要求：

反對藍綠政治，反對金錢選舉，建設群眾性工人政黨，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提高最低工資，調低最高工時，保障勞動群眾生活
廢除政府官員特權，與基層工人同薪同酬
民主公營化大企業、所有銀行，歸於公共民主擁有及管理
以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失業者代表及青年代表組成真正的民主政府

臺灣：《土地征收條例》強硬過關，及其所帶來的啟示

選前，臺灣主流媒體爭相報導壹蘋果傳媒邀請國民黨立委邱毅和前總統陳水扁之子陳致中的辯論，以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被指控涉入的「宇昌案」。然而就跟以往一樣，這些媒體關註的東西只是隨著選舉起舞的，無聊的兩黨惡鬥。鎂光燈以外，臺灣土地征收的惡法卻又更前進了一步。2011年12月13日，就在立法院一年的會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國會一如以往的進行「法案大清倉」，在立院占多數的國民黨黨團，匆忙趕工之際把土地征收條例的政院版修法案，徑付三讀。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委員們平常看不到的效率，復雜的法案以相當快的速度完成修法程序。在這過程當中，委員們不僅違背了先前送交公聽會討論的承諾，對人民的許多要求也沒有納入修法中。簡而言之，這次的修法只不過是黨團要在明年大選前作勢改革，而推動了幾條換湯不換藥的條文來作秀給人民看。國民黨團當然根本不想修法來刺激在背後支持它的財團大老們，然而選舉在即，總得做個假惺惺、看似進步的修法吧！並故意趁一堆同黨立委不在，先算好正反方人數，把整個過程搞得好像經歷了一場充份的「討論」，完全發揮國會的「效能」。但立委們都心照不宣的是，若通過民間版的草案將是他們政治生涯和金援上的一大危機，更不敢按照之前政府承諾的召開相關程序委員會審理和舉辦聽證會，二話不說徑付二讀，然後簡簡單單每個條文念一遍就三讀通過。同樣，在隔天看到馬英九總統大言不慚的說著：「土地五法通過，邁向社會正義大突破」這樣惡心至極的言論，也就令人不足為奇了。

現在我們就來逐一解釋，這次的修法到底哪些地方欺騙了人民：

市價估定爭議：

臺灣農村陣線等團體的民間版本中，待征收之不動產的價值的估定由較為客觀的民間估價師估定，然而最後行政院提出通過的版本卻是由地方政府上的地價評議委員會決定。這將造成球員兼裁判、強性買貨自行喊價的奇特狀況出現。政客和財團炒作地產不遺余力，若真按照市價收購將會大幅增加購地成本，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可笑的是，官方自我誇口的「市價征收」，都改為另由行政院訂定施行日期。換言之，行政院遲未訂定，這個條文過了也等於沒過。

另一點需要思考的是，臺灣不動產市場近年不當炒作與日俱增，最誇張的估計產值53%都是炒作出來的結果。因此，即便能夠得到與現值等價的補償，在這個房價地價標高的今日，幾乎可以確定日後難以真正買到和從前居住質量相當的住宅；真正施行完全市價補償也是一龐大而不必要的開銷。治本的方法還是有效壓低房市價格和打擊建商炒作，讓房子以它真正的價值賣出，這樣征收的補償價才能趨近於房地產的市價而不需勞民又傷財。

安置爭議：

既然是政府強製拆遷房子、征收土地，自然有義務安置這些無家可歸的人民。畢竟又不是居民自願賣給你的，現在發一筆連一間廁所也買不起的補償，難道是想要他們流浪街頭？然而即使修法過後，也只有中低收入戶者或調查有需求者才會給予相關安置計劃，那麽其他同處弱勢地位，只是沒有慘到中低收入戶的人呢？原本民間版本是無屋可住者就有安置計劃，十分明確，但通過的版本，所謂調查有需求者操作空間就很大了。因為公益關系必須犧牲少數人的財產權或許合理，但是自己的房子被拿走還不夠，之後還要人民得自己花錢、花時間，再去找另一個住處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聽證會爭議：基本上任何一種類型的征收案系關當地居民一生，都應審慎經過完整行政程序舉辦聽證會才對。然而最後通過的版本當中，只有以「重大建設」為理由征收的土地有爭議時，才需要舉辦聽證會。其它阿貓阿狗的普通建設就沒有甚麽專門的陳情和咨商的管道。把土地征收當成一般開罰單之類無關緊要的行政處分實在是一種輕視當地居民的態度。就算是重大建設召開聽證會，民間與專業代表也從民間版的2/3砍到剩下1/2。

必要性爭議：

這是這次修法當中最大的爭議。到底甚麽樣的公益重要到一定要強製征收私人土地才行？政府的回答是：「提出計劃書，依舊由中央審議。」公益必要性是土地征收議題的癥結點。基本上之前的國光石化或者新竹科學園區的征收案件都有此疑慮。可以說，如何評估是一大問題。修正草案第二條雖言「明定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征收前，必須就征收計劃個別情形評估其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但最後也只是列出一堆可以要求征收的事業；至於要如何界定是否必要合乎公益還是過於模糊。

由上述幾項例子可以發現，基本上修正過的土征條例缺漏依舊龐大，也因此對農民、農陣等民間團體來說無法接受，揚言繼續抗爭到底。而土地征收和一般非從事農業的市井小民的生活也息息相關，當然我們希望最好此生永不和它扯上關系，但從這幾年的眾多案例中可以看到，當征收通知寄來時，那是很突然，三十天內就得走路的事情。是以，關於土地征收的法案才會有那麽多的爭議。

在野黨的角色？

在土地征收條例修法後續流出的「同意修法案之立委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清一色的國民黨立委，相較之下，民進黨立委們全部做出了不同意的決定。然而，這能夠證明民進黨團在此案中所扮演的「守護者」的角色嗎？不爭的事實確實擺在那邊：民進黨團對於可以囊括更多選票的老農津貼，所重視的手段比起反對土地征收條例的修法確實來得更多。即便立法院中國民黨的席位占了優勢，但卻放棄了一讀到二讀之間的仔細審查修正權，二讀時也放棄了技術性抵製的的手段，到了最後一次的表決中，才全體投下反對票（反正一定輸，沒有壓力），難道這是真心的對抗土征惡法嗎？另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當初在新竹競選總部成立的晚會上也曾經說過「要讓新竹科學園區擴大、再擴大，要從桃園的南端一直到苗栗的銅鑼、竹南，規劃一個最適合高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然而科學園區的擴大不就是不可避免的要再來更多的土地征收嗎？甚至臺灣科學園區的用地早已過剩。那麽民進黨團和蔡英文要怎麽實現「土地正義」的目標呢？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對其抱持著保留態度的必要。

整個事件所帶來的啟示？

雖然在這幾年的土地征收案件上，以及這次立院場外的反對行動，農民都扮演了活躍的角色以及主要的受害者，但實際上，土地征收的爭議還讓我們看到了「政界與財團合作」的邪惡本質，從農村再生條例、土地征收條例，延伸到農村之外的產業創新條例、東臺灣的惡質土地開發、都市地區層出不窮的都更暴力，資本家與政府的結合是如此的昭然若見。並且透過這次的修法中，我們也必須看到「法律不過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遂行其意念的工具」這個事實，即使法律修飾得再怎麽華麗，國家和資本家本身都還是未必會去遵守，我們不是已經看到，在臺灣如此「進步」的勞動法令下，勞動群眾並沒有多大的受惠了嗎？我們不是已經看到，馬英九總統明明簽署了國際兩公約（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經常還是有迫害人權的新聞（甚至是舊聞）血淋淋的上演了嗎？

人民必須體會到，和資本家、和政府談法律、談修法是玩不過他們的，當他們擺明了就是要「黑箱作業」、「官商勾結」時，人民又該拿他們怎麽辦？明明就知道敵人是跟你玩假的，兩邊一切的基礎都是不對等，那麽又該期待什麽？在修法的過程中，農陣提出了「長期擬定」的民間版修法，甚至就連內政部邀請的專家學者，都破天荒的提出了七十多條讓人感到一絲曙光的新版本，但最後行政院版本出爐後，只願在原法案中修改一半條文，其中還大多只是小幅度的文字更動。所謂的修法最後只變成了原案的小更動。

在土地征收條例三讀當天，即使透過攝影機看見國會內部情形，人民卻被隔絕在外，沒有參與機會，只能任由委員密室協商的結果宰割。在政府的眼中，所謂的土地征收並不是一個關系到農民生計、傳統、家園的法案，而是與其友好的資本家維持更親密關系的「禮物」，並以「協助國家發展」美其名之。

再一次我們看到臺灣所謂「民主政治」的拒民於外的真面目，再一次我們看到政客與資本家連手壓榨弱勢族群猙獰的嘴臉。然而人民卻不應該是沒有收獲的，在了解到和財團勾結的政府是不可能體恤農民之後、在見識到了國家及法律的本質後、在見識到了警察所代表的國家機器，是怎麽在抗爭場合一次又一次地粗魯對待沒有武器的人民之後，都更能幫助我們提升革命的決心與意誌，人民不應該處於被動的位置，甚至不應該期待任何體製內的修法能帶來太大的改變，在敵人如此龐大的狀況下，我們所唯一能做的便是團結人民的力量而已。而這是，也必須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土地征收爭議中，所帶給人民最好的啟示。

我們社會主義者也主張：

1) 立刻停止目前所有爭議征收案件！

2) 已被迫遷、拆除者給予合理(高於市價)補償！

3) 由當地居民組成土地委員會，民主決定土地的用途！

臺灣經濟之前世今生：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臺灣總統選戰期間，國民兩黨花樣百出，空口許諾與相互攻訐漫天紛飛。為選舉勝利，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民國九十九（2010）年拋出「黃金十年」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祭出《十年政綱》的訴求，雙方爭相向2300萬民眾許下「甜蜜的謊言」。

但是，環顧天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日本蕭條復蘇無力、甚至連中國大陸經濟也開始趨冷。身處全球性危機中的臺灣，則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前途未蔔，未來十年何去何從？民主均富的榜樣Vs貧富懸殊的典型？

臺灣經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模範，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津津樂道的所謂「民主均富」的榜樣。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臺灣經濟（除若幹年）在40多年間一直維持著8%以上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些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20%、30%（按臺幣計算），人均GDP從1952年197美元增長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長超過67倍。與此同時，臺灣貧富差距倍數也從1951年的20.47倍縮減到1981年的4.21倍（當年臺灣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後臺灣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紀擴展到6倍以上，經濟發展也日趨困難。

臺灣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貧富差距倍數：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紀初，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處繁盛高漲期，臺灣的資本家們更是「西進南下「雄心萬丈。2002年1月1日，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臺灣經濟也在2001年出現自1947年以來首次負增長-1.69%，當年人均GDP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機打擊再次出現-2.14%的增長。2010年臺灣人均GDP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長39%，年均不足4%。而且，不僅是社會整體收入增長緩慢，更嚴重的是社會財富分配呈M型發展，也就是居於收入兩端的富有者和貧困者不斷增加，而位居中間的中產階級數量則不斷減少，社會階層撕裂明顯，階級矛盾加劇，青年一代反資本主義情緒日盛。

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臺灣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全臺低收入戶為13.3萬戶；中低收入戶為18.3萬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為臺灣總人口的3.7%。

2010年臺灣每月平均實質薪資為4.3萬元臺幣，甚至低於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當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3萬元臺幣左右，而如今多數大學生的起薪收入受製於「當局恩賜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強維持個人生活。在薪資降低的同時，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維持在12%左右。即使獲得工作的，也是合約條件極差而工時極長的臨時性工作為多。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出具的《世界競爭力年報》臺灣人均一年工作時數為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過日本與韓國等以長時工作著稱的近鄰。

廣大基層民眾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業保障，缺乏法律保護，尤其是眾多青年（無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無希望改變生活。根據《天下》雜誌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民眾認為臺灣貧富差距嚴重的比例從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僅僅十多年前還號稱「臺灣錢淹沒腳」的「均富」典型如何變成了今天青年無望與民怨沸騰的「被撕裂之島」呢？

國家資本主義與臺灣模式

臺灣經濟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臺灣也被稱為「黨國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廣泛存在於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由專製（準專製）政府積極壓製底層民眾反抗和壓低勞動力成本，主導投資和產業方向，通過出口導向帶動生產和產業升級，從而維持長期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和市場養成並非是所謂利伯維爾場「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專製政府這個「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戰前，日本殖民資本全面控製臺灣經濟，當時臺灣地區規模資本2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53萬家，臺籍企業家數量僅為總數的8.3%，占總股本的9%而已。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後，全面接收日資企業，除1950年代為籌措資金，釋放少數公營企業股份允許民間收購外，長期控製臺灣90%以上的工業企業。如以國有資本占工業經濟比重比較而言，1950年代中期臺灣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於當時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

1950年代，一方面，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資本需要尋求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邊緣資本主義經濟體體替代國內實體工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亞洲周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聯盟和經濟發展，圍堵處於在亞洲擴張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與蘇聯」，加之此後在東亞地區來連續發生的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帶來的軍事需求，所以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支持臺灣、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等資產階級政府的專製統治與經濟發展。僅從1950年到1965年，臺灣直接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14.8億美元。所以，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臺灣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於冷戰和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發展。

而臺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主要因素包括廉價而缺乏組織與保護的勞動力（工人無罷工權、官方工會由一黨控製）、人為控製和調節的低匯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儲備、外幣管製，人為壓低臺幣匯率）、政府主導產業發展和特殊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減免租稅、設立產業區，發展「十大建設」）及專製統治下強行降低的交易成本（無新聞自由、無結社權、無反對黨、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規模鎮壓政治異議人士）。換而言之，臺灣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專製機器壓榨臺灣工農血汗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賴於黨國一體的專製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並非是所謂自由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當時臺灣的「均富」也並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權下「資本主義發展」。

進入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臺灣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漸成熟，舊的官僚主導的產業模式與日益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發展需求不相適應，黨國資本主義相伴的僵化控製、官商勾結、貪汙腐敗和世襲壟斷等弊病導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和貿易障礙，這已嚴重阻礙資產階級建立利伯維爾場和資本自由流動。

與此同時，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範圍內出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全面擴張，於是臺灣的政府和公營資本逐漸退到後臺，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謂「民營化（私營化）的歷史背景。從民國78年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99年底，臺灣大部公營事業已經轉換為完全私人資本或者含有私人資本的產業。迄今計完成38家事業民營化，結束營業17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5家(臺電、中油、漢翔、臺糖及臺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臺灣煙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2家（臺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8家列於推動名單。

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體製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的管製，但其實不過是當初與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的那些資本家將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義上的公產「名正言順地」鯨吞蠶食，合法轉化成他們的私產。而且，也正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黑金政治與官商勾結瓜分公產的消息不絕於耳，為了填補所謂秩序維護者的角色，黑社會開始大行其道。

也是從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進黨雖然通過「民營化」和「追繳黨產」打擊了一黨專製的國民黨，但同時其自身也日益從街頭運動的半群眾性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黨日益變成體製內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精英政黨，與眾多資本家和財團關系緊密，從私營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紀初，在民進黨八年任期內，臺灣的貧富差距也是有增無減，所謂建立福利社會的承諾，被一句「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而拋擲腦後。仿照美國兩黨製的臺灣特色的資產階級兩黨製逐步建立。

尤為值得關註的是，雖然名為「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廣大的底層民眾並沒有得以在這場官商自肥的遊戲中真正參與公有財富的分配。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展，臺灣基層民的處境反而愈加艱難，大量產業出走，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臺灣（高收入20%與低收入20%之間的比例）貧富差距從4倍多重新擴大到6倍。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已充分表現出，無論誰上臺，都是采用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資本家大佬服務。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還是「十年政綱」，除了一些空口許諾「社會公平」和「促進就業」外，仍然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和推動融入全球化貿易。差別無非是側重點依靠對象和手法不同。國民黨強調要更為專註通過ECFA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而民進黨則強調要多元化的國際貿易，雖然也時常唱唱「在地經濟」的高調。其實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體系下，這些政策既無助於解決臺灣基層民眾的民生痛苦也並不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所謂自強與獨立。

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義上是使各國有效利用自身資源，但實質是資本將由政治與民族邊界劃分的相互區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整合成同一大市場，以尋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潤。由於資本主義建立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這種分工和對於市場競整合，一方面使各國經濟依賴緊密相連，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間為利潤和市場份額展開激烈爭奪，弱肉強食，叢林規則。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所進行分工，往往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為代價，尤其是那些弱小經濟體的最底層工農群眾。

臺灣的經濟體系自清末以來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貿易。今天，臺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總和約是GDP的140%，進出口分別相當於GDP的70%左右。在日占時期，臺灣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農業經濟。即使在二戰後，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臺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居其次。這是因為臺灣的工業和技術發展一直嚴重依賴於相對更為發達的日本。從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臺灣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臺灣第二大貿易夥伴，這一格局持續了近40年。

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復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迅速取代美國成為臺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和日本退居成為臺灣的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假如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出口份額相加，占臺灣的出口貿易額達41%以上。而且，同時中國大陸也是臺灣資本家的最主要投資目的地，目前臺資在大陸約有10萬家企業，臺灣常住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50萬以上，多數為在當地投資的中小資本家和中層技術與管理人員及其家屬。

於是，島內有人擔心，臺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國對臺灣的出口依存度卻逐年下降，兩岸貿易呈現不對稱關系。中國不斷復製臺灣經驗，挾其低廉製造成本，可能跨越臺灣，讓臺灣日益邊緣化。因此提出要限製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和對其投資，改變「西進政策」，或是「南下」投資東南亞或是強調「在地經濟」促進島內生產與消費。

民進黨政府任內也提出過「戒急用忍」政策，對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和巨額投資進行限製和審查，但這並沒有改變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緊密的貿易關系。事實上在民進黨任內（2000-2008）臺灣對大陸貿易增加了2.8倍，投資增加了3.8倍，2006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臺灣對外投資達50%以上為歷史最高。

雖然這一發展與民進黨的政綱和島內傾向獨立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產業西移不過是全球生產分工下資本逐利的必然現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進黨和本土意識的眾多臺灣資本大亨，諸如奇美集團和長榮集團等，為登陸中國大陸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換門庭與中共當局眉來眼去。臺灣資本家這種朝秦暮楚的逐利行為毫不奇怪。正如列寧指出，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從來無祖國」，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潤。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格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趨勢就很難根本改變。

2010年臺灣對外貿易格局

主要出口夥伴：                  主要進口夥伴：

中國大陸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區        14.4%        中國大陸          14%
美國        11.6%        美國        10.4%
日本        7.1%        韓國        6%
新加坡        4.2%        沙特阿拉伯        5%
同時，假如從全球化貿易的大視野中進行分析，目前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經濟關系很難簡單地描述為臺灣單方面依附中國大陸經濟，更確切的說法仍然是全球生產鏈中中下遊間的關系。首先，中國大陸和香港尚不是臺灣出口的主要終端消費市場，消費市場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主體格局沒有改變。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臺灣產品數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為自由貿易的中轉港存在，多數輸往香港地區的製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歐美。而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中約75%是中間材，也就是用於在中國大陸進行再加工，然後才能銷往終端市場，其中大部分也不會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而且這些中間材往往是相對先進技術的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生產各類ＩＴ設備和電器的電子部品。

如以鴻海為蘋果代工的IPHONE為例，，2010年蘋果每賣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潤的58.5%，原材料供貨商能拿到21.9%，勞動力成本在蘋果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比例還不到6%，中國以外的勞動力能拿到iPhone利潤的3.5%，中國的勞動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價數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計支付給中國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臺灣直接對美出口約為總出口額的11.6%，但如果考慮加上經過中國大陸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後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則要占到臺灣出口額的20%左右，由此可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材，其最終消費市場並非是中國大陸本身。

其次，中國雖然具有全球範圍內第二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現行的血汗工廠模式對工人壓榨非常殘酷，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臺灣（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內部消費占GDP的比例也不過35%左右。而貧富差距和少數資本家壟斷財富的部分更是遠勝於臺灣，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在短期內根本沒有能力消費更為昂貴的工業品，也根本無法提供一個足以大規模消化臺灣產品的消費市場。譬如為鴻海集團生產蘋果IPAD和IPHONE的中國大陸工人，往往需要2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才能買1臺IPHONE手機。所以，對這些工人而言，是依賴於臺灣資本在大陸的投資就業維生。

再次，中國大陸大量從臺灣進口中間材和生產設備的企業往往是臺資企業，並非中國大陸本地企業。這些臺灣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西進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大陸，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只不過因為大陸同文同種，加之有一黨專製的中共政府執行和當年國民黨類似的黨國資本主義製度，壓製工人自我組織和抗爭，極端親資方和提供各種優惠體檢，所以臺灣資本家更樂意前往當地投資。

即使臺灣政府能出臺相關政策或者成功限製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並不能使這基礎加工業回到臺灣，而是很可能會轉向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其他東南亞的低成本國家。所以，臺灣的輸出資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實質是對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模式的依賴，而並非是臺灣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生產鏈根據技術水準和資本而實現的上下遊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兩國仍然是臺灣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依賴的主要對象。日本仍是臺灣的第一進口來源國，占進口比例的20.8%，從美國進口也占總額的10.4%，兩者合計也達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臺灣從日美進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術設備和高技術產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進口 ，且日美兩國對臺投資總和達到臺灣吸收的外國投資的40%以上。此種投資和進口格局恰恰與臺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中國大陸從臺灣進口中間材的格局相類似。

如從具體產品的生產鏈分析也是如此，如計算機生產，位於上遊的是，日美等國生產核心部件（計算機芯片），臺韓等經濟體生產周邊部件（硬盤和內存條等），並將之與核心部件整合，然後發往中國大陸等低技術低勞動成本地區進行最後裝配。最終，生產的製成品則還是主要銷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

所以，從島內經濟構成而言，臺灣在資本、技術和裝備上仍然受限於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臺灣所謂實現獨立的「在地經濟」的不切實際。只要無法實現真正的「在地經濟」，即使削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無法根本改變臺灣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局面。

目前臺灣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猶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向下它依賴剝削其他欠發達經濟體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向上必須要仰賴於技術更為先進和資本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由於其經濟地位處於上下隨時變動中，也使臺灣經濟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而且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因為處於頂端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向下轉嫁危機，而處於最底層的經濟體因為本身經濟權重而影響有限，中間地位的國家必然會是受沖擊最為明顯的，而且這種沖擊往往是其單純依靠自身政策很難得以擺脫和抵禦的。

臺灣民眾出路何在?

民進黨宣傳臺灣發展真正的「在地經濟」，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缺乏資源與核心技術，而內需市場有限的臺灣很難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若通過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而繼續依靠國際貿易的發展，在今天同樣難度巨大。

中國大陸作為新的世界工廠，整體經濟處世界第二位，且與日美等國有著極為密切經濟聯系，而臺灣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的情況下。而且，由於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即使尋找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剝削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完全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也變得愈加困難。並且這種轉移，會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形成對抗局面，在現實中加劇兩岸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帶來更為嚴重的沖突局面。

在當前條件下，資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資本自由流動，就意味著至少要限製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利，也即「侵犯私有產權」；要維護島內社會福利，至少要通過增加稅收調整島內的收入差距；要確保就業和民眾生活條件，需要國有化關鍵產業以確保就業，加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運作以抗衡資本。這些措施都意味著嚴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並會招致資本家的嚴重抵製。

在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復政府強製管製資本，並且與日美經濟進行割裂，推行政府獨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這對於與資本家關系密切而且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進黨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至於國民黨提出降低稅賦、促進對外貿易和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實現市場共享的方式也許會成為極少數資本家的福音，但也絕不是臺灣普通民眾的出路。在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當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開始下降後，主要仰賴大量國際貿易的臺灣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而以現行模式繼續與中國發展經濟融合，其結果只是有益於海峽兩岸的資本家與官僚。

臺灣資產階級通過對中國大陸和其他周邊欠發達經濟體的數億勞工進行剝削而大發橫財，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底層民眾對於臺灣人民的敵視情緒，因為他們會將殘酷剝削的臺灣資本家視為臺灣的代表，助紂為虐，並可能最終貽害臺灣民眾自身。

而在島內，由於臺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製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 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挾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提出的兩種貌似相互對立的經濟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臺灣青年和民眾的狀況。對於臺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製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中共當局的專製統治。從而在海峽兩岸都建立起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進行內外剝削和壓榨，實現完全民主與自決，滿足社會絕大數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只有到那時，海峽兩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敵視，並真正實現海峽的永久和平。

對於臺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製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製統治。

臺灣：空降臺灣的美國牛肉與臺美自由貿易協議

才剛組完以財經為導向的新內閣，馬政府再度為了「拼經濟」向美國開門。二月一日馬英九總統接見了美國在臺協會（AIT） 理事主席薄瑞光，薄瑞光代表美方意見，表示希望臺灣能夠重視亞太區域以外的貿易關系，首先解決美牛進口問題，是使區域貿易自由化更進一步，以及重新開啟在2008年中斷的TIFA（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的關鍵。

不只是「瘦肉精」的問題

這次會面再次地拉高臺美之間的美牛爭議。 美國牛肉除了因為爆發狂牛病而成為禁止引進的肉品，背後還隱藏著大規模農牧業為了增加產量，用違反動物生理的方式縮短牛只上市時間，而衍生出更嚴重的問題。

根據一份報導「美國牛肉問題不只是瘦肉精」的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貿易外銷衰退，加上為降低成本大規模生產的玉米過剩，從那時開始，玉米變成美國餵養牛只的飼料的主原料，這使反芻動物本來就適應以草類纖維質為主食的生理結構造成了病態。玉米飼料再配合了瘦肉精、抗生素、蛋白質補料，強製治病，並改變了牛只的生理，除了使他們肉質比草食牛嫩，上市時間更縮短為十四到十六個月，比起草養牛所需的四到五年，經濟效益是大大增加。

所以不僅僅只是「瘦肉精」的問題，美國大規模飼牧業為求提高利潤，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求成本降低，使用玉米飼料餵養病態牛，整個生產鏈都出了問題。此外，一般俗稱的狂牛癥，之所以大規模出現與擴散，早已經被證明是因為在牛只的飼料中添加以牛羊屍體製成的肉骨粉，導致疫情擴散。資本家為了圖利，降低成本、增加產量、出售獲利才是他們的當務之急，產品質量自然是擺在後頭。當美牛強勢扣關進口之後，消費者只能被迫賠上健康。所以，才會有「瘦肉精」的美牛爭議焦點。

美牛背上的臺美關系

其實，這些年美牛引進與否的議題，與政府一直想增進跟美國之間自由貿易緊緊相扣。從2003年底美國被劃入狂牛病疫區，臺灣開始禁止美牛輸入，到2006年，臺灣才有條件開放三十月齡以下去骨而且去除危險部位的牛只進口。馬政府在2009年未經立法院，擅自與美國簽署《臺美牛肉議定書》，同意三十月齡以下帶骨牛肉、牛絞肉及風險部位輸臺。這動作造成國內大規模民眾及立院反彈，立法院修法禁止美國牛絞肉和內臟進口，美國因此不滿，指責臺灣破壞誠信。加上2011年被驗出瘦肉精的美牛遭下架，都成了美國不願跟臺灣政府重啟TIFA談判的把柄。

這次馬政府剛完成連任，似乎是想急於找到解決辦法，主動承諾將處理美牛問題，並且動作連連。不僅在2月1日接見美方代表薄瑞光，而且外交部與衛生署也動作連連，經濟部與農委會也針對美牛跟薄瑞光進行非正式的討論，事後衛生署與農委會召開多次的專家會議（而受邀專家名單及是否預設立場也受到各界質疑）。博瑞光一貫將美牛進口議題與是否讓臺灣加入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以及重啟TIFA談判緊聯系在一起。

雖然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強調絕對沒有預設立場，卻在2月8日表示日本開放瘦肉精肉品進口，日本業者自律不用並跟瘦肉精肉品做區隔，臺灣為什麽不能跟日本一樣？ 2月6日行政院長陳沖「指點」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的「專業考慮，風險控管」八個字，其實早已經顯示出官方要開放美牛進口的立場。

而部分所謂專家學者，此前從未表態反對禁止瘦肉精，在美國壓力之下卻傾巢而出，一夕之間，瘦肉精就從飼料中的禁藥變成了人畜無害的「添加物」。更有甚者，農委會在2月10日召開跨部會會議，表示應該將美國使用的瘦肉精－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與瘦肉精分開，以後萊克多巴胺就不是瘦肉精，農委會這番白馬非馬的邏輯也引來知名毒物學專家林傑梁的駁斥，直言農委會會議的結論「不可思議」。

如帶有瘦肉精的美牛輸臺，將來勢必會被要求開放帶有瘦肉精的美豬肉，這不僅只是瘦肉精的使用在臺灣從禁止到雙重標準，消費者食品安全受到極大威脅的問題。

美帝工業化大規模飼養，使用瘦肉精低成本生產的所謂「優質牛肉」，將會霸道的搶占臺灣市場。我們將再一次看到大資本肆無忌憚的摧毀小資本，美國工業化的肉類生產摧毀本地小型的肉業生產。

臺灣政府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為了財團資本家爭取自由貿易，完全無視於大眾的食品安全及傳統產業的生計。再一次，我們看似可以用消費自由選擇市場上商品的去留，但其實我們沒有選擇，這個市場機製是完全掌握在資本和其代理人資產階級政府手上；小農生產看似被政府用另一個標準保護著，其實是被隔絕在市場之外甚至生存之外。

財團專有的自由貿易

其實整個美牛事件對於馬政府，美牛引進造成的問題從來不至關重要，而只是為了達成重開跟美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的條件 「解決美牛問題，穩固臺美關系，我們跟美國很多關系就可以推展下去。」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直接表示了觀點，也可以代表了馬政府的立場與意見。

美國也早就看準這一點，把美牛跟TIFA、TPP緊緊綁在一起；為何美國政府不想辦法使自己國家的肉商改變飼養方式，改善商品質量，消費者不買單，就用外交手段要求其他國家放寬標準強行叩關？

而美國政府所兜售的TPP跟TIFA，實際上只圖利了美國的財團、大型農企，而絕非美國的勞動人民。從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到裏斯本條約，再到臺美之間的TIFA，我們看到資產階級政府為了資本流動而用各種「自由經濟」手段來打擊工人階級。TIFA綁架美牛，顯然無利臺灣工人階級，而所謂的「自由貿易」將加速美國的產業外移，更嚴重的打擊了美國的工人階級。美國牛肉和TIFA議題所代表的絕對不是單純臺灣和美國之間的對立，而是臺美兩國勞動人民和大型農企、金融資本的對立。從拉美、非洲到亞洲，美國農業資本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能源乃至生物基因等多種生產要素血腥掠奪，對弱國市場攻城略地予取予奪。

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現代國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美國政府當然汲汲營營為背後那些動輒市值上百億的農企財團捍衛市場。口口聲聲表示增進雙方自由貿易，實際上只是帝國主義綁架弱國市場，把過剩且質量低劣的產品強製傾銷到弱國市場。雖然這不是赤裸裸的軍事殖民，但又何來自由二字？

從歷史來看，美國農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一直是共生共存的關系。美國工業化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與輸出，從來不是單一的農業問題，也不是所謂利伯維爾場開放的問題，實質是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政府與金融資本的神聖聯盟強迫弱勢和後進經濟體大開國門開放市場，實質就是資本為追求高額利潤而破壞自然與壓迫民眾。

光是美牛進口這件事的處理上，就可以看出所謂「以財經為導向」的內閣，以「拼經濟」為優先的馬政府再次違背民意，無視於百姓生計生存權益，就為了達成美帝霸道無理的條件。之後開啟TIFA、加入了TPP ，市場開放之後，得到自由的是掌控著市場的大財團，他們可以自由擴張海外市場；而在國內的傳統產業不僅受到擠壓，以小農經濟維持生計者被迫接受大國排山倒海進口商品的競爭 ，勞動人民不僅要面臨失業的問題，還要面臨瘦肉精、狂牛癥的威脅。自由貿易的這杯羹不僅我們分不到一點殘余，最後受害的還是只是為了能生存下去的平民老百姓。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主張：

全面停止美國牛肉進口！
反對政府密約和新自由主義市場政策，重大貿易議題經充分辯論後由公投決定！
拒絕只為資本家服務的各種世界性與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包括TIFA和TPP等！

臺灣：超過5000人走上臺北街頭，反對核能發電

「我們一定要立刻停止核能發電…我們要求民主的公共管理與控製臺灣電力公司。」

工國委（CWI）臺灣支部成員之一，謝翔宇在遊行宣傳車上向遊行群眾演說。發起單位綠色行動聯盟估計有超過五千人參加這次遊行。工國委（CWI）臺灣支部也是50個參與組織遊行的團體之一。這次遊行也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發生的最大的災難一周年。其他國家如日本、法國、德國、瑞士、西班牙、比利時以及澳洲也在周年悼念這一天發起類似的反核遊行。

去年的3月11日，一場震央在海底、震級達9.0級的大地震為日本東北岸帶來大規模海嘯沖擊，造成了一萬九千人死亡和福島核能發電廠（Fukushima Daiichi ）的嚴重破壞。這是自1986年車諾比（Chernobyl）災難以來最嚴重的一場核災難。一年之後，仍有34萬人住在庇護所中，其中超過16萬是從核電廠附近區域疏散而來的民眾。昨天日本參與反核抗爭的達數萬人，其中有約一萬六千人是來自距離福島（Fukushima）約60公裏的城市郡山（Koriyama）。

臺灣的「核四」醜聞

昨天在臺灣的反核抗議遊行主張「廢核」–廢除所有臺灣的核電廠.一些遊行的人帶著他們自己的黑白大頭照舉辦著「自己的喪禮」，象征核災帶來的後果；另外也有人帶著紙做綠色風磨象征幹凈能源。反核運動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被拿來儲存一部分核廢料的蘭嶼－臺灣原住民泰雅族的故鄉，當地人跟核能工廠的抗爭達三十年以上。僅僅只有45平方公裏的小島上，就有超過九萬桶的核廢料儲存在這裏。隨著無數的健康威脅，島民控訴臺灣電力公司一直以來掩蓋真相的行為。

這次的抗議民眾特別關註核四-位於貢寮的龍門核能發電廠，臺灣第四座預計在2016啟動的核能發電廠。這計劃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大量爭議。臺灣跟日本一樣處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屬於地震高風險區域。正在蓋發電廠的國有企業臺灣電力公司，已經多次拖延計劃，因次耗費了大量的預算。世界沒有真正安全的核能發電存在，但在龍門發電廠的建造中，臺電工程師混雜了美國跟日本的設計，引來了強烈的討論跟批評，有人稱它是個拼湊發電廠。

「這個做法是不和常理而且非常令人擔憂，」綠盟的發言人說。「這造成了非常多整合的問題，需要不斷無止盡地修復改正。」

在去年日本發生核災後不久，臺灣做了一個意見調查，58%的人希望廢除興建核四計劃。龍門發電廠距離有六百萬人的大都會臺北市中心只有40公裏。兩個現存的核電廠則距離更近。在福島，日本政府劃定距離受損的廠區半徑50公裏以內的區域為自願疏散區；20公裏以內則要強製疏散。如果類似的意外發生在臺灣任何一個核能發電廠，後果將不堪設想。
核能工業的反擊

既去年的災難之後，盡管許多國家明顯存在著對核能強列的反對聲浪，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跟印度等。有高利潤和受政府保護的核能工業將再次聚集世界各地的推進勢力。 法國核電巨頭法國電力公司的執行長文森特•德•裏瓦茲（Vincent de Rivaz）說：「火車並沒有出軌。盡管火車的進展可能已經放緩，但仍然在軌道上。」

世界核能協會報告，全球目前有60個核反應堆正在建造中，超過163已訂訂單或計劃中。這些數字跟福島事件發生前一個月，2011年2月的報導的情況：62反應爐在建造中，156在訂單中或計劃中比較起來沒有差多少。如《華爾街日報》的評論說：「這些數字揭穿，核電工業在福島核電廠危機後停止在其軌道上的看法。」

日本引起福島縣災難的企業，在這一波新的全球核能反擊行動占了主導的角色。 「盡管在日本有對建造核電廠的嚴重反彈，但全球對核能的需求並沒有下降，」三菱重工業的大宮英明宣稱日本三個建造核電廠的企業仍正汲汲營營得運作著：「東芝公司目標在2015年之前賣出超過25個核電廠;日立目標到2030年，要銷售38個新的核電廠。而三菱公司稱其在2025年達到一年賣掉兩個核電廠的銷售量的目標只會受到些微的延遲。」（《華爾街日報》2012年3月11）

盡管在日本及一些其他經濟體系先進的已發展國家，如德國和瑞士，漸漸有遠離核能的轉變，但這轉變並沒有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系。尤其是在中國，已經計劃建立超過100個核反應堆，而且到2020年將成為世界領先的核能發電國家。福島核災效應已被證明只是暫時的。在這一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年度「議會」），核能工業的領導人對媒體表示，前一年強製推行的禁止建設新的核電廠的規定，將很快被解除。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的「未來核電的成長，很大一部分將取決於北京。」

中國的核能麻煩

盡管中國境內對核電安全和環境問題上的反對日漸上升。批評者，包括黨國內部的學者都戲稱政府的計劃「核能大躍進」。在去年11月，甚至在安徽省的一個地方政府（彭澤縣），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請求停止（臨省江西省）建造新的核能發電廠。

他們警告說，中國缺乏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和對這樣迅速擴張的核工業的國家監管準則。有鑒於惡劣得令人震驚的工業建設和煤炭開采安全記錄，以及中國政府對所有事項的保密，人民的擔心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談到核廢料，其中一些對人致命的核廢料危害會持續25萬年。去年七月奪走40條人命的溫州動車事故，也是一個警告。如同核能工業，這涉及昂貴的〝號稱最先進〞技術、頗具聲望的「樣板工程「。核能工業和高速鐵路都仰賴著國家對於引進的先進技術的運用。

中國和亞洲正逐漸成為未來反核抗爭的前線。越南、孟加拉國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都有發展核能工業的計劃。除了中國的大型核能擴展計劃，韓國、印度、臺灣和巴基斯坦都有在建設中的核電廠。在福島核災的創傷直接沖擊之下，這些國家的政府被迫慢下腳步面對核發展的後果，並宣布較慢且更安全謹慎的做法。但現今核發展的勢力正再度攀升中。

即使是產業內部人士，都對世界上這個新的發展趨勢提出了質疑。 「對於把核反應堆出口到第三世界，如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我覺得非常擔憂。」擔任臺灣原子能委員會核規部主任的陳易彬告訴《華爾街日報》， 「我總是對日本人民說，把你們日本的反應爐出口到越南是不道德的 – 他們根本連操作的基礎設施都沒有。」

魯莽的新自由資本主義

過了一年，福島災難仍給日本蒙上一道很深的陰影。政府的反應總的來說，太少且為時已晚。從一開始，獨立的專家批評政府設定20公裏的疏散區是不夠充分的措施。美國核能專家阿尼-岡德森（Arnie Gundersen）是個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在地震和海嘯發生後的幾天之內飛到日本，他說，當他現身CNN跟大家說福島核災是跟車諾比災難一樣的7級災難，日本政府發言人還持續稱這是只有5級。日本政府才在後來被迫升級為7級。

「最直接的後果是，忽略這一個嚴重性等同車諾比事件的事實使他們置很多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並且只有時間會告訴我們確切影響的人數會是多少，」岡德森告訴CTV新聞（2012年3月11日）。 「在未來20年內，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有一百萬人罹患癌癥，但他們會有一個潛伏期，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發現。

更令人震驚的是擁有福島核電站的亞洲最大私有化的能源公司，東京電力公司的角色 。最初，該公司希望拯救其「投資，因而拖延了將海水引入核電站的時機，從而加劇了災難。後來，東京電力公司高管想使所有在工廠的應急工作人員撤離，對東京地區的疏散來說是必要的行為。 「控製」福島事故發展的鬥爭很大程度上由（該公司的外包就業結構下的）分包的臨時工完成的。這些福島的英雄中大多數並不享有公司的養老金或醫療保險。

前首相菅直人在稍後宣布遏製核能工業的措施，停止14個新的反應堆的計劃。但他的接任者，野田佳彥，屈服於核能資本家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掉頭改變政策。彭博新聞社（Bloomberg）住在東京的記者皮瑟克（William Pesek），指責野田的掩避事實，並問說為什麽沒有人去坐牢？日本政府反而要求全民一起「分擔痛苦」。

社會主義替代的需求
反對核電的鬥爭是更大範圍的保護環境和防止利潤製度破壞我們世界的鬥爭的一部分。核電曾經被譽為「潔凈」的石化替代能源，但這當然不是，「處置」毒性極高的核廢料的問題已經證實一切。福島縣的災難，以及全球核能工業持續盲目的擴張，顯示能源產業不能置於資本主義的控製之下。

國有營運的臺灣電力公司的例子顯示，遵循資本主義路線國營事業只會再現私有企業管理不善和環境破壞的問題，利潤總是擺在人民安全前面。這些國有企業應當撤出股票市場，置於民主控製之下，並由其員工，消費者和廣大的工人階級共同管理。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能源政策，將重心轉移到幹凈的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發電。這只能在真正的公有製、對大企業的控製和一個民主的生產計劃下才能夠達成。

臺灣：寫在311反核大遊行之後

遊行概況

2012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一周年，由臺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主要發起，串聯臺北、臺中與高雄的大型遊行與祈福晚會，大聲了喊出「告別核電!核電歸零!」的口號，希望臺灣人民重新思考零核電的可能。在臺北有五千多群眾參與，在臺中和高雄各有千余群眾參與。

臺北場次在龍山寺集合，經西門町、臺北車站館前路至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主會場，遊行隊伍中除了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荒野保護協會等環保團體參與之外，像是主婦聯盟、臺灣人權促進會、國際勞工協會、人民民主陣線、綠黨與輔大黑水溝社等非政府組織、社運團體、政黨與大學異議社團也一同加入行列，而令人註目的是，飽受核廢料恐懼壓迫的達悟人也穿著傳統服飾遠赴首都臺北表達對核廢殘害他們家園三十年的憤怒。

核電在臺灣

a. 險惡先天環境

身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地帶的臺灣島，本身即是在兩大板塊長期互相擠壓下形成的蕞爾小島，頻繁的斷層活動不時輕輕顫動著土地，而長期蓄積能量有時則突然一瞬錯位撼動整個島嶼，造成許多建築崩塌人們傷亡，在這樣的先天地理構造上，三座核能電廠分別坐落在北臺灣的石門、金山與南臺灣的墾丁等海岸線旁，興建中的第四核能電廠則坐落在臺北貢寮，其中石門、金山廠分別距離臺北市僅28、22公裏之譜，若以去年福島核災30公裏疏散範圍來看，如果北臺灣發生地震或海嘯而遭致核災的話，作為首都的臺北市將受到無法想像的巨大災害沖擊，南北縱長僅約四百公裏的小島也將籠罩在輻射陰影之下。

b. 隨石油危機而來的核能電廠

臺灣經濟早期以農業生產為主，後在國民政府經濟政策之下，從早期1960年代的加工出口區輕工業，1970年代推動十大建設後發展鋼鐵、石化等重工業，到1980年代催生高科技產業聚落科學園區的大肆興建，產業結構在這樣的發展過程裏逐漸由高耗能工業主宰，對於能源的渴求連帶越來越高，而電力來源漸從早期水力發電為主轉至以火力發電為主。然而，臺灣本身缺乏能源礦產，必須仰賴從國外進口發電燃料，在這樣的處境下，1970年代因中東戰爭動蕩導致的石油危機時，國民政府為了確保產業能獲得穩定的能源供給與未來發展，臺灣第一座核能電廠於是在1970年被列為政府十大建設之一。臺灣首座核能電廠的蒸氣系統采用美國奇異公司（GE）所承造的沸水式反應爐架構，汽輪發電機由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承造，裝置容量1272百萬瓦，後於1979年正式商業運轉。

後來興建的核能電廠二、三兩廠則並入1980年代的十二大建設計畫之中，其中核二廠采用奇異公司沸水式反應爐、西屋公司的汽輪發電機組，裝置容量1970百萬瓦，1981年開始商轉，核三廠則為西屋公司輕水型壓水式反應爐、奇異公司汽輪發電機組，裝置容量1902百萬瓦，1984年開始商轉。

三座核能電廠的主要機組都是美國奇異公司與西屋公司販售。這並非是巧合，而是必須放在二戰後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的東亞防線下來理解，早期美援鞏固了臺灣作為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與中國共產黨史達林主義勢力敵對的模範生的地位，而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則是美國核能產業資本植入臺灣的絕佳機會。

c. 昂貴的核四拼裝車

而位於臺北龍門的第四核能電廠，在1980年便已提案，反應爐為美國奇異公司的進步型沸水式，汽輪發電機組則由日本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MHI)）製造，然而經1986年烏克蘭發生車諾比（Chernobyl）事件後暫緩，1992年預算結凍，1999年正式動工，2000年民進黨政府宣布停建，隔年在立院反對壓力復工，至今仍在興建中。最近，臺電再提追加預算563億元新臺幣，如果追加成功，將是第四次最追加預算，累計興建經費將達3300億元新臺幣，以所規劃裝置容量270萬瓩計算，每瓩建造成本高達4000美元。

去年七月底，原能會召開的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會上，曾參與國內外許多核電廠計畫的核安委員林宗堯發表了〈核四論〉，詳細指出核四興建過程的諸多結構性問題， 從臺電擅自變更設計；工序紊亂，設備過早到廠而至臺風嚴重泡水；原先的統包規劃改成分包給數十個不同包商承做，導致諸多設備介面高度復雜化；包商施工品質低下；到試運轉程式由毫無經驗的人員與主管計畫擬定…等，負責監督核能建廠安全的原能會更對臺電強硬指出核四可以停工了。

d. 便宜工業電價與雨露均沾的民生電價

臺電說，核四如果停建，加上使用年限將到期的其他三座核能電廠一旦退役，電價將從每度2.62元新臺幣飆漲至每度4元新臺幣，然而，正如前所述，臺灣電力產業的發展一直以來都是以確保穩定供給產業用電為主要目的，電價必然以支持產業發展為目的設定標準，因而我們要問的問題並非單純在電價上面打轉，而是必須就產業用電本身的需求結構及其與民生用電兩者之間的電價差異兩點提問。

據臺電網站公布的2010年世界34國電價比較表，臺灣民生電價為每度2.7606元新臺幣，工業電價為每度2.3649元新臺幣。自1983年至2005年電價並無調漲，直到2006年和2008年因發電燃料價格上漲才分別調漲5.8%與25.2%， 民生與工業電價排名分別為第二及第四低，在這能源幾乎完全仰賴進口的海島國家，能有如​​此便宜的電價著實不可思議，表面上看來政府似乎為減輕人民生活負擔而自行吸收國際燃料市場波動所增加的發電成本，然而，再仔細看看各國的民生電價和工業電價，我們會發現工業電價普遍較民生電價便宜許多，而這不外乎是各國為使自身工業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能負擔較低用電成本以在國際市場上取得優勢競爭的結果，而長期以出口導向的臺灣產業政策必然需要有持續而穩定的廉價能源供給，在這樣的脈絡下，民生電價勢必不能太貴因而雨露均沾。

然而實際上，在這樣的補貼政策之下，臺電年年虧損百億，而擁資本額3300億元的臺電，截至2011年底累計虧損已達1179億元。近日，經濟部長施顏祥在立法院委員會表示，因近年發電用的燃煤、天然氣等燃料價格飆漲，發電成本不斷上漲。如果臺電持續虧損的話，預計到五、六月，虧損金額將達臺電資本額的一半，如果不適當反映發電成本的話，明年將面臨破產的威脅。就在作者撰稿的當天，政府拍板定案電價將於五月及十月分兩階段調漲，民生用電分漲7.2%，加上工業用電，平均漲幅達20%到25%。據統計，工業用電占總體用電量53%，民生用電不過18%，而臺電之所以年年虧損正是因為長期補貼工業所招致的惡果，一來臺電作為國營產業將全體納稅人的錢倒貼私有資本企業；二來政府的產業政策錯誤地促進了低產值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使得產業的能源需求不斷的上升。

因此，廢核電電價就會上漲本身是個假議題，真議題是資產階級政府不斷盜走人民的財富以補貼追求利潤的產業的電價政策，必須同時指出這問題才能不被臺電恐嚇，廢核訴求才能深刻。

e. 蘭嶼的黃色桶子與階級壓迫

標榜潔凈低碳發電的核能電廠一直是各國政府夢寐以求的發電方式，特別在近年來大眾對全球暖化議題與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現象的高度關註之下，政府更在推動上獲得一定助力，然而，核電神話其中始終模糊的一部份是，那些與核廢料生活一輩子的人們在物理與心理上承受了多大的威脅恐懼，而在臺灣被人們遺忘的一群則是與核廢料比鄰生活已三十年的蘭嶼達悟人們。

今年2月20日蘭嶼人第四度發起了「驅逐惡靈」行動，遊行聚集在核廢料儲存廠前，要求政府實現立即遷出核廢料的承諾及提出永不續租土地的訴求。從1982年第一批核廢料登陸蘭嶼至今已30年，1989年第一次「驅除惡靈」，1995年「一人一石」阻擋由臺灣出發、運輸核廢料桶的「電光一號」，到1996年成功封港，此後蘭嶼核廢料貯存場不再運入核廢料，而臺灣三座核能發電廠自身代謝出的廢物也就只能暫放在各自的廠區內。

人口僅三千人左右，族群以達悟族為主的蘭嶼，早期作為監禁本島重刑犯的「蘭嶼農場」，而後則成為放置本島核廢料的貯存場地，一直以來都被島上的政府視為化外之地，島上不要的東西就往這裏丟。如同島上的山地原住民們所遭遇的情況，經濟文化與島上迥異的達悟人飽受現代化浪潮沖擊，年輕人離鄉遠赴島上都市工作，族群的傳統文化與價值不斷流失，必須指出的是，這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手段是從對達悟人的民族壓迫漸趨融合經濟層面上的階級壓迫，核廢貯存廠則是這雙重壓迫的具體表現之一。

值得關註的是，曾被臺電列為核廢料最終貯存場址的八個候選場址之中就有五個在原鄉，背後緣由跟普遍缺乏就業機會的原鄉，必然在政府為取得核廢料最終貯存場所設置的鉅額回饋金利誘之下被有效分化，進而在公投上表達支持有關。再次地，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施加在經濟弱勢的原民身上。

奪回人民的能源掌控權

在這次311反核大遊行之中，許多關註不同議題的團體都到場聲援表達拒絕核電的態度，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 臺灣支部也參與了這次遊行。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指出興建核能電廠本身與核電財團利益的緊密聯系、電力發展與產業結構的關系、核廢料的安置與資產階級政府的階級壓迫本質。環保運動必須連結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必須依賴群眾性的自下而上的行動，才可能深刻而實際；只有當人民奪回對能源、經濟和社會的掌控權， 資本主義對於環境的壓迫才能消除。

社會主義者的訴求：

1) 立即停建核四，中止所有核能發電

2) 反對政府補貼財團電價，民眾選舉委員會決定電力政策和定價，工人民主公共管理電力公司

3）發展再生能源和環境友善的民主計劃經濟

臺灣：金山山腳的未爆彈

2011年3月11日（周五）下午兩點四十六分，我和其他臺灣大部分的中小學生一樣，靜靜地坐在教室內上著下午第二節課，渾然不覺北方二千多公裏外的另一個國家正遭遇一場驚天動地的恐怖災禍。半小時後的社團課，同學陸陸續續透過手機從網路上得知這場日後被稱為三一一東北地震的災禍消息，然而對於整件事情的嚴重性似乎尚未有人知情。那時，大家最擔心的是，這場地震產生的海嘯，會影響到我們臺灣嗎？又過了一小時，當新聞報出抵達臺灣的浪潮不過十來公分時，大家（尤其是家住基隆、東北沿海者）都松了一口氣。

日本福島核事故震驚世界

但是，日本東海岸海嘯導致超過十公尺以上的滔天巨浪，日本東北部沿海地區遭到毀滅性破壞，數萬人死亡與失蹤。海嘯已經退去，但災難並未結束。人們開始發現另一場貽害更甚更久的禍端正在醞釀著。由於地震還有之後的海嘯，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六個機組中有四個發生了冷卻系統失靈的危機，其中三個地震時尚在運作；接下來的四天中為了冷卻而灌入反應爐和用過核燃料池的海水，不可避免地產生過量氫氣而使得一至四號機組反應爐建築物爆炸，三號四號的用過核燃料池也發生了超過臨界狀態（放射物質持續外泄）的危機。

所幸這場核災最後並沒有演變成車諾比那般嚴重的大規模放射物質外泄和輻射塵四逸的狀況，這得感謝當時的季風尚不明顯。但是這次事件所造成對核電安全的疑慮卻是無法再掩蓋了。福島第一核電廠的設計原可抗規模7.0級地震，蓋在海濱其中一個考量便是萬一地震來臨冷卻系統故障還有海水可以使用；但在一場矩震級規模9.0的大地震外加15公尺高的海嘯幾乎同時席卷而來，同時把冷卻系統震壞又把備用發電系統淹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內成為自車諾比（ChernobylNuclearPowerPlant）核爆之後人類最恐慌的一段時刻，國際原子能總署更將此事件列為核能事件分級表中最嚴重的第七級（和車諾比事件同等嚴重），全世界的人們忐忑不安地觀望日本的東電公司和政府要如何解決這場危機。而日本官方直到2011年12月，才宣布事故處理第二期工作結束，而以後至少還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完成清除汙染的任務。

反核之歷史緣由與影響

日本等許多發展核電的國家長期刻意回避向民眾告知這些可能風險的義務而只專註在宣傳核電的好處。這種作為在這一大型災難發生之後，使得人民終於發怒了。僅德國一國就在3月到4月連續發生4次大規模示威遊行，共有24萬人走上街頭抗議核能政策。由於民眾反核壓力，德國綠黨在各地民意代表選舉得票率大幅增長並宣布關閉7座1980年以前建造的核電廠。義大利公投以94％壓倒性的反對力量封殺了重啟核電發電提案，瑞士宣布將在2034年關閉所有核電廠。歐洲聯盟對總共143座核子反應爐進行壓力測試。世界各地人民反核示威風起雲湧，亞洲諸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香港、馬來西亞都發發生反核遊行與抗議，臺灣也不落人後，各種環保團體持續為最終全面廢核而作奮鬥。臺灣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也參加了臺北去年430反核大遊行。

反核運動並非在福島核災之後才開始。早在1945年廣島和長崎遭受美軍投放原子彈之後，核能的應用就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議題。不過當時二戰「邪惡軸心國」思維未歇，戰勝國如中國、美國、西歐境內民間輿論並沒有太多回響。邱吉爾甚至說，日後那些質疑美軍使用原子彈提早結束戰爭的人們都忘了先輩的浴血奮戰；若他們還記得就不應責怪美軍雲雲。

隨著冷戰後核武競賽和核威懾，將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邊緣，公眾開始日益關註核問題。反核武的浪潮隨著核能發電廠事故頻傳，也漸漸把議題焦點放到根本廢核的訴求上。 1979年發生於美國本土的三哩島核泄事故雖然沒造成傷亡，然而整件事情卻顯示即使在人員毫無疏失的情況之下，依舊有核災發生的可能。這可說是公眾對核電看法的一次轉折；總共有超過二十萬人該年在紐約集會要求加強核電安全。當1986年烏克蘭車諾比核災發生之後，世界各國政府基於成本和公關壓力逐步減少核電廠建設案和核電使用率。但是，在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目標和影響下，資產階級政府仍然故態復萌繼續推動核工業的發展。直到2011年福島核災爆發，公眾對核電安全的信心全然喪失，才再度進入目前這一波全球性的廢核浪潮。

臺灣核電謊言與核四廠

雖然民眾數十年來抗議不斷，但是世界各地有許多國家政府與臺灣一樣，不願意真正放棄核電或者具體承諾逐步放棄的時程表。不論是資本家還是資產階級政府，都會用最恐怖的語氣警告大家，若是沒有了核電，臺灣將面臨怎樣的跳電危機和黯淡無光的前景。政府和臺電像個廉價商品推銷員般不斷告訴我們，核電是目前所有已知使用能源當中最廉價的一種，也是運轉效率最高的一種，刻意塑造出核能發電是兼顧兩者的民族救星。

首先，是所謂的跳電危機。臺電跟我玩模擬城市的公共事業顧問一樣，常常用電量還不到發電量的九成就會叫嚷沒電。 2010年臺灣地區電力的備用容量率（最高可發電量扣除當年最高用電量剩余占最高可發電量的比率）是24.3％，而核電占臺灣地區的發電量額也才11％吧，即使馬上停掉正在使用的三座核電廠核一核二核三，我們也還有10％以上的備用容量率。即使跟世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這樣也還算安全範圍，真不知道臺電窮喊跳電幹嘛。

其次，政府或許常常跟我們說要節能減碳、隨手關燈，那他們自己苦心栽培的重工業又是怎樣的表現呢？臺灣地區工業用電占總用電量50％以上，其中又有一半被鋼鐵、石化等高耗能產業吃掉。為了培養這些高汙染工業，政府除了對給予他們減稅優待以外，電價也是超低補貼（臺電網站電價表怎麽只列了民生用和營業用電價？是怕引起民怨嗎？），還比臺電發電成本要低。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說法，2007年到2010年三年形同全民補貼他們1500億元。這些產業吃了那麽多電，也只生產了不到十趴的GDP，還不都是因為他們的部分公營或者大資本家掌控的性質才得以得寸進尺；所以啰，想要減少我們的電力使用？工業用電最需要被檢討！

再次，所謂核電最便宜純屬可笑說詞。我們承認，當一座現成的核能發電廠用唾手可得的鈾料進行絕對安全的運轉而剩下的核廢料就地解決，這樣一算下來核電每度發電成本的確只有0.66元，但這個假設有一個先天性的謬誤。第一，核能發電廠不是「現成的」，臺灣的核電廠從建廠到所有反應爐完全運轉，至少需要七年的時間，而一座火力發電廠大概只需要三年；其中建造核電廠所需技術和風險評估絕對比一座傳統火力發電廠還高許多。再者，假設我們的核電廠好不容易蓋完了，核電所需的鈾料也絕非「唾手可得」；鈾本身就是一種稀有的金屬元素，開采之後還不能直接使用，臺灣目前的核電技術還必須將原鈾中大部分的鈾-238去除，提煉出只占原鈾中0.7％的鈾-235來使用。這樣的過程臺灣每年就會排放120萬公噸的溫室氣體及各種汙染物質，損失944萬立方公尺的純水（別以為核電廠都蓋在海邊就可以使用海水）、金屬礦物額外開采成本920萬美元以及化石燃料成本44億美元。運轉過程不能出現絲毫錯誤，成本十分高昂，而且核電廠運轉過程中所產生的核廢料的處置也所費不貲，運送儲存都是一筆開銷。林林總總加起來，核能發電成本其實已經達到2元/度。

而且，核電廠本身會造成立即性和永久性的汙染。一座核電廠能運作的年齡大約三十年，當然我們用最佳的情況來看，大概也只能延長到五十年左右的壽命。在這段期間即使沒有任何事故，為了冷卻所進行的處理方式也將對附近海域造成嚴重的熱汙染——看看墾丁那些白化的珊瑚！所謂發電效率較高，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核能最後被有效轉換成電能，剩下的全部變成熱能汙染鄰近區域。而五十年停止運轉過後，原本設置核電廠的位址也不能再被利用，必須等至少再三百年才能回復到未設廠前的放射劑量，而核廢料所需儲存的時間也大致相似。核能發電所能帶來的好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者「低成本」廉價能源，這些都可以在各種再生能源、汽電共生和提升能源效率的方案中做到。核能看似成本低廉，實際上那只是刻意忽略了這些環境代價所得出的宣傳數據罷了。

多年來臺灣核四廠能否停建一直個未定數，自1999年3月17日正式動工後其也依舊在沸沸揚揚的爭論當中持續興建。核四的反應爐形式為美國奇異公司（GE）所設計，福島第一核電廠使用的沸水式反應爐「Mark 1」也是奇異（GE）的產品。但是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的2011年6月13日，立法院審查100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預算案時國民黨多數黨團依舊否決停建核四，以及核電廠不得延役的提案，通過了核四的140億追加預算。按照這個行程表發展下去，核四大約可以在2015年以前完成商業運轉。事實上十數年來，民間反對興建核四的呼聲不斷，但因為核電開發涉及眾多國際和臺灣資本家的利益，所以未能得以停工。特別是，作為主要設計和供應商，美國奇異公司（GE）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而得以向臺灣歷屆政府施加壓力，罔顧民意而推動核四建設。

反對資本主義與環境持續發展

核電開發其實就反映了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們不惜犧牲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而追逐利潤，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繼續著禍及子孫的勾當。電力的生產剩余是各種資本主義工業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是他們可以持續取得充足廉價的能源以完成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鏈的基礎。現代資本主義製度是過度生產與有限消費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製度為了延遲這一矛盾帶來的危機，用過度消費的方式進一步扭曲真實的生產與消費關系，而使矛盾進一步擴大。
而能源做為整個生產過程的原動力，無序的過度生產與消費也就意味著無序地濫用能源。資本家為了賺取利潤的最快方式，是不會在乎這些產品的消費是否必須，或者是否存在真實消費；生產過程中造成的外部成本是否值得。這就是造成今天地球環境惡化與資源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利潤為驅動的資本主義製度是沒有興趣真正促進對環境友善的技術。但是全球範圍內群眾的環保意識正在日益上升，僅以受到嚴密專製控製的中國大陸為例，每年有超過1萬起關於環境議題的抗議活動。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期間有超過10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群眾參與抗議示威。

就像資本家與政府經常宣傳的核電技術是幹凈清潔能源，用於取代傳統的火力發電。事實上，正如上文所述的核電開放是絕不可能是真正能環保的技術，而且由於其對資金、技術和原材料（鈾）的需求與控製，也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只可能有極少數財力雄厚的大資本集團和資產階級政府才能操作。而且在技術上，核能發電也無從取代傳統發電，因為地球上已探明的鈾礦儲量根本不足以替代今天所有的傳統發電產業，而且每年的市場供需存在嚴重缺口。強調核能發電，事實上資本家避免在其他真正幹凈清潔可持續發展的新能源上進行投入，從而將繼續維持大資本們對於能源生產與技術的壟斷。

而與此同時，普通消費者中或許有一股新的道德觀浮現，這種道德觀和他們習慣的浪費和奢侈互相沖突。為了解決這種沖突，聰明的資本家發明了一種新的名詞：「綠色消費」，讓群眾得到一種平衡兩種道德觀的幻覺。綠色產品或許真的對環境沖擊比一般的產品較小，卻無法磨滅任何一種生產過程都是對既有環境沖擊的事實，也不代表綠色產品不能被大量消費的資本主義文化所操控。只有在環保議題影響其公關形象，間接造成產品販賣的阻力時，他們才會裝模作樣地做「綠色產業」的樣子。

但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從來不可能是綠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絕對不可能為了某種至高無上的「永續發展」概念而限製自己的發展。這個市場的邏輯就是誰累積的資本效率最高誰最能生存。任何結合資本主義的環保運動都註定是失敗的，因為資本主義文化的本質就是要我們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累積資本。資本的累積就是剩余價值的累積。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不可以在環境保護和尋找清潔可替代能源的議題上，依賴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和資本家。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那些不願意反對資本主義和強調通過市場手段進行調節的環保團體和政黨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背叛運動。德國綠黨在1998年首次進入聯邦政府時，他們就與一些商業公司達​​成所謂的「核妥協」，即在核電戰略上實施長期漸進式的「退出站略」，也就是說德國綠黨為了獲取政治權力，而放​​棄了基本的反核原則。

三月十一日，是日本東北地震滿一周年的紀念日。這一天，臺灣的環保團體將聚集凱道，為群眾堅定的反核立場發出怒吼。我們除了認同他們的重要訴求並與以支持以外，更呼籲人們看清事實：沒有資本主義，才有永續發展。絕不可信賴大資本會將社會安全置於利潤之上。因此需要將所有能源工業國有化，置於普通勞動人民的民主控製下。擺脫對於傳統火力發電行業和核電的依賴，而發展真正可持續的清潔的能源，諸如太陽能、風能和潮汐等。同時，需要家裏一個真正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政府以發展出一個滿足多數人的需求的能源綱領和計畫生產方式。

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啊，你們應該為自己而生產，不要再被資本家控製付出不需付出的勞動力！

全世界的受薪階級啊，你們應該為自己的真正需要而消費，不要再被資本家綁架，用自己的價值換取資本家想要你換取的產品！

只有這樣，才得以實現真正的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臺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籌備會前往勞委會抗議

4月27日（星期五）早上十點，臺灣基層護理工會籌備會以及工傷協會、團結工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等聲援團體、護理人員、家屬和聲援民眾等聚集在勞委會大門口，發起抗議以及遞陳情書的請願行動。

這次行動針對其實已經存在多年，但在這半年才被爆出的護理人員惡劣的工作待遇。包括：醫院為節省人力，導致人力嚴重不足，剩下的護理人員承擔了混亂且不正常的班表。新進人力流動率大，資深護理人員同時要兼顧照顧病人、帶新進員工、大小醫護行政事務；受責任製不當約束使護士們長期超時、超量工作，導致他們身心無法負荷，需要藥物維持工作時的身體運作，甚至走上自殺一途。這些醫院不僅無視於自己員工超負荷的處境，也無視於連帶對醫療質量的影響，只為了得到經費，對高標準評鑒虛應故事，加給護理人員更重的負擔。

現場約五十位群眾，舉著牌子，拿著布條，聲援團體包括團結工聯、工傷協會、 TIWA、日日春、還有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支部拿著我們的旗子，重複呼喊口號「我要命、我要假、不要錢」。十點半，參與訴願行動的開始演出醫院強迫護理人員接受畸形班表的行動劇。之後，陸陸續續有護理人員以及團體代表出來表達訴求。經過一陣呼口號以及喊話，十一點左右勞委會派了代表出來接受基層護理工會籌備會代表的陳情書，並邀請訴願民眾進去參與勞委會開會。

這次抗議行動，提出的陳情書其中有一項被不斷提出來強調－廢除勞基法84條之一的責任製。法律的改良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認為這一切不僅僅只是在法律上將責任製廢除了就可以解決，主管機關從未落實對醫院以及其他產業的勞動檢查，今天的狀況完全是長期放任的結果。整個醫療體系的資源都被貪圖暴利的財團、以及掛勾的官員壟斷，所有的利益都分配不到下面的員工，以及改善醫療品質。下面的員工拼命工作，卻只是在幫上面的資產階級賺取利益，自己卻連休假的權利都沒有。不僅只是護理人員，很多產業的勞動者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勞動者應該一起站出來！反抗資產階級的壓榨，不當得利！

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

組織基層的、戰鬥的工會！
消滅目前的畸形班表與超時工作，全面落實勞基法！
大型醫院收歸國有，由醫院勞動者工會和一般民眾民主組成的委員會共同管理！

臺灣：「五一」——勞動者怒吼抗爭的日子

艷陽高照的晴日下，臺北凱達格蘭大道傳來要求社會正義的吶喊。五一勞動節這一天，臺灣勞動者聚集在一起，要為過去一年來不見改善，甚至日益惡化的勞動環境而抗爭。

「崩世代」運動會

上午，由臺灣勞工陣線、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公平稅改聯盟等團體，發起了「崩世代」運動會，藉各項競賽項目以諷刺稅製不公、教育商品化、青年貧窮化等問題，表達出對國家未來的憂心與憤怒。

其中，除了延續去年就提過的主張，例如房價飆高導致人民無力負擔、勞動彈性化導致的派遣泛濫，今年更特別凸顯了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問題。因為不論是醫師或護士，都面臨工作過勞的處境，因此也特別呼籲政府不要以責任製為由，將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性命當作玩笑看待。

現場也有不少學生參加這次的「運動會」，在學貸賽跑、房價舉重等項目使盡力氣仍覆沒一地，表現出畢業後必須面臨的苦境。最後，群眾在路上設置的大型總統臉書墻上，留下各自想表達的怒言，但由於總統府拒收，之後將改以照片寄給馬總統了解真正的民意。

五一反剝削遊行

下午，則是主要由團結工聯和自主工聯發起，聯合全臺灣各大學院校異議性社團和學生自治組織、各產業工會與社運團體的五一遊行。

中午十二點半，各團體三千余人在自由廣場集合，之後出發走中山南路一路向北，途中學生團體和工會組織分別在教育部及臺大醫院、立法院前集合抗議。

學生大隊中值得註意的是兩面大旗，一面是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一面是臺灣大學企業工會，站在這兩面其背後分別是各大學院校裏的老師與學生，二者在高等教育商品化下同樣受到來自資產階級政府與資本家的壓迫，高等教育在資本掠奪下成為一種「賺錢產業」，大學淪為資本家的「產業廉價後備勞動力生產工廠」，「學生」與「勞動者」的身分日益重叠成為套在受教者身上的雙重鎖鏈。因此，老師和學生們在五一這屬於勞動者們的節日裏一同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必須向資本家課稅作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拒絕新自由主義下的大學法人化與私有化，奪回屬於學生與老師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我們在工會大隊裏看到了護理人員也一同走在遊行隊伍之中，她們是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的成員，是一群在面對日益惡劣的醫院護理勞動環境下的基層護理人員們自發組成的戰鬥工會組織。先前投書CNN控訴所謂世界進步的臺灣健康保險製度不過是建立在壓榨剝削基層護理人員的「血汗醫院」之上的護士林美琪小姐即是基層護理工會的成員。

在護理勞動力吃緊的 現實醫療環境和惡劣的勞動環境下，面對大夜班小夜班的輪調，過度勞動加上作息不正常導致身體內分泌失調，許多護理人員甚至因而在醫院裏倒下；這更造成護理人員流動率高，惡性循環就這樣不斷的劣化護理勞動環境。為合理化壓榨剝削護理人員，被資產階級神聖化的南丁格爾護理精神成為施加在血汗護理勞動之上的虛假意識與謀殺幫兇。因此，群眾必須和護理人員們一同站在一起，不只是捍衛護理人員的勞動權益，更是捍衛我們所有人的健康，從財團與官僚的手中奪回屬於公眾的醫院！

在遊行中，我們還看到了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印度尼西亞勞工在臺協會(IPIT)與臺灣移工聯盟(MENT)的移民勞工朋友們。他們在臉上塗滿了鮮艷的色彩，開心地與同是千裏迢迢來臺灣工作的同鄉朋友一起參加五一遊行。面對來自資產階級政府的本勞外勞薪資脫鉤政策，勞工們必須不分本國外國，認清資產階級的分化手段，堅決站在同一陣在線同資本家進行鬥爭！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的支持者也參與了當天的二場示威活動。在活動中，我們高舉代表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工國委（CWI）的旗幟和橫幅，並發布了我們最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廣受示威群眾歡迎。

今天，來自資本家的壓榨剝削依然不斷地鞭笞在廣大的無產階級身心之上，勞動者們必須團結起來，向資本家做鬥爭，奪回屬於勞動者的勞動果實!

