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五年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一卷

本卷選載馬克思和恩格斯1843-1859年的著作以及後來他們為一些著作寫的序言和導言。

    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在歐洲主要國家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已經暴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在歐洲最發達的國家開始尖銳。歐洲許多國家還面臨反對封建反動勢力和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1848-1849年歐洲大陸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雖然遭到了失敗，但動搖了舊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工人階級作為獨立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為反對資本壓迫和封建專制，為爭取自身的徹底解放開始積極鬥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活動和革命實踐活動是同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在19世紀40年代上半期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並開始作為自覺的共產主義者進行活動。他們在批判地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新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並把自己的革命理論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1847年他們參與創建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同工人運動中的各種錯誤思潮進行鬥爭。他們親自參加了1848-1849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失敗後系統地總結這次革命的經驗教訓，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論。50年代後半期，馬克思制定了剩余價值理論。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這兩大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科學社會主義為工人階級提供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

    本卷的首篇著作是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在1843年3 月到9月期間，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法哲學進行了批判，這對他向唯物主義的轉變起了重要作用。後來他自己說過，他的這一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見本選集第2卷第32頁）。

    在《導言》中，馬克思力求指出人類從各種形式的壓迫下獲得徹底解放的途徑並論證共產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無產階級是能實現這種革命變革的社會力量，無產階級把自己從壓迫下解放出來，也就必然推翻剝削制度的一切基礎，從而解放人類。這樣他就第一次表述了無產階級作為舊制度的破壞者和新制度的創造者的歷史使命的思想。

    《導言》闡述了先進理論的革命性作用。馬克思寫道：“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見本卷第9頁）；“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見本卷第15頁）這篇文章標志著馬克思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著作《英國狀況。十八世紀》，是1842年11月至1844 年8月他在英國期間考察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寫的。他在這篇文章中概述了18世紀工業革命的過程，強調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機器的發明和應用對生產的發展、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他指出，“使用機械輔助手段，特別是應用科學原理，是進步的動力”（見本卷第32頁），英國工業的這一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系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見本卷第35頁）。

    恩格斯指出，工業革命使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階級關系的主要方面也發生了根本變革，以往存在的階級和階層解體了，作為它們生存基礎的條件和關系破壞了，於是就產生了嶄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篇文章不僅提出生產資料是進步的動力，而且還包含不同階級和政黨的利益沖突和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的思想。

    馬克思從1844年起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閱讀了許多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他批判地研究德國哲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最初成果。在本卷選錄的《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這一節中，馬克思把德國哲學廣為使用的異化概念用來分析社會關系，把它同私有制的統治和由私有制的統治所產生的社會制度聯系起來，由此提出了異化勞動的概念。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包含四個基本特征，首先是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工人生產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化的存在物同勞動相對立。其次，工人同自己的生產活動相異化。工人的勞動不屬於他自己，而屬於別人；工人在勞動中不屬於他自己，而屬於別人。再次，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作為人的類本質的勞動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但在私有制條件下成為僅僅維持他個人生存的手段。最後，人同人相異化。

    馬克思指出，私有財產是一切異化、首先是勞動異化的基礎和原因，又是勞動異化的結果，他得出結論說，只有揚棄私有財產才能結束異化勞動，克服異化才會消除產生私有財產的條件，並由此更加深刻地論證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別以為這里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後果罷了。”（見本卷第51頁）異化勞動的觀點是馬克思關於資本占有他人的雇傭勞動理論的最初表達形式。在馬克思創立剩余價值理論以後，他已很少使用異化勞動這一概念。

    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從1844年8月底在巴黎會面以後，由於觀點完全一致，結成了親密的友誼。1845年秋-1846年5月他們在布魯塞爾為了制定新的世界觀，共同撰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還寫了被恩格斯稱之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中心思想是革命實踐在社會生活中起決定作用。馬克思指出了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以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忽視實踐作用的缺點，說明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標準。世界是否可知，人們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只能由實踐來證明。他還指出，人的革命實踐既改變其周圍環境，也改變人自身。馬克思批判了費爾巴哈對人的本質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提綱》的最後一條即第十一條揭示了新舊世界觀的根本區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使命：“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見本卷第57頁）。

    在本卷節選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第一章《費爾巴哈》中，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第一次得到了比較系統的闡述。

    馬克思和恩格斯闡明了物質生產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必須生存，為此人們首先需要衣、食、住和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東西，即物質生活本身的生產。物質生產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他們第一次揭示了生產力和交往形式（即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指出生產力決定交往形式。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同現存的交往形式發生矛盾。這個矛盾通過社會革命來解決。已經變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被一種新的、與更發達的生產力相適應的交往形式所取代。這種新的交往形式一旦不再適合發展著的生產力而成為桎梏，就又通過革命被另一種更進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引起歷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更替。這種矛盾是一切歷史沖突的根源，它表現為各階級之間的沖突，表現為思想鬥爭、政治鬥爭等等。

    作者還考察了政治上層建築的領域，特別是國家和法對所有制的依賴關系，揭露了國家的階級實質，提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資產階級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他們還闡述了社會意識對物質生產過程的依賴關系，指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見本卷第73頁）。同時還揭示了社會意識的階級性，指出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他們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得出了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結論。他們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要廢除私有制、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和階級本身。為此無產階級必須首先奪取政權。本章還概述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私有制將消滅；社會的階級劃分和階級統治將消失；隨著階級和分工的消滅，城鄉對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將消滅；勞動將變成自由人的真正的自主活動；個人的才能將得到全面發展。

    《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針對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而寫的。蒲魯東的觀點反映了小生產者的要求。他不主張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而是主張取消大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而保留小私有制。他企圖在保留資本主義基礎的條件下來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病，並反對通過革命的方式推翻資本主義。他的觀點在當時歐洲一些國家有較大影響，客觀上成為新世界觀傳播的障礙。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也是為了幫助無產階級在思想上同小資產階級劃清界限。

    在本卷節選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這一章中，馬克思揭露了蒲魯東方法論的根本缺點，批評他研究社會現象時所采取的形而上學態度，批判他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杜撰抽象範疇、濫用黑格爾辯證法的錯誤做法，指出觀念、科學抽象、邏輯範疇不應當是思想的隨心所欲的產物，而應當是現實過程的反映。馬克思闡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指出生產力的內容不僅包括生產資料，而且還包括勞動者本身，同時說明“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見本卷第194頁）。馬克思批評蒲魯東否定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的必要性的錯誤觀點，論述了罷工鬥爭和建立工人同盟的作用，指出這是促進工人團結、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使他們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的手段。馬克思提出了關於政治鬥爭在工人階級解放事業中起決定作用的原理。他寫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鬥爭的“最高表現就是全面革命”（見本卷第194頁）。

    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與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卡爾·海因岑進行了論戰。海因岑經常用大喊大叫的空談來代替真正的革命宣傳，他號召德國人立即舉行起義，懲治他認為是萬惡之源的君主等等，同時攻擊德國共產主義者。恩格斯在《德意志-布爾塞爾報》上發表了兩篇題為《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的文章，指出海因岑的鼓動活動非常有害，只能敗壞民主運動的聲譽，駁斥了海因岑關於共產主義者使民主陣營發生分裂的胡言亂語，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對待民主運動的策略，強調共產主義的最近目標是爭取民主，並在爭取民主鬥爭中同民主主義者共同行動。他指出：“在所有的文明國家，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都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又是實行一切共產主義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義還未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鬥，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見本卷第205頁）。

    恩格斯駁斥海因岑認為共產主義是從抽象的原則出發的錯誤觀點，指出共產主義是隨著生活本身的要求而產生的，它不是教義，而是社會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作為理論，是無產階級立場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

    本卷收入的馬克思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召開的公眾大會上所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揭穿了資產階級關於自由貿易的欺人之談，指出資產階級所謂的自由是虛假的，是用來欺騙群眾的工具，貿易自由不外是資本發展的自由。他譴責了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駁斥了所謂自由貿易引起的國際分工有利於殖民地國家的謬論，說明殖民地統治是由資產階級的剝削欲望造成的，這種欲望既引起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又造成一國犧牲別國而致富的貪心。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和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是他們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性文件。1847年1 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正義者同盟領導人的要求，加入了同盟，並協助正義者同盟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同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決定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並通過了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綱領草案《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同年10月底-11月恩格斯在《信條》的基礎上寫成綱領的新草案《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同盟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又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供發表的綱領，這就是《共產黨宣言》。

    《共產主義原理》用問答式形式指出共產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說明了無產階級的產生過程、工人階級運動興起和發展的歷史前提，提出了工人階級運動的目的；闡明了共產主義者的主要要求是廢除私有制以及廢除私有制的途徑；根據對資本主義大工業內在矛盾的分析，論證了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代替的必然性；說明了共產主義同其他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的區別和共產主義者對待其他政黨的態度；還預言了未來社會的主要特征。

    《共產黨宣言》是在《原理》的基礎上寫成的，它吸收了《原理》的基本內容，拋棄了它的問答形式。《宣言》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融為一體，言簡意賅地闡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新世界觀的原理，以唯物史觀說明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揭示了物質生產在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闡述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互相作用和階級鬥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宣言》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指出自原始公社制度解體以來，以往的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它著重分析了資產階級產生、發展的過程，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100 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大大超過了以往整個人類社會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並說明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本身的作用在客觀上為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準備了條件。

    《宣言》分析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論證了無產階級充當資產階級掘墓人的歷史使命，指出只有無產階級領導受壓迫的勞苦群眾才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新的社會，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和最重要條件，同時比較明確地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指出：無產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　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見本卷第294頁）。

    《宣言》奠定了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的基礎。它強調指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改造社會的必要條件。它說明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產黨人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宣言》規定了黨的綱領和任務，提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見本卷第285 頁），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見本卷第293頁）。《宣言》還指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未來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見本卷第294頁）。

    《宣言》剖析了當時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流派，揭露了它們的理論錯誤和階級實質，從而劃清了科學的社會主義與所有這些流派之間的界限。

    《宣言》闡明了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以及基本策略思想：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共產黨人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並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宣言》莊嚴聲明：“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見本卷第307 頁）《宣言》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號召。

    本卷還收入了後來不同時期寫的《宣言》的七篇序言。在這些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盡管後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宣言》所闡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他們強調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本卷收入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是馬克思40年代後半期繼《哲學的貧困》以後第二部篇幅較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在這里，馬克思揭示了以剝削雇傭工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的實質，說明這些關系的對抗性質以及勞動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的根本對立。馬克思在考察這種剝削的機制時指出，通過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交換，資本家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工人通過這種創造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見本卷第347頁）。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非常接近於完成“勞動力”商品這一重要發現。

    恩格斯1891年為這本著作寫的《導言》不僅證明資本主義為新的社會制度代替的必然性，而且簡略地說明了這個新制度的特征。他寫道，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一步發展一切社會成員的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見本卷第330頁）。

    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篇幅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法國和德國1848-1849年革命和總結這次革命的經驗的著作。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思第一次用唯物史觀來研究法國的整個一段歷史時期，卓越地分析了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原因、性質和進程，階級力量的對比，各個階級的作用以及導致革命失敗的因素，進一步闡述並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原理。馬克思指出導致革命爆發的原因歸根到底是經濟。他確定了經濟危機和政治動蕩之間的內在聯系，說明當時上層建築的現象（首先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麽樣的形式影響歷史過程。他指出革命加速社會的發展，使人民群眾積極行動起來，直接參加政治鬥爭，提高了他們的階級意識。他形象地把革命稱為“歷史的火車頭”。

    馬克思根據革命的經驗，首先是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的經驗，指出法國資產階級最終變成了反革命勢力，而工人階級成了歷史進步的主要力量。可是法國無產階級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只是通過被資產階級鎮壓的起義，才看清了自己的真正作用。馬克思說這次起義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見本卷第398頁）。馬克思還解決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軍問題，指出像法國這樣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無產階級只有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樣，馬克思就提出了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最重要前提的思想。

    馬克思進一步發展了《共產黨宣言》中關於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並使自己變為統治階級的思想，還第一次使用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術語。他寫道，革命的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見本卷第462頁）。革命的進程表明，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就不可能鎮壓剝削階級的頑固反抗，就不可能建立新社會，從而也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和鞏固勝利。

    《法蘭西階級鬥爭》科學地表述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在社會的經濟改造中的任務：“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支配，也就是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見本卷第409 頁）這一提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如後來恩格斯所說，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個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形形色色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等等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的以及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見本選集第4卷第509頁）。

    《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這篇總結德國革命經驗的文獻，是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3月24日以前寫的。當時他們還寄希望於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到來。《告同盟書》包含了根據革命經驗對共產主義者同盟進行改組的具體計劃，是同盟改組的理論基礎。

    他們預計即將到來的新的革命的結果很可能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掌握政權，因此在《告同盟書》中闡述了無產階級政黨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策略。他們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在某些場合可以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乃至資產階級自由派結成暫時的聯盟，但必須在組織上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劃清界限，必須保持自己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獨立性。《告同盟書》闡述了不斷革命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取得某些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後，就希望盡快結束革命，根本不願為革命無產者的利益而變革整個社會，相反地，無產階級關心的是革命過程的不斷發展和深入。他們寫道：“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　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只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見本卷第368頁）

    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觀來研究德國1848-1849年革命的著作。恩格斯科學地分析了革命的前提和性質、階級力量的對比、各個階級的作用、革命失敗的原因。

    恩格斯指出，革命爆發和失敗的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和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見本卷第483頁）。他表述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規律性。他寫道，不同階級的聯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說向來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條件，卻不能持久，在戰勝共同的敵人之後，戰勝者之間的階級對抗就會尖銳化。“正是舊的覆雜的社會機體中階級對抗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推動力；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的迅速成長，一個接替一個掌握政權，使一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震動時期5 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100年還走不完的途程”（見本卷第512頁）。這樣他就發揮了馬克思關於革命是“歷史火車頭”的思想。

    恩格斯以豐富的材料分析了各個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自由資產階級在三月革命勝利後取得了政權，但它害怕人民，最終背叛了革命，與封建君主和貴族結成聯盟。資產階級的背叛使封建反革命勢力覆辟，資產階級自己也失去了政治權力。小資產階級由於其不堅定性，在關鍵時刻表現出怯懦，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裝群眾的支持，並且迷信議會制的權力，使革命遭到失敗。恩格斯指出，只有工人階級是革命的最徹底的真正的戰鬥力量，它“代表整個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確理解的利益”（見本卷第569頁），但德國的工人階級人數很少，還沒有很好組織起來，不能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起領導作用。恩格斯通過對各個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態度的分析，說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不可能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這個歷史使命。

    恩格斯從革命經驗中概括出為取得武裝起義勝利而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並為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起義的學說奠定了基礎。他指出，“起義也正如戰爭或其他各種藝術一樣，是一種藝術，它要遵守一定的規則”（見本卷第566頁），並具體地表述了革命政黨在舉行武裝起義時必須遵循的一些原則。

    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可以說是《法蘭西階級鬥爭》的續篇。它系統地總結了1848-1851年法國階級鬥爭經驗，它是馬克思為評述法國階級鬥爭的新發展，即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變而寫的，但正如恩格斯為這部著作撰寫的第三版序言中所說，馬克思用法國這段階級鬥爭歷史成功地檢驗了他最先發現的歷史運動規律：“一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鬥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見本卷第583頁）

    在這一著作中，馬克思進一步闡明了他的國家學說，特別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他根據法國的歷史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特征以及各種不同形式，指出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都沒有動搖在君主專制下已經形成的軍事官僚機器，而是把現存的國家機器看作主要的戰利品。“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見本卷第676 頁）無產階級則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國家機器。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國家中央集權制，只能在舊的軍事官僚政府機器的廢墟上建立起來。

    馬克思闡明了農民與工人階級結成聯盟的必然性。他精辟地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民的經濟和政治狀況，指出在資產階級統治加強的情況下農民日益革命化，認識到自身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因此，他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見本卷第681 頁）。同時，由於農民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見本卷第684 頁）

    馬克思在革命過程中寫的《危機和反革命》、《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兩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德國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行徑，指責資產階級自由派掌權後一方面不對封建王朝實行專政，不去摧毀舊的制度，而是陶醉於君主立憲，想充當國民議會和國王之間的調停人，另一方面它又采取專制的措施來對付民主力量，這就使被打垮的反革命勢力贏得了時間，在官僚機構和軍隊中鞏固了自己的陣地。由此馬克思得出了一個重要的原理：為了保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政局下都需要專政，並且是強有力的專政”（見本卷第313頁），來迅速清除舊制度的殘余。

    文章說明了德國資產階級必然背叛革命的原因。馬克思分析了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同17世紀英國革命和18世紀法國革命的區別，指出當德國資產階級起來反對封建制度時，無產階級已經登上歷史舞台。這樣，德國資產階級的前面和後面站著兩個敵人：封建勢力和無產階級及其他革命人民群眾。德國資產階級“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層面前嘟囔，在下層面前戰栗，對兩者都持利己主義態度”（見本卷第320頁）。因此，“它一開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與舊社會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協。”（見本卷第319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關心被壓迫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在本卷中有關民族問題和殖民主義問題的文章占有重要的地位。

    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11月29日在倫敦舉行的紀念波蘭人民反對沙皇制度的起義十七周年的國際大會上的演說，包含有關民族問題的重要思想。他們批判了資產階級宣揚的“各民族兄弟聯盟”這個口號的虛偽性，馬克思指出，所謂“各民族兄弟聯盟”的實質是壓迫者對付被壓迫者的兄弟聯盟、剝削者對付被剝削者的兄弟聯盟。一個國家里在資產階級各個成員之間雖然存在著競爭和沖突，但資產階級卻總是聯合起來反對本國的無產階級，同樣，各國的資產階級雖然在世界市場上互相沖突和競爭，但總是聯合起來反對各國的無產階級。他們認為民族壓迫的根源在於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因此要消滅民族壓迫，就得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他們還闡述了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在演說中恩格斯提出了“一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這一著名論點，指出不把波蘭從壓迫波蘭人的國家解放出來，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也就不可能獲得解放，並提出以各國工人的兄弟聯盟來對抗各國資產階級的兄弟聯盟。

    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馬克思第一次用唯物史觀並聯系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來考察殖民主義問題。馬克思嚴厲鞭撻了英國殖民政策，深刻地揭露了英國殖民者對印度的統治給印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揭穿了資產階級文明的真實面目，指出，如果資產階級文明“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它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見本卷第772頁）。同時馬克思也反對把以往封建制度理想化的思想。

    文章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進步的矛盾性質。資產階級文明發展了生產力，但又不能給人民群眾帶來平等和自由。它只是為建設新世界創造物質前提，產生一種能徹底結束各種壓迫和剝削的力量，即無產階級。馬克思寫道：“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見本卷第773頁）

    本卷收入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等有關中國的10篇文章充分地說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多麽關心中國人民反抗列強侵略的鬥爭，並高度讚揚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精神。他們無情地譴責英國對中國的侵略，憤怒地聲討英國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野蠻罪行；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國如何利用英法侵華戰爭從中漁利，掠奪中國的大片領土；熱情支持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正義鬥爭，高度讚揚他們頑強的英勇精神。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視太平天國的起義以及中國農民革命對歐洲革命的影響。馬克思在談到中國革命的國際意義時寫道：“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見本卷第695 頁）恩格斯對中國的前途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寫道，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紮，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見本卷第712頁）。

    本卷的最後一篇文章是馬克思1856年4月14 日在紀念英國憲章派報紙《人民報》創刊四周年的宴會上的演說。在1848年革命失敗後，憲章運動日趨衰落，英國工人對政治活動日益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發表了這篇簡短而內容深刻、又鼓舞人心的講話。馬克思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他的革命學說的本質，指出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之間的對抗，必然引起無產階級革命，說明了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社會中唯一能夠改造舊世界的徹底革命的階級，並對這一階級的創造性的革命力量充滿信心，他說道：“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見本卷第775頁）馬克思懷著堅定的信念宣告：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


恩格斯　英國狀況

    *（注：恩格斯在1843-1844年相繼撰寫了三篇研究英國狀況的文章。本文是這組文章的第二篇。第一篇是《英國狀況評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頁），第三篇是《英國狀況英國憲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8-705頁）。

    18世紀的歷史，是青年黑格爾派當時經常探討的課題。如布·鮑威爾，莫·赫斯等均有論著。但是，恩格斯在探討18世紀的歷史時，認為18世紀的英國狀況對於歷史、對於其他國家具有重要意義。他在這篇文章中不僅探索了18世紀英國的政治和哲學的發展，而且還把這種發展同英國的工業史和社會經濟史聯系起來進行考察。他研究英國的工業革命的起因、結果以及它對社會的進步和對社會關系方面的深遠影響。他指出，“18世紀在英國引起的最重要的結果是：由於工業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17）

    十八世紀

    初看起來，革命的世紀並沒有使英國發生多大變化便過去了。在大陸上，整個舊世界被摧毀，歷時二十五年的戰爭（注：指1792-1815年歐洲國家同盟（英國、普魯士、奧地利、俄國）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法蘭西共和國和拿破侖法國的歷次戰爭。1792年2月歐洲各國聯軍發動對法戰爭。英國先是支持聯合軍隊。1792年8月10日法國宣布成立共和國，1793年1月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以後，英國於1793年初加入聯軍，公開參戰。——17。）凈化了空氣，而在英國，一切依然風平浪靜，無論是國家還是教會，都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但是，英國自上一世紀中葉以來經歷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國家經歷的變革意義更重大的變革；這種變革越是不聲不響地進行，它的影響也就越大；因此，這種變革很可能會比法國的政治革命或德國的哲學革命（注：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一文中有如下論述：“在法國發生政治革命的同時，德國發生了哲學革命，這個革命是由康德開始的：他推翻了上一世紀末大陸上各大學所采用的陳舊的萊布尼茨形而上學體系。費希特和謝林開始了哲學的改造工作，黑格爾完成了新的體系。……這個體系從外部是不能攻破的，實際上也是這樣，只是由於那些身為黑格爾派的人從內部攻擊，這個體系才被打破。”（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589頁）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還寫道：“德國的哲學經過長期的痛苦摸索過程，也終於達到了共產主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頁）——17。）在實踐上更快地達到目的。英國的革命是社會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種革命都更廣泛，更有深遠影響。人類知識和人類生活關系中的任何領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領域，無不對社會革命發生作用，同時也無不在這一革命的影響下發生某些變化。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學的革命必定通向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在英國已經進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著自己的決定性關頭快步邁進。18世紀是人類從基督教把它投入的那種分裂渙散的狀態中聯合起來、聚集起來的世紀；這是人類在走上自我認識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為它是這樣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第17頁◎片面的，還陷於矛盾之中。18世紀綜合了過去歷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現的成果，並且揭示了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在聯系。無數雜亂的認識資料經過整理、篩選，彼此有了因果聯系；知識變成科學，各門科學都接近於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學，另一方面和實踐結合了起來。18世紀以前根本沒有科學；對自然的認識具有自己的科學形式，只是在18世紀才有，某些部門或者早幾年。牛頓由於發明了萬有引力定律而創立了科學的天文學，由於進行了光的分解而創立了科學的光學，由於創立了二項式定理和無限理論而創立了科學的數學，由於認識了力的本性而創立了科學的力學。物理學也正是在18世紀獲得了科學性質；化學剛剛由布萊克、拉瓦錫和普利斯特列創立起來；由於地球形狀的確定和人們進行的許多次只有在今天才對科學服務有益的旅行，地理學被提高到科學水平；同樣，自然史也被布豐和林耐提高到科學水平；甚至地質學也開始逐漸地從它所陷入的荒誕假說的旋渦中掙脫出來。百科全書思想是18世紀的特征；這種思想的根據是意識到以上所有這些科學都是互相聯系著的，可是它還不能夠使各門科學彼此溝通，所以只能夠把它們簡單地並列起來。在歷史學方面情況也完全一樣；這時我們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編纂著作，它們固然還缺乏評介並且完全沒有哲學上的分析，但畢竟不是從前那種受時間地點限制的歷史片斷，而是通史了。政治學以人作為基礎了，國民經濟學為亞當·斯密所改造（注：參看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論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7-598頁。——編者注）。18 世紀科學的最高峰是唯物主義，它是第一個自然哲學體系，是上述各門自然科學完成過程的結果。反對基督教的抽象主體性的鬥爭促使18世紀的哲學走向相對◎第18頁◎立的片面性；客體性同主體性相對立，自然同精神相對立，唯物主義同唯靈論相對立，抽象普遍、實體同抽象單一相對立。18世紀是與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典古代精神的覆活。唯物主義和共和政體——古代世界的哲學和政治——又覆活了；基督教內部代表古典古代原則的法國人，曾一度奪取了歷史主動權。

    因此，18世紀沒有解決巨大的對立，即實體和主體、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對立，這種對立是歷史一開始就予以關注的，它的發展寓於歷史之中；但是，18世紀使對立的雙方完全截然相反並充分發展，從而使消滅這種對立成為必不可免的事。由於對立的這種明顯的、極端的發展，結果產生了普遍的革命，這個革命散見於各個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將來的實現，同時就是迄今歷史上的對立得到解決。德國人，信仰基督教唯靈論的民族，經歷的是哲學革命；法國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義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須經過政治的道路來完成革命；英國人，這個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蘭西成分的混合體，就是說英國人身上具有對立的兩個方面，所以比這兩種因素中的任何一種更廣泛，因此，英國人也就卷入了一場更廣泛的革命，即社會革命。——這一點需要更詳細地加以探討，因為各個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們的歷史哲學中都闡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確切些說，還根本沒有加以闡述（注：莫澤斯·赫斯曾探討過德國和法國在18世紀和19世紀所起的作用。他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843年蘇黎世-溫特圖爾版第1部第74-91頁敘述了從巴貝夫經聖西門和傅立葉到蒲魯東的法國政治革命，同時也闡述了從康德經費希特和黑格爾到青年黑格爾派無神論的哲學革命。——19。）。

    德國、法國和英國是當代史上的三個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我認為這是既成的事實。德國人代表基督教唯靈論的原則，法國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義的原則，換句話說，前者代表宗教和教會，後者代表政治和國家，這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或者到時候就會顯而易見。英國人在近代歷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對我們現在的論題是至關重要的。英吉利民族是由日耳曼語族的民族和羅曼語族◎第19頁◎的民族構成的，那時候正值這兩個民族彼此剛剛分離，剛剛開始向對立的雙方發展。日耳曼成分和羅曼成分並列地發展，最後形成一種具有不調和的兩個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義保留有那樣多自由活動的余地，它甚至能夠轉變為自己的對立面，即轉變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兒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賣以及英國人的整個商業精神，肯定應該歸之於日耳曼成分。同樣，羅曼唯物主義也轉變為抽象的唯心主義，轉變為內在性和宗教篤誠；由此就產生了日耳曼新教內部持續存在著羅曼天主教這種現象，產生了國教會、世俗君主的教皇權勢以及使宗教拘泥於儀式這種徹頭徹尾的天主教作風。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著未解決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東西的合一。英國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時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們比任何其他民族都關心彼岸世界，可是與此同時，他們生活起來卻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們的一切；他們向往天國絲毫不妨礙他們同樣堅信這個“賺不到錢的地獄”（注：見托馬斯·卡萊爾《過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第362頁。——編者注）。因此，英國人懷著持久的內心不安——一種無法解決矛盾的感覺，這種不安促使他們走出自我而行動起來。矛盾的感覺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這種矛盾的感覺曾經是英國人殖民、航海、工業建設和一切大規模實踐活動的源泉。無法解決矛盾這一點貫串著全部英國哲學，並促使它走向經驗和懷疑論。由於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決唯心主義和實在論的矛盾，人們就認為理性根本不能解決這個矛盾，幹脆把唯心主義丟到一邊，而把經驗看作是唯一的拯救良方。對認識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傾向也正是從同一源泉產生的。英國哲學從一開始就只是在這種傾向的範圍內兜圈子，在為◎第20頁◎解決矛盾而進行了一切徒勞的嘗試以後，英國哲學最終宣稱矛盾是不可解決的，理性是不能勝任的，它不是求救於宗教信仰就是求救於經驗。休謨的懷疑論今天仍然是英國一切非宗教的哲學推理的形式。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推論：我們無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即使上帝存在，他也不可能和我們有任何交往，因此，我們必須這樣安排自己的實踐活動，就像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們無法知道，靈魂是否同肉體有區別，靈魂是否不死；因此，我們生活起來就好像此生是我們僅有的一生，用不著為那些超出我們的理解力的事物操心。簡單地說，這種懷疑論在實踐上恰好是法國的唯物主義；但是，它由於無法明確作出判斷，因而仍停留於形而上學的理論。——英國人身上具有推動大陸上歷史發展的兩種成分，因此，盡管他們同大陸的聯系不很密切，可是他們仍然跟上運動的步伐，有時甚至走在運動的前面。17世紀英國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國革命的先聲。在“長期國會”（注：長期國會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存在長達13年（1640-1653年）沒有改選的一屆英國國會。它是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為籌集政府經費於1640年11月召開的，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成為立法機構和領導機構。1649年宣布處死國王，成立共和國。1653年4月，克倫威爾建立軍事專政後解散。——21、668。）里，很容易識別相當於法國制憲議會（注：制憲議會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第一階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領導機關和國家立法機關，從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在議會中君主立憲派起主要作用。制憲議會曾於1789年8月4-11日通過法令，宣布廢除封建制度，取消教會和貴族的特權。1789年8月26日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確立資產階級的人權、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等原則。——21、314。）、立法議會（注：立法議會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第二階段（1792年8月-1793年6月）的國家立法機關，從1791年10月存在到1792年9月。在此期間法國革命的政治領導轉到吉倫特派（見注23）手中。但他們未能徹底廢除封建制度和堅決抗擊外國武裝幹涉。——21。）和國民公會（注：國民公會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機關，從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國民公會在雅各賓派專政期間，即革命的第三階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為最高權力機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廢除封建所有制，確立民主共和國，並同國內外反革命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後，遵循大資產階級意旨，取消了雅各賓派頒布的

    主要革命措施，最後於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的三個階段。從立憲君主制到民主制、軍事專政、覆辟和中庸革命[Justemilieu-Revolution]（注：指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編者注）這個轉變過程，在英國革命中也鮮明地顯現出來。克倫威爾集羅伯斯比爾和拿破侖於一身；長老派（注：長老派是英國清教徒中的一派，產生於16世紀下半葉。主張設立長老管理教會；初期不脫離國教（即英國聖公會），只要求依據加爾文的教會組織原則對國教進行改革。後發展成為英國長老會。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該派在長期國會（見注18）中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和上層新貴族利益的溫和派，主張與國王妥協。1640-1648年一度構成長期國會中的多數派。最後被獨立派清洗出英國國會。——21。）相當於吉倫特派（注：吉倫特派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一個派別，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和在革命時期產生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該派的許多領導人在立法議會（見注20）和國民公會（見注21）中代表吉倫特省，因而得名。吉倫特派借口保衛各省實行自治和成立聯邦的權利，反對雅各賓政府以及擁護政府的革命群眾。——21、607。），獨立派（注：獨立派是16世紀下半葉在英國產生的宗教政治派別，代表中等工商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新貴族的利益，反對專制政體和英國國教即聖公會。在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獨立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黨，在1648年底取得了政權。——21。）相當於山岳派（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平等派（注：這里的平等派是指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無地或少地農民利益的激進派別，全稱真正平等派，又稱掘地派。他們要求消滅土地私有制，宣傳原始的平均共產主義思想，並企圖用集體開墾公有土地來實現這種思想。——21。）相當於阿貝爾派（注：阿貝爾派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從雅各賓派分離出來的左翼政治派別，以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雅·勒·阿貝爾的名字命名。在雅各賓專政時期，主張堅決鎮壓反革命，徹底實行全面限價法和沒收嫌疑犯的財產平均分給農民的嫌疑犯法。——21。）和巴貝夫派（注：巴貝夫派是空想平均共產主義流派之一，由18世紀末法國革命家及其擁護者創立。他們主張用密謀方式策動工人、貧民和士兵進行革命，推翻現存制度，消滅私有制，建立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的勞動人民共和國。——21。）。兩次革命在政治上的結果都相當可憐；整個這一類似現象——本來可以描寫得更詳盡一些——同時也說明：宗教的革命和非宗教的革命，只要它們始終是政治性的，那麽最終仍然會歸結為一回事。當然，英國人只是暫時趕超大陸，慢慢地又持平；英國的革命以中庸和兩個全國性政黨的建立而告終，可是法國的革命還沒有結束，並且在沒有達到德國哲學◎第21頁◎革命和英國社會革命應該達到的結果以前，它是不可能結束的。

    英國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質上和德國人、法國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對消除對立喪失信心因而完全聽從經驗，這是英國人的民族特性所固有的。純粹的日耳曼成分固然也把自己的抽象內在性轉變成抽象外在性，但是這種外在性從來沒有失去它的起源的痕跡，並且始終從屬於這種內在性和唯靈論。法國人也站在唯物的、經驗的這一邊；但是，因為這種經驗直接是一種民族傾向，而不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識的副產品，所以它通過民族的、普遍的方式起作用，並作為政治活動表現出來。德國人認定唯靈論是絕對有根據的，因此竭力在宗教方面，後來又在哲學方面闡明人類的普遍利益。法國人把唯物主義當作一種絕對有根據的東西來對抗這種唯靈論，因而把國家當作人類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但是，英國人沒有普遍利益，他們不觸及矛盾這一痛處就無法談普遍利益；他們對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們只有單個利益。這種絕對的主體性——把普遍分裂為許多單一——當然導源於日耳曼成分，可是前面已經講過，它已經和自己的根分離，因而它只是以經驗的方式起作用，英國的社會經驗和法國的政治經驗的區別就在這里。法國的活動從來就是民族的活動，這種活動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的整體性和普遍性；英國的活動則是獨立的、彼此並立的個人的活動，是無聯系的原子的運動，這些原子很少作為一個整體共同行動，而且即使作為整體行動的時候也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目前的普遍貧困和極端渙散就是個人之間缺乏統一性的表現。

    換句話說，只有英國才有一部社會的歷史。只有在英國，個人本身才促進了民族的發展並且使發展接近完成，而沒有意識到要代表普遍原則。只有在這里，群眾才作為群眾為自己的單個利益進行活動；只有在這里，原則要對歷史產生影響，必須先轉變為利益。◎第22頁◎法國人和德國人也在逐漸走向社會的歷史，可是他們還沒有社會的歷史。在大陸，也有窮苦、貧困和社會壓迫，然而這對民族的發展沒有產生影響；相反，現代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和窮苦卻具有全國性意義，甚至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在大陸，社會因素還完全隱藏於政治因素之下，還絲毫沒有和後者分離；而在英國，政治因素已逐漸被社會因素戰勝，並且為後者服務。英國的全部政治基本上是社會性的；只因為英國還沒有越出國家的界限，因為政治還是英國必需的適當手段，所以社會問題才表現為政治問題。

    只要國家和教會還是實現人的本質的普遍規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談不到社會的歷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紀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會發展；只有宗教改革——這種還帶有成見、還有點含糊的反抗中世紀的初次嘗試，才引起了社會變革，才把農奴變成了“自由的”勞動者。（注：參看恩格斯在《大陸上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中的論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585頁。——編者注）但是，這個變革在大陸沒有那麽持久的影響，其實這種變革在這里只是經過18世紀的革命才告完成。而在英國，隨著宗教改革，當時所有的農奴變成vilains,bordars,cottars（注：恩格斯大概利用了約翰·韋德《中間階級和勞動階級的歷史》1835年倫敦第3版所提供的資料。韋德在書中敘述了英國直到15世紀所發生的階級關系的變化。他指出，在當時的農奴中，villains（威蘭）“被容許占有小塊土地以維持個人和家庭的生活”，bordars（包達爾）“被容許擁有一間小屋，並且要向領主供應家禽、蛋品和其他食物”，cottars（考塔爾）則“由領主指定從事鐵匠、木工以及其他手工業勞動”。

    根據後來的研究，在15-17世紀，從農奴人身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的英國農民，大多數是憑土地登記冊的副本並按照領主的意志而持有土地的，他們是繳納封建地租的終身佃農和世襲佃農。現代歷史學把中世紀英國的不同類別的農奴稱為villains，bordars，cottars。——23。），從而變成享有人身自由的勞動者階級，而且在這里早在18世紀就已經發展了這一變革的結果。至於這種情況為什麽只發生在英國，前面已經分析過了。

    古代根本不懂主體權利，它的整個世界觀實質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實體性的，因此古代沒有奴隸制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觀以抽象的主體性，從而以任意、內在性、唯靈論作為基本原則同古代相對抗；但是，正因為這種主體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會立刻變成自己的對立物，它所帶來的也就不是主體的◎第23頁◎自由，而是對主體的奴役。抽象的內在性變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貶低和外在化，這一新原則造成的第一個後果，就是奴隸制以另一種形式即農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現；這種形式不像奴隸制那樣令人厭惡，卻因此而更虛偽和不合乎人性。廢除封建制度，實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說，表面上承認理性從而使非理性真正達到頂點，從表面上看這是消滅了農奴制，實際上只是使它變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類今後不應該再通過強制即政治的手段，而應該通過利益即社會的手段聯合起來。它以這個新原則為社會的運動奠定了基礎。雖然這樣一來它就否定了國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覆了國家，因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會所篡奪的內容歸還給國家，從而給予這個在中世紀時並無內容也無意義的國家以重新發展的力量。在封建主義的廢墟上產生了基督教國家，即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達到頂點。由於利益被升格為普遍原則，這個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達到了頂點。因為利益實質上是主體的、利己的、單個的利益，這樣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體性原則和單一化原則的最高點。利益被升格為人類的紐帶——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體的和純粹利己的——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只管自己，使人類彼此隔絕，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這種單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體性原則的最終結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達到的頂點。——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單個利益，利益的統治必然表現為財產的統治。封建奴役制的廢除使“現金支付成為人們之間唯一的紐帶”（注：見托馬斯·卡萊爾《過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第198頁。——編者注）。因此，財產，同人的、精神◎第24頁◎的要素相對立的自然的、無精神內容的要素被捧上寶座，最後，為了完成這種外在化，金錢、財產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統治者。人已經不再是人的奴隸，而變成了物的奴隸；人的關系的顛倒完成了；現代生意經世界的奴役，即一種完善、發達而普遍的出賣，比封建時代的農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無所不包；賣淫比初夜權更不道德、更殘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內部崩潰並讓位給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國家只是一般國家所能采取的最後一種表現形式；隨著基督教國家的衰亡，國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類分解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這種情況本身就是一切同業公會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滅，是人類走向自由的自主聯合以前必經的最後階段。人，如果正像他現在接近於要做的那樣，要重新回到自身，那麽通過金錢的統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英國的社會革命大大地發展了封建制度的廢除所引起的這些結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滅亡的危機已經為期不遠；而且，這個危機時代，雖然不能準確地從年份和量上加以預測，但可以確切地從質上加以預測：一旦廢除了谷物法（注：英國的谷物法是歷屆托利黨（見注33）內閣為維護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從1815年起實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谷物法規定，當英國本國的谷物價格低於每誇特80先令時，禁止輸入谷物。1822年對這項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實行了調節制：國內市場谷物價格下跌時谷物進口稅就提高，反之，英國谷物價格上漲時谷物進口稅就降低。谷物法的實行，嚴重影響了貧民階層的生活，同時也不利於工業資產階級，因為它使勞動力漲價，妨礙國內貿易的發展。谷物法導致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是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見注71）領導、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進行的。1846年6月英國議會通過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見注81）。——25。）並實行了人民憲章（注：人民憲章(PeoplesCharter)是英國憲章運動中的綱領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議員和六名倫敦工人協會會員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提出，並於1838年5月8日作為準備提交議會的一項草案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公布。人民憲章包括了憲章派的下列六項要求：普選權（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選一次、秘密投票、各選區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選人的財產資格限制、發給議員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議會三次否決了憲章派所遞交的要求通過人民憲章的請願書。——25。），也就是說，一旦金錢貴族在政治上戰勝了門閥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戰勝了金錢貴族，這個危機就必然到來。

    16世紀和17世紀創造了社會革命的一切前提，結束了中世紀，樹立了社會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則，建立了英國的殖民地、海軍和貿易，並使日益增長而且已經相當強大的中間階級同貴族並列。在17世紀的動亂以後，社會關系逐漸建立起來並采取了固定的形式，這種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說1790年。◎第25頁◎

    當時有三個土地占有者階級。一個是貴族大地主，他們是這個王國僅存的和未受損害的貴族，他們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塊出租，自己就靠地租在倫敦吃喝玩樂或到處遊覽。另一個是非貴族大地主或country-gentlemen （注：英國擁有土地的紳士。——編者注）（通常稱為鄉紳），他們住在自己的田莊里，出租土地；在租佃者和其他鄰近居民的心目中，他們享有貴族的威望，但在城市里，由於他們出身低微、缺乏教養、土里土氣，則得不到這種尊敬。這個階級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過去的鄉紳在鄰近的農村居民中靠家長式的威信進行管轄，他們既是顧問又是公斷人，統管一切，這些鄉紳現在已經死光了；他們的後代自稱為英國的無封號貴族，這些人就文化教養、文雅舉止、奢侈揮霍以及貴族氣質來講，都足以和貴族相比，貴族也沒有什麽比他們優越的地方；除了占有土地這一點外，他們和自己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和粗俗的祖先毫無共同之處。——第三個土地占有者階級是自耕農，即小塊土地所有者，他們自己耕種土地，耕作方法通常還是自己祖先使用的十分古老的粗放的方法；這個階級在英國也已經消失了；社會革命剝奪了它，結果就發生了一種怪異的情況：當法國的大地產被暴力分割時，英國的小塊土地卻被大地產侵占和吞並。和自耕農同時存在的還有小租佃者，他們通常除種地外還從事織布；這些人在現代的英國再也找不到了；現在幾乎全部土地都劃分成數量不多的大莊園，並以莊園為單位出租。大租佃者的競爭把小租佃者和自耕農從市場上排擠出去，使他們窮困潦倒；於是他們就變成雇農和靠工資生活的織工，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極其驚人的速度擴大起來。

    農民當時十分虔誠地、安分守己地過著平靜和安寧的生活，生◎第26頁◎活中沒有許多操心的事，但也沒有什麽變動，沒有普遍利益，沒有文化教育，沒有精神勞動；他們還處在有史以前的階段。城市的狀況也沒有多大差異。只有倫敦是一個較大的商業所在地；利物浦、赫爾、布里斯托爾、曼徹斯特、伯明翰、利茲、格拉斯哥等地方，都還不值一提。主要的工業部門——紡織部門——大部分在農村，至少是在城外和郊區；金屬制品和陶器制品的生產還處在手工業的發展階段。那麽，城市又能是什麽樣子呢？選舉制度無比簡單，這使市民用不著在政治上費心思，他們在名義上有的算是輝格黨人（注：輝格黨是英國的政黨，於17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後來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權繼承王位的問題，議會展開了激烈爭論。反對詹姆斯王位繼承權的一批議員，被敵對的托利黨人譏稱為輝格。輝格(Whig)為蘇格蘭語，原意為盜馬賊。輝格黨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以及新興的資本主義農場主的利益，曾與托利黨輪流執政；19世紀中葉，輝格黨內土地貴族的代表和保守黨的皮爾派（見注393）以及自由貿易派（見注96）一起組成自由黨，從此自由黨人在英國兩黨制中取代了輝格黨人的位置。——27。），有的算是托利黨人（注：托利黨是英國的政黨，於17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後來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權繼承王位的問題，議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擁護詹姆斯繼承王位的議員，被敵對的輝格黨人譏稱為托利。托利(Tory)為愛爾蘭語，原意為天主教歹徒。托利黨一貫是反動的對內政策的捍衛者，堅決維護國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敗的體制，反對國內的民主改革，曾與輝格黨輪流執政。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托利黨逐漸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響和在議會的壟斷權。1832年議會改革使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入議會。1846年廢除谷物法（見注81）削弱了英國舊土地貴族的經濟基礎並造成了托利黨的分裂。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黨的基礎上成立了英國保守黨。——27、316、750。），但他們十分清楚，其實都是一樣，反正他們沒有選舉權。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業者構成了全部城市居民，他們過著大家熟悉的、對現代英國人卻完全陌生的小城市的生活。礦山還很少被利用，鐵、銅和錫還相當平靜地埋在地下，而煤則僅供家用。簡言之，英國當時所處的狀況正是今天法國、特別是德國大部分地區所處的那種——夠糟糕的——狀況：像遠古時代人似的對任何共同的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處之，處在還沒有社會、還沒有生活、沒有意識、沒有活動的社會幼年時期。這種狀況事實上是封建主義以及中世紀缺乏思想性的狀況的繼續，只有在出現了現代封建主義、社會分裂為有產者和無產者之後，這種狀況才得以克服。前面已經談過，我們大陸上的人們還深深地陷於這種狀況中。八十年以來英國人就和這種狀況進行了鬥爭，而克服這種狀況已經有四十年了。如果說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那麽英國人確實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各門科學在18世紀已經具有自己的科學形式，因此它們終於一方面和哲學，另一方面和實踐結合起來了。科學以哲學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唯物主義（牛頓的學說和洛克的學說同樣是唯物主義的前提）、啟蒙運動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科學◎第27頁◎以實踐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

    1760年喬治三世執政，他把自喬治一世時起幾乎一直在執政的、自然是執行很保守的政策的輝格黨人趕下台，開創了一直延續到1830年的托利黨人獨霸的局面。這樣一來，政府又名實相符了；在英國的政治保守時代，應該由保守的黨派執政，這是完全合乎時宜的。從此以後，社會的運動汲取了全國的力量，遏制甚至消滅了人們對政治的興趣，因為以後全部國內政治只不過是隱蔽的社會主義，是各種社會問題為了能夠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引起注意而采取的形式。

    1763年格里諾克的詹姆斯·瓦特博士著手制造蒸汽機，1768年制造成功。

    1763年喬賽亞·韋奇伍德采用科學原理，為英國的陶器制造業奠定了基礎。由於他的努力，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變成了生產陶器的手工業區。目前這個地區共有6萬人從事陶器生產，在近年的社會政治運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764年蘭開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沃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這種機器只要一個工人開動，就可以比舊式紡車多紡紗15倍。

    1768年蘭開夏郡普雷斯頓的一個理發師理查·阿克萊發明了水力紡紗機，這是從一開始就考慮用機械動力的第一部紡紗機。它紡制water-twist，即織布時作經紗用的紗線。

    1776年蘭開夏郡博爾頓的賽米爾·克倫普頓綜合了珍妮紡紗機和水力紡紗機的機械原理，發明了走錠精紡機。它和珍妮紡紗機一樣，紡制mule-twist，即緯紗。這三種機器都是供棉花加工用的。

    1787年卡特賴特博士發明了動力織機，這種機器又經過多次改進，到1801年才可以實際應用。◎第28頁◎

    這些發明使社會的運動活躍起來。它們的最近結果就是英國工業的興起，首先是棉紡織業的興起。雖然珍妮紡紗機降低了紗線的生產費用，並且由於擴大了市場而給予工業以第一推動，但是，它幾乎沒有觸及工業生產的社會方面，即生產的性質。只是在阿克萊和克倫普頓的機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機建立了工廠制度以後，運動才開展起來。最初出現的是使用馬力或水力的比較小的工廠，但它們很快就被使用水力或蒸汽力的比較大的工廠排擠了。第一個蒸汽紡紗廠是瓦特於1785年在諾丁漢郡建立的；隨後又有另一些廠建立起來，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蒸汽紡紗廠，也像工業中所有其他同時期的和較晚的革新一樣，異常迅速地得到推廣。子棉的輸入量，1770年一年還不到500萬磅，後來增加到5　400 萬磅（1800年），1836年又增加到36 000萬磅。現在，蒸汽織機得到了實際應用，給予工業進步以新的推動。所有的機器都經過無數次微小的但總起來卻很有意義的改進，而每一個新的改進都給予整個工業體系的擴展以有利的影響。所有的棉紡織業部門都革命化了。由於采用機械的助力，同時由於化學的進步使染色和漂白有了改進，印花布的水平空前提高；針織業也卷入這個潮流。從1809年起，細棉織品、絹網、花邊等開始用機器生產。由於本文篇幅有限，我不能通過棉紡織業史的細節來追述它的進步，只能說明一下它的成果。可是，如果把這些成果同使用紡車、手搖梳棉機、手工織機、棉花輸入量僅為400 萬磅的已遠遠落後的工業比較一下，它們就不能不給人留下印象。

    1833年不列顛王國生產了1 026 400萬絞紗，其總長度在50億英里以上，印染了35 000萬伊爾（注：英國舊時用於量布的長度單位，等於45英寸。——編者注）棉織品；當時有1 300家◎第29頁◎棉紡織工廠在進行生產，在工廠勞動的紡工和織工有237 000人；紗綻有900萬個以上，蒸汽織機10萬台，手工織機24萬台，針織機33 000台，六角網眼紗機3 500台；棉花加工機器所使用的動力為：蒸汽力——33 000馬力，水力——11 000馬力，直接或間接靠這一工業部門生活的有150萬人。蘭開夏郡的人完全靠棉紡織業為生，拉納克郡的人大部分靠棉紡織業為生；諾丁漢郡、德比郡和萊斯特郡是棉紡織業輔助部門的主要所在地。自1801年以來，棉織品的輸出量增加了7倍。國內本身的消費量增加得更多。

    棉紡織業所得到的推動很快地傳到其他工業部門。在這以前，毛紡織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現在它被棉花加工業取代，但是它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展。1785年，對前三年收集的羊毛還未進行加工；當紡工仍然使用他們那些簡陋的紡車時，他們是無法紡完這麽多羊毛的。後來人們開始用紡紗機紡羊毛，經過幾次改進以後，這樣做完全成功了，於是毛紡織業也同樣迅速發展起來，正如我們在棉紡織業中所看到的一樣。原毛的輸入量從700萬磅（1801年）增加到4 200萬磅（1835年）；1835年有1 300家毛紡織工廠在進行生產，共有71 300 工人在工作，其中還不包括在家里勞動的大批手工織工、間接依靠羊毛加工為生的大批印布工、染色工、漂白工等等。這一工業部門的主要所在地是約克郡的西區和“英格蘭西部”（特別是薩默塞特郡、威爾特郡等）。

    麻紡織業的主要所在地以前是愛爾蘭。第一批亞麻加工工廠是上一世紀末快結束時建立起來的，確切地說，是在蘇格蘭建立的。但那時的機器還很不完善。這種原料很難加工，需要大力改進機器。法國人日拉（1810年）第一個改進了機器，但這些改進只是在英國才有了實際的重要作用。用蒸汽織機來織亞麻，是更晚一些◎第30頁◎時候才實行的，從那時起，麻織品的生產盡管經受棉紡織業的競爭，仍然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發展起來。英格蘭的利茲、蘇格蘭的鄧迪和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都成了麻紡織業的中心。1814年，單是鄧迪這個城市就輸入亞麻3 000 噸，1834年輸入19 000噸。除使用蒸汽織機織布外還保持著用手工織布的愛爾蘭，1800-1825年麻織品輸出量增加了2 000萬碼，增加的這些幾乎全部運往英格蘭，其中有一部分又從英格蘭輸出。1820-1833年不列顛王國向其他國家輸出的麻織品的總額增加了2 700萬碼；1835年有347家麻紡工廠在進行生產，其中170 家在蘇格蘭；這些工廠共有33 000工人，人數眾多的愛爾蘭手工業者還沒有計算在內。

    絲紡織業只是從1824年起，由於取消了繁重的關稅，才取得重要地位。從那時以來，生絲的輸入量增加了一倍，工廠的數目增加到266個，共有3萬工人。這一工業部門的主要所在地是柴郡（麥克爾斯菲爾德、康格爾頓及其附近地區），其次是曼徹斯特，還有蘇格蘭的佩斯利。織帶業的所在地是沃里克郡的考文垂。

    由此可見，這四個工業部門都發生了根本的變革。人們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們開始在大建築物內共同工作。手工勞動由蒸汽動力和機器作業代替。現在一個8歲的兒童在機器的幫助下，比以前20個成年男子生產得還要多。60 萬工廠工人，其中一半是兒童，而且大半是女性，做著15 000萬人的工作。

    但是，這只是工業變革的開始。我們已經看到，染色、印布和漂白是怎樣通過紡和織的進步而發展起來，其結果又是怎樣得力於力學和化學的。自從使用蒸汽機和金屬滾筒印布以來，一個工人做著200人的工作。由於漂白時用氯氣代替了氧氣，操作時間由幾個月縮減到幾小時。既然工業革命對於產品在紡和織以後所經過的◎第31頁◎那些工序產生了這樣大的影響，那麽它對新興工業所需原料的影響就更要大得多了。蒸汽機第一次使綿延於英國地下的無窮盡的煤礦層具有真正的價值。開發了許多新的煤礦，對原有的煤礦則加倍緊張地開采。紡紗機和織布機的制造現在也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工業部門，並且達到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達到的完善程度。機器開始由機器制造，並且因分工精細而達到的精密度和準確性成了英國機器具有的優點。機器制造業又影響到鐵和銅的開采，雖然開采受到的主要推動來自其他方面，但這畢竟是瓦特和阿克萊引起的初次變革所造成的結果。

    一經形成的工業推動所帶來的結果是無窮無盡的。一個工業部門的前進運動會傳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門。正如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新產生的力量需要營養；新產生的勞動人口帶來了新的生活關系和新的需求。機械生產的優越性降低了產品的價格，從而使生活必需品降價，其結果是使工資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產品也賣得更便宜了，這樣，由於價格低廉，就爭得了一個與價格低廉相稱的更廣闊的市場。使用機械輔助手段而獲益一旦成為先例，一切工業部門也就漸漸仿效起來；文明程度的提高，這是工業中一切改進的無可爭議的結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產生新的需要、新的生產部門，而這樣一來又引起新的改進。隨著棉紡業的革命化，必然會發生整個工業的革命。如果我們不是一直都能密切注視這種運動著的力量怎樣傳播到工業體系中比較間接的部門，那麽這只能歸咎於統計材料和歷史材料的不足。但是，我們到處都會看出，使用機械輔助手段，特別是應用科學原理，是進步的動力。

    除紡織業外，英國工業的主要部門要算是金屬加工業了；它的主要所在地是沃里克郡（伯明翰）和斯塔福德郡（伍爾弗漢普頓）。◎第32頁◎這里很快就采用蒸汽力為輔助力，再加上實行分工，結果使金屬制品的生產費用降低3/4。同時，從1800年到1835年輸出量增加3倍。1800年輸出86 000公擔鐵制品和同樣多的銅制品，1835年輸出32萬公擔鐵制品，21萬公擔銅制品和黃銅制品。條鐵和生鐵的輸出只是在這時才占有相當的地位。1800年輸出4 600噸條鐵，1835年輸出92 000 噸條鐵和14 000噸生鐵。

    英國的刀類制品全部是在設菲爾德制造的。蒸汽力的采用，特別是用於磨快和磨快和磨光刀刃；煉鋼，只是現在才受到重視；還有新鑄鋼法的發現，都在這個部門內引起了徹底的革命。僅設菲爾德一個地方每年就要消耗50 萬噸煤和12000噸鐵，其中有1萬噸鐵是外國的（主要是瑞典的）。

    生鐵制品的使用也是在上一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只是最近幾年才獲得目前這樣的重要地位。由於使用瓦斯照明（實際使用是從1804年開始的），就非常需要生鐵管；鐵路、鏈式吊橋以及機器等等更增加了這種需要。1780年發明了攪煉，即用高溫和抽出碳素的辦法把生鐵變成鍛鐵，這就使英國的鐵礦具有了新的重要意義。在此以前，由於缺乏木炭，英國人所需的全部鍛鐵不得不從國外輸入。釘子和螺絲釘先後從1790年和1810年開始用機器制造；1760年亨茨曼在設菲爾德發明了鑄鋼法；鋼絲可用機器拉制了，整個制鐵部門和熔銅部門都普遍地采用了大批新的機器；手工勞動被排擠，凡是企業性質允許的地方，都建立了工廠制度。

    采礦業的發展只是上述情況的必然結果。1788年以前，鐵礦石全是用木炭來熔煉的，由於燃料不夠，鐵的開采受到限制。從1788年起，人們用焦炭（煉焦的煤）來代替木炭，因此六年之間鐵的年開采量增加了五倍。1740 年一年開采了17 000噸，1835年開采了553 000噸。1770年以來，錫礦和銅礦的開采量增加了兩倍。◎第33頁◎除鐵礦外，煤礦也是英國最重要的一個礦業部門。從上一世紀中葉以來，煤的開采量的增加是無法計算的。現在，工廠、礦山使用的無數蒸汽機所消耗的以及鍛工爐、冶煉爐、鑄造場和人數增加了一倍的居民的取暖設備所消耗的大量煤炭，在數量上遠非一百年前或八十年前所能比擬。現在，僅熔煉生鐵一項，每年就要耗費300萬噸以上（1噸合20公擔（注：德國1公擔等於50公斤。——編者注））。

    建立工業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交通的改善。在上一世紀，英國的道路和其他國家的道路一樣壞，而且在著名的麥克亞當把築路歸結為幾條科學原理從而給文明的進步以新的推動以前，一直是這樣。從1818年到1829年，英格蘭和威爾士修築了總長1 000英里的新公路，比較窄的鄉村道路不算在內，而且幾乎全部舊有的道路都按照麥克亞當原理重新修建。在蘇格蘭，公用事業局自1803年以來建造了1 000多座橋梁；愛爾蘭南方廣闊的沼澤地，那里曾住著半開化、好搶劫的居民，現在已經是道路縱橫交錯的地方。這樣一來，國內那些從前一直和整個世界隔絕的偏僻地區，現在全都往來通達了；尤其是威爾士那些講克爾特語的地區、蘇格蘭高地和愛爾蘭南方，不得不因此而去了解外部世界，並接受強加於它們的文明。

    1755年蘭開夏郡開鑿了第一條值得一提的運河；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開始挖鑿一條從沃斯利到曼徹斯特的運河。自那時以來，修建的運河總長2 200 英里；此外，英國還有1 800英里可以通航的河流，其中大部分只是近來才開始加以利用。

    從1807年起，蒸汽力開始用來推動船舶，英國的第一艘輪船造成（1811年）以後，又建造了600艘輪船，1835年往來於英國各◎第34頁◎個港口的輪船達550艘之多。

    第一條公共鐵路是1801年在薩雷修建的；但只是在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之間的鐵路通車（1830年）以後，這種新的交通工具才獲得重要意義。六年後，又開辟了680英里鐵路並有四大幹線運營：倫敦至伯明翰、倫敦至布里斯托爾、倫敦至南安普敦、伯明翰至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從那時起，整個英國布滿了鐵路網；倫敦是九條鐵路的樞紐站，曼徹斯特是五條鐵路的樞紐站。（注：上面列舉的統計材料大部分引自喬·波特所著《國家的進步》一書。波特是輝格黨政府貿易部的官員，因此這是官方的第一手材料（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也用腳注說明他利用了喬·波特《國家的進步》一書提供的材料，並且還在腳注中補充說明：“上述有關工業變革的歷史概況在某些細節上是不準確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沒有更好的資料可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7頁）。後來的研究提供的比較準確的資料說明，阿克萊不是珍妮紡紗機的發明者，他利用了其他人的一些發明。恩格斯在本文中把統計數字湊成整數，因而在某些地方有較大的差異。

    本文中關於英國工業發展的資料，恩格斯顯然還利用了愛·培恩斯《大不列顛紡織業史》、安·尤爾《大不列顛的棉紡織業》等著作。——35。）。）

    英國工業的這一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系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上面已經談過，它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利益被升格為對人的統治。利益霸占了新創造出來的各種工業力量並利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於私有制的作用，這些按照法理應當屬於全人類的力量便成為少數富有的資本家的壟斷物，成為他們奴役群眾的工具。商業吞並了工業，因而變得無所不能，變成了人類的紐帶；個人的或國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業交往中，這就等於說，財產、物升格為世界的統治者。

    財產的統治必然要首先反對國家，瓦解國家，或者，既然財產沒有國家又不行，那麽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礎。與工業革命同時，亞當·斯密開始從事這種挖空基礎的工作，他在1776年發表自己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從而創新了財政學。全部以前的財政學都純粹是國家的；國家經濟僅僅被看作全部國家事務中的一個部門，從屬於國家本身；亞當·斯密使世界主義服從國家的目的並把國家經濟提升為國家的本質和目的。他把政治、黨派、宗教，即把一切都歸結為經濟範疇，因此他認為財產是國家的本質，◎第35頁◎致富是國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威廉·葛德文（《論政治正義》1793年版）論證了共和主義的政治制度，並且與耶·邊沁同時提出了功利原則（注：可能指耶·邊沁《關於政府的斷想》1776年倫敦版，《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1789年倫敦版。邊沁在這兩部著作中第一次論證了功利原則，其出發點是：人的一切感性和精神的動機，可歸因於求樂避苦。他認為，道德和立法的任務是使個人的行為目的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36。），因而從公共福利是最高的法這一共和主義的原則得出各種合法的結論，並提出國家是禍害這一論點來攻擊國家的本質。葛德文還把功利原則完全一般地理解為：公民的義務就是應當輕視個人的利益，只為普遍福利而生活；邊沁則相反，他進一步闡釋了這一原則的根本社會本性，他和當時全國的傾向相一致，把單個利益當作普遍利益的基礎；邊沁在人類的愛無非是開明的利己主義這一論點中承認，單個利益和普遍利益是同一的，而且還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代替了“普遍福利”，後來這個論點由他的學生穆勒進一步發展了（注：可能指詹·穆勒《政府》一文，文章載於《不列顛百科全書》第4、5、6版的《補遺》，1824年愛丁堡版第3卷。穆勒從1808年起就維護邊沁的學說，並加以補充。——36。）。這里，邊沁在自己的經驗中犯了黑格爾在理論上犯過的同樣錯誤；他沒有認真地克服二者的對立，他使主語從屬於謂語，使整體從屬於部分，因此把一切都顛倒了。最初他說普遍利益和單個利益是不可分的，後來他就僅止於片面地談論赤裸裸的單個利益；他的論點只是另一個論點即關於人就是人類的論點在經驗上的表現，但因為這一論點是在經驗上表現出來的，所以它不是把類的權利賦予自由的、意識到自身和創造自身的人，而是賦予粗野的、盲目的、陷於矛盾的人。邊沁使自由競爭成為倫理道德的實質，他根據財產的規律即物的規律，根據自然規律調整人類的關系；因此，這里是舊的、基督教的、自然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結束，即外在化的最高點，而不是那種應該由意識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創造的新秩序的開始。邊沁沒有越出國家的範圍，但他取出國家的全部內容，用社會的原則代替了政治的原則，使政治組織成為社會內容的形式，因而使矛盾達到了最高點。

    民主主義黨派與工業革命同時出現。1769年約·霍恩·圖克◎第36頁◎創立了權利法案協會（注：約·霍·圖克於1769年創立了支持權利法案協會，要求在議會中有英國人民的合法代表，要求縮短當選人任期和公布議會辯論。隨後幾年，這樣的協會出現了不少。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18世紀90年代在英國的不同城市中成立了民主主義的通訊協會。1792年制鞋工人托馬斯·哈迪創立了倫敦通訊協會，協會的綱領是實現普選權。1794年協會領導人托·哈迪、霍·圖克等被指控犯有謀反罪而遭逮捕。審判以宣告他們無罪而結束。1799年協會解散，此時它已擁有會員8萬人。至90年代末，各通訊協會停止了活動。但是，它們的思想和傳統對英國的激進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有很大影響，如1816年出現了漢普敦俱樂部領導的要求實行普選權的改革運動，1819年改革運動被政府鎮壓。——37。），自共和國時代（注：指1649-1660年的共和國。——編者注）以來第一次在這個協會中重新討論民主主義原則。正如在法國一樣，民主主義者全都是有哲學素養的人，但他們很快就發現上層階級和中間階級是同他們對立的，只有工人階級才傾聽他們的原則。他們很快就在工人階級中間發現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1794年已經相當強大，但它畢竟還沒有強大到能夠不斷地進行活動。從1797年到1816年間，它無聲無息；在1816年到1823年的動蕩年代里，它又非常活躍，但後來重又停止活動，一直到七月革命。從那時起，它一直和那些老的團體並駕齊驅，並且不斷在前進。這點我們以後將會看到。

    18世紀在英國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由於工業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新的工業總是需要大批常備的工人來供給無數新的勞動部門，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過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國的無產者很少，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國社會狀況必然產生的結果。工業把勞動集中到工廠和城市；工業活動和農業活動不可能結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過去的例外變成了通則，而且還逐漸擴展到城市以外。小塊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斥，這樣就產生了新的雇農階級。城市人口增加了兩三倍，這些增加的人口幾乎全是工人。采礦業的擴展同樣需要大量的新工人，這些工人也是全靠自己的日工資生活的。

    另一方面，中間階級上升到了明確的貴族地位。在工業的前進運動中，廠主以驚人的速度增殖自己的資本，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而這次革命所創造的資本就成為英國貴族用來反對法國革命的工具。◎第37頁◎

    整個前進運動的結果是：英國人現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貴族、金錢貴族和工人民主派。這是英國僅有的三派，是這里唯一起作用的動力；至於它們怎樣起作用，我們也許將在以後的文章（注：指恩格斯《英國狀況　英國憲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8-705頁。——編者注）中加以說明。

    大約寫於1844年1月初-2月初

    載於1844年8月31日、9月4、7和11日《前進報》（巴黎）第70、71、72和73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677頁◎第38頁◎


馬克思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大約寫於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是馬克思未完成的一部早期著作。這部手稿是馬克思總結自己的經濟學研究，批判分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解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哲學理論，從而論證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的第一次嘗試和最初成果。手稿由保存下來的三個筆記本構成。《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屬於第一筆記本。馬克思在這里第一次闡述了異化勞動範疇，證明異化勞動同私有財產的關系，揭示了在私有財產條件下工人狀況的本質特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2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卷以兩種編排形式發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一文本以手稿寫作的時間順序編排，第二文本以三個筆記本的邏輯結構進行編排，並有編者加的標題。本卷所收《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是根據第二文本編譯校訂的。——39。）

    （節選）

    ［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

    我們是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的。我們采用了它的語言和它的規律。我們把私有財產，把勞動、資本、土地的互相分離，工資、資本利潤、地租的互相分離以及分工、競爭、交換價值概念等等當作前提。我們從國民經濟學本身出發，用它自己的話指出，工人降低為商品，而且降低為最賤的商品；工人的貧困同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成反比；競爭的必然結果是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積累起來，也就是壟斷的更驚人的恢覆；最後，資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間、農民和工人之間的區別消失了，而整個社會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注：馬克思在《讓·巴蒂斯特·薩伊〈論政治經濟學〉一書摘要》中，對薩伊關於財富的性質和流通的原理的論述寫了如下評注：“私有財產是一個事實，國民經濟學對此沒有說明理由，但是，這個事實是國民經濟學的基礎”；“沒有私有財產的財富是不存在的，國民經濟學按其本質來說是發財致富的科學。因此，沒有私有財產的政治經濟學是不存在的。這樣，整個國民經濟學便建立在一個沒有必然性的事實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歷史考證版第4部分第2卷第316、319頁）。——39。）。它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後把這些公式當作規律。它不理解這些規律，就是說，它沒有指明這些規律是怎樣從私有財產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國民經濟學沒有向我們說明勞動和資本分離以及資本和土地分離的原因。例如，當它確定工資和資本利潤之間的關系時，它把資本家的利益當作最終原因；就是說，它把應當加以闡明的東西當作前◎第39頁◎提。同樣，競爭到處出現，對此則用外部情況來說明。至於這種似乎偶然的外部情況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必然的發展過程的表現，國民經濟學根本沒有向我們講明。我們已經看到，交換本身在它看來是偶然的事實。貪欲以及貪欲者之間的戰爭即競爭，是國民經濟學家所推動的僅有的車輪。（注：在手稿中，這段話下面刪去了一句話：“我們現在必須回顧上述財產的物質運動的本質”。——編者注）

    正因為國民經濟學不理解運動的聯系，所以才把例如競爭的學說同壟斷的學說，行業自由的學說同同業公會的學說，地產分割的學說同大地產的學說對立起來。因為競爭、行業自由、地產分割僅僅被闡述和理解為壟斷、同業公會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強制的結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結果。

    因此，我們現在必須弄清楚私有制，貪欲和勞動、資本、地產三者的分離之間，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競爭等等之間，這全部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

    不要像國民經濟學家那樣，當他想說明什麽的時候，總是置身於一種虛構的原始狀態（注：馬克思在《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摘要》中寫有評注：“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環論證。為了說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換。但是為了使交換成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動的差異為前提。他把問題置於原始狀態，因而未解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歷史考證版第4部分第2卷第336頁）。——40。）。這樣的原始狀態什麽問題也說明不了。國民經濟學家只是使問題墮入五里霧中。他把應當加以推論的東西即兩個事物之間的例如分工和交換之間的必然關系，假定為事實、事件。神學家也是這樣用原罪來說明惡的起源，就是說，他把他應當加以說明的東西假定為一種具有歷史形式的事實。

    我們且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注：這個結論在當時的社會批判性著作中相當流行。例如，魏特林在他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中就曾寫道：“正像在築堤時要產生土坑一樣，在積累財富時也要產生貧窮。”——40。）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勞動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它生產作◎第40頁◎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產商品的比例生產的。

    這一事實無非是表明：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在國民經濟學假定的狀況中，勞動的這種現實化表現為工人的非現實化（注：馬克思在這里仍舊使用了黑格爾的術語及其探討對立的統一的方法。他把Verwirklichung（現實化）與Entwirklichung（非現實化）對立起來。——41。），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注：馬克思在手稿中往往並列使用兩個德文術語“Entfremdung”（異化）和“Ent?uβerung”（外化）來表示異化這一概念。但是他有時把“Ent?uβerung”這個術語用於另一種意義，例如，用於表示交換活動、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轉化、獲得，就是說，用於表示那些並不意味著敵對性和異己性的關系的經濟和社會現象。——41。）。

    勞動的現實化竟如此表現為非現實化，以致工人非現實化到餓死的地步。對象化竟如此表現為對象的喪失，以致工人被剝奪了最必要的對象——不僅是生活的必要對象，而且是勞動的必要對象。甚至連勞動本身也成為工人只有通過最大的努力和極不規則的中斷才能加以占有的對象。對對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

    這一切後果包含在這樣一個規定中：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產品的關系就是對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系。因為根據這個前提，很明顯，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奉獻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身的就越少。（注：馬克思在這里以自己的理解覆述了費爾巴哈哲學關於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的論點。費爾巴哈在他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質》中曾經證明，因為在神的本質的觀點中肯定的東西僅僅是人的東西，所以作為意識對象的人的觀點就只是否定的東西。費爾巴哈說，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須貧窮；為了使上帝成為一切，人就必須什麽也不是。人在自身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所肯定的東西。——41。）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因此，這種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的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自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與他相異的東西不依賴於◎第41頁◎他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是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他相對立。

    現在讓我們來更詳細地考察一下對象化，工人的生產，並且考察對象即工人產品在對象化中的異化、喪失。

    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麽也不能創造。它是工人的勞動得以實現、工人的勞動在其中活動、工人的勞動從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兩個方面失去生活資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為屬於他的勞動的對象，不成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在這兩方面成為自己的對象的奴隸：首先，他得到勞動的對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資料。因此，他首先是作為工人，其次是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夠生存。這種奴隸狀態的頂點就是：他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自己作為肉體的主體，並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

    （按照國民經濟學的規律，工人在他的對象中的異化表現在：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笨，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

    國民經濟學由於不考察工人（勞動）同產品的直接關系而掩蓋◎第42頁◎勞動本質的異化。當然，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並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

    勞動對它的產品的直接關系，是工人對他的生產的對象的關系。有產者對生產對象和生產本身的關系，不過是這前一種關系的結果，而且證實了這一點。對問題的這另一個方面我們將在後面加以考察。因此，當我們問勞動的本質關系是什麽的時候，我們問的是工人對生產的關系。

    以上我們只是從一個方面，就是從工人對他的勞動產品的關系這個方面，考察了工人的異化、外化。但是，異化不僅表現在結果上，而且表現在生產行為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產行為本身中使自身異化，那麽工人活動的產品怎麽會作為相異的東西同工人對立呢？產品不過是活動、生產的總結。因此，如果勞動的產品是外化，那麽生產本身必然是能動的外化，或活動的外化，外化的活動。在勞動對象的異化中不過總結了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外化。

    那麽，勞動的外化表現在什麽地方呢？

    首先，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因此，它不是滿足勞動需要，而只是滿足勞動需◎第43頁◎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種手段。勞動的異己性完全表現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最後，對工人來說，勞動的外在性表現在：這種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於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別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頭腦和人的心靈的自主活動對個人發生作用不取決於他個人，就是說，是作為某種異己的活動，神靈的或魔鬼的活動發生作用，同樣，工人的活動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動。（注：這里表述的思想是與費爾巴哈的論點相呼應的。費爾巴哈認為宗教和唯心主義哲學是人的存在及其精神活動的異化。費爾巴哈寫道，上帝作為對人來說的某種至高的、非人的東西，是理性的客觀本質；上帝和宗教就是幻想的對象性本質。他還寫道，黑格爾邏輯學的本質是主體的活動，是主體的被竊走的思維，而絕對哲學則使人自身的本質、人的活動在人那里異化。——44。）他的活動屬於別人，這種活動是他自身的喪失。

    因此，結果是，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並成為最後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

    我們從兩個方面考察了實踐的人的活動即勞動的異化行為。第一，工人對勞動產品這個異己的、統治著他的對象的關系。這種關系同時也是工人對感性的外部世界、對自然對象——異己的與他敵對的世界——的關系。第二，在勞動過程中勞動對生產行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工人對他自己的活動——一種異己的、不屬於他的活動——的關系。在這里，活動是受動；力量是無力；生殖是去勢；工人自己的體力和智力，他個人的生命——因為，生命如果不是活動，又是什麽呢？——是不依賴於他、不屬於他、轉過來反對他自身的活動。這是自我異化，而上面所談的是物的異化。

    我們現在還要根據在此以前考察的異化勞動的兩個規定推出◎第44頁◎它的第三個規定。

    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種事物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注：馬克思在本段和下一段利用了費爾巴哈哲學中表述人和整個人類時所用的術語，並且創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他的“類本質”、他的社會性質異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同動物的本質區別為基礎，以意識為基礎，而意識嚴格說來只是在存在物的類成為存在物的對象、本質的地方才存在；人不像動物那樣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無限的存在物。——45。）

    無論是在人那里還是在動物那里，類生活從肉體方面來說就在於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而人和動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的範圍就越廣闊。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同樣，從實踐領域來說，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注：在手稿中，“材料”一詞寫在“對象”一詞上方。——編者注）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於持續不斷地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異化勞動，由於(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動機能，他的生命活動同人相異化，也就使類同人相異化；對人來說，◎第45頁◎它把類生活變成維持個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類生活和個人生活異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個人生活變成同樣是抽象形式和異化形式的類生活的目的。（注：類、類生活、類本質都是費爾巴哈用的術語，它們表示人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以友誼和善良的關系，即以愛為前提，這些都是類的自我感覺或關於個人屬於人群這種能動意識。費爾巴哈認為，類本質使每個具體的個人能夠在無限多的不同個人中實現自己。費爾巴哈也承認人們之間確實存在著利益的相互敵對和對立關系，但是他認為這種關系不是來自階級社會的歷史的現實條件，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而是來自人的真正本質即類本質同人相異化，來自人同大自然本身預先決定了的和諧的類生活人為地但絕非不可避免地脫離開來。——46。）

    因為，首先，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他的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生活本身僅僅成為生活的手段。

    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於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系顛倒過來，以致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作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第46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因此，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類生活，即他的現實的類對象性，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因為從人那里奪走了他的無機的身體即自然界。

    同樣，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關於自己的類的意識，也由於異化而改變，以致類生活對他來說竟成了手段。

    這樣一來，異化勞動導致：

    (3)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變成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同樣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

    (4)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凡是適用於人對自己的勞動、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自身的關系的東西，也都適用於人對他人、對他人的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系。◎第47頁◎

    總之，人的類本質同人相異化這一命題，說的是一個人同他人相異化，以及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

    人的異化，一般地說，人對自身的任何關系，只有通過人對其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和表現。

    因此，在異化勞動的條件下，每個人都按照他自己作為工人所具有的那種尺度和關系來觀察他人。

    我們的出發點是經濟事實即工人及其產品的異化。我們表述了這一事實的概念：異化的、外化的勞動。我們分析了這一概念，因而我們只是分析了一個經濟事實。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應該怎樣在現實中去說明和表述異化的、外化的勞動這一概念。

    如果勞動產品對我來說是異己的，是作為異己的力量面對著我，那麽它到底屬於誰呢？

    如果我自己的活動不屬於我，而是一種異己的活動、一種被迫的活動，那麽它到底屬於誰呢？

    屬於另一個有別於我的存在物。

    這個存在物是誰呢？

    是神嗎？確實，起初主要的生產活動，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為了供奉神的，而產品本身也是屬於神的。但是，神從來不單獨是勞動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而且，下面這種情況多麽矛盾：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跡越是由於工業的奇跡而變成多余，人就越是會為了討好這些力量而放棄生產的樂趣和對產品的享受。

    勞動和勞動產品所歸屬的那個異己的存在物，勞動為之服務和勞動產品供其享受的那個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

    如果勞動產品不屬於工人，並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同工人相◎第48頁◎對立，那麽這只能是由於產品屬於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動對他本身來說是一種痛苦，那麽這種活動就必然給他人帶來享受和生活樂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為統治人的異己力量。

    還必須注意上面提到的這個命題：人對自身的關系只有通過他對他人的關系，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性的、現實的關系。因此，如果人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即對象化勞動的關系，就是對一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於他的對象的關系，那麽他對這一對象所以發生這種關系就在於有另一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於他的人是這一對象的主人。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動看作一種不自由的活動，那麽他是把這種活動看作替他人服務的、受他人支配的、處於他人的強迫和壓制之下的活動。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異化，都表現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那些與他不同的人所發生的關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異化也必然表現在世俗人對僧侶或者世俗人對耶穌基督——因為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關系上。在實踐的、現實的世界中，自我異化只有通過對他人的實踐的、現實的關系才能表現出來。異化借以實現的手段本身就是實踐的。因此，通過異化勞動，人不僅生產出他對作為異己的、敵對的力量（注：手稿中是Menschen（人），不是M?chte （力量）。——編者注）的生產對象和生產行為的關系，而且生產出他人對他的生產和他的產品的關系，以及他對這些他人的關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產變成自己的非現實化，變成對自己的懲罰一樣，正像他喪失掉自己的產品並使它變成不屬於他的產品一樣，他也生產出不生產的人對生產和產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動同自身相異化一樣，他也使與他相異的人占有非自◎第49頁◎身的活動。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從工人方面考察了這一關系；下面我們還要從非工人方面來加以考察。

    總之，通過異化的、外化的勞動，工人生產出一個對勞動生疏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人對這個勞動的關系。工人對勞動的關系，生產出資本家——或者不管人們給勞動的主人起個什麽別的名字——對這個勞動的關系。

    因此，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

    因此，我們通過分析，從外化勞動這一概念，即從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一概念得出私有財產這一概念。

    誠然，我們從國民經濟學得到作為私有財產運動之結果的外化勞動（外化的生命）這一概念。但是，對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盡管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但確切地說，它是外化勞動的後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類理智迷誤的原因，而是人類理智迷誤的結果一樣。後來，這種關系就變成相互作用的關系。

    私有財產只有發展到最後的、最高的階段，它的這個秘密才重新暴露出來，就是說，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

    這些論述使至今沒有解決的各種矛盾立刻得到闡明。

    (1)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切。蒲魯東從這個矛盾得出了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注：馬克思顯然是指蒲魯東的著作《什麽是財產？》。參看該書第3章第4節：勞動。——勞動本身對自然物沒有任何占有能力；第5節：勞動導致所有權的不平等；第6節：社會中的一切工資都是平等的；第7節：才能不平等是財富平等的必要條件。——50。）然而，我們看到，這個表面的矛盾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

    因此，我們也看到，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一的，因為用勞動產◎第50頁◎品、勞動對象來償付勞動本身的工資，不過是勞動異化的必然後果，因為在工資中，勞動不表現為目的本身，而表現為工資的奴仆。下面我們要詳細說明這個問題，現在還只是作出幾點結論。（注：在這一段中，馬克思是在廣義上使用工資範疇，以表達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對抗性關系。他所說的“工資”是指“雇傭勞動”，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顯然，在沒有保存下來的那部分手稿中，關於這個思想他會有詳細的闡述。——51。）

    強制提高工資（且不談其他一切困難，不談強制提高工資這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工資，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分和尊嚴。

    甚至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關系變成一切人對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注：這里是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的“平等”觀念時所持的基本論點。蒲魯東在《什麽是財產？》一書中表述的“平等”觀念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關系基礎上的。他的空想的、改良主義的藥方規定，私有財產要由“公有財產”代替，而這種“公有財產”將以平等的小占有的形式，在“平等”交換產品的條件下掌握在直接生產者手中。這實際上指的是均分私有財產。蒲魯東是這樣設想交換的“平等”的，即“聯合的工人”始終得到同等的工資，因為在相互交換他們的產品時，即使產品實際上不同等，但每個人得到的仍然是相同的，而一個人的產品多於另一個人的產品的余額將處於交換之外，不會成為社會的財產，這樣就完全不會破壞工資的平等。馬克思說，在蒲魯東的理論中，社會是作為抽象的資本家出現的。他指出蒲魯東沒有考慮到即使在小（“平等”）占有制度下也仍然起作用的商品生產的現實矛盾。不久，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表述了這樣一個結論：蒲魯東在經濟異化範圍內克服經濟異化，就是說，實際上根本沒有克服它。——51。）

    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2) 從異化勞動對私有財產的關系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別以為這里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後果罷了。

    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樣，我們也可以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範疇，而且我們將重新發現，每一個範疇，例如買賣、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

    但是，在考察這些範疇的形成以前，我們還打算解決兩個任務：

    (1) 從私有財產對真正人的和社會的財產的關系來說明作為異化勞動的結果的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

    (2)我們已經承認勞動的異化、勞動的外化這個事實，並對這◎第51頁◎一事實進行了分析。現在要問，人怎麽使他的勞動外化、異化？這種異化又怎麽以人的發展的本質為根據？我們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外化勞動對人類發展進程的關系問題，就已經為解決這一任務得到了許多東西。因為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

    補入(1)　私有財產的普遍本質以及私有財產對真正人的財產的關系。

    在這里外化勞動分解為兩個組成部分，它們互相制約，或者說，它們只是同一種關系的不同表現，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而外化表現為占有，異化表現為真正得到公民權。

    我們已經考察了一個方面，考察了外化勞動對工人本身的關系，也就是說，考察了外化勞動對自身的關系。我們發現，這一關系的產物或必然結果是非工人對工人和勞動的財產關系。私有財產作為外化勞動的物質的、概括的表現，包含著這兩種關系：工人對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非工人的關系，以及非工人對工人和工人的勞動產品的關系。

    我們已經看到，對於通過勞動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來說，占有表現為異化，自主活動表現為替他人活動和表現為他人的活動，生命活躍表現為生命的犧牲，對象的生產表現為對象的喪失，轉歸異己力量、異己的人所有。現在我們就來考察一下這個同勞動和工人生疏的人對工人、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系。

    首先必須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活動的東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狀態。

    其次，工人在生產中的現實的、實踐的態度，以及他對產品的態度（作為一種內心狀態），在同他相對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現為理◎第52頁◎論的態度。

    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對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對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對工人不利的事，他對自身卻不做。

    我們來進一步考察這三種關系。

    大約寫於1844年5月底6月初-8月

    第一次全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御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3卷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103頁◎第53頁◎


馬克思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是馬克思在1845年春於布魯塞爾寫在他的1844-1847年筆記本中的筆記，筆記上端寫著：1.關於費爾巴哈。恩格斯指出，“這是匆匆寫成的供以後研究用的筆記，根本沒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是非常寶貴的。”他稱這些筆記是“十一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頁）。筆記因此而得名。

    1888年，恩格斯把《提綱》作為《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見本選集第4卷第214-258頁）一書的附錄第一次予以發表，並對個別地方作了修改。發表時的標題為《馬克思論費爾巴哈》。

    本選集一並收輯《提綱》的兩個稿本，即馬克思寫在筆記本中的1845年稿本和由恩格斯發表的1888年稿本。——54。）

    1.關於費爾巴哈（注：馬克思1845年的稿本。——編者注）

    一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動。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於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第54頁◎

    二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三

    關於環境和教育起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一定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淩駕於社會之上。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四

    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這一事實出發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歸結於它的世俗基礎。但是，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並在雲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這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因此，對於這個世俗基礎本身應當在自身中、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並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從發現神聖家族的秘密在於世俗家庭之後，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被消滅。◎第55頁◎

    五

    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喜歡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

    六

    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費爾巴哈沒有對這種現實的本質進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開歷史的進程，把宗教感情固定為獨立的東西，並假定有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的個體。

    (2)因此，本質只能被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

    七

    因此，費爾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個人，是屬於一定的社會形式的。

    八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九

    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第56頁◎至多也只能達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

    十

    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

    十一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寫於1845年春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頁◎第57頁◎

    馬克思論費爾巴哈（注：恩格斯1888年發表的稿本。——編者注）

    一

    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 gegenst ?ndliche]活動。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於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

    二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第58頁◎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三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淩駕於社會之上。（例如，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就是如此。）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

    四

    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一事實出發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歸結於它的世俗基礎。他沒有注意到，在做完這一工作之後，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因為，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並在雲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這一事實，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因此，對於這個世俗基礎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後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從發現神聖家族的秘密在於世俗家庭之後，對於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從理論上進行批判，並在實踐中加以變革。

    五

    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性的直觀；但是他把感◎第59頁◎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

    六

    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費爾巴哈沒有對這種現實的本質進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開歷史的進程，把宗教感情固定為獨立的東西，並假定有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的個體。

    (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質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

    七

    因此，費爾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個人，實際上是屬於一定的社會形式的。

    八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九

    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市民社會”的單個人的直觀。◎第60頁◎

    十

    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

    十一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寫於1845年春

    第一次作為附錄發表於《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8年版單行本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頁◎第61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識形態（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識形態（之一）（注：《德意志意識形態。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寫，是馬克思主義形成時期的重要著作。這部著作共分兩卷，其主要內容是闡述作者制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批判分析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麥·施蒂納的唯心主義歷史觀，批判“真正的社會主義”或“德國社會主義”的各式各樣代表的哲學觀點，表述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6年到1847年在德國曾多次為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尋找出版商。由於當時書報檢查機關的阻撓，還由於出版商對書中所批判的哲學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寄予同情，這部著作未能出版。

    《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只在1847年《威斯特伐里亞汽船》雜志8月和9月號發表了第2卷第4章。全書以手稿形式保存下來，沒有總標題。《德意志意識形態。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這一標題源於馬克思在1847年4月6日發表的聲明《駁卡爾·格律恩》中對這部著作的稱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3頁）。

    收入本卷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費爾巴哈》是未完成的手稿，寫於第1卷成書過程中的不同時間。但是就理論內容來說，該章具有獨立的價值，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並根據自己新的歷史觀對共產主義作了科學的論證。這一章在手稿上，原來的標題只是《一、費爾巴哈》。在手稿第1章的結尾有恩格斯的筆跡：《一、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顯然，這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於1883年整理馬克思遺稿，重讀《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時對原有標題的具體說明。

    《費爾巴哈》章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能發表，直到1924年才第一次由前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發表了俄譯文，1926年以德文原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1932年，《德意志意識形態》全書第一次以原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5卷，其中《費爾巴哈》章由編者重新編排，加了分節標題，刪去手稿結尾部分關於社會意識形式的劄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俄文第2版(1955)、德文版(1958)以及中文版(1960)均以這一版本為依據。後來，前蘇聯《哲學問題》雜志1965年第10和11期、《德國哲學雜志》1966年第10期先後發表了該章的新編版本；《費爾巴哈》章的俄、德文單行本也相繼問世。《費爾巴哈》章的中文單行本於1988年編譯出版。本卷所收《費爾巴哈》章譯文是根據該章的德文單行本1985年版重新校訂的。--62。）

    （節選）

    第一卷

    第一章　費爾巴哈　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

    ［Ⅰ］

    正如德國的玄想家們所宣告的，德國在最近幾年里經歷了一次空前的變革。從施特勞斯開始的黑格爾體系的解體過程（注：大·弗·施特勞斯的主要著作《耶穌傳》（1835-1836年杜賓根版第1-2卷）開創了對宗教的哲學批判，並且使黑格爾學派開始分裂為老年黑格爾派和青年黑格爾派。

    老年黑格爾派著重強調黑格爾的體系，對德國三月革命前的社會和政治實踐持保守的直至反動的態度。因此，對他們也稱右翼黑格爾派，其成員有加布勒、道布、漢寧和萊奧。

    青年黑格爾派重視以黑格爾的辯證方法為依據，對基督教和普魯士國家持批判態度，對他們也稱左翼黑格爾派，其成員有施特勞斯、施蒂納、盧格、鮑威爾兄弟，有時還有費爾巴哈。——62。）發展為一種席卷一切“過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騷動。在普遍的混亂中，一些強大的王國產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間出現了許多英雄，但是馬上又因為出現了更勇敢更強悍的對手而銷聲匿跡。這是一次革命，法國革命同它相比只不過是兒戲；這是一次世界鬥爭，狄亞多希（注：狄亞多希是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的將領們，他們在亞歷山大死後為爭奪權力而彼此進行殘酷的廝殺。在這場爭鬥的過程中（公元前4世紀末至3世紀初），亞歷山大的帝國這個不鞏固的實行軍事管理的聯盟，分裂為許多單獨的國家。——62。）的鬥爭在它面前簡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則為另一些原則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殲滅，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聞的。在1842-1845年這三年中間，在德國進行的清洗比過去三個世紀都要徹底得多。

    據說這一切都是在純粹的思想領域中發生的。◎第62頁◎

    然而，不管怎麽樣，我們涉及的是一個有意義的事件：絕對精神的瓦解過程。當它的生命的最後一個火星熄滅時，這個caput mortuum （注：原意是“骷髏”；化學中蒸餾過程結束後的殘留物。這里的意思是無用的殘渣。——編者注）的各個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們重新化合，構成新的物質。那些以哲學為業，一直以經營絕對精神為生的人們，現在都撲向這種新的化合物。每個人都不辭勞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競爭在所不免。起初這種競爭還相當體面，具有市民的循規蹈矩的性質。後來，當商品充斥德國市場，而在世界市場上盡管竭盡全力也無法找到銷路的時候，按照通常的德國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虛假的生產，因質量降低、原料摻假、偽造商標、買空賣空、空頭支票以及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競爭變成了激烈的鬥爭，而這個鬥爭現在卻被吹噓和構想成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變革，一種產生了十分重大的結果和成就的因素。

    為了正確地評價這種甚至在可敬的德國市民心中喚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學叫賣，為了清楚地表明這整個青年黑格爾派運動的渺小卑微、地域局限性，特別是為了揭示這些英雄們的真正業績和關於這些業績的幻想之間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顯著差異，就必須站在德國以外的立場上來考察一下這些喧囂吵嚷。（注：手稿中刪去以下一段話：“因此，在我們對這個運動的個別代表人物進行專門批判之前，提出一些能進一步闡明他們的共同思想前提的一般意見。這些意見足以表明我們在進行批判時所持的觀點，而表明我們的觀點對於了解和說明以後各種批評意見是必要的。我們這些意見正是針對費爾巴哈的，因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邁進了幾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認真地加以研究”。——編者注）◎第63頁◎

    一　費爾巴哈

    A.一般意識形態，特別是德意

    　志意識形態

    德國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種種努力，都沒有離開過哲學的基地。這個批判雖然沒有研究過自己的一般哲學前提，但是它談到的全部問題終究是在一定的哲學體系即黑格爾體系的基地上產生的。不僅是它的回答，而且連它所提出的問題本身，都包含著神秘主義。對黑格爾的這種依賴關系正好說明了為什麽在這些新出現的批判家中甚至沒有一個人試圖對黑格爾體系進行全面的批判，盡管他們每一個人都斷言自己已經超出了黑格爾哲學。他們和黑格爾的論戰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論戰，只局限於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抓住黑格爾體系的某一方面，用它來反對整個體系，也反對別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們還是抓住純粹的、未加偽造的黑格爾的範疇，如“實體”和“自我意識”（注：大·弗·施特勞斯和布·鮑威爾使用的基本範疇。——編者注），但是後來卻用一些比較世俗的名稱如“類”、“唯一者”、“人”（注：路·費爾巴哈和麥·施蒂納使用的基本範疇。——編者注）等等，使這些範疇世俗化。

    從施特勞斯到施蒂納的整個德國哲學批判都局限於對宗教觀念的批判（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段話：“這種批判自以為是使世界消除一切災難的絕對救世主。宗教總是被看作和解釋成這些哲學家們所厭惡的一切關系的終極原因，他們的主要敵人”。——編者注）。他們的出發點是現實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學。至於什麽是宗教意識，什麽是宗教觀念，他們後來下的定義各有不同。其進◎第64頁◎步在於：所謂占統治地位的形而上學觀念、政治觀念、法律觀念、道德觀念以及其他觀念也被歸入宗教觀念或神學觀念的領域；還在於：政治意識、法律意識、道德意識被宣布為宗教意識或神學意識，而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總而言之，“一般人”，則被宣布為宗教的人。宗教的統治被當成了前提。一切占統治地位的關系逐漸地都被宣布為宗教的關系，繼而被轉化為迷信——對法的迷信，對國家的迷信等等。到處涉及的都只是教義和對教義的信仰。世界在越來越大的規模內被聖化了，直到最後可尊敬的聖麥克斯（注：指麥克斯·施蒂納（約翰·卡斯帕爾·施米特的筆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用其他綽號稱呼他，例如，稱他為“聖桑喬”、“聖者”、“聖師”等等。——編者注）完全把它宣布為聖物，從而一勞永逸地把它葬送為止。

    老年黑格爾派認為，只要把一切歸入黑格爾的邏輯範疇，他們就理解了一切。青年黑格爾派則通過以宗教觀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學上的東西來批判一切。青年黑格爾派同意老年黑格爾派的這樣一個信念，即認為宗教、概念、普遍的東西統治著現存世界。不過一派認為這種統治是篡奪而加以反對，另一派則認為這種統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讚揚。

    既然這些青年黑格爾派認為，觀念、思想、概念，總之，被他們變為某種獨立東西的意識的一切產物，是人們的真正枷鎖，就像老年黑格爾派把它們看作是人類社會的真正鐐銬一樣，那麽不言而喻，青年黑格爾派只要同意識的這些幻想進行鬥爭就行了。既然根據青年黑格爾派的設想，人們之間的關系、他們的一切舉止行為、他們受到的束縛和限制，都是他們意識的產物，那麽青年黑格爾派完全合乎邏輯地向人們提出一種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第65頁◎己的意識（注：指路·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麥·施蒂納。——編者注）來代替他們現在的意識，從而消除束縛他們的限制。這種改變意識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存在的東西，也就是說，借助於另外的解釋來承認它。青年黑格爾派玄想家們盡管滿口講的都是所謂“震撼世界的”詞句（注：“震撼世界的思想”是《維幹德季刊》上一篇匿名文章中的用語（見該雜志1845年第4卷第327頁）。

    《維幹德季刊》是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雜志；1844-1845年由奧·維幹德在萊比錫出版。參加該雜志工作的有布·鮑威爾、麥·施蒂納和路·費爾巴哈等人。——66。），卻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說，他們之中最年輕的人宣稱只為反對“詞句”而鬥爭，那就確切地表達了他們的活動。不過他們忘記了：他們只是用詞句來反對這些詞句；既然他們僅僅反對這個世界的詞句，那麽他們就絕對不是反對現實的現存世界。這種哲學批判所能達到的唯一結果，是從宗教史上對基督教作一些說明，而且還是片面的說明。至於他們的全部其他論斷，只不過是進一步修飾他們的要求：想用這樣一些微不足道的說明作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發現。

    這些哲學家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於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關於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系問題。

    　——

    1.一般意識形態，特別是德國哲學

    A.（注：手稿中刪去以下一段話：“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里不談；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意識形態本身只不過是這一歷史的一個方面”。——編者注）

    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第66頁◎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因此，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

    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這些個人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不在於他們有思想，而在於他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編者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當然，我們在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岳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但是，這些條件不僅決定著人們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體組織，特別是他們之間的種族差別，而且直到如今還決定著肉體組織的整個進一步發展或不發展”。——編者注）。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

    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麽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

    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於他們已有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第67頁◎怎樣。因此，他們是什麽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麽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麽樣的，這取決於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這種生產第一次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開始的。而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Verkehr] （注：“交往”(Verkehr)這個術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含義很廣。它包括單個人、社會團體以及國家之間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部著作中指出：物質交往，而首先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交往，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礎。《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用的一些術語：“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關系”、“生產和交往的關系”，表達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生產關系概念。——68。）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

     ——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

    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商業勞動同工業勞動的分離。同時，由於這些不同部門內部的分工，共同從事某種勞動的個人之間又形成不同的分工。這種種分工的相互關系取決於農業勞動、工業勞動和商業勞動的經營方式（父權制、奴隸制、等級、階級）。在交往比較發達的條件下，同樣的情況也會在各民族間的相互關系中出現。

    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的與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有關的相互關系。

    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 （注：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術語Stamm，在本文中譯為“部落”。在19世紀中葉的歷史科學中，這個術語的含義比現在廣泛。它是指淵源於共同祖先的人們的共同體，包括近代所謂的“氏族”和“部落”。美國的民族學家路易·亨利·摩爾根在其主要著作《古代社會》(1877)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並下了準確的定義。摩爾根指明，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層單位，從而為原始社會的全部歷史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本選集第4卷第1-179頁）一書中總結了摩爾根的這些發現，全面地解釋了氏族和部落這兩個概念的內容。——68。）所有制。它與生產的不發達階段相適應，當時人們靠狩獵、捕魚、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為◎第68頁◎生。在後一種情況下，它是以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分工還很不發達，僅限於家庭中現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進一步擴大。因此，社會結構只限於家庭的擴大：父權制的部落首領，他們管轄的部落成員，最後是奴隸。潛在於家庭中的奴隸制，是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著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是由於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一個城市而產生的。在這種所有制下仍然保存著奴隸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動產私有制以及後來的不動產私有制已經發展起來，但他們是作為一種反常的、從屬於公社所有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公民僅僅共同享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隸的權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約束。這是積極公民的一種共同私有制，他們面對著奴隸不得不保存這種自然形成的聯合方式。因此，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民權力，隨著私有制，特別是不動產私有制的發展而逐漸趨向衰落。分工已經比較發達。城鄉之間的對立已經產生，後來，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同另一些代表鄉村利益的國家之間的對立出現了。在城市內部存在著工業和海外貿易之間的對立。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階級關系已經充分發展。

    隨著私有制的發展，這里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關系，這些關系我們在考察現代私有制時還會遇見，不過規模更為巨大而已。一方面是私有財產的集中，這種集中在羅馬很早就開始了（李奇尼烏斯土地法（注：李奇尼烏斯土地法是公元前367年在古羅馬通過的一項法律，又稱李奇尼烏斯法。該法對於把公有地轉交個人使用的權利作了某種限制，並且規定撤銷部分債務。該法反對大土地占有制和貴族特權的增長，反映出平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加強。根據羅馬的傳統說法，該法是羅馬護民官李奇尼烏斯和塞克斯蒂烏斯制定的。

    在羅馬發生的內戰，通常是指羅馬統治階級的各種集團之間從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前30年持續進行的鬥爭。這些內戰連同日益增長的階級矛盾和奴隸起義加速了羅馬共和國的衰亡，並且導致羅馬帝國的建立（公元前30年）。——69。）就是證明），從內戰發生以來，尤其是在王政時期，發展得非常迅速；另一方面是由此而來的平民小農向無產階級的轉化，然而，後者由於處於有產者公民和奴隸之間的中間地位，並未獲得獨立的發展。◎第69頁◎

    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的領域，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村。地曠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沒有使人口大量增加，——這種情況決定了起點有這樣的變化。因此，與希臘和羅馬相反，封建制度的發展是在一個寬廣得多的、由羅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聯系在一起的農業的普及所準備好了的地域中開始的。趨於衰落的羅馬帝國的最後幾個世紀和蠻族對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農業衰落了，工業由於缺乏銷路而一蹶不振，商業停滯或被迫中斷，城鄉居民減少了。這些情況以及受其制約的進行征服的組織方式，在日耳曼人的軍事制度（注：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見本選集第4卷第134-146頁）以及《法蘭克時代》一文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60-563頁）均有關於日耳曼人的軍事制度的論述。——70。）的影響下，發展了封建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樣，也是以一種共同體　[ Gemeinwe-sen]為基礎的。但是作為直接進行生產的階級而與這種共同體對立的，已經不是與古典古代的共同體相對立的奴隸，而是小農奴。隨著封建制度的充分發展，也產生了與城市對立的現象。土地占有的等級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武裝扈從制度使貴族掌握了支配農奴的權力。這種封建結構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樣，是一種聯合，其目的在於對付被統治的生產者階級；只是聯合的形式和對於直接生產者的關系有所不同，因為出現了不同的生產條件。

    在城市中與這種土地占有的封建結構相適應的是同業公會所有制，即手工業的封建組織。在這里財產主要在於個人的勞動。聯合起來反對成群搭夥的掠奪成性的貴族的必要性，在實業家同時又是商人的時期對公共商場的需要，流入當時繁華城市的逃亡農奴的競爭的加劇，全國的封建結構，——所有這一切產生了行會；個別手工業者逐漸積蓄起少量資本，而且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他們的人數沒有什麽變動，這就使得幫工制度和學徒制度發展起來，而這種制度在城市里產生了一種和農村等級制相似的等◎第70頁◎級制。

    這樣，封建時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縛於土地所有制的農奴勞動，另一方面是擁有少量資本並支配著幫工勞動的自身勞動。這兩種所有制的結構都是由狹隘的生產關系——小規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業式的工業——決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榮時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個國家都存在著城鄉之間的對立；等級結構固然表現得非常鮮明，但是除了在鄉村里有王公、貴族、僧侶和農民的劃分，在城市里有師傅、幫工、學徒以及後來的平民短工的劃分之外，就再沒有什麽大的分工了。在農業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塊耕作而受到阻礙，與這種耕作方式同時產生的還有農民自己的家庭工業；在工業中，各業手工業內部根本沒有實行分工，而各業手工業之間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在比較老的城市中，工業和商業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後來當這些城市彼此發生了關系的時候，這樣的分工才發展起來。

    比較廣大的地區聯合為封建王國，無論對於土地貴族或城市來說，都是一種需要。因此，統治階級的組織即貴族的組織到處都在君主的領導之下。

    　——

    由此可見，事情是這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注：手稿的最初方案：“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的一定的個人”。——編者注），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第71頁◎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段話：“這些個人所產生的觀念，或者是關於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的觀念，或者是關於他們之間的關系的觀念，或者是關於他們自身的狀況的觀念。顯然，在這幾種情況下，這些觀念都是他們的現實關系和活動、他們的生產、他們的交往、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有意識的表現，而不管這種表現是現實的還是虛幻的。相反的假設，只有在除了現實的、受物質制約的個人的精神以外還假定有某種特殊的精神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如果這些個人的現實關系的有意識的表現是虛幻的，如果他們在自己的觀念中把自己的現實顛倒過來，那麽這又是由他們狹隘的物質活動方式以及由此而來的他們狹隘的社會關系造成的”。——編者注）。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而且人們是受他們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他們的物質交往和這種交往在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中的進一步發展所制約的”。——編者注）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意識[das　Bewuβtsein] 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　　dasbewu βteSein]，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呈像的，那麽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第72頁◎

    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一種考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作是有生命的個人。後一種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

    這種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

    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第73頁◎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這里我們只舉出幾個我們用來與意識形態相對照的抽象，並用歷史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Ⅱ］

    當然，我們不想花費精力（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去啟發我們的聰明的哲學家，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把哲學、神學、實體和一切廢物消融在“自我意識”中，如果他們把“人”從這些詞句的統治下——而人從來沒有受過這些詞句的奴役——解放出來，那麽“人”的“解放”也並沒有前進一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並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注：馬克思加了邊注：“哲學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個人。——地質、水文等等條件。人體。需要和勞動”。——編者注）；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第74頁◎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注：手稿殘缺。——編者注）其次，還要根據它們的不同發展階段，清除實體、主體、自我意識和純批判等無稽之談，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學的無稽之談一樣，而且在它們有了更充分的發展以後再次清除這些無稽之談。（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詞句和現實的運動”。——編者注）當然，在像德國這樣一個具有微不足道的歷史發展的國家里，這些思想發展，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無作用的卑微瑣事彌補了歷史發展的不足，它們已經根深蒂固，必須同它們進行鬥爭（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詞句對德國的意義”。——編者注）。但這是具有地域性意義的鬥爭。

    ［……］（注：這里缺五頁手稿。——編者注）實際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如果在費爾巴哈那里有時也遇見類似的觀點，那麽它們始終不過是一些零星的猜測，而且對費爾巴哈的總的觀點的影響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們看作是具有發展能力的萌芽。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僅僅局限於對這一世界的單純的直觀，另一方面僅僅局限於單純的感覺。費爾巴哈設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和後面的論述，主要涉及路·費爾巴哈的著作《未來哲學原理》，並且從中引用了費爾巴哈的一些用語。——75。）。“一般人”實際上是“德國人”。在前一種情況下，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與他的意識和他的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擾亂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諧，特別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為了排除這些東西，他不得不求助於某種二重性的直觀，這種直觀介於僅僅看到“眼前”的東西的普通直觀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第75頁◎質”的高級的哲學直觀之間。（注：恩格斯加了邊注：“注意：費爾巴哈的錯誤不在於他使眼前的東西即感性外觀從屬於通過對感性事實作比較精確的研究而確認的感性現實，而在於他要是不用哲學家的’眼睛’，就是說，要是不戴哲學家的’眼睛’來觀察感性，最終會對感性束手無策”。——編者注）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於前一代所達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它的社會制度。甚至連最簡單的“感性確定性”的對象也只是由於社會發展、由於工業和商業交往才提供給他的。大家知道，櫻桃樹和幾乎所有的果樹一樣，只是在數世紀以前由於商業才移植到我們這個地區。由此可見，櫻桃樹只是由於一定的社會在一定時期的這種活動才為費爾巴哈的“感性確定性”所感知。（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

    此外，只要這樣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產生情況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後面將對這一點作更清楚的說明——都可以十分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實。人對自然的關系這一重要問題（或者如布魯諾所說的（第110 頁）（注：布·鮑威爾《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編者注），“自然和歷史的對立”，好像這是兩種互不相幹的“事物”，好像人們面前始終不會有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個產生了關於“實體”和“自我意識”的一切“高深莫測的創造物”（注：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編者注）的問題。然而，如果懂得在工業中向來就有那個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在每一個時代都隨著工業或慢或快的發展而◎第76頁◎不斷改變，就像人與自然的“鬥爭”促進其生產力在相應基礎上的發展一樣，那麽上述問題也就自行消失了。工業和商業、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交換，一方面制約著分配，不同社會階級的劃分，同時它們在自己的運動形式上又受著後者的制約。這樣一來，打個比方說，費爾巴哈在曼徹斯特只看見一些工廠和機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見腳踏紡車和織布機；或者，他在羅馬的坎帕尼亞只發現一些牧場和沼澤，而在奧古斯都時代在那里只能發現羅馬資本家的葡萄園和別墅。（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里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由於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它哪怕只中斷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仍然會保持著，而整個這一點當然不適用於原始的、通過自然發生的途徑產生的人們。但是，這種區別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種與自然界不同的東西時才有意義。此外，先於人類歷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對於費爾巴哈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誠然，費爾巴哈比“純粹的”唯物主義者有很大的優點：他承認人也是“感性對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對象”，而不是“感◎第77頁◎性活動”，因為他在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論的領域內，沒有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系，從那些使人們成為現在這種樣子的周圍生活條件來觀察人們——這一點且不說，他還從來沒有看到現實存在著的、活動的人，而是停留於抽象的“人”，並且僅僅限於在感情範圍內承認“現實的、單個的、肉體的人”，也就是說，除了愛與友情，而且是觀念化了的愛與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與人之間”還有什麽其他的“人的關系”。（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他沒有批判現在的愛的關系。可見，他從來沒有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因而比方說，當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癧病的、積勞成疾的和患肺癆的窮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時候，他便不得不求助於“最高的直觀”和觀念上的“類的平等化”，這就是說，正是在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到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地方，他卻重新陷入唯心主義。（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

    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里，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這一點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已經非常明顯了（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段話：“我們之所以在這里比較詳細地談論歷史，只是因為德國人習慣於用’歷史’和’歷史的’這些字眼隨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現實。’說教有術的’聖布魯諾就是一個出色的例子”。——編者注）。

    我們談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因此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注：馬克思加了邊注：“歷史”。——編者注），◎第78頁◎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注：馬克思加了邊注：“黑格爾。地質、水文等等的條件。人體。需要，勞動”。——編者注）。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即使感性在聖布魯諾那里被歸結為像一根棍子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注：指布·鮑威爾在《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文中的觀點。——編者注），它仍然必須以生產這根棍子的活動為前提。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大家知道，德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因而也從來沒有過一個歷史學家。法國人和英國人盡管對這一事實同所謂的歷史之間的聯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別是因為他們受政治思想的束縛——，但畢竟作了一些為歷史編纂學提供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首次寫出了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

    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從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國人的偉大歷史智慧是誰的精神產物。德國人認為，凡是在他們缺乏實證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學、政治和文學的謬論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沒有任何歷史，那里只有“史前時期”；至於如何從這個荒謬的“史前歷史”過渡到真正的歷史，他們卻沒有對我們作任何解釋。◎第79頁◎不過另一方面，他們的歷史思辨所以特別熱衷於這個“史前歷史”，是因為他們認為在這里他們不會受到“粗暴事實”的幹預，而且還可以讓他們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創立和推翻成千上萬的假說。

    一開始就進入歷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系，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家庭。這種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系，後來，當需要的增長產生了新的社會關系而人口的增多又產生了新的需要的時候，這種家庭便成為從屬的關系了（德國除外）。這時就應該根據現有的經驗材料來考察和闡明家庭，而不應該像通常在德國所做的那樣，根據“家庭的概念”來考察和闡明家庭。此外，不應該把社會活動的這三個方面看作是三個不同的階段，而只應該看作是三個方面，或者，為了使德國人能夠了解，把它們看作是三個“因素”。從歷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時，這三個方面就同時存在著，而且現在也還在歷史上起著作用。

    這樣，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達到的自己生命的生產，或是通過生育而達到的他人生命的生產，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里是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至於這種活動在什麽條件下、用什麽方式和為了什麽目的而進行，則是無關緊要的。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但是，這樣的歷史在德國是寫不出來的，這也是很明顯的，因為對於德國人來說，要做到這一點不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還缺乏“感性確定性”；而在萊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關於這類事◎第80頁◎情的任何經驗，是因為那里再沒有什麽歷史。由此可見，一開始就表明了人們之間是有物質聯系的。這種聯系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樣長久的歷史；這種聯系不斷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現為“歷史”，它不需要有專門把人們聯合起來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囈語。

    只有現在，在我們已經考察了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因素、四個方面之後，我們才發現：人還具有“意識”（注：馬克思加了邊注：“人們之所以有歷史，是因為他們必須生產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須用一定的方式來進行：這是受他們的肉體組織制約的，人們的意識也是這樣受制約的”。——編者注）。但是這種意識並非一開始就是“純粹的”意識。“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黴，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我對我的環境的關系是我的意識”。——編者注）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麽東西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於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當然，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於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一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於自然◎第81頁◎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注：馬克思加了邊注：“這里立即可以看出，這種自然宗教或對自然界的這種特定關系，是由社會形式決定的，反過來也是一樣。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樣，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現在：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決定著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而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又決定著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這正是因為自然界幾乎還沒有被歷史的進程所改變”。——編者注）；但是，另一方面，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這個開始，同這一階段的社會生活本身一樣，帶有動物的性質；這是純粹的畜群意識，這里，人和綿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他的意識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說他的本能是被意識到了的本能。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長以及作為二者基礎的人口的增多，這種綿羊意識或部落意識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與此同時分工也發展起來。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與此相適應的是玄想家的、僧侶的最初形式”。——編者注）。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但是，如果這種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和現存的關系發生矛盾，那麽，這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社會關系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不過，在一定民族的各種關系的範圍內，這也可能不是因為現在該民族範圍內出現了矛盾，而是因為在該民族意識和其他民族的實踐之間，亦即在某一民族◎第82頁◎的民族意識和普遍意識之間（注：馬克思加了邊注：“宗教。具有真正的意識形態的德國人”。——編者注）出現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國的情形那樣）——既然這個矛盾似乎只表現為民族意識範圍內的矛盾，那麽在這個民族看來，鬥爭也就限於這種民族廢物，因為這個民族就是廢物本身。但是，意識本身究竟采取什麽形式，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我們從這一大堆贅述中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上述三個因素即生產力、社會狀況和意識，彼此之間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矛盾，因為分工不僅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活動和思維，即沒有思想的活動和沒有活動的思想”。——編者注）、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而要使這三個因素彼此不發生矛盾，則只有再消滅分工。此外，不言而喻，“怪影”、“枷鎖”、“最高存在物”、“概念”、“疑慮”顯然只是孤立的個人的一種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現，只是他的觀念，即關於真正經驗的束縛和界限的觀念；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交往形式就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範圍內運動著。（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這種關於現存的經濟界限的唯心主義表現，不是純粹理論上的，而且在實際的意識中也存在著，就是說，使自己自由存在的並且同現存的生產方式相矛盾的意識，不是僅僅構成宗教和哲學，而且也構成國家”。——編者注）

    分工包含著所有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會分裂為單個的、互相對立的家庭這一點為基礎的。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里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第83頁◎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

    其次，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於現實之中。

    正是由於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而這始終是在每一個家庭集團或部落集團中現有的骨肉聯系、語言聯系、較大規模的分工聯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聯系的現實基礎上，特別是在我們以後將要闡明的已經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階級是通過每一個這樣的人群分離開來的，其中一個階級統治著其他一切階級。從這里可以看出，國家內部的一切鬥爭——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相互之間的鬥爭，爭取選舉權的鬥爭等等，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普遍的東西一般說來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個不同階級間的真正的鬥爭（德國的理論家們對此一竅不通，盡管在《德法年鑒》（注：《德法年鑒》是馬克思提議創辦、由阿·盧格和馬克思在巴黎編輯出版的德文雜志，僅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除了載有《〈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外，還刊載有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盧格之間存在原則分歧。——84。）和《神聖家族》（注：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夥伴》，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頁。——編者注）中已經十分明確地向他們指出過這一點）。從這里還可以看出，每一個力圖取得統治的階級，即使它的統治要求消滅整個舊的社會形式和一◎第84頁◎切統治，就像無產階級那樣，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說成是普遍的利益，而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正因為各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自己的特殊的、對他們來說是同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們認為，這種共同利益是“異己的”和“不依賴”於他們的，即仍舊是一種特殊的獨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說，他們本身必須在這種不一致的狀況下活動，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樣。另一方面，這些始終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虛幻的共同利益相對抗的特殊利益所進行的實際鬥爭，使得通過國家這種虛幻的“普遍”利益來進行實際的幹涉和約束成為必要。

    最後，分工立即給我們提供了第一個例證，說明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麽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第85頁◎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於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地，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於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

    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覆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1) 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 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3) 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注：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一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才可能勝利，因而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結論，恩格斯最早在《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中作了明確的表述（見本卷第241頁）。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預見到美國將發展成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並認為歐洲要不陷入對美國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條件就是進行社會革命。在這以後，他們再沒有重提無產階級革命同時發生的設想。——86、241。）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第86頁◎

    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此外，許許多多人僅僅依靠自己勞動為生——大量的勞力與資本隔絕或甚至連有限地滿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剝奪，——從而由於競爭，他們不再是暫時失去作為有保障的生活來源的工作，他們陷於絕境，這種狀況是以世界市場的存在為前提的。因此，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而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

    否則，例如財產一般怎麽能夠具有某種歷史，采取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地產怎麽能夠像今天實際生活中所發生的那樣，根據現有的不同前提而發展呢？——在法國，從小塊經營發展到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在英國，則是從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發展到小塊經營。或者貿易——它終究不過是不同個人和不同國家的產品交換，——怎麽能夠通過供求關系而統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的話來說，這種關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遨遊於寰球之上，用看不見的手把幸福和災難分配給人們，把一些王國創造出來，又把它們毀掉，使一些民族產生，又使它們衰亡；但隨著基礎即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於自己產品的異己關系的消滅，供求關系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及他們發生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

    ——

    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第87頁◎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從前面已經可以得知，這個社會是以簡單的家庭和覆雜的家庭，即所謂部落制度作為自己的前提和基礎的。關於市民社會的比較詳盡的定義已經包括在前面的敘述中了。從這里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過去那種輕視現實關系而局限於言過其實的歷史事件（注：歷史事件的德文原文是Haupt-und Staatsaktion。這個詞本來是指17世紀和18世紀上半葉德國巡回劇團演出的戲劇。這些戲劇用誇大的、同時也用粗俗的和笑劇的方式展現悲劇性的歷史事件。

    這個詞的引申意義是指重大的政治事件。德國歷史科學中的一個流派“客觀的歷史編纂學”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萊·蘭克是該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把Haupt-und Staatsaktion看作是需要陳述的重要主題。客觀的歷史編纂學主要對國家的政治和外交歷史感興趣，宣稱外交政治高於國內政治，無視人們的社會關系和他們在歷史中的積極作用。——88、93。）的歷史觀何等荒謬。

    到現在為止，我們主要只是考察了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注：馬克思加了邊注：“交往和生產力”。——編者注）

    國家的起源和國家同市民社會的關系。

    ——

    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這樣：好像後期歷史是前期歷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於是歷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並成為某個與“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識”、“批判”、“唯一者”等等）“並列的人物”。其實，前期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後期歷史中得出的抽象，不過是從前期歷史對後期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第88頁◎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麽，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是這樣來表明自己在19世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注：大陸體系或大陸封鎖，是拿破侖第一在1805年法國艦隊被英國艦隊消滅後，於1806年11月21日宣布的命令。它禁止歐洲大陸各國同英國進行貿易。參加大陸封鎖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蘭、普魯士、丹麥、俄國和奧地利等國。1812年拿破侖在俄國遭到失敗後，所謂的大陸封鎖便瓦解了。——89。）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匱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宇宙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怪影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

    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但是，另一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著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下面還要談到這一點）以及與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制的消滅，這種對德國理論家們來說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將被消滅；同時，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注：馬克思加了邊注：“關於意識的生產”。——編者注）。至於個人的真正的精神財富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系的財富，根據上面的敘述，這已經很清楚了。只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系、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第89頁◎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這種觀點仍然可以被思辨地、唯心地、即幻想地解釋為“類的自我產生”（“作為主體的社會”），從而把所有前後相繼、彼此相聯的個人想象為從事自我產生這種神秘活動的唯一的個人。這里很明顯，盡管人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互相創造著，但是他們既不像聖布魯諾胡說的那樣，也不像“唯一者”、“被創造的”人那樣創造自己本身。

    最後，我們從上面所闡述的歷史觀中還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1) 生產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關系下只能造成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機器和貨幣）。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階級，它必須承擔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它被排斥於社會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這種階級形成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當然也可以在其他階級中形成，只要它們認識到這個階級的狀況；(2) 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社會的一定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這個階級的由其財產狀況產生的社會權力，每一次都在相應的國家形式中獲得實踐的觀念的（注：原文是praktisch- idealistisch。——編者注）表現，因此一切革命鬥爭都是針對在此以前實行統治的階級的（注：馬克思加了邊注：“這些人所關心的是維持現在的生產狀況”。——編者注）；(3)迄今為止的一切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而共產主義革命則針◎第90頁◎對活動迄今具有的性質，消滅勞動（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消滅在……統治下活動的形式”。——編者注），並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這些階級本身，因為完成這個革命的是這樣一個階級，它在社會上已經不算是一個階級，它已經不被承認是一個階級，它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一切階級、民族等等的解體的表現；(4) 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段話：“至於談到革命的這種必要性，所有的共產主義者，不論是法國的、英國的或德國的，早就一致同意了，而聖布魯諾卻繼續心安理得地幻想，認為’實在的人道主義’即共產主義所以取代’唯靈論的地位’（唯靈論根本沒有什麽地位）只是為了贏得崇敬。他繼續幻想：那時候’靈魂將得救，人間將成為天國，天國將成為人間。’（神學家總是念念不忘天國）’那時候歡樂和幸福將要永世高奏天國的和諧曲’（第140頁）（指布·鮑威爾的論文《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載於《維幹德季刊》1845年第3卷。）——91。）。當末日審判——這一切都要在這一天發生，燃燒著的城市火光在天空的映照將是這一天的朝霞——突然來臨的時候，當耳邊響起由這種’天國的和諧曲’傳出的有炮聲為之伴奏、有斷頭台為之擊節的《馬賽曲》和《卡馬尼奧拉曲》旋律的時候；當卑賤的’群眾’高唱著ca ira,ca ira 並把‘自我意識’吊在路燈柱上（注：《馬賽曲》、《卡馬尼奧拉》，《caira》都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革命歌曲。最後一首歌曲《caira》結尾的疊句是：“好！就這麽辦，就這麽辦，就這麽辦。把貴族吊在路燈柱上！”——91。）的時候，我們這位神聖的教父將會大吃一驚。聖布魯諾毫無根據地為自己描繪了一幅’永世歡樂和幸福’的感奮人心的圖畫。’費爾巴哈的愛的宗教的追隨者’在談到與’天國的和諧曲’截然不同的革命時，好像關於這種歡樂和幸福有其獨特的想法。我們沒有興致來事先構想聖布魯諾在末日審判這一天的行為。至於應當把進行革命的無產者了解為反抗自我意識的’實體’或想要推翻批判的’群眾’，還是了解為還沒有足夠的濃度來消化鮑威爾思想的一種精神’流射體’，這個問題也確實難以解決”。◎第91頁◎

    由此可見，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當然也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由此還可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注：麥·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書中的用語。——編者注）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這種觀點表明：歷史不是作為“產生於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注：布·鮑威爾《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文中的用語。——編者注）中而告終的，而是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由此可見，這種觀點表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每個個人和◎第92頁◎每一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神化了的並與之鬥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盡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幹擾。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麽，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迄今為止的一切歷史觀不是完全忽視了歷史的這一現實基礎，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歷史過程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因此，歷史總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的；現實的生活生產被看成是某種非歷史的東西，而歷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於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這樣，就把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因此，這種歷史觀只能在歷史上看到政治歷史事件63，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論的鬥爭，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歷史時代的時候，它都不得不讚同這一時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時代想象自己是由純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動因所決定的——盡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時代的現實動因的形式——，那麽它的歷史編纂學家就會接受這個意見。這些特定的人關於自己的真正實踐的“想象”、“觀念”變成一種支配和決定這些人的實踐的唯一起決定作用的和積極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實現分工的粗陋形◎第93頁◎式在這些民族的國家和宗教中產生了等級制度，所以歷史學家便認為似乎等級制度是產生這種粗陋的社會形式的力量。法國人和英國人至少抱著一種畢竟是同現實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國人卻在“純粹精神”的領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為歷史的動力。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整個這種德國歷史編纂學的最終的、達到自己“最純粹的表現”的成果。對於德國歷史編纂學來說，問題完全不在於現實的利益，甚至不在於政治的利益，而在於純粹的思想。這種歷史哲學後來在聖布魯諾看來也一定是一連串的“思想”，其中一個吞噬一個，最終消失於“自我意識”中。聖麥克斯·施蒂納更加徹底，他對全部現實的歷史一竅不通，他認為歷史進程必定只是“騎士”、強盜和怪影的歷史，他當然只有借助於“不信神”才能擺脫這種歷史的幻覺而得救。（注：馬克思加了邊注：“所謂客觀的歷史編纂學正是脫離活動來考察歷史關系。反動的性質”。——編者注）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宗教的觀點：它把宗教的人假設為全部歷史起點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產代替生活資料和生活本身的現實生產。整個這樣的歷史觀及其解體和由此產生的懷疑和顧慮，僅僅是德國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對德國來說也只有地域性的意義。例如，近來不斷討論著如何能夠“從神的王國進入人的王國”（注：費爾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論〈基督教的本質〉》。——編者注）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似乎這個“神的王國”除了存在於想象之中，還在其他什麽地方存在過，而學識淵博的先生們不是一直生活在——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他們目前想要找到去路的那個“人的王國”之中，似乎旨在說明這個理論上的空中樓閣的奇妙性的科學娛樂——因為這不過是一種◎第94頁◎娛樂——恰恰不在於證明這種空中樓閣是從現實的塵世關系中產生的。通常這些德國人總是只關心把既有的一切無意義的論調變為某種別的胡說八道，就是說，他們假定，所有這些無意義的論調都具有某種需要揭示的特殊意義，其實全部問題只在於從現存的現實關系出發來說明這些理論詞句。如前所說，要真正地、實際地消滅這些詞句，從人們意識中消除這些觀念，就要靠改變了的環境而不是靠理論上的演繹來實現。對於人民大眾即無產階級來說，這些理論觀念並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滅它們。如果這些群眾曾經有過某些理論觀念，如宗教，那麽現在這些觀念也早已被環境消滅了。

    上述問題及其解決方法所具有的純粹民族的性質還表現在：這些理論家們鄭重其事地認為，像“神人”、“人”等這類幻象，支配著各個歷史時代；聖布魯諾甚至斷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創造了歷史”（注：布·鮑威爾《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文中的用語。——編者注）。而當這些理論家親自虛構歷史時，他們會急匆匆地越過先前的一切，一下子從“蒙古人時代”（注：麥·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書中的用語。——編者注）轉到真正“內容豐富的”歷史，即《哈雷年鑒》和《德國年鑒》（注：《哈雷年鑒》和《德國年鑒》是青年黑格爾派的文學哲學雜志的簡稱，該雜志自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用小型日報的形式以《德國科學和藝術哈雷年鑒》的名稱在萊比錫出版，自1841年7月至1843年1月以《德國科學和藝術年鑒》的名稱出版。該雜志在1841年6月以前由阿·盧格和泰·艾希特邁耶爾在普魯士哈雷負責編輯，從1841年7月起由阿·盧格在德累斯頓負責編輯。1843年1月3日被薩克森政府查禁，並經聯邦議會決定在全國查禁。——95。）的歷史，轉到黑格爾學派退化為普遍爭執不休的歷史。所有其他民族和所有現實事件都被遺忘了，世界舞台局限於萊比錫的書市，局限於“批判”、“人”和“唯一者”（注：即布·鮑威爾、路·費爾巴哈和麥·施蒂納。——編者注）的相互爭吵。如果這些理論家們一旦著手探討真正的歷史主題，例如18世紀，那麽他們也只是提供觀念的歷史，這種歷史是和構成這些觀念的基礎的事實和實際發展過程脫離的，而他們闡述這種歷史的目的也只是把所考察的時代描繪成一個真正歷史時代即1840-1844年德國哲學鬥爭時代的不完善的預備階段、尚有局限◎第95頁◎性的前奏時期。他們抱的目的是為了使某個非歷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編寫前期的歷史，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是：他們根本不提一切真正歷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對歷史進程的真正歷史幹預，為此他們的敘述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虛構和文學閒篇為根據，如像聖布魯諾在他那本已被人遺忘的十八世紀歷史一書（注：布·鮑威爾《十八世紀政治、文化和啟蒙的歷史》1843-1845年夏洛滕貝格版第1-2卷。——編者注）中所做的那樣。這些唱高調、愛吹噓的思想販子以為他們無限地超越於任何民族偏見之上，其實他們比夢想德國統一的啤酒店庸人帶有更多的民族偏見。他們根本不承認其他民族的業績是歷史的；他們生活在德國，依靠德國和為著德國而生活；他們把萊茵河頌歌（注：萊茵河頌歌原來是德國詩人尼·貝克爾的詩《德國的萊茵》。這首詩在1840年寫成後被多次譜成歌曲。——96。）變為聖歌並征服阿爾薩斯和洛林，其辦法不是剽竊法蘭西國家，而是剽竊法蘭西哲學，不是把法蘭西省份德國化，而是把法蘭西思想德國化。費奈叠先生，同打著理論的世界統治這面旗幟而宣布德國的世界統治的聖布魯諾和聖麥克斯相比較，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從這些分析中還可以看出，費爾巴哈是多麽錯誤，他（《維幹德季刊》1845年第2 卷（注：該刊發表了費爾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論〈基督教的本質〉》一文。——編者注）竟借助於“共同人”這一規定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把這一規定變成“一般”人的謂語，以為這樣一來又可以把表達現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黨的擁護者的“共產主義者”一詞變成一個純範疇。（注：指路·費爾巴哈的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論〈基督教的本質〉》，載於《維幹德季刊》1845年第2卷第193-205頁。該文的結尾是這樣的：“由此可見，既不應當稱費爾巴哈為唯物主義者，也不應當稱他為唯心主義者，更不應當稱他為同一哲學家。那他究竟是什麽呢？思想中的他，就是行動中的他，精神中的他，就是肉體中的他，本質中的他，就是感覺中的他；他是人，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因為，費爾巴哈把人的本質僅僅設定在共同性之中——他是共同人，是共產主義者。”——96。）、費爾巴哈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全部推論無非是要證明：人們是互相需要的，而且過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確立對這一事實的理解，也就是說，和其他的理論家一樣，只是希望確立對存在的事實的正確理解，然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第96頁◎義者的任務卻在於推翻這種存在的東西。不過，我們完全承認，費爾巴哈在力圖理解這一事實的時候，達到了理論家一般所能達到的地步，他還是一位理論家和哲學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聖布魯諾和聖麥克斯立即用費爾巴哈關於共產主義者的觀念來代替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樣做的目的多少是為了使他們能夠像同“產生於精神的精神”、同哲學範疇、同勢均力敵的對手作鬥爭那樣來同共產主義作鬥爭，而就聖布魯諾來說，這樣做也還是為了實際的利益。我們舉出《未來哲學》中的一個地方作為例子說明既承認存在的東西同時又不了解存在的東西——這也還是費爾巴哈和我們的對手的共同之點。費爾巴哈在那里闡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時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質；一個動物或一個人的一定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活動，就是使這個動物或這個人的“本質”感到滿意的東西。（注：路·費爾巴哈《未來哲學原理》1843年蘇黎世-溫特圖爾版第47頁。恩格斯在為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而寫的劄記《費爾巴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0-363頁）中，引用和評論了費爾巴哈這本著作中有關的一些話。——97。）任何例外在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變的反常現象。這樣說來，如果千百萬無產者根本不滿意他們的生活條件，如果他們的“存在”同他們的“本質”完全不符合，那麽，根據上述論點，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應當平心靜氣地忍受這種不幸。可是，這千百萬無產者或共產主義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樣，而且這一點他們將在適當時候，在實踐中，即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質”協調一致的時候予以證明。因此，在這樣的場合費爾巴哈從來不談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於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個尚未置於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當有了一項新的發明，每當工業前進一步，就有一塊新的地盤從這個領域劃出去，而能用來說明費爾巴哈這類論點的事例借以產生的基地，也就越來越小了。現在我們只來談談一個論點：魚的“本質”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魚的“本質”是河水。但是，一旦這條河歸工業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廢料污染，河里有輪船行駛，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第97頁◎簡單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魚失去生存環境的水渠，這條河的水就不再是魚的“本質”了，對魚來說它將不再是適合生存的環境了。把所有這類矛盾宣布為不可避免的反常現象，實質上，同聖麥克斯·施蒂納對不滿者的安撫之詞沒有區別，施蒂納說，這種矛盾是他們自己的矛盾，這種惡劣環境是他們自己的惡劣環境，而且他們可以或者安於這種環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滿，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這種環境。同樣，這同聖布魯諾的責難也沒有區別，布魯諾說，這些不幸情況的發生是由於那些當事人陷入“實體”這堆糞便之中，他們沒有達到“絕對自我意識”，也沒有認清這些惡劣關系產生於自己精神的精神。（注：布·鮑威爾《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編者注）


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識形態（之二）

    ［Ⅲ］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既然他們作為一個階級進行統治，並且決定著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第98頁◎面貌，那麽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鬥，因而，在那里統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於分權的學說，於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恒的規律”。

    我們在上面（第[82-86]頁）已經說明分工是迄今為止歷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現在，分工也以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的形式在統治階級中間表現出來，因此在這個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出現的，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作主要的謀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對於這些思想和幻想則采取比較消極的態度，並且準備接受這些思想和幻想，因為在實際中他們是這個階級的積極成員，很少有時間來編造關於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這一階級內部，這種分裂甚至可以發展成為這兩部分人之間的某種程度的對立和敵視，但是一旦發生任何實際沖突，即當階級本身受到威脅的時候，當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且好像擁有與這一階級的權力不同的權力這種假象也趨於消失的時候，這種對立和敵視便會自行消失。一定時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關於這個革命階級的前提所必須講的，在前面（第[84-88,90-91]頁）已經講過了。

    然而，在考察歷史進程時，如果把統治階級的思想和統治階級本身分割開來，使這些思想獨立化，如果不顧生產這些思想的條件和它們的生產者而硬說該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是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說，如果完全不考慮這些思想的基礎——個人和歷史環境，◎第99頁◎那就可以這樣說：例如，在貴族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概念是榮譽、忠誠，等等，而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概念則是自由、平等，等等。總之，統治階級自己為自己編造出諸如此類的幻想。所有歷史編纂學家，主要是18世紀以來的歷史編纂學家所共有的這種歷史觀，必然會碰到這樣一種現象：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而言，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注：馬克思加了邊注：“（普遍性符合於：(1)與等級相對的階級；(2)競爭、世界交往等等；(3)統治階級的人數眾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這種幻想是真實的；(5)玄想家的欺騙和分工）”。——編者注）。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因此，這一階級的勝利對於其他未能爭得統治地位的階級中的許多個人來說也是有利的，但這只是就這種勝利使這些個人現在有可能升入統治階級而言。當法國資產階級推翻了貴族的統治之後，它使許多無產者有可能升到無產階級之上，但是只有當他們變成資產者的時候才達到這一點。由此可見，每一個新階級賴以實現自己統治的基礎，總比它以前的統治階級所依賴的基礎要寬廣一些；可是後來，非統治階級和正在進行統治的階級之間的對立也發展得更尖銳和更深刻。◎第100頁◎這兩種情況使得非統治階級反對新統治階級的鬥爭在否定舊社會制度方面，又要比過去一切爭得統治的階級所作的鬥爭更加堅決、更加徹底。

    只要階級的統治完全不再是社會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說，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那麽，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當然就會自行消失。

    把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同進行統治的個人分割開來，主要是同生產方式的一定階段所產生的各種關系分割開來，並由此作出結論說，歷史上始終是思想占統治地位，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從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觀念等等，並把它們當作歷史上占統治地位的東西，從而把所有這些個別的思想和概念說成是歷史上發展著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從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質、一般人中能引伸出人們的一切關系，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學就是這樣做的。黑格爾本人在《歷史哲學》的結尾承認，他“所考察的僅僅是一般概念的前進運動”，他在歷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論”（第446 頁）。（注：黑格爾《歷史哲學講演錄》，見《黑格爾全集》1837年柏林版第9卷。——編者注）現在又可以重新回覆到“概念”的生產者，回覆到理論家、玄想家和哲學家，並作出結論說：哲學家、思維著的人本身自古以來就是在歷史上占統治地位的。這個結論，如我們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爾表述過了。這樣，證明精神在歷史上的最高統治（施蒂納的教階制）的全部戲法，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手段：

    第一，必須把進行統治的個人——而且是由於種種經驗的原◎第101頁◎因、在經驗的條件下和作為物質的個人進行統治的個人——的思想同這些進行統治的個人本身分割開來，從而承認思想或幻想在歷史上的統治。

    第二，必須使這種思想統治具有某種秩序，必須證明，在一個承繼著另一個而出現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的聯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得把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規定”（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這些思想憑借自己的經驗的基礎，彼此確實是聯系在一起的，還因為它們被僅僅當作思想來看待，因而就變成自我差別，變成由思維產生的差別）。

    第三，為了消除這種“自我規定著的概念”的神秘外觀，便把它變成某種人物——“自我意識”；或者，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又把它變成在歷史上代表著“概念”的許多人物——“思維著的人”、“哲學家”、玄想家，而這些人又被看作是歷史的制造者、“監護人會議”、統治者（注：馬克思加了邊注：“一般人：’思維著的人的精神’”。——編者注）。這樣一來，就把一切唯物主義的因素從歷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憑自己的思辨之馬自由奔馳了。

    要說明這種曾經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方法，以及說明它為什麽主要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須從它與一切玄想家的幻想，例如，與法學家、政治家（包括實際的國務活動家）的幻想的聯系出發，必須從這些家夥的獨斷的玄想和曲解出發。而從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他們的職業和分工出發，是很容易說明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別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們的歷史編纂學卻還沒有獲得這種平凡的認識，不論每一時代關於自己說了些什麽和想象了些什麽，它都一概相信。◎第102頁◎

    ［Ⅳ］

    ［……］（注：這里缺四頁手稿。——編者注）從前者產生了發達分工和廣泛貿易的前提，從後者產生了地域局限性。在前一種情況下，各個人必須聚集在一起，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本身已作為生產工具而與現有的生產工具並列在一起。因此，這里出現了自然形成的生產工具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之間的差異。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生產工具。在前一種情況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產工具的情況下，各個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受勞動產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種情況下，財產（地產）也表現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統治，而在後一種情況下，則表現為勞動的統治，特別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即資本的統治。前一種情況的前提是，各個人通過某種聯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結合在一起；後一種情況的前提是，各個人互不依賴，僅僅通過交換集合在一起。在前一種情況下，交換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交換，即以人的勞動換取自然的產品，而在後一種情況下，主要是人與人之間進行的交換。在前一種情況下，只要具備普通常識就夠了，體力活動和腦力活動彼此還完全沒有分開；而在後一種情況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實際上應該已經實行分工。在前一種情況下，所有者對非所有者的統治可以依靠個人關系，依靠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共同體[Gemeinwesen]；在後一種情況下，這種統治必須采取物的形式，通過某種第三者，即通過貨幣。在前一種情況下，存在著小工業，但◎第103頁◎這種工業決定於自然形成的生產工具的使用，因此這里沒有不同的個人之間的分工；在後一種情況下，工業只有在分工的基礎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是以生產工具為出發點，這里已經表明了在工業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必然會產生私有制。在采掘工業[industrie extractive]中私有制和勞動還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業以及到目前為止的整個農業中，所有制是現存生產工具的必然結果；在大工業中，生產工具和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才是大工業的產物，這種矛盾只有在大工業高度發達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因此，只有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才有可能消滅私有制。

    　——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組織，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谷物法是為英國大地主的利益從1815年起實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廢除谷物法，其目的是為了降低國內谷物價格，從而降低工人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對地主的鬥爭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眾，宣稱工人和工業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先進工人展開了獨立的、政治性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

    1846年谷物法廢除以後，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實際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04、217。））。——隨著城市的出現，必然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一句話，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機構[Gemeindewesen]，從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這里，居民第一次劃分為兩大階級，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為基礎。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範圍內才能存在。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於分工、屈從於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並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在這里，勞動仍然是最主要的，是淩駕於個人之上的力量；只要這種力量還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會存在下去。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第104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志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作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作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

    在中世紀，有一些城市不是從前期歷史中現成地繼承下來的，而是由獲得自由的農奴重新建立起來的。在這些城市里，每個人的唯一財產，除開他隨身帶著的幾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勞動工具構成的那一點點資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勞動。不斷流入城市的逃亡農奴的競爭；鄉村反對城市的連綿不斷的戰爭，以及由此產生的組織城市武裝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種手藝而形成的聯系；在手工業者同時又是商人的時期，必須有在公共場所出賣自己的商品以及與此相聯的禁止外人進入這些場所的規定；各業手工業間利益的對立；保護辛苦學來的手藝的必要性；全國性的封建組織；——所有這些都是各行各業的手藝人聯合為行會的原因。這里我們不打算詳細地談論以後歷史發展所引起的行會制度的多種變化。在整個中世紀，農奴不斷地逃入城市。這些在鄉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農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們在這里遇見了有組織的團體，對於這種團體他們是沒有力量反對的，在它的範圍內，他們只好屈從於由他們那些有組織的城市競爭者對他們勞動的需要以及由這些競爭者的利益所決定的處境。這些只身流入城市的勞動者根本不可能成為一種力量，因為，如果他們的勞動帶有行會的性質並需要培訓，那麽行會師傅就會使他們從屬於自己，並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組織他們；或者，如果這種勞動不需要培訓，因而不帶有行會的性質，而是日工，那麽勞動者就根本組織不起來，始終是無組織的平民。城市對日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第105頁◎

    這些城市是真正的“聯盟”（注：按照施蒂納的看法，“聯盟”是利己主義者的自願聯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2-501頁）。——106。），這些“聯盟”的產生是由於直接的需要，由於對保護財產、增加各成員的生產資料和防衛手段的關心。這些城市的平民是毫無力量的，因為他們都是只身流入城市的彼此素不相識的個人，他們無組織地同有組織、有武裝配備並用忌妒的眼光監視著他們的力量相抗衡。每一行業中的幫工和學徒都以最適合於師傅的利益組織起來；他們和師傅之間的宗法關系使師傅具有雙重力量：第一，師傅對幫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響；第二，幫工在同一師傅手下做工，對這些幫工來說這是一根真正的紐帶，它使這些幫工聯合起來反對其他師傅手下的幫工，並使他們與後者分隔開來；最後，幫工由於關心自己也要成為師傅而與現存制度結合在一起了。因此，平民至少還舉行暴動來反對整個城市制度，不過由於他們軟弱無力而沒有任何結果，而幫工們只在個別行會內搞一些與行會制度本身的存在有關的小沖突。中世紀所有的大規模起義都是從鄉村爆發起來的，但是由於農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不成熟，這些起義也毫無結果（注：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研究了農民反抗封建制度的鬥爭歷史，探討了1848-1849年農民的革命活動，改變了他們對中世紀農民起義的評價。恩格斯在1850年寫的《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頁）一書中闡明了農民起義的性質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礎方面所起的作用。——106。）。

    這些城市中的資本是自然形成的資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勞動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襲的主顧組成的，並且由於交往不發達和流通不充分而沒有實現的可能，只好父傳子，子傳孫。這種資本和現代資本不同，它不是以貨幣計算的資本——用貨幣計算，資本體現為哪一種物品都一樣——，而時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勞動聯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資本，因此就這一點來說，它是等級資本。

    在城市中各行會之間的分工還是非常少的，而在行會內部，各勞動者之間則根本沒有什麽分工。每個勞動者都必須熟悉全部工序，凡是用他的工具能夠做的一切，他必須都會做；各城市之間的有限交往和少量聯系、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礙了分工的進一◎第106頁◎步發展，因此，每一個想當師傅的人都必須全盤掌握本行手藝。正因為如此，中世紀的手工業者對於本行專業勞動和熟練技巧還是有興趣的，這種興趣可以達到某種有限的藝術感。然而也是由於這個原因，中世紀的每一個手工業者對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業業，安於奴隸般的關系，因而他們對工作的屈從程度遠遠超過對本身工作漠不關心的現代工人。

    分工的進一步擴大是生產和交往的分離，是商人這一特殊階級的形成。這種分離在隨歷史保存下來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猶太人的城市）里被繼承下來，並很快就在新興的城市中出現了。這樣就產生了同鄰近地區以外的地區建立貿易聯系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之變為現實，取決於現有的交通工具的情況，取決於政治關系所決定的沿途社會治安狀況（大家知道，整個中世紀，商人都是結成武裝商隊行動的）以及取決於交往所及地區內相應的文化水平所決定的比較粗陋或比較發達的需求。

    隨著交往集中在一個特殊階級手里，隨著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區的通商的擴大，在生產和交往之間也立即發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聯系，新的勞動工具從一個城市運往另一個城市，生產和交往間的分工隨即引起了各城市間在生產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個城市都設立一個占優勢的工業部門。最初的地域局限性開始逐漸消失。

    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後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於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只限於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另進行；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產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處於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在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每天都在重新發明，而且每個地域都◎第107頁◎是獨立進行的。發達的生產力，即使在通商相當廣泛的情況下，也難免遭到徹底的毀滅。關於這一點，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說明。由於這個民族被排擠於商業之外，由於它被亞歷山大征服以及繼之而來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發明都長期失傳了。再如中世紀的玻璃繪畫術也有同樣的遭遇。只有當交往成為世界交往並且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當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鬥爭的時候，保持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

    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範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工場手工業的初期繁榮——先是在意大利，然後是在佛蘭德——的歷史前提，是同外國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國家，例如在英國和法國，工場手工業最初只限於國內市場。除上述前提外，工場手工業還以人口特別是鄉村人口的不斷集中和資本的不斷積聚為前提。資本開始積聚到個人手里，一部分違反行會法規積聚到行會中，一部分積聚到商人手里。

    那種一開始就以機器，盡管還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機器為前提的勞動，很快就顯出它是最有發展能力的。過去農民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著而在鄉村中附帶從事的織布業，是由於交往的擴大才獲得了動力並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第一種勞動。織布業是最早的工場手工業，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場手工業。隨著人口增長而增長的對衣料的需求，由於流通加速而開始的自然形成的資本的積累和運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並由於交往逐漸擴大而日益增長的對奢侈品的需求，——所有這一切都推動了織布業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發展，使它脫離了舊有的生產形式。除了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繼續從事紡織的農民外，在城市里產生了一個新的織工階級，他們所生產的布匹被指定供應整個國內市場，而且大部分還供給國外市場。◎第108頁◎

    織布是一種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並很快就分化成無數部門的勞動，由於自己的整個特性，它抵制行會的束縛。因此，織布業多半在沒有行會組織的鄉村和小市鎮上經營，這些地方逐漸變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為每個國家最繁榮的城市。

    隨著擺脫了行會束縛的工場手工業的出現，所有制關系也立即發生了變化。越過自然形成的等級資本而向前邁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現所制約的，商人的資本一開始就是活動的，如果針對當時的情況來講，可以說是現代意義上的資本。第二步是隨著工場手工業的出現而邁出的，工場手工業又運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資本，並且同自然形成的資本的數量比較起來，一般是增加了活動資本的數量。

    同時，工場手工業還成了農民擺脫那些不雇用他們或付給他們極低報酬的行會的避難所，就像在過去行會城市是農民擺脫土地占有者的避難所一樣。

    隨著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同時也就開始了一個流浪時期，這個時期的形成是由於：取消了封建侍從，解散了拼湊起來並效忠帝王、鎮壓其諸侯的軍隊，改進了農業以及把大量耕地變為牧場。從這里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流浪現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聯系著的。早在13世紀就曾出現過的個別類似的流浪時期，只是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才成為普遍而持久的現象。這些流浪者人數非常多，其中單單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絞死的就有72 000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在他們窮得走投無路而且經過長期反抗之後，才能迫使他們去工作。迅速繁榮起來的工場手工業，特別是在英國，漸漸地吸收了他們。

    隨著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各國進入競爭的關系，展開了商業鬥爭，這種鬥爭是通過戰爭、保護關稅和各種禁令來進行的，而在過◎第109頁◎去，各國只要彼此有了聯系，就互相進行和平的交易。從此以後商業便具有了政治意義。

    隨著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工人和雇主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在行會中，幫工和師傅之間的宗法關系繼續存在，而在工場手工業中，這種關系由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金錢關系代替了；在鄉村和小城市中，這種關系仍然帶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較大的、真正的工場手工業城市里，則早就失去了幾乎全部宗法色彩。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的航線的發現，交往擴大了，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運動有了巨大的發展。從那里輸入的新產品，特別是進入流通的大量金銀完全改變了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並且沈重地打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勞動者；冒險的遠征，殖民地的開拓，首先是當時市場已經可能擴大為而且日益擴大為世界市場，——所有這一切產生了歷史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關於這個階段的一般情況我們不準備在這里多談。新發現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長了各國之間的商業鬥爭，因而使這種鬥爭變得更加廣泛和更加殘酷了。

    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擴大，加速了活動資本的積累，而在那些沒有受到刺激去擴大生產的行會里，自然形成的資本卻始終沒有改變，甚至還減少了。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產生了大資產階級，而集中在行會里的是小資產階級，現在它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在城市里占統治地位了，而是必須屈從於大商人和手工工場主的統治（注：馬克思加了邊注：“小資產者——中間等級——大資產階級”。——編者注）。由此可見，行會一跟工場手工業接觸，就衰落下去了。

    在我們所談到的這個時代里，各國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來的◎第110頁◎關系具有兩種不同的形式。起初，由於流通的金銀數量很少，這些金屬是出口的；另一方面，工業，即由於必須給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而不可或缺的、大部分是從國外引進的工業，沒有特權不行，當然，這種特權不僅可以用來對付國內的競爭，而且主要是用來對付國外的競爭。通過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會特權便擴展到全國。關稅產生於封建主對其領地上的過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稅，即客商交的免遭搶劫的買路錢。後來各城市也征收這種捐稅，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後，這種捐稅便是國庫進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美洲的金銀在歐洲市場上的出現，工業的逐步發展，貿易的迅速高漲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會束縛的資產階級的興旺發達和貨幣的活躍流通，——所有這一切都使上述各種措施具有另外的意義。國家日益不可缺少貨幣，為充實國庫起見，它現在仍然禁止輸出金銀；資產者對此完全滿意，因為這些剛剛投入市場的大量貨幣，成了他們進行投機買賣的主要對象；過去的特權成了政府收入的來源，並且可以用來賣錢；在關稅法中有了出口稅，這種稅只是阻礙了工業的發展，純粹是以充實國庫為目的。

    第二個時期開始於17世紀中葉，它幾乎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商業和航運比那種起次要作用的工場手工業發展得更快；各殖民地開始成為巨大的消費者；各國經過長期的鬥爭，彼此瓜分了已開辟出來的世界市場。這一時期是從航海條例（注：航海條例是為了保護英國海運，對付外國競爭而制定的一系列法令。條例規定，進口貨物只能用英國船只或貨物出產國的船只；英國沿海的航行以及與殖民地的貿易只限於英國船只。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航海條例，是1651年克倫威爾為對付荷蘭的轉口貿易和鞏固英國的殖民統治而頒布的。航海條例在19世紀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只保留了有關沿海貿易部分，1854年被全部廢除。——111。）和殖民地壟斷開始的。各國間的競爭盡可能通過關稅率、禁令和各種條約來消除，但是歸根結底，競爭的鬥爭還是通過戰爭（特別是海戰）來進行和解決的。最強大的海上強國英國在商業和工場手工業方面都占據優勢。這里已經出現商業和工場手工業集中於一個國家的現象。

    對工場手工業一直是采用保護的辦法：在國內市場上實行保◎第111頁◎護關稅，在殖民地市場上實行壟斷，而在國外市場上則盡量實行差別關稅。本國生產的原料（英國的羊毛和亞麻，法國的絲）的加工受到鼓勵，國內出產的原料（英國的羊毛）禁止輸出，進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視或壓制（如棉花在英國）。在海上貿易和殖民實力方面占據優勢的國家，自然能保證自己的工場手工業在數量和質量上得到最廣泛的發展。工場手工業一般離開保護是不行的，因為只要其他國家發生任何最微小的變動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場而遭到破產。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條件下，工場手工業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個國家建立起來，正因為這樣，它也很容易被破壞。同時，它的經營方式，特別是18世紀在鄉村里的經營方式，使它和廣大的個人的生活條件結合在一起，以致沒有一個國家敢於不顧工場手工業的生存而允許自由競爭。因此，工場手工業就它能夠輸出自己的產品來說，完全依賴於商業的擴大或收縮，而它對商業的反作用，相對來說是很微小的。這就決定了工場手工業的次要作用和18世紀商人的影響。正是這些商人，特別是船主最迫切地要求國家保護和壟斷；誠然，手工工場主也要求保護並且得到了保護，但是從政治意義上來說，他們始終不如商人。商業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已達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並帶有大資產階級性質，而在工廠城市里仍然是小資產階級勢力占統治。參看艾金（注：約·艾金《曼徹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範圍內的郊區記述》 1795年倫敦版。——編者注）等。18世紀是商業的世紀。平托關於這一點說得很明確：“貿易是本世紀的嗜好。”他還說：“從某個時期開始，人們就只談論經商、航海和船隊了。”（注：引自《關於商業競爭的通訊》，見伊·平托《關於流通和信用的論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34、283頁。——編者注）◎第112頁◎

    雖然資本的運動已大大加速了，但相對來說總還是緩慢的。世界市場分割成各個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由單獨一個國家來經營；各國之間的競爭的消除；生產本身的不靈活以及剛從最初階段發展起來的貨幣制度——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妨礙了流通。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當時一切商人和一切經商方式都具有斤斤計較的卑鄙的小商人習氣。當時的商人同手工工場主，特別是同手工業者比較起來當然是大市民——資產者，但是如果同後一時期的商人和工業家比較起來，他們仍舊是小市民。見亞·斯密（注：亞·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倫敦版。——編者注）。

    這一時期還有這樣一些特征：禁止金銀外運法令的廢除，貨幣經營業、銀行、國債和紙幣的產生，股票投機和有價證券投機，各種物品的投機倒把等現象的出現以及整個貨幣制度的發展。資本又有很大一部分喪失了它原來還帶有的那種自然性質。

    在17世紀，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於一個國家——英國。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因而也造成了對這個國家的工場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是舊的工業生產力所不能滿足的。這種超過了生產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紀以來私有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動力，它產生了大工業——把自然力用於工業目的，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這一新階段的其他條件——國內的自由競爭，理論力學的發展（牛頓所完成的力學在18世紀的法國和英國都是最普及的科學）等等——在英國都已具備了。（國內的自由競爭到處都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爭得——英國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國1789年的革命。）競爭很快就迫使每一個不願喪失自己的歷史作用的國◎第113頁◎家為保護自己的工場手工業而采取新的關稅措施（舊的關稅已無力抵制大工業了），並隨即在保護關稅之下興辦大工業。盡管有這些保護措施，大工業仍使競爭普遍化了（競爭是實際的貿易自由；保護關稅在競爭中只是治標的辦法，是貿易自由範圍內的防衛手段），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的世界市場，控制了商業，把所有的資本都變為工業資本，從而使流通加速（貨幣制度得到發展）、資本集中。大工業通過普遍的競爭迫使所有個人的全部精力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它盡可能地消滅意識形態、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地方，它就把它們變成赤裸裸的謊言。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它使自然科學從屬於資本，並使分工喪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質的最後一點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質一概消滅掉，只要在勞動的範圍內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它並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關系變成貨幣的關系。它建立了現代的大工業城市——它們的出現如雨後春筍——來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滲入的地方，它就破壞手工業和工業的一切舊階段。它使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它的［……］（注：手稿破損。——編者注）是自動化體系。［它造］（注：手稿破損。——編者注）成了大量的生產力，對於這些生產力來說，私有制成了它們發展的桎梏，正如行會成為工場手工業的桎梏和小規模的鄉村生產成為日益發展的手工業的桎梏一樣。在私有制的統治下，這些生產力只獲得了片面的發展，對大多數人來說成了破壞的力量，而許多這樣的生產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一般說來，大工業到處造成了社會各階級間相同的關系，從而消滅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後，當每一民族◎第114頁◎的資產階級還保持著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時候，大工業卻創造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樣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獨特性已經消滅，這是一個真正同整個舊世界脫離而同時又與之對立的階級。大工業不僅使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而且使勞動本身都成為工人不堪忍受的東西。

    當然，在一個國家里，大工業不是在一切地域都達到了同樣的發展水平。但這並不能阻礙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因為大工業產生的無產者領導著這個運動並且引導著所有的群眾，還因為沒有卷入大工業的工人，被大工業置於比在大工業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樣，大工業發達的國家也影響著或多或少非工業的國家，因為非工業國家由於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競爭的鬥爭中。

    這些不同的形式同時也是勞動組織的形式，從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個時期都發生現存的生產力相結合的現象，因為需求使這種結合成為必要的。

    ——

    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並沒有威脅交往形式的基礎，——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如沖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鬥爭，政治鬥爭，等等。從狹隘的觀點出發，可以從其中抽出一種附帶形式，把它看作是這些革命的基礎，而且因為革命所由出發的各個人都根據他們的文化水平和歷史發展的階段對他們自己的活動本身產生了種種幻想，這樣做就更容易了。

    因此，按照我們的觀點，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第115頁◎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

    ——

    盡管競爭把各個人匯集在一起，它卻使各個人，不僅使資產者，而且更使無產者彼此孤立起來。因此這會持續很長時間，直到這些個人能夠聯合起來，更不用說，為了這種聯合——如果它不僅僅是地域性的聯合，——大工業應當首先創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業城市和廉價而便利的交通。因此只有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戰勝同這些孤立的、生活在每天都重覆產生著孤立狀態的條件下的個人相對立的一切有組織的勢力。要求相反的東西，就等於要求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不要有競爭，或者說，就等於要求各個人從頭腦中拋掉他們作為被孤立的人所無法控制的那些關系。

    　　 ——

    住宅建築。不言而喻，野蠻人的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如遊牧人的每一個家庭都有獨自的帳篷一樣。這種單個分開的家庭經濟由於私有制的進一步發展而成為更加必需的了。在農業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經濟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樣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進步。但是，在過去任何時代，消滅單個分開的經濟——這是與消滅私有制分不開的——是不可能的，因為還沒有具備這樣做的物質條件。組織共同的家庭經濟的前提是發展機器，利用自然力和許多其他的生產力，例如自來水、煤氣照明、蒸汽采暖等，以及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沒有這些條件，共同的經濟本身將不會再成為新生產力，將沒有任何物質基礎，將建立在純粹的理論基礎上，就是說，將是一種純粹的怪想，只能導致寺院經濟。——還可能有什麽呢？——這就是城市里的集中和為了各個◎第116頁◎特定目的而進行的公共房舍（監獄、兵營等）的興建。不言而喻，消滅單個分開的經濟是和消滅[Aufhebung]家庭分不開的。

    （在聖桑喬那里常見的一個說法是：每個人通過國家才完全成其為人（注：麥·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編者注），這實質上等於說，資產者只是資產者這個類的一個標本；這種說法的前提是：資產者這個階級在構成該階級的個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注：馬克思加了邊注：“在哲學家們看來，階級是預先存在的”。——編者注））

    在中世紀，每一城市中的市民為了自衛都不得不聯合起來反對農村貴族；商業的擴大和交通道路的開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衛同樣利益、反對同樣敵人的城市。從各個城市的許多地域性市民團體中，只是非常緩慢地產生出市民階級。各個市民的生活條件，由於同現存關系相對立並由於這些關系所決定的勞動方式，便成了對他們來說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個人為轉移的條件。市民創造了這些條件，因為他們掙脫了封建的聯系；同時他們又是由這些條件所創造的，因為他們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對立所決定的。隨著各城市間的聯系的產生，這些共同的條件發展為階級條件。同樣的條件、同樣的對立、同樣的利益，一般說來，也應當在一切地方產生同樣的風俗習慣。資產階級本身只是逐漸地隨同自己的生存條件一起發展起來，由於分工，它又重新分裂為各種不同的集團，最後，隨著一切現有財產被變為工業資本或商業資本，它吞並了在它以前存在過的一切有財產的階級（注：馬克思加了邊注：“它首先吞並直接隸屬於國家的那些勞動部門，接著又吞並了一切±［或多或少的］思想等級”。——編者注）（同時資產階級把以前存在過的沒有財產的階級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財產的階級◎第117頁◎的一部分變為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一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一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於階級。這同單個人隸屬於分工是同類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注：“消滅勞動”(Aufhebung der Arbeit)這種說法的含義，見本卷第90-91、120-121、127-131頁。——編者注）才能消除。至於個人隸屬於階級怎樣同時發展為隸屬於各種各樣的觀念，等等，我們已經不只一次地指出過了。

    個人的這種發展是在歷史地前後相繼的等級和階級的共同生存條件下產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強加於他們的普遍觀念中產生的，如果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這種發展，當然就很容易設想，在這些個人中，類或人得到了發展，或者這些個人發展了人；這樣設想，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各種等級和階級看作是普遍表達方式的一些類別，看作是類的一些亞種，看作是人的一些發展階段。

    個人隸屬於一定階級這一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

    　　 ——

    個人力量（關系）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於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是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第118頁◎滅（注：恩格斯加了邊注：“（費爾巴哈：存在和本質）”。費爾巴哈關於存在和本質的論點，參看本卷第97-98頁。——編者注）。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各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於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系範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於在分工範圍內社會關系的必然獨立化，在每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於某一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系決定和規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一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後才產生。在等級中（尤其是在部落中）這種現象還是隱蔽的：例如，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關系如何；這是一種與他的個性不可分割的品質。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的差別，個人生活條件的偶然性，◎第119頁◎只是隨著那本身是資產階級產物的階級的出現才出現。只有個人相互之間的競爭和鬥爭才產生和發展了這種偶然性本身。因此，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於物的力量。等級的差別特別顯著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中。當市民等級、同業公會等等起來反對農村貴族的時候，它們的生存條件，即在它們割斷了封建的聯系以前就潛在地存在著的動產和手藝，表現為一種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對立的積極的東西，因此起先也具有一種特殊的封建形式。當然，逃亡農奴認為他們先前的農奴地位對他們的個性來說是某種偶然的東西。但是，在這方面，他們只是做了像每一個掙脫了枷鎖的階級所做的事，此外，他們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解放出來的，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來的。其次，他們並沒有越出等級制度的範圍，而只是形成了一個新的等級，在新的處境中也還保存了他們過去的勞動方式，並且使它擺脫已經和他們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桎梏，從而使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相反地，對於無產者來說，他們自身的生活條件、勞動，以及當代社會的全部生存條件都已變成一種偶然的東西，單個無產者是無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夠使他們加以控制。單個無產者的個性和強加於他的生活條件即勞動之間的矛盾，對無產者本身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因為他從早年起就成了犧牲品，因為他在本階級的範圍內沒有機會獲得使他轉為另一個階級的各種條件。

    注意。不要忘記，單是維持農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經濟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塊土地分給農奴），很快就使農奴對封建主的賦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徭役地租，這樣就使農奴有可能積累一◎第120頁◎些動產，便於逃出自己領主的領地，並使他有希望上升為市民，同時還引起了農奴的分化。可見逃亡農奴已經是半資產者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種手藝的農奴獲得動產的可能性最大。

    由此可見，逃亡農奴只是想自由地發展他們已有的生存條件並讓它們發揮作用，因而歸根結底只達到了自由勞動；而無產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個性，就應當消滅他們迄今面臨的生存條件，消滅這個同時也是整個迄今為止的社會的生存條件，即消滅勞動。因此，他們也就同社會的各個人迄今借以表現為一個整體的那種形式即同國家處於直接的對立中，他們應當推翻國家，使自己的個性得以實現。

    　　 ——

    從上述一切可以看出（注：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在每一個歷史時代獲得解放的個人只是進一步發展自己已有的、對他們來說是既有的生存條件”。——編者注），某一階級的各個人所結成的、受他們的與另一階級相對立的那種共同利益所制約的共同關系，總是這樣一種共同體，這些個人只是作為普通的個人隸屬於這種共同體，只是由於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於這種共同體；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於這種共同關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各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而這些條件從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並且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同單個人對立的。這正是由於他們作為個人是◎第121頁◎分散的，是由於分工使他們有了一種必然的聯合，而這種聯合又因為他們的分散而成了一種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聯系。過去的聯合決不像《社會契約》（注：讓·雅·盧梭《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的原則》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編者注）中所描繪的那樣是任意的，而只是關於這樣一些條件的必然的聯合（參閱例如北美合眾國和南美諸共和國的形成），在這些條件下，各個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這種在一定條件下不受阻礙地利用偶然性的權利，迄今一直稱為個人自由。——這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現存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

    　　 ——

    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並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它使一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只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這樣，共產主義者實際上把迄今為止的生產和交往所產生的條件看作無機的條件。然而他們並不以為過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給他們提供資料，也不認為這些條件對於創造它們的個人來說是無機的。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之間的差別，不是概念上的差別，而是歷史事實。在不同的時期，這種差別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等級在18世紀對於個人來說就是某種偶然的東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這種差別不是我們為每個時代劃定的，而是每個時代本身在它所◎第122頁◎發現的各種不同的現成因素之間劃定的，而且不是根據概念而是在物質生活沖突的影響下劃定的。一切對於後來時代來說是偶然的東西，對於先前時代來說則相反，亦即在先前時代所傳下來的各種因素中的偶然的東西，是與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交往形式。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一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取決於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於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一樣，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注：麥·施蒂納《施蒂納的評論者》一文中的議論；並見麥·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萊比錫版第443 頁。——編者注）），盡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願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麽外部的東西；它們是這樣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一定關系中的一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注：馬克思加了邊注：“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編者注）。這樣，在矛盾產生以前，人們進行生產的一定條件是同他們的現實的局限狀態，同他們的片面存在相適應的，這種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產生時才表現出來，因而只是對於後代才存在。這時人們才覺得這些條件是偶然的桎梏，並且把這種視上述條件為桎梏的意識也強加給先前的時代。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後來卻變成了它的◎第123頁◎桎梏，它們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一個有聯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由於這種發展是自發地進行的，就是說它不服從自由聯合起來的個人的共同計劃，所以它是以各個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勞動部門等等為出發點的，其中的每一個起初都與別的不發生聯系而獨立地發展，後來才逐漸與它們發生聯系。其次，這種發展非常緩慢；各種不同的階段和利益從來沒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從於獲得勝利的利益，並在許多世紀中和後者一起延續下去。由此可見，甚至在一個民族內，各個人，即使撇開他們的財產關系不談，都有各種完全不同的發展；較早時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經為屬於較晚時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擠之後，仍然在長時間內擁有一種相對於個人而獨立的虛假共同體（國家、法）的傳統權力，一種歸根結底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權力。由此也就說明：為什麽在某些可以進行更一般的概括的問題上，意識有時似乎可以超過同時代的經驗關系，以致人們在以後某個時代的鬥爭中可以依靠先前時代理論家的威望。

    相反地，有些國家，例如北美的發展是在已經發達的歷史時代起步的，在那里這種發展異常迅速。在這些國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個人而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自發形成的前提，而這些個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為他們的需要與老的國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適◎第124頁◎應。可見，這些國家在開始發展的時候就擁有老的國家的最進步的個人，因而也就擁有與這些個人相適應的、在老的國家里還沒有能夠實行的最發達的交往形式。這符合於一切殖民地的情況，只要它們不僅僅是一些軍用場所或交易場所。迦太基、希臘的殖民地以及11世紀和12世紀的冰島可以作為例子。類似的關系在征服的情況下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另一塊土地上發展起來的交往形式被現成地搬到被征服國家的話。這種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國還受到以前時代遺留下來的利益和關系的牽累，而它在這些地方就能夠而且應當充分地和不受阻礙地確立起來，盡管這是為了保證征服者有持久的政權（英格蘭和那不勒斯在被諾曼人征服（注：英格蘭於1066年被諾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征服。

    西西里王國是在1130年宣告成立的，它包括西西里和以那不勒斯為中心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王國的建國方針是由諾曼征服者的首領羅伯特·基斯卡德於11世紀下半葉制定的。——125。）之後，獲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組織形式）。

    　　 ——

    征服這一事實看起來好像是同整個這種歷史觀矛盾的。到目前為止，暴力、戰爭、掠奪、搶劫等等被看作是歷史的動力。這里我們只能談談主要之點，因此，我們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蠻族破壞，以及與此相聯系重新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羅馬和蠻人，封建制度和高盧人，東羅馬帝國和土耳其人）。對進行征服的蠻族來說，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戰爭本身還是一種通常的交往形式；在傳統的、對該民族來說唯一可能的粗陋生產方式下，人口的增長越來越需要新的生產資料，因而這種交往形式越來越被加緊利用。相反地，在意大利，由於地產日益集中（這不僅是由購買和負債引起的，而且還是由繼承引起的，當時一些古老的氏族由於生活放蕩和很少結婚而逐漸滅亡，他們的財產轉入少數人手里），由於耕地變為牧場（這不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經濟原因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奪來的和進貢的谷物的輸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大利谷物沒有買主的現象引起的），自由民幾乎完全消失了，◎第125頁◎就是奴隸也在不斷地死亡，而不得不經常代之以新的奴隸。奴隸制仍然是整個生產的基礎。介於自由民與奴隸之間的平民，始終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總之，羅馬始終只不過是一個城市，它與各行省之間的聯系幾乎僅僅是政治上的聯系，因而這種聯系自然也就可能為政治事件所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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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沒有比認為迄今歷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歸結於占領這一觀念更普通的了。蠻人占領了羅馬帝國，這種占領的事實通常被用來說明從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過渡。但是在蠻人的占領下，一切都取決於被占領國家此時是否已經像現代國家那樣發展了工業生產力，或者它的生產力主要是否只是以它的聯合和共同體[Gemeinwesen]為基礎。其次，占領是受占領的對象所制約的。如果占領者不依從被占領國家的生產條件和交往條件，就完全無法占領銀行家的體現於證券中的財產。對於每個現代工業國家的全部工業資本來說，情況也是這樣。最後，無論在什麽地方，占領都是很快就會結束的，已經不再有東西可供占領時，必須開始進行生產。從這種很快出現的生產的必要性中可以作出如下結論：定居下來的征服者所采納的共同體[Gemeinwesen]形式，應當適應於他們面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如果起初情況不是這樣，那麽共同體形式就應當按照生產力來改變。這也就說明了民族大遷移後的時期到處可見的一件事實，即奴隸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語言、教育和風俗。

    封建制度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於征服者在進行征服時軍隊的戰時組織，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後，由於在被征服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這種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產力的制約，這從企圖仿效古羅◎第126頁◎馬來建立其他形式的失敗嘗試（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經得到證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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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工業和競爭中，各個人的一切生存條件、一切制約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為兩種最簡單的形式——私有制和勞動。貨幣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為對個人來說是偶然的東西。因此，貨幣就是產生下述現象的根源：迄今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個人的交往，而不是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這些條件可以歸結為兩點：積累起來的勞動，或者說私有制，以及現實的勞動。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會停止。現代的經濟學家如西斯蒙第、舍爾比利埃（注：安·埃·舍爾比利埃《富或貧》1840年巴黎——日內瓦版。——編者注）等人自己就把個人的聯合同資本的聯合對立起來。但是，另一方面，個人本身完全屈從於分工，因此他們完全被置於相互依賴的關系之中。私有制，就它在勞動的範圍內同勞動相對立來說，是從積累的必然性中發展起來的。起初它大部分仍舊保存著共同體[Geimenwesen]的形式，但是在以後的發展中越來越接近私有制的現代形式。分工從最初起就包含著勞動條件——勞動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著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各個所有者之間的劈分，從而也包含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分工越發達，積累越增加，這種分裂也就發展得越尖銳。勞動本身只能在這種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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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民族——德國人和美國人——的個人能力，已經通過種族雜交而產生的能力，——因此德國人是白癡式的；在法、英等國是異族人移居於已經發達的土地上，在美國是異族人移居於一塊◎第127頁◎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國，土著居民安居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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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這里顯露出兩個事實。第一，生產力表現為一種完全不依賴於各個人並與他們分離的東西，表現為與各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注：恩格斯加了邊注：“西斯蒙第”。——編者注）因此，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總和，生產力好像具有一種物的形式，並且對個人本身來說它們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產力只有在個人是私有者的情況下才是個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生產力都沒有采取過這種對於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完全無關的形式，因為他們的交往本身還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這些生產力相對立的大多數個人，這些生產力是和他們分離的，因此這些個人喪失了一切現實的生活內容，成了抽象的個人，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作為個人彼此發生聯系。

    他們同生產力並同他們自身的存在還保持著的唯一聯系，即勞動，在他們那里已經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殘生命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生命。而在以前各個時期，自主活動和物質生活的生產是分開的，這是因為它們是由不同的人承擔的，同時，物質生活的生產由於各個人本身的局限性還被認為是自主活動的從屬形式，而現在它們竟互相分離到這般地步，以致物質生活一般都表現為目的，而這種物質生活的生產即勞動（它現在是自主活動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動的否定形式）則表現為手段。◎第128頁◎

    這樣一來，現在情況就變成了這樣：各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這不僅是為了實現他們的自主活動，而且就是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這種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對象的制約，即受發展成為一定總和並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範圍里才存在的生產力的制約。因此，僅僅由於這一點，占有就必須帶有同生產力和交往相適應的普遍性質。對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個人才能的發揮。僅僅因為這個緣故，對生產工具一定總和的占有，也就是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揮。其次，這種占有受進行占有的個人的制約。只有完全失去了整個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實現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過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個人的自主活動受到有局限性的生產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縛，他們所占有的是這種有局限性的生產工具，因此他們只是達到了新的局限性。他們的生產工具成了他們的財產，但是他們本身始終屈從於分工和自己的生產工具。在迄今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許多個人始終屈從於某種唯一的生產工具；在無產階級的占有制下，許多生產工具必定歸屬於每一個個人，而財產則歸屬於全體個人。現代的普遍交往，除了歸全體個人支配，不可能歸各個人支配。

    其次，占有還受實現占有所必須采取的方式的制約。占有只有通過聯合才能實現，由於無產階級本身固有的本性，這種聯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得到實現，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為止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權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權力被打倒，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普遍性質以及無產階級為實現這種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發展，同時無產階級將拋棄它迄今的社會地位遺留給它的一切東西。◎第129頁◎

    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又是同各個人向完全的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向自主活動的轉化，同過去受制約的交往向個人本身的交往的轉化，也是相互適應的。隨著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一種特殊的條件總是表現為偶然的，而現在，各個人本身的獨自活動，即每一個人本身特殊的個人職業，才是偶然的。

    哲學家們在不再屈從於分工的個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名之為“人”的那種理想，他們把我們所闡述的整個發展過程看作是“人”的發展過程，從而把“人”強加於迄今每一歷史階段中所存在的個人，並把他描述成歷史的動力。這樣，整個歷史過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異化過程，實質上這是因為，他們總是把後來階段的普通個人強加於先前階段的個人並且以後來的意識強加於先前的個人。（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自我異化”。——編者注）由於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開始就撇開現實條件，所以就可以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的發展過程了。

    　　　——

    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範圍，盡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必須作為民族起作用，對內仍必須組成為國家。“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在18 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系已經擺脫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Gemeinwesen]。真正的市民社會（注：“市民社會”的原文是“ bürgerlicheGesellschaft”，這個術語也有“資產階級社會”的意思。——編者注）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第130頁◎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注：原文是idealistische，本意是唯心主義的。這里應指觀念的、意識形態的。——編者注）上層建築的基礎。

    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無論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紀，都是部落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在羅馬人那里主要是由戰爭決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則是由畜牧業決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一個城市里聚居著幾個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國家所有制的形式，而個人的權利則局限於簡單的占有，但是這種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樣，僅僅涉及地產。無論在古代或現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隨著動產的出現才開始的。——（奴隸制和共同體[Gemeinwesen] ）（古羅馬公民的合法的所有權[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在起源於中世紀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封建地產，同業公會的動產，工場手工業資本——才發展為由大工業和普遍競爭所引起的現代資本，即變為拋棄了共同體[Gemeinwesen] 的一切外觀並消除了國家對所有制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現代國家是與這種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現代國家由於稅收而逐漸被私有者所操縱，由於國債而完全歸他們掌握；現代國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內國家證券行市漲落的調節，所以它完全依賴於私有者即資產者提供給它的商業信貸。因◎第131頁◎為資產階級已經是一個階級，不再是一個等級了，所以它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而不再是在一個地域內組織起來，並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由於私有制擺脫了共同體[Gemeinwesen]，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並列並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目前國家的獨立性只有在這樣的國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級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為階級，在那里，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已被消滅的等級還起著某種作用，並且那里存在某種混合體，因此在這樣的國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對居民的其他部分進行統治。德國的情況就正是這樣。現代國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國、英國和美國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認為，國家只是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見，這種思想也滲入日常的意識了。

    因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結論：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產生了一種錯覺，好像法律是以意志為基礎的，而且是以脫離其現實基礎的意志即自由意志為基礎的。同樣，法隨後也被歸結為法律。

    私法和私有制是從自然形成的共同體[Gemeinwesen] 的解體過程中同時發展起來的。在羅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發展沒有在工業和商業方面引起進一步的結果，因為他們的整個生產方式沒有改變。（注：恩格斯加了邊注：“（放高利貸！）”。——編者注）在現代民族那里，工業和商業瓦解了封建的共同體[Gemeinwesen]，隨著私有制和私法的產生，開始了一個能夠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在中世紀進行了廣泛的海上貿易的第一個城市◎第132頁◎阿馬爾菲也制定了海商法。（注：意大利的城市阿馬爾菲是10-11世紀的繁榮商業中心。在中世紀，阿馬爾菲市海商法在整個意大利都有效，而且在地中海沿岸各國也被廣泛采用。——133。）當工業和商業——起初在意大利，隨後在其他國家——進一步發展了私有制的時候，詳細擬定的羅馬私法便又立即得到恢覆並取得威信。後來，資產階級力量壯大起來，君主們開始照顧它的利益，以便借助資產階級來摧毀封建貴族，這時候法便在所有國家中——法國是在16世紀——開始真正地發展起來了，除了英國以外，這種發展在所有國家中都是以羅馬法典為基礎的。即使在英國，為了私法（特別是其中關於動產的那一部分）的進一步完善，也不得不參照羅馬法的原則。（不應忘記，法也和宗教一樣是沒有自己的歷史的。）

    在私法中，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作為普遍意志的結果來表達的。僅僅使用和濫用的權利[jus utendi et abutendi]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經完全不依賴於共同體[Gemeinwesen]，另一方面表明了一個錯覺，仿佛私有制本身僅僅以個人意志即以對物的任意支配為基礎。實際上，濫用[abuti] 對於私有者具有極為明確的經濟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財產從而他濫用的權利轉入他人之手的話；因為僅僅從私有者的意志方面來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並且不以權利為轉移時，才成為物，即成為真正的財產（一種關系，哲學家們稱之為觀念）。（注：馬克思加了邊注：“在哲學家們看來關系＝觀念。他們只知道’一般人’對自身的關系，因此，在他們看來，一切現實的關系都成了觀念”。——編者注）這種把權利歸結為純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錯覺，在所有制關系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必然會造成這樣的現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對某物享有權利，但實際上並不擁有某物。例如，假定由於競爭，某一塊土地不再提供地租，雖然這塊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權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濫用的權利。但◎第133頁◎是這種權利對他毫無用處：只要他還未占有足夠的資本來經營自己的土地，他作為土地所有者就一無所有。法學家們的這種錯覺說明：在法學家們以及任何法典看來，各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例如締結契約這類事情，一般都是偶然的；他們認為這些關系可以隨意建立或不建立，它們的內容完全依據締約雙方的個人意願。

    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

    　　　 ——

    分工對科學的影響。

    鎮壓在國家、法、道德等等中的作用。

    資產者之所以必須在法律中使自己得到普遍表現，正因為他們是作為階級進行統治的。

    自然科學和歷史。

    沒有政治史、法律史、科學史等等，藝術史、宗教史等等（注：馬克思加了邊注：“同表現為古典古代國家、封建制度、君主專制的’共同體’[Gemeinw- esen]相適應的，同這種聯系相適應的，尤其是宗教觀念”。——編者注）。

    　　　 ——

    為什麽玄想家使一切本末倒置。

    篤信宗教者、法學家、政治家。

    法學家、政治家（一般的國務活動家）、倫理學家、篤信宗教者。

    關於一個階級內的這種意識形態劃分：職業由於分工而獨立化；每個人都認為他的手藝是真的。他們之所以必然產生關於自己的手藝和現實相聯系的錯覺，是手藝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關系在法律學，政治學中——在意識中——成為概念；因為他們沒有超越◎第134頁◎這些關系，所以這些關系的概念在他們的頭腦中也成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運用法典，因此法官認為，立法是真正的積極的推動者。尊重自己的商品，因為他們的職業是和公眾打交道。

    法的觀念。國家的觀念。在通常的意識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

    　　　 ——

    宗教從一開始就是超驗性的意識，這種意識是從現實的力量中產生的。

    更要通俗地表達這一點。

    　　　 ——

    法，宗教等領域中的傳統。

    　　　 ——

    各個人過去和現在始終是從自己出發的。他們的關系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的關系。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他們的關系會相對於他們而獨立？他們自己生命的力量會成為壓倒他們的力量？

    總之：分工，分工的階段依賴於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

    土地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現代的所有制。

    等級的所有制。手工工場所有制。工業資本。

    寫於1845年秋-大約1846年5月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4年版第1卷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87頁、第42卷第364-370頁◎第135頁◎


馬克思　哲學的貧困（之一）

    *（注：《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是馬克思批判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比·約·蒲魯東的主要論著。這一著作以論戰的形式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作了科學的表述。1846年12月底，馬克思在讀了剛出版的蒲魯東著作《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以後，就決定批判嚴重地阻礙在工人中間傳播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蒲魯東觀點。他在1846年12月28日給俄國文學家帕·瓦·安年柯夫的信（見本選集第4卷第530-542頁）中曾經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作了詳細的評論，信中表述的那些思想後來成為馬克思這部著作的基礎。從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1847年1月馬克思就已經著手反駁蒲魯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87-88頁）。1847年4月初，馬克思的這部著作已基本完成並已付印。1847年6月15日，馬克思為該書寫了一篇簡短的序言。

    這部著作於1847年7月初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出版。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再版過。該書德文第1版於1885年出版，恩格斯校訂了譯文，並專門寫了一篇序言、加了許多注釋。恩格斯在校訂德文版過程中，參考了馬克思在1876年1月1日送給娜塔利亞·吳亭娜（第一國際俄國支部委員尼·伊·吳亭的妻子）的一本1847年法文本上的修改意見。該書的德文第2版於1892年出版。恩格斯寫了一個簡短的按語，糾正原文中某些不準確的地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3頁）。恩格斯逝世以後，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整理的法文第2版於1896年出版，該版也根據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書上的修改意見作了更正。收入本卷的是《哲學的貧困》第二章《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馬克思在這一章里批判了蒲魯東的改良主義思想和形而上學的方法，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剖析了所謂“人類理性”發現完備的真理的謬論，指出“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136。）

    （節選）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第一節　方法

    現在我們是在德國！我們在談論政治經濟學的同時還要談論形而上學。而在這方面，我們也只是跟著蒲魯東先生的“矛盾”走。剛才他迫使我們講英國話，使我們差不多變成了英國人。現在場面變了。蒲魯東先生把我們轉移到我們親愛的祖國，使我們不由得又變成了德國人。

    如果說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帽子，那麽，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個英國人就是李嘉圖，一位銀行巨子，傑出的經濟學家；這個德國人就是黑格爾，柏林大學的一位專任哲學教授。法國最末一個專制君主和法蘭西王朝沒落的代表路易十五有一個御醫，這個人又是法國的第一個經濟學家。這位御醫，這位經濟學家是法國資產階級即將取得必然勝利的代表。魁奈醫生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他在自己的著名的《經濟表》中概括地敘述了這門科學。除了已經有的對該表的1 001個注解以外，我們還◎第136頁◎找到醫生本人作的一個注解。這就是附有“七個重要說明”的《經濟表的分析》。

    蒲魯東先生是另一個魁奈醫生，他是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爾看來，形而上學，整個哲學，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所以我們必須設法弄清楚蒲魯東先生那套至少同《經濟表》一樣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們作了七個比較重要的說明。如果蒲魯東博士不滿意我們的說明，那沒關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院長勃多的角色，親自寫一篇《經濟學——形而上學方法解說》。（注：馬克思暗指魁奈的同時代人尼·勃多於1770年發表的著作《經濟表說明》。——137。）

    第一個說明

    “這里我們論述的不是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而是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各經濟階段或範疇在出現時有時候是同時代的，有時候又是顛倒的……不過，經濟理論有它自己的邏輯順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誇耀的是，經濟理論的這種次序已被我們發現了。”（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1卷第145和146頁）

    蒲魯東先生把這些冒牌的黑格爾詞句扔向法國人，毫無問題是想嚇唬他們一下。這樣一來，我們就要同兩個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魯東先生，其次是黑格爾。蒲魯東先生和其他經濟學家有什麽不同呢？黑格爾在蒲魯東先生的政治經濟學中又起什麽作用呢？

    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範疇。蒲魯東先生有了這些完全形成的範疇，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這些範疇、原理、規律、觀念、思想的形成情況和來歷。

    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第137頁◎系的歷史運動。由於蒲魯東先生把這些關系看成原理、範疇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們只要把這些思想（它們在每一篇政治經濟學論文末尾已經按字母表排好）編一下次序就行了。經濟學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動活潑的生活；蒲魯東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濟學家的教條。但是，既然我們忽略了生產關系（範疇只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歷史運動，既然我們只想把這些範疇看作是觀念、不依賴現實關系而自生的思想，那麽，我們就只能到純理性的運動中去找尋這些思想的來歷了。純粹的、永恒的、無人身的理性怎樣產生這些思想呢？它是怎樣造成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爾主義方面我們具有蒲魯東先生那種大無畏精神，我們就會說，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區分開來。這是什麽意思呢？因為無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沒有可以設定自己的場所，又沒有可以與之相對立的客體，也沒有可以與之相結合的主體，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顛來倒去：設定自己，把自己與自己相對立，自相結合——設定、對立、結合。用希臘語來說，這就是：正題、反題、合題。對於不懂黑格爾語言的讀者，我們將告訴他們一個神聖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這就是措辭的含意。固然這不是希伯來語（注：蒲魯東在1827年後曾作為校對者參加聖經的出版工作並在此期間掌握了希伯來語知識。蒲魯東經常談到希伯來語，馬克思在這里暗喻此事。——編者注）（請蒲魯東先生不要見怪），然而卻是脫離了個體的純理性的語言。這里看到的不是一個用普通方式說話和思維的普通個體，而正是沒有個體的純粹普通方式。

    在最後的抽象（因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為邏輯範疇，這用得著奇怪嗎？如果我們逐步抽掉構成某座房屋個性◎第138頁◎的一切，抽掉構成這座房屋的材料和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結果只剩下一個物體；如果把這一物體的界限也抽去，結果就只有空間了；如果再把這個空間的向度抽去，最後我們就只有純粹的量這個邏輯範疇了，這用得著奇怪嗎？用這種方法抽去每一個主體的一切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所謂偶性，人或物，我們就有理由說，在最後的抽象中，作為實體的將是一些邏輯範疇。所以形而上學者也就有理由說，世界上的事物是邏輯範疇這塊底布上繡成的花卉：他們在進行這些抽象時，自以為在進行分析，他們越來越遠離物體，而自以為越來越接近，以至於深入物體。哲學家和基督徒不同之處正是在於：基督徒只有一個邏各斯的化身，不管什麽邏輯不邏輯；而哲學家則有無數化身。既然如此，那麽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東西經過抽象都可以歸結為邏輯範疇，因而整個現實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範疇的世界之中，這又有什麽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東西，只是由於某種運動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歷史的運動創造了社會關系，工業的運動給我們提供了工業產品，等等。

    正如我們通過抽象把一切事物變成邏輯範疇一樣，我們只要抽去各種各樣的運動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態的運動，純粹形式上的運動，運動的純粹邏輯公式。如果我們把邏輯範疇看作一切事物的實體，那麽我們也就可以設想把運動的邏輯公式看作是一種絕對方法，它不僅說明每一個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個事物的運動。

    關於這種絕對方法，黑格爾這樣說過：

    “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種絕對的、唯一的、最高的、無限的力量；這是理性企圖在每一個事物中發現和認識自己的意向。”（《邏輯學》◎第139頁◎第3 卷）

    既然把任何一種事物都歸結為邏輯範疇，任何一個運動、任何一種生產行為都歸結為方法，那麽由此自然得出一個結論，產品和生產、事物和運動的任何總和都可以歸結為應用的形而上學。黑格爾為宗教、法等做過的事情，蒲魯東先生也想在政治經濟學上如法炮制。

    那麽，這種絕對方法到底是什麽呢？是運動的抽象。運動的抽象是什麽呢？是抽象形態的運動。抽象形態的運動是什麽呢？是運動的純粹邏輯公式或者純理性的運動。純理性的運動又是怎麽回事呢？就是設定自己，自己與自己相對立，自相結合，就是把自身規定為正題、反題、合題，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樣進行自我肯定，把自己設定為特定的範疇呢？這就是理性自己及其辯護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設定為正題，這個正題、這個與自己相對立的思想就會分為兩個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這兩個包含在反題中的對抗因素的鬥爭，形成辯證運動。“是”轉化為“否”，“否”轉化為“是”。“是”同時成為“是”和“否”，“否”同時成為“否”和“是”，對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銷。這兩個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個新的思想，即它們的合題。這個新的思想又分為兩個彼此矛盾的思想，而這兩個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題。從這種生育過程中產生出思想群。同簡單的範疇一樣，思想群也遵循這個辯證運動，它也有一個矛盾的群作為反題。從這兩個思想群中產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們的合題。

    正如從簡單範疇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群一樣，從群的辯證運◎第140頁◎動中產生出系列，從系列的辯證運動中又產生出整個體系。

    把這個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上面，就會得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換句話說，就會把人所共知的經濟範疇翻譯成人們不大知道的語言，這種語言使人覺得這些範疇似乎是剛從純理性的頭腦中產生的，好像這些範疇僅僅由於辯證運動的作用才互相產生、互相聯系、互相交織。請讀者不要害怕這個形而上學以及它那一大堆範疇、群、系列和體系。盡管蒲魯東先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體系的頂峰，可是他從來沒有超越過頭兩級即簡單的正題和反題，而且這兩級他僅僅爬上過兩次，其中有一次還跌了下來。

    在這以前我們談的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下面我們要看到蒲魯東先生怎樣把它降低到極可憐的程度。黑格爾認為，世界上過去發生的一切和現在還在發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發生的一切。因此，歷史的哲學僅僅是哲學的歷史，即他自己的哲學的歷史。沒有“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只有“觀念在理性中的順序”。他認為他是在通過思想的運動建設世界；其實，他只是根據絕對方法把所有人們頭腦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

    第二個說明

    經濟範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原理和範疇的化身。這位哲學家蒲魯東先生還告訴我們，這些原理和範疇過去曾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里。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第141頁◎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注：1885年德文版改為“生產方式”。——編者注）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

    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注：馬克思引自盧克萊修的詩篇《物性論》第3卷第869首中的那句話是：“不死的死奪去了有死的生”(mortalemvitammorsimmortalisademit)。——142。）才是停滯不動的。

    第三個說明

    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蒲魯東先生把種種經濟關系看作同等數量的社會階段，這些階段互相產生，像反題來自正題一樣一個來自一個，並在自己的邏輯順序中實現著無人身的人類理性。

    這個方法的唯一短處就是：蒲魯東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個階段時，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會關系來說明，可是當時這些社會關系尚未被他用辯證運動產生出來。當蒲魯東先生後來借助純粹理性使其他階段產生出來時，卻又把它們當成初生的嬰兒，忘記它們和第一個階段是同樣年老了。

    因此，他要構成被他看作一切經濟發展基礎的價值，就非有分工、競爭等等不可。然而當時這些關系在系列中、在蒲魯東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邏輯順序中根本還不存在。◎第142頁◎

    誰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構築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

    第四個說明

    現在我們看一看蒲魯東先生在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應用到政治經濟學上去的時候，把它變成了什麽樣子。

    蒲魯東先生認為，任何經濟範疇都有好壞兩個方面。他看範疇就像小資產者看歷史偉人一樣：拿破侖是一個大人物；他行了許多善，但是也作了許多惡。

    蒲魯東先生認為，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加在一起就構成每個經濟範疇所固有的矛盾。

    應當解決的問題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

    奴隸制是同任何經濟範疇一樣的經濟範疇。因此，它也有兩個方面。我們拋開奴隸制的壞的方面不談，且來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這里談的只是直接奴隸制，即蘇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隸制。

    同機器、信用等等一樣，直接奴隸制是資產階級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價值，殖民地產生了世界貿易，世界貿易是大工業的條件。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重要的經濟範疇。

    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進步最快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如果從世界地圖上把北美劃掉，結果看到的是一片無政府狀態，現代貿易和現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滅奴隸制就等於從世◎第143頁◎界地圖上抹掉美洲（注：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這對1847年說來是完全正確的。當時美國的對外貿易主要限於輸入移民和工業產品，輸出棉花和煙草，即南部奴隸勞動的產物。北部各州主要是為各蓄奴州生產谷物和肉類。直至北部開始生產供輸出用的谷物和肉類，並且成為工業國，而美洲棉花的壟斷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國的激烈競爭的時候，奴隸制才有可能廢除。而且當時，奴隸制的廢除曾引起南部的破產，因為南部還沒有以印度和中國隱蔽的苦力奴隸制代替公開的黑人奴隸制”。——編者注）。

    因為奴隸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所以它總是存在於各民族的制度中。現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國內把奴隸制掩飾一下，而在新大陸卻不加掩飾地推行奴隸制。

    蒲魯東先生將用什麽辦法挽救奴隸制呢？他提出的問題是：保存這個經濟範疇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

    黑格爾就不需要提出問題。他只有辯證法。蒲魯東先生從黑格爾的辯證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語。而蒲魯東先生自己的辯證運動只不過是機械地劃分出好、壞兩面而已。

    我們暫且把蒲魯東先生當作一個範疇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他的長處和短處。

    如果說，與黑格爾比較，他的長處是提出問題並且自願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問題，那麽，他也有一個短處：當他想通過辯證的生育過程生出一個新範疇時，卻毫無所獲。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範疇，就是辯證運動。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於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設定自己並把自己與自己相對立的範疇，而是在範疇的兩個方面中間轉動、掙紮和沖撞的蒲魯東◎第144頁◎先生。

    這樣，蒲魯東先生就陷入了用正當方法難以擺脫的困境，於是他用盡全力一跳便跳到一個新範疇的領域中。這時在他那驚異的目光面前便出現了理性中的系列。

    他抓住第一個到手的範疇，隨心所欲地給它一種特性：把需要清洗的範疇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魯東先生的話，稅收可以消除壟斷的缺陷，貿易差額可以消除稅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權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這樣，蒲魯東先生把經濟範疇逐一取來，把一個範疇用作另一個範疇的消毒劑，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劑這二者的混合物寫成兩卷矛盾，並且恰當地稱為《經濟矛盾的體系》。

    第五個說明

    “在絕對理性中，所有這些觀念……是同樣簡單和普遍的……　實際上我們只有靠我們的觀念搭成的一種腳手架才能達到科學境地。但是，真理本身並不以這些辯證的圖形為轉移，而且不受我們思想的種種組合的束縛。”（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2卷第97頁）

    這樣，一個急轉彎（現在我們才知道其中奧妙）就使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突然變成了幻想！蒲魯東先生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實話。的確，一旦把辯證運動的過程歸結為這樣一個簡單過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加以對比，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並且把一個範疇用作另一個範疇的消毒劑，那麽範疇就不再有自發的運動，觀念就“不再發生作用”，不再有內在的生命。觀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設定為範疇，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為範疇。範疇的順序成了一種腳手架。辯證法不再是絕對理性的運動了。辯證法沒有了，至多還剩下最純粹的道德。◎第145頁◎

    當蒲魯東先生談到理性中的系列即範疇的邏輯順序的時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其中出現的歷史順序。他認為那時一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進行。一切都應當通過辯證法從這種以太中產生。現在當實際應用這種辯證法的時候，理性對他來說卻不存在了。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背棄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於是蒲魯東先生只得承認，他用以說明經濟範疇的次序不再是這些經濟範疇相互產生的次序。經濟的進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進化了。

    那麽，蒲魯東先生給了我們什麽呢？是現實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時間次序中出現的那種順序嗎？不是。是在觀念本身中進行的歷史嗎？更不是。這就是說，他既沒有給我們範疇的世俗歷史，也沒有給我們範疇的神聖歷史！那麽，到底他給了我們什麽歷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歷史。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矛盾怎樣行進以及它們怎樣拖著蒲魯東先生走吧。

    在未研究這一點（這是第六個重要說明的引子）之前，我們應當再作一個比較次要的說明。

    讓我們和蒲魯東先生一同假定：現實的歷史，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是觀念、範疇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歷史順序。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權威原理出現在11世紀，個人主義原理出現在18世紀。因而不是原理屬於世紀，而是世紀屬於原理。換句話說，不是歷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歷史。但是，如果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再進一步自問一下，為什麽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第146頁◎的關系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的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恒的原理。

    至於蒲魯東先生，他還在思想家所走的這條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緩慢行進，離開歷史的康莊大道還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個說明

    我們且沿著這條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魯東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當作不變規律、永恒原理、觀念範疇的經濟關系先於生動活躍的人而存在；再假定這些規律、這些原理、這些範疇自古以來就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里。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一切一成不變的、停滯不動的永恒下面沒有歷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觀念中的歷史，即反映在純理性的辯證運動中的歷史。既然蒲魯東先生認為各種觀念在辯證運動中不能互相“區分”，那麽他就一筆勾銷了運動的影子和影子的運動，而本來總還可以用它們造成某種類似歷史的東西。他沒有這樣做，反而把自己的無能歸罪於歷史，埋怨一切，甚至連法國話也埋怨起來。

    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說什麽東西出現或者什麽東西生產出來，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無論是在文明里還是在宇宙中，自古以來一切就存在著、活動著……　整個社會經濟也是如此。”（第2卷第102頁）

    自身起作用並且使蒲魯東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創造力竟大到這樣程度，以至他本想說明歷史，但卻不得不否定歷史；本想說明社會關系的順次出現，但卻根本否定某種東西可以出現；本◎第147頁◎想說明生產及其一切階段，但卻否定某種東西可以生產出來。

    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再沒有什麽歷史，也沒有什麽觀念的順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卻繼續存在，而這部著作恰恰被他自己稱為“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公式（因為蒲魯東先生就是公式化的人物）幫助他一跳就越過他的一切矛盾呢？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發明了一種新理性，這既不是絕對的、純粹的和純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動活躍的人們的普通的理性；這是一種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為人的社會的理性，是作為主體的人類的理性，這種理性在蒲魯東先生的筆下最初間或寫作“社會天才”、“普遍理性”，最後又寫作“人類理性”。然而這種名目繁多的理性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被人們認出是蒲魯東先生的個人理性，它有好的和壞的方面，有消毒劑也有問題。

    “人類理性不創造真理”，真理蘊藏在絕對的永恒的理性的深處。它只能發現真理。但是直到現在它所發現的真理是不完備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經濟範疇本身是人類理性、社會天才所發現和揭示出來的真理，因此它們也是不完備的並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魯東先生以前，社會天才只看見對抗因素而未發現綜合公式，雖然兩者同時潛藏在絕對理性里面。既然經濟關系只是這些不充足的真理、這些不完備的範疇、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間的實現，因此，它們本身就包含著矛盾，並且有好壞兩個方面。

    社會天才的任務是發現完備的真理、完整無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綜合公式。這也就說明，為什麽在蒲魯東先生的想象中，這個社會天才不得不從一個範疇跑到另一個範疇，但是仍然不能靠這一整套範疇從上帝那里，從絕對理性那里得到一個綜合公式：◎第148頁◎

    “首先，社會〈社會天才〉假定一個原始的事實，提出一個假設……一個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對抗性結果在社會經濟中展開來就像它的後果會在精神上被推論出來一樣，所以工業運動在各方面隨著觀念的演繹分為兩道洪流：一道是有益作用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結果的洪流……　為了和諧地構成這個兩重性的原理和解決這個二律背反，社會就產生第二個二律背反，隨後很快地又產生第三個二律背反；社會天才將一直這樣行進，直到它用盡自己的全部矛盾（盡管未曾得到證實，但是我料想，人類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來的各種論點並用唯一的公式來解決自己的全部問題時為止。”（第1卷第133頁）

    正如以前反題變成消毒劑一樣，現在正題將變成假設。但是，蒲魯東先生這種術語上的變換現在再也不能使我們感到驚奇了。人類的理性最不純潔，它只具有不完備的見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決的問題。人類的理性在絕對理性中發現的以及作為第一個正題的否定的每一個新的正題，對它說來都是一個合題，並且被它相當天真地當作有關問題的解決。這個理性就這樣在不斷變換的矛盾中沖撞，直至它達到了矛盾的終點，發覺這一切正題和合題不過是相互矛盾的假設時為止。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人類理性，社會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來的各種論點並用唯一的公式來解決自己的全部問題”。這里附帶說一下，這個唯一的公式是蒲魯東先生真正的發現。這就是構成價值。

    假設只是為了某種目的而設立的。通過蒲魯東先生之口講話的社會天才首先給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個經濟範疇的一切壞的東西，使它只保留好的東西。他認為，好的東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實際目的就是平等。為什麽社會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博愛、不要天主教或別的什麽原理呢？因為“人類之所以接連不斷地實現這麽多特殊的假設，正是由於考慮到一個最高的假設”，這個最高的假設就是平等。換句話說，因為平等是蒲魯東先◎第149頁◎生的理想。他以為分工、信用、工廠，一句話，一切經濟關系都僅僅是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發明的，但是結果它們往往背離平等。由於歷史和蒲魯東先生的臆測步步發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結論說，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於他的固定觀念和現實運動之間。

    從此以後，肯定平等的就是每個經濟關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壞的方面。每一個新的範疇都是社會天才為了消除前一個假設所產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設。總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趨勢、天命的目的，社會天才在經濟矛盾的圈子里旋轉時從來沒有忽略過它。因此，天命是一個火車頭，用它拖蒲魯東先生的全部經濟行囊前進遠比用他那沒有頭腦的純理性要好得多。他在論稅收一章之後，用了整整一章來寫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這是當前用以說明歷史進程的一個響亮字眼。其實這個字眼不說明任何問題。它至多不過是一種修辭形式，是解釋事實的多種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國工業的發展使蘇格蘭地產獲得了新的價值。而英國工業則為羊毛開辟了新的銷售市場。要生產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變成牧場。要實行這種改變就必須集中地產。要集中地產就必須消滅世襲租佃者的小農莊，使成千上萬的租佃者離開家園，讓放牧幾百萬只羊的少數牧羊人來代替他們。這樣，由於耕地接連不斷地變成牧場，結果蘇格蘭的地產使羊群趕走了人。如果現在你們說，羊群趕走人就是蘇格蘭地產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麽，你們就創造出了天命的歷史。

    當然，平等趨勢是我們這個世紀所特有的。認為以往各世紀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產資料等等都是為實現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這首先就是用我們這個世紀的人和生產資料來代替過去各世◎第150頁◎紀的人和生產資料，否認後一代人改變前一代人所獲得的成果的歷史運動。經濟學家們很清楚，同是一件東西對甲說來是成品，對乙說來只是從事新的生產的原料。

    如果你們同蒲魯東先生一道假定：社會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確切些說即興制造出封建主，是為了達到把耕者變為負有義務的和彼此平等的勞動者這一天命的目的，那麽，你們就把目的和人都換了，這種做法和為了達到惡意的滿足（即用羊群趕走人）而在蘇格蘭確立地產制度的天命比較起來，毫不遜色。

    可是，蒲魯東先生既然對於天命表現出那樣親切的關懷，我們就介紹他看一看維爾紐夫－巴爾熱蒙的《政治經濟學歷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這個目的已經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個即最後一個說明

    經濟學家們的論證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以前所以有歷史，是由於有過封建制度，由於在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種和經濟學家稱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關系完全不同的生產關系。◎第151頁◎

    封建主義也有過自己的無產階級，即包含著資產階級的一切萌芽的農奴等級。封建的生產也有兩個對抗的因素，人們稱為封建主義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可是，卻沒想到結果總是壞的方面壓倒好的方面。正是壞的方面引起鬥爭，產生形成歷史的運動。假如在封建主義統治時代，經濟學家看到騎士的德行、權利和義務之間美妙的協調、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鄉村中家庭手工業的繁榮、各同業公會、商會和行會中所組織的工業的發展，總而言之，看到封建主義的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動，抱定目的要消除這幅圖畫上的一切陰暗面——農奴制度、特權、無政府狀態，那麽結果會怎樣呢？引起鬥爭的一切因素就會滅絕，資產階級的發展在萌芽時就會被窒息。經濟學家就會給自己提出把歷史一筆勾銷的荒唐問題。

    資產階級得勢以後，也就談不到封建主義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了。資產階級把它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發展起來的生產力掌握起來。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與之相適應的市民關系以及作為舊日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這樣，為了正確地判斷封建的生產，必須把它當作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來考察。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一個代表著社會上壞的、有害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後成熟。這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系，並不是永恒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嗎？由於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從此以後，革命階級將成為保守階級。◎第152頁◎

    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本身是封建時期無產階級（注：在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此處是“勞動階級”。——編者注）殘存物的無產階級相伴隨。資產階級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發展它的對抗性質，起初這種性質或多或少是掩飾起來的，只是處於隱蔽狀態。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在它的內部發展著一個新的無產階級，即現代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展開了鬥爭，這個鬥爭在雙方尚未感覺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視、理解、承認並公開宣告以前，最初僅表現為局部的暫時的沖突，表現為一些破壞行為。另一方面，如果說現代資產階級的全體成員由於組成一個與另一個階級相對立的階級而有共同的利益，那麽，由於他們互相對立，他們的利益又是對立的，對抗的。這種利益上的對立是由他們的資產階級生活的經濟條件產生的。資產階級借以在其中活動的那些生產關系的性質決不是單一的、單純的，而是兩重的；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系中也產生貧困；在發展生產力的那些關系中也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這些關系只有不斷消滅資產階級單個成員的財富和產生出不斷壯大的無產階級，才能產生資產者的財富，即資產階級的財富；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顯了。

    這種對抗性質表現得越明顯，經濟學家們，這些資產階級生產的學術代表就越和他們自己的理論發生分歧，於是在他們中間形成了各種學派。

    宿命論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產階級生產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本身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這個宿命論學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兩種。古典派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他們代表著◎第153頁◎一個還在同封建社會的殘余進行鬥爭、力圖清洗經濟關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產力、使工商業獲得新的發展的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參加這一鬥爭並專心致力於這一狂熱活動，只是經受著暫時的偶然的苦難，並且它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是這一時代的歷史學家，他們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下如何獲得財富，只是將這些關系表述為範疇、規律並證明這些規律、範疇比封建社會的規律和範疇更有利於財富的生產。在他們看來，貧困只不過是每一次分娩時的陣痛，無論是自然界還是工業都要經歷這種情況。

    浪漫派屬於我們這個時代，這時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處於直接對立狀態，貧困像財富那樣大量產生。這時，經濟學家便以飽食的宿命論者的姿態出現，他們自命高尚、蔑視那些用勞動創造財富的活人機器。他們的一言一語都仿照他們的前輩，可是，前輩們的漠不關心只是出於天真，而他們的漠不關心卻已成為賣弄風情了。

    其次是人道學派，這個學派對現時生產關系的壞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為了不受良心的責備，這個學派想盡量緩和現有的對比；他們對無產者的苦難以及資產者之間的劇烈競爭表示真誠的痛心；他們勸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們建議資產者節制一下生產熱情。這個學派的全部理論建立在理論和實踐、原理和結果、觀念和應用、內容和形式、本質和現實、法和事實、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之間無限的區別上面。

    博愛學派是完善的人道學派。他們否認對抗的必然性；他們願意把一切人都變成資產者；他們願意實現理論，只要這種理論與實踐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對抗。毫無疑問，在理論上把現實中隨時都要遇到的矛盾撇開不管並不困難。那樣一來，這種理論就會變成理想化的現實。因此，博愛論者願意保存那些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範◎第154頁◎疇，而不要那種構成這些範疇並且同這些範疇分不開的對抗。博愛論者以為，他們是在嚴肅地反對資產者的實踐，其實，他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資產者。

    正如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一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無產者階級的理論家。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確立為一個階級，因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尚未帶政治性以前，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里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並且力求探尋一種革新的科學。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就不再需要在自己頭腦里找尋科學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並且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鬥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並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

    現在再來談談蒲魯東先生。

    每一種經濟關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只有在這一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露。他從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永恒關系的必然性；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作是貧困的幻想。他對兩者都表示讚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看來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第155頁◎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為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結合的錯誤。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鬥，淩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

    第二節　分工和機器

    照蒲魯東先生的說法，經濟進化的系列是由分工揭開的。

    　　　　　　┌“就實質而論，分工是實現條件上和智能　 分工的好的方面│

    　　　　 └上的平等的方法。”（第1卷第93頁）

    　　　　　┌“對我們來說，分工變成了貧困的源

    　　　　　│ 泉。”（第1卷第94頁）

    　　　　　│

    分工的壞的方面│

    　　　　　│　另一種說法

    　　　　　│“勞動按照它所特有的、構成其有效性

    　　　　　│的首要條件的規律進行劃分，結果就會否定

    　　　　　└自己的目的，毀滅自己。”（第1卷第94頁）

    　　　　　┌找尋“一種新的結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

    應當解決的問題│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1卷第

    　　　　　└97頁）。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分工是一種永恒的規律，是一種單純而抽象的範疇。所以，抽象、觀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說明各個不同歷史◎第156頁◎時代的分工。種姓（注：種姓是職業世襲、內部通婚和不準外人參加的社會等級集團。種姓的出現和階級社會形成時期的分工有關。種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於古代和中世紀各國，但在印度社會中表現得最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規定有四個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157、767、771。）、行會、工場手工業、大工業必須用一個分字來解釋。如果你們首先將“分”字的含義好好加以研究，將來你們就不必再研究每個時代中賦予分工以某種特定性質的諸多影響了。

    當然，把事物歸結為蒲魯東先生的範疇，那未免把它們看得太簡單了。歷史的進程並非是那樣絕對的。德國為了建立城鄉分離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個世紀。城鄉關系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著改變。即使只拿分工的這一方面來說，這里是古代的共和國，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則是古老的英國和它的貴族，或是現代的英國和它的棉紗大王(cotton-lords)。14世紀和15世紀，殖民地尚未出現，對歐洲說來美洲還不存在，同亞洲的交往只有通過君士坦丁堡一個地方，貿易活動以地中海為中心，那時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現，與17世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已在世界各處擁有殖民地時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場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賦予各個不同時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質，單從一個“分”字，從觀念、範疇中是很難推論出來的。

    蒲魯東先生說：“從亞當·斯密以來，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指出過分工的規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們常常更多地強調前者，因為這樣做更適合他們的樂觀主義；同時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反問過自己：一個規律的有害方面是什麽……　一個始終一貫的原理怎麽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呢？無論在亞當·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後，甚至沒有一個經濟學家看出，這里有一個需要闡明的問題。薩伊承認，在分工中，那個產生善的原因同樣也產生惡。”

    亞當·斯密比蒲魯東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遠些。他很清楚地看到：“個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遠沒有我們所設想的那麽大；這些十分不同的、看來是使從事各種職業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區別的才賦，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從根本◎第157頁◎上說，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這一切並未妨礙蒲魯東先生在另一處說：亞當·斯密甚至一點也沒有想到分工還有有害的一面，因此他還說：讓·巴·薩伊第一個承認，“在分工中，那個產生善的原因同樣也產生惡”。

    但是，讓我們聽聽勒蒙泰吧；讓人人各得其所。

    “讓·巴·薩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經濟學論著中采納了我在論分工的道德影響這一節中提出的原理，這使我感到榮幸。他沒有提到我的名字，大概是因為我那本書（注：指勒蒙泰的《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見（供年長智低者閱讀的簡明倫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編者注）的標題失之淺薄。我只能以此來解釋作家的沈默。這位作家由於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認這種小小的剽竊。”（《勒蒙泰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45頁）

    讓我們給勒蒙泰以公正吧：他機智地描繪了今天所實行的這種分工的有害的結果，蒲魯東先生對這一點未能作任何補充。既然由於蒲魯東先生的過錯我們已卷入誰在先的爭論，那麽不妨再順便說一下，在勒蒙泰之前很久，而且在亞當·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師亞·弗格森在專門論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闡述了這一點。

    “甚至可以懷疑一個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長是否同技術進步成正比例。在若幹門機械技藝中……沒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參與完全可以達到目的，並且正如無知是迷信之母一樣，它也是工業之母。思索和想象會產生錯誤，但是手或腳的習慣動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說，在工場手工業方面，其最完善之處在於不用腦力參與，因此，不費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作一部由人構成的機器……　一位將軍可能是十分精通戰爭藝術的人，而士兵的全部價值卻只是完成一些手腳的動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後者之所失◎第158頁◎……　在這一切都互相分離的時期，思維的技藝本身可以自成一個獨立的行業。”（亞·弗格森《論市民社會史》1783年巴黎版（注：見該書第108-110頁。——編者注））

    為了結束這場文獻的涉獵，我們明確地否認“所有的經濟學家更多強調的是分工的有益方面而不是有害方面”。只須舉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說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魯東先生就只有把眾所周知的一般詞句多少加以誇大，重說一番。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蒲魯東先生怎樣從被當作普遍規律、範疇和觀念來看待的分工中引伸出同它有關的有害方面。這個範疇、這個規律怎麽會包含一種損害蒲魯東先生的平均主義體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這分工的莊嚴時刻，狂風開始襲擊人類。進步並不對一切人都是平等劃一的……　它首先只及於少數的特權者……　這是進步對人的偏私，它使人長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並且它產生了種姓，建立了一切社會的等級制度。”（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1卷第94頁）

    分工產生了種姓。種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產生的。這正是需要證明的。如果我們想進一步問問，什麽使得分工產生種姓、等級制度和特權呢？蒲魯東先生會回答我們說：是進步。但是又是什麽引起進步呢？界限。界限，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所謂的進步對人的偏私。

    哲學之後接著就是歷史。這已不是敘述的歷史，也不是辯證的歷史，而是比較的歷史。蒲魯東先生將現代的和中世紀的印刷工人，將克列索工廠的工人和鄉村的鐵匠，將現代的作家和中世紀的◎第159頁◎作家加以對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傾向於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紀形成或由中世紀留傳下來的分工的人們。他把一個歷史時代的分工和另一歷史時代的分工對立起來。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應當證明的嗎？不是。他應當向我們表明一般分工，即作為範疇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過，既然在後面不遠我們就會看到蒲魯東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這一切假造的論據，我們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這一部分上面呢？

    蒲魯東先生繼續寫道：“自靈魂被損害以來，勞動被分散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延長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腦力消耗的總量成反比例增長……　但是，工作日的長度不可能超過16-18小時，所以，自從不能靠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時起，補償就要靠價格，於是工資就要降低……　有一點是不容懷疑而且我們必須在這里指出的，這就是普遍的良心並不會把工頭的工作和小工的勞動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價格必然降低。這樣一來，一個勞動者除了由於執行屈辱身分的職能而使靈魂受盡摧殘以外，還免不了要忍受由於報酬微薄所產生的肉體上的痛苦。”

    我們不打算談這種三種論法的邏輯價值，康德會把它叫作使人誤入歧途的謬論。

    它的實質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從事屈辱身分的職能；被損害的靈魂與這種屈辱身分的職能相適應，而工資的不斷急降又與靈魂的被損害相適應。要證實降低了的工資與被損害的靈魂相適應，蒲魯東先生為了不受良心責備，便說，這是普遍良心所希望的。請問，這種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魯東先生的靈魂呢？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機器是“分工的邏輯反題”，而他用自己的辯證法一開始便把機器變成工廠。

    為了從分工中推論出貧困，蒲魯東先生假設了現代工廠；接著◎第160頁◎他又假設由分工產生的貧困，以便得出工廠並且可以把工廠看作這種貧困的辯證的否定。蒲魯東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分的職能、在肉體上用工資微薄的辦法懲罰了勞動者，使工人附屬於工頭，並把他的勞動降低到小工勞動的水平；隨後他又責怪工廠和機器，說它們通過“使勞動者從屬於他的主人”的辦法屈辱他◎第161頁◎的身分，而且，為了徹底貶低勞動者，又使他“從手藝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絕妙的辯證法！如果他到此為止倒也罷了。可是不然。他還需要分工的新的歷史，不過這一次已不是為了從中引導出矛盾，而是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改造工廠。為此目的，他必須忘記剛才關於分工所講的一切。

    勞動的組織和劃分視其所擁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決定的分工不同於蒸汽磨所決定的分工。因此，先從一般的分工開始，以便隨後從分工得出一種特殊的生產工具——機器，這簡直是對歷史的侮辱。

    機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樣，並不是一個經濟範疇。機器只是一種生產力。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社會生產關系，才是經濟範疇。

    現在且來看看蒲魯東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社會上機器的不斷出現，就是勞動的反題，即反公式，這是工業天才對被分散的和殺人的勞動的抗議。其實什麽是機器呢？這就是把分工後互相分開的勞動的不同部分聯結起來的一種方式。每一台機器都可以看作多種操作的結合……　因此，通過機器會使勞動者覆原……　在政治經濟學中同分工相對立的機器，在人腦中則是同分析相對立的合題……　分工只不過使勞動的不同部分互相分開，讓每一個人都從事他最合心意的專業；工廠按照每個部分對整體的關系來組合勞動者……　它把權威原理帶入勞動領域……　但是，還不止於此，機器或工廠通過使勞動者從屬於他的主人的辦法屈辱他的身分，並徹底貶低他，強使他從手藝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即機器時期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在分工和交換之後出現的。”

    我們提醒蒲魯東先生注意一個簡單的事實。把勞動分為不同的部分，讓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從事他最合心意的專業，——蒲魯東先生認為這種現象始於世界之初，其實，它僅僅是在競爭居於統治地位的現代工業中才存在。

    其次，蒲魯東先生為了表明分工怎樣產生工廠，工廠又怎樣產生雇傭勞動，他給我們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譜”。

    (1)他假設一個人，這個人“注意到，把生產分為不同的部分並讓單個的工人來從事其中的每一部分”，這樣就可以擴大生產力。

    (2)這個人“抓住這個思想線索向自己說，只要把那些為了實現他給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配備的勞動者組成一個經常性的集團，他就會得到比較持久的生產等等”。

    (3)這個人向別人提出建議，要求他們領會他的思想，抓住這個思想線索。

    (4)在工業剛開始的時候，這個人和自己的同伴們，即後來變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關系是彼此平等的。

    (5)“當然，可想而知，由於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傭工人的從屬性，這種原始的平等勢必迅速消失。”

    這就是蒲魯東先生的歷史的敘述的方法的又一標本。

    現在讓我們用歷史的和經濟的觀點來考察一下，工廠或機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後把權威原理帶入社會；工廠或機器是不是一方面恢覆勞動者的權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時使勞動者從屬於權威；機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勞動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勞動的分析相對立的勞動的合題。◎第162頁◎

    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和工廠的內部結構有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社會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們以現代工廠中的分工為典型，把它運用於整個社會，那麽我們就會看到，為了生產財富而組織得最完善的社會，毫無疑問只應當有一個起指揮作用的企業主按照預先制定的規則將工作分配給共同體的各個成員。可是，實際上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當現代工廠中的分工由企業主的權威詳細規定的時候，現代社會要進行勞動分配，除了自由競爭之外沒有別的規則、別的權威可言。

    在宗法制度、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定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只是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同樣多的社會組織的基礎。至於作坊內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會形態中是很不發達的。

    甚至下面一點也可以確立為普遍的規則：社會內部的分工越不受權威的支配，作坊內部的分工就越發展，越會從屬於一人的權威。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權威和社會上的權威是互成反比的。

    現在我們要來看看，作業被截然劃分，每個工人的勞動只是極其簡單的操作，各種工作都由權威即資本來安排部署的工廠是一種什麽東西。這種工廠是怎麽產生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當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我指的是尚未變成擁有機器的現代工業，但已不是中世紀的手工業或家庭工業的那種工業。我們不想講得太詳細，只想指出幾個要點來說明，歷史是不能靠公式來創造的。

    形成工場手工業的最必要的條件之一，就是由於美洲的發現◎第163頁◎和美洲貴金屬的輸入而促成的資本積累。

    交換手段擴大的結果一方面是工資和地租跌價，另一方面是工業利潤增多，這一點已毫無疑義。換句話說，土地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則相應地上升了。

    同時，繞道好望角這條航道同東印度通商後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貿易的發展等也促進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

    在工場手工業的歷史上還沒有獲得足夠重視的另一個情況，就是封建主遣散了無數的侍從，其中的下層人員在未進入作坊之前變成了流浪漢。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世紀和16世紀中流浪現象是極為普遍的。此外，作坊還找到了大量的農民這個強有力的支柱，數百年來，由於耕地變成了牧場以及農業進步減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農民不斷被趕出鄉村而流入城市。

    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各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被剝奪了收入來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這就是工場手工業形成的歷史條件。把人們聚集到作坊里去的並不是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那種平等者之間的友好協定。工場手工業並不發生在古老的行會內部。主持現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從前的行會師傅。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之間幾乎到處都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生產工具和勞動者的積累與積聚，發生在作坊內部分工發展以前。工場手工業不是將勞動分解並使專業工人去適應很簡單的操作，而是將許多勞動者和許多種手藝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個資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處並不在於真正的分工，而是在於可以進行較大規模的生產，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費用等等。16世紀末17世◎第164頁◎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幾乎還不知道分工。

    勞動者集合在一個作坊是分工發展的前提。無論在16世紀或是17世紀，我們都找不出這樣的例子：同一手藝的各部門已經互相分離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只要把它們集合在一個場所就可以形成一個完全現成的作坊。但是只要人和工具被集合到一個場所，過去以行會形式存在過的那種分工就必然會再度出現並在作坊內部反映出來。

    如果說蒲魯東先生能看見事物的話，他是把它們顛倒過來看的。在他看來，亞當·斯密所說的分工出現在作坊之前，可是實際上這種作坊卻是分工存在的條件。

    真正的機器只是在18世紀末才出現。把機器看作分工的反題，看作使被分散了的勞動重歸統一的合題，真是荒謬之極。

    機器是勞動工具的集合，但決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種勞動的組合。

    “當每一種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為對一種簡單工具的使用時，由一個發動機開動的所有這些工具的集合就構成機器。”（拜比吉《論機器……的節約》1833年巴黎版（注：見該書第230頁。——編者注）

    簡單的工具，工具的積累，合成的工具；僅僅由人作為動力，即由人推動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動這些工具；機器；有一個發動機的機器體系；有自動發動機的機器體系——這就是機器發展的進程。

    生產工具的積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領域內國家權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離一樣。英國在土地這◎第165頁◎種農業勞動工具積聚的時候，也有農業分工，並且還使用機器開發土地。而在法國，工具分散，即存在著小塊土地制度，一般說來，這里既沒有農業分工，也沒有機器在土地上的應用。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勞動工具的積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況。工具積聚發展了，分工也隨之發展，並且反過來也一樣。正因為這樣，機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使分工加劇，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劇也同樣引起機械方面的新發明。

    在英國，機器發明之後分工才有了巨大進步，這一點無須再來提醒。例如，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過去多半是至今我們還可以在落後國家里看到的那些農民。機器的發明完成了工場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前結合在一個家庭里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被機器分開了。由於有了機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國，而織布工人卻住在東印度。在機器發明以前，一個國家的工業主要是用本地原料來加工。例如：英國加工的是羊毛，德國加工的是麻，法國加工的是絲和麻，東印度和黎凡特（注：地中海東岸諸國的舊稱。——編者注）加工的則是棉花等等。由於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脫離了本國基地的大工業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最後，機器對分工起著極大的影響，只要任何物品的生產中有可能用機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這種物品的生產就立即分成兩個彼此獨立的部門。

    還用得著談論蒲魯東先生在機器的發明和最初的應用中發現的天命的和慈善的目的嗎？

    在英國，當市場擴大到手工勞動不再能滿足它的需求的時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機器。於是人們便想到應用18世紀時即已充分發◎第166頁◎展的機械學。

    自動工廠一出現就表現出一些絕非慈善的行為。兒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們成了買賣的對象，有人為弄到兒童而同孤兒院訂立了合同。所有關於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廢除，因為，用蒲魯東先生的話來說，再也用不著綜合的工人了。最後，自1825年起，一切新發明幾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計地力求貶低工人特長的企業主發生沖突的結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點重要性的新罷工之後，總要出現一種新機器。而工人則很少在機器的應用中看到他們的權威的恢覆，或如蒲魯東先生所說，他們的覆原。因此，在18世紀，工人曾經長期地反抗過正在確立的自動裝置的統治。

    尤爾博士說道：“在阿克萊以前很久，淮亞特發明了紡紗機械（一列溝槽軋輥）……　主要的困難並不在於自動裝置的發明……　困難主要在於培養必要的紀律，使人們拋棄毫無次序的工作習慣，幫助他們和自動的大機器的始終如一的規律性運轉融為一體。但是要發明一個適合機器體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廠紀律法典並付諸實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這是阿克萊的可貴成就。”

    總之，機器的采用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分工，簡化了作坊內部工人的職能，集結了資本，使人進一步被分割。

    當蒲魯東先生願意當一個經濟學家而暫時放棄“理性中的系列的發展”時，他就從亞當·斯密在自動工廠剛剛產生的時期所寫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學識。其實，亞當·斯密那時的分工和我們在自動工廠里所見的分工之間有很大的差別。為了更好地了解這個差別，只須從尤爾博士的《工廠哲學》中引證幾段就夠了。

    “當亞當·斯密寫他那本關於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時候，自動工業體系還幾乎不為人所熟悉。他認為分工就是使工場手工業日臻完善的偉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別針的生產為例，說明工人由於完成同一操作而◎第167頁◎日益熟練，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價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據這個原理，在工場手工業的每一部門中，某些操作，如將銅絲切成等長部分就變得容易完成，而其余操作如針頭的成形和安裝卻仍較困難；由此他得出結論說，這樣很自然就會讓一個工人去適應其中一項操作，這個工人的工資將和他的技藝相適應。這種適應也就構成分工的本質。不過，在亞當·斯密博士時代可以當作有用例子的東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對工廠工業的實際原理產生誤解。事實上，工作的劃分，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使工作適應各人不同的才能這一點，在自動工廠的操作計劃中幾乎不加考慮；相反，在每一個要求高度靈敏性和精確性的操作的地方，這種操作不再由熟練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種不規則動作的工人來完成，而由某種專門的機械取而代之，因為機械的自動工作極有規則，只須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自動體系的原理就在於用機械技藝取代手工勞動，以及操作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業者間的分工。在手工操作制度下，手工勞動通常是任何一件產品中花費最大的因素；而在自動體系下，手工業者的技藝就日益為看管機器的簡單動作所代替。

    人類天賦的弱點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練，他就越是有主見，越是難於駕馭，因而對機械體系說來也就越不適用，因為他的任意妄動會給整個機械體系帶來莫大的損失。因此，現代工廠主的最大目標，就是通過科學和資本的結合，將工人的作用降低到僅僅使用他們的注意力和靈敏性，而只要把他們固定在唯一的對象上面，他們在青年時期就很容易使這兩種能力達到完善的程度。

    在勞動分成各種等級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藝達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別困難的機械操作，必須經過多年的訓練；而在某種操作分解為由自動機器來完成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制度下，這些基本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給一個只經過短期訓練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必要的時候企業主甚至還可以任意把他從這一台機器調到另一台機器。這種變換顯然是違背老規矩的，按照老規矩的分工，一個人固定做針頭，另一個人固定磨針尖，這種千篇一律、枯燥無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漸愚鈍……　但在均等化原則即自動體系下，工人的能力只是進行輕松的操練”等等。“……由於他的業務只限於看管極其規律地運轉的機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時期內學會這種業務；而當他從這一台機器調去看管另一台機器時，他的工作多樣化了，並且由於他要考慮自己和同伴們的勞動所產生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擴大了。因此，工作均等分配制度在◎第168頁◎通常的情況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開闊以及身體的發育受阻礙；把這些情況歸咎於分工，倒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實際上，機器技術方面一切改進的不變目的和趨勢，都是為了完全取消人類的勞動或以女工和童工的勞動代替男工的勞動，以未經訓練的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手藝工人的勞動等辦法來貶低工人勞動的價格……這種只用眼靈手快的兒童而不用經驗豐富的熟練工人的趨向，證明按照工人的不同熟練程度來分工的死板教條，終於為我們開通的廠主們拋棄了。”（安德魯·尤爾《工廠哲學，或工業經濟學》第1卷第1章）

    現代社會內部分工的特點，在於它產生了特長和專業，同時也產生職業的癡呆。

    勒蒙泰說：“我們十分驚異，在古代，一個人既是傑出的哲學家，同時又是傑出的詩人、演說家、歷史學家、牧師、執政者和軍事家。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我們吃驚。現在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築起一道藩籬，把自己束縛在里面。我不知道這樣分割之後活動領域是否會擴大，但是我卻清楚地知道，這樣一來，人是縮小了。”

    自動工廠中分工的特點，是勞動在這里已完全喪失專業的性質。但是，當一切專門發展一旦停止，個人對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發展的趨勢就開始顯露出來。自動工廠消除著專業和職業的癡呆。

    蒲魯東先生連自動工廠的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議工人不要只做別針的十二部分中的一個部分，而要順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據說，這樣工人就可得到做別針的從頭到尾的全部知識。這就是蒲魯東先生的綜合勞動。進一步和退一步也構成一種綜合運動，這一點誰也不會表示異議。總括起來說，蒲魯東先生沒有超出小資產者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除了讓我們回到中世紀的幫工或者至多中世紀的手工業者師傅那里以外，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第169頁◎經談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傑作，只要有一次感覺到自己是人也就夠了。無論就形式或實質來說，這難道不正是中世紀的手工業行會所要求的一部傑作嗎？


馬克思　哲學的貧困（之二）

    （注：《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是馬克思批判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比·約·蒲魯東的主要論著。這一著作以論戰的形式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作了科學的表述。1846年12月底，馬克思在讀了剛出版的蒲魯東著作《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以後，就決定批判嚴重地阻礙在工人中間傳播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蒲魯東觀點。他在1846年12月28日給俄國文學家帕·瓦·安年柯夫的信（見本選集第4卷第530-542頁）中曾經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作了詳細的評論，信中表述的那些思想後來成為馬克思這部著作的基礎。從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1847年1月馬克思就已經著手反駁蒲魯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87-88頁）。1847年4月初，馬克思的這部著作已基本完成並已付印。1847年6月15日，馬克思為該書寫了一篇簡短的序言。

    這部著作於1847年7月初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出版。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再版過。該書德文第1版於1885年出版，恩格斯校訂了譯文，並專門寫了一篇序言、加了許多注釋。恩格斯在校訂德文版過程中，參考了馬克思在1876年1月1日送給娜塔利亞·吳亭娜（第一國際俄國支部委員尼·伊·吳亭的妻子）的一本1847年法文本上的修改意見。該書的德文第2版於1892年出版。恩格斯寫了一個簡短的按語，糾正原文中某些不準確的地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3頁）。恩格斯逝世以後，碸慫嫉吶屠だǜ裾渺姆ㄎ牡?版於1896年出版，該版也根據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書上的修改意見作了更正。收入本卷的是《哲學的貧困》第二章《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馬克思在這一章里批判了蒲魯東的改良主義思想和形而上學的方法，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剖析了所謂“人類理性”發現完備的真理的謬論，指出“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136。）

    第三節　競爭和壟斷

    　　　　　┌“對勞動來說，競爭和分工同等重要……

    競爭的好的方面│

    　　　　　└要使平等到來，必須有競爭。”

    　　　　　┌“競爭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後果

    競爭的壞的方面│

    　　　　　└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滅。”

    　　　　　┌“競爭的有害的結果同它帶來的益處

    一般的想法　　│

    　　　　　└……邏輯上都是由它的原理產生的。”

    　　　　　　┌找出“一個調和的原理，這一原理必須來

    　　　　　│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規律。”

    　　　　　│另一種說法

    應當解決的問題│“因此，問題根本不在於消除競爭，消

    　　　　　│除競爭和消除自由同樣是不可能的；問題

    　　　　　└在於為它找到一種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蒲魯東先生一開始就維護競爭的永恒必然性，反對那些想以競賽代替競爭的人們（注：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傅立葉主義者”。——編者注）。

    “無目的的競賽”是不存在的。“每一熱中的對象都必然和熱情本身對應：婦女是求愛者熱中的對象，權力是野心家熱中的對象，黃金是守財奴熱中的◎第170頁◎對象，桂冠是詩人熱中的對象，利潤必然是工業競賽的對象。競賽就是競爭本身。”

    競爭就是追逐利潤的競賽。工業競賽一定要是追逐利潤的競賽即競爭嗎？蒲魯東先生用肯定來證明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蒲魯東先生認為，肯定就是證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樣。

    如果說求愛者熱中的直接對象是婦女，那麽，工業競賽的直接對象就是產品，而不是利潤。

    競爭不是工業競賽而是商業競賽。在我們這個時代，工業競賽只是為了商業而存在。在現代各民族的經濟生活中，甚至還有一些階段，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種不從事生產專謀利潤的狂熱病。這種周期性的投機狂熱，暴露出競爭竭力逃避工業競賽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質。

    如果你們對14世紀的手工業者說：工業上的特權和全部封建組織即將廢除，並由工業競賽即所謂競爭來代替，那麽他一定會回答你們說，各種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的特權就是有組織的競爭。蒲魯東先生說的“競賽就是競爭本身”也正是這個意思。

    “假如頒布一道法令，說從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勞動和工資都有保障，那麽工業上的極端緊張狀態立即就會轉變為嚴重的松弛。”

    現在我們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魯東先生為了證明競爭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範疇等等而專門頒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們以為只須頒布幾道法令就可以擺脫競爭，那麽我們就永遠擺脫不了競爭。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建議廢除競爭而保留工資，那就等於建議用王室法令來做一些毫無意義的事。但是各民族並不是按照王室法令來發展的。各民族在制定這樣一些法令之前，◎第171頁◎至少必須徹底改變他們在工業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條件，也就是要徹底改變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

    蒲魯東先生會堅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們說：這是一個關於“史無前例地改變我們的本性”的假設，並且他有權“把我們排斥於辯論之外”，我們不知道他根據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讓我們根據事實來談吧。法國革命既為了爭取工業自由，也為了爭取政治自由；我們要明確地說，雖然法國在1789年未曾認識到它要求實現的原理的全部後果，可是它的願望和期待都沒有落空。誰想否認這一點，我認為他就喪失了任何批評的權利：我決不同一個原則上認為2500萬人犯了自發性錯誤的論敵進行辯論……　假如競爭不是社會經濟的原理、命運的法規、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那麽，為什麽人們寧願將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廢除，卻不肯考慮將它們加以修正呢？”

    這樣說來，既然18世紀的法國人廢除了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而不是將它們改頭換面，那麽19世紀的法國人就應該把競爭改頭換面而不是將它廢除。既然競爭在18世紀的法國是作為某些歷史需要的結果而形成的，那麽它在19世紀的法國就不該由於另一些歷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魯東先生不懂得，競爭的形成同18世紀人們的現實發展有聯系，他把競爭變成非現實的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他會把那位對17世紀說來是偉大的柯爾培爾變成什麽呢？

    革命以後就出現了目前這種局面。蒲魯東先生同樣從這里獵取一些事實，來說明競爭的永恒性。他證明，像農業等這樣一些生產部門，由於競爭這一範疇尚未充分發展，目前仍處於落後和衰敗狀態。◎第172頁◎

    說什麽某些生產部門尚未發展到競爭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還沒有達到資產階級的生產水平，這簡直是癡人說夢，絲毫不能證明競爭的永恒性。

    蒲魯東先生的全部邏輯總括起來就是：競爭是我們現在借以在其中發展我們的生產力的一種社會關系。對於這個真理，他並沒有在邏輯上加以說明，而是賦予了形式，往往是作了充分說明的形式，他說：競爭是工業競賽，是自由的時髦方式，是勞動中的責任，是價值的構成，是平等到來的條件，是社會經濟的原理，是命運的法規，是人類靈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啟示，是劃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劃分，是一個經濟範疇。

    “競爭和聯合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不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間也沒有分歧。談論競爭就已經以共同目標為前提。可見，競爭並不是利己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最可悲的錯誤，正是在於它把競爭看成社會的傾覆。”

    談論競爭就是談論共同目標，而這就證明：一方面，競爭是聯合，另一方面，競爭不是利己主義。難道談論利己主義就不是在談論共同目標麽？任何利己主義都是在社會中靠社會來進行活動的。可見，它是以社會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標、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產資料等等為前提的。因此，在社會主義者所說的競爭和聯合之間甚至沒有分歧，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社會主義者很清楚，當前的社會是建立在競爭之上的。既然他們自己就打算推翻當代社會，他們怎能責備競爭要推翻當代社會呢？既然他們認為未來的社會將要推翻競爭，他們又怎能反而指責競爭要推翻未來的社會呢？

    往後，蒲魯東先生又說，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因此，競爭不可能是聯合的對立面。◎第173頁◎

    封建主義一開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對立；可見它並不同當時還不存在的競爭對立。難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競爭同封建主義並不對立嗎？

    其實，社會、聯合這樣的字眼是可以用於一切社會的名稱，既可以用於封建社會，也可以用於資產階級社會——建築在競爭上的聯合。因此，怎麽可能有認為僅僅靠聯合這個詞就可以駁倒競爭的社會主義者呢？蒲魯東先生本人又怎能設想，僅僅把競爭說成是聯合就可以維護競爭而反對社會主義呢？

    剛才我們所講的一切就是蒲魯東先生所理解的競爭的好的一面。現在我們來談談競爭的壞的即否定的一面，談談它的缺陷，它的破壞性的、毀滅性的方面，有害的屬性。

    蒲魯東先生為我們描繪的那種情景是非常陰暗的。

    競爭產生貧困，它釀成內戰，“改變自然區域”，混合各民族，制造家庭糾紛，敗壞公德，“搞亂公平、正義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更壞的是，它還破壞誠實而自由的貿易，甚至也不拿綜合價值、固定而誠實的價格來代替。競爭使得人人失望，經濟學家們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毀滅的地步。

    從蒲魯東先生所說的競爭的這一切壞處看來，競爭豈不成了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壞性的因素嗎？

    我們要注意：競爭對資產階級關系所起的破壞作用，將隨著新生產力即新社會的物質條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劇地形成而日益增大。至少在這一點上競爭的壞的一面也會有它的好處。◎第174頁◎

    “從競爭的起源來考察，作為一種經濟狀態或一個經濟階段的競爭，是……減少生產費用的理論的必然結果。”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血液循環應當是哈維的理論的結果。

    “壟斷是競爭的必然結局，競爭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產生出壟斷。壟斷的這種起源就證明壟斷的正當……　壟斷是競爭的天然對立面……可是，既然競爭是必要的，那麽它本身就含有壟斷的思想，因為壟斷好像是每一個競爭的個體的屏障。”

    我們和蒲魯東先生一同感到高興的是，他總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題和反題的公式運用成功了。誰都知道，現代的壟斷就是由競爭本身產生的。

    一牽涉到內容，蒲魯東先生就得依靠詩意的形象。競爭曾經把“勞動的每一細小部分”變成“一個好像是獨立自主的領域，在這里每個人都表現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獨立性”。壟斷是“每一個競爭的個體的屏障”。“獨立自主的領域”至少和“屏障”同樣好聽。

    蒲魯東先生所講的只是由競爭產生的現代壟斷。但是，大家知道，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並非壟斷是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反題，相反地，它是一個真正的合題。

    正題：競爭前的封建壟斷。

    反題：競爭

    合題：現代壟斷；它既然以競爭的統治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壟斷的否定，同時，它既然是壟斷，所以就是競爭的否定。

    因此，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就是綜合的壟斷，是否定的否定，是對立面的統一。它是純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壟斷。蒲魯東先生把資產階級的壟斷當作粗野的、簡陋的、矛盾的、痙攣狀態的壟斷，這樣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學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魯東先生在壟斷問題上不止一次提到過的羅西先生，大概對資產階級壟斷的綜合性質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教程》中舉出◎第175頁◎人為的和自然的壟斷之間的區別。他說：封建的壟斷是人為的，即專橫的；資產階級的壟斷則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魯東先生推論說：壟斷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是一個經濟範疇，是“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啟示。競爭也是一件好事，因為它也是一個經濟範疇。不過，不好的就是壟斷的現實和競爭的現實。更壞的是壟斷和競爭的互相吞噬。怎麽辦呢？設法找到這兩個永恒思想的合題，把它從太古以來所寄居的神的懷抱中拉出來。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這個合題並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著競爭，競爭產生著壟斷。壟斷者彼此競爭著，競爭者變成了壟斷者。如果壟斷者用局部的聯合來限制彼此間的競爭，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要加劇；對某個國家的壟斷者來說，無產者群眾越增加，各國壟斷者之間的競爭就越瘋狂。合題就是：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鬥爭才能維持自己。

    為了辯證地引導出隨壟斷而來的稅收，蒲魯東先生向我們談到了社會天才。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條曲折的道路上行進。

    “……他步伐堅定，不後悔也不躊躇；走到壟斷的拐角，他用憂郁的目光回頭一望，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便對一切生產品課以賦稅，並建立起一套行政機構，以便把全部職務交給無產階級並由壟斷者付給報酬。”

    關於這位餓著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麽可說的呢？這種散步的唯一目的是通過稅收來消滅資產者們，而稅收恰恰為資產階級保持統治地位提供了手段；關於這種散步，又有什麽可說的呢？

    為使讀者約略地了解蒲魯東先生對待經濟細節的方法，只須說明一點就夠了：他認為設立消費稅是為了平等和救濟無產階級。◎第176頁◎

    消費稅只是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才得到了真正的發展。它在工業資本即靠直接剝削勞動來維持、再生產和不斷擴大自己的持重而節儉的財富的手中，是對那些只知消費的封建貴族們的輕浮、逸樂和揮霍的財富進行剝削的一種手段。詹姆斯·斯圖亞特在亞當·斯密的著作問世以前10年所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一書中對消費稅的這種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寫。

    他說：“在純粹的君主制度下，君主對財富的增長似乎有些忌妒，所以就向發財致富的人征稅，即向生產征稅。而在立憲制度下，賦稅主要落在日益貧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費身上。因此，君主們向工業征稅……　比如人頭稅和財產稅是根據納稅人的假定財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納稅。在立憲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費課稅。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納稅。”

    至於稅收、貿易差額和信用（在蒲魯東先生理性中）出現的邏輯順序，我們只要看到這一點就夠了：英國資產階級在奧倫治的威廉三世時期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後，一到它可能自由發展自己的生存條件時，立即建立了新的稅收制度、國家信用和保護關稅制度。

    對於蒲魯東先生在警察或稅收，在貿易差額、信用、共產主義和人口等問題上搜索枯腸制定的理論，這些概略的說明已經足以使讀者獲得一個正確的觀念。我們敢說，最寬容的評論也不會對這些章節進行認真的研究了。

    第四節　所有權或租

    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起來的。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第177頁◎

    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範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

    雖然蒲魯東先生表面上似乎講的是一般的所有權，其實他所談論的不過是土地所有權，地租而已。

    “租和所有權一樣，其起源可以說是在經濟之外：它根源於同財富生產極少關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慮。”（第2卷第269頁）

