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否定蒋介石的8年反日战争

颜智华本人

            彻底否定蒋介石主导的8年反日战争

       并简述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亘古未有的人道劫难

               颜智华（2025年7月17日）

内容梗概：

作者在几年前撰写的《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11万字）一文的后半部分，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独裁者蒋介石主导的8年反日战争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结论的着眼点主要从以下4大方面进行审视，也是作者政治历史价值观的立足点。

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南京政府没有政治合法性，包括国民党内部其它派别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不认可它；南京政府在政治属性上基本承袭了国民党广州政府-武汉政府的共产主义属性，是一个类共产党政府，政治上一党专政。经济上国家资本垄断金融和控制了工业、矿山开采、交通运输行业中的大、中型骨干企业。

蒋介石主导的反日战争的个人主观目的（通过战争达到南京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专制主义集权和蒋介石在中央政府的个人独裁）。在客观上反日战争属于苏俄东方军事防线的组成部分，具有代理人战争性质；

战争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亲苏反日派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并造成了巨大人道浩劫，所谓战争胜利其获利者只是国民党高层和中共一方，这是就国内而言。国外，共产党苏联政府是实际上的获益者；

除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直接的人道劫难外，它造成的后续人道劫难即中共取得江山后又制造了死亡1亿4千万——1亿9千万左右人口的亘古未有的人道劫难。蒋介石难辞其咎。

今年习共政权决定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并大阅兵。在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一样，也年年搞纪念庆祝活动。国共两党和附属于这两党的学者，虽然在取得对日战争胜利的功过是非上有巨大的纷争，但双方对战争的政治历史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即战争是捍卫中国独立、主权、民族解放……等的救亡战争。是全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等。本文从揭开上述国共两党与其附属的学者的谎言作为开头，展开讨论。并强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族人民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由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南京政府的矛盾。所谓日本侵华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纯属国共两党的政治欺骗宣传。

本文主要内容乃是颜智华《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中的“八年反日战争是蒋介石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浩劫”诸章节的内容并增加了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学者的新发现和新观点，按照单一专题文章的表述结构编排写成的。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参阅颜智华上述的11万字长文。

关键词；

   正文：

一、概述国共两党在反日战争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上的异同并作出真伪辨析。

1、国共两党在反日战争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上的异同。

（1）中共单方面的话语体系：抗战是中共首先倡导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共对日宣战比国民党早9年（“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全国党史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全国性抗战是中共促成的（七.七事变后）。中共在8年抗战过程中是中流砥柱，否则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指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甚至充满失败投降主义。中共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3次反共高潮）。抗战过程中，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是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消极抗战路线造成的（所谓片面抗战指不动员民众，只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战）。中共敌后战场取得巨大胜利是实行了全面抗战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战；打一场国家和民族的战争”（见2015年08月27日新华网《中国共产党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即实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还有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即在中共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和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共的敌后战场是主战场（从1940年起）。1943年敌后战场抗击着占侵华日军的58%、约35万人；伪军的90%、约73.5万人。（-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01-07。来源南方日报）。

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曲青山把中共方庞大繁杂的话语体系归纳如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对于以上中共方的话语体系。国民党一方是不认同的。国民党一方定调中共在抗战8年中的实际表现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其援引的证据材料中，说是毛泽东在八路军开拔山西前的训示。很多学者认为是毛泽东在七.七事变前后的中共政治局多次会议上对八路军作战政治军事方略的意见。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认为至今解密的中共档案材料中，没有毛泽东这个“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讲话证据（杨奎松《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兼谈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的真实性问题》-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09-12）。

笔者认为：中共在8年抗战过程中事实如此，事实胜于雄辩。早已经公开的当年毛泽东在中共党的会议上的讲话，发出的指示文件中，即使没有“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原话，但当年毛泽东若干讲话、指示中的观点，意思分明就是这样的，毛泽东给八路军设计和下达的抗战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战术是这样的，非常明确的。整个8年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这样做的。

对于中共一方的话语体系的虚伪、虚假性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许许多多学者和战争时期的当事人都有文章、著述揭露，并还原了真相。对此，不在本文中阐述与讨论。

本文下面一小段“2”，将要阐述，揭露的是国共两党的话语体系中，包括战争价值观在内的共同点或者叫交集中的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方面的虚伪、虚假的，欺骗性的内容。

2、国共两党在反日战争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交集）。

（1）两党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交集——日本侵华让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战是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是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不当亡国奴而奋起抵抗……。上面话语是国共两党或者分别附属于两党的学者在反日战争的话语体系中的共同点（交集）之核心。在国共两党发表的历史文件和近期文件中都体现出来：

中共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胡锦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3日）。

国民党方：“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蒋中正《庐山讲话》1937年7月17日）

”八年对日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保卫战”。（马英九《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2015年10月25日

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均认可的学者的话语：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抗敌自卫的战争。全民族牺牲之大，所受痛苦和屈辱之深，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国史中，唐德刚教授最重视的即为他成长年代所经历的血泪抗战史。他想写的抗战史，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史，而是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寇，从亡国灭种的边缘，终于转败为胜、浴火重生的宏观历史。（由唐德刚本人创建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为唐德刚《烽火八年》一书的内容简评）。

唐德刚生长、学成于民国，后定居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其关于8年抗战史话语和价值观是国共两党、海峡两岸都认可的。

“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大事、也是最珍贵的历史资产。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攸关中华民族存亡，数亿中国人，或死、或伤、或流离失所，备尝艰辛，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之改变，世界政局也因此而重组”。（郭岱君《重探抗战史——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郭岱君是台湾学者，具有国民党背景，蒋介石日记研究专家，该书叙事和论述的依据主要是《蒋介石日记》。