臺灣：高等教育商品化與「學生工」的雙重壓迫

日前，教育部與各大學拋出了將調漲學費的消息，全國各大學院校的學生會與異議性社團以及工會組織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政府不應該調漲學費，而應該透過對企業課稅來逐年降低學費，最終達到免學費的教育公共化目標。

另外，以全國大學院校受雇者為組織對象的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在今年初正式成立，臺灣大學的研究生們也發起籌組以臺大研究生為主要組織對象的臺灣大學企業工會。我們看到了學生與勞工一同站出來反對學費調漲，大學裏的教授及研究生也開始自我組織爭取勞動權益，臺灣高等教育市場化已是事實，學術研究工作者是日益深刻感受到自身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

全球遍地烽火的反高學費抗爭

2011年11月，一位劍橋大學博士生歐文-荷蘭（Owen Holland）在英國高教司長大衛-維萊茨（David Willetts）在劍橋大學的演講前以吟詩方式抗議劍橋大學調漲學費，後來劍橋校方決議將他強製休學兩年六個月。6月，韓國學生在首爾進行大規模抗議，要求李明博政府兌現其競選承諾「大學學費減半」。智利學生則是發起了多次的罷課行動，二十多萬名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智利政府進行教育改革，回復1960年代公立大學教育免學費政策。今年3月中旬，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二十多萬名大學生罷課湧入蒙特婁(Mont Royal)市中心抗議其政府將調漲多達75%學費。

在歐洲、美洲和亞洲都同樣上演著抗議學費高漲的學生示威遊行，然而全世界各大學都說必須調漲學費才能維持運作，才能在世界舞臺上同其他所謂的一流大學競爭。亞洲主要國家政府則無不積極投入改革自身高等教育體製，希冀以國家財政重點補助特定大學在世界高教競爭裏占有一席之地。這些現象背後的共通點為何?

新自由主義下的高等教育

在階級社會中，教育也從來是階級性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與意誌的反映。在歷史上，高等教育一直是歷屆統治階級培養統治精英和其統治機器/工具的方式。平等普惠的全民受教育權，如同選舉權和其他社會福利一樣，是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經過百多年勞工運動與社會抗爭贏得的改良成果。但為了追求利潤和維系階級統治，只要時機成熟，資產階級就會采取各種手法直接或間接地剝奪勞動人民的改良成果。

前陣子上映講述英國前首相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人生經歷的電影〈鐵娘子〉(Iron lady)裏沒提到的是戴卓爾本人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冷戰時期同美國前總統裏根(Ronald W. Reagan)舉起的「新自由主義」旗幟，這套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幹預國內經濟市場活動，主張市場自主運作才能達到最佳利益分配與效率最大化。雖然，國家和資本家無法在法律上禁止普通勞動人民享有教育的權利，但通過竭力推廣教育商品化、私有化、市場化，使用貨幣價格杠桿將勞動人民排除在精英教育之外，同時牟取暴利。

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展現即是，一方面崇尚新自由主義的各國政府們開始削減對本國高等教育的預算補助，另一方面鼓勵相關教育研究機構透過與企業在教學研究上緊密結合產學合作，來獲取企業資金贊助，最終達到能在市場機製的冶煉下自我運作，不再依賴政府預算支持。

廣設大學背後的市場化邏輯

過去，臺灣在政府松綁大學設立政策之下，許多原本的公私立技術學院一個個升格為大學，高中升大學錄取率不斷上升至近幾年來的百分百錄取，高等教育在人人都要受到良好教育的教改要求下逐漸成為普及教育，從「滿街都是大學生」到「滿街都是碩士生」，大學生、碩士生甚至是博士生都已不再擁有社會過去想象的菁英性質，反而在現今出現了「大學任你玩四年」和「死大學生」等諷刺與批判，企業開始以「草莓族」標簽出生於民國七零年代的七年級生，形塑這批拜大學普及化所惠的青年的軟弱性格，大學文憑不再擁有過去相對優勢的高薪工作保證，反而普遍成為就業的必要條件。

在這波廣設大學風潮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多以設立電機、電子與資工等工科為主的大學技術學院，在臺灣高科技產業日益升高的高等勞動力需求下，普及教育口號隱而不表的是一個以市場趨勢為依歸的買方心態反應─人人都想要成為科技新貴，於是市場就多增加相關大學科系，這需求卻一路從對大學生沖到對碩士生及博士生的需求，不只大學林立，研究所也持續設立，在市場過度反應造成高等勞動力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加上政府系列的青年促進就業方案「幫忙」下，於是社會上出現了22K（月薪為22000新臺幣，約5500港幣）大學生，35K（月薪為35000新臺幣，約8400港幣）碩士生，以及到近來的55K（月薪為55000新臺幣，約13800港幣）博士生，這一場普及教育戲碼至此終於暴露出其背後真正操控的市場化邏輯。

作為」產業」的高等教育

根據英國政府於2006年的統計，英國高等教育每年為英國創造高達450億英鎊產值，對大學每投資1英鎊，可獲得1.52英鎊的經濟效益。2007年澳洲高等教育產值達七億美元。2011年美國由外國留學生創造的高教產值達210億美元。全球高等教育已經成為千億美元高產值高利潤的新興「產業」，各國政府因此積極推動高教改革，希望透過有計劃的扶持國內優秀大學成為國際知名學府，進行教育輸出，向外國學生收取高昂學費，獲取高額利潤，而每年的世界大學排名做為一個爭取曝光的宣傳平臺也就因運而生。

棒子與蘿蔔: 大學法人化與五年五百億
近十年來，亞洲各主要國家為推動科技發展，無不投入本國高等教育改革。在中國，1995年江澤民於北京大學校慶上提出了「985工程」，重點補助像是北京、清華等大學成為國際知名大學；在韓國，1999年金大中政府提出了「Brain Korea 21」(簡稱為「BK21」)發展世界一流大學計劃，預計在1999年到2005年間投入1.7億美元改革韓國重點大學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在臺灣，2005年政府提出了「五年五百億」計劃誓言要讓臺大、成大、清大、交大等研究型大學擠進世界百大行列。但這些資助並不是為了使廣大民眾更易於接受高等教育，而是為了培養和固化社會精英階層，並通過市場化（產學合作）使學術精英與資本家進一步勾結。

而為爭取五年五百億經費補助，成大含淚答應接受作為附加條件的「大學法人化」，之所以含淚是因為法人化即意味著政府補助款將逐年降低，學校必須自行另辟財源。然而推動法人化過程需要復雜的修法過程，同時也遭遇大學裏教職員對於自身公職權益損失的疑慮反彈，於是在政府鼓勵之下，成大開始試辦成立作為「大學法人化」過渡階段的「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在學雜費調整、系所增加整並等校務決策上試辦自主管理。以成大的「自主治理委員會」為例，總計共15到19位的委員人數裏，校務會議代表3人(共有1票)，教師代表1人，學生代表1人，校友代表3到5人，企業及社會公正人士5到7人，教育部代表2人，代表校園組成的學生、老師及校方行政人員代表的意見份量在這19人會議裏僅只3票而已，而校友與企業社會人士卻擁有8到12人過半數的壓倒性優勢，充分顯示大學必須脫離政府財政支持，由資本家(校友及企業社會代表)介入校務決策發展方向的新自由主義思維。

「學生」身份與「勞動者」身份的雙重壓迫

一位目前就讀某國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的W同學表示，對於指導教授將他們學生辛苦工作的產學合作成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新瓶裝舊酒向教育部、國科會、工研院等政府機關申請計劃補助感到非常反感，而學生們領的錢則是完全出於教授個人主觀意願決定。W同學表示，研究團隊裏的博士生負責系所網站上所標示的教授個人研究領域，而由教授向其業界朋友延攬而來的產學合作計劃，則是碩士生們的日常實際工作，W同學打趣地說，如果他們這些碩士生學生罷工的話，這些產學合作計劃鐵定會開天窗，因為實際上教授自己並不掌握產學合作計劃所需要的技術知識，教授只要負責開會、寫計劃拿經費、跟業界朋友打打球，就有產學合作找上門來，再分給他們這些碩士生完成這些計劃，就可以拿到豐厚的報酬。

而在研究所階段，W同學就體認到了工作責任製的精神。每個碩士生同時都有兩個計劃擔在身上，一個做完了，就做另一個，然而同時又會有新的計劃加進來，充分體現了業界物盡其用的責任製奧，而教授義正詞嚴的表示這些實作經驗是非常寶貴的，學生們應該要認真地從實作中學習才是。W同學表示，就教授所給於他們的實際訓練來說，真覺得自己完全是拿薪水上班卻沒有勞健保保障的勞工。

W同學表示，同學們普遍對於這種研究所「血汗工廠化」的求學方式感到不滿——學生成為被學術精英教授與資本家剝削的廉價勞工，而並不是真正從事於有益於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學習與研究。大家也曾想過要一起罷工抗議，但想到在保守的校園氣氛下，而且大多數的學術精英都是這種剝削體系的收益者，其他教授完全可能拒絕接受因與教授沖突而被趕出研究團隊的學生，而面臨無法畢業的窘境。所以，不少研究生們思慮再三後還是只能摸摸鼻子無奈地繼續在這樣荒謬的求學環境中「實習」。

認清壓迫，反抗資本家

在殘酷的市場經濟競爭中，各國資本為生存，一方面無不竭力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並帶動全世界的高階勞動力需求日益升高；另一方面作為高階勞動力生產的高等教育成為一種新興產業，各國高等教育改革無不重點培養國內優秀大學加入爭食全球高教產業高產值大餅的廝殺。

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驅動力的教育改革下，政府逐步減少對大學研究機構的補助，學校必須調漲學費及緊密地同企業作產學合作才能獲得經費以求生存，既將大量缺乏財力的普通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排除在精英教育之外（排名優秀的學校與專業），又將市場力量得以進入大學，將大學改造成教學研究都符合市場需求的產業後備勞動力生產工廠。「學習」變成了「實習」，「學生」與「勞動者」之間的界線開始模糊，來自兩方面的壓迫與矛盾不斷加強激化。

面對學術殿堂裏日益惡化的教學與研究環境，受教者與授教者必須體認自身所受壓迫與剝削的來源對象，是那一手拿著皮鞭(世界一流大學)，一手拿著毒蘋果(產學合作)的勢利資本家，必須認清自身的階級位置，自我組織起來，與工人團體團結進行抗爭罷工，同資本家做鬥爭，才能奪回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的管理權和自主權。

學生們的反學費鬥爭、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與臺灣大學企業工會的成立已經為臺灣的高教勞動者們的新鬥爭吹響了戰鬥的號角!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要求:

反對調漲學雜費，應課征資本稅賦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實施免學費政策!
反對大學法人化，由學生與老師民主控製大學校務決策!
全力支持成立臺灣大學企業工會的鬥爭，一校一工會，自我教育勞動意識!
支持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鬥爭，為學術工作者的研究自主而奮鬥!

臺灣： 華隆抗爭不孤單，勞動階級團結座談會

下午一點多，群眾陸陸續續抵達位於捷運麟光站附近的座談會會場（感謝反M型化社會聯盟(W聯盟)襄助會場）。工人們和我們早已到達會場，大家心中充滿期待，而又忐忑不安。很快兩點十分座談會開始時，現場早已擠滿了關心華隆罷工的民眾與學生。
座談會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是工人發聲，後半部是民眾提問，同時進行華隆罷工資金募款。

今天參與座談會的華隆工人們，包括工會幹部在內共有八人―兩名男工與六名女工。工人們向民眾說明了，從6月6日開始罷工到今天已是第47天，和罷工期間與 資方及政府談判斡旋的艱辛經歷。年過半百的阿姨們迫切地跟民眾們訴說在華隆十多年來所受到壓榨與剝削，諸如在長期以來資方設計許多扣除薪水的名目下，薪資 連基本工資都不到，必須靠這份微薄薪水養活兒女們，甚至必須兼差三、四份工作才能養家活口，然而現在連養老的退休金一毛錢都拿不到!

民眾 們的提問相當踴躍，大部分是就現行勞基法對勞工保障部分提出疑問。而工人則是無奈地表示，在經歷過6月兩次北上向政府勞委會陳情無效後，及四次勞資談判會 議破裂後，罷工將屆滿兩個月。他們對於政府非常失望，希望社會大眾能給整日處在烈陽下的工人們支持，幫忙在網路上宣傳華隆罷工工人們所受到的苦難，到罷工 現場跟工人們聊聊天為他們加油打氣。

座談期間，同時進行了華隆罷工募款，民眾非常踴躍的掏錢來實際支持罷工工人們，現場共募得新臺幣六千多元。

除了工人與民眾之外，出力最多支持華隆工人罷工的勞動黨縣議員高偉凱議員也參與了座談會，希望大家能透過聲援華隆罷工自拍活動持續宣傳，讓越來越多知道華隆工人在罷工。

發 起座談會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同誌也在現場親手遞交工人們來自瑞典斯德哥爾摩市議員Mattias Bernhardsson給華隆工人們的聲援信，希望透過各國工人們的串聯聲援與抗議資本家的行動要求臺灣政府正視工人們的權益，並提出了國有化華隆紡 織，由華隆工人民主管理華隆紡織等訴求。

除工國委(CWI)臺灣支部與勞動黨外，參與座談會的聲援團體與記者還有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師大學生會、師大人文學社、北大翻墻社、W聯盟、香港FM101、公視、立報、苦勞網、新頭殼等。

在 過去一周內，工國委(CWI)發動國際聲援，在一周內得到了來自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PCS)工會和英國、瑞典、希臘和以色列4個國家的聲援。周一 （7月23日）工國委(CWI)瑞典支部社會主義正義黨（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還將前往臺灣駐瑞典代表處舉行抗議活動。

很明顯地，工國委(CWI)發起的國際聲援給政府帶來了壓力。在發起國際聲援之後不到一周，華隆工會幹部接到了自稱檢調單位的電話，表示：總統已經接到了陳情，希望工人等待總統府回應，不要把事情鬧大到國際上。

我們當然清楚地知道，檢警調絕對不是工人的朋友，沒有人會忘記警察在翁大銘家外是如何鎮壓罷工工人和學生。這樣的說辭只不過是在試圖浪費工人的時間跟影響工人的鬥誌。實際上，我們很快就看到了所謂「來自總統府的回應」。

事實證明，政府只是再一次地戲弄了工人，所謂的回應只是再一次地表達了他們堅持袖手旁觀的決心。而「檢調」在國際聲援活動發起之後的緊張 反應，更顯示出他們重視「國際觀感」更甚於「人民觀感」。華隆工人北上臺北抗議，換來了官員的敷衍。我們發動國際聲援，雖然在一周內得到了來自4個國家1 個工會的聲援，但也只換得檢調的威脅電話跟一張來自總統府的垃圾回函。這告訴我們，目前的努力還不夠，我們需要更多的行動與動員工人和青年支持，來反擊國 民黨政府的挑釁。

團結、鬥爭，直到勝利！

臺灣：反對旺中金權控製輿論，青年與媒體工作者團結抗爭

7月31日，不顧臺風和滂沱大雨，為了對新聞自由被抹煞表示抗議、反對旺中並購中嘉寬頻，超過七百名學生到中天電視臺外參與反旺中行動。風雨中，抗議者除了不斷呼喊「媒體專業、回去做仙貝」等口號，還高唱改編版的勞動者戰歌。中間大家繞著中天電視遊行一圈，回到廣場，持續有學生抗議者上臺帶大家呼喊訴求。整個行動在12點，發起人帶大家念完學生宣言後結束。工國委(CWI)的成員也積極參與了本次抗議行動，並利用這次廣大激進青年參與的機會，在活動最後還向現場群眾發表了呼籲大家能到頭份去支援華隆罷工工人的訴求。

旺中集團操控輿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7月25日有條件通過旺旺集團並購中嘉寬頻一案當天，旺旺集團旗下中天電視臺爆料前往NCC審議委員會抗議的所謂學生走路工事件，所引爆的一連串旺旺集團動用旗下電視電子​​及平面媒體，連日炮轟長期反對旺中並購案的指標性人物中研院法律所黃國昌研究員，以及威脅提告轉載疑似旺旺所屬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林朝鑫出現在學生走路工人群的清大學生陳為廷，旺中集團是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所擁的龐大資本與所以可支配的輿論工具份量。在未能順利擴張其「輿論領土」的挫敗下，早已成形的媒體巨獸發狂地攻擊起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旺中集團能有今天龐大的媒體板塊，不是決勝在7月25日的旺中並購案的過與不過。旺中並購案就算不過，旺中集團所擁有的媒體一樣有機會在今後像近日一樣，動員龐大與論工具攻擊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聲音。

媒體巨獸利潤至上

去年，英國的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 旗下的《世界新聞報》（News International)因爆發竊聽女童Milly Dowler手機案而被迫關閉，擁有龐大政商影響力的梅鐸帝國因而動搖。梅鐸集團所屬的新聞國際集團(News International)旗下所有的報紙占英國報業市場的百分之四十，《世界新聞報》、《太陽報》(The Sun)、《泰晤士報》(Times) …等平面媒體皆屬其下。梅鐸旗下的《世界新聞報》和《太陽報》多以挖掘名人醜聞為報導焦點吸引讀者的報紙，常常透過警方、雇用私家偵探…等非法方式進行電話竊聽名人私生活，像是名演員休葛蘭（Hugh Grant）也是受害者。而新聞國際的執行長，梅鐸長子James Murdoch赤裸裸地表示，「唯有利潤才是耐久又經得起考驗的獨立保證」。

像梅鐸長子這樣的直白的信念，一定也是日夜苦思如何擴大媒體板塊的旺中集團所抱有的。如何賺取、積累、擴大資本，一直都是大資本家腦袋裏的課題。旺旺從製作仙貝到媒體事業，跨足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業背後的驅動力是資本對利潤的競逐以及可能的傳聞許久的政治目的。

團結基層新聞工作者組織抗爭

在抗議行動中學生們不斷從「媒體專業」、「新聞自由」的角度，以「爭自由」為主要訴求來撻伐旺中集團。但缺少的是質問這集團為什麽可以這樣任意的並購其他企業、用資本控製媒體。在抗議現場，也出現幾位中天新聞的員工，出來對抗議學生發「澄清」傳單。從她/他們臉上不情願的表情完全可以看出，許多旺旺集團旗下媒體工作的員工，並不願意被旺旺這樣控製，而且有很多的不滿，但沒有一個管道能讓員工出來對他們做抗爭，他們需要的是組成一個戰鬥的工會！

如果今天只是以抵製旺旺商品的方式反抗，沒有對背後資本家跟政治力做根本的揭露，粉碎資本對媒體的操控，我們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從臺灣本土的HTC到跨國的可口可樂、NIKE，全世界有無數的大財團被民眾「自發抵製」過，但實際上這些財團依然屹立不搖。

跨足多領域，本身即是廣告主並且即將成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旺中集團更是已經站穩腳步，少數人發動的而沒有紮根於工會和群眾組織的拒看、拒買行動未必能對旺中的利潤產生多大影響。

反觀鄰近的韓國，同樣是為了爭取新聞自由，他們采取了相當不同的手段。

從今年一月開始，韓國第二大電視臺的MBC工會為了抵抗韓國總統李明博安插的代表理事金在哲(Kim Jae-chul)幹預媒體自由，刻意刪減有關反對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相關新聞，以及為總統李明博的醜聞擦脂抹粉，決定以罷工做為反擊。不久之後，韓國最大電視臺KBS以及YTN的工會也在不久之後加入這場保衛新聞自由的鬥爭。

MBC的這場罷工成了韓國歷史上最長的媒體罷工，直到七月十八日才結束，長達170天。雖然工會並沒有直接造成金在哲的下臺，但也得到了董事會承諾在八月初將會對事件展開處理。更重要的是，僅僅MBC一家電視臺就因為這場罷工而直接損失了超過八億新臺幣的廣告收入。罷工不但造成了資方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引起國內人民、媒體工作者乃至其他國家人民對韓國新聞自由問題的註意，這不是一個小規模松散的拒看行動所能達到的。

而在臺灣，旺中集團的追殺、抹黑等等無恥行為不但威脅著一般人民，更直接壓迫著在旺中集團內工作的勞動者。直接受到老板壓力、被迫放棄新聞自由、必須挑戰自己內心道德底線的，是這群仍留在旺中無法離開的勞動者。組織起這批勞動者，建立挑戰資方的獨立工會，才能組織真正有效的反擊，並對於到底是誰（老板還是新聞從業者）控製與運作新聞媒體機構提出質疑，從而挑戰資本主義製度下金元控製新聞的體製。

我們現在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對記者個人的道德批判或者溫情訴求，冀望「有良心的」記者離開旺中。而是要在旺中集團的媒體中，由內部員工自下而上地民主組織工會、組織對資方的反抗，將保衛新聞自由的鬥爭與保衛勞動權益的鬥爭連結在一起。

臺灣：華隆罷工– 政府發出打壓的警號

8月11日(星期六), 正當來自臺灣各地的學生和青年​​組織成訪調隊伍到苗栗，訪問及支持華隆罷工的工人的時候，下午時分苗栗副議長陳明朝親自去到華隆頭份工廠總廠，第三度向工人發出惡意的警告，標誌著華隆資方及國民黨政府對罷工已經失去耐心，要將打壓的行動提升到更高層次。

陳明朝跟工會分子及工人警告，不要把事情鬧到媒體上，否則8月13日(星期一)不排除會有「行動」。這可能是暗示政府會動員警察暴力打壓。無論屆時警察真的動用全面暴力摧毀罷工，還只是少數警察來到展示鎮壓的能力，或可能是純粹空口喊話以圖嚇唬工人，工人一定要準備星期一最好的政治動員，包括華隆工人、其他工廠的工人以至學生及青年堅守工廠，向資方反擊。

上星期國民黨在動員立法委員到華隆跟工人「談判」，企圖軟化工人的立場而令其妥協。今天苗栗副議長的態度不但揭露地方政府與資方的互相勾結，而談判只是，亦表現國民黨害怕罷工運動蔓延至臺北以至其他城市，甚至鬧大到國際上演變成政府醜聞。國民黨臺灣政府在國際上經常表現出「民主大國」的虛偽形象，但一個打擊罷工權利的政府，已經徹底違背民主原則。

華隆工會不能猶豫，必須向工人解釋國民黨在是次罷工的鎮壓者角色，並將國民黨的恐嚇宣揚開去，令政治打壓變成提高工人意識和反抗鬥誌的工具。工人應該展開討論盡快前往苗栗副議長的家門外抗議的行動，將其惡言曝光。

勞動黨定於8月14日(星期二)動員五十名華隆工人以及青年進行第二次遊行至臺北，今次是在總統府外向國民黨怒吼，抗議其對華隆工人軟硬兼施的打壓。這遊行可以將華隆罷工的抗爭宣揚至沿途及臺北，而主流媒體不得不去報導事件，亦借以向政府施加壓力。如果政府恐嚇或鎮壓工人，只會有更多群眾站出來反抗。整個行動要全面規劃，工會同時必須在星期一已經動員其他所有工人及青年堅守工廠，以防警察摧毀罷工。

地方政府與資方是利益共同體，不能對國民黨有幻想，我們需要積極反擊。

工國委臺灣認為： •動員工人及青年堅守華隆工廠，在星期一讓政府了解如果鎮壓工人的後果
•向公眾揭露苗栗副議長的腐敗角色，絕不信任資本家政黨國民黨
•所有工會、工人及學生青年全力支持華隆罷工

臺灣：8月8日「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占領月臺

由15年前因為資方的惡性關廠，而積極抗爭，促使勞委會撥經費代償資遣費和退休金，卻在15年後面臨被追討償款的聯福製衣、東菱電子等工人所組成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於8月10日接近中午，發動300多位受害工人占領臺北火車站的北上月臺，要求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前來與工人磋商，並撤銷勞委會對這些工人的告訴，停止對這些工人討債的行為，否則將集體臥軌。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亦趕到現場參與，到現場只見大批警力手持盾牌，將通往臺鐵月臺的入口層層封鎖，並且仍不斷有警察增援。只是，下午勞委會仍只派出副主委郭芳煜到場協商，並聲稱王如玄主委有要務在身今日不克到場，但願意在兩周後與工人們好好協商。最後，在勞委會願意停止針對工人的訴訟和王如玄願意撥空與代表對談這樣的條件下，「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宣布暫時結束抗爭，從臺鐵月臺撤離。

這次抗爭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成立有16年，主要是因為1990年代臺灣出現惡性關廠、歇業的風潮，造成如聯福製衣、東菱電子、福昌紡織、東洋針織等許多工廠工人紛紛成立關廠自救會，1996年串連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開始相互支援，並以激烈的手段如臥軌、絕食，既向資方追討被積欠的資遣費與退休金，也要求政府「代位求償」。最終，在1997年迫使勞委會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辦法》，從就業安定基金中撥出部分經費先行替資方償還。而這筆償款，當時雖然名義上是貸款，不過當時勞資爭議處處長陳伸賢卻向工會幹部許諾:「不會向工人追討這筆錢。」包括21世紀初，時任民進黨政府勞委會主任的陳菊也親口答應工人，這筆錢不用歸還。也就是說，這是筆無限期借給工人的款項，是勞委會以「貸款名義」行使的「代位求償」。

然而就在15年後，勞委會卻發函催繳欠款，他們認為這筆錢「是貸款、不是社會補助，也沒有所謂的代位求償」。並且委托律師向法院申請支付命令，勞委會認為，除非經確認沒有還款能力，像是中低收入戶或是65歲以上，他們在取得債權憑證後，可以依法結案。法院假如認定仍有還款能力的工人，就只能要求他們「連本帶利」償還。

對於勞委會這樣的舉動，那些被追討的工人自然無法接受，因為他們實在不明白，他們只是爭取自己應得而被積欠的資遣費和退休金，要求負責勞工權益的勞委會幫忙，最後卻演變成欠政府錢，而他們本來就該得到的薪資，竟然成為必須償還的欠款。因此，「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只能再度集結，他們在7月4日夜宿勞委會，7月5日先後轉進行政院與監察院，甚至派代表到總統府遞交陳情書，但是這樣的努力卻得不到官方的重視。 8月8日工人企圖在忠孝西路天橋上抗議，爭取大眾關註，卻遭到警方強力阻擋和驅趕，他們只能再次在勞委會前的廣場夜宿，要求政府停止對關廠工人的司法訴訟，並向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喊話要求她出面協商，盡速立法推動「勞工債權優先受償權」，否則將進行臥軌抗議。只是這樣的喊話，仍然得不到任何回應，於是工人們決定在8月10日到臺北車站進行激烈的抗議，原本打算是要癱瘓臺北捷運系統，不過最後決定占領臺鐵的月臺，並企圖重現1996年聯福製衣工人的臥軌抗爭。

因為大批全副裝備的警察封鎖現場，雖然最終工人們並未跳下月臺臥軌， 固然勞委會也派出了副主任到現場，但這並不代表勞委會釋出了足夠的善意。主委王如玄還是沒能立即出面，訴訟也只是暫停而非撤銷告訴，就連勞委會勞資關系處副處長王厚偉也強調暫停訴訟並不代表撤告。目前「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似乎寄望著兩周後的協商。

不過由過去的經驗，尤其是現在關廠工人們自身被勞委會反咬的教訓告訴我們，對於這個應該正名為「資委會」的勞委會絕對不能抱有任何美好的幻想。更進一步說，奢求這個為資本家服務的政經體製的政府與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根本是過分的天真。也許他們會在一時表現出幫助工人的姿態，暫時滿足工人的需求， 也主要是為了維持統治和製造社會和諧的假象。可是一旦經濟轉壞，或者財政的虧損，哪怕始作俑者多麽明顯是那些大資產階級，政府第一個開刀、強迫共體時艱的總會是工人階級。

在聯福等關廠聯盟工人占領月臺的抗爭中，華隆工會幹部及勞動黨黨員舉起支持華隆工人的標語，是嘗試連結臺灣各地的關廠工人以至其他工人鬥爭的開始。聯福等廠的工人受到政府「貸款基金」的欺騙，至今天方被與資方勾結的政府秋後算帳。華隆工人亦不能依賴政府信誓旦旦的假保障，今天罷工要求的退休金和資遣費，必須要華隆資方親手償還，不能接受任何法律形式上的「貸款」。而華隆工會及工人可以連結聯福工人進行鬥爭，共同行動向資本家及國民黨政府反擊。

因此，「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需要擴展鬥爭，與其他抗爭工人一同團結，勞委會不停止追討行為、不撤銷告訴，就絕不罷休，更進一步要促使勞基法第28條的修正，迫使資本家優先償還積欠的薪資。最重要的是，必須藉由這樣的抗爭機會，讓廣大工人階級認清資本主義下的政經本質，讓他們在一次次的鬥爭中聯合、壯大、組織起來，最終堅定地為建立替代資本主義、由勞動者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新社會而奮鬥!

臺灣：向陳明朝反擊阻擋機器拆卸搬出

8月23日，華隆工人承受著苗栗縣副議長陳明朝來周一動員警察搬出機器的要脅，投票決定是否接受五成退休金及資遣費，結果193票反對、148票贊成。華隆工人酷熱天氣下艱苦鬥爭八十天，資方欺壓工人的詭計層出不窮，而工會多數派的妥協取態未能領導罷工行動升級。逆境下依然有五成六工人支持鬥爭的投票結果，已經展現了其剛毅不屈的天性。

工人堅定的鬥爭意誌令國民黨政府忐忑不安，要加快動手搬出機器的節奏。投票結果公布後，有報導指陳明朝要脅工會，若果動員工人抵擋機器搬出，將直接把總廠那邊的工會辦公室整個敲破。資方強硬囂張的態度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華隆罷工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

上周陳明朝宣告拆卸總廠之時，工國委(CWI)警告，絕不能信任地主陳明朝「不搬機器」的空口承諾，並指出下一步就是將機器「五鬼搬運」轉賣至華隆越南分廠，並順道奪取華隆原總廠的土地。我們當時強烈要求工會必須動員華隆工人及各地青年阻擋拆廠，而在罷工棚下高喊「總廠不能拆」、「機器不能搬」的口號得到了全體工人回響，隨即要求工會啟動投票，讓工人決定是否阻擋清拆總廠。然而，工國委的投票建議最後遭到工會否決，我們宣傳自己觀點的言論自由亦受到學生抵製。翌日工會讓工人目送總廠磚崩瓦解。

今天華隆工人愈來愈了解到工會妥協派退讓的立場根本不能換取資方的同情，肯定的是有更多工人認同我們呼籲阻擋拆總廠的立場，華隆工會必須站在工人一方，動員青年及工人阻擋搬出機器（包括機器的管線），向陳明朝作出反擊。只有保衛總廠的機器，才能保住手上的籌碼，爭取更高的退休金和資遣費。工會亦應政治上汲取教訓，今後絕不再信任國民黨任何政客的空口承諾（包括苗栗縣立法委員徐耀昌）。

8月27日淩晨12點半，在華隆總廠尚順廣場出口，工會便發現約二十名警察進駐，承載廠房設備的貨車則已駛到大門，守衛者學生躺在貨車前手勾著手抵擋車輛進出，迫使貨車將物品卸下。

8月27日，苗栗副議長陳明朝動員警察及動用貨車進駐華隆總廠房，企圖保護貨車運出價值上億的設備，兩百多名華隆員工與聲援團體聞訊後立刻集結，靜坐在總廠房大門、尚順廣場出口阻擋貨車進出。華隆員工用活繩結綁住脖子，串聯彼此，向警察宣示一旦動手，就是逼他們集體去死，現場更擡出棺材，象征絕不讓資方拿走棺材本。

。陳明朝受壓力底下未能於當天運出設備。工人目前以輪調方式持續駐守總廠房各個出口。及後幾天，陳明朝將工會辦事處斷水斷電，而斷水那天工人沖進廠區，警方帶走兩個常務理事。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天受訪時一句「我不是仙女，無法一出面就解決所有問題」更是激怒華隆工人。動員警察護送出貨可以是短期內發生的事情，華隆工人及工會正在奮戰到底我們支持作出最好的政治準備和動員，讓大眾同情關註華隆罷工，向政府施加群眾壓力，以製衡警察暴力鎮壓、減低衡突造成的受傷。工國委(CWI)認為，不但必須組織抵擋行動，政治上采取積極反擊更是當務之急。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才是華隆主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捍衛華隆罷工。

工人國際委員會的訴求：

■動員華隆工人及各地青年阻擋機器搬出

■要求全數賠償工人的退休金及資遣費，不能妥協

■絕不信任國民黨政客的任何承諾，全面向資本家宣戰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沖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沖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卷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製，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沖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並臺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臺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製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裏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裏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巖島）的沖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製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製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註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製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沖突，控製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汙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凈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麽他們為什麽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臺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臺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臺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沖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沖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而沖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沖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卷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沖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製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盡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沖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製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沖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臺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盡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沖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沖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製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系。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註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沖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臺上的「新興」力量。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沖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註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並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征。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系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麽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製，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樸鐘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製朝鮮，並間接壓製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系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只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復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臺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系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並」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樸正熙，其女兒樸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征。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沖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裏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製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擡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製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沖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製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系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製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製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鑒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盡管當局批準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復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麽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復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系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沖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很明顯，中共政權的殘酷的內部鬥爭的影響遍及反日遊行，使其帶有混亂和矛盾的特征。這顯示了當前政權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製力」的局限。而這使得當前領導集團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將人民的不滿通過「官方」管道發泄。無人能保證這一做法會產生效果，也無人能排除會發生新的動蕩（可能由內部派別沖突引發）。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註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盡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巖島的「國家主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製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劃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製、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製權，以及與島嶼控製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征兵製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製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沖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製，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製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製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製。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製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裏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麽為什麽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臺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臺灣：歷史上最大的反核遊行

臺灣於三月九日舉行全臺反核大遊行，當天正值歷史上第二大311核災 – 日本大地震、大海嘯而使福島核電廠熔毀 – 兩周年前夕。亞洲是有著最大規模的核能擴展計劃，各政府們自福島災難以來因群眾極力反對而將其擱置後，現在正將之重啟。

周日的遊行是臺灣有紀錄以來最大的一場反核示威。估計有十二萬人參與在臺北市的遊行，其中包括了工人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報導指出，在南臺灣的高雄市有七萬人響應，臺中則有三萬人現身。而在東臺灣的臺東則有近年最多的兩千位民眾與會。臺東是臺灣放置三座核電廠核廢料的區域，遊行民眾要求移走放在臺東的有害廢棄物。

臺北的遊行盛大而充滿年輕活力。遊行中主要的標語包括「核電歸零」、「停建核四」，訴求主要是針對核能四廠。核能四廠已施工達14年，多次拖延時程且 不斷增加預算，預計於今年稍後運轉，目前為止已經花費超過100億美元。反對核四的人們指出，核四廠廠址半徑80公裏的範圍內，涵蓋高達六百五十萬 人口。

臺灣與日本情況相當類似，常有地震發生。在反核遊行前天，二月二十八日才發生了5.6級的地震，所幸無人傷亡。上一次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造成超過2,400人死亡。

向公投說不

周六的遊行要求停建核四，並將現存三座運轉中的老舊核電廠除役。遊行群眾知道大多數人是站在他們這邊，最近的民調顯示，有五成八的民眾支持停建核四，相比2000年的調查，當時有七成的人支持興建核四。

國民黨及馬英九政府支持度低落，醜聞纏身，在克服反核聲音上面臨困境。馬政府近日拋出將由公民投票來決定核四廠命運。絕大多數參與周六遊行的群眾反對公投，並視之為政治陷阱。此議題在多次演講被提及，其中一位更發言直稱此次公投是「陰謀」。

有幾個理由認定，由臺灣政府以這個方式組織的公投，完全不是民主的體現。首先，公投在架構上，題目就可以設定成偏頗的。而馬政府已經開始利用恐嚇戰術，說如果停建核四，承造此案的臺灣電力公司將會破產。而電價大幅上揚也必定會是其拿來恐嚇的論調。

此外，公民投票的門檻限製相當高，要成案，必須有五成以上的投票率及超過一半的同意票。這表示，政府可以提出超過兩個選擇，從而操縱議案結果。就臺灣過去的經驗，過去舉辦過的公投，還沒有任何一次通過。

另 一個反對公投的原因是公投是由在野的民進黨所推動的。親資本主義的民進黨雖然名義上反對核能，但無論在反核還是其他所有議題上，民進黨都有著含糊其辭的紀錄。民進黨過往常藉由其最大反對黨的政治位置，精明的操縱示威運動，將整場運動轉化為民進黨vs 國民黨的選舉對抗，而運動的核心訴求 – 針對這兩個資本家政黨的議論 -則被排擠於外。今次推動公投純粹是基於其選舉利益。

工國委在臺北的遊行中，與許多對社會主義有興趣的青年和學生討論，並得到了很好的回應，幾乎賣完了我們準備的所有臺灣版的「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支持309遊行的無核臺灣訴求，在政府的計劃下臺灣電力公司註定被私有化。我們要求臺電由其工人和社區公共民主擁有和控製。社會主義者要求政府投資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及風力發電，並打破資本主義體製。因為在資本主義架構下，利潤總是優先於人身和環境安全。

二零一三年

反對教育私有化政策 訪問臺灣左翼學生

１０年來臺灣背負學貸學生激增２０倍

四月十七日，由不同學生自發組成的「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於教育部門外發起抗議，反對教育撙節政策。《社會主義者》訪問了參與運動的左翼學生林同學，解釋臺灣當前教育商品化的問題，以及左翼運動的必需。

1. 你可以說下這次「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的行動主要目標是什麽？

這 次我們到教育部前面抗議並演出行動劇，是為了反對教育部推出的「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草案」。該草案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針對今年8月入學的公立大專與 私立大學新生，學費將調漲6%；第二階段從明年8月開始，以GDP為門檻，前一年度GDP達3%以上時，最多調漲5 %，兩階段合計最高達11%。

絕 大多數公私立學生是來自於受薪家庭的子弟，但當臺灣的勞工被迫放無薪假，就學貸款辦理人數年年升高，教育部有因此降過學費嗎？又為什麽GDP成長率達 3%，學費就可以因此漲5％？這毫無邏輯的理由是無所不用其極調漲學費的藉口，這忽略了幾年來還不出就學貸款的畢業青年，也剝奪了家境不優渥的學生未來！

所以我們提出了三點訴求：

一、不撤案，就下臺！

二、廢除學費調漲方案，擬定學費逐年調降方案，並優先調降私立大專費用。

三、為修正並擴大教育投入費用，應立即面對教育系屬培育產業人才目的，課征資本利得稅。

2. 為什麽你們提出要課征資本利得稅？

這十幾年來，臺灣背學貸的人次成長近20倍，靠就學貸款念書的比率，高達31.7％，幾乎每三個學生中，就有一人要背債念書。這代表教育部在漲學費的同時，這些漲價的金額幾乎都要使這三分之一的學生全額負擔，但此同時，臺灣大專畢業的學生平均出社會的薪資，卻不停滑落。

據 主計總處統計，從1997到2006年，我國受雇報酬占當年度GDP比重從49.4%下降到45.6%，十年間降了近4%；另一方面，企業營業盈余占 GDP比重卻從33%上升到35%，且這現象更逐年加劇。以我國近十年平均每年GDP約十兆元來算，我國勞工薪資平均每年就有四千億的減少，而企業盈余卻 增加了約兩千億，這筆錢拿來辦百年免費教育都不成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要達成草案中聲稱的「改善反重分配」，不該是拉高國立大學學費向私校的高學費看齊，而是該向占有越來越多經濟成長果實的資本課稅才能真正達到重分配的意義。

3. 臺灣政府近年來的教育私有化政策是怎麽樣的？

私 立學校在臺灣的教育體製中占有十分大的部分，而且越高階段的教育對私立學校的依賴越重。解嚴以前臺灣一直以來教育經費不足，因此特別依賴私人興學。解嚴後 政府在廣設大學的政策底下將原本的許多專科學校改製成為技術學院跟科技大學，以致於私立大學林立又浮濫（各類大學私立學校學生人數占所有大學學生人數約 73%）。教育部開始希望設立退場機製淘汰辦學不佳的私立大學（資本主義的市場想法）。

除了宗教團體以外，私立大學主要由大企業集團與立委把持,名義上學校是非營利性的、公共性的，但是可以藉由工程回扣、以人頭計領取幹薪等等方式匯出利潤。教育部相信引入市場機進入高等教育就會提升臺灣的私立大學水準，於是教育部著手把教育「商品化」。

私人興學在臺灣變成資本家「投資辦學」的工具，學校財團法人的董事蓄意將其身分當成營利性公司社團法人的董事一樣，把「捐資」當成「股份」在操作，讓學校餵飽了資本家。

教育部在這個時候出來表示要將高等教育「市場化」，商品化高等教育就能夠提升校品質，根本就是圖利私人企業辦學、而且讓資本較薄弱的較有理念之興學給逼上梁山。

4. 藍綠兩營對於教育私有化的態度是怎麽樣呢？

藍 綠在這幾年間的教育政策立場十分復雜，兩個掮客型（民粹）政黨提出的政策都常常反復。通常在大選前會開出比較有利於多數人民的政治支票，但是在選後則常常 受迫於財團的利益與壓力，沒有將原本開出的支票兌現，或是將承諾的內容分段實現（也會有教育改革中重要的那一部分留給下一任處理的情況）。

臺 灣的高等教育在1987年解嚴後開始因應市場需求（人民因收入提高而增加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而快速增加，於是李登輝政府修改了大學法，但卻也在同時放寬了 對大學的管理：逐步授權學校自行審定教師資格（讓私立學校可以圖利自己人），以及校務基金製度取代原有的公務預算製度等等（這使得後來學校更容易成為洗錢 的方式）。

而在高教擴張之後帶來教育成本增加與政府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為了解決高教機構的經費問題，教育部希望透過主導學費調整，增加 教育機構收入來達到目的。在1999年以前所有學費都是由教育部推定，以學雜費為教育經費的補充為原則來訂定較低的學費。但是在1999藍營結束執政之 前，教育部廢除齊一的學費調漲方案，改采「彈性學雜費調整方案」，由教育部訂定每年調整上限，各校自訂收費標準。

在之後綠營執政的八年 間，學生社群也舉行了許多「反高學費運動」，於是朝野協商修改了「資訊公開法」與「大學法」，讓各大學財政資訊盡可能的透明化。但是如今財務資料放置網路 並未經過有意義的整理與宣告，學校行政方之外的成員也難以影響學校決定，等於是沒有有效監督機製，放任董事會逕自搬運錢財。

因此此時許多學生社群發起「反高學費運動」，之後馬政府受迫於政治壓力自2009連續五年開始凍漲學費。但在近期各個大學開始喊錢不夠，於是出現了這次的爭議。

5. 臺灣的普遍青年人除了教育問題還會面對其他甚麽問題嗎？

其 實所有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在過去三十幾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當道，以為開放市場就會讓所有的人更為富裕，但卻只讓頂端10%的富人掠奪經濟成長果實，其余 的90%所得更甚至是負成長、失業率大為增加。臺灣青年失業率約15%，遠高於全球平均的13%與日韓的9%，而且社會福利製度近乎空白、勞動條件極其苛 刻，造就臺灣人口中的俗語「畢業即失業」。

而且因為沒有規劃好的高等教育之關系，大學畢業生供過於求、教育與產業需求脫節，造成許多青年 長期失業，自信心喪失更難找到好的工作。當工作機會減少時，年輕人只能到新興產業競爭有限的新就業機會，或者競爭舊產業中退休者空出來的有限職缺，而很難 把已經在工作崗位上的中年人擠下崗位來。但是90%人口的消費沒有擴張，新興產業的發展動能就不足，因此新興產業所能提供年輕人的就業空間越來越小。當經 濟成長越來越失去勞動階級的支持，富人對 90% 受薪階級的剝削使得放任的市場機製「竭澤而魚，自取滅亡」，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而 臺灣經濟部劫貧濟富，股王繳稅5％且享受各種政府低利貸款等資源，而中小企業卻要繳的營業稅卻高達25％，以致於中小企業出走、衰亡，連帶使得技術工人的 就業市場與技職體系的出路一起萎縮。假如經濟部政策不改，只偏愛大企業，而大企業聘雇人才有限，當然青年失業問題也永遠不會獲得解決。

6. 你認為臺灣的學運跟工人運動需要連結一起嗎？

在 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學生、勞工、教師聯合行動舉辦了「工學鬥陣、拒漲學費」，抗議現任教育部長提出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抗議教育部違法下放學費決 策權，反對大學法人化等等。而在其中，除了各校學運社團與各校工會以外，也還有全國自主勞工聯盟、華隆工會、團結工聯等等來一同對教育部施壓。

勞 工團體在工學鬥陣的訴求中，扮演的是學生家長的角色（畢竟臺灣大部分家長都是受薪階級），在整個資源分配結構的不公下他們是受害最深的一批家長。勞工團體 聲援學生的同時，學生也常常聲援勞工團體，像是去年的秋鬥――「人民向左轉」――反對政府右傾偏愛財團的政策中，反教育商品由學生為主的隊伍也成為五個大 隊中的一隊。

雖然臺灣學運圈並未公開地著掛上左翼的符碼，但是其中許多團體在工運抗爭中都會出現。臺灣的學生身為被資本家壓迫的一群人，覺醒者必然跟工人們站在一起。而我也認為臺灣的學運跟工運必須要作上緊密的連結，希望學運圈可以成為臺灣社會公平、人民左轉的一支大助力。

7. 你為甚麽會成為一名左翼青年呢？

還 記得當年我還沒有啟蒙的時候，我仍舊是個雙十節會拿國旗在家裏吶喊、崇拜政府崇拜領袖的小孩子。但不知不覺……隨著我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資訊、現實給青年的 壓力越來越大，我開始察覺真相：政府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麽大有為、我們的福利政策很隨便、資本家操弄著我們的政府，或藍或綠都一樣右偏。

政 府說：「經濟變得越來越好、GDP有上升」，我卻看到失業率越來越高，為什麽GDP上升，受雇報酬卻越來越少？我眼看著企業主越來越富有、我們的經濟成長 果實都被企業拿走，勞工的薪資越來越低，臨時工比定期工還多上好多。這個時候政府卻叫我們勒緊褲帶，要凍漲我們勞工階級的薪資，卻可以拿我們繳的稅拿去穩 定股票，把人民累積了很久的棺材本砸進股市。

這麽多荒謬的事情在我眼前發生，我不可能不發一語、我不可能當做沒看見，所以我漸漸進入了學運圈，汲取了許多左派的論述，也見識到了世界資本家的黑暗面。我知道雖然我一個人出來當左翼青年力量微薄，但是結合眾人之誌，我們可以讓世界更公平、更美好。

臺灣漁船槍殺事件：菲工成為種族主義的代罪羊

五月九日，在一名臺灣65歲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射殺後，臺灣政府開始鼓吹一股反菲情緒。在臺的菲律賓移民工首當其沖，承受這場外交風波的惡果。在過去幾天，發生了數次在菲律賓非正式「領使館」外的抗議，更令人憂慮的，是針對菲律賓移工的街頭襲擊。

兩 國政府處理危機的方法使情況火上加油。對於菲律賓阿基諾政府把槍擊事件描述為「意外」，很多人感到憤怒，事實上該臺灣漁船被擊中共45槍，可見沒有更多人 傷亡，已經算是奇跡。同時，民望極低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明顯藉著此事件，一方面強化其在中南海領土爭奪的位置，另一方面利用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以增加其支 持度。臺灣政府在巴士海峽（臺菲兩國各自主張的海域）進行軍事演練，明顯更進一步提升緊張局勢。一名臺灣海軍發言人表示：「（軍演）目標是彰顯我們維護國 家主權的決心。」

五月十五日，菲律賓政府在槍殺事件上作出道歉，但臺政府以不夠誠意為由拒絕，要求菲律賓駐華代表返回菲律賓、召回其駐菲 律賓大使，及對菲國實施一系列製裁。這包括終止菲律賓外勞的申請、發布菲旅遊警示為「紅色」、不鼓勵國人赴菲旅遊或洽公、停止雙方科技研究合作，以及早前 提到的軍演。這項措施增加國家的緊張局勢，無可否認激起了臺灣反菲律賓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

臺政府向菲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對洪石成的死亡作出正式（政府官方）的道歉，向其家人作出賠償，並將當時負責射擊的海岸警衛移交至臺灣進行司法裁判。

兩 國政府的反應均受到政治因素與聲譽的問題所影響。由於菲律賓在五月十三日的中期大選，令菲政府決定延遲這個可以來得更早的道歉。由於「一個中國」政策的復 雜性，令菲臺兩政府沒有正式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對臺灣政府來說這意味著道歉不夠正式誠懇。菲政府的道歉只代表其「人民」作出，並沒有提到「政府」。這給予 了臺灣統治者機會，並利用此作為其製裁的藉口，而受影響的卻是菲律賓工人而不是菲律賓統治精英。盡管阿基諾政府表示尊重「一個中國」的政策，中國的媒體並 沒有因此而停止對其的攻擊。

南中國海的沖突

中國的獨裁政府正假裝支持臺灣，事實上它所實際關註的是其兩岸關系（中國和臺灣），以及與多國在南中國海爭奪資源的混戰（包括中國，臺灣，菲律賓，越南和其他國家）。在中南海的領土糾紛上，菲律賓的右翼民族主義政客急不及待譴責臺灣為「北京的代理人」。

因 此，五月九日的槍殺事件實際上連系到背後該地區更廣泛復雜，和不斷升級的海事糾紛。南中國海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再平衡」的關鍵焦點，其主要目的是監視 中國日益增強的勢力。菲律賓和臺灣是美政府的兩個關鍵盟友，其外交對峙正令美政府搖頭感嘆，但這也顯示了其行動正在挑釁蜂巢。在美國的慫恿下，所有政府都 在擴大自己的海軍部隊（但它們同時聲稱不能負擔學校，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等公共開支），並越來越多地利用捕魚船隊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

上星 期，日本海岸警衛隊以「非法闖入」為由在日臺兩個政府都聲稱主權的爭議地區，逮捕了臺灣漁船的船員。這事件令臺政府尤其尷尬，因其在四月十日才剛與日政府 簽訂了在釣魚島附近區域的捕魚合約。這場交易惹起北京政府的憤怒，北京駁斥雙方政府宣稱擁有釣魚臺主權，並同時在此問題上與日政府陷入僵局。不同富豪精英 之間的地域權力鬥爭所導致的局勢緊張，使像五月九日的槍殺悲劇不可避免地發生。

社會主義者反對對所有國籍漁民不斷增加的滋擾，和對其生命 安全的威脅，這部分是由區域權力鬥爭所引起的，但也是由於嚴重耗損的漁資源（過度捕魚和因氣候變化使海洋變暖及酸化）。這導致了更強烈的競爭，迫使漁民航 行到更遠的地方及冒更大的風險，甚至非法行事。臺灣漁業界的產量為全球第六大，產量在2001年的773,000噸下降至2010年的688,000噸。 馬總統在2008年贏得大選，承諾要打破行業萎靡不振的命運，但並沒有成功停止產量的下降。

這些問題只能通過跨國的規劃機製來管理海洋的 有限資源，並采取緊急行動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但我們不能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從過去的經驗已告訴我們，它們對利潤的欲望將無法受到任何協議的規範。南中 國海和其無人居住的島嶼應該成為一個公共區域，由海上各國人民共同民主地管理。社會主義者要求受爭議地區的非軍事化，反對所有政府的軍事建立。漁業的工人 必須對其日益增長的危險作出反應，組織建立國際的連系，達成民主和集體的解決方案，反抗資本主義政府和經濟利益爭奪控製有爭議的海域。只有社會主義的鬥爭 和工人階級對經濟生產的控製，能提供危機的出路。

種族主義：對全體工人的脅迫

所有臺灣的親資本家政黨― 無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 ― 抓住此次事件，借此贏得其民族主義者的光環，並分散人們對其打壓勞動權利的註意力。數周前，年邁的絕食者露宿在勞委會前抗爭，政府已頗感棘手，兼有成千成 萬工人上街反對腐敗政府和其對勞保年金的縮減。因此，對統治階級而言，種族沖突頗能有效的分散人們的註意力。

移工是臺灣資本主義環境下最 大的受害者之一，他們沒有工作權保障，薪資低廉，工作條件惡劣，而此時人們對生活愈差的怒氣被誤導至移工身上，令他們淪為怒氣的標靶。已有媒體報導傳出餐 廳拒絕供餐給菲律賓人，也有許多雇主解雇移工。已有案例是雇主將移工禁錮在洗手間，以示對其政府行為的「懲罰」。88,000名在臺菲工在這個禮拜實在處 於絕望的狀況。

過去幾天，人力仲介公司已經發出警告，呼籲菲工只有在必要時才外出，並且遠離漁村，可見許多在臺籍漁船上工作的菲工的困 境。最近一則臺灣國際工人協會 (TIWA)的報導指出，自1992年來政府就藉由引進超過7千名印尼和菲律賓漁工，來替資方節省人力成本。因此政府突然「捍衛」起漁民的權益，只是虛予 偽善。實際上，過去二十年，政府不斷降低漁工薪資和勞動條件！

也只在數天前，工會的移工曾參與絕食抗議的遊行，以行動表示他們的支持。移工在到桃園的遊行中，推著絕食工人輪椅的畫面，就是對急需聯合所有勞動階級的明確提示。政府的卑劣技倆只是要試圖打擊工人的團結。

一 些工運評論者已經試著指出，禁用菲律賓移工對馬尼拉當局是無關痛癢的，因為在臺灣的菲律賓移工人數只占全菲律賓移工中很小的一部份。這個論點完全誤解了政 府當今作為的目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所有向菲律賓人民報復，反對只以臺灣勞動人民利益的民族主義論點。我們支持洪石成人求償的權利，也支持應成立包含臺灣漁 人代表和菲工代表的獨立調查單位，以檢視5月九日的事件。

無疑，臺灣的統治階級正利用這出悲劇和民族主義的浪潮來遮掩其對勞動階級的攻擊。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 統治階級如何利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來各個擊破。只有團結一致 ― 聯合包括臺灣人、菲律賓人和所有其他國籍的人― 方能擊退資方和政府，改變社會，改善生活條件。

工會和臺灣尚稱微弱的左翼力量，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所回應。單單是從道德上反對種族主義是不足夠贏得爭論，並擊破政府分化工人的策略。我們需要建立工人抗爭的聯合陣線來對抗種族主義和資本家的剝削，來捍衛所有人的工作權、住房和公共服務。

臺灣: 緊縮財政削減勞保 分化公私部門工人

在第二任任期追求歷史定位的保守右派馬政府，從任期初始即拋出多項體製內的改良政策，其中或有立意甚嘉的構想，但即使是這些體製內的些微改良，也遭遇資本家的抗拒，淺嚐則止，很快就退縮成更無力的閹割版本。

而另一些所謂的改良政策，則是批著改良的口號，實際內容則是完全悖離了群眾利益。

為親資本家的官僚所把持、主管勞工事務的勞工事務委員會（勞委會），於去年（2012）底，主動發布了勞保基金的精算報告，精算報告內容直言，勞保 基金將在2017年開始，基金支出將開始大於收入，於2027年勞保基金則將會破產。意圖藉由偏頗的數字來恐嚇工人，塑造危機氣氛，再推出緊縮的勞保基金 版本，降低勞動階級退休保障，來縮減政府支出。同時資本家也利用傳播媒體作為其傳聲筒，將勞苦大眾累積的怒氣，轉移相對保障較明確的軍公教人員身上，煽動 工人階級內鬥和分化。

事實上，即使以目前勞退年資給付率1.55%，年資三十年，投保薪資四萬元試算，每月月退金也僅 20,088 元，若再考慮退休時的物價膨脹，這筆月退金很可能無法負擔起勞工階級退休後的生活支出，若是如勞委會所提之乙案，調降年資給付率到 1.3%，情況則只能更為惡化。

至於此次勞保基金破產事件中，被趁勢檢討的軍公教，其退撫製度也由設計上較為理想的確定給付製，逐漸同一般勞工次等保障的確定提撥製看齊。與去年相 比，中央政府總預算雖僅比去年減少0.4%，但內政預算減少了2%，作為獨立媒體的公共電視也降低了1.99%。但與這些數字比起來，民眾的感受卻是更強 烈，於2000年施行的《中央政府總員額法》，明定了中央政府的總員額上限為17萬3千人，使絕大部分的政府部門，在員額受限的情況下，不得不聘用了大量 的派遣人員，而有了身負保障勞工使命的勞委會，過半員工是約聘派遣人員的諷刺現象。

續往資本家傾斜 「民主」機製失能

而與私部門雇員（勞工）和公部門雇員（軍公教） 狠砍的福利和緊縮政策比較起來，馬政府對資本家的優惠，卻是毫不手軟。按照馬政府的規劃，涵蓋所得稅、關稅、貨物稅等，今年至少還要再幫財團減稅500億元。真是一邊體恤資本家，一邊勒緊勞苦大眾的褲帶！

除此之外，呼應財團對新自由主義的呼聲，供應人民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務，持續進行民營化、私人化。看顧人民健康的醫療院所則在醫院自主管理、卓越計劃等政策下，將醫院的管理權，更多得交由財團追求獲利，也難怪財團荷包飽飽，底層醫護過勞，人民接受的醫療品質下降。

在土地政策上，亦是相同景況，資本家仍是同樣的說詞，同樣的劇本。追求利益、擴大資本仍是其唯一目標，仍是推動所有事務的動力源頭。於是不管土地徵收，都市更新，人民的聲音皆已被淹沒，消失在資本主義下，轟隆隆的運轉聲裏。

美帝中帝　臺灣交鋒

爭議多年的核能四廠能否開動運轉，目前正處於關鍵的時刻，核四廠關鍵部件，主要由美商奇異等美國公司提供，美國的資本家，為了其利益，必定伸出爪牙，對軟弱的馬政府施壓。

馬政府積極運作加入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不只是全球化的一帖毒藥，更可視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延伸。在TPP架構下，臺灣自 身的立法權將受到限製，如果臺灣通過了損害外資企業獲利的法令，外資企業有權利提告要求保護其利益。TPP對智財權的保護也更嚴格，超過了《反仿冒貿易協 定》（ACTA）。同時TPP也限縮了網路自由，付予財團能直接取得個人資料，遮閉網站，甚至封鎖網路的能力。