    這樣，蒲魯東先生就是承認自己在了解租和所有權產生的經濟原因上是無能的。他承認這種無能使他不得不求助於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慮；這些考慮的確同財富生產極少關系，但是同他那狹隘的歷史眼光卻大有關系。蒲魯東先生斷言，所有權的起源包含有某種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權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產本身和生產工具的分配之間的關系神秘化，用蒲魯東先生的話來說，這不是放棄對經濟科學的一切要求了嗎？

    蒲魯東先生

    “只是提醒：在經濟進化的第七個時代（即信用時代），現實曾為虛構所排擠，人的活動有在空虛里消失的危險，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緊地束縛於自然，而租就是這種新契約的代價。”（第2卷第265頁）

    有四十個埃巨的人預感到後來會出現一個蒲魯東先生，因而說：“造物主先生，您怎麽說都行。每個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決不能使我相信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於空虛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縛於自然，所有權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在現實生產的世界上，土地所有權總是出現在信用之前，所以蒲魯東先生的懼怕空虛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租的起源怎樣，只要它存在，它就是租佃者和土地所有者◎第178頁◎之間激烈爭執的對象。這種爭執的最終結果是什麽呢？或者，換句話說，租的平均額怎樣呢？請看蒲魯東先生是怎麽說的：

    “李嘉圖的理論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社會之初，人剛來到地球上，只見大片的森林，土地廣漠無垠，而工業僅僅萌芽，在這個時候，租當然等於零。未經勞動開墾過的土地是使用對象，並不是交換價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會的。由於家族繁衍和農業進步，土地開始具有價格。勞動使土地具有價值，由此產生了租。在付出等量勞動的情況下，收成越多的土地，價格也就越高；因此，所有者總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經營者的工資即除去生產費用以外的全部土地產品攫為己有。於是所有權就緊跟在勞動之後，以便從勞動那里奪取超過實際生產費用的全部產品。所有者執行著神秘的義務，並在佃農面前代表共同體，因此租佃者命中注定只是負有義務的勞動者，他有義務把超過他應得工資的全部所得向社會交代……　因此，從本質和使命來說，租是一種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經濟天才用來達到平等的無數手段之一。這是所有者和租佃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況下，為了更高的利益而從相反的角度編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冊，其最終結果將是土地使用者和產業家平均占有土地……　必須具備所有權的這種魔力，才能從佃農那里奪去他不能不視為己有的產品的余額，因為他認為自己是產品的唯一創造者。租，或者更恰當地說，所有權，摧毀了農業上的自私，產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產生的團結……　現在，所有權已經獲得道義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租了。”

    所有這些響亮的詞句首先可以歸結如下：李嘉圖說，農產品價格超過它們的生產費用（包括資本的普通利潤和利息在內）的余額，就是租的標準。蒲魯東先生則更為高明，他使化裝成救星（注：原文為deus ex machina，直譯是“從機器里出來的神”（在古代的戲院里，扮演神的演員由特殊的機械裝置送上舞台）；轉義是“突然出現以挽救危局的人”。——編者注）的所有者出面幹預，從佃農那里奪去超過生產費用的全部產品余額。他利用所有者的幹預來說明所有權，利用收租者的幹預來說明租。他回答問題的方法就是提出同樣的問題，並在後面加上一個◎第179頁◎音節（注：用propriétaire（所有者）的幹預來說明propriété（所有權），用rentier（收租者）的幹預來說明rente（租）。——編者注）。

    我們還要注意一點，蒲魯東先生用土地的不同肥力來決定租，使租又有了一個新的起源，因為他認為土地在按照不同肥力來估價之前，“不是交換價值，而是公共的”。那麽關於租的產生是由於有必要使行將消失於無限空虛里的人回到土地上來的這種虛構現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李嘉圖的學說被蒲魯東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語句煞費苦心地包紮起來了，現在我們來把它解開。

    李嘉圖所說的租就是資產階級狀態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從屬於資產階級生產條件的封建所有權。

    我們看到，根據李嘉圖的學說，一切物品的價格歸根到底取決於生產費用，其中包括產業利潤；換句話說，價格取決於所用的勞動時間。在工業生產中，使用勞動量最少的產品的價格決定著其余的同類產品的價格，因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產工具可以無限增加，而自由競爭必然產生市場價格，就是說，產生一種一切同類產品的共同價格。

    與此相反，在農業生產中，使用勞動量最多的產品的價格決定一切同類產品的價格。首先，這里不能像工業生產中那樣隨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產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其次，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就開始經營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進行新的投資，這新的投資的收益比原始投資的收益就相應地減少。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用較多的勞動量獲得較少的產品。人口的需要必然造成這種勞動的增加，因此用耕作費用較高的土地的產品就一定和用耕作費◎第180頁◎用較低的土地的產品同樣有銷路。但由於競爭使市場價格平均化，所以優等地的產品就要同劣等地的產品等價銷售。優等地的產品價格中超過生產費用的余額就構成租。假如人們可以隨時得到肥力相同的土地，假如人們能夠像在工業生產中一樣也可以隨時使用費用較少而效率較高的機器，或者假如後來的投資和最初的投資具有相同的生產效率，那麽，農產品的價格就會像我們所見的工業產品價格一樣，取決於最好的生產工具所生產的商品的成本價格。但是，從這時起租就會消失。

    要使李嘉圖的理論普遍正確，必須（注：在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面，這一句的開頭改為“要使李嘉圖的理論（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確，還必須”。——編者注）使資本能夠自由運用於各生產部門；資本家之間高度發展的競爭必須使利潤達到同一水平；必須使租佃者變成產業資本家，他要從他投入劣等地（注：在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為“投入土地”。——編者注）的資本中取得相當於他投資於例如棉紡工業（注：馬克思在自用本中劃去了“他投資於例如棉紡工業”，並在左頁邊標明“任何工業部門”。在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面又恢覆了“他投資於”，因而整個句子的這一部分就是“他投資於任何工業部門”。現譯文根據1847年巴黎-布魯塞爾法文版譯出。——編者注）時所能取得的利潤；必須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工業制度進行；最後，還必須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貨幣收入。

    在愛爾蘭，土地租佃已高度發展，但是還沒有租。（注：這句話在1896年巴黎版中為“可能發生像在愛爾蘭那樣的情況：土地租佃已高度發展，但是還沒有租。”現譯文根據1847年巴黎-布魯塞爾法文版譯出。——編者注）因為租不◎第181頁◎僅是扣除工資以後，而且還是扣除經營利潤以後的余額，所以，如果所有者的收入只是來自克扣工資，租就不可能存在。

    這樣看來，租決不是把土地使用者、租佃者變成簡單的勞動者，決不是“從佃農那里奪去他不能不視為已有的產品的余額”，不是使土地所有者同奴隸、農奴、代役租的農民或雇工對立，而是同產業資本家對立（注：在1885年德文版中，這里作了如下的補充：“他用雇傭工人來經營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資本的利潤在內的生產費用的余額作為租金付給土地所有者”。——編者注）。土地所有權一旦構成租，它所占有的就只是超過生產費用（不僅由工資而且也由產業利潤決定）的余額。可見，租正是從土地所有者那里奪取的他的一部分收入（注：在1885年德文版中，沒有“土地所有權一旦構成租……他的一部分收入”這段話。——編者注）。因此，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封建租佃者才被產業資本家所取代。例如，在德國這種變化直到18世紀的最後三四十年間才開始。只有在英國，產業資本家（注：馬克思在自用本中劃去了“產業資本家”，把“資本家”改寫為“租佃者”，在左頁邊又一次加上了“租佃者”。在送給娜·吳亭娜的本子中也有這一改動。現譯文根據1847年巴黎-布魯塞爾法文版譯出。——編者注）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這種關系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當蒲魯東先生的佃農孑然獨存的時候，還沒有出現租。可見，一出現了租，佃農就不再是租佃者而是工人，即租佃者的佃農。勞動者被貶低了，淪為替產業資本家幹活的普通工人、日工和雇工；像經營任何一個工廠一樣地經營土地的產業資本家出現了；土地所有者由一個小皇帝變成一個普通的高利貸者：這就是租所表現的各種不同的關系。◎第182頁◎

    李嘉圖所說的租就是把宗法式的農業變成商業性的產業，把產業資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資產階級移到鄉村。租並不把人束縛於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經營同競爭連在一起。土地所有權一旦構成租，它本身就成為競爭的結果，因為從這時起土地所有權就取決於農產品的市場價值。作為租，土地所有權成為動產，變成一種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業的發展和由此產生的社會組織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業利潤，只去追求農產品給他帶來的貨幣收入，迫使他最終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權看成是為他鑄造貨幣的機器以後，才可能有租。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脫離土地，脫離自然，他甚至不需要了解自己的領地，正像在英國那樣。至於租佃者、產業資本家和農業工人，他們不束縛在他們所經營的土地上，正如廠主和工廠工人不束縛在他們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樣。他們感到切身有關的只是他們的經營費用和貨幣產品。因此反動勢力便發出悲嘆，祈求回到封建主義，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覆我們祖先的淳樸的風尚和偉大的德行。土地也服從於支配任何其他產業的那些規律，這就是而且也永遠是私利哀悼的對象。因此，可以說，租成了將田園生活卷入歷史運動的動力。

    盡管李嘉圖已經假定資產階級的生產是規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於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的土地所有權。這就是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當作永恒範疇的一切經濟學家的通病。

    蒲魯東先生曾賦予租以天命的目的——把佃農變成負有義務的勞動者，現在他從這個天命的目的轉向租的平均分配。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租是由於肥力不等的土地的產品具有同等的價格造成的。所以假定1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產費用是20法郎，那麽，原來花費10 法郎的1公石谷物就可以賣到20法◎第183頁◎郎。

    只要由於需要而不得不購買市場上的全部農產品，市場價格就由最昂貴的產品的費用來決定。正是這種由競爭而不是由土地的不同肥力產生的價格均等化，使優等地的所有者能夠從他的租佃者所賣出的每公石中取得10法郎的租。

    我們暫且假定谷物的價格決定於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那麽，優等地生產的每一公石谷物將按10 法郎的價格出售，而劣等地生產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20法郎。如果這個假定成立，那麽，平均市場價格就是15法郎，但是按照競爭的規律，平均市場價格應為20法郎。假如平均價格等於15法郎，那麽租要進行均等的或者別的什麽方式的分配都不可能，因為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產者用10法郎生產的1公石谷物能賣20法郎時，租才能存在。蒲魯東先生假定生產費用不等而市場價格相等，那是為了把不等的產品進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爾比利埃、希爾迪奇等一些經濟學家之所以要求租歸國家所有以代替稅收，我們是可以理解的。這不過是產業資本家仇視土地所有者的一種公開表現而已，因為在他們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在整個資產階級生產中是一個無用的累贅。

    但是，首先1公石谷物要按20法郎支付，然後再把從消費者身上多取的那10法郎普遍進行分配，這的確足以使社會天才在他那條曲折的道路上行進時悶悶不樂，並且一走到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腦袋。

    租在蒲魯東先生的筆下變成了

    “所有者和租佃者……為了更高的利益而從相反的角度編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冊，其最終結果將是土地使用者和產業家平均占有土地”。◎第184頁◎

    只有在當代社會的條件下，租所造成的某種土地清冊才可能有實際意義。

    但是，我們已經指出，租佃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納的租金只是在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里才多少正確地表現了租。而且這租金里面往往也還包含向所有者支付的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他許多情況都影響著租金，使租發生變化。這些不容置辯的論據足以證明，以租為基礎的土地清冊是不精確的。

    另一方面，租不能作為表明一塊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標，因為化學在現代的應用不斷改變著土質，而地質科學目前又在開始推翻過去對相對肥力的估價。英國東部各郡的廣大土地直到大約20年前才著手開墾，在這以前，由於人們對腐植質和下層土的構成之間的相互關系了解不夠，這些土地沒有開墾。

    可見，在租方面，歷史並沒有給我們現成的土地清冊，而只是把現有的土地清冊加以改變或全部推翻。

    最後，肥力並不像所想的那樣是一種天然素質，它和當前的社會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一塊土地，用來種糧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場價格可以驅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場因而變得不肥沃。

    蒲魯東先生發明的他那種甚至並不具備普通土地清冊所具有的意義的土地清冊，純粹是為了用來體現租的天命的平等的目的。

    蒲魯東先生繼續說：“租就是付給永存不滅的資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於這種資本不能在物質成分上有所擴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斷改進，所以，雖然貸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潤由於資本充斥而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但租將由於工業的更加完善和由此造成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改進而有不斷上升的趨勢……　這就是租的實質。”（第2卷第265頁）

    這一次蒲魯東先生在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標志，所不同的只是，租是特種資本的利息。這種資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資◎第185頁◎本，“它不能在物質成分上有所擴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斷改進”。在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利息有不斷下降的趨勢，而租卻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利息由於資本充斥而下降，租由於工業更加完善和由此引起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日益改進而上升。

    這就是蒲魯東先生的看法的實質。

    首先我們看看所謂租是資本的利息這一說法有多少正確的成分。

    對土地所有者本人來說，租代表他買進土地時所付出的或賣出土地時所能收回的資本的利息。但是在買賣土地時他買進或賣出的只是租。土地所有者為了取得租而付出的代價由一般利率而定，與租的性質本身無關。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通常低於投入工商業的資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給它的所有者帶來的利息同租本身區分開來，那麽土地資本的利息要比其他資本的利息更低些。但是，問題不在租的買價或賣價，不在它的市場價值，不在資本化的租，而在租本身。

    租金不僅包含真正的租，而且還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在這種情況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分而是以資本家的身分獲得這一部分租金。不過，這並不是我們所要講的真正的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產資料，它就不是資本。正如所有其他生產工具一樣，土地資本是可以增多的。按照蒲魯東先生的說法，我們不能在土地的物質成分上添加任何東西，但是我們可以增加作為生產工具的土地。人們只要對已經變成生產資料的土地進行新的投資，就可以在不增加土地物質即土地面積的情況下增加土地資本。蒲魯東先生的土地物質，就是有界限的土地。至於他賦予土地的永恒性，我們並不反對土地作為一種物質具有這種性質。但是◎第186頁◎土地資本也同其他任何資本一樣不是永恒的。

    產生利息的黃金和白銀，也和土地一樣是經久而永恒的。如果說金價、銀價下跌而地價卻上漲，那麽，這決不是土地的或多或少的永恒性質造成的。

    土地資本是固定資本，但是固定資本同流動資本一樣也有損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種種改良需要得到再生產和維持。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時期內才有效用，這和所有別的用來使物質變成生產資料的改良是一樣的。假如土地資本是永恒的，那麽，有些地方的面貌就完全不同於今天，羅馬近郊平原、西西里島和巴勒斯坦就會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輝。

    甚至有時有這樣的情況：對土地實行的改良依然存在，而土地資本卻已消失。

    首先，這種情況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租由於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競爭而被消滅的時候發生；其次，在一定時期內曾經具有價值的改良，在農藝學的發展使其普及以後，就不再具有這種價值了。

    土地資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租佃者。土地作為資本帶來的收入不是租而是利息和產業利潤。有些土地產生這種利息和這種利潤，但不產生租。

    總之，土地只要提供利息，就是土地資本，而作為土地資本，它不提供租，不構成土地所有權。租是經營賴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產生的結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穩固的持續的本性的結果。租來自社會，而不是來自土壤。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土地使用方法的改進”（“工業更加完善”的後果）是租不斷上升的原因。其實恰恰相反，這種改進迫使租周期地下降。

    一般說來，農業上或工業上的一切改良是怎麽回事呢？就是用◎第187頁◎同樣多的勞動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就是用更少的勞動生產出同樣多或者更多的產品。由於這些改良，租佃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勞動量獲得比較少的產品。這時，他不需要耕種劣等地，他在同一塊土地上的連續投資可以保持相同的生產率。因此，這些改良不但不能像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那樣不斷提高租，它們反而成為租上升的暫時障礙。

    17世紀英國的所有者們非常明白這個真理，他們唯恐自己的收入減少，就反對農業上的成就。（見查理二世時期英國經濟學家配第的著作（注：指《政治算術》。——編者注））

    第五節　罷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資的運動除了使糧食、酒等等漲價即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匱乏以外，不可能產生別的結果。要知道，什麽是工資？工資就是糧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價格。再進一步說，工資就是組成財富和勞動群眾每日為再生產而消費的各種要素的比例。因此，將工資提高一倍……就等於發給每一個生產者一份比他的產品更大的份額，這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數產業中提高，就會使交換普遍混亂，總之，會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匱乏……我可以斷言：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不能不引起價格的普遍上漲，這同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確實。”（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1卷第110和111頁）

    除了二加二等於四以外，我們否定上述一切論點。

    首先，不可能有價格的普遍上漲。如果一切物品的價格都和工資同時增加一倍，價格並沒有變化，起變化的只是說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資決不會引起商品價格或多或少的普遍上漲。實際上，假如一切生產部門都按照固定資本或所用勞動工具的◎第188頁◎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麽，普遍提高工資就會使利潤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場價格卻不會有任何變化。

    但是，由於各生產部門中手工勞動對固定資本的比例並不一樣，所以凡固定資本較多而工人較少的生產部門遲早總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價格。反之，如果它們的商品價格不降低，它們的利潤就一定會超過利潤的一般水平。機器不是雇傭工人。因此，普遍提高工資對於那些使用機器較多而工人較少的生產部門，影響就比較小。但是，由於競爭不斷使利潤平均化，超過一般水平的利潤只能是暫時的。可見，如果除去某些波動情況，普遍提高工資的結果就不是蒲魯東先生所說的價格普遍上漲，而是價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機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場價格的下跌。

    利潤和工資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資本家和工人分享一個工作日的產品的比例，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影響產品的價格。至於“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引起價格的普遍上漲，甚至引起生活必需品匱乏”，這種思想只有在不可理解的詩人的頭腦里才能出現。

    在英國，罷工常常引起某種新機器的發明和應用。機器可以說是資本家用來對付熟練勞動反抗的武器。現代工業中一個最重大的發明——自動走綻精紡機擊潰了進行反抗的紡紗工人。即使說同盟和罷工的結果只是引起機械天才的竭力反對，它們對工業的發展也是有巨大影響的。

    蒲魯東先生繼續說：“我在萊昂·福適先生1845年9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近來英國工人對同盟已不發生興趣（這當然是一種進步，我們只有向他們表示祝賀），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這種改善主要是經濟上開化的結果。在博爾頓的一次集會上一個紡紗工人大聲說過：’工資不是由廠主決定的。在蕭條時期老板們可以說只是充當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只得鞭打。起調節作用的原理是供求關系，而老板們對此是無能為力的’……”蒲魯東先生大叫道：“好啊，這就是馴良的模範工人”……　“英國◎第189頁◎過去是不存在這種貧困的；但願它不要跨過海峽。”（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1卷第261和262頁 ）

    在英國的各城市中，博爾頓的激進主義聲勢最大。博爾頓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堅決聞名的。當英國為廢除谷物法（注：廢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過的。英國的谷物法規定了高額的谷物進口稅，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此項法律是為維護大地主的利益從1815年起實施的。谷物法引起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是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領導的，反谷物法的工業資產階級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取得了勝利，結果在1846年通過了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價格的下跌，雖然使生活費用有所減低，但歸根結底還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資產階級的利潤。谷物法的廢除沈重地打擊了土地貴族，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更迅速的發展。——190、215、217。）而掀起廣泛的鼓動宣傳的時候，英國廠主們認為，只有讓工人打先鋒，他們才能對付土地所有者。但是由於工人利益同廠主利益的對立並不亞於廠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對立，所以，很自然，廠主們在工人的集會上是注定要失敗的。廠主們幹了些什麽呢？為了顧全面子，他們組織了一些主要由工頭、少數忠於他們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參加的集會。後來，真正的工人要參加集會（當時博爾頓和曼徹斯特的情況就是這樣），反對這種虛假的示威，卻被拒之門外，說這是憑票入場的集會，意思是只有持入場券的人才能參加。可是墻上的招貼明明寫的是公眾的大會。每逢舉行這種集會的時候，廠主們的報紙總是大登特登有關會上發言的報道。不用說，在會上發言的都是一些工頭。倫敦的報紙一字不改地將他們的發言全文轉載。不幸蒲魯東先生竟把工頭當成普通工人，而且嚴禁他們渡過海峽。

    1844年和1845年罷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這是因為1844年和1845年是1837年後英國工業繁榮的頭兩年。盡管這樣，那時並沒有一個工聯解散。

    現在我們來聽聽博爾頓的工頭們的發言。他們說，廠主不能操縱工資，因為廠主不能操縱產品價格，其所以不能操縱產品價格，則是因為廠主不能操縱世界市場。於是他們根據這個理由，要工人們了解到，不應當組織同盟來要挾老板增加工資。蒲魯東先生則相反，他禁止組織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資的提高，因而引起生活必需品的普遍匱乏。不言而喻，工頭們和蒲魯東先生在提高工資就等於提◎第190頁◎高產品價格這一點上是同聲相應的。

    但是，使蒲魯東先生惱怒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匱乏呢？不是。他對博爾頓的工頭們惱怒純粹是因為他們用供求關系來確定價值，毫不關心構成價值，即達到構成狀態的價值，毫不關心價值的構成，其中包括不斷的交換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並列的關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關系。

    “工人罷工是違法的；不僅刑法典上如此規定，而且經濟體系、現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說明這一點……　每一個工人有個人支配自己的人身和雙手的自由，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會不能容許工人組織同盟來壓制壟斷。”（第1卷第334和335頁）

    蒲魯東先生想把刑法典的條文說成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結果。

    在英國，組織同盟是議會的法令所認可的，而且正是經濟體系迫使議會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這種認可。1825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內，議會必須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適應自由競爭所造成的環境，在這個時候，議會不得不廢除一切禁止工人組織同盟的法律。現代工業和競爭越發展，產生和促進同盟的因素也就越多，而同盟一經成為經濟事實並日益穩定，它們也必然很快地成為合法的事實。

    因此，刑法典的有關條文至多只能證明，在制憲議會和帝制時期，現代工業和競爭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注：當時在法國實行的法律，如1791年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制憲議會通過的所謂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侖帝制時期制訂的刑法典，都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聯合會和組織罷工，違者受到嚴厲的懲處。在法國，對工會的禁令到1884年才撤銷。——191。）

    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注：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指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在法國是傅立葉主義者，在英國是歐文主義者”。——編者注）在譴責同盟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只是動機各不相同而已。

    經濟學家向工人說：不要結成同盟。如果你們結成同盟，就◎第191頁◎會阻礙工業的正常進程，妨礙廠主滿足訂貨，擾亂商業和加速采用機器，機器就會使你們的一部分勞動毫無用處，從而迫使你們接受更低的工資。同時，你們是徒勞的。你們的工資總是決定於人手的供求關系；抗拒政治經濟學的永恒規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險。

    社會主義者向工人說：不要結成同盟，這樣做歸根到底你們會得到什麽呢？能提高工資嗎？經濟學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們證明：即使事情順利，在短期內多拿到幾文錢，但是以後工資要永遠減少下去。熟練的核算家會向你們證明：單是你們組織和維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筆經費，就需要經過若幹年才能從提高的工資中得到補償。而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則要告訴你們：即使不談錢的問題，你們也決不會因為結成了同盟就不再當工人，而老板將來卻照舊當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為組織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嗎？

    經濟學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經形成、經濟學家已經在自己的教科書上記載和規定的社會里停滯不前。

    社會主義者勸告工人不要觸動舊社會，以便更好地進入他們用非凡的先見之明為工人準備就緒的新社會。

    不管什麽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不管什麽教科書和烏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成長而日益進步和擴大。現在甚至可以說，同盟在一國內的發展程度可以確切地表明該國在世界市場等級中所占的地位。工業最發達的英國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組織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國，工人們就不限於組織一些除臨時罷工外別無其他目的並和罷工一起結束的局部性同盟。他們還建立經常性的同盟——工聯，作為工人同企業主進行鬥爭的堡壘。現在，所有這些◎第192頁◎地方工聯已組成為全國職工聯合會（注：全國職工聯合會是英國工聯的組織，1845年成立。聯合會的活動限於爭取出賣勞動力的優惠條件和改善工廠立法的經濟鬥爭。聯合會一直存在到60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後它在工會運動中沒有起多大作用。——193。），擁有會員8萬人，中央委員會設在倫敦。這些罷工、同盟、工聯是與工人的政治鬥爭同時並進的，現在工人們正在憲章派（注：憲章派是憲章運動的參加者。憲章運動是19世紀30-50年代中期英國工人的政治運動，其口號是爭取實行包括要求普選權和一系列為工人保證此項權利的許多條件的人民憲章。英國工人階級為實現人民憲章掀起了廣泛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憲章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由於資產階級收買工人上層和工人階級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運動終於失敗。憲章派的領導機構是“全國憲章派協會”，機關報是《北極星報》，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瓊斯等。恩格斯稱憲章派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見本選集第3卷第712頁）。列寧把憲章運動稱作“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上已經成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頁）。——193、215、305、309。）的名義下形成一個巨大的政黨。

    勞動者最初企圖聯合時總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業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聚集在一個地方。競爭使他們的利益分裂。但是維護工資這一對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在一個共同的思想（反抗、組織同盟）下聯合起來。因此，同盟總是具有雙重目的：消滅工人之間的競爭，以便同心協力地同資本家競爭。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維護工資，後來，隨著資本家為了壓制工人而逐漸聯合起來，原來孤立的同盟就組成為集團，而且在經常聯合的資本面前，對於工人來說，維護自己的聯盟，就比維護工資更為重要。下面這個事實就確切地說明了這一點：使英國經濟學家異常吃驚的是，工人們獻出相當大一部分工資支援經濟學家認為只是為了工資而建立的聯盟。在這一鬥爭（真正的內戰）中，未來戰鬥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發展著。一旦達到這一點，聯盟就具有政治性質。

    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勞動者。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鬥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同階級的鬥爭就是政治鬥爭。

    我們應當把資產階級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資產階級在封建主義和專制君主制的統治下形成為階級；第二是形成階級之後，推翻封建主義和君主制度，把社會改造成資產階級社會。第一個階段歷時最長，花的力量也最多。資產階級也是從組織反對封◎第193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開始進行鬥爭的。

    對資產階級所經歷的各個歷史階段——從城市自治團體直到構成階級，已有不少的探討。

    但是，當問題涉及到對罷工、同盟以及無產者在我們眼前實現他們組成為階級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給以明確認識的時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顯出先驗的蔑視。

    被壓迫階級的存在就是每一個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的必要條件。因此，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必然意味著新社會的建立。要使被壓迫階級能夠解放自己，就必須使既得的生產力和現存的社會關系不再能夠繼續並存。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

    這是不是說，舊社會崩潰以後就會出現一個表現為新政權的新的階級統治呢？不是。

    勞動階級解放的條件就是要消滅一切階級；正如第三等級即市民等級解放的條件就是消滅一切等級一樣（注：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這里所謂等級是指歷史意義上的封建國家的等級，這些等級有一定的和有限的特權。資產階級革命消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因此，誰把無產階級稱為’第四等級’，他就完全違背了歷史”。——編者注）。

    勞動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市民社會；從此再不會有原來意義的政權了。因為政權正是市民社會內部階級對立的正式表現。

    在這以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仍然是階級反對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的最高表現就是全面革命。可見，建築在階◎第194頁◎級對立上面的社會最終將導致劇烈的矛盾、人們的肉搏，這用得著奇怪嗎？

    不能說社會運動排斥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哪一種政治運動不同時又是社會運動的。

    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

    “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喬治·桑）（注：見喬治·桑的歷史小說《揚·瑞日卡》。——編者注）

    寫於1847年上半年

    1847年第一次以單行本形式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出版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198頁◎第195頁◎


恩格斯　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

    *（注：恩格斯這兩篇批判卡·海因岑的文章，分別寫於1847年9月27日以前和10月3日。

    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是僑居布魯塞爾的德國流亡者創辦的報紙，1847年1月3日至1848年2月28日由阿·馮·伯恩施太德主編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傾向，後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開始傳播革命民主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威·沃爾弗從1847年2月底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年9月起成為報紙的經常撰稿人，並實際領導編輯部的工作。——196。）第73號刊登了一篇該報編輯部按語，其中說《德國的饑餓和德國的諸侯》（見該報1847年6月20日第49號）一文帶有共產主義性質，並指出該文作者是“以經常攻擊共產主義而聞名的”海因岑。海因岑以反駁這篇按語為借口，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847年9月26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77號的“論戰”欄。文章除為自己辯護外，還指責共產主義者企圖分裂德國革命運動。編輯部在發表這篇文章時加了按語，標題為《卡爾·海因岑和共產主義者》。針對海因岑這篇文章，恩格斯寫了這兩篇以《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為標題的文章，抨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對共產主義者的誹謗。

    恩格斯的第一篇文章在9月27日就交給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但是，曾同意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為該報撰稿的伯恩施太德，卻以版面不夠為借口，一直拖到10月3日第79號才發表這篇文章（1847年9月30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02-103頁）。第二篇文章刊登在該報10月7日第80號。但伯恩施太德反覆在編者按中要求雙方“停止互相指責”。——196。）　 ［第一篇］

    布魯塞爾9月26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是僑居布魯塞爾的德國流亡者創辦的報紙，1847年1月3日至1848年2月28日由阿·馮·伯恩施太德主編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傾向，後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開始傳播革命民主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威·沃爾弗從1847年2月底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年9月起成為報紙的經常撰稿人，並實際領導編輯部的工作。——196。） 刊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海因岑以反駁編輯部的無謂指責、為自己進行辯護為借口，大張旗鼓地開始同共產主義者論戰。

    編輯部建議雙方不要進行論戰。在這種情況下，編輯部本來只應發表海因岑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即確實是對指責他首先攻擊共產主義者的說法加以反駁、為自己進行辯護的那一部分內容。即使“海因岑沒有一份可供自己支配的報紙”，這也不能成為理由，說明應當提供一份報紙供他支配，讓他發表連該報編輯部自己都認為是無聊的攻擊性的東西。

    不過，這篇文章的發表倒是向共產主義者提供了極其有益的幫助。過去任何一個黨派所受到的責難，都沒有像海因岑在這篇文章中對共產主義者的責難這樣荒唐和狹隘。這篇文章最清楚地表明共產主義者是正確的。它證明，如果共產主義者以前一直沒有抨擊過海因岑，那麽，現在就應當立即采取行動了。海因岑先生一開頭就以德國一切非共產主義激進派的代表自居；他想以一個黨同另一個黨爭論的方式同共產主義者進行爭論。◎第196頁◎他“有權要求”，他極其堅決地宣稱：“必須估計到”共產主義者會做些什麽，“必須要求他們”做些什麽，“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責任是”什麽。他把他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和“德國共和派與民主派”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完全混為一談，並用“我們”一詞來代表這些共和派說話。

    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麽人，他究竟代表誰呢？

    海因岑先生過去是個自由派小官吏，他在1844年還如癡如醉地向往法律範圍內的進步和可憐的德國憲法，他至多只是在私下小心翼翼地承認過，在很遙遠的未來，共和國也許是值得向往而又能實現的。但是，海因岑先生認為在普魯士有可能進行合法鬥爭，這一點是錯了。他曾因為他那本關於官僚制度的蹩腳著作（連雅科布·費奈叠在多年以前寫的一本論述普魯士的著作都比他的好得多）（注：指卡·海因岑的《普魯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達姆斯塔德版和雅·費奈叠的《普魯士和普魯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197。）而不得不逃亡在外。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他宣稱進行合法鬥爭是不可能的；他變成了革命家，當然也變成了共和派。在瑞士，他結識了嚴肅的學者盧格；後者向他傳授了自己的那一丁點兒哲學，這種哲學是用費爾巴哈的無神論與關於人的學說、黑格爾的影響和施蒂納的高調拼湊而成的雜亂無章的東西。海因岑先生掌握了這一套東西之後，便以為自己成熟了，於是他右靠盧格，左靠弗萊里格拉特，開始了他的革命宣傳。

    當然，我們並不想責難海因岑先生從自由主義轉向瘋狂的激進主義。可是我們要指出，他這種轉變完全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影響。當海因岑先生還有可能進行合法鬥爭的時候，他對一切認為必須進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擊。一旦他不可能再進行合法鬥爭，他就聲稱這種鬥爭是根本不可能進行的，而不考慮德國資產階級目前還完全有可能進行這種鬥爭，而且他們的鬥爭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質。他的退路一旦被切斷，他就宣稱必須立即進行革命。他不◎第197頁◎去研究並從總體上把握德國的情況，由此推斷什麽樣的進步措施、什麽樣的發展以及什麽樣的辦法是必要而又切實可行的，他不去弄清德國各個階級之間的覆雜關系以及它們同政府之間的覆雜關系，由此確定應當遵循的政策，總之，他不是使自己適應德國的發展進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國的發展進程適應他自己。

    當哲學還是進步的時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對過它。而一旦哲學變得反動，成了所有動搖分子、懦夫和雇傭文人的避難所，海因岑先生便不幸地同它合流了。對海因岑先生來說更加不幸的是，那個畢生都只充當改宗者的盧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唯一在他的勸誘下改變信仰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肯定會使盧格先生得到安慰，因為至少有一個人自認為領會了盧格先生空洞言論的奧義。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張什麽呢？他主張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將是美國的傳統和1793年的傳統以及從共產主義者那里剽竊來的某些措施相結合的產物，它將具有鮮明的黑紅黃色彩（注：海因岑主張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國是一個類似瑞士聯邦的自治國家的共和聯邦。這個共和國的旗幟就是黑、紅、黃三色旗。這也是當時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對待德國統一問題上的立場。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種觀點與消除中世紀隔絕狀態和政治上不統一的鬥爭相互矛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建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口號。見《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頁）。——198。）。德國由於本國工業委靡不振，在歐洲處於一種非常可憐的地位，以致它永遠不可能發揮首倡精神，永遠不可能首先宣布進行一場偉大的革命，永遠不可能離開法國和英國而獨立自主地建立共和國。任何一個脫離文明各國的運動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國，任何一次據稱要獨立自主地進行的、按照海因岑先生的主張將完全對德國各個階級的實際運動置之不顧的德國革命，都是以黑紅黃色裝飾起來的純粹幻想的產物。為了使這個光榮的德意志共和國更加光榮，海因岑先生把它嵌進盧格化的費爾巴哈的關於人的學說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即將出現的“人”的王國。所有這些層出不窮的幻想，難道都要德國人去實現嗎？

    可是，偉大的“鼓動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樣進行宣傳的呢？◎第198頁◎他宣稱君主是造成一切貧困和一切災難的禍首。這種論斷不僅可笑，而且極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這里對德國君主這幫庸碌無能、昏聵愚蠢的傀儡的阿諛諂媚，實在到了無以覆加的程度，因為他把一種虛構的、超自然的、神奇的無限威力加在這幫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既然斷言君主能造成如此多的災禍，那他同時也就承認君主有能力做出同樣多的好事。由此得出的結論就不是必須進行革命，而是應當虔誠地希望有一位可愛的君主、好心的皇帝約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誰是自己的壓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農民對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對雇主的仇恨轉到君主頭上，是永遠也辦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為確實對地主和資本家有利，因為他把這兩個階級剝削人民的罪過轉嫁於君主。而德國十分之九的災難卻正是由於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號召立即舉行起義。他本著這個精神印刷傳單，竭力在德國散發。試問：這種毫無意義的、盲目進行的宣傳難道不是極其嚴重地損害著德國民主派的利益嗎？試問：難道經驗沒有證明這種宣傳是毫無補益的嗎？難道在另一個迥然不同的動蕩時期即30年代，德國境內沒有散發過幾十萬份類似的傳單、小冊子嗎？難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麽成效了嗎？試問：難道一個頭腦多少還正常的人會異想天開地認為人民對這類政治說教和訓誡將予以絲毫重視嗎？試問：海因岑先生在他的傳單中除了進行訓誡和說教以外，什麽時候還做過別的事情嗎？試問：不經過冷靜思考，不了解也不顧及實際情況，就聲嘶力竭地向全世界發出革命號召，這豈不是太可笑了嗎？

    黨的報刊的任務是什麽呢？首先是組織討論，論證、闡發和捍衛黨的要求，批駁和推翻敵對黨提出的各種要求和論斷。德國民主派報刊的任務是什麽呢？就是從以下各個方面證明民主制的必要◎第199頁◎性：目前這個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貴族的政府是應當受到鄙棄的，那種使政權轉到資產階級手里的立憲制度是不完備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權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因此，這種報刊應當說明，無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因為在德國，構成“人民”的正是這些人）為什麽受官吏、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壓迫；應該說明，為什麽不僅產生了政治壓迫，而且首先產生了社會壓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這種壓迫；它應該證明，無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取得政權是采取這些手段的首要條件。其次，它應該探討，立即實現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黨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當它還很軟弱不能獨立行動的時候，它應當聯合哪些黨派。所有這些任務，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項嗎？沒有。他根本沒有花費精力這樣做。他從來沒有向人民即無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說明任何問題。他從來沒有研究過各階級和黨派的情況。他所做的，無非是在“暴動，暴動，暴動！”這一個題目上玩弄花樣。

    海因岑先生又是對誰進行這種革命說教的呢？首先是對小農這個在目前最不能發揮革命首倡精神的階級。近600年來，一切進步的運動都發源於城市，其結果就是：第一，農民的獨立民主運動（瓦特·泰勒、傑克·凱德、紮克雷、農民戰爭（注：恩格斯列舉的這些農民起義都是中世紀發生的大規模農民運動：瓦特·泰勒是1381年英國最大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傑克·凱德是1450年英國南部農民和手工業者反封建起義的領導者。紮克雷是法國貴族對農民的蔑稱，Jacguesbonhomme意即“鄉下佬”，因此法國1358年的農民起義被稱為紮克雷起義；農民戰爭指德國1524-1525年的農民戰爭。恩格斯後來研究了農民反抗封建制度的鬥爭歷史，探討了1848-1849年農民的革命活動，改變了自己對農民運動的評價。在1850年寫的《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頁）一書中闡明了農民起義的性質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礎方面所起的作用。——200。））每一次都是反動的，第二，這種運動每一次都被鎮壓下去。城市工業無產階級成了現代一切民主運動的核心；小資產者，尤其是農民，總是跟在他們後面。1789年的法國革命，英國、法國和美國東部各州的現代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而海因岑先生在現在，在19世紀，卻還把希望寄托在農民暴動上面！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應進行社會改革。當然，這是由於人民對他的號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這樣做。這又是些什麽改革呢？就是共產主義者提出的那些廢除私有制的準備步驟。在海因◎第200頁◎岑先生那里唯一可以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卻又是他從他所激烈抨擊的共產主義者那里剽竊來的。就是這些東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謬絕倫、虛無縹緲的東西。一切旨在限制競爭和限制大資本聚積在個別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廢除繼承權的辦法，以及一切通過國家來對勞動進行組織的辦法等等，所有這些措施作為革命的措施不僅是可能實行的，甚至是必須實行的。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實行，是因為整個奮起反抗的無產階級讚同這些措施並用武力支持這些措施。盡管經濟學家借口一些困難和弊端來反對這些措施，這些措施還是有可能實行的，因為正是這些困難和弊端將迫使無產階級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勝利果實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廢除私有制。這些措施作為廢除私有制的準備措施和過渡的中間階段是有可能實行的，而且它們也只能是這樣一種措施。

    可是海因岑先生卻要把所有這些措施都當作確定不移的最終的措施。他認為這些措施不應當是為實現任何目標而采取的準備步驟，而應該是最終的措施。在他看來，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這些措施不是要導向革命的社會狀態，而是要導向寧靜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狀態。這樣一來，這些措施就成為不能實現的，而且是反動的了。與海因岑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這些措施與自由競爭比較起來是反動的，他們這種看法完全正確。自由競爭是私有制最後的、最高的、最發達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從私有制的基礎出發而同時又反對自由競爭的措施都是反動的，都力圖恢覆私有制的低級發展階段，因此，這種措施最終必將在競爭面前遭到失敗，使目前這種社會狀態重新恢覆。只要我們把上述社會改革看成單純的公共福利措施，看成革命的過渡的措施，資產者的這些反對意見就會顯得毫無力量，而這些反對意見卻會使海因岑先生的農業的、社會主義的、黑紅黃色的共和國徹底破產。◎第201頁◎

    海因岑先生當然異想天開地以為，財產關系、繼承權等等可以任意改變和調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紀最無知的人之一）當然可以不知道，每個時代的財產關系是該時代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必然結果。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不改變整個農業經營方式就不能把大土地所有制變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會重新恢覆起來。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現代大工業、資本積聚和無產階級的形成之間有著多麽緊密的聯系。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像德國這樣一個在工業上處於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國家，只能對本國的財產關系實行有利於資產階級和自由競爭的改造，除此之外，它永遠也不敢獨立自主地實行其他類型的改造。

    總之，這些措施在共產主義者那里是有意義的、明智的，因為他們不是把這些措施看作隨意提出的措施，而是看作從工業、農業、商業和交通工具的發展中，以及由此決定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的發展中必然產生的結果；由此產生的這些措施並不是最終的措施，而是從過渡性的階級鬥爭本身產生的過渡性的公共福利措施。

    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那里卻既無意義，又不明智，因為在他那里它們純粹是任意編造出來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因為他絲毫也沒有指出這些措施和歷史發展的聯系，因為海因岑先生一點兒都不考慮自己的建議實際上是否能夠實現，因為他不是力求表述工業領域的各種必然性，而是力求用法令來消除這些必然性。

    正是這位粗暴地把共產主義者的要求搞得十分混亂並把它們變成純粹的空中樓閣以後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卻指責共產主義者，說他們“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頭腦中制造混亂”，說他們“追求空中樓閣”、“喪失了現實基礎（！）”！

    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個鼓動活動；我們直言不諱地聲明，我◎第202頁◎們認為這種鼓動對整個德國激進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損它的聲譽的。黨的政論家應當具備完全不同於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經指出，他是本世紀最無知的人之一）所具有的素質。海因岑先生也許懷有人間最善良的願望，他也許是全歐洲信念最堅定的人。我們也知道，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具有勇氣和毅力。但是，單憑這些條件還不能成為黨的政論家。作為黨的政論家，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願望和洪亮的嗓音而外，還需要一些別的條件。同海因岑先生現在具有的和多年經驗證明他能夠具有的各方面的條件相比，黨的政論家還需要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確的思想、更好的風格和更豐富的知識。

    然而海因岑先生由於逃亡在外，就勢必要去充當一名黨的政論家。他不得不在激進派中間試行組織自己的黨派。於是他就擔任了他所無法勝任的職務，他為履行這一職務而進行的種種徒勞的努力，只是使他成為笑料。如果德國的激進派讓他保留這樣一種假象：似乎他就是激進派的代表，似乎他是以激進派代表的身分成為笑料的，那麽，他就會使德國激進派本身也同樣成為笑料。

    可是海因岑先生並不代表德國激進派。他們的代表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出錢支持他進行鼓動的少數幾個德國資產者外，誰也不承認他是自己的代表。不過我們錯了。德國有一個階級承認他是自己的代表，對他狂熱崇拜，為他大吹大擂，竭力為他壓倒所有飯店顧客的聲音（正像海因岑先生所說的共產主義者“壓倒了整個著作界的反對派的聲音”一樣）。這個階級就是人數眾多、教養有素、思想高尚而又頗有影響的推銷人階級。

    就是這位海因岑先生，居然要求共產主義者承認他是激進的資產者的代表，要求他們把他當作激進的資產者的代表和他爭論！◎第203頁◎

    上面講的一切已經足以說明，共產主義者對海因岑先生的駁斥是正確的。我們準備在下一期談一談海因岑先生在本報第77號上對共產主義者的責難。

    假如我們不是堅信海因岑先生根本沒有能力當一名黨的政論家，我們就會勸他仔細鉆研一下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因此，在他勸我們去閱讀福祿培爾的《新政治》（注：指福祿培爾的《社會政治體系》，亦即《新政治》一書1847年曼海姆第2版第1-2卷。這部著作的第1版於1846年出版，書名為《新政治》，作者使用的筆名是尤尼烏斯。——204。）的時候，我們只能回報以另一種勸告：請保持安靜，心平氣和地等待“戰鬥”吧。我們相信，海因岑先生作為一個政論家有多麽拙劣，作為一個營指揮官就會多麽英明。

    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擊，我們在本文末尾署上名字。

    　　　　弗·恩格斯

    　［第二篇］

    我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經說明，共產主義者之所以抨擊海因岑，並不是因為他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蹩腳的民主派政論家。他們並不是以共產主義者的身分，而是以民主主義者的身分對他進行抨擊的。至於同他展開論戰的恰恰是共產主義者，這一點完全是出於偶然；即使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麽共產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也肯定是要起來反對海因岑的。這里爭論的全部問題僅僅涉及下面兩點：(1) 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為黨的政論家和鼓動家給德國民主派帶來好處，我們否定這一點；(2)海因岑先生的鼓動方式是否正確，人們對這種鼓動方式是否還能容忍，對這一點我們也是否定的。可見，這里既不涉及共產主義，也不涉及民主主義，這里涉及的只是海因岑先生個人及其個人的妄想。◎第204頁◎

    在目前條件下，共產主義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義者進行無益的爭論，相反，目前在黨的一切實際問題上，他們自己都是以民主主義者的身分出現的。在所有的文明國家，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都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又是實行一切共產主義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義還未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鬥，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在此以前，兩派的分歧是純理論性質的，完全可以從理論上進行討論，而決不會使共同行動因此受到任何影響。人們甚至可以對民主主義實現以後應當立即為一向受壓迫的階級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見，如大工業和鐵路交給國家管理，所有兒童的教育費用由國家負擔等等。

    我們還是來談談海因岑先生吧。

    海因岑先生宣稱，是共產主義者先同他爭論，而不是他先同共產主義者爭論。這是人所共知的無賴式的論據，因此我們不打算同他爭辯。他把自己同共產主義者的沖突說成是“共產主義者在德國激進派陣營里制造的無謂分裂”。海因岑說，早在三年前，他就曾盡一切力量並利用一切機會來防止即將發生的分裂，但是他的努力未能奏效，結果共產主義者還是對他發起了攻擊。

    大家都很清楚，三年前海因岑先生根本還不在激進派陣營里。當時海因岑先生還主張實行法律範圍內的進步措施，堅持自由主義。因此，同他的分裂絕不意味著激進派陣營內部的分裂。

    海因岑先生是1845年初，在布魯塞爾這里見到共產主義者的。共產主義者當時根本沒有因為海因岑先生在政治上堅持所謂激進主義而想要攻擊他，相反，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爭取當時還是自由派的海因岑先生轉到這種激進主義的立場上來。但沒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為民主主義者。◎第205頁◎

    “後來我越來越深信〈！〉大力反對共產主義者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深信在激進派陣營制造無謂的分裂是必要的！我們請問德國民主主義者們：這樣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黨的政論家嗎？

    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說的對他進行攻擊的共產主義者是些什麽人呢？上文提到的那些暗示，特別是下面緊接著對共產主義者的責難，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海因岑說，共產主義者

    “壓倒了整個著作界反對派陣營的聲音，他們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頭腦中制造混亂，他們還肆無忌憚地貶低最激進的人士，……他們盡力使政治鬥爭陷於癱瘓，……最後，他們甚至直接同反動派聯合起來。更糟的是在實際生活當中，顯然是在他們的教義的影響下，他們常常墮落為卑鄙的奸險的陰謀家……”

    這些模模糊糊的責難描畫出一個十分鮮明的形象——雇傭文人卡爾·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生之間曾有過一些個人的糾葛；格律恩先生為此在《特里爾日報》（注：《特里爾日報》是德國的一家日報，1757年在特里爾創刊，1815-1919年用這個名稱出版；1842年起報紙反映了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觀點，特別是深受亨·貝特齊希的影響；40年代中開始接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影響；1842-1843年曾轉載《萊茵報》上馬克思的幾篇文章，反對查封《萊茵報》。——206。）上對海因岑先生進行了攻擊，格律恩先生曾試圖壓倒整個著作界反對派陣營的聲音，曾竭力使政治鬥爭陷於癱瘓等等。

    可是，格律恩先生是從什麽時候起成為共產主義的代表的呢？即使三年以前他曾經企圖靠近共產主義者，人們也從未承認他是共產主義者，他自己也從來沒有公開這樣自命過，近一年多以來他甚至還認為必須反對共產主義者。

    況且，馬克思在當時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不同意格律恩先生的做法，後來，他一有機會就公開地揭露格律恩的真面目。（注：見《駁卡爾·格律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45頁）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第2卷第4章《卡爾·格律恩〈法蘭西和比利時的社會運動〉（1845年達姆施塔特版）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歷史編纂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3-628頁）。——206。）

    至於海因岑先生最後對共產主義者進行“卑鄙的奸險的”誣蔑，那不是因為別的，而是由於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間的糾葛。這種糾葛同上述兩位先生有關，而同共產主義者卻毫不相幹。我們連這種糾葛的詳細情形都不了解，因此無從評判。我們姑且假◎第206頁◎定海因岑先生是對的。但是當馬克思及其他共產主義者已經否定了有關人士的做法以後，當這位有關人士從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這一點已經昭然若揭以後，如果海因岑先生還要把這種糾葛說成是共產主義教義的必然後果，那就太卑鄙了。

    如果說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責難除了針對格律恩先生以外還針對別的什麽人，那麽，他所針對的無非是那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那些人的十足的反動理論早就遭到了共產主義者的否定。這個現在已經完全瓦解的派別中所有能夠前進的人都已經站到共產主義者這一邊來了，並且只要“真正的社會主義”一顯露頭角，他們就加以攻擊。海因岑先生把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挖掘出來，並把它們歸咎於共產主義者，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屢見不鮮的極端無知。海因岑先生在這里指責“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把他們同共產主義者混為一談，而後來他卻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樣，指責共產主義者荒誕不經。因此，他根本就沒有任何權利抨擊“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屬於這一派。當共產主義者撰寫文章猛烈抨擊這些社會主義者的時候，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蘇黎世傾聽盧格先生傳授他自己混亂的腦袋里所裝的那一套支離破碎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確實，盧格先生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誨的門生！

    但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哪兒呢？海因岑先生談到了值得尊敬的非凡人材和才華橫溢的人物，而且預言這些人將拒絕共產主義的同情（！）（注：海因岑要講的是“拒絕同情共產主義”。這種表達方式說明他的文風很糟糕，所以恩格斯在這里加了（！）。——編者注）。共產主義者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和行動已經拒絕給以同情。在上述所有的責難中，沒有任何一點可以加在◎第207頁◎共產主義者的頭上，只有這整段文章的最後一句話是例外，這句話原文如下：

    “共產主義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為正直的人聯合的基礎的東西。”

    海因岑先生這句話大概是指共產主義者曾譏笑他那道貌岸然的姿態，並曾嘲諷所有那些神聖高超的思想、操守、正義、道德等等，海因岑先生以為，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一切社會的基礎。這個責難我們接受。盡管海因岑先生這個正直的人感到義憤填膺，共產主義者還是要繼續嘲諷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產主義者認定，這些永恒的真理決不是它們自身形成時所處的那個社會的基礎，恰恰相反，它們是那個社會的產物。

    此外，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經預見到，共產主義者對他想列入共產主義者營壘的那些人將拒絕給以同情，那麽，他進行所有這些荒唐的責難和卑鄙的誣蔑又有什麽意義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對共產主義者的了解顯然只是來自道聽途說，既然他對共產主義者是些什麽人知之甚少，以致要求他們對自身的情況作出更確切的說明，要求他們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紹，那麽在這種情況下同共產主義者進行論戰，這豈不是太無恥了嗎？

    “如果對那些真正代表共產主義或敘述共產主義真實內容的人的情況作出說明，這可能會使大部分信奉共產主義並為共產主義所利用的人完全脫離共產主義，而反對這種要求的恐怕也不會只是《特里爾日報》的那些人。”

    隔幾行下面接著寫道：

    “對那些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應當相信他們會堅決而又真誠地〈哦，好一個老實人！〉坦率宣布自己的教義，並宣布同那些非共產主義者脫離關系。應當要求他們〈這一切都是老實人的用語〉不要傷天害理地〈！〉助長那種在成千◎第208頁◎上萬受苦受難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頭腦中所制造的混亂，而制造這種混亂的手段就是通過幻想或欺騙，硬把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說成有可能實現，即認為有可能在現實關系的基礎上找到實現這種教義的途徑〈！〉。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責任〈又是這個老實人〉是：或者讓所有站在他們一邊的不明實情的人充分地了解實情，並把他們引向一個既定目標，或者同他們一刀兩斷，不再利用他們。”

    假如盧格先生造出了上面這樣三個主從覆合句，那他就會感到欣幸了。老實人的思想混亂同老實人提出的各種要求是完全吻合的，在思想混亂的情況下，他所關心的只是事情本身，而決不是形式，正因為如此，他講的和他想講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同冒牌的共產主義者一刀兩斷，要求他們結束由於混淆兩個不同的派別而產生的混亂（這正是他想要講的）。但是當“共產主義者”和“混亂”這兩個詞在他腦袋里碰到一起的時候，他腦袋里卻產生了混亂。海因岑先生的思路中斷了；他那固定不變的公式，即共產主義者一般都要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頭腦中制造混亂這個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絆腳石，他忘了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和冒牌的共產主義者，他笨拙可笑地在各種通過幻想和欺騙硬被說成可能實現而實際上並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上跌跌撞撞地行進，最後在現實關系的基礎上整個倒了下去，然後又在這個基礎上清醒過來。這時他才又想到，他想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他談的根本不是這個或那個是否可能的問題。他又回到自己的題目上來，但他還是神情恍惚，連他在前面耍把戲時所用的那個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沒刪掉。

    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風。至於事情本身，我們再說一遍，作為一個正直的德國人，海因岑先生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產主義者早就否定了那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其次，我們在這里再次看◎第209頁◎到，背地里進行誣蔑同老實人的本性也決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別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顯地讓人意識到，共產主義政論家只是在利用那些信奉共產主義的工人。他相當直率地表示，這些政論家公開表述自己的觀點會使為共產主義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脫離共產主義。他把共產主義政論家看作先知、術士或牧師，認為他們把某種秘密的謀略據為己有，而對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守口如瓶，以便牽著他們的鼻子走。他認為共產主義者應當使一切不明實情的人了解實情而不應當利用他們，他所提出的所有這些老實人的要求顯然是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的：似乎共產主義著作家樂於讓工人對實情一無所知，似乎他們只是在利用那些工人，就像上一世紀的伊留米納特（注：伊留米納特，直譯為照耀派，是1776年在巴伐利亞成立的近似於共濟會的秘密團體，由對國王專制制度不滿的市民和貴族反對派組成。伊留米納特害怕一切民主運動，它的章程把普通會員變成了領導人的盲目工具。1784年，被巴伐利亞當局取締。——210。）企圖利用人民一樣。這種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時宜地到處宣揚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頭腦中的混亂，而且語句顛三倒四，這是他說話不直截了當的報應。

    我們只是把這些誣蔑指出來，而不再就此展開辯論。我們讓信奉共產主義的工人們自己去評判。

    我們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這些預先聲明、迂回其辭、要求、誣蔑和種種把戲以後，最後來看看他從理論上對共產主義者的攻擊和他的論據。

    海因岑先生

    “認為共產主義教義的核心，簡單說來就是廢除私有財產（通過勞動獲得的財產也包括在內）和作為這種廢除的必然結果的共同利用人間財富的原則”。

    海因岑先生異想天開地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從一定的理論原則即自己的核心出發並由此得出進一步的結論的教義。海因岑先生大錯特錯了。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第210頁◎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把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特別是這一歷史目前在文明各國造成的實際結果作為前提。共產主義的產生是由於大工業以及由大工業帶來的後果，是由於世界市場的形成，是由於隨之而來的不可遏止的競爭，是由於目前已經完全成為世界市場危機的那種日趨嚴重和日益普遍的商業危機，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形成和資本的積聚，是由於由此產生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共產主義作為理論，是無產階級立場在這種鬥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

    海因岑先生現在也許會認識到，他在評判共產主義的時候，只是認為它的核心簡單說來就是廢除私有財產是不夠的；他最好不要信口開河地空談廢除私有財產，而應當研究一下國民經濟學；假如他對廢除私有財產的條件也不了解，那他對廢除私有財產所造成的後果就不可能有絲毫的認識。

    可是，海因岑先生對廢除私有財產的條件極端無知，他竟認為“共同利用人間財富”（措辭挺不壞）是廢除私有財產的結果。其實恰恰相反。因為大工業和機器設備、交通工具、世界貿易發展的巨大規模使這一切越來越不可能為個別資本家所利用，因為日益加劇的世界市場危機在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明，因為現代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下的生產力和交換手段日益超出了個人交換和私有財產的範圍，總之，因為工業、農業、交換的共同管理將成為工業、農業和交換本身的物質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所以，私有財產一定要被廢除。

    因此，如果海因岑先生把廢除私有財產（這種廢除當然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同這種廢除本身的條件分離開來，如果他把廢除私有財產置於同現實世界的一切聯系之外，只是把它視為蟄居者◎第211頁◎的臆想，那麽，這種廢除就成了純粹的空談，海因岑先生只能就此發表一通平庸的廢話。他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

    “通過上面所談到的廢除一切私有財產的做法，共產主義必然也要廢除個人的獨立存在〈可見，海因岑先生是在責備我們要把人們變成連體雙胎〉。結果又把每個人投入幾乎是〈！！〉刻板劃一的兵營生活〈有勞讀者留意，海因岑先生承認這一切只是他自己妄談個人的獨立存在的結果〉。共產主義者就這樣毀滅了個性……獨立性……自由〈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資產者的陳詞濫調。由於違背自己意願的分工而成為鞋匠、工廠工人、資產者、律師、農民，即成為一定工作以及與這種工作相適應的習俗、生活方式、偏見、局限性等等的奴隸的現代個人，似乎還具有某種可以毀滅的個性！〉。共產主義把個人連同他獲得的私有財產這個個人必不可少的屬性或基礎〈這個”或“字真是妙極了〉用來祭祀'共同體或社會的幽靈'〈這不也是施蒂納的話嗎？〉，而對每個個人來說，共同體可以而且應該〈應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海因岑先生特別重視獲得的財產，這就再一次證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談論的對象。海因岑先生本著他那老實人的正義感，想把各人掙得的留給各人，可惜這種正義感被大工業化為烏有了，只要大工業的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掙脫私有財產的羈絆，它就不能容許現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產品的方式，資本家就還要把利潤裝進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實踐中也會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什麽是最低工資。蒲魯東先生曾經企圖對獲得的財產進行系統的闡述，並把它同現存關系聯系起來，大家知道，他的這種企圖顯然已經破產了。誠然，海因岑先生永遠也不敢進行類似的嘗試，因為這樣他就必須研究問題，而他是不打算進行什麽研究的。不過，他仍然可以將蒲魯東先生作為前車之鑒，少向公眾顯示自己的獲得的財產。

    如果海因岑先生還來指責共產主義者，說他們追求空中樓閣，喪失了現實基礎，那麽這種指責又是針對誰呢？◎第212頁◎

    海因岑先生還談了許多別的，我們都不去管它了。我們只是指出，越往後他的語句就越糟糕。他始終未能找到恰當的詞匯，因而語言顯得拙劣，僅僅這一點就足以敗壞任何一個承認他是自己的著作家的黨派的名聲。他那固執的信念總是使他說出一些完全不是他所想說的話。因此他的每一句話都包含著兩重廢話：一種是他想說的廢話，另一種是他不想說但還是說出來的廢話。上面我們已經舉了這樣的例子。我們還要指出一點，海因岑先生不斷重覆他關於君主威力的陳舊的迷信觀點，他說，那種應當被推翻而本身也無非是國家權力的政權，現在是而且過去也始終是一切不公正現象的制造者和維護者，他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法制國家（！），並在這個幻想的大廈的範圍內“進行所有那些由於普遍的發展（！）而產生的理論上正確（！）而又實際可行的（！）社會改革”！！！

    願望多好，文風就多糟，這就是正直的品德在這個醜惡的世界上的命運。

    受到了時代精神的誘惑，

    成為出身林莽的長褲漢，

    舞跳得雖然十分拙劣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卻充滿信念；

    ………………………………

    雖無才能，卻有性格（注：這些詩句引自海涅《阿塔·特洛爾》第24章。從該書序言中可以看出，“毛茸茸的胸膛里充滿信念”、“雖無才能，卻有性格”都是海涅用來諷刺白爾尼派的。恩格斯轉引這些詩句來諷刺海因岑。——213。）。

    我們的文章會使海因岑先生陷入一個老實人在受到屈辱時所產生的那種義憤之中，但他既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寫作風格，也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那種敗壞名聲和毫無補益的鼓動方式。他威脅說，他要在行動和決戰的那一天把敵人吊在路燈柱上，這使我們◎第213頁◎感到十分可笑。

    總之，共產主義者應當而且也希望同德國激進派采取共同行動。但是他們保留對任何一個敗壞整個黨派聲譽的政論家進行抨擊的權利。僅僅是本著這種精神，我們才對海因岑先生進行了抨擊。　　　　　　　　　 弗·恩格斯

    1847年10月3日於布魯塞爾

    注意：我們剛才收到一個工人（注：斯蒂凡·波爾恩。——編者注）寫的小冊子：《海因岑的國家。斯蒂凡的批評意見》伯爾尼版，由雷策爾印行。如果海因岑先生的寫作水平能趕上這個工人的一半，那他就可以感到欣慰了。除了其他一些東西外，海因岑先生從這本書中可以相當清楚地了解到，為什麽工人對他的農業共和國絲毫不感興趣。我們還要指出一點，這是第一本由工人寫成的書，這本書不是進行道德說教，而在嘗試把當前的各種政治鬥爭歸因於各個社會階級之間的相互鬥爭。

    寫於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

    載於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79、80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頁◎第214頁◎


馬克思　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

    *（注：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於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召開的公眾大會上發表，後來，按照大會通過的決議於1848年2月初以小冊子的形式在布魯塞爾用法文出版。同年由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學生魏德邁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1885年根據恩格斯的意見，作為《哲學的貧困》德文第1版的附錄刊印，從此以後，就作為該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過。由普列漢諾夫翻譯的俄譯本於1885年由勞動解放社在日內瓦出版。1889年在波士頓出版了美國的單行本，正文前面刊有恩格斯的序言，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護關稅制度和自由貿易》（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3-431頁）為題，用德文單獨刊載於《新時代》雜志。——215。）

    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召開的公眾大會上先生們！

    英國谷物法的廢除（注：廢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過的。英國的谷物法規定了高額的谷物進口稅，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此項法律是為維護大地主的利益從1815年起實施的。谷物法引起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是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領導的，反谷物法的工業資產階級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取得了勝利，結果在1846年通過了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價格的下跌，雖然使生活費用有所減低，但歸根結底還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資產階級的利潤。谷物法的廢除沈重地打擊了土地貴族，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更迅速的發展。——190、215、217。）是自由貿易在19世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在廠主們談論自由貿易的所有國家里，他們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貿易。對外國谷物征收保護關稅，這是卑劣的行為，這是利用人民的饑餓進行投機。

    廉價的面包，高額的工資(cheap food,high wages)，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注：自由貿易派，即曼徹斯特學派，是19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派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理·科布頓和約·布萊特。19世紀20-50年代，曼徹斯特是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該學派提倡自由貿易，要求國家不幹涉經濟生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則，要求減免關稅和獎勵出口，要求廢除有利於土地貴族的、規定高額谷物進口稅的谷物法（見注30）。1839年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見注71）。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成為自由黨的左翼。——215、308、460、543、741。）不惜耗資百萬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他們的熱情已經感染了他們在大陸上的同夥。總之，人們要求自由貿易，是為了改善勞動階級的處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盡辦法讓人民得到廉價的面包，而人民卻毫不領情。現在英國的廉價面包，如同法國的廉價政府一樣，都信譽掃地。人民把那些充滿獻身精神的人們，包令、布萊特一類人及其同夥，當作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無恥的偽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國，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鬥爭被稱為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注：憲章派是憲章運動的參加者。憲章運動是19世紀30-50年代中期英國工人的政治運動，其口號是爭取實行包括要求普選權和一系列為工人保證此項權利的許多條件的人民憲章（見注31）。英國工人階級為實現人民憲章掀起了廣泛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憲章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由於資產階級收買工人上層和工人階級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運動終於失敗。憲章派的領導機構是“全國憲章派協會”，機關報是《北極星報》，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瓊斯等。恩格斯稱憲章派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見本選集第3卷第712頁）。列寧把憲章運動稱作“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上已經成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頁）。——193、215、305、309。）之間的鬥爭。現在我們來看看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證明促使他◎第215頁◎們起來行動的那種高尚情感的。

    他們向工廠工人這樣說：

    谷物稅是工資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交納的稅；你們陷於貧困，是因為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昂貴。

    工人反過來問廠主們：在最近30年中，我們的工業獲得巨大發展，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卻大大超過了谷物價格的上漲率，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對每一個工人來說，每周約計3 便士（6蘇（注：法國舊銅幣名，1 蘇等於1/20 法郎。——編者注））；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從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從35 法郎降到7.25法郎），而在1823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自動工廠織工的工資從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從25法郎降到10法郎）。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3便士。而在1834年，面包價廉，市場繁榮的時候，你們對我們說過什麽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這就是當時你們自己對我們說過的話，同時你們還制定了新的濟貧法，設立了習藝所這種無產者的巴士底獄（注：習藝所是依據1834年英國通過的新的濟貧法，即《關於進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實施英國和威爾士濟貧法的法案》而設置的“救濟”貧民的機構。法案規定禁止對有勞動能力的人及其家屬提供任何金錢和食品救濟，而讓他們在習藝所里從事強制性的勞動。習藝所里生產條件惡劣，勞動強度大，生產效率低，那里實行的制度與強迫囚徒從事苦役的牢獄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窮人的巴士底獄”之稱。

    巴士底獄是14至18世紀巴黎的城堡和國家監獄。16世紀起，主要用來囚禁政治犯。——216、393。）。

    廠主們對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對，決定工資的不僅是谷物的價格，而且還有供給的人手之間的競爭。

    但是請你們仔細地想一想：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巖石和砂礫構成的。或許你們還以為可以在花盆里種植谷物呢！要是我們不是◎第216頁◎慷慨地獻出自己的資本和勞動，用來耕種不毛之地，而是撇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麽，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廠都關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廠城市，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

    可是廠主和自己的工人們的這番談話被一個小商人打斷了。他向廠主說道：

    如果我們廢除了谷物法，那麽我們就荒廢了農業，但是我們也不會因此而迫使其他國家關閉它們的工廠來購買我們的工廠的產品。

    結果將怎樣呢？我將失去現在農村的主顧，而國內貿易也會喪失市場。

    廠主拋開工人轉過身來回答小鋪主說：這件事就聽之任之吧。一旦廢除了谷物稅，我們就會從國外得到更廉價的谷物。那時，我們就會降低工資，同時在那些供給我們谷物的國家里，工資卻會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我們已有的那些優越條件之外，又加上更少的工資，有了這一切優勢，我們就能迫使大陸購買我們的產品。

    可是，現在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也插進來爭論了。

    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將如何呢？

    難道我們應該把養育我們的農業宣判死刑嗎？難道我們能夠聽任別人斷絕我們的生活來源嗎？

    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組織，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谷物法是為英國大地主的利益從1815年起實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廢除谷物法，其目的是為了降低國內谷物價格，從而降低工人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對地主的鬥爭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眾，宣稱工人和工業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先進工人展開了獨立的、政治性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1846年谷物法廢除以後，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實際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04、217。）卻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於給三部論述廢除谷物法（注：廢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過的。英國的谷物法規定了高額的谷物進口稅，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此項法律是為維護大地主的利益從1815年起實施的。谷物法引起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是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領導的，反谷物法的工業資產階級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取得了勝利，結果在1846年通過了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價格的下跌，雖然使生活費用有所減低，但歸根結底還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資產階級的利潤。谷物法的廢除沈重地打擊了土地貴族，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更迅速的發展。——190、215、217。）對英國農業產生有益影響的優秀著作頒發獎金。

    獲得這種獎金的是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已有成千上萬冊在農村流傳。

    其中一位獲獎者企圖證明，自由輸入外國谷物既不會使農場◎第217頁◎主吃虧，也不會使雇傭勞動者吃虧，吃虧的只是地主。他大聲疾呼：英國農場主不應該害怕谷物法的廢除，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英國那樣生產如此價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價格下跌，也不會使你們遭致損失，因為這種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縮減，但絕對不會傷及工業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會保持在過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獲獎者是莫爾斯先生。他相反地斷定，廢除谷物法的結果是谷物價格上漲。他挖空心思力圖證明，保護關稅從來都沒有能保證谷物得到有利的價格。

    他引用事實來證實自己的論點說，在英國，每當輸入外國谷物的時候，谷物價格總要大大上漲，而當進口減少的時候，谷物價格便急劇下跌。這位獲獎者忘卻了不是進口引起價格上漲，而是價格上漲引起進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獲獎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斷言說，每次谷物價格上漲總是有利於農場主和工人，而不利於地主。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廠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為大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於重覆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地租的上漲，只是因為谷物法會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漲，而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漲，正是由於谷物法會迫使資本投於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由於外國谷物不能輸入，就不得不去開墾肥力較差的土地，耕種這種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既然谷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證，那麽谷物的價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土地的產品價格的調節。這一價格和優等地的生產費用間的差額便構成地租。◎第218頁◎

    因此，如果因廢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價格，從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麽，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不再在沒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農場主的破產。

    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話，作這幾點說明是必要的。

    他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農業的小農場主，可以去工業中謀生。至於那些大農場主，則必然在農業中取勝。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他們，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極長的租約。這就有可能使這些農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采用機器，從而也就節省了手工勞動，但手工勞動也將由於工資的普遍下降（這是廢除谷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對所有這些論證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認。他在一個公眾集會上大聲說：“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顯然，這種虛偽的說教根本不能使工人為面包跌價而感到欣喜。

    其次，對於廠主那種單憑一時心血來潮而發的慈悲，工人又怎麽能夠相信呢？要知道對於將工廠工人的工作日從12小時減到10小時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注：英國工人階級為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進行了長期的鬥爭。1846年谷物法廢除（見注81）後，英國工人利用土地貴族和工業資產階級的矛盾，迫使議會在1847年6月8日通過了新的工廠法，即十小時工作日法案，規定從1847年7月11日起童工（13-18歲）和女工的工作日先縮短為11小時，從1848年5月1日起，再限制為十小時。但是許多工廠主沒有遵守這項法案。

    恩格斯在《十小時工作制問題》和《英國的十小時工作制法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5、276-287頁）中對該法案作了詳細的分析。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8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頁）中作了詳細考察。——219、282。）反對最力的，正是這些廠主們！

    為使你們對廠主的慈悲得到一個概念，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廠都采用的廠規。

    任何廠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整套規程，其中規定對一切有意無意的過失都處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爾私語或談笑，遲到了幾分鐘，損壞了機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質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實上罰款往往超過工人實際造成的損失。為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廠的鐘點撥快了，發◎第219頁◎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頭要是沒有足夠的花招來增加犯規數字，便被辭退。

    先生們，你們看，這種私人立法的建立是為了制造過失，而制造過失卻成為生財之道。因此，廠主不擇手段，竭力減低名義工資，甚至還要從這些並非由於工人的過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處。

    這些廠主正是力圖使工人相信只要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他們是能夠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這樣一來，廠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廠規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犧牲借反谷物法同盟來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耗費巨大的開銷來建築宮殿，反谷物法同盟在這些宮殿里也設立了自己的某種類似官邸的東西，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花費巨額資金拉攏報刊。為了領導自由貿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機構，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這樣的群眾大會上，一個工人大聲喊道：

    “要是地主出賣我們的骸骨，那麽，你們這些廠主就會首先買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國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業資本家之間鬥爭的意義的。他們很了解，人們希望降低面包價格就是為了降低工資，同時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業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國自由貿易派的傳道者，本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名著中說：◎第220頁◎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尋新的市場以便獲得更廉價的谷物的話，那麽，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會增加。農產品的跌價不僅降低了農業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產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工資。”（注：這段引文引自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法文版由弗·索·康斯坦西奧譯自英文，附有讓·巴·薩伊的注釋和評注）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78-179頁。——221。）

    先生們，請不要以為工人在谷物的價格較賤時至多收入4法郎，而過去卻收入5法郎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

    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來難道不是越來越低嗎？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難道這還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實際上還遭受更大的損失。

    當谷物的價格和工資都同樣處於較高的水平時，工人節省少許面包就足以滿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變得非常便宜，從而工資大大下降，工人便幾乎根本不能靠節約面包來購買其他的東西了。

    英國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並沒有被自由貿易派的幻想和謊言所欺騙，盡管他們同自由貿易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但是那只是為了消滅最後的封建殘余並僅僅同一個敵人進行鬥爭。工人並沒有估計錯：為了向廠主進行報覆，地主和工人聯合行動使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獲得通過；工人們30年來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谷物法後，就立即實現了。

    在經濟學家會議（注：指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經濟學家會議。關於這次會議，見恩格斯《經濟學家會議》和《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76-281和285-296頁）。——221。）上，包令博士從口袋里取出一份長長的統計表，他想論證，為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消費，英國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雞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卻忘記了告訴你們，就在這個時候，由於危機來臨，曼徹斯特和其他一些工業城市的工人被拋到了街頭。

    在政治經濟學中，原則上決不能僅僅根據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證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證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而◎第221頁◎完成它必然的周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

    顯而易見，當一切商品跌價時（這種跌價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一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別的法郎一樣，具有同等價值。因此，自由貿易對工人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里只產生了一個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說，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必須先以自己的勞動去交換資本。要是當他進行這種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價的話，那麽他在這種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並不在於證明當一切商品跌價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經濟學家總是在勞動與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時候去觀察勞動價格。可是他們卻把勞動與資本相交換這一環節完全置之度外。

    當開動生產商品的機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時，則保養被稱為勞動者的這種機器所必需的東西，同樣也得跌價。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麽，同是商品的這種勞動的價格也同樣降低了。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這種勞動商品的價格的下跌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時候，仍然繼續相信那些經濟學家的論據的勞動者將發現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經融化，剩下的已不到5蘇了。

    於是經濟學家們會對你們說：好吧，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會減少）很快會使工資和低廉的商品價格互相一致起來。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價格會導致消費的增加；大量的消費要求大量的生產，而大量的生產又引起了對人手需求的增加；對人手需求增加的結果將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據可以歸結如下：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如果工業發展，如果財富、生產能力，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增加了對勞動的需◎第222頁◎求，那麽，勞動價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擴大是對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這一點必須同意。要是資本停滯不動，工業卻不會停止不動而是會垮台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工業垮台的第一個犧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將先於資本家而死亡。而在資本擴大時，就像上面所說的，在對工人最有利的情況下，工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還是一樣會死亡。生產資本的擴大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擴大和機器的更廣泛的使用。分工的擴大使勞動的專門技能，勞動者的專門技能化為烏有，從前需要用這種專門技能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從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了。

    這種競爭之所以更趨激烈，是因為分工使一個工人可以完成三個人的工作。機器的采用在更大規模上產生了同樣的結果。生產資本的擴大迫使工業資本家采用不斷擴大的生產資料進行工作，從而使一些小企業主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隊伍。其次，因為利息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只好到工業中去工作，從而擴大無產者的人數。

    最後，生產資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為市場（這種市場的需求它並不了解）而生產，生產就越是超過消費，供給就越是力圖強制需求，結果危機的發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頻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機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擴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樣，隨著生產資本的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更劇烈了。大家的勞動報酬都減少了，而一些人的勞動負擔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徹斯特36個工廠中有1 088個紡紗工人。到1841 年紡紗工人總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卻比1829年的1　088 個工人所照管的還要多53 353個。假定采用手工勞動的數量隨著生產能力的發展而相應增長的話，則工人的數量◎第223頁◎應達1 848人；也就是說，機械的改進使1 100個工人失去了工作。

    經濟學家們的答覆，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會說，失去工作的人手會找到別的職業。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沒有忘卻引用這個論據，同時也沒有忘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萬名倫敦織布工人的問題發表了演說，這些工人長期以來徒勞無益地尋求自由貿易派向他們許諾的虛無飄渺的新職業而處於饑餓潦倒之中。

    讓我們從包令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處的貧困是所有從事這類勞動的人的必然遭遇，因為這種勞動易於學習，而且隨時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減少，就會引起危機。手工織工好像處於人生的邊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點輕微的振蕩，就足以置他們於死命。機械的進步使手工勞動越來越被排擠，因此在過渡時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時的苦難。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個人的不幸作代價才能取得。工業的發展總是靠犧牲落後者來完成的；在所有的發明中間，只有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對手工織工的命運影響最大。在許多手工制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已經被排擠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作的許多其他制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也將被擊敗。”

    他接下去說：“我這里有印度總督跟東印度公司的往來信件，其中論及達卡地區的織布工人。總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幾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購入600 萬到800萬匹當地手機織成的棉布。後來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減到100萬匹。

    現在，需求幾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從印度得到的棉布約為80萬匹。1830年印度輸出的棉布還不到4 000匹。而在1800 年裝船運送到葡萄牙的棉布，還有100萬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過2萬匹。

    關於印度織工苦難的報告是可怕的。但是這些苦難的原因何在呢？

    在於英國產品在市場上的出現，在於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來進行生產。大量的織工死於饑餓，其余的人則轉入其他行業，特別是轉入農業勞動。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國的棉布和棉紗充斥達卡地區。以美觀和耐久著稱於世的達卡細棉布，也由於英國機器的競爭而完全絕跡了。像東印度的整個階級所受的那種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史上都很難找到第二個例子。”◎第224頁◎

    包令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實是真實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為出色。但是他力圖掩蓋這些事實時所使用的措辭，和自由貿易派的一切說教一樣，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寫成應該以更廉價的生產資料來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他所說到的這種勞動看作完全特殊的勞動，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機器也看作特殊的機器。他忘記了，任何一種手工勞動總有一天都要經受手工織布勞動的命運。

    “實際上任何機器設備的改進，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圖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勞動，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勞動代替成年男工的勞動，用非熟練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的手工業工人的勞動，以求降低勞動的價格。在大多數機器紡紗廠（英文叫throstle-mills）中，紡紗的盡是些16歲及16歲以下的小姑娘。由於用自動紡紗機代替了簡單的騾機，大部分紡紗工被解雇，留下的僅是些少年兒童。” （注：這段引文引自安·尤爾《工廠哲學，或工業經濟學》1836年布魯塞爾版第1卷第34頁。——225。）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是對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令先生談到某些個人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個階級於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的暫時的苦難，而且毫不諱言，這些暫時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存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變。如果他進一步說，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業的進步不可分割地聯系著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麽，他也就等於承認勞動階級的苦難就是資產階級福祉的必要條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給予奄奄待斃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補償理論總的來說可歸結如下：

    成千上萬的奄奄待斃的工人們，你們不應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平靜地死去。你們的階級是不會絕種的。它將永遠保有足夠數量的人聽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保存工人◎第225頁◎這種可供其不斷地剝削的材料，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運用呢？

    那麽，為什麽還要把關於實現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作為未解決的問題來談呢？從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學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礙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這些規律的作用隨著自由貿易的實現而加強。其中第一條規律是說，競爭把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什麽是最低工資呢？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後代，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資恰好就是為生產這些必需品所必要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認為工人只能得到這種最低工資，也不要認為他所得到的總是這種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時也有較幸運的時候。有時他的所得也會多於這種最低工資，但這種多余部分不過是補充了他在工業停滯時期所得低於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這就是說，工業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諸階段而形成一種反覆循環的周期，在這一定的周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於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於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來，那麽它所得的總額恰好是這個最低額；換言之，工人階級只有經歷一切苦難和貧困，在工業戰場上拋下許多屍體，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保存下來。但是這又有什麽關系呢？階級還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數量還在增長。

    事情還不止此。隨著工業的進步，出現了更廉價的生活資料。於是，燒酒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於不斷地找到以更廉價更低劣的食品來維持勞動的◎第226頁◎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這種工資迫使人為了活下去而去勞動，那麽，到最後就把人變成機器人了。工人存在的全部價值只不過在於他是一種生產力而已；資本家就是這樣來對待工人的。

    隨著經濟學家們的前提，即自由貿易的實現和成為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顯現出來。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這一前提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嚴厲打擊。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麽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為顯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關，不再有城市進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仍然抱怨的造成自己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況都全部消失，那時，一向掩蓋著他的真正敵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開了。

    他將看到擺脫羈絆的資本對他的奴役並不亞於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對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受自由這個抽象字眼的蒙蔽！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個人在對待另一個人的關系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壓榨勞動者的自由。◎第227頁◎

    當這種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麽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為自由的觀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個國家里，自由貿易在不同的階級之間會產生怎樣一種友愛。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友愛關系，這種友愛關系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更多地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對這個問題所散布的詭辯上，這些詭辯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證完全一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種分工將規定與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相適宜的生產。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系的自然界在那里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里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沈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種情況：正如一切都已成為壟斷的，在現時，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他部門，並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於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本身在貿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幾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第228頁◎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麽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為我們之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朋友。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里（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它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讚成自由貿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冊子形式在布魯塞爾出版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頁◎第229頁◎


恩格斯　共產主義原理

    *（注：恩格斯的著作《共產主義原理》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草案。

    1847年6月2-9日，正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倫敦召開。同盟進行了改組，並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恩格斯積極參加了代表大會的各項工作（馬克思未能出席）。大會對恩格斯起草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草案進行了討論，決定將兩個草案分發到同盟各支部討論，最後提交第二次代表大會批準通過。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個帶有空想社會主義影響痕跡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並不滿意。“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莫·赫斯在巴黎擬定的“修正”草案也不能使他們滿意。1847年10月22日，在巴黎共產主義者同盟區部委員會的會議上，恩格斯尖銳地批評了赫斯的草案，使它遭到否決，並受委托起草新的草案。恩格斯於1847年10月底-11月，很快就寫成了這份題為《共產主義原理》的綱領草案。

    恩格斯把《共產主義原理》僅僅看成是綱領的初稿，他在1847年11月23-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應當拋棄“那種教義問答形式”，而以《宣言》的形式來起草綱領的想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上捍衛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的科學基礎，大會委托他們以宣言的形式擬定綱領。在寫作《共產主義宣言》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堅持了《共產主義原理》中闡明的基本原理，並進一步系統地、科學地論證和表述了其中的重要觀點。——230。）

    第一個問題：什麽是共產主義？

    答：共產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

    第二個問題：什麽是無產階級？

    答：無產階級是完全靠出賣自己的勞動（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曾經使用“出賣勞動”、“勞動價格”這些概念，馬克思後來糾正了這一說法，認為工人出賣的不是他們的勞動，而是他們的勞動力。恩格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1891年單行本導言》中對此作了詳細說明（見本卷第322-323頁）。——230、279、333。） 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得生活資料的社會階級。這一階級的禍福、存亡和整個生存，都取決於對勞動的需求，即取決於生意的好壞，取決於不受限制的競爭的波動。一句話，無產階級或無產者階級是19世紀的勞動階級。

    第三個問題：是不是說，無產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窮人和勞動階級一向就有；並且勞動階級通常都是貧窮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條件下的這種窮人、這種工人，即無產者，並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競爭並不一向是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一樣。

    第四個問題：無產階級是怎樣產生的？答：無產階級是由於工業革命而產生的，這一革命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發生於英國，後來，相繼發生於世界各文明國家。工業革命是由蒸汽機、各種紡紗機、機械織布機和一系列其他機械裝備的發◎第230頁◎明而引起的。這些價錢很貴、因而只有大資本家才買得起的機器，改變了以前的整個生產方式，擠掉了原來的工人。這是因為機器生產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紡車和織布機生產的又便宜又好。這樣一來，這些機器就使工業全部落到大資本家手里，並且使工人僅有的一點薄產（工具、織布機等）變得一錢不值，於是資本家很快就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卻一無所有了。從此，在衣料生產方面就實行了工廠制度。機器和工廠制度一經采用，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印花業、印書業、制陶業和金屬品制造業等部門。工人之間的分工越來越細，於是，從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現在只做這件工作的一部分。這種分工可以使產品生產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個工人的活動變成一種非常簡單的、老一套的機械操作，這種操作利用機器不但能夠做得同樣出色，甚至還要好得多。因此，所有這些工業部門都像紡紗和織布業一樣，一個跟著一個全都受到了蒸汽動力、機器和工廠制度的支配。這樣一來，這些工業部門同時也就全都落到了大資本家的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後的一點獨立性。除了原來意義上的工場手工業，手工業也漸漸受到工廠制度的支配，因為這里的大資本家也在通過建立可以大量節省開支和實行細致分工的大作坊，不斷擠掉小師傅。結果，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國家里，幾乎所有勞動部門都照工廠方式進行經營了，在所有勞動部門，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幾乎都被工業擠掉了。於是，從前的中間等級，特別是小手工業師傅日益破產，工人原來的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產生了兩個逐漸並吞所有其他階級的新階級。這兩個階級就是：

    一、大資本家階級，他們在所有文明國家里現在已經幾乎獨占了一切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機器、工廠）。這就是資產者階級或資產階級。◎第231頁◎

    二、完全沒有財產的階級，他們為了換得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出賣給資產者。這個階級叫作無產者階級或無產階級。

    第五個問題：無產者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把勞動出賣給資產者的？

    答：勞動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樣，也是一種商品，因此，它的價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一樣，也是由同樣的規律決定的。正像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在大工業或自由競爭的統治下，情形都一樣，商品的價格平均總是和這種商品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的價格也是和勞動的生產費用相等的。而勞動的生產費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夠維持他們的勞動能力並使工人階級不致滅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工人的勞動所得不會比為了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勞動的價格或工資將是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額。但是，因為買賣有時清淡有時興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樣。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來，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既不多於他的生產費用，也不少於他的生產費用，同樣，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會多於這個最低額，也不會少於這個最低額。大工業越是在所有勞動部門占統治地位，工資的這一經濟規律體現得就越充分。

    第六個問題：在工業革命前，有過什麽樣的勞動階級？

    答：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勞動階級的生活條件各不相同，勞動階級在同有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的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勞動者是主人的奴隸。直到今天在許多落後國家甚至美國南部他們還是這種奴隸。在中世紀，勞動者是土地占有者貴族的農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蘭和俄國他們還是這種農奴。此外，在中世紀，直到工業革命前，城市里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師傅◎第232頁◎那里做工的手工業幫工，隨著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也漸漸出現了受較大的資本家雇用的工場手工業工人。

    第七個問題：無產者和奴隸有什麽區別？

    答：奴隸一次就被完全賣掉了。無產者必須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地出賣自己。單個的奴隸是某一個主人的財產，由於他與主人利害攸關，他的生活不管怎樣壞，總還是有保障的。單個的無產者可以說是整個資產者階級的財產，他的勞動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時候才能賣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只有對整個無產者階級來說，這種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隸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並且親身感受到競爭的一切波動。奴隸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會的成員。無產者被承認是人，是市民社會的成員。因此奴隸能夠比無產者生活得好些，但無產者屬於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本身處於比奴隸更高的階段。在所有的私有制關系中，只要廢除奴隸制關系，奴隸就能解放自己，並由此而成為無產者；無產者只有廢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個問題：無產者和農奴有什麽區別？

    答：農奴占有並使用一種生產工具，即一塊土地，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勞役。無產者用別人的生產工具為這個別人做工，從而得到一部分收益。農奴是交出，無產者是得到。農奴生活有保障，無產者生活無保障。農奴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農奴可以通過各種道路獲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業者；或者是交錢給地主代替勞役和產品，從而成為自由的佃農；或者是把他們的封建主趕走，自己變成財產所有者。總之，農奴可以通過不同的辦法加入有產階級的隊伍並進入競爭領域而獲得解放。無產者只有通過消滅競爭、私有制和一切階級差別才能獲得解放。◎第233頁◎

    第九個問題：無產者和手工業者有什麽區別？（注：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半頁空白，沒有答案。在《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有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同於無產者的所謂手工業者，上個世紀幾乎到處都有，今天還散見各處，他們頂多是暫時的無產者。他們的目的是自己獲得資本，並用它來剝削其他工人。當行會仍然存在，或者當經營自由還沒有導致按工廠方式經營手工業、還沒有導致激烈的競爭時，他們往往還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但是，一旦手工業采用了工廠制度，競爭非常盛行時，這種前景就消失了，手工業者就日益成為無產者。因此，手工業者獲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為資產者或進入中間等級，或者是由於競爭而成為無產者（現在多半是這樣），並參加無產階級的運動，即或多或少自覺的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7頁）——234。）

    第十個問題：無產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有什麽區別？

    答：16至18世紀，幾乎任何地方的工場手工業工人都占有生產工具，如織布機、家庭用的紡車和一小塊在工余時間耕種的土地。這一切，無產者都沒有。工場手工業工人幾乎總是生活在農村，和地主或雇主維持著或多或少的宗法關系。無產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錢關系。大工業使工場手工業工人脫離了宗法關系，他們失去了僅有的一點財產，因此而變成無產者。

    第十一個問題：工業革命和社會劃分為資產者與無產者首先產生了什麽結果？

    答：第一，由於在世界各國機器勞動不斷降低工業品的價格，舊的工場手工業制度或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工業制度完全被摧毀。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於歷史發展之外、工業迄今建立在工場手工業基礎上的半野蠻國家，隨之也就被迫脫離了它們的閉關自守狀態。這些國家購買比較便宜的英國商品，把本國的工場手工業工人置於死地。因此，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例如印度，都已經進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國現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今天英國發明的新機器，一年之內就會奪去中國千百萬工人的飯碗。這樣，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因此，如果現在英國或法國的工人獲得解放，這必然會引起其他一切國家的革命，這種革命遲早會使這些國家的工人也獲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的地方，工業革命都使資產階級及其財富和勢力最大限度地發展起來，使它成為國內的第◎第234頁◎一階級。結果，凡是完成了這種過程的地方，資產階級都取得了政治權力，並擠掉了以前的統治階級——貴族、行會師傅和代表他們的專制王朝。資產階級廢除了長子繼承權或出賣領地的禁令，取消了貴族的一切特權，這樣便消滅了特權貴族、土地貴族的勢力。資產階級取消了所有行會，廢除了手工業者的一切特權，這樣便摧毀了行會師傅的勢力。資產階級用自由競爭來代替它們；在自由競爭這種社會狀況下，每一個人都有權經營任何一個工業部門，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資本，什麽也不能妨礙他的經營。這樣，實行自由競爭就是公開宣布：從今以後，只是由於社會各成員的資本多寡不等，所以他們之間才不平等，資本成為決定性的力量，從而資本家，資產者成為社會上的第一階級。但是，自由競爭在大工業發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只有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大工業才能成長起來。資產階級這樣消滅了貴族和行會師傅的社會勢力以後，也就消滅了他們的政治權力。資產階級在社會上上升為第一階級以後，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階級。它是通過實行代議制而做到這一點的。代議制是以資產階級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認自由競爭為基礎的。這種制度在歐洲各國采取立憲君主制的形式。在這種立憲君主制的國家里，只有擁有一定資本的人即資產者，才有選舉權。這些資產者選民選出議員，而這些資產者議員可以運用拒絕納稅的權利，選出資產者政府。

    第三，工業革命到處都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以同樣的速度發展起來。資產者越發財，無產者的人數也就越多。因為只有資本才能使無產者找到工作，而資本只有在使用勞動的時候才能增加，所以無產階級的增加和資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時，工業革命使資產者和無產者都集中在最有利於發展工業的大城市里，廣大群眾聚集在一個地方，使無產者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隨著工◎第235頁◎業革命的發展，隨著擠掉手工勞動的新機器的不斷發明，大工業把工資壓得越來越低，把它壓到上面說過的最低額，因而無產階級的處境也就越來越不堪忍受了。這樣，一方面由於無產階級不滿情緒的增長，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力量的壯大，工業革命便孕育著一個由無產階級進行的社會革命。

    第十二個問題：工業革命進一步產生了什麽結果？

    答：大工業創造了像蒸汽機和其他機器那樣的手段，使工業生產在短時間內用不多的費用便能無限地增加起來。由於生產變得這樣容易，這種大工業必然產生的自由競爭很快就達到十分劇烈的程度。大批資本家投身於工業，生產很快就超過了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到來了。工廠只好關門，廠主破產，工人挨餓。到處出現了極度貧困的現象。過了一段時間，過剩的產品賣光了，工廠重新開工，工資提高，生意也漸漸地比以往更好起來。但這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很快又會生產出過多的商品，新的危機又會到來，這種新危機的過程和前次危機完全相同。因此，從本世紀初以來，工業經常在繁榮時期和危機時期之間波動。這樣的危機幾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注：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英國版序言》中說：“在本書中我把工業大危機的周期算成了五年。這個關於周期的長短的結論，顯然是從1825年到1842年間的事變進程中得出來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業歷史表明，這種周期實際上是十年，中間的波動只具有次要的性質，而且日趨消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6頁）——236。），每一次它都給工人帶來極度的貧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熱情，給整個現存制度造成極大的危險。

    第十三個問題：這種定期重覆的商業危機會產生什麽後果？

    答：第一，雖然大工業在它的發展初期自己創造了自由競爭，但是現在它的發展已經超越了自由競爭的範圍。競爭和個人經營工業生產已經變成大工業的枷鎖，大工業必須粉碎它，而且一定會粉碎它。大工業只要還在現今的基礎上進行經營，就只能通過每七年出現一次的普遍混亂來維持，每次混亂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把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第236頁◎因此，或者必須完全放棄大工業本身（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或者大工業使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成為絕對必要的，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里，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單個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所有人的需要來領導。

    第二，大工業及其所引起的生產無限擴大的可能性，使人們能夠建立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將生產得很多，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見，在現今社會中造成一切貧困和商業危機的大工業的那種特性，在另一種社會組織中正是消滅這種貧困和這些災難性的波動的因素。

    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證明：

    (1)從現在起，可以把所有這些弊病完全歸咎於已經不適應當前情況的社會制度；

    (2)通過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來徹底鏟除這些弊病的手段已經具備。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這種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將消滅競爭，而代之以聯合。因為個人經營工業的必然結果是私有制，競爭不過是單個私有者經營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是分不開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協議來分配全部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產主義者完全正確地強調廢除私有制是自己◎第237頁◎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個問題：這麽說，過去廢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會制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制關系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產生了同舊的所有制關系不再相適應的新的生產力的必然結果。私有制本身就是這樣產生的。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紀末期，產生了一種工場手工業那樣的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的生產方式超越了當時封建和行會所有制的範圍，於是這種已經超越舊的所有制關系的工場手工業便產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對於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發展的最初階段來說，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會制度。只要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不僅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還有剩余產品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就總會有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貧窮的被壓迫階級。至於這些階級是什麽樣子，那要看生產的發展階段。在依賴農業的中世紀，是領主和農奴；在中世紀後期的城市里，是行會師傅、幫工和短工；在17世紀是工場手工業主和工場手工業工人；在19世紀是大工廠主和無產者。非常明顯，在這以前，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能以足夠的產品來滿足所有人的需要，還沒有發展到私有制成為這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和障礙。但是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產生了空前大規模的資本和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這些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里，而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變成無產者，資產者的財富越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越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私有制和資產者遠遠不能駕馭的程度，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蕩。只有這時廢除私有制才不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第238頁◎

    第十六個問題：能不能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制？

    答：但願如此，共產主義者當然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共產主義者很清楚，任何密謀都不但無益，甚至有害。他們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但他們也看到，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受到暴力壓制，因而是共產主義者的敵人用盡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因此最終被推向革命，那時，我們共產主義者將用行動來捍衛無產者的事業，正像現在用語言來捍衛它一樣。

    第十七個問題：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

    第十八個問題：這個革命的發展過程將是怎樣的？

    答：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因為那里的無產者現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數。在法國和德國可以間接建立，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不僅是無產者，而且還有小農和小資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正處在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他們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實現都越來越依賴無產階級，因而他們很快就會同意無產階級的要求。這也許還需要第二次鬥爭，但是，這次鬥爭只能以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告終。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為手段實行進一步的、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那麽，這種民主對於無產階級◎第239頁◎就毫無用處。這些作為現存關系的必然結果現在已經產生出來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強制公債等來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國家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所有者、工廠主、鐵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財產。

    (3)沒收一切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4)在國家農場、工廠和作坊中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就業，這樣就會消除工人之間的競爭，並迫使還存在的廠主支付同國家一樣高的工資。

    (5)對社會全體成員實行同樣的勞動義務制，直到完全廢除私有制為止。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6)通過擁有國家資本的國家銀行，把信貸系統和金融業集中在國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銀行和銀行家。

    (7)隨著國家擁有的資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國家工廠、作坊、鐵路和船舶，開墾一切荒地，改良已墾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兒童，從能夠離開母親照顧的時候起，都由國家出錢在國家設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產結合起來。

    (9)在國有土地上建築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將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將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

    (10)拆毀一切不合衛生條件的、建築得很壞的住宅和市區。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繼承權。

    (12)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

    自然，所有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實行起來，但是它們將一個跟著一個實行，只要向私有制一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第240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將使國家的生產力大大增長，隨著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後，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手里的時候，私有制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後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

    第十九個問題：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

    答：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系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62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第二十個問題：最終廢除私有制將產生什麽結果？

    答：由於社會將剝奪私人資本家對一切生產力和交換手段的支配權以及他們對產品的交換和分配權，由於社會將按照根據實有資源和整個社會需要而制定的計劃來管理這一切，所以同現在◎第241頁◎的大工業管理制度相聯系的一切有害的後果，將首先被消除。危機將終止。擴大的生產在現今的社會制度下引起生產過剩，並且是產生貧困的極重要的原因，到那個時候，這種生產就會顯得十分不夠，還必須大大擴大。超出社會當前需要的生產過剩不但不會引起貧困，而且將保證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將引起新的需要，同時將創造出滿足這種新需要的手段。這種生產過剩將是新的進步的條件和刺激，它將實現這種進步，而不會像過去那樣總是因此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擺脫了私有制壓迫的大工業的發展規模將十分宏偉，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業狀況將顯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場手工業和我們今天的大工業相比一樣。工業的這種發展將給社會提供足夠的產品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現在由於私有制的壓迫和土地的分散而難以利用現有改良成果和科學成就的農業，將來同樣也會進入嶄新的繁榮時期，並將給社會提供足夠的產品。這樣一來，社會將生產出足夠的產品，可以組織分配以滿足全體成員的需要。因此，社會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相互敵對的階級就是多余的了。這種劃分不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會制度互不相容的。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現在這種分工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工場手工業工人被卷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只隸屬於某一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里，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的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部門的一部分。就是現在的◎第242頁◎工業也越來越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一個人變成農民、把另一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者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一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必然消滅。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一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一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一切進一步發展的障礙，這一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制的主要結果。

    第二十一個問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麽影響？◎第243頁◎

    答：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將使兩性關系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無須幹預的純粹私人關系。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是由於這種社會制度將廢除私有制並將由社會教育兒童，從而將消滅現代婚姻的兩種基礎，即私有制所產生的妻子依賴丈夫、孩子依賴父母。這也是對道貌岸然的市儈關於共產主義公妻制的號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現象，現在的賣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現。賣淫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它將隨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

    第二十二個問題：共產主義組織將怎樣對待現有的民族？

    ——保留原案（注：在回答第二十二個問題的地方，寫著“保留原案”的字樣。這是說答案應當維持恩格斯寫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的答案，即“按照公有制原則結合起來的各個民族的民族特點，由於這種結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從而自行消失，正如各種不同的等級差別和階級差別由於廢除了它們的基礎——私有制——而消失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80頁）——244。）。

    第二十三個問題：共產主義組織將怎樣對待現有的宗教？

    ——保留原案（注：在回答第二十三個問題的地方，寫著“保留原案”的字樣。這是說答案應當維持恩格斯寫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的答案，即“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單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歷史發展階段的表現。而共產主義卻是使一切現有宗教成為多余並使之消滅的歷史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80頁）——244。）。

    第二十四個問題：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有什麽區別？

    答：所謂社會主義者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封建和宗法社會的擁護者，這種社會已被大工業、世界貿易和由它們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所消滅，並且每天還在消滅。這一類社會主義者從現今社會的弊病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應該恢覆封建和宗法社會，因為它沒有這種種弊病。他們的所有建議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了這一目的。共產主義者隨時都要堅決同這類反動的社會主義者作鬥爭，盡管他們假惺惺地表示同情無產階級的苦難並為此而灑出熱淚。因為：

    (1)他們追求一種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們企圖恢覆貴族、行會師傅、工場手工業主以及和他們相聯系的專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侶的統治，他們想恢覆的這種社會固然沒有現今社會的各種弊病，但至少會帶來同◎第244頁◎樣多的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現通過共產主義組織來解放被壓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當無產階級成為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階級的時候，這些社會主義者總要暴露出他們的真實意圖。那時他們馬上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無產者。

    第二類是現今社會的擁護者，現今社會必然產生的弊病，使他們為這個社會的存在擔心。因此，他們力圖保持現今社會，不過要消除和它聯系在一起的弊病。為此，一些人提出了種種簡單的慈善辦法，另一些人則提出了規模龐大的改革計劃，這些計劃在改組社會的借口下企圖保存現今社會的基礎，從而保存現今社會本身。共產主義者也必須同這些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作不懈的鬥爭，因為他們的活動有利於共產主義者的敵人，他們所維護的社會正是共產主義者所要推翻的社會。

    最後，第三類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和共產主義者同道，他們希望實現×××問題（注：手稿此處空白，指的是第十八個問題。——編者注）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們不是把這些措施當作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而是當作足以消除貧困和現今社會的弊病的措施。這些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或者是還不夠了解本階級解放條件的無產者，或者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這個階級直到爭得民主和實行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措施為止，在許多方面都和無產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產主義者在行動的時候，只要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不為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效勞和不攻擊共產主義者，就應當和這些社會主義者達成協議，這時盡可能和他們采取共同的政策。當然，共同行動並不排除討論存在於他們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分歧意見。◎第245頁◎

    第二十五個問題：共產主義者怎樣對待現有的其他政黨？

    答：在不同的國家采取不同的態度。在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共產主義者和各民主主義政黨暫時還有共同的利益，並且民主主義者在他們現在到處堅持的社會主義措施中越接近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就是說，他們越明確地堅持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越依靠無產階級，這種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國，由工人組成的憲章派就要比民主主義小資產者或所謂激進派在極大程度上更接近共產主義者。

    在實行民主憲法的美國，共產主義者必須支持願意用這個憲法去反對資產階級、並利用它來為無產階級謀利益的政黨，即全國土地改革派（注：全美土地改革派即北美土地改革派又稱美國“全國改革協會”，成立於1845年，是一個以手工業者和工人為核心的政治團體，宗旨是無償地分給每一個勞動者一塊土地。40年代後半期，協會宣傳土地改革，反對種植場奴隸主和土地投機分子，並提出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廢除農奴制、取消常備軍等民主要求。許多德國手工業僑民參加了這一土地改革運動。——246、306。）。

    在瑞士是激進派，雖然他們本身是個成分極其覆雜的政黨，但他們是共產主義者能夠打交道的唯一政黨，其中瓦特州和日內瓦州的激進派又是最進步的。

    最後，在德國，資產階級和專制君主制之間的決戰還在後面。但是，共產主義者不能指望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以前就和資產階級進行決戰，所以共產主義者為了本身的利益必須幫助資產階級盡快地取得統治，以便盡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資產階級同政府的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始終應當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只是應當注意，不要跟著資產者自我欺騙，不要聽信他們關於資產階級的勝利給無產階級帶來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於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於聯合成一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鬥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進行鬥爭了。從這一天起，共產主義者在這里所采取的黨的政策，◎第246頁◎將和在資產階級現在已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樣。

    寫於1847年10月底-11月

    1914年第一次以單行本形式出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7-374頁◎第247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　共產黨宣言（之一）

    （注：《共產黨宣言》是科學共產主義的最偉大的綱領性文件。列寧說：“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即把社會生活領域也包括在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作為最全面最深刻的發展學說的辯證法、以及關於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新社會創造者無產階級肩負的世界歷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論。”（《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0頁）

    《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注：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248、254、364。）起草的綱領。1847年11月，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倫敦召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會上闡述了科學共產主義的觀點。大會經過辯論，接受了他們的觀點，並委托他們為同盟起草一個準備公布的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底用德文寫成了《共產黨宣言》。

    1848年2月底在倫敦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德文單行本，共23頁。《宣言》還被譯成多種歐洲文字。在1848年的各種版本中作者沒有署名。1850年英國憲章派機關刊物《紅色共和黨人》雜志（《紅色共和黨人》是1850年6-11月由喬·哈尼在倫敦出版的憲章派周刊。該刊在1850年11月第21-24期曾以《德國共產黨宣言》為題首次登載《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文。--248、254。）登載《宣言》的第一個英譯文時，雜志編輯喬·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248。）

    1872年德文版序言（注：1872年《共產黨宣言》出了新的德文版，這是由《人民國家報》編輯部倡議在萊比錫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該版合寫了一篇序言，並對正文作了某些改動。——248。）

    共產主義者同盟（注：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

    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248、254、364。） 這個在當時條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團體的國際工人組織，1847年11月在倫敦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委托我們兩人起草一個準備公布的詳細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結果就產生了這個《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前幾星期送到倫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這種文字在德國、英國和美國至少印過十二種不同的版本。第一個英譯本是由海倫·麥克法林女士翻譯的，於1850年在倫敦《紅色共和黨人》（注：《紅色共和黨人》是1850年6-11月由喬·哈尼在倫敦出版的憲章派周刊。該刊在1850年11月第21-24期曾以《德國共產黨宣言》為題首次登載《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文。——248、254。）雜志上發表，1871 年至少又有三種不同的英譯本在美國出版。法譯本於1848年六月起義（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見注192）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 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譯本在紐約《社會主義者報》（注：《社會主義者報》是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紐約出版的法文周報，國際法國人支部的機關報；它支持國際北美聯合會里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海牙代表大會以後與國際斷絕了關系。1872年1-2月該報以《卡爾·馬克思的宣言》為題發表了根據《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見注128）發表的英譯文轉譯的《共產黨宣言》法譯文。——248、256。）上發表；現在有人在準備新譯本。波蘭文譯本在德文本初版問世後不久就在倫敦出現。俄譯本是60年代在日內瓦出版的。丹麥文譯本也是在原書問世後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一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第248頁◎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注：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國無產階級在巴黎建立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者舉行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廢除常備軍代之以人民武裝，廢除官僚制度代之以民主選舉產生的、對選民負責的、受群眾監督的公職人員。公社沒收逃亡資本家的企業交給工人管理，並頒布一系列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法令。由於沒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沒有同農民結成聯盟，沒有及時實行堅決的進攻，沒有堅決鎮壓反革命，5月28日公社終於在國內外反動勢力打擊下遭到失敗。公社總共只存在了72天。——249、258。）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德文版第19頁，那里把這個思想發揮得更加完備。）其次，很明顯，對於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為止；同樣也很明顯，關於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的論述（第四章）雖然在原則上今天還是正確的，但是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因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分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時也許能加上一篇論述1847年到現在這段時期的導言。這次再版太倉促了，我們來不及做這件工作。卡爾·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於倫敦

    載於1872年在萊比錫出版的《共產黨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4-105頁◎第249頁◎

    1882年俄文版序言（注：1882年《共產黨宣言》第二個俄譯本在日內瓦出版，由普列漢諾夫翻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這個譯本合寫了這篇序言。它於1882年2月5日在俄國民意黨人的雜志《民意》上用俄文發表，1882年4月13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用德文發表。恩格斯在為1890年德文版《宣言》所寫的序言里收進了這篇序言。——250。）

    巴枯寧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鐘聲》印刷所出版（注：《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俄譯本是在1869年出版的。出版該書的《鐘聲》印刷所實際上是赫爾岑創辦的“自由俄國印刷所”。1857年至1867年這個印刷所承印由赫爾岑和奧格遼夫主辦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報紙《鐘聲》。

    《鐘聲》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該報改用法文出版，並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倫敦出版，以後在日內瓦出版。——250、256、260。）當時西方只能認為這件事（《宣言》譯成俄文出版）是著作界的一件奇聞。這種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當時（1847年12月），卷入無產階級運動的地區是多麽狹小，這從《宣言》最後一章《共產黨人對各國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這一章里，正好沒有說到俄國和美國。那時，俄國是歐洲全部反動勢力的最後一支龐大後備軍；美國正通過移民吸收歐洲無產階級的過剩力量。這兩個國家，都向歐洲提供原料，同時又都是歐洲工業品的銷售市場。所以，這兩個國家不管怎樣當時都是歐洲現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了！正是歐洲移民，使北美能夠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這種農業生產的競爭震撼著歐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這種移民還使美國能夠以巨大的力量和規模開發其豐富的工業資源，以至於很快就會摧毀西歐特別是英國迄今為止的工業壟斷地位。這兩種情況反過來對美國本身也起著革命作用。作為整個政治制度基礎的農場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漸被大農場的競爭所征服；同時，在各工業區，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和神話般的資本積聚第一次發展起來了。

    現在來看看俄國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不僅歐洲的君主，而且連歐洲的資產者，都把俄國的幹涉看作是幫助他們對付◎第250頁◎剛剛開始覺醒的無產階級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為歐洲反動勢力的首領。現在，沙皇在加特契納成了革命的俘虜（注：1881年3月1日民意黨人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以後，亞歷山大三世害怕民意黨人再采取恐怖行動，躲進了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納行宮。——251、261。），而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

    《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麽試問：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麽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卡爾·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於倫敦

    載於1882年在日內瓦出版的俄文版《共產黨宣言》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5-326頁◎第251頁◎

    1883年德文版序言（注：1883年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第三個德文本，是馬克思逝世後經恩格斯校閱過的第一個版本。這篇簡短的序言就是恩格斯為該版寫的。——252。）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個人署名了。馬克思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應受到歐美整個工人階級感謝的人物，已經長眠於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經初次長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後，就更談不上對《宣言》作什麽修改或補充了。因此，我認為更有必要在這里再一次明確地申述下面這一點。

    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屬於馬克思一個人的。（注：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我在英譯本序言中說過：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我們兩人早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當時我個人獨自在這方面達到什麽程度，我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考慮成熟，並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編者注）◎第252頁◎

    這一點我已經屢次說過，但正是現在必須在《宣言》本身的前面也寫明這一點。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於倫敦

    載於1883年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頁◎第253頁◎

    1888年英文版序言（注：1888年在倫敦出版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是賽·穆爾翻譯的。恩格斯為這個版本寫了這篇序言，並且親自校訂了譯文，加了一些注釋。——254。）

    《宣言》是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注：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

    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248、254、364。）的綱領發表的，這個同盟起初純粹是德國工人團體，後來成為國際工人團體，而在1848年以前歐洲大陸的政治條件下必然是一個秘密的團體。1847年11月在倫敦舉行的同盟代表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個準備公布的完備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手稿於1848年1 月用德文寫成，並在2月24日的法國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前幾星期送到倫敦付印。法譯本於1848年六月起義（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見注192）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 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個英譯本是由海倫·麥克法林女士翻譯的，於1850年刊載在喬治·朱利安·哈尼的倫敦《紅色共和黨人》113雜志上。還出版了丹麥文譯本和波蘭文譯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義這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第一次大搏鬥的失敗，又把歐洲工人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要求暫時推到後面去了。從那時起，爭奪統治權的鬥爭，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樣只是在有產階級的各個集團之間進行了；工人階級被迫局限於爭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動自由，並采取中等階級激進派極左翼的立場。凡是繼續顯露出生機的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都遭到無情的鎮壓。例如，普魯士警察發覺了當時設在科隆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一些成員被逮捕，並且在經過18個月監禁之後於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審判。這次有名的“科隆共產黨人案件”（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魯士政府策動的一次挑釁性的案件。共產主義者同盟的11名成員被送交法庭審訊，罪名是“進行叛國性密謀”。控告的證據是普魯士警探們假造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的《原本記錄》和其他一些偽造文件，以及警察局從已被開除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集團那里偷來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據偽造文件和假證詞，判處七名被告3年至6年的徒刑。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個案件的策動者的挑釁行為和普魯士警察國家對付國際工人運動的卑鄙手段進行了徹底的揭露，見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和馬克思的抨擊性著作《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457-536頁）。——254、263。）從10◎第254頁◎月4日一直繼續到11月12日；被捕者中有7人被判處3-6 年的要塞監禁。宣判之後，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員正式解散。至於《宣言》，似乎注定從此要被人遺忘了。

    當歐洲工人階級重新聚集了足以對統治階級發動另一次進攻的力量的時候，產生了國際工人協會（注：國際工人協會簡稱國際，後稱第一國際，是無產階級的第一個國際性革命聯合組織。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成立。馬克思是它的創始人和領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第一國際加強了各國工人階級的團結，支持了各國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戰勝了工人運動中的各種機會主義派別（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拉薩爾主義、工聯主義等），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工人運動的活動家，第一國際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以後實際上停止了活動，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國際的歷史功績在於它“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頁）。——255、263。）。但是這個協會成立的明確目的是要把歐美正在進行戰鬥的整個無產階級團結為一個整體，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則。國際必須有一個充分廣泛的綱領，使英國工聯（注：英國工聯即英國工會。1824年英國工人獲得了自由結社的權利，工聯就在英國普遍建立起來。工聯是按行業組織的。加入工聯的必須是滿師的技術工人，要繳納很高的會費。工聯設有全國性的領導機關。工聯的任務是維護本行業的熟練工人的經濟利益。許多工聯組織曾經加入國際。工聯的機會主義領袖把無產階級的鬥爭局限於經濟鬥爭，鼓吹階級調和。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國際成立時起，就同工聯領導人的機會主義，即工聯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255、263。），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注：蒲魯東派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的信徒。蒲魯東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批判資本主義，幻想使小私有制萬古長存；他們主張建立“交換銀行”和發放無息貸款，以維護小生產者的私有制；他們宣傳用改良的辦法消除資本主義“壞的”方面，保留資本主義“好的”方面；他們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暴力革命和政治鬥爭，主張取消任何政府和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際工人協會中對蒲魯東派的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經過第一國際布魯塞爾和巴塞爾兩次代表大會上的激烈鬥爭，蒲魯東派被徹底挫敗了。——255、263。） 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拉薩爾本人在我們面前總是自認為是馬克思的學生，他作為馬克思的學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場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期間進行的公開鼓動中，卻始終沒有超出靠國家貸款建立生產合作社的要求。）（注：拉薩爾派是19世紀60至70年代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派別，斐·拉薩爾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施韋澤、哈森克萊維爾、哈賽爾曼等。該派的組織是1863年5月由拉薩爾創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拉薩爾派反對暴力革命，認為只要進行議會鬥爭，爭取普選權，就可以把普魯士君主國家變為“自由的人民國家”；主張在地主資本家的國家幫助下建立生產合作社，把資本主義和平地改造為社會主義；支持普魯士政府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的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薩爾派的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875年，拉薩爾派與愛森納赫派合並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後改稱為德國社會民主黨）。——255、263。）都能接受。馬克思起草了這個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他對共同行動和共同討論必然會產生的工人階級的精神發展充滿信心。反資本鬥爭中的種種事件和變遷——失敗更甚於勝利——不能不使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各種心愛的萬應靈丹都不靈，並為他們更透徹地了解工人階級解放的真正的條件開辟道路。馬克思是正確的。當1874 年國際解散時，工人已經全然不是1864年國際成立時的那個樣子了。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和德國的拉薩爾主義已經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數已同國際決裂的保守的英國工聯也漸有進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聯的主席能夠用工聯的名義聲明說：“大陸社會主義對我們來說再不可怕了。”（注：斯旺西代表大會是1887年9月5-12日在英國斯旺西舉行的工聯年度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建立單獨的工人政黨等項決議。恩格斯提到的這句話引自擔任這次代表大會主席的斯旺西工聯理事會主席比萬在大會上的發言。這篇發言載於1887年9月17日倫敦《公益》周刊。——255、263。）的確，《宣言》的原則在世界各國工人中間都已傳播得很廣了。

    這樣，《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從1850年起，德文本在◎第255頁◎瑞士、英國和美國重版過數次。1872年，有人在紐約把它譯成英文，並在那里的《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注：《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是一家美國周刊。由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維多利亞·伍德赫爾和田納西·克拉夫林於1870年至1876年在紐約出版。該刊1871年12月30日發表《共產黨宣言》英譯文，曾作了刪節。——256。）上發表。接著又有人根據這個英文本把它譯成法文，刊載在紐約的《社會主義者報》（注：《社會主義者報》是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紐約出版的法文周報，國際法國人支部的機關報；它支持國際北美聯合會里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海牙代表大會以後與國際斷絕了關系。1872年1-2月該報以《卡爾·馬克思的宣言》為題發表了根據《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見注128）發表的英譯文轉譯的《共產黨宣言》法譯文。——248、256。）上。以後在美國又至少出現過兩種多少有些損害原意的英文譯本，其中一種還在英國重版過。由巴枯寧翻譯的第一個俄文本約於1863年在日內瓦由赫爾岑辦的《鐘聲》印刷所出版（注：《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俄譯本是在1869年出版的。出版該書的《鐘聲》印刷所實際上是赫爾岑創辦的“自由俄國印刷所”。1857年至1867年這個印刷所承印由赫爾岑和奧格遼夫主辦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報紙《鐘聲》。

    《鐘聲》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該報改用法文出版，並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倫敦出版，以後在日內瓦出版。——250、256、260。）；由英勇無畏的維拉·查蘇利奇翻譯的第二個俄文本（《共產黨宣言》第二個俄文本的譯者不是維拉·查蘇利奇。後來恩格斯於1894年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指出，《宣言》的第二個俄文本是普列漢諾夫翻譯的。（見本選集第4卷第443頁）——256、260。），於1882 年也在日內瓦出版。新的丹麥文譯本（注：這里提到的《共產黨宣言》丹麥文譯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刪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因而不夠完備；有些譯文也不太確切。恩格斯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這一點（見本卷第262頁）。——256。）於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叢書》的一種出版，新的法文譯本於1886年刊載在巴黎的《社會主義者報》上（注：勞拉·拉法格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法文譯本是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會主義者報》上發表的，以後又作為附錄轉載於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爾麥著的《社會主義法國》。

    《社會主義者報》是法國的一家周報，1885年由茹·蓋得在巴黎創辦。1902年以前是工人黨機關報，1902年至1905年是法蘭西社會黨機關報，從1905年起是法國社會黨機關報；19世紀80至90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漢諾夫曾為該報撰稿。——256、262。）。有人根據這個譯本譯成西班牙文，並於1886年在馬德里發表（注：《共產黨宣言》西班牙文譯本發表在1886年7-8月的《社會主義者報》上，並出版過單行本。

    《社會主義者報》是西班牙的一家周報，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從1885年起在馬德里出版。——256、262。）。至於德文的翻印版本，則為數極多，總共至少有12個。亞美尼亞文譯本原應於幾個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沒有問世，有人告訴我，這是因為出版人害怕在書上標明馬克思的姓名，而譯者又拒絕把《宣言》當作自己的作品。關於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譯本，我雖然聽說過，但是沒有親眼看到。因此，《宣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

    可是，當我們寫這個《宣言》時，我們不能把它叫作社會主義宣言。在1847年，所謂社會主義者，一方面是指各種空想主義體系的信徒，即英國的歐文派和法國的傅立葉派，這兩個流派都已經降到純粹宗派的地位，並在逐漸走向滅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會庸醫，他們憑著各種各樣的補綴辦法，自稱要消除一切社會弊病而毫不危及資本和利潤。這兩種人都是站在工人階級運動以外，寧願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只有工人階級中確信單純政治變◎第256頁◎革還不夠而公開表明必須根本改造全部社會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們當時把自己叫作共產主義者。這是一種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純粹出於本能的共產主義；但它卻接觸到了最主要之點，並且在工人階級當中已經強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產主義，在法國有卡貝的共產主義（注：卡貝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他認為人類的不平等是違反自然規律的，人類最嚴重的錯誤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主張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實現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會。他在1840年發表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中描繪了他的理想社會。但是，他反對暴力革命，主張通過和平宣傳來改造資本主義社會。——257、264。），在德國有魏特林的共產主義（注：魏特林是德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空想共產主義者。魏特林在1842年發表了《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了他的空想共產主義計劃，認為理想的社會是和諧與自由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人從事勞動，產品平均分配。他承認使用暴力實現社會革命的必要性。他的學說是一種粗俗的平均共產主義，在早期德國工人運動中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後來成為工人運動發展的障礙。——257、264。）。可見，在1847年，社會主義是中等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當時，社會主義，至少在大陸上，是“上流社會的”，而共產主義卻恰恰相反。既然我們自始就認定“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注：“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這一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過；這里的提法參看《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見本選集第2卷第609頁）。——257、264。），那麽，在這兩個名稱中間我們應當選擇哪一個，就是毫無疑義的了。而且後來我們也從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稱拋棄。

    雖然《宣言》是我們兩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指出，構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屬於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就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這個階級鬥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鬥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我們兩人早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當時我個人獨自在這方面達到什麽程度，我的◎第257頁◎《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注：《一八四四年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譯，1888年紐約——倫敦拉弗爾出版社版，威·里夫斯發行。）一書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考慮成熟，並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

    現在我從我們共同為1872年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引錄如下一段話：

    “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一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由於1848年以來大工業已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組織也跟著有了改進和增長，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注：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國無產階級在巴黎建立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者舉行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廢除常備軍代之以人民武裝，廢除官僚制度代之以民主選舉產生的、對選民負責的、受群眾監督的公職人員。公社沒收逃亡資本家的企業交給工人管理，並頒布一系列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法令。由於沒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沒有同農民結成聯盟，沒有及時實行堅決的進攻，沒有堅決鎮壓反革命，5月28日公社終於在國內外反動勢力打擊下遭到失敗。公社總共只存在了72天。——249、258。）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倫敦1871年特魯洛夫版第15頁，那里把這個思想發揮得更加完備。）其次，很明顯，對於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為止；同樣也很明顯，關於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的論述（第四章）雖然在原則上今天還是正確的，但是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因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當時列舉的那◎第258頁◎些黨派大部分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

    本版譯文是由譯過馬克思《資本論》一書大部分的賽米爾·穆爾先生翻譯的。我們共同把譯文校閱過一遍，並且我還加了一些有關歷史情況的注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於倫敦

    載於1888年在倫敦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一書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3-410頁◎第259頁◎

    1890年德文版序言（注：1890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是這部著作的第四個德文本，也是經作者校閱過的最後一個版本，在倫敦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叢書》的一種出版。這一版除了收入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序言外，還發表了恩格斯為該版本寫的這篇新序言。1890年8月16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3號在題為《〈共產黨宣言〉的新版》的社論中摘要發表了恩格斯的這篇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報》第48號在慶祝恩格斯七十壽辰的社論中也摘要刊登了這篇序言。——260。）

    自從我寫了上面那篇序言（注：指1883年德文版序言，見本卷第252-253頁。——編者注）以來，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時《宣言》本身也有種種遭遇，應該在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內瓦出版了由維拉·查蘇利奇翻譯的第二個俄文本（注：《共產黨宣言》第二個俄文本的譯者不是維拉·查蘇利奇。後來恩格斯於1894年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指出，《宣言》的第二個俄文本是普列漢諾夫翻譯的。（見本選集第4卷第443頁）——256、260。），馬克思和我曾為這個譯本寫過一篇序言。可惜我把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遺失了（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後來找到了。恩格斯在這里引用的序言是從俄文翻譯成德文的，個別地方同德文原稿有細微差別。——260。），所以現在我只好再從俄文譯過來，這樣做當然不會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這篇序言：

    “巴枯寧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鐘聲》印刷所出版（注：《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俄譯本是在1869年出版的。出版該書的《鐘聲》印刷所實際上是赫爾岑創辦的“自由俄國印刷所”。1857年至1867年這個印刷所承印由赫爾岑和奧格遼夫主辦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報紙《鐘聲》。

    《鐘聲》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該報改用法文出版，並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倫敦出版，以後在日內瓦出版。——250、256、260。）當時西方認為《宣言》譯成俄文出版最多只是著作界的一件奇聞。這種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發表時期（1848年1 月）卷入無產階級運動的地區是多麽狹小，這從《宣言》最後一章《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這一章里，首先沒有說到俄國和美國。那時，俄國是歐洲反動勢力的最後一支龐大後備軍，向美國境內移民吸收著歐洲無產階級的過剩力量。這兩個國家，都向歐洲提供原料，同時又都是歐洲工業品的銷售市場。所以，這兩個國家不管怎樣當時都是歐洲社會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了！正是歐洲移民，使北美的農業生產能夠大大發展，這種發展通過競爭震撼著歐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第260頁◎基。此外，這種移民還使美國能夠以巨大的力量和規模開發其豐富的工業資源，以至於很快就會摧毀西歐的工業壟斷地位。這兩種情況反過來對美國本身也起著革命作用。作為美國整個政治制度基礎的自耕農場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漸被大農場的競爭所征服；同時，在各工業區，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和神話般的資本積聚第一次發展起來了。

    現在來看看俄國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不僅歐洲的君主，而且連歐洲的資產者，都把俄國的幹涉看作是幫助他們對付當時剛剛開始意識到自己力量的無產階級的唯一救星。他們把沙皇宣布為歐洲反動勢力的首領。現在，沙皇在加特契納已成了革命的俘虜（注：1881年3月1日民意黨人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以後，亞歷山大三世害怕民意黨人再采取恐怖行動，躲進了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納行宮。——251、261。），而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

    《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狂熱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剛開始形成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

    那麽試問：俄國農民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麽現今的俄國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卡·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於倫敦”

    大約在同一時候，在日內瓦出版了新的波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第261頁◎

    隨後又於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叢書》的一種出版了新的丹麥文譯本。可惜這一譯本不夠完備；有幾個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為譯者感到難譯而被刪掉了，並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從事的痕跡，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從譯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譯者細心一點，他是能夠譯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會主義者報》（注：勞拉·拉法格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法文譯本是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會主義者報》上發表的，以後又作為附錄轉載於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爾麥著的《社會主義法國》。

    《社會主義者報》是法國的一家周報，1885年由茹·蓋得在巴黎創辦。1902年以前是工人黨機關報，1902年至1905年是法蘭西社會黨機關報，從1905年起是法國社會黨機關報；19世紀80至90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漢諾夫曾為該報撰稿。——256、262。）上刊載了新的法譯文；這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的譯文。

    同年又有人根據這個法文本譯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馬德里的《社會主義者報》（注：《共產黨宣言》西班牙文譯本發表在1886年7-8月的《社會主義者報》上，並出版過單行本。

    《社會主義者報》是西班牙的一家周報，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從1885年起在馬德里出版。——256、262。）上，接著又印成單行本：《共產黨宣言》，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馬德里，社會主義者報社，埃爾南·科爾特斯街8號。

    這里我還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亞美尼亞文的《宣言》譯稿；但是這位好心人卻沒有勇氣把這本署有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來，竟認為最好是由譯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譯者拒絕這樣做。

    在英國多次刊印過好幾種美國譯本，但都不大確切。到1888年終於出版了一種可靠的譯本。這個譯本是由我的友人賽米爾·穆爾翻譯的，並且在付印以前還由我們兩人一起重新校閱過一遍。標題是：《共產黨宣言》，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經作者認可的英譯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訂並加注，1888年倫敦，威廉·里夫斯，東中央區弗利特街185號。這個版本中的某些注釋，我已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經歷。它出現的時候曾受到當時人數尚少的科學社會主義先鋒隊的熱烈歡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譯本便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不久它就被那隨著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敗（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而擡起頭來的反動勢力排擠到後台去了，最後，由於◎第262頁◎1852年11月科隆共產黨人被判刑（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魯士政府策動的一次挑釁性的案件。共產主義者同盟的11名成員被送交法庭審訊，罪名是“進行叛國性密謀”。控告的證據是普魯士警探們假造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的《原本記錄》和其他一些偽造文件，以及警察局從已被開除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維利希-沙佩爾冒險主義集團那里偷來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據偽造文件和假證詞，判處七名被告3年至6年的徒刑。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個案件的策動者的挑釁行為和普魯士警察國家對付國際工人運動的卑鄙手段進行了徹底的揭露，見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和馬克思的抨擊性著作《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457-536頁）。——254、263。），它被“依法”宣布為非法。隨著由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開始的工人運動退出公開舞台，《宣言》也退到後台去了。

    當歐洲工人階級又強大到足以對統治階級政權發動另一次進攻的時候，產生了國際工人協會（注：國際工人協會簡稱國際，後稱第一國際，是無產階級的第一個國際性革命聯合組織。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成立。馬克思是它的創始人和領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第一國際加強了各國工人階級的團結，支持了各國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戰勝了工人運動中的各種機會主義派別（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拉薩爾主義、工聯主義等），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工人運動的活動家，第一國際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以後實際上停止了活動，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國際的歷史功績在於它“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頁）。——255、263。）。它的目的是要把歐美整個戰鬥的工人階級聯合成一支大軍。因此，它不能從《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則出發。它必須有一個不致把英國工聯（注：英國工聯即英國工會。1824年英國工人獲得了自由結社的權利，工聯就在英國普遍建立起來。工聯是按行業組織的。加入工聯的必須是滿師的技術工人，要繳納很高的會費。工聯設有全國性的領導機關。工聯的任務是維護本行業的熟練工人的經濟利益。許多工聯組織曾經加入國際。工聯的機會主義領袖把無產階級的鬥爭局限於經濟鬥爭，鼓吹階級調和。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國際成立時起，就同工聯領導人的機會主義，即工聯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255、263。），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注：蒲魯東派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的信徒。蒲魯東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批判資本主義，幻想使小私有制萬古長存；他們主張建立“交換銀行”和發放無息貸款，以維護小生產者的私有制；他們宣傳用改良的辦法消除資本主義“壞的”方面，保留資本主義“好的”方面；他們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暴力革命和政治鬥爭，主張取消任何政府和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際工人協會中對蒲魯東派的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經過第一國際布魯塞爾和巴塞爾兩次代表大會上的激烈鬥爭，蒲魯東派被徹底挫敗了。——255、263。）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拉薩爾本人在我們面前總是自認為是馬克思的“學生”，他作為馬克思的“學生”當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場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卻不是如此，他們始終沒有超出他所主張的靠國家貸款建立生產合作社的要求，並且把整個工人階級劃分為國家幫助派和自助派。）（注：拉薩爾派是19世紀60至70年代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派別，斐·拉薩爾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施韋澤、哈森克萊維爾、哈賽爾曼等。該派的組織是1863年5月由拉薩爾創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拉薩爾派反對暴力革命，認為只要進行議會鬥爭，爭取普選權，就可以把普魯士君主國家變為“自由的人民國家”；主張在地主資本家的國家幫助下建立生產合作社，把資本主義和平地改造為社會主義；支持普魯士政府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的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薩爾派的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875年，拉薩爾派與愛森納赫派合並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後改稱為德國社會民主黨）。——255、263。）拒之於門外的綱領。這樣一個綱領即國際章程緒論部分，是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連巴枯寧和無政府主義者也不能不承認。至於說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則的最終勝利，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於共同行動和共同討論必然會產生的工人階級的精神的發展。反資本鬥爭中的種種事件和變遷——失敗更甚於勝利——不能不使進行鬥爭的人們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萬應靈丹都不靈，並使他們的頭腦更容易透徹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條件。馬克思是正確的。1874年，當國際解散的時候，工人階級已經全然不是1864年國際成立時的那個樣子了。羅曼語族各國的蒲魯東主義和德國特有的拉薩爾主義已經奄奄一息，甚至當時極端保守的英國工聯也漸有進步，以致1887年在斯旺西，工聯的代表大會主席能夠用工聯的名義聲明說：“大陸社會主義對我們來說再不可怕了。”（注：斯旺西代表大會是1887年9月5-12日在英國斯旺西舉行的工聯年度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建立單獨的工人政黨等項決議。恩格斯提到的這句話引自擔任這次代表大會主席的斯旺西工聯理事會主席比萬在大會上的發言。這篇發言載於1887年9月17日倫敦《公益》周刊。——255、263。）而在1887年，大陸社會主義已經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第263頁◎所宣布的那個理論了。因此，《宣言》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著1848年以來現代工人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所有國家的千百萬工人共同的綱領。

    可是，當《宣言》出版的時候，我們不能把它叫作社會主義宣言。在1847年，所謂社會主義者是指兩種人。一方面是指各種空想主義體系的信徒，特別是英國的歐文派和法國的傅立葉派，這兩個流派當時都已經縮小成逐漸走向滅亡的純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會庸醫，他們想用各種萬應靈丹和各種補綴辦法來消除社會弊病而毫不傷及資本和利潤。這兩種人都是站在工人運動以外，寧願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至於當時確信單純政治變革還不夠而要求根本改造社會的那一部分工人，則把自己叫作共產主義者。這是一種還沒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於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產主義；但它已經強大到足以形成兩種空想的共產主義體系：在法國有卡貝的“伊加利亞”共產主義（注：卡貝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他認為人類的不平等是違反自然規律的，人類最嚴重的錯誤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主張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實現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會。他在1840年發表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中描繪了他的理想社會。但是，他反對暴力革命，主張通過和平宣傳來改造資本主義社會。——257、264。），在德國有魏特林的共產主義（注：魏特林是德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空想共產主義者。魏特林在1842年發表了《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了他的空想共產主義計劃，認為理想的社會是和諧與自由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人從事勞動，產品平均分配。他承認使用暴力實現社會革命的必要性。他的學說是一種粗俗的平均共產主義，在早期德國工人運動中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後來成為工人運動發展的障礙。——257、264。）。在1847年，社會主義意味著資產階級的運動，共產主義則意味著工人的運動。當時，社會主義，至少在大陸上，是上流社會的，而共產主義卻恰恰相反。既然我們當時已經十分堅決認定“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注：“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這一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過；這里的提法參看《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見本選集第2卷第609頁）。——257、264。），所以我們一刻也不懷疑究竟應該在這兩個名稱中間選定哪一個名稱。而且後來我們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稱拋棄。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當42年前我們在巴黎革命即無產階級帶著自己的要求參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發出這個號召時，響應者還是寥寥無幾。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數西歐國家中的無產者已經聯合成為流芳百世的國際工人協會了。固然，國際本身只存在了9年，但它所創立的全世界無產者永久的◎第264頁◎聯合依然存在，並且比任何時候更加強固，而今天這個日子就是最好的證明。因為今天我寫這個序言的時候，歐美無產階級正在檢閱自己第一次動員起來的戰鬥力量，他們動員起來，組成一支大軍，在一個旗幟下，為了一個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國際1866年日內瓦代表大會宣布、後來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會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確立八小時正常工作日（注：日內瓦代表大會是國際工人協會於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總委員會、協會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團體等的60名代表。大會批準了協會的章程和條例。馬克思寫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幹問題給代表的指示》（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3-223頁）作為總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提交大會討論。參加大會的蒲魯東主義者幾乎逐點加以反對，經過辯論，總委員會的擁護者取得了勝利。《指示》九項內容中有六項作為大會決議通過。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規定八小時工作日，並把這一要求作為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共同行動綱領。

    巴黎工人代表大會是1889年7月14日至20日在巴黎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實際上是第二國際的成立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來自歐美22個國家和地區的393名代表。大會主席是前巴黎公社委員瓦揚和德國共產黨人李卜克內西。這次大會聽取了各社會主義政黨代表關於本國工人運動的報告並通過一些重要決議，要求在法律上規定八小時工作日，規定五月一日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戰鬥的節日。——265。）。今天的情景定會使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無產者現在真正聯合起來了。

    如果馬克思今天還能同我站在一起親眼看見這種情景，那該多好呵！


馬克思和恩格斯　共產黨宣言（之二）

    （注：《共產黨宣言》是科學共產主義的最偉大的綱領性文件。列寧說：“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即把社會生活領域也包括在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作為最全面最深刻的發展學說的辯證法、以及關於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新社會創造者無產階級肩負的世界歷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論。”（《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0頁）

    《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注：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248、254、364。）起草的綱領。1847年11月，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倫敦召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會上闡述了科學共產主義的觀點。大會經過辯論，接受了他們的觀點，並委托他們為同盟起草一個準備公布的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底用德文寫成了《共產黨宣言》。

    1848年2月底在倫敦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德文單行本，共23頁。《宣言》還被譯成多種歐洲文字。在1848年的各種版本中作者沒有署名。1850年英國憲章派機關刊物《紅色共和黨人》雜志（《紅色共和黨人》是1850年6-11月由喬·哈尼在倫敦出版的憲章派周刊。該刊在1850年11月第21-24期曾以《德國共產黨宣言》為題首次登載《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文。--248、254。）登載《宣言》的第一個英譯文時，雜志編輯喬·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248。）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於倫敦

    載於1890年在倫敦出版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68頁◎第265頁◎

    1892年波蘭文版序言（注：1892年波蘭文版《共產黨宣言》由波蘭社會黨人《黎明》出版社在倫敦出版。恩格斯為這個版本寫了序言。這篇序言還登載在1892年2月27日《黎明》雜志第35期上。

    恩格斯把序言寄給《黎明》出版社後，在1892年2月11日給斯·門德爾森的信中說，他希望將來能掌握波蘭文，以便能深入地研究波蘭工人運動的發展，到那時可為下一版波蘭文《宣言》寫一篇比較充實的序言。——266。）

    從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產黨宣言》波蘭文新版本這一事實，可以引起許多聯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宣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測量歐洲大陸大工業發展的一種尺度。某一國家的大工業越發展，該國工人想要弄清他們作為工人階級在有產階級面前所處地位的願望也就越強烈，工人中間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就越擴大，對《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長。這樣，根據《宣言》用某國文字發行的份數，不僅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該國工人運動的狀況，而且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該國大工業發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蘭文新版本，標志著波蘭工業的重大發展。而且從10年前上一版問世以來確實已有這種發展，這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俄羅斯的波蘭，會議桌上的波蘭（注：會議桌上的波蘭是指沙皇俄國根據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決定所並吞的波蘭領土。維也納會議後，波蘭再度被俄普奧三國瓜分，沙皇俄國並吞了大部分波蘭國土，成立波蘭王國，由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兼國王。會議桌上的波蘭或俄羅斯的波蘭，就是指這部分波蘭領土。——266。），已成為俄羅斯帝國的巨大的工業區。俄國大工業分散於各處，一部分在芬蘭灣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區（莫斯科和弗拉基米爾），一部分在黑海和亞速海沿岸，還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蘭工業則集中於一個比較狹小的地區，這種集中所產生的益處和害處，它都感受到了。這種益處是競爭對手俄國工廠主所承認的，他們雖然拚命想把波蘭人變成俄羅斯人，同時卻要求實行對付波蘭的保護關稅。至於這種害處，即對波蘭工廠主和俄國政府的害處，則表現為社會主義思想在波蘭工人中間迅速傳播和對《宣言》的需求日益增長。◎第266頁◎

    但是，波蘭工業的迅速發展（它已經超過了俄國工業），又是波蘭人民擁有強大生命力的新的證明，是波蘭人民即將達到民族覆興的新的保證。而一個獨立強盛的波蘭的覆興是一件不僅關系到波蘭人而且關系到我們大家的事情。歐洲各民族的真誠的國際合作，只有當每個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時候才能實現。1848年革命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使無產階級戰士歸根到底只做了資產階級的工作，這次革命也通過自己的遺囑執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麥實現了意大利、德國和匈牙利的獨立。至於波蘭，雖然它從1792年以來對革命所作的貢獻比這三個國家所作的全部貢獻還要大，可是它於1863年在十倍於自己的俄國優勢下失敗的時候，卻被拋棄不管了。波蘭貴族既沒有能夠保持住波蘭獨立，也沒有能夠重新爭得波蘭獨立；在資產階級看來，波蘭獨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無關痛癢的事情。然而這種獨立卻是實現歐洲各民族和諧的合作所必需的。這種獨立只有年輕的波蘭無產階級才能爭得，而且在波蘭無產階級手里會很好地保持住。因為歐洲所有其余各國工人都像波蘭工人本身一樣需要波蘭的獨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於倫敦

    載於1892年2月27日《黎明》雜志第35期和1892 年在倫敦出版的波蘭文版《共產黨宣言》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9-330頁◎第267頁◎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注：這篇序言是恩格斯應意大利社會黨領袖菲·屠拉梯的請求，為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產黨宣言》寫的。意大利文版《宣言》由貝蒂尼翻譯，序言由屠拉梯翻譯。該單行本於1893年在米蘭由社會黨的理論刊物《社會評論》雜志社出版。——268。）

    致意大利讀者

    《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可以說正好碰上1848年3月18日這個日子，碰上米蘭和柏林發生革命，這是兩個民族的武裝起義（注：1848年3月18日米蘭人民舉行了反對奧地利統治的武裝起義，趕走了奧地利軍隊，成立了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民主派領導的臨時政府，推動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

    同一天柏林人民也發動了武裝起義，迫使國王宣布立即召開國民議會，制定憲法、撤出城內駐軍、改組政府。這次起義打擊了沙皇俄國支持的封建勢力。——268。），其中一個處於歐洲大陸中心，另一個處於地中海各國中心；這兩個民族在此以前都由於分裂和內部紛爭而被削弱並因而遭到外族的統治。意大利受奧皇支配，而德國則受到俄國沙皇那種雖然不那麽直接、但是同樣可以感覺得到的壓迫。1848年3月18 日的結果使意大利和德國免除了這種恥辱；如果說，這兩個偉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間得到覆興並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重新獲得獨立，那麽，這是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那些鎮壓1848年革命的人違反自己的意志充當了這次革命的遺囑執行人（注：馬克思曾在許多著作里，特別是在《一八五九年的愛爾福特精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62-465頁）一文中闡述過這樣的思想：反動派在1848年以後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遺囑執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實現了革命的要求，盡管這是在一種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進行的。——268。）。

    這次革命到處都是由工人階級幹的；構築街壘和流血犧牲的都是工人階級。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時也抱有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明確意圖。但是，雖然他們已經認識到他們這個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對抗，然而無論法國經濟的進展或法國工人群眾的精神的發展，都還沒有達到可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實最終必然被資本家階級拿去。在其他國◎第268頁◎家，在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工人從一開始就只限於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但是在任何國家，資產階級的統治離開民族獨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給那些直到那時還沒有統一和獨立的民族——意大利、德國、匈牙利——帶來統一和獨立。現在輪到波蘭了。

    由此可見，1848年革命雖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它畢竟為社會主義革命掃清了道路，為這個革命準備了基礎。最近45年以來，資產階級制度由於在各國引起了大工業的飛速發展，到處造成了人數眾多的、緊密團結的、強大的無產階級；這樣它就產生了——正如《宣言》所說——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覆每個民族的獨立和統一，那就既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實行的和睦的與自覺的合作。試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條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蘭工人、俄羅斯工人的共同國際行動！

    可見，1848 年的戰鬥並不是白白進行的。從這次革命時期起直到今日的這45年，也不是白白過去的。這次革命時期的果實已開始成熟，而我的唯一願望是這個意大利文譯本的出版能成為良好的預兆，成為意大利無產階級勝利的預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國際革命的預兆一樣。

    《宣言》十分公正地評價了資本主義在先前所起過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曾經是第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志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現在也如1300年那樣，新的歷史紀元正在到來。意大利是否會給我們一個新的但丁來宣告這個無產階級新紀◎第269頁◎元的誕生呢？

    　　　　　弗·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於倫敦

    載於1893年在米蘭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共產黨宣言》一書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29-431頁◎第270頁◎

    共產黨宣言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

    有哪一個反對黨不被它的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

    從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

    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並且拿黨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於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的時候了。

    為了這個目的，各國共產黨人集會於倫敦，擬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麥文公布於世。◎第271頁◎

    一、資產者和無產者（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編者注）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沒有人知道。後來，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國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證明了這種公有制是一切條頓族的歷史起源的社會基礎，而且人們逐漸發現，村社是或者曾經是從印度到愛爾蘭的各地社會的原始形態。最後，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系，這一卓絕發現把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揭示出來了。隨著這種原始公社的解體，社會開始分裂為各個獨特的、終於彼此對立的階級。關於這個解體過程，我曾經試圖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6年斯圖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討”。——編者注）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行會師傅就是在行會中享有全權的會員，是行會內部的師傅，而不是行會的首領”。——編者注）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第272頁◎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以前那種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經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隨著新市場的出現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場手工業代替了這種經營方式。行會師傅被工業的中間等級排擠掉了；各種行業組織之間的分工隨著各個作坊內部的分工的出現而消失了。

    但是，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產業大軍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第273頁◎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由此可見，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

    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相應的政治上的進展（注：“相應的政治上的進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這個階級的相應的政治上的進展”。——編者注）。它在封建主統治下是被壓迫的等級，在公社（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法國的新興城市，甚至在它們從封建主手里爭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級’的政治權利以前，就已經稱為’公社’了。一般說來，這里是把英國當作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典型國家，而把法國當作資產階級政治發展的典型國家”。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意大利和法國的市民，從他們的封建主手中買得或爭得最初的自治權以後，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體稱為’公社’”。——編者注）里是武裝的和自治的團體，在一些地方組成獨立的城市共和國（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國）”。——編者注），在另一些地方組成君主國中的納稅的第三等級（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國）”。——編者注）；後來，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君主國（注：“等級君主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國”。——編者注）或專制君主國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而且是大君主國的主要基礎；最後，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里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第274頁◎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資產階級揭示了，在中世紀深受反動派稱許的那種人力的野蠻使用，是以極端怠惰作為相應補充的。它第一個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麽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注：民族大遷徙指公元3-7世紀日耳曼、斯拉夫及其他部落向羅馬帝國的大規模遷徙。4世紀末日耳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因遭到匈奴人的進攻侵入羅馬帝國。經過長期的戰爭，西哥特人於5世紀在西羅馬帝國境內定居下來，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也相繼在歐洲和北非建立了獨立的國家。民族大遷徙對摧毀羅馬帝國的奴隸制度和推動西歐封建制度的產生起了重要的作用。——275。）和十字軍征討（注：十字軍征討指11-13世紀西歐天主教會、封建主和大商人打著從伊斯蘭教徒手中解放聖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幟，主要對東地中海沿岸伊斯蘭教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因參加者的衣服上縫有紅十字，故稱“十字軍”。十字軍征討前後共八次，歷時近二百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十字軍征討給東方國家的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使西歐國家的人民遭到慘重的犧牲，但它在客觀上也對東西方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75、433。）的遠征。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第275頁◎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注：“文學”一詞德文是“Literatur”，這里泛指科學、藝術、哲學、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編者注）。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第276頁◎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里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系，封建的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組織，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系，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系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它已經被炸毀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第277頁◎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系、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系的歷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覆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麽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隨著資產階級即資本的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第278頁◎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賣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貨物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以他們同樣地受到競爭的一切變化、市場的一切波動的影響。

    由於推廣機器和分工，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因而對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幾乎只限於維持工人生活和延續工人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商品的價格，從而勞動的價格103，是同它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越使人感到厭惡，工資也就越減少。不僅如此，機器越推廣，分工越細致，勞動量（注：“勞動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勞動負擔”。——編者注）也就越增加，這或者是由於工作時間的延長，或者是由於在一定時間內所要求的勞動的增加，機器運轉的加速，等等。

    現代工業已經把家長式的師傅的小作坊變成了工業資本家的大工廠。擠在工廠里的工人群眾就像士兵一樣被組織起來。他們是產業軍的普通士兵，受著各級軍士和軍官的層層監視。他們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他們每日每時都受機器、受監工、首先是受各個經營工廠的資產者本人的奴役。這種專制制度越是公開地把營利宣布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惡。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氣力越少，換句話說，現代工業越發達，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擠。對工人階級來說，性別和年齡的差別再沒有什麽社會意義了。他們都只是勞動工具，不過因◎第279頁◎為年齡和性別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費用罷了。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的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

    最初是單個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單個資產者作鬥爭。他們不僅僅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而且攻擊生產工具本身（注：這句話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們不是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而是攻擊生產工具本身”。——編者注）；他們毀壞那些來競爭的外國商品，搗毀機器，燒毀工廠，力圖恢覆已經失去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並為競爭所分裂的群眾。工人的大規模集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當時資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須而且暫時還能夠把整個無產階級發動起來。因此，在這個階段上，無產者不是同自己的敵人作鬥爭，而是同自己的敵人的敵人作鬥爭，即同專制君主制的殘余、地主、非工業資產者和小資產者作鬥爭。因此，整個歷史運動都集中在資產階級手里；在這種條件下取得的每◎第280頁◎一個勝利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

    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機器使勞動的差別越來越小，使工資幾乎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因而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生活狀況也越來越趨於一致。資產者彼此間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商業危機，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不穩定；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單個工人和單個資產者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具有兩個階級的沖突的性質。工人開始成立反對資產者的同盟（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里加上了“（工聯）”。——編者注）；他們聯合起來保衛自己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了經常性的團體，以便為可能發生的反抗準備食品。有些地方，鬥爭爆發為起義。

    工人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的真正成果並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這種聯合由於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而得到發展，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聯系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系，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鬥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匯合成階級鬥爭。而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中世紀的市民靠鄉間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的聯合，現代的無產者利用鐵路只要幾年就可以達到了。

    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重新產生，並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它利用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迫使他們用法律形式承認工人的個別利益。英國的十小時工作日◎第281頁◎法案98就是一個例子。

    舊社會內部的所有沖突在許多方面都促進了無產階級的發展。資產階級處於不斷的鬥爭中：最初反對貴族；後來反對同工業進步有利害沖突的那部分資產階級；經常反對一切外國的資產階級。在這一切鬥爭中，資產階級都不得不向無產階級呼籲，要求無產階級援助，這樣就把無產階級卷進了政治運動。於是，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注：“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編者注）即反對自身的武器給予了無產階級。

    其次，我們已經看到，工業的進步把統治階級的整批成員拋到無產階級隊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注：“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啟蒙和進步的新因素”。——編者注）。

    最後，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第282頁◎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

    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中，舊社會的生活條件已經被消滅了。無產者是沒有財產的；他們和妻子兒女的關系同資產階級的家庭關系再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了；現代的工業勞動，現代的資本壓迫，無論在英國或法國，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是一樣的，都使無產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後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

    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麽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第283頁◎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紮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紮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作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第284頁◎

    二、無產者和共產黨人

    共產黨人同全體無產者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注：“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編者注）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階級不同的民族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注：“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進的和最堅決的部分，推動所有其他部分前進的部分”。——編者注）；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

    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廢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並不是共產主義◎第285頁◎所獨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編者注）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有人責備我們共產黨人，說我們要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

    好一個勞動得來的、自己掙得的、自己賺來的財產！你們說的是資產階級財產出現以前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小農的財產嗎？那種財產用不著我們去消滅，工業的發展已經把它消滅了，而且每天都在消滅它。

    或者，你們說的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吧？

    但是，難道雇傭勞動，無產者的勞動，會給無產者創造出財產來嗎？沒有的事。這種勞動所創造的是資本，即剝削雇傭勞動的財產，只有在不斷產生出新的雇傭勞動來重新加以剝削的條件下才能增殖的財產。現今的這種財產是在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中運◎第286頁◎動的。讓我們來看看這種對立的兩個方面吧。

    做一個資本家，這就是說，他在生產中不僅占有一種純粹個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種社會的地位。資本是集體的產物，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

    因此，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

    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

    現在，我們來看看雇傭勞動。

    雇傭勞動的平均價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額。因此，雇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占有的東西，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我們決不打算消滅這種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占有，這種占有並不會留下任何剩余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我們要消滅的只是這種占有的可憐的性質，在這種占有下，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能活著。

    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活的勞動只是增殖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的一種手段。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

    因此，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過去支配現在，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是現在支配過去。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

    而資產階級卻把消滅這種關系說成是消滅個性和自由！說對了。的確，正是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第287頁◎

    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範圍內，所謂自由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買賣。

    但是，買賣一消失，自由買賣也就會消失。關於自由買賣的言論，也像我們的資產階級的其他一切關於自由的大話一樣，僅僅對於不自由的買賣來說，對於中世紀被奴役的市民來說，才是有意義的，而對於共產主義要消滅買賣、消滅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本身這一點來說，卻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要消滅私有制，你們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可見，你們責備我們，是說我們要消滅那種以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財產為必要條件的所有制。

    總而言之，你們責備我們，是說我們要消滅你們的那種所有制。的確，我們是要這樣做的。

    從勞動不再能變為資本、貨幣、地租，一句話，不再能變為可以壟斷的社會力量的時候起，就是說，從個人財產不再能變為資產階級財產（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里加上了“變為資本”。——編者注）的時候起，你們說，個性被消滅了。

    由此可見，你們是承認，你們所理解的個性，不外是資產者、資產階級私有者。這樣的個性確實應當被消滅。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有人反駁說，私有制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

    這樣說來，資產階級社會早就應該因懶惰而滅亡了，因為在這◎第288頁◎個社會里勞者不獲，獲者不勞。所有這些顧慮，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同義反覆：一旦沒有資本，也就不再有雇傭勞動了。

    所有這些對共產主義的物質產品的占有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責備，也被擴及到精神產品的占有和生產方面。正如階級的所有制的終止在資產者看來是生產本身的終止一樣，階級的教育的終止在他們看來就等於一切教育的終止。

    資產者唯恐失去的那種教育，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把人訓練成機器。

    但是，你們既然用你們資產階級關於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觀念來衡量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的主張，那就請你們不要同我們爭論了。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你們的利己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從歷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系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己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談到古代所有制的時候你們所能理解的，談到封建所有制的時候你們所能理解的，一談到資產階級所有制你們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滅家庭！連極端的激進派也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可恥的意圖表示憤慨。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立在什麽基礎上的呢？是建立在資本上面，建立在私人發財上面的。這種家庭只是在資產階級那里才以充分發展的形式存在著，而無產者的被迫獨居和公開的賣淫則是它的補充。

    資產者的家庭自然會隨著它的這種補充的消失而消失，兩者都要隨著資本的消失而消失。◎第289頁◎

    你們是責備我們要消滅父母對子女的剝削嗎？我們承認這種罪狀。

    但是，你們說，我們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滅人們最親密的關系。

    而你們的教育不也是由社會決定的嗎？不也是由你們進行教育時所處的那種社會關系決定的嗎？不也是由社會通過學校等等進行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幹涉決定的嗎？共產黨人並沒有發明社會對教育的作用；他們僅僅是要改變這種作用的性質，要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的影響。

    無產者的一切家庭聯系越是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被破壞，他們的子女越是由於這種發展而被變成單純的商品和勞動工具，資產階級關於家庭和教育、關於父母和子女的親密關系的空話就越是令人作嘔。

    但是，你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公妻制的啊，——整個資產階級異口同聲地向我們這樣叫喊。

    資產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單純的生產工具的。他們聽說生產工具將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婦女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他們想也沒有想到，問題正在於使婦女不再處於單純生產工具的地位。

    其實，我們的資產者裝得道貌岸然，對所謂的共產黨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驚訝，那是再可笑不過了。公妻制無需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們的資產者不以他們的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受他們支配為滿足，正式的賣淫更不必說了，他們還以互相誘奸妻子為最大的享樂。◎第290頁◎

    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人們至多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偽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其實，不言而喻，隨著現在的生產關系的消滅，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賣淫，也就消失了。

    有人還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注：“民族的階級”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領導階級”。——編者注），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

    從宗教的、哲學的和一切意識形態的觀點對共產主義提出的種種責難，都不值得詳細討論了。

    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第291頁◎

    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麽呢？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

    當古代世界走向滅亡的時候，古代的各種宗教就被基督教戰勝了。當基督教思想在18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鬥爭。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領域（注：“信仰領域”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知識領域”。——編者注）里占統治地位罷了。

    “但是”，有人會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等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固然是不斷改變的，而宗教、道德、哲學、政治和法在這種變化中卻始終保存著。

    此外，還存在著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

    這種責難歸結為什麽呢？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麽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第292頁◎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不過，我們還是把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的種種責難撇開吧。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也就是采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沒有力量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里加上了“使進一步向舊的社會制度進攻成為必要”。——編者注）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2.征收高額累進稅。

    3.廢除繼承權。

    4.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5.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第293頁◎

    6.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

    7.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8.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9.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注：“對立”在1872、1883 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別”。——編者注）逐步消滅。（注：在1888 年英文版中這一條是：“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通過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於全國的辦法逐步消滅城鄉差別。”——編者注）

    10.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注：“聯合起來的個人”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國聯合體”。——編者注）的手里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麽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注：“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滅了階級本身”。——編者注），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第294頁◎

    三、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文獻

    1.反動的社會主義

    （甲）封建的社會主義

    法國和英國的貴族，按照他們的歷史地位所負的使命，就是寫一些抨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作品。在法國的1830年七月革命（注：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1814年拿破侖第一帝國垮台後，代表大土地貴族利益的波旁王朝覆辟，它竭力恢覆封建專制統治，壓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限制言論出版自由，加劇了資產階級同貴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日至29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資產階級攫取了革命果實，建立了以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為首的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295、377。）和英國的改革運動（注：政治權力，在19世紀20年代末提出改革議會選舉的要求，經過幾年鬥爭，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迫使英國議會於1832年6月通過了選舉法改革法案。這次改革削弱了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斷，加強了工業資產階級在議會中的地位。——295。）中，他們再一次被可恨的暴發戶打敗了。從此就再談不上嚴重的政治鬥爭了。他們還能進行的只是文字鬥爭。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彈覆辟時期（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這里所指的不是1660-1689年英國的覆辟時期，而是1814-1830年法國的覆辟時期”。——編者注）的老調了。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他們用來泄憤的手段是：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並向他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第295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國正統派（注：正統派指法國代表大土地貴族和高級僧侶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長系的擁護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後，正統派就組成政黨。在反對以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為支柱的當政的奧爾良派王朝時，一部分正統派常常抓住社會問題進行蠱惑宣傳，標榜自己維護勞動者的利益，使他們不受資產者的剝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的觀點叫作封建的社會主義。這里的“第一代法蘭西正統派”是指那些極端仇視法國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和“青年英國”（注：“青年英國”是由英國托利黨（見注33）中的一些政治活動家和著作家組成的集團，成立於19世紀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托·卡萊爾等。他們維護土地貴族的利益，對資產階級日益增長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不滿，企圖用蠱惑手段把工人階級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並利用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296。），都演過這出戲。

    封建主說，他們的剝削方式和資產階級的剝削不同，那他們只是忘記了，他們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經過時的情況和條件下進行剝削的。他們說，在他們的統治下並沒有出現過現代的無產階級，那他們只是忘記了，現代的資產階級正是他們的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

    不過，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批評的反動性質，他們控告資產階級的主要罪狀正是在於：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有一個將把整個舊社會制度炸毀的階級發展起來。

    他們責備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因為它產生了無產階級，不如說是因為它產生了革命的無產階級。

    因此，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詞，屈尊拾取金蘋果（注：“金蘋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業樹上掉下來的金蘋果”。——編者注），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這里主要是指德國，那里的土地貴族和容克通過管事自行經營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們還開設大規模的甜菜糖廠和土豆酒廠。較富有的英國貴族還沒有落到這種地步；但是，他們也知道怎樣讓人家用他們的名義創辦頗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補償地租的下降”。——編者注）。

    正如僧侶總是同封建主攜手同行一樣，僧侶的社會主義也總是同封建的社會主義攜手同行的。

    要給基督教禁欲主義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第296頁◎過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財產，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欲、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一切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

    （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封建貴族並不是被資產階級所推翻的、其生活條件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里日益惡化和消失的唯一階級。中世紀的城關市民和小農等級是現代資產階級的前身。在工商業不很發達的國家里，這個階級還在新興的資產階級身旁勉強生存著。

    在現代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里，形成了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它搖擺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並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不斷地重新組成。但是，這一階級的成員經常被競爭拋到無產階級隊伍里去，而且，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他們甚至覺察到，他們很快就會完全失去他們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獨立部分的地位，在商業、工業和農業中很快就會被監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例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西斯蒙第不僅對法國而且對英國來說都是這類著作家的首領。

    這種社會主義非常透徹地分析了現代生產關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經濟學家的虛偽的粉飾。它確鑿地證明了機器和分工的破壞作用、資本和地產的積聚、生產過剩、危機、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必然沒落、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不平均、各民族之間的毀滅性的工業戰爭，以及舊風尚、舊家庭關系和◎第297頁◎舊民族性的解體。

    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按其實際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覆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覆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工業中的行會制度，農業中的宗法經濟，——這就是它的結論。

    這一思潮在它以後的發展中變成了一種怯懦的悲嘆。（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一句是：“最後，當頑強的歷史事實把自我欺騙的一切醉夢驅散的時候，這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就化為一種可憐的哀愁”。——編者注）

    （丙）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是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產生的，並且是同這種統治作鬥爭的文字表現，這種文獻被搬到德國的時候，那里的資產階級才剛剛開始進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

    德國的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貪婪地抓住了這種文獻，不過他們忘記了：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它必然表現為關於真正的社會、關於實現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這樣，第一次法國革命的要求，在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看來，不過是一般“實踐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的意志的表現，在他們心目中◎第298頁◎就是純粹的意志、本來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規律。

    德國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國的思想同他們的舊的哲學信仰調和起來，或者毋寧說，就是從他們的哲學觀點出發去掌握法國的思想。

    這種掌握，就像掌握外國語一樣，是通過翻譯的。

    大家知道，僧侶們曾經在古代異教經典的手抄本上面寫上荒誕的天主教聖徒傳。德國著作家對世俗的法國文獻采取相反的作法。他們在法國的原著下面寫上自己的哲學胡說。例如，他們在法國人對貨幣關系的批判下面寫上“人的本質的外化”，在法國人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批判下面寫上所謂“抽象普遍物的統治的揚棄”，等等。

    這種在法國人的論述下面塞進自己哲學詞句的做法，他們稱之為“行動的哲學”、“真正的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論證”，等等。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就這樣被完全閹割了。既然這種文獻在德國人手里已不再表現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於是德國人就認為：他們克服了“法國人的片面性”，他們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於現實界，而只存在於雲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

    這種曾經鄭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學生作業並且大言不慚地加以吹噓的德國社會主義，現在漸漸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學的天真。

    德國的特別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和專制王朝的鬥爭，一句話，自由主義運動，越來越嚴重了。

    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得到了一個好機會，把社會主義的◎第299頁◎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宣揚，說什麽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一無所得，反而會失去一切。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德國的社會主義是這種批判的可憐的回聲）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一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

    這種社會主義成了德意志各邦專制政府及其隨從——僧侶、教員、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嚇唬來勢洶洶的資產階級的稻草人。

    這種社會主義是這些政府用來鎮壓德國工人起義的毒辣的皮鞭和槍彈的甜蜜的補充。

    既然“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這樣成了這些政府對付德國資產階級的武器，那麽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種反動的利益，即德國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國，16世紀遺留下來的、從那時起經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是現存制度的真實的社會基礎。

    保存這個小資產階級，就是保存德國的現存制度。這個階級膽戰心驚地從資產階級的工業統治和政治統治那里等候著無可幸免的滅亡，這一方面是由於資本的積聚，另一方面是由於革命無產階級的興起。在它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能起一箭雙雕的作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像瘟疫一樣流行起來了。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給自己的那幾條幹癟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絲織成的、繡滿華麗辭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這件光彩奪目的外衣只是使他們的貨物在這些顧客中間增加銷路罷了。◎第300頁◎

    同時，德國的社會主義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當這種小市民的誇誇其談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範的民族，德國小市民是模範的人。它給這些小市民的每一種醜行都加上奧秘的、高尚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使之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它發展到最後，就直接反對共產主義的“野蠻破壞的”傾向，並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階級鬥爭之上的。現今在德國流行的一切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屬於這一類卑鄙齷齪的、令人委靡的文獻。（注：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1848年的革命風暴已經把這個可惡的流派一掃而光，並且使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沒有興趣搞社會主義了。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爾·格律恩先生”。——編者注）

    2.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

    這一部分人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善派、慈善事業組織者、動物保護協會會員、戒酒協會發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這種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體系。

    我們可以舉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作為例子。

    社會主義的資產者願意要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不◎第301頁◎要由這些條件必然產生的鬥爭和危險。他們願意要現存的社會，但是不要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們願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它所統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把這種安慰人心的觀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體系。它要求無產階級實現它的體系，走進新的耶路撒冷，其實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里，但是要拋棄他們關於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

    這種社會主義的另一種不夠系統、但是比較實際的形式，力圖使工人階級厭棄一切革命運動，硬說能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的並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改革，而僅僅是物質生活條件即經濟關系的改變。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所理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絕對不是只有通過革命的途徑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廢除，而是一些在這種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實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至多只能減少資產階級的統治費用和簡化它的財政管理。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只有在它變成純粹的演說辭令的時候，才獲得自己的適當的表現。

    自由貿易！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護關稅！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單身牢房！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才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唯一認真說出的最後的話。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個論斷：資產者之為資產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3.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這里，我們不談在現代一切大革命中表達過無產階級要求的文獻（巴貝夫等人的著作）。◎第302頁◎

    無產階級在普遍激動的時代、在推翻封建社會的時期直接實現自己階級利益的最初嘗試，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這是由於當時無產階級本身還不夠發展，由於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還沒有具備，這些條件只是資產階級時代的產物。隨著這些早期的無產階級運動而出現的革命文獻，就其內容來說必然是反動的。這種文獻倡導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

    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體系，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的體系，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還不發展的最初時期出現的。關於這個時期，我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了（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誠然，這些體系的發明家看到了階級的對立，以及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方面的任何歷史主動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運動。

    由於階級對立的發展是同工業的發展步調一致的，所以這些發明家也不可能看到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於是他們就去探求某種社會科學、社會規律，以便創造這些條件。

    社會的活動要由他們個人的發明活動來代替，解放的歷史條件要由幻想的條件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逐步組織成為階級要由一種特意設計出來的社會組織來代替。在他們看來，今後的世界歷史不過是宣傳和實施他們的社會計劃。

    誠然，他們也意識到，他們的計劃主要是代表工人階級這一受苦最深的階級的利益。在他們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只是一個受苦最深的階級。

    但是，由於階級鬥爭不發展，由於他們本身的生活狀況，他們就以為自己是高高超乎這種階級對立之上的。他們要改善社會一切成員的生活狀況，甚至生活最優裕的成員也包括在內。因此，他◎第303頁◎們總是不加區別地向整個社會呼籲，而且主要是向統治階級呼籲。他們以為，人們只要理解他們的體系，就會承認這種體系是最美好的社會的最美好的計劃。

    因此，他們拒絕一切政治行動，特別是一切革命行動；他們想通過和平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企圖通過一些小型的、當然不會成功的試驗，通過示範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辟道路。

    這種對未來社會的幻想的描繪，在無產階級還很不發展、因而對本身的地位的認識還基於幻想的時候，是同無產階級對社會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適應的。（注：這段話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這種對未來社會的幻想的描繪，是在無產階級還很不發展、因而對本身的地位的認識還基於幻想的時候，從無產階級對社會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產生的”。——編者注）

    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這些著作抨擊現存社會的全部基礎。因此，它們提供了啟發工人覺悟的極為寶貴的材料。它們關於未來社會的積極的主張，例如消滅城鄉對立（注：“城鄉對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鄉差別”。——編者注），消滅家庭，消滅私人營利，消滅雇傭勞動，提倡社會和諧，把國家變成純粹的生產管理機構，——所有這些主張都只是表明要消滅階級對立，而這種階級對立在當時剛剛開始發展，它們所知道的只是這種對立的早期的、不明顯的、不確定的形式。因此，這些主張本身還帶有純粹空想的性質。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義，是同歷史的發展成反比的。階級鬥爭越發展和越具有確定的形式，這種超乎階級鬥爭的幻想，這種反對階級鬥爭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根據。所以，雖然這些體系的創始人在許多方面是革命的，◎第304頁◎但是他們的信徒總是組成一些反動的宗派。這些信徒無視無產階級的歷史進展，還是死守著老師們的舊觀點。因此，他們一貫企圖削弱階級鬥爭，調和對立。他們還總是夢想用試驗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社會空想，創辦單個的法倫斯泰爾，建立國內移民區，創立小伊加利亞（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法倫斯泰爾是沙爾·傅立葉所設計的社會主義移民區；伊加利亞是卡貝給自己的理想國和後來他在美洲創立的共產主義移民區所起的名稱”。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國內移民區是歐文給他的共產主義的模範社會所起的名稱。法倫斯泰爾是傅立葉所設計的社會宮的名稱。伊加利亞是卡貝所描繪的那種共產主義制度的烏托邦幻想國”。——編者注），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為了建造這一切空中樓閣，他們就不得不呼籲資產階級發善心和慷慨解囊。他們逐漸地墮落到上述反動的或保守的社會主義者的一夥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們更加系統地賣弄學問，狂熱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會科學的奇功異效。

    因此，他們激烈地反對工人的一切政治運動，認為這種運動只是由於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發生的。

    在英國，有歐文主義者反對憲章派，在法國，有傅立葉主義者反對改革派150。

    四、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

    看過第二章之後，就可以了解共產黨人同已經形成的工人政黨的關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們同英國憲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第305頁◎派（注：全美土地改革派即北美土地改革派又稱美國“全國改革協會”，成立於1845年，是一個以手工業者和工人為核心的政治團體，宗旨是無償地分給每一個勞動者一塊土地。40年代後半期，協會宣傳土地改革，反對種植場奴隸主和土地投機分子，並提出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廢除農奴制、取消常備軍等民主要求。許多德國手工業僑民參加了這一土地改革運動。——246、306。）的關系。

    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在法國，共產黨人同社會主義民主黨（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當時這個黨在議會中的代表是賴德律－ 洛蘭，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報紙方面的代表是《改革報》(改革派指法國《改革報》的支持者，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主要代表人物有賴德律－洛蘭、路易·勃朗等人。他們主張建立共和國，實行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革。

    《改革報》是一家法國日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報紙，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該報上發表過文章。——305、306、402。)。’社會主義民主黨’這個名稱在它的發明者那里是指民主黨或共和黨中或多或少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一部分人”。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當時在法國以社會主義民主黨自稱的政黨，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賴德律－洛蘭，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現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是有天壤之別的”。——編者注）聯合起來反對保守的和激進的資產階級，但是並不因此放棄對那些從革命的傳統中承襲下來的空談和幻想采取批判態度的權利。

    在瑞士，共產黨人支持激進派，但是並不忽略這個政黨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國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一部分是激進的資產者。

    在波蘭人中間，共產黨人支持那個把土地革命當作民族解放的條件的政黨，即發動過1846年克拉科夫起義（注：波蘭人民為了民族解放曾準備在1846年2月舉行起義。起義的主要發起人是波蘭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鄧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於波蘭小貴族的背叛行為和普魯士警察逮捕了起義的領袖，總起義沒有成功。只有在1815年起由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共管的克拉科夫，起義者在2月22日取得了勝利並建立了國民政府，發表了廢除封建義務的宣言。克拉科夫起義在1846年3月初被鎮壓。1846年11月，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簽訂了關於把克拉科夫並入奧地利帝國的條約。——306、380。）的政黨。

    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采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

    但是，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第306頁◎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

    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

    最後，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寫於1847年12月-1848年1月

    1848年2月第一次以單行本形式在倫敦出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1-504頁◎第307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　關於波蘭的演說

    （注：1847年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協會在倫敦舉行紀念1830年波蘭起義（見注153）國際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見注86）刊載了這兩篇演說的全文。——308。）

    1847年11月29日在倫敦舉行的紀念1830年波蘭起義（注：指1830年11月開始的1830-1831年反對沙皇制度的波蘭解放起義。起義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波蘭小貴族的手里。他們由於拒絕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廢除農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沒有能夠把農民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沒有農民的支持注定了起義的失敗，這次起義遭到了沙皇的殘酷鎮壓。對這次起義的評價，可參看恩格斯的演說《論波蘭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541頁）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國農民戰爭》中的有關論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38-439頁）。——308。） 十七周年的國際大會上

    馬克思的演說

    各民族的聯合和兄弟聯盟，這是目前一切派別，尤其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注：自由貿易派，即曼徹斯特學派，是19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派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理·科布頓和約·布萊特。19世紀20-50年代，曼徹斯特是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該學派提倡自由貿易，要求國家不幹涉經濟生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則，要求減免關稅和獎勵出口，要求廢除有利於土地貴族的、規定高額谷物進口稅的谷物法（見注30）。1839年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見注71）。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成為自由黨的左翼。——215、308、460、543、741。）的一句口頭禪。的確，現在存在著一種各民族資產階級的兄弟聯盟。這就是壓迫者對付被壓迫者的兄弟聯盟、剝削者對付被剝削者的兄弟聯盟。一個國家里在資產階級各個成員之間雖然存在著競爭和沖突，但資產階級卻總是聯合起來並且建立兄弟聯盟以反對本國的無產者；同樣，各國的資產者雖然在世界市場上互相沖突和競爭，但總是聯合起來並且建立兄弟聯盟以反對各國的無產者。要使各國真正聯合起來，它們就必須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們利益一致，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一些國家剝削另一些國家的條件；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只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階級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第308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對民族沖突和工業沖突的勝利，這些沖突在目前使各國互相敵視。因此，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

    毫無疑問，舊波蘭已經不覆存在了，我們絕對不希望它恢覆。不過不覆存在的不僅是舊波蘭。舊德國、舊法國、舊英國，——整個舊社會都已經不覆存在了。舊社會的失去對於在那個社會里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喪失的人們來說並不是一種損失，而一切現代國家里的極大多數人的處境正是這樣。而且，他們必須通過舊社會的覆滅才能獲得一切；舊社會的覆滅是建立一個不再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新社會的條件。

    在所有的國家里，英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最為尖銳。因此，英國無產者對英國資產階級的勝利對於一切被壓迫者戰勝他們的壓迫者具有決定意義。因此，不應該在波蘭解放波蘭，而應該在英國解放波蘭。因此，你們憲章派（注：憲章派是憲章運動的參加者。憲章運動是19世紀30-50年代中期英國工人的政治運動，其口號是爭取實行包括要求普選權和一系列為工人保證此項權利的許多條件的人民憲章（見注31）。英國工人階級為實現人民憲章掀起了廣泛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憲章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由於資產階級收買工人上層和工人階級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運動終於失敗。憲章派的領導機構是“全國憲章派協會”，機關報是《北極星報》，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瓊斯等。恩格斯稱憲章派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見本選集第3卷第712頁）。列寧把憲章運動稱作“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上已經成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頁）。——193、215、305、309。）不應該僅限於說出解放各民族的善良願望。打倒你們國內的敵人，那時你們就可以自豪地感到，你們消滅了整個舊社會。

    恩格斯的演說

    我的朋友們，請允許我今天作為例外，以一個德國人的身分來講幾句話。我們德國的民主主義者特別關心波蘭的解放。正是德國的君主們曾經從瓜分波蘭中得到好處，正是德國的士兵直到現在還在壓迫加利西亞和波森。我們德國人，我們德國民主主義者，首先應當洗刷我們民族的這個污點。一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蘭沒有從德國人◎第309頁◎壓迫下解放出來，德國就不可能獲得解放。正因為這樣，波蘭和德國才有著一致的利益，也正因為這樣，波蘭的和德國的民主主義者才能夠為解放兩個民族而共同努力。我也認為，導致民主主義勝利、導致歐洲各國解放的首次具有決定意義的打擊將來自英國的憲章派；我在英國已經住了幾年，並且在這段時間內公開地參加了憲章運動。英國的憲章派將第一個奮起，因為正是在英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最為激烈。為什麽最為激烈呢？因為由於現代工業，由於運用機器，英國一切被壓迫階級已經匯合成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龐大階級，即無產階級；由於這種原因，對立方面的一切壓迫階級也聯結成為一個階級，即資產階級。這樣，鬥爭便簡單化了，因此只要一次重大的打擊就能解決這種鬥爭。難道不是這樣嗎？貴族在英國已不再擁有任何權力，資產階級獨攬大權，並使貴族受自己的控制。跟資產階級對抗的是眾志成城的廣大人民群眾，他們戰勝統治者資本家的時刻已經日益臨近了。過去使工人的各個部分互相分離的那種對立的利益已經消除，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經趨於平均化，這一切你們都應歸功於機器生產；沒有機器生產就不會有憲章運動，即使機器生產使你們現在的處境惡化，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勝利才有可能。不僅在英國，就是在所有別的國家里，機器生產對工人的影響也都是如此。在比利時、美國、法國和德國，機器生產使一切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化了，並且越來越平均；所有這些國家里的工人現在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壓迫他們的階級——資產階級。各民族工人生活水平的平均化，他們的黨派利益的一致，都是機器生產的結果，因此機器生產仍然是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從這里我們應當得出什麽結論呢？既然各國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們的利益是相同的，他們的敵人也是相同的，那麽他們就應當共同戰鬥，就應當以各國工人的兄弟◎第310頁◎聯盟來對抗各國資產階級的兄弟聯盟。

    載於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98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09-412頁◎第311頁◎


馬克思　危機和反革命

    *（注：在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了《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見注164），並在該報上發表了許多文章論述德國革命和歐洲革命的種種迫切問題。馬克思的《危機和反革命》這組評論柏林內閣危機的文章，共四篇。寫於1848年9月11、12、13和15日，載於1848年9月12、13、14和16日《新萊茵報》第100、101、102和104號。其中第二、四篇論文和收入本選集的第三篇論文，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的標題是《危機》。——312。）

    科隆9月13日。柏林的危機又進了一步：同國王的沖突，昨天還僅僅估計是難免的，現在實際上已經發生了。

    本報讀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國王對內閣呈請辭職的答覆（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的信中同意內閣的意見，認為普魯士國民議會1848年9月7日的決議——要求陸軍大臣發布一道命令，讓反對立憲制度的軍官辭職——破壞了“君主立憲的原則”，他讚同內閣以辭職來抗議議會的這種行動。——312。）。由於這封信，國王自己登上了前台，同內閣站在一邊，把自己和議會對立起來。

    不僅如此，國王還背著議會讓貝克拉特組閣，貝克拉特在法蘭克福站在極右派一邊，全世界早就知道，他絕不可能指望在柏林獲得多數。

    國王的信是由奧爾斯瓦爾德先生副署的。奧爾斯瓦爾德先生以這種方式把國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飾他自己的可恥的退縮，同時，他在議會面前卻企圖躲在立憲原則後面踐踏這一原則，破壞國王的聲譽，並激起建立共和國的要求。對這一切奧爾斯瓦爾德先生是要承擔責任的！

    大臣們高喊：立憲原則！右派高喊：立憲原則！《科隆日報》（注：《科隆日報》是德國的一家日報，自1802年起在科隆出版；1848-1849年革命時期和在此以後的反動統治時期，該報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經常猛烈地攻擊《新萊茵報》。——312。） 也以哀嘆的聲音無力地應和：立憲原則！

    “立憲原則！”難道這些先生真的這樣愚蠢，以為依靠腐朽透頂的孟德斯鳩-德洛姆的分權學說，依靠陳詞濫調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國人民擺脫1848年的風暴，擺脫日益臨近的、使歷◎第312頁◎史上遺留下來的全部機構覆滅的危險嗎？！

    “立憲原則！”但是，正是這些想不惜任何代價拯救立憲原則的先生們首先應當看到：在這種臨時局面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這一原則。

    “立憲原則！”難道柏林議會的表決、波茨坦和法蘭克福之間的沖突、動蕩、反動陰謀以及軍閥的挑釁不是早就表明，我們總是不顧一切空話而始終立足於革命的基礎上嗎？難道不是早就表明，說我們已經立足於業已確立的完備的立憲君主制基礎上的這種捏造，只會導致現在已經使“立憲原則”瀕於毀滅的沖突嗎？

    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政局下都需要專政，並且是強有力的專政。我們一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余。正當康普豪森先生陶醉於立憲的幻想時，被打垮的黨派就在官僚機構和軍隊中鞏固他們的陣地，甚至敢於在各處展開公開的鬥爭。為了協商憲法而召集了國民議會。它和國王是平權的。在一種臨時局面下有兩個平等的權力！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這種分權，正是臨時局面下的這種分權狀態，必然會導致沖突。貴族、軍閥和官僚的反革命奸黨藏身於國王背後。資產階級站在議會的多數派背後。內閣想充當調停人。但是它太軟弱，不能堅決維護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利益，並且一舉推翻貴族、官僚和軍閥的權力；它也太不靈活，它的財政措施每一次總是觸犯資產階級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個黨派所不能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沖突。

    在任何一種尚未組織就緒的局面下，有決定意義的不是這種或那種原則，而是salut public，即社會安寧。內閣要想防止議會和國王之間的沖突，只有遵循社會安寧的原則，並且即使自己和國王有發生沖突的危險也不畏縮。但是，內閣寧願成為波茨坦“能夠”◎第313頁◎接受的內閣。它一直堅決采取各種保持社會安寧的措施(mesures dusalut public)、專制的措施來對付民主派。在梅爾克爾先生已經承認邦法（注：指1794年頒布的《普魯士國家通用邦法》。——編者注）的某些條文應當廢除之後又用這些舊法律來對付政治上的犯罪行為，難道不正是為了這個目的嗎？在王國各地進行大規模的逮捕，不也正是為了這個目的嗎？

    可是內閣以保持社會安寧為由，在對付反革命時卻縮手縮腳！

    正因為內閣對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這種溫和態度，議會才不得不親自提出保持社會安寧的措施。既然大臣們所代表的那位國王過於軟弱，議會就不得不親自過問。它通過了8月9日的決議，這就是它在這方面采取的行動。不過它的行動方式還是非常溫和的，只是向大臣們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們卻置之不理。

    的確，他們怎麽能同意這一點呢？！8月9日的決議踐踏了立憲原則，它是立法權對行政權的幹預，它要消滅為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權和權力互相監督，它要把協商議會（注：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開的普魯士國民議會稱為“協商議會”；召開這個議會的目的是“同國王協商”制定憲法。議會把這個公式作為自己行動的基礎，從而放棄了主權屬於人民的原則。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把協商議會中的自由派稱為協商派、妥協派等。1848年11月，在反革命勢力進攻下，這一派曾提出拒絕納稅的決議，但是，由於他們僅限於消極抵抗，最後國民議會於1848年12月5日被解散。——314、366。）變成國民公會（注：國民公會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機關，從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國民公會在雅各賓派專政期間，即革命的第三階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為最高權力機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廢除封建所有制，確立民主共和國，並同國內外反革命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後，遵循大資產階級意旨，取消了雅各賓派頒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後於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

    於是燃起了威脅的烈火，傳來了使小資產者心驚膽戰的雷鳴般的呼號，說什麽將來會出現一個恐怖政府，它將設置斷頭台，征收累進稅，沒收財產，懸掛紅旗。

    柏林議會變成了公會！真是極大的諷刺啊！

    然而這些先生們並不是完全不對。如果政府今後仍然我行我素，我們很快就會有公會。並且不只是普魯士的公會，而且是全德國的公會。這個公會應當用一切辦法來制止我們的二十個旺代（注：旺代是法國西部的一個省，1793年春季，該省經濟落後地區的農民在貴族和僧侶唆使和指揮下舉行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暴動，圍攻並奪取了共和國軍隊所防守的索米爾城。暴動於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後的年代中又多次試圖叛亂。旺代因此而成為反革命叛亂策源地的代名詞。——314、554、678。）的內戰和不可避免的同俄國的戰爭。而現在，我們的確只有一幅制憲議會（注：制憲議會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第一階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領導機關和國家立法機關，從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在議會中君主立憲派起主要作用。制憲議會曾於1789年8月4-11日通過法令，宣布廢除封建制度，取消教會和貴族的特權。1789年8月26日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確立資產階級的人權、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等原則。——21、314。）的諷刺畫！◎第314頁◎

    但是，呼籲立憲原則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樣遵守這個原則的呢？

    8月9日，他們讓議會平靜地散會了，議會當時還滿以為大臣們會執行決議。其實這些大臣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絕執行決議的打算告訴議會，更不準備提出辭職。

    大臣們考慮了整整一個月，最後，在許多質問的追逼下，他們才直截了當地向議會宣布：他們不打算執行決議，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

    在這以後，議會仍然命令大臣們執行決議，於是，大臣們就躲在國王後面，在國王和議會之間制造裂痕，從而激起建立共和國的要求。

    然而這些先生們卻還在談論什麽立憲原則！

    總起來說：

    在一種臨時局面下的兩個平等的權力之間發生了不可避免的沖突。內閣不敢堅決果斷地處理政務；它沒有采取必要的保持社會安寧的措施。議會要求內閣盡職只是執行了自己的職責。內閣宣布這樣做是破壞國王的權利，而在它辭職的時候，它卻損害了國王的聲譽。國王和議會互相對立。“協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沖突。這也許還要用武力來解決。

    誰最勇敢、最堅定，誰就能取得勝利。

    寫於1848年9月13日

    載於1848年9月14日《新萊茵報》第102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4-477頁◎第315頁◎


馬克思　資產階級和反革命

    *（注：1848年底，馬克思以《資產階級和反革命》為題寫了一組總結德國三月革命（見注160）的文章，共四篇。寫於當年12月9、11、15和29日，分別載於12月10、15、16和31日《新萊茵報》第165、169、170和183號。在收入本選集的第二篇論文中，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德國資產階級狀況作了總結性的分析。——316。）

    科隆12月11日。當三月的洪水（注：指柏林群眾反對普魯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眾舉行集會，要求取消等級特權，召開議會和赦免政治犯。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調動軍隊鎮壓，發生流血沖突。3月13日，維也納人民推翻梅特涅統治的消息傳到柏林，鬥爭形勢進一步激化。國王懾於群眾威力，企圖拉攏資產階級自由派，阻止革命發展，於17、18日先後頒布特別命令，宣布取消報刊檢查制度；允許召開聯合議會，實行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自由派遂與政府妥協。柏林群眾要求把軍隊撤出首都，在遭到軍警鎮壓後，於3月18日構築街壘舉行武裝起義。最終迫使國王於19日下令把軍隊撤出柏林。起義獲得了勝利，但成果卻被資產階級竊取。3月29日普魯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漢澤曼內閣。——316、317、331、365、518、522。）——一場勢頭很小的洪水——消退以後，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麽龐然大物，不是什麽革命巨人，而是一些舊型生物，一些低矮的資產階級人物——聯合議會（注：聯合議會或聯合（省）議會，是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了獲得向國外借款的保證以擺脫財政困難，於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魯士各省等級議會的聯合議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屆聯合議會的開幕詞中說，他決不會讓“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天經地義的聯系”變成“受到制約的、憲制的”聯系；他決不會讓一張“寫上了字的紙”來代替“真正神聖的王權”。由於國王拒絕滿足議會資產階級多數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議會大多數代表拒絕給國王以新貸款的保證。國王於同年6月解散了聯合議會。——316、497、514、516。）的自由派，覺悟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的代表。那些擁有最發達的資產階級的省份，即萊茵省和西里西亞，曾提出新內閣的基本人選。尾隨其後的有萊茵省的一大群律師。隨著資產階級被封建主排擠到次要地位，萊茵省和西里西亞在內閣里也向舊普魯士各省讓位了。勃蘭登堡內閣只是通過一個埃爾伯費爾德的托利黨人（注：托利黨是英國的政黨，於17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後來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權繼承王位的問題，議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擁護詹姆斯繼承王位的議員，被敵對的輝格黨人譏稱為托利。托利(Tory)為愛爾蘭語，原意為天主教歹徒。托利黨一貫是反動的對內政策的捍衛者，堅決維護國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敗的體制，反對國內的民主改革，曾與輝格黨輪流執政。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托利黨逐漸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響和在議會的壟斷權。1832年議會改革使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入議會。1846年廢除谷物法（見注81）削弱了英國舊土地貴族的經濟基礎並造成了托利黨的分裂。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黨的基礎上成立了英國保守黨。——27、316、750。），才與萊茵省保持一點聯系。漢澤曼和海特男爵！在普魯士資產階級看來，這兩個名字體現著1848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間的全部差別！

    普魯士資產階級被拋上了國家政權的高峰，不過與它的初衷不符的是，這一結果並不是通過一次同王權的和平交易取得的，而是通過一場革命取得的。它本來不應當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應當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去反對王權，即反對自己，因為人民運動替它掃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來，王權只是上帝賜予的一道屏障，可以用來掩蓋它自身的塵世利益。它自身的利益以及與這些利益相適應的政治形態的不可侵犯性，譯成憲法的語言應該是王權的不◎第316頁◎可侵犯性。因此，德國資產階級特別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就狂熱地向往立憲君主制。所以，雖然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及其在德國的可悲結果使普魯士資產階級感到高興，因為這場革命使國家的權柄落到了普魯士資產階級的手中，但是這場革命同時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盤，因為此時它的統治已受到它所不願實現而且也不可能實現的那些條件的束縛了。

    資產階級只是袖手旁觀，讓人民為它作戰。因此，轉交給它的統治權，也就不是一個統帥在戰勝自己的敵人後掌握的那種統治權，而是一個受勝利了的人民委托來保護人民自身利益的安全委員會所掌握的那種統治權。

    康普豪森倒也深深地感覺到了這種處境的難堪之處，並且他的內閣的全部軟弱性都是從這種感覺和引起這種感覺的那些情況中產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無恥的行徑便帶有某種由於羞恥而泛出的紅暈。而漢澤曼的特權卻是肆無忌憚的無恥和卑鄙。臉色是否發紅，就是這兩個油漆匠之間的唯一差別。

    普魯士的三月革命（注：指柏林群眾反對普魯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眾舉行集會，要求取消等級特權，召開議會和赦免政治犯。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調動軍隊鎮壓，發生流血沖突。3月13日，維也納人民推翻梅特涅統治的消息傳到柏林，鬥爭形勢進一步激化。國王懾於群眾威力，企圖拉攏資產階級自由派，阻止革命發展，於17、18日先後頒布特別命令，宣布取消報刊檢查制度；允許召開聯合議會，實行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自由派遂與政府妥協。柏林群眾要求把軍隊撤出首都，在遭到軍警鎮壓後，於3月18日構築街壘舉行武裝起義。最終迫使國王於19日下令把軍隊撤出柏林。起義獲得了勝利，但成果卻被資產階級竊取。3月29日普魯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漢澤曼內閣。——316、317、331、365、518、522。）既不應該和1648年的英國革命混為一談，也不應該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混為一談。

    1648年，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結成同盟反對君主制，反對封建貴族，反對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會。

    1789年，資產階級和人民結成同盟反對君主制、貴族和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會。

    1789年革命僅僅以1648年革命作為自己的榜樣（至少就歐洲來說是如此），而1648年革命則僅僅以尼德蘭人反對西班牙的起義作為自己的榜樣。這兩次革命都比自己的榜樣前進了一個世紀；不僅在時間上是如此，而且在內容上也是如此。

    在這兩次革命中，資產階級都是實際上領導運動的階級。無產◎第317頁◎階級和那些不屬於資產階級的市民等級集團，不是還沒有與資產階級截然不同的利益，就是還沒有組成獨立發展的階級或階層。因此，在它們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國，它們只不過是為實現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雖然它們采用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方式。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無非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的敵人，即對付專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儈主義的一種平民方式而已。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並不是英國的革命和法國的革命；這是歐洲範圍的革命。它們不是社會中某一階級對舊政治制度的勝利；它們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資產階級在這兩次革命中獲得了勝利；然而，當時資產階級的勝利意味著新社會制度的勝利，資產階級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民族對地方主義的勝利，競爭對行會制度的勝利，財產分配制對長子繼承制的勝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對土地所有者隸屬於土地制的勝利，啟蒙運動對迷信的勝利，家庭對宗族的勝利，進取精神對遊俠怠惰的勝利，資產階級權利對中世紀特權的勝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紀對16世紀的勝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紀對17世紀的勝利。這兩次革命不僅反映了它們發生的地區即英法兩國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要求。

    普魯士的三月革命卻完全不是這樣。

    二月革命在事實上消滅了立憲君主制，在思想上消滅了資產階級統治。普魯士的三月革命卻要在思想上確立立憲君主制，在事實上確立資產階級統治。三月革命決不是歐洲的革命，它不過是歐洲革命在一個落後國家里的微弱的回聲。它不僅沒有超過自己的世紀，反而比自己的世紀落後了半個世紀以上。它一開始就是一種繼發性的現象，大家都知道，繼發性病癥比原發性疾病更難醫治，◎第318頁◎並且對機體更加有害。它不是要建立一個新社會，而是要在柏林覆活那種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會。普魯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的、德意志的革命，它一開始就是普魯士地方性的革命。維也納起義、卡塞爾起義、慕尼黑起義以及各式各樣的地方性的起義，都是同它並駕齊驅的，都同它爭奪首位。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因其站立於創造性的事業的頂峰而充滿無限的自信；而1848年柏林革命的抱負，則在於造成時代錯亂。這次革命的光芒就像某些星球的光芒一樣，在發出這種光芒的那些星體消逝了10萬年以後，才到達我們地球居民的眼中。普魯士的三月革命對於歐洲來說就是這樣一個星球，只是縮小了規模，就像它在一切方面都縮小了規模一樣。它的光芒是一具早已腐爛的社會屍體發出的光芒。

    德國資產階級發展得如此遲鈍、畏縮、緩慢，以致當它以威逼的氣勢同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對抗的那一刻，它發現無產階級以及市民等級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無產階級相近的集團也以威逼的氣勢同它自己形成了對抗。它看到，不僅有一個階級在它後面對它采取敵視態度，而且整個歐洲都在它前面對它采取敵視態度。與1789年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並不是一個代表整個現代社會反對舊社會的代表，即反對君主制和貴族的階級。它降到了一種等級的水平，既明確地反對國王又明確地反對人民，對國王和人民雙方都采取敵對態度，但在單獨面對自己的每一個對手時態度都猶豫不決，因為它總是在自己前面或後面看見這兩個敵人；它一開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與舊社會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協，因為它本身已經從屬於舊社會了；它不是代表新社會的利益去反對舊社會，而是代表已經陳腐的社會內部重新出現的那些利益；它操縱革命的舵輪，並不是因為它有人民為其後盾，◎第319頁◎而是因為人民在後面迫使它前進；它居於領導地位，並不是因為它代表新社會時代的首創精神，而只是因為它反映舊社會時代的怨恨情緒；它是舊國家的一個從未顯露的巖層，由於一次地震而被拋到了新國家的表層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層面前嘟囔，在下層面前戰栗，對兩者都持利己主義態度，並且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利己主義；對於保守派來說是革命的，對於革命派來說卻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號，用空談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風暴，同時又利用這個風暴來謀私利；毫無毅力，到處剽竊；因缺乏任何獨特性而顯得平庸，同時又因本身平庸而顯得獨特；自己跟自己講價錢；沒有首創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沒有負起世界歷史使命；活像一個受詛咒的老頭，注定要糟踏健壯人民的最初勃發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從於自己風燭殘年的利益；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齒，沒有一切——這就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在三月革命後執掌普魯士國家權柄時的形象。

    寫於1848年12月11日

    載於1848年12月15日《新萊茵報》第169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3-127頁◎第320頁◎


馬克思　雇傭勞動與資本（之一）

    *（注：《雇傭勞動與資本》是馬克思根據他於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見注165）發表的演說寫成的。1848年初，馬克思打算在布魯塞爾發表這部著作，可是，由於被逐出比利時，這個願望未能實現。

    這部著作以《新萊茵報》（見注164）社論的形式於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發表，標題為《雇傭勞動與資本》。由於馬克思暫時離開科隆，後來又由於德國政局更加緊張，加上《新萊茵報》被迫停刊，這些文章的刊載遂告中斷。

    《新萊茵報》停刊後，馬克思曾想出版《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單行本，可是他未能親自實現這個想法。1880年在布雷斯勞首次出版了這部著作的單行本。這個版本於1881年又再版了一次。1884年在霍廷根-蘇黎世由“瑞士合作印書館”出版的單行本，是在恩格斯參與下出版的，恩格斯還為它寫了一篇關於該書發表經過的簡短前言。1891年，為了在工人中進行宣傳，這本小冊子又出了一種新版，由恩格斯校訂並寫了導言。

    現在發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是根據1891年版譯出的。凡是恩格斯所作的重要更改，均在腳注中注明《新萊茵報》上發表時的原文。——321。）

    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注：這篇導言是恩格斯為他校訂的、於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新版單行本而寫的。恩格斯在導言開頭，把他為這一著作的1884年版本所寫的前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4頁）全部覆述一遍。為了在工人當中宣傳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曾大量刊印了附有恩格斯這篇導言的小冊子。

    導言在工人和社會主義報刊上獲得廣泛的傳播，它以獨立的論文形式登載出來。在這個單行本出版以前，它曾發表在1891年5月13日《前進報》第109號附刊上，標題是：《雇傭勞動與資本》。它還稍經刪節載於1891年5月30日《自由報》第22號，1891年7月10日意大利雜志《社會評論》第10期，1891年7月22日《社會主義者報》第44號，1892年法國社會主義雜志《社會問題》的文集，以及其他報刊。

    馬克思的這一著作後來根據1891年版譯成許多種外文出版，所有這些版本都收有這篇導言。——321。）

    這部著作從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論的形式陸續發表在《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作用。闡述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的重要觀點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盡管遭到當局的種種迫害和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把他驅逐出境，同時又加緊迫害《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致使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321、398、544。）上。它的基礎是1847年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注：德意志工人協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7年8月底在布魯塞爾建立的德國工人團體，全稱是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目的是對僑居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向他們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戰友的領導下，協會成了團結僑居比利時的德國革命無產者的合法中心，並同佛蘭德和瓦隆的工人俱樂部保持了直接的聯系。協會中的優秀分子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布魯塞爾支部。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見注112）後不久，由於協會成員被比利時警察當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協會在布魯塞爾的活動即告停止。——321。）作的幾次講演。這部著作沒有全文刊載；在第269號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字樣，但這一點並未實現，因為當時接連爆發的事變——俄國人開進了匈牙利，德累斯頓、伊瑟隆、埃爾伯費爾德、普法爾茨和巴登發生起義（注：俄國人開進了匈牙利，指1849年沙皇軍隊為鎮壓匈牙利資產階級革命和恢覆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對匈牙利進行的武裝幹涉。

    德累斯頓等地的起義是為了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帝國憲法而舉行的。這些起義是德國1848-1849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見注172）。——321、433。），——使報紙本身被查封了（1849年5月19日）。這部著作的續稿，在馬克思的遺稿中始終沒有發現（注：在馬克思的遺稿中後來發現一份手稿，它是為《雇傭勞動與資本》最後一講或最後幾講準備的提綱，標題為《工資》，封面上注明“布魯塞爾，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35-660頁）。這份手稿可以作為馬克思這篇未完成的著作的部分補充。——321。）。

    《雇傭勞動與資本》已經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過好幾種單行本，最後一次於1884年在霍廷根-蘇黎世由瑞士合作印書館出版。所有以前發行的版本都是一字不動地按原稿印行的。可是，現在刊印的新版是宣傳性質的小冊子，銷數至少應當是一萬冊，因此我不免產生了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本人是否會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印呢？

    在40年代，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這個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321頁◎第一分冊出版（1859年）以前發表的那些著作中，有個別地方與他在1859年以後寫的著作中的論點不同，並且從較晚的著作來看，有些用語和整個語句是不妥當的，甚至是不正確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發展進程中所包含的這種比較早期的觀點，也應該得到反映；作者和讀者都有無可爭議的權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印這些比較早期的著作。在這種情況下，重印這些比較早期的著作，我連想也不會想到要更改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個字。

    但是，當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說是專為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工作用的時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這種場合，馬克思一定會使這個發表於1849年的舊的論述同他的新的觀點一致起來。所以我相信，我在這個版本中為了在一切重要點上達到這種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願的。因此，我要預先告訴讀者：這本小冊子現在已經不是像馬克思在1849年寫成的那個樣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寫成的。況且原本已經大量發行，在我將來有機會把它不加修改地編入全集重印以前，這已經夠了。

    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歸結於一點。在原稿上是，工人為取得工資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在現在這一版本中則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關於這點修改，我應當作一個解釋。向工人們解釋，是為了使他們知道，這里並不是單純的咬文嚼字，而是牽涉到全部政治經濟學中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向資產者們解釋，是為了使他們確信，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要比我們那些高傲的“有教養的”人高明得多，因為前者對最難的經濟論述也很容易理解，而後者對這種覆雜的問題卻終身也解決不了。

    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工業實踐方面因襲了工廠主的流行的看◎第322頁◎法，仿佛工廠主所購買和償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勞動。這一看法對於工廠主進行營業、記賬和計算價格來說，是完全夠用了。可是，把這個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不可思議的謬誤和混亂。

    經濟學碰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切商品的價格，包括被它稱作“勞動”的那個商品的價格在內，不斷地發生變動；它們由於那些往往與商品本身的生產毫不相關的各種各樣的情況的影響，忽而上漲，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覺得價格通常是由純粹的偶然情況來決定的。當經濟學作為科學出現的時候，它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找出隱藏在這種表面支配著商品價格的偶然情況後面，而實際上卻自己支配著這種偶然情況本身的規律。在商品價格不斷地時而上漲，時而下降的變動和波動中，它要找出這種變動和波動所圍繞的穩定的軸心。一句話，它要從商品價格出發，找出作為調節價格的規律的商品價值，價格的一切變動都可以根據價值來加以說明，而且歸根到底都以價值為依歸。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發現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為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的。古典經濟學滿足於這樣的解釋。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為止。不過為了避免誤會起見，我認為需要提醒一下，這種解釋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夠了。馬克思曾經第一個徹底研究了勞動所具有的創造價值的特性，並且發現，並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產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都會在任何條件下給這一商品追加一個與所消耗的勞動量相當的價值量。因此，如果我們現在還是同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們一起簡單地說，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決定的，那麽我們在這里總是以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帶條件為當然前提的。這里指出這一點就夠了。其余的可以在馬克思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第323頁◎判》一書和《資本論》第一卷里找到（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 -41頁和第23卷第47-101頁。——編者注）。

    可是只要經濟學家將價值由勞動來決定這個觀點應用到“勞動”這個商品上去的時候，他們馬上就陷進一連串的矛盾之中。“勞動”的價值是由什麽決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勞動來決定的。但是，在一個工人一天、一星期、一個月、一年的勞動里面，包含有多少勞動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個月、一年的勞動。假如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尺度，那麽我們只能用勞動來表現“勞動的價值”。但是假如我們只知道一小時勞動的價值等於一小時勞動，那麽我們對一小時勞動的價值就絕對地毫無所知。這樣，我們絲毫也沒有接近我們的目的，總是在一個圈子里打轉。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企圖另找出路，它說：商品的價值等於它的生產費用。但是勞動的生產費用又是什麽呢？為了答覆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們不得不對邏輯施加一些暴行。他們不去考察勞動本身的生產費用（遺憾得很，這是不能確定的），而去考察什麽是工人的生產費用。而這種生產費用是可以確定的。它是隨著時間和情況而改變的，可是在一定的社會狀況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產部門中，它同樣是個特定的量，至少在相當狹小的範圍內是個特定的量。我們現在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占統治的條件下，在這里，居民中的一個人數眾多並且不斷增長的階級，只有為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原料）和生活資料占有者工作以掙得工資，才能生存。在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工人的生產費用就是為了使工人具有勞動能力，保持其勞動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脫離生產時用新的工人來代替他，也就是為了使工人階級能夠以必要的◎第324頁◎數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資料數量，或者是這些生活資料的貨幣價格。現在我們假定，這些生活資料的貨幣價格是平均每天3馬克。

    這樣，我們這個工人從雇他的資本家那里得到一天3馬克的工資。資本家借此讓他一天工作譬如說12小時。在這當中，資本家大致是這樣盤算的：

    假定我們的這個工人——一個鉗工——應當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個機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樣式的鐵和銅——值20馬克。又假定蒸汽機的耗煤量，以及這蒸汽機、旋床和這個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損耗，按一天時間和按他所占的份額計算，值1馬克。一天的工資，照我們的假定是3馬克。總共算起來，我們所說的這個機器零件要耗費24馬克。但是資本家卻打算平均從零件購買者手上取得27馬克的價格，即要比他所支出費用多3馬克。

    資本家裝到自己腰包里去的這3馬克是從哪里得來的呢？ 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說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價值出賣的，也就是按照相當於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勞動量的價格出賣的。於是，我們所說的這個機器零件的平均價格——27馬克——就和它的價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勞動量相等。但是，在這27馬克當中，有21馬克是在我們所說的這個鉗工開始工作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價值；20馬克包含在原料中，1馬克包含在工作期間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當時所使用，因而工作效能已經按這一價值額降低了的機器和工具中。剩下的6 馬克被加到原料的價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們那些經濟學家自己的假定，這6 馬克只能是從我們所說的這個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個勞動中產生的。這樣一來，他12小時的勞動創造了6馬克的新價值。因此，他的12小時勞動的◎第325頁◎價值就等於6馬克，這樣我們就會終於發現什麽是“勞動的價值”了。

    “等一等”！——我們所說的這個鉗工說，——“6馬克嗎？ 但是我只拿到3馬克呀！我的資本家向天發誓說，我的12小時勞動的價值只等於3馬克，假使我向他要6馬克，就要被他嗤笑。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如果說前面在談到勞動價值問題的時候，我們曾經陷在一個圈子里走不出去，那麽現在我們又完全陷進一個不能解決的矛盾之中。我們尋找勞動的價值，而我們所找到的卻多於我們所需要的。對於工人說來，12小時勞動的價值是3 馬克；對於資本家說來卻是6馬克，資本家從這6馬克中拿出3 馬克作為工資付給工人，而其余3馬克則裝進了自己的腰包。這樣看來，勞動不是有一個價值，而是有兩個價值，並且是兩個極不相同的價值！

    如果我們把貨幣所表現的價值歸結為勞動時間，那麽這個矛盾就顯得更加荒謬了。在12小時勞動時間內創造了6馬克的新價值。這就是說，在6小時內創造的是3馬克，即工人勞動12小時所得到的那個數目。工人勞動了12小時，而他當作等價物得到的卻是6小時勞動的產品。因此，或者是勞動有兩個價值，其中一個比另一個大一倍，或者是12等於6！兩種情況都是極端荒謬的。

    不管我們怎樣掙紮，只要我們還是講勞動的買賣和勞動的價值，我們就不能夠擺脫這種矛盾。經濟學家的情況就是這樣。古典經濟學的最後一個分支——李嘉圖學派，多半是由於不能解決這個矛盾而遭到了破產。古典經濟學走入了絕境。從這種絕境中找到出路的那個人就是卡爾·馬克思。

    經濟學家所看作“勞動”生產費用的，並不是勞動的生產費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而這個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也不◎第326頁◎是他的勞動。馬克思說：“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注：《資本論》第1卷第17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7頁。——編者注）因此，他最多只能出賣他自己的未來的勞動，也就是說，他只能承擔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工作的義務。但是，這樣他就不是出賣勞動（這勞動還待去完成），而是為了獲得一定的報酬讓資本家在一定的時間內（在計日工資下）或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計件工資下）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他出租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可是，這個勞動力是同工人本身長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產費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一致的；那些被經濟學家稱為勞動生產費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產費用，因而也就是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從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進而談到勞動力的價值，並確定為生產一定質量的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馬克思在論勞動力買賣的那一節里也就是這樣做的（《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

    那麽，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之後，就是說為了獲得預先講定的工資——計日工資或計件工資——而把自己的勞動力交給資本家去支配之後，情形又怎樣了呢？資本家把這個工人帶到自己的工場或工廠里去，在那里已經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種東西：原料，輔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機器。於是工人就在這里開始工作起來。假定他一天的工資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樣是3 馬克，——至於他是以計日工資還是計件工資獲得這筆工資，那沒有什麽關系。這里我們還是照前面那樣假定，工人在12小時內用自己的勞動在被使用的原料上追加了6馬克的新價值，這個新價值◎第327頁◎是資本家在出賣成品的時候實現的。從這6馬克中，他付給工人3馬克，剩下的3馬克則留給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時里生產6馬克的價值，那麽在6小時里他所創造的就是3馬克的價值。這樣，工人在替資本家工作了6小時之後，就已經把包含在工資中的3馬克等量價值償還給資本家了。在6小時勞動以後雙方兩訖，誰也不欠誰一文錢。

    “等一等！”——現在是資本家叫起來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12小時。6小時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時做完，只有到那時我們才算是兩訖！”於是這個工人實際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願”簽訂的合同，根據那個合同，他為了值6小時的勞動產品，應該去工作整整12小時。

    計件工資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們所說的這個工人在12小時內制成了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機器的損耗共計2馬克，而每件商品卻賣2 1/2馬克。這樣，在上面所假設的同樣條件下，資本家只付給工人每件商品25 分尼。12件就是3馬克；要得到這3馬克，工人必須工作12小時。資本家從12件商品上得到30馬克。扣除原料和機器損耗共24馬克外，還剩下6馬克，從這6馬克中，他拿出3馬克作為工資付給工人，而把其余3馬克放進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樣。這里工人為自己工作6小時，即為償還自己的工資而工作6 小時（在12小時中，每小時為自己工作半小時），而為資本家工作6小時。

    那些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從“勞動”價值出發而無法解決的困難，一到我們用“勞動力”價值來作出發點，就消失不見了。在我們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樣的商品，但卻是一種完全特殊的商品。這就是說，這個商品具有一種獨特的特性：它是創造價值的力量，是價值的源泉，並且——在◎第328頁◎適當使用的時候——是比自己具有的價值更多的價值的源泉。在現代生產狀況下，人的勞動力不僅僅在一天里能生產超過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價值；而且隨著每一個新的科學發現，隨著每一項新的技術發明，勞動力的一天產品超出其一天費用的那個余額也在不斷增長，因而工作日中工人為償還自己一天的工資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時間就在縮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為資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報酬的那部分時間卻在延長。

    這就是我們的全部當代社會的經濟制度：工人階級是生產全部價值的唯一的階級。因為價值只是勞動的另一種表現，是我們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的一種表現。但是，這些由工人所生產的價值不屬於工人，而是屬於那些占有原料、機器、工具和預付資金，因而有可能去購買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階級從他們所生產的全部產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資本家階級保留在自己手里並至多也只需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隨著每一項新的發明和發現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階級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計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點也不增加，並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縮減。

    但是，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擠的發明和發現，這種每天空前大量增長的人類勞動的生產率，終於造成一種定會使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陷於滅亡的沖突。一方面是不可計量的財富和購買者無法對付的產品過剩，另一方面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口無產階級化，變成雇傭工人，因而無力獲得這些過剩的產品。社會分裂為人數不多的過分富有的階級和人數眾多的無產的雇傭工人階級，這就使得這個社會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時它的極大多數成員卻幾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極度的貧困。社會的這種狀況一天◎第329頁◎比一天顯得越加荒謬和越加不需要了。它應當被消除，而且能夠被消除。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是可能實現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當代的階級差別將消失；而且在這個制度之下——也許在經過一個短暫的，有些艱苦的，但無論如何在道義上很有益的過渡時期以後，——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一步發展一切社會成員的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至於工人們正日益充滿決心地爭取這個新的社會制度，那在大洋兩岸都將由明天的5月1日和5月3日的星期日（注：指1891年五一慶祝活動。在某些國家（英國、德國），這種慶祝活動是在5月1日以後頭一個星期日舉行的；1891年，5月1日以後的頭一個星期日是5月3日。英國、奧地利、德國、法國、意大利、俄國和其他國家許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五一紀念日舉行了集會和示威遊行。——330。）來證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於倫敦

    載於1891年5月13日《前進報》第109號附刊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34-243頁◎第330頁◎

    雇傭勞動與資本

    我們聽到了各方面的責難，說我們沒有敘述構成現代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系（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這句話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4日”。——編者注）。我們只是當這些關系在政治沖突中直接表現出來的時候，才有意地提到過這些關系。

    過去首先必須從日常歷史進程中去考察階級鬥爭，並根據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現的歷史材料來從經驗上證明：當實現了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和三月革命（注：指柏林群眾反對普魯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眾舉行集會，要求取消等級特權，召開議會和赦免政治犯。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調動軍隊鎮壓，發生流血沖突。3月13日，維也納人民推翻梅特涅統治的消息傳到柏林，鬥爭形勢進一步激化。國王懾於群眾威力，企圖拉攏資產階級自由派，阻止革命發展，於17、18日先後頒布特別命令，宣布取消報刊檢查制度；允許召開聯合議會，實行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自由派遂與政府妥協。柏林群眾要求把軍隊撤出首都，在遭到軍警鎮壓後，於3月18日構築街壘舉行武裝起義。最終迫使國王於19日下令把軍隊撤出柏林。起義獲得了勝利，但成果卻被資產階級竊取。3月29日普魯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漢澤曼內閣。——316、317、331、365、518、522。）的工人階級被征服的時候，它的敵人（在法國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在整個歐洲大陸則是反對過封建專制制度的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也同時被戰勝了；法國“正直的共和國”的勝利，同時也就是以爭取獨立的英勇戰爭響應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敗；最後，隨著革命工人的失敗，歐洲又落到了過去那種受雙重奴役即受英俄兩國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鬥爭（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見注192）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維也納的陷落（注：指1848年11月1日，維也納被文迪施格雷茨的軍隊占領。——331。），1848年柏林11月（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柏林11月”前面沒有“1848年”。——編者注）的悲喜劇（注：指1848年11月11日的柏林事件。1848年11月8日國王下令把普魯士國民議會會址從柏林遷往勃蘭登堡。國民議會的多數派通過了一項繼續在柏林開會的決定。11月10日國民議會被趕出它經常開會的話劇院。11月11-13日議會在射擊俱樂部開會，11月15日被弗蘭格爾將軍的軍隊驅散。——331。），波蘭、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拚命努力，愛爾蘭的嚴重饑荒——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現了歐洲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的主要事件。我們曾經根據這些實例證明過：任何一次革命起義，不論它的目的顯得離階◎第331頁◎級鬥爭有多麽遠，在革命的工人階級沒有獲得勝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敗的；任何一種社會改革，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沒有在世界戰爭中用武器進行較量以前，都是要成為空想的。在我們的闡述中，也如在現實中一樣，比利時和瑞士都是大歷史畫中的悲喜劇式的、漫畫式的世俗畫：前者是資產階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後者是資產階級共和制的典型國家，兩者都自以為既跟階級鬥爭無關，又跟歐洲革命無關。

    現在，在我們的讀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瀾壯闊的政治形式展開的階級鬥爭以後，我們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資產階級的生存及其階級統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為基礎的經濟關系本身，也就適當其時了。

    我們分三大部分來加以說明：(1)雇傭勞動對資本的關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資本家的統治；(2) 各個中等資產階級和所謂的市民等級（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所謂的市民等級”，而是“農民等級”。——編者注）在現存制度下必然發生的滅亡過程；(3) 歐洲各國資產者階級在商業上受世界市場霸主英國的奴役和剝削的情形。

    我們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我們就當讀者連最起碼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沒有。我們希望工人能明白我們的解說。加之，在德國到處對一些最簡單的經濟關系的了解都極端無知和十分混亂，從特許的現存制度的辯護者到冒牌的社會主義者和未被承認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這種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國比諸侯王爺還多。

    我們首先來講第一個問題：什麽是工資？它是怎樣決定的？

    假如問工人們：“你們的工資是多少？”那麽一個工人回答說：◎第332頁◎“我做一天工從我的雇主那里得到一馬克（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馬克”，而是“法郎”。以下出現的“馬克”原來也都是“法郎”。——編者注）”；另一個工人回答說：“我得到兩馬克”，等等。由於他們工作的勞動部門不同，他們每一個人因（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此處在“因”後面有“勞動了一定的時間或”。——編者注）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織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個印張的字）而從各自的雇主那里得到的貨幣數量也不同。盡管他們得到的貨幣數量不同，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工資是資本家（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資本家”，而是“資產者”。——編者注）為了償付勞動一定的時間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筆貨幣。

    可見（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可見”後面沒有“看起來好像是”。——編者注），看起來好像是資本家（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資本家”，而是“資產者”。——編者注）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工人是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但這只是假象。實際上，他們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的東西，是他們的勞動力。資本家以一天、一星期、一個月等等為期購買這個勞動力。他在購買勞動力以後使用這個勞動力，也就是讓工人在約定的時間內勞動。（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沒有“但這只是假象……也就是讓工人在約定的時間內勞動”這幾句話。——編者注）資本家（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資本家”，而是“資產者”。——編者注）用以購買工人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103。——編者注）的那個貨幣量，譬如說兩馬克，也可以買到兩磅糖或一定數量的其他某種商品。他用以購買兩磅糖的兩馬克，就是兩磅糖的價格。他用以購買12小時的勞動力的使用（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的使用”，而是“勞動”。——編者注）◎第333頁◎的兩馬克，就是12小時勞動的價格。可見，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是一種商品，是和砂糖一模一樣的商品。前者是用鐘點來計量的，後者是用重量來計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去換得資本家的商品，即換得貨幣，並且這種交換是按一定的比例進行的。一定量的貨幣交換一定量的勞動力的使用（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的使用”，而是“勞動”。——編者注）時間。織布工人的12小時勞動交換兩馬克。但是，難道這兩馬克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兩馬克買到的商品嗎？可見，實質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各種各樣的其他商品（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交換各種各樣的其他商品”，而是“勞動交換各種各樣的商品”。——編者注），並且是按一定的比例交換的。資本家付給他兩馬克，就是為交換他的工作日而付給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燈光，等等。可見，這兩馬克是表現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同其他（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沒有“其他”一詞。——編者注）商品相交換的比例，即表現他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商品通過貨幣來估價的交換價值，也就稱為商品的價格。所以，工資只是人們通常稱之為勞動價格的勞動力價格（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人們通常稱之為勞動價格的勞動力價格”，而是“勞動價格”。——編者注）的特種名稱，是只能存在於人的血肉中的這種特殊商品價格的特種名稱。

    拿任何一個工人來說，比如拿一個織布工人來說吧。資本家（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資本家”，而是“資產者”。——編者注）供給他一台織布機和一些紗。織布工人動手工作，紗變成了布。資◎第334頁◎本家把布拿去，賣了比方說20馬克。織布工人的工資是不是這塊布中的一份，20馬克中的一份，他的勞動產品中的一份呢？絕對不是。因為這個織布工人是在布還沒有賣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還沒有織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資的。可見，資本家支付的這筆工資並不是來自他賣布所賺的那些貨幣，而是來自他原來儲備的貨幣。資產者給織布工人提供的織布機和紗不是織布工人的產品，同樣，織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交換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產品。可能有這樣的情形：資產者給自己的布找不到一個買主。他出賣布所賺的錢，也許甚至不能撈回他用於開銷工資的款項。也有可能他出賣布所得的錢，比他付給織布工人的工資數目大得多。這一切都與織布工人毫不相幹。資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現有財產即一部分財產去購買織布工人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資本去購買原料（紗）和勞動工具（織布機）完全一樣。購買了這些東西（其中包括生產布所必需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以後，資本家就用只是屬於他的原料和勞動工具進行生產。當然，我們這位善良的織布工人現在也屬於勞動工具之列，他也像織布機一樣在產品中或在產品價格中是沒有份的。

    所以，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的生產性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那一部分。

    總之，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是一種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出賣給資本的一種商品。他為什麽出賣它呢？為了生活。

    可是，勞動力的表現即（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沒有“勞動力的表現即”。——編者注）勞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動，是工人◎第335頁◎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這種生命活動出賣給別人，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動對於他不過是使他能夠生存的一種手段而已。他是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認為勞動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對於他來說，勞動就是犧牲自己的生活。勞動是已由他出賣給別人的一種商品。因此，他的活動的產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工人為自己生產的不是他織成的綢緞，不是他從金礦里開采出的黃金，也不是他蓋起的高樓大廈。他為自己生產的是工資，而綢緞、黃金、高樓大廈對於他都變成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也許是變成棉布上衣，變成銅幣，變成某處地窖的住所了。一個工人在一晝夜中有12小時在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搬運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認為這12小時的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現，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對於他來說，在這種活動停止以後，當他坐在飯桌旁，站在酒店櫃台前，睡在床上的時候，生活才算開始。在他看來，12小時勞動的意義並不在於織布、紡紗、鉆孔等等，而在於這是掙錢的方法，掙錢使他能吃飯、喝酒、睡覺。如果說蠶兒吐絲作繭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那麽它就可算是一個真正的雇傭工人了。

    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並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並不向來就是雇傭勞動，即自由勞動。奴隸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出賣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是向農民賣工一樣。奴隸連同自己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一次而永遠地賣給奴隸的所有者了。奴隸是商品，可以從一個所有者手里轉到另一個所有者手里。奴隸本身是商品，但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卻不是他的商品。農奴只出賣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不是他從土地所有者方面領◎第336頁◎得報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從他那里收取貢賦。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產果實。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賣自己，並且是零碎地出賣。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時、10小時、12小時、15小時拍賣給出錢最多的人，拍賣給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即拍賣給資本家。工人既不屬於某個所有者，也不屬於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時、10小時、12小時、15 小時卻屬於這些時間的購買者。工人只要願意，就可以離開雇用他的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可以隨意辭退工人，只要資本家不能再從工人身上獲得利益或者獲得預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辭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賣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為其收入的唯一來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工人不是屬於某一個資本家，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不是屬於某一個資本家，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而是“不是屬於某個資產者，而是屬於整個資產階級，即資產者階級”。——編者注）；至於工人給自己尋找一個雇主，即在這個資本家階級（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資本家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編者注）中間尋找一個買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現在，在更詳細地談論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以前，我們先簡短地敘述一下在決定工資時要考慮到的一些最一般的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工資是一定商品，即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價格。所以，工資同樣也是由那些決定其他一切商品價格的規律決定的。

    那麽，試問：商品的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呢？◎第337頁◎

    商品的價格是由什麽決定的？（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這句話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5日”。——編者注）

    它是由買者和賣者之間的競爭即需求和供給的關系決定的。決定商品價格的競爭是三方面的。

    同一種商品，有許多不同的賣者供應。誰以最便宜的價格出賣同一質量的商品，誰就一定會戰勝其他賣者，從而保證自己有最大的銷路。於是，各個賣者彼此間就進行爭奪銷路、爭奪市場的鬥爭。他們每一個人都想出賣商品，都想盡量多賣，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個人獨賣，而把其余的出賣者排擠掉。因此，一個人就要比另一個人賣得便宜些。於是賣者之間就發生了競爭，這種競爭降低他們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

    但是買者之間也有競爭，這種競爭反過來提高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

    最後，買者和賣者之間也有競爭。前者想買得盡量便宜些，後者卻想賣得盡量貴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這種競爭的結果怎樣，要依上述競爭雙方的情況如何來決定，就是說要看是買者陣營里的競爭激烈些呢還是賣者陣營里的競爭激烈些。產業把兩支軍隊拋到戰場上對峙，其中每一支軍隊內部又發生內訌。戰勝敵人的是內部沖突較少的那支軍隊。

    假定，市場上有100包棉花，而買者們卻需要1 000包。在這種情形下，需求比供給大10倍，因而買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很激烈；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竭力設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里。這個例子並不是隨意虛構的。在商業史上有過這樣一些棉花歉收的時期，那時幾個資本家彼此結成聯盟，◎第338頁◎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收買下來，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買下來。這樣，在我們前述的情形下，每一個買者都力圖排擠掉另一個買者，出較高的價格收買每包棉花。棉花的賣者們看見敵軍隊伍里發生極劇烈的內訌，並完全相信他們的100包棉花都能賣掉，因此他們就嚴防自己內部打起架來，以免在敵人競相擡高價格的時候降低棉花的價格。於是賣者陣營里忽然出現了和平。他們冷靜地叉著雙手，像一個人似地對抗買者；只要那些最熱中的買者的出價又沒有非常確定的限度，那賣者的貪圖也就會沒有止境。

    可見，某種商品的供給低於需求，那麽這種商品的賣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很弱，甚至於完全沒有競爭。賣者之間的競爭在多大程度上減弱，買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在多大程度上加劇。結果便是商品價格或多或少顯著地上漲。

    大家知道，較為常見的是產生相反後果的相反情形：供給大大超過需求，賣者之間拚命競爭；買者少，商品賤價拋售。

    但是，價格上漲和下跌是什麽意思呢？高價和低價是什麽意思呢？沙粒在顯微鏡下就顯得高，寶塔比起山岳來就顯得低了。既然價格是由需求和供給的關系決定的，那麽需求和供給的關系又是由什麽決定的呢？

    讓我們隨便問一個資產者吧。他會像新即位的亞歷山大大帝一樣，馬上毫不猶豫地利用乘法表來解開這個形而上學的紐結。他會對我們說，假如我生產我出賣的這個商品的費用是100馬克，而我把它賣了110馬克（自然是以一年為期），那麽這是一種普通的、老實的、正當的利潤。假如我在進行交換時得到了120 或130馬克，那就是高額利潤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馬克，那就會是特高的巨額利潤了。對於這個資產者來說，究竟什麽是衡量利潤的尺◎第339頁◎度呢？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來的一定數量的別種商品，其生產費用少於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那他就算虧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來的一定數量的別種商品，其生產費用大於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那他就算贏利了。他是以生產費用作為零度，根據他的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數來測定他的利潤的升降的。

    我們已經說過，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的改變，時而引起價格的上漲，時而引起價格的下跌，時而引起高價，時而引起低價。

    假如某一種商品的價格，由於供給不足或需求劇增而大大上漲，那麽另一種商品的價格就不免要相應地下跌，因為商品的價格不過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別種商品和它交換的比例。舉例說，假如一碼綢緞的價格從5馬克上漲到6馬克，那麽白銀的價格對於綢緞來講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這樣，它們的價格雖然沒有改變，但比起綢緞來卻是跌價了。人們在交換中必須拿出更多的商品才能得到原來那麽多的綢緞。

    商品價格上漲會產生什麽後果呢？大量資本將湧向繁榮的產業部門中去，而這種資本流入較為有利的產業部門中去的現象，要繼續到該部門的利潤跌落到普通水平時為止，或者更確切些說，要繼續到該部門產品的價格由於生產過剩而跌落到生產費用以下時為止。

    反之，假如某一種商品的價格跌落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下，那麽資本就會從該種商品的生產部門抽走。除了該工業部門已經不合時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該商品的生產，即該商品的供給，就要因為資本的這種外流而縮減，直到該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相適應為止，就是說，直到該商品的價格重新上漲到它的生產費用水平，或者更確切些說，直到供給低於需求，即直到商品價格又上漲到它◎第340頁◎的生產費用以上為止，因為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高於或低於它的生產費用。

    我們看到，資本是不斷地從一個產業部門向另一個產業部門流出或流入的。價格高就引起資本的過分猛烈的流入，價格低就引起資本的過分猛烈的流出。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證明：不僅供給，連需求也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可是，這樣一來，我們就未免離題太遠了。

    我們剛才說過，供給和需求的波動，總是會重新把商品的價格引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實際價格始終不是高於生產費用，就是低於生產費用；但是，上漲和下降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在一定時間內，如果把產業衰退和興盛總合起來看，就可看出各種商品是依其生產費用而互相交換的，所以它們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一點，不應當理解成像經濟學家們所理解的那種意見。經濟學家們說，商品的平均價格等於生產費用；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規律。他們把價格的上漲被價格的下降所抵銷，而下降則被上漲所抵銷這種無政府狀態的運動看作偶然現象。那麽，同樣也可以（另一些經濟學家就正是這樣做的）把價格的波動看作規律，而把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一點看作偶然現象。可是，只有在這種波動的進程中，價格才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我們細加分析時就可以看出，這種波動起著極可怕的破壞作用，並像地震一樣震撼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這種無秩序狀態的總運動就是它的秩序。在這種產業無政府狀態的進程中，在這種循環運動中，競爭可以說是拿一個極端去抵銷另一個極端。

    由此可見，商品的價格是這樣由它的生產費用來決定的：某些時期，某種商品的價格超過它的生產費用，另一些時期，該商品◎第341頁◎的價格卻下跌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下，而抵銷以前超過的時期，反之亦然。當然，這不是就個別產業的產品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產業部門來說的。所以，這同樣也不是就個別產業家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產業家階級來說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就等於說價格由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因為構成生產費用的是：(1) 原料和勞動工具的損耗部分（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工具的損耗部分”，而是“勞動工具”。——編者注），即產業產品，它們的生產耗費了一定數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數量的勞動時間；(2)直接勞動，它也是以時間計量的。

    調節一般商品價格的那些一般的規律，當然也調節工資，即調節勞動價格。

    勞動報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為轉移的，依購買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工人之間的競爭情形為轉移的。工資的波動一般是和商品價格的波動相適應的。可是，在這種波動的範圍內，勞動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即為創造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那麽，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生產費用究竟是什麽呢？

    這就是為了使工人保持其為工人並把他訓練成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

    因此，某一種勞動所需要的訓練時間越少，工人的生產費用也就越少，他的勞動的價格即他的工資也就越低。在那些幾乎不需要任何訓練時間，只要有工人的肉體存在就行的產業部門里，為造成◎第342頁◎工人所需要的生產費用，幾乎只歸結為維持工人的可以保住其勞動能力的生存（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可以保住其勞動能力的生存”，而是“生存”。——編者注）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勞動的價格是由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

    可是，這里還應該注意到一種情況。

    工廠主在計算自己的生產費用，並根據生產費用計算產品的價格的時候，是把勞動工具的損耗也計算在內的。譬如說，假如一台機器值1 000馬克，使用期限為10年，那麽他每年就要往商品價格中加進100馬克，以便在10 年期滿時有可能用新機器來更換用壞的機器。同樣，簡單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生產費用中也應加入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從而使工人階級能夠繁殖後代並用新工人來代替失去勞動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損耗也和機器的損耗一樣，是要計算進去的。

    總之，簡單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作最低工資額。這種最低工資額，也和商品價格一般由生產費用決定一樣，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來說的。單個工人、千百萬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但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範圍內則是和這個最低額相等的。

    現在，我們既已講明了調節工資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的最一般規律，我們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們的本題了。資本是由用於生產新的原料、新的勞動工具和新的生活資料◎第343頁◎的各種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組成的。（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這句話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6日”。——編者注）資本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都是勞動的創造物，勞動的產品，積累起來的勞動。作為進行新生產的手段的積累起來的勞動就是資本。


馬克思　雇傭勞動與資本（之二）

    *（注：《雇傭勞動與資本》是馬克思根據他於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見注165）發表的演說寫成的。1848年初，馬克思打算在布魯塞爾發表這部著作，可是，由於被逐出比利時，這個願望未能實現。

    這部著作以《新萊茵報》（見注164）社論的形式於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發表，標題為《雇傭勞動與資本》。由於馬克思暫時離開科隆，後來又由於德國政局更加緊張，加上《新萊茵報》被迫停刊，這些文章的刊載遂告中斷。

    《新萊茵報》停刊後，馬克思曾想出版《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單行本，可是他未能親自實現這個想法。1880年在布雷斯勞首次出版了這部著作的單行本。這個版本於1881年又再版了一次。1884年在霍廷根-蘇黎世由“瑞士合作印書館”出版的單行本，是在恩格斯參與下出版的，恩格斯還為它寫了一篇關於該書發表經過的簡短前言。1891年，為了在工人中進行宣傳，這本小冊子又出了一種新版，由恩格斯校訂並寫了導言。

    現在發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是根據1891年版譯出的。凡是恩格斯所作的重要更改，均在腳注中注明《新萊茵報》上發表時的原文。——321。）

    經濟學家們就是這樣說的。

    什麽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種人。這個說明和前一個說明是一樣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砂糖並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而是“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編者注）。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對自然界的影響”，而是“對自然界的關系”。——編者注），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系，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全部生產活動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第344頁◎

    因此，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並且，難道不正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為資本的嗎？

    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並且還包括交換價值。資本所包括的一切產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僅是若幹物質產品的總和，並且也是若幹商品、若幹交換價值、若幹社會量的總和。

    不論我們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麥也好，是以輪船代替鐵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輪船——資本的軀體——同原先體現資本的羊毛、小麥和鐵路具有同樣的交換價值即同樣的價格，那麽資本依然還是資本。資本的軀體可以經常改變，但不會使資本有絲毫改變。

    但是，雖然任何資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然而並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資本。

    任何一些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一個交換價值。任何單個交換價值都是一些交換價值的總和。例如，值1 000馬克的一座房子是◎第345頁◎1 000馬克的交換價值。值一分尼（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分尼”，而是“生丁”。——編者注）的一張紙是100/100分尼的交換價值的總和。能同別的產品交換的產品就是商品。這些產品由以交換的一定比例就是它們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用貨幣來表示，就是它們的價格。這些產品的數量多少絲毫不能改變它們成為商品，或者表現交換價值，或者具有一定價格的規定。一株樹不論其大小如何，終究是一株樹。無論我們拿鐵同別的產品交換時是以羅特（注：歐洲舊重量單位，約為1/30磅。——編者注）為單位還是以公擔為單位，這一點難道會改變鐵成為商品，成為交換價值的性質嗎？鐵是一種商品，它依其數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價值，高低不同的價格。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換價值的總和究竟是怎樣成為資本的呢？

    它成為資本，是由於它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即作為一種屬於社會一部分的力量，通過交換直接的、活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而保存並增大自身。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階級的存在是資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於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勞動才變為資本。

    資本的實質並不在於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勞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它的實質在於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並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

    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資本家和雇傭工人”，而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編者注）是怎樣進行交換的呢？◎第346頁◎

    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他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工人通過這種創造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工人從資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現有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有什麽用處呢？用於直接消費。可是，如果我不利用靠這些生活資料維持我的生活的這段時間來生產新的生活資料，即在消費的同時用我的勞動創造新價值來補償那些因消費而消失了的價值，那麽，只要我消費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我來說就會永遠消失。但是，工人為了交換已經得到的生活資料，正是把這種貴重的再生產力量讓給了資本。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這種力量。

    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有個農場主每天付給他的一個短工5銀格羅申。這個短工為得到這5銀格羅申，就整天在農場主的田地上幹活，保證農場主能得到10 銀格羅申的收入。農場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給短工的價值，並且還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見，他有成效地、生產性地使用和消費了他付給短工的5銀格羅申。他拿這5銀格羅申買到的正是一個短工的能生產出雙倍價值的農產品並把5 銀格羅申變成10銀格羅申的勞動和力量。相反，短工則拿他的生產力（他正是把這個生產力的作用讓給了農場主）換到5銀格羅申，並用它們換得遲早要消費掉的生活資料。所以，這5銀格羅申的消費有兩種方式：對資本家來說，是再生產性的，因為這5銀格羅申換來的勞動力帶來了10銀格羅申；對工人來說，是非生產性的，因為這5銀格羅申換來的生活資料永遠消失了，他只有再和農場主進行同樣的交換才能重新取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這樣，資本以雇◎第347頁◎傭勞動為前提，而雇傭勞動又以資本為前提。兩者相互制約；兩者相互產生。

    一個棉紡織廠的工人是不是只生產棉織品呢？不是，他生產資本。他生產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勞動並通過他的勞動創造新價值的價值。

    資本只有同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交換，只有引起雇傭勞動的產生，才能增加。雇傭工人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雇傭工人的勞動力”，而是“雇傭勞動”。——編者注）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加強時，才能和資本交換。因此，資本的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增加。

    所以，資產者及其經濟學家們斷言，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萬確呵！如果資本不雇用工人，工人就會滅亡。如果資本不剝削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資本就會滅亡，而要剝削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資本就得購買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投入生產的資本即生產資本增加越快，從而產業越繁榮，資產階級越發財，生意越興隆，資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賣自己的價格也就越高。

    原來，生產資本的盡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強過活的必要條件。

    但是，生產資本的增加又是什麽意思呢？就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對活勞動的權力的增加，就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力量的增加。雇傭勞動生產著對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財富，也就是說生產著同它敵對的權力——資本，而它從這種敵對權力那里取得就業手段，即取得生活資料，是以雇傭勞動又會變成資本的一部分，又◎第348頁◎會變成再一次把資本投入加速增長運動的杠桿為條件的。

    斷言資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工人的利益”，而是“勞動的利益”。——編者注）是一致的，事實上不過是說資本和雇傭勞動是同一種關系的兩個方面罷了。一個方面制約著另一個方面，就如同高利貸者和揮霍者相互制約一樣（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這句話前面加有“科隆4月7日”。——編者注）。

    只要雇傭工人仍然是雇傭工人，他的命運就取決於資本。這就是一再被人稱道的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資本越增長，雇傭勞動量就越增長，雇傭工人人數就越增加，一句話，受資本支配的人數就越增多。（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這句話前面加有“科隆4月7日”。——編者注）。我們且假定有這樣一種最有利的情形：隨著生產資本的增加，對勞動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勞動價格即工資也提高了。

    一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講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並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座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

    工資的任何顯著的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等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與一般社◎第349頁◎會發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是相對的。

    工資一般不僅是由我能夠用它交換到的商品數量來決定的。工資包含著各種關系。

    首先，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取得一定數量的貨幣。工資是不是單由這個貨幣價格來決定的呢？

    在16世紀，由於在美洲發現了更豐富和更易於開采的礦藏（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在美洲發現了更豐富和更易於開采的礦藏”，而是“美洲的發現”。——編者注），歐洲流通的黃金和白銀的數量增加了。因此，黃金和白銀的價值和其他各種商品比較起來就降低了。但是，工人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所得到的銀幣數仍和從前一樣。他們的勞動的貨幣價格仍然如舊，然而他們的工資畢竟是降低了，因為他們拿同樣數量的銀幣所交換到的別種商品比以前少了。這是促進16世紀資本增長和資產階級興盛的原因之一。

    我們再舉一個別的例子。1847年冬，由於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資料（面包、肉類、黃油、幹酪等等）大大漲價了。假定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所得的貨幣量仍和以前一樣。難道他們的工資沒有降低嗎？當然是降低了。他們拿同樣多的貨幣所能換到的面包、肉類等等東西比從前少了。他們的工資降低並不是因為白銀的價值減低了，而是因為生活資料的價值增高了。

    我們最後再假定，勞動的貨幣價格仍然未變，可是一切農產品◎第350頁◎和工業品由於使用新機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價格。這時，工人拿同樣多的貨幣可以買到更多的各種商品。所以，他們的工資正因為工資的貨幣價值仍然未變而提高了。

    總之，勞動的貨幣價格即名義工資，是和實際工資即用工資實際交換所得的商品量並不一致的。因此，我們談到工資的增加或降低時，不應當僅僅注意到勞動的貨幣價格，僅僅注意到名義工資。

    但是，無論名義工資，即工人把自己賣給資本家所得到的貨幣量，還是實際工資，即工人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資所包含的各種關系完全表示出來。

    此外，工資首先是由它和資本家的贏利即利潤的關系來決定的。這就是比較工資、相對工資。

    實際工資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價格相比的勞動價格，而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與積累起來的勞動，即資本從勞動新創造出來的價值中所取得的份額相比而言的直接勞動在這一價值中所占的份額。（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相對工資所表示的……”以後的一段話如下：“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同積累起來的勞動的價格相比的直接勞動價格，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的相對價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價值”。——編者注）。

    上面，在第14頁上，（注：見本卷第335頁。——編者注）我們說過：“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的生產性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那一部分。”但是，資本家必須從出賣由工人創造的產品的價格中再補償這筆工資。資本家必須這樣做：他在補償這筆工資時，照例要剩下一筆超出他所支出的生產費用的余◎第351頁◎額即利潤。工人所生產的商品的銷售價格，對資本家來說可分為三部分：第一，補償他所預付的原料價格和他所預付的工具、機器及其他勞動資料的損耗；第二，補償資本家所預付的工資；第三，這些費用以外的余額，即資本家的利潤。第一部分只是補償原已存在的價值；很清楚，補償工資的那一部分和構成資本家利潤的余額完全是從工人勞動所創造出來的並追加到原料上去的新價值中得來的。而在這個意義上說，為了把工資和利潤加以比較，我們可以把兩者都看成是工人的產品中的份額。（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沒有這一整段話。——編者注）

    實際工資可能仍然未變，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盡管如此，相對工資卻可能降低了。假定說，一切生活資料跌價2/3，而日工資只降低了1/3，比方由3 馬克降低到2馬克。這時，雖然工人拿這2馬克可以買到比從前拿3 馬克買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相比卻降低了。資本家（比如，一個工廠主）的利潤增加了1馬克，換句話說，資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換價值付給工人，而工人卻必須生產出比以前多的交換價值。資本的份額與勞動的份額相比提高了（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資本的份額與勞動的份額相比提高了”；而是“資本的價值比勞動的價值提高了”。——編者注）。社會財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資本家用同樣多的資本支配著更大的勞動量。資本家階級支配工人階級的權力增加了，工人的社會地位更低了，比起資本家的地位來又降低了一級。

    究竟什麽是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關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規律呢？◎第352頁◎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的。資本的份額（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資本的份額”，而是“資本的交換價值”。——編者注）即利潤越增加，則勞動的份額（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的份額”，而是“勞動的交換價值”。——編者注）即日工資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而利潤降低多少，則工資就增加多少。

    也許有人會駁斥說：資本家贏利可能是由於他拿自己的產品同其他資本家進行了有利的交換，可能是由於開辟了新的市場或者原有市場上的需要驟然增加等等，從而對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一個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可能是由於損害了其他資本家的利益，而與工資即勞動力（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編者注）的交換價值的漲落無關；或者，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也可能是由於改進了勞動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須承認，所得出的結果依然是一樣的，只不過這是經過相反的途徑得出的。固然，利潤的增加不是由於工資的降低，但是工資的降低卻是由於利潤的增加。資本家用同一數量的他人的勞動（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他人的勞動”，而是“勞動”。——編者注），購得了更多的交換價值，而對這個勞動卻沒有多付一文。這就是說，勞動所得的報酬同它使資本家得到的純收入相比卻減少了。

    此外，我們還應提醒，無論商品價格如何波動，每一種商品的平均價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總是由它的生產費用決定的。因此，資本家相互間的盈虧得失必定在整個資本家階級範圍◎第353頁◎內互相抵銷。改進機器，在生產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勞動時間內，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和資本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產品，但決不是創造出更多的交換價值。如果我用紡紗機能夠在一小時內生產出比未發明這種機器以前的產量多一倍的紗，比方從前為50磅，現在為100磅，那麽我在一定時間內（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沒有“在一定時間內”。——編者注）用這100磅紗所交換到的商品不會比以前用50 磅交換到的多些，因為紗的生產費用減少了一半，或者說，因為現在我用同樣多的生產費用能夠生產出比以前多一倍的產品。

    最後，不管資本家階級即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也好，整個世界市場的也好）相互之間分配生產所得的純收入的比例如何，這個純收入的總額歸根到底只是直接勞動使積累起來的勞動（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這里是“積累起來的勞動直接勞動”。——編者注）在總體上增加的那個數額。所以，這個總額是按勞動使資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潤與工資相對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長的。

    可見，即使我們停留在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範圍內，也可以知道資本的利益和雇傭勞動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的。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等於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勞動的價格（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勞動的價格”，而是“勞動的交換價值”。——編者注），相對工資同樣迅速下降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實際工資同名義工資即勞動的貨幣價值同時增加，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以同一比例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麽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第354頁◎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隨著資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橫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社會鴻溝也同時擴大，而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隨著增大。

    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殘羹剩飯就越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資本的奴隸人數就增加得越多。

    這樣我們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情勢，即資本的盡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消滅工人的利益和資產者的利益即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狀態。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

    最後：

    所謂生產資本的盡快增加是對雇傭勞動最有利的條件這種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階級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與它敵對的權力，即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被允許在越加有利的條件下重新為增加資產階級財富、重新為增大資本的權力而工作，滿足於為自己鑄造金鎖鏈，讓資產階級用來牽著它走。