3、对国共两党极其分属于两党的学者的话语体系、价值观的虚伪虚假性的简要揭露与评判。

（1）“中华民族”是一个伪概念，是根据政治需要而杜撰的。

“民族”作为近现代政治、社会学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日本又是翻译自西方国家的文献。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但一般都认同从文化层面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指基于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风俗习惯和地域等而结合在一起之群体。不同民族之间呈现各式各样的文化异质性”。“中华”一词是从古代的华夏、中国这个概念演变来的。夏王朝当时是黄河长江流域最强大的一个王朝，族群称夏（族），其服饰华丽，又称华夏，是汉民族的渊源。国，本意是城墙。后来引申为王朝、国家。华夏族生活的地域和建立的王朝处于相对的地理中心，因此称中国。周边的族群分别称夷、狄、戎等。古代，“族”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宗族，非近现代政治学概念中的民族。1902年，梁启超把中华与民族两个互不相干的词汇合并起来，创立了中华民族这个概词汇。在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前，很少有文化名人关注、争论这个词汇，更无人从政治学概念层面来辨析它的正、误。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主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及附属的文人为政治目的，开始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用于政治斗争、政治感召、政治动员中去。当年，学者费孝通对国共两党使用中华民族这个伪概念于政治目的，实话实说：为了谋求国内的政治统一，而忽视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的存在，是一种主观臆断且不科学的做法。费孝通也清楚，宣传“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假借“民族自觉”分化中国的图谋，团结国内人民一致抗日。他认为，防止敌人的分化不是主观地消弭民族（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间的分歧，而是要健全自己的组织，使国内各文化、语言、体制团体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权利，这样大家才能在统一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切身利益，进而维护整个政治体系。（见平维彬、严庆《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山边——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贵州民族研究月刊2017第4期）。费孝通话说的文绉绉的，很委婉的，让后辈非专业学科者费解。但在当年，费孝通的意思很清楚：国民党政府用虚构的中华民族概念以图凝聚各民族、各党派、社会各阶级阶层，并让大家认可它的政治合法性。不如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由此取得政治合法性。“这样大家才能在统一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切身利益，进而维护整个政治体系”。（本文作者：所谓民族自觉、民族自决，是西方近现代关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法理依据。一战后，二战后，一些帝国统治下的、或者殖民地内的民族就是通过民族自决的政治法理而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当时日本扶植建立的满洲国，就是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显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不是从共同的文化这个方面来定义的、划分的族群，而是为了政治目的划分，定义的。实际就是把中华民国疆域内的定居居民定义为中华民族，不管文化异同，只要是国民就同属于中华民族，又叫国族。从1930年-1937年，在地理中国疆域内，就挂国民党中央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双重招牌的政府，就出现有南京、北京、广州等三个，都宣称代表中国。另外还有中共（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支部）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在江西瑞金，管辖有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等省（统称苏区、红区）。由此而论，当年哪一个政府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呢？不论是按照民族自觉、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法理，包括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内的3个中华民国和中共的苏维埃中国都是没有政治合法性的，是非法政权。不说国共两党互相不承认对方的政府的合法性，就国民党内部，南京政府的合法性也得不到其他派别的承认。民族自决就是公民一人一票“票决”，和政治民主是同义概念——在西方民主社会的语境下。因此，包括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内，既不能代表中国国民也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一国之族）。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成为国共两党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的概念工具。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开承认它是“训政”（一党专政）时期，尚未实行宪政，没有妄称自己代表中国人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于是打出中华民族这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招牌，一块政治招牌，借此超越政治是非标准，弥合党派隔阂，打出炎黄子孙同祖同宗的亲情牌软化社会各界和民众对它的怨恨，获取政治合法性。

（2）“‘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也是虚假政治宣传。

在地理中国这片疆域，至今有文字记载的3300年历史中，作为人数最多，文化历史最悠久的文明程度最高的汉族（华夏族），先后经历过4次“亡国灭种”的事件。准确说是文化灭亡（包括人口被大规模屠杀），第一次是野蛮的秦打败文明的关东6国，先秦光辉灿烂的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灭亡，中央集权皇权专制政治结构（所谓秦制）取代了相对文明的分封建藩的政治结构。言论自由也被禁止。第二次是蒙古人打败南宋，崖山之后无华夏。唐、宋在政治结构上虽然是皇权专制制度，但在同一种政治结构下，执政者的政策可以差异性很大，有暴政与仁政的分野，暴政仁政是对立的两极。民主制度下亦然（见颜智华《民主制产生的美国政府助共为虐的历史与国军败于共军的主要国际因素》）。第三次是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式野蛮血腥屠城，留发不留头，暴虐远远超越秦始皇。对汉族文化的毁灭性打击远远超过蒙古人南下。元朝对汉人的统治是粗放式的，天高皇帝远。满清的政治专制与残暴、文化专制（包括风俗习惯）类似后来的共产党了。第四次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取得江山，此项就不在此展开了。大家身临其境身感其受。

（3）国民党南京政府是非法政府，不能代表“中华民族”（此处指中国境内各民族、全体国民。下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源头是国民党广州政府，后来迁到武汉，再后宁汉两个党中央两个政府合并为一个南京政府。1928年6月蒋介石北伐攻克北京，年底张学良宣布归顺南京政府东北易帜。南京政府统一全国，但它仍然是非法政府，国民党一党军人政府。自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体制后，凡是未经法定政治民主机制产生的政府都是非法政府。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时候，还争取政治合法性，召集支持他的一些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组成非常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被嘲笑为非法国会。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政治属性上是类共产党政府，它承袭于共产革命的广州-武汉政府。广州-武汉政府是共产国际（苏俄）用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派出约200名政治军事顾问，使用武力建立的共产革命政权。政权组织结构上是党政军一体，即苏俄政权结构。国民党宣称的国民革命是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由共产国际具体策划、指挥的中国共产革命，北伐战争是共产革命战争。对此，作者在《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11万字）文章中作了较详细的阐述。蒋介石、汪精卫在1927年4月、7月先后和共产党（指包括共产国际和它的中国支部即中共在内。以下凡是使用共产党词汇的，皆指二者）闹翻，纯属“争夺革命领导权”（毛泽东语）的内斗。闹翻后，蒋介石继续完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首要的直接的关键的政治目标——用武力颠复了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不仅是颠复了北京政府根本在于颠复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的国体。国民党南京政府是盗用中华民国国号的一党专政政权，它仍然具有国民党武汉政府、广州政府的共产革命党政权的政治属性。政治上它与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国毫无共同点。在国民党内部的非蒋介石派别也不认可它的合法性，其中包括国民党高层文人大佬、大军阀、地方小军阀。南京政府实际只控制长江下游加上福建一共5个省，政令不出苏、浙、皖、赣、闽，其它各省实际是地方自治。从1930-1937年间，国民党内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等派系就先后发动了三、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倒蒋行动，其中中原大战双方各出动三、四十万人混战死伤无数。从1926年10月国民党北伐开始，到1937年前的10年，国民党制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最严重的军事战乱和全国性的政治大动乱。国计民生造成很大的灾难。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经济上掠夺民脂民膏。由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南京政府，首先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银行国有化，建立四大国有银行，搞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即纸币，禁止金、银等硬通货的流通并强制兑换）对全体国民进行经济大掠夺。通货恶性膨胀开始。使用政府权力收购、合股等手段掠夺民间资本；由政府投资建立国有大、中型实业，包括冶金、制造、化工、纺织等工业门类；还有矿山开采、交通运输等行业。把辛亥革命后形成的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政府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所谓国进民退，开创者就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所谓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1927-1937）真相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国民进行掠夺，富国强兵的10年。是国民党政府资本急剧膨胀的10年。蒋介石把攫取的财富主要用于国防建设，强兵。强兵目的是内实现“政治统一”，外抵御“日本侵略”。

不论从政府的建立过程、政治权力来源、民心向背，及其经济上对国民的掠夺等各方面看，南京国民党政府都不具有合法性。连在国民党内部都不具有代表性，何有代表中华民族之说？

二、1924-1937年间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矛盾和亡国灭种的真正的危机是什么？

