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統治的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熊飛駿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一零年

在不變革官僚專制體制的前提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一條腿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赤裸裸的權貴壟斷資本主義，貪官、不法財團和無行專家結成所謂的“特權精英”巧取豪奪國民財富，以腐敗不公、道德淪喪、無恥無聊為主要特征；“一條腿改革”的苦果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無恥是體面的通行證，社會被權錢扭曲成高度畸形，公道正義成為奢侈品，人才遭受空前壓抑，整個社會呈現整體潰敗的趨勢。
今天的中國是經濟發展了但文明倒退了。GDP高速增長的結果是文化沙漠化、社會無恥化、人性動物化、腐敗制度化、政權山寨化……


1.中國的風險、機會和希望


    舊體制的活力已被證明走到了盡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風險和機遇總是相伴而生的，中華民族風險最大的今天，也一樣孕育著最大的機會！


（一）、中國的風險
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國歌不適應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國家精神，那首敵視外邦充滿戰鬥精神的歌詞只適用於面臨外族入侵的戰爭年代，不適合已經融入世界經濟圈，國與國之間的主流關系由鬥爭轉向協作，並逐步意識到普世價值和人類永恒價值重要性的現代中國。國內很多有識之士也同樣意識到這一點，在網上不斷發文呼籲修改國歌。盡管物是人非，可山河依舊，國歌依舊是先前那首國歌。按理修改國歌應該不是很難的事情，尤其是象中國這類政府權力無限的國家，修改國歌無須征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同意，只要政府下決心人大都會“該舉手時就舉手”的。在新世紀的今天，當《義勇軍進行曲》依舊在國際舞台上唱響時，我的直覺一再告訴我是不是《義勇軍進行曲》還遠沒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那句總結中國現狀的歌詞：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是不是依舊還有它的現實意義？
如果“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嗎？
在絕大多數國民眼中，這也許根本不成其為一個問題，因為今天的中國已步入有史以來最繁榮富庶的時代：
2007年中國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日、德，達30100億美元！
第一次實現了免除農業稅和九年制義務教育。
載人航天技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除此之外，中國的億萬富翁們自豪地宣稱他們的隊伍在近幾年空前壯大，人數已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利堅合眾國。目前，資產超10億美元的中國富豪已達146名，而一年前這個統計數據為85名。中國制造超級富豪的速度在這個星球上無與倫比。
…………
一長串令人鼓舞的成果讓人眼花繚亂，單從物質層面來說，中國確然已步入自唐帝國開元盛世以來千年未有的繁華盛世。以至相當一部分中國人深信按目前這樣的發展速度，再幹上二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趕超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二十一世紀將成為“中國世紀”！
在舉國歡慶的凱歌聲中，少數有識之士透過繁榮的表層看到了盛世背後埋伏著的深重危機，因而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滿懷深重的憂慮，並因此發出了與大眾不同的聲音。雖然他們的人數很少，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他們或許比絕大多數國民更了解真實的中國。

這些為數不多的有識之士為我們提供了下列國情真相：
中國的GDP總量雖然高居世界第四，但人均GDP卻排在一百位！僅有2280美元？不但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也落後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伴隨著GDP高速增長的代價是資源浪費驚人，單位GDP能耗不但遠高於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甚至遠高於印度這類一向為中國人瞧不起的國家。高能耗必然帶來高污染，中國的天空正在以世界最快的速度變“黑”。
當中國的億萬富翁在西方揮金如土變態誇富引起西人的震驚時，中國仍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1.2億）處於貧困水準。經過2007年股市、房市大折騰後，這個比例還有擴大的趨勢。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遠遠超過聯合國規定的警戒線，貧富懸殊雖然不敢妄言全球第一，但絕對排在前幾位。更為觸犯眾怒的是，中國億萬富翁們擁有的巨額財富絕大部分不是靠勤勞智慧掙來的，而是靠特權鉆體制漏洞巧取豪奪公眾財富，多是不義之財！富豪人數的驚人增長，被認為是中國股市和樓市高速增長的“功勞”，其中房地產行業為富豪榜貢獻128人。財富來得這麽容易，積累的渠道這麽怪異，也反證了致富手段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並且中國的億萬富翁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弟，兩千九百多名高幹子弟共擁有資產二萬億？與此相對應，目前中國靠勤勞智慧和誠實勞動根本不可能致富，要快速致富只能以權謀私官商勾結和“玩弄”體制，因此中國已成為這個星球上最不公平的國家！
中國的人均GDP排在一百位，依舊是發展中國家的窮國，可奢侈糜費之風卻滲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目前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僅次於日本？中國的奢侈之風蔓延，財富來得太過容易的富豪無疑是始作甬者。因為絕大多富豪的巨額財富不是通過超人能力品格掙來的，無法在能力品格上顯示自己的優勢，為了贏得社會尊重，只好通過生活上的炫耀來顯示自己的闊綽和與眾不同的身份。在他們的帶動以及商家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社會浮躁之氣彌漫、攀比之風盛行，甚至影響到低收入成員的消費方式和價值觀念。
中國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稅收增長速度更是驚人。1999年至2007年中國GDP總量增長了一倍，但稅收卻增長了三點四倍（1.5萬億到5.13萬億）!其中僅2007年的增幅就高達32.4%！2007年中國財政收入已高達5.13萬億人民幣，如果加上行政收費和預算外收入，2007年中國的稅負接近9萬億人民幣！相當於GDP的百分之四十！13年前的1994年，這個比例僅為12%，那時農稅還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稅負最高的國家，高稅率極大地限制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為烈火樣蔓延的腐敗提供更大的空間和余地。
改革開放三十年，政府的公共權力急遽膨脹，對經濟領域的幹預力度直線上升，政府的觸礁須無處不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公務員“下海”成為時尚，今天“下海”已成為歷史名詞，如果還有公務員下海的話，那也是極個別現象。不僅如此，公務員已成為中國最讓人羨慕的搶手職業，公職群體和工商業者的財富迅速積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幾乎絕跡，買官成為時尚，當官成為絕大多數國民為之奮鬥的最高理想？個體經濟和中小企業在不公平競爭環境和苛捐雜稅的壓榨下日益步入生存困境，權貴壟斷資本正在一步步扼殺民間經濟活力。
與公共權力急遽膨脹相對應，權力腐敗象烈火一樣成燎原之勢，基層政務官的品格一潰千里，並且在現存體制框架內根本沒有辦法阻遏這一趨勢。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貧困縣交通局長，在任期內竟然利用職權聚斂了三千萬“來歷不明資產”，奸淫了安插進來的絕大多數女職工，儼然成了本系統的“隋煬帝”……小局長尚且如此瘋狂，就更不用說重用這個局長的上司了。勿庸置疑，今天中國的權力腐敗已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如果不及時果斷對現存政治體制作出根本的變革，成功遏制腐敗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世界銀行於2007年12月1日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2001年至2005年，中國10％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2.4％。世界銀行說，中國的貧窮人口已經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新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現在的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
與經濟高速增長相對應，中國的“民生工程”退居世界倒數第一，社會保障體系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萬中國人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壓得喘不氣過來。行政開支惡性膨脹，大量財政收入腐敗在桌上、路上；浪費在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上，公款吃喝、公車支出和公款旅行“考察”費用居然高達一萬一千億人民幣以上！腐敗和瞎折騰的錢取之不盡；可用於正經事的開支卻捉襟見肘。
…………
下面是網上廣為傳播的一首揭貼，雖然用辭誇張，但也道出了當前中國的部分實情：
“大家看看現在的中國現狀 ：
    我想買房，結果房價漲了；
    我想買車，結果油價漲了；
    我想買點肉吃。結果豬價漲了；
    那我吃方便面總可以了吧？！結果方便面也漲價了；
    那我只好成佛！佛祖說：你終於得道了！

    年年ＧＤＰ上漲，據說全民奔小康。
    工資好比眉毛短，物價猶如頭發長；
    遙望樓盤空幻想，一年能買幾平方？
    財政氣粗是大爺，銀行有奶就是娘。

    中國現狀: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幾；
    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
    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
    嫁不起,沒房沒車沒後台！誰娶你?

    養不起,父母下崗兒下地；
    病不起,藥費利潤十倍起；
    活不起,一月辛勞一千幾；
    死不起,火化下葬一萬幾；
    …………    ”
與上述那些傷心景象相對應，中國人出現了集體信仰危機，除了信仰金錢和眼前的急功近利外，人生意義、社會責任、自我完善等人類永恒目標離我們的心靈越來越遙遠。信仰危機必然伴隨品格崩潰，只要能夠多快好省地撈大錢，能先人為主攫取眼前利益，任何人生準則都可拋到九宵雲外。這一可怕趨勢在部分年輕人身上表現得尤突出。上世紀八十年代，年輕人在單位為了捍衛公正，甘冒打擊報覆的風險挑戰領導權威者大有人在。今天的部分年輕人只要領導給他現實的好處，與領導保持高度一致的“馬屁功夫”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軟骨病從來都是遠離年輕人的，當大多數年輕人為了追逐急功近利過早染上軟骨病時，中華民族的風骨就離墜落不遠了。
托克維爾在他的論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時寫道：“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麽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
中國今天的社會精神風貌和大革命前的法國確然有著驚人的相似！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面臨整體被金錢扭曲的風險！
當越來越多的人在不擇手段地撈錢時，還有幾個人在思索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等嚴肅的主題？還有多少人在關注我們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和未來，其重要性遠遠大於經濟。
一個國家無論現階段多麽貧窮；無論遭受多大的災難，只要其民族精神尚在，這個國家就會很快振興。一個國家如果丟失了民族精神，那麽無論它現在多麽富庶，也會象建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樓一樣在一個晚上轟然倒塌。
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缺乏公平公正是威脅社會穩定的三大毒瘤！當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我們的社會根基因為三大毒瘤的惡性膨脹日益變得搖擺不定。一旦社會天平的傾斜度超過了重心，中國社會就會出現“革命性震蕩”，那時所有的成果就會在一個晚上付諸東流，一切又回到三十年前的出發點，甚至於連出發點都不如。
在惡性腐敗的厚重陰影里，一個危險的陰魂正在中華大地到處遊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為文革招魂。因為政府不明智地把文革列為禁區話題，沒及時在中國人面前展示文革的反人道真相，以至相當多的中國人不了解文革，不但沒把文革看成“反人類反文明”的空前文化浩劫，相反把文革當成能成功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認為非采取文革的極端措施不足以懲處貪官污吏。中國因為還沒建立一套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不排除在以後的政壇上會出現一個有強烈獨裁傾向的鐵腕人物，為了獨攬大權而利用民眾的“文革情結”，那時文革的悲劇就會在中華大地上再度重演，中華文明將重蹈覆轍，陷入災難的深淵無力自拔，並永遠失去覆興的機會，因為歷史不會給在同一個巨坑里跌倒的民族二次機會。
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2008年，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增長瓶頸，要想順利地通過瓶頸必須及時果敢對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過時政治體制作出根本的變革。但我國的政治體制變革遇到的阻力異常強大，尤其是部分短視陜隘的既得利益集團會本能地抵制損害他們眼前利益的任何變革，盡管變革失敗他們會付出最大的代價；不明真相的“憤青”和“半桶水知識分子”也會不分青紅皂白“發高燒”，給任何他們不理解的“解放思想”上綱上線，就象前不久把“南方都市報”攻擊為反華媒體一樣。所以中國政治體制變革成功的期望值不高，一旦拒絕變革或變革失敗，中國經濟就無法順利通過瓶頸，就會出現長期停滯甚至大踏步到退。中國現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很大程度上是靠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來維持，一旦經濟停滯或出現負增長，政府的權威就有可能一落千丈，中國也會隨之一潰千里。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時候”的憂慮並非百分百杞人憂天，更非聳人聽聞！

（二）、中國的機會和希望
風險和機遇總是相伴而生的，中華民族風險最大的今天，也一樣孕育著最大的機會！
上世紀的最初十年滿清政府因為在戊戌變法中視友為敵自剪羽翼釀成大錯，失去了自我更新並長期領袖中國的最佳時期，但仍面臨著一次浴火重生上下和解的最後機會。清政府中的有識之士也及時看到了這一機會，推動政府高層沿著他們曾經用屠刀砍掉的維新志士設計的政改之路，在中央政府進行君主立憲式的政治變革，制定憲法，組建責任內閣……當時的中國也一樣處於最危險的時候，政治變革必需堅決果敢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並為變革設立必須嚴格遵循的時間表。遺憾的是，當時以滿清權貴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智慧看到迫在眉睫的危險，更看不到“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只看到清政府自甲午戰爭以來第一次終於從被瓜分惡夢中走出來（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明確呼籲列強要維持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並得到在華列強的一致響應），“革命黨”在南方邊界制造的“暴亂”也一再被證明是“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的“大好形勢”；不容忍“變革”損害他們的任何既得利益和政治經濟特權，因而不願政治變革走得太快太遠，最好是不要觸動原有的政治框架，在繼續確保他們特權的前提下對行政機制作些修修補補的工作。因為狹隘短視既得利益集團的百般阻撓，滿清政府沒有把握好這個維護自己根本長遠利益的最後機會，在政治變革上半心半意拖沓延宕，用“走過場走形式”之類的自欺欺人把戲來糊弄民眾的政治訴求。為了最大限度地照顧滿洲權貴的利益特權，滿清君主立憲政政府的第一屆責任內閣竟然成了“皇族內閣”，十三位內閣大臣中滿洲權貴居然占了九人！結果滿洲權貴“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民眾對清政府的最後一點希望徹底破滅了，轉而把希望寄托在“根本沒有民意基礎也注定成不了氣候”的革命黨身上。“皇族內閣”成立後才短短一年時間，屹立近兩百七十年不倒的大清帝國在“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下忽剌剌似大廈傾了……
今天的中國和上世紀頭十年的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政府航船一樣走到了必須進行根本政治變革的十字路口。中國的外部形勢一樣“一片大好”；內部則危機叢生。不同的是中國這次面臨的機會更大，政府的任務也更富挑戰性，周邊環境也更有利政治變革的成功。如果中國政府能及時把握好這一最後機會，我們的執政黨就會浴火重生鳳凰涅槃，中華民族也會真正走上希望之路。

今天的中國面臨遠勝上世紀初的政治變革良機：
持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為政府提供了進行政治變革的必要物質基礎；
因為網絡的普及，民眾的政治素質大為提高，由十年前徒勞地呼喚“青天大老爺”轉為要求政治“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權力意識和民主訴求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本屆中央政府任期內實實在在的親民措施，為政府提供了領袖政治變革的必要威信；
舊體制的活力已被證明走到了盡頭，尤其是無力遏制逾演逾烈的貪污腐敗已成為廣大民眾的共識；
近幾年網絡有限的言論自由造就了一大批識見過人且擁有強烈民族責任心的民主精英人物，為政治變革提供了智力保證；
既得利益集團雖然本能地阻撓有損他們特權的任何變革，但這個集團並非鐵板一塊地狹隘短視，里面也有部分有識之士看出了政治根本變革的必要，看出政治變革的成功更有利於他們自身的長遠利益；
互聯網的普及，使政府改革派能方便快捷動員民眾，有利於讓民眾了解真相，從而贏得民眾對變革的理解支持，有效地防範自私自利的頑固勢力利用“暗箱作業”等非常手段向政府中的開明勢力突然發難；
台灣民主政治的成功，徹底粉粹了“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政治謊言，中國人的政治自信心空前加強；
民主政治已成為世界不可阻擋的政治大潮，越來越多的國家告別專制走向民主，一句網絡幽默最能說明中國和世界的民主大趨勢：
“連‘王八蛋’都民主了，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華大國還猶豫什麽？”
喜馬拉雅山南麓的綠豆芝麻國不丹君主在上月主動還政於民，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給連“民主”這個名詞都不熟悉的不丹國民提供民主福蔭，為民主政治劃上了一個漂亮的前進號。
…………
新世界的中國，希望就在眼前，機會就在腳下，政府中的精英人物有義務和責任把握好這個最後機會，給中華民族的未來造就一塊希望的綠洲。
中國的政治體制變革勢在必行。
政府應為政治變革設計一套堅決快速的總體戰略；並為之制訂一個各地必須遵循的時間表，嚴禁在改革之路上觀望拖延。
中國當前面臨的第一大問題是燎原烈火樣蔓延的貪污腐敗；尤其是基層政務官的瘋狂腐敗直接威脅到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
與第一大問題相適應，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是立即實行縣官直選和新聞自由。因為只有民選的基層政權才能有效地遏制基層政務官的瘋狂腐敗。新聞自由則能有效地行使對在職政府的新聞監督職能，把真相暴露在陽光之下，腐敗賴以藏身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小。
政改第一步取得成功後，立即按程序進入下一步，直到在中國建立一套科學理性且能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為止。
如果政府中的精英人物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能領袖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最後的成功，中華民族就會迎來新生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就在前面，希望之路就在腳下，中國人還遲疑什麽？


二OO八年四月七日


2.威脅中國社會的大瘟疫

中國的經濟建設在近二十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貪污腐敗的步伐遠遠超過了經濟發展的步伐。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的任何朝代都繁榮富庶；但因腐敗登峰造極的緣故，中國社會也成為歷史上最缺乏公正的社會，官吏和平民的矛盾日益不可調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當代中國的貪污腐敗究竟嚴重到什麽程度？
以前貪污萬元便是大案要案，不鎯鐺入獄也要撤職記大過；貪污百萬便是巨貪，不槍斃也要判個無期；今天的貪污犯則多是“大哥大”式的人物，動輒貪污千萬甚至上億。一個貧困縣的一把手在三年任期內貪污千萬以上的巨款，包養一個又一個的情婦已不算什麽新聞了，他不就是個七品芝麻官嗎？七品以上的大官貪污的胃口更是水漲船高：廣東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40億；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4.2億；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1.88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諸時健1.8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1.6億；今年落網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1.6億；還有最近被“雙軌”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一涉嫌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億……這個世道真的有點邪乎了。
中國老百姓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竭，他們說起腐敗沒什麽高深理論，也沒什麽精確數據，但極為樸實形象。民間有一家喻戶曉的經典“段子”：“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幹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
近幾年一個又一個的巨貪紛紛落網，說明中央反貪反腐的決心不可謂不堅，措施不可謂不得力，連傳統“刑不上大夫”的古訓也拋在一邊了。可反腐的效果微乎其微，當越來越多的貪官被押上斷頭台時，貪污腐敗反而呈現出逾演逾烈的趨勢。
為什麽“碩鼠”越打越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官吏任免機制出了問題。
我國傳統的官吏任免機制是“單向負責制”，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官職的升降任免由上司來決定，這樣官吏只需贏得上司的好感就可官運亨通，至於下屬和人民的意見就無關緊要了。對於一個和上司沒有經常性接觸且沒有親屬或同學背景的官員來說，贏得上司好感的最直接方式就是送錢和貴重禮品，同時點頭哈腰好話說盡永遠不對上司說“不”。官吏個人的合法收入有限，為了籌集向上司“行賄”和揮霍享受的那筆錢就得向下“索賄”和以權謀私，把手中的權力和“官帽子”當成商品。為了平覆向上司卑躬屈膝造成的心理失衡，官吏也會樂意任用並提拔那些勇於拍自己馬屁的下屬。凡是善於揣摩上意好話說盡不願表達不同意見的下屬都是沒有任何原則和良知的卑劣之徒，這樣的人滓走上權力崗位後除了行賄受賄貪贓枉法吃喝玩樂外沒什麽真本事，也難得幹一件正經事，於是一個廣大且利害相關的貪污網就在全國建立起來了。當然在傳統官場中也有部分堅守良知富有能力且勇於負責的“清官”，但在貪污受賄成為主流的官場里，這樣的“清官”大多沒有什麽好結果，不是被雞蛋里挑骨頭找錯撤職就是長期不得升遷，極個別的“清官”被提拔重用則是“極大的偶然”而非“必然”在起作用。在一個缺乏公平且法律具有相當大伸縮性的社會里，在官場這種是非之地，上司要想誠心找你的錯應該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這就象在一個“森林法”很少起作用的深山老林里，幾乎各家各戶都有在冬季上山砍樹生火取暖的習俗，但如果選定一個山民實施“森林法”，他就得被有理有據義正辭嚴關進監獄，盡管這個山民也許只砍了一棵微不足道的小樹，其他山民則砍下了成片的參天大樹……在“貪官”官運亨通而“清官”仕途多桀的社會里，根據人類趨吉避兇的天性，官吏就會紛紛向貪官看齊，於是貪污腐敗進入惡性循環並逾演逾烈。
在當今這種人事機制下，如果我是一個縣官，如果我一無匡時濟世之志二無造福蒼生的高貴情操（這樣的聖人只是鳳毛麟角），那麽升官就是我的主要奮鬥目標。要想順利地升為市官或省官，我就得設法贏得上司的好感；如果上司也不是鳳毛麟角式的聖人（聖人式的上司少之又少），為了贏得上司的好感，我就得厚著臉皮拍馬屁和變著法子行賄；為了籌集那筆足以贏得上司深刻印象的巨額賄賂，我就得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多方伸手要錢，最有效的撈錢途徑就是把官帽子當成商品出賣，大興土木以撈取工程回扣……在行賄拍馬屁的同時，為了給上司提供一些在上面為你說話的“硬件”，我還要制造一些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以體現自己富有能力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許我執政的那個縣會因此群情激憤怨聲載道，但對我的仕途影響不大，因為人民既不能降我的官也不能罷我的官，就算他們幹出聯名上訪的出格事，只要上司對我依舊有“好感”，我就會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我個人也許偶爾會因良心發現在當地幹幾件為人民服務的“好事”，但這樣的好事是無法堅持下去的，前提是不能對我的升遷有任何負面影響，一旦影響我升官發財就會馬上停止“為人民服務”，而升官發財與“為人民服務”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背道而馳的。
今天的中國施加給政務官身上的必要監督制約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少。封建中國雖然是帝王的家天下，但帝王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一方面要網絡人才俊傑來保家衛國；另一方面會設置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諫官（禦史大夫之類）來隨時糾察皇帝和百官的過失（品行不端和行政失誤）。歷史上最腐敗的楊廣王朝（隋煬帝）也經常會出現大臣在大庭廣眾之下據理力爭敢於向皇帝說不的場面！今天你看到哪個下屬在眾人面前指斥能夠決定他生死或政治命運的上司的過失嗎？科舉考試雖然有許多弊端，但客觀上保證了官僚集團的整體智商遠遠高於平民階層，智商高的人貪污的動機比普通人要小得多，因為他們的眼界比普通人更高遠。今天的官員雖然也都有大學文憑，很多還是“碩士”或“博士”，但這些文憑里究竟含有多少“水份”只有研究生官員自己知道，和歷史上的“進士”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時期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和一個又一個的“清查”也對官員的心理有很大的震懾作用，因為“恐懼”被“揭發”、“反省”和“打倒”而大大減少了腐敗的動機。那個時期的“共產主義信仰”也對相當多的官員有很大的感召力，為主義獻身的熱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腐化享樂的動力，因此腐敗的程度也比今天好得多。今天是一無信仰的力量二無行之有效的監督制約手段，腐敗的規模也因此象深秋的野火一樣滋長蔓延。
那些被處極刑的大貪官上刑場的景象應該是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極大諷刺：凡是看過《紅巖》和《刑場上的婚禮》的中國人都被許雲峰、江姐、陳鐵軍等革命烈士雄糾糾氣昂昂奔赴刑場的英雄氣概感動過；今天的貪官上刑場的派頭又何曾不是昂首挺胸視死如歸呢？出現這種反常景觀的原因有四：一是貪官的綜合素質低下，既不知道反省也不知道懺悔，犯了再大的罪惡也會在心理上把過錯推到別人身上；二是認為自己貪污是不得已而為之，如不貪污就無法在官場體面風光地混下去，要錯也是制度出了問題，責任不在他一人；三是盡管自己的貪污腐敗屬實，但問題比他更大的貪官還照樣坐在高位上，有的還在升官，僅判他一個人死刑不公平；四是他一人雖然倒下去，但一家人卻站了起來（烈士就義的價值是：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他為自己的子孫聚斂了可能坐吃幾代的巨額財富，自己也風光享受夠了，現在死了值得！夠本！
在歐美等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官員大多是人民的真“公仆”，貪污腐敗只是極個別現象，絕大多數官員在任上都能兩袖清風盡職盡責。之所以如此並非歐美的官員比我國的官員天性善良靈魂高貴，而是嚴密科學的人事體制沒有給腐敗留下任何空間。美國的官吏任免機制是“雙向負責制”，既對上負責也對下負責，其中主要是對人民負責，這樣官員只要贏得人民的好感就可順利升遷，要想贏得人民的好感就得“不貪不占不推卸責任”和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正因為人民的意志決定官吏的升遷，所以在美國才會出現布什總統去某市視察沒有任何市政官員陪同，自己掏錢吃飯住宿等在中國視為“天方夜潭”式的“怪現象”。因為那個市長是市民選舉出來的，布什既不能降他的官也不能升他的官。成開傑之流的大貪官在英美等國也許會成為“清官”，除非他不想吃公務這碗飯或成心和自己過不去，一旦腐敗瀆職就會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
如果不對我們的人事體制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我國的反貪反腐就只能停留在揚湯止沸的狀態，腐敗分子前赴後繼，一個貪官倒下去，千百個貪官站起來！就算動用明王朝時期的“剝皮”慘刑（朱元璋在各州縣都設有專門懲處貪官的剝皮亭，官員貪污幾十兩銀子就被“剝皮”）也只能收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腐敗賴以滋生的土壤。

二00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3.中國的深層悲劇

    中國的深層悲劇是“富人沒有遠見！知識分子缺乏良知！”中國超級富豪的財富是怎樣得來的？他們象西方富豪一樣熱衷於慈善和公益事業嗎？知識分子一旦喪失“良知”，就會失去全社會的尊重，最終會在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


中國的悲劇很多，文化包袱和官僚主義象兩座沈重的大山壓在中華民族的頭上。但中國的深層悲劇則發生在社會的精英層，可以用下面兩句話來概括：
富人沒有遠見！
知識分子缺乏良知！
中國的改革開放號召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鼓勵那些靠勤勞智慧積累財富的中國人率先致富，然後帶動全體中國人共同富裕。二十多年來，中國在走出貧困的同時，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個又一個的超級富豪。從“萬元戶”--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中國式富豪資本積累的速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2003年，中國共計有三千位身價超過一億元的億萬富豪。近兩年國有企業轉制，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億萬富翁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來，無數暴發戶一夜間積累的財富連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國的超級富豪們也瞠目結舌。2005年，中國有多達5萬人積累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財富，其中斂財超過1億美元的有200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個貴族，多少年可以讓億萬富豪的人數從3千到5萬，只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
中國確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不但富了起來，還有不少人成為令世人矚目的超級富豪！中國富人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鄧小平先生的意料，我在這里想問兩個問題：
這些人當中有幾位是靠勤勞智慧富起來的？
這些超級富豪們帶動中國人共同富裕了嗎？
這兩個問題不用我來回答，相信每個不傻的中國人心中都有答案。
中國的超級富豪們把財富拿來作什麽？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幾組數據：
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20輛悍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剛剛越過1000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多萬元的勞力士手表，30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萬元的鉆石……林林總總的國外奢侈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中國富豪喜歡“奢侈品”，且氣魄之大、出手之闊綽，連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嘆弗如……
2003年上海汽車博覽會期間，一輛價值1188萬元的“雅致728賓利”---在歐美也無人輕易問津的賓利旗艦版---被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買家悄然下了定金。 2002年賓利進入中國市場以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在中國售出85輛賓利轎車，其中19輛單價超過100萬美元。賓利在中國創造了三項紀錄：總銷售量亞太地區第一、銷售增幅全球第一、賓利728的銷售量全球第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場擺出一件標價160萬元的衣服，上架沒幾天就被一個富豪買走了，隨後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來……
法國產的“人頭馬”主要消費市場是中國！
緬甸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財政收入，但這個國家的賭場主要設在中緬邊境，在里面一擲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國富豪。
泰國的色情服務業是該國旅遊業的支柱，光顧色情場所的中國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
…………
當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們一擲千金時，他們有意識帶動中國人共同富裕嗎？
據官方統計：中國目前農村的貧困人口在9000萬至15000萬人之間。農村的貧困標準是625元人民幣。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困人口的總數大約有15000萬人至21000萬人。
我經常在想這樣的問題：中國的超級富豪們幹嗎不把揮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濟失學兒童或下崗工人呢？他們寧願“千金買笑”也不肯急人所難，這種稟性究竟是聰明還是傻？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深圳邊流浪邊打工，有一天和幾個先發起來的朋友在上海賓館附近閒逛，看到不遠處有一個披頭散發的小姑娘在乞討，不住給過往行人打躬作輯，可很少有人肯施舍一文錢。我實在看不過去，就跑過去在她的破碗里丟下十元零鈔。朋友們馬上提醒我，說這些人都是“騙子”，不值得同情，我剛才的行為不是行善；而是“自已屁股流鮮血還急著給他人療痔瘡”，說白了是“傻冒”。
我當時聽了這話很納悶，心想就算這些人是“騙子”，一擲千金的富人們路過時丟下一元錢也損失不了什麽啊？中國人幹嗎在施舍上如此精明且斤斤計較呢？
當美國的超級富豪洛克菲勒一邊啃著三明治面包一邊匆匆趕往學校和慈善機構捐款時，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正在五星級酒店里喝人頭馬吃保護動物泡小情人！
當亨利.福特成為美國數一數二的超級富豪時，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賺來的巨款揮霍享受或是買個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讓他的工人能買得起他們公司生產的小轎車，於是他給工人發高工資，還創造了流水線的生產方式，使汽車成本大幅降低，於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車”上下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的行為“傻”嗎？在部分中國富豪眼中，他倆的行為算是傻到家了。
《誰在拋棄中國》給我們列舉了下面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假設在一個地方發現了金礦，來了一個人投資建了一個礦場，雇一百個工人為他淘金，每年獲利1000萬，礦主把其中的50%作為工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每年收入5萬，他們拿一萬來租房子，剩下的四萬可以結婚，生孩子，成家立業，礦主手里還有五百萬，可以做投資。因為工人手里有錢，要安家落戶，所以，房子出現需求。於是礦主用手里的錢蓋房子，租給工人，或者賣給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開飯店，把工人手里的錢再賺回來。開飯館又要雇別的工人，於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業機會，也有了收入。一個家庭的消費需求就更大了。這樣，幾年之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100個家庭。孩子要讀書，有了教育的需求，於是有人來辦學校，工人要約會，要消費，要做別的東西，於是有了電影院，有了商店，這樣，50年過去以後，當這個地方的礦快被挖光了的時候，這里已經成了一個10萬人左右的繁榮城市，礦主也成為這個城市的首富和最受尊敬的人。
　　第二種情況：
　　假設同樣發現了金礦，同樣有人來投資開采，同樣雇100工人，同樣每年獲利1000萬，但是礦主把其中10%作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一年1萬。這些錢只夠他們勉強填飽肚子，沒有錢租房子，沒有錢討老婆，只能住窩棚。礦主一年賺了900萬，但是看一看滿眼都是窮人，在本地再投資什麽都不會有需求。於是，他把錢轉到國外，因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蓋幾個豪華別墅，雇幾個工人當保鏢，工人沒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沒有別的需求。50年下去以後，這個地方除了豪華別墅，依然沒有別的產業。等到礦挖完了，礦主帶著巨款走了，工人要麽流亡，要麽男的為盜，女的為娼。成了強盜的男人就會去搶礦主，然後把礦主殺死。
第一種情況是“遠見”；第二種情況是“短視”。
中國富豪有“遠見”者寥若晨星！
沒有遠見的富人是短命的！
洛克菲勒是上上世紀中期美國的石油大王；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他依舊是石油大王。
亨利.福特是上世紀初的汽車大王；一百年後的今天他依舊是汽車大王。
中國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鎮壓了！逃亡了！破產了！今天的中國富豪一百年後會向何處去？如是他們不改變自己的作法，結局應該不會比一百年前的富豪更好。
中國有相當多的富人其財富並非來自勤勞智慧，尤其是億萬級富豪，其財富來路的公正性更是大成問題；甚至可以這樣說，超級富豪的絕大部分財富都是靠鉆體制的漏洞積斂起來的，是不公正收入。道理很簡單：在中國目前的社會體制和經濟活力下，是不可能在幾年時間內靠勤勞和智慧產生億萬富翁的？！這樣的機會只有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前期和二十世紀石油革命時代才會產生。今天的中國顯然沒有那樣的機會。
中國有相當一部分超級富豪的財富來自“特權”！是靠傷害國家和社會積斂起來的。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不公正特權社會，富豪集團的財富絕大多數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更具悲劇性意義的是：中國占絕大多數的富豪患有“短視”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遠見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現在那些從底層社會起來的部分人忘記了早期的艱難歲月；短視表現在不願用多余的財富回報社會，以為自己可以永遠地富下去。
正因為中國有那麽多的富豪“短視”或“健忘”，中國歷史上才有那麽多殺富濟貧式的平民起義，中國富人的壽命也很少能夠超過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過三代”一說。英美等文明國家即使有窮人殺富人的現象也是個別的，絕不會釀成全社會性的平民暴動。因為英美等國的富豪有遠見的很多，把賺來的大部分財富用來回報社會，大多數平民都在享受他們的“恩惠”，誰還會想到要殺他們呢？中國的平民起義也許更多源於國民的仇富心理，但為什麽會產生這種心理，富人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
中國古老的智慧有“逆取順守”一說。既然有相當多的富豪財富來路不公正，現在該是你們把不法財富拿出來回報社會的時候了。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國家民族；更主要的是為了你們家族的百年大計。
這里我想問富人一個問題：你是願意把財富拿到花枝招展的體面人群中享用呢？還是願意拿到象非洲那樣餓得皮包骨的窮人群體中炫耀呢？或是卷起財富在國外流亡呢？
如果我是富人，我會努力爭取第一種結局。第二種結局最好不要發生，在滿眼都是窮人的社會里我擁有再多財富也沒有多大意義，說不準想找個漂亮點的小蜜也難上加難，因為饑民世界里不容易產生真正的“美女”。第三種情況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在一個連語言都不通的陌生國度里，那份孤獨不是一個富人能夠忍受的。為了爭取第一種結局，我得想方設法把周圍的人群變成體面人，變成中產階級，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的財富拿一部分出來為他們創造脫貧致富的機會，帶動周圍的人共同走向小康。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湧現出一部分有“遠見”的富豪，盡管他們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卻是富人集團的希望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上月我在網上看了一篇標題為《民族與歷史》的論文，為作者的觀點與見識深深傾倒。據知情人士透露：此文的作者是一位大公司的總裁。如果中國的大總裁們都有他那樣的“遠見”，中國的悲劇無疑會大大減輕。
下面再來談談知識分子的良知。
知識分子在任何國家都是走在社會最前列的先進群體。中國知識分子因為所受的教育出了問題，並不能很好地履行先進階級的角色。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這篇文章里有較為詳盡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問題。
何謂“良知”？“良知”就是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捍衛道德、真理的勇氣；以及不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誘而被陰暗勢力“收買”。
一個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許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識分子絕不能缺少“良知”！否則這個民族就沒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國最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譚嗣同和魯迅！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成了朝廷的通輯犯，帝國憲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譚嗣同當時有充足的時間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為、梁啟超一樣去國外流亡。但譚嗣同拒絕逃亡，他對前來報信的同志說：
“西人變法不惜捐棄身家性命，中國未聞有為變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請自嗣同始！”
魯迅為了醫治中國人心靈上的疾病，不顧絕大多數國民“愛聽好話”的毛病，不惜冒著和整個社會作戰的危險，出於對中華民族巨大的責任心，把筆化作投槍匕首，勇敢地暴露中國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識分子比譚同酮、魯迅那個時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幾個知識分子擁有譚嗣同、魯迅那樣的民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有幾個不在“利誘”面前拋棄人生的準則？有幾個擁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國確然有很多堅守“良知”的知識分子；但這些人在知識分子這個龐大集團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也曾一度為了個人利益喪失“良知”。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發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學生的事件。那時全省正在搞“普九”，幾乎所有的村辦小學都從農民手中“集資”建起了新式校舍，部分權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撈了一筆“工程回扣”。也許是因為“回扣”的比例過重，在校舍建築上偷工減料絕不是個別現象。這所小學就是因為過份偷工減料，教學樓剛建起來不久就張開一個大的裂口，老師學生根本不敢搬進去上課，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房而停止修理的舊危房里上課。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漏水，然後整座房子倒塌了，當場砸死了三名學生，其余的學生則不同程度被砸傷……
一個小時後我們奉命趕往現場搶險，我親眼看到學生的鮮血染紅了斷磚殘瓦，三具屍體平躺在血泊中，上面蓋了一張雨布。沒砸死的學生一個個頭破血流，一雙雙困惑的眼睛看著我們……看到他們身著破舊的衣衫在風雨中抖動，我的眼淚當場湧出來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來了幾位面孔陌生的農民，他們自稱是這個村的學生家長，聽說我曾在外作過記者，想讓我為他們主持公道，把鎮、村幹部鯨吞工程款導致出現“豆腐渣工程”的內幕在媒體上披露出來……
我這個一向被公認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卻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口頭上的理由是“我很久沒有寫東西了，筆頭生疏了，寫出的文字不夠水平媒體不會登載……”深層原因則是“市政府對我夠意思，雖然沒有重用我，但也沒給我小鞋穿，象我這等不識時務的男人，能不受壓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給這座城市抹黑……”
隨後的幾天，我夜夜做噩夢，每次都夢見衣衫濫縷頭破血流的學生在風雨中發抖的鏡頭……
次年的春天，這個鎮的“一把手”官運高照，因在任“政績突出”且“廉潔自律”被破格提升為副縣長……
鎮長的告別宴會夠風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請函，但我沒有去，不是對他的提升不滿，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我突然意識到我的“良知”在這次事件中喪失了，我已不配“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如果我堅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貪官就算不垮台，順利提升的概率也應該很小，老百姓眼中的困惑也不會加深一層了。
象我這樣一度喪失“良知”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究竟有多少？事後能清醒過來並試圖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喪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後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學教授應該是一個很尊嚴的職位。英美等國的教授極少有人為因為“屈從權力”或“貪圖財利”出賣“分數”；因為“分數”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出賣分數就等於是出賣“良知”。所以英美的絕大多數教授寧願放棄當大官或成為超級富豪的機會把分數送給“大款”或“政要”。我們的教授在這方面作得怎樣呢？參加過研究生考試的大學生應該深有體會。
中國有多少文字工作者為了一點小錢給貪官炮制塗脂抹粉的“假新聞”？有多少“作家”在給國家蛀蟲寫傳記？有多少“知名人士”為了那頂在眼前晃動的官帽子放棄原則？有多少三流寫手在編寫“名人錄”、“專家錄”、“藝術家錄”……
有多少醫生在拿“藥品回扣”？有多少教師在巧立名目從學生口袋里掏錢？有多少“經濟學家”為了財閥的“紅包”在權威職位上說昏話？有多少文痞把黑社會頭目捧為大企業家？
…………
在中國，缺乏“良知”也許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但知識分子比常人擁有更高的境界，應該比常人有更多的責任義務堅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識分子的不滿只停留在爭取個人利益；當個人利益部分滿足時就放棄“捍衛公正”的初衷，就會很輕易被“權錢”“收買”犧牲人生準則。一個很輕易就被“收買”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識分子一旦喪失“良知”，就會失去全社會的尊重，最終會在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類似的悲劇性教訓在中國歷史上實在太多了。

二00六年一月十三日



4.新世紀中國的九大怪狀

    學校強迫學生說謊；中小學生給老師行賄送禮；不跑關系絕對不能當官上調；寺廟“有德無錢莫進來”； 傻子嘲諷聰明人；“坐牢”是值得驕傲的資本；大學熱衷頒發“注水文憑”；“專家”在權威崗位說昏話；“豆腐渣工程”無人追究責任。


（一）、學校強迫學生說謊
稍微有點處世常識的人都知道，誠信是一個人的首要美德，否則社會就會誤入自欺欺人的惡性循環。值得反思的是：今天的學校卻強迫學生撒謊說假話，並且這樣做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經過有責任心的仁人志士不斷努力，今天的中國終於實現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可很多中小學校仍在違背義務教育巧立名目亂收費，變著花樣從學生口袋里撈錢。如老師誘迫學生有償補課，攤銷狗屁不值的“輔教資料”，誘迫小學生在學校食堂集體吃早餐，違規收取各種明文規定應該由學校承擔的資料費用……為了維護教育管理部門的權威，照顧特權人物的利益，中小學校的“檢查”“評比”總是很多的。為了應付上級主管部門的檢查，濫收費和弄虛作假的學校就得強迫學生說謊。每逢上面有人來“檢查”“評比”“驗收”“達標”時，學校就得專門召開班主任會，然後各班召開班會，強迫學生“統一口徑”，對“上面來的人”撒謊說假話，步調一致地掩蓋“真相”……
強迫學生說謊雖然讓校領導和部分特權老師得到了眼前的好處，可卻催殘了學生的心靈健康，從整體上敗壞了學生的品行，給國家民族的未來造成巨大的傷害。部分國民之所以撒起謊來一點也不臉紅，並因此付出沈重的代價，深究起來學校應該是始作甬者。
在地球上的多數文明國家，成年人說謊不足為奇，學校強迫學生說謊則聞所未聞，可在我們國家卻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二）、中小學生給老師行賄送禮
給權貴人物行賄送禮以達到自己的陰暗目的在地球上的很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可學生普遍給主課老師行賄送禮的國家卻寥若晨星，我所知道的就只有中國這一個國家；並且中國這種現象也不是長期存在，而是近二十年的故事。我上中小學時學生不但不給老師行賄送禮，部分老師還拿出自己的微薄薪水給成績好的貧困學生買作業本。我所知道的給老師送禮的學生就只有讀初一時的一個班長，全部禮品也就是一斤豬肉，當時的價值七毛五分，還是自家逢過春節時自宰的家養豬。
我們離開學校走向社會後，根本不知道給能主宰你前途的單位領導行賄送禮，就是知道也很難鼓起送禮的勇氣。今天的大學畢業生剛步入社會就深諳行賄送禮之道，並且拎著煙酒甚至揣著紅包上門一點也不臉紅，應該是學校“教育的成果”吧。
師生之間“禮賄”往來的責任也不全在老師，部分家長也難辭其咎。我兒子上中小學時就從未給主課老師送禮過，主課老師不但沒有因此給他“小鞋”穿，相反格外關愛他。沒送過禮又沒因此穿小鞋的學生會終生敬重他的老師，今年春節去大學看望兒子時，他給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畢業後要好好報答他的恩師。“終生感恩”比眼前的幾條煙酒價值孰輕孰重，明白人應該能權衡出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這人特“尊師”，原因就是當初老師“感動”了我，不但沒給老師送過禮，相反老師還用自己的薪水給我買過作業本……

（三）、不跑關系絕對不能當官上調
中國傳統的官場一直是“關系”和“能力”並重，部分人主要靠關系當官，部分人主要靠能力當官。二者的比例取決於國運的興衰。國家上升時期當官以“能力”為重；沒落時期則以“關系”為重。今天的中國官場則墮入一個“危險的極端”，當官全靠關系，能力必須依附於關系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沒有關系的能力在官場的效用幾乎等於零。因此一個人不跑關系絕對不能升官，基層官場此現象尤為嚴重。如果某縣城出了個諸葛亮式的曠世奇才，在不跑關系的情況下，法治國家會無可爭議地被該縣公民選為縣長；在“萬惡”的封建中國也能被任命為副縣長，最低也是局長；可在今天的中國他若不送禮行賄跑官要官，就極有可能連最小的村長也當不上，甚至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
本世紀初一位重點大學畢業生自告奮勇去家鄉貧困山區的一所鄉鎮中學援教，一幹就是八年。去年她被縣教育局評為家鄉縣僅有的市級勞模，教師節那天她作為唯一的鄉鎮模範教師在全縣教職工大會上作典型發言，縣政府領導和教育局長親自為她戴上大紅花。教育局還組織專門寫手班子為她制作典型事跡材料，她所在的大學領導也親自登門慰問她，送給她一台價值萬元的高級電腦……她在鄉村工作的時間很長，很想進城為剛出生的孩子求得一個相對好的教育環境，並因此給教育局遞上了調動工作申請書。若是在民主國家或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教育局會無條件同意她的申請。就算她不提出申請上面也會主動給她調換一個條件好一點的工作崗位。可到了新世紀的今天，她的申請如石沈大海，如果她不行賄送禮跑關系永遠也不會有回音。今天她依舊在當初援教那所山區中學教書，十來個副校長的名額也沒給她留一個。

（四）、寺廟“有德無錢莫進來”
寺廟等宗教聖地本來是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禁絕物欲，重“德”不重“錢”的修行禮拜場所，在中國絕大多數歷史時期也確實如此。可今天中國絕大多數寺廟的主要功能已不是勸善禁欲，而是巧立名目撈錢騙財，和尚道士一有條件就姿情縱欲無所不為。名剎大寺的方丈儼然一個大貪官的派頭，坐上豪華轎車瘋狂腐敗……
與和尚方丈的窮奢極欲相呼應，多數寺廟只認“錢”不認“人”。只要你肯掏錢，你是貪官黑老大也被和尚道士捧為“聖人”；如果你不肯拿錢，就算你是德高望重的天使也會遭冷落嘲諷或幹脆拒你於門外。
在當今這個物欲橫流無視道德準則的社會，連一向遠離塵世誘惑的宗教場所也難得找到一片幹凈的地方，我們還有理由自得其樂嗎？

（五）、傻子嘲諷聰明人
正常的社會應該是聰明人嘲笑傻子，可今天的中國多數情況下是傻子嘲笑聰明人。頭腦清醒的智者通常沈默寡言；急功近利飲鳩止渴的傻子則自以為很聰明，大罵高瞻遠矚的智慧人士“白癡”、“腦殘”……

（六）、“坐牢”是值得驕傲的資本
記得青少年時期，“坐牢”是很醜很難為情的事，一個人一旦坐牢就會一生一世擡不起頭來。今年“坐牢”不但不難為情，相反還是值得驕傲的資本。那些因殺人放火強奸搶劫而進班房的刑事犯，坐牢則相當於“英雄事跡”。因此坐過牢的人不但不怕別人知道，相反唯恐天下不知，一有機會就大書特書，甚至不惜誇大坐牢的時間和次數，明明只簡單拘留過幾天也要吹噓成“三進宮”。

（七）、大學熱衷頒發“注水文憑”
在西方等法治國家，大學文憑是很神聖絕對不容許造假摻水的東西，哈佛、劍橋、牛津等大學絕不會因為金錢或權勢的緣故給某個學問不及格的權貴頒發大學文憑，就算他是總統或比爾.蓋茨也不能夠。如果某所大學給某位權貴頒發了“注水文憑”，就會被視為奇恥大辱，這所大學會跟著名聲掃地，前程也會因此玩完。在文明人心中：金錢、權力與學問是毫不相幹的兩回事，你擁有再多的錢和再大的權力，也不能轉變成你的學問。中國的大學則完全不同，大學文憑已蛻化為一種“交換商品”，是可以用錢和權買來的東西。只要你肯出足夠的錢，或擁有足夠的權勢，就算你一字不識，大學也會把一張學士甚至博士文憑雙手奉上。
令人不解的是：大學頒發“注水文憑”好象理直氣壯，不但一點也不難為情；相反還樂此不疲，唯恐沒有權錢人物看上他們的“注水文憑”。

（八）、“專家”在權威崗位說昏話
“專家”在中國一直是一個很神聖很權威的名詞，國民有時不相信當官的話，但很少不相信“專家”的話。國民心目中的“專家”不但不說“假話、空話、套話”；還不說“外行話”。現在時代變了，變得越來越不可思議了，不但當官的假、空、套連篇累牘；連神聖的“專家”也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說什麽“中國不存在貧富懸殊”，“公款吃喝旅遊能刺激消費，因而有利於經濟發展”，“中國的舒適指數世界第一，美國則倒數第一”，“中國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甚止連汶川地震中造成過多中小學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不存在建築質量問題”這樣的“黑色幽默”也說得出口？
今天的部分“專家”不再象先前那樣敬業了，只要給他足夠的錢和想要的官帽子，專家就敢於在權威崗位上說連傻子都聽得出是胡說八道的昏話。
除了“氣象專家”外，今天對“專家”的“權威話語”最好用“逆向思維法”進行技術處理，說不準能得出真實的信息。如果“股票專家”說第二個“牛市”來了，那麽股民最好把手中的股票盡快拋掉，因為股市八成會大跌。如果“軍事專家”預測主戰的某發達國家會陷於戰爭的泥潭，就算能取勝也得付出巨大的代價，那麽主戰國一定會勝得輕而易舉，人員損失微乎其微。“政治專家”若說某武人專政的國家“形勢大好”，那這個國家一定天怒人怨危機四伏。“工程專家”若檢測出某倒塌損毀的公共工程不存在“質量問題”，那就鐵定是“工程回扣”過份的“豆腐渣工程”……

（九）、“豆腐渣工程”無人追究責任
一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豆腐渣式的公共工程不值得大驚小怪，怪就怪在某些公共工程成了眾目睽睽的“豆腐渣”之後，當事人卻沒受到必要的責任追究。現在各地基層政權都舍得在修路上花大錢，很多公路橋梁沒到規定的使用期限就嚴重損壞。有些國道相鄰兩個標段過往車輛相同，可一個標段完好另一個標段則千瘡百孔。尤其是部分過往車輛很少的鄉村公路，完工後的第二年就到處破損斷裂……這可是癩瘌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問題，可很多當事人居然沒有受到責任追究。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多千古未有違反天理人情的怪現象，主要是體制的弊病和“官本位”文化的負面效應。
空軍上將劉亞洲將軍曾說過：中國現行人事體制是“獎惡懲善”和“劣勝優汰”。
可科學文明的人事體制應該是“抑惡揚善”和“優勝劣汰”。
“官本位”文化的負面效應起初是局部和個性的，長期作用潛移默化就逐漸演變成全社會的共性，導致整個社會的群體品味和價值取向出了大問題：在一個善良正義舉步維艱，邪惡暴力如魚得水，溜須拍馬“煙酒紅包”無堅不摧，官僚黑老大被視為社會寵兒，“金錢”和“公權力”至高無上的無公信社會里，一個人要想堅守良知和人性真的好難。就算在文明極為落後的封建中國，仁人志士敢於反抗高官顯貴甚至皇帝為民請命；為了潔身自好逃避官場歸隱山林，通常都能得到全社會直至他反抗的高層顯貴的理解和認同。就算帝王將相一時糊塗打擊排斥他甚至送他上監獄刑場，他依舊能夠得到廣大民眾發自內心的尊敬擁戴，在社會上贏得巨大的榮譽。他的親人家族也會因此贏得全社會的普遍尊敬。今天某人若堅守良知拒不同流合污，敢於對“公權私用”或“不公正”的上司說“不”，或潔身自好掛冠而去，寧願貧困簡單也不要來路不正的錢……不但官場會打擊誤解他，多數平民百姓也會認為他腦子灌了水神經出了大問題。他和他的親人就會被社會孤立誤解，不但不能贏來全社會的普遍尊敬，相反會受盡世人的“白眼”。
一個國家民族暫時的經濟落後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社會品味和價值取向出了大問題。令人憂心如焚的是：多數國人意識不到這一潛在的危機，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來矯正滑落到地平線以下的社會價值觀，在心臟出了問題的情況下還諱疾忌醫癡人說夢：夢想在十年後的奧運會上奪取長跑冠軍，只顧數眼前“撈”來的人民幣，誤認為股指漲到6000點就是“經濟騰飛”，天真地相信只有中國才有能力幫助美國經濟走出“次貸危機”，相信不經過大手術和艱苦的努力，二十一世紀會自動成為“中國世紀”……
我們的民族向何處去？
天佑中華！！！


                                                                           二OO九年三月二日


5.“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狀

    倒胃的“稱呼”，“長文化”的病態蔓延，無處不在的級別，接待的等級禮義，知名度背後的官影，等級式厚葬和墓志銘，平民的矛盾價值觀，政務官的攀高身價，大學生擇業傾向，擠進去分一杯羹的大眾心理。



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官本位”文化充斥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有位歷史學家說：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不是封建主義，二不是資本主義，三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主義”。他老兄的說法盡管有失偏頗，但官僚主義在中國確然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存的。
所謂“官本位”，是指這個國家的社會價值觀是以“官”來定位的，官大的社會價值高，官小的身價自然小，與官不相幹的職業則比照“官”來定位各自的價值。如工程師相當於正科級；教授則相當於正縣級……
中國的“官本位”文化起源於秦王朝。王朝的創始人贏政為了削弱地方勢力，把權力集中到中央，在全國廢除王侯分封制，實行“郡縣制”，由皇帝直接任命各級官吏來治理整個國家。自此“官吏”就是權力的象征，權力能夠帶來財富和地位，因此官吏成為社會最尊貴的階層。
“官本位”因為科舉制度而走向興盛。科舉制度是專門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對象是全體知識分子。在任何國家，知識分子都應該是社會精英，當這個“精英集團”的最高目標是如何考官和如何當官時，“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科舉制度起源於隋王朝，定制於唐王朝，到宋王朝時才成為一種倍受尊重的制度。因此“官本位”文化在宋王朝時才由興盛走向成熟。這個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是靠武人策動的兵變當上皇帝的，為了防止又一次“陳橋式兵變”，趙匡胤大量任用文官，來限止武將的權力，同時擴大官吏數目，利用官吏的互相牽掣來防止某個將官集聚到可以威脅帝王的巨大權力。結果官吏的數量成倍膨脹。
“官本位”文化在明王朝時走向了極端。明王朝以前，社會價值除了以官來定位外，才能也能部分決定社會價值。一個人的音樂、繪畫、書法才能，尤其是文學才能如果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即使他沒有當官，依舊能夠得到社會的部分尊重和認同，有些拒絕當官的隱士甚至於得到社會普遍的尊重。這種例外到了明王朝時就永遠成為歷史，開國皇帝朱元璋竟然野蠻且愚蠢到不準人當“隱士”，否則就要殺頭！社會的各個細胞自此被“官僚主義”普遍並徹底地浸潤。
“官本位”文化與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應該隨著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或許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太長，“官本位”文化流惡難盡；或許是現代化革命不夠徹底的原因，“官本位”的陰魂在現代中國無處不在，在近期還有泛濫成災的趨勢。

下面是“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狀：

（一）、倒胃的稱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現體現在對人的稱呼上。在美國，除了親屬專有稱呼外，對人的稱呼很簡單，通常情況下只有表示性別標志的“先生”和“女士”兩個。具備特殊技能的人也許有另外的尊稱，如“教授”和“醫生”，但用官職來稱呼人的極為少見。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見布什總統，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總統”，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會感受到揶揄。中國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官職的稱呼被認為是最最禮貌也是被稱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見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鄉黨委書記，你不喊他為“某書記”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屬他管轄就是極大的不禮貌，如果屬他管轄你就得倒大黴！更難以理解的還是下一種現象：兩個同班同學畢業後分到一個單位工作，平時姓名相稱慣了，如果其中的一個突然當了官，另一位馬上得改口稱他為“某某官”，否則對方不但不會把你當同學給予額外的照顧，相反會處處給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為止。在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訓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調到另一個部門當局長，因為不屬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給他的下屬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聰明地認為若改稱他為“某局長”會有諷刺的嫌疑，於是見面時繼續直呼其名。他老兄當然沒有生氣，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閡，盡量回避和我見面，昔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密友，現在一年也難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沒有明確的行政職位，不能用官位來稱呼，中國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據其職業選擇一個與官有些許聯系的稱謂。如某某從事統計工作，就可稱呼為“某會計”，會計雖不是官位，但中國的“會計”是一個權力很大與西方會計有天壤之別的職位（是假帳和虛高數字的知情人），是沒有名位的“官”，稱呼為“某會計”就是對其特殊身份的認同，比直呼其名感覺要好得多。
最讓人倒胃口的還是“常委”稱謂的興起。近幾年因為官職數目膨脹，有些官有特權的級別但沒有明確的職位，如某某縣列居“常委”且有頭銜的副縣級幹部限定為X個副縣長、副書記和各部部長，可副縣級“常委”的實際數目卻高於X個，於是沒有縣長、書記、部長頭銜的“常委”的稱謂就成了問題。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稱呼為縣長、書記、部長又名不符實，有“揶揄”的嫌疑。最後的解決辦法就是直接用“常委”來稱呼這些“官”，盡管這個稱呼很不合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聽起來很別扭。“常委”的數目是有限定的，有時個別資歷較淺的副縣長沒有進入“常委”，如果後來進入了，人們對他的稱呼就由“某縣長”變為“某常委”，以體現他升了官，這種現象尤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貴的稱呼聽起來著實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聽者居然把肉麻當有趣。
對官位稱呼的偏愛在中國有悠遠的歷史，幾乎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的始終。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數王羲之和杜甫的稱謂。王羲之是中國書法界的泰山北鬥，時人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就試圖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層光環，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把他的名號和“官”聯系起來，並且終於考證出王羲之作過“右軍”官職，於是就把王羲之尊稱為“王右軍”。在我看來這根本不是“尊稱”，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貶稱，因為大書法家的尊榮和當時的皇帝應該不相上下，可“右軍”是一個沒有品位的官。王羲之聽後應該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沒有，似乎很滿意這一稱謂；另一個例子是詩壇的泰山北鬥杜甫，他的名號比王羲之還慘。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詩聖”，人們出於良好的動機竟然稱呼他為“杜工部”，因為杜甫作的最大官職是“檢校工部員外郎”，級別是副部長的編外助手。

（二）、“長文化”的病態蔓延
在所有的拍馬屁稱呼中，最令聽者感到愜意就是被人稱為“某某長”了。中國的“長”五花八門，大到首長部長小到村長組長，數得上名號的不下一百來個，並且還有加速度增長的趨勢，越來越多的稱謂都企圖和“長”聯系起來。廁所管理員成了“所長”，一幢平民住宅樓新設了一位“樓棟長”……
掌方向盤的人一直被人稱呼為“師傅”。“師傅”是一種尊稱，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擁有專門技能的人才配享有這一稱謂。當然我們在問路時也會稱對方為“師傅”，無非是著意擡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馬屁，讓他聽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會給我們指點正確的方向。一旦被尊稱為“師傅”，就是對你能力的認同，可見稱“司機”為“師傅”應該不會令聽者不舒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事實也確然如此。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司機對“師傅”的稱謂越來越不順耳，因為“師傅”和“官”扯不上任何關系，在中國所有和“官”攀不上親的稱謂是談不上尊貴的。小車司機的不滿尤為強烈，他們雖然是司機，可因為和“官”接觸得多，更多地知曉“官”腐敗內情的緣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較先前有了飛躍式的提升。稱呼必須和地位相適應，地位變了，稱呼也得跟著變，“師傅”已不能表達小車司機的尊貴，有技能沒權在中國是不上眼的。和這一變化相適應，一個全新的稱謂在“官場”悄然興起，這個稱謂就是“司長”！
當“師傅”被改為“司長”時，中國的“長文化”已成病態蔓延的趨勢，近乎泛濫成災了。

（三）、無處不在的級別
“官本位”和“級別”是緊密相連的，“級別”是體現“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為九個“級別”，通稱為“九品”（詳情可參閱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七品縣官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今天的“官”級別分得更細，大概有二十五個左右的級別。縣官大致相當於九級，夠不上七級。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從事行政工作並有機會當政務官的，也不是每個有特權的位子都是行政職位。那些行政職位和政務官之外的特權空間，若要得到社會的認同最好也要和“官”連在一起。當然不能簡單的稱之為“某某官”，這樣會使真正的“官”感到權利受到侵犯，他們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辦法是用“級別”在特權空間和“官”搭上一道紅線，把二者有機地聯系起來。如某某縣一家規模最大承擔主要稅收的民營企業的經理，縣政府就明確地規定其級別為“正科級”或“副縣級”，這些經理對“副縣級”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視的，因為“副縣級”比“經理”享有更多的特權，自然要尊貴得多。
先前的“級別”聯系多半是“軟性”的，除了在技術職稱和官吏級別之間有硬性規定的聯系外（中級職稱相當於正科級，高級職稱相當於正縣級），很多級別聯系只存在於人們的意識領域，政府並沒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級別聯系”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於人們模糊意識中的“級別聯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認可，很多與“級別”不相幹的空間也逐漸打上了“級別”的烙印，連與“級別”風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廟也掛上了“級別”的“彩帶。
有一次去當地最有名氣的一家道觀看風景，興之所致花上十元錢請道長算了一卦。道長說我命中福祿雙全，將來要作大官。我說道長算的卦不準，因為我直到今天仍沒有發跡的任何跡象，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適合的就是當官。道長見我懷疑他的“刀筆利口”，竟然激動起來，說他是“副縣級”道長，怎會算不準卦，並拿出縣政府頒發的紅頭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給宗教場所規定“級別”的作法顯然是不適當的，因為宗教的內核是“眾生平等”，而官吏級別恰恰是要制造眾生的不平等，宗教場所也忌諱任何形式的紅頭文件。

（四）、接待的等級禮義
八十年代某地為了對外招商引資，派若幹行政官員出國考察一個有意來中國投資的大型企業。令中方官員大為不滿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資合作項目，對方竟然讓幾個熟悉該項目的專業人士接待陪同，並全權負責合資項目的談判。企業總經理自始至終未露面，當地行政官員連影子也見不到一個。代表團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談判級別相差如此大的懸殊，不了解外國國情的官員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視。其實代表團誤解了對方，在西方發達國家，官員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沒有任何特權，身價比專業人士要低得多，讓專業人士接待中國人正是重視代表團的表現。好在那時官員的責任心還比較強，國家利益戰勝了個人情感，沒有一氣之下和對方決裂，硬著頭皮把談判堅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後，參加談判的專業人士和代表團一道來中國回訪，中方派出最顯赫的人物來隆重地歡迎外國專家，當地黨政首腦全出席了接待儀式，豪華宴會和高級賓館讓外國人著實享受了一回（中國代表團在外國吃住全是自己買單，對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憐的四菜一湯）。正式談判時選定和外方合資的企業總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級別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計前嫌，一方面是為了使來之不易的合資項目談判成功；另一方面是為了間接的教導外國人“禮義”，同時展示“禮義之幫”的豐厚底蘊。此舉的最後結果是弄巧成拙，外國專業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後向企業總裁作了負面報告，使已初步認定的投資項目功虧一簣。外方反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出席談判的中國人全是外行，沒一個懂技術的，和外行合作等於是拿錢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過於鋪張，看上去揮金如土，不具備創業者勤儉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資夥伴。
這種微妙的接待禮義在以後還有所發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級去某地檢查或隨訪，無論對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對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禮貌。在中國，“官”的價值不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有時再多的錢也抵不上和某個大官合個影。

（五）、“知名度”背後的官影
在美國，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學生不知道這個國家的總統是誰，就更不用說“州長”等次一級的政務官了；可當地古往今來作出過特別貢獻的科學家、藝術家的名字，學生卻能如數家珍。由此可見，美國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務官，而是對科學和藝術有特殊貢獻的人。
中國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記者去一所鄉鎮初級中學采風，問了十個學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知道屈原嗎？有九個學生回答說不知道；一個學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個問題是這個鎮的黨委書記和鎮長是誰？十個學生全給出了正確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習慣一人去鄉下遠足，在田畔村頭隨便扯上一個老農閒聊。傳統農民對自己的村莊總是很鐘愛的，總喜歡誇耀自己村莊的“名氣”，並列舉出一串從他們村走出的有影響的人物加以佐證，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學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紀差不多全是“官”，說明中國的“官本位”文化並沒有淡化的跡象。農民是中國負擔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階層，對“官”的反感比任何階層都要強烈；可他們仍希望自己的村莊多走出幾個“官”，並把這些官用於裝點村莊的門面，可見“官本位”文化在中國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總之，中國的“知名度”是靠“官”來支撐的。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貢獻，哪怕是個白癡，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個人貢獻再大，但只要沒作官就難得有知名度，只有極少數例外（“明星”和金牌運動員）。這種現象在今天尤為突出。

（六）、等級式厚葬和墓志銘
中國人的墓葬在規模上有很大的懸殊，規模的大小與“官”有極為密切的聯系。“秦始皇兵馬俑”舉世聞名，號稱“世界八大奇觀”，但秦始皇兵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個始皇陵的規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絕後的，工程的浩大將使“世界第一大奇觀”“埃及金字塔”大為遜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們的後輩在這個星球上永遠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從中東遷入的阿拉伯人）並沒有繼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習；可秦始皇的後輩則一直延續到今天，並把“等級式厚葬”的“傳統文化”不同程度的發揚光大。
等級式厚葬的古風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澤東時代一度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那時的官是不允許占據大面積墓地的，且不允許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錢，不論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價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會的規模上體現出來。遺憾的是：老人家創制的這一善政後來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級官吏開始占據遠遠超出棺木面積的墓地，並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錢，花上十萬百萬的絕不是個別現象。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裝飾華麗。火葬雖仍嚴格地執行，但骨灰盒的檔次開始體現官吏的等級，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幾十元，官的骨灰盒則要花大錢，從幾千元一萬元到幾十萬元。有些官光有昂貴骨灰盒還不夠，還要在外面套上一個價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貴的骨灰盒里有何益處，因為昂貴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堅硬致密。中國有相當多的官很迷信，相信並希望死後靈魂能夠飛升。靈魂飛升的難易與骨灰盒的價格絕對成反比，普通的木質骨灰盒最利於靈魂的飛升，堅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於靈魂的飛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層棺木飛升就更難？！
在西方文明的國度，人死後都葬在教堂里，每個上帝的子民都占據同樣大小的墓地和一樣大小質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總統，墓葬的規模都是一樣的。
中國的“官本位”文化還體現在墓志銘上，每個官的墓碑上刻寫的都是他（她）曾經當過的官職，認為這是他最大的榮耀和成就，至於對人類文明進步真正有價值的貢獻則只字不提。如果一個大官寫過一本很有份量的暢銷書，他的後輩絕不會作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銘上。
美國的開國元勳，第三、四任總統傑斐遜的墓志銘上只寫有三行字：
“弗吉尼亞法案的制訂者。
《獨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亞大學的創始人。”
傑斐遜當過的所有大官，從國務卿到總統則只字未提，因為他和他的後輩都認為上面的三件事恩澤後世，其正面影響可以延續幾個世紀，是傑斐遜最最值得紀念的成就。官職的影響則人走茶涼。一度征服了整個歐洲的軍神拿破侖在他政治生涯的頂盛時期，曾志得意滿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侖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編篡《拿破侖法典》，而不是令整個世界目瞪口呆的偉大勝利。《拿破侖法典》的影響是久遠的，事實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學院學生的必修課；戰役的勝利則是暫時的，對人類文明的影響也很難說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價值觀
新中國的中國人只經歷了一次大饑荒，可我的家鄉卻經歷了兩次，第二次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們公社（相當於現在的鎮轄管理區，不超過一萬人）書記又一次搞“浮誇風”，使我這個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嘗夠了野菜和樹皮的滋味。當村民發現周圍的人都在吃米飯時，他們對某書記的痛恨無以覆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他，巴不得他現世報早一天惡死。“天意從來高難問”，某書記不但沒有得報應，相反還升了官進了城。按理村民對他的痛恨不會減輕，因為某書記升官後仍沒有為家鄉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對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懷了，幾年後不再背地里詛咒他，甚至開始說他的好話，說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當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縣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譜”時還千方百計地請他回來捧場“作秀”……
中國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們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價值觀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傑作。難怪貪官們刮地三尺時並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罵他們的娘，只是一門心思向上爬，因為升了官百姓就會認同他們，就會忘記他們昔日的惡。

（八）、政務官的攀高身價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畢業後分到一所鄉鎮衛生院工作。有一天鎮委書記來看病，象普通病人一樣自己排隊掏錢掛號買藥，院長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開忙自己的事去了，醫生護士則連場面上的寒喧也沒有，鎮委書記也沒有露出一點不快的臉色，因為這在當時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這所衛生院檢查工作，不巧鎮委書記患了感冒，豪華小轎車在門診樓前剛停下，正副院長全上去熱情地迎接他，然後院長在前面帶路，三個副院長在後面陪同，引導書記免費作了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完畢後又把他引進一間專門為他裝璜的豪華病房（平時鎖上門），把全院最年輕漂亮的護士調來作書記的專職護理，提供力所能及的醫療服務……
去年的秋天我專程去拜訪一位二十多年未見在家務農的兒時舊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漸濃烈的田園情和親切感，找回日漸遠去的率直和純真，凡是看過魯訊小說《故鄉》的人都能理解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後，那股高興勁就不用提了，一邊招呼妻子殺雞做飯；一邊喊來了作鄰居的村長，介紹說作家（其實我只是個醫生，閒得無聊時寫了幾本書，和作家相距十萬八千里）來他們村體驗生活了。村長寒喧了一陣後，把摩托的引擎發動了。一個小時後，一輛小車在門口停了下來，來了幾位鄉幹部……
類似的現象在今天已是司空見慣了，“官”成了裝璜門面的“花瓶”和體現最高禮義的“神祗”，凡是有點“彩頭”的場合都少不了請“官”來捧場。無論這些場合離行政多麽遙遠，內容和行政多麽不相幹，哪怕是一座新寺廟或宗族祠堂的落成，政務官還是被想方設法地請了來，否則就夠不上檔次，就會較少被人注目。
政務官的身價在近十年無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過廟里的神祗了。鄧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誡中國人不要人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來。

（九）、大學生擇業傾向的變化
八十年代，綜合性大學畢業的“通才”學生最熱衷的去向是大企業、大專院校、研究機構等文化底蘊厚技術含量較高的崗位，因為那些崗位能提供更多的機會發揮他們的專長，有更多的機會提升他們的學術和能力。今天大學生的擇業傾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熱門職業不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尤其是企業，除了最後實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學生一般不會注意它。今天大學生的第一選擇大多是政府機構，那里除了提供穩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擔當最小的風險外，還有機會當官，“官”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追求的最高目標。
國家一年一度的公務員考試，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參與其中。沒有參考的不是對政府機構沒有興趣，而是有較好的就業背景或對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沒有背景且對考試有信心的學生是不會放過這次機會的。一旦考上了公務員，就不用擔心飯碗了，官場的大門還對他敞開著。公務員雖不是官，卻是現階段平民學生通向官場的唯一途徑。只要他不犯大錯，尤其是不要有“個性”，若幹年後都能升個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學生報告公務員，但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當官，也不是為了高收入，而是基於愛國等人性中較為高貴的情操。因為日本公務員是真正的“公仆”，“實際”收入只有中等水準，且很難升官，日本公務員和政務官有兩個不同的升遷體系。
我就讀的是一所國家級重點大學，和我關系最好的一位導師後來離職報考另一所重點大學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學業後沒有回到母校繼續任教，而是想千方設百計在市政府謀到了一個職位。前年他來看我，坐騎是一輛豪華小轎車，身後還跟著一位年輕漂亮的“小蜜”。看來老師當初的選擇是對的，他若在校執教只能騎自行車上下班，更不用說有小蜜豐富生活了。大學生希望進入政府機構其實怪不了他們，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國的負性效應。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學生，說不準也會去報考公務員。

（十）、“擠進去分一杯羹”的大眾心理
中國最具戲劇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經常義憤填膺地罵官，可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希望成為官場的一員。他們罵官很少是出於正義感或憂國憂民，多半是情緒的喧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現。這是中國特有的怪現象，罵人者希望成為被罵者，也許只有“官本位”文化才會結出這樣的果實。正經女人愛罵妓女，可她們都不希望自己成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國人又罵又恨又愛的角色。你別看某人罵官罵得有根有據頭頭是道，可如果讓他來頂替被罵的官，他會興奮得大大地跳起高來。筆者沒有當官的願望，可原因不是對官沒有興趣而是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當官。如果命運把一個較大的官帽子（一個縣長就足夠了）扣在我頭上，我一樣會自不量力地躍躍欲試，因為我也是一個中國人，一樣是“官本位”文化的中毒者。
平民百姓一方面恨官罵官，一方面又熱切地希望擠進官場分一杯羹。
…………

綜上所述：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國遺害至深，陰魂不散，其陰影在今天還有加重加深的趨勢。“官本位”文化與國家的繁榮富強和民族的文明進步不能並存，要想徹底現代化就必須徹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強大深厚的影響力，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官吏享有的特權太多，過著比普通公民舒適得多的生活。如果把那些不應該享有的與公務無關的特權取消，官場就不會擁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也不會一邊罵官一邊想當官。“官本位”文化也會真個地正成為歷史。
體制是“官本位”文化的護身符，根除“官本位”文化必須從體制著手！
一個有良心和責任心的中國人，應該對“官本位”文化引起高度的警惕！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6.經濟的擴張與體制的封閉

    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政治走向是“經濟擴張化，體制封閉化”； 與高速發展的經濟背道而馳的政治體制潛藏著巨大的風險，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會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中國的政治變革不能再拖了！“穩定”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諱疾忌醫。

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總量有了醒目的提升，尤其是稅收增長呈真正的“飛躍式”。197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只有區區1132億元；2008年則突破五萬億，如果加上預算外收入則接近九萬億！相差45/80倍的巨大懸殊。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英明論斷，中國的經濟發展了，政治體制也應刻隨之走向科學、開明、理性；尤其是民主政治應該取得長足的進展。可實際情況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是各走各的道，誰也推動不了誰。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政治走向可用下面一句話來概括：
經濟擴張化；體制封閉化？
也就是說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政治體制不但沒有象馬克思論斷的那樣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相反還呈封閉倒退的傾向。
中國近三十年的國情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是什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相反還有“誤導”“忽悠”之嫌。
這里有必要把今天的體制和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幾個側面的對比。
政治體制的優劣主要體現在“吏治”和“民權”。
“吏治水準”主要表現在“政府廉潔度”和“人事體制”兩個方面。
“政府廉潔度”的大倒退絕大多數國民都心知肚明。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也有不少貪官，但絕對不貪的清官一樣有一部分。貪賄的數量也相當有限，一萬元就算大案要案。縣官鄉官建個超標私房就屬重大違紀，要受到撤職記大過的嚴重處分……今天絕對不貪的清官如果有的話，也一定是鳳毛麟角。貪賄數量則逼近天文數字。一個財政收入才九千萬的貧困縣小得不能再小的交通局長（巫山縣晏大彬）就利用職權聚斂了近三千萬非法資產，這還不算他揮霍和向上行賄的巨額款項！一個區級副公安局長（深圳龍崗區）則聚斂了一億五千萬……
至於“人事體制”，則由適度開放倒退到“完全封閉”和“自體循環”。那時的官場雖然一樣以“關系”為主，但也有部分“官”是純靠才能和品格被選拔的。記得我參加高考的八十年代初期，家鄉所在的區政府面向應屆高中畢業生舉行了一次鄉幹招考，那些高考落榜但成績相對優異且沒有任何官場背景的同學大都考上了，說明考試還是比較公正嚴肅的。這批上榜者現在大多混到了局長級。就連當時各鄉村小學的民辦教師，也從高中畢業生中招考錄用。今天家鄉這樣的考試是不可思議的，我和現任鄉官談起那件事他們根本不相信，那神情好象我是在杜撰一個冬天里的童話：不“跑關系”僅靠“分數”就能跳農門當官？鬼才相信？八十年代中期家鄉縣有幾個“農民筆桿子”，除了爬格子向報刊雜志投稿外根本不知道行賄“跑關系”，可縣政府主動去田頭把他們拉到政府機關吃“商品糧”。那時我因為寫詩小有名氣，且年紀輕輕就成為鄂東最大民間文學社團的掌舵人，對大大小小的官正眼也不瞧一下，可某部長幾次主動上門動員我去一個體面崗位任職……今天的官場則最大限度地排斥才能和品格，當官升官主要靠賄賂“跑關系”。在我的家鄉縣則荒唐極端到“不跑關系絕對不能升官”，就算你是諸葛亮再世，家鄉人都知道你“才高八鬥、學富五車”“高風亮節、先人後己”，在不“跑關系”的前提下，你不但不可能進入官場，說不準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你。
下面再說說“民權”：
在談及這個問題時，也許有人會說：現在的農民不交稅，學生讀書不交錢，“民權”應該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民權”的核心內容是“知情權”和“參政權”，具體就是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選舉領導人，監督公職人員和反抗暴政的權力……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民雖然不能自由組織“政治性社團”，但文學和學術性質的社團則遍地開花，還能自由出版文學刊物。本人二十一歲時就曾組建過橫跨十五個縣市成員達400多人的詩歌社團，辦了兩個詩歌刊物，根本沒有履行任何審批登記手續。權力部門不但沒有幹涉，還在物力經濟上給予一定支持。詩社成立詩刊創刊的那天，省、市文化宣傳部門都親臨祝賀，政府部門還幫忙解決了部分餐飲費……
今天就算是純文學和純學術性質的社團，在沒履行任何審批登記手續的前提下，你能自由成立嗎？你能自由創刊嗎？
也許你會說你比任何時候有更充分的“言論自由”，就算在網上用臟話罵娘也沒人追究你的責任。我想說的是如果某人在網上發表的大量有益國計民生的建設性言論根本不能引起任何權力部門的關注，不能引起任何社會效應，也沒有任何正規媒體出版他的“警世良言”，這能叫“言論自由”嗎？
…………
政治體制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劃，經濟成果就不能有效地服務於國家和社會，甚至會對國家社會造成傷害。
中國近十年的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可增長的錢並沒有全部用於國家建設公民福利和民族的文明進步，相當大一部分納稅人的錢給腐敗浪費掉了。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據有關報道，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萬億元，約28倍；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從不到50億元升至7000億元，增長達87倍，而且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遠遠高出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在這28年里，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倍多，所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也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接近四分之一。而在國外，行政管理費一般只占財政收入的3%至 6%。
…………
與高速發展的經濟背道而馳的政治體制潛藏著巨大的風險，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會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當大量有過人才能和民族責任心的“英才”找不到正當的途徑報效國家社會時，就會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費，國家的“智力”就會受到不可逆轉的傷害。一旦出現“非常事件”，國家就會“束手無策”或“策不對癥”，結果本來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積重難返，最終釀成深重的社會災難。
中國的政治變革不能再拖了！“穩定”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諱疾忌醫……


                                                                      二OO九年五月一日


7.盛世背後的憂思

    缺少自我免疫的體制，無孔不入的腐敗，蔓延全社會的享樂主義，日益增長的貧富懸殊，社會價值取向上的急功近利，信仰危機品格崩潰，官本位文化和官僚主義，教育產業化人文精神缺失，不愛思考的年青一代。