臺灣如果加入TPP，不管政治上或經濟上，將成為完全的附庸國。

藉由《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已向資本家靠攏的獨裁國家 – 中國，對於臺灣的影響力， 相比起美國等也不斷提升。更由於臺灣與中國地理與歷史上的淵源，中國與美國在臺灣勢力互相拉鋸，則是可以預期的。

藍綠盡為財團發聲 急需工人政黨

創黨百年的國民黨，與曾經是中間自由派的民進黨，再數十年互相觀摩、學習和模仿後，除了統獨議題外，早已讓人分不清兩者的差別。前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對殘暴打壓工人的柴契爾夫人和獨裁者樸正熙之女樸槿惠都表達了讚揚。蔡英文認為「樸槿惠這次獲得過半韓國人民的支持，除了她個人因素外，也不能忽略韓 國政府及社會韓國社會在轉型正義上的堅持與努力」，對柴契爾夫人，她稱許「這位『鐵娘子』在80年代如何帶領英國走過艱難的轉型困難期，如何動用軍隊運煤 來對抗煤礦工人的大罷工」。在過去無論是在反核運動、蘇花高案、國光石化或者是其他勞動議題，民進黨只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反對派，他們也許會在議會內提提 反對聲音，或者是在面搞幾次遊行來爭取選票，但是作為財團所支持的政黨，他們根本不會也無意改變現在資本主義的壓迫。

由此可見，國民民進兩黨並不是跟工人們站在一起！迫在燃眉，工人們需要另立自己的工人群眾政黨，以社會主義為綱領，反對資本家的進攻！

馬英九政府深陷危機　需要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國民黨只懂操控政策來獲取經濟利益、剝削臺灣人民。現在血汗勞工還有劣質原料充斥著市面，而勞委會跟公平會大都在維護資方的利益，欺人太甚！」本刊訪問一名高中生，他對現時社會的矛盾表示憤怒。

馬英九政府統治危機　民望創歷史新低

社會問題深化，代表資本財團的國民黨政府在連任一年後根本無法化解危機，馬英九的民望創了歷史性的新低。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對馬英九感到滿意的人不足14%，而2012年5月的這一數字為20%（臺灣TVBS，05-2013）。其他電視臺的調查結果與此類似。《中國時報》最新民調顯示，不滿意馬英九施政的人增至70%（20-05-2013）。

此外，林世益貪汙案件導致整個統治階級陣營的威信受到民眾質疑。2012年6月，國民黨副主席及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被傳媒揭發涉嫌索賄，涉及賄款達6,300萬，其多名親戚也涉及在內。至今年4月，臺北地方法院審判處只將其輕判有期徒刑7年4個月，其多名親屬全部獲判無罪。這判決惹起社會民眾的憤怒，超過7成民眾認為，不再信任司法製度，並認為馬英九應為事件付上責任。

貧富差距惡化　工資退到十六年前水平

臺灣民眾的薪資處於極低水平。雖然政府從4月起將每月最低工資提高新臺幣267元，由每月新臺幣18,780元些微提高至19,047元，但這並不能解決貧富懸殊急劇惡化的問題。3月份國內第一季實質平均薪資為53,689元，倒退到16年前水準。食物價格持續高企，一般家庭購買頻度較高之消費品價格上漲1.64%。馬英九在去年當選連任後，更不斷實施打擊勞動人民的政策，包括提升了油價、電價，又以削減勞保來縮減政府支出、漲學費等政策，令臺灣的勞動大眾的生活更百上加斤。

貧富差距惡化的速度驚人。根據財政部資料，2011年根據綜所稅申報戶，最貧窮與最富有的5%家庭平均所得差距共超過96倍，續創歷史新高。2010年，最窮5%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4.6萬元，最富有5%家庭平均年所得達429萬元。臺灣貧富差距在未來可能很快就飆破100倍。

而財政部官員也表示，實際的貧富差距更嚴重，因為真正的窮人的收入低到不用申報綜所稅，有錢人則有許多避稅管道或免稅所得不用申報，例如炒房、炒股的資本利得等，有錢人的真正所得遠高於財稅中心掌握的水平。

1998年所得最高5%與最低5%家庭，貧富差距只有32倍，2008年已翻倍達65倍，《自由時報》評論，這已形成「一個臺灣、兩個世界」（自由時報，2012-3-27）。過去三十年至今，在收入兩端的最富有和最貧窮階層不斷增加，階級矛盾加劇，這也令新一代的青年的反資本主義情緒不斷上升。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繼續深化

2013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繼續深化，對臺灣的經濟有著莫大影響。臺灣作為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出口一直是其經濟的重要支柱，占GDP比重達75%。歐美及中國的市場對高度依賴出口的臺灣有著重要的影響。

去年爆發的歐債危機持續深化、美國經濟尚未復蘇、加上中國作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對臺灣的出口造成更大影響。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實施的「安倍經濟學」政策令日圓快速貶值，令原本在臺灣的外銷訂單轉向日本生產，大大影響臺灣的出口。臺灣4月份出口較2012年同期衰退1.9%，其中對歐洲減少18.12%。因出口及投資需求減緩，4月份整體進口也較2012年同期下跌達8%之多。

歐債危機持續及深化，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從一月預估的2.4%下調至2.2%。臺灣的GDP增長預測也被大幅調低，由去年的3.57%降至2.14%（臺灣綜合研究院，14-06-2013）。國際信用保險業者科法斯（Coface）集團預測2013年臺灣GDP增長為2%。

面對經濟增長放緩，馬政府繼續嘗試刺激經濟，在5月底花費32.4億新臺幣，推出十多項措施，包括建議撤銷由一月份開始征收的證所稅等稅務優惠，意圖刺激投資；又向民眾提供補貼購買環保家電，嘗試刺激國內消費。可是，這些都不能真正解決臺灣勞動大眾的真正社會問題。

捍衛言論自由　需要不斷抗爭

一眾資產階級政府均極力壓製對其不利的言論。日前美國前CIA情報員斯諾登逃亡到香港，揭露美國政府監控民眾的惡行。多年來，數名揭發美國政府惡行真相的泄密者受到連串追捕被政治迫害（如維基解密創辦人阿奇和前美軍曼寧），這揭露美國資本主義「民主大國」的虛偽。

馬政府也不例外，早前草擬一連串封鎖言論自由的草案，包括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5月21日由公布將修正《著作權法》，阻止國內網路使用者連結至國外侵權網站，表面上打擊盜版，實際試圖上箝製網上的言論和通訊自由。這引起社會極大回響及反抗，民間發起了抗議行動，將6月4日定為「網路全黑日」，如「維基百科」等網站便在該天關閉以示抗議。雖然智慧局在期後確定不再推動，但可見政府嘗試封鎖不利於自身利益資訊的意圖。這不是什麽新鮮事，2011年美國眾議院曾提出SOPA（禁止網路盜版）法案，名為打擊盜版，實際上實行政治審查及打壓言論和資訊自由。最後因為受到群眾的抗議而被迫停止推行。可見言論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從不是由資本主義政府賜予，而是透過群眾抗爭獲得！

馬政府利用種族主義轉移視線

五月初發生的臺灣漁船事件，給國民黨政府一個機會暫時轉移視線，將工人分而治之，並挽救馬英九的民望。臺灣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射殺，馬政府立即鼓吹反菲律賓的種族主義情緒，對菲國實行一系列的製裁，包括終止菲律賓外勞的申請。這些措舉激起臺灣反菲律賓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五月份馬英九的民望比四月微微上升。

馬政府對菲律賓進行貿易製裁，但另一方面不敢太過份導致其經濟受損。菲律賓是臺灣2012年第7大出口市場，有68億美元順差，而菲對臺的進口僅有21億美元，呈遞減態勢，所以對菲律賓進行貿易製裁實際上對臺灣的經濟損失更大。馬政府的製裁並不是由於關心死亡的漁民或其家屬，而是借此機會挽救其極低的民望。臺灣的統治階級利用這出悲劇和民族主義的浪潮來遮掩其對勞動階級的攻擊。所有臺灣的親資本家政黨均抓住此次事件，借此贏得其民族主義者的光環，並分散人們對其打壓勞動權利的註意力。

遷怒於移工並不能解決任何社會問題，只會中了統治者的圈套。臺灣大約有8.8萬名菲律賓移工，其中大多數為家庭傭工，以及製造業的流水線工人和工程師。移工是臺灣資本主義環境下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沒有工作保障、薪資低廉、工作條件惡劣，其利益與臺灣勞動民眾利益一致：工作保障、工資提高等權利。我們需要建立工人抗爭的聯合陣線來對抗種族主義和資本家的剝削。

資產階級政黨沒有出路　需要社會主義的鬥爭

國民黨親資本財團的臉孔已是眾人皆知，作為反對派的民進黨，並沒有任何比國民黨與別不同的政策，其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在2000-08年執政時已表露無遺，其執政時的貧富差距亦是有增無減。

民進黨多年來曾以統獨問題，將自己與國民黨顯得不同，但實際上，資本家的民進黨根本不能逆中臺資本融合的潮流，統獨問題只是民進黨的民粹空喊，掩飾自己與國民黨一樣的親商政策。中國是臺灣最大的出口國，而中國也是臺資本家最主要的投資地方，目前在中國的臺資企業有10萬間，在中國常住的臺灣人口有150萬以上。大部分臺灣民眾目前最關心的不是統獨議題，而是更切身的民生和工作環境。

國民黨強調經濟上與中國更進一步融合，而民進黨強調多元化的國際貿易，實際上兩黨所代表的都是同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可能改善臺灣基層民眾的生活。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在未來將繼續深化，臺灣經濟必定受到影響，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將繼續推出新自由主義政策，繼續實行私有化，打擊勞動人民的措施。臺灣政治上長期被兩黨壟斷的情況下，缺乏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政黨，這正是我們現時需要的。要真正改變勞動大眾的生活，需要挑戰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藍綠兩黨，建立工人階級的聲音和政治工具－一個屬於工人的群眾性政黨。必須徹底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實行工人民主的計劃經濟。

臺灣：818 兩萬民眾到總統府　抗議苗栗強拆迫遷　

八月十八日，兩萬民眾上街，到臺北總統府前抗議國民黨政府在苗栗大埔地區強行進行土地征收及拆除房屋，高呼「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口號。行動以音樂會的形式進行，中間間以各團體的發言，聲援苗栗民眾。活動在十點結束後，有兩千名民眾，轉往內政部，聚集在內政部占領門口，一些民眾進行塗鴉，甚至在內政部空地種植蔬菜。直到隔日的周一晚上六點，才在農陣公開宣告「不是停止，只是開始」後解散。這天晚上的「把國家還給人民   818拆政府」行動，是承接八月十六日在苗栗縣政府的「守護苗栗音樂晚會」，當日苗栗有上千民眾參加。參予此次行動的，除了主辦NGO團體「臺灣農村陣線」外，包括因反對家園土地被征收而集結的多個自救會外，也有核能議題、反兩岸服務業貿議協議、關廠工人、秋鬥平臺、苑裏反瘋車、臺東紅葉部落溫泉飯店開發等團體。

這次集會是繼八月三號二十五萬臺灣民眾上街參加「萬人凱道送仲丘」後再度上街，總統馬英九曾經承諾徹底偵查洪仲丘事件，目前由一般法院接手，但是事件已滿一個月，仍沒有查到任何真相或結果，讓人民感到憤怒及更加不相信政府。這進一步激發了人民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

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的成員到場參加這次集會，我們全力支持苗栗大埔區居民的抗爭。

工國委（CWI）臺灣的訴求：

立即停止征地及強拆！
劉政鴻立即下臺！由大埔居民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貪汙事件
大埔四戶地歸原主，被迫遷或拆除的居民組成委員會，民主決定安置及賠償計劃
由當地居民自願組成土地委員會，民主規劃土地用途

臺灣：另一個有利於財團的協議

臺灣和中國簽下了服務業貿易協定，兩岸將開放多項產業互相投資。如同2010年許多人反對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項協議將僅僅有利於財閥。

臺灣將開放64種產業，運輸、洗衣、旅遊、中藥，理發、美容等給與中國投資。而中國則開放80項，包括出版、保全、金融、零售、電子等產業給與臺灣作為回報。

全臺各地湧現了憤怒和反對的聲音，尤其是在累積了國軍醜聞，土地征收等事件和議題後，對於像跛腳鴨的馬英九政府，以及執政的國民黨的不滿後。服務業在臺灣的經濟中占了巨大的分量，成千成萬的人會因這項協議收到影響。在立法院前曾聚集了憤怒的群眾，其中一些抗議群眾甚至嘗試沖進立法院。

臺灣的工人和小商家絕對有理由對服貿協議存疑。如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目標著眼在讓大財團有更大的空間來壓低薪資、最大化利潤，來分化勞動階層，讓工人彼此競爭，而陷入「競次效應」（race to the bottom）。這項服務業貿易協定，一開始就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擘劃，而不是普通工人。

反對服務業貿易協議的力道反映了階級間的利益沖突。一些知名的企業領導人表示，如果中國資本進入這些解除中資限製的產業，將對他們獲利造成影響的憂慮。對於部分資本家，或許是。但無疑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們和小商家。工人們的工資會大幅下降，而大部分的協議所列產業中的小商家則會被徹底消滅。統治階級其中的部分人可能不樂於見到這樣的變化：臺灣和中國的資本家聯手為企業利潤打拼。

有些商界人士，尤其是出版業者，藉由民族主義的言論來掩飾，其實他們真正在意的是企業的獲利。他們暗示服務貿易協定背後真正的目的，是北京將借此能夠來臺出版、宣傳，而降低書籍價格，並且市場上將充斥著廉價、中國出資的書籍。而此其時，北京顯然並沒有這樣的計畫，這些指控只是出於出版商要隱藏他們真正的意圖。

大高雄總工會指出高雄的百分之七十的商業活動和工會百分之八十的成員是就職於列在服貿協議中的產業。但即使有這麽多勞工會受到影響，大高雄總工會僅僅是發布了一份對服貿協議的「聲明」。他們仍是以民族主義的論調，暗示服貿協議潛在的安全風險。工會領導人顯然認為這是安全的論調：一份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民眾認為服貿協議的簽暑是中國為了加強對臺灣的掌控。

有些工會，像是高雄市洗染職業工會，他們反對服貿協議，是因為馬英九政府無法保證中國工人不會來臺灣搶飯碗。新娘秘書發展協會則說如果馬英九政府不能明訂「不得引進中國技術師」，就不應該簽署協議。這些論點都認定是這次兩岸間的協議才帶來這些變化，但十多年前，臺灣的資方早就用低薪來聘雇外勞！許多產業也因追求低廉的工資，外移去了中國的經濟特區。服貿協議只是整道程序的最後一步而已。

工會應該藉由組織在地的移駐勞工來反擊外包和境外生產，如果勞動者有強大的工會和集體工作協議（collective agreements）作後盾，使所有勞動者同工同酬，就沒有誰取代誰的問題。而不是一味怪罪中國工人偷走了臺灣人的工作。工人應該把矛頭對準馬英九政府和臺灣的資本家，他們在議會中，為修辭學上的統獨民族問題吵得口沫橫飛，但實際上為了商業利潤之名，出賣工人可不會猶豫。

一些服貿協議的反對者，如臺灣教授協會，認知到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只讓少數人得利，而大部分群眾則蒙受其害，起來呼籲組織群眾遊行。但可惜的是，他們也僅只是要求重新協商，而這是遠遠不夠的。

在野的民進黨對服貿協議持反對意見，不過因為民進黨機會主義的性格，跟過往對比，抗爭的力道顯得薄弱了許多。現在在民進黨內部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要對北京展現更親近的態度─以迎合臺灣資本家所希望見到的。另一個原因是臺灣滋長的反政黨情緒，這在群眾遊行中可以看到，使得民進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加。這個現象是全球趨勢，但除非這些反政府的鬥爭能夠發展出清楚的政治替代方案─建立群眾鬥爭的新政黨─否則現有的政黨，如民進黨，將會在未來的選舉中失敗。

馬政府和民進黨都不曾展現為臺灣的勞動階層改善現況的意圖。為資本家服務的政黨─不管名義上是傾向臺獨或反對臺獨─都不會為停止對勞動者的剝削出力，因為對資本家而言，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獲利。在未來的選舉裏面，工人絕不能相信國民黨和民進黨能代表工人的利益。

來看看中國的情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班子在中國經濟的各個面向拼命私有化，私有化原是公有的經濟部門。這對中國的工人來說，看到的是工資的降低，工作崗位數量的減少，公共服務的收費提高而且品質降低。

要能讓臺灣和中國的勞動者能團結齊心聯合鬥爭，還有許多屏障要克服。多年來，兩個政府之間散播的不信任，讓這樣的聯合有很大的困難。服貿協議應該提醒臺灣和中國的工人、小商家，即使民族主義者的口號喊得再響亮再激情，當目標是要減低勞動者的權利，消滅小商家，最大化利潤時，這兩個政府是如此的合作無間。臺灣以及中國的勞動者，兩者都是資本家合作下的犧牲者。

民族主義─我們會在未來的七合一選舉中，看到國民黨和民進黨不斷提起的主軸─這並不能停止工資的降低，停止退休金的削減，停止產業的流失，停止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廉價出售。民族主義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用作分化工人的手段─不論是臺灣，中國或是外勞─彼此對抗，而資本家從中獲利的大旗。

臺灣的勞動者需要建立替代資本主義體製的方案。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替代，來取代泛藍和泛綠陣營。我們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來為今日所有受困於資本主義牢籠下的人們剪斷枷鎖，而不僅僅只是幫助其他未得合理報酬的工人而已。

臺灣：國民黨內部分裂

2013年9月6日，臺灣檢察署下轄特偵組對外界公開監聽立法院長王金平與與民進黨立委黨鞭柯建銘的電話交談，被總統馬英九稱為「司法鐵漢」的檢察總長黃世銘此前於雨夜攜帶相關資料已向馬英九私下報告。

王金平「不法關說」案由此引爆，法務部長曾勇夫與臺灣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涉嫌關說，曾勇夫被移送檢察院調查。而民意支持屢創新低的馬英九及其陣營更是在王金平前往馬來西亞參加女兒婚禮之時，恰逢中常委開會，痛下殺手開除其國民黨黨籍從而免去其立法院院長之職。

現任國民黨總統馬英九一向標榜行事清廉、溫和猶疑，在黨內人事上也很少有鐵腕直斷的行為，曾被民眾與輿論戲稱為「不沾鍋」。而作為臺灣現任最資深立委和立法院長（擔任立法委員近三十年，擔任立法院長十三年）的王金平，由於出身高雄，代表著國民黨內的本土派勢力，且一向長袖善舞，善於調和國民黨與民進黨朝野兩黨間關系。而其名下登記的土地至少就有45筆，可謂「立院地王」。

「不沾鍋」下此重手意圖在國民黨內將「立院地王」斬草除根，卻是引來島內和國際輿論的關註，也使臺灣政壇爆發一場大海嘯。事件的影響不僅涉及國民黨本身，作為涉事方的在野黨民進黨和許多反對國民黨的人士將此事件歸為總統濫權和操弄司法從而導致的憲政危機，還有媒體人士將之比作中國大陸的「文革」。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和前民進黨副總統呂秀蓮已表示將集結力量討論彈劾和罷免馬英九總統職務。

9月12日王金平回到臺灣時，桃園機場有近兩千名聲援民眾到場，全國各地農會系統、義消、義勇搜救隊、婦女會、原住民團體等拉起一面面紅布條，高呼「王金平加油」、「馬英九下臺」。代表不同黨派和立場的政治人物也在現場出現，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國民黨立委林郁方、李鴻鈞、黃昭順、盧嘉辰、李慶華等十余人，臺聯立委黃文玲、葉津鈴，親民黨副秘書長劉文雄，無盟立委高金素梅都前往接機，連勝文（連戰之子，國民黨中常委）特別助理徐弘庭、國民黨中常委李德維現身力挺。

甚至還有在野人士呼籲王金平索性分裂國民黨，拉起人馬另組第三黨參與明年的「七合一」競選（即2014年底直轄市長、市縣長和市縣議員及鄉鎮村裏長及代表的改選同時進行，對於臺灣島內的政治格局劃分具有重要意義）。網絡上有不少青年也自稱為「保王黨」，以支持王金平和力挺民進黨來表達對馬英九的不滿，並在網絡上播放當初馬英九的公開演說視頻。馬當時指稱，前民進黨總統陳水扁民意支持率低於18%，已經失去統治合法性，應該下臺：「一個總統滿意度只剩18%就可以下臺了，不下臺就是沒有羞恥心。」以此來映襯馬英九的戀棧和所作所為。

馬英九支持率現時已跌至不到一成（年代新聞民調中心9/15)，只剩9.2%，不滿意度高達80%，比扁任期最低的10%更差。而且有55%民眾表示不贊成撤銷王金平黨籍，使其喪失立法院長職位，只有17%贊成。連國民黨民眾贊成撤銷王金平黨籍的只有37%，而反對的高達47%。

09月15日的民調顯示六成民眾表示支持罷免馬英九（蘋果日報，15-09-2013）。民進黨也將發動立法委員彈劾。罷免總統首先需要三分之二的立委通過，現時國民黨的議席超過一半，只有民進黨不夠票數通過。但若果國民黨支持王金平的立委也支持罷免，則能夠過半數過通。

馬英九為何要在本人支持度已經極其低迷，痛下殺手進行可能導致國民黨分裂和本人名望進一步下跌的內鬥呢？

雖然早在2005年，馬英九與王金平兩人為競選國民黨主席的職位，而心生芥蒂，而且兩人行事風格和出身背景迥然不同，如馬英九被稱為「沒有朋友的總統」，而王金平被稱為「沒有敵人的院長」。但是馬英九一意孤行和頑固決策，顯然絕非是簡單的個人恩怨或者心懷嫉妒。

一種說法是，國民黨中的榮譽主席連戰、新北巿長朱立倫、榮譽主席吳伯雄和臺北巿長郝龍斌為代表的國民黨內世襲的大家族由於黨主席馬英九支持率過低，計劃拋棄馬，在9月底要他為明年「七合一」選舉結果負責，並由民意支持尚高的王金平取而代之。所以，馬英九為鞏固其權力，而對王金平痛下殺手。

不過，雖然連戰和其子國民黨中常委連勝文等曾公開指馬英九在王金平事件上處理不當，但作為國民黨內親北京的一線代表人物，無論連戰還是吳伯雄都不太可能沒有北京的默契，就為北京所猜忌的王金平密謀什麽「倒馬」。

但是，國民黨內大佬們力挺王金平足以說明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在總統支持率日低，執政乏善的情況下所謂的團結假象已被徹底撕破。 2014年七合一選舉在即，國民黨內地方勢力卻不以「馬首為瞻」，而紛紛「唯王是從」，使國民黨中央很難控製未來候選人安排，這甚至直接影響到馬英九是否還能順利第三次續任黨主席職位的問題（馬英九已經任兩任總統，為保持政治影響力，只有續任國民黨主席）。而如果馬不能續任，王金平無疑是目前黨內最具資格的人選。

此外北京因素和王金平主導立法院不聽馬政府招呼，及馬英九為博其歷史定位的想法，也成為馬英九堅決倒王的重要原因。

馬英九政府與北京政府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定）時並未咨詢民眾和立法機構，甚至包括王金平在內的一些國民黨立法委員都不知道協議簽訂的內容，王金平因此公開表示「行政部門的專擅很要不得」。

這導致服貿協議曝光後臺灣朝野軒然大波。這份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只有益於兩岸上層的大資產階級，無論是對於臺灣基層民眾還是中國大陸的底層民眾都不會帶來實際經濟益處，而只是導致更多的競次效應，使民眾面對市場入侵失去就業保護和遭受更多剝削。而王金平主導的立法院機構要對協議進行逐條審核並舉行社會各行業的公聽會，這在事實上等於無限期擱置了協議在立法院的通過。

明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將在上海舉行，這成為馬英九在任內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見面的最佳時機。而「習馬會」也會成為馬英九在民意極低的情況下，用來確立其歷史定位的重要資本。所以，從這個角度考慮能否盡快通過服貿協議對習馬會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馬英九政府堅持要推動「核四」建設，雖然民間反核聲浪持續不斷，而王金平主導的立法院在此問題上也是態度曖昧，不與總統站在同一立場上。其實這些馬英九頑固單方要推動的決策無一不是有害於普通民眾，而利於大商家，所以雖然民意濤濤，但馬英九為個人權力卻可以不管不顧，難怪幾成最不受歡迎總統。

那麽，受打擊的王金平等是否就是人民之友？

其實恰恰相反，王金平與民進黨雖然對馬英九政府處處有所牽製，但是其牽製目的並非是為了替民眾出頭維護利益，而是為了在政治鬥爭中分得一杯羹。王金平在此政爭中，並沒有寄望普通民眾支持和回應民眾利益，反而是寧可支付高達近千萬臺幣的保證金，向法院上訴要求保留其國民黨黨籍和立法院院長的職位，以確保其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基本盤。而且王金平也是出身於臺南世家，其當選立法委員和院長就與家族支持密不可分。而臺下關說與密室陰謀更是王金平這樣的老道政客的看家法寶，是統治精英進行非民主的秘密而腐敗的少數統治的具體表現。

至於曾經執政的民進黨在核四問題與服貿協議上，更是態度曖昧。民進黨雖然一直以來提出「非核家園」的口號，在陳水扁執政前期曾嘗試停止核四計劃，但後來也因為種種因素最終讓核四復工。今天作為反對黨，可以高調反對國民黨與馬英九的種種決策，但如輪到其執政，則一樣服務於大商家的利益。譬如，關於服貿協議等涉中問題立場與現實態度就極為矛盾，黨團一直強調需要對協議逐條審核，但又並非反對協議本身。一方面希望以此攻擊執政黨撈分，另一方面，又要顧及背後金主態度，避免​​外界「逢中必反」的形象。就在民進黨在立法院內高調反服貿協議的同時，7月民進黨立委薛淩家族主導的陽信商業銀行在上海市開辦子公司，薛淩之子民進黨中常委兼臺北市議員的何誌偉到場祝賀，而何誌偉本人同時在媒體上又大喊反對服貿協議。

所以，馬王之爭的本質並非是誰「賣臺」的問題，說白了還是統治階級內部進行利益分配和權力爭奪的分配問題。即使支持王金平或者民進黨，也無法改變大商家和新自由主義政策控製臺灣政治與壓迫臺灣民眾的現實。

臺灣青年與基層勞動人民亟需的是一個盡快組建一個能真正代表廣泛基層民眾的獨立於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外的群眾運動以反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兩黨金元統治。

929多場反馬示威　萬人上街嗆馬

原定在九月二十九日的國民黨全代會延期，但民眾上街的決心絲毫未減，昨天單在臺北，便有三場不同形式的遊行、集會等抗議活動，昨日上萬民眾紛紛上街表達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

上午九時半，約一千名民眾身穿白衣，參與由「公民行動倒馬聯盟」發動的「官邸散步笑英九」，遊行至總統官邸抗議，高舉「馬英九下臺」標語。官邸外圍被重重拒馬和警察包圍，民眾唯有以「散步」方式步行在總統官邸外圍的道路。

下午一時起，由「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等數十個社運團體組成的「929社運連線」，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嗆馬活動，約三千民眾參與。主辦單位向民眾募集家中不要的舊鞋，將會在國民黨全代會當天「萬鞋齊飛」。昨日民眾共捐出數百雙舊鞋，主辦單位表示將繼續，目標籌到一萬只。活動最後是「政府殺人、受難者公祭」，為大埔事件死者張森文、陸軍下士洪仲丘、以及5位關廠工人等受到政府迫害而死的受難者默哀。

下午四時，「929站出來」公民運動遊行至到總統府前凱道，舉辦嗆馬晚會。現場群眾高喊：「馬英九，下臺！」「特偵組廢掉！黃世銘回家！」等口號。約晚上六時，大會表示群眾人數超過五萬人。

工國委（CWI）臺灣參與了關廠工人連線的集會，在國父紀念館外擺設街站，掛起橫額，連署要求馬英九下臺、反對服貿、要求增加工資，立委議員領工人工資，建立真正屬於群眾的工人政黨；並在大埔事件中，要求由民眾成立委員會，獨立調查藥房老板張森文之死。我們的街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得到大批民眾支持。

剛發生的計程車司機跳橋自殺悲劇，令越來越多臺灣民眾走上街頭，反對國民黨服務財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同時對曾經執政的資產階級民進黨沒有任何期望。工國委(CWI)臺灣會繼續建立新的群眾工人政黨為奮鬥目標，取代藍綠兩營的資產階級統治。

二零一四年

臺灣: 國民黨政府的恐同面目曝光

當性平權人士成功在世界各地向前邁進時，臺灣以至亞太地區的同性婚姻仍在持續抗爭中。

在最近的幾個月裏，這地區的LGBT平權抗爭經歷了一個混亂的時期。新西蘭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在澳大利亞的一個州份，也成功爭取到同性婚姻立法化，但後來在保守政府的幹預下又被扭轉了。

在臺灣，民進黨剛提出了一項修正案，牽涉到改變婚姻民法典（法律條文）的字眼，將「夫妻」改為「配偶」、「父母」 改為「雙親」。重要的是， 這法案亦包括改變領養歧視和遺產的法律，理論上可以令法院判決孩子監護權時，避開性別和性徵的規範。

自從2000年開始，國民黨曾經阻截兩條相類似的修法案。如今，該黨顯然地也已經感受到群眾對爭取LGBT平權的決心所帶來的壓力。過去的十月份，60,000人的遊行清楚顯示，他們竭力不願被民進黨搶去視線。群眾運動的力量迫使政客在這議題上擺出立場。

不過，國民黨根本上仍然反對這個法案。丁守中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他反駁：「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是社會穩定的重要的元素，不應該改變的。」

丁守中的言論赤裸裸反映出統治階級的惶恐。核心家庭（一父一妻製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臺灣的權力擁有者憂慮核心家庭的改變將會令外籍家庭勞工的欠薪、住房及兒童看護責任的問題都聚焦起來。

這個現象不只是限於臺灣，全球資本主義政府也懼怕傳統家庭架構的改變會影響他們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例如在俄羅斯，政府在大規模削減公共房屋的同時，宣稱俄羅斯的傳統是整個家庭住在同一房屋之下。這種虛假言論在各地資本主義政府的例子簡直是多不勝數。「傳統」是一個很有彈性的概念。俄羅斯政府的恐同政策惹起了世界各地的反感，是不令人驚訝的。

令人厭惡的是，國民黨立委在11月時參與大型的恐同集會去反對這法案。LGBT平權者被宗教暴徒追捕、推撞、壓製和「被禱告」。這些恐佈的境象顯示出，政府何等甘願為了防止任何一個機會會挑戰到緊縮政策。在政府眼中，負擔起經濟製度失敗帶來的成本的，是普通民眾而不是大企業。

政客只會在群眾運動迫使下，才會表態支持改革，正因如此，同性婚姻的抗爭關鍵在於運動需要建立於社區、工作場所、學校、大學校園以至街上。我們也要意識到婚姻平權只是LGBTIQ 的抗爭內的其中一環。

有很多參與同性婚姻抗爭的青年人，本身並不想結婚的。他們視這議題為歧視問題，就如同他們在生活裏所遇到的製度性歧視一樣，令他們憤而走上街頭。

LGBTIQ人士所承受的是雙重壓迫，因為他們同時在工作場所裏受剝削，和自己的身份、性取向、性別之下備受壓力。在這個資本主義製度裏，這種身份是不能被接受的。

LGBTIQ人士沒有婚姻權，也沒有領養權，同時也經常受到極端的欺淩和工作僱用時的歧視。很多時，例如削減醫療服務時，LGBTIQ人士受到的影響都特別大。

可負擔的房屋不足，也令LGBTIQ人仕受到特別大影響。言談舉止與別不同的青年常因被受欺淩和歧視，而被迫離開家庭或學校。

對於LGBTIQ社群人士，這種無日無之的困局如同撞進死胡同一樣，那我們應該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和將引領這場抗爭呢？

將運動的訴求擴大，例如連繋至醫療、房屋、欺淩和歧視，可以吸納更多人（尤其是無意慾結婚的人士）一起參與抗爭的運動。在反對歧視和爭取平權的同時，我們一定要認清一個事實，歧視和不公平是整個製度所製造出來的。

資本主義是一個利潤為先的製度。大部分人對於社會的運作只有很少的話語權。這個系統建基於不公平和全球剝削之下而拙壯起來。那些擁有並且操控著財富的人用書本上的技倆去分化普通人，令他們不去團結戰鬥，爭取更大份額的資源。

只有真正的民主控製我們的日常生活，分配社會上的財富，才能消滅分化，建立起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

有了這個概念，去為LGBTIQ平權抗爭就會自然連結至爭取一個不同的世界－社會主義的世界。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臺灣乃至世界各地進行組織，在全球LGBT平權站在鬥爭的前線。在美國，我們的支部將低工資和恐同議題，連繫至卡薩姆‧斯旺特（Kshama Sawant）的選舉工程上（詳見《美國：社會主義者在西雅圖選舉勝利！》）。在俄羅斯，我們的同誌直接挑戰普京的恐同法案；在世界各地，我們的同誌也為公平製度和社會主義奮鬥。

同性婚姻的平權絕對有可能取得勝利的。但純粹呼籲資產階產政黨去改變法律是遠不足夠去贏得這個戰役。只有透過鼓動普通人一起去推動改革並指向社會主義為最終目標，才可以真正徹底地改變這個不公平製度。

臺灣：國道收費重新國有化　保障員工生計！

國道計程收費在去年底全面啟用電子收費機製，原本高速公路局的人工收費業務，讓大資本家徐旭東的遠東集團接手。但措施實行不到兩周，遠通電收的eTag就出現胡亂扣款的情形，民眾在未使用國道的情況下，收費器卻可能紀錄用戶開上了高速公路而扣款。在很短的時間，用路人就理解到公共服務私有化帶來的品質下降和收費提高。

國道收費私有化，遠東遣散九百多位收費員，集團曾承諾，在春節前將協助所有收費員轉職成功，但現時在所有失業的947人當中，僅有56人找到工作。即使遠通曾與高公局簽訂契約，協助收費員轉職並保障5年的工作權，但實際上，遠通只協助收費員投履歷，在網路上提供工作機會，公然違反條約。政府交通部卻未作出任何行動保障近千名被遣散員工的生計。收費員生活將陷入困境，去年底就有收費員因此燒炭自殺！

1月14日，近300位國道收費員出席在立法院舉行的協調會，爭取資遣費及工作權益。收費員怒嗆在場官員：「你們都是徐旭東（遠通董事長）的走狗嗎？」，這講法實屬無誤。

《壹周刊》報導，徐旭東與政府高層關系良好，交通部疑似放水，讓eTag草率過關。報導指出，政府包庇的手法包括：打9折全民買單、罰款拖延不罰、eTag無國外認證，及草率查核eTag準確率等。扣除成本，預估遠通每年穩賺5億元，20年下來進帳至少百億。報導指，遠東集團的eTag質素差劣，用便宜的設備和軟體來節省成本，才會頻頻發生錯誤，重復扣款的情況。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是臺灣富豪，身價390億臺幣。對多次違反合約，大賺其錢，以及遠通電收的差勁表現，卻態度高傲，表示「不滿eTag 想退就退」。高工局等政府官員卻只能唯唯諾諾，不願作出任何行動。這令民眾罵聲不斷，有人更發起退租eTag活動，引起社會回響。

我們反對國路收費私有化，認為要重新國有化國路收費機製，並由工人民主控製。政府必須保障遣散員工的工作權利，重新聘請所有失業收費員而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提供培訓及為他們安排適當工作崗位。

臺灣自經歷八月25萬人凱道悼洪仲事件、九二九嗆馬行動、十月份的雙十遊行和同誌遊行以來，近月大型社會運動似乎回落了下來，只有數千人的「秋鬥」和剩下的一些社區的零散抗爭，社會恍惚難得地得到幾分平靜。可是，民望持續低迷的馬總統應該並不能因此而高枕無憂，原因是社會積累的社會危機其實在不斷增大，臺灣指標民調（TISR）在12月進行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於馬英九的信任度下跌到18.1%的新低！

食品安全風波

九月政爭未平，食品安全危機又起！頂新、泰山被發現在食用油中，添加了在高溫環境中有安全疑慮的食用色素銅葉綠素，藉由色素將一般的油品偽裝成高價的橄欖油等。銅葉綠素成分含有不可解離的銅，在食用油烹飪的高溫過程，有可能被分解而積累在人體中。

就連作為全臺前十大製造商的統一企業，生產販售的食品被檢驗出含有俗稱「毒澱粉」的順丁烯二酸，毒澱粉雖然成本低廉，而且能讓食物的口感更好，但卻可能對腎臟等人體器官造成傷害。另外統一的雞蛋布丁，則是被指出在製造原料中其實沒有真正的雞蛋，只是由化學原料混製成相近的味道。類似事件還有胖達人手感烘培，對外宣稱他們的面包是純天然手工製造，但濃郁的香味實際上是參用了人工香精，才這麽吸引人。

頂新、統一等大型資本企業的作為，絕不是無心之過，而是有意識的詐騙作為！在資本主義的體製下，資本家為了利潤降低成本、欺騙群眾，不時加入不知名的化學劑或基因改造的成分，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根本不將公眾的健康放在眼內。而與大資產家相互勾結的國家機器，要能為勞動階級的食品安全把關，也是不大可能的。類似的食品危機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一樣存在，比如去年歐洲發生馬肉事件，還有農化公司如孟山都(Monsanto)研製基因改造種子，以壟斷農業市場，操控農民的生計等。社會往往只能期待如林傑梁醫生等個人或個別記者的正直發聲才能使真相大白，但造成的傷害很可能已經不能挽回了。

「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的問題攸關公眾的健康利益，少數資本家往往為追逐利潤必然會壓低成本，甚至踐踏法律，鋌而走險地生產黑心食品。應當將食品企業公營化，由工人群眾民選組成的民主委員會管理食品的生產，才能保障每一個人的這個基本生活權利。

拆遷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臺灣全國的拆遷事件此起彼落，從2012年的士林王家事件，2013又有大埔拆遷、桃園航空城拆遷、臺南鐵路東移拆遷等事件。其中桃園與大埔的事件中更導致有居民自殺抗議身亡。拆遷的背後，政府除了「發展」基建項目來推動資本家的生意，就是直接將土地交給資本家「發展」，公然利益輸送！

其中桃園的航空城計劃，政府一直低調處理，當時住戶都是看到在桃園縣府網站的計劃公告，才知道自己的家園要被征收，沒有聽證會，連公聽會也沒有，根本不把居民放在眼裏。

政府的計劃中除了建造機場，還打算蓋4千多戶住宅，而其中只有2百多戶是社會住宅，其他由建商出售圖利！政府更首次進行「預標售」，就是土地的所有權還在居民手中的時候，不經居民的同意就直接將土地賣給財團，完標後就強迫居民接受。政府就是這樣帶頭無視私有產權！

而在民進黨主政的臺南，鐵路地下化東移的計劃使得407戶上千人遭到迫遷。政府明明可以在原本鐵路的下方進行地下化，卻偏偏選擇要選擇征收居民的土地，原來是打算征收的土地未來可發展新的6、7層樓的建築，讓建商又可以大賺一筆！

苗栗大埔的拆遷事件經過居民及群眾的抗爭，在一月初終於在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張藥房等4戶獲判勝訴，小勝一仗。但是其他居民的控訴被駁回，而且內政部隨即表示會考慮上訴。畢竟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維護特權的統治工具，因此抗拆遷的鬥爭不能松懈，群眾需要繼續團結串聯起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居民自救會，並連同其他被壓迫的工人群眾一同反抗政府與財團的大魔頭。

物價上漲　民不聊生

臺灣貧富差距的現實已經觸及每一個勞動群眾的生活。根據TVBS的報導：「近10年臺灣受薪階層薪資維持冰凍不漲，反倒是物價飆漲…今年（2013）第一季六大都區會平均房價沖上史上最高…這個狀況甚至比南韓、香港、大陸都還要嚴重。」

年前馬英九政府新的油電調整機製，推動價格的市場化，變相導致油價電價飆升。政府提出十月加電費的理由是臺電向各私營電廠的成本增加。臺灣的幾家私營電廠過去12年來，大賺1132億新臺幣，相對國營的臺電近年卻錄得虧損2000多億，所謂的市場化根本就是用公帑利益輸送的財閥化。

拒絕藍綠　建立獨立的工人鬥爭

除了油電費的市場化，馬總統最近又表示大學學費可跟隨油電費的調整機製，將商品化的惡咒帶到教育事業上！面對民眾日益困難的生活負擔、商品價格上漲，政府卻與財團勾當進行更大規模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政策。目前壟斷臺灣政治的藍綠兩黨皆是代表資本家的利益，事實上，群眾也開始察覺到這一點了。臺灣指標民調2014年一月最新的調查指出，民眾對藍綠兩黨的支持均只有大約兩至三成，反而現今民眾所屬意的最大黨派就是「無黨派」，高達40%的人拒絕支持藍綠兩黨。

民眾已經唾棄了藍綠陣型，但是新的替代還沒有出現，社會運動可能會面臨裹足不前的狀況。現在臺灣的工人勞動階級應當組織起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各個領域和地區鬥爭中提出工人階級的獨立立場，包括充公財團土地並建造廉價的社會房屋、將財團及公共事業民主公營、提升工人的最低工資與通漲掛鉤等。來年社會將面臨更多、更復雜的社會危機，群眾要有所準備，需要更團結、更有組織、更具戰鬥性的鬥爭來擊敗壟斷臺灣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真正由勞動者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替代！

十五年的核四　三十年的反核鬥爭

2014年，是核四工程的第十五個年頭，又是裝填核燃料的關鍵一年。全國廢核行動平臺發起「308全臺廢核大遊行」，繼續往年的反核鬥爭。去年2013的反核遊行全國有22萬人參加，為歷年之冠，全臺高達七成民眾反對核四興建。自1986年的車諾比事件，引發了臺灣的反核活動，反核抗爭踏入了近三十個年頭，不幸的是，核四項目不但沒有成功廢除，核一、核二與核三更被延役20年，核災威脅不減反加！今天，我們所有站出來反抗核電的人，都要反思一個重要問題：究竟群眾還需要什麽才能夠勝利？

臺灣「民主」之死

群眾排山倒海的壓力，一度讓擁核的國民黨政府提出「公投」議決的提案。我們社會主義者早前告誡過，「公投」不過是政府的操控策略，「公投」本身的逆向命題（公投是否停建核四），加上苛刻的《公民投票法》需要過半的投票率和同意票才能通過，還有政府與財團巨大的宣傳機器和政治恐嚇，使得「公投」不過是政府企圖一勞永逸破除所有反核聲音的舉動。

在民間巨大的反對和杯葛的聲音下，國民黨也就只能撤案，政府表面上提出要進行核四安檢，「安檢須全部過關、獲得民眾信任，才能公投」。但實際上馬英九回過頭來卻幹脆表示：「那就繼續建，我們本來就希望繼續建！」今年初經濟部更明言，核四安檢報告在六月底出爐後，就會申請插入燃料棒。不僅沒有回應公投的局限性，推動民主化，反而直接逆民意而行，完全暴露了臺灣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

值得一提的是，苛刻而不民主的《公民投票法》就是在2003年民進黨時期立法的，實際上藍綠兩黨都是在進行欺騙民眾的把戲。

誰在背後支持核四：財團

核四廠采用了較新型先進沸水式反應爐（ABWR）。在福島核災後，也為預防海嘯，預計增建防海嘯墻，以及備援電力，泄壓註水等等「斷然處置」救援系統。但以核四廠而言，多數工程是以外包的方式承包興建，即使有明確的規範，也不得不讓人起疑，施工品質是否能真正達到設計標準。對於現時科技仍無法處理的核廢料，在現有核電廠內廢料儲存槽即將用盡，且臺灣電力公司的替代方案，無法讓人滿意的情況下，是重大的難題。而即使在核廢料處理有更多經驗和技術的美國，也有能源部的核廢棄物隔離先導廠(WIPP)周圍輻射值過高的事件。

然而為什麽如此危險的核能，加上全臺灣七成的人口反對核四，面對全國一面倒的聲音，政府卻依然堅持計劃，核四究竟是為了誰的利益？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國民政府為了確保產業能獲得穩定的能源供給與未來發展，臺灣第一座核能電廠於是在1970年被列為政府十大建設之一。臺灣電力產業的發展一直以來都是以確保穩定供給產業用電為主要目的，而電價亦以支持產業發展為目的設定標準。

據臺電網站公布的「2010年世界34國電價比較表」，臺灣民生電價為每度2.7606元新臺幣，工業電價為每度2.3649元新臺幣。工業電價較民生電價便宜許多，在這樣的補貼政策之下，臺電年年虧損百億，而擁資本額3,300億元的臺電，截至2011年底累計虧損已達1,179億元。政府卻不斷恐嚇群眾，停止核四計劃將會導致民眾限電、漲電費雲雲，甚至更提出將臺電私有化。

問題是臺灣根本就不缺電！根據經濟部資料，臺灣核電占全部發電設備、發電能力10.2%，等於國民對核電實際依賴率只占1成，而現在核電占總發電量為16.8%。臺灣用電量最高的時候仍剩2成發電設備，即使馬上廢核也不缺電。因此，現在臺灣對核電的依賴是人為的，而所謂缺電、漲電費的恐嚇也是政府為了優先保障資本家們的廉價電力而強行付諸於民眾的災難！

難怪，就連代表美國資本家的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也公開支持核電，而私營的臺北捷運公司剛剛在本年二月份更強迫「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將宣傳廣告中的關鍵文字「廢除核四吧！」刪除，明顯擺出財團的擁核立場。這些資本家大財團平時就享用著廉價核電來賺錢，發生災害時，有錢人能夠第一時間逃離臺灣，而要剩下的勞動者們承受一切傷害。

私有化民營化不是解決答案

臺電目前已與九間私營電廠（IPP）簽訂購電合約（PPA），部分電力供應由私人財團供應，未來臺電在經濟部的規劃下，更要進行進一步的分切，達成電力私有化(民營化，自由化)。

私有化並不能解決目前電價調漲、臺電的鉅額虧損，以及不回應民意要求等問題。是臺電作為國有企業，卻被官僚體製用來服務資本家的利益，且依賴著資本市場系統，令電價不斷調漲。可是，私有化並不能解決困境，私營財團將直接控製電力，將利潤最大化，問題必定更嚴重，電價必定更高。

臺電的鉅額虧損，先前提到的公共補貼正是虧損的主要因素，而由於目前是一視同仁的補貼，沒有使用量分級上的設計，用的越多，補貼越多，這導致全民以稅收補助用電最多的工業財團的不合理現象。而同時，私營電場以建置成本較低的能源種類電廠為主，著眼於能快速收回成本。這類電廠造價低，但能源進價高，販賣的電價自然也較高。私有化後，這樣的情況不會改變，臺電必然得繼續營運固定成本較高的電廠，並且需要高風險勞動力的輸電，電纜維護工程，也肯定會是臺電承接，而由於這樣的發電量不夠，很可能要購買更多的高價電。

臺電乃國有企業，但所有預算和決策都沒有通過民選議會的監督，群眾無法完全直接掌控臺電的狀況。這在國有化而被官僚控製的企業上，都有發生的問題。但私有化後的企業只更不受群眾監督。

再以英國鐵路私有化為例，為了最大化利潤，財團計算出了最精簡的人力，以及僅達最低安全標準的工程，使得服務品質下降，群眾並沒有因私有化獲的預期中的效率等益處。

而對於臺電工人薪資高於一般群眾，而必須加以削減的看法，僅是轉移群眾焦點，分化勞動階級的技倆。確實臺電工人大多數時候，並不站在群眾意誌這邊，削減臺電工人的薪資，只會為削減其他勞動大眾工資打開缺口。我們應該要求臺電工人站出，同所有群眾聯合，爭取所有人的權益，建立更進步和戰鬥性的工會，而不是群眾彼此分化，陷入競次效應的困境。

拒絕藍綠政治　建立勞動者的替代

如今「公投」已死，但工程卻未曾停止。三十年來反核運動難道最終是個失敗？一直以來，臺灣的反核運動都是與民進黨緊密合作。民進黨的行動模式，也就是每年動員群眾上街示威，但拒絕發動罷工等更升級的群眾運動，然後就在議會內表決，票數不夠也就所謂「我們盡力了」，周而復始，核四卻依然進行。單靠上街抗議並不足夠打倒核四方案，需要將行動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手段，但運動要做到這點，必須打破民進黨的控製。

但事實上，民進黨自身與資本財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根本就無心廢核。2000年到2008年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只有頭兩年有阻止核四的工程，其後的任期更兩度追加核四的撥款！2006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在民進黨中常會表示核四廠一定要蓋完，「因為不蓋完會有安全問題，且要賠錢」。繼續相信民進黨的帶領只會是反核運動的窮途末路。

社會主義者反對核電，因為其對於所有勞動民眾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而現在堵在民眾面前就是擁核的資本利益。如今勞動大眾需要建立獨立於藍綠兩黨的鬥爭力量，發動罷工罷課等更具戰鬥性的運動，並聯結起其他所有被資本家壓迫的民眾，將企業、財團、資源一拼公營化，由民眾民主監督，才能真正地停止核四、全臺廢核，扭轉當前的核災難！

全臺十三萬人參與反核遊行

2013年的廢核遊行，呼喚出了臺灣環境保護運動史上最多的群眾。接著的這一年，在馬政府強力消抹下，對核能議題投入大量公關行銷，壓製活動的進行。由群眾和環保團體自發的宣傳、街頭短講，抵銷了力道，縱使在天氣不佳的狀況下，仍帶來了全臺十三萬遊行群眾，其中臺北就有八萬人上街。

遊行隊伍中人含載著高量的基層民眾，以及關註不同議題及面向的團體及政黨，包括核四廠附近的居民，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等勞工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環境教育基金會、主婦聯盟等環境團體，臺灣同誌熱線、婦女新知基金會等性別團體，苑裏反風車自救會等土地議題團體，以及綠黨等政黨。

遊行中途，遊行隊伍曾以突擊行動，短暫的占領行政院前的忠孝東路道路，這是自2013年「把國家還給人民   818拆政府」晚會，群眾占領內政部一個晚上後，另一次占領行動。相關團體也宣告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不核作」運動。顯示群眾已經理解，僅只是上街遊行，不足以改變當前政策。

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支部亦參予了此次遊行，並提出「停建核四 立即廢核  民主管理能源產業」。我們認為，左翼的力量，必須溶入群眾，深入群眾，在生活中鬥爭，與群眾交流與反饋，以由下而上的民主，奪回對能源、經濟和社會的掌控權，由群眾民主決定，並建立起獨立的工人組織打破藍綠的資本主義壟斷，才能擺脫當前的困境。

臺灣：資本各派陣營沖突　工人階級需要反擊

馬英九政府一直以來不斷打壓民眾生活，食品安全問題不但多年來沒有妥善監管，縱容財團牟利而令民眾飽受毒食品折磨；然後又將國道收費私有化，由大財團遠東集團營運，民眾對現時官商勾結的憤怒一觸即發。最近勞動部更推動將派遣合法化，表面上保障工人工資，實際上卻是將同工不同酬合理化！

反對派遣，為同工同酬鬥爭！

勞動部最近推動《勞動派遣保護法》此次草案，以負面表列方式，列出「不得」雇用派遣勞工的職業別，包括醫事、保全、航空人員等7種，而未在限製內的職業別，則表示可使用派遣勞工。這間接是等於合理化並鼓勵派遣製度，令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加劇，打擊工人生活！早前十多個勞工團體已前往勞動部抗議，要求禁止派遣，而非提出保護派遣工的規定。工國委（CWI）臺灣支持完全廢除派遣製，直接聘請所有工人，並支持派遣工建設戰鬥性的工會運動。

新法雖然聲稱保障派遣工與正職工人同工同酬，可是，派遣工缺乏工作保障，例如無法在受聘擔位累計年資，更隨時可以被開除。工人在沒有任何職位的保障底下，即使受到資方不公平的對待，例如壓低工資，也不能發聲！

工資跌、工時加，臺灣民眾不滿

最近花旗銀行公布一項調查，指臺灣民眾對生活品質的滿意度、財務前景持樂觀態度、擁有完整退休規劃、每月固定存錢、投保足夠保險等比例都是亞太市場中的最末位。調查國家包括澳洲、印度、印尼、菲律賓、新加坡中。臺灣民眾對其前景顯得悲觀。

另外，美國3月份最新公布去年《全球人權報告》，點名指出臺灣勞動人權問題 － 臺灣勞工的實質薪資倒退，遠比14年前低，勞工工作超時情況普遍。

此外，同一份報告又指出，臺灣漁船公司虐待剝削外籍漁工、仲介公司剝削外籍家庭看護情況嚴重。

其中在「勞工權益」的報告段落中鉅細靡遺地指出：「外籍家庭看護與幫傭無法享有最低薪資，沒有加班費，沒有休假，沒有工作日或最低限度的休息保障。」外傭僅有15,840元薪資，扣除仲介苛刻的規費、高利貸與自行負擔保險費後，每月實際收到薪資可能低至1,000元。仲介經常利用鉅額違約金或高利貸威脅外勞，強製外勞忍受惡劣的勞動環境。報告指出，2012年一艘在新加坡海域作業的臺灣漁船被查到強迫菲律賓漁工每天工作18到20小時，夥食低於標準，幾乎沒有醫療，而漁工若要解約，就要付高額罰金。去年柬埔寨的非政府組織又查到三艘臺灣漁船剝削外籍漁工，外國政府指控臺灣漁船涉及大規模人口販運、虐待勞工與薪資過低。

本勞外勞　團結抗爭

文化大學勞工關系系副教授李健鴻也表示報告內容屬實，指出臺灣外籍看護目前的底薪過低，工時太長。外勞被壓迫的問題不是臺灣獨有的。在香港，對外籍家務勞工的剝削也是不相伯仲，仲介公司製度榨取每位外勞首七個月的工資，而且種種壓迫性條例令她們受盡折磨。近月香港演變成國際醜聞的印尼外勞Erwiana事件令全球震驚，「現代奴隸製」在資本主義底下仍然每日上演，而且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事件引發數千外勞上街爭取權利。

報告又揭發，勞委會（今年改成勞動部）僅有294名勞動稽查員，平均每10萬名臺灣勞工僅分到0.27名稽查員，遠落後於國際標準的1.5名，根本無法有效監督業者，而只會助長臺灣職場違法。

勞動部不會捍衛工人權益，更意圖將派遣合法化。勞動部只是用來平息工人的憤怒，本質卻是用以服務新自由主義的政府。

各國政府及資本家經常利用種族主義（如去年五月份臺灣漁民洪石成被殺事件），分化工人階級，借以掩蓋其打擊工人的政策，例如采用派遣製和引入廉價外勞。外勞與本勞的利益一致，需要團結抗爭，爭取同工同酬，建立跨種族的工會，為所有工人的權利而抗爭。

TPP、RCEP：中美建立亞洲政治勢力

繼馬英九政府與北京政府早前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後，馬政府計劃爭取簽訂更多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如《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及《區域性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但這些實際上只是各地資產階級用作政治角力的協定，只有益於兩岸上層的大資產階級，卻打擊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

TPP與RCEP是中美在亞洲地區勢力的鬥爭。歐巴馬政府欲拉攏日、韓、臺等加入TPP，以對中國形成包圍網。馬英九希望加入TPP和RCEP，則是為臺灣的資本財團打開市場。

TPP與RCEP都是以亞太國家為主的超大型經貿自由化集團。以美國領導的TPP目前已有日、澳、加等12個亞太國家參加，而北京則支持不包括美國的RCEP，其「十加六」架構則是東協十國加上中、日、韓、紐、澳、印度等共16個國家，與美國主導的 TPP抗衡。

加入TPP的資格是要取得所有成員國支持。由於北京不希望臺灣加入TPP，也令一些國家由於不想得罪中國而卻步。澳大利亞默多克大學的政治學講師傑弗裏威爾遜表示：「他們認為風險太大，對大家來說好處不多，讓臺灣加入會激怒中國，可能不值得。」

這些協定包括，消除國家間的關稅（接近零關稅）和法律上移除投資限製，讓資本更自由流動，為資本家減少交易成本，可是隨之而來的自由化政策，只會令財團更無節製地剝削工人。詳見第6頁《打倒TPP和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一文。

兩岸關系成為馬唯一政治財產

由於馬英九政府民望每況愈下，國民黨可能輸掉年底的七合一選舉，甚至輸掉2016年的總統大選，因此「馬習會」成為馬英九的最後政治資本。

二月份，前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王郁琦訪問中國，與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誌軍進行兩岸事務主管首次會面。兩岸的「王張會」，亦引起了外界及國際媒體的關註，被視為是「中國及臺灣內戰以來首度官方會談」。「王張會」結束後，緊接「連習會」，連戰及習近平二度會面。

這令外界廣泛議論，中臺兩地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馬英九在APEC期間會面的可能性。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將於北京舉行，這成為馬英九希望爭取在任內與習近平見面的機會，試圖透過「習馬會」挽回自己在臺灣極低的民望。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這個具有主權象征意義的國際場合，中共將不讓產生「兩國國家元首」會面的印象。這也連系到北京向來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與馬英九會面將承認「兩個中國」的意義。北京能接受臺灣以「中華臺北」的身份參加，於是目前臺灣產生建議各項「替代方案」的聲音，如由蕭萬長擔任馬政府代表出席APEC會議。

另一邊廂，臺灣民眾之間也惹起眾多反對聲音，民眾深怕國民黨若更靠攏中共、臺灣在中資財團的影響下，中共獨裁政權對臺灣的控製將會越來越大，而民主、新聞自由等權利會被剝奪。在王張會後，二月底一份調查顯示，高達七成年輕人（20-29歲）贊成臺灣獨立，七成六年輕人不信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目前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極低。在一旁虎視眈眈的民進黨，有頗大的可能贏得年底的總統及立法院選舉，而北京不願意看到這情況發生，於是透過「王張會」和「連習會」，希望增加國民黨的權威。

而實際上，由於民進黨的本質為資產階級，沒有反對服貿，反而支持中臺的資本融合，所以黨內的反中聲音也屬於少數。民進黨內有不同派別，如以黨主席蘇貞昌為首的「反中派」；蔡英文的「和中派」；謝長廷的「親中派」，其中蘇的派別為少數，而其「反中」也只是叫喊式的口號。但北京始終不希望民進黨勝選，這將為它們帶來風險。

美國的「再平衡」戰略

美國推出亞洲「再平衡」戰略，將戰略重心重新轉向亞洲。這是為了恢復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影響力，並且監視中國。臺灣作為美國在亞洲其中一個重要盟友，扮演著關鍵角色。

可是由於經濟問題，2015年美國國防預算案將大幅削減陸軍兵力，削減瀕海戰鬥艦的采購數量，並且推遲部署航母。美國各軍兵種指揮官警告說，自動削減政府開支可能會令美國無法實行既定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政府財政預算連年大規模赤字，導致國債已逼近17萬億美元。中美政府為角逐亞太影響力，投放數以百億計的金錢在軍事競爭，卻無錢投放在國內的公共服務上！

對於臺灣年底的七合一選舉，華府有可能改變立場支持民進黨。雖然美國政府在過去兩屆臺灣大選支持國民黨上任，但由於國民黨與北京政府的關系轉變，美國轉向支持最大反對派的民進黨（另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是一個可能性。

美國再平衡戰略將視臺灣為其中一個前線部隊，目的為向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但各地的99%－普通勞苦大眾，將因為政府的軍費開支、國家間的緊張局勢而受罪！

踢走資產階級代言人　建立屬於工人的政黨

臺灣的官商勾結、拆遷事件此起彼落、貪腐問題嚴重。單至去年5月，已有39名高官遭起訴。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官商勾結在全球比比皆是，因為政府及其官員正是資本家在政治架構中的代言人。

臺灣類似美國的兩黨製度是時候需要改變。美國一項調查顯示，在年輕人眼中，超過一半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好。六成美國人認為需要第三個政黨。這反映美國人民對於華爾街代言人的兩大黨已經受夠了，而社會主義替代（工國委[CWI]美國）的Kshama Sawant最近在美國西雅圖勝出市議會選舉，意味著美國民眾急切尋求一個為工人階級發聲的渠道。

臺灣的民眾和青年也是如此，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不是真正代表臺灣的工人階級。民眾在兩黨長時期的壟斷底下，眾多的社會議題被騎劫，令民眾沒有任何出路。例如在反核抗爭上，代表資產階級的民進黨只依賴議會內表決，但不敢號召罷工等動搖到資本家利益的抗爭。

藍綠兩黨均代表資本家的利益，其親財團政策已令民眾恨之入骨。我們現時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年輕人和貧苦大眾的政黨！

臺灣：私有化新篇章　電子收費系統

經過了近二十年研議，以及投標招標等過程，國道電子收費系統(ETC)在去年(2013)年底正式全線上線，所有的人工收費站拆除，不再以人工方式收取過路費。高速公路局將這項業務，以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BOT)模式，轉由大財團遠東集團下的遠通電收營運。遠通集團正式接手後，問題接踵而來。因電子收費不再需要人工處理之後，所有的國道收費員失去工作。這些工人在原本的合約中獲得遠東集團保證，將會有新的工作，不過遠東集團並未實現諾言，這讓失去工作的工人，生活陷入困境，甚至有收費員因此而輕生了結生命。

接著這套系統不斷出現問題，辨識的功能常常出錯，也無法負擔大量的網路使用，使得整體服務品質下降，造成使用上的困擾。遠東集團對於這些問題展現了傲慢的態度，人民因此感到憤怒，出現了不少自發的行動，甚至在一月初舉行了一次遊行，質疑電子收費系統圖利遠東集團。

整個收費系統私有化的過程，包藏了許多腐敗的成分。比如，低下的辨識系統和極低的流量負載如何通過驗收，就不禁讓人起疑。而私有化中，財團降低成本，最大化利潤的部分也沒有缺少。這讓收費的工人沒有得到原本合約中保障的新職位，遠東集團用最低的價格，再外包給資訊廠商建置出，令人無法置信的烏龍系統。

藍綠兩黨推進私有化

整個電子收費系統私有化的進程，顯示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共同的本質：為資本家服務，尤其是為跨國的大財團服務。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時，讓規格和技術相對落後的遠東集團得標，在遠東集團違約或遭受質疑時，就為財團辯護。國民黨馬英九政府贏得大選重奪政權後，一樣的故事再次發生，國民兩黨並沒有絲毫分別。

遠東集團的創辦者徐有庠當年在中國時，就是上海幫中的大財閥，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落敗後，跟著國民黨一同逃落到臺灣，而隨著臺灣、中國、香港等地對資本的流動越來越自由，遠東集團現在已是在兩岸都有龐大事業體的巨獸，折磨著兩岸三地廣大的人民。

九零年代能夠區別兩個資本家政黨差異的是，對中國(包含對中國人民)的好惡情緒，以及民進黨以新自由主義及私有化，企圖來拆解國民黨深厚裙帶關系的黨國資本主義，來切斷國民黨的「奶水」。不過在獨裁的中國資本市場擴張，對資本家張開雙臂擁抱以後，臺灣資本家與中國資本家的勾結就愈來愈緊密，包括民進黨自己，就有許多人在中國有龐大利益，使得民進黨對中國的態度跟國民黨逐漸靠攏。而國民黨的李登輝意外繼任總統之後，以私有化取得資本家支持，並以此鞏固在國民黨內的權勢，完成了「黨產信托」階段性目標。國民黨也學起民進黨，認可並提出了更多的私有化政策。

在私有化的進攻下，中華電信可能要將所謂的「最後一哩」便宜的送給財團。電業自由化，也並不進步的國營臺灣電力公司，之後進行被拆解，把發電和供電分拆後，未來將必須有更多支出，來購買私營公司「便宜」的電力。臺塑石油則是在中油逐漸私有化，進入所謂「自由市場」，緊貼著中油油品價格，完全體現自由市場的「自由」。中華郵政則在邁進私有化之後，成了典型的血汗企業。而即使是在私有化中，臺灣汽車客運由員工集資買下經營權，以所謂「合作社」的形式運作了一段日子，最後也不得不屈服於資本主義下的競爭規則，重新再被資本家取得控製權，而勞動條件持續下降。

中港臺三地人民在ECFA及CEPA等自由貿易協定後，面對的將是同一群資本家，這群資本家藉由私有化以及自由貿易，奪取最多的利益。我們必須聯合中國、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反擊私有化，企業由公共民主控製，取代以利潤為依歸的製度。

臺灣：打倒TPP和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

臺灣馬英九政府正忙於跟中國商談經貿協議，其急進的態度令焦點聚落在東南亞地區內眾多反工人的貿易協定。

經濟部宣布目標在年中前達成貿易協定。顯而易見而又被忽略的是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在群眾反對的壓力下，協議被行政院擱置。