1924-1937年中国各民族、全体国民亡国灭种的危机来自共产主义。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社会政治基本矛盾是各族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军事独裁政府的矛盾。是社会民主力量要求回归原中华民国政治民主国体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矛盾。上述基本矛盾和危机被国共两党和附属的文人们掩盖歪曲至今，拨乱反正是文本作者的初衷本意。

1、中国共产革命运动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最严重的危机，也是唯一的危机。

作者所谓亡国灭种的危机指的是地理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文字记载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方面和近代自西方引进的政治民主，个人自由，法制、人权等观念和制度方面等有被共产革命运动全盘颠复、消灭的危机。

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兴起定为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作为标志较为合适。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毛泽东语）。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是不叫共产党的共产党，为区分中共，作者把它叫中国共产革命党。其内部有两个大的山头（宗派），一个是老国民党员，一个是新加入进去的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老国民党员中反对孙中山投靠苏俄的人占少数，势单力薄。叫右派。多数支持孙中山投靠苏俄，在中国搞共产革命的，叫左派，左派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前就形成。左派掌握了正式改组前国民党的实权。因此它才能成功改组（关键在独裁者孙中山），国民党左派在对共产革命认同上和中共党员无异，同属于共产主义者，共产革命派。孙中山、蒋介石就是在此时期成为共产主义者（共产革命大佬）的。蒋介石在共产革命观念上比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更左，陈被中共党内批评为右倾。蒋介石在1923年被孙中山派往苏俄学习接受共产国际培训前，在孙中山举办的俄语培训班学习俄语，读过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文章，接受了共产主义。有人说蒋介石从苏俄考察（把学习培训说成考察，掩盖当时蒋介石共产党党徒的真实政治面貌）回国后，说“苏俄的制度不适合中国”。此说辞至今没有出处。真相是蒋介石在苏联时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斯大林很为难，因为共产国际章程规定一个国家只建立一个支部，中共已经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了。斯大林搞折中，同意国民党成为共产国际的观察员，参加会议，没有表决权。蒋介石参加革命前犯下杀人死罪。受上海督军陈其美的指示，去枪杀了陶成章。陶成章是浙江光复会领导人之一，与属于孙中山兴中会派系的陈其美矛盾尖锐。蒋介石还谎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历，实际上入读士官学校不到两个月，就弃学回国投奔辛亥革命，依附于上海督军陈其美。若干年后淞沪会场国民党德式装备的二、三十万主力几乎全军复灭，应该和他这个假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实际不懂军事指挥的总司令的瞎指挥有关系。蒋介石1927年4.12后和共产党（包括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闹翻，属于革命阵营内部“争夺革命领导权”（毛泽东语）的内斗。也不存在大屠杀共产党员之事。蒋介石所谓清共，即责令他军队中的中共党员自己离职走人。后汪精卫“7.15”分共，即和共产党一方分家，之前3天的7月12日中共方首先声明退出国民政府。汪精卫在其后，叫他政府和军队中有中共党籍（双重党籍）的官员要么退出中共，要么辞职走人，根本不存在杀共产党员之事。中共中共照样在武汉党部开会，布置8.1南昌起义。8月7日又开会策划搞秋收起义。

蒋介石、汪精卫和共产党一派闹翻前，中国共产革命是国民党统一策动，推进的。把它说成是中共单方干的不是政治历史真实。

1926年10月国民党北伐前，共产革命（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主要在广东、湖南南部开展，半年后随着北伐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席卷整个中国南方各省。毛泽东在他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中说：“凡农民运动起来的地方，（农会）主要攻击的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在会场里放个屁也是灵的。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作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停止了他们的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毛泽东记录的上述社会恐怖乱象，在40年后的1966年文革中的农村都未曾见到。只是在1946-1948年共中共北方根据地的土改运动，建国后南方的土改皆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农村里的恐怖场景。把农民运动说成是中共一方搞的，是不真实的。而是国民党这个共产革命党统一策动领导的。反封建是国民党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的政治纲领中的两大任务之一。农民运动的领导干部主要由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培训的，澎拜担任前5期的所长，毛泽东是第六期所长。反封建革命主要在农村，反帝运动在城市，北伐军占领武汉，九江后，收回英国租界。在南京攻击外国大使馆、侨民。

蒋介石完全认可中国共产革命理论，在对黄埔军校学生的训话中肯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革命纲领及任务。对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央党员赞许有加。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冲突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其它团体肯同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所以去年（1924年1月）当本党改组之始，虽有许多党员激烈的反对，而我们总理总是照着原定计划，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总理下了这样决心，不是随便的事，自然另有眼光和主张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摇动。”蒋介石完全拥护孙中山联苏联共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蒋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到达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即共产国际-作者注）的势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最有力量、最能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指挥。’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指挥，但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情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才好。’……事实上，苏联同志并非居在指挥的地位，不过我们以世界革命党员自居，也很愿意受革命先进国同志的指挥。这并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实在是世界革命、联合被压迫民族的战线，指挥统一是现在对帝国主义者作战最要紧的一个战斗原则。”（杨奎松：《蒋介石走向“三·二0”事件的思想变化及其性格因素之分析》-杨引自蒋介石：《主义不行，党员之耻》（1925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69—72页。）蒋介石俨然像一位共产国际党校教师，在给军校学生上党课。在讲话中。蒋介石完全以国际共产革命党人自居自傲。蒋介石上述政治观点，就是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共产革命观点。判断某人是否共产主义者，根本是看其政治意识形态。加入组织的党徒不一定具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比如目不识丁的农民。蒋介石虽然组织上未加入中共，国民党只是共产国际的观察员，但思想上则是一个地道的共产主义者，且在国共携手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共产革命（中共党史教科书中有国民革命、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3种称谓）运动中执鼻牛耳，蒋介石是老国民党员派系中的左派，左得和毛泽东不相上下。后来中共一方指责蒋是所谓新右派（指中山舰事件以后的蒋介石等人），所谓新右派，不过是在大革命阵营内部权力分配与争斗中遭到中共一派打压排挤，利益和地位可能或者已经受到损害而采取自保行动的老国民党员。新右派和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派”（老右派）有政治属性上的根本差异。

在当时的中国，包括所谓的北洋军阀在内的一切反国民党国民革命的社会阶级、阶层，他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在政治上属于反共产主义的斗争。国民党和北洋军阀的冲突，属于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冲突。要亡国灭种中华民族者是中国共产革命党即国民党。要灭亡自先秦时期创造的，经过秦灭六国、蒙古人入侵、满清入关先后3次文化毁灭劫难仍然能够留存的华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面临共产主义荼毒、灭亡的巨大危机。即使1931年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之后也是这个危机。把日本侵华渲染成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机，是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转移中国社会政治基本矛盾的政治操作、带偏政治舆论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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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智华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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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各民族、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南京政府（以下简称南京政府）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政治基本矛盾。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虽然处于幼年不成熟阶段，至1924年国民党闹共产革命运动前的十几年中发生多起军阀破坏政治民主的事件，但其大都承认民国的民主共和国体，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和公民自由权利。对外开放，外资外商在华投资受欢迎，合法权利受保护。所谓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是列宁的发明，后作为共产国际和它的中国支部在中国搞共产革命运动的社会政治理论依据。后又被国民党作为搞国民革命颠复民国北京政府的政治理论。国民党政府从广州开始，它就是集共产革命和专政为一体的政权。南京政府初期虽然中断了和苏俄的外交关系，但其政治属性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前面段落中谈到南京政府是一个类共产党政府。因此，共产主义的威胁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专政蒋介石的独裁是一个政治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体两面。