中國在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在經濟上取得了令世人囑目的成績。今天的中國人雖然稱不上富足，但溫飽問題總算解決了，讓十三億人吃飽肚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稱道的政績。中國人在五千年歷史長河中，真正吃飽肚子的時間加起來可能還不到五百年。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在經歷了饑寒交煎、紅苕當主食的經濟困難期後，對今天的中國物質生活的豐富印象深刻。誠然，在鄧小平先生等務實派領導人的努力下，中國的經濟和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我們不和世界上的文明國家比，只和我們的先輩作比較，單從物質生活來說，今天的中國可以說已進入了繁榮的盛世。中國今天的物質生活水準也許只有唐帝國的“開元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能夠與之比肩，用“盛世”來形容應該沒有粉飾的成份。
今年回家過春節，年邁的父親在年夜飯上大發感慨，先是自言自語地嘮叨了一番對胡主席和溫總理的無限敬意；然後慶幸自己趕上了好時代，最後說我們家今天的生活水準連以前的地主富農也無法與之相比，盡管我們家只是貧困縣的一戶中等農家……
誠然，今天的中國已步入了“中國式的盛世”，比歷史上的“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還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是鄧小平先生等務實派領導人辛勤努力的結果，也是中國人身上蘊藏的巨大覆興潛力的最好見證。但在繁榮的背後，中國人必須看到我們還遠沒有到達“文明的盛世”。“中國式的盛世”因為下面兩個方面的因素，離“文明的盛世”還有相當遙遠的一段距離。
（一）、今天的盛世只停留在物質生活水準上，國民的精神生活沒有跟上物質生活的步伐。和上世級八十年代相比，國民的精神生活水準不但沒有提升，在內涵上反而有所下滑。中華文明並沒有因為“中國式盛世”的到來而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二）、中國近二十年經濟上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因為先前的經濟水準過低，就象沒有下過化肥的低產田注入適量的技術因素後能迅速增產一樣。水溫從零度到一百度是很容易上升的，但超過了一百度再想上升就相當困難，除了繼續加溫外還要采用加壓等高難技術。今天的中國經濟已走過了自然增長階段，要想保持經濟上的持續增長就得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今天中國經濟的科技含量還很低……
中國雖然已進入了盛世，但遠沒有到“彈冠相慶”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水準，中國人必須擁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必須意識到盛世背後還有很多不容忽視的隱憂。
（一）        、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還未最終確立。
一個國家民族要想在文明上取得持續性的進步，在經濟上“可持續發展”，最核心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也就是得擁有一整套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從而確保走上領導崗位的“權力人物”是全社會最優秀的人物，擁有過人的能力、品格和責任心！偶爾出現一個不稱職的“權力人物”也能及時被發現並清除出去，使其危害停留在盡可能低的限度。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套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就算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出現一個光芒萬丈的“明君”和一群濟世安民的“治世能臣”，也無法保證他們的後繼者一樣英明稱職；甚至無法保證“明君良相”們在任期內一如繼往地勵精圖治。如果後繼者出現“昏君貪官”，“英雄”們努力的成果就會付諸東流，文明出現停滯或倒退。如果“英雄”們因權力失去制約，就會被“權力”毒害，在執政的後期志得意滿，人性的弱點占了上風，他們前期努力的成果也會毀在自己手里。中國歷史上類似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偉大帝王，他締造了可以和今天的美國媲美的“貞觀盛世”，把中華民族提升為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但他沒有改革中國傳統落後的極權體制，從而也無法保證他的後繼者也和他一樣能力超群且納諫如流，結果他浴血奮戰締造的鐵桶江山差一點就斷送在兒媳婦手中，後來雖然保住了唐帝國的血脈，但中國人的品格已被武則天空前地毒化了（告密、陷害，殘忍、冷血），隨之而來的“開元盛世”只停留上物質上，在文明的深度上根本無法和“貞觀盛世”相比。李世民的曾孫李隆基也是一個富有能力且勇於負責的英雄帝王，他一手締造了“小邑猶藏萬家室”的“開元盛世”，但他後期被自己擁有的無限權力毒化了，日益懶惰昏庸下去，結果把唐帝國推向了火坑，雖然沒有被完全燒死，但殘存下來的帝國已千瘡百孔，只剩一幅空架子。李隆基本人也在“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的淒涼晚景中苦度殘生。
值得慶幸的是：今天中國的務實派領導人汲取了英雄先輩們的教訓，在經濟改革取得明顯成效時開始意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套科學修明且能良性運轉的政治體制，“村官直選”是政治改革上邁出的最堅實的一步。但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今天中國的政治改革仍處於起步階段，還未最終確立起一整套能夠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在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還未確立之前，我們能保證下一代的領導人能象今天的務實派領袖們一樣勤政愛民嗎？答案是不確定的，因此我們前面還有很艱巨的路要走。
興家好比針挑土；敗家有如浪淘沙。無論我們今天有多麽繁榮富強，若碰上真正的敗家子也能在一夜間讓中國回到二十六年前！因此在一套良性運轉的政治機制確立之前，中國人“展望未來豪情滿懷”還為時過早。
（二）        、官場腐敗得不到有效地遏止。
近兩年政府重拳出擊，貪污腐化“過分”的贓官紛紛落網，連湖北省前省長張國光之流的十多名省部級高官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瀏覽一下互聯網上一長串犯事的貪官政客，就能明白政府在反貪反腐上動了真格，打擊貪污腐化的措施不能說不強。我們在慶幸一長串貪官終於惡有惡報時；明眼人又在心底升起了真正的憂慮，因為貪污腐化的現象在我國並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部分地方還有逾反逾烈的趨勢。按理說張國光等人的教訓不能說不深刻，各級政務官的智商大多在中等偏上，應該知道貪污腐化所承擔的巨大風險。連省長都落網了，廳長、處長、科長又算得了啥？若被查出有腐敗行為還能幻想上面會姑息養奸嗎？一個如此淺顯的道理，為什麽有相當一部分官僚明白不過來，仍在頂風作案，瘋狂以權謀私，打著“人民公仆”的幌子犯下一連串傷害國家民族的罪行！難道這些官僚都是“傻子”嗎？答案是否定的，這幫人的智商雖然與其職位不相稱，但也並非“弱智”。難道是我們反腐的機制出了問題？
歷史的經驗證明：“明君”治貪只能起效於一地一時，並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腐敗的土壤，形勢一變腐敗又會卷土重來並甚囂塵上。歷史上對貪污懲治最烈的皇帝是朱元璋，官吏一旦被查出有貪污行為，一律被處以“剝皮”的酷刑，全國各州縣都設有“剝皮亭”。按正常邏輯推理，在如此嚴刑峻法下，明王朝的貪污應該被禁絕，可事實並非如此，明王朝是中國歷史上貪污最烈的王朝，以致王朝後期朝野上下難得找到一個真正的“清官”，明王朝就是亡在一群貪官手里。當李自成的農民軍團進攻北京時，北京十萬城防兵已有五個月沒發軍晌--全被官吏貪污了！結果十萬城防兵霎時叛變，象鐵桶一樣鑄就的北京城未經戰鬥便告陷落。如果城防兵不叛變，京城攻堅戰最少也得持續一個月，這時吳三桂統率的“關、寧鐵騎”早已趕到，屯兵堅城已成強弩之末的李自成軍團不可能抵擋吳三桂這支生力軍，極有可能在內外夾擊下崩潰。
近現代東西方文明國家在反貪反腐上卓有成效，他們成功的經驗證明：要想從根子上反貪反腐，必須從制度上下功夫，建立一套科學修明的官吏任免升降機制，使腐敗分子沒有容身之地。在科學的制度下：官吏貪污的動機和概率很小，即使有少量的腐敗行為也能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國傳統的人事體制有兩處最易被腐敗分子利用的“軟肋”：一是只對上不對下的“單向負責制”；二是“權力”缺少“行之有效”的制約。如果我是一個官員，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情況下，我就會一心一意地迎合討好自己的上司，對轄下子民的好惡則漠然視之，即使在良心的召喚下表現出一點“親民傾向”也是半心半意且有始無終，得有“升官”等個人根本利益不受損害這個前提。為了贏得上司的好感，我就會炮制一些“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來體現自己富有“能力”；不時給上司“孝敬”點“禮品”來表達自己的“恭順”和“知恩不忘本”。為了籌措那筆可觀的“禮品”，我就會“任人唯親”以撈取“人事賄賂”；大興土木以收受“工程回扣”……至於老百姓因此怨聲載道則不重要，因為他們既無法降我的官也無法阻止我升官。
科學的人事體制是“雙向負責制”，在對上負責的同時也對轄下的子民負責，兩種責任發生沖突時有法律作出中肯的裁決，在“親民”的同時不“違憲”也不回避“整體責任”。在雙向負責制下，官吏就不會犧牲人民的利益去迎合自己的上司，腐敗的概率就會大為降低。
“權力”是一柄“雙刃劍”，能成事也能壞事。不受制約的權力則是一柄“兩頭尖的劍”，在傷害別人的同時也傷害自身，只能壞事不能成事。我國目前制約權力的手段不能說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一把手”的權力制約乏術。缺少有效制約的權力很容易毒害官員的品格，使其從早期的“良臣”變為後期的“奸臣”。我認識的一位縣級局的“一把手”，上任之初連送子女上學用趟公車都要注意影響；現在大把揮霍公款也心安理得，從潛意識里認定局里的錢他有絕對的支配權，想怎麽花就怎麽花，花完了再督促工作人員到下面去“創收”……
中國官場的腐敗究竟到了何種地步？和歷史相比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只需看一組歷史數據就不得而知。我們不和政治修明的李世民王朝相比；只和最沒落的袁世凱王朝對比。袁世凱王朝貪污500兩銀子就一律判死刑，相當於北大教授一個半月的薪水。那時袁世凱開給孫中山的年薪是三十萬兩銀子。
（三）、蔓延全社會的“享樂主義”。
我居住的那座城市有四個怪現象：一是有條件的成年公民很難找出一個不賭牌的；二是離婚率很高，且離異的夫婦有很多不管子女，只顧自己找樂子；三是相當一部分有點姿色的白領女性在第一次婚姻失敗後選擇同居不結婚的生活方式，因為家庭意味著“責任”，她們不想承擔責任；四是看書成了學生的專利，成年公民一年難得讀上一本書。上述怪現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只是個別行為，今天則成為全社會的時尚，說明“享樂主義”在這座城市蔓延的速度很快，目前已到了相當危險不能不引起全社會重視的地步。
去年冬天我去過國內的很多城市，發現上述怪現象並非我們城市所獨有，在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說明“享樂主義”已蔓延成為一股全國性的社會風潮。在荊州古城前，我想起譚嗣同在壯遊時期寫的一首詩：“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依舊，人民覆非。”突然感覺到英雄先輩的這幾句話象是針對我們的，心底頓時掠過一絲冷氣。
一個國家的公民最可貴的品質就是“責任心”，小則對自己和家庭承擔責任；大則對國家社會勇於負責；也就是古聖先賢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天的國民在“修身”方面作得怎樣，“一日三省其身了嗎”？孝敬父母教化子孫了嗎？對社會盡責任了嗎？對於相當一部分人來說：答案應該是悲哀的：長年不讀書何以“修身”？離異後不管子女何以教化子孫？嗜賭如命又何以對社會盡責？更為悲哀的是：在我們城市，極少數擁有正常思維肯對家庭社會負責的另類人士被社會孤立起來了，成為占絕大多數賭民嘲弄的對象，不但被別人嘲弄，還被自己的親人嘲弄，嗜賭的妻子在麻將散場後和別的賭友紅杏出墻，暗中給他帶上一頂綠帽子。
享樂主義最突出的表現是“縱欲”，放縱不合理的欲望，尤其是對“食欲性欲”不加節制。只要自己感官快樂，不顧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中國的飲食文化早以享譽全球，以至中國人出外謀生的主要方式居然是開餐館。在“性文化”方面中國人也後來居上，遍布大街小巷的“色情發廊”和呈直線上升的離婚率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佐證。
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女青年回家過春節，被國內紙醉金迷的生活弄得差一點迷失了本性，下面是她回日本後在日記本上寫下的一則文字：
“這段時間的我，感覺自己只空有一副殼。一個多月，有近一半的時間是燈紅酒綠。時間久了感覺自己身上有種風塵有種頹廢。不過還好我又回日本了。這里的寧靜可以洗刷我。我買了很多書帶回來，我把它們鋪在我床的周圍，晚上靜靜的看，我的床是浴缸，那些書就是泡在浴缸里的花瓣。我希望久了我的身上會散發出陣陣書香，而不是披滿霓紅……”     “文明”的內涵就是“節制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適度的節制，社會的和諧就會被破壞，人類就會倒退到動物的狀態。文明的強制力一旦放松，人類原始的獸性就顯露出來，少數試圖扭轉頹勢的志士仁人，會因為大多數人的頹廢而成為犧牲品。
（四）        、不愛思考的年青一代。
我很懷念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段時光。那時的中國雖沒有現在這樣富庶，但全社會充滿了求知的渴望，年輕人喜歡思考且富有進取精神。那時剛畢業的大學生除了工作外，八小時之外的時間也排得滿滿的，看書是最經常的消遣，運動和下棋則是最主要的娛樂形式……我今天擁有的知識只有極少的部分是在大學里學到的，絕大部分是走出校門後在八小時之外刻苦自修的。
與蔓延全社會的享樂主義相適應，今天的年青人進取精神已大不如前，懶散和追求低級的官能享受取代了看書健身，麻將和卡拉0K則是最經常的娛樂形式。如果是普通的青年到還罷了，問題是大學生也一樣不求進取不愛思考。今天的大學生走出校門後大多忙於賺錢和“過於實在”的東西，如果不是“考研”等實在的目標，繼續看書自修者極為鮮見。因為一年到頭難得看上一本有深度的書，大學生也普遍染上了“不愛思考”的社會通病，遇事沒有自己的見解，隨波逐流人雲也雲者不再是個別現象。一群大學生在沒了解事情的真相並進行冷靜地分析前，跟在輿論後面起哄並大呼口號的現象在大學集中的通都大邑已不是什麽新聞了。這種文化人盲從起哄的景象真是中國的一大奇觀，在西方文明國家也有群眾瞎起哄的現象（如法國），但僅限於知識層次較低的普通市民，受過高等教育者極少有這種群體性的盲動傾向。
因為不愛思考，大學生“理想”的成份減少了；“世故”者則越來越多，逐漸沾染上了文明所不恥的那些秉性，習慣了自己先前所憎惡的“求官逐利”，習慣了恣情縱欲的享樂生活。
前兩年我們單位分來了一位大學生，因為我是他上司的緣故，他老弟每天上班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動來打掃我的辦公室，把辦公桌清理得一塵不染，並為我的口杯加上茶摻上水……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從未見他看過與業務相關的書藉，就更不用說與業務無關的文、史、哲等純思維性的書了；工作上也沒有任何主見。就這樣過了一個月後，我實在沈不住氣了，就把他叫來我的辦公室，告訴他清掃辦公室摻茶倒水不是一個大學生的份內工作，他目前最緊要的就是把屬於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八小時之外多讀點有益身心的書，多學點本領和技能……他的回答是帶著一臉的困惑出了門，第二天沒再來清掃我的辦公室，但卻進了另一個領導（文革時期攛起來的土肥佬）的辦公室，繼續對“清掃整理”樂此不疲，依舊沒有看過一本書。兩年後，這位老弟順利提幹升官了，但我每次看到他時總感到這個大學生有點“可憐”，四年的大學算是白念了。
大學歷來是孕育思想、科學、藝術的神對殿堂；可今天的大學則孕育出了數以千計的“憤青”和“追星族”--一個不愛思考的群體。
（五）、信仰危機和品格的下滑。
中華民族是一個缺少信仰的民族，因此古往今來的中國都不曾出現過西方式的宗教狂熱，也無法理解西人的宗教感情，更無法形成影響全社會的宗教勢力。中國人在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里信仰儒教，儒家經典的“忠、孝、節、義”成為人們崇尚的行為準則；也維持國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上世紀的中國人信仰形形色色的“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也因此湧現出許多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英雄人物”。今天的中國儒教已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共產主義”信仰也成為少數人口頭上的裝飾品。國人舊有的信仰已不覆存在；新的信仰還不知道在哪里？於是出現了蔓延全社會的“信仰危機”。人一旦沒有信仰，就會失去理想和人生目標，就會感到生活越來越沒有意義……
與信仰危機相對應的是人性扭曲和品格下滑。沒有信仰的個體或群體看不到人生的真正意義是什麽；只看得見眼前的急功近利，並為追逐功利不擇手段，從而導致國人品格的整體下滑。具體表現在工商界的惡性競爭；官場的相互傾軋；文化知識界的“有奶便是娘”；為了錢權不惜犧牲人性的尊嚴……
一輛貨車在湖南地段出了車禍，附近的百姓竟然沒有一人去搶救躺在血泊中生命垂危的司乘人員，相反一窩蜂地去哄搶車上的貨物……
一名歹徒在臥鋪車廂多次公開強奸女青年，列車上的乘客、乘務員和乘警竟然沒有一人上前制止，哥哥竟然目睹親妹妹被強奸而噤若寒蟬……
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如果是個別現象也許用不著大驚小怪；若是群體所為且沒有例外就是全社會的災難了。孤弱的個體面對暴行不敢見義勇為還情有可願；若是力量占絕對優勢的群體面對暴行也無動於衷，這個群體就和暴徒沒什麽兩樣，甚至連暴徒都不如！
中國人的品格不能再下滑了，如果突破道德底線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六）、社會價值取向上的急功近利。
中國近幾年的礦難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礦難竟然是英、美的一百多倍；甚至是經濟遠不如中國的印度的十幾倍，不能不讓人觸目驚心。礦難的調查統計資料表明：絕大多數礦難都是發生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小型煤礦。不少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數據的增長；為了眼前的急功近利，不惜對地下資源進行掠奪性的開采，並且不顧礦工的生命安全，為“多出煤快出煤”忽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中央政府為了從根本上減少礦難，多次下文要求各地關閉大批存在安全隱患的小煤礦。可地方政府為了多挖幾個錢，對中央下達的政令陽奉陰違，變著法子讓小煤礦“土法上馬”，繼續拿礦工的生命“開玩笑”。有些已經明令關閉的小煤礦，地方權力機構又給其簽發“試生產”的批文，結果更大的礦難發生了……
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不僅表現在對地下資源的掠奪性開采上；也表現在對地上資源的破壞性利用上，結果引發大面積的生態災難。
去年秋天我一人去北方旅行，從河西走廊經巴丹吉林沙漠、賀蘭山、寧夏、鄂爾多斯到溝壑縱橫的陜北黃土高原，沿途的荒涼景象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號稱“塞上江南”的河西走廊除了砂磧外就是戈壁；從居延海到阿拉善左棋的六百里公路兩旁只能看見星星點點的衰草；古三邊的所在地因為過度放牧塵土飛揚；陜北的崇山峻嶺難得見到一棵象樣的樹。最為觸目驚心的則是賀蘭山，山坡上連草也難得見到一顆，滿眼皆是裸露的黃土……這些地方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也走過一次，那時雖沒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壯麗景象，但成片的草地則隨處可見。從那時到現在只不過二十年光景，中國人為何把那片遼闊的土地弄成今天那幅慘不忍睹的模樣呢？在鄂爾多斯，我聽說日本人在那里開了一家毛紡廠，早期高價收購羊毛。於是各地大量養羊，尤其是山羊，絲毫也不顧大量放牧山羊會破壞生態，因為山羊這動物不但吃地上的草，還吃草根，過度放牧山羊的地方常常寸草不生。幾年後，牧民養的羊翻了好幾倍，日本羊毛的收購價也下跌了好幾倍，牧民的收入並沒有因多養羊而增長，草原的生態則遭到了空前的破壞。羊沒有草吃，只好去吃別的羊身上的毛，於是牧民給羊穿上各式各樣的“花衣裳”……
這是一道多麽悲劇性的景觀！
從鄂爾多斯毛紡廠聯想到日本在中國大量進口一次性木筷，不能不痛恨日本人的“險惡用心”！但如果我們不“急功近利”，日本人的陰謀能得逞嗎？歸根到底始作甬者還是我們自己！
（七）、日益增長的貧富懸殊。
2005年8月26日《時代財經》刊出文章《中國富人在美國：揮金如土美國鄰居看傻了眼》，還有兩則消息也十分引人注目：一則出自2005年8月17日《每日經濟新聞》，題為《上海最貴豪宅被動捂盤，每平米定價十萬超過紐約》；另一則是刊登在2005年8月16日《國際先驅導報》，題為《神秘中國人1.3億美元欲買‘世界第一豪宅’》……
近年來，不斷有西方媒體報道中國人在歐美國家一擲萬金，購買世界頂級消費品：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的頂級旗艦車--邁巴赫在德國起價10萬歐元，至今未賣出一部，而北京街上卻有了6部。　2002年6月，本特利落戶北京賽特購物中心，拉開了頂級豪車掘金京城的序幕。一年半之內，該店共售出20多輛本特利，其中3輛是售價998萬元的特長車，剩下的一半是售價368萬元標準型，一半是售價468萬元的加長型……
與上述景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今天的中國仍有相當多的中小學生因交不起學費中途綴學，幼小的身軀過早地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擔；不少大學生靠假期從事繁重的體力活來換取昂貴的學費：不少農民生病無錢醫治，“小病抗、大病拖”，最後被本來很容易治好的普通疾病送掉性命；不少城鎮下崗工人為了生存，不惜放下一個男人最基本的尊嚴，讓妻子去娛樂場所作“三陪小姐”，自己給自己戴上一頂“綠帽子”……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貧富分化”；九十年代後則出現了“貧富懸殊”。尤其是近十年，中國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個“超級富豪”群體。2003年中國有近3000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的億萬富翁；2005年億萬富翁的數據則猛增至50000人，其中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超級富豪達到200人以上？！
與上述數據相對應的是：中國目前農村仍有9000萬至15000萬的貧困人口。農村的貧困標準是625元人民幣。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中國社會目前依舊有15000萬人至21000萬的貧困人口。
新世紀的中國，財富分配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占城市人口10％的富人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50％；占城市人口10％的窮人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這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少數人占有了大部分財富，多數人卻只有少數財富。
如果富人的財富是靠鄧小平先生所說的“勤勞和智慧”積累起來的，“貧富分化”對國家和社會也許釀不成太大的危險，“正當財富”雖然能招來人們的嫉妒；但也不易招致全社會的“仇視”，就象很少有人會嫉恨奧運會金牌得主一夜間成為百萬富翁一樣。問題是中國富人的財富有幾成是通過正當手段積累起來的？這個問題不用我來回答，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心中有了答案。
中國富豪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財富是靠鉆“制度”時空子聚斂的“不義之財”。我國現階段還沒有適宜的價值理論，也沒有有效的法律和制度約束對財富的不公平分配，於是官商勾結挪用國有資產或侵吞公共財產，甚至變相掠奪他人財產的現象比比皆是。我國暴發戶中的相當部分屬於這類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靠非正當手段聚的財富缺乏安全感，這就是為什麽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官僚們發財之後盡快把財產轉移到西方的原因；中國富人們無從談“恒心”，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財富能否守住，所以拼命恣情縱欲，象末世賭徒一樣“包二奶，豪賭，揮霍無度，文物豪藏……”。
我國的貧富懸殊早已超過了聯合國規定的警界線，如果我們不盡早改革“分配制度”，在“社會公平”上花大氣力，我國的貧富懸殊會進一步拉大，中國的現代化會節外生枝，“拉美惡夢”就會在中國重演，國家民族會因此付出沈重的代價。
（八）        、官本位文化和官僚主義。
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社會主流價值觀以“官”來定位，“當官”是“有能力”和“受尊重”的標志；“官本位文化”深入社會的各個角落，我在《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狀》里有較為詳盡的描述。
中國現在正處於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官本位文化”是中華文明最為醜陋的部分，與現代化不能並存，中國要想順利過渡到現代文明國家，就必須從根子上鏟除“官本位文化”。問題是今天的中國和十年前相比，“官本位文化”不但沒有任何淡化的跡象；相反還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滋長蔓延。
我的目光再次轉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的中國普遍尊崇“科學和文學”，在科學技術和文學上有特殊貢獻的人是“天之驕子”，陳景潤也只有在那個時代才會被重視並得到全社會的尊敬；若是在今天他注定會打一輩子光棍，不被人們視為“傻冒”就已經算是上等的運氣了。“官本位”也只有在那個時代才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那時我在一個鄉鎮衛生院工作，上了三年班還不知道這個區的區委書記（比現在的鎮委書記還要高半級）是誰，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是我的病人，一人來院就診，院長和他淡淡地打了聲招呼後就一頭鉆進手術室作手術去了……
也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一度淡化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國卷土重來，並且以壓過一切的態勢在短期內聚斂到不可思議的厚度。且不說今天的鎮委書記走到哪里前呼後擁，連一個貧困村從未離開過農活的村委書記出門也威風八面，並且一年到頭難得下一次農田。我先前工作的那個鄉鎮院院長數目翻了幾番，每個院長也絕不看病做手術，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和鎮領導、上級主管局領導套近乎，如果鎮領導來看病就為他們當“侍從”，把他們侍候得舒舒服服。純消費的領導增加了，但醫院的業務收入並沒有實質性的增長。鄉鎮院醫務人員八十年代在鎮里是高收入階層；今天則轉為低收入階層，院長們把業務收入拿去揮霍了；就只有克扣醫務人員的工資了，這種作法在內地很多國營企事業單位好象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十年前我有幾個意氣相投自認為是“社會精英”的大學生朋友，他們的才能都在我之上，當初也曾立志要在思想文化和自己的崗位上幹出令世人囑目的成就。今天這些朋友都離我而去了，他們都從政當官去了，只剩下我一個孤家寡人繼續看病爬格子。他們的能力在官場上得到了印證，最差勁的也幹到了鄉鎮的一把手，出門有進口豪華公車代步，在辦公室有漂亮小蜜豐富生活，在家有人送錢送煙送酒……我並不是說有才能的人從政當官有什麽不好，但如果有才能的人全湧進通向官場的那道狹縫，誰來搞科學發明？誰來輝煌我們的民族文化？誰來提升我們的民族？如果只有“升官發財”者才被社會認同“有能力”，誰還有熱情和耐心去蹲實驗室或坐在鬥室里爬格子？去年大學生爭相報告公務員，各大媒體以火熱的文字爭相稱道時，有誰意識到“官本位文化”的陰影無處不在，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
與“官本位文化”配套的是“官僚主義”。有人說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一不是封建主義；二不是資本主義；三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主義”。這位先生的說法雖然有點以偏概全，但並非胡說八道。“官僚主義”的危害相信每個中國人都能感受得到，就不用我在這里贅述了。
（九）、教育產業化帶來的社會危機。
文明國家都把教育當成社會福利來辦，義務教育學生不用掏一分錢，不少國家連校服和午餐也是國家免費提供。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做得怎樣呢？上世紀八十年代應該沒得說，那時我上大學從學費到吃飯、看病自己沒掏一分錢，學校還主動為我這個貧困生定制了兩套棉衣和一床棉被。那時國家每培養一個大學生要花費60個農民勞動一年的價值。那時的九年制義務教育雖然要交納一定數量的學雜費，但多半是象征性的，國民負擔起來並不感到吃力。九十年代推行的“教育改革”，在國立大學讀書的學生全部自費，和西方的私立大學一樣。自那以後，天文數字的學費成為普通國民最為沈重的負擔。從廣大農村到城市普通工薪階層，一旦有子女考上大學，父母辛苦勞動一生，省吃儉用存下來的一點錢傾刻間進了學校的帳戶，為了完成學業還要到處借錢。我們老家考上大學的家庭，不但要花光自家的全部積蓄，還要借光親戚家的全部積蓄，這時父母若是得了重病就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很明顯，國立大學不再把教育當成福利來辦，甚至有不少大學把教育當成產業辦，把教育當成賺錢的營生？在廣大國民因子女上大學致貧的同時，大學也成了腐敗的陣地和養閒人的後院。有些大學平均每一個教職工只配有三名學生，這不是研究生院是什麽？至於中小學義務教育，國家正在采取有效的措施承擔義務，這是一個驚人的進步，但願能把“義務教育”落到實處。
中國教育有幾個怪現象：
1、中國教育的財政投入偏低，前兩年有少數縣級政府居然未給義務教育拔一分錢；但公民承擔的教育費用卻是世界上最高的。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和城市工薪階層，子女教育成為公民最沈重的經濟負擔，學校幾乎掏空了大多數家庭的錢袋。難怪有人說行政、司法腐敗只使部分家庭陷入貧窮；教育腐敗則使中國絕大多數家庭陷入貧窮。
2、大學學費與教育質量成反比。教育質量越低的大學學費反而越高，清華、北大的學費在全國一直處於低位；那些名不見經傳的狗屁大學則收取天文數字的學費。中國有很多三流大學是高校學費攀高的罪魁禍首，它們的主要職能也許不是辦教育，而是變著法子從學生口袋里撈錢。真不知這樣的大學當初是怎麽批準下來的？
3、高考成績與收到錄取書的數量成反比。分數高的學生只收到一份高校錄取通知書；分數低的學生則收到至少兩份以上的錄取通知書。我同事的兒子高考只考了區區200分；可前後共收到15份高校錄取通知書。
4、中學教師的主要精力不是在課堂上傳道授業；而是編寫狗屁不值的“輔教資料”。這些輔教資料幾乎全部靠抄襲，內容千篇一律，可全部被老師高價攤派給學生。
5、不少中學的老師在學生的正規學時內覆習寫作業；新課則安排在晚自習和假期補課時上。原因是晚自習和假期上新課是要額外收取補課費的。補課名義上是自願，可在補課時上新課，學生還能“自願”嗎？
…………
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帝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最最偉大的國度，國際影響遠遠超過以前的“文景盛世”和以後的“康乾盛世”，最根本的原因是唐帝國不僅是物質的盛世；同時也是文化的盛世。中華民族不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同時也是文明水準最高的。中國今天的盛世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物質上，只有進一步轉為“文化的盛世”，中華文明才能戰勝狂風聚雨，使“盛世”能夠長久延續下去，不象“康乾盛世”那樣曇花一現，中華民族才會躍升為世界上真正文明先進的民族。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處於“盛世”的中國人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尤其得有足夠的憂患意識！


二00六年三月六日


8.中國的形式主義


   “形式主義”的危害是深重且持久的，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我們的國家要想興旺發達，我們的民族要想文明進步，就得勇敢從“形式主義”的怪圈中走出來，堅決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告別，飽嘗“形式主義”苦果的中華民族，需要更多的敢於反抗“形式主義”的勇士。


（一）
對於中華大國民來說，“形式主義”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對國民心靈和生活的影響一點也不亞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每個成年公民或多或少都受到“形式主義”的傷害。
“形式主義”並非中國所獨有，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形式主義”；但只有中華民族才把“形式主義”發揮到極致。
“形式主義”最突出表現在基層政務官的“政績”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個又一個的“形象工程”在中華大地如雨後春筍，把祖國的上空點綴得“政星燦爛”。盡管“政星”很快變成了“流星”，在夜空一閃即逝；但仍有更多的政務官拿大把大把的稅款制造更多的“流星”。
當“政星”變成“流星”後，納稅人的錢等於是投進了“黑水河”，使本來就資金緊張的中國現代化一波三折。“形式主義”的危害眾所周知，有目共睹。
幾乎每個成年公民對“政績”上的“形式主義”都有深切的體會，無需作更多的贅述，下面主要聚焦另幾種樣版的“形式主義”。

（二）
首先談談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
在某縣政府機關工作期間，正趕上此縣“扶貧幫困”大蹲點，要求每個黨政機關公務員和國營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定點幫扶一個貧困家庭，落實到每人身上的硬指標是至少送一百元人民幣到“定點幫護”的貧困戶手中。那一年的三月，為了把局里16名公務員送到定點幫護的鄉村，我局出動了四兩小車，專程把1600元人民幣送到離城區30公里的貧困戶手中。中午吃飯時我算了一下帳：四輛小車費800元（每輛小車租費200元）；中餐兩桌600元；一條煙200元，剛好花費1600元。16人一天的勞動力價值還不包括在內。局機關本身不能創造經濟價值，1600元開銷最終落在納稅人身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扶貧幫困的結果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每年春節期間，基層電視台都不厭其煩地播放這樣的鏡頭：“父母官”帶上一大幫隨從人員，分乘幾輛豪華小轎車去偏遠農戶“送溫暖”，送上兩三百元人民幣給某位配合作秀的“老人”；回城後再去一家豪華大酒店用公款自我慰勞一番……其情形和上文一樣道理，交通餐飲費常常超過送出的“溫暖”。
有其上面那樣“扶貧”，還不如免除貧困戶子女的學費來得簡單實際，既解決了貧困戶的實際困難，又沒有額外的費用，因而也不增加納稅人的負擔，“幫困”可謂落到實處。
我的家鄉是全國出了名的貧困縣，因為是革命老區，從我記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享受國家的救助，每年上面都要拔來大筆的扶貧款，但扶貧的效果相當有限。國家扶了二十多年貧，但這個縣依舊是貧困縣，讀不起書和看不起病的農戶隨處可見。更具諷刺味的是：腐敗現象比周邊的富庶縣要嚴重得多，政府辦公樓比周邊各縣更氣派，公車檔次更豪華,越來越多的官員被“扶”成巨富。
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扶貧可謂動了真格，每年用於“扶貧”的資金在財政支出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但我們的“扶貧方式”仍存在“形式主義”的弊病；仍有反思及改進的必要。
對一個地區的扶貧來說，調拔“扶貧款”並不是扶貧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因為扶貧款經過層層截留後，真正到達貧困戶手里的只有很小一部分。調拔“扶貧款”的方式如果把握不當，甚至會助長腐敗，並進而助長貧困。
我認為地區扶貧除了調拔適量“扶貧款”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貧困地區澄清吏治，建立真正的“廉潔政府”，同時減輕貧困地區人民的負擔。
實踐證明“減負”比“送錢”更有效力。我的家鄉自免除農稅後，才兩年時間農村面貌就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一幢幢的小樓拔地而起，農民長期積郁的不滿一下子冰釋前嫌。我老家的村莊兩年前只建了一幢樓房，近兩年則建了五幢，相當於前二十年的五倍。
兩年前國家返回的“扶貧款”比上交的農稅還多，可農村貧困如故。近兩年不交農稅也沒有“扶貧款”；農村面貌卻煥然一新，由此可見“減負”比“送錢”更有利“扶貧幫困”。
政府免除農稅實為半個世紀以來最最英明的決策！
澄清吏治，建立“廉潔政府”才是“扶貧”的“關節點”，是“釜底抽薪”和“一勞永逸”的扶貧戰略，是從根本上走出貧困的必由之路。貧困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主要是“人為”的因素！那些吏治腐敗的貧困地區，調拔再多的“扶貧款”也是白搭。當一個地區越扶越貧或者“積貧不振”時，就要對那里的吏治動大手術了。
當一個地方吏治清明時，是不可能長期貧困的，只有西北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地區才少有例外。
我走遍了江浙的富庶地區，也去過不少貧困地區，發現江浙的吏治比貧困地區相對要清明得多，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也要少得多。
很多人知道“倉稟實才知禮節”；其實今天的中國應該是“知禮節才能倉稟實”。走出貧困最主要的手段是澄清吏治！

（三）
“扶貧幫困”上的“形式主義”得不償失；會務參觀上的“形式主義”則事與願違。
去年在全國範圍內興起“革命傳統教育”，這項運動的初衷是積極且英明的，就是要讓今天的官員了解革命先輩創業的艱難，革命成果的來之不易，並進而在工作中戒驕戒躁，努力珍惜今天擁有的一切，不要在貪污腐敗上“與時俱進”，在紙醉金迷中失去先輩用鮮血和生命創下的基業；但因部分地區在落實此項工作時照搬“形式主義”的俗套，而使實際效果事與願違。
某局機關為了落實好“革命傳統教育”，決定步其他黨政機關的後塵，召集局機關全體工作人員去紅色革命根據地進行“紅色旅遊”，費用支出自然全是公款買單。在對“紅色旅遊區”進行一番全方位的掃描後，局領導最終決定去相隔一千公里之遙的延安去“朝聖”，前後用了整整一個星期，每人花費了幾千元的公款，但收獲的果實卻讓人啼笑皆非：因為去延安從事“紅色旅遊”的單位很多，他們有機會領略兄弟單位一擲千金的瀟灑派頭，回程的路上幾乎沒人回顧革命先輩的英雄業績，更沒有人提起“南泥灣”和“三五九旅”，更多的是在食宿上和待遇更好的某單位攀比，並毫不掩飾地流露出羨慕和不滿的情緒。
就算此行確然讓機關工作人員受到了“革命教育”，但因此花費幾萬元納稅人的錢是否值得？其實接受“革命教育”還有其他不但省錢且更為有效的方式，讓工作人員坐在辦公室里學習“中國革命史”並舉辦革命傳統知識競賽就比用公款進行“紅色旅遊”有更好的教育意義。
有些掌握大量公款的單位乘“革命傳統教育”的東風，在各“紅色旅遊區”進行連環旅遊，從寶塔山到井崗上，然後折返紅四方面軍的發源地大別山……
我的家鄉因為誕生了三大主力紅軍的緣故，有幸列入國家紅色旅遊景點。縣政府抓住這一契機，投資了上億元人民幣把烈士陵園全面翻新，並把門票從5元提升到30元。去年春秋兩季，每天來我縣接受傳統教育的遊客比先前多了幾十倍，有時一天就接待上萬人次，烈士陵園僅門票一項收入就高達30多萬元。當烈士陵園興高采烈時，我縣各機關單位卻在暗暗叫苦：作為東道主，他們要接待一批又一批兄弟縣市的同行，再怎麽敷衍也得招待對方一餐飯，因此旺季的招待費也象陵園的門票一樣翻了幾番，門票收入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本地機關單位代買的單，綜合權衡一下，革命蘇區並沒有從“紅色旅遊”中收獲實質性的利益。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相當一部分地區的“革命傳統教育”因此流於形式；類似的“形式主義”還有形形色色的會議。
我工作過的那個局機關是“部門直管局”，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去相隔幾百華里的上級主管局開會，每次會議都是“老套頭”：每個與會人員分發一份資料袋，會議的內容都裝在資料袋里，開會就是各級領導坐在主席台上把資料袋里的文字照本宣科地宣讀一遍，除此之外沒什麽新鮮的內容。這樣的會議其實完全可以把會務資料郵寄到各單位，各單位在本地組織學習然後把結果上報即可，既節約了時間又節省了每人幾百甚至幾千元交通費和食宿費。異地現場會雖不能取消，但次數可大幅度縮減，縮減為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就行了。
今天各行政機關基本上實現了電腦聯網，信息可通過網絡順利快速交流，在這樣的高科技辦公環境下，很多的異地現場會更沒有必要舉行了。

（四）
除了行政工作外，我國的“形式主義”還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在成長過種中至少要經歷五道親友同事參與的慶典儀式：出生慶典；周歲慶典；十歲生日慶典；上大學慶典和結婚慶典。除了結婚慶典在情理之中外，其余的四道慶典純粹是“形式主義”使然，因為這四道慶典很少遵從主人的意願，除了家人借主人的名頭堂而皇之地收受“禮金”外，幾乎沒什麽現實意義。尤其是周歲生日和十歲生日，主人幾乎撇在一邊，親朋好友則借主人的名義大吃一頓，想起來都有點滑稽。
今天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對生活上的“形式主義”頗有微詞，但因絕大多數人都那樣做，自己也不好例外，意見歸意見，小孩滿十周歲時照樣要大張旗鼓地舉行宴會慶典，認為不隨大流就會被人閒話。
其實人們往往誇大了“逆形式”而動的負面效應，一個眾人長期遵循但明顯不合理或讓人不勝負荷的習俗，一旦某人率先起來抵制，人們是不會因此怨恨他的，更不會因此陷於孤立。本人就堅決不為兒子舉行周歲和十歲生日慶典，兒子十歲生日時我只給了他五十元人民幣讓他和要好的小朋友自行慶祝。盡管在我的生活圈子里只有我一人這樣做，但人們並沒有因此指責我。
一個敢於抵制“形式主義”的“出頭鳥”，是不會被社會孤立起來的。
飽嘗“形式主義”苦果的中華民族，需要更多的敢於反抗“形式主義”的勇士。

（五）
“形式主義”最直接的惡果是“弄虛作假”！
“政績工程”上的弄虛作假可謂層出不窮，各地主流媒體不停地為“假政績”搖旗吶喊，國民早已對之見怪不怪。
前幾年看過一則消息：說的是某地一把手為了制造政績，對上謊稱在任期內籌建了一個年產十萬頭山羊的畜牧廠，使當地農民的收入翻了幾番。等到上面來人考察時，他強迫轄區里所有的農民都披上羊皮在遠離公路的山坡上爬行，遠看就象是“王二小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養尊處優的上司是不肯下車走路的，他們只能看到滿山遍野的白色“羊群”，於是大大嘉獎了造假的地方官，沒多久一把手就連升三級。
這則消息也許是一起經不得推敲的幽默故事，強迫農民裝“羊”太缺德也太不可議了，農民也未必那樣聽話，如果我是農民就是掉腦袋也不肯爬在地下裝“羊”的。炮制這則消息的寫手確然有點“損”，但政績上的弄虛作假卻是有目共賭的，我的家鄉就有兩則家喻戶曉的“假政績工程”。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一位年輕人出任全縣最窮也最小的鄉黨委書記，在任期內突發奇想，從農民手里強行集資幾十萬建起了一家養牛場，僅牛棚一項就花了二十多萬元。牛棚建成後，還沒弄到一頭牛，吹鼓手炮制的假新聞材料就已逐級遞上去了，一直上傳到中央電視台。當時正值央視舉辦“九七健康之路京九行”活動，記者來現場錄制新聞材料時，年輕人以每天五元的租金，把全鄉所有農家的耕牛集結到養牛場，給央視提供了活生生的新聞鏡頭。央視記者走後，耕牛又回到了各家各戶，養牛場自此沒見過一頭牛。至於每天五元的租金，依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當年給農民增加上交提留款就萬事大吉了。
年輕鄉幹造假的代價是一年後升為全縣最好的局機關一把手，成為此縣最年輕的局長。
讓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制造假“政績工程”的主角事後不得沒被追究，反而大多得到升遷。央視記者被糊弄還情有可願，高壓下的農民沒有人敢向他們透露真相；但本地上司是不可能被糊弄的，他們都知道年輕人造假的勾當，可還是照樣升他的官，真是“怪哉”？
無獨有偶，那年中央首長來我縣視察民情，縣委縣政府一夜之間建成了一座養雞廠，把周邊百姓的雞全抓進去了，然後請首長去參觀。因為抓來的雞彼此之間不熟悉，難免出現群雞互啄的不合作景象，結果首長看到了一個現代版的“鬥雞廠”。
…………

（六）
中國的“形式主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躍時時期膨脹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基層政體上大搞“形式主義”，“人民公社”是全國必須遵循的農村組織形式。為了證明“人民公社”的正確性和必然性，各地競相瘋狂造假，畝產糧食十多萬斤的“高產衛星”一個接一個地放了出來，並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收獲的果實是給中國招來亙古未有的大饑荒。
“形式主義”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時期甚囂塵上，且突出表現在對偉大領袖的個人崇拜上。手捧“紅寶書”，胸佩“紅像章”，臂帶“紅袖標”，高呼萬歲萬萬歲，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全國人民成了神廟里給偶像表忠的“巫師”，陷入集體精神自殺。收獲的果實是生產力遭受極大的破壞，民族精神被異化扭曲，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六十年代初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東鄰日本相當，文革結束後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躍升為我國的五倍！
“形式主義”在八十年代上半期潮退潮落，偉大的鄧小平先生把中國帶進了“陽光時代”，危害國家民族的“形式主義”雖然陰魂不散，但已退居社會的一角。因為很少“形式主義”的幹擾，八十年代也因此成為上世紀中國最最光輝的時代。
也許是民族文化劣根性根深蒂固的緣故吧，“形式主義”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消沈後，又在九十年代卷土重來，且以另一幅陌生的面孔出現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因為面孔陌生，所以人們沒有警覺。等到終於意識到新“形式主義”泛濫成災時，已經是尾大不掉了。
…………

“形式主義”的危害是深重且持久的，對國家民族的傷害無與倫比。我們的國家要想興旺發達，我們的民族要想文明進步，就得勇敢從“形式主義”的怪圈中走出來，堅決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告別，永遠永遠！！！


                                                                     二00六年八月三日


9.中國式思維

    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的民族，但因“中國式思維”根深蒂固的緣故，我們無法把“聰明”上升為“民族智慧”，極大地妨礙了我們客觀冷靜地分析世界事務，在國際問題上經常出現重大判斷失誤，使中華文明付出傷心的代價。



1999年12月31日上午12時, 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通過俄羅斯最大的“俄羅斯公共電視台”向俄羅斯人民發表新年講話，決定辭去總統職務，今後三個月由普京總理暫時行使總統職權，三個月後舉行總統選舉。
葉利欽說，今天我最後一次作為俄羅斯總統向你們發表講話，我已經作出決定，在即將過去的一個世紀的最後一天辭去總統職務。
葉利欽在解釋作出這一決定的理由時說:我決定提前辭職。我知道，我必須這樣做。俄羅斯應該由有智慧、有魄力、精力充沛的新的政治家帶領進入新世紀，而我已經執政多年，應該引退。當我看到，人們懷著極大的希望和信念在杜馬選舉中投新一代政治家的票時，我明白了，我已經完成了我一生中主要的事業。現在俄羅斯永遠也不會回到過去，將永遠向前進，而我不應妨礙這一自然的歷史進程。
葉利欽請求俄羅斯人原諒他，因為他們這幾年的希望沒有實現。“今天，在這個對我不同尋常的日子，我想稍微多談一點與平時不同的心里話，我想請求你們原諒，我們許多理想都沒有實現。”
葉利欽聲明，“我辭職不是由於健康原因，而是出於對所有問題的綜合考慮而辭職的。接替我的人是新一代人，是能夠做得更多、更好的一代人。”
葉利欽已把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職權交給普京總理。他說：“根據憲法，我在決定辭職時簽署了把俄羅斯總統職權交給政府總理普京的命令。根據俄憲法，在未來三個月時間里他將是國家元首，三個月之後將舉行總統選舉。”
葉利欽最後說：“我始終堅信俄羅斯人驚人的智慧，因此我不懷疑你們在2000年3月底會作出什麽樣的選擇。在離開總統職位的時候，我想對你們每一個人說：祝你們幸福！你們應該得到幸福，你們應該得到幸福與安寧。我親愛的同胞們，祝你們新年愉快！新世紀愉快！”
…………
葉利欽總統辭職的消息傳到中國時,千禧之年的鐘聲已經敲響。絕大多數中國人對葉利欽的辭職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為沒有幾個人相信他是真的辭職。按中國人的邏輯，葉利欽的“辭職”不過是虛晃一槍，借此轉移俄羅斯人對他日益增長的不滿。其實他依舊在幕後牢牢把握著俄羅斯的最高權力，象一個皮影戲演員一樣提著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普京的影子在幕布上晃動；普京則是百分百的傀儡和橡皮圖章……
中國人之所以不相信葉利欽的辭職，是因為他們深信沒有人會主動放棄好不容易爭到手的最高權力，只有傻子才會那麽幹！
葉利欽的辭職其實是兩個世紀前華盛頓總統辭職的翻版。華盛頓總統辭職後回到了維農山莊園，過上了百分百的退隱生活，不再過問美國的任何政事。可中國人好象忘記了華盛頓這個先例，只記得和華盛頓同時代的乾隆皇帝，他老兄退位太上皇後仍牢牢地把皇帝兒子控制在自己的手心，稍微大一點的事都是太上皇說了算。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不願意放權，就更不用說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接班人”了。
直到幾年過去後，普京替代葉利欽成為俄羅斯的風雲人物，中國人才極不情願地相信葉利欽是真的辭了職。令國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曾經英雄一世的葉利欽總統，為何在世紀之交的那一天作出“傻到家”事呢？
葉利欽真的“傻”嗎？
在此我只想問幾個問題:如果葉利欽當初沒有辭去總統職務,他能在三個月後連任第三屆總統嗎?俄羅斯人會原諒他執政後期的諸多行政失誤嗎?他會成為現代俄羅斯的民主之父嗎?他會有一個寧靜平和的晚年嗎?葉利欽家族會在安定寬容的政治環境中長久地淋浴他的光輝嗎?
當我們客觀地回答這幾個問題時,就會發現葉利欽不但不“傻”，相反於公於私都是絕頂地“精明”！國家、葉利欽家族和他本人都會長久地享受他的辭職果實。
中國人常常醉心於權力帶來的榮光，而忽視了無限權力加諸於人身心的沈重負荷，以及權力對掌權者的“反噬”作用。幾乎沒有人想到主動和無限權力告別，在作出一連串傷害家、國的傻事時，還自鳴得意地把“傻”想象成“英明偉大”。
人類世界有一種奇怪的現象：常常是傻子嘲笑聰明人；而不是聰明人嘲笑傻子。錯誤的一方往往站在批評者的位子上；正確的一方則成為被批評者。
中國人在“權力”面前：千百次地重覆傻子嘲笑聰明人的角色，因此上下五千年也未能走出權力的怪圈。
中國式思維除了在“權力誤區”方面表現得淋漓盡致外，下面幾件事例也很能說明中國式思維與人類文明進步的不一致性。
中國官場的腐敗浪潮經歷五千年仍沒有任何消退的跡象，除了李世民當政的“貞觀王朝”外，貪污一直是官場的不治之癥，在新世紀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為歷代王朝都無法解決貪污的問題，所以中國人認定“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世上沒有不貪的官”。當人們為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痛心疾首時，總有那麽一些人發出這樣的怪論：哪個國家沒有貪污？難道外國的月亮就圓些嗎？美國就沒有貪污嗎？有幾次我試圖向身邊的人解釋說貪污並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世界上文明程度較高的英、美、日、德和同屬華人的新加坡就基本上消滅了貪污。美國的政務官未經納稅人同意不能擅自動用哪怕是一分錢的公款，一分一厘的公務支出都得向納稅人交待清楚明白，甚至連“招待費”這項開支也沒有。可聽者根本拒絕相信世上會有這樣的“官場桃園”，按他們的邏輯，當官若不能以權謀私撈點好處，當官還有啥意思？不知道人類除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驅動外，部分人還擁有自我實現和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尼克松的“水門事件”一直是中國人深信美國也一樣腐敗的見證，相當一部分國人心目中的“水門事件”是貪污了天文數字的公款。當國人終於明白“水門事件”不過是涉嫌竊聽、幾盤錄音帶和總統沒有說實話等在中國根本不成其為問題的雞毛蒜皮小事時，中國人無論如何也拒絕相信那是導致總統下台的“罪證”，連一向光榮正確的偉大領袖也抱怨“不就是幾盤磁帶嗎？有什麽大不了的！”至於總統沒有說實話更不是過錯，敬愛的林副主席還公開宣稱“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哩，於是順理成章地推斷那是尼克松的政敵民主黨的“陰謀”，尼克松是被“陰謀”趕下台的……
眾所周知的伊拉克戰爭，絕大多數國人都認定美國是為了石油才打這一仗。石油確然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原因之一，但絕不是根本原因。中國人很難理解部分美國人血統中湧動的“天定使命”感和追求全人類普遍幸福和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我們的利益觀是建立在重視國家而忽視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建立在最大限度犧牲他國利益的基礎上。美國人自然把美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了美國的局部利益可以不顧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所以美國出兵伊拉克只能是為了波斯灣的石油，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過是發動骯臟戰爭的借口和遮羞布。
美國是借兩次世界大戰的契機贏得世界霸權的，我們因此認定美國是最善於發“戰爭財”的國家。美國的歷次對外戰爭都是在“發財”的驅動下發動或卷入的，且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趁火打劫。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是在戰爭雙方兩敗俱傷時沖上去踢進決定性的一球，然後在戰爭分贓時分得最大的一塊蛋糕……盡管兩次世界大戰把美國推上了超級強國的地位，但美國當初卷入兩戰並非出於發“戰爭財”的動機，更多是出於“預警自衛”和維護人類民主事業的考慮。美國的崛起並非靠掠奪戰敗國和分贓發財致富，而是美國人民在關鍵時刻的“英雄主義”被兩戰最大限度地調動出來，把危機轉化為機遇和挑戰，大幅度地提升自己的科技和文明。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朝鮮爆發戰爭，聯合國為了檢驗這個新成立的國際和平發展組織制止全球戰爭的能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聯”在制止戰爭蔓延方面的軟弱無能，決定出兵朝鮮“維和”，防止局部戰爭擴大蔓延成國際戰爭。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堅定地認為組成聯合國軍的主體美軍之所以卷入朝鮮戰爭，是企圖借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企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了防止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得逞，百萬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我們也因此喪失了收覆台灣的最佳時機。那時的中國人國際知識貧乏，出現上述思維誤區還有情有可願的一面；今天的中國人可以通過互聯網很方便地獲取外來信息，我們依舊堅持那樣的思維誤區就有點不可思議了。
中國是一個“政府權力無限”國家，外交政策更是百分百由政府說了算；於是我們推己及人地認定世界各國的政府在外交方面一樣有百分百的決斷權。當西方世界出現“反華浪潮”時，我們就堅定地認為是那些國家的“政府”敵視中國，從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政府要員身上。當文明國家都在搞“分層外交”，認為功夫“不在院內而在院外”時，我們依舊圍著對方的政府轉單圈。結果經常出現某國政府要員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決定和我國“友好”，但被代表該國民意的議員從中作梗而無法和我們靠近的悲劇。我們認真分析一下美國自尼克松以來的7位總統就會發現，幾乎沒有一位總統真正敵視中國，但敵視中國的議員卻有不少。美國總統在外交方面沒有完全決斷權，因此盡管總統對我們沒有惡意，但一樣會“屈從民意”作出傷害中國感情的事。在民主國家里，政府經常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制定政策的議員則容易被關注人類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所困擾。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總統堅決反對制裁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因為制裁南非損害了美國的根本利益。但絕大多數議員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堅持“制裁”，最終把美國推向了南非白人政府的對立面。如果我們的外交注意力從政府要員移出一部分到代表民意的議員身上，類似的悲劇應該會少一些。
因為近代中國倍受西方列強欺淩的那段屈辱歷史，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西方強國把中國看成一塊“肥肉”，誰都想吞食這塊肉。為了能順利主宰中國，英美等列強都希望中國一直貧窮落後下去，並且不擇手段地阻止中華民族的崛起。這種思維方式一樣有與事實相悖的地方，西方文明國家雖然不願意我們超越他們；但也一樣不樂意看到我們貧窮落後，因為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妨礙了富國享受文明成果。中國的貧窮落後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會出現失控和騷亂，從而有利於極端民族主義者執掌政權，一個世紀以前“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屠殺外國人的慘劇西方依舊記憶猶新。象中國這樣的一個人口大國，一旦因貧窮騷亂出現“難民潮”，西方富國就會因此付出沈重的代價。所以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不符合西方強國的根本利益。今天是全球非殖民化時代，西方強國就是想吞食中國也不符合世界文明的主流。除了日本、俄羅斯、印度和忘恩負義的北朝鮮等周邊國家對我們有領土要求外，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侵略中國的動機和一個世紀前相比幾乎可以小到忽略不計。再說經過百年“折騰”和人口膨脹的中國早已不是一塊“肥肉”了，已不再是一個理想的吞食目標。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有望使中國走上文明富強之路，按我們的邏輯西方列強應該極力反對才是，可事實是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站在領導變法的光緒皇帝那一邊，因為一個貧窮愚昧的中國不利於拓展他們的商業利益。一個世紀前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二十一世紀了。
如果你是一個有教養的文明人，你當然願意生活在人人知書達理的文明社會里，因此你並不希望你周圍的人窮愁潦倒目不識丁。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中國式思維表現在外交上的一個最突出表現是：我們對文明發達的民主國家奉行“壞人推論”，對方的一舉一動在我們眼中都是“惡意的”和“挑釁的”；就連美國把“庚子賠款”返還中國辦學也被看成是更為陰險的“文化侵略”。民主國家誠然不是什麽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但也並非處處包藏禍心。美國在珍珠港災難前援助中國的抗日事業就是基於正義的驅動；而不是我們理解的陰謀把戰火限制在中國境內，讓中國人擋在美國人前面充當抗擊日本的炮灰……

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的民族，但因“中國式思維”根深蒂固的緣故，我們無法把“聰明”上升為“民族智慧”，極大地妨礙了我們客觀冷靜地分析世界事務，在國際問題上經常出現重大判斷失誤，使中華文明付出傷心的代價。
我們有義務和責任從“中國式思維”的誤區中走出來，用科學理性眼光來正視今天的世界。


                                                                     二OO年十二月十二日



10.韓劇的啟示與文明參照系

    一個自信理性，富有進取精神的民族總是選擇那些高出自己文明水準的國家民族作為“文明參照系”。我們的民族在選擇“文明參照系”時恰好相反，總是選擇那些不如我們的國家作為參照對象。因為比較對象遠比我們貧窮落後，我們就容易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於自我膨脹。


近兩年韓劇已進入我國的千家萬戶，人們在辦公室和茶余飯後談論得最多的電視劇也是韓劇。我是一個不肯隨大流的人，自然也不肯打開任何一部韓劇，直到前幾天晚上一個偶然的機會看了中央八台播放的《黃手帕》，想不到自己竟然也被韓劇深深吸引。
我對韓劇的偏愛並非因為劇中的故事情節引人入勝，而是韓劇中再現的這個小國的生活場景、風俗人情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好的影視劇故事情節可以虛構，但細節和劇景必須真實地再現當地的社會風貌，所以韓劇的布景應該是韓國社會景象的真實寫照。韓劇中再現的韓國社會風貌給我的總體印象是：社會寧靜和諧；公民思想純凈，至情至性,不浮躁,不尚虛華；整個社會彌漫著理性和向善的詳和氣氛；沒有賭場，沒有公開打、砸、搶的黑社會，沒有滿街飛的風塵女，沒有大吃大喝，沒有濫用職權狐假虎威，更沒有勞民傷財的“形式主義”……總之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韓劇：這兩個字就是“幹凈”！
我還發現韓國人在吃喝方面很簡單，沒有任何鋪張浪費的現象。請客大多是一碗面條或簡單幾樣小菜，就連很富有的闊佬第一次請女婿吃飯也就是一碗面條打發了事，在我們國家這可是要去豪華大酒店大肆擺闊的。
韓劇的場景若是韓國社會生活的真實剪影?韓國今天的文明水準應該在我們之上？
如果說日本曾經是中國恭順學生的話；歷史上的韓國則是中國的忠順仆人；中國的文明水準一直比韓國高出很多。一個世紀以前的甲午中日戰爭時期，韓國社會的封閉落後和官場的愚昧腐敗連最腐敗無能的清王朝里最為腐敗無能的官員也免不了觸目驚心。韓國發生“東學黨”暴動後，奉命赴朝調查的中國官員一方面毫不客氣地責成漢城內閣要開放門戶和改組政府，不能繼續閉關鎖國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狀態；一方面上書北京政府震驚於韓國的腐敗落後，甚至認為韓國不配有更好的命運，繼續用生命和鮮血來扶持這樣的一個民族是否值得？
韓國當時的文明水準確然讓文明古國打心眼里瞧不起！
一直到半個世紀後的抗美援朝時期，韓國的文明水準依舊不能和中國相比。我看了不少美國人關於朝鮮戰爭的回憶錄，文中不乏大段的篇幅描述朝鮮的愚昧落後，同時承認中國軍人的文明程度比朝鮮軍人高得多，不但戰鬥力比朝鮮軍人強；而且人性也比朝鮮軍人更為充分……
但我們今天的文明水準卻不如韓國？
不僅是韓國，我們周邊部分國家的文明水準也後來居上，紛紛縮短和中國的差距甚至超過中國。
三個世紀以前，日本是中國恭順的學生；韓國、越南相當於中國的家臣；印度、尼泊爾、緬甸和中亞南洋諸國爭著向中國進貢；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則連進貢都不見得夠格……
明王朝以前我們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兩百年前依舊是亞洲文明的中心；今天我們的文明水準還能夠成為“中心”嗎？
今天日本已代替中國成為亞洲的頭號強國；韓國則繼承了儒家文明的合理內核；越南也在不聲不響地縮短和中國的差距，泰國則成為“亞洲四小龍”……
越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依舊讓我們充滿自豪感，越南的花季少女紛紛偷越邊界爭嫁廣西老農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十年過去了，越南人不聲不響地趕上來了，和中國的巨大差距在加速度縮小，妙齡女郎爭嫁廣西老農已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我不怎麽了解越南到底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但它的前任總理潘文凱的離職講話卻給了我相當大的震動：這個遠遠落在我們後面的小國說不準已達到和我們同樣的文明高度？
下面是潘文凱離職講演中的一段話：
“當前，政府官員的腐敗現象與官僚作風日盛，在社會中引起民憤與不平，阻礙著民族的進步，威脅著國家的存亡，作為政府總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我對此感到無比愧疚”；“新滋生的各種問題及困難很多”；“各種社會問題遠未得到解決”……他坦言“未能及時發現和處理一些重大的嚴重問題。對此表示歉意，並願在人民、黨和國會面前承擔責任”。
這是一個對國家民族勇於負責的政治家！無私無畏，襟懷坦蕩,不推卸，不遮掩，不講大話、空話、套話。他明白成就不講跑不了，問題不講遮不掉。人們感受到他內心的“無比愧疚”絕不是虛與委蛇，他的“承擔責任”也絕不是虛晃一槍……
潘文凱並非真的乏善可陳，他任總理9年來，一開始就遭遇東南亞金融危機。潘文凱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順利走出危機；越南的GDP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長，尤其是去年更取得破紀錄8.4%的高增長率(6.26《現代快報》)；百姓生活不斷得到改善，在任期內取得了眾人囑目的成就，就是新任總理阮晉勇也說，“要想超過潘文凱不是件容易的事”。
…………
當我們剝離那層歷史的光環，勇敢地直面真實的自我時，我們痛心地發現我們落伍了。尤為痛心的是：當我們的文明層面出現退潮時；別人卻在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文明水準。
文明和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明在很多時期與經濟不同步。我們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後一直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我們的文明卻沿著與經濟相反的方向停滯或下滑。
文明的進步雖然不一定能帶來經濟的發展，但如果經濟的發展伴隨文明的停滯或衰落，這樣的經濟一定是泡沫經濟，是注定沒有發展後勁的。
所以文明的進步對於國家民族來說是根本的；其重要性遠遠大於經濟的發展。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在短期內取得超越文明進步速度的成就時；下一步就應該把提升民族文明放在第一位。
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國的經濟前進了一大步；但中華文明並沒有前進多少，就算說成“倒退”也不是聳人聽聞。
一位網民這樣評價我們的文明成果：“嚴格地說，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建設幾乎等於空白，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念所剩無幾，這是當代中國人缺乏文化追求和精神寄托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缺失必然導致精神斷層甚至扭曲。社會上層出不窮的腐敗和缺乏公德的事例讓輿論常常感慨人心不古，這些現象雖然可以解釋成是中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消極因素”，但這類“消極因素”恐怕不會隨著經濟增長和生活寬裕而自動消失。”
中華文明為什麽在近代一直走下坡路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在選擇“文明參照系”時出了問題。
“文明參照系”就是能與本民族文明產生類比關系的“文明”。
一個自信理性，富有進取精神的民族總是選擇那些高出自己文明水準的國家民族作為“文明參照系”。因為比較的對象比自己發達進步，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的不足，產生學習他人趕超先進奮發向上的動力。於是自己的文明水準也因此不斷提升。
我們的民族在選擇“文明參照系”時恰好相反，總是選擇那些不如我們的國家作為參照對象。因為比較對象遠比我們貧窮落後，我們就容易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於自我膨脹。因為自大自滿的緣故，我們就不可能看到自身的不足，更不可能認為有學習借鑒其他國家文明成果的必要。沈溺於自我欣賞的人缺少危機意識，沒有進取的動力，於是我們也很難在原來的基礎上再向前跨越一步。當我們選擇的“劣等參照系”有一天後來居上迎頭超過，我們由自大自滿轉為“夜郎自大”時，我們不是痛定思痛地反思自省，而是換一個更為落後的對象作為參照系……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一直瞄準南方的印度作為我們的文明參照系，乞丐、流浪兒、貧民窟、貧富懸殊、寡婦殉夫和宗教沖突就是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全部印象。當西方文明國家令我們不滿和自卑時，一想起印度心理就找到了平衡點，沒來由的優越感也因此油然而生，1967年的中印戰爭進一步鞏固了這份優越感。遺憾的是：我們的優越感在近二十年正在一點一點地喪失，今天這份優越感差不多已成為過去。當改革開放把我們推向前進時，印度前進的步伐似乎比我們更快，去年的世界經濟排名印度已排在中國前面，今年則超前11位！聯想到這個國家的民主政體，惠及平民階層的福利制度，相對公平的分配制度，完善的醫療保險和義務教育，才發現這個國家的文明水準真的已超過中國。
別忘了印度的生存環境比我們惡劣得多，這個國家的人口基數和我們差不多，人口密度則是我們的三倍！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處於經濟轉型期的俄羅斯遇上了暫時的經濟困難，於是我們又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劣等參照系。當時絕大多數的國民都認為我國的經濟“軟著陸”比蘇聯的“硬著陸”要成功得多，中國社會也因此避免了俄羅斯式的劇烈震蕩，中國人比俄羅斯更富有更幸福。當時的主流媒體動不動就拿俄羅斯“開涮”，有關俄羅斯的每一個不利消息都被我們不厭其煩地“炒來炒去”，借俄羅斯的“暗點”來反襯我們的“亮點”。新世紀來臨時，俄羅斯走出了轉型陣痛期，經濟步入平穩發展階段，與之配套的社會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天的俄羅斯比我們更富有，社會公平和諧也遠遠超過我們，在國際上的聲音比我們更有份量，文明程度無疑超出我們甚遠。我們好不容易找來的劣等參照系一眨眼又超過了我們，今天的中國勞工爭著去俄羅斯尋找經濟機會，對方還把我們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一不高興就把我們驅逐出境。
當印度、俄羅斯等劣等參照系超越我們時，我們又開始尋找新的劣等參照系，於是我們瞄準了恐怖活動猖獗的阿富汗、伊拉克，金正日的北朝鮮和南美中非某些赤裸裸的專制國家。值得警惕的是：適合我們的劣等參照系越來越難找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我們的優越感靠走近劣等文明來維持；我們的強大靠和亞、非、拉的某些窮朋友為伍來體現；我們的文明就會停滯和倒退。這就和學生一樣，如果他的眼睛總是盯著那些成績優異的學生，且有意識地和成績好的學生交流切磋，他的成績就會一天天好起來。如果他習慣於和班上的劣等生對比，和壞學生打成一片，他若是能取得好的成績一定是活見鬼了！
當我們不得不面對那些超越我們的先進文明時，我們習慣於把眼睛盯著這些文明的“暗點”，而對那些遠比我們進步合理的“亮點”視而不見，於是在恍恍惚惚中誤認為這些文明還不如我們。既然不如我們，也就沒有學習借鑒的必要。這就象站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美女，如果我們目不轉睛地盯著她身上的某顆“黑痣”，這個美人在我們心目中就一點也不美了。
如果我們不轉換視角，繼續向劣等文明看齊，拒絕向先進文明學習，遲早有一天我們會墜落成這個星球上最最落後的文明。
中華民族要想真正走上文明進步之路，成為這個星球上最最優秀的民族，我們就得選擇那些文明富強的國家作為我們的文明參照系，臥薪嘗膽向先進文明看齊！


                                                              二00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11.從政務官的職能看中美官員的差別

    美國處長不管科長，總統去各地視察當地政務官不接待；公務用餐費超過九美元視同行賄；市長收入不夠養家下班後去當舞廳看門人，沒有納稅人的認可不能隨意動用一分錢的公款，來中國友好城市訪問國內無人買單，中國市長慷慨地為之報銷全部旅差費。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系一直是我國國際關系的熱點。中美關系有一個極為奇怪的現象：一方面絕大多數中國人，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指責得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另一方面中國人如果有出國的機會，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往往首先選擇美國。近幾年政府派出大批中青年幹部去國外學習從政經驗和政治理念，首選的國家也是美國。
當國民義憤填膺地責罵美國時，我以為美國人也在大洋那邊和中國人對罵，可事實不是這樣。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說：普通美國人很少對別人說三道四，沒有幾個人想到要去指責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怎樣”與他們的生活沒多大關系。至於美國政府，如果想到要為難中國的話，醜話也只能說給外國人聽，不能說給美國人聽，因為美國政府沒有對內宣傳的官方媒體。美國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主流媒體完全掌握在公民手中，政府和政黨沒有控制任何一家電視台和報刊。
單從語言來說，中國人對美國的不滿和憤慨顯然要多些，按正常邏輯美國應該比中國更糟糕，可實際情況是中國人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削尖腦袋往美國跑，沒聽說哪個美國人往中國跑。不少中國的花季少女爭著嫁給美國老頭；可從沒聽說過美國的年輕靚女爭嫁中國老頭的事，就算這個中國老頭是超級富豪也不例外。
一個人的行動更能折射出他真實的內心世界，語言則更多欺騙的成分。根據“鳥往明處飛”的中國古諺，美國的真實情況可能並沒有中國人說的那麽糟，至少比中國的現狀不差分毫。
為什麽會有那麽多的中國人往美國跑而沒有幾個美國人往中國跑呢？
也許有人會說美國建國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國建國只有半個世紀的時間，積累的經濟成果顯然要多些，人民的生活更富裕一些。
誠然今天的美國比中國富得多，但這並不是中國人往美國跑的根本原因。今天在美國一擲千金花天酒地玩名車買豪宅的大多是中國富豪，在中國富豪揮金如土的氣勢下，美國富人早就甘拜下風且明智地退到一邊，承認中國富人比他們更瀟灑也更有錢。沒有哪個文明人會傻到去和“敢把鈔票打水漂”的暴發戶較勁。
一個國家有沒有吸引力不僅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經濟條件，還取決於這個國家的自然環境、政治空氣和文化氛圍，其中政治空氣則是第一位的。中東的沙特可以說富得流油，可沒有幾個文明人願意去那個國家定居。如果說沙特的自然環境惡劣的話，文明人卻更願意去自然環境更為惡劣的鄰國以色列定居。
中美的真正差距可以從這兩個國家官員的職能上去尋找答案。
官員是什麽？這個問題中美兩國有絕然不同的回答：
美國：官員是“職業”；中國：官員是“職權”。

下面我們來比較一下中美官員的差別：

（一）、政治理念：美國官員是一種“職業”，不是“職權”。既然同是職業，就一樣要履行職業規定的責任義務，遵守職業道德，沒有高於其他“職業”的任何特權。中國官員則更多體現為“職權”，從來都淩駕於各行各業之上，擁有支配各“職業”的廣泛權力。
（二）、民眾政治心態：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陌生的凡夫俗子，有一種與生俱來近乎本能的信任；但對於政府和官員，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的不信任。美國人對官員的不信任不是基於對“人”的不信任；而是基於對“權力”的不信任，認為人一旦擁有“權力”，就有濫用權力和以權謀私的傾向，無論是天使還是魔鬼都有這種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美國人根本不相信有與生俱來且始終如一的“清官”。正是這種天生的“多疑”，造就了美國社會中一種人人自主各自為戰普及於多數民眾的對政府的壓力，正是這種無所不在的壓力，使任何官員都擁有很強的危機意識，在工作中不得不有所檢點，處處小心，在“瀆職”和“越權”的夾縫中謹慎為政。
我國的情況則恰好相反：中國人從來就相信政府和官員，含怨蒙辱時也寄希望於政府和清官，深信政府會自覺主持公平正義，尤其是對高官寄予厚望，除非官員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了傷天害理的大壞事。與之形成鮮明對應：中國人對一般人卻是天生的不信任，除非這個人做了顯而易見的大好事。中國人尊奉的處世格言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政府和官員所享受到的超前的信任，反而使之失去接受監督的機會。
歷史的經驗一千次證明：一個被受治者認為天然值得信任的政府，最終會變得實際上最不值得信任。人都有犯賤的一面，由人組成的政府也是這樣，“鞭策”使之進步；“溺愛”使之墮落，甚至毀滅！
美國社會加在官員身上的套索一方面限制了官員在任期內為所欲為；另一方面則保護了官員的“名節”，防止其玩物喪志走向毀滅，給自己的家族帶來災難。很少聽說過美國政府產生過需要動用極刑的“巨貪”，因為美國體制根本沒有產生巨貪的機會。中國社會給予官員的寬松環境讓官員在任期內能隨心所欲；但也給官員自身和其家族遺留下無窮的隱患。如果你不是一個“末世賭徒”；如果你是一個對自己和家族有責任心的聰明人，我相信你會選擇在前一個環境下為官。
不加限制的權力能讓天使變成魔鬼！
（三）、基層會議：我國基層政府的會議多是舉世皆知的，這點美國和中國有相似之處。單從會議次數來說，美國基層政府的會議甚至比中國更多，不同的只是會議的規模、形式和內容。美國基層政府“小會”多“大會少”，開會是為了解決實際事務，一次會議著眼於解決一個或幾個具體事務。會議沒有固定的模式，一般是會議主持人提出問題，然後與會者在規定的時間內發表意見，最後主持人簡單說兩句就宣布散會，與其說是“會議”，還不如說是為解決事務征求意見的碰頭會。所以每次會議時間都很短，主持人和與會人員沒任何廢話，更沒有假話、空話、套話。會議沒有固定的模式，也不設主席台，就象幾個情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討論問題一樣輕松自在。中國基層政府的會議一般都遵從約定俗成的模式：主席台上就座的是領導，台下是聽眾，首先是主持人的“開場白”，介紹參加會議的主要領導，然後是主要領導和指定的典型代表發言，最後是主持人長篇大論的總結。無論是領導講話還是主持人總結，都是事先由秘書寫好講稿（也有領導自己執筆的）並打印成冊，裝在資料袋里分發給每個與會人員，領導只是在主席台上把講稿上的文字照本宣科地朗讀一遍。會議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儀式，不是著眼於解決具體事務。因此講話稿的內容有相當多的假話、空話和套話，聽者不知所雲，講話的領導也意識不到自己在說什麽，甚至領導內心也不相信自已宣講的那些文字，正是“嘴上說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
（四）、上下級關系：美國上級不管下級，總統不管州長，州長不管市長，廳長不管處長……下級也不遵從上級，他只需要按自己職位的職能要求行使自己職責，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就根本用不著和上級套近乎。總統去某一個城市視察，市長和市政官員根本不出面陪同，仍自顧自幹本職工作，那個城市的政治生活不會因此受到任何影響。總統在那個城市的“衣、食、住、行”全是自己買單，市政府不用花一分錢。中國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支配權。省長去某縣視察，不但這個縣的黨政要員要全程陪同，連省縣之間的政府要員也要趕往此縣恭候自己的上司。省長在此縣的“衣、食、住、行”縣政府都作了精心且極為妥善的安排，根本不用省長自己掏一分錢……
為什麽會出現兩種絕然相反的情形？並不是美國官員天性就比中國官員廉潔務實且擁有高貴的情操，歸根結蒂還是兩國官吏任免機制的不同造成的。美國的各級官員都是當地人民自己選舉出來的，不是上面任命的，美國的總統不能任命州長，州長也不能任命市長，就更不用說升降和罷免了。州長、市長的任命、升降和罷免全是當地人民組成的議會說了算。你別看小布什在國際上頤指氣使、今天指責這個國家是邪惡軸心，那個國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脅軍事打擊北朝鮮，儼然成了地球的家長；但他在國內的權力小得可憐，他的任何行動、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國會批準，沒有國會的授權他寸步難行、一籌莫展。美國總統可以把巴拿馬總統抓到美國審判，可美國的一個普通市長就可以不買總統的帳。聯合國50周年慶典時，紐約市長為各國首腦舉行了一場音樂會。音樂會開始前，市長居然把克林頓總統邀請的客人阿拉法特“請”出了劇場，理由是阿乃“恐怖主義分子”，氣得克林頓七竅生煙，但也只限於生氣而己，對市長的決定他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他甚至連紐約市都代表不了，因為紐約市民沒選他克林頓當市長。因此在美國沒有“跑官”“要官”的現象，因為官是人民選的，不是上司給的，跑了也等於“白跑”；要了也等於“白要”。
中國官員的升降任免則是上司說了算，官員所在地的人民沒有任何權力。所以中國的官員只需對自己的上司負責，而不用對轄下的人民負責。為了討好自己的上司，下級官員就有可能貪污受賄，以便有多余的錢向上司行賄，至於因此得罪了人民則無關緊要，因為只要上司對他有“好感”，人民根本奈何不了他，這也是那些腐敗官員在犯事前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的秘訣所在。
我在機關工作過幾年，對“機關潛規則”感觸至深：一個人在機關的奮鬥目標不是把本職工作幹得盡可能出色，而是職位的步步升遷，努力從科員、副科員，一步一步升遷到副處長、處長，甚至更高級別；一個人怎樣才能仕途順利、步步升遷？那就是不斷得到上司的賞識與提拔。由此演生出的“官場潛規則”則是：下級不對工作負責，而對上級負責；上級提拔下級，不看政績，而看下級如何對待自己。
（五）、政府結構：美國的基層政府機構通常不設副職，既保持了較高的行政效率，避免推卸責任，又防止了吃財政飯的官員數量膨脹。中國基層政府機構都設立了一個或多個副職，副職的職能名義上是協助正職工作防範正職獨裁，但在實際行使職能的過程中則常常出現下述情況：副職只要認為正職重用他，給了他足夠的“特權”，正職就是再瀆職再腐敗他也不置一詞；副職如果認為自己不被重用，就算正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也會暗中使絆子。所以中國基層政府的副職多半是“特權”的標志，很少出於工作的需要。
（六）、官員的私生活：美國個人的私生活受到高度的尊重。如果你是一個普通平民，只要不觸犯法律，你在正妻之外擁有多少情人，包養了多少“二奶”，政府和他人都無權幹涉，那些娛樂性的媒體說不準還把你捧為風雲人物，把你的風流花心美化為“私生活豐富多彩”。美國的官員就另當別論了，他們的私生活必須是清澈透明的，如果你在任期內制造了“緋聞”，無論你是多大的官，就算是國家元首，一樣要受到嚴厲的追究和制裁，輕則丟官，重則身敗名裂。克林頓的緋聞案眾所周知，尼克松被彈賅下台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問題，不過是說了幾句“謊話”。
和美國相比，中國的官員則是另一番景象：普通平民大多沒條件玩情人和包養“二奶”，官員在情人“二奶”市場則近水樓台先得月，玩情人包“二奶”在中國部分地區已成為官場的一種時尚。很多官員還不止包養了一個“二奶”，而是幾個甚至幾十個“二奶”，情人的數目那就更多了。和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平民玩情人包二奶不但會受到輿論的譴責，還有可能被警察當成“賣淫嫖娼”犯抓起來，包“二奶”則會因“重婚罪”受到法律追究。官員玩情人包“二奶”則很容易逃避任何制裁，除非他犯了事丟了官。
（七）、文憑職稱：美國幾乎沒有買賣文憑和職稱的怪現象，“注水”文憑也不多見。中國的假文憑和假職稱則滿天飛。至於“注水”文憑，可以從本科一直“注”到博士或博士後。美國官員一旦發現學歷職稱有“注水”現象，不但馬上丟官，還會因此身敗名裂，終生擡不起頭來。中國官員則對文憑和職稱相當“熱衷”，不在任期內混個“本科、碩士、博士”就是沒有“上進心”的表現，因此官員大多接受在職教育，大學也積極配合官員的“好學精神”。至於在職文憑是否存在“注水”現象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八）、經濟狀況：美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可美國政府卻是最窮的，且貧窮的程度讓人震驚，居然會窮得開不了門，所以美國地方政府會出現因貧窮而停業一段時間的“怪事”。美國官員能支配的錢相當有限，每支出一分錢都要向當地議會詳細匯報，因公務收受哪怕是一支普通鋼筆的小禮品都得上交國庫。不少中國人都誤認為美國官員的薪水很高，他們的廉潔是“高薪”養出來的，其實美國官員的收入只有中等水準，有些官員在任上還無法養家糊口，只好在八小時之外從事服務性的兼職，甚至於堂堂一個大市長去作舞廳的看門人。
中國是世界上公認的貧窮國家，但中國的政府卻很富有，“再窮也不會窮政府”，官員從不缺錢花。陜西渭南市紅綠燈因積欠電費75萬無人買單，電力部門只好強行斷電。你想想現代化都市沒有紅綠燈會陷入怎樣的交通混亂狀況，會潛伏著多大的危險？可紅綠燈還是斷電了。在紅綠燈斷電期間，這個城市的公車照樣在路上跑，官員照樣在吃喝公款，從未聽說過公車上不了路或因公款吃緊不招待上司吃飯的現象。中國官員雖然不是最富的，但絕不會出現市長那樣的高官無法養家糊口只好去當看門人的現象，就是兼職了也絕不會幹看門人之類的低等職業，那個市最體面的職業會爭相為他敞開大門。
近些年中美兩國有不少城市結為“友好城市”，既然是“友好城市”就難免市政官員的你來我往，但中國城市好象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去訪的多而回訪的少。之所以如此並非美國官員不懂禮貌或擺臭架子，而是他們拿不出來中國訪問的錢，官員的每一分公務支出都得納稅人認可，他們不能隨意動用哪怕是一分錢的公款。於是出現這樣的怪現象：富裕的美國市長常常為來中國參加所謂的“貿易洽談會”納稅人會不會買單而困擾；貧窮的中國市長則豪爽地拍胸：盡管來吧，所有費用我報銷！
（九）、新聞監督：美國官員受到新聞媒體無孔不入的監督，在任上哪怕是出了一點在中國看來微不足道的“醜聞”就會被媒體曝光，並受到毫不留情的追究。中國官員就是犯了再大的錯誤也不容易被媒體自由曝光，除非上面決定曝他的光。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是民營的，政府和政黨沒有控制任何一家報刊和電台。中國的主流媒體基本上都控制在政府手里，因此新聞必須服從官員意志。
（十）、職位保障：美國官員一旦任期屆滿，就得離開政府去自謀職業，該幹啥就幹啥，除非選民認為他很優秀要他連任。所以美國的官員不是終身制，在任上有濃厚的危機意識。美國政務官和公務員是兩個不同的體系，公務員大多是終身制的，因為公務員是面向全社會公開考試選拔的，不是官員任命的，也不是權貴利用職權帶進行政部門的，職能也是純技術性和服務性的，只有“按章辦事”的義務而無“自由裁量”的權力，和中國的公務員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的官員多為終身制，在任上只要不犯顯而易見的大錯誤，尤其不犯和上級“不一致”的“錯誤”，就可繼續在政府部門呆下去，一直到退休，退休後還可享受優厚的俸祿。中國官員任期屆滿只是職位升遷或換一個地方當官，並不等於離開政府。因為職位有很強的保障，中國官員在任上幾乎沒有什麽危機意識，因此也容易“飽暖思淫欲”。
…………
撇開美國的意識形態和中美摩擦，單從文明水準來說，美國確然擁有很多我們無法比擬的優勢，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這也是我國政府近幾年派出大批政務官去美國實習的原因。這項英明決策說明我國的高層政務官富有遠見且勇於負責，知曉我們的劣勢，也知道中國和文明世界的真正差距。中華民族要想真正走上文明富強之路，就有必要學習美國的優勢，尤其是要學習美國政府“自我免疫”和“自我更新”的機制，使“官逼民反”和“周期性改朝換代”的內戰永遠在中國絕跡。
如果我們汲取了美國的成功經驗，中國就會在不遠的將來超過美國，中國人爭相往美國跑的現象就會成為歷史，相反世界各國的仁人志士都會削尖腦袋往中國跑，就象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帝國引來萬幫來朝一樣。那時美國少女爭嫁中國老頭的事就不是什麽新聞了。
如果中國社會形成一種人人自主各自為戰普及於多數民眾的對政府的壓力，“廉潔政府”就會從“文件”走向“現實”。