    然而，是不是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那樣，生產資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資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這句話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10日”。——編者注）我們不應當聽信他們的◎第355頁◎話。我們甚至於不能相信他們的這種說法：似乎資本長得越肥，它的奴隸也吃得越飽。資產階級很開明，很會打算，它沒有封建主的那種以仆役隊伍的奢華誇耀於人的偏見。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迫使它錙銖必較。

    因此我們就應當更仔細地研究一個問題：

    生產資本的增長是怎樣影響工資的？

    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資本整個說來是在不斷增長，那麽勞動的積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資本（注：《新萊茵報》發表時誤為“資本家”，後在第270號作出更正，現根據這一更正進行改動。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編者注）的數量和規模日益增大。資本的增大加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資本規模的不斷增大，為把裝備著火力更猛烈的鬥爭武器的更強大的工人大軍引向產業戰場提供了手段。

    一個資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賣商品的情況下，才能把另一個資本家逐出戰場，並占有他的資本。可是，要能夠更便宜地出賣而又不破產，他就必須更便宜地進行生產，就是說，必須盡量提高勞動的生產力。而增加勞動的生產力的首要辦法是更細地分工，更全面地應用和經常地改進機器。內部實行分工的工人大軍越龐大，應用機器的規模越廣大，生產費用相對地就越迅速縮減，勞動就更有效率。因此，資本家之間就發生了全面的競爭：他們竭力設法擴大分工和增加機器，並盡可能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可是，假如某一個資本家由於更細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機器並改進新機器，由於更有利和更大規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樣多的勞動或積累起來的勞動生產出比他的競爭者更多的產◎第356頁◎品（即商品），比如說，在同一勞動時間內，他的競爭者只能織出半碼麻布，他卻能織出一碼麻布，那麽他會怎樣辦呢？

    他可以繼續按照原來的市場價格出賣每半碼麻布，但是這樣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敵人逐出戰場，就不能擴大自己的銷路。可是隨著他的生產的擴大，他對銷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這些更有效率、更加貴重的生產資料使他能夠廉價出賣商品，但是這種生產資料又使他不得不出賣更多的商品，為自己的商品爭奪更大得多的市場。因此，這個資本家出賣半碼麻布的價格就要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些。

    雖然這個資本家生產一碼麻布的費用並不比他的競爭者生產半碼麻布的費用多，但是他不會以他的競爭者出賣半碼麻布的價格來出賣一碼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額外的利潤，而只是通過交換把自己的生產費用收回罷了。如果他的收入終究還是增加了，那只是因為他推動了更多的資本，而不是因為他比其他資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資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價格定得比他的競爭者低百分之幾，他追求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他壓低價格就能把他的競爭者擠出市場，或者至少也能奪取他的競爭者的一部分銷路。最後，我們再提一下，市場價格總是高於或低於生產費用，這取決於該種商品是在產業的旺季出賣的還是在淡季出賣的。一個采用了生產效能更高的新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賣價超出他的實際生產費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碼麻布的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迄今的一般生產費用為轉移的。

    可是，這個資本家的特權不會長久；參與競爭的其他資本家也會采用同樣的機器，實行同樣的分工，並以同樣的或更大的規模采用這些機器和分工。這些新措施將得到廣泛的推廣，直到麻布價格不僅跌到原先的生產費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產費用以下為止。◎第357頁◎

    這樣，資本家的相互關系又會像采用新生產資料以前那樣了；如果說他們由於采用這種生產資料能夠以同一價格提供加倍的產品，那麽現在他們已不得不按低於原來的價格出賣加倍的產品了。在這種新生產費用的水平上，同樣一場角逐又重新開始：分工更細了，使用的機器數量更多了，利用這種分工的範圍和采用這些機器的規模更大了。而競爭又對這個結果發生反作用。

    我們看到：生產方式和生產資料是如何通過這種方式不斷變革，不斷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進一步的分工；機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機器的更廣泛的采用；大規模的勞動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勞動。

    這是一個規律，這個規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資產階級的生產拋出原先的軌道，並且因為資本已經加強了勞動的生產力而迫使它繼續加強勞動的生產力；這個規律不讓資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邊催促說：前進！前進！

    這個規律正是那個在商業的周期性波動中必然使商品價格和商品生產費用趨於一致的規律。

    不管一個資本家運用了效率多麽高的生產資料，競爭總使這種生產資料普遍地被采用，而一旦競爭使這種生產資料普遍地被采用，他的資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後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來的價格，他就必須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 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為現在他必須售出也許比以前多1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產品數量的辦法來彌補由於售價降低所受的損失；因為他現在必須賣出更多的商品不僅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得到更多的利潤”，而是“得到利潤”。——編者注），並且也是為了◎第358頁◎補償生產費用（我們已經說過，生產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貴）；因為此時這種大量出賣不僅對於他而且對於他的競爭對方都成了生死問題，所以先前的鬥爭就會隨著已經發明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來。所以，分工和機器的采用又將以更大得無比的規模發展起來。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產資料的力量多麽強大，競爭總是要把資本從這種力量中得到的黃金果實奪去：競爭使商品的價格降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也就是說，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產，即有可能用同一數量的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競爭就使更便宜的生產即為了同一價格總額（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為了同一價格總額”，而是“為了保持原來的價格”。——編者注）而提高日益增多的產品數量成為確定不移的規律。可見，資本家努力的結果，除了必須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換句話說，除了使他的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條件惡化以外，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因此，雖然競爭經常以其生產費用的規律迫使資本家坐臥不寧，把他為對付競爭者而鍛造的一切武器倒轉來針對他自己，但資本家總是想方設法在競爭中取勝，孜孜不倦地采用價錢較貴但能更便宜地進行生產的新機器，實行新分工，以代替舊機器和舊分工，並且不等到競爭使這些新措施過時，就這樣做了。

    現在我們如果想象一下這種狂熱的激發狀態同時籠罩了整個世界市場，那我們就會明白，資本的增長、積累和積聚是如何導致不斷地、日新月異地、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實行分工，采用新機器，改進舊機器。

    這些同生產資本的增長分不開的情況又怎樣影響工資的確◎第359頁◎定呢？

    更進一步的分工使1個工人能做5個、10個乃至20個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間的競爭加劇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間的競爭不只表現於1個工人把自己出賣得比另1個工人賤些，而且還表現於1個工人做5個、10個乃至20 個人的工作。而資本所實行的和經常擴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進行這種競爭。

    其次，分工越細，勞動就越簡單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價值。工人變成了一種簡單的、單調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不需要投入緊張的體力或智力。他的勞動成為人人都能從事的勞動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競爭者的排擠；我們還要提醒一下，一種工作越簡單，越容易學會，為學會這種工作所需要的生產費用越少，工資也就越降低，因為工資像一切商品的價格一樣，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總之，勞動越是不能給人以樂趣，越是令人生厭，競爭也就越激烈，工資也就越減少。工人想維持自己的工資總額，就得多勞動：多工作幾小時或者在一小時內提供更多的產品。這樣一來，工人為貧困所迫，就越加重分工的極危險的後果。結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資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們競爭，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們變成他自己的競爭者，這些競爭者也像他一樣按同樣惡劣的條件出賣自己。所以，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歸根到底是自己給自己，即自己給作為工人階級一員的自己造成競爭。

    機器也發生同樣的影響，而且影響的規模更大得多，因為機器用不熟練的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為在最先使用機器的地方，機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拋向街頭，而在機器日益完善、改進或為生產效率更高的機器所替換的地◎第360頁◎方，機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擠出去。我們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資本家相互間的產業戰爭。這種戰爭有一個特點，就是制勝的辦法與其說是增加勞動大軍，不如說是減少勞動大軍。統帥們即資本家們相互競賽，看誰能解雇更多的產業士兵。

    不錯，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說，因采用機器而成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勞動部門里找到工作。

    他們不敢幹脆地肯定說，在新的勞動部門中找到棲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實最無情地粉碎了這種謊言。其實，他們不過是肯定說，在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面前，譬如說，在一部分已準備進入那種衰亡的產業部門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現了新的就業門路。這對於不幸的工人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安慰。資本家老爺們是不會缺少可供剝削的新鮮血肉的，他們讓死人們去埋葬自己的屍體。這與其說是資產者對工人的安慰，不如說是資產者對自己的安慰。如果機器消滅了整個雇傭工人階級，那麽這對資本來說將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為資本沒有雇傭勞動就不成其為資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機器從工作崗位排擠出去的工人以及原來期待著這一工作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報酬會和已失去的工作的報酬同樣高呢？要是這樣，那就是違反了一切經濟規律。我們說過，現代產業經常是用更簡單的和更低級的工作來代替覆雜和較高級的工作的。

    那麽，被機器從一個產業部門排擠出去的一大批工人如果不甘願領取更低更壞的報酬，又怎能在別的部門找到棲身之所呢？

    有人說制造機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種例外。他們說，既然產業需要並使用更多的機器，機器的數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機器生產、從事機器生產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這個產業部門所使用的工人是◎第361頁◎熟練工人，甚至是受過教育的工人。

    從1840年起，這種原先也只有一半正確的論點已經毫無正確的影子了，因為機器制造也完全和棉紗生產一樣，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機器，而在機器制造廠就業的工人，比起極完善的機器來，只能起著極不完善的機器的作用。

    可是，在一個男工被機器排擠出去以後，工廠方面也許會雇用三個童工和一個女工！難道先前一個男工的工資不是應該足夠養活三個孩子和一個妻子嗎？難道先前最低工資額不是應該足夠維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後代嗎？資產者愛說的這些話在這里究竟證明了什麽呢？只證明了一點：現在要得到維持一個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資，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總括起來說：生產資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機器的範圍就越擴大。分工和采用機器的範圍就越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越劇烈，他們的工資就越減少。

    加之，工人階級還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得到補充；降落到無產階級隊伍里來的有大批小產業家和小食利者，他們除了趕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無別的辦法。這樣，伸出來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越來越稠密，而這些手本身則越來越消瘦。

    不言而喻，小產業家在這種鬥爭（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鬥爭”，而是“戰爭”。——編者注）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這種鬥爭的首要條件之一就是生產的規模經常擴大，也就是說要做大產業家而決不能做一個小產業家。

    當然，還有一點也是用不著進一步說明的：資本的總量和數目越增加，資本越增長，資本的利息也就越減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來維持生活，必須投身於產業，即擴大小產業家的◎第362頁◎隊伍，從而增加無產階級的候補人數。

    最後，上述發展進程越迫使資本家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產資料，並為此而動用一切信貸機構，產業“地震”（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產業地震”，而是“地震”。——編者注）也就越來越頻繁，在每次地震中，商業界只是由於埋葬一部分財富、產品以至生產力才維持下去，——也就是說，危機也就越來越頻繁了。這種危機之所以越來越頻繁和劇烈，就是因為隨著產品總量的增加，亦即隨著對擴大市場的需要的增長，世界市場變得日益狹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場（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不是“新市場”，而是“市場”。——編者注）日益減少了，因為先前發生的每一次危機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領的市場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業榨取過的市場卷入了世界貿易。但是，資本不僅在活著的時候要依靠勞動。這位尊貴而又野蠻的主人也要把他的奴隸們的屍體，即在危機中喪生的大批工人陪葬，同自己一起葬入墳墓。由此可見：如果說資本增長得迅速，那麽工人之間的競爭就增長得更迅速無比，就是說，資本增長得越迅速，工人階級的就業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對地縮減得越厲害；雖然如此，資本的迅速增長對雇傭勞動卻是最有利的條件（注：在《新萊茵報》上發表時，這句話後面加有“（待續）卡爾·馬克思”。——編者注）。

    根據1847年12月下半月所作的講演寫成

    載於1849年4月5-8和11日《新萊茵報》第264-267和269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73-506頁◎第363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　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

    *（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寫於1850年3月24日以前，曾在流亡國外的以及德國境內的同盟盟員中秘密散發。1851年這個文件由於幾個盟員被捕而被普魯士警察查獲，刊登在德國資產階級報紙《科隆日報》、《德累斯頓新聞通報》上，後來，又被警官維爾穆特和施梯伯收入他們編寫的《十九世紀共產主義者的陰謀》一書。

    1885年，這篇告同盟書經恩格斯校訂，作為附錄收入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一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頁）。——364。）

    　　　　　 1850年3月

    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兄弟們！

    在1848年和1849年這兩個革命的年頭中，同盟（注：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注：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248、254、364。）經受了雙重的考驗。第一重考驗是，它的成員到處都積極參加了運動，不論在報刊上、街壘中還是在戰場上，都站在唯一堅決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最前列。同盟經受的另一重考驗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通告以及《共產黨宣言》中闡述的同盟關於運動的觀點，都已被證明是唯一正確的觀點，這些文件中的各種預見都已完全被證實，而以前同盟僅僅秘密宣傳的關於現代社會狀況的見解，現在人人都在談論，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中公開宣揚。可是在同一個時候，同盟以前的堅強的組織卻大大地渙散了。大部分直接參加過革命運動的成員，都認為秘密結社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單靠公開活動就夠了。個別的區部和支部開始放松、甚至漸漸地中止自己同中央委員會的聯系。結果，當德國民主派即小資產階級的黨派日益組織起來的時候，工人的政黨卻喪失了自己唯一鞏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某些地方為了當地的目的還保存著組織的形式，◎第364頁◎因此在一般的運動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控制和領導的地位。這種狀況必須結束，工人的獨立應該恢覆。中央委員會理解到這種必要性，因此早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特使約瑟夫·莫爾到德國去改組同盟。可是莫爾所負的使命沒有產生持久的影響，這一方面是由於德國工人當時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另一方面是由於去年5月發生的起義172使這次使命不能繼續執行。莫爾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爾茨軍隊，於6 月29日在穆爾格河戰役中陣亡。他的犧牲使同盟失去了一位資歷最深、最積極和最可靠的成員，他參加過歷次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以前曾多次非常成功地前往各地完成使命。在1849年7月德法兩國革命政黨遭到失敗之後，差不多全體中央委員會委員都重聚在倫敦，他們用新的革命力量補充了自己的隊伍，又大力開始進行改組同盟的工作。

    同盟的改組只有通過一個特使才可能實現，因此中央委員會認為指派一個特使立即動身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新的革命即將爆發，工人的政黨必須盡量有組織地、盡量一致地和盡量獨立地行動起來，才不會再像1848年那樣被資產階級利用和支配。

    兄弟們，我們早在1848年就對你們說過，德國的自由資產者很快就會掌握統治權，並且立刻就會利用他們剛剛獲得的權力轉過來對付工人。你們已看到，這個預言已成為事實。1848年三月運動160之後，資產者果然立即就奪得了國家政權，並且隨即利用這個權力迫使工人即自己在戰鬥中的同盟者回到從前那種受壓迫的地位。資產階級如果不同那個在3月間被打敗了的封建黨派結成聯盟，最後甚至把統治權重又讓給這個封建專制主義黨派，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不過它終究為自己保住了一些條件，假如革命運動現在就有可能走上所謂和平發展的道路，那麽，由於政府陷入財◎第365頁◎政困難，那些條件就可能使統治權逐漸落到資產階級的手中，使它的全部利益都得到保障。為了保障自己的統治權，資產階級甚至不必采用惹人憎恨的反人民的暴力措施，因為所有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過了。但是，發展不會采取這種和平進程。相反，革命已經迫近，而這次革命不管將來是由法國無產階級的獨立起義引起的，還是由神聖同盟（注：神聖同盟是歐洲各專制君主鎮壓歐洲各國進步運動和維護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該同盟是戰勝拿破侖第一以後，由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議，於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時還締結了神聖同盟條約。幾乎所有的歐洲君主國家都參加了同盟。這些國家的君主負有相互提供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義務，以維持維也納會議上重新劃定的邊界和鎮壓各國革命。

    神聖同盟為了鎮壓歐洲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分別召開過幾次會議：1818年亞琛會議，1820-1821年特羅保會議，1821年5月萊巴赫會議和1822年的維羅納會議。根據會議的決議，曾於1820-1821年間鎮壓意大利的革命運動，1823年武裝幹涉西班牙革命，並企圖幹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由於歐洲諸國間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後神聖同盟實際上已經瓦解。——366、380、407。） 對革命的巴比倫的侵犯引起的，都會加速這種發展。

    德國自由資產者1848年在對人民的關系上扮演過的叛徒角色，在即將到來的革命中將由民主派小資產者來擔任，而民主派小資產者現今在反對派中所持的態度，正和自由資產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態度相同。這個黨派，這個對工人來說比從前的自由派危險得多的民主派，是由下面三種人組成的：

    一、大資產階級中最進步的那部分人，他們所追求的目的是立即徹底推翻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這一派的代表是從前的柏林的協商派157，即那些曾經主張拒絕納稅的人。

    二、立憲民主派小資產者，他們在迄今為止的運動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多少有點民主的聯邦國家，也就是要建立他們的代表即法蘭克福議會左派以及後來的斯圖加特議會和他們自己在維護帝國憲法運動（注：指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帝國憲法的運動。這是1848-1849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邦拒絕承認帝國憲法，但是人民群眾認為帝國憲法是唯一還沒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薩克森、萊茵普魯士、巴登和普法爾茨爆發了維護憲法的起義。但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對起義者絲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維護憲法運動遭到鎮壓。恩格斯在《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頁）和《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見本卷第482-578頁）中評述了這一運動。——365、366、433、569、570。） 中所爭取的那種國家。

    三、共和派小資產者，他們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瑞士式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他們現在由於好心好意地想消除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壓迫、大資產者對小資產者的壓迫而自稱為紅色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這一派的代表是歷次民主大會和民主委員會的成員，民主協會的領導者和民主報紙的編輯。

    所有這三派在遭到失敗之後現在都自稱為共和黨人或紅色黨人，正像法國的共和派小資產者現在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一樣。凡是◎第366頁◎在他們還能找到機會用立憲的辦法追求自己目標的地方，如在符騰堡、巴伐利亞等地方，他們總是利用機會來堅持他們那套陳詞濫調，用行動來證明他們絲毫沒有改變。此外，很明顯，改變這個黨的名稱，絲毫也改變不了它對工人的態度；改變名稱只不過是證明這個黨現在不得不反對同專制制度相勾結的資產階級，而且不得不依靠無產階級。

    德國的這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絕大多數市民、小工業品商販和手工業師傅；跟著它走的還有農民以及尚未得到獨立的城市無產階級支持的農村無產階級。

    革命的工人政黨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關系是：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去反對工人政黨所要推翻的派別；而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企圖為自己而鞏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場合，工人政黨都對他們采取反對的態度。

    民主派小資產者根本不願為革命無產者的利益而變革整個社會，他們要求改變社會狀況，是想使現存社會盡可能讓他們感到日子好過而舒服。因此，他們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縮減國家開支，讓主要稅負由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資產者承擔。其次，他們要求消除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壓迫，設立國家信用機構，頒布取締高利貸的法令，這樣他們和農民就可以不從資本家那里，而從國家那里以優惠條件得到貸款；然後，他們再力求徹底鏟除封建制度，在農村中建立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為實現這一切，他們需要有一種能使他們及其同盟者農民占多數的民主的——不論是立憲的或共和的——政體，並且需要有一種能把鄉鎮財產的直接監督權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許多職能轉歸他們掌握的民主的鄉鎮制度。

    其次，他們認為，必須一方面用限制繼承權的辦法，另一方面◎第367頁◎用盡量把各種事業轉由國家經營的辦法，阻擋資本的統治及其迅速的增長。至於工人，那麽首先毫無疑問的是，他們還應當照舊做雇傭工人，不過這班民主派小資產者想讓工人的工資多一點，生活有保障一點；他們希望通過國家部分地解決就業問題，並通過各種慈善救濟的措施來達到這點，——總之，他們希望用多少是經過掩飾的施舍來籠絡工人，用暫時使工人生活大體過得去的方法來摧毀工人的革命力量。這里概述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各種要求，並不是他們當中的一切派別都在堅持，而只有其中的極少數人才把所有這些要求當作既定的目標。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個別人物和派別走得越遠，這些要求中被他們當作本身要求去爭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種種要求視為自己綱領的少數人，也許會以為這就是對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這些要求無論如何也不能使無產階級的黨感到滿足。民主派小資產者只不過希望實現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進一步的發展過程中，將保持一段時期的優勢，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試問，無產階級特別是共產主義者同盟應對他們采取什麽態度：

    1.當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處於被壓迫地位的現有關系還繼續存在的時候應取什麽態度？

    2.在最近的將來會使他們獲得優勢的革命鬥爭中應取什麽◎第368頁◎態度？

    3.這場鬥爭結束後，在他們的勢力超過被推翻各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時候對他們應取什麽態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資產者到處都受壓迫的時候，他們一般地都向無產階級宣傳團結與和解，表示願意與無產階級攜手合作，力求建立一個包括民主派內各種人物的巨大的反對黨，就是說，他們極力想把工人拉入這樣一個黨組織，在這里盡是一些掩蓋他們特殊利益的籠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空話，為著維持極合心願的和平而不許提出無產階級的明確要求。這種聯合只會對小資產者有利，而對無產階級則十分有害。無產階級會完全喪失它辛辛苦苦爭得的獨立地位，而重又淪為正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對於這種聯合應該堅決拒絕。工人，首先是共產主義者同盟，不應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分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隨聲附和的合唱隊，而應該努力設法建立一個秘密的和公開的獨立工人政黨組織，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並且應該使自己的每一個支部都變成工人協會的中心和核心，在這種工人協會中，無產階級的立場和利益問題應該能夠進行獨立討論而不受資產階級影響。資產階級民主派對於他們同無產者締結的這種應該保證無產者與他們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權利的聯盟，采取多麽不嚴肅的態度，這可從布雷斯勞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出來：他們在自己的機關報《新奧得報》（注：《新奧得報》是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報，1849-1855年在布雷斯勞出版。該報是1846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對派的《奧得總匯報》編輯部分裂後於1849年3月創辦的。在50年代，《新奧得報》被認為是德國最激進的報紙，受到政府官方報刊的迫害。報紙的領導人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泰梅、施泰因和埃爾斯納。1855年馬克思是該報駐倫敦的通訊員。——369。）上，非常猖狂地攻擊他們稱為社會主義者的那些獨立組織起來的工人。在反對共同的敵人時，不需要什麽特別的聯合。一旦必須進行反對共同敵人的直接鬥爭，兩個黨派的利益也就會暫時趨於一致，正如歷來的情況一樣，將來也自然會產生出這種只適合一時需要的聯合。不言而喻，在即將發生的流血沖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沖突中一樣，主要是工人必須勇敢而堅定地以自我犧◎第369頁◎牲的精神來爭取勝利。在這個鬥爭中，小資產者群眾也必定會和從前一樣，行動盡可能拖延，采取猶豫不決和消極的態度，而在將來取得勝利的時候，則把勝利果實據為己有，要求工人鎮靜下來，回去勞動，防止所謂過火行為，並且不讓無產階級享有勝利果實。工人沒有能力阻止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樣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撓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淩駕於武裝的無產階級之上，並逼迫他們接受一些條件，使得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統治一開始就帶有覆滅的根苗，使他們的統治在以後很容易就被無產階級的統治排擠掉。工人在發生沖突時期和鬥爭剛結束以後，首先必須盡一切可能反對資產階級制造安靜局面的企圖，迫使民主派實現他們現在的恐怖言論。工人應該努力設法使直接革命的熱潮不致在剛剛勝利後又被壓制下去。相反，他們應該使這種熱潮盡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僅不應反對所謂過火行為，不應反對人民對可恨的人物或對與可恨的往事有關的官方機構進行報覆的舉動，不但應該容忍這種舉動，而且應該負責加以領導。在鬥爭中和鬥爭後，工人一有機會就應當提出他們本身的要求，以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要求相抗衡。民主派資產者一準備奪取政權，工人就應當要求他們給工人以各種保證。在必要時，工人應當以強制性手段爭得這些保證，並且應當設法使新執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讓步和承諾，——這是使他們喪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總之，工人應該用一切方法盡可能抑制那種隨著每次巷戰勝利而出現的新形勢所引起的陶醉於勝利的情緒，應該鎮定清醒地認清形勢，對新政府公開表示不信任。同時，工人應該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鎮領導機關即市鎮委員會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樂部或工人委員會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這樣使得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府不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並且一開始就看到自己處於受全體工人◎第370頁◎群眾擁護的行政機關的監督和威脅之下。總之，從勝利的最初一瞬間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態度就不再針對已被打倒的反動黨派，而是必須針對自己從前的同盟者，即針對那個想要獨自從共同的勝利中漁利的黨。

    第二，為了堅決而嚴厲地反對這個從勝利的頭一小時起就開始背叛工人的黨，工人應該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必須立刻把整個無產階級用步槍、馬槍、大炮和彈藥武裝起來；必須反對覆活過去那種用來對付工人的市民自衛團。在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地方，工人就應該設法組成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指揮官和自己選出的總參謀部來指揮的獨立的無產階級近衛軍，不聽從國家權力機關的調遣，而聽從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鎮委員會調動。凡是國家出錢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們都應該武裝起來，組成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指揮官指揮的獨立軍團，或者組成無產階級近衛軍的支隊。武器和彈藥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對任何解除工人武裝的企圖在必要時都應予以武裝回擊。消除資產階級民主派對工人的影響，立刻建立起獨立和武裝的工人組織，造成各種條件，盡量使暫時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統治感到困難和喪失威信，——這就是無產階級，因而也就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即將爆發的起義中和起義後應當牢記不忘的主要問題。

    第三，新政府只要鞏固到一定程度，就會立刻開始反對工人的鬥爭。為了能夠有力地反對民主派小資產者，首先必須使工人通過俱樂部獨立地組織起來並集中起來。在推翻現存政府以後，中央委員會一有可能就遷往德國，立刻召開代表大會，審查旨在把各個工人俱樂部集中起來由一個設在主要運動中心的機關來領導的各種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範圍內迅速把各個工人俱樂部之間的聯系建立起來，這是加強和發展工人政黨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推◎第371頁◎翻現存政府以後，立刻就要選舉國民代表會議。這里無產階級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一、無論如何都不要讓地方當局或政府委員用某種詭譎借口把一定數量的工人屏除於選舉之外。

    二、各地都要盡可能從同盟盟員中提出工人候選人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候選人相抗衡，並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選人當選。甚至在工人毫無當選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估計自己的力量，並公開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和自己的黨的觀點。同時，工人不應聽信民主派的空話，例如說這種做法將使民主派陷於分裂而使反動派有可能獲得勝利。所有這些空話，歸根到底不外是為了蒙騙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黨用這種獨立行動所能取得的進展，比起幾個反動分子參加國民代表會議所能造成的害處，不知要重要多少。如果民主派一開始就堅決用恐怖手段對付反動派，那麽，反動派在選舉中的影響預先就會被消除掉。

    引起資產階級民主派同工人發生沖突的第一個問題，將是廢除封建制度的問題。正如在第一次法國革命中一樣，小資產者將把封建地產交給農民作為他們自由支配的財產，也就是說，他們要繼續保存農村無產階級並造成一個農民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會像法國農民現在的處境一樣，經受日益貧困和債台高築的痛苦。

    工人為了農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對這種意圖。他們必須要求把沒收過來的封建地產變為國有財產，變成工人移民區，由聯合起來的農村無產階級利用大規模農業的一切優點來進行耕種。這樣一來，在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發生動搖的情況下，公有制的原則立刻就會獲得鞏固的基礎。正如民主派同農民聯合起來那樣，工人也應當同農村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其次，民主◎第372頁◎派或者是直接力求建立聯邦共和國，或者，如果他們不能回避建立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他們至少也要設法賦予各鄉鎮和各省區以盡量大的獨立自主權，以便使中央政府陷於癱瘓。工人應該反對這種意圖，不僅要力求建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而且還要極其堅決地把這個共和國的權力集中在國家政權手中。他們不應當被民主派空談鄉鎮自由、空談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語所迷惑。在任何一個像德國這樣還需要鏟除那麽多中世紀殘余，還必須打破那麽多地方性和省區性痼習的國家里，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每個村莊、每個城市和每個省都設置什麽新的障礙去阻撓革命活動，因為革命活動只有在集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全部力量。——決不能容許現今這種狀況重現，因為在這種狀況下，德國人在每個城市和每個省都不得不為同一個前進步驟而獨自去搏鬥。決不能容許利用所謂自由的鄉鎮制度來永遠保存鄉鎮所有制，因為這種所有制形式比現代私有制還要落後，並且到處都必然陷於解體而轉變為現代私有制，——也決不能容許利用所謂自由的鄉鎮制度使各個貧窮鄉鎮與富裕鄉鎮在這種所有制基礎上永無休止地發生爭執，決不能容許與全國民法並存的鄉鎮民法及其各種刁難工人的規定永遠存在下去。正如1793年在法國那樣，目前在德國實行最嚴格的中央集權制是真正革命黨的任務（注：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個注：“現在必須指出，這個地方是出於誤會。當時因受到波拿巴派和自由派的歷史偽造家的欺騙，大家都以為法國中央集權的管理機構是通過大革命才開始建立起來的，特別是以為國民公會（國民公會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機關，從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國民公會在雅各賓派專政期間，即革命的第三階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為最高權力機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廢除封建所有制，確立民主共和國，並同國內外反革命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後，遵循大資產階級意旨，取消了雅各賓派頒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後於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曾利用這個機構作為戰勝保皇主義反動派和聯邦主義反動派以及外敵的必不可少的和決定性的武器。可是，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實是：在整個革命時期，直到霧月十八日為止，各省、各區和各鄉鎮的全部管理機構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選出而可以在全國法律範圍內完全自由行動的機關組成的；這種和美國類似的省區和地方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強有力的杠桿；拿破侖在霧月十八日政變剛剛結束以後，就急忙取消這種自治制而代之以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長官管理制，可見，地方行政長官管理制自始就純粹是反動勢力的工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區的自治制雖然不同政治的和全國的中央集權制相抵觸，然而它也並不一定同自治州或鄉鎮的狹隘的利己主義聯系在一起，這種利己主義現今在瑞士那里已經顯得非常醜惡可憎，而德意志南部的所有聯邦共和主義者在1849年卻企圖在德國把它奉為準則”。——編者注）。

    我們已經說過，在下次運動中，民主派將取得統治，他們將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帶點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試問：工人對此應該提出一些什麽措施呢？當然，在運動初期，工人還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產主義的措施。但是他們可以采取如下兩個措施：

    1.迫使民主派盡可能多方面地觸動現存的社會制度，幹擾現存社會制度的正常進展，使他們自己喪失威信，並盡量把生產力、交通工具、工廠、鐵路等等由國家集中掌握。

    2.工人應當極力將那些肯定不會采取革命手段而只會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張加以擴展，把這些主張變成對私有制的直接攻擊。例如，假若小資產者主張贖買鐵路和工廠，工人就應該要求把這些鐵路和工廠作為反動派財產幹脆由國家沒收，不給任何補償。假若民主派主張施行比例稅，工人就應該要求施行累進稅；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議施行適度的累進稅，工人就應該堅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稅，從而使大資本走向覆滅；假若民主派要求調整國債，工人就應該要求宣布國家破產。這就是說，工人的要求到處都必須針對民主派的讓步和措施來決定。

    如果說德國工人不經過較長時間的革命發展的整個過程，就◎第374頁◎不能掌握統治權和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那麽這一次他們至少有一個把握，那就是這一出即將開始的革命劇的第一幕，必將在他們自己的階級在法國取得直接勝利的時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發展一定會大大加速。

    但是，為了要達到自己的最終勝利，首先還必須靠他們自己努力：他們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盡快采取自己獨立政黨的立場，一時一刻也不能因為聽信民主派小資產者的花言巧語而動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組織的信念。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

    　　1850年3月於倫敦

    寫於1850年3月24日以前

    1850年印成傳單，1885年由恩格斯收在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一書（霍廷根-蘇黎世版）中作為附錄發表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頁◎第375頁◎


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之一）

    *（注：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這一組連載文章，是1850年1月至11月專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志（見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見注164）的續刊。該雜志從1850年3月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雜志上發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1850年11月，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刊。)）寫的。文章對法國的整個一段歷史時期作了唯物主義的闡述，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極其重要的原則。這組文章最初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是以《從1848到1849年》這一總標題發表的，原計劃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敗》，《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陸上產生的後果》和《英國的現狀》。但是在雜志的第1、2、3三期上只發表了前三篇文章。關於1849年六月事件對大陸的影響以及英國的狀況，則在雜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時評中得到了闡述。）（注：馬克思這組文章當時引起了新聞界的注意。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漢堡）第40期發表了《〈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1期的啟示》和馬克思這一著作的摘錄。當年4月15日《大胡蜂周報》（加塞爾）第3期對該文發表了一篇評論。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倫敦報》第262-264號轉載了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1852年1月在僑居美國的德國社會主義流亡者創辦的《體操報》上，刊登了約·魏德邁在馬克思影響下寫的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將這組文章編成單行本在柏林出版，並將總標題改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不僅寫了導言，還增添了第四章，這一章就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5、6期合刊發表的《時評（三）》中有關法國事件的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頁）。恩格斯給這一章標的題目是：《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1895年2月13日他給理·費舍的信上說，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這本著作完整了，沒有它，這本小冊子就帶有片斷的性質”。當時前三章的標題也有改動：1.《從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從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從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發表時的標題，第四章則用1895年版的標題。——376。）

    除了很少幾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編年史中每一個較為重要的章節，都冠有一個標題：革命的失敗！

    在這些失敗中滅亡的並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余，是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系的產物，即革命黨在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 以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這些都不是二月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

    總之，革命的進展不是在它獲得的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中，相反，是在產生一個聯合起來的、強大的反革命勢力的過程中，即在產生一個敵對勢力的過程中為自己開拓道路的，只是通過和這個敵對勢力的鬥爭，主張變革的黨才走向成熟，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黨。

    證明這一點就是下面幾篇論文的任務。◎第376頁◎

    一　1848年的六月失敗

    七月革命（注：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1814年拿破侖第一帝國垮台後，代表大土地貴族利益的波旁王朝覆辟，它竭力恢覆封建專制統治，壓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限制言論出版自由，加劇了資產階級同貴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日至29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資產階級攫取了革命果實，建立了以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為首的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295、377。）之後，自由派的銀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注：“教父”的原文是“compère”，也有“同謀者”的意思。——編者注）奧爾良公爵向市政廳（注：巴黎市政廳是1789-1794年法國革命以來革命政府所在地，1848年二月革命後是臨時政府的所在地。——377、384。）勝利行進時，脫口說出了一句話：“從今以後，銀行家要掌握統治權了。”拉菲特道出了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時代掌握統治權的不是法國資產階級，而只是這個資產階級中的一個集團：銀行家、交易所大王、鐵路大王、煤鐵礦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與他們有聯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謂金融貴族。他們坐上王位，他們在議會中任意制定法律，他們分配從內閣到煙草專賣局的各種公職。

    真正工業資產階級是官方反對派中的一個部分，就是說，它的代表在議會中只占少數。金融貴族的專制發展得越純粹，工業資產階級本身越以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義（注：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義，是由共和黨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內的秘密革命團體組織的。反對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馬克將軍的出殯是起義的導火線。這次起義中第一次舉起了紅旗。當政府派出軍隊時，參加起義的工人構築了許多街壘，異常英勇頑強地進行了自衛戰，最後還是被軍隊鎮壓下去了。

    1834年4月9-13日里昂的工人起義，是在共和黨的秘密組織人權公民權協會的領導下進行的，它是法國無產階級最早的群眾性的行動之一。這次起義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別是巴黎的共和黨人的支持，但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義是在奧·布朗基和阿·巴爾貝斯的領導下、由秘密的共和派社會主義的四季社發動的，在這次起義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結果遭到了軍隊和國民自衛軍的鎮壓。起義失敗後布朗基、巴爾貝斯及其他一些起義者遭到流放。——377。）被血腥鎮壓以後，它對工人階級的控制已經鞏固，則它的反對派態度也就越堅決。魯昂的工廠主格朗丹在制憲國民議會和立法國民議會中是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最狂熱的喉舌，在眾議院中卻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對者。後來曾以妄圖充當法國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萊昂·福適，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末年，為了工業的利益進行過反對投機事業及其走狗——政府的筆戰。巴師夏曾以波爾多和所有法國釀酒廠主的名義煽動反對現存的統治制度。

    小資產階級的所有階層，以及農民階級，都完全被排斥於政權◎第377頁◎之外。最後，置身於官方反對派的行列或者完全處於選舉權享有者的範圍之外的有上述階級的意識形態代表和發言人，即它們的學者、律師、醫生等等，——簡言之，就是它們的那些所謂“專門人才”。

    財政困難使七月王朝一開始就依賴資產階級上層，而它對資產階級上層的依賴又不斷造成日益加劇的財政困難。沒有達到預算平衡，沒有達到國家收支平衡，是不能使國家行政服從於國民生產利益的。然而，如果不縮減國家開支，即不損害那些恰好構成現存統治制度的全部支柱的利益，如果不重新調整捐稅的分擔，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稅負加到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肩上，又怎能達到這種平衡呢？

    國家負債倒是符合資產階級中通過議會來統治和立法的那個集團的直接利益的。國家赤字，這正是他們投機的真正對象和他們致富的主要源泉。每一年度結束都有新的赤字。每過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債。而每一次新的公債都使金融貴族獲得新的機會去盤剝被人為地保持在瀕於破產狀態的國家，因為國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條件向銀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債都使他們獲得新的機會通過交易所活動來掠奪投資於公債券的大眾，而政府和議會多數派議員是了解交易所活動的秘密的。一般說來，銀行家和他們在議會中和王位上的同謀者由於利用國家信用的不穩定狀態和掌握國家的機密，有可能制造公債券行價的突然急劇的波動，這種波動每次都要使許多較小的資本家破產，使大投機者難以置信地暴富起來。正因為國家赤字符合掌握統治權的那個資產階級集團的直接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統治最後幾年的國家非常開支超過了拿破侖統治時的國家非常開支一倍以上；這筆開支每年幾乎達到4億法郎，而法國年輸出總額平均很少達到75 000 萬法郎。此外，◎第378頁◎這樣由國家經手花出的巨款，又使各式各樣騙人的供貨合同、賄賂、貪污以及舞弊勾當有機可乘。在發行公債時大批地騙取國家財物，而在承包國家工程時則零星地騙取。議會與政府之間所發生的事情，在各個官廳與各個企業家之間反覆重演著。

    正如統治階級在整個國家支出和公債方面進行掠奪一樣，它在鐵路建築方面也進行掠奪。議會把主要開支轉嫁於國家而保證投機的金融貴族得到黃金果。大家都記得眾議院中的那些醜聞，當時偶然暴露出：多數派的全體議員，包括一部分內閣大臣在內，都曾以股東身分參與他們後來以立法者身分迫令國家出資興辦的那些鐵路建築工程。

    相反，任何細小的財政改革，都因銀行家施加影響而遭到失敗。郵政改革就是一例。路特希爾德起來抗議了。難道國家能縮減它賴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國債利息的財源嗎？

    七月王朝不過是剝削法國國民財富的股份公司；這個公司的紅利是在內閣大臣、銀行家、24萬選民和他們的走卒之間分配的。路易－菲力浦是這個公司的經理——坐在王位上的羅伯爾·馬凱爾。這個制度經常不斷地威脅和損害商業、工業、農業、航運業，即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這個資產階級在七月事變時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下的是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價政府。

    既然金融貴族頒布法律，指揮國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組織的社會權力機關，而且借助於這些現實狀況和報刊來操縱輿論，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宮廷，下至低級的咖啡館，到處都是一樣賣身投靠，一樣無恥欺詐，一樣貪圖不靠生產而靠巧騙他人現有的財產來發財致富；尤其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無節制的、時時都和資產階級法律本身相抵觸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種形式下，投機得來的財富自然要尋求滿足，於是享樂變◎第379頁◎成放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匯為一流。金融貴族，不論就其發財致富的方式還是就其享樂的性質來說，都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上層的再生罷了。

    當1847年，在資產階級社會最高貴的舞台上公開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無產階級進入妓院、貧民院和瘋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斷頭台的同樣場景時，法國資產階級中沒有掌握統治權的集團高叫“腐敗！”人民大聲疾呼：“打倒大盜！打倒殺人兇手！”工業資產階級看到了對自己利益的威脅，小資產階級充滿了道義的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發起來了。諸如《路特希爾德王朝》、《猶太人是現代的國王》等等的諷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詛咒了金融貴族的統治。

    不為榮譽做任何事情！榮譽不能帶來任何好處！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和平！戰爭將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公債券行價降低！——這就是交易所猶太人的法國寫在自己旗幟上的字樣。因此，它的對外政策就是讓法國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淩辱。當奧地利吞並克拉科夫（注：波蘭人民為了民族解放曾準備在1846年2月舉行起義。起義的主要發起人是波蘭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鄧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於波蘭小貴族的背叛行為和普魯士警察逮捕了起義的領袖，總起義沒有成功。只有在1815年起由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共管的克拉科夫，起義者在2月22日取得了勝利並建立了國民政府，發表了廢除封建義務的宣言。克拉科夫起義在1846年3月初被鎮壓。1846年11月，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簽訂了關於把克拉科夫並入奧地利帝國的條約。——306、380。）而完成了對波蘭的掠奪的時候，當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注：宗得崩德是瑞士七個經濟落後的天主教州為對抗進步的資產階級改革和維護教會的特權而於1843年締結的單獨聯盟。其首領是天主教僧侶和城市的上層貴族。宗得崩德的反動企圖遭到了40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會議里取得優勢的資產階級激進派和自由派的反對。1847年7月，瑞士代表會議決定解散宗得崩德，於是宗得崩德在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軍事行動。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軍隊被聯邦政府的軍隊擊潰。在宗得崩德進行戰爭期間，以前加入神聖同盟的西歐強國奧地利和普魯士企圖幹涉瑞士內政，維護宗得崩德。基佐保護了宗得崩德，這實際上就是采取了支持這些強國的立場。——380。）戰爭中積極地站到了神聖同盟（注：神聖同盟是歐洲各專制君主鎮壓歐洲各國進步運動和維護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該同盟是戰勝拿破侖第一以後，由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議，於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時還締結了神聖同盟條約。幾乎所有的歐洲君主國家都參加了同盟。這些國家的君主負有相互提供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義務，以維持維也納會議上重新劃定的邊界和鎮壓各國革命。

    神聖同盟為了鎮壓歐洲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分別召開過幾次會議：1818年亞琛會議，1820-1821年特羅保會議，1821年5月萊巴赫會議和1822年的維羅納會議。根據會議的決議，曾於1820-1821年間鎮壓意大利的革命運動，1823年武裝幹涉西班牙革命，並企圖幹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由於歐洲諸國間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後神聖同盟實際上已經瓦解。——366、380、407。）方面的時候，法國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來了。瑞士自由黨人在這次虛張聲勢的戰爭中的勝利增強了法國資產階級反對派的自尊心，而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義（注：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個城市，1848年1月12日，當地人民舉行起義。經過兩周激戰，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國王斐迪南二世被迫退出這座城市。巴勒莫建立了臨時政府和議會。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敗時，巴勒莫起義也被鎮壓。——380。） 則像電擊一樣激活了麻痹的人民群眾，喚起了他們的偉大革命回憶和熱情（注：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個注：“奧地利在俄國和普魯士同意下吞並克拉科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戰爭，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巴勒莫的起義，是在1848年1月12日；1 月底，那不勒斯軍隊對該城進行了一連9天的炮擊”。——編者注）。◎第380頁◎

    最後，兩起世界性的經濟事件的發生，加速了普遍不滿的爆發，使憤怒發展成了起義。

    1845年和1846年的馬鈴薯病害和歉收，更使得到處民怨沸騰。1847年的物價騰貴，在法國也像在歐洲大陸其他各國一樣，引起了流血的沖突。金融貴族過著糜爛生活，人民卻在為起碼的生計而掙紮！在比藏賽，饑荒暴動的參加者被處死刑（注：1847年春，法國安德爾省比藏賽的居民，由住在附近農村的饑餓的工人帶頭，襲擊了投機商的糧倉；居民和軍隊發生了流血沖突。政府對比藏賽事件的參加者進行了殘酷的鎮壓：1847年3月底4月初對參加暴動的人進行審訊，結果三人被判處死刑，很多人被罰做苦役。——381。），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騙子卻被王室從法庭中搶救出來！

    加速革命爆發的第二個重大經濟事件，就是英國的普遍的工商業危機。1845年秋季鐵路股票投機者整批失敗的事實已經預示了這次危機的來臨，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況如谷物稅即將廢除等等使它延緩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機終於爆發了。最初是倫敦經營殖民地貨物貿易的大商人破產，接著便是土地銀行破產和英國工業區工廠倒閉。還沒有等到這次危機的全部後果在大陸上徹底表現出來，二月革命就爆發了。

    這場由經濟瘟疫造成的工商業的毀滅，使金融貴族的專制統治變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對派的資產階級，在法國各處發起了支持選舉改革的宴會運動，這種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們能在議會中取得多數，並推翻交易所內閣。在巴黎，工業危機還引起一個特別的後果：一批在當時的條件下已無法再在國外市場做生意的工廠主和大商人只得湧向國內市場。他們開設大公司，使大批小雜貨商和小店主被他們大公司的競爭弄得傾家蕩產。因此巴黎資產階級中間這一部分人破產的很多，他們也因此而在二月事變中采取了革命行動。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議會以露骨的挑戰回答了選舉改革的提議，路易－菲力浦決定要任命巴羅組閣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事情竟鬧到人民與軍隊發生沖突，軍隊因國民自衛軍采取消極態度而被解除了武裝，七月王朝不得不讓位給臨時政府。◎第381頁◎

    在二月街壘戰中產生出來的臨時政府，按其構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勝利果實的各個不同的黨派。它只能是各個不同階級間妥協的產物，這些階級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們的利益是互相敵對的。臨時政府中絕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賴德律－洛蘭和弗洛孔代表共和派小資產階級，代表共和派資產階級的是《國民報》（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國民報》派又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對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大屠殺。——382、396、402、414、423、440、461、595。）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對派（注：王朝反對派是七月王朝時期法國眾議院中的一個以奧迪隆·巴羅為首的議員集團。這個集團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治觀點，主張實行溫和的選舉改革，認為這樣就能避免革命並維持奧爾良王朝的統治。——382、399、414。）的是克雷米約、杜邦·德勒爾等。工人階級只有兩個代表：路易·勃朗和阿爾伯。至於臨時政府中的拉馬丁，他當時並不代表任何現實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階級；他體現了二月革命本身，體現了這次帶有自己的幻想、詩意、虛構的內容和辭藻的總起義。不過，這個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觀點看來是屬於資產階級的。

    如果說巴黎由於政治上的中央集權而統治著法國，那麽工人在革命的動蕩時期卻統治著巴黎。臨時政府誕生後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企圖由陶醉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國呼籲，從而擺脫這種壓倒一切的影響。拉馬丁不承認街壘戰士有權宣告成立共和國。據他說，只有法國人的大多數才有權這樣做，必須等待他們投票表決，巴黎的無產階級不應該因篡奪權力玷污自己的勝利。資產階級只允許無產階級進行一種篡奪，即對於鬥爭權的篡奪。

    直到2月25日中午時分，共和國還沒有宣告成立，然而內閣的一切職位都已被臨時政府中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國民報》派的將軍、銀行家和律師們瓜分了。但是工人這一次已決心不再像1830年7月那樣任人欺騙。他們準備重新開始鬥爭，以武力強迫成立共和國。拉斯拜爾前往市政廳去聲明這一點。他以巴黎無產階級的名義，命令臨時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國；如果人民的這個命令在兩小時之內不付諸執行，他就要帶領20萬人回來。陣亡戰士屍骨未寒，街壘尚未拆除，工人也還沒有解除武裝，而唯一可以用來◎第382頁◎與工人相對抗的力量不過是國民自衛軍。在這種情況下，臨時政府的政略上的考慮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謹精神立即消失不見了。兩小時的期限未滿，巴黎的各處墻壁上就已出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奪目的大字：

    法蘭西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以普選權為基礎的共和國一宣告成立，那些驅使資產階級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動機就無人記起了。不是資產階級中的少數幾個集團，而是法國社會中所有階級，都突然被拋到政權的圈子里來，被迫離開包廂、正廳和樓座而登上革命舞台親身去跟著一道表演！隨著立憲君主制被推翻，國家政權不受資產階級社會支配的這種假象就消失了，因而由這種虛假的政權挑起的一切派生的沖突也一並消失了！

    無產階級既然把共和國強加給臨時政府，並通過臨時政府強加給全法國，它就立刻作為一個獨立的黨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時它招致了整個資產階級的法國來和它作鬥爭。它所獲得的只是為自身革命解放進行鬥爭的基地，而決不是這種解放本身。

    其實，二月共和國首先應該完善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這個共和國使一切有產階級同金融貴族一起進入了政權的圈子。大多數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統派（注：正統派指法國代表大土地貴族和高級僧侶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長系的擁護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後，正統派就組成政黨。在反對以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為支柱的當政的奧爾良派王朝時，一部分正統派常常抓住社會問題進行蠱惑宣傳，標榜自己維護勞動者的利益，使他們不受資產者的剝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的觀點叫作封建的社會主義。這里的“第一代法蘭西正統派”是指那些極端仇視法國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從七月王朝迫使他們所處的那種政治地位低微的狀態中解脫出來。無怪乎《法蘭西報》（注：《法蘭西報》是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報，19世紀40年代是擁護波旁王朝覆辟的正統派的機關報。——383。）同反對派的報紙一起進行過鼓動，無怪乎拉羅什雅克蘭在2月24日的眾議院會議上表示過讚同革命。普選權已把那些在法國人中占絕大多數的名義上的所有者即農民指定為法國命運的裁定人。最後，二月共和國打落了後面隱藏著資本的王冠，因而資產階級的統治現在已經赤裸裸地顯露出來。

    正如在七月事變中工人爭得了資產階級君主國一樣，在二月◎第383頁◎事變中他們爭得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七月君主國不得不宣布自己為設有共和機構的君主國一樣，二月共和國也不得不宣布自己為設有社會機構的共和國。巴黎的無產階級把這個讓步也爭到手了。

    工人馬爾歇迫使剛成立的臨時政府頒布了一項法令，其中規定臨時政府保證工人能以勞動維持生存，使全體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當臨時政府幾天以後忘卻了自己的諾言，並且好像心目中已經沒有了無產階級的時候，有兩萬工人群眾向市政廳（注：巴黎市政廳是1789-1794年法國革命以來革命政府所在地，1848年二月革命後是臨時政府的所在地。——377、384。）進發，大聲高呼：組織勞動！成立專門的勞動部！臨時政府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之後，勉強設立了一個專門常設委員會，負責探求改善工人階級狀況的辦法！這個委員會由巴黎各手工業行會的代表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爾伯兩人任主席。把盧森堡宮撥給它作會址。這樣，工人階級的代表就被逐出了臨時政府的所在地，臨時政府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就把實際的國家政權和行政樞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在財政部、商業部和公共工程部旁邊，在銀行和交易所旁邊，修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禮拜堂，這個禮拜堂的兩個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爾伯所承擔的任務就是要發現樂土，宣告新福音，並讓巴黎無產階級有工作可做。與任何世俗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同，他們既沒有任何經費預算，也沒有任何行政權。他們得用自己的頭去撞碎資產階級社會的柱石。盧森堡宮在尋找點金石，市政廳里卻在鑄造著通用的錢幣。

    可是，巴黎無產階級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那也只能在盧森堡宮的朦朧狀態中得到表現。

    工人與資產階級共同進行了二月革命；現在工人企圖在資產階級旁邊實現自己的利益，就像他們在臨時政府本身安插了一位工人坐到資產階級多數派旁邊一樣。組織勞動！但是雇傭勞動就◎第384頁◎是現存的資產階級的組織勞動。沒有雇傭勞動，就沒有資本，就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資產階級社會。專門的勞動部！但是，難道財政部、商業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資產階級的勞動部嗎？設在這些部旁邊的無產階級勞動部，只能是一個軟弱無力的部，只能是一個徒有善良願望的部，只能是一個盧森堡委員會。工人們相信能在資產階級身旁謀求自身解放，同樣，他們也認為能夠與其他資產階級國家並肩實現法國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法國的生產關系是受法國的對外貿易制約的，是受法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以及這個市場的規律制約的。如果沒有一場擊退英國這個世界市場暴君的歐洲革命戰爭，法國又怎麽能打破這種生產關系呢？

    一旦有某個階級奮起反抗，社會的革命利益就匯集在它那里，這時，它會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動的內容和材料：打倒敵人，采取適合鬥爭需要的辦法，它自己行動的結果就推動它繼續前進。它並不從理論上研究本身的任務。法國工人階級並沒有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它還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革命。

    一般說來，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是受工業資產階級的發展制約的。在工業資產階級統治下，它才能獲得廣大的全國規模的存在，從而能夠把它的革命提高為全國規模的革命；在這種統治下，它才能創造出現代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同時也正是它用以達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業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鏟除封建社會的物質根底，並且鋪平無產階級革命唯一能借以實現的地基。法國的工業比大陸上其他地區的工業更發達，而法國的資產階級比大陸上其他地區的資產階級更革命。但是二月革命難道不是直接反對金融貴族的嗎？這一事實證明，工業資產階級並沒有統治法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在現代工業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關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實現；而工業又只有在它已奪得◎第385頁◎世界市場的時候才能達到這樣強大的地步，因為在本國的疆界內是不能滿足其發展需要的。但是，法國的工業，甚至對於國內市場，也大都是依靠變相的保護關稅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當革命發生時，法國無產階級在巴黎擁有實際的力量和影響，足以推動它超出自己所擁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國其他地方，無產階級只是集聚在一個個零散的工業中心，幾乎完全消失在占壓倒多數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間。具有發展了的現代形式、處於關鍵地位的反資本鬥爭，即工業雇傭工人反對工業資產者的鬥爭，在法國只是局部現象。在二月事變之後，這種鬥爭更不能成為革命的全國性內容，因為在當時，反對次一等的資本剝削方式的鬥爭，即農民反對高利貸和反對抵押制的鬥爭，小資產者反對大商人、銀行家和工廠主的鬥爭，也就是反對破產的鬥爭，還隱蔽在反對金融貴族的普遍起義之中。所以，無怪乎巴黎無產階級力圖在資產階級利益旁邊實現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來當作社會本身的革命利益；無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紅旗。（注：在臨時政府成立的最初幾天就存在選擇法蘭西共和國國旗的問題。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1832年六月起義時在巴黎工人區高舉的紅旗為國旗，資產階級的代表則堅持要采用18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和拿破侖第一帝國時期所用的藍白紅三色的法國旗幟。這種旗幟直到1848年革命時仍然是聚集在《國民報》周圍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標志。工人代表最後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為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旗，但是在旗桿上系上了紅色的旗絳。——386、401。） 在革命進程把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國民大眾即農民和小資產者發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制度，反對資本統治以前，在革命進程迫使他們承認無產階級是自己的先鋒隊而靠攏它以前，法國的工人們是不能前進一步，不能絲毫觸動資產階級制度的。工人們只能用慘重的六月失敗作代價來換得這個勝利。

    由巴黎工人創造出來的盧森堡委員會總還算有一個功勞，這就是它從歐洲的一個講壇上泄露了19世紀革命的秘密：無產階級的解放。《通報》（注：《通報》是法國日報《總匯通報》的簡稱，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報紙。《通報》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議會的報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盧森堡委員會會議的報告曾刊載在該報上。——386、441、646、649、742。） 在不得不正式宣傳一些“荒誕囈語”時臉紅了，這些“荒誕囈語”原先埋藏在社會主義者的偽經里，只是間或作為一種又可怕又可笑的遙遠的奇談傳進資產階級的耳鼓。歐洲忽然從它那資產階級的假寐中驚醒了。於是，在把金融貴族和一般資產◎第386頁◎階級混為一談的那些無產者的觀念里，在甚至否認有階級存在或至多也只認為階級不過是立憲君主制產物的那些共和主義庸人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於政權之外的那些資產階級集團偽善的詞句里，資產階級的統治已隨著共和國的成立而被排除了。這時，一切保皇黨人都變成了共和黨人，巴黎所有百萬富翁都變成了工人。與這種在想象中消滅階級關系相適應的詞句，就是博愛——人人都骨肉相連、情同手足。這樣和氣地拋開階級矛盾，這樣溫柔地調和對立的階級利益，這樣想入非非地超越階級鬥爭，一句話，博愛——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號。只是純粹出於誤會才造成各階級的分裂，於是2月24 日拉馬丁就把臨時政府叫作“消除各階級間所存在的可怕誤會的政府”。巴黎無產階級就沈醉在這種寬大仁慈的博愛氣氛中了。

    從臨時政府這方面來說，它既然被迫宣告共和國成立，那就要盡力使這個共和國能為資產階級和外省所接受。它以廢除政治犯死刑來否定法蘭西第一共和國那種血腥恐怖；在報刊上可以自由發表任何觀點；軍隊、法庭、行政，除了少數例外，仍然掌握在昔日的達官貴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沒有一個受到追究。《國民報》方面的資產階級共和黨人把君主國的名稱和衣裳改換成舊共和國的名稱和衣裳，借以取樂。對他們說來，共和國只不過是舊資產階級社會的一件新舞衣罷了。年輕的共和國認為自己建立豐功偉績的途徑不在於去恐嚇別人，而在於經常出頭露面，在於依靠自己的柔順和不對抗的生存方式來謀求生存並消除對抗。它向國內特權階級和國外專制國家大聲宣告，共和國是愛好和平的：自己活，讓別人也活，——這就是它的座右銘。恰好在這個時候，緊跟著二月革命，德國人、波蘭人、奧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各個民族的人都按照自己直接所處的情勢起來反抗了。俄國和英國都◎第387頁◎感到措手不及，後者本身被運動波及，而前者則被運動嚇住了。於是，共和國面前一個民族敵人也沒有了，於是也就沒有什麽重大的外部糾紛可以激發起活力，加速革命過程，推動臨時政府前進或將它拋棄。巴黎無產階級把共和國看作是自己創造的，自然讚同臨時政府所采取的每一個有助於鞏固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地位的措施。它心甘情願地接受科西迪耶爾的委派，去執行警察職務，來保護巴黎的財產，就像它讓路易·勃朗去調停工人與雇主關於工資的爭議一樣。它認為在歐洲面前保全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榮譽是它自己的榮譽問題。

    共和國不論在國外或國內都沒有碰到什麽抵抗。這種情況就使它解除了武裝。它的任務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適應資產階級社會的環境。臨時政府的財政措施最能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熱地解決這一任務的。

    社會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動搖了。社會信用是以確信國家聽憑猶太人金融家剝削為基礎的。但是舊的國家已經消失了，而革命反對的首先是金融貴族。最近這次歐洲商業危機的震蕩還沒有終止。破產還在相繼發生。

    可見，在二月革命爆發以前，私人信用已經癱瘓，流通已經不暢，生產已經停滯。革命危機加劇了商業危機。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確信全套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整個資產階級制度沒有受到侵犯並且不可侵犯為基礎的，那麽這種已經使資產階級生產的基礎，即無產階級經濟奴役狀態受到威脅的革命，以盧森堡的斯芬克斯去向交易所對抗的革命，又該產生什麽影響呢？無產階級的起義，就是消滅資產階級的信用，因為它意味著消滅資產階級生產及其制度。社會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強度的經濟溫度計。這種信用降低到什麽程度，革命的熱度和革命的創造力就增長到什麽程度。◎第388頁◎

    臨時政府想要拋掉共和國的反資產階級外貌。為此首先必須保證這個新國家形式的交換價值，保證它在交易所中的行價。私人信用必然要跟著共和國在交易所中的行價再度上升。

    為了使人不致懷疑共和國不願意或不能夠履行它從君主國繼承下來的義務，為了使人相信共和國具有資產階級的道德和償付能力，臨時政府采取了既不體面而又幼稚的虛張聲勢的手段。法定償付期限未到，它就給國家債權人付清了五分、四分五和四分息的債券的息金。資本家一看見臨時政府這樣提心吊膽地急於收買他們的信任，他們那種資產階級的驕矜自負的態度就立刻恢覆了。

    自然，臨時政府的財政拮據，並沒有因它采取這種耗費本身現金儲備的矯揉造作辦法而有所減輕。財政拮據已不能再掩飾下去了，於是小資產者、仆役和工人就不得不掏出錢來，為政府贈給國家債權人的這份使他們喜出望外的禮物付款。

    政府宣布，凡存款在100法郎以上的儲蓄銀行存折今後不得提取現款。儲蓄銀行中的存款被沒收了，由政府下令變為不予償付的公債。這就激起了原已處境困窘的小資產者對於共和國的憤恨。小資產者這時所持有的已經不是儲蓄銀行的存折而是公債券，於是他們就不得不把這種債券拿到交易所去出賣，從而直接聽任交易所猶太人的宰割，而他們正是為了反對這些人才進行二月革命的。

    銀行是七月王朝時期掌握統治權的金融貴族的高教會（注：高教會是英國國教會中的一派，產生於19世紀。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主張保持古老的豪華儀式，強調與天主教徒的傳統聯系。英國國教會中與高教會相對立的另一派為低教會派，擁護者主要是資產階級和下層教士，具有新教傾向。——389。）。正像交易所操縱著國家信用一樣，銀行操縱著商業信用。

    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不僅直接威脅銀行的統治，而且威脅銀行的生存；銀行一開始就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現象，以圖使共和國喪失信用。銀行突然停止對銀行家、工廠主和商人發放信貸。這種手腕既然沒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銀行本身受到打擊。資本家◎第389頁◎們把他們那些貯藏在銀行地下室里的錢提出來。銀行券持有者們都趕到銀行出納處去擠兌金銀。

    臨時政府本來可以不用強力幹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銀行破產，它只要冷眼旁觀，讓銀行聽天由命就行了。銀行破產就會像洪水泛濫一樣，轉瞬間把金融貴族，這個共和國的最強大最危險的敵人，七月王朝的黃金台柱，從法國土地上掃除幹凈。銀行一旦破產，如果政府建立一個國家銀行並把全國信用事業置於國家監督之下，資產階級自身就只得把這看作是擺脫絕境的最後的拼死一搏。

    但是，臨時政府並沒有這樣去做，反而規定銀行券強制流通。不僅如此，它還把一切外省銀行變成了法蘭西銀行的分行，使法蘭西銀行網絡遍布法國全境。後來，臨時政府又向法蘭西銀行訂約借款，把國有森林抵押給它作為擔保。於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地鞏固和擴大了它本來應該推翻的銀行統治。

    同時，臨時政府又日益被有增無已的財政赤字壓得直不起腰來。它懇求大家為愛國主義作出犧牲，但是毫無用處。只有工人才給它一點施舍。於是它只得采取英勇手段——開征新稅。然而向誰征稅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銀行大王、國家債權人、食利者和工業家去征稅嗎？這不是取得資產階級對於共和國同情的辦法。這樣做一方面會危害國家信用和商業信用，而另一方面人們又會力圖用很大的犧牲和屈辱去換取這種信用。但是，總得有人從自己腰包里掏出錢來才行。誰來為資產階級的信用事業作犧牲呢？是笨伯雅克（注：笨伯紮克雷是法國貴族對農民的蔑稱。——編者注），農民。

    臨時政府對所有四種直接稅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稅187。官方的報刊欺騙巴黎無產階級，說這項稅負主要是落在大◎第390頁◎地產上，即落在覆辟王朝非法攫取的10億巨款（注：指1825年法國國王撥給貴族的一筆款項，其目的是用來補償貴族在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被沒收的財產。——391。）占有者的身上。而實際上這項稅負首先落在農民階級身上，即落在法國絕大多數人民身上。農民不得不負擔二月革命的費用，於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們這個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稅，對於法國農民是個生死問題，而法國農民又把它變成了共和國的生死問題。從這時起，法國農民心目中的共和國就是四十五生丁稅，而在他們看來，巴黎無產階級就是靠他們出錢來享樂的浪費者。

    1789年的革命是從免除農民的封建負擔開始的，而1848年的革命，為了使資本不受到損害並使其國家機器繼續運轉，首先就對農民加上了一項新稅。

    臨時政府只有用一個方法才能排除這一切困難，並使國家脫離其舊日的軌道，這就是宣告國家破產。大家都記得，賴德律－洛蘭後來曾向國民議會描述，他如何義憤填膺地駁斥了交易所猶太人、法國現任財政部長富爾德所提出的這種無理要求。其實，富爾德當時勸他接受的是知善惡樹上的蘋果（注：知善惡樹上的蘋果，也叫禁果。據聖經傳說，伊甸園中有一棵果樹，人若吃了這樹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善惡。上帝怕人們吃此果後能同他一樣識別善惡，因而禁止人們摘食。——391、456。）。

    臨時政府既然承認舊資產階級社會發行的要國家負責付款的期票，也就歸附了舊資產階級社會。它不是以一個威風凜凜的債權人身分去向資產階級社會索取多年的革命舊賬，反而成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受催逼的債務人。它只得去加固搖搖欲墜的資產階級社會關系，來履行那些只有在這種社會關系範圍內才必須履行的義務。信用已成了它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而它對無產階級的讓步和對無產階級的許諾，都已成了它無論如何都必須打破的桎梏。工人的解放——即令只是空話——也已成了新共和國不堪忍受的危險，因為要求工人解放，就意味著不斷反對恢覆信用，而這種信用是以堅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認現存的經濟的階級的關系為基礎的。所以，一定要把工人清除出去。◎第391頁◎

    二月革命已把軍隊逐出巴黎了。國民自衛軍，即資產階級各個階層的勢力，成了唯一的軍事力量，但是它覺得自己還不能對付無產階級。而且，國民自衛軍盡管進行了極頑強的抵抗和千方百計的阻撓，也不得不逐漸地、零星地讓武裝的無產者進入自己的行列。這樣一來，就只剩下了一條出路：使一部分無產者與另一部分無產者相對立。

    為了這個目的，臨時政府組織了24營別動隊（注：別動隊是根據法國臨時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為對付革命的人民群眾而成立的。這支由15至20歲的巴黎流氓無產者組成的隊伍被利用來鎮壓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當時任陸軍部長的卡芬雅克將軍親自領導了這次鎮壓工人的行動。後來，波拿巴主義者將其解散，他們擔心波拿巴與共和黨人發生沖突時，別動隊會站在後者一邊。——392、407、419、422。），每營1 000人，由15 歲到20歲的青年組成。這些青年大部分屬於流氓無產階級，而流氓無產階級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是由與工業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構成的。這是盜賊和各式各樣罪犯滋生的土壤，是專靠社會餐桌上的殘羹剩飯生活的分子、無固定職業的人、遊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們依各人所屬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具有拉察羅尼（注：拉察羅尼是意大利遊手好閒的流氓無產階級分子的綽號。他們不止一次地被反動的君主專制集團利用來反對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運動。——392。）的特點。他們的性格在受臨時政府征募的那種青年時期是極易受人影響的，能夠作出轟轟烈烈的英雄業績和狂熱的自我犧牲，也能幹出最卑鄙的強盜行徑和最齷齪的賣身勾當。臨時政府每天給他們1 法郎50生丁，就是說，收買了他們。臨時政府給他們穿上特別制服，就是說，使他們在外表上不同於穿工作服的工人。擔任他們指揮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備軍軍官，一部分是他們自己選出的一些資產階級年輕子弟，這些人滿口要為祖國犧牲和為共和國效忠的高調迷住了他們。

    這樣，當時與巴黎無產階級相對立的，就有一支從他們自己當中召募的年輕力壯、蠻幹的24 000人的軍隊。無產階級向列隊通過巴黎街頭的別動隊歡呼“萬歲！”他們把別動隊看成是自己在街壘戰中的前衛戰士。他們認為別動隊是同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相對立的無產階級自衛軍。他們的錯誤是情有可原的。◎第392頁◎

    除了別動隊之外，政府還決定在自己周圍募集一支產業工人軍隊。馬利部長把10萬個因危機和革命而失業的工人編進了所謂國家工場（注：國家工場是1848年二月革命（見注112）結束後根據法國臨時政府的法令倉促建立起來的。國家工場一律采取軍事化方式進行生產，對工人實行以工代賑的辦法，發給面包卡和軍餉。臨時政府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關於組織勞動的思想在工人中喪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工場工人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但是這個分裂工人階級的計劃沒有成功，革命情緒在國家工場中繼續高漲，政府就采取減少工人人數，派他們去外省參加公共工程等辦法來達到取消國家工場的目的。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無產階級的極大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義的導火線之一。起義者曾經利用了國家工場內已有的軍事組織。起義被鎮壓後，卡芬雅克政府於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國家工場。——393、419、636。）。在這個響亮的名稱之下不過是以23蘇的工資雇用工人去從事枯燥、單調和非生產性的掘土工作罷了。國家工場只不過是露天的英國習藝所（注：習藝所是依據1834年英國通過的新的濟貧法，即《關於進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實施英國和威爾士濟貧法的法案》而設置的“救濟”貧民的機構。法案規定禁止對有勞動能力的人及其家屬提供任何金錢和食品救濟，而讓他們在習藝所里從事強制性的勞動。習藝所里生產條件惡劣，勞動強度大，生產效率低，那里實行的制度與強迫囚徒從事苦役的牢獄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窮人的巴士底獄”之稱。

    巴士底獄是14至18世紀巴黎的城堡和國家監獄。16世紀起，主要用來囚禁政治犯。——216、393。）。臨時政府以為這樣就組建了第二支反對工人本身的無產者大軍。這一次資產階級把國家工場看錯了，正如工人把別動隊看錯了一樣。它原來是創立了一支暴動軍。

    不過有一個目的是達到了。

    國家工場——路易·勃朗在盧森堡宮所宣傳的那種人民工廠就叫這個名字。馬利的工場同盧森堡宮的設想完全相反，但因為牌號相同，就往往給人提供機會，去別有用心地制造誤會，就像描寫仆人的西班牙喜劇所制造的那種誤會一樣（注：在16世紀，特別是17世紀，西班牙的喜劇中常常是主人假裝成仆人，仆人假裝成主人，結果鬧出了又混亂又可笑的糾紛。——393。）。臨時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謠言，說這些國家工場是路易·勃朗的發明，因為國家工場的預言者路易·勃朗是臨時政府中的一員，謠言就更加顯得真實了。在巴黎資產階級半天真半故意地混淆這兩種東西的過程中，在法國和歐洲當時受到操縱的輿論中，這些習藝所竟成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步，於是，社會主義就一起被釘在恥辱柱上了。

    如果不是就內容來說，而是就名稱來說，國家工場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工業，反對資產階級信用和反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具體表現。因此，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傾注在這些國家工場上。同時它認定這些國家工場是它一旦強大到能夠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決裂時就可以加以打擊的對象。小資產者也把這些已成為共同攻擊對象的國家工場當作發泄自己一切不滿和煩惱的目標。他們咬牙切齒地計算著這班無產階級懶漢耗費的錢財，而他們自己的境況卻變得一天比一天艱難。裝裝樣子的工作竟可以獲得國家年金，這就叫社會主義！——他們這樣嘟囔著。他們認為自己◎第393頁◎境況窮困的原因就在於國家工場，就在於盧森堡宮的浮誇之詞，就在於巴黎工人的示威遊行。最狂熱地反對共產主義者的所謂陰謀詭計的，莫過於這些瀕臨破產而又毫無得救希望的小資產者了。

    這樣，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行將來臨的搏鬥中，一切優勢，一切最重要的陣地，一切中等社會階層，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而正是在這個時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又在整個大陸高漲起來了；每一次來的郵件，時而從意大利，時而從德國，時而從最遙遠的歐洲東南部地區都傳來新的革命消息，不斷地給人民帶來勝利的證據，使人民普遍地沈浸在欣喜的情緒之中，而實際上他們已經喪失了這種勝利。

    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內部蘊蓄的偉大階級鬥爭的初次交鋒。

    三月十七日事件暴露了無產階級不能采取任何堅決行動的模棱兩可態度。無產階級舉行示威遊行的最初目的，是要讓臨時政府回到革命軌道上來，在必要時把資產階級的閣員清除出去，並且迫使國民議會和國民自衛軍的選舉延期（注：指1848年3月18日國民自衛軍總部的選舉和4月9日制憲國民議會的選舉。團結在布朗基和德薩米等人周圍的巴黎工人堅持要求延期選舉，理由是必須在居民中進行適當的解釋工作。巴黎3月17日群眾示威遊行的結果，是正規軍從首都撤離（4月16日事件後他們又被召回），以及國民自衛隊的選舉被推遲到4月5日，制憲議會的選舉被推遲到4月23日。——394。）。但是在3月16日，由國民自衛軍代表的資產階級舉行了反對臨時政府的示威遊行。他們在“打倒賴德律-洛蘭！”的吶喊聲中湧向市政廳。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賴德律-洛蘭萬歲！臨時政府萬歲！”不得不抗擊資產階級，以維護他們覺得陷於危急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他們沒有使臨時政府屈服於自己，反而加固了臨時政府的地位。三月十七日事件以一種戲劇性的場面結束了。誠然，巴黎無產階級在這一天再度顯示了自己強大的力量，但這只是加強了臨時政府內部和外面的資產階級擊破無產階級的決心。

    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臨時政府串通資產階級制造的一個誤會。當時許多工人聚集在馬爾斯廣場和跑馬場上，以便籌備國民自衛◎第394頁◎軍總部的選舉事宜。突然有一個謠言迅速傳遍巴黎全城各處，說在馬爾斯廣場上工人在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貝和拉斯拜爾領導下武裝集合，打算從那里向市政廳進發，推翻臨時政府，宣布成立共產主義政府。立刻就有人發出全體緊急集合警報，——後來賴德律-洛蘭、馬拉斯特和拉馬丁三人競相表白，說首先發出警報的殊榮歸於自己，——於是一小時以後就有10萬人荷槍待發，市政廳的所有入口都被國民自衛軍占據了，“打倒共產主義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爾和卡貝！”的口號響徹巴黎全城，無數的代表團跑來向臨時政府表示效忠，所有的人都準備拯救祖國和社會。最後，當工人們來到市政廳前面，正要把他們在馬爾斯廣場上募集的愛國捐款獻給臨時政府的時候，他們才驚悉，原來資產階級的巴黎剛才在周密籌劃的虛假戰鬥中戰勝了他們的影子。4月16日的這場可怕的亂子，便成了把軍隊召回巴黎（這出拙劣喜劇的真正目的原在於此），並在外省各處舉行反動的聯邦主義示威遊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選產生的國民議會（注：從本頁到第427頁，國民議會是指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的制憲國民議會（制憲議會）。——395。）開會了。普選權並不具備舊派共和黨人所寄托於它的那種魔力。舊派共和黨人把全體法國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數法國人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觀點等等的公民。這就是他們那種人民崇拜。但是，選舉所表明的並不是他們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實的人民，即分裂成各個不同階級的代表。我們已經看到，農民和小資產者在選舉中為什麽必定由好鬥的資產階級和渴望覆辟的大土地所有者來統轄。然而，普選權雖不是共和主義庸人所想象的那種法力無邊的魔杖，但它具有另一種高超無比的功績；它發動階級鬥爭，使資產階級社會各中等階層的幻想和失望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它一下子就把剝削階級所有集團提到國家高層，從而揭去他們騙人的假面具，而具有限制選舉◎第395頁◎資格的君主制度則只是讓資產階級中的一定集團喪失聲譽，使其余的集團得以隱藏在幕後並且罩上共同反對派的神聖光環。

    在5月4日開幕的制憲國民議會中，占壓倒優勢的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國民報》的共和派（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國民報》派又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對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大屠殺。——382、396、402、414、423、440、461、595。）。正統派（注：正統派指法國代表大土地貴族和高級僧侶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長系的擁護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後，正統派就組成政黨。在反對以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為支柱的當政的奧爾良派王朝時，一部分正統派常常抓住社會問題進行蠱惑宣傳，標榜自己維護勞動者的利益，使他們不受資產者的剝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的觀點叫作封建的社會主義。這里的“第一代法蘭西正統派”是指那些極端仇視法國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和奧爾良派（注：奧爾良派是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保皇黨，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這段時期執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奧爾良公爵的擁護者。——396、422、622。） 本身起初也只有戴著資產階級共和主義假面具才敢出頭露面。只有借共和國名義，才能發動鬥爭反對無產階級。

    共和國，即法國人民所承認的共和國開始存在的時期，應該是從5月4日算起，而不是從2月25日算起；這不是巴黎無產階級強令臨時政府接受的那個共和國，不是設有社會機構的那個共和國，不是在街壘戰士眼前浮現過的那個幻象。國民議會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國，不是一種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在政治上對它實行的改造，是在政治上對資產階級社會的重新加固，——簡言之，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這種論斷是從國民議會的講壇上發出的，並且在一切共和派資產階級和反共和派資產階級報刊中得到了響應。

    我們已經看到：二月共和國在事實上不過是，而且也只能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臨時政府在無產階級直接壓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個設有社會機構的共和國；巴黎無產階級還只能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而當需要行動的時候，他們的活動卻處處都為資產階級共和國效勞；許給無產階級的那些諾言已成了新共和國所不堪忍受的威脅，臨時政府的整個存在過程可以歸結為一場反對無產階級要求的、持續不斷的鬥爭。

    整個法國在國民議會里對巴黎無產階級進行審判。國民議會立即與二月革命的一切社會幻想實行了決裂，公然宣布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並且只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它立即從自己所任命的執行委員會（注：執行委員會是法國制憲議會1848年5月10日為了代替辭職的臨時政府而建立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上台為止。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多半是溫和的共和派。賴德律－洛蘭是這個委員會中的左翼代表。——396、402。）中排除了無產階級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爾伯；它◎第396頁◎否決了設立專門勞動部的提案，並且以暴風雨般的歡呼聲同意了特雷拉部長所作的聲明：“現在的問題只是要勞動恢覆原狀。”

    然而還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國是工人在資產階級消極支持下爭得的。無產者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二月鬥爭中的勝利者，並提出勝利者的高傲要求。必須在巷戰中戰勝這些無產者，一定要讓他們明白，如果他們在鬥爭中不是聯合資產階級而是反對資產階級，他們就注定要失敗。先前，為了建立一個對社會主義作出讓步的二月共和國，曾經需要無產階級聯合資產階級向王權進行戰鬥；現在，為了使共和國擺脫它向社會主義作出的讓步，為了正式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統治，已需要再來一場戰鬥了。資產階級一定要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真正出生地並不是二月勝利，而是六月失敗。

    無產階級加速了決戰的到來：它在5月15日湧入了國民議會，徒然地試圖恢覆自己的革命威望，結果只是使自己有能力的領袖落到了資產階級獄吏手中。（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動是在進一步推進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國、波蘭的革命運動的口號下進行的，參加遊行的有15萬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為首的巴黎工人。遊行者向當天討論波蘭問題的制憲議會走去，闖進了波旁王宮的會議大廳，要求議會兌現諾言，要求對為爭取獨立而鬥爭的波蘭給予軍事援助，要求采取斷然措施消除失業和貧困，給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勞動部；他們試圖驅散制憲議會，成立新的臨時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它的領導人布朗基、巴爾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億稅款）、阿爾伯、拉斯拜爾等都被逮捕。這次革命行動失敗後，臨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廢除國家工場的措施，實施了禁止街頭集會的法律，封閉了許多民主派俱樂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當局在布爾日對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參加者進行了審判。巴爾貝斯被處以無期徒刑，布朗基被處以10年的單獨監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爾、阿爾伯等人各被判處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Il faut en finir！這種局面必須結束！這個呼聲表明了國民議會決心迫使無產階級進行決戰。執行委員會頒布了許多挑釁性的法令，如禁止民眾集會等等。從制憲國民議會的講壇上直接向工人發出挑釁，辱罵和嘲弄工人。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真正的攻擊對象，還是國家工場。制憲議會命令執行委員會對付這些國家工場，而執行委員會本來就只等國民議會用命令方式批準它自己既定的計劃。

    執行委員會開始阻撓工人進入國家工場，把計日工資改成了計件工資，並把一切不是在巴黎出生的工人趕到索洛涅，說是讓他們去做掘土工作。而所謂掘土工作，正如從那里失望歸來的工人向同行工友們所說的那樣，不過是用來掩飾驅逐工人這一行動的花言巧語罷了。最後，6月21日，《通報》上登載了一項法令，命令把◎第397頁◎一切未婚工人強制逐出國家工場，或者編入軍隊。

    工人們沒有選擇的余地：不是餓死，就是鬥爭。他們在6月22 日以大規模的起義作了回答——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蒙在共和國頭上的面紗被撕破了。

    大家知道，那些沒有領袖、沒有統一計劃、沒有經費和多半沒有武器的工人，是如何以無比的勇敢和機智扼制了軍隊、別動隊、巴黎國民自衛軍以及從外省開來的國民自衛軍，一直堅持了5天。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為自己所經受的死亡恐怖進行了聞所未聞的殘酷報覆，殘殺了3 000多名俘虜。

    法國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共和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太深，以致在六月戰鬥已經過去了幾星期，才開始覺察到這次戰鬥的意義。他們簡直被那沖散他們共和國幻覺的硝煙熏得頭昏眼花。請讀者允許我們用《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之二）

    *（注：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這一組連載文章，是1850年1月至11月專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志（見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見注164）的續刊。該雜志從1850年3月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雜志上發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1850年11月，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刊。)）寫的。文章對法國的整個一段歷史時期作了唯物主義的闡述，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極其重要的原則。這組文章最初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是以《從1848到1849年》這一總標題發表的，原計劃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敗》，《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陸上產生的後果》和《英國的現狀》。但是在雜志的第1、2、3三期上只發表了前三篇文章。關於1849年六月事件對大陸的影響以及英國的狀況，則在雜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時評中得到了闡述。）（注：馬克思這組文章當時引起了新聞界的注意。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漢堡）第40期發表了《〈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1期的啟示》和馬克思這一著作的摘錄。當年4月15日《大胡蜂周報》（加塞爾）第3期對該文發表了一篇評論。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倫敦報》第262-264號轉載了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1852年1月在僑居美國的德國社會主義流亡者創辦的《體操報》上，刊登了約·魏德邁在馬克思影響下寫的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將這組文章編成單行本在柏林出版，並將總標題改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不僅寫了導言，還增添了第四章，這一章就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5、6期合刊發表的《時評（三）》中有關法國事件的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頁）。恩格斯給這一章標的題目是：《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1895年2月13日他給理·費舍的信上說，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這本著作完整了，沒有它，這本小冊子就帶有片斷的性質”。當時前三章的標題也有改動：1.《從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從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從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發表時的標題，第四章則用1895年版的標題。——376。）

    《新萊茵報》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作用。闡述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的重要觀點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盡管遭到當局的種種迫害和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把他驅逐出境，同時又加緊迫害《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致使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321、398、544。） 中的一段話來表達六月失敗的消息給我們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後正式殘余物——執行委員會——已像幻影一樣在嚴重事變的面前消散了；拉馬丁的照明彈變成了卡芬雅克的燃燒彈。博愛，一方剝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對立的階級之間的那種博愛；博愛，在2月間宣告的、用大號字母寫在巴黎的正面墻上、寫在每所監獄上面、寫在每所營房上面的那種博愛，用真實的、不加粉飾的、平鋪直敘的話來表達，就是內戰，就是最可怕的國內戰爭——勞動與資本間的戰爭。在6月25日晚間，當資產階級的巴黎張燈結彩，而無產階級的巴黎在燃燒、在流血、在呻吟的時候，這個博愛便在巴黎所有窗戶前面燒毀了。博愛存在的那段時間正好是資產階級利益和無產階級利益友愛共處的時候。

    學究們，他們拘守1793年舊的革命傳統；社會主義的空談家，◎第398頁◎他們曾為人民向資產階級乞憐，並且被允許進行長時間地說教和同樣長時間地丟醜，直到把無產階級的獅子催眠入睡為止；共和黨人，他們要求實行整套舊的、不過沒有戴王冠的首領的資產階級制度；王朝反對派（注：王朝反對派是七月王朝時期法國眾議院中的一個以奧迪隆·巴羅為首的議員集團。這個集團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治觀點，主張實行溫和的選舉改革，認為這樣就能避免革命並維持奧爾良王朝的統治。——382、399、414。），他們從事變中得到的不是內閣的更換，而是王朝的崩潰；正統派，他們不是想脫去奴仆的服裝，而是僅僅想改變一一下這種服裝的式樣，——所有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實現自己的二月革命時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場漂亮的革命，是一場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為在這場反對王權的革命中顯現出來的各種矛盾還在尚未充分發展的狀態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為構成這些矛盾背景的社會鬥爭還只是一種隱約的存在，還只是口頭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則是一場醜惡的革命，令人討厭的革命，因為這時行動已經代替了言詞，因為這時共和國已經摘掉了保護和掩飾過兇惡怪物的王冠，暴露出這個兇惡怪物的腦袋。秩序！——這是基佐的戰鬥吶喊。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蒂亞尼曾在俄軍攻下華沙時這樣高喊。秩序！——法國國民議會和共和派資產階級的粗野的應聲蟲卡芬雅克這樣高喊。秩序！——他所發射的霰彈在炸開無產階級的軀體時這樣轟鳴。1789年以來的許多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一次曾侵犯過秩序，因為所有這些革命都保持了階級統治和對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資產階級秩序，盡管這種統治和這種奴役的政治形式時常有所改變。六月革命侵犯了這個秩序。六月革命罪該萬死！”（1848年6月29 日《新萊茵報》）（注：馬克思《六月革命》，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157頁。——編者注）

    六月革命罪該萬死！——歐洲各處響應道。◎第399頁◎

    巴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逼迫下發動了六月起義。單是這一點已注定無產階級要失敗。既不是直接的、公開承認的要求驅使無產階級想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已經到了有能力解決這個任務的地步。《通報》只得正式向無產階級挑明，共和國認為對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並且只有它的失敗才使它確信這樣一條真理：它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只是一種空想，這種空想只要企圖加以實現，就會成為罪行。於是，原先無產階級想要強迫二月共和國予以滿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誇而實質上瑣碎的、甚至還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要求，就由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取而代之，這個口號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既然將自己的葬身地變成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誕生地，也就迫使資產階級共和國現了原形：原來這個國家公開承認的目的就是使資本的統治和對勞動的奴役永世長存。已經擺脫了一切桎梏的資產階級統治，由於眼前總是站立著一個遍體鱗傷、決不妥協與不可戰勝的敵人，——其所以不可戰勝，是因為它的存在就是資產階級自身生存的條件，——就必定要立刻變成資產階級的恐怖。在無產階級暫時被擠出舞台而資產階級專政已被正式承認之後，資產階級社會內的中等階層，即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就必定要隨著他們境況的惡化以及他們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尖銳化而越來越緊密地靠攏無產階級。正如他們從前曾認為他們的災難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崛起一樣，現在則認為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失敗。

    如果說六月起義在大陸各處都加強了資產階級的自信心，並且促使它公開與封建王權結成聯盟來反對人民，那麽究竟誰是這個聯盟的第一個犧牲品呢？是大陸的資產階級自身。六月失敗阻礙了它鞏固自己的統治，阻礙了它使人民在半滿意和半失望中停◎第400頁◎留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最低階段上。

    最後，六月失敗使歐洲各個專制國家識破了一個秘密，即法國為了能在國內進行內戰，無論如何都必須對外保持和平。這就把已經開始爭取民族獨立的各國人民置於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強權之下，但同時這些國家的民族革命的成敗也就要依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敗而定，它們那種表面上不依社會大變革為轉移的獨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只要工人還是奴隸，匈牙利人、波蘭人或意大利人都不會獲得自由！

    最後，神聖同盟的勝利使歐洲的局面發生了變化，只要法國發生任何一次新的無產階級起義，都必然會引起世界戰爭。新的法國革命將被迫立刻越出本國範圍去奪取歐洲的地區，因為只有在這里才能夠實現19世紀的社會革命。

    總之，只有六月失敗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國能夠發揮歐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條件。只有浸過了六月起義者的鮮血之後，三色旗184 才變成了歐洲革命的旗幟——紅旗！

    因此我們高呼：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二　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強迫法國實行共和制，6月25日把革命強加給法國。在6 月以後，革命意味著推翻資產階級社會，而在2月以前，它卻意味著推翻一種國家形式。

    六月鬥爭是資產階級中的共和派領導的，鬥爭勝利了，政權當然歸他們。戒嚴使手足被縛的巴黎毫無抵抗地倒在他們腳下，而在◎第401頁◎外省，則到處籠罩著精神上的戒嚴氣氛，勝利了的資產者盛氣淩人、飛揚跋扈，農民則肆無忌憚地表現出對財產的狂熱情緒。因此，在下層已經沒有任何威脅了！

    與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滅的同時，民主主義共和派亦即具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那種共和派的政治影響也被消滅了，他們的代表者在執行委員會（注：執行委員會是法國制憲議會1848年5月10日為了代替辭職的臨時政府而建立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上台為止。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多半是溫和的共和派。賴德律－洛蘭是這個委員會中的左翼代表。——396、402。） 中是賴德律－洛蘭，在制憲國民議會中是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在新聞出版界是《改革報》（注：改革派指法國《改革報》的支持者，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主要代表人物有賴德律－洛蘭、路易·勃朗等人。他們主張建立共和國，實行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革。

    《改革報》是一家法國日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報紙，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該報上發表過文章。——305、306、402。）。他們同資產階級共和派一起在4月16日搞過反對無產階級的陰謀，同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變時攻打過無產階級。這樣，他們就自己破壞了他們那一派賴以成為一股力量的背景，因為小資產階級只有以無產階級為後盾，才能保持住自己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陣地。他們被踢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公然破壞了自己在臨時政府和執行委員會時期勉強地而且是滿腹鬼胎地跟他們結成的虛假同盟。民主主義共和派作為同盟者已被輕蔑地拋棄，他們墮落成了三色旗派（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國民報》派又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對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大屠殺。——382、396、402、414、423、440、461、595。）的仆從，他們不可能迫使後者作出任何讓步，但是每當後者的統治以及整個共和國看來受到反對共和的資產階級集團的威脅時，他們就必定要維護這個統治。最後，這些集團，即奧爾良派和正統派，一開始就在制憲國民議會中占少數。在六月事變以前他們自己只有戴上資產階級共和主義假面具才敢出頭露面；六月勝利使整個資產階級法國一度把卡芬雅克當成自己的救星來歡迎，而當反共和派在六月事變後不久重新取得獨立地位時，軍事獨裁和巴黎戒嚴只容許這一派非常畏縮謹慎地伸出自己的觸角。

    自1830年起，資產階級共和派以他們的著作家、他們的代言人、他們的專門人才、他們的野心家、他們的議員、將軍、銀行家和律師為代表，聚集在巴黎的一家報紙即《國民報》（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國民報》派又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對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大屠殺。——382、396、402、414、423、440、461、595。）的周圍。在外省，《國民報》設有自己的分社。《國民報》派是三色旗共和國的王◎第402頁◎朝。他們立刻就占據了一切官職——內閣各部、警察總局和郵政總局的職位，以及地方行政長官的職位和軍隊高級軍官的空缺。他們的將軍卡芬雅克執掌著行政權，他們的總編輯馬拉斯特成了制憲國民議會常任議長。同時，他又以司禮官的身分在自己的沙龍中接待正直的共和國的賓客。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國著作家，也由於對共和主義傳統懷著某種敬畏而抱著錯誤見解，以為在制憲國民議會中是保皇黨人占統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變之後，制憲議會仍然完全是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代表者，而且，三色旗共和派在議會外的影響越是喪失殆盡，制憲議會就越是堅決地擺出這副面孔。在需要捍衛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形式時，制憲議會就擁有民主主義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衛這個共和國的內容時，制憲議會甚至連講話的方式也與資產階級保皇集團如出一轍了，因為構成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容的正是資產階級的利益，正是它的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的物質條件。

    由此可見，這個制憲議會的生命和活動不是體現了保皇主義，而是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它歸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殺害了，而是腐爛了。

    在制憲議會統治的全部期間，當它在前台表演大型政治歷史劇的時候，在舞台的深處卻進行著一刻不停的犧牲祭——軍事法庭不斷地對被捕的六月起義者判罪，或是不經審判就放逐。制憲議會老練地承認，它不是把六月起義者當作罪犯來審判，而是當作敵人來消滅。

    制憲國民議會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來調查六月事件（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見注192）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 和五月十五日事件（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動是在進一步推進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國、波蘭的革命運動的口號下進行的，參加遊行的有15萬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為首的巴黎工人。遊行者向當天討論波蘭問題的制憲議會走去，闖進了波旁王宮的會議大廳，要求議會兌現諾言，要求對為爭取獨立而鬥爭的波蘭給予軍事援助，要求采取斷然措施消除失業和貧困，給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勞動部；他們試圖驅散制憲議會，成立新的臨時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它的領導人布朗基、巴爾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億稅款）、阿爾伯、拉斯拜爾等都被逮捕。這次革命行動失敗後，臨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廢除國家工場的措施，實施了禁止街頭集會的法律，封閉了許多民主派俱樂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當局在布爾日對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參加者進行了審判。巴爾貝斯被處以無期徒刑，布朗基被處以10年的單獨監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爾、阿爾伯等人各被判處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並調查社會主義各派和民主主義各派的領袖們參加這些事件的情況。調查的直接對象就是路◎第403頁◎易·勃朗、賴德律－洛蘭和科西迪耶爾。資產階級共和派急於要除掉這些敵手。他們再也找不到比奧迪隆·巴羅先生更為適當的人選來替他們覆仇了。這個人是王朝反對派過去的首領，自由主義的化身，妄自尊大的小人，淺薄無能的庸才，他不僅要為王朝覆仇，而且要同那些使他丟掉內閣首相職位的革命家算賬。這保證他決不會手軟。於是這個巴羅被任命為調查委員會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樁控訴二月革命的十足的案件，這個案件可以概括如下：3月17日——遊行示威，4月16日——陰謀，5月15日——謀害，6 月23日——內戰！他為什麽沒有把他的深奧的刑事調查工作引伸到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呢？《辯論日報》對此作了回答（注：《辯論日報》是法國資產階級報紙《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的簡稱，1789年創刊於巴黎。七月王朝時期為政府的報紙，奧爾良派資產階級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該報反映了反革命資產階級，即所謂秩序黨的觀點。

    所謂《辯論日報》的回答，指該報1848年8月28日的社論。——404、474、595。）：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就是創建羅馬。國家的起源湮沒在神話之中，而對神話是只許相信，不許討論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爾被交付法庭審判了，國民議會已經完成了它在5月15 日開始進行的清洗自身的工作。

    由臨時政府擬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對資本課稅的方案（通過抵押稅的形式），被制憲議會否決；限制工作日為十小時的法律被廢除；重新施行了負債者監禁制度；占法國人口大部分的沒有讀寫能力的人被取消了參加陪審的資格。為什麽不幹脆連他們的選舉權也剝奪掉呢？重新施行了報紙交納保證金的制度，結社權受到了限制。

    但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在他們急忙給舊日的資產階級關系恢覆舊日的保障，並消除革命浪潮所遺留下來的一切痕跡時，卻遇到了一種使他們遭受意外危險的反抗。

    在六月事變中，最狂熱地為拯救財產和恢覆信用而奮鬥的，莫過於巴黎的小資產者——開咖啡店的、開餐館的、開酒店的、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主們奮起向街壘進攻，以求恢◎第404頁◎覆從街頭到小店去的通路。但是，街壘後面站著小店主們的顧客和債務人，街壘前面站著他們的債權人。而當街壘被摧毀，工人被擊潰，小店主們在勝利陶醉中奔回自己店里的時候，發覺店門已被財產的救主即信用的正式代理人堵住了，這位代理人拿著威脅性的通知單迎接他們：票據過期了！房租過期了！債票過期了！小店鋪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財產！但是，他們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們的財產；他們做生意的店鋪不是他們的財產；他們所出賣的商品不是他們的財產。無論是他們的店鋪，或是他們吃飯用的盤子，或是他們睡覺用的床鋪，都已不再歸他們所有了。正是為了對付他們，人們才需要去拯救這種財產，這樣做為的是那些將房屋租給他們住的房東，為的是那些給他們票據貼現的銀行家，為的是那些貸給他們現金的資本家，為的是那些把商品信托給小店主們出賣的工廠主，為的是那些把原料賒賣給小手工作坊主的批發商。恢覆信用！但是，重新變得穩定的信用已表明自己是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十分幹練的神，它把無力支付的債務人連同其妻子兒女一起逐出了住所，把他的虛幻的財產交給了資本，而把他本人拋進了在六月起義者屍體上重又威風凜凜地聳立起來的債務監獄。

    小資產者驚愕地認識到，他們擊潰了工人，就使自己毫無抵抗地陷入了債權人的掌握之中。他們從2月起就像慢性病一樣拖延下來的、似乎沒有人去注意的破產，在6月以後被正式宣告了。

    小資產者的名義上的財產，只有在需要驅使他們去為維護財產進行鬥爭的時候，才不受侵犯。現在，既然已經和無產階級算清大賬，也就可以和小店主來算小賬了。如巴黎，過期的票據總值在2 100萬法郎以上，外省則在1 100萬法郎以上。巴黎有7 000多家商店老板，自2月以來就沒有交過房租。◎第405頁◎

    如果說國民議會決定要調查自2月以來的政治罪責，那麽小資產者則要求調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債務。大群的小資產者聚集在交易所的大廳里，威脅地提出要求：任何商人，凡是能證明自己只是由於革命引起的不景氣才遭到破產，而到2月24日以前生意仍然不錯，就應該由商業法庭準許延長償付債務的期限，並強制債權人在取得適當利息的條件下撤訴。這個問題曾以“友好協議”法案形式在國民議會中討論。國民議會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突然聽說有起義者的妻子兒女數千人在聖但尼門前準備請願要求大赦。

    小資產者面對著覆活的六月幽靈戰栗了起來，而國民議會又板起了面孔。債權人和債務人的concordats à l’amiable ——友好協議——中最重要的條款遭到了否決。

    可見，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的共和派代表早已把小資產者的民主派代表壓了下去，這種議會範圍內的分裂就獲得了資產階級的現實的經濟意義，因為小資產者作為債務人被交給資產者這個債權人去擺布了。這些債務人當中有一大部分已經完全破產，其余的人則只許在完全成為資本奴隸的條件下繼續經營自己的業務。1848年8月22日，國民議會否決了友好協議，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嚴期間，路易·波拿巴親王和囚禁在萬塞訥監獄的共產主義者拉斯拜爾當選為巴黎的代表。資產階級則選舉了猶太匯兌業者和奧爾良黨人富爾德。這樣，各方面都同時向制憲國民議會，向資產階級共和主義和卡芬雅克公開宣戰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資產者大批破產造成的後果勢必遠遠超出直接受害者的範圍而持續發生作用，因而勢必再次破壞資產階級的交易，同時因六月起義造成的耗費加大了國家的赤字，而國家財政收入則因生產停滯、消費緊縮和輸入減少而持續下降。卡芬雅克◎第406頁◎和國民議會別無他法，只好靠發行新公債去找出路，而新公債又使他們更加受到金融貴族的束縛。

    小資產者得到的六月勝利果實是破產和清賬，而卡芬雅克的鷹犬即別動隊（注：別動隊是根據法國臨時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為對付革命的人民群眾而成立的。這支由15至20歲的巴黎流氓無產者組成的隊伍被利用來鎮壓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當時任陸軍部長的卡芬雅克將軍親自領導了這次鎮壓工人的行動。後來，波拿巴主義者將其解散，他們擔心波拿巴與共和黨人發生沖突時，別動隊會站在後者一邊。——392、407、419、422。）得到的酬勞則是娼婦們溫情的擁抱，社會的這些“年輕的救主們”在馬拉斯特——同時扮演正直的共和國東道主和行吟詩人角色的三色旗騎士——的沙龍里備受歡迎。但是，別動隊這樣受到社會優待、領取過高的薪俸，卻使軍隊感到惱怒；同時，資產階級共和主義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通過自己的報紙《國民報》用以爭取一部分軍隊和農民階級的一切民族幻想，卻已經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國民議會在北意大利充當調停者，以便夥同英國把它出賣給奧地利，僅僅這麽一天的政績就把《國民報》派18年來扮演反對派所得的成果化為烏有。再也沒有哪一個政府比《國民報》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氣質了；再也沒有哪一個政府像它這樣依賴英國，而《國民報》派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迦太基必須被消滅”（注：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結束演講時所慣用的一句話。——編者注）這句話過日子的；再也沒有哪一個政府像它這樣屈從於神聖同盟（注：神聖同盟是歐洲各專制君主鎮壓歐洲各國進步運動和維護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該同盟是戰勝拿破侖第一以後，由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議，於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時還締結了神聖同盟條約。幾乎所有的歐洲君主國家都參加了同盟。這些國家的君主負有相互提供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義務，以維持維也納會議上重新劃定的邊界和鎮壓各國革命。

    神聖同盟為了鎮壓歐洲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分別召開過幾次會議：1818年亞琛會議，1820-1821年特羅保會議，1821年5月萊巴赫會議和1822年的維羅納會議。根據會議的決議，曾於1820-1821年間鎮壓意大利的革命運動，1823年武裝幹涉西班牙革命，並企圖幹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由於歐洲諸國間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後神聖同盟實際上已經瓦解。——366、380、407。），而《國民報》派原是要求基佐那樣一個人撕毀維也納條約（注：指在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維也納會議是歐洲各國（土耳其除外）從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斷斷續續召開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英、普、俄、奧等反拿破侖戰爭聯盟國家的君主和代表，法國因波旁王朝覆辟也派代表出席會議。會議締結的旨在恢覆各國王朝統治和滿足戰勝國領土要求的條約和協議，統稱為維也納條約。根據維也納會議的決定，奧地利獲得了意大利的倫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魯士獲得萊茵河兩岸及北部薩克森的土地，瑞典從丹麥獲得了挪威，俄國獲得了芬蘭，並把華沙大公國改為波蘭王國，由沙皇統治，克拉科夫成為俄、普、奧共同保護的共和國。奧地利的尼德蘭（比利時）合並於荷蘭稱為尼德蘭王國。德意志組成松散的德意志聯邦；瑞士重新恢覆中立；英國得到荷蘭的殖民地好望角與錫蘭以及法屬殖民地馬耳他島。會議的最後決議規定，恢覆法國1792年的疆界，恢覆波旁王朝在法國的統治，並將法國置於列強的嚴格監督之下；法國不得再侵占歐洲領土。1815年9月關於成立神聖同盟（見注173）的決議是對維也納決議的補充。——491。）上締結的旨在恢覆各國王朝統治和滿足戰勝國領土要求的條約和協議。——407、595。）的。歷史的諷刺竟使《國民報》的前外事編輯巴斯蒂德當上了法國外交部長，讓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來駁斥自己的每一篇論文。

    軍隊和農民階級曾一度相信，有了軍事專政，同時就會把對外戰爭和“榮譽”提到法國的日程上來。可是，卡芬雅克不是對資產階級社會實行軍刀專政，而是靠軍刀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現在需要的兵士只是憲兵。卡芬雅克在恪守古老共和主義的忍讓精神的嚴肅面具下，隱藏著他鄙俗地服從於為了資產階級的官位必◎第407頁◎須接受的屈辱條件的真相！L’argent n’a pas de ma?tre！金錢無主人！卡芬雅克也像制憲議會那樣把第三等級的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譯成了如下的政治語言：資產階級無國王，資產階級統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國。

    制憲國民議會的“偉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造出這個形式，擬定共和憲法。正如把基督教歷改名為共和歷（注：法蘭西共和歷是法國從1793年10月24日至1806年1月1日期間為取代格雷果里歷采用的新歷法。為消除基督教的影響，該歷法日和月的名稱都取自自然界和不同的時令，如：霧月、收獲月等。附在格雷果里歷日期上的聖徒名字則代之以種子、樹木、花卉和水果的名字。——408。），把聖巴托羅繆節改名為聖羅伯斯比爾節不會使天氣有什麽改變一樣，這部憲法沒有並且也不能使資產階級社會有什麽改變。凡是憲法超出了改換服裝的範圍的地方，它就把已經存在的事實記錄下來。於是，它隆重地登記了共和國的事實，普選權的事實，由單一全權國民議會代替兩個權力有限的立憲議院的事實。於是，它把固定不變的、無責任的、世襲的王權改成了可變更的、有責任的、由選舉產生的王權，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總統制，從而登記了並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獨裁的事實。於是，它把國民議會在受過5月15 日（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動是在進一步推進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國、波蘭的革命運動的口號下進行的，參加遊行的有15萬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為首的巴黎工人。遊行者向當天討論波蘭問題的制憲議會走去，闖進了波旁王宮的會議大廳，要求議會兌現諾言，要求對為爭取獨立而鬥爭的波蘭給予軍事援助，要求采取斷然措施消除失業和貧困，給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勞動部；他們試圖驅散制憲議會，成立新的臨時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它的領導人布朗基、巴爾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億稅款）、阿爾伯、拉斯拜爾等都被逮捕。這次革命行動失敗後，臨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廢除國家工場的措施，實施了禁止街頭集會的法律，封閉了許多民主派俱樂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當局在布爾日對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參加者進行了審判。巴爾貝斯被處以無期徒刑，布朗基被處以10年的單獨監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爾、阿爾伯等人各被判處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和6月25日（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見注192）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的驚嚇後為保證自身安全而預先賦予議長的非常權力，提高成了根本法。憲法里其余的東西都是在術語上做文章。從舊君主國的機器上撕掉保皇主義的標簽而貼上了共和主義的標簽。原任《國民報》總編輯、現任憲法總編輯的馬拉斯特，不無才華地完成了這項學院式的任務。

    制憲議會好像那個智利官吏，當地下的轟鳴已經預告火山即將噴發而必定會把他腳下的土地沖走的時候，他還準備通過土地丈量來更精確地劃定地產的邊界。當制憲議會在理論上雕琢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主義形式的時候，它在實際上卻是專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嚴來維持的。它在開始制定憲法的前兩天，宣布延長戒嚴期。從前，通常是社會變革的過程達到一個停頓點，新形成的階級關系已經固定，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各派◎第408頁◎彼此已經求得一種妥協，使它們相互間可以繼續進行鬥爭而同時把疲憊的人民群眾排除於鬥爭之外，這時才制定和通過憲法。相反，這次的憲法卻不是批準了什麽社會革命，而是批準了舊社會對於革命的暫時勝利。

    在六月事變以前制定的最初憲法草案中，還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勞動權這個初次概括無產階級各種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　現在勞動權換成了droit à l’assistance——享受社會救濟權，而哪一個現代國家不是這樣或那樣地養活著自己的窮人呢？勞動權在資產階級的意義上是一種胡說，是一種可憐的善良願望，但是勞動權就是支配資本的權力，支配資本的權力就是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支配，也就是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勞動權”是以六月起義為後盾的。制憲議會既然已在事實上把革命無產階級置於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勢必要在原則上把它的公式從憲法——法律的準繩——中刪去，把“勞動權”斥為異端。但制憲議會並不到此為止。正如柏拉圖把詩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國一樣，制憲議會把累進稅永遠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國。其實累進稅不僅是在現存生產關系範圍內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種資產階級的措施，並且是唯一能使資產階級社會各中等階層依附“正直的”共和國，減少國家債務並抵制資產階級中反共和主義多數派的手段。

    在友好協議問題上，三色旗共和派實際上是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而犧牲了小資產階級。他們用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進稅，就把這件個別事實提高成為一個原則。他們把資產階級改良跟無產階級革命同等看待。那麽，還有哪個階級留下來作他們共和國的支柱呢？大資產階級。而大資產階級中的多數是反對共和的。如果說他們利用了《國民報》的共和派來重新鞏固經濟生活中的舊關系，◎第409頁◎那麽，在另一方面，他們則打算利用重新鞏固起來的舊社會關系來恢覆那些與它相適應的政治形式。早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經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時期的大臣杜弗爾和維維安做共和國的部長，而不顧他自己黨內愚蠢的清教徒們拚命叫喊表示反對。

    三色旗憲法拒絕對小資產階級作任何妥協，也沒有能吸引任何新的社會成分來歸附新的國家形式，卻又匆忙恢覆了最頑強、最狂熱地擁護舊國家的那個集團歷來享受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它把臨時政府企圖否定的法官終身制提高成為根本法。於是，它所罷黜的一個國王，就在這種合法的終身任職的異端裁判官身上大量地覆活起來。

    法國報刊多方面揭示了馬拉斯特先生憲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一國二主——國民議會和總統——同時並存等等，等等。

    但是，這部憲法的主要矛盾在於：它通過普選權給予了政治權力的那些階級，即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者，正是它要永遠保持其社會奴役地位的階級。被它認可享受舊有社會權力的那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卻被它剝奪了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被憲法硬塞進民主主義的框子里，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敵對階級取得勝利，並危及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憲法要求一方不要從政治的解放前進到社會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從社會的覆辟後退到政治的覆辟。

    資產階級共和派不大理會這些矛盾。既然他們已經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們只有在充當舊社會反對革命無產階級的急先鋒時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們在勝利後幾個星期就從一個政黨降為一個派別了。憲法在他們眼中是一個大陰謀。他們認為憲法首先應該確定他們那個派別的統治，總統應該由卡芬雅克繼續充任，立法議會應該是制憲議會的延續。他們希望把人民群◎第410頁◎眾的政治權力降低為一種有名無實的權力，同時又充分玩弄這種權力，借以威脅資產階級中的多數，讓他們時時面對六月事變時期的那種兩難選擇：或者是《國民報》派的天下，或者是無政府狀態的天下。

    9月4日開始的制憲工作在10月23日結束了。9月2日，制憲議會就已經決定，在頒布補充憲法的根本性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卻決定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活動終結以前很久，就要使它特有的產兒即總統出世。它確信憲法產生出來的侏儒一定不愧為其母親的兒子。為了慎重起見，當時決定如果候選人中沒有一人獲得200萬選票，則總統就不再由國民選舉，而由制憲議會選舉。

    真是枉費心機！憲法實施的第一天就是制憲議會統治的最後一天。在投票箱的底層放著的原來是制憲議會的死刑判決書。它尋找“母親的兒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掃羅－卡芬雅克獲得100萬選票，而大衛－拿破侖卻獲得了600萬選票，勝過了掃羅－卡芬雅克5倍（注：據聖經傳說，猶太國的第一個國王掃羅在和腓尼基人作戰中消滅了數千敵人，在掃羅庇護下的衛士大衛則消滅了數萬人。掃羅死後，大衛繼承了猶太的王位。——411。）。

    1848年12月10日是農民起義的日子。只是從這一天起，才開始了法國農民的二月。這種表示他們投入革命運動的象征是既笨拙又狡猾、既奸詐又天真、既愚蠢又精明的象征，是經過權衡的迷信，是打動人心的滑稽劇，是荒誕絕頂的時代錯亂，是世界歷史的嘲弄，是文明人的頭腦難以理解的象形文字，——這一象征顯然帶有代表著文明內部的野蠻的那個階級的印記。共和國通過收稅人向這個階級表明自己的存在，而這個階級則通過皇帝向共和國表明自己的存在。拿破侖是最充分地代表了1789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對外宣布戰爭，對內宣布謀取自己的階級利益。拿◎第411頁◎破侖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他們舉著旗幟，奏著樂曲走向投票站，高呼：“Plus d’imp?ts,à bas les riches，à bas larépublique，vive l’Empereur！”——“取消捐稅，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隱藏在皇帝背後的是農民戰爭。由他們投票推翻的共和國是富人共和國。

    12月10日的事變是農民推翻現政府的政變。自從他們取消法國的一個政府而給了它另一個政府的那一天起，他們就目不轉睛地盯著巴黎。他們在一瞬間扮演了革命劇中的活躍的主角，別人就再也無法強迫他們重新回到合唱隊的無所作為的、唯命是從的角色中去了。

    其余各階級幫助完成了農民的選舉勝利。對無產階級說來，選舉拿破侖就意味著撤換卡芬雅克和推翻制憲議會，意味著取消資產階級共和主義，意味著宣布六月勝利無效。對小資產階級來說，拿破侖意味著債務人對債權人的統治。對於大資產階級中的多數說來，選舉拿破侖意味著跟他們曾不得不暫時利用來對付革命的那個集團公開決裂，因為這個集團想把暫時性的地位作為憲法認可的地位固定下來，他們已經感到不能容忍了。拿破侖代替卡芬雅克，這對大資產階級中的多數說來是君主國代替共和國，是王朝覆辟的開端，是向奧爾良派羞答答地示意，是隱藏在紫羅蘭當中的百合花（注：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號，紫羅蘭是奧爾良王朝的標志。——412、611、658。）。最後，軍隊投票選舉拿破侖，就是投票反對別動隊，反對和平牧歌而擁護戰爭。

    這樣，正如《新萊茵報》所說的，法國一個最平庸的人獲得了最多方面的意義（注：這句話引自1848年12月21日《新萊茵報》第174號的12月18日巴黎通訊，通訊下面標有斐迪南·沃爾弗的通訊代號。不過，這句話很可能是馬克思本人寫的，因為報紙的全部材料都經他縝密地校審過。——412。）。正因為他無足輕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雖然拿破侖的名字在各個不同階級的口中可以有不同的意義，但是各個階級都在自己的選票上把以下口號同這個名字寫在一起：“打倒《國民報》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憲議會，打◎第412頁◎倒資產階級共和國！”杜弗爾部長曾在制憲議會中公開聲明了這一點：“12月10日乃是第二個2月24日。”

    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致投票擁護拿破侖，是為了反對卡芬雅克，並且是為了用集中選票的辦法剝奪制憲議會的最後決定權。可是，這兩個階級的最先進部分卻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拿破侖是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一切派別的集合名詞，賴德律－洛蘭和拉斯拜爾則是專有名詞，前者是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專有名詞，後者是革命無產階級的專有名詞。無產者及其社會主義代言人大聲宣稱投拉斯拜爾的票，完全是一種示威；這既是表示反對任何總統制，即反對憲法本身的一種抗議，同時又是對賴德律－洛蘭投的反對票；這是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政黨而脫離了民主派的第一次行動。相反，後一派，即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及其在議會中的代表——山岳黨在提名賴德律－洛蘭為候選人時倒是一本正經的，這是它在愚弄自己時的一種莊嚴的習慣。而且，這也是它想作為與無產階級對峙的獨立派別出現的最後一次嘗試。不僅共和派資產階級的派別，而且還有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及其山岳黨，都在12月10日被擊敗了。

    法國現在除了有一個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之外，還有一個拿破侖——這就證明兩者都不過是他們名義上所代表的那些偉大現實的毫無生氣的諷刺畫罷了。正如使用1793年詞句擺出蠱惑家姿態的山岳黨，是對於舊山岳黨的一種拙劣的模仿一樣，戴著皇冠打著鷹旗的路易－拿破侖，也是對於老拿破侖的一種拙劣的模仿。於是，歷來對1793年的迷信和歷來對拿破侖的迷信同時都告結束。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專有的、獨特的名稱時，才顯出了自己本來的面目，而這一點只有在現代的革命階級即工業無產階級作為主角出現在革命前台時，才成為可能。可以說，12月10日之所以使山岳黨覺◎第413頁◎得出乎意料和感到驚惶失措，至少是因為農民不體面的逗趣可笑地打破了對舊革命做的經典式模擬。

    12月20日，卡芬雅克卸職，制憲議會宣布路易－拿破侖為共和國總統。12月19日，即在自己專制統治的最後一日，制憲議會否決了關於大赦六月起義者的提案。它如果撤銷自己不經法庭審訊而判處1 5000個起義者流放的6月27 日的法令，豈不就是否定六月屠殺本身嗎？

    路易－菲力浦的最後一個大臣奧迪隆·巴羅，成了路易－拿破侖的第一任總理。正如路易－拿破侖認為自己的統治不是始於12月10日，而是始於1804年的參議院決議一樣，他給自己找到的內閣總理，也認為自己的內閣不是始於12月20日，而是始於2月24日的敕令。作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繼承人，路易－拿破侖保留舊內閣以緩和政府的更叠，況且這個舊內閣因為還來不及出世，所以也就沒來得及被用壞。

    他的這個選擇是資產階級保皇集團的領袖們提示給他的。這位昔日王朝反對派（注：王朝反對派是七月王朝時期法國眾議院中的一個以奧迪隆·巴羅為首的議員集團。這個集團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治觀點，主張實行溫和的選舉改革，認為這樣就能避免革命並維持奧爾良王朝的統治。——382、399、414。）的首領曾無意識地充當了轉向《國民報》派共和黨人（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國民報》派又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對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大屠殺。——382、396、402、414、423、440、461、595。）的過渡階梯，現在由他完全有意識地來充當從資產階級共和國轉向君主國的過渡階梯，當然是再合適不過了。

    奧迪隆·巴羅是那個總是徒然爭奪內閣位置而還沒有精疲力盡的唯一的舊反對黨的領袖。革命迅速地把所有的舊反對黨相繼推上國家高峰，使它們不只在行動上，而且在言論上都不得不放棄、否認自己舊日的言論，並且最終成為一堆令人作嘔的大雜燴被人民全部丟到歷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羅，這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化身，18年來一貫以外表的持重來掩蓋自己內心的卑劣和空虛，簡直是極盡變節之能事。雖然他自己有時也因現今的荊棘與過去的月桂之間過分尖銳的對照而感到驚恐，但他只要往鏡中一瞥，就◎第414頁◎又重新恢覆了他那種閣員的鎮定和人的自負。在他前面鏡子里照出的是基佐，就是那個一向令他羨慕並經常把他當作小學生看待的基佐；鏡子里的形象簡直就是基佐本人，然而這個基佐長著奧迪隆的前額，即奧林波斯山上的神的前額。他只是沒有發覺邁達斯的耳朵。

    2月24日的巴羅，只是通過12月20日的巴羅才顯露出來。正統主義者兼耶穌會會士的法盧又作為文化部部長跟他這個奧爾良黨人兼伏爾泰主義者（注：伏爾泰是自然神論者，他對僧侶主義、天主教和專制政體的猛烈抨擊曾對他的同時代人發生極大的影響。因此伏爾泰主義特指18世紀末期的進步的、反宗教的社會政治觀點。——415、458、460、626。） 沆瀣一氣了。

    幾天之後，內政部就交給了馬爾薩斯主義者萊昂·福適。法、宗教、政治經濟學！在巴羅的內閣里，這一切都齊全了，此外它還把正統主義者與奧爾良黨人結合在一起。所缺少的只是一個波拿巴主義者。波拿巴還隱藏著自己想要充當拿破侖的意圖，因為蘇路克還沒有扮演杜山－路維杜爾。

    《國民報》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據的一切高級官職，警察總局、郵政總局、總檢察署、巴黎市政廳——這一切都落到了舊日君主制走卒的手中。正統派尚加爾涅一人兼掌了塞納省國民自衛軍、別動隊以及正規軍第一師的指揮大權；奧爾良黨人畢若被任命為阿爾卑斯軍團司令。這種官員的任免，在巴羅內閣時期總是連續不斷地發生。巴羅內閣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覆舊日保皇派的行政機構。頃刻間，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裝、台詞、演員、配角、啞角、提詞員、各種角色的位置、戲劇題材、沖突內容和整個格局——全都變樣了。只有老掉了牙的制憲議會，仍然留在原地沒有動。但是自從國民議會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羅，巴羅任命尚加爾涅之後，法國就從共和國建立時期進入共和國建成時期了。而在一個已經建成的共和國里，制憲議會又有什麽用呢？大地已經創造出來，它的造物主除了逃到天上去，就沒有其他事◎第415頁◎情可做了。制憲議會決心不去效法造物主，國民議會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最後一個避難所。它即使已經被奪去了行政權的一切杠桿，它手中不是還握有立憲大權嗎？它的第一個念頭，就是無論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主權崗位，並從這里出發去奪回失去的陣地。只要《國民報》派內閣取代了巴羅內閣，保皇派的人物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廳，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可以得勝回朝了。國民議會決定推翻內閣，而內閣自己就給制憲議會提供了一個它怎麽也想不出來的再合適不過的攻擊機會。

    我們記得，在農民的眼中，路易·波拿巴意味著取消捐稅！可是，他在總統寶座上只坐了6天，到第七天，即在12月27日，他的內閣就提議把臨時政府已下令取消的鹽稅保存下去。鹽稅和葡萄酒稅一起享有充當法國舊財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權，在農民的眼中更是如此。對於農民所選中的這個人，巴羅內閣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覆鹽稅！”更為尖刻辛辣的話來嘲弄他的選民了。隨著鹽稅的恢覆，波拿巴就失去了自己身上的那點革命的鹽，變得淡而無味了——農民起義所擁戴的拿破侖就像一個模糊的幻影一樣消散，剩下的只是一個體現著保皇派資產階級陰謀的非常陌生的人物。而巴羅內閣把這種不明智的令人失望的蠻橫步驟作為總統施政的第一步，卻是不無用意的。

    制憲議會方面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個一箭雙雕的機會——既能夠推翻內閣，又能夠扮成農民利益的保護者去攻擊農民所選中的那個人。它否決了財政部長的提案，把鹽稅減少為原來數額的1/3，從而使56 000萬的國家赤字又增加了6　000萬，而在通過了這個不信任案之後，就靜待內閣辭職。它對自己周圍的新世界以及它自己已經改變的地位，實在是太不理解了。內閣背後有總統，而總◎第416頁◎統背後又有600萬選民，每一個選民都往票箱中投進了對制憲議會的不信任票。制憲議會把國民的不信任票又退還給國民。真是一種可笑的交換！制憲議會竟忘記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經失去強制性的行價。它否決鹽稅只是加強了波拿巴及其內閣要把它“幹掉”的決心。那個貫串著制憲議會整個後半段壽命的長期決鬥從此開始了。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是這個危機時期中的巨大事件，同時也正是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先兆。

    法國人——例如路易·勃朗——把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看成是憲法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表現：矛盾一方是享有主權、不許解散、通過實行普選權而產生的國民議會，另一方是總統，按照條文，總統應當對國民議會負責，而實際上，總統不僅同樣通過實行普選權而獲得批準，並把分配在國民議會各個議員身上從而百倍分散的全部選票集中於一身，而且，總統還掌握著全部行政權，而國民議會則只是作為一種道義力量懸浮在行政權之上。對於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這種解釋，是把議會講壇上、報刊上、俱樂部里的鬥爭的語言同鬥爭的真實內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憲國民議會的對立並不是憲制權力中一方同另一方的對立，不是行政權同立法權的對立，而是已經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本身同建立共和國的那些工具的對立，同資產階級中革命集團的野心勃勃的陰謀和意識形態上的要求的對立，這個集團建立了共和國，而現在卻驚奇地發現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國像一個覆辟的君主國，於是就想把立憲時期以及它的條件、幻想、語言和人物強行保持下去，不讓已經成熟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其完備的和典型的形態出現。正如制憲國民議會代表著回歸到它中間的卡芬雅克一樣，波拿巴代表著尚未脫離他的立法國民議會，即代表已經建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民議會。◎第417頁◎

    波拿巴的當選，只有當選舉給一個名字加上它的各種不同的意義的時候，只有當這種選舉在新國民議會選舉中重演的時候，才能得到解釋。12月10日廢除了舊國民議會的代表權。這樣，在1月29日，發生沖突的就不是同一個共和國里的總統和國民議會，而是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國的國民議會和已經建成的共和國的總統，即體現著共和國生命過程中兩個全然不同時期的兩個權力。一方是不大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集團，——唯有它才能宣布成立共和國，才能用巷戰和恐怖統治從革命無產階級手里奪去共和國，並在憲法中定出這個共和國的各種理想特征；另一方則是資產階級中的全部保皇派大眾，——唯有他們才能在這個已經建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實行統治，才能剝去憲法的那套意識形態的服飾，並利用自己的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來實現為奴役無產階級所必需的各種條件。

    1月29日發生的風暴，是在整個1月份當中蓄積起來的。制憲議會想通過對巴羅內閣投不信任票來迫使它辭職。但巴羅內閣作為回敬，卻建議制憲議會對自己投下最終的不信任票，判處自己自殺，宣布自己自動解散。一個極無聲望的議員拉托，在內閣指使下於1月6日把這個提案交給制憲議會，交給這個早在8 月間就已經決定在它頒布一系列補充憲法的根本性法律以前決不自行解散的制憲議會。內閣中的富爾德率直地向制憲議會說，“為恢覆遭到破壞的信用”，制憲議會必須解散。的確，制憲議會延長臨時狀態，而且使波拿巴跟著巴羅、已經建成的共和國跟著波拿巴都重新受到威脅，豈不就是破壞信用嗎？巴羅這位奧林波斯山上的神變成了瘋狂的羅蘭，因為共和派讓他等了整整一個“Dezennium”即10 個月之久才終於弄到手的內閣總理位置眼看又要被奪去，而他連兩個星期的福也沒有享到。於是巴羅就比暴君還要殘暴地對待這◎第418頁◎個可憐的議會。他所說的最溫和的話是：“它是根本沒有前途的。”而議會這時確實也只代表著過去。巴羅又以諷刺的口吻補充說：“它沒有能力在共和國周圍確立那些為鞏固共和國所必需的機構。”確實如此！議會對無產階級的極度敵視同它的資產階級毅力同時受挫，它對保皇派的敵視態度同它的共和主義狂熱一起覆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適當的機構來鞏固它再也無法理解的那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了。　　在指使拉托提出建議的同時，內閣在全國各地掀起了請願的風暴；每天從法國各地往制憲議會頭上飛來一束一束情書，其中都或多或少堅決地請求它解散自己和立下遺囑。制憲議會則掀起了反請願運動，讓人們要求它繼續存在下去。波拿巴與卡芬雅克之間的競選鬥爭，就以主張或反對國民議會解散的請願鬥爭形式覆活了。請願是對十二月十日事件的事後注釋。這種鼓動在整個1 月份一直持續不斷。

    制憲議會在同總統的沖突中，不能再說自己是普遍選舉的產物，因為別人正是用普選權來反對它。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權力，因為問題就在於反對法定權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嘗試過的那樣用不信任票來推翻內閣，因為內閣並不需要它來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義。構成起義戰鬥力量的是國民自衛軍共和派部分、別動隊（注：別動隊是根據法國臨時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為對付革命的人民群眾而成立的。這支由15至20歲的巴黎流氓無產者組成的隊伍被利用來鎮壓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當時任陸軍部長的卡芬雅克將軍親自領導了這次鎮壓工人的行動。後來，波拿巴主義者將其解散，他們擔心波拿巴與共和黨人發生沖突時，別動隊會站在後者一邊。——392、407、419、422。） 以及革命無產階級的各個中心——俱樂部。別動隊，這些六月事變的英雄們，在12月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有組織的戰鬥力量，正如六月事件以前國家工場（注：國家工場是1848年二月革命結束後根據法國臨時政府的法令倉促建立起來的。國家工場一律采取軍事化方式進行生產，對工人實行以工代賑的辦法，發給面包卡和軍餉。臨時政府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關於組織勞動的思想在工人中喪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工場工人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但是這個分裂工人階級的計劃沒有成功，革命情緒在國家工場中繼續高漲，政府就采取減少工人人數，派他們去外省參加公共工程等辦法來達到取消國家工場的目的。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無產階級的極大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義的導火線之一。起義者曾經利用了國家工場內已有的軍事組織。起義被鎮壓後，卡芬雅克政府於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國家工場。——393、419、636。）是革命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戰鬥力量一樣。正如制憲議會執行委員會在必須徹底取消無產階級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權利時，就殘暴地攻擊國家工場一樣，波拿巴的內閣在必須徹底取消資產階級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權利時，就向別動隊猛攻。它下令解◎第419頁◎散別動隊。其中有一半被遣散並被拋到街頭，另一半則從民主制的組織被改成君主制的組織，而薪餉則減低到正規軍的普通薪餉水平。別動隊陷入了六月起義者的境地，於是報紙上每天都刊載別動隊的公開悔過聲明，承認自己在6月間犯的罪過，並懇求無產階級寬恕。

    而俱樂部又怎樣呢？自從制憲議會通過對巴羅的不信任而表示對總統的不信任，通過對總統的不信任而表示對已經建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不信任，通過對這個共和國的不信任而表示對一般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不信任時起，在議會的周圍就必然地聚集起二月共和國中的所有制憲分子，所有想要推翻現存共和國並用強制性手段使它回覆到原來狀態、想要把它改造為維護自己階級利益和原則的共和國的各派。已經發生的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革命運動的結晶又重新融解了；這些派別為之鬥爭的共和國又成了性質模糊的二月共和國，而對於二月共和國的性質，他們本來就各持己見。轉瞬之間，各派又采取了它們在2月時期的舊立場，不過沒有抱著2月時期的幻想。《國民報》的三色旗共和派又來依靠《改革報》的民主主義共和派，推出他們來做議會鬥爭前台上的急先鋒。民主主義共和派又來依靠社會主義共和派（1月27 日發表的公開宣言已宣告了他們的和解和聯合），並在俱樂部里奠定發動起義的基礎。內閣的報刊有理由把《國民報》的三色旗共和派看作覆活的六月起義者。他們為要保持自己在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的主腦地位，就設法使資產階級共和國本身成為問題。在1月26日，福適部長提出了關於結社權的法案，其中第一條就是“取締俱樂部”。他提議把這個法案當作緊急事項立即進行討論。制憲議會否決了這項緊急提案，而1月27 日賴德律－洛蘭就提出了一項由230個議員署名的關於內閣違反憲法應交付審判的提案。把內閣交付審判這一◎第420頁◎點不是冒失地暴露出審判官即議會多數的軟弱無能，就是說明控告人對這個多數本身的抗議是軟弱無能的；在這種時候竟要求把內閣交付審判——這就是後輩山岳黨此後在危機的每個緊要關頭打出的那張大點數革命王牌。可憐的山岳黨已被自己名稱的重負壓碎了！

    布朗基、巴爾貝斯、拉斯拜爾等人於5月15 日率領巴黎無產階級沖入制憲議會的會場，企圖把它解散。巴羅也針對這個議會，準備在道義上把五月十五日事件198重演一遍，想強迫它自行解散，並封閉它的會場。就是這個議會曾經委托巴羅對五月事件的被告進行審訊；而現在，當巴羅已開始扮演保皇派的布朗基角色反對制憲議會，而制憲議會已開始在俱樂部里，從革命無產者方面，從布朗基派方面找尋同盟者來反對巴羅的時候，殘酷無情的巴羅就提議把五月囚犯從陪審法庭提出來交給《國民報》派所發明的最高法院，以此來刁難制憲議會。令人驚奇的是，怕失去內閣總理位置的焦慮竟從巴羅的腦袋中擠出了堪與博馬舍的機智媲美的機智！國民議會經過長期的躊躇後接受了他的提議。國民議會在對待五月殺人犯的問題上，又回覆到它的正常性質了。

    如果說制憲議會在對付總統和部長們時不得不訴諸起義，那麽總統和內閣在對付制憲議會時就不得不訴諸政變，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法律手段去解散制憲議會。但是，制憲議會是憲法之母，而憲法又是總統之母。總統舉行政變就會取消憲法，因而也就會取消自己的共和主義的合法名義。於是他只好拿出君主主義的合法名義，而君主主義的合法名義又要喚起奧爾良王室的合法名義，但這兩種名義同正統的合法名義比起來是不值一提的。合法共和國的顛覆，只能使與它勢不兩立的一方即正統君主國重新擡頭，因為這時奧爾良派只是2月的失敗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的勝利◎第421頁◎者，雙方所能用以對抗共和派的篡奪行為的，只是自己同樣用篡奪手段得來的君主國的名義。正統派知道時機對他們有利，就公然進行陰謀活動。他們有可能指望尚加爾涅將軍來做他們的蒙克。正如在無產者俱樂部里曾公開宣告紅色共和國的到來一樣，在他們的俱樂部里也公開宣告了白色君主國的到來。

    只要把一次起義順利鎮壓下去，內閣就可以擺脫一切困難。“合法性會害死我們！”——奧迪隆·巴羅這樣叫喊道。如果發生一次起義，人們就可以借口維護社會安寧來解散制憲議會，就可以為了憲法本身來破壞憲法。奧迪隆·巴羅在國民議會的粗暴態度，建議解散俱樂部，大張旗鼓地撤銷50個三色旗行政長官職務而代之以保皇派，解散別動隊（注：別動隊是根據法國臨時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為對付革命的人民群眾而成立的。這支由15至20歲的巴黎流氓無產者組成的隊伍被利用來鎮壓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當時任陸軍部長的卡芬雅克將軍親自領導了這次鎮壓工人的行動。後來，波拿巴主義者將其解散，他們擔心波拿巴與共和黨人發生沖突時，別動隊會站在後者一邊。——392、407、419、422。），尚加爾涅虐待別動隊長官，恢覆在基佐政府時代就已混不下去的勒米尼耶教授的講席，容忍正統派的狂妄行為——這一切都是為了要挑動起義。但是起義毫無動靜。起義等候的是來自制憲議會的信號，不是來自內閣的信號。

    終於到了1月29日，這一天要對馬蒂厄·德拉德羅姆關於無條件否決拉托提案的提案進行表決。正統派（注：正統派指法國代表大土地貴族和高級僧侶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長系的擁護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後，正統派就組成政黨。在反對以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為支柱的當政的奧爾良派王朝時，一部分正統派常常抓住社會問題進行蠱惑宣傳，標榜自己維護勞動者的利益，使他們不受資產者的剝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的觀點叫作封建的社會主義。這里的“第一代法蘭西正統派”是指那些極端仇視法國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奧爾良派（注：奧爾良派是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保皇黨，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這段時期執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奧爾良公爵的擁護者。——396、422、622。）、波拿巴派、別動隊、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各個俱樂部——大家都在這一天進行秘密活動，既起勁反對自己假想的敵人，又起勁反對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騎著馬在協和廣場檢閱部分軍隊，尚加爾涅裝模作樣地舉行排場很大的戰略演習，制憲議會發現自己的會場已被軍隊包圍了。這個交織著各種希望、疑懼、期待、憤慨、緊張和陰謀的中心——猛如雄獅的制憲議會，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時代精神的關頭一刻也沒有猶豫。它好像是一個不只害怕動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覺得應該保全敵人的武器的戰士。它以視死如歸的氣概簽署了宣告自己死刑的判決書，否決了關於無條件否決拉托提案的提案。既然它自己已處於戒嚴之下，它就以巴黎戒嚴作為必要界限◎第422頁◎來限制自己的立憲活動。次日它就決定對內閣在1月29日加於它的恐怖進行調查，它也只配采取這種報覆辦法。山岳黨暴露出自己缺乏革命毅力和政治理解力，居然讓《國民報》派（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國民報》派又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對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大屠殺。——382、396、402、414、423、440、461、595。）利用它來充當這出陰謀大喜劇中參與爭吵的叫喊者。《國民報》派最後一次嘗試在已經建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國產生時期擁有的那種壟斷政權的地位。它遭到了失敗。一月危機關系到制憲議會的存亡，而三月二十一日危機則關系到憲法的存亡；前一件事涉及《國民報》派的人員，後一件事涉及這一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黨人寧願放棄他們超然脫俗的意識形態，也不肯放棄在塵世間執掌政府權力的樂趣。


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之三）

    *（注：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這一組連載文章，是1850年1月至11月專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志（見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見注164）的續刊。該雜志從1850年3月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雜志上發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1850年11月，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刊。)）寫的。文章對法國的整個一段歷史時期作了唯物主義的闡述，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極其重要的原則。這組文章最初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是以《從1848到1849年》這一總標題發表的，原計劃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敗》，《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陸上產生的後果》和《英國的現狀》。但是在雜志的第1、2、3三期上只發表了前三篇文章。關於1849年六月事件對大陸的影響以及英國的狀況，則在雜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時評中得到了闡述。）（注：馬克思這組文章當時引起了新聞界的注意。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漢堡）第40期發表了《〈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1期的啟示》和馬克思這一著作的摘錄。當年4月15日《大胡蜂周報》（加塞爾）第3期對該文發表了一篇評論。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倫敦報》第262-264號轉載了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1852年1月在僑居美國的德國社會主義流亡者創辦的《體操報》上，刊登了約·魏德邁在馬克思影響下寫的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將這組文章編成單行本在柏林出版，並將總標題改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不僅寫了導言，還增添了第四章，這一章就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5、6期合刊發表的《時評（三）》中有關法國事件的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頁）。恩格斯給這一章標的題目是：《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1895年2月13日他給理·費舍的信上說，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這本著作完整了，沒有它，這本小冊子就帶有片斷的性質”。當時前三章的標題也有改動：1.《從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從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從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發表時的標題，第四章則用1895年版的標題。——376。）

    3月21日，在國民議會的日程上所列的是福適提出的反對結社權的法案：查封俱樂部。憲法第八條保障一切法國人有結社權。因此，取締俱樂部就是公然破壞憲法，而且制憲議會還得親手批準對自己的這個聖物的褻瀆。然而，俱樂部是革命無產階級的集合地點，是它的秘密活動場所。國民議會自己就曾禁止工人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們的資產者。而俱樂部不就是要讓整個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去反對整個資產階級，不就是要建立一個工人的國家去對抗資產者的國家嗎？俱樂部不就是十足的無產階級制憲議會和十足的起義軍備戰部隊嗎？憲法首先要確立的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因此，憲法所說的結社權顯然只是指容許那些能與資產階級統治，即與資產階級制度相協調的社團存在。如果說憲法為了理論上的冠冕堂皇而表述得有點籠統，那麽政府和國民議會的存在難道不正是為了在各個具體場合對憲法進行解釋和運用嗎？既然在共和國原始時期，俱樂部實際上已經因為戒嚴而被取締，那麽在已經整頓好的、已經建成的共和國里，難道就不能用法律來取締嗎？三色旗共和派只能用憲法中的堂皇辭令來反對這樣不加修飾地解釋憲法。◎第423頁◎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如巴涅爾、杜克萊爾等等，投票擁護了內閣，從而使它獲得了多數。另一部分人，則以天使長卡芬雅克和教會之父馬拉斯特為首，在關於取締俱樂部的條文通過之後，就與賴德律－洛蘭和山岳黨一同退到一個專用的辦公大廳里去“開會”。國民議會癱瘓了，它已經不再具有為通過決議所必需的票數。這時克雷米約先生在辦公大廳里及時提醒，說這里有一條路直通街頭，並且現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國民報》派恍然大悟，回到了國民議會的會場，再度受騙的山岳黨也尾隨其後。山岳黨一直苦於革命的渴望得不到滿足，同樣，它也一直在尋求合乎憲法的途徑；所以它總是覺得站在資產階級共和派後面比站在革命無產階級前面更為自在。這出喜劇就這樣收場了。制憲議會自己通過決定，認為違背憲法條文就是唯一確當地體現憲法條文的精神。

    剩下的只有一點需要調整一下，這就是已經建成的共和國對歐洲革命的態度，即它的對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將壽終的制憲議會里氣氛異常激奮。日程上所列的問題是法軍進攻羅馬，法軍被羅馬人擊退，法軍在政治上受辱和在軍事上丟醜，法蘭西共和國暗殺羅馬共和國（注：指1849年5-7月武裝幹涉羅馬共和國一事。1848年秋，在歐洲革命的影響下，意大利境內重新掀起反對奧地利統治和爭取統一的民族解放運動。1848年9月16日，羅馬爆發人民起義。1849年2月9日在羅馬由全民投票產生的制憲議會，廢除了教皇的世俗權力並宣布成立共和國。政權集中在以馬志尼為首的三執政手中。此後，庇護九世逃到那不勒斯要塞加埃塔，卡芬雅克同意他到法國避難。得到法國政府支持的庇護九世於1848年12月4日號召所有天主教國家共同鎮壓羅馬革命者，那不勒斯和奧地利立即響應。法國政府於1849年4月派出了由烏迪諾將軍率領的所謂意大利遠征軍。當年4月27日法軍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維塔韋基亞登陸，4月30日被朱·加里波第領導的羅馬共和國軍隊擊退，雙方簽訂了停火協議，同年6月3日，烏迪諾撕毀協議，再次炮擊羅馬。法軍於1849年7月1日占領羅馬城。由於法國、奧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裝幹涉，羅馬共和國於1849年7月3日被推翻。——424。），第二個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黨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大點數王牌，賴德律－洛蘭免不了在議長桌上放上一份控告內閣——而且這一次還控告波拿巴——違反憲法的控訴書。

    5月8日動議的理由，後來又在6月13日動議中重述了一遍。我們來看看這次出征羅馬是怎麽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就派遣艦隊到奇維塔韋基亞去保護教皇，把他接到船上並送到法國。教皇的任務是為正直的共和國祝福，並保證卡芬雅克當選為總統。卡芬雅克想利用教皇來◎第424頁◎拉攏神父，利用神父來拉攏農民，再利用農民來謀取總統職位。卡芬雅克的遠征按其直接目的說來是為選舉做廣告，同時也是對羅馬革命進行抗議和威脅。這次遠征包含著法國為保護教皇而進行幹涉的苗頭。

    這次為保護教皇和反對羅馬共和國而聯合奧地利和那不勒斯進行的幹涉，是12月23日在波拿巴內閣第一次會議上決定的。法盧在內閣，這就意味著教皇在羅馬，並且是在教皇的羅馬。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來幫助他成為農民的總統，但他需要穩住教皇，以便穩住總統的農民。農民的輕信使他當上了總統。如果他們不再有信仰，就會不再輕信，而他們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來實現統治的聯合起來的奧爾良派和正統派會怎麽樣呢！要恢覆國王，必須先恢覆使國王神聖化的權力。問題不僅在於他們的保皇思想，——如果沒有受教皇世俗權力支配的舊羅馬，就沒有教皇；沒有教皇，就沒有天主教；沒有天主教，就沒有法國宗教；而沒有宗教，舊的法國社會又會成為什麽樣子呢？農民對獲得天國財富具有抵押權，這就保證資產者對獲得農民土地具有抵押權。因此，羅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樣，是對於所有權，對於資產階級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國重新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統治，要求在羅馬恢覆教皇統治。最後，打擊羅馬革命者，就是打擊法國革命者的同盟軍；已建成的法蘭西共和國內各反革命階級間的聯盟，自然要以法蘭西共和國與神聖同盟結成的聯盟，即與那不勒斯和奧地利結成的聯盟來作補充。內閣會議12月23日的決定，對制憲議會來說並不是什麽秘密。1月8日賴德律－洛蘭已經就此事向內閣提出了質詢，內閣予以否認，國民議會就轉而進行下項議程。國民議會是否相信了內閣的話呢？我們知道，在整個1月里，它始終忙於對內閣投不信任票。不過，如果說扯謊已是內閣的本◎第425頁◎分，那麽假裝相信這種謊言，並以此挽回共和國的體面，就是國民議會的本分。

    這時，皮埃蒙特被攻破，查理－阿爾伯特退位，奧地利軍隊直叩法國的大門，賴德律－洛蘭以激烈的語氣提出質詢。但是內閣已經證明，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繼續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繼續了臨時政府即賴德律－洛蘭的政策。這一次，它甚至獲得國民議會的信任票，並且被授權在北意大利暫時占領一個適當的地點，以作為與奧地利進行關於撒丁領土不可分割問題和羅馬問題的和平談判的後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運是由北意大利戰場上的會戰來決定的。所以，不是羅馬隨著倫巴第和皮埃蒙特一並陷落，就是法國必須向奧地利，從而也向歐洲反革命勢力宣戰。難道國民議會忽然把巴羅內閣當作舊日的公安委員會（注：公安委員會是1793年4月6日由國民公會（見注21）建立的法國革命政府的中央機關。在雅各賓專政時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委員會在與國內外反革命的鬥爭中，在依靠下層階級解決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熱月九日反革命政變以後，委員會喪失了領導作用，並於1795年10月被解散。——426、439。） 了嗎？或是把自己當作國民公會21了嗎？如果這樣的話，那麽法國軍隊為什麽要在北意大利占領一個地點呢？原來在這層透明的面紗下藏著的是對羅馬的遠征。

    4月14日，14 000名士兵由烏迪諾率領乘船前往奇維塔韋基亞；4月16日，國民議會同意給內閣撥款120萬法郎，作為進行幹涉的艦隊駐留地中海三個月的經費。這樣，國民議會就給了內閣幹涉羅馬的一切手段，同時卻裝著是在迫使內閣去幹涉奧地利。它對內閣不是觀其行，而只是聽其言。這麽深的信仰，就是在以色列也沒有遇見過。制憲議會已經落到了無權過問已經建成的共和國所作所為的境地了。

    終於，在5月8日，喜劇的最後一幕上演了。制憲議會要求內閣立即采取措施，使意大利遠征回到它原定的目標。波拿巴當晚就在《通報》上刊載了一封信，對烏迪諾大加讚揚。5月11日，國民議會否決了彈劾這個波拿巴及其內閣的控訴書。而山岳黨沒有去揭◎第426頁◎穿這個騙局，卻把議會的喜劇弄成了一個悲劇，以便自己在這里扮演富基埃-坦維爾的角色，但這豈不是在借來的國民公會獅子皮底下露出了天生的小資產階級的牛犢皮嗎！

    制憲議會後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認資產階級各保皇集團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國中的當然首腦；3月21日，它承認違背憲法就是實現憲法；5月11日，它又承認堂皇宣布的法蘭西共和國與正在奮鬥的歐洲各族人民結成的消極聯盟意味著法蘭西共和國與歐洲反革命勢力結成的積極聯盟。

    這個可憐的議會在自己誕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兩天否決了大赦六月起義者的提議而給自己一點補償，此後它便退出了舞台。制憲議會既已喪失了自己的權力，既已為人民所切齒痛恨，既已引起曾利用它作工具的資產階級的反感而被粗暴地、輕蔑地扔在一邊，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後半生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義的幻想，過去沒有建樹而將來又毫無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點一點地死去，那麽，它就只能通過經常重提6月的勝利、重溫6月的勝利，通過再三判處已被判處的人們以證實自己的存在，來鍍飾自己的屍體。這些專靠六月起義者的鮮血為生的吸血鬼！

    它遺下了以前的國家赤字，並且因鎮壓六月起義的費用、鹽稅的取消、為廢除黑奴制而給予種植場主的補償金、遠征羅馬的費用以及葡萄酒稅的取消而使赤字增大了；制憲議會在臨終時才決定取消葡萄酒稅，它活像一個幸災樂禍的老人，慶幸給自己欣喜的繼承者加上一筆令人身敗名裂的信譽債。

    3月初開始了立法國民議會的選舉鼓動。有兩大集團相對壘：一是秩序黨，一是民主社會主義黨或紅黨；站立在這兩大集團中間的是憲法之友，——《國民報》派的三色旗共和派企圖在這個名稱下弄成一個黨。秩序黨是在六月事變後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第427頁◎12月10日以後，當它可以把《國民報》派、即把資產階級共和派從自己隊伍中排擠出去的時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奧爾良派與正統派聯合組成的一個黨。資產階級分裂成為兩大集團，一是大地產，一是金融貴族和工業資產階級，這兩大集團曾先後獨占政權，前者在覆辟王朝時期獨占過政權，後者在七月王朝時期獨占過政權。波旁是一個集團的利益占優勢的王室姓氏；奧爾良則是另一個集團的利益占優勢的王室姓氏；只有在沒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國中，這兩大集團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權的條件下維護共同的階級利益，而又不停止相互間的競爭。既然資產階級共和國不外是整個資產階級的完備的純粹的統治形式，那麽，它除了是以正統派為補充的奧爾良派的統治和以奧爾良派為補充的正統派的統治，即覆辟時期與七月王朝的綜合，還能是什麽呢？《國民報》派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並不代表他們階級中擁有經濟基礎的龐大集團。他們的作用與歷史任務只在於：在君主制時期，他們與兩個只知道各自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資產階級集團相反，提出了資產階級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沒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國，把它理想化，並飾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紋，但首先是把它當作自己小集團的統治來歡迎的。《國民報》派看見自己所創立的共和國的頂峰站著聯合的保皇派時感到莫名其妙，而聯合的保皇派對於自己共同統治的事實也同樣感到迷惑不解。他們不了解，如果他們的每一個集團分開來看是保皇主義的，那麽他們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義的；他們不了解，白色王朝與藍色王朝在三色旗的共和國里必然互相中和。秩序黨的兩個集團既與革命無產階級以及那些日益向作為中心的革命無產階級靠攏的過渡階級相對抗，就不得不發動自己的聯合力量並保全這個聯合力量的組織；每個集團都只得為反對另一集團的覆辟獨霸意圖而提出共同的統治，即提出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形式。於是我們就◎第428頁◎看到，這些保皇派起初還相信能立刻實行覆辟，爾後又在怒氣沖沖、切齒咒罵中保存了共和國形式，最後則承認他們只有在共和國中才能和睦相處，並把覆辟無限期地延擱了。共同享有統治本身使這兩個集團的每個集團都加強起來，使每個集團都越發不能和不願服從另一集團，即越發不能和不願覆辟君主制。

    秩序黨在自己的選舉綱領中直截了當地宣布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即保全這個階級統治的存在條件：財產、家庭、宗教、秩序！當然它是把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以及這個階級統治的條件描繪為文明的統治，描繪為物質生產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交往關系的必要條件。秩序黨擁有巨額資金，它在法國各地都成立支部，它以薪金豢養舊社會的一切玄想家，它控制著現政權的勢力，它在眾多的小資產者和農民中擁有不領薪的奴仆大軍，這些小資產者和農民對革命運動還很疏遠，把地位顯赫的大財主看作是他們的小財產和小偏見的天然代表。秩序黨在全國有不可勝數的小國王為其代表，能夠把一切拒絕選舉其候選人的人當作暴動者來懲罰，能夠解雇造反的工人、不順從的雇農、仆役、聽差、鐵路職員、文書、一切日常生活中從屬於它的工作人員。最後，秩序黨在某些地方竟能維持這樣一種錯覺，即共和主義的制憲議會阻礙了12月10日當選者波拿巴施展他那神奇的力量。我們在談秩序黨時沒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們並不是資產階級中的一個真正的集團，而只是迷信的老年殘廢者和無信仰的青年冒險家的混合體。秩序黨在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向立法議會輸送了絕大多數的議員。

    在聯合的反革命資產階級面前，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中一切已經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與享有盛譽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與革命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我們看到，議會里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代言人，即山岳黨，如何由於議會中的失敗而去與無產階級◎第429頁◎的社會主義代言人接近，而議會外的真正的小資產階級又如何由於友好協議被否決，由於資產階級利益被蠻橫堅持以及由於破產而去與真正的無產者接近。1月27日，山岳黨與社會主義者慶祝了他們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二月大宴會上它們又再次采取了這種聯合行動。社會黨與民主黨，工人的黨與小資產者的黨，就結合成社會民主黨，即結合成紅黨。

    法蘭西共和國由於緊跟著六月事變而來的痛苦掙紮一度陷於癱瘓，從戒嚴狀態解除時起，即從10月19日起，又接連不斷地經歷了一連串寒熱病似的動蕩。最初是爭奪總統位置的鬥爭；接著是總統與制憲議會的鬥爭；因俱樂部而引起的鬥爭；布爾日的案件（注：指1849年3月7日-4月3日在布爾日對1848年5月15日事件參加者進行的審判（見注198）。——430。），——在這次案件中，與總統、聯合的保皇派、正直的共和派、民主主義的山岳黨人以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談家等渺小人物比起來，無產階級的真正革命家就顯得好像是些只能由世界大洪水遺留在社會表面的，或者只能是先於社會大洪水而存在的原始的狄坦神；選舉鼓動；處決那些打死布雷亞的人（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接連不斷的對報刊的控告；政府派警察對宴會運動進行的暴力幹涉；保皇派的放肆挑釁；路易·勃朗與科西迪耶爾的肖像被掛在恥辱柱上；已經建成的共和國與制憲議會之間的不斷鬥爭，這種鬥爭隨時都驅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發點，隨時都使戰勝者變為被戰勝者，被戰勝者變為戰勝者，並且頃刻間就改變各黨派和各階級的地位、它們的決裂和結合；歐洲反革命的迅速前進；匈牙利人的光榮鬥爭；德國各處的起義；遠征羅馬；法軍在羅馬城下的可恥失敗——在這運動的旋渦中，在這歷史動蕩的痛苦中，在這革命的熱情、希望和失望的戲劇性的起落中，法國社會各階級從前以半世紀為單位來計算自己的發展時期，現在卻不能不以星期為單位來計算了。很大一部分農民和外省已經革命化了。他們已經對拿破侖感到失望，況且，◎第430頁◎紅黨答應向他們提供的已經不再是名稱，而是內容；不再是免除租稅的幻想，而是收回已付給正統派的10億法郎、調整抵押貸款和消滅高利貸的行動。

    軍隊本身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熱癥。軍隊投波拿巴的票，原是為了取得勝利，而波拿巴卻給軍隊帶來了失敗。軍隊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擁護可望成為偉大革命統帥的小軍士，而他給軍隊帶來的卻仍然是那些只具有普通軍士水平的大將軍，毫無疑問，紅黨，即聯合的民主派，即使得不到勝利，也一定會獲得巨大的成就，因為巴黎、軍隊和大多數的外省都會投票擁護它。賴德律－洛蘭這個山岳黨的領袖在五個省當選了；秩序黨的領袖沒有一個得到這樣的勝利，真正無產者的黨中的候選人也沒有誰得到這樣的勝利。這次選舉結果給我們揭示了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秘密。如果說，一方面，山岳黨這個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在議會中的先鋒，不得不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談家聯合——無產階級在6 月遭受了沈重的物質失敗，不得不通過精神上的勝利重新振作起來，又由於其余各階級的發展使它無力實行革命專政，它就勢必投入幻想無產階級解放的空談家的懷抱，即投入那些社會主義流派的創始人的懷抱——，那麽，另一方面，革命的農民、軍隊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黨方面。於是，山岳黨就成了革命營壘的指揮官，而它與社會主義者的諒解就消除了革命派內部的任何對立。在制憲議會存在的後半期，山岳黨體現了制憲議會的共和主義的激情，而使人忘記了它在臨時政府、執行委員會和六月事變時期的罪孽。隨著《國民報》派由於自己的不徹底的本性而聽任保皇派內閣的壓制，在《國民報》派全權在握的時期被屏於一邊的山岳黨也就擡起頭來，並且起到了議會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確，《國民報》派能拿出來與其他保皇派相對立的，除了沽名釣譽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談之外，就什麽也沒有了。◎第431頁◎相反，山岳黨則代表著搖擺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群眾，這些群眾的物質利益要求民主制度。於是與卡芬雅克之流和馬拉斯特之流相比，賴德律－洛蘭和山岳黨站在革命真理的一邊，由於意識到自己所處的這種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革命熱情的表現越是局限於在議會中進行攻擊——提交控訴書、進行威嚇、高聲喊叫、發表雷鳴似的演說和提出不外是些空話的極端措施，他們也就越是勇敢。農民所處的地位與小資產者大致相同，他們的社會要求也大致一樣。所以，社會的一切中間階層既然被卷入革命運動，就必定要把賴德律－洛蘭視為他們的英雄。賴德律－洛蘭是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主要人物。在與秩序黨相抗衡的情況下，這種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必然首先被推上領導地位。

    《國民報》派、“堅決的憲法之友”和純粹的共和派在選舉中一敗塗地。他們只有極少數被選進立法議會；他們的最著名的領袖，連馬拉斯特這位總編輯，這位正直的共和國奧菲士也包括在內，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立法議會開幕，6月11日重演了5月8日的沖突。賴德律－洛蘭代表山岳黨提出了彈劾總統和內閣違反憲法炮轟羅馬的控訴書。6月12日，立法議會否決了這個控訴書，正如制憲議會在5月11日否決了它一樣，但是這次無產階級迫使山岳黨走上了街頭——然而不是去進行巷戰，而只是上街遊行。只要指出這次運動是以山岳黨為首的，就足以知道這次運動要被鎮壓下去，而1849年6 月只不過是1848年6月的一幅可笑而又可鄙的漫畫。6月13日的偉大退卻，只是因為被秩序黨急忙封為大人物的尚加爾涅提出了更偉大的戰鬥報告，才顯得遜色了。如愛爾維修所說的，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第432頁◎

    12月20日，存在的只是已建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一半，即總統。5月28 日，補上了另一半，即立法議會。建立中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在1848年6 月通過對無產階級的空前搏鬥載入歷史出生登記簿的；而已建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則是在1849年6 月通過它與小資產階級演出的難以名狀的滑稽劇載入這個出生登記簿的。1849年6月是對1848年6月實行報覆的涅墨西斯。1849年6月，並不是工人被打敗，而是站在工人與革命之間的小資產者遭到了失敗。1849年6月，並不是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一出流血悲劇，而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一出包藏牢獄之災的可悲的戲劇。秩序黨獲勝了，它已經全權在握，現在一定要露出真相了。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後果

    12月20日，立憲共和國的雅努斯腦袋只顯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帶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線條平淡的行政權面孔。1849年5月28日，它顯示出另一副面孔，即布滿了覆辟時期和七月王朝時期的鬧宴所留下的累累傷痕的立法權面孔。有了立法國民議會，立憲共和國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國家形式也就完成了，在這個國家形式中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即確立了構成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大保皇派集團——聯合的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共同統治，秩序黨的統治。於是，法蘭西共和國就成了保皇派同盟的財產，同時歐洲反革命的大國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後避難所舉行了全面的十字軍討伐（注：十字軍征討指11-13世紀西歐天主教會、封建主和大商人打著從伊斯蘭教徒手中解放聖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幟，主要對東地中海沿岸伊斯蘭教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因參加者的衣服上縫有紅十字，故稱“十字軍”。十字軍征討前後共八次，歷時近二百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十字軍征討給東方國家的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使西歐國家的人民遭到慘重的犧牲，但它在客觀上也對東西方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75、433。）。俄國入侵匈牙利（注：俄國人開進了匈牙利，指1849年沙皇軍隊為鎮壓匈牙利資產階級革命和恢覆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對匈牙利進行的武裝幹涉。

    德累斯頓等地的起義是為了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帝國憲法而舉行的。這些起義是德國1848-1849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指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帝國憲法的運動。這是1848-1849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邦拒絕承認帝國憲法，但是人民群眾認為帝國憲法是唯一還沒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薩克森、萊茵普魯士、巴登和普法爾茨爆發了維護憲法的起義。但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對起義者絲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維護憲法運動遭到鎮壓。恩格斯在《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頁）和《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見本卷第482-578頁）中評述了這一運動。——365、366、433、569、570。）。——321、433。），普魯士軍隊進攻維護帝國憲法的軍隊（注：指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帝國憲法的運動。這是1848-1849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邦拒絕承認帝國憲法，但是人民群眾認為帝國憲法是唯一還沒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薩克森、萊茵普魯士、巴登和普法爾茨爆發了維護憲法的起義。但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對起義者絲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維護憲法運動遭到鎮壓。恩格斯在《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頁）和《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見本卷第482-578頁）中評述了這一運動。——365、366、433、569、570。），烏迪諾炮轟羅馬。歐洲危機顯然已經接近決定性的轉◎第433頁◎折點，全歐洲的目光都集中在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則都集中在立法議會。

    6月11日，賴德律－洛蘭登上立法議會的講壇。他沒有發表演說，他只提出了彈劾內閣部長們的控訴書，赤裸裸的、毫無掩飾的、切實的、扼要的、強制性的控訴書。

    侵犯羅馬就是侵犯憲法，侵犯羅馬共和國就是侵犯法蘭西共和國。憲法第V條說：“法蘭西共和國永遠不使用自己的武裝力量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而總統卻使用法國軍隊去侵犯羅馬的自由。憲法第54 條禁止行政權不經國民議會（注：從本頁到本文結束，國民議會是指1849年5月28日至1851年12月的立法國民議會（立法議會）。——434。）同意而宣布任何戰爭。制憲議會5月8日通過決議，堅決命令內閣盡速使羅馬遠征軍回到原定目標上來，可見它也同樣堅決地禁止他們對羅馬作戰，而烏迪諾卻在炮轟羅馬。這樣，賴德律－洛蘭就請出憲法本身來做他控訴波拿巴及其部長們的證人。他這位憲法保護人向國民議會的保皇派多數發出了威脅性聲明：“共和派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們尊重憲法，甚至訴諸武力！”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國民公會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機關，從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國民公會在雅各賓派專政期間，即革命的第三階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為最高權力機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廢除封建所有制，確立民主共和國，並同國內外反革命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後，遵循大資產階級意旨，取消了雅各賓派頒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後於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以強烈百倍的回聲重覆說：“訴諸武力！”多數派則報以可怕的喧嚷；國民議會議長要賴德律－洛蘭遵守秩序；賴德律－洛蘭重覆自己挑戰性的聲明，最後在議長桌上放了一件要求將波拿巴及其部長們交付審判的提案。國民議會則以361票對203票的多數決議從炮轟羅馬問題轉入一般議程。

    難道賴德律－洛蘭以為能利用憲法來擊敗國民議會，又利用國民議會來擊敗總統嗎？

    誠然，憲法是根本禁止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但是，據內閣說，法軍在羅馬侵犯的不是“自由”，而是“無政府勢力的專橫”。難道山岳黨雖然在制憲議會中有那麽多經驗卻依然不懂得憲法的解釋權不屬於憲法制定人，而只屬於憲法接受者嗎？依然不懂得憲法條文◎第434頁◎應該就其切實可行的意義去解釋，而資產階級的意義就是憲法的唯一切實可行的意義嗎？依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國民議會保皇派多數是憲法的真正解釋者，正如神父是聖經的真正解釋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釋者一樣嗎？當制憲議會在世時，奧迪隆·巴羅一個人就曾違背過它的意志，難道剛由普選產生的國民議會還應該認為自己受已故的制憲議會的遺言約束嗎？賴德律－洛蘭在援引制憲議會5月8日決議時，難道忘記了正是這個制憲議會在5 月11日否決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長們交付審判的提案，忘記了這個制憲議會業已宣告總統及其部長們無罪，從而承認侵犯羅馬是“合乎憲法的”，忘記了他只是對一個業已宣布的判決提出上訴，並且最終是由共和主義的制憲議會去向保皇主義的立法議會上訴嗎？憲法專門列了一個條文，號召每一個公民來保護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於起義的。賴德律－洛蘭依據的正是這一條文。但同時，難道國家的各個權力機構不是為保護憲法而建立的嗎？難道違背憲法的行為不是只有當國家的一個憲制權力機構起來反對另一個憲制權力機構的時候才出現的嗎？而當時共和國的總統，共和國的部長們和共和國的國民議會卻是協調一致的。

    山岳黨在6月11日企圖發動的，是“純理性範圍內的起義”，即純議會內的起義。山岳黨想讓被人民群眾武裝起義的前景嚇壞了的國民議會多數派借毀滅波拿巴及其部長們來毀滅他們自己的權力和他們自己當選的意義。制憲議會曾經那麽頑強地要求罷免巴羅－法盧內閣，不也是企圖用類似手段宣告波拿巴的當選無效嗎？

    難道在國民公會（注：國民公會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機關，從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國民公會在雅各賓派專政期間，即革命的第三階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為最高權力機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廢除封建所有制，確立民主共和國，並同國內外反革命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後，遵循大資產階級意旨，取消了雅各賓派頒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後於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時代沒有出現過議會內的起義突然使多數派與少數派對比關系發生根本轉變的實例嗎？——為什麽老輩山岳黨能夠做成的事情，青年山岳黨就不能做成呢？——況且當前◎第435頁◎的局勢看來也不是不利於采取這種行動。民情的激憤，在巴黎已經達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按選舉時的投票看來，軍隊並不擁護政府；立法議會的多數派本身剛剛形成不久，來不及牢固地組織起來，而且都是些老年人。如果山岳黨把議會內的起義搞成功了，國家的大權就會直接落入它的手中。至於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它一向熱中的莫過於看到議會的亡靈們在它頭上的雲端里發生爭鬥。最後，民主派小資產階級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黨，都想借議會內的起義達到自己的偉大目的：粉碎資產階級的勢力，同時卻不讓無產階級有行動自由，或只是讓它在遠景中出現；利用無產階級，但是不讓它構成危險。

    在6月11日國民議會投票之後，山岳黨的若幹成員和秘密工人團體的代表們舉行了一次會談。後者極力主張當天晚上就起事。山岳黨堅決拒絕了這個計劃。它無論如何不肯丟掉領導權；它對盟友也像對敵人一樣疑慮重重，而且是有道理的。1848年6月的記憶，從未這樣強烈地使巴黎無產階級的隊伍激動過。然而無產階級還是被它自己同山岳黨的聯盟束縛住了。山岳黨代表著大部分的省，它誇大了自己在軍隊中的影響，它掌握了國民自衛軍內的民主主義部分，它又有小商店的道義上的支持。在這個時候，違反山岳黨意志發動起義，對於無產階級說來——況且無產階級又因霍亂而人員銳減，因失業而不得不大批地離開巴黎——就是在沒有1848年6月的那種逼迫無產階級進行拚死鬥爭的情勢下徒然重演1848 年的六月事件。無產階級代表們采取了唯一合理的辦法。他們迫使山岳黨丟醜，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訴書被否決時越出議會鬥爭的範圍。在6月13日這一整天內，無產階級一直保持著這種懷疑、觀望的態度，等待民主主義的國民自衛軍與軍隊之間展開一場真刀真槍的、你死我活的搏鬥，以便在那時投入鬥爭，推動革命◎第436頁◎超出強加於它的那些小資產階級的目的。考慮到可能獲得勝利，無產階級的公社已經成立好了，要讓它與正式的政府並行地活動。巴黎的工人已經接受了1848年6 月的血的教訓。

    6月12日，部長拉克羅斯自己向立法議會提出了立即討論控訴書的動議。政府在當晚采取了防御和進攻的一切措施；國民議會的多數決心要把反叛的少數逼上街頭，少數本身也已經無法退卻，非應戰不可了；控訴書以377票對8票被否決了；拒絕投票的山岳黨，氣憤地跑到“愛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傳廳，跑到《和平民主日報》的編輯部里去了（注：山岳黨活動家會議是1849年6月12日夜在傅立葉派的《和平民主日報》（該報於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由維·孔西得朗主編）編輯部舉行的。會議的參加者拒絕使用武力，決定只舉行和平示威遊行。——437。）。

    山岳黨一退出議會會場，就失去了力量，正如大地的兒子安泰一離開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樣。山岳黨人在立法議會會場內是參孫，而在“愛好和平的民主派”廳堂里卻成了非利士人（注：參看《舊約全書·士師記》第15章。——編者注）。一場冗長、嘈雜而空洞的爭論就這樣開始了。山岳黨決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人們尊重憲法，“只是不訴諸武力”。山岳黨的這個決心，得到了“憲法之友”的一個宣言（注：1849年6月13日“憲法之友社民主聯合會”在《人民報》第206號上發表的宣言中，號召巴黎公民參加和平示威遊行，抗議政府的“蠻橫要求”。——437。）和一個代表團的讚助。“憲法之友”是《國民報》派即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殘余的自稱。它在議會中保留下來的代表有六人投票反對否決控訴書，但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讚成否決控訴書；卡芬雅克已經把他的軍刀交給秩序黨隨意使用，但是另一方面，這一派在議會外的極大部分，卻如饑似渴地抓住這個機會以擺脫其政治賤民的地位，並擠入民主政黨的行列。他們不正是這個藏在他們的盾牌、藏在他們的原則、藏在憲法後面的民主政黨的當然持盾者嗎？

    直到天明，山岳黨一直在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個《告人民書》，於6月13日早晨在兩家社會主義報紙的不顯眼的地方◎第437頁◎刊登出來（注：山岳黨的宣言載於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報》、《和平民主日報》以及蒲魯東的《人民報》。——438。）。這個宣言宣布總統、部長們、立法議會多數“不受憲法保護”(hors la constitution)，並號召國民自衛軍和軍隊，最後還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憲法萬歲！”就是它的口號——無非是等於“打倒革命！”的口號。

    與山岳黨的憲制宣言相呼應的，是6月13 日小資產者舉行的一次所謂和平示威遊行。這是從水塔街出發沿著林蔭大道行進的列隊遊行；3 萬人中大部分是不帶武器的國民自衛軍，其中夾雜著秘密工人團體的成員，他們沿途高呼：“憲法萬歲！”遊行者在喊這個口號時是機械的，冷漠的，違心的，這些呼喊聲沒有匯成雷鳴般的巨響，反而受到群集於人行道上的民眾的嘲諷。在這個多聲部的合唱中缺少的是發自內心的聲音。當遊行隊伍走到“憲法之友”開會的樓房前面時，在那樓房的山墻上出現了一個雇用的憲法使者，他拚命揮動他那頂受雇捧場者的帽子，使足了勁叫喊“憲法萬歲！”，喊聲像冰雹似地撒落在朝拜者的頭上，——這時，遊行者自己似乎剎那間也感覺到了這個場面滑稽可笑。大家知道，遊行隊伍在和平路口轉入林蔭大道時遇到了尚加爾涅的龍騎兵和獵步兵的完全不是議會式的接待；遊行者頃刻間就四散奔逃，只是在奔跑中喊了幾聲“拿起武器！”，以執行6月11日議會中發出的拿起武器的號召。

    和平遊行行列被強力驅散，隱約傳聞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蔭大道上被殺害，街道上越來越亂，當這一切似乎預告起義即將來臨的時候，集合在阿紮爾街上的的山岳黨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賴德律－洛蘭帶領著一小群議員挽回了山岳黨的名譽。他們在集結於國民宮的巴黎炮兵隊的保護下，跑到藝術工藝學校去，等候國民自衛軍第五軍團和第六軍團來援救。但是山岳黨人沒有等到第五軍團和第六軍團；這些小心的自衛軍把自己的代表丟開不管，巴黎炮兵隊◎第438頁◎本身還阻撓人民構築街壘，極端的混亂使得任何決定都不可能作出，正規部隊端著上好刺刀的槍向前逼進，一部分議員被逮捕了，另一部分逃跑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此結束。

    如果說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無產階級起義的日子，那麽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派小資產者起義的日子；這兩次起義中的每一次都是發動起義的那個階級的純粹典型的表現。

    只有在里昂，事變才發展成頑強的流血沖突。在這里，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不可調和地對立著，工人運動不像在巴黎那樣被約束在一般運動範圍內，不由一般運動決定，六月十三日事件在這里的反映就喪失了它原來的性質。在對六月十三日事件有過反響的其他外省地方，這個事件並沒有燃成烈火，只不過劃過一道冷清清的閃電。

    6月13日結束了立憲共和國生命的第一個時期，立憲共和國是在1849 年5 月28日隨著立法議會的開幕而開始其正常存在的。這整個序幕充滿著秩序黨與山岳黨之間，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喧囂的鬥爭；小資產階級徒然反抗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為了這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它自己曾在臨時政府和執行委員會中不斷進行陰謀活動，在六月事變中拚命攻擊無產階級。6月13 日這一天摧毀了它的反抗，而把聯合保皇派的立法獨裁弄成了既成事實。從這時起，國民議會就只是秩序黨的公安委員會（注：公安委員會是1793年4月6日由國民公會（見注21）建立的法國革命政府的中央機關。在雅各賓專政時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委員會在與國內外反革命的鬥爭中，在依靠下層階級解決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熱月九日反革命政變以後，委員會喪失了領導作用，並於1795年10月被解散。——426、439。）了。

    巴黎把總統、部長們和國民議會多數派放在“被告地位”，而他們則宣布巴黎“戒嚴”。山岳黨宣布立法議會多數派“不受憲法保護”；而多數派則以違背憲法的罪名把山岳黨交付最高法院審判，並使這個黨內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不受法律保護。山岳黨被砍殺◎第439頁◎得只剩下了一個無頭無心的軀幹。少數派只是企圖舉行議會內的起義，多數派則把自己的議會專制提升為法律。多數派發布了新的議會規章，借以取消講壇上的言論自由，並授權國民議會議長用譴責、罰款、停發薪金、暫停與會資格和監禁等手段，來懲罰議員違反規章的行為。這個多數派在山岳黨的軀幹上方懸掛的不是利劍，而是鞭子。留下來的山岳黨議員，為了保全名譽，本應集體退出議會。這樣的行動就會加速秩序黨的解體。在甚至沒有一點對抗的跡象促使秩序黨團結一致的時候，秩序黨就必定會分裂成它原來的構成部分了。

    在民主派小資產者被奪去議會力量的時候，它的武裝力量也被奪去了；巴黎炮兵隊以及國民自衛軍第八、第九和第十二軍團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貴族的軍團在6月13日襲擊了布萊和魯鎮的印刷廠，毀壞了印刷機，搗毀了共和派報刊編輯部，擅自逮捕了它們的編輯、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發員和投遞員，在此之後，卻得到了來自國民議會講壇的嘉獎。在整個法國，凡是有共和主義嫌疑的國民自衛軍，都相繼被解散了。

    頒布新的新聞出版法、新的結社法、新的戒嚴法；巴黎各監獄關滿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驅逐出境，一切超出《國民報》（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國民報》派又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對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大屠殺。——382、396、402、414、423、440、461、595。）限度的報紙都被查封；里昂及其鄰近五個省被迫服從軍人的粗暴專橫的統治；檢察機關無處不在；已經受過多次清洗的大批公職人員再次受到清洗——這都是獲得勝利的反動派必不可少和經常重覆的慣用手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殺和六月放逐後還值得一提，只是因為這次它們不單是用來對付巴黎，而且也用來對付外省，不單是用來對付無產階級，而且首先是用來對付中等階級。

    國民議會在6月、7月和8月間的全部立法活動，充滿著各種鎮壓的法律，這些法律把宣布戒嚴的權利交給了政府，對報刊的控◎第440頁◎制更嚴，取消了結社權。

    可是，這一時期的特點不是在事實上利用勝利，而是在原則上利用勝利；不是國民議會通過各種決議，而是為這些決議確定理由；不是行動，而是詞句；甚至不是詞句，只是使詞句生動而造作的腔調和姿態。放肆無恥地表露保皇主義信念，以盛氣淩人的狂妄態度對共和國進行侮辱，賣弄而輕浮地道出覆辟的目的，一句話，大言不慚地破壞共和主義的體面，這就使這一時期具有特殊的音調和色彩。“憲法萬歲！”這是6月13日的失敗者的戰鬥口號。因此勝利者也就不必虛情假意地去講什麽憲制即共和主義的言詞了。反革命戰勝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們認為覆辟的日子在法國很快就要到來。秩序黨各派頭頭們之間發生了真正的競爭，即競相在《通報》（注：《通報》是法國日報《總匯通報》的簡稱，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報紙。《通報》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議會的報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盧森堡委員會會議的報告曾刊載在該報上。——386、441、646、649、742。）上表白自己的保皇立場，坦白、懺悔他們在君主制時期可能犯下的自由主義罪行，懇求上帝與人們寬恕。每天都有人在國民議會講壇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會的災難，每天都有外省的正統派土容克莊嚴地宣稱自己從未承認過共和國，每天都有一個背棄和出賣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自己的英雄勳業，說只是因為路易－菲力浦的仁慈或其他的誤會才妨礙了這種英雄勳業的實現。在二月事變中令人驚嘆的，竟不是獲得勝利的人民的寬宏大量，反而是保皇派所表現的自我犧牲與溫和寬厚，而正是這種態度使人民取得了勝利。有一位人民代表提議把二月事變負傷人員撫恤金發一部分給市近衛軍，因為他們是二月事變時唯一有功於祖國的。另一位代表提議在卡盧塞爾廣場建立奧爾良公爵騎像。梯也爾稱憲法是一片臟紙。在講壇上有奧爾良黨人相繼發言，痛悔自己曾陰謀反對正統王朝；同時又有正統主義者相繼發言，責備自己，說他們對非正統王朝的反抗加速了整個王朝的傾覆；梯也爾痛悔他曾陰謀反對摩萊，摩萊痛悔他曾陰謀反◎第441頁◎對基佐，巴羅則痛悔他曾陰謀反對他們三個人。“社會民主共和國萬歲！”這一口號被宣布為違反憲法的口號；“共和國萬歲！”這一口號則被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口號而受到追究。在滑鐵盧會戰的周年紀念日，有一個議員宣稱：“我對於普魯士人侵入法國，不像對於革命流亡者進入法國那樣害怕。”為了回答因里昂及其鄰近各省實行的恐怖政治而發出的怨言，巴拉蓋·狄利埃說道：“我寧願要白色恐怖而不願要紅色恐怖”(　J’aime　 mieux　 la　 terreur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當國民議會的發言者說出反對共和國、反對革命、反對憲法、擁護君主國、擁護神聖同盟的警語時，全場都報以狂熱的掌聲。每當共和派的慣常做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做法，例如用“公民”稱呼議員——被違反時，那些維護秩序的騎士們都會歡欣鼓舞。

    7月8日在戒嚴影響下以及在無產階級大部分人拒絕投票的情況下舉行的巴黎補充選舉，法國軍隊占領羅馬，紅衣主教們進入羅馬（注：馬克思指的是由三個紅衣主教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依靠法國軍隊的支持，在推翻了羅馬共和國之後，在羅馬恢覆了反動的制度。紅衣主教穿的是紅色衣服。——442。），以及隨之而來的異端裁判所和僧侶恐怖，——這一切都給6月的勝利添上新的勝利，使秩序黨更加陶醉了。

    最後，8月中旬，保皇派宣布國民議會休會兩個月，一方面是為了要出席那些剛剛召集的各省議會，一方面是由於一連數月的幫派鬧宴弄得他們精疲力竭。他們采用明顯的諷刺手法，留下了一個由25個議員組成的委員會作為國民議會的代理人，作為共和國的守衛者，其中包括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精英，如摩萊與尚加爾涅。這種諷刺手法比他們所料想的還要意味深長。他們原來被歷史判定去促使他們心愛的君主國傾覆，卻又被歷史注定去維護他們所憎惡的共和國。

    隨著立法議會的休會，立憲共和國生命的第二個時期，即其保皇主義猖狂時期也就結束了。◎第442頁◎

    巴黎的戒嚴解除了，報刊恢覆了。在社會民主主義報紙停刊期間，在實行鎮壓措施與保皇主義囂張期間，君主立憲派小資產者的老的文字代表者《世紀報》（注：《世紀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19世紀40年代該報反映了一部分僅限於要求溫和的憲法改革的小資產階級的觀點。19世紀50年代是溫和共和派的機關報。——443、461。）共和主義化了；資產階級改革派的老的文字體現者《新聞報》（注：《新聞報》是1836年在巴黎創刊的資產階級日報，1848-1849年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機關報；後來變成波拿巴派的報紙。——443、461。）民主主義化了，而共和派資產者的老的典型喉舌《國民報》則社會主義化了。

    公開的俱樂部變得難以存在，秘密團體也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強了。被視為純商業團體而容許存在並且沒有任何經濟意義的產業工人協會，在政治方面也對無產階級起了紐帶的作用。6月13日把各種半革命黨派的正式腦袋砍了下來，留下的群眾卻有了他們自己的頭腦。那些維護秩序的騎士們以預言紅色共和國的恐怖來嚇唬人，但是獲得勝利的反革命在匈牙利、巴登和羅馬的卑鄙的獸行和無以覆加的殘暴手段，已經把“紅色共和國”洗成了白色。法國社會的心懷不滿的中間階級，開始覺得與其接受實際上毫無指望的紅色君主國的恐怖，還不如接受未必會帶來恐怖的紅色共和國的諾言。在法國，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比海瑙進行了更多的革命宣傳。按工效定能力！

    這時，路易·波拿巴利用國民議會休會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遊，最熱忱的正統派跑到埃姆斯去參拜聖路易的孫子（注：埃姆斯是德國威斯巴登附近的一個療養地。法國王位追求者（聖路易的孫子）、自封為亨利五世的德·尚博爾伯爵經常住在此地。這里是指1849年8月當地舉行的一次正統派代表大會，尚博爾也出席了這次會議。——443、612。），而大批親近秩序黨的議員則在剛召開的各省議會中進行陰謀活動。必須使各省議會說出國民議會多數派還不敢說的話，即提出立刻修改憲法的緊急動議。依據憲法，只有在1852年專門為修改憲法而召集的國民議會才能修改憲法。但是，如果大多數省議會主張修改憲法的話，難道國民議會還不應當聽聽法國的呼聲以犧牲憲法的貞操嗎？國民議會對這些省議會的期望，同伏爾泰《亨利亞特》中的修女們對潘都爾兵（注：潘都爾兵是奧地利軍隊中的一種特殊形式的非正規步兵。——443。）的期望一樣。但是，除了少數例外，國民議會的波提乏們在外省碰到了為數不少的約瑟。絕大多數人都不願理會◎第443頁◎這種令人厭煩的誘導。阻礙修改憲法的，正是應該用來實現修改憲法的工具本身：各省議會的表決。法國，並且是資產階級的法國，已經發表了意見，發表了反對修改憲法的意見。

    10月初，立法國民議會覆會——但它是多麽不同了啊！（注：維吉爾《亞尼雅士之歌》。——編者注）它的面貌已經完全改變。各省議會出人意料地不同意修改憲法，這就使國民議會回到了憲法的界限內，並且向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奧爾良派因正統派前往埃姆斯參拜而發生猜疑，正統派則因奧爾良派跟倫敦來往（注：克萊爾蒙特是倫敦附近的一個城堡。二月革命後路易－菲力浦從法國出逃後曾住在該地。這里指的是奧爾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進行的談判。——444、612。）而疑慮重重，兩派的報紙都已經把火煽旺了，衡量了各自的王位追求者的相互要求。奧爾良派和正統派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陰謀，這些陰謀表現於總統的隆重巡遊，表現於他那或多或少露骨的、想要擺脫憲法束縛的企圖，以及波拿巴派報紙的傲慢論調；路易·波拿巴則怨恨國民議會只承認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有理由進行秘密活動，並怨恨內閣經常把他出賣給這個國民議會。最後，內閣本身在對羅馬的政策問題上，以及在由帕西部長提議的而被保守派罵作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所得稅問題上發生了分裂。

    巴羅內閣向重新召開的立憲議會提出的第一批議案之一，就是要求撥款30萬法郎給奧爾良公爵夫人作為寡婦撫恤金。國民議會同意了這個要求，又在法蘭西民族負債簿上增添了700 萬法郎的數目。這樣，路易－菲力浦就繼續成功地扮演著“pauvre honteux”——羞羞答答的乞丐，而內閣卻不敢向議會提議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議會看來也不願批準，於是路易·波拿巴又像以往那樣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要麽做凱撒，要麽進債獄！（注：“要麽做凱撒，要麽進債獄！”是馬克思套用了切紮雷·博爾吉亞的座右銘“要麽做凱撒，要麽一事無成”。博爾吉亞（1475-1507年）是意大利人，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私生子。馬基雅弗利在《君主論》中以博爾吉亞為“新時代君主”的楷模，鼓吹“欲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論調。——444。）

    內閣的第二個撥款要求是提供900萬法郎來彌補羅馬遠征費◎第444頁◎用，這更加劇了以波拿巴為一方同以內閣和國民議會為另一方之間的緊張關系。路易·波拿巴在《通報》上公布了他寫給侍衛官埃德加·奈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他以一些憲法上的保證約束教皇政府。教皇則發表了一個聲明，即“出乎真意”（注：“出乎真意”(motuproprio)是一種不經紅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談教皇國內部事務的特別教皇文書的開頭語。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皇庇護九世發表的文告。——445。），拒絕對自己的已經恢覆的權力加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有意透露內情，撩開了他的內閣的帷幕，使他自己能在戲院最賤樓座觀眾面前顯現為一個心地善良的，但是在自己家里不被了解的和受著束縛的天才。他以“自由心靈渴望振翼飛騰”（注：見格·海爾維格《活人的詩》。——編者注）的神情來討好賣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員會的報告人梯也爾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振翼飛騰，而只限於把教皇的聲明譯成法文。企圖為總統挽回面子而提議國民議會對拿破侖的信表示讚同的並不是內閣，而是維克多·雨果。“夠了！夠了！”——多數派以這種無禮而輕率的喊聲埋葬了雨果的提案。總統的政策？總統的信？總統自己？“夠了！夠了！”誰會對波拿巴先生的話信以為真呢？維克多·雨果先生，難道您以為我們相信您，認為您真正相信總統嗎？“夠了！夠了！”

    最後，波拿巴與國民議會之間的決裂，又因對召回奧爾良王室和波旁王室議案的討論而加速了。總統的堂弟（注：拿破侖·波拿巴親王。——編者注），前威斯特伐利亞國王的兒子，乘內閣沒有出席時，向議院提出了這個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王位追求者擺到與波拿巴派的王位追求者不相上下的地位，或者確切些說，擺到低於波拿巴派王位追求者的地位，因為後者至少在事實上是站在國家政權的頂峰。

    拿破侖·波拿巴居然無禮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國外◎第445頁◎的王室與大赦六月起義者合成了一個提案。多數派的憤怒迫使他立即為自己將神聖的東西與可惡的東西、王室血統與無產者敗類、社會恒星與社會沼澤遊火褻瀆地混為一談而表示歉意，並使這兩個提案各自得到應有的地位。多數派斷然否決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貝利耶這位正統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徹地闡述了這次投票的意義。把各個王位追求者貶為普通公民——這就是所要追求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奪去他們身上的聖光，奪去他們剩下的最後一點尊嚴，流亡國外的尊嚴！貝利耶喊叫道：如果有一個王位追求者忘記了他的尊貴的出身，回到法國來只是為了以普通的私人身分而生活的話，那人家會怎樣看待他！這就再明顯不過地告訴了路易·波拿巴，他靠目前的狀況什麽也沒有贏得，而聯合的保皇派需要他在法國這里作為一個中立人物坐在總統位子上，則是因為俗人的目光無法透過流亡的雲霧認清真正的王位追求者。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敬了立法議會，咨文用頗為粗暴的言詞通知說，他已撤銷巴羅內閣並成立新內閣。巴羅－法盧內閣是保皇派聯盟的內閣，而奧普爾內閣則是波拿巴的內閣，是總統反對立法議會的工具，是聽差內閣。

    波拿巴已經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掌握行政權，從而成為一定利益的中心，反無政府狀態的鬥爭使得秩序黨本身不得不加強他的努力，而且如果說他已經不再得人心了，那麽秩序黨本來就不得人心。難道他不能指望，由於奧爾良派與正統派的競爭，以及某一君主覆辟的必要性，將會迫使這兩派承認中立的王位追求者嗎？

    從1849年11月1日開始了立憲共和國生命的第三個時期，這一時期於1850 年3月10日結束。憲法機構間那種受到基佐如此讚美的習見的把戲，即行政權與立法權間的爭端已經開始了。但◎第446頁◎是並不止於這一點。波拿巴反對那些聯合起來的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的覆辟欲望而維護自己實際政權的名義——共和國；秩序黨反對波拿巴的覆辟欲望而維護自己共同統治的名義——共和國；正統派反對奧爾良派，奧爾良派反對正統派而維護現狀——共和國。秩序黨中所有這些集團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國王，自己的覆辟意圖，同時又都為了反對自己對手的篡奪和謀叛的欲望而堅持資產階級的共同統治，堅持使各種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銷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國。

    康德認為，共和國作為唯一合理的國家形式，是實踐理性的要求，是一種永遠不能實現但又是我們應該永遠力求實現和牢記在心的目標，同樣，這些保皇派也正是這樣對待君主國的。

    這樣，立憲共和國從資產階級共和黨人手中產生出來時本來是一個空洞的意識形態的公式，而落到聯合保皇派手中時就成了一個內容充實的生動的形式了。當梯也爾說“我們保皇派是立憲共和國的真正支柱”時，他就沒有料想到他的話里包含有這麽多的真理。

    聯合內閣的倒台和聽差內閣的登台還有另外一個意義。新內閣的財政部長是富爾德。讓富爾德當財政部長，就等於把法國的國民財富正式交付給交易所，通過交易所並且為了交易所的利益來管理國家財產。金融貴族在《通報》上宣布了對富爾德的任命，同時也就宣布了自己的覆辟。這個覆辟必然成為其余各種覆辟的補充，而且與它們一起構成立憲共和國鏈條中的各個環節。

    路易－菲力浦從來不敢任命真正的交易所豺狼為財政部長。正如他的君主國是資產階級上層統治的理想名稱一樣，在他的各屆內閣中，特權的利益必定要帶著表明沒有利害關系的意識形態的名稱。在所有的領域，資產階級共和國都把各種君主國——正統王◎第447頁◎朝的和奧爾良的君主國——隱藏在後台的東西推到了前台。它把君主國捧到天上去的東西都降到地上來了。它用表明統治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專有名稱代替了聖人的名稱。

    我們的全部敘述都已經表明，共和國從它存在的頭一天起就不僅沒有推翻金融貴族，反而鞏固了它的地位。但是，它對金融貴族的讓步，是違反本意而屈從命運的。富爾德一上任，政府的主動權又回到了金融貴族手中。

    有人會問，聯合的資產階級怎麽能忍受和容許在路易－菲力浦時期以排斥或支配資產階級其余各個集團為基礎的金融貴族的統治呢？

    答案很簡單。

    首先，金融貴族本身在保皇派聯合勢力內部形成舉足輕重的集團，這個聯合勢力的共同的統治權力稱為共和國。難道奧爾良派中的演說家和專門人才不是金融貴族昔日的同盟者和同謀者嗎？難道金融貴族本身不是奧爾良派的黃金法郎吉嗎？至於正統派，他們早在路易－菲力浦時期已經實際參加了交易所、礦山和鐵路投機生意的全部鬧宴。一般說來，大地產與金融貴族結成聯盟，是一種正常現象。英國就是一個證明，甚至奧地利也是證明。

    在法國，國民生產水平與國家債務相比是低得不相稱的，國家的息金是投機生意的最重要的對象，而交易所是希圖以非生產方法增殖的資本的主要投資市場，在這樣一個國家里，整個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中的數不盡的人，不能不參與國家的借貸活動、交易所投機生意和金融活動。難道所有參與這些活動的二流人物不正是把那個在很大的範圍內整個地代表著同一利益的集團，視為他們的天然靠山和首腦嗎？

    國家財富落到金融貴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於有增無已◎第448頁◎的國家負債狀態。而這種國家負債狀態的原因何在呢？就在於國家支出始終超過收入，在於失衡，而這種失衡既是國家公債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結果。

    為了擺脫這種負債狀態，國家必須限制自己的開支，即精簡政府機構，管理盡可能少些，官吏盡可能少用，盡可能少介入公民社會方面的事務。秩序黨是不會走這條道路的：隨著秩序黨的統治和它那個階級的生存條件越來越受各方面的威脅，它就必須越來越加強它的鎮壓措施，加強它的由國家出面的官方幹涉，加緊通過國家機關來顯示自己的無所不在。當對人身和財產的侵犯日益頻繁的時候，憲兵人數是不能相應減少的。

    或者，國家必須設法避免借款，把特別稅加在最富裕的階級身上而使預算立即得到哪怕是暫時的平衡。但是秩序黨難道會為了使國家財富擺脫交易所剝削，而把他們自己的財富獻上祖國的祭壇嗎？它沒有這麽傻！

    總之，如果沒有法蘭西國家的根本變革，就決不會有法蘭西國家財政上的變革。而與國家財政必然聯系著的是國家債務，與國家債務必然聯系著的是國債投機買賣的統治，是國家債權人、銀行家、兌換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統治。秩序黨中只有一個集團同金融貴族的垮台有直接利害關系，這就是工廠主。我們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業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統治下構成王朝反對派廣大基礎的工業巨頭。他們的利益無疑是要求減少生產費用，從而也就是要求減少列入生產費用項下的捐稅，也就是減少國債，因為國債的息金已列入捐稅項下，所以，他們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貴族垮台。

    在英國，——法國最大的工廠主與他們的英國對手比起來都是小資產者，——我們確實看到工廠主，例如某個科布頓或布萊◎第449頁◎特，帶頭對銀行和交易所貴族舉行十字軍討伐。為什麽在法國沒有這種情形呢？在英國占統治地位的是工業，而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是農業。在英國，工業需要自由貿易，在法國，工業則需要保護關稅，除需要其他各種壟斷外還需要國家壟斷。法國工業並不支配法國生產，所以法國工業家並不支配法國資產階級。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資產階級其他集團的侵犯，就不能像英國人那樣站在運動的前頭，並把自己的階級利益提到第一位；他們必須跟隨在革命後頭，並為那些同他們階級的整個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務。在2月間，他們沒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使他們學乖了。還有誰比雇主，即工業資本家更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脅呢？所以在法國，工廠主必然成為秩序黨中最狂熱的分子。誠然，金融巨頭是在削減他們的利潤，但是這和無產階級消滅利潤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麽呢？

    在法國，小資產者做著通常應該由工業資產者去做的事情；工人完成著通常應該是由小資產者完成的任務；那麽工人的任務又由誰去解決呢？沒有人。它在法國解決不了，它在法國只是被宣布出來。它無論在本國範圍內的什麽地方都不能解決；法國社會內部階級間的戰爭將要變成各國間的世界戰爭。只有當世界戰爭把無產階級推到支配世界市場的國家的領導地位上，即推到英國的領導地位上的時候，工人的任務才開始解決。革命在這里並沒有終結，而是獲得有組織的開端，它不是一個短暫的革命。現在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帶領著通過沙漠的猶太人。他們不僅僅要奪取一個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讓位給那些善於對付新世界的人們。

    我們回過來說富爾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爾德登上國民議會的講壇，說明他的◎第450頁◎財政制度：讚揚舊稅制！保留葡萄酒稅！撤回帕西關於征收所得稅的提案！

    帕西也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個老大臣。他是杜弗爾一類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的替罪羊戴斯特（注：恩格斯在1895 年版上加了一個注：“1847年7月8日，在巴黎貴族院里開始了對於帕芒蒂耶和居比耶爾將軍（被控賄賂官吏以圖取得鹽場特權）以及當時公共工程大臣戴斯特（被控收受前兩人的賄賂）審判案。後者在受審時企圖自殺。三個人都被判處很重的罰金。戴斯特除罰金外還判處了三年徒刑”。——編者注）的密友。帕西也曾稱讚舊稅制，他也曾提議保留葡萄酒稅，但同時他又揭開了蒙在國家赤字上的面紗。他宣稱，如果不想讓國家破產，就必須征收一種新稅——所得稅。曾經勸告賴德律－洛蘭宣布國家破產的富爾德，現在又勸告立法議會保留國家赤字。他答應節約，而這種節約的秘密後來暴露出來了：例如，開支減少了6 000萬法郎，而短期債款卻增加了2億法郎，這只是數字分類和決算上的一些戲法，結果都歸結於舉借新債。

    在富爾德任期內，由於金融貴族身旁有其他一些心懷忌妒的資產階級集團，所以它當然就不像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那樣無恥腐敗。但是制度還是照舊：國家債務不斷增加，財政赤字被掩飾起來。漸漸地，舊日的交易所欺詐行為就更加露骨地表現出來了。證據是：關於阿維尼翁的鐵路法律；一時成為巴黎全市議論話題的國家證券行市令人莫測的漲跌；最後，還有富爾德和波拿巴在3月10 日選舉中沒有成功的投機。

    在金融貴族正式覆辟以後，法國人民勢必很快就重新回到2月24 日前的境況了。

    制憲議會為了發泄對自己的繼承人的仇恨，廢除了1850年度◎第451頁◎的葡萄酒稅。舊稅既已廢除，新債就無法償付了。秩序黨中的一位白癡克雷通還在立法議會休會以前，就提議要保留葡萄酒稅。富爾德以波拿巴派內閣的名義采納了這個提議，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總統就職一周年紀念日，國民議會頒令恢覆葡萄酒稅。

    竭力為這次恢覆葡萄酒稅作辯護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穌會首領蒙塔朗貝爾。他的論據簡單明了：賦稅，這是喂養政府的母奶；政府，這是鎮壓的工具，是權威的機關，是軍隊，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長，是教士。攻擊賦稅，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攻擊秩序衛士，而秩序衛士是保衛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不受無產階級野蠻人侵犯的。賦稅，這是與財產、家庭、秩序和宗教相並列的第五位天神。而葡萄酒稅無疑是一種賦稅，並且不是一種尋常的賦稅，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浸透君主主義精神的、可敬的賦稅。葡萄酒稅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法國農民想象魔鬼的時候，就把他想象成稅吏。自從蒙塔朗貝爾把賦稅尊崇為天神的時候起，農民就變成不信神的人，變成無神論者，並投到魔鬼即社會主義懷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輕率地失去了農民，耶穌會輕率地失去了農民，波拿巴輕率地失去了農民。1849年12月20日不可挽回地斷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聲。“伯父的侄子”並不是他家族中受葡萄酒稅，即受蒙塔朗貝爾所說的預示著革命風暴的賦稅之害的第一個人。真正的偉大的拿破侖在聖赫勒拿島上曾經說過，恢覆葡萄酒稅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為這使法國南部的農民脫離了他。這項賦稅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就已經是人民憎恨的主要對象了（見布阿吉爾貝爾和沃邦兩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廢除了它，而拿破侖在1808年又把它改頭換面重新施行起來。當覆辟王朝進入法國時，為它開路的不僅有哥薩◎第452頁◎克騎兵，而且有廢除葡萄酒稅的諾言。當然，貴族階級是不一定要履行他們對必須無條件納稅的人民許下的諾言的。1830年答應了廢除葡萄酒稅，可是根本沒有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1848年答應廢除葡萄酒稅，也如它答應了其他一切一樣。最後，什麽都沒有答應過的制憲議會，如我們已經說過的，在自己的遺囑中規定從1850年1月1日起廢除葡萄酒稅。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十天，立法議會又重新實行了葡萄酒稅。這樣，法國人民一個勁地驅逐這項賦稅，但是剛把它從門口趕了出去，又看見它從窗口飛了進來。


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之四）

    *（注：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這一組連載文章，是1850年1月至11月專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志（見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見注164）的續刊。該雜志從1850年3月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雜志上發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1850年11月，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刊。)）寫的。文章對法國的整個一段歷史時期作了唯物主義的闡述，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極其重要的原則。這組文章最初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是以《從1848到1849年》這一總標題發表的，原計劃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敗》，《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陸上產生的後果》和《英國的現狀》。但是在雜志的第1、2、3三期上只發表了前三篇文章。關於1849年六月事件對大陸的影響以及英國的狀況，則在雜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時評中得到了闡述。）（注：馬克思這組文章當時引起了新聞界的注意。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漢堡）第40期發表了《〈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1期的啟示》和馬克思這一著作的摘錄。當年4月15日《大胡蜂周報》（加塞爾）第3期對該文發表了一篇評論。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倫敦報》第262-264號轉載了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1852年1月在僑居美國的德國社會主義流亡者創辦的《體操報》上，刊登了約·魏德邁在馬克思影響下寫的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將這組文章編成單行本在柏林出版，並將總標題改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不僅寫了導言，還增添了第四章，這一章就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5、6期合刊發表的《時評（三）》中有關法國事件的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頁）。恩格斯給這一章標的題目是：《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1895年2月13日他給理·費舍的信上說，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這本著作完整了，沒有它，這本小冊子就帶有片斷的性質”。當時前三章的標題也有改動：1.《從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從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從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發表時的標題，第四章則用1895年版的標題。——376。）

    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稅，不是沒有原因的：這項賦稅集中了法國賦稅制度的一切可憎之處。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攤方法是貴族式的，因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貴的酒的稅率全都一樣。因此，隨著消費者財富的減少，稅額便按幾何級數增加；這是倒過來的累進稅。它是對於偽造和仿造酒品的獎勵，因而使勞動階級直接受到毒害。這項賦稅使人口在4 000人以上的城鎮都在城門口設立稅卡，使每一個這樣的城鎮都變成以保護關稅抵制法國酒的異邦，這樣就減少了酒的消費額。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賣酒為生的小酒商，所謂marchands de vin，即酒店老板，都是葡萄酒稅的死敵。最後，葡萄酒稅既然使消費額減少，就會使產品的銷售市場縮小。它既然使城市工人無力買酒喝，也就使釀造葡萄酒的農民無力把酒賣出去。而法國釀造葡萄酒的人數大約有1 200萬。因此，一般百姓對於葡萄酒稅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而農民對於葡萄酒稅的切齒痛恨也就尤其可以理解了。況且，他們不是把恢覆葡萄酒稅看作是一個多少帶有偶然性的孤立事件。農民具有一種父子相傳的特有的歷史傳統，他們已從這一歷史經驗中形成了一種信念：任何一個政府要想欺騙農民時，就答應他們廢除葡萄酒稅，而當它一旦騙◎第453頁◎取了農民的信任時，就把葡萄酒稅保留或恢覆起來。農民根據葡萄酒稅來鑒別政府的氣味，判斷政府的傾向。12月20日恢覆葡萄酒稅的事實表明，路易·波拿巴是和別人一樣的。但他過去又和別人不一樣，他本是農民塑造出來的一個人物，所以農民在有數百萬人簽名的反對葡萄酒稅的請願書中，把他們一年前投給“伯父的侄子”的選票收回去了。

    占法國人口總數2/3以上的農村人口，主要是所謂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們的第一代人，由於1789年革命而無償地免除了封建貢賦，不付任何代價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後各代人卻以地價形式償付了他們那些半農奴式的祖先當時曾以地租、什一稅、徭役等等形式償付過的貢賦。人口越增加，土地越分散，小塊土地的價格也就變得越昂貴，因為這些小塊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對於它們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農民購買小塊土地的價錢越提高，農民的負債程度即抵押程度也就必然隨著增大，——不管這小塊土地是由他直接買下的，還是作為資本由共同繼承人分給他的，都是一樣。加在土地上的債務，稱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當。正如在中世紀大地產上積聚著特權一樣，在現代的小塊土地上積聚著押據。另一方面，在小塊土地制度下，土地對於它的所有者來說純粹是生產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隨著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遞減。使用機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規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開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來越不可能實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產費用卻按照這生產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遞增。這一切情況，都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擁有資本無關。但是土地被分割的過程越發展，小塊土地連同它那極可憐的農具就越成為經營小塊土地的農民的唯一資本，向土地投資的可能就越少，小農就越感到缺乏利用農學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錢和學識，土地的耕作就越退◎第454頁◎步。最後，純收入按照總消費增長的比例而減少，按照農民財產阻礙農民全家從事其他生計的程度而相應減少，然而這份財產已不能保障農民的生活。

    這樣一來，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斷被分割，生產工具即土地則相應地昂貴，土地肥力則相應地下降，農業則相應地衰落，農民的債務則相應地增加。而且，本來是結果的東西，反轉來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給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債務，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生活，抵押貸款又產生新的抵押貸款，所以當農民已經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塊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債時，即不能再讓土地擔負新的押據時，就直接落入高利貸者的手中，而高利貸的利息也就越來越大了。

    這樣，法國農民就以對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貸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僅把地租，不僅把營業利潤，總之，不僅把全部純收入交給資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資的一部分也交給資本家；這樣他就下降到愛爾蘭佃農的地步，而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義下發生的。

    在法國，這個過程，由於日益增長的賦稅負擔和訴訟費用而加速了。這種訴訟費用，一部分是法國法律對土地所有權所規定的許多手續本身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地界相連和互相交錯的小塊土地的所有者之間的無數糾紛引起的；一部分是農民愛打官司引起的，這些農民對於財產的樂趣都歸結於狂熱地保衛想象的財產，保衛所有權。

    根據1840年的統計資料，法國農業的總產品合計為5 237 178 000法郎。從這個總數中除去355 200萬法郎的耕作費用，這里包括從事勞動的人的消費在內。余下來的純產品合計為1 685 178 000法郎，其中扣去55 000 萬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第455頁◎1億法郎付給法官，35 000萬法郎用於賦稅，10 700 萬法郎用以支付公證費、印花費、典當稅等等。原產品剩下的只有1/3，合計為578 178 000法郎；按人口平均計算，每人還分不到價值25法郎的純產品。這項統計資料自然並沒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貸利息或律師費等估計在內。

    現在當共和國在法國農民舊有的重擔上又添加了新的負擔時，農民的情況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顯，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罷了。剝削者是同一個：資本。單個的資本家通過抵押和高利貸來剝削單個的農民；資本家階級通過國家賦稅來剝削農民階級。農民的所有權是資本迄今為止用來支配農民的一種符咒；是資本用來唆使農民反對工業無產階級的一個借口。只有資本的瓦解，才能使農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政府，才能結束他們經濟上的貧困和社會地位的低落。立憲共和國是農民的剝削者聯合實行的專政；社會民主主義的紅色共和國是農民的同盟者的專政。而天平的升降要取決於農民投進票箱的選票。農民自己應該決定自己的命運。——社會主義者在各種各樣的小冊子、論叢、歷書以及傳單中，都是這樣說的。這些語言已經由於秩序黨的論戰文章而使農民更容易理解；秩序黨也向農民呼籲，它隨意地誇大、粗暴地歪曲和篡改社會主義者的意向和思想，因而恰好打中了農民的心坎，激起了農民嘗食禁果（注：知善惡樹上的蘋果，也叫禁果。據聖經傳說，伊甸園中有一棵果樹，人若吃了這樹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善惡。上帝怕人們吃此果後能同他一樣識別善惡，因而禁止人們摘食。——391、456。）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語言是農民階級在行使選舉權時所獲得的經驗本身，是農民階級在革命的急劇發展進程中接連遭到的失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農民逐漸發生的轉變，已經表現出種種征兆了。它已表現於立法議會的選舉，表現於里昂周圍五個省的戒嚴，表現於六月十三日事變後幾個月由吉倫特省選出一個山岳黨人來代替無雙議◎第456頁◎院（注：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個注：“歷史上一般這樣稱呼在1815年間緊接拿破侖第二次退位後選出的那個極端保皇主義的和反動的眾議院”。——編者注）的前任議長；表現於1849年12月20日由加爾省選出一個紅色議員來代替一個去世的正統派的議員，（注：加爾省由於議員博恩死亡，舉行補選。擁護山岳黨的候選人法旺在36000票中得了20000票，以多數票當選。——457。） 而加爾省原是正統派的樂園，是1794年和1795年對共和黨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在這里公開殺害過自由主義者和新教徒。這個最守舊的階級的革命化，在葡萄酒稅恢覆後表現得最明顯了。1850年1月和2月間政府所頒布的規定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來對付外省和農民的，這就是農民進步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明。

    奧普爾的通令，使憲兵被加封為省長、專區區長尤其是市長的異端裁判官，使密探活動向各地蔓延，直到窮鄉僻壤；教師法，使身為農民階級的專門人才、代言人、教育者和顧問的學校教師受省長任意擺布，使身為學者階級中的無產者的學校教師從一個鄉鎮被趕到另一個鄉鎮，就像被追獵的野獸一樣；鎮長法案，在鎮長們頭頂上懸著一把免職的達摩克利斯劍，時時刻刻把他們這些鄉村總統跟共和國總統和秩序黨對立起來；軍令，把法國17個軍區改為四個帕沙轄區（注：1850年3月10日立法議會舉行補選，政府為了對選民施加壓力，把法國領土分成了五大軍區，結果巴黎及其鄰近的幾省就處在其他四個區的包圍之中，而這四個區的領導人都是一些惡名昭彰的反動分子。共和派的報紙強調指出這些反動將軍的無限權力和土耳其帕沙的專橫權力一模一樣，所以稱這幾個區為帕沙轄區。——457。），並把兵營和野營作為民族沙龍強加給法國人；教育法，秩序黨靠它來宣布法國的愚昧狀態和強制愚化是該黨在普選權制度下生存的條件，——所有這一切法律和規定究竟是什麽呢？就是拚命企圖為秩序黨重新贏得各省和各省農民。

    作為鎮壓措施來看，這是一些使秩序黨自己的目標落空的拙劣辦法。重大的規定，如保留葡萄酒稅和保留四十五生丁稅，輕蔑地拒絕農民關於歸還10億法郎的請願等等——這一切立法上的◎第457頁◎雷電一下子從中心大批襲來，使農民階級感到震驚。上述各項法律和規定使攻擊手段和反抗行動具有了普遍的性質，使它們成為當時在每所茅舍中議論的中心話題，使革命在每個農村中滋長起來，把革命帶到全國各地並使它農民化。

    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這些法案和國民議會通過這些法案，豈不是證明了立憲共和國的兩個權力在鎮壓無政府勢力方面，即在鎮壓奮起反對資產階級專政的一切階級方面，是協調一致的嗎？ 難道蘇路克不是在發出了自己那個粗暴咨文（注：指1849年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總統給立法議會的咨文，他在咨文中通知說，已批準巴羅內閣辭職，另組新閣。——458。）後，立刻又通過卡爾利埃——這個人是對富歇的一種卑劣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對拿破侖的一種平庸的模仿一樣——隨後發出的咨文（注：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在1849年11月10日的信件中號召組織“反社會主義的社會聯盟”，以保衛“宗教、勞動、家庭、財產和善良”。這個信件發表在1849年11月11日《通報》（見注185）上。——458。） 向立法議會保證他忠實於秩序嗎？

    教育法給我們指明了年輕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爾泰主義（注：伏爾泰是自然神論者，他對僧侶主義、天主教和專制政體的猛烈抨擊曾對他的同時代人發生極大的影響。因此伏爾泰主義特指18世紀末期的進步的、反宗教的社會政治觀點。——415、458、460、626。） 者之間的同盟。聯合起來的資產者的統治，不是親耶穌會的覆辟王朝與賣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聯合專制，又是什麽呢？資產階級各個集團為爭奪最高權力而彼此攻擊時散發給人民的那些武器，在人民一旦跟他們的聯合專政對立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會再從人民手里奪過去嗎？任何事情，甚至連友好協議法案的被否決，也都沒有比這種對耶穌會教義的諂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憤慨。

    然而，秩序黨各個集團之間的沖突，國民議會與波拿巴之間的沖突，還是照樣繼續著。使國民議會感到不高興的，是波拿巴在舉行了自己的政變之後，即在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內閣之後，立即就把那些剛被任命為省長的王朝老朽無能之輩召來，要他們以鼓動連選他當總統的違憲活動作為他們任職的條件；使議會感到不高興的，是卡爾利埃封閉了一個正統派的俱樂部來慶祝他的就職；使議會感到不高興的，是波拿巴創辦了他自己的報紙《拿破侖》（注：《拿破侖》是波拿巴派的日報，路易·波拿巴的機關報；1850年1月6日至5月19日在巴黎出版。——458。），這家報紙向公眾透露了總統的秘密欲望，而部長們卻不得◎第458頁◎不在立法議會的講壇上對此否認一番；使議會感到不高興的，是波拿巴不顧議會歷次的不信任投票，執意保留自己的內閣；使議會感到不高興的，是波拿巴每天多發給軍士四蘇薪餉，企圖以此討好他們，同時又抄襲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中的辦法，即設立“信譽貸款銀行”，借以討好無產階級；最後，使議會感到不高興的，是波拿巴無恥地通過部長們提議將剩下的六月起義者放逐到阿爾及利亞，以使立法議會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人心，而總統自己卻以實行個別赦免的辦法來逐個籠絡人心。梯也爾說了些關於“政變”和“冒險行動”（注：“政變”原文為“coups d’état”，“冒險行動”原文為“coups de tête”。兩詞發音相近。——編者注）的威脅性的話，立法議會就對波拿巴進行報覆，否決他為私人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對於他為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則都以吵吵鬧鬧的懷疑態度予以審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企圖通過加強行政權來擴大他個人的權力。一句話，立法議會以輕蔑相待的陰謀進行了報覆。

    使正統派方面感到煩惱的，是那班更能幹的奧爾良派又奪走了幾乎一切要職，是中央集權制的擴大，而他們是希望主要靠實行地方分權來獲得成功的。的確，反革命在用強力實行中央集權，即為革命準備了一套機構。反革命甚至規定銀行券強制流通，把法國的金銀都集中於巴黎銀行，因而就為革命建造了一個現成的軍用錢庫。

    最後，使奧爾良派感到煩惱的，是他們那個旁系王朝的原則受到重新擡頭的正統王朝原則的對抗，是他們自己經常受到他人的冷淡和鄙視，正像一個市民出身、地位低微的妻子受到自己貴族丈夫的冷淡和鄙視一樣。◎第459頁◎

    我們已經逐一考察過農民、小資產者、整個中等階層如何逐漸向無產階級靠攏，如何迫於形勢而同正式共和國公開敵對，從而被共和國當作敵人來對待。反對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他們運動的工具，團結在作為決定性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周圍，——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派即紅色共和國派的一般特征。這個無政府派——如它的敵人所稱呼的——正和秩序黨一樣，是各種不同利益的聯合。從對舊社會的無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到把舊社會的秩序推翻，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到革命恐怖主義——這就是構成無政府派的起點和終點的兩個極端間的距離。

    廢除保護關稅！這就是社會主義，因為這樣做就是要打破秩序黨工業集團的壟斷。整頓國家財政！這就是社會主義，因為這樣做就是要打破秩序黨金融集團的壟斷。自由輸入外國肉類與糧食！這就是社會主義，因為這樣做就是要打破秩序黨第三個集團即大地產集團的壟斷。英國資產階級最先進的派別即自由貿易派（注：自由貿易派，即曼徹斯特學派，是19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派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理·科布頓和約·布萊特。19世紀20-50年代，曼徹斯特是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該學派提倡自由貿易，要求國家不幹涉經濟生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則，要求減免關稅和獎勵出口，要求廢除有利於土地貴族的、規定高額谷物進口稅的谷物法。1839年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成為自由黨的左翼。——215、308、460、543、741。）的要求在法國也成了社會主義的要求。伏爾泰主義（注：伏爾泰是自然神論者，他對僧侶主義、天主教和專制政體的猛烈抨擊曾對他的同時代人發生極大的影響。因此伏爾泰主義特指18世紀末期的進步的、反宗教的社會政治觀點。——415、458、460、626。）！這就是社會主義，因為它攻擊秩序黨第四個集團即天主教集團。新聞出版自由、結社權利和普及國民教育就是社會主義，全都是社會主義！因為這一切都是要打破秩序黨的整個壟斷！

    在革命進程中，形勢成熟得這樣快，連各種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極其溫和的中等階級，都被迫團結在最極端的主張變革的黨的旗幟周圍，團結在紅旗周圍。

    可是，雖然無政府派的各個主要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因本階級或階級集團的經濟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整個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無產階級的手段，而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是自己的目的。某些人是在故意騙人，而◎第460頁◎另一些人則是在自我欺騙，因為這些人以為，按照他們的需要加以改造的世界對於一切人來說都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革命要求的實現和一切革命沖突的揚棄。

     在無政府派的聲調大致相同的一般社會主義詞句下面，隱藏著《國民報》（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國民報》派又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對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大屠殺。——382、396、402、414、423、440、461、595。）、《新聞報》（注：《新聞報》是1836年在巴黎創刊的資產階級日報，1848-1849年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機關報；後來變成波拿巴派的報紙。——443、461。）和《世紀報》（注：《世紀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19世紀40年代該報反映了一部分僅限於要求溫和的憲法改革的小資產階級的觀點。19世紀50年代是溫和共和派的機關報。——443、461。）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大體上一貫要求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而使工業和交易擺脫歷來的束縛。這是工業、商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這三者的利益由於同秩序黨中工業、商業和農業巨頭的私人壟斷不再相符而被這些巨頭屏棄了。這種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也和任何一種社會主義的變種一樣，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資產者。跟這種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不同的是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即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地道的社會主義。資本主要以債權人的身分來迫害這個階級，所以這個階級要求設立信貸機關；資本以競爭來扼殺它，所以它要求設立由國家維持的協作社；資本以集中來戰勝它，所以它要求征收累進稅、限制繼承權並由國家承辦大型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種強力抑止資本增長的措施。既然它夢想和平實現自己的社會主義，——哪怕再來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也行，——那麽它自然就把未來的歷史進程想象為正在或已經由社會思想家協力或單獨設計的種種體系的實現。於是這些思想家就成為折衷主義者或成為現有社會主義體系即空論的社會主義的行家，這種社會主義只有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為自己那個自由歷史運動的時候，才是無產階級的理論表現。

    這種烏托邦，這種空論的社會主義，想使全部運動都服從於運動的一個階段，用個別學究的頭腦活動來代替共同的社會生產，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傷情懷來消除階級的革命鬥爭及其必要性；這種空論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只是把現代社會理◎第461頁◎想化，描繪出一幅沒有陰暗面的現代社會的圖畫，並且不顧這個社會的現實而力求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當無產階級把這種社會主義讓給小資產階級，而各種社會主義首領之間的鬥爭又表明每個所謂體系都是特意強調社會變革中的一個過渡階段以與其他各個階段相對抗時，無產階級就愈益團結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周圍，團結在被資產階級用布朗基來命名的共產主義周圍。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由於本文敘述範圍所限，我們不能更詳細地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正如在秩序黨中必然是金融貴族占據領導地位一樣，在無政府派中也必然是無產階級占據領導地位。當結成革命聯盟的各個不同階級在無產階級周圍聚集起來的時候，當各省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而立法議會本身越來越埋怨法國的蘇路克所提的要求時，延擱已久的為填補6月13 日被逐的山岳黨人空缺而安排的補充選舉臨近了。

    備受敵人輕視而又時刻遭到假朋友欺淩的政府，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擺脫這種令人討厭和搖搖欲墜的境況，這個辦法就是暴動。只要巴黎發生暴動，政府就可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嚴，從而操縱選舉。另一方面，當政府戰勝無政府勢力之後，秩序之友如果不願意讓自己扮演無政府主義者的話，就不得不對政府讓步。

    於是政府就著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倒了自由之樹（注：自由之樹是1848年二月革命勝利後在巴黎街道上種植的象征自由的樹，通常是橡樹或白楊。種植自由之樹在18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期間就已經成了法國的傳統，當時國民公會還做了明文規定。——462。），以此向人民挑釁。結果是徒勞。如果說自由之樹喪失了安身之所，那麽政府自己也已弄得張皇失措，並被它自己的挑釁嚇◎第462頁◎倒了。國民議會則以冷冰冰的不信任態度對待波拿巴這種妄求解脫的拙劣企圖。從七月紀念柱（注：七月紀念柱是為紀念法國1830年七月革命，在巴黎巴士底獄廣場上建造的建築物。1833-1840年建成。它是一根鍍有青銅的考林莘式圓柱，高50米。上面刻有1830年七月革命中犧牲的504位戰士的姓名；圓柱底部的地下墓室安放著在七月革命中殉難者的遺體。柱座的四只角上裝飾著高盧雄雞，柱頂立有青銅制作的自由守護神像。1848年二月革命後，柱上又裝飾了不謝花花圈。——463。）上取走不謝花花圈，也沒有收到更大的成效。這在一部分軍隊中引起了革命示威遊行，並使國民議會找到借口，用或多或少隱蔽的方式對內閣投不信任票。政府報刊以廢除普選權和哥薩克騎兵入侵來進行恫嚇，也是徒勞。奧普爾在立法議會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戰，要他們上街，並說政府已準備好對付他們，也沒有奏效。奧普爾接到的只是議長要他遵守秩序的命令，而秩序黨則在暗中幸災樂禍，聽憑一位左翼議員對波拿巴的篡奪欲望進行嘲弄。最後，政府預言2月24日將發生革命，也是枉然。政府的所作所為使得人民在2月24日采取冷漠的態度。

    無產階級沒有受人挑動去進行暴動，因為他們正準備革命。

    政府的種種挑釁行為只是加強了對現狀的普遍不滿，並沒有能阻止完全處於工人影響下的選舉委員會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選人：德弗洛特、維達爾和卡諾。德弗洛特是六月被放逐者，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圖籠絡人心才獲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經參加過5月15日的謀殺行動。維達爾是共產主義作家，以《論財富的分配》一書聞名；他曾在盧森堡委員會當過路易·勃朗的秘書。卡諾是一位從事過組織工作並贏得勝利的國民公會議員的兒子，《國民報》派中威信喪失得最少的成員，臨時政府和執行委員會的教育部長，因為提出民主主義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對抗耶穌會會士的教育法的活生生的象征。這三個候選人代表著三個互相結成同盟的階級：為首的是一個六月起義者，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其次是一個空論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最後，第三個候選人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代表，這一派的民主主義公式在與秩序黨沖突中就獲得社會主義的意義而早已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第463頁◎義。這就像在2月那樣，是為反對資產階級和政府而結成的普遍聯合。但這一次無產階級是革命聯盟的首腦。

    一切反對都是枉然，社會主義的候選人都取得了勝利。甚至軍隊也投票表示擁護六月起義者而反對自己的那個陸軍部長拉伊特。秩序黨嚇得如同遭到五雷擊頂。各省的選舉沒有給它帶來安慰：選舉結果是山岳黨獲得多數票。

    1850年3月10日的選舉！這是1848 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屠殺和放逐過六月起義者的人回到了國民議會，但他們是低聲下氣地跟隨著被放逐者並且嘴里喊著後者的原則回來的。這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國民議會趕走的山岳黨回到了國民議會，但它回來時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揮官，而是革命的先頭司號兵了。這是十二月十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侖以他的部長拉伊特為代表落選了。法國議會史中只有過一次類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大臣奧賽在1830年落選。最後，1850年3月10日的選舉，是使秩序黨獲得多數票的5月13日選舉的翻案；3 月10日的選舉是對5月13日的多數票的抗議。3月10日是一次革命。隱藏在選票後面的是鋪路石（注：暗指武裝起義，因當時巴黎起義者經常利用鋪路石來構築街壘。——編者注）。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場戰爭”，——秩序黨的最極端分子之一賽居爾·達居索這樣高聲叫道。

    立憲共和國隨著1850年3月10日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解體的階段。多數派方面的各個集團又互相聯合起來，並與波拿巴聯合起來了；他們來拯救秩序，而波拿巴又成了他們的中立人物。如果他們想起自己是保皇派，那只是因為他們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第464頁◎可能性已感到絕望了；如果波拿巴想起他是王位追求者，那只是因為他對自己繼續做總統的可能性感到絕望罷了。

    為了回答六月起義者德弗洛特的當選，波拿巴在秩序黨的指揮下任命曾對布朗基和巴爾貝斯、賴德律－洛蘭和吉納爾提起訴訟的巴羅什做內務部長。為了回答卡諾的當選，立法議會通過了教育法；為了回答維達爾的當選，當局扼殺了社會主義的報刊。秩序黨企圖以自己報刊的喇叭聲來驅走自己的恐懼。“劍是神聖的”，——它的一個刊物這樣叫道。“秩序的保衛者應該對紅黨發起進攻”，——另一個刊物這樣聲明說。“在社會主義與社會之間進行著一場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場不停息的無情的戰爭；在這場殊死戰中，雙方必有一方滅亡；如果社會不消滅社會主義，那社會主義就要消滅社會”，——秩序的第三只雄雞這樣叫道。築起秩序的街壘、宗教的街壘、家庭的街壘來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7 000 個選民收拾掉！給社會主義者帶來一個巴托羅繆之夜（注：巴托羅繆之夜是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屠殺異教徒的事件。1572年8月23到24日的夜里，即聖巴托羅繆節的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殺害了大批胡格諾教徒。——465。）！而秩序黨在剎那間確實相信它準能獲得勝利。

    它的各個報刊攻擊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居然把巴黎的六月起義者選舉為自己的代表！這就是說，1848年6月不會重演；這就是說，1849年6月13日不會重演；這就是說，資本的道義勢力已經被摧毀了；這就是說，資產階級議會只代表資產階級了；這就是說，大所有制一命嗚呼了，因為它的陪臣，即小所有制已經到一無所有者的陣營中去尋求解救了。

    秩序黨自然要重彈它那非彈不可的老調。“加強鎮壓！”——它高聲叫道，——“把鎮壓加強十倍！”但是它的鎮壓力量已減少了十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卻增強了百倍。難道最主要的鎮壓工具——軍隊本身不需要鎮壓嗎？於是秩序黨就說出了它的最後結論：“必須粉碎窒息著我們的合法性的鐵環。立憲共和國太不成體統了。我◎第465頁◎們一定要運用自己的真正武器來作戰。自1848年2月以來，我們總是用革命的武器並在革命的基地上同革命作戰，我們接受了革命的機構；憲法是保護圍攻者而不是保護被圍攻者的堡壘！我們藏在特洛伊木馬（注：據希臘神話，古希臘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來。後來，他們偽裝撤退，在城下營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內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馬。特洛伊人不知道這是敵人的計策，把木馬作為戰利品拉進城去。深夜，勇士們走出木馬，利用特洛伊人毫無戒備的時機，配合城外的軍隊，迅速地奪取了特洛伊城。——466。） 的肚子里潛入了神聖的伊利昂城，但我們並不是像我們的祖先希臘人（注：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個注：”這是雙關語，原文grecs意為’希臘人’，但同時也有’職業騙子’的意思“。——編者注）那樣潛入的，我們沒有占領敵人的城池，反而使自己成了俘虜。”

    可是憲法的基礎是普選權。廢除普選權，——這就是秩序黨的最後結論，資產階級專政的最後結論。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選權承認秩序黨和資產階級是對的。而在1850年3月10日，普選權則承認自己是錯的。把資產階級統治看作普選權的產物和結果，看作人民主權意志的絕對表現，——這就是資產階級憲法的意義。但是，當這種選舉權，這種主權意志的內容已不再歸結為資產階級統治的時候，憲法還有什麽意義呢？難道資產階級的責任不正是要調整選舉權，使它合乎理性，即合乎資產階級的統治嗎？普選權一再消滅現存國家權力而又從自身再造出新的國家權力，不就是消滅整個穩定狀態，不就是時刻危及一切現存權力，不就是破壞權威，不就是威脅著要把無政府狀態本身提升為權威嗎？在1850年3月10日之後，誰還會懷疑這一點呢？

    資產階級既然將它一向用來掩飾自己並從中汲取無限權力的普選權拋棄，也就是公開承認：“我們的專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現在它卻必須違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鞏固起來。”照這個邏輯，資產階級現今已不在法國境內尋求支持，而在法國境外，◎第466頁◎在外國，在外寇入侵中尋求支持。

    資產階級選定法國本土作為第二個科布倫茨（注：科布倫茨是德國西部的一個城市，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貴族保皇黨人逃亡和準備對革命的法國進行幹涉的中心。受到封建專制國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極端反動的大臣卡龍為首的流亡政府就設在科布倫茨。——467。），它號召外國入侵，就激起了一切民族情感來反對自己。它攻擊普選權，就為新的革命提供了普遍的口實，而革命正需要有這樣一個口實。任何特殊的口實，都能使革命聯盟的各個集團分離，使他們彼此間的差異顯露出來。但是普遍的口實卻把一些半革命的階級弄得眼花繚亂，使它們對於即將來臨的革命的明確性質，對於它們本身行動的後果懷有一種自欺的幻想。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個宴會問題。普選權就是新革命的宴會問題。

    可是，聯合的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拋棄了它們聯合權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拋棄了它們階級統治的最強大最完備的形式，即拋棄了立憲共和國，後退到低級的、不完備的、較軟弱的形式即君主國去，這樣它們就給自己作出了判決。它們正像是一個老人，為了要恢覆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的盛裝，硬要把他的幹癟的四肢塞進去。它們的共和國只有一個功績，就是充當了革命的溫室。

    1850年三月十日事件帶有這樣一句題詞：

    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注：據說這是路易十五講的話。——編者注）

    四　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

    （這是前三章的續文，是從《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見注164）的續刊。該雜志從1850年3月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雜志上發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1850年11月，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刊。——467。）雜志最後兩期即第◎第467頁◎5-6 期合刊所載《時評》中摘出來的。文中首先敘述了1847年在英國爆發的大規模商業危機，說明歐洲大陸政治糾紛因受這次危機影響而尖銳化並轉變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隨後又指出，在1848年即已再度來臨而在1849年勢頭更猛的工商業的繁榮，如何遏止了革命高潮，並使反動派有可能在此期間取得勝利。接著，文章在專門講到法國時作了如下論述：）（注：這段引言是恩格斯為1895年版寫的。——編者注）

    從1849年，特別是1850年初起，法國也出現了這樣的征兆。巴黎的工業都開足馬力，魯昂和米盧斯的棉紡織廠情況也相當好，雖然在這些地區也像在英國一樣，原料價格昂貴起了阻礙作用。同時，西班牙廣泛進行關稅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種奢侈品的關稅，也大大促進了法國繁榮的發展。法國商品對這兩個市場的輸出量大大增加。資本的增加導致法國出現了一連串的投機活動，而大規模開采加利福尼亞金礦是這些投機活動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紛紛設立，它們以小額股票和塗上社會主義色彩的說明書直指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這完全是法國人和中國人所獨有的純粹的欺騙。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護。法國進口稅，1848年的前9個月為6 300萬法郎，1849年的前9個月為9 500萬法郎，1850年的前9個月為9 300萬法郎。而1850年9月份，進口稅比1849 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萬法郎。出口在1849年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蘭西銀行根據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覆兌現，就是繁榮再度來臨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明。1848年3月15日，該行曾受權停止兌現。當時，銀行券流通額，其中包括外省銀行發行的，共達37 300萬法郎（1 492萬英鎊）。1849年11月2日，銀行券流通額◎第468頁◎是48 200萬法郎，或1 928萬英鎊，這就是說，增加了436萬英鎊，而1850年9月2日是49 600萬法郎，或1 984萬英鎊，即增加了將近500萬英鎊。同時，沒有發生過銀行券貶值的現象；相反，銀行券流通額增加的同時，該行地下室里存的黃金和白銀日益增多，以致到1850年夏季金銀儲備達到了將近1 400 萬英鎊，這在法國是空前的數額。該行能夠這樣增加自己的銀行券流通額並把自己的流動資本增加12 300萬法郎，或500萬英鎊，這一事實令人信服地證明，我們在本刊前一期中的論斷（注：見本卷第446-451頁。——編者注）是正確的，即金融貴族不僅沒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鞏固了。從下面對法國近幾年的銀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為明顯地看出這種結果。1847年6月10 日法蘭西銀行受權發行面額200法郎的銀行券。在這以前，銀行券的最低面額是500法郎。1848年3 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蘭西銀行發行的銀行券為法定支付手段，於是就免除了該行為銀行券兌換現金的義務。它發行銀行券的數額限定為35 000萬法郎。同時它還受權發行面額為100法郎的銀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規定各個外省銀行合並於法蘭西銀行；另一個在1848年5月2日頒布的法令允許該行把銀行券的發行額增加到45 200萬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規定銀行券的最高發行額為52 500萬法郎。最後，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規定銀行券可以兌現。銀行券流通額不斷增加，法國的全部信貸都集中在法蘭西銀行的手中，法國的全部黃金和白銀都貯存在該行的地下室里，——這些事實使蒲魯東先生得出結論說，法蘭西銀行現在必須脫掉舊的蛇皮，變成蒲魯東式的人民銀行（注：蒲魯東關於所謂“人民銀行”的觀點是在他批駁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弗·巴師夏的一篇論戰文章中談到的，這篇文章發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的《人民之聲》報上，1850年又以單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標題是《無息信貸。弗·巴師夏先生和蒲魯東先生的辯論》。——469。）。其實，蒲魯東甚至用不著了解1797 年到1819年英國的銀行限制（注：1797年英國政府頒布了一道專門的銀行限制令，規定銀行券的強制比價，廢除銀行券兌換黃金的辦法。到1819年才恢覆了銀行券兌換黃金的制度。——469。）的歷史，只要看一看海峽的對岸，就可◎第469頁◎以知道，這個據他看來在資產階級社會歷史中前所未聞的事實正是資產階級社會中極其正常的現象，只不過現在在法國是第一次出現而已。我們可以看到，那些跟著巴黎的臨時政府說大話的冒牌革命理論家也像臨時政府中的先生們自己一樣，對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質和結果一無所知。

    盡管法國目前出現了工商業的繁榮，但大部分人口，即2 500萬農民卻由於嚴重的不景氣而受苦。近幾年的豐收使法國谷物價格跌得比英國低得多，負債累累、受高利貸盤剝並受捐稅壓榨的農民的處境遠遠不能認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來的歷史充分證明，居民中的這個階級根本沒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陸上，不論危機時期還是繁榮時期都比英國來得晚。最初的過程總是發生在英國；英國是資產階級世界的締造者。資產階級社會經常反覆經歷的周期的各個階段，在大陸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現的。首先，大陸對英國的輸出要比對任何國家的輸出多得不可比擬。但是，這種對英國的輸出卻又取決於英國的情況，特別是英國海外市場的情況。其次，英國對海外國家的輸出要比整個大陸多得不可比擬，所以大陸對這些國家的輸出量始終要取決於英國對海外的輸出量。因此，如果危機首先在大陸上造成革命，那麽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終出在英國。在資產階級機體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臟更早地發生震蕩，因為心臟得到補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陸革命對英國的影響程度同時又是一個晴雨計，它可以顯示出，這種革命在多麽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在多麽大的程度上僅僅觸及資產階級的政治設施。

    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麽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第470頁◎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大陸秩序黨內各個集團的代表目前爭吵不休，並使對方丟醜，這決不能導致新的革命；相反，這種爭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社會關系的基礎在目前是那麽鞏固，並且——這一點反動派並不清楚——是那麽明顯地具有資產階級特征。一切想阻止資產階級發展的反動企圖都會像民主派的一切道義上的憤懣和熱情的宣言一樣，必然會被這個基礎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可能發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

    我們現在來談一談法國。

    人民既已促成了4月28日的新的選舉，也就把自己聯合小資產階級在3月10日的選舉中所取得的勝利化為烏有。維達爾不僅在巴黎當選，而且在下萊茵地區也當選。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力量很強的巴黎委員會，慫恿他接受下萊茵地區的委任狀。3月10日的勝利已喪失了它的決定性意義；最後的決定性時刻又拖延了下來，人民松了勁，他們已經習慣於合法的勝利而不再去爭取革命的勝利。最後，感傷的小市民的社會幻想家歐仁·蘇被提名為候選人這件事，完全勾銷了3月10日選舉的革命意義，否定了為六月起義恢覆名譽的做法；無產階級至多不過把這次提名看成是討好輕佻女郎的玩笑而接受下來。由於對手的政策不堅決而壯起膽來的秩序黨，為了同這種善意的提名相對抗，提出了一個應該體現六月勝利的候選人。這個可笑的候選人是斯巴達式的家長勒克萊爾（注：亞歷山大·勒克萊爾是巴黎商人，他由於以國民自衛軍的身分和他的兒子們一起參加鎮壓1848年六月起義的暴行而獲得了榮譽勳章。——471。），不過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報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來，在選舉中遭到了慘敗。4月28 日選舉的新勝利使山岳黨和小資產階級得意忘形。山岳黨心花怒放，認為它可以用純粹合法的方式實現自己的願望，而不用掀起一場再度把無產階級推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確信，在1852年新的選舉中一定能靠普選權把賴德律－洛蘭◎第471頁◎先生安置在總統寶座上，並保證山岳黨在國民議會里占多數。新的選舉，提名蘇為候選人以及山岳黨和小資產階級的情緒，使秩序黨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山岳黨和小資產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決心保持平靜，所以秩序黨以廢除普選權的選舉法回答了這兩次選舉的勝利。

    政府極為謹慎，自己不對這個法案負責。它向多數派作了假的讓步，把這個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給了多數派的首腦即交給17個衛戍官（注：《衛戍官》是維·雨果的一部描寫德國中世紀生活的歷史劇。在中世紀的德國，衛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區的統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據內務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議會新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它的17名成員屬於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由於貪圖權力和立場反動而被稱之為衛戍官。——472、654。）。這樣一來，就不是政府向國民議會提議，而是國民議會的多數派向自己提議廢除普選權。

    5月8日，這個法案提交議會審核。所有社會民主主義報刊都異口同聲地勸人民要保持尊嚴，要保持莊重冷靜，要安心等待，要信賴自己的代表。這些報紙的每一篇論文都承認，革命首先定會消滅所謂的革命報刊，因而現在的問題是報刊如何保存自己。所謂的革命報刊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它簽署了自己的死刑判決書。

    5月21日，山岳黨將這個臨時性問題提交討論，要求否決整個提案，理由是它違反憲法。秩序黨回答說，憲法在必要時是要違反的，但現在還用不著，因為憲法可以作各種解釋，只有多數才有權決定哪種解釋是正確的。山岳黨對梯也爾和蒙塔朗貝爾的肆無忌憚的野蠻進攻，報以彬彬有禮和溫文爾雅的人道態度。山岳黨引證了法的基礎；秩序黨給它指出了法借以發展的基礎——資產階級所有制。山岳黨嗚咽著說：難道他們真的要不顧一切地挑起革命嗎？秩序黨回答說：我們將靜候革命來臨。

    5月22日，人們以462票對227票的表決結果解決了這個臨時性問題。有些人曾經十分鄭重而認真地證明說，國民議會和每個議員一旦使人民，即他們的授權人喪失了權利，自己也就會喪失代表權；正是這些人仍然穩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們突發奇想，要全◎第472頁◎國行動起來，並且是以請願的方式行動起來，而他們自己卻不采取行動；甚至當5月31日法案已經順利通過的時候，他們還是安然不動。他們企圖用抗議書來為自己報覆，在抗議書中寫明他們沒有參與強奸憲法，但是，就連這份抗議書，他們也沒有公開提出，而是偷偷地塞進議長的衣袋里。

    巴黎的15萬大軍，最後決定的無限期推遲，報刊的平靜態度，山岳黨和新當選的議員的膽小怕事，小資產者的莊重冷靜，而主要是商業和工業的繁榮，阻礙了無產階級進行任何革命的嘗試。

    普選權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數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義的一課，普選權在革命時期所能起的作用不過如此而已。它必然會被革命或者反動所廢除。

    在隨後不久發生的事件中，山岳黨表現出更大的毅力。陸軍部長奧普爾在國民議會的講壇上把二月革命稱為危害深重的災難。山岳黨的演說家照例大吵大嚷地表示義憤，但是議長杜班不讓他們發言。日拉丹提議山岳黨立刻全體退出會場。結果，山岳黨依然留在那里，而日拉丹卻作為一個不夠資格的人被驅逐出山岳黨。

    選舉法還需要一個東西作補充，即新的新聞出版法。後者不久就問世了。經過秩序黨的修正而變得嚴厲得多的政府提案，規定要增加保證金，規定對報紙副刊上登載的小說征收特別印花稅（這是對歐仁·蘇當選的報覆），規定對周刊和月刊上發表的所有達到一定頁數的作品都要征稅，最後，規定報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證金的規定扼殺了所謂的革命報刊；人民把這些報刊的死亡看成是對廢除普選權的報應。但是，新法律的意圖和作用不僅僅局限於這一部分報刊。當報刊匿名發表文章的時候，它是廣泛的無名的社會輿論的工具；它是國家中的第三種權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報紙僅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第473頁◎都降到了報紙廣告的水平。以前，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現在報紙卻變成了多少有點不可靠的單戶票據，它的價值和流通情況不僅取決於支票者的信用，而且還取決於背書人的信用。秩序黨的報刊不僅煽動廢除普選權，而且還煽動對壞的報刊采取極端措施。然而，就連好的報刊，也由於用了可惡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黨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個別外省議員的口味。秩序黨希望只跟領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們的名字、住址和特征。好的報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負義的態度來酬謝它的功勞，也是白費力氣。法案通過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擊的正是它。共和主義時事評論家是相當著名的，但是，當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現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那樣為了金錢可以替任何事情辯護的、賣身求榮的、老奸巨猾的不值錢的文人，或者表現為像卡普菲格那樣以國家要人自居的老廢物，或者表現為像《辯論日報》（注：《辯論日報》是法國資產階級報紙《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的簡稱，1789年創刊於巴黎。七月王朝時期為政府的報紙，奧爾良派資產階級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該報反映了反革命資產階級，即所謂秩序黨的觀點。

    所謂《辯論日報》的回答，指該報1848年8月28日的社論。——404、474、595。） 的勒穆瓦訥先生那樣的賣弄風騷的下流作家的時候，自詡為代表國家智慧的《辯論日報》、《國民議會報》（注：《國民議會報》是法國正統君主派的日報，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1848-1851年它反映了擁護兩個保皇集團——正統派和奧爾良派融合的觀點。——474、654。）、《立憲主義者報》（注：《立憲主義者報》是法國資產階級的日報，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奧爾良派溫和一翼的機關報。1848年革命時期代表了糾集在梯也爾周圍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觀點，1851年十二月政變後成了波拿巴派的報紙。——474。）等等可尊敬的報館便露出一副可憐相。

    在討論新聞出版法的時候，山岳黨已經墮落到如此道德敗壞的地步，竟只是給路易－菲力浦時期的老名人維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談闊論拍手喝采。

    從選舉法和新聞出版法通過時起，革命的和民主的黨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議會閉會不久，在議員動身回家之前，山岳黨的兩派——社會主義民主派和民主社會主義派——發表了兩篇宣言（注：指兩個文件：一個是發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報》第6號上的《山岳黨告人民書》，另一個是發表在1850年8月14日該報第7號上的《告人民書》。——474。），即兩份貧困證明書，用以證明，雖然權力和成功從來都不在他們那一邊，但是他們卻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義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邊。

    現在來談一談秩序黨。《新萊茵報》雜志在第3期第16 頁上寫◎第474頁◎道：“波拿巴反對那些聯合起來的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的覆辟欲望而維護自己實際政權的名義——共和國；秩序黨反對波拿巴的覆辟欲望而維護自己共同統治的名義——共和國；正統派反對奧爾良派，奧爾良派反對正統派而維護現狀——共和國。秩序黨中所有這些集團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國王，自己的覆辟意圖，同時又都為了反對自己對手的篡奪和謀叛的欲望而堅持資產階級的共同統治，堅持使各種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銷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國。……當梯也爾說’我們保皇派是立憲共和國的真正支柱’時，他就沒有料想到他的話里包含有這麽多的真理。”（注：見本卷第447頁。——編者注）

    不得已的共和派（注：套用莫里哀的喜劇《不得已的醫生》。——編者注）這出喜劇，即憎惡現狀而又不斷地鞏固現狀；波拿巴與國民議會之間無休無止的磨擦；秩序黨經常面臨分裂為它的幾個組成部分的危險以及它的各個集團經常重新結合；每一個集團都企圖把對共同敵人的每一次勝利變成自己的暫時同盟者的失敗；相互的忌妒、仇恨、傾軋，常常刀劍相見，而結果總是拉摩勒特式的接吻（注：拉摩勒特式的接吻(BaiserLamourette)，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議會議員拉摩勒特提議以兄弟般的接吻來結束一切黨派紛爭。在他這個提議的影響下，各敵對黨派的代表熱烈地彼此擁抱了，但是不出人們所料，這些虛偽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記了。——475。），——整個這一出沒趣的謬誤喜劇從來沒有發展得像最近六個月那樣典型。