民調顯示，近半臺灣人都對迫近的服貿協議抱有懷疑。他們憂慮協定會令生活水準進一步下跌，是完全正確的。在野民進黨利用此機會攻擊執政的國民黨，並希望在2016年當選，並借助反對貿易協議的民眾情緒來獲得支持。

去年底，政府也宣布計劃立法擴展自由經濟示範區（FEPZ）至蘇澳、基隆、臺中、高雄港和桃園航空城，並吹噓會為這些地區帶來豐厚的經濟增長，又主張擴展新自由主義政策是臺灣唯一的未來。

副總統吳敦義懇求臺灣人要「思想開放」，接受「自由經濟示範區」與各經貿協議的現實。面對著愈來愈大的聲音反對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吳敦義卻要求民眾共同努力，實現（據稱是）必要的去管製化。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同樣提出，臺灣的未來在於結束保護政策，並在更多行業引入國外競爭。江指出，臺灣的經濟問題並非意外，而是由於臺灣未能比鄰國更早接受市場自由化。

事實上，普通民眾並不會看到自由經濟示範區據稱會帶來的好處，反而是工人保障未來更受到瘋狂的去管製化，工資、工作條件因而下降。

行政院擱置服貿協議，是值得歡迎的短暫勝利，更指向更大的潛在可能。如果小規模示威和法律手段就能夠達到如此效果，試想下，若果群眾運動得以建立，以對抗這些在亞太區愈趨普遍的反工人協定，可以是取得什麽成果。

TPP的警告

臺灣人並不是區內唯一的國民面對新自由主義的黯淡前景。各國政府都正在參與去管製化的比賽。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是又一例子，說明若果沒有群眾運動去改變現況，情況會變成怎麽樣。這協定至少有九個國家參與，包括美國、新西蘭、星加坡、汶萊、越南、馬來西亞、澳洲、日本。而且，協定不單為了廢除關稅，更要強行開放公營項目，讓私人利潤得以進駐政府采購中，使得金融投機者能從新市場中獲得數以十億計的利益。這限製了政府為經濟中弱勢的行業提供補助的能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斥責政府補助為「貿易扭曲」。簡單來說，就是要加大市場、減少政府與公共領域的控製。

TPP包括了一個提議，是建立審查委員會來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貿易糾紛。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影響了企業的利潤，委員會就可能會派上用場。工人權利的立法會變成簽約國的訴訟目標，而新自由主義成為強製的國際法律。

與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不受歡迎的貿易協定一樣，臺灣的普通民眾同樣對TPP深抱懷疑。在新西蘭，64%民眾反對協定；在澳洲，難以置信地，有90%民眾認為，他們應該參與國家在參與TPP上的決策。顯然，這協議不但會削減現在的工資和條件，更會讓資本家、金融投機者和各國政府得到另一武器，在未來打壓工人與貧農。

TPP － 一個政治同盟

不過，TPP的協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美之間的長期博弈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此外，正如服貿協議在臺灣被擱置一樣，各國參與TPP的政府都要考慮國內形勢。奧巴馬政權試圖將TPP推銷成一個政治同盟，用來排除並製衡中國，當然在正式場合他否定這一點。

TPP是美國2011年軍事「重返亞洲」政策的一個經濟補充，來重新建立美國在亞太區內的新舊同盟，例如日本、菲律賓、星加坡和澳洲。所有這些國家都與中國有著緊密的貿易投資關系，但同時也希望製衡中國在亞洲的壟斷，避免讓其經濟獨大。

群眾反抗可以結束反工人的貿易協定，而這運動需要連結起反對軍備競賽，以及對抗正在升溫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些都是分化工人的伎倆，而資本家在背後卻「團結」起來，掠奪更多利潤。每個地區的政府都在玩同一把戲，提出要保護「國家利益」，但同時卻允許國內外的資本投機者去掠奪公共資源。絕大多數民眾也許懷疑著這些國際資本家的陰謀詭計，但這股疑惑尚未轉化成當前所需的反抗運動。

縱使服貿協議和TPP都會嚴重打擊工人權益，工會卻在這些議題前保持沈默，或只作出紙面上的反對。我們正在見證著，工人的權益被法律強製陷入大規模競次效應，而工人「領袖」們卻保持緘默。

顯然，我們急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治替代，取代背後推動此等協定的大財團和政黨，包括民進黨。工會與社區組織需要聯合起來，建立這個替代力量，但這個鬥爭更是國際性的。各國的統治階級都在合作無間，打擊工人群眾的民生條件。因此，當務之急是，亞太區的工人階級要團結起來，永久廢除服貿協議和TPP，並為終結這個 － 授權資本家合法榨取利潤，而強迫普羅大眾掙紮求存 － 的製度鬥爭。

在東亞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包括在臺灣，會積極參與反抗新自由主義貿易協定和TPP的運動中。我們提出國際社會主義製度的替代方案，以計劃經濟與貿易來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再為追逐利潤。

反服貿！學生青年占領立法院

3月18日（星期二）傍晚，超過200名學生與青年集結在立法院外，進行「守護臺灣民主晚會」抗議，要求逐條審查服貿協議、馬英九道歉、江宜樺下臺。事件起因是由於前一天，正當藍綠兩黨立法院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僵持不下之際，國民黨立委、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卻來個「突擊」，突然宣布將全案送出委員會，企圖繞過審議，直接全案表決通過。

至18日晚，數百學生突破警察防線，如潮水般湧入立院，臺灣群眾史上首次占領立法院大樓！加上在院外聲援的群眾，第一晚總計超過2,000人到場參與，並持續與警察對峙至今。占領者堆疊椅子堵塞立院門口，阻止警察進內清場。在深夜期間，警察試圖進入立院驅趕示威者，幸而示威者迄今仍能撐住。

運動激起全臺乃至世界關註，國際媒體如《BBC》、《CNN》等都紛紛報導事件。在高雄市亦有上千學生站出來聲援，高喊「高雄反服貿，照亮美麗島」等口號。

民主之死

國民黨能夠在三分鐘內宣布內政委員會審議結束，並企圖利用立院的優勢，強行表決通過服貿協議全案，充分體現了執政政府如何看待自己所訂立的「民主程序」。《服貿協議》本身就是從未經過任何民主參與，就與中國大陸簽署。馬英九總統更指，事後再進行的公聽會是「浪費時間」，黑箱作業昭然若揭。即使超過七成五臺灣人要求逐條審查服貿協議，顯然政府代表的是大財團，為了滿足資本家，可以不顧一切強推協議。相反，有關民眾民生的議題，例如調升最低工資等，卻遲遲得不到落實。

政府蔑視民主，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三十年的反核運動，七成民眾的反對，也一樣未能阻止政府建造核四。這就是資本主義下「民主」製度的本質，要是「民主」妨礙了資本家的利益，親資政府則會視之為無物。

服貿的「不平等條約」

《服貿協議》就是資本與資之間的遊戲，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更指出，協議是「臺灣加入區域性經濟整合『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系』（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的重要準備」。可以說，協議一旦生效，最大的輸家就是兩岸的勞苦大眾。勞動者與青年不會看到「自由經濟」據稱會帶來的好處，反而是工人保障未來更受到瘋狂的去管製化，工資、工作條件因而大幅下降。未來加入美帝國主義帶領的TPP也是如此。

占領之後，該如何走下去？

學生暫時控製了議會大樓，在行動上邁向勝利的一步。短短一天的占領行動，比民進黨團過去所有工作成就更多！民進黨對中共的態度曖昧，一直只提倡「逐條審查」，只是希望能令大陸在細節上有所讓步。在立院被國民黨操控下，依靠民進黨抵擋《服貿協議》，絕對不會成功。實際上，正是民進黨把臺灣帶入新自由主義世界壁壘的世貿組織中（WTO）。

但由於欠缺清晰的政治領導，尤其未有工會有組織地介入抗爭，有可能會讓各派資產階級政治勢力介入，將運動引領向自己的政治議程。運動雖然有著反資本壟斷、反工人剝削的進步元素，同時亦滲入了反中國大陸人的排外情緒，例如呼籲不要雇用大陸外勞、不要招收大陸學生等。因此，需要動員協議的最大受害者 － 工人階級，呼籲工會團結聲援乃至發動罷工，將鬥爭繼續升級，以增加完全廢除《服貿協議》的機會，並將運動推至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層面。

警察很可能會清場，占領行動即使無法無限期持續下去，但將會激起大批群眾反抗，令運動遍地開花。工人國際委員（臺灣）支持占領行動，並在當中宣傳獨立工人組織力量的必要性：

立即廢除服貿協議！
團結工人抗爭，反裁員、反剝削工人、反財團壟斷
銀行及企業公營化，由民眾民主管理，實現勞動者民主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

廢除服貿！占領立法院撼動馬政府與中共

鬥爭的下一步，是組織全臺罷課！

占領立法院的行動撼動了馬政府，整個統治階級正在瑟縮發抖。廣大群眾熱烈聲援運動，吸引了全球群眾的眼球。這場鬥爭必將寫進臺灣的歷史。臺灣群眾的反抗令中共政府寢食不安，不但因為《服貿協議》的兩岸政策受到威脅，亦因為恐懼「茉莉花式」的群眾鬥爭可以激勵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反抗。

馬政府受到群眾壓力，目前聲言不會驅逐占領立法院的群眾，但我們絕不能低估暴力清場的危險。當然，政府現在暴力清場，有可能激起大規模運動爆發，令運動遍地開花，就如去年的南韓、土其耳乃至巴西。去年六月，土耳其塔克席姆廣場的示威群眾被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30萬人大罷工還擊；去年十二月，南韓鐵路工人反對私有化，進行罷工後受到鎮壓，韓國總工會聯盟發動全國總罷工，10萬聚集首爾示威。

組織罷課，繼而推動罷工

臺灣統治階級會竭力保護《服貿協議》，占領立法院如何走下去？罷工罷課是行動升級的重要武器。

罷課可以帶來震撼的輿論效果，並向工人示範，只有通過強有力的工會抗爭，才能打倒今天親富人的金權政治。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是首所宣布罷課的學校，對整個運動是一大鼓舞。各院校的罷課必須協調一致，並在停課當天動員學生集會遊行，展示力量。學生應該自我組織占領及罷課委員會，設定全臺大罷課一天的日子，進一步向馬英九施壓。

依循著市場的典範、模式和規則下，簽署《服務協議》等自由貿易協議，國家或區域間會造成大財團的壟斷。企業會利用兩地的貧富懸殊來壓低工資，因而帶來嚴重剝削、去規管化、資本寡頭壟斷的惡果，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工人階級。

故此，學生罷課後，將更有力號召工人為罷工一天作出準備，加入反政府的抗爭。工人罷工可以癱瘓經濟運作，威脅剝削工人的資本家之利益，是最有效的抗爭手法。目前，律師工會以及藥師工會已確定加入罷工行列，下一步是號召更多行業的工人參與，準備以全臺總罷工廿四小時作為起點，進一步迫使馬英九答允我們的訴求。

這場抗爭不限於反對《服貿協議》及馬英九親中共的政策，而是對整個馬政府乃至財團的強烈不滿，怨憤達至頂點。民主權利受到破壞，為了商界利益而犧牲；無論藍綠上臺，政府皆貪汙腐敗；房價高漲，青年與工人無法負擔；政府一意孤行強推核電，為了利潤妄顧人命。運動必須讓各廣泛社會團體參與，迫切回應更廣泛的社會訴求，將鬥爭提升至社會變革的層面。

藍綠兩黨皆不可信　需要工人階級獨立力量

群眾運動應該開放予所有想鬥爭的人參加，任何團體或者學生皆不能壟斷運動。學生啟動了運動，為群眾鬥爭作出示範，故然值得故舞，但單靠學生並不能勝利。 但是，民進黨長年以來「抹綠」大大小小的運動，將之轉化為撈選票的機會，因而激起輿論反彈，絕對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民進黨一直含糊其辭，只是要求逐條審議《服貿協議》，而不堅持廢除整個協議，更支持與美國簽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民進黨一直與財團利益千絲萬褸。支持占領立法院的青年與工人階級，絕不能相信任何資本家的政黨，不論藍綠兩營。我們需要獨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出路，取代國民黨、民進黨的金權政治壟斷。此工人的政治力量，必須以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為目標，以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取而代之。

臺灣反服貿：警察殘暴鎮壓　占領者呼籲全臺罷工罷課

臺灣反服貿占領立法院的行動，由上周三（19日）開始，昨日進入第六天，有突破性發展。馬英九昨日（23日）態度強硬，表明不會退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又指學生發起占領行動屬於違法，呼籲學生撤離。部分在立法院外聲援的學生，昨晚轉移占領行政院，大批民眾紛紛到行政院外，爬過圍欄沖進院內，並堵住不同出口的通道。行政院內外都被包圍，警察不斷調動全臺警員到臺北增援，晚上警察暴力清場，造成最少64人受傷。工國委（CWI）成員鄧美晶身在臺北報導事件。

民眾手無寸鐵靜坐　警察暴力清場

晚上九時許，大批民眾不斷湧到行政院，跨過圍欄爬進院內外。當時已有救護車到場，有傷者被擡出。院外不斷有大量警車到場，當局在淩晨後開始暴力鎮壓，利用水炮、盾牌和警棍毆打在場和平靜坐的學生和民眾，警察的暴力造成嚴重沖突，學生和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造成最少64人受傷，37人被捕。

至淩晨三時，在行政院各側門外圍仍有數百民眾聚集，知道警察進行暴力清場的消息後，民眾情緒激動，一名夜市老板Sean熱淚盈眶，表示：「很想哭，很難過，我說不下去了」。大學畢業生Ann從晚上九點多進入行政院內，在深夜被警察擡出。她對本人說：「我不能相信我看到的事。警察都是先選人，然後拖出去打的，他們會先拉一個示威者到盾牌裏面，然後七八個警察一同毆打一個人。我看到我的一個高中朋友被毆打，然後其他的警察在笑！在場的醫生想要治療傷者，但警察連醫生也一起打了！」期後，水炮車到場，警察用高壓水炮鎮暴力清場。至24日清晨5時半，警方將3千多名院內群眾驅離。

占領者呼籲全臺罷工罷課

馬英九無視民眾訴求，又出動警察武力打壓占領運動，部分占領立法院的學生呼籲全臺發動罷工罷課。至今已有超過十間學校，包括臺灣大學社會學所已宣布停課一周；中山大學、成功大學等18校學生會昨晚已先串聯決議，發起全臺大學生自主罷課。

譴責暴力鎮壓！廢除服貿！

反服貿占領立法院的運動在星期天（23日）蔓延至行政院，行政院長江宜樺下令警方鎮壓，民眾形容，警察清場的殘暴程度是「解嚴以來最暴力的一次」。馬英九政府對退回服貿的訴求聽而不聞，態度強硬，加上這場鎮壓後，必定激起新一輪抗爭。占領學生已經提出，呼籲全臺罷工罷課。

民眾和平靜坐　五千警察暴力清場

三千多民眾在23日晚上占領行政院，江宜樺下鎮壓命令後，當局在全臺灣調動大批警察到臺北行政院，淩晨後開始暴力鎮壓，利用盾牌和警棍毆打在場和平靜坐的占領者，並用高壓水柱暴力清場，導致多人頭破血流，最少158人受傷，61人被捕。

在行政院目擊鎮壓過程的學生描述，因為民眾一直對普通警察進行遊說，當局深怕警察會動搖，不敢暴力清場，後期出動了特殊的鎮暴警察。在最後一場驅逐中，首先將所有記者趕離場，令無人可以紀錄鎮壓的最後階段。

目擊者表示，警察先選人，先拖一個示威者到盾牌裏面，然後七八個警察用警棍和盾牌一同毆打一個人。連在場的醫療人員也遭受警方暴力對待。

馬英九、江宜樺下臺！

鎮壓過後，政府立即大肆抹黑占領民眾，江宜樺召開記者會，誣陷占領者為「暴民」，又謊稱「警方是以擡人、拍肩的方式要求民眾離開」，令民眾反感。不少大學教授抗議警察對學生的暴力，要求江下臺。

馬政府暴力鎮壓占領行政院的學生，必定激起大規模運動爆發，令運動遍地開花。鎮壓過後，《蘋果》民調指出，64%的臺灣民眾表示反對政府清場。

去年的南韓、土其耳乃至巴西也是一樣。土耳其去年六月，塔克席姆廣場的示威群眾被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30萬人大罷工還擊；南韓去年十二月，鐵路工人反對私有化，進行罷工後受到鎮壓，韓國總工會聯盟發動全國總罷工，10萬聚集首爾示威。

占領學生提出全臺罷工罷課的號召後，馬英九政府立即表態反對，江宜樺表示，「罷工、罷市嚴重幹擾經濟活動，呼籲各界理性、冷靜。」可見罷工的經濟力量，直接威脅資本家的利益。

鬥爭的下一步：組織罷課

罷工罷課是行動升級的重要武器。占領立法院的學生已經呼籲全臺發動罷工罷課，至今已有超過50大學系所連署響應，發起全臺大學生自主罷課：

各院校的罷課必須協調一致，並在停課當天動員學生集會遊行，展示力量。校方往往與利益集團關系千絲萬褸，學生不能等待校方同意，而應該由下而上，自我組織起民主的罷課委員會，民主地商討決策全臺大罷課一天的日子，進一步向馬英九施壓。

罷課後，號召全臺一天總罷工

罷課可以帶來震撼的輿論效果，並向工人示範，只有通過強有力的工會抗爭，才能打倒今天親富人的金權政治。這對整個運動是一大鼓舞。

依循著市場的典範、模式和規則下，簽署《服務協議》等自由貿易協議，國家或區域間會造成大財團的壟斷。企業會利用兩地的貧富懸殊來壓低工資，因而帶來嚴重剝削、去規管化、資本寡頭壟斷的惡果，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工人階級。

故此，學生罷課後，將更有力號召工人為罷工一天作出準備，加入反政府的抗爭。罷工停止生產，可以展示工人階級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力量，而並非投機者和金融家！工人的經濟權是最重要的力量，只要組織起來，便可以迫使政府跪下！

目前，律師工會以及藥師工會已確定加入罷工行列，下一步是號召更多行業的工人參與，準備以全臺總罷工廿四小時作為起點，進一步迫使馬英九答應我們的訴求。

這場抗爭不限於反對《服貿協議》及馬英九親中共的政策，而是對整個馬政府乃至財團的強烈不滿，怨憤達至頂點。民主權利受到破壞，為了商界利益而犧牲；無論藍綠上臺，政府皆貪汙腐敗；房價高漲，青年與工人無法負擔；政府一意孤行強推核電，為了利潤妄顧人命。運動必須讓各廣泛社會團體參與，迫切回應更廣泛的社會訴求，將鬥爭提升至社會變革的層面。

藍綠兩黨皆不可信　需要工人階級的獨立力量

群眾運動應該開放予所有想鬥爭的人參加，任何團體或者學生皆不能壟斷運動。學生啟動了運動，為群眾鬥爭作出示範，故然值得故舞，但運動單靠學生並不能勝利。當然，民進黨長年以來「抹綠」大大小小的運動，將之轉化為撈選票的機會，因而激起輿論反彈，是絕對可以理解的。現在民進黨一方面假惺惺同情受鎮壓的學生，卻又與占領行政院的行動保持距離，政客的嘴臉表露無遺，十分可恥！事實上，民進黨一直含糊其辭，只是要求逐條審議《服貿協議》，而不堅持廢除整個協議，更支持與美國簽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民進黨一直與財團利益千絲萬褸。

青年與工人階級絕不能相信任何資本家的政黨，不論藍綠兩營。現時臺灣急需一個左翼的替代，獨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出路，取代國民黨、民進黨的金權政治壟斷。此工人的政治力量，必須以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為目標，以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取而代之。

工國委（CWI）訴求：

組織全臺大罷課，向政府反擊－在國高中和大學裏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呼籲工人與工會發動廿四小時總罷工，以示團結聲援
廢除《服貿協議》！
打倒馬英九，國民黨政府下臺！繼續將運動升級，迫使政府辭職，召開大選！
獨立公開調查3月24日警察鎮壓，嚴懲落命令的警察！
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取代親資的藍綠兩營。建立新的工人政黨，以社會主義政策抵抗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

臺灣：群眾占領立院運動　撼動馬政府

上星期，數以萬計的示威者擠滿臺北立法院周圍的街道。《華爾街日報》稱之為「臺灣史上最大型的學生抗議」。馬英九總統上臺六年後，經歷了一連串的危機與高層之間的分裂，還有民意調查的支持度跌至9%，現在可謂四面楚歌，為自己的政治生涯掙紮求存。

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倉促通過與不得人心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激起了群眾反抗。這協議去年6月由中臺兩地政府簽署，將會令兩地經濟的服務業失去規範，獨利財團，犧牲工作職位、工資和工人權利。

政治有句名言∶「a week in politics is a long time（政治，一星期已太久）」。尤其在政府無法抑製運動，並在星期日晚間至星期一淩晨（3月23-24日）命令警察殘暴鎮壓後，令示威演變成整體反政府的鬥爭，服貿本身反而變成次要問題。這情形呼應著去年土耳其、巴西和烏克蘭的鬥爭。一名部落客形容鬥爭「從反對不公義的服貿升級至捍衛臺灣民主的戰爭！」

反對新自由主義服貿

國民黨的議席數目遠遠大於其真正社會代表性，政府仗著議院的大多數，決定迅速批準《服貿協議》，令國民黨被視為走回獨裁的傳統。由於政府愈來愈與獨裁的中共關系緊密，社會廣泛存在一種恐懼，不僅由於經濟狀況，也由於新聞自由與民主權利被蠶食。

3月18日（星期二），當300名學生首次占領立法院大廳後，深受廣泛聲援。數以萬計民眾湧上臺北街頭，全國各地都有聲援行動。占領者將自己困鎖在大廳，抵擋警察初次驅散行動。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臺灣小規模的力量，每日在立法院外積極參與抗爭，而我們一直都從階級角度，而非經濟民族主義的角度，反對馬英九的兩岸緩和議程，以及與北京關系愈趨緊密。政府的政策由中臺乃至全球的資本家所驅動，將經濟發展進一步傾斜富人而犧牲群眾。

《服貿協議》也不例外，如果實施的話，將會加快外包與臨時合約數量的上升，取代了真正的工作崗位。根據官方數字顯示，臺灣兼職、臨時與派遣工在2013年合共有539,000人，是十前年的7倍。實際工資比15年前更低。臺灣在這段時期曾執政的主流兩大政治陣營都受到責備，無論是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親中），還是其對手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反中）。

雖然藍綠兩營就兩岸關系在口頭上爭論不休，但實際上兩營都支持親資的經濟政策。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臺灣資本家利潤的重要來源，因此親資的邏輯就等同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系。《服貿協議》也是如此，民進黨並不完全反對，只想稍為修改。實際上，民進黨支持服貿的「輕量版」，這事實也為在立法院抗議的青年所知。很多人對民進黨領袖的矯柔造作感到憤怒，他們既想染綠運動，將之變為自己的選舉造勢，同時又不完全拒絕服貿。

國家暴力

3月23日（星期日），當年輕示威者闖入行政院，擴散占領行動時，政治危機迅速地升級。這行動是由學生之間的分裂發生，因為較激進的年輕人愈來愈不滿領導抗爭的主流學生團體，後者被視為采取調和路線，並用民進黨政客充當與政府交涉的中間人。

警察大規模動員驅趕示威者，造成158人受傷，超過60人被捕。這鎮壓並不是占領行政院後作出的反應，而是預先計劃好的 － 警察與政府計算過示威者人數會在星期日晚上減少，而進行鎮壓。總統馬英九同日較早時在電視上聲明，頑固地保護《服貿協議》，並警告學生結束「不合法」的占領行動，而要「尊重法治」，已經釋出了鎮壓的暗示。在講話後的數小時內，總統的突擊隊（據報導，有3,000名鎮暴警察）讓我們上了一課，學習到了資本家政客所謂的「法治」是什麽意思。

在警察鎮壓當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Marie Harf盛贊「臺灣充滿活力的民主」。對在家收看新聞的年輕人與很多普通人民來說，鎮壓的暴力畫面就如閃回鏡頭，回望昔日殘酷的國民黨獨裁政權，並突顯了資本主義製度下真正決策權永遠由一小撮菁英壟斷，民主權利是如何脆弱。很多人將警察鎮壓與1989年北京屠殺相比較。當然，更準確的比較是鄧小平在1989年4月26日企圖鎮壓失敗，引起激烈反彈。

星期一警察的強致驅離維持了五小時，並以水車噴射胡椒水清場結束。社交媒體上有很多案例，是警察以抗議者的頭與頸為襲擊目標，包括對年輕女性。全程鎮暴警察總共有七次猛烈襲擊多數在靜坐的人群。有一位工國委（CWI）的女性支持者目擊行政院現場的情況，她在淩晨三時被拖出來。她告訴我們：「警察的策略是拖抗議者到盾牌後面，然後七至八個警察圍毆一人。而且有些警察在笑。」

人群中一位醫生懇求為警方人墻後的傷者做檢查，但被拖走。工國委（CWI）一位成員形容鎮暴水車在星期一淩晨4時半駛進去：「在場的群眾沒有挑釁警方，但水車就進來了。群眾以手勾手組成人墻阻擋水車。這讓在場群眾面對警方的情緒轉變成敵意，但幸運的是沒有因此而造成暴動。」

自衛與非暴力

這與2013年爆發的土耳其與巴西示威運動有很多相似地方，警察有意恐嚇並粉碎示威的決心而進行襲擊，但激起反彈，增加對馬英九的壓力。引述馬克思所說的「反革命的鞭策」，進一步激化形勢，將運動向前推進。同時，鎮壓與「反革命」的威脅仍然切實存在。鎮暴警察似乎收隊了一陣子，但與執政黨有聯系的黑幫分子在深夜出現，企圖製造混亂恐嚇。以民主委員會組織自衛團隊，以巡查並保護抗議陣地，現在非常重要。這任務應該連系至呼籲工會在抗議中扮演全面的角色。

不僅在臺灣，在當今所有的示威運動裏，就「非暴力」問題的辯論都有出現。甘地主義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理論廣泛流傳在學生領袖中。可惜，不太多人了解到，印度反英殖統治的鬥爭是革命性的鬥爭，而國際因素（例如在中國的革命鬥爭）扮演著關鍵角色，削弱英國實力。此外，也有一種趨勢，將戰鬥性的方法或挑戰法律的方法，與支持暴力或「挑動鎮壓」的行動混淆起來。這議題需要在運動中民主討論。社會主義者支持組織良好而有紀律的群眾鬥爭，反對故意破壞公物的行動，也反對那些讓政府占便宜的愚蠢行為。要達到這水平的組織力，需要有民主架構及清晰綱領，將運動推前邁進。這非常取決於工人階級能否成為鬥爭的領導力量，並推出他們自己的獨立政治代表。

罷課的號召蔓延

正在本文撰稿之時，全臺約有50間大學表示支持罷課與杯葛課堂。工國委（CWI）在目前運動的要點是提出需要全臺大罷課作為第一步，並轉向工廠及工作場所，推進工會罷工行動。現在，僅是師生正在推動罷課，連工人階級都開始有回響。因為下令警察鎮壓而被人民痛恨的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在傳出罷工號召的消息後立即回應，罷工會「幹擾經濟活動社會安定」，從這一評論可見，政府很恐懼罷工的形勢發展。

工國委（CWI）支持者強調罷課需要通過民主委員會與學生由下而上組織，而非因校方或學系菁英由上發動。罷課運動應該是集體的，以群眾大會解釋並積極爭取支持，而非一些學界團體提出的「自主」個人手法。

但是，正如江宜樺的話所示，工人階級才有真正的力量可以打倒政府。即使工會官僚的保守主義，加上工會存在一些弱點，工人始終是鬥爭取勝的關鍵。很多工會官僚公開拒絕號召罷工，親國民黨工會領袖甚至公開支持服貿。規模小的勞動黨（史達林派為基礎的政團）控製一些工會，並在正在抗議的學生支持下，於2012年領導過華隆紡織廠的罷工，但在今次的議題默不作聲。即使有這些障礙，強大的罷課運動如果有意識地轉向工人階級，爭取其支持，可以贏得對工人罷工的有力支持。

小地震波及中國

這場鬥爭代表著臺灣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有一點被刻意淡化的，就是這危機給予中共獨裁一個重大挑戰。對北京來說，風險超越了服貿，甚至超越了對臺戰略。對臺戰略包括了捧起現今嚴重毀壞的國民黨政權，並利用經濟協議拉攏臺灣資本家階級過來北京的政治軌道。表面上，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似圓滿成功，最近是於2月，兩地政府自內戰結束60年以來在南京首次會談。但另一方面，這過程令公眾深深覺醒到「中國化」的不僅是臺灣經濟，也是其政治體製，因為政客、大企業和媒體都爭相討好北京。

雖然無可能預見目前示威運動將帶來的所有結果，我們似乎會見到臺灣政治氣候的轉移，大大推高反中國、親獨立的情緒，並嚴重削弱對馬英九與國民黨的親中戰略的支持。

香港浸會大學的高敬文教授評論道：「北京害怕的是，與掌管臺灣的國民黨迄今仍然非常成功的對話，已經達到極限。」

對於群眾反抗在本國發展起來，中共獨裁一直相當敏感，中國害怕臺灣抗議的程度，就如普京與俄國害怕烏克蘭的抗議。在美國在2011年展開「重返亞洲」的軍事政策，以抑製中國在亞洲愈來愈強大的政經影響力之後，便尤其如此。最近廿年來，北京與華府在對臺問題上采取大致上合作的路線，兩國勢力都支持國民黨，並抑製獨立情緒。但是，這「三角關系」可能不會再持續得多久，美帝國主義愈來愈有決心抗衡北京，收復失地。

同時，臺灣的群眾鬥爭揭露了很多中國自由派與「民主派」的保守面目。他們在社群媒體上發文抱怨：「這不是我們要的民主」，並將抗議的「混亂」與中國文革作比較。

臺灣的事變代表著中共獨裁的政治地雷區，當中包括了國民黨於2016年總統選舉中有可能被民進黨打敗。臺灣資本家作為馬英九親中議程的主推者，民進黨在臺資壓力下，黨內展開分裂。尤其在2012年敗選，而民進黨自己的分析歸究於太強硬反中後，黨領導層中冒起了一派要淡化該黨「老舊」（即親獨）的修辭。即使如此，北京依然擔心未來民進黨可能重新執政，並非因為害怕民進黨的領導人，而是該黨會受到的群眾壓力 － 就像我們現在在運動中所看到的。

中共政權對臺方針主要是以「穩定」為中心，以防臺灣變得公開反對北京。臺海危機的對立深化，有風險會惡化中國大陸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沖突。從三月份在昆明發生的恐布大屠殺可見，現在少數民族地區（例如新疆和西藏）的動蕩是是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北京害怕對臺獨的支持愈來愈大（這情況已在年輕一代中見到），會鼓勵了被壓迫少數民族爭取獨立或更大的自治權。

另一個關聯是，我們已看到了臺灣的示威如何威脅到中共政權在港的統治，此時香港在民主選舉製度上彌漫著與中共攤牌的情緒。臺灣的運動在香港獲得了大量同情，並對「占領中環」的資產階級領袖增加壓力。這群領袖一直設法取消運動，並尋求與北京妥協。這星期，臺灣警察的鎮壓被視為香港未來鬥爭的一面鏡子，令人想起建製派曾聲言威脅，假如「占中」開始實行，可以出動解放軍對付示威者。

作為全球抗議和占領行動鬥爭的一部份，這兩場鬥爭，以及中國群眾潛在變化都有著重要的經驗。工人國際委員會各國支部積極參與這些鬥爭，並通過從中總結這些群眾運動的經驗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透過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幫助，厘清和分享對未來行動的重要結論。

在運動中的工國委

自抗議行動開始，工國委在臺灣的成員以及在香港的支持者一直非常活躍。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取代服貿等新自由主義貿易協定，主張民主公營化大企業和銀行，以打破臺灣富豪對經濟和政府政策的控製，包括兩岸政策。我們認為，唯有工人階級團結鬥爭，才能打倒資本家及其政府。這意味著要團結在臺灣受超額剝削的移民工，並爭取國際上工人的支持，包括中國大陸的工人，他們當中有700萬人受雇於臺資工廠中。

工國委（CWI）的社會主義訊息，在現階段運動中，雖然顯然只能算是少數派，但已經獲得了良好的反應。在短短四天裏，工國委（CWI）的臺灣雜誌《社會主義者》已售出超過400本，許多新臉孔都主動來我們攤位協助。其中一位活躍分子相當欣賞我們的雜誌及對鬥爭的分析，於是一口氣買下了50本，在她所屬的組織內分發。

近年，民族問題，以及與中國大陸關系的棘議題曾經退居二線，大多數臺灣人寧可「不去想這件事」。但是，最近的運動不免會將這問題重新聚於光燈下。這場示威運動、工人階級和左翼力量，都必須為此做好準備，提供一個指向群眾團結鬥爭的方案。工國委（臺灣）支持自決權，即如果臺灣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選擇獨立的話，我們將予以支持。但只有作為國際社主義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一部分，這權利才能實現。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反資路線對待民族問題，即完全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在亞洲的軍事外交遊戲，也反對其他列強（包括中國、日本乃至臺灣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野心。國際上與橫跨亞洲的工人階級，圍繞著社會主義的綱領動員起來，是有能力打倒資本主義及其戰爭機器的唯一力量。

工國委（臺灣）的成員及其支持者參與這場大規模鬥爭的主要焦點，是在於提出方案，將運動升級以打敗政府，包括關於綱領的重要問題，盡可能吸引最廣泛的人民加入鬥爭，並展示如何可以保證勝利。這包括以下要求：

組織全臺大罷課，向政府反擊－在國高中和大學裏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
呼籲工人與工會發動廿四小時總罷工，以示團結聲援
廢除《服貿協議》！
打倒馬英九，國民黨政府下臺！繼續將運動升級，迫使政府辭職，召開大選！
獨立公開調查3月24日警察鎮壓，嚴懲落命令的警察！
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取代親資的藍綠兩營。建立新的工人政黨，以社會主義政策抵抗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

反服貿　五十萬人上街　要求馬英九下臺

今天，臺灣群眾震怒了。在立法院及總統府外，50萬人湧上街頭，參加占領立法院運動號召的凱道遊行。遊行在下午一時開始，從立法院走到總統府外的凱達格蘭大道。主辦方本來預計會有10萬人參加，但早在中午十二點，人數已經超過10萬人。至下午約兩點，已有超過20萬人上街，遊行人士擠滿總統府外凱道以至其他道路！立法院外的青島東路和中山北路位置，由於人數太多，人潮一直被迫停頓，不能再進入，要從另一邊的善導寺站繞道進入。最後，大會宣布，今天人數超過50萬，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

全民上街　怒吼「馬英九！下臺！」　

在行政院血腥鎮壓，令群眾勾起國民黨40年獨裁統治的回憶，因此馬英九與江宜樺深受民眾痛恨。群眾的意識已經激進化起來，街上響遍了「馬英九！下臺！」的聲音，馬政府長年以來執政無能，群眾的憤怒在這場反服貿運動爆發。

不論是大學、高中生、退休人士、普通工人、帶同小孩的媽媽，都一同走到街上，高叫「退回服貿！」、「反黑箱！捍衛民主」等。國民黨為了財團利益粗暴通過服貿，「捍衛民主」當然是運動中的一部分，但社會主義者通過宣傳和鼓動，為這情緒賦予更清晰而準備的內容。

《服貿協議》故然是運動的爆發點，但激發數十萬人上街的，不只是服貿與黑箱作業本身，而對於國民黨政權積累多年的怨憤。一位高一女學生廖同學說「馬英九已經失去他的正當性」。

自由貿易禍害工人

遊行中，有一位曾在工會當秘書的謝小姐，舉著「反自由貿易」自製牌子的女孩謝小姐，表示反對服貿和國民黨，「但我覺得民進黨更可惡，因為他們裝作自己站在草根的一方。比如說，蔡英文她自己是支持簽署FTA的，她公開支持新自由主義，因為她偶像就是柴契爾！」因此，她對於現在臺灣只有親資的藍綠兩黨很不滿。「我當然是反黑箱，這也是很多人出來的原因。可是，我也反對自由貿易，我不認同將這場運動變成是純粹的學運，因為服貿最影響的其實是工人。」

當然，由於不少臺灣保守工會領袖都與資方站在一線，斷然拒絕罷工，甚至表態支持服貿。反服貿運動裏，有不少普通工人以個人身分參加，但未以有組織的方式介入抗爭。目前，參與工會只屬少數，但隨著這場運動激進化，加上學生罷課會為工會施加壓力，謝小姐的聲音將會迅速廣傳。

「反中」情緒高漲

《服貿協議》掀起了「反中」情緒。不少遊行人士恐懼北京政府操控臺灣經濟，也害怕的民主權利會被剝奪。但同時，「害怕中國人來開店」、「害怕中國勞工進入臺灣」等排外論調充斥於運動中。親資的臺獨勢力，例如臺灣團結聯盟，都在遊行中煽動反大陸人的情緒，藉以收割利益。

在欠缺強有力的工人組織以階級路線介入運動的情況下，這似不可避免。社會主義者必須強調，大陸與臺灣工人都是《服貿協議》下的受害者，只有聯合鬥爭才是出路。

下一步的行動

隨著運動日子越久，群眾情緒正在激進化，並超越了民進黨領袖甚至是學生領袖。「馬英九下臺」是遊行民眾喊得最多的訴求，超越了學生領袖的訴求，當務之急是建立民主架構與定期大會，令年輕人與工人討論前進的路向，才能避免運動走下波，甚至未能實現訴求。

工國委（臺灣）會繼續奮鬥，嘗試在不同院校宣傳成立民主罷課委員會，推動學生罷課行動，並爭取底層工人向工會施壓，要求工會領袖行動起來。全臺學生及工會組織並建立24小時的罷課罷工，將可以向馬政府施加巨大壓力，並展示工人階級作為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

占院運動進入關鍵階段 － 運動需要內部民主，蔓延至學生以外的社會階層

反服貿占領立法院運動踏入第三個星期，這場運動撼動了臺灣和中國的統治菁英，當地的統治者都恐懼這將變成群眾反抗的示範。這場運動明顯不單單關於服貿協議，而是反映對經濟不公義、馬英九政府不民主的深深忿怒。馬英九政府在血腥鎮壓占領行政院後，又動用媒體抹黑運動，更以黑幫勢力威脅抗議者。可惜政府徒勞無功，330的凱道大遊行，超過五十萬民眾上街！

最新消息，萬泰銀行工會投票大比數通過罷工，並將會確定罷工日期，很可能在本月中下旬發生。單是這一消息就會鼓動起群眾聲勢。正如工國委（CWI）從鬥爭開始時就指出，工人罷工將會是反服貿運動的轉捩點，因為工人的經濟權力可以在實際利益上打擊政府與商家。

可惜，如果示威學生的發言人有強調以上這點，罷工罷課的聲勢會更大，尤其在3月24日占領行政院被鎮壓後，罷工罷課曾獲得巨大回響。可惜，由於學生領袖對自己的力量太有信心，對工人階級力量的信心太少，令這機會錯失了。當然，即使要組織全臺的罷工罷課運動，仍要跨過不少障礙（工會與校方官僚的打壓），但只要有清晰明確的方法，組織全臺24小時總罷工是絕對有可能的。

運動領袖會與政府達成協議嗎？

3月30日（星期日），五十萬人上街到凱道抗議，我們見證了臺灣群眾抗爭的歷史。但是， 在這波瀾壯闊的遊行後，學生領袖未能提出運動如何升級，向馬英九增加壓力，而且沒有譴責3月24日警察鎮壓行政院的暴力。相反，學生領袖的立場變得與民進黨政客愈來愈接近，並淡化對罷工罷課的號召。此外，由於學生領袖依賴學界菁英由上而下發動罷課，並強調個人式的「自主罷課」，而沒有在學生群眾間組織起來。罷課運動目前仍然相當零散。

群眾對流血的憤怒沒有被組織起來，強化運動。此外，學生領袖一直沒有與民進黨割裂，在民進黨的壓力下，其論調與綠營政客愈來愈一致，只要求對服貿「先立法，後審議」，這等同讓服貿小修小補後再「民主」地通過。我們不能排除學生領袖可以一退再退，與國民黨達成協議，輕則贏了半步退讓就結束運動，重則完全妥協、無功而返的可能。

但是，萬泰罷工，加上學生領袖愈來愈受到激進派的壓力，可以迫使學生領袖再走遠一點。甚至如果萬泰罷工引發連鎖效應，工人階級在運動的角色將會大大提高，取代目前軟弱的領導。

不要「黑箱」領導層　運動需要民主化

黑島青等學生團體沖進立法院，啟動了占領運動。這些團體都是規模細小的典型社運組織，他們可以在抗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有權在運動中具占一席位。但這些小團體並未有準備進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更莫說自封為唯一領導。現在，有需要向工會與工人組織、學生組織、政黨與政團，以及想參與抗爭的人打開大門，建立廣泛的代表架構。

在數以十萬人的鬥爭裏，有必要舉行群眾民主大會討論鬥爭的策略，以及其主要訴求。所有與政府的談判，都需要有大會選舉產生的代表參與。因此，工國委（CWI）一直強調在每間學校、工作場所成立民主的罷課/罷工委員會，並定期在占領現場舉行大會。

學生領袖受到國民黨的壓力下，加上與民進黨合作，愈來愈淡化運動的訴求。在沒有民主決策下，他們有可能與政府達成協議，淪為運動的剎車掣。工國委（CWI）強調，任何與國民黨達成的協議，或者解散運動的決定，必須要在民主大會上決策。

運動要延續下去，必需要開放予社會各階層參與，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要決定，並投票產生代表，建立民主的架構，確保可以有清晰的方向走下去。不幸的是，正如愈來愈多年輕參與者所批評，主導的學生團體以官僚的方式由上而下操控運動。這只限製參與者的行動自由，只會阻礙群眾自我組織的發展。組織工作控製在一小撮的學生手裏，很可能會令他們疲倦而無法繼續下去，縮窄了抗爭的規模。

甚至有聲音指，學生糾察隊禁止批評者在立法院現場派發傳單和發言。這在華隆罷工裏就曾經發生過，學生自恃為社會菁英，代替了工人決定罷工的策略，甚至以不民主的方式禁製不同意見的討論。

運動的民主架構不是奢侈品，而是致勝的基本條件之一。過去一個多星期裏，工國委（CWI）的刊物銷售與成員招募已經取得佳績，我們將會用參與這次運動所得的資源，宣傳將運動民主化為的當前任務，並積極連系任何對目前學生領袖持批評態度，並願意為此奮鬥的組織。我們亦需要集結學生支持者，在學校內進行街站宣傳，召開大會，全力宣傳全臺罷課。

反對學生領袖解散占院運動

學生領袖宣布將於星期四解散占領立院運動，接受王金平的立法監督條例的條件。可是國民黨占立法院大多數，在監督條例下，只是讓政客在立院行禮如儀地對服貿半推半擋，服貿經過民進黨的小修小補之後仍然可以通過，全無實質效果。

工國委（CWI）與社會主義者並非拒絕一切妥協。在運動裏有時並不可能贏盡所有訴求。但是，學生領袖接受了王金平提出的條件，實際上幾乎什麽也爭取不到。對一場歷史性的群眾鬥爭來說，這是慘淡收場。解散占領行動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警察無後顧之憂，發動政治檢控

占領運動冒然解散，政府看到群眾手上再無籌碼，就會準備政治檢控報復。警察已經準備政治檢控或逮捕超過90名占領行政院的示威者。在未確保政治檢控被撒銷前，達成協議並解散運動是不負責任、令人遺憾的。要受到懲罰的應該是江宜樺等國民黨政客，而不是非暴力的示威者。

學生要回校考試？

有學生及教授表示，學生要回校考試，因此要解散運動，這是只望見幾棵小樹而看不到森林的狹隘目光。即使學生有學業壓力，需要回校考試，但在占領現場還有社會其他階層的參與者的，應該吸納他們繼續占領立法院。正如工國委（CWI）一直強調，單靠學生並不可能贏得鬥爭，需要擴大戰線至年輕工人、中學生乃至最重要的工人階級。若果組織工作控製在一小撮的學生手裏，他們會因為身體疲倦或學業壓力而無法延續下去。

群眾不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

可惜，學生領袖啟動了運動後，並沒有預視到這場鬥爭會持續之久，規模之大。群眾運動並不是自來水的開關掣，可以隨時開關。運動在解散後，要再重新動員起來就會倍加困難，尤其是今次是以妥協收場，令不少欲抗爭下去的參與群眾信心受到打擊。政府準備新一輪打壓措施，並加強政府大樓的保安，以防占領行動再次發生。行政院會變得紫禁城般防衛森嚴。

當然，我們並非指這場鬥爭已被打敗，但打倒國民黨的歷史性機會的確被浪費了。國民黨的政治打壓與親商攻策，不免會激起新一輪的群眾憤怒與反抗。這場鬥爭未來可以重現，但只有在今次汲取重要的教訓，才能確保未來真正的勝利。

學生受民進黨影響

學生領袖與民進黨緊密合作，因而直接簡接受到綠營領袖的影響，要確保運動限製在「安全」範圍。如果運動的政治方向激進化，會挑戰到整體藍綠兩黨製，即是挑戰到臺灣整個資本家陣營，民進黨是不欲見到的。民進黨只想收割運動作為今年11月選舉以至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票利益。工國委（CWI）主張，任何團體（包括民進黨）都有權動員支持者參與運動，但絕不能以幕後手段不民主地操控運動，騎在運動上用作選舉資產。

學生領袖是否害怕運動過於激進，失去自己的控製而超出民進黨的範圍，因而急於解散運動？

運動民主化，決策權交回群眾

工國委（CWI）強調，任何與國民黨達成的協議，或者解散運動的決定，必須要在民主大會上決策，應當向工會與工人組織、政黨與政團，以及想參與抗爭的人打開大門，建立廣泛的代表架構。目前，學生領袖在議場外舉行的所謂「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根本沒有實質的決策權，最重大的解散運動的決定，在論壇上完全沒有提及。

如果運動有開放予社會各階層參與，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要決定，並投票產生代表，建立民主的架構，就可以有清晰的方向走下去，不會造成今次解散運動的不民主決定。不幸的是，主導運動的學生團體以官僚的方式由上而下操控運動，阻礙了群眾參與決策。解散運動的決策過程是不民主的黑箱作業。

拒絕妥協，我們可做什麽？

如果在未來48小時內向學生領袖施壓足夠壓力，是可以迫使他們重新考慮，改變這個錯誤的決定。為了表示拒絕妥協，反對解散運動，要求徹底拒絕服貿協議，結束國民黨的不民主統治。請到黑島青臉書上留言發聲，更重要的是到達占領現場表示抗議。

工國委（CWI）反對這次妥協，我們要求抗爭繼續下去：

拒絕妥協，繼續抗爭爭取勝利
組織全臺大罷課，向政府反擊－在國高中和大學裏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
呼籲工人與工會發動廿四小時總罷工，以示團結聲援
廢除《服貿協議》！
打倒馬英九，國民黨政府下臺！繼續將運動升級，迫使政府辭職，召開大選！
獨立公開調查3月24日警察鎮壓，要求下命令的江宜樺下臺！
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取代親資的藍綠兩營。建立新的工人政黨，以社會主義政策抵抗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

團體反對撤出立法院

占領立法院運動的學生領袖林飛帆昨（7日）晚宣布，將在周四（10日）晚間六時撤離立法院。在宣布解散後，不少在立法院外聲援的學生及年輕人感到錯愕和失望。

「我覺得現在根本沒有達到任何訴求，什麽階段性成果阿？我也看不到！也沒有退回服貿，他們就突然宣布退場。其實運動從頭到尾都沒有民主，只是裏面指令外面，就是很黑箱阿。」

聚集在「賤民解放區」的一些示威者反對不民主的退場決定。「很生氣！為什麽都沒有問過我們的意見？我從第一天（318）就來了，直到今天，他們說退就退，我反對阿，但又可以怎樣？」

今日（8日）下午一點半，由基進側翼青年政團、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公投護臺灣聯盟等16個公民團體組成的「自由臺灣陣線」宣布成立，批評占院運動代表將在星期四（10日）撤出立法院的決定。「自由臺灣陣線」認為，馬英九和江宜樺昨日重申不可能退回服貿，令運動訴求落空，並沒有完成學生領袖所指的「階段性成果」。召集人陳子瑜表示，將會繼續留守立法院正門廣場，但不會進入議場。

基進側翼成員王奕凱昨得悉學生領袖公布撤場後，不滿場內的退場決策不透明不民主，與其他持同樣意見的民眾嘗試進入議場理論，但被糾察隊禁止進入。

王奕凱今日出席記者會時表示，不認同退場的決定，認為政府在「先立法，再審查」上沒有任何實質的承諾，所以不同意「同伴」（指林飛帆、陳為廷等）決定退出。王又舉出多例，證明運動內部欠缺民主，與工國委（CWI）一直所警告的不謀而合。他表示，不滿決策小組不透明的決策：「這是一場全民運動，而不是只有幾個代表的運動，我認為他們不夠民主。對於比較大的決議，譬如退場的決策，他們是在決策後才告訴大家的。」

「我覺得有很多聲音被埋沒，一直有很多團體在參加，但當有不同的聲音出現時，他們只是聽取意見，然後說『尊重，謝謝』。我覺得看到一個我們曾經對抗的體製，現在又再產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時，往往影響不到決策層，或得不到決策圈的回應。

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副總召劉敬文（妖西）曾經是占院的決策成員，他因為決策小組無法容納其他人建議而在330後退出，也曾警告運動因此而前景堪憂，僅剩三成勝率。他今天出席記者會時表示，將堅持留守。

學生領袖退場的決定散播了混淆，對整場鬥爭來說是一大沖擊。任何團體若果反對退場，並主張運動應該升級，都應該立即行動起來。應該盡快召開民主的群眾大會，開放予所有欲抗爭下去的團體參加。在大會裏宣布新一次的遊行日子，並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

工國委（臺灣）認為，服貿未沒有退回，運動訴求並無達到，加上警察準備以政治檢控反擊，現在應該繼續抗爭，並推動全臺大罷課、總罷工24小時，而不是接受不淪不類的協議。

臺灣：24天的占領立法院運動結束

臺灣見證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群眾運動，由3月18日，200名學生占領了立法院，阻止臺灣與中國簽訂一項具爭議性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些媒體評論員形容此次運動是「亞洲之春」的開始。

這場運動被倉促結束的方法引起了許多問題，包括此次運動究竟達成了什麽訴求、以及哪一種社會力量可以真正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貿易協議。

我們采訪了負責協調工國委（臺灣）參與此次運動的成員鄧美晶。

臺灣「太陽花運動」的領袖宣布結束占領立法院行動，這代表什麽？

國民黨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承諾「監督條例立法前，不協商服貿」後，立法院內的學生領袖表示他們將於4月10日星期四退場。

我們（工國委）並不認同學生領袖解散占領運動的決定，以及他們不民主的決策方式。

這場反政府運動由3月18日開始，發展成一場歷史性的運動，動員了超過五十萬臺灣群眾上街遊行，期間更一度號召罷工罷課，要求馬英九退回服貿。這引起了大學間廣泛討論，甚至一些大學某程度發動了罷課。可惜的是，如這場運動沒有被倉促解散的話，是可以爭取到更多成果的。

由於政府並未真正在服貿問題上讓步，因此抗議行動必定會繼續下去。但由於立法院的占領被視為運動的核心，要重新凝聚動力將更加困難。對於接下來的行動，很多人充斥著疑惑。

是否代表運動戰勝了政府？

不是，並不能視為勝利。政府作出的讓步是極小的，而且相當含糊。

我們在過去三周，見證了的群眾運動，可謂驚天動地，330有五十萬人參與遊行，寫下了歷史紀錄。

全臺灣的大學共有84個系所或社團表示支持罷課，盡管並未協調，實際上也不是集體性的罷課，而是傾向於自主行動。盡管如此，群眾的意識依然前進了一大步。而罷工罷課作為一種抗爭的策略，正被社會廣泛討論。

最重要的是，有工會開始討論要不要發動罷工。盡管許多工會受到國民黨控製，並表示支持服貿，但仍然有萬泰銀行工會於上周投票通過罷工決議。可是，由於現在立院已經宣布退場，罷工是否實行成為未知之數。很可惜的，確實是浪費了一個大好機會。

這場群眾運動本來可以贏得真正的勝利，能夠迫使政府廢除服貿、甚至迫使政府高官下臺，包括總統馬英九在內－他的支持度只有9%，是臺灣民選以來民望最低的總統。由此可判斷，學生領袖的決定放過了馬英九政府，錯過了寶貴的機會。

現時必須做的，是重新凝聚動力、組織起來，並汲取教訓。

可否解釋一下占領行動結束的細節？

退場的決定是基於王金平所作出的承諾，王金平是執政國民黨的其中一位領導人物，在黨內與馬英九陣營進行權力鬥爭。也許馬英九私下也同意王金平提出的協議，以結束占領運動，但馬從未親自作出任何承諾，為了保住面子，他一直堅持的服貿也被保留。

即使王金平提出「先立法再審查」的條件非常有限，但也可能會被執政黨中其他派別所推翻。我們不同意學生領袖接受這些空洞的條件，然後宣布退場。

我們認為，學生領袖過於依賴民進黨，民進黨支持這次運動，但與大多數人的立場不同，他們並不主張廢除服貿。

一個主要的退場理由是「學生要回校準備考試和讀書」，而不能永遠占領立法院。你可以這樣說，但在退場前應該宣布新的集體行動、新戰略，並且民主地辯論如何持續對政府施加壓力。

我們（工國委）從不認為占領是唯一手段，事實上我們曾經警告，占領行動是有局限性的。

占領是全世界常見的抗爭手段，是一場抗爭必須的，它可以成為群眾運動的召集點，就如今次臺灣的運動。但只靠占領的話，是永遠不夠的。它必須作為下一個階段的踏腳石，例如將行動升級至罷工罷課。但今次學生領袖並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他們說「轉守為攻，出關播種」，將這場抗爭「帶回到全體人民手上」，並以「另一種形式」持續下去。但究竟是什麽呢？現階段這些都只是空談。

因此這惹來很多批評的聲音。16個團體組成了聯盟，在本周召開了記者會。

一些原本在立法院內占領的人表示退出決策小組，因為不認同學生領袖不民主的決策方式，尤其是關於退場這樣重大的決定，他們認為應該與所有的民眾公開討論。其他的團體雖然不同意未爭取到實質訴求便退場，但表示尊重學生領袖退場的決定。很遺憾地，反退場的團體也無信心提出其他替代的方法。

那麽工國委有什麽替代的方案？

我們主張全臺灣的大學和國高中罷課，並以此發展為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

如果學生領袖沒有決定退出占領，再發起罷課罷工，之後才退出占領立院的話，那麽結束占領立法院本身就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

但是未表明「下一步的行動」就結束抗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造成很多混亂，並且讓政府拿到主導權。

在學生領袖宣布退場的同時，媒體正在大力抹黑示威者，警察正起訴參與曾占領行政院的學生和民眾。

我們認為，政府正深陷危機中，他們命懸一線，只需推它一把便會下臺。占領行動需要升級，我們認為，罷課罷工是關鍵的。在這種狀況下：「不進則退」，這就是要汲取的教訓。

如果能迫使馬總統及國民黨中止服貿，將嚴重打擊他們的權威。這是絕對可能發生的，因為政府和統治階級非常擔心這場運動的規模及政治影響。雖然許多團體不滿退場的決定，卻也的確沒有堅定的主張。

現在不清楚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承諾會否兌現，而且國民黨在立法院占大多數席次，故盡管民進黨提出一些修正案，服貿仍然可以通過。

我們認為，修正案是次要的：他們並沒有改變服貿協議新自由主義和與勞工對立的本質。

有那些團體參與此次占領行動呢？

主要的學生組織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他們受「泛綠」的民族主義陣營影響，他們所支持的臺灣獨立，越來越受到年輕人歡迎。

在這議題上，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灣的自決權。我們拒絕中共獨裁政府所宣傳的「大中華主義」，但我們同時也反對種族主義－現時掀起的反大陸人浪潮。

若果沒有團結的工人抗爭，是不可能擊敗資本家的貿易協定，民族主義由資本家所煽動，因為此種族主義情緒幫助資本家去分化工人階級。

學生之間，包括立院內的「黑島青」學生也發生不同的分裂。主導運動的領袖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運作，是一種由上至下的官僚的方式，而這也是他們結束這場運動的方法。

在示威遊行期間，學生糾察隊曾經沒收其他團體批評學生領導的傳單。

進入議場的人需要被嚴格挑選，他們指這是要避免政府派出的間諜混入。但其實可以有其他方法。

臺灣的占領運動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看到的並不是那麽不同。即使他們表示反對領袖及抗拒政黨，在這些自發性的抗爭中，這些領導運動的小型團體可以急速走向官僚化，尤其是如果這些組織產階級為基礎。

在臺灣，並沒有任何工人階級政黨，以民主架構和辯論作為傳統。

兩年前，在香港反對國民教育的占領政府總部運動時，亦曾經發生類似情況。

自發的學生團體主要透過社交媒體冒起，在媒體吹棒下意外地成為這場運動的發言人。

運動缺乏真正的民主，領袖想要防止這場抗爭變得過於激進，也避免明確提出政府下臺的政治訴求。

在臺灣，黑島青在臉書上擁有超過30萬個「贊好」，但在現實中仍是一個小組織，而且領袖們的決策都沒有經過投票或真正的討論。

這不只是我們的觀點，在過去幾周，一些占領立院決策小組成員因有不同意見，而退出了議場。這些不民主的決策方式也是其前成員所抗議的。

有人說這些分裂會分化整場占領運動，不是存在這個風險嗎？

是的，324占領行政院行動便是一個例子，當千名學生民眾嘗試占領行政院時，鎮暴警察殘暴鎮壓。占領立法院的領袖並不支持占領行政院。占領行政院是因為很多年青人開始鼓燥起來，認為立法院的領袖太過由上而下，且傾向妥協。

警察鎮壓後，當時的學生領袖應該更集中在譴責警察鎮壓，並以這例子作為警告，告訴群眾：政府為了打壓運動，可以不擇手段。

媒體試圖歪曲事實，令學生看起來是違法的「暴民」。在這場鎮壓行動之後，政府動用外圍勢力，委托與國民黨有關的黑道、流氓（飆車族）、「白色正義聯盟」等，發動反遊行和嘗試騷擾占領運動。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認為，這表示了需要工人更直接地參與抗爭，呼籲工會到來幫助組織糾察隊與自衛隊。 我們以土耳其為例，當地去年的公務員工會發動了罷工，抗議警察暴力鎮壓占領運動。

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麽？長遠來說，太陽花運動會有怎樣的影響？

現在的任務是組織並汲取教訓。

占領結束後，政府一定松一口氣，然而對於群眾來說，是失去了一個機會，但並不代表情況會倒退到318前的情況。

正如列寧所說：「一盎司的經驗勝過一公噸的理論」，過去三周以來，群眾持續累積了龐大的經驗。

而現在已經有抗議繼續進行，這場運動所產生的效果對政府來說是很大的問題。

這場鬥爭帶給了許多人向體製挑戰的自信。

也許更重要的是，這場運動令社會廣泛討論全臺罷工罷課的議題。

盡管沒有發生，但現在它成為社會中討論的一部分，令討論的層次比過去更高。

這證實了我們一直所說的，學生可以在發動抗爭中扮演很好的角色，但他們永遠不能完成抗爭，尤其是當抗爭只停留在學運的層面，而這卻是占領學生領袖所希望的。

這令社會主義者更容易地解釋，工人階級是抗爭中最重要的力量，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工人政黨，以對抗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親中VS反中）的陣營。

臺灣：上千民眾包圍警局　不滿警察驅離‏

今天（11日）晚上六時，約百名民眾到臺北市警中正一分局外，抗議警察昨日曾承諾「柔性勤導」不退場的民眾，卻在清晨突然進行驅離，又將集會團體公投護臺灣聯盟本來已批準至19日的路權突然廢止，群眾要求分局長方仰寧出來面對群眾，道歉及下臺，還路權給人民。

民眾高舉標語「國家暴力」、「仰寧說謊」，又高喊「方仰寧出來面對！」、「警察執法，帶頭違法」、「我要報案！仰寧違法！」，情緒高漲及憤怒。在半小時內，人數已由一百人增至超過一千，青島西路和公園路已被人群占據，車輛無法通行。警察舉起警告牌，指現時集會違反遊行集會法，遭民眾痛罵，大喊「路過！路過！」、「還路權！」。

約七時許，大批警察到場，一輛警備車嘗試駛進，但被人群包圍，最後被迫倒車。一群鎮暴警察由公園路到場時，人群大喝「警察回去！」，期間雙方發生推撞，最後鎮暴警察被大批民眾包圍，被迫暫時撤退。警察曾第三次舉牌警告，表示可對集會進行驅雜。青島西路和公園路期後被封。

直至八時，分局長方仰寧曾出來回應，但引起群眾鼓噪不滿，高喊要求下臺。最後方仰寧在十時許再度回應，願意為早上的驅離誠懇道歉，口頭請辭現職，靜待上級調查，以及公投盟的集會許可將「從寬處理」。臺北市長郝龍斌公開回應說，支持方仰寧驅離的決定，不會要方仰寧下臺。民眾憤怒不止，繼續抗議，高喊「誰下令，誰負責！」、「歸還路權！方仰寧下臺！」。

方仰寧發表聲明後，有人逐漸散去，有人持續與警方對峙，更多人移往立法院。

上千民眾由警察局到立法院正門外，在中山南路馬路上集會。立法院正門外鐵門貼上了「持續占領，還政於民」、「要求國會遵循民意　立法監督　退回服貿」的標語。大批鎮暴警察在場戒備。

太陽花運動揭穿民進黨不能帶來出路

歷時三周占領立法院的行動，以及歷史性的反服貿大規模抗議，再次挑起一個問題：反對黨民主進步黨（DPP）是否能成為執政黨中國國民黨（KMT）的替代方案。馬政府的民望創下歷時新低。經過多年的幻想破滅，在三月至四月的事變裏，情況已逼近爆發。然而，民進黨並無法從中獲利，甚至在民意調查上，有支持度下降的傾向。。再清楚不過的是，數以百萬的臺灣人，尤其是年輕人，正在尋找兩大黨以外的替代方案。

雖然一些民進黨政客象征性地站在「太陽花運動」一方。但現實是，該黨的立場與大多數參加抗議的年輕人是相差甚遠的。

民進黨盡管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但其在獨立的議題上，並沒有如其選民想像中如此激進。盡管在民進黨的平臺上，始終包含著對於臺灣法理上獨立的一節，但由於大資本家，例如長榮集團與鴻海/富士康科技集團等，傾向與獨裁中共和中國經濟更緊密合作，民進黨在這壓力下已經軟化了。現在，許多民進黨政客都公開主張逐漸向國民黨所擁護的「九二共識」立場靠攏，其中指出，雖然只有一個中國，但是大陸和中華民國都可隨意的以不同的方式來解釋這一點。

雖然，民進黨早年會提及一些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用語， 現在該黨就像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黨一樣，無疑是擁抱著新自由主義政策，伴隨而來的是私有化、放寬經濟管製、自由貿易區和貧富之間差距的拉大。

在陳水扁任職總統的2000年至2008年間，我們見證了其幾乎無法與國民黨分辨的經濟政策。這包括部分銀行業、電訊及公用股的私有化，以及對退休金的打擊。許多在這行業工作的工人，回憶起民進黨的執政時代，就是一個失業、經濟不確定的和政府持續貪腐的時代。選民在2008年將民進黨拉下來，不是出於對於國民黨的喜愛，而是對這些經濟政策作出懲罰。

在2014年的今天，民進黨的經濟政策比以往執政的時候更右傾。在許多問題上，黨的立場是幾乎和國民黨相同的，而且往往他們在立法院的反對姿態僅僅是在技術層面上的問題。例如，他們在立法院對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抱怨，是建基於於監督機構的技術性問題，而不是反對寬松的經濟管製將帶來的就業、工資和生活條件所構成的威脅。

同樣地，2010年當討論《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時，民進黨反對協議，並不是基於協議將會讓大企業降低工資，而是提出技術性的立法監督問題。就像今天的《服務貿易協議》（CSSTA）一樣，民進黨關註的是利用對ECFA的反對聲音，用來在選舉時擺姿態。今天，他們的「反對」所包括的，僅僅是要求重新審議協議這模糊的承諾，就像以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一樣。