                                                                     二00六年八月八日


12.腐敗容忍——一種可怕的時代瘟疫

    容忍腐敗是一柄兩頭尖的劍，既傷害了人民又傷害了官吏自身。如果人民對腐敗保持高度的警覺並擁有不依不饒的認真勁，有腐敗傾向的官吏就會收斂自己的行為，不至忘乎所以跌入萬丈深淵。容忍腐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瘟疫，其危害比腐敗本身更為可怕！


中華大國民有一個可怕的思維誤區：天下烏鴉一般黑；世上沒有不貪的官？
因為這個思維的誤區，我們對貪污腐敗的容忍也超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
既然貪污是全人類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現象，那麽大可不必為今天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大驚小怪。有其在背地里發牢騷生悶氣，還不如想法設法擠進官場分一杯羹以爭取腐敗的資格。至於那些吃飽了沒事做憂國憂民的“笨伯”顯然是自尋煩惱，怎麽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抱著“烏托幫”的幻想不知道“與時俱進”呢？
有一天幾個故鄉人來訪，象講述軼聞趣事一樣談起家鄉村幹部私吞“扶貧款”冒領“退耕還林款”並進而花天酒地的腐敗故事，讓我這個與此事“八桿子夠不著”的不相幹人義憤填膺。他們看見我激動的模樣後居然大大地不以無然，認為不值得為貪污腐敗動那麽大的肝火，按他們的話說“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全世界的官都在貪。”他們不平的只是自己沒福氣成為貪污的一員而已。
當我試圖糾正他們的認識誤區解釋貪污並非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世界上文明程度較高的英、美、日、德等國和同為中華民族的新加坡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時，他們殺死也不肯相信。不相信的邏輯很簡單：世上哪有那麽傻的人？哪有不吃魚的貓？
急功近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思維定式，要想改變真的好難，除非動用文明強制手段。
其實腐敗也不是中華民族無可救藥的痼疾，一千四百年前的李世民大帝建立的“貞觀王朝”就基本上消滅了貪污。
“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是指貪官的數量極少，且貪污的數量有限（贓款一般不超過貪官一年的薪水）；且無法連續作案，一旦發現就會受了毫不留情的膺懲。
對腐敗容忍的直接惡果是腐敗的升級。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認識的一位區委書記突然丟了官，原因是此君違紀在縣城蓋超標準私房。處罰也雷厲風行，他被遣送到一個荒涼偏遠的小管理區當一名跑腿的普通辦事員。如此嚴重的處罰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可思議，可那時的百姓還認為處罰太輕，按他們的標準就是不判刑也應該被開除公職。
十六年後的今天，那位區委書記早已從陰影中走出來，成為某縣資歷很高的常務副縣長。此公好象沒有從當年的處罰中汲取任何教訓，不但故伎重演，而且格調升級，在當地唯一的風景區建了一幢價值超過百萬元的豪華別墅。那個縣是全國出了名的貧困縣，城鎮職工平均月薪不足五百元人民幣，農村因貧輟學的青少年隨處可見。
一個月前我應一位友人之邀去那個風景區住了兩天，就下榻在那幢豪華別墅里。貧困縣的父母官很有點商業頭腦，把自己的別墅開發成“會務賓館”（主要供公款消費），旺季每天可贏利幾千元。
在山上又碰到了一群兒時舊友，他們帶我參觀了整個風景區。除了一幢接一幢的豪華別墅外，幾乎沒有什麽自然景觀。據友人介紹，那些別墅全是此縣黨政官員的私宅，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財政局長的別墅群：上下五幢別墅占據整整一座小山坡，每幢造價都在百萬元以上！
此縣財政局長的理論月薪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幣，又沒有任何家族企業，五百萬元的巨款來自何處？
別忘了這個縣的人均月薪不到五百元！
我無法理解此縣的黨政官員公然顯耀巨額財富的行為，難道他們不知道如果上面一旦認真起來，就算貪污受賄無從查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算是鐵板釘釘了。
更讓我無法容忍的是：身邊的友人群中沒有一個對這種反常現象提出一絲一毫的質疑，他們的臉上只能看出毫不掩飾的羨慕表情？
我為此縣的父母官悲哀；更為此縣的人民悲哀。有這樣的官員和人民，此縣成為全國聞名的貧困縣也就不難理解了。
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這個縣的腐敗風氣無疑是突飛猛進了。經濟總量雖然沒有實現“翻兩番”的目標；但腐敗級數差不多翻了近二十番。
據知情人士透露：此縣各行政企事業單位的“一把手”上任後最熱衷的“政績”就是買車和建房。買車可以更方便地揮霍公款；建房則可撈取巨額工程回扣。貧困縣各黨政機關的編制多半不超過20人，是名副其實的“小單位”，但各局機關競相建造超標準的豪華高大“辦公樓”，真正用於辦公的房間只有很少一部分。我的一位舊友所在的機關平均每人擁有一間辦公室，可老局長還計劃在離任前新蓋一幢七層辦公大樓，僅征地費就得百萬元以上。
我國的腐敗現象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只需舉一個例子就不得而知：中國歷史上最沒落的袁世凱王朝只要貪污數量達到五百兩銀元，無論多大的官一律處以死刑。五百兩銀元當時相當於大學教授一個半月的薪水（廈門大學開給魯迅的月薪是五百兩銀元），袁世凱開給孫中山的年薪就是30萬銀元。
腐敗的急遽升級說明我們的反腐機制出了問題；人民對腐敗的麻木和容忍也起了為虎作倀的推動作用。
腐敗有三方面的原因：權力人物的個人素質；體制的漏洞；人民的麻木。
對腐敗的麻木容忍不是寬洪大量；而是不負責任甚至自私的表現。
一個地方的反腐機制出了問題，就會出現腐敗官員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的怪狀。當這種怪狀一再出現時，人民對政府反腐的效能和決心就會失去信心，並進而上升為容忍和麻木。
容忍腐敗是一柄兩頭尖的劍，既傷害了人民又傷害了官吏自身。如果人民對腐敗保持高度的警覺並擁有不依不饒的認真勁，有腐敗傾向的官吏就會收斂自己的行為，不至忘乎所以跌入萬丈深淵。因此和腐敗較真既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官吏。
對腐敗的容忍麻木為貪官以權謀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腐敗土壤上權力人物要想始終如一地堅守良知和節操真的好難。
我曾在一個基層局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那個機關名為執法實為創收撈錢，交了錢的可以繼續違法；不交錢者奉公守法也要雞蛋里挑骨頭。我們最頭痛也最尊重的就是那樣敢於和我們較真的主；最喜歡但也最愛作踐的就是那些老實人。因此後者比前者每年要多交幾倍的錢，盡管前者的“問題”比後者要大得多。
我們在巧立名目罰款創收時也自知理虧，對方只要質疑並堅持一下我們就會識相收回成命，不但不會因此起打擊報覆的念頭，相反下次“創收”時還有意把讓我們碰“釘子”的主繞過去。
西方文明國家至所以能建立真正的“廉潔政府”，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也不是西方的權力人物一開始就良心發現，而是下層人民較真和鬥爭的結果。
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並沒有反封建的明確目標；而是人民反抗不合理稅收的產物。當時英王查理一世為了籌備戰爭經費，繞過議會直接下令向羊毛和船舶經營者征收數量很少但先前從未征收過的“磅稅”和“噸稅”。盡管征稅的數量相對於納稅人的資產來說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不少納稅人仍然拒絕交納，因為他們認定只有屬於人民的議會才有權利新增征稅項目。國王直接增加稅種在英國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如果此風不加以抵制，後果不堪設想，這次雖然是增加了兩項稅種，交的稅也許很少，但以後國王會食髓知味大幅增稅，不斷增加新的稅種，那樣苛捐雜稅就不可避免，英國就會由陽光地帶變成黑暗國度了。第一個出來抗稅的是一位船主，他應交納的稅只有區區幾先令，相對於他的龐大資產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但抗稅的代價是被抓進監獄。
如果此事發生在中國，國王的征稅目標會暢通無阻，根本不可能釀成一場反國王的民族戰爭。一是稅量很少，每個人交稅後幾乎沒有什麽實質性損失；二是抗稅的代價很大，進監獄可不是鬧著玩的；三是征稅的對象很廣，吃虧有大家陪著，犯不著自己出頭吃大虧別人得好處……中國人的小聰明在這些大事情上往往表現得淋漓盡致。
英國人沒有中國人那樣多的小聰明，他們只有中國人認為“傻到一根筋”的認真勁，所以英國在近代能成長為世界上最最文明先進的民族。這個國家自十七世紀打敗國王後一直沒有對外戰敗過（北美獨立戰爭嚴格來說不能稱之為對外戰爭），也沒發生過任何自殺性的內戰，還把英國文明延伸到幅員遼闊的新大陸。美利堅、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第二、第三、第四個英國；印度則是另半個英國……
我們的民族總是不切實際地期待天上掉餡餅，在“廉潔政府”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里，我們一直在不停地呼喚“青天大老爺”，諸不知“清官”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民“教導”和“鞭策”出來的。大凡權力人物都有濫用職權和以權謀私的傾向，人民必須對他們保持高度的警覺，嚴密地監督他們的一言一行，迫使他們在任期內能奉公守法和盡忠職守。人民為了能夠順利行使自己的監督職能，就要盡最大的努力且不惜付出最大的犧牲來督導政府建立一整套科學理性的官吏任免監督機制，並對腐敗現象不依不饒……
如果我們對腐敗容忍麻木，清官也會變成貪官；如果我們對腐敗不依不饒，為維護自身權利敢於反抗強權，為尋求公正不怕犧牲，貪官也會變成清官。
當我們在腐敗面前不依不饒不怕犧牲時，貪官就會越來越少，貪污腐敗就會逐漸在中國絕跡，“廉潔政府”也就不再是“冬天里的童話”，我們的民族就會日益興旺起來。

容忍腐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瘟疫，其危害比腐敗本身更為可怕！


                                                                         二00六年七月三十日



13.為腐敗開脫之風不可長

    為腐敗開脫在今天的中國蔚然成風；為腐敗開脫的“筆桿”們早就過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階段；為腐敗辯護的風氣真的不可長，否則此風一長，今天“混文憑”有理；明天就要上升為“受賄”有理；後天說不準權力人物“殺人放火、強搶民女”也情有可願。


    今年的兩會一反“該舉手時就舉手”和“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傳統模式，提出了不少有很強針對性和揭露性的社會提案，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新生的曙光。最著名的要數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關於“大多數領導幹部混文憑”的提案。此公懷著對黨、國家、民族巨大的責任心，指出了一個帶普遍性且危害極大的社會問題：
   “相當數量已經獲得和正在攻讀研究生學位的黨政幹部，大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職權，動用公款，在職混取研究生文憑(和學位)。他們在入學考試中，或者名義上報考統招生，實際上參加校外班單獨考試，然後又在校內生中濫竽充數；或者考試舞弊，甚至根本未經考試，就取得了入學資格。在課程學習中，他們或者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者由秘書“代”他上課。在學期考試中，又往往由秘書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總有辦法得到高分。至於畢業學位論文，天曉得有多少是領導幹部獨立完成的。
　　上述現象，造成種種弊端。其一是敗壞學術風氣，有損學校尊嚴；其二是劣幣驅逐良幣，導致學位貶值；其三是搶占教育資源，排斥真正的求學者；其四是為平庸的才能披上學術的盛裝，借以壓抑有真才實學的下屬晉升；其五是左右逢源，在學者面前擺官架子，在同僚面前又充當學者。
　　建議教育部和中組部做出規定，嚴格限制黨政幹部在職攻讀研究生學位。對於個人要求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必須首先辭去現任職務，並由個人支付全部費用。”
　　眾所周知，“領導幹部混文憑”早就不是什麽需要考證的新聞了，可以說大多數中國公民對此都心照不宣，就象當今的貪污腐敗現象無庸置疑一樣。所以蔡教授提出的問題應該沒有質疑或反駁的可能，可偏偏有人站出來和蔡教授叫板。一位“身份待確認”的先生針對蔡教授的提案居然提出什麽“不要壓制學習風氣”，“感覺不存在文憑腐敗這個事”，公開為腐敗開脫，對腐敗分子搖尾乞憐。此公的高論如下：
　　“終身學習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黨政幹部被排斥在學習的範圍之外是不公平的。有學習的意識，比沒有要強得多。大家還記得文革期間以及隨後一些日子，不少工農幹部以沒文化為榮，以手上有老繭為榮的情況吧。難得把學習擺到台面位置，千萬不要壓制下去。
　　個別幹部單純為了文憑，不好好學習，也有人憑借權力換文憑，這個現象確實存在。但這種占多大比例，您認真調查過嗎？根據我身邊的情況，不少黨政幹部確實珍惜學習機會，還恨工作太忙，抽不出更多時間學習。如果說這些人在學習過程中，有偷懶或者抄襲等投機取巧現象，不應該因為他們是黨政幹部就另眼看待。那是需要嚴格學習制度，加強管理的問題。
　　不少幹部都是自費學習的，通過對自己的智力投資，學到更多知識，然後想在職務升遷、職稱評定方面得到回報，這是完全應該得到理解的人之常情。”
我想就此公的高論問幾個問題：
一、“個別幹部單純為了文憑，不好好學習，也有人憑借權力換文憑，這個現象確實存在。但這種占多大比例，您認真調查過嗎？”
請問當今憑借權力混文憑是個別現象嗎？若問占多大比例，保守點估計，百分之五十應該不為過吧？百分之五十屬“個別現象”嗎？你質問蔡教授“認真調查過嗎？”那麽我問你所說的“個別”“認真調查”過嗎？我敢說你一定沒有，因為你和蔡教授一樣沒條件“認真調查”。有些顯而易見的社會現象是不需要象人口普查那樣進行拉網式“認真調查”的，就象長江以南的人以稻米為主食的說法不需要挨家挨戶“認真調查”就能得到公認一樣。
二、“不少黨政幹部確實珍惜學習機會，還恨工作太忙，抽不出更多時間學習……不少幹部都是自費學習的……”
請問你的“不少”占多大比例？“一千”應該屬於“不少”，但相對於“一萬”以上用公款混文憑的黨政幹部來說卻是絕對的“少數”。就算“認真學習”的比例達到百分之百，但利用公款“帶薪學習”，謀自己的文憑公平嗎？現在大學生都是自費，幹嗎黨政幹部可以“公費”掙文憑呢？
三、“如果說這些人在學習過程中，有偷懶或者抄襲等投機取巧現象，不應該因為他們是黨政幹部就另眼看待。”
誠然“偷懶”和“抄襲”等投機取巧現象並非黨政幹部所獨有，普通大學生也一樣有之。但普通大學生“偷懶”和“抄襲”是糟蹋自家的錢；公款就讀的黨政幹部則是糟蹋納稅人的錢，所以肯定要“另眼相看”。如果黨政幹部在讀研讀博時“辭去現任職務，並由個人支付全部費用”，他們就算“偷懶”或“抄襲”，我相信普通中國公民絕不會對他們“另眼相看”。
四、“終身學習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黨政幹部被排斥在學習的範圍之外是不公平的。”
請問誰把黨政幹部排斥在學習的範圍之外了？在非義務教育階段，黨政幹部花納稅人的錢為自己“讀文憑”就“公平”了？難道非得用納稅人的錢發工資、交學費和邊當官邊脫產讀書才算是“學習”了？我國的在校大學生有幾個在用納稅人的錢發工資？有幾個在用納稅人的錢交學費？我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終身學習”，可從未在學習上花過納稅人一分錢，也沒有不上班讀書還領工資的怪事。
　　我不知道這位先生為何會得出那樣的“怪論”，如果他真個這樣認為到還罷了，但我懷疑連他自己也未必相信上面那些話，就象某些領導幹部根本不相信自己在台上講的那些話一樣。如果他的怪論連他自己都不相信，說上面那樣話的動機就有點污濁了，最直接的動機可能是“對腐敗分子討好賣乖，以謀求自己的提拔和重用”，或者此人自身就是一個混文憑的腐敗分子？如果此推測屬實，說此話的先生就近乎“無恥”了。
先前到是常常看到腐敗分子和他們的禦用筆桿否認有腐敗行為或把腐敗問題“輕描談寫”，還從未看到為腐敗行為“開脫正名”的，就象沒有人敢公開跳出來說領導幹部收受“工程回扣”有利於經濟發展一樣。現在居然有人公開跳出來為腐敗行為鳴鑼開道，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我們國家的腐敗已嚴重到了何種地步！連為腐敗開脫也堂而皇之且振振有辭了。
為腐敗開脫在今天的中國差不多蔚然成風：去年的“兩會”把“高校亂收費”問題推出水面，某名牌大學校長居然公開站出來否認高校存在亂收費現象，且言之鑿鑿地聲稱中國高校收費偏低，按他的意思還要繼續大幅度提高大學學費？眾所周知我國的高校掏空了大多數城市家庭的錢袋，令絕大多數農民大學生的家庭變成赤貧，並且高學費的背後是大學教育質量的普遍下降……這些都是無庸置疑也無需考證的共識。此大學校長的臉皮也真夠厚的，敲詐學生的錢還振振有辭？向社會公開宣稱他們的學校“亂收費合理且必要”？這樣的人還能當大學校長，中國人的廉恥之心哪去了？
為腐敗開脫的“學者”除了此大學校長外，還有某些“經濟學家”，呆在權威崗位上昧著良心說昏話：什麽“中國不存在貧富懸殊問題？”“資本積累階段貧富懸珠是必要的？”“富豪中的絕大多數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腐敗致富的人物是極少數？”“中國的社會不公被人為誇大了？”等等怪論不一而足，甚至於有人公開宣稱“公款大吃大喝有利於刺激經濟的發展？”當這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公然站出來為腐敗現象塗脂抹粉時，我真的佩服他們的“勇氣”，真的奇怪他們說那些昏話時為何不臉紅？
今天為腐敗開脫的“筆桿”們早就過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階段，而是公開亮出自己的大名，深怕他們為之辯護的腐敗分子沒有注意到，沒有體會到他們的一片“耿耿忠心”？
這種為腐敗辯護的風氣真的不可長，否則此風一長，今天“混文憑”有理；明天就要上升為“受賄”有理了；到了後天說不準權力人物“殺人放火、強搶民女”也情有可願……


                                                                        二00七年三月二十日


14.奧運光環籠罩的不和諧插曲

    我們的媒體不應該因“林丹現象”喧染“領袖迷信”，給民眾的落後思想推波助瀾；中國人辱罵美國女排教練郎平是國民劣根性的體現；“劉翔效應”折射國民的非理性思維；“奧運金牌”與“綜合國力”、“體育事業”沒有必然聯系。


延續兩周的奧運終於閉幕了，絕大多數國民在這段時間內都在關注奧運。我雖然沒條件坐在鳥巢的看台上為中國軍團納喊助威，但一樣坐在電視機前為中國贏得的每一塊金牌激動流淚。盡管我一再撰文勸導國民要有文明理性的“大國胸懷”，可靈魂深層一樣潛伏著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希望中國贏得的金牌越多越好，最好能把所有的金牌都拿下來。
這次北京奧運會，中國以51塊金牌的驕人成績雄居金牌榜榜首，把昔日的金牌大國美國和俄羅斯遠遠拋在後面。中國終於成就了“金牌大國”的夢想。我們有理由歡慶勝利，因為我們畢竟為這一夢想奮鬥了幾十年。但我們又不能因“金牌大國”自我膨脹，真個以為我們自此就“天下第一”了？
中國和世界都對北京奧運寄予了厚重的希望。中國的志士仁人除了希望中國圓“金牌大國”的夢想外，還希望中國能借這次與世界零距離接觸的契機，推進中國的文明開化進程。韓國就是借二十年前舉辦奧運的契機融入現代文明大潮的。二十年前韓國的文明層面和公民素質還不如我們，那時這個撮爾小國給我的印象是瘋狂的貪污腐敗、學生遊行和軍警鎮壓……今天的韓國則成功的遏制了貪污腐敗，貪瀆的官員只占仍少數且都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法律制裁，經濟繁榮的同時文化也長足進步，社會文明已經走到了我們前面，公民整體素質看過韓劇的中國人應該留有深刻的印象。韓國在近二十年的巨大進步，與二十年前的那次奧運是分不開的，可以說是“奧運改變了韓國”！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韓國的宗主國，文明水準一直擁有絕對優勢，又是亞洲第一個走向民主共和的國家，理應比韓國能更好地抓住這次奧運契機，大力推進中國的文明開化進程，成功的遏制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步入這個星球上的“真正廉政國家”行列。
因為我曾就汶川大地震寫過《地震改變中國，中國需要反思》一文，很多網友一再鞭策我就“奧運是否改變中國”發表自己的看法。因為這段時間一直泡在電視節目里為中國的每一枚金牌歡呼鼓掌，所以一直騰不出精力為奧運寫一個字。直到看完奧運閉幕式，我才得以靜下心來寫幾行關於奧運的文字了。
奧運改變中國了嗎？
回答這個問題現在還為時過早。奧運能否大力推進中國的文明進步關鍵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待這次“奧運成果”？
因為一直在關注奧運的緣故，我在感受中國軍團頑強拼搏精神的同時；也同樣感受到了北京奧運與“和諧社會”“與時俱進”不協調的地方。“中國奧運”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過“問題”依然存在。
在奧運光環下依舊有與“奧運精神”不和諧的插曲。
不和諧插曲一：
在十七日晚舉行的奧運會羽毛球男子單打決賽中，金牌得主林丹球衣國徽的上方別著的一枚毛主席像章？
更讓普通中國觀眾著迷的是林丹隨後講述的一個“小小的神話”：
“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我們的毛主席是非常偉大的領袖。2004年出征雅典奧運會之前，我們在湖南集訓。到集訓後期做調整的時候，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去韶山參觀主席的故居。”
“當時我很年輕，像張寧他們都是跑步上山，到主席面前買了煙酒去拜。而我就在山下打牌，隨後隊伍集合拍照。當時的陽光很強，照的我睜不開眼。但我看到主席像，就開玩笑說：‘主席你熱不熱啊？’結果，就是這一句話，2004年雅典奧運會，我在第一輪就輸了。”
“04年之後我也沒有放在心上，但05年正好有機會去韶山，我和陳金就專門上去拜一拜。當時我記得李總(李永波)說，誰最先跑上山去誰就最有誠意。所以我們兩個就最快速度跑上去，拜了拜主席。”
“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我記得孔令輝在對陣瓦爾德內爾的時候，胸前也別了這樣一枚徽章。所以這次的比賽，希望主席能帶給我一些力量。”
“這次回去，我還要專程去拜一下。”
…………
接下來幾天，我們的媒體對“林丹神話”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報導喧染。
中國的專制統治長達幾千年之久，在專制思維的慣性作用下，一個不明真相的普通中國人對領袖抱有不切實際的迷信思想可以理解。盡管中國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可很多駕駛員都習慣在駕駛室吊著一枚毛主席小畫像，即使出了交通事故也很少歸罪於畫像不靈而是歸罪於自己不夠虔誠。部分國民靈魂深層的“領袖崇拜”和“奴性思想”根深蒂固，不是一兩次革命能夠改變的。部分金牌運動員因為在“野蠻其體魄”的努力下沒有動力“文明其精神”，從思想內涵文明素質上仍是一個“普通人”，因此也難免抱有和普通國民一樣的迷信思想。問題是我們的媒體不應該喧染這種“領袖迷信”，給民眾的落後思想推波助瀾；因為這樣做的後果是阻礙了中國“文明開化”“與時俱進”的步伐。

不和諧插曲二：
北京時間8月15日，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鐵榔頭”郎平執教的美國女排和中國女排對陣過招，自認為鐵定會取勝的中國女排出人意料的落敗。
本來勝敗乃兵家常事，中國女排不可能總是“連冠”，敗於美國女排也不是太過反常之事。問題就出在美國女排教練郎平身上。在部分中國人心中，郎平是中國人，任何時候都應該為中國服務，訓練外國球隊打敗中國球隊簡止和“賣國”無異？
於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開始對郎平“開罵”，罵得最起勁的是大嘴宋祖德。他在博文中罵郎平為“奧運期間最賤的女人”，下面轉述部分原文：
“當祖德看到昔日的中國女排巾幗英雄郎平穿著美國隊教練球衣，戴著沾滿銅臭味的眼鏡，講著極不標準的美國語言，在中美排球對決場上氣指頤使的模樣時，祖德特別想撕破她身上的球衣，狠狠地煽她一記耳光！
  中國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把郎平培養成體育巨星，中國給了郎平最好的成長環境及最高的榮譽，沒想到這個賤女人為了金錢毅然去美國發展，也許她在美國當教練的收入比在中國會高十倍，甚至幾十倍，但祖德相信她在美國絕對不會真正快樂，她將背負著對中國人民的沈重的內疚在美國茍延殘生……”
  “郎平，祖德建議你還是放棄美國優厚的報酬，老老實實回國為中國女排培養新人，因為你的一切都是祖國給予你的，你應當無條件地回報祖國！”
面對國民鋪天蓋地的責罵聲，我的心底升騰起陣陣寒意，我們的民族有時真的很悲哀。
郎平執教美國女排取得了如此傑出的成績，恰恰應該是中國人的驕傲，為何在我們眼中反成了郎平的恥辱呢？
首先郎平被美國邀請執教女排，這是美國對中國女排和中國體育的肯定，也是世界對中國女排和中國體育的肯定。郎平去美國當女排教練，恰恰反證了中國女排的厲害。
郎平執教美國女排時不遺余力，恰恰證明了郎平的敬業精神。郎平是中國人，他執教美國女排的傑出表現提升了中國人的國際形象，扭轉了國際上認為中國人“不夠誠信敬業因而也不可重用”的誤區。
郎平把美國女排調教成技術和鬥志都是一流的球隊，這是一個體育教練應盡的義務。作為一個教練，她不可能“教導”美國女排在遇上中國女排時“手下留情”或“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如果郎平那樣做了，她還算得上是一個合格的教練嗎？美國女排隊員會聽她的嗎？中國女排如果因此取勝不感到恥辱嗎？一個合格的競技者最大的恥辱不是被對手打敗，而是對手故意輸給他！
中國的很多體育項目也多請外國教練。外國教練調教出的中國隊員也曾在奧運賽場上多次擊敗過教練的母國對手，可教練的母國好象沒有因此憤怒過。中國足球多次聘請外國教練，也沒能讓中國足球在國際上揚眉吐氣，教練的母國好象也沒有因此為教練“喝彩”過？
因為郎平執教的緣故，美國女排的勝利也有中國人的一半。如果不能保持戰無不勝，那麽敗在自已人調教的球隊手里應該是“最好的敗局”。可我們的邏輯居然是：我們敗給巴西女排沒感到憤怒丟臉，敗在中國人執教的美國女排手里居然惱羞成怒？這是什麽邏輯？
我想起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李九蓮的悲劇，她在1969年因在寫給男友的書信中流露出對林副主席的不滿被定性為“現形反革命”身陷囹圄。“九一三”事件後林彪倒台，李九蓮應該平反昭雪，可當局依舊把她當成“現行反革命”，罪名是“你在林彪沒有暴露前就知道他不是好人，是‘唯心論的先驗論’，是錯誤的！”結果李九蓮反而被判死刑。
李九蓮反革命邏輯的荒謬性在今天的中國人眼中一目了然，可我們的部分國民依舊在用改頭換面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重覆類似的邏輯。
這才是中國的真正悲哀！
中國女排出人意外地敗給美國隊，只能證明我們女排自己出了問題。驕兵必敗，沒有對手的勝利者終究要倒下。郎平不但沒錯，相反還給中國人爭回了部分面子。至於郎平因何沒有為祖國的女排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原因也不在郎平一個人，我們的國家也有反省一下的必要。郎平在《郎平自傳》一書中講了在郴州訓練期間替領導頂罪蒙冤“背大黑鍋”的悲劇。普通中國人也許早已習慣了那樣的委曲，但生性耿直務實的郎平卻受不了，因此發誓不在國內當官。
那位罵郎平罵得最起勁的宋祖德閣下，儼然把自己當成最高道德的化身。此公就是靠不負責任“罵人”出名的，前不久他就曾大罵因病出家的陳曉旭遁入空門是為了“逃稅”，並賭咒發誓宣稱自己說的是“真話”。沒想到罵人後沒幾天林姑娘就香消玉殞，死前把總財產的一半捐給了慈善機構。宋祖德不但沒有因此自責，反而繼續造謠說陳曉旭是“假死”，真身則借屍還魂遠逃澳洲去了，並繼續一個勁的賭咒發誓……
奇怪的是：一個如此悲劣猥瑣的無聊人物，居然會有一大批附和者？他一個勁指名道姓的誹謗誣陷，居然沒有受到相應的法律追究？

不和諧插曲三：
北京時間8月18日，2008年北京奧運會田徑比賽繼續在“鳥巢”體育場進行，中國飛人劉翔在第六小組出場。在正式比賽開始之後，劉翔因傷不得不遺憾的宣布退賽。　　
在賽前熱身之時，劉翔在自己第二組訓練中跨過第四欄時坐在了地上。觀眾看到他右腳好像出了問題，一瘸一拐的走回休息處。據悉，是劉翔腳後跟的老傷出了問題，今天的熱身中這個地方再次出現了疼痛感……
運動員因傷退賽本來在情理之中，但因為發生在中國，造成的反響不亞於在稠人廣眾引爆了一顆中子彈。一則劉翔是公眾心目中的“超級英雄”，是廣大青年男女的青春偶像，人們對他寄予了巨大的希望，甚至於把“田徑強國”的夢想和劉翔的名字綁在一起，好象中國能否橫空出世就在於劉翔兩條腿到時爭不爭氣。二則圍繞“劉翔效應”衍生了太多的“利益關系”，劉翔“跑與不跑”不僅關系到一枚份量很重的金牌；而且關系到部分人的切身利益。
因為人們對劉翔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對劉翔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劉翔退賽後造成的失望和幻滅感也就格外強烈。於是指責劉翔的呼聲鋪天蓋地，懦夫、膽小鬼、騙子等陰損詛咒的詞匯滿天飛。人們認為就算劉翔真個受了傷，也要象戰鬥英雄一樣不能臨陣脫逃，就是爬也要爬到終點？死也要死在賽場？
問題是賽場畢竟不是戰場，運動員不是戰鬥英雄？奧運也不是展示國家實力和民族優越性的舞台。奧運的初衷就是“和平競技”，讓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存在利益競爭的地球人在和平的環境中展現體能優勢，使競爭能量得到釋放，從而大大減少國際戰爭的動力。如果把賽場當成戰場，奧運豈不成了國際戰爭的激動劑？與奧運的初衷背道而弛。1936年的奧運希特勒就曾寄予了太多的“強國夢想”，把賽場當成展示德意志民族優越性的戰場，結果增長了國際爭端，種下了民族仇恨的種子，沒幾年就引發了差一點就毀滅全人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奧運賽場盡情展示優越性的德意志民族在希特勒手里差一點就萬劫不覆。
“劉翔效應”令我心情沈重，在中國遭逢冷漠固然是一件不快的事；但成為萬眾景仰的焦點人物也一樣潛伏著危機。盲動的粉絲往往給偶像強加了很多常人難以承受的“特異功能”，如果偶像的行為撕破了“特異功能”的面紗，粉絲就會毫不留情地把曾經的崇拜者踩在腳下。
劉翔在上屆雅典奧運會上贏得了奧運史上中國的第一塊田徑金牌，打破了“中國人田徑不行！”的斷言。劉翔也因此一夜間成為中國無與倫比的超級英雄？和中國飛天第一人楊力偉一樣受到全體國民的頂禮膜拜？
可劉翔真的是超級英雄嗎？
一個國家民族真正的英雄人物是為推進科學文明進步作出巨大貢獻的學者志士；是勇於堅守良知和“真相”的不屈勇士。劉翔不過在奧運賽場上得了一塊金牌，離“英雄”的距離還差得遠，就更不用說“超級英雄”了。
我們國家對“英雄”的認識存在很大的誤區，常常把“借勢風光”的命運寵兒和能帶來眾人注目榮譽的成功者定格為“英雄”。楊力偉成為國民心目中的航天英雄主要靠空前的好運氣；可真正把航天飛機送上天，給中國航天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卻默默無聞，沒有幾個中國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更不會把這些名字和“英雄”聯在一起。
退一步講，就算劉翔真個是“超級英雄”，但超級英雄不是金鋼不壞之身，也是一個會生病會負傷的血肉之軀，一樣享有傷病需要休息治療的天賦權力。強撐傷病之軀參加體能消耗巨大的奧運比賽，不但對展示英雄的品格優勢無益，相反還有違體育健身的神聖宗旨。
所以劉翔退賽之前不是“英雄”；退賽之後也不是“狗雄”。他因傷退賽只是一個正常人最自然的選擇。

在奧運歷史上，奧運經常和國家政治綁在一起，金牌總數在冷戰時代一度成為展示國家綜合實力的標志之一。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六年間，奧運觀念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奧運政治性傾向逐漸淡化，“奧運精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體現，金牌總數不再成為展示綜合國力的標志。我們在舉辦和參加奧運競賽時，國民的奧運觀念也一樣有“與時俱進”的必要。
首先“奧運金牌”與“綜合國力”沒有必然聯系。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主要取決於政治體制優勢，國土資源優勢，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潛力，公民整體素質和文化影響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綜合國力和文明水準相對韓國擁有壓倒優勢，可這次韓國的金牌總數卻把日本遠遠拋在後面。文明落後的彈丸小國牙買加只有1.1萬平方公里國土和253萬人口，卻在北京奧運會上贏得了6塊金牌！
其次能否成功舉辦奧運也與綜合國力沒有必然聯系。上屆奧運會的舉辦者希臘就是一個人口和國土面積都微不足道的小國。韓國只有區區九千九百萬平方公里國土和四千多萬人口，可在二十年前就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希臘韓國都是名副其實的撮爾小國，可都是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者，可見能否舉辦奧運與綜合國力沒有必然聯系。
再次金牌總數也與國家的體育事業沒有必然聯系。二十年前的漢城奧運會中國只得了區區五塊金牌，可那時國民的體育普及程度比今天高得多。今天內地小城市難得看到一場自發舉辦的球賽，可那時單位之間自發舉辦球賽司空見慣。早跑的青年人也比今天多。
總之靠金牌強國是舍本逐末；靠舉辦奧運提升國際威望也是一廂情願。

如果我們不能從北京奧運的成功光環下籠罩的不和諧插曲進行有益的反思，“奧運改變中國”就只能是又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中華民族將再次與一個巨大的機遇失之交臂。

奧運開幕式確然在“經濟層面”上展示了三十年改革開放成果。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不可能營造奧運史上絕對空前的“超豪華”氣派的。習慣在電影大場面上花大本錢的張導演，在開幕式上終於有機會展示自己的“大款派頭”。雖然張導演的“擺闊”一度受到網民的詬病，但再好的模式也有正反兩個方面。就算豪華開幕式與“國家實力”沒有關系；但“處處摳門事事精打細算”的“小家子氣”也不見得就是“尊重納稅人”。
所以我為北京奧運喝彩！


                                                             二OO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夜



15.我國基層政權的信任缺失到了何種地步？

    我國部分基層政權的腐敗瀆職和胡作非為已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由此造成的信任缺失極大的損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壞了政府的形象，中央政府的努力成果絕大部分被腐敗的基層政權吞噬掉。整治基層政權應該成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貴州甕安縣6.28事件在一夜間成為舉國上下注目的焦點。盡管在事件發生後的頭幾天，關於報道此事的貼子在絕大多數網站都遭到了刪除的命運；可消息還是從各種渠道向四面八方傳遞，三天不到全國的絕大多數公民都知道了甕安發生的慘劇。因為主流消息渠道被堵死，來自小道的消息經過若幹傳遞者的“情感修飾”，傳遞到公民那里的消息對翁安縣政府極為不利。我第一次聽到此消息得出的第一印象是：那里的人民豢養的政府簡止成了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
甕安事件再次證明，在互聯網和手機普及的信息社會里，試圖剝奪公民“知情權”的行為不但事與願違，而且效果會適得其反。
昨天，甕安縣政府終於在國內有影響的大眾網站發表了關於甕安6.28事件的初步調查“真相”，但民眾對甕安縣政府單方面宣布的“真相”依舊疑慮重重。民眾之所以不容易相信縣政府的聲音，除了縣政府公布的“真相”與民眾得到的第一消息存在巨大反差外，我國基層政權存在嚴重的信任缺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國部分基層政權的信任缺失究竟到了何種地步？前不久發生在中部某市的一件事最能說明問題。
今年某縣早年下海的一位學子回了一趟老家，發現家鄉的大片原生林砍得精光，一問才得知本市引進了一家外資紙漿廠，外資和某市政府合作開發該市的林業資源。該市把本地區幾百萬畝林地上的所有林木出賣給外資林業，任其在10年左右分期砍伐完畢。外資公司砍伐行動已經開始，許多地方被“剃頭”式砍伐一空。為此市政府和各縣鄉村政府簽訂了砍樹協議，要求各村在今年10月前完成對本地原生林的砍伐和改種計劃，到期完不成任務的責任領導要受點名批評……該下海學子喝過一點墨水，擁有一腔“位卑不敢亡憂國”的赤子之心，逐級向上反應了本市的毀林計劃並分析了危害和惡果，得不到反應後就在中華網公布了家鄉市的毀林計劃，並呼籲各方力量給予制止。此舉很快發生了效力，毀林市政府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空前責難，被迫於今年六月在當地大眾網站發布針對毀林事件的調查公告。公告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態度，對下海學子在網上公布的消息概予否認，否認某市與外資企業的合作計劃；否認該市林地遭到了砍劃，更否認市政府對下級政府下達的砍樹和改種任務……並信誓旦旦地宣稱此下海學子是“造謠惑眾”！
我曾在網上認真閱讀過此下海學子的文章，對文章公布的那些“細節”純屬“造謠惑眾”難以置信。好在我對此學子的家鄉市較為熟悉，就懷著和學子同樣的赤子之心自費去該學子的家鄉縣采訪了一圈，得出的結果是此學子文中所言基本屬實；該市政府的調查公告則是無視眾目睽睽的事實睜著眼睛說瞎話……
令人震驚的是：下海學子在文中揭露的事實在此市根本不是什麽秘密，該市絕大多數民眾幾乎都知道此事，被調查的村、鄉地方官也都對詢問的問題供認不諱。部分村委會還出示了外資企業與本市合作開發林地的宣傳材料及合同文本……
令我無法理解的是：如此“眾目睽睽的事實”，某市政府居然能在當地大眾網站公開發文全盤予以否認？這個網站當地的多數人都能看到，當地人不比外地人，對本地發生的事實多半耳熟能詳。當該市民眾發現本市政府居然否認眾所周知的事實睜著眼睛說瞎話時，你還能指望民眾以後會相信市政府的聲音嗎？該市政府還能得到民眾最基本的信任嗎？
現在我們的部分地方政權在面臨民眾質疑的事情時，只習慣一手遮天隱瞞真相或偽造“事實”，愚弄甚至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因此極大的損害了自身形象，造成地方政權空前的信任危機。其實此市在回答下海學子的質疑時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種作法：那就是勇於承認家喻戶曉的既成事實，為造成這一事實的理由尋找一個多數民眾可以接受的“說法”。普通民眾大多有不愛思考的毛病，你只要尊重眾所周知的事實，不硬往民眾眼睛里塞石頭，民眾就很容易相信你陳述的“砍樹理由”。
除了習慣一手遮天隱瞞最基本的事實真相外，我們的部分地方政權還習慣搞造假式的“小動作”。如下海學子家鄉村的一位砍樹者，本來是從村委會手里買過那片山林然後實施砍伐的，可砍樹消息被學子從網上捅出去後，砍樹居然成了無政府無關的“個人違法行為”，林業部門事後還補辦了“處罰手續”……
現在我們回到甕安6.28事件。甕安縣政府公布的“真相”我目前無法懷疑，因為我也不了解當地發生的“真相”，我從不對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說三道四。但我對甕安縣政府宣稱當地“黑惡勢力”卷入了“打、砸、搶”行為的說法不敢茍同。據我近幾年了解到的情況，地方黑惡勢力與民眾抗暴行為結合的事件我還沒聽說過；但部分地方政府利用黑惡勢力擾民事件到時有耳聞。黑惡勢力都是沒有任何理想信念的急功近利之徒，卷入民眾抗暴行為他們得不到任何好處，而與腐敗地方政府合作則大為有利可圖，所以地方黑惡勢力在利益驅動下更傾向於與腐敗地方政府合作而不是與沒有任何權力的民眾合作。尤其是縣級基層政權，涉及黃、賭的特殊行業和大眾娛樂行業多為地方黑惡勢力把持，而開辦特殊行業都得當地公安機關的默許或暗中保護，所以縣級司法機關與黑惡勢力合流早已不是什麽新聞了。近幾年地方黑惡勢力的市場進一步擴大，不僅與司法機關保持傳統的利益關系，還深深地卷入政府其他部門的利益空間。因為近幾年上面一再強調依法行政，地方權力部門不能再象先前那樣粗暴侵害民眾利益，於是就讓黑惡勢力代行權力部門先前行使的那部分侵民職權，然後進行利益分贓。尤其是市政工程涉及到強搬強拆時，黑惡勢力就成了腐敗地方政府最得力的打手。因此很多縣市的市政工程都被黑惡勢力承包，民眾也因此深受其害。民眾在遭受黑惡勢力“打、砸、搶”時痛哭無告，腐敗的父母官暗中為黑惡勢力撐腰，受害者沒有地方申訴。民眾豢養的地方政府有保護他們不受黑惡勢力侵害的義務，否則政府就是瀆職，就得受到責任追究。可實際情況時，地方黑惡勢力殘害民眾的暴行愈演愈烈；可沒聽說哪個瀆職的地方政權因此受到責任追究。
湖北黃梅縣在六年前就發生了一起比甕安縣還要嚴重十倍的民眾圍攻政府的突發事件。政府辦公大樓和公安局辦公大樓被民眾砸得面目全非，沒剩下一個好窗戶和一張好桌椅。事件起因就是公安機關與黑惡勢力合流害民造成一名回鄉奔喪的大學教授至死的慘劇。由此可見地方政府與黑惡勢力合流已成為民眾突發事件的火藥桶引線，民眾對黑白合流現象的不滿已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
一個與黑惡勢力存在密切利益關系的地方政權，你還能指望民眾信任它嗎？
…………
今天的中國給我的印象是：國家好比一座大房子，總書記總理等中央首長們為了民族大業在兢兢業業地維修房子；可部分基層官員為了以權謀私卻不顧一切在房子上挖洞？！中央首長就那麽幾個人，可以權謀私的基層官員少則上萬多則十萬百萬？縣官的數量絕對比中央首長多，拆房者比建房者在數量上擁有絕對的優勢？這種情勢如果在短期內不發生根本的改變，就算中央首長們夜以繼日躹躬盡瘁，建房的速度也永遠跟不上拆房的速度，國家這座大廈最終會沿著與中央首長們的期望值相反的方向，由千瘡百孔走向芨芨可危。
拆房者的瘋狂究竟到了何種地步？晏大彬就是最好的說明：
“今年初，重慶主城區某高檔樓盤小區內，有戶剛買房的業主搞裝修，水管漏水滲透至樓下房屋，因擔心漏水破壞鄰居家具，該業主遂下樓敲門，因無人應答而找來物管強行打開門，發現四個已被水泡濕的紙箱，搬動時跌出大量鈔票，金額達七百多萬元。遂報警，市紀委查實房主為巫山縣交通局長晏大彬，於是立刻趕赴巫山將晏大彬控制……”
巫山縣屬國家級貧困縣，一個貧困縣的交通局長，連最低級的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可在任期內居然利用職權聚斂了三千多萬非法資產！包養了多名情人，奸污了絕大多數公路收費員，因為和他上床睡覺是招收公路收費員的必備條件？！
三千萬還不包括他揮霍掉和向上行賄的巨額款項。
…………
我國的部分基層政權在多大程度上在扮演了拆房子的角色，我在《縣官文化憂思錄》系列里有較為詳盡的描述。差不多可以這樣說，在現行體制框架內，部分基層政權的“拆房子情結”是不治之癥。為此我在第六章節里呼籲在基層政權實行“縣官直選”，作為從根子上鏟除“拆房子情結”的政改措施。民眾直選的縣官最差勁也就是配合總書記總理建房子不得力；絕不會陽奉陰違和總書記總理對著幹拆房子；個別人想那麽幹也幹不了，因為民眾組成的監督制約機構不會給他那樣幹的權力。

綜上所述，我國部分基層政權的腐敗瀆職和胡作非為已到了無以覆加的地步；由此造成的信任缺失極大的損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壞了政府的形象，中央政府的努力成果絕大部分被腐敗的基層政權吞噬掉，這是一個多麽令人憂心的悲劇景觀！此悲劇景觀若在短期內得不到根本的改變，我們政府的民意基礎就極有可能毀在腐敗的基層政權手里。我們不能小看基層政權對民意的決定作用，基層政權是直接接觸民眾的政府機構，基層政權在民眾中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執政府的形象，因此整治基層政權應該成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為了從根子上治理基層腐敗，使基層政權獲得新生，“縣官直選”勢在必行！


                                                                      二OO八年七月三日



16.我國的現行基層人事體制還不如封建科舉制


中國現行人事體制是“獎惡懲善”和“劣勝優汰”。 基層人事體制的最大弊端是政務官“單向負責制”和“任命隨意性”， 甚至於落後過時到連封建科舉制都不如的地步。 封建王朝一個人在初次進入官場時根本不用“送禮”和“跑關系”。



改革開放釋放出的經濟活力在舊體制的框架下已經走到了盡頭，各種跡象都表明2008年是中國經濟的拐點年。如果不盡快解除制約經濟活力的制度枷鎖，中國經濟將進入高風險期。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平穩運轉，防止出現中國歷史上周而覆始的破壞性動亂和社會解體，政治體制改革已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
傳統舊體制確然存在很多與現代化中國不協調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地阻礙著中華文明前進的步伐。
現行人事體制又成為傳統舊體制最落後的環節。
空軍上將劉亞洲將軍曾說過：中國現行人事體制是“獎惡懲善”和“劣勝優汰”。
可科學文明的人事體制應該是“抑惡揚善”和“優勝劣汰”。
我國基層人事體制的最大弊端是政務官“單向負責制”和“任命隨意性”。
西方文明國家的人事體制是“雙向負責制”，在對上負責的同時也必須對下負責，其中主要是對下負責。對上負責主要受憲法的約束，對下負責則是民意的反映。西方文明國家的各行政區域“一把手”都是本地公民公正公平選舉出來的，其升降任免權也掌握在代表民意的本地議會手中。如果他在任期內不違背憲法，忠實履行對國家的義務，不超越憲法規定的地方職權，行政上司就升不了他的官也降不了他的官。這種體制的最大優越性是杜絕了“買官賣官”、“跑官要官”“行賄送禮”和“跑關系”現象。因為政務官的任免升降由當地民眾說了算，行政上司沒有任何權力，所以根本沒有“行賄送禮”和“跑關系”的必要。跑了也等於白跑，送了也等於白送。在村以上的行政區域，賄賂數量龐大的選民因為在技術上不易操作，也根本不可能達到賄賂的效果，所以人事體制上的“行賄送禮”和“跑關系”也就成為不可思議的罕見現象。因為不用為“跑關系”耗費精力，政務官就可把全部身心放在本職工作上，確保行政效率能夠滿足民眾的需要。
我國現行的基層人事體制則是“單向負責制”，也就是只對行政上司負責而不對轄區內的民眾負責。因為各級政務官的升降任免權掌握在行政上司手中，轄地民眾升不了他的官也降不了他的官，政務官只要“擺平”自己的行政上司就可官運亨通，“民意”則是可有可無根本不值得尊重的東西。為了擺平自己的行政上司，政務官就得想千方設百計在上司心中留下“好印象”。最經常的方式就是行賄送禮表忠心；營造勞民傷財的虛假政績來表現自己的“行政能力”。為了籌集一筆足以能夠給上司留下深刻印象的“禮金”，政務官就得不擇手段“向下索賄”，具體手段就是收受人事任命升遷調動“賄賂”，大興土木索取“工程回扣”，“做假帳虛報費用”……就算因此搞得轄地天怒人怨甚至於激起民變，但只要行政上司仍然欣賞他，他就可以照樣升官不誤，或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
除了“擺平”上司外，政務官還得清除仕途上可能的競爭對手，於是“拉幫結派”、“搞小動作”和“陷害暗算”等政客手段就成為必然。
因為基層政務官平時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擺平上司”和“搞關系拉幫結派”上，他就沒有多少動力去“做實事”，於是政務混亂行政效率低下就成為不治之癥。

除了“單向負責制”這一弊端外，基層人事體制的另一重大弊端是“任命隨意性”。基層政務官的任命升遷沒有一套必須遵從且有很強可操作性的“職位標準”，一個人的任命全憑某個行政上司根據自己的“意向”制定“臨時標準”。如他看中的那人剛好是“大學文憑，中級職稱和三年副科級職務”，而其他競爭者都不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那麽這三個條件就成為這次選拔正科級幹部必須遵從的“準入門檻”。
因為基層政務官任命的高度隨意性，我國現行基層人事體制還不如被掃進歷史垃圾推的“封建科舉制”。
封建王朝的是“科舉制基礎上的單向負責制”，科舉制是必須嚴格遵從的做官門檻。縣官以上的各級官員必須是“進士及弟”出身，三年科考期間出缺的少數低級候補官員和“吃財政飯”的縣官高級幕僚也必須是“舉人出身”。宋明兩朝只有進士出身的人才能擔任部長級高官。無論你出身多麽貧寒，也無論你多麽耿直捐介不識時務，但只要你“進士及第”就必須給你官做，並且最低就是能夠“造福”或“為害”一方的“縣委書記”。同樣無論多麽圓滑世故，多麽精於投機鉆營，多麽慷慨行賄送禮，但如果你不是進士或舉人，你就不可能進入官場，就算你舍得把漂亮老婆和女兒孝敬上去也是白搭……
所以封建王朝一個人在初次進入官場時根本不用“送禮”和“跑關系”，只要把全部分精力放在科舉考試上考出一個好成績就能“烏紗頭上戴，官袍穿上身”；進入官場後為了升遷調動才開始“跑官要官”。但進入官場後的“跑關系”也是有限度的。在宋明兩朝，部長級高官必須是進士出身，舉人出身的官員就算是擅長搞關系的“人精”，也不可能進入中央政府。縣級以下的行政區域實行“地方精英自治”，基層有很強的民主氛圍，“行賄跑官”的現象也不多見。
而我們現行的基層人事體制，對於一個沒有過硬背景的官場外人士來說，如果要想進入官場不但要“送禮”和“跑關系”；而且要“送得重”，“跑得勤”！至於縣級以下的基層行政機關“行賄跑官”的現象則司空見慣。
…………
我國現行基層人事體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甚至於落後過時到連封建科舉制都不如的地步，因此變革我國基層人事體制也成為政治改革的當務之急。
基層人事體制變革的核心是放還民權，“縣官直選”勢在必行。


                                                                    二OO八年九月四日



17.從瑞士的幼兒園制度看民族胸懷

    一個人的文明要素是胸懷、能力、品格和責任心，其中胸懷是第一位的；由人組成的民族也是這樣。一個民族的胸懷決定了這個民族在文明水準上能夠達到的高度。民族胸懷突出表現在對“外族”的包容和不歧視。


今天的中國倡導建立“和諧”社會，你知道世界上最“和諧”的國家在哪里嗎？
世界上最“和諧”的國家是位於阿爾卑斯山地的“瑞士共和國”。
瑞士是當今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也是地球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
瑞士經濟發達，風光秀麗，政治清明，文化繁榮……
瑞士的社會秩序空前安定，是真個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尤其令人敬仰的是這個國家沒有黑社會，也沒有色情業。
古代中國有一句民諺：“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但那只是人們心中的一個美好願望，今天的中國沒做虧心事的人恐怕擔驚受怕的日子更多，做了虧心事的人反到頤指氣使。真正讓這句民諺落到實處的國家則是瑞士。
瑞士的“和諧”之處在於這個國家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健康人還是殘疾人；無論是本土人還是外地人，都生活得幸福充實，對前途充滿希望……
在文明程度上，瑞士是一個相當人性化的國家，也是一個真正以人為本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城市街道充分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愛，每條街道都有專為盲人設置的“盲道”；人行道與主街道的銜接處均設計成斜坡狀，以方便嬰兒車和輪椅順利穿越街道，使殘疾人和哺乳期母親能感受到一片溫馨。
如果這個世界真個有“世外桃園”的話，那麽瑞士就是一個。
瑞士無疑是當今世界最最“美好”的國家。
瑞士因何會成為最美好的國家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上世紀二十年代被“國聯”劃定為永久中立國，使之遠離國際戰爭的幹擾是眾所周知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為這不是根本原因。
中國的大思想家莊周說過：一個國家外無強鄰，內無政敵，這個國家注定要滅亡。
如果同樣的好運落到中國頭上，中國會成為另一個瑞士嗎？我看未必，好內鬥的中國人一旦沒有外患，說不準內部會打得不可開交，最終使莊周先生的預言成為現實。
更何況瑞士的地理條件嚴重制約了現代化經濟的發展。一個遠離海洋的內陸國，發展國民經濟所需的能源和資源全靠進口，與之接壤的鄰國又沒有多余的煤、鐵、石油，只能從遠離瑞士的中東和北歐進口工業資源，把資源運回瑞士必須“經過”一個或幾個國家，得交納一筆又一筆昂貴的“過境費”……
瑞士美好的根本原因在於這個國家擁有相當高的文明水準。
上周無意間看到一則描述瑞士幼兒教育的文章，對這個國家的高度文明有了更生動的認識。
瑞士公立幼兒園是一個純福利性的機構，是專為社會弱勢群體開設的。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把小孩送進公立幼兒園，只有那些單親家庭才可把小孩送進去，達官顯貴家庭的學齡前兒童要想進公立幼兒園連門都沒有。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外國難民家庭的小孩可以在公立幼兒園里接受免費教育！
瑞士公立幼兒園是瑞士納稅人的錢建立起來並維持運轉的，外國難民沒有納一分錢的稅，可只有很少納稅人的小孩可進入公立幼兒園，對這個國家沒任何貢獻的外國難民的小孩到可自由進入了。
天底下居然有這樣的怪事？會有這樣“傻”的國家？讓人費解的是這個怪而且傻的國家居然是世界上最富庶和諧的瑞士共和國？
瑞士真的“傻”嗎？
人類文明的經驗顯示如此邏輯：有些看似“傻”的行為隱藏著深遠的智慧：而那些貌似“精明”的勾當則埋下了災難的伏筆。
瑞士的公立幼兒園制度不是“傻”的表現，而是這個民族擁有異常寬闊的胸懷。
一個人的文明要素是胸懷、能力、品格和責任心，其中胸懷是第一位的；由人組成的民族也是這樣。
一個人如果沒有胸懷，那麽無論他擁有多大的能力，就和《水滸傳》里的白衣秀士王倫一個德性。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民族的胸懷決定了這個民族在文明水準上能夠達到的高度。
民族胸懷突出表現在對“外族”的包容和不歧視。
一個文明國家聽任外來民族自由出入是不可能的；可一旦允許別人進入國門就不得歧視他們。
瑞士因為是“世外桃園”的緣故，很多國家的公民都希望來這個國家定居，如果能加入瑞士國籍那就更好。但瑞士是一個面積只有四萬平方公里的山地小國，對外來人口的容納極為有限，因此也不可能對外族敞開國門。因為國土狹小，瑞士的移民準入制度相當嚴格，要想進入這個國家長期定居真的比登天還難，除非那些對文明作出特殊貢獻或被證明確然受到本國政府不公正迫害的“政治難民”才有資格成為這個花園國度的長住居民。
瑞士的國門雖然對外只張開一條狹小的縫，但對“政治難民”卻敞開胸懷。
瑞士接納“政治難民”沒有一絲一毫與別國政府為難或建立“第五縱隊”的陰暗動機，純粹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公平正義的偏愛。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越南陷入集體瘋狂的那些歲月里，瑞士接納了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其中華裔難民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因為越南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國民素質相當低下，就算難民隊伍是這個國家的驕驕者，但群體素質仍和瑞士公民相差一大截。因此當大批難民擁入瑞士後，文明國家所不存在的“社會問題”也隨著難民潮進入了國門，給瑞士帶來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突出表現在治安狀況惡化，黃、賭、毒死灰覆燃，“不按規矩出牌”擾亂了正常的就業秩序……盡管黃、賭、毒主要局限於難民區，但影響仍波及到相當多的瑞士人，使瑞士社會面臨外來的“反文明沖擊”。
鑒於越來越多的難民湧入，加上難民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瑞士政府決定制訂一條限制難民進入的條例，尤其是限制和越南類似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難民。瑞士政府的政務活動是陽光透明的，事無巨細都對全社會公開，從不搞“暗箱作業”，計劃中的限制難民條例也很快為全社會所共知。按常識瑞士人應該對政府的這項決定歡欣鼓舞，因為每個瑞士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外來難民的“負性幹擾”。把那些不講衛生且熱衷於“無序競爭”的低素質群體趕走後，他們的生活就會恢覆寧靜詳和了，就沒有人用犧牲自尊和損害文明的方式來搶他們的飯碗了。
於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起來遊行了，但不是流行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慶祝式遊行”，而是抗議性的反政府遊行。不是抗議政府當初允許難民進入影響了瑞士人的文明生活秩序；而是抗議政府正在議訂的限制難民條例？要求政府繼續接納難民，為外國難民留下必要的避難空間……
這就是瑞士人！這個民族雖然群山環抱空間狹小，地理環境封閉，但胸懷寬闊得可以容得下地球上的任何一座大洋，也難怪這個國家會成為“世界銀行”！
看完這則消息後，我的思緒回到了十年前，那時我正在新華社深圳支社幹記者，這座城市給予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幼兒園和學校。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凡是移民城市都擁有很強的包容性；可深圳的公立幼兒園和公立學校卻暴露出這座城市胸懷的偏狹。
深圳的公立幼兒園通常不招收打工族家庭的子弟，公立學校也是一樣，除非額外交納一筆打工族根本無力負擔的“借讀費”，否則你就沒門接受象樣的教育。那時深圳的打工族比“正版深圳人”在數量上多得多，可這座城市卻剝奪了絕大多數公民子弟接受公平教育的機會！盡管打工族對這座城市的整體貢獻一點也不比“正版深圳人”少。
於是打工族家庭的子弟只好就讀於五花八門的“私立學校”了。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南山區一家“私立學校”當了幾個月的教師，月薪500元，包吃包住。我周末去看她時，那所“學校”的現狀令我震驚，不是親眼所見就無法相信和平時期現代化都市的“學校”會糟糕成那幅模樣。那根本不能稱之為“學校”， 而是一位潮洲人為住在附近的幾家沒戶口老鄉子弟辦的一個識字班，一共有四十多名兒童就讀。一間四十多個平方的廳屋白天算作教室，晚上是她的臥室，用臨時搭起的木板代替課桌，晚上把兩張木板拼在一起就是她睡覺的床，語文、數學就她一個教師……
這就是打工族家庭子女就讀的“私立學校”現狀，這樣的“學校”在深圳還遠不止這一家。不少“私立學校”連房子也沒有，只是臨時用雨布和木頭撐起的一個遮擋風雨烈日的棚子……
別忘了這些打工族子弟都是中國人？深圳也是一個中國城市！
那時長期困擾我腦際的問題是：打工族子弟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這個群體被剝奪了受公平教育的機會。因為得不到充分的教育，這個群體的素質就沒機會提升，就會與深圳這個現代化都市不合拍，並最終危害這座城市。低素質群體極易走向非理性暴力，是黑社會取之不盡的“兵源”，那些受過充分教育的文明人則是最容易被黑勢力傷害的對象。現在是打工族家庭的子女付出代價；若幹年後則是有機會接受充分教育的深圳子弟付出代價！
深圳的治安狀況在十年來一直沒有大的起色，在大街上公開搶劫的案件時有發生，是公認的治安糟糕城市。但這能怪誰呢？十年前這座城市就自個埋下了打、砸、搶的種子。
一個沒有胸懷的城市常常會制造出“雙輸”的結局！
在我們國家，教育制度的“戶口歧視”難道僅是深圳這一家嗎？還有多少城市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教育是國家民族的千秋大計，教育問題是絕不能掉以輕心或視而不見的！
深圳在中國還算得上是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城市，這個城市的胸懷尚且如此，我無法想象內地那些貧困城市會是怎樣一幅景觀。
我的家鄉就是一個一直堅定向貧困落後邁進的城市，與周邊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長期落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無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這個城市的“排外情緒”也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的家鄉“外來人”是無法在那里創業發展的，外來人稍微幹出一點名堂就會受到名為執法實為“創收”的職能部門輪番“圍攻”，流氓地痞也會無孔不入地找茬，所以外來人要不了多久就會卷起鋪蓋走人。所以我們家鄉幾乎沒有長期紮根的外來企業，只有受政府特別保護的個別企業是個例外，出租汽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政府為之出動了多次警力。我回到這座城市時，經常聽到市民對著出租車抱怨：“都是外地人在賺我們的錢！”
難怪這座山青水秀物產豐富的城市會陷於長期落後了！
難怪我們的“國家主義”從來沒有真正戰勝過“地方主義”；“中華大國民”依舊停留在理想和期望上。
比較一下瑞士人對待“外族”的“博愛”和我們對待“外地人”的歧視，兩國在文明水準上的差距一目了然。

瑞士人給了我們什麽啟示呢？


                                                                         二00六年八月十四日


18.能夠避免的“血淋淋原始積累”

    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必經階段；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並非都是“血淋淋”的；美、德、日三國的現代化很富有人情味；中國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已相當嚴重，如不及時采取非常措施將會重覆拉美“非貪即黑”的悲劇。


（一）
中華文明在十五世紀以前一直位於地球人文明的最前列。中國人也一直以天朝天國的國民自居。即使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西洋文明進入跑步階段並很快超越中華文明時，中國人關起門來依舊自認為是這個星球上的一等公民。
十九世紀東西兩大文明在中國沿海發生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碰撞，中華文明的表現象一個“病夫”和“白癡”，除了被動挨打外就是簽訂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在經受一連串出乎意料的失敗之後，從天朝大國降格為三流末國；中國人也由一等公民墮落為“東亞病夫”。習慣於高高在上的中國人接受不了這個悲慘現實，做夢都想找回昔日的榮光，在外國人面前揚眉吐氣。
隨後的二十世紀是中國人躁動的世紀。夢想“揚眉劍出鞘”的中國人普遍地患上了“急躁病”，熱切地尋求“快速致富”的藥方，而不管這些“藥方”是否有“遠期毒性”。只要能從形式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就是“拔苗助長”也在所不惜。
二十世紀上半期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俄羅斯則采用了一種最新式的社會體制--“社會主義”。既然是最新式的體制，根據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規律，新式的社會主義體制應該比過時的資本主義體制擁有更強的先進性優越性。社會主義蘇聯的精神領袖馬克斯也用大量的文字“雄辯地證明了”社會主義是人類最高級的社會體制。
中國人發現如果沿著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將會需要很長的時間，因為你在前進別人也在前進，在同一條道路上要想比前面的人先期抵達終點，就得比對方耗費更多的汗水和心血。腳踏實地拚汗水不是中國人所長，我們在歷史上最善長的是靠“謀略”（偽智慧）取勝。有著很強失落感的中國人等不及了，我們夢想抄近路事半功倍地趕到對方前面，於是我們瞄準了“社會主義”。既然這個嶄新的社會體制比西方列強正在奉行的資本主義體制先進得多，如果能越過發達國家經歷的“資本主義”這個發展階段，一蹴而就地跳躍到“社會主義”，我們不就輕而易舉地跑到西方列強前面了麽？
於是我們毅然決然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在最初的幾年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功。因為計劃經濟能夠方便地把物力財力集中到“振奮眼球”的重點工程項目，能夠鼓動並迫使公民“艱苦樸素”，中國在短期內呈現出一派脫胎換骨的景象。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城市上空的煙囪如雨後春筍，工廠數量急劇增加，“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萬噸巨輪乘風破浪，人造地球衛星飛上天空”……
在最初的激動過去後，“拔苗助長”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出來，我們開始品味急躁的苦果：反右、浮誇風和文化大革命等人類歷史上是荒唐辛酸的鬧劇把最初的“社會主義成果”差一點毀滅殆盡。我們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折騰了二十多年後，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當初的出發點，甚至於連出發點都不如。我們不但沒有趕上發達國家，相反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了。
經過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後，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建設的高度物質文明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資本主義是不能逾越的社會發展階段！今天的歐美部分“福利國家”實際上是打著資本主義招牌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情況下順利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於是我們極不情願地決定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在上世紀八十年“改革開放”，在社會主義精神框架下注入資本主義性質的物質因素；就象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洋務運動”一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二）
中國在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經濟建設取得了實質性的成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吃飽了肚子，大面積餓死人成為不可思議的往事；手機和家用電器普及到千家萬戶，塵土飛揚的公路大部被硬化，機動車取代雙足成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當我們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國人已告別“溫飽階段”全民奔“小康”時，一個更為嚴峻的社會問題正在侵蝕中華文明的肌體，威脅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公平”和“貧富懸殊”！
缺乏公平公正已成為中國帶普遍性的社會悲劇：官員瘋狂貪污受賄；特權階層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本應屬於大眾的公共財富，不用付出心血汗水就可在一夜之間變成暴富，依仗“倒地皮”、“倒批文”，或者是鉆法律的空子，套取國有資產，將國家、公眾的財富攫取到個人腰包。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富翁都來自特權階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階層付出則遠遠大於他們的收益，工人的工資上漲幅度遠低於GDP的上漲幅度，稅收增長幅度則遠高於GDP增長率；生意人一開門就有幾十個創收的“機構”或“部門”在“法律法規”的保護下伸手要錢；辛勞一生，省吃儉用仍無法支付子女的大學學費；城市打工仔的工時被惡性延長，工廠的工時普遍長達十二個小時，有的竟然長達十六個小時！夏衍的《包身工》是司空見慣的景象。農民工的工資被無理拖欠，辛勞一年居然光身回到嗷嗷待哺的故鄉。他們的鮮血滲入了地球的深層，礦難發生率比貧窮的印度還要高出8倍；農民工的血汗養肥了城市，可他們的子女卻被排斥在城市主流教育之外，如果要在城里上學就得另外支付一筆他們根本無法承受的“建校費”。 我國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民生問題改善不大，甚至躑躅不前，“醫療、住房、上學“成為壓在國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只有二十多年時間，但中國的貧富懸殊卻高居歐亞大陸第二位。銀行里城鄉居民儲蓄的80%被20%的人擁有。近十年中國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個“超級富豪”群體。2003年中國有近3000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的億萬富翁；2005年億萬富翁的數據則猛增至50000人，其中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超級富豪達到200人以上？！中國的基尼系數在七年前就超過了聯合國規定的警戒線，目前已接近0.50的危險水準(也有說0.45，0.47)，高於所有歐洲國家，在亞洲僅次於菲律賓。菲律賓的基尼系數高居歐亞大陸第一位的成果則是周期性軍事政變和永無休止的社會動蕩。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若是經常發生軍事政變和持續性動蕩則注定會解體。
中國富翁在世界上的豪闊派頭連最富強國家的經濟巨頭也望洋興嘆：
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20輛悍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剛剛越過1000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多萬元的勞力士手表，30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萬元的鉆石……林林總總的國外奢侈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
2003年上海汽車博覽會期間，一輛價值1188萬元的“雅致728賓利”---在歐美也無人輕易問津的賓利旗艦版---被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買家悄然下了定金。 2002年賓利進入中國市場以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在中國售出85輛賓利轎車，其中19輛單價超過100萬美元。賓利在中國創造了三項紀錄：總銷售量亞太地區第一、銷售增幅全球第一、賓利728的銷售量全球第一。
法國產的高檔酒“人頭馬”主要消費市場是中國！
緬甸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財政收入，但這個國家的賭場主要設在中緬邊境，在里面一擲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國富豪。
…………
當中國富豪在世界各地一擲千金時，中國仍有近兩億國民在溫飽線上掙紮。據官方統計：中國目前農村的貧困人口在9000萬至15000萬人之間。農村的貧困標準是625元人民幣。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困人口的總數大約有15000萬人至21000萬人。
今天中國仍有相當多的中小學生因貧輟學，幼小的身軀過早地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擔；農家一旦考上一個大學生不但要傾家蕩產，還要借光親戚家的所有積蓄才能勉強完成學業，不少農民靠賣血供子女上大學。不少大學生靠假期從事繁重的體力活來換取昂貴的學費；農民中的絕大多數患病沒有條件得到必須的治療，小病抗大病拖，直到危及生命時才肯去醫院“搶救”，因病早死者比比皆是。我們那個人口才一百人的村莊前年就有近八人在非致命的普通疾病下壯年早逝，其中兩人竟然是“肺結核”要了他們的命。不少城鎮下崗工人為了生存，不惜放下一個男人最基本的尊嚴，讓妻子去娛樂場所作“三陪小姐”，自己給自己戴上一頂“綠帽子”。
…………
更令人糾心的是：中國式富豪大多不是靠勤勞和智慧致富，他們的暴富沾不上先進生產力的任何一點邊，其暴富過程也沒有任何先進文化的內涵；而是靠利用職權以權謀私，鉆體制漏洞投機取巧，靠傷害社會和廣大人民的利益致富，現階段最便捷快速的致富途徑就是“炒地皮”。土地是“每個公民都擁有一份產權”的“國有資產”，出賣公共土地應該得到半數以上常住居民的同意，賣地的收入應該大眾受益，賣地款支出應張榜公布“明細帳”。可我們國家的地方“父母官”可以任意圈地賣地，並隨心所欲地支配“賣地款”。部分學者總結出的“炒地暴富操作流程圖”很有意思：“制定圈地計劃--擺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富資金--取得可套取銀行貸款的土地手續--用承建單位的資金做到正負零--搞定銀行獲得抵押貸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操作人自已不用掏一分錢，也不用承擔任何風險，就可一夜間成為千萬甚至億萬富翁；每個環節的權力人物都可從他手中分到一份“工程回扣”，不用花自己一分錢就升格為貪污型富豪。

（三）
當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引起世人觀注時，部分喪失良知的“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居然得出如下高論：資本的原始積累是血淋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早期發展也是建立在對廣大人民殘酷壓榨的基礎上，社會的發展必須要讓部分人付出代價，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然規律，目前的中國正處於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是資本原始積累的表現形式，盡管“個別地方”有“血淋淋”的現象，但屬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就象資本主義是不能逾越的發展階段一樣，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2006年11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刊文稱：中國富裕人群變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貧困的人群為代價。對此，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回應稱：將貧富對立是“斷章取義”，認為中國絕大多數人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但其中一些專家卻指出，從大歷史的進程觀察，任何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都要經歷一個“受益不均”的階段，比如英國工業革命中的“羊吃人”現象、歐洲國家早年對非洲的殖民掠奪等等，都是明顯的例證。(《上海證券報》11月25日)不言而喻，依據這些所謂專家的觀點，中國的改革開放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須經歷“受益不均”的階段，也必須經過“羊吃人”的血淋淋歷史。
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性真個是西方現代化強國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嗎？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英國是最早采用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原始積累血腥性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國家，最著名的要數“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和城市“貧民窟”。
十六世紀英國和尼德蘭（荷蘭）的毛紡織業很繁榮，羊毛需求量激增，羊毛價格直線上升，養羊成了很賺錢的行當。英國的土地貴族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把大批的佃農從土地上趕走，然後把空出來的土地和公共土地圍上柵欄，在曾經種植糧食的土地上種草養羊……佃農喪失了賴以養家糊口的土地後無法生存，只好成批流入城市找事作，於是城市廉價勞動力大量湧現。城市工廠主面對供過於求的求職者，用極低的工資和極為惡劣的勞動條件雇傭農民工從事超時和超強勞動，威脅農民工健康甚至生命的災難性事故頻繁發生，農民工的鮮血染紅了城市和礦山。農民工的微薄收入無法養家糊口，只好住在木頭搭制的簡易工棚里茍且偷生，大面積的“貧民窟”在城市湧現，很多貧困者被迫走上犯罪的道路，城市犯罪率直線上升，最後城市有產者也因此付出代價……
英國著名的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他的名著《烏托邦》里寫到英國“羊吃人”時說：“你們的綿羊本來是那麽馴服，吃一點點就滿足，現在據說變得很貪婪、很蠻橫，甚至要把人吃掉，它們要踏平我們的原野、住宅和城市……”
這就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早期血淋淋的資本原始積累；和現階段我國部分地區的景象有著驚人的相似。
英國資本血腥原始積累的悲劇在隨後步入資本主義的意大利、印度等部分國家不同程度地重現過，但並不是所有的現代化國家都覆制了這一社會悲劇。美國、德國和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則成功地避免了災難性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這三個國家則是現代化最為成功的典型。

（四）
一個國家在學習另一個國家的過程中，不是簡單地覆制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重覆對方走過的全部老路；而是總結經驗教訓，學習其成功的經驗；回避或改進已被現實證明的不合理部分。因為走在前面的國家付出了探索的代價，後面的國家不用付出同樣的代價就可享受前人探索的成果，所以後起的國家可以在更高的起點上走上現代化道路。英國是最早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因為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鑒，才出現“羊吃人”的社會悲劇。等到美、德、日等國步英國後塵進入現代化大門時，英國已經提供了一整套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它們有條件對英國的現代化之路進行修正和改進，使其更適合國家的富強和文明。既然“羊吃人”和城市“貧民窟”是社會悲劇，就可在資本原始積累這個環節上采取更多的預防措施來避免或減輕這一悲劇，從而使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能夠不受幹擾地持續前進。中國在建國初期不加選擇地照搬照抄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已被證明是一種愚蠢的方式，導致中國的現代化在相當長時間內停滯或倒退。
美國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也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富強的國家。美國的富強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擁有一整套科學修明的政體體制，有效地調動了廣大公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使人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除此之外，美國體制關注弱勢群體，為平民階層提供了均等的生存發展機會，使美國很難產生投機性質的暴發戶，也不容易出現一個實質性的赤貧階層（乞丐大多不是沒飯吃而是偏愛行乞營生），從而有效地調和了美國內部的階級矛盾，內部矛盾從未超過預警水準，在南北戰爭後的一個半世紀內沒有出現持續性的社會動蕩，更沒有出現災難性的民族內戰，使文明成果能夠有效地積累，後人能在更高的水準上建設自己的國家。
近期我系統地鉆研了一下美國的政治體制，發現這個國家的體制是真個“抑富濟貧”的，歷屆美國政府總是致力於社會公平，關注弱勢群體的權利，在窮人受益的福利事業上舍得下大本錢，為窮人謀求均等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同時防範或抑制富人利用自身優勢壟斷機會和資源。
美國最著名的《宅地法》就是一部讓普通小農受惠的土地法案。這部法律是1862年頒布的,當時正處於南北戰爭時期，法案規定成年美國公民只要交納10美元的登記費就可在西部獲得160英畝的土地，耕種5年後就能擁有這片土地的所有權。該法案頒布的背景是美國西進運動時期，大量的農民自主去西部開發無主的荒地。但農民開墾的荒地名義上仍是“國家”的，大多數農民拿不出錢來購買土地的產權，因此不便對土地進行長期規劃。而美國富人也盯著這些新開墾的大片土地，他們有錢購買大片地產，然後象英國“羊吃人”一樣把農民從自己的耕地上趕走，在大地產上從事集約化經營或靠“炒地皮”謀取暴利。林肯政府為了照顧土地耕種者的利益，規定拓荒者只需交納連最貧窮的農民也能承擔的“象征性”登記費就可成為墾荒地的主人，從而極大地調動了美國人開發西部的熱情，也有利於農民對土地進行長期規劃。“大地產”是拉美貧富懸殊並因此引發軍事獨裁和社會長期動蕩的始作甬者。《宅地法》限制了美國的大地產經濟，從而使美國成功的避免了南美的悲劇，為美國的長期和平發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林肯也因此成為美國聲望最高也最受美國人民愛戴的總統。
與 《宅地法》相適應，1890年通過的《謝耳曼反托拉斯法》則是惠顧中小企業主和廣大消費者的工商業法案。
　19世紀後半葉，隨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基本完成，美國經濟集中與壟斷的趨勢日益明顯。60年代末，資本實力比較雄厚的企業之間的初級聯合--普爾開始出現。80年代初，洛克菲勒通過對30多家煉油廠的收購和兼並，組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隨後，制糖、煙草、煤炭、鋁業、鋼鐵、屠宰、釀酒等部門先後成立了一批托拉斯組織。壟斷隨之成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現象。

　　各種托拉斯組織為攫取超額壟斷利潤，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控制原料來源，劃分銷售市場，限定產品價格，不斷擠垮或兼並中小企業，嚴重損害中小企業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引起了嚴重的社會矛盾，也與美國悠久的自由傳統、公平競爭觀念、反對限制貿易活動的習慣形成強烈沖突。基於此，約翰.謝爾曼指出：“既然我們不能讚同作為政治權力的國王存在，我們就不能讚同一個控制生產、運輸和經銷各種生活必需品的國王的存在，既然我們不能屈從一個皇帝，我們也就不能屈從於一個阻礙競爭和固定了商品價格的皇帝。”於是，1890年在美國各州反壟斷法和一些部門專業性反壟斷活動法案的基礎上，聯邦政府通過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反壟斷法--《保護貿易和商業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即《謝爾曼法》。現代競爭法就此誕生。《謝爾曼法》的目標是控制經濟權力，消除競爭限制，保護自由競爭。其主要精神集中在該法的前兩條：第一，任何契約、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用來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之間的貿易與商業，是非法的。任何人簽訂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聯合或共謀，是嚴重犯罪。第二，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合、共得壟斷州際或與外國間的商業和貿易，是嚴重犯罪……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限制了大企業主“限制聯合競爭，濫用經濟優勢，價格歧視，具有壟斷性質的企業兼並，損害消費者……”等危害社會公平的行為，為中小企業主提供了自由廣闊的生存發展機會。
和《謝爾曼法》相比，我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實在有反思的必要。部分地方政府默許甚至鼓勵帶有壟斷性質的企業兼並，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比大企業惡劣得多。我居住的那個城市有兩家大一點的企業，五花八門的“創收收費”部門沒有政府的許可不得上門“檢查驗收”；其余成百上千的小企業每天都得應付花樣翻新的“創收式檢查”。
美國政府通過立法措施，成功地限制了貧富懸殊，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公平，資本原始積累不再是“血淋淋”的。美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因此後來居上，遠遠超過老牌現代化強國--英國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義務教育”和“社會福利”是體現一個國家“社會公平”的兩項最重要的指標。日本在現代化早期“明治維新”時期，就把推進全民義務教育作為振興日本民族的重中之重，盡管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現代化建設資金緊缺，但仍不惜在義務教育上投入“血本”，教育經費占帝國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早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就制定了全民義務教育法。一八七二年九月，文部省頒布了教育改革法令--《學制》，開始正式實行有綱領、有計劃、有措施的教育改革。《學制》明確宣布從小學抓起，為在全國普及小學把全國分成八十大學區，每個大學區設大學一所，中學三十二所，即三十二個中學區。每個中學區設立小學二百一十所。這樣全國辦起了八所大學，二百五十六所中學，五萬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學。《學制》號召“自今之後，眾庶人民，無論華士族與農工商，至其婦女子，必期“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學制》打破了舊士族學習文化知識的壟斷權，推行全民教育。強調凡六歲以上兒童均須入學讀完小學，女子與男子同樣享受教育的權利。
日本因為重視全民義務教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獲得了公平的教育機會，為平民階層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日本國民的整體素質也因此得到了飛躍式的提升，為現代化建設造就了充足的人才。結果日本成功地避免了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全民都擁有為國家效力的有效途徑，使日本在現代化之路上突飛猛進，在短短三十年時間內就走完了西方四個世紀走完的路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德國在現代化之路上起步較晚，但卻是歐洲現代化最為成功的國家，在不到三十年時間內就超越老牌的英法等現代化強國。德國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注重社會福利，為廣大平民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和尊嚴保障，有效地消除了災難性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大大淡化了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味。
德國通過立法來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社會保險的國家。19世紀80年代，德意志帝國國會通過三項社會立法：《工人疾病保險法》、《傷亡事故保險法》、《養老金保險和殘廢保險法》。在俾斯麥任期內，德國社會基本是安定的。它間接幫助了國家工業化的迅速進行。同時，社會立法的出現，也促使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不能不考慮這一社會問題，可以說，這是世界各國政府關心勞動者福利的一個開端。此後，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以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各國也都先後仿效之。社會立法的施行，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開創了當代社會福利的先河。
德國致力建設福利社會，讓底層百姓能夠享受免費教育、醫療、失業救濟等人道主義服務，讓每一個公民過上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正因為政府誠心誠意地消滅貧困，社會上沒有巨大的貧富懸殊，才為這些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穩定壓倒一切的社會基礎。德國的崛起走了一條既區別於蘇聯模式的集權社會主義，亦區別於美國放任資本主義模式的第三條道路。其政策采取社會福利主義道路，充分就業和高稅收構成社會的兩大支柱，其基本思想是通過實行社會的經濟民主，消除階級差別和一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現象，讓平等、關心、互助精神貫穿整個社會。所以德國國民收入差距較小，沒有大的貧富差距，沒有人為制造的巨大社會矛盾，人民心態平衡，安居樂業，從而也成為世界上社會治安最好的地區。
今天的德國福利制度則接近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共產主義”境界：
1、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全免費義務教育，不僅學雜費全免，而且國家每月還發給折合人民幣800元的“兒童福利津貼”（零花錢）。所以，這種國度里的孩子對父母基本沒有什麽負擔可言。2、徹底的全免費醫療服務，人們無須購買醫療保險，治病不僅不要錢，而且病人住院期間連夥食費也是全免的。3、任何一個失業人員不但可以無期限地領取原工資50%以上的失業救濟金，而且還享受失業住房全免費待遇。4、夫妻一方過世後，其養老金轉入另一方享受直至終老。這些國家的人們自豪地說他們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終身福利制度”。
…………
當中國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一步步向災難化邁進時，美國、德國、日本給了我們什麽啟示呢？
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非得是“血淋淋”的過程嗎？
中國的貧富懸殊真個不可避免嗎？
中國該向何處去？是走向月白風清的美、德、日還是走向非貪即黑的拉美？全在中國人自己！歷史留給我們犯錯誤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二OO七年三月十日