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从1924年兴起，到1928年，它打倒了合法的民国北京政府，颠复了民主共和国体只用了4年半的时间。共产党策划的这场革命没有孙中山的国民党作为载体是完全不可能的。之后，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苏区搞共产革命，军事割据，建立苏维埃国家近6年，没有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事实上的姑息，充当保护伞也是不可能的。后一个问题，作者在《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中做过简要叙述，分析。蒋介石日记研究专家郭岱君从蒋的日记中挖出来佐证。“蒋介石从1930年代前期，就开始谋划与日本交战而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手段是中央军对长征中的红军采取‘追而不歼（灭）’，逼迫红军进入贵州、四川由地方军阀控制的省份。中央军以剿共为理由进入贵州、四川，从而控制西南各省”。蒋介石并非在红军长征路上才“追而不歼”，而是在第五次围剿时候就搞“赶而不歼”了。所谓赶而不歼，就是把共产党赶出江西地盘，目的不是歼灭它。从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直接调集50万兵力，从北面、东面、西面围剿红军，主要兵力在北面。红军号称10万，真接受过训练的就2万人，是国民党军队“起义”成为红军的，起义之前就是共产党控制了的。其余都是草寇。50万正规军围剿草寇10万，竟然用了一年又一个月，而且没有歼灭，而是全数放生它从江西和广东交界区域撤退，经湖南南边进入广西东北部。撤出江西时候把一些笨重的机器都带走，井然有序安然撤走的。用中共党史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国民党军队非长驱直入，而是采用堡垒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大部头传记）作者张戎认为，蒋介石放生红军，是为了以此换回被斯大林扣押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张戎和郭岱君的说法都有道理，也是真实。作者还是坚持认为蒋介石和中共原本就是一家，他对共产党在苏区烧杀抢并无政治和社会道义上的仇恨，怒其不争只在于不归顺他蒋委员长，把中共和国民党派系中与它分庭抗礼的桂系、粤系等同，还另眼相待，中共背后有大老板苏俄，打狗看主人。蒋介石还要和苏俄重修旧好，歼灭了中共红军，也就断了和苏俄终归于好的路。

还在张学良搞西安事变的前一年的1935年9月，蒋介石就开始秘密和苏联驻华大使谈判，要和苏俄签订中苏友好合作协定，因为遭到苏俄驻华大使的冷遇，蒋介石亮出日本要和他南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反苏条约这个“底牌”。后又派特使在莫斯科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实际负责人王明进行谈判（刚从陕北到达莫斯科向王明汇报陕北红军危急处境的潘汉年也在场）。谈判结束后，蒋介石的特使还护送潘汉年到达上海、南京，并继续和潘汉年谈判。潘汉年还把大功率无线发报机和密电码从莫斯科一同带回了陕北，由此红军才恢复了中断很久的与莫斯科的联系。此事张学良一直被蒙在鼓里，才上了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的当，搞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蒋介石并非中共教科书上说的，西安事变后才停止反共、抗日。还有，苏俄给陕北共产党的巨额美金汇款，能够从天津、上海的外资银行顺利送到延安，没有蒋介石的同意能行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和蒋介石重归于好。这是共产国际老板斯大林对蜗居陕北的中共的指示，命令。蒋介石是国民党中的亲苏反日派的实权头目，不能杀蒋介石是斯大林的指示。蒋介石或死或下台，南京政府内部占多数的亲日派上台苏俄的东方军事防线就不存在了。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很可能接受日本邀约，和日本签订共同反共产主义（苏俄）同盟条约了，南京政府的类共产主义政治属性就改变了。陕北的中共红军一个晚上就会被灭掉了。

蒋介石既是中共的保护伞又是苏俄的代理人，蒋介石集共产主义危害和国民党一党专政军事独裁危害于一体。因此不管是消除共产主义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还是反专制独裁回归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政治民主国体，都必须要打倒蒋介石，颠复国民党南京政府；或者有和平的方式，蒋介石下台，反苏反中共派上台，改变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平过渡恢复民主共和国体。在经济体制上废除官僚资本主义，恢复自由资本主义。

三、中日全面战争是蒋介石事先预谋策划并首先挑起的

1、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华北地方军事政治实力派闹华北自治都是国民党北伐推翻北京政府，颠复民主共和国体的政治后果。

国民党武力推翻民国北京政府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东北、华北都有重兵驻防，守疆卫国。国民党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南京，蒋介石黄埔嫡系军队主力围绕南京驻防。华北军队大都属于地方派系；东北军主体姓张，张家军。东北易帜后实际还是一个独立王国。华北各省也是地方自治状态。1930年国民党内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大军阀派系联合倒蒋，双方势均力敌。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后驻防华北，由此东北兵力空虚，日本军队趁虚发动九.一八事变。张自知不是日军对手，不敢回东北以卵击石。于是才有之后的满洲国傀儡政府。日满时期，东北经济快速发展，山东、河北农民大量闯关东谋生。一是东北政局基本稳定，而是日本大量投资开发。

所谓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南京政府时时刻刻都面临倒台危机的偷换概念。

2、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和实现的目标是南京政府对中国全国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央由他蒋介石独裁。方法是内借助红军，外依靠苏俄。日本侵华为蒋介石提供了实现政治野心所需要的政治军事行动合理化逻辑——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主要是平息党内山头，各派系军队都归他委员长一人统领。政令从原来的不出江浙赣皖闽5省变成全国通行，服从蒋一人。

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四分五裂，各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政治原因。所谓各地方军阀，大都是国民党这个政治大杂烩中的大员、大佬、将领，为了能在赶走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张作霖后能够分一杯羹而参加革命，凑合成北伐军中的一员的。北伐胜利后，因为分赃不均，国民党这个政治大杂烩马上四分五裂，所谓中国军阀割据，政治四分五裂实际是国民党这个靠投奔苏俄搞共产革命成为政治军事暴发户的革命党内部分裂的结果。也是国民党国民革命的政治遗产。也是日本能够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华北地方政治势力闹华北自治，要建立华北自治政府的中国政治大背景。