事實上，民進黨立委有一次又一次表示願意與國民黨肩並肩的成為臺灣的新自由主義「開放」的盟友。在二月，他們踴躍地參加了專責立法院監督臺灣經濟管製放寬的「跨黨派財政聯盟」，由立法委員柯建銘滔滔不絕地說：「民進黨不是站在絕對對抗的立場。」

內部分裂

民進黨知道ECFA和CSSTA都一樣會對臺灣勞工的生活標準、勞動條件和薪水有負面的影響。民進黨自己的研究就顯示，因為簽訂ECFA的關系使得貧富差距加大。黨內有些人認為應該要在選舉期間利用這一點，作為馬英九和國民黨的缺點。但是民進黨也不能過於批評國家的青年就業危機、薪資和退休金下滑，因為他們自己也促進了這些情勢發展，或者沒有作出反對。

民進黨發現自己陷入危機。太陽花運動沒有提升他們的支持度，反而暴露了他們的內部分裂。盡管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院抗議現場出現並發表演說，但是在占領立法院後，他們的民調顯示從原本的32%下滑至28%。這並不讓人驚訝，這場運動的訴求迅速發展得比民進黨所提倡的要激進的多。自從占領結束，黨內就有指控，不滿該黨未能妥善回應這場運動。

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表示，太陽花學運「照亮民進黨心中過去原有的獨派角色」，更精確的說，這個運動沖撞了民進黨內部在臺獨問題上混亂矛盾的定位。黨內有人相信需要在臺獨立場上更激進，但也有前主席謝長廷呼籲臺獨不再是「選舉議題」。

民進黨將2012總統大選敗選的原因歸究為「對中國過於強硬」。民進黨大老謝長廷曾公開提倡與國民黨近似的兩岸政策。他在一月時表示：「如果民進黨想重新執政，必須盡快調整對中國的政策。」謝長廷的言論似乎直接針對黨主席蘇貞昌，指責他不夠快速的去軟化民進黨的兩岸政策。

三四月份爆炸性的事件後，蘇真昌及謝長廷宣布不競選下屆黨主席，唯一的參選者是蔡英文。她在臺獨的立場雖然模糊，但謝長廷及大批資本家階級認為仍不足夠。這些內部矛盾似乎會持續困擾著民進黨。

近來的情勢發展肯定令中共獨裁政府緊繃。真正讓他們害怕的，不是民進黨的領導人，而是如近來這次的群眾運動向民進黨領袖所施加的巨大壓力。從民進黨立委的表現可見到，他們在臺資（其利潤主要來自中國）的壓力下，願意放棄臺灣人的生計，但也因為需要群眾的選票來打敗國民黨，所以對群眾壓力相當敏感。在學生占領運動後新立法的《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裏，民進黨使用「一邊一國」的說法令北京感到惱怒。但是，兩派民族主義陣營雖然在措辭包裝上有沖突，他們大體上都支持這資本主義協定的內容。

需要工人的替代方案

國族主義的政策並不能解決兩地民眾所面對的問題，無論是臺灣或中國亦如是。臺灣的政局被躲在臺灣民族主義或親中的民族主義後面爭權逐利的資產階級政黨所壟斷，但都共同支持著實際上反工人的政策。對於群眾來說，包裹在「中華民國」或「臺灣」裏面的私有化、去管製化、派遣化和工資下降都是一樣的。

從反服貿及反馬政府的群眾鬥爭可見，泛藍泛綠陣型皆在向北京的經濟議程面前低頭（縱使速度步伐不同），如今急需一個兩黨以外的替代政黨。在欠缺一個工人政黨下，2016 年的大選等事件，將會被新自由式政策，以及（與中美等列強簽訂的）親資本家協議所壟斷。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臺灣的支持者強調，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此黨要完全獨立與資本主義，組織起街頭和工作場所的鬥爭，反抗兩黨建製陣型的經濟打擊。

反服貿的五一勞動節

五一勞動節是國際工人階級展示力量非常重要的一天，在今年的臺灣尤其如此。就在五月勞動節前，臺灣經歷了史上一場震撼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反對打擊勞動大眾的服務貿易協定。全臺灣數十萬群眾湧上街頭，占領了立法院內外24天。盡管占領運動告一段落，但服貿的危機依然存在，除了服貿本身未被廢除外，兩岸監督條例的立法能夠作出的修改也只是少修少補，並不能改變服貿打擊工人的本質。馬英九政府必定企圖將服貿再一次通過，繼續其親資政策。因此，五一勞動節是繼占領運動後再一次動員群眾的最好時機，將全球工人階級的力量凝聚起來，提出反對服貿等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向資本家和馬英九政府反擊。

工人階級是反服貿抗爭中最重要的階級力量，五一勞動節，正是讓工人階級發表獨立聲音的時機，因為勞動者正是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下最大的受害者。十七個工會團體號召五月一日勞動節走上街頭，旗幟鮮明反對服貿，是非常正面的。而曾經主導占領立院的學生也會參與支持。

政府試圖安撫民憤　阻止群眾再次上街　

馬英九政府的權威在反服貿運動中深深受挫，這個「九趴」總統，除了因為連「鹿茸」也不知道是什麽，成為民眾的笑柄外，也由於堅持保留服貿，令整個國民黨政權遭受打擊，在年底的七合一選舉中，必定流失大量支持。

國民黨政府為了安撫群眾在反服貿運動後的情緒，防止群眾再次上街抗爭，於是口頭上聲稱要實施幫助民眾的政策，如打擊房價，因為難以負擔的房價正是令臺灣勞工民眾非常煩惱的問題（見表）。

正值五一勞動節前，臺北市副市長張金鶚在4月22日與財政部長張盛和，表達想讓房市「消風」，提出擴大非自用房屋稅，張金鶚建議將目前1.2% ~2%的非自住房屋稅提高至3.6%，又表示目標在2年內將房價減3成。

行政院長江宜樺又開腔，對政府打房，提出具體目標和措施，強調想要讓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可以些從租得起房子，再到買得起房子，不只要再推合宜住宅以外，還希望能把房價所得比，壓低到10倍以下。

事實上，政府經常采取這種策略欺騙群眾。正如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莊孟翰指出的，國內房價自2010年6月央行祭出房市謹慎管製措施、2011年6月奢侈稅開征，盡管政府看似盡全力打房，但臺灣房價卻還是越來越高。而實際上，民眾也因為被政府多次欺騙打房，已不再相信這些謊言。

《蘋果》最近一項民調指出，僅約2成民眾相信政府調高非自用住宅房屋稅率會對打擊房價有幫助；58%受訪者認為沒有用，「房價還是會飆」。僅20%的受訪者認為這對降低房價有幫助有信心。

長年的房價高漲，也令很多民眾不滿，4月22日，「無殼蝸牛聯盟」等多個團體到財政部門口抗議，高喊：「打擊囤房！禁止炒房！」，批評不動產稅製改革多年，卻沒有任何結果，要求政府官員不要再虛偽，如不再改善，將號召買不起房子的無殼鍋牛族走上街頭。

工資不及16年前　房價所得比世界第一

眾所周知，臺灣越來越高的房價導致民怨沸騰，而實際工資在過去16年來沒有上升，這令很多普羅大眾除了生活艱難外，連最基本的住屋權利也被剝奪。但同時，臺灣的空屋率驚人，2012年的空屋數高達86萬，為11%，比香港、新加坡、倫敦的3%至6%水準更高。外資湧入，房地產投機炒賣嚴重。

最新去年（2013）第四季房價的所得比中，臺北市高升至15倍，也就是說，要不吃不喝15年才買得起房，超越香港，成為全世界第一！根據世界銀行定義，一般標準的房價所得比應低於5倍。同時，貸款負擔率更高達63%，民眾所得有超過6成都拿去繳房貸。

房價所得比，是指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一方面房價高漲，另一方面，人民薪資沒有增加。主計總處統計今年1到2月經常性薪資為3萬7736元，是歷年同期最高，也較去年同期增加1.27%；實質薪資6萬3103元，雖較去年同期增加5.95%，但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達17.58%，高於同期間的薪資漲幅13.74%，實際上工資仍不及16年前的水準。

「反低薪、禁派遣」

派遣工是是資本家用來壓低工人工資的手段，是令大家十多年來工資沒有上調的元兇。三月的失業率為百分之四點零三，較前一個月微降，雖然是「亞洲四小龍」之尾，但實際上，沒有很多是「真正」的工作。而越來越多的派遣工，也自08年金融海嘯後，在臺灣大幅增加。臨時性或派遣勞工人數從02年的7萬多名，暴增7倍，到去年的57萬名！工國委（CWI）指出，需要透過由下而上，有戰鬥性的工人和工會運動抗爭，不分種族，包括聯合在臺的四十萬名外勞，團結抗爭，要求同工同酬。

今年五一勞工遊行主題為「反低薪、禁派遣」，發起的工會及工運團體要求立法禁止勞動派遣、派遣勞工直接雇用、完整勞動三權（工會組織權、爭議權、協商權）、保障工會自主、保障老年退休權益、反對自由貿易、反對國營事業私有化等進步訴求，工國委全力支持。

工會表示，資方仍恣意打壓工會運作及迫害工會幹部，而現時的工會法並不保障勞動三權。工會法第35條明定禁止雇主對於工會運作及勞工、工會幹部參與工會活動有「不當勞動行為」，並於勞動部下設裁決委員會，審議相關爭議案件之申請。工會指出，因裁決機製不具有最終的的司法效力，資方往往聲明不服，轉向行政、民事法院上訴，使勞方當事人陷入漫長的司法體製程序中，最後也是削弱工人面對資方打壓起來反抗的意誌。工會要求修正工會法。

受下層壓力　全產總恢復五一遊行

今年的遊行由大高雄總工會、團結工聯、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全金聯）、臺灣鐵路工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非典勞動工作坊、人民火大行動聯盟、臺灣勞工陣線等數十個工會、工運團體發起。

去年參與發起五一遊行的「全國產業總工會」（簡稱全產總）早前在4月10日發文給全國各大工會組織，禁止工會會員於5月1日勞動節走上街頭。全產總明顯退縮，受到親建製一方的施壓，不想與當時正鬧得熱烈的太陽花反服貿運動扯上關系，避免在服貿問題上擺出立場。這立場之後卻受到下層不同工會的批評和反對，令全產總最後改變了初衷，再表示將會參與五一遊行。全產總被迫改變立場，證明工會的上層官僚是可以被由下而上的工人壓力所挑戰。

其他一些不少臺灣保守工會領袖都與資方站在一線，表態支持服貿。

另外以往也參與五一遊行的勞權會，也在今年缺席。勞權會（及相關的勞動黨）介入了許多工人運動的進展。諸如早年的遠東化纖罷工，到近期的華隆頭份廠罷工，協助組織各地工會等，都有勞動黨參與的痕跡。對於美國及日本對東亞的政經上的宰製，勞動黨多有批判。但唯獨遇到中國問題總是會轉彎，在對服貿協定上，支持通過服貿，聲明稿甚至言明，服貿帶來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可以為勞工帶來益處。勞動黨重覆同樣的錯誤，沒有選擇站在獨立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卻走到親中的臺灣資本家的陣線中。

「全產總」則是聚積了各方的努力，才於2000年五一勞動節成為官方承認的全國性工會組織，借以取代早已官僚化的全國總工會(工總)。新建立的全產總，與民進黨關系較為親密，在陳水扁政府執政時，為扁政府宣揚政令。

面對低工會組織率的情況，我們該怎麽做呢？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加入工會！如果自己所在的公司沒有自己的工會，那就先加入產業工會，並且跟自己的親人、朋友、同事宣傳，讓更多人加入工會。在臺灣普遍工會官僚化的情況下，工業行業往往是工會底層工人迫使工會領袖發動的。反服貿期間，各工會裏就發生了領袖與成員之間的角力。工國委（CWI）認為，需要將欲抗爭的工人的聲音組織起來，向工會領袖施壓，推進工會運動。

面對統治階級及資本家聯手打壓普羅大眾（包括勞工、學生、老人、家庭主婦、貧窮人士和失業者等）的生活水準和民主權利，群眾必須組織起來，工人需要積極加入工會，建立由下而上的戰鬥性運動，為自己的權利抗爭。而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依賴資產階級的藍綠兩營，只會繼續其新自由主義的議程，現時需要的，是由勞苦大眾去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政治工具，為社會上的99%發聲。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

工國委（CWI）訴求：

廢除派遣工！直接聘請所有工人
建立工會運動，團結本勞外勞，要求同工同酬
保障勞動三權（工會組織權、爭議權、協商權）
向有錢人征重稅，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服貿協定
充公所有空置單位，禁止房地產投機炒賣，大量建立社會保宅，保障所有人的全屋權利
公營化大企業及銀行，建立藍綠以外的工人階級政黨

臺灣：五一勞動節　兩萬人上街包圍勞動部

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在滂沱大雨中展開，兩萬勞工和群眾在這天冒著大雨走上街頭，中午時分在總統府外的凱道集合。

今年的五一遊行主題為「反低薪、禁派遣」。臺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蔣萬金在遊行起點宣讀遊行宣言，表示臺灣長期高工時，薪資16年來不漲，政府與資本家聯合推動經濟自由化，用各種措施幫資本家減稅，簽訂自貿協議幫助資本流動，卻犧牲了99%人民的公平正義。大會主張全面調薪、縮短工時、落實勞動檢查與周休二日，且不分職業，全面用《勞基法》保障。

遊行訴求包括捍衛勞動條件、反對自由貿易、禁止勞動派遣、完整勞動三權（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保障工會自主、保障老年有退休權益、停止公股釋出、反對國營事業私有化等六大訴求。

政府嚴陣以待　防止再有占領發生

下午兩時許，遊行隊伍出發到勞動部。雖然雨勢不斷，但群眾情緒高漲，高喊「反低薪、禁派遣」口號。政府亦嚴陣以待，將勞動部的鐵閘拉上，又派多名警員在戒備，似乎是為了防止再有占領行動發生。由於遊行人數太多，勞動部外廣場不夠容納，隊伍到達後，人群一直擠到馬路上。隊伍也與警察爆發兩次推擠沖突，沒有人受傷。

今年的五一遊行由約六十個團體發起，早前宣布不參與的全國產業總工會，在下級工會的壓力下又重新加入。而除了各個企業工會，產業工會等傳統工會以外，包括國道收費員自救會，華隆自救會，以及基護工會、電資工會等新成立的工會也參與其中。

工國委（CWI）臺灣也參與了這次遊行，舉起「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廢除服貿　廢除派遣　馬政府下臺」布條，並在遊行中售賣新一期五一勞動節的《社會主義者》雜誌。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首次有消防員加入，提出「要工會、減工時、補人力、減少不當派遣」的訴求。成立一年多的「壹電視工會」也參加這次遊行，舉起「還我勞動節」標語，他們表示，由年代集團並購壹電視後，多次違反勞資相關條例，削減員工福利如勞動節不能休假等。

年輕新面孔加入勞動節遊行

工會以外，也有不少社運及學生團體參與，包括臺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性別不明關懷協會等性別議題團體，專註住宅議題的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學生勞權組織臺大工會，政大勞促會，以及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亦參與其中。在太陽花運動、反核運動後，今年的五一遊行也有不少新面孔加入，包括曾在占領立法院成立的「賤民解放區」、「二樓奴工」，也有數百人高舉「支持警察組工會」的布條。

太陽花運動對香港的影響

臺灣示威者坐言起行闖入立法院示威，激勵了香港抗爭者的士氣，並爭取了普遍群眾的同情。占領中環還徘徊在無了期、無結果的商討，令群眾的熱情減退。相比之下，香港民主空談家相形見拙。

臺灣群眾看到香港簽訂CEPA後，經濟與政治更受大陸政府控製，是為太陽花運動反服貿的因素之一。倒過來，梁振英為了鞏固其統治勢力，近年大舉引入中資財團進駐香港，而十年多自由行政策優惠香港財團、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吸引大陸市場、豪宅林立炒高樓價，群眾早已對中港資本融合深感憤怒。太陽花運動對港人有啟示作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商業協定。

占中三子受盡壓力

在香港「占領中環」由去年開始激起熱烈討論，卻因為領袖的猶豫不決而暫時走向低潮，但臺灣占領立法院行動激勵人心，令香港群眾看到占領行動不是遙不可及的。群眾心急如焚，質問占中三子為何不行動走來，為其造成不少壓力。

占領中環作為公民抗命的手段，本來就是打破政府的遊戲規則。但是，戴耀廷的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是因為「特區政府把那『爆發點』拖後」。占中三子一直依循政府所謂的「政改五步曲」，被中央牽著鼻子走，脫離了群眾運動的脈搏。

政府故意拖延政改諮詢，並在期間發動輿論打擊。率領「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表「一錘定音論」，加上中共護法強硬表明任何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是「違反基本法」，獨裁者的攻勢可謂來勢洶洶。

占中三子的回應是七一不會「全面占中」。面對各方批評，戴耀廷的回應是，臺灣占院運動是「多元」的，因此香港其他團體可以先占，換句話說是「有本事你們自己做吧！」這態度是傲慢而不負責任的。

臺灣占院運動也有類似教訓，因為在議場的學生領袖排除更激進的聲音，令部分學生不耐煩下與主流派別分裂，繼而沖進行政院。如果議場內能容納不能的聲音，經過民主決策而共同行動，運動就能更為團結。

在占中提出不久後，議題壟斷了社會輿論，占中三子在資產階級媒體吹捧下掌握了運動大權，面對激進聲音的批評時，卻不以開放態度討論，反而指「我決定了這樣，你不接受就不要來參加。」戴耀廷「你們先占」的立場實際上是分裂運動。

無錯，在爆發點來臨前，帶領討論運動策略與目標是必須的。但占中掌握了話語權後，卻沒有動員群眾上街支持，又暗示可接受不民主的提委會，占中三子就是拖延運動爆發點的始作俑者。試想如果臺學占領者在闖入立法院前就表示不會堅持退回服貿，還有人會冒流血的風險去抗爭嗎？

可惜，正因為占中三子不敢與中共對抗，以致沈醉在「三軌製」、「提委會組成」、「公民推薦」、「學者方案」等繁瑣的詞語，令群眾望而生厭。六月的電子公投並不能凝聚民意，尤其如果投票選擇模糊不清，只會更難動員群眾鬥爭。

回望五區公投之所以能促成香港廿多年來最進取的民主運動，是因為「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口號清晰明確，號召群眾與港府和中共一決勝負。製定今天爭取真普選的口號，號召堅決的鬥爭，就不如清脆俐落「取消提委會，公民直接提名」吧。

臺獨意識升溫　醞釀港獨情緒

臺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對中國的恐懼，尤其是中共對臺灣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控製。近年，中資財團收購臺灣媒體，威脅了島上的言論自由；加上馬英九愈加與中共互相合作，讓中臺資本家更大力剝削兩地的勞工。綠營背後的資本家勢力也爭相投靠中國，開發大陸市場，因此民進黨領袖近年不斷淡化臺獨言論，但為了在11月的七合一選舉撈選票，民進黨有可能會再打臺獨牌。反服貿運動與擺脫中國控製緊密扣連，令沈寂了一段日子的統獨議題重新熾熱起來。

太陽花運裏出現「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表示臺灣人若不想步香港人後塵，生活被大陸控製，就要起來反抗。

這反倒過來激化了港人的自治甚至是獨立情緒。普遍港人揭穿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謊言後，對中共的憤怒轉化成抗拒大陸的情緒，當然可以理解。臺灣實際上已為獨立國家，而香港在中國底下統治，臺聯等右翼臺獨勢力雖然有介入運動，試圖煽動反中國人的國族情緒，但似乎效果不大。臺灣具臺獨意識的激進青年，很多都支持與中國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在最近臺灣聲援中國東莞裕元罷工的行動就可見到。相反，港獨情緒為小撮右民粹分子主導，他們舉港英旗散播對殖民地的幻想，並具有強烈的反大陸人意識，甚至主張杯葛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群眾運動。

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相信離不開復雜的港獨問題，將令泛民主派進一步分裂。社會主義者支持各地的自決權，如果港人大多數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支持香港有獨立的權利，但是，唯有中港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挑戰中共一黨專政，才能確保真正的自治權。

訪問新成員：為何加入工人國際委員會？

我是Charles，25歲，目前是生物醫學所的碩士生。我第一次真正參與抗爭是這次太陽花學運。因為這幾年政府發生太多事情，同時也是近幾年第一次公家機關被占領。反服貿一開始是因為「三十秒通過」，之後深入的了解服貿只是增加相關從業人員的競爭，好處只有看得到吃不到的大陸市場。

但是這次運動卻在還沒真正達到訴求就結束了。中間沒有把握機會升級成更大規模的運動，才會到了不得不退的地步。退場時又沒有實際的下一步。我很不滿意這點。目前藍綠兩黨都很爛，向錢看的法案不斷出現。應該要發展出完全不同於兩黨的政黨。而當政府做出違反民意的政策時，只能藉由社會運動來發聲。社會運動是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一次遇到工國委是在立法院旁邊。在此之前，對於現行的利於有錢人的製度就有不滿，使原本就很有錢的少數人更有錢，對於一般大眾並無好處。而民主社會主義是個對於實際上有產出的勞工比較好的一種製度。這就是我決定加入工國委的原因。

我是馬建鈞，19歲，學生。在反服貿運動中，大致有這些聲音：反黑箱、反中國要臺獨、反自由貿易、反政府、反圖利財團。由於臺灣缺乏左翼的力量，因此反自由貿易的聲音還是相對地小的。我認為，右翼臺獨勢力在這場運動最註重「反中國」，大搞狹隘民族主義，他們將反中國的獨裁政府與反中國人民混在一起，分化中臺兩地的勞動者，在多數臺灣人民心中是不同意那樣的觀點的。真正的獨立必須透過兩地工人的團結運動來實現，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全球化，令貧富差距嚴重加大，形成了兩大陣營：握有資本的資產階級，與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的無產階級。而這製度下，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維護少數大財閥的利益，這一點，在太陽花運動當中，許多人已經對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動本質獲得了初步的認識。我為什麽加入工國委呢？因為工國委認識到一個事實：社會主義不能只在一個國家裏運行，它必須被推動到全世界。

我是Ben，今年17歲，是一名學生，一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是因為看到有學生發起陳情教改議題的活動，那時我只有15歲。參與社運開始後，對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產生興趣，也接觸到了社會主義。

我是在網路看到工國委（CWI）的資訊，對社會主義和工國委所參與的事感到好奇，所以我加入了。反服貿運動爆發時，我也參與了，希望能參與這場歷史性的運動。

我對於臺灣的社會感到無奈，馬英九，當然很希望他下臺！而且，我對藍綠兩營長年壟斷政治非常壓惡，我認為，臺灣需要更多新的政黨和左翼組織，為左翼的聲音作更大的宣傳。

反對自由經濟示範區

近日立法院經濟、財政、內政委員會審查《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朝野兩黨立委爆發口角及肢體沖突，導致會議中斷。

自經區的審核程序可以說是《服務貿易協定》後的另一個「黑箱作業」。就在反服貿占領運動結束後不久，4月28日，國民黨召委黃昭順在21秒內，通過《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3條文。此舉惹來社會眾多不滿，國民黨政府在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定》遇到群眾反擊後，立即試圖急急通過另一條有利於財團的新自由主義協定。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馬政府於2012年提出的又一項新自由主義政策，而《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現時正在立法院審議。馬政府聲稱，需要透過開放市場和法規松綁，大幅度松綁投資限製，吸引更多外資企業來臺投資，目標使整個臺灣成為「自由經濟島」。

事實上，對於上層少數的資產階級來說，自經區是一個賺大錢的好機會；但對臺灣的大多數民眾來說，將會是一場社會性的災難，開放市場將令臺灣的公共事業如醫療、教育等領域大幅私有化，醫療作為基本的需求，人命將會更大規模地變成一盤牟利生意。而教育也是一樣，自經區將會容許更多「學店」成立，教育變成商品，導致學費大幅上升。

學校變學店　醫療變成生意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團體，要求教育領域應從「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全面退出，避免加速大學「學店化」。臺灣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主張，教育不是商品，自經區將造成像是學費高漲、高等教育即高等商品的高教階層化。

醫生和醫界人士也發起了「臺灣醫界與公衛界反醫療商品化聯盟」，主張醫療屬於公共的利益，反對在「自經區」中開放國際醫療營利醫院，希望落實醫療去商品化等原則。「民間監督健保聯盟」召集人黃淑英認為，醫療是非營利的行為，國際醫療納入自經區將造成健保資源分配不均、自費費用高漲、醫師被剝削的現象。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黃嵩立表示，自經區會讓醫事人員選擇到利潤較高的商業服務，除了讓國內健保醫事人員人力不足的問題更加嚴重。

更多強製土地征收　相等於廢除環評

第一波示範區園區包括基隆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蘇澳港、安平港及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以及屏東農業生技園區。面積相當於三個臺北市，3,123個大安森林公園那麽大！

「自經區」的成立將導致近年的強製征地，如苗栗大埔等強拆迫遷事件只會更易和更多地發生。這包括利用去管製化的形式來進行征收土地，以及簡化環境評估程序，「臺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吳麗慧指等於是「廢了環評製度」。

跨國性新自由主義協定　打擊工人階級

政府聲稱的「創造更多國內就業機會」乃滿口謊言。自經區的「法規松綁」，將會令工人保障未來更去管製化，工資、工作條件因而大幅下降。正如臺灣勞工陣線所指出的，自經區條例，是政府為了協助財團掃除任何障礙，以自由經濟之名行圖利財團、侵蝕公共利益之實。不少公民團體也對自經區草案涉及農業、環境、勞工、醫療、教育等有很多疑慮。

不只臺灣面對新自由主義的打擊，各國資產階級政府都在積極去管製化，加強簽定新自由主義協定，如南韓近年與歐洲、美國、澳洲等國簽訂FTA；美國政府又在亞洲大力推動簽訂TPP。

「自經區」跟服貿和TPP等協定一樣，將會嚴重打擊工人權益。但同時，在立法院內的口角沖突並沒有為群眾指出任何方向。實際上，民進黨本質上並不反對自經區，就如在服務貿易協定的爭議上一樣，民進黨的立場只強調「程序」問題，要求開公聽會審查，而非本質上反對新自由主義對勞動大眾的打擊，只是在鎂光燈前裝模作樣，為年底的選舉爭一點支持。面對臺灣政治光譜上的左翼真空，現時需要建立一個屬於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取代背後的資產階級政黨。

在反服貿運動後，群眾對自由貿易協議禍害的意識有所提高。現時需要凝聚群眾反抗運動，以工人階級（工人、學生青年、家庭主婦、老人、失業者等勞苦大眾）為核心力量，反對自經區。社會主義者強調，這個鬥爭是跨國性的，自由貿易協定令不同國家的工人陷入競次效應之下，亞太區的工人階級需要團結起來共同抗爭。我們提出國際社會主義製度的替代方案，以民主計劃經濟來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再追逐利潤而打擊勞苦大眾的生活。

工國委（CWI）訴求：

立即廢止「自經區」方案
反對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私有化
向有錢人征重稅
建立跨國性的工會運動，團結本勞外勞，要求同工同酬
建立獨立於藍綠以外的工人階級政黨

臺灣國道收費員抗爭

國道計程收費在去年底全面啟用電子收費機製，原本高速公路局的人工收費業務由大資本家徐旭東的遠東集團接手。國道收費私有化，令近千名收費員失去工作。縱使集團曾經承諾，協助所有收費員轉職成功，但事件最後不了了之，至今道計程收費半年，仍然多人處於失業狀態。

這些收費員中，一些是從高中畢業即任職於收費站服務至今，年資有​​多達20余年。但是政府全面性的以7個月的薪資作為資遣費用，全然未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現時政府「用完即棄」，受到廣大社會批評。根據國道收費員自救會5月底的統計，目前有超過半數人失業，高公局宣稱成功媒合207人，可是實際上在職者不到100人。遠通現時公然違反條約，政府交通部卻未作出任何行動保障近千名被遣散員工的生計。收費員生活將陷入困境，去年底就有收費員因此而燒炭自殺！

收費員「占領」林口交流道

國道收費員自失業後組織自救會抗爭，在過去半年，曾向交通部、勞委會等請願，但政府官員都沒有提出解決方案，反而不斷包庇遠東公司，為國道收費的私有化辯護。

收費員自6月8日起發動一連串的抗議，數百收費員夜宿交通部，在交通部前紮營輪班夜宿超過4天，要求交通部長葉匡時出面回應，但葉拒絕見面。至6月13日，四百名收費員沖上國道旁「占領」，占領了國道1號林口交流道，導致林口交流道南下匝道大約在中午開始封閉。

事實上，早於民國96年的ETC（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合約中，就載明收費員應受到全面性地安置，該合約表明，遠通公司必須於102年10月，將所有收費員轉換至該公司或相關企業任職，並保證5年的工作權，薪資並不得低於收費員之薪資。此一保證乃是取得優先議約權的重要關鍵。高速公路局最終在2004年，將國道電子收費系統向外投標，最終由遠東集團得標。現時遠東違背承​​諾，但政府卻處處為其辯護。

遠東違背承​​諾政府包庇

自救會會長林碧煌批評，對於接受媒合無法適任而離職的收費員，遠通僅需支付五個月補償金，是不合理的條件。自救會要求，遠通必須提高補償金。根據契約規定，遠東若在6月底前無法全數安置收費員，每日必須罰款50萬元，根據目前狀況，遠通肯定違約，但交通部卻表示要「再給遠通一個月寬限期」，明顯為遠通護航，要求交通部一定要依法裁罰。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是臺灣富豪，身價390億臺幣。每日罰款僅50萬元，對徐旭東來說，等於是在口袋丟了一些零錢！

6月24日，交通部長葉匡時受到社會極大輿論壓力，終於與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面。葉匡時狡辯表示，收費員是一年一聘約聘人員，2006年起，高公局每年簽約都會說明進入計程收費後就須轉置其他職缺，而轉置後的工作權益，交通部會盡全力保障，但「國家安置是不可能的！」。

反對國路收費私有化重新聘請所有收費員

我們反對國路收費私有化，認為要重新國有化國路收費機製，並由工人民主控製。政府在這次事件責無旁貸，必須保障遣散員工的工作權利，重新聘請所有失業收費員而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提供培訓及為他們安排適當工作崗位。

臺灣：以組建警察工會為第一步

警察工會的問題在近日被社會廣泛討論。三月份反服貿占領立法院運動期間，年僅45歲的苗栗縣警員柯雄飛因加班執勤而過勞死亡。這引發社會爭論，爭議警察「過勞」的問題，一些社運組織及學生認為警察應該有組織工會的權利。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組織者的立場應該是什麽？
太陽花運動中警察的角色導致社會上出現了兩個矛盾的意見。一方面，由於警察暴力鎮壓和平的學生與民眾，更廣泛地被認為過度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去驅離示威者，故意阻嚇民眾參與反抗運動。警察被政府和統治菁英作為政治工具，去鎮壓示威者，而且鎮壓手法越來越強硬，這令群眾對警察失去信任。

同時，前線警員被要求不斷加班以致某些過勞死事件的發生，也令社會上產生了對他們的同情。底層的警員在前線工作受著極大壓力，面對著日益增加的群眾示威和反政府運動，警員必定被上級要求加班，在超長工時下當值。

臺灣工時長過勞死嚴重警察也不例外

警察過勞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反服貿運動，而是一個長久的製度性問題。在太陽花運動執勤的警員柯雄飛，曾工作長達34小時，期後數天曾在派出所執勤12小時後，再2度北上支援，因身體不適回家休息，期後中風不治；曾在2013年過勞死的一名警員王琮郁，平均每​​日工作15小時，在死亡前1個月至少加班100個小時，死亡前1天雖為休假，卻仍被長官要求回去受訓上課，否則將以規避訓練記小過1支；去年一名女警曾向記者表示，長達半年都無法請假，否則就被記申誡，而且差不多每天要24小時待命。

亞洲地區的極端超長工時問題已不是新鮮的事，臺灣工人去年平均的全年工時便高居全球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和香港，過勞死的事件頻頻發生。在2011-2013年三年半內，臺灣有111名勞工過勞死，製造業、運輸倉儲業和保全業最多。 2011年官方統計指出，平均每7.6天就有1人過勞死，比前一年成長3.4倍，超過3成企業違反勞基法。

警察過勞死政府借此抹黑示威

臺灣的警察工時長和過勞死現象，是整體社會過勞現象的其中一部份，如果工人被資本家違法剝削，那麽警察就是被其「老板」即政府要求超時加班。在2012年期間，就有半年平均每月一例的警察過勞死事件現生。曾有警眷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政府正視員警過勞問題；也有警察眷屬組成了「中華民國警察警聲會」，支持警察組織工會。

警察出現過勞死，但警政署長卻是第一時間出來反對警察組織工會的人，可見國家的本質，只需要由上而下，命令下層或前線警員執行任務，而一點也不重視底層警員的性命。而且警察在過勞死後，統治者更將事件扭曲為「群眾運動是警察過勞死的元兇」。

國民黨曾經動員遊行，利用警察過勞問題來攻擊反服貿的占領運動。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李新也曾發起「反反服貿」遊行，聲稱「警眷因為加班而長期見不到家人」，呼籲運動解散。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在警員柯雄飛去世後表示：「希望抗爭活動早日落幕，不要再因社會紛亂，造成員警沈重負擔」，企圖利用事件抹黑群眾運動。事實上，正是國家統治者剝削警員，調配警力去暴力鎮壓群眾的命令，正是江揆下的！

巴西、德國警察及其工會

一些社運團體及學生支持警察組織工會，網路上也有一些群組成立，其中一篇文章《警察工會與「警察保護示威者」的童話故事》被廣泛傳閱。文章作者認為，在3月30日於德國法蘭克福「聲援凱道示威」中，警察在「保護示威者」。該文作者認為，這是由於德國的警察有了「獨立於政府」的工會。

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描述。在德國的確存在警察工會，在1950年已成立，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對示威者變得「客氣」。事實上，德國警察經常對示威者使用武力，並打傷許多示威民眾，不論是在「法蘭克福占領行動（Blockupy Frankfurt）」或是「斯圖加特21（S21）」運動中也是。
工國委（CWI）德國支部成員，也是科隆的市議員Claus Ludwig表示：「德國警察在過去三十年也變得越來越軍事化。他們嘗試避免被媒體拍到示威者被打至血淋淋的照片，所以改變戰術，利用大規模逮捕、利用『圍堵』（Kettling）、胡椒噴霧和水炮車等鎮壓群眾。尤其在反法西斯的遊行中，警察對左翼示威者的暴力更為嚴重。」

在德國有兩個警察工會。一個較小的是「DPolG- Polizeigwerkschaft」，屬於較保守的「公務員聯盟」，可以說是一個右翼的民粹抗議團體而非一個工會。另一個較大的是「Gewerkschaft der Polizei（GdP）」屬於「德國工會聯盟」，它參與公共服務中整體的工資談判，提出警員和行政員工的訴求。在這個層面上，它是一個真正的工會。警員們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工資和工作待遇，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批評過警察的角色以及其政治功能。工會要求「更好的裝備」和更鎮壓性的法律，要求給予警察更多權力來「保護警員」。這工會為挑釁性的警察行為辯護，而且在遊行發生暴力沖突時，往往斥責左翼示威者。

在1980年代，一些團體曾批評警察GdP工會的領導層，也提出反對國家鎮壓，他們主要是工會內的年輕派系。那些活躍分子其後受到騷擾，最後被踢走。在今天再沒有任何內部批評警察工會的聲音。

一些左翼認為「任何警察都不應參與工會」，並要求GdP警察工會應被「德國工會聯盟」踢走。工國委（CWI）反對這種宗派主義的極左立場。但我們對警察工會持批判的態度。工國委（CWI）德國支部的同誌支持警察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德國警察並不容許罷工），警察工會的存在可以令鎮壓機器更易分裂和兩極化。但正如德國警察工會的經驗反映，單是警察工會本身並不能保證群眾的反抗運動不被鎮壓。

巴西第三大城市薩爾瓦多（Salvador）近月發生了軍備警察的短暫罷工，而其他某幾個州份的民事警察也在討論罷工。在巴西，警察被禁止擁有任何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只有一些相關的警察組織。有時候他們像現在地非法進行罷工。這些組織在政治上並不激進。

巴西的警察非常腐敗，也經常被民眾指責濫殺無辜，巴西警察是全球其中殺人最多的警察。英國《獨立報》曾在09年報道，巴西第五大城市累西腓平均每日都有12宗謀殺案發生，當地人指當中其實有不少是警察所為，殺死被視為社會問題的街童。社工德梅特裏奧指，死者往往是一貧如洗的黑人或青年兒童，因家太窮或逃避家庭暴力才露宿街頭，「這些年來有六百名街童被殺，其中六成就是被小組除掉。」。這些少年在街上行乞﹑偷竊﹑搶劫和賣淫，有警察認為他們是社會問題，私下組成行刑小組將這些少年趕盡殺絕。當地警察承認，警隊確實存在行刑小組，市內最少1/3的謀殺案都是他們做的。

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同誌主張警察應該去軍事化，也支持警察的工會和罷工權利，並且與工人運動連系起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社區民主地控製。

警察去軍事化由社區民主控製

工國委（CWI）認為，警察應該有組織工會、罷工和遊行的權利，並且隸屬於工會聯盟，連結至廣泛的工人運動。底層的警員應該由下而上地組織工會，民主地選舉警察工會代表，不應該由上而下地由上層的警官操控。

警察工會的問題不能純粹是一個「勞工」議題，不單單是工時、工資和工作待遇的問題，在社會上同時需要建立起一種壓力，去教育群眾關於警察的鎮壓性角色，例如在罷工中作出武力鎮壓、在群眾運動中拘捕民眾等，而且在今日的資本主義危機深化之際，社會動蕩和反抗示威必定再度爆發，這些鎮壓將會加劇。

社會主義者必須指出的問題，是警察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運動和群眾反抗運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運動必須爭取對警察的民主控製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社會主義者支持工會的權利，這是作為基本的民主權利之一，但正如德國的例子證明，即使警察組織了工會，也不能反抗由國家統治者所下達的命令（鎮壓群眾運動），更重要的，是警察需要由社會民主地控製。工人運動需要警告資本家如何使用國家機器，包括警察、軍隊、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等，目的是打壓工人、社會運動分子，尤其是打壓群眾抗爭。當我們積極地支持警察組織一個真正民主工會的權利，鼓勵其底層和前線警員為自己的工作權利抗爭時，工國委（CWI）同時認為警察需要由人民民主地控製。

歐巴馬的TPP政策：將新自由主義提升至新高度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目前正處於磋商階段，成功通過後會是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協定之一。 TPP起初只是數國之間「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卻由美國接手，並將其規模擴大並徹底重塑。如今TPP不再只是關稅豁免的協定，更是歐巴馬政權「重返亞洲」方針中的經濟核心。 TPP有可能會將新自由主義轉為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這是前所未見的。

想了解TPP，就必須著眼於政治大環境，即中美之間始終存在的對壘關系。歐巴馬政權刻意將TPP打造一個政治聯盟以牽製中國，並倚賴新舊盟友來重建美國的地區勢力。雖然許多參與國在經濟上非常倚賴中國，仍希望能夠減慢北京在亞洲日益增長的主導權及其獨斷經濟條款的能力。

TPP的協商談判包括美國、汶萊、智利、新加坡、紐西蘭、越南、秘魯、墨西哥、馬來西亞、日本、加拿大、澳洲。協商的過程是最高機密，能參與其中的只有貿易部官員與代表團，以及從夥伴關系中緊咬利益的大公司代表。

由於TPP實施的範圍廣大，且對一般勞工、農人、窮人有毀滅性的影響，因此協商過程的保密可謂令人厭惡。這些會議將決定參與國的勞動者的命運，但勞動大眾卻完全被拒於門外。

TPP不只豁免特定產業的關稅，更強行為金融投機行為開拓新市場，終止政府對經濟體的弱勢部門的補助，削弱國營企業的角色，授權企業去懲罰政府多種形式的管製。盡管細節大多是機密，但有些東西我們還是知道一二。

很多人都會感到驚訝，當世界尚在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災難中驚魂未定，TPP卻要解除金融管製，銀行的風險投資就無法踩剎車。就算沒有被TPP禁止，資本管製之類的事情也會嚴重受限，使得政府無法遏止狂熱的金融投機活動以預防下一次的危機。

TPP會大大擴充著作權與專利法的範圍。這並非為了保護個別創作者的權利與收益，而是意在提升大企業在製藥、媒體、科技產業的巨大利潤。資本家為了維護壟斷地位要求而要求更多管製，但當事關公共部門、勞工權益、工作機會時，他們就想大規模地取消管製。這恰恰是一個例證。

舉例來說，TPP限縮國家管製市場的權力，所以在TPP之下，控管藥品價格的行為就算不是完全非法的，控管的能力將會遭到嚴重打擊。藥價想必會飛漲，等同是以法律確保了大型製藥公司的無盡利益，卻危害一般民眾的健康。

政府的采購規範也是TPP的重大議題。 TPP會令任何公司，無論是國內或國際公司，只要在當地有設廠，就能在政府招標流程中享有平等地位，像是要決定哪家公司可以經營公共服務或承包基建工程。實際上，讓本地公司優先的規範將會變成違法。

政府保障弱勢經濟部門的能力將大為限縮。例如，以後要是想扶植像是製造業這種能增加當地工作機會的產業，是絕無可能的。 TPP會強行敲開以往受保護的經濟領域的大門，讓資金炒作與投資長驅直入。無庸置疑，工作職位會流失，勞工權益的立法會疲軟不振，薪資會有向下降低的壓力。

TPP也針對農業相關的補助與關稅。而這正。 TPP也有很多針對一般人民的惡劣打擊，但對農民的打擊是最為爭議之處，也最受媒體關註。如此現象並不難理解，因為在一些TPP參與國，例如日本，農民是國內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

TPP的目標是把農耕補助和農產品進口關稅完全廢除，或是至少廢除一大部分。在許多國家裏，無力與大型農業公司競爭的小農將被逐出市場，這等同是以法律保障大企業的支配地位。

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TPP提議企業可以享有和國家政府近乎同等的法律地位。如果政府實施的管製被視為是削弱或威脅了像是孟山都或沃爾瑪這樣的企業，企業可以起訴政府。

政府對資本家的潛在威脅包括，讓一般民眾買得起藥的藥價管製、最低薪資法案、勞工權益的立法、對小農與小企業的保障。但在TPP之下，若是政府受到國內政治運動的壓力而實行這些措施，企業可以在國際法庭提起訴訟。

TPP表現出前所未見的野心，企圖扭轉過往鬥爭的成果，合法地讓逐利動機淩駕於國家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福利、人權之上。眾所皆知，「競次效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特征，而TPP旨在讓這樣的競爭變成依法強製執行的事情。

TPP的協商尚在進行中，而且充滿意見分歧。與會政府都有各自的國內情況要考量，因為這事關政客們自身的政治前途。例如，安倍晉三所屬的自由民主黨去年競選的政綱是維持現有的農產品高額關稅，但這與TPP的方針不符。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也受到來自國內的壓力，被要求退出會談。馬來西亞股票市場的半數市值乃屬於國營企業的，在TPP之下這些企業都勢必被私有化。

國際緊張局勢持續升高，也影響與會國政府甚巨。中國日趨跋扈，而TPP旨在鞏固以美國為首的聯盟，「新冷戰」的輪廓正在浮現。日本、越南都與中國有越來越多領土爭端，而且態度強硬。最近日本針對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端，采取了積極措施，不但宣布建造一座鄰近臺灣的軍用雷達，還和澳洲有潛艇交易。中國在有領土爭端的西沙群島附近部署鉆油平臺，讓越南政府相當憤怒，甚至對至少四人死亡的反華暴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沖突日益增加，東京和河內就更不得不向TPP靠攏，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至於日本，政治聯盟的重要性似乎已超越國內的民眾關註，例如，日本正研議廢除保護稻米小農的「減反政策」（獎勵農民減少稻米耕作面積以維持稻米價格），盡管減反政策之前一向號稱絕不改變。

然而與此同時，一些候選國很明顯地在為自己保留多個選擇，以備未來之需。比如，數個國家之間自行簽訂貿易協定，保留高額關稅，違反了TPP的中心方針。例如，最近日本和澳洲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激怒了TPP的其他與會國。

中國面對美國刻意的圍堵，在建立經濟影響力面對著困難。最近中俄之間有一筆4千億美元的天然氣交易，交易額為史上最龐大，除了重創美國與歐盟牽製俄國的企圖，也讓中國變相大大奚落了其他競爭者。另外，中國政權面對圍堵，也試圖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擴張經濟影響力，卻激起太陽花運動。

目前，主要是商業利益—不論是支持或反對TPP——對政府施加壓力。勞動階級尚未在這場紛爭中發聲。但就如同太陽花運動曾有可能終結反工人的《服貿協議》，大眾的反對也能終結TPP。

在環太平洋區域，軍備競賽、民族主義越趨激烈。各國政府呼籲維護國家利益及「主權」，試圖分化不同國家的工人。但同時，同樣的資本主義政府也正聯合起來，允許投機客擄掠公共資源與建設。

能夠成功擊敗TPP的運動尚未出現，工會領袖為此負上部分責任。對於這場工人權益與生活條件的大災難，他們不是講些象征性的發言，就是一聲不吭。

此外，這地區的各國普遍缺乏政治替代選擇，所以無法建立運動來打敗極度反工人的TPP。所有參與協商的國家的主要政黨都和財團掛鉤。

勞動大眾必須進行國際合作，才能終結TPP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極端模形，並永久消滅之。我們也必須共同奮鬥，終結資本主義體系。資本主義想以法律保障財團利潤，卻罔顧勞工權益和愈趨嚴重的貧窮現象。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活躍於許多國家，未來會持續堅定反對TPP及其他大型貿易協定，並將此連結到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民族主義。我們是為了一個國際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奮鬥，朝向民主的計劃經濟前進，如此才能符合社會整體的需要，而非迎合鉆營利潤的需求。

臺灣：民進黨計劃凍結臺獨綱領

臺灣的統獨問題一直纏繞著主流政治的討論，自三月份「太陽花學運」反對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後，此問題更變得敏感。根據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在六月最新一輪的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於臺灣人的認同創新高，達60.4%。相對而言，認為自己兩者都是或只是中國人則持續下滑，只有32.7%和3.5%。在同一個調查關於統獨的部分，雖然過半民眾支持「先維持現狀再決定」或「永遠維持現狀」，但支持臺獨比例也上升到23.8%的新高。而根據「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在2013年的報告，「假如臺獨不會引起戰爭」的話，20-29歲青年人的支持率更高達74%。盡管如此，作為傳統「獨派」的民進黨，近來其黨內的異動，甚至有言要這時候凍結黨的｢臺獨黨綱」，違背目前的民意，實在是耐人尋味。

民進黨作為臺灣歷史上反抗由外省人為主的國民黨專政的反對黨，其支持基礎主要由臺灣本土民眾所組成，因此其「臺獨黨綱」與政治一直被視為關鍵的綱領，也奠定了臺灣主流政治中「綠營」的獨派定位。

然而，正正是民進黨蔡英文在2012年總統選舉的失利，讓民進黨內出現危機，有相當的意見認為民進黨的臺獨綱領窒礙了民眾的支持。因此，早在去年十二月的時候，民進黨立委柯建銘在黨內會議中建議凍結臺獨綱領。而至今年六月份，陳昭南等人連同四十多位黨代表連署，正式向黨中央提出凍結臺獨黨綱的提案。而連署書的內容，則主要為「民進黨總統或候選人已經以行動接受中華民國，否定臺獨黨綱」、「兩岸和平發展已成主流，臺獨黨綱導致民共交流障礙，民進黨因此自絕於兩岸議程之外，坐視國共兩黨壟斷兩岸主導權」、「臺獨黨綱主張建立臺灣共和國，形同反對中華民國、追求改變現狀，徒增國際社會誤會疑慮，導致民進黨難以爭取國際主流支持」。

所謂「臺獨黨綱」，則是指民進黨在1991年通過的綱領，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及製定新憲法」，並「應交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

對於凍結臺獨黨綱的提案，所引發黨內外的爭議巨大，甚至被視為背叛其過去一直的「獨派」角色。黨主席蔡英文也不得不在此立場上解畫，其在七月的網上回應中指「認同臺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但同時「民進黨希望兩岸有更穩定、更優質的互動，能增加彼此了解、建立互信，所以，我們在作法及態度上，會更自信、積極、務實」，避重就輕地冷處理凍結提案。

雖然，民進黨難以在短期內拋棄臺獨綱領，但相對「臺灣已經是主權國家，因此不需要臺獨」的技術問題，社會更關註民進黨內提出凍結臺獨綱領背後的真正原因。很多人都已經察覺到，民進黨眼覬2016年的總統選舉，而黨內認為臺獨會嚇跑中間的多數選民，凍結臺獨綱領正正就是為了執政。

這徹徹底底就是資產階級政黨典型選舉至上主義，要在資本主義的選舉中贏得執政權，則必須要得到資本家與財團的「祝福」。與其說民進黨凍結臺獨黨綱是為了爭取中間選民支持，不如說是要「安撫」財團，向他們這證明民進黨不會「破壞」兩岸資本的關系。事實上，民進黨在陳水扁2000年參選總統的時候，也曾經對「臺獨」作重新詮釋，於1999年發表「臺灣前途決議文」，變相承認中華民國，民進黨上臺後不會宣布臺灣獨立。

當然，民進黨要贏得資本家的支持下執政，凍結臺獨綱領只是其中一個姿態。被視為民進黨新星，臺南市長賴清德上月訪問上海，乃民進黨高層最近一次訪問大陸，雖然此行並沒有接觸中共官僚，但到訪了當地的臺商，就是要安撫他們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麽民進黨在三月「太陽花學運」時對兩岸貿易協議的態度曖昧（同時亦與國民黨一樣支持參與西方國家的TPP）。說穿了，民進黨的舉動「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就是要靠攏財團的資本利益，而進一步脫離群眾。

社會主義者原則上支持臺灣人民的自決，而這包括工人群眾民主決定臺灣獨立的權利。不過，我們亦必須明白現時在資本家與中共的恐嚇下，相當部分的工人階級害怕「臺獨」所帶來的危機，包括失業、經濟危機、甚至戰爭的威脅。統獨的問題是為了回應工人階級對國族的訴求，從而站在團結最多的勞動者向資本家抗爭，從而解決民眾更根本的問題：工資、社會保障、財團圈地、反核等社會民生問題。對此，民進黨甚至公開支持「臺獨」的臺聯，其社會經濟綱領也是親資本主義的，對工人階級來說也必定會延續今天的壓迫。

正如活躍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馬克思主義者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一針見血地道：「即便明天趕走了英國軍隊，在都柏林城堡上空升起了綠色國旗，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你們的努力都將白費。英格蘭仍然會統治你們。他會通過資本家，金融家以及位於愛爾蘭境內的商業和個體機構統治你們。」

統獨問題被單純地切割開來，正正就是臺灣主流資產階級政客的把戲，用以分化群眾並掩蓋社會的階級矛盾。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而這亦包括臺灣獨立。但是我們必須要強調──正如康諾利所解釋那樣──在資本主義的狹窄框架所能實現的只是虛假的獨立。民眾與勞動者要得到真正的自決與進步，首先就要擺脫傳統的藍綠政治，並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群眾政黨，推動社會被壓迫者的集體抗爭，將民主自決的權力用以推動社會主義的真正替代。我們的替代，就是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臺灣，作為在中國以至整個東亞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一部分！

頂新集團食品安全事件

九月初，屏東的一位老農因為看不下田地附近的地下工廠，排放出來的惡臭、噪音還有廢棄油漬，由於屏東縣環保局相應不理，只能自行搜證，最後向臺中警方舉報，才終於在臺中警方行動下，查獲這間劣質油廠。 而采用這間油廠產製出的劣質油品的，包括了頂新集團等大型食品企業。連同2013年混參銅葉綠素橄欖油，及今年稍後的飼料油事件，頂新集團在一年內被查獲了三次重大疏失，三次都是因為劣質的廉價原料造成的。降低成本是維持利潤或是提高利潤的基本手段之一，不管是藉由大量生產壓低原料進價，還是進用價格更低的原料，這是現今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法則，只是頂新集團將此做到了極致。

財團霸權

從近來這一連串的食安事件，雖然頂新集團前董事長魏應充已被收押，不過這是頂新集團行事以及公關操作上過於粗糙，並且是仰賴屏東老農個人鍥而不舍的堅持，才能將這些勾當曝光，當中層層環節，如果有一件錯失，黑心油我們可能還得再吃上十年二十年，無有終期。

而另一個更龐大，事業旁根錯節深入臺灣各個角落，同時合理懷疑也是此道箇中高手的統一企業集團，依然紋風不動。我們可以看見財團在政治，在媒體、在法律上的巨大影響力，我們甚至可以說國家是財團的禁臠，媒體是財團打手，法律為財團服務。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 如空氣般存在，消息傳聞跟到統一企業就會嘎然而止，之前的食安事件，明明是欺騙大眾的眾家財團，會列在受害人席次上。原來人民會吃到黑心食品，都是他們的錯啊。

小農食安並非根治之道

臺灣目前有許多朋友正在努力推廣選用在地食材，自己下廚替代外食，支持當地小農，甚至更進一步，推動合作社，青年返鄉等不同於全球化思維的工業化食品、大資本農場模式。而且自己下廚必須有時間自行烹煮，對高工時的勞動大眾可能不是這麽容易，更何況自己烹煮需要有廚房等進行的空間，在外租屋的朋友不見的能有這個空間。由於有機耕作產量較低，有機食材價格高昂，這對受到財團剝削的而經濟上沒有太多余裕的勞動大眾來說，是奢侈的享受。而合作社模式發展到最終仍得面對大資本的市場邏輯。在資本主義下，尤其是今天的壟斷局面，合作社的經濟模式只能占整個經濟體的極小部分。

要解決現時食安問題，就要結束私人財團生產食品的模式，因為私人財團利求利潤往往不擇手段，又能窺避法律監督。因此，只有將食品生產公司民主公營化，由生產者及消費者民主管控，才能解決問題。

工國委臺灣認為關於頂新食安事件：

由消費者成立獨立調查會議，討論及實施食安檢察各項措施
要求頂新味公司賠償受害群眾
食品將頂新味全公司民主公營，由消費者及生產者民主管控

臺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　臺灣在求變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臺灣九合一的地方選舉，選出了從市縣長到地方議會、原住民代表等九個職級的公職。在選舉之前，各項民調已經預計了藍營選情將大為不利，然而國民黨慘敗的狀況比預期更為嚴重，在六都市長中幾乎全軍覆沒，包括喪失了藍營傳統根據地的臺北和臺中，而僅僅保住以兩萬多票險勝的新北市市長朱立倫。而在全國二十二個縣長中，國民黨由此前的15席只保住6席，民進黨則拿下13席。市縣長選舉，民進黨總得票率達47.55%，較國民黨40.70%多了近7個百分點。最終，行政院長江宜樺請辭，而總統馬英九也辭去國民黨主席的職務。

國民黨大敗　意義豈止地方選舉

雖然九合一選舉只是地方選舉，而並沒有觸及中央立法院或總統的位置，但這次國民黨大敗，其意義遠比過去的地方選舉要大。

首先，國民黨大敗，首先就是反映民眾對國民黨馬英九中央政府的不滿。馬英九執政以來，民望支持率百分比已經到了個位數字，尤其是年青工人對未來絕望，面對高房價、高物價但低所得的狀況。加上，國民黨一貫親財團和中國資本的政策，引發了三一八的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事件，而這也讓一整代的年青人開始政治覺醒。在最受觸目的臺北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派出了前副總統連戰的兒子連勝文參選，其作為官富二代更突出了藍營官商勾結的印象。以往為國民黨站臺的財團老板的經濟恐嚇都會收到選舉效用，但這次卻反而成為了民眾聲討的對象。

在這次選舉中整體年青人投票率非常高，達到78%，成為了國民黨敗選的關鍵。如此高的投票率，反映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求變心態，踴躍地尋求踢走國民黨，甚至在選舉期間網上流傳著一句口號「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

這次地方選舉，影響的不單單是地方的事務，而是整個臺灣的群眾都拋棄了國民黨的迷思，而國民黨內也出現了領導危機，馬英九辭去國民黨主席一職。展望2016年的總統和立法院的中央選舉，以及之後的一段長時間，國民黨很可能會一蹶不振，改變了臺灣過去藍強綠弱的局勢，也使得未來臺灣新一代的獨立意識的提高。

柯文哲：一個菁英主義的技術官僚

這次選舉其中一個最令人觸目的部分，無疑是臺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柯文哲以無黨派參選並受到綠營支持，舉起「打破藍綠」的口號與國民黨連勝文對決。他的勝利，除了因為民眾尋求對國民黨的懲罰，也因為他的諸多民粹口號得到許多年輕人的期望，希望能夠帶來實際改變。問題是，他是否代表真正的改變、是否為「左翼」改革派？

表面上，柯文哲提出政策的透明化與民主化，包括市政府預算中列100億臺幣、以及勞工局局長一職交由民眾票選決定，感覺讓人耳目一新，與過去國民黨的執政大相逕庭。但實際上，這些民主實驗的規模卻非常有限。首先，臺北市政府2015年的已編列預算為1,590億臺幣，當中100億其實只占其總預算少於百分之六讓公眾「票選」，而且所謂的「方案」會由專家首先遴選，公眾實際只是擔當諮詢的角色。至於民選勞工局局長，同樣會先由政府委任的「遴選委員會」推出一份名單才讓公眾選擇，也就是類似於今天香港雨傘革命中反對的「提名委員會」製度。在柯文哲當選後出臺的遴選委員會27名單由學者教授與工會代表，但當中的「工會代表」大多為工會官僚，甚至包括黃色工會「全國總工會」的領導，當中更有的人實際上為公司總經理。而原本的名單中只有一人為女性，完全讓人質疑當初柯文哲在政綱中讓女性優先擔當公務的承諾。所謂的選舉倉促進行，從公布「候選人」到投票只是短短4天時間，根本無法擁有有意義的民主辯論，而外勞也無法參與投票。菁英主義還是脫離不了，「民主實驗」最終淪為民主花瓶。

柯文哲最主要的社會保障改革有兩項：公共住宅與公共家庭保母製度。無疑，這些政策都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但是，柯文哲只是保守地承諾四年內提供五萬套公共房屋，而公共保母製度則沒有提出政策的規模。在柯文哲不主張大規模改變並增加社會預算，這樣社會保障可能只會是杯水車薪。

綜觀柯文哲的政策綱領，幾乎全部都是在現有的資源投入下提升所謂的政策效率，而非主張加大社會投資與保障。例如在學前教育議題上，柯文哲主張自由派推崇的「公私合營」幼兒園，並讓其「自負盈虧」、「家長與政府負擔營運成本」，相對而言國民黨連勝文反而主張免費教育伸延至4歲。

因此，柯文哲可以說是只是個崇尚精英主義的高效官僚。當然，柯文哲和其背後的民進黨勢力由於跟大財團的勾結程度不及過去的國民黨，但他最多只能輕微改善的貪腐狀況。不過，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多是類同，都是主張開放資本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民進黨甚至因為臺資想親近中國，此修正自身的臺獨立場。在服貿爭議上面，民進黨只是要求逐條審議，而非原則性反對資本的協定，在對大陸開放資本的立場上，藍綠兩營的分別只是開放速度的快慢而已。在未來，雖然藍營大敗、綠營大勝，甚至持續到2016年的總統選舉，但在藍綠兩個資產階級政黨支配下，民眾生活的實質改變將會十分有限。

打破藍綠　需要獨立的工人群眾政黨

柯文哲在臺北的勝利，其中一個主打的口號是「打破藍綠」。雖然柯文哲乃無黨派競選，但其本人受到綠營的全力支持，並與民進黨關系非常密切。可他依舊是用這口號的因由，是為了爭取那些痛恨國民黨，但也對民進黨失望，即對主流政黨失去信心的年輕群眾。這個現象在爆發資本主義危機的歐美也非常明顯，不論是西班牙左翼的Podemos、意大利民粹組織「五星運動」、英國極右派英國獨立黨等等，都是因為建製政黨失去群眾信任，造成巨大的真空，一些不論是進步還是反動的新政治組織或人物冒起。

不過，柯文哲的「打破藍綠」卻非打破資產階級的政治，而是嘗試平衡藍綠兩派的資本利益，他勝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訪現任臺北市長國民黨的郝龍斌，邀請他作為其顧問。

這次選舉被主流媒體遺忘的是獨立於藍綠的小黨的勝利。這包括了綠黨和勞動黨在縣市議會各拿下兩席，創下各自的選舉紀錄。主張臺獨的基進側翼從太陽花運動中冒起，這組織比太陽花運動的領導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較為激進，但同樣沒有清晰的經濟立場。他們今次第一次參選，雖然沒有勝出，但5個候選人全部都過了拿回保證金的門檻，更在高雄市拿到1萬票。

這些獨立勢力要在資產階級選舉中（柯文哲選市長公布的花費是5,000萬臺幣）勝選，靠的是臺灣各地不斷升溫的社會鬥爭，尤其是綠黨和基進側翼在太陽花運動中的活躍，而勞動黨乘著地區抗爭運動冒起，包括苗栗的罷工和新竹的霄裏溪反汙染的運動。

要真正地打破藍綠，達到勞動群眾實際的改變，民眾只有建立獨立的工會、工人階級組織，並且聯合各左翼及工人力量成為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更公開地主張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包括社會保障、民主公有化財團、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等，以挑戰藍綠壟斷的臺灣資本主義。臺灣的工人鬥爭將會是整個東亞終結資本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邦聯的一個部分。

臺灣：國民黨選舉慘敗，政治版圖改寫

臺灣11月29日的九合一選舉結果，被各界形容為「政壇地震」述。選舉結果對國民黨構成重大打擊，其曾在22個縣市中取得的15席執政權，如今只保住6席。最大在野黨民主進步黨則取得13席；無黨籍人士取得3席。

這場政治版圖變動對於中共專製政權與臺灣資本菁英都深具意義，雙方皆熱烈擁護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因為他的新自由主義及兩岸經濟整合（此為臺灣大企業的主要獲利來源）兩大政策。本次選舉既揭示了對馬英九的親中路線之普遍反彈，也無疑反映了「太陽花運動」的後續效應。無獨有偶的是，中國把伊朗式選舉製度強加於香港，激發了雨傘運動，加強了臺灣選民對中共及其盟友國民黨的反感。

藍營的《中國時報》指出：「國民黨輸到只剩總統府。」選舉結果出爐後，行政院長江宜樺立即請辭，他在今年春天下令警察鎮壓示威者，成為眾矢之的。三天後，馬英九請辭黨主席，並行禮如儀地躹躬道歉。總統大選將於2016年1月舉行，眼看距離只剩一年，本次選舉成績標誌著民進黨屆時或將奪回執政權。這是北京與華盛頓試圖避免的，因為擔憂兩國爆發沖突。

民調早已預見國民黨會遭受挫敗，但勝負之懸殊卻遠超過權威人士的預測。國民黨的得票率從2012年總統與國會大選時的48.1%，崩盤至今次九合一大選的40.7%。國民黨在此過程中，失守了它昔日北部的權力大本營，包括首都臺北與臺中市。唯一仍在國民黨控製下的大城市是新北市，現任市長同時也是國民黨「明日之星」朱立倫。雖保他住了職位，卻比4年前少15萬票。

年輕人的角色

投票率為68%，當中尤以年輕選民投票率特別高，達到78%，此為國民黨潰敗之關鍵因素。在3月反服貿運動後，激進化的年輕人在網上以「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的標語，在網上動員投選。馬英九的支持度本來已經長期低迷，最近微幅提升（！）至11%，但多場群眾示威的確將這股情緒拓展起來，達至要徹底國民黨。問題在於，過去65年來大多數時間都在臺灣執政的國民黨（大約前40年是一黨專政），還有辦法復原嗎？

本次選舉結果是民進黨自1986年建黨以來的最佳成績，令其突破過去偏南的勢力範圍。該黨已經轉右傾並擁抱新自由主義多年。最近，則在資本家的壓力下，對中國採納溫和路線，表示這是贏得下次總統大選的必要代價（呼應美國帝國主義的立場）。然而，民進黨之所獲得增長，是因為它是反對國民黨的現成工具。

近來，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中，可見對國民黨為首的藍營（親中政治聯盟）與民進黨為首的綠營（獨派）的懷疑。綠營在太陽花運動中，如同香港泛民派在「雨傘運動」中一樣，被大大邊緣化。另外，本次臺北市長選舉中獨立參選的柯文哲大勝，擊倒了身價百萬的投資銀行家兼前黨主席連戰之子的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從中可見人民對民進黨愈來愈具批判性。對很多人來說，連勝文象徵著國民黨與財團腐敗守舊的製度。