19.中國足球到底輸在哪里？

    中國足球其實是輸在“體制”上，內部運轉機制沾染了傳統人事體制的弊病。中國足球的希望在於采用科學理性的人事體制挑選一只真正能夠代表中國足球最高水平的國家級球隊，並給這只球隊輸入真正的“足球精神”。


我應該最沒資格寫中國足球的，因為我很少看足球賽，中國隊參加的足球賽只看過一場，就是2004年那次在中國家門口舉辦的亞洲杯；也從沒買過一次足球彩票，說小點是從來沒對中國足球寄予任何不切實際的希望，說大點是沒給國家的足球事業貢獻一分錢。
我盡管對足球沒有熱情，可前幾年耳邊老是纏繞著關於足球的消息，因為我身邊的朋友同事，只要是男人，好象沒有一個不是“狂熱球迷”的，所以也經常受足球的影響，甚至於是“巨大影響”。我周末喜歡去郊外野炊，有次和一個老同學去山上玩燒烤，剛拾來柴禾點燃火焰時，他老兄突然大叫一聲：“完了！今天有場足球賽！中國隊對伊朗，再不趕回去就看不到了。”然後也不征求我的意見，象發神經似地往山下狂奔……
中國人向來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在不熟悉的事情上喜歡“關上房門自己給自己發諾貝爾獎金”，如深信“在月球上唯一能看到地球上人類活動的遺跡是長城”之類的謊言。一旦遇上了鐵證如山的失敗不足，我們又能激發起罕見的“阿Q精神”，給失敗不足找出成千上萬條貌似冠冕堂皇實則自欺欺人的借口，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否認美國比我們發達富強；但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那是美國建國時間較長的原因，如果中國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包管會超過美國很多倍！其實我們是在玩阿Q式的“偷換概念”，把黨派執政時間當成建國時間。我們的黨執政時間才五十多年，但中國建國時間則長達幾千年。中國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立的第一個有實質意義上的國家是夏王國，從那時至今長達四千年之久；建立和今天相似的中央集權式大國並擁有一脈相承從不間斷中華文化的時間是兩千二百年前的秦帝國時期。所以中國建國時間保守一點來算也應該是兩千二百多年。如果按1949年那種算法，美國建國時間還不到八年，因為美國現在是共和黨執政，連續執政的時間還不到八年。美國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內除了1861--1865年南北內戰外，經濟文化一直快速平穩向前發展，沒有發生過大的社會動蕩，從經濟總量比當時的墨西哥還不如的小國成長為世界頭號經濟、軍事、文化強國。我們在這兩百年幹了些什麽？美國建國的1776年，中國剛完成對新疆的征服，疆土擴張到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公里，擁有近四億的龐大人口，成為當時已知世界幅員最遼闊的國家。可隨後的兩百年，我們在白蓮教暴動、太平天國邪教暴動、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反右、浮誇風和文化大革命等悲劇性的內鬥中自相殘殺，自相消弱後又在中英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和抗日戰爭中一再被力量遠不如自己的敵人擊敗。結果經濟發展停滯，文明倒退……
中國人的“自我感覺良好”在足球上碰到了真正的例外，同樣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但不否認中國足球沒有希望，並且把中國足球當成“失敗、丟臉、不可救藥”的代名詞，不惜用中國特有的殘忍幽默來揶瑜、嘲弄中國足球。下面的兩則足球幽默很有意思：
一位外國背包族來中國旅行，除夕的那天晚上十二點乘列車經過某小城。中國沒有禁鞭的小城鎮都有在除夕二十點放鞭“接年”的風俗，外國旅行者經過小城時剛好碰上響徹雲霄的鞭炮轟鳴聲。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的風俗，發出的驚呼竟然是：
“難道中國足球出線了？”
另一則足球幽默則是中國球迷發明的：大意是對中國足球寄予厚望且喜歡在看足球時慷慨激昂的某球迷看到中國足球隊夢斷亞洲杯，一次又一次的覆制著失敗，中國足球走到了最低谷！最後竟然語屈詞窮，連罵的心情也沒有了，用剛學會的一句英文說完了關於中國足球的最後一句話：
中國足球--拜拜、拜拜、拜拜了！
除非你出現在南非，不然別見了！
…………
連中國人都慷慨服輸並絲毫不掩飾失望情緒的地方，我們一定輸得相當慘！
說起來還真有點忍不住臉紅，中國足球不但在世界杯無立足之地，連亞洲杯也從未得過冠軍！
中國足球唯一參加的一次世界杯賽只有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的成績如下：
小組賽三戰三負
0比2敗於哥斯達黎加
0比4敗於巴西
0比3敗土耳其
小組倒數第一名
32支隊中排名倒數第二。
巴西我們不說，但有必要說一下哥斯達黎加。這個中美洲小國只有5.1萬平方公里國土和330人口,是名副其實的芝麻綠豆國,可我們卻輸在這個芝麻綠豆國手里,並且輸得很慘,0:2!連招架之力也沒有!
我唯一觀看的一場足球賽是2004年亞洲杯的最後一場決賽。因為是中日在自家的家門口對決，戰勝日本又是我終生為之不懈奮鬥的最高理想，並因此潛心研究日本在近代強盛的秘訣，以便有朝一日能學來他們的優勢迎頭超越過去，然後回過頭來清算他們上世紀欠我們的債務，所以從不看足球的我也趕到電視機前情緒激昂了一回。那次足球賽還沒開場我就感覺很郁悶，首先講解員的話缺乏必要的中立性，講解詞透出的信息居然是“勝利天平大幅傾向我們一方”，除非我方球員發生意外；球員則“信心十足”，認為打敗“小日本”不成問題，問題是要盡可能讓他們輸得更慘一些；球迷也一口一聲“小日本”自不量力，這回得好好教訓他們一回……整個態勢好象是中國與日本比國土面積和人口，我們擁有壓倒的優勢。可反觀一下這次亞洲杯的戰跡，我們的“壓倒優勢”好象沒什麽明顯跡象。別說日本足球隊以前的賽績輸少贏多，就是這次亞足賽，人家日本隊運氣特好，一路打將下來，過五關斬六將，一次也沒輸過。中國隊則打得很艱難，小組賽差一點就沒出線，淘汰賽靠“點球”險勝伊朗，一路跌跌撞撞才靠運氣進入決賽，雙方的實力懸殊應該一目了然，可實力較弱的我們居然認為勝利鐵定在自己這一邊，中國人“自我感覺良好”“稍有小成就容易膨脹”的劣根性在大賽還沒開始時就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許我們的唯一優勢就是拉拉隊的陣容比對方強大萬倍，為中方助威鼓掌的吶喊聲百分百能蓋過日本球迷的吶喊聲。問題是掌聲的效應並不總是正面的，過多的掌聲容易讓人膨脹並忘了自己是誰。那些專制國家的“偉大領袖”們在如潮的掌聲中加速度走向墮落退化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
那次中國足球隊又一次“出人意料”地輸了，在自己的家門口輸在戰場上曾兩次讓我們丟臉但我們又有一百個理由瞧不起的小日本手里。那次比賽的後事也“悲狀得令人匪夷所思”，球迷的憤怒和失望變成了對日本的痛罵競賽，最後竟然當著日本球員的面焚燒日本國旗（一說是軍旗），好象中方失敗的原因不是我們技不如人，而是日本人沒有在“大中國”面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沒有壓抑自己的技能，故意把球輸給我們？問題是如果日本人故意把球輸給我們，我們就真的能夠安心踏實去冠軍台上領獎嗎？，日本人如果那樣做，才是真正地侮辱我們，真正認為我們不配作他們的對手。在自家庭院里對應邀參加競技比賽又沒作出什麽出格事的外國球隊惡語相加並當面焚燒對方國旗的行為能算“愛國”嗎？問題是這樣做真的能夠做到打擊削弱日本嗎？如果說這是球迷在情緒激昂後容易做出的帶普遍性的出格事，小泉首相幹嗎要為此事提出嚴正抗議呢？
當時我想起了1999年的奧運申辦賽，中國和法國競爭2008年奧運主辦權，最後中國獲勝。法國人的反應是不但沒有因此謾罵詆毀中國，相反還為中國喝彩，當時在法國的很多中國人都見證了這一感人場面。兩國在同一件事情上的行為對比，說明我們離真正的文明進步還有相當長的路程。
…………
中國足球隊確然是“屢戰屢輸”，並且顯得不可救藥，在近期發奮圖強揚眉吐氣的希望即使不等於零，也微乎其微。
中國足球“輸”出了全體國民的認同，問題是中國足球到底“輸”在哪里？
是政府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嗎？
非也！中國政府對足球的重視程度在全球雖然不能說數一數二，但絕對位列前三名。為了使足球踢出中國國威，我們的政府比任何國家的政府都舍得在足球上下大本錢，把能想到的招數幾乎都用上了，外藉教練請了一個又一個。為了請到最好的外教，我們給外教開出的薪水居然在國內屬於保密的話題。我們不但在請外教上出手異常闊綽，連給球員開出的薪水在發展中國家也一樣高得離譜，盡管我們的球員在賽場上一再地表現不佳。因為政府的高度重視，足球在中國一度成為最讓人羨慕的職業。如果誰想一夜間成人萬眾矚目的焦點人物；誰想一夜間成為百萬富翁，那麽他最好的選擇就是踢足球。
美國和印度的足球戰績不佳是因為政府和社會不重視足球；但中國足球卻是在政府和社會高度重視的背景下屢戰屢敗！
是中國人的體能不行嗎？
這是一個值得探究商榷的問題。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飲食結構偏重植物養分，人均蛋白質攝入量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造成中國人的平均體能不如以肉食乳酷為主食的西方國家。但平均體能不如人家並不等於每個個體的體能都不如他人。足球運動員需要超強體能，盡管我們的平均體能不如西人，但龐大的人口基數彌補了這一缺陷，十三億人口中容納的超強體能者應該比一億人更多。就算西人的平均體能高於我們，每百人中能提供的超強體能者比我們多出五倍（這已經是很高的比例了），我們能提供的超強體能人物總量仍高於對方。這也是上上世紀中國人雖然被西人視為東亞病夫，但最傑出的武師仍然出在中國的原因。中國在奧運會上一再贏得舉重項目的多枚金牌也是我國超強體能者大有人在的最好見證。
所以中國人的體能不如西人也不是中國足球屢戰屢勝的原因所在。中國人的平均體能確然不如西人，但能提供的超強體能人物總量並不在任何一個足球強國之下，也就是說我們在“足球體能”上的“潛力”並不占顯著的劣勢。同為東方人種且同樣以碳水化合物為主食的日本球員就沒有表現出任何體能上的困惑。
中國足球到底輸在哪里？答案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代表性的答案有下面幾條：
1、教練員經驗不足；
3、足協沒有權威；
4、沒有適當的獎勵政策；
5、沒有一個好的聯賽基礎；
6、客觀上，媒體對足球環境有一個破壞作用。
7、沒有激情，好象場上的人都是完成任務一樣，。
8、進攻沒有血性，對球門欲望不堅決。
9、不懂的突破，很少看到中國球員能高速盤帶殺出重圍的。
10、沒有領袖，沒有一個能起整體調度起來的人，一盤散沙。
…………
上面幾條答案雖然都說到點子上，但仍停留在“現象”這個層次，沒有揭示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本質”原因。
中國足球其實是輸在“體制”上，落後的人事管理體制才是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本質”原因！
一個國家的足球事業需要一套科學先進的人事管理體制！
科學的人事管理體制能及時發現全國各地有“球星潛力”的人物，並使之順利走上“球星之路”；能使球員的能力與所在的球隊級別相適應；能使國家隊集中全國最優秀的球員。
科學的人事管理體制能充分調動球員的主動性、榮譽感和責任心，最大限度激發球員的運動潛能，而不只是靠金錢獎勵等有限的物質刺激。
科學的人事管理體制能使一只球隊成為一個有機連動的整體，球員擁有一流的“協作精神”和“團隊意識”，相互之間配合默契，各盡所長，對整體的責任感遠遠大於“自我表現”的欲望。
請問：中國足球現行的人事管理體制能做到這一點嗎？國家隊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球員嗎？球員在賽場上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潛能了嗎？球員之間顯示出一流的“協作精神”了嗎？
沒有！！！
上面的十條“現象答案”里的後四條就是專門針對球員的。一個沒有激情，沒有血性，不懂突破，一盤散沙的球隊居然是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大賽的“國家隊”？請問這只“國家隊”是以什麽為標準挑選出來的？如果國家隊里有一個表現很糟被一再證明不稱職的球員，他被選入國家隊的“背景”是什麽？
與西方文明國家“任人唯才”、“優秀劣汰”的人事機制不同；我國傳統的人事體制是“任人唯親”、“論資排輩”並最終達到“劣勝優汰”的整體效果。雖然足球是一項特殊的體育事業，不可能在里面搞什麽“任人唯親，論資排輩”的傳統鬼把戲；但要想足球事業成為遊離於傳統人事體制之外的一塊“凈土”“飛地”也一樣不容易，一樣或多或少要受傳統人事體制的影響和幹擾。從國家隊的表現和部分球員身上流露出的“非足球精神”就可知道支配中國足球的人事體制並不是百分百的“任人唯才”和“優勝劣汰”。
如果是依靠非科學的人事體制選出的球隊，球員和球隊就不可能稱職，這時就算政府給予最高的重視，給球員以最高的獎勵，並為之聘請最優秀的教練，結果也都是一樣：屢戰屢敗。就算偶爾表現突出一次，接下來的戰果就象近兩月的中國股市一樣，每次象樣的上升之後就是更大幅的下跌。
2004年第十三屆亞洲杯雖然在自家門口不體面的輸給中國的仇敵日本，但畢竟獲得了亞軍，這已是中國隊取得的最好成績，中國足球的前景也應該因此看好。可好景不長，在接下來的第十四屆亞洲杯中，中國隊居然在小組賽中“整體精神崩潰”，以 0-3慘敗給烏茲別克，結果未能出線……
一個堂堂的大國足球隊居然在面對小敵時“整體精神崩潰”？真是世界足球史上“滑天下之大稽“的奇聞，真不知制造這一奇聞的國家級球隊是怎樣挑選出來的？
挑選出如此這般的國家級足球隊，我們的人事體制難辭其咎。
在中國足球屢戰屢輸的不祥背景下，我想起了一個世紀前的北洋水師。甲午中日戰爭時期，中國號稱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撮爾小國日本的海軍實力則極為勉強的屈居第十二位。可中日海戰的結果是日軍海軍取得了全勝，中國海軍的精銳，號稱“東方無敵艦隊”的北洋水師在威海衛軍港全軍覆沒。那次中國海軍就是輸在腐敗的人事體制上：中國海軍雖然實力雄厚，但腐敗人事體制挑選出來操縱“東方無敵艦隊”的將官全是些“關系大於能力”的酒肉惡棍和卑污政客，極少數有過人能力品格的英雄人物因為“妓院容不下淑女”的緣故被孤立無法發揮作用，因此影響不了全局……
“在北洋水師龜縮在威海衛軍港不敢出戰的日子，日本海軍因為戰艦仍不占據壓倒優勢的原因，只好再次乞靈於“英勇”，派出小艇乘黑夜偷入軍港，在北洋水師的眼皮底下用魚雷偷襲中方主力艦只。那時九死一生的“襲擊”，突擊隊員生還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北洋水師的官兵如果有勇氣發動這樣的“襲擊”，甲午中日戰爭的歷史一定會重寫。日軍的偷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北洋艦隊的王牌艦艇“定遠”號被擊擱淺，“來遠”號和“威遠”號則被擊沈，兩艦上的戰士傷亡慘重，但兩艦的艦長卻安然無恙，因為他們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艦上。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艦長仍嫖妓如故，你怎能指望士兵會英勇殺敵！
最後的時刻到來時，北洋艦隊來了一次醜態大曝光。艦隊司令部所在地劉公島發生兵變，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們一條生路”，所謂“生路”居然是向日軍投降？英國顧問瑞乃爾建議丁汝昌鑿沈殘余軍艦，士兵徒手投降（這時海軍投降的慣例，不會招致敵方的懲罰）。丁汝昌采納，下令沈船，可“政客艦長”們害怕沈船後會觸怒日本人，拒絕執行。丁汝昌又打算率領各艦突圍，更沒有人理他，總司令只好服毒自殺。拒絕沈船又拒絕突圍的艦長之一程璧光乘著懸掛白旗的炮艇出港率先向日本艦隊投降……”（摘自《從洋務運動看航空母艦的夢想》）
中國海軍落在這樣一堆民族敗類手中，別說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就是海軍噸位排在世界第一，也一樣會慘敗！
中國足球是不是在另一個舞台重演“北洋水師”的“不該發生的故事”？我不知道？如果是情況也一定好得多，因為國家隊大多數球員都是好樣的，不稱職只是“一小撮”；而北洋水師絕大多數將官都是民族敗類，真正的民族英雄才是“一小撮”。
因為我們的足球體制存在大問題，用巨資聘請來的優秀外教（也不排除用巨資聘請三流外教的例外，就象當年李鴻章用購買一流艦艇的巨資買來淘汰艦艇一樣）無法發揮自己的潛能，就象還算有骨氣的北洋水師統帥丁汝昌無法發揮正面作用一樣。在中國這種體制下，既便是優秀外教在中國呆上一段時間，能力也一樣會墮落退化，身上難以避免地沾染上“中國特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足球聘請的第一位外教施納普拉，當時中國主流媒體把他吹捧成能夠制造“徒步登月”般奇跡的超級球星，結果這位本來各方面都很優秀的日耳曼老人在如山如潮的吹捧聲中加速度迷糊退化，從兢兢業業變得忘乎所以，在一次大賽中稍微取得一點小成，大局還遠未落幕的情況下就自我膨脹口出狂言：“我們不會給任何人讓路，只對女人讓路”，好象他統率下的中國足球隊是無人能敵穩操勝券的巨無霸似的。
…………
中國足球的希望在哪里？
中國足球的希望在於采用科學理性的人事體制挑選一只真正能夠代表中國足球最高水平的國家級球隊，並給這只球隊輸入真正的“足球精神”，如果能做到這點，中國足球的歷史一定會改寫！


二OO八年四月五日



20.特權派生的思維誤區

    在中國享受特權的個人和集團對國家社會沒有一絲一毫的感恩心理，還錯把特權當成自己的天賦人權，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不惜損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惜阻礙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進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高於一切，是到了該剝奪某些人“特權”的時候了！


前年我省農村推行一稅制，農民的承擔的稅費較改革前減少了一半，尤其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學雜費減免的幅度最大。中學生學雜費由人平400多元減少到人均80元，各種以創收為目的的補課一律禁絕。中學生每年交納的補課費在300元左右，加上400元學雜費，從700元一下子減少到80元，這種一個多麽可驚的進步！
一稅制給農村帶來的喜歡是短暫的，農民還來不及歡呼，我們的教師隊伍就以實際行動來對抗學費減免，給一稅制朦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剛剛在稅費重負下解放出來的農民不久就發現他們的孩子放學時間比先前大為提前，學生回家後也沒有作業可做，在中學從未實行過的雙休制也得到了不折不扣地執行。不少村辦學校連雙休日以外的時間也隨意給學生放假，就是沒放假老師在課堂上講課的時間也比先前減少了一半。起初部分學生家長以為這種反常現象與“素質教育”這個新鮮名詞有關，等到那一年的歲末全縣學生“聯考”時，農民學生的成績與沒有實行“一稅制”的城鎮學生相差太大，才意識到這種現象遠不是“素質教育”那樣簡單。
當部分有責任心的學生家長對上述現象提出質疑時，教師回答說學生交納的學雜費太少，教師的收入比先前大為降低。既然收入減少，他們的工作量也應該減少。至於因此耽誤了學生的教育，那是上面的制度出了問題，是社會對教師不公平，不是他們的過錯……
那一年的秋天我去一所鎮辦中學拜訪一位兒時舊友，他老兄是初三的班主任，一見面之後就破口大罵上面不了解下情，把教師不當回事，八十元學費能幹啥？上面只知減輕農民負擔，教他們教書的喝西北風去？中國的基層教育算是徹底完了……
等他老兄發了一通牢騷後，我問他是不是發不出工資。他回答說工資到是能按期發放，只是實際收入比先前減少了近一半。先前教師的收入在鎮機關事業單位中算最高的，比鎮衛生院職工的收入要高三倍。現在的收入雖然仍比醫生高，但差距大大拉近了。辦公支出比先前減少得更多，他連粉筆都懶得買了，上課時很少在黑板上寫板書，只照著課本對學生講“天書”。
他老兄提起衛生院，我就想起文教衛生在中國社會歷來都是同氣連枝，素質和社會地位相差不了多少。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醫生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略高於教師。九十年代以後，教師的社會地位直線上升，成為後來居上的“特權階層”，收入很快超過醫生。尤其是基層鄉鎮，教師的收入超過醫生二至三倍！。
當我對朋友的牢騷提出異議，說“八十元學費”應該足夠這所學校教學工作的正常運轉，他當即指責我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知道他們教師的苦……於是我和朋友算了一筆帳：他們班有七十名學生，每個學生的書雜費只要40元，每個學期還有2800元的節余。教師的工資是財政拔款，試卷是學生自己掏錢買，學生宿舍的水電費也是另外收錢，一個班用於學生的支出只有教室的電費、粉筆和老師的筆墨。一個學期的粉筆和筆墨三百元就足夠了；教室的電費和更換燈管不會超過500元。合起來800元，還有2000元的余地，全校有一千名學生，加起來有近三萬元的節余，怎麽可能連買粉筆的錢都沒有呢？
朋友說按我這樣算帳法，八十元學費夠了，但他們學校的浪費很大，每個學期招待費一項支出就不少於五萬元，還有不少幹勤雜的臨時工需要發工資，老師辛苦半年也該有點“獎金”等額外收入……
接著朋友談到了“補課”，並說上面最大的失策就是強制性取消補課，先前每個主課老師每學期發放的“補課費”就有2000元；加上署假期間的補課費2000元；一年的補課收入在6000元以上！現在上面不準我們給學生補課，教師年收入減少6000元；學生的成績也直線下降……
我問他老兄“補課”是不是真有必要？課本在正常的學時內完全可以講完，現在中學補課並不是給學生講述課本以外的知識，依舊是給學生講課本。正常情況應該是教師在課常上給學生上新課，節假日和自習時間督促學生寫作業和覆習強化課本上的知識。現在有些教師為了撈取額外的補課費，規定的學時不給學生上新課，只讓學生覆習或寫作業，只在補課時上新課……你說這樣的“補課”是不是該強制性取消？
那天我倆去鎮上的一家檔次最高的酒店吃午餐，在那里碰上了校長一行人。朋友說這幫人經常來這里吃公款，每年要吃掉十多萬元！校長在酒席上一邊狂飲大嚼一邊發牢騷，說國家不重視教育事業，學費減免後老師的書根本無法教下去，長此下去會耽誤下一代，中國的基層教育會走向崩潰……
那天晚上我怎麽也無法入睡，就在深夜十二時披衣下床，在校園里漫無目的溜達。這時早已下晚自習了，學生都已進入了夢鄉，可我看到有幾所教室依舊燈火通明。我以為是用功的學生在開夜車，可透過窗戶一看里面一個人也沒有。看來這幾所教室的電燈要亮整整一個晚上了，這樣大的浪費實在不應該發生在學校這樣的地方。我正在感嘆之余，又聽到某個地方傳來嘩嘩的流水聲，循著聲音前去看個究竟，竟然發現食堂外面的一個口徑很大的水龍頭在放水。我想可能是某人放水後忘記關上，就上前去旋水龍頭，沒想到水龍頭滑了絲，無論怎麽努力也關不上。看來這個水龍頭壞了一段時間了，那麽大的水晝夜不停往外傾泄，一天該白白流掉多少噸水？換個水龍頭需要花費多大的精力？可就是沒人管！
我再也睡不著了，整個晚上陷入了沈思：
教師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收入和社會地位有了飛躍式的提升，由“臭老九”躍升為“特權階層”，中國人在承受“行政腐敗”和“司法腐敗”的折騰後，又要承受“教育腐敗”的重壓。並且教育腐敗的惡果比行政和司法腐敗要大得多，行政和司法腐敗只影響部分人，教育腐敗則使每個家庭都深受其害。中國普通家庭在辛苦勞作和節衣縮食之後，驀然發現他們的錢都進了學校的錢櫃……
教師的“特權”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一是通過“創收性補課”等手段獲取工資以外的額外收入，並且是大額收入。鄉鎮教師每年的“補課收入”甚至大於與他們同氣連枝的醫務工作者一年的工資。
二是以“勤工儉學”為名把學生作為“無價勞動力|，無償占有學生的勞動成果。
三是向學生強制性推銷各種垃圾式輔教資料，從學生口袋里撈錢。
四是利用排座位等手段向學生家長索取高檔煙酒等禮品。
五是在新式工資取消獎金的情況下，仍能利用學生邀納的高學費巧立名目發放大額獎金。
…………
中國廣大農村推行農稅改革後，針鋒相對大幅度減少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學生的書雜費，對“補課”和“計劃外輔教資料”也設置了諸多限制，學生的負擔也因此大為減輕。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應該抱著一種積極的心態來適應改革後的形勢，通過壓縮不合理開支和減少浪費來縮減支出。至於屬於“特權部分”的收益受到損害，教師應清醒地認識到那部分超額收入本來就是不合理的，收回去屬情理之中，不追究過去已經算是寬大了。就算通過最大限度壓縮開支和減少浪費仍入不敷出（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不大），也因該通過向上面反映情況增加教育投入，不應該對抗上面減輕農民負擔的“親民善政”，這是通過多少人的努力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後才爭取到的善政啊！我們的教師在農稅改革前也曾慷慨激昂地呼籲中央要減輕農民負擔，可等到改革損害到他們的“特權利益”時，他們又象中風狂走般地奔走呼號，不擇手段地抵制這項亙古以來最積極的善政，不惜采取與教師的職業道德相抵觸的作法，用耽誤下一代的方式來發泄自己的不滿……
其實教師抵制學費減免是沒有道理的：
一是過去的學費太高，遠遠超過書雜費和正常辦公去出，減免學費應該且必須。九年制教育是義務的，中國因為屬發展中國家，不能象西方文明國家那樣全部減免學費且免費給中學生供給午餐和校服；應該收取一定數量的學費來彌補財政拔款的不足，但收取的學費要適度，超出一定的數量就會給關系國家千秋大計的教育事業造成極大的傷害。過去的學費高到這樣的程度：不少民間私立中小學校收取和公立學校一樣甚至更少的學費，在保證教育質量不低於公立學校的情況下居然能夠贏利！私立學校除了辦公支出外，還要支付教師的工資。公立學校教師的工資是財政拔款，辦公費用也拔了一部分，居然收取和私立中小學校一樣甚至更高的學費，你說荒唐不荒唐？超額收取的學費幹什麽去了？學費是不是該大幅度減少？
二是教師在學費減免後的收入雖然較先前大為減少，但教師的“正常收入”並沒有受到損害，減少的部分屬於“特權收入”。“特權屬入”都是不合理的，取消這部分收入屬情理之中。教師在學費減免後的薪水在白領階層中仍位於前列，仍高於與他們同氣連枝的醫務工作者的收入，所以心理上沒有什麽不平衡的。
三是農稅收革後收到的學費如果合理應用，維持中小學校的正常教學運轉仍綽綽有余，並不是象某些教師說的那樣連買粉筆的錢都不夠！
教師抵制學費減免的現象映射了一個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一個人或一個集團一旦長時間享有某一特權，就會在思維上形成“特權誤區”，好象那部分特權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力，任何削減或剝奪這項特權的嘗試都會招致他們的激烈對抗。按理他們享受那些特權是不合理的，不但應該剝奪；還應該追回過去享受特權期間得到的不合理收益。可“特權集團”很少擁有這樣清醒的頭腦，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不但不擇手段，而且振振有詞。
我是一個公務員，名義上是人民公仆，實則屬於“特權階層”，享有普通公民所沒有的諸多“特權”。出外“開會”包吃包住，自己不用為生活掏一分錢；下鄉辦公有公車接送，對方還有專人陪同且擺酒宴招待一日三餐，一天的招待交通費不下一千元！相當於本地平均月薪的兩倍！我們公務員和教師一樣擁有特權派生的思維誤區，享受“特權”時不但心安理得；而且漸漸認定這些“特權”是自己的天賦權力，至於這些特權是否損害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則連想一下都難得。有一次政府召集各機關開會傳達反腐倡廉精神，要求執法機關下鄉不得在監管對象處吃飯。我們單位的職員一散會就炸了窩，七嘴八舌地指責這項要求不切實際，都說他們總不能“頂口鍋下鄉”吧？自已掏錢買飯吃誰承擔得了，三餐不把一個月的工資吃光了？如果沒地方吃飯他們就不下鄉，下面的工作出了問題他們負不了責。這種說法看似振振有詞，其實是“特權謬論”！、你既然是公務員，納稅人拿錢養著你，你就得為人民辦事。下鄉辦公是你份內應做的事，不但要做而且要做好！至於吃飯你自個拿錢去買，因為納稅人給了你吃飯的錢，他們沒有義務再出一次。更何況你在家也得自個掏錢買飯吃。如果你節約一點，你可以買三個燒餅當午餐，加起來還不到一元錢，比在家吃飯還便宜幾倍；但你也可以下酒館，一餐吃掉幾十上百元，相當於在家一周的生活費。但法律並沒有規定你下鄉非得下酒館呀？怎能說下鄉自已掏錢吃飯不堪負荷呢？
在西方文明國家，公務財政支出欄里根本沒有“招待費”這項開支，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普通公務員，出外辦公事都是自個掏錢買飯吃。我們國家每年僅“招待費”一項開支就高達幾千個億，腐敗分子也正是鉆“招待費”的空子“開假票”鯨吞公款。如果把“招待費”這項開支取消，就從根子上斬斷了腐敗的源頭，國家每年也可節約出幾千億人民幣。如果把公款吃喝掉的錢用於購買航空母艦，不出五年中國就可成為亞洲第一大海軍強國。如果用於教育投資，中國的中小學生就不用掏一分錢學費……
既然享受特權的個人和集團對國家社會沒有一絲一毫的感恩心理，還錯把特權當成自己的天賦人權，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不惜損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惜阻礙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進步，是不是應該把他們的特權徹底取消呢？
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高於一切，是到了該剝奪某些人“特權”的時候了！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1.給中國富豪的忠告

    祖國不是旅館，外國不是避難所，資助民族進步是萬世福蔭，不義之財是災禍之源，逆取順守才能化禍為福，在慈善事業上不要斤斤計較，錢財買不來真正的快樂，豪車奢侈品是隱形殺手，給子孫留下橫財等於變相謀殺。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個超級富豪群體。2003年，我國產生了23萬多名千萬富翁，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其中資產超過億萬的超級富豪則有3000多名。近兩年國有企業改制，公共資產也因為體制的漏洞潮水般地流入了特權人物的帳戶，超級富豪在兩年內增長了近二十倍，從3000名猛增到50000多名！！！
近期中外各種媒體紛紛報道中國富豪在世界各地一擲萬金購買世界頂級消費品等不該發生的故事：
《神秘中國人1.3億美元欲買‘世界第一豪宅’》（《國際先驅導報》）；
《上海最貴豪宅被動捂盤，每平米定價十萬超過紐約》（《每日經濟新聞》）；
《中國富人在美國：揮金如土美國鄰居看傻了眼》（《時代財經》）；
800多萬元一輛的賓利豪華轎車在中國市場上供不應求；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的頂級旗艦車--邁巴赫在德國起價10萬歐元，至今未賣出一部，而北京街上卻有了6部；
法國生產的高檔酒“人頭馬”的主要銷售市場是中國；
緬甸的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稅收，這些賭場大多集中在中泰邊境，在里面一擲萬金的都是中國富豪，緬甸人則不準入內。
…………
中國富豪怎麽了？
錢是富人們自己的，他們想怎麽花是他們自己的事，誰也無權幹涉他們；但想想800多萬一輛的賓利豪華轎車在中國市面上竟然供不應求的怪現象，就不能不令人大費猜疑了。比那些發達國家要窮得多的中國，竟然成了豪華轎車最大的銷售市場，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中國高出幾十倍的美國、日本都自愧不如？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富豪都是些什麽人？他們的錢是怎樣得來的？他們是否富得太快太容易了?
三年來，我不斷在網上撰文抨擊中國人的“仇富心理”；可當看到中國富豪揮霍無度的派頭時，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良知”了。我是一個不容易受新聞左右的人；不是親眼所見的現象就不會輕易相信，但近幾年耳聞目睹的諸多怪狀，使我對富豪也不自主地滋生出諸多困惑，部分富豪的所作所為真的讓人嘆氣。
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富人太多而是富人太少；認為當富人達到一定的數量時，就會在民間產生抵抗專制和暴政的力量。當越來越多的富人不再為生計發愁時，就會騰出精力去謀求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因為國家的進步關系到他資產的安全；就不會為一點小錢輕易被陰暗勢力收買而犧牲人生準則……今天中國的富豪可以說夠多了，他們的資產也遠遠超出了維持生計和人生尊嚴的水準，按理應該為國家民族做點有益的事情了。可中國富豪都幹了些什麽？他們在瘋狂揮霍和變態鬥富時可曾想到國家民族的利益？可曾想到他們家族的千秋大計？
和文明國家的富人相比，中國式富豪有不少特別的地方，其特別之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安全感；有條件者多把財富轉移到國外；
2、熱衷於揮霍享受和低檔次鬥富；
3、沒有遠見和危機意識；
4、對慈善事業要麽冷漠；要麽在乎回報；
5、對子孫後代過於溺愛；
6、缺少使命感，對國家民族的進步事業無動於衷。

作為一個真正的平民，我身上不但沒有絲毫的“仇富心理”；相反還希望中國的富人越來越多，因為富人多也是國家富強的標志之一。但基於部分富豪的反常表現：我認為有必要給他們提出幾條不成熟的忠告：

   一、中國是你的家，不是旅館。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去長城觀光，下榻在蓮花池東路京安旅社，早晨起來叠被子，服務員竟大感意外。她說象我這樣的顧客一年也難得碰上一個，別的顧客別說叠被子，還把居室搞得亂七八糟，地上到處扔的煙蒂果皮，有的顧客還用床單擦腳和一些別的臟東西……
令人痛心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國民，竟然把國家當成他臨時下榻的旅館，不遵守公共秩序，亂丟亂扔生活雜物，亂倒生活垃圾，從來不曾想到要保護好生存環境，為了一己私利把國土弄臟搞亂，對國家資源濫砍亂伐……
這種現象在富豪階層表現得尤為突出！
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富豪只知道一味巧取豪奪，從不曾想到為治理國家環境作任何努力，對有限的國家資源不但不知道保護，還想方設法進行掠奪式經營以謀取私人財富，等到積斂到足夠的財富時就想著腳底抹油走人，把財富卷到國外去，對待生他養他的國家就象對待旅館一樣，對現有的設施破壞性利用，臨走時還沒忘記把桌上的茶杯和煙灰缸也塞進包里帶走……

我的家鄉有一個因官發跡的富豪，他是在鄉鎮書記的位子上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他在那個鄉鎮擔任一把手期間，就把視他為“父母官”的鄉鎮當成他臨時下榻的旅館。
這個鄉鎮有一處泉水，用那里的泉水釀制的米酒“一眼泉”遠近聞名，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從四面八方前來這里買酒，當地幾千居民也因為這眼泉水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但這眼泉水流量有限，每天的流量只有兩千多斤，因此生產的“一眼泉”總是供不應求，價格也一直呈上漲趨勢。那位書記到任後，為了制造“政績”，決定利用“一眼泉”的名聲效應，在當地建造一個日產五千斤的大型酒廠。請來從事調研的專家說此地不適合建造大型酒廠，因為泉水的流量遠遠不能滿足大型酒廠的需要，弄得不好不但酒廠會破產，還會把“一眼泉”這塊幾百年的硬招牌給砸了。這位書記知道專家說的是大實話，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依舊堅定不移地把酒廠辦起來了。泉水流量不夠，就用附近河道里的水冒充泉水，生產出的“一眼泉”每瓶都套上高檔的外包裝，每瓶酒的價格也比先前上漲了三倍。因為“一眼泉”的名聲效應，酒廠在開業慶典上拿到了一筆可觀的訂單；但隨後的訂單越來越少，最後居然沒有一個人上門買酒，生產的酒堆在倉庫里賣不出去，門口站滿了供應原料的債主……於是書記乞靈於行政手段，給鄉鎮每位工薪人員強行攤派幾箱“一眼泉”。於是人們對“一眼泉”產生情緒上的敵視和反感，酒廠破產後再也沒有人想起“一眼泉”，隨後老師傅釀制的原汁原味“一眼泉”也無人前來問津，幾百年的硬招牌就這樣給砸了……
大型酒廠只生存了一年就宣告停產了，“一眼泉”的百年招牌也砸了，當地豐衣足食的居民也因為得罪了“財神”逐漸陷入赤貧。只有書記一人成了大贏家，他在位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政績”；得了一筆可觀的工程回扣，在一年內連升幾級，提升到外地任縣長去了。
…………
盡管這個書記眼下的位置依舊炙手可熱，正如“一眼泉”周邊的村民抱怨的“壞人有好報”；但我堅信他一定會受到懲罰，就算在有生之年逃過了，他的後代也一定會加倍償還他欠下的“國債”！

二、外國不是你的避難所，資助民族進步是萬世福蔭。
中國究竟有多少富豪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僅僅外逃的暴光貪官轉移到國外的贓款就遠遠超過500個億人民幣！
英美有多少富豪把財產轉移到中國？沒有！即使有也是極個別現象。
中國富豪為什麽熱衷於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去？
1、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富豪的財富是靠鉆體制的漏洞，靠損害國家民族的利益積斂起來的；這部分財富沒有安全感，一旦曝光就會吃不了兜著走。
2、對中國的未來沒有信心，擔心中國會發生動蕩，動蕩的社會財富沒有安全感；
3、知道自己犯了罪，隨時準備在罪行敗露時能輕裝上陣遠逃國外；
4、希望子孫能夠移民外國。
5、對國民“仇富心理”的恐懼。
富人把財富轉移到國外有多方面的原因，問題是富人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後，就真的能夠永遠保持在國內那種級別的風光幸福嗎？
富人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後，國家的落後進步與否就真的與他無關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南洋華人的血淚史：
當我們為華人主宰了南洋各國的經濟命脈深感自豪時，我們可曾記得“馬尼拉大屠殺”？
十七世紀早期生活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中國人有兩萬多人，那里大部分的富人也是中國人，這個國家的主人西班牙人從來也沒有中國人那樣多。可有那麽一天，數量占絕對劣勢的西班牙人嫉妒華人的財富，無端對華人亮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富得流油的華人除了引頸受戮之外居然別無他法，結果屠殺演變成種族滅絕式，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
這樣的大屠殺前後一共進行了三次；每當中國人超過一定數量時就把屠殺重覆一次。
那時馬尼拉的中國人身後也有一個國家，但那是一個腐敗沒落的國家，政府宣布海外的華人不受帝國保護，所以他們在遭受無端屠殺時痛哭無告，沒有人為他們申冤出頭，於是針對華人的大屠殺因為沒有外力的制約連二連三，華人的噩夢也永遠沒有終止的那一天。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前兩年，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還在首都大肆搶劫華人財富，屠殺男人華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輪奸我們的女同胞……
如果中國有美國那樣強大，印尼人敢嗎？就算他們在喝醉酒的情況下做出瘋狂之事，事後會逃避懲罰嗎？如果發生針對美國僑民的群體暴行，我敢說印尼會成為第二個伊拉克！
由此可見，即使是海外的華人，國家的文明富強與否一樣和他們的命運休戚相關。沒有強大的祖國作後盾，他們的財富一樣不安全，弄不好還會把性命搭進去。
既然如此，為什麽不把財富拿出一部分用於資助國家的文明進步？而非要把財富轉移到國外去呢？中國一旦真個走向了文明富強，富人的財富就安全了。
也許有人會說：我把財富轉移到英、美等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去，印尼的悲劇就不會發生了？
誠然，英、美等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眼下不會發生印尼那樣赤裸裸的排華獸行，但富人在英美能夠象在國內一樣風光快樂嗎？
中國富豪擁有的財富與他們的能力品格並不成正比；而文明國家是“以人為本”的，財富並不是社會價值的主要尺度。中國富豪在國內也許會得到普遍的認同和尊敬，但在文明國家說不準會得到不屑一顧的待遇，極有可能被主流社會所拋棄。習慣於前呼後擁的中國富豪一旦被周圍的人冷眼相對，那份失落感不是他們能夠忍受的。
中國富豪在國內因為擁有大把大把的鈔票，可以明里暗里擁有很多漂亮女人。他一旦到了美國，把尊嚴看得比鈔票更重要的美國姑娘會因為幾個小錢和他上床嗎？習慣於被美人包圍奉承的闊佬 一旦成了孤家寡人，那份孤獨他們能夠忍受嗎？
文明國家現在不會象印尼那樣瘋狂排華，但你能保證這些國家永遠不會排華嗎？答案是不確定的，因為美國在上上世紀也曾發生過排華的慘劇。
所以對於富人來說，中國才是他的最好歸宿,中國的文明富強才是最可靠的。
所以富人最明智的作法就用把財富拿出一部分用來資助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這樣做可以收獲萬世福蔭。
上世紀的宋氏家族在中國現代史上一枝獨秀，宋氏三姐妹也因此萬世流芳，但如果宋慶齡的父親不把財富用於資助中國的進步事業，中國歷史會有宋氏家族的位置嗎？
宋氏家族在美國賺錢，但把賺來的錢用於推動中國的文明進步；今天的中國富豪則正好相反，他們在中國賺錢，卻把錢拿到外國去花，兩者在品格和智商上的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今天的中國比一百年前的中國要開明進步得多，那時宋氏家族對中國沒有失望；今天的富豪有什麽理由對中國的明天沒有信心呢？

三、不義之財是災禍之源；逆取順守才能化禍為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超級富豪的速度在世界上無與倫比，這些富豪的財富都是靠鄧小平先生所說的“勤勞和智慧”得來的嗎？
這些超級富豪所擁有的巨額財富真個與他們的品格能力成正比嗎？他們真個是中國高素質的精英群體嗎？
中國在轉軌時期基於體制上的漏洞，有相當一部分富豪的財富來路不正。他們利用手中的特權，靠傷害國家、民族和公眾的利益聚斂到巨額財富。尤其是近兩年國有企業改制，國有資產和公共財富大量流入特權人物的腰包，富豪財富中的非法收入所占的比例呈擴大趨勢。出現這種反常情況並非全是富豪的過錯，如果我們擁有健全的社會體制，他們就是想損公肥私也無處下口，說到底還是不合理的制度為邪惡留下了溫床。這就象單門獨戶的路邊人家主人離家不鎖門，小偷輕而易舉地入室把彩電偷走了。除了小偷有罪外，主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強盜式的富豪依靠特權聚斂到巨額財富，是否就會成為不法財富的永久主人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來路不正的財富是災禍之源，古今中外這方面的生動事例實在太多了。
我的祖父曾經有過風光的中年，他是佃農出身，靠打土豪和賭博聚斂到一筆可觀的財富，一轉眼由窮光蛋成了小資本家。不用說祖父的財富是來路不正的，因為祖父是紅軍出身，打土豪搶來的金銀應該歸公；賭博贏來的錢就更不用說了。祖父用搶來的錢做本進了賭場，碰上手氣好財產又翻了幾番，在家鄉買了幾十畝田產和兩個商店，成了當地有名的富人。可祖父在富人的位子上沒過上兩年癮，就碰上土改被劃成資本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受盡了苦頭……祖父臨終的那一年把我叫到他的床前：鄭重地告誡我不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別賭博；因為賭博輸了慘贏了會更慘，賭場贏來的財富是守不住的；第二件事是別取不義之財，因為不義之財是災禍之源。若是一時犯糊塗取了不義之財，那就一定要捐出去做好事。如果他當初把財產用於救助村里的窮人，他就不會被劃為資本家，也就不會受那份洋罪了。
象我祖父那樣的例子在上世紀的中國實在太多了，可以說我們每個人周圍都會找到一個。
我無意把祖父的告誡當成能普遍適用的真理，但他的第二個告誡確然有很深的道理：
不義之財是災禍之源；逆取順守才能化禍為福。
如果你擁有不義之財，那麽最明智的作法就是把得來的非法財富用在正道上，最好是用於社會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
上世紀早期的中國有不少富人，他們用自己的財富作了很多公益事業，中國鄉村學堂就有不少是這部分人出資建立起來的。還有部分富人把財富用於資助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人才，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在湖南自發搞社會調查時，沿途就有財主不但免費招待他飯吃，臨走時還資助路費
……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灘的杜月笙，這個黑社會頭目聚斂的財富都是血淋淋的，按因果報應說應該不得好死，但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拿出部分財富用於正義事業，尤其是資助部分人去法國留學。結果他在有生之年逃過了鎮壓的命運，在異國壽終正寢。
今天的超級富豪比上世紀的地主資本家要富裕百倍以上，且不少人的財富來路不正，他們在這方面做得怎樣？

四、在慈善事業上不要斤斤計較。
與中國富豪聚斂的巨額財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3年“非典”期間，中華慈善總會總共才收到了770萬元捐款，其中只有一個富人以個人名義捐了200萬元人民幣。一個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人超過了23萬名，當國家面臨那麽嚴峻的災難時，收到的捐款只不過區區700多萬元人民幣，而且23萬多名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中僅有一人捐了款，只有23萬份之一？一個有責任心的中國人，當他看到上面這組數據後，能不從心底感到悲哀嗎？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喪失良知的“經濟學家”不是說過"富人有功"嗎？為什麽到該立功的時候？富人全把頭縮進了烏龜殼里去了呢?
美國鋼鐵大亨卡耐基說過一句名言：“富人在道義上有義務把他的一部分財富分給窮人！”
一個被馬克思抨擊為“榨取工人剩余價值”的資本家能夠有這樣的見識；一個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富翁們應該怎樣對待還沒有富裕起來的人民呢？
一個中國富豪是這樣回答這個問題的：
“自己創造的財富是自己的，沒有義務送還社會。”
此公對慈善事業的見識與卡耐基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是卡耐基這句話的忠誠實踐者,他在4年里給慈善事業的捐贈達250億美元,相當於他現有凈資產的60%以上。他在遺囑中計劃將遺產的９８％捐給自己創辦的、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比爾和梅林達基金會”，用於研究艾滋病和瘧疾的疫苗，和為世界貧窮國家提供援助。他怎麽也想不通中國竟然有人也敢說“沒有義務把財富返還社會”。
和比爾蓋茨一樣“傻冒”的還有美國王牌金融家索邏斯，明確表示會將自己在投資基金會里的工作交給長子，但遺產將捐給美國的公益機構和東歐的教育機構；建築工程界巨子約瑟夫?雅各布斯，宣布將來留給獨生女兒的只是自己公司價值１００萬美元的股份，其余大部分遺產捐給慈善事業……
中國富豪和英美富豪在慈善事業的上的認識有著如此強大的反差，那麽究竟何種見識更有利於富人自己的切身利益呢？
洛克菲勒是一百年前美國的石油大王；今天他依舊是石油大王。亨利.福特是上世紀初的汽車大王；今天他依舊是汽車大王……
中國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
鎮壓了！破產了！逃亡了……
正因為中國富豪不願意把財富拿出來用於慈善事業，中國的貧富懸殊才會越來越大，中國歷史上才會有那麽多殺富濟貧式的貧民“革命”；才會有那麽多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你聽說英美兩國有窮人殺富人的“革命”和內戰嗎？
如是國人真個有普遍性“仇富心理”；富豪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
如果富人爭著把個人財富拿出一部分出來救濟下崗工人和貧困學生，窮人還會仇恨富人嗎？
中國現在有多少富人在給下崗工人戴“綠帽子”？
平心而論，中國富豪對慈善事業的冷漠並非全是富人單方面的責任，中國社會對“善行”缺乏“理性的回報”也讓少數熱衷於慈善事業的富人“冷心”。中國社會組織的不成熟，使富人通過組織捐助的財富有時到不了真正需要救助的窮人手中；甚至用於與慈善事業相背的行當。前幾年我們家鄉有位華僑為故鄉捐了一大筆錢，可這筆錢沒有用在“正事”上，大部分被基層幹部“吃”掉了？
當少數富人的“善行”被不負責任的官僚機構扭曲時，富人應該保持盡可能豁達的心態，不能“因噎廢食”，轉而對慈善事業冷漠。理性的作法是改變捐款的方式，謹慎選擇慈善資金的中介機構，最好是直接設立個人慈善基金會，把捐款直接送到需要救助的個體手中……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轉型期，林子里什麽鳥都有，形形色色的騙子裝扮成“弱勢群體”到處騙錢，這也是讓少數有良心的富人“冷心”的另一原因……
慈善事業需要寬廣的胸懷，真正智慧的富人從不在慈善事業上斤斤計較。事實上捐出的慈善資金每一分都用在慈善事業上是不容易做到的，慈善資金就象國有資產一樣，也有中途“流失”的現象，甚至被“小人”騙走。但如果富人轉換一下心態，就不會為此耿耿於懷了。
我在深圳當記者時，有天碰到一個自稱為中學生的年輕人在上海賓館附近乞討，我不加思索地在他面前丟下十元錢。同行的幾位發了跡的闊朋友嘲笑我是“傻冒”，說那是騙子設的局，那人說不準比我更有錢。我是這樣回答他們的：
“就算這個人是騙子，你們這些百萬富翁施舍一元錢給他，自己又能蒙受什麽損失呢？”
…………

五、不可一味追求財富數量的增長，錢財買不來真正的快樂。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在班上是有名的貧困生，和我一樣穿著農民自織的粗布衣服和草鞋進入大學校園。因為出身相近同病相憐的緣故，我倆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在大學的那幾年，他常對我說：“如果我有一千塊錢，我就心滿意足了。”
畢業後的第二年我邀他去江浙旅行，他說如果他有一萬元的積蓄，就和我一道走天下去。
隨後的幾年這位同學時來運轉，在官場平步青雲，三十歲不到就當了科長。因為手中有權，存款也直線上升。我第二次見到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那時他已擁有一百萬巨款。當我提議和他一道去青藏高原時，他說等湊足了三百萬再和我一起走。
第三次見到他是九十年代末期，這時他成了處級幹部。當他向我透露已擁有近五百萬的財富時，我的驚訝是可以想見的，可他居然說五百萬在這個城市只能算小康，他的最低目標是千萬富翁！
兩年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已蹲在監獄的鐵窗里唱遲志強的歌……
我同學的故事在富人群體中並不是孤立的，有相當一部分富翁擁有和他相似的心態，尤其是來自特權階層的貪官型富翁，有了十萬盯著一百萬；有了一百萬盯著一千萬；有了一千萬盯著一個億……貪心永遠也沒個盡頭，不被錢財埋藏就不會自動停止。
如果一個富豪只知一味追求財富數量的增長，他就會不擇手段去攫取非法橫財，最後被自己聚斂的財富埋葬。

我在23歲那年和朋友跑了幾次雲南，做成了幾筆生意，手中一下擁有兩萬元！那時我的月薪只有51元，兩萬元相當於33年薪水的總和，在當時當地無疑是一筆可觀的“巨款”了。
當我口袋里裝滿了10元面值的人民幣時，生活清苦且從沒上過餐館的我突發奇想：要把我們城市所有的餐館都吃遍！盡情盡興地享受一回。
隨後的幾天我開始不折不扣的執行這個計劃；邀了幾個朋友去餐館放量吃喝。
第一天我真的很快樂，餐館作的菜味道真是好極了，比家里做的小菜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天晚上我的胃有點不舒服。
第三天我們叫了當地最昂貴的甲魚肉和野味，可望著滿桌佳肴我一點胃口也沒有。
第四天我自個在家里煮粥吃。
於是我發現錢財並不總能買到“好吃”的東西。
去年我碰到了一位在外地做生意發跡的風流朋友，和他上過床的女人少說也有幾百個。當我酒後調侃他的“生活質量”很高時，沒想到他老兄一臉認真的回答說：
“和我上床的女人全是花錢買的，但真正的好女人人民幣買不來的。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和一百個俗氣的女人上床還不如一個真正有品味的精品女人從心底喜歡你。雖然我身邊從不缺女人，但不瞞你說我真的好孤獨……”
女人用錢買不來真正的幸福已得到眾人的共識；但人們都以為男人可以用錢買來快樂的。其實這也是平民認識上的誤區，對於一個沒有很高文化素養的男人來說，口腹之樂和性愛是最直接的快樂，可上面的例子說明錢財並不總能買來這兩樣快樂的。依此類推，錢財也同樣不能永遠滿足人性其他的欲望，由此可見錢財買不來真正的快樂。
如果人民幣買不來真正的快樂，我們還要那麽多錢幹什麽？人們因何還要承擔“報應”的風險去攫取不義之財呢？

六、豪車奢侈品是隱形殺手；給子孫留下橫財等於變相謀殺。
中國富豪對豪車和奢侈品的偏愛令世人匪夷所思：
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20輛悍馬。2003年上海汽車博覽會期間，一輛價值1188萬元的“雅致728賓利”---在歐美也無人輕易問津的賓利旗艦版---被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買家悄然下了定金。 2002年賓利進入中國市場以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在中國售出85輛賓利轎車，其中19輛單價超過100萬美元。賓利在中國創造了三項紀錄：總銷售量亞太地區第一、銷售增幅全球第一、賓利728的銷售量全球第一。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剛剛越過1000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多萬元的勞力士手表，30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萬元的鉆石……林林總總的國外奢侈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中國富豪喜歡“奢侈品”，且氣魄之大、出手之闊綽，讓世界首富比爾蓋茨驚奇的瞪大了眼睛：中國富人怎麽了？他們要這麽多的奢侈品幹嗎？這些奢侈品能創造財富嗎？能為工人安排就業機會嗎？
中國富人對豪車和奢侈品情有獨鐘基於下面幾方面的原因：
1、富人的財富絕大部分不是靠投資於實業得來的；因此缺少投資實業的意向，財富不用在投資上，自然要花在購買豪車和奢侈品等純銷費品上。
2、富人的財富來得太過容易，對財富不知珍惜，缺乏應有的危機意識和長遠觀念。
3、仰仗特權而缺少真才實學的暴發戶在骨子深層有很深的自卑情結，迫切希望顯耀自己的財富以證明自身價值，豪車和奢侈品則是財富最顯眼的標志。
4、中國社會價值觀的錯位，“人靠衣服馬靠鞍”的傳統理念使人們格外注重外在表現。
…………
大自然有一種奇怪的現象，凡是擁有耀眼外表的生物，它的天敵也就格外多。人們看見各式各樣的鳥兒在天空自由飛翔；可有人看見孔雀在天上飛翔嗎？不知別人是否有那樣的運氣，反正我只在動物園里看見過孔雀。
從不攻擊人的大象因為擁有貴重的長牙而成為獵人競相捕獵的目標。類似的動物還有犀牛和長頸鹿……
富豪購買了那麽多的昂貴奢侈品，要想不引起小偷和強盜的注意是不可能的。為了保護奢侈品不被搶劫，就得花很多錢雇傭保鏢，富人的財富就會急遽“縮水”，個人人身自由也受到很多限制。
其實不用等到強盜瞄準他們，熱衷於擺闊的富豪要不了多久就會把自己的財富揮霍一空。
所以豪車奢侈品是隱形殺手！

我特喜歡看《紅樓夢》，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從書架上拿出來重讀一次，對賈府的公子哥兒享受的豪奢生活印象深刻。賈政的獨生子賈寶玉從出娘胎的那一天起就有一群丫鬟侍候著，吃喝拉撒洗漱穿衣都有專人護理，到了十五六歲還要丫鬟陪著睡覺，赤條條地讓大姑娘給他換衣服……在這種銷金窟里長大的男人要麽是賈蓮、賈珍般不學無術只知吃喝玩樂的荷花惡少；要麽是賈寶玉般十足的娘娘腔。前者一無是處，後者百無一用。
賈寶玉的兩位爺當初出生入死，歷盡千辛萬苦，用生命和鮮血創立了“白玉為堂金作馬”的若大家業，但兩位英雄的後代一代不如一代，家業也一天天衰落下去。三個兒子一個是酒肉惡棍（賈赦）；一個是繡花枕頭（賈政）；一個是糊塗蟲（賈敬）。家業雖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到了孫子輩這一代則“忽喇喇似大廈傾”了。
假使兩位爺當初有先見之明，不給每個子孫留下可以窮奢極欲的若大家產，賈府的子孫會一代不如一代嗎？賈府的榮光會消褪得那麽快嗎？
我國傳統文化崇尚“前人栽樹，後人歇蔭”的成果繼承理念，上一代辛苦奮鬥的成果下一代可坐享其成。從艱難困苦走向玉宇於成的成功人士，首先想到的不是讓下一代繼承英雄本色；而是讓子孫幸福快樂，不忍心讓子孫吃苦受罪；更不忍心子孫為了事業去從事任何冒險。
下一代因為成果來得太容易，失去了磨礪心智和自我完善的動力，其能力和品格得不要必要的提升，遠遠不能適應保存和增長成果的要求，家族的榮光就會在子孫手里一天天黯淡下去。子孫也在先輩留下的巨額財富里玩物喪志，不但不能創造新的財富，連原有的財富也守不住，最後成了一無是處的壞蛋或百無一用的廢物……
於是先輩留下的巨額財富不但不能成就子孫；相反貽害了子孫後代。
所以我國才有“富不過三代”一說，一個家族極少興旺百年以上。
我國的富人死後，每個兒子都可從父親手里繼承一筆財富，他們都不用奮鬥就可坐享其成，結果富人的兒子都不容易磨煉成為擁有過人能力品格的傑出人士。“朱門出餓殍，白屋出公卿”，我國歷史上的傑出人士絕大多數來自民間，極少來自富人階層。
和中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富人對待子孫的態度與中國不同，他們實行“長子繼承制”，無論多麽顯赫的富人，死後財產全部由長子繼承，其他的兒子霎時成了一無所有的平民，他們只有象其他平民一樣去拚搏奮鬥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的能力品格也在奮鬥中不斷得到提升。所以日本的大家族容易造就出精英人物，富人的傑出子孫基本上都不是長子，這個例子進一步說明巨額財富對子孫的害處遠遠大於益處。
所以給子孫留下橫財等於變相謀殺！！！
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首富洛克菲勒的小兒子一人駕著直升機去新幾內亞的原始森林探險，被當地尚未開發的土人當成“生人蕃”烘烤後吃掉了……消息傳到中國後，國人怎麽也想不通：那麽富貴的一個人去探險是為了啥？如果是想出去獵奇找刺激為何不多帶些保鏢呢？他難道會沒錢雇保鏢嗎？這不是把金玉之軀往泥沼里扔嗎？洛克菲勒得知這個消息後居然很平靜，還說“這才是我的兒子……”。
我先前一直不明白洛克菲勒在一百年前是美國最顯赫的家庭，今天何以仍是美國最顯赫的家庭？讀到這則消息後終於恍然大悟。

美國在上世紀初就實行遺產稅制度，對後人從先輩手中繼承的大額遺產要課接近一半的重稅。布什政府制訂出了一套在２０１０年前逐步削減，最後取消遺產稅的計劃，沒想到在國內遭到強烈反對。尤其令中國人震驚的是：反對者居然不是美國的窮人；而是來自美國富豪階層？
2001年，120名美國超級富豪聯名在《紐約時報》的社論版以廣告方式刊登請願書，要求國會繼續保留遺產稅。他們的理由是：減掉豁免額之後，死亡後應當繳納遺產稅的人不足美國總人口的 2%，表明遺產稅高度集中地針對富人征收。征收遺產稅不僅有利於促進向社會慈善機構捐贈，更有利於平均社會財富。取消遺產稅導致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減少３００億美元的稅收，迫使當局必須增加其他項目的稅率，或者削減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環保及其他計劃的開支。於是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的繼承人更加富有，但一般靠薪資收入為生的普通家庭的經濟利益，社會福利將受到很大的損害。
被譽為“股神”的美國著名投資家，大保險集團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Ｈａｔｈａｗａｙ的大股東沃倫?巴菲特，是簽署和支持這份請願的人士之一。他擁有公司３６％的股份，每年獲得巨額的投資回報，以３０５億美元個人資產的身價雄踞全球富豪排行第二名。他曾經在公司股東大會上公開地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他在請願書中更進一步表示：“取消遺產稅是個大錯誤，是極其愚蠢的。取消遺產稅會造就一個貴族階級，等於挑選2000年奧運會金牌得主的最大兒子充當 2020年的奧運選手。我們認為，就運動會的比賽而言，這是絕對愚蠢的做法。廢除了遺產稅，將使國家出現財富貴族，意味著某些人將根據世襲而不是根據才幹來掌握國家資源。”在自己的遺囑里，他準備將自己個人財產的９９％捐獻給慈善事業，用於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為計劃生育方面的醫學研究提供資金……
我國也在考慮對繼承的大額財產征收遺產稅，中國富豪對遺產稅的態度和美國富豪形成的反差令國人震驚：他們除了大聲抗議外，還積極采取各種措施逃避遺產稅。有人事先就把財產轉移到子女的名下，結果尚在繈褓中的兒子成了億萬企業的業主……
難怪美國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國老子英雄兒混蛋了！

我寫了不少寓言，有一則寓言題目為《流動的財富》，現摘錄如下，作為此文的結尾：
流動的財富
中世紀的阿拉陌，有一位勤勞節儉的商人，積斂了上百萬的財富。臨死的時候，他把唯一的兒子叫到床前，給了他三個忠告：
“孩子，爸爸辛勞一生，給你留下了上百萬的資產，但這不是主要的，我現在有三樣最寶貴的東西要送給你，希望你謹記在心。
第一，財富是流動的，到手的財富不能隨意揮霍，否則它會很快流走。
第二，財富是流動的，已經失去的財富不要為之惋惜。
第三，財富是流動的，沒有固定的主人，該花的錢一定不要憫惜。”
老商人死後，兒子轉眼把父親的忠告忘到了腦後，認為那是父親在彌留之際說的昏話，父親生前對他百般限制，現在他成了這筆巨額財富的主人，正好盡情享受一番。他辭掉了工作，在海邊購置了一套豪華別墅，終日和一幫酒肉朋友吃喝嫖賭，鬥雞走馬，好象父親用血汗掙來的錢是天上掉下來的，花完了還會再掉。不出一年，父親留給他的錢全花光了，連別墅也讓酒店和妓院老板拍賣抵了債，那幫酒肉朋友也走得一個不剩。聖誕節那天，他被新主人趕出了別墅，用剩下的一點小錢去貧民區租了一間四面透風的瓦房，靠給富人打些散工艱難度日。
直到這步田地，兒子才想起了父親的忠告，承認父親果然有先見之明，後悔不該沒聽他的話，下決心自此要把父親的忠告當作傳家寶。他嚴格遵循第二個忠告，不再終日長籲短嘆，為失去的財富惋惜，從早到晚愉快地打工掙錢。
新年的第一天，兒子早早地打開房門，看見外面的雪地里倦縮著一個衣衫襤褸的年輕人，一問才知那是一個進京趕考的秀才，因盤纏用盡潦倒至此。望著眼前這個身世和他相近的書生，兒子想起了父親的第三個忠告，就把身上僅有的一點錢和父親留給他的一只金鐲子送給了他。
一年後，書生金榜題名，被哈里發派往兒子所在的省任總督。書生到任後，把商人兒子接到任所，讓他擔任鹽務總監的官職。他的官做得很好，三年不到又變得和父親一樣富有了。
（財富是一張船票，不能保證你永遠呆在船上。）


二00六年四月八日



22.縣官文化憂思錄

    異地當官助長官場腐敗；財政大縣的“貧困”； 勞民傷財的公路經濟；損公肥私的洗錢工程；市政光圈背後的“黑白無常”；根治基層腐敗的良方--“縣官直選”


中國是一個奉行官本位文化的國家，其中“縣官文化”又是官本位文化的精髓。中國“縣官文化”有其不同於西方政務官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縣官對國家大政方針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縣官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執政府的形象。
二是一個政府失去民心，首先是其縣官失去民心。就算政府高層不能很好履行職責，但只要縣官仍忠於職守，政府依舊是民心所向。明王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些懶皇帝長達幾十年不上朝理政，萬歷皇帝連部長也懶得任命，結果有半數以上的行政部門沒有“一把手”，中央行政陷入部分癱瘓狀態，可大多數縣官仍在權力所及的範圍內盡職盡責，因此社會仍在相當長時期內正常運轉。相反，如果大多數縣官玩忽職守以權謀私，就算政府高層勵精圖治一心為民，也一樣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樣會在大範圍內失去民心。
因此中國吏治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成是縣官的好壞！
下面就幾個大家熟知的現象來分析現階段中國的“縣官文化”。

一、異地當官助長官場腐敗
“異地當官”是中國縣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西漢時期，宗旨是防止縣官在出生地倚仗職權大搞裙帶關系。一個縣官若是在出生地任職，就極有可能把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安排能夠支配資源和盤剝納稅人的重要崗位，把國家賦予的權利用於謀取親族私利，從而把國家利益家族化。

中國的集權專制社會（中國自秦至清不屬嚴格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周王朝時期才是封建社會）之所以能維持那麽長的時間，長達兩千二百年之久，最根本的原因是維持了一個相對精幹的縣官隊伍。縣官隊伍的精幹靠兩個最主要的因素來維持：一是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確保縣官隊伍是社會上的精英人物；二是異地當官，使縣官的行政盡可能少受官員親族的幹擾，從而能相對獨立地行使自己的行政職責，把主要精力用於服務王朝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異地當官在“皇權時代”執行起來比現在嚴格得多，官員最低一級的七品縣官大多派往離家鄉幾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任職。在沒有現代交通條件的中世紀，幾百甚至上千公里的遙遠距離基本上可以隔斷來自家鄉的任何影響。靠步行且不懂地理的舊式農民，不是性命攸關或傾家蕩產的大事是沒有熱情步行幾百上千公里去借助親人縣官行政職權的，即使借助了也不容易把行政職權伸展到遙不可及的家鄉。皇權時代縣官的任命權掌握在中央一級，所以縣官能派往州以外的遙遠地方任職。

異地當官作為可資借鑒的行政遺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繼承下來，但執行的嚴格程度則遠不如皇權時代，其正面作用也遠不能和皇權時代相比。
今天中國縣官的任命權主要集中在地市一級，縣官雖不能在出生地所在的縣任職，但多半在家鄉所屬的地市任職。今天的地市行政單位多半管轄幾個縣，很少超過十個縣的。就算相隔最遙遠的兩個縣距離也很少超過兩百五十公里（西北人口稀少的省份除外），在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時代，在家鄉縣和任職縣來回一趟也就區區幾個小時，根本不可能有效隔斷家鄉親友對他施加的行政幹擾。社會信息化和手機的普及，縣官在任職地和家鄉的親友通話就象面對面商談一樣方便，利用職權服務親友的計劃執行起來相當容易。在落後地區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某縣官去家鄉外的某縣任職，這個縣的公共工程則經常被來自縣官家鄉的老板承包……
某貧困縣有一家棉紡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因為本縣不產棉花的緣故，該棉紡廠的棉花收購價高於鄰近縣市。於是縣委書記的家鄉縣一下子運來了幾十卡車棉花，全部被廠領導以最高的品質高價收購。幾天後棉紡廠群情沸騰，因為那些棉包打開後發現棉花全被有意噴灑了很重的水份，並且摻有大量沙土雜質，不少棉包里還裹著大塊石頭，根本無法用於生產……消息從棉紡廠傳開後，那個縣群情激憤。在縣委書記日子最不好過的時候，棉紡廠“適時”發生了“火災”？書記家鄉縣賣來的棉花全部葬身火海！火災過後縣委慷慨解囊，把納稅人的錢“慷慨”補貼給棉紡廠兩百多萬元。但棉紡廠仍然無法恢覆生產，沒多久就倒閉，兩百萬元打了水漂，近千名工人全部失業下崗，廠長則升官當了富裕鎮的鎮長？
於是這個縣“謠言四起”，說什麽棉紡廠那把火是縣委書記指使廠長有意放的？
結果縣委書記無法繼續在某貧困縣呆下去，只好謀求“卷鋪蓋走人”，沒多久就如願以償。和輿情不相符的是：他不是丟官而是升官？
當縣官去家鄉外的某縣任職時，並不都是帶家屬前往的。對於家屬沒隨任的縣官來說，周末回家探親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今天的縣官大多配有專車，雖然公車從紀律上來說只能用於公務，但沒帶家屬的縣官坐公車回家探親已被習慣認定不屬值得大驚小怪的“人性化違紀行為”。如果某縣官的“家庭觀念”很強，他每周都得回家和家人共度周末。公車周五下午送縣官回家，周一上午又去接縣官上班，一個月來回得跑九趟。按任職地與家鄉平均距離一百公里算，九個來回就是一千八百公里！按租車價計算得三千元左右！一個縣官僅僅每月回家度周末就得近三千元的費用，一個縣又有那麽多縣官，對於貧困縣納稅人來說是一筆多麽沈重的額外負擔！
如果一個縣官在自己的家鄉任職，他雖然容易大搞裙帶關系，但違法亂政時也會有所顧忌。因為他無論官當到多大，和出生地的關系都是無法割斷的。因此大多數縣官都很在乎他在故鄉人心目中的形象，這也是歷任開國皇帝都會對自己的家鄉縣免稅並慷慨給予財政支持的內在原因。縣官如果在自己的家鄉過分以權作惡，他就不容易撇清自己作惡的後果，就容易承擔終生罵名，為自己的親族招致公眾的敵視仇恨。因此只要某個縣官不是智商有問題，他就不會在自己的家鄉無所顧忌刮地三尺賣官受賄。如果縣官不在家鄉任職，對於一個靈魂不太幹凈的縣官來說，他就不用擔心自已的行政後果對親族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用擔心“作惡一方”在家鄉招來持久的罵名，因此貪污瀆職也就更顯得無所顧忌。
某縣官在任職地執行“三光”政策（土地圈光、官帽賣光、能弄到手的女人搞光），短短兩年任期就被群眾“認定”非法斂財上千萬，並在任職縣招致一次“民變”，因為害怕民眾象“武工隊”一樣神出鬼沒……可他在兩百公里外的家鄉卻贏得了普遍的尊敬。因為他有能力利用在任職地搜刮來的贓款在家鄉獻“愛心”，在建廟、修譜和校慶時比常人“捐獻”更多的錢……
縣官異地任職雖然已被兩千年的歷史經驗證明為相對合理的吏治遺產，但因為時代變了，信息化和高速公路大大縮短了兩地間的空間距離，不太遙遠的距離在隔斷縣官親族施加行政幹擾的作用方面相當有限；相反大大削弱了縣官的責任心和憂患意識，其負面影響已被證明遠遠大於正面作用，因此已明顯不適應這個時代，作為繼往開來的“吏治模式”是否有繼續奉行下去的必要還有待商榷。
在步於現代化的中國，異地當官應該被更為科學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吏治模式所取代。美國就沒有“異地當官”的行政模式，但美國的吏治卻很清明。去美國“實習”的中國縣官發現這個國家的官員恪盡職守，克己奉公，長時間貪污瀆職而不受懲處幾乎是無法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個公民年收入達幾萬美元的現代化強國，政務官區區幾美元的公務支出都得向納稅人交待得明明白白，否則就會受到指控吃不了兜著走……

二、財政大縣的“貧困”
H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但又是F市的“財政大縣”。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以前，F市轄的九個縣，H縣的人口面積居全市第七位；但財政收入卻連續十多年高居全市第一。
H縣成為“財政大縣”得益於這個縣的一家卷煙廠，平均每年給H縣提供兩個多億的稅收！對於一個工商業基礎薄弱的內地農業縣來說，這是一筆相當可觀且無可匹敵的財政收入。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個全市首屈一指的“財政大縣”，同時也是全市首屈一指的“貧困縣”，公民人均收入居全市倒數第一？
在中國內地的廣大農村，農民的住房條件最能反應當地的經濟狀況。本世紀初期，在農村推行“一稅制”以前，F市轄各縣的農村基本上都實現了“樓房化”，占絕大多數的農戶都居住在兩層以上的小洋樓里。公路兩旁的民居外墻大多貼上了瓷磚，窗戶安上了城里人的設備“防盜網”，形成一道靚麗的“公路風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H縣公路兩旁的民居大多是低矮的土墻瓦房，極少數鋼筋水泥建築外墻裸露，連水泥也沒刷一層，就更不用說貼瓷磚了。H縣的“形式主義”泛濫成災，公路兩旁的民居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遠離公路的偏僻地帶了。
H縣何以會貧困如此呢？
是國家把H縣的財政收入卷走了嗎？非也！H縣是革命老區，國家不但不要革命老區的財政上繳一分錢，相反還提供令人眼紅的補貼和優惠政策。
是經常性的自然災害耗盡了公庫里的鈔票嗎？非也！H縣一無大面積的旱災洪災；二無蝗災地震，自然災害在新中國從來也沒有威脅過公民的基本生存條件。
那麽H縣的巨額財政收入哪里去了呢？
這要問H縣的縣官們，他們最清楚H縣的財政收入用到哪方面了，更知道H縣不應該貧困而貧困的癥結所在。
造成“財政大縣”“貧困”的根本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H縣的財政是“腐敗財政”，超額財政收入主要用於提升“腐敗檔次”，而不是用於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
基層政府的權力基礎有限，縣官的權力基礎主要是“財權”和“人事權”，其中“人事權”又是最敏感的權力。縣官的人事權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給下屬升官提幹；二是調換工作崗位；三是讓鄉官進城；四是給某人“財政編”。
所謂“財政編”就是靠納稅人的錢發工資的人員。對於一個工商業基礎薄弱缺少經濟機會的內地山區縣來說，“財政編”無疑是一個令人眼紅的待遇。因為超額財政收入提供了較大的伸縮空間，縣官及其各部門下屬有條件擴大“財政編”人數，把有求於他們的“編外人員”納入“財政編”。“擴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為了工作需要；也不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更不是為“人才”提供公正待遇；而是為了安排親信和“回報”給予縣官及其部屬“各種形式奉獻”的投機人員。那些“轉正”的編外人員自會知恩圖報，用“恭順和錢財”酬謝那些“幫過忙的”縣官及其部屬。結果H縣“吃財政飯”的人逐年膨脹。與H縣相鄰的M縣人口和面積比H縣高出一倍以上，可吃財政飯的人只相當於H縣的一半；也就是說H縣每個納稅人供養的“財編人員”相當於M縣的四倍以上。超出鄰縣水準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就用於供養超編的“吃皇糧人物”，而不是用於發展經濟和減輕人民負擔。
因為擁有超額財政收入，H縣的公務支出也隨之“水漲船高”。這個工薪族平均月薪不足500元的國家級貧困縣，公務用車大多是“桑塔拉2000”以上，縣委還購置了兩輛價值百萬元以上的豪華進口車。一個編制不足20人的局機關，大多擁有兩輛以上的公用小車……
中國內地的部分縣級政府有一條不成文的“縣官財政特權”，列入“常委”的若幹縣官可以分到一定數量的“財政款”（H縣稱為“紅頭”）用於“獻愛心”，這部分“公款”的支出不需要經過集體“研究”和常規“拔款”程序，用在哪里和怎麽用全憑常委個人決斷，只要到時提供用於公共建設、社會福利的證據及合法票據就成。如某縣官的家鄉要挖一口井，他就可全權作主在自己的“紅頭”份內拔出一部分“公款”，然後由村委會開出發票就可報銷。挖一口井也許只要幾千元，但村委會開出的發票也許高達幾萬或十幾萬元，個中隱情相信正常人都能想象得到。H縣因為財政收入較高，所以“紅頭”的數額也遠遠高出F市的其它縣市。又一筆超額財政收入避開了“縣計民生”而被“腐敗”掉了。
H縣的卷煙廠為一個農業縣額外提供兩個多億的財政稅收，按正常公務開支應該能夠滿足該縣的財政支出並略有贏余（人口與H縣相當的T縣在本世紀初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元），該縣應該大幅減免農業稅和商業稅以休養生息。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前，這個縣人均負擔的農業稅費高居全市第一，實行“一稅制”前的那一年人平高達300多元。H縣的人均土地只有一畝左右，因為山區氣溫低，多數地方只能種一季水稻，按畝產1000斤計算，當時的糧價是每百斤三十元左右，每個農業人口從土地上的獲取的“產值”也就區區300左右，也就是說農民辛苦勞動一年，辛勞成果全部交給政府不算，還要自己倒貼上種田的全部投資，農民種田不但不能贏利相反還虧本？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反常情況呢？
還是H縣的“腐敗財政”作的孽！
超額財政收入調高了官員“腐敗胃口”，農民得為鄉官的“超限腐敗”買單。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H縣實行鄉鎮財政包幹，各鄉鎮的財政收支自此與縣級財政分離，自行負責收支平衡。卷煙廠提供的稅收屬縣級財政，各鄉鎮財政原則上不能分享。於是各鄉鎮只好自行籌措財政收入。H縣的鄉鎮都沒有象樣的工業，商業也停止在“小店鋪”階段，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全靠農民交納。
因為H縣吃財政飯的人員膨脹，鄉鎮政府一樣會受到影響，各鄉鎮“財政人員”大量超編，每個農民供養的吃農稅人數目也遠遠高於F市的其他地區。
中國目前的基層政府體制，幾乎沒有哪個鄉官不想謀求“進城”和“升官”。
謀求進城升官的通常途徑除了搞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體現“政績”外，還得給能決定自己政治前途的縣官“意思意思”。
因為超額財政收入調高了縣官的腐敗檔次，“意思”的份量也就遠遠高於鄰近縣市。本世紀初期，M縣送給“常委”用於聯絡感情不需要政治回報的“見面禮”是兩條紅塔山和兩瓶劍南春，價值不到五百元；H縣則是兩條大中華和兩瓶五糧液，價值高達一千六百元左右！
鄉官本人不能創造價值，本世紀初每月的理論工資還不夠買兩條大中華，用於向縣官“意思”的錢只能只農民要，於是巧立名目亂收費也就成為“必要”。
於是農民在“重稅亂費”的壓榨下日益變成赤貧……