    秩序黨同時把選舉法也看作是對波拿巴的勝利。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擬工作和對這項提案的責任交給了十七人委員會，這難道還不是政府放棄了政權嗎？波拿巴能同國民議會抗衡，不正是依仗他是由600萬人選出來的嗎？ 在波拿巴看來，選舉法是對議會的讓步，他用這種讓步換得了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協調。這個下流的冒險家要求把他的年俸增加300萬法郎作為酬勞。國民議會在它宣布絕大多數法國人不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能跟行政權發生◎第475頁◎沖突嗎？國民議會十分氣憤，看來它決心要采取極端措施了，它的委員會否決了提案，波拿巴的報刊也擺出威脅的姿態，擡出遭受搶劫的、被剝奪了選舉權的人民；在進行了許多吵吵鬧鬧的試圖達成協議的活動之後，議會終於在事實上作了讓步，但同時在原則上卻進行了報覆。國民議會不同意在原則上把年俸增加300萬法郎，而只決定撥給波拿巴216萬法郎的臨時補助金。國民議會對此並不滿意，只是在秩序黨的將軍和波拿巴的自告奮勇的庇護者尚加爾涅對國民議會表示支持以後，它才作出這種讓步。可見，這200多萬實際上不是許給波拿巴的，而是許給尚加爾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施主的心情接受了這個勉強擲給的施舍。波拿巴的報刊重新對國民議會進行攻擊，而在討論新聞出版法過程中，有人首先針對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報紙提出了關於文章署名的修正案，這時波拿巴派的主要機關報《權力報》（注：《權力報》是波拿巴派的機關報，1849年在巴黎出版，主編是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476。）對國民議會進行了公開的猛烈攻擊。內閣閣員不得不在國民議會面前斥責這家報紙；《權力報》的發行人被傳到國民議會問罪，並被課以最高罰金5000法郎。次日，《權力報》刊載了一篇更加粗暴無禮的文章攻擊議會，政府的報覆行動是，立即由法庭以破壞憲法的罪名追究幾家正統派報紙的責任。

    最後，提出了議會會議延期的問題。波拿巴為了使自己的行動不受國民議會阻礙，希望會議延期。秩序黨一方面為了使自己的議會黨團能夠進行陰謀活動，另一方面為了使各個議員能夠謀求個人利益，也希望會議延期。雙方為了鞏固和擴大各省反動派的勝利，都需要會議延期。因此議會把它的會議從8月11 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為波拿巴毫不隱諱地一心想要擺脫國民議會的討厭的監督，所以議會把自己的信任票本身打上了不信任總統的印記。在議會休會期間由28人組成保護共和國美德常設委員◎第476頁◎會（注：法蘭西共和國憲法第32條規定，在立法議會休會期間要成立一個常設委員會，由議會選出的25個委員和議會常務局組成。1850年這個委員會實際上由39人組成：常務局11人，庶務3人和選舉產生的委員25人。——477。），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被排除在外。為了向總統證明多數人對立憲共和國的忠誠，沒有選波拿巴分子，反倒選了《世紀報》和《國民報》的幾個共和主義者。

    在議會會議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剛剛延期的時候，秩序黨的兩大集團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看來準備和解，和解的基礎就是兩個王室的融合，而它們在鬥爭時打的旗號就是王室。報紙上登滿了在聖倫納茲的路易－菲力浦病床前討論的和解計劃；路易－菲力浦的死突然使情況簡單化了。路易－菲力浦是個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奪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於亨利五世無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繼承人。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借口來反對兩個王朝利益的融合。但是資產階級的兩個集團現在才終於明白，使它們分裂的並不是對這個或那個王室的溫情的眷戀，相反，是它們的不同的階級利益使兩個王朝分了家。正統派像他們的競爭者到聖倫納茲去謁見路易－菲力浦一樣，也前往威斯巴登行宮謁見亨利五世，他們在那里獲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們立刻組織了在國外的內閣，其成員主要是上述保護共和國美德委員會的委員，這個內閣趁黨內發生沖突的時機立刻直言不諱地宣布它的權利是上帝恩賜的。奧爾良派看到這個宣言（注：指所謂的《威斯巴登宣言》，這個宣言是正統派在立法議會的秘書德·巴特爾米受尚博爾伯爵的委托於1850年8月30日在維斯巴登草擬的。在宣言中規定了正統派執政後所要采取的政策；尚博爾伯爵揚言要“正式地斷然取消一切告人民書，因為這些文告就等於否定傳統的君主政治的偉大的民族原則”。由於以議員拉羅什雅克蘭為首的一些君主主義者的抗議，這個聲明在報刊上引起了激烈的論戰。——477。） 在報刊上使對方丟了醜而興高采烈，毫不掩飾他們對正統派的公開敵視。

    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各省議會都開了會。它們大多數都讚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憲法，就是說，它們讚成沒有明確規定的君主制覆辟；讚成“解決問題”，但同時又承認自己沒有足夠的權力和膽量去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從延長波拿巴總統任期的角度來解釋這種修改憲法的願望。

    統治階級決不能容許用合乎憲法的辦法解決問題，這個辦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辭職，同時由全國選民選舉新總統，在◎第477頁◎新總統上任後幾個月內由為修改憲法而選出的特別議院來修改憲法。新總統選舉之日，必定是正統派、奧爾良派、資產階級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敵對派別相逢之時。結果必然要在各個集團之間以暴力一決勝負。即使秩序黨能夠一致推出一個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選人，波拿巴也會反對這個候選人。秩序黨在其反對人民的鬥爭中不得不經常加強行政權。行政權一加強，執掌行政權的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強了。因此，秩序黨加強其共同的權力時，也就加強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戰鬥手段，增加了他在決勝關頭以暴力阻撓用憲制的辦法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那時，波拿巴在反對秩序黨時將不會對憲法的一個重要支柱產生反感，正像秩序黨在反對人民時不會對憲法的另一個重要支柱，即選舉法產生反感一樣。他甚至有可能訴諸普選權來反對議會。總之，用憲制的辦法解決問題會危及整個政治現狀，而資產者覺得在現狀動蕩不定的後面是混亂、無政府狀態、內戰。他們好像覺得，在1852年5月頭一個星期日，他們的買賣、票據、婚約、公證書、押據、地租、房租、利潤，一切契約和收入來源都將成為問題，他們不能讓自己冒這樣的風險。在政治現狀的動蕩不定後面潛伏著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崩潰的危險。對資產階級來說，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就是延期解決。它只能用破壞憲法和延長總統任期的辦法來挽救立憲共和國。這也是秩序黨報刊在省議會會議結束後對所熱中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經過長期深入的辯論後得出的結論。這樣，強大的秩序黨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認真看待這個可笑的、平庸的、它所憎惡的人物——假波拿巴。

    這個骯臟人物對越來越使他具有必要人物性質的原因，也理解錯了。他那一派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長是當時的環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卻相信，這僅僅是由於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貫模仿拿破侖的緣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遊法國來對◎第478頁◎抗前往聖倫納茲和威斯巴登的拜謁。波拿巴分子不相信他這個人有什麽魔力，所以他們用火車和郵政馬車大批裝載著十二月十日會（注：十二月十日會是為紀念該會庇護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經大選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而得名。這一組織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團體。成立於1849年，主要由墮落分子、政治冒險家、軍人等組成。雖然1850年11月該組織表面上被解散，實際上它的黨羽還繼續進行波拿巴主義的宣傳，並積極參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變。——479、634、685。）這個巴黎流氓無產階級組織的成員，把他們送到各處去為他捧場喝采。他們根據不同城市對總統接待的情況，教自己的傀儡發表演說，或者宣稱總統施政的座右銘是堅持共和主義的隨和溫順的態度，或者宣稱這一座右銘是堅持剛毅倔強的精神。盡管施用了一切花招，這次巡遊還是一點也不像凱旋的遊行。

    波拿巴確信已經用這種辦法把人民鼓動了起來，於是他著手爭取軍隊。他在凡爾賽附近的薩托里平原上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在閱兵時，他力圖用蒜臘腸、香檳酒和雪茄煙來收買兵士。如果說真拿破侖在其侵略性遠征的疲勞時刻善於靠突然表現家長式的關懷來鼓勵他手下的虛弱士兵，那麽假拿破侖則以為，士兵高喊“拿破侖萬歲，臘腸萬歲！”，即“臘腸萬歲，小醜萬歲！”（注：文字遊戲：“臘腸”的原文是“Wurst”、“小醜”的原文是“Hanswurst”。——編者注），就是向他表示感謝。

    這次閱兵暴露出波拿巴和陸軍部長奧普爾一方與尚加爾涅一方的長期隱伏的糾紛。秩序黨認為尚加爾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為這個人談不上有什麽建立自己王朝的野心。秩序黨指定他作為波拿巴的繼承人。況且，尚加爾涅由於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為，已經成了秩序黨的偉大統帥，成了當代的亞歷山大，在膽怯的資產者看來，這個亞歷山大以蠻橫的幹涉斬斷了革命的戈爾迪之結。其實他跟波拿巴一樣可笑，他以這種極便宜的手段變成一個有勢力的人物，被國民議會捧出來監視總統。他以波拿巴的庇護者身分炫耀自己——如在討論總統的薪俸時就是如◎第479頁◎此——並且以越來越高傲的態度對待波拿巴和部長們。當人們預料新選舉法的頒布會引發暴動的時候，他不許他的軍官接受陸軍部長或總統的任何命令。報刊方面也幫助吹捧尚加爾涅這個人。秩序黨由於根本沒有什麽傑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個階級所缺乏的力量憑空移入一個人身上，以這種辦法使他膨脹為一個巨人。關於尚加爾涅這個“社會中堅”的神話就是這樣產生的。尚加爾涅借以把整個世界擔在自己肩上的那種無恥的招搖撞騙和不可思議的妄自尊大，跟薩托里閱兵時和閱兵後所發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對比。這些事件無可爭辯地證明，只要波拿巴這個極端渺小的人物大筆一揮，就足以使驚恐不安的資產階級通過幻想產生的怪物——巨人尚加爾涅降為一個平庸的人，就足以把這個拯救社會的英雄變成退休的將軍。

    波拿巴很早就對尚加爾涅進行過報覆，嗾使陸軍部長在紀律問題上同這個討厭的庇護者發生沖突。最近在薩托里舉行的閱兵式，終於使舊怨公開爆發了。當騎兵團列隊通過波拿巴面前並高呼反憲法口號“皇帝萬歲！”時，尚加爾涅為維護憲法而產生的憤怒簡直達到了極限。波拿巴為了在議會即將開會對這個口號進行不愉快的辯論之前搶先采取行動，便把陸軍部長奧普爾調走，任命他為阿爾及利亞總督。他任命一個十分可靠的帝國時代的老將軍擔任了陸軍部長的職務，這位老將軍的粗暴絲毫不亞於尚加爾涅。但是，為了不讓人覺得奧普爾的免職是對尚加爾涅的讓步，波拿巴同時又把偉大的社會救主的得力助手諾馬耶將軍從巴黎調到南特。正是諾馬耶在上次閱兵式上使全體步兵在拿破侖繼承人面前十分冷淡地默默走過。由於諾馬耶的被調而感到自己被觸犯的尚加爾涅提出了抗議並進行恫嚇。結果白費力氣。經過兩天的談判，調動諾馬耶的命令在《通報》上發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從紀律或提◎第480頁◎請辭職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辦法。

    波拿巴跟尚加爾涅的鬥爭是他跟秩序黨的鬥爭的繼續。因此，11月11日國民議會將在不祥的征兆之下覆會。但是，這將是杯水風波。從根本上說，舊戲必定還會繼續演下去。盡管秩序黨各集團維護原則的勇士們大喊大叫，秩序黨的多數人仍將不得不延長總統任期。同樣，盡管波拿巴提出了種種臨時性的抗議，他也仍然會把這種延長任期當作國民議會的簡單授權從它手里接受下來，因為僅僅由於缺錢，他就已經感到沮喪。這樣，問題的解決就延擱下來，現狀就保持下去；秩序黨的各個集團互相破壞威信，互相削弱，使對方窮於應付；對共同的敵人即全國群眾的鎮壓手段不斷加強，並且無所不用其極，直到經濟關系本身重新達到這樣的發展水平，以致使所有這些互相抱怨的派別連同它們的立憲共和國由於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為止。

    不過，為了安慰資產者，還需要補充一點，由於波拿巴與秩序黨之間的爭吵，交易所里許多小資本家陷於破產，他們的錢財都落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寫於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

    載於1850年《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1、2、3和5-6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頁◎第481頁◎


恩格斯　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一）

    *（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組文章是恩格斯於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寫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查理·德納約請馬克思為該報撰稿。當時馬克思正忙於經濟學研究，而且他的英語水平還不足以為英文報紙撰稿，所以他於1851年8月14日寫信給恩格斯，請他寫一些關於1848年以來的德國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寫這些文章時利用了《新萊茵報》（見注164）合訂本以及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資料，並經常和馬克思交換意見。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經馬克思看過。他本來還打算寫一篇結束語，可惜沒能寫成。

    這一組文章從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陸續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德國”欄目里，標題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時用羅馬數字標明篇序。署名是卡爾·馬克思。直到191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來往書信發表後，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這組文章沒有出過單行本，只有開頭的幾篇曾被譯成德文在美國的德文報紙《紐約晚報》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總匯報》上轉載過。

    1896年，馬克思的女兒愛·馬克思－艾威林編輯出版了第一個英文單行本。書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國》，此外她還給每篇文章加了標題。同年還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譯的德文版，書名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兩個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頁）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寫的最後一篇文章。1900年，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法格將此書譯成法文出版。

    本卷選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作為總標題，並保留了愛·馬克思－艾威林為19篇文章所加的標題。——482。）

    ［一　革命前夕的德國］

    歐洲大陸上的革命劇的第一幕已經閉幕了。1848年大風暴以前的“過去的當權者”，又成為“現在的當權者”了，而那些多少受人歡迎的短期掌權者，如臨時執政者、三頭執政、獨裁者以及追隨他們的議員、民政委員、軍事委員、地方長官、法官、將軍、軍官、士兵等等，都被拋到異國，“趕到海外”，趕到英國或美國去了。他們在那里組織起新的“有名無實的”政府、歐洲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國民委員會，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們的成立，那些文告的莊嚴堂皇，並不亞於真正當權者的文告。

    很難想象出還有什麽失敗比大陸的革命黨派（更確切些說是各革命黨派）在全戰線各個據點所遭受的失敗更為慘重。但這有什麽關系呢？為了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國中間階級不是經過了48年（注：指1640年-1688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編者注），而法國中間階級不是經過了40年（注：指1789年-1830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編者注）空前的鬥爭嗎？中間階級不正是在覆辟了的君主制以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鞏◎第482頁◎固的時刻才最接近自己的勝利的嗎？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那種迷信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後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感覺到，因此還不能保證立即獲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越來越強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鎖打碎。所以，如果我們被打敗了，那麽我們除了從頭幹起之外再無別的辦法。值得慶幸的是，在運動的第一幕閉幕之後和第二幕開幕之前，有一次大約很短暫的休息，使我們有時間來做一件很緊要的工作：研究這次革命必然爆發而又必然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發的運動，不是個別人活動的結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每個國家的各個階級對這種要求和需要的認識程度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覺到，——這已經是一件公認的事實。但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麽會讓別人出賣自己。而且，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麽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揭示革命動蕩及其被鎮壓下去的原因，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所有這些瑣碎的個人爭論和互相責備，所有這些互相矛盾的論斷，說把革命之舟駛向暗礁以致使它觸礁沈沒的是馬拉斯特，或者是賴德律－洛蘭，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臨時政府的其他成員，或者是他們全體，——這一切對於從遠◎第483頁◎處來觀察這種種運動、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詳情細節的美國人或英國人來說有什麽意義呢，這能說明什麽問題呢？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永遠不會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為大善也不能作大惡的11個人（注：即1848年2 月24日成立的法國臨時政府的成員。——編者注）能在 3個月之內毀壞一個有 3600萬人口的民族，除非這3 600萬人辨認方向的能力和這11個人同樣缺乏。問題正在於這3 600 萬在一定程度上還在昏暗中摸索的人怎麽突然應當自己決定走什麽道路，而後來他們又怎麽迷了路而讓他們從前的領袖暫時回到了領導地位。

    因此，如果我們要向《論壇報》（注：《論壇報》是美國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的簡稱，1841-1924年出版。該報由著名的美國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霍·格里利創辦，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國輝格黨左翼的機關報，後來是共和黨機關報。40至50年代，該報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反對奴隸占有制。參加該報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查理·德納從40年代末起是該報的編輯之一。馬克思從1851年8月開始為該報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續了十年以上。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約請恩格斯寫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寫於曼徹斯特，許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並不是寫作日期，因為馬克思在論文上通常標明的是寄往紐約的日期。有些論文寫於倫敦，而馬克思注明的卻是巴黎、維也納或柏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的文章，涉及國際政治、工人運動、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殖民地擴張、被壓迫國家和附屬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等極其重要的問題。在歐洲反動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這個發行很廣的美國報紙，以具體材料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和這個社會所固有的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並說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隨意處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為編輯部的社論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編輯部有時甚至刪改文章的內容，並任意加注日期。編輯部的這些行為曾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議。從1857年秋天起，由於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報紙的財政狀況受到影響，編輯部向馬克思提出減少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通訊的數量。到美國國內戰爭開始時，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馬克思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報》斷絕關系，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編輯部內主張同各蓄奴州妥協的人的勢力加強和該報離開了進步立場。後來該報的方向更日益右傾。——484。）的讀者說明1848 年德國革命必然發生以及它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暫時遭到鎮壓的原因，那麽我們就無須敘述德國發生這些事件的全部歷史。將來的事變和後代的評論會判定，在這一大堆雜亂的、看來是偶然的、互不連貫而又矛盾的事實中，哪一部分將構成世界歷史的組成部分。解決這一任務的時候尚未到來。我們現在只限於在可能範圍內加以論述，如果我們能根據確鑿的事實找出合理的原因來說明那個運動的主要事件和根本性的轉折，使我們能夠認清下一次、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就會出現的爆發將指示給德國人民的方向，那麽我們也就滿足了。

    那麽，首先，革命爆發時德國處於怎樣一種狀況呢？

    在德國，作為一切政治組織的基礎的人民中的各個階級構成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更為覆雜。在英國和法國，集中在大城市，特別是集中在首都的強大而富裕的中間階級，已經完全消滅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國那樣，已經使它淪為一些沒有多大意義的形式，而德國的封建貴族卻仍然保留著很大一部分舊日的特權。封建◎第484頁◎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處都還居於統治地位。封建領主甚至還保留著對佃戶的審判權。他們雖然被剝奪了政治上的特權——對各邦君主的控制權，但他們幾乎原封不動地保持著對他們領地上的農民的那種中世紀的統治權以及不納稅的權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區比在另一些地區更為盛行，除了萊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完全被消滅（注：被法國兼並的萊茵河左岸地區，農奴制度同貴族、教士的特權，以及教會的房地產特權，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期間已被廢除。——485。）。這種封建貴族當時人數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被公認為國內的第一“等級”。他們充任政府的高級官吏，軍隊里的軍官也差不多全是他們。

    當時德國的資產階級遠沒有英國或法國的資產階級那樣富裕和集中。德國的舊式工業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國工業優勢的迅速擴張而被摧毀了。在拿破侖的大陸體系之下開始出現的、在國內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現代化的工業，既不足以補償舊式工業的損失，也不能保證工業有足夠強大的影響，以迫使那些對於非貴族的財富和勢力的任何一點增強都心懷忌妒的各邦政府考慮現代工業的要求。法國在50年的革命和戰爭中成功地經營了自己的絲紡織業，而德國在這個時期卻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舊式的麻紡織業。此外，德國的工業區少而分散；它們在內地，主要是利用外國的——荷蘭或比利時的——港口進行進出口貿易，所以它們與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有或毫無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們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倫敦和曼徹斯特那樣巨大的工商業中心。造成德國工業的這種落後狀態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舉出兩個就足以說明問題：國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離已經成為世界貿易要道的大西洋太遠；從16世紀到現在，德國不斷卷入戰爭，而這些戰爭又都是在它的國土上進行的。英國資產者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統治權，法國資產者自1789年也已奪到了這種統治權，但德國的中間階級由於人數少，尤其是由於非常不集中，沒有能夠獲得這◎第485頁◎種權力。可是，自從1815年以來，德國中間階級的財富不斷增加，而且隨著財富的增加，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斷增長。各邦政府雖不願意，卻也不得不至少考慮一下它的直接的物質利益。我們甚至可以直截了當地指出，各小邦憲法中給予中間階級的每一點政治勢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這兩個政治反動時期雖然都又被剝奪了，但中間階級卻得到了更實際的利益作為補償。中間階級每次政治上的失敗，都帶來貿易立法方面的勝利。當然，1818 年普魯士的保護關稅條例以及關稅同盟的建立（注：關稅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魯士領導下最後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護關稅條例廢除了普魯士境內的國內稅，1819年開始，普魯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達姆施塔特）簽訂關稅協定，後來發展成確定共同稅界的關稅同盟，該同盟逐漸包括了德意志境內幾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奧地利、漢撒的自由市（呂貝克、漢堡、不來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時期以及這次革命被鎮壓下去以後，關稅同盟事實上已名存實亡。普魯士在1853年恢覆了關稅同盟，該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魯士領導下實現全國政治統一的1871年。——486。），對於德國商人和工業家來說，要比在某一小公國的議會中擁有對嘲弄他們的表決權的大臣們表示不信任的那種不大可靠的權利重要得多。這樣，隨著財富的增多和貿易的擴展，資產階級很快就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發現它的最重要的利益的發展受到本國政治制度的約束，國家被36個意圖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壓迫束縛著農業和與之相聯系的商業，愚昧而專橫的官僚統治對資產階級的一切事務都嚴加監視。同時，關稅同盟的擴大與鞏固，在交通方面蒸汽的普遍采用，國內貿易中日益加劇的競爭，使各邦各省的商業階級互相接近，使它們的利益一致起來，力量集中起來了。這一情況的自然結果就是：它們全都轉到自由主義反對派的營壘中去了，德國中間階級爭取政治權力的第一次嚴重鬥爭獲得了勝利。這個變化可以說是從1840年，即從普魯士的資產階級領導德國中間階級運動的時候開始的。我們以後還要談到1840-1847年的這個自由主義反對派的運動。

    國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貴族，也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城市里的小手工業者小商人階級和工人，以及農村中的農民。

    在德國，由於大資本家和大工業家作為一個階級尚不發達，小手工業者小商人階級人數非常之多。在較大的城市中，它幾乎占居◎第486頁◎民的大多數；在較小的城市中，由於沒有更富裕的競爭對手同它爭奪勢力，它完全居於支配地位。這個階級在所有現代國家和現代革命中，都居於極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國則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國各次鬥爭中，它常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於較大的資本家（商人和工業家）即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產業工人階級之間，這種地位就決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圖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命運中的一點點不順利就把這個階級中的某些人拋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在君主制的和封建的國家里，這個階級的生存要仰賴於宮廷和貴族的惠顧，失去這些主顧，這個階級的大部分就會破產。在較小的城市里，駐軍、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它們的屬員，通常便是這個階級繁榮的基礎，沒有這些，小店主、裁縫、鞋匠、木匠等就無法生存。因此，這個階級永遠搖擺在兩者之間：既希望躋身於較富有的階級的行列，又懼怕墮入無產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參加一份對公共事務的領導以增進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時宜的對抗行為會觸怒政府，——他們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為政府有權力使他們失掉最好的主顧；他們擁有的財產很少，而財產的穩固程度是與財產的數額成正比的，因此，這一階級的觀點是極端動搖的。它在強有力的封建或君主專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順，但當中間階級得勢的時候，它就轉到自由主義方面來；一旦中間階級獲得了統治權，它就陷入強烈的民主主義狂熱，但當低於它的那個階級——無產階級企圖展開獨立的運動時，它馬上就變得意氣消沈，憂慮重重。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在德國，這個階級如何在這種種不同的狀態中變來變去。

    德國工人階級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發展比英國和法國的工人階級落後，正像德國資產階級比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落後一樣。主人是什麽樣，仆人也是什麽樣。人數眾多、強大、集中而有覺悟的◎第487頁◎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的演變，是與人數眾多、富裕、集中而強有力的中間階級的生存條件的發展同時進行的。在中間階級的各個部分，尤其是其中最進步的部分即大工業家還沒有獲得政權並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國家以前，工人階級運動本身就永遠不會是獨立的，永遠不會具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而在這以後，企業主與雇傭工人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就會變得刻不容緩而再也不可能推遲；那時，工人階級再也不可能被虛幻的希望和永不兌現的諾言所欺騙了；那時，19世紀的重大問題——消滅無產階級的問題，就終於會十分明朗地毫無保留地提出來了。現在，在德國工人階級中的多數人並不是受雇於現代的工業巨頭（大不列顛的工業巨頭是最好的標本），而是受雇於小手工業者，他們的全部生產方法，只是中世紀的遺跡。就像棉紡業大王與鞋匠或裁縫這些小業主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一樣，繁華的現代工業中心的十分覺悟的工廠工人也根本不同於小城市里的溫順的裁縫幫工或木匠幫工，後者的生活環境和工作方法，與500年前很少差別。這種普遍缺乏現代生活條件、缺乏現代工業生產方法的情況，自然伴隨著差不多同樣普遍缺乏現代思想的現象；因此，在革命剛爆發時，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人要求立即恢覆行會和中世紀的享有特權的手工業公會，那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在現代生產方法占優勢的工業區域的影響之下，由於交往便利，由於許多工人遷徙不定的生活使他們的智力有了發展，於是便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核心，這個核心關於本階級解放的思想更加明確得多，而且更加符合現存的事實和歷史的需要；但這些工人只是少數。如果說中間階級的積極運動可以從1840年算起，那麽工人階級的積極運動則開始於1844年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工人起義。我們在下面很快就有機會來考察這一運動所經過的各個階段。◎第488頁◎

    最後，還有一個廣大的小農業主階級，農民階級。這個階級加上附屬於它的農業工人，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但這個階級本身又分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農民，在德國叫作大農和中農，這些人都擁有面積不等的大片農田，都雇用若幹個農業工人。對這個處於不納捐稅的大封建地主與小農和農業工人之間的階級來說，最自然的政治方針當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中間階級結成聯盟。第二是小自由農，他們在萊茵地區占據優勢，因為這里的封建制度已經在法國大革命的有力打擊之下垮台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區也有這種獨立的小自由農存在，在這些地方，他們贖買了從前加在他們土地上的封建義務。可是這個階級只是名義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階級，他們的財產大都在極苛刻的條件之下抵押出去，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並不是農民，而是放債的高利貸者。第三是封建佃農，他們不容易被趕出所租的土地，但他們必須永遠向地主交租，或永遠為地主服一定的勞役。最後是農業工人，在許多大農場中，他們的狀況和英國的這個階級的狀況完全一樣，他們由生到死都處在貧窮饑餓之中，做他們雇主的奴隸。農村居民中後面這三個階級——小自由農、封建佃農和農業工人，在革命以前是從來不怎麽關心政治的，但這次革命顯然已經為他們開辟了一個充滿光輝燦爛的前景的新天地。革命對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有利，因此可以預料，一旦運動全面展開，他們就會一個跟著一個參加進來。但同時，農村居民由於分散於廣大地區，由於難以達到大多數的意見一致，所以他們永遠不能勝利地從事獨立的運動。這一點也同樣是十分明顯而為各個現代國家的歷史所證實了的。他們需要更集中、更開化、更活躍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創精神的推動。

    上面對在最近的運動爆發時構成德國民族的各個最重要的階級的概述，已經足以說明這次運動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協調和◎第489頁◎明顯的矛盾等情況的一大部分。當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異地互相交織的利益發生劇烈沖突的時候，當各地區各省的這些互相沖突的利益以各種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尤其是，當德國沒有倫敦或巴黎那樣一個大的中心的時候（這種城市的各項權威性的決定，可以避免每一個地區每一次都要用鬥爭來重新解決同一的爭論），除了鬥爭被分解成許多不相聯系的格鬥，因而耗費大量的鮮血、精力和資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決定意義的結果而外，還能希望得到什麽呢？

    德國在政治上分解成36個大大小小的公國，也同樣要用組成這個國家而在每個地方又各有特點的各種成分的混亂與覆雜來解釋。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會有統一的目的，更談不上統一的行動。不錯，德意志聯邦（注：德意志聯邦於1815年6月8日在維也納會議上由德意志各邦聯合組成，最初包括34個邦和4個自由市，其中還有藩屬丹麥王國的荷爾斯泰因公國和尼德蘭國王的領地盧森堡。聯邦既沒有統一的軍隊，也沒有財政經費，保存了封建割據的一切基本特點，這就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分散狀態。德意志聯邦唯一的中央機關是以奧地利代表為會議主席的聯邦議會，聯邦議會擁有有限的權力，是反動勢力鎮壓革命運動的工具。德意志聯邦在1848-1849年革命時期瓦解，於1850年恢覆。聯邦的兩個最大的邦奧地利和普魯士曾不斷地進行爭奪霸權的鬥爭，聯邦在1866年普奧戰爭期間徹底解體，後來由北德意志聯邦取代。——490。） 曾宣稱是永遠不可分割的，但聯邦和它的代表機關聯邦議會（注：聯邦議會是德意志聯邦唯一的中央機關，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組成，會址設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由奧地利代表擔任主席。這一機關並不履行政府的職能，事實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動政策的工具。它幹預德意志各邦內部事務的目的是為了鎮壓各邦的革命運動。1848年三月革命（見注160）以後，反動勢力企圖加緊聯邦議會的活動，以達到反對人民主權的原則和反對德意志民主聯合的目的。從1851年起普魯士駐聯邦議會的全權代表是俾斯麥，最初他力求和奧地利結盟，後來采取了堅決反奧的立場。1859年初烏澤多姆被任命為普魯士的全權代表以代替俾斯麥。在1866年普奧戰爭時期，德意志聯邦由北德意志聯邦取代，聯邦議會也不覆存在了。——490。），卻從來沒有代表過德國的統一。德國中央集權所達到的最高點，是關稅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帶的各邦也曾經因此不得不組成它們自己的關稅聯盟（注：指1834年5月1日成立的關稅聯盟。由願意同英國進行貿易的德意志各邦漢諾威、不倫瑞克、奧登堡和紹姆堡-利珀單獨組建而成。1854年該同盟瓦解，其成員並入關稅同盟（見注247）。——490。），而奧地利則仍然關起門來實行它自己單獨的禁止性關稅。這樣，德國可以滿意了，因為它為了自己的實際目的現在僅僅分成3個獨立的勢力，而不是36個。當然，1814 年建立起來的俄國沙皇的無上權威，並沒有因此而有所變動。

    根據我們的前提得出這些初步結論之後，在下一篇里我們就要談到德國人民的上述各個階級怎樣一個跟著一個卷入運動，以及這個運動在1848年法國革命爆發後所具有的性質。　　 1851年9 月於倫敦◎第490頁◎

    ［二　普魯士邦］

    德國中間階級或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可以從1840年算起。在這以前，已經有種種征兆表明，這個國家的擁有資本和工業的階級已經成熟到這樣一種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壓迫下繼續消極忍耐了。德國較小的君主們，都相繼頒布了或多或少帶有自由主義性質的憲法，這部分地是為了保證他們自己有更大的獨立以對抗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霸權，或對抗他們自己邦內貴族的勢力，部分地是為了把根據維也納會議（注：維也納會議是歐洲各國（土耳其除外）從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斷斷續續召開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英、普、俄、奧等反拿破侖戰爭聯盟國家的君主和代表，法國因波旁王朝覆辟也派代表出席會議。會議締結的旨在恢覆各國王朝統治和滿足戰勝國領土要求的條約和協議，統稱為維也納條約。根據維也納會議的決定，奧地利獲得了意大利的倫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魯士獲得萊茵河兩岸及北部薩克森的土地，瑞典從丹麥獲得了挪威，俄國獲得了芬蘭，並把華沙大公國改為波蘭王國，由沙皇統治，克拉科夫成為俄、普、奧共同保護的共和國。奧地利的尼德蘭（比利時）合並於荷蘭稱為尼德蘭王國。德意志組成松散的德意志聯邦；瑞士重新恢覆中立；英國得到荷蘭的殖民地好望角與錫蘭以及法屬殖民地馬耳他島。會議的最後決議規定，恢覆法國1792年的疆界，恢覆波旁王朝在法國的統治，並將法國置於列強的嚴格監督之下；法國不得再侵占歐洲領土。1815年9月關於成立神聖同盟（見注173）的決議是對維也納決議的補充。——491。） 而聯合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各個分散的地區團結成一個整體。這樣做對他們自己是毫無危險的，因為，如果聯邦議會——它只是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傀儡——要侵犯他們作為主權君主的獨立性，他們知道，在反抗它的命令時輿論和本邦議會會做他們的後盾；反之，如果這些邦議會的勢力太大時，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運用聯邦議會的權力擊敗一切反對派。巴伐利亞、符騰堡、巴登或漢諾威的憲法所規定的制度，在這種情形下並不能推動爭取政治權力的嚴重鬥爭；因此德國中間階級的大多數對於各小邦立法議會中的瑣碎的爭端，一般是不加過問的，他們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國兩個大邦的政治和國家制度沒有根本改變，任何次要的努力和勝利都是沒有用處的。但同時，在這些小邦議會中卻湧現出一大批自由主義的律師、職業的反對派；羅泰克、韋爾克爾、勒麥、約爾丹、施蒂韋、艾森曼等等這類大“名人”(Volksm?nner)，在做了20年喧嚷然而總是毫無成效的反對派之後，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權力的頂峰，而他們在暴露了自己的極端無能和微不足道之後，頃刻之間就被推翻了。這是第◎第491頁◎一批德國土產的職業政客和反對派的樣板；他們用演說和文章使德國人耳熟了立憲主義的語言，並用他們的存在本身預示著這樣一個時刻即將到來，那時，中間階級將利用這些誇誇其談的律師和教授們所慣用然而卻不大了解其真實意義的政治詞句，並恢覆它們本來的含義。

    1830年的事件（注：指1830年的法國七月革命和相繼在比利時、波蘭、德國和意大利等許多歐洲國家發生的革命和起義。——492。）把整個歐洲投進了政治騷動中，德國文壇也受到這種騷動的影響。當時幾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憲主義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義。用一些定能引起公眾注意的政治暗喻來彌補自己作品中才華的不足，越來越成為一種習慣，特別是低等文人的習慣。在詩歌、小說、評論、戲劇中，在一切文學作品中，都充滿所謂的“傾向”，即反政府情緒的羞羞答答的流露。為了使1830年後在德國盛行的思想混亂達到頂點，這些政治反對派的因素便同大學里沒有經過很好消化的對德國哲學的記憶以及法國社會主義，尤其是聖西門主義的被曲解了的只言片語摻混在一起；這一群散布這些雜亂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遜地自稱為“青年德意志”（注：“青年德意志”或“現代派”，是德國19世紀30年代在法國七月革命和德國人民起義的影響下出現的一種文學流派。“青年德意志”又是一個文學團體，其核心人物是古茨科、勞伯、文巴爾克和蒙特等一批文人，在世界觀方面受黑格爾思想和聖西門主義的影響，他們的文藝和政論作品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情緒，主張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實行憲制、解放婦女等等。——492。）或“現代派”。後來他們曾追悔自己青年時代的罪過，但並沒有改進自己的文風。

    最後，當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一書中宣稱立憲君主制是最終的、最完善的政體時，德國哲學這個表明德國思想發展的最覆雜同時也是最準確的溫度計，就表示支持中間階級。換句話說，黑格爾宣布了德國中間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刻即將到來。他死後，他的學派沒有停止在這一點上，他的追隨者中最先進的一部分，一方面對一切宗教信仰給予嚴酷的批評，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築根本動搖，同時又提出了德國人從未聽到過的大膽的政治原則，並且企圖恢覆第一次法國革命時期的已故的英雄們的應有的榮譽。用來表達這些思想的晦澀的哲學語言，既把作者和讀者都弄得昏頭◎第492頁◎昏腦，同樣也把檢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爾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壇的其他任何一個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聞出版自由。

    這就是說，德國的輿論界顯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些在專制君主制度下因教育和生活狀況而能夠得到一些政治信息並形成某種獨立政治見解的階級，其中的大多數人漸漸地聯合成了一個反對現存制度的強大集團。在評價德國政治發展緩慢時，任何人都不應該不考慮：在德國要得到對任何問題的準確的信息都是困難的。在這里，一切信息的來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從貧民學校、主日學校以至報紙和大學，沒有事先得到許可，什麽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就以維也納為例，維也納居民在勤勞和經營工業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國可以說是首屈一指，論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們更是遠遠超過別人，但他們對於自身的真正利益，卻比別人無知，他們在革命中犯的錯誤也比別人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對於最普通的政治問題也幾乎一無所知，這是梅特涅政府實行愚民政策的結果。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不用再解釋也很清楚，政治信息為什麽幾乎完全被社會中那些有錢私運政治信息到國內來的階級，尤其是其利益受到現狀的最嚴重侵害的階級——工商業階級所一手壟斷。因此，這些階級首先聯合起來反對繼續保持在不同程度上偽裝起來的專制制度；應當認為它們進入反對派隊伍的時刻是德國的真正革命運動的開始。

    德國資產階級宣告反對政府，可以說是從1840年，即從普魯士前國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編者注）——1815年神聖同盟創始者中活到最後的人——死◎第493頁◎去時開始的。大家知道，新國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不讚成他父親的那種主要是官僚軍閥式的君主制。法國的中間階級在路易十六即位時所希望得到的東西，德國的資產階級也希望在某種程度上從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里得到。大家一致認為舊制度已經腐朽、衰敗了，應該屏棄了；老國王在位時人們沈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現在都被大聲疾呼地宣布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說路易十六——“受歡迎的路易”是一個平庸的不思進取的蠢才，他多少意識到自己的無能，沒有任何主見，主要是按自己在受教育期間養成的習性行事，那麽“受歡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則完全是另一種人物。他在性格軟弱這一點上的確超過了他的法國先驅，但他卻有自己的抱負、自己的見解。他涉獵了許多門科學的基本知識，因此便自以為具有足夠的學識，可以對一切問題作出最後的裁決。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說家，在柏林沒有一個商品推銷員能比他更善於賣弄聰明，更善於辭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見。他憎恨而且輕視普魯士君主制的官僚主義因素，但這只是因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義因素。作為所謂歷史學派3（該學派所信奉的是博納爾德、德·梅斯特爾及其他屬於第一代法國正統派的作家們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注：《柏林政治周刊》是德國的一家周報，歷史法學派（見注3）的機關報，1831-1841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反動的君主派的觀點，對普魯士的政治發展有影響，曾得到王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為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護。——494。） 的創辦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圖盡可能充分地恢覆貴族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這位國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個大貴族；環繞著他的首先是一班顯赫的朝臣——有權勢的陪臣、侯爵、公爵和伯爵，其次是許多富裕的下層貴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統治他那些忠順的市民和農民。因此，他自己是社會各等級或階層的至高無上的主宰。而各個等級或階層都享有各自的特權，它們彼此之間應該用門第的或固定不變◎第494頁◎的社會地位的幾乎不可逾越的壁壘分隔開來；同時，所有這些階層或“王國的等級”都應該在權勢方面恰好達到互相平衡，使國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動自由。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過去準備實現而現在又在努力實現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論問題的普魯士資產階級，過了相當一段時間才看出了國王的真正意圖。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了一個事實，即國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們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新國王剛一發現自己的“辯才”因他父親之死而可以自由施展，他便在無數次的演說中宣布他的意圖；但他的每次演說、每一行動，都使他更加失掉中間階級對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嚴酷而驚人的現實打斷了他的美夢，對這種情形他還會不大在意。可惜，浪漫主義不很會打算盤，而封建主義自唐·吉訶德時代以來總是失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對於輕視金錢這種十字軍後裔的最高貴的傳統承襲得太多了。他在即位時發現，政府組織雖然已經相當節約，但用費依然浩繁，國庫已經不太充裕。在兩年之內，一切節余都在朝廷的喜慶宴會，國王巡狩，以及對貧困、破落而貪婪的貴族的賜贈資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稅收已不夠宮廷和政府的開支了。於是，國王陛下很快就發現自己處於嚴重的財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夾攻之下，1820年法令規定，不經“將來的人民代議機關”的認可，任何新的公債或增稅都是非法的。而這時還沒有這種代議機關；新國王甚至比他父親更不願意建立它；而即使他願意建立的話，他也知道，自他即位以來，輿論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的確，中間階級曾經一度期望新國王會立刻頒布憲法，宣布新聞出版自由，實行陪審審判等等，總之，期望他自己會領導中間階級取得政權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現在他們發覺自己錯了，於是便轉而對國王發動猛烈的攻擊。在萊茵省（全普魯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第495頁◎也是這樣），他們的不滿情緒如此強烈，以致在他們本身缺乏能夠在報刊上代表自己意見的人才的情況下，竟然同我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極端的哲學派別結成了聯盟。在科隆出版的《萊茵報》（注：《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簡稱《萊茵報》，是德國的一家日報，青年黑格爾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該報是萊茵省一些反對普魯士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人士創辦的。創辦人是伯·臘韋，編輯是阿·魯滕堡，發行負責人是路·舒爾茨和格·榮克。1842年4月起馬克思為該報撰稿，同年10月起成為該報編輯之一。《萊茵報》也發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政府對《萊茵報》進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後來把它封閉了。——496。），便是這個聯盟的果實。這家報紙雖然在存在15個月之後就被查封，但可以說它是德國現代報刊的先驅。這是1842年的事。

    可憐的國王在經濟上的困難，是對他那些中世紀嗜好的最尖銳的諷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要求建立“人民代議機關”的普遍呼聲作些小小的讓步，他便不能繼續統治下去。這樣的機關作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遺忘的諾言的最後一點遺跡體現在1820年法令中。他覺得實施這個討厭的法令的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把各省議會的等級委員會（注：各省議會的等級委員會是根據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於1842年6月21日發布的命令建立的。它們由各省議會按照等級原則從其成員中選舉產生，組成純粹的咨議性機關。——496。）召集在一起開會。各省議會是1823 年成立的。王國八個省的省議會的成員包括：(1)上層貴族，德意志帝國原來的各個皇族，它們的首腦人物都是當然的議會成員；(2)騎士或下層貴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農民或小農業主階級的代表。全部事情是這樣安排的：在每個省都是兩部分貴族在議會中占多數。八個省的省議會各選一個委員會，現在這八個委員會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組成一個代表會議來投票決定發行國王所渴望的公債。據說國庫是充裕的，發行公債不是為了當前的需要，而是為了建築一條國有鐵路。但聯合委員會（注：聯合委員會是普魯士各等級委員會組成的聯合機關，行使咨議職能。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於1842年10月18日至11月10日召集聯合委員會會議，打算按照1820年1月17日頒布的《關於將來處理全部國債事務的規定》來實行新的稅收和獲得公債。關於省議會等級委員會的情況，可參看馬克思的《本地省議會代表選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56-360頁）。——496。）斷然拒絕了國王的要求，聲言它們不能行使人民代議機關的職權，並要求國王陛下履行他父親在需要人民幫助對抗拿破侖時許下的諾言——頒布一部代議制的憲法。

    聯合委員會的會議表明，懷有反政府情緒的已不只是資產階級了。一部分農民已經站到他們一邊；許多貴族也宣布反對政府，要求頒布一部代議制的憲法，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自己領地上的大農場主和做谷物、羊毛、酒精和亞麻生意的商人，他們同樣需要獲◎第496頁◎得反對專制制度、反對官僚制度、反對封建覆辟的保障。國王的計劃徹底破產了；他沒有搞到錢，卻增加了反對派的力量。此後接著召開的各省議會會議，更加不利於國王。所有省議會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 年和1815年的諾言，要求頒布憲法和給予新聞出版自由；有些議會的有關決議措辭頗為不恭，國王在盛怒之下所作的粗暴答覆，使事態更加惡化。

    同時，政府的財政困難日漸增加。由於縮減對各項公用事業的撥款，由於通過“海外貿易公司”（注：海外貿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國家特權，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實際上成了政府的銀行老板和財政經紀人。1820年1月起成為普魯士國家銀行。——497。） （它是一個由國家出資和承擔風險做投機生意的商業機關，很早以來就充當國家借款的經紀人）進行欺詐交易，才得以暫時維持門面；增發國家紙幣提供了一些財源；總的說來，這個秘密保守得頗為緊嚴。然而所有這些計謀很快就顯得不夠用了。於是又試行另一個計劃：設立一個銀行，其資本部分由國家，部分由私人股東提供，主要的管理權屬於國家，這樣一來，政府就能夠大量取用這個銀行的資金，從而繼續進行已經不能再通過“海外貿易公司”進行的欺詐交易。但是，很自然，沒有一個資本家願意在這種條件下投資；只有修改銀行章程，保證股東的財產不受國庫的侵犯，然後才會有人認股。而當這個計劃也失敗之後，除了發行公債以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但願能夠找到一批資本家，他們不要求那個神秘的“將來的人民代議機關”的允許和保證就願意出借他們的現款。於是求助於路特希爾德，但他說，如果公債有“人民代議機關”作保，他馬上就認購，否則，他決不打算談這宗交易。

    這樣，搞到錢的一切希望都破滅了，想避開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議機關”已經不可能了。路特希爾德拒絕貸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 月國王就把所有八個省議會召集到柏林，把它們組成一個“聯合議會”（注：聯合議會或聯合（省）議會，是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了獲得向國外借款的保證以擺脫財政困難，於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魯士各省等級議會的聯合議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屆聯合議會的開幕詞中說，他決不會讓“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天經地義的聯系”變成“受到制約的、憲制的”聯系；他決不會讓一張“寫上了字的紙”來代替“真正神聖的王權”。由於國王拒絕滿足議會資產階級多數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議會大多數代表拒絕給國王以新貸款的保證。國王於同年6月解散了聯合議會。——316、497、514、516。）。這個議會的任務，就是完成1820年法令規定在◎第497頁◎需要的情況下所要做的工作，即表決公債和增稅，此外它不應該有任何權利。它對一般立法問題的意見，只是咨議性的；它開會無定期，國王想什麽時候開就什麽時候開；政府想讓它討論什麽問題它就討論什麽問題。當然，議員們很不滿足於讓他們扮演這種角色。他們一再申述他們在各省議會開會時所表達的願望；他們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很快就惡化起來，而當要求他們同意發行仍然被說成是用來建築鐵路的公債時，他們又一次加以拒絕。

    這個表決很快就使他們的會議結束了。越來越憤怒的國王對他們嚴加申斥並將他們遣散；但錢還是沒有弄到手。的確，國王有充分理由為自己的處境感到驚慌不安，因為他看到，以中間階級為首的、包括大部分下層貴族和蘊積在各個下層等級中的各種各樣的不滿分子在內的自由派聯盟，決心要獲得它所要求的東西。國王在聯合議會的開幕詞中徒勞地宣稱，他永遠不會賜給現代意義的憲法；自由派聯盟堅決要求的正是現代的、反封建的代議制的憲法及其一切成果——新聞出版自由、陪審審判等等；在他們未得到這種憲法以前，他們是分文不給的。很明顯，事情不能這樣長久繼續下去，必須有一方讓步，否則就一定會發生破裂和流血鬥爭。中間階級知道，它正處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準備進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爭取城市的工人階級和農業地區的農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年底，在資產階級中間幾乎沒有一個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會主義者”以取得無產階級的同情，下面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這些“社會主義者”的實際行動。

    起領導作用的資產階級急於至少是用社會主義來裝點門面，是因為德國工人階級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從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過法國和瑞士的德國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當時法國工人中間流行的粗淺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第498頁◎來，這些思想在法國越來越引人注意，這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德國也成了時髦的東西，而且從1843年起，所有的報紙都絮絮不休地討論起社會問題來了。德國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學派（注：指“真正的社會主義”，它是從1844年起在德國傳播的一種小資產階級學說。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赫斯、海·克利蓋等，他們拒絕進行政治活動和爭取民主的鬥爭，崇拜愛和抽象的人性，他們的假社會主義思想，同沙文主義、市儈行為和政治上的怯懦結合在一起，否認在德國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對“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批判（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反克利蓋的通告》、《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等）。——499。），這一學派的特點與其說是思想新穎不如說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葉派、聖西門派和其他派別的學說，從法文翻譯成晦澀的德國哲學的語言。與這一學派完全不同的德國共產主義學派，大致也在這個時候形成了。

    1844年發生了西里西亞的織工起義，接著又發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廠工人的起義。這些被殘酷鎮壓下去的起義，這些不是反對政府而是反對企業主的工人起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在工人中間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給予了新的推動。饑荒的1847年的糧食暴動也起了這種作用。簡單地說，正像大部分有產階級（大封建地主除外）團結在立憲反對派的旗幟周圍一樣，大城市的工人階級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當作自己解放的手段，雖然在當時的新聞出版法之下，關於這些學說他們所能知道的只是很少一點。當時也不能希望他們對於自身的需要有很明確的認識；他們只知道，立憲派資產階級的綱領不包含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他們的需要決不局限在立憲思想的範圍之內。

    當時德國沒有單獨的共和黨。人們不是君主立憲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較明確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

    由於這些因素，最小的沖突也一定會引起一次大革命。當時只有上層貴族和上層文武官員是現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層貴族、工商業中間階級、各大學、各級學校的教員、甚至一部分下級文武官員都聯合起來反對政府；在這些人後面還有心懷不滿的農民群眾和大城市的無產者群眾，他們雖然暫時支持自由主義反對派，但已在低聲地說些關於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怪話；資產◎第499頁◎階級準備推翻政府，無產者則準備隨後再推翻資產階級，而就在這樣的時候，政府卻頑固地沿著那條必然要引起沖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國已處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沒有法國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的促進，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發的。

    這次巴黎革命對於德國影響如何，我們將在下一篇中談到。　　　　　　　 1851年9月於倫敦

    ［三　德國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中，我們幾乎僅僅談到1840年至1848年間在德國的運動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的那個邦，即普魯士。現在我們則應該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時期德國其他各邦。

    自從1830年革命運動以後，各小邦完全處於聯邦議會的獨裁之下，也就是處於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獨裁之下。各邦制定的憲法既是用來抵御大邦的專橫霸道，又是為了給制定憲法的君主們樹立聲望並把由維也納會議不依任何指導原則建立的各色各樣的省議會統一起來。這些憲法雖然虛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動蕩時期，對各小邦君主的權力仍然是一種危險。所以它們幾乎全部被廢除，僥幸保存下來的則更加有名無實，只有像韋爾克爾、羅泰克和達爾曼這幫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會設想，他們在這些小邦的不起作用的議會里被允許表明的那種摻和著可恥諂媚的、謙卑的反對立場，能夠獲得什麽結果。

    這些小邦里比較堅決的那一部分中間階級，1840年後很快就完全放棄了他們從前希望在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這些附庸小邦里發展議會制度的一切想法。當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和同它聯合起來的◎第500頁◎各階級鄭重表示決心，要為在普魯士實行議會制度而鬥爭時，它們便立即被公認為除奧地利以外的全德國的立憲運動的領袖。現在，已成為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中部德國那些後來退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注：法蘭克福全德國民議會於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其目的是消除德國政治上的分裂狀態和制定全德憲法。它的選舉采取兩級制，不是直接選舉。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除了勃魯姆、福格特等人組成的左翼外，還有盧格、施略費爾、齊茨、特留茨什列爾等人組成的極左翼，或稱激進民主黨。議會的多數派是自由資產階級中間派，它又分裂成中間派右翼和中間派左翼。中間派擁護君主立憲政體。但是由於自由派多數的膽怯和妥協，以及小資產階級左翼的動搖和不徹底性，議會害怕接管國家的最高政權，沒有成為真正統一德國的機構，最後變成了一個沒有實際權力，只能導致群眾離開革命鬥爭的純粹的爭論俱樂部。

    當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議員，而法蘭克福市當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議員在當地開會時，左翼議員便於1849年5月30日決定把議會地點遷到斯圖加特，並試圖組織保衛帝國憲法的合法運動（見注172）。1849年6月6日，國民議會宣布廢除帝國攝政及其閣員，建立由溫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許勒爾和奧·貝謝爾組成的五人攝政，但是沒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議會被軍隊驅散，停止了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萊茵報》（見注164）上發表許多文章，對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活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501、519。）並因單獨召開會議的地點而被稱作哥達派（注：哥達派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以達爾曼、馬·西姆桑、弗·巴塞爾曼、亨·加格恩、卡·布呂格曼等人為首的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屬於右翼自由派。在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絕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給他加冕和國民議會左翼多數派通過關於建立帝國攝政政府的決議之後，他們有148名代表宣布退出國民議會，並於1849年6月25-27日在哥達城單獨召開了三天會議，故而得名。最後有130名與會代表簽署了一項聲明，要求在普魯士領導之下實現德國統一。於是“哥達派”一詞被習慣地用來指背叛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501。）的立憲派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討論過一個計劃。1849年，他們把這個計劃略加修改就提交給全德國的代表。他們打算把奧地利完全排除於德意志聯邦之外，建立一個具有新的根本法和聯邦議會的、在普魯士保護之下的新的聯邦，並且把小邦歸並於大邦。只要普魯士一實現立憲君主制，實行新聞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賴俄國和奧地利的獨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憲派能夠真正控制各該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實現。這個計劃的發明者是海德堡（巴登）的蓋爾溫努斯教授。這樣一來，普魯士資產階級的解放，就預示著全德國中間階級的解放，預示著一個對抗俄國和對抗奧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為，奧地利，正如我們馬上就會看到的那樣，被認為是一個十分野蠻的國家，人們對它很少了解，而所了解的一點點，也不是奧地利人的什麽光彩的事。因此，當時奧地利不被認為是德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至於各小邦里的其他社會階級，它們都或快或慢地跟著它們的普魯士弟兄跑。小商人階級越來越不滿意他們的政府，不滿意加重捐稅，不滿意剝奪他們在同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專制的奴隸”相比時常常借以自誇的那些政治上的虛假特權。但在他們的反對立場中還沒有任何明確的東西，表明他們是與上層大資產階級的立憲主義不同的一個獨立的黨派。農民中間的不滿情緒也在增長，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這一部分人在安靜的和平的時期，從不會維護自身的利益，從不會采取一個獨立階級的立場，除非在確立了普選權的國家。城市工業企業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第501頁◎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魯士以外的別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業區更少，由於缺乏活動和宣傳的中心，這個階級的運動在各小邦發展得極為緩慢。

    政治反對派所遇到的種種障礙，無論在普魯士或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反對派，即平行地進行活動的德國天主教（注：“德國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意志一些邦中產生的、吸引了中小資產階級廣大階層參加的宗教派別。德國天主教不承認羅馬教皇的最高權位，反對天主教會的許多信條和儀式，竭力使天主教適應德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它是19世紀40年代資產階級對德國反動制度的不滿和要求全國政治上統一的願望在宗教上的反映。

    1859年，“德國天主教”與自由公理會合並。——502。）和自由公理會（注：自由公理會是在“光明之友”運動的影響下，於1846年和1847年從官方新教教會中分化出來的宗教團體，它曾試圖成立全德國的教會。“光明之友”是產生於1841年的一種宗教派別，它反對在新教教會中占統治地位的、以極端神秘主義和偽善行為為特征的虔誠主義。自由公理會也反映了19世紀40年代德國資產階級對本國反動制度的不滿。自由公理會於1847年3月30日獲得了進行自由的宗教活動的權利。

    1859年，自由公理會和德國天主教徒協會合並。——502。）。歷史給我們提供了許多例子，說明在那些享受國教的祝福而政治問題的討論卻受到束縛的國家里，與世俗權力相對抗的危險的世俗反對派，常常隱藏在更加神聖的、看來更加無意於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對精神專制的鬥爭後面。很多政府不允許對自己的任何行動進行討論，但它們卻不敢貿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眾的宗教狂熱。所以，1845年在德國的每一個邦里，或者是舊羅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兩者同時，被視為國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每一個邦，這兩個教派中的一派的或兩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機構的重要因素。因此，攻擊新教或天主教正統，攻擊教士，就等於變相攻擊政府本身。至於德國天主教派，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德國，尤其是對奧地利和巴伐利亞的天主教政府的攻擊；而這些政府也正是這樣理解這一點的。自由公理會的信徒，反對國教的新教徒，有點像是英國和美國的一位論派（注：一位論派或反三一論派，是反對“神的三位一體”教義的宗教派別。一位論派運動產生於16世紀的宗教改革時期，最初在波蘭、匈牙利、荷蘭等國流行，17世紀以後又在英美等國出現。19世紀，一位論派的教義反對宗教的表面儀式，把宗教中的道德倫理因素提到了首位。——502。），他們公開宣稱反對普魯士國王及其寵臣、宗教和教育事務大臣艾希霍恩先生的那種教權主義和嚴格的正統主義的傾向。兩個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發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國家，後者是在新教國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沒有別的區別；至於教義，兩派在最重要的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認為一切已確定的教條是無效的。這種缺乏確定性便是它們的真正實質。它們自稱要建築一個偉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國人都能在其屋頂下聯合起來；這樣它們就用宗教的形式表達了當時的另一種政治思想，即統一德國的思想。可是它們相互之◎第502頁◎間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的教派企圖發明一種適合於所有德國人的需要、習慣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便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實現德國的統一。這種思想的確傳布很廣，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從德意志帝國被拿破侖滅亡以後，要求將德國的一切分散的成員聯合起來的呼聲，已成為對於現狀不滿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這樣。因為在小邦里維持宮廷、行政機關、軍隊等等的巨大開支，——簡言之，沈重的捐稅負擔，——與各該邦的微小和貧弱成正比地增加著。但是，如果德國的統一得到實現的話，那麽這種統一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呢，在這一點上各黨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願有嚴重革命動蕩的資產階級，滿足於前面我們已經提到的他們認為“切實可行的”東西，即要求在普魯士立憲政府的領導下建立除奧地利之外的全德聯盟。的確，既然要避免危險的風暴，當時所能做的也只能到此為止。至於商人階級和農民（如果說農民也願意過問這類事情的話），他們從來沒有能夠對他們後來所大聲疾呼要求的德國統一有任何明確的觀念；少數的夢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動派，希望恢覆德意志帝國；一些無知的所謂的激進派羨慕瑞士的制度（他們當時還沒有實行那種制度的經驗，後來這種經驗才使他們十分滑稽地醒悟過來），主張建立聯邦共和國；只有最極端的黨派敢於在當時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注：“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這一口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夕提出的（見馬克思1847年10月底寫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0頁）。1848年3月，他們在擬定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革命中的政治綱領《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時，又把這個口號作為最主要的要求列在第一位（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頁）。——503。）。因此，德國統一問題本身就孕育著分歧、爭執，在某種情況下甚至孕育著內戰。

    我們可以對1847年底普魯士和德國其他小邦的情況作如下的總結。中間階級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力量，決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專制制度用來束縛他們的商業事務、工業生產能力和他們作為一個階級而進行的共同行動的枷鎖；一部分土地貴族已變成了純粹◎第503頁◎市場商品的生產者，因而他們同中間階級利害相同休戚與共；小生意人階級很不滿意，埋怨捐稅，埋怨對他們的業務設置的種種障礙，但是並沒有任何明確的、應保障他們在社會和國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農民在一些地方飽受封建的苛捐雜稅的盤剝，在另一些地方則備受放債人、高利貸者和律師們的壓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滿，他們對政府和大工業資本家同樣憎恨，並且深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感染。總之，反對政府的群眾是由各種各樣的成分組成的，它們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受資產階級領導，而走在資產階級最前列的又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尤其是萊茵省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許多問題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魯士政府，雖然它們不得不依靠它的保護。在普魯士，政府已遭到輿論的唾棄，甚至遭到一部分貴族的唾棄，它所依賴的軍隊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政府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越來越受它的影響；除了這一切，這個政府又確實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資產階級反對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錢去彌補日漸增多的赤字。有哪個國家的中間階級在反對現存的政府、奪取政權時曾經處於比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於倫敦

    ［四　奧地利］

    我們現在應該來看看奧地利，這個國家在1848年3 月以前不為外國人所了解，差不多就像最近一次同英國作戰以前的中國（注：即鴉片戰爭（1839-1842年）以前的中國。——編者注）◎第504頁◎一樣。

    當然，我們這里只能研究德意志的奧地利。波蘭、匈牙利或意大利的奧地利人，不屬於本題範圍；至於1848年後他們對德意志的奧地利人的命運的影響，我們將在以後來談。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兩個方針是：第一，使奧地利統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個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處於同樣境地的民族的牽制；第二，這向來是一切專制君主制的基本原則，即依靠封建地主和做證券生意的大資本家這兩個階級，同時使這兩個階級的權勢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留完全的行動自由。以各種封建收益作為全部收入的土地貴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為政府是他們對付被壓迫的農奴階級（他們靠掠奪這些農奴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當他們之中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來反對政府的時候，例如1846年加利西亞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縱使這些農奴去反抗他們，因為這些農奴總是力圖抓住機會狠狠地報覆他們的直接壓迫者（注：1846年2-3月在加利西亞爆發了烏克蘭農民起義，當時在奧地利所轄的波蘭地區，恰好地爆發了以克拉科夫為中心的波蘭民族解放起義。奧地利當局利用烏克蘭農民與當時準備進行反奧暴動的波蘭貴族之間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義農民將矛頭指向波蘭起義者的隊伍。起義農民一開始就解除了波蘭貴族起義部隊的武裝，隨後大規模地摧毀地主莊園。奧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蘭貴族的起義運動之後，又鎮壓了加利西亞的農民起義。——505。）。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資本家由於大量投資於公債，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縛。奧地利在1815年恢覆了它的全部實力，1820年後又在意大利恢覆和維持了專制君主制，1810年的破產（注：奧地利的財政狀況在19世紀初依然極度拮據。當局曾想用發行紙幣的辦法來克服支付和信貸上的困難；1810年流通的鈔票超過十億盾，全值兌現已不可能。1811年2月20日的特許令規定兌現面值的五分之一，從根本上說，這意味著國家的破產。——505。）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債務，所以，在媾和之後，它很快就在歐洲各大金融市場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越是增長，它也就越是加緊利用這種信用。於是，歐洲的一切金融巨頭都把他們的很大一部分資本投於奧地利的公債。他們全都需要維持奧地利的信用，而要維持奧地利的國家信用又總是需要新的借款，於是他們便不得不時常提供新的資本，以維持他們過去已經投資的債券的信用。1815年以後的長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來奧地利這樣一個千年王國不可能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驚人地增長，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賴維也納的銀行家和證券投機商了；因為只要梅特涅還能夠在法蘭◎第505頁◎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夠的資金，他當然就心滿意足地看著奧地利的資本家們被踩在他的腳下，而且，他們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銀行家、證券投機商、政府的承包商雖然總是設法從專制君主制那里獲得大宗利潤，但這是以政府對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具有幾乎是無限的支配權作為交換條件的。因此，不能期待這一部分人會對政府持任何反對態度。這樣，梅特涅便有把握獲得帝國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權勢的兩個階級的支持，此外他還擁有軍隊和官僚機構，它們被組織得最適合於為專制制度服務。奧地利的文武官員自成一個門第；他們的父輩是為奧皇效勞的，他們的子孫也將如此。他們不屬於在雙頭鷹（注：神聖羅馬帝國國徽。——編者注）的羽翼下聯合起來的許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們經常從帝國的一端遷移到另一端，從波蘭到意大利，從德意志地區到特蘭西瓦尼亞。他們對匈牙利人、波蘭人、德意志人、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克羅地亞人，對一切沒有打上“皇家和王室”等等標記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樣予以輕視；他們沒有民族性，或者更確切些說，正是他們構成了真正的奧地利民族。很明顯，這樣一個文武官員的特殊等級，在一個有才智有能力的統治者手里會是怎樣一種馴順而有力的工具。

    至於居民中的其他階級，梅特涅采取十足的舊式政治家的態度，不大重視他們的支持。他對待他們只有一個政策：通過賦稅從他們身上盡可能多地進行榨取，同時使他們保持平靜。工商業中間階級在奧地利發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貿易相對來說無足輕重；奧地利只有的里雅斯特一個港埠，而這個港埠的貿易也十分有限。至於工業家，他們則受益於廣泛實行的保護關稅制度，這一制度在大多數場合下甚至無異於完全排除了外國的競爭；但向他們提供這◎第506頁◎種優惠，主要是為了增加他們納稅的能力；不過，由於國內對工業的限制，由於行會和其他封建公會（在不妨礙政府實現它的目的和意圖的情況下，它們是受到周密的保護的）的特權，這種優惠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抵銷了。小手工業者被封閉在這些中世紀行會的狹窄框框內，這種行會使各個行業彼此不斷地為爭奪特權而鬥爭，同時它們使工人階級的各個成員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從而使這些強制性的聯合體的成員具有一種世襲的穩定性。最後，農民和工人只是被當作征稅的對象；他們所得到的唯一的關心，就是要盡可能使他們保持他們當時和以前他們父輩所賴以生存的生活條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切舊的、既存的、世襲的權力，都像國家的權力一樣受到保護；地主對小佃農的權力，廠主對工廠工人的權力，手工業師傅對幫工和學徒的權力，父親對兒子的權力，到處都受到政府的極力維護，凡有不服從者，都像觸犯法律一樣，要受到奧地利司法的萬能工具——笞杖的懲罰。

    最後，為了把所有這些創造人為的安定的努力結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被允許給予人民的精神食糧都要經過最審慎的選擇，而且極其吝嗇。教育到處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腦們像大封建地主一樣，是迫切需要保存現有制度的。大學都辦成這個樣子：只容許它們造就充其量在種種專門知識部門可能有比較高深造詣的專家，但無論如何不允許進行在別的大學里可望進行的那種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沒有報刊，而匈牙利的報紙在帝國一切其他地方都是違禁品。至於一般的著述，100年以來它的發行範圍不但毫未擴大，自約瑟夫二世死後反倒縮減了。在奧地利各邦與文明國家接壤的地方，除了關稅官員的警戒線，還有書報檢查官的警戒線；外國的任何書籍或報紙不經過兩次三番的詳細審查，查明它們絲毫沒有沾染時代的惡毒精神，他們決不讓◎第507頁◎它們進入奧地利。

    在1815年後的將近30年中，這種制度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奧地利幾乎完全不為歐洲所了解，而歐洲也同樣不為奧地利所了解。居民中各階級和全體居民的社會狀況，似乎都沒有絲毫變化。不管階級與階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怨仇（這種怨仇正是梅特涅統治的一個主要條件，他甚至有意加深這種怨仇，讓上層階級充當政府進行一切橫征暴斂的工具，從而把憎惡引向它們），不管人民對國家下級官吏有怎樣的憎恨，但整個說來，他們對於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沒有不滿情緒。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實似乎也證實了老弗蘭茨一世的話，——他曾經懷疑這種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著就安慰自己說：“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時候，它總還是會維持下去的。”

    但是有一種徐緩的、表面上看不見的運動在進行著，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工商業中間階級的財富和勢力都增加了。工業中機器和蒸汽的采用，在奧地利，也像在所有別的地方一樣，使社會各階級的一切舊有關系和生活條件發生了變革；它把農奴變成了自由民，把小農變成了工業工人；它摧毀了舊有的封建手工業行會，消滅了許多這種行會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業居民與舊的封建制度到處發生沖突。因營業關系日益頻繁地去國外旅行的中間階級，把關於帝國關稅壁壘以外的各文明國家的某些神話般的知識介紹給國內；最後，鐵路的建設加速了國內工業和智力的發展。此外，在奧地利的國家機構中，也存在一個危險的部分，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憲法、議會辯論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貴族對政府和它的同盟者豪紳顯貴們進行的鬥爭。匈牙利的議會所在地普雷斯堡在維也納的大門口。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中間階級產生一種情緒——這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緒，因為當時反政府還不可能，◎第508頁◎而是一種不滿情緒，產生實行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而不是立憲性質的改革的普遍要求。也如在普魯士一樣，在這里一部分官僚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了。在這個世襲的官吏階層中間，約瑟夫二世的傳統還沒有被遺忘；政府中受過較多教育的官員本身有時也幻想各種可能的改革，他們寧願要這位皇帝的進步和開明的專制，而不願要梅特涅的“嚴父般的”專制。一部分較窮的貴族也支持中間階級，至於居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對上層階級（如果不是對政府）不滿的下層階級，它們在大多數場合是不會不讚助資產階級的改革要求的。

    大約正是在這個時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國創立了一個適應這種變革的特殊的著作部門。少數奧地利的作家、小說家、文藝批評家、蹩腳詩人（他們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天生具有猶太人所特有的那種勤奮）在萊比錫以及奧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國城市站住了腳，在梅特涅的勢力所不及的這些地方出版了一些論述奧地利事務的書籍和小冊子。他們和他們的出版商的這樁生意“十分興隆”。全德國都急於想了解這個歐洲的中國的政治的秘密；奧地利人本身通過波希米亞邊境上進行的大批的走私而獲得了這些出版物，他們的好奇心更加強烈。當然，這些出版物中所泄露的秘密並沒有什麽重要意義，它們的善意的作者所設計的改革計劃非常天真，可以說在政治上十分純樸。人們認為憲法和新聞出版自由對奧地利來說是難以得到的東西。實行行政改革，擴大省議會權限，允許外國書報入境，稍稍放松書報檢查制度，——這些善良的奧地利人的忠君守法的謙恭的要求，不過如此而已。

    無論如何，要阻止奧地利與德國其他部分以及經過德國與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來越不可能了，這種情況大大促進了反政府的輿論的形成，並且至少使奧地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獲得一些政治知◎第509頁◎識。於是在1847年底，當時盛行於全德國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動也波及到奧地利，雖然在程度上較弱。這種鼓動在奧地利進行得較為沈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響的革命因素。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橫征暴斂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農民、農奴或封建佃農，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廠主隨意規定的任何條件下做工的工廠工人，被行會條例剝奪了在自己的行業取得獨立地位的任何機會的手工業幫工，在經營中處處被種種荒謬條例捆住手腳的商人，不斷與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特權的手工業行會發生沖突或不斷與貪婪而多事的官吏發生沖突的廠主，與無知而專橫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上司進行徒勞無益的鬥爭的教師、學者和受過較高教育的官員。總之，沒有一個階級感到滿意，因為政府有時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讓步，並不是由它自己出資（國庫是負擔不了的），而是靠上層貴族和教士出資進行的。至於大銀行家和國家證券持有人，那麽意大利最近的事變、匈牙利議會中日益加強的反對派、以及波及整個帝國的異常的不滿情緒和要求改革的呼聲，自然絲毫也不會加強他們對奧地利帝國的鞏固與支付能力的信心。

    這樣，奧地利也在緩慢地但確實地走向偉大的變革，而這時法國忽然爆發了事變，它使逼近的暴風雨立刻傾降下來，駁倒了老弗蘭茨關於大廈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時候還是會維持下去的斷語。

    　　　　1851年9月於倫敦


恩格斯　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

    *（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組文章是恩格斯於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寫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查理·德納約請馬克思為該報撰稿。當時馬克思正忙於經濟學研究，而且他的英語水平還不足以為英文報紙撰稿，所以他於1851年8月14日寫信給恩格斯，請他寫一些關於1848年以來的德國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寫這些文章時利用了《新萊茵報》（見注164）合訂本以及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資料，並經常和馬克思交換意見。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經馬克思看過。他本來還打算寫一篇結束語，可惜沒能寫成。

    這一組文章從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陸續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德國”欄目里，標題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時用羅馬數字標明篇序。署名是卡爾·馬克思。直到191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來往書信發表後，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這組文章沒有出過單行本，只有開頭的幾篇曾被譯成德文在美國的德文報紙《紐約晚報》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總匯報》上轉載過。

    1896年，馬克思的女兒愛·馬克思－艾威林編輯出版了第一個英文單行本。書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國》，此外她還給每篇文章加了標題。同年還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譯的德文版，書名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兩個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頁）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寫的最後一篇文章。1900年，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法格將此書譯成法文出版。

    本卷選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作為總標題，並保留了愛·馬克思－艾威林為19篇文章所加的標題。——482。）

    ［五　維也納起義］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趕出巴黎，法蘭西共和國宣告成立。緊接著，在3月13日，維也納人民摧毀了梅特涅公爵的◎第510頁◎政權，迫使他可恥地逃亡國外。3月18日，柏林人民舉行武裝起義，經過18小時頑強的戰鬥之後，滿意地看到國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向他們求饒乞降。同時，在德國各小邦的首府也都爆發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樣的成果的騷動。如果說德國人民沒有完成他們的第一次革命，那麽他們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們不能在這里考察這許多次起義的細節；我們只想闡明這些起義的性質以及居民中各個階級對起義所采取的立場。

    維也納的革命可以說幾乎是全體居民一致完成的。資產階級（銀行家和證券投機商除外）、小生意人階級、全體工人，一致立即起來反對大家所憎惡的政府，這個政府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從前支持它的極少數貴族和金融巨頭在它剛剛遭到攻擊時也都隱藏起來了。梅特涅已使中間階級在政治上無知到如此程度，以致他們對從巴黎傳來的關於無政府狀態、社會主義和恐怖的統治的消息，以及關於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即將展開鬥爭的消息完全不能理解。他們由於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這些消息的意義，就是以為那是梅特涅惡意捏造的，為的是恐嚇他們，讓他們再去服從他。而且，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工人作為一個階級而行動或者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階級利益而鬥爭。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不能設想剛剛如此衷心地聯合起來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階級之間可能產生任何分歧。他們看到工人在所有各點上——在憲法、陪審審判、新聞出版自由等等問題上——都與他們一致。於是，他們至少在1848年3月，全身心地投入了運動，而另一方面，運動從最初起就使他們（至少在理論上）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但是，不同階級的這種聯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向來是一切革◎第511頁◎命的必要條件，卻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運都是如此。在戰勝共同的敵人之後，戰勝者之間就要分成不同的營壘，彼此兵戎相見。正是舊的覆雜的社會機體中階級對抗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推動力；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的迅速成長，一個接替一個掌握政權，使一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震動時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100年還走不完的途程。

    維也納革命使中間階級成為理論上的統治階級；這就是說，從政府那里爭取到的讓步一旦付諸實行，並且能夠堅持一個時期的話，就一定會保證中間階級的統治。可是，事實上這一階級的統治還遠遠沒有建立起來。不錯，由於國民自衛軍的建立使資產階級和小生意人掌握了武器，資產階級獲得了力量和權勢；不錯，由於成立了“安全委員會”這種由資產階級占支配地位的、對誰都不負責的革命政府，資產階級取得了最高的權力。但同時一部分工人也武裝起來了，每當發生戰鬥時，他們和大學生（注：指大學生軍團，它是一個準軍事性的學生團體，1848年3月組建於維也納。參加該團體的還有一些大學講師以及其他知識分子，主要是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它在1848年奧地利的革命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維也納十月起義失敗後該軍團被解散。——512、535。）總是承擔起戰鬥的全部重任；約4000名裝備優良、訓練遠比國民自衛軍要好的大學生，形成了革命武裝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們決不願意只是充當安全委員會手里的一個工具。他們雖然承認安全委員會，甚至是它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可是他們成立了一種獨立的而且頗不安分的團體，在“大禮堂”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保持介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中間立場，以不斷的鼓動阻止事物回覆到舊日的平常狀態，而且經常把自己的決議強加於安全委員會。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業了，國家不得不花錢雇用他們到公共工程中去做工，而用於這方面的款項當然必須取自納稅人的腰包或維也納市的金庫。這一切自然使維也納的生意人很不愉快。該市的工業企業本來是為這個大國中的富豪和貴族的消費服務的，由於發生革命，由◎第512頁◎於貴族和宮廷的逃亡，這些企業自然完全停業了；商業陷於停頓，工人和大學生不斷進行的鼓動和騷動，當然不是如當時人們常說的“恢覆信任”的辦法。這樣，中間階級與不安分的大學生和工人之間很快就出現了某種冷淡關系，而這種冷淡關系之所以在一個長時期中並沒有轉變為公開的敵對關系，那是由於內閣、尤其是宮廷急欲恢覆舊秩序，因而不斷證明比較革命的黨派的疑慮和不安分的活動是有道理的，並且甚至當著中間階級的面，不斷地使舊日的梅特涅專制借屍還魂。由於政府企圖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剛剛爭得的新的自由，於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後兩次發生了維也納各階級的起義。在這兩次起義中，國民自衛軍或武裝的中間階級、大學生、工人之間的聯盟又暫時得到鞏固。

    至於居民中的其他階級，貴族和金融巨頭們已經銷聲匿跡，農民則到處忙於鏟除封建制度的殘余。由於意大利的戰爭（注：指1848-1849年的奧意戰爭。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並入奧地利版圖的倫巴第和威尼斯地區，意大利居民掀起了反對奧地利的群眾運動。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以皮埃蒙特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國於1848年3月底向奧地利宣戰。戰爭的第一階段，皮埃蒙特的軍隊於1848年7月25日在庫斯托紮被擊敗，8月9日簽訂了奧地利-皮埃蒙特停戰協定。1849年3月20日由於意大利國內革命運動重新高漲，皮埃蒙特的君主被迫繼續進行戰爭。但在21-23日，他的軍隊在摩爾塔拉和諾瓦拉又被徹底擊潰。皮埃蒙特在軍事上的失敗及其統治集團的投降，使奧地利恢覆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統治。——513。），也由於宮廷忙於維也納和匈牙利問題，農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動自由，在奧地利，他們在解放事業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這之後不久，奧地利議會只好確認農民已經實際實行了的種種措施，不管施瓦爾岑堡公爵的政府還能夠恢覆別的什麽東西，它卻永遠不能恢覆對農民的封建奴役了。如果說奧地利目前又比較平靜了，甚至強有力了，這主要是因為人民的大多數即農民真正從革命中得到了利益，還因為不管業已重建的政府侵犯了別的什麽東西，農民所爭得的這些實際的物質利益卻沒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於倫敦◎第513頁◎

    ［六　柏林起義］

    革命運動的第二個中心是柏林。從前面幾篇中所敘述的情形，不難了解，為什麽柏林的革命運動根本不像在維也納那樣得到幾乎所有階級的一致支持。在普魯士，資產階級早已經卷入了反政府的實際鬥爭；“聯合議會”（注：聯合議會或聯合（省）議會，是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了獲得向國外借款的保證以擺脫財政困難，於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魯士各省等級議會的聯合議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屆聯合議會的開幕詞中說，他決不會讓“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天經地義的聯系”變成“受到制約的、憲制的”聯系；他決不會讓一張“寫上了字的紙”來代替“真正神聖的王權”。由於國王拒絕滿足議會資產階級多數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議會大多數代表拒絕給國王以新貸款的保證。國王於同年6月解散了聯合議會。——316、497、514、516。） 造成了破裂；資產階級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於巴黎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這個革命在爆發之初也許會像維也納革命一樣萬眾一心。巴黎事變猛然促進了一切，但同時它是在另一旗幟下進行的，這面旗幟與普魯士資產階級準備進攻自己的政府時所舉起的旗幟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國所推翻的那種政府，正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在他們自己國內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反對中間階級的革命，它宣告了中間階級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魯士資產階級最近則受夠了自己國內工人階級的騷擾。在西里西亞起義所引起的最初恐怖過去以後，他們甚至想為自身利益來利用這些騷擾。但他們對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始終懷有本能的恐懼。因此，當他們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腦人物正是被他們視為財產、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現代資產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險的敵人的時候，他們的革命熱情馬上一落千丈。他們知道，必須抓緊時機，沒有工人群眾的幫助他們就會失敗，可是他們沒有勇氣。因此，當外地剛一出現零星的發動時，他們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為五天以來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宮前討論各種新聞，要求改組政府。而當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傳來、國王終於作了一些小小的讓步時，資產階級便認為革命已經完成，跑去向陛下謝恩，說他已滿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願望。◎第514頁◎可是緊接著便出現了軍隊向群眾的進攻、街壘、戰鬥以及王室的潰敗。於是一切都改變了。一直被資產階級排擠到後面去的工人階級，現在被推到鬥爭的前列，進行了戰鬥而且獲得了勝利，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對於選舉權、新聞出版自由、陪審權、集會權的限制——這些限制是資產階級所最歡迎的，因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階級——現在已經不能繼續下去了。重演巴黎的“無政府狀態”那一場戲的危險迫在眉睫。在這種危險面前，一切過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來的朋友和仇敵為了反對勝利的工人而聯合起來了，雖然工人還並沒有提出他們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資產階級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擁護者在柏林的街壘上訂立了聯盟。他們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讓步，但也只限於勢在必行的讓步；成立了一個由聯合議會中各反對派的領袖組成的內閣，為了酬答這個內閣保全王位的功績，舊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貴族、官僚、軍隊都保證支持它，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組閣的條件。

    新閣員們對於覺醒的群眾非常恐懼，在他們眼里，任何能鞏固已被動搖的政權的基礎的手段都是好的。這些糊里糊塗的可憐蟲以為舊制度覆辟的一切危險都已經過去了，因此便利用整個舊的國家機器來恢覆“秩序”。文武官員沒有一個人被撤職；舊的管理國家的官僚制度絲毫沒有變更。這些可愛的立憲責任內閣的閣員們，甚至把那些由於其過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趕跑的官員也恢覆了原職。在普魯士除了閣員更換而外，沒有任何變更，甚至各部門的主管人員也都一個未動；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統治者周圍組成一個合唱隊並希望分得一份權位的獵取官職的立憲派，都被告知：應該等到秩序恢覆安定時再來更動官員，因為現在就這樣做是有危險的。

    在3月18日起義以後完全陷於沮喪的國王，很快就發覺這些◎第515頁◎“自由派”閣員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樣需要他們一樣。起義沒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範“無政府狀態”的最後一個現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中間階級及其現任閣員的領袖們，很願意同國王保持最親善的關系。國王和他周圍的反動的宮廷奸黨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於是便利用這種環境來阻礙內閣實行它有時打算進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內閣首先關心的事情，是要給最近的暴力變革一種合法的外貌。它不顧人民群眾的反對，召集了聯合議會（注：聯合議會或聯合（省）議會，是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了獲得向國外借款的保證以擺脫財政困難，於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魯士各省等級議會的聯合議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屆聯合議會的開幕詞中說，他決不會讓“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天經地義的聯系”變成“受到制約的、憲制的”聯系；他決不會讓一張“寫上了字的紙”來代替“真正神聖的王權”。由於國王拒絕滿足議會資產階級多數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議會大多數代表拒絕給國王以新貸款的保證。國王於同年6月解散了聯合議會。——316、497、514、516。），使之作為人民的合法的立憲機關，通過新的議會選舉法，新選出的議會應與國王商定新的憲法。選舉應當是間接的——選民先選舉若幹選舉人，選舉人再選出議員。雖然遭到各種反對，這種兩級選舉制還是通過了。接著又要求聯合議會允許發行數目相當於2 500萬美元的公債，人民黨反對，但是議會又同意了。

    內閣的這些行為，促使人民黨，或者——像它現在自己稱呼的那樣——民主黨異常迅速地發展起來。這個以小手工業者小商人階級為首的黨，在革命之初曾經把大多數工人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它要求法國已實行的那種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議會，要求完全和公開地承認3月18 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體制的基礎。這個黨的較溫和的一派認為可以對這樣“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滿意，它的較先進的一派則要求徹底建立共和國。兩派都同意承認德國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而立憲派和反動派對這個機構的最高權力卻懷著很大的恐懼，他們宣布說他們認為這個議會太革命了。

    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被革命暫時打斷了。運動的直接要求和環境不允許把無產階級黨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實上，當工人進行獨立行動的場地尚未掃清，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尚未實現，◎第516頁◎36個大小邦照舊把德國分成無數小塊的時候，無產階級黨除了注視對自己具有極重要意義的巴黎運動，以及和小商人一起共同爭取那些使他們日後能夠為自身的事業進行鬥爭的權利以外，別的還能做些什麽呢？

    當時無產階級黨在其政治活動中不同於小生意人階級或所謂的真正的民主黨之外，主要只有三點：第一，對於法國的運動的評價不同，民主派攻擊巴黎的極端派，而無產階級革命者卻維護他們；第二，宣布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而民主派中最最激進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個聯邦共和國；第三，在一切場合都表現了革命的勇氣和行動的決心，而這卻是任何以小生意人為首並主要由他們組成的黨永遠不會有的。

    無產階級的或真正革命的黨只是逐漸地使工人群眾擺脫了民主派的影響，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著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時刻，民主派領袖們的優柔寡斷和軟弱怯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而現在可以說，過去幾年的動蕩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階級相當集中的地方，工人們完全擺脫了民主派的影響，這種影響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們犯了許多錯誤和遭到種種不幸。但我們不必去進行預測，這兩年的事變將給我們充分的機會看到這些民主派先生們的實際行為。

    普魯士的農民，像奧地利的農民一樣，曾經利用革命一舉擺脫了一切封建枷鎖，但其勁頭較小，因為這里的農民所遭受的封建壓迫一般說來不那麽厲害。可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這里的中間階級立即轉而反對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農民。同資產者一樣被所謂對私有財產的侵犯嚇壞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農民；這樣，在三個月的解放之後，在流血沖突和軍事屠殺（尤其是在西里西亞）之後，封建制度便通過昨天還在反封建的資產階級之手恢◎第517頁◎覆了。再沒有比這更可恥的事實可以用來譴責他們了。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黨派這樣出賣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賣自己。不管這個中間階級黨後來遭到怎樣的侮辱與懲罰，單單由於它的這一種行為，它也完全是罪有應得的。

    　　　1851年10月於倫敦

    ［七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讀者大概還記得，我們在前六篇里敘述了德國的革命運動，直到維也納3 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兩次人民的偉大勝利（注：指柏林群眾反對普魯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眾舉行集會，要求取消等級特權，召開議會和赦免政治犯。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調動軍隊鎮壓，發生流血沖突。3月13日，維也納人民推翻梅特涅統治的消息傳到柏林，鬥爭形勢進一步激化。國王懾於群眾威力，企圖拉攏資產階級自由派，阻止革命發展，於17、18日先後頒布特別命令，宣布取消報刊檢查制度；允許召開聯合議會，實行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自由派遂與政府妥協。柏林群眾要求把軍隊撤出首都，在遭到軍警鎮壓後，於3月18日構築街壘舉行武裝起義。最終迫使國王於19日下令把軍隊撤出柏林。起義獲得了勝利，但成果卻被資產階級竊取。3月29日普魯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漢澤曼內閣。——316、317、331、365、518、522。）。我們看到，在奧地利和普魯士都建立了立憲政府，自由主義的或中間階級的原則被宣布為未來整個政策的指導方針；這兩大運動中心之間唯一顯著的區別是：普魯士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這兩位富商為代表，直接攫取了權柄，而奧地利的資產階級所受的政治訓練差得很遠，自由派官僚們便上任就了職，宣稱自己是受資產階級的委托來執掌政權。我們又看到，原來團結一致反對舊政府的各黨派和各社會階級如何在勝利之後或者甚至在鬥爭進行中四分五裂；而獨享勝利果實的上述自由派資產階級如何立即轉而反對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對一切較先進的階級或黨派采取敵對態度，並且同戰敗的封建官僚勢力結成同盟。事實上，早在革命劇開演時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資產階級只有依靠較激進的人民黨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陣地，抵抗那些已被擊敗但未被消滅的封建官僚黨；另一方面，為了對付這些較激進的群眾的沖擊，自由派資產階級又需要封建貴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顯，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沒有掌握足夠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權◎第518頁◎並使一切國家機構適應於他們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內閣不過是一個中間站。從這里，按照事態的發展情況，國家或者將走向更高級的階段——統一的共和國，或者將重新墮入舊日封建教權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制度中去。無論如何，真正的決戰還在後面；三月事變只是戰鬥的開始。

    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德國是居於支配地位的兩邦，因此維也納或柏林的每個決定性的革命勝利，對全德國都有決定的意義。這兩個城市1848年三月事變的發展，也確實決定了全德國事態的進程。所以，如果不是由於各小邦的存在而產生了一個機構，這個機構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國的不正常狀態的最顯著的證據，正是最近這次革命半途而廢的證據，那麽本來無須再敘述各小邦所發生的運動，我們的確可以只限於研究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情況了。上述機構如此不正常，它所處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說，在歷史上將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所謂的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德國國民議會（注：法蘭克福全德國民議會於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其目的是消除德國政治上的分裂狀態和制定全德憲法。它的選舉采取兩級制，不是直接選舉。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除了勃魯姆、福格特等人組成的左翼外，還有盧格、施略費爾、齊茨、特留茨什列爾等人組成的極左翼，或稱激進民主黨。議會的多數派是自由資產階級中間派，它又分裂成中間派右翼和中間派左翼。中間派擁護君主立憲政體。但是由於自由派多數的膽怯和妥協，以及小資產階級左翼的動搖和不徹底性，議會害怕接管國家的最高政權，沒有成為真正統一德國的機構，最後變成了一個沒有實際權力，只能導致群眾離開革命鬥爭的純粹的爭論俱樂部。

    當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議員，而法蘭克福市當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議員在當地開會時，左翼議員便於1849年5月30日決定把議會地點遷到斯圖加特，並試圖組織保衛帝國憲法的合法運動（見注172）。1849年6月6日，國民議會宣布廢除帝國攝政及其閣員，建立由溫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許勒爾和奧·貝謝爾組成的五人攝政，但是沒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議會被軍隊驅散，停止了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萊茵報》（見注164）上發表許多文章，對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活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501、519。）。

    在維也納和柏林的人民勝利之後，自然就產生了應當召開全德代表會議的問題。於是這個會議就被選舉出來，在法蘭克福開會，與舊的聯邦議會並存。人民希望德國國民議會解決一切有爭議的問題，履行全德意志聯邦最高立法權力機關的職能。但召集國民議會的聯邦議會，對於它的職權未作任何規定。誰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呢，還是需要經過聯邦議會或各邦政府的批準。在這種混亂狀況中，如果國民議會稍有一點力量，它就會把聯邦議會這個在德國最不受歡迎的機構立即解散，使之壽終正寢，代之以從國民議會自己的議員中選舉出來的人所組成的聯邦政府。它就會宣布自己是德國人民的至高無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從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會使自己在國◎第519頁◎內獲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組織的武裝力量。在革命初期，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個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師和學究式的教授們組成的議會做到這一點，那就未免太過分了，這個議會雖自稱體現了德國思想和學術的真髓，而事實上它只是一個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國眼前表現他們不自覺的滑稽醜態和他們思想與行動上的無能的舞台。這個老太婆議會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運動甚於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動陰謀。它在聯邦議會的監視之下開會，不僅如此，它幾乎是懇求聯邦議會批準它的各項法令，這是因為它的最初一些決議必須由這個可憎的機關發布。它不堅持自己的最高權力，反而故意回避討論任何這一類危險的問題。它不把人民的武裝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圍，而是閉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來討論議事日程上的問題。這個國民議會眼看著美因茨實行戒嚴，該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裝，竟不聞不問。後來它選舉了奧地利的約翰大公做德國的攝政，並宣稱自己的一切決議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約翰大公只是在獲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後才榮登新的高位，而且這不是由國民議會而是由聯邦議會授予的。至於國民議會的法令的法律效力，這點從來沒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認，而國民議會本身也不堅持，因此仍然是一個懸案。總之，我們看到一種奇異的景象：一個議會宣稱自己是偉大的主權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從來既沒有願望也沒有力量迫使別人承認自己的要求。這個機構中的辯論沒有任何實際結果，甚至也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只不過是重覆一些陳腐不堪的哲學學派和法律學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談；人們在這個議會中所說的，或者無寧說是所嘟噥的每一句話，報刊上早已刊登過一千次，而且比他們說得要好一千倍。

    總之，這個自稱為德國新的中央政權的機構，使一切都保持原◎第520頁◎來的狀態。它根本沒有實現人們久已渴望的德國的統一，連統治德國的各邦君主中最無足輕重的君主也沒有廢除；它沒有加強德國各個分散的省份之間的聯系；它沒有采取任何步驟去摧毀那分隔漢諾威和普魯士、分隔普魯士和奧地利的關稅壁壘；它甚至完全沒有打算廢除在普魯士到處妨礙內河航行的苛捐雜稅。但是，這個議會做得越少，卻喧嚷得越厲害。它建立了一個紙面上的德國艦隊；它兼並了波蘭和石勒蘇益格；它允許德意志的奧地利對意大利作戰，但在奧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時卻禁止意大利人追擊；它對法蘭西共和國連呼萬歲，並接納了匈牙利的使者，後者回國時對德國的了解無疑是比出使時更加糊塗了。

    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這個議會看作一個可怕的怪物。它們估計這個議會可能采取十分專斷而革命的行動，因為它的權限極不明確——當時對它的權限問題不作明確規定是必要的。於是，為了削弱這個可怕的機構的影響，各邦政府策劃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陰謀；但事實證明，它們的幸運勝過聰明才智，因為這個議會替各邦政府辦事比它們自己辦得還要好些。這些陰謀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開地方的立法議會。結果，不僅各小邦召開了它們的立法議會，連普魯士和奧地利也召開了制憲議會。在這些議會里，像在法蘭克福議會里一樣，也是自由派中間階級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師和官僚占據多數，而且所有這些議會的工作情況幾乎完全一樣。唯一的區別是：德國國民議會是一個假想的國家的議會，因為它拒絕建立它自身賴以存在的首要條件——統一的德國；它討論一些它自己創造出來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種假想的永遠不能實現的措施，它通過了一些誰也不感興趣的假想的決議。而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制憲議會至少還是真正的議會，它們推翻了舊內閣並且任命了真正的內閣，而且至少曾一度強迫它們與之進行◎第521頁◎鬥爭的各邦君主實行它們的決議。它們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決斷的遠大見識；它們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權交還給了封建的、官僚的和軍事的專制制度。但當時它們至少還是被迫討論了一些有關目前利益的實際問題，被迫同別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蘭克福的吹牛家們卻以在“夢想的空中王國”（注：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第7章。——編者注）里遨遊為無上的快樂。因此，柏林和維也納制憲議會的辯論構成德國革命史的重要的部分，而法蘭克福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卻只能使文獻和古董收藏家感興趣。

    德國人民深深感到必須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狀態，因為這種狀態分散和抵銷了民族的集體力量，他們曾一度希望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至少是一個新紀元的開端。但這群自作聰明的蠢人的幼稚行為很快就使全國的熱情冷卻了。簽訂馬爾默停戰協定（注：馬爾默停戰協定指1848年8月26日丹麥和普魯士簽訂的關於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戰爭的停戰協定。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德意志居民起義開始的反對丹麥的戰爭，是德國人民爭取德國統一的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德國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魯士政府，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不得不參戰。但是，普魯士政府實際上在作戰中采取消極態度，並於1848年8月在馬爾默同丹麥政府簽訂了為期七個月的停戰協定。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在1848年9月批準了這一協定，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抗議怒潮並導致法蘭克福的人民起義。1849年春天，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戰事再起，結果，1850年7月普魯士和丹麥簽訂了和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仍然留在丹麥王國中。——522、533。）方面的可恥行為（1848年9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來反對這個議會；他們本希望它會給民族提供一個自由的活動場所，但它卻無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現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種基礎恢覆了它們從前的穩固。

    　　　1852年1月於倫敦

    ［八　波蘭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從以上幾篇的敘述中已經可以明顯看出，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注：指柏林群眾反對普魯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眾舉行集會，要求取消等級特權，召開議會和赦免政治犯。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調動軍隊鎮壓，發生流血沖突。3月13日，維也納人民推翻梅特涅統治的消息傳到柏林，鬥爭形勢進一步激化。國王懾於群眾威力，企圖拉攏資產階級自由派，阻止革命發展，於17、18日先後頒布特別命令，宣布取消報刊檢查制度；允許召開聯合議會，實行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自由派遂與政府妥協。柏林群眾要求把軍隊撤出首都，在遭到軍警鎮壓後，於3月18日構築街壘舉行武裝起義。最終迫使國王於19日下令把軍隊撤出柏林。起義獲得了勝利，但成果卻被資產階級竊取。3月29日普魯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漢澤曼內閣。——316、317、331、365、518、522。） 後緊接著再來一次新的革命，否則德國就不可避免地要恢覆到這次事變以前的狀態。但我們現在試圖略加闡述的歷史問題，性◎第522頁◎質非常覆雜，因此，如果不考慮到可以稱之為德國革命的國際關系的種種情況，便不能夠充分了解後來的一些事件。而這些國際關系也像德國內部情形一樣覆雜。

    大家都知道，在過去1 000年中，整個德國東半部，直到易北河、薩勒河和波希米亞林山，已經從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奪回來了。這些地區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語言幾百年以前已經完全消失；如果我們把少數完全孤立的殘余（總共不到10萬人，包括波美拉尼亞的卡舒布人、勞西茨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這些地區的居民都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舊波蘭接壤的地帶和捷克語國家，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情形就不同了。在這些地方，兩個民族在每個區域都混居雜處，城市一般地說在不同程度上屬於德意志人，而農村中則是斯拉夫人占優勢，不過在農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勢力的不斷增強而逐漸被瓦解和排擠。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自從查理大帝時代以來，德意志人就十分堅決頑強地力求征服歐洲東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貴族在易北河與奧得河之間所進行的征服，武裝騎士團在普魯士和利沃尼亞一帶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為德國工商業中間階級所實行的一個規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計劃奠定了基礎，因為在德國，正如在西歐其他國家一樣，從15世紀起，中間階級的社會和政治作用增長起來了。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蘭人和捷克人），主要是從事農業的民族，他們從來不怎麽重視工商業。結果，隨著這些地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興起，一切工業品的生產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這些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完全被猶太人所壟斷，而這些猶太人，如果說他們屬於什麽民族的話，那麽在這些國家里，他們當然與其說屬於斯拉夫人，◎第523頁◎不如說屬於德意志人。整個東歐的情形都是如此，雖然程度略輕。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業者、小商人、小廠主都還是德意志人，而放債人、酒店老板和小販（在這些人口稀少的國家，這種人是非常重要的）則大多數是猶太人，他們的母語是一種訛誤百出的德語。在邊境各斯拉夫人地區，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隨著城市和工商業的發達而增加，而當實際情況是幾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須從德國輸入時，他們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繼德意志商人和手工業者之後，德意志牧師、教員和學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業。最後，侵略軍的鐵蹄或審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僅跟隨在由於社會發展而發生的緩慢的但是肯定無疑的非民族化過程的後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從第一次瓜分波蘭（注：第一次瓜分波蘭是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根據1772年8月5日在聖彼得堡簽訂的協定進行的。奧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亞，普魯士分得了瓦爾米亞以及濱海區、庫雅維亞和大波蘭區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亞的白俄羅斯東部的一部分劃歸俄國。——524。）以後，由於把官地賣給或賜給德意志殖民者，由於獎勵德意志資本家在這些混居地區建立工業企業等等以及經常對該地波蘭居民采取極端橫暴的手段，西普魯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70年來，德意志民族和波蘭民族間的分界線完全改變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喚醒一切被壓迫民族起來要求獨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利；所以很自然，波蘭人也立即要求恢覆他們在1772年以前舊波蘭共和國的疆界以內的國家。的確，就在當時，這個疆界作為德意志民族與波蘭民族的分界線也已經過時了，而此後隨著日耳曼化的進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過時了；但是當時德意志人既然曾經那樣熱情地宣布他們讚助波蘭覆國，那麽，要求他們放棄他們所掠得的一部分領土作為體現他們同情心的第一個證據，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但另一方面，應不應該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大塊大塊的土地和完全屬於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讓給一個從來沒有證明自己能夠擺脫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封建狀態的民◎第524頁◎族呢？這個問題十分覆雜。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是同俄國開戰。那時，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間的劃界問題就會成為次要的問題，而主要的問題就將是確立一個對付共同敵人的安全的疆界。波蘭人如果在東方獲得廣大的領土，他們在西方的要求便會比較溫和而合理；總而言之，對他們來說，里加和米塔瓦也會同但澤和埃爾賓一樣重要。因此，德國的先進政黨認為，要支持大陸上的運動，就必須對俄國開戰，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覆波蘭的民族獨立，也必然要引起這樣的戰爭，所以它支持波蘭人。而當權的自由派中間階級黨卻很清楚地預見到，反對俄國的民族戰爭將使它自身崩潰，因為這種戰爭一定會使更活躍、更積極的人掌握政權；因此，它裝出一副熱心於德意志民族的擴張的樣子，宣布普屬波蘭，即波蘭革命鼓動的中心，是未來的德意志帝國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熱情高漲的最初幾天向波蘭人許下的諾言，被可恥地背棄了。經政府批準而組成的波蘭軍隊，被普魯士的炮兵擊潰和屠殺；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後六個星期，波蘭的運動就被鎮壓下去了，而且波蘭人和德意志人之間舊有的民族敵視就覆活了。為俄國專制君主（注：亞歷山大一世。——編者注）立下這場巨大的和無法估量的功勞的是自由派商人閣員康普豪森和漢澤曼。應當附帶說明，這次對波蘭的戰役，是改組和鼓舞普魯士軍隊的第一步，正是這支軍隊後來推翻了自由派政黨，摧毀了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辛辛苦苦造成的運動。“惡有惡報”，——這就是從賴德律－洛蘭到尚加爾涅、從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發戶的共同的命運。

    民族問題在波希米亞引起了另一場鬥爭。在這個居住著200萬德意志人和300萬捷克語斯拉夫人的地區，有不少偉大的歷史◎第525頁◎事跡幾乎都與捷克人先前的霸權相聯系。但自從15世紀的胡斯戰爭（注：胡斯戰爭是1419-1434年間捷克民族為反對德國貴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權力而進行的帶有宗教色彩的農民戰爭（見恩格斯《匈牙利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9頁）。由捷克愛國者和宗教改革領袖胡斯而得名。胡斯嚴厲譴責教皇兜售“贖罪券”，反對教會占有土地，抨擊教士的奢侈墮落行為，主張用捷克語舉行宗教儀式。1415年7月胡斯作為異教徒被處以火刑。這一處決激起捷克人民更大的義憤，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發生起義，拉開了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胡斯戰爭的參加者分為兩大派，即代表農民和平民的塔博爾派和代表捷克貴族和中產階級的聖杯派。戰爭期間，塔博爾派軍隊擊退了教皇和德國皇帝組織的五次反對捷克的十字軍征討。只是由於聖杯派同國外的封建反動勢力實行叛變性的妥協，人民起義才遭到失敗。胡斯派的運動對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526。）以後，斯拉夫族的這一支脈的勢力就被摧毀了。捷克語地區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亞王國，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維亞公國，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爾巴阡山地則歸入匈牙利。從那時起，摩拉維亞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識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跡，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還保留著他們的語言。波希米亞被德意志人的地區三面包圍。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亞境內作出了很大的成績，甚至在首都布拉格，這兩個民族也完全勢均力敵；而資本、商業、工業和精神文化則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頭號衛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個發了狂的博學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還不能正確地、不帶外國腔調地講捷克語。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樣，垂死的捷克民族——最近400年歷史上的一切事實都證明它是垂死的——於1848 年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來恢覆它從前的生命力，而這次努力的失敗，撇開一切革命方面的考慮不談，足以證明波希米亞此後只能作為德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幾百年之內繼續說非德國的語言。

    　　　1852年2月於倫敦

    ［九　泛斯拉夫主義。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戰爭］

    波希米亞和克羅地亞（斯拉夫族的另一個離散的成員，它受匈牙利人的影響，就像波希米亞人受德意志人的影響一樣），是歐洲大陸上所謂“泛斯拉夫主義”的發源地。波希米亞和克羅地亞都沒有強大到自身足以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它們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漸被種種歷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壞，這些原因必然使它們為更強◎第526頁◎大的種族所並吞，它們只能寄希望於通過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聯合起來而恢覆一定的獨立性。波蘭人有2 200萬，俄羅斯人有4 500萬，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有800萬，為什麽不把所有這8 000萬斯拉夫人組成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把侵入神聖的斯拉夫族領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驅逐出去或消滅掉呢？於是，就從幾個斯拉夫族的歷史科學的愛好者的書齋里發起了一個荒唐的、反歷史的運動，其目的無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於野蠻的東方，城市屈服於鄉村，商業、工業和文化屈服於斯拉夫農奴的原始農業。但在這種荒唐的理論之後，還站著俄羅斯帝國這一可怕的現實；這個帝國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它想把整個歐洲變成斯拉夫族、尤其是這個族的唯一強有力的部分即俄羅斯人的領土的野心；這個帝國雖有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個首都，但只要被每個俄國農民看作是他們的宗教和國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為沙皇格勒，即沙皇城）還沒有成為俄國皇帝（注：亞歷山大一世。——編者注）的真正的府邸，這個帝國就還沒有找到自己的重心；過去150年以來，這個帝國在它所進行的每次戰爭中不僅從未失掉領土，而且總是獲得領土。在中歐，人所共知，俄羅斯的政策是用種種陰謀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義體系，這個體系的發明最適合於它的目的。因此波希米亞和克羅地亞的泛斯拉夫主義者有的是自覺地、有的是不自覺地為俄國的直接利益服務；他們為了民族性的幻影而出賣了革命事業，而這個民族的命運至多也不過同俄國統治下的波蘭民族的命運一樣。然而必須對波蘭人加以讚揚：他們從來沒有真正陷入這個泛斯拉夫主義的圈套；至於少數貴族變成了狂熱的泛斯拉夫主義者，那是由於他們知道，他◎第527頁◎們在俄國統治下所受的損失，要比他們在自己的農奴起義時所受的損失輕微一些。

    後來波希米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在布拉格召開了一個斯拉夫人代表大會（注：斯拉夫人代表大會於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舉行。在代表大會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壓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運動中的兩個派別展開了鬥爭。溫和的自由主義右派（屬於該派的有代表大會的領導者帕拉茨基和沙法里克）為了維護和鞏固哈布斯堡王朝，試圖使之變為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利的聯盟，從而解決民族問題。民主主義左派（薩賓納、弗利契、里別爾特等）堅持反對這一點，竭力主張同德國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動。代表大會中屬於激進派和積極參加1848年6月12-17日布拉格起義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溫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會無限期休會。——528。），籌備成立一個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沒有奧地利軍隊的幹涉，這個大會也會遭到慘敗。幾種斯拉夫語言各不相同，就像英語、德語和瑞典語各不相同一樣；因此在會議開始以後，那些發言人都無法講一種大家都能聽懂的共同的斯拉夫語言。曾經試用法語，但大多數人也不懂，於是，這些可憐的斯拉夫族狂熱分子——他們的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對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最後不得不用與會人都懂得的唯一語言，即可恨的德語來表達意見！但正在這個時候，在布拉格也召開了另外一個斯拉夫人代表大會，參加這個大會的是加利西亞人的輕騎兵、克羅地亞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擲彈兵、波希米亞人的炮兵和重騎兵，而這個真正的武裝的斯拉夫人代表大會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揮之下，不到24小時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權的這些奠基者們驅逐出城，並把他們趕得東逃西散了。

    奧地利制憲議會中的波希米亞、摩拉維亞、達爾馬提亞的代表和一部分波蘭的代表（貴族），在這個議會中對德意志代表發動了有計劃的鬥爭。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蘭人（破產的貴族）在這個議會中是革命進步勢力的主要支持者。對他們采取反對態度的大多數斯拉夫族代表，並不滿足於這樣明確表露自己整個運動的反動傾向；他們竟下賤地同驅散他們的布拉格會議的奧地利政府暗中勾結。他們的這種卑鄙的行為也得到了報答。斯拉夫代表在1848年十月起義（歸根到底正是這次起義使他們在制憲議會中獲得了多數）時支持政府，而在這之後，現在這個幾乎是清一色的斯拉夫人的議會，也像布拉格代表大會一樣被奧地利軍隊驅散了，這些泛◎第528頁◎斯拉夫主義者還被警告說，他們如果再有所動作，就將被關進監獄。他們得到的只是這樣一個結果：斯拉夫人的民族性現在到處都被奧地利的中央集權所摧毀，而這是他們的幻想和愚蠢所應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國的邊境問題還有任何疑問，那也一定會引起另一場爭端。但是，幸虧沒有任何口實，而且兩個民族的利益密切相連，他們一起反對共同的敵人——奧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義狂熱。相互的善意諒解一刻也沒有發生破綻。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國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殘殺的戰爭，而在這里必須指出一個事實，證明梅特涅的統治多麽嚴重地阻礙了社會意識的發展，1848年的頭六個月曾經在維也納參加街壘戰鬥的人又滿腔熱情地參加了與意大利愛國者作戰的軍隊。不過，這種可悲的思想混亂並沒有繼續多久。

    最後，還曾經因為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而發生了與丹麥的戰爭。這兩個地方在民族、語言和感情方面無疑都是德意志的，而從軍事、海運和商業方面說，也是德國所需要的。這兩地的居民在過去三年中曾經頑強地反對丹麥人的入侵。此外，根據條約，正義在他們方面。三月革命使他們與丹麥人發生公開沖突，德國援助了他們。可是，雖然在波蘭，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亞，以及後來在匈牙利，戰事進行得十分激烈，但在這個唯一得人心的、唯一至少具有部分革命性的戰爭中，卻采取了一系列毫無意義的前進和後撤行動，甚至屈從外國的外交幹涉，在進行了許多次英勇的戰鬥之後，導致了十分悲慘的結局。德國各邦政府在這次戰爭中抓住一切機會出賣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革命軍隊，故意讓丹麥人在這支軍隊被分散或分開的時候把它消滅，由德意志志願兵組成的部隊也遭到同樣的待遇。

    雖然德國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而德國各立憲派和自由派◎第529頁◎的政府卻揚揚得意。它們把波蘭人和波希米亞人的運動鎮壓下去了。它們到處重新挑起舊日的民族仇恨，這種仇恨直到今天還使德意志人、波蘭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間不能有任何諒解和共同行動。它們使人民習慣於內戰和軍隊鎮壓的場面。普魯士軍隊在波蘭，奧地利軍隊在布拉格都恢覆了自信。當滿懷著過分的愛國激情（即海涅所謂的“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注：海涅《夜巡邏來到巴黎》。——編者注）的、熱心革命但目光短淺的青年被引導到石勒蘇益格和倫巴第去在敵人的霰彈下送死的時候，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正規軍這些真正的作戰工具，卻得到機會以戰勝外國人來重新贏得人心。但是我們要再說一遍：這些被自由派加強起來當作反對較先進的黨派的作戰工具的軍隊，剛剛在某種程度上恢覆它們的自信和紀律，便翻臉反對自由派，而把政權交還給了舊制度的代表人物。當拉德茨基在阿迪傑河彼岸他的軍營中接到維也納的“責任大臣們”的第一批命令時，他大喊道：“這些大臣是些什麽人？他們並不是奧地利政府！奧地利現在只存在於我的軍營中；我和我的軍隊就是奧地利；等將來我們把意大利人打敗，我們就要為皇帝奪回帝國！”老拉德茨基是對的。但維也納的沒有頭腦的“責任”大臣們卻沒有注意他。

    　　　1852年2月於倫敦

    ［十　巴黎起義。法蘭克福議會］

    早在1848年4月初，在整個歐洲大陸革命的洪流已經被那些從最初的勝利中獲得利益的社會階級同戰敗者立即締結的聯盟擋◎第530頁◎住了。在法國，小生意人階級和共和派資產階級，同保皇派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無產階級；在德國和意大利，勝利的資產階級急忙乞求封建貴族、政府官僚和軍隊幫助他們對付人民群眾和小生意人。聯合起來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黨派，很快又獲得了優勢。在英國，發動得不適時和準備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從事運動的黨派遭到了徹底的決定性的失敗（注：憲章派於1848年4月10日在倫敦組織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計劃前往議會，遞交請願書要求通過人民憲章。政府當局禁止這次遊行示威，派出大批軍警阻止遊行隊伍。憲章派的許多領導人表現了動搖，決定放棄遊行示威並且勸說遊行的群眾解散。——531。）。在法國，兩次類似的運動（4月16日（注：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勃朗影響下舉行和平示威，向臨時政府提出關於“勞動組織”和“消滅人對人的剝削”的請願書，示威隊伍被資產階級國民自衛軍驅散。——531、607。）和5月15日（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動是在進一步推進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國、波蘭的革命運動的口號下進行的，參加遊行的有15萬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為首的巴黎工人。遊行者向當天討論波蘭問題的制憲議會走去，闖進了波旁王宮的會議大廳，要求議會兌現諾言，要求對為爭取獨立而鬥爭的波蘭給予軍事援助，要求采取斷然措施消除失業和貧困，給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勞動部；他們試圖驅散制憲議會，成立新的臨時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它的領導人布朗基、巴爾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億稅款）、阿爾伯、拉斯拜爾等都被逮捕。這次革命行動失敗後，臨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廢除國家工場的措施，實施了禁止街頭集會的法律，封閉了許多民主派俱樂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當局在布爾日對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參加者進行了審判。巴爾貝斯被處以無期徒刑，布朗基被處以10年的單獨監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爾、阿爾伯等人各被判處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 ）也同樣被擊敗了。在意大利，炮彈國王在5月15日一舉而恢覆了政權（注：1848年5月15日，那不勒斯國王斐迪南二世鎮壓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義，解散了議會和國民自衛軍，取消了1848年2月在群眾壓力下實行的一些改革。1848年1月斐迪南炮轟巴勒莫，同年9月又炮轟墨西拿。所以被人們稱為“炮彈國王”。——531。）。在德國，各個新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它們的制憲議會都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說在維也納，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獲得了勝利，那麽這畢竟只是一個次要的事變，可以認為這是人民的能量的最後一次勝利的閃耀。在匈牙利，運動看來是轉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靜的軌道。至於波蘭的運動，我們在前面一篇中已經提到，它剛剛萌芽就被普魯士的刺刀鎮壓下去了。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確定事態的最後結局，各革命黨派在各國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它們更加團結自己的隊伍，投入決定性的戰鬥。

    決定性的戰鬥已經臨近了。它只能在法國爆發；因為當英國沒有參加革命戰鬥而德國仍然四分五裂的時候，法國由於國家的獨立、文明和中央集權，是唯一能夠推動周圍各國發生強烈震動的國家。所以，當1848年6月23 日巴黎的流血鬥爭（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見注192）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開始的時候，當接二連三的電報和信件使歐洲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次鬥爭是在工人群眾為一方和得到軍隊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一切階級為另一方之間進行的這樣一件事實的時候，當戰鬥以現代內戰史上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打了好幾天，但雙方都沒有得到明顯的勝利的時候，這時候，每個人都清楚地看到，這是一次偉大的決戰，如果起義勝利，整個歐洲大陸就會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義失敗，反革◎第531頁◎命統治就會至少暫時恢覆。

    巴黎的無產者被擊敗，被屠戮，被摧毀到這樣的程度，以致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恢覆元氣。在整個歐洲，新舊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無忌憚地擡起頭來，這說明他們對這次事變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們到處壓制報刊，限制集會結社權，利用外地任何一個小城鎮發生的任何細小事件來解除人民的武裝，宣布戒嚴，並且用卡芬雅克傳授給他們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訓練軍隊。此外，二月革命以後，大城市里的人民起義是不可戰勝的這種說法第一次被證明是一種幻想；軍隊的榮譽恢覆了；以前經常在重大的巷戰中失敗的隊伍，現在重新獲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勝任這樣的鬥爭了。

    在巴黎工人的這次失敗之後，德國的舊封建官僚黨便開始采取積極的步驟並制定明確的計劃，甚至拋棄他們暫時的同盟者中間階級，使德國恢覆到三月事變以前的狀態。軍隊又成為這個國家中的決定力量，而軍隊已不屬於中間階級而屬於它自己了。甚至在普魯士，那里一部分下級軍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傾向於立憲制度，革命在軍隊中引起的混亂又使這些理智的年輕人像從前一樣忠於職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對於長官們稍微隨便一點，長官就會立刻感到紀律和絕對服從的必要。被擊敗的貴族和官僚們現在開始看到自己的出路。空前團結的軍隊由於在鎮壓小規模起義和對外戰爭中得到勝利而揚揚得意，羨慕法國士兵剛剛獲得的大勝利，——只要使這個軍隊不斷和人民發生小沖突，一旦決定性的時刻到來，它就能夠以強有力的一擊粉碎革命黨人，並把中間階級議員們的傲慢不遜一掃而光，而進行這樣一次決定性的打擊的時刻很快就到來了。

    關於德國各黨派夏季里所從事的那些有時令人感到新奇而多◎第532頁◎半令人感到厭煩的議會辯論和地方性鬥爭，我們就不談了。只需要說明一點：中間階級利益的維護者雖然在議會里取得多次勝利，但沒有一次得到過任何實際效果，他們普遍感到，他們介於兩個極端黨派之間的地位一天天變得更不穩固了；因此，他們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動派結盟，明天又向比較民主的黨派討好。這種不斷的搖擺使輿論界對他們嗤之以鼻，而按照事態發展的趨向來看，他們受人輕蔑，暫時主要是有利於官僚和封建主們。

    到了秋初，各黨派之間的關系已極其尖銳而緊張，使決戰成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派革命群眾同軍隊之間在這場戰爭中的最初戰鬥發生在法蘭克福277。雖然這次戰鬥並不十分重要，但是軍隊卻是第一次在這里取得對起義的顯著優勢，而這產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魯士根據十分明顯的理由允許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所建立的虛有其名的政府同丹麥簽訂停戰協定，這個協定270 不但把石勒蘇益格的德意志人交給丹麥人去橫加報覆，而且也完全否認了在丹麥戰爭中公認的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原則。法蘭克福議會以兩三票的多數否決了這個停戰協定。在這次表決之後發生了虛假的內閣危機，而三天以後議會重新審查了自己的決議，實際上取消了這個決議而承認了停戰協定。這種可恥的行為激起了人民的憤怒，築起了街壘，但法蘭克福調來了足夠的軍隊，經過六小時的戰鬥，起義便被鎮壓下去了。這次事件在德國其他地方（巴登、科隆）引起的類似的但聲勢不大的運動，也同樣被鎮壓下去了。

    這次前哨戰給反革命黨派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好處：完全由人民選舉出來（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唯一政府——法蘭克福帝國政府，也像國民議會一樣，在人民心目中破產了。這個政府和這個議會都不得不用軍隊的刺刀來反對人民意志的表現。它們已名譽掃地，雖然它們以前多少還能得到一點尊敬，但這次的忘本行為和這◎第533頁◎種依賴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軍隊的做法，卻使帝國的攝政，使他的大臣們和議員們此後都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擺設。我們不久就會看到，最先是奧地利，接著是普魯士，後來是各小邦，都怎樣輕蔑地對待這群無能的夢想家所發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項要求、每一次委派。

    現在我們應該來談談法國六月戰鬥在德國所引起的強有力的反響，來談談對德國有決定意義的——就像巴黎無產階級的鬥爭對法國那樣——事變了。我們是指1848年10月維也納的起義278和隨之而來的對維也納的攻擊。但這次鬥爭的意義十分重大，說明對這次事件的進程發生比較直接影響的種種情況需要占《論壇報》很大篇幅，因此我們不得不專門寫一篇通訊來加以闡述。

    1852年2月於倫敦

    ［十一　維也納起義］

    現在我們來談談一個有決定意義的事變，即1848年10月的維也納起義，它是巴黎六月起義（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見注192）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在德國的革命的對應物，它使優勢一下子轉到了反革命黨派方面。

    我們已經看到，3月13日革命勝利以後維也納各階級的狀況如何。我們也已經看到，德意志的奧地利的運動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奧地利各省的事變交錯在一起並受到後者的阻礙。所以，我們現在只要簡短地敘述一下引起德意志的奧地利的這次最後的最勇猛的起義的原因就可以了。

    上層貴族和做證券生意的資產階級是梅特涅政府的主要的官方的支柱，他們在三月事變後仍然能夠保持對政府的決定性影響。◎第534頁◎這是因為他們不僅利用了宮廷、軍隊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中間階級當中迅速傳播開來的對“無政府狀態”的恐怖。他們很快就大膽地放出了一些試探氣球，這就是：新聞出版法（注：指1848年4月1日奧地利政府公布的新聞出版暫行條例。該新聞出版法規定必須交納大量保證金才能取得出版報紙的權利。由於保留書報檢查制度並規定“在新聞出版方面犯罪”的人必須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審法庭）審判，政府官員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535。）、不倫不類的貴族憲法和以舊日的“等級”區分為基礎的選舉法（注：1848年4月25日憲法規定在選舉議會方面實行苛刻的財產資格限制和居住資格限制，決定建立兩院，即下院和上院，並保留各省的等級代議機關。憲法將行政權和軍權交給皇帝，並授予皇帝對兩院通過的法律的否決權。

    1848年5月11日選舉法剝奪了短工和仆役等的選舉權。上院議員一部分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則按照兩級選舉制從納稅數目最多的人中間選舉。下院的選舉也實行兩級制。——535。）。由怯懦無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組成的所謂憲制內閣，5月14 日竟敢直接攻擊群眾的革命組織，解散了國民自衛軍代表和大學生軍團（注：指大學生軍團，它是一個準軍事性的學生團體，1848年3月組建於維也納。參加該團體的還有一些大學講師以及其他知識分子，主要是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它在1848年奧地利的革命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維也納十月起義失敗後該軍團被解散。——512、535。） 代表的中央委員會（這個團體是專門為了監督政府並且在必要時動員人民群眾的力量來反對它而組織的）。但這種行動激起了5月15日的起義，因此政府被迫承認了上述委員會，取消了憲法和選舉法，並且授權由普選產生的制憲議會來制定新的根本法。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聖諭確認了。但是在內閣中擁有代表的反動黨派，不久就促使自己的“自由派”同僚向人民的勝利成果發動新的進攻。大學生軍團是從事運動的黨派的堡壘，是經常的鼓動的中心，正因為如此，它就為較溫和的維也納市民所厭惡。5 月26日，內閣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是由一部分國民自衛軍來執行這個命令，這次打擊也許能夠成功，但是政府連國民自衛軍也不相信，它調動了軍隊，於是國民自衛軍立即倒戈，和大學生軍團聯合起來，從而破壞了內閣的計劃。

    但是與此同時，皇帝（注：斐迪南一世。——編者注）和他的宮廷卻於5月16日離開維也納，逃到因斯布魯克去了。在這里，他們被狂熱的蒂羅爾人所包圍，這些人由於看到撒丁——倫巴第的軍隊有入侵自己國家的危險，他們對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蕩起來；他們可以依靠駐在附近的拉德茨基的軍隊的支持，因斯布魯克就在該軍的大炮的射程之內。在這里，反動黨派找到了一個避難所，可以擺脫任何監督和注視，毫無◎第535頁◎危險地集結自己已被擊潰的力量，修補自己的陰謀之網，再次撒向全國。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官僚中可信賴的人們之間的聯系恢覆了，開始同斯拉夫族領袖們策劃陰謀；這樣一來，由反革命的宮廷奸黨所掌握的一股真正的勢力便形成了，而維也納的無能的大臣們卻只能在與革命群眾不斷的沖突中，在關於即將成立的制憲議會的辯論中敗壞自己短暫而低微的聲譽。因此，對首都的革命運動暫時聽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國那樣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中會使從事運動的黨派變得無比強大，而在奧地利這樣一個五光十色的政治結合體里則是重新組織反動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維也納的中間階級以為，宮廷黨在連續遭到三次失敗之後，而且面臨著由普選產生的制憲議會，已經不再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了，於是就越來越陷入厭倦和冷漠，老是呼籲遵守秩序和保持鎮靜；這個階級在猛烈的動蕩和由此產生的工商業混亂之後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情緒。奧地利首都的工業，幾乎只是生產奢侈品，而對奢侈品的需求，自從革命爆發和宮廷逃亡以後，當然是大大縮小了。要求恢覆正常的政府組織和宮廷還都（這二者都被指望會帶來商業的重新繁榮），現在已成為中間階級的普遍呼聲。7 月間制憲議會的召開被當作革命時代的終結而受到熱烈的歡迎。宮廷還都也受到同樣的歡迎（注：根據約翰大公的決定，1848年7月22日在維也納召開了奧地利制憲議會會議。根據民主派議員的提議，奧地利議會1848年7月31日發出請願書，要求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無條件地返回維也納。當年8月12日斐迪南一世回到維也納。——536。）；而宮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獲勝和多布爾霍夫反動內閣上台之後，感到自己已經足以抵擋住人民的浪潮，同時它認為也需要回到維也納以完成它同在議會中占多數的斯拉夫議員策劃的陰謀。當制憲議會討論把農民從封建束縛下解放出來並且免除他們為貴族進行強迫勞動的法律的時候，宮廷耍了一個巧妙的手腕。8月19日，皇帝被安排去檢閱國民自衛軍，皇室、廷臣和將軍們競相恭維這些武裝的市民，這些市民看到自己被公開承認為◎第536頁◎國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揚揚得意。緊接著發布了一道由內閣中唯一有聲望的大臣施瓦策先生簽署的命令，取消國家一向發給失業工人的補助金。詭計成功了。工人階級舉行了示威；中間階級的國民自衛軍宣稱擁護他們的大臣的命令；他們向“無政府主義者”進攻，他們像猛虎一樣撲向手無寸鐵、毫未抵抗的工人，他們在8月23日那天屠殺了許多工人。革命力量的團結和實力就這樣被摧毀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在維也納也演成了流血的搏鬥，反革命的宮廷奸黨則看到，它可以進行致命打擊的日子已經臨近了。

    匈牙利的事態很快就給反革命的宮廷奸黨提供了一個機會，公開宣布他們行動中所要遵循的原則。10月5 日官方的《維也納日報》發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沒有一個匈牙利責任大臣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議會並且任命克羅地亞總督耶拉契奇做該國的軍政首腦；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動派的領袖，他實際上與匈牙利合法政權處於交戰狀態。同時，維也納的部隊奉令出動，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權的軍隊。可是，這麽一來馬腳就過於明顯地露出來了；每一個維也納人都覺得，向匈牙利開戰，就等於向立憲制度的原則開戰。這個原則在這個敕令中已經遭到蹂躪，因為皇帝企圖不經責任大臣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發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學生軍團和維也納的國民自衛軍舉行了大規模的起義，阻止部隊出發。一些擲彈兵轉到人民方面來；人民的武裝力量和部隊發生了短時間的沖突；陸軍大臣拉圖爾被人民殺死，到晚間人民取得了勝利。在施圖爾韋森堡被佩爾采爾擊敗的耶拉契奇總督，這時逃到了維也納附近的德意志的奧地利領土上。本應開去援助他的維也納衛戍部隊，現在也對他采取顯然敵對和戒備的態度；皇帝和宮廷再次逃亡，逃到了半斯拉夫人的領土奧爾米茨。◎第537頁◎

    宮廷在奧爾米茨的處境和它從前在因斯布魯克時的處境完全不同了。它現在已經能夠直接進攻革命了。它被成群流入奧爾米茨的制憲議會的斯拉夫族議員，以及帝國各個部分的斯拉夫族狂熱分子所包圍。在他們看來，這次戰役應當是斯拉夫人覆興的戰爭，是殲滅侵入他們認為是斯拉夫人領土的兩個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馬紮爾人——的戰爭。布拉格的征服者，現在集結在維也納四周的軍隊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變成了斯拉夫民族的英雄。他的軍隊迅速地從各方面集中。一團一團的軍隊從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施蒂里亞、上奧地利和意大利開往維也納，與耶拉契奇的部隊和原來的首都衛戍部隊會合。這樣，到10月底就集結了六萬多人，他們立刻從四面八方把帝國的首都包圍起來，到10月30日，他們已經推進到可以大膽進行決定性攻擊的地位了。

    這時，籠罩著維也納的是驚慌失措和束手無策。中間階級剛剛獲得勝利，就又對“無政府主義的”工人階級抱定從前那種不信任的態度。工人們也還清楚地記得六個星期以前武裝的生意人對待他們的態度，記得整個中間階級的搖擺不定的政策，因此不願意指靠他們去保衛維也納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軍事組織。熱望與君主專制作鬥爭的大學生軍團，完全不能了解兩個階級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說完全不能了解當前局勢的需要。公眾思想混亂，各領導機構也是一片混亂。議會中剩下的人，即德意志族議員和幾個給自己在奧爾米茨的朋友作偵探的斯拉夫族議員（幾個革命的波蘭議員除外），沒完沒了地開會。但是他們並不采取堅決的行動，卻把全部時間消耗在能不能不越出憲法慣例的範圍抵抗帝國軍隊這種無聊的辯論上。差不多全部由維也納各民眾團體的代表組成的安全委員會雖然決心抵抗，但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多數是市民和小生意人，這些人永遠不允許它采取堅決果敢的行◎第538頁◎動路線。大學生軍團的委員會顯然通過了一些英勇的決議，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領導權。不受信任、沒有武裝、也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剛剛解脫舊制度的精神枷鎖，剛剛覺醒，但並不是認識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覺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應當采取的政治行動路線。他們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現自己；不能指望他們去克服當時的種種困難。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們是準備戰鬥到底的，在德國革命時期他們一向都是這樣。

    這就是維也納當時的情形。在城外，是經過整編的奧地利軍隊，由於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勝利而士氣大振，其人數共有六七萬，武裝和組織都很良好，盡管指揮不力，但至少總還有指揮官。在城內，人心惶惶，階級矛盾重重，一片混亂；國民自衛軍有一部分決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猶豫不決，只有一小部分準備行動；無產階級群眾雖然人數眾多，但是沒有領袖，沒有受過任何政治教育，他們容易驚慌失措，或者幾乎是無緣無故地怒不可遏，盲目聽信一切流言蜚語；他們決心戰鬥，但是至少開始是沒有武裝，而當最後被帶去打仗的時候，也是武裝不全，組織很差；議會束手無策，在火差不多已經燒著它頭上的屋頂的時候，它還在討論一些瑣碎的理論問題；領導委員會（注：指1848年10月6日成立的帝國議會常設委員會，最初有10名議員參加。該委員會由溫和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阿·費希霍夫主持。——539。）既無魄力，又無能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時反革命營壘中充滿混亂，唯一有組織的力量是革命所創造的力量。這樣一場鬥爭的結局如何，幾乎是不問可知的；如果還有什麽疑問，那麽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變也已經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於倫敦◎第539頁◎


恩格斯　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三）

    *（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組文章是恩格斯於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寫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查理·德納約請馬克思為該報撰稿。當時馬克思正忙於經濟學研究，而且他的英語水平還不足以為英文報紙撰稿，所以他於1851年8月14日寫信給恩格斯，請他寫一些關於1848年以來的德國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寫這些文章時利用了《新萊茵報》（見注164）合訂本以及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資料，並經常和馬克思交換意見。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經馬克思看過。他本來還打算寫一篇結束語，可惜沒能寫成。

    這一組文章從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陸續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德國”欄目里，標題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時用羅馬數字標明篇序。署名是卡爾·馬克思。直到191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來往書信發表後，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這組文章沒有出過單行本，只有開頭的幾篇曾被譯成德文在美國的德文報紙《紐約晚報》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總匯報》上轉載過。

    1896年，馬克思的女兒愛·馬克思－艾威林編輯出版了第一個英文單行本。書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國》，此外她還給每篇文章加了標題。同年還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譯的德文版，書名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兩個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頁）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寫的最後一篇文章。1900年，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法格將此書譯成法文出版。

    本卷選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作為總標題，並保留了愛·馬克思－艾威林為19篇文章所加的標題。——482。）

    ［十二　對維也納的攻擊。對維也納的背叛］

    當最後文迪施格雷茨調集的軍隊對維也納發動進攻的時候，能夠用於防御的兵力極其不足。國民自衛軍只有一部分可以調到戰壕中去。不錯，無產階級的自衛軍最後終於倉促組成了，但由於決定這樣來利用人數最多、最勇敢、最堅決的這一部分居民為時已晚，所以他們未能充分學會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訓練，因而不能勝利地抗擊敵人。因此，有三四千之眾、訓練有素、紀律也相當好、勇敢熱情的大學生軍團，從軍事觀點來說便成為能夠勝任自己任務的唯一的一支部隊了。但他們，再加上少數可靠的國民自衛軍和一群紛亂的武裝起來的無產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數多得多的正規軍比較起來又算得了什麽呢？更不要說耶拉契奇的那幫土匪了，他們由於生活習慣，十分擅長於那種爭奪一幢幢房屋和一條條胡同的巷戰。文迪施格雷茨肆無忌憚地動用了許許多多裝備完善的大炮，而起義者除了幾門陳舊不堪、裝配不好、使用不靈的火炮而外，還有什麽呢？

    危險越迫近，維也納城內就越驚慌失措。直到最後一刻，議會還不能下決心向駐紮在離首都幾英里的佩爾采爾的匈牙利軍隊求援。安全委員會通過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決議，它也像武裝的人民群眾一樣，隨著各種互相矛盾的謠言的起伏而情緒時高時低。只有一件事是全體都同意的——尊重財產；而這種尊重在當時的情況下幾乎達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後制定防御計劃方面沒有做什麽事情。如果說當時還有人能挽救維也納的話，那麽貝姆便是唯一的一個，他是一個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維也納幾乎沒有人知道的外◎第540頁◎國人；而由於大家對他不信任，他放棄了這個任務。如果他堅持下去，他也許要被當作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義部隊的指揮官梅森豪澤作為小說家的才能遠遠超過他甚至作為下級軍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適合承擔這個任務；可是，在八個月的革命鬥爭之後，人民黨並沒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個比他更能幹的軍事人才。戰鬥就這樣開始了。維也納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軍事訓練和組織，但他們還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貝姆擔任指揮官時所發布的命令——“堅守陣地到最後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但是，畢竟寡不敵眾。在構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線的又長又寬的林蔭道上，街壘一個接著一個被帝國炮兵掃除了；到戰鬥的第二天晚上，克羅地亞人便占領了舊城斜堤對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軍隊的無力而零亂的攻擊完全被擊退了；在休戰期間，舊城里的隊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躊躇動搖，驚慌失措，剩下來的大學生軍團在構築新的工事，而帝國軍隊就在這時攻入城內，趁著城內的一片混亂占領了舊城。

    這次勝利的直接後果就是種種暴行和許多人被依軍法處死，就是進入維也納的斯拉夫族匪幫的各種駭人聽聞的無恥獸行；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著在這里詳細敘述。這次勝利的更深遠的後果，即維也納革命的失敗使德國事態發生的完全新的轉化，我們下面再談。關於對維也納的攻擊，還有兩點需要加以考察。這個首都的人民有兩個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這考驗的時刻他們在哪里呢？

    我們已經看到，維也納人以剛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懷挺身起來捍衛的事業，雖然歸根到底也是他們自己的事業，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業。他們不讓奧地利軍隊開去進攻匈牙利，而寧願自己首當其沖地承受這些軍隊的最兇猛的攻擊。當他們這◎第541頁◎樣高尚地挺身出來援助他們的同盟者的時候，成功地抵擋住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卻把他趕向維也納，用自己的勝利增強了準備進攻維也納的兵力。在這種情形下，匈牙利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應該是毫不遲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維也納——不是援助維也納議會，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員會或維也納的任何其他官方機構，而是援助維也納革命。如果說匈牙利甚至忘記了維也納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麽，它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應該忘記維也納是維護匈牙利獨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維也納陷落，便沒有什麽東西能阻止帝國軍隊向匈牙利推進。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弄清匈牙利人為他們在維也納被包圍和被攻擊時按兵不動作辯護的種種借口：他們自己的戰鬥力量不足，維也納議會或任何其他官方機構都拒絕向他們求援，他們必須堅持憲法立場而避免和德國中央政權發生糾紛。至於匈牙利軍隊實力不足，事實是這樣的：在維也納革命和耶拉契奇到來以後最初幾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麽正規軍隊，因為當時奧地利的正規軍還遠遠沒有集中起來；如果在第一次擊敗耶拉契奇後乘勝進行勇猛無情的追擊，那麽單是在施圖爾韋森堡作戰的人民自衛團的力量也足以和維也納人會合，而使奧地利軍隊的集中遲延半年。在戰爭中，尤其是在革命戰爭中，在沒有獲得某種決定性的勝利之前，迅速行動是一個基本規則；而且我們可以斷然地說，從純粹的軍事角度來看，佩爾采爾在和維也納人會合以前是不應該停止行動的。事情當然是有些危險，但有誰打勝仗而不曾冒一點危險呢？當40萬維也納人把要開去征服1200萬匈牙利人的軍隊吸引來攻擊他們自己的時候，難道他們就不冒一點危險嗎？在奧地利人集結起來以前一直采取觀望態度，以及後來在施韋夏特舉行軟弱無力的佯攻（結果當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敗），——這種軍事錯誤同堅決向維也納進軍去追擊耶拉契奇的潰散了的匪軍◎第542頁◎相比所招致的危險肯定更大。

    可是，據說匈牙利人如果不經官方機構的同意就這樣進兵，便是侵犯德國領土，便會和法蘭克福的中央政權發生糾紛，最重要的是，這就意味著背棄合法的和立憲的政策，而這種政策據說正是匈牙利人的事業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維也納的官方機構不過是形同虛設！奮起保衛匈牙利的難道是議會或什麽民眾委員會嗎？難道不是維也納的人民（而且只有他們）拿起武器為匈牙利的獨立而打先鋒嗎？問題不在於必須支援維也納的這個或那個官方機構，因為所有這些機構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會被推翻；問題在於革命運動的高漲，在於民眾行動的不斷發展本身，只有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當維也納和整個德意志的奧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敵人的同盟者的時候，革命運動以後可能采取怎樣的形式，這是維也納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問題是：匈牙利政府這樣堅持要取得某種所謂合法的認可，我們是否應當從中看出這是追求一種頗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個明顯的征兆。這種追求雖然沒有能夠挽救匈牙利，但後來至少給英國中間階級的公眾留下了不壞的印象。

    至於借口說可能和法蘭克福的德國中央政權發生沖突，這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法蘭克福當局事實上已被維也納反革命的勝利所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為擊敗它的敵人所必需的幫助的話，該當局也同樣會被推翻。最後，一個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離開合法的和立憲的基礎；這種說法也許會得到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注：自由貿易派，即曼徹斯特學派，是19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派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理·科布頓和約·布萊特。19世紀20-50年代，曼徹斯特是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該學派提倡自由貿易，要求國家不幹涉經濟生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則，要求減免關稅和獎勵出口，要求廢除有利於土地貴族的、規定高額谷物進口稅的谷物法（見注(英國的谷物法是歷屆托利黨內閣為維護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從1815年起實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谷物法規定，當英國本國的谷物價格低於每誇特80先令時，禁止輸入谷物。1822年對這項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實行了調節制：國內市場谷物價格下跌時谷物進口稅就提高，反之，英國谷物價格上漲時谷物進口稅就降低。谷物法的實行，嚴重影響了貧民階層的生活，同時也不利於工業資產階級，因為它使勞動力漲價，妨礙國內貿易的發展。谷物法導致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是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領導、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進行的。1846年6月英國議會通過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25。)）。1839年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成為自由黨的左翼。——215、308、460、543、741。）的滿口稱讚，但歷史永遠不會承認這是一個充分的理由。假如維也納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拘泥於“合法的和立憲的”手段，那麽那種“合法的和立憲的”運動的命運，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榮戰鬥的結局又會怎樣呢？據說，◎第543頁◎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曾立足於合法的和立憲的基礎之上，而這個基礎正是維也納人民在3月13 日用極端不合法的和非立憲的起義給他們爭取到的。我們不打算在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們應該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對這種循規蹈矩報以嘲笑的敵人，那是完全不適當的；還應該指出，如果不是這樣一味聲稱要堅持合法性，使戈爾蓋得以利用這種合法性來反對匈牙利政府，戈爾蓋的軍隊就不會服從自己的統帥，就不會出現維拉戈什的那種可恥的災禍（注：1849年4月19日，奧軍在納迪-夏爾洛被擊潰，1849年4月26日，奧軍撤出科莫恩（科馬羅姆），當時匈牙利軍隊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沒有組織力量追擊向維也納方向撤退的奧軍，而是去圍攻布達。恩格斯認為，這個決定給匈牙利革命帶來了致命的後果，因為它使奧軍在沙皇軍隊開始入侵匈牙利以前得以發動新的進攻，最終導致匈牙利軍隊在1849年8月13日在維拉戈什向派來鎮壓匈牙利起義的沙皇軍隊投降。匈牙利軍隊當時還有戰鬥力，並且受到匈牙利革命群眾的積極支持，它的投降是由總司令戈爾蓋的叛賣行動造成的，戈爾蓋所依靠的是匈牙利資產階級中和貴族中的反革命勢力。另一方面，科蘇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領導人在與戈爾蓋的叛賣行為的鬥爭中也很不堅決。——544。）。而當1848年10 月底匈牙利人為挽救自己的名譽終於渡過萊塔河的時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堅決的攻擊一樣不合法嗎？

    大家知道，我們對匈牙利並不懷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鬥爭中我們是維護它的；我們有權利說，我們的報紙——《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作用。闡述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的重要觀點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盡管遭到當局的種種迫害和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把他驅逐出境，同時又加緊迫害《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致使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321、398、544。），為在德國宣傳匈牙利人的事業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報紙做得都要多（注：《新萊茵報》（見注164）在1849年1-5月間發表了大量有關匈牙利人民革命戰爭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筆。他寫的第一篇文章題為《匈牙利的鬥爭》，發表在該報1849年1月13日第194號。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的最後一號上，發表的是恩格斯的總結性文章《匈牙利》。——544。）。它闡釋了馬紮爾族和斯拉夫族之間的鬥爭的性質，發表了一系列評論匈牙利戰爭的文章，這些論文得到了這樣的榮譽，幾乎後來出版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每一本書都抄襲它們，連匈牙利本國人和“目擊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們甚至現在也還認為，在歐洲大陸將來的任何動蕩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國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們一向對自己的同胞是很嚴厲的，所以我們也有權對我們的鄰居直言不諱。其次，在這里我們應以歷史學家的公正態度記述事實，所以我們必須說，在這個特定的事例中，維也納人民豪邁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謹慎態度不僅高尚得多，而且有遠見得多。而同時我們作為德國人，還可以說，我們不願意拿匈牙利戰役中的一切煊赫勝利和輝煌戰鬥同我們的同胞維也納人的那種自發的、獨力進行的起義和英勇的抵抗相交換。使匈牙利有時間去組織能夠完成如此偉大業績的軍隊的是維也納人。◎第544頁◎

    維也納的第二個同盟者是德國人民。但他們到處都被卷入了像維也納人所卷入的那種鬥爭。法蘭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剛剛遭到失敗並被解除武裝。在柏林和布雷斯勞，人民和軍隊雙方都劍拔弩張，戰事一觸即發。每一個地方的運動中心的情況也都是這樣。到處問題都爭執不下，只有靠武力來解決；保持德國過去的分裂和渙散狀態的不幸後果，現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覺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種不同的問題，在實質上是一樣的；但它們在各個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提出的，它們在各個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發生了這種情形：雖然每個地方都感覺到了維也納事變的決定性意義，但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實行一次重要的打擊，以便幫助維也納人或牽制住敵人的力量；這樣，能夠幫助他們的就只有法蘭克福的議會和中央政權了。各方面都向它們呼籲；但它們做了些什麽呢？

    法蘭克福議會和由於它同舊聯邦議會私通而產生的私生子——所謂的中央政權，因維也納的運動而暴露了它們的徹頭徹尾的無能。我們已經說過，這個可鄙的議會早就喪失了它的貞操，它盡管還年輕，但已白發蒼蒼，它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各種胡扯瞎謅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瓏的伎倆。議會最初曾對德國的強盛、覆興和統一滿懷夢想和幻想，可是現在剩下的只是到處重覆的條頓人的嘩眾取寵的誇誇其談，以及每個議員都堅信他個人十分重要而公眾則誠實可欺。最初的質樸被拋棄了；德國人民的代表變成了一些講求實際的人，就是說，他們發現，他們做的越少，說的越多，他們作為德國命運的裁決者的地位就越穩固。他們並不認為他們的許多會議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們已經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問題，對於他們都是禁區，他們最好置之不理。於是他們像一群東羅馬帝國（注：東羅馬帝國指拜占庭帝國。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東羅馬帝國包括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地中海東南岸地區，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軍隊占領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中國史籍中稱東羅馬帝國為指拂菻或大秦。——545、558。）的拜占庭學者一樣，以驕傲而勤懇的態度（他們後來的命運◎第545頁◎正是這種勤懇的報酬）討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決了的理論教條，或者討論一些永遠得不到任何實際結果的顯微鏡下的實際問題。這樣，議會就成了一所蘭開斯特學校（注：蘭開斯特學校是以英國教育家約·蘭開斯特的名字命名的貧民子弟學校。在這些學校中實行學習互助制度。年齡較大和學習成績較好的學生幫助其他學生學習，以彌補師資的不足。19世紀上半葉，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曾經廣泛建立蘭開斯特學校。——546。）。議員們在這里互教互學，因而這個議會對他們都有重大意義，他們都相信，這個議會所做的事情甚至超過了德國人民對它的希望，他們認為，誰要是再無恥地要求它取得什麽成果，誰就是祖國的叛徒。

    當維也納起義爆發時，關於這個事件曾經有過許多質問、辯論、建議和修正，這一切當然毫無結果。中央政權準備加以幹涉，它派了兩個專員——過去的自由黨人韋爾克爾先生以及莫斯萊先生到維也納去。同這兩位德國統一的遊俠騎士的英勇事跡和令人驚異的冒險行為比較起來，唐·吉訶德和桑喬·潘薩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奧德賽。他們不敢到維也納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嚇他們，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們，施塔迪昂大臣公然無禮地愚弄他們。他們的公文和報告也許是法蘭克福記錄中可以在德國文獻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諷刺小說，是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及其政府樹立的永久性恥辱紀念碑。

    國民議會的左派也派了兩個專員——福祿培爾先生和羅伯特·勃魯姆先生——到維也納去，以維持他們在那里的聲望。當危機臨近的時候，勃魯姆正確地斷定，德國革命的大會戰將在這里進行，並且毫不遲疑地決心為此而獻出自己的頭顱。福祿培爾卻相反，認為他必須保全自己，以便承擔他在法蘭克福的崗位上的重要職責。勃魯姆被認為是法蘭克福議會里最善於雄辯的人才之一，他當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辯才恐怕在任何一個富有經驗的議會里都經不起考驗；他太喜歡德國非國教派傳教士的那種淺薄的空談，而他的論據既缺乏哲學的銳敏，又缺乏實際知識。在政治上他屬於“溫和的民主派”，這是一個相當暖昧的派別，但正是這種在原則問◎第546頁◎題上的模棱兩可，受到一些人的喜愛。雖然如此，羅伯特·勃魯姆按其天性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質彬彬的平民，在決定性的關頭，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氣魄就戰勝了他的模棱兩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動搖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見解。在這種時刻，他的才幹遠遠超過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維也納便看出他的國家的命運要在這里決定，而不是在法蘭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辯論中決定。他立刻下了決心，拋棄了一切退卻思想，挑起了指揮革命軍的擔子，行動異常冷靜而果斷。正是他使維也納城的陷落遲延了一個長時期，並且燒毀了多瑙河上的塔博爾橋，使該城的一面沒有受到攻擊。大家都知道，在維也納被攻陷以後他就被捕，被軍事法庭審判並處死。他英勇地犧牲了。而法蘭克福議會雖然嚇得發抖，卻裝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態度接受了這種血腥的侮辱。它通過了一個決議，就其措辭的和緩和克制來說，與其說是對奧地利的詛咒，不如說是對被害的殉難者墳墓的侮辱。但是，難道能夠指望這個卑劣的議會對它的一個議員——尤其是一個左派領袖——的被殺害表示憤怒嗎？

    　1852年3月於倫敦

    ［十三　普魯士制憲議會。國民議會］

    維也納於11月1日陷落，而同月9日柏林制憲議會的解散說明這一事變怎樣立刻助長了全德國反革命黨派的氣焰和勢力。

    1848年夏季普魯士的事變很快就傳開了。制憲議會，或者更確切些說，“為了與國王商定憲法而選出的議會”，以及它的由中間階級利益的代表構成的多數，由於害怕居民中較積極的分子而同◎第547頁◎宮廷勾結起來進行種種陰謀，它早已威信掃地。他們承認了，或者無寧說，恢覆了令人憎恨的各種封建特權，因而出賣了農民的自由和利益。他們既沒有能夠起草憲法，也沒有能夠對總的立法作任何改進。他們差不多只是忙於弄清一些理論上的細微差別、純粹的形式問題和制憲的儀式問題。事實上，這個議會與其說是一個能夠代表人民的任何一點利益的機關，不如說是一個供議員們學習議會禮儀的學校。另外，議會中沒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多數，而且這個多數差不多總是由動搖的“中間派”來決定，它的忽左忽右的搖擺，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內閣，後來又推翻了奧爾斯瓦爾德和漢澤曼的內閣。但當自由派在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樣坐失時機的時候，宮廷卻把它在貴族、最落後的農村居民以及在軍隊和官僚中的各種力量重新組織起來。在漢澤曼倒台以後，建立了一個由官僚和軍官、由一切頑固的反動派組成的內閣，而這個內閣裝出一副樣子，好像它準備考慮議會的要求。議會采取“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這一變通原則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對這個內閣鼓掌稱讚；這樣，它當然就看不到這個內閣幾乎公開地在收集和組織反革命勢力的事實。最後，維也納的陷落發出了信號；國王把大臣們都撤了職，用現任的內閣首相曼托伊費爾先生為首的“實幹家”代替了他們。於是夢中的議會才突然驚醒，意識到大難臨頭。它通過了一個不信任內閣案，但是對此的回答是立刻來了一道命令，責令議會從柏林，從這個在發生沖突時議會可以指望得到群眾支持的地方，遷到勃蘭登堡——一個完全處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外地小城鎮。但議會宣稱，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會期，也不能把它遷移或解散。這時候，弗蘭格爾將軍統率約四萬大軍進入柏林（注：實際只有13 000名士兵。——編者注）。市政當局◎第548頁◎和國民自衛軍軍官會議決定不予抵抗。於是，制憲議會和它的後盾——自由派資產階級聽任聯合起來的反動黨派占據了一切重要陣地，並從他們手里奪去了幾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這以後，就開始演出了一場“消極合法抵抗”的大喜劇，他們想把這種抵抗變成對漢普敦和美國人在獨立戰爭期間最初行動（注：1637年約·漢普登（下院議員，後來成為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動家之一）拒絕向皇家收稅官交納一種未經下院批準的捐稅——“造船費”，並且在法庭上堅持英國人有抗交皇家非法征收的捐稅的權利。就漢普登拒絕納稅一事舉行的審判案使英國社會中反對專制制度的情緒更加高漲。

    美國人反對英國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稅的鬥爭，是英屬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戰爭（1775-1783年）的序幕。1766年英國議會被迫取消前一年開始征收的印花稅；後來美國人宣布抵制繳納間接稅的英國商品。1773年英國強行向美國輸入繳納高消費稅的茶葉，貨物在波士頓港口被銷毀。這些沖突導致了美洲殖民地舉行反對英國的起義。——549。）的光榮模仿。柏林宣布了戒嚴，但仍然平靜無事；國民自衛軍被政府解散，它規規矩矩地繳了械。在兩個星期中，議會被軍隊從一個開會地點趕到另一個地點，到處都被驅散，而議員們卻要求市民保持鎮靜。最後政府宣布議會已被解散時，議會才通過一項決議，宣布征稅是非法的，隨後議員們奔走全國，組織抗稅（注：指普魯士國民議會於1848年11月15日通過的一項決議。決議指出：“只要國民議會不能自由地繼續在柏林召開會議，政府就無權動用國家的資金並征收捐稅。本決議從11月17日開始生效。”（見1848年11月17日《新萊茵報》第145號特刊發表的《不再納稅！》一文）。11月15日的會議是議員們在柏林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12月初，一部分議員，主要是右翼議員已集中到了勃蘭登堡。12月5日，國王發布了關於解散國民議會並實施欽定憲法的敕令。至此，普魯士的反革命政變即告成功。——549。）。但他們發現，他們選擇這種手段是個大錯誤。在令人忐忑不安的幾個星期之後，政府對反對派采取了嚴厲手段，於是所有的人都不願再拒絕納稅以取悅於一個甚至連自衛的勇氣都沒有的已經死去的議會了。

    在1848年11月初進行武裝抵抗是否已經太遲，或者一部分軍隊如果遇到嚴重反抗是否會轉到議會方面來，從而使事態的結局有利於議會，——這也許是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戰爭中一樣，永遠需要勇敢地面對敵人，而進攻者總是處於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戰爭中一樣，在決定性關頭，不計成敗地孤注一擲是十分必要的。歷史上沒有一次勝利的革命不證明這個原理的正確。1848年11月，普魯士革命的決定性關頭來到了，正式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議會，不但沒有勇敢地面對敵人，反而節節後退；進攻就更談不上了，因為它連自衛都寧肯放棄。在弗蘭格爾率領四萬人叩打柏林大門的決定性關頭，完全出乎他和他的軍官們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滿街壘的街道和變成槍眼的窗口，而是敞開的城門，街道上唯一的障礙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們欣賞著自己同他開的這次玩笑——他們把自己手腳全都◎第549頁◎捆綁起來而聽任那些驚異不止的士兵的處置。不錯，議會和人民如果進行抵抗，也許會被擊敗；柏林也許會遭到炮擊，也許會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保皇黨的最後勝利。但這並不能作為他們立刻繳械乞降的理由。頑強奮戰後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敗和10月維也納的失敗，在使這兩個城市人民的頭腦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無疑是2月和3月的勝利所不可比擬的。也許，議會和柏林的人民會遭到和上述兩個城市同樣的命運，但那時他們雖敗猶榮，他們會在活著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種覆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時期，這種渴望是采取堅決激烈的行動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當然，在一切鬥爭中，應戰的人都有被擊敗的危險，但這難道能作為不抽刀應戰就承認戰敗、甘受奴役的理由嗎？

    在革命中，占據決定性陣地而不迫使敵人進攻以試其身手就把這種陣地丟棄的人，永遠應該被視為叛徒。

    普魯士國王解散制憲議會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憲法，這個憲法是以該議會的一個委員會所擬定的草案作為基礎的；不過，它在某些條款中擴大了國王的權限，而在另外一些條款中使議會的權力大成問題。根據這個憲法建立了兩個議院，這兩個議院應該在短期內開會，以便批準和修訂憲法。

    幾乎用不著再問：當普魯士的立憲派進行“合法而又和平的”鬥爭的時候，德國國民議會究竟在什麽地方。像通常在法蘭克福所見的情形一樣，它忙於通過一些很溫和的決議，譴責普魯士政府的行動，而稱讚“全體人民消極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壯觀”。中央政府派專員到柏林去調解內閣和議會間的糾紛，但他們遭到了他們的前任在奧爾米茨所遭受的同樣命運——被客氣地送出來了。國民議會的左派即所謂激進派，也派遣了他們的專員，這◎第550頁◎些專員確信柏林議會完全無用並承認自己也同樣無用之後，便回到法蘭克福去報告事情的經過，並證實柏林居民的令人稱道的和平行為。不僅如此，當中央政府的一個專員巴塞爾曼先生報告說，因為近來常看見各種各樣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頭徘徊，而在一切無政府主義運動發生之前總是有這類人物（後來這種人物就被稱為“巴塞爾曼式的人物”）出現，所以普魯士內閣最近所采取的嚴厲手段並非毫無理由的時候，這些可敬的左派議員和革命利益的堅決捍衛者便真的站起來賭咒發誓，證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此，在兩個月當中，已經明顯地證明了法蘭克福議會的完全無能。這再清楚不過地證明這個機構完全不能勝任它的職務，證明它甚至連自己的職務究竟是什麽也毫不理解。革命的命運在維也納和柏林都已被決定了，而在這兩個首都解決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時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存在似的，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這個機構不過是個由一群輕信的笨伯組成的辯論俱樂部，他們讓各邦政府把自己當作議會傀儡，登場演戲，使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生意人開心，因為政府認為暫時有必要轉移一下這一部分人的視線。這種作法需要保持多久，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這個議會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個人都絲毫沒有感覺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麽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蘭克福俱樂部的舊日的成員們也還原封未動地保留著他們所特有的歷史感覺器官。

    　　　　1852年3月於倫敦◎第551頁◎

    ［十四　秩序的恢覆。議會和議院］

    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幾個月來擴大上年10月和11月的戰果。自從維也納被占領以後，奧地利的議會就在摩拉維亞的一個叫作克雷姆西爾的小鎮上繼續其有名無實的存在。斯拉夫族議員和選派他們的人曾經充當奧地利政府用來擺脫虛脫狀態的主要工具，在這里，他們因為自己背叛歐洲革命而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政府一經恢覆了力量，便用極端輕蔑的態度來對待議會和構成它的多數的斯拉夫族議員；當帝國軍隊的最初的勝利已經預示匈牙利戰爭將很快結束的時候，議會便在3月4日被解散了，議員們也被武力驅散了。這時斯拉夫人才終於看到他們受了愚弄，於是他們大聲疾呼：我們要到法蘭克福去繼續我們在這里不能進行的反對派活動！但這時已經太遲了，而他們除了安分守己或者參加無能的法蘭克福議會以外再無別的選擇，單是這個事實也足以表明他們已完全無可奈何了。

    德國的斯拉夫人恢覆獨立的民族生存的嘗試，現在而且多半是永遠地就這樣完結了。有許多民族的零星殘余，它們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被消滅，因此它們在近一千年來總是不得不尾隨一個更強大的民族即他們的征服者，就像過去威爾士人在英國，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國一樣，也像今天西屬或法屬克里奧爾人在最近被英裔美國人占領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樣。這些垂死的民族，如波希米亞人、卡林西亞人、達爾馬提亞人等等，都力圖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亂恢覆他們在公元800年時的政治狀況。過去一千年的歷史應該已經向他們表明，這樣開倒車是不行◎第552頁◎的；如果說易北河和薩勒河以東的全部領土的確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統的人所占據，那麽這個事實只能證明德意志民族征服、並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東方鄰人的歷史趨勢以及它的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德意志人進行並吞的趨勢過去一向是，現在也還是西歐文明傳播到東歐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當日耳曼化的過程進行到那些能夠保持獨立民族生存、團結統一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這種民族，在某種程度上波蘭人也是這種民族）的邊界時，這種趨勢才會停止；因此，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運，就是讓它們的強鄰完成這種瓦解和並吞它們的過程。當然，這對曾經把一部分波希米亞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動起來的泛斯拉夫主義夢想家的民族野心來說，並不是一種很愜意的前途；但是他們怎麽能夠希望歷史為了讓少數病弱者稱心而倒退一千年呢？這些人在他們居住的所有地方到處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雜處並且為後者所包圍，他們幾乎從很久以來為了滿足文明的需要除了德語以外就再沒有別的語言，而且他們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眾多的人口和整片的領土。因此，泛斯拉夫主義的浪潮，在德國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區，到處都掩蓋著所有這些無數的小民族力求恢覆獨立的企圖，到處都與歐洲的革命運動相沖突，同時，斯拉夫人雖然自稱為自由而戰，卻總是（除了波蘭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專制主義和反動勢力一邊。在德國、匈牙利是這樣，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這樣。他們是人民事業的叛徒，是奧地利政府的各種陰謀的擁護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們是罪人。雖然任何地方的人民群眾都沒有參加泛斯拉夫運動的領袖們所制造的關於民族問題的瑣碎的紛爭——這完全是因為他們過分無知，但永遠不應忘記：在布拉格這個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熱的斯拉夫人曾經一再高呼：“寧受俄羅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第553頁◎的自由！”在他們1848年的初次嘗試遭到失敗以後，在奧地利政府給了他們教訓以後，下次遇有機會他們大概不會再這樣做了。但如果他們再一次準備以類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勢力聯合起來，那麽德國的職責就是很明顯的，沒有一個處於革命狀態並卷入了對外戰爭的國家，能夠容忍一個旺代（注：旺代是法國西部的一個省，1793年春季，該省經濟落後地區的農民在貴族和僧侶唆使和指揮下舉行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暴動，圍攻並奪取了共和國軍隊所防守的索米爾城。暴動於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後的年代中又多次試圖叛亂。旺代因此而成為反革命叛亂策源地的代名詞。——314、554、678。）處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於皇帝（注：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編者注）在解散議會的同時所頒布的憲法，沒有必要再談它，因為它從未生效，現在則已完全廢除了。從1849年3月4日起，在奧地利已經完全恢覆了專制制度。

    在普魯士，各議院曾在2月開會，審查和批準國王所頒布的新憲章。它們開了差不多六個星期的會，它們對政府的態度十分謙卑恭順，但它們當時還沒有充分的決心完全遵照國王和他的大臣們的願望辦事。因此，時機一到它們就被解散了。

    於是，奧地利和普魯士都暫時擺脫了議會監督的束縛。兩邦政府現在已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並且能夠在一切需要的場合使用這種權力。奧地利用它對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魯士用它對付德意志。因為普魯士也準備進行一次戰役來恢覆各小邦的“秩序”。

    現在，在德國的兩個巨大的運動中心維也納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風，只是在各小邦里鬥爭尚未見分曉，雖然在那里力量的對比也日漸不利於革命方面。我們已經說過，這些小邦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里找到了共同中心。雖然這個所謂的國民議會的反動性質早已十分明顯，連法蘭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裝起來反對它，但是它的產生卻多少帶一點革命性。1月間它曾經采取過一反常態的革命立場；它的權限從未確定，但它卻終於能夠作出一項決議——雖然各◎第554頁◎大邦從未承認這個決議，說它的決定具有法律效力。在這種情況下，在君主立憲派看到正在恢覆元氣的專制派已經奪取了它的陣地的時候，差不多全德國的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自然都把他們的最後希望寄托在這個議會的多數派身上，而小商人的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漸困難的境遇中團結在這個議會的少數派周圍，這個少數派的確是民主派在議會中最後的密集的方陣。另一方面，各大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魯士的內閣，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不正常的民選機關和德國已經覆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們所以沒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為時機未到，也因為普魯士還希望先利用它去達到沽名釣譽的目的。

    同時，這個可憐的議會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狼狽。在維也納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專員都遭到極端的輕蔑；它的一個議員（注：羅·勃魯姆。——編者注）在維也納被當作一個普通造反者處以死刑，雖然他具有議員人身不受侵犯的權利。它的法令到處都沒有人理睬。如果說各大邦還曾經提到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議書中提到，這些抗議書否認議會有權通過它們的政府必須執行的法律和決定。代表這個議會的中央行政權，幾乎和全德各邦的內閣都發生了外交爭辯，而且不管議會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們都沒有能夠使奧地利和普魯士說明它們的意圖、計劃和要求究竟是什麽。最後，議會終於開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這樣一點：它已失去了一切權力，它本身也在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給德國制定全聯邦憲法，它就必須立刻認真地開始做這件事情。許多動搖的議員也都清楚地看到，他們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但他們既然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現在他們又能做什麽呢？唯一能挽救他們的辦法是迅速而◎第555頁◎堅決地投入人民的營壘，但就是采取這個步驟，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這是一夥軟弱無能、優柔寡斷、目光短淺、自以為是的人，當各種互相矛盾的謠言和外交照會的沒完沒了的嘈雜聲把他們弄得暈頭轉向的時候，他們卻在不斷重覆的誓言中尋求慰藉和支持，說什麽他們是國家最優秀、最偉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們能夠拯救德國。一年的議會生活已使他們變成了道地的白癡，難道在這夥可憐蟲中間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確的決定的人嗎？至於行動堅決果斷的人，那就更不用說了！

    奧地利政府終於丟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頒布的憲法中，它宣稱奧地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君主國，財政、關稅制度和軍事編制完全統一；這樣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間的一切界線和差別。它這樣宣布，是與法蘭克福議會已經通過的決議和已經通過的草擬中的聯邦憲法的條文相抵觸的。這是奧地利對議會的挑戰，而可憐的議會除了應戰而外，再沒有別的選擇。它虛張聲勢地應戰一番，但奧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議會一文不值，所以根本不予理睬。而這個自以為是寶貝的代議機關，為了報覆奧地利對它的這種侮辱，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辦法，而只好自縛手足，跪倒在普魯士政府面前。說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經斥之為違背憲法和敵視民意並堅持要撤換而沒有撤換掉的那些大臣。這種可恥的行徑和後來發生的悲喜劇事件的詳情，將是我們下一篇的課題。

    1852年4月於倫敦◎第556頁◎

    ［十五　普魯士的勝利］

    我們現在來談德國革命史的最後一章：國民議會與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魯士政府的沖突，德國南部和西部的起義及其最後為普魯士所鎮壓。

    我們已經看到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工作情況了。我們已經看到，奧地利踐踏它，普魯士侮辱它，各小邦不服從它，它自己的無能的中央“政府”（注：無能的中央“政府”指根據法蘭克福國民議會1848年6月28日成立的由帝國攝政和帝國內閣組成的臨時中央政府。該政府沒有財權、軍權等任何實權；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德國各邦君主推行反革命政策。——557。） 愚弄它，而這個中央政府本身又被全國各邦的每個君主所愚弄。到最後，這個軟弱、動搖、無聊的立法機關終於感到事態的嚴重了。它被迫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統一德國這個崇高思想的實現受到了威脅”，而這恰恰等於說，法蘭克福議會以及它做過的和要做的一切，看來即將成為泡影。因此它以最認真的態度開始工作，以便盡快地完成它的傑作——“帝國憲法”。

    但是這里有一個難題。行政權應該是什麽樣的呢？是一個行政委員會麽？不行，明智的議會考慮到：那樣就會使德國成為一個共和國。“總統”麽？那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這就是說，必須恢覆舊日的皇帝尊嚴。但是皇帝總是要由一個君主來做的，究竟誰該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羅伊斯－施萊茨－格雷茨－羅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公爵（注：亨利希七十二世。——編者注）以至巴伐利亞君主這些二流人物；無論奧地利或普魯士都不能容忍那樣做。只有奧地利或普魯士才有這樣的資格。但是怎樣二者擇一呢？毫無疑問，如果環境更好的話，如果不是奧地◎第557頁◎利政府斬斷戈爾迪之結因而使議會解脫了麻煩的話，這個崇高的議會可能直到今天還在開會，還在討論這個重要的左右為難的問題而得不出結論。

    奧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自己的一切省份馴服，而重新以一個強大的歐洲大國出現在歐洲，政治引力定律本身就會把德國其他部分拉入它的勢力範圍之內，而不需要借助於法蘭克福議會授予它的皇冠可能使它獲得的威信。奧地利自從扔掉那個毫無實際意義的德皇皇冠之後，它已經更加強盛得多了，行動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個皇冠妨礙了它實行獨立的政策，而並沒有在德國國內國外給它增加絲毫力量。如果奧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自己的陣地，那麽它在德國也會土崩瓦解、一敗塗地，它永遠也別想拿回它在全盛時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奧地利立刻宣稱它根本反對覆活皇權，而明確地要求恢覆德意志聯邦議會——即被1815年的各個條約提到和承認的唯一的德國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頒布的憲法，則明確宣布奧地利是個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權的和獨立的君主國，它甚至與法蘭克福議會所要改組的那個德國也毫不相幹。

    這種公開宣戰使得法蘭克福的那些自作聰明的人實在沒有別的選擇，只得把奧地利屏除於德國之外，而把德國的其余部分建成一個東羅馬帝國（注：東羅馬帝國指拜占庭帝國。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東羅馬帝國包括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地中海東南岸地區，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軍隊占領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中國史籍中稱東羅馬帝國為指拂菻或大秦。——545、558。）式的國家——“小德意志”；把它那相當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魯士國王陛下的身上。應該提到，這是六至八年前德國南部和中部的一批自由主義空論家們所提倡的那種舊的計劃的更新，這些人把這種有失體面的狀況視為天賜的良機，因為在這種狀況下，可以把自己舊日的奇怪念頭重新提出來，作為拯救祖國的最後的“新招”。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間，他們結束了關於帝國憲法以及◎第558頁◎權利宣言和帝國選舉法的討論，同時不得不在許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讓步——時而向議會中的保守派或者更確切些說向反動派讓步，時而又向較進步的派別讓步。事實上，很明顯，原來屬於右派和右翼中間派（保守派和反動派）的議會領導權，現在逐步地（雖然是徐緩地）轉到議會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來。議會已把奧地利屏除於德國之外，但奧地利代表仍被邀請參加會議和進行表決，這些代表的暖昧立場，也促使議會中的均勢遭到破壞；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間派和左派就常常由於奧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於多數地位，雖然有的時候保守的奧地利代表好像開玩笑似的忽然在投票時又追隨右派，使天平又倒向另一邊。他們使議會這樣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讓它為人所輕視，但這是完全用不著的，因為人民群眾早已認識到法蘭克福所做的一切純粹是空洞無益的事情。不難想象，在當時這種左右搖擺的情形下擬定的憲法，究竟是怎樣一種東西了。

    議會中的左派（他們自信是革命德國的精英和驕傲），完全陶醉於依靠受奧地利專制制度唆使並為它效勞的一些奧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確切些說是惡意）而取得的微小的勝利。每當一種稍稍接近於他們自己的那些不很明確的原則的主張以一種用順勢療法沖淡了的形式獲得法蘭克福議會的某種批準時，這些民主派就宣稱他們已經挽救了國家和人民。這些可憐的蠢人，在他們的整個說來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絕少遇到勝利一類的事情，以致他們真正相信，以兩三票的多數通過的他們的毫無價值的修正案，會改變歐洲的面貌。他們從開始立法生涯時起，就比議會中任何其他派別更深地感染了議會迷這種不治之癥，這種癥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滿懷一種莊嚴的信念；整個世界，它的歷史和它的未來，都要由有幸以他們為議員的這個代議機關的多數票來支配和決定；他們議院四◎第559頁◎壁以外發生的所有一切——戰爭、革命、建築鐵道、所有新大陸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中美洲運河、俄羅斯的軍隊、以及任何其他多少可以影響人類命運的事情——同取決於目前正受到他們的可敬的議院的關注的重要問題的解決的那些無可比擬的事件比較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於是，議會中的民主派由於他們成功地往“帝國憲法”里偷偷塞進了自己的一些靈丹妙藥，便認為自己首先有義務對它加以支持，雖然這部憲法的每一重要條款都和他們自己所常常宣揚的原則正相矛盾。最後，當這部不倫不類的作品被它的主要作者們拋棄並遺贈給民主派的時候，後者就接受了這份遺產，並且堅持這部君主制的憲法，甚至反對任何當時主張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義原則的人。

    但是應該承認，這里的矛盾不過是表面的。帝國憲法的不明確、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性質，恰好反映了這些民主派先生們的不成熟、混亂和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如果說他們自己所說的話和所寫的文章——就他們所能夠寫出的而言——還不能充分證明這一點，那麽他們的行為就是充分的證據。因為對頭腦正常的人說來，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麽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而德國民主派的這些英雄們的行動，完全足以說明他們自己，這我們以後就會看到。不管怎樣，帝國憲法及其一切附屬物和裝飾品的確被通過了，3月28日，普魯士國王在248票棄權和大約29位議員缺席的情況下以290票當選為除奧地利之外的德國皇帝。這真是歷史的一個絕大的諷刺：在1848年3月18 日的革命後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驚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皇帝的滑稽劇（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演出的皇帝滑稽劇，指1848年3月21日在力圖恢覆國王權威的普魯士資產階級閣員們的倡議下，在柏林舉行的普魯士國王出巡的盛典。與此同時還舉行了要求德國統一的遊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視，臂上戴著黑紅黃三色臂章——德國統一的象征——並且發表了假愛國主義的演說，把自己裝扮成“德國自由和統一”的捍衛者。當天他發布了《告陛下的臣民和德意志民族書》，莊嚴地保證要把統一德國的事業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答應成立等級代議機構，實施憲法，確立內閣責任制，規定公開的和口頭的訴訟手續以及陪審制等。——560。），當時的情形如果是在別處，他也許會被認為觸犯了緬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後，這個令人厭惡的滑稽劇卻被一個虛構的全德代◎第560頁◎表會議所批準。德國革命的結果就是這樣！

    　　　　1852年7月於倫敦

    ［十六　國民議會和各邦政府］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把普魯士國王選為德國（奧地利除外）皇帝以後，便派遣一個代表團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後就宣告休會。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見了代表們。他告訴他們說，雖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賦予他的淩駕於德國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權利，但他在還沒有確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認他的最高統治權和承認賦予他這些權利的帝國憲法以前，不能接受皇冠。他接著說，考慮這個憲法是否可以予以批準，這是德國各邦政府的事。最後他說，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時刻都準備著以武力打擊內部或外來的敵人。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他以使國民議會十分吃驚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法蘭克福的那些自作聰明的人經過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後，終於得出結論說，作這種答覆就等於拒絕皇冠。於是他們（在4月12 日）作出一項決議：帝國憲法是國家的法律，必須遵守。但是，由於他們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麽走，他們就選舉了一個三十人委員會，要它就如何才能實施這部憲法提出建議。

    這項決議就是法蘭克福議會和德國各邦政府之間現在已爆發的沖突的信號。

    中間階級，尤其是小生意人階級，立即宣布擁護新的法蘭克福憲法。他們不能再等待“終結革命”的時刻了。在奧地利和普魯士，由於武力的幹涉，革命當時已經終結。上述各階級本想選擇一個較◎第561頁◎和平的方式來實現這個行動，但他們沒有得到機會。事已如此，他們只能好自為之，——這就是他們立即作出的並堅決執行的決定。在事情進行得比較順利的各小邦，中間階級早已重新陷入那種最合他們心意的、表面上轟轟烈烈但由於沒有實力而毫無成效的議會鼓動。這樣一來，德國的每一個邦，單獨看來，好像都獲得了據說能使它們今後走上和平立憲發展道路的新的最終形式。只留下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即關於德意志聯邦的新的政治組織的問題。人們認為這個唯一的、看來還包含著危險的問題必須立刻加以解決。因此中間階級就對法蘭克福議會施加壓力，以便敦促它盡快制定憲法；因此上層和下層資產階級都決心接受並支持這部不管是什麽樣的憲法，以便立即造成一個穩定的局面。總之，要求制定帝國憲法的鼓動一開始就是出於一種反動的情感，並且是在那些早已厭倦革命的階級中產生的。

    但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未來的德國憲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則，在1848年奏和夏天的最初幾個月就已被表決通過了；當時，人民運動還處於高潮。那時通過的決議雖然在當時來說是十分反動的，但在經歷了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的暴虐行為之後，現在看起來它們卻是十足自由主義的，甚至民主主義的了。進行比較的標準變了。法蘭克福議會如果不願在道義上自殺，就不能勾銷已經通過的這些條款，而根據在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的刀劍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憲法的模樣去仿造一部帝國憲法。此外，我們已經說過，議會中多數派的地位已經掉換，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勢力不斷增大。因此，帝國憲法的特色是：它不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時，雖然充滿了矛盾，卻仍然是全德國最富於自由主義精神的憲法。它的最大缺點在於它只是一紙空文，它的條款沒有實力作為後盾。◎第562頁◎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民主派即小生意人階級群眾抱住帝國憲法不放，那是很自然的。這一階級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方面，向來比自由派的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更先進；它曾經表現出比較強硬的態度，常常以武力對抗相要挾，經常慷慨地宣稱，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不惜犧牲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但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一到危急關頭它就不見了，而在遭到徹底失敗的第二天，它卻覺得再舒服不過了，這時雖然一切都已失掉，但它至少可以自慰的是：它知道，無論如何問題已經解決了。所以，當大銀行家、大工廠主和大商人對法蘭克福憲法的擁護比較慎重，只是簡單地對它表示讚成的時候，緊挨在他們下面的階級——我們的勇敢的民主派小商人，卻堂而皇之地出來亮相，像往常一樣地宣稱，他們寧願流盡最後一滴血，也不讓帝國憲法完蛋。

    得到這兩派——擁護君主立憲的資產者和多少帶有民主主義傾向的小商人——支持的、要求立即實施帝國憲法的運動進展很快，它在幾個邦的議會中得到了最強有力的表現。普魯士、漢諾威、薩克森、巴登和符騰堡的議院都宣稱讚成這部憲法。各邦政府和法蘭克福議會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動起來了。普魯士的兩院被解散了，這是違憲的，因為應由它們審查和批準普魯士憲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騷動；過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魯士內閣發布了一個通告，聲稱帝國憲法是一個極端無政府主義的和革命的文件，德國各邦政府必須予以審訂並使之純正。普魯士就這樣直截了當地否認了法蘭克福的那些聰明人常常誇耀而從未真正實現過的自主的制憲權。於是召集了一個各邦君主的會議（注：各邦君主會議是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開的有普魯士、薩克森、漢諾威、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的君主參加的會議，會議的目的是修改由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擬定的所謂帝國憲法。5月26日會議結束時，普魯士、薩克森和漢諾威的國王締結了協定（“三個國王的聯盟”），到1849年9月共有29個邦加入了這個協定，幾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邦。帝國的攝政由普魯士國王充任，議會由兩院組成。“聯盟”是一次使普魯士君主制在德國取得霸權的嘗試。但是，在奧地利和俄國壓力下，普魯士不得不退卻，並於1850年11月退出了“聯盟”。——563。），即死灰覆燃的舊聯邦議會，來討論已被宣布為法律的憲法。同時，普魯士把軍隊集中於離法蘭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羅伊茨納赫，並且號召各小邦效法◎第563頁◎它的榜樣，只要各小邦的議院支持法蘭克福議會，就立即予以解散。漢諾威和薩克森馬上照著這個榜樣做了。

    顯然，鬥爭的結局要靠武力來決定，這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各邦政府的敵對態度和人民中的騷動，一天比一天更加明顯。具有民主情緒的市民到處力圖影響軍隊，並且在德國南部取得了很大成績。到處舉行群眾大會，會上通過決議準備在必要時以武力支持帝國憲法和國民議會。科隆為此召開了一個萊茵普魯士各市議會代表會議（注：萊茵普魯士各市議會代表會議於1849年5月8日在科隆召開。代表們明確主張重新召開第二議院會議，讚成1849年3月28日的德意志帝國憲法，反對勃蘭登堡-曼托伊弗爾的政府。——564。）。在普法爾茨、在貝格區、在富爾達、在紐倫堡、在奧登林山，農民成群地舉行集會，情緒十分激昂。這時，法國的制憲議會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騷動中準備新的選舉；而在德國的東部邊境，匈牙利人通過連續不斷的光輝的勝利在不到一個月的期間把奧地利的侵略浪潮從蒂薩河壓回到萊塔河，每天都有攻下維也納的可能。總之，人民的想象力到處都達到了最高點，而各邦政府的挑釁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沖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兒才會相信鬥爭可以和平解決。但這種怯懦的低能兒在法蘭克福議會里卻大有人在。

    　　　1852年7月於倫敦

    ［十七　起　義］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和德國各邦政府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沖突，終於在1849 年5月初爆發為公開的敵對行動。被奧地利政府召回的奧地利議員，除了少數左派或民主派議員外，已經離開議會回家去了。大多數保守派議員看到事態的動向，甚至不等他們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議會。因此，即令撇開前幾篇中所指出的左派◎第564頁◎勢力得以加強的種種原因不談，僅僅右派議員的離職，就足以使議會里以前的少數派轉變為多數派了。以前從未夢想到會獲得這種好運的新的多數派，過去曾經利用自己的反對派地位盡情揭發舊多數派及其帝國攝政府的軟弱、猶豫和怠惰，現在他們竟然突然要來代替那個舊多數派了。現在他們要表明他們能做什麽。當然，他們的活動應該是有魄力、有決心而充滿生氣的。他們，德國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動老朽的帝國攝政和它的動搖的大臣們前進，如果做不到這點的話，他們就要——這是毫無疑問的——以人民主權的力量廢除這個無能的政府，用一個精幹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權代替它，行政權一定能挽救德國。可憐的家夥們！他們的統治——如果沒有一個人服從也能稱為統治的話——比他們的前任的統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數派宣稱：盡管有種種障礙，帝國憲法必須付諸實行，並且必須立即付諸實行；7月15日人民要選舉新議院的議員，而這個議院將於8月15日在法蘭克福開會。這是向未承認帝國憲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國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公開宣戰；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戰。普魯士和巴伐利亞也召回了由它們境內派往法蘭克福的代表，並加緊它們反對國民議會的軍事準備。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議會以外）為擁護帝國憲法和國民議會而舉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眾在激進黨人領導之下，也決心拿起武器捍衛一種事業。這雖然不是他們自己的事業，但是使德國擺脫舊的君主制枷鎖至少給他們提供了在某種程度上達到自己目的的機會。於是人民和政府到處為此而劍拔弩張；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經裝好，一點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薩克森議院的解散、普魯士後備軍的征召、各邦政府對帝國憲法的公開反對就是這樣的火星。火星落下了，於是全國◎第565頁◎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頓的人民在5 月4日勝利地占領了該城，驅逐了國王（注：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編者注），同時一切鄰近的地區都派遣援軍幫助起義者。在萊茵普魯士和威斯特伐利亞，後備軍拒絕出征，占領了兵工廠，武裝起來捍衛帝國憲法。在普法爾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亞的政府官吏，奪取了公款，組織了一個保衛委員會，委員會宣布該省受國民議會的保護。在符騰堡，人民強迫國王（注：威廉一世。——編者注）承認了帝國憲法。在巴登，軍隊和人民聯合起來迫使大公（注：萊奧波德。——編者注）逃亡，並建立了臨時政府。在德國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著，只要國民議會發出決定性信號，就武裝起來聽它指揮。

    雖然國民議會過去的活動不大光彩，現在它的處境卻出乎意料的好。德國的西半部已經拿起武器來捍衛議會；軍隊到處都發生動搖，在各小邦，軍隊無疑都支持運動。匈牙利人勝利的挺進已使奧地利精疲力竭，俄羅斯——德國各邦政府的後台則正在以全副精力幫助奧地利對抗馬紮爾軍隊。只有普魯士尚待制服；由於該邦存在著對革命的同情，達到這一目的的機會肯定是存在的。總之，一切都取決於議會的行動。

    起義也正如戰爭或其他各種藝術一樣，是一種藝術，它要遵守一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如果被忽視，那麽忽視它們的政黨就會遭到滅亡。這些規則是從各政黨的性質和在這種情況下所要對待的環境的性質中產生的邏輯推論，它們是如此淺顯明白，1848年的短時期的經驗已經使德國人十分熟悉它們了。第一，不要玩弄起義，除非你有充分的準備應付你所玩弄的把戲的後果。起義是一種用◎第566頁◎若幹極不確定的數進行的演算，這些不確定的數的值每天都可能變化。敵人的戰鬥力量在組織、訓練和傳統的威望方面都占據優勢；如果你不能集中強大的優勢力量對付敵人，你就要被擊潰和被消滅。第二，起義一旦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並采取進攻。防御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它將使起義在和敵人較量以前就遭到毀滅。必須在敵軍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獲得新的勝利，即令是不大的勝利；必須保持起義的最初勝利給你造成的精神上的優勢；必須把那些總是尾隨強者而且總是站在較安全的一邊的動搖分子爭取過來；必須在敵人還沒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來攻擊你以前就迫使他們退卻；用迄今為止人們所知道的最偉大的革命策略家丹東的話來說，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注：丹東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議會上的演說。——編者注）

    那麽，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要想逃脫它必然要滅亡的命運，它應當怎麽辦呢？首先，要把局勢弄清，並且要認識到，現在除了無條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動搖地堅決實行武裝起義以外別無選擇。其次，要公開承認一切已經爆發的起義，並號召各處的人民拿起武器保衛國民代議機關，宣布一切敢於反對有主權的人民（有受委托者代表他們）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不受法律保護。第三，要立即廢除德意志帝國攝政，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活躍的、毫不退縮的行政權；召集起義部隊到法蘭克福來直接保護它，從而給起義的擴展一個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揮的一切戰鬥力量組織成為一個嚴密的整體，——總之，要迅速而堅決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鞏固自己的陣地，削弱敵人的陣地。

    法蘭克福議會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反。這些可◎第567頁◎敬的先生們不滿足於聽任事變自然發展，而且走得更遠，竟用自己的反對行動扼殺一切正在準備中的起義運動。例如，卡爾·福格特先生在紐倫堡就是這樣做的。他們讓薩克森、萊茵普魯士和威斯特伐利亞的起義被鎮壓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後對普魯士政府的殘酷暴行作了感傷的抗議。他們和德國南部的起義暗中保持著外交關系，但從未以公開承認的方式來支持這些起義。他們知道帝國攝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他們卻呼籲他反對這些政府的陰謀，而後者無動於衷。帝國的大臣們即舊日的保守派，每次開會都嘲笑這個無能的議會，他們卻加以容忍。當西里西亞的議員、《新萊茵報》編輯之一威廉·沃爾弗要求他們宣布帝國攝政不受法律保護，公正地指出帝國攝政是帝國第一個和最大的叛徒時，他卻被這些激憤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全場一致地哄下了台！（注：1849年5月26日，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第228次會議討論一個措詞極為溫和的《告德國人民書》時，威·沃爾弗發表演說，要求宣布帝國攝政不受法律保護，並且說“我要在這里代表人民講話”，結果被哄下台。——568。）簡單說來，他們繼續清談、抗議、發宣言，但一直沒有采取行動的勇氣或意識；各邦政府派來的敵軍日漸逼近，而他們自己的行政官帝國攝政卻忙於和各邦君主密謀盡快地消滅他們。這樣一來，這個可恥的議會連最後一點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來保護它的起義者也不再關心它了。最後，當它那可恥的末日到來時，正如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的那樣，它就壽終正寢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沒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1852年8月於倫敦

    ［十八　小生意人］

    在我們的前一篇中，我們指出了德國各邦政府和法蘭克福議會之間的鬥爭終於達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在5 月初德國很◎第568頁◎大一部分地區都爆發了公開的起義：首先在德累斯頓，接著在巴伐利亞的普法爾茨，在萊茵普魯士的部分地區，最後在巴登。（注：指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帝國憲法的運動。這是1848-1849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邦拒絕承認帝國憲法，但是人民群眾認為帝國憲法是唯一還沒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薩克森、萊茵普魯士、巴登和普法爾茨爆發了維護憲法的起義。但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對起義者絲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維護憲法運動遭到鎮壓。恩格斯在《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頁）和《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見本卷第482-578頁）中評述了這一運動。——365、366、433、569、570。）

    在這一切場合，起義者真正的戰鬥的主力，首先拿起武器與軍隊作戰的主力，是由城市工人階級組成的。一部分窮苦的農村居民，即雇農和小農，一般在沖突真正爆發後參加了工人的隊伍。資本家階級以下的一切階級中的大多數青年至少曾一度參加了起義軍的隊伍，但這一群頗為混雜的青年人，一到事態的嚴重時刻，便很快減少了。尤其是喜歡自稱為“知識界的代表”的大學生，如果不是由於獲得軍官頭銜而被留住，他們便首先拋棄自己的旗幟，可是，他們擔任軍官根本就不夠格。

    工人階級參加了這次起義，正像它也會參加其他起義一樣，——只要這種起義能清除它在取得政治統治和實行社會革命道路上的某些障礙，或者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勢力較大而勇氣較小的社會階級采取一種比它們以前所采取的更堅決更革命的方針。工人階級拿起武器時已清楚地認識到，從事件的直接目的來說，這次起義並不是它自己的鬥爭；但它仍然執行了對它來說是唯一正確的策略：不讓任何以它為墊腳石的階級（像資產階級在1848年所幹的那樣）鞏固其階級統治，除非這一階級至少給工人階級提供一個為自身的利益而鬥爭的自由場地；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使事態發展成為危機，這種危機不是使整個民族堅決果斷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狀況盡量恢覆，從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這兩種場合下，工人階級都代表整個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確理解的利益，因為它盡量加速革命的進程，而這個革命對於文明歐洲的任何一個舊社會都已成為歷史的必然，沒有這個革命，文明歐洲的任何一個舊社會都休想較安穩較正常地繼續發展自己的力量。

    至於參加這次起義的農村居民，他們大半是這樣投入革命派◎第569頁◎的懷抱的：部分地是由於捐稅過重，部分地是由於壓在他們身上的封建義務過重。他們本身沒有任何主動性，總是尾隨在參加起義的其他階級的後面，在工人與小生意人階級之間搖擺。他們站在哪一邊幾乎總是由他們各自所處的不同的社會地位決定的。農業工人通常是支持城市工人的；小農則傾向於和小商人攜手。

    我們已經幾次提到過這個小生意人階級的重大作用和影響，可以認為這個階級是1849年五月起義（注：指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帝國憲法的運動。這是1848-1849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邦拒絕承認帝國憲法，但是人民群眾認為帝國憲法是唯一還沒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薩克森、萊茵普魯士、巴登和普法爾茨爆發了維護憲法的起義。但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對起義者絲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維護憲法運動遭到鎮壓。恩格斯在《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頁）和《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見本卷第482-578頁）中評述了這一運動。——365、366、433、569、570。）的領導階級。因為，在這一次，沒有一個德國大城市是運動的中心，所以通常在中小城市中占優勢的小生意人階級便能夠掌握運動的領導權。而且我們已經知道，這次維護帝國憲法和德國議會權利的鬥爭，正是同這個階級的利益密切相關的。在一切起義地區所組織的臨時政府中占大多數的都是這一部分人的代表，因此，他們能走多遠，這完全可以作為衡量德國小資產階級有多大能耐的尺度。我們將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給它的運動遭到失敗而外，什麽能耐也沒有。

    小資產階級擅長於吹牛，在行動上卻十分無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險。這個階級的商業交易和信貸業務的小本經營，很容易給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進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動也自然具有同樣的特點。所以小資產階級是用漂亮的言詞和吹噓它要完成什麽功績來鼓動起義的；一當完全違背它的願望而爆發了起義，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權力；但它使用這種權力只是為了毀滅起義的成果。每當一個地方的武裝沖突使事態發展到了危急關頭，小商人就十分害怕他們所面臨的危險局勢，害怕人民真正接受了他們號召武裝起來的高調，害怕已經落到他們手里的政權，尤其是害怕他們被迫采取的政策會給他們自己，給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他們的財產帶來的後果。人們不是希望他們真的像他們常說的那樣，為了起義的事業，可以不惜犧牲“生命財產”嗎？他們在起義時不是被迫◎第570頁◎擔任官方職務，因而在失敗時就有失去自己的資本的風險嗎？而在起義勝利時，他們不是深信自己會立即被趕下台，並且眼看著他們的全部政策被作為他們的戰鬥部隊主力的勝利的無產階級根本改變嗎？這樣，小資產階級就被種種互相對立的危險團團包圍，它除了讓一切都聽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權力；因此，它當然也就失去了本來可能有的取得勝利的小小的機會，而把起義完全斷送了。小資產階級的策略，或者更確切些說，小資產階級的毫無策略，到處都是一樣，所以1849年5月德國各個地方的起義，也都是由一個模子鑄出來的。

    在德累斯頓，巷戰繼續了四天之久。德累斯頓的小商人、“市自衛軍”，不僅沒有參加鬥爭，反而在許多場合支持軍隊鎮壓起義者的行動。起義者又幾乎全是周圍工業區的工人。他們找到了一個能幹的、頭腦冷靜的指揮者——俄國的流亡者米哈伊爾·巴枯寧，後來他被俘了，現在被囚禁在匈牙利的蒙卡奇監牢里。人數眾多的普魯士軍隊的幹涉，把這次起義鎮壓下去了。

    在萊茵普魯士，實際的戰鬥規模不大。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許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壘，起義者只能進行一些小的戰鬥。一旦調集了足夠數量的部隊，武裝反抗就終止了。

    在普法爾茨和巴登則相反，起義者占領了一個富饒的省份和一個整個的邦。金錢、武器、兵士、軍需品這里應有盡有。正規軍的士兵們本身就參加了起義隊伍；在巴登他們甚至是起義的先鋒。薩克森和萊茵普魯士的起義作了自我犧牲，為組織德國南部的運動贏得了時間。一省範圍內的地方起義，還從來沒有得到過這樣有利的條件。巴黎也有爆發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臨維也納城下；在德國中部各邦，不僅人民，連軍隊也都堅決讚助起義，一等有適當機會就公開加入起義。可是運動既然被小資產階級所控制，從一◎第571頁◎開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毀滅。小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尤其是以布倫坦諾先生為首的巴登小資產階級統治者，無論如何也忘不了他們篡奪“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權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他們坐在大臣的坐椅里深感內疚。能夠希望這些懦夫有什麽作為呢？他們不僅對起義放任自流，使之分散因而毫無結果，並且還竭力磨去運動的鋒芒，閹割和摧毀運動。由於一批深謀遠慮的政客即“民主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英雄們的熱誠支持，他們做到了這一點；這些英雄們當真相信，他們讓布倫坦諾之流的少數狡猾之徒牽著鼻子走的時候，是在“拯救祖國”。

    至於軍事方面，從沒有見到過比原正規軍尉官巴登總指揮濟格爾指揮的軍事行動更草率、更蠢笨了。一切都雜亂無章，一切有利時機都放過了，一切寶貴的時刻都浪費在考慮一些龐大而不能實現的計劃上，到最後，當能幹的波蘭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擔任指揮的時候，軍隊已經是組織渙散、叠遭敗北、士氣沮喪、給養惡劣，卻面對著四倍於己的敵人，所以他已經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在瓦格霍伊瑟爾進行戰鬥，這一仗雖未打勝但打得很英勇，接著實行了機智巧妙的退卻，在拉施塔特城下進行了最後一次絕望的戰鬥便辭職了。像在任何起義戰爭中一樣，部隊是由老練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組成的，所以在這支部隊中雖然有許多英雄事跡，但同時也有許多次士兵所不應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驚慌失措。但是，盡管有這種種不可避免的缺陷，這支軍隊至少有一點是可以對自己表示滿意的，這就是：人們承認四倍的優勢兵力還不足以把它擊潰，十萬正規軍在對付兩萬起義者的戰役中，在軍事上對後者如此高度重視，就好像要同拿破侖的老近衛軍作戰一般。

    起義在5月爆發；1849年7月中它完全被鎮壓下去。第一次德國革命就此完結了。◎第572頁◎

    ［十九　起義的終結］

    當德國的南部和西部舉行公開起義的時候，當各邦政府費了十多個星期的時間——從德累斯頓的軍事行動開始到拉施塔特投降——來撲滅第一次德國革命的這最後一團火焰的時候，國民議會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場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們已經談到，法蘭克福的這個崇高的機關處於狼狽不堪的境地，因為各邦政府對它的尊嚴進行放肆的攻擊，因為它自己所創立的中央政權既軟弱無能又怠惰得等同背叛，因為擁護它的小生意人階級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終目的的工人階級紛紛起義。悲觀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議員們；事變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確而肯定的態勢，以致在幾天之內，這些博學的立法者關於他們有真正力量和勢力的幻覺就完全破滅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這個除非向各個合法當局挑戰今後便不能夠再存在下去的機關。慌亂的自由派認為事情已無可挽救，他們也拋棄了議員的職務。這些可敬的先生們成百地開了小差。議員最初有800 -900人，但是這個數目急速地減少，以致法定人數只好規定為150人，而幾天之後又改為100人。但是甚至這麽一點人也很難召集起來，雖然全體民主派都還留在議會里。

    剩下的議員應當遵循什麽方針，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只需公開而堅決地站在起義方面，從而給予起義以合法性所能賦予它的一切力量，他們自己也就立刻獲得了一支實行自衛的軍隊。他們應該要求中央政權立即制止一切軍事行動，如果像可以預見到的那樣，這個政權既不能也不願這樣做，那就立即廢除它而代之以一個◎第573頁◎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義部隊調到法蘭克福（起初，當各邦政府缺乏準備，還猶豫不決的時候，這一點並不難做到），那麽可以立即把議會遷移到起義區域的中心地點去。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迅速地、堅決地做到了這一切，起義和國民議會就還有取勝的機會。

    但是誰也不能指望德國小市民階級的代表會采取這樣堅決的方針。這些抱負不凡的政治家一點也不能拋開他們的幻想。那些已經失去自己對議會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黴信念的議員們，已經溜之大吉，要讓留下的民主派放棄他們一年來所懷抱的對於權力和虛榮的夢想又很不容易。他們忠實於他們以前所采取的方針，百般回避堅決的行動，直到最後失去了一切勝利的機會，甚至一切光榮失敗的機會。為了開展裝模作樣的無事忙的活動（這種活動的毫無效果和它的虛張聲勢，只是使人覺得既可憐又可笑），他們繼續向毫不理睬他們的帝國攝政和公開同敵人勾結的大臣們發布一些低三下四的決議、文告和請求。而最後，當施特里高的議員、《新萊茵報》的編輯之一、整個議會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爾弗宣稱，如果他們說的話算數，他們最好結束空談，立刻宣布德國最大的叛徒帝國攝政不受法律保護時，這些議員先生們積蓄已久的義憤，一下子全都爆發出來了，其猛烈的氣勢，連政府一再淩辱他們的時候也從沒有看到過。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沃爾弗的提議是聖保羅教堂（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1848年5月18 日-1849年5月30日開會的會址。——編者注）四壁之內說出的第一句通達情理的話。因為他所說的正是必須做的，而話又說得那麽直截了當，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這些人只有在不堅決這一點上是堅決◎第574頁◎的，他們膽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變的決心：什麽都不做——這就是他們所應該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閃電一樣撥開了蒙蔽他們的頭腦而他們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霧的話，每一個能把他們引出他們要盡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時候的迷宮的建議，每一種對於實際情況的清楚的見解，當然都是對這個自主的議會的尊嚴的冒犯。

    法蘭克福的可敬的議員先生們雖然發表了種種決議、呼籲、質問和宣言，但他們的地位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此後不久他們就退卻了，但不是退到起義地區去，因為采取這一步驟未免太膽大了。他們到了斯圖加特，那里的符騰堡政府保持著觀望的中立態度。在這里，他們終於廢黜了帝國攝政，從他們自己中間選舉了一個五人攝政。這個攝政立刻通過了民軍法，並按規定手續通告了德國各邦政府。它們，議會的真正敵人，被命令去征兵以保衛議會！於是便創造了——當然是在紙上——一支保衛國民議會的軍隊。師、旅、團、炮隊，一切都被規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實在的東西，因為這支軍隊當然從來沒有出世。

    還有最後一個方案呈現在國民議會面前。民主派民眾，從全國各地派來代表團請求議會出面指揮，並催促它采取堅決的行動。人民知道符騰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懇求國民議會強迫這個政府同各鄰邦一道公開而積極地參加起義。但是白費氣力，國民議會一遷到斯圖加特，就完全聽符騰堡政府的擺布。議員們意識到了這一點，便壓制人民中間的騷動。這樣一來，他們便喪失了他們還可以保持的最後一點點影響。他們獲得了應得的輕蔑；符騰堡政府在普魯士和帝國攝政的逼迫下結束了這出民主的滑稽劇；在1849年6月18日封閉了議會開會的大廳，命令攝政成員離開該邦。

    於是他們前往巴登，去參加起義者的陣營，但現在他們在那里◎第575頁◎已經毫無用處了。沒有一個人理睬他們。可是攝政仍然以有自主權的德國人民的名義在繼續努力拯救祖國。它企圖獲得外國列強的承認，凡是願意領取護照的人都一律發給。它不斷發表宣言，派專員到符騰堡那些它曾經拒絕及時給予積極支援的地區去發動起義；這一切當然沒有成功。現在我們手邊有一篇報告原件，這是這些專員之一律斯勒先生（厄爾斯的議員）寄給攝政的，它的內容很能說明問題。報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於斯圖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六位委員籌措現金毫無收獲的奇遇之後，舉了一大堆理由說明他為什麽尚未到達指定的崗位，接著又就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和符騰堡之間可能發生的紛爭及其可能引起的後果發表了很有份量的見解。但是，他詳細地考察了這一切之後，得出結論說，再也沒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議建立由可靠人員組成的驛站式的機構以傳遞消息，並建立諜報系統以偵查符騰堡內閣的意向和軍隊的調動情形。這封信沒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為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攝政”已完全轉變為“外交部門”，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當可憐的律斯勒先生正在為一個第六等王國的可怕內閣的意向而絞盡腦汁的時候，十萬普魯士的、巴伐利亞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經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後一戰中把全部問題解決了。

    德國的議會就這樣消失了，德國革命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作品也隨之消失了。議會的召開是德國的確曾發生過革命的首要證據；這個議會一直存在到這第一次現代的德國革命完結之時。在資本家階級的影響下由分裂渙散的、多半是剛剛從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覺醒過來的農村居民選舉出來的這個議會，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間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統統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後又把他們徹底葬送。這里集中了中間階級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資產階級期待出現奇跡，但是卻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贏得了恥辱。◎第576頁◎工商業資本家階級在德國遭受的失敗，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加慘重。最初他們在德國各邦被打敗，被擊潰，被逐出官場，後來在德國的中央議會里遭到痛擊，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的統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體還是共和政體的形式，在德國永遠不可能實現了。

    德國議會在其存在的後期，使1848年3月以來領導官方反對派的那一幫人，那些代表小生意人階級的利益並部分地代表農民階級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恥辱。這一階級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機會來表明它有辦法在德國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我們已經看到它遭到了怎樣的失敗；這與其說是由於環境不利，不如說是由於它在革命爆發以來的一切緊急關頭一貫畏縮不前；它遭到這種失敗是由於它在政治上也同樣目光短淺、畏首畏尾和動搖不定，這正是它的商業活動的特點。1849年5月，它由於這種行為已經失去了歐洲所有起義的真正戰鬥力量——工人階級的信任。可是當時它還有取得勝利的大好機會。德國的議會在反動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後，完全在它掌握之中。農村居民也都讚助它。只要它認清形勢，堅決地、勇敢地行動起來，各小邦三分之二的軍隊，普魯士三分之一的軍隊，普魯士後備軍或民軍的大多數，都準備和它一致行動。但領導這一階級的政客們，並不比追隨他們的小生意人群眾更有洞察力。他們甚至比自由派更糊塗，更迷戀於他們有意保持著的幻覺，更容易上當受騙，更缺乏正視事實的能力。他們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於事實上他們還沒有實現他們那些陳腐的原則，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環境下，他們本來還能夠再活躍一個短暫的時期；但是，最後的這一點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變剝奪了，正像他們的法國“純民主派”夥伴們一樣。

    德國西南部起義的失敗和德國議會的解散，結束了第一次德◎第577頁◎國革命的歷史。最後，我們還需要看一下獲得勝利的反革命聯盟的成員們。這我們將在下一篇通訊來談。（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一組文章的最後一篇沒有寫成。1896年英文版以及後來的許多版本都收錄了恩格斯的《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把它作為最後一篇。實際上它並不屬於《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組文章。——578。）

    　　　1852年9月24日於倫敦

    寫於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

    載於1851年10月25和28日，11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和23日《紐約每日論壇報》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115頁◎第578頁◎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之一）

    *（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針對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變而撰寫的一部評述法國政局的著作。

    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不久，馬克思動筆撰寫這部著作。在撰寫過程中，馬克思經常同恩格斯交換看法。除了英法兩國的書刊和官方資料之外，馬克思還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書信。這部著作原來準備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約·魏德邁在美國籌辦的德文周刊《革命》上連續發表。最初計劃大致寫三篇，但在撰寫過程中不斷擴充，最後共寫了七篇，於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兩期，因經濟困難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邁以單行本形式將這部論著作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頁和自己寫的前言中誤將標題寫成了《路易－拿破侖的霧月十八日》。

    1869年，這部著作由漢堡出版商奧·邁斯納在德國漢堡再版。再版前，馬克思重新審訂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錯誤，刪去了重覆的語句，節略了某些段落，把書名改正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並親自寫了第2版序言。這里發表的中譯文是根據1869年的版本譯出的。馬克思對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動，均在腳注中作了說明。

    馬克思逝世後，這部著作於1885年6月在漢堡出版了第3版。這個版本由恩格斯負責編輯，對第2版作了少量修辭上的改動。1891年這部著作被譯成法文，當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節連續發表在法國工人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上。同年還在法國里爾出版了單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蘭文譯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譯本。

    法國大革命後共和八年霧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侖第一發動政變，改行帝制，實行軍事獨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侖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廢除共和，覆辟帝制，號稱拿破侖第三。馬克思給自己的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一標題，顯然含有諷刺意味。——579。）

    1869年第二版序言（注：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2版於1869年7月在漢堡出版。資產階級報刊對這部著作的新版竭力保持沈默，而《人民國家報》直到1870年3月16日才發表該書第2版出版的消息，同時刊登了馬克思寫的這篇序言。後來，由恩格斯編輯的該書1885年第3版也收錄了這篇序言。1891年1月，法國工人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發表了序言的法譯文；同年，在里爾出版的該書單行本中也載有這篇序言。1894年，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發表在日內瓦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俄文第1版上。

    《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從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次，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於編輯常被逮捕，該報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

    根據1876年哥達代表大會的決定，從1876年10月1日起，開始出版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統一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以代替《人民國家報》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實行以後，《前進報》於1878年10月27日停刊。——579。）

    我的早逝的朋友約瑟夫·魏德邁（注：魏德邁在美國內戰時期擔任過聖路易斯區的軍事指揮官。），曾打算從1852年1月1日起在紐約出版一個政治周刊。他曾請求我給這個刊物寫政變的歷史。因此，我直到2 月中為止每周都在為他撰寫題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論文。這時，魏德邁原來的計劃遭到了失敗。作為變通辦法，他在1852年春季開始出版名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內容就是我的《霧月十八日》。那時這一刊物已有數百份輸送到德國，不過沒有在真正的書籍市場上出售過。當我向一個行為極端激進的德國書商建議銷售這種刊物時，他帶著真正的道義上的恐懼拒絕了這種“不合時宜的要求”。

    從上述事實中就可以看出，本書是在形勢的直接壓迫下寫成的，而且其中的歷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現在把它再版發行，一方面是由於書籍市場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於我那些在德國的朋友們的催促。

    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第579頁◎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和蒲魯東的《政變》（注：即蒲魯東的《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編者注）。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的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機智的痛罵。事變本身在他筆下被描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性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而是寫成巨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他那里關於政變的歷史構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編纂學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證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現在如果對本書加以修改，就會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於改正印錯的字，並去掉那些現在已經不再能理解的暗語。

    我這部著作的結束語：“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麽拿破侖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注：旺多姆圓柱又稱凱旋柱。它是為了紀念拿破侖第一的戰功，於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廣場修建的。

    整個圓柱全部用繳獲的武器上的青銅制成，頂上鑄有一座拿破侖雕像，雕像在覆辟時期被拆除。但在1883年又重新覆原。1871年根據巴黎公社的決議，旺多姆圓柱作為軍國主義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圓柱又被資產階級政府修覆。——580、689。）頂上倒塌下來”——這句話已經實現了。

    沙爾臘斯上校在他論述1815年戰役的著作（注：即沙爾臘斯的《1815年滑鐵盧戰役史》。——編者注）中，開始了對崇拜拿破侖的攻擊。從那時起，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中，法國的出版物借助歷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詼諧等等武器徹底破除了關於拿破侖的奇談。在法國境外，這種與傳統的民眾信仰的斷然決裂，這個非同尋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為人所理解。

    最後，我希望，我這部著作對於清除那種特別是現今在德國流◎第580頁◎行的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主要的一點，即在古羅馬，階級鬥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與貧窮的自由民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鬥士充當消極的舞台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名言：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注：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概論》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頁。——編者注）。由於古代階級鬥爭同現代階級鬥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別，由這種鬥爭所產生的政治怪物之間的共同點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間的共同點更多。

    　　　卡爾·馬克思

    1869年6月23日於倫敦

    載於1869年7月在漢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2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4-406頁◎第581頁◎

    恩格斯寫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

    《霧月十八日》在初版問世33年後還需要印行新版，證明這部著作就是在今天還絲毫沒有失去自己的價值。

    的確，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緊接著一個事變——這個事變像晴天霹靂一樣震驚了政治界，有的人出於道義的憤怒大聲詛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是脫離革命險境的辦法和對於革命誤入迷途的懲罰，但是所有的人對它都只是感到驚異，而沒有一個人理解它——緊接著這樣一個事變之後，馬克思寫出一篇簡練的諷刺作品，敘述了二月事變（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以來法國歷史的全部進程的內在聯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跡（注：指1848年12月10日擔任法蘭西共和國總統職務的路易·波拿巴於1851年12月2日在法國舉行的政變：立法議會和國務會議被解散，許多議員被逮捕，全國有32個省宣布處於戰時狀態，社會黨和共和黨的領導人被驅逐出法國。1852年1月14日通過的新憲法曾規定，一切權力都集中在總統手中，1852年12月2日卻宣布路易·波拿巴為法國皇帝，帝號拿破侖第三。——582。）就是這種聯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而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對政變的主人公除了給予應得的蔑視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別的態度。這幅圖畫描繪得如此高明，以致後來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證據，證明這幅圖畫是多麽忠實地反映了實際。他對活生生的時事有這種卓越的理解，他在事變剛剛發生時就對事變有這種透徹的洞察，的確是無與倫比。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像馬克思那樣深知法國歷史。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里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借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借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覆興時代起是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第582頁◎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正在上升的無產階級反對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里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不僅特別偏好地研究了法國過去的歷史，而且還考察了法國時事的一切細節，搜集材料以備將來使用。因此，各種事變從來也沒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還有另一個情況。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鬥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規律在這里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在這部著作中，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即使已經過了33年，我們還是不能不說，這個檢驗獲得了輝煌的成果。

    　弗·恩·

    寫於1885年

    載於1885年在漢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3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291頁◎第583頁◎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一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注：馬克思後來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再次作過類似的闡述：“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本卷第584頁）。

    這里是指黑格爾在《歷史哲學》第3部第2篇《從第二次普尼克戰爭到皇帝當政時期》中的論述。黑格爾指出，蓋·尤·凱撒消滅共和國和建立個人獨裁是歷史的必然。所以他認為，布魯士斯、卡西烏斯和西塞羅把凱撒實行個人獨裁看成是他的個性所致，以及不殺凱撒便不能恢覆共和國的觀點是錯誤的。黑格爾得出結論說：“如果某種國家變革重覆發生，人們總會把它當作既成的東西而認可。這樣就有了拿破侖的兩次被捕，波旁王室的兩次被驅逐。由於重覆，開初只是偶然和可能的東西便成了現實的和得到確認的東西了”。——5、584。） 科西迪耶爾代替丹東，路易·勃朗代替羅伯斯比爾，1848 -1851 年的山岳黨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霧月十八日事變得以再版的種種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注：在1852年版中這一段是這樣寫的：“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偉大的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卑劣的笑劇出現。科西迪耶爾代替丹東，路易·勃朗代替羅伯斯比爾，1848-1851年的山岳黨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黨，倫敦的特別警察和一打債台高築的軍官代替小個軍士指路易·波拿巴流亡倫敦期間曾自願充當特別警察。所謂特別警察是由平民組成的警察後備隊，他們曾幫助正規警察驅散1848年4月10日的憲章派示威隊伍。倫敦的警察代替小個軍士，是指路易·波拿巴代替拿破侖第一。——584。）及其一桌元帥！白癡的霧月十八日代替天才的霧月十八日！在使霧月十八日事變得以再版的種種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第一次是法國站在破產的邊緣，這一次是波拿巴自己站在債務監獄的邊緣；當初是大國聯盟站在邊境，這一次是盧格和達拉什聯盟在英國，金克爾和布倫坦諾聯盟在美國；當初是爬過一座聖伯納德山（注：1800年6月14日，拿破侖的軍隊經聖伯納德山口翻越阿爾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馬倫戈擊潰奧地利將軍梅拉斯的軍隊，這一決定性勝利最後導致英、俄、奧等國反法同盟的解體。——584。），這一次是派一個中隊憲兵越過汝拉山脈（注：指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間由於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當局引渡法國共和派流亡者而發生的法國和瑞士兩國之間的沖突。——584。）；當初是不止獲得一個馬倫戈，這一次是應當得到聖安德烈大十字勳章（注：聖安德烈勳章是沙皇俄國的最高勳章。馬克思在這里顯然是指路易·波拿巴需要得到俄國皇帝尼古拉一世的承認。——584。） 和喪失柏林《國民報》的尊敬”。◎第584頁◎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換上了使徒保羅（注：使徒保羅是聖經中的人物，原名掃羅，是虔誠的猶太教徒。據《新約全書·使徒行傳》記載，當他前往大馬士革追捕基督教徒時，忽被強光照射，耶穌在光中顯現，囑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從此轉信耶穌基督，後來成為耶穌直接挑選的使徒，被派往各地傳教，改名保羅。《新約全書》中的保羅書信傳說為他所寫，其主要思想成為基督教教義和神學的重要依據之一。——585。）的服裝，1789-1814 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時而模仿1789年，時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傳統。就像一個剛學會一種新語言的人總是要把它翻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里把新語言翻譯成本國語言，當他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

    在觀察世界歷史上這些召喚亡靈的行動時，立即就會看出它們中間的顯著差別。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侖，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前幾個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礎，割去了長在這個基礎上的封建頭腦；另一個人在法國內部創造了一些條件，從而才保證有可能發展自由競爭，經營分成小塊的地產，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國內的工業生產力，而他在法國境外則到處根據需要清除各種封建的形式，為的是要給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在歐洲大陸上創造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適當環境。但是，新的社會形態一形成，遠古的巨人連同覆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土斯們、格拉古們、普卜利科拉們、護民官們、元老們以及凱撒◎第585頁◎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冷靜務實的資產階級社會把薩伊們、庫辛們、魯瓦耶－科拉爾們、本傑明·貢斯當們和基佐們當作自己真正的翻譯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營業所的辦公桌後面，它的政治首領是肥頭肥腦的路易十八。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頭於財富的創造與和平競爭，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經守護過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樣缺少英雄氣概，它的誕生卻是需要英雄行為，需要自我犧牲、恐怖、內戰和民族間戰鬥的。在羅馬共和國的高度嚴格的傳統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鬥士們找到了理想和藝術形式，找到了他們為了不讓自己看見自己的鬥爭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為了要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騙。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發展階段上，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過舊約全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就排擠了哈巴谷（注：哈巴谷是聖經中12個所謂小先知之一。他以其詩一般熱情的話語為人們所稱道。約翰·洛克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出現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他處事注重實際而缺少詩意，只相信人的理智。在這里馬克思把哈巴谷當作洛克的對立面。——586。）。

    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覆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在想象中誇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遊蕩。

    在1848-1851年間，只有舊革命的幽靈在遊蕩，從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裝的戴黃手套的共和黨人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侖的死人鐵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厭的面貌掩蓋起來的冒險家（注：路易·波拿巴。——編者注）止。自以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的整個民族，忽然發現自己被拖回到一個早已死亡的時代；而為了不致對倒退產生錯覺，於是就使那些早已成為古董的舊的日期、舊的紀年、舊的名稱、舊的敕◎第586頁◎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舊憲兵覆活起來。一個民族的感覺，就好像貝德勒姆（注：倫敦的瘋人院。——編者注）那里的一個癲狂的英國人的感覺一樣，這個英國人設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時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勞役，因為他要在地下監獄般的埃塞俄比亞礦場挖掘金礦，借著系在自己頭上的一盞暗淡油燈的燈光，在一些手持長鞭的奴隸監工的監督下勞動；礦洞口站著一群亂哄哄的野蠻兵士，他們既不了解勞役囚人，相互之間也不了解，因為大家講著不同的語言。瘋癲的英國人嘆道：“我這個生來自由的不列顛人被迫忍受這一切，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還債。”——法蘭西民族嘆道。這個英國人在頭腦清醒的時候總不能撇開找金子這種固定觀念。法國人在從事革命的時候總不能擺脫對拿破侖的追念，12 月10 日的選舉（注：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經大選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587。）就證明了這一點。由於害怕革命的危險，他們曾經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鍋（注：“惋惜埃及的肉鍋”一語源於聖經傳說：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離埃及，行至曠野，饑餓難忍，於是開始抱怨摩西，說他不應該帶領他們離開埃及，因為他們在埃及雖然世代為奴，但畢竟可以圍著肉鍋吃飽肚子。（參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16章第1-3節）“惋惜埃及的肉鍋”後來逐漸成了一句諺語。——587。），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對於這一點的回答。他們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侖的漫畫，他們得到的是漫畫化的老拿破侖本身，是在19世紀中葉所應當出現的老拿破侖。

    19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19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注：《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8章第22節。——編者注），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

    二月革命對於舊社會是一個突然襲擊，是一個意外事件，而人◎第587頁◎民則把這個突然的打擊宣布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壯舉，認為它開辟了一個新紀元。12月2 日，二月革命被一個狡猾的賭徒的騙術所葬送，結果，被消滅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個世紀以來的鬥爭從君主制度方面奪取來的自由主義的讓步。結果，不是社會本身獲得了新的內容，而只是國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態，回到了寶劍和袈裟的極端原始的統治。1851年12月的輕率行為報覆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擊。來得容易去得快。然而這兩個事變之間的時間並不是白過了的。在1848-1851年期間，法國社會總算獲得了教訓和經驗，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獲得的。這些教訓和經驗在正常的即所謂按部就班的發展進程中，本來應該在二月革命以前預先獲得，如果這次革命不只是一種表面的動蕩的話。看起來仿佛社會現在落到它的出發點後面去了，實際上社會還只是在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唯一能使現代革命成為真正的革命的形勢、關系和條件。

    資產階級革命，例如18世紀的革命，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的；革命的戲劇效果一個勝似一個，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極樂狂歡；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而社會在還未學會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沈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相反，無產階級革命，例如19世紀的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拙劣；它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前面挺立起來；它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第588頁◎

    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

    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注：“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句話出自伊索寓言《說大話的人》。一個說大話的人自吹在羅陀斯島上跳得很遠很遠。別人就用這句話反駁他。其轉意是：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這里證明吧！

    “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這句話是從上面那句話演變而來的。羅陀斯在希臘語中既是島名，又有“玫瑰花”的意思。黑格爾在《法哲學》一書的序言中曾使用這種說法。——589。）

    但是，每個平庸的觀察家，即使他沒有逐步研究過法國事變發展的進程，也不免要預感到，這次革命必將遭受前所未聞的屈辱。只要聽一聽民主派先生們當時那種自鳴得意的勝利叫囂就夠了，這些先生們曾經互相祝賀，滿以為1852 年5月第二個星期日（注：按照1848年11月4日憲法規定，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任期為四年，新總統的選舉在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舉行，即將離任的總統不能參加競選。1852年5月的這一天，路易·波拿巴的總統任期屆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別是流亡者，希望民主黨派在這一天能夠上台執政。——589。）一定會帶來良好的結果。1852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在他們頭腦中成了一種固定觀念，成了一個教條，正如在錫利亞（注：錫利亞一詞源於希臘文錫利亞斯（Chilioi，意為“一千”）。錫利亞教義產生在奴隸制度解體時期，宣傳基督覆臨和在地球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國”（千禧年）的宗教神秘主義學說。它反映了農民和城市貧民的心態，在基督教早期這種信仰流傳很廣，後來經常出現在中世紀的各種教派的學說中。——589。） 信徒腦子里基督再臨和千年王國到來的那個日子一樣。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跡求得解救，以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驅除了敵人就算打敗了敵人；他總是對自己的未來，以及自己打算建樹，但現在還言之過早的功績信口吹噓，因而失去對現實的一切感覺。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結成團夥，來駁倒關於他們顯然庸碌無能的意見，他們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預先拿起自己的桂冠，準備把他們的有名無實的共和國（這些共和國的政府人員已由他們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確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貼現。12月2日對他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人民在意氣消沈的時代總是樂意讓呼喊者的大喊大叫來壓抑自己內心的驚愕，這一次他們也許已經了解到：鵝的叫聲能夠拯救卡皮托利諾（注：卡皮托利諾是羅馬城中一個設有防御工事的小丘，那里建有尤諾納教堂等。據傳說，公元前390年高盧人進犯羅馬時，尤諾納教堂里鵝的叫聲驚醒了守衛卡皮托利諾的士兵而使羅馬城得救。——589。）的那種時代已經過去了。

    憲法、國民議會，保皇黨、藍色的和紅色的共和黨人（注：藍色共和黨人指資產階級共和派，因其機關報是《國民報》（見注181），故又稱《國民報》派，亦稱三色旗共和派、純粹的共和派。1848年革命時期，這一派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六月大屠殺。紅色共和黨人指其他各種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589。）、非洲的英雄（注：“非洲的英雄”指曾經參加阿爾及利亞殖民戰爭的法國軍官，在法國，人們曾把他們稱作“非洲人”或“阿爾及利亞人”。馬克思在這里指的是卡芬雅克、拉莫里謝爾和貝多等將軍，他們是國民議會中共和派集團的首領。——589。）、講壇的雷鳴聲、報刊的閃電、整個著作界、政治聲望和學者的名譽、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愛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所有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個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見了，而這個人連他的敵人也不認為是一個魔法師。普選權還保持了一剎那，好像僅僅是為了在全世界面前親筆寫下自己的遺囑，並以人民自己的名義宣布：“一切現存的東西，都一定要死亡。”◎第589頁◎

    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夠的。一個民族和一個婦女一樣，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寬恕的。這樣的言談並沒有揭開這個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個說法罷了。還應當說明，為什麽一個有3 600 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

    現在我們來把法國革命從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 月所經過的階段大致總結一下。

    總共有以下三個明顯的主要時期：二月時期；共和國建立時期，或制憲國民議會時期（從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憲共和國時期，或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從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個時期，從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從路易－ 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憲議會開幕之日止（這是本來意義上的二月時期），這個時期可以稱為革命的序幕。這個時期的性質，正式表現於這一時期倉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臨時性的。在這個時期所采取、試行和發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樣，一概宣布自己只是臨時性的。無論什麽人和什麽機構，都不敢承認自己有權長期存在，有權真正有所作為。所有一切準備了或決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對派、共和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小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臨時取得了位置。

    情況只能是這樣。二月事變原先的目標是選舉改革，以求擴大有產階級內部享有政治特權者的範圍和推翻金融貴族獨占的統治。但是，當事變已演進到引起實際沖突，當人民已投入街壘鬥爭，當國民自衛軍采取消極的態度，軍隊不進行認真抵抗而王室已經逃走的時候，成立共和國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個政黨都按自己的觀點去解釋共和國。手持武器奪得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第590頁◎在共和國上面蓋上了自己的印記，並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這樣就表露出了現代革命的總的內容，這個內容和在當時的情況與條件下、在群眾已達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現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實現的一切都是極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經促進二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獲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滿意足了。正因為如此，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覆雜：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當巴黎無產階級還陶醉於為它開辟的偉大前途並且認真地埋頭討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並獲得了國內群眾的意外支持，即獲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這個障礙物被推翻後立刻躍上政治舞台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個時期，從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創立、奠定的時期。緊跟在二月事變之後，不僅王朝反對派被共和派弄得驚慌失措，共和派被社會主義者弄得驚慌失措，而且全法國都被巴黎弄得驚慌失措了。由國民選出而於1848年5月4日開幕的國民議會，是代表國民的。這個議會是對二月事變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議，並且要把革命的結果降低到資產階級的水平。巴黎無產階級一下子就看出了這個國民議會的性質，所以他們在國民議會開幕後不幾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圖用強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將國民中起反動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脅他們的這個機體重新分解為各個構成部分，但是這個企圖沒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變的結果，不過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領袖們，在我們所考察的整個周期中退出社會舞台罷了。◎第591頁◎

    繼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之後，只能有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說，以前是由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國王的招牌下進行統治，今後將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巴黎無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終止的狂妄空想。對制憲國民議會的這個聲明，巴黎無產階級以六月起義作了回答，這是歐洲各國內戰史上最大的一次事變。獲得勝利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產階級、中間等級、小資產者、軍隊、組成別動隊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牧師和農村居民。而站在巴黎無產階級方面的卻只有它自己。資產階級共和國勝利以後，起義者被屠殺的有3 000多人，未經審判就被放逐的有15 000人。無產階級從這次失敗後，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後台去了。每當運動好像又進入高潮時，無產階級就企圖再向前推進，可是勁頭越來越弱，成效也越來越小。每當無產階級上面的某個社會階層進入革命動蕩時，無產階級就跟它締結同盟，從而分享了各個政黨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敗。但是，這些相繼而來的打擊，隨著力量分攤到全部社會的整個表面，也越來越弱了。無產階級在議會和報刊方面的一些比較傑出的領袖，相繼被捕判罪，代替他們掛帥的是些愈益模棱兩可的人物。無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於教條的實驗，醉心於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換句話說，醉心於這樣一種運動，即不去利用舊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強大手段來推翻舊世界，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條件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當六月事變中與無產階級為敵的一切階級還沒有在無產階級身邊倒下的時候，無產階級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覆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從重新締結的聯盟中獲得新的力量。但是，無產階級至少是帶著進行過世界歷史性的偉大鬥爭的光榮而失敗的；不僅法國，並且整個歐洲都被六◎第592頁◎月的地震所驚動，而各個上層階級後來的失敗所付的代價卻如此便宜，以致得勝的黨派只有公然無恥地加以誇張，才可以把這些失敗說成是事變。同時，失敗的政黨離開無產階級政黨越遠，這些失敗就越是可恥。

    六月起義者的失敗，固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奠基和建立準備和掃清了基地，但同時它也表明，歐洲的問題並不是爭論“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的問題，而是別的問題。它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里是表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它表明，在那些階級構成發達、具有現代生產條件、具有那種通過百年來的工作而使一切傳統觀念都融化於其中的精神意識的舊文明國家里，共和國一般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變革形式，而不是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眾國那樣；在那里，雖然已有階級存在，但它們還沒有固定下來，它們在不斷的運動中不斷更新自己的組成部分，並且彼此互換著自己的組成部分；在那里，現代的生產資料不僅不和經常的人口過剩現象同時發生，反而彌補了頭腦和人手方面的相對缺乏；最後，在那里，應該占有新世界的物質生產的那種狂熱而有活力的運動，沒有給予人們時間或機會來結束舊的幽靈世界。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階級和黨派都團結成一個維護秩序的黨來反對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黨。它們從“社會之敵”手里“救出了”社會。它們選擇了舊社會的格言“財產、家庭、宗教、秩序”作為自己的軍隊的口令，並用“在此標記下你必勝！（注：相傳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征討馬克森提烏斯時，中午時刻看見天上出現一個光芒四射的十字架，旁邊有一行字：”在此標記下你必勝！“有人從唯心主義立場出發，認為君士坦丁從迫害基督教到皈依和保護基督教與這個杜撰的傳說有關。——593。）”這句話激勵反革命十字軍征討。從這時起，許多曾經團結在這個旗號下反對過六月起義者的政黨中的任何政黨只要企圖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守住革命戰場，它就要被“財產、家庭、宗教、秩序！”這一口號所戰勝。每當社會的統治者集團範圍縮小時，每當◎第593頁◎比較狹小的利益壓倒比較廣大的利益時，社會就得救了。任何最單純的資產階級財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義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義的要求、任何最淺薄的民主主義的要求，都同時被當作“侵害社會的行為”加以懲罰，被當作“社會主義”加以指責。最後，連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們的皮蒂婭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關進囚車，投入監獄或流放；他們的神殿被拆毀，他們的嘴被封住，他們的筆被折斷，他們的法律被撕毀，這一切都是為了宗教、財產、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對那些站在自己陽台上的資產者即秩序的狂信者開槍射擊，褻瀆他們的家庭聖地，炮擊他們的房屋以取樂，這一切都是為了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敗類組成為維護秩序的神聖隊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會救主”的資格進入了土伊勒里宮（注：巴黎的一座皇宮。——編者注）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之二）

    *（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針對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變而撰寫的一部評述法國政局的著作。

    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不久，馬克思動筆撰寫這部著作。在撰寫過程中，馬克思經常同恩格斯交換看法。除了英法兩國的書刊和官方資料之外，馬克思還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書信。這部著作原來準備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約·魏德邁在美國籌辦的德文周刊《革命》上連續發表。最初計劃大致寫三篇，但在撰寫過程中不斷擴充，最後共寫了七篇，於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兩期，因經濟困難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邁以單行本形式將這部論著作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頁和自己寫的前言中誤將標題寫成了《路易－拿破侖的霧月十八日》。

    1869年，這部著作由漢堡出版商奧·邁斯納在德國漢堡再版。再版前，馬克思重新審訂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錯誤，刪去了重覆的語句，節略了某些段落，把書名改正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並親自寫了第2版序言。這里發表的中譯文是根據1869年的版本譯出的。馬克思對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動，均在腳注中作了說明。

    馬克思逝世後，這部著作於1885年6月在漢堡出版了第3版。這個版本由恩格斯負責編輯，對第2版作了少量修辭上的改動。1891年這部著作被譯成法文，當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節連續發表在法國工人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上。同年還在法國里爾出版了單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蘭文譯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譯本。

    法國大革命後共和八年霧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侖第一發動政變，改行帝制，實行軍事獨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侖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廢除共和，覆辟帝制，號稱拿破侖第三。馬克思給自己的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一標題，顯然含有諷刺意味。——579。）

    二

    現在讓我們再接著談下去。

    六月事變以後的制憲國民議會的歷史，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統治和瓦解的歷史，這個派別是以三色旗的共和黨人、純粹的共和黨人、政治的共和黨人、形式的共和黨人等等稱呼聞名的。

    這個派別在路易－菲力浦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義反對派，因而是當時政界中一個公認的構成部分。議院中有它的代表，在報界它也有相當大的勢力。它在巴黎的機關報《國民◎第594頁◎報》181，和《辯論日報》199一樣，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質和它在立憲君主制度下的這個地位也是相稱的。它並不是一個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緊密團結、因有特殊生產條件而獨樹一幟的資產階級集團。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義思想的資產者、作家、律師、軍官和官吏組成的一個派系，這個派系之所以有影響，是由於全國對路易－菲力浦個人的反感，由於對舊的共和國的懷念，由於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義信仰，而主要是由於法國人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對於維也納條約200和對於同英國聯盟的憎惡，這個派別是始終予以鼓勵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統治下，《國民報》的很大一部分擁護者都是因為它鼓吹這種隱蔽的帝制思想而獲得的，也正因為如此，後來在共和國時期，這種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為代表，作為一個置人於死地的競爭者來同《國民報》本身對立。《國民報》也和其余一切資產階級反對派一樣，曾經對金融貴族作過鬥爭。反對預算案的論爭在當時的法國是同反對金融貴族的鬥爭完全相吻合的，這個論爭既然保證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聲望，並吸取非常豐富的材料來寫清教徒式的社論，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業資產階級感激《國民報》，是因為它奴顏婢膝地擁護法國的保護關稅制度，而它維護這個制度又多半是出於民族的動機，而不是出於國民經濟學的動機。整個資產階級感激它，則是因為它惡毒地誹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此外，《國民報》派是純粹的共和派，就是說，它要求把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由君主國改為共和國，首先是要求保證自己能在這個統治中占優勢。對於這一變革的條件，它的認識極其模糊。但有一點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末期的改革運動的宴會上，這一點已很明顯地表露出來了，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資產者中間，特別是在革命無產階級中間是不受歡迎的。這些純粹的共和黨人，真是名副其實的純粹的共和黨◎第595頁◎人，本來已經準備好在開始時滿足於奧爾良公爵夫人的攝政（注：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讓位給他的年幼的孫子巴黎伯爵。奧爾良公爵夫人打算讓法國眾議院擁戴她來攝政，立其年幼的兒子為國王。但是，在起義人民的壓力下，法國後來成立了臨時政府，並宣布成立共和國。——596。），恰好這時爆發了二月革命，因而他們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臨時政府里獲得了位置。他們當然是一開始就受到資產階級的信任並在制憲國民議會中占了多數。臨時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分子馬上被排擠出國民議會開幕後成立的執行委員會；《國民報》派利用六月起義的爆發解散了執行委員會，從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對手，即小資產階級的或民主主義的共和黨人（賴德律－洛蘭等人）。卡芬雅克，這個指揮了六月戰鬥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將軍，獲得了一種獨裁的權力，代替了執行委員會。《國民報》的前任總編輯馬拉斯特，成了制憲國民議會的常任議長；政府各部部長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職位，都由純粹的共和黨人占據了。

    這樣，實際情況超過了早就自命為七月王朝的合法繼承人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理想。但是，這個派別取得統治權並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是通過資產階級舉行反對國王的自由主義叛亂，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對資本舉行了被霰彈鎮壓下去的起義。資產階級共和派認為最革命的事件，實際上卻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實落到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懷里，但它不是從生命樹上落下來，而是從知善惡樹上落下來的。

    資產階級共和派獨占的統治，只是從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這種統治的結果就是擬定共和主義憲法和宣布巴黎戒嚴。

    新的憲法實質上不過是1830年憲章（注：法國1830年憲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憲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國民的自主權並對國王的權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對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官僚警察機構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動。

    關於“新的憲法”，馬克思在《1848年11月4日通過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78-592頁）一文中作了專門評述。——596。）的共和主義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過高的選舉資格限制，甚至把資產階級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擠在政治統治之外，這是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這種選舉資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資產階級共和派不能把這一事件一筆勾銷。他們只得◎第596頁◎補充了一個限制條款，規定選民必須是在選區居住6個月的。舊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軍隊等等組織，仍然原封不動；憲法上作了變更，而這種變更只涉及目錄而沒有涉及內容，只涉及名稱而沒有涉及事物。

    1848年各種自由的必然總匯，人身、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一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一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例如：“公民有權成立團體，有權和平地、非武裝地集會，有權進行請願並且通過報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發表意見。對於這些權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國憲法第2章第8條）“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應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並在國家的最高監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 條）“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續辦事。”（第1章第3條）如此等等。所以，憲法經常提到未來的構成法；這些構成法應當詳細地解釋這些附帶條件並且調整這些無限制的自由權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抵觸，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觸。後來，這種構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來，所有這些自由都加以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至於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某些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這些自由，那麽這都是僅僅為了保證“公共安全”，也就是為了保證資產階級的安全，憲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後來兩方面都有充分權利援引憲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覆所有這些自由的民主黨人。◎第597頁◎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這麽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這個憲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樣，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只是這個弱點不是在腳踵上，而是在頭腦上，或者不如說，是在兩個頭腦（在這里憲法便消失了）上：一個是立法議會，另一個是總統。只要把憲法瀏覽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確定總統對立法議會的關系的條文，才是絕對的、肯定的、沒有矛盾的、不容絲毫曲解的。要知道，這里所談的問題，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憲法第45-70條規定，國民議會可以用合乎憲法的辦法排除總統，而總統要排除國民議會卻只能用違背憲法的辦法，即只有取消憲法本身。可見，這里憲法本身是在號召以暴力來消滅自己。憲法不僅像1830年的憲章那樣尊崇分權制，而且把這種分權制擴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經把立法權和行政權在議會內的爭吵稱為憲法的權力的賭博，在1848年的憲法中，這種賭博一直是孤注一擲的。一方面是由普選產生並享有連選連任權的750名人民代表構成一個不受監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國民議會，它擁有無限的立法權力，最終決定宣戰、媾和及商約等問題，獨攬大赦權，因自己不間斷地召集會議而經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權的一切特性的總統，他有權不經國民議會而任免自己的內閣閣員，他掌握行政權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職，從而在法國操縱著至少有150萬人的命運，因為有這麽多的人在物質生活上依靠於50萬各級官◎第598頁◎吏和各級軍官。他統率一切武裝力量。他享有赦免個別罪犯、解散國民自衛軍以及——經國務會議同意——罷免由公民自己選出的省委員會、縣委員會、市鎮委員會的特權。同外國締結條約時，他具有倡議和領導的作用。國民議會永遠留在舞台上，是公眾日常批評的對象，而總統卻在極樂世界（注：指路易·波拿巴的總統府邸。“極樂世界”的德文是“elys?ischeGefilde”，與波拿巴的總統府邸巴黎的愛麗舍宮“Palaisdee’Elysées”諧音。——599。）過著隱居的生活，不過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憲法第45 條在提醒他：“兄弟，要準備犧牲！”（注：“兄弟，要準備犧牲！”(Frére,ilfautmourir)是特拉伯天主教修道會修士見面時的問候語。特拉伯修道會成立於1664年，以嚴格的規章及其成員的禁欲主義生活方式而聞名。——599。）你的權力在你當選的第四年，在美麗的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就要完結了！那時你的榮華就要完蛋了，這出戲是不會再演的，如果你負有債務，你就及時用憲法規定給你的60萬法郎的薪俸一律償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麗的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一進入克利希（注：1826-1827年巴黎的債務監獄。——編者注）！這樣，憲法就把實際權力授給了總統，而力求為國民議會保證精神上的權力。可是，不用說，法律條文不可能創造精神上的權力，憲法就在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為它規定總統由所有的法國人直接投票選舉。全法國的選票是分散在750個國民議會議員之間，可是在這里選票就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每一單個人民代表不過是某個政黨、某個城市、某個橋頭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須選出一個人來湊足750個人民代表，人們並不去特別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選舉者本人，可是總統是由全國人民所選出，選舉總統是行使主權的人民每四年運用一次的王牌。民選的國民議會和國民只有形而上學的聯系，而民選的總統卻和國民發生個人聯系。國民議會的確通過它的各個代表反映著國民精神的多種多樣的方面，而總統卻是國民精神的化身。和國民議會不同，總統是一種神權的體現者，他是人民恩賜的統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經預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第599頁◎斯一樣有個致命弱點的憲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樣預感到它命該早死。根本用不著西蒂斯離開海洋向制憲的純粹的共和派泄露這個秘密，這些共和派只要從自己的理想共和國的高空雲層間俯瞰一下罪孽的塵世，就可以看到，他們越是接近於完成他們那個偉大的立法藝術創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產主義者的傲慢自負以及他們自己的不孚眾望，也就與日俱增。他們力圖用立憲的狡猾手腕，用憲法第111 條來躲過厄運，根據這條規定，任何修改憲法的提案都必須經過每次相距一個月的三次討論，至少必須由3/4的票數通過，而且參加表決的至少必須有500個國民議會議員。可是這只是為了在他們將來成為議會少數派時（他們現在已經預感到這一點）保持自己勢力的一種無力的嘗試，這種勢力現在當他們還在議會中占多數並且握有一切政府權力手段時，就已經一天天地從他們的軟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後，在一個特別滑稽的條文中，憲法把自己托付給“全體法國人民和每一個法國人的警惕性和愛國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條文中，它已經把有“警惕性”和“愛國心”的法國人托付給它專門發明出來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實行的溫柔的刑事監護了。

    1848年的憲法就是這樣。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頭撞倒，而只是由於觸摸一頂帽子而傾倒，誠然，這頂帽子是三角拿破侖帽。

    當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國民議會內忙於構思、討論和表決這個憲法時，卡芬雅克卻在國民議會外把巴黎控制在戒嚴狀態中。巴黎戒嚴是處於分娩共和國的產前陣痛中的制憲議會的助產婆。如果說後來憲法被刺刀葬送了，那麽不要忘記，在它還在母胎中時，刺刀，而且是對準人民的刺刀就保護過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幫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們曾經拿著他們的象征即三色旗走◎第600頁◎遍了全歐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項發明，這項發明自己給自己開拓了通向整個大陸的道路，但是它又懷著永不熄滅的愛回到法國，直到它終於在法國的半數的省里取得公民權為止。這項發明就是戒嚴。這是一項卓越的發明，每當法國革命進程處於危機關頭，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運用。但是，既然兵營和露營是這樣周期地重重壓在法國社會頭上，以便壓制這個社會的意識並制服這個社會；既然馬刀和毛瑟槍周期地受命進行審判和管理，進行監護和檢查，執行警察和更夫職務；既然胡子和軍服周期地被宣布為社會的最高智慧和指導者，那麽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胡子和軍服又怎麽能不終於得出一個結論說：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並使資產階級社會根本不必關心自治問題，從而一勞永逸地拯救社會！兵營和露營、馬刀和毛瑟槍、胡子和軍服必然要產生這種想法，尤其是因為它們在這種場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樹的更高的功勞得到更多的現金報酬，而當它們按某一派資產階級的命令實行周期戒嚴和暫時拯救社會的時候，它們除了幾個人的死傷和資產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獲得實際利益的。為什麽軍方不可以終於搞出一次對它自己有利益有好處的戒嚴，同時把資產者的交易所也圍攻一下呢？而且還不應忘記（我們順便提一提），貝爾納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時期未經審判就把15 000名起義者放逐的那位軍事委員會主席，現在又是巴黎各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了。

    如果說正直的、純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嚴，從而創設了後來1851年12 月2日的近衛軍（注：近衛軍是古羅馬帝王或將相擁有的享有特權的武裝力量，經常參與內訌，扶助主子登上王位。馬克思在這里是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法國部隊和軍官。——601。）所賴以成長的苗床，那麽同時屬於他們的還有另一種功績：在路易－菲力浦時期他們還點燃民族情感，而現在，當他們掌握了全國的力量的時候，他們卻向國外列強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讓奧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來奴◎第601頁◎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當選為總統，結束了卡芬雅克的獨裁和制憲議會。

    憲法第44條說：“曾經喪失過法國公民資格的人不能擔任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不只喪失過法國公民資格，不只當過英國的特別警察，而且是一個已經歸化了的瑞士人（注：1832年路易·波拿巴在圖爾高州加入瑞士國籍。——602。）。

    關於12月10日選舉的意義，我在另一個地方已經詳細談過（注：見本卷第 433-467頁。——編者注），這里就不再談了。這里只須指出，12月10 日的選舉是曾經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費用的農民反對國內其他各個階級的表現，是農村反對城市的表現。這次選舉得到軍隊方面的巨大同情，因為軍隊從《國民報》派的共和黨人那里既沒有取得榮譽，也沒有領到附加軍餉；這次選舉還受到大資產階級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資產階級歡迎波拿巴是把他作為恢覆君主制度的一個跳板；選舉也受到無產者和小資產者的巨大同情，他們歡迎波拿巴是把他作為對卡芬雅克的一種懲罰。下邊我還要更詳細地談談農民對法國革命的態度。

    從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憲議會解散這個時期，包括了資產階級共和派滅亡的歷史。資產階級共和派為資產階級建立了共和國，把革命無產階級趕下台，一時堵住了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嘴，以後自己也就被資產階級群眾所排斥，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有權利把共和國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可是這批資產階級群眾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經在覆辟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正統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貴族和大工業家，曾經在七月王朝時期居於統治地位，因而是奧爾良派。軍隊、大學、教◎第602頁◎會、律師界、學院和報界的顯要人物，都分屬於上述兩派，雖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這兩部分資產階級都把這個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奧爾良、而是叫作資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作它們能夠共同進行統治的國家形式。六月起義已經把他們聯合成“秩序黨”，現在首先應該是把還在國民議會中占有席位的一幫資產階級共和派排斥出去。這些純粹的共和派曾經極其殘暴地濫用武力對付人民，而現在，當需要捍衛他們自己的共和主義和自己的立法權以對抗行政權和保皇黨人時，他們卻極其怯懦地、畏縮地、沮喪地、軟弱無力地放棄了鬥爭。我用不著在這里敘述他們解體的可恥歷史。他們不是滅亡了，而是無形消失了。他們已經最終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後的時期中，不論在議會內或議會外，他們都僅僅表現為對過去的回憶，只要涉及到共和國的名稱，只要革命沖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險，這些回憶便又覆活起來。順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稱交給這個派別的《國民報》，在後來一個時期就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去了。（注：在1852年版中這一段之後還有如下一段話：“這樣，法蘭西共和國創立或奠定時期可分為三個階段：1845年5月4日-6月24日，在二月事變中聯合起來的所有階級和附屬階級在資產階級共和派的領導下反對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一敗塗地；1848年6月25日-1848年12月10日，資產階級共和派當政，制定憲法，巴黎戒嚴，卡芬雅克專政；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黨反對共和派制憲議會，共和派制憲議會失敗，資產階級共和派覆滅”。——編者注）

    在結束這一時期之前，我們還應該回顧一下兩種力量，這兩種力量從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憲議會結束時止是並居在一起的，而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種力量消滅了另一種力◎第603頁◎量。我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聯合的保皇黨，即秩序黨，大資產階級的黨。波拿巴就任總統後立即組織了以奧迪隆·巴羅為首（請注意，是以議會資產階級的最自由主義的一派的老領袖為首）的秩序黨內閣。巴羅先生終於獲得了1830年以來他朝思暮想的內閣職位，並且是內閣總理的職位。然而這個位置並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所幻想的那樣以議會反對派的最先進領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敵即耶穌會和正統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務是把議會送進墳墓。他終於把新娘迎來舉行婚禮，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後才迎來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隱了。代他行動的是秩序黨。