柯文哲是少數喚起真正熱忱的候選人之一。原因是他自外於藍綠的形象（雖然他受到民進黨的支持），與他「推倒藍綠對立高牆」的口號，表示要提供兩黨以外的選擇。但是，柯文哲的政策將無法實現這一政見。

不平等加劇

在馬英九六年的總統任期中，可以見到貧富差距擴大，與年輕世代對低工資、職涯慘淡與房價飆漲的不滿。隨著這座島國的製造業遭掏空，外移至中國等廉價勞力國家生產，20至24歲的失業率高達14%。食品安全風暴亦籠罩這場選舉，其中最新的醜聞是「地溝油」，有企業被揭發回收後充作食用油，銷往餐廳與食品製造業的工業用油。

房產投機令房價飆漲，多數年輕人難以負荷，公寓平均價格是平均年薪的15倍，數字比香港更高。隨著中國及其專製製度與臺灣的政商菁英愈來愈緊密，群眾認知到「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有部落客形容，此乃「有中國特色的1%比99%的戰爭」。因為馬英九與中國簽署了不下21道經貿協定，國民黨被視為與共產黨專政有密切結盟關系。

新的政治選擇

「太陽花運動」令學生與公民團體的影響力和追隨者增加響，而它們在本次選舉的參與，無疑對國民黨敗選的慘烈程度發揮關鍵作用。同時，這些團體將其競選主軸定調為反國民黨，而未轉向獨立參選。因此，我們看不見與西班牙類似的發展，那裡的激進反建製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從2011年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中崛起，與過去政治精英決裂的，目前在民調的支持度為28.3%，成為該國最大政黨。民進黨管如同香港泛民派，鼓吹支持資本家的政策，迴避群眾鬥爭，與藍營的分別只有在親獨的立場上。儘管如此，臺灣的激進學生組織目前並無準備公開挑戰民進黨及綠營。唯一例外是一個學生團體「基進側翼」，在高雄市派出4名左傾臺獨立場的候選人，獲得令人振奮的27,277張選票。

上述的部署令民進黨與泛綠收割了反國民黨風潮下的成果，實在非其所應得。然而，仿彿山雨欲來風滿樓，民進黨秘書長吳釗燮選後隔天，便飛往華盛頓，表示「不能解讀選舉結果為馬政府兩岸政策的失敗」（Taipei Times，12月7日。）民進黨自己的選舉分析中，極力迴避國民黨今次的挫敗和其兩岸政策之關聯，隱瞞本次選舉的「本土」色彩。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最有可能成為該黨2016年總統候選人，她表明想改變該黨傳統的獨派立場。她爭論臺灣在60多年自治後「已經獨立」，蔡的領導團隊希望與北京和平共處，以確保馬英九兩岸政策將會（在些微調整下）持續推行，從而符合兩岸企業精英的要求。這將使民進黨領袖與「太陽花運動」中冒起的臺獨情緒相牴觸——臺獨的支持率自3月的25%（1994年時只有10%）上升至9月的30.1%。9月的民調中，有47%受訪者傾向「維持現狀」，基於擔憂正式宣告獨立等同向中國宣戰。僅有8.9%受訪者支持與中國統一。

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後，中共政權也明白到，政局不免轉移，且民進黨愈來愈有可能執政，於是打破禁忌，開始與民進黨代表進行非正式會談。儘管美國政府希望透過其軍事與經濟上的「亞洲再平衡」圍堵中國，但並不樂見意料之外的沖突在臺灣立即爆發（因為美國已向臺灣承諾協防）。特別是，現在美國將焦點放在中東、以及由它一手毀滅的伊拉克與敘利亞之際。

柯文哲當選臺北市長，讓挑戰藍綠兩營的「第三勢力」曙光乍現，但柯文哲民粹式的競選修辭也許很快就會令人幻想破滅。他承諾「民主化」市政府，獲得廣大迴響，但具體而言的改革極為有限。其中一項改革是投票遴選勞動局長（從事先篩選的候選人中選出）。柯文哲也打算以公投決定部分公共支出的用法，但金額只有總支出中的6%，並且只能從經「專家」篩選過的提案中選擇。與其說柯文哲「打破」藍綠資本陣營的宰製，不如說是想以混合藍綠的資本主義政策，從中取得平衡。他在勝選後立即與泛藍要角宋楚瑜會面，並邀其擔任「首席顧問」，就可見一斑。宋楚瑜是狂熱中華民族主義者，曾經在國民黨內挑起右派勢力的分裂。

唯有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反對資本主義的危機及貧富兩極化，以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階級）為依歸，才能真正取代藍綠重商機器的宰製。近年來，年輕工人、學生及其他參與群眾鬥爭階層，可提供新左派勢力的原動力。但唯有與綠營的徹底決裂（尤其是學生），公開挑戰資本家政治陣營的前提之下，這才會實現。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會攻擊資本家的親中立場，但是以階級立場而非民族主義的論述，從而尋求與大陸工人建立反抗資本主義與專製統治的反抗陣線，同時也堅決捍衛臺灣人民自決，並以社會主義獨立臺灣為第一步，作為全亞洲的鬥爭去消滅資本主義。

對中國的反響

本次選舉標誌著臺灣政治版圖的轉型，對中共專製政權是嚴重的警示。這年先有臺灣「太陽花運動」，後有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雨傘革命」，現在則是國民黨的選舉落敗，為今年中共的週邊接連遭受重大挑戰作結。甚至向來寧靜的澳門，也被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反政府示威所撼搖。該政權「以商領政」的長期戰略如今面臨危機，在諸此社會遭到排山倒海的反對聲音，民眾日益鄙視北京與本地財團的結盟。眼看整個資本主義都無力改善群眾的處境，特別是年輕人，過去一年的鬥爭是未來的前兆。連串的政治動盪也警示到，接下來中國自身可能面臨爆發，因為在中國的群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憤怨也是極奇相似。

二零一五年

臺灣：論中油臺電私有化

在臺灣，這幾年來，由資本家掌控的新聞媒體們，不斷批判攻擊國營事業的年終獎金遠高於私人企業，並且渲染國企工人待遇過於優厚，並指國企明明有龐大虧損，卻仍發出績效獎金／年終獎金，企圖使臺灣群眾厭惡國營企業，藉此推動所謂的民營化／私有化。在馬英九政府主導下，臺灣正加速推動著中油、臺電等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企圖將攸關民生的公共事業交在少數資本家的手中。按照經濟部規劃，2017年底前私人持股將逾50%，完成民營化。

開宗明義的說，我們為什麼反對國營企業私有化，論點有四：

其一：許多國營企業，例如臺電，中油，其性質是人人皆需的民生能源產業，又佔有壟斷的地位，緊緊牽繫著物價，一切生活必須都與之相關。若將其交予少數資本家，將是使這些掌控能源的資本家們，可以以此為籌碼，要脅政府以便謀取私人商業利益。

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必然帶著貪汙腐敗，例如官員收受利益，把國有資產平賣財團。在私有化後，官商勾結式的貪腐不會中止，甚至反而會變成合法化。

其二：再者，雖然在親資政府的控製下，國營企業越來越以受到全球市場左右，運作也趨向以市場利潤為依歸。但是，臺電、中油目前還是部分以服務國內能源需要為目標，而不像私人企業般一切利潤至上。

私有化後，只要是無利可圖的服務，即使能服務民眾，企業也會將其關閉。例如偏鄉地區的加油站，將會被迫關閉，偏鄉地區的人們將無油可加。此外，政策性補貼若被刪除，公共運輸費用將隨之調漲。而漁船用油、工業用油等等補貼若被刪除，更直接沖擊民生消費和生產。

其三：私有化後油價就會更直接反映國際價格，特別現時全球市場動盪不安，社會民生容易受到波動。支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者會強調，現在國際油價下跌，私有化後電費必然下跌。但是，這只是暫時的，石油短缺危機長遠會反映在價格上。在2014年9月，臺灣石油工會進行抗議，反對中油公司私有化，理事長莊爵安表示，現時中油身負平穩油價的國營企業角色，如果民營化，油價不可能不隨著市場化而大漲。

不論是私有化部分釋股還是完全釋股，都有其嚴重後果。若是部分釋股的話，在官僚內部運作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官僚可與資本家勾結成為利益共生體，資本家大可影響企業政策，從中掠奪利益。若是全面釋股，國家更無法有效落實能源政策，不能以政策限製油電價格，才市場波動時保障民生。

更重要的是，所謂「市場競爭」根本不會解決臺電虧本的問題。資本家對於虧損2千多億的全盤臺電生意並無興趣，他們只要臺電公司下的賺錢業務，例如好地段的房地產，能賺錢的發電廠，剩下賠錢的金門、馬祖、澎湖及蘭嶼繼續由國營部分經營。

其四：在私有化後，可預見的就是大批的正職勞工將被解雇，勞工權利將被打壓，福利將被削減，薪金將被減少，勞動保障被削弱等。例如：現在的國道收費員就是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一旦，國營轉為私有後，掌控企業的資本家們犧牲勞工權益，大量開除基層勞工，轉而剝削大批的約聘臨時工或派遣工，大幅增加正職勞工的工作量，並且縮編人力支出，實質就是減少勞工們應得的報酬，與私有企業的低薪無縫接軌，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反對！

資產階級對私有化的謊言

從馬英九政府上臺後，官商勾結更為緊密，再因著08年的金融風暴，以及從中催生的22K政策，製造出大量的失業人口與低薪的血汗勞工。無產階級固然更加痛苦，許多中產階級也淪為「新貧族」。物價飛漲、新鮮人起薪逐年下滑、22K的天花板籠罩在許多年輕的勞動者頭頂上。對於多數人的我們而言，低薪資高物價、貧困與負債、高房價與貧富差距，成為這幾年來這島上的共同憤怒，資本家掌控的媒體工具，又作何反應呢？

它們轉移焦點，模糊問題本質，強調如今的低薪與貧窮，是年輕人吃不了苦，缺乏競爭力，但真相是什麼呢？真相是在過去十四年來，臺灣總的GDP經濟是不斷上升的，企業獲利是不斷成長的，但勞工薪資卻成了反比。企業利潤不斷提升不斷突破，但勞動者的待遇卻一年不如一年。

資本家貪得無厭，財富不斷膨脹。然而，資產階級媒體卻將矛頭指向國營企業，指著它們沒有共體時艱，沒有與民共苦。但在這矛盾的根本上，是私人企業的勞動待遇太惡劣，但報導合理化私人企業的低薪。

反對私有化　國營企業要民主管理

社會主義者從不否認現時國營企業內部有許多弊病腐朽，亟需改革：官僚架構架床疊屋，造成浪費公帑；製度僵化，造成效率低而成本高，電費高昂卻仍在虧本；然而，由資本家掌握企業後，只會更加不受公眾監督，牟得的暴利只會變成資本家在金融市場投機的資本，而虧損時則要國家以公帑拯救。根據很多私有化的經驗，實際上私有化後管理層依舊是同一批官僚，他們坐享的薪金和分紅只會更高。

真正解決的方法，就是將國營企業管理民主化，由工人階級和消費者選舉產生民主委員會，直接由下而上管控能量企業，打破現時官僚的操控。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進行大力的改革，包括將油價透明化、提高生產效率、減低成本等。

臺灣新世代的窮忙族

去年，太陽花運動展現了新世代對社會不公的憤怒，抗議者除了抗拒中國在經濟上控製臺灣之外，年輕人面對的貧富差距、勞工剝削、房價上漲和就業前景黯淡等，也是太陽花新世代的助燃劑。五年前金融海嘯爆發，臺灣政府為了掩飾失業人數上升的現象，又助長資本家乘機剝削，推動企業22K雇用大學畢業生的政策。那時，政府親手播下太陽花的種子，直到去年，這朵抗爭之花在憤怒中的土壤中開花結果！

畢業即失業、薪資低、工時長

經濟壓迫令臺灣青年奮起反抗。大學畢業生的薪資倒退了15年。勞動部資料顯示，2013年大學生起薪2萬6915元，比1999年的水平更低。這14年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近1成6。最近，準官方部門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卻指「臺灣學生沒有太多技能，只能用低薪競爭」！今天覺醒的青年還會聽這些陳腔濫調嗎？

大學學歷不是找工作的保證，反而被老板以「無經驗」、「無競能」等藉口壓低薪資，甚至出現大學畢業即失業的情況。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數字，去年十一月，臺灣大學程度失業率更達5.58%，大學以上程度失業率為5%，比整體勞動人口的失業率3.89%為高。其中，大學以上程度失業者18.7萬人，占整體失業者逾四成。

臺灣每月月薪在2萬元以下的勞工數目，長期維持在100萬人左右，月薪3萬元以下的，占就業人口比例高達42.8%，有350萬人。國內所得最低20%的家庭，也就是160萬戶人家、約523萬人必須借錢或吃老本過活。

根據臺灣主計總處調查，臺灣勞工全年工時全球第三高，平均每名勞工工作2,140.8小時，僅次於新加坡（2,402.4小時）和香港（2,392小時）。換言之，臺灣勞工平均每周工時比勞動基準法規定的法定工時（即每周平均約42小時）更高！整體來說，臺灣每名老板都違反勞動法，只是政府縱容違法剝削的惡行，令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教育商品化　畢業負債

臺灣大學公私立的比例是三比七，因此只有三成以下學生就讀公立大學校。私立大學生平均每年學費為11萬臺幣，就讀四年就要44萬，加上部分學生從國中就開始申辦就學辦款，很多畢業生要還款40-50萬臺幣。

但馬政府並無就休罷休，要進一步將教育私有化。政府正在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其中一項的「自經區推動教育創新」計劃，就是為了推動教育去管製化和商品化而設的。計劃包括在國內大學推行海外大學課程，其學費完全不受限，與美國大學合作可收一年100萬以上，與英國大學合作可收一年50萬以上。富裕學生可以在臺灣輕易取得海外大學畢業資格，貧窮學生則更難向上流動。

隨著教育私有化而來的，也是教師的勞工權利受到打壓。現時教師法的保障下，教師不能任意受解聘或不續聘。但是，計劃明文規定，加大學校決定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的權力，貶低教師法的地位。屆時，5年以內的定期聘約成為常態，教師朝不保席，教育質素必然下降。

此外，學校停辦後可將財產私有化，那麽學店生意。投資者不顧教育質素，巧立名目舉辦一些謀短途利益的學位課程，然後掠奪一筆財富後不了了之。在琳瑯滿目的宣傳廣告裏，學生容易不知就裏而受騙，浪費金錢和時間去就讀一些沒認受性的課程。

推行自經區計劃的學校在「市場競爭」上將獲得優勢，逐部吞並受管製的教育業務。學校為了逐利和生存下去，自然會加入商品化教育的行列。所以，這計劃絕不會讓學生「有多一個選擇」，而是迫使學生走上畢業負重債的死路！

青年工人組織起來，打倒資本主義！

在太陽花運動後，兩大黨都強調要有新政和開明政府，準備做些門面工夫安撫激進化的青年，避免在「新世代參政」的潮流中，出現真正挑戰商家財團的政治力量。但這是徒勞無功的，青年很快會看穿政客的修辭和技倆。而柯文哲盡管強調「新政」和「開明政府」，推出了一些引人註目的改革，甚至面對財團時言辭激烈，得到了一定的公眾支持與期望。但這位坐擁超過1億元資產的臺北市市長，始終沒有綱領和願景去打破現存經濟製度── 資本主義！

訪問林佳瑋：華航員工抗爭

訪問者：矛盾（工人國際委員會）
受訪問：林佳瑋（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

矛：工人不滿華航降低年終獎金，發動了1,000人的抗議，可以講詳細一點？

瑋：降低年終獎金，只是公司打壓工人的冰山一角。更惡劣的狀況是因為兩岸直航，還有日本航線加開班次，造成紅眼航班的超時過勞問題。還有人員遇缺不補，造成人力吃緊，個別員工勞動量加增超過負荷的情況。雖然在去年9月2日有提出向市政府提出調解，但問題並沒有被得到根本的解決。再談到年終獎金的問題，今年華航的盈余有1,500億，原本員工期待今年的年終能有所成長。但沒想到，卻不如去年的年終獎金，而且去年的盈余是更少的。這些盈余都是基層工人超時加班，承受大量工作量所換來的，卻沒有得到合理的回饋。

矛：公司怎樣打壓工會權利？

瑋：白色恐怖的方式與氛圍，打壓出來抗爭的基層勞工。在去年9月2號的抗議紅眼航班行動中，公司就向內部發動了整肅的行為，頻繁的恐嚇與威脅。工人不得出來抗爭，否則就會遭到懲處，也多次的以約談的方式，施加給工人壓力，造成工人極大的心理負荷。連聲援的地面修護員，也遭到公司的打壓。簡單來說，只要公司掌握到了抗爭的計劃、人員，就會頻繁的施加壓力。也有許多工會幹部面對被開除的威脅，甚至是已經被開除，例如卓棕偉。停飛也是常見的打壓手段，例如前幾天華航的懲處，就連剃發抗議的張書元，也在行動前，被資方電話騷擾。更甚直接以電郵警告張書元，不得出來抗議，否則就要懲處他。及至行動時，資方也派了管理階層的人員到現場，試圖出面阻止他的行動。

矛：現在工人的抗爭訴求是什麽？

瑋：一、年終獎金必須有合理的金額，工會進行年終獎金協商 。二、要解決紅眼航班的問題。三、解決缺額不補人力吃緊的狀況。四、拒絕加班過勞超時工作。五、要求公開透明的勞工董事選舉。六、臺灣當局應就華航可能的觸法行為產開調查。七、華航應與工會展開談判，解決勞資爭議。

矛：工人不滿原工會與公司達成協議，為什麽造成工人與工會領導的沖突？

瑋：因為華航公司會以懷柔政策收編工會幹部，這樣的狀況長達十幾年。最主要的抗爭力量是由第三分會先開始。總會原與資方談判提出來加薪7.5%，年終獎金5萬元，加上考績獎金，但談判後的結果卻是加薪2.5%，年終獎金2萬元，造成基層工人極大的反彈。因為實質的盈余，沒有回饋到工人身上，超時加班過勞等等問題也沒有得到正面的積極改善。第三分會向總會提出抗議，總會卻予以拒絕，再次與資方談判。因此第三分會才聯合機師工會發動抗爭。

矛：桃園產業總工會如何支持工人今次的抗爭？

瑋：桃產總最主要是協助第三分會的行動，還是會以第三分會的計劃為主。未來行動還是需有第三分會的決定，除了目前的黃絲帶行動持續到幹部復飛為止，還有協助第三分會向公部門提出申請調解、裁決，幫助第三分會還有遭打壓的工人走完體製內的程序抗爭。未來將持續爭取年終獎金和機組員勞動問題。

矛：發動罷工的機會大不大呢？

瑋：要看第三分會的內部如何決定，不過目前沒有這個計劃，但是在未來不排除，還需要看未來的事態發展(廣泛的勞方態度以及資方應對)，以及與其他分會的聯系討論。

補充資料：華航工會總會與第三分會之間的鬥爭

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也是國民黨中常委李昭平，上層官僚自然追求與資方共存。今次華航工會的第三分會繞過總工會出來抗爭，是在臺灣鮮有的例子。工人難以忍受工會上層與資方達成妥協，早在總工會內形成反對派勢力。第三分會是以空服員為主體組成的三分會，不滿早已安於勞資並存的總工會。前年，三分會常務幹事卓棕偉遭到解雇，總工會在公司人評會中不予相挺，但三分會至今仍保留卓棕偉的位置，與公司和總工會對著幹。

全面廢核，不要重啟！

馬政府在去年決議核四停工後，將在7月開始封存核四計劃，預計封存3年，再視決議是否運轉。對比過去三十年來沒有多所回應的無數公聽會、陳情、抗議，近年大型的廢核遊行迫使政府作出核四封存的決定，可算是取得了關鍵成果。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封存的決定，僅只是由於近兩年群眾展現強大的反核意誌，而逼使馬政府作出的緩兵之計。因為封存之後，核四廠仍然保有運轉的能力，只是閃避當前群眾的要求和壓力，延緩三年之後，才再應對社會氣氛決定是否真正運轉。臺電表示，會以2018年1月啟封為目標。而臺電在二月中旬招標核燃料處理，真正的意圖，是核一廠的用過核燃料池即將填滿，透過委外處理，可以空出部分用過燃料池空間，從而延續核一二廠的運轉，可見馬政府只是虛與委蛇，廢除核電仍不在藍圖之中。

若果沒有群眾抗爭的壓力，政府的承諾可以是一紙空文。2000年時陳水扁政府宣布停建核四，但當時不僅體製內的議會廢核聲音居於少數， 體製外的群眾，也不如現今有龐大的動能，體製內體製外沒有互相拉拔，使得停建核四的決議在隔年就被撤回。

日本在福島核災後面對大規模的群眾示威，一度承諾關閉核電廠，但去年年底開始準備重啟川內核電廠。可見臺灣的反核抗爭不能松懈。首先體製內的程序尚未完成，目前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並未作出停建及廢核的決議，而立法院產出的「公投法」只是裝飾用的吉祥物，公投法設定高達百分之50投票率的門檻，對於投票議題的正方，使用公投法可是要倒大黴的。

緊接是經濟上的沖擊，及能源政策的論辯。核電廠的引進，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當年的石油危機，資本家趁機開拓核能市場。官方數據宣傳核電成本較燃煤發電低，恐嚇廢核會造成電價上漲。事實上，核四廠發電裝置容量只占臺電發電裝置容量的 6%，透過現有各種省電、節能的技術與設備，臺灣可以輕易的省下超過核四發電量數倍的電力。德國電費價格比臺灣高昂，與是否使用核電根本無關。再者，根據德國綠黨2013年的一份分析報告，德國的電價因為再生能源的普及化而逐步降低。而再生能源可以幫助國家避免受到國際石化能源價格上漲的波動所造成的沖擊，產生穩定電價的重大效益。

僅僅是核四的投資總額為93億美元，而綠色能源大國德國每年發展風力發電的投資金額也只是18億美元。今天我們絕對足夠的科技和金錢發展潔凈安全的再生能源，但是由於此前錯誤的將財政資源大量投入核電，使得改善現有發電方式及綠色能源的發展不足。而由於發展綠色能源方案的遲緩，廢除核電後，即使實際未必會有缺電情形產生，對關於這方面的辯論便不會停歇，財團資本家很可能藉此發動撲天蓋地的反宣傳，屆時必定是一場艱難的鬥爭。

安全疑慮依然無解

核災一旦發生將是大範圍且長時間的傷害，臺灣地小人稠，並且處在歐亞大陸與菲律賓版塊的地震帶上，完全沒有容許核災發生的空間。而無論再如何縝密嚴謹、設想周到的工程和設計，沒有任何一個系統，在各項天然和人為因素交織下，能夠保證完全百分之百安全。加上超長的施工期也造成承包商倒閉及品質上的疑慮。而技術更為落後，設計安全系數更低的老舊核一二三廠，更應一並廢除。

小心謊言！電業自由化不會廢核

坊間有些論點認為，廢除核電可以經由電業自由化來完成。

電業自由化與廢除核電並無任何關連。以80年代在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主政下，推行電力自由化、民營化的英國來看，於福島事件後，英國只是決定更新核電機組，而拒絕廢核，同時在民營化後，電價不但沒有下跌，2012年與1990年相比，電價還成長了一倍。而日本早在數十年前就開始進行電力公司民營化，並於1995年開始，推動更進一步的自由化，但關閉核電是由於福島核災後群眾抗爭的壓力，並不是自由化所導致。

只有推動安全潔凈的再生能源取代燃煤和核能，才可以真正做到廢核。臺電私有化後，能源產業的老板只會利潤至上的邏輯運作，是否廢核只會視乎燃油價格。當國際燃油價格未來再上升時，核電有「市場需求」論調會再甚囂塵上。再者，電業自由化後，資本家更會服務軍火商對核能的需求。只有打倒利潤至上的市場製度，建設民主計劃經濟，才可以發展安全潔凈的再生能源，避免核災難和空氣汙染繼續破壞全球。

全臺五萬人遊行　反對核能發電

三月十四日（星期六）是一年一度的反核遊行，是日本福島核災四週年紀念。馬政府在群眾壓力下，宣佈核四封存至2018年。這可算是多年反核運動的一小步勝利，但距離全面廢核仍有一段距離。群眾要求直接停工，全面廢除核電。

全臺灣估計有五萬人參與遊行。臺北遊行於凱達格蘭大道集合，有約三萬人參加，大會主題是「告別核電、能源新願」，較過去更強調使用節能技術及再生能源。這是回應政府說廢核會令供電不足的謊言。此外，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擔憂，現時無處存放的核廢料送至國外處理後，有核武價值的材料會被抽走，其餘部分最後還是會送回臺灣。

年輕學子、青年工人及至整個家庭都有參與此次遊行，其中以青年人為多數。參與的團體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學生團體，政黨，例如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綠黨、樹黨等，提出「廢除核電」、「發展綠能」、「投資再生能源」、「核電歸零」等。還有蘭嶼居民的團體到場聲援，拒絕臺電公司將核廢料存放於蘭嶼上。

工國委（臺灣）今年在遊行中舉著「全面廢核　不要重啟　反對臺電私有化」的口號。臺電公司目前的弊端，是因為管理官僚化造成，令經費浮濫編列，貪汙腐敗，沒有效率。資產階級媒體、學者及政客藉此推動中油臺電甚至臺水私有化，以此讓財團圖利。但是，油電若落在財團手中，資本家會把持權力操控政府及社會，長遠來說電費只會增加，而資本家會迫使政府推出各種優惠財團的政策。臺電公司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組成獨立的委員會從下而上民主管控，打破現時的官僚製度。只有建設民主計劃經濟，才可以發展安全潔淨的再生能源，避免核災難和空氣汙染繼續破壞全球。

聲援韓國Hydis工人抗爭　團結鬥爭無國界

就在今年二月，5名首爾京畿道Hydis勞工赴臺抗爭，訴求元太董事會撤回關閉生產線與解僱勞工的決議，並與勞工代表進行對話協商。二月來臺期間獲得臺灣部分團體的支持協助，在二月十二日遊行抗爭，一行有上百名聲援群眾支持，當中有工會團體、學生團體及至支持抗爭的運動者。

實質上跨國資本對基層工人的剝削其實不分國界，勞動者們之間必須努力團結避免分化。此次韓國勞工來臺行動，得到臺灣學生及勞工的聲援，正是亞洲的無產者實踐跨國連結。

工人被剝了三層皮

原屬韓國現代集團的Hydis，在1998開發廣視角(FFS)技術，取得專利權，是一個營業額約為新臺幣288億元，擁有1,719名勞工的企業。在02年的企業倒閉潮之下現代集團拋售Hydis給中國京東方(BOE)，京東方在06年賺飽後宣布Hydis破產然後落跑，營業額暴跌到僅剩約52億臺幣，並使得600名勞工因此失去工作。

緊接著在07年臺灣永豐餘集團旗下元太科技（E ink）併購Hydis，持有95%股權，入主後向工會立下「絕不會賣掉廣視角專利」及「即使賣掉股票都要好好經營公司」的承諾。

但是，就在今年，永豐餘集團的元太科技突然在臺灣的董事會片面通過關閉韓國Hydis生產線的決議，但卻要繼續占有廣視角專利技術。工會指出，元太科技併購Hydis後，依靠Hydis的專利授權獲取利潤，卻不願將所得投資於提升生產設備與勞工身上。從2008到2014年，Hydis在生產線的支出僅佔銷售額的2%，只堪作汰換維修，無法更新設備。工會指控資方是計劃性的惡意關廠。元太科技只要專利權，罔顧工人的工作權、生存權，全面關閉生產線將會沖擊Hydis的400名受雇者和400名Hydis外包勞動者。工人被剝了三層皮──被剝奪專利技術、工作權，還有勞動者家庭的生存權！

第二波升級行動

在二月的第一波抗爭結束後，隨即三月底擴大動員規模，有30多名韓國工會代表來臺抗爭，聲言若行動沒有具體成果，不願輕易離開臺灣。此次有連續數波的行動，其中又以26日的遊行抗爭規模最大。沿路更經過永豐餘董事長何壽川住家，因遭警方阻擋，群眾將印有何壽川臉孔的標語貼滿了豪宅的圍牆。當天夜宿在永豐餘總行前，並於隔日突襲位在臺北市信義路上的永豐銀行東門分行，以佔領行動大喊口號：「撤回關廠」、「撤回解雇」，並搭配韻律舞蹈，維持二小時，試圖讓永富餘無法再對勞工的訴求視而不見，並讓臺灣方面的勞工認知到資方本質，要逼永豐餘總裁何壽川出面面對問題。在行動尾聲，韓國工人們一同合唱中文版《勞動者戰歌》後宣佈結束此次的佔領行動。在臺抗爭期間，在韓的Hydis工人也同步進行抗爭中，Hydis位於利川的生產線將於3月31日關閉，來臺韓國工人27日下午也將返韓回歸抗爭主場的隊伍中。

資本剝削無國界　工人團結鬥爭無邊界！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日，跨國資本對於各地勞動者的剝削隨著資本流動四處肆虐，不分國家民族。以臺灣資本為例，在中國，東南亞都為著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將資本大量輸入其中，壓榨當地勞動者，破壞當地的自然環境，再將這些暴利輸送回臺炒作房地產，炒作各類投機事業，並掌控臺灣政治發展，造就了臺灣今日高房價、低薪資。

如此脈絡發展，豈能說與我們無關？跨國資本透過剝削廉價勞動力，將其利潤再輸送回本國炒作本國投機事業，受害的都是無產階級。

資本的剝削是跨國性的，因此我們必須在世界各地建立工運及工人群眾政黨，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國際的工人鬥爭，結束這個壓榨世界絕大多數群眾的製度。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訴求：

反對關閉Hydis公司，反對解雇Hydis工人
國有化Hydis公司，收歸工人民主管控
國際團結聲援韓國Hydis工人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臺灣：反對洗腦的民族主義課綱

在教育部指示成立下的所謂「檢核小組」大幅度的修改了原有的歷史課綱，尤其以臺灣史的部分為重，且並未召開正式會議討論，而是由檢核小組內部通過後，付交教育部召開課審大會審查通過才公布。各界人士和民間團體針對資訊不透明、黑箱程序與內容爭議提出強烈質疑和抗議。

七月三十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自殺身亡。他在自殺前一星期沖入教育局抗議而遭受政治檢控，飽受精神困擾，另一自殺原因是他想「以死相諫」引起公眾關註。事件引起廣泛的同情和義憤，不少公民組織在當晚再次沖入教育局抗議。八月二日下午，教育部周圍被上千名公民團體成員包圍，民眾高聲呼喊口號：「挺學生、護民主、撤回黑箱課綱、吳思華下臺！」八月五日，臺北市教育局宣布採用舊課綱，並開放臺北市內所有高中重新選書，若有採購上的損失教育局將負擔必要費用。學生撤離教育部解散抗議。

在新課綱之中，大量的灌輸以中華民族主義為中心的歷史觀點，試圖將此國族認同強加在高中生之中。有教科書更誇贊「中國國民黨是健全、民主、清廉的政黨」，令人想起2012年香港政府在國民教育的教材中提到中共是「團結、無私、的執政集團」，臺灣學生可說是受到2012年香港反國教運動的啟蒙，發起課綱運動。現今的馬英九政府想利用教育來抑製臺灣年輕人追求獨立的情緒，合理化與中國的商貿來往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由於愈來愈多年輕人抗拒中華民國的愛國主義，新課綱反過來激起年輕人對臺灣獨立的渴求。

這個新課綱的製定，從未有過廣泛的民意基礎，也違反了今天臺灣青年及多數群眾的意識。教育部長吳思華堅持不退回課綱的立場上，馬政府強硬執行，姑且不論未來事態如何發展。可窺見的是，今日的馬政府仍試圖透過各種方式來推行與中國更加緊密的自由貿易政策，教育便作為今日的工具之一。

藍綠也不是反課綱的政黨

馬英九政府及國民黨藉此批評民進黨利用學生搞鬥爭，企圖指控民進黨在背後操弄這場運動，從而令群眾誤以為這只是藍綠兩黨的權鬥。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利用事件引發的同情獲取政治資本。從過往太陽花運動及其他社會抗爭都知道民進黨不會真正支持運動抗爭到底，今次蔡英文與學生會面期間也只是勸學生盡快平息事件。在民進黨執政期間，課綱的歷史觀也會美化民進黨的角色，掩蓋其新自由主義的反工人政策，反無視美帝國主義對臺灣的經濟操控。

兩大資產階級政黨都想在此爭議中，攻擊對手而為明年的選舉鋪路。但從民進黨今日的態度上我們可以看見，在臺灣人（尤其是年輕人）的獨立意識愈發高漲之時，蔡英文作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在未來兩岸關係表示仍會「維持現狀」，與她想爭取的年輕支持者的想法完全背離。

民進黨的階級基礎是臺灣資產階級，這些人都想加強與中國的商貿來往，令民進黨在壓力下淡化臺獨訴求，不敢得罪中共政府。那試問我們怎能期待民進黨能在反對這中華民族主義的課綱上鬥爭到底呢？怎能期待民進黨可以實現臺灣民族自決的願景呢？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路線下，臺灣的資產階級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代表之一，又怎麼能在民族問題／統獨議題上得罪中國呢？一旦得罪了中國民進黨就同時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利益。

民主製訂教育課綱

以臺灣資產階級歷史舉例，忘卻了二十世紀中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對臺灣群眾淪為廉價勞動力所承受的壓迫，跨國資本／重工業逐利式的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危害，也將過往臺灣左翼的歷史輕輕的ㄧ筆帶過，在社會類的教科書中也將許多右派論述正當化於其中，企圖將每個受教育的學生培養成資本主義市場的擁護者。這些都是資產階級在意識型態上奴化受壓迫群眾，對其作出柔性壓迫。那試問我們如何翻轉這樣的關系？

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統治階級往往把教育作為政治工具，灌註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不論是今次課綱的中華民族主義歷史觀，還是擁護資本主義市場製度的經濟學，還是保守忌諱的性教育都是如此。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要求全面取消新課綱。教育課綱應由學生及教育人員成立民主的委員會，由下而上民主製訂。第一步是需要由下而上組織戰鬥性的學生會，學生組織起來加強對校政的影響力，在必要時發起抗爭。

工國委中港臺支部第二次大會完滿結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舉行了工國委（CWI）中港臺地區的第二次大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會議。與會者相當年輕，而大會討論以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即時傳譯，表現了工國委在中國和該地區的跨國性。在大會最後，來自從臺灣到印尼八個不同民族的與會者，以不同語言合唱《國際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種成就。此外，大會募集了港幣$4,990的捐款，也強烈表現出工國委中港臺的工作是認真的。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過去的一年充滿著動蕩，有香港雨傘運動的結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國經濟危機。

鄧美晶就香港局勢發表引言，她表示「雨傘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最大的群眾運動」，而「在這場鬥爭結束後，社會危機進一步惡化」。她說：「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擁1.5萬億港元的財富，比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還多。」政府一邊說貧窮人數正在下降，但在職貧窮的人數卻不斷攀升，那是因為官方把貧窮線設定得相當低。

雨傘運動沒有贏得真普選這目標，因為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由一個革命運動推翻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雨傘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無論泛民黨派、學生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提出一個從根本上去變革的綱領，而單純的占領策略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自運動平息以來，對立的局勢依然繼續。政府以打壓的手段進行「消耗戰」，例如在港大副校長的任命上阻撓陳文敏上任。但就如鄧美晶所指，政府擔心會再度觸發群眾運動，因而沒有信心在短期內通過廿三條立法。

來自香港的Nathan報告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和難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勞再度發起抗議，突顯了香港雇傭條例的不平等和歧視性。 Nathan解釋道：「外勞團體在九月爭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離，外勞的情況更為嚴重。由於現在香港未有標準工時立法，外勞每星期工作60-70小時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願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實上，外勞工資過去17年來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國每五天就產生一個億萬富豪，同時每五天就有41,000名農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氣汙染相關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

中國的討論是大會中最好的一節，帕莎就此題目發表引言。而中國大陸的同誌也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了大會。

帕莎解釋道，中國龐大的民工群體工資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了21.7%，後者的升幅主要來自於住房開支。住房開支目前占農民工總生活費的50%左右。這是在今年經濟危機全面襲來前的情況。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個月的經濟衰退令勞資糾紛大幅增加，總共爆發了1,642宗罷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罷工數字為1,379宗，而2013年則是656宗。超過75%的罷工事件是由於拖欠工資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況，過程中蒸發了40%的市值。債務、產能過剩和通縮水平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是更深遠的經濟困境的癥狀。

工人罷工

一位任職店員的年輕人Gary說，中國官方工會只是代表公司利潤或國家「維穩」。因此官方工會的威信極低。 2010年廣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罷工年是一個轉折點，官方工會獲得「黑色工會」（指他們與警察勾結）的稱號，這比「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更不堪。

他引用一個訪問廣東省工廠工人的民意調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誰是他們工會的領袖，而95%的工人從未參加過工會選舉。這數字駁斥了中共宣傳聲稱工人可以選擇他們的工會分會理事長的說法。

非政府勞工團體經常支持工人鬥爭，為他們提供意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說過，只要工人不要激進起來，不要與政府發生衡突，就不會受到鎮壓。」Gary說：「但現在改良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也受到鎮壓和禁製，所以除了激進化外別無選擇。」

大會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社會主義者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以及日益升溫的自決訴求。這點與近年世界的事件不無關系，包括烏克蘭的內戰、克裏米亞被並入俄羅斯、工人階級因反緊縮而令蘇格蘭獨立情緒升溫、加羅隆尼亞的事態發展等。來自香港的Jaco解釋道，若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領袖沒有對俄國少數族裔的民族訴求采取敏感的態度，工人階級並不能在俄國革命中取得勝利。俄國革命領袖依據群眾的意願保證分離權，將​​受壓迫民族爭取到自願社會主義聯邦的理念之下。

他說：「在中國，習近平為了鞏固統治權而推動大漢民族主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文化壓迫、監視宗教場所、禁製各種衣著服飾和宗教儀式，這些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令局勢緊張，為恐怖主義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壞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例如修建大水壩，也令獨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漢民族主義

習近平推動大漢民族主義，加上中國經濟力量擴張，為臺獨情緒提供養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間。同時，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解決。 「今天臺灣已經接近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獨立，但仍持續受到中國的壓力。」Jaco表示：「獨立派，即使是當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國主義的目光。他們集中在修改國號和憲法等次要的問題上，但沒有指出哪個階級、什麽國家行使權力、怎樣的運動才能帶來出路。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出路。」

來自臺北的Vincent概述了臺獨陣營裏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說，有親獨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國家」而爭取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成分，利用反中國人的論述爭取支持。

Vincent說，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獨勢力正在增長，他們正確地批評馬英九的親中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泛左或反資的論述。但這批左獨團體中，有些誤以為日本軍事化可以製衡中國，因此在這方面的立場就顯得雙重標準和混淆不清。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進行鬥爭，並在國際上團結起來，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為真正的自決掃平道路。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獨的民族自決，作為全亞洲乃至全球反資鬥爭的一環，為東亞的自願社會主義聯邦奮鬥。

大會其他部分亦討論到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的選舉運動，以及建立黨組織的關鍵要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國際書記處秘書Tony Saunois通過視像會議就國際展望發表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大會的討論令我們的政治分析更為尖銳，為建立中國乃至更廣泛地區的真正社會主義力量打好基礎。

八萬人參加臺北同誌大遊行

此次第十三屆同誌遊行，主辦單位預估約八萬人參與，主題是「年齡不設限－解放暗櫃・青春自主 No Age Limit.」，主辦單位指出：青少年與老人都因社會對年齡的期待與要求，以及未符合生育標準，而被忽略情慾的需求。社會對於「可生育」的情感追求，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因為性多樣社群不可生育或選擇不生育的狀態，也被視為一種不合理的存在。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遊行裡提出：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歧視LGBTQI，打倒父權資本主義。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LGBTQI在社會的不平等地位根源自資本主義家庭私有製，作為鞏固剝削製度的一種手段，這包括維繫異性戀霸權及核心家庭概念。因此，臺灣的性平權運動必須連繫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與國際上的性少數團結，更進一步推動社會製度上的變革，才能真正消除對性少數的壓迫。

這次，民進黨仿效美國歐巴馬吸納粉紅選票，首次參與同誌遊行，蔡英文也發佈了一則支持婚姻平權的短片。此舉的確吸引了不少LGBTQI群眾的關註，但究竟未來能否實際落實，仍是未知之數。民進黨立院黨團也始終未有明確表態，僅有四位立委支持多元成家。

在遊行中也可見到時代力量、自由臺灣黨與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動員支持者參與。綠社盟也強調推動婚姻平權法案的立場絕不改變，並以文宣短講懇請遊行群眾投票支持。

社會主義者認為，要徹底消除社會對LGBTQI的歧視，就必需令捍衛LGBTQI權利的運動變得更具抗爭性，向群眾宣傳和揭示性傾向平權與性別平權的意義與同誌族群所遭受的壓迫，拒絕資本財團使運動商業化，拒絕淡化運動的政治色彩，將所有受壓迫者團結起來，為反對父權資本主義的運動共同鬥爭！建立民主社會主義的替代！

臺灣：抵抗荒誕的恐同勢力

近年來，臺灣的群眾肯定對於護家盟之類的團體不陌生，尤其是LGBTQIA的朋友們，更是熟悉這類團體。護家盟這類團體總是高舉著宗教倫理、傳統婚家製度，甚至以偽科學來攻擊同誌運動的訴求，又用一些荒誕的恐嚇言辭（例如：社會崩壞、人獸交、異性戀會變成同性戀）來恐嚇不了解議題的群眾，但又時常以偽善的態度說他們尊重同誌，但卻要將傳統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家庭價值強加在同誌朋友身上，更甚至想透過宗教手段讓同誌朋友改變性向，委屈自己做個異性戀，這是什麼樣的尊重？這是虛假的、歧視的，並非是真正尊重同誌朋友的自主性與需求。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宗教自由，但反對右翼教會勢力拿著宗教倫理的大旗來壓迫歧視他人，這樣的保守勢力是為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服務呢？

父權資本主義家庭私有製

這些保守勢力不一定真的曉得他們擁護的價值到底代表了什麼。出發點可能是因為宗教教條，可能是因為傳統觀念束縛，更有可能是出於自身對於同誌的歧視，或者更可惡的是對於少數族群的惡意打壓。姑且不論這些區別，他們最終的表現都是反對同誌運動的訴求，造成了什麼效果？鞏固了現在的父權資本主義！例如他們反對同誌婚姻，令同誌以家庭單位申請社會福利及服務就更困難。私有財產製度需要婚姻製度來進行財產繼承，以鞏固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些反同誌的言論往往支持著保守的政治和經濟政策。

多元情欲自主與同誌運動的方向

不可否認，現在婚姻平權的訴求已成為同誌運動的主流。我們社會主義者當然支持婚姻平權，多元成家等訴求，的確有不少同誌朋友也想要結婚成家，我們不能忽視。只要是在雙方或多方的自主合意下，我們都不應禁止又或汙名化，而應該給予尊重。婚家對於部分人來說是歸屬是支持系統，對於部分人來說是壓抑與束縛。我們都應看見他們的需求，並給予保障。

同誌運動又或者說性別性向的平權運動更應該與世界上的勞動者、少數族群，以及一切的受壓迫者團結一致共同鬥爭，為什麼呢？因為都有共同的敵人：父權和種族歧視的資本主義製度。它壓迫我們的自由，剝削我們的生活，竊取我們的勞動成果，荼毒我們的未來（環境／食安），也因為我們都有共同的利益：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世界。資本主義活一天，受壓迫者的痛苦就多一天！

12月9日南山罷工現場訪問

受訪者一：Ｗ先生（化名）──
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往後的人！

我在南山服務超過十三年了，我是少數有賺到錢的業務員，很幸運的可以在臺北有個房子。但是現在新進的業務員很可憐，很多做不到兩年就離開了。每次都被公司的業績競賽壓得喘不過氣，結果也沒有賺到什麼錢，而且公司在Ｅ化後大量的裁撤內勤員工，把內勤員工一個人當兩個人在用，很可惡。真的要站出來對抗潤成集　團，才可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而且現在公司瘋狂的要求業務員要販售躉繳型商品，企圖藉此美化財報，博取上市許可。在我看來現在的潤成集團簡直就是把補足社會保險不足的私人保險當作金融炒作工具來藉此牟利！

而且（潤成集團背後的大老板）尹衍梁良好的政商關系人盡皆知，之前還在媒體上沽名釣譽，結果背地裏就是這樣壓榨勞工，政府也只會互踢皮球，沒有任何作為，逼得我們不得不出來捍衛自己應得的權利！我會站出來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往後的人，為了要讓他們得到應得的保障！

受訪者二：Ｊ先生（化名）──
不怕抗爭，堅持到底！

我從民國８７年就加入工會了，當初會加入工會就是因為當時的資方ＡＩＧ集團要片面的更改勞動契約，惡化勞動條件，試圖將我們的身分從雇傭關系改為承攬關系，因此我們發動了上街抗爭。後來在跟資方談判的時候，調解的立委就說我們可以組織工會，資方代表竟也表示樂觀其成，因此我們就開始籌組了工會。

後來在民國９４年資方故技重施，又弄出惡化勞動條件的新合約，想要規避勞保勞退等責任，藉此省下大筆支出。潤成入主後，問題仍然不能得到解決，潤成更用大批的法務人員來控告工會幹部，甚至不斷提高考核標準藉此來開除業務員，真的很可笑。潤成一方面說我們是承攬關系，一方面又用雇傭關系來要求業務員，哪有承包商需要考核的？

考核是只能用在雇傭關系中的資方權利事項。潤成需要承擔責任的時候就說業務員是承攬關系，潤成想要更多收入的時候就把業務員當雇傭關系看。現在的潤成就是只想賺錢不怕臭名，逼得我們不得不出來抗爭罷工，不然這麼冷的天氣誰要出來啊！過去南山人壽說的「誠信第一，服務至上」，現在早就被新資方潤成集團糟蹋得一文不值了！只要資方不出來面對問題，不出面解決問題，我們絕對抗爭到底！我們抗爭的強度取決於資方的態度，資方如果繼續這樣坐視不理，我們絕對會升高對抗強度！

受訪者三：Ｃ先生（化名）──
南山是我們的成果！

去年公司賺了２１２億，竟然也不分給我們一毛，已經非常久沒有調薪了，１０３年資方更一次裁撤了內勤員工２２５人。很多內勤員工身心俱疲，一人要承擔超量的工作，時數竟然也沒有算進加班費！資方現在仍不斷透過各種手段分化業務員，分化內勤，更透過派遣工來壓低內勤的勞動條件！我的談來的ＣＡＳＥ大部分都是我的親朋好友，如果沒有我，南山哪有這些錢可以賺！我們這些年資高的業務員，每個都像流動銀行一樣，能力都很強，南山能有今天，是我們打拼出來的！

勞動群眾在臺灣的困境與出路

距離民進黨可預期的勝選，已不到一個半月。身為關心社會議題的你，可曾問過自己：民進黨將把臺灣帶向何方？勞動者和青年的生活能有什麼改變？不要意外！蔡英文將來要做的事情也相去不遠，朱立倫當然也是一樣！新自由主義是他們信奉的教條！在這一教條底下，勞動階級和基層青年都將是陪葬品。

臺灣勞動者陷入貧困

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10月失業率為3.90%（45.5萬人），這代表了45萬個家庭。在臺灣政府的計算底下：許多非典勞動者都非失業，許多打零工的甘苦人也不是失業，許多因為就業環境惡劣而不願就業的人也不算失業，經過修飾後的數字都是45萬人了，那真實的數字是更高。

引用財政部於今年六月的「大數據薪資分析」報告，2014 年有近 2 成受雇人口年薪在 25 萬元以下，有約6成5受雇人口年薪在 55 萬元以下，但王如玄炒作軍宅就可以輕松獲利1380萬，朱立倫光是現金存款就已有2,567萬加上珠寶及證券就身家破億，2011年郭臺銘透過剝削中國血汗工人輕輕松松就像買菜一樣買了4億的私人豪華飛機，以及10億的豪華別墅。這樣的例子罄竹難書，身為勞動者的你，難道不憤怒嗎？身為中產階級，生活卻越來越困頓的你，難道不憂愁嗎？你老老實實的做人做事，非得努力工作才能換得溫飽，但那些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禦用政客卻踩著我們的血汗享盡榮華富貴！勞動群眾仍必須做得要死要活，中產的工程師犧牲健康丶血汗爆肝換得一個相對高的薪資，結果是拿一生的健康當代價。

在臺灣，還有許多家庭不堪負荷照顧重病長者的精神與經濟壓力，因而發生令人悲嘆的人倫悲劇。這是階級性的問題，富有家庭可以將重病長者送到高級療養院，中產家庭將此重擔交給家庭照護工，基層家庭只能自己扛起擔子，悲劇也多發生在為數最多的基層家庭中。公共的醫療資源和護老服務匱乏，因為政府將這些服務市場化，將長期照護的責任丟給個別家庭。藍綠兩黨推出的方案也只是畫大餅，空泛而看不見牛肉，仍然不願把長照的責任由國家透過向富人課重稅承擔起來，藉以建立長照的優質公共化。在藍綠兩黨的這種騙票政策下，受害的將是所有的基層家庭，以及月薪只有15,840的家庭移工。

臺灣經濟步入衰退

今年由於中國經衰陷入衰退，臺灣出口也以連續下跌十個月，為未來做了一定程度的預示。臺灣出口貿易高度依賴中國，位居世界第二，兩岸雙邊貿易占臺灣所有對外貿易的40%，對中國的投資也占所有對外直接投資的84%。根據財政部最新的進出口數據，今年前10個月臺灣出口同期比衰退9.6%，至總額 1,158.9 億美金，11月出口比起去年同期衰退 16.9%。在這背景下，臺灣綜合研究院最近將經濟增長的預測下調0.98%。

臺灣高度依賴的中國經濟市場成長也不斷衰退，成為亞太區乃至全球經濟的一個計時彈。如果你認為臺灣只要不依賴中國就能躲過沖擊，那就錯了，資本主義在今日已經是全球化的共同體，美國的次貸風暴波及全球，歐洲接連陷入金融風暴，全球性成長衰退至今仍陰魂不散，在08年看似躲過危機的中國其實是以大量債務驅動成長，只是將危機的時程表向後推延，代價是更大規模的債務危機和產能過剩。未來經濟危機來臨時，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將會進一步打壓工人，要工人階級做這場經濟危機的替死鬼！現在中美與臺灣政府都以拯救經濟為名，推動TPP和貨貿等新自由主義協定，就是為資本家掠奪工人財富作好準備。

TPP是美國向勞動者施加的桎梏

藍綠兩黨的領導人也都喊出臺灣一定要加入TPP，但TPP是什麼呢？TPP會強行敲開以往受保護的經濟領域的大門，讓資金炒作與投資長驅直入。無庸置疑，在TPP的協議下，臺灣政府要承諾盡一步打壓工人權益，國企會被私有化而裁員，工作職位會流失，非典型勞動會上升，薪資會有向下降低的壓力。

TPP限縮國家管製市場的權力，跨國企業有權控製政府造成經濟損失。所以在TPP之下，控管藥品價格的行為就算不是完全非法的，控管的能力也會遭到嚴重打擊。藥價必會飛漲，等同是以法律確保了大型製藥公司的無盡利益，卻危害一般民眾的健康。政府的采購規範也是TPP的重大議題。TPP也幫助跨國公司更容易在招標流程中獲得經營公共事業或基建工程的合約，助長跨國資本壟斷。政府保障弱勢經濟部門的能力將大為限縮。例如，以後要是想扶植像是製造業這種能增加當地工作機會的產業，是絕無可能的。

TPP的目標是把農耕補助和農產品進口關稅完全廢除，或是至少廢除一大部分。在許多國家裏，無力與大型農業公司競爭的小農將被逐出市場，這等同是以法律保障大企業的支配地位。簡單來說TPP就是：讓跨國企業自由逐利，國家任何對於勞動/環境/人 權的保護，只要阻礙了資本家的牟利，都將被跨國企業的手拿下，管理民生必需的國有能源企業以及公共資源也都將走向私有化，由資本家掌控牟利。資本將更自由 的轉移流動，勞動者終將成為自由貿易下的犧牲品，一言以蔽之，這些區域自由貿易整合都是成就資本家的牟利自由，不是勞動群眾的自由，更是勞動者的桎梏。

拋棄藍綠兩黨，向資本主義說不！

未 相當有可能執政的蔡英文，曾多次公開表示她所崇拜景仰的政治人物是英國首相柴契爾(戴卓爾)及德國總理梅克爾。但我們要說：柴契爾(戴卓爾)在任時期大量的推行鎮壓工會及壓迫工人的法案，將英國帶向新自由主義。主張遵節政策的梅克爾，則令希臘等歐債小國陷入赤貧。她最主要的作為就是將資本家們一手造成的經濟危機，要人民群眾來承擔，來當資本家們的替死鬼。你意外蔡英文崇拜這樣的人嗎？

「英派」是絕對不能給臺灣帶來出路的，能帶給臺灣出路的是一個真正能代表勞動群眾的左翼政黨！這需要勞動群眾和先進青年組織起來，投入這場反剝削丶反壓榨的戰爭，組織一個代表工人利益的群眾政黨，以民主計劃的經濟取代為資本家的利潤服務的資本主義。

服務業工人如何受到剝削？

在我們這些七八年級生小時候，通常都會從長輩那邊聽到「他們」那個時代的故事來當做期許，不外乎「只要好好讀書將來出社會就會有知名的公司願意聘用你/妳」丶「只要努力工作25歲買車，30歲買房根本不是難事」丶「只要一間公司待久了，職位就會越升越高，薪水也會越升越高」，但當我們實際踏入了社會，我們才發現現實與夢想的差距。

很多勞動者（尤其是青年）因為身為派遣而待在一個位置五年無法升遷丶加薪，又可能跟隨一個自行創業的雇主在勞動上受到剝削，我們為了畢業而不失業而領22k，我們為了避面私人企業壓榨而將大好的人生托付於公務員考試，我們忍受甚至失業；這一切看似悲哀，卻已經是大多數七八年級生的日常。

派遣製度的剝削

在派遣製度下，簡單來說，派遣是一種由Ａ徵人，然後派與Ｂ使用的製度，從公司的角度來說這是為了逃避勞工法令的規管以及更容易裁員，造成了一些例如中間剝削丶雇傭的不安定與勞工間的差別待遇。

中間剝削：派遣公司藉由徵人後將人員送至不同的公司，而其中派遣公司收取多少傭金，卻是不會公開的；由目前派遣公司林立削價競次時有所聞，犧牲了到派遣員工的福利。
雇傭的不安定：派遣工由於為其它公司之員工，相對來說沒有資遣費的問題，故沒有相關法令保護時，資方裁員從不手軟。從2008年12月奇美電宣布提前解除轄下八成的派遣員工，估計約有三千名派遣員工失去工作，就可得知如果政府沒有相關法案保護或是沒有組織工會抗爭，那派遣員工的福利根本無人保護。
勞工間的差別待遇：即使同工同酬，在福利和獎金上，正式員工仍比派遣員工有著更大的優勢，例如在三節獎金丶旅遊補貼上；甚至是職災賠償上，由於正式與派遣員工資方資本額的差異，賠償金額可能添差地遠，而兩者的對立更會造成該公司勞方的難以團結。
工會籌組面對的挑戰：由於派遣工難受勞動法令保護，雇傭不安定而且流動率高，加大了籌組工會的難度，因此削弱了勞工在職場上的議價能力。但近年美國快餐店工人罷工，以及香港前年碼頭外判工的罷工，都可見到零散化工人組織起來抗爭是有可能的。
薪金和工時的剝削

工時過長：這裏想特別指出的是工時超過正常時數的剝削。勞動基準法第30條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周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但雇主仍有許多方法使其超時：

交派上班後或下班前的工作：例如有些工作內容刻意規定於上班前後完成，又或者工作時間九小時明定中間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但卻常因客人過多而沒有實際休滿。
責任製： 原本為完成工作即可，不用固定上下班的工作模式，但引進臺灣後老板常常安排過量的的工作內容造成員工在沒有加班費的情況下加班。此製度在勞基法的規範下本受84-1條規範其限定職業，但目前已泛濫至科技電子等行業。而有業績壓力的門市人員主管也常常以「業績不夠」來要求同仁假日上班。
金錢：目前勞動市場上的低薪，一般可回朔到2009年4月開始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那時由政府補助兩萬兩千元（也就是俗稱的22K）給企業聘請大學新鮮人，此後一般企業習慣以22K當作大學畢業起薪。
鬥爭才是出路

臺灣服務業工人受盡剝削和壓榨，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支持調漲基本工資，支持真正落實八小時工作製，反對派遣製，應該給予同工者相同的薪水丶獎金丶職災補償，結束強製性的加班製度。我們支持工人（尤其是年青人）加入工會，強化階級團結的力量，對抗資本主義的剝削。

二零一六年

南山工會投票通過罷工

11月28日，南山工會決定發起罷工，將是臺灣工運史上第一次的保險業勞工行使罷工權！工會為了奪回全體員工應得的報酬，抵抗資方片面更改勞動條件，反對不斷調降員工薪資，於是發起甲級動員，號召全國會員投票支持罷工及訴求。這在經歷了一周的全國會員投票後，南山工會得到了75％會員的支持（4,167／ 5,516）投票通過罷工，於12月9日開始罷工。

工會以高度團結為罷工開啟序幕。許多工會會員表示，在投票期間受到資方恐嚇，而資方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工會，打壓會員投票權。但是，工會會員仍展現高度團結。

根據工會於11月20日發出的新聞稿，罷工有兩項訴求：第一，反對南山人壽片面提高資深區經理的考核標準，其提高幅度達3倍之多；第二，南山公司章程中規定，如有盈餘應至少提撥1％作為員工分紅，而103年南山人壽稅後獲利達212億，今年獲利亦持續成長。南山企業工會要求內勤員工全面加薪1萬元，年終獎金加發1個月；外勤會員各項產品傭金率皆增加20％，年終獎金上限由原本的11％增加到15％。

工人國際委員會完全支持南山工會的訴求，我們會站在勞工一方展示團結。

南山工會邱副理事長表示：其中一項重大爭議，就是資方片面認定南山人壽的業務員屬於承攬關系，並非雇傭關系，試圖以此規避相關勞動法令，逃避應當承擔的退休金提撥等責任。在經歷了南山與勞保局的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也判定南山人壽內外勤員工，不論職位皆屬雇傭關系。但潤成集團南山人壽不承認此判決，透過民法提告137位員工，藉此來否認雇傭關系，並聘雇有國師之稱的陳長文律師來打壓工會的訴求，打壓員工的勞動權益保障。許多被告員工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在法律訴訟上的資源不平等，使得許多業務員處於弱勢，再加上當時的判決法官也不具主動調查的責任，只憑雙方舉證來做判決，許多業務員從未想過會與資方對簿公堂，因此舉證相當困難。

在經歷了二三十場的民事訴訟，南山人壽對外宣稱勝訴，並以此來否認雇傭關系。工會也曾與地方勞動局官員求助過，但地方勞動局官員態度相當官僚並親向資方，令工會相當氣憤也感到求助無門。

可見，法律訴訟往往是資本家打壓勞工的工具，因為資本家的財大氣粗可以用上許多資源在訴訟中壓垮勞工。單靠法律根本不能爭取公義，只有勞工組織起來發起群眾抗爭，才有可能改變不公的現狀！

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工會的訴求，要求資方承認雇傭關系，不能規避勞動法令及退休金等責任！

在民國98年時，AIG集團因為金融風暴而處分海外資產，將臺灣南山人壽向外招標，最後由潤成集團得標，掌控南山人壽。潤成集團向金管會承諾會保障全體南山人壽員工的勞動權益，但是之後卻對南山工會的訴求置之不理。工會代表和資方談判的過程中，資方更一直利用法律等手段試圖打壓工會，並在未經勞方代表同意下片面更改勞動契約，實在可惡至極！

從潤成集團接手後，南山工會經歷了18次街頭抗爭及示威遊行，但資方仍擺出高傲態度無視工會訴求。

南山企業工會依法與資方進行勞資協商，但多數訴求都遭資方拒絕，團協宣告破裂。南山人壽資方無視勞方的勞動權益，迫使工會必須「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今天南山員工已經不能再忍受漫長耗時的談判，因此，團結一致發動罷工鬥爭！

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臺灣支部）支持南山工會的罷工訴求，也將與南山工會勇敢的抗爭者們站在一起。唯有當勞動者們團結起來，意識到我們團結一致的強大力量，堅持到底，才能為我們的勝利開辟道路！南山人壽能有今天，是南山人壽的勞動者們共同打拼出來的，只有由勞動者們民主的掌控管理南山人壽，才能徹底解決潤成集團的惡質打壓與剝削，奪回勞動者的果實！

周子瑜事件：捍衛言論自由與民族權利

在臺灣總統選舉前幾日，韓國女子團體的臺灣成員周子瑜，因在電視上公開表示自己來自臺灣，並曾手持大韓民國國旗與中華民國國旗共同出鏡，遭到黃安的舉報。事件延燒至中國各大網路論壇，以及臺灣的電視媒體上，周子瑜的演出機會也被中國的地方電視臺一一取消。最後韓國經紀公司JYP為了挽救下跌的股價，及在中國的演出機會，向周子瑜施壓，要求她公開出面道歉。周子瑜拍攝道歉影片，表示：「中國只有一個，海峽兩岸是一體的，我始終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影片在臺灣廣泛流傳，使許多臺灣群眾對於中共更加不滿，即便不是支持臺獨的群眾，也對此事感到十分憤怒，對於支持臺獨的群眾，更是如此。雖然青天白日旗代表國民黨徽號，但由於國民黨長期以來的親中政策，令國民黨被群眾與中共政府劃上等號，成了懲罰的對象。從結果看來此事更催高了反國民黨的選票數量，尤其是民進黨，更成了反國民黨的最佳政治選項。

黃安近年因前往中國發展演藝事業，為討好中國執政當局，並配合中共反臺獨的政策，從去年九月開始不斷的舉報所謂的臺獨藝人，國臺辦ㄧ開始也站在鼓勵的態度支持黃安這樣的作為。也讓黃安食髓知味，狐假虎威，黃安並在網路上公開國臺辦給予他的感謝信，對於這樣充當中共民族壓迫的打手，絲毫不感到慚愧。周子瑜事件後，不少網民號召在黃安從中國回臺當日包圍機場抗議，令黃安抗議。

資本主義下言論自由不屬於每個人

對於周子瑜來說，表達臺灣人身分是她個人的言論自由。中共高度壓製國內的言論自由，演藝圈作為公眾關註的平臺，更是如此。藝人只要發表違背中共政策的言論，通通都會遭到封殺。即便是中國境外的樂團，藝人，只要對於中共稍加批評，也都會遭到取消表演機會，甚至拒絕入境，這例子不勝枚舉。中共為維持對內的高壓統治，不單單是嚴格管製電視平臺的言論，更是高度管控網路世界的言論，尤其是具公眾知名度的人物。

韓國經紀公司JYP也為了要維持在中國的市場，以及股票市值，維持利潤收益，周子瑜的言論自由也不得不被犧牲。即便是在一般的工作場所，勞動者的言論自由仍會受到資方及管理階層的打壓，舉個例子：假設你的公司沒有工會，你明天到辦公室大聲說要組織工會，資方管理人員就會馬上準備打壓你了。但如果郭臺銘對於政府的哪一項政策不滿意，他的意見馬上就會進到政府高層的辦公桌上，或者會成為今天電視媒體的一則新聞。這社會因為千百萬勞動者的付出才得以順利運作，但這個社會的主人卻不是廣大的勞動群眾！

民族認同是個人自由，不該被打壓！

周子瑜事件反映出臺灣人對國家自主權的渴求，抗拒中共對臺灣的政治和經濟抗控，加強了反壓迫的民族意識。不論是臺獨認同也好，或是中華民國認同也好，又或者是中國認同也好，民族認同理當是自由的。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任何民族的權利。我們反對中共對於臺獨認同的打壓，也反對大中華或大臺灣的沙文主義，因為後者等於剝奪其他民族的權利。不論是本國或外國政府都不應打壓禁止表達民族認同的自由。這類打壓不單是對民族認同的壓迫，更是對基本民主權利的壓迫。但同樣的，在臺灣仍存在著其他的民族認同，作為個人基本的民主權利，不論是怎樣的民族認同，都不應被打壓歧視。