由此可見中央取消農業稅是一個多麽英明的決策！

至於工商業稅費，H縣更是高得離譜，因此H縣的物價遠遠高於其他縣市，尤其是餐飲業價格不但在全市，就是在全國也絕對排在前幾位！H縣離省城只有一百公里，但餐飲業價格則高出省城一倍左右。高物價進一步加深了公民的貧困。
於是財政大縣成了超級貧困縣！

原因之二：卷煙廠限制了H縣中小企業的發展，使H縣的工業發展長期限於停滯狀態。
卷煙廠屬高利稅工業，能給當地政府提供大宗財政收入，但納稅人受益情況則遠不如利稅率較低的中小企業。
H縣卷煙廠每年提供近兩個億的稅收，但只能為近500人提供就業機會。卷煙廠員工工資水準高出H縣平均水準一倍，本世紀初按每個員工月薪1000元計算，卷煙廠每月只給H縣居民提供50萬元左右的個人收益。如果是若幹中小企業提供總量達兩個億的稅收，那麽這些中小企業的就業人數就會遠遠高於500人；創造的個人收益也會遠遠大於每月50萬元。如果加上若幹企業主的經營利潤，納稅人受益情況會遠遠大於提供同等稅收的卷煙廠。也就是說在提供同等稅收的前提下，中小企業比高稅率的卷煙廠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多的個人收益。如果卷煙廠在提供兩億稅收的情況下納稅人獲益一千萬元的話，那麽中小企業在提供兩億稅收時納稅人獲益可能高達兩個億？
H縣因為有卷煙廠提供大宗稅收，縣官也就缺少必要的憂患危機意識，沒有熱情去扶持這個縣中小企業的發展，為中小企業提供優惠政策和相對清靜的“投資環境”。實際情況是：H縣的中小企業不但得不到政府扶持；相反還受到諸多限制。如果某人想辦一家企業，一開門就用幾十個部門上門伸手要錢，稍有抵觸就有巧立名目的“罰款單”送上門。如果拒絕交納，全幅武裝的法警就會上門強制執行……如果企業主交不出這些名目繁多的“罰款收費”，企業還沒開業就只好關門。如果勉強應付了五花八門的“收費”衙門，經營規模也會大受影響，用於擴大再生產投資的錢得拿出相當一部分用於“交費”。如此惡劣的投資環境最大限度地扼殺了H縣公民的投資熱情，結果工業長期停滯不前。
因為中小企業得不到發展，H縣“財編人員”以外的普通公民不能從工業中獲益，種田虧本，經營小商品的小店鋪在“重稅雜費”壓榨下只夠勉強維持溫飽，全縣的經濟陷入惡性循環，於是繼續貧困下去。
原因之三：“財政大縣”的名頭吸引了大批貪官。
因為是知名的“財政大縣”，縣官能得到更好的財政待遇和發財致富機會，對於一個缺少責任心和榮辱觀的官員來說，謀求去H縣任職就成為F市縣官最理想的去處，即使因此行使巨額賄賂也在所不惜。因此H縣就成為有“貪官潛質”的官員競相追逐的任職目標，在相當長時期內事實上也成為F市貪官的大本營，縣委書記一代不如一代，上文中的“三光書記”就是H縣的上一任書記。雖然H縣也出了部分“好官”，但貪官的比例絕對高於F市其它縣市！貪官是地方貧困的內在根源，如此多的貪官自然造就了“財政大縣”的超級貧困。
新世紀的今天，由於“兄弟縣市”扶持中小企業的長遠政策開始產生效益，H縣的財政收入已退居全市第三，但“財政支出”並沒有相應“後退”。腐敗檔次調高後就不容易降下來：超編的“財編人員”很難清退；用於拉關系的煙酒檔次更不能換低品牌…………
於是在“兄弟縣市”經濟大踏步前進的“凱歌聲中”；H縣的經濟在大踏步後退！

三、勞民傷財的公路經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著名的“棉花書記”（就是上文中那位被謠言中傷為在棉紡廠縱火的縣委書記）去H縣就任“一把手”。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何況H縣官場公認“棉花書記”在上面有“背景”，來H縣任職是為了鍍金撈取“政治資本”，幹出了一點“政績”就會很快升官。因此棉花書記迫不及待搞政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上任之初的“三把火”也就燒得格外別出心裁！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農村政績工程中，營造“經濟作物帶”也許是農村由“傳統經濟”轉入“商品經濟”最明顯的標志，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也就成為農村政務官廣而告之的“政績”。所謂“經濟作物帶”，就是強迫某一區域的農民種植大面積成片的經濟作物，這些作物帶要盡可能面積廣闊，最好一眼望不到邊，同時要“成帶、成線、成片”，在視覺上造成壯觀誇張的效果，從而給上面來視察檢查工作的領導以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這些“經濟作物帶”還“必須”位於公路的兩側，使上面來視察的領導和兄弟縣市來參觀學習的同行能很方便地看到。今天的基層政府官員很少有溫總理一樣的情操為了看到“真相”沿鄉間小路走上幾公里甚至十幾公里的，如果在遠離公路的地方營造“經濟作物帶”，就正應了H縣的一句民諺--“肉埋在飯里吃”，只有“實實在在”的人才會那麽幹。但實實在在的人是幹不出引人注目的“政績”的。那些“經濟作物帶”除了“給上面的人看”外，並沒有媒體宣傳的什麽超出傳統經濟的價值，如果上面的人看不到就是百分百“勞民傷財”了。
基於上面這些特征，人們給這些“經濟作物帶”取了一個形象且頗耐人尋味的名詞--“公路經濟”？
“棉花書記”並沒有張良韓信那樣的妙手怪招，在搞政績時一樣落不了俗套，依舊在“公路經濟”上下功夫。
與同行不同的時，“棉花書記”的手段更辣更狠！
下面我們從三個不同的層面來欣賞“棉花書記”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縣委書記割青谷”？
在長江中遊，農村最普遍的經濟作物是棉花和油菜。H縣地處山區，土地不適合種棉花，油菜花生是最主要的經濟作物。花生的產油率和價格雖然遠遠高於油菜，但在視覺上油菜則比花生能造成更壯觀的效應。油菜花開的時節，一望無際的花海能讓參觀視察者心潮膨湃……
基於視覺上的原因，“棉花書記”用油菜來裝扮他的“公路經濟”。
令“棉花書記”困惑苦惱的是：毗鄰的兄弟縣市都在油菜上做文章，他的“作品”並沒有優於別人的特別之處。
“棉花書記”因為想象力有限，無法走出油菜經濟的怪圈，要想在同一招式中壓倒別人，就必須“出奇制勝”。
“棉花書記”出奇制勝的招式是“先下手為強”？比兄弟縣市提前二十多天栽種油菜。這樣在別的縣市還沒有油菜時，H縣就有了“油菜經濟帶”；等到別的縣市也造出了油菜經濟帶時，H縣的油菜長得更大更好。
計劃確然振奮人心，但在執行起來遇上了很大的困難。
H縣的農業實行“輪作制”，且大多栽種二季稻，農民通常在二季稻收割後在稻田接著種上油菜。提前二十多天栽種油菜，那時稻田里的二季稻還沒成熟泛黃，去那里栽種油菜？
遠離公路的偏遠地帶也許有部分空地，但在那里栽種油菜與“公路經濟”無關，“棉花書記”不會幹“肉埋在飯里吃”的傻事。
油菜只能栽在公路兩側成片的稻田里，但稻田里的二季稻還是青色一片。
等到二季稻成熟後再栽種油菜，兄弟縣市也一樣造出了“油菜經濟帶”，H縣的油菜沒有“特別”之處。
沒有“特別”之處的政績是不引人注目的。
因此H縣必須提前二十多天栽種油菜，且只能栽在公路兩側成片的稻田里！
公路兩側的未成熟“二季稻”必須給油菜讓路？！
於是“棉花書記”決定割青谷！
“棉花書記”的錦囊妙計在縣委會上提出來後，反對聲音比預計的要微弱得多，絕大多數縣官對自己權力的關心遠遠大於關注縣計民生，和“一把手”在政治上不保持一致很可能會在隨後的日子里削弱手中的權力，沒有必要為了與自己政治生命無關的小民得罪“分配權力”的“一把手”。只有一位年齡較大的本地縣官表達了自己的擔憂，看到沒有引起同行的共鳴就用一句“不過話說回來”結束了自己的質疑。
縣官與“一把手”保持一致，執行政策的鄉官就更沒有可能提出任何異議了。他們頭上的官帽是縣委書記給的，周圍有一大堆人盯著這頂官帽，不想幹自會有人踴躍上前。在今天的H縣，為了堅守良知丟掉官帽的人不但不會贏來喝彩聲，相反會被視為“政治幼稚”。
於是一場“割青谷運動”在H縣的廣大農村大張旗鼓展開了。
“割青谷運動”在執行過程中招來意料之中的強烈抵制，因為“二季稻”代表了農民的半年收成，割掉沒成熟的稻谷等於親手毀掉自己半年的勞動成果，意味著即將到手的收成打了水漂，還在為溫飽掙紮的農民自然會全力保衛自己的血汗，和上面的“政策”對著幹。
於是農民拒絕下田割自家稻田里的青谷。
縣官鄉官們畢竟比農民多喝了幾天墨水且見多識廣，有一套化解農民抵抗心理的錦囊妙計。
第一步是鋪天蓋地的新聞攻勢，利用縣官掌握的電視台向農民宣傳割青谷的“好處”和“必要”：說什麽油菜若是提前二十天栽種，會在產量上提高兩倍，多收的部分會遠遠超過二季稻的損失，為了追求更大更長遠利益，農民眼前作出點犧牲是明智且必要的；後來還說什麽割青谷雖然會造成二季稻的大量減產，但仍可收獲部分未成熟的糧食。未成熟的二季稻經“專家”證明營養價值不但遠遠高於成熟稻谷；還有抗癌和益壽延年的功效……
中國農民大多有“不愛思考”的毛病，一面之辭對他們有很大的煽惑性。上面那些“割青谷邏輯”一開始聽起來簡止是“胡說八道”，可連續聽上一個星期後又覺得“言之成理”了。
於是農民的抵觸心理越來越小。
第二步是政府帶頭組成割青谷督查隊，全縣所有的黨政機關和國營企事業單位都要派員參加，公、檢、法則全幅武裝在前面打頭陣，深入田間地頭勸說直至強迫農民下田割自家稻田里的青谷。
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勸說誘導下，第一批膽小或被新聞說服的農民拿著鐮刀下田了。
在身著“大蓋帽和制服”的執法人員的“威權”下，第二批還沒想通的農民拿著鐮刀下田了。
但仍有部分膽大或態度頑固的農民拒絕拿起鐮刀下田，於是新成立的“滅火隊”深入農家進行勸說，用執行與抵制上級政策的好處與危害軟硬兼施，還許諾態度轉化者每畝稻谷補貼十元收割費，於是又一批農民下田了。
補貼的收割費出在何處，自然是在來年征收農業稅時交納，補貼的收割費最後還得農民自己掏包。
最後時機來臨時，政府給繼續“抗拒改造”的“一小撮”“農民敗類”下達最後通喋：限定時間收割自家稻田里的青谷，否則政府就會組織人員代為割取，收割費得這家農民自己承擔，在來年征收的農稅中加進去。
最後剩下的極個別“刺頭”，被公安機關以其他罪名帶上了手銬。在法律意識不強且普遍有“犯法傾向”的偏遠農村，想在法律上找你的錯應該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這正如深山里的山民都有在冬天上山砍樹取暖的習慣，但因此以“破壞森林罪”判處某個山民坐大牢則“罪證確鑿”。
於是H縣公路兩旁的二季稻全部提前二十多天割倒在稻田里。
…………
“縣委書記割青谷”運動在H縣達到了預期的成效，但“天意”並沒有站在“棉花書記”那一邊。就在H縣公路旁最後的一畝青谷割倒在稻田里的那一天晚上，天上下起了大雨，並且連續下了半個月。因為青谷需要在田間鋪開曝曬幾天才能打捆收藏，H縣所有割倒的青谷此時都鋪在稻田里，連續半月日夜經受“風雨的洗禮”。等到終於雨過天晴時，割倒的青谷全都成了真正的“肥料”，如果不想變成“爛泥”那就千萬不要去碰它一下。
在轟轟烈烈的“縣委書記割青谷”運動的感召下，H縣公路兩旁的“二季稻”就這樣在豐收年份顆粒無收，甚至連喂牛的稻草也沒收獲一根。
因為“連陰雨”耽誤了時間，H縣並沒有按計劃提前二十多天在公路兩旁造出“油菜經濟帶”。盡管“棉花書記”采取了補救措施，強迫農民在栽種油菜時確保行距和株距象“直線”一樣整齊，為此在田間預先拉上繩索作“準繩”，農民沿著“準繩”栽種油菜，並因此多耗費了近三倍的勞動量，可H縣的“油菜經濟帶”依舊沒有產生期望中的“轟動效應”，和兄弟縣市相比看不出任何特別之處，因此也沒有在來H縣視察的州官心目中產生“深刻印象”。
直到此時，善良且容易輕信的農民才發現“棉花書記”在H縣制造了荒唐至極的“暴政”，荒謬暴虐的程度和上世紀五十代末期的“浮誇風”有過之而無不及。
於是告狀信象雪片一樣向上面飛去。
天真的農民認為“世上總有講理的地方”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深信“棉花書記”不但會丟官，還會坐大牢！
可“棉花書記”依舊在H縣隨心所欲地幹了兩屆，然後升遷作了“州官”。
於是人們背地里給他取了個綽號--“棉花書記”，意為地位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沒過多久H縣棉紡廠發生毀滅性火災，謠言傳說這把火是“棉花書記”指使廠長有意放的。
是無意巧合還是黑色幽默？出了這樣的政治滑稽劇，農民還會相信父母官“一心為民”“明鏡高懸”嗎？

第二把火：耕地變森林。
縣官在任職地制造政績有一個帶普遍性的特點：那就是新穎別致，最起碼要與過去不同，並因此造成巨大浪費。常常是前任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造出的政績，後任又全部毀掉另起爐竈。因為縣官熱衷於經營“公路經濟”，可公路兩旁的土地畢竟有限，當前任的“政績工程”占據了公路經濟帶時，後任就只好狠心把前任的“政績”毀掉，騰出空間來營造自己的“政績工程”。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無意間聽到一則幽默小趣聞：說的是北方某縣公路旁有一座山，山上密密地生長著粗大筆直的杉樹，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當地關系民生的用材林。不想來了個張書記，砍掉杉樹栽上蘋果樹。蘋果樹還沒等上掛果，又被新來的李書記砍掉換上橘子樹。橘子樹還沒開花，又輪為新上任楊書記的刀下冤魂，全換上了棗樹。棗樹也只在山上呆了三個春秋，又被王書記砍掉為橄欖林騰地方。橄欖樹是熱帶果樹，在北方無法成活，到了該吐芽的季節長不出一片枝葉，沒多久就全部成了枯枝……前後花費了上千萬納稅人的血汗錢，毀掉了一個世紀用材林；收獲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光山”。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勞民傷財的“廢舊立新”式重覆建設居然沒有受到任何責任追究？
“棉花書記”對“廢舊立新”式瞎折騰一樣情有獨鐘，手段也比上面那幾位縣委書記高明許多。
上世紀末的縣官熱衷於栽果樹，“棉花書記”也不例外。H縣最有經濟成效的果樹是板栗，“棉花書記”於是在板栗上做文章。
板栗樹最適合栽在山坡上，H縣是山區，公路兩旁的山坡應有盡有，營造“板栗經濟帶”得天獨厚。可“棉花書記”認為在山坡上栽板栗樹有點“老套”；而是別出心裁地看上了城郊公路旁的一大片平坦耕地。
H縣地處大別山深處，耕地面積少，大片的耕地更少，只有瞎折騰的人才會想到在耕地上栽樹。“棉花書記”就屬於這號人？既然沒人想到在耕地上栽樹，他就決定做H縣的“第一人”；幹出前人沒有幹過的“政績”。
於是耕地異常緊缺的H縣面積最大的一塊平整耕地變成了森林。
第三把火：山坡變梯地。
“耕地變森林”的明年，為了營造更引人注目的政績，“棉花書記”的眼光又盯上了H縣南北向主公路兩側近二十公里綿延的山坡。
這些本來適合營造板栗林的山坡，“棉花書記”卻認為最適合營造“梯地”。
現在不同於上世紀中期的大寨，營造梯田梯地只需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幹勁就成；還需要花費大把的人民幣。僅購買砌地岸的石塊和把石塊運到目的地一項費用就得幾百萬！
“棉花書記”決心一下，就沒有什麽科學理論能使其改變主意。一個冬天過去後，二十公里的山坡全變成了整齊的梯地。
乘坐小車行駛在南北向公路的領導們，眼前展現出一幅久違的壯麗畫卷，就象“大寨精神”再度閃現……
第二年夏天，一年一度的山洪開始訪問那些梯地。才一個晚上，近一半的石砌地岸被山洪沖垮了。水土流失量超過前半個世紀的總和。
剩下的一半梯地農民沒有用於種植莊稼，而是在梯地里栽上了板栗樹。
“棉花書記”升官後，梯地成了板栗林。
好一塊代價昂貴的板栗林！
…………

四、損公肥私的洗錢工程
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縣官為了向沿海經濟看齊，掀起了興辦企業的熱潮，用公庫里的錢直接投資的“官辦企業”和引進部分外資的“合資企業”在縣鄉兩級政府所在地如雨後春筍，“工業化”似乎有一蹴而就之勢。
“棉花書記”上任的明年，H縣決定在縣城南郊破土動工興建一家制藥廠，用於生產原料藥“多種氨基酸”，命名為“H縣氨基酸廠”。
十年前生產“多種氨基酸”制藥廠除去土地出讓金部分的建廠資金通常得千萬元以上；可H縣計劃用於一期工程的建廠資金只有七百萬元。
H縣已有一家制藥廠，是四年前前兩任縣委書記在位時興建的，主要生產治療呼吸道疾病的“蛇膽川貝液”，花了幾百萬元納稅人的錢，招收了兩百多名工人，結果是斧頭蛇尾，只勉強運轉了兩年就被迫停產。主要的管理人員長期閒在家里由財政發工資，工人則下崗失業。
新建的氨基酸廠按理應該在已經停產的原制藥廠基礎上改造擴建，這樣不但可以節省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建廠資金，還可節省本來已經很緊張的城鎮建設用地，讓失業工人重新上崗；H縣還可消除一樁影響很不好的“爛尾工程”。
可“棉花書記”沒有作如是想，他是一個在花錢搞“建設”上有“大氣魄”的人，要幹就不能“廢舊利用”，而是“重新再來”。
工程奠基後，“棉花書記”任命一個破產鄉鎮企業的一把手帥經理出任氨基酸廠廠長，全權負責氨基酸廠的籌建工程。
帥經理領導的那個鄉鎮企業是鄉辦企業，專門生產制藥機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生意紅火，業務蒸蒸日上。他上任後才兩年時間就把那個企業歷年的經營成果揮霍一空，在欠下一屁股需要用納稅人的錢償還的債務且賣光主要設備後關門停業。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經營外行，玩樂內行”，對女人、美酒和麻將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自己職責的興趣。藥械廠職工背地里給他取了個綽號--“玩了死經理”。
“玩了死經理”因何被“棉花書記”選中為“H縣氨基酸廠”的廠長，對外宣稱的理由是帥經理曾領導過遠近聞名的藥械廠，有很豐富的藥廠管理經驗……其實藥械廠與制藥廠是兩個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企業，一個屬化工原料；一個屬機械工程。
H縣的小道消息則是另外的流言蜚語：“玩了死經理”和“棉花書記”是鐵桿哥們，兩人經常坐一輛小車晚上去省城“交流工作經驗”。
氨基酸廠的建設進展得很快，不到一年時間一期工程就已驗收達標，建起了一棟廠房和一棟辦公樓，外加藥廠周邊的磚砌圍墻，上報造價七百萬人民幣。可內行人說那三樣水泥建築最多也就值兩百萬元。
下一步的工作是招工和試制氨基酸樣品，試制經費由公庫提供。等到樣品驗收合格後再投資第二期工程。
“玩了死經理”在招工上有絕招，不問學歷技術，也不管工作需要，只在乎對方的“財力”和“長相”。男人只要出得起高達五千元的“進廠費”；女人除了進廠費外還必須年輕漂亮就可“跳農門進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本地“跳農門”對農民子女來說仍是一個有很大誘惑力的前景。
試制樣品階段按理只需要招收十來名有藥學專業知識的技術工人就成，可“玩了死經理”一下子就招收了兩多百名，其中只有一個藥學中專生有點藥學專業知識。
樣品沒有試制成功，就拿不到生產批文。藥品不同於普通商品，拿不到批準文號的產品就不能上市。“H縣氨基酸廠”的樣品還沒進入試制階段，就一下子來了兩百多名工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自然沒有事做。於是“玩了死經理”叫多余的員工回家聽通知，在家時間的工資照發，等氨基酸廠投產賺錢後再去財會室領錢。
氨基酸廠其余幾位管理人員暗中抱怨帥經理在瞎胡鬧，可“玩了死經理”一點不認為自己在瞎胡鬧，他瞅著那近一百萬“進廠費”，內心深處的那個歡喜勁是“局外人”不可能理解的。
原計劃樣品試制階段為十天，可連續半年時間仍在繼續“試制”，不但試制出的樣品沒一批合格，連試制樣品用的“去離子水”也從未合格過。因為沒有哪個員工知道怎麽處理制備“去離子水”的“陰陽樹脂”。沒有合格的去離子水，怎麽可能制造出合格的樣品？
奇怪的是，如此簡單的技術問題，在H縣完全能夠聘到解決此問題的技術人員，可“玩了死經理”從未想到要去聘請藥學專業人士，任憑那幾個門外漢在那里周而覆始地“摸石頭過河”。
整整一年過去了，“H縣氨基酸廠”的樣品仍在試制，兩百多名工人仍舊在家“待業”，交了五千元進廠費，可沒領到一分錢的工資，就是脾氣再好的人忍耐也達到極限。他們紛紛前往氨基酸廠找“玩了死經理”討說法，要廠方發放“拖欠工資”或退還交納的五千元進廠費。“玩了死經理”的對策首先是“拖”，向前來要錢的職工發誓說要不了多久工廠就會投產，下欠的工資到時一次性補發；實在拖不下去就“賴”，說那些進廠費全用於建廠了，現在一分錢也沒有，再說工廠不是他私人的，要錢別找他要，找縣委縣政府去；賴不掉就“躲”，從此根本不在工廠照面。部分熟悉他的員工找到他的家，可鄰居說他家的防盜門好長時間沒有打開過……
於是部分膽大點的“職工”找到縣委縣政府，可接待的人說此事縣委縣政府管不了，氨基酸廠的法人代表是帥經理，要找也只能找他去，縣委縣政府又沒收他們一分錢的“進廠費”。
最後除了部分揚言要和帥經理“玩命”的欏頭青要回了五千元“進廠費”外，大多數工人的進廠費依舊處於沒有期限的“賒欠”狀態，時間一長就不了了之。
H縣氨基酸廠從建廠那天起直到今天一直沒有正式投產過，但那個機構卻存在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起初“棉花書記”指令H縣卷煙廠去氨基酸新建廠房生產香煙過濾嘴，利潤用於支付氨基酸廠管理人員的工資和“辦公費用”；同時也可部分消除新廠房長期閒置造成的輿論影響。等到人們逐漸淡忘氨基酸廠的鬧劇時，過濾嘴又搬回到卷煙廠生產。大部分管理人員重新安置，但氨基酸廠這個機構並沒撤銷，“玩了死經理”依舊是名義上的廠長，每年縣財政拿出一筆預算用於支付他的工資和“辦公經費”，直到前兩年這塊土地連同土地上的廠房被一家外資企業收購，“玩了死經理”作為“股東”（國有資產股依舊由他作代理人）進入企業高層管理層時，H縣財政才停止對氨基酸廠撥款。
當氨基酸廠還沒投產就無限期關門停業時，H縣的人民終於了解到這項投資本身就是瞎胡鬧，因為那時本市有幾家氨基酸廠，在市場上供過於求，加上同行業的惡性競爭，近幾年大都處於不同程度的虧損狀態。H縣這時擠進去湊熱鬧，就算能正式投產也是虧本賠錢？
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堂堂的縣委書記，花錢為何如此糊塗盲目，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工程為何事先不進行市場調查，不進行認真科學的可行性論證呢？人人都知道帥經理是除了揮金如土吃喝嫖賭外什麽也不會幹的敗家子，金山在他手里也會一夜間變成糞土，縣委書記為何要單挑他來挑此大梁呢？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以向一位從縣級行政要位上退下來的“老幹”提出了這個疑問，他的回答聽來如雷轟頂。
“他比誰都清楚氨基酸廠不可能辦起來，就算辦起來也不能賺錢，平民百姓也許對氨基酸廠還有一線希望，他則從一開始就不抱任何幻想。”
“那他為何還要堅持辦氨基酸廠？這不是醒著尿床嗎？”聽了老幹的話，我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他辦廠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洗錢’”
“什麽叫‘洗錢’？”
“你連這個都不明白？‘洗錢’就是把非法收入變成合法的。黑社會靠綁架搶劫弄來的錢要‘洗’一下才能變成合法資產，並因此申辦贏利少或根本不能贏利的‘洗錢企業’。貪官要想把公款變成自己的錢，不能直截了當地把帳上的公款攫為己有，也必須通過某種方式事先‘洗’一下，最行之有效的途徑就是辦實業‘洗公款’。”
“你能把‘洗公款’說明白點嗎？”
“我還是就事論事來現身說法吧，拿你所熟知的氨基酸廠來說事更容易理解一些。比方說那年某個能夠決定政策的縣長盯上了公庫里的七百萬元（納稅人的錢或出賣國有資產如土地所得），他不能把這七百萬公款直接揣進自己的口袋，那是明明白白的貪污，會丟官坐大牢。他得設法把這筆公款‘洗’一下變成自己的。於是他想到了辦廠，帳戶上投資七百萬，實際只投資兩百萬，其余五百萬制造假帳‘洗出來’。作為‘洗錢’代理人的廠長自己貪污兩百萬，孝敬“恩主縣長”兩百萬，剩下的一百萬用來堵知情權力人物的嘴……”
“這種洗錢方式會造成多大的浪費！為了貪污兩百萬，竟然丟掉七百萬公款？其中的兩百萬還完全浪費掉了，天底下竟有這等喪心病狂的事？”
“貪官只要自己能撈到兩百萬，浪費了多少公款他們才不在乎？公款經他們‘洗’過後自然會大大縮水。那個氨基酸廠其實就是‘洗錢工廠’，貪官籌建‘洗錢工廠’得選好兩個要素：首先是投資項目，最好是必要總投資額大於計劃投資額的項目，這樣在工程半途而廢之後就可借‘投資額不夠’把責任推脫得一幹二凈。其次是‘洗錢代理人’，這個人的必備要素是大膽，還要肯背黑鍋，名聲也不怎麽好，這就是為什麽選帥經理這種‘玩字號人物’當廠長的內在原因。如果讓你這樣有良知和責任心的人來當廠長，氨基酸廠也許會辦起來且運轉贏利，可那位縣長能得到什麽？”
“…………”
我不否認這位退職“老幹”因為大權旁落形成的“失落感”，因為心理不平衡才對在職縣官有諸多不滿，但仔細一想他反映的現象並非完全是情緒化的胡言亂語。H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不少官辦企業，幾乎每年都有一家新企業奠基籌建，投資過五百萬的企業也不是一兩家；可這些企業絕大多數都沒有正常運轉，要麽象氨基酸廠一樣還沒開業就關門大吉；要麽開業後鬧騰一兩年就人去樓空。勉強支撐到今天的一兩家“臉面企業”則陷入嚴重的虧損，每年要靠財政補貼大筆錢才能讓前來參觀視察的上級領導看到一點“工業化”的跡象。
這些虧損企業、爛層企業也許絕大多數是基於縣官的決策失誤。縣官的主觀願望是好的，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只是因為缺乏經濟知識，在決策時過於草率才吃力不討好；但也有少數縣官的原始動機就是為了“洗公款”，為了鯨吞公款才籌辦“洗錢工程”--“往黑水河里投錢”。
“洗錢工程”除了氨基酸廠那樣的官辦企業外；還有官商合資企業。企業資本一部分來自縣鄉兩級政府；一部分來自“外資”。這些所謂“外資”並不是什麽外國資本，而是從這個縣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引進來的。在H縣的大部分“合資企業”中，引進的“外資”並不是什麽人民幣，而是生產設備。這些設備要麽已經淘汰一文不值或即將淘汰值不了幾個小錢，可帳上折合的資本額常常是幾百萬！本地政府投入的配套資金則是幾百萬實實在在的人民幣！絕大多數縣官也許是被屬於中國公民的“外商”騙了；但也有少數縣官對“外商”的把戲了如指掌，可仍堅持在“外商”不提供對等配套流動資金的情況下與對方合作，背後的內幕相信各位能夠想象得到，一個“精明”的縣官“外商”是絕不會虧待他的。這種情況屬於貪官與“外商”合謀“洗”本地的“公款”。

中國步入二十一世紀後，政府投資日益規範化，縣級政府直接投資辦企業的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縣官不能再隨心所欲地開辦“洗錢工廠”了。但另一種形式的“洗錢工程”又在縣鄉兩級政府浮出水面，並且主要是“洗國家的錢”。
本屆中國政府是對農民最仁慈的政府，農民種地不但不上交一分錢，每年國家還要拔出大筆款項來支援“三農”，僅“退耕還林”和“轉移支付”兩項每年就得耗費上百億人民幣。中央政府如此親民愛民，作為百姓父母官的縣官們應該更進一步，充分發揮職務活力，大力壓縮公務開支，提供配套資金來支援三農。很多縣官也許這樣做了，但更多的縣官不但沒有與中央的“服務三農”政策接軌，相反還盯上了國家下拔的“支農專款”，尤其是“退耕還林”款，為了把這筆錢“洗”進自己的口袋不擇手段。
還是拿H縣來說事吧！
H縣F鄉有一片茶林，幾十年來一直是所在村的經濟支柱產業。F鄉為了套取國家的“退耕還林”款，把茶樹全砍了，連帶茶林外圍的幾十畝杉樹也遭了殃，然後在空出來的土地上栽種白果樹，於是就成了“耕地返森林”工程了，於是國家就拔來一大筆錢。整個工程耗費也許不到十萬元，可帳上的工程款卻高達七十多萬，多余的錢去了哪里各位自然心知肚明。
白果樹栽上後，套取國家“退耕還林”款的目的達到了，相關人物的腰包也鼓起來了，於是就萬事大吉了，隨後的管理也就沒必要認真了。結果不到半年，三分之二的白果樹苗在山上“消失”了，部分是自然死亡的，部分是被當地人拔走的。兩年過後，當地政府又以區區四千元的代價把這座茶山賣給了一位“承包人”。此人把沒有任何成林希望的殘存白果樹苗全部鏟除，然後全栽上五年就可成材的白楊樹……
國家的七十萬“支農專款”就這樣在兩年內“洗”成了四千元，另外還賠上一座年產值幾十萬元的茶山和杉樹林！
部分縣官鄉官們“洗”錢的手段真的太“狠”的！他們“洗”掉的是中央政府親民愛民的“赤子之心”啊！
…………

五、市政光圈背後的“黑白無常”
前幾年，縣級城鎮建造超豪華辦公樓和市政工程的“悲喜劇”在媒體上屢屢曝光：
“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山西省渾源縣，2006年縣財政預算還不到1億元，但其縣檢察院卻耗費1000多萬元建起豪華辦公樓；山西省忻州煤礦安全監察局僅有10名工作人員，卻有四五十間帶衛生間的超大面積的辦公室，有36套超大面積住房……”
“僅有12名在職職工的重慶市萬州區天城交通局，竟建面積近萬平方米的豪華辦公樓兩棟，人均600平方米……”
“國家扶貧的貧困縣，許多地方連工資都發不出，每年要上級撥款幾千萬元，面積655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萬人的江西省橫峰縣竟然花費3100多萬元，建造全省首屈一指的豪華廣場和行政中心，拖欠民工工資1000多萬元……”
“西部某貧困縣在縣城建中心廣場，面積5.2萬平方米，是天安門廣場的二分之一；西部另一貧困縣修了個占地100多畝的縣城廣場，投資額竟然達到全縣當年財政總收入的15%……”
…………
按照建設部的說法，中國662個城市、2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1/5的城鎮建設存在“市政形象工程”(寬馬路、大廣場、豪華辦公樓等)。
實際情況也許遠遠高於這個比率。
人們不禁要問：
這些耗資巨大的市政工程究竟有何實用價值？這些錢是從哪里來的？縣官哪來那麽多的錢？
如果這些超標市政工程確屬勞民傷財，縣官何以要糟蹋納稅人的血汗錢？相關縣官何以不受懲罰？縣官為何明知“勞民傷財”還要對類似“害民工程”保持經久不息的熱情？
也許有部分縣市營建“市政形象工程”的最初動機是為了“市民休閒”、“築巢引鳳”和服務於當地的經濟發展；但相當一部分縣市營建豪華辦公樓、大廣場和寬馬路的背後卻有更深層微妙的動機。
一位曾幹過縣官的知情人士透露：縣官熱衷於“市政形象工程”大多與“經濟發展”和“市民福利”風馬牛不相及；其深層動機有三：
一是制造“政績”。在縣城營造能夠激動眼球的“亮點”，使上面來巡視考察的領導耳目一新，從而為自己的“升遷”提供“硬件”。某某縣不是眾所周知的國家級貧困縣嗎？看自本縣官上任後這個縣發生了多麽巨大的“變化”！至於為了營造市政形象工程加重縣民的負擔，造成經濟機會減少；貧困人群、失業大軍、失學兒童、因無錢治病非正常死亡的鄉民增多和人才遠走他鄉則遠在上司的視野之外了。
二是誘人的“工程回扣”。公共基建工程中的巨額工程回扣早就不屬“謠言”的範疇了，營建遠遠超過實用面積的超大型豪華辦公樓的背後動機也許只能是巨額工程回扣！每個超標市政工程背後，“工程縣官”們的私人帳戶不但能得到擴充；還可把有巨大利潤空間的公共工程交給自己的親朋好友，為自己的“私利代理人”提供“回報自己”的機會。
三是“出賣國有資產”，尤其是“出賣土地”。有些市政工程交給開發商來運作，縣政府表面上好象沒出什麽錢，但縣官得到了“出賣工程建設用地”的機會。在“無視國家民族長遠利益”的“精明縣官”心靈深處，土地是“國有資產”，政府既然有出賣的權利，還不如在本縣官任上賣掉，“賣地錢”供自己花，省得留下來好了後面的繼任者。再說賣地還可提供一個更大的腐敗空間：如果一百畝土地的正常市場價是一千萬元，深諳官場行情的精明開發商若在某縣官的私人帳戶上打入一百萬，某縣官就有權把這塊地價定為五百萬！
縣官的這一“經濟機會”來源於“體制的漏洞”：既然土地屬“國有資產”，“賣地錢”就應該在“時間”和“公民”間均衡分配，也就是在“可持續的時間段”內公眾受益，而不是某任縣政府可隨意支配的“財政收入”，因此縣官就沒有權利不經法定程序隨意動用“賣地錢”；否則縣官就會竟相變賣國有資產，直到把“國家”賣光！
…………
有那麽多的縣官熱衷於市政形象工程，可市政工程的總量是有限的，當後任縣官發現“工程機會”被前任縣官“過度開發”時，就有可能制造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把遠沒超過使用期限的市政工程毀掉重建，造成重覆建設和資金勞力的驚人浪費。浪費掉的巨額資金不是變賣掉的國有資產就是納稅人的血汗錢！
在籌集市政工程建設資金上，部分縣官還發明了更損人的把戲：不用“財政”為工程買單，把部分或全部建設資金和相伴而生的巨額工程回扣分攤在部分“非工程受益群體”的市民身上。這樣的絕招必然招致市民的強烈抗議，但縣官們自有對付“不滿群體”的絕招。
還是拿H縣來說事更有連續性一些。
H縣幾任縣官都把爭取撤縣設市作為首要的行政目標，為此使用的行政招數不外乎營建花樣繁新的“市政形象工程”和“前建後拆，拆了重建”的瞎折騰把戲。前後折騰了十幾年，花了一大堆本可用於再生產投資和提升社會福利的“財政收入”，充實了幾任縣官的私人帳戶，可市的建制依舊沒有批下來，H縣並沒能升格為H市。
按理H縣的縣官對撤縣設市應該死心了，可新任縣官依舊對前任的“努力”情有獨衷。
在H縣的“市政形象工程”中，最傷筋動骨的恐怕要數街道兩旁人行道上鋪設的“彩磚”了。
某縣官上任之初，H縣城區主要街道的人行道都已鋪上了“彩磚”，只有部分新城區和少數“形象死角”的人行道尚是水泥地面。按理只需把這部分的人行道鋪上“彩磚”就可提升縣城的“形象檔次”。可某縣官並不這樣看：他決定把縣城所有街道的人行道都鋪上統一顏色的新地面磚。理論依據是原來鋪設的地面磚雖然遠沒達到使用周期，可顏色已經“老舊”，和新鋪設的地面磚相比顯得很不協調，會有損城市形象。盡管全部翻新街道地面磚會多花幾百上千萬的建設資金，可和提升市政形象這個更光輝的目標比起來值得！再說政府還可想辦法把部分建設資金分攤在部分市民身上，H縣的財政不用為此工程全部買單。
某縣官分攤資金的方式如下：
與街道兩旁的行政企事業單位建築相臨的人行道由這些單位“買單”；不屬“單位”的街面店鋪門前的“彩磚”由私營店主買單。
這個“攤資創意”在執行過程中必然會遇到難以用正當合法手段克服的困難：一是收費會遭到部分市民的合理抵制，單位出資的那部分還好說，反正單位的錢也是納稅人的，單位領導不會拿官帽子去維護什麽“公正”，實在有個別不識時務者可考慮換“領導”；關鍵是私營店主出的那部分錢，要他們額外分攤與他們不相幹的工程費用談何容易？二是政府不能下達強令單位和私營店主出資的收費文件，因為正當合理的市政工程是政府的職能，納稅人的錢就有部分用在這上面，不能因此另外向市民攤派；至於非正當合理的市政工程市民就更沒有理由承擔了。所以這樣的收費文件是不合法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縣官自有縣官的絕招！政府不好出面就動用不在乎社會影響的“邊緣勢力”。
政府把鋪設街道彩磚的工程交給某公司的一位副經理承包，之所以選擇此人除了他的“知恩圖報”外，更重要的是他的黑社會背景，有能力把政府不便出面的一切阻力“擺平”！
於是“彩磚工程”得以按預定的規劃“披荊斬棘”地向前推進，在怨聲載道之後私營店主都乖乖交出了攤派給他們的工程費，每平方米工程費超出市場價好幾倍……
在工程快要完工時，副經理遇上了一個懂政策懂法律且喜歡“較真”的“刺頭”，一位從外地歸來的知識分子店主。
當副經理帶人上門時，知識分子用平靜的語氣道出了下面幾點不滿：
一是市政工程費用應該由政府買單，他是納稅人，每年納的稅就有部分屬市政工程費用，不應另外由納稅人承擔這部分費用，否則納稅人的錢幹什麽用了？
二是他家門口的彩磚是前年鋪設的，磚上的彩色鈾質猶在，遠未超過正當使用期限，現在毀掉重鋪是否合理？
三、就算必須交錢，你也得拿出政府的收費文件和政府出具給你的收費授權委托書，否則我怎麽知道政府是否真的要我們出這筆錢，怎麽知道你能代表政府？
四、你們標定的地面磚價格比正常市場價高出幾倍，事先又沒有就地面磚的價格征求我們的意見，無端強令我們付這樣的高價和搶劫有什麽兩樣？
…………
副經理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而是打了幾個電話，十分鐘後來了幾位潑皮混混，狠狠地給了知識分子幾下，然後一幫人揚長而去，去時丟下話明天必須送錢，否則有他好看的！
知識分子拔了110，一刻鐘後來了兩位警官，對事情經過做了筆錄，丟下一句聽候處理走人。
當知識分子認定副經理等人會受到法律懲處時，第二天那幫人又找上門重重給了他幾下，末了還把手機遞給他讓拔110……
第三天知識分子去政府大樓挨家申訴，可沒有人理會此事，好心人則勸他說那幫人惹不起，交錢是上策。
第四天知識分子乖乖把規定的“工程費”送到副經理手中。
…………
保護每個公民不受非法暴力侵害是政府的職責所在，當縣官為了私利逃避這一職能時，就起到了為虎作倀的有害作用，實質上是和黑惡勢力結盟為害社會，執政黨的威信也因此被縣官空前損害了。
“三光書記”離任的那一年，H縣城中心的一大片高樓在政府的一聲令下拆除了。那些高樓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造的，遠沒達到使用期限，其中的一座四層樓房還是政府在世紀之交建造的一處形象工程。
“三光書記”決定在那片廢墟上建造一座廣場！
H縣在一年前已經建造了一座廣場，也是“三光書記”上任後的政績之一？
一任縣委書記在國家級貧困縣建了兩座縣城廣場，為此還拆除了一大片八成新的高樓，也算是縣官的一大亮點了。“三光書記”果然有過人之處！
問題是一個貧困縣有必要建造兩座廣場嗎？這個縣的錢難道真的多得沒處花嗎？就算真個有必要多建一座廣場，難道就找不到另外的空間？非要拆除花費大量納稅人的錢建造起來的一大片高樓不可嗎？

六、根治基層腐敗的良方--“縣官直選”
既然縣官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執政府的形象,縣官的人選和監督就應該成為政府吏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幾年政府對縣官職務犯罪的防範措施不可謂不力；對貪污瀆職的打擊不可謂不強，可為什麽還有相當多的縣官成了上文中的那幅模樣呢？
中國的部分縣官究竟腐敗到什麽程度？能夠制約縣官胡作非為的行政上司對他們的容忍又到了何種程度？亳州市（縣級市）前市委書記李興民的所作所為最能說明問題。
1997年2月18日，新任亳州市委書記（縣級市委書記）李興民為了慶賀自己“榮登書記寶座”， 竟然耗資200萬元人民幣搞所謂大“閱兵”。他命令全城戒嚴、交通中斷、學校停課，自己站在敞篷汽車上，人模狗樣地向列隊肅立的司法系統幹警、土地稅務工商幹部、中小學生頻頻揮手，扯開嗓子大喊“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並志得意滿地接受“首長好，首長辛苦了”的歡呼……
李興民“閱兵醜聞”曝光後，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里，他不但不曾因這件醜事受到追究，而且還在1998年10月官升一級，當上了宿州市（地級市）副市長。是有關部門對李興民的醜行一無所知嗎？好像不可能。大“閱兵”是大張旗鼓公開進行的，事後亳州市的電視報紙均做了充分報道；況且，對這麽一樁“新鮮”事，老百姓街談巷議，其傳播功能怕是比媒體還大。看來，我們只好認為，是負有對李興民進行監督、考察重任的那麽一些部門里的一些人，他們因為各種不便言明的“原因”，或者不把李興民的大“閱兵”視為問題，或者僅僅把這件事視為不影響對這個人繼續使用和進一步提拔的“小問題”？直到2003年6月1日，安微宿州市原副市長李興民及其妻子因經濟犯罪被紀檢專案組立案偵查，才“拔出蘿卜帶出泥”牽扯出六年前那件閱兵醜聞……
不久前山西洪洞縣曝光的震驚全國“黑磚窯事件”，洪洞縣的縣官們居然沒有一人為此引咎辭職，還動用媒體為自己塗脂抹粉，隨意動用納稅人的錢去為自己的失職行為“滅火”，部分公務人員也因禍得福，借此享受了一番“公費旅遊”的待遇…… 按照黨政幹部引咎辭職條例，發生特大責任事故，負主要領導責任的領導必須引咎辭職。可洪洞縣委書記辭職了嗎？在千夫所指的境況下仍賴在位子上不下，他那個位子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值得他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不下就不下”？
紙是包不住火的，那一年的12月5日，洪洞縣又爆發了一起特大礦難事件，死亡105人！
在12月9日上午洪洞“12.5”事故國務院調查組成立大會上，山西臨汾市長李天太代表市政府向遇難的礦工表示沈痛哀悼，向死難者家屬致以深深的歉意，並願意接受組織給予的任何處分。在主管市長道了歉且主動亮明了態度的情況下，人們卻沒有聽到更直接的責任人--縣長、鄉長的承擔責任的任何聲音，他們好象比自己的上司還“牛”？連承擔責任的表態都沒有，就更不用說主動引咎辭職了！
…………
我們的縣官怎麽了？
我國的部分縣官腐敗成了上文中的那幅模樣，並不能說明“縣官”的本質出了問題；從根子上來說應該是我國任免“縣官”的機制出了問題。
我國傳統任免縣官的機制是“單向負責制”，即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縣官的任命和升遷都是上司說了算，縣官轄下的子民則沒有任何制約縣官的權力；既便有少許“文字上的權力”也是象征性的，根本沒有實施“象征性權力”的可行手段。人的天性是“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擁有匡時濟世普濟蒼生高貴情懷的天使形人物畢竟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縣官在任上的最大職務驅動力是保住自己的職位並獲得升遷；並盡可能過得舒適一點。如果縣官的任免是老百姓說了算，他就會想法設法要在公眾心中留下一個好的印象，盡可能多為公眾謀福利是最有效的途徑。這樣他的自身利益就和公眾利益、國家利益一致，就沒有多少動力和機會貪污瀆職，否則就會被老百姓趕下台。如果縣官的任免是行政上司說了算，那麽他就只需在上司心中留下好印象就成。和縣官一樣，擁有“天使情懷”的上司一樣是少數，絕大多數上司也都是些擁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下屬能否在他心中留下好印象主要取決於“態度是否恭順”和是否知道“好歹與感恩”。在人生的非關鍵時刻，感恩的最直接有效途徑就是給上司“送禮”和“迎合上司的旨意”。人生的關鍵時刻畢竟少之又少，所以多數縣官給上司留下好印象的方試就是“搞政績、拍馬屁和送禮”。實實在在的政績不是想搞就能搞出的，在沒條件或沒智慧搞實在政績的情況下，相當一部分縣官就只好選擇“勞民傷財式的假政績”忽悠上司的視野，結果給當地造成巨大的損失。為了在上司心中贏得壓倒他人的“好印象”，縣官竟相在提高“禮品”價值上下功夫。為了籌措巨額“禮品”費用，縣官就只有利用職務“創收”，貪污受賄通常是最有效的創收途徑，於是職務犯罪便成了不治之癥……
縣官一旦用“禮品”和“拍馬屁”搞定能夠決定他政治命運的少數幾個甚至一個上司，在沒有獨立於行政之外的民眾“權力機構”監督；輿論和媒體監督只停留在“文字條款”的情況下，縣官就在治轄地贏得了操控人事、財政和公共工程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必然孳生“絕對腐敗”，縣官的貪污受賄的幅度也就從“籌措禮品”發展到無節制地聚斂私人財富，“孝敬上司”那部分贓款在他“腐敗帳戶”上所占的比例隨著任職時間的延長變得越來越小……
就算決定某個縣官的行政上司是一個擁有天使般情懷的“精英人物”，因為只能是“遙控”的緣故，也無法對縣官行使有效的監督。他呆在縣官轄地的機會很少，無法對縣官的所作所為有一個通盤的了解，對縣官的認識更多來自縣官自己的匯報。縣官在上司面前多半是“報喜不報憂”，“精英上司”也因此很容易被他的“腐敗部下”忽悠糊弄。
科學進步的政治體制必須能有效防範“人性惡”，因為“權力”是孳生“惡”的最佳土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在“絕對權力”毒害下都會變“壞”和“危害社會”，那麽我們的政治體制就是要使權力人物沒有條件、機會危害社會；而“造福社會”的大門則是對他們敞開的。
要想從根子上解決縣官漠視民眾和在轄地一手遮天並因此孳生“絕對腐敗”的悲劇，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縣官的任免升降權力交還到民眾手里，也就是實行“縣官直選”。當縣官的行政命運由轄地的民眾來決定，民眾隨時可以罷免起訴他且無法受到行政上司的庇護時，他還敢刮地三尺以權謀私或勞民傷財瞎折騰嗎？
“縣官直選”能使縣官“變壞”“作惡”的機會變得盡可能小；貪污腐敗的空間也因此會為得盡可能小。

也許有人會問：實施“縣官直選”會不會改變政權的顏色？會不會威脅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的回答是：“不會！”因為縣官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沒有決定性影響，沒有條件和能力幹擾政權的方向，所以也不可能威脅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相反縣官一旦由民眾直選，就能有效地控制基層幹部的腐敗瀆職現象，使廣大民眾能更深切地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個直正為民作主的政治制度，民眾會發自內心真正擁護的。
如果為了縣官的個人利益而拒絕或拖延“縣官直選”，縣官的腐敗瀆職現象不但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會逾演逾烈。當縣官的形象一天不如一天，高官的形象也會被縣官“牽連”，民眾會誤認為“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天下烏鴉一般黑”，從整體上否認我們的公務隊伍。當民眾因為縣官的“絕對腐敗”對現實不滿日益強化時，就會懷疑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出了問題，轉而向往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從而威脅到社會主義制度自身。
提起“縣官直選”，人們也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村官直選”的鬧劇。
我國的“村官直選”已實施了近二十年，關於“村官直選”的鬧劇在媒體和傳聞中已成為一個永遠道不盡的話題：賣買選票司空見慣，強勢群體操縱選舉；村民為了一包低劣香煙輕易出賣自己的選票；強勢家族和地方黑惡勢力壟斷基層政權的報道屢見不鮮……
人們不禁要問：“縣官直選”會不會成為“村官直選”的翻版？
縣民真的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嗎？他們真的能選舉出合格的縣官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首先從三個方面說說“村官直選”這個話題。
（一）、村民之所以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主要是由農村人口流動這個特殊因素造成的。眾所周知，我國農村的精壯勞力絕大多數在選舉季節都去遙遠的城市務工去了，留在家里務農的主要是老、弱、病、殘。在選舉季節來臨時，在遙遠城市務工的農民不可能丟掉手頭的工作且花費一筆對民工來說無疑是很昂貴的交通費回鄉參加選舉，也就是說絕大多數村官是由那些留守在家里的老、弱、病、殘選出。農民中的弱勢群體老、弱、病、殘沒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並不等於說農民中的強勢群體--占選民半數左右的民工沒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因此也不能否定農民這個整體沒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
（二）、盡管“村官直選”存在很多傷心的景觀，但並不能因此證明在此之前的“村官任命”比之更優越。賄買選票是“村官直選”的硬傷，但“村官任命”時難道就沒有人為了當上村官向鄉官行賄嗎？不但有，且比賄買選票的現象有過之而無不及。“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盡管“村管直選”目前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比“村官任命”畢竟要進步一些。
（三）、民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未經歷過民主政治的民眾對行使民主權力也有一個熟悉的過程，所以對民主政治不能求全責備。我們能夠容忍基層政權中帶普遍性的買官賣官行為；為什麽對民主政治“初級階段”暫時性的“買賣選票”現象視如洪水猛獸呢？

和“村官直選”相比，因為絕大多數縣民不象村民那樣為了打工背井離鄉，不存在優勢群體在選舉季節不能參加選舉的現象，加上縣民的整體教育水準和認知能力比村民高得多，所以“縣官選民”比“村官選民”擁有更高的綜合素質，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自己的民主權力。
因此“縣官直選”不會成為“村官直選”的翻版，通過直選選出的“合格縣官”比“合格村官”的概率要大得多。
任何制度不可能只有優勢沒有劣勢，“縣官直選”也一樣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官吏任免機制，一樣會選舉出不合格的縣官。但通過直選選出的不合格縣官的概率比行政任命產生的不合格縣官概率要低得多。加之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就算不幸選舉出一位“酒肉縣官”，也能很快被識別並清除出去，其負面效應不容易擴散蔓延，對國家社會的危害也就停留在短期和局部的範圍內。
在“縣官直選”的初級階段，不能排除選舉的縣官比任命的縣官還不如的現象。部分選民因為“選舉是走過場”的慣性思維，也會自我踐踏甚至借選票嘲弄自己的民主權利，出現“戈爾巴喬夫”或“霍元甲”之類的選票。日本在戰後第一次民主選舉時，基層政權曾有把妓女選進議院的現象。但這只是暫時的，公民一旦發現自己的民主權利得到了真正的尊重，發現一旦濫用這種權利就會受到懲罰時，絕大多數人就會轉而尊重和認真對待運用這一權利，就會利用民眾監督機制，及時把不稱職縣官掃地出門，重新選出稱職的縣官，不會出現“任命縣官”那樣“一代不如一代”和“一旦上任就一手遮天、百姓哭告無門”的悲劇。


                                   二OO八年三月一日


23.中國教育備忘錄

   “標準答案”扼殺學生的獨立思維；教科書充斥太多的謊言和次品；“官僚主義”敗壞校園風氣；公民教育缺失；輕視“社會科學”： 我們的教育如何腐蝕“共和國的朝陽”； 教育改革提案。



一、“標準答案”扼殺學生的獨立思維
科學文化的進步是從質疑“權威”開始的！
只有擁有“獨立思維”的人才有能力質疑“權威”。
所以國民教育的第一功能就是培養一大批擁有“獨立思維”的人才。
中國現行的國民教育模式則正好相反，就是盡可能扼殺學生的“獨立思維”能力。
扼殺學生“獨立思維”的第一殺手就是“標準答案”。
“應試教育”則為各級升學考試設置了整齊劃一不容置疑的“標準答案”。
為了順利升學，學校的主要功能也就是培訓學生答對“標準答案”，並因此設置了學生難以負荷的“題海訓練”和“考試演習”，來磨練學生對“標準答案”的把握程度。
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生在校學習的唯一功能就是使盡可能自己的思維和“標準答案”保持高度一致。
一旦思維不能和“標準答案”保持“高度一致”，學生就不能成功地通過各級升學考試，最終就升不上理想的大學，這樣他未來的人生就會被排除在“體面社會”之外（特權階層例外）。
盡管一個國家的“體面社會”並不總是代表“文明進步”層面。但“體面社會”絕對能夠使置身其中的人擁有高於普通社會群體的生活質量。對於不具備“普濟蒼生匡扶正義般天使情懷”的絕大多數普通公民來說，努力擠身入“體面社會”是他們人生的第一奮鬥目標。如果努力學習的結果是被排除在“體面社會”之外，絕大多數學生都不會去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所以盡管在校學生並不一定都“認同”“標準答案”，但也要使自己的答題盡可能符合“標準答案”，因為“標準答案”比他自己的“見解”對他未來的人生更重要。
因為唯恐自已的答題不能和“標準答案”保持“高度一致”，並在千百次的“標準答案”考試演練中“習慣成自然”；學生的“獨立思維”傾向就會受到扼制，並最終完全失去“獨立思維”能力。
結果我國現行教育模式的“最大成果”就是培養了“沒有獨立思維”的一代。
看看今天的大學校園里數以千計的“憤青”和“追星族”；看看那些跟在“主流輿論”後面瞎起哄的龐大青年群體；看看他們對一個說錯話的女人的憤怒遠遠超過極大“放大”地震生命災難造成過多中小學生過早死亡的“豆腐渣工程”制造者貪官政客的憤怒；再回頭看看你身邊的部分大學畢業生擁有“迎合領導”和“超前享受”的能力但沒有“獨當一面”的工作能力……你就不能不為我國的教育體制感到極度的痛心。
正因為“標準答案”扼殺了學生的“獨立思維”能力，“高分低能”在中國青年群體中就成為普遍現象。中國學生是世界上最會“考試”的群體；但也是最沒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群體，“標準答案”已經把他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扼殺殆盡。縱觀世界科教領域，幾乎所有國際大考的數學和科學尖子都在中國，可我們中國制造的產品幾乎都是外國人設計的？中國人在世界各地考試都遙遙領先；可世界上幾乎所有與現代文明相關的科技產品幾乎沒有一樣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
我國的80後90後一直受到主流社會的詬病，因為他們的“派頭”和“索取”遠遠大於他們的“能力”和“貢獻”。之所以如此恰恰是我們的教育模式造的孽。80後90後沒有經歷文革式文化浩劫和社會動亂，有機會接受系統的“中國式教育”，有機會十年如一日演練“標準答案”。“標準答案”毀滅了他們的獨立思維和創造性工作能力，在實際工作中就落後於時代的要求。
與接受系統應式教育的青年學生相反，韓寒是80後的一面旗幟，其獨立思維和遠見卓識連習慣質疑權威的我們也自嘆弗如。他的成功恰恰是他的過早輟學，連高中都沒念完，就更不用說上名牌大學了。
與“韓寒現象”異曲同工，現在社會上各行各業在相當長時間內能夠“獨當一面”的業務骨幹多為恢覆高考的頭幾年上大學的那代人。這代人之所以有較強的工作能力，就是因為他們的童年甚至少年時期沒有機會接受系統“中國式教育”的緣故。他們的童年或少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小學甚至中學都沒上幾天象樣的文化課，得以遠離“標準答案”的“洗腦”，在荒廢了學業的同時也保留了部分想象力和創造力。在成年歲月如能有機會把學業補上去就能擁有較強的實際工作能力。我的全部初小學課程就是在“考”上高中的頭三個月惡補上去的。那代人的教育模式竟陰錯陽差地和西方教育模式暗合：中小學主要以“玩”為主，上大學才開始努力學習。今天的學生則正好相反：中小學“亡命”做功課，到了真正該努力學習的大學時期則把學業當兒戲。
也許有人會問：沒有“標準答案”，如何對學生的考試成績作出準確公正的評判？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先把中、美兩國中學生的歷史習題和試題作一比較。
以“美國南北戰爭”題材為例：
我國中學生關於此章功課的習題試題多為下列形式：
美國南北戰爭發生的背景？
美國南北戰爭的進程？
“葛底斯堡大捷”發生在哪一年？為什麽說此役是南北戰爭的轉折點？
“宅地法”和“廢奴法令”是在哪一年頒布的？解放奴隸有何重大意義？
“約翰.布朗起義”是哪一年發生的？它的意義何在？
《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是誰？此書對美國南北戰爭有何意義？
為什麽說美國南北戰爭是美國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
美國南北戰爭的哪一方是“正義”的？
…………
上述所有的試題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總之是要求學生死記硬背主要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並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法給歷史人物和事件貼上“政治標簽”……
我不明白讓學生花費大量的精力死記硬背歷史人物和事件並進行“馬克思主義定性”對學生有什麽現實意義？這樣學習歷史能達到設置歷史功課的目的：讓學生把歷史當成一面鏡子並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嗎？
再來看看美國學生關於南北戰爭題材的歷史習題試題模式：
美國內戰爆發前，“你認為”南方和北方有哪些主要的價值沖突？你認為哪些價值沖突是戰爭的誘發因素？
美國內戰前期，北軍為何一再失利？如果由你來指揮北軍，結果是否會更好？如果是請闡明你的戰略構想。
美國內戰最後的結果是南方戰敗，南方戰敗是否是必然的？如果不是請你設計一條南方轉敗為勝的戰略戰術。
如果你是林肯總統，你有能力避免這場制造美國傷痕的內戰嗎？如果有請說明你的施政構想。
《飄》（又譯為《亂世佳人》）是以南北戰爭為題材的名著，如果你讀過這部小說，請根據小說描寫的時代背景，說說美國的民主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南方軍管時期是退步了還是進步了？如果退步了請說說美國人民是如何挽救民主事業的？
…………
上述所有試題不但沒有設置“標準答案”，而且遠不止一個答案。就算學生得出一個明顯錯誤的結論，但只要他的理論自成體系，能夠為自己的結論自圓其說，教師一樣會給他一個適當的分數，而不會象中國老師一樣簡單地打零分。例如某學生在考《進化論》時，否認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的，而是由上帝創造的，並給予相對完整系統的論述論證，老師就得給他一個可觀的分數。
美國試題不但答案不止一個，最可貴的是給予了學生相當大的想象和自我發揮空間，因此有充足的機會鍛煉學生的“獨立思維”能力。讓學生自己設置一條扭轉戰局的戰略構想，學生要想不獨立思維也不可能。
美國習題還給學生留下了很大的自由施展空間，有潛力的學生會超出教材之外去搜集資料和拓展閱讀面，為以後的綜合調研能力打下基礎。最後一道習題就推動學生去閱讀《飄》這部美國名著，極大的培養了學生的主動閱讀興趣。
美國試題很少用“正義”和“意義”這些名詞去給某些人和事“定性”，盡量使試題不具有“權威”色彩。就連締造美國的“抗英獨立戰爭”，美國人在歷史教科書里也沒有宣稱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
…………
鑒於美國試題沒有設置“標準答案”一樣能夠選拔出品學兼優的學生，我國的各級考試取消“標準答案”同樣無損準確公正地評判學生的資質和潛力。誠然取消“標準答案”後擴大了裁判人的自由裁量權，在“準確公正”方面不能象“標準答案”那樣能夠做到“一碗水端平”。但如果“標準答案”的第一功能是扼殺“獨立思維”強化“奴性思維”，那麽“標準答案”選拔出來的合格考生就不是合格的“人才”而是合格的“奴才”。這種選拔方式越是“準確公平”就越是不利於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尺度一旦出了問題，稱量方式越準離目標反而越遙遠。

所以我國教育改革的第一步應該是改革考試制度，改革考試制度的第一步又是取消“標準答案”！

                                                                   （二OO八年十月八日）

二、教科書充斥太多的謊言和次品
一個人的人生道路是由他的知識層面、價值取向和人生品味決定的。
在校學生所能達到的知識層面、價值取向和人生品味在很大程度上受他所學的教科書的影響，對於多數學生來說這種影響是終生的和決定性的。
健康理性的人生品味、價值取向和較高的知識層面能使一個人擁有幸福、富有魅力且有益社會的人生。
在校學生要想擁有健康理性的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達到較高的知識層面，他所學的教科書就必須是內容真實且質量一流上乘的。
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的中小學甚至大學教科書卻充斥著大量的謊言和次品。
充斥謊言和次品的教科書絕不可能使學生達到較高的知識層面；更不可能培養出健康理性的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
我們在教科書里摻雜謊言和次品的作法由來已久，在上世紀文革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不但摻進謊言和次品，而且在教科書里注入毒害學生靈魂的毒汁。無處不在的“階級鬥爭”教育就造就了一代冷血殘忍的紅衛兵，給中國社會造成了亙古未有的深重災難。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記得二年級上語文課時老師布置的作業是用成語“心黑手辣”造句。當我們造不出來時老師就在黑板上造了一個“範句”供我們依樣畫葫蘆：
“我們對待階級敵人決不能心慈手軟，要心黑手辣！”
那樣的異化教育自然造就了我們的幼小心靈特別適合制造“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之類的社會悲劇！童年時期的我特別嗜好攻擊性暴力和虐待小動物就是當時“鬥爭教育”的可悲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教育事業上做出了大量“拔亂反正”和“實事求是”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和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比起來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遠遠不能適應“與時俱進”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
我們的教科書依舊存在大量的次品和謊言！
謊言和次品主要存在於歷史和語文教科書；尤其是歷史教科書里的謊言更是連篇累牘。
我們的教科書把整部中國歷史改編成了國民“自我意淫”和“自我膨脹”的“英雄史詩”。在各朝代歷史課程中，下面的一些歷史觀“命題”是不容懷疑的：
1)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光輝燦爛。
2)        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不畏強暴，自強不息的。
3)        中國各朝代雖然也有黑暗的時候，但錯誤罪惡都是極少數帝王將相犯下的，廣大人民群眾是永遠不  
    會犯錯誤的。
4)        中國歷史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前進的；
5)        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最發達先進的國家，只是在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才落伍了。
6)        中國近代的落後是由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造成的；西方列強才是中國近現代全部悲劇的罪魁禍首。
7)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
8)        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他們永遠不會對中國安什麽好心。
…………
這些年我在工余時間系統閱讀過教科書之外的原版中國史，從《二十四史》到《劍橋中國史》以及黃仁宇等“獨立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無不涉獵，結果發現上述那些“命題”不但不是不容懷疑的“真理”；相反有些還是自欺欺人的“偽歷史”式“假命題”。
第一個“命題”中的“源遠流長”勿庸置疑；但“光輝燦爛”實在有點牽強。周而覆始自毀文明成果、為敵覆仇式自相殘殺的民族內戰顯然與“光輝燦爛”無緣。
第二個“命題”中的“勤勞”說中了；但“勇敢、不畏強暴、自強不息”則不敢當。中華民族在唐帝國以前確然如此；可在以後的近千年時間則患了不可救藥的“軟骨病”，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做著被征服的惡夢，且征服我們的民族多是人口和資源比我們少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草昧民族。我們“窩里鬥”時象“英雄”對外則象“狗熊”。滿族入主中原時才一百萬人；那時的中國則有近一億的龐大人口！如果歷史上的我們真個“勇敢、不畏強暴、自強不息”，那些成功的外族入侵就不可得趁。想想“揚州大屠殺”時，一個滿人逮住幾百號中國人，然後挨個揮刀砍殺，中國人挨個走出來引頸受戮的鏡頭，怎麽看都無法把這群人和“勇敢、不畏強暴”聯系起來。如果這幾百號人的群體奮起反抗，那個滿人別說手里拿著一把普通的大刀，就是拿著“原子彈”也不一定管用！
第三個“命題”一樣站不住腳，盡管達官顯貴是各王朝由盛轉衰由光明走向黑暗的根源，錯誤和罪惡主要是這幫人犯下的；但廣大人民也並非永遠不會犯錯誤，甚至有時會犯下比達官顯貴更嚴重的錯誤，對國家民族的沒落一樣難辭其咎。每當國家走向沒落或崩潰時的社會景象常常是“官不象官民不象民”。如果廣大人民不犯錯誤，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切實負起對國家民族的責任，不充當腐敗官僚自覺或不自覺的幫兇，達官顯貴以權謀私倒行逆施時就會有所顧忌，就不致釀成全社會崩潰的災難。
第四個命題也許適合全人類文明史；但不適合中國歷史。中華文明在兩千二百年專制集權歷史長河中是每況愈下的。中華文明最燦爛的時期是春秋戰國時期；漢唐文明則光芒萬丈氣吞山河；以後的宋、元、明、清文明要麽弱不禁風，要麽茍延殘喘一段時間後被成功的外族入侵攔腰斬斷。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由漢唐時期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墜落成清朝末年近乎白癡般令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在鴉片戰爭時期四億五千萬國民被兩千五百個入侵的紅胡子洋人擊敗，連昔日進貢都不見得夠格的彈丸小國比利時也可強迫它簽訂“不平等條約”。
第五個“命題”中的“發達”尚可；但“先進”則未必。因為一個國家“先進”與否不僅包括“生產力硬件”而且包括“制度軟件”。中國的“生產力硬件”在鴉片戰爭以前的相當長時間確然是世界上相對“發達”的（撇開科技水準）；但“制度軟件”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制起則一直滯後。歐洲在兩千三百年前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創立的“制度文明水準”我們甚至直到今天仍無法超越。我們千萬不能小看“制度軟件”，它和“生產力硬件”同等重要。打個簡單的比方：發達的“生產力硬件”好比你擁有一顆威力極強的“原子彈”；“制度軟件”則相當於這顆“原子彈”交給誰來操縱控制，用於什麽目的和什麽時機使用的問題。如果“制度軟件”落後，這顆原子彈就極有可能落至流氓黑社會手里，作為恐嚇甚至屠殺人民的有力工具；或者盲目向外投放，招來各國毀滅性的報覆，就象慈禧太後當年一個晚上向世界各國宣戰引來“八國聯軍”一樣。西洋文明在十七世紀以前的“生產力硬件水準”一直遠遠落後中國；可因為擁有“自我糾錯”機能相對先進的“制度軟件”，較少重覆歷史上同樣的錯誤，結果在近現代後來居上，把“硬件發達軟件落後”的大中華帝國遠遠拋在後面。
第六個命題也一樣站不住腳。日本在十九世紀中期一樣經受了西方的強制性入侵，可日本民族卻因此走上了崛起自強之路，從一個國民連“姓”都沒有的“中國學生”躍升為這個星球上“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僅次於美國遠超老師的科技文明強國。我們能否換個角度想一想：如果沒有西洋文明的強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國人極有可能仍跪在皇帝和縣太爺面前三跪九叩？
第七個“命題”你只要看看袁崇煥的悲劇和農民領袖黃巢、洪秀全的所作所為就會忍不住啞然失笑。抗金民族英雄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宣布為“漢奸賣國賊”後，首都廣大民眾的眼睛並沒有“雪亮”起來，而是充當崇禎皇帝的“幫兇”，爭先恐後在刑場上爭吃袁崇煥的肉？其實“民意”是最容易操縱的，偉大領袖就是“操控民意”的超級大師。你千萬別把堅守“真相”和“真理”的希望寄托在普通民眾身上，只有極少數仁人志士才會拒絕被“愚弄”；也不要相信“得天下者就一定得民心”之類的一廂情願。黃巢和洪秀全兩人得勢後一個開“人肉工廠”；一個坐“六十四人擡大轎”，殘暴和腐敗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帝王，你能說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嗎？
第八個“命題”我就不說了，汶川大地震已經給出了答案。當部分國民在不久前為美國的“911”事件彈冠相慶時，多數美國人這次並沒有投桃報李看我們的笑話，不但官方給予多種形式的援助；民間也自發舉辦各種形式的“燭光晚會”悼念祭奠地震中我們的死難同胞。
…………
為了支撐上述那些“假命題”，我們在歷史教科書里摻雜了太多與歷史事實不符的“謊言課程”，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被刪改得面目全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經想報考武漢大學的歷史系研究生。導師推薦給我的“權威教材”是武漢大學自編的《中國近代史八十年》，里面居然有大量篇幅謳歌義和團和“愛國政府軍”圍攻各國大使館和北京西什庫教堂的課程。因為這個緣故，我永遠放棄了報考歷史研究生的願望。
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曾激發出了全體國民的滿腔怒火，如果有能力也一樣會組織“國際聯軍”殺上美國本土。那時我們的國民是否在內心深層反省過我們在百年前也曾幹出過遠遠超過美軍的暴行？是否認識到繼續謳歌那樣的暴行會在毒害我們心靈的同時極大損害中國人的國際形象？
至於世界歷史課程，我們雖然沒有在歷史事件和人物上隨意編排，只是在選用史料方面缺少必要的“公平原則”，只選用對自己的“歷史觀”有益的史料；但卻習慣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曲解”外國歷史。如把連多數美國人自己都不認同的“美國內戰”謳歌為“美國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為“巴黎公社”和歐洲一八四八年的動亂歡欣鼓舞；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屠殺機器”“雅各賓黨人”和前蘇聯時期的斯大林大唱頌歌……
因為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充斥著“偽歷史”式“假命題”，我們的學生就很容易陷入眼花繚亂的“錯覺”和自我欣賞的“意淫”；同時失去“自我反省”“反思歷史”的品質和直面錯誤的智慧和勇氣；因而永遠無法在歷史知識中汲取經驗教訓；結果類似的歷史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在中華大地重演。我們近來犯下的錯誤和近期即將犯下的錯誤在中國歷史上都可找到先例。
於是我們不但喪失了學習歷史這門功課借鑒經驗汲取教訓的功能；相反歷史功課成為國民靈魂的毒汁，鼓動激勵他們繼續重犯歷史錯誤。
勇於反省和直面錯誤是一個人的最大智慧；也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智慧！

我們的語文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一樣為了並不見得有效的“功利目的”摻雜了不少謊言。尤其是小學的語文教科書，有不少篇幅把有很大名望的老一輩革命家描寫成“道德楷模”。老革命家的“能力”是不容懷疑的；但要求他們都是“道德楷模”則有點強人所難。因為在亂世那種叢林法則下，“勝利”多半屬於“強人能人”而不屬“有德之人”。德高望重的君子往往離勝利成功之路最遙遠。自然界謙恭誠實的鹿是不可能成為“勝利者”的。
除此之外，語文教科書還用大量的“次品”當範文去強迫學生學習仿效。
一個國家民族的語言產品有上品精品；也有次品和廢品。列入語文教科書，供學生學習借鑒仿效的應該是上品和精品；次品則靠邊站，絕不能有一個廢品。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因為每個學生學語文的目的就是懂得欣賞列為上品和精品的文章，同時自己也能創造出上品和精品。沒有哪個學生學語文的目的是為了懂得欣賞和創作次品和廢品。如果我們把大量次品甚至個別廢品列入到教科書中，學習語文的實際效果就會與設置語文這門功課的目的背道而弛。
語文教科書里的次品多得令人憂心，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教科書里收載的以感動心靈和啟迪智慧為創作宗旨的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有哪篇是能夠真正感動心靈或啟迪智慧的？林清玄的散文很容易感動心靈啟迪智慧，可我們的教科書有一篇沒有？上世紀中學語文教科書里的散文主要收載楊朔、秦牧和矛盾的後期作品，那些散文讀起來味同爵蠟，在如此這般枯燥無味的散文規範下的學生，將來能創作出真正感動心靈啟迪智慧的散文精品嗎？至於詩歌的範文《王貴與李香香》則連次品都算不上，十足廢品一個，可那時我們必須學習並消化這些廢品？今天的語文教科書我沒看過，不知還繼續收載楊朔、秦牧的作品沒有，如果有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
所以重編教科書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列入教科書的知識必需是“真實的精品”，絕不能是謊言和次品！為了我們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需盡快從事這項工作，不能再聽任“官僚政治的惰性”無限期拖等下去了。

                                                                   二OO八年十月十一日

三、“官僚主義”敗壞校園風氣
學校是教書育人的場所。為了培養出優秀合格的下一代公民，學校必須保持相對純凈的空氣，盡可能抵禦外界不良風氣的侵蝕。無論外面的世界怎樣污濁勢利，學校都應該是一塊不受或盡可能少受不良社會污染的凈土，這樣才能夠培養出有希望的下一代。只要校園能保持相對的純凈，就算國家社會在現階段山河依舊，但國家民族仍然充滿希望。因為相對純凈的校園培訓出的優秀人才會不但走向社會承擔責任，重新把暫時誤入歧途的國家民族推入健康發展的正軌。
為了確保校園成為一塊不受或盡可能少受社會影響的凈土，世界多數國家都奉行“校園自治”精神。“專家治校”也成為多數文明人的共識。
中國擁有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歷史並不長，滿打滿算也就一百多年；但“校園自治”精神從擁有第一所現代學校的那天就確立了。尤其是大學校園的自治風氣，在上世紀前期一直受到了較好的尊重。校園也因此為國家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和國家棟梁，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挽救了國家的命運，使分崩離析四面楚歌的國家重歸一統，從連昔日的蠻夷小邦都可任意欺淩的“東亞病夫”成為聯合國擁有否決權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校園自治”是指學校內部的職位設置和人選都是學校說了算,各級管理人員甚至校長由學校教職工自主選舉產生。雖然私立學校的校長由校董任命；部分國立重點大學校長由政府任命，但其他職位的設置和人選政府和校董則很少幹涉。政府和校董的主要職責就是給學校提供必要的資金和其它有益的服務。
我國大學自治精神在上世紀北洋軍閥時期多次光芒四射。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北洋軍政府強勢交涉，要求軍政府釋放參加“五四運動”的被捕學生並獲成功的舊事已成為北大最光輝的校史。當時部分北大學生火燒趙家樓，毆打外交官，北洋軍政府給他們加上“打、砸、搶”的罪名也不純屬“莫須有”。可校長蔡元培依舊和北洋軍政府不依不饒，去軍政府衙門靜坐絕食，軍政府不放人他就辭職！
因為校園自治精神沒有被破壞，中國最黑暗的北洋軍閥時期也就成了“黎明的前夜”，從相對純凈的校園走出來的仁人志士有力量引導我們的民族從黑夜走向黎明。校園自治精神也成為沒落中國的一盞穿透黑夜的文明燈塔。因為北洋軍政首腦對大學自治精神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尊重，最終沒有越過“傷天害理”那道最後的暴政門檻，結果逃避了歷史的清算，在失去權力之後仍然得到善終。
…………
我國的校園自治精神在國家重歸和平一統之後仍得到了部分尊重。北大校長馬寅初就曾不止一次讓北大精神回光返照。這個中國一流的人文學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仍源源不斷為國家輸送急需的經濟建設人才。
校園自治精神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了粗暴的踐踏，尤其是大學自治精神差不多喪失殆盡。隨後的二十年更是惡夢連環，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學不再是神聖的學術殿堂，而是制造社會悲劇的“階級鬥爭”大本營。當時最著名的造反派頭面人物大多是從北大、清華這兩所一流學府走出來的。
校園自治精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拔亂反正”時期得到部分恢覆，各大專院校也因此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騰飛輸送了大批科技經濟人才。可惜好景不長，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步入“經濟決定論”時期以後，校園自治精神再度受到侵蝕。
這次侵蝕校園自治精神的病菌是“官僚主義”。
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兩千二百多年，政治體制的實質一不是封建主義；二不是資本主義；三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主義。
官僚政治是中華文明在兩千年歷史長河中每況愈下，由強勢到衰弱，由四面出擊到被動挨打的內在根源。
中國現代化的成功，中華民族的文明開化，第一步就是要從傳統的官僚政治中走出來，走向建立在憲政法治基礎上的民主政治。
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經濟總量比三十年前翻了幾翻，多數公民從饑寒交迫走向溫飽，並進一步向小康社會邁進。按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斷，“官僚政治”就該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我國的“官僚政治”也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茁壯成長，官僚政治發展的速度甚至遠大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官僚政治最突出的弊端是貪污腐敗，三十年前貪賄一萬元就算大案要案，今天貪官動輒貪污千萬上億。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財政收入不足億元的貧困縣交通局長晏大彬就貪污了近三千萬巨款，就更不用說那些擁有大權的贓官了。就算三十年時間中國經濟總量翻了十翻（其實沒那麽多），官僚政治的腐敗幅度則翻了幾十上百翻。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不是什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一樣有“與時俱進”的必要。
學校這塊最不應該受官僚政治浸染的凈土，在今天官僚主義則泛濫成災。
眾所周知，校園應該是“學問決定論”，教學水平和學問的高低應該是教職工的報酬和受尊重程度的主要標志。教學水平高、學問上有創造性成果的教師自然擁有較高的收入和聲望，並對學校的公共資源享有較大的建議權和支配權……
今天的中國校園情形正好相反，不是“學問決定論”而是“職位決定論”，收入、地位和權力不取決於“學問”的多寡而主要取決於“職位”的高低，說通俗一點就是“官的大小”。無論你擁有多大“學問”，取得了多大學術成果，但只要你沒有相應的“職位”，沒在學校里擔任一個大大小小的“官”，你就沒有對教學資源的“發言權”和“建議權”，更談不上“支配權”；相反你還得接受大大小小“校官”的領導和支配。只要你擔任了一個象樣的“校官”，別說沒學問，就算你大字不識一個，你一樣可以對有學問的教師指東調西，並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隨意支配教學資源。因為“官僚政治”遵從的是“資歷”、“背景”和“人緣”，能夠在學校走上高位的往往不是學問高的教師；而是“關系大於學問”的投機政客，出現“學問越低職位越高”的“逆淘汰”規則。今天的學校有一個人所共知的黑色幽默：“不會教書就當官”，就是這種現狀的真實寫照。因為部分“校官”不懂教學和科研，就難免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瞎指揮”現象，使合格教師的教學科研積極性受到挫傷。
因為官職的高低是教職工地位的主要標志，對老師的獎勵和認同也就主要以“提官”來顯示，老師的上進心也主要體現在“升官”的熱情。那些擅長教學和做學問的教師在“提官”之後因為要應付官場那些與教研工作無關的亂七八糟應酬，用於教學和做學問的時間精力就大受影響。如果他們拒絕“提官”，不但收入和地位得不到應有的提高，社會也不給予應有的尊重和認同。於是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學問水準就會被“官僚主義”傷害。
我國教育主管部門各級教育局權力過大，不但壟斷了全部公立中小學的財政人事權，而且對老師教什麽和學生學什麽都有嚴格的規定，中小學老師沒有多少教學自主權。如果哪位中小學教師膽敢不遵從上面規定的“教育方針”，他面對的命運輕則受批評重則被剝奪教學資格。教育局的人事權也盡可能向深層延伸，不但掌握各中小學校一把手的任命，連副校長的任命學校也沒有自主權，並且遠遠不止設置一個副校長。
因為教師在學校的待遇和地位主要取決於“職位”的高低；那些想幹出點“事業”和“成績”的教師就不會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學和做學問上，而是用在“職位升遷”上。因為正副校長的任命權掌握在各級教育局官員手中，教師謀求“職位升遷”的方式就不是在校內搞好教研工作，而是和基本不熟悉本校內情的教育局官員拉關系套近乎。在這種官僚風氣下，教學工作要想不受巨大負面影響那一定是活見鬼了。
學校一旦被“官僚主義”侵蝕，就會不可避免掉入腐敗陷阱。因為部分掌握學校命運“校官”的主要目標不是如何搞好教研工作而是自己的“職位升遷”，教學資源就會被用於與教育科研無關的用途，校官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也就習慣成自然。我國的教學資源本來就嚴重不足，中途又被層層挪用克扣，其悲劇景象可想而知。現在不少中小學“領導”把教學經費挪作他用，害得教師的工資福利大受影響，必要的教研設備得不到添置，教學質量也因此大幅下滑，甚至於造成學校不該欠債而欠債。部分校長成了“敗家子”，離任時都給學校留下一大筆債務。不可思議的是“敗家子校長”不但沒有受到責任追究，多數反而得到“希望的升遷”。
大學的“官僚主義侵蝕”在近十年也十分嚴重，一個眾所周知的悲劇就是部分大學甚至於少數一流學府不再是“學問”的神聖殿堂，而是“創收撈錢”“唯利是圖”的交易市場。只要能“多、快、好、省”地撈錢，大學可以出售假文憑；可以“擴招”濫竽充數；可以面向社會開辦狗屁不值的“培訓班”；可以給“權錢人物”發放榮譽學位……
“官僚主義”盛行的大學也會嚴重腐蝕學生的品行。今天的部分女大學生犧牲人性的尊嚴，操昔日只有饑寒交迫沒條件接受教育的底層社會女子才肯幹的賣身營生，出賣肉體掙錢或給“權錢人物”當“二奶”，就是“官僚政治”侵蝕校園結出的最苦澀果實。今天的很多大學畢業生剛步入社會就精於“拍馬屁”和“迎合領導”；可沒有獨當一面的實際工作能力。當我們抱怨大學生一代不如一代時，我們可曾反思造成這一社會悲劇的深層原因？可曾意識到官僚政治恰恰是制造這一悲劇景象的始作甬者？
為了中國現代化的成功，為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也為了我們自已擁有一個希望的未來，“官僚主義”必須退出校園，尤其是首先要退出大學校園，由“領導治校”轉為“專家治校”。校園自治精神必須回歸並得到充分的尊重，這是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二OO八年十月十六日

