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共高官落马罪名越来越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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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共官场内高官落马的新闻几乎成为常态，但比落马本身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所背负的罪名越来越千奇百怪。从过去的“贪污受贿”、“权色交易”，到如今“低级红”、“高级黑”、“搞迷信活动”、“妄议中央”、“两面人”，甚至是“团团伙伙”、“对抗组织审查”等，这些语意模糊、政治色彩浓厚的“罪名”，其实透露出中共体制内部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与统治焦虑，尤其是来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强烈不信任。

以2024年落马的重庆市前政法委书记陆克华为例，中纪委不仅指控其受贿，还破天荒地点名其言行属于“低级红”、“高级黑”的错误，成为第一个因这种“政治风格问题”被处理的省部级高官。这样的通报措辞，让人不禁要问：执政十三年的习近平，为何对自己提拔出来的各级干部，还是如此怀疑他们的政治忠诚？我认为，这里不仅有习近平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极权体制本身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中共官僚体系中，干部的忠诚并不是透过公开竞争或制度审查来确认的，而是透过表态、表演和对上级的服从来获得升迁。这导致大量干部表面上喊口号、学习文件，实际上内心可能毫无认同。中共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要“防止阳奉阴违”、“避免政治上不老实”。然而，这恰恰说明问题无解：在一个不允许自由表达、强调“统一思想”的体制中，忠诚永远只能是表面化的，结果就是领导者永远无法安心。

我们知道，现代治理讲求专业性与效率，而中共干部系统却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这种情况在习近平主政后更为明显。他提拔大量所谓“之江新军”的亲信进入核心位置，但地方与基层的干部仍多来自旧派系，甚至很多人在表面忠诚下，仍保持实际利益上的自我运作。干部如果太能干，可能会被怀疑有“政治野心”；如果太忠诚，往往只是表面服从、缺乏执行力。因此，越来越多干部陷入“不作为”、“等着看”的被动状态，导致政策执行层层打折。这样的局面，自然会让最高领导者更焦虑，更怀疑所谓“忠诚”。

习近平上台以来，打虎拍蝇无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贪腐势力。但当“反腐”变成一种政治斗争工具时，整肃的目标往往是“不够忠诚”或“不站队正确”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贪腐。这使得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有个性，只能高调表态、私下怀疑。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官场出现大量“两面人”——表面拥护，实际应付；会议上笔记记得工整，回头照样推三阻四，消极怠工。习近平越是严厉强调“政治忠诚”，底下人就越知道这是“表忠心秀场”，忠诚越是变得廉价与虚伪。

除了体制内部的问题，整个中国社会也在加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青年失业率、高企、科技制裁与中美对抗、地方债务风险积聚……这些问题交织，使习近平无法单纯依靠政绩来巩固政权。当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挑战增加时，当局转而寻求一种“纯粹的忠诚”，来当作稳定压力锅的“政治阀门”。但忠诚不是万能药，它无法解决经济、民生、教育等根本矛盾。用“讲政治”来取代治理能力，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这些“另类罪名”，如“妄议中央”、“搞团团伙伙”、“沉迷迷信活动”、“高级黑”等等，本质上都是模糊空泛、缺乏法律界定的话语武器。一旦有人在派系斗争中失势，这些“罪名”就能轻易加诸其身。这不仅造成寒蝉效应，也让官场生态更加扭曲。官员们学会了“讲政治”的技术：如何用最热烈的语言表达最虚伪的立场，如何在形式上学习习近平讲话却在行动上阳奉阴违。这是一场忠诚秀场，也是一种政治伪术。

陆克华的“低级红”“高级黑”并不是特例，而是这种政治生态下产生的必然现象。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位官员落马，而是这种政治机制下“忠诚被扭曲、能力被忽视、治理被牺牲”的整体逻辑。这些千奇百怪的罪名，不过是中共体制“忠诚焦虑症”的一种大规模表现。在一个无法容忍多元、无法建立信任机制的权力体系里，所谓的忠诚只能被表演、被怀疑、被利用。而这种焦虑，将不断催生出更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罪名与惩处，也将让整个体制越来越陷入不信任、无效率与恐惧的恶性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