    在內閣第一次會議上就決定派出遠征軍去羅馬，並且商定要瞞著國民議會來安排這件事，而經費卻要假造口實向國民議會索取。這樣，內閣就開始以欺騙國民議會和暗中勾結外國專制勢力的辦法來對付革命的羅馬共和國了。波拿巴也用同樣的方法和同樣的手段準備了反對保皇黨立法議會及其立憲共和國的十二月二日政變。不要忘記，在1848年12月20日組成波拿巴內閣的那個政黨，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立法國民議會中的多數。

    8月間制憲議會曾經決定，在制定並公布一套補充憲法的構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黨通過議員拉托建議議會不要去搞什麽構成法，最好是通過一項關於解散自己的決議。這時，不僅是以奧迪隆·巴羅先生為首的內閣，而且國民議會中的全體保皇黨議員，都以命令口吻對國民議會說：為了恢覆信用，為了鞏固秩序，為了終止不確定的暫時狀態而建立完全確定的狀態，必須解散國民議會；議會妨礙新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於執迷不悟才企圖延長自己的生命；它已經使全國感到厭惡了。波拿巴把這一切攻擊立法權的說法都記在心里，背得爛熟，並在1851◎第604頁◎年12月2日向議會保皇派證明，他確實從他們那里學得了一些東西。他把他們自己的口號拿來反對他們。

    巴羅內閣和秩序黨往前更進了一步。他們在全法國掀起了向國民議會請願的運動，客客氣氣地請求國民議會隱退。這樣，他們就把無組織的人民群眾引入反對國民議會、反對依照憲法組織起來的民意表現的鬥爭。他們教會波拿巴從訴諸議會轉而訴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憲議會終於不得不解決關於自行解散的問題了。這一天，軍隊占據了國民議會舉行會議的場所；總攬國民自衛軍和正規軍指揮大權的秩序黨將軍尚加爾涅，就像是處於臨戰狀態那樣在巴黎舉行了大規模的閱兵，而聯合的保皇黨人威脅制憲議會說，如果它不表示順從，就將使用暴力。國民議會果然表示願意順從，但商定再茍延一個短短的時期。1月29 日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變嗎？ 不過這次是由保皇黨人協同波拿巴反對共和派國民議會罷了。保皇黨老爺們沒有看到或是不願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 月29日事變，為的是讓一部分軍隊在土伊勒里宮前受他檢閱；他貪婪地抓住這個公然訴諸武力來反對議會權力的初次嘗試，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注：卡利古拉是羅馬皇帝（37-41年）。他執政後立即同元老院一起參加他的近衛軍的閱兵式並發表演講。——605。）。他們當然只看見了他們的尚加爾涅。

    特別推動秩序黨使用暴力去縮短制憲議會生命的一個原因，就是那些補充憲法的構成法——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聯合的保皇黨人認為極其重要的，是他們自己制定這些法律，而不是讓那些疑慮重重的共和黨人去制定。可是，在這些構成法中，還有一個關於共和國總統的責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議會正從事於制定這個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打擊防止了這一打擊。聯合的保皇黨人在1851年冬季議會戰役時期，是多麽希望有一個現成的總統責任法，並且是由疑慮重重的、敵對的共和派議會制成的總統責任法◎第605頁◎啊！

    在制憲議會於1849年1月29日自己毀壞了自己的最後的武器以後，巴羅內閣和秩序之友便將它置於死地。他們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貶低它，強迫這個軟弱無力的和對自己絕望的議會通過一些使它失去最後一點社會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沈溺於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侖觀念（注：暗指路易·波拿巴在英國寫的《拿破侖觀念》一書。——編者注），竟肆無忌憚地公開利用對議會勢力的這種貶低。例如，當國民議會1849年5月8日因烏迪諾將軍占領奇維塔韋基亞而通過譴責內閣議案，並命令羅馬遠征軍回到它所謂的目標時，當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報》上發表了致烏迪諾的一封信，祝賀這位將軍建樹了英雄的功績，並且和那些賣弄筆墨的議員相反，假裝成寬大為懷的軍隊的庇護者。保皇黨人對此加以譏笑。他們認為他不過是個笨蛋。最後，當制憲議會議長馬拉斯特偶爾懷疑到國民議會的安全，根據憲法責令一個上校率領所部開來保護國民議會時，那個上校卻以軍紀為借口拒絕調動，並建議馬拉斯特去跟尚加爾涅交涉，但尚加爾涅也拒絕了馬拉斯特的要求，並且刻毒地說，他不喜歡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聯合的保皇黨人在準備同波拿巴開始作決定性的鬥爭時，曾經企圖在他們的聲名狼藉的議會總務官法案（注：議會總務官原是古羅馬元老院中的下級官員——財務官和檔案官。這里是指在法國國民議會中負責經濟、財務和安全保衛事務的官員委員會。

    1851年11月6日，保皇黨人議會總務官勒夫洛、巴茲和帕納提出一項議案，要求把調動軍隊的權利授予議會。阿·梯也爾支持這項提案，波拿巴分子聖阿爾諾表示反對，經過激烈的辯論，這項議案於11月17日被否決。在表決中山岳派支持波拿巴派，因為他們認為保皇黨人是主要危險。——606。）中規定國民議會議長能直接調動軍隊的原則。他們的一位將軍勒夫洛簽署了這個法案。但是，尚加爾涅白白地投票讚成了這一法案，梯也爾也白白地讚揚了已故制憲議會的有遠見的智慧。陸軍部長聖阿爾諾像尚加爾涅回答馬拉斯特一樣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的鼓掌！

    當秩序黨還只是內閣而不是國民議會的時候，它就這樣玷污了議會制度。而當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變把議會制度逐出法國的◎第606頁◎時候，它就叫喊起來了！

    我們祝議會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國民議會於1849年5月28日開會，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這一時期是立憲共和國或議會制共和國的存在時期（注：在1852年版中這一段是這樣寫的：“立法國民議會於1849年5月28日開會，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這一時期是立憲共和國或議會制共和國的存在時期。這一時期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1849 年5月28日-1849年6月13日，民主派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小資產階級或民主主義政黨的失敗；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資產階級，即聯合的奧爾良派和正統派或秩序黨的議會專政，這個專政是在廢除普選權之後實行的；1850年5 月31日-1851年12月2日，資產階級和波拿巴的鬥爭，推翻資產者的統治，立憲共和國或議會制共和國的覆滅”。——編者注）。

    在第一次法國革命中，立憲派統治以後是吉倫特派（注：吉倫特派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一個派別，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和在革命時期產生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該派的許多領導人在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中代表吉倫特省，因而得名。吉倫特派借口保衛各省實行自治和成立聯邦的權利，反對雅各賓政府以及擁護政府的革命群眾。——21、607。）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後是雅各賓派（注：雅各賓派是雅各賓俱樂部的成員。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下層資產階級的利益，1793-1794年實行了雅各賓專政，頒布了一系列廢除封建所有制、鎮壓反革命活動和擊退外國武裝幹涉的法令。——607。）的統治。這些黨派中的每一個黨派，都是以更先進的黨派為依靠。每當某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就要被站在它後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並且送上斷頭台。革命就這樣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卻相反。當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物。後者背叛了它，並使它在4月16日（注：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勃朗影響下舉行和平示威，向臨時政府提出關於“勞動組織”和“消滅人對人的剝削”的請願書，示威隊伍被資產階級國民自衛軍驅散。——531、607。）、5月15日（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動是在進一步推進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國、波蘭的革命運動的口號下進行的，參加遊行的有15萬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為首的巴黎工人。遊行者向當天討論波蘭問題的制憲議會走去，闖進了波旁王宮的會議大廳，要求議會兌現諾言，要求對為爭取獨立而鬥爭的波蘭給予軍事援助，要求采取斷然措施消除失業和貧困，給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勞動部；他們試圖驅散制憲議會，成立新的臨時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它的領導人布朗基、巴爾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億稅款）、阿爾伯、拉斯拜爾等都被逮捕。這次革命行動失敗後，臨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廢除國家工場的措施，實施了禁止街頭集會的法律，封閉了許多民主派俱樂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當局在布爾日對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參加者進行了審判。巴爾貝斯被處以無期徒刑，布朗基被處以10年的單獨監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爾、阿爾伯等人各被判處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和6月的日子（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執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見注192）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6月25日，鎮壓起義的布雷亞將軍在楓丹白露哨兵站被起義者打死，因此兩名起義者後來被處死刑。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在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見本卷第398頁）——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里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資產階級共和派雙肩的支持。資產階級共和派剛剛感到自己站穩腳跟，就把這◎第607頁◎個麻煩的夥伴拋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黨雙肩的支持。但秩序黨聳了聳肩膀，拋開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趕忙站到武裝力量的雙肩上去；它還一直以為它是坐在武裝力量的肩膀上，卻忽然有一天發現肩膀已經變成了刺刀。每個黨派都向後踢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並向前伏在擠著它後退的黨派身上。無怪乎它們在這種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並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幾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二月革命的最後街壘還沒有拆除，第一個革命政權還沒有建立，革命就已經這樣開起倒車來了。

    我們所談的這個時期，各種尖銳的矛盾極其錯綜覆雜：立憲派公然圖謀反對憲法，革命派公開承認自己擁護立憲；國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卻總是按議會方式進行活動；山岳黨以忍耐為天職，並以預言未來的勝利來補償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著共和國的元老院議員的角色，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在國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敵對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卻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行政權把自己的軟弱當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來的輕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國不過是兩個王朝——覆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國的招牌下的結合；聯盟的首要條件是分離；鬥爭的首要準則是不分勝負；放肆的無謂的煽動，是為了安寧；最隆重地宣揚安寧，是為了革命；有熱情而無真理；有真理而無熱情；有英雄而無功績；有歷史而無事變；發展的唯一動力仿佛是日歷，它由於同一的緊張和松弛狀態的不斷反覆而使人倦怠；對立形勢周期地達到高度尖銳化，好像只是為了鈍化和緩和，但始終不能得到解決；一方面是裝腔作勢的努力和害怕世界滅亡的市儈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卻是救世主們玩弄極其卑微的傾軋手段和演出宮廷鬧劇，他們這種無憂無慮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審判，而是弗倫特運動（注：弗倫特運動是1648-1653年法國反專制制度的運動。弗倫特(Fronde)原意是一種投石器，曾為當局所禁，違令者應受懲罰；這個詞的轉義為破壞秩序、反對當局。因此，弗倫特運動又譯投石黨運動。

    這個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稱為“高等法院弗倫特”（1648-1649年）。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間，攝政太後安娜（1643-1653年）及首相馬紮里尼的專橫引起國內廣大階層的不滿。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監督政府財政，取消各省巡按使，遭到拒絕，8月，巴黎市民起義，支持高等法院，曾迫使王室逃出首都，1649年3月起義被政府軍鎮壓，高等法院被迫與王室妥協。第二階段稱為“親王弗倫特”（1650-1653年）。1650年1月後，以孔代親王為首的貴族資產階級在外國軍隊支持下，利用城鄉人民運動，與專制政府抗衡，1653年被政府軍擊敗。弗倫特運動的失敗為路易十四當政後的專制獨裁鋪平了道路。——608。） 時◎第608頁◎期的情景；法國的全部官方天才，由於一個人的狡猾的愚鈍而破滅；國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經過普選權來表現時，都試圖在群眾利益的頑固的敵人身上得到適當的表現，一直到最後它在一個海盜的固執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現。如果歷史上曾經有一頁是被塗抹得一片灰暗的話，那就正是這一頁。人物和事變仿佛是些顛倒的施萊米爾——沒有肉體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體現者，而把熱情的強力完全賦予自己的敵人。如果說，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喚來的“赤色幽靈”（注：策劃1851年12月2日政變的波拿巴統治集團和反革命報刊在1852年5月總統選舉之前用無政府狀態、革命陰謀、新的農民起義和侵犯私有財產來恐嚇善良的遵紀守法的法國公眾。前警察局長羅米厄所寫的一本小冊子《1852年的赤色幽靈》在這個宣傳運動中起了特殊的作用。——609。）終於出現，那麽它出現時就不是戴著無政府主義的弗利基亞帽（注：弗利基亞帽，或紅色尖頂帽，是古代弗利基亞（小亞細亞）人的頭飾。後來在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成為雅各賓黨人的帽子樣式，從此它就成了自由的象征。——609。），而是穿著秩序的制服、紅色的軍褲。

    我們已經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節這一天所組成的內閣，是秩序黨的內閣，即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聯合內閣。這個或多或少用強力縮短了共和派制憲議會壽命的巴羅-法盧內閣，直到制憲議會死後還在執掌政權。聯合保皇黨人的將軍尚加爾涅繼續執掌著正規軍第一師和巴黎國民自衛軍的最高統帥權。最後，普選保證秩序黨在國民議會中取得極大多數的席位。在國民議會中，路易－菲力浦的眾議院議員和貴族院議員，已同一群神聖的正統主義者匯合起來了，對於這些正統主義者說來，國民的大量的選票變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場券。波拿巴派的議員人數太少，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議會黨。他們只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可憐的附屬物。這樣，秩序黨就掌握了政府權力、軍隊和立法機關，一句話，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而且這個黨在精神上是靠著把它的統治炫示為民意表現的普選、靠著反革命勢力在整個歐洲大陸上同時獲得的勝利而加強起來的。

    從來還沒有一個黨派擁有這樣強有力的手段和在這樣良好的征兆下開始鬥爭。

    罹難的純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國民議會中只剩下一個以非洲的◎第609頁◎將軍卡芬雅克、拉莫里謝爾和貝多為首的、大約50人組成的集團。大的反對黨是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這是社會民主派給自己取的議會名稱。在國民議會750個席位中，它占有200多個，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黨三個派別中任何一個派別同等強大。它和整個保皇派聯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對少數地位，好像是由於特殊情況而趨於平衡了。不僅各省的選舉表明山岳黨在農村居民中獲得很多擁護者，而且差不多全體巴黎議員都是屬於山岳黨的；軍隊以選出三個下級軍官來表明它的民主主義信念，而山岳黨的首領賴德律－洛蘭與秩序黨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於五個省的選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為議會貴族。這樣，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黨在保皇黨內部以及在整個秩序黨和波拿巴之間必然發生沖突的情況下看來有獲勝的一切條件。可是，兩星期以後，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聲譽在內。

    在我們繼續敘述議會的歷史以前，為了避免在估計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的總的性質時通常易犯的獵誤，需要作幾點說明。在民主派看來，無論在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或在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問題都不過是在於共和黨人和保皇黨人之間的鬥爭。他們把運動本身概括為一個詞兒：“反動”——黑夜，這時所有的貓都是灰的，而他們也可以滔滔不絕地傾瀉出他們的更夫的老生常談。當然，初看起來，秩序黨好像是各種保皇派集團的結合體，這些集團不僅互相傾軋，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對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擠掉，而且它們一致對“共和國”表示仇恨，一致對“共和國”進行鬥爭。和這些保皇派的陰謀家相反，山岳黨好像是“共和國”的代表。秩序黨似乎是永遠忙於“反動”，而這種“反動”完全像在普魯士一樣，反對新聞出版、結社等等，並且還像在普魯士一樣，是以官僚、憲兵和法庭進行粗暴的警察幹涉的方式實現的。“山岳黨”同樣毫不停息地忙於抵抗這種攻擊，以此來保護“永恒的人權”，就像近◎第610頁◎150 年以來每個所謂的人民黨派所多多少少做過的那樣。可是，只要更仔細地分析一下情況和各個黨派，這種遮蔽著階級鬥爭和這個時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們已經說過，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黨中的兩個大集團。什麽東西使這兩個集團依附於它們的王位追求者並使它們互相分離呢？難道只是百合花（注：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號，紫羅蘭是奧爾良王朝的標志。——412、611、658。）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奧爾良王室，各種色彩的保皇主義？難道真是它們的保皇主義信仰？在波旁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大地產連同它的僧侶和仆從；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即資本和它的隨從者——律師、教授和健談家。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所以，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於什麽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的物質生存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占有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當然，把它們同某個王朝聯結起來的同時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原則，這有誰會否認呢？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每一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麽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卻剛剛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結合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第611頁◎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詞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同處於共和國中並提出同樣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覆辟它自家的王朝，那麽這只是表明，資產階級分裂成的兩大集團（地產和資本），都力圖恢覆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使對方處於從屬地位。我們談論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是因為大地產雖然還擺著封建主義的資格，抱著高貴門第的高傲態度，但是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影響下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例如，英國的托利黨人曾長期認為，他們是熱中於王權、教會和舊日英國制度的美好之處，直到危急的關頭才被迫承認，他們僅僅是熱中於地租。

    聯合的保皇黨人在報刊上，在埃姆斯（注：埃姆斯是德國威斯巴登附近的一個療養地。法國王位追求者（聖路易的孫子）、自封為亨利五世的德·尚博爾伯爵經常住在此地。這里是指1849年8月當地舉行的一次正統派代表大會，尚博爾也出席了這次會議。——443、612。），在克萊爾蒙特（注：克萊爾蒙特是倫敦附近的一個城堡。二月革命後路易－菲力浦從法國出逃後曾住在該地。這里指的是奧爾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進行的談判。——444、612。），在議會之外，總是互相傾軋。在幕後，他們又穿起他們舊時的奧爾良派的和正統派的制服，進行他們的舊時的比武。但是在公開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歷史劇演出時，在扮演一個議會大黨的角色時，他們對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遠之，無止境地推遲君主制的覆辟。他們在從事自己的真正事業時是以秩序黨的姿態出現，即憑著社會的資格，而不是憑著政治的資格；是作為資產階級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為出遊公主的護衛騎士；是作為和其他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而不是作為和共和黨人相對立的保皇黨人。作為秩序黨，他們也比先前任何時候，比覆辟時期或七月王朝時期，享有更加無限和更加穩固地統治其他社會階級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只有在議會制共和國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為只有在這種國家形式下，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大集團才能互相結合起來，從而把自己的階級的統治提到日程上來，以代替這一階級中的一個特權集團的統治。如果盡管如此他們還是以秩序黨身分痛罵共和制，並不掩蓋◎第612頁◎他們對共和制的憎惡，那麽這就不僅是由於保皇主義的回憶了。本能告訴他們，共和制雖然完成了他們的政治統治，同時卻破壞著這一統治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現在必須面對各個被奴役的階級並且直接和它們鬥爭，沒有人調解，沒有王冠作掩護，也不能用相互之間以及和王權之間的次要鬥爭來轉移全國的視線了。由於感覺到自己軟弱無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備的條件面前退縮下來，力圖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備、不大發達、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當聯合的保皇黨人和敵視他們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發生沖突時，每當他們擔心行政權危害他們的議會的萬能權力時，每當他們因此必須亮出自己統治的政治資格時，他們就不是以保皇黨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黨人的身分出面，從奧爾良派的梯也爾起直到正統派的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國民議會擔保說，關於共和國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最少分歧；後者纏著三色綬帶，以護民官的姿態，在1851年12月2 日代表共和國向集合在第十區市政廳前面的人民群眾發表演說。的確，有一陣譏笑的回聲響應著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與聯合的資產階級相對抗的，是小資產者和工人的聯合，即所謂社會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變以後，小資產者發覺自己受到了虧待，它的物質利益受到威脅，而那些應當保證它有可能捍衛這種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來。另一方面，它在議會中的代表，即在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時期被排擠到後台去的山岳黨，在制憲議會存在的後半期中，因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閣員們進行了鬥爭，又重新獲得了已失去的聲望。山岳黨和社會主義的領袖們結成了同盟。1849年2月舉行了和解宴會，制定了共同綱領，設立了共同的選舉委員會，提出了共同的候選人。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鋒芒，從而發生了民◎第613頁◎主主義的轉折，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則丟掉了純政治的形式而顯露出社會主義的鋒芒。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由這種聯合產生出來的新山岳黨所包含的成員，除了幾個工人階級出身的配角和幾個社會主義的宗派分子，還是和舊山岳黨所包含的成員一樣，不過是人數多點罷了。但是，逐漸地它就隨著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一同變化了。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為手段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它提出什麽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塗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內容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範圍。然而也不應該狹隘地認為，似乎小資產階級原則上只是力求實現其自私的階級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證它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同時也就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並使階級鬥爭消除的一般條件。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當山岳黨為了共和國和所謂的人權不斷同秩序黨作鬥爭時，共和國或人權並不是它的最終目的，正像一支將被繳械的軍隊進行反抗和投入戰鬥並不只是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樣。◎第614頁◎

    國民議會剛一開幕，秩序黨就向山岳黨挑戰。資產階級這時已感到必須制服民主派小資產者，正如他們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須整垮革命無產階級一樣。不過這次敵方的情況已是另一個樣子了。無產階級黨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資產者的力量卻在國民議會中。因此必須趁時間和形勢還沒有把這種力量鞏固起來的時候，就把它從國民議會引誘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毀它在議會中的力量。山岳黨便縱馬飛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黨引入陷阱的誘餌是法軍炮轟羅馬。這次炮轟違反了憲法第V條，因為該條禁止法蘭西共和國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國人民的自由。此外，憲法第54條還禁止行政權不經國民議會同意宣布戰爭，而制憲議會在5月8日的決議中曾指責遠征羅馬的舉動。賴德律－洛蘭以此為根據在1849年6 月11日對波拿巴和他的部長們提出彈劾案。賴德律－洛蘭被梯也爾的刻毒的譏刺激怒，威脅說將用一切手段，甚至將使用武力來保衛憲法。山岳黨全體一致起立，重申這個使用武力的號召。6月12日，國民議會否決了彈劾案，於是山岳黨就退出了議會。六月十三日事變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黨人發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長們“不受憲法保護”；民主派的國民自衛軍徒手舉行示威遊行，遇到尚加爾涅的軍隊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黨人逃到國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爾日最高法院審訊，余下的山岳黨人按照議會規則（注：這項議會規則是由國民議會多數派制訂的，它限制議員發言自由並賦予議長開除議員和扣除議員津貼的權利。1849年6月13日起義後的第十天，提出了這項規則的草案（見1849年6月25日巴黎《總匯通報》第176號第2174-2178頁），經過多日的討論，於1849年7月6日通過。

    當時國民議會議長是安·杜班。——615。）受到國民議會議長的瑣碎的監管。巴黎重又宣布戒嚴，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黨在議會中的影響和小資產者在巴黎的力量就這樣被消滅了。（注：1849年6月13日山岳黨（見注25）在巴黎組織和平示威，抗議法國派兵鎮壓羅馬共和國的違憲行為。示威被警察和軍隊驅散。

    6月13日，民主派和社會主義派報紙編輯部遭到搜查，其中許多報紙被查封。

    1849年8月10日，國民議會通過一項法令，將“6月13日暴亂的主謀和從犯”送交“布爾日最高法院”審訊。34名山岳派議員（其中包括亞·賴德律－洛蘭、弗·皮阿和維·孔西得朗）被提交法庭審判。——615。）

    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變成了工人流血起義的信號（注：在巴黎1849年6月13日起義的影響下，里昂工人於6月15日舉行武裝起義。這次起義經過八小時的戰鬥，最後被貝·馬尼昂將軍指揮的軍隊鎮壓下去。——615。） ——也和鄰近的五個省同時宣布了戒嚴。戒嚴狀態一直繼續到現在。◎第615頁◎

    山岳黨大多數背棄了自己的先鋒隊，拒絕在它的宣言上簽名。報刊也臨陣脫逃了，只有兩家報紙（注：《改革報》和《和平民主日報》。——編者注）敢於登載這個宣言。小資產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國民自衛軍沒有露面，即使在某處露了面，也只是阻撓構築街壘。代表們欺騙了小資產者，軍隊中的所謂同盟者根本沒有露過面。最後，民主派不但沒有從無產階級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傳染給無產階級，並且正如民主黨人一切偉大行動中常有的情形那樣，領袖們為了安慰自己，可以責備他們的“人民”背叛了他們，人民為了安慰自己，可以責備他們的領袖欺騙了他們。

    很少看到什麽事情比山岳黨當前的進軍喧嚷得更厲害；很少看到談論什麽事情像現在吹噓民主派必然勝利這樣自信、這樣迫不及待。顯然，民主黨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墻應聲倒塌的號角聲（注：使耶利哥城墻應聲倒塌的號角聲是出自聖經傳說的典故：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領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吹響用羊角制成的號角，使久攻不破的耶利哥城墻隨之塌陷（見《舊約全書·約書亞記》第6章第2-5、12-20節）。——616。）的力量的。每當他們站在專制制度的城墻面前時，他們就力圖重覆這個奇跡。如果山岳黨真想在議會中獲得勝利，它就不應該號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議會中號召使用武力，它就不應該在街頭上采取議會式的行動。如果它認真考慮過和平示威，那麽它沒有預先看到示威將受到武力的幹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過實際的戰鬥，那麽放下戰鬥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問題在於，小資產者和他們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脅，不過是企圖嚇唬一下敵人罷了。當他們錯誤地走入死胡同時，當他們丟盡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們的威脅付諸實行時，他們就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盡力避免采取可能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急於尋找失敗的口實。一旦必須實地戰鬥時，宣戰的震耳欲聾的前奏曲就變成怯懦的嘮叨；演員不再認真表演了，戲也就停止了，像吹脹了的氣球一樣，針◎第616頁◎一刺就破了。

    沒有一個黨派像民主黨這樣誇大自己的力量，也沒有一個黨派像民主黨這樣輕率地錯誤估計局勢。當一部分軍隊投票讚成山岳黨的時候，山岳黨就認為，軍隊會舉行起義來擁護它。而根據是什麽呢？就是根據這樣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在軍隊看來只有一個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羅馬士兵方面反對法國士兵。另一方面，人們對1848年的六月事變還記憶猶新，以致無產階級對國民自衛軍深惡痛絕，秘密團體的領袖們對民主派的領袖們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這些矛盾，必須有受到威脅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現。憲法某一抽象條文遭破壞，並不能激起這種利益。如民主黨人自己所說，難道憲法不是已經被人破壞了許多次嗎？難道最大眾化的報紙不是已經責罵憲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嗎？但是，民主黨人代表小資產階級，即體現兩個階級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個過渡階級，所以他們認為自己完全是站在階級對抗之上。民主黨人認為，和他們對立的是一個特權階級，但他們和全國所有其他階層一起構成了人民。他們所維護的是人民的權利；他們所關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在臨近鬥爭時考察各個不同階級的利益和狀況。他們不必過分仔細地估量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只要發出一個信號，人民就會用它的無窮無盡的力量沖向壓迫者。可是，如果事實表明民主黨人的利益並不使人關心，他們的力量是軟弱無力的，那麽這就應該歸罪於危險的詭辯家，他們把統一的人民分成了各個敵對的陣營，或者是由於軍隊太野蠻，太沒有理智，不能把民主黨人的純正目的當作自己的至寶，再不然就是由於執行中的某種細節使全局都遭失敗，最後，或者是由於某種意外的偶然事件，事情沒有成功。不管怎樣，民主黨人逃出最可恥的失敗時總是潔白無瑕的，正像他們進入這種失敗時是純潔無辜的一樣；他們擺脫失敗時信心更加◎第617頁◎堅定了。他們以為他們一定會勝利，以為不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黨應該放棄舊的觀點，相反地，是形勢應該來適應他們的舊觀點。

    因此，不應當以為人數大大削減、備受挫折並被新的議會規則所侮辱的山岳黨是太不幸運了。雖然六月十三日事變排擠了它的領袖，但是這一天又給第二流的能者騰出了位置，這個新地位使得他們得意忘形。雖然他們在議會中軟弱無力的情況已經無可懷疑，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有權把他們的行動局限於道義上的憤怒和虛張聲勢的言論了。雖然秩序黨把他們這些最後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無政府狀態一切可怕現象的體現者，但是他們在實際上已經能夠表現得更平庸、更溫和了。關於6月13日的失敗，他們意味深長地安慰自己說，只要誰敢動一動普選權，只要敢動一下，我們就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走著瞧吧！

    至於那些逃到國外的山岳黨人，那麽這里只須指出：賴德律－洛蘭在不到兩星期的時間內就把他所領導的強大的黨無可挽回地斷送了，在這以後，他竟覺得自己負有使命組織一個有名無實的法國政府；他這個遠離行動舞台的人物，似乎將隨著革命水平的下降，隨著官方法國的官方大人物變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來；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競選人的資格出面；他不斷向瓦拉幾亞人和其他民族發出通告，威脅說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壯舉來對付大陸上的專制暴君。蒲魯東曾向這班老爺們說過：“你們就是會吹牛皮！”他這樣說難道沒有一點道理嗎？

    6月13日，秩序黨不僅擊潰了山岳黨的勢力，同時還執行了憲法應服從國民議會多數的決議的原則。它對共和國的理解是：在共和國里，資產階級通過議會形式實現統治，它不像在君主國里那樣既要受行政權的否決權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權解散議會的權力的限制。根據梯也爾所下的定義，議會制共和國就是這樣。可是，◎第618頁◎如果說資產階級在6月13日保證自己在議會大廈內取得了無限的權力，那麽它把議會中最孚眾望的議員排除出去，豈不是嚴重地削弱了議會對付行政權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議會本身受到一次沈重的打擊嗎？它既然毫不客氣地把許多議員交付法庭審判，也就是廢棄了它本身的議會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黨議員遵守的那個屈辱性的規則，大大提高了共和國總統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貶低了每一個人民代表。它指責為保護立憲制憲法而舉行的起義是圖謀顛覆社會的無政府行動，也就是自己剝奪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權違反憲法的侵犯時訴諸起義的機會。歷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黨痛哭流涕、但徒勞無益地向人民推薦了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護憲法的將軍烏迪諾，這位將軍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轟了羅馬，因而成為6月13日護憲騷動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個英雄維埃伊拉，曾經率領一幫屬於金融貴族的國民自衛軍在民主派報社內胡作非為，因而受到來自國民議會講壇的稱讚；這個維埃伊拉竟參與了波拿巴的陰謀，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國民議會在生死關頭失掉了國民自衛軍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變還有另一種意思。山岳黨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審判。所以，山岳黨的失敗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勝利，也就是波拿巴個人對他那些民主派敵人的勝利。秩序黨贏得了這個勝利，而波拿巴只要把這次勝利寫在自己的帳簿上就行了。他這樣做了。6月14日，巴黎各處墻壁上張貼了一個布告，據布告所說，總統好像並沒有參與這一切，好像他也並不願意，只是為事變所迫才離開他的僧院式的隱居生活，他以被人誤會的善人口吻抱怨敵人對他的誹謗，他仿佛把他個人和秩序的事業等同起來，實際上卻是把秩序的事業和他個人等同起來。此外，雖然國民議會後來批準了對羅馬的征討，但這次征討是由波拿巴發起的。波拿巴恢覆了最高◎第619頁◎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岡的權力以後，便可以指望以大衛王的姿態進入土伊勒里宮了（注：據聖經傳說，猶太王大衛是由撒母耳主持塗油儀式而登極的（見《舊約全書·撒姆耳記（上）》第16章）。這里暗指路易·波拿巴在恢覆羅馬教皇庇護九世的世俗權力之後，指望在他覆辟稱帝進入土伊勒里宮時，能得到教皇的支持。——620。）。他已把僧侶拉到自己方面來了。

    我們已經說過，6月13日的騷動只不過是一次和平的街頭遊行。所以，對付這次遊行，是說不上什麽軍事勳業的。然而，在這個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變的時期，秩序黨卻把這個不流血的戰鬥變成了第二個奧斯特利茨（注：奧斯特利茨是現在的斯拉夫科夫的舊稱。1805年12月2日，拿破侖第一在這里擊敗了俄奧聯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620。）。講壇和報紙都稱讚軍隊，說它是秩序用來對抗那些反映無政府狀態的軟弱無力的人民群眾的一種力量，而尚加爾涅則被稱頌為“社會中堅”——這個騙局，最後連他自己也信以為真了。這時，那些仿佛懷有二心的軍隊，都被悄悄地調出了巴黎；那些在選舉中表露出濃厚的民主傾向的團隊，都從法國調往阿爾及爾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懲罰隊；最後，報刊漸漸和兵營完全隔絕，而兵營漸漸和市民社會完全隔絕了。

    在這里我們已經談到了法國國民自衛軍歷史上的決定性的轉折點。1830年，國民自衛軍決定了覆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時期，如果國民自衛軍站在軍隊一邊，每次暴動都要遭到失敗。當國民自衛軍在1848年的二月事變中對鎮壓起義采取消極的態度，而對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時，路易－菲力浦就認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這樣。於是就確立了這樣一種信念：革命沒有國民自衛軍便不能勝利，而軍隊如果反對國民自衛軍便不能獲勝。這是軍隊對市民萬能的一種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變中，當全部國民自衛軍協同正規軍鎮壓了起義的時候，這種迷信更加牢固了。從波拿巴就任總統時起，由於違反憲法地把國民自衛軍的指揮權和正規軍第一師的指揮權統一在尚加爾涅一人身上，國民自衛軍的地位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國民自衛軍的指揮權在這里好像成了最高軍事統帥的一種屬◎第620頁◎性，同樣，國民自衛軍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規軍的附屬物。最後，在6月13 日國民自衛軍已經被粉碎，這不僅是由於從這一天起它在法國全國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漸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為止。6月13 日的示威遊行首先是國民自衛軍中民主派的示威遊行。固然，他們用來和軍隊對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軍裝；可是，護身符就在於這個軍裝。軍隊知道，這種軍裝不過是一塊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變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國民自衛軍為代表同軍隊聯合起來反對無產階級；1849年6月13日，資產階級在軍隊的幫助下驅散了小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1851年12月2日，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也已經不存在了，當波拿巴後來簽署解散國民自衛軍的法令時，他只是確認了既成的事實。資產階級就這樣自己毀壞了自己對抗軍隊的最後一個武器，但是自從小資產階級已不像一個忠順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個反叛者反對它的時候，它就已經應該毀壞這個武器了。一般說來，資產階級一當自己成為專制者的時候。它就不得不親手把自己用來對付專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盡行毀壞。這時候，秩序黨卻在慶祝政權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這個政權，好像只是為了1849年它擺脫一切羈絆的時候重新把它收回來），它對共和國和憲法橫加侮辱，咒罵未來、現在和過去的一切革命，甚至連它自己的領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內，最後還頒布了箝制報刊言論、消滅結社自由和把戒嚴狀態規定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著，國民議會從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開會，任命了休會期間的常任委員會。在休會期間，正統派在埃姆斯進行陰謀活動，奧爾良派在克萊爾蒙特進行陰謀活動，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遊來進行陰謀活動，而各省議會則在為修改憲法召開的會議上施展陰謀，這是國民議會定期休會時期照例發生的一些事實。這◎第621頁◎些事實只有在它們具有事變的性質時，我才較為詳細地予以論述。不過這里還應該指出，國民議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這一個——雖然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在眾目共睹之下占據共和國首腦的地位，國民議會的這種舉動是失策的，而這時秩序黨卻分解為各個保皇派構成部分，發泄其彼此敵對的覆辟欲望，使公眾為之嘩然。每當這種休會期間議會的喧鬧聲趨於沈寂而議會的身體消融到國民里去的時候，就顯然可以看出，這個共和國為要顯出自己的真面目來，只缺少一件東西——使議會的休會繼續不斷，並把共和國的“自由，平等，博愛”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騎兵，炮兵！”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之三）

    *（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針對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變而撰寫的一部評述法國政局的著作。

    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不久，馬克思動筆撰寫這部著作。在撰寫過程中，馬克思經常同恩格斯交換看法。除了英法兩國的書刊和官方資料之外，馬克思還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書信。這部著作原來準備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約·魏德邁在美國籌辦的德文周刊《革命》上連續發表。最初計劃大致寫三篇，但在撰寫過程中不斷擴充，最後共寫了七篇，於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兩期，因經濟困難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邁以單行本形式將這部論著作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頁和自己寫的前言中誤將標題寫成了《路易－拿破侖的霧月十八日》。

    1869年，這部著作由漢堡出版商奧·邁斯納在德國漢堡再版。再版前，馬克思重新審訂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錯誤，刪去了重覆的語句，節略了某些段落，把書名改正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並親自寫了第2版序言。這里發表的中譯文是根據1869年的版本譯出的。馬克思對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動，均在腳注中作了說明。

    馬克思逝世後，這部著作於1885年6月在漢堡出版了第3版。這個版本由恩格斯負責編輯，對第2版作了少量修辭上的改動。1891年這部著作被譯成法文，當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節連續發表在法國工人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上。同年還在法國里爾出版了單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蘭文譯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譯本。

    法國大革命後共和八年霧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侖第一發動政變，改行帝制，實行軍事獨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侖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廢除共和，覆辟帝制，號稱拿破侖第三。馬克思給自己的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一標題，顯然含有諷刺意味。——579。）

    四

    1849年10月中，國民議會覆會。11月1日，波拿巴送給議會一個咨文（注：1849年11月1日巴黎《總匯通報》第305號。——編者注）。說巴羅-法盧內閣已經免職，新內閣已經組成，這使議會大為震驚。就是驅逐一個仆人也不會像波拿巴驅逐自己的內閣閣員那樣蠻橫無禮。預定要向國民議會踢去的一腳，先踢到巴羅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們已經說過，巴羅內閣是由正統派（注：正統派指法國代表大土地貴族和高級僧侶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長系的擁護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後，正統派就組成政黨。在反對以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為支柱的當政的奧爾良派王朝時，一部分正統派常常抓住社會問題進行蠱惑宣傳，標榜自己維護勞動者的利益，使他們不受資產者的剝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的觀點叫作封建的社會主義。這里的“第一代法蘭西正統派”是指那些極端仇視法國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和奧爾良派（注：奧爾良派是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保皇黨，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這段時期執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奧爾良公爵的擁護者。——396、422、622。）組成的。這是秩序黨的內閣。波拿巴需要這個內閣，是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憲議會，實現對羅馬的征討，並摧毀民主派的力量。那時他好像躲到這個內閣背後，把政府權力讓給了秩序黨，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時期報刊的責任發行人戴的謙虛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現在他把面具丟掉了，因為這個面具已不是一塊使他能夠隱◎第622頁◎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紗，而是已變成一個妨礙他顯示出自己的本來面目的鐵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羅內閣，是要借秩序黨的名義驅散共和派的國民議會；他解散這個內閣，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這個秩序黨的國民議會無關。

    要解散巴羅內閣是不乏正當借口的。巴羅內閣在對待共和國總統這個和國民議會並存的權力時，甚至連必須遵守的禮節都忽視了。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波拿巴發表了致埃德加·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責教皇（注：庇護九世。——編者注）的自由主義行動（注：所謂教皇的自由主義行動是指教皇庇護九世1846年就職時實行大赦，在教會國家開始實行廣泛的改革，以及1848年3月在教會國家實施立憲制並建立某種程度的世俗內閣等做法。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第1版和1869年第2版中，此處都錯印成“教皇的非自由主義行動”，1885年出版第3版時改為“教皇的自由主義行動”。——623。），正像他曾同制憲議會相對抗，發表了稱讚烏迪諾進攻羅馬共和國的信一樣。當國民議會表決遠征羅馬的撥款時，維克多·雨果從所謂的自由主義出發提起了這封信的問題。秩序黨在表示輕蔑和懷疑的叫聲下，根本埋葬了認為波拿巴的狂妄舉動可能有什麽政治意義的念頭。內閣閣員沒有一個人出來替波拿巴應戰。又一次，巴羅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熱情，在講壇上憤憤不平地講到據他說是在總統親信人物中進行的“可憎的陰謀”。最後，內閣從國民議會中為奧爾良公爵夫人爭得了寡婦撫恤金，卻堅決拒絕向國民議會提出增加總統薪俸的議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產冒險家的身分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因此，認定他自己負有恢覆帝國的使命這一偉大思想總是由認定法國人民負有替他償清債務的使命的另一偉大思想所補充。

    巴羅-法盧內閣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個同時又是最後一個議會制內閣。所以，這個內閣的解散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隨著這個內閣的解散，秩序黨就不可挽回地喪失了為維持議會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權。在法國這樣的國家里，行政權支配著由50多萬人組成的官吏大軍，也就是經常和絕對控制著大量的利◎第623頁◎益和生存；在這里，國家管制、控制、指揮、監視和監護著市民社會——從它那些最廣大的生活表現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動止，從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個人的私生活止；在這里，這個寄生機體由於非常的中央集權而無處不在，無所不知，並且極其敏捷、極其靈活，同時現實的社會機體卻又是極無自動性、極其軟弱、極不固定；在這樣一個國家里，十分明顯，國民議會如果不同時簡化國家管理，不盡可能縮減官吏大軍，最後，如果不讓市民社會和輿論界創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權力的機關，那麽它一旦失掉分配閣員位置的權限，也就失掉任何實際影響了。但是，法國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恰恰是和保持這個龐大而分布很廣的國家機器最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它在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並且以國家薪俸形式來補充它用利潤、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獲得的東西。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強壓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國家政權的經費和人員，同時又不斷地進行反對社會輿論的戰爭，並由於猜疑而去摧殘和麻痹獨立的社會運動機關，如果不能把它們根本割掉的話。這樣，法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壞一切議會權力、包括它自己的議會權力的存在條件，另一方面則使得與它相敵對的行政權成為不可克制的權力。

    新內閣叫作奧普爾內閣。這並不是說奧普爾將軍得到了內閣總理的職位。自從巴羅免職時起，波拿巴甚至廢除了這個職位，因為事實上這個職位使共和國總統成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憲君主，這個立憲君主沒有王位和王冠，沒有權杖和寶劍，沒有不被追究責任的特權，沒有世襲的最高國家權位，而最壞的是沒有皇室費。奧普爾內閣里只有一個人擁有議員頭銜，這就是高利貸者富爾德，他是金融貴族中惡名昭彰的一個。財政部長的位置就落到他手◎第624頁◎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從1849年11月1日起，法國的證券是隨著波拿巴的股票的漲跌而漲跌的。這樣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時又以任命卡爾利埃為巴黎警察局長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內閣更叠的後果，只有在事變繼續發展的進程中才能顯露出來。波拿巴暫時只向前進了一步，好像是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拋到後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魯的咨文以後，接著就極為卑屈地表示聽命於國民議會。每當內閣閣員們敢於小心翼翼地試圖把他們個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時候，他們好像只是迫於本身地位違心地執行他們事先已確信不會有什麽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當波拿巴在內閣閣員們背後泄露出他的意圖並玩弄他的“拿破侖觀念”的時候，他的內閣閣員就在國民議會的講壇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張。看來他說出篡奪權位的欲望，只是為了使他的敵人們的幸災樂禍的笑聲不致沈寂下去。他扮演了一個不被賞識而被全世界當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從來還沒有像這個時期這樣遭到一切階級的極度的輕蔑。資產階級從來還沒有這樣絕對地統治過，從來還沒有這樣高傲地炫耀過自己的統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務不是在這里敘述資產階級立法活動的歷史。它的立法活動在這個時期只限於制定兩個法律：一個是恢覆葡萄酒稅的法律（注：制憲議會原來決定從1850年1月1日起取消葡萄酒稅，但是在這個期限前10天，國民議會又通過了恢覆這項稅收的法律。關於采取這一措施的政治意義的論述，見本卷第471頁。——625。），另一個是廢除無神思想的教育法（注：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國民議會討論了教育法並在3月15日通過了這項法律。這項廢除無神思想的教育法，實際上是把學校置於教士的控制之下。——625。）。當法國人難以喝上葡萄酒的時候，真正的生命之水（注：《新約全書·啟示錄》第22章。——編者注）卻供應得更加充裕。資產階級以葡萄酒稅的法律宣布了舊時的可恨的法國稅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時又力圖以教育法使群眾保存他們能夠容忍這一稅制的舊時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為什麽奧爾良派，自由派資產者，這些伏爾泰主◎第625頁◎義205和折衷派哲學的老信徒們，竟把指導法國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給他們的世仇耶穌會去擔任。可是，奧爾良派和正統派在王位追求者這個問題上雖然有分歧，但是他們雙方都懂得，他們的共同統治要求把兩個時期的壓迫手段結合起來，七月王朝時期的奴役手段必須用覆辟時期的奴役手段來補充和加強。

    農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們一方面比任何時候都苦於糧價低落，另一方面又苦於賦稅和抵押債務日益加重，於是他們在各省開始騷動起來。他們所得到的答覆是迫害教師，使他們服從於僧侶，迫害鎮長，使他們服從於縣官，最後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偵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動派本身具有自己時代的特征，挑釁行為多於壓制。在鄉村，反動派卑鄙齷齪，瑣碎小氣，可惡可厭，一句話，就是憲兵。顯然，受過牧師制度祝福的憲兵制度三年來對愚昧的群眾的腐蝕該是多麽深。

    雖然秩序黨在國民議會講壇上熱情奔放，大發議論反對少數派，但是它的言詞始終是單音節的，正如基督徒“是，就說是，不，就說不”（注：《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5章第37節。——編者注）一樣！不論是講壇上或報刊上的言論，都很單調，和預先知道答案的謎語一樣平淡無味。不管是談請願權還是葡萄酒稅，不管是談新聞出版自由還是貿易自由，不管是談俱樂部還是市政機構，也不管是談保障人身自由還是決定國家預算，發出的口號總是一樣，題目總是一個，判詞總是早已準備妥帖而且總是一成不變地說：“社會主義！”甚至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教育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財政改革也被宣布為社會主義。在已有運河的地方建築鐵路也是社會主義，用木棍抵御刀劍的襲擊也是社會主義。◎第626頁◎

    這並不只是一句空話、一種時髦或一種黨派鬥爭手腕。資產階級正確地了解到，它為反對封建制度而鍛造出來的各種武器都倒過來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創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轉過來反對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創造的所有的神都離棄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謂的市民自由和進步機關，都侵犯它的階級統治，並且既威脅它的社會基礎，又威脅它的政治上層，因此這些東西就成了“社會主義的”了。在這種威脅和這種侵犯中，它正確地看出了社會主義的秘密，所以它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和趨勢的評價，就比所謂的社會主義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更正確些。而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因此也就不能了解，為什麽資產階級對它一味表示反對——不管它是在為人類的痛苦感傷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揚基督的千年王國和博愛，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義態度漫談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階級的協調和幸福的制度。資產階級只是沒有了解到一點：如果推論下去，那麽它自己的議會制度，它的整個政治統治，現在也應該被普遍指責為社會主義的東西了。當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還沒有獲得自己的純粹的政治表現時，其他各個階級的對抗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出現，而在出現這一對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實現那種使一切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轉化為反對資本的鬥爭的危險轉變（注：在1852年版中這句話是這樣寫的：“它也不能實現那種立刻危及財產、宗教、家庭和秩序，使一切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轉化為反對資本的鬥爭的危險轉變”。——編者注）。既然資產階級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生活表現都危害“安寧”，那麽它又怎能希望在社會上層保持不安寧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個——照它的一位發言人的說法——生存在鬥爭中並且靠鬥爭生存的議會制度呢？靠辯論生存的議會制度怎能◎第627頁◎禁止辯論呢？既然這里每種利益、每種社會措施都被變成一般的思想，並被當作一種思想來討論，那麽在這種條件下怎麽能把某種利益、某種措施當作一種高出思維的東西而強使人們把它當作信條來接受呢？發言人在講壇上的鬥爭，引起了報界低級作家的鬥爭；議會中的辯論俱樂部必然要由沙龍和酒館中的辯論俱樂部來補充；議員們經常訴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請願書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見。既然議會制度將一切事情交給大多數決定，那麽議會以外的大多數又怎能不想作決定呢？既然你們站在國家的頂峰上拉提琴，那麽站在下面的人跟著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嗎？

    總之，既然資產階級把它從前當作“自由主義”頌揚的東西指責為“社會主義”，那麽它就是承認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統治的危險；要恢覆國內的安寧，首先必須使它的資產階級議會安靜下來，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會權力，就應該摧毀它的政治權力；只有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階級一樣毫無價值，個別資產者才能繼續剝削其他階級，安逸地享受財產、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錢包，必須把它頭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護它的劍像達摩克利斯劍一樣地懸在它自己的頭上。

    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方面，國民議會表現得非常無能。例如1850年冬季開始的關於修築巴黎-阿維尼翁鐵路問題的討論，直到1851年12月2 日還沒有結果。只要國民議會不從事壓迫，不進行反動活動，它就患了不可救藥的不妊之癥。

    當波拿巴的內閣一部分人倡議制定符合秩序黨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還在誇大這些法律在實施和運用中的殘酷性的時候，波拿巴本人卻企圖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來博得聲望，強調自己對於國民議會的敵意，並暗示有某種神秘的藏寶處，只是由於環境的阻礙暫時還不能把所藏的財寶奉獻給法國人民。例如，給下級軍官◎第628頁◎每天增加四個蘇的津貼的提案，以及為工人創設信譽貸款銀行的提案。金錢的饋贈和金錢的借貸，這就是他希望用以誘惑群眾的遠景。饋贈和貸款，這就是顯貴的和卑賤的流氓無產階級的財政學。波拿巴所善於運用的妙訣只此而已。從來還沒有一個王位追求者像他這樣庸俗地利用群眾的庸俗習氣來進行投機勾當。

    國民議會眼看著波拿巴這樣明明白白地企圖靠損害它來博取聲望，眼看著這個被債主催逼而又毫無值得珍惜的聲譽的冒險家越來越可能幹出某種極冒險的勾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黨和總統之間的分歧已經帶有危險性質，一個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總統懷著懺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黨的懷抱。我們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補選。這次選舉是為了填補六月十三日事變後被監禁或驅逐出國的議員所空下來的席位。巴黎只選了社會民主派的候選人（注：拉·伊·卡諾、保·德弗洛特和弗·維達爾。——編者注），並且絕大部分選票都投給了參加過1848年六月起義的德弗洛特。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巴黎小資產階級，就這樣報覆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敗。看來，小資產階級在危急關頭離開戰場，只是為了要在順利的情況下以更大的戰鬥力量和更勇敢的戰鬥口號重新進入戰場。看來有一種情況更加重了這次選舉勝利的危險性。軍隊在巴黎投票選舉了六月起義的一個參加者來對抗波拿巴的內閣閣員拉伊特，而在各省，軍隊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黨25人的票，山岳黨人在這些地方雖然不像在巴黎那樣占有絕對優勢，但也比對手占了優勢。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對著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樣，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黨背後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請罪，表示決心遵照議會多數的意旨來◎第629頁◎組織任何一個內閣，他甚至懇求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的首領們，梯也爾們、貝里耶們、布羅伊們和摩萊們，一句話，就是懇求所謂的衛戍官們親自掌握政權。秩序黨未能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它不但沒有大膽地抓住這個送到手上的政權，甚至也沒有強迫波拿巴恢覆他在11月1 日所解散的內閣；它滿足於用自己的寬恕羞辱波拿巴，並使巴羅什先生加入奧普爾內閣。這個巴羅什作為公訴人曾經在布爾日最高法院上瘋狂地攻擊過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兩次都指控他們危害國民議會。以後波拿巴的任何一個內閣閣員，都沒有再敢像巴羅什那樣蔑視國民議會，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後，我們發現，他又得到了參議院副議長這個官高祿厚的職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湯中，為的是讓波拿巴能夠把它喝掉。

    社會民主派這方面似乎只是在尋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勝利成為問題並削弱這一勝利的意義。巴黎新選出的議員之一維達爾，同時在斯特拉斯堡也當選了。他被說服放棄巴黎的選舉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選舉。這樣，民主派就沒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勝利變成最終的勝利，從而激起秩序黨立刻在議會中對這個勝利提出異議，它沒有迫使對手在人民熱情高昂和軍隊情緒良好的時機出來鬥爭，反而在3月和4月間用新的競選把巴黎弄得疲憊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這一新的臨時競選把戲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滿足於憲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費於細小的攻訐、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運動，讓資產階級集合起來並作好準備，最後，以4月補選的感傷主義的注釋（歐仁·蘇當選）減弱了3月選舉的意義。一句話，社會民主派讓3月10日受了4月愚人節的愚弄。

    議會中的多數派了解自己對手的弱點。因為波拿巴讓多數派領導和負責攻擊，多數派的17個衛戍官制定了新選舉法，法案的◎第630頁◎報告人是要求這種榮譽的福適先生。5月8日，福適提出了這個法案，其內容是要廢除普選權，並規定選舉人必須在他們所在的選區內居住3年，最後，工人在選區的居住年限應由他們的雇主來作證。

    民主派在憲制選舉鬥爭時期曾滿懷革命的激情，當現在應該拿起武器來證明自己的選舉勝利的重大意義的時候，他們卻以憲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揚莊嚴的寧靜(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為，也就是盲目地服從自封為法律的反革命勢力的意志。在辯論的時候，山岳黨力圖羞辱秩序黨，以一個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態度來對抗它的革命熱情，嚴厲責備它的革命行為，從而把它置於死地。甚至新當選的議員們也極力想以自己的謹慎而有禮的舉動來向大家證明：責罵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把他們的當選解釋成革命的勝利，是一種怎樣的誤解。5 月31日，新選舉法（注：新選舉法即法國1850年5月31日通過的《1849年3月15日選舉法修正案》。該法案規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3年以上並直接納稅的人才有表決權。此項法案使300多萬選民喪失了選舉權，實際上廢除了普選權。——631。）通過了。山岳黨把抗議書塞進總統的衣袋里就心滿意足了。繼選舉法之後又通過了一個徹底消滅革命報刊的新的新聞出版法（注：新的新聞出版法於1850年7月16日由立法議會通過。它大大提高了報紙出版者應交付的保證金數額，並開始征收印花稅，小冊子也不例外。新的新聞出版法是實際取消法國出版自由的又一項反動措施。——631。）。革命報刊遭到這種厄運是應該的。在這場大洪水以後，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國民報》和《新聞報》這兩個資產階級的報紙了。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派的領袖們在3月和4月間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虛構的鬥爭，而他們在5月8日以後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進行實際的鬥爭。此外，我們還不應當忘記，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業繁榮的年頭，所以當時巴黎的無產階級有充分就業的機會。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選舉法根本剝奪了無產階級參政的權利，甚至斷絕了他們接近戰場的機會。這個法律使工人回覆到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處的賤民地位。面對著這樣的事變，他們卻讓民主派來駕馭自己，為了一時的安逸而忘記了自己階級的革命利益，他們放棄了作為致勝力量的光榮，屈服於自己的命運，並且表明，◎第631頁◎1848年6月的失敗使他們長期喪失了戰鬥能力，最近的歷史進程又要撇開他們而向前發展。至於在6月13 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動一動普選權，那就對他不客氣！”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現在他們卻自慰說：反革命給他們的打擊根本不是打擊，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每個法國人都將一手拿著選票，一手拿著利劍來到投票站。他們用這樣的預言來安慰自己。最後，軍隊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選舉而受到上級的處罰，正如他們曾經為了1849年5月29日的選舉而受到處罰一樣。可是這次軍隊堅決地對自己說：“第三次我們再不會上革命的當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資產階級的政變。資產階級過去所有各次對革命的勝利，都只具有臨時的性質。只要現屆國民議會一退出舞台，這些勝利就成為問題了。這些勝利是取決於新的普選中的偶然情況的，而自從1848年以來，選舉的歷史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資產階級的實際統治越強大，它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統治就越軟弱。普選權在3月10日直接表明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就以取消普選權進行了報覆。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必然表現。另一方面，按憲法規定，共和國總統的當選至少要有200萬票才算有效。如果總統候選人中沒有一個人獲得這個最低限度的票數，國民議會就有權從得票最多的三個候選人中選出一個來當總統。當制憲議會制定這個法律的時候，選民冊中共有1 000萬選民。所以，按照這個法律，只要取得占選民總數1/5的票數，總統當選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從選民冊中勾銷了300萬個選民，這樣就把選民人數減低到700萬人，但是當選總統需要獲得200萬選票的法定最低限額卻依然保留著。這樣◎第632頁◎一來，法定的最低限額就從總選票的1/5幾乎提高到1/3。換句話說，這個法律用盡一切辦法把總統選舉從人民手里暗中轉到國民議會手里。總之，秩序黨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選舉法加倍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因為它已經把國民議會議員的選舉和共和國總統的選舉轉交給社會的保守部分了。

    五

    革命危機剛一過去，普選權剛一廢止，國民議會和波拿巴之間的鬥爭就重新爆發了。

    憲法規定發給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60萬法郎。他就職後不到半年功夫，就把這個數額增加了一倍，因為奧迪隆·巴羅硬要制憲議會每年發給60萬法郎的津貼作為所謂交際費。在6月13日以後，波拿巴也曾提出過同樣的要求，可是巴羅這次並沒有聽從。現在，在5月31日以後，波拿巴立即利用這個有利的時機，通過他的內閣閣員們向國民議會要求每年發給300萬法郎的皇室費。長期的流浪生活使這個冒險家長出非常發達的觸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資產者勒索金錢的時機，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詐手段。國民議會在他的協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權。他威脅說，如果國民議會不松開錢袋，不以每年300萬法郎來買他的沈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發國民議會的犯罪行為。國民議會剝奪了300萬法國人的選舉權，他要求把每一個不流通的法國人換成一個流通的法郎，正好是300萬法郎。他是由600萬人選出來的，他要求賠償他在事後被剝奪掉的票數。國民議會的委員會拒絕了這種厚顏無恥的要求。波拿巴派的報紙進行威脅。國民議會能夠在它根本徹底和國民群眾決裂的時候又同共和國總統決裂嗎？國民議會雖然否決了每年的◎第633頁◎皇室費，但同意一次增發216萬法郎。國民議會既已答應給錢，同時又以自己的煩惱表明自己這樣做是出於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雙倍的軟弱。波拿巴為什麽需要這筆款子，我們往後就可以看到。在廢除普選權後，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氣惱的尾聲，在這尾聲當中波拿巴對於篡權的議會的態度已經從3月和4月危機時期的恭順平和變成了挑戰式的驕橫，而國民議會在這個尾聲後卻休會三個月，從8月11 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會期間留下了一個由28人組成的常任委員會，代行它的職能。這其中沒有一個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幾個溫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員會完全是由秩序黨和波拿巴分子組成的。但是，那時是秩序黨以革命的經常反對者自命，現在則是議會制共和國以總統的經常反對者自命了。5月31 日的法律通過後，秩序黨要對付的只是這個敵手了。

    1850年11月國民議會覆會的時候，過去國民議會和總統之間的一些小小的沖突看來勢必要轉化為兩個權力之間的大規模的無情戰鬥，轉化為兩個權力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同1849年間一樣，這一年議會休會期間，秩序黨又分解成了各個派別，每一派別都忙於自己的覆辟陰謀，這種陰謀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躍起來。正統派的國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個組織完備的內閣駐在巴黎，其中有幾個常任委員會委員參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遊法國各省，並按照他所幸臨的每個城市的情緒，或者隱晦地或者公開地吐露自己的覆辟計劃，為自己張羅選票。波拿巴的這次巡遊，自然被大型的官方報紙——《通報》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報捧作勝利的遊行，在這次巡遊期間，到處都有十二月十日會（注：十二月十日會是為紀念該會庇護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經大選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而得名。這一組織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團體。成立於1849年，主要由墮落分子、政治冒險家、軍人等組成。雖然1850年11月該組織表面上被解散，實際上它的黨羽還繼續進行波拿巴主義的宣傳，並積極參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變。——479、634、685。） 的會員們隨駕陪行。這個團體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義上是個慈善會，實際上是由巴黎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個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們領導，總領導人是一◎第634頁◎個波拿巴派的將軍（注：讓·比·皮阿。——編者注）。在這個團體里，除了一些生計可疑和來歷不明的破落放蕩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遊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揀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叫化子，一句話，就是被法國人稱作浪蕩遊民的那個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處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會即“慈善會”的核心，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和波拿巴一樣感到自己需要靠國內的勞動群眾來周濟。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個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這就是真實的波拿巴，不加掩飾的波拿巴（注：在1852年版中這句話是：“這就是真實的波拿巴，不加掩飾的波拿巴，他後來除了革命者之外，還把他的一部分昔日的共謀者送到卡宴(卡宴是法屬圭亞那的首府，是法國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政治犯在這里大批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斷頭台”之稱。——635。)，從而以萬能的方式還清了欠他們的債，這充分地顯示出波拿巴的本色”。——編者注）。他這個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國人民的歷史生活和他們所演出的大型政治歷史劇，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劇，看作專以華麗的服裝、辭藻和姿勢掩蓋最鄙陋的污穢行為的化裝舞會。例如，在進攻斯特拉斯堡時，一只受過訓練的瑞士兀鷹就扮演了拿破侖之鷹的角色。當他在布洛涅登陸時，他給幾個倫敦仆役穿上了法國軍裝，於是他們就儼然成了軍隊（注：指七月王朝時期路易·波拿巴企圖實行政變的兩次武裝叛亂。1836年10月30日，他在一些讚成波拿巴主義的軍官的幫助下策動了斯特拉斯堡駐防軍的兩個炮兵團的叛變，但幾小時後叛亂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裝。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並被流放到美洲，1837年回到瑞士。因為他在舉事時是瑞士國民，所以稱之為瑞士兀鷹。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國波拿巴主義擡頭的機會，和一小撮密謀家一起在布洛涅登陸，企圖在當地駐防軍隊中發動叛亂。這個企圖也遭到了完全的失敗。路易·波拿巴被判處終身監禁，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國去了。——635。）。在他的十二月十日會中，他搜羅了一萬個遊手好閒分子，要他們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頓扮演獅子（注：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第1幕第2場。——編者注）一樣，當資產階級毫不違反法國演劇格式的迂腐規則，十分◎第635頁◎嚴肅地表演最純粹的喜劇時，當它一半被騙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歷史劇的莊嚴時，一個把喜劇僅僅看作喜劇的冒險家當然是要獲得勝利的。只有當他戰勝了盛裝的敵人，並且認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侖的面具裝作真正的拿破侖以後，他才會成為他自己的世界觀的犧牲品，成為一個不再把世界歷史看作喜劇而是把自己的喜劇看作世界歷史的認真的醜角。十二月十日會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種黨派戰鬥力量；它對於波拿巴的意義，正如國家工場（注：國家工場是1848年二月革命（見注112）結束後根據法國臨時政府的法令倉促建立起來的。國家工場一律采取軍事化方式進行生產，對工人實行以工代賑的辦法，發給面包卡和軍餉。臨時政府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關於組織勞動的思想在工人中喪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工場工人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但是這個分裂工人階級的計劃沒有成功，革命情緒在國家工

    　 場中繼續高漲，政府就采取減少工人人數，派他們去外省參加公共工程等辦法來達到取消國家工場的目的。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無產階級的極大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義的導火線之一。起義者曾經利用了國家工場內已有的軍事組織。起義被鎮壓後，卡芬雅克政府於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國家工場。——393、419、636。）對於社會主義工人，別動隊對於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意義一樣。在他巡遊期間，十二月十日會的會員們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車站，裝作迎駕的群眾，並表示人民的熱情，高叫“皇帝萬歲！”，侮辱和毆打共和黨人，——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在警察保護下幹出來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這些人就充當了前衛，防止或驅散敵對性的示威遊行。十二月十日會屬於他，它是他創造出來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據為己有的東西，都是由於形勢關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形勢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別人的行為罷了。他公開地對資產者大打其關於秩序、宗教、家庭、財產的官腔，暗地里卻依靠著舒夫特勒和斯皮格爾勃一流人的秘密團體，依靠著無秩序、賣淫和偷竊的團體，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會的歷史便是他本人的歷史。有一次破例地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有幾個秩序黨議員挨了十二月十日會會員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給國民議會負責它的保衛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據一個名叫阿萊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員會報告，說十二月十日會的一個支部決定暗殺尚加爾涅將軍和國民議會議長杜班，並且已經指定了兇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該是多麽驚恐。看來，議會對十二月十日會的調查，即對波拿巴秘密內幕的揭發，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國民議會即將開會的時候，波拿巴卻早有戒備地解◎第636頁◎散了自己的這個團體，不過這種解散當然只是在紙面上，因為1851年底，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在一個詳盡的報告書中還白費氣力地勸他把十二月十日會真正解散。

    當波拿巴還未能把國家軍隊變成十二月十日會時，十二月十日會仍然是他的私人軍隊。波拿巴在國民議會休會不久就在這方面作了初次的嘗試，而且用的是他剛剛從國民議會手中索取來的錢。他是一個宿命論者，相信有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們特別是軍人們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這種力量的就是雪茄煙和香檳酒，冷盤禽肉和蒜臘腸。所以他一開始就在愛麗舍宮的大廳里用雪茄煙、香檳酒、冷盤禽肉和蒜臘腸款待了軍官和軍士。10月3日他在聖莫閱兵時，又對軍隊采用了這種辦法；10月10日他在薩托里閱兵時，又更大規模地重覆了這種辦法。伯父回憶亞歷山大的遠征亞洲，侄子就回憶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錯，亞歷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卻是神，並且是十二月十日會的庇護神。

    10月3日檢閱後，常任委員會曾把陸軍部長奧普爾召來質問，後者保證這類違反紀律的事情不再發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樣在10月10日履行了奧普爾的諾言。這兩次閱兵都是由巴黎軍隊總司令尚加爾涅擔任指揮的。這個尚加爾涅既是常任委員會的委員，又是國民自衛軍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會中堅”；既是秩序黨的總統候選人，又是兩個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是陸軍部長的部屬，一向公開嘲笑共和國憲法，以模棱兩可的高傲的庇護態度追逐著波拿巴。現在他卻熱烈地擁護軍紀，反對陸軍部長；擁護憲法，反對波拿巴了。當10月10日有一部分騎兵高呼“拿破侖萬歲！臘腸萬歲！”時，尚加爾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諾馬耶率領去受檢閱的步兵嚴守沈默。在波拿巴的慫恿下，陸軍部長為了懲罰諾馬耶◎第637頁◎將軍，以任命他為第十四和第十五師團的司令官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職位。諾馬耶拒絕調換職務，因而被迫辭職。尚加爾涅於11月2日發布命令，禁止軍隊在持軍械的情況下呼喊任何政治口號和進行任何示威。愛麗舍宮方面的報紙（注：指波拿巴派的報紙。愛麗舍宮是路易·波拿巴任總統期間在巴黎的官邸。——638。）攻擊尚加爾涅；秩序黨的報紙攻擊波拿巴；常任委員會接連不斷地召開秘密會議，會上一再提議宣布祖國處於危急狀態；軍隊好像已分裂為兩個敵對的陣營，有兩個敵對的總參謀部，一個在波拿巴的官邸愛麗舍宮，另一個在尚加爾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宮。看來只需國民議會召開會議來發出戰鬥的信號了。法國公眾對波拿巴和尚加爾涅之間這次糾紛的評判，和一位英國記者的評論相同，這位記者寫道：

    “法國的政治女仆們正在用舊掃帚掃除革命的灼熱熔巖，而她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又互相爭吵得不可開交。”

    這時，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陸軍部長奧普爾的職務，隨即把他派到阿爾及爾去，任命施拉姆將軍繼任陸軍部長。11月12日波拿巴向國民議會送去了一篇美國式的冗長咨文（注：1850年11月13日巴黎《總匯通報》第317號。——編者注），其中充滿了瑣事，滲透著秩序的臭味，渴望調和，表示服從憲法，談論到所有一切，只是沒有談論到當前的緊急問題。他好像是順便指出，根據憲法的明確規定，軍隊的指揮權完全屬於總統。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極其莊嚴的詞句結尾的：

    “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　我只受誓言約束，我將謹守這個誓言給我劃定的狹隘界限……　至於我個人，我是人民選出的，我的權力完全是人民賦予的，我將永遠服從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們在本屆會期中決定要修正憲法，那就由制憲議會來調整行政權的地位。否則人民將於1852年莊嚴地宣布自己的決定。可是不論將來的結局如何，我們總應該取得一種共◎第638頁◎識，永遠不讓一個偉大民族的命運由熱情、意外事故或暴力來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問題不是弄清楚誰將在1852年治理法國，而是要運用我所能支配的時間使這個過渡時期不發生風波和亂子。我對諸位是開誠布公的。望你們以信任來回答我的誠意，以襄助來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會來照顧。”

    資產階級的有禮貌的、偽善而溫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調，在十二月十日會的專權者兼聖莫和薩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長的含義。

    關於這種內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問題，秩序黨的衛戍官們總是心中有數的。誓言他們早已聽厭了，他們自己的人中間就有許多政治上發偽誓的老手和巧匠；不過關於軍隊的那一段話，他們倒沒有聽漏。他們憤懣地發覺：這個咨文非常煩瑣地列舉了最近頒布的各種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選舉法；不僅如此，在不修改憲法的情況下，這個咨文把1852年的總統選舉委諸人民。選舉法是拴在秩序黨腳上的鉛球，妨礙他們行動，當然更妨礙他們沖擊！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會和免除奧普爾的陸軍部長職務的手法，親手把替罪的羔羊獻到祖國的祭壇上。他把預期發生的尖銳沖突緩和了下來。最後，秩序黨自己也膽怯地竭力回避、緩和並抹殺和行政權發生的決定性的沖突。由於害怕失去在和革命進行鬥爭中所獲得的一切，它讓敵手攫取了它所獲得的果實。“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秩序黨從2月起就開始對革命這樣叫喊；現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對秩序黨這樣叫喊。“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波拿巴采取了圖謀篡奪權位的行為，但是當秩序黨因為這種行為而吵吵嚷嚷並且神經過敏地加以解釋的時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寧”。只要沒有人談到薩托里的臘腸，這臘腸是根本不會說話的。“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波拿巴要求讓他安安◎第639頁◎靜靜地幹他的事情，而議會黨卻由於雙重的恐懼而動彈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寧狀態，二怕自己在本階級即資產階級眼中成為造成不安寧的人。既然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所以秩序黨也就不敢用“戰爭”來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眾本來以為在國民議會開會時準有好戲看，結果是大失所望。反對派議員要求常任委員會交出它關於十月事件的記錄，但這個要求被多數否決了。人們根本規避一切可能激動人心的辯論。國民議會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沒有什麽意義的。

    直到12月底，才開始在議會的個別特權問題上爆發一場遊擊戰。自從資產階級以廢止普選權暫時避開了階級鬥爭的時候起，運動就淪為兩個權力之間為特權問題發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負債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長魯埃在回答法院院長的詢問時宣稱，應當徑直下令把負債者拘捕起來。於是莫甘就被投入債務監獄。國民議會知道這種謀害行為時，大為憤懣。它不僅決定立即釋放被捕者，而且當晚（注：1850年12月28日晚。——編者注）就通過自己的法警強制地把他從克利希監獄放出來了。可是，為了要證明自己信仰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並且暗中打算將來在必要時能夠把討厭的山岳黨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國民議會又宣布說：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時，拘捕負債的人民代表是容許的。國民議會忘記宣布總統也可以因負債被捕入獄。國民議會把自己議員的不可侵犯權的最後一點影子都消滅無余了。

    上面已經講過，警官伊雍根據一個名叫阿萊的人的供詞，告發了十二月十日會的一個支部陰謀暗殺杜班和尚加爾涅兩人的計◎第640頁◎劃。因此，議會總務官在第一次會議（注：1850年12月29日舉行的會議。——編者注）上就提議設立一種特殊的議會警察，由國民議會本身的預算中的經費維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長管轄。內務部長巴羅什提出了抗議，說這是一種侵害他的職權的行為。結果雙方達成了可憐的妥協，規定議會警官應由議會預算中的經費維持並由議會總務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須取得內務部長的同意。這時，政府已對阿萊提起訴訟，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萊的供詞宣布為憑空捏造，並通過公訴人的嘴把杜班、尚加爾涅、伊雍和整個國民議會嘲笑了一頓。然後，12月29日，巴羅什部長又寫信給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職。國民議會委員會決定伊雍留任原職，可是國民議會由於自己在莫甘案件中采取了強制性的行動而忐忑不安，它習慣於在每次給行政權打擊後受到它兩次回擊，因此沒有批準這個決定。國民議會為酬答伊雍的忠誠盡職而免了伊雍的職，因而喪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種議會特權，但這種特權對它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它所要對付的那個人，不是一個夜間決定白天要幹什麽的人，而是一個白天作決定夜間就采取行動的人。

    我們已經看到，國民議會在11月和12月間，總是極力避免和拒絕在重大的、迫切的問題上和行政權進行鬥爭。現在我們卻看到，它不得不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戰鬥。在處理莫甘案件時，它原則上已經允許逮捕負債的人民代表，不過有個條件，即這個原則只能運用於可惡的人民代表身上，它為了這種可恥的特權和司法部長（注：歐·魯埃。——編者注）發生了爭執。國民議會沒有利用關於有人準備謀殺杜班和尚加爾涅兩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會的活動，並在法國和歐洲面前徹底揭穿波拿巴作為巴黎流氓無產階級首領的真◎第641頁◎面目，它竟把沖突歸結為在警官應由誰任免的問題上跟內務部長的爭吵。這樣，我們就看到，秩序黨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都因自己的模棱兩可的態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對行政權的鬥爭縮小為關於權限問題的無謂爭吵，變成吹毛求疵、無謂爭訟以及關於界限問題的爭論，把最無聊的形式問題變成了自己的活動的內容。當鬥爭具有原則意義，行政權真正名譽掃地，國民議會的事業成為國民的事業的時候，秩序黨不敢爭鬥，因為它如果要爭鬥，就會對國民發出一種進軍令，而發動國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這種場合，它總是否決山岳黨的提案而轉入日常議程。當秩序黨已經放棄了大規模的鬥爭之後，行政權就靜待時機，以便有可能當鬥爭只具有可以說是議會性的局部的利害關系時，借一些無關緊要的理由重新開始這種鬥爭。那時秩序黨將發泄出滿腔的憤怒，那時它將拉開後台的幕布，揭開總統的面具，宣布共和國處境危急，然而那時它的熱情令人感到荒唐，鬥爭的理由是一種虛偽的口實或根本不值得鬥爭的東西。議會的風暴原來不過是一杯水中的風暴，鬥爭不過是陰謀，沖突不過是吵架。各革命階級都幸災樂禍地觀望著國民議會受屈辱，因為它們對國民議會的議會特權熱心的程度，和國民議會對社會自由熱心的程度一樣；同時，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卻不了解，為什麽議會內的資產階級居然把時間浪費在這樣瑣碎的糾紛上，為什麽它竟這樣無聊地跟總統進行競爭，從而危害安寧。當大家都在等候作戰的時候進行媾和，而當大家都以為和約已經締結的時候卻又開始進攻，這種戰略把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弄迷糊了。

    12月20日，帕斯卡爾·杜普拉就發行金條彩票一事向內務部長提出質問。這彩票是“來自愛麗舍園的女兒”。波拿巴和他的親信把它獻給人世，而警察局長卡爾利埃則把它置於自己的正式保護之下，雖然法國的法律除了以救濟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發◎第642頁◎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發行了700萬張，每張一法郎，而所得純利據說是用來遣送巴黎的遊民到加利福尼亞去。一方面是為了用黃金夢來排除巴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用可望中頭彩的誘人幻景來驅除作為教義的勞動權。自然，巴黎的工人們沒有認出加利福尼亞的耀眼的金條就是從他們口袋里騙去的無光彩的法郎。無論如何，這種彩票不過是一種騙局而已。妄想不離開巴黎就能發現加利福尼亞金礦的遊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負債累累的親信。國民議會同意給他的300萬法郎已經用光，無論如何總得重新填滿空虛的錢庫。波拿巴為建立所謂的工人村曾向全國募集捐款，並且他自己在認捐名冊上第一個認捐了一大筆款子，但他只是徒勞了一番。冷酷的資產者抱著不信任的態度等待他付出認捐的款子；而這筆款子自然是沒有付出，於是利用社會主義空中樓閣進行的投機把戲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金條的成效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謀者並不滿足於把700萬法郎中扣除應兌現的金條以後的一部分純收益裝進自己的腰包，他們還制造了假彩票，同一個號碼的彩票發出了10張、15張以至20張，——這真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金融手段啊！這里，國民議會所碰到的不是名義上的共和國總統，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這里，國民議會可以在他犯罪——不是違犯憲法，而是違犯刑法典——的現場把他當場捉住。如果說國民議會以轉入日常議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質問，那麽，它這樣做不只是因為日拉丹要國民議會宣布自己“滿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黨人想起他們自己的一貫的貪污行為。資產者，尤其是高升為政治家的資產者，總是用理論上的浮誇來彌補自己實踐上的卑下。資產者身為政治家時，也和同他相對立的國家權力一樣，就儼然成為至高無上之物，因而對他作鬥爭時，也只能采取高尚的莊嚴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個浪蕩人，是一個驕橫的流氓無產者，他比無恥的◎第643頁◎資產者有一個長處，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進行鬥爭。現在，在國民議會親手幫助他順利地走過了軍人宴會、閱兵、十二月十日會以及違犯刑法典等幾處很容易滑倒的地點以後，他看到，他可以由偽裝的防御轉為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了。司法部長、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財政部長（注：歐·魯埃、讓·保·亞·施拉姆、羅·約·德福塞和阿·富爾德。——編者注）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敗，即國民議會借以表示憤懣的失敗，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僅阻止了部長們辭職，從而阻止了承認行政權服從議會。他現在已經能完成他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就已經開始做的事情：軍權和議會分立，把尚加爾涅免職。

    愛麗舍宮的一家報紙發表了一個5 月間似乎是向第一師團頒發的緊急命令（注：1851年1月2日巴黎《祖國報》。——編者注）（因而是出自尚加爾涅的命令），勸告軍官們遇有叛亂時不要寬容自己隊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將他們槍斃，並且不要按國民議會的要求派遣軍隊。1851年1月3日，內閣因這一緊急命令受到了質問。為了調查這一事件，內閣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個月，繼則一個星期，最後僅僅是二十四小時，國民議會要求立即予以解釋。尚加爾涅站起來聲明說：這個緊急命令從未下過。他並且補充說，他隨時都準備執行國民議會的要求；遇有沖突發生時，國民議會可以信賴他。國民議會以狂熱的鼓掌歡迎他的聲明，並對他投了信任票。國民議會既委身於一個將軍的私人保護之下，也就是放棄了權力，宣告自己的軟弱和軍隊的萬能；但是這位將軍弄錯了，因為他居然想把波拿巴只是封給他的權力交付給國民議會去反對同一個波拿巴，並且盼望從這個議會，從他的需要保護的被托◎第644頁◎管者那里獲得保護。可是尚加爾涅相信資產階級從1849年1月29日起賦予他的那種神秘力量。他以為自己是和其他兩個國家權力相鼎立的第三個權力。他所遭遇到的命運，也和當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確些說，和當代的聖者們所遭遇到的命運一樣，這些人物的偉大只在於他們的黨派故意替他們宣揚，而到局勢要求他們創造奇跡時，他們就顯得平庸無奇了。一般說來，不信神是這些假英雄和真聖者的死敵。因此他們對那些冷酷無情的諷刺者和譏笑者表示高尚的道義的憤懣。

    當晚（注：1851年1月3日晚。——編者注），內閣閣員們被召請到愛麗舍宮，波拿巴堅持要撤換尚加爾涅，五個閣員（注：比·茹·巴羅什、羅·約·德福塞、讓·厄·杜·拉伊特、瑪·路易·皮埃爾·費·帕略和歐·魯埃。——編者注）拒絕署名。《通報》宣布內閣危機，而秩序黨的報紙則以組織由尚加爾涅指揮的議會軍相威脅。根據憲法，秩序黨是有權這樣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爾涅為國民議會議長，並調來任何數量的軍隊來保護自己的安全就夠了。由於尚加爾涅實際上還統率著軍隊和巴黎國民自衛軍，並且正等待和軍隊一起被調用，所以秩序黨是可以更加放心地這樣做的。波拿巴派的報紙甚至還不敢否認國民議會直接調動軍隊的權利，提出這種法律上的問題在當前局勢下是不會有什麽成效的。軍隊將聽從國民議會調遣，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在巴黎找到兩位將軍（巴拉蓋·狄利埃和聖讓·丹熱利）願意在把尚加爾涅撤職的命令上簽名。但是秩序黨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隊伍中和議會里找到通過這種決定所必需的票數，就很成問題了，要知道，過了一個星期就有286 個議員脫離了秩序黨，而且山岳黨甚至在1851年◎第645頁◎12月，在最後的決定性的時刻還否決了這樣的提議。不過，衛戍官們這時也許還能發動他們黨內的群眾去建立豐功偉績，即藏身於槍林之後，並利用投到它陣營中的軍隊的幫助。可是，衛戍官先生們並沒有這樣做，1月6日晚上他們到愛麗舍宮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論據規勸波拿巴放棄把尚加爾涅撤職的決定。勸誰就是承認誰是主事人。波拿巴由於衛戍官們的這種做法而增加了勇氣，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內閣，舊內閣的首領富爾德和巴羅什兩人繼續留任。聖讓·丹熱利當了陸軍部長。《通報》（注：《通報》是法國日報《總匯通報》的簡稱，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報紙。《通報》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議會的報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盧森堡委員會會議的報告曾刊載在該報上。——386、441、646、649、742。） 刊載了把尚加爾涅撤職的命令，他的職權劃分給指揮第一師團的巴拉蓋·狄利埃和指揮國民自衛軍的佩羅了。社會中堅退職了，這雖然並沒有使一塊瓦片從屋頂上掉下來，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漲了。

    秩序黨既然推開了由尚加爾涅作代表表示願意聽它指揮的軍隊，因而把這個軍隊永不覆返地讓給了總統，這就表明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了統治的使命。議會制內閣已經不存在了。秩序黨現在既已喪失了控制軍隊和國民自衛軍的權力，那麽它還剩下什麽強制手段來同時保持議會用以統治人民的篡奪來的權力和議會用以防止總統侵犯的憲法的權力呢？什麽也沒有了。它現在只好求助於一些無力的原則，這些原則就連它自己也經常看作只是責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從容行動的一般規則。我們所研究的時期，即秩序黨和行政權鬥爭的時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爾涅被撤職和軍權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結束。現在，兩個權力之間的戰爭已經正式宣布並且已在公開進行，不過是在秩序黨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後罷了。國民議會已經沒有內閣，沒有軍隊，沒有人民，沒有社會輿論，從5月31 日通過選舉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權的國民的代表者了，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齒，沒有一切，逐漸變成了一個舊法國高等法院（注：舊法國高等法院是18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前法國的最高司法機關，許多城市設有這種高等法院。作用最大的是巴黎高等法院，它辦理國王敕令的登記，並具有所謂諫諍的權力，即對不合習慣和國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力。但是高等法院沒有實權，因為只要國王親自出席會議，敕令就一定要作為法律登記下來。法國大革命時期這種高等法院於1790年被解散。——646。），它讓政府去行動，自己則滿足於在事後發出◎第646頁◎嘮叨的抗議。

    秩序黨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內閣。貝多將軍提醒大家記住常任委員會在議會休會期間的溫和態度，記住它由於過分慎重而拒絕把自己的議事記錄公布出來。這時內務部長（注：比·茹·巴羅什。——編者注）自己也堅持公布這些記錄，因為這些記錄現在當然就像不新鮮的水一樣已經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實，對於厭倦的公眾也不會有任何影響了。根據雷繆紮的建議，國民議會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員會，任命了一個“非常措施委員會”。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軌一步，尤其是因為這時貿易繁榮，工廠開工，糧價低廉，食品豐富，儲蓄銀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議會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過是在1月18 日通過了對內閣的不信任案罷了，而關於尚加爾涅將軍連提都沒有提到。秩序黨不得不這樣來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為了保證自己取得共和黨人的票數，因為在內閣的一切措施中共和黨人只讚成尚加爾涅被撤職一項，而秩序黨實際上也不能非難其余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內閣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415票對286票通過，就是說，只是由於極端的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同純粹共和黨人和山岳黨人（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的聯合才得以通過。這就證明，秩序黨不只失去了內閣，不只失去了軍隊，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沖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獨立的議會多數；由於狂熱地傾向妥協，由於害怕鬥爭，由於軟弱，由於顧及親屬而眷戀國家薪俸，由於指望獲得閣員的空缺（如奧迪隆·巴羅），由於那種經常使平庸的資產者為某種個人動機而犧牲本階級的總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義，一部分議員已經從秩序黨陣營中開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議員們從最初起就只是在對革命進行鬥爭時才依附於◎第647頁◎秩序黨。天主教黨的首領蒙塔朗貝爾在那時已經把他個人的勢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為他已不相信議會黨的生命力了。最後，這個黨的首領們，奧爾良派的梯也爾和正統派的貝里耶，不得不公開宣稱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認說，雖然他們的心是保皇派，而頭卻是共和派，議會制共和國是整個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話，他們不得不在資產階級眼前把他們在議會背後繼續努力從事的覆辟計謀咒罵為危險而愚蠢的陰謀。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對內閣閣員的打擊，而不是對總統的打擊。可是撤換尚加爾涅的並不是內閣，而是總統。秩序黨不應當向波拿巴本人問罪嗎？不應當以他的覆辟欲望作為罪名嗎？可是，這種覆辟欲望只不過是補充了秩序黨自己的覆辟欲望罷了。不應當以他在閱兵和十二月十日會中的陰謀活動作為罪名嗎？可是，秩序黨早已把這些問題埋葬在一堆日常議程下面了。不應當以他撤換了1 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換了1850年5月曾威脅遇有叛亂發生時就四處放火燒光巴黎的那個人作為罪名嗎？可是，秩序黨的山岳黨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讓它以正式表示同情來把倒台的社會中堅扶起來。秩序黨自己不能否認總統擁有由憲法賦予他的撤換將軍的權力。秩序黨之所以氣憤，只是因為總統把自己由憲法賦予的權力當作反對議會的手段。可是，秩序黨自己豈不是也不斷地（特別是在廢除普選權時）把它的議會特權當作違犯憲法的手段嗎？因此，秩序黨只好嚴格地在議會範圍以內活動。1848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著一種特殊的病癥，即議會迷，染有這種病癥的人就變成幻想世界的俘虜，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記憶，失去對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這種議會迷才可以說明，為什麽秩序黨在它已親手消滅了議會勢力的一切條件並在它反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中不得不消滅了這些條件之後，仍然◎第648頁◎把它的議會勝利看作勝利，並且以為打擊了總統的內閣閣員也就是打擊了總統本人。這樣，秩序黨只是讓總統得到一次機會在國民面前重新淩辱國民議會罷了。1月20日，《通報》（注：《通報》是法國日報《總匯通報》的簡稱，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報紙。《通報》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議會的報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盧森堡委員會會議的報告曾刊載在該報上。——386、441、646、649、742。）報道說，內閣全體辭職已被批準。波拿巴把已經沒有一個議會黨占據多數（這點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黨和保皇黨聯合產生的果實所證明），而新的多數又尚待形成作為借口，任命了一個所謂的過渡內閣，其中沒有一個人是議會議員，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是個純粹由一些聽差和司書組成的內閣。秩序黨現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費在跟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權則不再認為自己在國民議會中需要有什麽認真的發言人了。波拿巴的內閣閣員越是成為單純的啞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顯地把全部行政權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權來達到個人目的。

    為了報覆，秩序黨和山岳黨聯合在一起否決了給予總統180 萬法郎補助金的提案，這個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會的首領命令他的聽差閣員們提出來的。這一次，問題是由不過102票的多數票決定的，由此可見，秩序黨從1月18日以來又喪失了27票；它的解體又進了一步。同時，為了使人不致對它和山岳黨聯合的用意發生絲毫懷疑，它甚至對189 名山岳黨人所署名提出的關於大赦政治犯的議案不屑一顧。只要那個叫作瓦伊斯的內務部長出來聲明說，安寧只是表面的安寧，有人在加緊進行秘密鼓動，到處都有人組織秘密團體，民主報紙又準備重新出版，從各省傳來不利的消息，日內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個通過里昂遍及法國南部全境的陰謀活動，法國處於工商業危機的前夜，魯貝市的廠主們縮短了工作時間，貝勒島（注：貝勒島是比斯開灣的一個島。1849年-1857年是法國囚禁政治犯的地方，1848年巴黎六月起義的參加者奧古斯特·布朗基也被囚禁在這里。——649。）的囚犯已經騷動起來——只要瓦伊斯這麽一個人喚來赤色幽靈，秩序黨不經討論就立刻否決一個將使國民議會獲得極大的聲望並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懷抱的提案。秩序黨本來◎第649頁◎不應當被行政權所描繪的新騷動的遠景嚇住，而應當讓階級鬥爭有些活動余地，以便把行政權控制在從屬於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黨沒有感覺到自己有能力擔負這種玩火的任務。

    可是，所謂的過渡內閣卻一直勉強維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斷地以組織新內閣的把戲來攪擾和愚弄國民議會。他時而表示要組織一個有拉馬丁和比約參加的共和黨內閣，時而表示要組織一個不免要有奧迪隆·巴羅（凡是需要有個易於愚弄的蠢才時總是少不了他）參加的議會制內閣，時而又表示要組織一個有瓦蒂梅尼爾和貝努瓦·達濟參加的正統派內閣，時而又表示要組織一個有馬爾維爾參加的奧爾良派內閣。波拿巴用這種方法使秩序黨各派之間的關系處於緊張狀態，並以共和黨內閣的出現以及因此必然會使普選權恢覆的遠景來恫嚇整個秩序黨，同時他又竭力讓資產階級相信，他組織議會制內閣的真誠努力由於保皇派集團的不調和態度而受挫。而資產階級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業危機越是給社會主義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產的糧價越是給社會主義在農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是響亮地要求“強有力的政府”，越是認為使法國陷於“沒有行政”的狀態是不可寬恕的。商業蕭條日益加重，失業者顯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萬工人沒有飯吃，在魯昂、米盧斯、里昂、魯貝、圖爾寬、聖艾蒂安、埃爾伯夫等地，無數的工廠停了工。在這種情況下，波拿巴就敢於在4月11日恢覆了1月18日的內閣，除了魯埃、富爾德、巴羅什及其他先生們而外，還添進了萊昂·福適先生，這個福適先生曾因散發偽造的電訊而被制憲議會在最後幾天一致（除五個內閣閣員外）投了不信任票。這樣，國民議會在1月18日取得了對內閣的勝利，它和波拿巴鬥了三個月，只不過是為了在4月11 日讓富爾德和巴羅什能夠把清教徒福適當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內閣同盟中去而已。◎第650頁◎1849年11月，波拿巴滿足於非議會制內閣，1851年1 月他滿足於超議會制內閣，而到4月11日，他已經覺得有充分的力量來組織一個反議會制內閣了，這一內閣把兩個議會——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即共和派議會和保皇派議會所表示的不信任協調地結合在自己身上。內閣的這種演變，是議會可以用來測定其體溫下降的溫度計。這種體溫到4月底已經降得非常之低，甚至佩爾西尼能夠在私人談話中建議尚加爾涅投到總統方面去。他向尚加爾涅保證：波拿巴認為國民議會的勢力已經徹底消滅，並且已經擬定了預備在政變後發表的宣言，這個政變已經經過深思熟慮，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又延遲下來。尚加爾涅把這個訃告通知了秩序黨的首領們。但是誰會相信臭蟲咬人能致人於死命呢？議會雖然已經虛弱無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畢竟還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會的小醜一般的頭子的決鬥看作一種不同於和臭蟲的決鬥。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烏斯回答國王亞奇斯那樣回答了秩序黨：“你把我看作螞蟻，但是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獅子的。”（注：馬克思在這里套用了古希臘作家阿泰納奧斯（2-3世紀）的著作《哲人宴》中的一個情節。埃及法老泰俄斯譏笑帶兵前來支援他的斯巴達王阿革西拉烏斯身材矮小，他說：“山懷孕了，宙斯很吃驚，但山生了個老鼠。”阿革西拉烏斯回答說：“您把我看作老鼠，但是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獅子的”。——651。）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之四）

    *（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針對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變而撰寫的一部評述法國政局的著作。

    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不久，馬克思動筆撰寫這部著作。在撰寫過程中，馬克思經常同恩格斯交換看法。除了英法兩國的書刊和官方資料之外，馬克思還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書信。這部著作原來準備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約·魏德邁在美國籌辦的德文周刊《革命》上連續發表。最初計劃大致寫三篇，但在撰寫過程中不斷擴充，最後共寫了七篇，於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兩期，因經濟困難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邁以單行本形式將這部論著作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頁和自己寫的前言中誤將標題寫成了《路易－拿破侖的霧月十八日》。

    1869年，這部著作由漢堡出版商奧·邁斯納在德國漢堡再版。再版前，馬克思重新審訂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錯誤，刪去了重覆的語句，節略了某些段落，把書名改正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並親自寫了第2版序言。這里發表的中譯文是根據1869年的版本譯出的。馬克思對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動，均在腳注中作了說明。

    馬克思逝世後，這部著作於1885年6月在漢堡出版了第3版。這個版本由恩格斯負責編輯，對第2版作了少量修辭上的改動。1891年這部著作被譯成法文，當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節連續發表在法國工人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上。同年還在法國里爾出版了單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蘭文譯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譯本。

    法國大革命後共和八年霧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侖第一發動政變，改行帝制，實行軍事獨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侖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廢除共和，覆辟帝制，號稱拿破侖第三。馬克思給自己的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一標題，顯然含有諷刺意味。——579。）

    六

    秩序黨在徒勞地力圖保持軍權和奪回已經喪失的對於行政權的最高領導權時，不得不去跟山岳黨和純粹共和黨人進行聯合，這就確鑿地證明，秩序黨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議會多數。僅僅是日歷的力量、鐘表的時針，在5月28 日發出了秩序黨徹底瓦解的信號。5月28日是國民議會生命的最後一個年頭的開始。國民議會現在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原封不動地保存憲法呢，還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憲法就不只意味著是資產階級統治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統治，是民主主義還是無產階級無政府狀態，是議會制共和國◎第651頁◎還是波拿巴，而且意味著是奧爾良王朝還是波旁王朝！這樣，在議會內部就出現了厄里斯的金蘋果，秩序黨內利益彼此矛盾的各個敵對派別將圍繞著它展開公開的鬥爭。秩序黨是各種不同社會成分的結合體。修改憲法的問題造成了一種政治熱度，它使這個產物重又分解為它原來的各個構成部分。

    波拿巴派關心修改憲法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首先想廢除禁止再度選舉波拿巴的第45條和延長他的權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場也很簡單。他們無條件地反對任何修改，認為修改憲法是反對共和國的周密的陰謀。因為他們在國民議會中擁有1/4以上的票數，而依照憲法又必須要有3/4的票數讚成才能合法地決定修改憲法和召集修改憲法的專門會議，所以他們只要計算一下自己的票數，就可以相信自己必獲勝利了。他們當時確實是相信自己一定要勝利的。

    和這些明顯的立場相反，秩序黨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絕修改憲法，它就會使現狀受到威脅，因為這樣就會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個出路，並且會使法國在1852年5 月的第二個星期日這個決定時刻聽任革命的無政府狀態擺布，那時，總統是失去了權力的總統，議會是早已沒有權力的議會，人民則是企圖重新爭得權力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憲法修改憲法，那麽它知道它的表決是枉然的，它的表決一定會被共和派按照憲法進行的否決所推翻。如果它違背憲法而宣布說只要有簡單多數通過就夠了，那麽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從行政權的條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這樣它就把憲法、憲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並交給波拿巴掌握了。為延長總統權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將為帝制派篡奪權力開辟道路。為縮短共和國壽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會引起各個王朝的要求之間的沖突，因為波旁王朝覆辟的條件和奧爾良王朝覆辟的◎第652頁◎條件不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議會制共和國已不僅是法國資產階級中的兩派（正統派與奧爾良派，即大地產與工業）能夠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盤。它並且是他們共同進行統治的必要條件，是他們的共同階級利益借以支配資產階級各派的要求和社會其他一切階級的唯一的國家形式。作為保皇派，他們又重新陷入他們舊有的對抗狀態，卷入地產和金錢爭奪霸權的鬥爭，而這種對抗狀態的最高表現，這種對抗狀態的化身，就是他們各自的國王，他們各自的王朝。正因為如此，秩序黨總是反對召回波旁王族。

    奧爾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定期地建議廢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議會同樣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會頑強地阻擋其被逐國王返國的場面。理查三世在殺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對他說，他太好了，這個塵世容納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注：莎士比亞《理查三世》第1幕第2場。——編者注）。保皇派認為法國太壞了，不能再有自己的國王。形勢迫使他們成為共和派並屢次批準人民作出的把他們的國王逐出法國的決定。

    修改憲法（而這個問題由形勢所迫又非討論不可）不僅會使共和國成為問題，而且會使資產階級兩派的共同統治成為問題；不僅會使君主國有恢覆的可能，而且會覆活曾在君主國中輪流占有特權地位的那些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覆活資產階級兩派之間爭奪霸權的鬥爭。秩序黨的外交家們希望以兩個王朝的結合，即以各個保皇派和它們的王室的所謂融合來中止這一鬥爭。覆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議會制共和國，在這一共和國中，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雙方的色彩都脫落了，各類的資產者都消融為一般的資◎第653頁◎產者，消融為資產者這個類屬了。現在奧爾良派應當變成正統派，正統派應當變成奧爾良派。體現著他們的互相對抗的君主國，應當成為他們彼此統一的化身；他們互相排斥的派別利益的表現，應當成為他們的共同的階級利益的表現；君主國應當完成只有廢除兩個君主國，只有共和國才能完成和已經完成的任務。這就是秩序黨的術士們絞盡腦汁制造出來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統派的君主國可能在什麽時候變成工業資產者的君主國，或是資產者王權可能在什麽時候變成世襲土地貴族所擁有的王權。仿佛地產和工業能夠在一頂王冠下面稱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個人頭上——不是落到哥哥頭上，就是落到弟弟頭上。仿佛在地產還沒有決心自動變成工業財產以前，工業可以完全和地產和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會成為正統派的國王，除非他不再作奧爾良派的國王。但是，從事融合的哲人隨著憲法修改問題被提到首位而自我膨脹起來，把《國民議會報》（注：《國民議會報》是法國正統君主派的日報，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1848-1851年它反映了擁護兩個保皇集團——正統派和奧爾良派融合的觀點。——474、654。）變成自己的正式的機關日報，並且現在（1852年2 月）又在努力活動——這些哲人認為一切困難都是由於兩個王朝的對抗和競爭。想使奧爾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圖，從路易－菲力浦逝世時就已經開始，但這種企圖也像只是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在幕間小節目中，在後台進行的一切王朝陰謀一樣，與其說是鄭重的事情，不如說是對舊日迷信的賣弄風情，這種企圖現在已經變成大型政治歷史劇，秩序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把它當作票友戲，而是把它搬上公開的舞台。信使不斷從巴黎奔到威尼斯（注：19世紀50年代為尚博爾伯爵的駐地。——編者注），再從威尼斯奔到克萊爾蒙特，又從克萊爾蒙特奔到巴黎。尚博爾伯爵發表了一個宣言，他在這個宣言中“靠他全家族的支持”，宣布“國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覆辟。奧爾良派的薩爾萬◎第654頁◎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腳下，正統派的首領貝里耶、貝努瓦·達濟和聖普里跑到克萊爾蒙特去勸說奧爾良王室，但是徒勞無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時候才覺察到，資產階級兩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現為家族利益即兩個王室的利益，那麽，它們的利益就會互相排斥，而不會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認巴黎伯爵是他的繼承人（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場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麽奧爾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沒有後嗣本來就一定能夠獲得的東西外，並不會得到別的權利，可是它會因此喪失它從七月革命獲得的一切權利。奧爾良王室將放棄自己舊日的要求，放棄它在差不多100年的鬥爭中從波旁王室長系手里奪得的一切權利，它將要為了宗教的特權而放棄自己的歷史特權，即現代君主國的特權。所以，融合無非就是奧爾良王室自願退讓，向正統派讓權，懺悔地從新教國教後退到天主教國教。這種後退甚至不可能把奧爾良王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誕生時所占據的王位的台階。舊日的奧爾良派閣員基佐、杜沙特爾等人，也趕快跑到克萊爾蒙特那里去為融合遊說，實際上他們只是表現了七月革命後的沮喪，表現了對資產者王權和資產者所擁有的王權的失望，表現了對正統派的迷信，把它作為防止無政府狀態的最後的護符。他們自命為奧爾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間的調停者，事實上他們只不過是奧爾良派的變節分子，而茹安維爾親王就是把他們當作這種人來看待的。然而，奧爾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戰的那部分人，如梯也爾、巴茲等，卻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確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覆辟都要以兩個王朝的融合為前提，而任何這樣的融合又都要以奧爾良王室引退為前提，那麽，暫且承認共和國，等到事變允許把總統的安樂椅變成王位時再說，這樣做是和他們先輩的傳統完全相適合的。起初有傳言說茹安維爾要當共和國總統的候選人，公眾的好奇心被激發◎第655頁◎起來了，過了幾個月，到9月間，在憲法修改案已被否決以後，這個候選人就被公開宣布了。

    這樣一來，奧爾良派和正統派之間搞保皇主義融合的企圖，不僅遭到了失敗，而且還破壞了他們在議會中的融合，破壞了把他們聯合起來的共和國形式，把秩序黨又分解成原來的各個構成部分。但是，克萊爾蒙特和威尼斯之間越是疏遠，它們之間的關系越是近於決裂，有利於茹安維爾的煽動越是加緊，波拿巴的內閣閣員福適和正統派之間的談判，也就越是熱烈，越是認真了。

    秩序黨的解體還不止於它分解成原來的構成部分。這兩大派別中的每一派，又都繼續分解下去。看來，先前兩大營壘中的每一個營壘（不論是正統派或奧爾良派）內部曾經互相鬥爭互相排斥的一切舊有色彩，如同幹纖毛蟲碰到了水一樣，又都重新活起來了。看來，他們又重新獲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夠形成具有互相對立的獨立利益的各個派別了。正統派在夢中回味土伊勒里宮和馬松閣之間的爭吵、維萊爾和波林尼雅克之間的爭吵（注：指覆辟時期正統派陣營中在策略上的意見分歧。路易十八和讓·維萊爾主張謹慎從事，而達爾圖爾伯爵（1824年起為國王查理十世）和茹·波林尼雅克卻不顧法國局勢的變化，主張完全恢覆革命前的秩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宮是路易十八的皇宮，馬松閣是宮里的建築之一，覆辟時期是達爾圖爾伯爵的府邸。——656。）。奧爾良派重溫基佐、摩萊、布羅伊、梯也爾和奧迪隆·巴羅之間比武的黃金時代。

    秩序黨中有一部分人讚成修改憲法，可是對於修改的範圍，他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在這一部分人中，有貝里耶和法盧為一方所領導和拉羅什雅克蘭為另一方所領導的正統派，有摩萊、布羅伊、蒙塔朗貝爾和奧迪隆·巴羅領導的那些在鬥爭中疲倦了的奧爾良派；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議員一致提出了如下一個含義廣泛而不明確的建議：

    “下面署名的議員建議把憲法加以修改，目的在於把完全實現國民主權的可能性還給國民。”◎第656頁◎

    同時，這些議員通過自己的報告人托克維爾一致聲稱：國民議會無權建議廢除共和國，這個權利只能屬於為修改憲法而召集的議會。此外，他們聲稱，憲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礎上，就是說，只有在按照憲法規定的3/4 的多數票讚成修改時才能修改。經過六天的激烈討論之後，7 月19日，憲法修改案果然被否決了。讚成修改的有446票，反對修改的有278票。極端的奧爾良派梯也爾、尚加爾涅等人在表決時和共和派及山岳黨采取了一致行動。

    這樣，議會的多數表示反對憲法，而憲法本身卻表示擁護議會的少數，認為議會少數的決議具有約束力。可是，秩序黨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豈不都曾經把議會多數置於憲法之上嗎？它以前的全部政策豈不都是以憲法條文服從議會多數決議為基礎的嗎？它不是曾經讓民主派以迷信舊約的態度去對待法律的字眼，並因為這種迷信而處罰了民主派嗎？可是目前，修改憲法無非就是要延長總統掌權的期限，而延長憲法的壽命無非就是要罷免波拿巴。議會表示擁護波拿巴，但是憲法表示反對議會。所以，當波拿巴撕毀憲法時，他的行動是合乎議會精神的，而當他解散議會時，他的行動又是合乎憲法精神的。

    議會宣布憲法，同時也就是宣布議會本身的統治處在“多數之外”；議會以自己的決議廢除了憲法，延長了總統掌權的期限，同時也就是宣布說，當它本身還繼續存在時，憲法既不能死亡，總統的權力也不能生存。它未來的掘墓人已經站在門前了。當議會正忙於討論修改憲法的問題時，波拿巴撤銷了表現得不堅決的巴拉蓋·狄利埃將軍第一師指揮官的職務，任命馬尼昂將軍繼任該職，這位將軍是里昂的勝利者，十二月事變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時期就由於布洛涅征討事件多多少少地替波拿巴出了醜。◎第657頁◎

    秩序黨關於修改憲法的決議表明，它既不能統治，又不能服從；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國，又不能推翻共和國；既不能維護憲法，又不能廢除憲法；既不能和總統合作，又不能和總統決裂。它究竟是期待誰來解決一切矛盾呢？期待日歷，期待事變的進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變。這樣，它就把自己交給事變支配，交給一種力量支配，它在反對人民的鬥爭中已經向這種力量讓出了一個又一個屬性，直至它自己在這種力量面前變得毫無權力為止。為了使行政權的首腦能夠更順利地定出對付它的戰鬥計劃，加強自己的進攻手段，選擇自己的工具和鞏固自己的陣地，秩序黨就在這個緊急關頭決定退出舞台，使議會從8月10日到11月4日休會三個月。

    不僅議會黨分裂為原來的兩大集團，不僅其中的每一個集團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議會內的秩序黨和議會外的秩序黨也分裂了。資產階級的演說家和作家，資產階級的講壇和報刊，一句話，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資產階級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遠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統派，由於眼界狹小和過分熱情，責備他們的議會領袖貝里耶和法盧投奔波拿巴陣營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們的百合花（注：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號，紫羅蘭是奧爾良王朝的標志。——412、611、658。） 的頭腦只相信造孽行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業資產階級和它的政治家之間的分裂，更加危險，更具有決定的意義。正統派責備自己的政治家背棄了原則，而商業資產階級卻正好相反，責備自己的政治家忠實於已經變得無用的原則。

    前面我已經指出，自從富爾德加入內閣以來，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握有絕大部分權力的商業資產階級，即金融貴族，已經變成波拿巴派了。富爾德不僅在交易所中維護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維護交易所的利益。關於金融貴族的態度，他◎第658頁◎們的歐洲機關刊物即倫敦的《經濟學家》（注：《經濟學家》是英國的經濟、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喉舌。——659、694、721、728、747。）雜志中的一段話作了最貼切的說明。這個雜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發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訊：

    “現在我們從各方面都得到證實，法國要求的首先是安寧，總統在他致立法議會的咨文中聲明了這一點；國民講台上也有人響應了這一點；報紙上再三重覆說到這一點；教堂的教壇上也宣揚這一點；國家證券對於最小的破壞安寧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們在行政權每次勝利時的穩定，也證明這一點。”

    《經濟學家》雜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義宣稱：

    “在歐洲所有的證券交易所中，總統現在已被公認為秩序的衛士。”

    可見金融貴族指責秩序黨對行政權進行的議會鬥爭是破壞秩序，而把總統每次對它那些所謂的代表們的勝利當作秩序的勝利來歡呼。這里所說的金融貴族，應當了解為不只是那些大國債經紀人和大國家證券投機者，這些人的利益當然是和國家政權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現代金融業，全部銀行業，都是和社會信用極為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銀行的部分營業資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兌現的國家證券以收取利息。銀行存款，即交給銀行並由銀行在商人和工業家之間分配的資本，有一部分是從國家債權人的紅利中得來的。既然在一切時代國家政權的穩定對整個金融市場和這種金融市場的牧師們來說是摩西和先知，那麽現在，當任何大洪水都有把舊的國家連同舊的國債一並從地面上沖掉的危險時，又怎能不是這樣呢？

    狂熱地渴望秩序的工業資產階級，也因議會內的秩序黨和行政權發生爭吵而感到煩惱。梯也爾、昂格勒斯、聖貝夫等人在1月18 日因尚加爾涅免職事件投票以後，也受到他們的選民們（而且◎第659頁◎正是工業區的選民）的公開譴責，特別是他們跟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成立聯盟的行為被指斥為背叛秩序。如果說，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秩序黨和總統的鬥爭不過是些言過其實的嘲弄和瑣屑無聊的攻訐，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麽，另一方面，對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們順從地把軍權從自己的議會手中奉送給冒險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資產階級，就連那些曾為他們的利益而采用過的攻訐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這部分資產階級表明，為了保持他們的公共利益、他們本階級的利益、他們的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是有礙於他們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們感到痛苦和煩惱。

    當波拿巴巡遊各地時，外省城市的資產階級顯貴、市政官員、商業法庭的法官等等，到處都幾乎毫無例外地以極卑屈的態度迎接他，甚至當他在第戎公開地攻擊國民議會，特別是攻擊秩序黨的時候，也是這樣歡迎他。

    當商業情況良好的時候（1851年初還是這樣），商業資產階級狂暴地反對任何議會鬥爭，生怕這種鬥爭會使商業吃虧。當商業情況不好的時候（從1851 年2月底起已成為經常現象了），商業資產階級就抱怨議會鬥爭是商業停滯的原因，並要求為了活躍商業停止這種鬥爭。關於修改憲法的討論恰好發生在這種不好的時期。因為當時涉及到現存國家制度的生死存亡問題，所以資產階級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們終止這種痛苦的過渡狀態，同時又保持現狀。這里面沒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終止過渡狀態，正是延長過渡狀態，將應當作出決斷的時刻拖延到遙遠的將來。保持現狀只能有兩種方法：一是延長波拿巴掌權的期限，一是讓波拿巴按照憲法退職，選出卡芬雅克來。一部分資產階級傾向於後一種解決方法，可是他們除了叫他們的代表保持沈默，不去觸動這個迫切的問題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議。他們以為，如果他們的代表不出來講話，◎第660頁◎波拿巴就不會行動了。他們希望有一個為了不讓人看見而把頭藏起來的鴕鳥議會。另一部分資產階級希望讓已經坐在總統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總統，一切照舊不變。他們感到憤慨的，是他們的議會不願意公開違背憲法和率直地放棄權力。

    在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從8月25 日起召開的各省委員會（大資產階級的地方代議機關），幾乎一致表示讚成修改憲法，即反對議會，擁護波拿巴。

    資產階級對於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報紙所表現的憤怒，比它跟議會代表們的破裂更為明顯。只要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抨擊一下波拿巴篡奪權力的欲望，只要報刊企圖保護一下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不受行政權侵害，資產者陪審團就判處數額異常巨大的罰款和不光彩的監禁，這種情況不僅使法國，而且使整個歐洲都感到驚愕。

    前面我已經指出，議會內的秩序黨由於叫囂要安靜而自己也得安靜下來，它在反對其他社會階級的鬥爭中親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議會制度的一切條件，從而宣布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同資產階級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眾，卻對總統奴顏婢膝，詆毀議會，粗野地對待自己的報刊，從而促使波拿巴壓制和消滅資產階級中講話和寫文章的分子，即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資產階級的講壇和報紙，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使它能夠在不受限制的強硬的政府保護下安心地從事他們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聲明說，它渴望擺脫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以便擺脫這種統治地位帶來的麻煩和危險。

    這個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對於為它本階級的統治而進行的單純的議會鬥爭和文字鬥爭，就曾表示激憤，並且出賣了這一鬥爭的領袖人物；但是現在它卻敢於在事後責備無產階級沒有為它進行◎第661頁◎流血鬥爭，進行殊死的鬥爭！這個資產階級時刻都為最狹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全階級的利益即政治利益，並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樣的犧牲；但現在它卻哀叫無產階級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犧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裝得像個好心腸的人，被社會主義者引入歧途的無產階級不了解它，並且在緊要關頭拋棄了它。它的這種哀叫在整個資產階級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讚賞。自然，這里我不是指德國那些小政客和淺學之輩。我指的是例如《經濟學家》那個雜志。這個雜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變前四天還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衛士”，而梯也爾和貝里耶是“無政府主義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馴服了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之後，它又大叫大喊，說什麽“無知的、沒有教養的、愚蠢的無產階級群眾”背叛了“社會中等和上等階層的才能、知識、紀律、精神影響、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愚蠢、無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別人，正是資產階級本身。

    的確，法國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業危機。2月底，出口比1850 年減少了；3月，商業衰落，工廠關閉；4月，各工業省的情況好像和二月事變後一樣令人失望；5月，情況還沒有好轉；6月28日法蘭西銀行的結算還是以存款數量猛增和貼現數量銳減表明了生產的停滯；直到10月中旬，情況才逐漸好轉。法國資產階級把這種商業停滯說成是純粹由於政治原因，由於議會和行政權之間的鬥爭，由於臨時的國家形式的不穩定，由於1852年5月第二個星期日的可怕遠景。我並不否認所有這些情況都對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業部門的衰落有影響。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政治局勢的影響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業開始好轉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勢惡化、政治的地平線上籠罩著烏雲、每分鐘都可能從愛麗舍園打來霹靂的時候，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雖然◎第662頁◎法國的資產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識、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們自己的鼻尖，但是他們在倫敦工業博覽會（注：倫敦工業博覽會是1851年5-10月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工商業博覽會。——663。）整個會期內總能用鼻子觸到自己的商業情況不利的原因吧。當法國工廠關閉的時候，英國爆發了商業破產。法國在4月和5月達到頂點的是工業恐慌，而英國在4月和5月達到頂點的則是商業恐慌。無論是在法國或英國，毛紡織業和絲紡織業的情況都很不妙。雖然英國的棉紡織工廠還在繼續生產，但是它們所獲得的利潤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樣大了。不同點只在於法國發生的是工業危機，而英國發生的則是商業危機；法國是工廠關閉，而英國則是生產擴大，不過是在不如前幾年那樣順利的條件下擴大的；在法國，受打擊最重的是出口，在英國是進口。其共同原因（當然不應在法國政治地平線的範圍內去尋找）是顯而易見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質大繁榮和過度生產的兩個年頭，這種過度生產本身直到1851年才顯露出來。這年年初，過度生產因工業博覽會即將舉行而特別加重了。除此以外，還有下面一些特殊情況：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後是人們確信棉花的收成會比預期的好，棉價起初是上漲，後來突然跌落，——一句話，就是棉價漲跌不定。生絲產量至少在法國是低於中等產量。最後是毛紡織業自1848年以來飛速發展，使得羊毛的生產跟不上去，而原毛的價格上漲與毛紡織品的價格相比非常不相稱。這樣，我們就在上述三個世界性工業部門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業停滯的三重原因。除了這些特殊情況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機，無非是在過度生產與過度投機還未用盡所有力量瘋狂地跑過工業循環的最後階段並重新回到自己的出發點——即回到普遍的商業危機去以前，在工業循環中經常與它們相伴而生的一種停頓。在商業史上的這種間隙時期中，英國發生了商業的破產，而法國卻是工業本身陷於停頓，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第663頁◎法國工業已經經受不住英國人的競爭而被排擠出所有的市場，另一方面是由於法國工業是奢侈品工業，每當出現商業的停滯，它都首當其沖。這樣一來，法國除了普遍危機之外，還經受自己本國的商業危機，不過，這種商業危機為世界市場一般情況所決定和制約的程度，比它受法國地方影響決定和制約的程度要大得多。這里不妨把英國資產者的推斷拿來和法國資產者的偏見對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1851年度的商業報告中寫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剛剛過去的這一年這樣辜負年初對它所寄托的希望了。這一年不但沒有大家一致預期的大繁榮，反而成了最近25年來最令人沮喪的年頭。這自然只是對商業階級，而不是對工業階級而言。可是，在這年年初，無疑是有可靠的根據來預期相反的情形：產品貯藏很少，資本充足，食品價格低廉，秋季豐收在望；在大陸有穩固的和平，在本國又沒有任何政治上或財政上的困難，的確，看來商業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飛的……　這一不幸的結果究竟應歸罪於什麽呢？我們認為應歸罪於進出口貿易額過分龐大。如果我們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較狹小的範圍內，那麽，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麽東西也不會使我們保持均衡。”

    現在我們想象一下法國資產者在這種商業恐慌中的情形：他們的生意經的病態頭腦每天都被這樣一些東西所折磨、攪擾和麻痹，這就是關於政變和恢覆普選權的種種謠傳、議會和行政權的鬥爭、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的攻訐、法國南部共產主義的密謀活動、涅夫勒省和謝爾省臆想的農民起義、各個總統候選人的自吹自擂、報紙上各種大肆宣揚的口號、共和派要以武力保衛憲法和普選權的威脅、流亡國外的英雄們預告1852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將是世界末日的文告，——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資產者在融合、修改、延期、憲法、密謀、聯合、亡命、篡權和革命等難以形容的喧囂的混亂中氣急敗壞地向自己的議會制共和國喊道：“沒有終結的恐怖，還不如有恐怖的終結！”◎第664頁◎

    波拿巴懂得這種喊聲。由於債權人急躁難耐的情緒日益增長，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銳了，這些債權人發覺，太陽每一落山，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即1852年5 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就愈益接近，這是天上星辰的運動在反對他們的地上的票據。債權人變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國民議會使波拿巴喪失了靠憲法來延長其掌權期限的希望，茹安維爾親王的候選人資格已不允許他再猶豫動搖了。

    如果說有過什麽事變在它尚未到來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過來的話，那麽這就是波拿巴的政變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當選剛過一個月的時候，就已向尚加爾涅提出了這種建議。關於政變的政策，他自己的內閣總理奧迪隆·巴羅在1849年夏天委婉地談到過，而梯也爾則在1850年冬天公開地揭露過。1851年5月，佩爾西尼曾經再度企圖取得尚加爾涅對於政變的讚助，而《國民議會通報》（注：《國民議會通報》是法國反波拿巴派的日報，1851年2月16日-12月2日在巴黎出版。——665。）公布了這些談判。每逢議會發生風波時，波拿巴派的報紙就以政變相威脅；危機越是接近，它們的聲調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紳士淑女的騙子舉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當豪飲使他們暢談起來並激起他們的幻想時，政變總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舉行。劍拔出來，酒杯相碰，議員被拋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靈便又消失，吃驚的巴黎從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們的口里才知道它又渡過了一次危險。在9月和10 月兩個月間，關於政變的謠傳一刻也沒有停息過。影子像彩色的銀版像片一樣已蒙上了各種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的歐洲報紙，就可以找到這類情況的報道：“巴黎到處流傳著政變的謠言。聽說首都今天夜間就要被軍隊占領，而明天早晨就會有解散國民議會、宣布塞納省戒嚴、恢覆普選權並訴諸人民的法令出現。聽說波拿巴正在尋找閣員來執行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這些消息的報道總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語結束。政變始◎第665頁◎終是波拿巴的固定觀念。他是抱著這個觀念重回法國的。他為這個觀念所控制，以致經常流露於言談之間。他十分軟弱，因此又經常放棄這個觀念。對巴黎人來說，這個政變的影子像幽靈一樣習以為常，以致最後當這個政變有肉有血地出現時，巴黎人還不願意相信它。可見，政變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於十二月十日會的頭子嚴守秘密和國民議會方面受到沒有預料到的襲擊。不管波拿巴怎樣泄露秘密，不管國民議會怎樣事先完全知悉內情，這個政變都是會成功的，因為這是先前的事變進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內閣閣員們宣布他決定恢覆普選權；10月16日內閣閣員辭職；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內閣組成的消息。同時，警察局長卡爾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師師長馬尼昂把最可靠的團隊調到了首都。11月4 日國民議會宣布覆會。國民議會除了把它已學過的課程按簡單扼要的提綱覆習一遍並表明它只是在死後才被埋葬之外，是別無他事可做了。

    國民議會在和行政權鬥爭時所失掉的第一個陣地就是內閣。國民議會不得不以完全承認純系擺樣子的托利尼內閣而莊嚴地承認這個損失。當日羅先生以新內閣名義向常任委員會作自我介紹時，常任委員會報之以嘲笑。這麽一個軟弱的內閣竟敢來執行像恢覆普選權這樣強硬的措施！可是，全部問題正是在於什麽事情也不通過議會，一切事情都違背議會。

    國民議會在它覆會的當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覆普選權和廢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當天他的閣員們就提出了這種內容的法令。國民議會立即否決了閣員們的緊急提案，而在11月13日以355票對348票否決了這個法律本身。這樣，議會就再度撕毀了自己的委任狀，又一次證實它已從自由選出的人民代議機關變成了一個階級的篡權議會，再度承認它自己◎第666頁◎割斷了聯結議會頭部和國民身軀的肌肉。

    如果說行政權建議恢覆普選權是表示從訴諸國民議會轉向訴諸人民，那麽立法權通過它的議會總務官法案則是表示從訴諸人民轉向訴諸軍隊了。國民議會是想通過這個法案來確立自己直接調動軍隊的權利，確立自己創建議會軍的權利。國民議會就這樣一方面指定軍隊來充當自己和人民之間、自己和波拿巴之間的仲裁者，承認軍隊是國家的決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棄統率這種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調動軍隊，而是把自己調動軍隊的權利當成討論的題目，這就暴露了它對於自己的力量的懷疑。它否決了議會總務官法案，於是就公開承認了自己的軟弱無力，這個法案因為只得到108 票的少數而失敗了。山岳黨決定了它的命運。當時山岳黨所處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驢子（注：布利丹的驢子這句俗語出自14世紀法國經院哲學家布利丹在論述意志自由問題時講的一個故事：一頭驢在兩個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間，無法進行選擇，結果只好餓死。——667。） 一樣，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不是要在兩袋幹草之間決定哪一邊誘惑力更大，而是要在兩頓棒打之間決定哪一邊打得更痛。一邊怕尚加爾涅，另一邊怕波拿巴。老實說，這種處境決不是英雄好漢的處境。

    11月18日，有人對秩序黨提出的市鎮選舉法提出了一個修正案，規定市鎮選舉人在選區內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這個修正案被僅僅一票的多數否決了，但是立刻就發現這一票是廢票。秩序黨由於分裂成各個敵對的派別，早就喪失了自己的獨立的議會多數。這時它表明，議會內根本沒有什麽多數可言了。國民議會喪失了通過決定的能力。已經沒有什麽聚合力能夠把它的原子般的構成部分再結合在一起，它已經斷了氣，它已經死了。

    最後，在大難臨頭的前幾天，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眾又一次莊嚴地證實自己已與議會內的資產階級決裂。梯也爾這個議會英雄特別嚴重地患了議會迷這個不治之癥，他在議會死後還協同國務◎第667頁◎會議想出了一個新的議會陰謀——制定責任法，把總統牢牢地約束在憲法範圍之內。波拿巴在9月15 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廳舉行奠基典禮時，簡直像馬讚尼洛那樣把那些女商販和賣魚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錯，一個賣魚女人的實際力量等於十七個衛戍官（注：《衛戍官》是維·雨果的一部描寫德國中世紀生活的歷史劇。在中世紀的德國，衛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區的統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據內務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議會新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它的17名成員屬於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由於貪圖權力和立場反動而被稱之為衛戍官。——472、654。））；在議會總務官法案提出之後，他曾使他在愛麗舍宮設宴招待的那些尉官們喜出望外，同樣，到了11月25日，他又把聚會在馬戲場想從他手中領取倫敦工業博覽會獎章的工業資產階級吸引過來了。現在我把《辯論日報》上他的演說中最典型的一段話引錄如下：

    “這樣出乎意料的成績使我有權再說一遍，如果法蘭西共和國有可能關心自己的實際利益和改組自己的機構，而不是一再容忍蠱惑者和君主主義幻想的騷擾，那麽法蘭西共和國該是多麽偉大啊。（圓形劇場里到處響起雷鳴般的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君主主義的幻想妨礙任何進步和一切重要的工業部門。沒有進步，只有鬥爭。我們看到，從前熱烈擁護國王的權威和特權的人，現在成為國民公會的黨徒，只求削弱從普選權中產生的權威。（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我們看到，從前吃革命的苦頭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現在卻煽動新的革命，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要束縛國民的意志……　我保證你們將來能得到安寧”等等，等等。（“好！好！”暴風雨般的叫好聲。）

    工業資產階級就這樣卑屈地鼓掌歡迎了12月2日的政變，歡迎了議會的滅亡，歡迎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毀滅和波拿巴的獨裁。12月4日轟隆的炮擊聲（注：12月4日轟隆的炮擊聲指波拿巴派的將軍聖阿爾諾率軍摧毀巴黎街壘的炮擊聲。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變後，巴黎曾爆發了一次共和派的起義。起義的領導者是立法議會左翼議員和工人聯合會秘密組織的領導人。12月4日夜在鎮壓這次起義時，波拿巴派的軍隊不僅用大炮摧毀了共和派構築的街壘，還向過路人、窗口、陽台上的觀望者任意射擊。一些資產者的樓房，包括薩蘭德魯茲的房屋在內也遭到了破壞。——668。）報答了11月25日轟隆的鼓掌聲，而鼓掌鼓得最起勁的薩蘭德魯茲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彈也最多。

    克倫威爾在解散長期國會（注：長期國會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存在長達13年（1640-1653年）沒有改選的一屆英國國會。它是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為籌集政府經費於1640年11月召開的，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成為立法機構和領導機構。1649年宣布處死國王，成立共和國。1653年4月，克倫威爾建立軍事專政後解散。——21、668。）時獨自一人進入會場，從口袋里拿出表來，為的是不讓國會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鐘，接著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個國會議員趕出會場。拿破侖雖然比他的榜樣矮小，但他畢竟在霧月18日跑到立法機關去向它宣讀了（雖然是以顫抖的聲調）死刑判決書。第二個波拿巴所擁有的行政權無論和克倫威爾或拿破侖所擁有的比起來都完全不同，他不◎第668頁◎是在世界史冊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會的史冊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冊中為自己尋找榜樣。他從法蘭西銀行竊取了2 500萬法郎，用100萬法郎收買了馬尼昂將軍，用15法郎加燒酒收買一個個士兵，他像賊一樣夜間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謀者相會，命令他們闖入最危險的議會首領們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謝爾、勒夫洛、尚加爾涅、沙爾臘斯、梯也爾、巴茲等人從床上綁架走，用軍隊占領巴黎各重要據點和議會大廈，第二天一早就在各處墻上張貼廣告般的告示，宣告國民議會和國務會議已被解散，普選權已經恢覆，塞納省處於戒嚴狀態。稍後，他就在《通報》上登出了一個偽造的文件，說什麽在他周圍已聚集了許多議會權威人士，他們已組成一個咨政會。

    議會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統派和奧爾良派，集合在第十區市政廳內開會，反覆高呼“共和國萬歲！”，決定罷免波拿巴，毫無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廳門前張望的人群呼籲，直到最後被非洲獵兵押送到多爾塞兵營，然後又裝進囚車轉送進馬紮斯、阿姆和萬塞訥等地的監獄。秩序黨、立法議會和二月革命的結局就是如此。在抓緊作結論之前，我們且把它們的歷史作個簡括的概述。

    Ⅰ.第一個時期，從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時期。序幕。普遍友愛的騙局。

    Ⅱ.第二個時期，共和國成立和制憲國民議會時期。

    (1)從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階級對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在六月事變中遭受失敗。

    (2)從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純粹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起草憲法。宣布巴黎戒嚴。資產階級專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當選為總統而廢除。

    (3)從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憲議◎第669頁◎會對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聯合起來的秩序黨進行鬥爭。制憲議會滅亡。共和派資產階級遭受失敗。

    Ⅲ.第三個時期，立憲共和國和立法國民議會時期。

    (1)從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資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和波拿巴進行鬥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遭受失敗。

    (2)從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黨實行議會專政。秩序黨以廢除普選權而完成自己的統治，但失去議會制內閣。

    (3)從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議會資產階級和波拿巴進行鬥爭。

    (a)從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議會失去軍隊總指揮權。

    (b)從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議會重新支配行政權的企圖遭到失敗。秩序黨失去獨立的議會多數。秩序黨同共和派和山岳黨聯合。

    (c)從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圖修改憲法，融合和延長任期。秩序黨分解為各個構成部分。資產階級議會和資產階級報刊同資產階級群眾最後決裂。

    (d)從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議會和行政權公開決裂。議會正在死亡和崩潰，被自己的階級、軍隊以及其余各階級所拋棄。議會制度和資產階級的統治覆滅。波拿巴獲得勝利。對帝制覆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七

    社會共和國在二月革命開始的時候是作為一個詞句、作為一◎第670頁◎個預言出現的。1848年六月事變時，它被扼殺在巴黎無產階級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靈一樣出現在戲劇的下幾幕中。民主共和國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 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資產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時卻隨身散發了大吹大擂的廣告。議會制共和國同資產階級一起占據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個生存空間為所欲為，但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聯合的保皇黨人的“共和國萬歲！”的驚慌叫喊聲中把它埋葬了。（注：在1852年版中這一段後面還有如下一段話：“社會共和國和民主共和國失敗了，而議會制共和國、保皇派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已經覆滅，同樣，純粹的共和國、資產者共和派的共和國也已經覆滅”。——編者注）

    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勞動無產階級的統治，它把政權送給了以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為首的流氓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使得法國一想到紅色無政府狀態的可怕前景就心驚肉跳，12月4日，當那些為燒酒所鼓舞的秩序軍隊根據波拿巴的命令對蒙馬特爾林蔭道上和意大利林蔭道上的憑窗眺望的顯貴資產者射擊的時候，波拿巴就把這一可怕前景貼現給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曾把馬刀奉為神，馬刀統治了它。資產階級消滅了革命的報刊，它自己的報刊也被消滅了。它把人民的集會置於警察監視之下，它自己的沙龍也遭到了警察的監視。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國民自衛軍，它自己的國民自衛軍也被解散了。它實行了戒嚴，戒嚴也實行到了它頭上。它用軍事委員會代替了陪審團，它自己的陪審團也被軍事委員會代替。它把國民教育置於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於自己的教育之下了。它不經審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經審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國家權力鎮壓社會的任何運動，它自己的社會的任何運動也遭到了國◎第671頁◎家權力的鎮壓。它因偏愛自己的錢袋而反對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也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錢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筆被折斷後被搶劫了。資產階級曾不倦地像聖徒阿爾塞尼烏斯對基督徒那樣向革命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靜！”，波拿巴也向資產階級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靜！”

    法國資產階級早已把拿破侖的“50年後歐洲是共和制的歐洲還是哥薩克式的歐洲”（注：拉斯卡斯《聖赫勒拿島回憶錄》。——編者注）這個二難推理給解決了。它以“哥薩克式的共和國”解決了這個二難推理。無需瑟西的魔法就把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傑作變成一個畸形怪物了。這個共和國除了外表的體面之外，什麽也沒有喪失。今天的法國在議會制共和國中就具有了現成的形態。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現在眼前。（注：在1852年版中這一段話後面是這樣寫的：”二月革命的最近的目標是推翻奧爾良王朝和在奧爾良王朝時期當政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到1851年12月2日才達到這個目標。這時，奧爾良王室的大量財產，即它的影響的物質基礎，被沒收了。二月革命後人們所期待的，在12月以後出現了，自1830年以來那些大喊大叫弄得法國精疲力竭的人遭到監禁、流亡、撤職、放逐、繳械、嘲笑。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時期執政的，只是商業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它的其他派別形成一個王朝反對派和一個共和主義反對派，或者完全站在所謂合法國土之外。只有議會制共和國把商業資產階級的所有派別吸收到它的國家範圍里。另外，在路易－菲力浦時期，商業資產階級排斥了占有土地的資產階級。只有議會制共和國使他們彼此處於平等地位，讓七月王朝和正統王朝聯姻並把財產統治的兩個時期合而為一。在路易－菲力浦時期，資產階級的享有特權的部分將其統治隱匿於王冠之下；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資產階級統治在聯合了它的所有的構成部分並把它的帝國擴展為它的階級的帝國之後，赤裸裸地露出頭角。因此，革命本身首先必須創造一種形式，使資產階級統治在這種形式下可以得到最廣泛、最普遍、最徹底的表現，因而也可以被推翻，再也不能站立起來。

    直到這時才執行了2月宣布的對奧爾良派資產階級，即法國資產階級中最有生命力的派別的判決。它的議會、律師協會、商業法庭、地方代議機關、公證處、大學、講壇和法庭、報刊和書籍、行政收入和法院訴訟費、軍餉和國家租金，它的精神和肉體被擊潰了。布朗基把解散資產階級自衛軍作為向革命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曾經在2月阻擋過革命前進的資產階級自衛軍12月從舞台上消失了，萬神殿又重新變成了普通的教堂。曾經把資產階級制度的18世紀的發起人神聖化的魔法也同資產階級制度的最後形式一起破滅了。當基佐得知十二月二日政變成功時，他宣告：C’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這是社會主義的完全而徹底的勝利！也就是說：這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徹底而完全的滅亡。

    為什麽無產階級沒有拯救資產階級呢？這個問題變成另一個問題。——編者注）◎第672頁◎

    為什麽巴黎無產階級在12月2日後沒有舉行起義呢？

    當時資產階級的傾覆還只見之於法令，而法令還沒有被執行。無產階級的任何重大起義都會立刻使資產階級重新活躍起來，使它和軍隊協調起來，這樣將為工人造成第二個六月失敗。

    12月4日，資產者和小店主唆使無產階級起來戰鬥。當天晚上，國民自衛軍的幾個聯隊答應拿著武器穿著軍裝到戰場上來。因為資產者和小店主已經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項命令中廢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們在正式登記名冊上把“讚成”或“反對”寫在他們的名字後邊。12月4日的抵抗嚇壞了波拿巴。夜間他就下令在巴黎各個街口張貼了廣告，宣布恢覆秘密投票。資產者和小店主認為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資產者。◎第673頁◎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襲擊使巴黎的無產階級失掉了它的領袖，失掉了街壘戰的指揮者。這支沒有指揮官的軍隊，由於對1848年六月事變、1849年六月事變和1850年五月事變記憶猶新，不願意在山岳黨（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國民公會開會時坐在大廳左側的最高處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其成員大都參加了雅各賓俱樂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的同義語。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國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集合在《改革報》周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領袖人物為賴德律－洛蘭、皮阿等人。以路·勃朗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也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自稱是1793-1795年法國國民公會（見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繼承人。1849年2月後該派又稱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的旗幟下作戰，於是就聽憑自己的先鋒隊即秘密團體去挽救巴黎的起義的榮譽，這種榮譽已被資產階級如此恭順地交給兵痞們去蹂躪，以致波拿巴後來能夠用一個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國民自衛軍的武裝：他擔心無政府主義者濫用它的武器來反對它自己！

    “這是社會主義的完全而徹底的勝利！”——基佐曾這樣評論12月2 日的政變。但是，如果說議會制共和國的傾覆包含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萌芽，那麽它的直接的具體結果就是波拿巴對議會的勝利，行政權對立法權的勝利，無言語的力量對言語的力量的勝利。（注：在1852年版中這句話後面還有這樣一句話：“這樣，舊國家的一種權力首先只是從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出來，變成了無限制的絕對的權力”。——編者注）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權面前，國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志，而服從於他人意志的指揮，服從於權威。和立法權相反，行政權所表現的是國民的他治而不是國民的自治。這樣，法國逃脫一個階級的專制，好像只是為了服從於一個人的專制，並且是服從於一個沒有權威的人的權威。鬥爭的結局，好像是一切階級都同樣軟弱無力地和同樣沈默地跪倒在槍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處在通過滌罪所的歷程中，它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預備工作，現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第674頁◎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臻於完備，使行政權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行政權。而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一半準備工作的時候，歐洲就會從座位上跳起來歡呼說：掘得好，老田鼠！（注：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1幕第5場。——編者注）

    這個行政權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覆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專制君主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領主特權轉化為國家權力的同樣眾多的屬性；封建的顯貴人物轉化為領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對抗的中世紀的無限權力的五顏六色的樣本轉化為確切規定了的國家權力的方案，國家權力的工作像工廠一樣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國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壞一切地方的、區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權力以造成全國的公民的統一，它必須把專制君主制已經開始的事情——中央集權加以發展，但是它同時也就擴大了政府權力的容量、屬性和走卒數目。拿破侖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麽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這種分工隨著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團，即造成用於國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擴大起來。每一種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脫離社會而作為一種最高的普遍的利益來與社會相對立，都不再是社會成員的自主行動而成為政府活動的對象——從某一村鎮的橋梁、校舍和公共財產起，直到法國的鐵路、國家財產和國立大學止。最後，議會制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第675頁◎中，除采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那些相繼爭奪統治權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奪得視為勝利者的主要戰利品。

    但是在專制君主制時代，在第一次革命時期，在拿破侖統治時期，官僚不過是為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進行準備的手段。在覆辟時期，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官僚雖力求達到個人專制，但它終究是統治階級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個波拿巴統治時期，國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獨立的東西。和市民社會比起來，國家機器已經大大地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現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一個從外國來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擁為領袖的冒險家做首腦，而這些兵痞是他用燒酒和臘腸收買過來的，並且他還要不斷地用臘腸來討好他們。由此便產生了怯懦的絕望和難以表述的屈辱情感，這種情感壓住法國的胸膛，不讓它自由呼吸。法國覺得自己似乎是被淩辱了。（注：在1852年版中這一段是這樣寫的：“只是在第二個波拿巴統治時期，國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獨立於社會並對它進行奴役的東西。行政權具有明顯的獨立性，這時它的首腦不再需要天賦，它的軍隊不再需要聲譽，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義上的權威，便可以合法存在。和市民社會比起來，國家機器已經大大地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現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一個從外國來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擁為領袖的冒險家做首腦，而這些兵痞是他用燒酒和臘腸收買過來的，並且他還要不斷地用臘腸來討好他們。由此便產生了怯懦的絕望和難以表述的屈辱情感，這種情感壓住法國的胸膛，不讓它自由呼吸。法國覺得自己似乎是被淩辱了。如果說拿破侖還勉強能夠給法國留下爭取自由的口實，那麽第二個波拿巴再也不可能給法國留下受奴役的口實”。——編者注）◎第676頁◎

    雖然如此，國家權力並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產的王朝，奧爾良王朝是金錢的王朝一樣，波拿巴王朝是農民的王朝，即法國人民群眾的王朝。被農民選中的不是服從資產階級議會的那個波拿巴，而是驅散了資產階級議會的那個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選舉的意義和辜負了農民對恢覆帝國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選舉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變中才得以實現。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數百萬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第677頁◎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

    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於是就出現了一個人來冒充這個人，只是因為他——根據拿破侖法典規定：“不許尋究父方”——取名為拿破侖。經過20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後，預言終於實現了，這個人成了法國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觀念實現了，因為這個觀念是和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階級的固定觀念一致的。

    但是，也許有人會反駁我說：在半個法國不是發生過農民起義嗎？軍隊不是圍攻過農民嗎？農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嗎？（注：1851年12月共和派在巴黎舉行了反對波拿巴政變的起義。外省農民、小城鎮手藝人、工人、商人和知識分子等也紛紛起義。反抗波拿巴的運動波及法國東南部、西南部和中部20多個省，將近200個地區。但是，由於缺乏統一領導，起義很快就被警察和政府軍隊鎮壓下去。

    馬克思在這里把波拿巴當局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共和派運動采取的報覆措施，同19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當局對所謂蠱惑者采取的迫害行動作了類比。——678。）

    從路易十四時起，在法國農民還沒有“因為蠱惑者的陰謀”而遭到過這樣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其社會生存條件即小塊土地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種條件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並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塊土地並賜給自己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不是農民的現代的塞文（注：塞文是法國南部朗基多克省的一個山區，1702-1705年爆發了農民起義，被稱為“卡米紮爾”（“穿襯衫的人”）起義。由於新教徒遭受迫害而引起的這些起義具有明顯的反封建性質。個別地方直到1715年還有這類起義發生。——678。），而是農民的現代的旺代（注：旺代是法國西部的一個省，1793年春季，該省經濟落後地區的農民在貴族和僧侶唆使和指揮下舉行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暴動，圍攻並奪取了共和國軍隊所防守的索米爾城。暴動於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後的年代中又多次試圖叛亂。旺代因此而成為反革命叛亂策源地的代名詞。——314、554、678。）。◎第678頁◎

    議會制共和國的三年嚴酷統治，使一部分法國農民擺脫了對於拿破侖的幻想，並使他們（雖然還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當他們發動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就用暴力把他們打回去。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法國農民的現代意識和傳統意識展開了鬥爭；這一過程是在教師和教士的不斷鬥爭的形式下進行的。資產階級壓倒了教師。農民第一次力圖對政府的行動采取獨立的態度；這表現在鎮長和縣官之間的不斷沖突上。資產階級撤換了鎮長。最後，法國各地農民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曾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產物，即軍隊。資產階級用宣布戒嚴和死刑懲罰了他們。這個資產階級現在卻公然叫喊什麽群眾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說這些群眾把它出賣給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強了農民階級對帝制的信賴，它曾把這種農民宗教產生的條件保留下來。當群眾墨守成規的時候，資產階級害怕群眾的愚昧，而在群眾剛有點革命性的時候，它又害怕起群眾的覺悟了。

     在政變以後發生的各次起義中，一部分法國農民拿起武器抗議他們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決。1848年以來的教訓，使他們學聰明了。但是他們已經投身於歷史的地獄，歷史迫使他們履行諾言，而大多數農民當時還抱有成見，以致恰恰是在最紅的省份中農村居民公開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們的意見，國民議會妨礙了波拿巴的活動。波拿巴只是現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於鄉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農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侖身旁建立一個國民公會。

    第一次革命把半農奴式的農民變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後，拿破侖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保證農民能夠自由無阻地利用他們剛得到的法國土地並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國農民現在沒落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土地的分散，即被拿破侖在◎第679頁◎法國固定下來的所有制形式。這正是使法國封建農民成為小塊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侖成為皇帝的物質條件。只經過兩代就產生了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業日益惡化，農民負債日益增加。“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紀初期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而在這個世紀的過程中卻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窮化的法律了。而這個法律正是第二個波拿巴必須維護的“拿破侖觀念”中的第一個觀念。如果他和農民一樣，還有一個錯覺，以為農民破產的原因不應在這種小塊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應在這種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況的影響中去探求，那麽，他的實驗一碰上生產關系，就會像肥皂泡一樣地破滅。

    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經濟發展根本改變了農民對其他社會階級的關系。在拿破侖統治時期，農村土地的小塊化補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競爭和正在興起的大工業。（注：在1852年版中這之後還有如下幾句話：“對農民階級實行優待本身有利於新的資產階級制度。這個新造就的階級是資產階級制度向城市以外的地區的全面伸延，是資產階級制度在全國範圍內的實施”。——編者注）農民階級是對剛被推翻的土地貴族的普遍抗議。（注：在1852年版中這之後還有如下一句話：“如果說它首先受到優待，那麽它還首先為封建領主的覆辟提供了進攻點”。——編者注）小塊土地所有制在法國土地上紮下的根剝奪了封建制度的一切營養物。小塊土地的界樁成為資產階級抵抗其舊日統治者的一切攻擊的自然堡壘。但是在19世紀的過程中，封建領主已由城市高利貸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義務已由抵押債務所代替；貴族的地產已由資產階級的資本所代替。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只是使資本家得以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農民自己考慮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借口。法國土地所負擔的抵押◎第680頁◎債務每年從法國農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於英國全部國債的年債息。受到資本這樣奴役的小塊土地所有制（而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這樣的奴役）使法國的一大半國民變成穴居人。1 600 萬農民（包括婦女和兒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個洞口，有的有兩個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個洞口。而窗戶之於住房，正如五官之於腦袋一樣。資產階級制度在本世紀初曾讓國家守衛新產生的小塊土地，並且盡量加以讚揚，現在卻變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腦髓並把它投入資本的煉金爐中去。拿破侖法典現在至多也不過是一個執行法庭判決、查封財產和強制拍賣的法典。在法國，除了官方計算的400萬（包括兒童等等）乞丐、遊民、犯人和妓女之外，還有500萬人瀕於死亡，他們或者是居住在農村，或者是帶著他們的破爛和孩子到處流浪，從農村到城市，又從城市到農村。一句話，農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侖統治時期那樣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資本相協調，而是和它們相對立了。因此，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可是，強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這是第二個拿破侖應該實現的第二個“拿破侖觀念”）應該用強力來保衛這種“物質的”秩序。這種“物質秩序”也是波拿巴反對造反農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號。

    小塊土地除了肩負資本加於它的抵押債務外，還肩負著賦稅的重擔。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一回事。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範圍內各種關系和個人的劃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個最高的中心對這個劃一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發生劃一的作用。它消滅人民群眾和國家權力之間的貴族中間階梯。所以◎第681頁◎它也就引起這一國家權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幹涉和它的直屬機關的全面介入。最後，它造成沒有職業的過剩人口，使他們無論在農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們鉆營官職，把官職當作一種體面的施舍，迫使增設官職。（注：在1852年版中這後面還有如下一段話：“在拿破侖時期，這一大批政府人員不僅僅直接提供生產成果，因為他們在公共工程等等的形式下采用國家的強制手段為新形成的農民階級做出了資產階級在私人產業的道路上還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國家賦稅是維持城市和農村之間交換的必要的強制手段，否則，小塊土地所有者就會像在挪威和瑞士的一部分地區那樣由於農民的自給自足而破壞同城市的聯系”。——編者注）拿破侖借助於他用刺刀開辟的新市場，借助於對大陸的掠奪，連本帶利一並償還了強制性賦稅。這種賦稅曾是刺激農民發展產業的手段，而現在賦稅卻使這些產業失去最後的資源，失去抵御貧窮化的最後的可能性。大批衣著華貴和腦滿腸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個波拿巴心意的一種“拿破侖觀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創造一個和社會各真實階級並列的人為等級，而對這個等級說來，保存他的制度又如同飯碗問題一樣地迫切，那麽，事情又怎能不是這樣呢？正因為如此，他的最初的財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來的水平，並添設了領幹薪的新官職。

    另一個“拿破侖觀念”是作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統治。可是，如果說剛剛出現的小塊土地由於它和社會相協調，由於它依賴自然力並且對從上面保護它的權威采取順從態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麽，債台高築、同社會和權威反目並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範圍的小塊土地自然要變成反宗教的了。蒼天是剛才獲得的一小塊土地的相當不錯的附加物，何況它還創造著天氣；可是一到有◎第682頁◎人硬要把蒼天當作小塊土地的代替品的時候，它就成為一種嘲弄了。那時，教士就成為地上警察的塗了聖油的警犬——這也是一種“拿破侖觀念”。（注：在1852年版中這後面還有如下一句話：“和拿破侖時期不同，在第二個波拿巴時期地上警察的使命不是監視城市里的農民體制的敵人，而是監視農村里的波拿巴的敵人”。——編者注）對羅馬的征討下一次將在法國內部進行，不過它的意義和蒙塔朗貝爾先生所想的（注：指正統派首領沙·蒙塔朗貝爾1850年5月22日在一篇演說中要求國民議會議員“同社會主義進行嚴肅的鬥爭”。——683。）剛剛相反罷了。

    最後，“拿破侖觀念”登峰造極的一點，就是軍隊占壓倒的優勢。軍隊是小農的光榮，軍隊把小農造就成為英雄，他們保護新得的財產免受外敵侵犯，頌揚他們剛獲得的民族性，掠奪世界並使之革命化。軍服是他們的大禮服，戰爭是他們的詩篇，在想象中擴大和完整起來的小塊土地是他們的祖國，而愛國主義是財產觀念的理想形態。可是，現在法國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所要對付的敵人，已不是哥薩克，而是法警和稅吏了。小塊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謂的祖國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賬簿中了。軍隊本身已不再是農民青年的精華，而是農民流氓無產階級的敗類了。軍隊大部分都是招募來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個波拿巴本人只是一個招募來的人物，只是拿破侖的替手一樣。現在軍隊是在執行憲兵職務圍捕農民時樹立英雄業績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在其制度內在矛盾驅使下到法國境外去用兵，那麽軍隊在幹了幾樁強盜勾當後就不是獲得光榮，而是遭到痛打了。

    這樣，我們就看到，一切“拿破侖觀念”都是不發達的、青春年少的小塊土地所抱的觀念；對於已經衰老的小塊土地說來，這些觀念是荒謬的，它們只是它臨死掙紮時的幻覺，只是變成了空話的詞句，只是變成了幽靈的魂魄。但是，為了使法國國民大眾解脫傳統◎第683頁◎的束縛，為了使國家權力和社會之間的對立以純粹的形態表現出來，一出模仿帝國的滑稽劇是必要的。隨著小塊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劇的解體，建立在它上面的國家建築物將倒塌下去。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國家中央集權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鬥爭中鍛煉出來的軍事官僚政府機器的廢墟上建立起來。（注：在1852年版中沒有最後這兩句話，本段的結尾是這樣寫的：“打碎國家機器絲毫不會危及中央集權制。官僚政治不過是中央集權制還受其對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贅時的低級和粗糙形態。法國農民一旦對拿破侖帝制覆辟感到失望，就會把對於自己小塊土地的信念拋棄；那時建立在這種小塊土地上面的全部國家建築物，都將會倒塌下來，於是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編者注）

    12月20日和21日大選的謎，要從法國農民的狀況中找到解答。這次大選把第二個波拿巴推上西奈山（注：西奈山是阿拉伯半島上的山脈。據聖經傳說，摩西在西奈山上聆受了耶和華的“十誡”。（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19-20章）——684。），並不是為了讓他去接受法律，而是為了讓他去頒布法律。（注：在1852年版中這段話是這樣寫的：“12月20日和21日大選的謎，要從法國農民的狀況中找到解答。這次大選把第二個波拿巴推上西奈山，並不是為了讓他去接受法律，而是為了讓他去頒布和執行法律。的確，法國民族在那些災難的日子里犯了反對民主主義的滔天大罪。民主主義跪倒在地，每天禱告：神聖的普選權，求您幫幫我們！普選權的信奉者自然不願意放棄一種神奇的力量，因為它可以使他們成就大業，可以把第二個波拿巴變成拿破侖，把掃羅變成保羅，把西門變成彼得。國民精神通過選票箱對他們說話，就像先知以西結對枯幹的骸骨說話：’Haec dicit dominus deus ossibus suis:Ecce,ego intromittam　in vos Spiritum et vivetis.’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里面，你們就要活了”。——編者注）

    顯然，資產階級現在除了投票選舉波拿巴之外，是再沒有別的◎第684頁◎出路了。（注：在1852年版中這後面還有如下一句話：“專制或者無政府主義，它自然投票讚成專制”。——編者注）當清教徒在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注：康斯坦茨宗教會議（1414-1418年）是在宗教改革運動開始後為鞏固天主教會的已經動搖的地位而召開的。這次會議譴責了宗教改革運動的首領約·威克利夫和揚·胡斯的教理，消除了天主教會的分裂狀態並選出新的教會首腦以代替三個爭奪教皇皇位的人。——685。）上訴說教皇生活淫亂並悲嘆必須改革風氣時，紅衣主教皮埃爾·大利向他們大聲喝道：“現在只有魔鬼還能拯救天主教會，而你們卻要求天使！”法國資產階級在政變後也同樣高聲嚷道：現在只有十二月十日會（注：十二月十日會是為紀念該會庇護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經大選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而得名。這一組織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團體。成立於1849年，主要由墮落分子、政治冒險家、軍人等組成。雖然1850年11月該組織表面上被解散，實際上它的黨羽還繼續進行波拿巴主義的宣傳，並積極參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變。——479、634、685。）的頭目還能拯救資產階級社會！只有盜賊還能拯救財產；只有假誓還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還能拯救家庭；只有無秩序還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為一種已經成為獨立力量的行政權，自命為負有保障“資產階級秩序”的使命。但是這個資產階級秩序的力量是中間階級。所以他就自命為中間階級的代表人物，並頒布了相應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人物，只是因為他摧毀了並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毀這個中間階級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為中間階級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敵人。可是，既然他保護中間階級的物質力量，那麽也就不免要使這個階級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現。因此必須保護原因並在結果出現的地方把結果消滅掉。但是，原因和結果總不免有某些混淆，因為原因和結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斷喪失自己的獨特的標志。於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現。同時波拿巴認為自己和資產階級不同，他自命為農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層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內得到幸福。於是就有一些預先抄襲“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注：“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原是指1845年左右德國流行的所謂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見注259）代表人物，馬克思在這里是指大約1850年初法國的所謂社會民主派。——685。）的治國良策的新法令出現。但是波拿巴首先覺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是流氓無產階級的代表。他本人、他的親信、他的政府和他的軍隊都屬於這個階級，而這個階級首先關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第685頁◎舒服，是從國庫中抽取加利福尼亞的彩票。於是他就以頒布法令、撇開法令和違犯法令來證實他真不愧為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

    這個人所負的這種充滿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說明他的政府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行動，這個政府盲目摸索前進，時而拉攏這個階級，時而又拉攏另一個階級，時而侮辱這個階級，時而又侮辱另一個階級，結果使一切階級一致起來和它作對。他這個政府在實際行動上表現的猶豫，和他從伯父那里盲目抄襲來的政府法令的獨斷果敢的風格形成一種十分可笑的對照。

    工業和商業，即中間階級的事業，應該在強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溫室中的花卉一樣繁榮。於是就讓出了無數的鐵路承租權。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無產階級是要發財致富的。於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進行承租權上的投機。但是建築鐵路的資本又沒有。於是就強令銀行以鐵路股票作抵押來發放貸款。但是銀行同時應該由波拿巴本人來經營，因此就應該優待銀行。於是銀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結算的義務，它和政府訂立了只對它有利的契約。人民應該有工作。於是就舉辦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稅金。因此必須對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為四厘五，以此來減低稅額。但是必須再給中間等級一些甜頭；因此零買酒喝的大眾的葡萄酒稅增加了一倍，而大批買酒喝的中間等級的酒稅卻減低了一半。現有的工人團體被解散了，但是許諾將來會出現團體的奇跡。必須幫助農民。於是抵押銀行就加重農民債務並加速財產集中。但是必須利用這些銀行來從被沒收的奧爾良王室財產中榨取金錢。可是沒有一個資本家同意這個在法令中沒有規定的條件，結果抵押銀行也就始終只是一紙法令，如此等等。◎第686頁◎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從一個階級取得一些什麽。就不能給另一個階級一些什麽。正如吉茲公爵在弗倫特運動時期由於曾把自己的一切財產變成他的黨徒欠他的債務而被稱為法國最該受感激的人一樣，波拿巴也想做法國最該受感激的人，把法國所有的財產和所有的勞動都變成欠他個人的債務。他想竊取整個法國，以便將它再贈給法國，或者說得更確切些，以便能夠用法國的錢再來購買法國，因為他作為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就不得不收買應歸他所有的東西。於是所有一切國家設施，即參議院、國務會議、立法機關、榮譽軍團勳章、士兵獎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鐵路、沒有士兵的國民自衛軍司令部以及被沒收的奧爾良王室財產，都成了購買對象。軍隊和政府機器中的每一個位置，都成了購買手段。然而在這種先把法國攫取過來，然後再把它交給法國自己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東西還是在買賣過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會的頭目和會員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爾尼先生的情婦L.伯爵夫人，對沒收奧爾良王室財產一事曾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注：vol有“飛翔”和“盜竊”兩個意思。）（“這是鷹的最初的飛翔”），這句俏皮話，對於這只毋寧說是烏鴉的鷹的每一次飛翔都可以適用。一個意大利的加爾都西會（注：加爾都西會為天主教隱修院修會之一。因創始於法國加爾都西山中而得名。1084年由法國人聖布魯諾創立。以本篤會會規作藍本，但更嚴格。修士各居一小室，以便獨自專務苦身、默想、誦經；終身嚴守靜默，只能在每周六聚談一次；在每年的40天封齋期內，僅食面包和清水，有“苦修會”之稱。——687。）修士曾對一個誇耀地計算自己還可以受用多年的財產的守財奴說過：“ Tu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注：“你總是計算你的財產，但你最好是先計算一下你的年歲”。）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對自己說這句話。為了不致算錯年月，他們按分鐘來計算。鉆進宮廷，鉆進內閣，鉆進行政機關和軍隊的上層去的是一群連其中最好的一個也來歷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聲名狼◎第687頁◎藉的、貪婪的浪蕩者。他們穿著華麗的衣服，裝出儼如蘇路克的高官顯宦那樣可笑的莊嚴的樣子。如果人們注意到，維隆－克勒維爾（注：巴爾紮克在其長篇小說《貝姨》中，把克勒維爾描繪為最淫亂的巴黎庸人，這個克勒維爾是以《立憲主義者報》報社主人維隆博士為模特描摹出來的。）是十二月十日會的道德說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是它的思想家，那麽人們對這個會的上層人物就能有個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內閣的時候，曾在一家地方小報上利用這個格朗尼埃作為攻擊王朝反對派的工具，並且通常都給他如下的好評：“C’est le roi des dr?les”，“這是醜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親屬拿來跟攝政時期（注：指法國奧爾良王室的菲力浦攝政時期（1715-1723年）。當時路易十五尚未成年。——688。）或路易十五統治時期相提並論，那是不公正的。因為“法國已不止一次地有過姘婦的政府，但是從來還沒有過面首的政府”（注：德·日拉丹夫人的話。）。（注：在1852年版中本段的結尾是這樣寫的：“卡托為了在極樂世界同英雄相會，寧願一死！可憐的卡托！”——編者注）

    波拿巴既被他的處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並且像個魔術家不得不以日新月異的意外花樣吸引觀念把他看作拿破侖的替身，換句話說，就是不得不每天舉行小型的政變，於是他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經濟陷於全盤混亂狀態，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來是不可侵犯的東西，使一些人對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奮起進行革命，以奠定秩序為名而造成真正的無政府狀態，同時又使整個國家機器失去聖光，瀆犯它，使它成為可厭而又可笑的東西。他模仿特里爾的聖衣（注：特里爾的聖衣是保存在特里爾教堂里的天主教聖物，據說是耶穌受刑時脫下的。特里爾的聖衣是朝聖者的崇拜物。——688。）禮拜儀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侖皇袍的禮拜儀式。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麽拿破侖的銅◎第688頁◎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注：旺多姆圓柱又稱凱旋柱。它是為了紀念拿破侖第一的戰功，於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廣場修建的。

    整個圓柱全部用繳獲的武器上的青銅制成，頂上鑄有一座拿破侖雕像，雕像在覆辟時期被拆除。但在1883年又重新覆原。1871年根據巴黎公社的決議，旺多姆圓柱作為軍國主義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圓柱又被資產階級政府修覆。——580、689。）頂上倒塌下來。

    大約寫於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

    載於1852年5月《革命》雜志第1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17-227頁◎第689頁◎


馬克思　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注：本文和下面的《俄國的對華貿易》、《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波斯和中國》、《鴉片貿易史》、《英中條約》、《中國和英國的條約》、《俄國在遠東的成功》、《新的對華戰爭》、《對華貿易》九篇文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有關中國問題的評論。其中《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俄國的對華貿易》、《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鴉片貿易史》、《英中條約》和《俄國在遠東的成功》是作為社論發表的。

    這些評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無情揭露和嚴厲譴責了英美法俄等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熱情頌揚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戰爭，科學地預見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690。）

    有一位思想極其深刻但又怪誕的研究人類發展原理的思辨哲學家（注：黑格爾。——編者注），常常把他所說的兩極相聯規律讚譽為自然界的基本奧秘之一。在他看來，“兩極相聯”這個樸素的諺語是一個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於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學家所離不開的定理，就像天文學家離不開開普勒的定律或牛頓的偉大發現一樣。

    “兩極相聯”是否就是這樣一個普遍的原則姑且不論，中國革命（注：太平天國革命。——編者注）對文明世界很可能發生的影響卻是這個原則的一個明顯例證。歐洲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爭取廉潔政府的鬥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決定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於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決定於俄國的威脅及其帶來的可能發生全歐戰爭的後果。這看來像是一種非常奇怪、非常荒誕的說法，然而，這決不是什麽怪論，凡是仔細考察了當前情況的人，都會相信這一點。

    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約10年之久，現在匯合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麽，也◎第690頁◎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這種聯系從那時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黃金（注：1848年在加利福尼亞、1851年在澳大利亞發現了豐富的金礦，這一發現對歐美各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691。）的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起來。同時，這個帝國的銀幣——它的血液——也開始流向英屬東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向中國輸出。可是從1833年，特別是1840年以來，由中國向印度輸出的白銀，幾乎使天朝帝國的銀源有枯竭的危險。因此皇帝（注：道光帝。——編者注）下詔嚴禁鴉片貿易，結果引起了比他的詔書更有力的反抗。除了這些直接的經濟後果之外，和私販鴉片有關的行賄受賄完全腐蝕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可是，那些靠縱容私販鴉片發了大財的官吏的貪污行為，卻逐漸破壞著這一家長制權威——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系。存在這種情況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義的南方各省。所以幾乎不言而喻，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統治權。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

    中國過去幾乎不輸入英國棉織品，英國毛織品的輸入也微不足道，但從1833年對華貿易壟斷權由東印度公司手中轉到私人商◎第691頁◎業手中之後（注：東印度公司是存在於1600年至1858年的英國貿易公司，它是英國在印度、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推行殖民掠奪政策的工具。從18世紀中葉起，公司擁有軍隊和艦隊，成為巨大的軍事力量。在公司的名義下，英國殖民主義者完成了對印度的占領。這個公司長期控制著同印度進行貿易的壟斷權和這個國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權。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義迫使英國人改變了他們的殖民統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為英王的領地。

    英國資產階級要求擴大對華貿易、提倡自由貿易。1833年8月23日，英國議會通過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的法案，這一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起實行。——692、761、771。），這兩種商品的輸入便迅速地增加了。從1840年其他國家特別是我國（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紐約每日論壇報》駐倫敦通訊員的口氣為該報撰寫的文章中，“我國”常指美國，“我們”常指美國人。——692、698、700、725。）也開始參加和中國的通商之後，這兩項輸入增加得更多了。這種外國工業品的輸入，對本國工業也發生了類似過去對小亞細亞、波斯和印度所發生的那種影響。中國的紡織業者在外國的這種競爭之下受到很大的損害，結果社會生活也受到了相應程度的破壞。

    中國在1840年戰爭失敗以後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造成了兩個後果：舊稅更重更難負擔，舊稅之外又加新稅。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注：鹹豐帝。——編者注）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諭中，就責成武昌、漢陽南方各省督撫減緩捐稅，特別是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準額外加征；否則，這道上諭中說，“小民其何以堪？”又說：

    “……庶幾吾民於顛沛困苦之時，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注：1853年1月5日，鹹豐帝在太平軍已攻克岳州，行將奪取武昌、漢陽的形勢下，諭令“該督撫悉心體察被賊地方，分別蠲緩，奏請恩施。其余應征錢糧之處，亦著嚴查各州縣，總期照舊開征，毋得稍有浮勒。”本段引文和正文中馬克思的引文均見《大清文宗顯皇帝實錄》卷七十七第十八頁。

    這里鹹豐帝提到的“該督撫”，當指湖南、湖北兩省的總督和巡撫。馬克思文中的“武昌、漢陽南方各省督撫”一語顯然是不確切的。——692。）

    這種措辭，這種讓步，記得在1848年我們從奧地利這個日耳曼人的中國也同樣聽到過。

    所有這些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的破壞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可是現在，當英國引起了中國革命的時候，便發生一◎第692頁◎個問題，即這場革命將來會對英國並且通過英國對歐洲發生什麽影響？這個問題是不難解答的。

    我們時常提請讀者注意英國的工業自1850年以來空前發展的情況。在最驚人的繁榮當中，就已不難看出日益迫近的工業危機的明顯征兆。盡管有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發現，盡管人口大量地、史無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發生什麽意外事情的話，到一定的時候，市場的擴大仍然會趕不上英國工業的增長，而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也將像過去一樣，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機。這時，如果有一個大市場突然縮小，那麽危機的來臨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國的起義對英國正是會起這種影響。英國需要開辟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這是英國降低茶葉稅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英國預期，隨著茶葉進口量的增加，向中國輸出的工業品也一定增加。在1833年取消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以前，聯合王國對中國的年輸出總值只有60萬英鎊，而1836年達到了1 326 388英鎊，1845年增加到2 394 827英鎊，到1852年便達到了300萬英鎊左右。從中國輸入的茶葉數量在1793 年還不超過16 067 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達到了50 714 657磅，1846年是57 584 561磅，現在已超過6 000萬磅。

     上一季茶葉的采購量從上海的出口統計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200萬磅。新增加的這一部分應歸因於兩種情況：一方面，1851 年底市場極不景氣，剩下的大量存貨被投入1852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國，人們一聽到英國修改茶葉進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應的茶葉按提高很多的價格全部投入這個現成的市場。可是講到下一季的茶葉采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一點可以從倫敦一家大茶葉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第693頁◎

    “上海的恐慌據報道達到了極點。黃金因人們搶購貯藏而價格上漲25％以上。白銀現已不見，以致英國輪船向中國交納關稅所需用的白銀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禮國先生同意向中國當局擔保，一俟接到東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信譽的有價證券，便交納這些關稅。從商業的最近未來這一角度看，金銀的缺乏是一個最不利的條件，因為它恰恰是發生在最需要金銀的時候。茶和絲的收購商有了金銀才能夠到內地去采購，因為采購要預付大量金銀，以使生產者能夠進行生產……　每年在這個時候都已開始簽訂新茶收購合同，可是現在人們不講別的問題，只講如何保護生命財產，一切交易都陷於停頓……　如不備好資金在四五月間把茶葉購妥，那麽，包括紅茶綠茶的精品在內的早茶，必然要像到聖誕節還未收割的小麥一樣損失掉。”

    停泊在中國領海上的英、美、法各國的艦隊，肯定不能提供收購茶葉所需的資金，而它們的幹涉卻能夠很容易地造成混亂，使產茶的內地和出口茶葉的海港之間的一切交易中斷。由此看來，收購目前這一季茶葉勢必要提高價格——在倫敦投機活動已經開始了，——而要收購下一季茶葉，肯定會缺少大量資金。問題還不止於此。中國人雖然也同革命震蕩時期的一切人一樣，願意將他們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貨賣給外國人，可是，正像東方人在擔心發生大變動時所做的那樣，他們也會把他們的茶和絲貯存起來，非付給現金現銀是不大肯賣的。因此，英國就不免要面臨這樣的問題：它的主要消費品之一漲價，金銀外流，它的棉毛織品的一個重要市場大大縮小。甚至《經濟學家》雜志（注：《經濟學家》是英國的經濟、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喉舌。——659、694、721、728、747。），這個善於把一切使商業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憂為喜的樂觀的魔術師，也不得不說出這樣的話：

    “我們千萬不可沾沾自喜，以為給我們向中國出口的貨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樣大的市場……　更可能的是：我們對中國的出口貿易要倒黴，對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產品的需求量要減少。”

    不要忘記，茶葉這樣一種必需品漲價和中國這樣一個重要市場縮小的時候，將正好是西歐發生歉收因而肉類、谷物及其他一切◎第694頁◎農產品漲價的時候。這樣，工廠主們的市場就要縮小，因為生活必需品每漲一次價，國內和國外對工業品的需求量都要相應地減少。現在大不列顛到處都在抱怨大部分莊稼情況不好。關於這個問題《經濟學家》說：

    “在英國南部，不但會有許多田地錯過各種作物的農時而未播種，而且已經播種的田地有許多看來也會是滿地雜草，或者是不利於谷物生長。在準備種植小麥的陰濕貧瘠的土地上，顯然預示著災荒。現在，種飼用甜菜的時節可以說已經過去了，而種上的很少；為種植蕪菁備田的季節也快要過去，然而種植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準備工作卻一點也沒有完成……　雪和雨嚴重地阻礙了燕麥的播種。早播種下去的燕麥很少，而晚播種的燕麥是很難有好收成的……　許多地區種畜損失相當大。”

    谷物以外的農產品的價格比去年上漲20％、30％、甚至50％。歐洲大陸的谷物價格比英國漲得更高。在比利時和荷蘭，黑麥價格足足漲了100％，小麥和其他谷物也跟著漲價。

    在這樣的情況下，既然英國的貿易已經經歷了通常商業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這將是一個奇觀：當西方列強用英法美等國的軍艦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運河口的時候，中國卻把動亂送往西方世界。這些販賣“秩序”，企圖扶持搖搖欲墜的滿族王朝的列強恐怕是忘記了：仇視外國人，把他們排除在帝國之外，這在過去僅僅是出於中國地理上、人種上的原因，只是在滿族韃靼人（注：西方通常將中國北方諸民族泛稱為“韃靼”。所謂“滿族韃靼人”也就是滿族。——編者注）征服了全國以後◎第695頁◎才形成為一種政治原則。毫無疑問，17世紀末競相與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彼此間的劇烈紛爭，有力地助長了滿族人實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新的王朝害怕外國人會支持一大部分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大約最初半個世紀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出於此種考慮，它那時禁止外國人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要來往只有通過離北京和產茶區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外國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領有政府特許執照從事外貿的行商（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是由官方特許的壟斷組織“公行”在廣州進行的。公行的商人叫做“行商”。行商制度在南京條約第五款中被取消。——696、717。）進行交易。這是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視的外國人發生任何聯系。無論如何，在現在這個時候，西方各國政府進行幹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並拖長商業的停滯。

    同時，從印度這方面來看還必須指出，印度的英國當局的收入，足足有1/7要靠向中國人出售鴉片，而印度對英國工業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決於印度的鴉片生產。不錯，中國人不大可能戒吸鴉片，就像德國人不可能戒吸煙草一樣。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注：鹹豐帝。——編者注）頗有意在中國本國種植罌粟和煉制鴉片，顯然，這將使印度的鴉片生產、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業資源同時受到致命的打擊。雖然利益攸關的各方或許不會馬上感覺到這種打擊，但它到一定的時候會實實在在地起作用，並且使我們前面預言過的普遍的金融危機尖銳化和長期化。

    歐洲從18世紀初以來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發生過商業危機和金融危機。1848年的革命是這樣，1789年的革命也是這樣。不錯，我們每天都看到，不僅稱霸世界的列強和它們的臣民之間、國家和社會之間、階級和階級之間發生沖突的跡象日趨嚴重，◎第696頁◎而且現時的列強相互之間的沖突正在一步步尖銳，乃至劍拔弩張，非由國君們來打最後的交道不可了。在歐洲各國首都，每天都傳來全面大戰在即的消息，第二天的消息又說和平可以維持一星期左右。但是我們可以相信，無論歐洲列強間的沖突怎樣尖銳，無論外交方面的形勢如何嚴峻，無論哪個國家的某個狂熱集團企圖采取什麽行動，只要有一絲一毫的繁榮氣息，國君們的狂怒和人民的憤恨同樣都會緩和下來。戰爭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來自工商業普遍危機，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歐洲的紛爭，而那種危機到來的信號，總是來自英國這個歐洲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代表。

    現在，英國工廠空前擴充，而官方政黨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國的全部國家機器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從事詐騙活動和證券交易的商行；奧地利則處於破產前夕；到處都積怨累累，行將引起人民的報覆；反動的列強本身利益互相沖突；俄國再一次向全世界顯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這樣的時候，上述危機所必將造成的政治後果是無庸贅述的。

    寫於1853年5月31日前後

    作為社論載於1853年6月14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794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116頁◎第697頁◎


馬克思　俄國的對華貿易

    在對華貿易和交往方面，帕麥斯頓勳爵和路易－拿破侖采用武力來進行擴展，而俄國所處的地位卻顯然令人大為羨慕。真的，非常可能，從目前同中國人發生的沖突中，俄國不要花費一個錢，不用出動一兵一卒，到頭來能比任何一個參戰國都得到更多的好處。

    俄國同中華帝國的關系是極為奇特的。當英國人和我們（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紐約每日論壇報》（見注245）駐倫敦通訊員的口氣為該報撰寫的文章中，“我國”常指美國，“我們”常指美國人。——692、698、700、725。）自己——至於法國人，他們參加目前的軍事行動只能算是客串，因為他們實際上沒有同中國進行貿易——連跟兩廣總督直接進行聯系的權利都得不到的時候，俄國人卻享有在北京派駐使節的特權。固然，據說這種特權是俄國甘願被天朝計入中華帝國的納貢藩屬之列才換得的。但這畢竟使俄國外交在中國，也像在歐洲一樣，能夠產生一種決不僅限於純粹外交事務的影響。

    因為俄國人被排除在同中國的海上貿易之外，所以他們過去和現在同有關這個問題的糾紛，都沒有任何利害關系或牽連；他們也沒有嘗到中國人對外國人的那種反感——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對從海上來到他們國家的一切外國人抱有反感，而且並非毫無根據地把他們同那些看來總是出沒於中國沿海的海盜式冒險家相提並◎第698頁◎論。然而俄國人卻自己獨享內地陸路貿易，這成了他們被排除於海上貿易之外的一種補償。看來，在內地陸訪騁字校遣換嵊惺裁淳赫摺Ｕ庵置騁資且勒?787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時訂立的一項條約進行的，以恰克圖作為主要的（如果不算是唯一的）活動中心。（注：1787年中俄並未訂立任何條約。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間（1762-1796年），中俄曾在1768年對1727年恰克圖界約的個別條款進行修改，在1792年訂立恰克圖市約。這里所說1787年的條約恐年代有誤。——699。） 恰克圖位於西伯利亞南部和中國的韃靼（注：西方通常將中國北方諸民族泛稱為“韃靼”，有時也把蒙古泛稱為“韃靼”。——編者注）交界處、在流入貝加爾湖的一條河上、伊爾庫茨克城以南約100英里的地方。這種一年一度的集市貿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國人，6名中國人；他們在恰克圖會商並規定雙方商品交換的比率，因為貿易完全是用以貨易貨的方式進行的。中國人方面拿來交換的貨物主要是茶葉，俄國人方面主要是棉織品和毛織品。近年來，這種貿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長。10年或12年以前，在恰克圖賣給俄國人的茶葉，平均不超過4萬箱；但在1852年卻達175 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貨，即在大陸消費者中間享有盛譽的所謂商隊茶，完全不同於由海上進口的次等貨。中國人賣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不過這一切數量都很有限。俄國人則付出數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國皮革、鍛造金屬、毛皮，甚至還有鴉片。買賣貨物的總價值——按照公布的賬目來看，貨物定價都不高——竟達1 500萬美元以上的巨額。1853 年，因為中國內部不安定（注：指太平天國革命。——編者注）以及產茶省區的通路被明火執仗的起義者隊伍占領，所以運到恰克圖的茶葉數量減少到5萬箱，那一年的全部貿易額只有600萬美元左右。但是在隨後的兩年內，這種貿易又恢覆了，運往恰克圖供應1855年集市的茶葉不◎第699頁◎下112 000箱。

    由於這種貿易的增長，位於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發展成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它被選中成為這一帶邊區的首府，榮幸地駐上了一位軍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長官。同時，恰克圖和距離它約900 英里的北京之間，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郵政交通以傳遞公文。

    很顯然，如果同中國的海上貿易由於現在發生的軍事行動而停止，歐洲所需的全部茶葉可能就只有靠這條商路供應了。實際上，有人認為，即使在海上貿易暢通的情況下，俄國完成了它的鐵路網建設以後，也會在供應歐洲市場茶葉方面成為海運國家的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這些鐵路將直接溝通喀瑯施塔得和利包兩港同俄國內地的古城——下諾夫哥羅德（在恰克圖經商的商人居住的地方）之間的交通。歐洲將從這條陸路得到茶葉的供應，自然比使用我們（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紐約每日論壇報》駐倫敦通訊員的口氣為該報撰寫的文章中，“我國”常指美國，“我們”常指美國人。——692、698、700、725。）擬議中的太平洋鐵路來達到這一目的可能性要大。中國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絲，它的體積遠遠小於它的價值，由陸路運輸也是完全可能的；同時，同中國的這種貿易也為俄國的工業品打開了在別處找不到的銷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國的努力決不只限於發展這種內陸貿易。它占領黑龍江沿岸的地方——當今中國統治民族的故鄉——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了。它在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戰爭（注：1853-1856年克里木戰爭。——編者注）期間曾受阻中斷，但是，無疑它將來會恢覆並大力推進這種努力。俄國占領了千島群島和與其比鄰的堪察加沿岸。它在這一帶海面上已經擁有一支艦隊，無疑它將來會利用可能出現的任何機會來謀求參與同中國的海上貿易。不過對它說來，這與擴大已經為它所壟斷的陸路貿◎第700頁◎易相比，其重要性就差多了。

    寫於1857年3月18日前後

    作為社論載於1857年4月7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4981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66-168頁◎第701頁◎


馬克思　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

    幾年以前，當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罰制度在議會中被揭露的時候，極可尊敬的東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顏無恥地硬說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可是後來的調查證明，這種說法有事實作根據，而且這些事實對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來說應當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對於東印度公司被指控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只有或者承認是“有意不聞”，或者承認是“明知故縱”。看來，英國現任首相帕麥斯頓勳爵和外交大臣克拉倫登伯爵現在也處於同樣的窘境。首相在市長不久前舉行的宴會上的演說中，企圖為施於中國人的殘暴行為進行辯護，他說：

    “如果政府在這件事情上讚同采取無理的行動，毫無疑問，它走的就是一條應受議會和全國譴責的道路。但是相反地，我們深信這些行動是必需的和至關重要的。我們認為，我國受到了嚴重的欺淩。我們認為，我國同胞在地球的遙遠地方遭到了種種侮辱、迫害和暴虐，對此我們不能默不作聲。（喝采聲）我們認為，我國根據條約應享有的權利已遭到破壞，而在當地負責保護我國在世界那個地區利益的人員，不僅有理由而且有義務盡量利用他們所能采取的手段來表示對這些暴行的義憤。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讚同采取那些在我們看來是正確的、而且我們設身處地也會認為自己有責任采取的行動，那我們就是辜負了我國同胞對我們所寄予的信任。（喝采聲）”

    但是，無論英國人民和全世界怎樣為這些講得頭頭是道的解虻?02頁◎釋所欺騙，勳爵大人自己肯定不會相信這些解釋的真實性，要是他認為這些都是真的，那就暴露出他是有意不去了解真實情況，同“明知故縱”幾乎同樣是不可原諒的。自從英國人在中國采取軍事行動的第一個消息傳來以後，英國政府報紙和一部分美國報刊就連篇累牘地對中國人進行了大量的斥責，它們大肆攻擊中國人違背條約的義務、侮辱英國的國旗、羞辱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如此等等。可是，除了亞羅號劃艇事件（注：1856年10月8日中國水師在走私船亞羅號劃艇上拘捕了12名水手。該船船主和水手均為中國人，只是雇用1名英國人作船長，並持有一張已過期失效的香港執照。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只，並指控中國水師扯下了該船事實上並未懸掛的英國國旗。香港總督兼英國駐華全權公使包令以亞羅號事件為借口，命令英國海軍艦隊司令西馬糜各厘於23日率部進犯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即自此始。

    所謂劃艇實際上是一種船身為歐式，帆具為中式的近海帆船。這種船最早為澳門的葡萄牙人所造。——703。）以外，它們舉不出一個明確的罪名，舉不出一件事實來證實這些指責。而且就連這個事件的實情也被議會中的花言巧語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這個問題真相的人深受其誤。

    亞羅號劃艇是一只中國小船，船員都是中國人，但是為幾個英國人所雇用。這只船曾經取得暫時懸掛英國國旗航行的執照，可是在所謂的“侮辱事件”發生以前，這張執照就已經滿期了。據說，這只船曾被用來偷運私鹽，船上有幾名歹徒——中國的海盜和走私販子，當局早就因為他們是慣犯而在設法緝捕。當這只船不掛任何旗幟下帆停泊在廣州城外時，緝私水師得知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們。要是我們的港口警察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國船或外國船上隱匿水賊和走私販子，也一定會這樣做的。可是因為這次逮捕妨礙了貨主的商務，船長就向英國領事控告。這位領事是個就職不久的年輕人，據我們了解是一個性情暴躁的人。他親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職責的緝私水師大吵大鬧，結果一無所得。隨後他急忙返回領事館，用命令式的口吻向兩廣總督提出書面要求：放回被捕者並道歉，同時致書香港的約翰·包令爵士和海軍將軍西馬糜各厘，說什麽他和英國國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並且相當明顯地暗示說，期待已久的向廣州來一次示威的良機到來了。

    葉總督有禮貌地、心平氣和地答覆了激動的年輕英國領事的◎第703頁◎蠻橫要求。他說明捕人的理由，並對因此而引起的誤會表示遺憾。同時他斷然否認有絲毫侮辱英國國旗的意圖，而且送回了水手，因為盡管這些人是依法逮捕的，但他不願為拘留他們而招致這樣嚴重的誤會。然而這一切並沒有使巴夏禮領事先生感到滿意，他堅持要求正式道歉和以隆重禮節送回被捕者，否則葉總督必須承擔一切後果。接著西馬糜各厘將軍率領英國艦隊抵達，旋即開始了另一輪公函往來：海軍將軍態度蠻橫，大肆恫嚇，中國總督則心平氣和、冷靜沈著、彬彬有禮。西馬糜各厘將軍要求在廣州城內當面會商。葉總督說，這違反先例，而且喬治·文翰爵士曾答應不提這種要求。如果有必要，他願意按照常例在城外會晤，或者采取其他不違反中國習慣與相沿已久的禮節的方式來滿足海軍將軍的願望。但是這一切都未能使這位英國強權在東方的好戰的代表稱心如意。

    這場極端不義的戰爭就是根據上面簡單敘述的理由而進行的——現在向英國人民提出的官方報告完全證實了這種敘述。廣州城的無辜居民和安居樂業的商人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這一切都是在“中國人的挑釁行為危及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這種站不住腳的借口下發生的！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至少那些願意弄清這個問題的人們——都知道這些非難是多麽虛偽和空洞。有人企圖轉移對主要問題的追究，給公眾造成一個印象：似乎在亞羅號劃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傷害行為足以構成宣戰的理由。可是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

    英國報紙對於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在英國庇護下每天所幹的破壞條約的可惡行為真是諱莫如深！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第704頁◎經常賄賂下級官吏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當不如牛馬的奴隸、被賣到古巴去當契約奴隸的受騙契約華工（注：從19世紀中葉起，外國侵略者曾在中國東南沿海拐騙一批又一批的勞動人民，強迫他們接受定期的賣身契約，然後運往古巴、秘魯和英屬西印度等地，從事牛馬般的強迫勞動。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奴隸貿易；當時，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全部參加了這個罪惡滔天的拐賣華工勾當。在1845-1875年間，被賣往海外的“契約華工”，總數不下50萬人。——705。）橫施暴行“以至殺害”的情形，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常常欺淩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的情形以及這些外國人帶到各通商口岸去的傷風敗俗的弊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我們所以聽不到這一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況，首先是因為在中國以外的大多數人很少關心這個國家的社會和道德狀況；其次是因為按照精明和謹慎的原則不宜討論那些不能帶來錢財的問題。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買茶葉的雜貨店的英國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報紙塞給公眾的一切胡說吞咽下去。

    與此同時在中國，壓抑著的、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憤怒烈火。（注：《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附加了這樣一段話：“為了同中國保持基督教的和貿易的聯系，最好是我們避免參與這一沖突，使中國人不致覺得所有西方國家都暗中串通起來侵害他們。”——705。）

    寫於1857年3月22日前後

    作為社論載於1857年4月10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4984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75-178頁◎第705頁◎


恩格斯　波斯和中國

    英國人在亞洲剛結束了一場戰爭（注：1856-1857年英國對波斯的戰爭。——編者注），現在又開始進行另一場戰爭（注：第二次鴉片戰爭。——編者注）了。波斯人對英國侵略的抵抗和中國人迄今對英國侵略所進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們注意的對照。在波斯，歐洲式的軍事組織被移植到亞洲式的野蠻制度上；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古老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則用自己的手段與歐洲人進行鬥爭。波斯被打得一敗塗地，而絕望的、陷於半瓦解狀態的中國，卻找到了一種抵抗辦法，這種辦法實行起來，就不會再有第一次英國對華戰爭那種節節勝利的形勢出現了。

    波斯的狀況與1828-1829年俄土戰爭（注：1828-1829年俄土戰爭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臘人反對土耳其壓迫的民族運動而挑起的。土耳其軍隊起初對集中在多瑙河地區（錫利斯特里亞、蘇姆拉、瓦爾納等地附近）的俄國軍隊進行了有力的抗擊。1829年6月11日俄國軍隊擊敗了土耳其軍隊。土耳其同意了俄國提出的全部條件，簽訂了阿德里安堡和約。——706。）時土耳其的狀況相同。英國的、法國的、俄國的軍官曾先後嘗試組織過波斯的軍隊。各種辦法相繼采用，但是每一種辦法都行不通，因為那些本來應在這些辦法的實施下成為歐洲式軍官和士兵的東方人忌妒、陰險、愚昧、貪婪而又腐敗。新式的正規軍從來沒有機會在戰場上考驗一下自己的組織性和戰鬥力。它的全部戰績只限於對庫爾德人、土庫曼人和阿富汗人的幾次征討，而在這幾次征討中，它只是作為波斯的◎第706頁◎數量眾多的非正規騎兵的某種核心或預備隊。實際作戰的主要是非正規騎兵，而正規部隊通常只是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陣勢來嚇唬敵人而已。最後，同英國的戰爭終於爆發了。

    英軍進攻布什爾，遇到了雖然無效但卻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爾作戰的並不是正規軍，而是從住在海濱地區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征召兵員編成的非正規部隊。正規軍當時還正在大約60英里以外的山區集結。最後，他們向前挺進了。英印軍隊與他們在中途相遇；雖然波斯人很熟練地運用了自己的大炮，並按照最佳原則排列了方陣，但是僅僅一個印度騎兵團的一次沖殺，就把整個波斯軍隊，無論警戒部隊還是戰鬥部隊，完全掃出了戰場。要想知道這些印度正規騎兵自己作戰的本領如何，只要看看諾蘭上尉寫的一本關於騎兵的書（注：諾蘭《騎兵的歷史與戰術》。——編者注）就夠了。英印軍官認為他們無用已極，遠不如英印非正規騎兵。諾蘭上尉找不出一個能說明他們表現良好的戰例。可是600 名這樣的騎兵竟能打跑1萬名波斯軍隊！波斯正規軍如此心寒膽裂，以致從那以後，除炮兵外，他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進行過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臘，他們遠遠地避開危險，讓炮兵單獨防守炮台，炮台一被打啞，他們就立即撤退；當英軍為了進行偵察，派300名步兵和50名非正規騎兵登陸時，波斯全軍即行退卻，把輜重、軍需品和槍炮都留給了——侵略者，不能把這些英國人叫作勝利者。

    但是不應根據這一切來指責波斯人是懦夫的民族，也不應由此認為不能教東方人學歐洲式戰術。1806-1812年的俄土戰爭（注：1806-1812年俄土戰爭是拿破侖第一利用俄土矛盾挑起的。幾年內交戰雙方各有勝敗。1811年，戰局發生了對俄國有利的變化，結果俄土兩國簽訂了布加勒斯特和約。——707。）和1828-1829 年的俄土戰爭提供了許多這方面的事例。抵抗俄軍最力的都是非正規部隊，這些非正規部隊的兵員既有從設防城市◎第707頁◎征召來的，也有從山區省份征召來的。正規軍只要一上戰場，就立刻被俄軍擊潰，並且常常剛一聽到槍炮聲就逃跑；而一個由阿爾納烏特人（注：阿爾納烏特人是土耳其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叫法。——編者注）編成的非正規連，竟在瓦爾納的一個深谷中成功地抵抗俄軍的圍攻達幾星期之久。但是在最近的那場戰爭中，從奧爾泰尼察和切塔泰到卡爾斯和因古里河，土耳其的正規軍每次交戰都擊敗了俄軍。（注：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戰爭中的幾次戰鬥。

    1853年11月4日，土耳其軍隊在奧爾泰尼察（多瑙河左岸的一個村莊）戰勝了俄軍。

    1854年1月6日在切塔泰村一戰中，俄軍把土軍趕至卡拉法特，同時自己也蒙受了很大損失。

    在長久圍困土耳其要塞卡爾斯的時期（1855年6-11月），俄軍於9月29日對要塞進行了突襲，結果沒有成功。

    1855年11月6日，土耳其軍隊在因古里河一戰中打敗了俄軍；俄軍遭受了巨大損失，撤出了明格列利亞。——708。）

    事實是：把新的軍隊按歐洲方式來加以編組、裝備和操練，還遠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歐洲的軍事組織引用於野蠻民族的工作。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種歐洲式的軍事條令，也是不夠的；歐洲式的軍事條令不能保證培養出歐洲式的紀律，就如同一套歐洲式的操典本身不能產生歐洲式的戰術和戰略一樣。主要的問題，同時也是主要的困難就在於：需要造就一批按照歐洲的現代方式培養出來的、在軍事上完全擺脫了舊的民族偏見和習慣的、並能使新部隊振作精神的軍官和士官。這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一定還會遇到東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見以及東方宮廷所固有的寵辱無常等因素的最頑強的抗拒。只要士兵在檢閱時可以列隊行進，在轉換方向、展開隊形和排成縱隊時不致亂成一團，那麽土耳其蘇丹或波斯國王就會很容易認為自己的軍隊已經無所不能了。至於軍事學校，由於它們收效很慢，所以在東方政府不穩定的情況下，很難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過訓練的軍官也很少，土耳其軍隊如果不是有大量的背教者（注：指原信基督教後改信伊斯蘭教的人。——編者注）和歐洲軍官，它在最近那次戰爭中就根本打不了仗。

    到處都成為例外的唯一兵種是炮兵。東方人在這方面太無知◎第708頁◎無能了，他們只好把炮兵的管理完全交給歐洲教官。結果，在波斯也像在土耳其一樣，炮兵比步兵和騎兵強得多。

    英印軍隊是所有按照歐洲方式組織起來的東方軍隊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隸屬於東方政府而隸屬於純粹歐洲式政府、並且差不多完全由歐洲軍官指揮的軍隊。很自然，在上述那種情況下，這樣一支軍隊，又有大量英國後備部隊和強大艦隊作後盾，是不難把波斯的正規軍擊潰的。挫折越嚴重，對於波斯人越有好處。正如土耳其人已經懂得的那樣，波斯人現在也會懂得：歐洲式的服裝和閱兵操練本身還不是一種護符；再過20年以後，波斯人可能就會像個樣子了，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勝利中所表現的那樣。

    據說，攻克布什爾和穆罕默臘的軍隊將立即調往中國。在中國，他們將遇到不同的敵人。抗擊他們的將不是依照歐洲方式部署的部隊，而是大群亞洲人擺成的不規則的戰陣。毫無疑問，他們將不難對付這種隊伍。可是，如果中國人發起全民戰爭來抵抗他們，如果野蠻人毫無顧慮地運用他們善於運用的唯一武器，英國人又怎麽辦呢？

    現在，中國人的情緒與1840-1842年戰爭（注：第一次鴉片戰爭。——編者注）時的情緒已顯然不同。那時人民保持平靜，讓皇帝的軍隊去同侵略者作戰，失敗之後，則抱著東方宿命論的態度屈從於敵人的暴力。但是現在，至少在迄今鬥爭所及的南方各省，民眾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他們經過極其冷靜的預謀，在供應香港歐洲人居住區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藥（有幾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驗。他發現面包的各個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這表明在和面時就已摻入砒霜。但是藥量過大，結果一定是變成了嘔吐劑，因而抵銷了毒◎第709頁◎效）。他們暗帶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殺死船員和歐洲乘客，奪取船只。他們綁架和殺死所能遇到的每一個外國人。連移民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來暴動，奪取船只，他們寧願與船同沈海底或者在船上燒死，也不投降。甚至國外的華僑——他們向來是最聽命和最馴順的臣民——也進行密謀，突然在夜間起事，如在沙撈越就發生過這種情形；又如在新加坡，當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備才壓制住他們。是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造成了這一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並使之表現為一場滅絕戰。

    軍隊對於采取這種作戰方法的民族有什麽辦法呢？軍隊應當在什麽地方進入敵國，深入到什麽地方和怎樣在那里堅守下去呢？這些把熾熱的炮彈射向毫無防御的城市、殺人又強奸婦女的文明販子們（注：英國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亞羅號劃艇事件，作為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口實，從1856年10月27日起，向廣州城開炮轟擊。29日，英軍攻破外城，一度沖入城內，縱火將靖海門、五仙門附近民房盡行燒毀。後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轟城市、掠殺居民的暴行依然繼續。——710、727、740。），盡可以把中國人的這種抵抗方法叫作卑劣的、野蠻的、兇殘的方法；但是只要這種方法有效，那麽對中國人來說這又有什麽關系呢？既然英國人把他們當作野蠻人對待，那麽英國人就不能反對他們充分利用他們的野蠻所具有的長處。如果他們的綁架、偷襲和夜間殺人就是我們所說的卑劣行為，那麽這些文明販子們就不應當忘記：他們自己也承認過，中國人采取他們通常的作戰方法，是不能抵御歐洲式的破壞手段的。

    簡言之，我們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國報刊那樣從道德方面指責中國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雖然你可以說，這場戰爭充滿這個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見、愚蠢的行動、飽學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蠻，但它終究是人民戰爭。而對於起來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采取的手段，不應當根據公認的正規作戰規則或者任何別的抽象標準來衡量，而應當根據這個反抗者民族所剛剛達到的文明程度來衡量。◎第710頁◎

    這一次，英國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現在，中國的民族狂熱似乎還只限於南方未參加大起義（注：指太平天國革命。——編者注）的幾個省份。戰爭是否將以這幾個省為限呢？這樣，它就不會得到任何結果，因為中國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會受到威脅。而如果這種狂熱延及內地的人民，那麽這場戰爭對於英國人將是非常危險的。廣州城可以被整個毀掉，沿海能攻占的一切據點都可以被攻占，可是英國人所能調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攻取並守住廣東和廣西兩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能再幹些什麽呢？廣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帶的地區都掌握在中國起義者手里，觸犯他們，那將是下策；而南京以北唯一可能在襲擊後收到決定性效果的地點是北京。這樣就得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備部隊的作戰基地，進軍途中要克服一個一個的障礙，要留下分遣隊以保證同海岸的交通，而且要以大軍壓境之勢抵達這座與倫敦一樣大、離登陸地點100英里遠的城池之下。可是所需的軍隊在哪里呢？另一方面，對京城的示威行動如果成功，就會從根本上動搖中華帝國本身的存在，就會加速清王朝的傾覆，就會給俄國而不是給英國鋪平前進的道路。

    新的英中戰爭形勢極為覆雜，使人根本無法預料它將如何發展。在幾個月內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長時間內缺乏決心，將使英軍不會有什麽行動，只有在某個不重要的地方或許出現例外，在目前情況下廣州也可以算是這樣的地方。

    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國內戰爭已經把帝國的南方與北方分開，看來起義者之王（注：洪秀全。——編者注）在南京不會受到帝國軍隊的危害（當然不能說不會受到他自己手下◎第711頁◎人陰謀之害），正如天朝皇帝在北京不會受到起義者的危害一樣。廣州迄今是在獨自進行著一種反對英國人、也是根本反對一切外國人的戰爭；正當英法兩國的海陸軍向香港集結之際，西伯利亞邊界線上的哥薩克緩慢地但是不停地把他們的駐屯地由達斡爾山向黑龍江沿岸推移，俄國海軍陸戰隊則構築工事把滿洲的良好港灣包圍起來。中國的南方人在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本身，似乎表明他們已覺悟到舊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紮，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寫於1857年5月20日前後

    載於1857年6月5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032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28-234頁◎第712頁◎


馬克思　鴉片貿易史

    一

    聯軍全權代表強迫中國訂立新條約（注：1858年天津條約。——編者注）的消息，看來引起了以為貿易將有大規模擴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對華戰爭結束後1845年時商人們頭腦中產生的狂想完全一樣。即使彼得堡的電訊所傳屬實，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對華貿易就必然會擴大呢？是否能夠指望1857-1858年的戰爭會比1841-1842年的戰爭導致更好的結果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無疑的：1843年的條約並沒有使美國和英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1847年商業危機的作用。現時的這個條約也是一樣，它使人們夢想得到一個無窮盡的市場，使人們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場剛剛從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漸覆原的時候，又促進新危機的形成。除了這個消極後果以外，第一次鴉片戰爭還刺激了鴉片貿易的增長而損害了合法貿易；只要整個文明世界的壓力還沒有迫使英國放棄在印度強制種植鴉片和以武力在中國推銷鴉片的做法，那麽這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會產生同樣的後果。我們不想詳述這種貿◎第713頁◎易的道德方面，關於這種貿易，連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都這樣寫道：

    “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後，還殺害他們的肉體；每時每刻都有新的犧牲者被獻於永不知飽的摩洛赫（注：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編者注）之前，英國殺人者和中國自殺者競相向摩洛赫的祭壇上供奉犧牲品。”（注：蒙哥馬利·馬丁《論中國的政治、商業和社會》1847 年倫敦版第2卷。——編者注）

    中國人不能既購買商品又購買毒品；在目前條件下，擴大對華貿易也就是擴大鴉片貿易；增加鴉片貿易是和發展合法貿易不相容的。這些論點早在兩年以前已經得到相當普遍的承認。1847年為調查英中貿易狀況而委派的一個下院委員會曾提出報告說：

    “我們感到遺憾的是：一段時間以來，同這個國家的貿易處於很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擴大我們交往的結果竟一點也沒有實現我們的合理期望，而這種期望本來是在能夠更自由地進入這樣一個了不起的大市場的基礎上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　我們發現，貿易受到阻礙並不是因為中國不需要英國商品或別國競爭加強……　花錢買鴉片……消耗了白銀從而大大妨礙了中國人的一般貿易；實際上就必須用茶葉和絲來償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華之友》（注：《中華之友》是1842-1859年在香港出版的英國官方報紙《大陸上中華之友》的簡稱。——714。）在概括同一種觀點時，十分肯定地說：

    “鴉片貿易在不斷地增長。英國和美國對於茶葉和絲的需求增大，只會使鴉片貿易繼續增長；制造商的情況是毫無希望的。”◎第714頁◎

    一位在中國的美國大商人，在1850年1月份漢特的《商人雜志》（注：《商人雜志》是弗·漢特創辦的《商人雜志和商業評論》的簡稱。1839年至1850年用該名稱在紐約出版。——715。）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把對華貿易的全部問題歸結為如下一點：

    “停止哪一種貿易——鴉片貿易還是美英產品的出口貿易？”

    中國人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正是這樣。蒙哥馬利·馬丁說：

    “我曾問過上海道台，促進我們對華貿易的最好辦法是什麽。他當著女王陛下的領事巴富爾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說：‘別再向我們運送那麽多鴉片，我們就能夠買你們的產品。’”

    最近8年來全部貿易的歷史給這個論點提供了新的、十分明顯的說明；但是在分析鴉片貿易對合法貿易的有害影響以前，我們先來簡單地回顧一下這種觸目驚心的貿易的產生和發展。這種貿易，無論就可以說是構成其軸心的那些悲慘沖突而言，還是就其對東西方之間一切關系所發生的影響而言，在人類歷史記錄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輸出的鴉片數量不超過200箱，每箱重約133磅。中國法律許可鴉片作為藥品輸入，每箱鴉片抽稅3美元左右；當時從土耳其販運鴉片的葡萄牙人幾乎是唯一給天朝帝國輸入鴉片的商人。

    1773年，堪與埃芒蒂耶之流、帕爾默之流以及其他世界聞名的毒品販子並駕齊驅的沃森上校和惠勒副董事長，建議東印度公司同中國進行鴉片貿易。於是在澳門西南的一個海灣里下碇的船只上，建立起了鴉片堆棧。但是這種投機買賣最後失敗了。1781 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滿載鴉片的武裝商船駛往中國；1794年，東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運載鴉片的大船停在黃埔——廣州港◎第715頁◎的停泊處。看來，做堆棧黃埔比澳門更便利，因為黃埔被選定做堆棧以後才過兩年，中國政府就覺得有必要頒布法令，用杖責和枷號示眾來震懾中國的鴉片走私者了。大約在1798年，東印度公司不再是鴉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鴉片的生產者。在印度，實行了鴉片壟斷，同時東印度公司偽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經營這種毒品的買賣，而該公司發給同中國做買賣的私人船只的執照中卻附有條件，規定這些船只如載運非東印度公司生產的鴉片要受處罰。

    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經達到2 000箱。在18世紀，東印度公司與天朝帝國之間的鬥爭，具有外國商人與一國海關之間的一切爭執都具有的共同點，而從19世紀初起，這個鬥爭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獨有的特征。中國皇帝（注：嘉慶帝。——編者注）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下令同時禁止外國人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和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二

    正因為英國政府在印度實行了鴉片壟斷，中國才采取了禁止◎第716頁◎鴉片貿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對違禁的臣民所施行的嚴厲懲罰以及中國海關所頒布的嚴格禁令，結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後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人員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的。

    東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北京中央政府抵制無效的鴉片貿易規模日益增大，到1816年，鴉片年貿易額已將近250萬美元。就在這一年印度的貿易開放了，只有茶葉貿易一項例外，仍由東印度公司繼續壟斷。印度貿易的開放又大大推動了英國鴉片走私商的活動。1820年，偷運入中國的鴉片增加到5 147箱，1821 年達7 000箱，1824年達12 639箱。在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向外國商人提出嚴重警告，同時懲辦了被認為是與外國商人同謀共犯的行商（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是由官方特許的壟斷組織“公行”在廣州進行的。公行的商人叫做“行商”。行商制度在南京條約第五款中被取消。——696、717。），大力查辦了本國的鴉片吸食者，並且在自己的海關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最終的結果，一如1794年所做的同樣努力，只是把鴉片堆棧由一個不牢靠的地點驅趕到一個更便於經營的基地。鴉片堆棧從澳門和黃埔轉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島；在那里，全副武裝、人員眾多的船只上建起了固定的鴉片堆棧。同樣地，當中國政府暫時制止住了廣州舊有窯口（注：私賣鴉片煙的店鋪。——編者注）的營業時，鴉片貿易只是轉了一道手，轉到比較小的商人手里，他們不惜冒一切危險采用任何手段來進行這種貿易。在由此產生的更有利的條件下，鴉片貿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當中，就由12 639箱增加到21 785箱。

    1834年，也像1800年、1816年、1824年一樣，在鴉片貿易史上標志著一個時代。東印度公司不僅在那一年失去了經營中國茶◎第717頁◎葉的特權，而且必須完全停止一切商務。由於東印度公司從商務機關改組為純粹的行政機關，對華貿易就向英國私人企業敞開了大門，這些企業幹得非常起勁，盡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在1837年還是把價值2 500萬美元的39 000箱鴉片順利地偷運進了中國。這里有兩件事實要注意：第一，從1816年起，在對華出口貿易的每一個發展階段上，鴉片走私貿易總是占著大得極不相稱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在鴉片貿易上明顯的商業利益逐漸消失的同時，它在這種非法貿易上的財政利益卻越來越重要了。1837年，中國政府終於到了非立即采取果斷行動不可的地步。因輸入鴉片而造成的白銀不斷外流，開始擾亂天朝帝國的國庫收支和貨幣流通。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許乃濟，曾提議使鴉片貿易合法化而從中取利；但是經過帝國全體高級官吏一年多的全面審議，中國政府決定：“此種萬惡貿易毒害人民，不得開禁。”（注：1838年10月28日道光帝所下的上諭中有“鴉片煙流毒內地，官民煽惑，傳染日深……必欲凈絕根株，毋貽遠患”等語。馬克思所引可能源出於此。——718。）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關稅，就會帶來385萬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會雙倍於此。可是，天朝的野蠻人當時拒絕征收一項隨著人民墮落的程度而必定會增大的稅收。1853年，當今的鹹豐帝雖然處境更加困難，並且明知為制止日益增多的鴉片輸入而作的一切努力不會有任何結果，但仍然恪守自己先人的堅定政策。順便要指出的是：這位皇帝把吸食鴉片當作邪教一樣來取締，從而使鴉片貿易得到了宗教宣傳的一切好處。中國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沒收、銷毀走私的鴉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戰爭的借口，這次戰爭帶來的後果就是：中國發生了起義（注：指太平天國革命。——編者注）；帝國國庫完全空虛；俄國順利地由北方進犯；鴉片貿易在南方達到巨大的◎第718頁◎規模。盡管英國在結束這場為保護鴉片貿易而打起的戰爭時所簽訂的條約禁止鴉片貿易（注：1842年訂立的中英南京條約並無禁止鴉片貿易的條款。——編者注），可是從1843年以來，鴉片貿易實際上卻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總值約3 500 萬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鴉片壟斷獲取了2 500萬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財政總收入的1/6。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發生的，無需贅述。

    這個題目講到最後，不能不特別指出擺著一副基督教偽善面孔、標榜文明的英國政府本身的一個明顯的矛盾。作為帝國政府，它假裝同違禁的鴉片貿易毫無關系，甚至還訂立禁止這種貿易的條約。（注：1842年訂立的中英南京條約並無禁止鴉片貿易的條款。——編者注）可是作為印度政府，它卻強迫孟加拉省種植鴉片，使該省的生產力受到極大的損害；它強迫一部分印度萊特（注：萊特即印度農民；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殖民者實行新的土地稅收法以前，在英國殖民者沒有破壞印度的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權利的村社農民。在從1793年起實行所謂柴明達爾制（見注410）的地區（最初在孟加拉、比哈爾、奧里薩實行，後來稍微改變了形式，在聯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馬德拉斯省部分地區實行），萊特成了柴明達爾（地主）的佃農。在19世紀初孟買和馬德拉斯兩管區實行“萊特瓦爾”土地稅收制後，萊特成為國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英政府隨意規定的數額繳納地租稅。根據“萊特瓦爾”制，萊特同時被宣布為他們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於實行這一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稅收制，為農民規定了高得無力繳納的地租；因欠稅日增，農民的土地逐漸轉到包買商和高利貸者手里。——719、768。）種植罌粟，用貸款的辦法引誘另一部分印度萊特也去種植罌粟。它嚴密地壟斷了這種毒品的全部生產，借助大批官方偵探來監視一切：種植罌粟，把罌粟交到指定地點，按照中國吸食者的口味提煉和調制鴉片，把鴉片打成便於偷運的貨包，最後運往加爾各答，由政府拍賣，國家官吏把鴉片移交給投機商人，然後又轉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們運往中國。英國政府在每箱鴉片上所花的費用約250盧比，而在加爾各答拍賣場上的賣價是每箱1 210-1 600盧比。可是，這個政府並不滿足於這種實際上的共謀行為，它直到現在還公然同那些幹著毒害一個帝國的冒險營生的商人和船主們合夥經營，賠賺與共。

    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第719頁◎合法化，同時允許在中國種植罌粟，英印政府的國庫會遭到嚴重災難。英國政府公開宣傳毒品的自由貿易，暗中卻保持自己對毒品生產的壟斷。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

    寫於1858年8月31日和9月3日

    作為社論載於1858年9月20和25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433和5438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4-591頁◎第720頁◎


馬克思　英中條約

    1842年8月29日亨利·璞鼎查爵士簽訂的、並且像新近與中國訂立的條約（注：1858年天津條約。——編者注）一樣也是在炮口下強加給對方的對華條約（注：1842年南京條約。——編者注），從商務觀點看來，其結果是不成功的。這是一個連那家著名的英國自由貿易派機關刊物倫敦《經濟學家》（注：《經濟學家》是英國的經濟、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喉舌。——659、694、721、728、747。）也正在加以重溫的事實。這家雜志曾是不久前入侵中國一事的最忠實的辯護者之一，現在它覺得自己應該“抑制”一下在其他各界所造成的樂觀期望了。《經濟學家》雜志把1842年的條約對英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看作是“我們借以防止錯誤行動後果的一個前車之鑒”。這當然是正確的忠告。但是，威爾遜先生為了解釋首次企圖用武力給西方產品擴大中國市場失敗而舉出的理由，卻遠不能作為定論。

    他舉出的造成這次大失敗的第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璞鼎查簽訂條約以後的最初三年中，中國市場被盲目過量湧進的商品所充斥，英國商人不注意中國人需求什麽。英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在1836年是1 326　388 英鎊，在1842 年下降到969000英鎊。此後四年中又連續迅速增長，從下列數字可以看出：◎第721頁◎

    1842年……………　969 000英鎊

    1843年……………1 456 000英鎊

    1844年……………2 305 000英鎊

    1845年……………2 395 000英鎊

    可是，到1846年，不僅出口額降低到1836年的水平以下，而且倫敦從事對華貿易的商行在 1847 年危機時期所遭到的災難還證明：官方報告統計表中所列的1843-1846年出口的計算價值同真正實現的價值完全不符。如果說由此可以看出，英國出口商在向中國消費者出售商品的數量方面犯了錯誤，那麽他們在商品的品種方面也同樣犯了錯誤。為了證明後一個論斷，《經濟學家》雜志援引了前倫敦《泰晤士報》（注：《泰晤士報》是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1785年起在倫敦出版。——722、732、739、742、746。）駐上海和廣州通訊員溫·庫克先生的一段話：

    “1843年、1844年和1845年，當北方各通商口岸剛剛開放的時候，我們國內的人興奮若狂。設菲爾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國運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並表示它準備給全中國供應此類餐具……　這些商品的賣價幾乎抵不上運費。一家著名的倫敦商行向中國運去了大批鋼琴，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刀叉和鋼琴的遭遇，毛織品和棉織品也遇到了，不過形式沒有那麽顯著……　曼徹斯特在各通商口岸開放的時候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這種努力歸於失敗。從此以後，它就冷漠消沈，聽天由命了。”

    最後，《經濟學家》為了證明貿易的縮減、穩定和增長取決於對消費者需求的考察，還從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1856年的材料：

    　　　　　　　　　　　　1845年　　　　1846年　　　　　 1856年

    精梳毛織物（匹）…………　　13 569　　　　 8 415　　　　　　7 428

    駝毛呢………………………　　13 374　　　　 8 034　　　　　　4 470

    粗嗶嘰………………………　　91 530　　　　75 784　　　　　 36 642

    粗梳毛織物…………………　　62 731　　　　56 996　　　　　 38 553◎第722頁◎

    印花棉布……………………　 100 615　　　　81 150　　　　　281 784

    素色棉布……………………　2 998 126　　1 859 740　　　　2 817 624

    棉紗（磅）…………………　2 640 090　　5 324 050　　　　5 579 600

    但是，所有這一切論據和例證，除了說明1843-1845年貿易過熱所引起的反應以外，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貿易驟增之後又出現劇烈的縮減，一個新的市場從一開始就為過剩的英國商品所窒息，人們把商品投入這個市場而沒有很好地估計消費者的實際需要和支付能力，這些現象決不是對華貿易所特有的。實際上，這是世界市場歷史上經常有的現象。拿破侖垮台以後，歐洲大陸開放通商，那時英國的出口同大陸的購買能力很不相稱，以致“由戰爭轉向和平”倒比大陸封鎖更具有災難性。坎寧對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獨立的承認，也促進了1825年商業危機的發生。為適應莫斯科的氣候而制造的商品，當時被運往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再說，今天甚至連澳大利亞，盡管它具有很大的伸縮性，也沒有擺脫一切新市場所共有的命運——市場上的商品既超過了它的支付能力也超過了它的消費能力。中國市場所特有的現象是：自從1842年的條約使它開放以來，中國出產的茶葉和絲向英國的出口一直不斷增長，而英國工業品輸入中國的數額，整個說來卻停滯不變。中國方面的這種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可以說同俄國和英國之間貿易差額的狀況相似；不過後一種情況，一切都可以用俄國的保護關稅政策來解釋，可是中國的進口稅卻比任何一個同英國通商的國家都低。1842年以前，中國對英國的出口總值約為700萬英鎊，1856年約達到950萬英鎊。輸入英國的茶葉數量，在1842年以前從未超過5 000萬磅，而在1856年就增加到約9 000萬磅。另一方面，英國進口的中國絲，只是從1852年起才占有重要地位。其增長情況，可以從下列◎第723頁◎數字中看出：

    附圖：

    另一方面，我們再看一看英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的變動：

    1834年……　842 852英鎊　　　　　　　1836年……　1 326 388英鎊

    1835年……1 074 708英鎊　　　　　　　1838年……　1 204 356英鎊

    關於1842年市場開放和英國取得香港以後的時期，我們有下列材料：

    1845年……2 359 000英鎊　　　　　　　1853年……　1 749 597英鎊

    1846年……1 200 000英鎊　　　　　　　1854年……　1 000 716英鎊

    1848年……1 445 950英鎊　　　　　　　1855年……　1 122 241英鎊

    1852年……2 508 599英鎊　　　　　　　1856年……　2 000 000英鎊以上

    《經濟學家》企圖以外國的競爭來解釋為什麽英國工業品對中國市場的輸入會停滯和相對地減少，並且再一次援引庫克先生的話來加以論證。據這位權威人士看來，在中國市場上許多貿易門類中英國人都被公平的競爭所擊敗。他說，美國人在斜紋布和被單布方面壓倒了英國人。1856 年輸入上海的美國斜紋布是221716匹，而英國是8 745匹；美國被單布是14 420匹，而英國是1 240匹。另外，在羊毛商品的貿易方面，據說德國和俄國對他們的英國競爭者排擠得很厲害。我們不需要其它的證明，單憑這一例證就可以確信：庫克先生和《經濟學家》對中國市場的估計都是錯誤的。他◎第724頁◎們所認為只限於英中貿易的那些特點，其實也恰恰是美國和天朝帝國之間的貿易的特點。1837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超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約86萬英鎊。在1842年條約訂立以來的時期中，美國每年平均得到200萬英鎊的中國產品，而我們361付出的是90萬英鎊的美國商品。1855年，上海的進口，不包括硬幣和鴉片，總額達1　602　849 英鎊，其中英國所占份額是1122 241英鎊，美國所占份額是272 708英鎊，其他國家所占份額是207 900 英鎊；而上海的出口總額達12 603 540英鎊，其中對英國出口是6 405 040英鎊，對美國出口是5 396 406英鎊，對其他國家出口是102 088 英鎊。把美國對上海的272 708英鎊出口額同美國從上海進口的500多萬英鎊的數額對比一下吧。如果連美國的競爭也使英國的貿易蒙受到了什麽明顯的損害，那可見，中國市場為全部外國貿易提供的活動場所是多麽有限。

    中國的進口市場自1842年開放以來，其意義之所以不大的最後一個原因據說就是中國革命（注：指太平天國革命。——編者注）；可是，盡管發生了這次革命，1851-1852年對中國的出口，還是隨著全面的貿易增長而相對地增長了，而且鴉片貿易在整個革命時期不但沒有縮減，反而迅速達到了巨大的規模。然而無論如何，應該承認的是：由於最近這次海盜式的戰爭和統治王朝遭到的許多新屈辱，外國進口所遇到的產生於帝國內部動亂狀態的一切障礙，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我們仔細考察了中國貿易的歷史以後感覺到，一般說來，人們過高地估計了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為核心的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根本談不上大宗進口外國貨。雖然如此，只要取消鴉片貿易，中國還可以逐漸地再多◎第725頁◎吸收一些英美商品，數額可達800 萬英鎊——粗略算來這也就是中國對英美貿易總順差的數目。這個結論是從分析下面這個簡單事實而自然得出的：盡管有著貿易順差，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流通卻由於總額約達700 萬英鎊的鴉片進口而陷於嚴重的混亂。

    然而，慣於吹噓自己道德高尚的約翰牛，卻寧願隔一定的時候就用海盜式的借口向中國勒索軍事賠款，來彌補自己的貿易逆差。只是他忘記了：如果兼施並用迦太基式的和羅馬式的方法（注：古代北非奴隸制國家迦太基的居民，除從事農業外還經營海外貿易。羅馬帝國通過征服別國而強大起來。這里所說的迦太基式的和羅馬式的方法，當指貿易的和征服的方法而言。——726。）去榨取外國人民的金錢，那麽這兩種方法必然會相互沖突、相互消滅。

    寫於1858年9月10日

    作為社論載於1858年10月5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446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0-605頁◎第726頁◎


馬克思　中國和英國的條約

    英國政府終於公布的關於英中條約（注：1858年天津條約。——編者注）的正式摘要，同由其他各種渠道已經傳開的消息比較，大體上所增無幾。第一款和最後一款實際上包括了條約中純粹有關英國利益的各點。根據第一款，南京條約締結以後所規定的“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作為廢紙”（注：“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作為廢紙”系按天津條約中文本原文。——編者注）。這一補充條約曾規定：駐香港和駐五個為英國貿易開放的中國口岸的英國領事，如遇裝載鴉片的英國船只駛入其領事裁判權所轄地區，應與中國當局協同處理。（注：“這一補充條約”即上面的“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亦即虎門條約。該條約並無此項規定。——編者注）這樣，英國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輸入這種違禁的毒品，而且英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天朝帝國的一個海關官吏角色。第二次鴉片戰爭以解除第一次鴉片戰爭還在表面上加於鴉片貿易的束縛而告終，看來是十分合乎邏輯的結果，是那些特別熱烈鼓掌歡迎帕麥斯頓施放的廣州焰火371 的英國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們以為英國正式放棄它對鴉片貿易的假惺惺的反對，不會導致與預期完全相反的結果，那◎第727頁◎就大錯特錯了。中國政府請英國政府協同取締鴉片貿易，也就是承認了自己依靠本身的力量不能做到這一點。南京條約的補充條約是為了借助外國人的幫助來取締鴉片貿易而作的最大的、也可以說是絕望的努力。既然這種企圖遭到了失敗——而且現在是公開宣布失敗——既然鴉片貿易就英國來說現在已經合法化了，那麽毫無疑問，中國政府無論從政治上或財政上著想，都將會試行一種辦法，即從法律上準許在中國種植罌粟並對進口的外國鴉片征稅（注：繼天津條約之後中國和英國於1858年11月8日在上海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該條約第五款規定：“向來洋藥、銅錢、米谷、荳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準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即鴉片。——728。）。不論當前的中國政府意向如何，天津條約給它造成的處境本身就給它指出了這條路。

    這種改變一經實行，印度的鴉片壟斷連同印度的國庫一定會一起受到致命的打擊，而英國的鴉片貿易會縮小到尋常貿易的規模，並且很快就會成為虧本生意。到目前為止，鴉片貿易一直是約翰牛用鉛心骰子進行的一場賭博。因此，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最明顯的結果，看來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落了空。

    對俄國宣布了“正義戰爭”的慷慨的英國，在訂立和約時沒有要求任何軍事賠款。另一方面，英國雖然一直聲稱同中國處於和平狀態，卻因此而不能不迫使中國償付連英國現任大臣們都認為是由英國自己的海盜行為所造成的耗費。不管怎麽樣，天朝人將償付1 500萬或2 000萬英鎊的消息一傳來，對於最清高的英國人的良心起了安定作用。《經濟學家》（注：《經濟學家》是英國的經濟、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喉舌。——659、694、721、728、747。）雜志以及一般撰寫金融論文的作者們，都興致勃勃地計算著中國的紋銀對貿易差額和英格蘭銀行金銀儲備的狀況將發生多麽有利的作用。但是遺憾得很！帕麥斯頓派的報刊煞費苦心地制造和宣揚的那些最初印象太脆弱了，經不起真實消息的沖擊。

    有一專條規定：“以二百萬兩白銀”償付“因廣州中國當局處理不當而使英國臣民所遭受的損失；另以二百萬兩償付”軍費。（注：此專條在中英天津條約中文本中為：“前因粵城大憲辦理不善，致英民受損，大英君主只得動兵取償，保其將來守約勿失。商虧銀二百萬兩，軍需經費銀二百萬兩二項，大清皇帝皆允由粵省督撫設措，至應如何分期辦法，大英秉權大員酌定行辦。以上款項付清，方將粵城仍交回大清國管屬。”——728。）◎第728頁◎

    這兩筆款項總共才1 334 000英鎊，而在1842年，中國皇帝（注：道光帝。——編者注）償付的是420萬英鎊，其中120 萬英鎊賠償被沒收的走私鴉片，300萬英鎊賠償軍費。由420萬英鎊外加香港，減少到只有1 334 000英鎊，這畢竟不像是一樁漂亮的買賣；可是，最糟糕的我們還沒有講呢。中國皇帝（注：鹹豐帝。——編者注）說，既然你們不是同中國作戰，只是同廣州進行“地方性戰爭”，那就請你們自己設法去從廣東省擠出那筆由你們親善的軍艦逼迫我批給你們的損失費吧。同時，你們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勞本齊將軍不妨把廣州作為物質保證，並繼續使英國武器成為連中國兵勇都會恥笑的笑柄。樂觀的約翰牛因1334 000英鎊的小戰利品所附帶的這些條件而產生的苦惱，已經表現為可以聽到的呻吟。倫敦有一家報紙寫道：

    “不僅不能調回我們的53艘軍艦並看到它們載著幾百萬兩中國紋銀凱旋歸來，我們可以指望的好運氣反倒是必須派遣5 000名士兵去重新占領和守住廣州，並幫助海軍去進行我們的代理領事（注：巴夏禮。——編者注）所宣布的地方性戰爭。可是這場地方性戰爭，除了把我們的貿易從廣州趕到中國其他口岸以外，會不會造成其他結果？……　繼續進行戰爭〈地方性戰爭〉會不會使一大部分茶葉貿易落到俄國手里？歐洲大陸和英國本身會不會變得必須依靠俄國和美國供給茶葉？”

    約翰牛擔心“地方性戰爭”會影響茶葉貿易，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從麥格雷戈的《商業稅則》（注：即《歐美若幹國家的商業稅則、條例、資源和貿易》1841-1850年倫敦版。——編者注）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對華戰爭的最後一年內，俄國經由恰克圖得到12萬箱茶葉。在英國同中◎第729頁◎國媾和後的一年內，俄國對茶葉的需求減少了75％，總共只有3萬箱。不管怎樣，英國人為占據廣東而將繼續耗費的錢財，一定會大大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這第二次對華戰爭將是所得難償所失。愛默遜先生說得對，在英國人看來這真是莫此為甚的大錯。

    在第五十一款上載有英國侵略所取得的另一個大勝利。按照這一條款，“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注：引文系按中英天津條約中文本原文。——編者注）。約翰牛不堅持要稱自己為神國或聖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蠻夷”意思的字樣就滿意了。在自稱“天朝”的中國當局的眼里，約翰牛該是多麽恭順啊！

    條約中的商務條款，並未向英國提供它的競爭者享受不到的任何利益，而且這些條款在目前條件下只是空洞的諾言，其中大部分價值還不如書寫條約用的羊皮紙。第十款規定：

    “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現在江上下遊，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欽差大臣與大清特派之大學士尚書會議，準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準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注：引文系按中英天津條約中文本原文。——編者注）

    按照這一條款，英國人實際上是被禁止進入全帝國的通商大動脈，這條大動脈，正如《晨星報》（注：《晨星報》是英國的一家日報，自由貿易派（見注96）的機關報，1856年至1869年在倫敦出版。——730、741。）所正確指出的，是“英國人能將自己的工業品銷往內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們肯當乖孩子，幫助帝國政府將起義者（注：指太平軍。——編者注）逐出其目前所占領的區域，那時他們才或許可以在長江航行，但也只限於特定的口岸。至於新開放的海港，最初聽說是開放“一切”口岸，現在已縮減為除南京條約所規定的五個口岸外，再開放五個口岸（注：指中英天津條約第十一款規定的牛莊、登州、台灣（台南）、潮州、瓊州五個口岸。——730。）了，而且如一家倫敦報紙所說，這◎第730頁◎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於海島上”。此外，那種以為貿易的發展會與所開放的通商口岸數目成正比的錯覺，時至今日已該破除了。請看英國、法國和美國海岸上的港口，有幾個發展成了真正的商業中心？在第一次對華戰爭以前，英國人只限於到廣州進行貿易。讓出五個新口岸，並沒有造成五個新的商業中心，而是使貿易漸漸地由廣州轉移到上海，這一點可以從引自1856-1857年關於各地貿易狀況的議會藍皮書（注：藍皮書是英國議會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議會提交的文件或報告書的通稱。因封皮為藍色而得名，英國從17世紀開始發表藍皮書，它是英國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731、744、751、755。）的下列數字看出來。同時還應該記住，廣州的商品進口額中也包括由廣州轉運到廈門和福州的進口商品。

    附圖：

    “條約中的商務條款不能令人滿意”——這就是帕麥斯頓最卑鄙的走卒《每日電訊》（注：《每日電訊》是英國自由派的報紙，從19世紀80年代起是保守派報紙；1855年至1937年用這一名稱在倫敦出版；1937年同《晨郵報》合並以後改名為《每日電訊和晨郵報》。——731、739。）所得出的結論。但是這家報紙卻欣賞“條◎第731頁◎約中最妙的一點”，即“將有一位英國公使常駐北京，同時也將有一位滿清大員常駐倫敦，他還可能會邀請女王參加在阿爾伯特門舉行的舞會呢”。然而，無論約翰牛覺得這有多麽開心，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有誰會在北京擁有政治影響，那一定是俄國，俄國由於上一個條約（注：指俄國乘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脅迫中國於1858年5月28日簽訂的中俄璦琿條約。下文所述俄國取得大片中國領土以及黑龍江航行權，均以該條約為據。在陸上邊界自由貿易則屬1851年8月6日簽訂的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之內容。——732。）得到了一塊大小和法國相等的新領土，這塊領土的邊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約翰牛自己通過進行第一次鴉片戰爭，使俄國得以簽訂一個使它有權沿黑龍江航行並在陸上邊界自由貿易的條約；而通過進行第二次鴉片戰爭，又幫助俄國獲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價值無量的地域——這是俄國無限垂涎的一塊地方，從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圖把它弄到手。這一切對於約翰牛來說決非愉快的回憶。倫敦《泰晤士報》（注：《泰晤士報》是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1785年起在倫敦出版。——722、732、739、742、746。）為此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它在刊登來自聖彼得堡的過分渲染大不列顛占便宜的新聞時，特意將電訊中提到俄國依照條約獲得黑龍江流域的那一部分刪去了。

    寫於1858年9月28日

    載於1858年10月15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455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1-626頁◎第732頁◎


恩格斯　俄國在遠東的成功

    俄國由於自己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遭到軍事失敗而要對法國和英國進行的報覆，現在剛剛實現。雖然赫拉克利亞半島（注：赫拉克利亞半島即克里木半島南端自因克爾曼到巴拉克拉瓦以西的那一部分土地。克里木戰爭（1853-1856年）的重要戰場之一，塞瓦斯托波爾就在這個小半島上。下文所說俄國喪失了一小塊領土，是指按照1856年的巴黎條約，俄國被迫放棄貝薩拉比亞的一部分。——733。）上頑強而持久的戰鬥傷害了俄國的民族自豪感，並使它喪失了一小塊領土，但是俄國在戰爭結束後還是得到了明顯的好處。“病夫”（注：1853年1月9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國駐彼得堡公使西摩爾會晤時曾稱土耳其為病夫。尼古拉一世曾建議俄英瓜分土耳其帝國，但是英國不願加強俄國並想保持弱小的奧斯曼帝國，因而拒絕了這個建議。——733。）的狀況大為惡化；歐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無論是希臘人還是斯拉夫人，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擺脫土耳其的束縛，更加把俄國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保護人。毫無疑問，現在在波斯尼亞、塞爾維亞、黑山以及克里特島上所發生的一切暴動和陰謀，都有俄國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的在戰爭中就已經暴露出來、並且被和約強加於它的義務所加劇了的極度衰頹和軟弱，已足能說明蘇丹的基督教臣民為什麽會這樣普遍躁動不安了。可見，俄國雖然把一條窄小的土地暫時犧牲——因為顯然它一有機會一定收回——卻換得了在實現自己對土耳其的謀劃方面的長足進展。加緊分裂土耳其和對土耳其基督教臣民行使保護權，這就是俄國在戰爭肇始時所追求的目的；誰能說現在俄國不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在更大的程度上行使著這種保護權呢？

    可見俄國甚至在這場失利的戰爭中也是唯一的得利者。但是俄國還得進行報覆，於是它選定了一個穩操勝券的領域——外交◎第733頁◎領域——來進行這種報覆。當英國和法國對中國進行一場代價巨大的鬥爭時，俄國保持中立，到戰爭快結束時才插手幹預。結果，英國和法國對中國進行的戰爭只是讓俄國得到了好處。這一回俄國的處境可真是再順利沒有了。搖搖欲墜的亞洲帝國正在一個一個地成為野心勃勃的歐洲人的獵獲物。這里又有一個這樣的帝國，它很虛弱，很衰敗，甚至沒有力量經受人民革命的危機，而是把一場轟轟烈烈的起義都變成了看來無法醫治的慢性病；它很腐敗，無論是控制自己的人民，還是抵抗外國的侵略，一概無能為力。正當英國人在廣州同中國的下級官吏爭執不下、英國人自己在討論葉總督是否真是遵照中國皇帝（注：鹹豐帝。——編者注）的意旨行事這一重要問題的時候，俄國人已經占領了黑龍江以北的地區和該地區以南的大部分滿洲海岸；他們在那里建築了工事，勘測了一條鐵路線並擬定了修建城市和港口的規劃。當英國終於決定打到北京、而法國也希望撈到一點好處而同英國聯合起來的時候，俄國——盡管就在此時奪取了中國的一塊大小等於法德兩國加在一起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一樣長的河流——竟能以處於弱者地位的中國人的無私保護人身分出現，而且在締結和約時儼然以調停者自居；如果我們把各國條約（注：這里指的是1858年6月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簽訂的四個不平等條約：中俄天津條約（13日）、中美天津條約（18日）、中英天津條約（26日）、中法天津條約（27日）。——734。）比較一下，就必須承認：這次戰爭不是對英、法而是對俄國有利，已成為昭然若揭的事實。

    各參戰國得到的好處——其中也有俄國和美國的份——純屬商業性質，而且正如我們前次所指出，這些好處大部分都是虛幻的（注：見本卷第727-732頁。——編者注）。在目前情況下，對華貿易，除鴉片和若幹數量的東印度棉花外，只能仍以中國商品即茶葉和絲的出口為主；而這種出口貿易取◎第734頁◎決於外國的需求而不是取決於中國政府提供方便的多少。在南京條約訂立以前，世界各國已經能夠買到茶葉和絲；在這個條約訂立以後，開放五個口岸的作用是使廣州的一部分貿易轉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幾乎根本沒有什麽貿易，而汕頭這個唯一有點重要作用的，卻並不屬於那五個開放的口岸。至於深入長江通商，這一要求被機智地推遲了，要等到皇帝陛下（注：鹹豐帝。——編者注）在那一帶動亂地區完全恢覆了自己的統治時再說，也就是遙遙無期。此外，關於這個新條約的價值還產生了另一些懷疑。有人斷言，英中條約第二十八款所提到的子口稅是臆造的。過去人們之所以認為有這種稅存在，純粹是由於：中國人不大需要英國商品因而英國貨根本沒有打入內地。與此同時有一種適合中國人需要的、經由恰克圖或西藏運去的俄國布匹，就千真萬確地一直運銷到沿海。人們忘記了，如果真有這種稅存在的話，不管是英國貨還是俄國貨都一樣要受到影響。有一點是肯定的，曾被專門派往內地的溫格羅夫·庫克先生，找不出什麽地方有這種所謂的“子口稅”，而且他在公開的場合被問及這方面的問題時承認，他已“慚愧地認識到，我們對中國的無知簡直是可以摸得著的”（注：庫克《中國：1857-1858年〈泰晤士報〉特約中國通訊》1858年倫敦版第273頁。——編者注）。另一方面，英國貿易大臣約·沃·亨利在一封已經發表的信件中回答“是否有證據證明確實存在著這種內地稅”的問題時，十分清楚地說道：“對於你們問到的關於中國內地稅的證據問題，我無可奉告。”約翰牛本來就頗不愉快地想著：額爾金勳爵規定了賠款，竟未定出交款期限，把戰事從廣州轉移到京都，竟只是訂了一個讓英軍從京都再回到廣州去打仗的條約。現在這樣一◎第735頁◎來，約翰牛的心里又突然產生一個不妙的疑慮：恐怕得自掏腰包交付所規定的賠款了，因為第二十八款非常可能促使中國當局對英國工業品規定7.5％的子口稅，將來經過要求會改為2.5％的進口稅。倫敦《泰晤士報》為了不讓約翰牛過細考察自己的條約，覺得有必要裝出對美國公使大為憤恨的樣子，氣勢洶洶地罵他把事情弄糟了，雖然事實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戰爭的失敗就像月中人一樣毫不相幹。

    因此，就英國商業來說，和約所帶來的只是一項新的進口稅和一系列條款，這些條款不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就是中國人無法履行的，因而隨時可能成為挑起新戰爭的借口。英國沒有得到任何新的領土，因為它無法提出領土要求而同時又不準法國這樣做，而一場英國進行的戰爭如果使法國在中國沿海得到了領土，那是絕對沒有好處的。至於俄國，情況完全不同。不但英、法所得的一切明顯利益，不管是什麽，俄國都有份，而且俄國還得到了黑龍江邊的整個地區，這個地區是它早已悄悄占領的。俄國並不滿足於此，它還取得了這樣一個成果，即成立俄中委員會來確定邊界。現在我們都知道這種委員會在俄國手里是什麽貨色。我們曾看到這種委員會在土耳其的亞洲邊界上的活動情況，20多年來它們在那里把這個國家的領土一塊一塊地割去，直到最近這次戰爭才打斷了它們的活動，而現在又該重新再來一遍了。其次，條約中還有關於恰克圖和北京之間郵政管理的條款。從前不定期通行的、只是被容忍的交通線，現在要定期使用並作為一項權利加以規定。在這兩個地點之間每月要有一次郵班，全程大約1 000英里，15 天到達；而每三個月還要有一支商隊走這同一條路線。很明顯，將來中國人對這些業務要麽是漫不經心，要麽是力不勝任；既然交通線現在已作為權利為俄國所得，其結果就是這些業務將逐漸控制在俄國手中。我◎第736頁◎們曾看到，俄國人怎樣在吉爾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軍事堡壘線（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8 -639頁。——編者注）；我們深信不疑，用不了幾年，同樣的一條路線將穿過戈壁沙漠，那時候英國統治中國的夢想將永成泡影，因為俄國軍隊不論哪一天都能夠向北京進發。

    不難想象，在北京設立常駐使館將有什麽樣的作用。請回想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蘭吧。只要是俄國外交同英國外交或法國外交交鋒的地方，俄國總是占上風。俄國公使在幾年以後就可能在與北京相隔一個月路程的恰克圖擁有一支足以達到任何目的的強大軍隊和一條供這支軍隊順利進軍的道路——這樣一位俄國公使在北京將具有無上的威力，誰能懷疑這一點呢？

    事實是，俄國正在迅速地成為亞洲的頭等強國，它很快就會在這個大陸上壓倒英國。由於征服了中亞細亞和吞並了滿洲，俄國使自己的領地增加了一塊像除俄羅斯帝國外的整個歐洲那樣大的地盤，並從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進入了溫帶。中亞細亞各河流域和黑龍江流域，很快就會住滿俄國的移民。這樣獲得的戰略陣地對於亞洲，正如在波蘭的陣地對於歐洲一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占領圖蘭威脅著印度；占領滿洲威脅著中國。而中國和印度，兩國共有45 000萬人口，現在是亞洲舉足輕重的國家。

    寫於1858年10月25日前後

    作為社論載於1858年11月18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484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61-665頁◎第737頁◎


馬克思　新的對華戰爭

    *（注：指1859年6月英、法艦隊在白河受創和後來在1860年英、法兩國以白河事件為由再次組織聯軍對中國入侵。英、法兩國這次侵華，攻占了天津和北京，焚毀了圓明園，最後強迫清政府同兩國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從而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馬克思撰寫本文時，英國正在為這次入侵進行準備。馬克思還把這次正在準備中的新的侵略行動稱作第三次對華戰爭或第三次英中戰爭。同時把第二次鴉片戰爭從1856年10月亞羅號事件（見注365）至1858年6月簽訂天津條約這一階段稱作第二次對華戰爭或第二次鴉片戰爭，把1840-1842年鴉片戰爭稱作第一次對華戰爭。——738。）

    一

    當英國硬逼天朝人簽訂了天津條約而受到普遍祝賀的時候，我曾試圖說明：實際上從這次海盜式的英中戰爭中取得實利的唯一強國是俄國，英國根據條約所得到的商業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時，從政治觀點看來，這個條約不僅不能鞏固和平，反而將使戰爭必然重起。（注：見本卷第727-732、733-737頁。——編者注）事變的進程，完全證實了這個看法。天津條約已成過去的事情，在戰爭的嚴酷現實面前，表面上的和平也已經消失。

    首先讓我來敘述最近大陸郵班傳來的一些事實。

    尊敬的普魯斯先生在法國的全權公使布爾布隆先生偕同下，帶著一支英國遠征隊出發。這支遠征隊的任務是沿白河上駛護送兩國公使進北京。遠征隊由海軍將軍賀布統率，包括有7艘輪船、10艘炮艇、2艘載運部隊和軍需品的運輸船，以及幾百名海軍陸戰隊和皇家陸軍工兵隊。中國人方面反對公使取這條路進京。因此，賀布將軍發現白河口已被防柵所阻塞；他在河口從6月17日至25日停留了9天以後企圖用武力開路前進，因為兩國公使已於6◎第738頁◎月20日來到艦隊。賀布將軍在到達白河口時，曾查明在上次戰爭中拆毀的大沽炮台確已修覆，這里要順便指出，此事他是應該早就知道的，因為“京報”（注：中國古代政府機關用來通報朝政的官方文書抄本，原稱“邸抄”，清代稱“京報”。——739。）正式報道過。

    6月25日，英國人企圖強行進入白河時，約有2萬蒙古軍隊（注：指蒙古科爾沁旗親王僧格林沁的軍隊。——編者注）做後盾的大沽炮台除去偽裝，向英國船只進行毀滅性的轟擊。陸戰水戰同時並舉，打得侵略者狼狽不堪。遠征隊遭重創後只得退卻。它損失了3艘英國船：鸕鶿號、避風號和小鸻號，英軍方面死傷464人，參加作戰的60名法國人當中死傷14人。英國軍官死5人，傷23人，連賀布將軍自己也是帶傷逃命的。這次失敗以後，普魯斯先生和布爾布隆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英國艦隊則奉命停泊在寧波府鎮海縣外的海面。

    當這些不愉快的消息傳到英國時，帕麥斯頓派的報紙就立刻跨上不列顛獅子（注：英國的國徽是獅子。這里“跨上不列顛獅子”一語，當指打著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幌子為武裝侵華張目。——739。），一致怒吼著要求實行大規模報覆。當然，倫敦的《泰晤士報》（注：《泰晤士報》是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1785年起在倫敦出版。——722、732、739、742、746。）在激發自己同胞們的嗜血本能時還多少故作莊重，但帕麥斯頓派的次等報紙卻荒謬絕倫地扮演了瘋狂的羅蘭的角色。

    例如，我們來聽聽倫敦《每日電訊》（注：《每日電訊》是英國自由派的報紙，從19世紀80年代起是保守派報紙；1855年至1937年用這一名稱在倫敦出版；1937年同《晨郵報》合並以後改名為《每日電訊和晨郵報》。——731、739。）怎樣說：

    “大不列顛應該對中國海岸線全面進攻，打進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取得物質上的保證，以免將來再受侵犯……　我們應該用九尾鞭抽打每一個敢於侮辱我國民族象征的蟒衣官吏……　應該把他們〈中國將軍們〉個個都當作海盜和兇手，吊在英國軍艦的桅桿上。把這些渾身鈕扣、滿面殺氣、穿著醜角服裝的壞蛋，在桅桿上吊上十來個示眾，讓他們隨風飄動，倒是令人開心和大有裨益的場面。無論如何總得采取恐怖手段，我們已經過分寬大了！……　應該教訓中國人尊重英國人，英國人高中國人一等，應該做他們的主人……　起碼可以一試的是攻占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膽的政策，則接著就能◎第739頁◎把廣州永遠收歸我國所有。我們會像占有加爾各答那樣把廣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變為我們在東方最東端的商業中心，使我們針對俄國在帝國的滿蒙邊疆所取得的勢力，為自己找到補償，奠定一個新領地的基礎。”

    我想現在還是丟開帕麥斯頓的筆桿子們的這些胡言亂語來談談事實，並根據現有的不多的一點材料盡可能地說明這個不快事件的真實意義。

    這里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即使天津條約規定允許英國公使可以直接前往北京，中國政府反抗英國艦隊強行駛入白河，是否就違反了這個用海盜式戰爭強加於它的條約呢？從大陸郵班傳來的消息中可知，中國當局不是反對英國使節前往北京，而是反對英國武裝船只上駛白河。他們曾經表示普魯斯先生應由陸路入京，不得用武裝護送。天朝人對炮轟廣州（注：英國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亞羅號劃艇事件，作為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口實，從1856年10月27日起，向廣州城開炮轟擊。29日，英軍攻破外城，一度沖入城內，縱火將靖海門、五仙門附近民房盡行燒毀。後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轟城市、掠殺居民的暴行依然繼續。——710、727、740。）一事記憶猶新，所以不能不認為這種武裝是實行入侵的工具。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他率領一支法國武裝遠征隊強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肯定可以這樣說：英國人對英國公使前往北京的權利的這種解釋，至少和英國人在上次對華戰爭中所發明的那種說法同樣奇怪，當時他們說炮轟一個帝國的城市，並不是對該帝國本身作戰，而只是與它的一個屬地發生了局部的相互敵對行動。對於天朝人所提出的交還的要求（注：當時廣州為英法聯軍所占領，這里當指中國向英法提出的交還廣州的要求。——740。），英國人的回答是——按照他們自己說的——“采取了一切周密措施，務求獲準進入北京，必要時使用武力”，以一支強大艦隊上駛白河。就算是中國人必須接納英國的和平公使入京，他們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國人這樣做，並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

    其次，人們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盡管天津條約已經賦予英國派駐使節的抽象權利，可是額爾金勳爵不是決定至少在目前暫不實際行使此項權利嗎？如果翻閱一下《女王陛下特諭刊行的額爾金◎第740頁◎伯爵赴華特別使命有關信函匯編》，每個不存偏見的人都會深信：第一，準許英國公使進入北京一事不是在現在，而是在較晚的時候付諸實行；第二，英國公使留駐北京的權利附有各種條件；最後第三，條約英文本中關於準許公使進入北京的那個專橫的第三款，根據中國欽差們的要求在條約中文本中作了修改。額爾金勳爵自己也承認條約兩個文本之間的這個不同之處，但是額爾金勳爵，據他本人說，

    “根據他所得到的訓令，只好要求中國人接受他們一字不識的條約文本作為國際協定的正式文本”。

    中國人根據條約的中文本行動，而不是根據連額爾金勳爵都承認與“該項規定的正確含義”有些偏離的英文本行動——難道可以憑這一點對他們加以非難嗎？

    最後，我要指出，前任英國駐香港首席檢察官托·奇澤姆·安斯蒂先生在他致倫敦《晨星報》（注：《晨星報》是英國的一家日報，自由貿易派的機關報，1856年至1869年在倫敦出版。——730、741。）編輯的信中鄭重宣稱：

    “這個條約不論其本身如何，早已因英國政府及其官吏采取暴力行動而失效到這樣的程度，即至少大不列顛王室得自這個條約的一切利益和特權均被剝奪。”