四、公民教育缺失
西方法治國家的中國留學生有一個怪現象：在學校學習成績大多名列前茅（特權階層子弟除外）；可在社會上卻不怎麽受歡迎，不容易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法治國家的種族歧視並不象我們媒體宣傳的那樣嚴重，否則奧巴馬也不可能當上美國總統。部分留學生為當地主流社會所不容並不是因為他們的“黃皮膚”，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缺少“公德意識”，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在公眾場合大聲喧華等中國人特有的生活習性，令西人難以適應，於是就采取“沒權隔離就自動遠離”的態度。黑人在美國是公認的低素質群體，可黑人在這個國家的“認同度”卻比中國人高。因此多數中國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連黑人都不如。黑人的“公德意識”雖然不如白人；但卻比中國人強很多。
“公德意識”缺乏是中國人在海外不怎麽受歡迎的主要原因。
國民缺少“公德意識”，追根索源還是我國落後的教育體制結成的苦果。
我國傳統教育體制的另一重大弊端是--公民教育缺失！！！
我國教育體制的核心是“應試教育”，老師、學生、家長都圍著學生的“考試成績”轉圈。學生的學習成績不但能決定個人前程，關系家長的榮譽；還和老師的工資福利待遇掛勾。多數重點中學主課老師的獎金數額就是依據所在班級學生的升學率來計算的。從學校到家庭，學生的考試成績都是第一位的。學生只要能考出一個好的分數，就會被老師另眼相看，就算該生在其他方面一文不值也一樣會被老師視為寵兒。在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絕大多數學生家長在“考試成績”這個層面上不自覺和老師達成高度一致。我經常聽見家長這樣教導上中學的孩子：你的全部心思都要用在學習上，考出一個好的成績，其余都不是你關心的事……孩子只要能在考試上得高分，家長就心安理得做大孩子的生活保姆，不但為其洗衣做飯，挖空心思變換飯菜花樣，把所有的好東西優先讓給孩子吃；甚至於為十七、八歲的孩子洗腳擦澡……結果很多學生“高分低能”，生活自理能力極差，人性上狹隘自私唯我獨尊，甚至於在精神上有點“變態”。我認識的一位中學生，除了會考試得高分外，在實際生活中顯得出奇低能自私。十七、八歲的大男人，還光著身子讓母親給他洗澡擦身，母子二人居然一點也不難為情，這不是“變態”是什麽？
因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考試”和“分數”上，一個人成長時期必要的“公民教育”就根本沒有引起學校和家長的重視。結果絕大多數中學甚至大學畢業生沒有必要的“公德意識”，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嘩等文明社會所不恥的惡習他們做起來心安理得習以為常。每個人盲目追逐自身眼前的急功近利而無視他人的存在，把自身利益建立在傷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之上。結果社會陷入互相傷害互相防範的惡性循環，族群從整體上付出巨大的代價。
“公民教育”和“公德意識”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人在追求自身生活舒適和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尊重他人的存在，尤其不能侵害他人的權益；同時努力承擔社會責任。
我們的教育絕大部分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核心就是教育孩子做“人上人”。其實鼓勵孩子上進沒什麽不好，但這種上進是完全異化了的：把豐富多彩的世界簡單化，把所有價值觀單一化，只求結果不重過程，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心中只有自己沒有他人...其結果可想而知。
另外從小就給孩子灌輸假大空的東西，用意識形態這個套子把人的頭腦和鮮活的世界隔離開，不讓孩子用自己的頭腦直接面對世界，其後果是：要麽是讓孩子的大腦成為頑石；要麽是當孩子長大後也變成不要良知，說假話成為習慣的人。
擁有完善“公民教育”和很強“公德意識”的國家民族，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個人利益自覺服從於群體的共同利益，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力求不傷害他人權益。結果社會友愛和諧，浪費和利益沖突降到盡可能低的限度。
今天的部分中小學校也重視“德育”，顧名思義就是“道德教育”，強調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但我國傳統的“德育”和“公民教育”是兩回事。相比於法治國家讓公民和社會受益無窮的“公民教育”，我國的“德育”則偏重於“形式化”和“政治化”，不切實際的空洞口號多於實際內容。記得文革後期學校特別強調“德育”，教導學生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為人民多做“好人好事”；但同時又教導學生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對異己分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要心黑手辣！對打到的敵人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導致人“精神異化”“人格分裂”，一面出奇仁慈一面至極殘忍。那時全社會傳唱的革命歌曲《象雷鋒那樣》就稱讚雷鋒“對待同志象春天一樣溫暖……對待敵人象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不是“公民教育”，而是十足的“異化教育”。文革後期“德育”成績好的學生不但不會造福社會，相反會危害社會，並且把傷害社會的行為當成慷慨激昂的“英雄事跡”。
公民教育缺失的教育體制很難為國家社會培養出有益的人才，就算是出類拔萃成績優秀的學生也不見得能造福社會。一個沒有“公德意識”的學生，就算能考出再好的分數，也一樣會為害社會；為害的程度甚至比低分學生還要大。正所謂“流氓的武功越高對社會的危害性越大”，當學校和家庭只注重孩子的“分數”而無視其“社會人格”的培養時，就只能結出事與願違的傷心苦果。

                                                                     二OO九年三月八日

五、輕視“社會科學”
一看此文標題，不少讀者一定會啞然失笑，笑筆者行文無視最普遍的事實。中國的學校也許什麽學科都不會重視，但絕對不會輕視“政治”。文革期間很多學校不學數理化，但政治課從沒停過。不但沒停政治課，相反還把其他學科的學時讓給“政治”。就是到了把“科學發展觀”作為國家大政方針的今天，政治課依舊是中小學和大學的必修課；甚至連研究生考試也必須考政治科目……這些年不少有民族責任心的學者呼籲在高考和研究生考試取消政治科目，理工科學生不再把政治列入必修課，可一直沒有引起高層教育部門的重視。一個對“政治”課程畸形重視的國家，怎麽可能輕視“社會科學”呢？
中國確然是這個星球上最最重視“政治”課程的國家；但中國的“政治”課程不屬“社會科學”！不但不屬“社會科學”，部分內容還是“反社會科學”。
“政治”應該屬“社會科學”的範疇，但中國學校設置的“政治”課程卻與學術意義上的“政治”不是一碼事。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政治”是什麽？一位我很崇拜的哲人曾對“政治”下過如下定義：
“政治是一門科學，是研究以人的本性為出發點構建理想社會的科學；政治也是一門藝術，是平衡人的本性和人的願望的藝術。”
這就是“政治”這門學科的真實涵義！我們學校的“政治”課程符合上面的政治定義嗎？
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政治”首先是一門科學，既然是科學，就得以探索、質疑、發現、質證為手段，可我們政治課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革命史”允許學生質疑和質證嗎？
所以我們學校里的“政治”課程不是“科學”，而是“教條”，是教導學生必須深信不疑的教條；是充滿偽命題和偏見的教條。
法治國家的中小學校沒有開設“政治”課，但卻普遍把“法律”列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但“法律”屬於“社會科學”。
所以我們學校重視“政治”課程並不等於重視“社會科學”。
不但不重視“社會科學”，相反從達官顯貴到平民百姓都不可救藥地輕視“社會科學”。
記得中學時代從老師到學生都對下面一句話深信不疑：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本人在上高一的下學期，學校決定把學生分別編入文科班和理科班。成績好的學生全部編入理科班，剩下的差生則編入文科班。高一上學期之所以不分文理科，就是要了解學生智商的高低，從而確保把智商高的學生盡數編入理科班。這樣文科班的學生就成了“智力弱勢群體”，里面的出類拔萃者也不過是“矮子隊伍里的長子”。因為先天智商的局限，這些文科“高才生”很難完成“社會科學”的發現和創新。上世紀後期大學中文系的高才生難成優秀作家，在思想文化界取得一定成果的學者多數為理工科畢業生就很能說明問題。
直到恢覆高考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在應用技術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屬於“社會科學”的“政治體制”和“人文思想”等領域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大踏步倒退，“社會科學”的重要性日益明了的情勢下，我們的教育依舊“重理輕文”，並在工作就業和個人前途等方面有效地“鞏固”了這一趨勢。從老師、學生到家長，都把理工科作為學生的首選目標；文科則為女學生和數理化成績不自信的男生的被動選擇學科。各大專院校的科研投資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於社會科學。
不僅如此，大學理工科畢業生無論在就業選擇還是在工資待遇方面都比文科畢業生占有顯著的優勢。文科畢業生不但很難找到一份象樣的工作，且工資待遇很低。在南方人才市場，文科畢業生的理想去處多為辦公室文員；可文員的月薪不過千元左右；而工程、信息方面的大學畢業生最初的月薪就有幾千元。
對於一個文明社會而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同等重要。
“自然科學”的宗旨是人類探索發現認識自然、改選自然的手段，使自然界能給人類提供盡可能多盡可能好盡可能長久的物質成果。“社會科學”的宗旨是人類如何運用“自然科學”的創造成果。這就好比“自然科學”創造了先進武器；“社會科學”探索如何更好地運用先進武器來為人類的絕大多數謀取盡可能大的福利。先進武器只能用於保護多數人的權利和尊嚴，對抗非理性暴力侵害，維護人類和平這一正義目的。可在一個“社會科學”落後的國家，就算“自然科學”家制造出了先進武器；但用途卻是有效地鎮壓多數人民的正義反抗，維護少數特權寄生蟲的窮奢極欲，對弱勢群體發動野蠻搶劫戰爭……
輕視“社會科學”使我們的民族在人類文明最光輝燦爛的時代付出了遠超其他族群的慘重代價。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我們習慣了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聽任“官本位文化”戕害我們的靈魂；被外來的形形色色的“反文明主義”忽悠了整整一個世紀；在真理與謊言的十字路口上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謊言；一次又一次把靈魂陰暗的野心家當成人民救星……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我們在人類整體享受現代文明成果的二十世紀，經受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編造了畝產十多萬斤糧食之類無視最基本常識的政治謊言；然後集體走向“精神自殺”，制造了公開反文明反人類的“文化大革命”，沖破了人類最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底線，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犯下數以千計滅絕人性的罪行……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我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畸形化，文化沙漠化”，在經濟畸形增長的同時，社會問題堆積如山，一個又一個的“突發事件”從四面八方向國家發出最危險的警示。我們的經濟增長了，可多數公民沒有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貧富懸殊已遠遠超過聯合國規定的警戒線。我們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制造了一個龐大的超級富豪群體，他們財富的絕大多數都是靠傷害國家民族的非法手段聚斂的。官僚隊伍的貪污腐敗竟達到如此難以置信的規模：一個稅收才九千萬貧困縣（巫山縣）小得不能再小的交通局長（晏大彬）竟然利用職權聚斂了近三千萬的非法資產；一個區級副公安局長則聚斂了一億五千萬……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我們一方面全民溫飽奔小康，一方面出現了社會信仰危機和道德崩潰。金錢權力至高無上；良知人性狗屁不值，為了追逐權錢不惜犧牲最基本的品格和尊嚴；連和尚道士也與時俱進開“連鎖店”，寺廟“有德無錢莫進來”……
因為輕視“社會科學”，沒有幾個人探索理性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不了解法治國家通過科學的政治體制有效地遏制了以權謀私；我們居然認為貪污腐敗是不治之癥，只有文革式的暴力才能有效地打擊貪官污吏。於是在官場腐敗愈演愈烈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向往文革的野蠻暴力。
結果我們在“物質資料極大豐富”的“大好形勢”下，中華民族卻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結果我們這個人類世界最龐大的群體卻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沒有產生一位真正的思想家。
…………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不但不亞於“自然科學”，在文明落後的專制國家“社會科學”水平則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在政治和法律還沒有上升為“科學”，僅限於“為統治階級服務工具”的落後國家，“自然科學”成果不但不會推進人類文明，相反成為阻礙文明前進的工具。
所以伏爾泰、孟德思鳩、華盛頓比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更偉大。
“社會科學”最具代表性的分支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程度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小布什說過一句話，大意是美國的最大成就不是科技的輝煌，也不是經濟的富裕繁榮，更不是傲視全球的軍事力量，而是做到了“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為民眾服務。
中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科學”發展水準一樣關系到國運興衰。為了國家的文明進步和長治久安，我們的教育必須重視“社會科學”，首先從中小學校取消教條化的政治課，把法律列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做起。當國家富有才能和民族責任心的志士仁人越來越多地關注“社會科學”時，習慣成自然的“官僚主義”、“官本位文化”、“特權利益”就會受到日益增長的質疑和挑戰，那樣我們的民族才會擁有希望的未來。

                                                                （二OO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六、我們的教育如何腐蝕“共和國的朝陽”
新世紀的今天，稍微有點理性的中國人都深刻認識到：
中國的教育出了大問題！
教育是國家民族的靈魂。
一個國家最大的落後是教育的落後；最大的貧困是教育的貧困；最大的問題是教育的問題！
經濟的落後只造成短期的危害，只要體制一變經濟就會很快搞上去；但教育落後的危害是長期的，不但這一代人付出代價，還會殃及到有可能接受理性教育的下一代。
一代人的教育出了問題，對共和國的負面影響至少要延續一個世紀！
所以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在一定時期內可以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教育千萬不能出問題，尤其不能出大問題！
可我們的教育出了大問題，正在潛移默化地腐蝕共和國的年輕一代。
下面我們來列舉幾例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靈魂腐蝕劑，看“共和國的朝陽”是怎樣在學校被腐蝕的。
（1）、弄虛作假：今年武漢市新洲區某中學為應付上面的普九檢查，竟然把一個班的學生轉移到這個鎮的小學上課，以便把這個班的教室騰出來用於普九要求的教學設備用房，等檢查過後再恢覆原狀。因為預定的檢查時間推遲，原定一個月的異地上課時間延遲到三個月以上，終於讓“少數”學生家長的忍耐達到了極限，把這件事捅到了新聞媒體，《楚天都市報》對此事作了很低調的報導……
我們學生家長的“忍”功也真夠讓人“敬佩”的，對學校單方面決定把他們上中學的孩子轉移到小學上課居然能夠“理解並接受”，直到這種“轉移”沒完沒了且顯然看不到終點時，才有少數幾個“富有責任心”的家長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和不滿。可“不理解”又能怎樣呢？類似的弄虛作假現象他們早就司空見慣了，不少學校的所作所為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家鄉那個縣唯一的一所重點高中為了“提高”升學率，把二年級成績好的學生調去參加“高考”。因為高二已上完了高中的全部課程，天份高的學生很容易考出一個較好的成績。那些考出一個“好分數”的學生大多沒有“上大學”的意向，下一個學年依舊上高三。他們參與“高考”的唯一功能就是“提高”這所“重點高中”的“高考升學率”。類似的作法已經持續了十年以上，並且還會繼續持續下去……
學校帶普遍性的“弄虛作假”不但影響了當前的教學質量，更重要的是給學生提供了一個極為有害的行為樣板，敗壞了學生的品格。從那些習慣於“弄虛作假”的學校出來的學生，自然把“弄虛作假”作為人生的信條，並因此指導自己的人生。
我們這一代人的“弄虛作假”已經引起了全人類的震驚，並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我們的學校似乎還要把這一中國特色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地傳給下一代，讓中華民族的苦難繼續下去。

（2）、行賄受賄：我們上中學時，只有教師用自己的工資為成績好的貧困學生買作業本的事，從沒聽說過那個學生給教師送禮。今天學生家長給老師送高檔煙酒甚至“紅包”已經成為帶有普遍性的社會景觀，尤其是重點中小學師生之間“送禮受禮”現象尤為嚴重。部分教師還“別出心裁”地向學生索賄，當某學生家長沒有送禮或禮品價值低於期望值時，就在安排坐位或宿舍時給予明顯的歧視性待遇，如把個子矮或視力不好的學生編到教室的後排角落。等到學生回去找父母訴苦，父母晚上拎著禮品找上班主任家門時，他的坐位才有可能向前移動……索賄的老師盡管是少數，但在學生中造成的影響極壞，學生不可避免地把“行賄受賄”當成生活的“經典”之一，習慣於用“行賄受賄”來解決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難題。

（3）、狹隘自私：上世紀八十年代，有相當多的大學生把報效國家、社會，追求文明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今天的大學生如果還有人把服務國家、社會當回事的話，其比例肯定大為縮小。你別看他們很容易被亦真亦幻的傾向性新聞煽動起來走上街頭舉行反美排日大遊行，這種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愛國”行為，如果有時間且條件允許的話，一般人都容易做到。但真正的愛國行為是需要付出艱苦努力的，當愛國需要堅持不懈地長時間付出才能看到成效，且有可能招致社會邪惡勢力圍攻之危險時，還有幾個大學生會在愛國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當國家民族的利益和自身利益相沖突，需要“愛國者”自我犧牲時，有幾個大學生在不可能成為“英雄人物”的情況下肯為了國家民族犧牲自己的眼前利益？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人生目標大多很“天真”，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社會的文明進步是他們心靈深處不易消逝的夢，一有機會就會為這個夢想付出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今天的大學生人生之路很“實在”，大多從“國家、民族”這類虛幻的藍圖回歸到實實在在的“自我”，追求自身社會地位的上升和生活條件的改善成為絕大多數大學生努力的方向，為了追求“房子、女子、票子、位子”可以置最基本的人格尊嚴於不顧。今天不少重點大學的校門口一到太陽下山時就停放了不少豪華小轎車。這些小轎車是幹什麽的相信校方也清楚。“女大學生”曾經是一個神聖且不容玷污的名詞，可今天的部分女大學生為了金錢可以做“土肥佬”的地下情人，甚至不惜作“三陪”？
“實在”應該是一件好事，和“天真”相比最起碼顯得“成熟”一些。可今天大學生的“實在”卻令我憂心忡忡，橫想豎想也無法和“成熟”這個褒義詞聯系起來；相反到讓我想起了“狹隘自私”這個貶義詞。誠然，今天部分大學生的“實在”實則是“狹隘自私”的同義詞，這些人只看得見自己眼前的急功近利；對與自身長遠利益密切相關的國家民族利益則視而不見。
大學生為何會成為“狹隘自私”的一代呢？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們的教育體制有缺陷。從小學到大學，我們鼓勵學生努力學習的方式就與學生未來有可能獲取的最大利益聯系在一起，“如果你成績好就會如何如何……”部分學校在“創收”時體現的自私自利也為學生作了最為生動的垂範。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學生，要想不“狹隘自私”還真的很難。
人一旦走向“狹隘自私”，就會缺少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心。今天的大學生社會責任心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無疑差得太遠，沒有社會責任心的個體對社會是很難有什麽益處的

（4）、拜金主義：大學本來是學知識做學問的地方，可今天的中國大學卻越來越遠離這一主要目標，越來越象“做生意”的市場。校方的主要功能不是教授知識傳授技能啟迪智慧孕育思想；而是巧立名目“創收”。學生的主要目的不是做學問，而是在校找份生意作和畢業找份好工作。不少學生在校期間很少上課，而是去某些部門兼職撈外快，最差勁的也要找份“家教”掙點零花錢。那些受人尊敬的學生不是認真學習刻苦做學問的優等生；而是“有板眼”掙錢的“學生大款”。教授們對那些有本事掙錢的學生一樣情有獨鐘，因為這類學生使他們的生活上了一個新台階，他們的好煙好酒大都是這類學生孝敬的。作為回報，教授們也投桃報李給那些忙於生意沒時間修完學業的大學生一個好分數，讓他們順行地拿到畢業證，甚至於想方設法讓他們繼續讀研。教授如果希望某位學生成為他的研究生，哪怕這個學生的知識比高中還要後退一大步，也一定有能力能夠讓他“考上”研究生。
今天的研究生考試不在於學問的高低；而在於你和碩導、博導的私人關系；這類關系多半是由金錢培植並靠金錢維持的。因為主要的專業科目由導師出題和閱卷，和導師關系好者就可事先得到他的“意向性輔導”，等於是事先把考題告訴他，在閱卷時又能得到最好的“感情分數”。這樣考生只要通過國家統考科目的“底線分”，專業科目考試肯定能夠得一個好的分數。就算統考科目沒有通過，導師也一樣有辦法讓擁有“創收潛力”和“領導關系”的學生就讀他的研究生。英美教授把自己的學位看得比什麽都神聖，不會讓“金錢”和“領導”來腐蝕自己的“學位”。我們的教授只有很少一部分擁有不可侵犯的“學位尊嚴”；絕大多數則沾染了“中國特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大學對來自各階層的大學生一視同仁，高幹子弟和農民的兒子同住一間宿舍，在同一個學生食堂就餐，待遇上沒有任何差別。那時的電影《女大學生宿舍》就真實地再現了這一“眾生平等”的背景。今天的大學對有錢有勢的學生則青眼有加，專門為“富人子弟”開辟了“生活特區”，在食宿娛樂上給予了力所能及的關照。一個傳播知識追求自由平等的文化殿堂，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現了“貴族公寓”，大學師生居然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可見我們的大學已經被金錢腐蝕到什麽程度？大學的價值取向應該是知識的多寡和學問的高低，而不是錢的多少和官的大小。這里只認知識學問，不認學生的出身和含金量，你想鬥富擺譜就到外面去，別弄臟了大學的空氣。可我們的大學居然自行把校園的空氣弄臟，好與外面的花花世界“接軌”？！
因為大學對有錢學生的偏愛，學生崇尚“拜金主義”也就順理成章了。今天的大學生對金錢的熱情讓某些教授大搖其頭，不自禁地抱怨“世風日下”，但轉念一想，他們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

（5）、急功近利：中學教育不僅僅是給學生灌輸現成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學習的方法，思考的習慣，健康的人生品味和有益於社會的價值取向。可今天的中學普遍實行急功近利的教育方針，把“分數”和“升學率”置於重中之中。中學生只要能考出一個好的分數，就算在其他方面一無是處，甚至於生活不能自理，都能被老師和家長視為寵兒。老師和家長一再向學生強調“成績好”的美妙遠景：只要考出一個好分數，才能上一所好大學，比業後才能找一份好工作，房子、妻子、票子、位子就會紛至沓來，再稍稍努力一下就能出人頭地，做人上之人……如果考不上一所好大學，你就是再努力再吃苦也是白搭。
如此急功近利的說教，要想學生在以後的人生中不急功近利那真是活見鬼了。我們的民族曾因急功近利的行為模式吃過大虧，可我們的教育依舊培養出急功近利的國民？我們的民族難道又要在同一個坑里跌倒嗎？

（6）、“官本位”價值觀：“官本位”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最大污點，也是我們國家在近現代大踏步後退的根本原因所在。教育是國家的千秋大計，我們的國家要想在“不遠的將來”躋身於文明富強的現代化國家行列，首先必須在教育界鏟除“官本位”文化這一危害中華民族的最大毒素，可實際情況怎樣呢？
我的一位兒時舊友是一所縣級重點中學的骨幹教師，他的妻子則在鄉下的一所中學執教。為了把妻子調進城，他跑了很多關系送了上萬元的煙酒都無濟於事。無奈之余他只好去找學校的領導，請求在新學期開學時給他們班分一個有“特殊背景”的學生。為了讓他安下心來教書，校領導滿足了他的請求，把副縣長的獨生子分到他執教的那個班。他的問題也很快迎刃而解，不出一月妻子就調進了他所在的重點中學。
我的朋友是知恩必報的，為了報答副縣長的厚恩，對他的兒子可謂操碎了心，連自家的親生兒子也沒讓他如此操心過。為了把縣長兒子的成績搞上去，他沒少給這位少爺“開小竈”。可縣長兒子著實不爭氣，無論他怎樣漚心瀝血地輔導他，他的成績仍沒有任何起色，甚至於有每況逾下的趨勢。為了給副縣長一個好的交待，他只好說服其他幾位主課老師，在判卷時盡可能給這位少爺加“感情分”，使他能在班上保持中等偏上的成績。他的作法班上的學生了如指掌，因為那位少爺為了在同學面前擺譜耍威風，絲毫也不掩飾班主任對他的偏愛。這位少爺也不是聰明的主，在同學面前威風八面，經常欺負那些出身貧寒的同學，一旦發生爭執朋友總是堅定地站在縣長兒子那一邊，學生對他的不滿也因此可想而知。
縣長兒子的不爭氣也著實有點過份，高考只考了不到兩百分，成績全班倒數第一，可他照樣上了一所重點大學，比他分數高得多的同學則加入了打工仔的隊伍。
類似的現象在今天的學校具有普遍性，官僚子弟，無論他們的成績品德如何，在學校都會成為“搶手貨”。就算沒有妻子要調動，也可求學生爸爸利用職權給予其他的方便。“官本位”文化就這樣在本應幹凈聖潔的校園結出了令人傷心的“怪胎”。
有了一個當官的爸爸，在校胡作非為有人為他掙腰，不學無術照樣上重點大學……難怪學生經常感慨“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當官的好爸爸”了。從這樣的學校出來的學生，畢業後自然把當官當成最好的出路和最高奮鬥目標。今天的大學畢業生一窩蜂報考公務員就是我們的教育培植“官本位”價值觀的生動寫照。
前兩年我們單位新分來一位大學生，一年到頭幾乎不讀一本書，工作上既無任何主見，也不能獨當一面,就知一門心思和領導套近乎，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局長家走一趟，勇於作領導家庭的義務勤雜工並樂此不疲。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的職位很快得到了升遷，並且還會繼續升下去。這樣的大學生確然機靈精明，但除了會搞關系投機鉆營外沒任何真本事，對國家社會一點益處也沒有，並且隨著地位的上升其危害也越來越大。類似的現象在今天的社會幾乎具有普遍性，大學生畢業後拍馬屁的熱情遠遠大於學習工作的熱情。我們的教育居然培養出這樣的大學生？實在令人幽默不起來。
大學生都想著升官發財，我們的民族向何處？

（7）、言行不一、分裂人格：社會上流傳的一則關於老師的笑話很有意思：說的是一位政治老師晚上打了一個通宵的麻將，直到上課鈴響時才行色匆匆地趕到教室上政治課。那天本來是上“國際關系”課程，此公因為過於疲勞記不起講課的內容，就隨機應變對學生大講“五講四美”，在強調學生“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做到“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的同時；還要求學生“講學習、講品德、講風格、講正氣”，努力做一個有益於國家社會的新人。然後又對社會上流行的不正之風大加撻伐，大罵請客送禮風、行賄受賄風和抹牌賭博風，說什麽全民賭博遲早會把這個國家賭到萬丈深淵里去。講這些內容時他的臉上始終綻放出嫉惡如仇義憤填膺的豪壯表情。這時他發現坐在後排的一個愛上通宵網的學生在座位上摻瞌睡，就一粉筆頭砸醒了對方，聲色俱厲地怒斥道：“你的眼睛一到晚上就是‘兩餅’，一到白天就成了‘兩條’……”(兩餅、兩條都是麻將術語)
如此言行不一的現象在社會上早已司空見慣，貪官在台上大講廉政建設早就不是什麽新聞了。但這種現象最好不要帶到校園里去，否則會毒害整整一代中國新人。如果讓學生也學會了言行不一，習慣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分裂人格，我們的民族可就真個離文明進步的目標越來越遙遠了。

去年初夏去塔克拉瑪幹沙漠探險，每天清晨醒來時都盼著看旭日東升，可等到太陽真個從地平線升上來時，心底又升騰起無限的傷感。因為沙漠的旭日與落日給人視覺上的感觀極為相似，我也因此從朝陽中經常品味出夕陽的韻致，甚至於分不清眼前閃爍的是朝陽還是夕陽……
年輕人應該是“共和國的朝陽”，千萬不能過早現出“夕陽”的暮氣，因為我們的共和國是青山綠水而不是莽莽黃沙。

                                                                   （二00七年六月三日）

七、教育改革提案
兩會期間，教育問題成為國民最為關注的首要問題。
世界文明國家都把教育當成社會福利來辦；可我們國家卻把教育當成產業來辦，尤其是大學教育掏空了絕大多數平民學生家長的錢袋，可中國屬於文明國家。
我國的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位於世界到數第幾位；可中國人均承擔的教育經費占個人收入的比重則高居世界第一。
如此高消費的教育給我們國家培養了什麽樣的人才呢？
青少年暴力犯罪急劇上升；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成為憤青和追星族；今天十個研究生研究成果的總和還不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個研究生……
一直是文明搖籃和文化殿堂的校園成了怎樣一幅景觀？
鄉村小學生成了廉價勞力；城鎮小學生越看越象蝸牛（重重的書包象蝸牛背上重重的殼）；中學生在校園被同學公開搶劫無人過問；大學生最熱衷的差事是泡網、調情、撈錢、超前享受而不是做學問；教師越來越多地成為一個失去良知的群體：中小學教師煙酒煙酒；大學教授出賣文憑分數；校長主任一門心思撈回扣……
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但教育改革則遭受慘痛的失敗！
可教育是一個國家的千秋大計，其重要性遠遠大於經濟！
失敗的代價是高昂的，整整一代人被扭曲了！神聖清潔的校園遭受空前污染！
幾乎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知道：中國教育到了該動大手術的時候了，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中國教育最令公眾不滿的問題有四：
一是不合理的虛高學費；
二是高考錄取分數線地域性的不平等。如果照顧西北、西南等邊遠地區的考生到還罷了，問題是北京、上海這些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且教育投入最高的地方錄取分數線居然比鄰近的中部省份要低一百多分？
三是以創收為宗旨的“高收費擴招”；
四是假文憑鋪天蓋地。
近幾年教育改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幾乎每一所學校和每一個教育衙門都在談論改革，五花八門的改革方案如雨後春筍：從小學生減負到取消重點中學重點班；從縮減高考科目到時下流行的“開放性教育”；從不同的側面暴露了傳統教育體制的弊端；但每個方案因為缺乏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對教育改革的指導意義事與願違。
中國急需一整套系統、涵蓋面廣和容易操作的教育改革方案！
1、學費要減免。
2、學制要縮短。
3、課程要普及基礎學科。
4、教材要整編。
5、法律要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6、考試制度要科學 。
7、文憑要清理；高校要精簡。
8、農村教育要重視 。
9、義務教育應延伸到高中。
10、學生的品格教育要加強。
11、教師職業應設置品格底線。
下面我就來分層闡述這個方案：

（一）        、學費要減免
義務教育一律免費！
世界上文明國家的義務教育都是免費的，不但免除基礎學雜費，連校服、文具等配套裝備也無償提供，很多國家還為學生提供免費午餐。我國在教育改革前義務教育征收的學費也是象征性的，可改革後的義務教育卻向中小學生征收難以承受的學雜費。除了每學期規定交納的學雜費外，教師創收性的補課和攤銷狗屁不值的輔教資料等強加在學生身上的額外費用比學雜費還高。今天的情況比前兩年好多了，但形式仍不容樂觀。學雜費仍在征收，創收性補課仍在繼續；輔教資料從明銷轉為暗售……
我國有關義務教育的政策在近兩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政府已明文規定：在一至兩年的時間內逐步免除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學雜費，這是一個可驚的進步。但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要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表面上不征收學生的任何學雜費，但借“試卷費、資料費、上機費、建校費……”等五花八門的名目變相從學生口袋里撈錢。既然是義務教育，學校就有義務為學生提供義務教育的條件，憑什麽還要向學生征收“試卷費”等亂七八糟的額外費用呢？至於創收性補課和推銷輔教資料，建議學校一律取消，哪個教師膽敢繼續施展變通手段就取消他的教師資格。
公立高中、大學學費要大幅縮減！
公立高中、大學雖然不屬義務教育的範疇，但這些學校是花納稅人的錢建立起來的，且依舊靠納稅人的錢維持運轉，所以屬福利教育的範疇。既然是福利教育，征收多少學費就不單純是校方說了算，而是納稅人說了算。我國公立學校尤其是大學征收的學費占公民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絕大多數平民學生家庭被榨成赤貧，大學腐敗也因此突飛猛進，成了權貴人物安插閒人的後院，非教學人員和不夠格的“教師”大量擁入高校享受學生的血汗錢……
鑒於上述情況：公立高中的學費在今年的基礎上最少要減半；公立大學的學費則要縮減幾倍！大學教職工要大刀闊斧消減，與教學無關的人員和不稱職的“教師”要大量趕出校門，所有與提高教學質量無關的土木工程一律停建……
停止一切形式的擴招！
近幾年公立學校為了創收，變著花樣聚斂巨額財富，最突出也最觸犯眾怒的就是“擴招”，本來一所學校可招收一千名學生，可上報的計劃只有幾百名，計劃之外的學生則在“擴招”之列，每名“擴招生”要額外交納相當於“計劃生”學雜費十倍甚至十幾倍的“建校費”。部分大學還設立什麽“專升本”費等喪盡良知的額外雜費！
公立大學既然是公民的稅錢建立起來的，就沒任何權力用這所學校的名義榨取任何額外的錢財，有多少教學潛力就應該招收多少學生，絕不應存在“擴招”這樣的奇怪現象！
因此所有的“擴招”應該立即停止！

（二）、學制要縮短
我國現階段基礎教育的時間過長，從小學到初中整整十二年。
一個人從七歲開始進入學堂，等他高中畢業時整整十九歲，早已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如果中間再留上一級（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在十二年中至少要留一級），就成了二十多歲的青壯年了。
今天的年輕人僅僅完成基礎教育還遠遠不夠，有條件的還得上大學，四年後參加工作時已過了娶妻生子的最佳年齡。等到他在社會上站穩了腳跟，有了一點積蓄成家立業時，絕大多數已是年近三十老大徒傷悲了。
一個人思維最活躍也最富創造力的時段是十七至二十七歲，這寶貴的十年中國人絕大部分都是在課堂里度過的。
其實基礎教育的時間根本用不了那麽長！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小學和初中幾乎沒學什麽正經知識，七七年恢覆高考時我剛好上高中，除了會簡單的四則運算外，腦子里連正負數的概念都沒有，高中的課程根本沒法上，老師在無奈之余只好給我們補習初中的全部課程，沒想到兩年的課程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全給補上了。這個事例說明人的學習潛力是很大的，如果教學得法，修完同樣的學業根本用不了十二年的時間。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我國實行九年制基礎教育，我個人認為基礎教育雖然不能恢覆到九年制的水準，但十年較為合適（小學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兩年），這樣作應該不會降低基礎教育質量，每個中國人可因此節省出一生中最寶貴的兩年時間用於更有意義的人生目標上。

（三）、課程要普及基礎學科
中小學生功課負擔過重是現階段我國基礎教育最突出的問題之一。
“減負”也因此成為最最時髦的話題。
我國基礎教育存在兩個互相矛盾的問題：一是學生功課負擔過重；二是學生的知識面相當狹窄。按常識功課重則學的知識多，不應該存在知識面狹窄這個問題，可今天中國的教育現狀是兩方面的問題同樣突出。
為何會存在如此不可思議的問題呢？
我這里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一個人正常的生長發育需要糖、脂肪和蛋白質三種營養成份。假如一個人一天只需要100克糖、20克脂肪和50克蛋白質就可健康成長，在正常情況下他一天勞動三個小時候就可獲取這些營養成分。可這個人為了比其他的人長得更高，每天勞動12個小時攝取400克糖和100克脂肪，但他沒有攝取蛋白質。結果這個人一方面因攝取過多的糖和脂肪變得虛胖；另一方面又因為缺少蛋白質而營養不良。此人比每天勞動三個小時的人要辛苦三倍，可辛苦的結果是身體素質的整體下降。
學知識也和攝取營養一樣，一方面要防止太過或不及；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知識結構的平衡。基礎教育應該涵蓋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國文、外語、文史、地學、天文、法律等十門功課都應成為基礎教育的必修課。一個合格的現代公民必須全面掌握這些基礎知識。
我國現階段的高考模式分為文科和理科兩大系統。中學生為了適應這一模式，在學知識最關鍵的高中時段被人為地劃分為文科和理科。文科學生不學物理、化學、生物；理科學生不接觸歷史地理知識。結果文科生不知道自由落體；理科生則認為屈原是解放前的人……
當西方國家健步如飛追趕科技革命的浪漫時，我們的學生居然是一條腿走路，一蹦一跳地和約翰遜賽跑。
不用說約翰遜是永遠的勝利者。
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的學生在賽前要付出相當於約翰遜三倍的時間從事訓練；比約翰遜要多流三倍以上的汗水。
我們要想趕超世界先進國家，首先必須從一條腿蹦跳變成兩條腿奔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基礎教育不得再劃分文理科，每個學生必須修完自然和社會基礎學科的全部課程。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的中小學生負擔已經夠重的了，怎麽能再增加功課呢？
我們的中小學生既要減負；又要在課程上增加科目，要同時做到這兩點並非紙上談兵。
基礎學科的許多知識並不需要掌握得特別精確，只要知道個大概就成了。比如歷史知識，我們沒必要準確無誤地背誦歷史年代，只要掌握歷史前進的脈絡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就足夠了，因為無論我們把歷史年代背誦得多麽滾瓜爛熟，過上幾年後就會逐步忘記，更何況記住歷史年代並沒有多少現實意義。
假設我們學歷史這門課程總共需要150學時，其中掌握基本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文明發展軌跡和歷史分析方法等粗線條的歷史知識需要50學時；背誦歷史年代歷史細節等精確的歷史知識需要100學時，那麽我們不如只用50學時學歷史；另用50學時學物理；剩下50學時留給學生自己支配。這樣我們不但多掌握了一門知識，還大大減輕了功課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學生品味到了學知識的樂趣，不會因為反覆折騰而厭惡這門知識（今天的中學生是學哪科怨哪科）。
50學時的實際效果其實一點也不亞於150學時的效果，因為額外的100學時背誦來的歷史年代和歷史細節不但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相反還會令不少學生對歷史這門課程滋生出厭惡情緒。一個人一旦從心理上厭惡某門學科，就別想在這門學科上有任何建樹。
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也和歷史這門功課一樣道理。
我是一個理工科學生，當初那種文理分科的教學模式讓我和數、理、化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一接觸到這方面的知識就頭痛如裂，離開校園後從未看過一眼和數、理、化相關的書籍。與討厭數理知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對學校從未涉獵過的文史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八小時之外僅歷史書藉就讀了幾百斤；寫了上百萬字的小說和歷史論文，所有這些工作都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且自在快樂的心境下完成的。
象我這樣的學生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地存在著，這也是自恢覆高考制度後文史方面的成就大多是理工科學生取得的緣故。當今的文學名著有幾成是大學中文系學生寫出來的？
上面的事例說明當初我的基礎教育除了讓我有資格進入大學校門外，在求知和學問上反而起了有害的作用。如果一個人學知識的結果是討厭那門知識，這樣的教育還有什麽意義呢？
所以基礎教育階段對某門學科投入過大的精力效果會適得其反，最終收獲的果實是從骨子深層滋生出對這門學科的強烈厭惡。
所以基礎教育對傳統學科的課堂學時應大為縮減，騰出的時間和精力可用於學習其它的基礎學科。對於中小學生來說，擴大知識面比圍繞一門功課“彎彎繞”更有利於學生知識水準和綜合素質的提高。
也許有人會問：前面提到“學制要縮短”；這里又要增加中小學生的基礎學科；開篇又說學生的負擔過重，這不是相互矛盾嗎？
這個問題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當傳統學科的課時大為縮短，就會騰出一半以上的時間。當學生對每門學科不要求反過來倒過去地覆習背誦時，學生學知識的興趣就會越來越濃厚，學習效率就會成倍增長，同樣的學時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識，這樣“縮短學制、減負、擴大知識面”等三個互為矛盾的目標就可和諧地統一起來。

（四）        、教材要整編
夜靜更深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中學時代的語文課本，想到某些篇章時經常不自主地啞然失笑，笑得最多的是中學語文課本上的現代詩《王貴與李香香》。這哪能算詩啊？連打油詩都不見得夠格，可那時老師在課堂上一本正經地要我們背誦模仿，你說靠學這樣的“範文”能培養出有創作力的學生嗎？
語文這門功課歸根結底是要培養學生運用漢語的能力，也就是寫作能力。為了讓學生寫出語句優美文通理順的文章，提供給學生學習和模仿的範文必須是某一時代最最優秀的作品。《王貴與李香香》是上世紀中期出現的通俗文學作品，但不是那個時代的優秀作品，因此沒有讓廣大中學生學習模仿的價值。正如打油詩也是一種詩歌的存在形式，但不能作為學詩者學習的樣板一樣。所以詩詞創作首先得學習唐詩宋詞，因為唐詩宋詞體現中國詩歌的最高水準。
有次和一位中學語文老師談起《王貴與李香香》，他老兄居然大大地不以為然，認為這首詩是當時陜北地區流行的通俗文學形式，因此有學習的必要。我說這首“詩”如果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還可以理解，但你教授的是語文啊？存在也許是“合理”的；但絕不是學習的理由。如果存在的東西就得學習，今天的社會存在流氓地痞，你幹嗎不讓學生去學習流氓地痞的行為呢？
類似《王貴與李香香》之類的課文在中小學教材里還大量存在著，有些課文的質量比《王貴與李香香》要高出幾個檔次，但離那個時代的優秀作品還相差很遠，因此沒有列入課文的資格。比如中學語文課本里的散文迄今仍圍繞楊朔、秦牧、趙樹理、矛盾的文章轉圈，他們的散文能感動人的心靈嗎？是中國當代文學里最優秀的散文嗎？
語言教材的問題不僅僅存在於中小學教材；在大學教材里也普遍存在著。
教材問題不僅僅體現在語言這門功課上；比語文嚴重得多的還有歷史教材！從中學到大學，中國史和世界史都作了關於意識形態的大量刪改，中國近現代史部分則刪改得面目全非。如果在改革開放前這些刪改還有一點現實意義的話，那麽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冷戰時代”已經結束，互聯網近乎普及，各種歷史和現實的真相都無法隱瞞的今天，繼續在歷史問題上前遮後掩就沒有任何理性可言了。
歷史教材的刪改最突出的章節是關於義和團的歷史。這個給中華文明帶來深重災難的邪教暴力集團在歷史教材里被謳歌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愛國運動，這種說法直到今天仍未在大中教材里作出根本性的改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報考武漢大學歷史系研究生，教授為我提供的教材是該校自編的《中國近代史八十年》，里面有大量篇幅謳歌義和團攻打教堂和大使館的“英勇事跡”……我讀到這里時從心靈深處為我們民族悲哀流淚，同時也因為不能接受教材上的觀點，永遠地放棄了報考歷史研究生的念頭。
如果我們花費大量的精力給我國的青少年灌輸劣等假冒的知識產品，我們的教育事業還能有什麽出路？如果我們教導青年學生用暴力攻打教堂和大使館，中國公民的綜合素質如何能夠提高？
為了中國的年青一代，為了我們民族的文明進步，教材到了非大力整編不可的時候了。

（五）、法律要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人權意識極為淡漠，這也是中華文明難以取得實質性進步的最關鍵原因。
中國的很多問題從根子上都可以追溯到法律觀念的缺乏。
中國要想成為經濟和文化大國；中華民族要想成為世界上最最優秀的民族，就必須在每個公民心中普及法律意識。
成年人已經失去了接受法律教育的最佳時機，但我們可以從現在做起，在青少年學生中普及法律知識，讓法律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法律列入“雙考”的必考科目。
西方文明國家在現代化早中期，法律都曾列入學生的必修課程。矯枉必需過正，正因為國人的法律意識相當淡漠，才有必要把法律列入中小學生的必修課。
當法律意識在中國青年一代心靈紮下根須時，中華文明就會擁有一片廣闊明亮的前景。
除了法律外，在中國特定的省份，如內蒙、青海、甘肅、寧夏、新疆等荒涼缺水的西北五省，綠化知識與合理利用水資源也應成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

（六）、考試制度要科學
我國教育的最大弊端是“應試教育”，占絕大多數的國人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我國傳統的考試制度存在著關系到教育成敗的大問題。
考試制度必須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很多人也因此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改革提案，最流行的兩種提案是取消高考和減少考試科目。
取消高考顯然是不顧後果的，因為中國人的功利意識很強，絕大多數國民都不願為看不到功利的目標耗費精力和心血。如果貿然取消高考制度，青少年學知識的動力就會一下子跌到谷底，這對中國的教育是災難性的，危害性比“應試教育”還要大上百倍，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最生動的先例。這種作法等於是“用砍斷雙足的方式來消除跛子”。
減少考試科目？無論是“二加一”還是“三加一”的提案不但不會扭轉“應試教育”的弊端，相反還會加重這種蔽端。學生的功課負荷不但不會減少分毫，還會使本來就狹窄的知識面進一步窄下去。為了考一個好的成績，學生會把全部精力用在三門或四門有限的考試科目上，既不會去課外放松一下；也不會去涉獵與考試無關的知識。
無論是從國情還是教育質量兩方面來看：考試制度還將長期存在，但必須對現行的考試制度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其盡可能科學合理，有利於教育質量和國民綜合素質的提高。
考試科目在今天的基礎上不但不能削減，相反還要適度增加，幾乎要蓋自然、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考試涉及的知識面則要擴大一倍以上。為了減輕考試的份量和壓力，考試的題量和時間不但不能增加，相反還應適度減少，每份試卷可綜合兩門以上的課程。如高考試卷可分為語數、理化、史地、外語、生物法律等五份試卷，涵蓋九門以上的基礎學科。學生的答題總量沒有增加，但涉及的知識面則擴大了一倍以上。考題的難度也要相應降低。
我國傳統的考試主要側重死知識，不利於發掘思維活躍的創造性人才。測驗死知識的空白填試法對於那些思維刻板循規蹈矩的學生得心應手，真正有才氣有潛力的學生則很容易被這種考試淘汰出局，結果高分低能的現象在我國各級校園相當普遍。那些出校門後在某些領域作出特殊貢獻的人在學校里大都不是成績最好的學生。
為了使考試能夠真正起到發現人才和鼓勵求知的作用，傳統的考題樣式必須作出大幅的調整，測驗死知識的空白填試法雖然不能完全取消；但絕對只能占很小的比重；有利於調動學生思維力、判斷力和創造力等側重於“活知識”的題目無疑應該成為高考試題的主要形式。如國文考試作文部分的分數比重應提高，一個不會寫作文的學生，無論他的語文基礎知識掌握得多麽準確，他的語文總成績肯定是不及格的。這樣的試題通常不能制作容易操作的標準答案，增加了考卷判改的難度，判卷人的素質和立場在考試分數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判卷時不容易做到公平公正。盡管存在這樣的弊端，總比把有真才實學的學生淘汰出局；出現普遍“高分低能”的考試模式要進步得多。
除了對考試涉及的知識面和試題樣式作出根本的調整外，嚴肅考試紀律也必須得到高度重視。我國考試紀律的敗壞主要發生在各種形式的成人高考上，赤裸裸的抄襲和請人代考在各地都普遍存在著。如果高考能夠公開抄襲和找人代考，這樣的考試就只能取到相反的作用。成人高考要麽取消；要麽嚴格遵守考試紀律！

（七）、文憑要清理；高校要精簡
中國人造假的熱情是空前的，造假的手段花樣翻新。
在所有的假作品中，假文憑可謂鋪天蓋地，危害也是無與倫比的。
外國人也有偶爾造假的毛病，但沒有人想到造假文憑，可我們連假文憑都敢造，而且是批量制造。
現在假文憑的數量遠遠超過真文憑。
假文憑的始作甬者還是我們神聖的大學！
現階段在社會上流通的假文憑有三種形式：
一是五花八門的函授文憑。持此文憑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修完規定的大學課程，絕大多數是走走形式，把名字在某所大學掛上幾年，交納規定的學費就可混一張文憑，其實什麽知識也沒學到。當初各級大學為了創收，不惜在文憑上造假，自己砸自己的台。
二是大學直接賣出的假文憑：某人沒在大學正式上過課，但因身份特殊或出手大方，校方直接把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文憑頒發給他。我認識的一位有錢人從未去吉林某所大學念過書，在學術上也沒什麽特別的建樹，可手中卻有一份該大學頒發的碩士研究生文憑。
三是專業假證販子制造的假文憑。這部分假文憑在上世紀數量還很少，現在則呈幾何級數增長，數量遠遠超過前兩種情況的總和。
假文憑最早是各級大學造出來的，後來假證販子有樣學樣，目前已代替大學成為主流的假文憑制造者。
假文憑最初居然是我們大學自己造出來的，說出來真的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當大學熱衷於出賣假文憑時，這所大學已失去了頒發文憑的資格。
可這些大學還在頒發更多的假文憑！
目前假文憑制造業已成為一筆很可觀的產業，從通都大邑到偏遠的山城小鎮，大街小巷到處都能看到假文憑販子張貼的業務廣告。
現在我國的假文憑滿天飛，嚴重擾亂了中國的人才市場，危害性比所有假東西的總和還要大，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時候了。
為了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必須對高校文憑來一次全面的清理。
要想從根子上清理假文憑是有很大難度的；但如果我們作出了認真的努力且措施得當，完全可以清理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假文憑。
函授文憑的真假我們暫時無法核定，抱著尊重歷史的態度，這部分文憑我們可以網開一面，實行民不告不清理的政策。如果有人告發，經審查發現某人確然沒有修完規定的課程，此人就得重新考試，不及格就得收回他的文憑。
大學直接賣出的假文憑和假證販子制造的文憑一律作廢。這項工作容易操作，因為這兩種文憑持有者在大學沒有學藉。每所大學把該校歷屆畢業生名字和頒發的文憑輸入全國聯網的計算機甄別系統，每個文憑持有者都要經過電腦甄別，合格者加蓋特定印章，沒有加蓋特定印章的文憑一律不予承認。以後每所大學頒發的文憑都得輸入計算機甄別系統，單位用人時，文憑都要通過計算機系統鑒別真偽，用管理身份證的方式來管理文憑。
…………
前幾天，位於鄭州的河南某大學大四學生在臨近畢業時接到學校的通知：“畢業生必須和用人單位簽訂合同，哪怕是假的也行，不然不讓參加畢業論文答辯。”（5月31日《大河報》）  
    高校為什麽會發出這樣的混帳通知呢？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學校想借此營造良好的“招生環境”。二是與教育主管部門的政策有關。教育部不但把畢業生就業率與專業設置掛鉤，而且在2004年、2005年，連續兩年制定高校畢業生就業率不低於73%的就業指標要求。這個政策讓不少學校在走投無路之際，不得已使出下三流手段。
    學校沒有能力幫助所有學生解決就業問題可以理解；但授意甚至逼迫學生制造假就業合同就太自私太不厚道也太過荒誕不經了。
類似的情況在高校群體里應該不會是個別現象。
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大學何以會存在呢？它們會培養出什麽樣的學生呢？
我國的高等教育有下述幾個怪現象：
1、        高考分數與收到高校錄取通知書的數量成反比：高分學生通常只收到一份高校錄取通知書；低分學生則收到至少兩份以上的錄取通知書。
2、        教育質量與學費成反比，教育質量越差學費越高。
3、        下三流的高校在招生時都撒下“畢業後保證安排就業”和“月工資不少於千元”的彌天大謊；事後無法兌現時居然不受追究。
4、        認真學習的學生被視為無能；不上課創收和超前享受反到成了“能力”的標志。
5、        大學為了創收，居然為有錢有地位的學生制造顯示特權和享受生活的機會，建造超標準的學生公寓和學生小竈，破壞大學一貫的平等理念。
…………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高校教育改革後，大學的數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不少師資條件根本不夠格的職校也在一夜間掛上了大學的招牌，並堂而皇之地在全國亮牌招生。這些大學辦學的初衷幾乎與教育事業無關，其主要的職能就是為了創收撈錢……
這樣的“大學”還有理由繼續存在下去嗎？
為了確保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讓高校真正成為知識和文化的神聖殿堂，現存的大學必須進行精簡！那些師資條件不夠格的學校一律恢覆先前的名稱，不得掛上大學招牌在全國招搖撞騙，到處網羅學生以騙取高額學費。

（八）、農村教育要重視
近幾年我國農村教育急遽下滑，和上世紀末相比後退了一大步。
農村教育落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鄉村小學的師資力量不夠。
現在農村鄉鎮政府所在地的中小學教師大量超編，有些中學差不多成了“研究生院”，很多教師每天只有區區一節課，還有部分教師閒著沒事做；但鄉村小學普遍缺少教師，不是缺一個兩個教師，而是缺一半以上的教師！加上現有的教師因待遇沒有保障很少盡職盡責，導致很多鄉村小學處於半停課的狀態，農村學生也因此沒機會接受充分的教育。
在“應試教育”仍占主導地位的今天，農村學生因為先天不足和後天營養不良，在中考和高考的激烈競爭中處於絕對的劣勢。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國民總數的一半以上。新世紀城市經濟的發展為廣大農民提供了就業機會，農村勞動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但他們的後代依舊留在農村接受基礎教育，在鄉村小學就讀的學生依舊占小學生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如果占半數以上的學生沒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我們的下一代還有什麽希望可言？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了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了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我們必須對農村教育給予足夠的重視！
重視農村教育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要充實師資力量，每所鄉村小學要配備足夠的合格教師；同時又要充分調動起每個鄉村教師的責任心和教學積極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政策上對鄉村老師給予傾斜。
我國絕大多數鄉村小學教學條件差文化落後生活單調，如果沒有適度的優惠政策，沒有多少教師尤其是大學畢業的青年教師願意在那里長期呆下去。
今天的鄉村教師除了工作生活條件和城鎮有很大差距外，他們的收入較之城鎮教師更加沒有保障，絕大多數鄉村教師的工資收入遠遠低入同等水準的城鎮教師。
同是一所師範院校畢業的學生，因為工作地點的不同命運有天壤之別。有條件留在城市的畢業生享有高工資高福利和豐富的文化生活，還有機會找一個漂亮的淑女作妻子；不得已去農村教書的畢業生工資和福利待遇比城里同學要低好幾個檔次，並且難得碰上一個年輕的女子，就更不用說找漂亮淑女成家了。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境況下，你怎麽能指望這位師院畢業生會一門心思獻身基層教育事業？在通常情況下，他的精力不會放在教學上，而是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跑關系重返城市上。當正常的調動希望斷絕時，他寧可辭職下海也不願繼續在那個傷心地呆下去……
與上述不公平現象相對應，我們的政策必須大力縮小城鄉差距。
去鄉村小學任教的教師工資和福利待遇必需大於同等水準的城市教師！師院畢業生分配時要盡可能考慮人性化因素，分配到某所鄉村小學的青年學生盡量做到男女配對……
當青年教師的收入大於城里教師，並且有可能在當地找到一個象樣的妻子時，驅動他回城的動力就要小得多，長期獻身鄉村教育事業的概率也會大得多。
上世紀五十年代進入新疆的三十萬西路軍就地轉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隨後王震又在山東、河南、安徽等地征召了二十五萬女兵進入新疆，這個極具人性化的措施是建設兵團能夠長期在艱難困苦的新疆紮根落戶的主要原因。
重視農村教育還需要其他配套的優惠政策，在這里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九）、義務教育應延伸到高中
我國現階段實行初小義務教育。從近二十年的教育成敗來看，初小義務教育遠遠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的要求。
凡是上過高中的學生都知道：高中是教育最關鍵的一個環節；沒有上過高中的學生在知識上是殘缺的；並且在校外很難修補。受過高中教育的學生只要他肯努力，很容易自修成合格的大學生。但只受過初中教育的學生連自修成高中生都很難，就更不用說大學生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等專業學校同時招收初、高中畢業生，初中生學制四年；高中生學制兩年。那時高中是兩年制，也就是說初中中專生與高中中專生受教育的總時間是相等的，按常規邏輯推理兩者的能力也應該不相上下。但事實不是這樣，畢業後初中中專生與高中中專生的能力有天壤之別。高中中專生在工作上大多能獨擋一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能通過自修考上研究生；初中中專生在工作上有開拓精神的不多；自修考研者更是寥若晨星。
初中生與文肓的差距也許不那麽容易一眼就能看出來；但高中生與文盲在社會上的表現則涇渭分明。
所以說高中教育是現代化國家公民教育的必經階段。
近幾年我國青少年暴力犯罪呈直線上升趨勢，嚴重威脅國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犯罪的青少年絕大多數都是初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所占的比例很小。這一社會現象說明青少年只有經過高中教育後，文明的力量才取得戰勝原始獸性的優勢，因此高中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必經階段。
為了切實提高中國公民的整體素質，義務教育有必要普及到高中。
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會使國家承擔的教育經費大大增加；但想想我國每年公款吃喝、旅遊和公車消耗的九千億人民幣，增加的教育負擔應該能夠承受的。如果前文建議的基礎教育學制縮短成為現實，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只有十年制，比先前的九年制只多一年時間，教育經費其實增不了太多。

（十）、學生的品格教育要加強
我國的基礎教育普遍存在一個舍本求末的怪現象：學校和家長一味注重學生的考試成績；而忽視學生良性品格的培養，絲毫也不在意培植學生健康的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只要學生考出了好的成績，其他的劣勢都可視而不見。結果有很多學生除了會考試外，在別的方面表現出極端的無能，突出表現在生活能力差，怕吃苦，在挫折失意面前缺乏最基本的心理承受力，面對善意的扶助既不知感恩也不知珍惜；有的學生進入大學後，一個大男人連生活都不能自理，面對一件換洗衣服居然一籌莫展；有的學生遇上一點小小的挫折就終日自怨自艾，怨天憂人，從妄自尊大轉入妄自菲薄，並不可救藥地頹廢下去……

只注重分數不在意品格的教育習慣培養出了頹廢和扭曲的一代，那些高分考入大學的青年學生本應是天之驕子，可今天的部分大學生在學校和社會上的表現太讓人失望了，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相比象是來自兩個星球。下面我們來看一位有良知的網絡寫手羅翼提供的資料：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和相關監測機構共同公布的《2004年中國大學生消費與生活形態研究報告》顯示，大學生平均年消費至少在1萬元以上，超過了全國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60%的大學生擁有手機，筆記本電腦的擁有率與同齡的工薪階層也接近。相當一部分人表示喜歡追逐新奇時髦的事物，大部分人表示沒有遠大的理想，沒有確定的生活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家庭為了支持一個大學生而債台高築，原本殷實的家底也重新返貧，當然高校亂收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們的兒女在學校揮霍無度更是不可原諒的。一個生日晚會花上千元，那是摳門，一套衣服七八百，那是寒酸，天津師範大學一個男生為了追女生竟然買了999朵玫瑰和999支蠟燭，晚上擺在女生宿舍樓下，擺成一個“心”形，以向那個女生示愛。也許他家里確實是鐘鳴鼎食，富可敵國，這點花費簡直不值一提，但高校是修身治學的聖地凈土，豈能讓庸俗的銅臭氣所玷污，這種風氣必然導致貧困學生心理不平衡，為了不在消費上落在別人後面，他們即使讓家里砸鍋賣鐵也要讓自己的生活上一個檔次……”
羅翼在文中描述的情況是我國很多大學內部景觀的真實寫照。和外面的世界相比，大學應該擁有更多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主義；較少功利主義。今天的大學生人文精神普遍缺失，赤裸裸的急功近利和低層次享受生活在大學校園居然成為一種時尚……
請問這樣的大學生能夠擔當推動中國現代化和民族文明進步的重任嗎？
我們的教育制度為何培養出了這樣的大學生呢？
教育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分數”，一個國家教育的職能是要造就一代品格優良、心智健全、知識淵博和富有能力的年青人；而不是制造“高分低能”的繡花枕頭和“人格扭曲”的極端利己主義者！
學生的品格培養是第一位的，其重要性遠遠大於考一個好的“分數”。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品格會影響他整個的一生。知識可以在以後的歲月通過自學不斷地豐富；但已成為“定式”的品格卻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
我們的教育必須在造就學生健康品格上下大功夫。
大學的高收費公寓應該立即取消，所有的學生都應該在同樣的寢室和同樣的教室里生活學習！我們上大學時，部長的兒子和農民的兒子睡在同一個寢室，今天的權貴大學生憑什麽多幾個錢就能享受特殊，要享受特殊到外面去，大學不是你擺闊的地方！同樣大學也不是某些教授和校領導犧牲平等理念創收的地方！因為大學是人民的，不是你們的！

（十一）、教師職業應設置品格底線
上世紀中期，美國某所大學曾經展開一場論戰：主題圍繞政務官的“緋聞權”展開。
讚成政務官擁有緋聞的一方認為：緋聞屬政務官個人的私生活範疇，只要是兩相情願沒有強迫，政務官喜歡什麽樣的女人以及和什麽樣的女人上床是他的基本人權，外力不能幹預。普通美國公民都擁有自由選擇性伴侶的權力，政務官也是人，憑什麽要剝奪他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基本人權？
反對方的理由是：政務官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美國公民；而是擁有特定身份的載體：一是他擁有影響並支配他人的權力；二是他靠納稅人的錢生活。美國人權理念里有至關重要的一條：一個人在自由行使他的民主權利時，不能侵犯到他人的民主權利。政務官因為擁有影響並支配他人的權力，如果他喜歡某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又不喜歡他，這時他極有可能把公眾的利益作為籌碼來討這個女人的歡心，這時他既侵犯了這個女人的民主權利（女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願）同時又侵犯了公眾的民主權利；再說政務官是納稅人的錢供養的“公仆”，必須為納稅人謀福利，公仆在主人面前有義務放棄部分民主權利……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不被侵犯，政務官在任期內不能有緋聞。如果你想把私生活安排得豐富多彩，那就別選擇幹政務官。
辯論以反對方的勝利而告終，幾十年後克林頓為他的緋聞付出了代價。
政務官因為職能的特殊性，有比普通公民更高的標準和要求。這個職位需要設置一定的“門檻”，這個門檻就是高於普通公民的“能力、品格和責任心”。一個人可以選擇不幹政務官，但沒權力改變政務官的門檻。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規在標準上大多高於國法。
和政務員一樣，社會上還有不少職業設置有準入“門檻”，需要高於普通公民的能力和行為標準。你可以選擇不入這個門檻，但不能隨意取消這個門檻。你可以不當和尚，但不能進了寺廟還吃肉喝酒睡女人，甚至於玩手機出入酒店般“擺闊”還說是“改革開放”……
有些行業是永遠也不能“改革開放”的。
教師這職業有著和政務官一樣的特殊性，因為他是學生的表率，他的言行直接影響到學生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影響到整整一代人的品格和德行。所以教師的品格得有高出於普通公民的要求，教師這門職業得設置超越普通公民行為標準的品格底線。譬如一個人可以自由和十四歲以上的少女談情說愛，但中學教師不能和自己的學生談戀愛，無論對方是否過了十四歲。在教師面前，中小學生永遠是孩子，即使過了十四歲在老師面前依舊是孩子的心態，如果老師和她戀愛在本質上和侵犯幼女沒什麽兩樣！
類似的“品格底線”還有很多：譬如普通公民可以接受他人煙酒甚至紅包之類的有價禮品；但教師不能收受學生除了賀卡花卉等純禮義性質之外的有價禮品。因為教師收受煙酒紅包不僅僅是禮尚往來，還會毒害學生的品格，為學生提供了一個不好的行為模式……
教師一旦出現了法律允許但職業禁止的行為，他雖然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應該沒資格再當教師了；就象和尚玩女人不會判刑，但應該被寺院掃地出門一樣。
一個國家最大的落後是教育的落後；最大的貧困是文化的貧困；教育的落後必然造就文化的貧困。一個國家如果只注重經濟的增長而忽視國民教育，就只能造就虛幻的繁榮發展。就象一個清貧的書香世家為了率先富起來，動員家族成員去從事開賭場妓院等短、頻、快的致富營生，在收入翻番的同時也埋下了大踏步倒退的種子。

                                                                        二00六年六月十五日


24.買路錢+跑關系體制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運轉到一定時期，社會理性文明健康積極的力量就會被封殺，支撐體制繼續運轉下去的力量就只剩下權力人物以權謀私的動力，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買路錢”和“跑關系”。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運轉到一定時期，社會理性文明健康積極的力量就會被封殺，支撐體制繼續運轉下去的力量就只剩下權力人物以權謀私的動力，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買路錢”和“跑關系”。
專制體制到了晚期是被動運轉的，能否收到“買路錢”是專制體制能否繼續運轉的前提。“買路錢體制”表現在奉行專制體制的國家，找公職人員辦任何事都得給錢，不給錢你在這個國家就會寸步難行。盡管公職人員都是靠你交納的稅錢供養著，在理論上他們都得給你提供盡可能完備的服務，給你辦事是他們的義務。可他們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你也沒地方討公道，絕大多數“管官的官”都不會給敢於挑戰“官場潛規則”的某個臣民撐腰，否則就是和自己的“錢袋”過不去，只有另外給錢才能刺激他們的辦事能動性。
如果你交買路錢時出手大方，你要求辦的事就算違法亂紀管事人也會站在你的位置想方設法，哪怕因此讓國家民族蒙受巨大損失也在所不惜。那些高污染的毒工廠，毀滅生態的采礦廠之所以能在某地安家落戶，根本原因就是廠主交納的“買路錢”數目成了某地管事人難以抗拒的誘惑。如果你交“買路錢”時吞吞吐吐，管事人就能設法讓你辦的“小事”拖成“大事”，直到你一咬牙補交足夠的買路錢辦止。如果你不肯交納買路錢，那麽對不起，連身份證明蓋章之類的舉手之勞小事都沒門。
為了收到更多的“買路錢”，公職人員就會挖空心思在你的人生必經之路上設置盡可能多的“關卡”。你在出世之前父母就得為你交買路錢辦“準生證”，降生到人世間的那一刻得交買路錢辦“出生證”……直到你把一生的多數辛勞所得交了買路錢走到人生終點時，你的後代還得為你交上最後一筆買路錢討好化屍爐工，否則他們會把你的骨灰燒得不成樣子……

專制國家的多數國民認為那些“關卡”和“買路錢”是順理成章的，他們無法想象在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通過那些“關卡”是根本不用交錢的，誰膽敢收“買路錢”誰就會丟掉公職飯碗。

為了參與數額巨大的“買路錢”分贓，專制國家的多數公民都挖空心思成為把守“關卡”的公職人員。要想加入分贓隊伍，你才高八鬥、學富五車沒用；舍己為人做“好人好事”沒用；為國家民族嘔心瀝血勇於犧牲沒用；好學上進踏實肯幹沒用……唯一有用的就是“跑關系”搞定大大小小的官，賄賂拍馬屁是最有效的方式。當你“跑關系”進入分贓隊伍後，你要想保住目前的職位或升遷到更高的職位一樣靠“跑關系”。你在把守自己的“關卡”時切莫觸犯兩個最基本的“關卡潛規則”：一是莫要“心太軟”善待過關者，“關卡”不是“玩清高守良知”的地方，“創收效益”上不來在上司眼中等於“占著茅坑不拉屎”，要受到降職免職的處罰。二是“買路錢”不能獨吞，得把大頭孝敬能決定你職位的上司，否則你就有可能被同僚當成忽悠民眾的“反腐工程”替罪羊。

專制體制運轉到末期，公職以外的生存發展之路越來越難走，公職人員成為弄錢最容易風險最小也最被社會認同的群體。結果社會上的絕大多數公民都把公職人員作為人生的首選目標，強勢人物進入公職隊伍的比率越來越高，公職隊伍從嚴重超員走向惡性膨脹。權力人物“拿人賄賂替人謀財”，每“出賣”一個新的官位，就得給這個官員設置一個新的“關卡”收取“買路錢”。官僚隊伍惡性膨脹必然造成“關卡林立”的病態社會，嚴重幹擾了社會的正常運轉秩序。當“買路錢”總量超過了公民群體的實際支付能力時，越來越多的公民就會產生“暴力闖關”的意念。當意圖“暴力闖關”的公民達到一定數量時，擁有平民組織潛能的“職業革命家”就會應運而生，悲劇性的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社會就會走向撕裂解體。

國家一旦出現“買路錢+跑關系體制”，就是一個空前危險的信號，權力階層必須緊急懸崖勒馬，大刀闊斧進行體制變革，否則就會被舊體制推入萬丈深淵。


二００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25.“通鋼事件”令不想說的話如梗在喉

    建龍集團屬真正的“民營企業”嗎？群體性事件都是“黑惡勢力操縱”和“不明真相的群眾”所為嗎？“秋後算帳”是“懲一儆百”還是“火上澆油”？ 改制國有企業領導和職工的命運為何大相徑庭？


通鋼事件”已經過去了一個星期，可有些話仍然如梗在喉。
這些年我一直努力克制自己遠離任何群體性事件。從去年的“翁安事件”、“隴南事件”到不久前的“鄧玉嬌事件”和“石首事件”，我都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動情緒，不撰寫任何評論性文字，可這次的“努力”卻宣告無效。如果那些梗在喉頭的話不能吐出來，我擔心自己的心靈會出現“變態”，甚至在未來某天也會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一員。
我的“梗喉現象”說明：不讓人說與上面不一致的話就等於把此人推向暴力。
關於“通鋼事件”的評論文字多得“滿天飛”，事件的經過和起因民眾都心知肚明，不用我在此贅述，我只想提出幾條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

一、建龍集團屬真正的“民營企業”嗎？
中國的部分“民營企業”尤其是大中型民營企業在本質上屬“官僚資本”，是地方強勢人物利用“職權”和“賄賂”巧取豪奪國家資產形成的“換招牌企業”。
國有企業改制就有這麽一條途徑：企業高管出資購買？
首先企業高管購買自己管理的國有企業公平嗎？
如果我是一個國有企業高管，我想把這家國有企業攫為已有，我就會擁有很多可行的方便途徑。我會充當一只大“碩鼠”貪污揮霍國企公款；幹擾破壞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壓制人才提拔庸才甚至惡棍來打擊職工的勞動積極性……讓企業的生存陷入困境，成為地方政府的財政包袱，從而列入改制企業名單。然後我通過自己擔任國企高管期間積累起來的“官場人脈”，“賄賂”或“拉官員入股”的方式讓企業改制的決策層站在自己一邊，“賤買”國有資產，同時把企業包袱推給國家。
其次企業高管哪來那麽多的錢？
在企業破產職工收入不能養家糊口的情況下，高管們卻有那麽多的錢來購買國有企業。這些錢是哪里來的？很顯然是高管們在職期間利用職權損公肥私貪污受賄得來的非法資產。
盡管上面明文規定黨政官員不得參予經營活動，可很多地方民營企業都存在官員“參股”或“控股”行為，這些民企老板不過是某些官僚的“經營代理人”。
當民營老板有“官員代理人”背景時，這家民企在本質上就屬“官僚資本”。
“官僚企業”賺錢特容易。官員股東把國有土地廉價賣給它，政府部門出高價采購它的低劣產品服務……傻子和神經病也能賺大錢。
當“民營企業”摻雜“官僚資本”時，除了侵害國家資產和民眾公利外，還會給“民營企業”自身的形象抹黑，使民眾憎恨“民營企業”，阻礙中國的私有化進程。
知情人士透露：通鋼新任老總陳國軍的年薪為280萬，加上年終分紅和其他各項隱性收入接近千萬？儼然另一個國有壟斷大企業的翻版。這家工廠普通工人工資只有區區600元，部分低至200--300元。請問真正的“民營企業”會給高管與職工制造這麽大的收入懸殊嗎？不會！除非董事們和自己的錢袋過不去，瘋狂到想把自己的企業搞垮！
據在場目擊人士說，陳國軍在和職工對話時揚言要他們“三個月全體下崗”？這種火上澆油的處理勞資糾紛方式顯然不是智者所為，說明陳國軍這人並不是什麽人中龍鳳，值得上高達280萬的巨額年薪。陳國軍的待遇和行為怎麽看都象國有壟斷大企業的高管。

二、群體性事件都是“黑惡勢力操縱”和“不明真相的群眾”所為嗎？
我們的地方官媒總喜歡把群體性事件歸因於“地方黑惡勢力”煽動操縱“不明真相的群眾”聚眾鬧事。本人沒有目擊過任何一樁影響全國的“群體性事件”，但根據常識判斷：“地方黑惡勢力”通常不會參與甚至操縱群體性事件，那是和他們的自身利益過不去。“地方黑惡勢力”都是些唯利是圖沒有任何理想情操的“實用主義者”，在沒有明顯“好處”的前提下，絕不會為了“打抱不平”的原因和底層民眾攪到一塊，因為群體性事件只會觸怒權力人物，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性“好處”。我的常識是：“地方黑惡勢力”多半和地方官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否則地方那麽多贏利豐厚的公共工程為何給黑惡勢力承包？當地方官碰到“堅持維權”的“硬骨頭”公民時，為何最後多是“黑惡勢力”出面擺平那些“不和諧者”？如果這些“黑惡勢力”沒有得到明確的幕後指示，他們會得罪那些與他們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硬漢”嗎？在某次群體性事件中，也許有個別黑社會成員卷進去，但群體性事件的起因多不是他們煽動操縱的結果。他們不但不會煽動操縱，相反還希望能參與打壓群體性事件來贏得“立功機會”。

當群體性事件發生時，我們的地方官有沒有捫心自問過：你們的轄區為何有那麽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呢？是不是你們喜歡“暗箱操作”，剝奪境內絕大多數公民的“知情權”呢？如果是這們，你們是不是群體性事件的始作甬者呢？

三、“秋後算帳”是“懲一儆百”還是“火上澆油”？
“石首事件”平息後一個月，死者五家屬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被石首公安機關刑拘。
上月平息“石首事件”時地方政府曾和死者家屬簽訂了一份書面協議，內容有對死者家屬過激行為的“免責”條款。才一個月時間政府就違背了自己簽訂的協議。
在解決石首事件時，判定死者家屬得到8萬元賠償，其中5萬元居然由政府出，也就是用納稅人的錢買單。
這份判決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如果死者的死亡確然有問題，賠償也應該由肇事方的酒店出，或由瀆職失職的官員出，憑啥要讓無辜的納稅人買單？
既然已經判定給死者家屬賠償，就說明主要過錯方不在死者家屬，憑啥事件平息後又要把他們抓起來？
地方官的處理此事的心態我能理解：如果不給“聚眾討說法”者以嚴懲，就不能有效地威攝嚇唬後來者。
地方官的“秋後算帳”只考慮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此舉令政府已處於危機狀態的“公信力”進一步喪失。如果再發生下一次群體性事件，激動起來的群眾能再相信政府的“調解”嗎？如果不相信，局部群體事件要麽燃成大面積的烈火；要麽釀成大規模的官民流血沖突。這兩種結果對政府來說都是災難性的，說明“秋後算帳”的負面效應遠遠大於正面效應，眼前也許能起到“懲一儆百”效果，但長期來看等於“火上澆油”。

前不久我聽到這樣的消息：“翁安事件”中被問責免職的縣官們又在“異地當官”啦？如果此消息屬實，那麽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秋後算帳”。“秋後算帳”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懲罰“赦免”者，如石首事件刑拘死者家屬；二是赦免“有責”者，如翁安事件免職縣官異地上任。
赦免“有責”者除了傷害政府“公信力”外，還進一步鼓勵地方官的公權私用胡作非為。連出了那麽大事的官員都能官覆原職，我鬧點出格事怕什麽？
但願“翁安事件”中被免職的縣官們“異地上任”的消息是謠言不是事實！

四、改制國有企業領導和職工的命運為何大相徑庭？
近幾年經常接觸到這樣的怪現象：當某中小國有企業走入困境被迫改制時，職工的命運是“買斷”下崗，而這個企業的領導卻繼續留用或調職？繼續擔任公職如故。
按社會主義理論常識國有企業領導和職工地位應該是平等的，應該共同承擔國企的福利和風險。今天國企改制的結果是：福利全歸領導層，風險全落到職工頭上。明眼人都知道，多數國企的破產都是領導層成為“敗家子”，應該由他們承擔主要的破產風險，可實際執行情況卻倒轉過來了。
要“買斷”下崗，領導職工都應一視同仁，並且破產國企的領導不得繼續擔任公職。憑啥在領導繼續擔任公職的情況下讓職工下崗？

國企改制領導與職工待遇的雙重標準不但體現了赤裸裸的官民不平等，還極大地損害了現任國企領導的職務責任心，刺激了他們的腐敗冒險。在幹好幹壞結果都一樣，就算把單位折騰垮自己也能當官如故的病態情勢下，傻子都知道要不顧後果公權私用中飽私囊，神經也明白當“敗家子”更有利於自己的“根本利益”。

“通鋼事件”發生後，當地警方表示要嚴懲“通鋼事件”後面的組織者。我不知道是否有這類組織者，但就算有組織者也不一定是警方所想象的那樣罪大惡極。組織者也許不過是普通鋼鐵工人的“維權先鋒”，他們的初衷不過是帶領工人去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不可能有打死總經理的意圖。但郁積著太多不滿的工人一旦聚集成激動的龐大群體後，群體的行為就不是幾個組織者能夠預料和控制的。我想組織者也不想打死總經理，發生那樣的悲劇也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問題是栽贓替罪式的“嚴懲組織者”能夠有效防範下一次群體事件嗎？
也許能起到“懲一儆百”的作用？但千萬別把“維權組織者”逼反成“職業革命者”。


二００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26.“國家成為冤大頭”式的“腐敗改革”

    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是國家步入發展良性循環，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最大絆腳石；中國政治變革的第一步應該是變革腐敗的官僚體制；因為腐敗官僚體制不變，所有冠以“改革”名稱的政治活動不過是官僚集團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權力的再次洗牌。