1931年日本驻扎在东北的军队人数很少，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带领东北军主力入关，支持蒋介石一方，大战结束后东北军主力继续留在华北不走，张学良既要当东北王又要当华北王，张学良住北京城里乐不思蜀了。东北老家兵力空虚导致九.一八事变，直接的军事责任在张学良，政治责任在蒋介石。华北地方政治军事实力派（地方军政官员）闹地方自治，也有反对南京政府专制独裁的合理成分。地方分权是政治民主国家的制度设置。华北自治直接挑战蒋介石独裁的南京政府，损害的是南京政府的专制政治权力，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把主张华北自治说成是亲日汉奸卖国、分裂中国，破坏国家统一，这在近现代政治民主、公民社会里是没有道理的。国民党武力颠复了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体后，中国社会的根本政治矛盾是包括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内的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力量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专制独裁集团的矛盾。在外部，对中国社会、文化、文明、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即人权的威胁是共产主义，具体说就是共产国际和它的中国支部中共在中国搞共产革命并建立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中华民族”（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社会各阶层）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危机。而非日本侵华。中国共产革命党（国民党）在广东、湖南搞农民运动开始-后中共建立苏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直到建国后的前30年，共产主义血腥暴政已经证明了从1924年开始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威胁、危机来自共产主义这一结论的准确性，正确性。同时证实把19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被日本亡国灭种的说辞是错误的，是国共两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谎言。至今国共两党和附属的学者继续宣传这一谎言。这个谎言蒙骗了几乎整个社会大众至今。

三、共产主义威胁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生死存亡自1924年起

   ——对本文话题的政治、历史学科层面的再梳理、再归纳

孙中山卖身投靠苏俄，改组国民党为共产革命党。它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为标志，由此，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各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大威胁。

一个人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以及随价值观的改变而改变行为的现象非常普遍。认为孙中山是民主革命先驱，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在政治观念上就不会变化，个人政治道德上不会堕落，这种认识与社会普遍现象不符合。参与反清建立共和革命者，个人出发点多种多样，野心家、投机者、强盗歹徒与理想主义道德高尚者混杂其间，古今中外任何规模庞大的政治集团的组成皆如此。何况人的观念都是可能发生改变的。从人变成鬼也就一步之遥。

对于孙中山在1924年卖身投靠苏俄前在广州建立分裂割据政权的非法性问题，著名清末民初史学者袁伟时教授做过专门研究，有较系统的文论。以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为标志，把国民党改组成了共产革命党，国民革命就是在共产国际领导指挥下的中国共产革命。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和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毛泽东语），即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政治代理人”——中华民国设立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共产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共产国际（老板是苏俄）是专门从事颠复各国政府，搞共产革命的国际恐怖组织。凡是投靠、依附于它者，不分个人、组织都是与恐怖主义为伍，参与共产恐怖主义活动。如果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之前的错误可以原谅的话，则此时间开始的错误是完全不可原谅的。孙中山是共产主义能在中国打下江山的首位罪魁（就国内而言）。蒋介石是继孙中山后的第二个罪魁。认为蒋介石是反共的，这是国共两党的欺骗宣传。

国民党作为共产革命党，党内有两个山头（宗派），一个是老国民党员，一个是新加入进去的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有双重党员身份，同时拉拢原国民党员加入中共。国民党党内有党，即中共，中共在国民党内建立有秘密党组织。蒋介石虽然未加入中共，但他是老国民党宗派中坚定的左派，即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政治观点比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更左（陈独秀被中共党内指责为右倾投降主义）。所谓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搞反革命政变的真相是它的个人野心暴露而不再被共产国际信任，撤销了他的国民党中央三个主席职务。为了自保才纠集了几个国民党中央大佬在南京另立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其共产革命主张没有任何改变。纯属共产革命党内的争权夺利的内斗。共产国际或者中共党内历史上这样的内斗发生多次，血流成河。不能因为蒋介石与共产党一方内斗分裂而否定他共产主义者同时是共产革命大佬的政治身份。由毛泽东定下政治基调的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把1924-1927年七.一五事变前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叫做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领导者是中共（实际是共产国际即苏俄，直接最高领导人是共产国际派驻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国民党中央关键的有实权的部门都由中共党员或者国民党员中的左派控制。北伐军中有约200名苏军将领担任军事顾问，北伐战争实际是苏军将领担任战略和战术指挥的。所谓汪精卫搞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还屠杀共产党员也是子虚乌有。真相是1927年7月13日中共方首先宣布退出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是从广州搬迁来的，正牌的）。汪精卫在两天后的15日才宣布分共，即和共产党分家，责令有双重党员身份的官员，要么退出中共，要么去职。中共方仍然在武汉公开活动，包括召开会议，决定8月1日在南昌起义。8月7日又开会决定搞秋收暴动。汪精卫也是老国民党员中最坚定的左派，是偶然看见共产国际秘密指示中共方要搞兵变，清除国民党中不被共产党所信任的人的信件后，才动摇了他追随共产国际搞共产革命的初衷的。在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下组建起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超过中国国内任何一个军阀部队的战斗力。而反共产革命的几个军事集团之间又矛盾重重，没有统一的指挥，无法形成统一的战斗力。半年之内共产革命军就占领长江流域，半个中国。中国共产革命自1924年始，中国各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也从1924年开始，直至1948年底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大局一定，共产党统治中国荼毒中国各族人民成定局为止，真的亡国灭种了。

把历史再往后延申审视，从1924年-1948年底之前的24年中，中国各民族面临的最大的最凶恶的最残忍的最灭绝人性的敌人是共产主义和它的实践者共产革命党，其前期是整个国民党，中期（1930-1945年上半年）主体是共产党，蒋介石南京政府是纵容者和保护伞。后期（1945年下半年-1948年底）共产党继续是主体，蒋介石发动反共战争的目的根本还在于维护他的独裁专制统治而非为拯救全国民众免遭受共产主义荼毒。由此，他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1948年底国民党三大主力军事集团被共产党歼灭为止，在3年半中，他的几乎所有的政治策略运作和军事战略战术的制定指挥都是错误的。失败根本在军事，而军事失败在政治。共产党方说是蒋介石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反人民。蒋介石反民主是确实的，但并非失败的短期原因。真相是日本投降后他根本就没有要消灭中共和中共军队的政治意图和军事方案。说蒋介石在和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给国民党各i战区下达了剿共密令，至今未见真凭实据，包括台湾国民党档案解密和中共方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有人说蒋介石这个命令是张治中向西北战区司令胡宗南（口头）密示的。为何其它战区没有接到这个密示呢？胡宗南军驻防地区并非国共军事战事的紧要和前线地区。真相是重庆谈判期间和之后，蒋介石拒绝了国民党内的坚决反共派建议他一举消灭共产党和军队的建议，并给与批评斥责。