    英國一方面受著印度的重重困難的拖累（注：英國在鎮壓了1857-1859年印度起義以後，面臨著如何在印度鞏固和加強被大大動搖了的殖民統治的難題。——741。），另一方面又為防備歐洲戰爭一旦爆發而進行著武裝，所以中國的這場新的、大約是帕麥斯頓一手造成的災難，很可能給英國帶來巨大的危險。第二個結果必然是現政府的崩潰，因為該政府是以上次對華戰爭的制造者為首的，而它的主要成員又曾經對他們現在的首長因他進行那場戰爭而投過不信任票。不管怎樣，米爾納·吉布森先生和曼徹斯特學派（注：自由貿易派，即曼徹斯特學派，是19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派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理·科布頓和約·布萊特。19世紀20-50年代，曼徹斯特是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該學派提倡自由貿易，要求國家不幹涉經濟生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則，要求減免關稅和獎勵出口，要求廢除有利於土地貴族的、規定高額谷物進口稅的谷物法。1839年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成為自由黨的左翼。——215、308、460、543、741。）必須要麽退出現在的自由黨人聯盟，要麽——這個可能性不很大——同約翰·羅素勳爵、格萊斯頓先生及其皮爾派（注：皮爾派是19世紀40年代在羅·皮爾周圍聯合起來的一批溫和托利黨人（見注33），他們支持皮爾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的政治統治的條件下在經濟政策方面對工商業資產階級讓步的政策。1846年，皮爾為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廢除了谷物法，結果引起了托利黨保護關稅派的強烈不滿，導致了托利黨的分裂，從而使皮爾分子集團獨立出來。1850年皮爾逝世以後，皮爾分子成了沒有明確綱領的政治集團。50年代末，他們加入了當時形成的自由黨。——741。）同◎第741頁◎僚們一致行動，迫使他們的首長服從他們自己的政策。

    二

    內閣會議宣布在明天召開，會議的目的是要決定對於在中國的慘敗采取什麽對策。法國《通報》（注：《通報》是法國日報《總匯通報》的簡稱，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報紙。《通報》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議會的報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盧森堡委員會會議的報告曾刊載在該報上。——386、441、646、649、742。）和倫敦《泰晤士報》（注：《泰晤士報》是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1785年起在倫敦出版。——722、732、739、742、746。）煞費苦心寫出的文章，使人確信帕麥斯頓和波拿巴已作出決定。他們想要再發動一場對華戰爭。我從可靠方面得來的消息說：在即將舉行的內閣會議上，米爾納·吉布森先生首先將就主張戰爭的理由是否正當提出質問；其次他將抗議任何事先未經議會兩院批準的宣戰；如果他的意見為多數票否決，他將退出內閣，從而再次發出這樣的信號，即帕麥斯頓的統治將要遭到新的沖擊，曾使德比內閣倒台的這個自由黨人聯盟將要崩潰。據說帕麥斯頓對於米爾納·吉布森先生企圖采取的行動感到有些驚慌不安。吉布森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吉布森是一個特別善於“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本篇通訊同時，你們會從利物浦收到關於內閣會議結果的消息。現在要對這里所談的事件的真實情況作出最正確的判斷，不能根據帕麥斯頓派報刊上登出來的東西，而要根據這些報刊在最初刊登上次大陸郵班帶來的消息時故意不登的東西。

    首先，他們隱瞞了中俄條約已經完成批準手續和中國皇帝（注：鹹豐帝。——編者注）已經諭令他的官員接待並護送美國公使進京交換中美條約批準書的消息。隱瞞這些事實的目的，是為了制止一種自然會產生的猜疑，這就是：對英法公使執行職務時遇到阻礙這件事，應負責任的◎第742頁◎恐怕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們自己，因為他們的俄國或美國同僚並未遭遇到這些阻礙。另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最初也為《泰晤士報》和其他帕麥斯頓派報刊所隱瞞，但現在它們已公開承認，這個事實就是：中國當局曾經聲明願意護送英法公使進京；而且中國官員們的確在白河的一個河口等候接待他們，並且表示，只要他們同意離開他們的兵艦和軍隊，就給他們派一支衛隊。既然天津條約中並無條文賦予英國人和法國人以派遣艦隊上駛白河的權利，那麽非常明顯，破壞條約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而且，英國人是蓄意要剛好在規定的交換批準書日期之前向中國尋釁。誰都不會相信，尊敬的普魯斯先生對上一次對華戰爭表面上要達到的目的進行的這種幹擾，是他本人自作主張的行動；相反，誰都會看出他只不過是執行了從倫敦接到的秘密訓令而已。誠然，普魯斯先生並不是由帕麥斯頓派遣而是由德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這樣一件事：在羅伯特·皮爾爵士首屆內閣任內，阿伯丁勳爵任外交大臣期間，英國駐馬德里公使亨利·布爾沃爵士向西班牙宮廷尋釁，結果被西班牙驅逐出境；上院在辯論這個“不快事件”時證明，布爾沃不執行阿伯丁的正式訓令，而是按照當時坐在反對派席位上的帕麥斯頓的秘密指示行事。

    最近幾天，帕麥斯頓派的報刊又玩弄花招，這至少使熟悉近30年英國外交內幕的人們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究竟誰是白河慘敗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戰爭的真正罪魁。《泰晤士報》暗示說，安裝在大沽炮台上把英國艦隊打得落花流水的大炮，是來自俄國而且是由俄國軍官指揮操作的。另一家帕麥斯頓派的報刊說得更明白，現引述於下：

    “現在我們看出俄國的政策與北京的政策如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我們發覺在黑龍江一帶有大規模的軍隊調動；我們了解到，大批哥薩克軍隊在貝◎第743頁◎加爾湖以東極遙遠的地方、在迷迷茫茫的舊大陸邊緣上的嚴寒奇境里進行演習；我們注意到無數輜重隊的行蹤；我們偵察到一位俄國特使（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將軍）正帶著秘密計劃，從遙遠的東西伯利亞向與世隔絕的中國京城進發；一想到外國勢力曾參與使我們蒙受恥辱並屠殺我們的陸海軍士兵這件事，我國的公眾輿論當然會怒火沖天。”

    這只不過是帕麥斯頓勳爵的一套老把戲。當俄國要跟中國締結通商條約時，他用鴉片戰爭把中國推入它北方鄰邦的懷抱；當俄國要求割讓黑龍江時，他又用第二次對華戰爭促其實現；而現在俄國想要鞏固它在北京的勢力，他就弄出個第三次對華戰爭來。他在和亞洲弱國——中國、波斯、中亞細亞、土耳其等國的一切交往關系上，總是抱著這樣一個始終不變的定則：在表面上反對俄國的陰謀，但不去向俄國尋釁，卻向亞洲國家尋釁，采取海盜式的敵對行動使亞洲國家和英國疏遠，用這種方法繞著圈子來迫使它們對俄國作出本來不願做的讓步。你們可以相信，帕麥斯頓過去全部的亞洲政策這次將要重新受到審查，因此，我請你們注意1859年6月8日下院命令刊印的阿富汗文件（注：《東印度（喀布爾和阿富汗），根據下院1859年6月8日的決議刊印》。——編者注）。這些文件比以前發表過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說明帕麥斯頓的險惡政策以及近30年來的外交史。簡短地說，事情是這樣的：1838年帕麥斯頓對喀布爾統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發動了戰爭（注：指1838-1842年英國為了對阿富汗進行殖民奴役而發動的第一次英阿戰爭。1839年8月英軍占領了喀布爾，但是，由於1841年11月喀布爾爆發起義，英軍被迫於1842年1月開始退卻，最後英軍完全被擊潰。——744。），結果使一支英軍遭到覆沒。發動這次戰爭的借口是：多斯特－ 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國締結了一個反英秘密同盟。為了證明這種說法，帕麥斯頓於1839年向議會提出了藍皮書（注：藍皮書是英國議會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議會提交的文件或報告書的通稱。因封皮為藍色而得名，英國從17世紀開始發表藍皮書，它是英國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731、744、751、755。），其內容主要是英國駐喀布爾的使節亞·伯恩斯爵士同加爾各答政府之間的來往信件。伯恩斯在喀布爾發生反抗英國侵略◎第744頁◎者的暴動時被刺殺，但是他生前由於對英國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自己的某些公務信劄的副本寄給住在倫敦的哥哥伯恩斯醫生。關於1839年發表帕麥斯頓所編纂的《阿富汗文件》一事，伯恩斯醫生曾指責他“篡改和偽造了已故的亞·伯恩斯爵士的信件”，並且為了證實他的聲明，印發了一些信件的原文。（注：395亞歷山大·伯恩斯於1836-1841年在喀布爾供職；喀布爾暴動發生於1841年11月；帕麥斯頓1835-1841年任英國外交大臣。詹姆斯·伯恩斯就亞·伯恩斯公務信劄被竄改一事所作的聲明載於1858年2月3日《自由新聞》第5號。——745。）可是直到今年夏天真相才大白於天下。在德比內閣的時候，下院根據哈德菲爾德先生的提議，命令把所有關於阿富汗的文件一律全文發表。這個命令的執行使最愚鈍的人也都懂得了：所提出的為了俄國的利益而篡改和偽造文件這一指控屬實無誤。在藍皮書的扉頁上印有下述字句：

    “注：這些信劄在以前的報告書中僅部分刊出，今將其全部發表，以前刪節之處以括號（）標出。”

    保證這份報告書真實性的官員姓名是“約·威·凱，政務機要司秘書”；凱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戰爭的公正歷史編纂學家”。

    帕麥斯頓是借口反對俄國而發動阿富汗戰爭的，可是目前只需舉出一個實例就足以說明他與俄國的真正關系了。1837年到達喀布爾的俄國代表維特凱維奇攜有一封沙皇給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信。亞歷山大·伯恩斯爵士弄到了這封信的抄件，並把它寄給了印度總督奧克蘭勳爵。伯恩斯本人的信件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種文件，都一再提到這件事。但沙皇書信抄件在1839年帕麥斯頓所提供的文件中被整個抹掉了，而且凡是提及此事的每一信件，出於隱瞞“俄國皇帝”同派人去喀布爾一事有關的需要，都做了刪改。這樣作假，其目的在於隱瞞那位獨裁暴君與維特凱維奇之間有聯系的證據。這個維特凱維奇回到聖彼得堡後，尼古拉出於自己的需要正式聲明自己與此人無涉。在藍皮書第82頁上有一個刪改的例子，那里有一封致多斯特－穆罕默德書信的譯文，譯文列後，括號內的字句是當初被帕麥斯頓刪去的。◎第745頁◎

    “由俄國（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節（從莫斯科）前來德黑蘭，他奉命拜訪坎大哈的酋長，然後從該地去晉見埃米爾……　他攜有（皇帝的密函和）俄國駐德黑蘭公使的書信。俄國公使推薦此人極其可靠，並有全權（代表皇帝和他本人）進行任何談判雲雲。”

    帕麥斯頓為保全沙皇的臉面而幹的諸如此類的作假行為並不是《阿富汗文件》所顯示出的唯一怪事。帕麥斯頓為入侵阿富汗辯護的理由是：亞歷山大·伯恩斯爵士曾建議采取這種行動，認為這是挫敗俄國在中亞細亞的陰謀的適當手段。但是亞·伯恩斯爵士所做的恰好相反，因此他為多斯特－穆罕默德作的一切呼籲，在帕麥斯頓版的“藍皮書”中就全被刪除了；信件經過篡改和偽造被弄得與原意完全相反。

    就是這樣一個人，現在正準備用挫敗俄國在中國的陰謀這一虛假借口發動第三次對華戰爭。

    三

    即將對天朝人進行另一次文明戰爭，看來現在被英國報刊相當普遍地認為是已成定論的事了。然而，自從上星期六舉行了內閣會議以來，正是那些帶頭叫嚷要流血的報紙，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起初，倫敦《泰晤士報》（注：《泰晤士報》是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1785年起在倫敦出版。——722、732、739、742、746。）像是著了愛國怒火的魔一樣，雷霆般地斥責雙重的背信棄義行為，這就是：卑怯的蒙古人用精心偽裝和隱蔽炮隊的辦法來誘騙英國海軍將軍（注：賀布。——編者注）這樣的老實人，而北京朝廷更是不擇手段，竟讓這些蒙古吃人惡魔幹這種該詛咒的惡作劇。說來奇怪，《泰晤士報》雖然是在狂熱的浪濤中上下翻滾著，但在轉載◎第746頁◎報道時卻費盡心機把其中對該詛咒的中國人有利的各節，都小心翼翼地從原文中抹掉了。混淆事實也許是狂熱時幹的事，但篡改事實似乎只有冷靜的頭腦才能做到。不管怎麽說，9月16日，恰好在舉行內閣會議的前一天，《泰晤士報》來了一個大轉彎，若無其事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兩個面孔一樣的雙重指責砍掉了一個。

    該報說：“我們恐怕不能對那些抵抗我們攻打白河炮台的蒙古人控以背信棄義的罪名”；但為了彌補後退的這尷尬的一步，該報益發死皮賴臉地硬說“北京朝廷存心背信棄義地破壞莊嚴的條約”。

    內閣會議舉行後過了三天，《泰晤士報》經過進一步考慮，甚至認為

    “毫無疑問，如果普魯斯先生和布爾布隆先生請求清朝官員護送他們進京，他們本來是會獲準前去履行條約批準手續的”。

    既然如此，北京朝廷還有什麽背信棄義的地方呢？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而《泰晤士報》肚里倒留下兩點疑慮。

    該報說：“企圖用這樣一支艦隊去打開我們通往北京的道路，作為一種軍事措施來說是否明智，可能值得懷疑。而哪怕是動用一點武力，作為外交手段來說是否可取，就更值得懷疑了。”

    這“首家大報”那樣義憤填膺地大發雷霆之後，得出的卻是這樣一個自打嘴巴的結論，不過，它以自己獨有的邏輯，否定了進行戰爭的理由而並不否定戰爭本身。另一家半官方報紙，即曾以熱心為炮轟廣州辯護著稱的《經濟學家》（注：《經濟學家》是英國的經濟、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喉舌。——659、694、721、728、747。），現在似乎更多地采取經濟觀點而較少空談了，因為詹·威爾遜先生當上了印度財政大臣。《經濟學家》就這個題目發表了兩篇文章（注：指1859年9月17日在《經濟學家》雜志第838期上刊載的兩篇文章：《中國的災難》和《中國的貿易，其直接的與間接的重要意義》。——747。），一篇是政治性的，另◎第747頁◎一篇是經濟性的；前一篇文章的結尾說：

    “考慮到所有這些情況，顯然，賦予我國公使以去北京或駐留北京之權的條款，確確實實是強加給中國政府的；如果認為使這個條款得到遵守對我們的利益來說是絕對必要的話，我們覺得在要求履行條款時，大有表現體諒與耐心的余地。毫無疑問，人們可以說：對中國這樣的政府采取延緩和容忍的態度，會被認為是極端虛弱的表現，因而會是我們最大的失策。但是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有權利根據這樣的理由，在對待這些東方國家政府方面，改變我們對任何文明國家毫無疑義應該遵循的原則？我們已經利用他們的畏懼心理強迫他們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讓步，那麽再利用他們的畏懼心理，以對我們自己最便利的方式強迫他們立刻執行條約的規定，這也許是最首尾一貫的政策。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這時中國人克服了他們的畏懼心理，適當地顯示一下武力，堅持要我們同他們協商以何種方式使條約生效——那麽，我們能夠理直氣壯地責備他們背信棄義嗎？他們不正是對我們采用了我們自己所用的說服方法嗎？中國政府也許——很可能就是這樣——是有意要引誘我們落入這個兇險的陷阱，而從未打算履行這個條約。如果事實確是如此，我們就必須而且應該要求賠償。但是結果也可能證實是這樣的：守衛白河口，以防止像額爾金勳爵上一年使用暴力進入河口那種事再度重演，並不含有任何背棄條約所有條文的意圖。既然敵對行動完全出自我方，而且我們的司令官當然隨時都能從中國方面只是為了保衛炮台才發射的兇猛炮火中退卻，那麽，我們就不能確證中國方面有任何背信棄義的企圖。在還沒有得到存心破壞條約的證明的時候，我們認為有理由暫時不作判斷，而是仔細想一想，我們在對待野蠻人方面，是否沒有采用一套同野蠻人用到我們身上的相差無幾的原則。”

    在同一論題的第二篇文章中，《經濟學家》詳細論述了英國對華貿易的直接的和間接的重要意義。在1858年，英國對中國的出口額上升到2 876 000英鎊，而最近三年來英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價值平均每年在900萬英鎊以上，因此英國同中國的直接貿易總額估計在1 200萬英鎊左右。但是除這種直接交易之外，還有其他三種重要貿易，英國或多或少地同它們在圓圈式的交易中發生◎第748頁◎密切聯系，這就是印度與中國、中國與澳大利亞、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

    《經濟學家》說：“澳大利亞每年從中國得到大量茶葉，卻沒有什麽可以在中國找到銷路的貨物作為交換。美國也得到大量茶葉和若幹生絲，其價值遠超過它直接對中國的出口額。”

    這兩個國家對中國的逆差，都必須由英國來彌補，英國因彌補這一交換上的不平衡而得到的報償是澳大利亞的黃金和美國的棉花。因此，英國除了它本身對中國的逆差外，又由於從澳大利亞進口黃金和從美國進口棉花而必須支付給中國大宗款項。目前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對中國的這個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中國轉移到印度，與中國在鴉片和棉花上面產生的對印度的逆差相抵銷。我們這里要順便指出，中國向印度輸出的總額從未達到過100萬英鎊，而印度向中國輸出的總額竟將近1 000萬英鎊。《經濟學家》根據這些經濟上的觀察推論說：英國對華貿易的任何嚴重停頓，將“是一場很大的災難，它比僅憑乍一看進出口數字所能想象的災難還要大”；這一波動所引起的困窘，不僅在英國的直接茶絲貿易方面會反映出來，而且必然也會“影響”到英國對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貿易。當然，《經濟學家》也注意到，在前次對華戰爭中，貿易並未像所擔心的那樣因戰爭而遭到很大的阻礙；而且在上海這個口岸，甚至絲毫沒有受到影響。然而，《經濟學家》要人們注意“當前爭端中的兩個新特點”，這兩個新特點可能會根本改變新的對華戰爭給予貿易的影響；這兩個新的特點是：目前的沖突具有“全帝國的”而非“地方的”性質；中國人反抗歐洲軍隊第一次獲得了“大勝”。

    《經濟學家》的這種語言同它在劃艇事件時的聲嘶力竭的戰爭◎第749頁◎叫囂相比，是多麽不同啊。

    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訊中所預示的（注：見本卷第741頁。——編者注），米爾納·吉布森先生果然在內閣會議上反對戰爭並威脅說，如果帕麥斯頓按照法國《通報》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決定行動的話，他就退出內閣。帕麥斯頓暫時用這樣一種聲明防止了內閣的分裂和自由黨人聯盟的分裂，他說，保護英國貿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須集結在中國海面，但在英國公使的更詳盡的報告到達以前，關於戰爭問題暫不作決定。這樣一來，緊迫燃眉的問題就得以延緩。然而帕麥斯頓的真正意圖，卻通過他的痞棍報刊《每日電訊》透露出來，該報最近有一期上說：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導致不利於政府的表決，肯定必將訴諸選民……下院將用一項關於中國問題的決定來檢驗一下那些人活動的結果，因為必須看到，在以迪斯累里先生為首的職業惡棍之外，還有一批宣稱道理完全在蒙古人一邊的世界主義者呢。”

    托利黨人（注：托利黨是英國的政黨，於17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後來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權繼承王位的問題，議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擁護詹姆斯繼承王位的議員，被敵對的輝格黨人譏稱為托利。托利(Tory)為愛爾蘭語，原意為天主教歹徒。托利黨一貫是反動的對內政策的捍衛者，堅決維護國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敗的體制，反對國內的民主改革，曾與輝格黨輪流執政。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托利黨逐漸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響和在議會的壟斷權。1832年議會改革使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入議會。1846年廢除谷物法（見注81）削弱了英國舊土地貴族的經濟基礎並造成了托利黨的分裂。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黨的基礎上成立了英國保守黨。——27、316、750。）由於自己上當而陷入替帕麥斯頓所策劃、由他的兩個代理人額爾金勳爵和普魯斯先生（額爾金勳爵之弟）幹出的事負責的窘境，這一情況我可能將另找機會加以評論。（注：在對華侵略的做法上，以德比為首的托利黨人（見注33）內閣（1858年2月-1859年6月）與在它之前之後的兩屆帕麥斯頓內閣有所不同。1858年額爾金攻陷大沽口，1859年6月普魯斯以駐華全權公使身分來華，都是以德比為首的托利黨人內閣執政期間的事。而且慘敗於大沽口的普魯斯來華系由德比內閣所派出。據馬克思判斷，額爾金和普魯斯在華的所作所為乃是本於帕麥斯頓的指示，但是責任卻要落到德比內閣頭上。本文第四部分（見本卷第750-754頁）主要講的就是這件事。——750。）

    四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訊中斷言，白河沖突並非出於偶然，相反，是由額爾金勳爵事先策劃的，他遵照帕麥斯頓的秘密訓令行事，並把當時是反對派領袖的高貴子爵（注：帕麥斯頓。——編者注）的這套計劃算到托利黨外交大臣馬姆茲伯里勳爵的賬上。現在首先，中國的“意外事件”是由出自◎第750頁◎現任英國首相之手的“訓令”所造成這一看法，決不是新的看法，早在辯論劃艇戰爭時，一位非常了解情況的人士——迪斯累里先生——已經向下院作過這樣的暗示，而且說也奇怪，竟為一位非常權威的人士——帕麥斯頓勳爵本人——所確認。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話警告下院說：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國發生的事件並不是產生於據稱的那種原因，實際上產生於相當長時間之前從國內收到的訓令。如果情況是這樣，我覺得現在下院要是不認真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有背自己的職守。這個問題就是：下院有沒有方法控制住一種在我看來保持下去會危害我國利益的制度。”

    帕麥斯頓勳爵非常冷靜地回答道：

    “這位尊敬的先生說，事變進程似乎是國內政府預定的某種制度的結果。毫無疑問確是如此。”

    現在，我們約略地看一下題為《1857年至1859年額爾金伯爵赴華赴日特別使命有關信函匯編》的藍皮書382就會知道，6月25日在白河發生的事件，額爾金勳爵在3月2日就已經有所預示了。在前述《信函匯編》第484頁，我們找到下面兩封快函：

    “額爾金伯爵致海軍少將西馬糜各厘爵士

    　1859年3月2日於怒濤號戰艦

    爵士閣下：茲就我於上月17日致閣下之快函向閣下謹陳：我以為，女王陛下政府就英國公使常駐北京問題所做之決定——此決定我在昨日之談話中已告知閣下——或許可能促使中國政府在女王陛下代表前往北京交換天津條約批準書時給以適宜之接待。同時，無庸置疑，此種可能亦有落空之虞。無論如何，我以為，女王陛下政府將願意我國公使前往天津時有一支大軍護送。據此，敢請閣下考慮，既然普魯斯先生抵華之期不會延遲過久，是否宜在上海盡速集結一批足夠之炮艦以作此用。◎第751頁◎

    順頌……

    額爾金-金卡丁”

    “馬姆茲伯里伯爵致額爾金伯爵

    1859年5月2日於外交部

    勳爵閣下：閣下1859年3月7日快函已收到。現通知閣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閣下隨函抄附的關於通知帝國欽差大臣謂女王陛下政府將不堅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駐北京的照會。

    女王陛下政府對閣下業已建議西馬糜各厘海軍少將在上海集結一批炮艦，以便護送普魯斯先生上駛白河一事，亦表讚同。

    　　　　　　　馬姆茲伯里”

    可見，額爾金勳爵事先就知道英國政府“將願意”用由“炮艦”組成的“一支大軍”護送他的弟弟普魯斯先生上駛白河，而且他曾命令海軍少將西馬糜各厘準備好一切“以作此用”。馬姆茲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快函中，讚同了額爾金勳爵對海軍少將提出的建議。全部信函表明額爾金勳爵是主人，馬姆茲伯里勳爵是仆從。額爾金勳爵總是采取主動，根據原來從帕麥斯頓那里得到的訓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寧街（注：唐寧街是倫敦白廳大街上的一條橫街。英國首相及某些內閣大臣的官邸設在這條街上。因此唐寧街也是英國政府的代稱。——752。）的新訓令；而馬姆茲伯里卻甘心一味聽從他那傲慢的僚屬預期他領會到的“意願”。額爾金說條約還沒有批準，他們無權進入中國的任何江河，他點頭稱是；額爾金認為在執行條約中有關公使駐京條款的問題上，他們對中國人應持較多的容忍態度，他點頭稱是；額爾金直接違反自己過去講過的話而聲稱有權用一支“由炮艦組成的大艦隊”強行通過白河時，他也毫無難色地點頭稱是。他的點頭稱是，和道勃雷對教堂司事的提議點頭稱是（注：莎士比亞《無事生非》（亦譯《無事煩惱》）第4幕第2場。——編者注）一模一樣。◎第752頁◎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黨內閣上台時倫敦《泰晤士報》及其他有勢力的報紙所發出的叫喊，那麽馬姆茲伯里伯爵所顯露出的那副可憐相和他的卑恭態度就容易理解了。這些報紙說托利黨內閣的上台，對於額爾金勳爵遵照帕麥斯頓的指示而行將在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是嚴重的威脅；說托利黨政府即使只是為了慪氣，為了證明他們對帕麥斯頓炮轟廣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確性，也很可能要破壞這個成就。馬姆茲伯里自己被這種叫喊嚇住了。何況在他心目中還銘記著埃倫伯勒勳爵的命運。埃倫伯勒勳爵敢於公然抵制高貴的子爵（注：帕麥斯頓。——編者注）對印度的政策，為了酬答他的愛國勇氣，他自己在德比內閣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犧牲品。（注：指印度事務督察委員會主席埃倫伯勒勳爵和印度總督坎寧勳爵之間的沖突。主張對印度的封建上層采取比較靈活的政策的埃倫伯勒在1858年4月19日的緊急報告中，激烈地抨擊了坎寧關於沒收曾參加民族解放起義的奧德封建主的土地的通告。但是埃倫伯勒的緊急報告並沒有得到英國統治集團的讚同，因此他不得不於1858年5月辭去督察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德比內閣力圖以埃倫伯勒辭職為代價來保住政權。——753。）因此，馬姆茲伯里就把全部主動權交到了額爾金手里，結果使額爾金能夠執行帕麥斯頓的計劃，而將責任推卸給帕麥斯頓的官場敵手——托利黨。正是這種情況現在使托利黨人在對白河事件應采取何種對策這一點上處於很尷尬的兩難境地。他們必須要麽和帕麥斯頓一同鼓吹戰爭，從而使他繼續當政；要麽拋棄他們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戰爭期間曾經令人作嘔地拼命吹捧的這位馬姆茲伯里（注：1859年4月法國對意大利的撒丁王國和奧地利開戰，英國外交大臣馬姆茲伯里曾力圖阻止這場戰爭的爆發。——753。）。

    因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對華戰爭並不受英國商界方面的歡迎，所以這個抉擇更令人頭痛了。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顛獅子，因為他們當時指望從強迫開放的中國市場獲得巨大的商業利潤。現在卻相反，眼見已經到手的條約果實忽然從他們手里被奪走，他們感到憤怒了。他們知道，即使不發生會使局勢進一步覆雜化的大規模對華戰爭，歐洲和印度的形勢看來也已經夠嚴重的了。他們沒有忘記，在1857年茶葉進口量減少了2 400多萬磅，這種商品幾乎完全是從廣州輸出的，而當時廣州正好是唯一的戰場。因◎第753頁◎此他們擔心，這種因戰爭而妨礙貿易的現象，現在可能擴展到上海和天朝帝國的其他通商口岸。可是英國人在為鴉片走私的利益發動了第一次對華戰爭、為保護海盜劃艇進行了第二次對華戰爭之後，為達到一個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駐首都這個使中國大為其難的問題上，再來一次對華戰爭了。

    寫於1859年9月13、16、20和30日

    載於1859年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750、5754、5761和5768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68-585頁◎第754頁◎


馬克思　對華貿易

    過去有個時候，曾經流行過一種十分虛妄的見解，以為天朝帝國“大門被沖開”一定會大大促進美國和英國的商業；當時我們曾根據對本世紀開始以來中國對外貿易所作的較詳盡的考察指出，這些奢望是沒有可靠根據的。（注：見本卷第721-726頁。——編者注）我們曾認為，除我們已證明與西方工業品銷售成反比的鴉片貿易之外，妨礙對華出口貿易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為了證實我們以前的論斷，現在可以援引題為《額爾金勳爵赴華赴日特別使命有關信函匯編》的藍皮書（注：藍皮書是英國議會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議會提交的文件或報告書的通稱。因封皮為藍色而得名，英國從17世紀開始發表藍皮書，它是英國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731、744、751、755。）。

    每當亞洲各國的什麽地方對輸入商品的實際需求與設想的需求——設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據新市場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貨銷售情況等表面資料推算出來的——不相符時，急於擴大貿易地域的商人們就極易於把自己的失望歸咎於野蠻政府所設置的人為障礙的作梗，因此可以用強力清除這些障礙。正是這種錯覺，在我們這個時代里，使得英國商人拼命支持每一個許諾以海盜式的侵略強迫野蠻人締結商約的大臣。這樣一來，假想中對外貿易從中國當局方面遇到的人為障礙，事實上便構成◎第755頁◎了在商界人士眼中能為對天朝帝國施加囊磺斜┬斜緇さ募媒榪凇６疃鷓艫睦鍍な櫓興謀蟛牧希崾掛磺忻揮諧杉娜舜蟠笙廡┪Ｏ盞拇砭酢?br> 　　藍皮書中附有1852年廣州的一位英國官員米切爾先生致喬治·文翰爵士的報告書。我們現在從這份報告書中摘錄如下的一段：

    “我們與這個國家〈中國〉的商約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將近十年。每一個可能設想的障礙都已清除，1 000英里長的新海岸已對我們開放，新的商埠已經在緊靠生產地區之處和沿海最方便的地點建立起來。但是，就我們所預期的對我國工業品消費數量的增加而論，其結果又怎樣呢？老實說來結果就是：經過十年以後，貿易部的表報告訴我們，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簽訂附約（注：指南京條約的附約，即虎門條約。——編者注）時所見到的當時的貿易量，較之他的條約本身在1850年底給我們帶來的還要大些〈！〉——這里是就我們本國制造的工業品而論的，我們本國制造的工業品是我們現在所考慮的唯一問題。”

    米切爾先生承認，自從1842年條約（注：南京條約。——編者注）訂立以來，幾乎完全是以白銀交換鴉片的中印貿易，已經大大發展。但即使是對於這種貿易，他也還補充說：

    “它從1834年到1844年的發展，與從1844年到現在的發展，速度是相同的，而在後一個時期內，可以認為它是在條約的保護之下進行的。另一方面，從貿易部的表報上，我們看到一件非常突出的事實，即1850年底我們向中國出口的工業品，同1844年底相比，幾乎減少了75萬英鎊。”

    1842年條約在促進英國對華出口貿易方面，沒有發生絲毫作用，這可以從下表看出：◎第756頁◎

    申報價值

    附圖：

    現在我們把這些數字與據米切爾說1843年為175 萬英鎊的中國對英國工業品的需求額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內，英國的輸出，有五年遠遠低於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10/17。米切爾先生首先用一些看來過於籠統而不能確切證明任何具體事物的理由來解釋這一驚人的事實。他說：

    “中國人的習慣是這樣節儉、這樣因循守舊，甚至他們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們祖先所穿過的。這就是說，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麽便宜，他們一概不要。”“一個靠勞動為生的中國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這個期間還要能經得住幹最粗的粗活時的磨損，不然他們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樣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當於我們運到中國去的最重的棉織品所用棉花重量的三倍，換句話說，它的重量必須相當於我們能運到中國去的最重的斜紋布和普通棉布重量的三倍。”

    沒有需要以及對傳統服式的偏愛，這些是文明商業在一切新市場上都要遇到的障礙。至於斜紋布的厚度和強度，難道英國和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使他們的產品適合中國人的特殊需要嗎？這里我們就接觸到問題的癥結了。1844年，米切爾先生曾將各種質料的土布樣品寄到英國去，並且注明其價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訴他，按照他所開列的價格，他們在曼徹斯特不能生產那種布匹，更不能把它運往中國。為什麽世界上最先進的工廠制度生產出的產品，售價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織機上用手工織出的布更低廉呢？我們上面已◎第757頁◎經指出過的那種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解答了這個謎。我們再來引述米切爾先生的話吧：

    “在收獲完畢以後，農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齊去梳棉、紡紗和織布；他們就用這種家庭自織的料子，一種粗重而結實、經得起兩三年粗穿的布料，來縫制自己的衣服；而將余下來的拿到附近城鎮去賣，城鎮的小店主就收購這種土布來供應城鎮居民及河上的船民。這個國家9/10的人都穿這種手織的衣料，其質地各不相同，從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細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農家生產出來的，生產者所用的成本簡直只有原料的價值，或者毋寧說只有他交換原料所用的自家生產的糖的價值。我們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這種做法的令人讚嘆的節儉性，以及它與農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說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會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論，他們是沒有任何希望與之競爭的。每一個富裕的農家都有織布機，世界各國也許只有中國有這個特點。在所有別的國家，人們只限於梳棉和紡紗——到此為止，而把紡成的棉紗送交專門的織工去織成布匹。只有節儉的中國人才一幹到底。中國人不但梳棉和紡紗，而且還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幫助，自己織布；他的生產並不以僅僅供給自己家庭的需要為限，而且是以生產一定數量的布匹供應附近城鎮及河上船民作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個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農民不單單是一個農民，他既是莊稼漢又是工業生產者。他生產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簡直不費分文。如前所說，他是在自己家里經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手而生產這種布匹的；既不要額外的勞力，又不費特別的時間。在他的莊稼正在生長時，在收獲完畢以後，以及在無法進行戶外勞動的雨天，他就讓他家里的人們紡紗織布。總之，一年到頭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時間，這個家庭工業的典型代表就去幹他的事，生產一些有用的東西。”

    下面是額爾金勳爵對他溯航長江時所見到的農民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對米切爾先生的記載的補充：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國農民一般說來過著豐衣足食和心滿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從他們那里獲取關於他們的土地面積、土地占有性質、他們必須交納的稅金以及諸如此類的精確資料，雖所得無幾，我已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大都擁有極有限的從皇帝那里得來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須交◎第758頁◎納一定的不算過高的稅金；這些有利情況，再加上他們特別刻苦耐勞，就能充分滿足他們衣食方面的簡單需要。”

    正是這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過去長期阻擋了而且現時仍然妨礙著英國商品輸往東印度。但在東印度，那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是以一種特殊的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而英國人憑著自己作為當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夠破壞這種土地所有制，從而強使一部分印度自給自足的村社變成純粹的農場，生產鴉片、棉花、靛青、大麻之類的原料來和英國貨交換。在中國，英國人還沒有能夠行使這種權力，將來也未必能做到這一點。

    寫於1859年11月中

    載於1859年12月3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5808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01-605頁◎第759頁◎


馬克思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注：這是馬克思1853年6月10日為《紐約每日論壇報》（見注245）寫的一篇文章。馬克思從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曾定期為該報撰稿。他在撰寫本文時采用了恩格斯1853年6月6日寫給他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8-265頁）中所敘述的一些見解。——760。）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於倫敦）

    來自維也納的電訊報道，那里都認為土耳其問題、撒丁問題和瑞士問題肯定會得到和平解決。

    昨晚下院繼續辯論印度問題，辯論情況同往日一樣平淡無味。布萊克特先生責備查理·伍德爵士和詹·霍格爵士，說他們的發言帶有假裝樂觀的味道。內閣和董事會（注：當指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編者注）的一批辯護士對這個責難極力加以反駁，而無所不在的休謨先生則在結論中要大臣們把他們的法案收回。辯論決定暫停。

    印度斯坦是亞洲規模的意大利。喜馬拉雅山相當於阿爾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當於倫巴第平原，德幹高原相當於亞平寧山脈，錫蘭島相當於西西里島。在土地出產方面是同樣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結構方面是同樣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劍壓縮為各種大大小小的國家，印度斯坦的情況也是這樣，在它不處於伊斯蘭教徒、莫臥兒人（注：莫臥兒人是16世紀初從中亞細亞東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們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伊斯蘭教國家大莫臥兒帝國（大莫臥兒是這個帝國的王朝的名稱）。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莫臥兒帝國的創始人是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後裔，這就是“莫臥兒”一詞的由來。莫臥兒帝國的勢力擴張得很大，在17世紀中葉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於農民起義和印度各民族對伊斯蘭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強，以及他們經常的內訌和封建割據趨勢的日益加強，18世紀的上半葉大莫臥兒帝國便逐漸分裂成許多小邦，後來這些邦被英國殖民主義者侵占。——760、768。）或不列顛人的壓迫之下時，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鎮甚至村莊那樣多的各自獨立和互相敵對的邦。但是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印度斯坦卻不是東方的意大利，而是東方的愛爾◎第760頁◎蘭。意大利和愛爾蘭——一個淫樂世界和一個悲苦世界——的這種奇怪的結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傳統里已經顯示出來了。這個宗教既是縱欲享樂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義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注：林伽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濕婆神的象征。崇拜林伽的宗教盛行於南印度。這一印度教派不承認種姓（見注80），反對齋戒、祭祀和朝聖。——761。）的宗教，又是崇拜劄格納特（注：劄格納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濕奴的化身。崇拜劄格納特的教派的特點是宗教儀式上十分豪華和極端的宗教狂熱，這種狂熱表現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殘害。在舉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於載著毗濕奴神像的車輪下讓它軋死。——761。）的宗教；既是僧侶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過黃金時代的人的意見，不過為了證實我的看法也不必搬出庫利汗統治時期，像查理·伍德爵士那樣（注：1853年6月3日，印度事務督察委員會主席查理·伍德在一次演說中，把當時德里的狀況同1738 -1739年波斯國王庫利汗入侵時作比較，借以證明印度已經取得了全面的進步。——編者注）。但是，作為例子大家可以舉出奧朗則布時期；或者莫臥兒人出現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現在南方的時代；　或者伊斯蘭教徒入侵和南印度七國爭雄（注：七國爭雄是英國史編纂學中用以表示英國在中世紀初期政治體制的術語，當時英國分為七個盎格魯撒克遜王國（6-8世紀）。馬克思在這里借用這個名詞來表示德幹（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侵入以前的封建割據狀態。——761。）的年代；或者，如果大家願意，還可以追溯到更遠的古代去，舉出婆羅門（注：婆羅門是梵文Br?hmana的音譯，意譯為“凈行”或“承習”。印度古代的僧侶貴族，印度的第一種姓。世代以祭祀、誦經（吠陀經）、傳教為業。

    婆羅門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約於公元前7世紀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羅門種姓擔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為最古的經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為婆羅賀摩（梵天，即創造之神）、毗濕奴（遍入天，即保護之神）和濕婆（大自在天，即毀滅之神），並認為三者代表宇宙的“創造”、“保全”和“毀滅”三個方面。主張善惡有因果、人生有輪回之說。——761、764、772。）本身的神話紀年，它把印度災難的開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創始時期更久遠的年代。

    但是，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這里所指的還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注：東印度公司是存在於1600年至1858年的英國貿易公司，它是英國在印度、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推行殖民掠奪政策的工具。從18世紀中葉起，公司擁有軍隊和艦隊，成為巨大的軍事力量。在公司的名義下，英國殖民主義者完成了對印度的占領。這個公司長期控制著同印度進行貿易的壟斷權和這個國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權。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義迫使英國人改變了他們的殖民統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為英王的領地。

    英國資產階級要求擴大對華貿易、提倡自由貿易。1833年8月23日，英國議會通過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的法案，這一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起實行。——692、761、771。）在亞洲式專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專制，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注：薩爾賽達廟是位於孟買北部的薩爾賽達島上的廟宇，以109座佛教石窟而聞名。——761。）里任何猙獰的神像都更為可怕。這並不是不列顛殖民統治獨有的特征，它只不過是對荷蘭殖民統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為了說明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所作所為，只要把英國的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談到舊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說過的一段話一字不改地引過來就夠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賺錢，它對它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第761頁◎植場主對那些在他們的種植場幹活的奴隸那樣關心，因為這些種植場主買人的時候是付了錢的，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沒有花過錢，它開動全部現有的專制機器壓榨它的臣民，迫使他們獻出最後一點東西，付出最後一點勞力，從而加重了恣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為它把政客的全部實際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獨占一切的利己心腸全都結合在一起。”

    內戰、外侮、革命、征服、饑荒——盡管所有這一切接連不斷地對印度斯坦造成的影響顯得異常覆雜、劇烈和具有破壞性，它們卻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英國則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跡象。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

    在亞洲，從遠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就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者說，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戰爭部門，或者說，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以及其他地區，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水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幹預。所以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會荒廢，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第762頁◎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爾米拉、佩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廣大地區就是這樣。同時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麽一次毀滅性的戰爭就能夠使一個國家在幾百年內人煙蕭條，並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現在，不列顛人在東印度從他們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財政部門和戰爭部門，但是卻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門。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顛的自由競爭原則——聽之任之原則（注：“聽之任之”(laissezfaire,laissezaller)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見注96）經濟學家的信條，他們主張貿易自由，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範圍內的任何事務。——763。）——行事的農業便衰敗下來。但是我們在一些亞洲帝國經常可以看到，農業在一個政府統治下衰敗下去，而在另一個政府統治下又覆興起來。在那里收成取決於政府的好壞，正像在歐洲隨時令的好壞而變化一樣。因此，假如沒有同時發生一種重要得多的、在整個亞洲的歷史上都算是一種新事物的情況，那麽無論對農業的抑制和忽視多麽嚴重，都不能認為這是不列顛入侵者給予印度社會的致命打擊。從遙遠的古代直到19世紀最初10年，無論印度過去在政治上變化多麽大，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曾經造就無數訓練有素的紡工和織工的手織機和手紡車，是印度社會結構的樞紐。歐洲從遠古的時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時運送它的貴金屬去進行交換，這樣就給當地的金匠提供了材料，而金匠是印度社會必不可少的成員，因為印度人極其愛好裝飾品，甚至社會最下層中的那些幾乎是衣不蔽體的人們通常都戴著一副金耳環，脖子上套著某種金飾品。手指和腳趾上戴環戒也很普遍。婦女和孩子常常戴著沈甸甸的金銀手鐲和腳鐲，而金銀的小神像在很多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顛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英國棉織品泛濫於這個棉織品的故鄉。從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長的比例是1∶5 200。◎第763頁◎在1824年，輸入印度的不列顛細棉布不過100萬碼，而到1837年就超過了6 400萬碼。但是在同一時期，達卡的人口卻從15萬人減少到2萬人。然而，曾以紡織品聞名於世的印度城市的這種衰敗決不是不列顛統治的最壞的結果。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徹底摧毀了農業和制造業的結合。

    在印度有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東方人一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憑借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們又散處於全國各地，通過農業和制造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中心地點。由於這兩種情況，從遠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結合體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自己獨特的生活。從過去英國下院關於印度事務的一份官方報告的下面一段描寫中，可以看出這個制度的特殊性質：

    ”從地理上看，一個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幾百到幾千英畝耕地和荒地的地方；從政治上看，它很像一個地方自治體或市鎮自治區。它固有的管理機構包括以下各種官員和職員：帕特爾，即居民首腦，一般總管村社事務，調解居民糾紛，行使警察權力，執行村社里的收稅職務——這個職務由他擔任最合適，因為他有個人影響，並且對居民的狀況和營生十分熟悉。卡爾納姆負責督察耕種情況，登記一切與耕種有關的事情。還有塔利厄爾和托蒂，前者的職務是搜集關於犯罪和過失的情況，護送從一個村社到另一個村社去的行人；後者的職務範圍似乎更直接地限於本村社，主要是保護莊稼和幫助計算收成。邊界守衛員負責保護村社邊界，在發生邊界爭議時提供證據。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員主管分配農業用水。婆羅門（注：婆羅門是梵文Br?hmana的音譯，意譯為“凈行”或“承習”。印度古代的僧侶貴族，印度的第一種姓。世代以祭祀、誦經（吠陀經）、傳教為業。

    婆羅門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約於公元前7世紀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羅門種姓擔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為最古的經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為婆羅賀摩（梵天，即創造之神）、毗濕奴（遍入天，即保護之神）和濕婆（大自在天，即毀滅之神），並認為三者代表宇宙的“創造”、“保全”和“毀滅”三個方面。主張善惡有因果、人生有輪回之說。——761、764、772。）主持村社的祭祀事宜。教師教村社的兒童在沙上讀寫，另外還有管歷法的婆羅門或占星師等等。村社的管理機構通常都是由這些官員和職員組成；可是在國內某些地方，這個機構的人數較少，上述的某些職務有的由一人兼任；反之，也有些地方超過上述人數。從遠古的時候起，這個國家的居民就在這種簡單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邊界很少變動。雖然村社本身有時候受到戰爭、饑荒或疫病的嚴重損害，甚至變◎第764頁◎得一片荒涼，可是同一個村名、同一條村界、同一種利益、甚至同一個家族卻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保持下來。居民對各個王國的崩潰和分裂毫不關心；只要他們的村社完整無損，他們並不在乎村社轉歸哪一個政權管轄，或者改由哪一個君主統治，反正他們內部的經濟生活始終沒有改變。帕特爾仍然是居民的首腦，仍然充當著全村社的小法官或地方法官，全村社的收稅官或收租官。“

    這些細小刻板的社會機體大部分已被破壞，並且正在歸於消失，這與其說是由於不列顛收稅官和不列顛兵士的粗暴幹涉，還不如說是由於英國蒸汽機和英國自由貿易的作用。這些家庭式公社本來是建立在家庭工業上面的，靠著手織業、手紡業和手耕農業的特殊結合而自給自足。英國的幹涉則把紡工放在蘭開夏郡，把織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紡工和印度織工一齊消滅，這就破壞了這種小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因為這摧毀了它們的經濟基礎；結果，就在亞洲造成了一場前所未聞的最大的、老實說也是唯一的一次社會革命。

    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歷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不開化的人的利己主義，他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著一個個帝國的崩潰、各種難以形容的殘暴行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殺，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於衷；至於他們自己，只要哪個侵略者肯於垂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的馴順的獵獲物。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有損◎第765頁◎尊嚴的、停滯不前的、單調茍安的生活，這種消極被動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殺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為一種宗教儀式。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小小的公社帶著種姓80劃分和奴隸制度的污痕；它們使人屈服於外界環境，而不是把人提高為環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態變成了一成不變的自然命運，因而造成了對自然的野蠻的崇拜，從身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誠地叩拜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這種崇拜是多麽糟蹋人了。

    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那麽，英國不管幹了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總之，無論一個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個人的感情來說是怎樣難過，但是從歷史觀點來看，我們有權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們何必因這痛苦而傷心，

    　既然它帶給我們更多歡樂？

    　難道不是有千千萬萬生靈

    　曾經被帖木兒的統治吞沒？“（注：引自歌德《東西詩集》中《致祖萊卡》一詩。——編者注）

    　　　　卡爾·馬克思

    寫於1853年6月7日-10日之間

    載於1853年6月25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804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3-150頁◎第766頁◎


馬克思　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於倫敦

    在這篇通訊里，我打算歸納一下我對印度問題的意見。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大莫臥兒的無上權力被他的總督們摧毀，總督們的權力被馬拉塔人（注：馬拉塔人是印度境內居住在德幹西北部地區的一個部族。從17世紀中葉起，這個部族開始了武裝鬥爭，反對莫臥兒封建主的異族統治，他們沈重地打擊了大莫臥兒帝國並加速了它的崩潰。在這一鬥爭進程中建立了一個馬拉塔人的獨立邦。這個邦的封建上層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戰爭的道路。17世紀末，馬拉塔邦被封建內訌所削弱，但是在18世紀初，又形成了一個以最高統治者——派施華為首的諸馬拉塔王國的強大聯盟。馬拉塔封建主為了稱霸印度而與阿富汗人進行鬥爭，1761年遭到慘重的失敗。由於參加稱霸印度的鬥爭和馬拉塔封建主的內部糾紛而弄得精疲力盡的諸馬拉塔王國，在1803-1805年英國-馬拉塔戰爭中被東印度公司征服。——767。）摧毀，馬拉塔人的權力被阿富汗人摧毀；而在大家這樣混戰的時候，不列顛人闖了進來，把他們全都征服了。這是一個不僅存在著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對立，而且存在著部落與部落、種姓80與種姓的對立的國家，這是一個建立在所有成員之間普遍的互相排斥和與生俱來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勢上面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社會，難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戰利品嗎？就算我們對印度斯坦過去的歷史一點都不知道，那麽，甚至現在英國還在用印度出錢供養的印度人軍隊來奴役印度，這難道不是一個重大的、不容爭辯的事實嗎？所以，印度本來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運，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如果還算得上是什麽歷史的話，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歷史。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它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入侵者的歷史，他們就在這個一無抵抗、二無變化的社會的消極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帝國。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英國人是否有權征服印度，而在於我們是◎第767頁◎否寧願讓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而不願讓它被不列顛人征服。

    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相繼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注：莫臥兒人是16世紀初從中亞細亞東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們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伊斯蘭教國家大莫臥兒帝國（大莫臥兒是這個帝國的王朝的名稱）。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莫臥兒帝國的創始人是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後裔，這就是“莫臥兒”一詞的由來。莫臥兒帝國的勢力擴張得很大，在17世紀中葉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於農民起義和印度各民族對伊斯蘭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強，以及他們經常的內訌和封建割據趨勢的日益加強，18世紀的上半葉大莫臥兒帝國便逐漸分裂成許多小邦，後來這些邦被英國殖民主義者侵占。——760、768。）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一切，從而毀滅了印度的文明。他們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很難說還有別的什麽內容。他們的重建工作在這大堆大堆的廢墟里使人很難看得出來。盡管如此，這種工作還是開始了。

    使印度達到比從前在大莫臥兒人統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擴大的政治統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條件。不列顛人用刀劍實現的這種統一，現在將通過電報而鞏固起來，永存下去。由不列顛的教官組織和訓練出來的印度人軍隊，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國入侵者就成為戰利品的必要條件。第一次被引進亞洲社會並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歐洲人的共同子孫所領導的自由報刊，是改建這個社會的一個新的和強有力的因素。柴明達爾（注：柴明達爾在大莫臥兒帝國時代是指主要來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間的封建領主。他們的世襲土地持有權被保留了下來，條件是從自己向被壓迫農民征收的租稅中抽出一定份額交給政府。“柴明達爾”這個名詞還被用來指孟加拉的土地稅大包稅主。1793年英國政府用“永久柴明達爾”法把柴明達爾（包稅主）變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們作為英國殖民當局的階級支柱。隨著英國人對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達爾制略經改變後也在印度某些其他地區實行起來。——768。）制度和萊特瓦爾（注：萊特即印度農民；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殖民者實行新的土地稅收法以前，在英國殖民者沒有破壞印度的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權利的村社農民。在從1793年起實行所謂柴明達爾制（見注410）的地區（最初在孟加拉、比哈爾、奧里薩實行，後來稍微改變了形式，在聯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馬德拉斯省部分地區實行），萊特成了柴明達爾（地主）的佃農。在19世紀初孟買和馬德拉斯兩管區實行“萊特瓦爾”土地稅收制後，萊特成為國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英政府隨意規定的數額繳納地租稅。根據“萊特瓦爾”制，萊特同時被宣布為他們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於實行這一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稅收制，為農民規定了高得無力繳納的地租；因欠稅日增，農民的土地逐漸轉到包買商和高利貸者手里。——719、768。）制度本身雖然十分可惡，但這兩種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卻是亞洲社會迫切需要的。從那些在英國人監督下在加爾各答勉強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當地人中間，正在崛起一個具有管理國家的必要知識並且熟悉歐洲科學的新的階級。蒸汽機使印度能夠同歐洲經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個東南海洋上的港口聯系了起來，使印度擺脫了孤立狀態，而孤立狀◎第768頁◎態是它過去處於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在不遠的將來，鐵路加上輪船，將使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距離以時間計算縮短為八天，而這個一度是神話中的國度就將同西方世界實際地聯結在一起。

    大不列顛的各個統治階級過去只是偶爾地、暫時地和例外地對印度的發展問題表示興趣。貴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頭只是想掠奪它，工業巨頭只是想通過廉價銷售商品來壓垮它。但是現在情勢改變了。工業巨頭們發現，使印度變成一個生產國對他們大有好處，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要供給印度水利設備和國內交往手段。現在他們正打算用鐵路網覆蓋整個印度。他們會這樣做。其後果將是無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於印度極端缺乏運輸和交換其各種生產品的工具，它的生產力陷於癱瘓狀態。盡管自然資源豐富，但由於缺乏交換工具而使社會非常窮困，這種情況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嚴重。1848年在英國下院的一個委員會的會議上曾經證明：

    “在坎德什，每誇特糧食售價是6-8先令，而在布納卻高達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餓死在街頭，糧食卻無法從坎德什運來，因為道路泥濘不堪，無法通行。”（注：約·迪金森《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第81-82頁。——編者注）

    鐵路的敷設可以很容易地用來為農業服務，例如在建築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庫，給鐵路沿線地區供水。這樣一來，作為東方農業的必要條件的水利事業就會大大發展，常常因為缺水而造成的地區性饑荒就可以避免。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鐵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顯的，因為甚至在高止山脈附近地區，經過灌溉的土地也比面積相同而未經灌溉的土地多納2倍的稅，多用9-11◎第769頁◎倍的人，多得11-14倍的利潤。

    鐵路可以縮減軍事機構的數量和開支。聖威廉堡（注：聖威廉堡是加爾各答的一個英國城堡，建於1696年，為紀念當時英國國王奧倫治的威廉三世而命名。英國人在1757年征服孟加拉以後，把政府機關設在這個城堡里，城堡的名字被用來指“孟加拉管區政府”，後來就指“印度英政府”。——770。）司令沃倫上校曾在下院的專門委員會中作過如下的說明：

    “如果不是像現在這樣，要用幾天甚至幾個星期才能從這個國家的邊遠地區收到情報，而是用幾小時就能收到，如果能在更短的時間內把命令連同軍隊和給養一起送到目的地，其意義將是不可估量的。軍隊可以駐紮在彼此距離比現在更遠和更衛生的地方，這樣就可以免得使許多人因疾病而喪生。倉庫里的給養也用不著儲存得像現在這樣多，因而就能避免由於腐爛和天氣不好而造成的損失。軍隊的人數也將因效率提高而相應地減少。”

    我們知道，農村公社的自治制組織和經濟基礎已經被破壞了，但是，農村公社的最壞的一個特點，即社會分解為許多固定不變、互不聯系的原子的現象，卻殘留下來。農村的孤立狀態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農村的孤立狀態長久存在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就一直處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農村幾乎沒有來往，沒有推動社會進步所必需的願望和行動。現在，不列顛人把農村的這種自給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鐵路將造成互相交往和來往的新的需要。此外，

    “鐵路系統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將把其他地方的各種發明和實際設備的知識以及如何掌握它們的手段帶給它所經過的每一個村莊，這樣就將使印度世代相傳的、領取工薪的農村手工工匠既能夠充分顯示他們的才能，又能夠彌補他們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貿易》）

    我知道，英國的工業巨頭們之所以願意在印度修築鐵路，完全是為了要降低他們的工廠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價格。但是，你一旦把機器應用於一個有鐵有煤的國家的交通運輸，你就無法阻止這個國家自己去制造這些機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里維持一個鐵路網，那你就不能不把鐵路交通日常急需◎第770頁◎的各種必要的生產過程都建立起來，而這樣一來，也必然要在那些與鐵路沒有直接關系的工業部門應用機器。所以，鐵路系統在印度將真正成為現代工業的先驅。何況，正如英國當局自己所承認的，印度人特別有本領適應完全新的勞動並取得管理機器所必需的知識。在加爾各答造幣廠操縱蒸汽機多年的本地技師們表現出來的本領和技巧，在布德萬（注：《紐約每日論壇報》誤為“赫爾德瓦爾”。——編者注）煤區看管各種蒸汽機的本地人的情況以及其他許多實例，都充分證明了這個事實。甚至受東印度公司（注：東印度公司是存在於1600年至1858年的英國貿易公司，它是英國在印度、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推行殖民掠奪政策的工具。從18世紀中葉起，公司擁有軍隊和艦隊，成為巨大的軍事力量。在公司的名義下，英國殖民主義者完成了對印度的占領。這個公司長期控制著同印度進行貿易的壟斷權和這個國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權。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義迫使英國人改變了他們的殖民統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為英王的領地。

    英國資產階級要求擴大對華貿易、提倡自由貿易。1833年8月23日，英國議會通過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的法案，這一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起實行。——692、761、771。）的偏見影響很深的坎伯爾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認：

    “廣大的印度人民群眾具有巨大的工業活力，很善於積累資本，有清晰的數學頭腦，有長於計算和從事精密科學的非凡才能。”他還說，“他們的智慧是卓越的”（注：喬·坎伯爾《現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第59-60頁。——編者注）。

    由鐵路系統產生的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80制度所憑借的傳統的分工，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的基本障礙。

    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但是，有一點他們是一定能夠做到的，這就是為這兩者創造物質前提。難道資產階級做過更多的事情嗎？難道它不使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污穢、蒙受苦難與屈辱就實現過什麽進步嗎？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第771頁◎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比較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得到重建。這個國家的人舉止文雅，用薩爾蒂科夫公爵的話來說，甚至最下層階級里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細更靈巧”（注：阿·德·薩爾蒂科夫《印度信劄》第61頁。——編者注）；他們的沈靜的高貴品格甚至足以抵銷他們所表現的馴服態度；他們雖然天生一副委靡不振的樣子，但他們的勇敢卻使英國軍官大為吃驚；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宗教的發源地，從他們的劄提（注：劄提是北印度的一個種姓集團，它的基本群眾是耕作農，其中也有軍事封建等級的代表。在17世紀，農民劄提曾多次舉行起義，反對外來的莫臥兒封建主的統治。——772。）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從他們的婆羅門（注：婆羅門是梵文Br?hmana的音譯，意譯為“凈行”或“承習”。印度古代的僧侶貴族，印度的第一種姓。世代以祭祀、誦經（吠陀經）、傳教為業。

    婆羅門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約於公元前7世紀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羅門種姓擔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為最古的經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為婆羅賀摩（梵天，即創造之神）、毗濕奴（遍入天，即保護之神）和濕婆（大自在天，即毀滅之神），並認為三者代表宇宙的“創造”、“保全”和“毀滅”三個方面。主張善惡有因果、人生有輪回之說。——761、764、772。）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希臘人的原型。

    在結束印度這個題目時，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結論性的意見。

    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資產階級是財產的捍衛者，但是難道曾經有哪個革命黨發動過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那樣的土地革命嗎？當資產階級在印度單靠貪污不能填滿他們那無底的欲壑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是都像大強盜克萊夫勳爵本人所說的那樣，采取了兇惡的勒索手段嗎？當他們在歐洲大談國債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是同時就在印度沒收了那些把私人積蓄投給東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注：印度王公的稱號。——編者注）所應得的紅利嗎？當他們以保護“我們的神聖宗教”為口實反對法國革命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是同時就在印度禁止傳播基督教嗎？而且為了從絡繹不絕的朝拜奧里薩和孟加拉的神廟的香客身上榨取錢財，難道他們不是把劄格納特廟（注：奧里薩（東印度）的劄格納特廟是崇拜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濕奴－劄格納特的中心。廟里的僧侶受到東印度公司的庇護，從群眾朝拜以及豪華祭祀中取得巨額收入。在群眾朝拜時，他們趁機慫恿住在廟里的女人賣淫，而在舉行祭祀時，則有一些宗教狂熱者自我折磨和自我殘害。——772。）里的殺生害命和賣淫變成了一◎第772頁◎種職業嗎？這就是維護“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

    對於印度這樣一個和歐洲一樣大的、幅員15 000萬英畝的國家，英國工業的破壞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是令人吃驚的。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這種作用只是整個現存的生產制度所產生的有機的結果。這個生產建立在資本的絕對統治上面。資本的集中是資本作為獨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這種集中對於世界市場的破壞性影響，不過是在廣大範圍內顯示目前正在每個文明城市起著作用的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內在規律罷了。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一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卡爾·馬克思

    寫於1853年7月22日

    載於1853年8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3840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6-252頁◎第773頁◎

馬克思　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

   1856年4月14日在倫敦（注：馬克思被邀請作為倫敦的外國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1856年4月14日為紀念憲章派報紙《人民報》創刊四周年而舉行的宴會。他利用請他第一個講話的機會，作了關於無產階級的世界歷史使命的演說。馬克思參加《人民報》的創刊紀念會這件事明顯地說明了科學共產主義奠基人同英國憲章派保持著聯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力想在思想上影響英國無產階級並且幫助憲章運動的領袖，以使英國工人運動在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上覆興起來。《人民報》是憲章派的周報，1852年5月由革命的憲章運動的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瓊斯在倫敦創辦。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並對該報的編輯工作給以幫助。《人民報》除了刊登馬克思和恩格斯專為該報撰寫的一些文章外，還轉載了他們在《紐約每日論壇報》（見注245）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在這個時期，該報始終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瓊斯和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接近，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了為《人民報》撰稿並使他們和瓊斯的關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該報轉到了資產階級實業家的手中。——774。）

    那些所謂的1848年革命，只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歐洲社會幹硬外殼上的一些細小的裂口和縫隙。但是它們卻暴露出了外殼下面的一個無底深淵。在看來似乎堅硬的外表下面，現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動蕩起來，就能把由堅硬巖石構成的大陸撞得粉碎。那些革命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無產階級解放這個19世紀的秘密，本世紀革命的秘密。

    的確，這個社會革命並不是1848年發明出來的新東西。蒸汽、電力和自動紡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但是，盡管我們生活在其中的大氣把兩萬磅重的壓力加在每一個人身上，你們可感覺得到嗎？同樣，歐洲社會在1848年以前也沒有感覺到從四面八方包圍著它、壓抑著它的革命氣氛。

    這里有一件可以作為我們19世紀特征的偉大事實，一件任何政黨都不敢否認的事實。一方面產生了以往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卻顯露出衰頹的征兆，這種衰頹遠遠超過羅馬帝國末期那一切載諸史冊的可怕情景。◎第774頁◎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黨派可能為了要擺脫現代沖突而希望拋開現代技術；還有一些黨派可能以為工業上如此巨大的進步要以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可是我們不會認錯那個經常在這一切矛盾中出現的狡獪的精靈。我們知道，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機器本身一樣，是現代的產物。在那些使資產階級、貴族和可憐的倒退預言家驚慌失措的現象當中，我們認出了我們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兒羅賓，這個會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榮的工兵——革命。英國工人是現代工業的頭一個產兒。他們在支援這種工業所引起的社會革命方面肯定是不會落在最後的，這種革命意味著他們的本階級在全世界的解放，這種革命同資本的統治和雇傭奴役制具有同樣的普遍性質。我知道英國工人階級從上一世紀中葉以來進行了多麽英勇的鬥爭，這些鬥爭只是因為資產階級歷史家把它們掩蓋起來和隱瞞不說才不為世人所熟悉。為了報覆統治階級的罪行，在中世紀的德國曾有過一種叫作“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第775頁◎某一所房子畫上了一個紅十字，大家就知道，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決。現在，歐洲所有的房子都畫上了神秘的紅十字。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

    載於1856年4月19日

    《人民報》第207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5頁◎第776頁◎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二卷

本卷選載馬克思和恩格斯1857-1871年的著作和《資本論》第一、二、三卷的節選。

    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尖銳化了。19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歐洲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重新高漲。隨著工人覺悟的提高，各國工人運動聯系的加強，1864年成立了無產階級第一個群眾性國際組織--國際工人協會，通稱第一國際。

    馬克思潛心研究政治經濟學，撰寫了《資本論》第一、二、三卷的手稿，制定了剩余價值理論，實現了政治經濟學的革命。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問世，為無產階級的鬥爭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恩格斯從事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撰寫了大量軍事、歷史等著作。馬克思積極參加第一國際的創建，並和恩格斯一起同工人運動中的錯誤思潮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們還幫助創建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

    本卷的首篇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是馬克思擬撰寫的政治經濟學巨著的總的導言。

    馬克思在《導言》中詳細地闡述了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的思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割裂生產同分配、交換、消費之間的內在聯系，把資本主義生產看作永恒的“一般生產”，認為發生變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因而往往把分配關系當作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批判了這種觀點，從他自己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出發，精辟地闡明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強調指出了生產的決定性作用及其歷史階段性，並指出研究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見本卷第1頁），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生產。他說，現代資產階級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見本卷第3頁）。馬克思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指出它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見本卷第18頁），同時批評了黑格爾關於這一方法的唯心主義觀點。按照馬克思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作為理論分析的出發點的具體，在研究的結果中表現為多樣性的統一、許多規定的綜合。馬克思理論中的科學抽象，是同作為它們的前提的具體現實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而從簡單到覆雜的抽象思維的進程，總的說來也是同現實的歷史發展相一致的。馬克思還從社會經濟基礎出發，考察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他論述了藝術作為社會意識形式所具有的特征。他以古希臘藝術和莎士比亞的創作為例說明，藝術的發展具有相對的獨立性，這是由錯綜覆雜的情況決定的。藝術和文學一樣，它的興盛並不是必然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完全一致的。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把生產關系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分出來，指出生產關系是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基本關系，並對唯物史觀作了經典性的表述。他寫道：“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見本卷第32-33頁）馬克思還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見本卷第33頁）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寫的書評。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見本卷第38頁）。唯物主義歷史觀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和科學世界觀。把唯物主義歷史觀應用於現時代，一個偉大的革命前景就會展現在人們面前。恩格斯敘述了馬克思所使用的唯物辯證法的實質，指出這個方法的制定就其意義來說是“不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見本卷第43頁）。他闡明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中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相互關系的原理，說明邏輯的方式實際上也就是歷史的方式，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恩格斯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見本卷第43頁）。

    收入本卷的《工資、價格和利潤》一文，是馬克思1865年6月在國際總委員會中所作的報告。這篇報告是針對國際委員韋斯頓否定工人進行經濟鬥爭的必要性這個錯誤觀點而作的。馬克思在這個報告中，扼要而通俗地闡述了他所制定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他的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工資和剩余價值的經濟實質，說明資本家的本質是貪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工人階級必須不斷地進行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的鬥爭，才能對資本的貪欲有所抑制，才能防止自己的地位不斷惡化。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的鬥爭本身是對資本主義客觀經濟規律作用的性質和表現形式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同時他強調要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單純的經濟鬥爭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只是延緩工人階級狀況惡化的趨勢，而不改變這一趨勢的方向；只是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因此，工人“應當屏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見本卷第97頁）

    在本卷中，《資本論》第一、二、三卷的節選占中心地位，這些節選反映出《資本論》的基本理論原理。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中，馬克思概括地說明了《資本論》的對象、方法和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等問題。馬克思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見本卷第100、101頁）。他說明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同於物理、化學等的研究方法，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而是必須用抽象力。在《第二版跋》中，馬克思論述了《資本論》中使用的唯物辯證方法，說明了他的辯證方法與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方法的根本區別，他指出：“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他指出了辯證法的本質：“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見本卷第112頁）他還論述了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關系。

    馬克思說明政治經濟學領域內的科學研究是有強烈的階級性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覆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見本卷第102頁）他在《第二版跋》中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在階級鬥爭還不發達的時期，才有一定的科學性。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曾天真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因此達到了資產階級眼界內的最高成就。但自從1830年以後，資產階級在法國和英國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鬥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這就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於是，公正無私的科學研究就被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庸俗經濟學代替了。從此以後，只有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才能是公正無私的真正科學。

    在為《資本論》第二卷寫的《序言》中，恩格斯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正是馬克思詳盡地敘述了剩余價值形成的實際過程，從而說明了這一過程，而這是他的任何一個前人都沒有做到的；正是馬克思用自己的科學的剩余價值理論完成了政治經濟學史上的革命。

    《資本論》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研究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闡明了商品和貨幣的基本原理，論述了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價值增殖和資本積累等問題，揭示了資本關系的產生、發展直到滅亡的歷史趨勢。

    在第一篇《商品和貨幣》中，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這個資本主義財富的元素形式開始，論述了商品和貨幣的本質，制定了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他指出，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它包含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因素。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也承認勞動價值理論，並把生產商品的勞動看作價值的源泉，但是，他們未能說明價值的實質和生產商品的勞動的性質，因而走入了困境。只有馬克思發現和證明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他指出，生產商品的勞動，從一方面看，是在特定形式下進行的具體勞動，作為這種勞動，它創造使用價值；從另一方面看，勞動抽掉具體形式，又是單純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是抽象勞動，而價值的實體就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或物化。“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見本卷第119頁）他進而闡明了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的原因在於商品生產是在社會分工和私人勞動的條件下進行的。正是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才決定了商品必須進行交換。由此可見，價值體現著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馬克思在論述了商品價值的量的規定性之後，又分析了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通過對價值形式的分析，揭示了貨幣的起源和本質，說明貨幣無非是起一般等價物作用的特殊商品。馬克思還詳細論述了貨幣的各種職能以及商品拜物教。

    在第二篇至第六篇中，馬克思論述了貨幣轉化為資本，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及工資等問題，總之，系統地闡述了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抗性關系。

    剩余價值生產的起點是貨幣轉化為資本。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決定性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商品的出現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勞動力的價值等於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家屬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則是勞動，它是價值的源泉。雇傭工人在勞動中創造的價值除補償勞動力的價值之外，還有剩余，這個剩余價值被貨幣所有者無償占有。古典經濟學未能把勞動和勞動力區分開，所以不能說明剩余價值的產生如何同價值規律相一致。只有馬克思才科學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在分析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資本的本質，指出資本是一種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是歷史的產物，是一種特殊歷史階段上的社會生產關系。

    馬克思在勞動二重性的基礎上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二重性質，揭示了剩余價值生產的秘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一方面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價值增殖過程，即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雇傭工人的勞動時間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工人生產出自己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在剩余勞動時間內工人無償地為資本家生產出剩余價值，這就是資本剝削的秘密。“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見本卷第184頁）馬克思首次把資本區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購買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部分和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在價值增殖過程中起著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只是把價值轉移到產品上去，只有後者才不僅生產出勞動力的價值，而且生產出剩余價值。因此，剩余價值並不是從資本家預付的全部資本中產生的，而只是其中的可變資本部分通過雇傭工人的勞動創造的，這就進一步揭示了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馬克思分析了生產剩余價值的兩種基本方法。一種是通過延長工作日來增加剩余價值，即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另一種是在工作日不變情況下通過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來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增加剩余勞動時間，從而增加剩余價值，即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在分析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時，馬克思考察了資本主義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三種基本歷史形式：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機器大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適合的技術基礎，馬克思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詳細分析，並結合機器大工業的發展趨勢，對未來社會作出預測。馬克思在分析剩余價值生產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了工資的本質。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但在工資形式下，好像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是勞動，並且工人得到了全部勞動的報酬，這就把剩余價值生產的本質掩蓋起來了。馬克思通過分析揭示了工資的真相，從而全面地闡明了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

    在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中，馬克思論述了資本積累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積累的本質、一般規律和歷史趨勢。

    為了闡明資本主義積累的本質，馬克思先考察了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在分析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時，他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如下特點：（一）資本家用來支付工資的可變資本，不是資本家自己預付的，而是工人階級在前一生產周期中創造的；（二）資本家的全部資本，不管最初的來源如何，經過若幹再生產循環之後，都會變為逐年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三）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同時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一方面使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另一方面又生產出除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這樣就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再生產出來。在分析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分析了擴大再生產，即剩余價值資本化所造成的特點：（一）構成資本積累的剩余價值，或擴大再生產的追加資本，是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它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價值原子不是由無酬的別人勞動產生的”（見本卷第236頁）；（二）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使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變成無償占有更多剩余價值的條件。“資本家積累的越多，他就越能更多地積累”（見本卷第236頁）；（三）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轉變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生產者對自己的勞動產品擁有所有權，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有權對於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別人無酬勞動或它的產品的權利，而對於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見本卷第237頁）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積累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所造成的影響，闡明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即資本中用於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不斷相對減少，而用於購買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部分不斷相對增加。這就必然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從而形成過剩人口，即產業後備軍。“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見本卷第256頁）。以失業和半失業等多種形式存在的過剩人口，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產業後備軍的存在可以隨時給以周期性生產為特點的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廉價勞動力。馬克思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後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同時指出：“像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實現中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見本卷第258頁）。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原始積累的考察，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產生過程和必將滅亡的歷史趨勢。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原始積累描繪成田園詩般的過程相反，馬克思真實地描繪了歷史上勞動者被剝奪的血淋淋的過程，他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見本卷第266頁），“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見本卷第261頁），這種剝奪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的，“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見本卷第266頁）。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是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為前提的，這是對個人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由於自身的自然必然性，必然造成對自身的否定，這將是否定的否定。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發展，與此同時，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隊伍越來越壯大。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將被炸毀，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將要敲響。

    《資本論》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可以說是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間的中間環節。第一卷研究單個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因此，在研究中可以只限於分析資本和產品的價值。而第二卷，除了研究單個資本的運動以外，還研究全部社會資本的總和，因此，研究的是整個國家許多資本或全部資本彼此並存和運動的條件。在這里，對資本和產品在價值方面的研究必須有對社會總產品在物質組成方面的考察來作補充。第二卷的論述，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又只是“第三卷的內容的引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5頁）。

    第二卷分三篇。第一篇《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研究的是單個資本的循環過程。產業資本的循環包括三個階段：(1)擁有貨幣的資本家作為買者在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2)資本家用購買的商品從事生產消費；(3)資本家作為賣者重新回到市場上出售已生產出來的商品。在這里，資本依次從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形成一種運動，資本就在這種運動中自行增殖。資本“是一種運動，是一個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循環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又包含循環過程的三種不同的形式”（見本卷第292頁）。

    馬克思分別分析了資本循環的三個公式，即貨幣資本的循環、生產資本的循環和商品資本的循環。他指出，產業資本正常運行的條件是所有這三種循環保持統一，並且每一種形式都能順暢地完成自己的循環。他從分析資本循環中得出重要的結論：第一，一切循環的共同點是，價值增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決定目的和動機；第二，只有在三個循環的統一中，才能實現總過程的連續性。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對抗性質和無政府狀態，這種連續性遭到不斷的破壞。馬克思還分析了流通時間、流通費用、簿記和商品儲備等問題。

    第二篇《資本周轉》考察單個資本周而覆始的循環過程，即資本周轉過程。在這里，馬克思從資本周轉的角度對資本重新作了劃分。在第一卷中資本劃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現在，從資本周轉的角度來看，全部可變資本和價值一次轉移完畢的不變資本部分（如原料等），表現為流動資本，不變資本的其余部分表現為固定資本。這種劃分對分析資本周轉過程具有重大意義。同時馬克思指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劃分，只適用於生產資本的要素；而在生產資本要素之外，還有相當大量的資本--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它們處在既不可能是固定資本的形式，也不可能是流動資本的形式。

    在這一篇中，馬克思還從生產資本執行職能的角度區分了勞動期間和生產時間。勞動期間始終是生產時間，即資本處於生產領域的時間，但這並不是說，在任何情況下，勞動期間必然和生產時間完全一致。由於產品的性質和制造產品的方式的制約，在生產時間中往往發生勞動期間的中斷，這時勞動對象要經受時間長短不等的自然過程的作用，經歷物理、化學、生理的變化，如釀酒的發酵時間、農業中植物自然生長的時間等。在這種情況下，勞動期間就短於生產時間。生產時間中的非勞動期間，除了受自然力作用的時間以外，還包括生產資料的儲備時間和停工時間。通過各種途徑縮短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從而加速資本周轉時間，對於提高資本的生產率，提高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剩余價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三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研究作為單個資本運動的總體的社會總資本的運動。這一篇在第二卷中占有中心地位。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既包括資本的生產過程也包括資本周轉或循環。它要求投入生產的貨幣最終回到它們的起點。馬克思指出，“把甚至阻礙再生產按原有規模進行的那些幹擾撇開不說，再生產只能有兩種正常的情況：或者是再生產按原有的規模進行；或者是發生剩余價值的資本化，即積累。”（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60 頁）前者是簡單再生產，後者是擴大再生產。簡單再生產構成每個規模擴大的年再生產的最重要的部分。在考察簡單再生產的一般要素的時候，馬克思已經得出結論：在每一場合，各部門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數量比例關系。因此，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必然導致生產下降，周期性的危機必然使生產規模縮減。

    馬克思在批判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得出了關於再生產的重要結論。他把社會總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社會的總產品；從而社會的總生產，分成兩大部類：Ⅰ.生產資料：具有必須進入或至少能夠進入生產消費的形式的商品。Ⅱ.消費資料：具有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的形式的商品。”（見本卷第346頁）他考察了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公式。其條件是，(1)社會生產兩大部類中每一部類的年總產品的價值由c＋v＋m組成，即由消耗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組成；(2)兩大部類之間進行產品交換，第一部類供給第二部類以生產資料並滿足自己的生產資料的需要，第二部類供給第一部類以生活資料並滿足自己生活資料的需要。馬克思為了在純粹形態上分析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抽象掉了許多起幹擾作用的現實因素，如假定只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有機構成不變，整個生產周期在一年內完成，不變資本在一年過程中全部消耗，不存在對外貿易等。在這些前提下，馬克思先提出了簡單再生產的公式，這種公式表明社會總產品全部得到實現的可能性和條件。簡單再生產為擴大再生產創造物質基礎，從簡單再生產過渡到擴大再生產，要求第Ⅰ部類的生產即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馬克思對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分析，具有極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表明社會總產品是否能順利實現，歸根到底取決於各生產部門是否按客觀的比例進行生產和交換。

    《資本論》第三卷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馬克思指出：“這一冊要揭示和說明資本的運動過程作為總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我們在本冊中要闡明的資本的各種形式，同資本在社會表面上，在各種資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競爭中，以及在生產當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識中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見本卷第395頁）

    第一篇分析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在資本家的日常生活中表現為成本價格加利潤。在成本價格中，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完全消失了。對資本家來說，它們都表現為相同的東西。成本價格的形成造成一種假象，似乎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價值變化，不是由可變資本部分引起，而是由全部資本引起。資本在流通領域所發生的各種轉化，加強了這種假象。剩余價值本身也好像不是無償占有的勞動時間的產物，而是商品出售價格超過商品成本價格的余額。這樣一來，剩余價值率就轉化為利潤率，從而剩余價值就轉化為利潤。利潤和剩余價值實際上是一回事，只不過利潤表現為全部資本的產物。在這種轉化形式中，剩余價值的起源和存在的秘密被掩蓋了。

    第二篇分析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二卷中，馬克思始終假定商品按照自己的價值出售。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中，等量資本不論其有機構成如何和周轉速度如何，都能得到等量的利潤。這在表面上與價值規律相矛盾，並且是使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破產的難題之一。馬克思在第二篇中科學地解決了這個難題。他從價值規定出發，說明了各個資本由於部門內部競爭和部門之間的競爭而形成平均利潤的具體機制，從而說明了生產價格。

    在第三篇中，馬克思在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這個問題也是以前的政治經濟學家們所未能解決的。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可變資本部分比不變資本部分相對減少，從而導致剩余價值減少，導致利潤率下降。馬克思同時也指出了起反作用的各種因素。資本主義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內部矛盾的展開表明，資本主義生產並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

    在第四、五和六篇，馬克思分別分析了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利息和企業主收入以及生息資本，地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利潤是所有剝削階級生存的來源，每個剝削階級都從利潤中得到自己的一份收入。產業資本家得到企業主收入，貨幣資本家得到借貸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

    在分析商業資本的第四篇中，馬克思指出，商業資本是產業資本的買賣階段獨立出來的結果。在市場上商品買賣的職能從生產者的附帶活動轉化為一類特殊資本家即商人的活動，這種活動作為一種特殊投資業務獨立起來，就是商業資本。商業資本的存在，把產業資本的買賣商品的職能集中起來，從而縮短流通時間、擴大市場、降低全社會的流通費用，這就能間接地增大產業資本家生產的剩余價值。商業資本是在流通領域執行職能的資本，它本身不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但參加利潤的平均化。商業資本所實現的利潤，是對產業資本利潤的扣除。產業資本家按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把商品出讓給商人，商人則按商品的出售價格出售商品，從而得到商業利潤。馬克思闡述了商業工人受剝削的特點。他指出，商業工人“給資本家帶來利益，不是因為他直接創造了剩余價值，而是因為他在完成勞動，其中一部分無酬勞動的時候，幫助資本家減少了實現剩余價值的費用”（見本卷第484頁）。

    馬克思在第五篇中研究了生息資本和利息等問題。貨幣資本家暫時把貨幣資本貸給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在一定期限之後連同利息一道收回，這就形成生息資本。生息資本一開始就把資本作為商品投入流通。這種資本商品由於其特殊使用價值能夠帶來平均利潤。生息資本家通過資本的貸出，把這種特殊使用價值讓渡給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執行職能的資本家通過資本的借入，取得這種特殊使用價值，並經過一定期限還本付息。這樣，資本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就分離開來，而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得到的利潤也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兩部分。這些形式的出現使資本關系進一步神秘化了：利息單純表現為資本所有權的結果，企業主收入則表現為企業主的監督勞動和管理勞動應得的“工資”。

    生息資本的發展導致銀行和信用體系這樣一些具體形式的產生。馬克思概要地論述了這些具體形式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所具有的意義。信用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又導致股份資本。這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就二重化了。除了資本的現實運動之外，又出現了作為現實資本的反映的虛擬資本。這一切使資本主義生產的運行中產生出越來越新的各種矛盾。19世紀60年代，股份資本的發展才剛剛起步，但馬克思已經敏銳地覺察到資本壟斷的趨勢。他指出股份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高度發展的結果，由於股份資本和股份公司的出現，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取得了聯合起來的社會資本的形式，資本的職能和資本的所有權分離了，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是向一種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的過渡點，但是，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並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見本卷第520頁）同時，馬克思也指出，股份資本和股份公司的發展，“在一定部門中造成了壟斷”（見本卷第518頁）。恩格斯目睹資本主義經濟在更加成熟的形式上的壟斷化過程，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此作了重要的補充。指出，由於壟斷組織卡特爾等等的出現，“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並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見本卷第518頁）

    在分析地租理論的第六篇中，馬克思說明了級差地租是如何由超額利潤轉化而來的。在通常情況下，最早采用先進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資本家會取得超額利潤，一旦競爭推動其他資本家也采用這些先進技術和生產方法，超額利潤就會消失，趨於平均利潤的水平。但是在利用有機自然資源（如土地等）的情況下，由於存在著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超額利潤不參加利潤的平均化，而是落入土地所有者的口袋，轉化為級差地租。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權“不是使這個超額利潤創造出來的原因，而是使它轉化為地租形式的原因”（見本卷第554頁）。馬克思分析了由於級差地租的形成條件而造成的兩種級差地租形式即級差地租Ⅰ和Ⅱ，指出前者是由於投資於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地塊而產生的，後者是由於連續投資於同一地塊形成不同的生產率而產生的。

    馬克思解決了絕對地租問題。如何使絕對地租同價值規律相一致，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未能解決的又一難題。馬克思在堅持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絕對地租的原因、實質及其發展趨勢等。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由私人占有，耕種土地須交納地租。這種絕對地租是由土地所有權的壟斷造成的。絕對地租存在的基礎在於，農業的發展落後於工業，因而農業中資本有機構成低於工業中社會平均資本構成，農業中產品的價值高於生產價格的部分就轉化為絕對地租。無論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歸根到底都是農業工人所創造的一部分剩余價值。這兩種地租形式，是唯一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之外，由於對特殊自然條件的壟斷，會產生壟斷價格，從而形成壟斷地租。這種壟斷地租是由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高於價值的部分產生的。

    馬克思還研究了土地價格問題。土地不是勞動產品，沒有價值。土地價格是地租資本化的結果，即無非等於按當時的利息率每年能取得的相當於某塊土地地租的那個貨幣資本額。因此，土地價格與地租成正比，與利息率成反比。馬克思還考察了采掘業的地租，建築地段的地租，礦山地租，研究了資本主義地租和封建地租的差別，從而建立了完整的地租理論。

    第七篇《各種收入及其源泉》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神秘性的總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系被物的關系所掩蓋，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所謂三位一體的公式，即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理論正是建立在這種表面現象的基礎上的。以上各種收入本來都是來自工人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但在上述公式中卻表現為各自都有互不相幹的來源。這樣，內部聯系就最終割斷了，剩余價值的源泉完全被掩蓋起來了。在這種三位一體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已經完成”（見本卷第578-579頁）。與這些收入形式相適應，馬克思在最後一章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大階級，即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這一章沒有寫完就中斷了，但馬克思1868年4月30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明了這一章的意義：既然這三種形式（工資、地租、利潤（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三個階級的收入來源，結論就是階級鬥爭，在這一鬥爭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將會瓦解。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是恩格斯為德國工人報紙《民主周報》而寫的。在這篇書評中，恩格斯論述了《資本論》的偉大意義，指出，“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見本卷第589頁）。他闡述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基本原理，著重說明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系的剝削性質，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機制。恩格斯說明了馬克思的一個光輝思想，即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發展為未來的更高級的社會創造出必要的財富和生產力，同時也創造出一個社會階級，那就是被壓迫的工人階級，“他們越來越被迫起來要求利用這種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以代替現在為一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狀況。”（見本卷第596-597頁）

    收入本卷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是馬克思為國際工人協會起草的兩篇重要文獻。為了使這些文件能為當時工人運動中的各種派別的代表所接受，它們只是一般地闡述了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目的和方法。正如馬克思1864年11月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要把我們的觀點用目前水平的工人運動所能接受的形式表達出來，那是很困難的事情……重新覺醒的運動要做到使人們能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還需要一段時間”，並指出《成立宣言》的特點是“實質上堅決，形式上溫和”。他還提到，在《章程》中不得不采納真理、道德和正義等詞，不過“這些字眼已經妥為安排，使它們不可能為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頁）。這些文獻體現了馬克思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結合。

    《成立宣言》以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為例，列舉事實和官方統計材料，說明不論資本主義工業和貿易如何發展，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成立宣言》充分肯定了工人爭得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和進行合作運動的重大意義，指出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不僅是一個實際的成功，而且是一個原則的勝利；合作勞動證明，“大規模的生產，並且是按照現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在沒有利用雇傭工人階級勞動的雇主階級參加的條件下是能夠進行的”，指出雇傭勞動“注定要讓位於帶著興奮愉快的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見本卷第605-606頁）。同時它也強調，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合作勞動無論在原則上多麽優越，在實際上多麽有利，都不能使群眾得到解放。“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的財力”，然而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總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來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斷，並阻礙勞動群眾解放的事業。因此“奪取政權已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見本卷第606頁）。《成立宣言》強調無產階級組織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和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重要意義，指出工人們已經具備作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數，但是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並且有科學理論作為指導時，人數眾多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指出各國工人的互相團結和支持，是無產階級解放的重要條件，並發出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共同章程》最初是由馬克思在1864年10月起草，經中央委員會在同年11月批準作為《協會臨時章程》在倫敦發表的。它在1866年日內瓦代表大會上又經過某些修改和補充，由大會通過，並定名為《國際工人協會章程》。1871年10月，總委員會根據歷次代表大會和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修訂章程和組織條例並改名為《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

    《共同章程》規定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原則、目標、手段和組織機構。《章程》規定的協會總原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見本卷第609頁）；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消滅一切階級統治。《章程》宣布經濟解放是工人階級的偉大目標，政治運動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為此必須加強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把分散的工人運動聯合起來。協會的目的是“要成為追求共同目標即追求工人階級的保護、發展和徹底解放的各國工人團體進行聯絡和合作的中心”（見本卷第610頁）。《章程》還對協會的組織機構作了具體的規定。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決定在《共同章程》中增加如下內容的條款：為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消滅階級這一最高目標，工人階級必須組織成為獨立政黨。

    《論蒲魯東》一文，是在蒲魯東去世後不久，馬克思應拉薩爾派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編輯巴·施韋澤的請求為該報的讀者寫的。馬克思1865年1月25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他對蒲魯東的批評實際上也是針對拉薩爾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對蒲魯東的一生作了一個概括的評價，稱讚蒲魯東對宗教和教會的攻擊以及對1848年六月起義的辯護，但同時繼續進行自己從40年代以來對蒲魯東的哲學、經濟和政治觀點的批判。馬克思批駁了蒲魯東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特別指出蒲魯東企圖通過“無息信貸”和以這種信貸為基礎的“人民銀行”來消除剝削這種社會改革方案“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見本卷第620頁）。馬克思批評蒲魯東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因此陷入了詭辯的泥坑，批評他對路易·波拿巴采取阿諛逢迎的態度。

    恩格斯1870年2月為他的1850年發表的《德國農民戰爭》寫的《第二版序言》，分析了1848年以來德國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各個階級和黨派在德國的這段歷史時期中所發揮的作用，分析了德國工人運動20年來所發生的轉變和這一運動的前途，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客觀分析德國形勢的基礎上制定正確的策略，提出了重要的思想。恩格斯分析了德國資產階級軟弱無力和庸碌無能的原因，指出在1866年普奧戰爭後它的反革命作用加強了。恩格斯認為，德國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它在社會和政治鬥爭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遠沒有構成德國人民的多數。他認為關鍵問題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問題，即工人階級必須取得對農民群眾的領導權問題。恩格斯具體分析了農民的各個階層，指明小農和農業工人是無產階級的主要同盟軍。他認為喚起農業工人並吸收他們參加運動是德國工人運動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務。一旦農業無產階級“學會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國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存在了”（見本卷第630頁）。

    恩格斯在1874年寫的《〈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補充》中再次指出德國工人作為國際工人運動最有組織的隊伍負有特殊責任，為此就必須在鬥爭和鼓動的各個方面都加倍努力。他論述了理論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所具有的極為重要的意義，指出無產階級政黨只有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武裝起來並把它與革命鬥爭的實踐結合起來，才能擔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並特別強調黨的領導人深入地鉆研理論的重要性。他寫道：“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越來越透徹地理解種種理論問題，越來越多地擺脫那些屬於舊世界觀的傳統言辭的影響，而時時刻刻地注意到：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布到工人群眾中去，必須日益加強團結黨組織和工會組織。”（見本卷第636頁）恩格斯還指出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必須包括三個互相聯系的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這種鬥爭形式的統一是工人運動取得勝利的保證。

    在收入本卷的《致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這封信中，恩格斯闡明了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和開展政治鬥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社會革命的思想越來越成為工人階級的共同信念的情況下，必須使工人擺脫舊政黨的支配。“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每一個國家里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政黨要有它自己的政策，這種政策顯然與其他政黨的政策不同，因為它必須表現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見本卷第639頁）他還指出，有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奴役，不僅靠他們對勞動的剝削，而且還靠國家的力量，因此，工人階級決不能放棄在政治領域中同自己的敵人作鬥爭。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摘自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Ⅰ.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注：標題《Ⅰ.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在馬克思寫在手稿筆記本“M”封面上的目錄中是沒有的。這個標題嚴格地說只包括《導言》的前兩節，即《生產》一節（在筆記本“M”的封面上，這一節有一個更確切的標題《生產一般》）和《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一節。馬克思在《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這一節前面標明的羅馬數字“Ⅰ”，在《導言》往後的正文中再也沒有相應的羅馬數字與之相連接。——1。）

    1.生　產

    (a)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注：把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當作出發點的觀點，見亞·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國和美國》的作者［愛·吉·韋克菲爾德］的注釋，1835-1939年倫敦版）一書的序論和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1821年倫敦第3版第1章第3節。——1。），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是魯濱遜一類的故事，這類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樣，僅僅表示對過度文明的反動和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和聯系的“社會契約”（注：社會契約(Contrat social) 是盧梭關於人從自然狀態過渡到市民狀態的相互關系的理論。按照這個理論，人們最初生活在某種自然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財產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關系的發展決定了人們從自然狀態向市民狀態的過渡，並導致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國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進一步發展破壞了這種社會契約，導致某種新的自然狀態的形成。能夠消除這一自然狀態的，據說是以某種新的社會契約為基礎的理性國家。

    讓·雅·盧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 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會契約論》這兩部著作中詳細闡述了這一理論。——1。），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作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注：市民社會這一術語出自喬·威·弗·黑格爾《法哲學原理》（《黑格爾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82節附錄）。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這一術語的使用有兩重含義。廣義地說，是指社會發展各歷史時期的經濟制度，即決定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物質關系總和；狹義地說，是指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關系。因此，應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根據這里的上下文並參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序言（見本卷第31-35頁）中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論述，此處應為後一種含義。——1、32。）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里，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系等等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第1頁◎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8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曾在過去存在過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作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基礎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注：氏族的原文是“Stamm”，這一術語在19世紀中葉的歷史科學中含義比現在要廣，它表示淵源於同一祖先的人們的共同體，包括現在通用的“氏族”　 (Gens)和“部落”(Stamm)兩個概念。另外，馬克思關於原始社會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關系的觀點，即認為人們最初先是形成為“家庭”，然後從家庭發展和擴大而成為“氏族”，也是沿用當時歷史科學中的觀點。美國的著名民族學家路·亨·摩爾根在《古代社會》（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並下了準確的定義，第一次闡明了氏族作為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層單位的意義。瑞士歷史學家約·雅·巴霍芬的《母權論》（1861年）也在古代社會和民族學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貢獻。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吸收了這些新研究成果，從馬克思對摩爾根著作的摘錄中可以看出他關於氏族和家庭之間關系的新觀點，即氏族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人類社會的原始形式，氏族紐帶的解體，才發展起各種形式的家庭。恩格斯在184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本選集第4卷第1-189頁）中全面闡述了這些新見解。恩格斯還為《資本論》第1卷第12章加了關於氏族和家庭的關系的第(50a)注。——2。）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系）的時代。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注：政治動物(Ζ　ου πολιτιχóυ)，從更廣泛意義來說是“社會動物”，這是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第1篇開頭給人下的定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1章第(13)注中指出：“確切地說，亞里士多德所下的定義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頁）。——2。），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在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時，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就像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無須多說。18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師夏、凱里和蒲魯東等人又把這種看法鄭重其事地引進最新的經濟學中來，這一點本來可以完全不提。蒲魯東等人自然樂於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系的起源作歷史哲學的說明，說什麽亞當或普羅米修斯已經有了◎第2頁◎現成的想法，後來這種想法就被實行了等等（注：關於蒲魯東所說的普羅米修斯的神話，參看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第1章第3節末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5-137頁）作的評論。——3。）再沒有比這類想入非非的陳詞濫調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指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可是，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志，共同規定。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覆，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不過，這個一般，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為不同規定的東西。其中有些屬於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但是，如果說最發達的語言和最不發達的語言共同具有一些規律和規定，那麽，構成語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於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於忘記這種差別。例如，沒有生產工具，哪怕這種生產工具不過是手，任何生產都不可能。沒有過去的、積累的勞動，哪怕這種勞動不過是由於反覆操作而積聚在野蠻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產都不可能。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這樣說是因為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 “積累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因此，生產關系的全部歷史，例如在凱里看來，是歷代政府的惡意篡改。◎第3頁◎

    如果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生產總是一個個特殊的生產部門——如農業、畜牧業、制造業等，或者生產是總體。可是，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系，留待別處（後面）再說。

    最後，生產也不只是特殊的生產，而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即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系，也還不是這里所要說的。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

    現在時髦的做法，是在經濟學的開頭擺上一個總論部分——就是標題為《生產》的那部分（參看約·斯·穆勒的著作（注：約·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對社會哲學的某些應用》（兩卷集）1848年倫敦版第1卷第1篇《生產》第1章，就加上了《生產的要素》這一標題。——4。）），用來論述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這個總論部分包括或者據說應當包括：

    (1)進行生產所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這實際上不過是擺出一切生產的基本要素。可是，我們將會知道，這些要素實際上歸納起來不過是幾個十分簡單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卻擴展成淺薄的同義反覆。

    (2)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像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注：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見亞·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倫敦版第1篇第8章和第11章結束語。——4。）要把這些在亞·斯密那里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到科學意義上來，就得研究在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生產率程度——這種研究超出本題的範圍，而這種研究同本題有關的方面，應在敘述競爭、積累等等時來談。照一般的提法，答案總是這樣一個一般的說法：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峰的時候，也就達到它的生產高峰。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工業高峰是在這個民族的主要任務還不是維護利潤，而是謀取利潤的時候達到的。就這一點來說，美國人勝過英國人。或者是這樣的說法：例如，某些種族素質，氣候，自然環境如離海的遠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於生產。這又是同義反◎第4頁◎覆，即財富的主客觀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備，財富就越容易創造。

    但是，這一切並不是經濟學家在這個總論部分所真正要說的。相反，他們所要說的是，生產不同於分配等等（參看穆勒的著作（注：關於生產不同於分配的內容，見約·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對社會哲學的某些應用》（兩卷集）1848年倫敦版第1卷第25-26頁。——5。）），應當被描寫成局限在與歷史無關的永恒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於是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識的目的。在分配上，他們則相反地認為，人們事實上可以隨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談生產和分配的這種粗暴割裂以及生產和分配的現實關系，總應該從一開始就清楚地看到：無論在不同社會階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總是可以像在生產中那樣提出一些共同的規定來，可以把一切歷史差別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類規律之中。例如，奴隸、農奴、雇傭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們能夠作為奴隸、農奴和雇傭工人來生存。靠貢賦生活的征服者，靠稅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所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侶，靠什一稅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會產品，而決定這一份產品的規律不同於決定奴隸等等的那一份產品的規律。一切經濟學家在這個項目下提出的兩個要點是：(1)財產，(2)司法、警察等等對財產的保護。對此要極簡短地答覆一下：

    關於第一點。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並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在這個意義上，說財產（占有）是生產的一個條件，那是同義反覆。但是，可笑的是從這里一步就跳到財產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財產。（而且還以對立的形式即無財產作為前提條件。）歷史卻表明，共同財產（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爾特人等等那里的共同財產）是原始形式。這種形式還以公社財產形式長期起著顯著的作用。至於財富在這種還是那種財產形式下◎第5頁◎能更好地發展的問題，還根本不是這里所要談的。可是，如果說在任何財產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談不到任何生產，因此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那麽，這是同義反覆。什麽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

    關於第二點。對既得物的保護等等。如果把這些濫調還原為它們的實際內容，它們所表示的就比它們的說教者所知道的還多。就是說，每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關系、統治形式等等。粗率和無知之處正在於把有機地聯系著的東西看成是彼此偶然發生關系的、純粹反思聯系中的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只是感到，在現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強權下能更好地進行生產。他們只是忘記了，強權也是一種法，而且強者的權利也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於他們的“法治國家”中。

    當與生產的一定階段相應的社會狀態剛剛產生或者已經衰亡的時候，自然會出現生產上的紊亂，雖然程度和影響有所不同。

    總之：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2.生產與分配、交換、

    　消費的一般關系

    在進一步分析生產之前，必須考察一下經濟學家拿來與生產並列的幾個項目。

    膚淺的表象是：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他想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後，在消費◎第6頁◎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生產制造出適合需要的對象；分配依照社會規律把它們分配；交換依照個人需要把已經分配的東西再分配；最後，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仆役，供個人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因而，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分配和交換表現為中間環節，這中間環節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規定為從社會出發的要素，交換被規定為從個人出發的要素。在生產中，人客體化，在消費（注：原手稿中是“人”。——編者注）中，物主體化；在分配中，社會以一般的、占統治地位的規定的形式，擔任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中介；在交換中，生產和消費由個人的偶然的規定性來中介。

    分配決定產品歸個人的比例（數量）；交換決定個人拿分配給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產品。

    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因此形成一個正規的三段論法：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這當然是一種聯系，然而是一種膚淺的聯系。生產決定於一般的自然規律；分配決定於社會的偶然情況，因此它能夠或多或少地對生產起促進作用；交換作為形式上的社會運動介於兩者之間；而消費這個不僅被看成終點而且被看成最後目的的結束行為，除了它又會反過來作用於起點並重新引起整個過程之外，本來不屬於經濟學的範圍。

    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人們——不論這些反對者是不是他們的同行——責備他們把聯系著的東西粗野地割裂了，這些反對者或者同他們處於同一水平，或者低於他們。最庸俗不過的責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家過於重視生產，把它當作目的本身。說分配也是同◎第7頁◎樣重要的。這種責備的立足點恰恰是這樣一種經濟觀點，即把分配當作與生產並列的獨立自主的領域。或者是這樣的責備，說沒有把這些要素放在其統一中來考察。好像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好像這里的問題是要對概念作辯證的平衡，而不是解釋現實的關系！　(a)［生產和消費］

    生產直接也是消費。雙重的消費，主體的和客體的。［第一，］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發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產行為中支出、消耗這種能力，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種消費完全一樣。第二，生產資料的消費，生產資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燒中）重新分解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費也是這樣，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狀和自然特性，而是喪失了這種形狀和特性。因此，生產行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來說也是消費行為。不過，這一點是經濟學家所承認的。他們把直接與消費同一的生產，直接與生產合一的消費，稱作生產的消費。生產和消費的這種同一性，歸結為斯賓諾莎的命題：“規定即否定”。（注：規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馬克思此處援引的斯賓諾莎的這一命題是采用黑格爾的有名的解釋。斯賓諾莎自己用這個說法來表示“限定即否定”（見巴·斯賓諾莎《通信集》第50封信。1674年6月2日致賈利克·傑里斯）。在黑格爾的著作中，這里強調任何一個有規定的存在即任何“某物”內部所固有的否定的要素（見黑格爾《邏輯學》1833年柏林版第1部第1編第2 章注釋“實在或現實與否定”，以及黑格爾《哲學全書》1840年柏林版第1 部《邏輯》第91節附釋）。——8）

    但是，提出生產的消費這個規定，只是為了把與生產同一的消費跟原來意義上的消費區別開來，後面這種消費被理解為起消滅作用的與生產相對的對立面。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這個原來意義上的消費。

    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學物質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在吃喝這一種消費形式中，人生產自己的身體，這是明顯的事。而對於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從某一方面來生產人的其他任何消費方式也都可以這樣說。消費的生產。可是，經濟學卻說，這種與消費同一的生產是第二種生產，是靠消滅第一種◎第8頁◎生產的產品引起的。在第一種生產中，生產者物化，在第二種生產中，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因此，這種消費的生產——雖然它是生產和消費的直接統一——是與原來意義上的生產根本不同的。生產同消費合一和消費同生產合一的這種直接統一，並不排斥它們直接是兩個東西。

    可見，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可是同時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中介運動。生產中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中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消費從兩方面生產著生產：

    (1)因為產品只是在消費中才成為現實的產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其為現實的房屋；因此，產品不同於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後完成，因為產品之所以是產品，不在於它是物化了的活動，而只是在於它是活動著的主體的對象。

    (2)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後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作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麽，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第9頁◎

    與此相應，就生產方面來說：

    (1)它為消費提供材料，對象。消費而無對象，不成其為消費，因而在這方面生產創造出、生產出消費。

    (2)但是，生產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對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正如消費使產品得以完成其為產品一樣，生產使消費得以完成。首先，對象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產本身所中介的方式來消費的。饑餓總是饑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饑餓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饑餓。因此，不僅消費的對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僅在客體方面，而且在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所以，生產創造消費者。

    (3)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狀態和直接狀態，——如果消費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野狀態的結果，——那麽消費本身作為動力就靠對象來作中介。消費對於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於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

    因此，生產生產著消費：(1)是由於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2)是由於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3)是由於生產通過它起初當作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同樣，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費和生產之間的同一性表現在三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生產是消費；消費是生產。消費的生產。生產的消費。國民經濟學家把兩者都稱為生產的消費，可是還作了一◎第10頁◎個區別。前者表現為再生產；後者表現為生產的消費。關於前者的一切研究是關於生產的勞動或非生產的勞動的研究；關於後者的研究是關於生產的消費或非生產的消費的研究。

    (2)每一方表現為對方的手段；以對方為中介；這表現為它們的相互依存；這是一個運動，它們通過這個運動彼此發生關系，表現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處於對方之外。生產為消費創造作為外在對象的材料；消費為生產創造作為內在對象，作為目的的需要。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這一點在經濟學中是以多種形式出現的。

    (3)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不僅直接是生產；生產也不僅是消費的手段，消費也不僅是生產的目的，就是說，每一方都為對方提供對象，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對象，消費為生產提供想象的對象；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中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由於自己的實現才創造對方；每一方是把自己當作對方創造出來。消費完成生產行為，只是由於消費使產品最後完成其為產品，只是由於消費把它消滅，把它的獨立的物體形式消耗掉；只是由於消費使得在最初生產行為中發展起來的素質通過反覆的需要上升為熟練技巧；所以，消費不僅是使產品成為產品的終結行為，而且也是使生產者成為生產者的終結行為。另一方面，生產生產出消費，是由於生產創造出消費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於生產把消費的動力，消費能力本身當作需要創造出來。這第三項所說的這個最後的同一性，在經濟學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給、對象和需要、社會創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關系來說明的。

    這樣看來，對於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來說，把生產和消費等同起來，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不僅社會主義美文學家（注：“社會主義美文學家”，馬克思在這里指的是這樣一些庸俗社會主義者，如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卡爾·格律恩，以及法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蒲魯東。有關的內容還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 2卷第4章第4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3-615 頁）和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第1章第3節末尾（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4-135頁）。——11。）這樣做過，而且平庸的經濟學家也這樣做過。例如，薩伊說，就一個民族來說，它的◎第11頁◎生產也就是它的消費。或者就人類一般來說也是如此。施托爾希指出過薩伊的錯誤，他說，例如一個民族不是把自己的產品全部消費掉，而是還要創造生產資料等等，固定資本等等。（注：對薩伊和施托爾希關於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系的觀點，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第1冊第3章第9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85-86頁）作了專門的評介。——12。）此外，把社會當作一個單一的主體來考察，是對它作了不正確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就一個主體來說，生產和消費表現為一個行為的兩個要素。這里要強調的主要之點是：無論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作一個主體的活動或者許多個人的活動，它們總是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費，作為必需，作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是生產活動是實現的起點，因而也是實現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個過程借以重新進行的行為。個人生產出一個對象和通過消費這個對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為生產的個人和自我再生產的個人。所以，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

    但是，在社會中，產品一經完成，生產者對產品的關系就是一種外在的關系，產品回到主體，取決於主體對其他個人的關系。他不是直接獲得產品。如果說他是在社會中生產，那麽直接占有產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產者和產品之間出現了分配，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出現在生產和消費之間。

    那麽，分配是否作為獨立的領域，和生產並列，處於生產之外呢？　(b)［生產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經濟學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這些著作里什麽都被提出兩次。舉例來說，在分配上出現的是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而在生產上作為生產要素出現的是土地、勞動、資本。說到資本，一開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兩次：(1)作為生產要素；(2)作◎第12頁◎為收入源泉，作為決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東西。因此，利息和利潤本身，就它們作為資本增長和擴大的形式，因而作為資本生產本身的要素來說，也出現在生產中。利息和利潤作為分配形式，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它們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們又是資本的再生產方式。

    同樣，工資是在另一個項目中被考察的雇傭勞動：在雇傭勞動的場合勞動作為生產要素所具有的規定性，在工資的場合表現為分配的規定。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雇傭勞動，那麽，勞動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最後，地租——我們直接來看地產參與產品分配的最發達的分配形式——的前提，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大地產（其實是大農業），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資的前提不是勞動一般一樣。所以，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於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產上來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來談，等等，這完全是幻覺。

    因此，像李嘉圖那樣一些經常被人責備為只看到生產的經濟學家，卻專門把分配規定為經濟學的對象（注：大·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的序言中專門把分配規定為經濟學的對象。——13。），因為他們直覺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會中的生產各要素借以得到確定的最確切的表現。

    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這種規律決定他在生產中的地位，他在這個地位上生產，因而分配先於生產。這個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資本，沒有地產。他一出生就由社會分◎第13頁◎配指定從事雇傭勞動。但是這種指定本身是資本、地產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存在的結果。

    就整個社會來看，分配似乎還從一方面先於生產，並且決定生產；似乎是先於經濟的事實。一個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決定了生產。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為奴隸，於是使奴隸勞動成為生產的基礎。或者，一個民族經過革命把大地產分割成小塊土地，從而通過這種新的分配使生產有了一種新的性質。或者，立法使地產永久屬於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勞動［當作］世襲的特權來分配，因而把勞動像社會等級一樣地固定下來。在所有這些歷史上有過的情況下，似乎不是生產安排和決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決定生產。

    照最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因此它離開生產很遠，似乎對生產是獨立的。但是，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於一定的生產關系）——這是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並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確定了。正因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來理解現代生產並且主要是研究生產的經濟學家李嘉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從這里，又一次顯出了那些把生產當作永恒真理來論述而把歷史限制在分配範圍之內的經濟學家是多麽荒誕無稽。

    這種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產處於怎樣的關系，這顯然是屬於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如果有人說，既然生產必須從生產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發，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先於生產，成為生◎第14頁◎產的前提，那麽就應該答覆他說，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提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並且對於這一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於前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它們在生產本身內部被不斷地改變。例如，機器的應用既改變了生產工具的分配，也改變了產品的分配。現代大地產本身既是現代商業和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現代工業在農業上應用的結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般歷史條件在生產上是怎樣起作用的，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系又是怎樣的。這個問題顯然屬於對生產本身的討論和闡述。

    然而，這些問題即使照上面那樣平庸的提法，同樣也可以給予簡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國人本世紀在愛爾蘭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於征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或者是發生一種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東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這樣）。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因此，雖然這種分配對於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一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一定歷史生產的產物。

    例如，蒙古人根據他們生產即放牧的特點把俄羅斯弄成一片荒涼，因為大片無人居住的地帶是放牧的主要條件。在日耳曼蠻族，用農奴耕作是傳統的生產，過的是鄉村的孤獨生活，他們能夠非常容易地讓羅馬各行省服從這些條件，因為那里發生的地產的積聚已經完全推翻了舊的農業關系。◎第15頁◎

    有一種傳統的看法，認為在某些時期人們只靠掠奪生活。但是要能夠掠奪，就要有可以掠奪的東西，因此就要有生產。而掠奪的方式本身又決定於生產的方式。例如，掠奪一個從事證券投機的民族就不能同掠奪一個遊牧民族一樣。

    在奴隸的場合，生產工具直接被掠奪。但在這種情況下，掠奪奴隸的國家的生產必須安排得容許使用奴隸勞動，或者必須建立一種適於使用奴隸的生產方式（如在南美等（注：這里除了指南美洲之外，可能還包括美國南部各州。——16。））。

    法律可以使一種生產資料，例如土地，永遠屬於一定家庭。這些法律，只有當大地產同社會生產處於和諧中的時候，如像在英國那樣，才有經濟意義。在法國，盡管有大地產，但經營的是小規模農業，因而大地產就被革命打碎了。但是，土地分成小塊的狀態是否例如通過法律永遠固定下來了呢？盡管有這種法律，財產卻又積聚起來了。法律在鞏固分配關系方面的影響和它們由此對生產發生的作用，要專門加以規定。　(c)最後，交換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交換總體上看的交換。

    既然交換只是生產和由生產決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費一方之間的中介要素，而消費本身又表現為生產的一個要素，交換顯然也就作為生產的要素包含在生產之內。

    第一，很明顯，在生產本身中發生的各種活動和各種能力的交換，直接屬於生產，並且從本質上組成生產。第二，這同樣適用於產品交換，只要產品交換是用來制造供直接消費的成品的手段。在這個限度內，交換本身是包含在生產之中的行為。第三，所謂實業家之間的交換（注：馬克思所說的“所謂實業家之間(zwischen dealers und dealers)的交換”，指的是亞·斯密把整個流通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領域，一個領域是只在實業家之間的流通，另一個領域是實業家和消費者個人之間的流通。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第1冊第3章第10節(b)（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 111頁）中直接摘錄了斯密這一論點。——16。），不僅從它的組織方面看完全決定於生產，而且本身◎第16頁◎也是生產活動。只有在最後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於生產之旁，與生產漠不相幹。但是，(1)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結果，也就沒有交換；(2)私人交換以私人生產為前提；(3)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3.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某一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劃分，人口在城鄉、海洋、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布，輸出和輸入，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等開始。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第17頁◎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例如，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麽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麽，這就是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並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

    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例如，17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幹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

    後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

    因此，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第18頁◎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範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關系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某種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交換價值只能作為一個具體的、生動的既定整體的抽象的單方面的關系而存在。相反，作為範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現實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範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覆——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於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於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於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但是，這些簡單的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例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占有開始，把占有看作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系（注：關於黑格爾把占有看作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系，見他的《法哲學原理》第40、45、49-52節。——19。），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系這些具體得多的關系之前，占有並不存在。相反，如果說存在著還只是占有，而沒有所有權的家庭和部落整體，這倒是對的。所以，同所有權相比，這種比較簡單的範◎第19頁◎疇，表現為比較簡單的家庭團體或部落團體的關系。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一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系。但是那個以占有為關系的比較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有一個孤獨的野人占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占有並不是法的關系。說占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占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範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範疇是這樣一些關系的表現，在這些關系中，較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系或關系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範疇當作一種從屬關系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雇傭勞動等等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系或者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系，這些關系在整體向著以一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覆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

    另一方面，可以說，有一些十分發展的、但在歷史上還不成熟的社會形式，其中有最高級的經濟形式，如協作、發達的分工等等，卻不存在任何貨幣，秘魯就是一個例子（注：關於秘魯被西班牙征服以前不存在任何貨幣的材料，馬克思采自美國歷史學家普雷斯科特的著作《秘魯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1850年倫敦第4版。馬克思從這一著作第1卷所作的摘錄，包含在馬克思1850-1853年期間在倫敦寫的經濟學摘錄筆記（以下簡稱《倫敦筆記》）的第ⅩⅠⅤ本筆記中。關於印加人中不存在貨幣的情況，見該書第1卷第147頁。——20。）。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貨幣以及作為貨幣的條件的交換，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現在各個公社內部，而是出現在它們的邊界上，出現在與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內部的交換當作原始構成因素，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地，與其說它起初發生在同一公社內部的成員間，不如說它發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關系中。其次，雖然貨幣很早就全面地發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發展的民族即商業民族中才是處於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里，◎第20頁◎貨幣的充分發展——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這是前提——只是出現在他們解體的時期。因此，這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在歷史上只有在最發達的社會狀態下才表現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決沒有歷盡一切經濟關系。例如，在羅馬帝國，在它最發達的時期，實物稅和實物租仍然是基礎。那里，貨幣制度原來只是在軍隊中得到充分發展。（注：馬克思在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較多地談到了軍隊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了貨幣在軍隊中的發展。——21。）它也從來沒有掌握勞動的整個領域。

    可見，比較簡單的範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充分發展恰恰只能屬於一個覆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範疇在一個比較不發展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分的發展。

    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它在這種一般性上——作為勞動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系一樣，是現代的範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於貨幣中。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局限於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主義相對立的重農主義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作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產品一般，看作勞動的一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作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是土地的產品。

    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幹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第21頁◎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麽艱難，多麽巨大，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主義，就可想見了。這也許會造成一種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作為生產者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最簡單、最原始的關系找到了一個抽象表現。從一方面看來這是對的。從另一方面看來就不是這樣。

    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以各種現實勞動組成的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所以，最一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在那里，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組成的一個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里，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在這里，“勞動”、 “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範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所以，這個被現代經濟學提到首位的，表現出一種古老而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關系的最簡單的抽象，只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範疇，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人們也許會說，在美國表現為歷史產物的東西——對任何勞動同樣看待——，例如在俄羅斯人那里，就表現為天生的素質。但是，首先，是野蠻人具有能被使用於一切的素質，還是文明人自動去從事一切，是大有區別的。其次，在俄羅斯人那◎第22頁◎里，實際上同對任何種類勞動同樣看待這一點相適應的，是傳統地固定在一種十分確定的勞動上，他們只是由於外來的影響才從這種狀態中解脫出來。

    勞動這個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條件的產物，而且只有對於這些條件並在這些條件之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

    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里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征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

    其次，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一種對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範疇適用於一切其他社會形式這種說法是對的，那麽，這也只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範疇可以在發展了的、萎縮了的、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著這些社會形式。所說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第23頁◎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里當然不是指作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在可能範圍內完成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學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在資產階級經濟學沒有用編造神話的辦法把自己同過去的經濟完全等同起來時，它對於以前的經濟，特別是它曾經還不得不與之直接鬥爭的封建經濟的批判，是與基督教對異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對舊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於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

    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結合著的，並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形式，即同農業結合著的。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第24頁◎

    以遊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沒有達到真正發展的起點）。他們偶爾從事某種形式的耕作。這樣就規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這種形式按照這些民族保持傳統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來，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一大進步），而且這種耕作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那樣處於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帶著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系上模仿著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不是指純粹的貨幣資本——作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性質。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系還占優勢。在資本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後，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關系。

    因此，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麽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注：蒲魯東的觀念順序的歷史，見他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兩卷集）1846年巴黎版，特別是第1卷第145-146頁。馬克思曾摘錄並批判了蒲魯東的這種觀點，見《哲學的貧困》第2章第1節《方法》中的《第一個說明》（見本選集第1卷第137-141頁），還可參看《剩余價值理論》第1冊第2章第6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40頁）。——25。））（在關於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的表象中）的順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第25頁◎

    古代世界中商業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現的單純性（抽象規定性），正是由農業民族占優勢這種情況本身決定的。作為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資本，在資本還沒有成為社會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這種抽象中表現出來。倫巴第人和猶太人對於經營農業的中世紀社會，也是處於這種地位。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同一些範疇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有不同的地位，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還在資產階級社會初期就以擁有特權和壟斷權的大商業公司的形式出現。

    17世紀經濟學家無形中是這樣接受國民財富這個概念的，即認為財富的創造僅僅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實力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的，——這種觀念在18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部分地保留著。這是一種還不自覺的偽善形式，通過這種形式，財富本身和財富的生產被宣布為現代國家的目的，而現代國家被看成只是生產財富的手段。

    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闡述的意義上。(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範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的相互關系。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人的）。(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國外移民。(4)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5)世界市場和危機。◎第26頁◎

    4.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

    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

    法的關系。家庭關系

    注意：應該在這里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

    (1)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某些經濟關系，如雇傭勞動、機器等等，怎樣在戰爭和軍隊等等中比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得早。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

    (2)歷來的觀念的歷史敘述同現實的歷史敘述的關系。特別是所謂的文化史（注：從馬克思的《倫敦筆記》來看，他在1852-1853年期間閱讀並在他的第ⅩⅠⅩ、ⅩⅩ和ⅩⅩⅠ筆記本中做了摘錄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1) 威·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1850年萊比錫版第1部，1857年萊比錫版第2部；(2) 威·德魯曼《文化史大綱》1847年柯尼斯堡版；(3)古·克列姆《人類文化通史》1847 年萊比錫版第6卷，1849年萊比錫版第7卷。——27。），這所謂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注：這里指以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克為代表的學派，他們首先感興趣的是政治史和外交史，聲稱對外政策高於國內政策，忽視社會關系的歷史，誇大傑出人物的作用。

    萊奧波德·馮·蘭克(1795-1886)的觀點是在哲學唯心主義和新教的影響下形成的。按照蘭克的觀點，宗教在國家生活中起著關鍵作用，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體現在國家中的政治思想。他的歷史觀是帶有沙文主義色彩的歐洲中心論。——27。）。（順便也可以說一下歷來的歷史敘述的各種不同方式。所謂客觀的、主觀的（倫理的等等）。哲學的。）

    (3)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

    (4)對這種見解中的唯物主義的種種非難。同自然主義的唯物主義的關系。

    (5)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

    (6)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關系。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就藝術等等而言，理解這種不平衡還不像理解實際社會關系本身內部的不平衡那樣重要和◎第27頁◎那樣困難。例如教育。美國同歐洲的關系。可是，這里要說明的真正困難之點是：生產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例如羅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這種情形較少）同現代生產的關系。

    (7)這種見解表現為必然的發展。但承認偶然。怎樣。（對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

    (8)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地和客觀地。部落、種族等。

    (1)（注：這個(1)的內容沒有寫完，馬克思還打算在其中談論莎士比亞同現代的關系，但未能實現。在這里寫完對希臘藝術的評論以後，馬克思隨即中斷了《導言》的寫作，因而也沒有寫以後各點。——28。）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麽，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

    我們例如先說希臘藝術同現代的關系，再說莎士比亞同現代的關系。大家知道，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成為希臘人的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藝術］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系的觀點，能夠同走錠精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並存嗎？在羅伯茨公司（注：曼徹斯特的羅伯茨公司，是英國發明家理查·羅伯茨從1843年起主持生產各種工具、機器和機車的公司。羅伯茨是19世紀機械方面的著名發明家之一，自動走錠精紡機就是他發明的。——28。）面前，武爾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針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動產信用公司（注：動產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全稱Société　générale　 ducrédit Mobilier）是法國的一家大股份銀行，由貝列拉兄弟於1852年創立並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準。動產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當信貸的中介和參加工業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創立。該公司廣泛地參加了法國、奧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國的鐵路建設。它的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靠它所開辦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進行的有價證券投機買賣。動產信用公司用發行本公司的股票得來的資金收買各種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業的有價證券作擔保，而各種公司的股票則是以它們本身的財產價值擔保。因此，同一實際財產產生了雙倍的虛擬資本。一種形式是該企業的股票，一種形式是撥款給該企業並收買其股票的動產信用公司的股票。該公司同拿破侖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關系，並在它的保護下進行投機活動。1867年該公司破產，1871年清算完畢。動產信用公司在19世紀50年代作為新型金融企業出現，是由反動時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這個時代里交易所買空賣空、投機倒把活動異常猖獗。中歐的其他國家也仿照動產信用公司建立類似的機構。馬克思對動產信用公司所作的分析，參看他1856-1857年間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幾篇文章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中《B.關於貨幣計量單位的學說》部分有關伊·貝列拉的腳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頁）。——28。）面前，海爾梅斯又◎第28頁◎在哪里？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廣場（注：印刷所廣場(Printing House Square)是倫敦一個不大的廣場，英國最大的日報《泰晤士報》編輯部和印刷所所在地。印刷所廣場的轉義是指以優秀報業組織聞名於19世紀中葉的該報編輯部和印刷所本身。——29。）旁邊，法瑪還成什麽？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不是隨便一種神話，就是說，不是對自然（這里指一切對象的東西，包括社會在內）的隨便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埃及神話決不能成為希臘藝術的土壤或母胎。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是一種神話。因此，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排斥一切對自然的神話態度，一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態度；因而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

    從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夠同火藥和鉛彈並存嗎？或者，《伊利亞特》（注：《伊利亞特》是著名的古希臘史詩，據說是傳說中的古希臘詩人荷馬所寫。——29。）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並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繆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

    但是，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

    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純真性又活躍在兒童的天性中嗎？為什麽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覆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和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階段並不矛◎第29頁◎盾。這種藝術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並且是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覆返這一點分不開的。

    寫於1857年8月底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德文發表於《新時代》第21年卷（1902-1903年）第1卷第23- 25期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762頁。◎第30頁◎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注：這是馬克思為他在1858年11月-1859年1 月寫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所寫的序言。《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的出版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馬克思在寫作這本書以前，進行了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在這一過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經濟文獻，制定了自己的經濟學說的原理。

    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論意義和獨立的科學意義，其中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實質作了精辟的說明，對歷史唯物主義實質本身下了經典性的定義。

    馬克思在世時，《政治經濟學批判》沒有再版，只有序言是個例外，它曾於1859年6月4日發表在倫敦德文報紙《人民報》（見注54）上，但發表時作了某些刪節。——31。）

    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前兩章構成本分冊的內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注：馬克思所說的全部材料，是指他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一些準備材料、大綱及摘錄筆記等。——31。）形式上都是專題論文，它們是在相隔很久的幾個時期內寫成的，目的不是為了付印，而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至於能否按照上述計劃對它們進行系統整理，就要看環境如何了。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注：指馬克思為他當時計劃寫的龐大的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寫的總的《導言》（見本卷第1-30頁）——31。）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里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注：《萊茵報》是《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的簡稱，是德國的一家日報，青年黑格爾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該報是萊茵省一些反對普魯士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人士伯·臘韋等創辦的，編輯是伯·臘韋和阿·魯滕堡，發行負責人是路·舒爾茨和格·榮克。1842年4 月起馬克思為該報撰稿，同年10月起成為該報編輯之一。《萊茵報》也發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政府對《萊茵報》進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1843年4月1日把它封閉了。——31。）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注：指馬克思的著作《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三篇論文）。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和《摩塞爾記者的辯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5-181、210-243頁）。——31。）。◎第31頁◎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注：《奧格斯堡總匯報》簡稱《總匯報》，是德國保守派的日報，1798年創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奧格斯堡出版。1842年發表了捏造的空想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在其《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一文中揭露了這種捏造，該文發表在1842年10月《萊茵報》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130-134頁）。——32。）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注：《德法年鑒》是由馬克思提議創辦、由阿·盧格和馬克思在巴黎編輯出版的德文刊物。僅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本選集第1卷第1-15頁），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596-625頁）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頁）。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原則分歧。——32。）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5，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注：驅逐馬克思和巴黎《前進報》其他撰稿人離開巴黎的命令是由法國內務大臣湯·沙·杜沙特爾於1845年1月11日簽署的。由巴黎警察局長德累賽爾簽發的驅逐令於1月25日送交馬克思，限其在一周內離開巴黎。——32。），在那里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第32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注：指恩格斯的第一部經濟學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頁）。——33。）（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頁。——編者注））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第33頁◎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注：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頁）。——34。）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與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71-307 和215-229頁。——編者注）。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頁。——編者注）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寫的關於《雇傭勞動》（注：指馬克思的著作《雇傭勞動與資本》（見本選集第1卷第340-380頁）。——34。）一書，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注：德意志工人協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7年8 月底在布魯塞爾建立的，全稱是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目的是對僑居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和向他們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戰友的領導下，協會成了團結比利時的德國革命無產者的合法中心，並跟佛蘭德和瓦隆的工人俱樂部保持了直接的聯系。協會中的優秀分子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布魯塞爾支部。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後不久，由於協會成員被比利時警察當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協會在布魯塞爾的活動即告停止。——34、233。）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於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34、39、199、233、619。）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新萊茵報》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作用。闡述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最重要問題的立場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

    《新萊茵報》的堅決的、不妥協的立場，戰鬥的國際主義精神，它對普魯士政府以及科隆地方當局的政治上的揭發，使該報在創刊後的最初幾個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並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這種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魯士的反革命政變以後更變本加厲了。

    盡管遭到種種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由於馬克思被驅逐出境和《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遭受迫害，該報停刊了。1849年5月 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34、233。）的出版以及隨後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學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倫敦才能重新進行這一工作。不列顛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鉆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別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文的美國報◎第34頁◎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注：《紐約每日論壇報》是美國的一家報紙，1841-1924年出版。該報由著名的美國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霍·格里利創辦，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國輝格黨左翼的機關報，後來是共和黨的機關報。40-50年代，該報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反對奴隸占有制。參加該報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查·德納從40年代末起是該報的編輯之一。馬克思從1851年8 月開始為該報撰稿，一直到1862年3 月，繼續了十年以上。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約恩格斯寫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是在曼徹斯特寫的，許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並不是寫作的真正日期，因為馬克思在論文上通常標明的是寄往紐約的日期。有些論文是在倫敦寫的，而馬克思注明的卻是巴黎、維也納或柏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寫的文章，涉及國際政治、工人運動、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殖民地擴張、被壓迫國家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極其重要的問題。在歐洲的反動時期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這個發行很廣的美國報紙，以具體材料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和這個社會所固有的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並且說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隨意處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為編輯部的社論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時編輯部竟然還刪改文章的內容，並任意加注日期。編輯部的這些行為曾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議。從1857年秋天起，由於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報紙的財政狀況受到影響，編輯部向馬克思提出減少他對《紐約每日論壇報》通訊的數量。到美國國內戰爭開始時，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馬克思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報》斷絕關系，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編輯部內主張同各蓄奴州妥協的人的勢力加強和該報離開了進步立場。後來該報的方向更日益右傾。——35。）撰稿（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只是例外），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間斷。然而，由於評論英國和大陸突出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占著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經濟科學本身範圍以外的實際的細節。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只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麽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

    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注：這句話引自但丁《神曲·地獄篇》第3部。——35。）

    卡爾·馬克思

    1859年1月於倫敦

    載於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頁◎第35頁◎


恩格斯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第一分冊》

    （注：恩格斯寫的書評《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是應馬克思的請求，而且是按馬克思的要求寫的。1859年7月19 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講了書評的主要內容應該是：“簡短地談一下方法問題和內容上的新東西”。後來馬克思在1859年7月22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又詳細地談了書評中應該寫的內容：“(1)蒲魯東主義被連根鏟除了，(2)通過最簡單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闡明了資產階級生產的特殊社會的，而決不是絕對的性質”。（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42、445頁）8月3日，恩格斯完成了書評的第一部分，並把它寄給了在倫敦的馬克思，請他對書評做一些修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 451頁）。從這一點和文中的個別地方可以看出，馬克思審閱了這篇書評。

    書評先後發表在1859年8月6日和20日《人民報》（見注54）第14號和16號。隨後，許多報刊，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的德文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書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69頁。）

    恩格斯寫的這篇書評，只有發表在《人民報》上的開頭的兩部分。恩格斯打算分析該書經濟學內容的第三部分，因報紙停刊沒有發表，手稿也沒有找到。——36。）》1859年柏林弗蘭茨·敦克爾出版社版

    一

    德國人早已證明，在一切科學領域內，他們與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領域內甚至勝過它們。只有一門科學，在它的大師們當中，沒有一個德國人的名字，這就是政治經濟學。原因很清楚。政治經濟學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分析，因此它以發達的資產階級關系為前提，而在德國，這種關系自從宗教改革戰爭和農民戰爭（注：指16世紀德國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和1524-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36、623。），特別是自從三十年戰爭（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是一次全歐洲範圍的戰爭，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鬥爭引起的。德國是這次鬥爭的主要場所，是戰爭參加者的軍事掠奪和侵略的對象。——36。）以來的幾百年間，都沒有可能產生。荷蘭同帝國的脫離（注：荷蘭在1477-1555年是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組成部分，1555年10 月帝國被分割後，處於西班牙的管轄下。16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末期，荷蘭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而成為獨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由於荷蘭脫離神聖羅馬帝國，德國喪失了最重要的海上貿易航路，並且依賴於荷蘭人的中介貿易，這對德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36。）把德國從世界貿易中排擠出來，使它的工業發展一開始就限於極小的規模；當德國人如此艱辛如此緩慢地從內戰的破壞中恢覆過來的時候，當他們把從來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費於毫無結果的鬥爭，以反對每個小邦主和帝國小貴族強加在他們臣民的產業上的關稅壁壘和專橫的貿易條例的時候，當帝國城市在行會習氣和貴族驕橫中衰落下去的時候，荷蘭、英國和法國在世界貿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開拓了一個又一個的殖民地，使工場手工業的發展達到最高度的繁榮，直到最後，英◎第36頁◎國由於蒸汽使它的煤鐵礦有了價值，站到現代資產階級發展的最前列。但是，陳腐可笑的中世紀殘余直到1830年還束縛著德國資產階級的物質發展，當還需要同這種殘余進行鬥爭的時候，就不可能有德國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隨著關稅同盟（注：關稅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魯士領導下最後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 年的保護關稅條例廢除了普魯士境內的關稅，1819年開始，普魯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達姆施塔特）簽訂關稅協定，後來發展成確定共同關稅的關稅同盟，該同盟逐漸包括了幾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奧地利、漢撒的自由市（呂貝克、漢堡、不來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時期以及這些革命被鎮壓下去以後，關稅同盟事實上已名存實亡。普魯士在1853年恢覆了關稅同盟，該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魯士領導下實現全國政治統一的1871年。——37。）的建立，德國人才能夠理解政治經濟學。從這時起，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學才實際上開始輸入，以適應德國資產階級的需要。不久，學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輸入的材料，用一種並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別增光的方式把它加工改造。於是，從那些耍筆桿的投機家、商人、學究和官僚的雜湊班里，產生了德國的經濟學著作，這種著作就其乏味、膚淺、空洞、冗長和抄襲情況來說，只有德國的長篇小說才能與之相比。在那些講求實際的人們當中，最先形成了產業家的保護關稅派。他們的權威是李斯特，雖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從大陸體系（注：大陸體系或大陸封鎖，是拿破侖第一在1805年法國艦隊被英國艦隊消滅後，於1806年11月21日宣布的命令。它禁止歐洲大陸各國和英國進行貿易。參加大陸封鎖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蘭、普魯士、丹麥、俄國和奧地利等國。1812 年拿破侖在俄國遭到失敗後，所謂的大陸封鎖便瓦解了。——37。）的理論創立者法國人費里埃那里抄來的，但是總不失為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中最優秀的作品（注：1844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寫一本批判德國經濟學家弗·李斯特的保護關稅觀點的小冊子，為此馬克思在巴黎研究和摘錄了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年斯圖加特-蒂賓根版第1卷）。1845年春，馬克思還摘錄了弗·路·奧·費里埃的著作《論政府和貿易的相互關系》（1805年巴黎版）。馬克思對李斯特著作的摘錄保存下來了，然而他計劃寫的小冊子未能面世。——37。）。同這一派相對立，在40年代產生了波羅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貿易派，他們懷著幼稚的然而自私的信仰，重覆英國自由貿易派（注：英國自由貿易派，即曼徹斯特學派，是19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派別，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理·科布頓和約·布萊特。19世紀20-50年代，曼徹斯特是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該學派提倡自由貿易，要求國家不幹涉經濟生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原則，要求減免關稅和獎勵出口，要求廢除有利於土地貴族的、規定高額谷物進口稅的谷物法。1839年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見注88）。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成為自由黨的左翼。——37。）的論據。最後，在從理論方面研究這門學科的學究和官僚中，有像勞先生那樣幹癟而無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樣把外國的原理譯成沒有弄懂的黑格爾語言的自作聰明的思辨哲學家；或者有像黎爾先生那樣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從這一切最終得出的是官房學（注：官房學是由行政、財政、經濟和其他學科組成的統一的課程，許多歐洲國家的中世紀大學以及後來的資產階級大學講授這門課程；官房學實質上是“各種知識的雜拌”（馬克思《資本論》第2版跋）。——37。），這是一種澆上了一些折衷主義經濟學調味汁的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對於準備應考官職的人倒是有用的。

    當德國的資產階級、學究和官僚把英法經濟學的初步原理當作不可侵犯的教條死記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時候，德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出現了。它的全部理論內容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它一出現，科學的、獨立的、德國的經濟學也就產生了。這種德國的◎第37頁◎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後者的要點，在本書的序言中已經作了扼要的闡述（注：見本卷第31-35頁。——編者注）。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經在《人民報》（注：《人民報》是一家周報，從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倫敦用德文出版。該報是作為倫敦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的機關報而創辦的。第1 號由德國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埃·比斯康普編輯出版。從第2號起，該報就在馬克思的密切參與下出版。從7月初起馬克思實際上成了該報的編輯。在《人民報》上曾刊載馬克思為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寫的序言、恩格斯給馬克思這一著作所寫的評論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許多文章。該報總共出版了16期，1859年8月20日因缺乏資金而停刊。——38。）上刊載過，因此我們請讀者去參看一下。下面這個原理，不僅對於經濟學，而且對於一切歷史科學（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現：“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系和國家關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個原理非常簡單，它對於沒有被唯心主義的欺騙束縛住的人來說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個事實不僅對於理論，而且對於實踐都是最革命的結論。“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注：見本卷第32-33頁。——編者注）由此可見，只要進一步發揮我們的唯物主義論點，並且把它應用於現時代，一個強大的、一切時代中最強大的革命遠景就會立即展現在我們的面前。◎第38頁◎

    人們的意識決定於人們的存在而不是相反，這個原理看來很簡單，但是仔細考察一下也會立即發現，這個原理的最初結論就給一切唯心主義，甚至給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一棒。關於一切歷史的東西的全部傳統的和習慣的觀點都被這個原理否定了。政治論證的全部傳統方式崩潰了；愛國的義勇精神憤慨地起來反對這種無禮的觀點。因此，新的世界觀不僅必然遭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反對，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愛的符咒來翻轉世界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反對。這種世界觀激起了德國庸俗的民主主義空喊家極大的憤怒。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力圖剽竊新的思想，然而對這些思想又極端無知。

    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34、39、199、233、619。）把我們黨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進行純科學的探討。雖然如此，這個基本觀點卻像一根紅線貫穿著黨的一切文獻。在所有這些文獻中，每個場合都證明，每次行動怎樣從直接的物質動因產生，而不是從伴隨著物質動因的詞句產生，相反地，政治詞句和法律詞句正像政治行動及其結果一樣，倒是從物質動因產生的。

    1848-1849年革命失敗之後，這樣一個時期到來了，在這個時期從國外來影響德國越來越不可能了，我們黨把流亡者之間爭吵——因為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動——的場所讓給了庸俗民主派。他們心滿意足地熱中於爭吵，今天大吵大鬧，明天握手言歡，後天又公開自己的醜事，他們在美洲到處行乞，接著立刻在瓜分幾文討來的銀錢上重新出醜，在這個時候，我們黨卻因為重新得到了幾分寧靜從事研究工作而高興。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第39頁◎新的科學的觀點作為理論的基礎，研究這個觀點已經夠忙了，單是這一點，我們黨就不可能墮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注：參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59-380頁）。——40。）那樣深的程度。

    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們面前的這本書。

    二

    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決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作零碎的批判，決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覆雜內容，並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既然經濟學家無非是這些規律的代言人和辯護人，那麽，這種闡述同時也就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

    自從黑格爾逝世之後，把一門科學在其固有的內部聯系中來闡述的嘗試，幾乎未曾有過。官方的黑格爾學派從老師的辯證法中只學會搬弄最簡單的技巧，拿來到處應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對他們來說，黑格爾的全部遺產不過是可以用來套在任何論題上的刻板公式，不過是可以用來在缺乏思想和實證知識的時候及時搪塞一下的詞匯語錄。結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說，這些黑格爾主義者懂一點“無”，卻能寫“一切”。情況的確如此，這些先生們雖然自命不凡，卻深感自己的虛弱，因此盡可能回避一切重大的問題；陳腐的舊科學由於具有實證知識方面的優勢而保持著它的地盤；只是在費爾巴哈宣布廢棄思辨概念以後，黑格爾學派才逐漸銷聲匿跡，於是，舊的形而上學及其固定不變的範疇似乎在科學中又重新開始了它的統治。

    這個現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黑格爾學派的狄亞多希（注：這是諷刺右派黑格爾分子，他們在30-40年代在德國大學中開設很多講座，並且利用自己的地位來攻擊哲學上較激進的派別的代表人物；右派黑格爾分子以反動的精神解釋黑格爾的學說。

    狄亞多希是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的將領們，他們在亞歷山大大帝死後為爭奪他的帝國而彼此進行殘酷的廝殺。——40。）的◎第40頁◎統治在空談中結束之後，自然就出現一個科學的實證內容重新勝過其形式方面的時代。同時，德國以異乎尋常的精力致力於自然科學，這是與1848年以來資產階級的強大發展相適應的；在這種科學中思辨傾向從來沒有多大地位，隨著這種科學的時興，舊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直到沃爾弗式的極端淺薄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來。黑格爾被遺忘了，新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在理論上同18世紀的唯物主義幾乎完全沒有差別，它勝於後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擁有較豐富的自然科學的材料，特別是化學和生理學的材料。我們從畢希納和福格特身上看到這種康德以前的狹隘庸俗思維方式的極為淺薄的翻版，甚至信奉費爾巴哈的摩萊肖特也極其可笑地每時每刻都在最簡單的範疇上糾纏不清。平庸的資產階級理智這匹駕車的笨馬，在劃分本質和現象、原因和結果的鴻溝面前當然就一籌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維這個十分崎嶇險阻的地域行獵的時候，恰好是不能騎駕車的馬的。

    由此可見，在這里就得解決與政治經濟學本身無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應該用什麽方法對待科學？一方面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爾就是在這種形式上把它留下來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現在重新時興的、實質上是沃爾弗式的形而上學的方法，這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寫他們那些缺乏聯系的大部頭著作時采用的方法。後一種方法，曾被康德特別是黑格爾在理論上摧毀，只是由於惰性和缺乏一種別的簡單方法，才使它能夠在實際上繼續存在。另一方面，黑格爾的方法在它現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實質上是唯心的，而這里要求發展一種比從前所有世界觀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觀。它是從純粹思維出發的，而這里必須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一種自己承認是“從無，經過無，到無”（注： “從無，經過無，到無”這句話引自黑格爾《邏輯學》第1部第2冊。——41。）的方法，在這種形式上在這里是根本不適用的。雖然如此，它◎第41頁◎卻是一切現有邏輯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沒有受到過批判，沒有被駁倒過；任何反對這位偉大的辯證法家的人都沒有能夠在這個方法的巍然大廈上打開缺口；它被遺忘，是因為黑格爾學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幹些什麽。因此，首先應當對黑格爾的方法作一番透徹的批判。

    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於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作基礎。形式盡管是那麽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發展卻總是與世界歷史的發展平行著，而後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驗證。真正的關系因此顛倒了，頭腳倒置了，可是實在的內容卻到處滲透到哲學中；何況黑格爾不同於他的門徒，他不像他們那樣以無知自豪，而是所有時代中最有學問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個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系的人，盡管他的歷史哲學中的許多東西現在在我們看來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輩，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後敢於對歷史作總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觀點的宏偉，就是在今天也還值得欽佩。在《現象學》、《美學》、《哲學史》（注：指喬·威·弗·黑格爾的著作《精神現象學》1807年班堡-維爾茨堡版。《美學講演錄》第1-3卷；《黑格爾全集》1835年、1837-1838 年柏林版第 10卷。《哲學史講演錄》第1-3卷；《黑格爾全集》1833、1836年柏林版第13-15卷。——42。）中，到處貫穿著這種宏偉的歷史觀，到處是歷史地、在同歷史的一定的（雖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聯系中來處理材料的。

    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觀點的直接的理論前提，單單由於這種歷史觀，也就為邏輯方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如果這個被遺忘了的辯證法從“純粹思維”的觀點出發就已經得出這樣的結果，而且，如果它輕而易舉地就結束了過去的全部邏輯學和形而上學，那麽，在它里面除了詭辯和煩瑣言辭之外一定還有別的東西。但是，對這個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學過去害怕而且現在還害怕幹這件事。

    馬克思過去和現在都是唯一能夠擔當起這樣一件工作的人，◎第42頁◎這就是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著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並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形式的簡單形態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

    對經濟學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經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兩種方式：按照歷史或者按照邏輯。既然在歷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獻的反映上一樣，大體說來，發展也是從最簡單的關系進到比較覆雜的關系，那麽，政治經濟學文獻的歷史發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線索，而且，大體說來，經濟範疇出現的順序同它們在邏輯發展中的順序也是一樣的。這種形式看來有好處，就是比較明確，因為這正是跟隨著現實的發展，但是實際上這種形式至多只是比較通俗而已。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如果必須處處跟隨著它，那就勢必不僅會注意許多無關緊要的材料，而且也會常常打斷思想進程；並且，寫經濟學史又不能撇開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這就會使工作漫無止境，因為一切準備工作都還沒有做。因此，邏輯的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方式，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

    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從歷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系出發，因而在這里是從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第43頁◎經濟關系出發。我們來分析這種關系。既然這是一種關系，這就表示其中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我們分別考察每一個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關聯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於是出現了需要解決的矛盾。但是，因為我們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們頭腦中發生的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個時候確實發生過或者還在發生的現實過程，因此這些矛盾也是在實踐中發展著的，並且可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們考察這種解決的方式，發現這是由建立新關系來解決的，而這個新關系的兩個對立面我們現在又需要展開說明，等等。

    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進入交換的產品是商品。但是它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在這個物中、在這個產品中結合著兩個人或兩個公社之間的關系，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這里，兩者已經不再結合在同一個人身上了。在這里我們立即得到一個貫穿著整個經濟學並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頭腦中引起過可怕混亂的特殊事實的例子，這個事實就是：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並且作為物出現。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系，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對於整個經濟學的意義，從而使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們從不同的方面來考察商品，並且所考察的是充分發達了的商品，而不是在兩個原始共同體之間的自然形成的物物交換中剛在艱難地發展著的商品，那麽，它在我們面前就表現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方面，這里，我們立即進入了經濟學的爭論範圍。誰想要找一個鮮明的例子，來證明現今發展階段上的德國的辯證方法比舊時庸俗嘮叨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優越，至少像鐵路比中◎第44頁◎世紀的交通工具優越一樣，那就請他讀一讀亞當·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經濟學家的著作，看看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使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兩者分清並理解它們每個特有的規定性對這些人來說是多麽困難，然後再把馬克思的簡單明了的說明與之對比一下。

    在說明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後，商品就被按照它進入交換過程時那樣作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直接統一來敘述。這里產生了怎樣的矛盾，讀者可以在第20-21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33頁。——編者注）上看到。我們僅僅指出，這些矛盾不只有理論的抽象的意義，而且同時反映出從直接的交換關系、即簡單的物物交換的本性中產生出來的困難，反映出這種最初的粗陋的交換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解決這種不可能性的辦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特性轉給一種特殊的商品——貨幣。然後，在第二章中闡述貨幣或簡單流通，即(1)作為價值尺度的貨幣，並且在這里，用貨幣計量的價值即價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規定，(2)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3)作為兩個規定的統一體，作為實在的貨幣，作為資產階級一切物質財富的代表。第一分冊的敘述到此為止，從貨幣到資本的轉化留待第二分冊敘述。

    我們看到，采用這個方法時，邏輯的發展完全不必限於純抽象的領域。相反，它需要歷史的例證，需要不斷接觸現實。因此這里插入了各種各樣的例證，有的指出各個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現實歷史進程，有的指出經濟文獻，以便從頭追溯明確作出經濟關系的各種規定的過程。對於個別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亂的見解的批判，實質上在邏輯發展本身中已經作出了，因此可以敘述得很簡略。◎第45頁◎

    在第三篇論文中，我們將說明本書的經濟學內容。

    寫於1859年8月3-15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59年8月6日和20日《人民報》第14和16號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4-535頁◎第46頁◎


馬克思　工資、價格和利潤（之一）

    （注：這部著作是馬克思於1865年6月20日和27 日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會議上用英語作的報告。這篇報告是由總委員會委員約翰·韋斯頓5月2日和23日的發言引起的；韋斯頓在發言中企圖證明，貨幣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對工人沒有好處，並由此做出工會“有害”的結論。馬克思在報告中不僅揭穿了商品價格取決於工資水平這一虛假理論，而且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關鍵問題。

    保存下來的報告稿是馬克思的手稿，沒有標題，開頭寫著：“1865年6月 20日星期二向總委員會宣讀”。全文由作者用阿拉伯數字分為十四節。這篇報告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出版過。因為他擔心發表這篇報告，會過早地挪用他當時正在緊張寫作的《資本論》中的一些重要原理。1898年，報告由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以《價值、價格和利潤》為題首次在倫敦發表，並附有愛德華·艾威林寫的序。引言和前六節在手稿中是沒有標題的，由艾威林加上了標題。這篇報告的德譯文發表在1898年《新時代》，由伯恩施坦翻譯的德譯文用的標題是《工資、價格和利潤》。在本卷中，除了總標題以外，這些小標題都保留下來了。——47。）

    ［引言］公民們！

    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允許我先說幾句開場白。

    目前大陸上有一種真正的罷工流行病，鬧著要求增加工資。這個問題將在我們的大會上討論。（注：關於在協會幫助下在一些國家實現勞資鬥爭中的統一行動的問題、縮短工作日以及女ず屯さ任侍庖丫腥?865年9 月召開的國際工人協會倫敦代表會議的議事日程。見《在1865年7月25 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修改和通過的常務委員會關於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報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1-583頁）。——47。）你們是國際協會的領導，對這個極重要的問題應當有確定的見解。因此，我認為有責任把這個問題徹底分析一下，甚至不怕引起你們的不耐煩。

    我要預先說明的另一點，是關於公民韋斯頓。他不僅向你們提出一些他明知不受工人階級歡迎的觀點，而且公開為之辯護，還自以為是在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這種表現為道義上的勇氣，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深表尊敬。盡管我這篇報告措辭直率，我希望，在報告結束後，公民韋斯頓將會發現，我同意的是在我看來正是構成他的論點基礎的那種思想，不過我不得不認為，這些論點就其現有的形式來講，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危險的。

    我現在就來談正題。◎第47頁◎

    1.［生產和工資］

    公民韋斯頓的論證，實際上是根據兩個前提：

    首先，國民產品量是固定不變的，或者像數學家所說的，是一個常量或常數；

    其次，實際工資總額，也就是說，按照能夠用以購買的商品的數量來測定的工資總額，是一個不變額，一個常數。

    他的前一個論斷顯然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看到，產品的價值和數量在逐年增加，國民勞動的生產力在逐年擴大，而用來流通這種日益增加的產品所必需的貨幣數量也在不斷變化。對全年或對相互比較的各個不同年度來說是如此，對一年中平均的每一天來說也是如此。國民產品的數或量總是在不斷變化。它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姑且不論人口的變化，它也必然如此，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力總是在不斷地變化。的確，一旦工資水平普遍提高了，這種提高本身，無論其後果如何，決不會立即改變產品量。這種提高最初可能是由於當時的實際情況。但是，如果在工資提高之前，國民產品是一個變數而不是一個常數，那麽，在工資提高之後，它仍然是一個變數而不是一個常數。

    但是，假定說，國民產品量不是變數，而是常數。即使如此，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當做邏輯結論的東西，也只是一種武斷。如果我們有一個已知數，比如說是8，那麽這個數的絕對界限並不妨礙它的各部分改變其相對界限。如果利潤為6，工資為2，那麽工資可能增加至6，利潤減少至2，而總數仍然是8。因此，產品量的固定不變，無論如何也不能證明工資總額也是固定不變的。那麽，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究竟怎樣證明工資總額是固定不變的呢？不過是武斷而已。◎第48頁◎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論斷，那麽它也應當在兩方面都說得通，然而公民韋斯頓卻使它只能說明一個方面。如果工資總額是一個常數，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減少。因此，如果說工人爭取暫時增加工資，是很愚蠢，那麽資本家爭取暫時降低工資，也很愚蠢。我們的朋友韋斯頓並不否認，在一定的情況下，工人能夠迫使資本家增加工資，但是，他覺得工資總額是天然固定不變的，工資增加後必然會有一個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資本家能夠壓低工資，而且確實經常想壓低它。依照工資不變的原則，在這種場合，也應當像在前一種場合一樣，隨後有一個反作用。所以，工人對降低工資的企圖，或者，對工資已經降低的現象進行反抗，是正確的。所以，他們力求增加工資，也是正確的，因為任何一種反抗降低工資的行動都是一種爭取增加工資的行動。依照公民韋斯頓的工資不變原則，工人也應當在一定情況下聯合起來，為增加工資而鬥爭。

    如果他否認這個結論，他就必須放棄那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的前提。他就不該說工資總額是一個常數，而應該說工資總額盡管不能而且不該提高，但是它隨時可能而且應該降低，只要是資本家想把它降低。如果資本家想給你們吃的是馬鈴薯而不是肉，是燕麥而不是小麥，你們也必須接受他的願望，當作政治經濟學的一條規律而唯命是從。如果一個國家的工資水平比另一個國家的高，例如美國的比英國的高，你們就應當以美國資本家的願望和英國資本家的願望的不同來解釋這種工資水平的不同，這個方法看來不僅會簡化對經濟現象的研究工作，而且也會簡化對其他一切現象的研究工作。

    不過，即使如此，我們也可以問：為什麽美國資本家的願望不同於英國資本家的願望？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得超出願望的範圍。一個牧師會說：上帝願意法國是一個樣，願意英國是另一個樣。◎第49頁◎如果我要求他解釋這種願望的兩重性，他會厚顏無恥地回答，上帝願意在法國抱一種願望，在英國抱另一種願望。但是，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當然決不會去作這種完全否定一切推理的論證。

    誠然，資本家的願望是獲取盡量多的東西。但是，我們的任務不是要談論他的願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質。

    2.［生產、工資、利潤］

    公民韋斯頓向我們作的演說，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了。

    他的全部推論歸結如下：如果工人階級強迫資本家階級以貨幣工資形式付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麽，資本家以商品形式歸還的，將會是值4先令的東西，而不是值5先令的東西。工人階級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買在工資增加之前用4先令就能買到的東西。為什麽會這樣呢？為什麽資本家把只值4先令的東西要賣5先令呢？因為工資額是固定不變的。但是為什麽工資被固定在值4先令的商品上？為什麽不是值3或2先令，或其他數目的商品上呢？如果工資額的界限是由一條既不依資本家的願望又不依工人的願望為轉移的經濟規律決定的，公民韋斯頓就應當首先闡述這條規律，並加以證明。其次，他還應當證明，在每一定的時期內，實際上所支付的工資額，總是完全符合必要的工資額而決不能違背它。另一方面，如果工資額的一定界限只是取決於資本家的願望或取決於他的貪欲的界限，這種界限就是隨意的，沒有什麽必然性，可以依照資本家的願望而改變，因此也可以違反他的願望而改變。

    公民韋斯頓對他的理論是這樣解釋的：有一個盆盛著一定量的湯，供一定數量的人分食，這一定量的湯決不會因為湯匙子的增◎第50頁◎大而增多。真讓人覺得這個例子未免有點笨拙（注：“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笨漢”的意思；“笨拙”的原文是“spoony”是“spoon”的形容詞。——編者注）。這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過的一個比喻。當羅馬平民反抗羅馬貴族時，貴族阿格利巴對他們說，貴族的胃養活著國家軀體上的平民的四肢。（注：阿格利巴把貴族比作胃，出典於羅馬歷史傳說：羅馬貴族梅·阿格利巴勸說公元前494年舉行起義並上聖山反對貴族壓迫的平民，要他們屈服，他向他們講了一則人體各部反抗胃的寓言。阿格利巴把他當時的社會比作有生命的機體，說貧民是這個機體的手，他們供養這個機體的胃即貴族。手和胃分離開來，就要引起生命機體的必然死亡，同樣，平民拒絕履行他們的義務，就等於古羅馬國家的滅亡。——51。）阿格利巴卻沒能證明，填滿一個人的胃就可以養活另一個人的四肢。公民韋斯頓想必忘記了，在工人們喝湯的那個湯盆里盛著國民勞動的全部產品，他們不能舀出更多的湯，既不是因為湯盆的容量小，也不是因為湯盆里盛的東西少，只因為他們的湯匙太小了。

    資本家用什麽詭計能把只值4先令的東西賣5先令呢？就是靠擡高他出賣的商品的價格。那麽，商品價格的提高，或者，更廣泛些說，商品價格的變動，以及商品價格本身，是否僅僅取決於資本家的願望呢？或者相反，是否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實現這個願望呢？如果不需要，那麽市場價格的漲落及其不斷的變動，就成為一個不可解答的謎了。

    既然我們假定，在勞動生產力中，在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數量中，在估量產品價值的貨幣價值中，都沒有變化，而變化的只是工資水平，那麽這種工資的提高怎樣能夠影響商品的價格呢？只要能影響這些商品的實際供求關系，就能影響商品的價格。

    的確，整個來說，工人階級總是把自己的收入耗費在並且不得不耗費在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總要引起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從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場價格的提高。生產這些必需品的資本家支付的工資提高了，就靠提高他們的商品的市場價格來求得補償。但是那些不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資本家又怎樣呢？決不要以為他們人數很少。你們仔細想一下，國民產品的◎第51頁◎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費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議員說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費掉了，——那你們就會知道，該有多麽大的一批國民產品要作為奢侈品來生產或用來交換奢侈品，該有多麽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要浪費在豢養仆役、馬匹、貓等等上面；我們憑經驗知道，這種浪費，隨著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提高，總是要大受限制的。

    那麽，那些不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資本家的處境究竟會怎樣呢？工資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潤率的下降，他們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價格來求得補償，因為對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會增加的。他們的收入會減少，從這種已經減少的收入中，他們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錢才能買到同樣數量的高價的生活必需品。不僅如此。他們的收入減少了，就不得不縮減用於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們彼此對於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縮減。需求額縮減了，他們的商品的價格就會降低。所以在這些工業部門中，利潤率就會下降，不僅與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與工資的普遍提高、必需品價格的上升和奢侈品價格的下降都成比例。

    對於投在各個不同工業部門中的那些資本來說，這種利潤率的差別會有什麽樣的後果呢？當然，其後果也同各個生產部門中的平均利潤率因某種原因而產生差別時一樣。資本和勞動就會從獲利較少的部門轉移到獲利較多的部門，這種轉移過程，一直要延續下去，直到一些工業部門的供給量上升到符合於增長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業部門的供給量下降到符合於縮減了的需求量時才會停止。經過這種變化，一般利潤率才會在各個工業部門中重新平均化。整個這種轉變，最初只是起因於各種商品供求關系的變動，這個原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會停止，價格就會回到原來的水平和平衡狀態。因工資提高而引起的利潤率的下降，不會局限於某些工◎第52頁◎業部門，一定會成為普遍的現象。按照我們的假定，勞動生產力沒有變化，產品總量也沒有變化，只是這一定量的產品會改變自己的形式。大部分產品將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產品將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結果一樣，小部分產品將用來交換外國奢侈品並以其原來的形式消費掉；或者，結果也一樣，大部分本國產品將用來交換外國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場價格暫時混亂之後，只會引起利潤率的普遍下降，不會引起商品價格稍許長期的變動。

    如果有人說，在上述論證中，我假定全部工資增加數都花費在生活必需品上，我就回答，我作的這個假定是最有利於公民韋斯頓的觀點的。如果工資增加數花費在從前不是工人們消費的物品上，那麽，他們的購買力的實際提高就無需證明了。可是，他們購買力的提高只是由於工資的增加，這種提高就應該恰巧相當於資本家購買力的降低。因此，對商品的總需求量不會增加，但是這種需求的各個構成部分可能會改變。一方增加的需求會被另一方減少的需求抵銷。總的需求量因此仍舊不變，商品的市場價格無論如何也不會變動。

    因此必須二者擇一：或者是工資增加數均等地耗費於一切消費品，於是工人階級方面的需求的擴大就該由資本家階級方面的需求的縮減來抵償；或者是工資增加數只耗費於某幾種市場價格將暫時上漲的物品。這樣，一些工業部門的利潤率的必然上升，以及另一些工業部門的利潤率的必然下降，就會引起資本和勞動分配上的變化，這種變化必將繼續下去，直到供給量在一些工業部門中增加到符合於增長的需求量，在另一些工業部門中降低到符合於減少的需求量時為止。在前一種假定下，商品的價格不會發生變動。在後一種假定下，商品的交換價值經過市場價格的某些波動之◎第53頁◎後，又會降到原先的水平。在這兩種假定下，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終究不會引起任何別的後果，只會引起利潤率的普遍下降。

    為了喚起你們的想象力，公民韋斯頓要求你們想一想，英國農業工人的工資普遍從9先令增加到18先令，會引起哪些困難。他大聲疾呼，請想一想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和接踵而來的價格的驚人上漲吧。當然你們都知道，美國農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比英國農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多一倍以上，雖然美國農產品的價格比英國低，雖然美國的資本與勞動的整個關系同英國一樣，雖然美國產品的年產量比英國少得多。我們的朋友為什麽要敲警鐘呢？只不過是為了回避我們面臨的實際問題罷了。工資忽然從9先令增加到18先令，就是說工資忽然增加了100％。不過，我們現在決不是要討論英國普遍的工資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100％的問題。我們完全不必討論提高的數量，它在每一個具體場合下，都應該取決於並適應於一定的情況。我們只想弄清楚，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超不過1/100，將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

    姑且不談我們的朋友韋斯頓關於工資提高100％的幻想，我想請你們注意英國在1849年至1859年時期確實提高過工資。

    你們都知道1848年實行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更確切地說，十小時半工作日法案。（注：英國工人階級從18世紀末開始爭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從19 世紀30 年代起，廣大無產階級群眾投入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鬥爭。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是英國議會在1847年6月8日通過的，1848年5月1日起作為法律生效。該法律將婦女和少年的日勞動時間限制為10小時。但是，許多英國工廠主不遵守這項法律。他們尋找各式各樣的借口把工作日從早晨5時半延長到晚上8時半。例如，工廠視察員萊·霍納的報告就是很好的證明（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322-323頁第(161)-(165)注）。

    恩格斯在《十小時工作制問題》和《英國的十小時工作制法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5、276-287頁）中對該法案作了詳細分析。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8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頁）中作了詳細考察。——54、604。）這是我們親眼見過的重大的經濟改革之一。這是一次突然和強制性的提高工資，並不是發生在某些地方行業中，而是發生在英國賴以統治世界市場的那些主要工業部門中。這是在特別不利情況下的提高工資。尤爾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其他所有的官方發言人都曾證明——我應該指出，他們的論據比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的更有力——這是為英國工業敲喪鐘。他們證明說，問題不在於簡單的工資增加，而在於這種工資的增加起因於並依據於所使用的勞動量的減少。他們斷言，人◎第54頁◎們想從資本家手里奪去的第十二小時，正好是資本家賴以獲得利潤的唯一的一個小時。他們危言聳聽，說這會使積累減少，價格提高，市場喪失，生產縮小，從而引起工資降低，弄得徹底破產。他們甚至聲稱，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的最大限度法令（注：羅伯斯比爾的最大限度法令指法國國民公會於1793年5月4日、9月11 日和29日以及1794年3月20日通過的各項法令，這些法令規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資，同時也規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價格。——55。）與這個法案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說得有理。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盡管工作日縮短，工廠工人的貨幣工資卻提高了；工廠的在業工人數目大大增加了；工廠產品的價格不斷降低了；工廠工人的勞動生產力驚人地發展了；工廠產品的銷售市場空前地擴大了。1861年在曼徹斯特科學促進協會的會議上，我親自聽到紐曼先生承認，他本人、尤爾博士、西尼耳以及經濟科學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人士都錯了，而人民的直覺是正確的。我說的不是弗蘭西斯·紐曼教授，而是威廉·紐曼先生（注：1861年9月，不列顛科學促進協會在曼徹斯特舉行第三十一屆年會，當時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馬克思，參加了這次會議。協會經濟部主席威·紐馬奇（馬克思把他的姓寫錯了）曾在會上發言，他還主持了部的會議，並作了題為《聯合王國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健全的征稅原則》的報告。見《不列顛科學促進協會第三十一屆年會報告；1861年9月於曼徹斯特》1862年倫敦版第230頁。——55。），因為他在經濟科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托馬斯·圖克先生的《價格史》一書的合著者和出版者，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價格史的佳作（注：指英國經濟學家托·圖克關於工業、貿易和財政的歷史的六卷本著作，這部著作曾以下列書名出過單行本：《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793-1837年》1838年倫敦版第1-2卷、《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838年、1839年》1840年倫敦版和《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839-1847年》1848年倫敦版，以及托·圖克和威·紐馬奇合著的《1848-1856年九年中的價格史和貨幣流通狀況》1857年倫敦版第5-6卷。——55。）。如果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的固定不變的觀念，即關於不變的工資總額，不變的產品量，不變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不變的資本家的願望，以及他的其他各種固定不變論和最終完成論都是正確的，那麽西尼耳教授的悲觀的預言也將是正確的，而早在1815年就宣布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階級的第一個準備步驟（注：見羅·歐文《評工業體系的影響》1817年倫敦版第76頁。該書第一版於1815年出版。——55。）、不惜違反一般人的成見獨自在新拉納克的棉織工廠里真正予以實行的羅伯特·歐文卻是錯了。

    在十小時法案頒布實行並從而引起工資提高的時候，在大不列顛，由於某些不必在此列舉的原因，曾有過一次農業工人工資的普遍提高。

    雖然這不是我的直接目的所要求的，為了不使你們誤會，我要在這里預先說明幾句。◎第55頁◎

    如果一個人每星期的工資是2先令，後來他的工資提高到4先令，那麽工資水平就提高了100％。若從工資水平的提高來看，這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盡管實際的工資數額，每星期4先令，仍然少得可憐，難以溫飽。所以不應當陶醉於動聽的工資水平提高的百分比。必須經常問：原來的工資數是多少？

    其次，不難理解，如果10個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個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還有5個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這20個人每星期總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鎊。如果後來他們每星期的工資總數有了增加，假定為20％，那就是從5英鎊增加到了6英鎊。就平均數來看，可以說工資的總的水平增加了20％，盡管實際上其中10個人的工資並沒有變，5個人的工資每人從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個人的工資總額則從55先令增加到70先令。其中半數人的狀況絲毫沒有改善，1/4的人稍有改善，只有剩下的1/4的人，才真正有所改善。然而，再以平均數來計算，這20個人的工資總數是增加了20％，就雇用他們的全部資本而論，就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而論，就仍然好像他們真的均等地分享了工資的平均增長額。在關於那些農業工人的例子中，英格蘭和蘇格蘭各個郡的工資水平極不相同，所以工資的提高對他們的影響也很不平衡。

    最後，在這次工資提高的時期，有些事起了抵銷作用，例如對俄戰爭（注：指1853-1856年俄國與英國、法國、土耳其和撒丁聯盟之間爆發的克里木戰爭。——編者注）引起的新的稅賦，農業工人住宅的大批毀壞（注：19世紀中葉，在資本主義工業狂熱發展和伴隨著相對的農村人口過剩而按資本主義原則進行農業改組的情況下，發生了大批拆毀英國農業工人的住宅的事件。當時土地所有者繳納濟貧稅的數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貧民人數的多少，這種情況在加劇大批拆毀農村住宅方面起了顯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動拆毀那些他們自己用不著的、然而卻可以供“過剩的”農村居民居住的處所。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第5節e（《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738-764頁）中也有關於農業工人住宅被毀的描述。——56。），等等。

    我就先說這麽多，現在就來談大不列顛農業工人工資的平均水平在1849年至1859年時期大約提高了40％這件事。我可以舉◎第56頁◎出大量的詳細材料來證明我的論述，但是，就當前的目的來說，我認為只要請你們去看一看已故約翰·查·摩爾頓先生1859年在倫敦藝術和手工業協會（注：藝術和手工業協會是資產階級教育性質和慈善性質的團體，於1754年在倫敦成立。該會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勵藝術、手工業和商業”，並獎勵那些幫助“為貧民提供生計、擴大商業、使國家富足等等的人”。它企圖充當工人和企業主之間的調停人。馬克思把它稱為“藝術和騙術協會”。——57。）宣讀的《用在農業中的力量》那篇誠實的批判性的報告（注：報告是約翰·查默斯·摩爾頓宣讀的，他是1864年逝世的約翰·摩爾頓的兒子。——57。），也就夠了。摩爾頓先生引用的材料，是從蘇格蘭12個郡和英格蘭35個郡內大約100個農場主的賬簿和其他真實文據中搜集的。

    按照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的意見，再加上工廠工人工資的同時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在1849-1859年間應該有驚人的上漲。但實際情況怎樣呢？雖然發生了對俄戰爭，1854-1856年又連續歉收，英國主要農產品小麥的平均價卻從1838-1848年的每一誇特約3英鎊，降到1849-1859年的每一誇特約2英鎊10先令。這就是說，在農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提高40％的同時，小麥的價格降低了16％以上。在同一時期，如果把末期同初期，即1859年同1849年比較一下，正式登記的貧民已從934 419人減到860 470人，即減少了73 949人。我承認，減少的數目確實很小，而在以後幾年又未見減少，但畢竟是減少了。

    有人會說，由於廢除了谷物法（注：廢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過的。英國的谷物法規定了高額的谷物進口稅，其目的在於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此項法律是為大地主的利益於1815年實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是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見注88 ）領導的，反谷物法的工業資產階級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取得了勝利，結果在1846年通過了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價格的下跌，雖然使生活費用有所減低，但歸根結底還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資產階級的利潤。谷物法的廢除沈重地打擊了土地貴族，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更迅速的發展。——57。），1849-1859年外國谷物的進口比1838-1848年增加一倍以上。結果怎樣呢？根據公民韋斯頓的觀點，國外市場上發生這樣突然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需求，一定會使農產品的價格猛漲，這種增長的需求無論是發生在國外或者是國內，影響都是相同的。實際情形又是怎樣呢？除了幾個歉收的年份，法國在這段時期，糧價慘跌已成為人們的經常話題，美國人不得不屢次焚毀他們多余的產品，而俄國，如果相信烏爾卡爾特先生的話，則鼓勵了美國的內戰，因為美國佬在歐洲市場上的競爭破壞了俄國農產品的輸出。

    如果把公民韋斯頓的論證化為抽象的形式，就是：需求的任何◎第57頁◎提高，總是在一定的產品量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決不能增加所需的各種商品的供給，只能擡高這些商品的貨幣價格。可是，最普通的觀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有時會使商品的市場價格完全不變，有時也會引起市場價格的暫時提高，接著就是供給的增加，接著就是價格再降到原先的水平，多半低於原先的水平。至於需求的提高是由於工資的增加還是由於其他什麽原因，這絲毫不能改變這個問題的條件。從公民韋斯頓的觀點來看，解釋一般的現象，和解釋在工資提高這個特別情況下所發生的現象，同樣是困難的。所以，他的論證對於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是毫無特殊意義的，只不過表明他不知道怎樣解釋這個規律：需求的提高引起供給的增加，而不一定會引起市場價格的上漲。

    3.［工資和通貨］

    在討論的第二天（注：指1865年5月23日總委員會的會議。——編者注），我們的朋友韋斯頓把他的舊主張披上了新形式。他說：由於貨幣工資的普遍提高，將需要更多的通貨來支付這些工資。通貨的數量既然固定不變，那又怎麽能用這種固定不變的通貨來支付增加了的貨幣工資呢？以前的困難是：工人的貨幣工資盡管增加而工人所得到的商品數量仍然固定不變；現在的困難是：商品的數量盡管固定不變而貨幣工資卻增加了。當然，如果你們不承認他的原先的教條，他那相應產生的難題也就消滅了。

    可是我要說明，這個通貨問題和我們面臨的問題毫無關系。

    在你們的國家，支付機制比在歐洲任何國家完善得多。由於有了廣泛的、集中的銀行系統，只需要少量的通貨，就能周轉同等數◎第58頁◎目的價值，就能辦理同等的或數量更大的交易。例如，在工資方面，英國工廠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資付給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這些錢送交銀行家，銀行家每星期把這些錢交還工廠主，工廠主再把這些錢付給自己的工人，如此循環不已。由於有這套機制，一個工人的年工資假定為52英鎊，只要用一個索維林（注：索維林(sovereign)是英國的一種金幣，同英鎊價值相等。——編者注），就這樣每星期周轉一次，便可支付了。但是，這種機制即使在英格蘭，也不如在蘇格蘭那樣完善；並且並不是到處都一樣完善的，所以我們看到，例如有些農業區域，與純工業區域相比，卻需要更多的通貨才能周轉少得多的價值額。

    你們如果渡過海峽，就可以看到，那里的貨幣工資比英國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國、意大利、瑞士和法國，這些工資是用大量的通貨額來周轉的。每一個索維林不能那樣快地被銀行家取得，或者回到工業資本家的手中，所以，在英國，一個索維林就能周轉一年的52英鎊，在大陸上，你也許需要3個索維林才能周轉25英鎊的年工資。因此，把大陸各國和英國相比較，可以立刻看出，低額的貨幣工資可能比高額的貨幣工資需要更多的通貨來周轉，這實際上純粹是一個技術問題，與我們的問題毫不相幹。

    據我知道的最確切的計算，英國工人階級的年收入估計為25000萬英鎊。這個龐大的數目大約是用300萬英鎊來周轉的。假定工資增加50％，需要的通貨就不是300萬英鎊，而是450萬英鎊了。工人的每日開支，有很大一部分用的是銀幣和銅幣，即普通的鑄幣，這些鑄幣對於金子的相對價值，和不能兌換的紙幣一樣，是由法律任意規定的；那麽，貨幣工資提高50％，至多只需要補充◎第59頁◎100萬索維林進入流通。以金條或鑄幣形式躺在英格蘭銀行或私人銀行家金庫里的100萬英鎊就會進入流通。然而補充的通貨勢必會有一些磨損，這100萬的補充鑄幣或補充磨損所引起的少量費用甚至可以節省下來，也確實會節省下來。你們都知道，英國的通貨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各種銀行券，用於商人之間的交易和消費者與商人之間的大宗支付。另一類是金屬鑄幣，在零售貿易中流通。這兩種通貨，雖然種類不同，卻是交錯使用的。例如，甚至在大宗支付中，5英鎊以下的零數大半是用金幣流通的。如果明天發行4英鎊、3英鎊、或2英鎊的銀行券，這些流通渠道中的金幣就會立刻被擠出，流到那些因貨幣工資增加而需要它們的地方。這樣一來，因貨幣工資增加50％所需要補充的100萬，不增加一個索維林也可以填補了。增加票據流通而不另發銀行券也可以產生同樣的效果，例如在蘭開夏郡，這個方法就實行了很久。

    如果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像公民韋斯頓對農業工人工資所假設的那樣增加100％，會引起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並且，依照他的見解，需要補充一批得不到的通貨，那麽，工資的普遍下降，就會在同樣的程度上，不過是在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樣的後果。好啦！你們都知道，1858-1860年是棉紡織工業最繁榮的時期，特別是1860年在這方面是商業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業部門這時也很興旺。1860年，棉紡工人以及與他們這一行業有關的其他工人的工資，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美國危機發生後，那些工人的工資忽然降到大約相當於過去數目的1/4。反過來，那就是增加了300％。如果工資從5提高到20，我們便說工資增加了300％；如果工資從20降到5，我們便說工資減少了75％。但是在一方面增加的數目和在另一方面減少的數目是相同的，即15先令。所以，這是工資水平的一種突然的、從未有過的變動，如果我們◎第60頁◎不僅計算那些直接在棉紡織工業中做工的工人，而且還計算那些間接依靠於棉紡織工業的工人，那麽這種變動所涉及的工人數目，就要比農業工人的數目多1/2。小麥的價格降低了嗎？沒有，它已由1858-1860年這三年中每一誇特年平均價格47先令8便士提高到1861-1863年這三年中每一誇特年平均價格55先令10便士。至於通貨，1861年造幣廠鑄造了8 673 232英鎊，而1860年只有3 378 102英鎊。換句話說，1861年比1860年多鑄造了5 295 130英鎊。當然，1861年流通的銀行券比1860年少了1 319 000英鎊。現在減去這個數目，1861年的通貨與1860年這個繁榮年度相比，仍然多出3 976 130英鎊，大約多了400萬英鎊；但是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已經減少了，雖然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卻是以近似的比例減少了。

    現在把1862年和1842年比較一下。1862年，流通中的商品的價值和數量有極大的增加，除此以外，單是對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鐵路定期支付的股票、債券等等的資本就達32 000萬英鎊，這個數目如在1842年當然會令人難以置信。然而，1 862和1842年的通貨的總額仍然是幾乎相等的，你們還可以看出，不僅商品的價值，而且一般貨幣交易的價值在大量增加時，通貨反而趨於遞減。從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的觀點看來，這就是一個不可解答的謎了。

    他要是對這個問題比較深入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姑且不談工資並假定它固定不變，流通中的商品的價值和數量以及通常要結算的貨幣交易的數額是每天變化的；銀行券的發行量是每天變化的；不以貨幣為中介而借助匯票、支票、轉賬信貸和票據交換所而實現的支付數額是每天變化的；由於需要實在的金屬通貨，市面上流通的鑄幣與儲存或躺在銀行金庫中的鑄幣和金條的比例是每天變化的；國內流通所吸收的金條數量和送出國外供國際流通的◎第61頁◎金條數量是每天變化的；那他就會知道：他的通貨總額固定不變的教條，是一個與日常生活相矛盾的極大的錯誤。他就會去研究使貨幣流通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的那些規律，而不致把他對貨幣流通規律的無知變成反對提高工資的論據了。

    4.［供給和需求］

    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確信一句拉丁諺語：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 ，即覆習是學業之母，所以他再次用新的方式來重述他原來的教條：因工資提高而引起的通貨緊縮一定會使資本減少，等等。我已經講過他的關於通貨的奇談怪論，我認為，完全不必再來討論他的那些根據他想象的通貨災難所幻想出來的想象的後果了。我現在就把他用多種不同形式反覆陳述的同一個教條，歸結為它的最簡單的理論形式。

    他論述他的命題的方法是非批判的，只要指出一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對提高工資，或者，反對因工資的提高而產生的高工資。現在我要問他：究竟什麽是高工資，什麽是低工資？例如，為什麽每星期5先令就是低工資，每星期20先令就是高工資？如果說5與20相比算是低工資，那麽20與200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作關於寒暑表的講演，一開始就談高溫度和低溫度，那決不能給人傳授任何知識。他首先應該談冰點和沸點是怎樣確定的，應該談這兩個標準點是由自然規律決定的，並不是由出售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隨便規定的。然而公民韋斯頓在談到工資和利潤的時候，不僅沒有從經濟規律中推演出這樣的標準點，甚至不覺得有注意它們的必要。顯然，工資只有和一種測量其數量的標準相比較才能夠談高或低，但他卻滿足於承認高低這種流行的庸詞俗語，◎第62頁◎以為這是有一定意義的。

    他不能向我說明，為什麽對一定量的勞動要付以一定量的貨幣。如果他回答說，這是由供求規律決定的，我首先就要問他，供給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麽規律調節的呢？於是，他那樣回答就會立刻使人不屑一顧。勞動的供求關系總是在不斷變化，隨著這種變化，勞動的市場價格也在不斷變化。需求超過供給，工資就上漲；供給超過需求，工資就下降，盡管在這種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采用例如罷工或別的方法來探測需求和供給的實際情況。但是，如果你們承認供給和需求是調節工資的規律，那麽毅然反對提高工資，就未免幼稚無益了，因為按照你們所憑借的至高無上的規律，工資的周期性的上漲，也和工資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樣，是必然的和正常的。你們要是不承認供給和需求是調節工資的規律，我就再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麽對一定量的勞動要付以一定量的貨幣呢？

    還是把這個問題考慮得更廣一些：你們如果以為勞動和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歸根到底是由供給和需求決定的，那就完全錯了。供給和需求只調節市場價格一時的變動。供給和需求可以說明為什麽一種商品的市場價格會漲到它的價值以上或降到它的價值以下，但決不能說明這個價值本身。假定說，供給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經濟學者所說，是相互一致的。當這兩個相反的力量相等時，它們就相互牽制，彼此都不向對方發生作用。當供給和需求相互平衡因而停止發生作用時，商品的市場價格就符合它的實際價值，就符合市場價格隨之變動的那個標準價格。所以在研究這個價值的本質時，我們完全不必討論供給和需求對市場價格的一時的影響。這對於工資或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來說，都是一樣的。◎第63頁◎

    5.［工資和價格］

    我們的朋友的一切論據，如果化為最簡單的理論形式，就是這樣一個教條：“商品的價格是由工資決定或調節的。”

    我可以用實際的經驗來駁斥這種已被駁倒的陳腐謬論。我可以告訴你們，英國工廠工人、礦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勞動的價格比較高，但他們的產品比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賣得便宜；可是，英國農業工人的勞動價格就比較低，但他們的產品幾乎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同類產品都賣得貴。比較一下同一個國家的不同產品或不同國家的各種商品，我可以指出，除了一些與其說是本質上的不如說是表面上的例外，平均說來，高價的勞動生產低價的商品，而低價的勞動生產高價的商品。當然，這種現象不能證明一種場合下的高價勞動和另一種場合下的低價勞動都是造成那些正好相反結果的各自原因，但總能證明商品的價格不是由勞動的價格決定的。不過我們完全不必采用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

    也許有人會否認公民韋斯頓曾提出過“商品的價格是由工資決定或調節的”這個教條。的確，他從來沒有使它公式化。相反地，他曾說，利潤和地租也是商品價格的構成部分，因為不僅工人的工資，而且資本家的利潤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從商品的價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見，價格是怎樣構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資構成的。然後再為資本家加上百分之幾，為土地所有者加上百分之幾。現在假定，生產一種商品時所費的勞動的工資為10；如果利潤率與支出的工資相比是100％，資本家就要加上10；如果地租率與工資相比也是100％，就要再加上10；於是商品的全部價格就是30。但是，這樣決定價格不過意味著價格是由工資決定罷了。如果◎第64頁◎在上述場合，工資漲到20，那麽商品的價格就要漲到60，其余類推。因此，提出價值由工資來調節的這一教條的所有老朽的政治經濟學作家們，都是說利潤和地租不過是加在工資上的百分之幾，借以證明這個教條是正確的。當然，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把這些百分之幾的限度歸結為一種經濟規律。相反地，他們似乎以為利潤是由傳統、習慣和資本家的願望決定的，或者是由別種同樣武斷的和莫名其妙的方式決定的。如果他們說利潤決定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這等於什麽也沒有說。這種競爭的確會拉平不同行業的不同利潤率，把這些利潤率引到一個平均的水平，但決不能決定這個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潤率。

    我們說商品的價格是由工資決定的，這是什麽意思呢？既然工資是勞動價格的一種稱呼，就是說，商品的價格是由勞動的價格來調節的。既然“價格”是交換價值，——我說的價值都是指交換價值，——即用貨幣來表現的交換價值，於是這一原理就歸結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的價值決定的”，或“勞動的價值是價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勞動的價值”本身又是怎樣決定的呢？這就使我們為難了，當然要為難，因為我們總是想依照邏輯來推論。可是，這個教條的維護者是很少從邏輯上考慮的。就以我們的朋友韋斯頓來說吧。起初他告訴我們，工資規定商品的價格，所以，工資增加了，價格也要提高。隨後他又反過來向我們證明，增加工資沒有什麽好處，因為商品的價格也要隨之提高，因為工資實際上是由工資所能買來的那些商品的價格來測量的。總之，我們在開始時說商品的價值由勞動的價值來決定，在結尾時卻又說勞動的價值由商品的價值來決定了。我們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終得不出結論。

    總之，我們把一種商品的價值，例如勞動、谷物或其他商品的◎第65頁◎價值作為價值的一般尺度和調節器，顯然，我們只是躲避了困難，因為我們決定一種價值，用的是其本身又需要被決定的另一種價值。

    “工資決定商品的價格”這一教條，用它的最抽象的說法來表示，就是“價值是由價值決定的”，這種同義反覆只表明我們實際上對價值一竅不通。要是接受這個前提，有關政治經濟學一般規律的全部推論就都變成空洞的囈語了。所以，李嘉圖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徹底粉碎了“工資決定價格”這個流行已久的陳腐不堪的謬論，這個謬論已被亞當·斯密和他的法國前輩們在自己著作的真正科學的部分中駁斥了，但是又被他們在其著作的比較膚淺和庸俗的章節里再現出來。

    6.［價值和勞動］

    公民們，講到這里，現在我必須進一步實際地闡明這個問題了。我不能保證一定能令人很滿意，因為這樣做，我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經濟學的全部領域。我只能像法國人所說的“effleurer la question”，即只涉及一些基本問題。

    我們要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麽是商品的價值？它是怎樣決定的？

    乍一看，似乎商品的價值是一種完全相對的東西，如果不研究某一個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關系，就不能確定它的價值。其實，講到價值，講到某一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我們指的是這一個商品與其他一切商品交換時的比例量。但是這時又發生一個問題：商品相互交換的比例是怎樣決定的呢？

    我們根據經驗知道，這些比例有無限的差別。就以一種商品例◎第66頁◎如小麥來說，我們將會發現，一誇特小麥同其他各種商品交換，幾乎有無數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麥的價值無論是用絲綢、黃金還是用其他某種商品表現出來，都依然是一樣的，它必定是一種與各種商品交換的各種交換率顯然不同而且毫不相幹的東西。一定能用一種極不同的形式來表現不同商品間的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說一誇特小麥按一定的比例與鐵交換，或者說一誇特小麥的價值表現為一定數量的鐵，那就是說，小麥的價值和它那個表現為鐵的等價物等於某個第三種東西，既不是小麥又不是鐵，因為我假定小麥和鐵是以兩種不同的形態來表現這同一數量的。所以，這兩種商品中的每一種，不論是小麥或鐵，都一定能不依賴於另一種而化成這個第三種東西，即化成作為它們的共同尺度的東西。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舉一個十分簡單的幾何學的例子。在比較形狀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積，或者比較三角形與矩形或其他某種直線形時，我們將怎樣著手呢？我們把任何一個三角形的面積還原為一種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據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積等於它的底邊和高相乘的一半，我們就能比較各種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線形的大小，因為每一種直線形都可以分解為一定數量的三角形。

    計算商品價值，也應當用這種方法。我們一定能把一切商品化為一種它們所共有的表現形式，只按照它們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區別它們。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不相關，那麽我們首先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麽呢？這就是勞動。要生產一個商品，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一定量的勞動。我說的不僅是勞動，而是社會勞動。一個人◎第67頁◎生產一個物品要是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費的，他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沒有關系。但是，一個人要生產一個商品，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的一部分。他的勞動應該從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別的分工，這種勞動就算不了什麽，它所以必需，是為了補充別的分工。

    我們如果把商品看作是價值，我們是只把它們看作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著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產一條絲手巾也許比生產一塊磚要耗費更多的勞動量。但是怎樣測量勞動量呢？用勞動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是說，用小時、日等等來測量。當然，采用這種測量法，就必須把各種勞動化為平均勞動或簡單勞動，作為它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便得出結論：商品具有價值，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社會實體量的大小，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所以各個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耗費於、體現於、凝固於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的。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的各相對應的數量，是相等的。或者說：一個商品的價值對另一個商品的價值的關系，相當於一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對另一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的關系。

    我想，你們有許多人一定要問：商品價值由工資來決定與商品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來決定，其間果真有什麽區別或多大的差異嗎？你們應當知道，勞動報酬和勞動數量是完全不相同的東西。例如，假定說一誇特小麥和一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數量的勞動。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為本傑明·富蘭克林在他的◎第68頁◎1729年發表的題為《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這個第一篇論文里曾經用過，他也是一個最先發現價值的真正實質的人。是的，我們已假定，一誇特小麥和一盎斯金子是等價的或等價物，因為它們都是凝結於它們本身的若幹天或若幹周的同等數量的平均勞動的結晶。我們這樣決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對價值，是否多少要參考一下農業工人和礦工的工資呢？一點也不。他們每天或每周的勞動究竟怎樣支付，甚至是否采用了雇傭勞動，我們都不管，讓它作為完全沒有確定的問題。要是采用了雇傭勞動，這兩個工人的工資就很可能極不相等。一個把勞動體現在一誇特小麥上的工人可能只獲得兩蒲式耳小麥的工資，而那個開礦的工人卻可能獲得半盎斯金子的報酬。或者，假定他們的工資是相等的，這種工資也可能在極不相同的比例上脫離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這種工資可能等於一誇特谷物或一盎斯金子的1/2、1/3、1/4、1/5或其他某種份量。他們的工資當然不能超過或多於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但是可能在極不相同的程度上少於這個價值。他們的工資要受產品的價值的限制，但是他們的產品的價值卻不受工資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價值、相對價值，完全不依所用勞動的價值來規定，即不依工資來規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對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與按勞動的價值或工資決定商品價值這種同義反覆的方法全然不同。不過，這一點我們在以後的探討過程中還要進一步闡明。

    在計算一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時，必須把以前用於這個商品原料的勞動量以及消耗在協助這種勞動的那些裝備、工具、機器和房屋的勞動，加到最後所費的勞動量上。例如，一定量棉紗的價值，是若幹勞動量的結晶，即紡織過程中附加於棉花的勞動量，以前體現於棉花本身的勞動量，體現於煤炭、油料和其他各種生產輔助材料◎第69頁◎的勞動量以及用於蒸汽機、紗錠、廠房等等的勞動量的結晶。本來意義上的生產工具，如工具、機器和廠房，在反覆的生產過程中可以再三使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如果它們像原料那樣一下子就消耗完了，它們的全部價值也就會一下子轉移到它們協助生產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紗錠只是逐漸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據它的平均壽命和它在一定時間內，例如在一天內的平均消耗程度來平均地計算。這樣，我們就計算出紗錠價值中有多少轉移到每天紡出的棉紗上，因而也就計算出，例如一磅棉紗所費的全部勞動量中，有多少是以前體現於紗錠的勞動。就我們現在的目的而論，對這個問題實在沒有詳述的必要了。

    也許會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那麽一個人越懶或越笨，他生產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完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多。然而，這樣推論將是一個可悲的錯誤。你們記得我曾經用過“社會勞動”這個用語，“社會”這個詞有許多含意。我們說，一個商品的價值是由耗費於或結晶於這個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狀態中，在一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在所用勞動的一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下，生產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在英國，當蒸汽織機和手織機開始競爭時，只需要從前的一半勞動時間就能把一定量的紗轉化為一碼布或呢子，可憐的手織機織工，從前每天勞動9小時或10小時，這時每天要勞動17至18個小時了。但是，他20個小時的勞動產品這時只代表1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或代表10個小時內把一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時的社會必要勞動。因此，他用2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並不比他從前用1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

    如果說，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第70頁◎值，那麽，生產一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增加了，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必定增加，同樣，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它的價值就必定減少。

    如果生產各種商品所必需的各種勞動量是固定不變的，這些商品的相對價值也會是固定不變的。但是，其實不然。生產一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是隨著所用勞動的生產力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勞動的生產力越高，在一定的勞動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多；勞動的生產力越低，在同一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少。舉例說，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須耕種不太肥沃的土地，要獲得同樣多的產品，就必須耗費更大的勞動量，農產品的價值也就會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個紡紗工人用現代生產資料，在一個工作日內比他從前用手紡車在同一時間內能把多幾千倍的棉花紡成紗，那麽，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紡紗工人的勞動，就顯然只有以前的幾千分之一，因而在紡紗過程中加在每一磅棉花上的價值也顯然只有從前的幾千分之一。於是棉紗的價值也要相應地減少。

    除了各個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獲得的生產技能的區別，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於：

    首先，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

    其次，勞動的社會力的日益改進，引起這種改進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積聚，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改良的方法，化學力和其他自然力的應用，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由於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勞動生產力越高，消耗在一定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少，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小。勞動生產力越低，消耗在同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多，◎第71頁◎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高。因此，作為一般的規律，我們可以這樣說：

    商品的價值與生產這些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與所耗費的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以上只說了價值，現在我再講幾句關於價格這個價值所表現的特殊形式。

    價格本身不過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例如，在英國，一切商品的價值是用金的價格表現的，而在歐洲大陸，主要是用銀的價格表現的。金或銀的價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都是由開采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你們用本國的若幹產品，即凝結了你們國內若幹勞動量的產品，去交換那些出產金銀的國家的產品，即凝結了它們的若幹勞動量的產品。人們就是用這種方法，實際上是用以貨換貨的方法才學會用金銀來表現一切商品的價值，即為它們所消耗的各個勞動量。只要仔細看看價值的貨幣表現，換句話說，仔細看看價值向價格的轉化，你們就會發現，這是一個過程，一個使一切商品的價值能具有一種既獨立又同質的形式，或者，一個使一切商品的價值能表現為等同的社會勞動量的過程。只要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亞當·斯密就稱之為自然價格，法國的重農學派（注：重農學派是18世紀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學派。主要代表有魁奈和杜爾哥。當時在農業占優勢的法國，因實行犧牲農業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使農業遭到破壞而陷於極度衰落。反對重商主義的重農學派主張經濟自由和重視農業，認為只有農業才能創造“純產品”即總產量超過生產費用的剩余，即剩余價值，因而認為只有農業生產者才是生產階級。它從生產領域尋求剩余價值的源泉，研究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是對資本主義生產作有系統的理解的第一個學派。但它不認識價值的實體是人類一般勞動，混同了價值和使用價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資本主義生產中都有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價值的唯一形式，把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看成是生產的永久的自然形態。——72、374。）則稱之為“必要價格”。

    那麽，價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或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是怎樣的呢？你們都知道，一切同類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一樣的，盡管生產條件因各個生產者而會有所不同。市場價格只表現在平均的生產條件下供給市場以某種數量的某種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會勞動量。市場價格是依據某種商品的總額計算的。

    在這個範圍內，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它的價值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場價格有時高於價值或自然價格，有時低於價值或自然價格，這種波動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變動。市場價格背離價值的情形◎第72頁◎是常見的，但是正如亞當·斯密所說：

    “自然價格……是中心價格，一切商品的價格都不斷地趨向於這一中心價格。各種偶然情況可能有時使商品的價格過高於自然價格，有時又使商品的價格略低於它。但是不管什麽樣的障礙使價格背離這個穩定而恒久的中心，商品的價格總是經常趨向於這個中心。”

    我現在不能細談這個問題。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給和需求互相平衡，則商品的市場價格相當於它們的自然價格，也就是說，相當於它們的價值，這個價值是由生產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但是供給和需求必定經常趨向於相互平衡，雖然它們實現這種平衡只是靠一個變動補償另一個變動，靠下落補償上漲，或者反過來的情況。如果你們不只是觀察每天的波動，而是分析較長一段時期的市場價格的運動，例如像圖克先生在他的《價格史》中所做的那樣，你們就會發現，市場價格的波動，它們的背離價值，它們的上漲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銷和互相補償的；所以，除了壟斷組織的影響和其他某些限制，這些我暫且不談，一切種類的商品，平均說來總是按它們各自的價值或自然價格出售的。市場價格波動互相補償的平均時期，因商品的種類不同而各不相同，因為，某些商品比另一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給適合於需求。

    說得更廣些，就算在較長的時期一切種類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價值出售的，要是假定利潤——不是指個別場合的，而是指各個行業經常的和普通的利潤——來源於商品價格的額外提高，或者來源於商品按超過其價值的價格出賣，那豈不荒唐。要是把這個觀點加以概括，它的荒謬就顯然可見了。一個人作為賣者經常贏得的東西，總不免要作為買者經常喪失掉。如果說有些人是買者未必又是賣者，是消費者未必又是生產者，這也沒用。這些人付給生產者的東西，首先應該是他們從生產者那里無償得到的。如果一個人先◎第73頁◎拿了你的錢，然後用你的錢購買你的商品，即使你按高價把你的商品賣給這個人，你也決不會發財。這種交易可能減少虧損，但是決不能賺到利潤。

    所以，要想說明利潤的一般本質，就應該根據這樣一個原理：平均說來，商品是按自己的實際價值出賣的，利潤是按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按商品所體現的勞動量的比例出賣商品得來的。如果你們不能根據這種假定來解釋利潤，你們就根本不能解釋它。這好像是奇談怪論，有悖於日常經驗。但是，地球圍繞太陽運行以及水由兩種易燃氣體所構成，也是奇談怪論了。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科學的真理就總會是奇談怪論了。

    7.勞動力

    我們盡量簡略地分析了價值的本質，分析了一切商品的價值的本質，現在就應當集中注意力來研究特別的勞動的價值。這里我又要用一種好像是奇談怪論的話來使你們大吃一驚了。你們都確實以為你們每天所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所以勞動是有價格的，既然商品的價格只是它的價值的貨幣表現，那就一定有一種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但是，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就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來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我們已經知道，凝結在商品里的必要勞動量構成商品的價值。現在我們用這個價值的概念，怎能確定比如說十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呢？在這個工作日里有多少勞動呢？10小時勞動。如果說十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就等於10小時的勞動，或者，就等於這個工作日所包含的勞動量，那無非是同義反覆，甚至是毫無意義了。顯然，我們一旦發現“勞動的價值”這個詞的真◎第74頁◎實而隱藏的意義，就能說明對於價值的這種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應用了，好像我們一旦認識了天體的實際運動，就能解釋它們表面上奇異的運動一樣。

    工人賣的並不直接是他的勞動，而是他的暫時讓資本家支配的勞動力。的確，我不知道英國的法律究竟怎樣，我確實知道一些大陸國家的法律都規定一個人能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最長時間。如果允許無限期地出賣勞動力，奴隸制就會立刻恢覆原狀。如果這種出賣包括一個人的一生，那就會立刻把他變成他的雇主的終身奴隸了。

    英國的一位最老的經濟學家和最有創見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已經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本能地發覺了這一點，而他的繼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說：

    “一個人的價值或所值，像其他一切東西一樣，就是他的價格，即使用他的力時應付給的報酬。”

    從這一原理出發，那我們就能確定勞動的價值，就像確定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那樣。

    但是在這以前，我們應當問，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我們發現市場上有一批人是買者，他們占有土地、機器、原料和生活資料，這些東西，除了原始狀態的土地以外，都是勞動的產品，另一方面，有一批人是賣者，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除了勞動的雙手和頭腦，沒有別的東西可賣；前一批人經常買進是為了賺取利潤和發財，後一批人經常賣出則是為了謀生，這種奇怪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研究經濟學家所謂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實際上應該稱作原始剝奪。我們一定會發現，這種所謂的原始積累不過是一連串使勞動者與其勞動資料之間的原始統一被破壞◎第75頁◎的歷史過程。可是，這樣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這個題目的範圍。勞動的人脫離勞動工具的現象一旦成為事實，就會繼續保持下去，還會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出來，直到一種新的、根本的生產方式的革命把它消滅，並以新的歷史形式再恢覆這種原始的統一為止。

    那麽，勞動力的價值是什麽呢？

    勞動力的價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一個人的勞動力只有在他本人活著的時候才存在。一個人要成長並維持生活，就必須消費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機器一樣，也是要損壞的，所以必須有另一個人來代替他。他除了維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若幹生活必需品以外，還需要有一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來養育兒女，因為他們將在勞動市場上代替他，並且延續勞動者的種族。此外，為了發展他的勞動力，使他獲得一種技能，還需要另外花費一定數量的價值。就我們的目的而論，只要考察一下中等的勞動就夠了，這種勞動的教育費和訓練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機會指出，各種不同質量的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業所用的勞動力的價值也就一定各不相同。因此，要求工資平等是根本錯誤的，這是一種決不能實現的妄想。這種要求是一種虛妄和膚淺的激進主義的產物，只承認前提而企圖避開結論。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確定勞動力的價值，也像確定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那樣；不同種類的勞動力有不同的價值，要生產它們，需要有不同的勞動量，所以它們在勞動市場上就應當獲得不同的價格。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僅僅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你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就在於：一定的生產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是什麽？

    根據以上所說的，就可以看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第76頁◎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決定的。

    8.剩余價值的生產

    現在假定，一個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6小時的平均勞動才能生產出來。又假定，這6小時的平均勞動也用金的數量表現出來，等於3先令。於是3先令就是這個人的勞動力的價格或他的勞動力的每天價值的貨幣表現。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時，那他每天所生產的價值就足以購買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維持他這個工人的生存。

    但是，這個人是一個雇傭工人。因此，他必須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勞動力每天賣3先令或每周賣18先令，他就是按勞動力的價值出賣的。假定他是一個紡紗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時，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先令的價值。他每天所加的這個價值，與他每天所得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完全等價的。可是，這樣一來，資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於是我們在這里就遇到難題了。

    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付了它的價值以後，像所有其他買主一樣，就有權消費或使用他所買的商品。強迫一個人去工作以消費或使用他的勞動力，就像開動一架機器去消費或使用它一樣。資本家支付了工人勞動力的一天或一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當然有一定的限度，可是這一點我們留待以後再詳細談。

    現在我希望你們注意一個關鍵問題。

    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或再生產這個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對這種勞動力的使用卻只受勞動者的工作能力和體力的◎第77頁◎限制。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價值同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一匹馬所需要的飼料和它能供人乘騎的時間全然不同一樣。限制工人勞動力價值的勞動量，決不能限制他的勞動力所能完成的勞動量。以我們的紡紗工人為例。我們已經知道，他為了每天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必須每天再生產3先令的價值，這是他每天工作6小時就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能每天工作10小時，12小時或更多的小時。然而資本家支付了這個紡紗工人勞動力的一天或一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這樣，資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12小時。紡紗工人除了必須工作6小時以補償他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價值以外，還必須額外工作6小時，這6小時我稱之為剩余勞動時間，這個剩余勞動將體現在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上面。假如我們這個紡紗工人，例如，每天工作6小時使棉花增加3先令的價值，這個價值與他的工資完全等價，那麽，他在12小時內就要使棉花增加6先令的價值，並生產出相應的剩余棉紗。既然他已經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他所創造的全部價值或產品，便都屬於資本家，即他的勞動力的暫時所有者。資本家預付3先令，結果卻實得6先令的價值，因為，他預付的價值是6小時勞動的結晶，而他收回的價值卻是12小時勞動的結晶。資本家每天重覆這一過程，他每天預付3先令，每天收入6先令，這6先令中有一半將再付工資，另一半則構成剩余價值，資本家對此並不付出任何等價物，資本主義的生產或雇傭勞動制度，正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這種交換的基礎上建立的，這種交換必然不斷地造成這樣的結果：工人作為工人再生產出來，資本家作為資本家再生產出來。

    如果其他一切條件都相同，剩余價值率取決於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為資本家效力的剩余時間或剩余勞◎第78頁◎動之間的比。所以，剩余價值率取決於工作日的延長在多大程度上超過工人只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價值，只抵償他的工資所花費的勞動時間。


馬克思　工資、價格和利潤（之二）

    （注：這部著作是馬克思於1865年6月20日和27 日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會議上用英語作的報告。這篇報告是由總委員會委員約翰·韋斯頓5月2日和23日的發言引起的；韋斯頓在發言中企圖證明，貨幣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對工人沒有好處，並由此做出工會“有害”的結論。馬克思在報告中不僅揭穿了商品價格取決於工資水平這一虛假理論，而且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關鍵問題。

    保存下來的報告稿是馬克思的手稿，沒有標題，開頭寫著：“1865年6月 20日星期二向總委員會宣讀”。全文由作者用阿拉伯數字分為十四節。這篇報告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出版過。因為他擔心發表這篇報告，會過早地挪用他當時正在緊張寫作的《資本論》中的一些重要原理。1898年，報告由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以《價值、價格和利潤》為題首次在倫敦發表，並附有愛德華·艾威林寫的序。引言和前六節在手稿中是沒有標題的，由艾威林加上了標題。這篇報告的德譯文發表在1898年《新時代》，由伯恩施坦翻譯的德譯文用的標題是《工資、價格和利潤》。在本卷中，除了總標題以外，這些小標題都保留下來了。——47。）

    9.勞動的價值

    現在我們應當回過來談談“勞動的價值或價格”這個用語。

    我們已經知道，實際上，勞動的價值無非是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價值來測量的。但是，因為工人是在他勞動完畢以後領取工資的，並且知道他實際上給予資本家的正是他的勞動，所以他以為他的勞動力的價值獲或價格必然就是他的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假定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3

    先令，這是工作6小時所得的，如果他工作12小時，他必然以為這3先令就是12小時勞動的價值或價格，雖然這12小時的勞動體現了6先令的價值。由此就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嚴格說來，勞動的價值或價格是無意義的名詞，但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表面上卻很像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

    第二，雖然工人每天的勞動只有一部分是有償的，另一部分是無償的，這無償的或剩余的勞動正是產生剩余價值或利潤的基礎，但是看起來就好像全部勞動都是有償的勞動。

    這種假象，就是雇傭勞動和歷史上其他形態的勞動的不同之處。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甚至無償的勞動也好像是有償的勞動；反之，奴隸的那部分有償的勞動，卻好像是無償的勞動。奴隸因為要工作，自然必須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用於抵償他自己維持生活的價值。但是，由於他和他的主人沒有訂立合同，雙方又沒有什麽買賣行為，所以他的全部勞動似乎都是白幹的。◎第79頁◎

    另一方面，再以農奴為例。可以說，農奴在整個東歐直到最近還存在著。農奴在自己的或分給他的田地上為自己勞動3天，其余3天就要在主人的領地上從事強迫的、無償的勞動。所以，這里勞動中的有償部分和無償部分都顯然分開了，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分開了，於是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就義憤填膺，認為強迫人白幹活的這種意見非常荒謬。

    其實，一個人無論是一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為自己勞動3天，再在主人的領地上無報酬地勞動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廠或作坊中為自己勞動6小時，再為他的雇主勞動6小時，結果都一樣，不過在後一例中，勞動的有償部分和無償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的，整個交易的實質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飾了。這種無償的勞動，在後一例中似乎是自願的，在前一例中似乎是強迫的。全部區別就在於此。

    以下使用的“勞動的價值”這一用語，我不過是把它作為表示“勞動力價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詞罷了。

    10.利潤是按照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獲得的

    假定1小時的平均勞動所體現的價值等於6便士，或12小時的平均勞動體現為6先令。又假定勞動的價值等於3先令或6小時勞動的產品。如果生產一種商品所耗費的原料、機器等等體現了24小時的平均勞動，這些東西的價值就會等於12先令。此外，如果資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自己12小時的勞動加到這些生產資料上，這12小時就會體現為6先令的追加價值。所以這種產品的全部價值共為36小時的已體現的勞動，即等於18先令。但是，勞動◎第80頁◎的價值或付給工人的工資只有3先令，那麽，資本家對於工人所耗費並體現在商品價值里的6小時剩余勞動，就沒有支付任何等價物。所以，資本家把這個商品按其價值賣了18先令，他就實現了3先令的價值，他對此並未付出任何等價物。這3先令就是他裝進自己口袋里的剩余價值或利潤。可見，資本家實現這3先令的利潤，並不是因為他按照超過商品價值的價格出賣商品，而是因為他按照商品的實際價值出賣這個商品。

    商品的價值是由該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勞動量決定的。但是，這勞動量有一部分體現為用工資形式付過等價的價值，另一部分則體現為沒有付過任何等價的價值。商品中所含的勞動，一部分是有償勞動，另一部分是無償勞動。所以，資本家按照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即出賣耗費於該商品的全部勞動量的結晶，是必定獲得利潤的。資本家出賣的不僅有他支付過等價的東西，而且還有他分文未付的東西，雖然這東西曾費去了他的工人的勞動。資本家花在商品上的費用，和商品的實在費用，是不同的兩碼事。所以，我再說一遍，正常的、平均的利潤，不是由於超過而是由於按照商品的實際價值出賣商品獲得的。

    11.剩余價值分解成的各個部分

    剩余價值，或商品全部價值中體現工人的剩余勞動或無償勞動的那一部分，我稱之為利潤。這種利潤並不是全都落入經營資本家的腰包。壟斷土地，使土地占有者能以地租名義——不管這土地是用於農業、建築、鐵路還是用於其他生產目的——取得這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擁有勞動資料，使經營資本家能生產剩余◎第81頁◎價值，即竊取一定量的無償勞動，這就使擁有勞動資料並把它們全部或部分地貸給經營資本家的人，簡言之，即放債的資本家，能以利息的名義，要求取得這剩余價值的另一部分，所以，留歸經營資本家本身的，就只是所謂產業利潤或商業利潤的那一部分了。

    至於上述三種人這樣瓜分全部剩余價值究竟由什麽規律來調節的問題，與本題毫無關系。但是根據以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地租、利息和產業利潤不過是商品的剩余價值或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償勞動各個部分的不同名稱，它們都是同樣從這個泉源並且只是從這個泉源產生的。它們不是從土地本身也不是從資本本身產生的，但是土地和資本使擁有土地和資本的人能從經營資本家壓榨工人所得來的剩余價值中各分得一份。對於工人來說，究竟經營資本家是把這剩余價值——工人剩余勞動或無償勞動的產物——全部占為己有，或是不得不將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義分給第三者，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假定經營資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資本，而且本人又是他使用的那塊土地的所有者，那麽，剩余價值就會全部落入他的腰包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這剩余價值的正是經營資本家，不論他最終能把這剩余價值中的哪一部分留歸自己。所以，整個雇傭勞動制度，整個現代生產制度，正是建立在經營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這種關系上的。因此，有幾位參加我們這次討論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的真相，把經營資本家和工人的這種根本關系看作一個次要的問題，那就錯了，雖然他們斷定，在一定情況下，價格的上漲對經營資本家、土地所有者、貨幣資本家以至征稅者影響的程度極不相同，這是正確的。

    根據以上所述，還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第82頁◎

    商品價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機器的價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的那一部分，決不會構成收入，只是補償資本而已。但是，除此以外，如果說商品價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構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資、利潤、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費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資的價值、地租的價值和利潤的價值等等構成的，那就錯了。我們先不談工資，只來研究產業利潤、利息和地租。我們剛才說過，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價值或商品價值中體現無償勞動的這一部分價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三個不同的名稱。可是，如果說商品中的這一部分價值是由這三個組成部分的獨立價值之和而構成或形成的，那就完全違反真理了。

    如果1小時的勞動體現為6便士的價值，如果工人的工作日為12小時，如果這段時間有一半是無償勞動，那麽這種剩余勞動就在商品上加3 先令的剩余價值，即沒有付過等價的價值。這3先令的剩余價值，就是經營資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債人瓜分的全部基金。這3先令的價值，構成他們彼此瓜分的那個價值的限度。並不是經營資本家在商品的價值上任意加上一份價值作為自己的利潤，再加上另一份價值給土地所有者等等，然後，這些任意規定的價值就構成了全部價值。所以，你們知道，流行的觀點分不清一定量的價值分解為三個部分，和三種獨立價值相加而形成這個價值這二者的不同，於是就把地租、利潤和利息所由產生的總和價值變成一種隨意規定的數量，這種觀點該是如何荒謬。

    假定一個資本家所實現的全部利潤等於100英鎊，我們把這個數量看作一個絕對量而稱之為利潤量。如果我們計算這100英鎊對於預付資本的比，我們就把這個相對量稱為利潤率。這個利潤率顯然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表示。◎第83頁◎

    假定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為100英鎊。如果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也是100英鎊，那就表明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無償勞動；如果我們用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價值去測量這個利潤，我們就可以說，利潤率等於100％，因為預付的價值為100，而實得的價值則為200。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是只看到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而是看到預付的全部資本，例如500英鎊，其中，400英鎊代表原料、機器等等的價值，我們就應該說，利潤率只等於20％，因為這100英鎊的利潤只是預付的全部資本的1/5。

    前一種表示利潤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的真正比率，即對勞動進行exploitation（注：剝削。——編者注）（請允許我用這個法文字）的真實程度的唯一方式；後一種表示方式是通常所用的，並且也確實適用於某幾種目的，至少是非常便於掩飾資本家榨取工人無償勞動的程度。

    在我以後的說明中，我將使用利潤一詞來標明資本家所榨取的剩余價值總量，不管這剩余價值究竟如何分配給不同的人群；我在使用利潤率一詞時，則總是用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價值來測量利潤。

    12.利潤、工資和價格的一般關系

    從商品的價值中除去補償原料和耗費在商品上的其他生產資料的價值的價值，即除去商品中所含的代表過去勞動的價值，這商◎第84頁◎品價值的余留部分就是最後雇用的工人所加的勞動量。如果這個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如果12小時的平均勞動結晶為6先令的金量，那麽這6先令的附加價值就是他的勞動所創造的唯一價值。這種由他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一定的價值，就是他和資本家雙方都從中各自分得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為工資和利潤的唯一價值。顯然，雙方可以按各種不同比例來分配這一價值，但是這一價值本身是不會變化的。假如不是以一個工人而是以全體工人人數計算，或者不是以一個工作日而是例如以1 200萬個工作日計算，也同樣不會有什麽變化。

    資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僅僅是這個有限的價值，即根據工人的全部勞動所測量的價值，所以一方分得的越多，他方分得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一個一定的數，其中一部分在增加時，另一部分相反地總要減少。工資有了變動，利潤就要朝相反的方向變動。工資下降了，利潤就要上漲；工資上漲了，利潤就要下降。按照前面的假設，如果工人得3先令，即等於他所創造的價值的一半，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整個工作日一半是有償勞動，一半是無償勞動，利潤率就是100％，因為資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到2先令，或者，在一整天中只有1/3的時間為自己工作，資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潤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資本家只得到2先令，利潤率就降至50％。但是，這一切變動都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所以，工資的普遍提高只會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而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

    但是，商品的價值——這種價值最終一定要調節商品的市場價格——雖然完全由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總量來決定，並不取決於這種勞動量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但是決不能說，例如在12小時內所生產的個別商品或成批商品的價值會永遠不變。在一◎第85頁◎定的勞動時間內或由一定的勞動量所生產的商品的數或量，取決於所用的勞動的生產力，而不取決於勞動的延伸或長度。紡紗勞動的生產力，在一般水平下，例如，在一個12小時的工作日內能生產12磅棉紗，在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下，只能生產2磅棉紗。這就是說，如果在前一場合，12小時的平均勞動實現為6先令的價值，12磅棉紗就要值6先令，而在後一場合，2磅棉紗也要值6先令。所以，在前一場合，1磅棉紗只值6便士，在後一場合，1磅棉紗竟要值3先令。這種價格上的差異，就是所用勞動的生產力有差異的結果。生產力較高時，1小時勞動體現為1磅棉紗；生產力較低時，6小時勞動才能體現為1磅棉紗。在前一場合，1磅棉紗的價格只等於6便士，盡管工資較高而利潤率較低，在後一場合，它的價格卻等於3先令，盡管工資較低而利潤率較高。這是必然的，因為1磅棉紗的價格是由耗費於這磅棉紗的全部勞動量決定的，而不是由這個勞動量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的比例決定的。所以，我前面所說的高價勞動可能生產低廉的商品，而低價勞動可能生產昂貴的商品這一事實，也就不再像是什麽奇談怪論了。這只是說明了一般的規律，即商品的價值是由消耗於商品的勞動量決定的，所消耗的勞動量完全取決於所用勞動的生產力，因而也隨勞動生產率的每一變化而變化。

    13.爭取提高工資或反對降低工資的幾個主要場合

    現在讓我們認真研究一下爭取提高工資或反對降低工資的幾個主要場合。

    (1)我們已經知道，勞動力的價值，或用流行的說法，即勞動的◎第86頁◎價值，是由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或生產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勞動量決定的。例如，在某一國，勞動者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為6小時的勞動，表現為3先令，這個勞動者為了生產維持他一天生活費用的等價物，就必須每天工作6小時。如果整個工作日為12小時，資本家付給他3先令，便償付了他的勞動的價值。工作日的一半就會是無償勞動，利潤率就等於100％。但是現在假定，例如，因生產率的降低，要用更多的勞動來生產同量的農產品，於是，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就從3先令漲到4先令。在這種場合，勞動的價值就增加1/3，或增加331/3％。勞動者要依照他原來的生活水平生產維持他一天生活費用的等價物，便需在一個工作日中勞動8小時；所以，剩余勞動就要由6小時減到4小時，利潤率就要由100％降到50％。但是，勞動者要求提高工資，不過是要求獲得他的勞動所增加的價值，就好像其他所有出賣商品的人在商品成本費增加時，力求使其商品所增加的價值獲得報酬一樣。如果工資沒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夠補償生活必需品所增長的價值，勞動的價格也就會降到勞動的價值以下，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

    但是，變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發生。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等數量的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可能從3先令減到2先令，換句話說，在一個工作日中不必勞動6小時，只要勞動4小時，就能再生產與每天生活必需品等價的價值。這時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買到從前用3先令買到的生活必需品了。勞動的價值確實會降低，但是，這樣減少的價值，仍能獲得和從前一樣多的商品。於是，利潤就會從3先令提高到4先令，利潤率也會從100％提高到200％。雖然工人生活的絕對水平依然照舊，但他的相對工資以及他的相對社會地位，也就是與資本家相比較的地位，卻會下降。工◎第87頁◎人反對這種相對工資的降低，不過是想要在他的增長的勞動生產力所生產的總額中獲得應有的一份，不過是想要維持他以前在社會階梯上的相對地位。例如，英國的一些工廠主在谷物法廢除後，就卑鄙地背棄他們在鼓動反對谷物法時所作的莊嚴諾言，把工資普遍降低了10％。工人的反抗，起初沒有奏效，但是，由於我現在不能詳談的某些情況，後來又恢覆所失去的10％了。

    (2)生活必需品的價值，從而勞動的價值，可能保持原狀，但是貨幣的價值已經發生變化，所以生活必需品的貨幣價格也可能發生變化。

    由於更豐富的礦山的發現，等等，生產例如2盎斯金，可能並不比從前生產1盎斯金所費的勞動多。於是，金的價值就會降低一半或50％。勞動的價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就要表現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貨幣價格上。從前表現為6先令的12小時勞動，這時就會表現為12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資仍是3先令而沒有提高到6先令，他的勞動的貨幣價格這時就只等於他的勞動的價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要大大降低。如果他的工資提高了，但與金的價值的下降不成比例，這種情況也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發生。在這個實例中，無論是勞動生產力，供給和需求，還是價值，都沒有絲毫變化。除了這些價值的貨幣名稱，什麽也沒有變。如果說，在這樣的場合工人不應該爭取工資的相應提高，那就等於說，他必須滿足於名稱的報酬，而不是實物的報酬。過去的整個歷史證明，在發生這樣的貨幣貶值時，資本家總是急忙趁此良機來欺騙工人。但是，許多派別的政治經濟學家斷定，由於新發現一些產金地、改進銀礦開采和水銀供給較廉，貴重金屬的價值又降低了。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麽大陸上普遍地同時產生了提高工資的要求。

    (3)我們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並◎第88頁◎沒有固定界限。資本的經常趨勢就是把工作日延長到體力可能達到的極限，因為隨著工作日長度的增加，剩余勞動，從而這勞動所創造的利潤也將同樣增長。資本把工作日越延長，它占有他人的勞動量也越多。在17世紀，甚至在18世紀的前三分之二這段期間，10小時的工作日是全英國的正常工作日。在反雅各賓戰爭（注：指1793年至1815年英國所進行的反對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國的歷次戰爭。在這幾次戰爭期間，英國政府在國內建立了殘酷的恐怖制度來對付勞動群眾。尤其是在文中指出的那個時期，曾經鎮壓了許多起人民的風潮，並且通過了一些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89。），其實是不列顛貴族反對不列顛勞動群眾的戰爭時期，資本慶祝自己的勝利，把工作日從10小時延長到12小時，14小時，18小時。馬爾薩斯這位決非多愁善感的人，在1815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注：即《關於地租的本質和增長及其調整原則的研究》。——編者注）中宣稱，這種情形如果再繼續下去，必將摧毀民族的生命之本。在普遍應用新發明的機器的前幾年即1765年左右，英國出現了一本小冊子，書名為《論手工業》（注：指1770年在倫敦出版的一本書：《論手工業和商業。兼評賦稅》。這本匿名的書被認為是J.肯寧安的作品。——89。）。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階級的死敵，他竭力主張必須擴大工作日的界限。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提議，除了采取其他手段，還要建立習藝所（注：習藝所是依據1834年英國通過的新的“濟貧法”（《關於進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實施英國和威爾士濟貧法的法案》）而設置的“救濟”貧民的機構。法案規定禁止對有勞動能力的人及其家屬提供任何金錢和食品救濟，而是讓他們在習藝所里從事強制性的勞動。習藝所里生產條件惡劣，勞動強度大，生產效率低，它所采取的制度與從事苦役的牢獄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窮人的巴士底獄”之稱。參看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頁）。——89。），用他的話來說，應該是“恐怖所”。他給這種“恐怖所”規定的工作日是多長呢？12小時，——這恰好是資本家、政治經濟學家和內閣大臣們在1832年宣布的對12歲以下兒童不僅是已在實行，而且是必要的工作時間。（注：指1832年2-3月英國議會對1831年中提出的關於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時的法案所進行的討論。——89。）

    工人出賣他的勞動力——在現代制度下他不得不這樣做——就是把這個力讓給資本家來消費，不過是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內消費。他出賣他的勞動力，是為了保持它，——且不談它的自然損耗，——而不是為了毀滅它。工人按照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價值出賣他的勞動力，不用說，決不會允許這個勞動力在一天或一周內受到兩天或兩周的損耗或損失。現在舉一架價值1 000英鎊的機器為例。如果這架機器能用10年，它在它所參與生產的商品的價值◎第89頁◎上每年就要增添100英鎊。如果它能用5年，它每年在這些商品的價值上就要增添200英鎊。換句話說，它每年損耗的價值和它被磨損的速度成反比。但這正是工人和機器的不同之處。機器恰恰不是和它的使用期限按同樣的比率磨損。相反地，人的衰老程度，和他工作的單純數值的增加，在比例上顯然大得多。

    當工人們爭取工作日減到原先的合理範圍時，或者，當他們不能強迫法律規定正常的工作日，而用提高工資的辦法，使工資提高得不僅和被勒索的剩余時間成比例而且還要超過這一比例，來防止過度勞動時，他們只是在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種族履行義務。他們不過是對資本的橫暴掠奪設置一些限制而已。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必需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麽，他就還不如一頭載重的牲畜。他不過是一架為別人生產財富的機器，身體垮了，心智也獷野了。現代工業的全部歷史還表明，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制，它就會不顧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個工人階級投入這種極端退化的境地。

    資本家延長工作日，可能付出較高的工資，其實仍低於勞動的價值，如果工資的提高不符合被榨取的更大的勞動量，不符合勞動力的更快的衰竭，這種情形就會發生。這種事，用別的方法也可以做到。你們的資產階級統計學家們會告訴你們，例如，蘭開夏郡的職工家庭的平均工資增加了。他們卻忘記補充說，除了家長那個成年男子的勞動，還有他的妻子，也許還有三四個小孩，現在都被投在資本的劄格納特（注：劄格納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濕奴的化身。崇拜劄格納特的教派的特點是宗教儀式上的十分豪華和極端的宗教狂熱，這種狂熱表現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殘害。在舉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於載著毗濕奴神像的車輪下讓它軋死。——90、259。）車輪下了，而工資總額的增加並不符合從這個家庭榨取的全部剩余勞動。

    即使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例如，現在一切服從工廠法的工業部門中都有這種限制，要想保持勞動價值的原有水平，提高工資也◎第90頁◎是必要的。勞動強度的提高，可能使一個人在一小時內耗費他從前在兩小時內耗費的生命力。在一些服從工廠法的行業中，由於機器運轉速度的加快和一個人要管理的工作機器的加多，這種情形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如果勞動強度的提高或一小時內所費勞動量的增大與工作日的縮短保持應有的比例，勞動者還能占到便宜。如果超過這個限度，他在一種形式下所得到的就會在另一種形式下喪失掉，於是10小時勞動就可能與以前12小時勞動同樣有害。工人爭取把工資提高到相當於勞動強度提高的程度來制止資本的這種傾向，這不過是抑制他的勞動的跌價，防止他的種族的退化罷了。

    (4)你們都知道，由於我現在沒有必要說明的某些原因，資本主義的生產總是要經過一定的周期性循環。它要經過消沈、逐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危機和停滯等階段。商品的市場價格和市場利潤率，都隨著這些階段而變化，有時低於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時高於自己的平均水平。你們考察一下這整個周期，就會發現，市場價格的一種偏差是由別種偏差來補正的，在整個周期內，平均說來，商品的市場價格是由商品的價值調節的。再說，在市場價格下跌的階段，以及在危機和停滯的階段，工人即使不致完全失業，他的工資也一定會降低。為了不受騙，他甚至在市場價格這樣下降時，也應當同資本家爭論工資究竟該降到什麽程度。在產生額外利潤的繁榮階段，他如果不爭取提高工資，按整個工業周期平均計算，他就會甚至得不到他的平均工資或他的勞動的價值。他的工資，在這個周期的不順利階段，必然要受影響，如果在這個周期的繁榮階段，還要求他不去爭取補償，那就太愚蠢了。一般說來，一切商品的價值，只是由不斷波動的市場價格的相互補償才能實現，而這種相互補償又是供給和需求不斷變動的結果。在現代制度的基礎上，勞◎第91頁◎動不過是一種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樣。所以，勞動也必須經歷同樣的變動，才能夠獲得與它的價值相符的平均價格。如果一方面把勞動看做一種商品，另一方面又讓它免受調節商品價格的那些規律的約束，那就很荒謬了。奴隸能得到經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資料，雇傭工人卻不能。雇傭工人要想補償一個時期的工資的降低，必須在另一個時期努力爭取工資的提高，如果他甘心接受資本家的願望，接受資本家的命令，把它當作永久的經濟規律，他就一定要受到奴隸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得不到奴隸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從我以上討論的各場合——它們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你們已經看見，提高工資的鬥爭只不過是在先前的各種變化之後發生的，是生產的規模、勞動的生產力、勞動的價值、貨幣的價值、被榨取的勞動長度或強度、市場價格的波動——它的波動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變動，與工業周期的各個階段相適應——這些先前的變化的必然結果，總而言之，是勞動對資本的先前行動的反行動。你們討論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如果不顧這些情況，如果只看到工資的變動而忽視引起這些變動的其他一切變動，你們就是從錯誤的前提出發，想要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了。

    14.資本和勞動的鬥爭及其結果

    (1)我已經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資，周期地力圖提高工資，這是同雇傭勞動制度密不可分的，因為勞動既然等同於商品，就要服從那些調節一般價格變動的規律；我還指出，工資的普遍提高會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但不會影響商品的平均價格或商品的價值。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在資本和勞動的這場不斷的鬥爭中，後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第92頁◎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勞動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樣，它的市場價格在長時期內會與它的價值相適應；因此，不論怎樣漲跌，也不論工人如何行動，他所得到的，平均計算起來，只是他的勞動的價值，他的勞動的價值無非是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後者是由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決定的，而這些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最後又是由生產它們所需要的勞動量決定的。

    但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勞動的價值由於有某些特點而不同於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由兩種要素構成：一種是純生理的要素，另一種是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決定的。這就是說，工人階級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為了延續自己肉體的生存，就必須獲得生存和繁殖所絕對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這些絕對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就構成勞動的價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長度也有極限，雖然是很有伸縮性的極限。它的最高界限決定於工人的體力。如果他的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過一定限度，就不能日覆一日地重覆使用了。可是，我已經說過，這種限度有很大的伸縮性。孱弱和短命的後代如果繁殖很快，也可以與健壯和長命的後代一樣，使勞動市場維持下去。

    除了這種純粹生理的要素，勞動的價值還取決於每個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這種生活水平不僅要滿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滿足人們賴以生息教養的那些社會條件所產生的某些需要。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愛爾蘭人的生活水平；德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利夫蘭農民的生活水平。關於歷史傳統和社會風俗在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們可以看一看桑頓先生的《人口過剩論》，他在書中指出，英國各農業區的平均工資，至今還由於這些區域在脫離農奴狀態時所處條件的好壞程度不同而有高低之分。◎第93頁◎

    包含於勞動價值中的這一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可能擴大，也可能縮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只剩下生理上的限界。在反雅各賓戰爭時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藥的吞食賦稅、屍位素餐的老喬治·羅斯經常說的那樣，發動這場戰爭是為了挽救我們神聖宗教的福利免遭瀆神的法國人的侵犯——我們在前次會議上曾謹慎地談到的那些仁慈的英國農場主，竟把農業工人的工資降到這種純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維持生命和延續種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數卻由濟貧法（注：濟貧法最初產生於16世紀的英國，以後不斷修改。表面上由教區征收濟貧稅“救濟”貧民，實際上是剝削階級“吸幹了無產者最後的一滴血，然後再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滿的偽善的心靈感到快慰，並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類恩人的姿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頁）。——94。）來填補。這是把雇傭工人變成奴隸，把莎士比亞筆下的驕傲的自耕農變成貧民的一種高明手法。

    如果你們把各個不同國家中或同一國家各個不同歷史時代的工資水平或勞動的價值水平比較一下，你們就會發現，勞動的價值本身不是一個固定的量，而是一個變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不變，它也是變化的。

    這種比較也可以證明：不僅市場利潤率是變動的，而且平均利潤率也是變動的。

    然而對於利潤來說，並沒有一條規律能決定其最低限度。我們不能說，利潤降低的極限是怎樣的。為什麽我們不能夠確定這個限度呢？因為我們雖能確定工資的最低限度，卻不能確定工資的最高限度。我們只能說，工作日既然有界限，利潤的最高限度就與生理上所容許的工資的最低限度相適應；工資既然是一定的，利潤的最高限度就與工人體力所容許的工作日延長程度相適應。所以利潤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容許的工資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許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顯然，在最高利潤率的這兩個界限之間可能有許多變化。利潤率的實際水平只是由資本與勞動的不斷鬥爭確定的，資本家總想把工資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許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長到生理上所容許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則在相反的方面◎第94頁◎不斷地對抗。

    歸根到底，這是鬥爭雙方力量對比的問題。

    (2)至於談到英國的工作日的限制，像其他各國一樣，它向來只靠立法的幹涉。如果沒有工人方面的經常壓力，這種幹涉永遠也不會實現。無論如何，這種結果決不是工人和資本家的私人協商所能獲得的。這種采取普遍政治行動的必要性就證明，資本在其純粹經濟的行動上是比較強有力的一方。

    至於談到勞動價值的界限，它實際上總是取決於供給和需求。我指的是資本方面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對勞動的供給。在一些殖民地國家，供求規律有利於工人。所以，美國的工資水平比較高。資本在這里可以施展全力，卻不能制止因雇傭工人經常轉化為獨立自耕農而造成的勞動市場的經常空虛。對於大部分美國人民說來，雇傭工人的地位不過是一種學徒見習的狀態，他們遲早總會脫離這種狀態。為了糾正殖民地的這種情況，作為母邦的不列顛政府曾一度采納所謂現代殖民學說，其內容是將殖民地的土地人為地規定一種高價，以阻止雇傭工人過分迅速地轉化為獨立農民。

    現在我們來談談資本支配全部生產過程的那些文明古國。例如，以英國農業工人的工資在1849年至1859年時期的提高為例。其結果如何呢？農場主們沒能——我們的朋友韋斯頓也許勸告過他們——提高小麥的價值，甚至沒能提高小麥的市場價格，反而不得不聽任其市場價格的下降。但是在這11年中，他們采用各種機器，應用更科學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變成牧場，增大農場的面積，同時也擴大了生產的規模，由於采取了這些方法和其他各種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措施而減少對勞動的需求，使農村人口又相對過剩了。這就是資本在各個早已住滿居民的古老國家遲早對付增加工資的一般方法。李嘉圖正確地說過，機器是經常和勞動競爭的，並◎第95頁◎且往往是在勞動價格已達到某種高度時才可能被采用；然而采用機器不過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許多方法之一。正是這個發展過程使簡單勞動相對過剩，另一方面使熟練勞動簡單化，於是也就使它貶值了。

    這同一規律還有另一種形式。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即使工資的水平相當高，資本的積累也會越來越快。因此，可以推論，像亞·斯密——在他的那個時代，近代工業還很幼稚——那樣推論，資本的這種加速積累，能保證對勞動需求的增長，所以必然會對工人有利。現代許多著作家同意這種觀點，他們對最近20年英國資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更迅速，而工資卻沒有很大的提高，感到詫異。但是隨著積累的進展，資本的構成也發生遞增的變化。資本中包含固定資本即機器、原料和各種生產資料的這一部分，比用於支付工資或購買勞動的那一部分，總是逐漸遞增的。這一規律已經由巴頓、李嘉圖、西斯蒙第、理查·瓊斯教授、拉姆賽教授、舍爾比利埃等人多少確切地闡明了。

    如果資本中這兩個部分的比例原來是一比一，這個比例就會因工業的發展而變成五比一，等等。如果總資本為600，其中300用於工具和原料等，其余300 用於支付工資，那麽總資本只增加一倍，就能造成對600工人而不是對300工人的需求。但是，如果總資本600中，500用於機器和原料等，只有100 用於支付工資，為了造成對600工人而不是對300工人的需求，這同一資本就要從600增至3 600。因此，在工業發展的進程中，對勞動的需求總是趕不上資本的積累。這一需求是在增加，但是與資本的增加相比，不過是在遞減的比例上增加的。

    以上所說的這幾點足以表明，現代工業的發展一定會越來越有利於資本家而有害於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第96頁◎高而是降低工資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這種制度下的實際情況的趨勢既然如此，那麽，這是不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時機使生活暫時改善的嘗試呢？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淪為一群聽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憐蟲。我想我已經說過：他們爭取工資水平的鬥爭，同整個雇傭勞動制度有密切的聯系；他們為提高工資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勞動價值；他們必須與資本家爭論勞動價格，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當作商品出賣了。他們在和資本的日常沖突中如果畏縮讓步，他們就沒有資格發動更大的運動。

    同時，即使不談雇傭勞動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隸狀態，工人階級也不應誇大這一日常鬥爭的最終效果。他們不應當忘記：在日常鬥爭中他們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而不改變它的方向；他們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們不應當只局限於這些不可避免的、因資本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不斷引起的遊擊式的搏鬥。他們應當懂得：現代制度給他們帶來一切貧困，同時又造成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形式。他們應當屏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為了闡明基本問題，我不得不作這樣一個冗長的，恐怕是令人厭倦的說明，現在我提出下面的決議案來結束我的報告：

    (1)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會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但整個說來並不影響商品的價格。

    (2)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工資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這個水平。◎第97頁◎

    (3)工聯作為抵制資本進攻的中心，工作頗有成效。它們遭到失敗，部分是由於不正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總的說來，它們遭到失敗是因為它們只限於進行遊擊式的鬥爭以反對現存制度所產生的結果，而不同時努力改變這個制度，不運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為杠桿來最終解放工人階級，也就是最終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寫於1865年5月底-6月27日

    原文是英文

    1898年第一次以單行本形式在倫敦出版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11-169頁◎第98頁◎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節選）（之一）

    1867年第一版序言（注：《資本論》是馬克思畢生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馬克思寫這部著作花費了40年的時間，從40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馬克思認為經濟制度是政治上層建築借以樹立起來的基礎，所以他特別注意研究這個經濟制度。”（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第45頁）

    1843年底，馬克思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目的是要寫一部批判現存制度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巨著。他在這方面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共產黨宣言》等著作里。這些著作就已經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原理、資本家的利益和雇傭工人的利益之間不可調和的對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政治關系的對抗性和暫時性。）（注：　　1848-1849年的革命使馬克思暫時中斷了經濟學的研究。1849年8 月馬克思被迫僑居倫敦，在那里他繼續進行這一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作、國民經濟史和各國特別是當時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經濟。在這一時期，他感興趣的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和重要特點、土地所有制的歷史和地租理論、貨幣流通和價格的歷史與理論、經濟危機、技術史和工藝史、殖民地等問題。

    馬克思是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工作的。他必須不斷地同貧困作鬥爭，並且時常要為掙錢維持生活而擱下研究工作。由於在物質條件極差的情況下長期過度勞累，馬克思患了重病。雖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經做好巨大的準備工作，這就使他能夠開始對收集的材料進行系統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馬克思寫了約五十印張的手稿，這實際上是未來《資本論》的第一草稿。在寫作這部手稿的過程中，馬克思制定了他準備撰寫的政治經濟學巨著的計劃。這一計劃經過不斷修訂和完善，後來定為六冊：(1) 資本（包括一些緒論性的章節）；(2)土地所有制；(3)雇傭勞動；(4)國家；(5)國際貿易；(6)世界市場。其中第一冊即資本冊分為四篇：a資本一般；b競爭；c信用；d股份資本。而第一篇又分為三部分：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 兩者的統一，或資本和利潤、利息。最後這一劃分成為後來《資本論》三卷結構的萌芽。）

    （注：馬克思最初打算把他寫的書分冊出版，第一分冊“應當是一部比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冊的第一篇，這一篇分為三章：(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但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第一分冊的最後定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一書中沒有把第三章放進去。馬克思指出，正是從這一章開始了真正的戰鬥，他認為，在存在官方書報檢查、對不合統治階級心願的作者進行警察迫害和各種陷害的情況下，在廣大的公眾尚未了解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開始就出版這一章是不適宜的。為了“第一分冊”，馬克思專門寫了商品一章，並且認真地改寫了1857-1858年手稿中關於貨幣的一章。）（注：　　《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於1859年問世。馬克思曾經計劃在這之後很快出版第二分冊，即上述構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內容的資本一章。他在英國博物館里重新系統地研究政治經濟學。但是不久，由於必須在報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誣蔑性攻擊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達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開始寫“第二分冊”。1862年12 月28日，他在給路·庫格曼的信中寫道：“第二部分終於脫稿，只剩下謄清和付排前的最後潤色了。這部分大約有三十印張。它是第一分冊的續篇。將以《資本論》為標題單獨出版，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只作為副標題。”但實際上那時，確切些說，到1863年中，馬克思又寫成了另一手稿，其篇幅遠遠超過1857-1858年的手稿，共二十三個筆記本，約二百印張。其中約有一半（第Ⅵ-ⅩⅧ筆記本）是闡述經濟學說史的，以《剩余價值理論》這一書名著稱。其余的筆記本在某種程度上涉及《資本論》一至三卷的問題。1861-1863年的整個手稿被看作《資本論》的第二稿。

    馬克思在以後的寫作過程中，決定把自己的著作分為三部分。而手稿的歷史批判部分應構成第四個，即最後一個環節。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全部著作分為以下幾部分：第一冊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冊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冊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四冊理論史。”馬克思也放棄了過去分冊出版這一著作的計劃，他決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這部著作，然後再出版。）（注：　　為此，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礎上繼續致力於完善手稿中還沒有得到充分闡述的部分。他補充研究了大量的經濟文獻和技術文獻，其中有關於農業、關於信用和貨幣流通問題的文獻，他研究了統計材料、各種議會文件、關於工業中的兒童勞動和英國無產階級居住狀況的官方報告等等。馬克思用兩年半的時間（從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這就是三卷《資本論》理論著作的第一個詳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 月）之後，馬克思才進行付印前的最後加工。根據恩格斯的建議，他決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馬克思極其細致地完成了這次最後的加工，這一工作實質上是整個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訂。為了敘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確，馬克思認為，必須在《資本論》第一卷的開頭部分扼要地覆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內容中的主要問題。在目前的版本中，這些問題構成整個第一篇（《商品和貨幣》）。

    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後，馬克思繼續從事第一卷的工作，準備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譯本。他在第2版（1872 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譯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譯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資本論》的第一個外文譯本。馬克思還對1872-1875年分冊出版的法譯本作了相當大的加工和校訂。）（注：　　另一方面，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馬克思繼續從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沒有能做到這一點。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中的多方面的活動占去他的許多時間。由於健康狀況不好，他不得不越來越頻繁地中斷工作。馬克思高度的科學的認真精神和一絲不茍的態度，嚴格的自我批評——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就是以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經濟學方面的偉大發現以前，使它們達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這一或那一問題時不斷地回頭做補充的考察。而在這一創作工作的過程中，也出現許多新的問題。

    《資本論》的後兩卷是在馬克思逝世後，由恩格斯準備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於1885年出版，第三卷於1894年出版。這樣，恩格斯就對科學共產主義的寶庫作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

    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還校訂了《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本（1887年），準備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在準備《資本論》第一卷第4版時，恩格斯根據馬克思本人的指示，對正文和腳注作了最後的校訂。——99。）

    我把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給讀者。這部著作是我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初篇和續篇相隔很久，是由於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斷了我的工作。　　前書的內容已經概述在這一卷的第一章中。（注：指《資本論》1867年德文第1版第1卷第1章，標題是《商品和貨幣》。在出第2版時，馬克思修改了自己的著作，對它的結構作了很大的改變。他把以前的第一章和附錄改為獨立的三章，這三章構成該書第一篇。——99。）這樣做不僅是為了聯貫和完整，敘述方式也改進了。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前書只是略略提到的許多論點，這里都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相反地，前書已經詳細闡述的論點，這里只略略提到。關於價值理論和貨幣理論的歷史的部分，現在自然完全刪去了。但是前書的讀者可以在本書第一章的注釋中，找到有關這兩種理論的歷史的新材料。

    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所以本書第一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盡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貨幣形式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在這方面進行探討的努力，並未得到什麽結果，而對更有內容和更覆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於成功。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並且，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第99頁◎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在淺薄的人看來，分析這種形式好像是斤斤於一些瑣事。這的確是瑣事，但這是顯微解剖學所要做的那種瑣事。

    因此，除了價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說這本書難懂。當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學到一些新東西、因而願意自己思考的讀者。

    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幹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注：“只要換一個名字，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這句話引自賀拉斯《諷刺詩集》第1卷第1首。——100。）！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撇開這點不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里完全確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廠里，由於沒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廠法，情況比英國要壞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第100頁◎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國和西歐大陸其他國家的社會統計，與英國相比是很貧乏的。然而它還是把帷幕稍稍揭開，使我們剛剛能夠窺見幕內美杜莎的頭。如果我國各邦政府和議會像英國那樣，定期指派委員會去調查經濟狀況，如果這些委員會像英國那樣，有全權去揭發真相，如果為此能夠找到像英國工廠視察員、編寫《公共衛生》報告的英國醫生、調查女工童工受剝削的情況以及居住和營養條件等等的英國調查委員那樣內行、公正、堅決的人們，那麽，我國的情況就會使我們大吃一驚。柏修斯需要一頂隱身帽來追捕妖怪。我們卻用隱身帽緊緊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認妖怪的存在。

    決不要在這上面欺騙自己。正像18世紀美國獨立戰爭給歐洲中等階級敲起了警鐘一樣，19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又給歐洲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鐘。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一定程度後，一定會波及大陸。在那里，它將采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撇開較高尚的動機，現在的統治階級的切身利益也要求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敘述英國工廠立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第101頁◎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覆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例如，英國高教會派（注：高教會派是英國國教會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主張保持古老的豪華儀式，強調與天主教的傳統聯系。英國國教會中與高教會派相對立的另一派為低教會派，擁護者主要是資產階級和下層教士，具有新教傾向。——102。）寧願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進行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系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小的過失。但在這方面，進步仍然是無可懷疑的。以最近幾星期內發表的藍皮書（注：藍皮書是英國議會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議會提交的文件或報告書的通稱，因封皮為藍色而得名，英國從17世紀開始發表藍皮書，它是研究英國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102。）《關於工業和工聯問題同女王陛下駐外使館的通訊》為例。英國女王駐外使節在那里坦率地說，在德國，在法國，一句話，在歐洲大陸的一切文明國家，現有的勞資關系的變化同英國一樣明顯，一樣不可避免。同時，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眾國副總統威德先生也在公眾集會上說：在奴隸制廢除後，資本關系和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會提到日程上來！這是時代的標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這並不是說明天就會出現奇跡。但這表明，甚至在統治階級中間也已經透露出一種模糊的感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

    這部著作的第二卷將探討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三冊），第三卷即最後一卷（第四冊）將探討理論史。

    任何的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而對於我從來就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倫薩人的格言：◎第102頁◎

    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注：“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是套用的但丁《神曲》中《煉獄篇》第5首歌中的一句話。——103。）

    卡爾·馬克思

    1867年7月25日於倫敦

    載於1867年在漢堡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頁◎

    1872年第二版跋

    我首先應當向第一版的讀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顯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處新加的注，都標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本身說，最重要的有下列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而且明確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敘述就要求這樣做。——順便指出，這種雙重敘述是我的朋友，漢諾威的路·庫格曼醫生建議的。1867年春，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他使我相信，大多數讀者需要有一個關於價值形式的更帶講義性的補充說明。——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作了仔細的修改，因為在第一版中，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說明，這一節是寫得不夠細致的。第七章，特別是這一章的第二節，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辭上的修改，用不著一一列舉出來。這些修改全書各處都有。但是，現在我校閱正在巴黎出版的法譯本時，發現德文原本的某些部分有的地方需要更徹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辭或更仔細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沒有時間這樣做，因為只是在1871年秋，正當我忙於其他迫切的◎第104頁◎工作的時候，我才接到通知說，書已經賣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 月就要付印。