在全球民主化連野人芝麻國不丹也融入民主憲政大潮的今天，中華大國民依舊繼續自己的駝鳥政策，千呼萬喚的政治變革仍未步入實質性的啟動階段。
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是國家步入發展良性循環，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最大絆腳石。
中國政治變革的第一步應該是變革腐敗的官僚體制。
在不變革官僚體制的前提下，名目繁多的拆東墻補西墻式修修補補“改革”仍在不斷提上政治日程。
因為腐敗官僚體制不變，所有冠以“改革”名稱的政治活動不過是官僚集團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權力的再次洗牌，不但起不到修墻補漏利國利民的作用，相反為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拓展更大的利益空間。
比如延續十多年的藥品監督管理體制改革，本質不過是衛生部門和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特權人物的權力PK。十年前把藥品監督管理從衛生行政部門分離出來單獨成立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理由是“衛生行政部門既當裁判又下場踢球”是極大的不公平，自己賣藥又自己管藥怎麽可能做到公正無私？十年後把藥品監督管理局重新納入衛生行政部門統一管轄的理由則是什麽“方便管理和與西方接軌”？也許只有中國式官僚體制才會折騰出這等前後自相矛盾的自圓其說。
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改革折騰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一位因貪污判死刑的部級幹部鄭筱萸。改革的結果是改出了中國最大的腐敗貪賄案。
不僅僅是部門改革，就是關系民生問題的惠民改革最終也是為腐敗拓展更大的利益空間。
本世紀政府關系民生問題的三大惠民改革是“三農改革”，“教育改革”和“醫療改革”。
“三農改革”的核心是取消農稅和“扶助三農”。取消農稅確然讓農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國家“扶助三農”尤其是“退耕還林”拔款的絕大多數都被各級權力人物巧立名目腐敗掉了。那麽多納稅人的錢用於“退耕還林”的結果是很多原本茂盛的山林被砍伐一空後冒充耕地栽上了不成林且存活不長的幼樹，到處都是裸露的土壤，加劇了水土流失。至於其它“惠農工程”，多數都沒有用於切切實實解決民生問題，而是層層盤剝腐敗浪費掉了。用農民的一句話說：“國家成了冤大頭，肥了縣鄉村幹部”。
中小學生免收學雜費，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是本世紀政府的最大惠民德政，可很多學校在執行這一惠民德政時卻表里不一大打折扣，使政府的惠民德政事與願違。本人去年走訪了不少中小學學生家長，普遍反映學校雖然沒有在每學期開學時明目張膽收取學雜費，但在上學期間強行收取了很多先前根本不存在的五花八門費用，總量通常都超過先前收取的學雜費，且多沒有開具正式的收費票據。國家花了那麽多的錢用於教育改革，這些錢完全能夠維持中小學教育的正常運轉。可學校照樣巧立名目向學生伸手要錢，學生的負擔並沒有減輕多少。這些額外收取的巨額費用無疑被教育部門的各級權力人物層層腐敗掉了。教育改革的結果是國家再次做了“冤大頭”，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教育部門催生了更多更大的腐敗分子，助長了腐敗效應。

目前正在全國各地試點的醫療改革核心是國家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列入基本藥物目錄的藥品取消藥品差價，試點區的公立醫院實行基本藥物“零差價銷售”。從字面意義來看這是又一項實實在在的惠民工程，可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
我國各級公立醫院的虛高藥價是眾所周知的，但這些虛高藥價並非是藥品批發價與零售價的16%加成造成的，而是出廠實價與理論批發價的巨額懸殊造成的。正常情況下藥品出廠實價與理論批發價相差在15%左右，可我國的藥品出廠實價與理論批發價通常都相差百分之幾百甚至百分之一千。例如很多小藥廠生產的抗生素出廠實價為每支3元左右，可理論批發價卻高達30元左右？為什麽會存在如此大的懸殊呢？關鍵原因是我國的官僚體制造成的“壟斷”和“巨額回扣”，造成公立醫院藥品采購的超級腐敗，各級權力人物大發藥品財。醫療改革實行的“藥品零差價”銷售是取消藥品零售與批發的16%加成，對於降低藥價根本沒有實質性意義，因為很多私立藥店的藥品銷售價遠遠低於理論批發價。例如出廠價才3元一支的抗生素，在公立醫院取消零售加成後仍賣30元一支，可在私立藥店有可能只賣幾元錢一支？
“零差價銷售”的醫療改革國家要投入很多錢，可實際執行起來國民並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實惠，國家又一次成為“冤大頭”，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公立醫院的腐敗空間則進一步拓展，結果在衛生部門催生出更多更大的腐敗分子，助長了腐敗效應。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改革的成效，很多鄉鎮院長水漲船高的腐敗派頭就已經給出了答案。
在實行醫療改革時，很多地方的衛生行政部門實行國家基本藥物集中招標采購，中標單位沒有公開統一的標準，多是傳統的暗箱操作，能否中標並非全靠競標者的實力和服務水準，而是行賄跑關系的本領，從而為藥品采購腐敗拓展了更大的利益空間。
其實降低虛高藥價的醫療改革很簡單，國家花點精力調查國家基本藥物的出廠實價，做到這點很容易，不象福爾摩斯偵探案那樣難於取證。然後國家在基本藥物出廠實價的基礎上定出一個全國必須統一遵循的最高限價（出廠實價加上15%加成），任何地方任何單位不得違反，否則領導撤職查辦，責任人依法追究。這樣藥價就切切實實降下來了，人民也能得到真正的實惠。
…………
在腐敗官僚體制不變的情況下，上述冠以“改革”名稱的惠民工程落到實處時多墮落成為“腐敗改革”。
腐敗官僚體制會吞噬所有的“善政”和“惠民工程”。
在國家核心政治體制不變的前提下，我希望停止任何形式的“改革活動”。在今天的中國，官僚體制主導下的“改革”容易拓展腐敗空間，國家成為“冤大頭”，人民不會從改革得到多少實惠，腐敗分子則彈冠相慶。改革結果是原有問題要麽變本加勵要麽事倍功半本大利小，還會派生出很多新的問題。就象“精簡機構”的人事改革原有的單位和人員一個也裁減不了，相反還多出一個“精簡機構”辦公室一樣。
不變革官僚體制的“改革”容易墮落成“腐敗改革”。
結果是國家成為“冤大頭”，加重納稅人的負擔。
官僚體制是吞噬一切希望的政治腫瘤。
中國的政治變革首先必須從“改革”官僚體制著手，否則所有的改革成果都會被腐敗的官僚體制無情吞噬。


二０一０年二月二十五日



27.“公仆”犯錯，納稅人買單？

    因為“公仆錯誤”造成的損失，政腐有責任和義務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包括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一個不切實追究“公仆錯誤”的政府，一個不從“錯誤公仆”身上最大限度追回社會損失的政府，他的“社會公信力”還能剩下多少？



2007年山西洪洞縣“黑磚窯事件”在網上曝光後，洪洞縣黨委政府為了最大限度消除這一醜聞對他們“仕途”造成的負面影響，派出一批黨政幹部攜帶“慰問補償金”分赴全國各地慰問那些曾在黑磚窯里強制勞動或遭受非人折磨的勞工，派出幹部們也因此來了一次“公費大旅遊”。“慰問補償金”加上幹部的往返旅差費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這筆開支由誰來承擔？自然是洪洞縣的納稅人買單。
早知如此，相關權力部門當初何以不履行自己“懲惡”的社會職能，何以為了非法“創收”或“賄賂”對地方黑惡勢力傷天害理視而不見；甚至於充當他們胡作非為的幕後保護傘呢？
2008年汶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幾倍甚至幾十倍放大了在校學生的生命災難，5000多名年輕生命成為工程腐敗的血淚祭品。地震過後，北川縣部分死難學生家長不顧“詐捐大師”余秋雨的“含淚勸告”，抱著孩子的遺像“含淚上訪”。地方政府為了堵住訪民的嘴，決定給予每位死難學生家長6萬元撫恤金，條件是學生家長簽字保證永不上訪喊冤。繼續上訪者將取消撫恤資格。此招果然有效，6萬元對於一個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財產且急需重建家園的平民家庭來說無疑是一個無法抗拒的誘惑，於是絕大多數死難學生家長在保證書上簽了字。
5000多名死難學生家長的“封嘴費”高達三億多元人民幣。對地震災民無論給予多麽慷慨的撫恤都是無可厚非的，但打著撫恤旗號實則用於“封嘴”的開支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筆開支由誰來承擔？自然是四川甚至全國的納稅人來買單。
2010年1月，貴州安順市關嶺縣坡貢鎮惡警張磊當眾開槍射殺兩名手無寸鐵的村民。當地鎮政府為了“確保穩定”，以安葬死者為條件，給兩位死難村民家屬70萬元“賠償金“（每人35萬）？
這筆開支由誰來出？一樣是關嶺縣的納稅人買單。
…………
無論是山西洪洞縣的“慰問補償金”，還是四川汶川地震災區的“封嘴費”，或是山西關嶺縣的“賠償金”，都是由“公仆”們的錯誤造成的，不是瀆職腐敗就是亂用職權執法犯法。
因為“公仆錯誤”造成的損失，政腐有責任和義務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包括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
政府履行“處理社會糾紛”職能的主要目標不是“平和事態”和“穩定至上”；而是“維護社會公正”和“還人民以公道”。
比如汶川豆腐渣校舍的工程質量問題，政府有責任和義務追究校舍包工頭和幕後權力人物的經濟法律責任，除了把相關責任人依法判刑外，還要沒收他們的非法所得和“工程回扣”，並依據情節輕重課以罰金。那麽多存在工程質量問題的豆腐渣校舍，“工程回扣”和非法所得罰金總額應該遠遠高於3億元。
還有貴州關嶺縣的惡警張磊，除了將其明正典刑外，還應沒收他在任時聚斂的全部不明資產，同時還要追究把張磊這樣的人渣敗類收入警察隊伍並任命為副所長的相關上司的責任，除了撤職查辦外，收受的賄款應全數退還並課以相應罰金。這兩項的總額應該遠遠高於70萬元。
…………
政府給黑磚窯奴工、死難學生家長、受害人家屬發放“慰問金”、“封嘴費”、“賠償金”，表面上看好象是政府在出錢，在為自己的錯誤買單。可政府是純消費實體，只會用錢不能生錢，給出的錢全是納稅人繳納的。
納稅人在上述三大悲劇中有什麽過錯嗎？
沒有！
錯誤全是“公仆”犯下的。
憑什麽要用納稅人的錢來買單？
憑什麽不去追究相關公務人員的責任？
除了造成無辜平民生命財產尊嚴受損的“公仆錯誤”外，那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遺害無窮的“洗錢工程”；窮折騰瞎指揮的“煉鋼工程”（1958年浮誇風產物），無一不是公仆們的“錯誤作品”，造成的嚴重後果一樣由無辜的納稅人來買單？
政府為何不去追究那些“敗家子公仆”的錯誤責任？從他們身上最大限度地追回“錯誤損失”？
“維護公正討返公道”是政府的職責所在，政府為何不去履行這一責任和義務？
難道永遠要用無辜納稅人的錢去為“公仆”點燃的社會憤怒“滅火”嗎？
如果“公仆”犯錯能夠輕松逃避責任追究，他們還會在乎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N次錯誤嗎？
一個動不動就犯錯的“公仆”，人民憑啥要拿自己的血汗錢去繼續供養他？
一個不切實追究“公仆錯誤”的政府，一個不從“錯誤公仆”身上最大限度追回社會損失的政府，他的“社會公信力”還能剩下多少？


二０一０年三月二十四日


28.“有森林無植被”是我國極端氣候的制度禍首

    中國近幾年極端氣候的根本原因是“無節制性開發”造成的生態破壞引起的；我國內地的森林面積近十年雖然在“理論”上沒有明顯的縮小，但很多地區的大面積山林卻出現“有森林無植被”的怪現象？

中華大地近三年一再出現極端氣候。
2008年1月的南方雪災造成鐵路交通幹線癱瘓，機場封閉，幾百萬返鄉民工滯留在各地火車站。
2009的夏天特別漫長，高溫持續時間超過我記憶中的任何年份。那年的冬天雖然姍姍來遲，但嚴寒卻提前一月來襲，北京11月10日就下起了大雪。更令人吃驚的是，下雪前的天空居然雷電交加，就像盛夏暴風雨的前奏。這是北京有氣象記錄以來150年中最晚的雷暴記錄。
更為不可思議的是，今春元宵節上午11時整，黃河流域伊川平等鄉天然石龍地區巨雷震耳，自西向東如騰龍一般的閃電照亮天空，雷過之後下了陣雨和圓宵似的小冰雹。這是不是當地有氣象記錄以來150年中最早的雷暴記錄還不得而知，但在人們的記憶中這雷聲是來得太早了點。
2010年的春天的表現很象害怕被人認出來的小偷，偶爾出來露一下臉又匆匆縮回去了，江淮地區直到春分時節外面還在下著冬天的雨。西南五省遭逢百年未遇的大旱，華東五省暴雨不斷，北方五省則籠罩在歷史上罕見的大面積沙塵暴里，37個城市重度污染……
我對氣象知識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但仍能直觀感受到氣候的變化越來越不正常，近三年的季節則整個亂了套，最突然的感受就是“非其時而有其氣”，春秋兩季越來越短，氣溫變化快速劇烈。
就拿今年春天來說，多數時間都在下著“冬天的雨”，可一旦碰上兩三個大晴天，氣溫就一下子上竄十幾度甚至二十幾度，從冬天直接躍入“夏天”？一旦風雨來襲，又直接從夏天墜入冬天，就是不讓你有春天的感受。並且這種氣溫的劇烈變化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頻繁重覆著。
我雖然對氣象知識是百分百的外行，可總感覺那些“內行專家”們的解釋不是不著邊際就是有忽悠民眾之嫌，不是拿“全球氣候變暖”來說事：就是用“厄爾尼諾現象”等專業述語來撒煙幕彈，就是不肯涉及“人禍造成生態破壞”這一實質性原因。
中國近幾年的極端氣候雖然有全球性氣候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無節制性開發”造成的生態破壞引起的。
也就是說造成我國極端氣候的主要原因是“人禍”。
目前我國這種頻繁的大旱大澇就主要是“人禍”造成的，暴露出我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這麽多年存在的嚴重問題：多年的投入欠賬與制度缺失，許多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種糧的比較效益低下，不願意進行水利投資。國家對水利設施只投大江大河，非糧食主產區的農田水利建設缺失無人問津……風調雨順還勉強湊合，一遇大旱就無能為力。
我沒有資格去全國各地從事生態研究，但因喜歡長途旅行的緣故，沿途的直感一樣很能說明問題。
國土上的植被和水域是一個國家氣溫的主要調節閥。
空氣的溫度主要來自地面接受太陽光熱的反射。綠色植物能通過光合作用把太陽光能轉化成植物養分，水的比熱比土壤大得多，直接裸露的土地在同樣數量的光熱作用下比有植被的土地和水域氣溫變化要劇烈得多。陽光直接照射裸露的土地比照射有植被的土地升溫快得多，風雨來襲時降溫也快得多。
所以在西部沙漠地帶夏天的晝夜溫差大，白天高溫五十度以上，夜晚則降到十度以下。
我國的湖泊面積在近十年急劇縮小，連八百里洞庭湖也只剩下三十年前的幾分之一。水域總面積的縮小自然加大了氣溫的變化幅度。
我國內地的森林面積近十年雖然在“理論”上沒有明顯的縮小，但很多地區的大面積山林卻出現“有森林無植被”的怪現象？
眾所周知，山林的植被除了樹木外，還有樹木之間的雜草和灌木。在內地的廣大山丘地帶，雜草和灌木在保護水土和調節氣溫方面的作用比樹木還要大，尤其在秋冬和早春樹木落葉時節二者的保護調節作用更為顯著。
近十年我國“山林政策”的最大惡果就是毀滅了樹木之間的雜草和灌木，從而破壞了山地的植被，使山林的水土保護和氣溫調節作用大大喪失。
“退耕還林”是我國“三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旨在保護生態的“善政”，因為依靠腐敗落後的官僚體制來運作，從一開始就“特色”成了破壞生態的最大惡政。
我國內地很多地方退耕還林工程的主要宗旨不是為了增加森林面積，而是旨在騙取上面的拔款，結果不是把耕地變成森林，而是在原來的山林上“砍掉大樹栽小樹”。為了給工程驗收人員制造“耕地”的假象，在栽小樹前要把山坡的土層翻一遍，徹底消滅殘存的灌木和雜草，使土壤完全裸露……
新栽的小樹沒有十年是難得成林的。在小樹成林之前，這片山林是不可能起到保護水土和調節氣溫作用的。
我國的基層政權為了籌集腐敗基金，把屬於民眾共有的資產攫為己有，在近幾年掀起了拍賣公共山林的熱潮，把大片的公共山林分塊出售給承包人。山林承包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有的樹木砍光拍賣，用賣樹得來的錢支付承包費和山林改造工程費，然後用鏟土機把山坡的土壤翻一層，在上面栽上經濟林木。為了防範次生植物與與經濟林木爭奪土壤養分，承包人每年都要在小樹之間的土壤上噴上除草劑，徹底消滅灌木和雜草，讓土壤永遠裸露，使之徹底失去水土保護和調節氣溫功能。
按常識春秋兩季的氣溫變化應該是比夏天溫和得多，可近幾年春秋兩季的氣溫變化幅度比夏天還大，原因就是春秋兩季樹葉雕零，山地主要靠灌木和草地來保護水土調節氣溫。現在山區的灌木和草地受到了毀滅性的摧殘，太陽光熱和冷空氣直接作用於地面，造成氣溫的急劇升降。結果春秋兩季越來越短促，從夏天直接進入冬天或從冬天直接進入夏天。秋天成了夏天的延續，春天則被冬夏侵淩分割。
去年深秋我騎單車穿越了大別山的五個縣市，在很多地方看到鄉村公路兩旁的山坡原生態植被蕩然無存，全換上了板栗和白楊等經濟林木。但山坡上的土壤全是裸露的，看上去和耕地沒有什麽分別。
土壤裸露的山坡怎麽可能保護水土和調節氣溫作用呢？
曾經林海蒼茫的大別山折騰成了今天這副模樣，那個地方還能不出現極端氣候嗎？
山丘“有森林無植被”的現象如果持續下去，我國的沙塵暴就不只來自北方的沙漠了，廣大內地遲早也會成為沙塵暴的發源地。
我國有多少山丘存在“有樹木無植被”的現象？
這種現象還能繼續下去嗎？
我們能對“毀滅山區植被”現象聽之任之嗎？
我們將采取何種措施來防範這一現象？
我國的山林政策是要做出大的調整了。


二０一０年三月二十三日


29.現代化中國的切膚之痛——制度性說謊與造假

    一個不“說謊”就不能“體面”的國家？一個沒有“說謊本領”就無法在官場混下去的國家？一個“假煙假酒假文憑”滿天飛的國家？一個多數公民避不開“毒奶”和“地溝油”的國家？一個連“搶救生命”的“疫苗”都敢造假的國家？



中國是一個容易把“反文明行為”誤讀成“英雄氣概”的國家。文革的諸多“反文明暴行”就是在“英雄主義”的標幟下實施的。
當今中國最大的“反文明習性”就是“說謊”和“造假”。
一個不“說謊”就不能“體面”的國家？
一個沒有“說謊本領”就無法在官場混下去的國家？
一個終其一生不說一句“良心真話”卻能青雲直上的國家？
一個“假煙假酒假文憑”滿天飛的國家？
一個多數公民避不開“毒奶”和“地溝油”的國家？
一個連“搶救生命”的“疫苗”都敢造假的國家？
…………
“說謊”和“造假”是人類社會無法杜絕的現象，不過文明法治國家的“說謊”和“造假”屬“個別”和“局部”行為。把“說謊”作為官場通行的“政治語言”只限於極少數特權專制國家；大規模生產銷售假貨的國家除了中國外好像別無其他分店。
因多數國民“貧窮貪便宜”刺激的“假貨市場”還情有可願，可“制度性造假”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何為“制度性造假”？
就是因“審批腐敗”和“監管缺失”造成的商品造假行為。
有些商品因為關系到民眾的生命安全，國家設立了這類商品的生產銷售“準入門檻”和“監管機構”。生產銷售這類商品必須經過相關權力部門的“行政審批”；在生產銷售過程中還要受到監管部門經常性的“監督檢查”。
食品和藥品就屬這一類商品。
這是一類不能“造假”也不容易“造假”的商品。
不能造假？是因為這類商品關系到平民大眾的生命安全。
不容易造假？是因為國家用納稅人的錢設立了專門的監管機構對這類商品的研制、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實行全方位的監督，甚至於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來確保這類商品的質量和安全（如《藥品管理法》等）。
在這種制度監控下，食品藥品是很難“造假“的，就算出現“造假”行為也只限於“局部”、“個別”和“短暫”的現象，除非“監管部門”嚴重腐敗瀆職。
如果食品藥品出現了“造假”行為，除了當事人的責任不容推卸外，執行制度的相關監管部門也一樣難辭其咎，甚至於監管部門本身就是“罪魁禍首”。
如某藥品明明質量不合格，我們享受“法律權威”的技術鑒定部門基於“中國特色的權力潛規則”卻判定為“合格”讓其出廠銷售？一個明明不具備“法定條件”的廠商，相關部門卻給其頒發了《藥品生產許可證》？這種情況下監管部門就是“造假”的罪魁禍首。食品藥品生產銷售領域出現大規模的“造假”行為監管部門無疑是“罪魁禍首”，要麽是“審批腐敗”；要麽是“監管缺失”。
“制度性造假”容易形成大規模的全社會危害；且能長期連續作案。
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主要是“自發性造假”，是經濟基礎貧弱多數國民貪便宜造成的，多數屬無權力背景的個體行為；到了新世紀則主要是“制度性造假”，大規模造假必須依靠權力部門的配合才能成功，“主流造假者”多是與權力部門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利益集團。
有些商品是絕對不能造假的！
下面拿藥品來說事：
“賣假藥”在中國古以有之，遊方道士的“靈丹妙藥”和江湖騙子的“狗皮膏藥”就經常出現在古代社會。不過遊方道士和江湖騙子多自覺遵守一個“道德底線”：一是不制售“搶救生命”的假藥，多是功能調整延年益壽強身健體之類，患者誤用不會快速明顯加重病情；二是制售的假藥雖不治病但通常無毒，也即“醫不好病也藥不死人”的面粉團之類。
當今中國的制售假藥者則沒有什麽“道德底線”，連“搶救生命”的藥品也敢大規模造假售假，甚至於制售傷害生命的“毒藥”？
眾所周知：多數抗生素屬於“搶救生命”的藥品。
人體一旦感染了急性病菌，如果不即時使用抗生素，很可能導致病菌在短期內大量繁殖，甚至於大量進入血液循環造成嚴重全身感染（如敗血癥），此時如不及時大劑量注射抗生素則會危及生命。如果使用的抗生素是假劣藥品，效價很低甚至於根本沒有抗菌效能，就會延誤治療，造成病情的加重加長甚至於危及生命。結果一個很容易治好的炎癥延誤成了大病重病；延誤成了“殘疾”或“死亡”。
相對於抗生素來說，疫苗則是更不能造假的商品！
一是疫苗多用於防止無有效抗生素的傳染病，如果造假造成感染則無藥可醫，且能傳染給他人。
二是疫苗多用於嬰幼兒群體，一個不容許傷害的弱勢群體！
拿狂犬疫苗來說吧，人一旦感染了狂犬病毒基本上無藥可醫，一旦發病最後都是死路一條，且是極為痛苦的死法。狂犬病毒在人體內的潛伏期很長，感染狂犬病毒者有的長達幾年甚至十年二十年才發病。如果被瘋狗咬傷後的患者注射的狂犬疫苗是假貨，不能如期在體內形成滅殺狂犬病毒的抗體，到時狂犬病就會發作，在一周左右就會極為痛苦的死去。
注射了假狂犬疫苗者多數沒有發病，並非假狂犬疫苗一樣安全有效，而是多數咬人的狗不是瘋狗，注射者根本沒有感染狂犬病毒。當然也不排除已經感染了狂犬病毒者因為潛伏期很長，到幾年甚至十年以後才發病的。那時部分罹難者恐怕已經健忘了自己當初曾注射過無效的假狂犬疫苗，白白冤死了還沒有人想到要為他討回公道。
所以狂犬疫苗絕不能造假！
制售假劣狂犬疫苗者一定喪盡天良！以“腐敗瀆職”來“故意配合”造假的權力人物則滅絕人性。
可當今中國一樣有人膽敢冒天下的之大不韙制售假劣狂犬疫苗？一樣有權力人物執法犯法為造假者提供“賄賂保護”！
制售假劣狂犬疫苗者不是什麽小廠小作坊，而是備受相關權力部門推重的“明星企業”？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蘇延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延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國家重量級的疫苗生產企業，承擔了全國近三分之一市場狂犬疫苗和近四分之一甲流疫苗的生產。
江蘇延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售的假劣疫苗不僅限於狂犬疫苗，還包括甲流疫苗等其它疫苗。
據國家藥監局調查組調查發現，江蘇延申疫苗造假已非一兩日，在近年的產品中，保守估計一半以上的疫苗存在故意造假行為。受害者最少超過100萬人！
一家名副其實的“超級造假公司”！不折不扣的“藥品造假大王”！
下面有必要回顧一下相關權力部門給予“超級造假公司”的榮譽牌匾，透視一下“造假大王”背後的權力背景，反思一下“制度性造假”在當今中國的嚴重程度。
2008年，該公司被常州市新北區政府評為常州市工業投入十強企業；被常州市外經貿局評定為常州市企業技術中心。
2008年10月，該公司申報的省科技成果轉化項目“運用Vero細胞和多層瓶技術大規模生產純化甲型肝炎滅活疫苗（Vero細胞）”獲得科技專項資金逾千萬元支持。
2007年，該公司被常州市政府評為2007年度一星企業。
2007年12月，該公司研發中心被江蘇省科技廳確認為第四批江蘇省外資研發機構。
2007年10月，純化甲型肝炎滅活疫苗產業化項目分別被列為“江蘇省企業重點技術創新導向項目計劃”和“2007常州市重點工業科技發展計劃”。
2006年，該公司被評為常州市明星企業，董事長韓剛君被評為常州市優秀企業家。
2006年，該公司被新北區政府評為“2006年度上繳稅收先進企業”。
2006年10月，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被江蘇省科技廳認定為“江蘇省第三批高新技術產品”。
2005年12月，該公司被評為常州市民營科技型企業。
2005年，該公司被常州市藥監局評定為“2005年度藥品質量安全信用守信AA級單位”。
2005年，該公司流感疫苗被科技部、商務部、環保局等單位評定為“國家重點新產品”。
1999年-2007年，該公司連續8年被江蘇省科技廳評定為“高新技術企業”。
1999年9月-2004年9月，該公司人用狂犬病疫苗被江蘇省科技委員會認定為“高新技術產品”
是什麽力量在暗中支撐保護喪盡天良的“藥品造假大王”大規模造假且長期作案？看了上面的“光榮榜”就一目了然。
一個連“救命疫苗”都敢大規模造假且能成功長期作案的國家，她的希望在哪里？
2009年，中國甲流感大流行。
中國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甲流疫苗並投放市場。
甲流疫苗屬一類新藥和尖端科技。
一類新藥研制是一個科技含量很高且耗資巨大的科研工程，依照目前中國的科技水準和制度劣勢，在那麽短的時間就能研制出屬尖端科技的一類新藥實在是勉為其難？
投放市場的甲流疫苗是否真個安全有效？部分接種者已經知道了答案。
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東窗事發的那一年，中國一共批準了10000多個新藥的上市；同年美國只批準了48個新藥品種。
我國每個新藥的研制經費比美國少得多，且這筆經費的大部不是用於技術開發而是用於“跑關系”？
“10000多個對比48個”應該能夠折射出我國研制“新藥”的內幕和真相。
甲流疫苗也屬這一類嗎？
問題是“甲流感”是我國的“國難”。如果甲流疫苗也存在故意造假行為，就等於是權力部門利用“國難”去牟取非法暴利了？
一個權力部門利用“國難”去牟取非法暴利的國家，她的前面還有希望嗎？
前不久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又傳來驚天新聞：注冊司現任司長又“犯事”了？兩年前他的前任曹文莊因受賄罪被判死緩，局長鄭筱萸則因受賄罪提前去精神領袖馬克思那里報到。
這是一個無法逃避的官場宿命？
是什麽力量激勵鞭策權力人物前赴後繼視死如歸地瘋狂貪腐？
這只能是體制的力量，一個“把好人改造成壞人”的體制！貪官也是“劣勝優汰獎惡懲善”體制的受害者。
習慣說謊造假的國家是絕對沒有希望的！
消滅說謊造假只能從政治體制改革著手！

天佑中華！


二０一０年四月十日


30.智利、玉樹大地震的啟示？

    智利很少“豆腐渣工程”！智利能從先前的地震災難中汲取經驗教訓！我國的豆腐渣工程則是普遍的！“豆腐渣工程”是官僚腐敗和特權專制體制的產物；中國到了該徹查“豆腐渣校舍”工程質量問題的時候了！


前段時間，我們的主流媒體一直在黃金時間連篇累牘報導智利大地震。
主流媒體給我們的智利大地震普遍印象如下：
智利地震造成了重大傷亡？
智利政府反應遲鈍救災不力？
智利到處發生搶劫暴力，即將面臨人道主義災難？
智利這個國家好像要癱瘓了？
全球都在關注智利大地震？
…………
總之除了一片亂糟糟血淋淋的末世景象外，沒有看到政府官員和軍隊全力救災的希望亮點，與汶川大地震的主流報導絕然不同。
智利大地震震級為里氏8.8級，比汶川大地震強度大得多。
智利大地震震中距首都320公里，是全國人口稠密地區，首都聖地亞哥也是大地震的受難者。
聖地亞哥人口580萬，占智利全國總人口的39.4%。
無論是震級還是震區，智利大地震都應該比汶川大地震有更大的生命財產破壞性。
智利一樣不是發達國家，科學技術水準比中國應該不占據顯著的優勢。
智利大地震一共死了多少人？
808人？！
我看央視新聞報導的智利大地震慘象時，心想智利大地震至少要死幾十萬人？
可最後公布的死亡數字居然只有808人？
也許有洗腦者會說智利國小人少，“可供死亡”的人數有限？
海地的國土和人口比智利更小更少，可今年1月發生的里氏7.1級大地震釋放的總能量不及智利大地震的百分之一，死亡人數卻居然高達20多萬人。
智利超強大地震為何只死亡808人？
智利城市建築限制高樓大樓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智利很少“豆腐渣工程”！
智利能從先前的地震災難中汲取經驗教訓！
我國的豆腐渣工程則是普遍的！
所以地震強度遠不及智利大地震且沒有破壞大城市的汶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高達9萬多人。
“豆腐渣工程”是官僚腐敗和特權專制體制的產物。
我們的主流媒體真的很“偏聽偏信”，對外“報憂不報喜”對內則“報喜不報憂”。

我們從汶川大地震中汲取教訓了嗎？
沒有！
不但沒有汲取教訓，極大放大在校學生生命災難的“豆腐渣校舍”居然成為討論調查的禁區？
“豆腐渣校舍”的罪魁禍首依舊在官僚特權體制的保護下升官發財，制造更多更大的“豆腐渣工程”？
拒絕從災難中汲取教訓的民族注定會在未來的歲月重覆同樣的災難！
同樣的災難來得太快！
北京時間4月14日早上7點49分，距汶川大地震不到兩年時間，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7.1級地震，震中距玉樹縣城約30公里。9時25分震區再次發生6.3級余震，強震造成的傷亡人數一直往上攀升。截止16日下午17時，“主流媒體報導”地震已經造成1144人遇難，417人失蹤，11744人受傷，其中包括重傷員1192人。
相對於死亡9萬人的汶川大地震來說，1144+417人是一個小數字。可對比一下青藏高原分布極低的人口密度和相對較低的震級，造成的“傷亡效應”似乎一點也不亞於汶川大地震。如果玉樹的震級為8.0級，人口密度和汶川相當，死亡人數或許與汶川相去不遠。
相對於牽動全世界媒體神經的智利大地震來說，玉樹大地震造成的生命災難一樣觸目驚心。
玉樹大地震的生命災難已經遠遠高於智利大地震！
智利大地震震級8.8，震中位於靠近首都的人口稠密地區。玉樹大地震震級7.1，震中位於遠離大中城市全國人煙最稀少的青藏高原。
和汶川大地震一樣，在校學生一樣淪為“地震死亡先驅”。 玉樹州紅十字會會長跟中央廣播電台中國之聲連線時透露，玉樹70%的學校發生了垮塌！官方消息稱：青海玉樹職業技術學校50余名被困學生只救出25人，玉樹民族師範學校宿舍垮塌30多名學生被掩埋，只有兩名學生被營救出來；而中小學校宿舍垮塌致學生傷亡的就更多……
豆腐渣校舍又一次放大了在校學生的生命災難？
在血淋淋的悲劇面前，哪位專家學者能再一次“含淚勸告災民”說玉樹不存在“豆腐渣校舍”，玉樹學校建築“不存在工程質量問題”？ “豆腐渣校舍論”是“西方反華陰謀”？
特大地震不可避免，人的傷亡能不能減少？
智利大地震已經給出了實實在在的答案。
與校舍大面積垮塌相對應，汶川大地震中出現的“全民心系災區人人踴躍捐款”的“人性大覆蘇”景象在玉樹大地震中不再重現。
消極一面保持下來積極一面卻消失了？
是中國人的心靈麻木了嗎？
非也！
汶川大地震過後，民眾一直心存質疑：我們的捐款都用於救災了嗎？在雁過拔毛腐敗無孔不入的官僚體制下，民眾的質疑可以理解，相關部門對地震善款的去向給了捐款人一個可信的交待了嗎？
汶川大地震後如果我們不只沈溺於“總結成績”對軍人領導人歌功頌德，而是痛定思痛地反思“放大生命災難的原因”，對“豆腐渣校舍”的責任人繩之以法，同時徹查全國校舍的工程質量“防患於未然”，玉樹大地震的生命災難也許會小得多？
汶川和玉樹兩地都不是我國的人口稠密地區。如果我們依舊不能從玉樹大地震中汲取教訓，繼續用“紙包火”的方式掩蓋“豆腐渣校舍”的工程質量問題，誰能保證中華大地不會發生下一次大地震，且震區在城鎮集中高樓林立的人口稠密地區呢？

中國是到了該徹查“豆腐渣校舍”工程質量問題的時候了！到了給所有“豆腐渣工程”說“不”的時候了！
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有責任制止“放大生命災難”的悲劇繼續在中華大地重演！
我們不能忘記悲劇，更不能把“悲劇”當“喜劇”。


                                                二0一0年四月十七日


31.中國基層政權的十大怪狀

    辦事要交買路錢；升官全靠跑關系；能撈油水的差事爭著幹；遇上悲劇推責任；建設的動力是政績回扣；搞個項目是為了騙拔款；找公檢法不如找黑社會；流氓成了政府的沖鋒隊員；官員腐敗時唱紅歌；專挑黑夜給上司拜年。



今天的中國，很多基層政權已經山寨化。山寨化基層政權的主要職能不是“公共服務”，而是為體制內的權力人物謀取個人的急功近利，同時不惜傷害守法公民的合法權益，其性質和攔路搶劫過往民眾的山大王沒有本質區別。部分基層政權甚至墮落到連山寨政權都不如。山寨政權多少還部分尊重個人能力，武功出眾辦事幹練者升遷的機會大。墮落的基層政權個人職位升遷則全靠跑關系。
本人在基層呆過一段時間，對基層政權的運作模式有較深的體驗，曾撰寫了《縣官文化憂思錄》系列抨擊基層腐敗的文章。今天的基層政權有很多普遍性的反文明反人性怪現象，突出的病癥有下列十條：

（一）、辦事要交買路錢
城鎮治安和公共衛生本來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納稅人也花了大量的錢供養公安、環衛等部門，可這些部門每年能堂而皇之找各單位和私營業主收取“治安費”和“衛生費”？至於境內的防汛抗旱更應該是地方政府的職責義務，可地方政府按人頭征收的“防汛費”已經持續十多年了？象街道改造美化等形象工程，一樣也攤派給臨街各戶主買單？納稅人的錢好象從來都不是用來為納稅人服務，而是僅用於官老爺和‘公仆“們的個人開銷？你找黨政機關辦事，盡管那些事屬這些機關的職能，給你辦事是“公仆”們的職責義務，可如果你不另外給相關人員額外的“好處費”，他們就能給你設置許多意想不到的障礙，能把幾分鐘就可辦成的事拖到幾天一個月甚至一年，讓你額外承受許多不必要的損失。就算最後事情能勉強辦成，你也被“公仆”們折騰得焦頭爛額。

（二）、升官全靠跑關系
中國的“官本位”體制表現在人事制度上就是“任人唯親關系至上”，個人能力品德則是第二位的。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時代，個人仕途升遷的主要途徑雖然是靠關系，但能力品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所以諸葛亮這等孤傲不合群又無任何官場背景的底層農民能夠被統治者倒過來裝孫子請出山做大官。今天的中國官場絕不會上演出“三顧茅廬”的佳話，但在政權高層個人能力仍能起一定的作用，所以孤膽英雄朱镕基能走上國務院總理的高位。如果諸葛亮再世，雖然北京不會屈尊“三顧茅廬”；但諸葛亮若是肯屈尊毛遂自薦，應該能在人大或政協掛個副職掙門面。同樣的情況若是發生在基層，如果諸葛亮不跑關系不送禮，他應該連個最低級別的村官都弄不到手，甚至於連掃大街之類的公職也輪不到他。中國絕大多數基層政權的“升官圖”百分百靠跑關系，能力只有依附關系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沒有關系的能力作用等於零甚至是負數。如果北京和某縣同時提拔十個官，北京在照顧“關系”的同時也要相應兼顧個人“能力”，就算提拔七個“關系”照顧自己人，也要任命三個“能力”辦實事？某縣提拔的十個官則百分百靠關系，單靠能力品德提拔的一個也沒有！
縣官鄉官的口頭禪是：
“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麽辦？”
“三只腳的雞難找，兩只腳的人到處是！”

（三）、能撈油水的差事爭著幹
基層多數黨政機關和“公仆”們主動履行公務的主要目的是“撈油水”，所以象行政許可、罰款、培訓、檢查、驗收、認證、職稱評定、項目可行性論證之類能創收撈外快的差事大家爭搶著幹。對於那些沒有多少私利空間，只有責任義務不能方便撈油水的公務大家能推則推，實在推不掉就虛張聲勢磨洋工。

（四）、遇上悲劇推責任
因為基層政權的主要職能不是公共服務而是圍著“權錢”打轉，悲劇自然是層出不窮的，今天出現工程安全悲劇；明天出現執法犯法式的人道災難；後天說不準會釀成失控的“群體性事件”？一旦出了難以遮掩的悲劇，相關黨政機關和公仆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決問題，如何消除引發因素，采取預防措施，防止同類悲劇再次重演；而是一味想方設法推掉責任撇清幹系。就算是某單位自己一手造成的一目了然悲劇，也能想方設法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荊州“天價撈屍”悲劇發生後，相關部門海事局、水上派出所盡管平時都收受了黑心老板的“業務費用”，可都把自己的責任推得幹凈利落，最後的結論居然是那里成了“監管真空”？在能撈到巨額油水的行業，中國能否存在“監管真空”？相信各位思維正常的國民內心都有答案。最常見的醜聞是某縣城管聘請黑社會成員暴力執法，打死人後居然振振有辭聲稱兇手不是他們單位的人，所以打死人與城管無幹？

（五）、建設的動力是政績回扣
今天的基層政權都熱衷於公共工程建設，熱衷於修路、架橋、建房、營造公園、治理河道。寬馬路大廣場和豪華辦公樓成為中小城鎮的普遍景觀。這些公共工程確然改善了地方的基礎設施，方便了民眾的生活住行。但權力人物當初決定修建這些公共工程時，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而是基於“搞政績“和”撈回扣“的出發點。改善基礎設施只是政績回扣的副產品。因為出發點是撈回扣，投資不能全部落實到工程建設上，偷工減料在所難免，豆腐渣工程也就在公共建設領域普遍存在。汶川大地震讓豆腐渣校舍來了一次總曝光。類似的豆腐渣建築並非汶川所獨有，而是遍及全國絕大多數基層政權，地震只是在汶川震開了一個工程腐敗的窗口。公共工程中的“豆腐渣現象”在基層與時俱進，先前新修的省道國道還能管用五到十年；現在部分新修的省道投入使用的第二年就到處坑坑窪窪？至於鄉村公路，剛通車就出現了裂縫和脫層？國道省道還可用超載重車過多為托辭，三米寬的鄉村公路總不會有重車通過吧？基層政權對公共建設投資的熱情在去年的金融危機時有了突出的體現。當時中央計劃了4萬億公共投資的經濟刺激方案，各地根據此方案上報的公共投資計劃竟然高達20萬億？超過中央計劃的五倍！

（六）、搞個項目是為了騙拔款
自稅制改革國、地兩稅分家後，中央牢牢掌控了國家財政的主動權。地方政府多要仰仗中央財政支持才能過好日子。地方政府為了向上申請財政拔款，就得搞個花錢的項目，說明這筆錢用在何處和怎麽用。為了從上面弄到盡可能多的建設資金，就得巧立名目盡可能多立項目。至於那些項目的實用性、可行性、惠民性、時效性是否科學合理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能申請到建設資金，就是拆掉剛峻工的10層新樓房在原址另建個11層高樓也在所不惜。不用說那些建設項目大多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中看不中用，所用資金也只占此項目拔款的小部分，大部分拔款都被地方權力人物層層腐敗掉了。尤其是國家扶助三農的拔款，真正用在項目上的資金在很多地方不到拔款的百分之三十。如果上面來驗收的“專家”對此提出質疑，地方官就用“紅包”堵住對方的嘴。各地折騰起來的“套錢項目“多數勞民傷財，且很多維持一兩年就告報廢。大筆大筆的稅款就這樣讓基層官員中飽私囊或投進黑水河。

（七）、找公檢法不如找黑社會
在基層若有人侵害到你的合法權益，在沒有命案的前提下，如果你是個沒有官場背景的小人物，你就別指望公檢法會自覺履行自己的職能為你主持公道，找大蓋帽辦事一樣要額外花錢。在花同樣錢的情況下，你最好別找公檢法而求助黑社會。警察法官收了你的錢不一定能為你主持公道，丟給“公仆”們的錢有時如石沈大海；但黑社會收了你的錢多數能給你一個過得去的說法。在達到同樣效果的前提下，黑社會的要價通常比警察法官低？基層法官多數吃了原告吃被告；黑社會如果也有此現象，比例應該不是多數。

（八）、流氓成了政府的沖鋒隊員
在世界上任何文明國家，包括兩千多年的皇權中國，政府與黑社會向來是勢不兩立的。打擊黑社會古今中外都是警察的主要職能。今天的中國則有相當多的基層政權與黑社會沆瀣一氣，“警匪一家”不只是個別憤青以點帶面的偏激抱怨；而是普遍性的地方治安景觀。十年前黑社會只與司法部門勾勾搭搭，今天則影響到基層政權的很多要害部門。自“依法行政”成為政府的公務紀律後，很多基層政權先前行使的違法行政業務並沒有終止，而是交給流氓來完成，自已則從流氓手中分紅拿提成。象強行拆遷；強收上面早就明文廢止的濫收費項目；強行攤派本應由政府部門承擔的公共建設費用；暴力毆打監管對象……多是政府雇傭黑社會流氓來具體實施，政府則在暗中給流氓撐腰，當流氓對敲詐對象行兇施暴時拒絕履行自己的治安懲惡職能。一旦鬧出了亂子就矢口否認與流氓有任何關系，把責任推得一幹二凈。有基層政權在暗中做保護傘，黑社會這幾年擴展得很快，幾乎影響到每個城鎮公民的日常生活。黑社會流氓由過街老鼠升級為基層政權非法行政的沖鋒隊員，為基層官員牟取非法暴利沖鋒陷陣，躍升為基層政權的地下功臣，成為沒有招牌級別的影子政府？

（九）、官員腐敗時唱紅歌
今天的縣官鄉官很少在家里吃飯，多數都在酒店吃喝公款，吃完後還要去娛樂場所玩肉體享受，洗腳按摩一番後摟著小姐唱卡拉OK。令人費解的是：縣官鄉官們多喜歡在休閒歌廳唱“紅歌”，尤其是《黨啊，親愛的媽媽》唱得最多最投入。按常識腐敗與黨應該是水火不容的，官員腐敗時應該最害怕黨組織發現？公款吃喝玩樂是顯而易見的腐敗，官員怎麽會邊腐敗邊很投入很動情地唱紅歌呢？是害怕黨紀追究先拍黨的馬屁？還是發自內心感謝黨媽媽給了他腐敗的特權？沒有人知道！總之感覺挺滑稽的。

（十）、專挑黑夜給上司拜年
春節拜年是中國人人都躲不了的民風。給親朋好友拜年多選在上午，下午上門拜年是不禮貌的，晚上拜年則等於是罵人。這個約定俗成的民間拜年風習，在官場卻完全倒轉過來了。下屬給上司拜年多選在夜晚？為什麽寧願承擔“罵人”的誤會選在黑夜給上司拜年，相信在基層呆過的絕大多數人都心知肚明，無非是黑夜便於借拜年名義行賄送禮。先前送名煙名酒，現在則懷里揣著鼓囊囊的紅包空手上門，禮品分量重又神不知鬼不覺。
…………

基層政權的山寨化趨勢愈演愈烈，今天沒有山寨化的基層政權已經淪為少數派。山寨化的基層政權極大的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威信與合法性，因為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只和基層政權發生聯系，基層政權的形象在他們心中就是整個黨和政府的形象。要想阻止這種山寨化大潮，體制內的辦法完全束手無策，就算每年雙規半數以上的縣官也一樣治標不治本。要想從根子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只有在基層政權植入民主管理機制，實行真正意義上的“縣官直選”。一旦由廣大民眾直選縣官，跑關系升官圖就會自動失效，在職官員也會受到民意機構的強有力監督，犯了錯誤能很快糾正，腐敗能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如果不盡快實行“縣官直選”，我們的黨和政府就會被山寨化的基層政權拖垮。對於高高在上的廟堂之臣來說，舍棄幾個腐敗縣官應該不會決定性削弱己方的政治力量對比；只會給僵化的舊體制吹進一絲希望的春風，使黨和政府重新煥發青春。政治體制改革又是黨和政府重新贏得民心的大手筆。“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了幾個對大局無關痛癢的腐敗縣官賠上自己的紅色江山實在不值。

“縣官直選”勢在必行！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日



32.女碩士生自殺折射出的大學管理層“冷漠綜合癥”

    楊元元的自殺，根本原因恐怕不是經濟困難，而是對這個社會徹底的絕望；在權錢毀滅一切美好的時代，患“冷漠綜合癥”的大學管理層絕不止上海海事大學一家；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管理層患有不同程度的“冷漠綜合癥”。


2009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學2009級法學系研究生楊元元被發現在宿舍衛生間內用毛巾上吊自殺。
原因背景：
楊元元是湖北宜昌人，6歲喪父，一直和母親相依為命，生活雖然艱難清貧，但非常自尊自強，以優異成績考上武漢大學，本科畢業仍刻苦自修，靠打工償還債務和貸款後，她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學公費研究生，因老母年近花甲需要照顧，就帶著老母一同來校。這種照顧老母的方式被校方和有的人“解讀”為是來“陪讀”。因家境的貧寒開始沒租房，而是和母親擠在宿舍的小床上將就同宿。她也知道這是學校所不允許的，故而多次向學校申請，希望能夠體諒“特殊困難”讓母親暫住。但校方的態度很冷漠，甚至說“沒錢就不應該來讀書”。同宿舍的舍友（二人舍）也以受到“騷擾”的理由負氣搬出。楊元元無奈之下只能四處找房。在那個號稱“天價房”的大都市找貧困生能夠承受的廉租房談何容易？在覓租還無著落時，學校突然強行攆人，明言“禁止其母親再進宿舍樓”，連普通正常的探訪都要受到“鄉下人”（這是上海人最常用又最瞧不起人的罵人話）的辱罵和“不發畢業證”的威脅。在找房沒有著落時，校方相關人員還不斷給楊元元施壓，致其5天5夜沒有合眼。知識分子最看重的自尊自愛受到如此“摧殘作踐”，女碩士生的精神徹底崩潰了……
　　下面是楊元元的申請書：
尊敬的院領導：
您好！
我是楊元元，是一名剛考取我校2009級國際法（專業的)研究生。因為家庭情況特殊，希望能給我的母親安排一個房間或一個床位，便於生活。
我的家鄉在湖北省宜昌市，在我6歲時父親因疾去世，當時弟弟尚不滿4歲，母親一人含辛茹苦地撫養我們姐弟二人。母親的工廠是宜昌市枝江國營四零四廠，一個偏僻的軍工廠。母親小時候受家庭和社會環境所限，讀初中時上山下鄉，成為知青。但卻是一個剛毅、堅強、樂觀的人。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她都支持我和弟弟的學業，一個人挑起生活的重擔。
……
我畢業後的幾年里，在武漢工作一直不是很穩定，和母親租房居住。最近兩年我和弟弟的債務基本還清，也稍有積蓄。我想可以去實現自己繼續讀書的願望了。本科時自己對法學非常感興趣。武漢大學自由的學風也歡迎學生們旁聽，得益於此，我經常可以聽到很多優秀老師的法學課程。這些都是讓人如沐春風，堅定了當一名法律人的理念。
世間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最困難的時候都已經過去了，都已經經歷了，還有什麽會令人畏懼，令人退縮呢。
古人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欣聞上海即將興建世界港口中心，東海大橋、洋山深水港都已建成，看著廣闊無垠的東海，我更加堅定了對貴校海商法的選擇。
這麽多年來，我的背後是母親一貫的堅持，是她教會我樂觀寬容，是她和我相依相守，四處漂泊。懇請院領導能夠體諒我家的特殊情況，在多余的學生寢室為我的母親安排一個位置，讓一位辛苦一生的老人感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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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元自殺的悲劇發生後，上海海事大學把本應由自己承擔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對自己的冷漠無情之舉一概否認。還說什麽校方已積極幫助楊元元母親？如果此言屬實，楊元元何以要舍棄“積極進取的人生”；拋下無人照顧的母親含憤自殺？在“否認推諉”和“說謊”難壓眾口時，某些人也許又要以慣用的“精神問題”來說事？但這一借口對一個剛考上研究生的女士來說更顯蒼白無力。校方居然因研究出對策：“明年對研究生新生增補心理測試”？言外之意楊元元的自殺純屬心理障礙？
楊元元的親屬表示不會把責任任完全歸咎學校 但決不同意學校“完全沒有責任”之說，並提出了35萬元賠償費。這個要價並不高，足以顯示死者母親的“善良、堅強”。可校方卻認為那是“天價”，只肯出16萬，並說這筆錢是基於“同情”和“人道”的原因；說什麽楊元元的自殺校方“完全沒有責任”，於情於理都不用“賠償”？
上海海事大學管理層無疑患上了嚴重的“冷漠綜合癥”！
在權錢毀滅一切美好的時代，患“冷漠綜合癥”的大學管理層絕不止上海海事大學一家。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管理層患有不同程度的“冷漠綜合癥”。
本人就曾親身經歷過中國大學管理層的“冷漠綜合癥”。
去年春節期間，上大學的兒子留校勤工儉學。我春節期間多在外旅行，於是順路去看望孤身在校的兒子。兒子的宿舍是四人間，整棟宿舍樓就只住著兒子一人。我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走出來的，對大學學生宿舍有一種說不情道不明的“親切感”。為了感受那份“親切感”，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兒子的宿舍。夜半時分我被一陣粗暴的敲門聲驚醒，開門後進來一位管理人員，象審賊似地對我進行身份查問，我都禮貌和氣地一一作答，兒子也上來一一作證。然後管理員命令我“出去”，說學生宿舍不能留宿外人？我說現在是春節期間，多數旅店都不營業，少數營業的旅店這麽晚也關門了，就住一晚明天再走行不行？兒子也上來好聲央求。可對方象沒聽見我倆說話似的，命令“出去”的口氣生冷僵硬，沒有任何商量余地，說什麽如果想住就找領導去……
那是一所知名的重點大學。
更讓人痛心的是：我的兒子事後居然一點也不憤概，對“半夜趕人”行徑見怪不怪？這樣的大學生走向社會後，還能存有“堅守良知”和“見義勇為”的勇氣嗎？那位父親眼中的血性男兒，怎麽讀了幾年大學後就成了那幅熊樣呢？
在世風日下，大學生日益“低俗化”的權錢社會，大學加強進出人員管理，杜絕社會閒雜人員混入校園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生活無可厚非。但大學管理手段不能因此機械僵硬，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能用“一概而論”的簡單管理方式對待千差萬別的實際情況；更不能聘用“拿雞毛當令箭”的“冷血保安”來管理校園。如果僵硬的管理手段損害了大學的人文精神，對學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效果就會和“因噎廢食”一樣適得其反。
…………
楊元元的自殺，根本原因恐怕不是經濟困難，而是對這個社會徹底的絕望。連凝結著她粉紅色夢想的大學都沒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的人情味，在急需救助的弱者面前表現出不可救藥的冷漠無情，在這樣的社會生存下去還有什麽意義？她是一個熱愛生活擁有強烈進取心的熱血青年，不是心底到了徹底的絕望絕不會走上自殺一途。她花了那麽多的心血貸款上大學，畢業後又放棄了常人的娛樂享受繼續刻苦自修考上研究生，按常識她會格外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如果不是深入骨髓的絕望，她會舍棄自已多年奮鬥得來的一切嗎？如果攆她母親的是普通機關單位，她也許能夠理解，權錢社會的陰暗無情畢竟是不爭的事實。可那是凝聚著她全部理想和希望的大學啊？連大學都如此冷漠僵硬，這個國家還會有希望嗎？
楊元元是一個知道感恩且擁有過人愛心的青年。如果換上別人，絕不會帶上母親這個包袱走上她多年夢寐以求的神聖學術殿堂，無論母親生活多麽困難也一樣，更何況母親還遠沒走上生活不能自理那樣的困境。花了那麽大的心血和精力，她得無牽無掛地品味一下成功的人生了。可楊元元沒有那樣做，她的母親為了她的成長含辛茹苦，是到了她關照母親生活的時候了，她得承擔起反哺的責任。象楊元元這樣的青年現在已經是稀有動物，連本人也無法達到她那樣的精神層面。聯想到現在部分農村大學生把父母賣血得來的錢在大學買瀟灑玩享受，我們更應該珍惜弘揚這種感恩反哺的稀有品質。本應該是精神文明殿堂的大學有義務和責任來推進這一文明品質，對楊元元的反常美德給予力所能及的理解、呵護與支持，怎麽可以擺出一幅事不關己公事公辦的冷血面孔呢？難道大學的主要職能就是為了不擇手段撈錢嗎？如果真是這樣，要不要大學又有什麽關系？人民花光所有的積蓄和心血把孩子送上大學，難道是為了獲得如此冷漠+權錢教育嗎？這樣的大學，能夠為中華崛起和民族文明進步培養出合格的人才嗎？
不能！這樣的大學只能培養奴才、偏執狂和不擇手段圍著權錢打轉的勢利之徒！總之多是反文明的機器。只有少數叛逆者才是例外。
楊元元的弟弟也是武漢大學的高才生，現為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在讀博士生。
真是一對出類拔萃的兒女！能培養出如此優秀兒女的母親應該不是不明事理的。
…………
2009年11月是一個中國人不該忘記的時段。11月24日荊州長江大學學生舍己救人長歌當哭，“天價撈屍船”挾屍詐財折射出“撈油水推責任”的冷漠“山寨體制”。兩天後的26日上海海事大學無辜女碩士生被迫自殺身亡，折射出被公民視為“神聖殿堂”的大學校園“冷漠綜合癥”？
我們的社會從“機關”到“學校”；從“現實”到“理想”都呈現整體潰敗的趨勢。
中華民族警鐘長鳴！

二００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33.權力人物怎麽可以公然否認顯而易見的真相？

    一個普通人在別人不知情時犯了錯誤也許會矢口否認，但在有目擊者時說錯話辦錯事通常不會公然抵賴；可權力人物就算在有目擊者時犯了錯誤釀成悲劇，也會公然往目擊者眼里摻砂子矢口否認，並且周圍的權力階層也傾向於站在“伸手放火縮手不認”那一邊。

女碩士生楊元元被迫自殺事件引起輿論嘩然。
2009年12月13日，我滿懷悲憤的心情寫下了《女碩士生自殺折射出的大學管理層冷漠綜合癥》。
自那以後，我天真地以為楊元元事件會很快有個對得起民意的了結。
可轟動一時的楊元元事件並沒有就此完結。
2010年第一天的下午，我看了鳳凰衛視對楊元元母親的專訪，無論怎樣努力也壓抑不住心底的憤慨。沒想到新年的第一天竟然在難以名狀的憤概中度過。
上海海事大學令人憤概的地方有很多，最大的憤概則是校領導對“顯而易見事實”的矢口否認，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錯誤，還對自己的責任錯誤百般抵賴！
楊元元母親對海事大學的主要控訴如下：
一、當大學管理人員驅趕楊母，楊元元向校領導申請為其母親解決住宿困難時，某書記曾斥責楊元元“沒錢就不應該來讀書！”，還威脅說不給她發畢業證……
可某書記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矢口否認。
某書記說此話時還有另一名工作人員在場。當楊母向該工做人員求證時，此人因害怕得罪領導，沒與校方“統一口徑”，從而影響到自己的前程居然一言不發，即不否認也不肯作證……
按“中國特色”的常識推理，某書記是絕對說過那些混帳話的。
可某書記居然矢口否認？更令人憤概的是校方也站在某書記一邊矢口否認？
校領導是權力人物，權力人物如果對“真相”矢口否認，在中國通常就會贏得權力階層的支持！
那麽弱勢的一方就只有打掉門牙和血吞！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有勇氣承認，吸取教訓有益於警惕自己不再犯類似的錯誤，對人對已都有好處。尤其是那些掌握他人命運的權力人物更應該有承認“錯誤事實”的勇氣，因為權力人物錯誤造成的負面影響是“社會性”的，否認“錯誤事實”就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一個普通公民否認錯誤事實，公眾只會否定這個人；可一個權力人物公然否認顯而易見的事實，公眾就會對整個權力階層懷疑失望。
某書記不過是說錯了兩句話，承認自己說話不當應該不會承擔什麽法律責任。因為自己的冷漠造成一個才女的死亡，不思內疚反省還百般抵賴？這是一個靈魂多麽卑劣的人物？靈魂如此卑劣的人物憑什麽當上了大學的“書記”？
某書記怎麽可以如此無恥？

我們身邊有太多類似的事件。當某權力人物因為不作為或濫用公權釀成悲劇事件，肇事者通常都對顯而易見的事實矢口否認，甚至於對眾目睽睽的真相也要矢口否認。
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反文明特色”：一個普通人在別人不知情時犯了錯誤也許會矢口否認，但在有目擊者時說錯話辦錯事通常不會公然抵賴；可權力人物就算在有目擊者時犯了錯誤釀成悲劇，也會公然往目擊者眼里摻砂子矢口否認，並且周圍的權力階層也傾向於站在“伸手放火縮手不認”那一邊。
這就好比一個普通人偷東西，當沒人看見時會否認自己是偷竊者；可一旦當場給人逮住了就會乖乖認罪。某些權力人物偷竊時就算當場給人逮住了也會矢口否認，流露出一臉無辜無賴狀。
所以權力人物經常否認顯而易見的真相！
社會常識告訴我們權力人物應該是素質高於普通民眾的精英，應該擁有遠高於普通民眾的覺悟和社會責任心。一個覺悟遠低於普通民眾的權力人物只會危害社會，危害國家民族！
否認他人不知情的錯誤事實也許是策略或怯懦；但否認有目擊者的錯誤事實則是厚顏無恥！
某些權力人物怎麽可以如此無恥？

二、當楊母意識到女兒有危險前往楊元元宿舍尋找女兒時，被宿舍管理人員堅決阻止在外面，從而延誤了搶救時機。醫生說如果早搶救五分鐘，楊元元就不會死……
上述兩個因素直接導致了楊元元的死亡，校方不可能沒有責任。可海事大學一直堅定地否認自己“有責任”，說什麽給死難者親屬16萬元是出於“人道主義”而不是“責任賠償”？

三、海事大學某領導宣稱就算某書記說了那些混帳話也是個人所為，學校不應該為此承擔責任？
一所現代化大學領導居然會找出如此沒水準的借口，你要想對類似的大學不憤怒失望還真的很難！
我們國家行政法規定，公務人員在執行公務時犯了錯誤造成當事人的傷害事件，公務人員所在的機關單位要承擔責任和賠償。某書記在處理楊元元的申請時無疑是在執行校方公務，他的錯誤怎麽能說與學校無關呢？
校方的責任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大學怎麽能任用素質如此差的人充任管理人員，並且還讓其當上了“書記”？二是大學對管理人員監督缺失。
按海事大學某領導的邏輯，某城管隊員在執行公務時濫用公權打死了人，他所有的城管單位就沒有任何責任了？
這樣的人怎配當大學領導！大學為何會出這樣的領導？
在顯而易見的事實面前，海事大學的所作所為顯然是在“胡攪蠻纏”？一個無賴混混胡攪蠻纏人們也許見怪不怪；可一所“大學”胡攪蠻纏就不是正常人的心理能夠承受的！

本人在撰寫《女碩士生自殺折射出的大學管理層冷漠綜合癥》一文時，上海海事大學網站居然杜撰出如此假消息：說什麽楊母透露“楊元元在來海事大學前就有自殺念頭”？言外之意是楊元元的自殺純屬精神問題。當時我對此消息雖然滿腹狐疑但又無從求證，直到今天才發現楊母根本沒有說過那些話？堂堂一所大學怎麽可以如此誣陷一位無家可歸又剛剛失去愛女的母親？怎麽可以為了自己撇清幹系對一位不幸的弱者無中生有造謠中傷？
大學作風怎麽可以如此無恥！

如果大學作風和“無恥”結為親家，人們花光所有的積蓄和心血把兒女送進大學又有什麽意義？難道僅僅是為了讓子女接受“無恥教育”嗎？

那位不敢出面質證自己領導上司的工作人員，也許人們能夠理解你的無可奈何和難言之隱，但你別忘了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的銘文：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牧師。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銘文。1945年

如果哪天你也遇上了楊元元那樣的困境，當他人也象你今天這樣無視你的不幸當言不言明哲保身時，你會怎麽想？在一個無恥成為時常的社會里，你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第二個楊元元嗎？
別忘了你還是一位大學工作者，不是貪官污吏和流氓無賴。

二０一０年元月一日


34.中國官場的“特色幽默”

    公款吃喝警察醉死報烈士；檢察官奸殺女大學生無罪；禽獸老師強奸多名幼女學生政府官員要私了；免職官員閃電覆出。


“中國特色”本來是一個有民族意識的名詞，可近年已蛻變為官場腐敗的遮羞布。
中國官場的腐敗程度已經超過了正常人的想象力。如果倒退二十年，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二十年後的中華大地腐敗會如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一個無恥蕩婦就算有裸露的嗜好，走在大街上總還是要穿上三點裝的。可今天的官場腐敗容易讓人聯想起在大街上一絲不掛的蕩婦。
今天的中國官場究竟腐敗到何種程度，盤點一下過去的一年發生的幾例“特色幽默”頗能說明問題。
一、        公款吃喝警察醉死報烈士
2009年10月28日，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交警中隊警長陳錄生受中隊長謝飛勇之邀，出席西鄉街道麻布村領導在大酒樓舉行的公款吃喝酒宴。一起趕飯局的還有交警隊其他3名交警以及3名協管員。
2000多元一瓶的XO洋酒一連喝了幾瓶後，警長陳錄生當場醉死！
人民警察用公款大吃大喝醉死當場的新聞本來就具有轟動效應，可更具轟動意義的則是醉死警察所在的交警中隊居然把其申報為烈士？？？
按照國務院《革命烈士褒揚條例》第三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批準為革命烈士：對敵作戰犧牲或對敵作戰負傷後因傷死亡的；對敵作戰致殘後不久因傷口覆發死亡的……為保衛或搶救人民生命、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壯烈犧牲的。上述5種情形中，要麽是對敵作戰英勇犧牲，要麽是保衛人民財產壯烈犧牲，卻絲毫沒有提及喝酒醉死也算犧牲，更不用說是公款吃喝醉死的。
在今天的中國官場，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旅遊已經成某些部門的中心工作。按那些“三公揮霍”部門的標準，公款醉死警察也許算得上真正的烈士？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因公捐軀”啊？

二、        檢察官奸殺女大學生無罪
2008年11月，河南平頂山市某區檢察院檢察官夏某被8名歹徒綁架勒索1000萬元。此人在歹徒脅迫下為了自己活命，居然強奸並殺死了另一名25歲的無辜女大學生王某！
這個案子案情並不覆雜，很顯然檢察官夏某犯了屬脅從性質的故意殺人罪。任何一個人都不能為了自己的生命去淩辱剝奪另外一個無辜的生命，無論情勢多麽被迫都一樣。如果某人被黑社會組織強迫入夥，不入夥就會被殺死，而殺死一個無辜的人又是加入該黑社會組織的必要條件。這時此人去殺了一個人，盡管出於被迫和無奈，可人們都知道此人犯了殺人罪。
一個如此簡單明了的道理，到了官員身上就“另類說法”了？
人民檢察官肩負著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人身雖遭綁架，但其職責並沒有被綁架，在面對犯罪分子時，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順應犯罪分子的脅迫助紂為虐；還是舍生取義，勇於反抗強暴保衛人民的生命安全？是由其特定身份特定職責所決定的，不言自明。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心的男人不但不能脅從罪犯強奸殺人，還應不顧生死保衛那名同樣被綁架的無辜弱女子。檢察官肩負保護公民、監督法律實施的神聖職責，在面對違法犯罪活動時本應犧牲自己，履行職務！但夏某卻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一個什麽檢察官？我們的執法機關何以會有這樣的檢察官？
如果夏某是一個普通人，毫無疑問會被定性為脅從強奸殺人犯，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可因為夏某是一個檢察官，他居然被判無罪？理由無非是“迫不得已”？
這是一個多麽荒唐可笑的邏輯？
難道在中國檢察官的生命、身體比普通公民更高貴？在臨危時為了自己活命可以犧牲其他普通人的生命？
“受脅迫”難道能成為強奸殺人的理由嗎？如果此理由成立，二戰時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幫兇就沒罪了？因為他們也是在受脅迫的情況下幹的，不執行命令希特勒就會槍斃他。
一個患了腎功能衰竭等死的病人，只有另外一個健康人的腎能夠救他。他為了自己活命把那人殺死然後把他的腎移植到自己身上，你能說這個人沒罪？
兩者的道理是一樣的，只不過脅迫者一個是罪犯，一個是病魔。
檢察官無恥！判決夏某無罪的權力機關更無恥！
同樣無恥的還有某些新聞機構，在播報此案時無視一目了然的常識，故意弄些似是而非容易混淆的“彎彎繞說理”來忽悠觀眾的視聽和判斷力，讓部分不愛思考的觀眾也誤認為殺人檢察官“情有可願”？

一、        禽獸老師強奸多名幼女學生政府官員要私了？
湖南邵陽市綏寧縣金屋塘鎮中心小學，5年級93班班主任、五十多歲的劉先洪，先後奸淫了班上11名九至十四歲女生。該班主任的兒子在當地政府任職，曾向受害女童家屬提出賠償200萬元錢“私了”，並讓家屬在“協議書”上簽字。他稱自己在省里有關系，不同意的話到時候1塊錢也不給……
劉先洪背後如果沒有官員背景，他的獸行足夠他立即執行槍決。在重慶和甘肅等地發生的同樣案件，禽獸老師都被判了死刑！
2004年3月18日，重慶市墊江縣鄉村教師鄧茂盛因猥褻6名、強奸5名女學生被執行槍決。
2002年12月21日，原酒泉市肅州區東洞鄉石灰窯小學教師任大青，利用教師工作的便利條件，先後奸淫、猥褻小學生13人，被酒泉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強奸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
因為劉先洪背後有一個當官的兒子，盡管官職並不大，但足以能使這個禽獸老師逍遙法外？這是什麽世道！難道在中國連多次強奸幼女這樣十惡不赦的大罪都可用權和錢來擺平？
還有，劉先洪的兒子不過是一個普遍的小芝麻官，他哪來的200萬元？毫無疑問是利用職權貪污受賄來的！用腐敗贓款來擺平足夠槍決那樣的大罪？確然是只有今天的中國才會出現的“特色幽默”。
按禽獸老師“官兒子”的邏輯，那些億萬富翁們只要肯給錢，就可強奸成千上萬個幼女不受法律制裁了？拿權和錢開道，就可想殺誰就殺誰了？
身為人民教師的老子利用工作便利強奸11名幼女學生禽獸不如；身為政府官員的兒子利用職權用贓款把案件私了天理難容。難道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真的就可以任掌權的人任意宰殺？難道掌權的人就可以橫行霸道傷天害理？難道五千年的文明古國真的已墮落成了一個血腥的叢林社會？
劉先洪“官兒子”事件不是孤立的，不久前發生在江西宜春的官場醜聞就與此事件異曲同工。
2009年3月9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區水江鄉蒼溪小學發生了一起人民教師強奸10歲女學生的重大事件。然而當地政府卻主持私了？這名教師至今仍逍遙法外，沒有得到任何處理。這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疾呼“天理何在？法律何在？女學生的安全何在？……”。
現在是法制社會，怎能跟罪惡說私了。老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身為人民教師，理應為人師表，反而利用管教關系對未成年兒童進行身心侵害。貧窮落後不可怕，可怕的愚昧和對罪惡的麻木不仁。

四、免職官員閃電覆出。
中央政策明文規定，發生重大事故的地區，一把手和責任官員要就地免職。那些“不走運”撞在槍口上的地方太上皇們，如貴州甕安的縣太爺和湖北石首黨政一把手就因此“就地免職”了。
中國官場向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因腐敗瀆職鬧出“官逼民反”的重大責任事故後，部分地方“就地免職”到能夠在形式上兌現，可中央政策並沒有明文規定免職官員不可在異地覆出啊？於是很多剛免職的官員不久就改頭換面在異地上任了？
前段時間聽網民傳言貴州甕安就地免職的縣太爺都在異地上任了？我還一百個不相信，釀成如此重大事故令政府威信掃地的責任官員怎麽可能受到如此庇護關照呢？“管官的官”又不是傻子和神經，能不顧及社會影響拿自己的威信開玩笑？
可前不久從故鄉的傳來的消息又毫不留情地撕裂了我的“自信”。
一位為人妻為人母的婦女鄉幹長期和該鄉鎮黨委書記私通，其夫不堪羞辱跳窗自殺，在當地激起公憤。上面為平民憤只好把此女淫官就地免職。可不到幾個月，上面又再度任命此女淫官赴30公里外另一個鄉鎮走馬上任？激起當地民眾包圍政府的惡性事件……
是上面的政策專為忽悠百姓而設？還是政策不配套留下了太多的漏洞？總之“就地免職”的大政方針在出台不到一年就在基層被“修理”得面目全非了。
免職官員異地覆出折射出中國官場的三大潛規則：
一、        中國官場的含金量特大，嘗過甜頭的人根本離不開官場。就算倒血黴不得不離開官場，也要不惜一切代價再進官場。
二、        部分“管官的官”根本不在乎什麽社會影響，只要下台官員敢對誰行大賄，誰就敢任命他繼續當官。
三、        中央政策在地方一級根本不會受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尊重，口里大喊學習貫徹肚里拿中央文件當兒戲已成為地方官員必備的“忽悠本領”。
前天無意間又看到一則網絡新聞：
12月30日，廣東省政協十屆九次常委會議，廣州海事法院原院長羅國華被任命為省政協副秘書長。此人曾因出國“豪華遊”被曝光，於今年10月15日被免職，距此次覆出僅僅過去2個月……
這可是名副其實的“閃電覆出”了？
…………
類似的“特色幽默”在官場還有很多，不想一一列舉了。
超級郁悶……

　二０一０年元月六日


35.無孔不入的“官本位”病菌

    中華民族的“官本位”病菌無堅不摧無孔不入；新世紀的中國呈現一幅“全民奔官”的世紀黑色浪潮；無處不在的“官本位”病菌將最終毀滅中華文明的根基。如果不通過體制力量及時遏制“官本位”病菌的野火樣蔓延，中國將會大踏步後退。


六年前本人曾撰寫了《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狀》一文，對“倒胃的稱呼、‘長文化’的病態蔓延、無處不在的級別、接待的等級禮義、‘知名度’背後的官癮、等級式厚葬與墓志銘、平民的矛盾價值觀、政務官的攀高身價、大學生擇業傾向的變化、‘擠進去分一杯羹’的大眾心理”等官場文化怪現象進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那時大學生剛開始出現“考公務員”熱，今年的公務員考試大學生激烈競爭的場面則引起了全社會的憂慮與反思，連主流媒體也作了連篇累牘的報道。盡管主流媒體的分析免為其難努力朝正面找說法，可仍掩飾不住背後的無奈與蒼白。六年過去了，對中華文明傷害最大的“官本位”病菌不但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還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速度侵蝕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連古往今來與“官”完全沾不上邊的行業也都想方設法與“官”攀上了關系，寺廟方丈都成了官員的近親，學生也一窩蜂競爭班幹部來“過官癮”；中國還有哪一塊土地沒有被“官本位”病菌浸潤？
大學生這個曾經在“官”面前表現出足夠尊嚴的群體，今天也成了“官本位”病菌的重災區。且不說“當官”成了多數大學生的首選目標，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剛進大學校門時就迫不及待想過官癮？今年秋季武漢市某所大學就出現了這樣的醜聞，某班用近似“公平競爭”的方式挑選班幹部，全班居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生以不可思議的熱情報名競選？同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大學，連中小學也一樣普遍存在，甚至於連幼兒園的小兒童也想過過官癮。我們的制度也為“官本位”病菌在校園的蔓延推波助瀾。“優秀學生班幹部”在高考時居然享有“加分”的特權？這和獎勵學生“吸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被官本位病菌普遍浸潤的大學是不可能存在什麽真正的學術風氣的，且必然提前傳染官場的腐敗墮落病菌。本周四我開車去武漢市幾所重點大學兜了一圈，發現這些大學周邊有數不清的小旅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武漢求學時，這些小旅館是不存在的，就算有也只有區區一兩家。這些小旅館的主流客戶是誰？大學生放著整潔安全的學生宿舍不住偏要另外花錢去條件不敢恭維的小旅館幹什麽？相信多數大學生心知肚明。
在多數學生不上課的那段時間，我去某大學校園轉了兩個多小時，發現校園里到處都是遊蕩的學生，可居然沒有看到哪怕是一位看書做功課的？陽光明媚的天空，青青的草地，和風吹拂的林蔭下一排排石凳石桌，正是看書寫作業的好地方。二十年前在同一所大學同一個時間段，樹林、草坪、石凳上則坐滿了專心致志啃書本的莘莘學子。這種景象讓我的心靈陣陣生痛，這樣的大學除了培養前赴後繼的貪官群體外還能培養出思想家和發明家嗎？還能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嗎？我們的國家和父母為培訓大學生花了那麽多錢，滿心期望能造就出國家棟梁、學術典範和發明天才，沒想到收獲最多的竟然是國家蛀蟲？
我少年時期就讀的那所中學，那時只有一個校長兼書記，也就是只有一個真正的“官”。今天一把手還是一人，但副校長則有七八位，下面還有“教務主任”、“級長”、“後勤主任”、“財務主任”……等等一大堆名目繁多享有不同特權的“官”？先前師生見面打召呼時都稱呼對方“某老師”，現在多是“某長”、“某書記”、“某主任”……用一句相聲演員的話來形容再合適不過：
“什麽亂七八糟的？”
有一次我的一個朋友去某私營企業認證檢查，發現這個企業的員工稱呼這個企業的老總不是“某總”而是“某書記”，就象來到了某個黨政機關一樣。輪到檢查企業的軟件資料時，老總首先抱來的不是和這次認證有關的專業資料，而是與認證內容八桿子夠不著的“支部申報材料”？然後老總開始長篇大論地演說自己正在從事的“業跡”，內容大體是他們公司有四個黨員，還有兩個寫了申請書的入黨積極分子，為此公司專門成立了一個“支部”？現正在向組織部門申報，力爭上面的認同，那樣他這個老總就是名副其實的“書記”了……
一位腰纏萬貫的總經理寧願下屬稱他為“書記”而不是“老總”？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貧困村黨支書也是“書記”？個中況味恐怕不是“滑稽”二字所能概括的？
無獨有偶，很多正兒八經黨政機關的一把手喜歡下屬稱他為“老板”？難怪有人說今天的中國機關越來越象做生意的企業，企業則越來越象機關？
今天有不少民營企業家喜歡在自己的公司內部設立“支部”，或者由自己謀任“書記”一職；或者在不得已情形下請求組織部門委派專職“書記”，由自己給“書記”開工資發薪水。前者往往很難得到上面的首肯；後者則多半能如願以償。組織部門當然樂意在不增編增資的前提下多安排一個聽命於自己的官，“周瑜打黃蓋”的美差何樂而不為。如果你以為那些主動請纓設立“支部”的民企老總“自覺接受黨的監督”，“與黨保持高度一致”那就是一廂情願了，如果有的話也應該是極少數，個中玄機雙方都心知肚明，一樣是“官本位”病菌的擴張戰果。在企業設立“支部”能使自己的公司堂而皇之躋身入官僚機構，先前是沒娘的孩子，現在則有“黨媽媽”愛護照料了。付出不就是一個專職“書記”的工資和添客不添菜的賠吃賠喝嗎？收入將遠遠大於此數。由老總發薪水的“書記”是不可能堅持“黨性”的，他們不會愚蠢到和自己的飯碗和實際收入開玩笑，絕不會站出來揭發公司偷稅做假帳或侵害消費者權益的黑幕。
上世紀很多黨政官員毅然決然拋棄官帽子下海經商辦實業，今天黨政官員下海經商現象幾乎絕跡。現象的另一端，民營企業家則想千方設百計，不惜花費巨額賄賂也要削尖腦袋往黨政官員這個豪華盛宴里鉆，就算因此大大自損身價也在所不惜。一個身價上億的市級民營企業總裁，如果能夠撈到一個象征性的機關副科長之類的官帽子，他一定不會覺得沒面子，相反會高興得大大跳起高來。一個社會知名度和國家元首不相上下的娛樂界明星，就曾為了一個掛名副縣長的官帽子屈身下嫁？就是“官本位”文化主宰一切的最好腳注。民營企業家如果撈不到一個能行使實權的黨政要位，也要想方設法撈到一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我國的“人代大表”、“政協委員”與西方的民選議員不同，絲毫也不能代表民意，而是一個“特權崗位”。一旦成為“代表”或“委員”，就能享受到高於普通民眾的特權，自然也就和“官”在血統上大大拉近了距離，成為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因為我國的官僚不是什麽真正的“公仆”，而是一個淩駕於廣大民眾之上的特權階層。
…………
在官民待遇的巨大反差面前，一個人的自身免疫力很難抗拒“官本位”病菌的侵蝕。
本人年輕時對“官本位文化”的危害認識深刻，因此極度憎惡形形色色的“官本位現象”，立志要為“在中華文明體系中清除‘官本位’文化”付出畢生的努力；並決定從自已做起，抗拒一次又一次的“升官誘惑”。直到有一天驀然回首，發現那些昔日能力地位遠在自己之下，但堅持不懈向官場進軍的同事舊友，一個個在你面前頤指氣使趾高氣揚，毫不掩飾地展示自己的巨大優越感時，我的心靈就忍不住癮癮作痛，甚至於開始質疑自己當初的決定是否是意氣用事？心想如果不是自己堅持遠離官場，這些人今天應該都是自己的下屬，斷不會在我面前表現出不可一世狀。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難逃名利束縛的凡人，只有極少智者能夠達到“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任天上雲卷雲舒”那種境界。要想清除無處不在的“官本位”文化只有靠制度之力；單靠個人的自身免疫力和道德約束力很難在國家民族那樣的大層面奏效。
中華民族的“官本位”病菌無堅不摧無孔不入。
新世紀的中國呈現一幅“全民奔官”的世紀黑色浪潮？
在“官本位”病菌的普遍浸潤下，一個民族別說前進奔小康；就是保本原地踏步也沒有任何可能。
無處不在的“官本位”病菌將最終毀滅中華文明的根基。如果不通過體制力量及時遏制“官本位”病菌的野火樣蔓延，中國將會大踏步後退，重新步入治亂興衰的悲劇輪回，那時所有的物質成果都將毀於一旦。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一日


36.荊州“天價撈屍船”折射出的“撈油水推責任”體制

    責任部門和公務人員在遇上需要付出代價的問題時，總能找到各種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應該由己方承擔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山寨化”的地方政權通常不是根據社會需要和民眾利益來執行公務；而是依據能否撈到“部門利益”或“個人好處”來權衡公務的輕重緩急。