而驻地在绥远省包头的傅作义就中共军队的进攻至毛泽东的电报，佐证了蒋介石没有下达剿共密电。“（1945年）10月24日，第十二战区司令官傅作义发表了致毛泽东电：傅称，共军10万之众，与当月16日集中于晋北、绥东，并于17日向高阳等地进攻。傅表示，余敢负责声明，余绝对未奉到蒋委员长攻击对方军队之命令。一俟此次战事告一段落，余决辞去所有军职及绥远主席职务，以明此心。尔后贵方军队如再进攻，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时，发生战事，则内战全部责任应由贵方担负，尚望先生慎以自处。”（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傅作义所称受到“贵军”攻击，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回延安后所部署的阻拦国军进入沦陷区受降的三大战役之一。毛泽东所部署的三大战役自东向西，在津浦路、平汉路、平绥路分别武力阻击国军北上或者东进。“10月15日，刘少奇致电各中央局，我为争取我党我军的应有地位，……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因此，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沿线，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可见，中共发动战役是预谋的，傅作义所称“绝对未奉到蒋委员长攻击对方军队之命令”是真实的。蒋介石自1937年开始重蹈1920年代国民党联苏容共政治覆辙，所造成的国民党内部政治方向混乱，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间的矛盾的性质是非不清，敌友关系模糊。这从傅作义遭遇共军攻击后的言行表现暴露无遗。傅作义先是命令所部退避三舍，共军仍得寸进尺进攻司令部所在的包头，才被迫自卫。在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军队一直不断攻击国军，挤压、蚕食国军防区。战后，蒋介石继续姑息中共对国军的攻击。对此国军内部将领早就憋了一股怨气。时任国民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对此深有同感。他对傅作义以给毛泽东发电报的方式，敢于公开斥责毛泽东挑起战事，大加赞誉”。徐在日记中写道：“足见宜生（傅作义字宜生）有识有为，数年来尽（竟）无人敢明白宣布共党不是，此电发布于世，多数人心大块。”（见颜智华《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所引。文章较详细叙述了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对中共方的军事威胁和挑战仍然持姑息宽容态度）。

现今的所谓（1945-1949）国共内战历史的教科书应该重新编写。仅“内战”一说就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虚假的政治历史概念里面派生出来的。应该实事求是把1930-1948年间的社会基本矛盾——兼共产主义威胁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与包括反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个阶层的矛盾作为主线，编写新教材。

四、蒋介石策划挑起中日全面战争。

1、日本要灭亡中国的说辞至今没有出处。在地理中国区域，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以大欺小，大国兼并小国，属于兄弟阋墙，同室操戈，操戈双方没有文化上的大的差异，亡国不亡文化。最后剩下七雄，秦与关东六国在文化上差异甚大，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秦打败关东六国，六国不但亡国，文化也灭亡了，可谓亡国灭种。蒙古灭南宋，满清灭明，被灭方都属于亡国灭种。中日开战前还是开战后的日方政府档案，在战后都开放的，至今没有发现日本政府有要灭亡中国计划的记载。“蒋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明明是个偶然的意外，东京已发布《临命第400号》宣布‘不扩大事态，蒋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却为何仍命中央军四个师北上？因为中央军进入华北，日本也增兵华北，紧张情势顿时升高。多年来，无法合理解释蒋的决策，直到他的日记公开，原来他是趁此机会‘打破《何梅协定》也’”。所谓打破《何梅协定》，就是要撕毁南京政府派驻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协定。

“透过他（蒋介石）的日记，我们进一步了解，早在1935年6月《何梅协定》要求中央军与国民党退出河北时，蒋介石就决心不再隐忍，要与日本一战，因为「党部取消，中央军队撤退，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此后最多不过制造华北伪政权而已……呜呼，寇乱至此，国既不国，人亦非人，不再决战，复待何时？应毅然决断，不容徘徊犹豫于其间也”。（郭岱君《重探抗战史》前言》）。

2、中日全面战争是蒋介石策划并主动挑起的。

日本无对中国大规模用兵的规划。（郭岱君）：“我们发现，日本当年侵占东北之后，还想控制中国资源，但并没有在中国大规模用兵的规划。日本陆军主要假想敌是北方的苏联；海军则是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在日本看来，中国太弱，不足以用兵，只要利用中国地方割据的现实，分而治之就行了。东京参谋本部很清楚，「、‘不能对支那出手，使大局支离破碎……陷帝国于两端之动荡’。反而是蒋介石的大战略，一步一步把日军诱入局中”。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是偶然，日本政府并不想以此扩大成中日全面战争。郭岱君认为是蒋介石调中央军北上在先，引发日本增兵平津。中日平津开打，也不构成中日全面战争，从地域和规模上看。全面战争的开打的标志是淞沪战役，又叫淞沪会战。郭岱君也认为“八一三淞沪战役才正式揭开真正的大战”。大战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挑起的。会战开始的标志是八.一三事件，1937年8月13日，受蒋介石命令秘密开进上海城区的中国军队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是淞沪会战开打的标志。当日晚上，蒋介石正式下达攻击日本上海驻军的命令。14日凌晨开始，中国军队对日军上海司令部和其它据点进行攻击，经过一周时间久攻不下。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方不断增兵，发展成中方实际参战军队60馀万，日方20馀万。打了3个月，中方惨败，溃不成军，死伤近半，蒋介石花重金训练的德械师也是主力几乎丧失殆尽。一个月后的12月13日日军轻松攻占了南京。

国共两党历史教科书都编织了一套谎言，掩盖真相，把丧事当成喜事吹嘘，说淞沪会战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真相是：当时日本没有要在上海和整个华东打仗的计划。蒋介石主动要和日本在上海打仗，是出于政治算计。认为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华投资集中地区，在此打仗，外资外企受损，英美等国政府会出面站在中国一方，制止日本一方。从军事角度，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无险可守，在日军强大的炮火下中方军队完全处于劣势，败局是迟早的事情。在日军尚未完成对中方军队的合围前，本可以有序撤退，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命令死守，赌英美等国会出手救援，丧失了有序撤退时机才伤亡近半，精锐主力几乎尽失。不论从政治上或者军事战略、战术上，蒋介石都是极端错误的。蒋介石把日军引来上海开战，三、四个月就丧失了中国经济（未完，接下面第三页）