現時挖角周子瑜的其他財團也只是利用事件作為炒作賺錢，在周子瑜聲淚俱下道歉時，它們是完全沒有批評中共的。周子瑜事件證明財團對民族權利和言論自由並無興趣，正因為它們為了開拓市場，令演藝文化成為統治階級的宣傳工具和搖錢樹。只有將演藝文化企業、出版企業和新聞媒體民主公營化，由公帑民主營運，擺脫財團的操控，才可以捍衛真正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權利。

從南山和大眾談起：金融業工運的啟示

金融業工運開始冒起。南山保險業員工罷工即將兩個月，工人團結起來，克服了資方分化工會的各種困難，成功迫使資方作出些許讓步，工會領袖都表示罷工強化了工會的成員數目、戰鬥經驗和工人的自信。資方於一月刑事控告六名工會領袖「普通傷害罪」、「妨礙罪」、「誣告罪」等，試圖打壓罷工，鎮壓工會。

此外，大眾工會於一月初舉行罷工投票，凝聚著1653名(84%)會員的支持；以及相應的高組織率，全臺大眾銀行約有2600名員工，工會會員就佔有1971人。原擬訂於2/1~2/5的警告式罷工，後因勞資雙方達成共識，罷工遂行取消。在大眾工會的團結抗爭下，成功的迫使元大金控放棄優離準駁權，不得濫行資遣解僱，加發留任獎金及保留工會保護條款。

金融保險業數位化與南山罷工面對的挑戰

資本家要實行金融保險業數位化的目的之一，是要進一步分散工會團結的力量，而且有藉口大幅裁員減低成本。在這波金融數位化的沖擊到來前，南山工會因過往種種勞資爭議的累積，因而發動史上第一次金融保險業的罷工抗爭。南山工會的罷工由去年十二月開始已持續一個多月，成功取得資方些許的讓步。

因其營收皆依賴個體分散的業務員的保單收入，不同於一般廠場具高度集體性及明確生產場域。集體勞工較服務業罷工將更容易集體行動，並終止整個資方的生產營運。再加上金融業科技應用的發展，過往由業務員實體代收的保費，如今已由銀行自動扣繳取代，使得如今南山工會更難以透 過罷工立即影響資方的營收。再加上南山資方對於內外勤的各種打壓分化，企圖阻止南山工會凝聚內勤人員對於多以外勤組成的工會的支持。

在未來更大的沖擊是金融壽險業的去中介化，資本家將逐步透過數位科技取代業務員。在現今南山資方已將保單商品外包給銀行通路販售，試圖從中降低對於業務員的依賴，主要目的便是縮減／規避未來對於業務員退休金、年資、勞健保等等責任，但更可從中發現資方明確的去中介化策略。

雖說保險業為政府特許行業仍有許多法規約束，但作為保險業的管理單位－金管會如今對於南山人壽的重大勞資爭議的不作為以及公開宣示推動金融數位化下，未來法規的鬆綁勢必也將一落實。

但此一案例並非個案，全臺灣的保險業務員將近三十萬人，光是南山就佔了三萬多人，近十分之一，如果南山工會的抗爭可以帶來一定程度的勝利或迫使資方妥協，那將為未來金融／保險業的工運力量帶來鼓舞及示範效應。

如果南山資方打壓工會，控告工會幹部，以及一切剝削勞工的行為得到默許，那也將使得其它壽險業資方群起效尤。在未來可預期的經濟衰退下，資本家們正規劃著如何壓縮成本，剝削勞工，維持獲利。那勞工若不要成為代宰羔羊，就勢必要加強工會團結和抗爭力量，建立跨企業的工會乃至跨行業的工會聯盟。

大眾工會：團結，迫使資方妥協

大眾工會的勝利主要是依賴工會的高組織率，八成四會員支持罷工這數字足以嚇怕自以為是的資方。再者，罷工不同於南山工會，雖同為金融產業，但銀行業的運作仍有一個集中的工作據點，工作模式更為集體化，勞工更能有效透過團結的罷工、集會行動阻礙資方運作。再加上合併案在即，使得大眾工會的抗爭可以在不久的時間內取得一定成果。

我們可以說金融數位化是當今推動銀行業逐步整併的重要因素，未來臺灣金融業的寡頭壟斷已看見跡象。元大金控併購大眾銀行便是一個例子，在併購後，元大將從全臺第十大私人銀行升到第七大，資本規模將從7,513億元擴大到1.2兆。隨著金融數位化，規模較小的銀行其分行價值將逐步縮減，未來銀行也必須提高對於數位化發展的投資，此項投資則需具備更大的資本規模，規模較小的銀行並無法順應此趨勢，未來我們可以看到更多金融銀行業合併的案例一一發生。資本壟斷在臺灣將更嚴重。

在併購過程中對於勞工權益的打壓，也引起了大眾工會的反彈，揚言發動罷工，原因是元大處處打壓大眾工會的權利和工作條約，合併後對員工權益最重要的「工會保障條款」竟全部刪除。而就員工退休方面，資方握有優離方案準駁權，可以規避對員工60億的退休金。

金融數位化促進企業整並

於去年九月開始，金管會正式宣布推動破壞性創新，意謂著由國家之手開始配合金融業資本家們著手進行金融業的數位化，數位化本身代表著對於人力需求的大幅度縮減，以及實體營運單位的裁撤，更重要的是，數位化的進程並非小規模資本的銀行所能推行，這同時代表著，新一次的金融業整併已經開始。

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破壞性創新，對於銀行業的沖擊最快，保險業沖擊最大。在破壞性創新（金融數位化）的推動下，銀行業的整併以及縮減分行將開始一一出現，保險業的去中介化也將開始成為趨勢，這同時代表著更多的金融業勞工將失去工作。工人階級需要討論下一步如何擴大組織和強化抗爭。

工會聯合組織、政治罷工、工人政黨

不論是南山工會的罷工或者是大眾工會的抗爭，皆是個別企業內部勞資力量的對抗；也都是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為爭取經濟利益／勞動條件的改善而發動的經濟罷工。但一個企業中勞動條件的變化，是受到政府整體產業政策及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階級力量的對比。

勞動群眾為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投入鬥爭，能推動階級運動的發展，提高勞動群眾的階級意識，甚至進而衍生具有政治覺悟的勞動群眾，經濟罷工在階級鬥爭的發展中能產生提高勞動群眾階級力量的作用。

目前，臺灣的企業工會理應透過工會聯合組織尋求更強大的聯合抗爭。以南山工會為例，共同對抗潤成集團及其背後的母公司潤泰集團，或者透過相同產業的聯合工會，共同對抗金管會長期以來與保險業資方聯手打壓勞工的態度及官商勾結的積弊。更需要大幅度降低工會的組織門檻。經濟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高達八成的勞動者皆在中小企業任職，中小企業平均雇用人數4.6人，現有的30人門檻扼殺了大多數勞動者組織工會的權利。

工會聯合組織將使得鬥爭力量更為強大，令工人更有效協調和組織鬥爭。但在今天的臺灣，工會聯合組織仍沒有發動總罷工的權利，資本家有各種聯合性組織及強大權勢可要求政府配合其私利，全體勞動者們卻沒有一個可以發動集體鬥爭的工具，藉此團結各產業各類別的勞動者共同對抗剝削打壓。

但在臺灣資本主義危機的狀態下，工人運動開始會面對更多政治問題，將經濟訴求連繫至政治訴求，甚至提出政治罷工。經濟衰退狀態下，未來工運將會面對政府更大力的打壓，甚至剝奪工人部分的民主權利來加強鎮壓力度。

臺灣將來如果面對政府的撙節政策打壓，工運開始提出總罷工的問題時，本身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政治罷工仍是不被法律允許的。前年十二月比利時全國150萬工人總罷工，部分工會就提出「不要比利時柴契爾」以至「打倒政府」的口號，因此歐洲工人已不能再忍受長年的撙節政策，罷工開始走向政治方向。

但更為重要的是，勞動群眾整體階級力量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實踐鬥爭的政治工具，上述的過程更需要有這樣一個政治工具來推動其發展，進而作為勞動群眾及一切受壓迫者團結鬥爭的凝聚點。臺灣資產階級有藍綠兩黨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勞動群眾在對抗資產階級的壓迫時，也必然需要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藉由這個工人群眾政黨來團結所有的受壓迫群眾，提出徹底改造社會的政治訴求：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

這個政治工具不是新社會的縮影，而是作為勞動群眾階級鬥爭的武器，更要成為勞動群眾奪取所有權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武器，藉此建立真正屬於所有勞動群眾及一切受壓迫者的民主，將一切資本收歸勞動群眾的民主管控，徹底消滅這個資本主義剝削製度。但如果沒有一個工人群眾政黨，徹底的社會改造，完全無法實踐。

電業私有化不是反核的出路！

核能發電帶來的危險性已經由車諾比核災至今無法挽回的生態浩劫，福島核災帶來的環境破壞和海洋汙染所證明，不論是距今已久的車諾比或者幾年前的福島，輻射汙染至今仍無法消除。「非核家園」一直是民進黨所主張的能源政策。反核當然是正確的方向，但是民進黨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是臺電的私有化！這不會解決核電所帶來的能源及環境災害，反而只會令其惡化。

回顧兩千年民進黨剛執政時宣稱要推行的停建核四，最後礙於國民黨的反對壓力，更是由於核四興建過程背後的龐大跨國資本利益（美國奇異公司丶石威公司；日本日立公司丶三菱公司，以及在臺電分包興建工程時承攬包案丶由國民黨控製的中鼎公司）當然更牽涉著臺灣工業資產階級對於低廉電力成本的需求。在美日帝國主義及臺灣資產階級的壓力下，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民進黨又如何能不妥協呢？

蔡英文的承諾是否真能兌現？

即便是十六年後的今天，臺灣資產階級多數仍高舉擁核大旗，在近幾年的反核聲浪中仍不時能看見許多資方團體及資本家站出來表態支持核能發電，並斥責反核運動；在各樣政策上都向資產階級靠攏的民進黨，又如何能堅持其反核立場，更有待檢驗。不論民進黨未來是否將會改變立場，最為根本的是如果要將廢核運動進行到底，需要的是廣泛的群眾運動，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承諾；電業自由化與廢除核電並無直接關系，許多國家電業私有化的例子已證明將電業交給私人資本經營，不但不能解決核能問題，反而還讓一般群眾承受更昂貴的電價。

在民進黨亟欲推動的TPP當中，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也在協定的要求事項之中。民進黨以廢核之名高舉電業私有化之旗，真實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將臺灣推向美國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區域整合，藉著反核的名義，實質的推動能源電力的私有化政策，以迎合美國帝國主義的需求，並為面臨著資本主義衰退利潤減少的臺灣資產階級開創新的市場。為一般的受薪階級，將成為這場私有化進程的犧牲品，如果今天的反核運動沒有與反對私有化的訴求連結起來，臺灣資產階級將進一步接管民生必須的能源用電，在你我身上多扒一層皮！在今天，我們就該舉起反對私有化的訴求，對抗資產階級對於群眾進一步的剝削！

為什麼我們反對電業私有化？

如果照民進黨所言，承襲馬政府的電業私有化政策，那未來將是由少數的大資本家聯合壟斷臺灣的電力供給。臺電國營的壟斷跟私人資本的壟斷是有著極大的區別的，前者肩負的是供給社會必須能源的公共服務責任，只是今天臺電中油在國營化下沒有民主監督和控製，才造成官僚化下低效率丶高浪費的問題。如果國營能源公司由民主控製，將可以由民眾製訂生產和合理的價格。但後者並非如此，作為私人資本，它的目的不再做為供應社會必須能源，而是營利的最大化！一旦私人資本掌控了臺灣多數的電力供給，那我們將面對的是更高額的電價，更加劣質的服務。

七十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倡導的公共服務私有化政策，在各國的實踐已經證明，它不能帶來更好的效率及優質服務，它帶來的是公共服務的破產，價格的高漲，甚至是群眾生活的大災難。以80年代在柴契爾夫人主政下，推行電力私有化的英國來看，電價不但沒有下跌，2012年與1990年相比，電價還成長了一倍。我們必須承認現有的臺電內部有許多亟需改革的積弊，但解決方法並非私有化，然而私有化也不能帶來好的轉變。

電力作為民生必需品，在私人資本的聯合壟斷中，我們可以看見的不會是各大資本集團為了競爭而提升品質減少價格，而是形成少數人的寡頭壟斷，聯合議定平均價格，藉此保障各集團能夠擁有的最大利潤，即便在這少數人的壟斷中產生了競爭，意圖獨占市場，那最後結果也將是一個大資本家決定你我的用電價格。臺電私有化後，掌控電力的資本家將以利潤至上的邏輯運作，是否廢核只會視乎燃油價格。當國際燃油價格未來再上升時，核電有「市場需求」的論調會再甚囂塵上。

核電與煤電的選擇題？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下，利潤決定一切，利潤就是一切！在今天已經有許多潔凈能源的替代方案不斷的被發明出來，但仍不能成為主要的發電來源，為什麼？正是因為這個市場經濟的邏輯，潔凈能源方案如果不能比現有的汙染能源帶來更大的利潤，「市場」不會接受，資本家不可能傾力投資發展。如果廢除核能的前提是提高石油煤炭的發電量，那結果也終將是加速地球的氣候極端惡化。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一個徹底的潔凈能源發展方案，這將會與這個資本主義利潤至上的邏輯背道而馳，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將面對更加嚴峻的氣候極端惡化，又或者是核能發電的高危險性與核廢料的汙染問題。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發展底下，已經沒有任何真正的出路！為了人類社會與地球環境的永續發展，反對核能與環境保護的鬥爭必須對抗現在的整個經濟製度－－資本主義！

廢核也要廢除資本主義！

面對核能的威脅，不單單是國家政策的一意孤行，更是由於資產階級對於低廉電價的需求，然而核能卻使我們活在高風險之中；電業私有化的推動，根本性的是要為資產階級開創新的牟利市場，然而你我卻要承受更昂貴的電價，更劣質的服務，核能的存廢卻也是未知數。廢除核電與反對電業私有化的運動，都是勞動群眾對抗壓迫和剝削的鬥爭，面對現在民進黨政府的上臺，我們反對核能發電的訴求一定要跟反對電業私有化連結起來！因為電業私有化能否達成廢核之目的並非必然，卻會先給我們帶來更沈重的生活負擔！

要廢除核能發電，最為根本的是必須讓群眾民主的管理能源發電，將臺電收歸為群眾及工人的民主監督控製，徹底解決臺電內部的官僚弊病，並且積極發展潔凈能源，來取消造成汙染的一切發電方式。這不是一天就能達成的目的，需要一場廣泛的群眾鬥爭，對抗整個政府的親資政策，並且提出民主管理監督能源發電的訴求。就像在日本福島核電事故發生後，之所以能夠迫使當時的日本政府停止一部分的核能發電，就是因為有一場持續而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但在近期因為日本安倍政府親向資本家的態度，為了提供給日本的大工業資本家更加低價的電力而重啟核電廠。日本重啟核電的例子已足以證明，只要電力企業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他們可以在核電廠關閉後重新推出，為盈利作出破壞性的政策，奪回群眾鬥爭的成果。在抗爭中我們不單單迫使政府廢核，更要奪回屬於勞動群眾的能源民主權利，不再讓核能發電繼續威脅我們的安危，不再讓造成空氣汙染的一切發電方式破壞我們所居住的環境，要讓能源電力的發展走向我們可以與環境永續共生的方向！這一切都需要將電力能源及主要經濟部門收歸在勞動群眾的民主管理下，實行民主計劃經濟，大規模投資發展再生能源，以潔凈能源取代核電和石化燃料。

臺北七千人上街要求廢核

今年是福島核災五周年，臺灣多個NGO組成的「全國廢核行動平臺」，在剛過去的周末於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發起反核大遊行，以「告別核電丶面對核廢」為主題，要求政府全面廢核並妥善處理核廢料，共有逾7千人參加。

工人國際委員會亦有參與臺北的遊行，打著「終結資本主義丶廢除核能發電丶反對電業私有化」的口號，是唯一個在現場反對電力私有化的團體。我們認為藍綠兩大黨都在反核名義下推動電業私有化，但兩者根本沒有實質關系，而臺電作為公共事業變賣給財團後，電力政策將會一小撮資本家控製，將會造成更多對民生的禍害。

蔡英文指目標要在2025年前令臺灣成為非核家園，先不論這十年內臺灣發生核災的可能性，加上屆時的政府很可能不會遵守承諾。經濟部對反核訴求的回應是「保留廢核時程方面的政策彈性」，就可見端倪。目前核四封存，但兩年後會否重啟仍未知之數。日本已經重啟多個核反核爐，而中國丶南韓及印度等國家為了資本家的利益已經在加速擴建核電廠，臺灣民眾又怎會安心將性命交給同樣為財團利益服務的政府？

經濟部表示，現階段再生能源（包括太陽光電丶風力發電）屬間歇性電源，未能全面取代傳統發電，又恐嚇電力需求成長會在未來造成缺電問題。這不過是一個藉口，因為在財團和政府的既得利益下，才沒有加大投資迫切需要的再生能源。福島核災的嚴重破壞並不會喚醒當權者，在災難後資本家及政府還是為了經濟利益而走回核電的死路。只有終結資本主義才能製止瘋狂的行為。

破壞性創新 金融業勞工的巨大海嘯！

2015年9月15日時任金管會主委的曾銘宗將該年定為金融創新元年，將對傳統金融帶來「破壞性創新」，來改變金融業面貌丶此舉將嚴重沖擊全臺金融業勞工。

而所謂「破壞性創新」就是將金融業實施所謂的去人力化，去實體化，運作服務線上化，例如以網路銀行取代實體銀行，或者以金融保險業為例：便是拿掉業務員這個保險公司與保戶的中介人身分，而以網路平臺直接連結保險公司和消費者，業務員在此破壞性創新中，便會失去工作。曾銘宗指出創新趨勢被沖擊最快的是銀行業丶沖擊最大的則是保險業，故此行為將一舉撼動全臺灣80萬金融從業人員的工作權益，這樣的政策本質上就是臺灣金融業的企業家們為了壓縮人力成本，減少營運經費，為追求更多利潤，將勞工當作犧牲品。在媒體和政府的吹捧下，破壞性創新實質上就是金融業的企業家們貪婪的遮羞布，以產業升級為名，行剝削勞工之實。

保險業公司裁減去了業務員後，單靠線上化的運作會令產品更不透明。

是創新還是壓縮成本？

在這政策下將徹底改變金融業勞工的組成結構，過往金融業勞工多以相關科系畢業的人員組成，在破壞性創新的浪潮下，現在金融業最需要的反而是產品設計師丶系統工程師丶數據分析師丶行銷與風險控製人員。但這都無法從相關科系直接培育，因此破壞性創新將會改變原有的就業市場，更會導致相關科系畢業生的失業率大幅提高，金融業原有的基層受雇者將面臨裁員，薪資下滑等沖擊。實際上，產業的創新升級與否從來都不是企業家們考量的重點，而是！利潤在哪？什麼方式可以創造利潤？如果創新／升級可以帶來龐大利潤，那他們將會徹底去做，如果不能，他們則會有百般的理由拒絕。

以歐洲為例，在破壞性創新的沖擊下歐洲十大銀行在去年下半年，僅僅六個月便裁員了十三萬名員工，整整超出金融風暴過後的2013~2014年的裁員人數總和。埃森哲諮詢公司預估2020年，全美國將有四分之一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機構將消失，而四成的消費金融業務將在線上完成。在全球經濟衰退和中國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臺灣去年GDP增長已下滑至0.85%，加上所謂的破壞性創新，我們可以預想到對於臺灣的金融業勞工將有多大的沖擊，傳統的金融業勞工求職將更加困難，也有政府官員表示在今年將有外資銀行會裁撤在臺分行，勢必又會留下一批關廠勞工。許多臺資銀行也紛紛傳出人力縮編的計畫，保險業也開始出現去中介化的趨勢，2016年不是臺灣更好的開始，將是更多勞工失業的開始。

團結一致！建立金融業的戰鬥性工會！

我們社會主義者當然支持科技與生產力的進步，但我們反對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與這樣的進步本身自相矛盾，它將創造更多的失業人口，讓更多勞工失去工作，家庭陷入困頓；資本家們卻得到更多利潤，社會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科技與生產力的進步理當為全體人類的需求服務，但如今！在這個資本主義的製度下，科技的進步沒有降低人類做苦力的需要，反而加強這一發展，而推動資本家們發展和應用新科技的唯一動力就是減低成本！就如同破壞性創新，它的確能帶來便捷的服務，但在這個製度底下，它將犧牲全臺八十萬的金融業勞工，來滿足少數幾個金融寡頭資本家的貪婪！

我們社會主義者呼籲全臺八十萬名的金融業勞工在這巨大變革到來之時團結一心組織工會丶加入工會，建立具戰鬥性的勞工組織力量以共同抵抗資本家們的打壓和剝削，為勞動群眾共同的利益團結鬥爭，為自己勞動階級的福祉共同對抗資本家們的掠奪。如果沒有徹底的反對資本主義製度本身，如同破壞性創新這樣的產業升級政策，都將使得勞動群眾成為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陪葬品！

座談會：南山保險業勞工的鬥爭

3月27日，工人國際委員會在臺北市景美舉行座談會，邀請南山人壽保險工會講解金融保險業勞工的困境與南山罷工的經歷。在場講者分別為兩位南山工會常務理事王尹彤及施少華，以及早前積極聲援南山罷工的工人國際委員會成員Vincent。

王尹彤常務理事談到民國98年AIG保險將南山股權賣出，最後二賣由潤成集團接手，不但不解決過去的勞資爭議，反倒更加強化對於工會的打壓，並透過各種法律手段打壓工會，並急欲規避應承擔的雇傭責任 。

南山罷工受到怎樣的打壓？

兩位常務理事都談到法律對工人的不公平。王尹彤憤憤不平說道，根據法律，如果資方要更改勞動條件，是必須要經過勞資協商，但資方片面更動南山業務員的勞動條件，也完全沒有被法律追究。工會在民事訴訟的官司上，由於資方有更多資源可以大量「舉證」，令工會節節敗退。施少華常務理事表示，南山工會罷工期間，只能設立罷工「糾察線」而不是「封鎖線」，勞工只能在公司門外勸其他人不要進入，但如果全面封鎖出入口的話會觸犯法例。公司也用法律打壓工會領導，王尹彤說：「現在除了我之外，其他理事都有罪在身，被控『妨礙自由罪』。」

南山資方也企圖動員一部分高年資的業務員來反對工會，刻意製造一些分化，例如說：動員下屬透過電話騷擾工會幹部。王尹彤常務理事：「我最不想見到的就是勞勞相殘！」

勞工抗爭的經驗

施少華舉出一些臺灣勞工抗爭成功的近例。例如，臺大的教學助理終於被承認是勞工的地位，可受勞基法保障，而世新大學也開始走向這個方向。之前高鐵工會宣布發動罷工，那些資方半夜開會也要談好條件，因為高鐵是全國很重要的運輸業，不能讓它停頓。」他又提到去年華航企業旗下的華潔公司，華潔工會發動罷工時設立糾察線，阻擋資方將貨運出，很快就迫使資方妥協。

王尹彤也分享到去年到訪南韓聲援Hydis電子業工人。Hydis工人曾經在2015年赴臺抗爭，反對臺灣永豐餘集團旗下的元太科技關閉生產線與解雇勞工。「當時韓國的工人叫我們穿雨衣，我們沒有在意，好吧就穿吧，豈料警察真的用胡椒水跟辣椒水和催淚瓦斯鎮壓。韓國工人保護我們，讓我們先撤退。」王尹彤表示：「為什麼南韓工會力量這麼龐大？因為工人真的受到很大打壓，知道一定要團結起來！就像近年臺灣工會好像興起了一點，因為臺灣勞動條件愈來愈差。」

施少華：「資本主義是什麼呢？唯利是圖丶為所欲為丶貪得無厭！」這句話由一位經歷過罷工的工人講出，的確是特別有說服力。他引用郭臺銘前年捐一百多億臺幣建設臺大醫院新大樓，但後來卻要占用大樓好一部分來作為自己的辦公室，建案也由自己的公司承包「就是左手轉右手丶沽名釣譽。」

工國委（CWI）Vincent表示南山罷工證明只要有具戰鬥力的工會，零散工人也可以組織鬥爭，令人感到很鼓舞。南山罷工也激發了大眾銀行威脅罷工，相繼的合正工會及豐裕工會勞工抗爭成功。工國委 （CWI）過去幾個月積極聲援南山罷工，舉辦了二十次街頭宣傳。Vincent解釋臺灣經濟依賴中國，將會因為中國經濟危機而受到影響，因此金融業與國家部門正在推動「破壞性創新」，就是以金融業數位化名義裁減員工，以節省成本。這將會打破無數工人的飯碗。「我們已經可以開始預示到未來如同元大並購大眾的案子將不斷產生……金融數位化的推動除了加速金融寡頭壟斷外，更是成為打壓工人階級的武器。」

「南山工人跑業務丶具專業知識丶服務客人，辛苦勞動，他們是實際運作公司的主人，資本家對公司運作卻一無所知，因此勞動者才是生產/經營公司的主人翁，也因此我們主張工人應該奪回經濟的擁有權和控製權。」

南海沖突──社會主義的分析

經過過去一年的升溫，隨著海牙仲裁庭公布裁決，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張關系會在未來幾周急劇激化。向常設仲裁法庭（PCA）提起仲裁的是菲律賓政府，屢次為爭奪島礁控製權而與中國爆發沖突的。中國當局則抵製這場自己毫無勝算的審理程序。

在朝鮮的核冒險政策及印巴關系持續緊張之外，南海沖突成了另一個重要的亞洲局勢爆炸點。全球兩大經濟和軍事力量在亞洲的碰撞是各區中最直接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南海已經變成太平洋東西兩岸之間「新冷戰」的前線。

沖突起因於雙方為控製無人居住的「巖石堆」——它們面積太小，不能稱為島──及其周圍水域。中國當局宣稱對「九段線」以內的海域擁有主權。這條向馬來西亞方向延伸的U形界線圈入的水面超過南海的80%。這一領土主權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和臺灣相沖突。

北京方面宣稱南海兩大群島——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完全屬於自己。而越南則聲稱對整個西沙群島（越南稱Hoang Sa）擁有主權。同時有另外四個國家聲稱擁有南沙群島部分島嶼的主權。

爭奪目的部分是為了海床下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自然資源。而且南海還擁有全球十分之一的漁業資源——來自中國、菲律賓、越南和其他沿岸國家的五百多萬漁民以此為生。糾紛國家之間屢屢發生捕魚船隊和海警的武裝沖突：印度尼西亞（與中國在納土納群島存在糾紛）和臺灣逮捕過中國漁民，而越南漁民也曾被中國和菲律賓扣押。

中國的崛起

但更重要的是，南海沖突的核心在於南海的戰略位置。按美國地緣政治專家兼五角大樓前顧問羅伯特 D. 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話說，南海是「連結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這是中美爭奪經濟、軍事和政治霸權的鬥爭，在它們身後各自跟著一群較小的地方勢力。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關鍵區域，東亞創造了超過全世界三分之一的GDP。中國在這裏取代了美國和日本，成為主要的經濟力量，但現在也面臨著大力的阻攔。

中國控製著整個區域的貿易。即便美國最親近的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亞、韓國以及最近的印度，也以中國為最大的貿易夥伴。2014年，中國與東盟（ASEAN）十國的雙邊貿易達到4,800億美元，超過了東盟與日本（2,291億美元）和美國（2,160億美元）的貿易總和。東盟成員包括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其中四個和中國在南海存在糾紛。

中國當局最近警告美國不要把南海變成「地緣政治棋盤」。這一個準確的詞語。但是北京方面的行動已經引起整個地區的緊張情緒，因而也從根本上為華盛頓在亞洲的地緣政治目的推波助瀾。

兩個陣營相互譴責對方將南海「軍事化」——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這場海上圈地戰爭的受害者是整個地區的群眾。隨著軍費開始的驟增、右翼民族主義的發展，人民不得不承受更大的負擔。

北京的戰略

美國的政策是遏製中國，並將較小的亞洲國家拉進親美國同盟。這得到了中國當局的錯誤策略的幫助——相比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中國的外交政策更多是為了應對國內形勢而製定的。隨著經濟放緩，中共越來越依賴民族主義宣傳，而為了應對黨內權鬥，習近平需要建立一個「強人」形象。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軍隊的清洗和改組。

習近平利用南海問題鞏固自己對軍隊的控製。同時他也在削減陸軍部隊，將大量資源轉移到海軍，此舉遭到了強烈反對。在國境之外，這些政策引發了恐慌，並為民族主義政客的反華表演提供了口實。隨著經濟問題惡化，中共政權內鬥越發尖銳，與國外帝國主義競敵的鬥爭也是如此。

除了推進海軍的發展，北京方面還在建設港口、飛機跑道和雷達站等軍用或半民用設施（所謂的島嶼建設），從而鞏固自己對南海關鍵位置的控製。美國軍方高層抨擊中國是在建造「萬裏沙城」。

北京想要以此建立起戰略緩沖帶，用來在未來沖突爆發時——例如在對臺灣問題上——抵擋美軍。軍事圈內廣泛討論著，一旦中國對臺灣發起軍事行動，美國可能會領導對中國的貿易禁運，就像二戰前羅斯福當局對日本所做的那樣。

盡管中國的海軍力量已經在迅速擴張，但是美國仍然擁有壓倒性的海軍優勢。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總結道，就算中國——目前全球第二大海軍力量——有可能趕上美國的軍事水平，至少在未來數十年內不會實現。美國擁有10艘航空母艦，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只有1艘）。盡管中國海軍在過去1個半世紀裏借助大規模投資有所發展，但美國仍然擁有巨大的科技優勢。

由於這種差距，北京為了在「後院」裏獲取勢力的平衡，正試圖利用在法律上對各方來說都很模糊的領土主權問題。它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所承受的經濟和政治成本將使主動權轉向自己這邊。這就是為什麽美國發言人譴責中國在實施「切香腸」的戰略。

為了還擊，美國以所謂的「航行自由」為借口加強了在爭議水域的海軍行動。同時，它也鼓勵菲律賓和越南等「代理人」國家加強對中國的防禦。

美國不斷加強在南海的軍事部署，並通過宣傳攻勢將中國描繪為侵略者和「破壞秩序者」，指望這能迫使習近平當局做出退步。但雙方的問題都在於，任何讓步都會丟面子，並引起嚴重的政治後果。這些政治因素最終來說比爭奪海面下的經濟利益重要得多。

對於習近平來說，在中國的領土要求上做出任何退讓都會激化國內權力鬥爭，並削弱他的民族主義威信。而對美國來說，它作為亞太地區首要軍事力量的權威岌岌可危。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就是，經濟和政治因素不斷削弱著美國的力量，正如我們在敘利亞和烏克蘭的沖突中所見到的。因此在華盛頓當局看來，美國決不能在東亞示弱。

帝國主義

一些敵對國過去也曾在南海出現過緊張關系，甚至發生小規模的軍事沖突，但今天的沖突具有不同的特征——這是兩個超級大國的實力較量。毫不意外的是，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從一場危機滑向另一場危機，加上民族主義與經濟保護主義擡頭，沖突尖銳起來並不是偶然的。中美關系越來越緊張，兩國在一系列貿易和經濟問題上發生摩擦。我們從美國總統大選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特朗普（Trump）對中國的攻擊。但是即便獲勝的是希拉裏，美國也很可能會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

經濟鬥爭不可避免地會轉變為軍事競賽。正如美國作家托馬斯 L. 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解釋過的：「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總是離不開看不見的拳頭。麥當勞的興盛離不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F-15戰機的設計者。那個維持世界安全讓矽谷科技得以繁榮的看不見的拳頭叫做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及海軍陸戰隊。」

就像在其他部門所做的那樣，中國當局正在模仿老牌的帝國主義勢力。過去的中國作為一個弱得多的經濟體，側重於發展國內的工業基礎。那時中國政府盡管沒有放棄領土要求，但采取了更有耐心的非對抗性態度。鄧小平將此總結為「韜光養晦」。

帶有九段線的地圖最早是由蔣介石民族主義獨裁政權在1947年公布的，然後被在1949年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采用。中共建立的所謂「社會主義」政權事實上是官僚化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它的立場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義的（保護統治階層的民族利益）而非國際主義的，盡管它有時也會對「國際革命」提供口頭支持。

在那時，大部分與中國發生領海糾紛的國家還在外國列強的占領之下。隨著群眾運動發展並趕走外國帝國主義者，中共政府為了和這些運動與政府建立友好關系（不是每次都那麽成功），便在南海領土問題上采取了低調姿態。後來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並在本世紀上升為超級大國，而整個地區的資本主義體製與野心勃勃的資產階級政權也獲得強有力的發展。這些情況改變了各國之間的關系。

因此，中共立場強硬，更積極的宣示對九段線內海域主權，反映出中國轉變為一個世界列強，在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和亞洲鄰國市場上占有主要份量。這也解釋了中國的軍事建設和中國向境外部署的需要。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軍費增長了325%，超過其他任何一個主要國家（來源：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美國軍費同期增長了70%，但是它的起點高得多。

盡管中國正在軍事上追趕美國，並於2008年成為全球第二大軍事支出國，但它仍然落後於美國。後者每年的軍費支出幾乎是中國的三倍。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估計，美軍軍費為5960億美元，中國軍費則為2150億美元。

美國「再平衡」

美國統治階級意識到自己在亞洲的影響力遭到削弱，在經濟方面進行了反擊，但主要還是在於軍事方面行動。它改變了自己在該地區的軍事角色，將自己表現為「穩定」的維護者，而中國則被描繪成「不穩定因素」。

2011年，奧巴馬當局公布了自己的「再平衡」政策，宣稱將把美國大部分的軍事部署調配到亞太地區。與此配合的是極端新自由主義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後者將12個簽署國置於美國的控製之下，在今年較早啟動。盡管官方否認，但它確實是專為排擠中國而設計的。

奧巴馬在《華盛頓郵報》（2016年5月2日）上總結了創立TPP的原因：「美國應該書寫規則。美國應該發號施令。其他國家應該遵守美國及其夥伴設定的規則，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可能。」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舉措盡管是用更外交化的語言表達出來的，但也表現出相同的「我們書寫規則」的傲慢態度。

美國的「再平衡」包括建立新的美軍基地、將軍事同盟升級和啟動軍事競賽（為美國軍工聯合體提供巨大的財政紅利）。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遏製中國。

據簡氏防務（IHS Jane』s）估計，2020年前亞太地區國防支出將增加23%至每年5,330億美元，與北美並駕齊驅。對於一個未能滿足大量迫切需求的地區來說，這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

安倍右翼民族主義政府已經領導日本開始新一輪軍事化。這背離了半個世紀以來官方所遵循的「和平主義」。支持日本軍國主義（中日在東海存在領土爭議）是美國「再平衡」政策的重要一環。但是這樣做可能會打開潘多拉魔盒，釋放出美國無法控製的力量。

因此美國的政策可能會自製災難，就像過去15年裏中東發生的那樣——美國點燃了民族沖突，使這個地區陷入動蕩。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能力受到國內反戰群眾和脆弱經濟的限製，因此美國政客極不願意派出地面部隊。因此，美國限製中國的策略著重於軍火銷售和對「代理」勢力——包括一些南海沖突國——的支持。

如許多評論人士所說，這代表著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新冷戰」的開始，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但是它比美蘇冷戰更加復雜。今天的敵對陣營並不那麽穩定；聯盟關系頻頻變動，陣營內部分歧嚴重。以韓國為例，它是美國的盟友並駐有24,000人的美軍部隊，但奧巴馬當局鼓勵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令日韓關系日漸緊張。

在另一方面，蔡英文當選總統後，臺灣外交政策出現了疏中親美的重大轉變。民進黨政府希望加入美國領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從而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盡管中國會阻撓或拖延這一進程。美國正準備向臺灣出售更多的軍事裝備，並推動臺灣壯大軍事工業，進一步惹怒了中國。

華盛頓和北京都在積極地向亞洲內外尋求支持。這使那些較小的資本主義政權面臨一個「選擇」——靠哪邊站？大部分國家不想站隊。北京向面臨貪汙指控的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拉紮克（Najib Razak）拋出一條救生索，為陷入醜聞的國有投資公司註入數億美元的資金。這一舉動被廣泛視為中國向美國的一個傳統盟友「購買」影響力。雙方都受各自的大國利益驅動，令該地區群眾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面臨越來越大的威脅。

奧巴馬在越南

當奧巴馬於5月份出訪越南時，沖突發生了新的轉折。此次訪問解除了美國對越南長達50年的軍事禁運，並為向河內出售巡邏船、反潛飛機以及可能更先進的武器（例如導彈和雷達）鋪平了道路。盡管奧巴馬表面否認，但如《時代》雜誌指出的，此舉「全是因為中國」。有人推測，美越可能很快會達成一項協議，允許美國軍艦使用金蘭灣（Cam Ranh Bay）——位於南海西部邊緣的戰略性軍港──越南戰爭時曾被用作美國海軍基地。

在美越協議之前，菲律賓最高法院於今年年初批準了與美國簽署的軍事協議，所謂的《增強防衛合作協議》。該協議允許美國這個前宗主國重新駐軍於於它在1990年代初迫在群眾壓力下被迫撤出的基地。

美菲軍事更緊密的紐帶引起了中國關註，因為美軍可能會得以進駐那些能夠監視爭端最激烈的南海海域的基地。自2011年以來，隨著南沙群島沖突激化，馬尼拉的政府機關開始使用「西菲律賓海」這個詞。美國正在增加對菲軍售，並加強兩國的聯合軍演，而且日本（另一個前占領國）也是如此。今年日本簽署了一項向馬尼拉出售軍事裝備和科技的協議，日本實施新軍事政策後的第一筆此類交易。類似的交易遍及整個地區，涉及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

《中國日報》英文版警告說，正在形成的美越同盟可能會點燃「地區炸藥桶」。但是中國外交部采取了相對比較緩和的態度。發言人華春瑩咬著牙歡迎解除美國武器禁運，她說這是「冷戰的產物，不應繼續存在下去」。

這個例子表明，盡管北京在民族主義媒體上虛張聲勢，但它迫於壓力要軟化自己的立場。一旦常設仲裁法庭宣布仲裁結果，中共當局很可能會經受更大的壓力。而且盡管中共已經威脅要加快在有爭議海域的填海和建設工作，甚至威脅要在南海上空設置防控識別區，就像2013年的東海那樣，但是北京方面的外交行動更有可能試圖減輕較早前政策所造成的反作用。與此同時，這裏的部分讓步很可能會被別處施加的壓力抵消和掩蓋——毫不意外的是，就在常設仲裁法庭即將對南海爭端做出裁決時，中日關於東海島嶼的糾紛逐漸升溫。

至今為止，中國堅持國與國的外交，拒絕就爭議領土進行多國對話——例如通過東盟。這種安排毫無疑問是不公平的。前駐美大使楊潔篪坦白地說：「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是現實。」

有跡象表明，習近平當局預期到海牙裁決的結果，正在改變自己的立場，從而減輕其政治後果。杜特爾特（Duterte ）——帶有專製傾向的非主流民粹主義者——當選菲律賓總統可能在美國領導的陣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菲律賓華人富翁以及從阿基諾（Aquino ）政府的外向親美政策中獲益較少的那部分資產階級都與杜特爾特有著密切聯系。這些人希望杜特爾特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紐帶，為他們提供營利的機會。

杜特爾特不贊成目前馬尼拉和華盛頓的立場。他說自己願意就海上糾紛同北京開展雙邊對話。但是反覆無常的杜特爾特不會輕易敲定任何清晰的政策。像該地區所有領導人一樣，他也在利用民族主義實現自己的目的。在選舉期間，他吹噓會開著摩托艇親自前往南沙群島，然後在那裏插上菲律賓國旗。

海牙法庭

常設仲裁法庭幾乎一定判中國敗訴。盡管法庭的裁決不具有約束性，而且北京也已經將審理過程斥為「非法」，但華盛頓及其盟友會將仲裁結果當作重大的輿論勝利。

北京將會加以利用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反對西方幹涉中國事務，企圖削弱中國（這說法也不是完全無理的）。美國及其盟友會用常設法庭的裁決來表明中國是一個不遵守「國際法」的流氓。該地區逐漸升溫的口水戰會向工人組織和左翼施加更大的壓力，使他們站出來反對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浪潮。

「真相是戰爭的第一個受害者」，這句話也適用於華府與北京之間的口水戰。美國聲稱對各國的領土要求保持「中立」，並反對任何國家使用武力。但是這種「不使用武力」的立場從擁有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戰爭機器的國家嘴裏說出來，完全是虛偽的。美國譴責中國的島嶼建設，但是所有聲索國都在進行類似的活動，只不過中國的建設規模更大一些。

海牙裁決的基礎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簽署了這項公約，但美國沒有。共和黨和一些民主黨右翼一直在參議院中加以阻撓，盡管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擔任總統期間，美國獲得了其他簽約國都不享有的特殊條款，可以有一票絕對否決權。

這當然符合美國政府和右翼政客的雙重標準。他們的原則是「照我說的做，別照我做的做」。因此華盛頓藐視許多國際條約，例如此前關於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和反對戰爭罪行的國際刑事法庭。

同樣地，美國聲稱自己是在捍衛「航行自由」也完全是偽善的。每年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船只經南海通行，涉及到約5萬億美元的國際貿易。美國用這個數字為自己維護公海自由提供支持。但是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土主權本身會對通商航行造成威脅。而且這5萬億美元海上貿易中的大部分是往來中國的。中共當局犯過許多罪行，但是它不會想要擾亂自己的海上貿易路線。

「歷史權利」

北京拿出老地圖、舊文件以及——諷刺地——「西方國家」在二戰結束時就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簽署的條約，包括1943年《開羅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盡管兩個文件都沒有提到南沙和西沙，聲稱自己的領土主權是建立在「歷史權利」之上的。

中共當局的「歷史性」要求沒有任何實質證據的支持。爭議島嶼是無人居住的，所以那裏幾乎沒有任何確鑿的歷史證據來支持任何國家的聲索。事實上，南海最初由馬來漁民、阿拉伯漁民和泰米爾漁民共同使用。後來在公元10世紀左右，中國船只來到了這裏。因此這個地區的歷史代表著以合作共享的方式利用海洋資源，而不是為今天的領土瓜分提供支持。

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和所有真正的左翼力量必須站在獨立的立場，拒絕為任何糾紛國家充當打手或辯護士。社會主義者——真正的左翼——的立場以工人階級和窮人的利益為基礎。他們的利益是國際性的，而非局限在本民族之內的。

我們反對軍備競賽和軍事升級吞噬寶貴的公共資金。去年印度尼西亞的軍費支出增加了16%，菲律賓25%，越南7.6%。這些國家的絕大部分人民仍然十分貧窮。他們迫切需要住房、免費教育、醫療和迅速的環保行動。菲律賓有400萬名6-14歲兒童因為貧窮而沒有接受教育。在越南，超過四分之一的5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潛艇對他們有什麽意義？

這是華盛頓和北京的帝國主義沖突，通過軍事和經濟壓力來保護他們各自在亞洲的利益。社會主義者反對美國「再平衡」，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等新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經濟集團。我們要求美軍撤出亞洲，同時我們也反對中國政府針對鄰國的軍事政策，這些對外政策與壓迫國內工人和窮人的強硬手段是如出一轍的。臺灣是南海沖突中的關鍵因素，社會主義者支持臺灣的民族自決權。中共針對臺灣的帝國主義政策和美日的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中共警告說，一旦發生了威脅其利益的政治危機（例如宣布獨立），中國會武力收復臺灣。這也是為了威懾香港、西藏和其他反抗地區的群眾。

國際社會主義

我們迫切需要采取跨國聯合行動，保護脆弱的環境並扭轉漁業資源的災難性耗竭。根據今年4月23日《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的報道，1970年代菲律賓漁民平均每日捕獲量為20公斤，但是現在已經下降到4.76公斤。同樣地，我們也需要國際合作來遏製氣候變化災難，否則南海周邊人民將會遭到嚴重傷害，特別是在沿岸低窪地區。諷刺的是，全球變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將淹沒南海所有爭議島礁。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上不會實現任何有意義的國際合作。相反，這個製度只會把我們引向民族沖突和戰爭。只有工人階級不分種族和民族地團結起來，並圍繞在社會主義理念周圍組織起來，我們才能避免災難的發生，找出替代方案。

針對該地區反工人階級政權的領土爭端，社會主義者的解決方案是共同所有權和該地區人民的民主控製和管理。這要求我們摧毀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代之以建立在國際團結之上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支持在中國和東南亞人民的民主控製下，通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對爭議海域進行有計劃的共同開發。

反漲學費運動取得重要勝利！

六月十八日晚上，教育部公布學雜費調漲審議結果，在總計十四所申請調漲的大學中，共有十二所不得調漲！僅有兩所國立大學：暨南、臺北護理，調漲2.5%。這是一個重要的勝利，它可以鼓舞大學校園中的學生，讓他們明白──有抗爭！才有改變！

教育部明顯感受到學生抗爭的壓力──有參與反漲學費運動的學校，通通沒有調漲，而兩所調漲學費的大學都沒有參與抗爭。三所科大的部分科系學費調降1.44%，這讓我們看見了未來爭取學費調降、取得進一步勝利的曙光。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這次反漲學費的運動中積極投入參與其中。我們就讀世新大學的成員，活躍的投入在世新校內外的抗議，於校內派發傳單、宣講，與校內學生說明反漲學費的原因、重要性，並透過舉辦座談會來擴大未來校內學生運動的能量。

面對新上任政府，今次鬥爭雖然取得初步勝利，但群眾鬥爭不能掉以輕心。學費調漲案每年都會有，爭取教育公共化都鬥爭還是路遙漫漫。因為蔡英文剛剛上任，可以忍讓一下以換取統治者短暫的蜜月期，但她坐穩總統位後，面對臺灣及全球資產階級壓力下，必然會更強硬推動撙節政策，屆時的抗爭必然更為艱苦。學生必須強化組織，由下而上建立紮實而民主的學運社團，民主選舉產生學生代表，把不同學校的學運組織連結起來，讓學生群眾有一個平臺商議及行動。學運需要連結工運，從屬於工人階級鬥爭，共同反對一切新自由主義政策，未來才有足夠力量應戰。

南海沖突：海牙裁決對中國不利

裁決的唯一受益者是軍火商

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南海仲裁案做出裁決。該裁決十分有利於提起仲裁的菲律賓。盡管仲裁庭沒有執行權，而且中國當局抵製仲裁，並事先聲明它將無視仲裁結果，事件仍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外交沖擊。

這份長達500頁的裁決書涉及許多問題，但其核心在於判定中國的領土要求——也就是所謂的「九段線」——沒有法律基礎，而且中國在爭議海域侵犯了菲律賓的領海主權。仲裁庭認為中國對爭議群島和海域的歷史性要求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中國是簽約國之一。

盡管目前難以預計各個敵對力量的具體反應，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仲裁結果一定會對東亞局勢和中美關系造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在此闡述他的觀點。

仲裁結果意味著什麼？

仲裁結果當然沒有解決任何沖突。近幾年來，這場沖突變得更加嚴重，也更加軍事化。該地區有引發軍事對抗乃至戰爭的潛在可能，雖然短期內還不會發展至這局面。這份裁決火上澆油。唯一真正有理由慶祝這個裁決的是軍火出口商和希望獲得更多預算的軍方首腦。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聯合國及其公約從來不抱任何希望。聯合國從來沒有成功解決過任何重大危機或者武裝沖突，甚至使之惡化。這份裁決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會給所有敵對勢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南海是海洋上的巴爾幹。沿岸國家提出相互重疊並且激烈沖突的領土要求，它們單方面的行動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反應；沖突方有很多，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

中國會怎麼做？

這是現階段最難估計的事情之一。甚至難以估計中共高層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因為可能連習近平一夥人都對裁決的嚴厲程度感到震驚。盡管北京當局聲稱裁決毫無意義，但是它使中國在外交上更加孤立並給中國的對手——主要是菲律賓，但也會包括其他國家——予以巨大的外交和宣傳支持。這次毫無疑問的公關勝利能夠幫助美國帝國主義的「再平衡」戰略，讓它在東亞重新獲得軍事和經濟主動權。但是這場「勝利」也可能給它們造成反沖。

用「勃然大怒」來形容北京當局的反應，或許還是保守的說法。盡管中國選擇無視，但裁決結果還是給了中國一個大大的耳光，一次羞辱。這可能削弱習近平的力量，並給激烈的中共權鬥帶來各種無法預見的影響。甚至連一些北京當局的批評者都對壓倒性的裁決感到驚訝。許多人都預計裁決固然會對中國不利，但以為它會在雙方之間做一些平衡或者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間。但是結果仲裁庭完全否定了北京當局的要求。一位評論員說，這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引發（短暫的）國際製裁後，中國政府所遭遇的最嚴重的外交挫折。《經濟學人》也認為裁決會加劇緊張局勢。它稱之為「迄今為止中國在挑戰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的過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這份裁決會對中國的國內政治造成怎樣的影響？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習近平有可能被視為一個軟弱的丶優柔寡斷的領導人，使四年來樹立的「強人形象」毀於一旦。「強人形象」對於他調整經濟和改組上層權力的計劃至關重要。習近平煽動起民族主義，現在可能會反過來受製於自己的「偉大祖國」宣傳。

砸爛蘋果手機和呼籲抵製蘋果產品（由中國工廠生產的！）的帖子於中國社交網絡瘋傳。習近平不希望街上出現抗議；前任領導人有時默許示威（比如2012年的反日遊行）從而讓群眾發泄怒氣，相比之下習近平有著更強的「控製欲」。如果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開始出現示威抗議，那只能說明中共政權陷入危急局面，上層危機正在激化。[在本文首次刊登後，在杭洲和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肯德基快餐店後出現了小型抗議，但很快被當局停止。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的共青團對抗議予以一定支持，可見中共政權內部緊張對立。]

所以，很明顯，仲裁結果會在中國國內造成重大影響。它向習近平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他一夥人做出反應。在香港，如果中共獨裁政權被視為無力應對南海局勢的「紙老虎」，在青年之間強烈的反政府和反華情緒就會獲得新的動力。西藏丶新疆和其他強烈抵觸北京統治的地區也面臨相同的情況。

仲裁庭將太平島降級為太平礁，使臺灣無法對周圍海域擁有主權。對於民進黨政府下的臺灣來說，裁決可能造成的影響更加復雜，因為作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對南海也有著類似於中國的歷史性要求。仲裁結果同樣削弱了臺灣的領土要求，並使新任總統蔡英文陷入窘境。如果回應不夠有力，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批評她親美或親日而沒有對臺灣自身的利益給予充分支持。仲裁結果公布後，蔡英文立即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被迫前往臺灣控製的太平島重申主權。但是蔡英文也不敢采取任何可能破壞臺美和臺日關系的行動。

仲裁結果會對該地區造成怎樣的影響？

目前我們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為許多問題都取決於美國如何行動，包括它會否設法執行裁決的話，例如增加在爭議海域的海軍行動——這會是對中國的公然挑釁。局勢非常不穩定，而且可能爆發激烈對抗，因為每一方的國內政局和危機（美國即將舉行總統選舉）都會影響它們在沖突中的行動。

此前中國威脅說可能在南海上空設立防空識別區（ADIZ），這會使局勢升級並迫使美國做出回應。中國還威脅要在黃巖島上建設飛機跑道丶港口和軍事設施。這是美國的一條特別「紅線」，因為這將把中國軍隊和菲律賓美軍基地的距離縮小到只有幾百公裏。兩種做法都會加劇沖突升級的風險，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預料後果。

也可能中國會策略性地轉移註意力，增加在東海與日本有爭議的海域的行動。剛剛贏得國會上院選舉的日本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安倍晉三，正打算繼續推進他的日本再軍事化計劃。習近平可能對日本采取更強硬的態度，從而掩飾在南海的軟弱。但是這種方案也包含巨大的風險。

菲律賓政府會利用裁決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但事實上新任總統杜特爾特希望和中國達成協議，至少也要緩解緊張局勢，並啟動更大規模的經濟合作。南海仲裁案的發起者是杜特爾特的前任阿基諾三世。阿基諾三世的親美色彩較為明顯。美國不希望杜特爾特和北京當局走得太近，而美國和菲律賓的親美政客可能利用裁決從中做梗。

我們能肯定的是，這份裁決絲毫不能緩解緊張局勢，只能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沒有「厘清」爭議，而是加劇了武裝沖突或者小規模戰鬥的風險。對於中國丶菲律賓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群眾來說，這完全是一個壞消息；民族主義政客和戰爭販子有更多的藉口把公共資金用於軍事支出，並煽動軍國主義情緒從而把人們的怒火從不景氣的國內經濟上轉移開。

社會主義者一直解釋說，像聯合國這樣的資產階級國際機構無論如何也發揮不了進步作用。沒有哪一個參與這場沖突的腐敗的統治精英給出了解決方案；他們全都是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敵人。我們支持國際團結，並認為現在迫切需要在東亞各國建立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這樣的政黨會反對資本主義和緊縮政策，對抗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臺灣： 勞工鬥爭、廢除責任製、反對刪減七天假

2016年8月28日為蔡英文就職總統迎來百日，但滿意度跌幅已高達14%，不滿意度由就職兩周的12.5%攀升至7月底的36%。這是因為蔡英文選前的勞工政策不斷跳票，無法再隱藏她與民進黨親近資本家、擔任資方幫兇的本質。

在今年年初，蔡英文在一月的選前座談會明確指出「堅持周休二日」，也表示「不會讓刪除七天國定假日的法令通過」，借此哄騙勞工支持。然而，當選後卻轉身成為資方打手，背棄受薪階級的期待。雖然資產階級政黨本來就不該期待-推出了借由「一例一休」來砍「國定假日七天」的《勞基法》草案。

抗爭此起彼落

然而，這個法案有任何的民意基礎嗎？沒有。自7月起，工鬥已針對該議案自立法院絕食抗爭，而我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這三個月亦不斷在街上宣傳政府暴政，並得到廣大勞工群眾的認同，然而政府也不過是延後至9月再議，根本就不打算撤銷此一草案，完全漠視工人過勞之問題！
轉眼立法院新的會期將於下個月開始，在新一期的勞資角力上，覺醒的工人依然孤獨；大部分的工人依然沈睡而冷漠。我們只能用強烈的方式表現自身的堅決，以寄望沈睡大眾得以加入這個為了不為自己、為他們自身權益的抗爭。

我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以及工鬥等團體以幹部的熱血書寫「保障工人權益、切勿砍七天假」，更在凱道上以針刺滴血於上，寄望群眾關註。而究竟為什麽藍綠兩黨惡鬥數年，在上臺之後不約而同的在這個法案上選擇圖利資方，不管勞工團體表現的多麽堅決；從國民黨時代的到勞動部噴漆、民進黨時代到行政院裸身抗議皆無法阻當這個法案？為什麽資方總是一再反撲，強力要求政府明顯的出賣勞方利益就範？這是由於這個案子的爭議在於觸犯了階級上的利益！

而什麽樣的東西觸犯了階級上的利益呢？大體來說集中在工時問題，也就是刪減七天國定假日改為一例一休和責任製，所謂七天國定假日：在這七天的假日裏面，勞工不用出勤即有薪水，如果出勤則是兩倍的薪水，如果這七天假遭到刪除，那全臺灣的勞工將會總共損失六百五十億，而這筆金額都會成為資方所省下的開支；而如果蔡英文成功通過充滿爭議的一例一休，則雇主可以在不違反單周40工時的情況下要求勞工於連續六天上班休息一天，只要出勤帳面合法！

但帳面下情況是如何呢？服務業雇主會要求你打卡後補貨、或是工作十小時中說你有兩個小時總是無法休滿的休息時間；勞工們或許不知道，去年至今年依照法令他們的工時一周該減少兩個小時，但實際上只減少了平均每周只減少0.38小時。不客氣的說：一例一休的通過絕對會讓勞工工作時數不減反增。

團結鬥爭反剝削

而責任製的可怕尤甚，臺灣這五年來又有163人死於過勞死，這是由於勞基法84-１條讓一些工作不受一般工時規範的限製，這完全給了老板剝削員工的一個的理由，也因為這個惡法造成了滿街都是加班沒有加班費的責任製人員，也讓從業人員只有製造業人員10分之一的保全業，過勞死的機率為所有行業之冠。

單一的個體只會被剝削宰製，只有團結成一個群體，我們才有辦法對抗資方；正如同南山工會的團結罷工終於最後取得罷工成果，而我們工國委也展現了對於勞動權益的支持辦了30多街頭宣傳、3000千多張傳單，而工會的成員也快速成長從4417人到7200人以上，而空服員的團結罷工更是在三天內就使資方低頭，對於國內不少抗爭起了示範性的作用。階級間的矛盾只會更加激化，工人需要大規模加入工會，由下而上建設民主的架構，共同商討鬥爭方向和策略，抵抗資本剝削。

LGBTQAI－ 尋求解放，需要反對一切壓迫

同誌婚姻權開始在某些西方國家實現， 尤其是去年愛爾蘭同誌婚姻權的公投得以通過，也給國際上爭取LGBTQAI權利的朋友帶來鼓舞。雖然臺灣被譽為亞洲最同誌友善的國家，現今越來越多民調顯示對同性婚姻的認同，去年司法部的一項民調就顯示有71%的人贊同合法化。但同性婚姻合法化經歷了長年的抗爭仍然被跳票。最近臺灣立法院近日進行司法院大法官提名資格審查，可能是一個爭取婚權平等的機會。當然同運必須藉此發起由下而上的抗爭運動，不能寄望資產階級法院會主動提出改良。蔡英文在去年競選時，曾經高調支持同誌大遊， 但上任至今什麽也沒有做過，已經激起了不少同運分子的憤怒。

不只需要婚姻平權

然而更多LGBTQIA的朋友仍要面對著性暴力。在2014年的一份統計資料更顯示， 有高達29%的LGBTQIA因為承受不了社會的異樣眼光與歧視曾經有過自殺念頭， 然而這當中又有18%的人自殺未遂。既然臺灣社會觀念對待同誌愈來愈開放了， 為什麽壓迫仍然如此嚴重呢？因為對同誌的歧視不是自然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而是來自社會及經濟製度的壓迫。因此，單靠教育大眾「包容接納」並不是爭取同誌平權的良方，重點是被壓迫需要一場解放的鬥爭，挑戰整個壓迫同誌的製度。

LGBTQIA遍布各階級， 當然又以工人階級最為多數。LGBTQIA族群中的工人階級普遍有著貧窮問題，若是有色人種，更容易面臨失業，無家可歸的問題，甚至需要走入性工作才能生存，當中又以跨性別者處境更為艱難。爭取婚姻平權當然是今日的目標，作為公民權的一部份，不應當有性傾向上的歧視與分別，同樣也作為個人的民主權利的一部份。

資產階級政府害怕同誌婚姻平權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害怕下一步同誌為社會福利保障而鬥爭，這倒過來亦會強化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但我們可以看到仍有更多方向是我們需要更同努力的： 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通過同誌運動與工會運動結合起來，爭取保障就業平等、要求政府增加庇護場所、精神醫療服務、經濟援助等。

過往的鬥爭，今日的闕漏

LGBTQAI承受著保守宗教勢力與右翼政客的壓迫，都是來自資本主義父權體製。跨國企業為了進入粉紅市場，將LGBTAQI 營造為光鮮亮麗的中產，但是絕大多數的LGBTQAI都是來自工人階級的。除了面對一般工人經濟上的壓力、生存上的煩惱，在職場上同樣得面對雇主的剝削； 同誌更要面對被同事及雇主歧視。

然而我們的運動卻被中產菁英的形象所吸納、被既有的體製所吸納，我們的敵人不只是保守的宗教勢力、恐同反同的言論，更有著我們自身階級的敵人－這個資本主義製度還有整個該製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舉例來說：星巴克打出友善同誌的形象，藉此賺取「粉紅商機」，但星巴克卻是惡名昭彰的壓迫咖啡豆農民的跨國企業；利潤龐大，但在裏頭工作的店員卻是低薪高工時，工讀生只有每小時基本工資／新進人員每月只有23K。

打到資本主義父權製度

也因此，對於我們社會主義者而言－捍衛LGBTQAI權益本身也是在捍衛一部分工人階級的權益，同樣爭取工人階級的整體權益也是在為這些LGBTQAI工人階級群體爭取利益。回顧美國的同誌解放運動－從69年開始的石墻暴動爾後，同性戀解放陣線的成立，及至形成全國的聯合運動，並在各地紛設支部。

資本家為了打壓整體的工人階級，往往將社會少數群眾邊緣化及製造歧視，在經濟危機時針對他們先作出攻擊，這包括同誌、婦女、少數種族等等。這一方面是為了轉移群眾的視線，將社會問題歸咎於他們；另一方面也要合理化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壓。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LGBTQIA的平權是工運中不可分割的一環，通過加入戰鬥性的工會，納入同誌平權的訴求，捍衛工廠/ 公司的LGBTQIA的權利。確保不得因為性傾向的差別而有工資上的差異。這種團結鬥爭的力量將會大力推進同運鬥爭。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在臺灣有越來越多的LGBTQAI的運動者也不斷開始專註工人運動，反思到如果要改變今日困境，就有必要挑戰既有的資本主義製度。

臺灣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正式成立！

11月12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CWI臺灣支持者）在臺北中山區舉行成立大會，總共有30人參與。去年我們投入大大小小的抗爭，包括聲援國際難民行動丶聲援南山人壽罷工丶反對調漲學雜費丶同誌遊行等。為了在鬥爭路上更有效宣揚屬於工人階級的政治替代方案，現在我們正式成立為臺灣的一個社會主義組織。

民進黨準備向工人開刀

正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代表Vincent提到，如今臺灣經濟成長衰退至2009年資本主義危機後最劇。代表資本家的民進黨準備向工人階級開刀。工人階級正奮力反抗，掀起加入工會和工會出現激進化的浪潮。現在更為迫切需要建立左翼的工人群眾力量來鞏固這股力量。他亦提到CWI的美國分部於川普當選後兩天內發動了4萬人的抗議。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未來也會擴大，像我們其他國家的盟友一樣領導群眾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的香港代表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致以革命的問候。他提到習近平強硬對付香港反對力量，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在國內人民面前表現強人形象，從而壓製國內平民反政府的信心。中國未來的革命運動將會對全世界有極大的影響力，因此工人國際委員會在中國也進行地下組織，為未來工人階級的推翻獨裁的鬥爭作準備。

南山工會常務理事施少華恭賀我們的成立，並表揚我們在南山罷工期間的積極支持。他指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成立是必要的，請各位盡自己能力積極支持他們。最後，他引用華潔工會去年的罷工宣言中的一句：「我們要挑戰三個敵人，無良的資方丶黑心的政府丶習慣被壓迫的我們自己。」最後，大會在國際歌的歌聲之間結束。這是社會主義前進一小步的一天！

二零一七年

臺灣：進退失據的蔡英文政府

從砍七天假丶一例一休丶開放核災區食品丶婚姻平權丶電業自由化丶及至年金改革等，蔡英文政府上臺至今接連民意暴跌，臺灣民意基金會進行民調，有37.6%的臺灣人民贊同蔡英文，同時，有42.5%的人不表贊同，這是該基金會進行民調以來史上第二低。而上述各項重大議題，亦加深群眾對於蔡政府的不信任與失望。尤以現時一例一休政策來看丶當它越是滿足資本家們的要求，其政治信譽亦將進一步裂解。而在婚姻平權運動中丶它試圖在正反方之間采取折衷政策，卻是既不討好保守恐同的勢力丶亦大量流失青年與LGBT族群的信任。

不斷裂解的政治信譽

在各樣政策的檢驗上丶工運揭穿其是資產階級幫辦，環保丶性別丶原民等社會運動亦對蔡英文政府發出批判之聲。對於普羅群眾而言，因著各種原因都開始對蔡政府產生憤怒。蔡英文政府接下來的三年，勢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來自群眾運動的反撲。

而工人運動將要（也必須要）成為未來挑戰蔡政府的領導力量，年金改革卷動了過往相對保守的軍公教階層產生激進化，而青年的政治化並未隨著蔡英文上臺而淡化。

長榮航空丶過往在資方的專製鐵腕下25年無工會的神話被打破了(4600人中2596人加入桃園空服職工)，這是華航空服員罷工後的鼓舞戰果，而今天工人鬥爭意識的快速成長，可見如果有一個清晰的領導層和明確的綱領，是可以創建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的。