2009年10月24日，長江大學15名新生“接梯救人”的英雄壯舉感動了十億中華兒女；同時也擊碎了災難面前慣性冷漠的“看客心態”，暴露出遠遠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挾屍撈錢”醜劇……
我們感動於英雄大學生的舍身取義！之所以“感動”，不僅僅是他們置自身安危於不顧的救人壯舉；還因為他們“用生命打破了社會長期冷漠的死水，顛覆了人們冷淡漠然的消極心態，讓那些自己長期偽裝在世俗的空間里，對人懷有戒心甚至敵對情緒，既不與他人交流思想感情，又對他人的不幸冷眼旁觀、無動於衷的群體感到無地自容。”這個在西方文明國家多數人都能自發從事的“善良本能”；在我們國家則成為只有極少數“泣血英雄”才能實現的孤獨事業。
英雄大學生在全民成為“冷漠看客”的世道接梯救人偉大；在明知自己不會遊泳的前提下仍然義無反顧走向危險的長江更偉大！那是真正的直面死亡舍己救人啊！那些胡言“大學生走得不值得，不會遊泳還逞能”的“精明人”，你們的良心哪里去了？
陳及時、何東旭、方招三位“真英雄”把自己年輕悲壯的一生永遠交給了長江。數以萬計的國民為之傷心落淚，那是從心靈深處自發湧出的淚水，比三十年前某“偉光正”的追悼會全民嚎哭刺激出來的“制度淚水”不可同日而語。他們賺出的國民眼淚比中國二十年來流出的“感動眼淚”的總和還要多？本人在撰寫此文時眼眶就一直溢滿了淚水。
10月28日那天，數萬市民自發參加了為英雄送別的隊伍，花圈連成了一條望不到頭的長龍。那些花圈多是市民自己掏錢買來的，與某領導的追悼會各單位用公款買來的花圈一樣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一樣感動於韓德元等冬泳隊員的救人壯舉！他們雖然沒有獻出生命，但靈魂和三位大學生英靈一樣高大。尤其是韓德元的作為令我感動且深思。他一人就救起了三名大學生，事後給他金錢獎勵時，他斷然拒絕，回答說“他只是作了份內的事，不值得獎勵”。他只是一個賣早點的小攤販，生計並不寬裕，可他的靈魂比某些權貴富豪無疑要高大一千倍！
在感動於英雄大學生的同時，我們同時也憤怒於漁民的見死不救（後確認為施救不積極）；憤怒於上百名圍觀者的冷漠麻木；憤怒於某些“部門”和“公仆”的不作為；更憤怒於撈屍船的“挾屍詐財”……
這些天網民寫出數以百計的文章譴責“見死不救”和“挾己撈財”的醜惡行徑，但大多限於“個人品德”層面；“制度層面”的原因還沒有得到必要的揭示。
一個國家民族的“社會道德水準”主要是社會體制的產物。極少數人的缺德屬個人原因；但多數人缺少必要的正直善良則一定是社會體制出了大問題。
好的體制抑惡揚善，使魔鬼進化成天使；壞的體制獎惡懲善，使天使異化成魔鬼。
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劣勝優汰、獎惡懲善”，那麽這個國家在多數情況下“善良正直”舉步為艱，“邪惡卑劣”如魚得水。在邪惡體制的長期作用下，多數國民就會習慣“邪惡”和“無恥”。
今天中國很多基層政權已經“山寨化”，內部運轉機制就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相當多的黨政機關和公務員履行公務的潛規則竟然是“撈油水推責任”。
首先看看我們人民警察的表現和說辭：
在離大學生溺水地不遠處，就是荊州公安局沙市水上派出所。事發當天，也有警員趕到現場。據當時在場的大學生回憶，在長江大學師生與陳波談價格時，多名警察在現場，有學生要求警察去幹預一下和漁船老板的談判，“有警察說你們把錢給他，讓他們打撈就行了。”
人民警察不但不參與營救行動，竟然還不幹涉打撈船“挾英雄屍體敲詐黑財”的罪惡行徑？甚至於站在罪惡方說話？這是什麽人民警察？
作為人民警察這個特殊的崗位，見義勇為應該是他們的義務！就象在外敵入侵時犧牲自己抗擊侵略者是軍人的義務一樣。
任何一名人民警察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有義務站出來制止“正在進行”的罪惡傷害。就算不在自己的轄區，也有保護公民不受正在進行的罪惡傷害義務。這樣做不但不會與轄地的警務機關發生職能沖突，相反對方還應真誠感謝配合。如果在轄區外“見義勇為”的警察得到的不是同道的感謝配合而是刁難敵意，恰恰就證明我們的公安體制出了大問題。
你能想象一名警察看到暴徒正在欺淩一名弱女子，因為那里不屬自己的轄區而作“壁上觀”？當警察勇敢站出來擒住歹徒並通知當地公安機關，卻遲遲不見對方回應或“人一走就把罪犯放出來”？這是一種什麽樣的體制嗎？
據記者調查：水上派出所官員認為水上搜救方面的工作是由海事部門負責，“水上派出所主要是負責長江堤岸的治安和漁民的戶政管理，水面的治安我們管不了”。
長江航運公安局荊州分局的一位民警也對記者說，航運公安局只負責長江航線的治安與安全。
海事局的官員則推脫說他們的職責是“搶救沈船”，而不是救人撈屍的？荊州海事局新聞發言人熊新文介紹，海事局的職責主要是負責長江水上交通事故以及水上船只的安全事故，遊泳溺水這種水上非交通事故並非職責所在。
“我們所有的搜救主要還是圍繞船只，而不是溺沈水底的人。”熊新文說，“所以我們遇見落水的，先營救。沈入水底的，救不出來了，就直接建議家屬去找打撈公司來打撈。”
壟斷荊州段長江打撈業務的天價撈屍總經理是當地有黑社會背景的陳波。
我們再來看知情人是怎樣說的：
“陳波自己沒有漁船，他在派出所或許多漁民中都有線人，提供打撈消息。漁民提供線索後，能獲得200元酬勞。”曾多次幫陳波打撈屍體的漁民陳凱（化名）說。
接到消息後，陳波再聯系漁船實施打撈。
陳凱說，“撈到人，我們每船每次能得500元，撈不到就是200元，甚至有時給包煙，陳波說這些錢還得用來打點公安、海事的人”。
…………
我們的責任部門和公務人員在遇上需要付出代價的問題時，總能找到各種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應該由己方承擔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
“山寨化”的地方政權通常不是根據社會需要和民眾利益來執行公務；而是依據能否撈到“部門利益”或“個人好處”來權衡公務的輕重緩急。對於那些能罰款撈錢玩享受的差事，就是和自己的職能八桿子夠不著也要想方設法插上一杠。這就是一家建房有幾十個部門上門要錢的主要原因；也是部分行政執法部門之間長期陷於職權爭執的內在根源。對於那些不能撈好處玩享受的職責，大家能推則推，實在推不掉就虛張聲勢磨洋工。
為了能撈到更多的“錢和享受”，某些執法部門不但不打黑除惡，相反還和黑社會成員互通聲氣狼狽為奸，成為黑社會成員稱霸一方的地下保護傘。因為黑社會成員欺行霸市無惡不作，能輕松撈到很多黑錢，有條件給司法敗類提供更多的賄賂好處。所以當黑社會與守法公民發生沖突時，這些司法敗類多選擇站在黑社會那一邊。
難怪人們常說：黑社會團體若沒有官方背景，就根本不可能混出氣候來？
打撈公司業務負責人陳波提到，他當時得到這個信息是有個叫“藍色家園”的餐廳人員打電話告訴他，這個地方發生事故請他來打撈。在途中，水上派出所的所長也打了一個電話給他，讓他馬上到現場打撈。依此推斷，公安其實是知道這個公司長期存在，從事撈屍業務。為什麽這個時候，公安部門沒有進行打撈，卻主動求援於個體公司?還勸說大學生屈從撈屍船主的天價勒索？按常識推理，任何一個情感思維正常的人在那種情形下都會對撈屍船主的所作所為義憤填膺，水上派出所的警員為何能不為所動，在大學生下跪哀求時仍拒絕履行自己“制止罪惡”的職能，反而勸說受害英雄給錢？如果他們沒從天價撈屍業務中得到“好處”，他們會那麽“冷血”嗎？如果碰巧在場警員個個天性“冷血”，為何公安機關會有那麽多的“冷血”警員呢？
天價撈屍悲劇發生後，屈於輿論的壓力，荊州政府對此事進行調查。11月7日荊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對“10.24”長江大學學生救人事發現場調查情況進行了通報。調查認定整個事件不存在“見死不救”情況，至於公眾關注的“天價撈屍”，調查組認定“荊州市八淩打撈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波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但不存在壟斷霸市的黑社會背景？此人曾因搶劫罪勞教三年，以後沒有犯案記錄？目前公安機關已依法對其拘留15天，並處1000元罰款。
陳波壟斷霸市的黑社會背景是顯而易見的：
陳波經營的“荊州市八淩打撈有限公司”是荊州唯一一家打撈公司。該公司並未取得“長江流域人員死亡打撈業務”。
據知情者透露，該公司幾乎壟斷當地所有打撈屍體業務，估計年收入有百萬元。
寶塔灣附近居民介紹，陳波與許多閒散的人員關系密切，結識許多勞教刑滿人員，多次稱自己是“混社會”的，“如果有人在寶塔灣替人撈屍，就會有人過來砸船打人，並告知這塊地已被‘波兒’（即陳波）承包了”。
“他壟斷了這一片的打撈屍體的業務。”一名漁民說。
這名漁民說，以前長江邊也有做打撈生意的，價格都是幾百元，後來有了打撈公司，價格就高了。“現在一般都在一萬元以上。”
陳波名片上將公司業務描述為“24小時服務，專業人員打撈”。
夏兵和陳波是一起的，陳波類似於業務員或者主管經理。若有人查他，或者警方幹涉其打撈，就由夏兵出面協調。
“夏兵在荊州市認識很多官員，關系廣。”這位與夏兵和陳波均關系密切的人士對記者說。
“在當地，像陳波這樣給夏兵打工的還有很多。”這名知情者說，他們基本壟斷了整個長江荊州段的民間打撈。
救人英雄韓德元稱，陳波曾威脅冬泳隊員，“你們斷我財路，小心點”。
很多冬泳隊員也收到了陳波的“報料”名片。
有一名冬泳隊員說，冬泳隊與陳波的打撈組織已達成私下口頭約定，“水面上的活的，我們肯定救，沈水者我們就不管了。”
…………
如果沒有黑社會暴力壟斷背景，如此暴利的撈屍業務（成本才區區幾百元）自然招來很多競爭者。可那麽長時間就只有陳波一家打撈公司？“不存在暴力壟斷的黑社會背景”一說不是侮辱民眾的智商是什麽？有關人員如此包庇陳波等人，要麽就是超級白癡不配從事公務；要麽就是陳波的幫兇怕對方逼急了把他們也扯出來？
那些被陳波威脅甚至毆打過的替人撈屍者和冬泳隊員應該向水上派出所報告過，水上派出所為何不出面制止陳波明顯屬黑社會性質的行為？為何還要慫恿甚至於暗地保護他在自己的轄區長期敲詐勒索發死人財？
人民警察不出面制止和懲處黑社會的罪惡，在黑社會恃強淩弱欺行霸市時不作為，在本質上就是黑社會的幫兇！
就算僅僅是敲詐勒索罪，拘留15天罰款1000元是否太過避重就輕？單就罰款一項來說就從法律上說不過去。就算陳波先前的天價撈屍業務難以搜集證據？這次的天價撈屍卻是罪證確鑿的。3.6萬撈屍費成本應該不會超過2000元（因壟斷產生的賄賂和信息費應該不算在內），此次天價撈屍的違法所得就在3.4萬元以上。單沒收違法所得一項就超過3.4萬元，還要加上數倍罰款。如果再追索到先前每年近百萬的非法壟斷收入，罰款額就接近千萬了。民眾的輿論壓力也都是趨向重判重罰，就算因此把陳波槍斃抄家絕大多數民眾也會拍手稱快。司法機關只作出拘留15天罰款1000元的處罰，於情於法都太過離譜。有關權力人物為何要冒觸犯眾怒的危險全力袒護陳波？個中原因自然只有“利益相關”這四字能夠解釋。
一位網民這樣評價調查組的報告和陳波處罰：
“公眾並不是刻意糾纏於一些細節上的出入，而是想還原事實真相，給3名見義勇為的大學生在天之靈一絲慰藉。然而，調查組的報告，特別是對‘天價撈屍’行為的處罰，在舍己救人者屍骨未寒之際，已讓公眾的心感覺到冰涼。試問，如此的報告又怎能弘揚這個社會見義勇為的正氣?這樣的處罰又怎能讓逝去的英雄感到無怨無悔?
請問：一個令救人英雄被迫多次向邪惡下跪的體制是什麽體制？那些逼迫英雄大學生下跪的邪惡人物和不作為“公仆”如果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活下來的大學生下次還會舍己救人嗎？
…………
在“不牟利”的公務上不作為：在“牟利”的公務上濫作為等“山寨政權”運作模式，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就會彌漫成全社會的悲劇景觀。象長江撈屍之類“個體能力技術”無法承擔的“關愛生命”業務本來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政府先前也確實履行了此項職能。可後來不知什麽原因，多數地方政權不再履行這一義務，而把這項職能丟給了“市場”？就象把本應由政府承擔的教育事業交給市場一樣。個中原因恐怕仍是“撈油水推責任”的體制在起作用。撈屍顯然是費錢費力的差事，只有責任沒有油水，當然是推得越遠越好。
我們來看看網民對“政府不負責撈屍”一事的評論：
“正是政府的缺位，才使得以打撈屍體為業的陳波敢於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消防、海事、公安等眾多部門的面，與校方討價還價，且言行囂張。我們可以預想：如果救助打撈工作不回歸公益，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陳波”跳出來一次次刺痛公眾善良的神經。
將救助打撈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並不需要花太多的財力和人力。我們不妨反觀以打撈為業的陳波一方，其實他們也沒什麽專業設備，空殼公司，漁民、漁船都是臨時請的。這與出事點寶塔灣水域每年都要發生數十起遊泳者溺亡事件相比，孰輕孰重不言而喻。
在屍體打撈這個問題上，一味懲處當事人並不能從根本上平息公眾憤怒。公眾希望看到的是當地政府應承擔起屍體打撈的公共責任，救助和打撈溺水者有必要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範圍內。”
中國的問題多不是局部的。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天價撈屍公司並非只有“荊州市八淩打撈有限公司”一家；發死人財的黑心老板並非只有陳波一人。中國還有多少天價撈屍公司？還有多少個陳波？還有多少個天價撈屍保護傘？還有多少個依附天價撈屍發死人財的公務人員？
聽說有關人士正在醞釀要將英雄大學生的救人義舉搬上銀幕。但願以此為題材的影視劇能走出高大全的俗套，在謳歌美好的同時別忘了鞭撻邪惡，否則邪惡冷漠依舊會大行其道，善良正義者依舊會被迫向邪惡下跪。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八日


37.機關綜合癥

    機關公務人員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吞噬的；公務人員職位升遷不取決工作業績取決於一把手；拉幫結派傾軋告密是職位晉升的必備技術；副職的設置不是為了配合工作而是為了安置“跑官者”；工作的好壞不在於質量效率而在於匯報；簡單問題覆雜化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修養。


中國黨政機關的數量在這個星球上是首屈一指的。
中國機關的權力也是首屈一指的。
中國機關效率的低下在現代化國家也一樣名列前茅。
高消耗、低效率的機關不僅是中國龐大公務支出的禍首；而且使公務人員普遍傳染上了“機關綜合癥”。
何為“機關綜合癥”？
所謂機關綜合癥，是指在機關工作的公務人員不是以國家和公民的利益為中心，而是以機關和個人利益為中心。機關領導的主要職能不是“履行公務”而是“弄權謀私”，機關職員工作的動力不是取決於公務的職責要求而主要取決於個人職位升遷的追求……
“機關綜合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機關公務人員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吞噬的
機關公務人員的個人成就主要表現為職位的高低，而不是他的工作業績。在公務人員眼中，職位高的成就能力高，職位低的成就能力低，長期不能升遷的公務員會被同行從心底瞧不起，哪怕你擁有諸葛亮那樣的絕世才學也不例外。所以公務人員在機關的主要奮鬥目標就是晉升到更高一級的職位，而不是更好地履行公務。一個機關的高職位支數畢竟是有限的，一個高職位通常都有兩個以上的公務人員競爭。為了爭取自己出頭的機會，每個公務人員都會把參與競爭的同行視為最危險的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快。就算是親兄弟好朋友也不能超然物外。如果你在生意場上把發財的機會讓給親朋好友，別人也許會說你仗義；可你若在機關把職位升遷的機會讓給親兄弟，自己因此長期屈居人下，別人就會說你沒本事。所以“群雞啄食”的機關體制把華夏族的“內鬥劣根性”開發到極致。
在機關你別看人與人之間表面互相尊重一團和氣，可心底多巴不得對方傾刻倒大黴，最好出門時被車軋死或患上了不能醫治的絕癥……

（二）、公務人員職位的升遷主要不是取決你的工作業績，而是取決於你和一把手的距離
我國的多數黨政機關，公務人員的職位能否升遷主要取決於一把手對你的印象。一把手對你印象的好壞不是因為你的工作幹得出不出色，而是看你是否與他保持“高度一致”；是否對他“知恩圖報”；是否能利用你的職位資源為他謀取盡可能充分的私利？如果你在當前的職位上不能為他“廣開財源”，他怎麽可能把更具“經濟潛力”的職位送給你。所以下屬討領導歡心除了“說好話拍馬屁”向領導表忠心外，慷慨行賄送禮是必不可少的。一把手和副職難免有矛盾。一把手最忌諱下屬和副職結成超越於他的利益集團。所以在一把手面前表示“緊跟核心”的同時，還要表示你對一把手不怎麽放心的某位副職的反感。一旦你贏得了一把手的信任，你的工作能力就算遠不如你的同行，你的職位也會“芝麻開花節節高”般的提升。

（三）、拉幫結派傾軋告密是職位晉升的必備技術
機關公務人員的仕途雖然主要由一把手決定，但如果你只“搞定一把手”一個人也有可能節外生枝。機關內部提拔幹部有一套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年終要對每個公務人員進行民意測評，不稱職的票數超過一定限度在理論上就不能提升。提拔幹部也要進行形式上的民主推薦，被提拔者原則上要得到位居第一且超過40%的推薦票數。盡管這兩種測評的計票都是“暗箱操作”，投票的實情只有領導層少數幾個人知道，一把手可以人為提高“意中人”的票數。但如果機關領導層內部矛盾過大，一把手不能方便一手遮天，職位競爭對手“群眾基礎”好且有一定背景時，一把手的“意中人”就有可能放飛“煮熟的鴨子”。為了避免這一節外生枝，確保在整個選拔程序中萬無一失，候選人就要盡可能設法贏得優勢選票。機關公務人員多是不愛思考的勢利之徒，贏得他們支持的方式不是依靠你的能力、作風和德行；而是看你是否對他本人有利。因此你要學會拉幫結派，用小恩小惠拉攏同事，對同事許空願，使盡可能多的同行意識到你是他的“自己人”。如果你有競爭對手，那麽你還要設法在眾人面前詆毀他，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是最有效的方式，設法使盡可能多的同行對“那位”有成見或敵意，在民意測評時不投他的票甚至投“不稱職”票。
象“溜須拍馬”、“拉幫結派”、“造謠中傷”等下三濫的伎倆只有靈魂卑污的陰暗小人才做得出來，有良知有能力的正派人士往往不屑此道，結果小人在機關如魚得水；正人舉步維艱，英雄注定無奈寂寞。選拔幹部的機器出了問題，生產出來的產品不是次品就是廢品，絕對出不了精品。這就象妓院一樣，真正的淑女不但一把手鴇母視若仇寇，廣大妓女們也敬而遠之。
所以機關的幹部選拔嚴格遵循了“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官場逆淘汰規則。

（四）、副職的設置不是為了配合工作而是為了安置“跑官者”，副職越多工作越難開展
按常識在機關設置副職主要是為了配合一把手的工作，同時防範一把手濫用職權。如果設置一個副職，“配合”與“防範”的職能很容易履行。但如果設置兩個以上的副職，則很容易起到“擾亂工作”和“促使一把手集權”的功效。機關領導多一份職能意味著多一份權力，副職們為了從一把手里分得多於對手的權力，就會一方面千方百計迎合一把手；一方面極力給其他副手的工作設置障礙，結果副職們工作互相掣肘一把手又能方便集權。如果哪位副職膽敢“防範”一把手濫用職權，一把手就很容易把他“擱起來”，把本應屬於他的職權分給其他副職。其他副職們自然皆大歡喜同時對那位不識時務的副職“同仇敵愷”。
兩個以上的副職雖然不能對瀆職一把手產生正面效應，但卻能方便對有能力有責任心的稱職一把手產生負面效應。當一把手潛心公務觸犯了副職們的即得利益時，副職們就會想方設法給稱職一把手“使絆子”，抓住一把手因為體制原因必須犯的錯誤大做文章，最終折騰得一把手心力憔悴。
為了防範上述悲劇，西方文明國家的公務機關通常不設副職或至多只設一名副職。我國現行人事體制好象特不喜歡“高效率”和“職責分明”，“弄權”的熱情遠遠大於“做事”，所以每個黨政機關多設置兩個以上的副職。

（五）、工作的好壞不在於質量效率而在於匯報
初出茅廬的公務員往往不諳機關的潛規則，只知埋頭搞工作不知經常向領導請示匯報工作。在他們心中，機關的日常工作一點也不覆雜，自己完全有能力應付裕如，既沒有事先請示的必要也沒有事後匯報的價值。他們不理解那些資深同事何以在處理那些簡單公務時畫蛇添足，一天三請示兩天一匯報，還時不時請領導現場指導？他們怎麽也不明白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的簡單問題還要領導指導個啥？資深同事們的能力和智商也未免低得有點過份。直到有一天，所有的榮譽和獎勵都落到資深同事頭上，他則經常為一些機關普遍存在的雞毛蒜皮小毛病（如上班時間上網）挨訓挨批，大會小會領導不點名批評的“不正之風”也多和他有關，所有的表彰都與他無緣時，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方式在某個關鍵環節上出了問題。
在機關幹工作首先要學會事事向領導請示匯報，無論多麽簡單的公務也要做到先請示後匯報。有時一個小時就能幹完的公務，請示和匯報的時間長達十個小時？事先不請示，你在領導心中不是“擅權”就是“自作聰明”。事後不匯報，你的工作效能如何能轉變為領導的政績？
老謀深算的公務人員不但勤於而且善於請示匯報，善於把小事請示成大事，從而得到更多的支出；善於把平凡的本職工作匯報成波瀾壯闊的大成績，給領導留下不辭辛勞兢兢業業的好印象。

（六）簡單問題覆雜化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修養
機關的多數公務貌似覆雜實簡單。如果去掉那些純屬“瞎折騰”的中間環節，一個編制二十人的局機關承擔的公務在很多單位只需要兩個人就可運轉自如？
要想把兩個人就能夠幹好的公務讓二十人忙得不亦樂乎，把“簡單問題覆雜化”就成為公務人員必備的工作修養，否則你拿什麽理由去為自己的機關申報那麽多的編制和那麽多的財政拔款？一把手願意領導兩個人還是願意領導二十個人？當然是二十個！如果你顯得很能幹真個去忠於職守，一個人就輕松把機關的大部分日常公務處理得井井有條，領導還會喜歡你嗎？其他公務人員會喜歡你嗎？
對於公務人員來說，機關的公務是與個人利益聯系在一起的，把簡單問題弄得越覆雜就越能為公務主管人謀取更多的私利。比如行政審批，每多一道審批程序，多蓋一個公章，當事人就得拎著煙酒紅包多跑一道門檻，多打通一個權力人物的關節。這樣一個普通的審批手續如果拿捏到位，就能為盡可能多的公務人員提供以權謀私的機會。所以不懂“把簡單問題覆雜化”的“傻冒”直截了當地履行公務等於是同整個機關為敵，會招致機關多數人員的同仇敵愷。

“機關綜合癥”在我國的絕大多數黨政機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如果有例外也只是極少數。“機關綜合癥”表明我國的公務腐敗已經制度化，落後體制才是腐敗之源。打擊公務腐敗首先要從變革舊體制著手。如果不從根子上鏟除舊體制這個滋生腐敗的土壤，就算一個晚上把全國所有的貪官屠殺一空也無濟於事；象朱元璋那樣設置嚴刑峻法，官吏貪污受賄十兩銀子就剝皮也一樣無濟於事，舊體制這個腐敗土壤又會加速度制造新一批腐敗分子。
我國的很多行政法就為行政腐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我國的很多機關擁有至少一部行政法的司法權。根據立法、司法分離的原則，由行政機關來行使的行政法，法律條款的制定應該把該行政機關排斥在外，就算讓其參與，其意見也只能占很小一部分。可我國的多數行政法卻把行政執行機關的意見放在第一位，部分行政法甚至由執行該法的行政機關起草藍本。行政機關在起草由自己執行的法律時自然把維護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忽視甚至傷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進而傷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國的多數行政法是把“規則制定人”、“踢球員”和“裁判”集於一身的典型範例。所以我國的多數行政法執行起來雖然起到了不少有益的作用，但總的來說是弊大於利。
我國的部分基層局機關已經蛻變為純消費單位，公務員上班通常沒什麽正經事可幹，不上班反而是為國家作貢獻。沒事坐在辦公室里喝茶看報聊天，每人一天要花銷二十多元煙茶水電費；下基層“檢查指導工作”，其實解決不了多大的問題，局里要派一輛車，接待單位要貼上兩餐飯，基層領導還要放下手頭的工作陪上一天，每天的經濟開銷少說也在一千元以上。事實上是等於把納稅人的錢往黑水河里扔。還有少數機關則墮落為國家的碩鼠，不動則已，動則害民，執行公務就象打家劫舍，走到哪里就折騰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



                                                   二００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38.中國的“無恥事業”正在發揚光大

    “無恥事業”就是用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並進而傷害國家民族的營生；“無恥事業”在官場、文化知識界和影視娛樂圈有廣闊的市場；“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舊體制是滋生“無恥事業”的溫床；告別“無恥事業”首先要從大刀闊斧變革舊體制開始。


男人多是靠幹事業來體現自身價值的。
但事業有“正當事業”和“無恥事業”之分。
可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男人在從事“無恥事業”。
什麽叫“無恥事業”？
“無恥事業”就是用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並進而傷害國家民族的營生。
“無恥事業”在官場、文化知識界和影視娛樂圈有廣闊的市場。
在中國的廣大基層，因為正當健康的“體面機會”被舊體制堵死，當官就成為最能體現個人成就的事業。一個人想當官本來無可厚非，連李世民那樣的絕代英豪也想當皇帝，就更不用說能力見識遠不如他的蕓蕓眾生了，關鍵是看你用什麽樣的手段去追求官位和當官後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謀求什麽？二者居其一就屬“正當事業”。
如果你依靠自己的勤奮、能力、品格和對社會的貢獻來謀求官位和職位升遷，那麽你“官成利就”就屬“正當事業”。歷史上的那些依靠自己的卓越文才武功來光宗耀祖的開國皇帝、狀元進士和英勇抗禦外敵保家衛國的民族英雄就屬此列。如果你在不得已情形下用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可一朝大權在握你能勇於告別那次偶然的卑劣無恥，完成自己人生的革命性轉向，利用權力為社會謀福利，推進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那麽你一樣是在從事“正當事業”。締造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且執掌世界文明牛耳的貞觀王朝的李世民和推動俄羅斯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的葉利欽就是此例中的最傑出者。李世民是靠發動政變殺兄弒弟威父逼宮走上皇位的；葉利欽在極權專制的前蘇聯和平年代走上高位手段也不可能光明磊落，但二人大權在握後果斷告別卑劣，用自己的超人才能和責任心極大地推進了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締造了影響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的“偉大事業”。
今天的中國基層官場是怎樣的情形呢？
一是多數官僚是依靠不尊嚴手段達到尊嚴地位。他們步入官場不是靠勤奮、才能和貢獻，而是靠見不得人的卑劣手段。
下面三位在官場上混得很成功的故人當初進入官場的手段很有代表性。
第一位靠赤裸裸的行賄。他老兄若是用自家的財產行賄到也情有可原，因為今天的基層官場你不行賄就等於堵死了自己的官路。遺憾的是他出身於貧寒的農民家庭，沒有雄厚的家財去行使足以給官場留下深刻印象的巨額賄賂。於是他老兄就去從事違法勾當，身為執法公務員竟然在位於單位辦公樓的家庭開設大賭豪賭的“麻將館”，每天的台費收入就相當於他一個月的薪水。然後他把收取的巨額台費大部孝敬給了能夠決定他職位的上司，結果不但免於公務員違紀的處罰，還順利晉升到單位的領導階層。
第二位娶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妻子，年屆五十的上司見了一面後眼睛即刻放出綠光。他老兄看在眼里動在心里，就精心安排他的漂亮妻子給上司伴舞，然後又進一步勸說妻子做了糟老頭的床頭人。他的“偉大奉獻精神”很快得到了豐厚的回報，現在已經躍升為能夠玩弄他人漂亮老婆的一方諸侯了。
第三位身居貧困鄉鎮又無漂亮妻子，但他的“傑作”最為別出心裁。他聽說上司喜歡文物豪藏，而他的先祖在清末是富豪，隨葬品按常識應該很豐厚，或許里面就有價值不菲的古董。他居然說服自己的家人，以遷葬為名掘開了太祖父的墳墓。“苦心人，天不負”，他老兄果然從墓道里找到了一對明代景德鎮出產的古花瓶。他把這對古花瓶孝敬上去，令土包子上司的古董收藏室瞬間提升了十多個檔次，並因此深深感動。他從此越級提升官運亨通，太祖父保佑他最終成為當地的大人物。
…………
上述三位的升官圖夠無恥的吧？
更無恥的升官圖也許還沒有曝光。
在今天的基層官場，與三位類似的跑官行為絕不是個別現象，甚至不是少數。
更大的問題是跑官者一旦身居要位大權在握後，不是廉潔自律克己奉公，更不是服務社會為民眾謀福利，而是利用職權繼續從事“無恥勾當”，甚至於競賽無恥活動，把無恥當成就，把肉麻當有趣，以從事“無恥事業”為榮。
官員利用職權包二奶養小蜜本來屬國法不容的無恥行為，可部分基層官員居然把包二奶當作個人成就的標志，在同僚面前絲毫也不掩飾自己三妻四妾，就像黑社會流氓從不掩飾甚至於誇張自己“三進宮”一樣。
下面一則網上熱炒的貪官性成就大獎賽很能說明問題：
1.   數量獎：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共有情婦146位。
2． 素質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 ，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
3． 學術獎：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性愛日記9 5本，標本236份。
4． 青春獎：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
5． 管理獎：安徽省宣城市市委書記楊楓，用MBA知識管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6． 揮金獎：深圳市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僅“五奶小青”，800天花了18000 萬元，平均每天23萬元，每小時1 000元。
7． 團結獎：福建省周寧縣縣委書記林龍飛，為其22名情人共辦群芳宴，並設30萬元的佳麗獎。
8． 和諧獎 ：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6個情人，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9． 幹勁獎：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面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於3次。
10.  十全獎：空缺
…………
我們的基層人事體制似乎也為官僚的“無恥事業”大開方便之門。在文明落後的地方，“無恥”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官場修養，不無恥就會最終被官場孤立淘汰。

“無恥事業”在文化知識界也一樣興旺發達。
印度的知識分子多數不是富人，有的甚至很貧窮。可印度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從不拿自己的知識和尊嚴去換取無恥的地位。所以印度的多數知識分子不說假話，不當阿諛權力的禦用文人，敢於當面對達官顯貴說“不”，不向金錢和權力頒發“注水文憑”，更沒有“專家”迎合權貴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如何呢？
只要看看汶川地震後“專家”們的表現就可找到答案。他們居然鑒定造成大量學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不存在質量問題”？
在暴力和淫威面前，中國的多數知識分子都成了直不起腰桿子的軟骨頭。在金錢和權力面前，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霎時眼睛放出綠光，為了沾權錢的光不惜像狗一樣犧牲最基本的人格尊嚴。
為了追逐權錢，中國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爭先恐後地卷入“無恥事業”，並以從事“無恥事業”為榮。

至於影視娛樂界的“無恥事業”，中國的網民們已經炒得熱火朝天了，不用我在此贅述。正因為“無恥事業”在影視業廣泛存在，中國在近十年才沒有出現哪怕是一部真正有流傳價值的影視劇。導演、影星們的創作靈感瀕臨幹涸，除了狂拍武則天、慈禧太後、乾隆皇帝和漢武帝這幾個專制魔王的馬屁外好像再也找不到有價值的題材來發揮。

中國正日益成為這個星球上“無恥事業”的大本營。
中國的“無恥事業”正在呈泛濫成災之勢。
在一個“不無恥就不能體面”的病態社會里，“無恥事業”正在贏得越來越龐大的同盟軍。
“人之初，善惡並，修其善則為善，修其惡則為惡。”中國人並非天性比西人更無恥，之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卷入“無恥事業”，扼殺“真、善、美”的專制體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舊體制是滋生“無恥事業”的溫床，告別“無恥事業”首先要從大刀闊斧變革舊體制開始。

天佑中華！


39.中華大地為何多發“群體性事件”

    社會矛盾沒有正常的疏導途徑，解決問題的正常途徑被堵死或部分堵死；基層貪腐政權是“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政府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遏止“群體性事件”，社會總有一天會走向失控，中華民族將面臨“暴力洗牌”的巨大風險。



今天的中國，“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
且不說“翁安事件”、“隴南事件”、“鄧玉嬌事件”、“石首事件”、“通鋼事件”這些國家級“群體性事件”吸引了多數民眾的注意力，我們普通人身邊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多得不勝枚舉。
試問一下：中國有哪個縣級政府沒有經受過“群體性事件”的圍堵？
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麽數量也絕對是少數。
在我的家鄉縣，群眾圍堵政府辦公大樓的事件每年都要發生幾起，到了年終則前後相繼。
今天“群體性事件”已經發展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別說聚眾找政府訴求被忽視踐踏的正當權益，就連司空見慣的醫患糾紛和交通事故，民眾也多求助於“群體性事件”解決問題。
在“群體性事件”多發的國家，每個人都會感覺很“累”很“煩”。
不但“群體性事件”的殃及對象感覺“累”和“煩”；“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參與者也一樣感覺“累”和“煩”。誰不願意不受幹擾的工作生活，沒有人侵害踐踏自己的正當權益，出了糾紛該怎樣就怎樣呢？
“群體性事件”是一個社會的不正常現象，也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地球現象。
在美、英、德這些成熟法治國家，你終其一生也許很難看到一起“群體性事件”，民眾解決糾紛也多是通過法院而不是求助“群體造勢”。兩輛車相撞了，雙方禮貌地交換一下駕駛執照各自走人，自有交警出面依法公平解決糾紛。
民眾有秩序的遊行示威不屬“群體性事件”。
依靠“群體性事件”解決問題是一種高風險高成本高浪費的途徑。醫院死了人引發醫患糾紛，通過法律有序解決幾乎沒有什麽浪費。如果患者從家鄉親友群里召集百多號人來醫院鬧事，僅一大堆人的食宿、交通、誤工費就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就更不用說幹擾醫院的正常業務運轉損失的經營性收入了。如果發生翁安那種民眾焚燒政府大樓的惡性事件，就不只是經濟損失能夠衡量的。

中國為何有那麽多的“群體性事件”呢？
根本原因是社會矛盾沒有正常的疏導途徑。解決問題的正常途徑被堵死或部分堵死。
疏導社會矛盾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
可很多地區基層政權的社會服務職能已經接近癱瘓狀態。
在“獎惡懲善、劣勝優汰”專制體制的長期作用下，多數地區基層政權運轉的主要動力是“錢”和“急功近利”，“能否撈到錢和利”是官員決定是否出頭露面的主要因素。
在自然狀態下的社會矛盾多半是強勢集團侵害踐踏弱勢群體的正當權益引發的。一個理性健康的政府應該鋤強扶弱，除暴安良，打擊仗勢欺人的強權人物，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以“錢和利”為主要驅動力的基層貪腐政權卻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多數情況下是鋤弱扶強獎暴懲良，因為違法理屈的強勢集團能給他們奉送更多的“賄賂”，而理直氣壯的弱勢群體則認為政府主持公道是他們必須履行的義務。
基層貪腐政權就算不明目張膽的鋤弱扶強，通常情況下也拒絕履行為弱勢群體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平民向官員申訴就象向石頭申訴，根本不會有任何回音。總之一句話：“要想辦事就給錢，不給錢就不會給你辦事！”
我們的傳統體制也嚴重妨礙了政府履行“主持社會公道”的職能。
拿醫療糾紛來說事，“醫療事故鑒定辦公室”通常設在衛生主管部門，隸屬“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的專家也多是從當地公立醫院抽調，公立醫院都是當地衛生主管部門的二級單位。一旦出了醫療事故，對於衛生主管部門和鑒定專家來說，醫院屬“自己人”，自然傾向於偏袒醫院一方。“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的職能不是“鑒定”而是“造假”，為自己開脫責任。
在這種不公平的體制陰影下，沒有任何權力背景的受傷害患者如果不采用“聚眾鬧事”的途徑，就很難指望權力機關會為你主持公道。

民眾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聚集成龐大的群體圍堵政府或侵害其利益的強勢集團。當基層政府意識到“聚眾鬧事群眾”影響到當地安定繁榮的表象，進而影響到官員個人的仕途升遷時，就會在“鬧事群眾”面前讓步，出面滿足“弱勢群體”的部分甚至全部訴求。
於是“群眾圍一圍，政府撤一撤”。
所以基層貪腐政權是“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
當民眾意識到“聚眾鬧事”是爭取權益解決問題的最便捷途徑時，就會越來越頻繁地乞靈於“聚眾鬧事”，大事小事都想到要召集鄉民親友圍一圍堵一堵。刁民甚至於聚眾向無辜者提出無理訴求。
某地有一個村民因家庭矛盾喝農藥自殺了，可死者親友卻把死者的屍體擡到當地縣人民醫院，硬說是醫生搶救不力導致患者死亡，結果硬生生敲詐了一筆可觀的安葬費……

結果“群體性事件”普及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影響到很多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很多人終其一生都要受到“群體性事件”的困擾。

中國人真是活得太“累”太“煩”了！

政府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遏止“群體性事件”，社會總有一天會走向失控，中華民族將面臨“暴力洗牌”的巨大風險。
遏止“群體性事件”不能靠盲目打壓鬧事群眾和組織者，而是要政府切實履行起鋤暴安良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努力調解糾紛化解矛盾，對群眾的正當訴求堅決支持；對刁民無理取鬧堅決抵制，對侵害民眾權益的富人官僚惡棍繩之以法，對“不給錢不辦事，給錢亂辦事”的貪腐官員一律撤職查辦。

星火燎原的“群體性事件”給中國社會敲響了警世鐘，我們再也不能象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堆里，把“四面楚歌”上報成“盛世交響曲”了！


二００九年八月五日



40.低俗小品走紅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一個民族偏愛喜劇本來無可厚非；但一個民族創作不出有價值的悲劇則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悲哀；因為悲劇的藝術水準和收視率折射出一個民族的理性和深度；今天的中國需要震撼心靈的悲劇，是到了該“醜星”退出舞台的時候了。

近幾年，沒有哪個影視名星的熱度超過趙本山的了？他的小品收視率在今天的中國絕對高踞榜首。連續幾年的春節聯歡晚會，趙本山的小品總是最受觀眾歡迎的劇目。
影視劇通常分喜劇和悲劇兩大類。
小品是觀眾最喜聞樂見的喜劇。
因為小品容易走紅的緣故，近幾年編劇和導演都把精力放在喜劇創作上。熒屏上收視率很高的影視劇多數為喜劇。尤其是那些拍專制帝王馬屁的喜劇花樣翻新，從《武則天》、《風流乾隆》到《鐵齒銅牙紀繞嵐》……無一例外都贏得了觀眾的熱烈喝彩聲。漢武帝、武則天、乾隆皇帝、慈禧太後等幾個給中華文明帶來巨大災難的專制魔王，經過影視喜劇的炒作，今天幾乎成為離觀眾心靈最近的崇拜偶像？
近十年無疑是喜劇的豐收期。

和小品喜劇的豐收相比，近十年創作的悲劇寥寥無幾，有價值的悲劇則一部也沒有？
一個民族偏愛喜劇本來無可厚非；但一個民族創作不出有價值的悲劇則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悲哀。因為悲劇的藝術水準和收視率折射出一個民族的理性和深度。

什麽是悲劇？什麽是喜劇？
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你明明知道前面是黑暗的死胡同，卻無法阻止人家向黑暗前進的步伐！
真正的悲劇不單是外部強加給你的苦難；還有外部強加給你苦難的時候，你用自己悲劇性格實現了這個苦難。
喜劇則是把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是把個人的局限性完整展現給人看。
…………
悲劇和喜劇誰有利於推動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
我們只消回顧一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和後一個十年就能得到答案。
改革開放的黃金時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的中國不僅在經濟上碩果累累，十億人民吃飽了肚子，走出了饑寒交迫的噩夢；在文化上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那是一個進取的時代！
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的代表作是《傷痕文學》，僅從字面上理解就屬於典型的悲劇。那時的影視劇給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小街》這部影片直到今天我一想起仍不自禁熱淚盈眶。
新世紀的中國是喜劇的世界，也是一個墮落的時代。十年來中華文明究竟取得了多少實質性的進步，相信各位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我個人的心路歷程也顯示今天的中國需要的是悲劇而不是喜劇。
我一直很關注大饑荒和文革那段歷史。十年前我是用一種“喜劇心態”來看待那段悲劇的，也就是把悲劇當作“鬧劇”來欣賞。那時我的大饑荒印象不外乎“畝產十萬斤糧食”，“全民土法煉鋼、把百姓的鍋、鏟、瓢、盆投進去燒成一堆鐵屎”，“全民勒緊褲帶擡著一堆廢鐵放‘衛星’”……文革印象則是“學生停課大串連”，“給走資派戴上高帽子遊街”，“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這些勞民傷財的瞎折騰鬧劇雖然荒唐可笑，但聽上去還有點“意思”，甚至覺得那時的人民挺幼稚挺可愛的。當無法忍受當今社會無處不在的貪污腐敗時，竟然認為中國再為一次文化大革命也未嘗不可。
直到近十年我接觸到了關於大饑荒和文革的更詳實史料，並實地調查那些年代發生的駭人聽聞悲劇；了解到大饑荒和文革的血淋淋真相；了解到四川、信陽、無為等地區饑餓迫人瘋狂後人吃人的無奈；了解到堅持說真話的張志新臨刑前被四個冷血壯漢用銹刀割斷喉管；了解到北大才女林昭被野蠻槍殺後劊子手上門索要五分錢子彈費；了解到不肯泯來良知的李九蓮拋屍野外無人掩埋，性器官被一老流氓割下拿去猥褻；了解到為李九蓮鳴冤的鐘海源被野蠻活體取腎；了解到大興縣、道縣大屠殺；了解到廣西賓陽、武宣禽獸不如慘案……我的心靈才感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並在靈魂深層痛定思痛地反思自省，對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產生了刻骨銘心的恐懼和厭惡，認識到中國人絕不能忘記那段悲劇，絕不能讓那樣的悲劇在中華大地重演。就算現在無官不貪無公不腐，也絕不能用文革那種反文明反人類的暴行來對付貪腐！

因為近十年小品和喜劇主宰熒屏，國民逐漸失去了反思和自省的能力，對文革災難的印象多數停留在“喜劇心態”，對那段歷史缺乏刻骨銘心的恐懼和厭惡，誤認為文革雖然發生了很多不合常情的鬧劇，但合理可取的成分是主要的，甚至幻想用文革那種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來對付燎原烈火樣的貪污腐敗。
對於一個誤入歧途罪惡頻仍的民族來說，喜劇能起到心靈按摩的效果，讓人暫時忘卻罪惡的傷害。但過多的按摩讓人心靈麻木，不思進取，甚至普遍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對綁架自己的罪犯賜予“生命”的行為依賴感恩，失去了改變不合理現實戰勝邪惡的勇氣和動力。
悲劇則能給國民麻木自慰的心靈潑上冷水，激發出進取向上戰勝邪惡的勇氣和力量。
成功的悲劇能產生靈魂深層的震撼力，使觀眾的心靈得到凈化，在痛定思痛反思之後牢記悲劇的教訓，不再讓類似的悲劇重演。

今年走紅的趙本山徒弟小沈陽，最經典的一句台詞居然是：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死亡來臨時錢還沒花完？
不知大洋彼岸把全部財產捐給福利事業的全球首富比爾.蓋茨聽到此話後作何感想？他不可能理解這種水準的台詞居然能贏得中國觀眾的普遍喝彩？

今天的中國需要震撼心靈的悲劇，是到了該“醜星”退出舞台的時候了！


                                                                   二００九年六月三十日



41.國民朝拜佛祖就像侍奉大貪官

    中國的絕大多數佛教寺廟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地方；中國的佛教寺廟其實在從事反佛教的勾當；中國是一個畸形信奉“功利主義”的國度，所有的信仰必須迎合“功利主義”這一國民性前提；中國的佛教還與“官僚主義”相結合，把佛教寺院儼然變成又一個官場。

中國的宗教信徒最容易信奉佛教，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佛教寺廟如雨後春筍遍布神洲大地。
但中國的絕大多數佛教寺廟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地方。佛殿上供奉的是佛祖的塑像；可幹的卻是佛祖最痛恨的勾當。
宗教與迷信在唯心世界是絕然對立的心靈撫尉劑，所以世界上真正的宗教都是反迷信和“偶像崇拜”。
中國的佛教寺廟則大量從事迷信活動和偶像崇拜。放鞭燒紙本是中國人祭拜祖先的儀式，如今則全引進到佛教寺廟來了。這些作踐天物的迷信儀式本是佛祖深惡痛絕的鬧劇。在東南亞那些正統的佛教國度，你看見寺廟放鞭燒紙沒有？至於偶像崇拜，中國的佛教寺廟則比比皆是。關公、秦瓊、蔚遲恭等成功武人頭領的塑像在佛教寺廟有時比佛祖本人的塑像還顯眼。
所以中國的佛教寺廟其實在從事反佛教的勾當。
這不能怪佛教，佛教本身的教義沒大問題，而是中國人的“信仰特色”出了問題。
中國是一個畸形信奉“功利主義”的國度，所有的信仰必須迎合“功利主義”這一國民性前提。西人去教堂是為了凈化心靈，是在神父面前真誠懺悔自己的惡念和罪行，祈求上帝寬恕，希望有機會贖罪。中國人去廟堂則是祈求神靈保佑他升官發財死老婆、考大學、生兒子、找好老公……
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信仰。所有的信仰必須迎合國民心中的“功利情結”，沒有“功利寄托”的信仰在中國是難以生存的。
真正的宗教都是反“現實功利”的，所以真正的宗教在中國難以贏得廣泛的信徒，這也是明清兩朝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歸於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基督教義沒有多少“彈性空間”，不容易依據國情“與時俱進”，不但不會為了錢財幫信徒求官求子；相反還要求好說謊的中國人在神父面前坦誠自己心靈的惡念和不為人知的罪行。更令國人難以理解的是：基督教極度鄙視錢財權勢，說什麽“富人和官吏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普通國民對真正的基督教（不是“拜上帝教”等打著基督教招牌招搖撞騙的邪教）不敬而遠之才怪。
能夠在中國流行的世界級宗教都是名不副實的“變種”，不可避免地打上“中國特色”的烙印。
佛教教義的“靈活性”明顯大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給“中國特色信仰”留下了“偷梁換柱”的空間，所以成為中國信徒信奉的主要宗教。
中國人的傳統信仰是“祭拜祖先”。祭拜的目的是希望祖先能保佑全家升官發財生兒子。祭拜的方式則是“賄賂”，燒紙給祖先“送禮”；放鞭炮歌功頌德；修建造價昂貴的墓碑給祖先送“豪宅”；當然還有殺牲擺酒請祖先大吃大喝。
總之中國人祭拜祖先的方式一如侍奉大貪官，請吃、送禮、修豪宅、拍馬屁……
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了生存發展很快發生“變種”，與中國的祖先崇拜等迷信活動相結合。朝拜佛祖儼然國民祭拜祖先，在鋪張浪費和胡作非為上顯然比祭拜祖先走得更遠。
不僅如此，中國的佛教還與“官僚主義”相結合，把佛教寺院儼然變成又一個官場。
於是中國人朝拜佛祖就象侍奉大貪官一樣，向佛祖行賄送禮阿諛奉迎是最主要的方式。結果佛祖本身也像一個大貪官，回報不是基於信徒的品行和虔誠；而是取決於信徒賄賂的多少？貪官奸商有條件敬獻巨額賄賂，自然成為佛祖面前的紅人。善良誠信者因為資財有限，沒條件象貪官那樣大把撒錢，自然被佛祖瞧不上眼。
所以今天中國的佛教寺廟已墮落到“有德無錢莫進來”的地步。
本人因喜歡旅行探險的緣故，足跡遍布國內的名寺古剎，所到之處看到的一個怪現象是：多數寺廟的“功德碑”上，名列榜首的多為當地的達官富商。我不敢說他們都是貪官奸商，但多數應該是非貪即奸。寺廟里的方丈和尚們最敬仰的人物也是貪官奸商們，最隆重的宗教禮節幾乎都是為他們準備的。
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說，貪官奸商一樣可以受到佛祖的寬恕眷顧，但前提是“放下屠刀”，即不再貪污受賄官商勾結，而不是拿“不義之財”賄賂佛祖。今天的情形則是繼續揮舞屠刀，把巧取豪奪的“不義之財”分一部分給佛祖。佛祖墮落成為“黑惡勢力”的一員。
在今天的中國寺廟里，在佛祖面前，一個人貪污受賄為非作歹不要緊，只要分贓時別忘了佛祖就成。
因為中國人把佛祖當成大貪官來侍奉，佛祖的代理人和尚方丈的中心工作就是為佛祖搜刮錢財，燒香許願做法事等佛教儀式都是掩人耳目的騙人伎倆，宗旨就是把信徒的錢袋掏空。結果多數方丈和尚都墮落成了惡棍騙子。多數寺廟也蛻變成為惡棍騙子的巢穴，本應潔凈的宗教聖地墮落成藏污納垢的魔窟。
結果宗教場所反而成為反宗教的營地。
在錢財功利的驅使下，無孔不入的“官僚主義”也在寺廟找到了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把方丈主持等佛院管事納入“行政級別”，一個縣級大寺的方丈相當於“副縣級”；政府幹預寺院的管事任命；插手寺院的“收入分配”已成為大中寺院司空見慣的怪現象。
真正的宗教與“官僚主義”格格不入。當寺廟與官僚主義糾纏在一起，方丈醉心於自己的“行政級別”時，寺廟的所作所為就與宗教精神背道而馳。
佛教的核心教義是因果報應。中國的佛祖既然墮落成大貪官，自然也難逃周期性的報應。佛教在東南亞日本等國從未面臨全民性的打擊報覆，可中國歷史上卻發生了異常慘烈的四次波及全社會的“大滅佛”運動。皇權中國的“三武滅佛”慘絕人寰；毛領袖則把佛教當成最大的“封資修黑貨”摧毀罄盡。
讓人不可思儀的黑色幽默是，部分佛教寺廟竟然陳列毛領袖的畫像和指示，把毛領袖擡到和佛祖一樣的高度任人膜拜。各位推想一下：我們的寺廟和佛教究竟有多少幹系？
嚴格來說我們的寺廟和佛教一點幹系也沒有；甚至成為“打著佛教招牌反佛教”的營地；就象毛領袖下的定義“打著紅旗反紅旗”。
今天的中國佛教寺廟的墮落程度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很多和尚不但手機鈴聲不斷；還與時俱進到和女人成雙成對公開出入的地步。依據佛教的“因果報應律”，下一次打擊佛教的全民運動應該不會太遠。
真正的佛祖不是大貪官！當我們把佛祖當成大貪官來侍奉時，佛祖在我國的命運也就與大貪官相去不遠。


                                                                       二OO九年六月七日


42.加強學校治安能擋住刺向兒童的尖刀嗎？

    官僚專制體制崇尚“唯物主義”和“進化論”，導致整個社會叢林化，弱肉強食，恃強淩弱成為主宰人與人關系的社會潛規則；會宣泄渠道不暢，成員的負面情緒長期壓抑，郁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尋找薄弱環節破壞性釋放；政府要切實履行主持公道抑惡揚善的社會職能。

2010年春末，中華大地頻發校園血案，在不到40天的時間內大的血案居然發生了五起。
3月23日清晨，福建南平市實驗小學發生兇殺事件，兇徒鄭民生殺害了8個孩子，還有5個孩子重傷。
4月12日，廣西合浦縣西鎮小學再現兇殺事件，造成2死5傷。2名死者中一名為8歲小學生，另一名為老年女性。5名傷者包括兩名小學生、一名未入學小孩和一對中年夫婦。
4月28日，南平血案兇手鄭民生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刑場上的槍聲剛剛消逝，潛藏的校園兇手不但沒有被我們的專政機器嚇倒，相反以百倍的瘋狂在隨後的三天制造了三起校園大血案。
槍決鄭民生的那天我正在浙江旅行，手機收到網友發來雷州慘案的兇訊，我當時的震驚非語言所能形容。接下來的兩天又收到了兩起校園血案的噩耗，讓我再次想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電視連續劇《海燈法師》的片首主題歌：
“黎明不見太陽不見太陽，天空中下著血雨……”
槍決鄭民生後繼發的三起校園血案如下：
4月28日，廣東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一男子持刀砍傷15名學生和一名為保護學生而與歹徒搏鬥的老師……
4月29日，江蘇泰興市泰興鎮中心幼兒園，一名男子持刀沖入幼兒園，砍傷32人，包括29名幼兒、2名教師、1名保安，其中5人傷勢較重，危重2人……
4月30日，山東濰坊尚莊小學，一男子騎摩托車攜帶鐵錘、汽油強行闖入校園，用鐵錘打傷5名學前班學生，然後點燃汽油自焚……
…………
五起校園血案發生後，社會上流傳著據稱是童話大王鄭淵潔作的一首歌詞：
“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上學去啦。
希望這不是永別，我要活著回家。
親愛的老師校長，我來上學啦。
您不能讓壞人碰我，我要活著回家。
親愛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學啊。
您有不滿去上訪，我要活著回家。
……”
初次看到這首歌詞，我禁不住潸然淚下。
校園血案並非中國所獨有，在此之前美國、日本、台灣也一樣發生過校園兇殺案，但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慘案頻發卻只有中國一家。

美、日、台的校園兇殺案發生後，政府和社會進行了痛定思痛的反省，針鋒相對采取了預防措施，使類似的悲劇在隨後的幾年沒有再度重演。
民主法治國家和地區並非不犯錯誤不發生悲劇，而是擁有一套自動糾錯的制度措施，能從錯誤和悲劇中吸取經驗教訓，有效地防範了災難的擴散蔓延，使類似的錯誤和悲劇不再重演。
南平慘案發生後，我們痛定思痛反省了嗎？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了嗎？
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的所作所為很能說明問題：
南平慘案發生後，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前往醫院慰問受傷孩童，路逢一中年婦女向書記下跪喊冤，要求嚴處強暴其8歲女兒的犯罪嫌疑人，認為教育部門的賠償根本不夠。該婦女一邊哭訴，一邊跪下大喊“女兒好慘好冤”……
陪同的工作人員當即上前將該婦女架開，雷春美對工作人員的粗暴行為沒有任何制止。眼看要被架走，該婦女情緒更加激動，高聲喊道：
“我女兒的冤屈得不到伸張，如果你們不管，我也會去殺人!”
話音落下，工作人員當場將其強行帶走。工作人員把她架到旁邊的房間後，就沒任何人搭理她了，後來她自己回了家，等她回到家後，接到她原居住鎮的一位姓陳的鎮委副書記的電話，說想與她談談。談了約半個小時後，她被以“違反信訪條例”為由拘留了……
這就是我們的“人民公仆”們吸取經驗教訓，反省社會問題的普遍方式？
我不知道雷春美其人目前是否還在市委書記的高位上，也只有“劣勝優汰”的逆淘汰體制才能把這樣的人物送上那樣的高位？
因為今天的中國有太多雷春美那樣的官老爺，導致權力階層沒有及時從悲劇中吸取教訓，沒有把慘案定格在南平一所校園，導致校園血案的擴散蔓延。懲處兇手的槍聲不但沒有起到預料中殺一檠百的效果，相反引發了校園連環兇殺案？
這是一個單靠槍決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時代！
2010年春發生的連環校園血案，學校安保措施沒有引起相關權力部門的足夠重視無疑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官僚專制體制長期作用下，導致我們的社會出了大問題。
首先官僚專制體制崇尚“唯物主義”和“進化論”，導致整個社會叢林化，弱肉強食，恃強淩弱成為主宰人與人關系的社會潛規則。權錢強勢集團欺壓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欺壓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沒有反抗強暴的勇氣和智慧，為了泄憤轉而又去欺淩根本沒有反抗力的幼女兒童……
我暫居的那所城市經常發生搶劫案，婦女成為罪犯最經常的搶劫目標。我常常納悶：這些罪犯幹嗎不去搶劫貪官呢？搶劫貪官不但容易得手獲利巨大，可一勞永逸解決生計問題，且承擔的風險遠遠小於搶劫效益，因為很多貪官心中有病不敢告發。搶劫婦女就算順利得手也只能搶得幾個小錢，一旦失手難逃重刑，承擔的風險遠遠大於搶劫效益。古代社會就有很多竊富濟貧的俠盜，專挑名聲不好的有錢人下手，甚至於還把搶劫所得分給急需救助的窮人。今天的搶竊犯卻專挑弱勢群體下手，就是叢林社會弱肉強食生存潛規則的生動寫照。
學校和幼兒園里的兒童基本上沒有反抗力，在文明社會是人人扶助關愛的對象，但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則是最理想的施暴對象。今天的中國社會在權錢毒害下日益叢林化，校園兒童因此噩運當頭，淪為叢林化社會的無辜犧牲品。
前天看《動物世界》影碟，發現老虎打擊同類的慣用手段就是趁母虎不在時獵殺對方的幼仔，這樣的悲劇切不可在人類世界重現，但願現代化中國能在叢林化門前止步。
“911事件”和“泰坦尼克號慘案”顯示婦女兒童是全社會關愛呵護的對象，在群體的生死關頭總是享有優先生存權。那才是真正的人類社會，中國應該向這樣的社會靠攏，迅速告別動物世界的生存規則。
其次是社會宣泄渠道不暢，成員的負面情緒長期壓抑，郁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尋找薄弱環節破壞性釋放。
任何社會都存在矛盾沖突沖突、矛盾並不可怕，只要有公平正義的渠道解決沖突矛盾，就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可怕的是不敢正視這些矛盾，甚至於掩蓋矛盾。這種做法看似沒有了沖突矛盾，卻只能讓矛盾潛伏在地下暗處，怨憤日積月累長期得不到解決。民怨積累到一定程度， 一旦爆發後果就非常可怕。
一個國家的政府有職責義務為社會主持公道，為國民申雪冤情，抑惡揚善，鋤強扶弱。當今中國部分基層政權因為深中官僚專制之毒，不但拒絕履行主持公道抑惡揚善的社會職能，還處處人為制造不公正，在處理社會爭端時無原則站在權錢那一邊。為了偏袒自己的同類，地方官不惜公然說謊否認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不只是往民眾眼里摻砂子，而是硬生生往眼里塞石頭？
政府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一旦喪失，又沒有其它合法社會組織來討說法，社會不滿就會以病態的形式郁積下去。當郁積的不滿超過社會彈性調節限度時，就會對社會作出報覆性反擊。
制造五大校園血案的兇手，除個別被當地權力部門宣稱有精神問題外，其余四位都曾受過自認為不公正的待遇，心中郁積了很強的不滿情緒。
南平血案兇手鄭民生，男，現年42歲，原是南平馬站社區診所醫生，無精神病史，去年6月辭職，在病人和街坊中有良好的口碑。他自稱受到前女友及其家人的陷害以及原單位領導的排擠，導致他42歲沒有結婚，又失去了工作。
西鎮小學血案兇手，廣西北海市委宣傳部宣稱系一名精神病患者？真相仍不可知。
雷城血案兇手陳康炳，現年33歲，系雷州市白沙鎮洪富小學公辦教師，2006年2月辦理病休至今。
泰興血案兇手徐玉元，男，46歲，泰興市泰興鎮人，近期沒有工作。有民間消息稱，其曾在事發地幼兒園當過保安，後來因為工作態度不好被辭退，因此心理不平衡。
濰坊血案兇手王永來，山東省濰坊市坊子區九龍街道尚莊村村民，有消息稱案發原因涉及到拆遷，但未得到官方的證實。
…………

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是做大GDP和大搞勞民傷則的形象工程，而是要在做好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防範腐敗、消除行政敷衍等社會問題上下真功夫，努力解決社會不公現象，使民情順暢社會和諧。
可我國的很多山寨化基層政權卻反其道而行之。
政府與民爭利，官員以權謀私，發生官民沖突時隨意動用專政機器打壓民情。無權無勢的平民大眾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哭告無門，向官員哀告就像是向豬羅哀告。建國六十年以來，民情在今天處於最難上達的時代。三十年前還可寫大字報，三年前還可進京上訪，今天寫大字報違法？上訪要冒被司法機關抓捕的風險？目前媒體已披露多起把上訪者抓進精神病醫院的事件。湖北十堰市把拍攝上訪者的網友抓進精神病醫院，網友家屬問訊去精神病醫院要人，答覆竟然是必須當地政府同意？
…………
校園連環血案發生後，學校安保問題終於引起了相關權力部門的重視。旅途中的我於5月6日離開廣東江門時，發現該市每所學校門口都有民警值勤。
我們解決問題的腳步不能只停留在加強學校安保這道門檻，要想從根本上告別校園血案還得重建疏導民情的社會渠道，使社會不滿情緒能夠順利宣泄。
單靠加強學校治安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政府如果不能切實履行主持公道抑惡揚善的社會職能，就算每所校園里都站滿了警察，兒童依舊驚魂難定。

救救孩子……

二０一０年五月八日



43.必須把屈打成招的“司法兇手”繩之以法

    是什麽力量把公民衛士改造成了衣冠禽獸？是沒有監督限制的專制權力！是改善從惡的官僚專制體制！如果屈打成招的司法腐敗得不到切實有效的制止，誰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趙作海呢？


河南商丘趙作海“殺人”冤案引起了全國良心人士的關注。
    11年前，河南省柘城縣村民趙振晌和鄰居趙作海打架後失蹤。一年多後，村民發現一具無頭屍體，以為死者就是趙振晌，並報了警。警方將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帶走。該案因證據不足數次被檢察院退回。九次認罪，數次喊冤，最終他卻選擇了沈默。在其作了9次有罪供述後，趙作海被審判機關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今年4月30日，“死者”趙振晌突然回到村里……
    對於一個沒有任何“權錢背景”的一介草民來說，故意殺人罪面臨的是死刑和妻離子散慘景。趙作海面對如此可怕的後果，居然在九次供述中都承認自己有罪，承認自己親手殺死了一個根本沒殺的人，可以想象他在司法部門承受了何等野蠻殘忍的刑罰折磨？
    出獄後的趙作海承認在獄中受到了滅絕人性的刑訊逼供。
    下面是新京報對趙作海的采訪實況：
新京報：現在感覺身體怎麽樣？
趙作海：一入獄開始，頭總是嗡嗡地叫，叫的常睡不著覺，這都是當時審訊時候落下的毛病，打的。
新京報：你當時在派出所兩天，在縣公安局一個多月，在哪里挨打了？
趙作海：都挨打了。在刑警隊挨打最厲害。
新京報：你還記得當時怎麽打你嗎？
趙作海：拳打腳踢，從抓走那天就開始打。你看我頭上的傷，這是用槍頭打的，留下了疤。他們用搟面杖一樣的小棍敲我的腦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頭發暈。他們還在我頭上放鞭炮。我被銬在板凳腿上，頭暈乎乎的時候，他們就把一個一個的鞭炮放在我頭上，點著了，炸我的頭。
新京報：疼嗎？
趙作海：直接放頭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讓你沒法睡覺。他們還用開水兌上啥藥給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腳跺我，我動不了，連站都站不起來。
新京報：能睡覺嗎？
趙作海：銬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讓你睡覺。
新京報：受得了嗎？
趙作海：受不了咋辦啊？他叫你死，你就該死。當時刑警隊一個人跟我說，你不招，開個小車拉你出去，站在車門我一腳把你跺下去，然後給你一槍，我就說你逃跑了。當時打的我真是，活著不如死，叫我咋說我咋說。
真是擱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們說，這麽打你們，你們也要承認。你說秦香蓮可是個好人，那她為啥招供，還不是打得狠。一天，兩天，三天，五天，擱不住時間長。再硬也招不住。
我後來說，不要打了，你讓我說啥我說啥。
新京報：你的口供都是他們讓你說的？
趙作海：他們教我說的。他對我說啥樣啥樣，我就開始重覆，我一重覆，他就說是我說的了。怎麽打死趙振裳，都是他們教我的。說得不對就打。
新京報：在你的口供里，屍體在哪里，有兩次供述，一次說是扔到河里了，一次說埋了，這也是他們教的？
趙作海：我胡亂說的，都是假的。他們問我，屍體弄哪里去了，我打得受不了，就胡亂說。
新京報：當時打你的人都是誰，幾個人？
趙作海：四五個人。是誰我都忘了，12年了，其中一個主要的（當時）30來歲。

…………
    把一個人銬在板凳上，連續三十多天不讓你睡覺，頭上經常用鞭炮炸棍棒打……如此滅絕人性的刑罰也許只有我們的司法公仆才會想得出來？這種野蠻刑罰比烙鐵，老斧凳、拔指甲、竹簽釘手指等“渣滓洞刑罰”更具摧毀力，是連《紅巖》英雄江姐和許雲峰也注定熬不過的刑罰。在這類非人刑罰的摧殘折磨下，別說一個普通人，就是鋼打鐵鑄的硬漢也只有兩個選擇：要麽叫你說啥就說啥，要麽精神崩潰。

    在濫用刑罰且監督缺失的司法體制下，負責緝拿兇手的司法公仆們很容易墮落成為殘害良民制造冤案的兇手？負責公民安全的衛生異化成為禽獸不如的敗類？

    是什麽力量把公民衛士改造成了衣冠禽獸？
    是沒有監督限制的專制權力！是改善從惡的官僚專制體制！
    趙作海還算幸運的，因為“死者”突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覆活”了。如果趙振棠當初確然被另一個人殺死了，或者他的“覆活”只限於少數幾個人知道，趙作海的沈冤能得到昭雪嗎？
    趙作海案冤案在全國也許不算個案。在毫無人性的司法公仆們的刑訊逼供下，中國還有多少趙作海案沒有人知曉。
    從被刑拘到被釋放，趙作海在獄中整整熬了11年。11年中他妻離子散，妻子嫁了別人，四個孩子三個送人，兒子見了他面也不喊他一聲爸……
5月11日下午，趙作海以公安機關刑訊逼供、檢察院錯誤批捕、法院錯誤判決造成其被錯誤羈押為由，向商丘中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要求賠償各項損失共計120萬元。5月12日上午，商丘中院作出賠償決定，賠償趙作海國家賠償金及生活困難補助費等共計65萬元。  
這也許是整個河南省落實最快的國家賠償？
對於一個普通農民來說，65萬元確然是一筆不小的款項。趙作海如果沒有進監獄，在外11年也許掙不到65萬元。但人們不能這麽看問題，撇開11年牢獄生涯不說，撇開妻離子散不說，把任何人銬在板凳腿上，連續三十多天不讓睡覺，頭上經常鞭炮炸棍棒砸，然後給你65萬元你幹嗎？起初也許會有很多人願意幹，但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挺到最後？
如果趙作海當初判的是死刑而不是死緩，對於一個十年前冤死的死人來說，別說賠償65萬元，就是賠償6500萬又有什麽意義？
對於這起影響全國的冤案來說，65萬元就是最後的交待嗎？
65萬元可是納稅人的錢啊？趙作海冤案是司法公仆犯下的錯誤，納稅人在沒有任何過錯的情況下為公仆們的錯誤買單，相關權力部門總得為我們的社會主持公道吧？
冤案受害者趙作海本人得到了賠償，那些墮落異化成“兇手”的司法公仆們一樣應該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否則不是又一樁“公仆犯錯，納稅人買單”的特權悲劇嗎？
“兇手”不僅僅是那幾個濫用刑罰的司法公仆，還有公仆後面草菅人命的上司？“命案必破”是他們雞犬升天的職位要求。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司法兇手”犯下昭然若揭的大罪後得不到應有的懲罰，他們還會在乎繼續制造屈打成招的冤案嗎？其余司法公仆們不會跟在“兇手”後面仿效他們嗎？如果濫用司法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司法公仆們還會制造更多的趙作海冤案。
如果屈打成招的司法腐敗得不到切實有效的制止，誰能保證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趙作海呢？
中國還有多少個趙作海案沒有浮出水面？
把趙作海屈打成招的“司法兇手”們能否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我們試目以待。


                                                            二０一０年五月十四日



44.“將錯誤堅持到底”與權力變態

    甘肅天水市村民李建平“被艾滋”案暴露了無所顧忌利用職權“將錯誤堅持到底”的“造假體制”；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屈打成招”案暴露了“造假體制”內部分權力人物的冷血和變態；如果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權力人物必然會出現“權力變態”。



甘肅天水市村民李建平“被艾滋”案暴露了無所顧忌利用職權“將錯誤堅持到底”的“造假體制”。
2003年9月，甘肅省天水市清水縣瓦寨村村民李建平參加了天水市疾控中心安排的集中血液采樣。4天後清水縣疾控中心主任張建國和天水市金集鎮衛生院院長李本義專程來到李建平家中，正式通知李建平感染了艾滋病。
隨後的四年，李建平每季度都要去衛生部門做一次血液跟蹤檢測，一共做了16次，卻從未見過一張病情檢測報告。
感染艾滋病的消息給李建平的家庭帶來了難以承受的沖擊，一家人長時間生活在恐懼和歧視之中，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擊和痛苦，加劇了家庭的生活困難，承包地荒廢，至今全家生活沒有著落。除了李建平本人成為“不可接觸者”外，兩個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也在學校倍受歧視，被迫中途輟學。一個存款有十多萬的小康之家被“艾滋病”折騰得家徒四壁……
2006年年底，清水縣疾控中心通知李建平去領取國家關懷艾滋病人的補助，在領取補助時，一名大夫突然詢問李建平：你村是不是還有一名叫李建平的村民?李建平告訴他，是還有一個叫李建平的村民，他倆年齡相同。
因為那名大夫的詢問，李建平對自己是否患有艾滋病產生了懷疑。
2007年10月13日，李建平悄悄來到天水市疾控中心，自費進行了一次采集血液樣本檢測，結果表明李建平的CD4值在800以上。該疾控中心劉寶錄主任說：“CD4值在800以上，說明你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幾乎為零，就是說你的艾滋病已經好了!”得到這樣的答覆，李建平心里已經肯定自己根本就沒有得過艾滋病。他隨即撥通了甘肅省疾控中心的電話，要求到省疾控中心進行血液檢測。
2007年10月19日，甘肅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天水市疾控中心劉寶錄主任、清水縣疾控中心張建國主任一行來到了李建平家，他們宣布：“李建平的艾滋病已經好了!”
艾滋病不能痊愈幾乎是常識，李建平明白自己根本就沒有患過艾滋病，於是去相關部門找說法。
2009年7月31日，李建平在記者陪同下找到清水縣疾控中心主任張建國詢問：“我每季度的血液檢測結果是什麽樣的?那些結果是否都顯示HIV呈陰性?如果結果呈HIV陰性，那麽16次跟蹤檢測的結果是否相同?”
張建國的回答讓人震驚：“實際上，2006年從你的檢測結果來看，就知道你身體是好的。”
…………
按上述事實進行常識推理：李建平壓根兒就沒有患過艾滋病，可縣、市、省三級病控中心卻在四年前把李建平“張冠李戴”誤診成了艾滋病。在隨後的季度血樣跟蹤檢測中，疾控中心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的誤診。各級領導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己私利，居然決定對李建平長期隱瞞真相。他們當然明白對一個誤診為艾滋病的患者隱瞞真相意味著什麽悲慘結局，那可是人命關天和家敗子散啊！可領導們不為所動，居然像“按部就班”似的去制造人間慘劇？
如果當初發現誤診後及時向李建平告知真相，就可制止悲劇向深層發展。第一次血樣跟蹤檢測離初診只有三個月時間，李建平還沒有走到對世態人情徹底悲觀失望的絕境，不會折騰光十多萬積蓄？兩個兒子也還沒有輟學？
疾控中心發生關系人生命和尊嚴的重大誤診本來就極不應該，發現誤診後不顧受害者可能發生的“屈辱至死家敗子散”的慘劇，利用職權一手遮天掩蓋錯誤“將錯誤進行到底”，就不僅僅是“無恥”和“邪惡”能夠概括的了？
是什麽力量給了疾控中心領導們“草菅人命”“將錯誤進行到底”的權力？
是什麽力量讓領導們做出那樣瘋狂的決定而不擔心敗露後的可怕懲罰？
是沒有監督不加限制的權力！是“領導說了算”和“一切圍著領導轉”的特權專制體制！
疾控中心的醜聞終於敗露了，相關領導承認自己的錯誤了嗎？為自己的罪行真誠懺悔了嗎？得到應有的懲罰了嗎？
沒有！
李建平將疾控中心告上了法庭。
2010年4月9日，蘭州中院民事審判一庭對清水縣農民李建平“被艾滋”索賠案進行了開庭審理。
甘肅省疾控中心出示了11份關於李建平患艾滋病的化驗單、確認報告、調查表等證據，以此證明疾控中心在該事件中不存在過錯。天水市疾控中心向法庭提交了兩份證據，其中一份是國家疾控中心關於艾滋病監測診斷的臨床質量評估報告，以證明艾滋病診斷不能達到100%準確？
三級疾控部門認為，李建平的確診過程都是經過嚴格把關的，因此不可能有過錯。至於李建平從“被確診艾滋病”到“痊愈”的變化，現在也不知道是什麽環節出了問題。該案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而且李建平的家人不是本案適格的原告，因為李建平被確診的結果疾控部門並沒有告知其他人及其家人，請求法庭駁回李建平的訴訟請求。
在真相大白的情況下，三級疾控部門仍然堅持自己的“正確”，提供的證據不但啼笑皆非，簡止是侮辱普通公民的智商。
不用說那些化驗單都是為了應付這次庭審事後“系統造假”，否則16次血樣檢測李建平何以沒有收到一張化驗單呢？我們的權力部門都精通“事後系統造假”這門“制度技術”。
就算艾滋病診斷不能達到100%準確率？難道隨後的16次診斷也都沒一次準確？答案如果“肯定”就說明我國通行的艾滋病診斷技術準確率為零？一個準確率為零的檢測技術何以要制度性普遍采用？如果答案“否定”就說明檢測有過錯且存在權威部門有意隱瞞過錯的“罪行”。
更令人噴飯的借口是：“也不知道是什麽環節出了問題？”和“該案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而且李建平的家人不是本案適格的原告，因為李建平被確診的結果疾控部門並沒有告知其他人及其家人。”
技術權威部門出具上述這樣的“假證”和“借口”就足以讓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普通公民憤怒？更令人憤怒的是組織出具如此“假證”和“借口”的權力領導何以不受到相關法律制裁甚至於還能呆在原來的職位上繼續做假害人？
對錯誤受害者李建平做出多少賠償也許不是根本性問題，因為賠償金都是納稅人的錢。根本問題是必須追究“無視人命關天家敗子散可怕後果”“將錯誤進行到底”的各級領導的法律責任！給公眾一個說法。
這個制造錯誤、用制度力量維護錯誤、敗露後死不認錯、釀成嚴重後果又不追究相關權力人物責任的“造假體制”太可怕了，誰能保證自己不是下一個錯誤的受害者和犧牲品？
…………
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屈打成招”案暴露了“造假體制”內部分權力人物的冷血和變態。
1999年5月9日，河南省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村民趙作海被公安部門作為殺害村民趙振晌的重大嫌疑人刑拘。5月10日至6月18日，趙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向商丘中院提起公訴。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河南省高院經覆核，於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準商丘中院上述判決。
趙作海在監獄服刑的11年間家破人空妻離子散，妻子改嫁兩個孩子送人……
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趙振晌回到趙樓村？
5月8日，趙作海出獄。出獄後的趙作海已無家可歸，只能寄居在妹夫家里。
出獄後的趙作海盡管“被旅遊“，“政治覺悟”仍然沒提到必要的高度，向《新京報》記者坦承了在監獄被“屈打成招”的黑幕。
“拳打腳踢，從抓走那天就開始打。你看我頭上的傷，這是用槍頭打的，留下了疤。他們用搟面杖一樣的小棍敲我的腦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頭發暈。他們還在我頭上放鞭炮。我被銬在板凳腿上，頭暈乎乎的時候，他們就把一個一個的鞭炮放在我頭上，點著了，炸我的頭。”
“銬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讓你睡覺……受不了咋辦啊？他叫你死，你就該死。當時刑警隊一個人跟我說，你不招，開個小車拉你出去，站在車門我一腳把你跺下去，然後給你一槍，我就說你逃跑了。當時打的我真是，活著不如死，叫我咋說我咋說。”
“真是擱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們說，這麽打你們，你們也要承認。你說秦香蓮可是個好人，那她為啥招供，還不是打得狠。一天兩天，三天，五天，擱不住時間長。再硬也招不住。我後來說，不要打了，你讓我說啥我說啥。“
“…………”
趙作海被屈打成招案與李建平“被艾滋”案有不少共同之處，都是權力人物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發現自己錯了，但仍草菅人命“將錯誤堅持到底”。刑警在審訊趙作海的過程中，只要不是白癡就知道趙作海是冤枉的，可依舊用連鋼打鐵鑄的硬漢也無法忍受的慘無人道酷刑逼迫他承認殺了根本沒殺的人。檢察機關和法院一眼就能看出此案證據不足，可仍依照某個“權力旨意”定趙作海“殺人罪”？
我聽說公安機關有“命案必破”這個職責要求。“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特權專制體制又使進入公安隊伍的多數“公仆”缺乏必要的能力和責任心來及時準確的破獲每一樁命案。很多地方公安機關只對“創收”“來錢”的差事積極主動；對那些不來錢的職責消極應付能推則推，實在推不掉就糊弄過關。那些屍位素餐的地方公安機關官老爺們，為了保住職位和順利升牽，竟然喪盡天良把沒有權力背景的無辜草民屈打成招，讓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
是什麽力量讓部分公安官老爺如此瘋狂滅絕人性？
是什麽力量使公安官老爺在利用職權草菅人命“將錯誤堅持到底”後不擔心懲罰？
如果有“冤案反坐”這個制度保障，他們還敢肆無忌憚制造冤案草菅人命嗎？
趙作海還算是幸運的，如果趙振晌當初確然被人殺害，或者“趙振晌覆活”只限於少數幾個權力人物知道？他就得背負一輩子殺人罪名。
在這種沒有責任追究和有效權力監督的制度運作下，監獄里還有多少個“趙作海”不得而知。
這是一個多麽恐怖的體制。
2010年5月17日河南媒體報導，尉氏縣公安局謊報戰績弄虛作假，竟然抓精神病人來抵殺人犯？
中國還有多少個尉氏縣公安局？那些利用職權草菅人命的公安局長和責任刑警得到應有懲罰了嗎？
在制度的驅使下，全國有多少個根本沒有殺人的無辜生命被送入了刑場和監獄？
如果是制度造成大規模冤案，人不震怒天震怒！
別人的生命災難也許不關你事，但如果“權力人物膽敢肆無忌憚濫用權力”“將錯誤堅持到底”的制度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矯正，下一個蒙冤受害者說不準就是你。
當國家主席在廬山會議上積極配合偉大領袖栽贓迫害國防部長時，就為自己七年後被污為“叛徒、內奸、工賊”並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埋下了伏筆。
…………
如果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權力人物必然會出現“權力變態”。
這些年我見識了太多權力人物的“權力變態”。
還是拿公安人員來說事。
前些年我的故鄉城市公安部門抓賣淫嫖娼，讓妓女做內線，抓住一個嫖客最低罰款五千。那年冬天公安部門下達了如下經濟任務：
“床上一百萬！桌上一百萬！路上一百萬！”
於是一個個嫖客紛紛落網，也不排除在內線妓女配合下的“被嫖娼”現象。有權力背景的嫖客當然能輕松逃出網外。
我有幸見識了一樁刑警審訊賣淫嫖娼案。
嫖客妓女被刑警在現場捉了雙，從一開始就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可審訊仍持續了幾個小時？審訊內容不是深挖兩人過去的嫖娼罪行，而是深挖兩人做愛的細節，連什麽姿式什麽感受甚至於……等等與案件沒有任何關系的下流內容都要反反覆覆地審問詳細。
兩人做愛的細節並不影響嫖娼案的量刑，審訊人員何以要在這些無關案情的內容上大費口舌呢？
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權力變態”！
我後來通過調查得知，此變態現象不止限於我的故鄉城市，而是基層公安部門的普遍現象？
“權力變態”不是某個權力人物的過錯，也不只是公安部門的過錯，而是沒有監督約束的無限權力造成的帶普遍性的社會悲劇。
沒有有效監督約束的無限權力必然造就“權力變態”！權力變態者必然“將錯誤堅持到底”！
…………

二0一0年六月五日

傑瑞米柯賓

只要中國社會的社會制度不改變，中國就不會成為適合大多數人生活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