颜智华本人

（接上面第二页，本页是第三页）

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税收最多的地区。南京沦陷不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严重挫败了军、民士气。淞沪战役惨败和南京发生大屠杀，责任全在蒋介石。南京城东南西三面都是日军，城北是长江，唐生智任守城总司令，据他估计实际防守军队只有8万，南京城肯定守不住，城北长江横亘退无退路。日军破城前唐生智丢弃军队先逃跑，日军破城后才叫撤退，官兵溃逃至城北长江码头无渡船，坐等日军射杀。战前不动员老百姓撤离。蒋介石视人命如草芥是由他的本性使然。加入共产革命前就犯下命案，从指挥黄埔学生军东征开始，后所有战役都有督战队后面督战，后退者射杀勿论。蒋介石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矩守住济南城，韩复矩弃城撤退被蒋介石判死刑，韩复矩不服，申辩说：为何弃守南京者不被追责？意指蒋介石丢失南京为何不被追责。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独裁者并座稳，就是用无数官兵的尸体铺路上位的。郭岱君为蒋介石引日军来长江三角洲打仗并遭到惨败寻找的合理性理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领导者在1936年10月就确定了抗战大战略的持久战、消耗战、诱敌深入的原则与施行办法”。“武汉沦陷前的各个战役（淞沪、南京、徐州、武汉，还有北方的南口、太原），中国军队每一仗都打得辛苦、打的惨烈。过去一般把这些战役视为各个不相干的战斗，其实它们是一个整体，其战略目标就是阻止日军过黄河由北往南打，诱日军到华东、沿长江从东向西仰攻，最后目的则是‘诱日军深入’，战而不屈，拖死日本”。郭岱君原本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官员，从事抗战史研究是从她研究蒋介石日记开始的。蒋介石日记开放是2006年。在她从事研究前很久很久，为蒋介石的政治、军事战略错误辩护的上述说辞就有了，并非郭岱君的研究发现。郭岱君的研究发现也是前后矛盾的，既然日本“没有在中国大规模用兵的规划”。“在日本看来，中国太弱，不足以用兵，只要利用中国地方割据的现实，分而治之就行了”。既然如此，如果不是蒋介石“设局”，日本军队何来“过黄河由北往南打”，三个月灭亡中国？郭岱君对蒋介石“诱日军深入，战而不屈，拖死日本”的持久战肯定有加。蒋介石拖垮的是日本还是中国军民？据马英九的讲话中的数据。“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官兵伤亡322万人（不包括因病死亡40多万人），远超过日军”。以武汉会战为例，“国军伤亡40万，日军伤亡10万，日军惨胜”。

“（八年抗战）平民伤亡900多万，其中死亡400多万”（见抗日战争纪念网-资料来源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难民人数：“综合各项统计数据，海内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绝大多数同意，战时难民数量超过5000万人。换句话说，当时8个人中，就有1个成了难民”（资料来源同上）。

另有中共根据地八年抗战被敌屠杀及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被敌俘捕2,760,200，鳏寡孤独及肢体残疾者2,963,582，

财产损失：目前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该书所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失情况是:中国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 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袁成毅《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五、八年反日战争是蒋介石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浩劫。

1、前面段落已经用史实说明了中日全面战争开打是蒋介石事前策划并刻意挑起的，目的是实现南京中央政府对全国各省的集权，在南京政府内部实现他个人独裁。还在七.七事变前1年即1936年6月开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粤系陈济棠就发动了名为“北上抗日”实则倒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称“两广事变”。事件的起因是：从1931年5月国民党高层内反蒋派在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南京党部、政府分庭抗礼。之后反蒋派虽然取消了这个广州中央党部和政府，但又成立了“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胡汉民为主席，宣布管辖两广、云南、贵州、福建等5省，但实际管辖的就两广地区。直到1936年7月的5年间，两广都处于半独立状态，实际是粤、桂军阀割据。改变这一状态的是1936年5月，“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核心人物胡汉民死亡，蒋介石决定把两广的党军政大权收回中央。对蒋介石的进逼，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自保采取以攻为守。从6月1日开始以北上抗日救国为名，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将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接着进军湖南。以图在政治和军事上先发制人，取得主动，守住自己的政治军事既得利益。但粤、桂军阀毕竟实力相差甚远，在蒋介石采取政治的军事的手段打击下溃败，被迫向蒋介石屈服。陈济棠逃亡香港，广东军政权力被南京中央政府接管。蒋介石和桂系达成妥协，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服从南京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蒋介石）一方放弃军事进攻广西，保留李宗仁、白崇禧的军政职务和在广西的地盘；并接受李宗仁一方提出的“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合作”抗日主张。还在这两广事变前，陈济棠、李宗仁就分别与苏俄、日本交往密切。接受苏俄援助。李宗仁还从日本购买枪支，聘请日本军事教官训练军队。在事变前，中共就和陈济棠、李宗仁密商、策划反蒋抗日计划。两广事变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推动中日矛盾激化，煽动社会反日情绪，促成中日尽早开战的政治阴谋之组成部分。还在1934年10月，陈剂棠和李宗仁、白崇禧就救过中共红军的命，陈济棠给红军留出赣粤边界一条逃生路，让红军安然从赣、粤交界处进入湖南南部。红军从湖南南部进入广西东北后，李宗仁、白崇禧把封锁湘江渡口的桂军撤走让红军过江西去。这都打乱了蒋介石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广西境内，让红军与粤系、桂系互相厮杀，他坐收渔利的计划。不论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地方军阀，喊抗日、搞抗战的目的都是为自己。

2、国民党高层中的反战主和派——“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反对和日本开战，主张和平救国的派别，里面有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和社会贤达。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主张和平救国。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于是胡适就取名“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的不满。低调俱乐部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反共、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参见百度百科“低调俱乐部”条目）低调俱乐部是国民党体制内和社会贤达中求真求实，高瞻远瞩的人。与低调俱乐部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国民党军政要人“孔祥熙、王世杰、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阎锡山、何应钦、程潜等（8人姓名见胡春惠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汪精卫自孙中山死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政一把手，资历、学识、人品都是蒋介石不可比的，清高、书生意气。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不屑。一直是国民党内各路倒蒋派别的政治盟主。此时为行政院长，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对蒋介石主导的焦土抗战持相佐政见，主张和日本停战，讲和。史界谓之“和平运动。”汪精卫也曾是低调俱乐部的政治核心。

汪精卫主张停战和谈。1937年10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至此,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已沦为日占区,山西、山东两省万分危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日本以为,中国政府会因军事上的失利而丧失抵抗信心和作战意志,急欲以最小的军事损失获取最大的政治成果,故抓住这一时机,希望停战，和中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于是请德国政府出面调停。”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在东亚的盟友。在1930年代，中德两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军事、贸易合作关系。“1932-1937年,德国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达3.1亿美元。德国军事顾问为中国培养训练了大批高级指挥官,参与了蒋介石许多重大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军事行动。”为中国装备了约30个德械师，使蒋介石中央军装备现代化。“对此,日本人称自己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德日战争’。”德国政府对日本侵华表示反对，希望中日尽早结束战事，实现和平。“德国政府指派驻华大使托德曼执行调停任务,劝说中国政府同日本直接谈判。“本着中立原则,德国一方面力劝中国“不要不加考虑地拒绝日本还算过得去的和平努力。另一方面又告诫日方：和谈条件要适度 ,“如果蒋介石拒绝缔结和约,则将对日本极为不利。”德国希望中日息战，一是希望日本履行德日《反共产国际协议》，共同对抗苏俄和英国。二是德国和中国之间经贸合作对德国非常重要，一些战略物资需要从中国输入。三是拉拢中国国民党政府，不要投靠苏俄，将其拉入《反共产国际协议》国家，以免中国沦丧于共产主义。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也曾多次指出:“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

蒋介石也知道德国政府上述担心,在中德关系上有意打苏联牌。南京失守后 ,曾多次向德表示,如果日本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被迫倒向苏联。德国感到情况危急,马上指示托德曼：“着重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与俄作任何进一步的亲善,否则,德将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托德曼在会见中国副外长陈介时 ,直接了当地要中国政府“不能过于相信苏联的帮助” ,甚至指责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它使中日间达成协议更困难了。”（参见何兰《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及其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02期）（以上资料在作者《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中引用过）。