    《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內迅速得到理解，是對我的勞動的最好的報酬。一個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維也納的工廠主邁爾先生，在普法戰爭期間發行的一本小冊子（注：即濟·邁爾《維也納的社會問題。一個“勞動給予者”著》1871年維也納版。——105。）中說得很對：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覆活了。（注：在《資本論》第1卷第4版（1890年）中，刪掉了這篇跋的開頭四段文字。——105。）

    在德國，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一直是外來的科學。古斯塔夫·馮·居利希在他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歷史敘述》中，特別是在1830年出版的該書的前兩卷中，已經大體上談到了在我們這里妨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因而也妨礙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建立的歷史條件。可見，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缺乏生存的基礎。它作為成品從英國和法國輸入；德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一直是學生。別國的現實的理論上的表現，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教條集成，被他們用包圍著他們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的精神去解釋，就是說，被曲解了。他們不能把在科學上無能為力的感覺完全壓制下去，他們不安地意識到，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於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各種知識的雜拌，滿懷希望的（注：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無希望的”。——編者注）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通過的煉獄之火——抄襲來的。

    從1848年起，資本主義生產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第105頁◎經濟關系。而當這些關系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鬥爭處於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

    拿英國來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後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於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還在李嘉圖活著的時候，就有一個和他對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了。（注：見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39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頁。））

    隨後一個時期，從1820年到1830年，在英國，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科學活動極為活躍。這是李嘉圖的理論庸俗化和傳播的時期，同時也是他的理論同舊的學派進行鬥爭的時期。這是一場出色的比賽。當時的情況，歐洲大陸知道得很少，因為論戰大部分是分散在雜志論文、關於時事問題的著作和抨擊性小冊子上。這一論戰的公正無私的性質——雖然李嘉圖的理論也例外地被用作攻擊資產階級經濟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況來說明。一方面，大工業本身剛剛脫離幼年時期；大工業只是從1825年的危機才開始它的現代生活的周期循環，就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被推到後面：在政治方面是由於糾合在神聖同盟（注：神聖同盟是歐洲各專制君主鎮壓歐洲各國進步運動和維護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聯盟。該同盟是戰勝拿破侖第一以後，由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議，於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時還締結了神聖同盟條約。幾乎所有歐洲君主國家都參加了同盟。這些國家的君主負有相互提供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的義務，以維持維也納會議上重新劃定的邊界和鎮壓各國革命。——106。）周圍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大眾之間發生了糾紛；◎第106頁◎在經濟方面是由於工業資本和貴族土地所有權之間發生了紛爭。這種紛爭在法國是隱藏在小塊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對立後面，在英國則在谷物法頒布後公開爆發出來。這個時期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文獻，使人想起魁奈醫生逝世後法國經濟學的狂飆時期，但這只是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樣。1830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

    資產階級在法國和英國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鬥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丐的爭鬥，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甚至以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組織，於1838年由曼徹斯特的兩個紡織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創立。谷物法是為大地主的利益從1815年起在英國實行的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廢除谷物法，其目的是為了降低國內谷物價格，從而降低工人的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對地主的鬥爭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眾，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先進工人展開了獨立的、政治性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　1846年谷物法廢除以後，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實際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07。）拋出的強迫人接受的小冊子，由於對地主貴族展開了論戰，即使沒有科學的意義，畢竟也有歷史的意義。但是羅伯特·皮爾爵士執政以來的自由貿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經濟學的最後這根刺拔掉了。

    1848年大陸的革命也在英國產生了反應。那些還要求有科學地位、不願單純充當統治階級的詭辯家和獻媚者的人，力圖使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同這時已不容忽視的無產階級的要求調和起來。於是，以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無味的混合主義產生了。這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關於這一點，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尼·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經濟學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說明。

    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質在法國和英國通過歷史鬥爭而明顯地暴露出來以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在德國成熟起來，同時，德國無產階級比德國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已經有了更明◎第107頁◎確的階級意識。因此，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看來在德國有可能產生的時候，它又成為不可能了。

    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精明的、貪利的實踐家，他們聚集在庸俗經濟學辯護論的最淺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師夏的旗幟下；另一派是以經濟學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約·斯·穆勒，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德國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衰落時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時期一樣，始終只是學生、盲從者和模仿者，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

    所以，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後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德國資產階級的博學的和不學無術的代言人，最初企圖像他們在對付我以前的著作時曾經得逞那樣，用沈默置《資本論》於死地。當這種策略已經不再適合時勢的時候，他們就借口批評我的書，開了一些藥方來“鎮靜資產階級的意識”，但是他們在工人報刊上（例如約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 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次，1873年7 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於編輯常被逮捕，該報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

    根據1876年哥達代表大會的決定，從1876年10月1日起，開始出版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統一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以代替《人民國家報》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實行以後，《前進報》於1878年10月27日停刊。——108、634。）上發表的文章（注：指約·狄慈根的文章《卡爾·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1867年漢堡版》，載於1868年《民主周報》（《人民國家報》的前身）第31、34、35和36號。

    《民主周報》是德國工人的報紙，該報用這個名稱從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萊比錫出版，由威·李卜克內西主編。從1868年12月起，該報成為奧·倍倍爾領導的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的機關報。最初該報受到人民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定的影響，但是不久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該報開始同拉薩爾主義進行鬥爭，宣傳國際的思想，刊登國際的重要文件，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愛森納赫代表大會上宣布該報為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並改名為《人民國家報》。——108。）遇到了強有力的對手，至今還沒有對這些對手作出答覆。（注：德國庸俗經濟學的油嘴滑舌的空談家，指責我的著作的文體和敘述方法。沒有人會比我本人更嚴厲地評論《資本論》的文字上的缺點。然而，為了使這些先生及其讀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這里援引一篇英國的和一篇俄國的評論。同我的觀點完全敵對的《星期六評論》（《星期六評論》是英國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學、科學和藝術星期六評論》的簡稱，1855年至1938年在倫敦出版。）在其關於德文第一版的短評中說道：敘述方法“使最枯燥無味的經濟問題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 日的《聖彼得堡消息報》（《聖彼得堡消息報》是1703年出版的俄國第一家報紙——《新聞報》的續刊，自172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1728-1874年由科學院出版，自1875年起由國民教育部出版。該報一直出版到1917年底。）也說：“除了少數太專門的部分以外，敘述的特點是通俗易懂，明確，盡管研究對象的科學水平很高卻非常生動。在這方面，作者……和大多數德國學者大不相同，這些學者……用含糊不清、枯燥無味的語言寫書，以致普通人看了腦袋都要裂開。”但是，對現今德國民族自由黨教授的著作的讀者說來，要裂開的是和腦袋完全不同的東西。） ◎第108頁◎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資本論》的優秀的俄譯本。初版3 000 冊現在幾乎已售賣一空。1871年，基輔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尼·季別爾先生在他的《李嘉圖的價值和資本的理論》一書中就已經證明，我的價值、貨幣和資本的理論就其要點來說是斯密-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的發展。使西歐讀者在閱讀他的這本出色的著作時感到驚異的，是純理論觀點的始終一貫。

    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

    例如，巴黎的《實證論者評論》（注：指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孔德的信徒德羅貝爾蒂在《實證哲學。評論》 1868 年11、12月合刊的第3期上發表的一篇對《資本論》第一卷的短評。

    《實證哲學。評論》是法國的一家哲學雜志，宣傳奧·孔德的資產階級實證哲學；1867年至1883年在巴黎出版。——109。）一方面責備我形而上學地研究經濟學，另一方面責備我——你們猜猜看！——只限於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孔德主義的嗎？）。關於形而上學的責備，季別爾教授指出：

    “就理論本身來說，馬克思的方法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其優點和缺點是一切最優秀的理論經濟學家所共有的。”（注：尼·季別爾《李嘉圖的價值和資本的理論的最新補充和解釋》1871年基輔版第170頁。——109。）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經濟學家雜志》（注：《經濟學家雜志》全稱《經濟學家雜志。政治經濟、農業、工業和商業每月評論》，是法國資產階級的月刊，1841年至1843年在巴黎出版。——109。）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說：

    “馬克思先生通過這部著作而成為一個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國的評論家當然大叫什麽黑格爾的詭辯。彼得堡的《歐洲通報》在專談《資本論》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號第427-436◎第109頁◎頁）（注：指伊·伊·考夫曼寫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一文，發表在《歐洲通報》1872年第3卷上。

    《歐洲通報》是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歷史政治和文學月刊；由米·馬·斯塔修列維奇創辦，1866年至1908年由他在彼得堡編輯出版。該雜志刊登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1909年至1918年夏由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編輯。—— 110。）中，認為我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實在論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作者寫道：

    “如果從外表的敘述形式來判斷，那麽最初看來，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且是德國的即壞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實際上，在經濟學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輩都無法比擬的現實主義者……決不能把他稱為唯心主義者。”

    我回答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辦法，是從他自己的批評中摘出幾段話來，這幾段話也會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讀者感到興趣。

    這位作者先生從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頁（注：即本卷第31-35頁。——110。），在那里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中摘引一段話後說：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一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系中的時候支配著它們的那個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社會關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著這種從屬作用，那麽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說，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第110頁◎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對兩種事實進行盡量準確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對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秩序序列、順序和聯系進行同樣準確的研究……但是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於這些有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談到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第111頁◎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將近30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證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當我寫《資本論》第一卷時，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注：指德國資產階級哲學家畢希納、朗格、杜林、費希納等人。——112。），卻已高興地像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了。因此，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為了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必須把它倒過來。

    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於預備階段；由於它的舞台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第112頁◎聖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里去。

    　　　卡爾·馬克思

    　　1873年1月24日於倫敦

    第一次載於1872-1873年在漢堡出版的《資本論》第2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3頁◎

    資本的生產過程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一章　商品

    1.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

    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第114頁◎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這里的問題也不在於物怎樣來滿足人的需要，是作為生活資料即消費品來直接滿足，還是作為生產資料來間接滿足。

    每一種有用物，如鐵、紙等等，都可以從質和量兩個角度來考察。每一種這樣的物都是許多屬性的總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發現這些不同的方面，從而發現物的多種使用方式，是歷史的事情。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會尺度，也是這樣。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於被計量的物的性質不同，部分是由於約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因此，商品體本身，例如鐵、小麥、金剛石等等，就是使用價值，或財物。商品體的這種性質，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屬性所耗費的勞動的多少沒有關系。在考察使用價值時，總是以它們的量的規定性為前提，如一打表，一碼布，一噸鐵等等。商品的使用價值為商品學這門學科提供材料。使用價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不論財富的社會的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的內容。在我們所要考察的社會形式中，使用價值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這個比例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斷改變。因此，交換價值好像是一種偶然的、純粹相對的東西，也就是說，商品固有的、內在的交換價值似乎是一個形容語的矛盾（注：形容語的矛盾的原文是“contradictio in adjecto”，指“圓形的方”， “木制的鐵”一類的矛盾。——編者注）。現在我們進一步考察這個問題。

    某種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誇特小麥，同x量鞋油或y量綢緞◎第115頁◎或z 量金等等交換，總之，按各種極不相同的比例同別的商品交換。因此，小麥有許多種交換價值，而不是只有一種。既然x量鞋油、y量綢緞、z 量金等等都是一誇特小麥的交換價值，那麽，x量鞋油、y量綢緞、z 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夠互相代替的或同樣大的交換價值。由此可見，第一，同一種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等同的東西。第二，交換價值只能是可以與它相區別的某種內容的表現方式，“表現形式”。

    我們再拿兩種商品例如小麥和鐵來說。不管二者的交換比例怎樣，總是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表示：一定量的小麥等於若幹量的鐵，如1誇特小麥＝a英擔鐵。這個等式說明什麽呢？它說明在兩種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誇特小麥和a英擔鐵里面，有一種等量的共同的東西。［47-50］（注：方括號中的數字表示《資本論》第1卷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的頁碼。——編者注）

    這種共同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商品的物體屬性只是就它們使商品有用，從而使商品成為使用價值來說，才加以考慮。另一方面，商品交換關系的明顯特點，正在於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商品交換關系中，只要比例適當，一種使用價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種使用價值完全相等。［50］

    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可是勞動產品在我們手里也已經起了變化。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那麽也就是把那些使勞動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質的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們不再是桌子、◎第116頁◎房屋、紗或別的什麽有用物。它們的一切可以感覺到的屬性都消失了。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麽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

    現在我們來考察勞動產品剩下來的東西。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50-51］

    可見，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質化在里面。那麽，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

    可能會有人這樣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那麽一個人越懶，越不熟練，他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費的時間越多。但是，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體現在商品世界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在這里是當作一個同一的人類勞動力，雖然它是由無數單個勞動力構成的。每一個這種單個勞動力，同別一個勞動力一樣，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只要它具有社會平均勞動力的性質，起著這種社會平均勞動力的作用，從而在商品的生產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第117頁◎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後，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在這里，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後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

    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例如，同一勞動量在豐收年表現為8蒲式耳小麥，在歉收年只表現為4蒲式耳。同一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貧礦能提供更多的金屬等等。金剛石在地殼中是很稀少的，因而發現金剛石平均要花很多勞動時間。因此，很小一塊金剛石就代表很多勞動。［……］總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第118頁◎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

    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在這個物並不是通過勞動而對人有用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例如，空氣、處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個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類勞動產品，但不是商品。誰用自己的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生產的就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商品。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 而且不只是單純為別人。中世紀農民為封建主生產交代役租的糧食，為神父生產納什一稅的糧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糧食，還是納什一稅的糧食，都並不因為是為別人生產的，就成為商品。要成為商品，產品必須通過交換，轉到把它當作使用價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注：第4版注：我插進了括號里的這段話，因為省去這段話常常會引起誤解，好像不是由生產者本人消費的產品，馬克思都認為是商品。——弗·恩·）最後，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沒有用，那麽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作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51-54］

    2.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

    起初我們看到，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後來表明，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也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因此，在這里要較詳細地加以說明。

    我們就拿兩種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碼麻布來說。假定前者的◎第119頁◎價值比後者的價值大一倍。假設10碼麻布＝W，則1件上衣＝2W。

    上衣是滿足一種特殊需要的使用價值。要生產上衣，就需要進行特定種類的生產活動。這種生產活動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對象、手段和結果決定的。由自己產品的使用價值或者由自己產品是使用價值來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勞動，我們簡稱為有用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勞動總是聯系到它的有用效果來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同樣，決定它們存在的勞動即縫和織，也是不同質的。如果這些物不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從而不是不同質的有用勞動的產品，它們就根本不能作為商品來互相對立。上衣不會與上衣交換，一種使用價值不會與同種的使用價值交換。

    各種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總和，表現了同樣多種的、按照屬、種、科、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即表現了社會分工。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雖然不能反過來說商品生產是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會分工，但產品並不成為商品。或者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每個工廠內都有系統的分工，但是這種分工不是通過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的產品來實現的。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

    可見，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著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或有用勞動。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里，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54-56］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價值，簡言之，種種商品體，是自然物質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種不同的◎第120頁◎有用勞動的總和除外，總還剩有一種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人在生產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樣發揮作用，就是說，只能改變物質的形態。不僅如此，他在這種改變形態的勞動中還要經常依靠自然力的幫助。因此，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注：見《賦稅論》1667年倫敦版第47頁。——121。）

    現在，我們放下作為使用物品的商品，來考察商品價值。

    我們曾假定，上衣的價值比麻布大一倍。但這只是量的差別，我們先不去管它。我們要記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價值比10碼麻布的價值大一倍，那麽，20碼麻布就與1件上衣具有同樣的價值量。作為價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實體的物，是同種勞動的客觀表現。［……］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定性質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勞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盡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都是人類勞動。這只是耗費人類勞動力的兩種不同的形式。當然，人類勞動力本身必須已有或多或少的發展，才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耗費。但是，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正如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將軍或銀行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則扮演極卑微的角色一樣，人類勞動在這里也是這樣。它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有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簡單平均勞動本身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比較覆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覆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覆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第121頁◎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注：讀者應當注意，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對象化了的商品價值。在我們敘述的這個階段，工資這個範疇根本還不存在。）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

    因此，正如在作為價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們的使用價值的差別被抽去一樣，在表現為這些價值的勞動中，勞動的有用形式即縫和織的區別也被抽去了。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產活動同布和紗的結合，而作為價值的上衣和麻布不過是同種勞動的凝結，同樣，這些價值所包含的勞動之所以算作勞動，並不是因為它們同布和紗發生了生產的關系，而只是因為它們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正是由於縫和織具有不同的質，它們才是形成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於它們的特殊的質被抽去，由於它們具有相同的質，即人類勞動的質，它們才是上衣價值和麻布價值的實體。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僅是價值一般，而且是一定量的價值。我們曾假定，1件上衣的價值比10碼麻布的價值大一倍。它們價值量的這種差別是從哪里來的呢？這是由於麻布包含的勞動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產後者所要耗費勞動力的時間必須比生產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就價值量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量，不過這種勞動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在前一種情況下，是怎樣勞◎第122頁◎動，什麽勞動的問題；在後一種情況下，是勞動多少，勞動時間多長的問題。既然商品的價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那麽，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種商品應該總是等量的價值。［56-59］

    更多的使用價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質財富，兩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兩件上衣可以兩個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個人穿，依此類推。然而隨著物質財富的量的增長，它的價值量可能同時下降。這種對立的運動來源於勞動的二重性。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麽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因此，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了的總量的價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59-60］

    3.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

    商品是以鐵、麻布、小麥等等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形式出現◎第123頁◎的。這是它們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們所以是商品，只因為它們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因此，它們表現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於它們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61］

    誰都知道——即使他別的什麽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們使用價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鮮明對照的、共同的價值形式，即貨幣形式。但是在這里，我們要做資產階級經濟學從來沒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這種貨幣形式的起源，就是說，探討商品價值關系中包含的價值表現，怎樣從最簡單的最不顯眼的樣子一直發展到炫目的貨幣形式。這樣，貨幣的謎就會隨著消失。

    顯然，最簡單的價值關系就是一個商品同另一個不同種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種商品都一樣）的價值關系。因此，兩個商品的價值關系為一個商品提供了最簡單的價值表現。［61-62］

    A.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

    （20碼麻布＝1件上衣，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

    (1)價值表現的兩極：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

    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因此，分析這個形式確實困難。

    兩個不同種的商品A和B，如我們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這里顯然起著兩種不同的作用。麻布通過上衣表現自己的價值，上衣則成為這種價值表現的材料。前一個商品起主動作用，後一個商品起被動作用。前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為相對價值，或者說，處於◎第124頁◎相對價值形式。後一個商品起等價物的作用，或者說，處於等價形式。

    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依賴、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兩個要素，同時又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兩端即兩極；這兩種形式總是分配在通過價值表現互相發生關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來表現麻布的價值。20碼麻布＝20碼麻布，這不是價值表現。相反，這個等式只是說，20碼麻布無非是20碼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價值只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即通過另一個商品表現出來。因此，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要求有任何另一個與麻布相對立的商品處於等價形式。另一方面，這另一個充當等價物的商品不能同時處於相對價值形式。它不表現自己的價值。它只是為另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提供材料。［62-63］

    一個商品究竟是處於相對價值形式，還是處於與之對立的等價形式，完全取決於它當時在價值表現中所處的地位，就是說，取決於它是價值被表現的商品，還是表現價值的商品。［63］

    (2)相對價值形式

    (a)相對價值形式的內容

    要發現一個商品的簡單價值表現怎樣隱藏在兩個商品的價值關系中，首先必須完全撇開這個價值關系的量的方面來考察這個關系。［63］

    不論20碼麻布＝1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x件上衣，也就是說，不論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個這樣的比例總是包含這樣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為價值量是同一單位的表現，是同一性質的物。麻布＝上衣是這一等式的基礎。◎第125頁◎

    但是，這兩個被看作質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價值得到表現。是怎樣表現的呢？是通過同上衣的關系，把上衣當作它的“等價物”，或與它“能交換的東西”。在這個關系中，上衣是價值的存在形式，是價值物，因為只有作為價值物，它才是與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價值存在顯示出來了，或得到了獨立的表現，因為只有作為價值，麻布才能把上衣當作等值的東西，或與它能交換的東西。［……］在這里，一個商品的價值性質通過該商品與另一個商品的關系而顯露出來。［64］

    在上衣成為麻布的等價物的價值關系中，上衣形式起著價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價值是表現在商品上衣的物體上，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上。［66］

    可見，通過價值關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價值形式，或者說，商品B的物體成了反映商品A的價值的鏡子。商品A同作為價值體，作為人類勞動的物質化的商品B發生關系，就使B的使用價值成為表現A自己價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價值上這樣表現出來的商品A的價值，具有相對價值形式。［67］

    (b)相對價值形式的量的規定性

    凡是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費耳小麥、100磅咖啡等等。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著一定量的人類勞動。因而，價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現價值一般，而且要表現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67］

    “20碼麻布＝1件上衣，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這一等式的前提是：1 件上衣和20碼麻布正好包含同樣多的價值實體。就是說，這兩個商品量耗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或等量的勞動時間。但是生產20碼麻布或1件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是隨著織或縫的生產力◎第126頁◎的每一次變化而變化的。現在我們要較詳細地研究一下這種變化對價值量的相對表現的影響。

    Ⅰ.麻布的價值起了變化（注：“價值”一詞在這里是用來指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經這樣用過。），上衣的價值不變。如果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例如由於種值亞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那麽麻布的價值也就增大一倍。這時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2件上衣，因為現在1件上衣包含的勞動時間只有20碼麻布的一半。相反地，如果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例如由於織機改良而減少一半，那麽，麻布的價值也就減低一半。這樣，現在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可見，在商品B的價值不變時，商品A 的相對價值即它表現在商品B上的價值的增減，與商品A的價值成正比。

    Ⅱ.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例如由於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20碼麻布＝1 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相反地，如果上衣的價值減少一半，那麽，20 碼麻布＝2件上衣。因此，在商品A的價值不變時，它的相對的、表現在商品B 上的價值的增減，與商品B的價值變化成反比。

    我們把Ⅰ、Ⅱ類的各種情形對照一下就會發現，相對價值的同樣的量的變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20碼麻布＝1件上衣變為：1.20碼麻布＝2件上衣，或者是由於麻布的價值增加◎第127頁◎一倍，或者是由於上衣的價值減低一半；2.20碼麻布＝1/2件上衣，或者是由於麻布的價值減低一半，或者是由於上衣的價值增加一倍。

    Ⅲ. 生產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勞動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時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這兩種商品的價值發生什麽變動，依舊是 20碼麻布＝1件上衣。只有把它們同價值不變的第三種商品比較，才會發現它們的價值的變化。如果所有商品的價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時增減，它們的相對價值就保持不變。它們的實際的價值變化可以由以下這個事實看出：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現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過去多些或少些。

    Ⅳ.生產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它們的價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時發生變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發生變化，等等。這種種可能的組合對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的影響，根據Ⅰ、Ⅱ、Ⅲ類的情況就可以推知。

    可見，價值量的實際變化不能明確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價值量的相對表現即相對價值量上。即使商品的價值不變，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發生變化。即使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化，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不變，最後，商品的價值量和這個價值量的相對表現同時發生的變化，完全不需要一致。［67-69］

    (3)等價形式

    我們說過，當商品A（麻布）通過不同種商品B（上衣）的使用價值表現自己的價值時，它就使商品B取得一種特殊的價值形式，即等價形式。商品麻布顯示出它自身的價值存在，是通過上衣沒有取得與自己的物體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而與它相等。這樣，麻布表現出它自身的價值存在，實際上是通過上衣能與它直接交換。因此，一個商品的等價形式就是它能與另一個商品直接交換的形式。［70］

    在考察等價形式時看見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使用價值成為它◎第128頁◎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71］

    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把自己的價值存在表現為一種與自己的物體和物體屬性完全不同的東西，例如表現為與上衣相同的東西，因此，這個表現本身就說明其中隱藏著一種社會關系。等價形式卻相反。等價形式恰恰在於：商品體例如上衣這個物本身就表現價值，因而天然就具有價值形式。當然，只是在商品麻布把商品上衣當作等價物的價值關系中，才是這樣。［72］

    充當等價物的商品的物體總是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化身，同時又總是某種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產品。因此，這種具體勞動就成為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例如，如果上衣只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實現，那麽，在上衣內實際地實現的縫勞動就只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實現形式。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縫勞動的有用性不在於造了衣服，從而造了人（注：原文套用了德國諺語“Kleider machen Leute”，直譯是“衣服造人”，轉義是“人靠衣裝”。——編者注），而在於造了一種物體，使人們能看出它是價值，因而是與對象化在麻布價值內的勞動毫無區別的那種勞動的凝結。要造這樣一面反映價值的鏡子，縫勞動本身就必須只是反映它作為人類勞動的這種抽象屬性。

    縫的形式同織的形式一樣，都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因此，二者都具有人類勞動的一般屬性，因而在一定的情況下，比如在價值的生產上，就可以只從這個角度來考察。這並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上事情卻反過來了。例如，為了表明織不是在它作為織這個具體形式上，而是在它作為人類勞動這個一般屬性上形成麻布的價值，我們就要把縫這種制造麻布的等價物的具體勞動，作為抽象人類勞動的可以捉摸的實現形式與織相對立。◎第129頁◎

    可見，等價形式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

    既然這種具體勞動，即縫，只是當作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表現，它就具有與別種勞動即麻布中包含的勞動等同的形式，因而，盡管它同其他一切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私人勞動，但終究是直接社會形式上的勞動。正因為這樣，它才表現在一種能與別種商品直接交換的產品上。可見，等價形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72-73］

    (4)簡單價值形式的總體

    一個商品的簡單價值形式包含在它與一個不同種商品的價值關系或交換關系中。商品A的價值，通過商品B能與商品A直接交換而在質上得到表現，通過一定量的商品B能與既定量的商品A交換而在量上得到表現。換句話說，一個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它表現為“交換價值”而得到獨立的表現的。在本章的開頭，我們曾經依照通常的說法，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嚴格說來，這是不對的。商品是使用價值或使用物品和“價值”。一個商品，只要它的價值取得一個特別的、不同於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現形式，即交換價值形式，它就表現為這樣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絕沒有這種形式，而只有同第二個不同種的商品發生價值關系或交換關系時，它才具有這種形式。只要我們知道了這一點，上述說法就沒有害處，而只有簡便的好處。

    我們的分析表明，商品的價值形式或價值表現由商品價值的本性產生，而不是相反，價值和價值量由它們的作為交換價值的表現方式產生。［75］

    更仔細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價值關系中所包含的商◎第130頁◎品A 的價值表現，就會知道，在這一關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當使用價值的形態，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當價值形式或價值形態。這樣，潛藏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部對立，就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系表現出來了，在這個關系中，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使用價值，而另一個表現價值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交換價值。所以，一個商品的簡單的價值形式，就是該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的簡單表現形式。［76］

    一看就知道，簡單價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種胚胎形式，它只有通過一系列的形態變化，才成熟為價格形式。［77］

    然而個別的價值形式會自行過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過個別的價值形式，商品A的價值固然只是表現在一個別種商品上，但是這後一個商品不論是哪一種，是上衣、鐵或小麥等等，都完全一樣。隨著同一商品和這種或那種不同的商品發生價值關系，也就產生它的種種不同的簡單價值表現。它可能有的價值表現的數目，只受與它不同的商品種類的數目的限制。這樣，商品的個別的價值表現就轉化為一個可以不斷延長的、不同的簡單價值表現的系列。［77］

    B.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

    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

    （20碼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葉，或＝40磅咖啡，或＝ 1誇特小麥，或＝2盎斯金，或＝1/2噸鐵，或＝其他）［77］

    (1)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

    現在，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世界的其他無數◎第131頁◎的元素上。每一種其他的商品體都成為反映麻布價值的鏡子。這樣，這個價值本身才真正表現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因為形成這個價值的勞動現在十分清楚地表現為這樣一種勞動，其他任何一種人類勞動都與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種勞動具有怎樣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對象化在上衣、小麥、鐵或金等等之中。因此，現在麻布通過自己的價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種商品發生社會關系，而是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作為商品，它是這個世界的一個公民。同時，商品價值表現的無限的系列表明，商品價值是同它借以表現的使用價值的特殊形式沒有關系的。

    在第一種形式即20碼麻布＝1件上衣中，這兩種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換，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種形式中，一個根本不同於偶然現象並且決定著這種偶然現象的背景馬上就顯露出來了。麻布的價值無論是表現在上衣、咖啡或鐵等等無數千差萬別的、屬於各個不同占有者的商品上，總是一樣大的。兩個單個商品占有者之間的偶然關系消失了。顯然，不是交換調節商品的價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價值量調節商品的交換比例。［78-79］

    (2)特殊等價形式

    每一種商品，上衣、茶葉、小麥、鐵等等，都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充當等價物，因而充當價值體。每一種這樣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現在都成為一個特殊等價形式，與其他許多特殊等價形式並列。同樣，種種不同的商品體中所包含的多種多樣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現在只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同樣多種的特殊的實現形式或表現形式。［79］◎第132頁◎

    (3)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的缺點

    第一，商品的相對價值表現是未完成的，因為它的表現系列永無止境。每當新出現一種商品，從而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表現的材料時，由一個個的價值等式連結成的鎖鏈就會延長。第二，這條鎖鏈形成一幅由互不關聯的而且種類不同的價值表現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鑲嵌畫。最後，像必然會發生的情形一樣，如果每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都表現在這個擴大的形式中，那麽，每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都是一個不同於任何別的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的無窮無盡的價值表現系列。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的缺點反映在與它相適應的等價形式中。因為每一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在這里都是一個特殊等價形式，與無數別的特殊等價形式並列，所以只存在著有局限性的等價形式，其中每一個都排斥另一個。同樣，每個特殊的商品等價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都只是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現形式。誠然，人類勞動在這些特殊表現形式的總和中，獲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總和的表現形式。但是它還沒有獲得統一的表現形式。

    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只是由簡單的相對價值表現的總和，或第一種形式的等式的總和構成，例如：

    20碼麻布＝1件上衣，

    20碼麻布＝10磅茶葉，等等。

    但是每一個這樣的等式倒轉過來也包含著一個同一的等式：

    1件上衣＝20碼麻布，

    10磅茶葉＝20碼麻布，等等。

    事實上，如果一個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許多商品交換，從而把麻布的價值表現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麽，其他許多商品占有者也◎第133頁◎就必然要用他們的商品同麻布交換，從而把他們的各種不同的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同一個第三種商品麻布上。因此，把20碼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葉，或＝其他等等這個系列倒轉過來，也就是說，把事實上已經包含在這個系列中的相反關系表示出來，我們就得到：

    C.一般價值形式

    1件上衣＝　　┐

    10磅茶葉＝　 │

    40磅咖啡＝　 │

    1誇特小麥＝　│

    2盎斯金＝　　│20碼麻布

    1/2噸鐵＝　　│

    x量商品A＝　 │

    其他商品＝　 ┘

    ［79-80］

    (1)價值形式的變化了的性質

    現在，商品價值的表現：1.是簡單的，因為都是表現在唯一的商品上；2.是統一的，因為都是表現在同一的商品上。它們的價值形式是簡單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第一種形式和第二種形式二者都只是使一種商品的價值表現為一種與它自身的使用價值或商品體不同的東西。［79-81］

    新獲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價值表現在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同一種商品上，例如表現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價值都◎第134頁◎通過它們與麻布等同而表現出來。每個商品的價值作為與麻布等同的東西，現在不僅與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而且與一切使用價值相區別，正因為這樣才表現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東西。因此，只有這種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為價值互相發生關系，或者使它們互相表現為交換價值。［81-82］

    現在，一切商品，在與麻布等同的形式上，不僅表現為在質上等同，表現為價值一般，而且同時也表現為在量上可以比較的價值量。由於它們都通過同一個材料，通過麻布來反映自己的價值量，這些價值量也就互相反映。［82］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使被排擠出商品世界的等價物商品即麻布，獲得了一般等價物的性質。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這個世界的共同的價值形態，因此，麻布能夠與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它的物體形式是當作一切人類勞動的可以看得見的化身，一般的社會的蛹化。［82］

    (2)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的發展關系

    等價形式的發展程度是同相對價值形式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的。但是必須指出，等價形式的發展只是相對價值形式發展的表現和結果。

    一種商品的簡單的或個別的相對價值形式使另一種商品成為個別的等價物。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即一種商品的價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現，賦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種種不同的特殊等價物的形式。最後，一種特殊的商品獲得一般等價形式，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為它們統一的、一般的價值形式的材料。

    價值形式發展到什麽程度，它的兩極即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之間的對立，也就發展到什麽程度。［83］◎第135頁◎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節選）（之二）

    (3)從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的過渡

    一般等價形式是價值的一種形式。因此，它可以屬於任何一種商品。另一方面，一種商品處於一般等價形式（第三種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當作等價物排擠出來。這種排擠最終限制在一種特殊的商品上，從這個時候起，商品世界的統一的相對價值形式才獲得客觀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會效力。

    等價形式同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會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特殊商品成了貨幣商品，或者執行貨幣的職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會職能，從而成了它的社會獨占權。在第二種形式中充當麻布的各種特殊等價物，而在第三種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對價值共同用麻布來表現的各種商品中間，有一種商品在歷史過程中奪得了這個特權地位，這就是金。因此，我們在第三種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D.貨幣形式

    20碼麻布＝　 ┐

    1件上衣＝　　│

    10磅茶葉＝　 │

    40磅咖啡＝　 │2盎斯金

    1誇特小麥＝　│

    1/2噸鐵＝　　│

    x量商品A＝　 ┘

     ［85-86］◎第136頁◎

    金能夠作為貨幣與其他商品相對立，只是因為它早就作為商品與它們相對立。與其他一切商品一樣，它過去就起等價物的作用：或者是在個別的交換行為中起個別等價物的作用，或者是與其他商品等價物並列起特殊等價物的作用。漸漸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範圍內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一當它在商品世界的價值表現中獨占了這個地位，它就成為貨幣商品。只是從它已經成為貨幣商品的時候起，第四種形式才同第三種形式區別開來，或者說，一般價值形式才轉化為貨幣形式。

    一種商品（如麻布）在已經執行貨幣商品職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簡單的相對的價值表現，就是價格形式。因此，麻布的“價格形式”是：

    20碼麻布＝2盎斯金，

    如果2盎斯金的鑄幣名稱是2鎊，那就是：

    20碼麻布＝2鎊。

    理解貨幣形式的困難，無非是理解一般等價形式，從而理解一般價值形式即第三種形式的困難。第三種形式倒轉過來，就化為第二種形式，即擴大的價值形式，而第二種形式的構成要素是第一種形式：20碼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簡單的商品形式是貨幣形式的胚胎。［86-87］

    4.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種簡單而平凡的東西。對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卻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商品就它是使用價值來說，不論從它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需要這個角度來考察，或者從它作為人類勞動的產品才具有這些◎第137頁◎屬性這個角度來考察，都沒有什麽神秘的地方。很明顯，人通過自己的活動按照對自己有用的方式來改變自然物質的形態。［87］

    可見，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來源於商品的使用價值。這種神秘性質也不是來源於價值規定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有用勞動或生產活動怎樣不同，它們都是人體的機能，而每一種這樣的機能不管內容和形式如何，實質上都是人的腦、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費。這是一個生理學上的真理。第二，說到作為決定價值量的基礎的東西，即這種耗費的持續時間或勞動量，那麽，勞動的量可以十分明顯地同勞動的質區別開來。在一切社會狀態下，人們對生產生活資料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必然是關心的，雖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關心的程度不同。最後，一旦人們以某種方式彼此為對方勞動，他們的勞動也就取得社會的形式。

    可是，勞動產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謎一般的性質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顯然是從這種形式本身來的。人類勞動的等同性，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物的形式；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的形式；最後，生產者的勞動的那些社會規定借以實現的生產者的關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的形式。

    可見，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於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正如一物在視神經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現為視神經本身的主觀興奮，而是表現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觀形式。但是在視覺活動中，光確實從一物射到另一物，即從外界對象射入眼睛。這是物理的物◎第138頁◎之間的物理關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並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作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

    商品世界的這種拜物教性質，像以上分析已經表明的，是來源於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

    使用物品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它們是彼此獨立進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這種私人勞動的總和形成社會總勞動。因為生產者只有通過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才發生社會接觸，所以，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特殊的社會性質也只有在這種交換中才表現出來。換句話說，私人勞動在事實上證實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只是由於交換使勞動產品之間、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發生了關系。因此，在生產者面前，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就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就是說，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

    勞動產品只是在它們的交換中，才取得一種社會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對象性是與它們的感覺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對象性相分離的。勞動產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實際上只是發生在交換已經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的時候，那時有用物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因而物的價值性質還在生產時就被注意到了。從那時起，生產者的私人勞動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會性質。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第139頁◎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任何另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成它們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私人生產者的頭腦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的這種二重的社會性質，只是反映在從實際交易，產品交換中表現出來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有用性，反映在勞動產品必須有用，而且是對別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種勞動的相等這種社會性質，反映在這些在物質上不同的物即勞動產品具有共同的價值性質的形式中。

    可見，人們使他們的勞動產品彼此當作價值發生關系，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物只是同種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恰恰相反，他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88-91］

    產品交換者實際關心的問題，首先是他用自己的產品能換取多少別人的產品，就是說，產品按什麽樣的比例交換。當這些比例由於習慣而逐漸達到一定的穩固性時，它們就好像是由勞動產品的本性產生的。例如，1噸鐵和2盎斯金的價值相等，就像1磅金和1磅鐵雖然有不同的物理屬性和化學屬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樣。實際上，勞動產品的價值性質，只是通過勞動產品作為價值量發生作用才確定下來。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要有充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科學的認識，理解到彼此◎第140頁◎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賴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這是因為在私人勞動產品的偶然的不斷變動的交換關系中，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因此，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是一個隱藏在商品相對價值的表面運動後面的秘密。這個秘密的發現，消除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純粹是偶然決定的這種假象，但是決沒有消除這種決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91-92］

    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93］

    讓我們換一個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有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勞動中所占個人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可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在那里，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第141頁◎明了的。

    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一般的社會生產關系是這樣的：生產者把他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對於這種社會來說，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別是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適當的宗教形式。［……］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95-97］　第二章　交換過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占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樂意，人可以使用強力，換句話說，把它拿走。為了使這些物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監護人必須作為有自己的意志體現在這些物中的人彼此發生關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說每一方只有通過雙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為，才能讓渡自己的◎第142頁◎商品，占有別人的商品。可見，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的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的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在這里，人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在研究進程中我們會看到，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的。［102-103］

    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對他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否則，他就不會把它拿到市場上去。他的商品對別人有使用價值。對他來說，他的商品直接有的只是這樣的使用價值：它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而是交換手段。所以，他願意讓渡他的商品來換取那些使用價值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對它們的占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占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這種轉手就形成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使商品彼此作為價值發生關系並作為價值來實現。可見，商品在能夠作為使用價值實現以前，必須先作為價值來實現。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夠作為價值實現以前，必須證明自己是使用價值，因為耗費在商品上的人類勞動，只有耗費在對別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數。但是，這種勞動對別人是否有用，它的產品是否能夠滿足別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換中才能得到證明。［103-104］

    我們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對每一個商品占有者來說，每個別人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價物，因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物。但因為一切商品占有者都這樣做，所以沒有一種商品是一般等價物，因而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們作為價值彼此等同、作為價值量互相比較的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因此，它們並◎第143頁◎不是作為商品，而只是作為產品或使用價值彼此對立著。

    我們的商品占有者在他們的困難處境中是像浮士德那樣想的：起初是行動（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場《浮士德的書齋》。——144。）。因此他們還沒有想就已經做起來了。商品本性的規律通過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現出來。他們只有使他們的商品同任何別一種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相對立，才能使他們的商品作為價值，從而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分析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但是，只有社會的活動才能使一種特定的商品成為一般等價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會的行動使一種特定的商品分離出來，通過這種商品來全面表現它們的價值。於是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為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由於這種社會過程，充當一般等價物就成為被分離出來的商品的特殊社會職能。這種商品就成為貨幣。［104-105］

    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物，在交換過程中，各種不同的勞動產品事實上彼此等同，從而事實上轉化為商品。交換的擴大和加深的歷史過程，使商品本性中潛伏著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發展起來。為了交易，需要這一對立在外部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商品價值有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個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於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而最終取得這個形式為止。可見，隨著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轉化為貨幣。

    直接的產品交換一方面具有簡單價值表現形式，另一方面還不具有這種形式。這種形式就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接的產品交換形式是x量使用物品A＝y 量使用物品B。在這里，A物和B物在交換之前不是商品，它們通過交換才成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為交換價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為非使用價值而存在，作為超過它的占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價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於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讓渡的。為使讓渡成為相互的讓渡，人們只◎第144頁◎須默默地彼此當作那些可以讓渡的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作獨立的人相對立就行了。然而這種彼此當作外人看待的關系在原始共同體的成員之間並不存在，不管這種共同體的形式是家長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還是印加國（注：印加國是南美洲西南部的古國。其君主稱“印加”，國民稱印加人。11世紀以後，艾馬拉和克丘亞西兩大部落在秘魯庫斯科谷地陸續兼並鄰近地區，15世紀中形成強大的奴隸制國家。16世紀最盛時曾擴展到現在的秘魯、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智利北部。印加社會有嚴密的行政制度，分為三個階級：貴族、平民和奴隸。社會基本單位是有共同祖先的一些家庭組成的村社。1533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消滅。——145、306。），等等。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於反作用，它們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它們交換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們能夠交換，是由於它們的占有者彼此願意把它們讓渡出去的意志行為。同時，對別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漸漸固定下來。交換的不斷重覆使交換成為有規則的社會過程。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勞動產品必定是有意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從那時起，一方面，物滿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於交換的效用的分離固定下來了。它們的使用價值同它們的交換價值分離開來。另一方面，它們互相交換的量的比例是由它們的生產本身決定的。習慣把它們作為價值量固定下來。

    在直接的產品交換中，每個商品對於它的占有者直接就是交換手段，對於它的非占有者直接就是等價物，不過它要對於後者是使用價值。因此，交換物還沒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價值或交換者的個人需要相獨立的價值形式。隨著進入交換過程的商品數量和種類的增多，就越來越需要這種形式。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105-106］

    隨著商品交換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從而商品價值日益發展成為一般人類勞動的物質化，貨幣形式也就日益轉到那些天然適於執行一般等價物這種社會職能的商品身上，即轉到貴金屬身上。

    “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這句話已為金銀的自然屬性適於擔任貨幣的職能而得到證明。但至此我們只知道貨幣的一種職能：它是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或者是商品價值量借以◎第145頁◎取得社會表現的材料。一種物質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質的，才能成為價值的適當的表現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化。另一方面，因為價值量的差別純粹是量的差別，所以貨幣商品必須只能有純粹量的差別，就是說，必須能夠隨意分割，又能夠隨意把它的各部分合並起來。金和銀就天然具有這種屬性。

    貨幣商品的使用價值二重化了。它作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如金可以鑲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種由它的特殊的社會職能產生的形式上的使用價值。

    因為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貨幣的特殊等價物，而貨幣是它們的一般等價物，所以它們是作為特殊商品來同作為一般商品的貨幣發生關系。［107-108］　第三章　貨幣或商品流通

    1.價值尺度

    為了簡單起見，我在本書各處都假定金是貨幣商品。

    金的第一個職能是為商品世界提供表現價值的材料，或者說，是把商品價值表現為同名的量，使它們在質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較。因此，金執行一般的價值尺度的職能，並且首先只是由於這個職能，金這個特殊的等價商品才成為貨幣。［112］

    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第146頁◎然表現形式。（注：為什麽貨幣不直接代表勞動時間本身，例如，以一張紙幣代表x 個勞動小時，這個問題可簡單歸結為：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為什麽勞動產品必須表現為商品，因為商品的表現包含著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商品這種二重化。或者說，為什麽私人勞動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會勞動，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對立面。我在別處曾詳細地談到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實行“勞動貨幣”這種平庸的空想。（《政治經濟學批判》第61頁及以下各頁（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3頁及以下幾頁。））在這里我還想指出一點，例如歐文的“勞動貨幣”，同戲票一樣，不是“貨幣”。歐文以直接社會化勞動為前提，就是說，以一種與商品生產截然相反的生產形式為前提。勞動券只是證明生產者個人參與共同勞動的份額，以及他個人在供消費的那部分共同產品中應得的份額。不過歐文沒有想到以商品生產為前提，也沒有想到要用貨幣把戲來回避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

    商品在金上的價值表現——x量商品A＝y 量貨幣商品——是商品的貨幣形式或它的價格。［112-113］

    商品的價格或貨幣形式，同商品的所有價值形式一樣，是一種與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實在的物體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觀念的或想象的形式。［……］因為商品在金上的價值表現是觀念的，所以要表現商品的價值，也可以僅僅用想象的或觀念的金。每一個商品監護人都知道：當他給予商品價值以價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時，他遠沒有把自己的商品轉化為金，而為了用金估量數百萬的商品價值，他不需要絲毫實在的金。因此，貨幣在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只是想象的或觀念的貨幣。［113-114］

    凡是價格已經確定的商品都表現為這樣的形式：a量商品A＝x量金；b量商品B＝z量金；c量商品C＝y量金，等等，在這里，a，b，c代表商品A，B，C 的一定量，x，z，y代表金的一定量。這樣，商品價值就轉化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說，盡管商品體五花八門，商品價值都轉化為同名的量，即金量。各種商品的價值作◎第147頁◎為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較，互相計量，這樣在技術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為商品價值的計量單位。這個計量單位本身通過進一步分成等分而發展成為標準。金、銀、銅在變成貨幣以前，在它們的金屬重量中就有這種標準，例如，以磅為計量單位，磅一方面分成盎斯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英擔等等。因此，在一切金屬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標準的名稱，也是最初的貨幣標準或價格標準的名稱。

    作為價值尺度和作為價格標準，貨幣執行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職能。作為人類勞動的社會化身，它是價值尺度；作為規定的金屬重量，它是價格標準。作為價值尺度，它用來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價值轉化為價格，轉化為想象的金量；作為價格標準，它計量這些金量。［115-116］

    同某一商品的價值由任何別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來表現一樣，商品用金來估價也只是以下面一點為前提：在一定時間內生產一定量的金要耗費一定量的勞動。［117］

    商品價格，只有在貨幣價值不變、商品價值提高時，或在商品價值不變、貨幣價值降低時，才會普遍提高。反之，商品價格，只有在貨幣價值不變、商品價值降低時，或在商品價值不變、貨幣價值提高時，才會普遍降低。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貨幣價值提高，商品價格必定相應降低，貨幣價值降低，商品價格必定相應提高。這只適用於價值不變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價值和貨幣的價值同時按同一比例提高，這些商品的價格就不會改變。如果這些商品的價值比貨幣價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麽，這些商品的價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這些商品的價值變動和貨幣的價值變動之間的差額來決定。余此類推。［117］

    商品的價值量表現出一種必然的、商品形成過程內在的同社◎第148頁◎會勞動時間的關系。隨著價值量轉化為價格，這種必然的關系就表現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貨幣商品的交換比例。這種交換比例既可以表現商品的價值量，也可以表現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條件下，商品就是按這種較大或較小的量來讓渡的。可見，價格和價值量之間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價格偏離價值量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中。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

    價格形式不僅可能引起價值量和價格之間即價值量和它自身的貨幣表現之間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夠包藏一個質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只是商品的價值形式，但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有些東西本身並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們的占有者出賣以換取金錢，並通過它們的價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在這里，價格表現是虛幻的，就像數學中的某些數量一樣。［120-121］

    價格形式包含著商品為取得貨幣而讓渡的可能性和這種讓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當觀念的價值尺度，只是因為它在交換過程中已作為貨幣商品流通。因此，在觀念的價值尺度中隱藏著堅硬的貨幣。［122］

    2.流通手段

    (a)商品的形態變化

    商品交換過程是在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形態變化中完◎第149頁◎成的：從商品轉化為貨幣，又從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因素同時就是商品占有者的交易行為，一種是賣，把商品換成貨幣，一種是買，把貨幣換成商品，這兩種行為的統一就是：為買而賣。［124］

    因此，商品的交換過程是在下列的形式變換中完成的：

    商品-貨幣-商品

    W-G-W

    從物質內容來說，這個運動是W-W，是商品換商品，是社會勞動的物質變換，這種物質變換的結果一經達到，過程本身也就結束。

    W-G。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或賣。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像我在別處說過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9頁。——150。），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社會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勞動成為單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為多方面的。正因為這樣，他的產品對他來說僅僅是交換價值。這個產品只有通過貨幣，才取得一般的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而貨幣又在別人的口袋里。為了把貨幣吸引出來，商品首先應當對於貨幣占有者是使用價值，就是說，用在商品上的勞動應當是以社會有用的形式耗費的，或者說，應當證明自己是社會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產有機體，它的纖維在商品生產者的背後交織在一起，而且繼續交織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種新的勞動方式的產品，它聲稱要去滿足一種新產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喚起一種需要。一種特殊的勞動操作，昨天還是同一個商品生產者許多職能中的一種職能，今天就可能脫離這種聯系，獨立起來，從而把它的局部產品當作獨立商品送到市場上去。這個分離過程的條件可能已經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種產品今天滿足一種社會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第150頁◎部分地被一種類似的產品排擠掉。即使某種勞動，例如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勞動，是社會分工的特許的一部分，這也決不能保證他的20碼麻布就有使用價值。社會對麻布的需要，像對其他各種東西的需要一樣，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競爭者已經滿足了這種需要，我們這位朋友的產品就成為多余的、過剩的，因而是無用的了。接受贈馬，不看歲口（注：德國成語，意思是“接受禮物，不會計較好壞”。——編者注），但是我們這位織麻布者決不是到市場去送禮的。我們就假定他的產品證明自己有使用價值，因而商品會把貨幣吸引出來。但現在要問：它能吸引多少貨幣呢？當然，答案已經由商品的價格即商品價值量的指數預示了。我們把商品占有者可能發生的純粹主觀的計算錯誤撇開，因為這種錯誤在市場上馬上可以得到客觀的糾正。假定他耗費在他的產品上的只是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此，商品的價格只是對象化在商品中的社會勞動量的貨幣名稱。但是，織麻布業的以往可靠的生產條件，沒有經過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許可而在他的背後發生了變化。同樣多的勞動時間，昨天還確實是生產一碼麻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今天就不是了。貨幣占有者會非常熱心地用我們這位朋友的各個競爭者定出的價格來說明這一點。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織麻布者。最後，假定市場上的每一塊麻布都只包含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使這樣，這些麻布的總數仍然可能包含耗費過多的勞動時間。如果市場的胃口不能以每碼2 先令的正常價格吞下麻布的總量，這就證明，在全部社會勞動時間中，以織麻布的形式耗費的時間太多了。其結果就像每一個織布者花在他個人的產品上的時間都超過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這正像俗話所說：“一起捉住，一起絞死。”（注：德國諺語，意思是“有禍同當”。——編者注）在市場◎第151頁◎上，全部麻布只是當作一個商品，每一塊麻布只是當作這個商品的相應部分。事實上，每一碼的價值也只是同種人類勞動的同一的社會規定的量的物質化。

    我們看到，商品愛貨幣，但是“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注： “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出自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第1幕第1場。——152。）。把自己的“分散的肢體”（注： “詩人的分散的肢體”出自賀拉斯《諷刺詩集》第1卷第4首。——152。）表現為分工體系的社會生產有機體，它的量的構成，也像它的質的構成一樣，是自發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們的商品占有者發現：分工使他們成為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同時又使社會生產過程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關系不受他們自己支配；人與人的互相獨立為物與物的全面依賴的體系所補充。

    分工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因而使它轉化為貨幣成為必然的事情。同時，分工使這種轉化能否成功成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這里應當純粹地考察現象，因此假定這種現象是正常進行的。其實，只要這種現象發生，就是說，只要商品不是賣不出去，就總會發生商品的形式變換，盡管在這種形式變換中，實體——價值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場合虧損或增加。［124-127］

    G-W。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或最終的形態變化：買。——貨幣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轉換形態，或者說，是它們普遍讓渡的產物，因此是絕對可以讓渡的商品。［129］

    G-W，即買，同時就是賣，即W-G；因此，一個商品的後一形態變化，同時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態變化。［129］

    如果我們來考察一個商品例如麻布的總形態變化，那麽我們首先就會看到，這個形態變化由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運動W-G和G-W組成。［130］

    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相反的運動階段組成一個循環：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拋棄，商品形式的覆歸。當然，在這里，商品本身具◎第152頁◎有對立的規定。對它的占有者來說，它在起點是非使用價值，在終點是使用價值。同樣，貨幣先表現為商品轉化成的固定的價值結晶，然後又作為商品的單純等價形式而消失。

    組成一個商品的循環的兩個形態變化，同時是其他兩個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態變化。同一個商品（麻布）開始它自己的形態變化的系列，又結束另一個商品（小麥）的總形態變化。商品在它的第一個轉化中，即在出賣時，一身兼有這兩種作用。而當它作為金蛹結束自己的生涯的時候，它同時又結束第三個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可見，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不同於直接的產品交換。［131］

    與直接的產品交換不同，流通過程在使用價值換位和轉手之後並沒有結束。貨幣並不因為它最終從一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中退出來而消失。它不斷地沈澱在商品空出來的流通位置上。［132］

    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是賣又是買，這個局部過程同時就是一個獨立的過程。買者有商品，賣者有貨幣，也就是有一種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進入市場都保持著能夠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沒有人買，也就沒有人能賣。但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賣，就得馬上買。流通所以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制，正是因為它把這里存在的換出自己的勞動產品和換進別人的勞動產品這二者之間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賣和買這二者之間的對立。說互相對立的獨立過程形成內部的統一，那也就是說，它們的內部統一是在外部對立的運動中實現的。當內部不獨立（因為互相補充）的過程的外部獨立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統一就要強制地通過危機◎第153頁◎顯示出來。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私人勞動同時必須表現為直接社會勞動的對立，特殊的具體的勞動同時只是當作抽象的一般的勞動的對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對立，——這種內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態變化的對立中取得發展了的運動形式。因此，這些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必須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在。

    作為商品流通的中介，貨幣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職能。［132-134］

    (b)貨幣的流通

    商品流通直接賦予貨幣的運動形式，就是貨幣不斷地離開起點，就是貨幣從一個商品占有者手里轉到另一個商品占有者手里，　或者說，　就是貨幣流通(currency,cours de la moaie)。

    貨幣流通表示同一個過程的不斷的、單調的重覆。商品總是在賣者方面，貨幣總是作為購買手段在買者方面。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執行職能，是在它實現商品的價格的時候。而貨幣在實現商品的價格的時候，把商品從賣者手里轉到買者手里，同時自己也從買者手里離開，到了賣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種商品重覆同樣的過程。［134］

    每一個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進行第一次形式變換，就退出流通，而總有新的商品進入流通。相反，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卻不斷地留在流通領域，不斷地在那里流動。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貨幣不斷地被流通領域吸收。

    在一個國家里，每天都發生大量的、同時發生的、因而在空間◎第154頁◎上並行的單方面的商品形態變化，換句話說，一方面單是賣，另一方面單是買。商品在自己的價格上已經等於一定的想象的貨幣量。因為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總是使商品和貨幣作為物體彼此對立著，商品在賣的一極，貨幣在買的一極，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過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經由商品的價格總額決定了。事實上，貨幣不過是把已經在商品價格總額中觀念地表現出來的金額實在地表現出來。因此，這兩個數額相等是不言而喻的。［136-137］

    下面假設金的價值是既定的，實際上在估量價格的一瞬間，金的價值確實也是既定的。

    在這種前提下，流通手段量決定於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如果我們再假設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是既定的，顯然，商品價格總額就決定於流通中的商品量。只要稍微動一下腦筋就可以知道，1誇特小麥要是值2鎊，100誇特就值 200 鎊，200誇特就值400鎊，等等，因此，在小麥出售時與小麥換位的貨幣量必須同小麥量一起增加。

    假設商品量已定，流通貨幣量就隨著商品價格的波動而增減。流通貨幣量之所以增減，是因為商品的價格總額隨著商品價格的變動而增減。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價格同時上漲或跌落。只要若幹主要商品的價格在一種情況下上漲，或在另一種情況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實現的價格總額，從而使進入流通的貨幣增加或減少。［138］

    假定有若幹互不相幹的、同時發生的、因而在空間上並行的賣，或者說局部形態變化，例如有1誇特小麥、20碼麻布、1本聖經、4加侖燒酒同時出售。如果每種商品的價格都是2鎊，待實現的價格總額就是8鎊，那麽進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是8鎊。相反，◎第155頁◎如果這4種商品是我們上面所說過的形態變化系列的各個環節，即1誇特小麥-2鎊-20碼麻布-2鎊-1本聖經-2鎊-4加侖燒酒-2鎊，那麽，有2鎊就可以使所有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為它依次實現它們的價格，從而實現8鎊的價格總額，最後停留在釀酒者手中。這2鎊完成了4次流通。同一些貨幣的這種反覆的位置變換既表示商品發生雙重的形式變換，表示商品通過兩個對立的流通階段的運動，也表示各種商品的形態變化交錯在一起。這個過程經過的各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階段，不可能在空間上並行，只能在時間上相繼發生。因此，時間就成為計量這個過程久暫的尺度，或者說，同一些貨幣在一定時間內的流通次數可以用來計量貨幣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4種商品的流通過程持續1天。這樣，待實現的價格總額為8鎊，同一些貨幣1天的流通次數是4次，流通的貨幣量是2鎊，或者就一定時間的流通過程來說是：商品價格總額/同名貨幣的流通次數＝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這個規律是普遍適用的。［139］

    可見，在每一段時期內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的總量，一方面取決於流通的商品世界的價格總額，另一方面取決於這個商品世界的互相對立的流通過程流動的快慢，這種流動決定著同一些貨幣能夠實現價格總額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價格總額又決定於每種商品的數量和價格。這三個因素，即價格的變動、流通的商品量、貨幣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變動，因此，待實現的價格總額以及受價格總額制約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種多樣的組合。［141］◎第156頁◎

    (c)鑄幣。價值符號

    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貨幣的鑄幣形式。在商品的價格或貨幣名稱中想象地表現出來的金重量，必須在流通中作為同名的金塊或鑄幣同商品相對立。正像確立價格標準一樣，鑄造硬幣也是國家的事。［144］

    金幣在流通中受到磨損，有的磨損得多，有的磨損得少。金的名稱和金的實體，名義含量和實際含量，開始了它們的分離過程。同名的金幣，具有了不同的價值，因為重量不同了。作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為價格標準的金偏離了，因此，金在實現商品的價格時不再是該商品的真正等價物。［145］

    既然貨幣流通本身使鑄幣的實際含量同名義含量分離，使鑄幣的金屬存在同它的職能存在分離，那麽在貨幣流通中就隱藏著一種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記號或用象征來代替金屬貨幣執行鑄幣的職能。鑄造重量極小的金幣或銀幣在技術上有困難，而且起初是較賤的金屬而不是較貴的金屬（是銀不是金，是銅不是銀）充當價值尺度，因而在它們被較貴的金屬趕下寶座之前曾一直作為貨幣流通，這些事實歷史地說明了銀記號和銅記號可以代替金幣發揮作用。這些記號在鑄幣流通最快因而磨損最快的商品流通領域中，即在極小額的買賣不斷重覆進行的領域中代替了金。［145-146］

    銀記號或銅記號的金屬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規定的。它們在流通中比金幣磨損得還要快。因此，它們的鑄幣職能實際上與它們的重量完全無關，就是說，與任何價值完全無關。金的鑄幣存在同它的價值實體完全分離了。因此，相對地說沒有價值的東西，例如紙◎第157頁◎票，就能代替金來執行鑄幣的職能。［146］

    國家把印有1鎊、5鎊等等貨幣名稱的紙票從外部投入流通過程。只要這些紙票確實是代替同名的金額來流通，它們的運動就只反映貨幣流通本身的規律。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系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限於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紙幣已達到這些渠道所能吸收貨幣的飽和程度，那麽明天這些渠道就會因商品流通的波動而發生泛濫。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過，如果紙幣超過了自己的限度，即超過了能夠流通的同名的金幣量，那麽，即使不談有信用掃地的危險，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那個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個金量。［147］

    紙幣是金的符號或貨幣符號。紙幣同商品價值的關系只不過是：商品價值觀念地表現在一個金量上，這個金量則由紙象征地可感覺地體現出來。紙幣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樣，也是價值量），才成為價值符號。

    最後要問，為什麽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沒有任何價值的符號來代替呢？而我們已經知道，只有當金執行鑄幣或流通手段的職能而被孤立起來或獨立出來時，金才可以被代替。［……］在這里，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獨立表現只是轉瞬即逝的要素。它馬上又會被別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貨幣不斷轉手的過程中，單有貨幣的象征存在就夠了。［148-149］

    3.貨幣

    作為價值尺度並因而以自身或通過代表作為流通手段來執行◎第158頁◎職能的商品，是貨幣。因此，金（或銀）是貨幣。金作為貨幣執行職能，一方面是在這樣的場合：它必須以其金體（或銀體）出現，因而作為貨幣商品出現，就是說，它不像在充當價值尺度時那樣純粹是觀念的，也不像在充當流通手段時那樣可以用別的東西來代表；另一方面是在這樣的場合：它的職能——不論由它親自執行，還是由它的代表執行——使它固定成為唯一的價值形態，成為交換價值的唯一適當的存在，而與其他一切僅僅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相對立。［149-150］

    (a)貨幣貯藏

    兩種對立的商品形態變化的不斷循環，或賣與買的不息轉換，表現在不停的貨幣流通上，或表現在貨幣作為流通的永動機的職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一中斷，賣之後沒有繼之以買，貨幣就會停止流動，或者如布阿吉爾貝爾所說的，由動的東西變為不動的東西（注：比·布阿吉爾貝爾《法國詳情》，見《十八世紀的財政經濟學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頁。——159。），由鑄幣變為貨幣。

    隨著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發展，把第一形態變化的產物，商品的轉化形態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發展起來了。出售商品不是為了購買商品，而是為了用貨幣形式來代替商品形式。這一形式變換從物質變換的單純中介變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轉換形態受到阻礙，不能再作為商品的絕對可以讓渡的形態或作為只是轉瞬即逝的貨幣形式而起作用。於是貨幣硬化為貯藏貨幣，商品出售者成為貨幣貯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價值的多余部分轉化為貨幣。這樣，金和銀自然就成為這種多余部分或財富的社會表現。在有些民族中，與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相適應，需要範圍是固定有限◎第159頁◎的，在這些民族中，這種素樸的貨幣貯藏形式就永恒化了。［150］

    隨著商品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必須握有這個物的神經，這個“社會的抵押品”。他的需要不斷更新，並促使他不斷購買別人的商品，而他生產和出售自己的商品是要費時間的，並且帶有偶然性。他要買而不賣，就必須在以前曾經賣而不買。這種做法要普遍實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貴金屬在它的產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換。在那里就是賣（商品占有者方面）而不買（金銀占有者方面）。（注：嚴格地說，買要以下面一點為前提：金或銀已經是商品的轉化形態，或者說，是賣的產物。）而以後的沒有繼之以買的賣，不過是使貴金屬進一步分配給一切商品占有者的中介。因此，在交易的各個點上，有不同數量的金銀貯藏。自從有可能把商品當作交換價值來保持，或把交換價值當作商品來保持以來，求金欲就產生了。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幣——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的權力也在增大。［151］

    貯藏貨幣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沒有止境的。貨幣在質的方面，或按其形式來說，是無限的，也就是說，是物質財富的一般代表，因為它能直接轉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個現實的貨幣額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購買手段。貨幣的這種量的有限性和質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迫使貨幣貯藏者不斷地從事息息法斯式的積累勞動。［153］

    除直接的貯藏形式以外，還有一種審美方面的貯藏形式，即占有金銀制的商品。它是與資產階級社會的財富一同增長的。“讓我們成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狄德羅）（注：“讓我們成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出自德·狄德羅《1767年的沙龍》。——160。）這樣，一方面，形成了一個日益擴大的金銀市場，這個市場不以金銀的貨幣職能為轉移，◎第160頁◎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潛在的貨幣供應源泉，這個源泉特別在社會大風暴時期湧現出來。

    貨幣貯藏在金屬流通的經濟中執行著種種不同的職能。它的第一個職能是從金銀鑄幣的流通條件中產生的。我們已經知道，隨著商品流通在範圍、價格和速度方面的經常變動，流通的貨幣量也不斷增減。因此，這個量必須能伸縮。有時貨幣必須當作鑄幣被吸收，有時鑄幣必須當作貨幣被排斥。為了使實際流通的貨幣量總是同流通領域的飽和程度相適應，一個國家的現有的金銀量必須大於執行鑄幣職能的金銀量。這個條件是靠貨幣的貯藏形式來實現的。貨幣貯藏的蓄水池，對於流通中的貨幣來說，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貨幣永遠不會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154］

    (b)支付手段

    隨著商品流通的發展，使商品的讓渡同商品價格的實現在時間上分離開來的關系也發展起來。這里我們只舉出其中一些最簡單的關系也就夠了。一種商品需要的生產時間較長，另一種商品需要的生產時間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產與不同的季節有關。一個商品在市場所在地生產，另一個商品要旅行到遠方的市場去。因此，一個商品占有者可以在另一個商品占有者作為買者出現之前，作為賣者出現。當同樣一些交易總是在同一些人中間反覆進行時，商品的出售條件就按照商品的生產條件來調節。另一方面，有幾種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權是出賣一定期限的。買者只是在期滿時才真正取得商品的使用價值。因而他先購買商品，後對商品支付。一個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現有的商品，而另一個商品占有者卻只是作◎第161頁◎為貨幣的代表或作為未來貨幣的代表來購買這種商品。賣者成為債權人，買者成為債務人。由於商品的形態變化或商品的價值形式的發展在這里起了變化，貨幣也就取得了另一種職能。貨幣成了支付手段。

    債權人或債務人的身分在這里是從簡單商品流通中產生的。簡單商品流通形式的改變，在賣者和買者身上打上了這兩個新烙印。最初，同賣者和買者的角色一樣，這也是暫時的和由同一些流通當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現在這種對立一開始就不是那樣愉快，並且能夠更牢固地結晶起來。而這兩種角色還可以不依賴商品流通而出現。例如，古代世界的階級鬥爭主要是以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鬥爭的形式進行的；在羅馬，這種鬥爭以負債平民的破產，淪為奴隸而告終。在中世紀，這種鬥爭以負債封建主的破產，他們的政治權力隨著它的經濟基礎一起喪失而告終。但是在這里，貨幣形式——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具有貨幣關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過是更深刻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155-156］

    在流通過程的每一個一定的時期內，到期的債務代表著產生這些債務的已售商品的價格總額。實現這一價格總額所必需的貨幣量，首先取決於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決定於兩種情況：一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的鎖鏈，即A 從他的債務人B那里得到的貨幣，付給他的債權人C等等；一是各種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間隔。［157］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包含著一個直接的矛盾。在各種支付互相抵銷時，貨幣就只是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的職能。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變換的僅僅轉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充當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充當絕對商品。這種矛盾在◎第162頁◎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中稱為貨幣危機（注：本文所談的貨幣危機是任何普遍的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的一個特殊階段，應同那種也稱為貨幣危機的特種危機區分開來。後一種貨幣危機可以單獨產生，只是對工業和商業發生反作用。這種危機的運動中心是貨幣資本，因此它的直接範圍是銀行、交易所和財政。（馬克思在第3版上加的注））的那一時刻暴露得特別明顯。這種貨幣危機只有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和抵銷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當這一機制整個被打亂的時候，不問其原因如何，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地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變成堅硬的貨幣。這時，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來代替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而商品的價值在它自己的價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資產者還被繁榮所陶醉，懷著啟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到處叫嚷：只有貨幣才是商品！像鹿渴求清水一樣，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唯一的財富。在危機時期，商品和它的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因此，貨幣的表現形式在這里也是無關緊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還是用銀行券這樣的信用貨幣支付，貨幣都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定時期內的流通貨幣的總額。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這個總額就等於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加上到期的支付總額，減去彼此抵銷的支付，最後減去同一貨幣交替地時而作為流通手段、時而作為支付手段執行職能的流通次數。［158-159］

    信用貨幣是直接從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中產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債券本身又因債權的轉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隨著信用事業的擴大，貨幣作為支付手◎第163頁◎段的職能也在擴大。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種存在形式，並以這些形式占據了大規模交易的領域，而金銀鑄幣則主要被擠到小額貿易的領域中去。

    在商品生產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領域。貨幣變成契約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賦稅等等由實物交納轉化為貨幣支付。［160-161］

    由於充當支付手段的貨幣的發展，就必須積累貨幣，以便到期償還債務。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作為獨立的致富形式的貨幣貯藏消失了，而作為支付手段準備金的形式的貨幣貯藏卻增長了。［162］

    (c)世界貨幣

    貨幣一越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了在這一領域內獲得的價格標準、鑄幣、輔幣和價值符號等地方形式，又恢覆原來的貴金屬塊的形式。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遍地展開自己的價值。因此，在這里，商品獨立的價值形態，也作為世界貨幣與商品相對立。只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充分地作為這樣一種商品執行職能，這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實現形式。貨幣的存在方式與貨幣的概念相適合了。［163］

    世界貨幣作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購買手段和一般財富的絕對社會的物質化執行職能。它的最主要的職能，是作為支付手段平衡國際貿易差額。由此產生重商主義體系的口號——貿易差額！金銀充當國際購買手段，主要是在各國間通常的物質變換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壞的時候。最後，它們充當財富的絕對社會的物質化是在這樣的場合：不是要買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財富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同時，商品市場的行情或者要達到的目的本身，不◎第164頁◎容許這種轉移以商品形式實現。

    每個國家，為了國內流通，需要有準備金，為了世界市場的流通，也需要有準備金。因此，貨幣貯藏的職能，一部分來源於貨幣作為國內流通手段和國內支付手段的職能，一部分來源於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在後一種職能上，始終需要實在的貨幣商品，真實的金和銀。［164-165］

    資產階級生產發達的國家把大量集中在銀行準備庫內的貯藏貨幣，限制在它執行各種特殊職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內。除了某些例外，如果準備庫內的貨幣貯藏大大超過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滯了，或者商品形態變化的流通中斷了。［166］◎第165頁◎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節選）（之三）

    第二篇　貨幣轉化為資本

    第四章　貨幣轉化為資本

    1.資本的總公式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揭開了資本的現代生活史。

    如果撇開商品流通的物質內容，撇開各種使用價值的交換，只考察這一過程所造成的經濟形式，我們就會發現，貨幣是這一過程的最後產物。商品流通的這個最後產物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167］

    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的區別，首先只是在於它們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再◎第166頁◎轉化為商品，為買而賣。但除這一形式外，我們還看到具有不同特點的另一形式G-W-G，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再轉化為貨幣，為賣而買。在運動中通過這後一種流通的貨幣轉化為資本，成為資本，而且按它的使命來說，已經是資本。［168］

    首先我們應該說明G-W-G和W-G-W這兩種循環的形式上的區別。這樣，隱藏在這種形式上的區別後面的內容上的區別同時也就暴露出來。［169］

    在W-G-W循環中，始極是一種商品，終極是另一種商品，後者退出流通，轉入消費。因此，這一循環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是滿足需要，總之，是使用價值。相反，G-W-G循環是從貨幣一極出發，最後又返回同一極。因此，這一循環的動機和決定目的是交換價值本身。

    在簡單商品流通中，兩極具有同樣的經濟形式。二者都是商品，而且是價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們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如谷物和衣服。在這里，產品交換，體現著社會勞動的不同物質的交換，是運動的內容。G-W-G 這個流通則不同。［……］一個貨幣額和另一個貨幣額只能有量的區別。因此，G-W-G 過程所以有內容，不是因為兩極有質的區別（二者都是貨幣），而只是因為它們有量的不同。最後從流通中取出的貨幣，多於起初投入的貨幣。例如，用100 鎊買的棉花賣100鎊＋10鎊，即110鎊。因此，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於原預付貨幣額加上一個增殖額。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作剩余價值。可見，原預付價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量，加上了一個剩余價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171-172］

    簡單商品流通——為買而賣——是達到流通以外的最終目◎第167頁◎的，占有使用價值，滿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為只是在這個不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價值的增殖。因此，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

    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占有者變成了資本家。他這個人，或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和覆歸點。這種流通的客觀內容——價值增殖——是他的主觀目的；只有在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機時，他才作為資本家或作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因此，絕不能把使用價值看作資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173-175］

    價值在這里已經成為一個過程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它不斷地變換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剩余價值同作為原價值的自身分出來，自行增殖著。既然它生出剩余價值的運動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176］

    因此，價值成了處於過程中的價值，成了處於過程中的貨幣，從而也就成了資本。它離開流通，又進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擴大自己，擴大以後又從流通中返回來，並且不斷重新開始同樣的循環。［177］

    為賣而買，或者說得完整些，為了貴賣而買，即G-W-G'，似乎只是一種資本即商人資本所特有的形式。但產業資本也是這樣一種貨幣，它轉化為商品，然後通過商品的出售再轉化為更多的貨幣。在買和賣的間歇，即在流通領域以外發生的行為，絲毫不會改變這種運動形式。最後，在生息資本的場合，G-W-G'的流通簡化地表現為沒有中介的結果，表◎第168頁◎現為一種簡練的形式，G-G'，表現為等於更多貨幣的貨幣，比本身價值更大的價值。

    因此，G-W-G'事實上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總公式。［177］

    2.總公式的矛盾

    貨幣羽化為資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闡明的所有關於商品、價值、貨幣和流通本身的性質的規律相矛盾的。它和簡單商品流通相區別的地方，在於同樣兩個對立過程（賣和買）的次序相反。但這種純粹形式上的區別，是用什麽魔法使這一過程的性質改變的呢？［177-178］

    假如互相交換的是交換價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換價值相等的商品和貨幣，就是說，是等價物，那麽很明顯，任何人從流通中取出的價值，都不會大於他投入流通的價值。在這種情形下，就不會有剩余價值形成。商品的流通過程就其純粹的形式來說，要求等價物的交換。但是在實際上，事情並不是純粹地進行的。因此，我們假定是非等價物的交換。［182］

    假定賣者享有某種無法說明的特權，可以高於商品價值出賣商品，把價值100的商品賣110，即在名義上加價10％。這樣，賣者就得到剩余價值10 。但是，他當了賣者以後，又成為買者。現在第三個商品占有者作為賣者和他相遇，並且也享有把商品貴賣10％的特權。我們那位商品占有者作為賣者賺得了10，但是作為買者要失去10。實際上，整個事情的結果是，全體商品占有者都高於商品價值10％互相出賣商品，這與他們把商品按其價值出售完全一樣。商品的這種名義上的普遍加價，其結果就像例如用銀代替金來計量商品價值一樣。商品的貨幣名稱即價格上漲了，但商品間的價◎第169頁◎值比例仍然不變。

    我們再反過來，假定買者享有某種特權，可以低於商品價值購買商品。在這里，不用說，買者還要成為賣者。他在成為買者以前，就曾經是賣者。他在作為買者賺得10％以前，就已經作為賣者失去了10％。結果一切照舊。

    因此，剩余價值的形成，從而貨幣的轉化為資本，既不能用賣者高於商品價值出賣商品來說明，也不能用買者低於商品價值購買商品來說明。［183］

    可見，無論怎樣顛來倒去，結果都是一樣。如果是等價物交換，不產生剩余價值；如果是非等價物交換，也不產生剩余價值。流通或商品交換不創造價值。［186］

    剩余價值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因此，在剩余價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種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況發生在流通的背後。但是，剩余價值能不能從流通以外的什麽地方產生呢？流通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商品關系的總和。在流通以外，商品占有者只同他自己的商品發生關系。就商品的價值來說，這種關系只是：他的商品包含著他自己的、按一定社會規律計量的勞動量。［……］商品生產者在流通領域以外，也就是不同其他商品占有者接觸，就不能使價值增殖，從而使貨幣或商品轉化為資本。

    因此，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

    這樣，就得到一個雙重的結果。

    貨幣轉化為資本，必須根據商品交換的內在規律來加以說明，因此等價物的交換應該是起點。（注：根據以上說明，讀者可以知道，這里的意思不過是：即使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相等，資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資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偏離來說明。假如價格確實與價值相偏離，那就必須首先把前者還原為後者，就是說，把這種情況當作偶然情況撇開，這樣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換為基礎的資本形成的純粹現象，才能在考察這個現象時，不致被那些起幹擾作用的、與真正的過程不相幹的從屬情況所迷惑。而且我們知道，這種還原決不單純是一種科學的手續。市場價格的不斷波動，即它的漲落，會互相補償，彼此抵銷，並且還原為平均價格，而平均價格是市場價格的內在規則。這個規則是例如從事一切需要較長時間經營的企業的商人或工業家的指南。所以他們知道，就整個一段較長的時期來看，商品實際上既不是低於也不是高於平均價格，而是按照平均價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開利害得失來考慮問題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話，他們就應該這樣提出資本形成的問題：既然價格是由平均價格即歸根到底是由商品的價值來調節的，那麽資本怎麽會產生呢？我說“歸根到底”，是因為平均價格並不像亞·斯密、李嘉圖等人所認為的那樣，直接與商品的價值量相一致。）我們那位還只是資本家幼蟲◎第170頁◎的貨幣占有者，必須按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按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但他在過程終了時取出的價值必須大於他投入的價值。他變為蝴蝶，必須在流通領域中，又必須不在流通領域中。這就是問題的條件。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注：“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出典於伊索寓言《說大話的人》。一個說大話的人自吹在羅陀斯島上跳得很遠很遠。別人就用這句話反駁他，其轉意就是：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這里證明吧！——171。）［187-189］

    3.勞動力的買和賣

    要轉化為資本的貨幣的價值變化，不可能發生在這個貨幣本身上，因為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實現它所購買或所支付的商品的價格，而它如果停滯在自己原來的形式上，它就凝固為價值量不變的化石了。同樣，在流通的第二個行為即商品的再度出賣上，也不可能發生這種變化，因為這一行為只是使商品從自然形式再轉化為貨幣形式。因此，這種變化必定發生在第一個行為G-W中所購買的商品上，但不是發生在這種商品的價◎第171頁◎值上，因為互相交換的是等價物，商品是按它的價值支付的。因此，這種變化只能從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即從這種商品的消費中產生。要從商品的消費中取得價值，我們的貨幣占有者就必須幸運地在流通領域內即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獨特屬性，因此，它的實際消費本身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貨幣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種獨特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189-190］

    貨幣占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里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192］

    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注：因此，資本主義時代的特點是，對工人本身來說，勞動力是歸他所有的一種商品的形式，他的勞動因而具有雇傭勞動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從這時起，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現在應該進一步考察這個獨特商品——勞動力。同一切其他◎第172頁◎商品一樣，勞動力也具有價值。（注：“人的價值，和其他一切物的價值一樣，等於他的價格，就是說，等於對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報酬。”（托·霍布斯《利維坦》，載於莫爾斯沃思編《托馬斯·霍布斯英文著作選》1839-1844年倫敦版第3 卷第76頁））這個價值是怎樣決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就勞動力代表價值來說，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對象化的一定量的社會平均勞動。勞動力只是作為活的個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勞動力的生產要以活的個人的存在為前提。假設個人已經存在，勞動力的生產就是這個個人本身的再生產或維持。活的個人要維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但是，勞動力只有表現出來才能實現，只有在勞動中才能發揮出來。而勞動力的發揮即勞動，耗費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經、腦等等，這些消耗必須重新得到補償。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勞動力所有者今天進行了勞動，他必須明天也能夠在同樣的精力和健康條件下重覆同樣的過程。因此，生活資料的總和應當足以使進行勞動的個人能夠在正常生活狀況下維持自己。由於一個國家的氣候和其他自然特點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於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麽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第173頁◎的平均範圍是一定的。

    勞動力所有者是會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斷出現在市場上（這是貨幣不斷轉化為資本的前提），勞動力的賣者就必須“像任何活的個體一樣，依靠繁殖使自己永遠延續下去”。因損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場的勞動力，至少要不斷由同樣數目的新勞動力來補充。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總和，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只有這樣，這種獨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種族才能在商品市場上永遠延續下去。

    要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而這就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用隨著勞動力性質的覆雜程度而不同。因此，這種教育費用——對於普通勞動力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

    勞動力的價值可以歸結為一定量生活資料的價值。因此，它也隨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即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量的改變而改變。

    一部分生活資料，如食品、燃料等等，每天都有新的消耗，因而每天都必須有新的補充。另一些生活資料，如衣服、家具等等，可以使用較長的時期，因而只是經過較長的時期才需要補充。有些商品要每天購買或支付，有些商品要每星期購買或支付，還有些商品要每季度購買或支付，如此等等。但不管這些支出的總和在例如一年當中怎樣分配，都必須由每天的平均收入來補償。假如生產勞動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A，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B，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 C，其他等等，那麽這些商品每天的平均需要量＝365A＋52B＋4C＋其他等等/365。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這個商品量包含◎第174頁◎6小時社會勞動，那麽每天對象化在勞動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或者說，每天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是半個工作日。每天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這個勞動量，構成勞動力的日價值，或每天再生產出的勞動力的價值。假定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又表現為3先令或1塔勒的金量，那麽1塔勒就是相當於勞動力日價值的價格。如果勞動力占有者按每天1塔勒出賣勞動力，勞動力的出售價格就等於勞動力的價值，而且根據我們的假定，一心要把自己的塔勒轉化為資本的貨幣占有者是支付這個價值的。

    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勞動力的承擔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過程的那個商品量的價值，也就是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假如勞動力的價格降到這個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因為這樣一來，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揮。但是，每種商品的價值都是由提供標準質量的該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193-196］

    現在我們知道了，貨幣占有者付給勞動力這種獨特商品的占有者的價值是怎樣決定的。貨幣占有者在交換中得到的使用價值，在勞動力的實際使用即消費過程中才表現出來。這個過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貨幣占有者在商品市場上買來並且按十足的價格支付的。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就是商品和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勞動力的消費，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費一樣，是在市場以外，或者說在流通領域以外進行的。因此，讓我們同貨幣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里，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後◎第175頁◎一定會暴露出來。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占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

    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199-200］◎第176頁◎

    第三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第五章　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

    1.勞動過程

    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每一種特定的社會的形式來加以考察。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著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在這里，我們不談最初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現在，工人是作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出現在商品市場上。對於這種狀態來說，人類勞動尚未擺脫最初的本能形◎第177頁◎式的狀態已經是太古時代的事了。我們要考察的是專屬於人的勞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想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作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志。

    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

    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供給人類，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過勞動只是同土地脫離直接聯系的東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例如從魚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離出來的即捕獲的魚，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樹木，從地下礦藏中開采的礦石。相反，已經被以前的勞動可以說濾過的勞動對象，我們稱為原料。例如，已經開采出來正在洗的礦石。一切原料都是勞動對象，但並非任何勞動對象都是原料。勞動對象只有在它已經通過勞動而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才是原料。

    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於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勞動者利用物的機◎第178頁◎械的、物理的和化學的屬性，以便把這些物當作發揮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於其他的物。勞動者直接掌握的東西，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資料（這里不談采集果實之類的現成的生活資料，在這種場合，勞動者身體的器官是唯一的勞動資料）。這樣，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的器官，他把這種器官加到他身體的器官上，不顧聖經的訓誡，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倉，也是他的原始的勞動資料庫。例如，他用來投、磨、壓、切等等的石塊就是土地供給的。土地本身是勞動資料，但是它在農業上要起勞動資料的作用，還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力的較高的發展為前提。一般說來，勞動過程只要稍有一點發展，就已經需要經過加工的勞動資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們發現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類歷史的初期，除了經過加工的石塊、木頭、骨頭和貝殼外，被馴服的，也就是被勞動改變的、被飼養的動物，也曾作為勞動資料起著主要的作用。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征，所以富蘭克林給人下的定義是“a toolmaking animal “，制造工具的動物。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種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麽，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麽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在勞動資料本身中，機械性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為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遠比只是充當勞動對象的容器的勞動資料（如管、桶、籃、罐等，其總和一般可稱為生產的脈管系統）更能顯示一個社會生產時代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後者只是在化學工業中才起著重要的作用。◎第179頁◎

    廣義地說，除了那些把勞動的作用傳達到勞動對象、因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充當活動的傳導體的物以外，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它們不直接加入勞動過程，但是沒有它們，勞動過程就不能進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進行。土地本身又是這類一般的勞動資料，因為它給勞動者提供立足之地，給他的過程提供活動場所。這類勞動資料中有的已經經過勞動的改造，例如廠房、運河、道路等等。

    可見，在勞動過程中，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過程消失在產品中。它的產品是使用價值，是經過形式變化而適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質。勞動與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勞動對象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勞動者紡紗，產品就是紡成品。

    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麽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注：例如，把尚未捕獲的魚叫作漁業的生產資料，好像是奇談怪論。但是至今還沒有發明一種技術，能在沒有魚的水中捕魚。），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注：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

    當一個使用價值作為產品退出勞動過程的時候，另一些使用價值，以前的勞動過程的產品，則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勞動過程。同一個使用價值，既是這種勞動的產品，又是那種勞動的生產資料。所以，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同時還是勞動過程的條件。［201-205］

    一個使用價值究竟表現為原料、勞動資料還是產品，完全取決◎第180頁◎於它在勞動過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決於它在勞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隨著地位的改變，這些規定也就改變。［207］

    勞動消費它自己的物質要素，即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把它們吞食掉，因而是消費過程。這種生產消費與個人消費的區別在於：後者把產品當作活的個人的生活資料來消費，而前者把產品當作勞動即活的個人發揮作用的勞動力的生活資料來消費。因此，個人消費的產物是消費者本身，生產消費的結果是與消費者不同的產品。［208］

    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 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 ［208-209］

    勞動過程，就它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來說，顯示出兩個特殊現象。

    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於資本家。［209-210］

    其次，產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工人的所有物。［209 -210］

    2.價值增殖過程

    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一樣，商品生產過程必定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

    現在我們就把生產過程作為價值形成過程來考察。◎第181頁◎

    我們知道，每個商品的價值是由物質化在該商品的使用價值中的勞動的量決定的，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點也適用於作為勞動過程的結果而歸我們的資本家所有的產品。因此，首先必須計算對象化在這個產品中的勞動。

    假定這個產品是棉紗。

    生產棉紗，首先要有原料，例如10磅棉花，而棉花的價值是多少，在這里先用不著探究，因為資本家已經在市場上按照棉花的價值例如10先令把它購買了。在棉花的價格中，生產棉花所需要的勞動已經表現為一般社會勞動。我們再假定，棉花加工時消耗的紗錠量代表紡紗用掉的一切其他勞動資料，價值為2先令。 如果12先令的金額是24個勞動小時或2個工作日的產物，那麽首先可以得出，2個工作日對象化在棉紗中。

    棉花改變了它的形狀，被消耗的紗錠量完全消失了，但我們不應該受這種情況的迷惑。如果40磅棉紗的價值＝40磅棉花的價值＋1個紗錠的價值，也就是說，如果生產這個等式兩邊的產品需要同樣的勞動時間，那麽按照一般的價值規律，10磅棉紗就是10磅棉花和1/4個紗錠的等價物。在這種情況下， 同一勞動時間一次體現在使用價值棉紗中，另一次體現在使用價值棉花和紗錠中。因此，價值無論表現在棉紗、紗錠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樣的。紗錠和棉花不再相安無事地並存著，而是在紡紗過程中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改變了它們的使用形式，使它們轉化為棉紗。但這種情況不會影響到它們的價值，就像它們通過簡單的交換而換成等價物棉紗一樣。

    生產棉花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生產以棉花為原料的棉紗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紗中。生產紗錠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是如此，因為沒有紗錠的磨損或消費，棉花就不能紡◎第182頁◎成紗。［211-212］

    因此，生產資料即棉花和紗錠的表現為12先令價格的價值，是棉紗價值或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213］

    在勞動過程中，勞動不斷由動的形式轉為存在形式，由運動形式轉為對象性形式。一小時終了時，紡紗運動就表現為一定量的棉紗，於是一定量的勞動，即一個勞動小時，對象化在棉花中。我們說勞動小時，就是紡紗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時內的耗費，因為在這里，紡紗勞動只有作為勞動力的耗費，而不是作為紡紗這種特殊勞動才具有意義。

    在這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過程的進行中，即在棉花轉化為棉紗時，消耗的只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社會的生產條件下，一個勞動小時內◎第183頁◎a磅棉花應該轉化為b磅棉紗，那麽，只有把12×a磅棉花變成12×b磅棉紗的工作日，才能算是12小時工作日。因為只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算是形成價值的勞動時間。

    同勞動本身一樣，在這里，原料和產品也都與我們從本來意義的勞動過程的角度考察時完全不同了。原料在這里只是當作一定量勞動的吸收器。通過這種吸收，原料確實變成了棉紗，因為勞動力以紡紗形式耗費並加在原料中了。而產品棉紗現在只是棉花所吸收的勞動的測量器。如果1小時內有1　2/3磅棉花被紡掉，或者說，轉化為1　2/3磅棉紗，那麽10磅棉紗就表示6個被吸收的勞動小時。 ［214-215］

    在勞動力出賣時，曾假定它的日價值＝3先令，在3先令中體現了6 個勞動小時，而這也就是生產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量所需要的勞動量。現在，如果我們的紡紗工人在1個勞動小時內把1　2/3磅棉花轉化為1　2/3磅棉紗（注：這里的數字完全是隨意假設的。），他在6小時內就會把10磅棉花轉化為10磅棉紗。因此，在紡紗過程中，棉花吸收了6個勞動小時。這個勞動時間表現為3先令金額。這樣，由於紡紗本身，棉花就被加上了3先令的價值。

    現在我們來看看產品即10磅棉紗的總價值。在這10磅棉紗中對象化了2　1/2個工作日：2日包含在棉花和紗錠量中，1/2日是在紡紗過程中被吸收的。這個勞動時間表現為15先令金額。因此，同10磅棉紗的價值相一致的價格是15先令，一磅棉紗的價格是1先令6便士。

    我們的資本家楞住了。產品的價值等於預付資本的價值。預付的價值沒有增殖，沒有產生剩余價值，因此，貨幣沒有轉化為資本。［215-216］

    讓我們更仔細地來看一看。勞動力的日價值是3先令， 因為在勞動力本身中對象化了半個工作日，就是說，因為每天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要費半個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勞動力中的過去勞動和勞動力所能提供的活勞動，勞動力一天的維持費和勞動力一天的耗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前者決定它的交換價值，後者構成它的使用價值。維持一個工人24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種情況並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勞動力能制造棉紗或皮靴的有用屬性，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勞動必須以有用的形式耗費，才能形成價值。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即◎第184頁◎它是價值的源泉，並且是大於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這就是資本家希望勞動力提供的獨特的服務。在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換的各個永恒規律行事的。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後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本身不歸它的賣者所有，正如已經賣出的油的使用價值不歸油商所有一樣。貨幣占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勞動力維持一天只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發揮作用或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大一倍。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絕不是不公平。

    我們的資本家早就預見到了這種情況，這正是他發笑的原因（注：“這正是他發笑的原因”是套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 場《浮士德的書齋》中的一句話。——185。）。因此， 工人在工場中遇到的，不僅是6小時而且是12小時勞動過程所必需的生產資料。 如果10磅棉花吸收6個勞動小時，轉化為10磅棉紗，那麽20磅棉花就會吸收12 個勞動小時，轉化為20磅棉紗。我們來考察一下這個延長了的勞動過程的產品。現在，在這20磅棉紗中對象化了5個工作日，其中4個工作日對象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紗錠量中，1個工作日是在紡紗過程中被棉花吸收的。 5 個工作日用金來表現是30先令，或1鎊10先令。因此這就是20磅棉紗的價格。1磅棉紗仍然和以前一樣值1先令6便士。但是，投入勞動過程的商品的價值總和是27 先令。 棉紗的價值是30先令。產品的價值比為了生產產品而預付的價值增長了1/9。27 先令轉化為30先令，帶來了3先令的剩余價值。戲法終於變成了。貨幣轉化為資本了。

    問題的一切條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換的各個規律也絲毫沒有◎第185頁◎違反。等價物換等價物。作為買者，資本家對每一種商品——棉花、紗錠和勞動力——都按其價值支付。然後他做了任何別的商品購買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費它們的使用價值。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是商品的生產過程）提供的產品是20磅棉紗，價值30先令。資本家在購買商品以後，現在又回到市場上來出售商品。他賣棉紗是1先令6便士一磅，既不比它的價值貴，也不比它的價值賤。然而他從流通中取得的貨幣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貨幣多3先令。他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這整個過程， 既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又不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它是以流通為中介，因為它以在商品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為條件。它不在流通中進行，因為流通只是為價值增殖過程作準備，而這個過程是在生產領域中進行的。［219-220］

    如果我們現在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一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超過這一點而持續下去，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

    其次，如果我們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勞動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構成勞動過程的是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在這里，運動只是從質的方面來考察，從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從目的和內容方面來考察。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同一勞動過程只是表現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勞動操作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只是勞動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時間長度。在這里，進入勞動過程的商品，已經不再作為在勞動力有目的地發揮作用時執行一定職能的物質因素了。它們只是作為一定量的對象化勞動來計算。無論是包含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或者是由勞動力加進去的勞動，都只按時間尺度計算。它等於若幹小時、若幹日等等。◎第186頁◎

    但是，被計算的，只是生產使用價值所耗費的社會必要時間。［221］

    我們看到，以前我們分析商品時得出的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同一個勞動之間的區別，現在表現為生產過程的不同方面的區別了。

    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222-223］

    第六章　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在產品價值的形成上起著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勞動——撇開他的勞動所具有的特定的內容、目的和技術性質——加到勞動對象上，也就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另一方面我們發現，被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又成了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紗錠的價值包含在棉紗的價值中。可見，生產資料的價值由於轉移到產品上而被保存下來。這種轉移是在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時發生的，是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它是通過勞動實現的。然而是怎樣實現的呢？［225］

    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和把舊價值保存在產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時間內達到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雖然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只勞動一次），因此很明顯，這種結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勞動◎第187頁◎本身的二重性來解釋。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就一種屬性來說必然創造價值，就另一種屬性來說必然保存或轉移價值。

    每個工人怎樣加進勞動時間，從而加進價值呢？始終只能通過他特有的生產勞動方式。紡紗工人只有通過紡紗，織布工人只有通過織布，鐵匠只有通過打鐵，才能加進勞動時間。而通過他們借以加進一般勞動、從而加進新價值的有目的的形式，通過紡紗、織布、打鐵，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棉紗和織機，鐵和鐵砧也就成了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的使用價值的形成要素。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的舊形式消失了，但只是為了以新的使用價值形式出現。我們在考察價值形成過程時已經看到，只要使用價值是有目的地用來生產新的使用價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成為制造新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部分勞動時間從被用掉的生產資料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可見，工人保存被用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或者說，把它們作為價值組成部分轉移到產品上去，並不是由於他們加進一般勞動，而是由於這種追加勞動的特殊的有用性質，由於它的特殊的生產形式。勞動作為這種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紡紗、織布、打鐵，只要同生產資料接觸，就使它們覆活，賦予它們活力，使它們成為勞動過程的因素，並且同它們結合為產品。

    如果工人的特殊的生產勞動不是紡紗，他就不能使棉花轉化為棉紗，因而也就不能把棉花和紗錠的價值轉移到棉紗上。不過，如果這個工人改行當木匠，他仍然會用一個工作日把價值加到他的材料上。可見，他通過自己的勞動加進價值，並不是由於他的勞動是紡紗勞動或木匠勞動，而是由於他的勞動是一般的抽象的社會勞動；他加進一定的價值量，並不是因為他的勞動具有特殊的有用的內容，而是因為他的勞動持續了一定的時間。因此，紡紗工人◎第188頁◎的勞動，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屬性來說，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把新價值加到棉花和紗錠的價值上；而就它的具體的特殊的有用的屬性來說，作為紡紗的過程，把這些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從而把這些價值保存在產品中。由此就產生了勞動在同一時間內所得出的結果的二重性。

    新價值的加進，是由於勞動的單純的量的追加；生產資料的舊價值在產品中的保存，是由於所追加的勞動的質。同一勞動由於它的二重性造成的這種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現在種種不同的現象上。［225-227］

    生產資料轉給產品的價值決不會大於它在勞動過程中因本身的使用價值的消滅而喪失的價值。如果生產資料沒有價值可以喪失，就是說，如果它本身不是人類勞動的產品，那麽，它就不會把任何價值轉給產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價值，而不是形成交換價值。一切未經人的協助就天然存在的生產資料，如土地、風、水、礦脈中的鐵、原始森林中的樹木等等，都是這樣。［230］

    就生產資料來說，被消耗的是它們的使用價值，由於這種使用價值的消費，勞動制成產品。生產資料的價值實際上沒有被消費，因而也不可能再生產出來。這個價值被保存下來，但不是因為在勞動過程中對這個價值本身進行了操作，而是因為這個價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種使用價值雖然消失，但只是消失在另一種使用價值之中。因此，生產資料的價值是再現在產品的價值中，確切地說，不是再生產出來。所生產出來的是舊交換價值借以再現的新使用價值。

    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即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卻不是這樣。當勞動通過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並保存下來的時候，它的運動的每時每刻都形成追加的價值，形成◎第189頁◎新價值。假設生產過程在工人生產出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以後就停下來，例如，他勞動6小時加進3先令價值。這個價值是產品價值超過其中由生產資料價值構成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額。它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唯一的新價值，是產品中由這個過程本身生產的唯一的價值部分。當然，它只是補償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預付的，工人自身在生活資料上花費的貨幣。就已花費的3先令來說，這3先令的新價值只是表現為再生產。但它是真正再生產出來的，不像生產資料的價值只是表面上再生產出來的。在這里，一個價值用另一個價值來補償是通過創造新價值來實現的。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勞動過程在只是再生產出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並把它加到勞動對象上以後，還越過這一點繼續下去。為再生產出這一等價物，6 小時就夠了，但是勞動過程不是持續6小時，而是比如說持續12小時。這樣，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

    我們敘述了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在產品價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實上也就說明了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在資本本身的價值增殖過程中所執行的不同職能。［233-235］

    變為生產資料即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我把它稱為不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相反，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一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第190頁◎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轉化為可變量。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從勞動過程的角度看，是作為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作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區別的；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角度看，則是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相區別的。［235 -236］

    同原料的價值一樣，已經用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資料即機器等等的價值，也可以發生變化，因此它們轉給產品的那部分價值也會發生變化。例如，由於一種新發明，同種機器可由較少的勞動耗費再生產出來，那麽舊機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貶值，因而轉移到產品上去的價值也要相應地減少。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價值變動也是在機器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生產過程以外發生的。機器在這個過程中轉移的價值決不會大於它在這個過程之外所具有的價值。

    生產資料價值的變動，雖然也會對已經進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產生影響，但不會改變生產資料作為不變資本的性質。同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比例的變動也不會影響它們在職能上的區別。例如，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可以大大革新，以致過去10個工人用10件價值很小的工具只能加工比較少量的原料，現在1個工人用1台昂貴的機器就能加工100倍的原料。在這種情況下，不變資本即被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量大大增加了，而資本的可變部分即預付勞動力的部分則大大減少了。但是，這種變動只改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量的關系，或者說，只改變總資本分為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而不影響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237］◎第191頁◎　第七章　剩余價值率

    1.勞動力的剝削程度

    預付資本C在生產過程中生出的剩余價值，或預付資本價值C的增殖額，首先表現為產品價值超過產品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總和而形成的余額。

    資本C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購買生產資料而支出的貨幣額c，另一部分是為購買勞動力而支出的貨幣額v；c代表轉化為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v 代表轉化為可變資本的價值部分。因此，最初是C＝c＋v，例如，預付資本500鎊＝410鎊(c)＋90鎊(v)。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得到商品，它的價值＝C'(C'=c+v)+m（m是剩余價值），例如，410鎊(c)＋90鎊(v)＋90鎊(m)。原來的資本C變為C'，由500鎊變為590鎊。二者的差額＝m，即90鎊剩余價值。因為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等於預付資本的價值，所以，說產品價值超過產品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等於預付資本的價值增殖額，或等於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實際上是同義反覆。［238］

    實際上我們已經知道，剩余價值只是v 這個變為勞動力的資本部分發生價值變動的結果，因此，v＋m＝v＋△v（v加v的增長額）。但是現實的價值變化和價值變化的比率卻是被這樣的事實掩◎第192頁◎蓋了：由於資本可變組成部分的增加，全部預付資本也增加了。全部預付資本以前是500，現在變成了590。可見，要對這個過程進行純粹的分析，必須把產品價值中只是再現不變資本價值的那一部分完全抽去，就是說，必須使不變資本c＝0。［240］

    於是，預付資本就從c＋v簡化為v，產品價值C'(C'=c+v)+m就簡化為價值產品ｖ＋ｍ。假定價值產品＝180鎊，代表整個生產過程期間流動的勞動，我們從中扣除90 鎊可變資本的價值，就可得到90鎊剩余價值。90鎊(m) 這個數字在這里表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絕對量。剩余價值的相對量，即可變資本價值增殖的比率，顯然由剩余價值同可變資本的比率來決定，或者用m/v 來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90/90＝100％。我把可變資本的這種相對的價值增殖或剩余價值的相對量，稱為剩余價值率。

    我們已經知道，工人在勞動過程的一段時間內，只是生產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只是生產他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因為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的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

    勞動過程的第二段時間，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雖然耗費工人的勞動，耗費勞動力，但並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第193頁◎值。這段時間形成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我把工作日的這部分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把這段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剩余勞動。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於認識價值一般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對於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

    因為可變資本的價值等於它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價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價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價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決定，所以從這里可以得出結論：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於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余價值率m/v＝剩余勞動/必要勞動。這兩個比率把同一種關系表現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種是對象化勞動的形式，另一種是流動勞動的形式。

    因此，剩余價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確表現。（注：第2 版注：剩余價值率雖然是勞動力剝削程度的準確表現，但並不是剝削的絕對量的表現。例如，如果必要勞動＝5小時，剩余勞動＝5小時，那麽剝削程度＝100％。這里剝削量是5小時。但是如果必要勞動＝6小時，剩余勞動＝6小時，剝削程度仍然是100％，剝削量卻增加了20％，由5 小時增加到6小時。）［242-244］◎第194頁◎　第八章　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我們用a──────b線表示必要勞動時間的持續或長度，假定是6 小時。再假定勞動分別超過ab線1小時、3小時、6小時不等，我們就得到3條不同的線：

    　　 工作日Ⅰ

    　 a───────b─c

    　　工作日Ⅱ

     　 a───────b──c

     工作日Ⅲ

    a───────b──────c

    這3條線表示三種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時工作日、九小時工作日和十二小時工作日。延長線bc表示剩余勞動的長度。因為工作日等於ab＋bc，即ac，所以它隨著可變量bc一同變化。因為ab是已定的，所以bc與ab之比總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它在工作日Ⅰ中是1/6，在工作日Ⅱ中是3/6，在工作日Ⅲ中是6/6。又因為剩余勞動時間/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比率決定剩余價值率，所以已知這兩段線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價值率。［258-259］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個不變量，而是一個可變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斷再生產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但是它的總長度隨著剩余勞動的長度或持續時間而變化。因此，工作日是◎第195頁◎可以確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

    另一方面，工作日雖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動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內變動。不過它的最低界限是無法確定的。當然，假定延長線bc或剩余勞動＝0，我們就得出一個最低界限，即工人為維持自身而在一天當中必須從事必要勞動的那部分時間。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必要勞動始終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決不會縮短到這個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個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長到超出某個一定的界限。這個最高界限取決於兩點。第一是勞動力的身體界限。人在一個24小時的自然日內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馬天天幹活，每天也只能幹8小時。這種力每天必須有一部分時間休息、睡覺，人還必須有一部分時間滿足身體的其他需要，如吃飯、盥洗、穿衣等等。除了這種純粹身體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長還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須有時間滿足精神需要和社會需要，這些需要的範圍和數量由一般的文化狀況決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體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但是這兩個界限都有極大的伸縮性，有極大的變動余地。［259-260］

    我們看到，撇開伸縮性很大的界限不說，商品交換的性質本身沒有給工作日規定任何界限，因而沒有給剩余勞動規定任何界限。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另一方面，這個已經賣出的商品的獨特性質給它的買者規定了一個消費的界限，並且工人也要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於是這里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第196頁◎規定工作日界限的鬥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262］

    2.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工廠主和領主

    資本並沒有發明剩余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魯里亞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但是很明顯，如果在一個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剩余勞動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範圍的限制，而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263］

    5.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末葉關於延長工作日的強制性法律

    資本由於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像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並入生產過程本身，因此對待工人就像對待單純的生產資料那樣，給他飯吃，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資本把積蓄、更新和恢覆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變成了恢覆精◎第197頁◎疲力竭的有機體所必不可少的幾小時麻木狀態。在這里，不是勞動力的正常狀態的維持決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勞動力每天盡可能達到最大量的耗費（不論這是多麽強制和多麽痛苦）決定工人休息時間的界限。資本是不管勞動力的壽命長短的。它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它靠縮短勞動力的壽命來達到這一目的，正像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獲量一樣。

    可見，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剩余勞動的吮吸——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於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正常的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於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過早死亡。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

    但是，勞動力的價值包含再生產工人或延續工人階級所必需的商品的價值。既然資本無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長到違反自然的程度，從而縮短工人的壽命，縮短他們的勞動力發揮作用的時間，那麽，已經消費掉的勞動力就必須更加迅速地得到補償，這樣，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上就要花更多的費用，正像一台機器磨損得越快，每天要再生產的那一部分機器價值也就越大。因此，資本為了自身的利益，看來也需要規定一種正常工作日。［294-296］

    正常工作日的規定，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鬥爭的結果。［ 300］◎第198頁◎

    6.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對勞動時間的強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國的工廠立法

    資本經歷了幾個世紀，才使工作日延長到正常的最大極限，然後越過這個極限，延長到十二小時自然日的界限。此後，自18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大工業出現以來，就開始了一個像雪崩一樣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沖擊。道德和自然、年齡和性別、晝和夜的界限，統統被摧毀了。［307-308］

    被生產的轟隆聲震暈了的工人階級一旦稍稍清醒過來，就開始進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業的誕生地英國。［308］

    7.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英國工廠立法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正常工作日的確立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長期的多少隱蔽的內戰的產物。鬥爭是在現代工業範圍內開始的，所以它最先發生在現代工業的發源地英國。［331-332］

    法國在英國後面慢慢地跟了上來。在那里，十二小時工作日法律曾需要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34、39、199、233、619。）來催生，但是它比自己的英國原版更不完備得多。［332-333］

    在北美合眾國，只要奴隸制使共和國的一部分還處於殘廢狀態，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都是癱瘓的。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從奴隸制的死亡中，立刻萌發出一個重新變得年輕的生命。南北戰爭的第一個果實，就是◎第199頁◎爭取八小時工作日運動，這個運動以特別快車的速度，從大西洋跨到太平洋，從新英格蘭跨到加利福尼亞。［333］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一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占有者與其他商品的占有者相對立，即作為商品占有者與商品占有者相對立。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像白紙黑字一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後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實際上，他“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御”折磨他們的毒蛇（注：“折磨他們的毒蛇”是套用海涅《亨利希》（詩集《時代的詩》）中的一句話。——200。），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後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334-335］◎第200頁◎

    第四篇　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第十章　相對剩余價值的概念

    工作日的一部分只是生產出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到現在為止，工作日的這一部分被看作不變量，而在一定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它實際上也是這樣的。在這個必要勞動時間之外，工人還能勞動2小時、3小時、4小時、6小時等。剩余價值率和工作日的長度就取決於這個延長的量。如果必要勞動時間是不變的，那麽相反，整個工作日是可變的。現在假定有一個工作日，它的總長度以及它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劃分是已定的。例如ac線a──────b──c代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ab段代表10 小時必要勞動，bc段代表2小時剩余勞動。現在，如果沒有ac的進一步延長，或者說不依靠ac的進一步延長，怎樣才能增加剩余價值的生產呢？也就是說，怎樣才能延長剩余勞動呢？◎第201頁◎

    盡管工作日的界限ac已定，看來bc仍然可以延長，不過不是越過它的終點c（同時也是工作日ac的終點）延長，而是由它的起點b以相反的方向向a端推移而延長。假定在a───────b'─b──c中，b'─b等於bc的一半，或一個勞動小時。假定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ac中，b移到b'，bc就延長到b'c，剩余勞動就增加了一半，從2小時增加到3小時，雖然工作日仍舊是12小時。但是很明顯，如果必要勞動不同時從ab縮短到ab'，從10小時縮短到9小時，要使剩余勞動這樣從bc延長到b'c，從2小時延長到3小時是不可能的。必要勞動的縮短要與剩余勞動的延長相適應，或者說，工人實際上一直為自己耗費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要轉化為資本家耗費的勞動時間。這里，改變的不是工作日的長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劃分。［347-348］

    在工作日長度已定的情況下，剩余勞動的延長必然是由於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而不是相反，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是由於剩余勞動的延長。就我們的例子來說，勞動力的價值必需在實際上降低1/10，必要勞動時間才能減少1/10，從10小時減到9小時，從而使剩余勞動從2小時延長到3小時。［349］

    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不提高勞動生產力是不可能的。［……］在研究我們上面考察的那種形式的剩余價值的生產時，我們曾假定生產方式是既定的。而現在，對於由必要勞動轉化為剩余勞動而生產剩余價值來說，資本占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或者說現存形態的勞動過程，並且只延長它的持續時間，就絕對不夠了。它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第202頁◎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我把通過延長工作日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作絕對剩余價值；相反，我把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作相對剩余價值。

    要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就必須提高這樣一些產業部門的生產力，這些部門的產品決定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它們或者屬於日常生活資料的範圍，或者能夠代替這些生活資料。但是，商品的價值不僅取決於使商品取得最終形式的那種勞動的量，而且還取決於該商品的生產資料所包含的勞動量。例如皮靴的價值不僅取決於鞋匠的勞動，而且還取決於皮革、蠟、線等等的價值。因此，那些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提供不變資本物質要素（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的產業部門中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它們的商品相應的便宜，也會降低勞動力的價值。［350-351］

    變得便宜的商品當然只是相應地，即只是按照該商品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勞動力的價值。例如，襯衫是一種必要生活資料，但只是許多種必要生活資料中的一種。這種商品變得便宜只會減少工人購買襯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資料的總和是由各種商品、各個特殊產業部門的產品構成的，每種這樣的商品的價值總是勞動力價值的相應部分。勞動力價值隨著自己的再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縮短而降低，這種勞動時間的全部縮短等於所有這些特殊生產部門這種勞動時間縮短的總和。在這里我們把這個總結果看成好像是每個個別場合的直接結果和直接目的。當一個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例如襯衫便宜的時候，他決不是必然抱有相應地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減少必要勞動時間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終促成這個結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必須把資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趨勢同這種趨勢的表現形式◎第203頁◎區別開來。［351-352］

    為了理解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並且只根據已經得出的結果，要作如下的說明。

    如果一個勞動小時用金量來表示是6便士或1/2先令，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就會生產出6先令的價值。假定在一定的勞動生產力的條件下，在這12 個勞動小時內制造12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產資料、原料等的價值是6便士。在這種情況下，每件商品花費1先令，即6便士是生產資料的價值，6 便士是加工時新加進的價值。現在假定有一個資本家使勞動生產力提高一倍，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中不是生產12件這種商品，而是生產24件。在生產資料的價值不變的情況下，每件商品的價值就會降低到9便士，即6便士是生產資料的價值，3 便士是最後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生產力雖然提高一倍，一個工作日仍然同從前一樣只創造6 先令新價值，不過這6先令新價值現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產品上。因此分攤在每件產品上的不是這個總價值的1/12，而只是1/24，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也就是說，在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時，就每件產品來說，現在加到生產資料上的，不像從前那樣是整整一個勞動小時，而是半個勞動小時。現在，這個商品的個別價值低於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這個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少於在社會平均條件下生產的大宗同類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每件商品平均花費1先令，或者說，代表2小時社會勞動；在生產方式發生變化以後，它只花費9便士，或者說，只包含1 1/2個勞動小時。但是商品的現實價值不是它的個別價值，而是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它的現實價值不是用生產者在個別場合生產它所實際花費的勞動時間來計量，而是用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來計量。因此，如果采用◎第204頁◎新方法的資本家按1先令這個社會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麽他的商品的售價就超出它的個別價值3便士，這樣，他就實現了3便士的超額剩余價值。［……］每個資本家都抱有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的動機。

    然而，甚至在這種場合，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剩余勞動的相應延長。［……］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產品價值是20先令。其中12先令屬於只是再現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因此，剩下的8 先令是體現一個工作日的價值的貨幣表現。這個貨幣表現比同類社會平均勞動的貨幣表現要多，因為12小時的同類社會平均勞動只表現為6先令。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但是我們的資本家仍然和從前一樣，只用5先令支付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工人現在要再生產這個價值，用不著像過去那樣需要10小時，而只需要7 1/2 小時。這樣，他的剩余勞動就增加了2 1/2小時，他生產的剩余價值就從 1先令增加到3先令。可見，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比同行業的其余資本家在一個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為剩余勞動。他個別地所做的，就是資本全體在生產相對剩余價值時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於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因此，只有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擴展到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有關的生產部門，以致使屬於必要生活資料範圍、從而構成勞動力價值要素的◎第205頁◎商品便宜時，一般剩余價值率才會最終受到這一整個過程的影響。

    商品的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勞動力的價值也是這樣，因為它是由商品價值決定的。相反，相對剩余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它隨著生產力提高而提高，隨著生產力降低而降低。在貨幣價值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十二小時社會平均工作日總是生產6先令的價值產品，而不管這個價值額如何分割為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和剩余價值。但是，如果由於生產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從而勞動力的日價值，從5先令下降到3先令，那麽剩余價值就從1先令增加到3先令。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從前需要10個勞動小時，現在只要6 個勞動小時就夠了。有4個勞動小時空了出來，可以並入剩余勞動的範圍。因此，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並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沖動和經常的趨勢。［352-355］

    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縮短工人必須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以此來延長工人能夠無償地為資本家勞動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357］

    第十三章　機器和大工業

    1.機器的發展

    像其他一切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方法一樣，機器是要使商品便◎第206頁◎宜，是要縮短工人為自己花費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長他無償地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機器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手段。

    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408］

    所有發達的機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機，傳動機構，工具機或工作機。［……］機器的這一部分——工具機，是18世紀工業革命的起點。在今天，每當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過渡到機器生產時，工具機也還是起點。［410］

    2.機器的價值向產品的轉移

    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並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產力的這種提高並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勞動消耗換來的，這一點卻決不是同樣一目了然的。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424］

    首先應當指出，機器總是全部地進入勞動過程，始終只是部分地進入價值增殖過程。它加進的價值，決不會大於它由於磨損而平均喪失的價值。因此，機器的價值和機器定期轉給產品的價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別。作為價值形成要素的機器和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的機器，有很大的差別。同一機器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反覆使用的時期越長，這種差別就越大。［……］只是在大工業中，人才學會讓自己過去的、已經對象化的勞動的產品大規模地、像自然力那樣無償地發生作用。［424-425］

    如果只把機器看作使產品便宜的手段，那麽使用機器的界限就在於：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要少於使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第207頁◎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因為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對資本說來，只有在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機器才會被使用。［430-431］

    3.機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

    (a)資本對補充勞動力的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

    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第一個口號是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這樣一來，這種代替勞動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轉化為這樣一種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體成員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資本的直接統治，從而使雇傭工人人數增加。為資本家進行的強制勞動，不僅奪去了兒童遊戲的時間，而且奪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範圍內從事的自由勞動的時間。［433］

    機器從一開始，在增加人身剝削材料，即擴大資本固有的剝削領域的同時，也提高了剝削程度。［434］

    (b)工作日的延長

    如果說機器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即縮短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那麽，它作為資本的承擔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領的工業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長到超過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創造了新條件，使資本能夠任意發展自己這種一貫的傾向，另一方面，它創造了新動機，使資本增強了對別人勞◎第208頁◎動的貪欲。［441-442］

    機器的有形損耗有兩種。一種是由於使用，就像鑄幣由於流通而磨損一樣。另一種是由於不使用，就像劍入鞘不用而生銹一樣。在後一種情況下，機器的損耗是由於自然作用。前一種損耗或多或少地同機器的使用成正比，後一種損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機器的使用成反比。

    但是，機器除了有形損耗以外，還有所謂無形損耗。只要同樣結構的機器能夠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或者出現更好的機器同原有的機器相競爭，原有機器的交換價值就會受到損失。在這兩種情況下，即使原有的機器還十分年輕和富有生命力，它的價值也不再由實際對象化在其中的勞動時間來決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產或更好的機器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貶值了。機器總價值的再生產時期越短，無形損耗的危險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長，這個再生產時期就越短。在某個生產部門最初采用機器時，那些使機器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的新方法，那些不僅涉及機器的個別部分或裝置，而且涉及機器的整個構造的改良，會接連不斷地出現。因此，在機器的最初的生活期，這種延長工作日的特別動機也最強烈。

    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已定的情況下，要剝削雙倍的工人人數，就必須把投在機器和廠房上的不變資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輔助材料等等上的不變資本部分增加一倍。隨著工作日的延長，生產的規模會擴大，而投在機器和廠房上的資本部分卻保持不變。因此，不僅剩余價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價值所必需的開支減少了。［443-444］

    機器生產相對剩余價值，不僅由於它直接地使勞動力貶值，使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便宜，從而間接地使勞動力便宜，而且◎第209頁◎還由於它在最初偶爾被采用時，會把機器占有者使用的勞動轉化為高效率的勞動，把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提高到它的個別價值以上，從而使資本家能夠用日產品中較小的價值部分來補償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在機器生產還是一種壟斷這個過渡時期，利潤特別高，而資本家也就企圖盡量延長工作日來徹底利用這個“初戀時期”（注：席勒《鐘之歌》——210。）。高額的利潤激起對更多利潤的貪欲。［445-446］

    利用機器生產剩余價值包含著一個內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資本所提供的剩余價值的兩個因素中，機器要提高一個因素，要提高剩余價值率，就只有減少另一個因素，減少工人人數。一旦機器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隨著機器在一個工業部門普遍應用而成為所有同類商品的起調節作用的社會價值，這種內在的矛盾就會表現出來；但正是這種資本沒有意識到的矛盾又重新推動資本拚命延長工作日，以便不僅增加相對剩余勞動，而且增加絕對剩余勞動，來彌補被剝削的工人人數的相對減少。

    因此，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並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遊離出來，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由此產生了現代工業史上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一種經濟上的反常現象，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446-447］◎第210頁◎

    (c)勞動的強化

    自從工人階級逐漸增強的反抗迫使國家強制縮短勞動時間，並且首先為真正的工廠強行規定正常工作日以來，也就是說，自從剩余價值的生產永遠不能通過延長工作日來增加以來，資本就竭盡全力一心一意加快發展機器體系來生產相對剩余價值。同時，相對剩余價值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一般地說，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力，使工人能夠在同樣的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消耗生產出更多的東西。同樣的勞動時間加在總產品上的價值，仍然和以前同樣多，雖然這個不變的交換價值現在表現為較多的使用價值，從而使單個商品的價值下降。但是，一旦強制縮短工作日，情況就不同了。強制縮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條件的節約，同時迫使工人在同樣的時間內增加勞動消耗，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更緊密地填滿勞動時間的空隙，也就是說，使勞動凝縮到只有在縮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達到的程度。這種壓縮在一定時間內的較大量的勞動，現在是算作較大的勞動量，而實際上也是如此。［449］

    縮短工作日，這種起初創造了使勞動凝縮的主觀條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時間內付出更多力量的辦法，一旦由法律強制實行，資本手中的機器就成為一種客觀的和系統地利用的手段，用來在同一時間內榨取更多的勞動。這是通過兩種方法達到的：一種是提高機器的速度，另一種是擴大同一個工人看管的機器數量，即擴大他的勞動範圍。［452］◎第211頁◎

    9.工廠立法（衛生條款和教育條款）。它在英國的普遍實行

    為了迫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最起碼的清潔衛生設施，必須由國家頒布強制性的法律。還有什麽比這一點能更好地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呢？［ 528］

    盡管工廠法的教育條款整個說來是不足道的，但還是把初等教育宣布為勞動的強制性條件。這一條款的成就第一次證明了智育和體育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可能性，從而也證明了體力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的可能性。工廠視察員從教師的證詞中就發現：雖然工廠兒童上課的時間要比正規的日校學生少一半，但學到的東西一樣多，而且往往更多。［529］

    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30］

    大工業的原則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樣，把每一個生產過程本身分解成各個構成要素，從而創立了工藝學這門完全現代的科學。社會生產過程的五光十色的、似無聯系的和已經固定化的形態，分解成為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劃的和為取得預期有用效果而系統分類的應用。工藝學也揭示了為數不多的重大的基本運動形式，盡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種多樣，人體的一切生產活動必然在這些形式中進行，正像機器雖然異常覆雜，力學仍會看出這不過是簡單機械力的不斷重覆一樣。現代工業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和當作最後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第212頁◎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破壞著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寧、穩定和保障，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社會無政府狀態的洗劫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極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只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並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種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開辟道路，那麽，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系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綜合技術學校和農業學校是這種變革過程在大工業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的一個要素；職業學校是另一個要素，在這種學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關工藝學和各種生產工具的實際操作的教育。如果說工廠立法作為從資本那◎第312頁◎里爭取來的最初的微小讓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廠勞動結合起來，那麽毫無疑問，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後，將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據應有的位置。同樣毫無疑問，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工人的經濟關系，是同這種變革酵母及其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歷史道路。［533-535］

    大工業在瓦解舊家庭制度的經濟基礎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家庭勞動的同時，也瓦解了舊的家庭關系本身。［536］

    不論舊家庭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解體表現得多麽可怕和可厭，但是由於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系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536-537］◎第214頁◎

    第五篇　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第十四章　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

    勞動過程最初是抽象地，撇開它的各種歷史形式，作為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來考察的（見第五章）。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個勞動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麽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在注(7) 中還補充說：“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在這里要進一步闡述這個問題。　　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一勞動者是把後來彼此分離開來的一切職能結合在一起的。當他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後來他成為被支配者。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第215頁◎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人體中頭和手組成一體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因此，隨著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於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於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於總體工人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就不再適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概念縮小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因此，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麽，一個教員只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資本投入香腸工廠，而投入教育工廠，這並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為生產工人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不幸。［555-556］

    把工作日延長，使之超出工人只生產自己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的那個點，並由資本占有這部分剩余勞動，這就是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構成資本主義體系的一般基礎，並且◎第216頁◎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起點。就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說，工作日一開始就分成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這兩個部分。為了延長剩余勞動，就要通過以較少的時間生產出工資的等價物的各種方法來縮短必要勞動。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只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根本的革命。

    因此，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前提；這種生產方式連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條件本身，最初是在勞動在形式上隸屬於資本的基礎上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勞動對資本的這種形式上的隸屬，又讓位於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隸屬。［557］

    對於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說，只要勞動在形式上隸屬於資本就夠了，例如，只要從前為自己勞動或者作為行會師傅的幫工的手工業者變成受資本家直接支配的雇傭工人就夠了；另一方面卻可以看到，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也是生產絕對剩余價值的方法。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正是表現為大工業的特有的產物。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個生產部門，它就不再是單純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那就更是如此。這時它成了生產過程的普遍的、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形式。現在它作為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兩種情況下還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隸屬於資本的那些產業為它所占領，也就是說，它擴大作用範圍；第二，已經受它支配的產業由於生產方法的改變不斷發生革命。

    從一定觀點看來，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之間的區別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對剩余價值是絕對的，因為它以工作日的絕對延長超過工人本身生存必要的勞動時間以上為前提。絕對剩余價值是相對的，因為它以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能夠把必要勞動時間◎第217頁◎限制為工作日的一個部分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價值的運動，這種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確立並成為普遍的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只要涉及剩余價值率的提高，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之間的差別就可以感覺到了。假定勞動力按其價值支付，那麽，我們就會面臨這樣的抉擇：如果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的正常強度已定，剩余價值率就只有通過工作日的絕對延長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價值率就只有通過工作日兩個組成部分即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相對量的變化才能提高，而這種變化在工資不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情況下，又以勞動生產率或勞動強度的變化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時間來生產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那麽他就沒有時間來無償地為第三者勞動。沒有一定程度的勞動生產率，工人就沒有這種可供支配的時間，而沒有這種剩余時間，就不可能有剩余勞動，從而不可能有資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隸主，不可能有封建貴族，一句話，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階級。

    因此，可以說剩余價值有一個自然基礎，但這只是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別人，例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作食物。決不應該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神秘的觀念同這種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只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一個人的剩余勞動成為另一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系才會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並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第218頁◎會上依靠別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並且，資本關系就是在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已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撇開社會生產的形態的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域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558-560］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余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決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注： “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是套用18 世紀末德國詩人弗·列·施托爾貝格《致自然》一詩中的話。——219。）。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561］◎第219頁◎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余勞動從而只提供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可能性，而決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余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562］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並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563］◎第220頁◎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節選）（之四）

    第六篇工　　資

    第十七章 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轉化為工資

    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資表現為勞動的價格，表現為對一定量勞動支付的一定量貨幣。在這里，人們說勞動的價值，並把它的貨幣表現叫做勞動的必要價格或自然價格。另一方面，人們說勞動的市場價格，也就是圍繞著勞動的必要價格上下波動的價格。但什麽是商品的價值呢？這就是耗費在商品生產上的社會勞動的物化形式。我們又用什麽來計量商品的價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勞動量來計量。那末，比如說，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價值是由什麽決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時工作日中包含的１２個勞動小時決定的；這是無謂的同義反覆。（２１）

    勞動要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賣，無論如何必須在出賣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勞動獨立存在，他出賣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勞動。（２２）撇開這些矛盾不說，貨幣即物化勞動同活勞動的直接交換，也會或者消滅那個正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才自由展開的價值規律，或者消滅那種正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本身。舉例來說，假定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表現為６先令的貨幣價值。或者是等價物相交換，這樣，工人以１２小時勞動獲得６先令。他的勞動的價格就要等於他的產品的價格。在這種情形下，他沒有為他的勞動的購買者生產剩余價值，這６先令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就會消失，然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工人才出賣他的勞動，而他的勞動也才成為雇傭勞動。或者工人在１２小時勞動中獲得的少於６先令，就是說，少於１２小時勞動。１２小時勞動同１０小時勞動、６小時勞動等等相交換。不等量的這種相等，不僅消滅了價值規定。這種自我消滅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當作規律來闡明或表述。（２３）從勞動分為物化勞動和活勞動這一形式上的區別而引出較多量勞動同較少量勞動相交換，這是徒勞無益的。（２４）既然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實際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決定，而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活勞動的量來決定，所以這種做法就更加荒謬了。假定一個商品代表６個勞動小時。如果一些發明使這個商品用３小時就可以生產出來，那末，連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也會降低一半。現在，這個商品所代表的只是３小時社會必要勞動，而不是原先６小時社會必要勞動了。可見，決定商品的價值量的，是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而不是勞動的物化形式。

    實際上，在商品市場上同貨幣所有者直接對立的不是勞動，而是工人。工人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沒有價值。（２５）在"勞動的價值"這個用語中，價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轉化為它的反面。這是一個虛幻的用語，就象說土地的價值一樣。但是這類虛幻的用語是從生產關系本身中產生的。它們是本質關系的表現形式的範疇。事物在其現象上往往顛倒地表現出來，這是幾乎所有的科學都承認的，只有政治經濟學例外。（２６）古典政治經濟學毫無批判地從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勞動的價格"這個範疇，然後提出問題：這一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它馬上認識到，供求關系的變化，對於勞動的價格也象對於一切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無非是說明價格的變化，也就是說明市場價格圍繞著一定的量上下波動。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條件不變，價格的波動就會停止。這時，供求也不再說明任何東西了。在供求相抵時，勞動的價格就是它的不依賴供求關系來決定的價格，即它的自然價格，而這個價格才真正是應當分析的對象。或者我們拿市場價格在一個較長時期（比如說一年）內的波動來看，就會發現，這種上下的波動會互相抵銷，而得出一個中等的平均量，一個不變量。這個平均量和圍繞著這個平均量發生的互相抵銷的偏離，自然是由不同的東西決定的。這個支配著和調節著勞動的偶然市場價格的價格，即勞動的"必要價格"（重農學派）或"自然價格"（亞當·斯密），也象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只能是用貨幣來表現的勞動的價值。政治經濟學以為用這種辦法，就可以通過勞動的偶然價格進到勞動的價值。然後認為，這一價值也和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費用來決定的。但是工人的生產費用，即用來生產或再生產工人本身的費用又是什麽呢？這個問題在政治經濟學上是不自覺地代替了原來的問題，因為政治經濟學在談到勞動本身的生產費用時，只是兜圈子，沒有前進一步。可見，政治經濟學稱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存在於工人身體內，它不同於它的職能即勞動，正如機器不同於機器的功能一樣。人們研究了勞動的市場價格同它的所謂價值之間的區別，研究了這種價值同利潤率、同勞動所生產的商品價值的關系等等，但從來沒有發現，分析的進程不僅已從勞動的市場價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價值，而且又把這個勞動價值本身化為勞動力的價值。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這個結果，毫無批判地采用"勞動的價值"，"勞動的自然價格"等等範疇，把它們當作所考察的價值關系的最後的、適當的用語，結果就象我們在下面將要看到的那樣，陷入了無法解決的混亂和矛盾中，同時替庸俗經濟學的在原則上只忠於假象的淺薄理論提供了牢固的活動基礎。

    現在，我們首先來考察一下，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是怎樣表現為它的轉化形式，即表現為工資的。

    我們知道，勞動力的日價值是根據工人的一定的壽命來計算的，而同工人的一定的壽命相適應的是一定長度的工作日。假定，一個普通工作日是１２小時，勞動力的日價值是３先令，而這３先令是體現了６個勞動小時的價值的貨幣表現。如果工人獲得了３先令，他就獲得了他的在１２小時內執行職能的勞動力的價值。現在如果勞法力的這個日價值當作日勞動的價值來表現，那就會得出這樣一個公式：１２小時的勞動有３先令價值。這樣一來，勞動力的價值就決定勞動的價值，或者用貨幣來表現，就決定勞動的必要價格。如果勞動力的價格同它的價值相偏離，那末勞動的價格也就會同它的所謂價值相偏離。

    既然勞動的價值只是勞動力的價值的不合理的用語，那末不言而喻，勞動的價值必定總是小於勞動的價值產品，因為資本家總是使勞動力執行職能的時間超過再生產勞動力本身的價值所需要的時間。在上述例子中，在１２小時內執行職能的勞動力的價值是３先令，為了再生產這一價值，勞動力需要執行職能６小時。可是勞動力的價值產品是６先令，因為勞動力實際上執行職能１２小時，而勞動力的價值產品不是由勞動力本身的價值來決定的，而是由勞動力執行職能的時間長短來決定的。這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一看就是荒謬的結果：創造６先令價值的勞動有３先令價值。（２７）其次，我們看到，體現工作日的有酬部分即６小時勞動的３先令價值，表現為包含６小時無酬勞動在內的整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價值或價格。於是，工資的形式消滅了工作日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分為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一切痕跡。全部勞動都表現為有酬勞動。在徭役勞動下，服徭役者為自己的勞動和為地主的強制勞動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是明顯地分開的。在奴隸勞動下，連奴隸只是用來補償他本身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的工作日部分，即他實際上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現為好象是為主人的勞動。他的全部勞動都表現為無酬勞動。（２８）相反地，在雇傭勞動下，甚至剩余勞動或無酬勞動也表現為有酬勞動。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系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系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

    因此可以懂得，為什麽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轉化為工資形式，即轉化為勞動本身的價值和價格，會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種表現形式掩蓋了現實關系，正好顯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資本家的一切法權觀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神秘性，這一生產方式所產生的一切自由幻覺，庸俗經濟學的一切辯護遁詞，都是以這個表現形式為依據的。

    如果說世界歷史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揭開了工資的秘密，那末相反地，要了解這種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卻是再容易不過的了。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在人們的感覺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買賣一樣。買者付出一定量的貨幣，賣者付出與貨幣不同的物品。在這里，法權意識至多只認識物質的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法權上對等的公式中："我給，為了你給；我給，為了你做；我做，為了你給；我做，為了你做"。

    其次，因為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本身是不可通約的量，所以"勞動的價值"、"勞動的價格"這種用語，似乎並不比"棉花的價值"、"棉花的價格"這種用語更不合理。況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的勞動以後被支付報酬的。而貨幣充當支付手段，是在事後才實現所提供的物品的價值或價格的，在這里就是實現所提供的勞動的價值或價格。最後，工人提供給資本家的"使用價值"，實際上不是他的勞動力，而是勞動力的職能，即一定的有用勞動，裁縫勞動，鞋匠勞動，紡紗勞動等等。至於這種勞動另一方面又是形成價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種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區別的屬性，這一點卻是普通意識所不能領會的。

    讓我們站在工人的立場上來看，他以１２小時勞動獲得６小時勞動的價值產品，比如說３先令，對他說來，他的１２小時勞動實際上是３先令的購買手段。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可以隨著他的日常生活資料的價值的變化而變化，從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或降低到２先令。或者他的勞動力的價值不變，它的價格可以因供求關系的變化，從３先令提高到４先令或降低到２先令。但是不管怎樣，他付出的始終是１２個勞動小時。因此，在他看來，他所獲得的等價物的量的任何變化，都必然表現為他的１２個勞動小時的價值或價格的變化。由於這種情況，把工作日看作不變量的亞·斯密（２９）就反過來得出一個錯誤的論斷：勞動的價值是不變的，雖然生活資料的價值會變化，因而對工人來說，同一個工作日會表現為較多或較少的貨幣。

    另一方面我們拿資本家來說。他無疑希望用盡量少的貨幣換取盡量多的勞動。因此，他實際上所關心的只是勞動力的價格和勞動力執行職能時所創造的價值之間的差額。但是，他力圖盡可能便宜地購買一切商品，並且總是把低於價值購買和高於價值出售這一純粹欺詐行為說成是他的利潤的來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勞動的價值這種東西確實存在，而且他確實支付了這一價值，那末資本就不會存在，他的貨幣也就不會轉化為資本。

    此外，工資的實際運動顯示出一些現象，似乎證明被支付的不是勞動力的價值，而是它的職能即勞動本身的價值。這些現象可以歸納為兩大類：第一，工資隨著工作日長度的變化而變化。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同樣可以說，因為租用機器一周的費用比租用一天要貴，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機器的價值，而是機器功能的價值。第二，執行同一職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資間存在著個人的差別。這種個人的差別在奴隸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里勞動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飾地出賣的，這種差別沒有引起任何幻覺。區別只是在於：勞動力因超過平均水平而獲得的利益或因低於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損失，在奴隸制度下落到奴隸主身上，而在雇傭勞動制度下則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為在後一種場合，勞動力是由工人自己出賣的，而在前一種場合，是由第三者出賣的。

    總之，"勞動的價值和價格"或"工資"這個表現形式不同於它所表現的本質關系，即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我們關於一切表現形式和隱藏在它們背後的基礎所說的話，在這里也是適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發地作為流行的思維形式再生產出來的，而後者只有通過科學才能揭示出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幾乎接觸到事物的真實狀況，但是沒有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只要古典政治經濟學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第二十章工資的國民差異

    在第十五章，我們考察了可以引起勞動力價值的絕對量或相對量（即同剩余價值相比較的量）發生變化的種種組合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勞動力價格借以實現的生活資料量，又可以發生與這一價格的變動無關（６４）或不同的運動。我們已經說過，只要把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換成外在的工資形式，那里的一切規律就會轉化為工資運動的規律。在這一運動中表現為各種變動著的組合的情況，對於不同的國家說來，會表現為國民工資的同時存在的差異。因此，在比較國民工資時，必須考慮到決定勞動力的價值量的變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範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勞動的外延量和內含量。即使作最膚淺的比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國家同一行業的平均日工資化為長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對日工資作了這樣換算以後，還必須把計時工資換算為計件工資，因為只有計件工資才是計算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內含量的尺度。

    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中等的勞動強度，在這個強度以下的勞動，在生產一種商品時所耗費的時間要多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質量的勞動。在一個國家內，只有超過國民平均水平的強度，才會改變單純以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價值尺度。在以各個國家作為組成部分的世界市場上，情形就不同了。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強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於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而這又表現為更多的貨幣。

    但是，價值規律在國際上的應用，還會由於下述情況而發生更大的變化：只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越超過國際水平。（６４ａ）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價值，從而表現為不同的價格，即表現為按各自的國際價值而不同的貨幣額。所以，貨幣的相對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發達的國家里，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太發達的國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名義工資，即表現為貨幣的勞動力的等價物，在前一種國家會比在後一種國家高；但這決不是說，實際工資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資料也是這樣。但是即使撇開不同國家貨幣價值的這種相對的差異，也常常可以發現，日工資、周工資等等在前一種國家比在後一種國家高，而相對的勞動價格，即同剩余價值和產品價值相比較的勞動價格，在後一種國家卻比在前一種國家高。（６５）

    １８３３年工廠委員會委員約·伍·考威爾，曾對紡紗業作了仔細調查，並得出如下結論：

    "英國的工資雖然對於工人說來可能比大陸高，但是對於工廠主說來，實際上比大陸低。"（尤爾《工廠哲學》第３１４頁）英國工廠視察員亞歷山大·雷德格雷夫在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的工廠報告中，根據同大陸各國比較的統計材料指出，大陸的勞動，盡管工資較低，勞動時間也長得多，但是同產品相比較，還是比英國貴。奧登堡一家棉紡織廠的一位英國經理說，那里的勞動時間是從早晨５點半到晚上８點，星期六也不例外，而當地工人即使在英國監工的監視下在這個時間內提供的產品，也比英國工人在１０小時內提供的產品少，要是在德國監工的監視下，那還要少得多。工資比英國的低得多，在許多場合低５０％，但是同機器相比的工人數卻要比英國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門達５∶３。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了有關俄國棉紡織廠的非常詳盡的材料。這些材料是一位不久前還在俄國工廠任職的英國經理提供給他的。在這塊充滿種種醜事的俄國土地上，英國工廠幼年時期的那些陳舊的駭人聽聞的現象還非常盛行。管理人當然都是英國人，因為當地的俄國資本家不會管理工廠。盡管工人從事過度勞動，夜以繼日地幹活，而報酬卻微乎其微，但是俄國的工業品仍然只有在禁止外國貨的情況下才能勉強站住腳。最後，我還要舉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張關於歐洲各國每個工廠和每個紡紗工人的平均紗錠數的比較表。雷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這些數字是他幾年以前收集的，從那時以來，英國工廠的規模和每個工人的紗錠數都擴大了。但是他假定，所列舉的大陸國家也有了同樣程度的進步，因此這些數字材料仍然有比較的價值。每個工廠的平均紗錠數

    英格蘭１２６００…………………………………………………

    瑞　士８０００…………………………………………………

    奧地利７０００…………………………………………………

    薩克森４５００…………………………………………………

    比利時４０００…………………………………………………

    法　國１５００…………………………………………………

    普魯士１５００…………………………………………………

    每個工人的平均紗錠數

    法　國１４……………………………………………………

    俄　國２８……………………………………………………

    普魯士３７……………………………………………………

    巴伐利亞４６…………………………………………………

    奧地利４９……………………………………………………

    比利時５０……………………………………………………

    薩克森５０……………………………………………………

    德意志各小邦５５……………………………………………

    瑞　士５５……………………………………………………

    大不列顛７４…………………………………………

    雷德格雷夫先生說：

    "這一比較對大不列顛是不利的，除了別的原因以外，特別是因為：在大不列顛，有許多工廠是兼營機器織布業和紡紗業的，而在計算時，連一個織工也沒有除去。相反地，外國工廠大多只經營紡紗業。如果能夠拿同樣的情況進行精確比較，我就可以從我的管區中舉出許多棉紡廠，在這些工廠里，只要一個男工和兩個女助手就能看管幾台共有２２００個紗錠的走錠精紡機，每天生產出重２２０磅、長４００哩的棉紗。"（散見《工廠視察員報告。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１-３７頁）

    我們知道，英國的一些公司在東歐和亞洲承包過鐵路建築工程，它們除了使用當地工人外，還使用了一定數量的英國工人。它們迫於實際的需要，就不得不考慮勞動強度的國民差異，但是這並沒有使它們受到任何損失。它們根據經驗知道，即使工資水平多少同中等勞動強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勞動的相對價格（同產品相比較的價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變動的。

    亨·凱里在他的最早的經濟學著作之一《論工資率》（６６）中企圖證明，不同的國民工資同各國工作日的生產率水平成正比，以便從這種國際的對比中得出結論說，工資總是隨著勞動生產率而升降。即使凱里沒有象往常那樣把毫無批判地、表面地拼湊起來的統計材料雜亂無章地羅列在一起，而是論證了自己的前提，我們關於剩余價值生產的全部分析還是證明，他的這個推論是荒謬的。最妙的是，他並不認為，事物實際上是同理論上所說的一樣。正是國家的幹涉歪曲了這種自然的經濟關系。因此，在計算國民工資時，似乎必須把工資中以稅收的形式歸國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歸工人自身所有的。凱里先生難道不應當進一步想一想：這種"國家費用"不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果實"嗎？這樣的推論對這樣的人說來是十分相稱的：他起初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說成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並且說這些規律的自由的、和諧的作用只是由於國家幹涉才遭到破壞，可是後來他發現，英國對世界市場的惡魔般的影響（似乎這種影響不是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中產生的），使國家幹涉即通過國家來保護那些"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成為必要，換句話說，就是使實行保護關稅制度成為必要。其次他發現，李嘉圖等人用來表述現存社會的對立和矛盾的定理，並不是現實經濟運動的觀念的產物，相反地，英國和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現實對立倒是李嘉圖等人的理論的結果！最後，他發現，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優美與和諧的，歸根到底是貿易。再前進一步，他也許會發現，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禍害就是資本本身。只有一個如此驚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裝博學的人（盡管他相信保護關稅的異端邪說），才配成為一位名叫巴師夏的人和現代自由貿易派其他一切樂觀主義者的和諧智慧的秘密源泉。

    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

    一個貨幣額轉化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是要執行資本職能的價值量所完成的第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市場上，在流通領域內進行的。運動的第二階段，生產過程，在生產資料轉化為商品時就告結束，這些商品的價值大於其組成部分的價值，也就是包含原預付資本加上剩余價值。接著，這些商品必須再投入流通領域。必須出售這些商品，把它們的價值實現在貨幣上，把這些貨幣又重新轉化為資本，這樣周而覆始地不斷進行。這種不斷地通過同一些連續階段的循環，就形成資本流通。

    積累的第一個條件，是資本家能夠賣掉自己的商品，並把由此得到的絕大部分貨幣再轉化為資本。下面假定資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過程的。對這一過程的詳細分析要在第二卷里進行。

    生產剩余價值即直接從工人身上榨取無酬勞動並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資本家，是剩余價值的第一個占有者，但決不是剩余價值的最後所有者。以後他還必須同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執行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價值。因此，剩余價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歸不同類的人所有，並具有不同的、互相獨立的形式，如利潤、利息、商業利潤、地租等等。剩余價值的這些轉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來研究。

    因此，我們在這里一方面假定，生產商品的資本家按照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而不去進一步研究資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場：既不研究資本在流通領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產的具體條件。另一方面，我們把資本主義的生產者當作全部剩余價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當作所有參加分贓的人的代表。總之，我們首先抽象地來考察積累，也就是把積累只看作直接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

    此外，只要積累在進行，資本家就是在出售所生產的商品，並把出售商品所取得的貨幣再轉化為資本。其次，剩余價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絲毫也不會改變它的性質以及使它成為積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條件。不管資本主義生產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給別人的剩余價值的比例如何，他總是最先占有剩余價值。因此，我們在說明積累時假定的情況，也就是積累進行中實際發生的情況。另一方面，剩余價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運動模糊了積累過程的簡單的基本形式。因此，對積累過程的純粹的分析，就要求我們暫時拋開掩蓋它的機構的內部作用的一切現象。　第二十一章

    簡單再生產

    不管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怎樣，它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必須周而覆始地經過同樣一些階段。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

    生產的條件同時也就是再生產的條件。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不是不斷地把它的一部分產品再轉化為生產資料或新生產的要素，就不能不斷地生產，即再生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費的生產資料，即勞動資料、原料和輔助材料，只有在實物形式上為數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換，社會才能在原有的規模上再生產或保持自己的財富，這些新物品要從年產品總量中分離出來，重新並入生產過程。因此，一定量的年產品是屬於生產的。這部分本來供生產消費之用的產品，就采取的實物形式來說，大多數不適於個人消費。

    生產具有資本主義的形式，再生產也就具有同樣的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過程只表現為價值增殖過程的手段，同樣，再生產也只表現為把預付價值作為資本即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來再生產的手段。某個人之所以扮演資本家的經濟角色，只是由於他的貨幣不斷地執行資本的職能。比如說，如果１００鎊預付貨幣額在今年轉化為資本，生產了２０鎊剩余價值，那末，在明年及以後各年它必須重覆同樣的活動。剩余價值作為資本價值的周期增加額或處在過程中的資本的周期果實，取得了來源於資本的收入的形式。（１）如果這種收入只是充當資本家的消費基金，或者說，它周期地獲得，也周期地消費掉，那末，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就是簡單再生產。雖然簡單再生產只是生產過程在原來規模上的重覆，但是這種重覆或連續性，賦予這個過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說，消除它僅僅作為孤立過程所具有的虛假特征。

    生產過程是以購買一定時間的勞動力作為開端的，每當勞動的售賣期限屆滿，從而一定的生產品間（如一個星期，一個月等等）已經過去，這種開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勞動力發揮了作用，把它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實現在商品上以後，才得到報酬。因此，工人既生產了我們暫時只看作資本家的消費基金的剩余價值，也生產了付給他自己報酬的基金即可變資本，而後者是在它以工資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產的，只有當他不斷地再生產這種基金的時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產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經濟學家的公式Ⅱ，這個公式把工資表現為產品本身的一部分。（２）這就是工人自己不斷再生產的產品中不斷以工資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當然，資本家用貨幣把這個商品價值支付給工人。但這些貨幣不過是勞動產品的轉化形式。當工人把一部分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的時候，他以前的一部分產品就再轉化為貨幣。工人今天的勞動或下半年的勞動是用他上星期的勞動或上半年的勞動來支付的。只要我們不是考察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考察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貨幣形式所造成的錯覺就會立即消失。資本家階級不斷地以貨幣形式發給工人階級憑據，讓他們用來領取由工人階級生產而為資本家階級所占有的產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斷地把這些憑據還給資本家階級，以便從資本家階級那里取得他自己的產品中屬於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產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貨幣形式掩飾了這種交易。

    因此，可變資本不過是勞動者為維持和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基金或勞動基金的一種特殊的歷史的表現形式；這種基金在一切社會生產制度下都始終必須由勞動者本身來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基金所以不斷以工人勞動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為工人自己的產品不斷以資本的形式離開工人。但是勞動基金的這種表現形式絲毫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資本家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勞動預付給工人。（３）以徭役農民為例。比如說，他每周３天用自己的生產資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勞動，其余３天在主人的田莊服徭役。他不斷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基金，而這一勞動基金對他來說，從來也沒有采取第三者為換取他的勞動而預付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無酬的強制的勞動也從來沒有采取自願的和有酬的勞動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農民的耕地、耕畜、種子，一句話，把他的生產資料都攫為己有，那末，徭役農民從此以後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地主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他現在也和過去一樣，每周勞動６天，３天為自己，３天為現在變為雇主的過去的地主。他現在也和過去一樣，要把這些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資料來消費，把它們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現在也和過去一樣，一定部分的產品仍要進入再生產。但是，既然徭役勞動采取了雇傭勞動的形式，徭役農民和過去一樣所生產和再生產的勞動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預付給徭役農民的資本的形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於頭腦狹隘不能區別表現形式和它所表現的東西，他們無視這樣一個事實：甚至今天，勞動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現為資本的形式。（４）

    誠然，只有從生產過程的不斷更新來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可變資本才會失去從資本家私人基金中預付的價值的性質。（４ａ）但是，這一過程總要從某地某時開始。因此，從我們上面所持的觀點來看，下面的情況是可能的：資本家曾經一度依靠某種與別人的無酬勞動無關的原始積累而成為貨幣所有者，因而能夠作為勞動力的購買者進入市場。然而，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或者說簡單再生產，還會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影響資本的可變部分，而且影響整個資本。

    如果１０００鎊資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創造剩余價值２００鎊，而這些剩余價值每年又都被消費掉，那就很清楚，同一過程重覆五年以後，所消費的剩余價值量＝５×２００，也就是等於原預付資本價值１０００鎊。如果年剩余價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費掉，例如只消費掉一半，那末，在生產過程重覆十年以後，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總之，預付資本價值除以每年所消費的剩余價值，就可以求出，經過若幹年或者說經過若幹個再生產品間，原預付資本就會被資本家消費掉，因而消失了。資本家認為，他所消費的是別人無酬勞動的產品即剩余價值，而保存了原資本價值，但這種看法絕對不能改變事實。經過若幹年以後，資本家占有的資本價值就等於他在這若幹年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剩余價值額，而他所消費的價值額就等於原有資本價值。誠然，他手中握有一筆數量沒有改變的資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廠房、機平等等，在他開始經營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但是，這里問題在於資本的價值，而不在於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於自己全部財產的價值的債務而把全部財產耗盡，那末他的全部財產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債務。同樣，如果資本家把自己預付資本的等價物消費掉，那末這些資本的價值不過只代表他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的總額。他的原有資本的任何一個價值原子都不覆存在了。

    因此，撇開一切積累不說，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或者說簡單再生產，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後，必然會使任何資本都轉化為積累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剩余價值。即使資本在進入生產過程的時候是資本使用者本人掙得的財產，它遲早也要成為不付等價物而被占有的價值，成為別人無酬勞動的貨幣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我們在第四章已經看到，要使貨幣轉化為資本，只有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存在還是不夠的。為此首先必須有下列雙方作為買者和賣者相對立：一方是價值或貨幣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創造價值的實體的所有者；一方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勞動力以外什麽也沒有的所有者。所以，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的分離，客觀勞動條件和主觀勞動力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事實上的基礎或起點。

    但是，起初僅僅是起點的東西，後來通過過程的單純連續，即通過簡單再生產，就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結果而不斷重新生產出來，並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產過程不斷地把物質財富轉化為資本，轉化為資本家的價值增殖手段和消費。另一方面，工人不斷地象進入生產過程時那樣又走出這個過程--是財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剝奪了為自己實現這種財富的一切手段。因為在他進入過程以前，他自己的勞動就同他相異化而為資本家所占有，並入資本中了，所以在過程中這種勞動不斷物化在別人產品中。因為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所以工人的產品不僅不斷地轉化為商品，而且也轉化為資本，轉化為吸收創造價值的力的價值，轉化為購買人身的生活資料，轉化為使用生產者的生產資料。（５）可見，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作資本，當作同他相異化的、統治他和剝削他的權力來生產，而資本家同樣不斷地把勞動力當作主觀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實現的資料相分離的、抽象的、只存在於工人身體中的財富源泉來生產，一句話，就是把工人當作雇傭工人來生產。（６）工人的這種不斷再生產或永久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工人的消費有兩種。在生產本身中他通過自己的勞動消費生產資料，並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價值高於預付資本價值的產品。這就是他的生產消費。同時這也是購買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家對他的勞動力的消費。另一方面，工人把購買他的勞動力而支付給他的貨幣用於生活資料：這是他的個人消費。可見，工人的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種情況下，工人起資本動力的作用，屬於資本家；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屬於自己，在生產過程以外執行生活職能。前者的結果是資本家的生存，後者的結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時，有些場合已經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個人消費變成生產過程的純粹附帶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他給自己添加生活資料，是為了維持自己勞動力的運轉，正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機輪上油一樣。在這里，他的消費資料只是一種生產資料的消費資料，他的個人消費是直接生產的消費。但是，這表現為一種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無關的無謂消耗。（７）只要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不是孤立的商品生產過程，而是在社會範圍內不斷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那情況就不同了。當資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資本變成勞動力時，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總資本。他一舉兩得。他不僅從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東西中，而且從他給工人的東西中獲取利益。用來交換勞動力的資本轉化為生活資料，這種生活資料的消費是為了再生產現有工人的肌肉、神經、骨骼、腦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在絕對必需的限度內，只是把資本用來交換勞動力的生活資料再轉化為可供資本重新剝削的勞動力。這種消費是資本家最不可少的生產資料即工人本身的生產和再生產。可見，工人的個人消費，不論在工場、工廠等以內或以外，在勞動過程以內或以外進行，都是資本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正象擦洗機器，不論在勞動過程中或勞動過程的一定間歇進行，總是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一樣。雖然工人實現自己的個人消費是為自己而不是為資本家，但事情並不因此有任何變化。役畜的消費並不因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為生產過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資本家可以放心地讓工人維持自己和繁殖後代的本能去實現這個條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個人消費盡量限制在必要的範圍之內，這種做法同南美洲那種強迫工人吃營養較多的食物，不吃營養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為，真有天壤之別。（８）

    因此，資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只有使工人階級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為了使資本能消費勞動力所實際必要的那部分工人個人消費，才是生產消費。除此以外，工人為了自己享受而消費的一切都是非生產消費。（９）假使資本積累引起工資的提高，從而使工人的消費資料增加，但資本並沒有消費更多的勞動力，那末追加資本就會非生產地消費掉。（１０）實際上，工人的個人消費對他自己來說是非生產的，因為這種消費僅僅是再生產貧困的個人；而對資本家和國家來說是生產的，因為它生產了創造別人財富的力量。（１１）

    因此，從社會角度來看，工人階級，即使在直接勞動過程以外，也同死的勞動工具一樣是資本的附屬物。甚至工人的個人消費，在一定限度內，也不過是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不過，這個過程關心的是，在它不斷使工人的勞動產品從工人這一極移到資本那一極時，不讓這種有自我意識的生產工具跑掉。工人的個人消費一方面保證他們維持自己和再生產自己，另一方面通過生活資料的耗費來保證他們不斷重新出現在勞動市場上。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這種獨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經常更換以及契約的法律虛構來保持的。

    從前，資本在它認為必要的時候，就通過強制的法律來實現對自由工人的所有權。例如在１８１５年以前，英國曾以嚴厲的刑罰來禁止機器工人向國外遷移。

    工人階級的再生產，同時也包括技能的世代傳授和積累。（１２）資本家竭力把這種熟練的工人階級的存在算作屬於自己的生產條件，並且實際上把這種熟練的工人階級看作自己的可變資本的實際存在，每當危機使這種工人階級有喪失的危險時，這一點就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大家知道，美國的南北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紡織業工人拋向街頭。於是從工人階級自身以及其他社會階層中發出呼聲，要求通過國家援助或國民的自願捐款把"多余的人"遷往英國的殖民地或美國。當時《泰晤士報》（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發表了曼徹斯特前任商會會長艾德蒙·波特爾的一封信。這封信在下院被恰當地稱為"工廠主宣言"。（１３）我們在這里舉出幾處有代表性的地方，這些地方毫無掩飾地表明了資本對勞動力的所有權。

    "可能有人對棉紡織業工人說，他們的勞動供給太多了……也許應當減少三分之一，這樣才能保障對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會輿論堅決要求移民……雇主〈即棉紡織廠主〉不願意看到他的勞動供給轉移出去；他會想，這樣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確……如果靠公共基金實行移民，他就有權提出意見，也許有權提出抗議。"

    這個波特爾接著談到，棉紡織業是如何有用，如何"無疑地吸收了愛爾蘭和英國農業區的多余人口"，它的規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１８６０年占英國輸出總額的５/１３，它如何經過幾年後，會由於市場特別是印度市場的擴大，並由於"按每磅６便士輸入足夠數量的棉花"而再行擴展。他繼續說：

    "時間（一年兩年或許是三年）會生產出必要的數量……於是我要提出一個問題：這種工業值得維持嗎？這種機器〈指活的勞動機器〉值得費力去維護嗎？想拋棄這種機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嗎？我認為是這樣。我承認，工人不是財產，不是郎卡郡和雇主們的財產，然而他們是二者的力量；他們是有智慧的和受過訓練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內就能替換的；相反地，其他機器即工人進行操作的機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１２個月內加以替換和改良而獲得利益。（１４）如果鼓勵或允許〈！〉勞動力遷往國外，那資本家怎麽辦呢？"這種發自內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宮廷侍衛長卡爾勃。

    "……拋掉工人的精華，固定資本就會大大貶值，流動資本就會經不起同劣等勞動供應不足的鬥爭……有人對我們說，工人自己希望遷往國外。工人要這樣做，那是很自然的……拋掉棉紡織業的勞動力，把支付給他們的工資比如降低１/３，或５百萬，使棉紡織業生產縮減，這樣一來，工人上面的一個階級即小店主怎麽辦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麽辦呢？……小租地農場主、比較優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麽辦呢？輸出國家最優秀的工廠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產效率最高的資本和財富的價值，以使這個國家貧弱，請問，對國內一切階級說來，還有什麽計劃會比這種計劃更具有自殺性呢？""我建議兩三年內分批發行５-６百萬公債；這筆錢由棉紡織工業區濟貧所所屬的特別委員掌管，依照特別法律的規定來使用，並實行一定的強制勞動來保持受救濟者的道德標準……放棄自己最優秀的工人，並且由於實行大規模的造成國內空虛的移民，以及把全區的資本和價值弄得一幹二凈，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敗壞，意志消沈，對土地所有者或雇主來說，還有什麽比這更壞的事情嗎？"

    波特爾這位棉紡織廠主選中的喉舌，把"機器"分為兩類，這兩類都屬於資本家。一類在資本家的工廠里，另一類在夜間和星期日住在廠外的小屋中。一類是死機器，另一類是活機器。死機器不僅逐日損壞和貶值，而且由於技術不斷進步，它的現有數量中的大部分也變得陳舊了，以致在幾個月之內可以用新機起來替換而獲得利益。活機器則相反，它延續的時間越久，歷代的技能積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報》在回答這位大廠主時寫道：

    "艾·波特爾先生深深感到棉紡織企業主的異乎尋常的絕對的重要性，以致為了維持這個階級並且使他們的行業永世長存，他準備把５０萬工人強行關進龐大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波特爾先生問道，這種工業值得維持嗎？我們回答說，當然值得，應當用一切正直的手段來維持。波特爾先生又問，這種機器值得費力去維護嗎？這里我們就猶豫了。波特爾先生指的機器是人這種機器，因為他斷言他並不打算把這種機器當作絕對的財產。我們必須承認，維護人這種機器，也就是把他們關起來並且給他們上油，直到需要他們的時候為止，我們認為這是'不值得費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這種機器有一種特性：盡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會生銹。此外，正如我們已經看見的，人這種機器能自己放出蒸汽，發生爆炸，在我們的大城市里瘋狂地胡鬧。正如波特爾先生所說，再生產工人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是只要我們手里有機械師和貨幣，我們總是能夠找到克勤克儉、吃苦耐勞的人，從這些人中間可以造就出超過我們任何時候所能需要的工廠工長……波特爾先生談到過２３６一年、兩年或三年工業又會活躍起來，要求我們不鼓勵或不允許勞動力遷往國外！他說工人希望遷移國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認為，國家必須不顧他們的要求，把這５０萬工人和他們的７０萬家屬關閉在棉紡織工業區里，並且--這是必然會得出的--國家必須用暴力壓制他們的不滿，用救濟維持他們的生存；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考慮到有朝一日棉紡織企業主可能再需要他們……現在已經是這個島國強大的輿論行動起來，從那些想把勞動力同煤、鐵、棉花一樣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這種勞動力'的時候了。"（１５）《泰晤士報》的文章只不過是一種益智遊戲。"強大的輿論"實際上同波特爾先生的意見一樣，認為工廠工人是工廠的活動的附屬物。工人被制止遷往國外。（１６）他們被關進棉紡織工業區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他們仍然是"郎卡郡棉紡織企業主的力量"。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本身的進行中，再生產出勞動力和勞動條件的分離。這樣，它就再生產出剝削工人的條件，並使之永久化。它不斷迫使工人為了生活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不斷使資本家能夠為了發財致富而購買勞動力。（１７）現在資本家和工人作為買者和賣者在商品市場上相對立，已經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過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斷地當作自己勞動力的賣者投回商品市場，同時又把工人自己的產品不斷地變成資本家的購買手段。實際上，工人在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家以前就已經屬於資本了。工人經濟上的隸屬地位（１８），是由他的賣身行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換和勞動的市場價格的變動造成的，同時又被這些事實所掩蓋（１９）。可見，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聯系起來考察，或作為再生產過程來考察，它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２０）

    第二十二章

    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

    １．規模擴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

    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轉變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

    我們以前考察了剩余價值怎樣從資本產生，現在我們考察資本怎樣從剩余價值產生。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２１）

    首先，我們從單個資本家的角度來考察這個過程。例如，一個紗廠主預付了１００００鎊的資本，其中４/５用於棉花、機平等等，其余１/５用於工資。假定他每年生產棉紗２４００００磅，價值為１２０００鎊。如果剩余價值率為１００％，剩余價值就包含在４００００磅棉紗的剩余產品或純產品中，它占總產品的１/６，價值２０００鎊。這２０００鎊價值將由出售而實現。２０００鎊的價值額就是２０００鎊的價值額。從這筆貨幣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價值。一個價值是剩余價值這一點，表明這一價值怎樣來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絲毫也不能改變價值或貨幣的本性。

    因此，紗廠主要把他新增加的２０００鎊貨幣變成資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得預付其中的４/５去購買棉花等物，１/５去購買新的紡紗工人，這些紡紗工人會在市場上找到生活資料，而生活資料的價值已由紗廠主預付給他們了。於是，這２０００鎊新資本就在紡紗廠中執行職能，並又帶來４００鎊的剩余價值。

    資本價值最初是以貨幣形式預付的；相反，剩余價值一開始就作為總產品的一定部分的價值而存在。如果總產品賣出去，變成貨幣，那末資本價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價值則改變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從這時候起，資本價值和剩余價值二者都成了貨幣額，並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轉化為資本。資本家把這二者都用來購買商品，以便能夠重新開始制造自己的產品，而這次是在擴大規模上進行的。但是，他要買到這些商品，就必須在市場上找到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紗所以能流通，只是因為他把自己的年產品投入市場，正象其他所有的資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場一樣。但這些商品在進入市場以前，就已經存在於年生產基金中了，也就是說，已經存在於由各個單個資本的總額或社會總資本在一年中轉化成的各種物品的總額中了，而每個資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個相應部分。市場上的過程只是實現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交換，使它們從一個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產的總額，也不能改變產品的本性。可見，全部年產品能有什麽用途，取決於它本身的構成，而絕不取決於流通。

    首先，年生產必須提供一切物品（使用價值）以補償一年中所消費的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扣除這一部分以後，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價值的純產品或剩余產品。但這種剩余產品究竟是由什麽構成的呢？也許是那些供資本家階級滿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們的消費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這樣，剩余價值就會被揮霍盡，這樣就只能進行簡單再生產了。

    要積累，就必須把一部分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現了奇跡，能夠轉化為資本的，只是在勞動過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產資料，以及工人用以維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資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勞動必須用來制造追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它們要超過補償預付資本所需的數量。總之，剩余價值所以能轉化為資本，只是因為剩余產品（它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已經包含了新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２１ａ）

    但要使這些組成部分真正執行資本的職能，資本家階級還需要追加勞動。如果從外延方面或內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對就業工人的剝削，那就必須雇用追加的勞動力。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也已經考慮到了這一點，因為它把工人階級當作靠工資過活的階級再生產出來，讓他們的通常的工資不僅夠用來維持自己，而且還夠用來進行繁殖。資本只要把工人階級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種年齡的追加勞動力同已經包含在年產品中的追加生產資料合並起來，剩余價值向資本的轉化就完成了。具體說來，積累就是資本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簡單再生產的循環改變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說法，變成螺旋形了。（２１ｂ）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談我們所舉的例子。這是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的老故事。１００００鎊原有資本帶來２０００鎊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資本化了；新的２０００鎊資本又帶來４００鎊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又資本化了，於是變成了第二個追加資本，又帶來８０鎊新的剩余價值，依此類推。

    我們在這里撇開資本家自己所消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不說。追加資本是同原有資本合並，還是同它分開而獨立增殖；是由積累它的同一資本家使用，還是轉入別的資本家手中，這些我們暫時也不必過問。只是我們不應當忘記，在新形成的資本旁邊，原有資本仍在繼續再生產自己，並生產剩余價值，而且每一個積累起來的資本就它同自己所創造的追加資本的關系來說，也是這樣。原有資本是由預付１００００鎊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從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過所有者本人的勞動和他的祖先的勞動得到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一致這樣回答我們（２１ｃ），而他們的這種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產的規律的。

    ２０００鎊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產生過程我們是一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余價值。它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並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余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階級每年從工人階級那里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資本家階級用貢品的一部分來購買追加勞動力，甚至以十足的價格來購買，就是說，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那還是征服者的老把戲，用從被征服者那里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如果追加資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產出來的人，那末後者首先必須繼續使原有資本增殖，其次要對自己過去勞動的產品用比它所費勞動更多的勞動買回來。如果我們把這看作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交易，那末，即使用從前雇用的工人的無酬勞動來雇用追加的工人，問題的實質也不會有絲毫改變。資本家也許還把追加資本轉化為機器，而機器又把這種追加資本的生產者拋向街頭，用幾個兒童來代替他們。不管怎樣，工人階級總是用他們這一年的剩余勞動創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勞動的資本。（２２）這就是所謂"資本生資本"。

    第一個追加資本２０００鎊的積累的前提，是資本家所預付的、由於他的"最初勞動"而屬於他的１００００鎊價值額。而第二個追加資本４００鎊的前提，只能是第一個追加資本２０００鎊的預先積累，４００鎊就是這２０００鎊的資本化的剩余價值。現在，對過去無酬勞動的所有權，成為現今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占有活的無酬勞動的唯一條件。資本家已經積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積累。

    既然構成第一個追加資本的剩余價值，是用一部分原資本購買勞動力的結果，而這種購買完全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從法律上看來，這種購買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貨幣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屬於他的價值；既然第二個追加資本等等不過是第一個追加資本的結果，因而是前一種關系的結果；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終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資本家總是購買勞動力，工人總是出賣勞動力，甚至還可以假定這種交易是按勞動力的實際價值進行的；那末很明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表現為最初行為的等價物交換，已經變得僅僅在表面上是交換，因為，第一，用來交換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本身只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別人勞動產品的一部分；第二，這部分資本不僅必須由它的生產者即工人來補償，而且在補償時還要加上新的剩余額。這樣一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僅僅成為屬於流通過程的一種表面現象，成為一種與內容本身無關的並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勞動力的不斷買賣是形式。其內容則是，資本家用他總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別人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一部分，來不斷再換取更大量的別人的活勞動。最初，在我們看來，所有權似乎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至少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假定，因為互相對立的僅僅是權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別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讓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勞動創造的。現在，所有權對於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別人無酬勞動或產品的權利，而對於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２３）

    因此，不論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好象同最初的商品生產規律如何矛盾，但這種占有方式的產生決不是由於這些規律遭到違反，相反地，是由於這些規律得到應用。只要略微回顧一下以資本主義積累為終點的各個依次發生的運動階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這一點。首先我們看到，一個價值額最初轉化為資本是完全按照交換規律進行的。契約的一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方購買勞動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價值，從而把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勞動讓渡給後者。後者就借助於現在也歸他所有的勞動，把已經歸他所有的生產資料轉化為一種新產品，這個產品在法律上也歸他所有。這個產品的價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

    有用勞動不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就不能消費這些生產資料；但勞動力要賣得出去，必須能夠向使用它的工業部門提供有用勞動。新產品的價值還包含了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和剩余價值。這是由於按一定時期（一日，一周等等）出賣的勞動力的價值，低於它在這期間被使用後所創造的價值。但是，工人得到付給他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因而讓渡了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這同任何買賣都一樣。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具有獨特的使用價值，它能提供勞動，從而能創造價值，但這並不觸犯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律。所以，如果說預付在工資上的價值額不僅僅在產品中簡單地再現出來，而且還增加了一個剩余價值，那末，這也並不是由於賣者被欺詐，--他已獲得了自己商品的價值，--而只是由於買者消費了這種商品。交換規律只要求彼此出讓的商品的交換價值相等。這一規律甚至從來就要求商品的使用價值各不相同，並且同它們的消費毫無關系，因為消費只是在買賣結束和完成以後才開始的。

    可見，貨幣最初轉化為資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以及由此產生的所有權的。盡管這樣，這種轉化仍然有以下的結果：

    １．產品屬於資本家，而不屬於工人；

    ２．這一產品的價值除包含預付資本的價值外，還包含剩余價值，後者要工人耗費勞動，而不要資本家耗費任何東西，但它卻成為資本家的合法財產；

    ３．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勞動力，只要找到買者就可以重新出賣。

    簡單再生產僅僅是這種最初的活動的周期反覆。貨幣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轉化為資本。因此，規律並沒有遭到違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斷發生作用的機會。

    "好多次連續發生的交換行為，不過使最後一次成為最初一次的代表。"（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１卷第７０頁）然而，我們已經知道，簡單再生產足以使這種最初的活動具有一種同把它當作孤立過程來考察時完全不同的性質。

    "在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間，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過新的勞動獲得新的分配權；另一部分人〈資本家〉則通過最初勞動已經預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權。"（同上，第１１０、１１１頁）

    大家知道，勞動領域並不是長子繼承權創造奇跡的唯一領域。如果簡單再生產為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為積累所代替，事情也還是一樣。在前一種情況下，資本家花費了全部剩余價值，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只消費了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轉化為貨幣，以此表現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價值是資本家的財產，它從來不屬於別人。資本家把剩余價值預付在生產上，完全象他最初進入市場的那一天一樣，是從自己的基金中預付的。至於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這一事實，和問題絕對無關。如果工人Ｂ是用工人Ａ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來雇用的，那末，第一，Ａ提供這種剩余價值時，資本家對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價格，分文也沒有少給；第二，這一交易同工人Ｂ毫無關系。Ｂ所要求的而且有權要求的，是資本家把他的勞動力的價值付給他。

    "雙方都有利，因為對工人來說，他在勞動前〈應當說：在他自己的勞動帶來成果前〉就預先得到他的勞動〈應當說：別的工人的無酬勞動〉的果實；對雇主來說，這個工人的勞動的價值大於他的工資的價值〈應當說：他生產的價值大於他的工資的價值〉。"（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１卷第１３５頁）誠然，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生產看作不斷更新的過程，如果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他們的整體，即資本家階級和與它對立的工人階級，那末，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得應用一個與商品生產完全不同的標準。

    在商品生產中，互相對立的僅僅是彼此獨立的賣者和買者。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隨著他們所簽訂的契約期滿而告結束。要是交易重覆進行，那是由於訂了新的契約，這同以前的契約完全無關，在這里同一買者和同一賣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產或屬於商品生產的過程按其本身的經濟規律來加以判斷，我們就必須把每個交換行為就其本身來加以考察，撇開它與以前和以後的交換行為的一切聯系。由於買賣只是在個別人之間進行，所以不可能在這里找到整個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現在執行職能的資本，不管它經過的周期的再生產和先行積累的系列多麽長，總是保持著它本來的處女性。盡管每一個單獨考察的交換行為仍遵循交換規律，但占有方式卻會發生根本的變革，而這絲毫不觸犯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所有權。同一所有權，在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生產者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只能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能不斷地重新占有別人無酬勞動的人的財產的資本主義時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勞動力由工人自己作為商品自由出賣，這種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從這時期，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典型的生產形式；只有從這時期，每一個產品才一開始就是為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於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說雇傭勞動的介入使商品生產變得不純，那就等於說，商品生產要保持純粹，它就不該發展。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２４）

    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在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全部預付資本，不管它的來源如何，都轉化為積累資本或資本化的剩余價值。但在生產的巨流中，全部原預付資本，與直接積累的資本即重新轉化為資本（不論它是在積累者手中，還是在別人手中執行職能）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比較起來，總是一個近於消失的量（數學意義上的無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經濟學一般都把資本說成是"用來重新生產剩余價值的積累起來的財富"（２５）（轉化了的剩余價值或收入），或把資本家說成是"剩余產品的占有者"（２６）。這種看法不過是用另一種方式來說明全部現存的資本是積累起來的或資本化的利息，因為利息不過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２７）

    ２．政治經濟學關於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錯誤見解

    在進一步探討積累或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的某些規定以前，我們必須清除古典經濟學提出的一種含糊觀點。資本家為自己消費而用一部分剩余價值購買的商品，對他不能起生產資料和價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樣，他為滿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而購買的勞動，也不起生產勞動的作用。資本家沒有通過購買這種商品和勞動，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相反地，把它作為收入消費掉或花費掉了。舊貴族的思想，如黑格爾正確地指出的，主張"消費現存的東西"，特別是講究個人侍奉的豪華，以示闊綽，與此相反，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看來，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是，宣布積累資本是每個公民的首要義務，並諄諄告誡人們，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盡，而不把其中相當的一部分用來雇用追加的生產工人，讓他們帶來的東西超過他們耗費的東西，那就不能積累。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見作鬥爭，這種偏見把資本主義生產和貨幣貯藏混為一談（２８），以為積累財富就是使財富現有的實物形式免遭破壞，也就是不被消費掉，或者說，把財富從流通中救出來。其實，把貨幣貯藏起來不加入流通，同把貨幣作為資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兩回事，從貨幣貯藏的意義上進行商品積累，是十足的愚蠢行為。（２８ａ）大量商品的積累是流通停滯或生產過剩的結果。（２９）誠然，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是把下面這兩種現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費基金中積累的供慢慢消費的財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儲備。後一現象，我們在分析流通過程時還要略微談到。

    因此，古典經濟學強調指出，積累過程的特點是，剩余產品由生產工人消費，而不由非生產工人消費，這一點是對的。但它的錯誤也正是從這里開始。亞·斯密使人們形成一種流行的看法，把積累僅僅看成剩余產品由生產工人消費，或者說，把剩余價值的資本化僅僅看成剩余價值轉變為勞動力。例如，我們可以聽聽李嘉圖的說法：

    "必須懂得，一個國家的全部產品都是要消費掉的，但究竟由再生產另一個價值的人消費，還是由不再生產另一個價值的人消費，這中間有難以想象的區別。我們說收入節約下來加入資本，我們的意思是，加入資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產工人消費，而不是由非生產工人消費。如果認為資本可以由於不消費而增加，那就大錯特錯了。"（３０）

    李嘉圖和一切以後的經濟學家追隨亞·斯密一再重覆地說：

    "加入資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產工人消費"，這就大錯特錯了。根據這種看法，所有轉化為資本的剩余價值都要成為可變資本了。其實，剩余價值和原預付價值一樣，分成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分成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勞動力是可變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存在形式。在這個過程中，它本身被資本家消費了。它通過自己的職能--勞動--去消費生產資料。同時，購買勞動力所付出的貨幣，轉化為不是由"生產勞動"而是由"生產工人"消費的生活資料。亞·斯密根據自己根本錯誤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謬結論：雖然每一單個資本分成不變組成部分和可變組成部分，但社會資本只分解為可變資本，或者說，只用來支付工資。例如，一個呢絨廠主把２０００鎊轉化為資本。他把這些貨幣的一部分用來雇織工，另一部分用來購買毛紗和織毛機等等。而把毛紗和織毛機賣給他的人，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來支付勞動，依此類推，直到２０００鎊完全用於支付工資，或者這２０００鎊所代表的全部產品都由生產工人消費掉。我們看到，這個論據的全部力量就在於把我們推來推去的"依此類推"這幾個字。事實上，亞當·斯密正是在困難開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３１）

    要是我們只考察年總生產基金，每年的再生產過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必須投入商品市場，而困難就在這里開始。各個資本的運動和個人收入的運動交錯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換位中，即消失在社會財富的流通中，這就迷惑了人們的視線，給我們的研究提出了極其覆雜的問題需要解決。在本書第二卷第三篇中，我將對實際的聯系進行分析。重農學派最大的功勞，就在於他們在自己的《經濟表》中，首次試圖對通過流通表現出來的年生產的形式畫出一幅圖畫。（３２）不言而喻，政治經濟學不會不利用亞·斯密的所謂純產品中轉化為資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階級消費這一論點，來為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服務。

    ３．剩余價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節欲論

    在前一章里，我們把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只是看作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基金，在這一章里，我們到現在為止把它只是看作積累基金。但是，剩余價值不僅僅是前者，也不僅僅是後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剩余價值一部分由資本家作為收入（３３）消費，另一部分用作資本或積累起來。

    在一定量的剩余價值中，這兩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種分割的比例決定著積累量。但這種分割是由剩余價值的所有者資本家來進行的。因此，這是他的意志行為。至於他所征收的貢物中由他積累的部分，據說是他節約下來的，因為他沒有把它吃光用盡，也就是說，他執行了他作為資本家的職能，即執行使自己致富的職能。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才有象聰明的利希諾夫斯基所說的"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也只有這樣，他本身的暫時必然性才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必然性中。但既然這樣，他的動機，也就不是使用價值和享受，而是交換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增殖了。他狂熱地追求價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資本家只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這樣一種人，他同貨幣貯藏者一樣，具有絕對的致富欲。但是，在貨幣貯藏者那里，這表現為個人的狂熱，在資本家那里，這卻表現為社會機構的作用，而資本家不過是這個社會機構中的一個主動輪罷了。此外，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

    所以，就資本家的一切行動只是通過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的職能而論，他的私人消費，對他來說也就成了對他的資本積累的掠奪，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記中把資本家的私人開支記在資本的借方一樣。積累是對社會財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擴大被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數量的同時，也擴大了資本家直接和間接的統治。（３４）

    但是，原罪到處發生作用。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積累和財富的發展，資本家不再僅僅是資本的化身。他對自己的亞當具有"人的同情感"，而且他所受的教養，使他把禁欲主義的熱望嘲笑為舊式貨幣貯藏者的偏見。古典的資本家譴責個人消費是違背自己職能的罪惡，是"節制"積累，而現代化的資本家卻能把積累看作是"放棄"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兩個靈魂，一個要想同另一個分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初期，--而每個資本主義的暴發戶都個別地經過這個歷史階段，--致富欲和貪欲作為絕對的欲望占統治地位。但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不僅創立了一個享樂世界；隨著投機和信用事業的發展，它還開辟了千百個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已經習以為常的揮霍，作為炫耀富有從而取得信貸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資本家營業上的一種必要。奢侈被列入資本的交際費用。此外，資本家財富的增長，不象貨幣貯藏者那樣同自己的個人勞動和個人消費的節約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別人的勞動力的多少和強使工人放棄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雖然資本家的揮霍從來不象放蕩的封建主的揮霍那樣是直截了當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後總是隱藏著最骯臟的貪欲和最小心的盤算；但是資本家的揮霍仍然和積累一同增加，一方決不會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資本家個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時展開了積累欲和享受欲之間的浮士德式的沖突。艾金醫生在１７９５年發表的一部著作中說：

    "曼徹斯特的工業可分為四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工廠主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勞動。"

    注　　他們特別是靠盤剝那些把子女送來當學徒的父母而大發橫財，那些父母付給他們高額學費，而這些學徒卻忍饑挨餓。另一方面，當時平均利潤很低，要積累就得大大節儉。他們過著象貨幣貯藏者一樣的生活，甚至連資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費。

    "在第二個時期，他們開始賺到了少量的財產，但還象過去那樣辛勤地勞動"，--因為象一切奴隸監督者都知道的那樣，對勞動的直接剝削是要花費勞動的，--"並且過著和過去一樣的儉樸生活……　在第三個時期，奢侈開始了，各企業通過派騎馬的人〈騎馬的推銷員〉到王國各商業城市去兜攬生意而擴大了經營。在１６９０年以前，在工業中能賺到３０００-４０００鎊資本的人可能為數極少，甚至根本沒有。但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或者在稍後的時期，工業家已經積累了貨幣，開始建造石頭房子來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十八世紀最初幾十年，如果一個曼徹斯特的工廠主以一品脫外國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會遭到所有鄰居的議論和非難。"

    在機器生產出現以前，工廠主們晚上在酒店聚會時花的費用從來不會超過６便士一杯果汁酒和１便士一包煙。直到１７５８年，才出現了劃時代的事情，人們第一次看到"一個實際從事營業的人坐上自己的馬車！""第四個時期"，即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多年，"是窮奢極欲，大肆揮霍的時期，這是靠擴大營業來維持的"（３５）。如果善良的艾金醫生今天在曼徹斯特覆活的話，他又將說些什麽呢！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勤勞提供物資，而節儉把它積累起來"。（３６）因此，節儉啊，節儉啊，也就是把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重新轉化為資本！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古典經濟學用這個公式表達了資產階級時期的歷史使命。它對財富分娩的痛苦從來不迷惑（３７），但對歷史必然性悲嘆又有什麽用處呢？在古典經濟學看來，無產者不過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機器，而資本家也不過是把這剩余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的機器。它非常嚴肅地對待資本家的歷史職能。為了使資本家的內心擺脫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間的不幸的沖突，馬爾薩斯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曾維護這樣一種分工：讓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任務，而讓另一些參加剩余價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貴族、領受國家和教會俸祿的人等等承擔揮霍的任務。他說，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積累欲分開"（３８）。那些早就變得享樂成性和善於交際的資本家先生們不由得大叫起來。他們的代言人之一，一個李嘉圖派叫道：馬爾薩斯先生鼓吹高額地租、高額稅收等等，難道是為了讓非生產消費者來不斷地刺激工業家！誠然，口號所標榜的是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生產，但是，"這個過程與其說會促進生產，不如說會阻礙生產。而且讓一部分人過著遊手好閒的生活，只是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盡管從後者的性格來說，如果強其他們去做，他們是能把事情辦好的"（３９）。盡管他認為靠吸掉工業資本家湯里的油水這種辦法來刺激工業資本家去積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覺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勞動"，必須盡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資減到最低限度。他從來也不隱瞞生財之道就在於占有無酬勞動。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過是表明他們甘願拿走自己產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給他們的雇主：要是有人說，消費〈工人的消費〉減少會產生'過剩現象'〈市場商品充斥，生產過剩〉，那我只能回答說：過剩現象是高額利潤的同義語。"（４０）

    關於從工人那里掠奪來的贓物應該怎樣在工業資本家和遊手好閒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間進行分配才最有利於積累這種學究氣的爭論，遇到七月革命就平息下去了。此後不久，城市無產階級在里昂敲起了警鐘，而農村無產階級在英國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峽此岸在傳播歐文主義，海峽彼岸在傳播聖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響了。在納騷·威·西尼耳於曼徹斯特發現資本的利潤（包括利息）是無酬的"最後第十二個勞動小時"的產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個發現。他莊嚴地聲稱："我用節欲一詞來代替被看作生產工具的資本一詞。"（４１）這真是庸俗經濟學的"發現"的不可超越的標本！它用阿諛的詞句來替換經濟學的範疇。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訓說："野蠻人造弓就是從事工業，但他沒有實行節欲。"這就向我們說明，在早期的社會狀態下，勞動資料如何和為何沒有資本家的"節欲"也被制造出來了。"社會越進步，就越要求節欲"（４２），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別人勞動及其產品為業的人實行節欲。從此勞動過程的一切條件就如數轉化成資本家的節欲行為了。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還用來播種，這是資本家的節欲！葡萄酒保留一個時期用以發酵，這是資本家的節欲！（４３）資本家"把生產工具貸給〈！〉工人"，也就是說，把生產工具同勞動力合並在一起作為資本來增殖，而不把蒸汽機、棉花、鐵路、肥料、挽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經濟學家的幼稚說法，不把"它們的價值"變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費資料揮霍掉，這就是資本家在掠奪自己的欲望。（４４）資本家階級究竟怎樣能做到這一點，至今仍然是庸俗經濟學嚴加保守的秘密。夠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無非全靠這個在毗濕奴神前的現代贖罪者資本家的自我修行。不僅是積累，就是單純的"保存資本也要求不斷地努力克服把資本吃光用盡的誘惑"（４５）。所以很明顯，單是人道就要求把資本家從殉道和誘惑中解救出來，其辦法同不久前喬治亞州的奴隸主所采取的一樣，後者通過廢除奴隸制而擺脫了這樣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產品消耗在香檳酒上，還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轉化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不僅都有簡單再生產，而且都有規模擴大的再生產，雖然程度不同。生產和消費會累進地增加，因此，轉化為生產資料的產品也會累進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產資料，從而他的產品和生活資料，還沒有以資本形式同他相對立，這個過程就不會表現為資本積累，因而也不會表現為資本家的職能。（４６）幾年前去世的、繼馬爾薩斯之後在海利貝里東印度學院講授政治經濟學的理查·瓊斯，曾用兩大事實很好地闡明了這一點。因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農，所以他們的產品、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從來不具有"從別人的收入中節約下來從而要經過一個預先的積累過程的基金的形式"（４７）。另一方面，在舊制度被英國統治破壞最小的省份，非農業工人由豪門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農產品以貢物或地租形式流到這些豪門手中。這種剩余產品的一部分在實物形式上為豪門所消費，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們轉化為奢侈品及其他消費，而剩下的一部分則形成自己占有勞動工具的工人的工資。在這里，雖然沒有那種奇異的聖徒、神色黯然的騎士、"禁欲的"資本家介於期間，生產和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也仍在照常進行。４．幾種同剩余價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無關但決定積累量的情況：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勞動生產力；所使用的資本和所消費的資本之間差額的擴大；預付資本的量假設剩余價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積累的資本量顯然取決於剩余價值的絕對量。假定８０％資本化，２０％被消費掉，那末，積累的資本是２４００鎊還是１２００鎊，就要看剩余價值的總額是３０００鎊還是１５００鎊。可見，決定剩余價值量的一切情況也影響著積累的量。在這里我們對這些情況再作一次總括的說明，但是只限於它們在積累方面會提供新觀點的範圍。

    我們記得，剩余價值率首先取決於勞動力的剝削程度。政治經濟學非常重視剝削程度的這種作用，以致有時把由於提高勞動生產力而造成的積累的加速和由於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而造成的積累的加速等同起來。（４８）在論述剩余價值的生產的那幾篇里，我們總是假定工資至少和勞動力的價值相等。但是，把工資強行壓低到這一價值以下，在實際運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不能不對這一點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內，這實際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基金。

    約·斯·穆勒說：

    "工資沒有生產力；它是一個生產力的價格；工資不會同勞動本身一起貢獻於商品的生產，正如機器的價格也不會同機器本身一起貢獻於商品的生產一樣。如果勞動無須購買就能得到，工資就成為多余的了。"（４９）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氣過活，那用任何價格也不能購買他們了。因此，工人不費分文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極限：雖然可以逐漸接近，但永遠無法達到。資本的不斷趨勢是使工人降到這種不費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個十八世紀著作家、《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聲稱，英國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把英國的工資降低到法國和荷蘭的水平，他不過是泄露了英國資本靈魂深處的秘密。（５０）例如，他天真地說：

    "如果我們的窮人〈稱呼工人的術語〉想過奢侈的生活……他們的勞動就必然昂貴……　我們只要想想那些工場手工業工人消費多得驚人的奢侈品就夠了，例如白蘭地酒、杜松子酒、茶葉、砂糖、外國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亞麻布、鼻煙和香煙等等。"（５１）

    他還引用了北安普頓郡的一個工廠主的文章，這位工廠主仰天悲鳴：

    "勞動在法國要比在英國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為法國的窮人勞動繁重，但衣食簡單，他們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幹魚；他們很少吃肉，小麥昂貴時，面包也吃得很少"（５２）。這篇文章的作者接著說道："而且他們喝的只是白水或清淡飲料。因此他們實際上花的錢極少……　這種狀況當然很難達到，但並不是不能達到的，法國和荷蘭已經存在這種狀況，就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一點。"（５３）

    二十年後，一位名列貴族的美國騙子本傑明·湯普遜（又稱朗福德伯爵）遵循著同一博愛主義的路線，使上帝和人都大為滿意。

    他的《論文集》可以說是一本食品，其中全是制作各種各樣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貴食品。請看這位令人驚異的"哲學家"的一張特別成功的菜單：

    "大麥５磅，玉米５磅，青魚３便士，鹽１便士，醋１便士，胡椒和白菜２便士，總計２０３４便士，可以做成供６４個人喝的湯，如果糧食的價格中常，湯的費用還可以降低到每人合３/４便士。"（５４）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商品摻假使湯普遜的理想也成為多余的了。（５５）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間，英國的租地農場主和地主把工資強行降低到絕對的最低限度，他們以工資形式付給農業短工的錢比最低限度還要低，而以教區救濟金的形式付給不足的部分。下面這個例子可以說明英國的道勃雷們在利用"法律"來規定工資率時的醜態：

    "１７９５年，當地主們在規定斯賓諾姆蘭德地方的工資的時候，他們已用過午餐，但是他們顯然認為工人是無須用午餐的……　他們決定：當一個８磅１１盎斯重的面包賣１先令的時候，每人每周的工資應為３先令，在這種面包價格上漲，而沒有達到１先令５便士之前，工資可以適當增加。一旦超過了這一價格，工資則應按比例地減少，直到這種面包的價格達到２先令為止，這時每人的食量應比以前減少１/５。"（５６）

    １８１４年，有一位大租地農場主，治安推事，貧民院主管，工資調整人阿·貝奈特在上院調查委員會上被質問：

    "一天勞動的價值和教區給工人的救濟金之間是否有某種比例？"他回答說："有的，每個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過名義工資，補足到每人一加侖面包（８磅１１盎斯）和每人３便士……　我們認為一個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侖面包就足以維持生活了；３便士則用來買衣服；如果教區願意發給衣服，這３便士就可以不發了。這種辦法不僅在威爾特郡西部一帶普遍采用，我想全國也在普遍采用。"（５７）

    當時有一位資產階級著作家喊道：

    "這樣，租地農場主們在若幹年內就把自己同胞中的這個可敬的階級貶低了，竟然迫使他們以貧民習藝所作為棲身之所……　租地農場主甚至阻礙工人最必要的消費基金的積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５８）目前，直接掠奪工人必要的消費基金對於剩余價值的形成，從而對於資本的積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樣的作用，已經由所謂家庭勞動（參看第十三章第八節ｄ）的例子說明了。在本篇中我們還要舉出更多的事實。雖然在一切工業部門里，由勞動資料構成的不變資本部分，必須足夠供一定數量（這由企業規模決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總是同所使用的勞動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廠有１００個工人，每人勞動８小時，共８００個勞動小時。如果資本家想使這個勞動小時數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５０個工人，但這樣一來，他不僅要在工資上預付新的資本，而且要在勞動資料上預付新的資本。不過他也可以使原有的１００個工人不是勞動８小時而是勞動１２小時，這樣，現有的勞動資料就足夠使用了，只是損耗得快一些罷了。可見，由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而獲得的追加勞動，沒有不變資本部分的相應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即積累的實體。在采掘工業中，例如在采礦業中，原料不是預付資本的組成部分。這里的勞動對象不是過去勞動的產品，而是由自然無償贈予的。如金屬礦石、礦物、煤炭，石頭等等。這里的不變資本幾乎完全由勞動資料組成，它們能很容易地容納增加了的勞動量（如工人日夜換班）。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價值同所使用的勞動成正比地增加。在這里，正象生產的第一天一樣，形成產品的原始要素，從而也就是形成資本物質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時起作用的。由於勞動力具有伸縮性，即使不預先增加不變資本，積累的領域也能擴大。

    在農業中，不預付追加的種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擴大耕地。但是，一旦預付了追加的種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對土地進行純粹機械性的耕作，也會對產量的提高發生奇跡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數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量，不必預付新的勞動資料，也可以提高肥力。這又是人對自然的直接作用，這種作用無需新資本的介入，也會成為擴大積累的直接源泉。

    最後，在本來意義的工業中，任何追加的勞動消耗都要求相應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勞動資料的消耗。因為采掘工業和農業給加工工業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勞動資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業和農業無需追加資本就能生產的追加產品，對於加工工業也是有利的。

    總的結論是：資本一旦合並了形成財富的兩個原始要素--勞動力和土地，它便獲得了一種擴張的能力，這種能力使資本能把它的積累的要素擴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確定的範圍，即超出由體現資本存在的、已經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數量所確定的範圍。資本積累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

    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體現一定量價值從而一定量剩余價值的產品量也會提高。在剩余價值率不變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緩慢的情況下，剩余產品量也會增加。因此，在剩余產品分為收入和追加資本的比例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家的消費可以增加，而積累基金並不減少。積累基金的相對量甚至可以靠犧牲消費基金而增加，而同時由於商品變得便宜，資本家享用的消費仍和過去相等甚至比過去還多。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工人之變得便宜，從而剩余價值率的增加，是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攜手並進的，即使在實際工資提高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實際工資從來不會和勞動生產率按同一比例增加。這樣，同一可變資本價值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力，從而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同一不變資本價值可以體現在更多的生產資料上，即體現在更多的勞動資料、勞動材料和輔助材料上，從而會提供更多的形成產品和價值的要素，或者說，提供更多的吸收勞動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資本的價值不變甚至降低的情況下，積累仍然可以加快。不僅再生產的規模在物質上擴大了，而且剩余價值的生產也比追加資本的價值增長得更快。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也會對原資本或已經處於生產過程中的資本發生反作用。執行職能的不變資本的一部分是由勞動資料如機平等等構成的，這些勞動資料只有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才會被消費掉，因而被再生產出來或被同一種新的物品所替換。但是，這些勞動資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說，達到了它的生產職能的終點。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處在周期的再生產或被同一種新的物品所替換的階段。如果生產這些勞動資料的部門的勞動生產力發展了（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舊的機器、工具、器具等等就為效率更高的、從功效來說更便宜的機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開現有的勞動資料在細節上的不斷改進不說，舊的資本也會以生產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產出來。不變資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輔助材料在一年當中不斷地再生產出來，而其中由農業生產的大多是一年再生產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這里對追加資本和已在執行職能的資本幾乎同時發生影響。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正象只要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就能加強對自然財富的利用一樣，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同時，這種擴張能力對原資本中已進入更新階段的那一部分也發生反作用。資本以新的形式無代價地合並了在它的舊形式背後所實現的社會進步。當然，生產力的這種發展同時會使正在執行職能的資本部分地貶值。只要這種貶值通過競爭被人們痛切地感覺到，主要負擔就會落到工人身上，資本家力圖用加強對工人剝削的辦法來彌補自己的損失。

    勞動把它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勞動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數量是同勞動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雖然同量的勞動始終只是給自己的產品增加同量的新價值，但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由勞動轉移到產品上的舊資本的價值仍會增加。

    例如，一個英國的紡紗工人和一個中國的紡紗工人以同樣的強度勞動同樣多的小時，那末在一周當中他們會創造出相等的價值。但是，盡管有這種相等，使用一架強有力的自動機勞動的英國人一周的產品的價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搖紡車的中國人一周的產品的價值，仍有大得驚人的差別。在同一個時間內，中國人紡一磅棉花，英國人可以紡好幾百磅。一個幾百倍大的舊價值總額使英國人的產品的價值膨脹了，這些舊價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產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執行資本的職能。弗·恩格斯告訴我們："在１７８２年，〈英國〉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為缺少工人而沒有加工，假若不是新發明的機器幫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紡出來的話，這些羊毛還得這樣擱下去。"（５９）在機器形式中物化的勞動自然沒有直接創造出任何一個人，但是它使為數不多的工人通過追加相對少的活勞動，就能不僅把羊毛生產地消費掉，加進新的價值，而且還以毛紗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舊價值。同時，它又提供了羊毛擴大再生產的手段和刺激。在創造新價值時又保存舊價值，這是活勞動的自然恩惠。因此，隨著勞動的生產資料的效能、規模和價值的增長，從而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造成的積累的增長，勞動在不斷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斷膨脹的資本的價值保存下來並使其永久化。（６０）勞動的這種自然能力表現為合並勞動的資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象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屬性，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不斷占有表現為資本的不斷自行增殖一樣。勞動的一切力量都顯現為資本的力量，正象商品價值的一切形式都顯現為貨幣的形式一樣。隨著資本的增長，所使用的資本和所消費的資本之間的差額也在增大。換句話說，勞動資料如建築物、機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種器具的價值量和物質量都會增加，這些勞動資料在或長或短的一個時期里，在不斷反覆進行的生產過程中，用自己的整體執行職能，或者說，為達到某種有用的效果服務，而它們本身卻是逐漸損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喪失自己的價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這些勞動資料越是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發生作用而不把價值加到產品中去，也就是說，它們越是整個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費，那末，它們就越是象我們在上面說過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氣、電力等等那樣，提供無償的服務。被活勞動抓住並賦予生命的過去勞動的這種無償服務，會隨著積累規模的擴大而積累起來。

    因為過去勞動總是裝扮成資本，也就是說，Ａ、Ｂ、Ｃ等人的勞動的被人所有總是裝扮成非勞動者Ｘ的自己所有，所以資產者和政治經濟學家們對過去勞動的功績讚揚備至；蘇格蘭的天才麥克庫洛赫甚至認為，過去勞動應當得到特殊的報酬（利息、利潤等等）。（６１）於是，那種以生產資料的形式參與活勞動過程的過去勞動所取得的不斷增長的重要性，就被歸功於這種勞動的同工人本身相異化的形態，即它的資本的形態，雖然這種勞動是工人的過去的和無酬的勞動。就象奴隸主不能把勞動者本身和他的奴隸身分分開來考慮一樣，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當事人及其胡說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產資料和它們今天所具有的對抗性的社會化裝分開來考慮。在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已定的情況下，剩余價值量就取決於同時被剝削的工人人數，而工人人數和資本的量是相適應的，雖然它們的比例是變動著的。所以，資本由於連續的積累而增加得越多，分為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的價值額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資本家既能過更優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後，生產的規模越是隨著預付資本量一同擴大，生產的全部發條也就越是開動得有力。

    ５．所謂勞動基金

    我們在這一研究的進程中已經知道，資本不是一個固定的量，而是社會財富中一個可伸縮的、隨著剩余價值分為收入和追加資本的比例而不斷變化的部分。其次我們知道，即使執行職能的資本的量已定，資本所合並的勞動力、科學和土地（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未經人的協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也會成為資本的有伸縮性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內使資本具有一個不依賴於它本身的量的作用範圍。在這里，我們把流通過程中一切會使同量資本發生程度極不相同的作用的條件完全撇開不說。因為我們只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界限為前提，是以社會生產過程的純粹自然發生的形式為前提，所以我們把一切用現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可以直接而有計劃地實現的更合理的結合也撇開不說。古典經濟學從來就喜歡把社會資本看成一個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過這種偏見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邊沁手里，即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平庸理智的這個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誇誇其談的聖哲手里，才確立為教條。（６２）邊沁在哲學家中的地位，就象馬丁·塔波爾在詩人中的地位一樣。他們兩人只有在英國才能制造出來。（６３）按照他的教條，生產過程的最普通的現象，如生產過程的突然擴張和收縮，甚至積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６４）邊沁本人和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等人都利用這一教條以達到辯護的目的，特別是為了把資本的一部分，即可變資本或可轉化為勞動力的資本，說成是一個固定的量。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資料的量或所謂勞動基金，被虛構為社會財富中受自然鎖鏈束縛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為了推動作為固定資本，或從物質方面說，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那一部分社會財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勞動。這個量是由工藝學所確定的。但是，推動這一勞動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數是沒有一定的，因為這個數目隨著單個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變化，這個勞動力的價格也是沒有一定的，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縮性的最低界限。這一教條根據的事實是：一方面，工人對社會財富分為非勞動者的消費和生產資料這一點無權過問。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運的例外情況下才有可能靠犧牲富人的"收入"來擴大所謂"勞動基金"。（６５）

    把勞動基金的資本主義界限改寫成勞動基金的社會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麽荒唐的同義反覆，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來說明。他說：

    "一個國家的流動資本（６６）就是它的勞動基金。因此，要想計算出每個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貨幣工資，只要簡單地用工人人口的數目去除這個資本就行了。"（６７）

    這就是說，我們先算出實際付給的個人工資的總額，然後我們就可以斷言，這樣加起來的結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強行規定的"勞動基金"的價值總額。最後，我們把用這種辦法得出的總額除以工人人數，就可以又發現平均每個工人能得到多少。這是一個非常狡猾的手法。它並不妨礙福塞特先生一口氣說出：

    "英國每年所積累的總財富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來維持英國本身的工業。另一部分則輸往國外……　用在本國工業上的那一部分占這個國家每年積累的財富的不大的一部分。"（６８）

    由此可見，從英國工人那里不付等價物而竊取的、逐年都在增長的剩余產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國而是在其他國家資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資本一起輸出的，還有上帝和邊沁所發明的"勞動基金"的一部分。（６９）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１．資本構成不變，對勞動力的需求隨積累的增長而增長

    我們在這一章要研究資本的增長對工人階級的命運產生的影響。在這種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資本的構成和它在積累過程進行中所起的變化。資本的構成要從雙重的意義上來理解。從價值方面來看，資本的構成是由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或者說，分為生產資料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總額的比率來決定的。從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方面來看，每一個資本都分為生產資料和活的勞動力；這種構成是由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為使用這些生產資料而必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比率來決定的。我把前一種構成叫做資本的價值構成，把後一種構成叫做資本的技術構成。二者之間有密切的相互關系。為了表達這種關系，我把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並且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凡是簡單地說資本構成的地方，始終應當理解為資本的有機構成。投入一定生產部門的許許多多單個資本，彼此間具有多少不同的構成。把這些資本的一個個構成加以平均，就得出這個生產部門的總資本的構成。最後，把一切生產部門的平均構成加以總平均，就得出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的構成，我們以下要談的歸根到底只是這種構成。資本的增長包含它的可變部分，即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的增長。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價值總要有一部分再轉化為可變資本，或追加的勞動基金。假定資本的構成不變，也就是說，為了推動一定量的生產資料或不變資本始終需要同量勞動力，同時其他情況也不變，那末，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顯然按照資本增長的比例而增長，而且資本增長得越快，它們也增長得越快。因為資本每年都生產出剩余價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並入原資本，因為這種增殖額本身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的規模的擴大每年都在增長，最後，因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於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求而開辟了新的市場、新的投資領域等等的情況下，只要改變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積累的規模就能突然擴大，所以，資本的積累需要，能夠超過勞動力或工人人數的增加，對工人的需求，能夠超過工人的供給，這樣一來，工資就會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變，這種情況最終一定會發生。因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遲早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時候：積累的需要開始超過通常的勞動供給，於是工資提高。在整個十五世紀和十八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就可以聽到這方面的怨言。但是這些多少有利於雇傭工人的維持和繁殖的情況，絲毫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性質。簡單再生產不斷地再生產出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同樣，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或積累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系：一極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資本家，另一極是更多的雇傭工人。勞動力必須不斷地作為價值增殖的手段並入資本，不能脫離資本，它對資本的從屬關系只是由於它時而賣給這個資本家，時而賣給那個資本家才被掩蓋起來，所以，勞動力的再生產實際上是資本本身再生產的一個因素。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７０）古典經濟學十分懂得這個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經說過的，亞·斯密、李嘉圖等人甚至錯誤地把積累同剩余產品中整個資本化的部分由生產工人消費或轉化成追加的雇傭工人混為一談。還在１６９６年，約翰·貝勒斯就說過：

    "假設某人有１０萬英畝土地，有１０萬鎊貨幣和１０萬頭牲畜，而沒有一個工人，那末這個富人自己還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變富，所以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　窮人的勞動就是富人的財源。"（７１）

    同樣，貝爾納德·德·孟德維爾在十八世紀初也曾說過：

    "在財產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比較容易生活，沒有窮人就不行，不然誰去勞動呢？……　應當使工人免於挨餓，但不應當使他們擁有任何可供儲蓄的東西。如果某處有一個屬於最低階級的人，想靠異常的勤勞和忍饑挨餓來擺脫自己生長起來的那種環境，那誰也不應當妨礙他，因為對社會上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來說，節儉無可否認是最聰明的辦法；但是對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絕大部分窮人永遠不要無事可做，但要經常花光他們所收入的一切……　靠每天勞動為生的人，只有貧困才能激勵他們去工作，緩和這種貧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療則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適度的工資。工資過低會使工人依各自的氣質或者變得垂頭喪氣，或者變得悲觀絕望，工資過高則會使他們變得傲慢不遜，好逸惡勞……　從以上的說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許奴隸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財富就是眾多的勤勞貧民。沒有他們，就不能有任何享樂，任何一個國家的產品都不可能被用來謀利，此外，他們還是補充海陸軍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會〈當然是非勞動者的社會〉幸福，使人民滿足於可憐的處境，就必須使大多數人既無知又貧困。知識會使我們產生更大和更多的願望，而人的願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滿足。"（７２）

    孟德維爾這個誠實的和頭腦清晰的人還沒有了解：積累過程的機構本身，會在增大資本的同時，增加"勤勞貧民"即雇傭工人的數量，這些雇傭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轉化為日益增長的資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並且由此把他們對自己所生產的、但已人格化為資本家的產品的從屬關系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貧民的狀況，或英國勞動者階級的歷史》一書中曾談到這種從屬關系，他說："在我們這個地帶，為了滿足需求，就需要有勞動，因此，社會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須不倦地勞動……　但是一些不勞動的人卻支配著勤勞的產品。這些所有主所以能夠如此，僅僅歸因於文明和秩序；他們純粹是市民制度的創造物（７３）。因為這種制度承認，除了勞動之外，還可以用別種方法占有勞動的果實。擁有獨立財產的人所以能夠擁有財產，幾乎完全是靠別人的勞動，而不是靠他們自己的能力，他們的能力絕不比別人強；富人不同於窮人的地方，不在於占有土地和貨幣，而在於擁有對勞動的支配權……　對窮人適宜的，不是使他們處於卑賤的或奴隸般的地位，而是使他們處於安適和寬松的從屬關系，對擁有財產的人來說，他們則應當對於為他們勞動的人擁有充分的影響和權威……　每一個懂得人類天性的人都知道，這樣一種從屬關系是工人自身安樂所必需的"（７４）。

    順便提一下，在亞當·斯密的學生中，只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紀有過某些重要的成就。（７５）

    在以上所假定的對工人最有利的積累條件下，工人對資本的從屬關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說的"安適和寬松的"形式。隨著資本的增長，這種關系不是更為加強，而只是更為擴大，也就是說，資本的剝削和統治的範圍只是隨著它本身的規模和它的臣民人數的增大而擴大。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並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份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範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並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於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在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中，大都把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這里，購買勞動力，不是為了用它的服務或它的產起來滿足買者的個人需要。買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資本，是生產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勞動比他支付了報酬的勞動多，也就是包含一個不花費他什麽、但會通過商品的出售得到實現的價值部分。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勞動力只有在它會把生產資料當作資本來保存，把自身的價值當作資本再生產出來，並且以無酬勞動提供追加資本的源泉的情況下，才能夠賣出去。（７６）所以，勞動力的出賣條件不管對工人怎樣有利，總要使勞動力不斷地再出賣，使財富作為資本不斷地擴大再生產。我們已經知道，工資按其本性來說，要求工人不斷地提供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即使完全撇開工資提高而勞動價格同時下降等情況不說，工資的增大至多也不過說明工人必須提供的無酬勞動量的減少。這種減少永遠也不會達到威脅制度本身的程度。撇開關於工資率的暴力沖突不說，--亞當·斯密也早就指出過，在這種沖突中，一般說來雇主始終是雇主，--由資本積累而引起的勞動價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兩種情況之一：一種情況是，勞動價格繼續提高，因為它的提高不會妨礙積累的進展；這沒有什麽值得奇怪的地方，因為，亞·斯密說過，"即使利潤下降，資本還是能增長，甚至增長得比以前還要快……　利潤小的大資本，一般也比利潤大的小資本增長得快"（《國富論》第１卷第１８９頁）。

    在這種情況下，很顯然，無酬勞動的減少決不會妨礙資本統治的擴大。另一種情況是，積累由於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積累減少了。但是隨著積累的減少，使積累減少的原因，即資本和可供剝削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會自行排除它暫時造成的障礙。勞動價格重新降到適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於、高於還是等於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見，在第一種情況下，並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減緩引起資本的過剩，相反地，是資本的增長引起可供剝削的勞動力的不足。在第二種情況下，並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加速引起資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資本的減少使可供剝削的勞動力過剩，或者不如說使勞動力價格過高。正是資本積累的這些絕對運動反映成為可供剝削的勞動力數量的相對運動，因而看起來好象是由後者自身的運動引起的。用數學上的術語來說：積累量是自變量，工資量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同樣，在工業周期的危機階段，商品價格的普遍降低表現為貨幣相對價值的提高，而在繁榮階段，商品價格的普遍提高表現為貨幣相對價值的降低。所謂通貨學派就從這里得出結論說，物價高時，流通的貨幣太多；物價低時，流通的貨幣太少。他們的無知和對事實的完全誤解（７７），有這樣一些經濟學家現在可以與之媲美，這些經濟學家把積累的上述現象說成是：在一種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少，在另一種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多。

    作為所謂"自然人口規律"的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如下：資本、積累同工資率之間的關系，不外是轉化為資本的無酬勞動和為推動追加資本所必需的追加勞動之間的關系。因此，這決不是兩個彼此獨立的量，即資本量和工人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相反地，歸根到底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無酬勞動和有酬勞動之間的關系。如果工人階級提供的並由資本家階級所積累的無酬勞動量增長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勞動才能轉化為資本，那末，工資就會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況不變時，無酬勞動就會相應地減少。但是，一旦這種減少達到一定點，滋養資本的剩余勞動不再有正常數量的供應時，反作用就會發生：收入中資本化的部分減少，積累削弱，工資的上升運動受到反擊。可見，勞動價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可見，被神秘化為一種自然規律的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實際上不過表示：資本主義積累的本性，絕不允許勞動剝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勞動價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嚴重地危及資本關系的不斷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一種不是物質財富為工人的發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為現有價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產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頭腦的產物的支配一樣，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受他自己雙手的產物的支配。（７７ａ）

    ２．在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的進程中資本可變部分相對減少

    按照經濟學家們自己的見解，引起工資提高的，既不是社會財富的現有量，也不是已經取得的資本量，而僅僅是積累的不斷增長和它的增長速度。（亞·斯密《國富論》第１篇第８章）以上我們只考察了這個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即在資本技術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增長的階段。但是過程會越出這一階段。

    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在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亞·斯密說："引起工資提高的原因，即資本的增長，也促使勞動生產能力提高，使較小量的勞動能夠生產出較大量的產品。"

    如果撇開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條件，撇開分散勞動的獨立生產者的技能（這種技能更多地表現在質量即制品的優劣上，而不是表現在數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就表現為一個工人在一定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力強度使之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資料的相對量。工人用來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的量，隨著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增長。在這里，這些生產資料起著雙重作用。一些生產資料的增長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結果，另一些生產資料的增長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條件。例如，由於有了工場手工業分工和采用了機器，同一時間內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進入勞動過程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量增大了。這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結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機器、役畜、礦物質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則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條件。以建築物、煉鐵爐、運輸工具等等形式積聚起來的生產資料的量，也是這樣。但是，不管是條件還是結果，只要生產資料的量比並入生產資料的勞動力相對增長，這就表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因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或者說，表現為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觀因素的量相對減少。

    資本技術構成的這一變化，即生產資料的量比推動它的勞動力的量相對增長，又反映在資本的價值構成上，即資本價值的不變組成部分靠減少它的可變組成部分而增加。例如，有一筆資本，按百分比計算，起初５０％投在生產資料上，５０％投在勞動力上。後來，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８０％投在生產資料上，２０％投在勞動力上，等等。資本的不變部分比可變部分日益相對增長的這一規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價格的比較分析所證實（象前面已經說明的），不管我們比較的是同一國家的不同經濟時代，還是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只代表所耗費的生產資料價值或資本不變部分的那個價格要素的相對量，同積累的增進成正比；用來支付勞動或代表資本可變部分的另一價格要素的相對量，一般同積累的增進成反比。不過，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或資本價值構成的變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構成上的變化。例如，目前投入紡紗業的資本價值中，不變資本占７/８，可變資本占１/８，而在十八世紀初不變資本占１/２，可變資本占１/２，但是，目前一定量紡紗勞動在生產中所消費的原料、勞動資料等等的量卻比十八世紀初要多幾百倍。原因很簡單：隨著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不僅勞動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產資料的價值比生產資料的量也相對地減小了。這樣一來，生產資料的價值絕對地增長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長。因此，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差額的增大，同不變資本轉化成的生產資料的量和可變資本轉化成的勞動力的量之間的差額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隨著後一個差額的增長，前一個差額也增長，但是增長的程度較小。

    然而，積累的增進雖然使資本可變部分的相對量減少，但是決不因此排斥它的絕對量的增加。假定資本價值起初分為５０％的不變資本和５０％的可變資本，後來分為８０％的不變資本和２０％的可變資本。如果原有資本在此期間從例如６０００鎊增加到１８０００鎊，那末，它的可變組成部分也要增加１/５。這個可變部分原來是３０００鎊，現在是３６００鎊。但是，要使勞動的需求提高２０％，以前只需資本增加２０％就夠了，現在則要求原有資本增加為三倍。　　　　在第四篇中已經指出，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怎樣以大規模的協作為前提，怎樣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組織勞動的分工和結合，才能使生產資料由於大規模積聚而得到節約，才能產生那些按其物質屬性來說只適於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如機器體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為生產服務，才能使生產過程變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在商品生產中，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因而勞動者或者分散地、獨立地生產商品，或者由於缺乏自己經營的資料而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起來出賣；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過單個資本的增長來實現，或者說，隨著社會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來實現。商品生產的地基只有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上才能擔負起大規模的生產。所以，單個商品生產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前提。因此，在從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過渡中，我們必須假定已經有這種積累。這種積累可以叫作原始積累，因為它不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歷史結果，而是這種生產的歷史基礎。這種積累本身是怎樣發生的，我們還用不著在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點就行了。但是，一切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同時也就是提高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生產的方法，而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又是積累的形成要素。因此，這些方法同時也就是資本生產資本或加速資本積累的方法。剩余價值不斷再轉化為資本，表現為進入生產過程的資本量的不斷增長。這種增長又成為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基礎，成為隨之出現的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加速剩余價值生產的方法的基礎。可見，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表現為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條件，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反過來引起資本的加速積累。因此，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隨著資本積累而發展，資本積累又隨著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發展。這兩種經濟因素由於這種互相推動的覆合關系，引起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化，從而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越來越小。

    每一個資本，都是生產資料的或大或小的積聚，並且相應地指揮著一支或大或小的勞動軍。每一個積累都成為新的積累的手段。這種積累隨著執行資本職能的財富數量的增多而擴大這種財富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的積聚，從而擴大大規模生產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基礎。社會資本的增長是通過許多單個資本的增長來實現的。假定其他一切條件不變，各單個資本，從而生產資料的積聚，會按照它們各自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份額的比例而增長。同時，從原資本上會分出枝杈來，作為新的獨立資本執行職能。在這方面，資本家家庭內部的分產品著重大作用。因此，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家的人數也多少有所增加。這種直接以積累為基礎的或不如說和積累等同的積聚，有兩個特征。第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生產資料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積聚的增進，受社會財富增長程度的限制。第二，社會資本中固定在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部分，分在許多資本家身上，他們作為獨立的和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彼此對立著。所以，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不僅分散在許多點上，而且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增長還受到新資本的形成和舊資本的分裂的阻礙。因此，積累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不斷增長的積聚，另一方面，表現為許多單個資本的互相排斥。社會總資本這樣分散為許多單個資本，或它的各部分間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間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這已不再是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簡單的、和積累等同的積聚。這是已經形成的各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體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這一過程和前一過程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僅僅以已經存在的並且執行職能的資本在分配上的變化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範圍不受社會財富的絕對增長或積累的絕對界限的限制。資本所以能在這里，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里，在許多人手中喪失了。這是不同於積累和積聚的本來意義的集中。

    資本的這種集中或資本吸引資本的規律，不可能在這里加以闡述。簡單地提一些事實就夠了。競爭鬥爭是通過使商品便宜來進行的。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於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於生產規模。因此，較大的資本戰勝較小的資本。其次，我們記得，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正常條件下經營某種行業所需要的單個資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較小的資本擠到那些大工業還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領的生產領域中去。在那里，競爭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大小成反比。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垮台，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於消滅。除此而外，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的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鬥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後，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同時，積累的增進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單個資本增加，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又替那些要有資本的預先集中才能建立起來的強大工業企業，一方面創造了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創造了技術手段。因此，現在單個資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趨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雖然集中運動的相對廣度和強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資本主義財富已經達到的數量和經濟機構的優越性來決定，但是集中的進展決不取決於社會資本的實際增長量。這正是集中和積聚特別不同的地方，因為積聚不過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另一種表現而已。集中可以通過單純改變既有資本的分配，通過單純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來實現。資本所以能在這里，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里，在許多單個人的手中被奪走了。在一個生產部門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資本已溶合為一個單個資本時，集中便達到了極限。（７７ｂ）在一個社會里，只有當社會總資本或者合並在唯一的資本家手中，或者合並在唯一的資本家公司手中的時候，集中才算達到極限。

    集中補充了積累的作用，使工業資本家能夠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不論經營規模的擴大是積累的結果，還是集中的結果；不論集中是通過強制的道路進行吞並，--在這種場合，某些資本成為對其他資本的占壓倒優勢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資本的個體內聚力，然後把各個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還是通過建立股份公司這一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溶合起來，經濟作用總是一樣的。工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對於更廣泛地組織許多人的總體勞動，對於更廣泛地發展這種勞動的物質動力，也就是說，對於使分散的、按習慣進行的生產過程不斷地變成社會結合的、用科學處理的生產過程來說，到處都成為起點。　　　　不過很明顯，積累，即由圓形運動變為螺旋形運動的再生產所引起的資本的逐漸增大，同僅僅要求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的集中比較起來，是一個極緩慢的過程。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這樣加強和加速積累作用的同時，又擴大和加速資本技術構成的變革，即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增加它的不變部分，從而減少對勞動的相對需求。

    通過集中而在一夜之間集合起來的資本量，同其他資本量一樣，不斷再生產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從而成為社會積累的新的強有力的杠桿。因此，當人們談到社會積累的增進時，今天已經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內。

    在正常的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見第２２章第１節），主要是充當利用新發明和新發現的手段，總之，是充當利用工業改良的手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舊資本總有一天也要從頭到尾地更新，要脫皮，並且同樣會以技術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來，在這種形式下，用較少量的勞動就足以推動較多量的機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對勞動需求的絕對減少，不言而喻，經歷這種更新過程的資本越是由於集中運動而大量聚集，對勞動需求的絕對減少也就越厲害。

    可見，一方面，在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較起來，會越來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構成再生產出來的舊資本，會越來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３．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的累進生產

    資本積累最初只是表現為資本的量的擴大，但是以上我們看到，它是通過資本構成不斷發生質的變化，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不斷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而實現的。（７７ｃ）

    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之相適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不只是同積累的增進或社會財富的增長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們的進展要快得多，因為簡單的積累即總資本的絕對擴大，伴隨有總資本的各個分子的集中，追加資本的技術變革，也伴隨有原資本的技術變革。因此，隨著積累的進程，資本的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會發生變化；假定原來是１∶１，後來會變成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７∶１等等，因而隨著資本的增長，資本總價值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不是１

    ２，而是遞減為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８等等，轉化為生產資料的部分則遞增為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７/８等等。因為對勞動的需求，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決定的，所以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樣，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按比例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並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並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表現為生產在一定技術基礎上的單純擴大的那種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一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一事實，在另一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象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於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構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門，資本時而在一定的技術基礎上持續增長，並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有機構成發生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一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一起，而不管這種產生采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於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大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７８）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　　　　增長程度的提高，隨著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著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財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形式的變化速度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卷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７９）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幹涉的動植物界。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隸屬於資本，就好象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擴張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伸縮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一個可伸縮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補充新的過剩人口，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現代工業這種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那時資本構成的變化還極其緩慢。因此，對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總的說來是同資本的積累相適應的。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麽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只有通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這種單純的征兆，看作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覆這種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覆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種周期性一經固定下來，那末，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作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曾任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後來又任英國殖民部官員的赫·梅里威耳說：

    "假定在危機時期國家竭力通過向國外移民的辦法來擺脫幾十萬過剩的貧民，那結果會怎樣呢？結果是，當對勞動的需求剛一恢覆時，就會感到勞動不足。人的再生產不管多麽快，要把成年工人補充起來，總需要有一代人的時間。可是我們的工廠主的利潤主要取決於是否有能力利用暢銷的有利時機，並以此來彌補滯銷時期的損失。而他們只有擁有對機器和體力勞動的指揮權，才能保證有這種能力。他們必須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們必須能夠依據市場情況在必要時加強或收縮他們的營業活動，否則他們就決不能在競爭的角逐中保持優勢，而這種優勢是國家財富的基礎。"（８０）

    甚至馬爾薩斯也承認，過剩人口對於現代工業來說是必要的，雖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狹之見，把它解釋成工人人口的絕對過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對過剩。他說：

    "在一個主要依靠工商業的國家里，如果在工人階級中間盛行慎重地對待結婚的習慣，那對國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質來說，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經過１６年或１８年的時間，也不可能向市場供應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過節約轉化為資本卻可以快得多；一個國家的勞動基金比人口增長得快的情況，是經常有的。"（８１）

    政治經濟學這樣把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生產宣布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條件之後，就恰如其分地以一個老處女的姿態，通過自己"最理想的人"資本家的嘴，對那些因自己創造了追加資本而被拋向街頭的"過剩的人"說了如下的話：

    "我們工廠主增大你們借以生存的資本，為你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事情；而你們必須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們的人數同生存資料相適應"（８２）。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為了能夠自由地活動，它需要有一支不以這種自然限制為轉移的產業後備軍。

    以上我們假定，就業工人人數的增減正好同可變資本的增減相一致。

    然而，可變資本在它所指揮的工人人數不變或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也會增長。如果單個工人提供更多的勞動，因而得到更多的工資，--即使勞動價格不變，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勞動量的增加慢，--情況就是如此。在這種場合，可變資本的增長是勞動增加的指數，而不是就業工人增加的指數。每一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在於，從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樣低廉或甚至更為低廉的花費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勞動。在後一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支出會隨著所推動的勞動量成比例地增長，在前一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增長則要慢得多。生產規模越大，這種動機就越具有決定意義。它的力量隨資本積累一同增長。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既是積累的原因，又是積累的結果--使資本家能夠通過從外延方面或內含方面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在支出同樣多的可變資本的情況下推動更多的勞動。其次，我們還知道，資本家越來越用不大熟練的工人排擠較熟練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排擠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勞動力排擠男勞動力，用少年或兒童勞動力排擠成年勞動力，這樣，他就用同樣多的資本價值買到更多的勞動力。所以，在積累的進程中，一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一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後，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遊離，比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本身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自己的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末，這種情況本身又會由於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８３），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麽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證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術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並且把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適當安排，那末，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大體說來，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後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因此，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的，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後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又被遊離的程度。現代工業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個周期性的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在積累進程中被越來越頻繁地相繼發生的不規則的波動所打斷。對於這個現代工業來說，如果有下面這樣的規律，那確實是太好了：勞動的供求不是通過資本的膨脹和收縮，因而不是按照資本當時的增殖需要來調節，以致勞動市場忽而由於資本膨脹而顯得相對不足，忽而由於資本收縮而顯得過剩，而是相反，資本的運動依存於人口量的絕對運動。然而，這正是經濟學的教條。按照這個教條，工資因資本的積累而提高。工資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這種增加一直持續到勞動市場充斥，因而資本同工人的供給比較相對不足時為止。工資下降，於是事情走向反面。由於工資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漸減少，以致資本同工人人口比較又相對過剩了，或者象另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工資的降低和對工人剝削的相應提高，會重新加速積累，而與此同時，低工資又會抑制工人階級的增長。這樣一來，就又出現勞動供不應求、工資提高等等情況。這對於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是一個多麽美好的運動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因工資提高而可能出現某種實際增長以前，已經一再經過了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必然發生工業戰，展開廝殺，並且決出勝負。

    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間，在谷物價格下降的同時，英國農業地區出現了實際考察起來只是名義上的工資提高。例如，周工資在威爾特郡由７先令提高到８先令，在多爾塞特郡由７先令或８先令提高到９先令，等等。這是農業過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結果，而人口外流是由戰爭的需要和鐵路工程、工廠、礦山等部門的大規模擴展引起的。工資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現得越高。例如，周工資是２０先令，提高到２２先令，就是提高１０％；但如果周工資只有７先令，提高到９先令，那就是提高２８４/７％，這就聳人聽聞了。不管怎樣，租地農場主大喊大叫起來，甚至倫敦《經濟學家》在談到這些饑餓工資時，也鄭重其事地胡謅什麽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８４）。租地農場主該怎麽辦呢？難道他們會象教條的經濟學的頭腦所設想的那樣，等待這種優厚的報酬促使農業工人繁殖，直到他們的工資不得不重新下降嗎？不，租地農場主采用了更多的機器，工人轉瞬間又"過剩"了，過剩的比例連租地農場主也感到滿意了。同以前相比，現在投入農業的"資本更多了"，並且采取了生產效率更高的形式。這樣一來，對勞動的需求不僅相對地下降，而且絕對地下降了。

    經濟學的上述虛構，把調節工資的一般變動或調節工人階級即總勞動力和社會總資本之間的關系的規律，同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之間分配工人人口的規律混為一談了。例如，由於市場情況良好，某一生產部門的積累特別活躍，利潤高於平均利潤，追加資本紛紛湧來，這樣，對勞動的需求和工資自然就會提高。較高的工資把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這個有利的部門，直到這里勞動力達到飽和，工資終於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過多，甚至會降到這個水平以下。那時工人流入該生產部門的現象不僅停止，甚至還會發生流出現象。在這里，政治經濟學家就以為看到了，隨著工資的提高，工人人數"在何處以及如何"絕對增長，而隨著工人人數的絕對增長，工資"在何處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實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產部門的勞動市場的局部波動，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資本變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資部門之間分配的現象。

    產業後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於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這里正好應該回過來談一下經濟學辯護論者的一大業績。我們記得，由於采用新機器或擴大舊機器，一部分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這是"束縛"資本並從而"遊離"工人的活動，而經濟學辯護士卻相反地把這種活動說成是為工人遊離資本。只有到現在我們才能充分地評價辯護士的厚顏無恥。其實，被遊離出來的，不僅有直接被機器排擠的工人，而且還有他們的代替者和企業在原有基礎上實行一般擴大時通常會吸收的追加人員。現在他們全被"遊離"出來，並且每一筆希望執行職能的新資本都能支配他們。不管這種資本吸引的是這些工人，還是另一些工人，只要這筆資本剛好足以從市場上雇走被機器拋到市場上的那麽多工人，那末對勞動的總需求的影響就等於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少，過剩的人數就會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多，勞動總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過等於就業的人超過"被遊離的人"的那個差額。可見，尋求投資場所的追加資本本來會激起的勞動總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種場合都會按照工人被機器拋向街頭的程度而受到抵銷。因此，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已安排好，不讓資本的絕對增長伴有勞動總需求的相應增加。而辯護士們就把這叫作對於被排擠的工人在被拋入產業後備軍的過渡時期中遭受貧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種補償！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並不是一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一回事，所以，這里不是兩種彼此獨立的力量互相影響。骰子是假造的。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遊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於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因此，一旦工人識破秘密，知道了他們為什麽勞動越多，為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是提高，他們連充當資本增殖手段的職能也就越是沒有保障；一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於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一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等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組織有計劃的合作，來消除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種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級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後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了"永恒的"和所謂"神聖的"供求規律。也就是說，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的任何聯合都會破壞這個規律的"純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不利的情況妨礙建立產業後備軍，從而妨礙工人階級絕對地隸屬於資本家階級，資本就會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劄一道起來反叛"神聖的"供求規律，並企圖用強制手段來阻礙它發揮作用。

    ４．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種存在形式。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相對過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個工人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的時期，都屬於相對過剩人口。工業周期階段的更替使相對過剩人口具有顯著的、周期反覆的形式，因此相對過剩人口時而在危機時期急劇地表現出來，時而在營業呆滯時期緩慢地表現出來。如果撇開這些形式不說，那末，過剩人口經常具有三種形式：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和停滯的形式。

    在現代工業的中心--工廠、制造廠、冶金廠、礦山等等，工人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因此總的說來，就業人數是增加的，雖然增加的比率同生產規模相比不斷縮小。在這里，過剩人口處於流動的形式。

    無論在真正的工廠中，還是在一切使用機器或者甚至僅僅實行現代分工的大工場中，都需要大量的還沒有脫離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過，便只剩下極少數的人能夠被原生產部門繼續雇用，而大多數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們成了流動過剩人口的一個要素，這個要素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國外，其實不過是跟著外流的資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後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長得快，英格蘭就是一個例子。工人數量的自然增長不能滿足資本積累的需要，但同時又超過這種需要，這是資本運動本身的一個矛盾。資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數量較大，成年工人數量較小。比這個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個矛盾：在成千上萬的人手流落街頭的同時，卻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為分工把人手束縛在一定的生產部門了。（８５）此外，資本消費勞動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經多少衰老了。他落入過剩者的隊伍，或者從較高的等級被排擠到較低的等級。我們看到，正是大工業中的工人壽命最短。

    "曼徹斯特保健醫官李醫生證實，該市富裕階級的平均壽命是３８歲，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１７歲。在利物品，前者是３５歲，後者是１５歲。可見，特權階級的壽命比他們的不那麽幸運的同胞的壽命要長一倍以上。"（８５ａ）

    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分無產階級的絕對增長就需要采取這樣一種形式：它的成員迅速耗損，但是它的人數不斷增大。這樣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這個規律對人口中的其他階級是不適用的。）這種社會需要，是通過早婚這一大工業工人生活條件的必然後果，並通過榨取工人子女以獎勵工人生育子女的辦法來得到滿足的。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占領農業，或者依照它占領農業的程度，對農業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隨著在農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地減少，而且對人口的這種排斥不象在非農業的產業中那樣，會由於更大規模的吸引而得到補償。因此，一部分農村人口經常準備著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制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著有利於這種轉化的條件。（這里所說的制造業是指一切非農業的產業。）（８６）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這一源泉是長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斷地流向城市是以農村本身有經常潛在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的，這種過剩人口的數量只有在排水渠開放得特別大的時候才能看得到。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一只腳陷在需要救濟的泥潭里。

    第三類相對過剩人口，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但是就業極不規則。因此，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它的特點是勞動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們在家庭勞動一節中已經看到了。它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於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機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里得到補充。它的數量隨著由積累的規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過剩"工人的增長而增加。但是，它同時又是工人階級中會自行再生產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階級的增長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大於其他要素。實際上，不僅出生和死亡的數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絕對量都同工資的水平，即各類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資料量成反比。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規律，在野蠻人中間，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間，聽起來會是荒謬的。它使人想起各種個體軟弱的、經常受到追捕的動物的大量再生產。（８７）最後，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於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

    撇開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話，撇開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不說，這個社會階層由三類人組成。第一類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瀏覽一下英格蘭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他們的人數每當危機發生時就增大，每當營業覆蘇時就減少。第二類是孤兒和需要救濟的貧民的子女。他們是產業後備軍的候補者，在高度繁榮時期，如在１８６０年，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第三類是衰敗的、流落街頭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屬於這一類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靈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還有超過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後還有隨著帶有危險性的機器、采礦業、化學工廠等等的發展而人數日益增多的工業犧牲者，如殘廢者、病人、寡婦等等。需要救濟的赤貧形成現役勞動軍的殘廢院，形成產業後備軍的死荷重。它的生產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對過剩人口一起，形成財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的一個存在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項非生產費用，但是，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肩上。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後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象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實現中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里的範圍。

    我們可以明白，當經濟學的智者們向工人說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數去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時，他們是多麽愚蠢。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機構在不斷地使這個人數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這種適應的開頭是創造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結尾是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大的各階層的貧困和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死荷重。由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個規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自己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別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殖而出賣自己的力氣，也就越沒有保障。因此，生產資料和勞動生產率比生產人口增長得快的事實，在資本主義下卻相反地表現為：工人人口總是比資本的增殖需要增長得快。

    我們在第四篇分析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並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變成勞動時間，並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劄格納特車輪下。但是，一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政治經濟學家們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說出了資本主義積累的這種對抗性質（８８），雖然他們把它同資本主義前的生產方式的那些盡管部分地相類似但本質上不同的現象混同起來。

    十八世紀的一位大經濟學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奧特斯，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對抗性理解為社會財富的普遍的自然規律。"在一個國家里，經濟上的善和經濟上的惡總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財富的充裕總是與另一些人財富的貧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財富，同時總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剝奪必需品。一個國家的財富同它的人口相適應，而它的貧困則同它的財富相適應。一些人勤勞迫使另一些人懶惰。窮人和懶惰者，是富人和勤勞者所造成的一個必然結果"等等。（８９）

    在奧特斯之後大約過了１０年，高教會新教牧師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頌揚貧困是財富的必要條件。

    "用法律來強制勞動，會引起過多的麻煩、暴力和叫囂，而饑餓不僅是和平的、無聲的和持續不斷的壓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勞動的最自然的動力，會喚起最大的幹勁。"

    所以，一切問題都歸結為怎樣使工人階級的饑餓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個特別在窮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經把這件事安排好了。

    "這似乎是一個自然規律：窮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輕率的〈也就是說，他們是如此輕率，嘴里沒有銜著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來〉，所以，總是有一些人去擔任社會上最卑微、最骯臟和最下賤的職務。於是，人類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較高雅的人們解除了煩勞，可以不受幹擾地從事比較高尚的職業等等……　濟貧法有一種趨勢，就是要破壞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創立的這個制度的和諧與優美、均稱與秩序。"（９０）

    威尼斯的修道士從使貧困永久化的命運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終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機關存在的理由，而這位新教的牧師卻從其中找到借口，來詛咒使窮人有權享受少得可憐的社會救濟的法律。施托爾希說：

    "社會財富的增長產生出那個有用的社會階級……它從事最單調、最下賤和最令人厭惡的職業，一句話，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擔在自己的肩上，從而使其他階級有閒暇，有開闊的心境和傳統的〈妙！〉高貴品性……"（９１）

    施托爾希問自己：這種伴隨有群眾貧困和墮落的資本主義文明，同野蠻相比究竟有什麽優越性呢？他只找到一個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說：

    "由於工業和科學的進步，每一個工人每天所能生產的東西比他自己消費所需要的東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勞動生產財富的同時，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費這個財富，那末這個財富就會使他不適宜於勞動了。"他認為，"如果人們〈即非工人〉必須象工人那樣不倦地勞動才能獲得技藝的一切改良和工業給我們帶來的一切享受，那末他們大概會放棄這些東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報酬分開了；不是同一個人先勞動而後休息，相反地，正是因為一個人勞動，另一個人才休息……　因此，勞動生產力的無限增長的結果，只能增加那些遊手好閒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９２）

    最後，冷血的資產階級空論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聲稱：

    "在貧國，人民是安樂的；在富國，人民通常是貧苦的。"（９３）

    ５．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例證

    （ａ）１８４６-１８６６年的英格蘭

    現代社會的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這樣適合於研究資本主義的積累。在這個時期，真好象是福爾土納特的錢袋被發現了。不過，在所有國家中，英格蘭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它在世界市場上占據首位，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在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最後還因為，從１８４６年以來自由貿易千年王國的實現，又切斷了庸俗政治經濟學最後的退路。我們已經在第四篇里充分談到了生產的巨大進步，由於這種進步，這二十年中的後十年又遠遠超過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紀以來，英格蘭人口的絕對增長雖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對增長或增長率卻不斷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調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證明。

    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長的百分率：

    １８１１-１８２１　　　　　１．５３３％

    １８２１-１８３１　　　　　１．４４６％

    １８３１-１８４１　　　　　１．３２６％

    １８４１-１８５１　　　　　１．２１６％

    １８５１-１８６１　　　　　１．１４１％

    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財富的增長。在這里，應納所得稅的利潤、地租等等的變動情況是最可靠的依據。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大不列顛應納稅的利潤（不包括租地農場主的和若幹其他項目的利潤）增長５０．４７％（平均每年增長４．５８％）（９４），而同時期人口約增長１２％。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應納稅的地租（包括房屋、鐵路、礦山、漁場等等的地租）增加３８％，每年增加３５１２％，其中增加最快的是

    下列項目（９５）：

    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４年

    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

    房屋……………３８．６０％　　３．５０％

    采石場…………８４．７６％　　７．７０％

    礦山……………６８．８５％　　６．２６％

    鑄鐵廠…………３９．９２％　　３．６３％

    漁場……………５７．３７％　　５．２１％

    煤氣廠…………１２６．０２％　　１１．４５％

    鐵路……………８３．２９％　　７．５７％

    如果把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這段時間以每四年為一期作一比較，就會看出，收入的增長程度是不斷提高的。例如，利潤的收入，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年期間每年增加１．７３％，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期間每年增加２．７４％，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期間每年增加９．３０％。聯合王國應納所得稅的收入總額，１８５６年為３０７０６８８９８鎊，１８５９年為３２８１２７４１６鎊，１８６２年為３５１７４５２４１鎊，１８６３年為３５９１４２８９７鎊，１８６４年為３６２４６２２７９鎊，１８６５年為３８５５３００２０鎊。（９６）

    　　資本積累的同時伴隨有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雖然英格蘭沒有官方的農業統計材料（愛爾蘭倒有），但是有１０個郡自動提供了統計材料。根據這些統計材料可以看出：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００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從３１５８３個減少到２６５６７個，也就是說，有５０１６個合並於較大的租地農場了。（９７）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５年，在應納遺產稅的動產中還沒有一份超過１００萬鎊的，但是從１８２５年到１８５５年，就有了８份，從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５９年６月，也就是４年半的時間里，又有了４份。（９８）簡單地分析一下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的Ｄ項所得稅（把租地農場主等等除外的利潤），可以極為明顯地看出這種集中。首先應該指出，這種來源的收入達到６０鎊就要交納所得稅。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這種應納稅的收入１８６４年為９５８４４２２２鎊，１８６５年為１０５４３５７８７鎊（９９），納稅的人數１８６４年在居民總數２３８９１００９人中是３０８４１６人，１８６５年在居民總數２４１２７００３人中是３３２４３１人。兩年中這種收入的分配情況如下表：　　　　　　聯合王國的煤產量，１８５５年為６１４５３０７９噸，價值１６１１３２６７鎊，１８６４年為９２７８７８７３噸，價值２３１９７９６８鎊；生鐵產量，１８５５年為３２１８１５４噸，價值８０４５３８５鎊，１８６４年為４７６７９５１噸，價值１１９１９８７７鎊。聯合王國的營業鐵路里程，１８５４年為８０５４哩，投入資本２８６０６８７９４鎊，１８６４年為１２７８９哩，投入資本４２５７１９６１３鎊。聯合王國的進出口總額，１８５４年為２６８２１０１４５鎊，１８６５年為４８９９２３２８５鎊。出口的變動情況如下表（１００）：

    １８４７年　　　　　５８８４２３７７鎊

    １８４９年　　　　　６３５９６０５２鎊

    １８５６年　　　　　１１５８２６９４８鎊

    １８６０年　　　　　１３５８４２８１７鎊

    １８６５年　　　　　１６５８６２４０２鎊

    １８６６年　　　　　１８８９１７５６３鎊

    根據這些為數不多的材料，我們已經可以理解為什麽英國國民中央注冊局局長發出這樣一種勝利的歡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趕不上工業和財富的增長"（１０１）。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這種工業的直接代表，或這種財富的生產者，即工人階級。格萊斯頓說：

    "我國社會狀況最令人感到憂慮的特點之一就是，國民的消費力在下降，工人階級的困苦和貧窮在加劇，而與此同時，上層階級的財富不斷積累，資本不斷增長。"（１０２）

    這位假獻殷勤的大臣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是這樣說的。過了二十年，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他在預算演說中又說："從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從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８年內，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２０％。事實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但是……但是這種增長對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處，因為它會降低日用消費的價格，--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至少也不那麽窮了。不過我不敢斷定窮的極端程度已經縮小"（１０３）。多麽拙劣的詭辯！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窮"，只是隨著他們給有產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而變得"不那麽窮"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對地還是象原來一樣窮。如果說窮的極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窮的極端程度就增大了，因為富的極端程度已經增大。至於說到生活資料價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統計材料，例如倫敦孤兒院的材料卻表明，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３年間的生活資料價格平均比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年３年間上漲了２０％。在隨後的３年中，即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肉類、油類、奶類、糖、鹽、煤以及其他許多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又繼續上漲了。（１０４）格萊斯頓在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所做的下一個預算演說，是一首對賺錢事業的進步和因"貧窮"而減色的國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讚歌。他談到"處於需要救濟的赤貧邊緣"的群眾，談到"工資沒有提高的"行業，最後，他用下面這樣的話概括了工人階級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為生存而掙紮"（１０５）。

    不象格萊斯頓那樣受官方考慮的約束的福塞特教授則直截了當地說：

    "自然我並不否認，貨幣工資隨著資本的這種增加〈最近幾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於許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貴〈他認為這是由於貴金屬貶值造成的〉，這種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喪失了……　富人迅速地變得更富了，而工人階級的生活卻沒有什麽可以覺察得出來的改善……　工人幾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隸，他們都是小店主的債務人。"（１０６）　　在論述工作日和機器的那幾篇里，我們揭示了不列顛工人階級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為有產階級創造了"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不過我們那時考察的，主要是執行社會職能時的工人。為了全面說明積累的規律，還必須考察工人在廠外的狀況，考察他們營養和居住的狀況。由於本書篇幅所限，我們在這里主要考察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業工人中報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在這以前，我還要簡單談一談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是工人階級中喪失了出賣勞動力這個生存條件而靠社會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蘭（１０７），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人數１８５５年是８５１３６９人，１８５６年是８７７７６７人，１８６５年是９７１４３３人。由於棉荒，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這種貧民的人數分別增加到１０７９３８２人和１０１４９７８人。１８６６年的危機使倫敦遭到了最沈重的打擊，在這個居民比蘇格蘭王國還要多的世界市場中心，這種貧民的人數１８６６年比１８６５年增加了１９．５％，比１８６４年增加了２４．４％，而在１８６７年的頭幾個月比１８６６年增加得還多。在分析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時必須指出兩點。一方面，這種貧民人數的增減運動反映著工業周期各階段的變換。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的積累，階級鬥爭日益發展，工人的覺悟日益提高，關於需要救濟的貧民實際人數的官方統計也就越來越帶有欺騙性。例如，最近兩年來英國報刊（《泰晤士報》、《派爾－麥爾新聞》等）大聲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現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１８４４年就敘述過完全相同的慘狀和完全相同的"應時文學"喧鬧一時的偽善呼叫。