從前瞻計畫到臺資赴美

近月資產階級媒體吹噓臺灣經濟回溫，實際上只是全球經濟在數字上的表面小復蘇，但實質效果十分疲弱。製造業營業氣候點稍為回溫後現在卻是連續2個月下滑。普羅大眾工資沒有提升，感受不到生活有改善，內需也沒有增加。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刺激經濟方案於近日拋出丶預算額為八年8824億元，是蔡英文刺激經濟的另一招。但其中高達4241億元皆用於軌道建設。按臺灣公共工程的「慣例」，未來勢必進一步大幅追加預算，浪費稅收公帑。大量預算挹註在軌道建設上，將是為了推升房地產投資的熱度。同時亦作為2018地方縣市選舉的綁樁與吸票工具。

蔡政府一方面持續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去管製化丶另一方面效法中國經驗透過國家預算來刺激內需。然而不論是扁丶馬政府時期，皆推動過類似的刺激方案，但都不見成效，工人生活並無改善。但面對退休保障不足的問題，蔡政府卻是充耳不聞並大砍勞動者年金丶可見政府即便願意舉債，也只願用於資本家的需要上。

而川普上臺後大興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丶試圖打擊他國對美出口（而頭號目標直指中國）；臺灣四成出口仰賴中國（主要在中國加工後轉出口至歐美日等消費市場），但其終端消費市場仍在美國，若美國進一步在貿易上打擊中國，也將波及臺灣出口產業的獲利。就如央行所指，雖然近期經濟指標顯示全球復蘇動能逐步增強，但「經濟政策不確定指數」（EPU）卻升至歷史高點。

不論藍綠誰執政，持續對美軍購是不變的一件事。但在蔡英文上臺後，除了川普政府傳出有意擴大對臺軍售外；臺灣方面亦開始大動作的推動「國防自主」，「國機國造」已於2月開始，政府將耗資690億生產66架超音速高級教練機。而三月亦開始推動第一波潛艦國造計畫。

軍事化丶兩岸

而不論是對美軍購還是國防自主政策，都有著右翼臺灣民族主義作為其合理化論據；而同時國防自主的政策亦希望透過發展軍工業來給臺灣資本開拓新市場，並由政府來擔保其利潤。但兩岸資產階級的建製派都害怕局勢會影響他們的營商利潤。

今日臺灣大多數基層群眾反對統一丶傾向維持現狀，甚至四成多支持臺獨，其中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源自不願失去既有的民主權利；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社會主義的獨立臺灣，但對於臺灣島內的部分統治派別而言，它們正打算利用此一情緒去嘗試強化社會控製與剝奪民主權利，而這是它們面對階級鬥爭態勢的成長有意識的反應，左翼與工人階級需要意識到部分統治階級正準備進一步強化國家監控及至預備未來的打壓。政治兩極化及階級鬥爭升溫局面將至，工人階級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於藍綠兩營以外的政治力量，準備應對這場戰爭。

臺灣：不要血汗家樂福！支持工人抗爭 反對歧視工會

血汗企業榜上有名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發起「量販業勞工權益抗爭小組」，在各地家樂福賣場外進行抗議活動，反對資方剝削工人，並呼籲工人加入工會，群眾支持工人抗爭。

臺灣量販業龍頭「家樂福」是一間血汗企業！近兩年營收皆高達600億臺幣之上。並在去年宣布將投資100億元臺幣用以拓展據點和改裝店面。家樂福財報也指出，臺灣分公司2016上半年在營收、獲利與來客均維持強勁成長，在家樂福的全球版圖中成長速度僅次於拉丁美洲。但這都是建立在對家樂福基層員工的剝削之上。回顧近年，家樂福都名列血汗企業排行榜之中，但違法件數是只增不減，因為對坐擁鉅富的資本家來說罰錢根本微不足道！他們連青年學生也不放過，許多曾在家樂福工作的學生亦表示這家企業根本血汗工廠、無償加班是司空見慣。。

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家樂福有錢耗資100億展店改裝，但基層員工的待遇卻變得更糟糕了。現時資方正開始推動時薪製員工的變相減薪──縮減時薪製員工排班時數的政策。很多時薪製的員工是基層的二度就業人士、中年婦女或半工半讀的年輕學生。這是家樂福為了增加營收而令員工收入減少、生存更困難！有家樂福員工表示，資方這樣的作法已經迫使好幾位時薪製員工離職，有的人一個月薪水少了足足五千元，而這五千元可能就是他扣除房租帳單後僅剩的夥食費。

縮減了時薪製員工的工作時數後，這就變相地導致了正職基層員工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同時資方為了避免增加加班費的支出，便要求正職員工在一個小時內做完三個小時的工作量，導致過勞，借此規避加班費。基層正職員工每月平均只有23K。這等於是得做的更多、薪水卻一樣少的可憐。現時的這種作法不僅是讓時薪製員工收入銳減、同時也是讓正職員工更加過勞。

為什麽家樂福公司要這樣做？只是為了沖高營收、增加獲利。我們看到家樂福有錢花百億展店改裝，卻不願改善員工待遇。量販業勞工權益抗爭小組反對這種血汗賣場剝削工人的作法，支持工人組織工會抗爭，向資方的剝削作出反擊！

囂張跋扈、打壓工會

工會乃代表工人的組織，團結工人抵抗剝削、捍衛權益。組織或加入工會是工人的基本民主權利。但資方的打壓與歧視工會，針對工會會員剝奪他們調薪的機會。而對於基層員工的考核評量過程也是非常黑箱不民主的，權力全權握在管理階層手中。同時對於工會的活動也多所限製與打壓，甚至要求其他員工不得與工會接觸。在去年更有媒體報導，工會發動勞檢檢舉資方的違法事宜，臺灣分公司總經理便囂張跋扈的回嗆：「如果你是不喜歡公司，那麽歡迎離開」。資方不願改善勞動條件遵守相關法令，卻還打壓工會、這又何嘗不是許多工人所共同面對的處境。

家樂福工人不是機器人！臺灣家樂福公司每年十多億的凈利，絕對能給予基層員工更好的待遇！家樂福的營收是員工創造出來的，沒有基層員工與時薪製員工的辛勞，家樂福一天也撐不下去，而資方的禦用管理層只是榨取血汗成果的吸血鬼！

量販業勞工權益抗爭小組呼籲各位消費者齊聲譴責家樂福，連署反對血汗企業。我們要求：

停止歧視工會會員，不得阻礙工會活動！
正職與時薪製員工加入工會，共同為工人權利而抗爭！
停止縮減人力！正職基層員工加薪三千元，時薪製員工每小時增加四十元工資！

臺灣：保防法與防滲透法－意欲何在？

在三月初、調查局推出的保防法引發社會嘩然，其法案內容賦予國家部門可以任意調查盤問、扣留文件物資及至定罪判刑，其認為「危害國安」之組織，被抨擊為民主倒退、白色恐怖復辟。但民進黨「英系」立委並未就此放棄，隨後又拋一個新的「防滲透法」，聲稱要防範假新聞、維護國家安全、防範敵國滲透。英系立委陳明文亦說：「自520新政府就職以來，由中國資金發起成立假新聞網站群不斷地對臺灣內政發動攻擊。」但這一切都只是為了給國家監控的強化予以一種國族主義的正當性。

臺灣統治階級意識到經濟危機愈來愈嚴重，階級矛盾將愈來愈激烈，工人階級的的反抗越來越積極，統治階級的憂慮加深。而這些年間工運帶來的鼓舞作用、加之民進黨的親工人假面被自身的實踐揭穿。臺灣的統治階級中有部分派別認識到需要強化國家機器對社會的監控，準備在未來的日子打擊工人運動的成長。

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政治真空不斷在擴大，群眾普遍的憤怒與不滿情緒並未隨著政黨輪替而消退。藍綠兩黨不斷在失去來自基層的支持，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於兩黨金權政治的怨憤。這不是臺灣統治階級樂見的狀況，一方面它們試著支持與影響新面孔來填補政治真空，另一方面盤算著加強國家機器的武裝。

小心防諜！為了國安！這是什麽詐術？

過去國民黨一黨獨裁時期，所謂白色恐怖首先是為了鎮壓在臺的地下共產黨人，及至是一切左翼分子與一切反政府勢力。「反共防諜」的維穩宣傳遍及整個社會、紮入生活的各個細節，強化了國民黨對臺灣社會的控製，維持了當時的軍事獨裁體製。

而中共今日淪為資本主義一黨獨裁的政體。中國政府用「防範外國勢力」這種民族主義的說詞來推行鎮壓群眾運動、維持獨裁的政策，維穩經費至14年已達8000億臺幣。而這樣的套路並非首例，美國政府亦透過「反恐戰爭」的說詞，來強化對於美國國內的全面監控，反恐只是名義，實質是對內監控反政府的力量。

而今時，「防範共諜」也成為臺灣統治階級可利用的工具，因著中國多次發表強硬的言論與軍事恫嚇，這給了臺灣統治階級一個強化國家監控的理由。過去蔣介石以此維持獨裁，今日臺灣統治階級試圖以此來給反政府勢力扣上一個「共諜」的帽子。利用群眾對中國政治控製的憂慮感、推行反人權反民主的政策，這是統治階級為打壓群眾運動所做的準備。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國對臺的政治控製，同時也反對臺灣政府任何反民主的政策！

部分統治派別他們以「中國因素」作為恫嚇人民的籌碼、同時指控臺灣國內遍布中國間諜與「假新聞網站」。但實際上它們最主要針對的並非中國，而是未來國內的階級鬥爭。早在過去扁政府八年，就有部分民進黨人將工人運動抹黑成「國民黨與中國政府的陰謀」，試圖借此分化工人，打壓工運。

群眾需要獨立鬥爭

近年日本安倍政府設立《特定秘密保護法》而引起十多萬群眾抗議，香港政府也將為《國家安全法》立法，相信引發五十萬人抗議。既有的民主權利不是從天而降、是群眾鬥爭的成果；同一樣的、當資產階級的統治受到挑戰之時，它也會想剝奪掉這有限的民主權利，包括工會組織權利、抗議集會權利、新聞自由等。只要有需要，他們可以把工人運動的活躍分子丟到監獄裏。而這取決於未來階級鬥爭的發展與力量對比。工人階級若能捍衛這些權利，對於反對資本主義的抗爭將會更為有利。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保防法和防滲透法，反對一切的政治審查，捍衛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主張打倒維護本國統治階級權力的臺灣國安部門。我們要求中共與其他帝國主義的情治人員滾出臺灣，但這只有一場獨立於統治階級以外、聯合兩岸群眾的團結鬥爭才能做到。

臺灣：撤回一中承諾書！討論統獨無罪！

在臺灣、數十所大學為賺取陸生學費，為此向中國官方簽下了「一中承諾書」，作為擔保中國學生不會接觸到中國專製政府不願意讓學生們聽到的言論。此事曝光後、引起許多大學師生的抗議、反對打壓學術自由。在國家高教經費逐年緊縮下，許多大學多以學費作為主要經費來源，而中國學生也在這樣的政策中成為讓臺灣高教賺錢營利的金雞母。因此中共結合金錢利誘和政治控製來打壓學術自由。

近年中共多次公開強調不容許臺獨，特別在川普上臺後兩岸局勢更為緊張，今次一中承諾書是中共自2014年開始加強的震懾措施之一。其簽署速度增幅最快期間便是在318運動後，簽署量最多的年份則是蔡英文當選的2016年。而事情爆發後，教育部清查全國各大專院校，總計有七十二校簽署相關的承諾或保證書，但僅是以「發函糾正」草草了結此事。學生必須組織起來抗爭，全面廢除承諾書。

過去臺灣開放廣設大學，卻又刪減常態型經費，將公私立大學轉變成自籌經費的機構，使各大學開始紛紛推動「開源節流」。原本應為公共服務的高教淪落為學歷商店。現行法規又以歧視性的政策容許各大學向中國學生收取更高昂的學費，並與臺灣學生學費脫鉤；也因此變相地導致中國專製政府得以用開放陸生來臺名額來施壓臺灣學術自由，同時亦是打擊中國學生在臺的學習與政治自由。陸生應有充分自由接觸任何政治主張！

兩岸團結反對資本主義和一黨獨裁

事件背後更是中國專製政府害怕中國學生對於中華民族主義產生懷疑，害怕中國學生政治化與激進化。中共國安部門往往派出監視者和告密者到臺灣各大學院，檢舉參與社運或發表批評政府言論的陸生，變相就是中共國安進駐臺灣監控陸生活動、就如過去國民黨遣派特務監控臺灣海外留學生一般。今日中國利用中華民族主義作為政權正當性的意識形態工具，並試圖利用民族主義來掩蓋社會分化與資本主義一黨獨裁的本質。同樣地，在臺灣的右翼民族主義情緒也常被資產階級政府用作分化臺生與陸生的工具，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任何對於陸生的歧視性政策。

中共可以通過金權控製他國政治，就如泰國及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都多次試過配合中共打壓民運人士。可見資本主義與民主權利是對立的。社會主義者支持討論統獨的自由，陸生與本地生團結抗爭，要求撤回一中承諾書，捍衛言論與學術自由，中共國安滾出臺灣、拒絕監控在臺陸生。只有將教育全面公營並置於民主監督下，才能避免大專院校為利潤出賣言論自由的行為。

臺灣：婚姻平權終將勝利！

蔡英文欽點的反人權部長

同誌運動者、臺灣首位公開出櫃者祁家威提出的同婚釋憲案，在3/24就「民法婚姻篇章未納入同性婚姻是否違憲」進行公開辯論。辯論過程中，被蔡英文欽點的法務部長邱太三曝露了保守落後的反動觀念，他說出：「我國數千年來沒有同性婚姻的機製，同婚通過，未來的祖先牌位，會不會由考妣，變成兩個都考考或妣妣？」另有許多荒謬透頂的發言，激起了許多群眾的憤怒與批評。許多群眾諷刺邱太三：中國實行兩千年的帝製、難道你想恢復這樣的傳統嗎？

蔡英文在競選廣告中說表明支持婚姻平權，吸引同誌族群選票。對比她欽點的法務部長邱太三在辯論時的發言，也讓許多青年與同誌對於蔡英文政府更加失望與憤怒！

社會主義者支持任何的促進平權的鬥爭手段，包括司法手段，然而法院從來不是中立的機關，它往往反映著資產階級的利益。最重要的戰場還是發起群眾鬥爭向資產階級機關造成社會壓力。祈先生在15年前向法院聲請釋憲就不受理，轉向立院請願，立院以公文回覆他：「同性戀者為少數之變態，純為滿足情欲者，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因此，今天不論釋憲結果如何，最終都是群眾鬥爭力量的結果，而非政府官員、藍綠立委或法院變得仁慈了。

經過去年大規模的同婚平權運動後，恐同勢力陷入了分裂和孤立的狀態，可見群眾鬥爭的力量！若能實現婚姻平權、在未來將能鼓舞亞洲各地的同誌運動。臺灣婚姻平權將會打開缺口，鼓舞同誌伴侶為了實質的社福保障和勞動權益而站出來抗爭，威脅到資本家對於所有工人的壓迫。這是蔡英文政府不願意見到的局面。

我們認為，未來不只應當追求法律上的婚姻平權，更應爭取能夠經營婚姻的勞動條件與公共服務。今天資本家對於廣大勞工的剝削與公共服務的削減，使得許多人對於結婚生子感到恐懼與無力承擔；經營婚姻生活聯系著實質的休假、工資、公共托育長照、退休保障等，而這些都是維系情感生活的物質條件。而這樣的訴求，它將需要讓同誌運動與工人運動團結一致，透過群眾鬥爭打倒父權的資本主義體製，達致真正的平權。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

同誌婚姻全面平權，反對歧視和假包容。

建設工會鬥爭，消滅職場歧視。

完善保障同誌族群的社福資源與權利，包括退休保障、住屋保障等。

推翻父權資本主義製度，實現同誌實質解放。

臺灣：川普動蕩與世界危機

5月14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CWI臺灣）在臺北舉辦了一場公開座談會，主題為「川普與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臺灣群眾運動應如何準備？」

主講人為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Jaco提到，全球資本主義處在極不穩定的時期，由於各國政府過去幾年不斷打擊工人和群眾的權益，群眾對舊有的政黨政治感到極為不滿。在巨大的政治真空之下，極左翼與極右翼都可以從中壯大，而傳統中間的左右派都正在萎縮。因此，美國川普和法國大選作為例子。

在美國，川普的右翼政府不像過去那樣代表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建製政客。他透過民粹支持掌權，他的上任代表華爾街建製對自己的政治工具失去控製。本來有兩大黨去保護他們利益的統治階級失去了他們在政府中的代表。川普將自己包裝成反對從前的政黨政治，卻不斷打壓公共服務與工資。但是川普上臺後同樣也是維護財團的利益。

在共和黨建製的製肘下，川普目前做出了折衷，淡化了他選舉時倡議的政治立場，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極右派的支持者。但未來他仍然是難以預測並可以非常不穩定的。單單是他與習近平四月莊園會面時期間，在二人吃巧克力蛋糕之際轟炸敘利亞就可知道。川普暫時取消了美國與中國的對立，例如暫緩貿易及貨幣戰爭，也改口承認一中原則，與中國在經濟達成各種交易。同時，他在朝鮮地緣政治問題上一定程度成功向中國施壓，使中國向北韓加強製裁，暫時得到勝利。

但是在桑德斯的選戰中也可以看到左翼的崛起。我們不支持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但我們卻能看到左翼政綱能爭取到群眾，也能看到民主黨在選戰時的內部分裂，可見組建一個第三的工人階級政黨是可能的。

在法國大選，兩大政黨都沒有進入次輪選舉，是第五共和成立以來法國首見的。勒龐可以說是法國的川普，她利用群眾對於社會黨與共和黨的兩黨製的厭倦來取得群眾。雖然後來是由中間派的馬克宏當選。馬克宏是一名前銀行家，雖然不是社會黨員，卻是過去社會黨政府中的經濟部長，與法國的高失業率不可能無關，卻因為他的清新形象而當選。但是法國的投票率是很低的，投給馬克宏的人之中，真的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很少，多數人只是為了阻止勒旁當選，政治真空由此可見。法國將會繼續推行社會黨過去的撙節政策，雖然由於勒龐未能當選，脫歐可能暫時停下來了，但動蕩會繼續。我們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的政黨，如果左翼如果沒有填補這個真空，會被右翼填滿。

在臺灣，蔡英文上臺後民望急速下降，資產階級兩黨製未來也會受到。我們不要重覆「兩害取其輕」的錯誤來支持「沒有那麽壞」的資產階級候選人，而應該建立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力量。此外，臺灣工人運動亦需要面對愈來愈迫切的民族問題，需要一個清晰連給中國工人階級、反對中美帝國主義的綱領。臺灣的罷工等工人鬥爭越來越多，工人開始激進化，越來越勇於抗爭。Jaco表示對此前景非常樂觀。

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系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裏，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蕩」，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蘇。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沖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沖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臺，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製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樸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占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蕩。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臺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製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吊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幹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製，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采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嘆。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仆」，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製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臺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製，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製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沖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征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系，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采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製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占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沖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沖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沈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製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註入流動性。 美國采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墻」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蘇，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松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蕩、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復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臺灣──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

5月24號，臺灣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宣告《民法》不允許同性婚姻的規定違憲，要求立法院在兩年之內製定相關法律，而兩年之後若無立法則可直接適用民法。同性婚姻7月起可跨區域註記。臺灣乃至同誌運動則因這項結果得到相當大的鼓舞。我們要記住這是同運抗爭多年來的成果，而不是蔡英文政府的恩賜。

同誌平權在象征意義上邁進一大步，但未來兩年正式立法的路途上，抗爭還會是非常艱巨的。釋憲的內容十分模糊，未決定透過另立專法或修改《民法》的方式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國民黨及教會等保守勢力希望立專法，製造歧視性的區隔，以免修改民法後會沖擊更大範圍的法律甚至是社會保障體製。而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與同運分子一樣支持直接修改《民法》。同運的抗爭要持續下去向立法院施壓，才能爭取到進步的方案。

在同誌婚姻釋憲後， 臺灣婚姻平權的運動鼓舞了中國、日本與南韓的同運，證明了群眾鬥爭的經驗能相互感染與學習。中國政府堅持臺灣為中國一部分，因而肯定相當尷尬，像是國臺辦面對記者：「中國人民來到臺灣和臺灣伴侶辦理婚姻登記，中國政府會承認嗎？」他們此問題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婚姻平權，但僅僅這樣遠遠是不足夠的。下一步更要為性小眾爭取更多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勞工保障等。保守教會及資本家最害怕同婚平權會進一步一環扣一環，繼而沖擊新自由主義製度。例如同婚家庭與下一代之間未必存在血緣關系，因此這會導致諸如撫養權、財產繼承權等問題，是資產階級不欲見到的。可見，同誌的徹底平權必然挑戰到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製度，正是如此只有在社會主義底下才有真正的同誌平權。

臺灣：青年鬥爭　捍衛女權

近日爆發了作家林奕含自殺案，引發了社會對於性侵害的憤怒。臺灣性侵害的問題嚴重，受害人往往難以受到社會和法製的保護。所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發起「捍衛女權運動」，提高性別平權的抗爭意識。 我們在大學門外擺設街站宣傳，指出性侵害不是個人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父權體製下男女權力不平等所致的。

5月24日晚上，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在國立臺灣大學舉行《女權鬥爭與社會主義》講座，邀請了香港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通過網路演講。令人鼓舞的是有很多青年及女學生參與。講者表明反對將女性商品化，因為這將女性身體被貶低為性工具，為性暴力製造土壤。另外，鄧美晶說道：「要消除性別壓迫，歸根究底要消除經濟不平等。很多女性面對貧窮問題，公共服務卻嚴重不足，為了照顧家庭而犧牲經濟自主權。」

艾欣在講座後決定加入我們，她說道：「臺灣社會仍然性別不平等，不管是在經濟和文化上都充斥對女性的壓迫……我的經歷仿佛就是在告訴我要當個女性主義者，盡我所能的打破現在製造歧視的社會製度。」

執政周年，怒火蔓延

蔡英文執政已滿周年，六月許多民調數據紛紛指出蔡英文支持度從上任以來迅速下滑。 TVBS公布最新民調，對於蔡英文總統執政一年多來的施政表現，民眾滿意度為21%，不滿意度為63%；然而最大在野黨－國民黨，也未從中得到任何的起色。

而其中不滿意度最高的便是勞動政策。這肇因於蔡政府六大勞工政策的選舉承諾完全落空，包括縮短工時、扭轉低薪、支持青年中高齡就業等。此外，她執意改惡勞基法，從砍七天假、一例一休及至民進黨籍立委奉資本家之命大力推動的「工時銀行」製度，充分暴露出民進黨／蔡政府從上到下，都是完全為資本家服務的政黨。而工人階級受到一連串打壓：砍假、變形工時放寬標準、退休金縮水及至現時的調高加班時數上限，都令整個社會對財團剝削和不公平政製的憤恨加深。而蔡英文推出前瞻計劃後，受到工人階級、自由派評論員以至國民黨的大力批評。這項計劃只會加深貧富懸殊。民進黨進一步流失來自基層的支持，臺灣兩黨製的政治真空將進一步擴大。

這一年來，蔡英文在資產階級之間愈來愈不受歡迎。在經濟危機愈來愈嚴重之時，資本家為保自身利益而提出苛刻的要求，即使蔡已經猛烈打擊工人階級還未能滿足貪婪的資本家們。同時，過去一年對勞工的開火已令她付出沈重的民意代價。

主計總處於5/26預估本年度民間消費實質成長僅有1.84%，是金融海嘯以來倒數第二差。民間消費力仍低迷不振，主計總處指出這仍是三大主因造成：少子化－人口紅利持續衰退、實質薪資不斷衰退停滯、高房價大幅排擠可支配所得。而蔡英文上臺至今所做皆是持續惡化上述三大問題。

今年第一季全臺1600多家上市櫃企業獲利是歷年同期次高紀錄，但普羅大眾完全沒有分享到任何經濟成果。這部份顯示在民調數字之中：八成受訪者認為國內整體經濟不好，四成受訪者坦言錢不夠用。不論是藍綠的民調機構也都顯示，高達六成以上的受訪者不滿意蔡英文執政後的經濟表現。其中關鍵在於：貧富差距。這都將在未來進一步促使蔡英文政府受到更多群眾運動的挑戰。

中共強硬　蔡外交威信受挫

臺灣統治階級在蔡上臺以來一直施壓，要求蔡的兩岸政策不能對抗中國，使得蔡英文必須打出維持現狀、和平發展的保守牌，來取得美臺資產階級建製派的支持。蔡這一年來試圖擺脫馬（親中）或扁（反中）的政治形象，試圖開拓出維持現狀（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下）的中間路線。但中共對於蔡英文的強硬態度──要她必須承認九二共識，以維持其民族主義的政治威信，相反臺灣群眾對自主權的渴求更為熱切，令中間路線的生存空間愈來愈窄。中共的做法只會令臺獨情緒進一步升溫。

在川普上臺後，蔡英文企圖在兩岸關系上樹立威信，挑動臺灣民族主義以獲支持，包括推動軍工業發展和購買美國武器。但在川普很快就重申了一中原則，而且在四月川習「莊園會面」後中美關系得到了暫時的緩和。蔡英文在外交上目前被孤立起來，在兩岸的地緣政治權鬥中大大失利。

此外，中共對臺的外交手腕不斷強硬化。最近的巴拿巴與臺斷交，而為與中國，在經濟上並沒有很大的實質影響，但中共在國際輿論上贏得了優勢並對臺施壓。前民進黨黨工李明哲遭中國逮捕及控告至今，臺灣當局完全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在WHA大會中，臺灣遭受中國方面的強硬打壓而缺席，也被視為另一個外交挫敗。蔡英文畏懼與中國過度交惡而影響經貿關系，在外交上處處示弱而削弱其政治威望。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不會站在中共或蔡英文的民族主義之任何一方。我們主張臺灣的群眾鬥爭並爭取中國底層群眾的支持，共同反對中共專製和資本主義，才能贏得真正的臺灣獨立。

而民進黨內亦是山雨欲來，現黨內各派系已在各方打起選戰、為在明年搶占最多政治資源。蔡因為政治及社會危機而失去了統治威信，必然會削弱自己在黨內的權威，使她更難壓服各地方派系的利益瓜葛，使民進黨內部分裂將會愈來愈嚴重。

這一年來蔡英文並未享有執政蜜月期，接踵而來的群眾鬥爭都正揭示著未來社會危機的進一步深化。工人與青年會繼續激進化、政治化，連過往較保守的工人上層（例如軍公教）乃至中產階級也不例外，正是等待著下一次大規模鬥爭的到來。勞動群眾也正一步步遠離藍綠兩黨，開始尋求藍綠以外的選擇。這個選擇必須是一個反對金權政治的工人階級群眾黨，才能讓未來的鬥爭找到一個團結對抗資本壓迫的出路！

反對炒地、迫遷、砸錢的前瞻計畫

今年年初，蔡政府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預算近八千八百億，這還沒算到之後必將追加至上兆的金額。 推行的基礎建設投資計畫，包括綠能建設、水環境建設、軌道建設等。民進黨政府知道經濟成長疲弱，在未來危機進一步深化時，政府除了要推行撙節政策外，也要把更多的公帑輸送給財團製造利潤。

計劃自推出以來受到巨大的批評。 TVBS公布民調顯示，46%民眾不支持推動前瞻計畫，高於支持的28%。連民進黨幕僚陳博誌希望能暫緩計畫中占五成預算的軌道建設。

計劃編列了一半經費作軌道建設，令人質疑是為了炒作地皮和房地價。在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面對財政壓力加上本身的貪汙腐敗，必然會掠奪土地和迫遷居民。縣市議員與鄉鎮代表有70%從事土地開發和建築工程等產業，根本是既得利益者。政府在原地興建住房、商店等設施，來讓政客與營造利益集團分贓，同時使群眾流離失所，民團估計會有11萬名居民被迫遷。另外在水環境建設方面，很多環保團體批評，政府只關註硬件建設，但完全沒提及如何解決水資源流失等關鍵問題。這些工程只會是大而無當的工程。

政府吹噓前瞻建設創造4-5萬個就業機會，但被揭發誇大數字，而且可以預計創造的也是高風險、高勞動強度、甚至高工時的就業機會。況且如果將同一筆公款用於建設學校、醫院和公共住房，不是同樣可以創造就業嗎？真正捍衛臺灣勞工利益的工會應該反對這項計劃。

蔡英文一方面砍掉年金和公共資源，但八千八百億相當於三十萬余戶的社會住宅的經費。蔡英文將選前承諾的每年300億長照經費砍到剩177億，僅相當於前瞻計畫經費的2%！可見當政府說沒錢增加社會福利和保障時一定是騙人的！

前瞻計劃也是蔡政府來年選舉工程之一。民進黨執的政縣市得到比國民黨的較多經費，官員能借此勾結營造利益集團（許多官員已是其中一員），讓財團承接穩賺不賠的建設案，從而爭取資本家來年選舉的支持。親國民黨的前任官員與學者也紛紛站在瓜分利益的場上來攻擊前瞻計畫。

公共建設計畫帶來財政壓力，但政府卻不會願意向富人課重稅的政府，於是進一步撙節各項公共服務，向工人階級開刀。社會主義者支持有利民生的社會建設，包括免費而完善的公共交通網路、綠化及再生能源設施等。但只有民主製訂的社會主義計劃建設，才能朝這理想的方向發展。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訴求：

反對為利潤而施行的前瞻計劃
用公帑投資醫療與教育等公共服務、建設廉價而免費的交通。
公有化各項設施及銀行，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由工人及居民選出民主委員會製定社會建設的計劃，以服務人民需要。

為移工勞權鬥爭！實現工人階級團結！

牢籠、奴工、盤剝

在臺灣的64萬名移工，是相當邊緣與受到歧視的群體。 這源自製度性的歧視與打壓，從移工引入臺灣開始，資本家與政府就將移工作為血汗勞動力來使用，一方面借此壓低本地工人勞動條件；另一方面煽動種族主義意識，利用移工語言與文化的殊異，而把他們在社會上孤立起來、甚至在工廠內利用種族主義來分化廠內工人，做到分而治之的管控。

而在薪資方面，許多製造業移工僅領有基本工資，扣除仲介費與各項資方苛扣的雜支後，往往剩不到一半的薪資可使用；而家務看護移工目前也僅有每月17,000元的工資，而根據臺灣移工聯盟指出：「外籍看護工至今依然被排除在勞基法之外，一半以上的外籍看護工365天全年無休，連基本的休假權都沒有。」在缺乏獨立住所、與雇主同住的情形下，讓她們近乎24h隨時待命，換算下來全年無休的外籍看護工時薪僅只有23.6元。

而法律上的限製，使移工淪為現代奴隸，政府與資本家蓄意的讓移工無法自由轉換雇主（就業服務法第53條）。這使得許多雇主與資本家得以透過這「合法」的權力肆無忌憚的壓榨與淩虐移工，因此對移工施暴、淩虐，甚至囚禁的新聞層出不窮。另一條迫使移工三年強製出國次的法例（就業服務法第53條），至去年年底才被廢除。這是因為移工組織長年施壓的成果。

而煽動歧視的主流媒體正是這一悲劇的共犯！主流媒體常將移工汙名化為高犯罪率的危險族群，但據警政署統計顯示：以104年犯罪嫌疑人數來看，移工犯罪人口率每10萬人約184人，遠遠低於國人的每10萬人中有1154人。可見，主流媒體是如何透過抹黑來煽動著針對移工的種族與階級的雙重歧視。

同時，臺灣與移工輸出國的仲介也在這過程中充當了現代奴隸販子。許多移工為來臺工作（或滿三年換約時）往往被收取高額的仲介費（十萬到二十萬臺幣不等），而這筆高額的仲介費兩地仲介坐地分贓。輸出國（印越菲泰）的仲介業者賄絡當地官員更是公開的秘密。臺灣政府亦始終保護著臺灣仲介業主對這樁暴利生意的壟斷權。

工人團結、才能打倒壓迫

移工在臺灣、比起本地工人承受著更大的壓迫，不論國籍種族，作為工人階級我們都同樣面對著資本與國家機器的剝削打壓。對於同為工人階級的我們而言，要爭取勞動條件的提升、終結剝削壓迫，都非得有不分國族的團結不可。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對於移工抗爭提出以下訴求： 1. 廢除私人仲介製度，強製國與國的公共部門直接聘雇。 2. 廢除就業服務法53條，外籍移工得自由轉換雇主。 3. 長照服務全面公營化，所有家務勞工由公共部門直接聘用，落實喘息服務，保障看護工勞動權益。我們反對種族主義，支持移工為擺脫現代奴隸製而團結鬥爭。支持本勞外勞應團結鬥爭，移工權益的寸步前進，也能使本地工人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移工應與本地工人享有完全平等相符的權益。本勞外勞同工同酬、組織工會簽訂團協以及罷工抗爭的權益、普選權以至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都不應以本外籍身分而有所區別！政府亦應大幅增加對長照和托兒服務的投資，減少家務勞動的負擔。而最受壓迫的移工若能奮起抗爭，亦能鼓舞更廣泛的工人階級起身戰鬥！

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早已不分國族，而工人的鬥爭更須國際團結。在藍綠兩黨輪番替著本地資本淩遲移工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代表所有種族的工人群眾黨，以國際主義的綱領來對抗種族主義！

釋放李明哲！ 打倒中共專製

9月11號，遭中共逮捕的臺灣NGO工作者李明哲「被認罪」，成為了第一位被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公開審訊丶並透過網路直播過程的臺灣人。同天被審的亦有另一名同案人彭宇華。這場判決完全就是為了公開羞辱在中國境內的異議分子，警告在臺灣挑戰中共的人士，不要想踏進中國境內，以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李明哲案不是個別案例，瑞典公民丶維權組織工作者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去年在中國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行動中被捕，後來公開在央視「認錯」，及後已被驅逐出境外。

李明哲自今年3月19日經澳門入境中國後失蹤，在5月底被證實控告「顛覆國家政權罪」。李明哲妻子李凈瑜曾經嘗試赴陸救夫，但抵達桃園機場時發現臺胞證被取消！從李明哲被未審先判地關押了177天，也見到中共的「依法治國」就是代表利用法院作為鎮壓工具。這段期間蔡政府什麼行動也沒有做過，口頭上的批評也軟弱無力，可見比起捍衛民主權利丶蔡政府更重視與中共當局的經貿穩定。

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對網路言論自由的打壓，反映了中共政權高度的政治危機，任何溫和的批評和獨立組織都不容許，實際上展現了中共對自身的統治是色厲內荏。在法院宣讀的起訴書與所謂「犯罪」事實中，包括「大肆發表抨擊國家基本政治製度，抹黑政府形象的言論」丶「大規模毀謗攻擊中國政府和國家社會製度的圖片違章」。李明哲與其中國友人所做的無非只是在網路上進行對政府的批評，並透過社交媒體進行串聯，實際上連真正的實體組織也未組成。

從這事件也證明，中共極權資本主義的鎮壓不限本國，也會將其打壓蔓延至其他地區以維持其統治；近年來中共將其鎮壓的鐵腕伸至境外與他國公民，這絕非是為了防堵顏色革命，事實上現在的歐美等帝國主義勢力都想中國保持既有的體製，這不僅是為了既有的商業利益，也是害怕中共倒臺後掀起的世界政治經濟動蕩，那將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危機無法承受的沖擊。事實上，李凈瑜在5月曾經赴美國國會求援，但美國政府完全置之不理。

這場審判帶出非常重要的訊息，它向中港臺人民告知－不論你站在什麼立場，只要獨立於中共以外就會受到懲罰。此外，中共也要突出民進黨政府的無能，顯示自己在外交上的強勢形象，展示中方對臺灣的控製力。可見中共對臺的強硬外交手腕正是對國內嚴鎮鎮壓政策的延續。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中共對李明哲及所有的鎮壓丶我們要求立即無罪釋放李明哲及所有政治犯。只有當中港臺的工人群眾團結組織起來，終結中共的資本主義一黨獨裁，才能實現真正的言論與政治自由；這個政治任務，只有廣大受壓迫的基層群眾在社會主義的綱領下團結鬥爭，並終結中共獨裁與資本主義才能完成。

奴隸製與警察暴力屠殺移工

八月三十一日，越南籍逃逸移工阮國非因涉嫌偷車被警察圍捕時遭到射殺。這起事件引起了移工的憤怒，數個移工團體到警政署前抗議警方暴力執法，並要求廢除禁止移工自由轉換雇主的《就業服務法》第53條。許多資產階級把持的主流媒體，卻仍以「危險罪犯」的刻板印像來抹黑移工，合理化警察暴力，而掩蓋了移工鋌而走險逃離原先「合法工作」的原因。阮國非遭到射殺根源於政府與資本家對移工系統性的奴役。移工需要經過壟斷性的私營仲介公司，才能將他的血汗賣來臺灣。

移工需要向仲介公司繳交十幾萬的仲介費，因此許多移工因為當合約到期時仍無法還清債務或者未能改善家鄉生活而逃跑。許多雇主也利用移工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製度，強迫其從事合約以外的工作內容。

在臺灣，無論是製造業移工或家庭看護移工，也都沒有定居的權利、沒有投票權等政治權利。種種的無權以及在社會上孤立的位置，讓移工更加容易遭受奴役，加上在警察機關和政府部門中，充斥著對移工的汙名，移工難以向臺灣當局尋求救濟。

正是這樣施加在移工身上的現代奴隸製，才造成不只阮國非一人的「逃逸外勞」 ，以及伴隨著非法身分的悲劇。事件不久後的九月十一日，一位被聘為臨時工的非法逃逸移工，即死於宜蘭市下水道工程的意外。只要移工在臺灣社會還有一天受到政治與經濟上的奴役，那麽就不可能透過加強警察權力和法律約束的方式，去消除移工「非法逃逸」的現像。

只有透過本勞移工團結鬥爭，爭回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才能對抗資本主義製度對勞動者的各種壓迫。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

• 由勞工團體成立獨立的調查組，調查阮國非被殺事件，小組有權懲治兇手

•允許移工自由轉換雇主，本外勞同工同酬

•自下而上建設工會，本外勞工團結鬥爭，打破歧視性製度

•廢除私人仲介，由公共部門直接負責移工聘雇，部門由工人民主控製

•移工政治平權：定居權、普選權、結社集會權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實現真正的同誌解放

今年同誌遊行將會是聲勢最浩大的一年，因為臺灣成為了全亞洲首個同誌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為此慶祝之余，亦主張有必要繼續為同誌平權抗爭下去。在大法官迫於群眾壓力釋憲後，婚姻平權運動取得初步的勝利，但民進黨仍沒有表態是否在立院中將其排入議程，這是因為民進黨不願激怒保守的恐同團體，同時畏懼婚姻平權立即通過會讓同誌族群更有信心爭取其他權益保障。

我們不能指望民進黨的施舍。蔡英文上臺後，口頭上支持婚姻平權，但卻是不斷地拖延婚姻平權的落實。釋憲後行政院讓恐同團體進入性平委員會內研議教育政策，實際上是向恐同的神權和保守勢力妥協。同時更有多位藍綠立委完全站在反同勢力的一方，可見他們在維護父權資本主義的立場上是一致的。

只有通過群眾的集體行動進一步向當局施壓，才能爭取婚姻平權在民法中落實，並阻止歧視性的專法設置。但是婚姻平權不能僅限於法律，同誌運動需要進一步團結起來爭取醫療、社福、教育、住房及勞動條件的改善，才能夠讓婚姻平權看得到、吃得到。

但不論是支持或反對婚姻平權的民進黨立委，都和蔡英文一起對勞工權益做出打擊。現時臺灣惡劣的勞動條件與昂貴的房價已讓許多基層群眾在組成婚姻的願望前卻步，而在職場和生活中深受歧視的LGBT勞工生活處境更加艱​​難，勞動條件更惡劣，當然也就離結婚成家更遙遠。

知名的Aniki同誌三溫暖，因為資方內部的經營權之爭，總計有九位員工遭到違法開除。資方知道LGBT勞工如果出櫃抗爭會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因此肆意打壓LGBT勞工。因此，今天的工會組織及工人運動需要將LGBT受歧視的議題扣連至勞工待遇及保障的議題，才能確保LGBT勞工可以與大部分勞工團結抗爭，共同反對資產階級的「分而治之」政策。我們需要以同誌運動的這一次勝利為基礎，團結起不分性別、種族、性傾向的基層群眾，為改善生活而抗爭，讓婚姻平權不只是法律條例的文字，而是每個人皆能實踐的權益。資本主義的壓迫不止於資方在職場上壓迫勞工，它還壓迫性別、種族、性傾向、宗教的少數群體。

資本家現在十分害怕同婚合法化後會打開一個缺口，讓同誌家庭爭取更多保障和福利時會打破既有的新自由主義製度，威脅著父權製度對資本家的政治權力與社會壟斷的保護。因此，同誌進一步的平權必然挑戰著資本主義製度，LGBT運動需要由工人階級的鬥爭來領導才能達致徹底解放！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

•同誌婚姻立即全面平權，反對歧視和假包容•建設工會鬥爭， 消滅職場歧視

•完善保障同誌族群的社福資源與權利，包括退休保障、住屋保障等

•由工人階級領導同誌運動，推翻父權資本主義製度，實現同誌實質解放

臺北十二萬人上街，慶祝同婚平權勝利

2017臺北同誌大遊行，因著臺灣成為了全亞洲首個通過婚姻平權的國家，運動取得鼓舞人心的初步勝利，十二萬人站上街頭支持同誌平權，比過去多出將近五萬多人。遊行隊伍由凱達格蘭大道出發，分三條路線環繞一周並回到起點進行集會。本屆遊行也充滿了國際團結的景象在人群之中，來自世界各國的LGBTQAI站上街頭，也不乏中國大陸民眾參與，再一次的告訴了我們全球受壓迫者團結抗爭的重要性與力量。要知道在中國近年嚴峻的政治打壓之下，連宣傳同誌權利也可能會受到政治迫害。

同婚平權是群眾勝利

今年遊行共有160個團體報名，除了時代力量丶社民黨丶綠黨等政黨之外，還有呼籲同誌遊行一同關註支持移工平權的TIWA（臺灣國際勞工協會），以及臺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

我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本屆遊行必須要高呼群眾運動的勝利，並且指出婚姻平權是群眾運動鬥爭的成果，而不是政府或法院所賜予的。我們在凱道外面擺攤宣傳，是遊行中唯一一個在遊行中以政治刊物作為宣傳品的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布條打出「婚姻平權不容拖延丶繼續鬥爭對抗壓迫，反擊父權資本主義」的口號，鮮明的鬥爭色彩讓遊行中的許多群眾看見同誌運動應有的戰鬥性方向。

婚姻平權的議程被民進黨政府有意識的拖延，這是為了向保守恐同勢力做出讓步，並打擊同運的信心，因此本屆遊行民進黨的隊伍打破過去的慣例缺席了，只是派發彩虹貼紙作宣傳！這反映了由始至終婚姻平權不是蔡英文政府賜予的，而是群眾多年來鬥爭的成果。

那些出現在同誌遊行中的跨國企業，例如GAP丶Google丶花旗銀行等，只是為了粉紅商機而上街，在其他國家壓迫同誌的獨裁國家裏（例如沙地阿拉伯丶土耳其丶中國等），他們對政府壓迫同誌的行為都緘默不言，以免損害商業利益。美國丶西班牙丶歐盟等國的駐臺官員也出現在同誌遊行中，但這些國家也經常跟恐同政府進行商貿合作。

鬥爭尚未結束

這場鬥爭還未停止，正如同誌遊行聯盟指出，近來反同團體透過扭曲丶抹黑的手法阻止性平權教育推行，並施壓各地教育局處。此外，反同團體亦發動罷免立法委員黃國昌，只因為他支持同婚平權。群眾鬥爭必須繼續下去！只有工人階級成為同誌運動的領導，打倒父權資本主義，才能為同誌帶來徹底解放。

臺灣：同運尚未結束，鬥爭仍在進行

要記得今次的婚姻平權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鬥爭，其中關鍵的是去年12月有23萬人集會爭取婚姻平權，而給政府施加壓力的結果。現在婚姻平權的落實被政府拖延，而且未來同誌權利實際有多少還未確定。蔡英文政府與保守教會勢力進行妥協，今年民進黨在同誌遊行也非常低調，與去年收割粉紅選票時的態度截然相反。

更多溝通或打擊？

護家盟丶捍家盟等恐同勢力害怕婚姻平權會打開抗爭的缺口，會讓同誌在教育丶醫療等方面都會挑戰到資本主義的既有秩序。他們要維護保守落後的性觀念，也要阻止同誌平權而挑戰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例如同誌個人的公共醫療和住房保障。又例如同婚平權後，衛福部在群眾壓力下禁止了「扭轉性傾向治療」，令恐同勢力少了一個迫害工具。未來同誌成家後可能會享有更多社福資源，違反蔡英文政府的撙節方針。

目前性平權團體正在爭取把性別平等教育納入課綱，但遭到恐同團體極力反對。在各個小學丶大學裏宣傳反對同性戀與同誌婚姻，散播性別平等教育會導致「妨害風化」甚至「性變態」。然而，反對衛福部投入公共資源支持PrEP愛滋預防用藥的計畫，導致這樣具有公共醫療進步的計劃明年將不受政府補助。捍家盟的施俊宇甚至要求警察加強執法，逮捕在公眾場合中表達性自主的同誌！

在議會方面，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時代力量及黃國昌的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例如他們順應蔡英文分化勞工的技倆，倡議大力砍掉年金。但如果恐同團體成功罷免他們的話，將會鼓起反動勢力的信心，對於同誌運動會是一個挫折。

由於同運的勝利令去年還相當活躍的恐同小團體士氣低落丶分崩離析，它們只是利用建製的機關繼續施壓，根本沒有民意支持。現在同誌平權分子需要在社會各學校丶職場和社區上組織起來，抵抗恐同勢力的打壓。婚姻平權不能只停留在法律上的進步意義，我們需要落實向資本家課稅才能享有足夠的社福保障丶公共醫療丶長期照護等實質的平權，挑戰整個父權資本主義體製。

過萬人上街反勞基法改惡，青年群眾憤怒爆發，迫切需要行動升級方案！

萬人遊行

12月23日中午，五一行動聯盟於臺北舉辦反對勞基法改惡遊行，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聚集了近一萬兩千人的遊行隊伍。這場鬥爭勢將成為蔡英文上臺以來最大的挑戰。其中既有工會系統的組織動員人數約占五成，另外五成是眾多無組織的青年學生丶勞工。現場集結了來自各行各業的勞工，就連法警丶公部門雇員組織丶反年改團體（八百壯士）丶以及眾多學生社團皆參與其中。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隊伍亦參與其中，我們的布條寫上「拒絕勞基法改惡，需要建設罷工運動，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才能擊敗藍綠金權政治」。我們罷工的主張得到了不少群眾正面的回應。

占領抗爭

遊行隊伍於下午三點出發後，隊伍行徑至行政院前丶主辦單位即宣布開始占領行動。隨著時間的推進，在決定是否繼續占領行動的問題上，五一行動聯盟決策小組內出現了分歧，高教工會的成員主張繼續占領，在發言期間被其他決策小組成員阻止。最後在六點十五分左右，決策小組的部分成員決定推派總指揮黃育德正式宣布遊行解散。

然而，許多主張繼續抗爭的群眾，對這樣不民主的決定相當不滿而拒絕離開。正在激進化的群眾看到蔡政府及財團不會因為一次遊行而退讓，並渴望看到一個更有力量的運動。

我們訪問了下班後上街的洪先生，他表示：「我是覺得占領行動是不足夠的，而且大家都不知道坐在這邊要坐到什麽時候，我是認為是需要更多的討論，讓大家可以進一步的組織起來。」另一名參與者李先生與他的女友表示:「我們覺得很不滿，我不明白主辦單位為什麽要把占領行動搞的像嘉年華式的行禮如儀，我們要知道的是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麽？要知道的是抗爭的致勝方向！」

主張繼續占領的高教工會糾集了現場的青年群眾，隨即在中山北路轉忠孝西路口坐下占領，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亦參與其中。現場近六百位抗爭者用行動來反對主辦方不民主的決定。

占領行動繼續進行期間，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的成員許偉育上臺發言表示：「運動需要進一步升級，需要建設罷工運動，如此才能夠踩到政府與資本家的痛腳，才能迫使蔡英文政府收回這個打壓工人的政策」。隨後現場喊起口號：「全國總罷工！全國總罷工！全國總罷工！」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強調，需要由所有工運及社運團體召開會議，製訂罷工一天的日子以罷工一天作為開始，繼而才通過民主架構決定如何擴大鬥爭。

時間一路到了晚上九點，隨著鎮暴警察準備強勢驅離，現場的青年群眾在臺北西區街頭四處狂飆，部分人沖出馬路阻止交通運作。直到將近淩晨兩點，警方已將臺北車站陳抗民眾全部驅散。

運動需要升級

遊行和占領行動的目的是動員群眾，並作為讓群眾討論下一步行動的平臺。但單靠占領運動無法直接迫使政府做出退讓，數年前的占領華爾街丶太陽花運動丶香港雨傘運動就是例子。現在迫切需要將工人和青年民主地組織起來，建設罷課罷工運動。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工運最大程度的團結，為此工運必須建立公開而民主的民主架構，廣納各團體和個人民主參與，讓所有代表有平等的發言權和決策權，共同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而這是目前的五一行動聯盟決策小組所缺乏的。在今次占領中，許多群眾感到無從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也未能共同討論抗爭的下一步該往何處去，因而紛紛離去。在太陽花運動中小圈子的學運領導層也同樣具有這個問題，最終不幸導致運動陷於分裂。我們必須汲取教訓──運動內部的民主架構是致勝的必要因素之一。

反勞基法抗爭是蔡政府上臺後的轉捩點，工人與青年愈來愈看清民進黨的親資本質。階級鬥爭進入新的階段。工人運動的領導需要將抗爭的情緒化做能挑戰蔡英文政府與資本家的鬥爭浪潮。

二零一八年

反擊保守反同勢力「安定力量」

婚姻平權運動在釋憲中取得初步勝利後，激起了反同勢力進行反撲。安定力量從「罷免黃國昌公投」運動中成立起來，過去一年在汐止區宣傳推動的罷免黃國昌公投，最終未達罷免成立門檻25%。他們的目的是針對黃國昌支持同婚合法化的立場。

盡管安定力量沒有成功罷免黃國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罷免運動之中得到增長，而投票結果也提振了恐同勢力的士氣。在這一年之間安定力量動員了將近7000人次上街逐戶宣傳，這些人力物力資源八成多都來自雙北地區的教會。

保守勢力為了擴大影響政策的能力，其家長介入臺北市性平會。盡管保守勢力鞏固的影響的範圍仍只局限於臺北丶新北都市，而其他例如信望盟丶東福盟等各地區的保守勢力仍未得到強力的鞏固，但保守勢力的影響力長遠來看並不容小覷。此外，因為反對年改的軍公教欠缺一個左翼政治力量，受到右翼官僚領導的情況下，導致反對年改的軍公教與安定力量合作。

現在，下福盟與安定力量合作提出公投案，企圖推翻去年五月同婚合化法的成果，並且禁止對未成年孩子實施同誌教育，並且以歧視性專法來為同誌成家立法。

可見，同誌運動不應依賴蔡英文落實去年的釋憲結果，而需要繼續組織群眾鬥爭向保守建製施加壓力。蔡英文在保守神權勢力的壓力下刻意延宕，讓反動勢力對同誌平權運動作出反擊。面對這場公投，同誌團體丶左翼分子及工運人士必須積極組織起來，反對保守勢力的公投聯署與宣傳活動。

組織起來，反對保守勢力

安定力量代表了保守宗教及中產階級，它是臺灣政局危機下產生出來的。因為工運迅速發展起來以及青年激進化的情勢，統治階級感受到鬥爭所帶來的威脅，而需要更積極動員落後的中產群眾進行反擊。

現時它們重點針對同誌運動，但未來它可以攻擊工人運動丶左翼分子甚至是少數族裔。左翼和工運要揭露他們宗教勢力是與財團勾結在一起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打手。

抵抗社會的父權及厭女文化

關於＃metoo運動，身為一位女性主義者的你有什麽觀點？如何進一步遏止性暴力的發生？

自2017年10月美國爆發一連串性騷擾醜聞之後，全球各地開始關註這項議題，據了解，美國男性長期以來利用職權來性騷擾女性，無論是在好萊塢或其他業界，皆有物化女性丶視女性為財產等現象。繼好萊塢金牌製片韋斯坦曝光之後，從媒體業丶企業界丶政壇，一連串位高權重的男性過去的醜事都在#metoo這浪潮下被揭發。隨著西方社會在此議題上的進展，臺灣也掀起了熱烈的討論。她們希望可以藉由#metoo這行動終止社會社對女性的性暴力丶同工不同酬丶遭遇的壓迫等等，創造更友善丶公平的環境，讓女性可以沒有負擔的展開自我。

#metoo最令人擔心的是討論的空間被壓縮，成為媒體嘩眾取寵的題材。類似這樣的事情總是被大眾認為這是不常發生的事，他們認為那些性騷擾丶性侵害的加害者不過就是少數精蟲沖腦的變態，沒必要將此事放大，卻不知道性暴力無論在哪個國家丶哪個場合都無所不在。

如同其他社會運動一樣，我們要不斷反思和檢討這項運動的意義，它不是僅僅反對女性遭受的暴力，而是文化上的反思，讓我們了解到性別權力的不對等，以及在這不對等的關系中，展現支配和控製的行為，性，就是權力展現的手段。

在愛爾蘭，我們發起爭取合法墮胎權的運動，你怎麽看臺灣方面相關的墮胎法令呢？

臺灣在墮胎權這方面還不夠完整，在這方面來看女性還是她伴侶的私人財產。首先，24周的胎兒並不屬於法律上的自然人，當然沒有權利義務存在，更沒有所謂的親權。而在要求身體自主權的臺灣，婦女墮胎與否卻需要配偶之同意，也就是說，女性在結婚之後，她的子宮完全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的伴侶，這完全跟身體自主權是互相矛盾。我們可以再查看刑法288條，婦女如果沒有經過伴侶同意墮胎，婦女必須受罰，這樣剝奪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法律必須被廢除！

對於臺灣網路常見的厭女現象，你認為根源何在？如何對抗？

如果把這個問題丟給一位本身厭女的人，他可能會告訴你「臺女就是問題很多才那麽惹人討厭」丶「臺灣女權世界第一，臺女還吵什麽 ?」。

臺灣一直以來都是父權社會，在家庭裏我們很常看到重男輕女的現象，亞洲父母大多數都比較偏愛男孩子，自然男孩子分配的資源相對比女孩子豐盛。在教導方面，男孩子要具有陽剛氣質，女孩子則要有陰柔的氣質，對女孩子的限製與要求相對嚴格，且教條比男孩子多很多。在父母的寵膩之下，這樣的陽剛氣質容易導致男孩子強盛不服輸丶自尊心強的個性，假如在他求學丶工作丶異性關系上的發展受挫（例如運動比賽輸給女性丶被女性拒絕約會），容易感到自卑感，就好比期望落空那樣的失落，久而久之他們只好把問題全歸咎在女性身上。而這樣厭女現象，創造了網路上熱烈回響的「母豬教」。

很多人（順異男居多）常會這樣說：「網路上的輿論看看就好，這些事情不會真的發生。」有這種言論的人，真的是標準的活在象牙塔裏。畢竟這些網路上的仇女言論，置之不理反而會變成一種強暴文化，網路上會出現厭女現象，代表真實世界就是有厭女現象才會用網路和大眾媒體來當媒介。

要進一步遏止性暴力的發生，就必須組織起職場丶學校與社區中的婦女群眾抗爭，挑戰這個壓迫女性的父權資本主義製度！不能單是網路上的輿論壓力，更需要有站上街頭的抗爭行動，才能改變臺灣社會長期低迷的女權意識！而今年三月八號的臺灣女性大遊行，就需要你一同站上街頭，為女性解放而鬥爭！

寸步女權增長，都靠團結鬥爭

女總統蔡英文上臺後，在女性貧窮丶家務勞動負擔和性暴力問題上，女權都沒有得到改善。蔡英文政府反而分化丶取消華航空服員罷工與國道收費員抗爭成果，這其中又以女性工人為多。全臺三百萬名月薪不到三萬元的勞工中，其中女性就占了57%。勞基法改惡後將導致女性勞工要提高工資更為困難，生活負擔必將更為沈重。在臺灣同工不同酬情況仍相當嚴重，如果男女要達到相同年總薪資，女生每年必須比男生多工作52天。

根據澳洲學者研究發現：單周工時如果超過39小時，勞工的精神健康就開始下降。女性工時一旦超過每周34.1小時，精神健康就開始下降。不論是松綁七休一，或是縮短輪班時數間隔，甚至是全年變形工時條款（加班費沒收條款），這都會讓平均每天要負擔4.22小時無償家務勞動的女性勞工，休息時間更少，身心更為疲憊。勞基法改惡，就是殘害臺灣女權。

婦女重擔仍未減輕

女總統上臺一年多，許多基層女性同樣活在長照資源匱乏的摧殘中。先前臺南麻豆52歲的婦人，就是因先後照顧夫家的阿嬤丶婆婆，之後為了省下一萬六看護費照顧公公，每天上班十幾小時，下班又要照顧公公，最終抑郁悶死公公後跳樓自殺，這樣的長照悲劇時常上演。照顧家中老人的責任八成為女性所負擔，蔡英文政府推行長照2.0，預算不到300億，但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過326.8萬，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3.9％。入住安養丶養護機構的重度丶極重度失能者，並不在長照大傘給付之內。家中失能老人，假如送去機構抑或請移工來照顧，都不能得到長照2.0的補助。而這樣照顧老人的責任，將會落入家中女性身上。

普遍勞工收入也不過三丶四萬臺幣左右，但私立幼兒園一個孩子平均每月就需繳付約15,000臺幣，等於普遍勞工半個月的收入。賴清德聲稱要把：「私立幼兒園公共化」，其內容是補助念私立幼稚園的學童一年2~7萬元學費，這政策實施後，將可能會造成私幼學費變相調漲。這種補貼並不會解決私營丶賺取利潤的性質，僅是政府撒錢給幼托業者和資本家牟利，並不能真正減輕基層育兒婦女的經濟負擔。

2017年，受到家暴人數有兩萬四千人，其中女性就占了70%。施暴者共有兩萬四千五百人，其中男性占了76%。根據2016年統計，受暴者與施暴者關系，其中有55%為婚姻丶離婚與同居之關系，可見在父權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是家暴的最大受害者。全臺家暴庇護所僅有26家，離開庇護所的女性約有3至5成會脫離暴力的婚姻關系成為單親，然而單親媽媽經濟上去租賃房屋與生活丶扶養較為困難。

臺灣的家暴庇護中心缺乏長期丶自主的庇護服務，讓受暴婦女擁有足夠的時間與資源重建生活。舉例而言，2017年擺脫受暴關系的某位單親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去花蓮生活，結果常常遇到上班時間需要請假回去照顧小孩，因此薪水常常因請假而減少了，這就是蔡英文政府缺乏對於受暴婦女庇護的例子之一。

2017年前三季中，通報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占了性暴力受害者中的80％，然而在受暴女性中就有將近三千人受害者為學生。據統計，性侵加害人其中55％犯罪動機是為了證明自己擁有可以主宰另一個人的權力，並非性欲所驅使。可見，性侵害的根源在於父權製度，這證明我們需要響應#METOO運動，反擊父權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控製欲望，反對資本主義刺激消費欲望的女性商品化宣傳。

結論

不論是爭取女性的經濟自主，還是反對性暴力與家暴，這都不是一個女總統主政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基層群眾要求人人享有公平的退休保障，免費的公共長照與托兒，及至是更充裕的公共預算來扶助受暴婦女，這都代表需要向資本家們課徵富人稅丶並挑戰他們對於社會財富的壟斷才能做到。因此我們需要建設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群眾性女權抗爭，在職場社區與學校中組織起來，挑戰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偏見歧視與這個讓絕大多數女性身處壓迫中的資本主義製度！

只有民主公營才能真正推動發展綠能

今年是福島核災的七周年，全國廢核行動平臺於三月十一日繼續舉辦反核遊行集會。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呼籲各位毋忘核災，繼續上街抗爭，並且反對蔡英文電業私有化的政策。蔡英文上臺後，宣稱2025年綠能會占20%的總電量作為「非核家園」的一步，但計劃根本是以電業私有化為主導，並推行實際上補助財團的前瞻基礎建設計劃（243億的預算）。

綠能發展的資本壟斷

此舉吸引了數家跨國綠能大資本進入臺灣市場。然而，蔡英文政府的綠能議程除了不受到臺灣工業資本家的信任外，就連國內銀行資本都仍對提供綠電融資采觀望態度，由此可見金融資本家僅關心是否有利可圖，對於發展潔凈能源的需要則不再考慮範圍之內。

臺灣國內資產階級與蔡英文政府間在綠能政策上仍存有諸多分歧，而臺灣工業資本家最關切的是未來能否繼續享有相對低廉的能源成本，日益嚴重的空汙問題卻選擇視而不見。

在離岸風電方面，許多西方國家如德國（達德能源）丶丹麥（CIP，沃旭）和加拿大（北陸能源）的跨國能源公司挾其綠能資本，或與臺灣公司（中鋼，遠東，亞泥竹風，力麗）合資，要透過臺灣打開亞洲市場。綠能資本如同以往的美日核能資本，也需要開拓臺灣市場消化過剩的產能 。

在市場經濟下利潤是發展綠能的唯一誘因。這都意味著事關基層群眾迫切需要的電能丶潔凈空氣丶安全，仍由資本利潤來決定。然而太陽能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私有企業難再有獲利空間，因此能發展多少還成很大疑問。盡管蔡英文政府提出623億預算要來補助設置太陽能板並發展綠能，讓政府經費淪為企業分食的大餅。此外，綠能發展根本需要由整個社會統一規劃才能有效推動，但在市場經濟下，各個互相競爭的企業爭相進入零散的市場，不可能進行規劃和合作。例如，企業現時難以找到出租的屋頂廣泛設置太陽能板。

蔡英文的綠能政策變相的推動電力部門私有化。這樣一來雖看似解決了依賴核能發電和減輕了空汙的問題，代價卻是促使作為民生必需品的電力能源淪為資本家牟利的一門好生意。長遠來說，財團壟斷了綠能之後將會後患無窮，企業可以操控電價，尤其是太陽能業因為產能過剩丶薄利多銷的模式下壟斷程度不斷增加。

同時，燃煤發電丶交通排氣與工業廢氣等因素引發的空汙議題，開始受到熱烈討論。核能發電廠停止運作而綠電又未上軌的情況下，以燃煤補足供電卻加劇了空氣汙染。此外，綠電建設因為還在初步建置的發展階段，將在未來反映為電價上漲，沖擊基層民生。許多評論者與資產階級團體的代言人玩弄反空汙與反核丶電價與綠能的矛盾，暗示空汙與電價上漲是反核和推動綠能的必然結果，以保守的態度擁護重啟核電，但是如果不挑戰拉綠能後腿的資本主義，這樣的真實矛盾將可能被持續利用。

能源問題就是階級問題

要能讓空汙與綠能議題強化反核運動，就需使今年遊行的訴求，不再只是對政府的「政策倡議」，而是爭取對資本家課征石化燃煤能源汙染稅丶取消供應給工業資本的化石燃料補助，並要求大量投資潔凈能源的發展和建設節電儲電系統。要實現能源領域的徹底變革，就需要將全國能源與金融部門國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控。只有如此整個社會才能為綠能發展作出民主理性的規劃，而不是由市場主宰。因此，追求能源民主與環境永續的訴求，是需要透過工人階級的反資本主義鬥爭才能實現！

親資政府並不能徹底解決環保發展的需要與資本逐利之間的固有矛盾。必須建設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環保群眾鬥爭，才能避免發展綠能卻帶來私人資本對於電力部門的控製。只有基層群眾丶特別是工人階級組成的委員會，在能源部門掌握實權並予以民主監督，同時促使綠能科技無條件的共享丶並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的全國金融部門來為相關能源基礎建設提供充裕經費，綠能才能獲得最有效的運用與飛速發展，以解決空汙丶電價和安全等危機，並建立便宜且環境友善的供電模式。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 反擊藍綠財團專製

臺灣解嚴已三十年余，如今藍綠兩黨占據了政治生活的舞臺，不論是李登輝到陳水扁，還是馬英九到蔡英文，代表這些時期的字詞不外乎是：金權丶腐敗丶貪汙丶獨裁丶親資。這兩個黨派之所以共享這些字詞，源自於他們都是資本家的政治鷹犬。

民進黨全面執政至今，推行一系列反工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越來越多的工人與青年拋棄了對於藍綠兩黨的幻想，選擇起身鬥爭反抗。在如今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中，資本家透過藍綠兩黨對工人階級發動的打擊是更加猛烈，這表現在民進黨政府這一年多來對工人階級的打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