德国驻华外交官不知道蒋介石原本是在苏俄在中国策动的共产革命运动中起家发家的历史，不了解蒋介石亲苏反日的坚定政治立场。对蒋介石以诚相待，苦口相劝。

开弓没有回头箭，蒋介石在主动挑起中日全面战争前已经想好了的，战争开打后，如果和日本讲和停战，无异于自打耳光，食言之前陈词激，，歇斯底里的反日抗战政治宣传。不仅以战集权、通过战争达到个人独裁的盘算落空，党内的反蒋派会以此逼迫自己下台。唯有继续“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1937年7月17日）。

3、蒋介石拼全民族的性命，搞焦土抗战。具体做法就是搞花园口黄河决堤，以水为兵阻挡日军沿陇海路西进，淹沒豫、皖、蘇三省44個縣市。54萬平方千米土地成爲沼澤，89萬人溺死，造成1000多萬百姓流離失所.大水過後，這片土地變爲荒涼貧瘠的黃泛區，黄河改道，连年发生严重的旱灾、水灾。对此，国民党诬赖是日本炸堤坝，直到台湾国民党档案解密真相大白。还有如长沙烧城，1938年11月初，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蒋介石密令火烧长沙城。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大火熄灭，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3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一面拨款收容救济灾民，并把执纵火命令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枪决。

焦土抗战本意是要用“中华民族”4亿5千万人的血肉筑成保卫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中华民族的统治权。

汪精卫对搞焦土抗战一开始就持批判态度：“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参见百度百科“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条目）

六、蒋介石让中共咸鱼翻身与八年反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后续劫难。

蒋介石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浩劫即8年反日战争，在美国对日本的强大攻势下胜利了，争论打败日本的主要功劳是美国或者中国对中国平民没有意义。但可以肯定，胜利只是国民党党政军官僚阶级，特别是高层官僚集团的胜利；是共产党全党的胜利，毛泽东的胜利，苏俄斯大林的胜利。

中共红军在8年中，能从逃亡在中国最贫穷的陕甘宁边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1万流寇咸鱼翻身，发展壮大成为100万正规军，占有中国北方半壁河山的（所谓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政权，全在蒋介石这把国民党高层内最大的红色保护伞。作者在《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中已经简要阐述清楚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阅。即使在日本投降后的一年时间里，蒋介石也根本没有要消灭中共的意思，蒋要中共作为一个党派派大员来他的政府做官，还把热河、察哈尔、绥远3省划归中共一党管辖（陕甘宁特别行政区仍然归属中共地盘）中共方保留一、二十个师的兵力。还在华北华中的几个省市安排中共大员担任副省长副市长。毛泽东志在当皇帝，何况他今非昔比，手中有百万正规军，当然不会接受蒋介石招安。要赌一把。他背后还有苏俄斯大林这个共产国际大老板支援。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政治上的支持帮助。毛泽东3年多就打败蒋介石，决定了中共方的胜局的简要过程和原因，作者也在《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一文中简要阐述了。本文此段落只谈蒋介石8年发日战争给中国国民造成的后续劫难，即中共取得江山后制造的亘古未有的人道劫难。

1、从1946年中共在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开始，建国后在南方搞运动（其中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依次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粮食（包括棉花，食用油料等）统购统销运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包括农业合作社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城镇个体手工业者也强制实行手工业合作社制度、城市里对私营工业、商业公司强制搞公私合营即共产党政府逐步没收私人资本的模式）；1955-1960年审干肃反运动；1957-1958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1961年反右倾运动（农村人民公社里搞反粮食瞒产运动）；城市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叫四清运动）；文革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华国锋政变后的批判四人帮（实际是整包括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运动）。期间还有政治化的搞经济发展的运动（大跃进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学大庆运动、三线建设运动等）。不计算北方根据地土改运动直接整死间接死亡的人数，仅中共建国到1978年的近30年间，被杀人、斗死、劳改死、饿死的以及其它受迫害死亡的人数，就在1亿4千万-1亿9千万左右。30年间不是大饥荒就是小饥荒，城里的机关干部都吃不饱，农民都是糠菜半年粮。共产党剥夺了人身基本权利和自由。共产党能取得江山，除孙中山外，蒋介石是最大的责任者。

七、结尾。

归纳评价所谓8年抗战，臧否是是非非，作为社会平民阶层和良知者，应该摒弃国共两党灌输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代人的政治历史谎言和政治历史价值观。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党，也非“中华民族”的代表。不说共产党了。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后它的政治属性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革命党。至1928年下半年推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颠覆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体为止，这一场革命就是共产革命，其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反帝反封建，其中根本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北京政府。农村的农民运动、城市的工人运动，中共的相关教科书和政治宣传读物中都说成是中共领导的，准确说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共这个政治谎言，客观上为国民党脱罪了，把误导几代读者，以为国民党是反共党，蒋介石是反共分子。

国共两党对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的污名化，定性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列宁的发明，是共产国际和它的支部中共在中国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社会政治理论基础。

回顾、分析、归纳1924-1937年间的政治历史现象，论是非，断对错，必须首先正确判断当年的社会政治基本矛盾是什么？“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险是什么？本文就上述问题做了初步的简要的分析。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颜智华本人

左：孙中山。右：鲍罗廷（苏俄驻广州总领事、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孙中山聘任的国民党政治顾问，孙中山死后实际是国民党的总指挥。苏联另外还派有200名军事顾问，国民党军队师i以上都有苏军将军做顾问。北伐战争实际是苏联军事顾问指挥的。

颜智华本人

争论所谓“抗日战争”谁真抗日，谁假抗日“都是被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编造的虚假政治历史教科书误导、欺骗了。必须还原政治历史真相——当年中国人民面临的亡国灭种的最大的威胁（敌人）是共产党（包括苏共和它的中国支部中共）在中国发动的共产革命。中国共产革命真正爆发是1924年卖身投靠苏共的国民党发动的。后来，国民党中的蒋介石派系在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仍然是一个类共产党政府，它的独裁者蒋介石在1924年国民党发动的中国共产革命中是大佬，靠共产革命发家了。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中共的最大的一个保护伞（在国内而言）。对外，南京政府继续亲苏‘反日。即亲共产党苏联，反”反对共产党苏联的“日本。内政方面。南京政府颠覆之前的中国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搞国家（南京政府）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搞银行国家（政府）化，还又南京政府垄断主要的工业部门，还有交通运输、矿山开采等。搞国进民退。特别是通过货币改革掠夺人民财富。南京政府不仅是一党专政的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政府；还是掠夺人民财产的强盗。因此当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矛盾。南京政府集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亡国灭种威胁和一党专政独裁于一体。因此当年中国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打倒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为了转移这个社会政治矛盾，于是，制造了所谓的日本侵华要亡国中国的虚假政治宣传。并动用手中掌握的国家的资源，策划、发动对日战争，把4亿中国人民引进一场浩劫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