    ２１６

    不過，最近十年倫敦餓死的人數驚人地增加了，這無疑證明工人是更加憎惡貧民習藝所（１０８）這種貧民監獄的奴役了。

    （ｂ）不列顛工業工人階級中報酬微薄的階層

    現在我們來考察工業工人階級中報酬微薄的階層。１８６２年棉荒時期，樞密院

    １０６

    委派斯密斯醫生調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紡織工人的營養狀況。根據過去多年的觀察，斯密斯曾得出過這樣的結論："為了避免饑餓病"，每個中常婦女一天的營養，最低限度必須包含３９００克冷碳素，１８０克冷氮素，每個中常男子一天的營養，最低限度必須包含４３００克冷碳素，２００克冷氮素，這就是說，一個婦女需要的養料大致等於２磅上等小麥面包所含的養料，男子需要的還要多１/９。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２８６００克冷碳素和１３３０克冷氮素。他的計算在實際生活中驚人地得到了證實：他的計算同棉紡織工人消費的營養量因貧困而被壓低到的可憐水平是相一致的。１８６２年１２月，棉紡織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２９２１１克冷，氮素是１２９５克冷。

    １８６３年，樞密院下令調查英國工人階級中營養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貧困狀況。樞密院醫官西蒙醫生選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醫生擔任這項工作。他的調查範圍一方面包括農業工人，另一方面包括絲織工人、女縫工、皮手套工人、織襪工人、織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後一方面的各類工人，除織襪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調查的慣例，選擇的對象是每一類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況比較好的家庭。

    調查得出的總的結論是：

    "調查過的各類城市工人中，只有一類工人消費的氮素略微超過那個免於患饑餓病的絕對最低量；有兩類工人氮素和碳素營養都感不足，而其中一類相差很多；調查過的農業家庭中，有１/５以上得到的碳素營養少於必要量，有１/３以上得到的氮素營養少於必要量；有三個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營養。"（１０９）

    在農業工人中，聯合王國最富庶的地區英格蘭的農業工人營養最差。（１１０）農業工人中缺乏營養的主要又是婦女和兒童，因為"男人要去幹活，總得吃飯"。在調查過的各類城市工人中，營養缺乏的程度更為嚴重。"他們的飲食非常壞，以致必然發生許多嚴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現象。"（１１１）（這一切都是資本家的"禁欲"！也就是連勉強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都節省下來不付給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類純粹城市工人的營養狀況同斯密斯醫生假定的最低營養量，以及同棉紡織工人最貧困時期的營養狀況的對比。（１１２）

    　　調查過的各類工業工人中，有半數即６０/１２５完全得不到啤酒，２８％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費的流質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縫工的家庭，只有７盎斯，最高的是織襪工人的家庭，有２４３/４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當中，大部分是倫敦的女縫工。每周消費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縫工，只有７３/４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１１１/４磅，每個成年人每周消費的平均總量是９．９磅。糖（糖漿等等）每周的消費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４盎斯，最高的是織襪工人，有１１盎斯；所有各類中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費的總量是８盎斯。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費總量是５盎斯。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類（臘肉等等）消費量，最低是絲織工人，只有７１/４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１８１/４盎斯；各類工人每人消費的平均總量是１３．６盎斯。每個成年人每周的飲食費大致平均如下：絲織工人２先令２１/２便士，女縫工２先令７便士，皮手套工人２先令９１/２便士，制鞋工人２先令７３/４便士，織襪工人２先令６１/４便士。麥克爾士菲爾德絲織工人的飲食費平均每周只有１先令８１/２便士。營養最差的是女縫工、絲織工人和皮手套工人。（１１３）

    　　關於這種營養狀況，西蒙醫生在他的總的衛生報告中說："由於缺乏營養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舉不勝舉的，任何一個熟悉貧民醫療情況，或者熟悉醫院的住院或門診病人的人都可以證實這一點……　但是，從衛生的觀點看，這里還要加上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應該記住，缺乏飲食是極難忍受的，而飲食的嚴重缺乏通常總是跟隨在其他方面的不足發生之後。遠在缺乏營養成為衛生問題以前，遠在生理學家想到計算決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數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談不上任何物質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還缺。沒有足夠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積狹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幾乎一無所有；甚至保持整潔也成了破費和難於辦到的事。如果出於自尊心想保持整潔，那末任何這樣的嘗試都會加重饑餓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區；是在衛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溝最壞，交通最差，環境最臟，水的供給最不充分最不清潔的地區，如果是在城市的話，陽光和空氣也最缺乏。當窮到連飲食都感到缺乏時，也就必然要遭到這些威脅健康的災禍。這些災禍加在一起對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脅，但僅僅缺乏飲食本身就已經夠駭人的了……　這真令人痛苦，特別是，如果想到這里所說的貧困完全不是由於遊手好閒而應得的貧困。這是工人的貧困。是的，說到城市工人，他們為了換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勞動延長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極大的保留，才能說這種勞動可以使工人維持生活……　在大多數場合，這種名義上的維持生活不過是一條或長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濟的赤貧的迂回道路而已。"（１１４）

    最勤勞的工人階層的饑餓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資本主義積累基礎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有當人們認識了經濟規律時才能揭露出來。居住狀況卻不是這樣。在這方面，任何一個公正的觀察者都能看到，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應地聚集在同一個空間，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實行的城市"改良"是通過下列方法進行的：拆除建築低劣地區的房屋，建造供銀行和百貨商店等等用的高樓大廈，為交易往來和豪華馬車而加寬街道，修建鐵軌馬車路等等；這種改良明目張膽地把貧民趕到越來越壞、越來越擠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個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貴和房屋的質量成反比，房屋投機分子開采貧民這個礦山比當年開采波托西礦山花的錢還要少，賺的錢還要多。在這里，資本主義積累的對抗性質，從而整個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對抗性質（１１５），表現得如此明顯，就連英國官方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也都充滿了對"財產和財產權"的異端攻擊。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的積累、城市的擴展和"美化"，災禍越來越嚴重，以致在１８４７年到１８６４年間，僅僅由於害怕那些對"上流人士"也決不留情的傳染病，議會就制定了不下十項衛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品、格拉斯哥等地，嚇破了膽的資產階級還通過他們的市政當局來進行幹涉。不過，西蒙醫生在他的１８６５年的報告中仍然大聲疾呼："一般說來，這些災禍在英國還沒有控制住。"根據樞密院的命令，１８６４年對農業工人的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１８６５年又對城市中較貧窮的階級的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人們在《公共衛生》第７號和第８號報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漢特醫生完成的這一出色工作。關於農業工人我在後面再談。我先引用西蒙醫生總的評語來說明城市的居住狀況。他說：

    "雖然我的職務上的觀點僅限於醫學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許我忽視這種災禍的另外一面。在災禍達到較嚴重的程度時，幾乎必然會使人們不顧任何體面，造成肉體和肉體機能如此齷齪的混雜，如此毫無掩飾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獸而不象人。受這種影響會使人墮落，時間越久，墮落越深。對於在這樣可詛咒的環境下出生的兒童來說，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寡廉鮮恥的洗禮。如果想讓處在這種境況下的人們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純潔為本質的文明氣氛，那是絕對無望的。"（１１６）

    就住宅過分擁擠和絕對不適於人居住而言，倫敦首屈一指。

    漢特醫生說：

    "有兩點是肯定無疑的：第一，在倫敦，大約有２０個大的貧民區，每個區住１萬人左右，這些人的悲慘處境超過了在英國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見到的一切慘象，而這種處境幾乎完全是由住宅設備惡劣造成的；第二，在這些貧民區，住房過於擁擠和破爛的情形，比２０年前糟糕得多。"（１１７）"即使把倫敦和新堡的許多地區的生活說成是地獄生活，也不算過分。"（１１８）在倫敦，隨著城市的不斷"改良"，舊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隨著這個京城中工廠的不斷增多和人口的不斷流入，隨著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斷地上漲，就連工人階級中處境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層中產階級分子，也越來越陷入這種可詛咒的惡劣的居住環境中了。

    "房租過高，只有少數工人才付得起一間房子以上的租金。"（１１９）　　在倫敦，幾乎沒有一所房產不寄生著無數的"中間人"。倫敦的地價總是大大高於土地的年收入，因為每個買地的人都抱著投機的目的，指望遲早會按審定價格（即征用時由陪審員確定的價格）再把地拋售出去，或者會由於靠近某個大企業而能詐取異常高的價錢。結果是，買賣快到期的租約成了一項經常的交易。"對於從事這種營業的紳士們所能期待的，就是他們會象他們所幹的那樣去幹--盡量從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東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給他們的後繼者。"（１２０）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這些先生們不會冒任何風險。由於市內修建鐵路的關系，"不久前，我們看到倫敦東頭有許多家庭從自己的舊住所里被趕出來，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背著少得可憐的家當到處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貧民習藝所，找不到任何棲身之處"（１２１）。

    貧民習藝所已經有人滿之患，而議會批準的"改良"措施不過剛剛開始執行。如果工人因拆毀舊房而被趕了出來，那他們並不離開自己的教區，或者，最遠也只是搬到緊靠原來教區的地方。"他們自然想要盡量住在自己勞動場所的附近。結果原來住兩間房的人家，現在也不得不住一間。即使出的房租比原來的高，住的房子卻比他們被從中趕出來的那些糟糕的房子還要糟糕。住在濱河路的工人，有半數要走兩哩路才能到達勞動場所。"

    濱河路的主要街道雖然使異鄉人為倫敦的富庶而驚嘆，但是這條路本身可以作為倫敦人口擁擠的例子。據保健醫官計算，在濱河路的一個教區里，每英畝面積就住有５８１人，而且還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進去。很明顯，每一項衛生警察措施，都由於拆毀不適用的房子而把工人從某個街區趕出去，其唯一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更加密集地擁擠在另一個街區，在倫敦歷來就是這樣。漢特醫生說：

    "或者是必須把這一整套辦法看作荒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須喚起公眾的同情〈！〉，讓公眾關心現在可以毫不誇大地稱為國民義務的事情，這就是為那些不能出資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納房租以報償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１２２）

    讓我們來讚美資本主義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實業家，在他們的財產由於進行"改良"，如修鐵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時，不僅可以得到充分的賠償，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間的法律，他們還要得到一大筆利潤，作為對他們迫不得已實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兒女連同全部家當卻被拋到大街上來，如果他們過於大量地擁到那些市政當局要維持市容的市區，他們還要遭到衛生警察的起訴！

    十九世紀初，在英國除倫敦外再沒有一個１０萬人口的城市。只有５個城市超過５萬人。而現在，超過５萬人的城市已有２８個。"這種變化的結果，不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現在也變成了中心，四周建築起許多房屋，擠得簡直沒有地方讓空氣自由流通。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於是他們搬到爽心悅目的郊外去。繼這些富人之後而來的住戶，住進這些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間，往往還要再收房客。這樣一來，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專為他們蓋的、完全不適合他們住的房子里，周圍的環境的確會使成年人墮落，使兒童毀滅。"（１２３）

    一個工業城市或商業城市的資本積累得越快，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為工人安排的臨時住所也就越壞。因此，產量不斷增加的煤鐵礦區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僅次於倫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獄。那里住小單間房屋的不下３４０００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於絕對有害公益，根據警察的命令拆毀了。可是新房子蓋得很慢，而營業卻發展得很快。因此，１８６５年，城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擁擠不堪。簡直難得有一間招租的小單間。新堡熱病醫院的恩布爾頓醫生說：

    "毫無疑問，傷寒病持續和蔓延的原因，是人們住得過於擁擠和住房骯臟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僻街陋巷和大院里。從光線、空氣、空間、清潔各方面來說，簡直是不完善和不衛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男人、婦女、兒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們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來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鋪難得有變冷的時候。這些住房供水不良，廁所更壞，骯臟，不通風，成了傳染病的發源地。"（１２４）

    這樣的洞窟，每周房租也從８便士漲到了３先令。漢特醫生說："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個例子，說明我們同胞中最優秀的一部分，由於房屋和街道這些外部環境，往往沈淪到接近野蠻的退化狀態。"（１２５）由於資本和勞動的大量流動，一個工業城市的居住狀況今天還勉強過得去，明天就可能變得惡劣不堪。或者，有時市政官員終於能振作起來去消除最惡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襤褸的愛爾蘭人或者破落的英格蘭農業工人就會象蝗蟲一樣成群地擁來。人們把他們塞到地下室和倉庫里，或者把過去還象樣的工人住房變成一種寓所，在這里住客變動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戰爭時期的營房一樣。布萊得弗德就是一個例子。那里的市政當局的凡夫俗子們正在從事城市改革。１８６１年那里還有１７５１棟沒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現在營業興旺起來了，關於這種情況，黑人之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經文雅地談到過。自然，隨著營業的興旺，那里也就被不斷起伏的"後備軍"或"相對過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沒。漢特醫生從一家保險公司代辦所得到一張表格（１２６），　　　　（１２６）　布萊得弗德某工人保險公司的代辦所的一張表格：

    火神街１２２號１間房………………………………１６人

    拉姆利街１３號１間房………………………………１１人

    鮑威爾街４１號１間房………………………………１１人

    波特蘭街１１２號１間房……………………………１０人

    哈爾迪街１７號１間房………………………………１０人

    北街１８號１間房……………………………………１６人

    北街１７號１間房……………………………………１３人

    魏曼街１９號１間房…………………………………８個成年人

    喬威特街５６號１間房………………………………１２人

    喬治街１５０號１間房………………………………３家

    萊福場馬麗門１１號１間房…………………………１１人

    馬歇爾街２８號１間房………………………………１０人

    馬歇爾街４９號３間房………………………………３家

    喬治街１２８號１間房………………………………１８人

    喬治街１３０號１間房………………………………１６人

    愛德華街４號１間房………………………………１７人

    ［喬治街４９號１間房………………………………２家］

    約克街３４號１間房…………………………………２家

    鹹餅街２間房………………………………………２６人

    地　下　室

    瑞琴特廣場１個地下室…………………………………８人

    愛克街１個地下室………………………………………７人

    羅伯茨街３３號１個地下室………………………………７人

    普臘特後街（煉銅場）１個地下室………………………７人

    埃本尼澤街２７號１個地下室……………………………６人

    　　　　　（《公共衛生。第８號報告》１８６６年倫敦版第１１１頁）

    表上記載的這些令人厭惡的地下室和小房間，住的大多還都是收入較好的工人。這些人都說，如果有較好的房子他們是願意租賃的。正當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福斯特議員為自由貿易的恩賜，為布萊得弗德的經營精梳毛紡業的巨頭們的利潤流著激動的眼淚的時候，工人們一家大小卻在顛沛流離，疾病纏身。布萊得弗德的貧民診所醫生貝爾在他１８６５年９月５日的報告中說，在他的管區內，熱病患者的驚人的死亡率是由他們的居住條件造成的。他說：

    "在一個１５００立方呎的地下室里住著１０個人……　在文辛街、格林-艾爾廣場和利斯，有２２３棟房子住著１４５０人，可是只有４３５個床鋪和３６個廁所……　我所指的床鋪是連一卷骯臟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內的，每個床鋪平均睡３．３人，有些甚至睡４-６個人。很多人沒有床，穿著衣服睡在光禿禿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這些房子大都是些陰暗、潮濕、污穢、發臭的洞穴，根本不適合人住，這還用得著說嗎？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連那些聽任這種毒瘡在我們中間潰爛的境況良好的人也身受迫害。"（１２７）

    居住狀況的惡劣次於倫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爾。

    "這里，在這個歐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貧現象和住房慘狀也極為嚴重。"（１２８）

    （ｃ）流動人口

    現在我們談談一個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里，時而調到那里。當不行軍的時候，他們就"露營"。這種流動的勞動被用在各種建築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磚、燒石灰、修鐵路等方面。這是一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他們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他們紮營的附近地區。（１２９）在象鐵路建設等需要大量投資的企業中，通常由企業主本人為自己的軍隊提供一些木棚之類的住所，這種臨時性的村落，沒有任何衛生設備，不受地方當局監督，對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圖，他把工人既當作產業士兵又當作房客進行著雙重剝削。木棚里各有１個、２個或３個洞穴，住戶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數每周分別付房租２先令、３先令或４先令。（１３０）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據西蒙醫生報告，１８６４年９月，內務大臣喬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諾克斯教區衛生警察委員會主席如下一份揭發報告：

    "大約１２個月以前，這個教區根本沒聽說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從留伊斯海姆到湯布里季的鐵路工程開始了。主要工程就在這個城市附近進行，工程總部也設在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這里就業。由於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傑伊先生就吩咐在鐵路沿線各點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這些小棚既沒有通風設備，也沒有排水溝，而且必然擁擠不堪，因為每個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盡管每個小棚只有兩個房間，也必須接納別的房客。根據我們所收到的醫生的報告說，結果是這些可憐的人夜里為了躲避從窗前的臭水里和廁所里發出的惡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後，一位有機會參觀過這些小棚的醫生向我們委員會提出了控訴。這位醫生用極其沈痛的語調敘述了這些所謂住宅的狀況，他擔心倘若不采取一些衛生預防措施，就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大約一年前，上面提到過的那位傑伊曾答應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傳染病時可以立即被隔離。今年７月底，他再次許下了這個諾言，但是此後盡管發生了幾起天花，並且有兩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沒有采取任何步驟履行自己的諾言。９月９日凱爾桑醫生向我報告說，在這些小棚里又發生了幾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況描繪得非常可怕。我還應當向閣下〈大臣〉補充報告一點。我們教區已有了一座隔離所，也就是所說的傳染病房，用來收容本教區傳染病患者。幾個月來，這個病房的病人總是擠得滿滿的。有一家５個孩子死於天花和熱病。今年４月１日至９月１日，死於天花的已不下１０人，其中有４個人就是死在成為傳染病發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於遭難的家屬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數目無法確定"（１３１）。

    煤礦以及其他礦山的工人是屬於不列顛無產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一類工人。他們花了怎樣的代價才掙得自己的工資，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說過了。（１３２）在這里我再略微談談他們的居住情況。礦山開采者，不管他是礦山的所有主還是承租人，通常要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數量的小屋。工人"無代價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說，這些小屋和煤構成工資中用實物支付的部分。靠這種辦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領到４鎊作為補償。礦區很快就吸引來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礦業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等等。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樣，地租很高。因此，采礦業主力圖在井口附近的盡量狹小的建築地段上，蓋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屬的必要數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開鑿新礦井或者重新開采舊礦井，擁擠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著眼點就是：凡是絕非必需的現金開支，資本家一概實行"禁欲"。朱利安·漢特醫生說："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類似的地區外，諾森伯蘭和德勒穆礦山的礦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說來，大概是英國能夠大量見到的最壞的和最貴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許多人擁擠在一間房里；建築地段很狹小，卻胡亂蓋了許多房子；缺乏水並且沒有廁所；經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幾層的辦法〈以致各種小屋都層層相疊〉……　企業主把整個移民團看成似乎只是露營，而不是駐紮。"（１３３）

    斯蒂文斯醫生說：

    "我奉命視察了德勒穆聯合教區大部分的大礦山村落……　除了極少數例外，可以說，所有的村落都沒有采取過任何措施來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礦工都被束縛〈《ｂｏｕｎｄ》這個詞和ｂｏｎｄａｇｅ〔依附〕一樣，都來源於農奴制時代〉在與礦山承租人或礦山所有主簽訂的１２個月的契約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滿，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監工，監工就在監督簿上他們的姓名下面作個記號或加個注，等到簽訂新的一年的契約時就把他們解雇……　在我看來，再沒有別的實物工資制比這個人口稠密地區所流行的實物工資制更壞了。工人不得不接受處於傳染病影響下的住房，作為他的工資的一部分。他自己一點也無能為力。無論從哪方面看，他都是一個農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難有別的什麽人能幫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還從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應。不管供應好壞，不管有無，工人都要付水費，或者不如說，都要從工資中扣除。"（１３４）

    在同"社會輿論"或甚至同衛生警察發生沖突時，資本總是恬不知恥地對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勞動和居住的、既危險又使人墮落的條件進行"辯護"，說這是為了更有利地剝削工人所必需的。當資本拒絕在工廠的危險機器上安裝防護設備，拒絕在礦山中安裝通風設備和采取安全措施，對此一概實行禁欲時，就是這樣說的。現在，在礦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這樣說的。樞密院的醫官西蒙醫生在他的正式報告中說：

    "人們替惡劣的房屋設備辯解，說礦山通常是以租賃方式開采的；租賃合同期限太短（煤礦大多是２１年），所以礦山承租人認為不值得為企業所招來的工人、手工業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設備；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這方面慷慨一點，地主也會打消他的這種念頭。地主有一種傾向，就是當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樣而舒適的村莊供給那些開采地下財產的礦工們居住時，地主就會馬上利用這種特權來索取異常高的追加地租。這種禁令似的價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會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嚇回去……　我不想進一步研究這種辯解的價值，也不想研究用來建造象樣的住宅的追加費用歸根到底應當由誰負擔，由地主、礦山承租人、工人還是由公眾負擔……但是，面對後面所附報告〈漢特、斯蒂文斯等醫生的報告〉中揭露出來的可恥事實，必須采取一個補救的辦法……　土地所有權竟被利用來造成社會的極大不公平。地主以礦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個工業移民團召到自己的領地上來從事勞動，然後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來的工人無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適住宅。礦山承租人〈資本主義的礦山開采者〉沒有任何金錢上的利益要來反對交易上的這種劃分，因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條件很苛刻，後果也不由他承擔，而承擔這種後果的工人又沒有受過什麽教育，連自己的衛生權利也不認識，不論極端惡劣的住宅，還是污濁不堪的飲水，從來都沒有引起過罷工。"（１３５）

    （ｄ）危機對工人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部分的影響

    在談到真正的農業工人之前，我還要舉一個例子，說明危機甚至對工人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部分即工人階級的貴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記得，１８５７年發生了一次大危機--工業周期每一次都是以這種危機而告終。下一個周期是在１８６６年到期的。由於棉荒把許多資本從通常的投資領域趕到了貨幣市場的大中心，這次危機在真正的工廠區域已經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帶有金融的性質。這次危機在１８６６年５月爆發，這是以倫敦一家大銀行的破產為信號的，繼這家銀行之後，無數在金融上進行欺詐的公司也接著倒閉了。遭殃的倫敦大生產部門之一是鐵船制造業。這一行業的巨頭們在繁榮時期不僅無限度地使生產過剩了，而且由於他們誤認為信用來源會照樣源源不絕，所以還接受了大宗的供貨合同。今天，一種可怕的反作用發生了，而且直到現在，１８６７年３月底，這種反作用還在倫敦其他工業部門（１３６）繼續發生。為了說明工人的狀況，現在從１８６７年初采訪過主要受難地區的《晨星報》記者的詳細報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倫敦東頭，在波普拉爾、米爾瓦爾、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萊姆豪斯、坎寧鎮等區，至少有１５０００名工人及其家屬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其中有３０００多人是熟練的機械工人。他們已經一連失業６個月至８個月了，積蓄已全部用光……　我費了好大勁才擠到貧民習藝所（在波普拉爾）的大門口，因為它已被餓壞了的人群團團圍住。他們在等著發面包票，但是發票的時間還沒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著院墻蓋有一圈棚子。幾大堆雪覆蓋著堆在院子當中的鋪路石塊。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條籬笆隔成的小塊地方，活象羊欄一樣；天氣好的時候男人們就在里面幹活。我去采訪那天，欄子里面全是雪，沒法坐人。男人們就在棚子底下砸鋪路的石塊。每個人都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揮動著大錘砸碎結著冰的花崗石，直到砸滿５蒲式耳為止。這樣他們一天的活才算幹完，每人獲得３便士和一張面包票。院子的一邊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們把門推開，看見里面塞滿了人，肩並肩地擠在一起互相取暖。他們一邊撕麻絮一邊爭論，看誰能吃得最少而幹的時間最長，因為有耐力已經成了受稱讚的事情。單是這個貧民習藝所就收容著７０００個接受救濟的人，其中有好幾百人在６個月或８個月以前還拿著我國熟練勞動的最高工資。許多人即使積蓄已經用光，但只要還有一點東西可以典當，也絕不乞求教區救濟；如果沒有這種情況，接受救濟的人數還要增加一倍……離開貧民習藝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兩旁大多是兩層樓的房子，這種房子在波普拉爾比比皆是。我的向導是失業委員會的委員。我們訪問的第一家是一個已經失業２７周的鐵匠。我看見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間後屋里。屋子里還剩下一點家具，而且生著火。為了使小孩子們光著的腳不致凍壞，不生火是不行的，因為那天非常冷。在火對面的盆子里放著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們正在撕麻絮，這是從貧民習藝所領取面包的代價。丈夫在某個上面談到過的那種院子里幹活，每天得一張面包票和３便士。這時他正好回家吃午飯。他苦笑著對我們說，他餓極了；他的午飯只有幾片薄薄的塗著油的面包和一杯沒有牛奶的清茶……　我們又敲第二家的門，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把我們領進一間狹小的後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聲不響地坐著，呆望著快要熄滅的火。他們臉上和他們的小屋里籠罩著的那種淒涼絕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願看到類似的景象。婦人指著她的孩子們說：'先生，他們已經２６個星期沒有活幹了。我們所有的錢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們的父親在光景好時積蓄下來準備困難時用的。請你們看吧！'她幾乎是發狂似地喊著，一邊拿出一本存取款項寫得清清楚楚的銀行存折；我們從上面可以看出，這筆小小的財產最初怎樣從５先令開始存起，怎樣一點一點地增加到２０鎊，然後又怎樣逐漸消失，從若幹鎊減到若幹先令，直到最後一次提款使存折變得象一張白紙一樣一文不值。這家人每天從貧民習藝所領到一頓救濟飯……　接著我們訪問了一個曾在造船廠工作的愛爾蘭人的妻子。我們發現她已經餓病了，穿著衣服躺在一張墊子上，勉強算蓋著一條毯子，因為所有的被褥都已進了當鋪。兩個可憐的孩子照料著她，但是看來孩子們自己正需要母親的照顧。已經１９周被迫無事可幹，致使她陷入這樣的境地。她在講述她的痛苦經歷的時候唉聲嘆氣，仿佛失去了對美好未來的一切希望……　我們走出房子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跑來要我們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幫他一點忙。一個年輕的妻子，兩個可愛的小孩，一卷當票，一間空房--這就是他指給我們看的一切。"

    下面我們再從托利黨的報紙上摘引一段描述１８６６年危機的余痛的報道。不要忘記，這里談到的倫敦東頭，不僅是本章所談到的鐵船制造業工人的中心，而且還是工資一向低於最低額的所謂"家庭勞動"的中心。

    "昨天在這個大都會的一角出現了一幅可怕的情景。東頭的好幾千失業工人雖然沒有打著黑色喪旗成群結隊地遊行，但是這股人潮已經夠嚇人的了。讓我們想想這些人受著怎樣的苦難吧。他們快要餓死了。這是一個簡單而可怕的事實。他們共有４萬人……　在我們面前，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大都會的一個區，一邊是曠古未有的最大量財富的積累，而緊挨著它的旁邊的是４萬個走投無路的行將餓死的人！現在這成千上萬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區；這些一直處於半饑餓狀態的人向我們大聲訴苦，向天哀號，向我們訴說他們的破爛不堪的住所，他們無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沒有用。而地方上交納濟貧稅的人，由於教區的勒索，也瀕於需要救濟的赤貧的邊緣了。"（１８６７年４月５日《旗幟報》）

    英國的資本家中間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比利時是工人的樂園，因為據說"勞動的自由"，其實也就是"資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聯專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廠法的侵犯。因此，我在這里應談一談比利時工人的"幸福"。關於這種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沒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奧先生更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奧先生是比利時監獄和慈善機關的總監，也是比利時中央統計委員會的委員。現在讓我們來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時勞動階級的經濟預算》（１８５５年布魯塞爾版）。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比利時的標準工人家庭，該書根據非常精確的材料算出了這個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後又把它的營養狀況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營養狀況作了比較。這個家庭有"父親、母親和４個孩子"。這６個人中"有４個人可以全年就業而有所收益"；假定"他們中間沒有生病的和不能勞動的人"，他們"除了交納為數極少的教堂坐位費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沒有什麽開支"，他們不"在儲蓄銀行存款或交納養老準備金"，沒有"奢侈品的開支或其他的多余的開支"。只有父親和大兒子抽點煙，星期天上個酒館，這些總共每周花８６生丁。"根據不同行業同意付給工人的工資的綜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資的最高平均額，男人是１法郎５６生丁，婦女是８９生丁，男孩是５６生丁，女孩是５５生丁。按照這個標準計算，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過１０６８法郎……我們把這個當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計算進去了。但是，既然我們也給母親算上一筆工資，這樣，我們就使她無法料理家務了；誰來看家和照顧小孩呢？誰來做飯、洗衣服和縫縫補補呢？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難題。"

    根據這個算法，這個家庭的預算是：

    １日的工資額　　　３００個工作日的工資總額

    父親１．５６法郎４６８法郎

    母親０．８９法郎２６７法郎

    兒子０．５６法郎１６８法郎

    女兒０．５５法郎１６５法郎

    合計１０６８法郎

    工人如果要達到下述各種人的營養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額和不足額如下：

    支出額不足額

    水兵的營養　１８２８法郎…………………７６０法郎

    士兵的營養　１４７３法郎…………………４０５法郎

    囚犯的營養　１１１２法郎…………………４４法郎

    "我們看到，只有少數工人家庭才能達到同囚犯差不多的營養，更不用說達到水兵或士兵的營養了。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比利時每個囚犯每天平均花費６３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費用相比還有一個１３生丁的差額。管理費和監視費可由囚犯不付房租來抵銷……　但是多數工人，甚至可以說大多數工人的生活過得還要儉樸，這是怎麽回事呢？這只是由於工人采取了只有他們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應急措施；他們減少了每天的口糧；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調味品；一家大小擠在一兩間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張草墊子上；他們節減服裝、洗濯和清潔用品的開支；放棄星期天的消遣；總之，他們決心過最痛苦的貧困生活。工人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稍稍上漲一點，或者一旦無工可做，或者生病，都會加深工人的貧困，使他完全毀滅。債台高築，借貸無門，衣服和絕對必需的家具也送進當鋪，最後是全家申請列入貧民名冊。"（１３７）

    其實，在這個"資本家的樂園"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發生最微小的變動，就會引起死亡和犯罪數字的變動！（見《協會呼籲書：佛來米人，前進！》１８６０年布魯塞爾版第１２頁）全比利時共有９３萬個家庭。據官方統計，其中富有的家庭（選民）９萬戶，共４５萬人；城鄉下層中產階級家庭３９萬戶，共１９５萬人，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正在不斷地下降為無產階級。最後，工人家庭４５萬戶，共２２５萬人，其中的一些模範家庭正在享受著杜克佩西奧所描寫的那種幸福。在這４５萬戶工人家庭中，列入貧民名冊的竟達２０萬戶以上！

    （ｃ）不列顛的農業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對抗性質，在任何地方再也沒有比在英格蘭農業（包括畜牧業）的進步和農業工人的退步上表現得更為殘酷的了。在考察農業工人的現狀之前，我們先略微回顧一下過去。在英格蘭，現代農業是在十八世紀中葉出現的，雖然生產方式由以發生變化的基礎，即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還要早得多。阿瑟·楊格雖是一個膚淺的思想家，但不失為一個精確的觀察家，我們從他關於１７７１年農業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這些農業工人同他們十四世紀末"生活得很富裕並且能積累財富"（１３８）的先人比較起來，扮演著非常可憐的角色，更不用說同"英格蘭城鄉勞動者的黃金時代"十五世紀相比了。但是我們用不著追溯這麽遠。在１７７７年的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著作中寫道："大租地農場主幾乎上升到紳士的地位，而貧困的農業工人幾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農業工人的狀況和４０年前的狀況比較一下，他們的不幸處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狼狽為奸，壓榨工人。"（１３９）

    接著作者又詳細地證明，農村中的實際工資從１７３７年到１７７７年幾乎降低了１/４即２５％。當時理查·普萊斯博士也說："現代政治袒護國民中的上層階級；其結果是，整個王國遲早終將只由紳士和乞丐，貴族和奴隸組成。"（１４０）

    但是英格蘭農業工人在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８０年期間的狀況，無論就他們的營養和居住狀況來說，或者就他們的自尊感和娛樂情況等等來說，都成了以後再也沒有達到過的理想。他們的平均工資如果用小麥來表示，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７１年是９０品脫，到伊登時代（１７９７年）已經只有６５品脫，而到１８０８年時則只剩下６０品脫了。（１４１）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反雅各賓戰爭末期農業工人的狀況，在這次戰爭中，土地貴族、租地農場主、工廠主、商人、銀行家、交易所騎士、軍火商等等大發橫財。同時，一方面由於銀行券貶值，另方面由於同銀行券貶值無關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名義工資也提高了。但是工資的實際變動情況，用不著在這里詳細論述，用很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說明。濟貧法及其行政機關在１７９５年和１８１４年並沒有什麽變化。我們還記得這項法令在農村中是怎樣實施的，那就是由教區以救濟形式把名義工資補足到只夠工人勉強糊口的名義數額。租地農場主支付的工資和教區貼補的工資不足額之間的比率說明兩件事：第一，工資已經降到它的最低限額以下；第二，農業工人在何種程度上成了既是雇傭工人又是需要救濟的貧民，或者說，在何種程度上被變成了他所在的教區的農奴。我們選一個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況的郡來說吧。在北安普頓郡，１７９５年平均周工資是７先令６便士，一個６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３６鎊１２先令５便士，收入總額是２９鎊１８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６鎊１４先令５便士。１８１４年，該郡周工資是１２先令２便士，一個５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５４鎊１８先令４便士，收入總額是３６鎊２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１８鎊６先令４便士。（１４２）可見，在１７９５年，不足額占工資的１/４弱，而到１８１４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伊登曾經在農業工人小屋中看到過的那種略感舒適的情景，到１８１４年早已無影無蹤了。（１４３）從此以後，在租地農場主飼養的各種牲畜中，工人這種會說話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壞和虐待得最殘酷的了。

    這種狀況一直平靜無事地繼續下去，直到"１８３０年斯溫暴動２１８使我們〈即統治階級〉在燃燒著的麥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農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也象在工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一樣，充滿著貧困和燃燒著陰森的反叛的怒火"（１４４）。

    當時薩德勒曾在下院中給農業工人起了一個綽號，把他們叫做"白奴"，一個主教在上院也襲用了這個綽號。當時最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愛·吉·威克菲爾德說：

    "英格蘭南部的農業工人不是奴隸，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濟的貧民。"（１４５）谷物法臨廢除前的一段時期，進一步透露了農業工人的狀況。一方面，資產階級鼓動家的利益是要證明這個保護法對谷物的真正生產者很少起什麽保護作用。另一方面，工業資產階級又非常惱恨土地貴族對工廠狀況的非難，惱恨這些腐敗透頂、喪盡天良、矜持高傲的遊惰者對工廠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惱恨他們對工廠立法所表現的那種"外交熱忱"。英格蘭有句古老的諺語說得好：兩賊相爭，好人得利。事實上，統治階級的兩個派別在關於它們當中誰最無恥地剝削工人的問題上展開的喧鬧的狂熱的爭吵，從兩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別利伯爵，又稱艾釋黎勳爵，是貴族慈善家反工廠運動的先鋒。因此，他成了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５年《紀事晨報》上揭露農業工人狀況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這家報紙是當時最重要的自由黨機關報，它在各個農業地區都有特派記者。這些記者不以一般的記述和統計為滿足，而且還把調查過的工人家庭和他們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來。下表（１４６）列舉了布蘭弗德、維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個村莊工資的支付情況。這些村莊是喬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別利伯爵的財產。我們將會看到，這位低教會派的教皇，英格蘭虔誠派的頭目，同他的夥伴班克斯一樣，還以房租名義從工人的微薄工資中克扣掉相當大一部分。

    　谷物法的廢除大大推動了英格蘭的農業。修建巨大規模的排水工程（１４７），采用圈養牲畜和人工種植飼料的新方法，應用施肥機，采用處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礦物質肥料，采用蒸汽機以及其他各種新式工作機等等，總之，耕作更加集約化就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皇家農業學會主席皮由茲先生斷言，由於采用新機器，（相對的）經營費用幾乎減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從土地上得到的實際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畝土地投資的增加，因而租地農場的加速積聚，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條件。（１４８）同時，從１８４６年到１８６５年耕地面積約擴大了４６４１１９英畝，東部各郡原為養兔場和貧瘠牧場而現在變成了富饒的莊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計算在內。我們已經知道，從事農業的總人數與此同時卻減少了。就拿男女兩性各種年齡的真正農業工人來說，他們的人數從１８５１年的１２４１２６９人減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１１６３２１７人。（１４９）因此，英國中央注冊局局長有理由說："１８０１年以來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數目的增加，同農產品的增長是極不相稱的"（１５０）。但是最近一個時期，這種不相稱的情況更加嚴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耕作更加集約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資本有了空前的積累，農產品獲得了英格蘭農業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長，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財富日益膨脹；另一方面，農業工人人口卻在絕對地減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銷售市場的不斷迅速擴大，自由貿易的占統治地位，那末，農業工人在經過種種不幸之後終於被安排在理應令人陶醉的幸福環境中了。

    但是羅傑斯教授卻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英格蘭農業工人，不要說同他們十四世紀下半葉和十五世紀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們１７７０年到１７８０年時期的先人相比，他們的狀況也是極端惡化了，"他們又成了農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壞的農奴。（１５１）朱利安·漢特醫生在他關於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的劃時代的報告中說：

    "農仆〈這是農奴制時期對農業勞動者的稱呼〉的生活費用固定在只夠他活命的最低的數額上……他的工資和住房同從他身上榨取的利潤相比，幾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農場主的算盤上是個零（１５２）……　他的生存資料永遠被看成是一個固定的量"（１５３）。"至於談到他的收入的任何進一步的減少，他會說：我什麽也沒有，我什麽也不操心。他不擔心將來，因為他除了生存所絕對必需的東西之外，一無所有。他降到了零點，也就是租地農場主打算盤的起點。由它去吧，幸福與不幸反正同他無關。"（１５４）

    １８６３年，對被判處流放和強制勞動的犯人的飲食狀況和勞動狀況曾進行過正式調查。調查的結果記載在兩大本厚厚的藍皮書中。其中寫道：

    "英格蘭監獄中犯人的飲食同這個國家貧民習藝所中需要救濟的貧民以及自由農業工人的飲食的詳細對比，無可辯駁地表明，前者的飲食比後二者都要好得多。"（１５５）而"被判處強制勞動的犯人的勞動量，大約只有普通農業工人的一半"（１５６）。

    下面略引幾段頗為典型的證詞。愛丁堡典獄官約翰·斯密斯在作證時說：

    "英格蘭監獄中的飲食比普通農業工人要好得多。"（第５０５６號）"蘇格蘭的普通農業工人很少吃到什麽肉類，這是事實。"（第５０５７號）"你知道有什麽理由能說明犯人的飲食必須比普通農業工人好得多嗎？--確實不知道。"（第３０４７號）"你是否認為應當作進一步試驗，使被判處強制勞動的犯人的飲食和自由農業工人的飲食大致差不多呢？"（第３０４８號）（１５７）其中還寫道："農業工人會說：我幹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飽。我在蹲監獄的時候，活沒有這樣重但是吃得很飽，因此我覺得釋放出來還不如關在監獄里好。"（１５８）

    綜合該報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種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較表。　　１８６３年醫務調查委員會對國民中吃得較壞的各階級的營養狀況進行過一次調查，這次調查的一般結果讀者都已經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農業工人家庭的飲食都低於"防止饑餓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別在康瓦爾、戴文、索美塞特、威爾茲、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爾茨等地的所有純農業區更是這樣。斯密斯醫生說：　　"農業工人得到的營養比平均量大，因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員多得多，這對他的勞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較貧困的地區，幾乎全部肉類或油脂都歸他一個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處在發育期的孩子們得到的營養量多半不夠，主要是缺乏氮素，幾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１５９）同租地農場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營養倒很充足。他們的總數由１８５１年的２８８２７７人減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２０４９６２人。斯密斯醫生說：

    "婦女參加田間勞動盡管會有一些壞處，但在目前情況下對一個家庭來說還是大有好處，因為這樣可以掙幾個錢補貼買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從而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１６０）

    這次調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結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蘭農業工人的營養比聯合王國其他地區農業工人的營養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證明：

    中等農業工人每周消費的碳素和氮素（１６１）（單位：克冷）

    碳　素氮素

    英格蘭　４０６７３……………………１５９４

    威爾士　４８３５４……………………２０３１

    蘇格蘭　４８９８０……………………２３４８

    愛爾蘭　４３３６６……………………２４３４

    西蒙醫生在官方的衛生報告中說：

    "漢特醫生報告的每一頁都證明，我國農業工人的住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很壞。並且多年來，他們在這方面的情況一直在不斷惡化。現在農業工人更難找到棲身之所了，即使能夠找到，也遠不能適應他們的需要，這種情況也許比幾世紀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糟。特別是最近二三十年來，這種禍害更迅速滋長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條件簡直糟糕透了。村民在這方面毫無辦法可想，除非那些靠他們的勞動發財致富的人認為值得對他們發點善心。農業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種的土地上找到住處，那個地方適合於人住還是適合於豬住，同時是否附有一小塊能夠大大減輕貧困壓力的園圃--這一切都不取決於他是否願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適當的房租，而是取決於別人怎樣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財產'的權利。不管租地面積有多大，也沒有一項法律規定必須在上面建有一定數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說象樣的住宅了；法律同樣也沒有給工人保留擁有土地的絲毫權利，雖然工人的勞動對土地來說就象雨露和陽光一樣必不可少……　還有一種大家都知道的情況更加深了工人的災難……這就是濟貧法關於居住和負擔濟貧稅的規定所產生的影響。（１６２）在這項法律的影響下，各教區為了金錢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區居住的農業工人的人數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內；因為不幸的是，農業勞動並不能保證勞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維持永久可靠的獨立地位，而多半不過是一條通向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或長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個途程中工人離需要救濟的赤貧境地是這樣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暫時失業，就不得不立刻求助於教區救濟；因此，只要有農業人口在教區內定居下來，顯然就會加重教區的濟貧稅負擔……　大地主們（１６３）只要決定不準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築工人住宅，他們對窮人的負擔馬上就可以減輕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財產'的地主，憑借絕對的土地所有權，竟能夠象對待異邦人那樣對待土地的耕種者並把他們從自己的莊園上趕出去。對於這樣一種絕對的土地所有權，英國憲法和法律究竟準備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認，這個問題不屬於本報告所討論的範圍……　這種驅逐權不單是一種理論問題，它在實際上被廣泛地行使著。這是對農業工人的居住條件有決定性影響的情況之一……　這種災禍殃及的範圍，從最近一次人口調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據調查，在最近１０年間，盡管地方上對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蘭的８２１個地區拆除的房屋卻越來越多，以致撇開那些無法定居的人〈即無法在自己勞動的教區內定居的人〉不說，１８６１年居民人數雖然比１８５１年增加了５１/３％，但是他們居住的房屋卻減少了４１２％……　漢特醫生說，減少人口的過程一旦達到目的，就出現一種遊賞村莊，那里小屋所剩無幾，除了牧羊人、園丁和看守狩獵場的人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誰也不準居住，只有他們才能從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對他們這個階級來說通常已算不壞的待遇。（１６４）但是土地需要耕種，於是我們看到，雇來種地的工人並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許從３哩外的開放村莊來的；這種開放村莊有大量小房主，他們在非開放村莊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後就把這些人收容下來。在那些正走向這種結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爛不堪，顯示出它們注定要遭到的命運。這些小屋正處在自然倒塌的各個階段。只要房頂還沒有塌下來，就允許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樂意承租，即使他必須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從來不加修繕，除非身無分文的住戶自己動手收拾一下。當房屋終於完全不能住人時，只不過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毀的小屋和未來的濟貧稅將相應減少而已。當大地主這樣把居民從他們控制的土地上趕走以擺脫濟貧稅時，附近的小鄉鎮或開放村莊就把這些被趕出來的工人收容下來。我說的是附近，但是這個'附近'也可能離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農場有３-４哩遠。這樣，工人為了掙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幹活外，每天還必須走６-８哩路，而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現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們所從事的一切農活也要在同樣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然而住得遠所引起的災難還不止此。在開放村莊里，建築投機家購買小塊地皮，盡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簡陋的小屋。英格蘭農業工人就硬塞在這些可憐的小屋里。這些小屋即使面臨空曠的田野，也具有最壞的城市住宅的種種最可怖的特點（１６５）……　另一方面，絕不要以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們耕種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夠找到一所同他們的辛勤勞動的生活相稱的住宅。甚至在最闊綽的田莊，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簡陋的。有些地主認為，能讓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間牲口棚已經很不錯了，可是他們在出租這類房子時竟然恬不知恥地榨取盡可能多的房租。（１６６）這也許是一座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間臥室，沒有火爐，沒有廁所，沒有可以開關的窗戶，除了水溝而外沒有任何供水設備，沒有園圃，但工人對這種虐待也無可奈何。而我們的衛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紙空文。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這類破屋的地主們來實行……　我們絕不能讓那些偶爾見到的燦爛奪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見那些有辱英國文明的大量事實。盡管現在的居住情況已經糟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但是權威的觀察家們卻一致得出結論說，住宅固然普遍惡劣不堪，但同住宅數量不足比較起來，那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災難。這種狀況真是太可怕了。多年來，農業工人居住過擠的狀況不僅使關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維護莊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為那些提出關於農村地區流行病蔓延情況報告的人總是用幾乎一成不變的詞句再三指出，由於居住過擠，為制止已發生的流行病進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報告同樣再三證明，農村生活本來對健康有許多好處，但是由於居民過於密集，不僅傳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傳染性疾病也很容易發生。揭露這類情況的人對別的禍害也沒有保持沈默。雖然他們原來的任務只限於保健工作，但是他們幾乎總是不得不注意到問題的其他方面。他們在報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擠住在一間狹小的屋子里，這定會使人相信，在這種情況下羞恥心和莊重感被最粗暴地傷害了，道德的敗壞幾乎是必然的（１６７）……例如，在我最近一次報告的附錄里，載有奧德醫生關於白金漢郡溫格地區突然發生熱病的報告。他談到一個從溫格雷弗來的年輕人怎樣把熱病帶到了溫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幾天和另外９個人同住在一個房間里。兩個星期的工夫，房間里就有幾個人被傳染了。在幾星期內，９人中有５人得了熱病，並有一人死亡！同時，聖喬治醫院的醫生哈維曾因私人出診的關系在傳染病流行期間到過溫格，他也向我提供了類似的情況：'一個患熱病的年輕女人晚上同父親、母親、她的私生子、兩個小夥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個私生子的兩個姊妹睡在一個房間里，一共是１０個人。幾星期以前這個房間曾住過１３個兒童'。"（１６８）

    漢特醫生調查過５３７５座農業工人小屋，其中不僅有純農業區的，而且有英格蘭所有各郡的。在５３７５座小屋中，２１９５座小屋只有一間臥室（往往兼作餐室），２９３０座小屋有２間臥室，２５０座小屋有２間臥室以上。現在我就１２個郡的情況簡單摘錄如下。

    １．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臥室大約長１２呎、寬１０呎，還有許多比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兩間臥室，在高５呎６吋的廚房里往往還放上一張床。房租３鎊。住戶要自己蓋廁所，房東只提供一個土坑。誰家一蓋了廁所，鄰居們便都來使用。理查遜家租的一棟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墻鼓得象行屈膝禮的女人的長裙一樣。山墻一邊突出來，一邊凹進去，而在凹進去的一邊不幸還豎著一根煙囪，即一根用泥土和木頭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個象鼻子。煙囪用一根長棍支著，防備它倒下來。門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調查過的１７座房屋中，只４座有臥室一間以上，不過也是擠得滿滿的。在一座只有一間臥室的小屋里，住著３個大人和３個孩子，另一座這樣的小屋住著一對夫婦和６個孩子，如此等等。　　　　登頓：房租昂貴，４鎊至５鎊，男子每周工資１０先令。他們都想靠家里人編草辮來掙錢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幹活的人便越多，這樣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間住著６個大人和４個孩子的臥室，房租是３鎊１０先令。登頓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長１５呎，寬１０呎，租金３鎊。在調查過的１４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兩間臥室。村前不遠有一座房屋，住戶就在墻腳下大小便，房門下端爛掉了９吋。晚上關門的時候，人們巧妙地從里面塞上幾塊磚頭，再擋上塊破席子。半個窗戶連玻璃帶窗框全掉下來了。房子里沒有任何家具，３個大人和５個小孩擠做一團。登頓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聯合教區的其他地方來，還不算是最壞的。

    　　２．伯克郡

    賓漢姆：１８６４年６月，一間小屋住著丈夫、妻子和４個孩子。一個女兒在幹活的地方得了猩紅熱，回到家里後病死了。一個孩子得病死去。漢特醫生被請來的時候，母親和一個孩子正患著傷寒病。父親和另一個孩子睡在屋外邊。但是，這里是很難實行隔離的，因為在這個不幸的村莊的擁擠的市場上就堆放著傳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Ｈ家的房租每周１先令，一間臥室里住著一對夫婦和６個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８便士（每周）；長１４呎６吋，寬７呎，廚房高６呎；臥室沒有窗戶，沒有火爐，沒有門，除了一條過道外，沒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沒有園圃。不久前，有一個男人同他的兩個成年女兒和一個行將成年的兒子住在里邊；父親和兒子睡在一張床上，兩個女兒睡在過道里。他家住在這里的時候，兩個女兒各生過一個小孩，其中一個女兒是到貧民習藝所生了孩子以後才回家來的。

    ３．白金漢郡：

    在１０００英畝土地上有３０座小屋，大約住著１３０-１４０人。布萊敦哈姆教區占地１０００英畝，１８５１年有３６座房屋，住著８４個男人和５４個女人。男女人數的不平衡到１８６１年有所改變，這時男子有９８人，女子８７人，１０年間男子增加１４人，女子增加３３人。然而房屋卻減少了一座。

    溫茲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樣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來很大，因為極不象樣的小屋每周也要付１先令或１先令３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頓：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卻拆除了大約２０％的房屋。有一個貧窮的工人上工時大約要走４哩路，有人問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較近的小屋，他回答說："不能，他們生怕招到象我這樣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溫茲洛附近的廷克爾斯－恩特：一間臥室長１１呎，寬９呎，最高處６呎５吋，住著４個大人和５個孩子。另一間臥室長１１呎７吋，寬９呎，高５呎１０吋，住著６個人。這兩個家庭每個成員所占的空間比一個苦役犯人所應占的空間還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間臥室，沒有後門，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從１先令４便士到２先令。在調查過的１６家住戶中，只有一個人每周有１０先令的收入。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每個人得到的空氣量相當於他整夜被關在４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氣量。不過，那些舊房子倒有許多自然的通風口。

    ４．劍橋郡：

    甘布林蓋屬於幾個地主所有。這里到處都可以看到破爛不堪的小屋。許多人以編草辮為業。甘布林蓋到處都是致命的疲憊，到處都絕望地屈服於骯臟生活。中心地區年久失修已經成為南北兩端災難加深的根源，在這兩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處的地主們對這些窮窩敲骨吸髓。房租貴極了；８-９個人硬擠在一間臥室里，有兩處是６個大人各帶著１-２個孩子擠在一間小小的臥室里。

    ５．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許多教區，小屋和居民同時減少。但是至少有２２個教區，房屋的拆除並沒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說，沒有引起那種到處發生的以"向城市移居"為名而進行的驅逐居民的現象。在面積為３４４３英畝的芬格林格霍教區，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１４５座，到１８６１年只剩了１１０座，但是居民不願意搬走，並且甚至在這樣的條４５７件下，人口還增加了。在臘姆斯登－克萊斯教區，１８５１年２５２人住在６１座房屋里，而到１８６１年，２６２人卻擠在４９座房屋里。在面積為１８２７英畝的巴西耳登教區，１８５１年１５７人住３５座房屋，１０年以後，１８０人卻只住２７座房屋。在總面積為８４４９英畝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橋、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臘姆斯登－克萊斯等教區，１８５１年１３９２人住３１６座房屋，到１８６１年，在同樣大的面積上１４７３人卻只住２４９座房屋。

    ６．赫勒弗德郡：

    這個小郡受"驅逐風氣"之苦比英格蘭任何其他郡都更厲害。在馬德利，小屋擠得滿滿的，這些小屋通常有兩間臥室，多半為租地農場主所有。他們很容易按每年３鎊或４鎊的租金出租這些小屋，而他們每周支付的工資才９先令！

    ７．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區，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８７座，此後不久，這個面積為１７２０英畝的小教區拆除了１９座小屋。居民１８３１年４５２人，１８５１年３８２人，１８６１年３４１人。調查過的１４座小屋，都只有一間臥室。其中一座小屋住著一對夫婦，３個成年兒子、１個成年姑娘、４個小孩，共計１０人。另一座住著３個大人、６個小孩。有一個房間長１２呎１０吋，寬１２呎２吋，高６呎９呎，住著８個人；連房內突出部分計算在內，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間才將近１３０立方呎。在這１４間臥室內，共住著３４個大人和３３個小孩。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園圃，不過許多住戶可以按每路得（１４英畝）１０或１２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塊土地。這些地塊離住宅很遠。住宅沒有廁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這簡直很難說出口，幹脆就拉在一個櫥櫃的抽屜里，滿了以後，便擡到需要糞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條件的循環也要比這清潔些。

    ８．林肯郡：

    蘭格托弗特：在萊特的房屋中住著１個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５個孩子。這座房屋一進門有個廚房，還有個洗濯間，廚房頂上是臥室。廚房和臥室長１２呎２吋，寬９呎５吋。房屋總面積長２１呎３吋，寬９呎５吋。臥室是個小閣樓，四壁象寶塔糖一樣越往上越收攏，正面開著一個天窗。他為什麽要住在這里？因為有園圃嗎？園圃小極了。因為房租嗎？房租很貴，每周１先令３便士。因為離工作地點近嗎？不，離工作地點有６哩遠，他每天來回要走１２哩路。他住在這里，只是因為這座小屋可以租到，並且他想找一座獨門獨戶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麽地方，租價多高，好壞如何。下面是蘭格托弗特教區１２座房屋的統計資料，這些房屋都只有一間臥室，共住著３８個大人和３６個小孩。

    　　９．肯特郡：

    肯寧頓，１８５９年居民擁擠到了極點，當時發生了白喉，教區醫生對居民中較貧困階級的狀況進行了一次衛生調查。他發現，在這個需要大量勞動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卻沒有建造新的。在一個地區有４座被稱為鳥籠的小房子，每座有４個房間，其大小如下：

    廚　房……………　９呎５吋×８呎１１吋×６呎６吋

    洗濯間……………　８呎８吋×４呎６吋×６呎６吋

    臥　室……………　８呎５吋×５呎１０吋×６呎３吋

    臥　室……………　８呎３吋×８呎４吋×６呎３吋

    １０．北安普頓郡：

    布里克斯沃思、普茨福德、弗路爾：這３個村莊中，一到冬天就有２０-３０個人因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租地農民就種的谷物和塊根作物往往種得不夠好，因此地主認為最好還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並成２-３片大地塊。這樣一來就造成了失業現象。一邊是土地需要耕種，另一邊是受欺詐的工人眼巴巴地望著土地。工人們夏天拚死拚活地勞動，而冬天卻要忍饑挨餓，難怪工人們用他們自己的方言說：《ｔｈｅｐａｒｓ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ｔｌｅeｏｌｋｓｓｅｅｍeｒｉｔｔｏｄｅａ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１６８ａ）。

    弗路爾村有好幾家這樣的例子：一間極其狹窄的臥室住著一對夫婦和４、５或６個孩子，或者是住著３個大人和５個孩子，或者是住著一對夫婦、祖父和６個患猩紅熱的孩子，如此等等。有兩座各有兩間臥室的房子，住著兩戶人家，分別有８個大人和９個大人。

    １１．威爾特郡：

    斯特臘頓：調查過３１座房屋，其中８座都只有一間臥室。在這個教區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１先令３便士，住著４個大人和４個孩子，除了還算象樣的墻壁之外，從粗糙的碎石鋪成的地面到腐爛的茅草屋頂，沒有一處好地方。

    １２．伍斯特郡：

    這里拆除房屋的現象並不那麽嚴重，但是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每座房屋容納的人數平均由４．２人增加到４．６人。巴德西：這里有許多小屋和小園圃。有些租地農場主說，小屋"是個大禍害，因為它招引窮人"。一個紳士說：

    "窮人不會因此得到什麽好處；即使再修建５００座小屋，也會象面包一樣被一搶而光；事實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照他看來，房屋產生住戶，而住戶又按照自然規律對"住房"產生壓力。漢特醫生在回答這種說法時指出：

    "但是這些窮人必然是來自某個地方。既然巴德西沒有任何慈善事業之類能特別吸引人的東西，那必然是在另一個更不合適的地方存在著某種把他們趕到這兒來的排斥力。如果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勞動地點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塊土地，那他當然寧願住在這種地方而不會搬到巴德西來了。在巴德西，他租一小塊土地的租金比租地農場主所付的租金貴一倍。"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於租地集中、耕地變成牧場、采用機平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這種種現象是同時發生的。一個地區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越多，他們對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農村人口多於住房的絕對過剩也就越大，從而農村中地方性的人口過剩以及最容易傳染疾病的人口擁擠現象也就越嚴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莊和小市鎮的現象，同人們被強行從地面上趕走是相適應的。盡管農業工人的人數不斷減少，他們的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加，但他們還是不斷地"變得過剩"，這是使他們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溫床。他們可能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是他們被驅逐的一個原因，也是居住條件惡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條件惡劣又打破了他們最後的反抗能力，使他們完全變成地主（１６９）和租地農場主的奴隸，以致獲得最低的工資對他們來說已成了天經地義。另一方面，農村中盡管經常出現"相對過剩人口"，但同時也感到人手不足。這種現象不僅局部地發生在人口過快地流往城市、礦山、鐵路工地等處的地區，而且在收割季節以及在春夏兩季，當英國的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的農業需要額外勞力的許多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農業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來說總是過多，而按特殊的或者臨時的需要來說又總是過少。（１７０）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區同時發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勞力不足，又抱怨勞力過剩。臨時性的或局部的勞力不足並不會引起工資的提高，只會迫使婦女和兒童也參加田間勞動，使工人的平均年齡不斷下降。一旦婦女和兒童被大規模地使用，這又會反過來成為一種新的手段，造成農業中男工過剩，並使他們的工資下降。這種惡性循環的美好結果之一是所謂的幫夥制度，這種制度在英格蘭東部地區正在興盛起來。下面我簡單地談談這種制度。（１７１）幫夥制度幾乎是林肯、杭廷登、劍橋、諾福克、薩福克和諾定昂等郡所獨有的，在鄰近的北安普頓、培德福德和拉特蘭德各郡的個別地方也可以見到。我們且舉林肯郡為例。這個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來是些沼澤，或者象上述東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樣，是剛從海水下奪來的土地。蒸汽機在排水方面創造了奇跡。過去的沼澤地和沙地現在已成了一片富饒的米糧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島及特倫特河沿岸其他教區人工開拓的沖積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農場出現了，然而不但沒有相應地修建新的小屋，連舊的小屋也拆毀了，勞力供給來自幾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於丘陵之間的大道兩旁的開放村莊。從前居民只是為了躲避漫長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４００-１０００英畝的租地農場上長期住著一些工人（他們在當地被稱為定居工人），他們專門幹經常性的使用馬匹的繁重農活。每１００英畝（１英畝＝４０．４９公畝或１．５８４普魯士畝）土地平均還攤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個租種沼澤地的租地農場主對童工調查委員會說：

    "我的租地占地３２０多英畝，全是耕地。沒有小屋。有一個工人現在住在我這里。我有四個養馬工，住在農場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輕活都找幫夥去做。"（１７２）

    田間有許多輕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揀石子等等。所有這些活都由住在開放村莊的幫夥，即一群有組織的人來幹。

    每個幫夥由１０人至４０或５０人組成，有婦女、男女青少年（１３-１８歲，不過少年們大多一到１３歲就離開幫夥）和男女兒童（６-１３歲）。為首的是幫頭，他通常是一個普通農業工人，多半是所謂的壞蛋，無賴漢，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膽識和才幹。他招募幫夥，幫夥在他指揮下幹活，而不是在租地農場主指揮下幹活。他多半從租地農場主那里按活茬包攬農活，他的收入平均起來不會比一個普通農業工人的收入高出許多（１７３），這種收入幾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領能在最短時間內使他的那夥人付出最大量的勞動。租地農場主們發現，婦女只有在男子的專制下才能好好地幹活，而婦女和兒童一幹起活來，正象傅立葉已經知道的那樣，就會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氣，可是成年男工卻很滑頭，總是盡量節省力氣。幫頭帶著人從一個莊園到另一個莊園，一年中能使他的幫夥幹６-８個月的活。因此對工人家庭來說，同他打交道要比同個別租地農場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為租地農場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這種情形大大地鞏固了他在開放村莊中的權勢，以致孩子們多半只有經過他的介紹才能找到工作。從幫夥中抽出個別兒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業。

    這種制度的"陰暗面"，就是兒童和青少年要從事過度勞動，他們每天要到５、６哩有時甚至７哩以外的莊園去勞動，往返時要長途跋涉，最後，"幫夥"內道德敗壞。雖然幫頭（在某些地區被稱為"趕牲口的人"）備有一根長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極少聽到有誰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個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倫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樹立威望，他用那種在他的庇護下風行一時的茨岡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籠絡住。粗野的放縱，漫無節制的尋歡作樂和極端傷風敗俗的猥褻行為，使幫夥具有巨大的魔力。幫頭常常在下流酒館里暢飲到囊空如洗，然後酣醉而歸，左右各由一個慓悍的女人攙扶著，走在行列的前頭，兒童和青少年跟在後面亂嚷亂叫，唱著嘲諷輕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葉所說的"男女公開"已經成了習以為常的事。十三四歲的女孩因她們的年齡相仿的男夥伴而懷孕的現象屢見不鮮。幫夥所在的開放村莊變成了所多瑪和蛾摩拉（１７４），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國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這種環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後，在道德上會落到怎樣的結果，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她們的子女即使不被鴉片毀掉，也是幫夥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說的是幫夥的典型形式，這種幫夥稱為公開的，公共的或流動的幫夥。此外，還有私人幫夥。私人幫夥的組成同普通幫夥一樣，但人數較少，並且不是在幫頭手下幹活，而是在一個租地農場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農手下幹活。這里沒有茨岡式的放蕩不羈的生活，但是各種證詞表明，兒童的報酬和待遇變壞了。

    最近幾年來不斷擴大的幫夥制度（１７５）當然不是為了幫頭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為了大租地農場主（１７６）或地主（１７７）的發財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農場主看來，再沒有更巧妙的辦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數大大壓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經常擁有一批額外勞力來應付額外工作，花盡量少的錢榨取盡量多的勞動（１７８），並使成年男工"過剩"。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麽人們一方面承認農民處於不同程度的失業中，而另一方面又認為，由於男勞力缺乏並流往城市，幫夥制度是"必要的"。（１７９）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雜草的田地和人類的雜草，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的兩極。（１８０）

    （e）愛爾蘭

    在結束本節時，我們還應該到愛爾蘭去看一看。首先說一說與此有關的事實。

    愛爾蘭的人口，１８４１年曾達到８２２２６６４人，１８５１年減少到６６２３９８５人，１８６１年減少到５８５０３０９人，１８６６年減少到５５０００００人，即幾乎減少到１８０１年的水平。人口減少是從饑荒的１８４６年開始的，此後不到２０年的工夫，愛爾蘭就失去了它的總人口的５/１６以上。（１８１）１８５１年５月到１８６５年７月，從愛爾蘭移居國外的總人數為１５９１４８７人，而在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最近５年間移居國外的人口達５０００００人以上。住宅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減少了５２９９０座。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５-３０英畝的租地農場增加６１０００個，３０英畝以上的租地農場增加１０９０００個，但是全部租地農場的總數減少了１２００００個。可見，減少的原因完全是由於１５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不斷消滅了，也就是說，它們不斷集中了。

    隨著人口的減少，自然，產品量總的來說也減少了。從我們的目的來說，只要考察一下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這５年就夠了。這５年間，有５０００００以上的人口移居國外，絕對人口數減少了３３００００以上（見Ａ表）。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資料的農業。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數字是比上一年度減少或增加的數字。谷物包括小麥、燕麥、大麥、黑麥、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馬鈴薯、蕪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蘿卜、美洲防風、小豌豆等等。　　１８６５年，"草地"增加了１２７４７０英畝，這主要是由於"未開墾的荒地和泥沼地"減少了１０１５４３英畝。我們把１８６５年同１８６４年比較一下，則可以看到谷物減少了２４６６６７誇特，其中小麥減少４８９９９誇特，燕麥減少１６６６０５誇特，大麥減少２９８９２誇特，等等；馬鈴薯種植面積在１８６５年雖然有所增加，但是收獲量卻減少４４６３９８噸，等等（見Ｃ表）。

    我們以上考察了愛爾蘭的人口和農業生產的變動，現在再說一說愛爾蘭地主、大租地農場主和工業資本家的財產的變動。這種變動反映在所得稅的增減上。為了便於理解下面的Ｄ表，應當指出，Ｄ項（把租地農場主的利潤除外的利潤）也包括所謂"自由職業"的利潤，即律師、醫生等的收入，表內沒有單獨列出的Ｃ和Ｅ項則包括官吏、軍官，領幹薪的掛名官員、國債債權人等的收入。　　　　1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４年，Ｄ項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長０．９３％，而同一時期在大不列顛該項收入每年平均卻增長４．５８％。下表表明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利潤（租地農場主的利潤除外）的分配情況。　　英格蘭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發達和工業占優勢的國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愛爾蘭那樣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許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愛爾蘭僅僅是英格蘭的一個被大海峽隔開的農業區，它為英格蘭提供著谷物，羊毛，牲畜，工業新兵和軍事新兵。人口的減少使許多土地廢止耕種，使農產品大大減少（１８６），並且，盡管牧場面積擴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門的生產絕對減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門中，即使有一點微不足道的進步，也經常為退步所中斷。然而，在人口減少的同時，地租和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卻繼續增加，雖然後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樣經常不斷。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隨著租地農場集中和耕地變為牧場，總產品中越來越大的部分轉化為剩余產品。雖然總產品減少了，但是構成品中一部分的剩余產品增加了。另一方面，這些剩余產品的貨幣價值比它們的數量增長得更快，因為最近２０年來，特別是最近１０年來，肉類、羊毛等等的英格蘭市場價格不斷地上漲了。

    正如生產者所消費的他自己的產品不是商品一樣，充當生產者本身的就業手段和生存資料而不合並別人勞動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產資料，也不是資本。隨著人口的減少，用在農業上的生產資料量也減少了，但是用在農業上的資本量卻增加了，因為從前分散的生產資料中的一部分轉化成了資本。

    愛爾蘭用在農業以外即投入工商業的總資本，在最近二十年間積累得很緩慢，而且處在經常不斷的大波動之中。但是，這個總資本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積聚卻發展得更快了。最後，盡管它的絕對增長量很小，但是相對地說，即同已經減少的人口比較起來，它還是增大了。

    因此，這里在我們眼前大規模地展開了一個過程。正統的經濟學不能指望有比這更美好的東西可用來證實他們的教條了。按照他們的教條，貧困是由絕對的人口過剩產生的，減少人口才能夠恢覆平衡。這是同馬爾薩斯信徒所極力讚美的十四世紀中葉的鼠疫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實驗。順便指出，把十四世紀的尺度應用到十九世紀的生產關系和相應的人口關系上來，這本身就是一種學究式的天真，況且這種天真的做法還忽略了一個事實：隨那次鼠疫以及由此發生的人口大量減少之後，在海峽此岸的英格蘭接踵而來的固然是農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峽彼岸的法蘭西卻是更加殘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貧困。（１８６ａ）

    愛爾蘭１８４６年的饑荒毀滅了一百萬人以上，但是毀滅的全是窮人。饑荒沒有使該國的財富遭受絲毫損失。此後二十年不斷擴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戰爭那樣，在人口大量減少的同時使他們的生產資料也大量減少。愛爾蘭的天才發明一種嶄新的方法，象行妖術一樣把窮人從他們的貧困之境送到數千里之外。遷往北美合眾國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筆錢，給留下來的人做旅費用。今年遷出去的一批人會在明年帶走另外一批人。這樣一來，向國外移民不僅不需要愛爾蘭花費什麽，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業中最能獲利的部門之一。最後，這種向國外移民又是一個系統的過程，它不只是暫時地為人口鉆開一個出口，它每年從人口中吸走的人數要比新生的人數多，結果是絕對人口水平年覆一年地下降。（１８６ｂ）

    那些得以避免成為過剩人口而留下來的愛爾蘭工人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目前的相對過剩人口同１８４６年以前一樣龐大；工資同樣很低，勞動的折磨更重；農村的貧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機。原因很簡單。農業革命和向國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比人口的絕對減少更快。看一下Ｃ表就可以知道，在愛爾蘭，耕地變成牧場必然比在英格蘭發生更加強烈的作用。在英格蘭，隨著畜牧業的發展，菜類的生產也發展了，而在愛爾蘭卻減少了。從前的大片耕地變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時一大部分從前未開墾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來擴大畜牧業。中小租地農場主--我把耕地不超過１００英畝的租地農場主全都計算在內--仍然約占總數的８/１０。（１８６ｃ）他們越來越受到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競爭的空前壓迫而被擠垮，因此不斷地為雇傭工人階級提供新兵。愛爾蘭唯一的大工業，亞麻加工業，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較少，雖然自從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６年棉花漲價以來這種工業擴大了，但總的來說，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業一樣，它由於不斷發生波動而在本部門內不斷地生產出相對過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數絕對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此。農村居民的貧困成為巨大的襯衫廠等等的基礎，這類工廠的勞動大軍大部分散布在農村中。在這里，我們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經敘述過的家庭勞動制度。低工資和過度勞動是這種制度"生產過剩人口"的系統的手段。最後，人口的減少雖然沒有帶來象它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所帶來的那樣破壞性後果，但是也不能不對國內市場產生經常的反作用。國外移民現象在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僅使地方性的勞動需求縮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業者，總之，一切小企業主的收入減少了。Ｅ表內６０-１００鎊收入的減少，就是由於這種原因。

    關於愛爾蘭農業短工的狀況，在愛爾蘭濟貧法視察員的報告（１８７０年）（１８６ｄ）中敘述得很清楚。這些視察員既然供職於一個只有靠刺刀，靠時而公開時而隱蔽的戒嚴狀態才得以維持的政府，所以在措辭上不得不十分審慎，而這是他們的英格蘭的同僚們所不齒的。盡管如此，他們也沒有讓他們的政府沈湎於幻想。據他們說，農村中工資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２０年來已經提高了５０-６０％，現在每周平均是６-９先令。但是在這種表面提高的背後，隱藏著工資的實際降低，因為工資的提高並沒有和同一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漲價保持平衡；從愛爾蘭某個貧民習藝所的官方報告中摘引的如下數字就可作為例證。

    　　可見，同二十年前比較，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幾乎上漲了一倍，而衣類的價格恰好上漲一倍。

    即使撇開這種不平衡不說，只是比較用貨幣表示的工資率，也遠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在饑荒以前，農村的工資大部分是用實物支付的，用貨幣支付的只是極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貨幣支付已經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不管實際工資如何變動，貨幣工資率必然提高。

    "饑荒以前，農業短工還有一小塊土地，用來種植馬鈴薯，飼養豬和家禽。現在，他不僅要購買一切生活資料，而且連出賣豬、家禽和蛋類所得的收入也喪失了。"（１８７）

    　　在早些時候，農業工人實際上又是小租地農民，他們大多只是中等農場和大農場的後衛部隊，在這些農場里找些活幹。只是在１８４６年的災荒以後，他們才開始構成純粹雇傭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構成一個同他們的雇主只發生貨幣關系的特殊階層。

    我們已經知道１８４６年以前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是怎樣的。從那以後，他們的居住狀況更糟了。一部分農業短工盡管人數日益減少，仍然居住在租地農場主土地上的擁擠不堪的小屋里，這種住處的可怕情景遠遠超過了英格蘭各農業地區最壞的居住情況。除了烏爾斯脫的某些地區以外，到處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爾肯尼等郡，東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國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達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來果、羅斯考門、梅沃、高爾威等郡。一個視察員感慨地說："這簡直是對宗教和我國文明的污辱。"（１８７ａ）為了使短工們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來就附屬於住宅的小塊土地也被系統地沒收了。

    "由於意識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們受到這種非人待遇，農業短工對那些把他們當作無權人種看待的人，產生了一種相應的對抗情緒和憎恨心理。"（１８７ａ）

    農業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以極大的規模，象奉天之命一樣，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許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鎮和城市里去尋找棲身之所。在那里，他們就象廢物一樣被拋進閣樓，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區的屋角里。愛爾蘭人素來以罕有的眷戀鄉土之情、開朗的性格和純正的家風而著稱，這是連抱有民族偏　　　　見的英格蘭人也承認的，可是現在，成千上萬個這樣的愛爾蘭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惡的溫室中來了。男人們現在必須到鄰近的租地農場主那里找尋工作，並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資收入極不穩定，同時，"他們現在不得不在往返農場的路上長途跋涉，途中經常被雨淋透，還要吃到別的苦頭，結果往往引起身體虛弱、疾病以致貧困"（１８７ｂ）。"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農業地區中被認為是過剩的工人"（１８７ｃ），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鎮中工人過剩，而農村中則到處工人不足！"（１８７ｄ）實際情形是，只有"在春秋農忙季節"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節，很多人都閒著沒事幹"（１８７ｅ）；"秋收以後，從１０月到翌年開春，他們幾乎找不到什麽工作"（１８７e）；甚至在幹活的季節，"他們也經常一連幾天沒事幹，並且他們的工作還經常發生各種各樣的中斷"（１８７ｇ）。

    農業革命--耕地變成牧場，采用機器，最嚴格的節約勞動等等--所引起的這些後果，被那些不在國外揮霍地租而甘願住在愛爾蘭本人領地內的典型地主們弄得更加嚴重了。為了使供求規律完全不受損害，這班老爺們"現在幾乎完全是從他們的小租地農民那里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小租地農民這樣就不得不為他們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資通常比普通短工還要低。至於在播種或收割的緊急時刻，他們被迫擱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許多不便和損失，那就更不用說了"（１８７ｈ）。

    可見，就業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頻繁和長期的失業，所有這一切相對人口過剩的征候，都在濟貧所視察員的報告中作為愛爾蘭農業無產階級的苦難列舉出來了。我們記得，在英格蘭農業無產階級中我們已經看到過類似的現象。不過，不同的是，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工業後備軍是從農村得到補充，而在農業國的愛爾蘭，農業後備軍則是從城市，從被驅逐的農業工人的避難所得到補充。在英格蘭，過剩的農業工人變成工廠工人，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城市里去的農業工人，雖然對城市的工資形成壓力，但仍然是農業工人，並不斷地被送回農村去找活幹。

    官方報告的起草人對農業短工的物質狀況作了如下的概述：　　　　"雖然他們的生活極端儉樸，但是他們的工資只能勉勉強強應付他們自己及其家屬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們得有另外的收入……他們的居住環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這個階級特別容易感染傷寒和肺結核。"（１８７ｉ）這就無怪報告起草人都異口同聲地證明，陰郁的不滿情緒籠罩著這個階級的行列，他們留戀過去，厭惡現在，絕望於將來，"受到煽動者的有害影響"，並且只有一個固執的想法：移居美洲。請看，偉大的馬爾薩斯的萬應靈藥--減少人口，已經把綠色艾林變成了多麽幸福的樂土！

    愛爾蘭的工業工人又是過著怎樣幸福的生活呢？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

    英格蘭工廠視察員羅伯特·貝克說：

    "我最近視察愛爾蘭北部的時候，看到一個熟練的愛爾蘭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憐的收入盡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這件事使我深為驚訝。我把他親口所說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寫在下面。只要我說出他是被雇用來為曼徹斯特市場制造商品的，人們就會知道他是一個熟練的工廠工人。約翰遜說：我是一個清棉工，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從早晨６點鐘幹到夜里１１點；星期六幹到下午６點，有３個鐘頭的吃飯和休息時間。我有５個孩子。我每周勞動的收入是１０先令６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掙５先令。大女兒１２歲，料理家務。她是我們的廚師和唯一的幫手。她照料弟妹上學。我的妻子和我同時起床上工。有一個小姑娘每天經過我家門口，她在早晨５點半鐘把我叫醒。我們什麽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１２歲的女兒照顧弟妹。我們在８點鐘回家吃早飯。我們每周只喝一次茶；我們平時喝粥，有時是燕麥片粥，有時是玉米面粥，這要看我們能弄到什麽了。冬天，我們往玉米面里加一點糖和水。夏天，我們收點馬鈴薯，那是我們在一小塊地上自己種的；馬鈴薯吃完了，還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頭就是這樣過日子。晚上下工以後，我總是感到非常貧乏。我們偶而也能見到一小塊肉，但那是太難得了。我們有３個孩子上學，每人每周要花費１便士。我們的房租每周９便士，泥炭和燃料每兩周至少也要１先令６便士。"（１８８）

    這就是愛爾蘭的工資，這就是愛爾蘭的生活！

    事實上，愛爾蘭的貧困又成了英格蘭當前的話題了。１８６６年底和１８６７年初，有一個叫達費林侯爵的愛爾蘭大地主，曾經在《泰晤士報》上著手討論解決這個問題。"這位偉大的至尊多麽仁慈啊！"

    ２２３

    我們從Ｅ表可以看出，１８６４年，３個謀利者從總利潤４３６８６１０鎊中只撈去２６２８１９鎊，而１８６５年，同是這３位大"禁欲家"就從總利潤４６６９９７９鎊中撈去２７４５２８鎊；１８６４年，２６個謀利者得到６４６３７７鎊，１８６５年，２８個謀利者得到７３６４４８鎊；１８６４年，１２１個謀利者得到１０７６９１２鎊，１８６５年，１５０個謀利者得到１３２０９０６鎊；１８６４年，１１３１個謀利者得到２１５０８１８鎊，幾乎占全年總利潤的一半，１８６５年，１１９４個謀利者得到２４１８８３３鎊，超過全年總利潤的一半。可是，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一小撮大地主從每年國民地租總額中吞掉的龐大數額是太驚人了，以致英國的治國明哲認為，關於地租的分配不宜於提出象利潤分配這樣的統計資料。達費林侯爵就是這些大地主中的一個。說地租和利潤會在某個時候"過多"，或者說地租和利潤的過多同人民的過於貧困有某種聯系，這當然是既"不體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據的是事實。事實是，愛爾蘭人口減少了，而愛爾蘭的地租卻增長了；人口減少對土地所有者"有利"，從而對土地以及僅僅是土地附屬品的人民也"有利"。於是，侯爵宣告，愛爾蘭的人口仍然過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愛爾蘭至少還應該排出３０多萬工人。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見病人沒有起色，就讓放血，然後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沒了。我們不要以為這位還很富有詩意的侯爵是個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他只是要求再放３０多萬人的血而不是大約２００萬。但是事實上要想在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國，非得放出大約２００萬人的血不可。證據是不難提出的。

    　　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間的集中所消滅的主要是前三類１英畝以下至１５英畝的租地農場。這些農場必然首先被消滅。結果就產生了３０７０５８戶"過剩"的租地農民，作一個低的估計，每家平均４口人，總人數就是１２２８２３２人。即使作一誇大的假定，假定農業革命完成後，其中的１４將再度被吸收，結果仍須有９２１１７４人移居國外。

    １６至１００英畝的４、５、６三類租地農場，用來經營資本主義的谷物生產也嫌太小，至於用來牧羊，就簡直等於零，這是我們在英格蘭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樣的假定下，又得有７８８７６１人移居國外，結果總人數就是１７０９５３２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們的眼睛立刻會發現，具有３５０萬人口的愛爾蘭仍然是個窮國，而貧窮的原因是人口過剩，因此，必須更進一步大力減少人口，才能完成它作為英格蘭的一個牧羊場和放牧場的真正使命。（１８８ｂ）這個有利可圖的方法，正象這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樣，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愛爾蘭不斷積累著，而愛爾蘭人則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斷積累著。被羊和牛擠走的愛爾蘭人作為芬尼亞社社員崛起於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國面對海上的老女皇越來越帶威脅性地昂起頭來。

    嚴酷的命運，兄弟互相殘殺的罪孽，使羅馬人受盡了苦難。

    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積累

    １．原始積累的秘密

    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以剩余價值為前提，剩余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象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所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的中堅人物，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誠然，神學中關於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注定必須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而經濟學中關於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麽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但是，這無關緊要。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種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種人最後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沒有可出賣的東西，而後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例如梯也爾先生為了替所有權辯護，甚至帶著政治家的嚴肅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華的法國人反覆叨念這種乏味的兒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權問題，那末堅持把兒童讀物的觀點當作對於任何年齡和任何發育階段都是唯一正確的觀點，就成了神聖的義務。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

    貨幣和商品，正如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一樣，開始並不是資本。它們需要轉化為資本。但是這種轉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這些情況歸結起來就是：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須互相對立和發生接觸；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們要購買別人的勞動力來增殖自己所占有的價值總額；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者，自己勞動力的出賣者，也就是勞動的出賣者。自由勞動者有雙重意義：他們本身既不象奴隸、農奴等等那樣，直接屬於生產資料之列，也不象自耕農等等那樣，有生產資料屬於他們，相反地，他們脫離生產資料而自由了，同生產資料分離了，失去了生產資料。商品市場的這種兩極分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資本關系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僅保持這種分離，而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種分離。因此，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於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於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於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於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隸屬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工業資本家這些新權貴，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從這方面來說，他們的興起是戰勝了封建勢力及其令人憤恨的特權的結果，也是戰勝了行會及其對生產的自由發展和人對人的自由剝削所加的束縛的結果。但是，工業騎士之所以能夠排擠掉佩劍騎士，只是因為他們利用了與自己毫不相幹的事件。他們借以興起的手段，同羅馬的被釋奴隸成為自己保護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樣卑鄙。

    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變成資本主義剝削。要了解這一過程的經過，不必追溯太遠。雖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才開始的。在這個時代來到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作例子。（１８９）

    ２．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

    在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了。當時，尤其是十五世紀，絕大多數人口（１９０）是自由的自耕農，盡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後面。在較大的封建領地上，過去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農場主排擠了。農業中的雇傭工人包括兩種人，一種是利用空閒時間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農民，一種是獨立的、相對說來和絕對說來人數都不多的真正的雇傭工人階級。甚至後者實際上也是自耕農，因為除了工資，他們還分得四英畝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們又和真正的農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１９１）在歐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生產的特點是土地分給盡可能多的臣屬。同一切君主的權力一樣，封建主的權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數決定的，後者又取決於自耕農的人數。（１９２）因此，雖然英國的土地在諾曼人入侵後分為巨大的男爵領地，往往一個男爵領地就包括九百個盎格魯撒克遜舊領地，但是小農戶仍然遍布全國，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較大的封建領地。這些情況，加上代表十五世紀特點的城市繁榮，就使大法官福特斯居在其《談談英國法律的優越性》一書中十分雄辯地描述過的人民財富能夠產生出來，但是這些情況是排斥資本財富的。

    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奠定基礎的變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紀最初幾十年演出的。由於封建家臣（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正確指出的，"到處都無用地塞滿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被拋向勞動市場。雖然王權這個資產階級發展的產物在追求絕對權力時，用暴力加速了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權絕不是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說，同王室和議會頑強對抗的大封建主，通過把農民從土地（農民對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樣的封建權利）上趕走，奪去他們的公有地的辦法，造成了人數更多得無比的無產階級。在英國，特別是弗蘭德毛紡織工場手工業的繁榮，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價格的上漲，對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大規模的封建戰爭已經消滅了舊的封建貴族，而新的封建貴族則是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兒子，對這一時代說來，貨幣是一切權力的權力。因而，把耕地變為牧羊場就成了他們的口號。哈里遜在其著作《英國概述》（載於霍林舍德的編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對小農的剝奪給國家造成了多麽大的破壞。他寫道："我們的大掠奪者什麽也不在乎！"農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強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毀。哈里遜說："我們對照一下每一個騎士領地的舊財產清單，就會發現，無數的房屋和小農戶消失了；現在土地供養的人口少得多了；雖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榮起來，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鄉村為了作牧羊場而被毀壞，只有領主的房屋保留下來，這類情況我也能談一些。"

    這些老的編年史的作者的抱怨總是誇大的，但是他們準確地描繪了生產關系的革命給當時的人們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斯居的著作與大法官托馬斯·莫爾的著作比較一下，我們就會清楚地看見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間的鴻溝。桑頓說得對，英國工人階級沒有經過任何過渡階段就從自己的黃金時代陷入了黑鐵時代。

    立法被這一變革嚇住了。它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文明程度：把"國民財富"，也就是把資本的形成、對人民群眾的殘酷剝削和他們的貧困化當作全部國策的極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執政史中說道："這時〈１４８９年〉人們越來越多地抱怨把耕地變成少數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場〈牧羊場等〉；定期租地、終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農靠年度租地生活）變成了領地。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會、什一稅也衰落……國王和當時的議會為醫治這一弊端表現出的智慧是值得讚嘆的……他們采取措施來制止對公有地的滅絕人口的掠奪，來制止隨之而來的滅絕人口的牧場的形成。"

    １４８９年亨利七世頒布的第１９號法令，禁止拆毀附有２０英畝以上土地的農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頒布的法令，又重新規定這條法律。其中談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別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地租飛漲，耕地荒蕪，教堂和房屋被毀，無力養家糊口的人多得驚人。"

    因此法律規定重建那些荒廢了的農場，制定耕地和牧場的比例等等。１５３３年的一項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擁有２４０００只羊，於是限定不得超過２０００只。（１９３）但是，人民的抱怨和從亨利七世以來１５０年內相繼頒布的禁止剝奪小租地農民和農民的法律，都同樣毫無效果。它們毫無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經不自覺地透露給我們了。他在《文明與道德論文集》第２９節中寫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慮的和值得讚賞的，因為它建立了一定標準的農場和農舍，也就是說，為農場和農舍保持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樣，它們就能提供相當富裕的、不是處於奴隸地位的臣民，並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１９３ａ）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卻正是要求人民群眾處於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在這一過渡時期中，立法也曾力圖使農業雇傭工人的小屋保有４英畝土地，並且禁止他們以自己的小屋招攬房客。１６２７年，在查理一世的時候，豐特米爾的羅吉爾·克羅克在豐特米爾的領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時，還因沒有撥出４英畝土地作為小屋的永久附屬物而被判罪；１６３８年，在查理一世的時候，還任命了一個皇家委員會來監督舊法律的實施，特別是關於４英畝土地的法律的實施；克倫威爾還禁止在倫敦周圍４哩的地區內修建未附有４英畝土地的房屋。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如果農業工人的小屋未附有１-２英畝土地，他還會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現在，如果小屋附有一個小園子，或者在遠離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點點土地，就是很幸運的了。漢特醫生說：

    "地主和租地農場主在這方面是行動一致的。他們認為，小屋附有幾英畝土地就會使工人過於獨立。"（１９４）

    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和隨之而來的對教會地產的大規模的盜竊，使暴力剝奪人民群眾的過程得到新的驚人的推動。在宗教改革的時候，天主教會是英國相當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對修道院等的壓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拋進了無產階級行列。很大一部分教會地產送給了貪得無厭的國王寵臣，或者非常便宜地賣給了投機的租地農場主和市民，這些人把舊的世襲佃戶大批地趕走，把他們耕種的土地合並過來。法律保證貧苦農民對一部分教會什一稅的所有權，也被暗中取消了。（１９５）伊麗莎白女王一次巡視英國之後叫喊說："窮人到處受苦難。"在她執政的第四十三年，終於不得不通過征收濟貧稅而正式承認有需要救濟的貧民。"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說明起草該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慣例，未附有任何說明性的序言就把該法律公布了。"（１９６）查理一世十六年頒布的第４號法令宣布這項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實上只是在１８３４年，這項法律才獲得新的更嚴格的形式。（１９７）宗教改革的這些直接的影響並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響。教會所有權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權關系的宗教堡壘。隨著這一堡壘的傾覆，這些關系也就不能維持了。（１９８）

    在十七世紀最後幾十年，自耕農即獨立農民還比租地農民階級的人數多。他們曾經是克倫威爾的主要力量，甚至馬考萊也承認，他們同酗酒的劣紳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棄妾的鄉村牧師相比，處於有利的地位。甚至農業雇傭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約在１７５０年，自耕農消滅了（１９９），而在十八世紀最後幾十年，農民公有地的最後痕跡也消滅了。我們在這里不談農業革命的純經濟原因。我們只來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圖亞特王朝覆辟時期，土地所有者通過立法實行掠奪，而這種掠奪在大陸各處都是不經過立法手續就直接完成了的。他們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擺脫了對國家的貢賦，以對農民和其他人民群眾的課稅來"補償"國家，他們要求對地產的現代私有權（他們對地產只有封建權利），最後，他們強令實行定居法。只要把情況相應地改變一下，它們對英國農民的影響，就同韃靼人波利斯·戈東諾夫的命令對俄國農民的影響一樣。

    "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２００）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開辟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只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這些土地被贈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賣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奪的辦法合並到私人地產中去了。（２０１）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絲毫不遵守法律成規的情況下完成的。用這種欺騙的方法攫取的國有土地和從教會奪來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沒有再度失去，就構成現今英國寡頭政治的貴族領地的基礎。（２０２）市民資本家鼓勵這種做法，為的是把土地變成純粹的商品，擴大農業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增加來自農村的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的供給等等。並且，新土地貴族又是新銀行巨頭這一剛剛孵化出來的金融顯貴和當時靠保護關稅支持的大手工工場主的自然盟友。英國資產階級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樣正確，雖然後者的做法相反：他們同自己的經濟堡壘即農民協同一致，支持國王用暴力從寡頭政府手中奪回王室土地（從１６０４年開始，後來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時繼續進行）。

    公有地--同剛才談的國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種在封建制度掩護下保存下來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們已經知道，對公有地的暴力掠奪大都伴有變耕地為牧場的現象，它開始於十五世紀末，在十六世紀還在繼續下去。但是，當時這一過程是作為個人的暴力行為進行的，立法曾同這種暴力行為鬥爭了１５０年而毫無效果。十八世紀的進步表現為：法律本身現在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場主同時也使用自己獨立的私人小辦法。（２０９）這種掠奪的議會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圍法"，換句話說，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當作私有財產贈送給自己的法令，是剝奪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圖把公有地說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這種狡黠的辯護詞否定了，因為他要求"為公有地的圈圍制定一般性的議會法令"，即承認要把公有地變成私有地必須由議會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對被剝奪的貧苦者給予"賠償"。（２０４）當任意租戶，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農民，一群奴隸般地完全聽大地主擺布的人，代替獨立的自耕農時，對國有土地的掠奪，特別是對公有地的不斷的盜竊，促使在十八世紀叫做資本租地農場（２０５）或商人租地農場（２０６）的大租地農場增長，並且促使農村居民變成無產階級，把他們"遊離"出來投向工業。但是，十八世紀的人還不象十九世紀的人那樣清楚地了解到，國民財富和人民貧困是一回事。因此，當時經濟著作中就有關於"公有地的圈圍"的十分激烈的論戰。我從手邊的大量材料中只摘錄幾段話，因為這幾段話就能生動地說明當時的情況。

    一位作者憤慨地寫道：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區中，有２４個平均占５０-１５０英畝土地的租地農場被合並為３個租地農場了。"（２０７）"在北安普頓郡和林肯郡，圈圍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於圈地而形成的新領地大部分都變成牧場；結果在很多領地中，現在耕地還不到５０英畝，而過去曾經耕種過１５００英畝……過去的住宅、谷倉、馬廄等等變成的廢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跡。"在某些地方，１００所房屋和家庭已經減少到……８所或１０所……在大多數不過１５年或２０年前才開始圈地的教區，土地所有者的數目同以前耕種開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數相比是很少的。往往還有這樣的事情，４-５個富有的畜牧業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圍的大片領地，這些土地以前是在２０-３０個租地農民和同樣數目的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從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趕走，同他們一起被趕走的，還有替他們做工以維持生活的許多其他戶人家。"（２０８）

    鄰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個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來耕種的土地或共同耕種的土地。

    "我這里是說開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圍。甚至為圈地辯護的作者也承認，圈地加強了大租地農場的壟斷地位，提高了生活資料的價格，造成了人口的減少……甚至象現在這樣進行的荒地的圈圍，也使貧民失去他們的一部分生存資料，而把本來已經過大的租地農場更加擴大。"（２０９）

    普萊斯博士說：

    "如果土地落到少數大租地農場主手中，那末小租地農民〈以前他是指"許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農民，他們靠自己耕種的土地上的產品和在公有地上放養的羊、家禽、豬等來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幾乎不必購買生存資料"〉就要變成這樣一種人，他們必須為別人勞動才能維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場上去購買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勞動也許加多了，因為對勞動的強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場將會擴大，因為將有更多尋找職業的人被趕到那里去。這就是租地農場的擴大必然發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來在這個王國中實際發生作用的道路。"（２１０）

    他把圈地的總的結果概括如下：

    "總的說來，下層人民的狀況幾乎在各方面都惡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農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時，在這種情況下謀生變得更加困難了。"（２１１）

    確實，對公有地的掠奪和隨之而來的農業革命，對農業工人產生十分強烈的影響，伊登自己就說，農業工人的工資在１７６５-１７８０年之間開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須由官方的濟貧費來補助。他說，他們的工資"只夠滿足絕對必要的生活需要"。

    現在我們再聽一下一位圈地衛護者，普萊斯博士的反對者的意見。

    　　"因為不再看見人們在開放地上浪費自己的勞動，就得出人口減少的結論，這是不對的……如果小農轉變成不得不替別人勞動的人之後，可以把更多的勞動動用起來，那末，這是國民〈那些已經經歷轉變的農民當然不在此列〉應當期待的一種利益……如果他們的結合的勞動在一個租地農場上使用，產品就會更多：這樣就可以為工場手工業創造出剩余產品，從而工場手工業，這個國家的金礦之一，就會隨著生產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應增加。"（２１２）

    對"神聖的所有權"進行最無恥的淩辱，對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這是為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會以斯多噶派

    ２３３

    的平靜的心情來加以觀察。帶有托利黨色彩的"博愛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個例子。從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紀末，伴隨著對人民的暴力剝奪的是一連串的掠奪、殘暴行為和人民的苦難，這些只不過使他得出下面這個"稱心如意的"結論：

    "必須確定耕地和牧場之間的適當的比例。在整個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還要有２、３英畝甚至４英畝耕地才有１英畝牧場。在十六世紀中葉，這個比例變為２英畝牧場對２英畝耕地，後來是２英畝牧場對１英畝耕地，直到最後達到３英畝牧場對１英畝耕地這個適當的比例。"

    到十九世紀，人們自然甚至把農民和公有地之間的聯系都忘卻了。更不必談最近的時期：１８０１年到１８３１年農村居民被奪去３５１１７７０英畝公有地，並由地主通過議會贈送給地主，難道農村居民為此得到過一文錢的補償嗎？

    　　最後，對農民土地的最後一次大規模剝奪過程，是所謂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ofＥｓｔａｔｅｓ（清掃領地，實際上是把人從領地上清掃出去）。"清掃"是前面談過的英國的一切剝奪方法的頂點。我們在上面談到現代狀況時知道，在已經沒有獨立農民可以清掃的地方，現在是要把小屋"清掃"掉，結果農業工人在他們耕種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棲身之所了。至於"清掃領地"的真正含意，我們只有看看蘇格蘭高地這個現代小說中的天國，才可以領會。在那里，這個過程的特點是：它有系統性，有一舉完成的巨大規模（在愛爾蘭，地主同時把好幾個村莊清掃掉；在蘇格蘭高地，一下子被清掃的土地面積相當於德意志幾個公國），最後，還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權的特殊形式。

    蘇格蘭高地的克爾特人由克蘭組成，每一克蘭是該克蘭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蘭的代表，即克蘭的首領或"大人"，只是這塊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國女王是全國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樣。英國政府雖然成功地鎮壓了這些"大人"之間的內部戰爭，制止了他們對蘇格蘭低地的不斷侵襲，但是克蘭首領們絲毫沒有放棄自己原來的劫掠行徑；他們只不過改變了形式而已。他們依靠自己的權威，把他們名義上的所有權變成私有財產權，由於遭到克蘭成員的反抗，他們就決定公開使用暴力把克蘭成員驅逐出去。紐曼教授說：

    "英國國王可以有同樣的權利把自己的臣民趕下大海。"（２１３）　　在蘇格蘭，這種革命是在王位覬覦者的擁護者進行了最後一次武裝暴動後開始的，我們可以從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２１４）和詹姆斯·安德森（２１５）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革命的最初階段。在十八世紀，還禁止從土地上被趕走的蓋爾人移居外國，以便用暴力把他們趕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業城市去。（２１６）至於十九世紀盛行的方法（２１７），在這里以薩特倫德公爵夫人進行的"清掃"作例子就夠了。這位懂得經濟學的女人一當權，就決定對經濟進行徹底的治療，並且把全郡--郡內的人口通過以前的類似過程已經減少到１５０００人--變為牧羊場。從１８１４年到１８２０年，這１５０００個居民，大約３０００戶，陸續地被驅逐和消滅了。他們的村莊全都破破壞和燒毀，他們的田地全都變成了牧場。不列顛的士兵奉命執行任務，同當地居民發生了沖突。一個老太婆因拒絕離開小屋而被燒死在里面。這位夫人用這種方法把自古以來就屬於克蘭的７９４０００英畝土地據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區大約６０００英畝的土地分配給這些被驅逐的居民，每戶２英畝。這６０００英畝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沒有給所有者帶來過收入。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寬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畝２先令６便士的租金把這些荒地租給那些幾百年來為她的家族流灑鮮血的克蘭成員。她把從克蘭那里奪來的全部土地劃分為２９個大牧羊租地農場，每一個租地農場住一戶人家，他們大都是英格蘭租地農場主的雇農。到１８２５年，１５０００個蓋爾人已經被１３１０００只羊所代替。被趕到海邊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圖靠捕魚為生。他們成了兩棲動物，用一位英國作家的話來說，他們一半生活在陸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們過半飽的生活。（２１８）

    但是，誠實的蓋爾人由於他們對克蘭"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須更加含辛茹苦。魚的氣味傳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們嗅到其中有某種有利可圖的東西，於是把沿海地區租給倫敦的大魚商。蓋爾人又一次被驅逐了。（２１９）

    最後，一部分牧羊場又變成了狩獵場。大家知道，英格蘭沒有真正的森林。貴族們的鹿苑中的鹿長得象家畜，肥得象倫敦的市議員一樣。所以，蘇格蘭是這種"高貴情欲"的最後的寄托所。１８４８年薩默斯寫道：

    "在蘇格蘭高地，森林面積大大擴大了。在蓋克的一邊，可以看見格倫菲希新森林，在另一邊，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條線上，布拉克山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樹造林了。從東到西，從阿貝丁附近到歐班峭壁，現在都是一條連綿不斷的林帶，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爾恰格、格連加里、格倫莫里斯頓等新森林出現……蓋爾人由於他們的土地變為牧羊場……而被趕到更貧瘠的地方。現在鹿開始代替羊，使蓋爾人更加貧困……鹿林（２１９ａ）和人民不能並存。總有一方要讓位。如果在未來的二十五年當中，狩獵場的數目和規模象過去二十五年那樣增長，那末蓋爾人就會在他們家鄉的土地上絕跡了。蘇格蘭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間進行的這個運動，一方面是出於時髦，貴族的欲望，打獵的愛好等等；另一方面，他們做鹿的交易只是為了牟取利潤。因為事實是，把一塊山地辟為狩獵場，在很多情況下都比把它變為牧羊場有利得多……　對於愛好打獵而尋找狩獵場的人說來，出價高低只受自己錢袋大小的限制……蘇格蘭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於諾曼人國王的政策給英格蘭帶來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動場所，而人卻被趕到越來越窄的圈子里去了……　人民的自由接二連三地被奪去……　壓迫日甚一日。清掃和驅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樹木和灌木叢一樣，被當作固定的原則，當作農業上的必要，由地主們來實行；這一過程靜靜地、有條不紊地進行著。"（２２０）

    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克蘭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這就是原始積累的各種田園詩式的方法。這些方法為資本主義農業奪得了地盤，使土地與資本合並，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

    ３．十五世紀末以來懲治被剝奪者的血腥立法。壓低工資的法律由於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斷斷續續遭到暴力剝奪而被驅逐的人，這個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不可能象它誕生那樣快地被新興的工場手工業所吸收。另一方面，這些突然被拋出慣常生活軌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適應新狀態的紀律。他們大批地變成了乞丐、盜賊、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於習性，但大多數是為環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紀末和整個十六世紀，整個西歐都頒布了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現在的工人階級的祖先，當初曾因被迫變成了流浪者和貧民而受到懲罰。法律把他們看作"自願的"罪犯，其依據是：只要他們願意，是可以繼續在已經不存在的舊的條件下勞動的。在英國，這種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時期開始的。

    亨利八世時期，１５３０年，允許年老和無勞動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對身強力壯的流浪者則加以鞭打和監禁。他們要被綁在馬車後面，被鞭打到遍體流血為止，然後要發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從事勞動"。多麽殘酷的諷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於加上了新的條款而更嚴厲了。如果在流浪時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並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當作重罪犯和社會的敵人處死。

    愛德華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１５４７年）頒布的法令規定，拒絕勞動的人，如被告發為遊惰者，就要判為告發者的奴隸。主人應當用面包和水，用稀湯和他認為適當的肉屑給自己的奴隸吃。他有權用鞭打和鐐銬強迫奴隸從事一切令人厭惡的勞動。如果奴隸逃亡達１４天，就要判為終身奴隸，並在額頭或臉頰打上Ｓ字樣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當作叛國犯處死。主人可以把他出賣，遺贈，作為奴隸出租，完全象對待其他動產和牲畜一樣。如果奴隸圖謀反抗主人，也要被處死。治安法官必須根據報告搜捕逃亡的奴隸。如果發現流浪者３天無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燒紅的鐵片在他胸前打上Ｖ字樣的烙印，套上鎖鏈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勞役。如果流浪者謊報籍貫，就要被罰充當該地、該地居民或社團的終身奴隸，並打上Ｓ字樣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權把流浪者的子女領去當學徒，男的當到２４歲為止，女的當到２０歲為止。如果他們逃亡，就要成為他們師傅的奴隸，直到這個年齡為止。師傅可以給他們戴上鐐銬，鞭打他們等等。為了便於識別和更加保險起見，每個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隸的脖子、手或腳上套一個鐵環。（２２１）這個法令的最後一部分規定，貧民必須在願意給他們飲食和勞動的地區或個人那里幹活。在英國，這種教區的奴隸，在遊蕩者的名義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紀。

    伊麗莎白執政時期的１５７２年的法令規定，沒有得到行乞許可的１４歲以上的乞丐，如果沒有人願意使用他兩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並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過１８，又沒有人願意使用兩年，就要被處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當作叛國犯處死。類似的法令還有伊麗莎白十八年所頒布的第１３號法令和１５９７年的法令。（２２１ａ）

    　　詹姆斯一世時期，遊蕩和行乞的人被宣布為流浪者。即決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權當眾鞭打他們，把第一次被捕者監禁６個月，第二次被捕者監禁２年。在監禁期間，治安法官認為適當就可以隨時鞭打他們，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藥的危險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Ｒ字樣的烙印，並要從事強制勞動；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時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處死。這些條例直到十八世紀初還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頒布第２３號法令時才被廢除。

    法國也有同樣的法律，十七世紀中葉在巴黎建立了一個流浪者王國。在路易十六初期（１７７７年７月１３日的敕令）還規定，１６歲至６０歲的身體強壯而沒有生存資料或職業的人，都要罰做苦工。１５３７年１０月查理五世對尼德蘭頒布的法令，１６１４年３月１９日荷蘭各州和各城市的第１號告示，１６４９年６月２５日聯合省的公告等，都有類似的規定。

    這樣，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於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於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

    單是在一極有勞動條件作為資本出現，在另一極有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可出賣的人，還是不夠的。這還不足以迫使他們自願地出賣自己。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工人階級日益發展，他們由於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產生把勞動的供求規律，從而把工資限制在與資本增殖需要相適應的軌道以內；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強制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固然還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況下，可以讓工人由"生產的自然規律"去支配，即由他對資本的從屬性去支配，這種從屬性由生產條件本身產生，得到這些條件的保證並由它們永久維持下去。在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剛剛產生的時期，情況則不同。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規定"工資，即把工資強制地限制在有利於賺錢的界限內，為了延長工作日並使工人本身處於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態，就需要並運用了國家權力。這是所謂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

    雇傭工人階級是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產生的，它在當時和後一世紀內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農村的獨立農民經濟和城市的行會組織的有力的保護。在農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會上是接近的。勞動對資本的從屬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說，生產方式本身還不具有特殊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的可變要素大大超過它的不變要素。因此，對雇傭勞動的需求隨著資本的積累而迅速增加，而雇傭勞動的供給只是緩慢地跟在後面。後來變成資本積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國民產品，在當時還是工人的消費基金。

    自始就是為了剝削工人，而在其發展中一直與工人為敵的關於雇傭勞動的立法（２２２），在英國開始於１３４９年愛德華三世的勞工法。在法國，與此相當的，是１３５０年以國王約翰名義頒布的敕令。英法兩國的立法齊頭並進，內容也相同。關於勞工法企圖強制延長工作日這一點，我就不再談了，因為前面（第８章第５節）已經講過了。

    勞工法是由於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頒布的。一個托利黨人天真地說：

    "以前貧民要求的工資太高，使工業和財富受到威脅。現在他們的工資太低，也使工業和財富受到威脅，不過這種威脅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險。"（２２３）

    法律規定了城市和農村、計件勞動和日勞動的工資率。農村工人受雇期限應為一年，城市工人則應在"自由市場"上受雇。支付高於法定工資的人要被監禁，但接受高工資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資的人受到更嚴厲的處罰。例如，伊麗莎白的學徒法第１８條和第１９條規定，支付高工資的人，監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則監禁二十一天。１３６０年的法令加重了處罰，甚至授權雇主按法定的工資率通過體罰去榨取勞動。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聯系在一起的一切結合、契約、誓約等都被宣告無效。從十四世紀起到１８２５年廢除禁止結社法止，工人結社一直被認為是嚴重的犯罪行為。１３４９年的勞工法和以後的一切類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現在這一事實上：國家雖然規定了工資的最高限度，但從來沒有規定工資的最低限度。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紀，工人的狀況十分惡化。貨幣工資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貨幣貶值和物價相應上漲的程度。因此，工資實際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壓低工資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時，"沒有人願意使用"的人還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麗莎白五年頒布的第３號法令學徒法，授權治安法官規定一定的工資，並按季節和物價加以調整。詹姆斯一世把這種有關勞動的規定推行到紡織工人和其他各種工人身上。（２２４）喬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場手工業。

    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相當強大，因而用法律來規定工資已經行不通而且沒有必要，但是人們為了防備萬一，還不想拋棄舊武庫中的這件武器。在喬治二世八年，除國喪期外，倫敦及其近郊的裁縫幫工的日工資還禁止超過２先令７１/２便士；喬治三世十三年頒布的第６８號法令還授權治安法官規定絲織工人的工資；在１７９６年，治安法官關於工資的命令是否也適用於非農業工人，還需要經過高等法院的兩次判決來確定；在１７９９年，一項議會法令還規定，蘇格蘭礦工的工資要根據伊麗莎白的一項法令和１６６１年及１６７１年的兩項蘇格蘭法令來規定。在此期間情況有了多大的變化，這可由英國下院的一件前所未聞的事情來說明。在這里，四百多年來人們都是制定法律來規定工資絕不能超過的最高限度，而在１７９６年，惠特布雷德建議用法律規定農業短工工資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對，但承認"貧民的狀況是悲慘的"。最後，在１８１３年，規定工資的法律被廢除了。自從資本家以其私人立法來管理工廠，並依靠濟貧稅把農業工人的工資補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來，這些法律就變成了可笑的反常的東西。但是勞工法中有關雇主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契約以及解約期限等條款，直到現在還完全有效，這些條款規定，對違約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訴訟，而對違約的工人則提出刑事訴訟。

    殘酷的禁止結社法於１８２５年在無產階級的威脅性行動面前取消了。雖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舊法令某些美麗的殘片直到１８５９年才消失。最後，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９日的議會法令，在法律上承認工聯時就認為消除了這項階級立法的最後痕跡。但是，同一天頒布的一項議會法令，即關於懲治暴行、脅迫和侵害行為的刑法修正法令，實際上是以新的形式恢覆了舊的狀態。這種議會把戲，使工人在罷工或同盟歇業（結成同盟的工廠主同時把工廠關閉）時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來處理，而按特別刑法來處理，而這個刑法的解釋權又操在擔任治安法官的工廠主本人手中。兩年前，同一個下院和同一個格萊斯頓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態度提出了一項取消一切反對工人階級的特別刑法的法案。但是這個法案只二讀了事，這樣，問題就被擱置下來，直到後來，"偉大的自由黨"同托利黨結成聯盟，竟然堅決反對扶它上台的無產階級。"偉大的自由黨"並不以這種背叛為滿足，它還讓一貫奴顏婢膝地為統治階級效勞的英國法官把已經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動"法２４０重新挖掘出來，用來對付工人的結社。我們看到，五百年來，英國議會一直卑鄙無恥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對工人的永久的資本家"工聯"的地位，後來只是在群眾的壓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棄了反對罷工和工聯的法律。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風暴一開始，就膽敢再把工人剛剛爭得的結社權剝奪掉。它在１７９１年６月１４日頒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結社都是"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侵犯"，要課以５００利弗爾的罰金並剝奪公民權一年。（２２５）這個法律用國家警察手段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限制在對資本有利的範圍內，它經歷了幾次革命和幾次改朝換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沒有觸動它。直到最近它才被從刑法典中取消。采取這一資產階級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過的了。報告人列沙白里哀說："工資比現在提高一些，使領工資的人擺脫由於缺乏必要的生活資料而陷入的絕對的、幾乎是奴隸般的依賴狀態，這雖然是應當的"，但是工人不應當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應當采取共同行動來緩和自己的"絕對的、幾乎是奴隸般的依賴狀態"，因為他們這樣做就會損害"他們從前的老板現在的企業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隸狀態的自由！），因為進行結社來反對從前公會老板的專制，就是--猜猜看！--恢覆法國憲法所取消的公會！（２２６）

    ４．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產生

    我們考察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怎樣通過暴力產生，考察了使他們轉化為雇傭工人的血腥紀律，考察了君主和國家用警察手段加強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來提高資本積累的無恥行為。現在要問：資本家最初是從哪里來的呢？因為對農村居民的剝奪只是直接地產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於說到租地農場主的產生，我們是能夠弄清楚的，因為這是一個延續了許多世紀的漫長過程。農奴本身，此外還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處於極不相同的財產狀況下，因而是在極不相同的經濟條件下解放出來的。

    在英國，最初形式的租地農場主是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羅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過活動範圍狹小一些。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管事被由地主供給種籽、牲畜和農具的租地農民所代替。這種租地農民的地位同農民沒有多大的區別，不過他剝削更多雇傭勞動。他不久就成為分成農，半租地農場主。他籌集農業資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則由地主提供。雙方按合同規定的比例分配總產品。這種形式在英國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農場主，他靠使用雇傭工人來增殖自己的資本，並把剩余產品的一部分以貨幣或實物的形式作為地租交給地主。

    在十五世紀，當獨立農民和那些既當雇工同時又獨自耕作的雇農靠自己的勞動而富裕起來的時候，租地農場主的境況和生產範圍都同樣是中等的。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多年開始的、幾乎在整個十六世紀（但最後幾十年除外）繼續進行的農業革命，以同一速度使農村居民破產，使租地農場主致富。（２２７）對公有牧場等的掠奪，使租地農場主幾乎不費代價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數量，這些牲畜又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豐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紀，又加進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因素。當時，租約的期限很長，往往達９９年。貴金屬價值從而貨幣價值的不斷下降，給租地農場主帶來了黃金果。把前面已經指出的其他一切情況撇開不說，這種下降也降低了工資。工資的一部分變成了租地農場主的利潤。谷物、羊毛、肉類，總之，一切農產品的價格不斷上漲，不費租地農場主一點力氣，就增大了他的貨幣資本，而他必須支付的地租，卻是按照以前的貨幣價值簽訂在契約上的。（２２８）所以，他是同時靠犧牲自己的雇傭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十六世紀末，英國有了一個就當時情況來說已很富有的"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階級，是不足為奇的。（２２９）

    ５．農業革命對工業的反作用。

    工業資本的國內市場的形成

    我們已經知道，對農村居民斷斷續續的、一再重覆的剝奪和驅逐，不斷地為城市工業提供大批完全處於行會關系之外的無產者。這一奇妙的現象，使老亞·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業史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幹預。我們還必須談一談原始積累的這個要素。若弗盧瓦·聖伊雷爾用世界物質在那里的稀薄化來解釋它在這里的稠密化（２３０），但是，與獨立的、自耕的農村居民稀薄化相適應的，不僅僅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稠密化。雖然種地的人數減少了，但土地提供的產品和過去一樣多，或者比過去更多，因為伴隨土地所有權關系革命而來的，是耕作方法的改進，協作的擴大，生產資料的積聚等等，因為農業雇傭工人不僅被迫加強了勞動強度（２３１），而且他們為自己進行勞動的生產範圍也日益縮小了。因此，隨著一部分農村居民的遊離，他們以前的生活資料也被遊離出來。這些生活資料現在變成可變資本的物質要素。被驅逐出來的農民必須從自己的新主人工業資本家那里，以工資的形式掙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國內農業提供的工業原料也同生活資料的情況一樣。它變成了不變資本的一個要素。

    例如，可以設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全都紡亞麻的威斯特伐里亞農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剝奪，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來的則變成了大租地農場主的短工。與此同時，出現了大亞麻紡織廠，"被遊離出來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亞麻外表上和過去完全一樣。它的纖維一根也沒有發生變化，但是一個新的社會靈魂已經進入它的身體。它現在是手工工場主的不變資本的一部分。以前，亞麻分散在許多小生產者之間，他們自己種植亞麻，並和家人一道小量地進行紡織；現在，它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他叫別人為自己紡織。消耗在紡亞麻上的額外勞動以前體現為無數農民家庭的額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還體現為交給普魯士國王的賦稅。現在，它體現為少數資本家的利潤。紗錠和織機以前分散在農村，現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樣都集中在少數大勞動營里了。現在，紗錠、織機和原料由紡織工人獨立生存的手段都變成了指揮他們（２３２）和榨取他們的無酬勞動的手段。大手工工場同大租地農場一樣，看不出是由許多小生產單位聯合而成的，是通過剝奪許多獨立小生產者而成的。但是，不帶偏見的考察是不會受迷惑的。在革命獅子米拉波的時代，人們還把大手工工場叫做ｍａｎｕeａｃ－ｔｕｒｅｓｒéｕｎｉｅｓ，即聯合手工工場，正如我們現在說聯合耕地一樣。米拉波說：

    "人們只注意有幾百人在一個廠長指揮下進行勞動的、通常叫做聯合手工工場的大手工工場；而對人數眾多的工人分散地獨自經營的手工工場，幾乎不屑一顧，把這些手工工場完全擺到次要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只有它們才是國民財富的真正重要的組成部分……　聯合工場使一兩個企業主大發其財，但工人不過是得到或多或少的報酬的短工，他們絲毫分享不到企業主得到的好處。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場中沒有人發財致富，但許多工人過著優裕的生活……　勤勞節儉的工人人數將會增加，因為他們將會認識到，正當的生活和勞動，是根本改善自己狀況而不是稍許提高工資的手段；稍許提高工資對於將來決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強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點。通常同小農經濟結合在一起的單個分散的手工工場，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場。"（２３３）

    一部分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被驅逐，不僅為工業資本遊離出工人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同時也建立了國內市場。事實上，使小農轉化為雇傭工人，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時也為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以前，農民家庭生產並加工絕大部分供自己以後消費的生活資料和原料。現在，這些原料和生活資料都變成了商品；大租地農場主出售它們，手工工場則成了他的市場。紗、麻布、粗毛織品（過去每個農民家庭都有這些東西的原料，它把這些東西紡織出來供自己消費），現在變成了工場手工業的產品，農業地區正是這些東西的銷售市場。以前由於大量小生產者獨自經營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許多買主，現在集中為一個由工業資本供應的巨大市場。（２３４）於是，隨著以前的自耕農的被剝奪以及他們與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分離，農村副業被消滅了，工場手工業與農業分離的過程發生了。只有消滅農村家庭手工業，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範圍和穩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並沒有引起根本的改變。我們記住，工場手工業只涉及國民生產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底副業作為廣闊的背景。它在某種形式下，在某些工業部門，在某些地方消滅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副業，同時又在其他地方使它們重新出現，因為它需要它們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產生了一個新的小農階級，這些小農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把產品直接或通過商人賣給手工工場。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國歷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現象所以會產生的一個原因，雖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國歷史的人看到，從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多年起怨聲不斷（只是有時中止），抱怨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日益發展，農民日益被消滅，另一方面又看到，這些農民不斷重新出現，雖然他們人數在減少，處境日益惡化。（２３５）主要原因在於，英國在不同的時代，有時以谷物業為主，有時以畜牧業為主，因而農民的生產範圍也跟著變化。只有大工業才用機器為資本主義農業提供了牢固的基礎，徹底地剝奪了極大多數農村居民，使農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完全分離，鏟除了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紡紗和織布。（２３６）這樣，它才為工業資本征服了整個國內市場。（２３７）

    ６．工業資本家的產生

    工業（２３８）資本家不是象租地農場主那樣逐漸地產生的。毫無疑問，有些小行會師傅和更多的獨立小手工業者，甚至雇傭工人，變成了小資本家，並且由於逐漸擴大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和相應的積累，成為不折不扣的資本家。在中世紀城市的幼年時期，逃跑的農奴中誰成為主人，誰成為仆人的問題，多半取決於他們逃出來的日期的先後，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情形往往也是這樣。但是這種方法的蝸牛爬行的進度，無論如何也不能適應十五世紀末各種大發現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場的貿易需求。而中世紀已經留下兩種不同形式的資本，它們是在極不相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成熟的，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期到來以前，就被當作資本了，這就是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

    "現在，社會的一切財富首先落入資本家手中……他對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對工人支付工資，對賦稅和什一稅的征收者支付他們要求的東西，而留給自己的是年勞動產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長的一部分。現在，資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會財富的最先所有者，雖然沒有任何一項法律給予他這種所有權……　所有權方面的這種變化是由於資本的取息而產生的……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整個歐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締高利貸的法律來阻止這件事……　資本家支配國家的全部財富的權力是所有權上的一種徹底的革命；然而這個革命是靠哪一項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來實行的呢？"（２３９）作者應該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來實行的。

    高利貸和商業所形成的貨幣資本在轉化為工業資本時，曾受到農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２４０）這些限制隨著封建家臣的解散，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一部分被驅逐而消失。新的工場手工業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舊城市及其行會制度控制的內陸地區。因此，在英國，享有公會特權的城市對這些新的工業培養所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並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十七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

    關於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當作專業來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這樣說過：

    "所謂的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２４１）

    荷蘭--它是十七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展示出一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２４２）。最有代表性的是，荷蘭人為了使爪哇島得到奴隸而在蘇拉威西島實行盜人制度。為此目的訓練了一批盜人的賊。盜賊、譯員、販賣人就是這種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販賣人。盜來的青年在長大成人可以裝上奴隸船以前，被關在蘇拉威西的秘密監獄中。一份官方報告說：

    "例如，孟加錫這個城市到處都是秘密監獄，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擠滿了不幸的人，貪欲和暴政的犧牲者，他們戴著鐐銬，被迫和家人分離。"荷蘭人為了霸占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總督行賄。１６４１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城。他們為了"節省"支付２１８７５鎊賄款，立即到總督住宅把他殺了。他們走到哪里，那里就變得一片荒蕪，人煙稀少。爪哇的班紐萬吉省在１７５０年有８萬多居民，而到１８１１年只有８０００人了。這就是溫和的商業！

    大家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了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而印度的沿海航運和各島嶼之間的航運以及印度內地的貿易，卻為公司的高級職員所壟斷。對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成了財富的取之不盡的礦藏。這些職員自定價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總督也參與這種私人買賣。他的寵信們是在使他們這些比煉金術士聰明的人們能從無中生出金來的條件下接受契約的。巨額財產象雨後春筍般地增長起來，原始積累在不預付一個先令的情況下進行。華倫·哈斯廷斯的審判記錄中有很多這樣的實例。舉一個例子來說。有一個名叫沙利文的人，當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個離鴉片產地很遠的地區時，接受了一項鴉片契約。沙利文以４萬鎊把契約賣給一個名叫賓恩的人，賓恩又在當天以６萬鎊轉賣給別人，而這張契約的最後購買者和履行者聲稱，他從中還賺了一大筆錢。根據一個呈報議會的表報，從１７５７年到１７６６年，東印度公司和它的職員讓印度人贈送了６００萬鎊！在１７６９年到１７７０年間，英國人用囤積全部大米，不出駭人聽聞的高價就拒不出售的辦法制造了一次饑荒。（２４３）

    在象西印度那樣專營出口貿易的種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東印度那樣任人宰割的資源豐富人口稠密的國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當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積累的基督教性質也是無可否認的。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１７０３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種人都給賞金４０鎊；１７２０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１００鎊；１７４４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後，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１２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１００鎊，每俘獲一個男子得１０５鎊，每俘獲一個婦女或兒童得５０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５０鎊！數十年後，殖民制度對這些虔誠的新教徒們的背叛祖國的子孫進行了報覆。在英國人的唆使和收買下，他們被人用短戰斧砍死了。英國議會曾宣布，殺戮和剝頭蓋皮是"上帝和自然賦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聚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證了銷售市場，保證了通過對市場的壟斷而加速的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里轉化為資本。第一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荷蘭，在１６４８年就已達到了它的商業繁榮的頂點。它"幾乎獨占了東印度的貿易及歐洲西南部和東北部之間的商業往來。它的漁業、海運業和工場手工業，都勝過任何別的國家。這個共和國的資本也許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資本總和還要多"。

    居利希忘記加上一句：荷蘭的人民群眾在１６４８年就已經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人民群眾更加勞動過度，更加貧困，更加遭受殘酷的壓迫。

    現在，工業上的霸權帶來商業上的霸權。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卻是商業上的霸權造成了工業上的優勢。所以殖民制度在當時期著決定性的作用。和歐洲各個舊神並列於祭壇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舊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賺錢是人類最終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在中世紀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就已產生，到工場手工業時期流行於整個歐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貿易和商業戰爭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溫室。所以它首先在荷蘭確立起來。國債，即國家的讓渡，不論是在專制國家，立憲國家，還是共和國家，總是給資本主義時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謂國民財富中，真正為現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２４３ａ）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民負債越多就越富這一現代理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隨著國債的產生，不可饒恕的罪惡，已不再是褻瀆聖靈，而是破壞國債的信用了。

    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於工業，甚至投資於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國家債權人實際上並沒有付出什麽，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變成了容易轉讓的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現金完全一樣。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產生的有閒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財，每次國債的一大部分就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廠主的手中，--撇開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種有價證券的交易、證券投機，總之，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用國家的名義裝飾起來的大銀行，從一產生起就只不過是私人投機家的公司，它們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權能夠把貨幣貸給政府。因此，國債積累的最準確的尺度就是這些銀行的股票的不斷漲價，這些銀行的充分發展是從英格蘭銀行的創立（１６９４年）開始的。英格蘭銀行開始營業的第一筆生意，就是以８％的利率貸款給政府；同時它由議會授權用同一資本鑄造貨幣，這同一資本又以銀行券的形式貸給公眾。它可以用這些銀行券來辦理期票貼現、抵押貨物、購買貴金屬。這樣，過了不久，這些由銀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貨幣又變成了鑄幣，英格蘭銀行用這些鑄幣貸款給國家並代國家支付公債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進來，這還不夠；當它拿進來時，它仍然是國民的永遠債權人，直到最後一個銅板付清為止。它逐漸成了國家的貴金屬必然貯藏所和全部商業信用的重心。在英國，當人們禁止焚殺女巫的時候，卻開始絞死偽造銀行券者。至於銀行巨頭、金融家、食利者、經紀人、證券投機家和交易所的豺狼這一夥人的突然興起，對同時代人曾產生怎樣的影響，當時的著作如博林布羅克的著作可以證明。（２４３ｂ）隨著國債同時產生的，有國際信用制度。國際信用制度常常隱藏著這個或那個國家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於沒落的威尼斯以巨額貨幣貸給荷蘭，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徑就成為荷蘭資本財富的這種隱蔽的基礎。荷蘭和英國的關系也是這樣。在十八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已經遠遠落後了，荷蘭已不再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工商業國家。因此，荷蘭在１７０１-１７７６年時期的主要營業之一就是貸放巨額資本，特別是貸給它的強大競爭者英國。現在英國和美國之間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今天出現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了的兒童血液。

    由於國債是依靠國家收入來支付年利息等等開支，所以現代稅收制度就成為國債制度的必要補充。借債使政府可以抵補額外的開支，而納稅人又不會立即感到負擔，但借債最終還是要求提高稅收。另一方面，由於債務的不斷增加而引起的增稅，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額外開支時，總是要借新債。因此，以對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課稅（因而也是以它們的昂貴）為軸心的現代財政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稅收自行增加的萌芽。過重的課稅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說是一個原則。因此，在首先建立這種制度的荷蘭，大愛國者德·維特在他的箴言中對這種制度備加讚揚，把它說成是促使雇傭工人服從、儉樸、勤勉和……從事過度勞動的最好制度。但這里，我們所關心的，與其說是這種制度對雇傭工人狀況的破壞性影響，不如說是它所引起的對農民、手工業者，一句話，對一切下層中產階級分子的暴力剝奪。關於這一點，甚至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間也沒有異議。現代財政制度的剝奪作用，被這一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保護關稅制度加強了。

    公債和與之相適應的財政制度在財富的資本化和對群眾的剝奪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貝特、達布耳德等許多著作家錯誤地要在公債和財政制度中尋找現代人民貧困的根本原因。

    保護關稅制度是制造工廠主、剝奪獨立勞動者、使國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成資本、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種人為手段。歐洲各國為了獲得這種發明的專利權而勾心鬥角，它們一旦成為謀利者的奴仆，就不僅要為此目的而間接通過保護關稅和直接通過出口補助金等來掠奪本國人民，而且還要強制地摧毀其附屬鄰國的一切工業，例如英格蘭摧毀了愛爾蘭的毛紡織工場手工業。在歐洲大陸上，柯爾培爾開了先例以後，這個過程更是大大地簡化了。在那里，工業家的原始資本有一部分直接來自國庫。米拉波喊道：

    "為什麽要追溯到那麽遠去尋找七年戰爭以前薩克森工場手工業繁榮的原因呢？只要看看１８０００萬國債就夠了！"（２４４）　　殖民制度、國債、重稅、保護關稅制度、商業戰爭等等--所有這些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嫩芽，在大工業的幼年時期都大大地成長起來了。大工業是以希羅德王式的大規模掠奪兒童來慶賀自己的誕生的。象皇家海軍強征水兵一樣，工廠也是用強力招收工人的。盡管弗·摩·伊登爵士對於從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到他所處時代即十八世紀末這一段時間里，由於剝奪農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慘象，處之泰然，盡管他對於為建立資本主義農業以及"確定耕地和牧場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這一過程，滿意地表示慶幸，然而他對於為了使工場手工業生產轉變為工廠生產以及確定資本和勞動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奪和奴役兒童這一點，卻沒有表現出同樣的經濟學上的洞察力。他說：

    "公眾也許有必要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如果一種工場手工業只有掠奪小屋和貧民習藝所中的貧苦兒童，並讓他們成群結隊地輪班勞動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順利地經營下去，如果這種工場手工業把不同年齡和不同愛好的男女混雜在一起，以致通過實例的傳染必然造成道德敗壞，荒淫放蕩，--這樣一種工場手工業難道能夠增加國家和個人的幸福的總和嗎？"（２４５）菲爾登寫道：

    "在得比郡、諾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著能夠推動水車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廠，采用了最新發明的機器。這些遠離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萬的人手；其中以當時人口較少、土地貧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別需要手指細小而靈巧的兒童。於是，從倫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區貧民習藝所招收學徒〈！〉之風盛行一時。成千上萬這種從７歲到１３、１４歲的無依無靠的兒童，就這樣被運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奪兒童的人〉要供給自己的學徒衣食，讓他們住在工廠附近的徒工房里。派來監工監督他們的勞動。這些監工的工資和從兒童身上榨取的產品量成正比，因此他們的興趣是讓兒童盡量多幹活。結果必然是殘酷虐待……　在許多工廠區，尤其是在郎卡郡，這些任憑工廠主支配的無依無靠的無辜兒童，遭到了最悲慘的折磨。他們被過度的勞動折磨至死……他們被鞭打，戴上鐐銬，受盡挖空心思的殘酷虐待；他們大多餓得骨瘦如柴，但還得在皮鞭下幹活……　他們有時甚至被逼得自殺！……　得比郡、諾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與世隔絕的美麗而浪漫的山谷，竟成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殺人的恐怖地方！……　工廠主的利潤是巨大的。但這只能燃起他們狼一般的貪欲。他們開始實行夜間勞動，就是說，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盡之後，他們已經準備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剛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後再反過來。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語：床永不涼。"（２４６）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發展，歐洲的輿論丟掉了最後一點羞恥心和良心。各國恬不知恥地誇耀一切當作資本積累手段的卑鄙行徑。例如，讀一讀老實人亞·安德森的天真的商業編年史。這本編年史把下面的事實當作英國國策的巨大勝利而備加讚揚：英國在烏得勒支和談時通過阿西恩托條約，從西班牙人手里奪走了經營非洲和西屬美洲之間販賣黑人的特權，而在此以前，英國只經營非洲和英屬西印度之間的這種買賣。英國獲得了到１７４３年為止每年供給西屬美洲４８００個黑人的權利。這同時又為英國的走私提供了公開的掩護。利物品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直到目前為止，利物品"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讚揚奴隸貿易的品得；奴隸貿易--參看前面所引１７９５年出版的艾金醫生的著作--"使商業冒險精神達到了狂熱，產生了出色的海員，帶來了巨額的金錢"。利物品用於奴隸貿易的船只，１７３０年１５艘，１７５１年５３艘，１７６０年７４艘，１７７０年９６艘，１７９２年１３２艘。

    當棉紡織工業在英國引起兒童奴隸制的時候，它同時在美國促使過去多少帶有家長制性質的奴隸經濟轉變為商業性的剝削制度。總之，歐洲的隱蔽的雇傭工人奴隸制，需要以新大陸的赤裸裸的奴隸制作為基礎。（２４７）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２４８）這一現代歷史的傑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２４９），那末，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２５０）

    ７．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

    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究竟是指什麽呢？既然它不是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雇傭工人，因而不是單純的形式變換，那末它就只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體。

    私有制作為公共的、集體的所有制的對立物，只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於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來所表現出的無數色層，只不過反映了這兩極間的各種中間狀態。

    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誠然，這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以及其他從屬關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的形式。

    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遠存在下去，那就象貝魁爾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等於"下令實行普遍的中庸"。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這種剝奪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們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２５１）

    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後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２５２）


馬克思　《資本論》第二卷（節選）（之一）

    恩格斯寫的1885年版序言（節選）

    那麽，馬克思關於剩余價值說了什麽新東西呢？為什麽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好像晴天霹靂震動了一切文明國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貝爾圖斯在內的社會主義前輩們的理論，卻沒有發生過什麽作用呢？

    化學史上有一個例證可以說明這一點。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紀末，燃素說還處於支配的地位。根據這種理論，一切燃燒的本質都在於從燃燒物體中分離出一種另外的、假設的物體，即稱為燃素的絕對燃燒質。這種理論曾足以說明當時所知道的大多數化學現象，雖然在某些場合不免有些牽強附會。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種氣體，

    “他發現這種氣體是如此純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氣和它相比顯得污濁不堪”。

    他稱這種氣體為無燃素氣體。過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這種氣體，並且證明它存在於大氣中。他還發現，當一種物體在這種氣體或普通空氣中燃燒時，這種氣體就消失了。因此，他稱這種◎第271頁◎氣體為火氣。

    “從這些事實中他得出一個結論：燃素與空氣的一種成分相結合時{ 即燃燒時.BMP}所產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過玻璃失散的火或熱。”（注：羅斯科和肖萊馬《化學教程大全》1877年不倫瑞克版第1卷第13頁和第18頁。）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氣，但不知道他們所析出的是什麽。他們為“既有的”燃素說“範疇所束縛”。這種本來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說觀點並使化學發生革命的元素，在他們手中沒有能結出果實。但是，當時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發現告訴了拉瓦錫，拉瓦錫就根據這個新事實研究了整個燃素說化學，方才發現：這種新氣體是一種新的化學元素；在燃燒的時候，並不是神秘的燃素從燃燒物體中分離出來，而是這種新元素與燃燒物體化合。這樣，他才使過去在燃素說形式上倒立著的全部化學正立過來了。即使不是像拉瓦錫後來硬說的那樣，他與其他兩人同時和不依賴他們而析出了氧氣，然而真正發現氧氣的還是他，而不是那兩個人，因為他們只是析出了氧氣，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麽。

    在剩余價值理論方面，馬克思與他的前人的關系，正如拉瓦錫與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關系一樣。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麽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里人們就止步不前了。有些人，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至多只研究了勞動產品在工人和生產資料占有者之間分配的數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會主義者，則發現這種分配不公平，並尋求烏托邦的手◎第272頁◎段來消除這種不公平現象。這兩種人都為既有的經濟範疇所束縛。

    於是，馬克思發表意見了。他的意見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對立的。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他認為，這里擺在他面前的不是無燃素氣體，也不是火氣，而是氧氣；這里的問題不是在於要簡單地確認一種經濟事實，也不是在於這種事實與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沖突，而是在於這樣一種事實，這種事實必定要使整個經濟學發生變革，並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根據這種事實，他研究了所有既有的經濟範疇，正像拉瓦錫根據氧氣研究了燃素說化學的各種既有的範疇一樣。要知道什麽是剩余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麽是價值。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本身必須首先加以批判。於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麽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麽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並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而這一點是洛貝爾圖斯始終沒有理解的。馬克思進而研究商品和貨幣的關系，並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麽由於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他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是第一個詳盡無遺的貨幣理論，今天已為大家所默認了。他研究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並證明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為基礎的。他以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一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一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決定價值這一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他確定了資本區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這樣才能極其詳盡地敘述剩余價值形成的實際過程，從而說明這一過程，而這是他的任何一個前人都沒有做到的；因而，他確定了資本自身內部的區別，這個區別是洛貝爾圖斯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這個區別提供了一把解決◎第273頁◎經濟學上最覆雜的問題的鑰匙，關於這一點，這第二冊又是一個最令人信服的證明，以後我們會知道，第三冊更是這樣。馬克思還進一步研究了剩余價值本身，發現了它的兩種形式，即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並且證明，這兩種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發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決定性的作用。他根據剩余價值理論，闡明了我們現在才具有的第一個合理的工資理論，第一次指出了資本主義積累史的各個基本特征，並說明了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20-22］（注：方括號中的數字表示《資本論》第2 卷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的頁碼。——編者注）

    寫於1885年5月5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85年在漢堡出版的《資本論》

    第2卷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74頁◎

    資本的流通過程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一章　貨幣資本的循環

    資本的循環過程經過三個階段；根據第一卷的敘述，這些階段形成如下的序列：

    第一階段：資本家作為買者出現於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他的貨幣轉化為商品，或者說，經歷流通行為G-W。

    第二階段：資本家用購買的商品從事生產消費。他作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進行活動；他的資本經歷生產過程。結果產生了一種商品，這種商品的價值大於它的生產要素的價值。

    第三階段：資本家作為賣者回到市場；他的商品轉化為貨幣，或者說，經歷流通行為W-G。◎第275頁◎

    因此，貨幣資本循環的公式是：G-W…P…W'- G'。在這個公式中，虛線表示流通過程的中斷，W'和G'表示由剩余價值增大了的W和G。［31］

    Ⅰ.第一階段　G-W

    G-W表示一個貨幣額轉化為一個商品額；對買者來說，是他的貨幣轉化為商品，對賣者來說，則是他們的商品轉化為貨幣。使一般商品流通的這個行為同時成為單個資本的獨立循環中一個職能上確定的階段的，首先不是行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質內容，是那些和貨幣換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質。這一方面是生產資料，另一方面是勞動力，即商品生產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們的特性，自然要與所生產物品的種類相適應。如果我們用A表示勞動力，用Pm 表示生產資料，那麽所要購買的商品額W＝A＋Pm，或者簡單地說，就是W＜附圖：。因此，從內容來看，G-W是表現為G-W＜附圖：；就是說，G-W分成G-A和G-Pm；貨幣額G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購買勞動力，另一部分購買生產資料。這兩個購買序列屬於完全不同的市場，一個屬於真正的商品市場，另一個則屬於勞動市場。

    但是，G-W＜附圖：除了表示G所要轉化成的商品額有這種質的分割之外，還表示一種最具有特征的量的關系。

    我們知道，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是以工資的形式，即作為一個包含剩余勞動的勞動量的價格，支付給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的勞動力所有者的；例如，假定勞動力的日價值＝3馬克，即5小時勞動的產物，那麽，這個金額就會在買者和賣者之間的契約上，表現為比方說10小時勞動的價格或工資。如果這種契約是和50◎第276頁◎個工人訂的，那麽，他們在一日中一共要給買者提供500個勞動小時，其中1/2，即250個勞動小時＝25個10小時的工作日，完全是由剩余勞動構成的。要購買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和規模，必須足以使這個勞動量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G-W＜附圖：不僅表示一種質的關系：一定的貨幣額，比如說422鎊，轉化為互相適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它還表示一種量的關系，即用在勞動力A 上面的貨幣部分和用在生產資料Pm上面的貨幣部分的量的關系。這種量的關系一開始就是由一定數量的工人所要耗費的超額勞動即剩余勞動的量決定的。

    例如，一個紡紗廠50個工人的周工資等於50鎊，如果由一周3 000 小時的勞動（其中1 500小時是剩余勞動）轉化為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是372鎊，那就必須在生產資料上耗費372鎊。

    在不同的產業部門，對追加勞動的利用，需要追加多少生產資料形式的價值，是與這里的問題完全無關的。問題只是在於：耗費在生產資料上的貨幣部分，也就是在G-Pm中購買的生產資料，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是充分的，因此，必須一開始就估計到這一點，並按照適當的比例準備好。換句話說，生產資料的數量，必須足以吸收勞動量，足以通過這個勞動量轉化為產品。如果沒有充分的生產資料，買者所支配的超額勞動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對於這種超額勞動的支配權就沒有用處。如果現有生產資料多於可供支配的勞動，生產資料就不能被勞動充分利用，不能轉化為產品。

    G-W＜附圖：一經完成，買者就不僅支配著生產一種有用物品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他支配著一種比補償勞動力價值所必需的勞動力使用權更大的勞動力使用權，或者說，支配著一個比補償勞動力價值所必需的勞動量更大的勞動量；同時還支配著使這個勞動量實現或對象化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因此，他支配的各種◎第277頁◎因素所能生產的物品，比這種物品的生產要素有更大的價值，或者說，是一個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量。因此，他以貨幣形式預付的價值，現在處在一種實物形式中，在這種形式中，它能夠作為會生出剩余價值（表現為商品）的價值來實現。換句話說，它處在具有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的能力的生產資本的狀態或形式中。這種形式的資本，稱為P。

    但是，P的價值＝A＋Pm的價值＝轉化為A和Pm的G。G和P是同一個資本價值，只是處在不同的存在方式上，就是說，G 是貨幣狀態或貨幣形式的資本價值——貨幣資本。

    因此，G-W＜附圖：或它的一般形式G-W，即商品購買的總和，這個一般商品流通的行為，作為資本的獨立循環過程的階段來看，同時又是資本價值由貨幣形式到生產形式的轉化，或者簡單地說，是由貨幣資本到生產資本的轉化。可見，在這里首先考察的循環公式中，貨幣表現為資本價值的第一個承擔者，因而貨幣資本也就表現為資本預付的形式。［32-34］

    Ⅱ.第二階段　生產資本的職能

    G-W＜附圖：的直接結果，是以貨幣形式預付的資本價值的流通的中斷。通過從貨幣資本到生產資本的轉化，資本價值取得了一種實物形式，這種形式的資本價值不能繼續流通，而必須進入消費，即進入生產消費。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只能在勞動過程中實現。資本家不能再把工人當作商品出售，因為工人不是資本家的奴隸，並且資本家買到的僅僅是在一定時間內對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另一方面，資本家只能這樣來使用勞動力，就是通過勞動力把生產資料作為商品形成要素來使用。因此，第一階段的結果是進入第二◎第278頁◎階段，即資本的生產階段。

    運動表現為G-W＜附圖：…P，這里的虛線表示：資本流通被中斷，而資本的循環過程在繼續，資本從商品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因此，第一階段，從貨幣資本到生產資本的轉化，只是第二階段即生產資本的職能的先導和先行階段。［42］

    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代。在當前考察的場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產資料的分離，是既定的出發點，並且我們已經看到，二者在資本家手中是怎樣和在什麽條件下結合起來的——就是作為他的資本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這樣結合起來一同進入的現實過程，即生產過程，本身就成為資本的一種職能，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44］

    生產資本在執行職能時，消耗它自己的組成部分，使它們轉化為一個具有更高價值的產品量。因為勞動力僅僅作為生產資本的一個器官發生作用，所以，勞動力的剩余勞動所產生的產品價值超過產品形成要素價值的余額，也是資本的果實。勞動力的剩余勞動，是資本的無償勞動，因而它為資本家形成剩余價值，一個無需他花費任何等價物的價值。因此，產品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包含著剩余價值的商品。它的價值＝P＋M，等於生產這種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本的價值P，加上這個生產資本產生的剩余價值M。假定這宗商品是10 000磅紗，生產這些紗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是372鎊，所消耗的勞動力的價值是50鎊。紡紗工人在紡紗過程中把通過他們的勞動而耗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372鎊轉移到紗上，◎第279頁◎同時又提供了一個相當於他們的勞動支出的新價值，比如說，128鎊。因此，10 000 磅紗是一個500鎊價值的承擔者。［45］

    Ⅲ.第三階段　W'-G'

    商品，作為直接由生產過程本身產生的已經增殖的資本價值的職能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資本。［46］

    資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須執行商品的職能。構成資本的物品，本來就是為市場而生產的，必須賣掉，即轉化為貨幣，也就是必須經歷W-G運動。

    假定資本家的商品是10 000磅紗。既然在紡紗過程中耗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是372鎊，創造的新價值是128鎊，那麽，這些紗就有500鎊的價值。這個價值表現在它的同名的價格上。這個價格要通過出售W-G來實現。［……］10 000磅紗的價值，第一，包含已經消耗的生產資本P的價值，其中不變部分＝372鎊，可變部分＝50鎊，二者之和＝422鎊，＝8 440磅紗。但生產資本P的價值等於W，等於它的形成要素的價值，即在G-W階段上處於賣者手中與資本家對立的商品的價值。第二，這些紗的價值，還包含78鎊的剩余價值＝1 560 磅紗。因此，作為10 000磅紗的價值表現的W＝W＋附圖：W，W加上W的增殖額（＝78鎊），我們把這個增殖額叫作w，因為現在它和原有價值W處在同一個商品形式上。10 000磅紗的價值＝500鎊，也就是＝W＋w＝W'。［46-47］

    現在，W'的職能是一切商品產品的職能：轉化為貨幣，賣掉，經歷流通階段W-G。只要現在已經增殖的資本保留商品資本的形式，停滯在市場上，生產過程就會停止。這個資本既不會作為產品形成要素起作用，也不會作為價值形成要素起作用。由於資本拋◎第280頁◎棄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貨幣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說，由於賣的速度不同，同一個資本價值就會以極不相同的程度作為產品形成要素和價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產的規模也會以極不相同的程度擴大或者縮小。第一冊已經指出，一個一定量資本的作用程度，是由生產過程的各種潛能規定的，而這些潛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資本本身的價值量無關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1-662頁，或本卷第242頁。——281。）這里指出，流通過程推動了和資本的價值量無關的新的資本作用程度潛能，資本的擴張和收縮的潛能。

    商品量W'，作為已經增殖的資本的承擔者，還必須全部經歷形態變化W' -G'。在這里，出售商品的數量，成為決定性的事情。單個商品只是表現為總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500鎊的價值存在於10 000磅紗中。如果資本家只能賣掉價值372鎊的7 440磅紗，他就只補償了他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即已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如果賣掉8 440磅紗，他就只補償了全部預付資本的價值量。要實現剩余價值，他就必須多賣一些；要實現全部剩余價值78鎊（＝1 560鎊紗），他就必須把10 000磅紗全部賣掉。［48-49］

    W'＝W＋w（＝422鎊＋78鎊）。——W等於P的價值或生產資本的價值，這又等於在購買生產要素的G-W中預付的G的價值；用我們的例子來說＝422鎊。如果商品總量按照它的價值出售，那麽，W＝422鎊，w＝78鎊，即剩余產品1 560磅紗的價值。如果我們把用貨幣表現的w叫作g，那麽，W'-G'＝（W＋w）-（G＋g），因此，G-W…P…W'-G'這一循環，用詳細的形式表示，就是G-W＜附圖：…P…（W＋w）-（G＋g）。

    在第一階段，資本家從真正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取得了使用物品；在第三階段，他把商品投回，但只是投回到一個市場，即真正的商品市場。而如果他通過他的商品從市場又取得了比他原來◎第281頁◎投入的價值更多的價值，那麽，這只是因為他現在投入的商品價值大於他原來取得的商品價值。過去他投入價值G，取得相等的價值W；現在他投入W＋w，取得相等的價值G＋g。——用我們的例子來說，G等於8 440磅紗的價值；但他在市場上投入了10 000磅紗，因此，他投入市場的價值大於他從市場取得的價值。另一方面，他能夠把這個已經增大的價值投入市場，只是因為他在生產過程中，通過剝削勞動力，生產了剩余價值（作為產品的一個部分，表現在剩余產品中）。這個商品量，只有作為這個過程的產物，才是商品資本，才是已經增殖的資本價值的承擔者。由於W'-G'的完成，預付資本價值和剩余價值都得到了實現。［49-50］

    同一個流通行為W'-G'，對以貨幣形式預付的資本價值來說，是第二形態變化即終結形態變化，是回到貨幣形式；而對同時包含在商品資本中並通過商品資本轉換成貨幣形式而一同實現的剩余價值來說，卻是第一形態變化，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是W-G，是第一流通階段。［52］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總運動G-W…P…W'-G'，或它的詳細形式G-W＜附圖：…P…W'（W＋w）-G'（G＋g）。在這里，資本表現為一個價值，它經過一系列互相聯系的、互為條件的轉化，經過一系列的形態變化，而這些形態變化也就形成總過程的一系列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兩個屬於流通領域，一個屬於生產領域。在每個這樣的階段中，資本價值都處在和不同的特殊職能相適應的不同形態上。在這個運動中，預付的價值不僅保存了，而且增長了，它的量增加了。最後，在終結階段，它回到總過程開始時它原有的形式。因此，這個總過程是循環過程。

    資本價值在它的流通階段所采取的兩種形式，是貨幣資本的形式和商品資本的形式；它屬於生產階段的形式，是生產資本的形◎第282頁◎式。在總循環過程中采取而又拋棄這些形式並在每一個形式中執行相應職能的資本，就是產業資本。這里所說的產業，包括任何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生產部門。

    因此，在這里，貨幣資本，商品資本，生產資本，並不是指這樣一些獨立的資本種類，這些獨立的資本種類的職能形成同樣獨立的、彼此分離的營業部門的內容。在這里，它們只是指產業資本的特殊的職能形式，產業資本是依次采取所有這三種形式的。

    資本的循環，只有不停頓地從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才能正常進行。如果資本在第一階段G-W停頓下來，貨幣資本就會凝結為貯藏貨幣；如果資本在生產階段停頓下來，一方面生產資料就會擱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勞動力就會處於失業狀態；如果資本在最後階段W'-G'停頓下來，賣不出去而堆積起來的商品就會把流通的流阻塞。

    另一方面，循環本身當然又要求資本在各個循環階段中在一定的時間內固定下來。在每一個階段中，產業資本都被束縛在一定的形式上：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產業資本只有在完成一種和它的當前形式相適應的職能之後，才取得可以進入一個新的轉化階段的形式。［63-64］

    但是，有一些獨立的產業部門，那里的生產過程的產品不是新的物質的產品，不是商品。在這些產業部門中，經濟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業，它或者是真正的貨客運輸業，或者只是消息、書信、電報等等的傳遞。［65］

    運輸業所出售的東西，就是場所的變動本身。它產生的效用，是和運輸過程即運輸業的生產過程不可分離地結合在一起的。旅客和貨物是和運輸工具一起運行的，而運輸工具的運行，它的場所變動，也就是它所進行的生產過程。這種效用只能在生產過程中被◎第283頁◎消費；它不是一種和生產過程不同的，只有在生產出來之後才作為交易品執行職能，作為商品來流通的使用物。但是，這種效用的交換價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換價值一樣，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價值加上運輸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決定的。至於這種效用的消費，它也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樣的。如果它是個人消費的，那麽，它的價值就和消費一起消失；如果它是生產消費的，從而它本身就是處於運輸中的商品的一個生產階段，那麽，它的價值就作為追加價值轉移到商品本身中去。因此，運輸業的公式應該是G-W＜附圖：…P-G'，因為被支付的和被消費的，是生產過程本身，而不是能和它分離的產品。因此，這個公式和貴金屬生產的公式，在形式上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在這里，G'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效用的轉化形式，而不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並離開生產過程的金或銀的實物形式。［66］

    可見，資本的循環過程是流通和生產的統一，包含二者在內。因為G-W和W'-G'這兩個階段都是流通行為，所以資本流通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不僅屬於流通領域而且屬於生產領域的資本循環的職能上確定的階段，資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內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環的。一般商品流通，在第一階段，使資本取得能夠執行生產資本職能的形態；在第二階段，使它拋棄它不能重新進行循環的商品職能，同時為它創造一種可能，使它自己特有的資本循環同資本中增加的剩余價值的流通分離開來。

    因此，貨幣資本的循環，是產業資本循環的最片面、從而最明顯和最典型的表現形式；產業資本的目的和動機——價值增殖，賺錢和積累——表現得最為醒目（為貴賣而買）。因為第一階段是G-W，所以也表明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來自商品市場，同樣也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都受流通、商業制約。貨幣資本的循環不僅是◎第284頁◎商品生產；這種循環本身只有通過流通才能進行，它是以流通為前提的。這一點已經很清楚，因為屬於流通的形式G 是預付資本價值的最初的純粹的形式，而在其他兩種循環形式中則不是這樣。

    只要貨幣資本的循環始終包含著預付價值的價值增殖，它就始終是產業資本的一般的表現。［70-71］　第二章　生產資本的循環

    生產資本循環的總公式是：P…W'-G'-W…P。這個循環表示生產資本職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產，或者說，表示資本的生產過程是增殖價值的再生產過程；它不僅表示剩余價值的生產，而且表示剩余價值的周期再生產；它表示，處在生產形式上的產業資本不是執行一次職能，而是周期反覆地執行職能，因此，過程的重新開始，已由起點本身規定了。［75］

    在這個形式上，有兩點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在第一種形式G…G'中，生產過程，即P的職能，使貨幣資本的流通中斷，只是在G-W和W'-G'這兩個階段之間充當中介；而在這里，產業資本的總流通過程，它在流通階段的全部運動，只是作為始極使循環開始的生產資本，和作為終極以同一形式即以循環重新開始的形式使循環結束的生產資本這二者之間的中斷，從而只是二者之間的中介。真正的流通，只是表現為周期更新的和通過更新而連續進行的再生產的中介。◎第285頁◎

    第二，總流通表現的形式和它在貨幣資本循環中具有的形式相反。在貨幣資本的循環中，撇開價值規定不說，總流通的形式是G-W-G(G-W.W-G)；在生產資本的循環中，同樣撇開價值規定不說，總流通的形式卻是W-G-W(W-G.G-W)，所以是簡單商品流通的形式。［75-76］

    產業資本在生產領域只能存在於和一般生產過程，從而也和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相適應的構成中，同樣，它在流通領域也只能存在於兩種和流通領域相適應的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貨幣形式中。但是，由於勞動力是別人的勞動力，資本家從勞動力所有者那里購買勞動力，就像從其他商品所有者那里購買生產資料完全一樣，所以各種生產要素的總和從一開始就表現為生產資本，因而生產過程本身也表現為產業資本的生產職能，同樣，貨幣和商品也表現為同一產業資本的流通形式，因而，它們的職能也表現為產業資本的流通職能，這些職能或者是生產資本的職能的先導，或者是從生產資本的職能產生。在這里，貨幣職能和商品職能所以同時又是貨幣資本的職能和商品資本的職能，只是由於它們作為產業資本在循環過程不同階段上所要完成的職能的形式是互相聯系的。因此，企圖從貨幣和商品的資本性質得出表明貨幣所以是貨幣，商品所以是商品的特征的那些屬性和職能，是錯誤的；反過來，企圖從生產資本采取的生產資料這一存在方式得出生產資本的屬性，同樣是錯誤的。［95］◎第286頁◎　第三章　商品資本的循環

    商品資本循環的總公式是：

    W'-G'-W…P…W'。［101］

    第三個形式和前兩個形式的區別如下：第一，在這里，是以包含兩個對立階段的總流通來開始循環，而在形式Ⅰ中，流通為生產過程所中斷，在形式Ⅱ中，包含兩個互相補充階段的總流通，只是再生產過程的中介，因此是P…P之間的中介運動。在G…G'中，流通形式是G-W…W'-G'＝G-W-G。在P…P中則相反，流通形式卻是W'-G'.G-W＝W-G-W。在W'…W'中，流通形式與後一個形式相同。

    第二，在循環Ⅰ和Ⅱ的反覆中，即使終點的G'和P'是更新的循環的起點，它們產生時的形式也會消失。G'＝G＋g和P'＝P＋p重新作為G和P開始新的過程。但是在形式Ⅲ中，即使循環以相同的規模更新，起點W也必須用W'來表示，而這是由於下面的原因。在形式Ⅰ中，只要G'本身開始新的循環，它就作為貨幣資本G，作為以貨幣形式預付的待增殖的資本價值執行職能。預付的貨幣資本的量由於在第一個循環中實行的積累而增加，變得更大了。但不論預付的貨幣資本的量是422鎊還是500鎊，都不會改變這種情況：它是單純的資本價值。G' 不再作為已經增殖的即包含剩余價值的資本，不再作為資本關系而存在。它要在過程中才自行增◎第287頁◎殖。P…P'也是這樣；P'總是要作為P，作為要生產剩余價值的資本價值繼續執行職能，使循環更新。——相反，商品資本的循環不是以資本價值開始，而是以商品形式上增大了的資本價值開始，因而它一開始就不僅包含商品形式的資本價值的循環，而且包含剩余價值的循環。因此，如果簡單再生產以這種形式進行，在終點就會出現一個和起點上一樣大的W'。如果一部分剩余價值進入資本循環，在終點出現的雖然不是W'，而是W''，一個更大的W'，但下一個循環會再次以 W'開始，不過和前一個循環相比，那是一個更大的W'，它用更大的已經積累的資本價值，因此也是用較大的新生產的剩余價值，開始它的新的循環。在所有情況下，W'總是作為一個商品資本（＝資本價值＋剩余價值）來開始循環。［101-102］

    在W'…W'形式中，全部商品產品的消費是資本本身循環正常進行的條件。全部個人消費包括工人的個人消費和剩余產品中非積累部分的個人消費。因此，全部消費——個人的消費和生產的消費——作為條件進入W'的循環。［108-109］

    第四章　循環過程的三個公式

    如果用Ck代表總流通過程，這三個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Ⅰ）G-W…P…W'-G'

    （Ⅱ）P…Ck…P

    （Ⅲ）Ck…P(W')。◎第288頁◎

    如果我們對這三個形式進行總的考察，那麽，過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現為過程的結果，表現為過程本身所產生的前提。每一個因素都表現為出發點、經過點和覆歸點。總過程表現為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成為流通過程的中介，反之亦然。

    所有這三個循環都有一個共同點：價值增殖是決定目的，是動機。在形式Ⅰ中，這一點已經在形式上表現出來了。形式Ⅱ是以P 即價值增殖過程本身開始的。在形式Ⅲ中，即使運動以同樣規模反覆進行，循環也是以已經增殖的價值開始，而以重新增殖的價值結束的。［116］

    任何一個單個產業資本都是同時處在所有這三種循環中。這三種循環，三種資本形態的這些再生產形式，是連續地並列進行的。例如，現在作為商品資本執行職能的資本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貨幣資本，但同時另一部分則離開生產過程，作為新的商品資本進入流通。因此，W'…W'循環形式不斷地進行著；其他兩個形式也是如此。資本在它的任何一種形式和任何一個階段上的再生產都是連續進行的，就像這些形式的形態變化和依次經過這三個階段是連續進行的一樣。可見，在這里，總循環是它的三個形式的現實的統一。

    我們的考察曾經假定，資本價值是按照它的價值總量全部作為貨幣資本，或作為生產資本，或作為商品資本出現的。例如，我們假定422 鎊首先是全部作為貨幣資本，然後全部轉化為生產資本，最後又全部作為商品資本，即價值500 鎊（其中有78鎊剩余價值）的紗。在這里，各個不同階段會分別形成中斷。例如，當422鎊停留在貨幣形式上時，也就是說，在購買行為G-W（A＋Pm）完成以前，總資本只是作為貨幣資本存在並執行職能。一旦它轉化為生產資本，它就既不作為貨幣資本，也不作為商品資本執行職能了。◎第289頁◎它的總流通過程就會中斷，另一方面，一旦它處在兩個流通階段的一個階段上，不論是作為G還是作為W' 執行職能，它的總生產過程也同樣就會中斷。這樣一來，P…P循環不僅表現為生產資本的周期更新，而且在流通過程完成以前，同樣表現為它的職能即生產過程的中斷；生產將不是連續地進行，而將發生間斷，只有經過一段由流通過程的這兩個階段完成得快慢所決定的長短不定的時間，生產才能重新進行。例如，中國的手工業者就是這樣，他只是為私人顧客勞動，如果沒有新的訂貨，他的生產過程就會停頓。

    實際上，以上所說適用於處在運動中的資本的每一個部分，並且資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經過這種運動。假定10 000磅紗是一個紡紗業主的一周的產品。這10 000磅紗要全部從生產領域轉到流通領域；其中包含的資本價值必須全部轉化為貨幣資本，並且只要資本價值停留在貨幣資本的形式上，它就不能重新進入生產過程；它必須先進入流通，並重新轉化為生產資本的要素A＋Pm。資本的循環過程是不斷的中斷，是離開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是拋棄一種形式，存在於另一種形式；其中每一個階段不僅以另一個階段為條件，而且同時排斥另一個階段。

    但是，連續性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是由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基礎所決定的，雖然這種連續性並不總是可以無條件地達到的。讓我們來看看實際情況是怎樣的。例如，在10 000磅紗作為商品資本進入市場，並轉化為貨幣（不論是支付手段，還是購買手段，甚至只是計算貨幣）時，新的棉花、煤炭等等則代替紗出現於生產過程，也就是說，已經由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重新轉化為生產資本的形式，從而開始執行生產資本的職能；在第一個10 000磅紗轉化為貨幣的同時，以前的10 000磅紗則已經進行它的流通的第二階段，由貨幣重新轉化為生產資本的要素。資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經◎第290頁◎過循環過程，而同時處在循環過程的不同階段上。這樣，產業資本在它的循環的連續進行中，就同時處在它的一切循環階段以及和各該階段相適應的不同的職能形式上。對第一次由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的部分來說，W'…W'循環才開始，而對作為運動中的整體的產業資本來說，W'…W'循環則已經完成。貨幣是一手預付出去，另一手收進來。G…G' 循環在一點上的開始，同時就是它在另一點上的覆歸。生產資本也是如此。

    因此，產業資本的連續進行的現實循環，不僅是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的統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個循環的統一。但是，它之所以能夠成為這種統一，只是由於資本的每個不同部分能夠依次經過相繼進行的各個循環階段，從一個階段轉到另一個階段，從一種職能形式轉到另一種職能形式，因而，只是由於產業資本作為這些部分的整體同時處在各個不同的階段和職能中，從而同時經過所有這三個循環。在這里，每一部分的相繼進行，是由各部分的並列存在即資本的分割所決定的。因此，在實行分工的工廠體系內，產品不斷地處在它的形成過程的各個不同階段上，同時又不斷地由一個生產階段轉到另一個生產階段。因為單個產業資本代表著一定的量，而這個量又取決於資本家的資金，並且對每個產業部門來說都有一定的最低限量，所以資本的分割必須按一定的比例數字進行。現有資本的量決定生產過程的規模，而生產過程的規模又決定同生產過程並列執行職能的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的量。但是，決定生產連續性的並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於資本的各部分依次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運動。並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繼進行的結果。例如，如果對資本的一部分來說W'-G'停滯了，商品賣不出去，那麽，這一部分的循環就會中斷，它的生產資料的補償就不能進行；作為W'繼續從生產過程中出來的各部分，在職能變換中就會被它◎第291頁◎們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一段時間，生產就會受到限制，整個過程就會停止。相繼進行一停滯，就使並列存在陷於混亂。在一個階段上的任何停滯，不僅會使這個停滯的資本部分的總循環，而且會使整個單個資本的總循環發生或大或小的停滯。［117-120］

    因此，資本作為整體是同時地、在空間上並列地處在它的各個不同階段上。但是，每一個部分都不斷地依次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由一種職能形式過渡到另一種職能形式，從而依次在一切階段和一切職能形式中執行職能。因此，這些形式都是流動的形式，它們的同時性，是以它們的相繼進行為中介的。每一種形式都跟隨在另一種形式之後，而又發生在它之前，因而，一個資本部分回到一種形式，是由另一個部分回到另一種形式而決定的。每一個部分都不斷進行著它自己的循環，然而總是資本的另一個部分處在這種形式中，而這些特殊的循環只是形成總過程的各個同時存在而又依次進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個循環的統一中，才能實現總過程的連續性，而不致發生上述的中斷。社會總資本始終具有這種連續性，而它的過程始終是三個循環的統一。［ 121］

    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它是一種運動，是一個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循環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又包含循環過程的三種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物。那些把價值的獨立性看作是單純抽象的人忘記了，產業資本的運動就是這種抽象的實現。在這里，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122］◎第292頁◎　第五章　流通時間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是按照時間順序通過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兩個階段完成運動的。資本在生產領域停留的時間是它的生產時間，資本在流通領域停留的時間是它的流通時間。所以，資本完成它的循環的全部時間，等於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之和。［138］

    流通時間和生產時間是互相排斥的。資本在流通時間內不是執行生產資本的職能，因此既不生產商品，也不生產剩余價值。如果我們考察循環的最簡單形式，也就是總資本價值每次都是一下子由一個階段進到另一個階段，那就很清楚，在資本流通時間持續的時候，生產過程就中斷，資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斷；並且生產過程的更新根據資本流通時間的長短而或快或慢。相反，如果資本的不同部分是相繼通過循環的，也就是總資本價值的循環是在資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環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資本的各組成部分在流通領域不斷停留的時間越長，資本在生產領域不斷執行職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因此，流通時間的延長和縮短，對於生產時間的縮短或延長，或者說，對於一定量資本作為生產資本執行職能的規模的縮小或擴大，起了一種消極限制的作用。資本在流通中的形態變化越成為僅僅觀念上的現象，也就是說，流通時間越等於零或近於零，資本的職能就越大，資本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個資本家按訂貨生產，因此他在提供產◎第293頁◎品時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給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產資料，那麽，流通時間就接近於零了。

    因此，資本的流通時間，一般說來，會限制資本的生產時間，從而也會限制它的價值增殖過程。限制的程度與流通時間持續的長短成比例。而這種持續時間的增加或減少的程度可以極不相同，因而對資本的生產時間限制的程度也可以極不相同。［141-142］

    資本在流通領域內，不管按這個序列還是那個序列，總是要通過W-G和G-W這兩個對立的階段。因此，資本的流通時間也分成兩個部分，即商品轉化為貨幣所需要的時間，和貨幣轉化為商品所需要的時間。我們在分析簡單商品流通（第1冊第3章）時已經知道，W-G即賣，是資本形態變化的最困難部分，因此，在通常的情況下，也占流通時間較大的部分。［143］

    W-G和G-W之間存在一種區別，這種區別與商品和貨幣之間的形式區別無關，而是由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產生的。不論是W-G，還是G-W，就它們本身看，都只是一定價值由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轉化。但是，W'-G'同時是W'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實現。G-W則不是這樣。因此，賣比買更為重要。G-W，在正常條件下，對於表現為G的價值的增殖來說，是必要的行為，但它不是剩余價值的實現；它是剩余價值生產的導論，而不是它的補遺。

    商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商品作為使用價值的存在，使商品資本的流通W'-G'受到一定的限制。商品會自然消滅。因此，如果商品沒有按照它們的用途，在一定時期內，進入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換句話說，如果它們沒有在一定時間內賣掉，它們就會變壞，並且在喪失它們的使用價值的同時，也就喪失作為交換價值承擔者的屬性。商品中包含的資本價值，資本價值中增長的剩余價值，都294將喪失。使用價值只有不斷更新，不斷再生產，也就是由同種或別種新的使用價值來補償，才是長久保存而自行增殖的資本價值的承擔者。而使用價值以完成的商品形式出售，從而由此進入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是它們的再生產不斷更新的條件。它們必須在一定時間內變換它們的舊的使用形式，以便在一種新的使用形式上繼續存在。交換價值只有通過它的軀體的這種不斷更新才能夠保存自己。商品不同，使用價值變壞的快慢程度也就不同；因此，在使用價值的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間隔時間，可以長短不等；因此，它們能夠以長短不等的時間，作為商品資本停留在W-G流通階段，作為商品經受長短不等的流通時間，而不致消滅。由商品體本身的易壞程度所決定的商品資本流通時間的界限，就是流通時間的這一部分或商品資本作為商品資本能夠經過的流通時間的絕對界限。一種商品越容易變壞，生產出來越要趕快消費，趕快賣掉，它能離開產地的距離就越小，它的空間流通領域就越狹窄，它的銷售市場就越帶有地方性質。因此，一種商品越容易變壞，它的物理性能對於它作為商品的流通時間的絕對限制越大，它就越不適於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對象。這種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隨著地域的距離由於運輸工具的發展而縮短時，才能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對象。而一種物品的生產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和人口稠密的地點，甚至能夠為這樣一類產品，如大啤酒廠、牛奶廠生產的產品，造成較大的市場。［144-145］◎第295頁◎

    第六章　流通費用

    Ⅰ.純粹的流通費用

    1.買賣時間

    資本由商品到貨幣和由貨幣到商品的形式轉化，同時就是資本家的交易，即買賣行為。資本完成這些形式轉化的時間，從主觀上，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就是買賣時間，就是他在市場上執行賣者和買者的職能的時間。正像資本的流通時間是資本再生產時間的一個必要部分一樣，資本家進行買賣，在市場上奔走的時間，也是他作為資本家即作為人格化的資本執行職能的時間的一個必要部分。這是他的經營時間的一部分。［146］

    無論如何，用在買賣上的時間，是一種不會增加轉化了的價值的流通費用。這種費用是價值由商品形式轉變為貨幣形式所必要的。如果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者是流通當事人，那麽，他同直接的商品生產者的區別只是在於，他的買賣規模較大，因而他作為流通當事人執行職能的範圍較大。一旦他的營業範圍使他必須購買或者能夠購買（雇用）雇傭工人來充當他的流通當事人，事情的本質也不會發生變化。勞動力和勞動時間必須以某種程度耗費在流通過程（就它只是形式轉化來說）上。但是，現在這種耗費表現為追加的資本支出；可變資本的一部分必須用來購買這種僅僅在流通中◎第296頁◎執行職能的勞動力。資本的這種預付，既不創造產品，也不創造價值。它相應地縮小預付資本生產地執行職能的範圍。這就好像是把產品的一部分轉化為一種機器，用來買賣產品的其余部分。這種機器是產品的一種扣除。它雖然能夠減少在流通中耗費的勞動力等等，但不參加生產過程。它只是流通費用的一部分。［150］

    2.簿記

    勞動時間除了耗費在實際的買賣上外，還耗費在簿記上；此外，簿記又耗費對象化勞動，如鋼筆、墨水、紙張、寫字台、事務所費用。因此，在這種職能上，一方面耗費勞動力，另一方面耗費勞動資料。這里的情況和買賣時間完全一樣。

    資本作為它的循環中的統一體，作為處在過程中的價值，無論是在生產領域還是在流通領域的兩個階段，首先只是以計算貨幣的形態，觀念地存在於商品生產者或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頭腦中。這種運動是由包含商品的定價或計價（估價）在內的簿記來確定和監督的。這樣，生產的運動，特別是價值增殖的運動，——在這里，商品只是價值的承擔者，只是這樣一種物品的名字，這種物品的觀念的價值存在固定為計算貨幣，——獲得了反映在觀念中的象征形象。［……］不論這種職能集中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手中，不再是許多小商品生產者的職能，而是一個資本家的職能，是一個大規模生產過程內部的職能，從而獲得了巨大的規模；還是這種職能不再是生產職能的附帶部分，而從生產職能中分離出來，成為特殊的、專門委托的當事人的獨立的職能，——這種職能本身的性質都是不會改變的。［150-151］

    但是，簿記所產生的各種費用，或勞動時間的非生產耗費，同◎第297頁◎單純買賣時間的費用，畢竟有一定的區別。單純買賣時間的費用只是由生產過程的一定的社會形式而產生，是由這個生產過程是商品的生產過程而產生。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模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作為對過程的監督和觀念上的總括的簿記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記對資本主義生產，比對手工業和農民的分散生產更為必要，對公有生產，比對資本主義生產更為必要。但是，簿記的費用隨著生產的積聚而減少，簿記越是轉化為社會的簿記，這種費用也就越少。［152］

    Ⅱ.保管費用

    由價值的單純形式變換，由觀念地考察的流通產生的流通費用，不加入商品價值。就資本家來考察，耗費在這種費用上的資本部分，只是耗費在生產上的資本的一種扣除。我們現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費用的性質則不同。它們可以產生於生產過程，這種生產過程只是在流通中繼續進行，因此，它的生產性質只是被流通的形式掩蓋起來了。另一方面，從社會的觀點看，它們又可以是單純的費用，是活勞動或對象化勞動的非生產耗費，但是正因為這樣，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它們可以起創造價值的作用，成為他的商品出售價格的一種加價。這種情況已經來源於以下事實：這些費用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產領域，對不同的單個資本來說，有時也是不同的。這些費用追加到商品價格中時，會按照各個資本家分擔這些費用的比例進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價值的勞動也會追加剩余價值，並且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總要追加剩余價值，因為勞動創造的價值取決於勞動本身的量，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則取決於資本家付給勞動的報酬額。因此，使商品變貴而不追加商品使用價值的◎第298頁◎費用，對社會來說，是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則可以成為發財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把這些費用加到商品價格中去的這種加價，只是均衡地分配這些流通費用，所以這些費用的非生產性質不會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險公司把單個資本家的損失在資本家階級中間分配。盡管如此，就社會總資本考察，這樣平均化的損失仍然是損失。

    1.儲備形成一般

    在產品作為商品資本存在或停留在市場上時，也就是，在產品處在它從中出來的生產過程和它進入的消費過程之間的間隔時間，產品形成商品儲備。商品資本，作為市場上的商品，從而作為儲備形式的商品，在每個循環中出現兩次：一次是作為我們正在考察其循環的、處在過程中的資本本身的商品產品；另一次相反是作為另一個資本的商品產品，這種產品必須出現在市場上，以便被購買，並轉化為生產資本。當然，後面這種商品資本可能只是根據訂貨生產的。如果這樣，在它被生產出來以前，就會發生中斷。然而，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的不斷進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產資料）不斷處在市場上，也就是形成儲備。生產資本還包括對勞動力的購買，在這里，貨幣形式只是生活資料的價值形式，這種生活資料的大部分，工人必須在市場上找到。［154-155］

    商品資本要作為商品儲備停留在市場上，就要有建築物，棧房、儲藏庫、貨棧，也就是要支出不變資本，還要對把商品搬進儲藏庫的勞動力付給報酬。此外，商品會變壞，會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響。為了保護商品不受這些影響，要投入追加的資本，一部分投在勞動資料上，即物質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勞動力上。◎第299頁◎

    可見，資本在商品資本形式上從而作為商品儲備的存在，產生了費用，因為這些費用不屬於生產領域，所以算作流通費用。這類流通費用同第一節所說的流通費用的區別在於：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價值，因此使商品變貴。在任何情況下，用於保存和保管這種商品儲備的資本和勞動力，總是從直接的生產過程抽出來的。另一方面，這里使用的資本，包括作為資本組成部分的勞動力，必須從社會產品中得到補償。因此，這些資本的支出所產生的影響，就像勞動生產力降低一樣，因而，要獲得一定的效用，就需要更大量的資本和勞動。這是非生產費用。［156］

    另一方面，商品價值在這里被保存或者增加，只是因為使用價值，產品本身，被置於一定的、需要有資本支出的物質條件下，並且必須經歷那些有追加勞動作用於使用價值的操作。相反，商品價值的計算，記載這一過程的簿記，買賣交易，卻不會在商品價值借以存在的使用價值上發生作用。這些事情只是同商品價值的形式有關。因此，雖然在我們假定的場合，花費在儲備（在這里是非自願的）上的非生產費用只是產生於形式轉化的停滯和必要性，但是，這些費用和第一節所說的非生產費用仍然不同，這些費用的目的本身不是價值的形式轉化，而是價值的保存，而價值存在於作為產品，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中，因而只有通過產品的保存，使用價值本身的保存，價值才能得到保存。在這里，使用價值既沒有提高，也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但是，它的減少受到了限制，它被保存下來。在這里，商品中存在的預付價值，也沒有增加。但是，加進了新的勞動——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157］

    實際上，儲備有三種形式：生產資本的形式，個人消費基金的形式，商品儲備或商品資本的形式。雖然就絕對量來說，三種形式的儲備可以同時增加，但是一種形式的儲備會在另一種形式的儲◎第300頁◎備增加時相對地減少。［158］

    生產資本形式的儲備，是以生產資料的形式存在的，這些生產資料或者已經處於生產過程，或者至少已經在生產者手中，也就是已經潛在地處於生產過程。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從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產方式更加發展了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那種以勞動資料形式一下子全部並入過程，並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內在過程中不斷反覆執行職能的生產資料（建築物、機器等等）的量，不斷增大，並且這種生產資料的增大，既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這種形式的財富不僅絕對增加而且相對增加的事實（參看第1冊第23章第2節（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2-689頁，或本卷第250-254頁。——301。）），最能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但是，不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形式，生產資料，不僅由這種勞動資料構成，而且還由各加工階段上的勞動材料和輔助材料構成。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隨著勞動生產力由於協作、分工、機器等等而提高，逐日進入再生產過程的原料、輔助材料等等的量也會增加。這些要素必須在生產場所準備好。因此，這種以生產資本形式存在的儲備的規模是絕對增大的。要使生產過程流暢地進行，——不管這種儲備可以逐日更新，還是只能在一定時期內更新，——就總是要在生產場所準備好更多的原料等等，比如說要多於一天或一周的消耗量。過程的連續性，要求它的各種條件的存在不致因為在逐日購買上可能遇到中斷而受影響，也不致因為商品產品逐日逐周出售，從而只能不規則地再轉化為它的各種生產要素而受影響。不過，生產資本顯然可以以極不相同的規模潛在地存在或形成儲備。例如，紡紗廠主必須準備好夠用三個月的，還是只夠用一個月的棉花或煤炭，就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看到，這種儲備雖然絕對地增大了，但是可以相對地減少。◎第301頁◎

    這要取決於各種條件，而這一切條件實質上不外就是，要使必要數量的原料能夠更迅速地、更有規則地、更有保證地不斷得到供應，而不致發生任何中斷。這些條件越不具備，從而供應越沒有保證，越不規則，越緩慢，生產資本的潛在部分，即生產者手中等待加工的原料等等的儲備就必然越大。這些條件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水平，因而同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成反比。因此，這種形式的儲備也是這樣。

    這里表現為儲備減少的現象（如萊勒所看到的），部分地說，只是商品資本形式的儲備即真正商品儲備的減少；因此，只是同一個儲備的形式變換。例如，如果本國每天生產的煤炭量，從而煤炭生產的規模和能力很大，紡紗廠主用不著儲存大量煤炭，就可以保證他的生產連續進行。煤炭供應的源源不斷的有保證的更新，使這種儲備成為不必要。第二，一個過程的產品能夠以什麽樣的速度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另一個過程，取決於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在這方面，運費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例如，從礦山不斷向紡紗廠運輸煤炭所需的費用，同利用較便宜的運輸為較長時期供應較大量煤炭所需的費用相比，也許是更貴的。以上考察的這兩種情況，都發生在生產過程本身。第三，信用制度的發展也有影響。紡紗廠主在棉花、煤炭等等的儲備的更新上越不依賴於他的紗的直接出售，——信用制度越發展，這種直接依賴性就越小，——為保證既定規模的連續的棉紗生產不受棉紗出售上偶然情況的影響而需要的這種儲備的相對量，就可以越小。第四，許多原料、半成品等等需要有較長的生產時間，農業提供的一切原料，尤其是這樣。因此，要使生產過程不致中斷，就要在新產品還不能代替舊產品的整個時期，儲備一定量這樣的原料、半成品。［159-160］◎第302頁◎

    2.真正的商品儲備

    我們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商品成為產品的一般形式，而資本主義生產在廣度和深度上越是發展，情況就越是這樣。因此，不管和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相比，還是和發展水平較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比，即使生產規模相同，產品中大得不可比擬的部分是作為商品存在的。但是，任何商品，——從而任何商品資本，它只是商品，不過是作為資本價值存在形式的商品，——只要它不是從生產領域直接進入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因而在這個間歇期間處在市場上，它就是商品儲備的要素。因此，商品儲備本身（即產品的商品形式的獨立和固定），即使在生產規模不變的情況下，也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增大。我們已經知道，這只是儲備的形式變換，也就是說，在這一方面，商品形式的儲備所以增大，是因為在那一方面，它在直接的生產儲備和消費儲備形式上減少了。這只是儲備的社會形式的變化。如果商品儲備同社會總產品相比，不僅它的相對量增大，而且它的絕對量也同時增大，那麽，這是因為總產品的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增大了。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生產的規模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取決於對產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單個資本家支配的資本量，取決於他的資本的價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產過程連續進行和不斷擴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個特殊生產部門中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或尋找銷路的產品量，必然增大。在較短或較長時期固定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資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儲備也增大。

    最後，社會上絕大部分人變為雇傭工人，他們靠掙一文吃一文◎第303頁◎過活，他們的工資按周領取，逐日花掉，因此，他們必須找到作為儲備的生活資料。不管這種儲備的單個要素的流動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總要不斷地停留下來，以便儲備可以始終處於流動狀態。

    所有這些因素，都來源於生產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產品在流通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形式轉化。

    不管產品儲備的社會形式如何，保管這種儲備，總是需要費用：需要有貯存產品的建築物、容器等等；還要根據產品的性質，耗費或多或少的生產資料和勞動，以便防止各種有害的影響。儲備越是社會地集中，這些費用相對地就越少。這些支出，總是構成對象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因而，在資本主義形式上，這些支出就是資本的支出，——它們不進入產品形成本身，因此是產品的一種扣除。它們作為社會財富的非生產費用是必要的。它們是社會產品的保存費用，不管社會產品成為商品儲備的要素是由生產的社會形式所造成，也就是由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轉化所造成，也不管我們把商品儲備只是看作一切社會所共有的產品儲備的一種特殊形式，即使它不具有商品儲備形式這種屬於流通過程的產品儲備形式，情況也是如此。

    現在要問，這些費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價值。［161-163］

    既然商品儲備不外就是儲備的商品形式，這種儲備在一定規模的社會生產中，在它不是作為商品儲備存在時，是作為生產儲備（潛在的生產基金）或者作為消費基金（消費資料的儲存）存在的，所以，維持這種儲備所需要的費用，也就是儲備形成的費用，即用於這方面的對象化勞動或活勞動，不過是社會生產基金或社會消費基金的維持費用的一種變形。由此引起的商品價值的提高，只是把這種費用按比例分配在不同商品上，因為這種費用對不同種商品來說是不同的。儲備形成的費用仍然是社會財富的扣除，雖然它◎第304頁◎是社會財富的存在條件之一。

    只有在商品儲備是商品流通的條件，甚至是商品流通中必然產生的形式時，也就是，只有在這種表面上的停滯是流動本身的形式，就像貨幣準備金的形成是貨幣流通的條件一樣時，這種停滯才是正常的。相反，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內的商品，不讓位給後面湧來的生產浪潮，致使蓄水池泛濫起來，商品儲備就會因流通停滯而擴大，就像在貨幣流通停滯時，貯藏貨幣會增加一樣。在這里，不論這種停滯是發生在產業資本家的倉庫內，還是發生在商人的棧房內，情況都是一樣的。這時，商品儲備已經不是不斷出售的條件，而是商品賣不出去的結果。費用仍舊是一樣的，但是，因為它現在完全是由形式產生，也就是由於商品必須轉化為貨幣而產生，並且是由於這種形態變化發生困難而產生，所以它不加入商品價值，而成為在價值實現時的扣除，即價值損失。［165-166］

    儲備形成的費用包含：1.產品總量的數量減損（例如，儲存面粉時就是這樣）；2.質量變壞；3.維持儲備所需的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167］

    Ⅲ.運輸費用

    在這里，我們不必考察流通費用的一切細目，如包裝、分類等等。一般的規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轉化而產生的流通費用，都不會把價值追加到商品上。這僅僅是實現價值或價值由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所需的費用。投在這種費用上的資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勞動），屬於資本主義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這種費用必須從剩余產品中得到補償，對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是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一種扣除，就像對工人來說，購買生活資料所需的時◎第305頁◎間是損失掉的時間一樣。但是，運輸費用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這里必須簡短地加以考察。

    社會勞動的物質變換，是在資本循環和構成這個循環的一個階段的商品形態變化中完成的。這種物質變換可以要求產品發生場所的變換，即產品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實際運動。但是，沒有商品的物理運動，商品也可以流通；沒有商品流通，甚至沒有直接的產品交換，產品也可以運輸。A賣給B的房屋，是作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並沒有移動。棉花、生鐵之類可以移動的商品價值，經過許多流通過程，由投機者反覆買賣，但還是留在原來的貨棧內。這里實際運動的，是物品的所有權證書，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國（注：印加國是南美洲西南部的古國。其君主稱“印加”，國民稱印加人。11世紀以後，艾馬拉和克丘亞西兩大部落在秘魯庫斯科谷地陸續兼並鄰近地區，15世紀中形成強大的奴隸制國家。16世紀最盛時曾擴展到現在的秘魯、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智利北部。印加社會有嚴密的行政制度，分為三個階級：貴族、平民和奴隸。社會基本單位是有共同祖先的一些家庭組成的村社。1533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消滅。——145、306。），雖然社會產品不作為商品流通，也不通過物物交換來進行分配，但是運輸業還是起著重要的作用。

    因此，雖然運輸業在資本主義生產基礎上表現為產生流通費用的原因，但是，這種特殊的表現形式並不會改變事情的本質。

    產品總量不會因運輸而增大。產品的自然屬性因運輸而引起的變化，除了若幹例外，不是預期的效用，而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禍害。但是，物品的使用價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費中實現，而物品的消費可以使物品的位置變化成為必要，從而使運輸業的追加生產過程成為必要。因此，投在運輸業上的生產資本，會部分地由於運輸工具的價值轉移，部分地由於運輸勞動的價值追加，把價值追加到所運輸的產品中去。後一種價值追加，就像在一切資本主義生產下一樣，分為工資補償和剩余價值。

    在每一個生產過程中，勞動對象的位置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必需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車間運到紡紗車間，煤炭由井下運到地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完成的產品作為完成的商品從一個獨立的生產場所轉移到相隔很遠的另一個生◎第306頁◎產場所，只是在較大的規模上表示同樣的現象。在產品從一個生產場所運到另一個生產場所以後，接著還有完成的產品從生產領域運到消費領域。產品只有完成這個運動，才是現成的消費品。

    以前講過，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律是：勞動的生產率和勞動的價值創造成反比。這個規律，像適用於其他任何產業一樣，也適用於運輸業。在一定距離內運輸商品所需要的死勞動量和活勞動量越小，勞動生產力就越大；反之亦然。（注：李嘉圖引用薩伊的話，薩伊認為商業由於運輸費用而使產品變貴或提高價值，是商業的一種天惠。薩伊說：“商業使我們能夠在商品的產地取得商品，並把它運往另一個消費地點；因此，它使我們能夠按前一個地方和後一個地方的價格之間的全部差額增加商品的價值。”（讓·巴·薩伊《論政治經濟學》1871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33頁。）李嘉圖對這段話評論說：“確實如此，但是這個追加價值是怎樣加到商品上去的呢？是在生產成本中首先加上運費，然後再加上商人預付的資本的利潤。這種商品價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價值的增加一樣，只是因為它在被消費者購買以前在生產和運輸上已經耗費更多的勞動。這決不能算作是商業的一種好處。”（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1821年倫敦第3版第309-310頁））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由運輸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絕對價值量，和運輸業的生產力成反比，和運輸的距離成正比。［167-169］

    商品在空間上的流通，即實際的移動，就是商品的運輸。運輸業一方面形成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從而形成生產資本的一個特殊的投資領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現為生產過程在流通過程內的繼續，並且為了流通過程而繼續。［170］◎第307頁◎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七章　周轉時間和周轉次數

    我們已經知道，一定資本的總流通時間，等於它的流通時間和它的生產時間之和。這就是從資本價值以一定的形式預付時起，到處在過程中的資本價值回到同一形式時止的一段時間。［171］

    單個資本家投在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總資本價值，在完成它的運動的循環後，就重新處在它的原來的形式上，並且能夠重覆同一過程。這個價值要作為資本價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須重覆這個過程。單個循環在資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個不斷重覆的段落，也就是一個周期。在G…G'這個周期的末尾，資本重新處在貨幣資本的形式上，這個貨幣資本重新通過包括資本再生產過程或價值增殖過程在內的形式轉化序列。在P…P這個周期的末尾，資本重新處在生產要素的形式上，這些生產要素形成資本新的循環的前提。資本的循環，不是當作孤立的行為，而是當作周期性的過程時，叫◎第308頁◎作資本的周轉。這種周轉的持續時間，由資本的生產時間和資本的流通時間之和決定。這個時間之和形成資本的周轉時間。因此，資本的周轉時間，包含著總資本價值從一個循環周期到下一個循環周期的間隔時間，包含著資本生活過程的周期性，或者說，包含著同一資本價值的增殖過程或生產過程更新、重覆的時間。［174］

    假定我們用U表示周轉時間的計量單位——年，用u表示一定資本的周轉時間，用n表示資本的周轉次數，那麽n＝U/u。舉例來說，如果周轉時間u等於3 個月，那麽n＝12/3＝4；資本在一年中完成4次周轉，或者說，周轉4次。如果u＝ 18個月，那麽n＝12/18＝2/3，或者說，資本在一年內只完成它的周轉時間的2/3。如果資本的周轉時間等於幾年，那麽，它就要用一年的倍數來計算。

    對資本家來說，他的資本的周轉時間，就是他必須預付他的資本，以便使它增殖並回到它原來形式的時間。

    在進一步研究周轉對生產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影響以前，我們要考察兩種新的形式，這兩種新形式是資本由流通過程得到的，並且會對資本周轉的形式發生影響。［174-175］◎第309頁◎


馬克思　《資本論》第二卷（節選）（之二）

    第八章　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

    Ⅰ.形式區別

    我們在第一冊第六章（注：即《資本論》第1卷第6章； 關於一部分不變資本把價值轉給產品的論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9頁。——310。）已經看到，一部分不變資本和它幫助形成的產品相對立，保持著它進入生產過程時的一定的使用形式。因此，它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內，在不斷反覆的勞動過程中，總是反覆地執行著相同的職能。例如廠房、機器等，總之，凡是稱作勞動資料的東西，都是這樣。這部分不變資本，按照它在喪失自身的使用價值時喪失掉自身的交換價值的比例，把價值轉給產品。這種生產資料把多少價值轉給或轉移到它幫助形成的產品中去，要根據平均計算來決定，即根據它執行職能的平均持續時間來計量。這個持續時間，從生產資料進入生產過程時起，到它完全損耗，不能使用，而必須用同一種新的物品來替換或再生產時為止。

    因此，這部分不變資本——真正的勞動資料——的特征是：

    一部分資本是以不變資本的形式即生產資料的形式預付的。生產資料在它保持著進入勞動過程時的獨立使用形式的期間，作為勞動過程的因素執行職能。完成的產品，從而已經轉化為產品的產品形成要素，就脫離生產過程，作為商品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流通領域。相反，勞動資料一進入生產領域，就不再離開。它的職能把它牢牢地限制在那里。一部分預付資本價值，被固定在這個由勞動◎第310頁◎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的職能所決定的形式上。勞動資料在執行職能時，也就是在損耗時，把它的一部分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另一部分則仍舊固定在勞動資料中，也就是仍舊固定在生產過程中。這樣固定的價值不斷地減少，一直到勞動資料不能再用；因此它的價值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內，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斷反覆的勞動過程產生的一批產品中。但是，只要它還起勞動資料的作用，就是說，只要它還不需要由同一種新的物品來替換，不變資本價值就總是固定在它里面，而另一部分原來固定在它里面的價值則轉移到產品中，從而作為商品儲備的組成部分進行流通。勞動資料越耐用，它的損耗越緩慢，不變資本價值固定在這個使用形式上的時間就越長。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勞動資料轉移的價值總是和它的全部職能時間成反比。如果有兩台價值相等的機器，一台五年磨損掉，另一台十年磨損掉，那麽，前者在同一時間內轉移的價值就是後者的兩倍。

    固定在勞動資料上的這部分資本價值，和其他任何部分一樣要進行流通。我們曾經一般地說過，全部資本價值是處在不斷流通之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資本都是流動資本。但這里考察的這個資本部分的流通是獨特的流通。首先，這個資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進行流通，進行流通的只是它的價值，並且這種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進行的，和從它那里轉移到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的產品中去的價值相一致。在它執行職能的全部時間內，它的價值總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幫助生產的商品相對立，保持著自己的獨立。由於這種特性，這部分不變資本取得了固定資本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中預付的資本的其他一切物質組成部分，則與此相反，形成流動資本。

    一部分生產資料——即這樣一些輔助材料，它們在勞動資料◎第311頁◎執行職能時由勞動資料本身消費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機消費掉；或者對過程只起協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氣等等——在物質上不加入產品。只是它們的價值形成產品價值的一部分。產品在它本身的流通中，也使這部分生產資料的價值流通。在這一點上，它們和固定資本是相同的。但是，它們在所參加的每一個勞動過程中被全部消費掉，因此對每一個新的勞動過程來說，必須全部用同一種新的物品來替換。它們在執行職能時不保持自己的獨立的使用形式。因此，在它們執行職能時，資本價值沒有任何部分固定在它們的舊的使用形式即實物形式上。這部分輔助材料在物質上不加入產品，只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加入產品的價值，成為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因此，這種材料的職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生產領域之內，——這種情況曾經使像拉姆賽這樣的經濟學家（他同時還混淆了固定資本和不變資本）錯誤地把輔助材料列入固定資本的範疇。（注：關於拉姆賽的錯誤觀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第 360-362頁。——312。）

    在物質上加入產品的那部分生產資料，即原料等等，由此部分地取得了以後能夠作為消費品進入個人消費的形式。真正的勞動資料，即固定資本的物質承擔者，只被生產地消費，不能進入個人消費，因為它不加入它幫助形成的產品或使用價值，相反，它與產品相對立，在它完全損耗以前一直保持獨立的形式。運輸工具則例外。運輸工具在它執行生產職能、從而停留在生產領域時產生的有用效果即場所變更，同時進入個人消費，例如旅客的個人消費。旅客使用運輸工具就像使用其他消費資料一樣，也要支付報酬。我們說過，例如在化學工業中，原料和輔助材料彼此是分不清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6頁。——312。）勞動資料、輔助材料、原料之間也是如此。例如在農業中，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質，就有一部分作為產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產品。另一方面，這些物質會在較長的時期如4-5年內發揮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會在物質上加入產品，同時也就把它的價值轉移到產品◎第312頁◎中去；另一部分則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價值固定在這種形式上。它繼續作為生產資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資本的形式。牛作為役畜，是固定資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為勞動資料，從而也不是作為固定資本執行職能了。

    決定一部分投在生產資料上的資本價值具有固定資本性質的，只是這個價值的獨特的流通方式。這種特別的流通方式，是由勞動資料把它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或者說，在生產過程中充當價值形成要素的特殊方式產生的。而這種方式本身，又是由勞動資料在勞動過程中執行職能的特殊方式產生的。

    我們知道，同一個使用價值既作為產品從一個勞動過程出來，又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另一個勞動過程。（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5頁。——313。）一種產品之所以變為固定資本，只是由於它在生產過程中作為勞動資料執行職能。而產品本身剛從生產過程出來時，決不是固定資本。例如，一台機器，作為機器制造業者的產品或商品，屬於他的商品資本。它只有在它的買者手里，即在生產上使用它的資本家手里，才成為固定資本。

    在其他一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勞動資料固定性的程度隨著勞動資料的耐久性的增加而增加。固定在勞動資料上的資本價值和這個價值量中由勞動資料在反覆勞動過程中轉給產品的部分之間的差額的大小，就是由這種耐久性決定的。這種價值轉移進行得越慢，——而價值是在同一個勞動過程的每次反覆中由勞動資料轉移出去的，——固定化的資本就越大，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資本和生產過程中消費的資本之間的差額也就越大。這個差額一旦消失，勞動資料的壽命就完結了，它的價值也就和它的使用價值一同喪失。它不再是價值的承擔者了。因為勞動資料和不變資本的其他任何物質承擔者一樣，只是按照它在喪失使用價值時喪失價值的程度，把它的價值轉給產品，所以很清楚，它的使用價值喪失得越◎第313頁◎慢，它在生產過程中越耐用，不變資本價值固定在勞動資料上的期間就越長。

    有的生產資料，例如輔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等，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勞動資料，但從價值轉移來看，因而從它的價值的流通方式來看，是和勞動資料一樣的，因此，它們也是固定資本的物質承擔者即存在形式。上面說過的土壤改良就是這樣。這種改良把化學成分加到土壤中去，它的作用會延續若幹個生產期間或若幹年。在這里，價值中還有一部分在產品之外，繼續以它的獨立形式或固定資本的形式存在，價值的另一部分則轉給產品，因而和產品一起流通。在這個場合，不僅固定資本價值的一部分加入產品，而且這個價值部分借以存在的使用價值，即實體，也加入產品。

    撇開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範疇混同於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範疇這一根本錯誤不說，經濟學家們迄今為止在概念規定上所以陷入混亂，首先是由於下述原因：

    他們把勞動資料在物質上具有的某些屬性，看成固定資本的直接屬性，例如像房屋具有的物理不動性。但是我們也很容易證明，其他一些本身也是固定資本的勞動資料具有相反的屬性，例如像船舶具有的物理可動性。

    或者，他們把那種由價值流通引起的經濟的形式規定性，和物質的屬性混同起來，好像那些就本身說根本不是資本，只是在一定社會關系內才成為資本的東西，就它們本身說天生就可以是具有一定形式的資本——固定資本或流動資本。［176-181］

    固定資本的獨特的流通，引起獨特的周轉。固定資本因損耗而在實物形式上喪失的那部分價值，作為產品的一部分價值來流通。產品通過流通由商品轉化為貨幣；從而勞動資料中被產品帶入流通的那部分價值也變為貨幣，而且隨著這種勞動資料在多大程度◎第314頁◎上不再是生產過程中的價值承擔者，它的價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從流通過程中作為貨幣一滴一滴地落下來。因此，這種勞動資料的價值這時獲得雙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縛在它的屬於生產過程的使用形式或實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則作為貨幣，脫離這個形式。在勞動資料執行職能的過程中，它以實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價值不斷減少，而它轉化為貨幣形式的那部分價值則不斷增加，一直到它的壽命完結，它的全部價值和它的屍體脫離，轉化為貨幣為止。在這里，生產資本的這個要素在周轉上的特征顯露出來了。它的價值轉化為貨幣，是和作為它的價值承擔者的商品蛹化為貨幣同時進行的。但是，它由貨幣形式再轉化為使用形式，是和商品再轉化為商品的其他生產要素分別進行的，確切地說，是由它本身的再生產期間決定的，即由勞動資料已經損耗掉，必須用同一種新的物品替換的時間決定的。假定一台價值10 000鎊的機器執行職能的期間是10 年，原來預付在這台機器中的價值的周轉時間也就是10年。在這10年內，它不需要更新，而以它的實物形式繼續發生作用。在這個期間，它的價值一部分一部分地，作為用它不斷生產出的商品的一部分價值而流通，這樣逐漸轉化為貨幣，最後直到10年結束時，全部轉化為貨幣，並由貨幣再轉化為一台機器，也就是完成它的周轉。在這個再生產時間到來之前，它的價值先以貨幣準備金的形式逐漸積累起來。

    生產資本其余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於輔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變資本要素構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勞動力上的可變資本構成。

    對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分析（第1冊第5章）表明，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作為產品形成要素和價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輔助材料和原料構成的那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和由勞動資料構成的那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完全一樣，——是作為僅◎第315頁◎僅轉移的價值，再現在產品的價值中，而勞動力則通過勞動過程，把它的價值的等價物追加到產品中去，或者說，實際上把它的價值再生產出來。其次，一部分輔助材料，如充作燃料的煤炭、用於照明的煤氣等等，在勞動過程中消費掉，但不會在物質上加入產品，而另一部分輔助材料以物體加入產品，並成為產品實體的材料。不過，這一切差異，對流通來說，從而對周轉的方式來說，是沒有關系的。只要輔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產品時全部消費掉，它們就把自己的全部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因此，這個價值也全部通過產品而流通，轉化為貨幣，並由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的生產要素。它的周轉不像固定資本的周轉那樣被中斷，而是不斷地通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全部循環，因此，生產資本的這些要素不斷地在實物形式上更新。

    至於生產資本中投在勞動力上的可變組成部分，那麽，勞動力是按一定時間購買的。一旦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並把它並入生產過程，它就構成他的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即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內發生作用，在這個時間內，它不僅把它一天的全部價值，而且還把一個超額價值即剩余價值，追加到產品中去；在這里，我們暫且把這個剩余價值撇開不說。在勞動力比如說按一周購買並且發生作用之後，這種購買必須按習慣的期限不斷更新。勞動力在執行職能期間把它的價值的等價物追加到產品中去，這個等價物隨著產品的流通轉化為貨幣。要使連續生產的循環不致中斷，這個等價物就必須不斷地由貨幣再轉化為勞動力，或者說，不斷地經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完全的循環，就是說，必須不斷地周轉。

    因此，預付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生產資本的價值，完全轉移到產品中去（我們在這里總是撇開剩余價值不說），同產品一起經過流通領域的兩個形態變化，並通過這種不斷的更新，不斷並入生產◎第316頁◎過程。所以，不管勞動力和不變資本中非固定資本的組成部分就價值的形成來說是多麽不同，它的價值的這種周轉方式卻和這些部分相同，而與固定資本相反。生產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投在勞動力上的價值部分和投在非固定資本的生產資料上的價值部分——由於它們在周轉上的這種共同性，而作為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相對立。

    我們以前講過（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9-200頁。——317。），資本家為使用勞動力而支付給工人的貨幣，實際上只是工人必要生活資料的一般等價形式。就這一點說，可變資本在物質上是由生活資料構成的。但是在這里，在我們考察周轉時，問題卻在於形式。資本家購買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資料，而是工人的勞動力本身。形成他的資本的可變部分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資料，而是工人的發揮作用的勞動力。資本家在勞動過程中生產地消費的，是勞動力本身，而不是工人的生活資料。［……］因此，和固定資本相對立而取得流動資本的規定性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資料，也不是工人的勞動力，而是生產資本投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價值。這部分價值，由於它的周轉形式，取得了這種和不變資本某些組成部分相同，但和它的另一些組成部分相反的性質。

    投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上的流動資本的價值，只是按制成產品所需要的時間而預付的，它要和由固定資本的大小所決定的生產規模相適應。這個價值全部加入產品，因此通過產品的出售又全部從流通中返回，並且能夠重新預付。流動資本組成部分借以存在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按照形成和出售成品所需要的量，從流通中取出，但它們必須不斷地通過再購買，通過由貨幣形式到生產要素的再轉化，而實行替換和更新。和固定資本要素相比，它們一次從市場被取出的量是比較小的，但必須更加頻繁地再被取出，投在它們上面的資本的預付是在較短期間內更新的。這種不斷的更新，是◎第317頁◎通過把它們的全部價值帶入流通的產品的不斷出售來進行的。最後，它們不僅在它們的價值上，而且在它們的物質形式上，不斷地完成形態變化的全部循環；它們不斷地由商品再轉化為同種商品的生產要素。

    勞動力在把它自己的價值追加進產品的同時，還不斷地把剩余價值，即無酬勞動的化身，追加到產品中去。因此，剩余價值也和成品的其余價值要素一樣，不斷地被成品帶入流通並轉化為貨幣。不過在這里，我們要研究的首先是資本價值的周轉，而不是和它一起同時周轉的剩余價值的周轉，所以，暫且撇開後者不說。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1.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形式規定性之所以產生，只是由於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價值或生產資本有不同的周轉。而周轉之所以不同，又是由於生產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把它們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的，而不是由於它們在產品價值的生產中有不同的作用，或它們在價值增殖過程中有獨特的作用。最後，價值轉給產品的方式——從而這個價值通過產品而流通的方式和通過產品的形態變化而在原來的實物形式上更新的方式——之所以有差別，又是由於生產資本借以存在的物質形式有差別，生產資本的一部分在形成單個產品時全部消費掉，另一部分只是逐漸消耗掉。因此，只有生產資本能夠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相反，這種對立，對產業資本的其他兩種存在方式來說，也就是，不論對商品資本還是對貨幣資本來說，都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這兩種資本和生產資本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只有對生產資本並且在生產資本之內才是存在的。不管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怎樣執行資本的職能，怎樣順利地流通，它們只有轉化為生產資本的流動組成部分，才能夠變為和固定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但是，因◎第318頁◎為資本的這兩種形式存在於流通領域，所以，正如我們以後會看到的，亞·斯密以來的經濟學錯誤地把它們和生產資本的流動部分一起列入流動資本這個範疇。實際上，它們是與生產資本相對立的流通資本，但不是與固定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

    2.固定資本組成部分的周轉，從而它的必要的周轉時間，包括流動資本組成部分的多次周轉。在固定資本周轉一次的時間內，流動資本周轉多次。生產資本的一個價值組成部分，只是由於它借以存在的生產資料在產品制成並作為商品離開生產過程的期間未被全部消耗掉，才取得固定資本的形式規定。它的價值的一部分必須仍舊束縛在繼續保存下來的舊的使用形式上；另一部分則被完成的產品帶入流通，而完成的產品的流通，卻同時會使流動資本組成部分的全部價值流通。

    3.投在固定資本上的那部分生產資本的價值，是為構成固定資本的那一部分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整個期間全部一次預付的。因此，這個價值是由資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過固定資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進商品的價值部分的實現，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漸地再從流通中取出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產資本借以固定的生產資料本身，則一次從流通中取出，以便在它們執行職能的整個期間並入生產過程，不過在同一時間之內，不需要由同一種新的物品替換，不需要再生產。它們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內，繼續參加投入流通的商品的形成，但並不從流通中取出自身更新的要素。因此，在這個時間內，它們也不要求資本家重新預付。最後，投在固定資本上的資本價值，在它借以存在的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期間，不是在物質上，而只是在價值上經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循環，並且這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漸地進行的。這就是說，它的價值的一部分不斷地作為商品的價值部分而流通，並轉化為貨幣，但◎第319頁◎不由貨幣再轉化為它原來的實物形式。這種由貨幣到生產資料的實物形式的再轉化，要到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期間結束，即生產資料完全不能用的時候，才會發生。

    4.要使生產過程連續進行，流動資本的各種要素就要和固定資本的各種要素一樣，不斷地固定在生產過程中。不過這樣固定下來的流動資本要素，要不斷地在實物形式上更新（生產資料是通過同一種新的物品，勞動力是通過不斷更新的購買）；而固定資本的各種要素，在它們存在的整個期間內，本身既不更新，它們的購買也不需要更新。原料和輔助材料不斷存在於生產過程中，但是當舊的原料和輔助材料在完成的產品的形成上用掉時，總是用同一種新的物品來更新。勞動力也不斷存在於生產過程中，但這只是由於勞動力的購買的不斷更新，而且往往有人員的變動。相反地，同一建築物、機器等等，卻在流動資本反覆周轉時，在反覆進行的相同的生產過程中繼續執行職能。［182-189］

    Ⅱ.固定資本的組成部分、補償、修理和積累

    在同一個投資中，固定資本的各個要素有不同的壽命，從而也有不同的周轉時間。例如在鐵路上，鐵軌、枕木、土建結構物、車站建築物、橋梁、隧道、機車和車廂，各有不同的執行職能的期間和再生產時間，從而其中預付的資本也有不同的周轉時間。建築物、站台、水塔、高架橋、隧道、地道和路基，總之，凡是在英國鐵路上稱為技術工程的東西，多年都不需要更新。最易磨損的東西是軌道和車輛。［189］

    磨損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說來，鐵軌的磨損和列車◎第320頁◎的次數成正比［……］。速度增加時，磨損增加的比例大於速度增加的平方；就是說，列車的速度增加到兩倍時，磨損則增加到四倍以上。

    其次，磨損是由於自然力的影響造成的。例如枕木不僅受到實際的磨損，而且由於腐朽而損壞。［190］

    最後，在這里和在大工業的各個部門一樣，無形損耗也起著作用。原來值 40 000鎊的車廂和機車，10年之後，通常可以用30 000鎊買到。因此，即使使用價值沒有減少，也必須把這些物資的市場價格的25％的貶值計算在內。［190］

    勞動資料大部分都因為產業進步而不斷變革。因此，它們不是以原來的形式，而是以變革了的形式進行補償。一方面，大量固定資本投在一定的實物形式上，並且必須在這個形式上達到一定的平均壽命，這一點就成了只能逐漸采用新機器等等的一個原因，從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勞動資料的一個障礙。另一方面，競爭鬥爭，特別是在發生決定性變革的時候，又迫使舊的勞動資料在它們的自然壽命完結之前，用新的勞動資料來替換。迫使企業設備提前按照更大的社會規模實行更新的，主要是災禍，危機。

    損耗（無形損耗除外）是固定資本通過消耗而逐漸轉移到產品中去的價值部分。這種轉移是按照固定資本喪失使用價值的平均程度進行的。

    這種損耗部分地是這樣的：固定資本有一定的平均壽命；它為這段時間實行全部預付；過了這段時間，就要全部替換。就活的勞動資料來說，例如馬，再生產時間是由自然本身規定的。它們作為勞動資料的平均壽命是由自然規律決定的。這段時間一過，損耗掉的頭數就必須用新的來替換。一匹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替換，只能用另一匹馬來替換。◎第321頁◎

    固定資本的另一些要素，可以進行周期的或部分的更新。在這里，必須把這種部分的或周期的補償與營業的逐漸擴大區別開來。

    固定資本有一部分是由同一種組成部分構成的，但這種組成部分耐用時間不一樣，因而要在不同期間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例如，車站上的鐵軌要比別處的鐵軌替換得快些。［190-191］

    固定資本的其他部分，是由不同的組成部分構成的，它們在不同期間內損耗掉，因而必須在不同期間內進行補償。機器的情形特別是這樣。前面我們關於一個固定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壽命所說的，在這里對於作為這個固定資本一部分的同一台機器的不同組成部分的壽命來說，也是適用的。

    關於在局部更新中企業的逐漸擴大問題，我們要指出如下幾點。雖然固定資本，如上所述，繼續以實物形式在生產過程中發生作用，但它的價值的一部分，根據平均損耗，已經和產品一起進入流通，轉化為貨幣，成為貨幣準備金的要素，以便在資本需要以實物形式進行再生產時來補償資本。固定資本價值中這個轉化為貨幣的部分，可以用來擴大企業，或改良機器，以提高機器效率。這樣，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就要進行再生產，並且從社會的觀點看，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資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涵上擴大。這種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不是由積累——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引起的，而是由從固定資本的本體分出來、以貨幣形式和它分離的價值再轉化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種固定資本而引起的。一個企業能夠在什麽程度上，以多大規模進行這種逐漸的追加，其次，必須積累多大數量的準備金，才能夠用這種方式把它再投入企業，而要做到這一點又需要多長時間，所有這些，當然都部分地取決於該企業的特殊性質。另一方面，現有機器的局部改良能夠達到什麽程度，◎第322頁◎當然取決於改良的性質和機器本身的構造。［192-193］

    固定資本需要有各種特別的維持費用。固定資本的維持，部分地是依靠勞動過程本身；固定資本不在勞動過程內執行職能，就會損壞。［193］

    但是固定資本的維持，還要求有直接的勞動支出。機器必須經常擦洗。這里說的是一種追加勞動，沒有這種追加勞動，機器就會變得不能使用；這里說的是對那些和生產過程不可分開的有害的自然影響的單純預防，因此，這里說的是在最嚴格的意義上把機器保持在能夠工作的狀態中。不言而喻，我們計算固定資本的正常壽命時，是以它在這個期間內正常執行職能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為前提的，正像說人平均活30年時已經把洗臉洗澡也考慮在內一樣。這里說的，也不是對機器所包含的勞動的補償，而是為使用機器所必需的不斷的追加勞動。這里說的不是機器所做的勞動，而是加於機器的勞動，在這種勞動中，機器不是生產的當事人，而是原料。投在這種勞動上的資本，雖然不進入作為產品來源的真正的勞動過程，但是屬於流動資本。這種勞動在生產中必須不斷地耗費，因而它的價值也必須不斷地由產品價值來補償。投在這種勞動上的資本，屬於流動資本中要彌補一般非生產費用的部分，這個部分要按年平均計算，分攤到價值產品中去。［194］

    　真正的修理或修補勞動，需要支出資本和勞動。這種支出不包括在原來預付的資本內，因此，它不能或者至少不總是能通過固定資本的逐漸的價值補償而得到補償和彌補。例如，假定固定資本的價值＝10 000鎊，它的全部壽命＝10年，那麽，10年後全部轉化為貨幣的這10 000鎊，只補償原來投下的資本的價值，而並不補償這期間在修理上新追加的資本或勞動。這是追加的價值組成部分，它也不是一次預付的，而是根據需要分別預付的，它的不同的◎第323頁◎預付時間自然是偶然的。任何固定資本都需要事後在勞動資料和勞動力上一點一滴地支出這種追加資本。

    機器等等的個別部分所受的損傷，自然是偶然的，因而由此造成的修理也是偶然的。但是從這中間可以分出兩類修理勞動，它們都多少具有固定的性質，並且是在固定資本壽命中不同的時期進行的。這就是幼年期的故障和中年期以後更多得多的故障。例如，一台機器的構造不管怎樣完美無缺，但進入生產過程後，在實際使用時就會出現一些缺陷，必須用補充勞動來糾正。另一方面，機器越是超過它的中年期，因而正常的磨損越是增多，構成機器的材料越是消耗和衰老，使它維持到平均壽命的末期所需要的修理勞動就越頻繁，越多。正像一個老年人，為了防止不到時候就死去，必須比一個年輕力壯的人支付更多的醫藥費。因此，修理勞動雖然有偶然的性質，但仍然會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資本壽命的不同時期。

    根據以上所述和機器修理勞動的一般的偶然性質，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方面，用在修理上的勞動力和勞動資料的實際支出，和造成這種修理的必要性的情況本身一樣，是偶然的；必要修理量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資本壽命的不同時期。另一方面，在估計固定資本的平均壽命時，必須把下述情況考慮在內，這就是部分地通過擦洗（包括清掃場地），部分地通過必要時進行的修理，始終把固定資本保持在工作狀態中。由固定資本損耗而引起的價值轉移，是按固定資本的平均壽命計算的，而確定這個平均壽命本身，又是以維修所需要的追加資本的不斷預付為前提的。

    另一方面，同樣很清楚，通過資本和勞動的這種追加支出而追加的價值，不能在實際支出的同時，加入到商品價格中去。例如，一個紡紗業主不能因為這個星期壞了一個輪盤或斷了一根皮帶，就◎第324頁◎在這個星期以高於上個星期的價格來出售紗。紡紗的一般費用，不會因為一個工廠發生這種事故而起任何變化。在這里，和在所有的價值決定上一樣，起決定作用的是平均數。經驗會把投在一定生產部門的固定資本在平均壽命期間遇到的這種事故和所需要的維修勞動的平均量表示出來。這種平均支出被分配在平均壽命期間，並以相應的部分加進產品的價格，從而通過產品的出售得到補償。

    這樣得到補償的追加資本，雖然支出的方法不規則，但也屬於流動資本。因為立即排除機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每一個較大的工廠，除了真正的工廠工人，還雇有一批工程師、木匠、機械師、鉗工等等。他們的工資是可變資本的一部分，他們的勞動的價值分配在產品中。另一方面，在生產資料上需要的支出，也按平均計算決定，並按照這個計算，不斷形成產品的價值部分，雖然這種支出實際上是在不規則的期間內預付的，從而也是在不規則的期間內加入產品或固定資本中去的。這種投在真正修理上的資本，從某些方面看，形成一種獨特的資本，既不能列入流動資本，也不能列入固定資本，但作為一種經常支出，算作流動資本較為合適。［195-197］

    對於由異常的自然現象，火災、水災等等引起的破壞所作的保險，和損耗的補償及維修勞動完全不同。保險必須由剩余價值補償，是剩余價值的一種扣除。或者，從整個社會的觀點來看，必須不斷地有超額生產，也就是說，生產必須按大於單純補償和再生產現有財富所必要的規模進行，——完全撇開人口的增長不說，——以便掌握一批生產資料，來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異乎尋常的破壞。［198］

    我們已經講過，為補償固定資本的損耗而流回的貨幣，大部分都是每年，或者甚至在更短的時間內，就再轉化為它的實物形式。◎第325頁◎盡管如此，對每個資本家來說，仍然必須為要經過若幹年才一下子到達它的再生產期間，從而要全部補償的那部分固定資本，設置折舊基金。［202］　第九章　預付資本的總周轉。

    　　　周轉的周期

    我們知道，生產資本的固定組成部分和流動組成部分，是按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期間周轉的；我們又知道，同一企業的固定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根據它們的不同的壽命，從而不同的再生產時間，又各有不同的周轉期間。［204］

    1.預付資本的總周轉，是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平均周轉；計算方法見後。如果問題只是不同的期間，那麽，計算它們的平均數當然是再簡單不過了。但是：

    2.這里不僅有量的差別，而且有質的差別。

    進入生產過程的流動資本，把它的全部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因此，要使生產過程不間斷地進行，它就必須通過產品的出售，不斷用實物來補償。進入生產過程的固定資本，只把它的一部分價值（損耗）轉移到產品中去，盡管有損耗，但它繼續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因此，固定資本要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期間，才需要用實物來補償，但這種補償無論如何不像流動資本那樣頻繁。補償的這種必要性，再生產的期限，對固定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來說，不僅有量的差別，而且如前所述，壽命較長、能使用多年的固定資本，有一◎第326頁◎部分能一年或不到一年補償一次，用實物加到舊的固定資本中去；至於具有其他性能的固定資本，補償只能在壽命終結時一次進行。

    因此，必須把固定資本不同部分的特殊周轉化為周轉的同種形式，使它們只有量的差別，即周轉時間的差別。

    如果我們用P…P即連續生產過程的形式作為起點，這種質的同一性是不會發生的。因為P的某些要素必須不斷用實物來補償，另一些要素則不必如此。但G…G'形式無疑會提供周轉的這種同一性。例如有一台價值10 000鎊的機器，壽命為10年，因而每年有1/10＝1 000鎊再轉化為貨幣。這1 000鎊在一年之內，由貨幣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又由商品資本再轉化為貨幣資本。它像我們在這個形式下考察的流動資本一樣，回到它原來的貨幣形式，而這1 000 鎊貨幣資本，年終是否再轉化為一台機器的實物形式，是沒有關系的。因此，在計算預付生產資本的總周轉時，我們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貨幣形式上，這樣，回到貨幣形式就是周轉的終結。我們總是把價值看作是以貨幣預付的，甚至在價值的這種貨幣形式只是以計算貨幣出現的連續生產過程中，也是如此。這樣，我們就可以計算出平均數。

    3.由此可見：即使預付生產資本的極大部分，是由再生產時間從而周轉時間包含一個持續多年的周期的固定資本構成，但是，由於流動資本在一年內反覆周轉，一年內周轉的資本價值還是能夠大於預付資本的總價值。

    假定固定資本＝80 000鎊，它的再生產時間＝10年，這樣每年有8 000 鎊回到貨幣形式，或者說，固定資本每年完成它的周轉的1/ 10。假定流動資本＝ 20000鎊，每年周轉5次。這樣，總資本＝100 000鎊。周轉的固定資本＝8 000鎊；周轉的流動資本＝5×◎第327頁◎20 000＝100 000鎊。因此，一年內周轉的資本＝108　000鎊，比預付資本大8 000鎊。資本的1＋2/25周轉了。

    4.因此，預付資本的價值周轉，是和它的實際再生產時間，或者說，和它的各種組成部分的現實周轉時間相分離的。假定一個4 000鎊的資本每年周轉5次。這樣，周轉的資本是5×4 000＝20 000鎊。但每次周轉終結時回來而被重新預付的，是原來預付的4 000鎊資本。它的量，不會因為它重新執行資本職能的周轉期間的數目而改變。（把剩余價值撇開不說。）［204-206］

    所使用的固定資本的價值量和壽命，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增加，與此相適應，每個特殊的投資部門的產業和產業資本的壽命也會發展為持續多年的壽命，比如說平均為10年。一方面，固定資本的發展使這種壽命延長，而另一方面，生產資料的不斷變革——這種變革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不斷加快——又使它縮短。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生產資料的變換加快了，它們因無形損耗而遠在自己有形壽命終結之前就要不斷補償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認為，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這個生命周期現在平均為10年。但是這里的問題不在於確定的數字。無論如何下面一點是很清楚的：這種由若幹互相聯系的周轉組成的包括若幹年的周期（資本被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束縛在這種周期之內），為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在周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松馳、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時期。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206-207］◎第328頁◎

    第十五章　周轉時間對預付資本量的影響

    在這一章和後面的第十六章，我們要考察周轉時間對資本價值增殖的影響。

    假定有一個商品資本，比如說是一個9周勞動期間的產品。我們暫且不談由固定資本的平均損耗追加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和在生產過程中追加到產品中去的剩余價值，這樣，這個產品的價值就等於生產這個產品時預付的流動資本的價值，也就是等於工資和生產這個產品時消費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價值。假定這個價值＝900鎊，這樣，每周的支出是100鎊。因此，周期的生產時間同勞動期間相一致，也是9周。不管我們假定的是一個具有連續性的產品的勞動期間，還是一個可分離的產品的連續的勞動期間，只要一次運到市場上去的可分離的產品的量要花費9周勞動，情況都一樣。再假定流通時間持續3周。那麽，整個周轉期間就要持續12周。在9周完了以後，預付生產資本轉化成商品資本了，但是它還有3周留在流通期間內。因此，新的生產期間要到第13周開始時才開始。生產要停頓3周，或者說，要停頓整個周轉期間的1/4。不管我們假定這3 周期間是出售產品平均所需的時間，還是假定這段時間要由市場的遠近或由所出售的商品的支付期限來決定，情況也都是一樣。每3個月中，生產要停頓3周，也就是說，一年中要◎第329頁◎停頓4×3＝12周＝3個月＝年周轉期間的1/4。因此，為了使生產連續進行，一周一周地按相同的規模進行，只有兩種辦法可行。

    或者是縮小生產的規模，使900 鎊足以在第一個周轉的勞動期間和流通時間內使勞動繼續進行。這樣，在第一個周轉期間結束以前，第二個勞動期間，從而第二個周轉期間，在第10周就開始了，因為周轉期間是12周，而勞動期間是9 周。把900鎊分配在12周，每周是75鎊。［285-286］

    因此，為了使生產連續進行，在這里，同一個流動資本的支出必須分配在較長的時間內，不是分配在9周，而是分配在12周。因此，在每一段既定的時間里，都有一個已經減少了的生產資本執行職能；生產資本的流動部分由100 減少到75，即減少1/4。在9周的勞動期間內執行職能的生產資本減少的總額＝9×25 ＝225鎊，即900鎊的1/4。但是流通時間和周轉期間之比仍然是3/12＝1/4。由此得出結論：如果要使生產在已經轉化為商品資本的生產資本的流通時間內不致中斷，如果要使生產同時地、一周一周連續地進行，而這樣做又沒有特別的流動資本可用，那就只有縮小生產規模，減少執行職能的生產資本的流動組成部分，才能辦到。這樣為了使生產在流通時間內繼續進行而遊離出來的流動資本部分和全部預付流動資本之比，等於流通時間和周轉期間之比。［287］

    反過來說，如果企業的性質排除了縮小生產規模的可能性，從而也排除了減少每周要預付的流動資本的可能性，那麽，只有追加流動資本才能使生產連續進行。在上例是追加300鎊。在12周的周轉期間內，要相繼預付1 200鎊，300 鎊是其中的1/4，就像3周是12周的1/4一樣。在9 周的勞動期間結束以後，資本價值900鎊就◎第330頁◎由生產資本形式轉化為商品資本形式了。這個資本價值的勞動期間已經結束，但是下一個勞動期間不能用同一個資本來更新。當這個資本在這3 周停留在流通領域，作為商品資本執行職能時，它所處的情況，從生產過程來看，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樣。在這里，我們把一切信用關系撇開不說，因此假定資本家只用他個人的資本來經營。為第一個勞動期間預付的資本，在生產過程完成之後，要在流通過程停留3周，但這時有追加的投資300鎊在執行職能，因此生產的連續進行不會中斷。［287-288］

    對於周轉這個機制根本一竅不通的經濟學家，總是忽視這一要點：生產要不間斷地進行，產業資本就始終只能有一部分實際上加入生產過程。當一部分處在生產期間的時候，另一部分必須總是處在流通期間。換句話說，資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脫離真正的生產而處於商品資本或貨幣資本形式的條件下，才能作為生產資本執行職能。忽視這一點，也就完全忽視了貨幣資本的意義和作用。［295］　第十六章　可變資本的周轉

    Ⅰ.年剩余價值率

    到目前為止，我們把商品資本的一部分價值，也就是商品資本中包含的、已經在生產過程中生產出來、並且已經並入產品的剩余◎第331頁◎價值完全撇開不說。現在，我們卻要把注意力放到這部分價值上面來了。

    假定每周投入的可變資本100鎊生產100％的剩余價值＝100鎊，那麽，在5周的周轉期間內投入的可變資本500鎊，就會生產一個500鎊的剩余價值，也就是說，工作日的一半是由剩余勞動構成的。

    如果可變資本500鎊產生500鎊剩余價值，那麽，5 000鎊就生產10×500＝ 5 000鎊的剩余價值。但是，預付的可變資本是500鎊。我們把一年內生產的剩余價值總額和預付可變資本的價值額之比，稱為年剩余價值率。在當前考察的場合，年剩余價值率＝5 000/500＝1 000％。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個比率就會知道，年剩余價值率，等於預付可變資本在一個周轉期間內生產的剩余價值率乘以可變資本的周轉次數（它和全部流動資本的周轉次數是一致的）。

    在當前考察的場合，一個周轉期間預付的可變資本＝500鎊； 在這個周轉期間內生產的剩余價值也＝500鎊。因此，一個周轉期間的剩余價值率＝500m/500v＝100％。這個100％乘以一年周轉的次數10，得5 000m/500v＝1 000％。

    這里說的是年剩余價值率。至於一個已定的周轉期間內取得的剩余價值量，那麽，這個量等於這個期間內預付的可變資本價值（這里＝500 鎊）乘以剩余價值率，在這里是500×100/100＝500×1＝500鎊。如果預付資本是1 500鎊，在剩余價值率不變的情況下，剩余價值量就＝1 500×100/100＝1 500鎊。

    這個一年內轉的10次、一年內生產剩余價值5 000鎊，從而年剩余價值率＝1 000％的可變資本500鎊，我們稱為資本A。◎第332頁◎

    現在，再假定有另一個可變資本B，是5 000鎊，它為全年（這里就是為50周）而預付，因此一年只周轉一次。其次，我們假定在年終時，產品會在它完成的那一天得到支付；就是說，產品要轉化成的貨幣資本，會在它完成的那一天流回。在這里，流通期間＝0，周轉期間＝勞動期間，即＝1年。和上述的情形一樣，每周都有可變資本100鎊處在勞動過程中，因而50周會有可變資本5 000鎊。又假定剩余價值率同樣＝100％，也就是說，假定在工作日長度相等時，有一半時間是由剩余勞動構成的。如果我們考察5周，那麽，投入的可變資本＝500鎊，剩余價值率＝100％，因此5周內生產的剩余價值量＝500鎊。在這里，按照假定，被剝削的勞動力的量和剝削程度，都恰好和上述資本A相等。

    投入的可變資本100鎊每周生產剩余價值100鎊，從而50周內，投入的資本50×100＝5 000鎊，會生產剩余價值5 000鎊。每年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和上述的場合一樣是5 000鎊，但是年剩余價值率完全不同。在這里，年剩余價值率等於一年內生產的剩余價值除以預付的可變資本：5 000m/5 000v＝100％，而在上述資本A的場合則＝1 000％。

    資本A和資本B每周都支出100鎊可變資本； 價值增殖程度或剩余價值率同樣＝100％；可變資本量也同樣＝100鎊。被剝削的勞動力的數量一樣；剝削量和剝削程度在兩個場合也一樣；工作日一樣，並且以同一比例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一年內使用的可變資本額一樣大，都＝5 000鎊，它們推動著同量的勞動，並且從這兩個等額資本推動的勞動力榨出同量的剩余價值5 000鎊。但是，A的年剩余價值率和B的年剩余價值率的差額是900％。［329-331］

    在A和B兩個場合，每周等量的可變資本100鎊在全年的每◎第333頁◎周中被使用。因此，在勞動過程中真正執行職能的所使用的可變資本是相等的，但是預付可變資本完全不等。對資本A來說，每5周預付500鎊，每周使用其中的100鎊。對資本B來說，在第一個5周的期間要預付5 000鎊，但是每周只使用其中的100鎊，因而5周只使用500鎊＝預付資本的1/10。在第二個5周的期間，要預付4 500鎊，但是只使用了500鎊，依此類推。為一定期間而預付的可變資本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所使用的可變資本，即實際執行職能和發揮作用的可變資本，只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實際參加那個期間內由勞動過程占有的階段，也就是只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在勞動過程中實際執行職能。［332-333］

    一切會使預付的可變資本和使用的可變資本的比例發生變化的情況，總起來說，就是周轉期間的差別（或者由勞動期間的差別決定，或者由流通期間的差別決定，或者由二者的差別決定）。［333］

    Ⅲ.從社會的角度考察的可變資本的周轉

    我們從社會的觀點來考察一下這個問題。假定一個工人每周需費一鎊，工作日＝10小時。A和B一年內都雇用100個工人（100個工人每周需費100鎊，5周就需費500鎊，50周就需費5 000鎊），每一個工人在每周的6天中勞動60小時。因此，100個工人每周勞動6 000小時，在50周內勞動300 000小時。這個勞動力已經由A和B一手占有，因此不能再由社會用在別的目的上。因此，就這方面來說，從社會的觀點來看，A和B的情況相同。其次，A和B的各 100個工人每年都得到工資 5 000鎊（200個工人合計◎第334頁◎得10 000鎊），並且從社會取走相當於這筆金額的生活資料。就這方面來說，從社會的觀點來看，A和B的情況又相同。由於工人在兩個場合都是每周得到報酬，所以他們都是每周從社會取走生活資料，為此，他們在兩個場合也都是每周把貨幣等價物投入流通。但是，區別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第一，A的工人投入流通的貨幣，不像B的工人那樣，只是他的勞動力的價值的貨幣形式（實際上是對已經完成的勞動的支付手段）；從企業開辦後的第二個周轉期間起，它已經是工人本身在第一個周轉期間生產的價值產品（＝勞動力的價格加上剩余價值）的貨幣形式，工人在第二個周轉期間的勞動的報酬就是用這個價值產品來支付的。而B卻不是這樣。從工人方面來說，在這里，貨幣雖然是他的已經完成的勞動的支付手段，但是這個已經完成的勞動的報酬，不是用這個勞動本身的已經轉化為貨幣的價值產品（這個勞動本身所生產的價值的貨幣形式）來支付。這種情況要到第二年才會發生，那時，B 的工人的報酬才用他自己前一年的已經轉化為貨幣的價值產品來支付。

    資本的周轉期間越短，——從而它的再生產期間在一年內更新的間隔時間越短，——資本家原來以貨幣形式預付的可變資本部分就越迅速地轉化為工人為補償這個可變資本而創造的價值產品（此外，還包括剩余價值）的貨幣形式，資本家必須從他個人的基金中預付貨幣的時間就越短，他預付的資本，和一定的生產規模相比，就越少；在剩余價值率已定時，他在一年內榨取的剩余價值量也就相應地越大，因為他可以越是多次地用工人自己創造的價值產品的貨幣形式來不斷重新購買工人，並且推動他的勞動。

    在生產規模已定時，預付的可變貨幣資本（以及全部流動資本）的絕對量，按照周轉期間縮短的比例而減少，年剩余價值率則◎第335頁◎按照這個比例而提高。在預付資本的量已定時，生產規模會隨著再生產期間的縮短所造成的年剩余價值率的提高而同時擴大，因而，在剩余價值率已定時，一個周轉期間內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絕對量，會隨著年剩余價值率的這種提高而同時增加。總的說來，根據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由於周轉期間長短不同，在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為了推動同量的生產流動資本和同量的勞動而必須預付的貨幣資本量是極不相同的。

    第二，——這和第一點區別有聯系，——B的工人和A的工人一樣，也是用那個在他手中變成流通手段的可變資本，來支付他所購買的生活資料的費用的。例如，他不僅從市場上取走小麥，而且也用一個貨幣形式的等價物來補償小麥。但是，和A的工人不同，B的工人用來支付並從市場上取走生活資料的貨幣，不是他在這一年內投入市場的價值產品的貨幣形式，因此，他雖然對生活資料的賣者提供貨幣，但是，沒有提供任何可供後者用得到的貨幣購買的商品——不管是生產資料，還是生活資料，相反，A的工人卻提供了商品。因此，在B的場合，從市場上取走了勞動力，取走了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取走了B 所使用的勞動資料形式的固定資本以及生產材料，而把貨幣等價物作為它們的補償投入市場；但是，在一年內沒有把任何產品投入市場，來補償從市場上取走的生產資本的各種物質要素。如果我們設想一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共產主義社會，那麽首先，貨幣資本會完全消失，因而，貨幣資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偽裝也會消失。問題就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一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這些部門，如鐵路建設，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較長時間內不提供任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會從全年總生產中取走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第336頁◎資料。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後才起作用，因此可能並且必然會不斷發生巨大的紊亂。［348 -350］

    周轉期間的長短，就它取決於真正的勞動期間，即完成可進入市場的產品所必要的期間而言，是以不同投資的各自物質生產條件為基礎的。這些條件，在農業上，更多地具有生產的自然條件的性質，在制造業和絕大部分采掘業上，是隨著生產過程本身的社會發展而變化的。

    勞動期間的長短，就它以供應數量（產品作為商品通常投入市場的數量的多少）作為基礎而言，具有習慣的性質。但是習慣本身也以生產規模作為物質基礎，因此，只有在個別考察時才具有偶然性。

    最後，周轉期間的長短，就它取決於流通期間的長短而言，部分地要受到下列情況的限制：市場行情的不斷變化，出售的難易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產品一部分投入較近或較遠的市場的必要性。撇開需求量本身不說，價格的運動在這里起著主要的作用，因為在價格降低時，出售會有意識地受到限制，而生產會繼續進行；反之，在價格提高時，生產和出售可以齊步前進，或者出售可以搶在前面。但是，由生產地點到銷售市場的實際距離，必須看作是真正的物質基礎。［ 352］

    第三，至於所使用的流動資本本身（可變流動資本和不變流動資本），由勞動期間的長短引起的周轉期間的長短，會產生這種區別：在一年周轉多次的場合，可變流動資本或不變流動資本的一個要素可以由它本身的產品供給，例如煤炭生產，服裝業等等。在不是這樣的場合，就不能這樣，至少在一年內不能這樣。［354］◎第337頁◎

    第三篇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

    第十八章　導　言

    Ⅰ.研究的對象

    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就是資本的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是商品產品，它的決定性動機是生產剩余價值。

    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既包括這個直接的生產過程，也包括真正流通過程的兩個階段，也就是說，包括全部循環。這個循環，作為周期性的過程，即經過一定期間不斷地重新反覆的過程，形成資本的周轉。

    無論我們考察的是G…G'形式的循環，還是P…P 形式的循環，直接生產過程P本身始終只是這個循環的一個環節。在前一種形式中，它表現為流通過程的中介；在後一種形式中，流通過程◎第338頁◎表現為它的中介。它的不斷更新，資本作為生產資本的不斷再現，在這兩種場合，都以資本在流通過程中的轉化為條件。另一方面，不斷更新的生產過程，是資本在流通領域不斷地重新經歷各種轉化的條件，是資本交替地表現為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的條件。

    但是，正如每一單個資本家只是資本家階級的一個分子一樣，每一單個資本只是社會總資本中一個獨立的、可以說賦有個體生命的部分。社會資本的運動，由社會資本的各個獨立部分的運動的總和，即各個單個資本的周轉的總和構成。正如單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態變化序列——商品流通——的一個環節一樣，單個資本的形態變化，它的周轉，是社會資本循環中的一個環節。

    這個總過程，既包含生產消費（直接的生產過程）和作為其中介的形式轉化（從物質方面考察，就是交換），也包含個人消費和作為其中介的形式轉化或交換。一方面，它包含可變資本向勞動力的轉化，從而包含勞動力的並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勞動力的賣者，資本家是這種商品的買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階級對商品的購買，也就是說，包含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在這里，工人階級是買者，資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賣者。

    商品資本的流通，還包含剩余價值的流通，從而也包含對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即對剩余價值的消費起中介作用的買和賣。

    因此，構成社會資本的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也就是說，就總體來考察的循環，不僅包括資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後者本來只能由兩部分構成：1.資本本身的循環；2.進入個人消費的商品的循環，也就是工人用工資，資本家用剩余價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購買的那些商品的循環。［389-390］◎第339頁◎

    但是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們考察的，始終只是單個資本，只是社會資本中一個獨立部分的運動。

    但是，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在簡單商品流通中，一個商品的總形態變化表現為商品世界形態變化系列的一個環節，同樣，單個資本的形態變化現在則表現為社會資本形態變化系列的一個環節。雖然簡單商品流通決沒有必要包括資本的流通，——因為它可以在非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進行，——但如上所述，社會總資本的循環卻包括那種不屬於單個資本循環範圍內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資本的商品的流通。

    現在，我們就要考察作為社會總資本的組成部分的各個單個資本的流通過程（這個過程的總體就是再生產過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這個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過程。［392］

    Ⅱ.貨幣資本的作用

    在考察單個資本的周轉時，貨幣資本顯示出兩個方面。

    第一，它是每個單個資本登上舞台，作為資本開始它的過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

    第二，由於周轉期間的長短不同和周轉期間兩個組成部分——勞動期間和流通期間——的比例不同，必須不斷以貨幣形式預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預付資本價值與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本即連續進行的生產的規模之間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這個比例如何，能夠不斷執行生產資本職能的那部分處在過程中的資本價值，總是受必須不斷以貨幣形式與生產資本同時存在的那部分預付資本價值的限制。這里說的只是正常的周轉，一個抽象的平均數。為消◎第340頁◎除流通的停滯而追加的貨幣資本是撇開不說的。

    關於第一點。商品生產以商品流通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商品表現為貨幣，以貨幣流通為前提；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的這種二重化，是產品表現為商品的規律。同樣，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無論是社會地考察還是個別地考察，——要求貨幣形式的資本或貨幣資本作為每一個新開辦的企業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特別是流動資本，要求貨幣資本作為動力經過一段短時間不斷地反覆出現。全部預付資本價值，即資本的一切由商品構成的部分——勞動力、勞動資料和生產材料，都必須不斷地用貨幣一再購買。在這里，就單個資本說是如此，就社會資本說也是如此，後者不過是以許多單個資本的形式執行職能。但是正如第一冊已經指出的，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資本執行職能的範圍，生產的規模——即使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就其絕對的界限來說，是由執行職能的貨幣資本的大小決定的。

    並入資本中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擴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內，不是取決於預付貨幣資本的量。在勞動力的報酬相同的情況下，可以從外延方面或內涵方面加強對勞動力的剝削。如果貨幣資本隨著這種剝削的加強而增加（即如果工資提高），那麽，它也不是和這種剝削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應地增加的。◎第341頁◎

    生產上利用的自然物質，如土地、海洋、礦山、森林等等，不是資本的價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勞動力的緊張程度，不增加預付貨幣資本，就可以從外延方面或內涵方面，加強對這種自然物質的利用。這樣，生產資本的現實要素增加了，而無需追加貨幣資本。如果由於追加輔助材料而必須追加貨幣資本，那麽，資本價值借以預付的貨幣資本，也不是和生產資本效能的擴大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應地增加的。

    同一些勞動資料，也就是同一固定資本，可以用延長每天的使用時間的辦法，也可以用增加使用強度的辦法，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無需為固定資本追加貨幣支出。這時，只是固定資本的周轉加快了，可是它的再生產的各種要素也更迅速地提供出來。

    撇開自然物質不說，各種不費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並入生產過程。它們發揮效能的程度，取決於不花費資本家分文的各種方法和科學進步。

    關於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結合和各個單個工人積累起來的熟練程度，情況也是如此。［393-394］

    關於第二點。社會勞動和生產資料每年都必須有一部分用來生產或購買貨幣，以補償磨損掉的鑄幣。不言而喻，這對社會生產的規模相應地是一種削減。但是，至於那個部分地充當流通手段，部分地充當貯藏貨幣的貨幣價值，那麽，既然它已經存在，已經取得，它就同勞動力、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和財富的自然源泉並存。不能把這種貨幣價值看成是限制這些東西的。通過它轉化為生產要素，通過它和外國進行交換，生產規模就能擴大。但這以貨幣依舊起世界貨幣的作用為前提。

    由於周轉期間的長短不同，推動生產資本所必要的貨幣資本量也就有大有小。我們還知道，周轉期間劃分為勞動時間和流通時間，就要求增加那種在貨幣形式上潛在的或暫歇的資本。

    周轉期間，就它由勞動期間的長度決定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由生產過程的物質性質所決定，因此，不是由這個生產過程的特殊的社會性質所決定。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歷時較長範圍較廣的事業，要求為較長的時間預付較大量的貨幣資本。所以，這一類領域里的生產取決於單個資本家擁有的貨幣資本的界限。這個限制被信用制度和與此相聯的聯合經營（例如股份◎第342頁◎公司）打破了。因此，貨幣市場的混亂會使這類企業陷於停頓，而這類企業反過來也會引起貨幣市場的混亂。

    有些事業在較長時間內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而在這個時間內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產品；而另一些生產部門不僅在一年間不斷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在社會的生產的基礎上，必須確定前者按什麽規模進行，才不致有損於後者。在社會的生產中，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一樣，在勞動期間較短的生產部門，工人將照舊只在較短時間內取走產品而不提供產品；在勞動期間長的生產部門，則在提供產品之前，在較長時間內不斷取走產品。因此，這種情況是由各該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造成的，而不是由這個過程的社會形式造成的。在社會的生產中，貨幣資本不再存在了。社會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生產者也許會得到紙的憑證，以此從社會的消費品儲備中，取走一個與他們的勞動時間相當的量。這些憑證不是貨幣。它們是不流通的。［396-397］


馬克思　《資本論》第二卷（節選）（之三）

    　第二十章　簡單再生產

    Ⅰ.問題的提出

    如果我們考察社會資本，即總資本——各單個資本只形成它的分數部分，這些部分的運動，既是它們的單個的運動，同時又是◎第343頁◎總資本運動的不可缺少的環節——在一年內執行職能的結果，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考察社會在一年間提供的商品產品，那麽，就會清楚地看到：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是怎樣進行的，這個再生產過程和單個資本的再生產過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年產品既包括補償資本的那部分社會產品，即社會再生產，也包括歸入消費基金的、由工人和資本家消費的那部分社會產品，就是說，既包括生產消費，也包括個人消費。這種消費包括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即維持），因而也包括總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再生產。

    顯然，我們應當分析的是

    ┌G-W…P…W'

    W'┤

    └g-w

    這個流通公式，在這里，消費必然會起作用；因為起點W'＝W＋w，即商品資本，既包含不變資本價值和可變資本價值，也包含剩余價值。所以，它的運動既包括生產消費，也包括個人消費。在G-W…P…W'-G'循環和P…W'-G'-W…P循環中，資本的運動是起點和終點：這一運動自然也包括消費，因為商品，即產品，必須出售。但是，只要商品已經出售，這個商品以後變成什麽，對單個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關系的。相反地，在W'…W'運動中，正是要通過說髯懿稺'的每一價值部分會變成什麽，才能認識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在這里，總的再生產過程既包括資本本身的再生產過程，也包括以流通為中介的消費過程。

    為了我們當前的目的，再生產過程必須從W'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價值補償和物質補償的觀點來加以考察。在分析單個資本的產品價值時，我們假定，單個資本家通過出售他的商品產品，先把他的資本的組成部分轉化為貨幣，然後，通過在商品市場上再購買各◎第344頁◎種生產要素，把它們再轉化為生產資本。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再滿足於這個假定了。既然這些生產要素是物質的東西，那它們就同用來和它們交換並由它們來補償的單個成品一樣，是社會資本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用工資和資本家用剩余價值所消費的那部分社會商品產品的運動，不僅是總產品運動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而且同各單個資本的運動交織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這個過程發生，是不能說明這個過程的。

    直接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生產上消費掉的資本，就它的價值來說，怎樣由年產品得到補償？這種補償的運動怎樣同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消費和工人對工資的消費交織在一起？因此，首先要研究原有規模的再生產。其次，不僅要假定，產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交換，而且還假定，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沒有發生任何價值革命。［435-436］

    當我們從單個資本的角度來考察資本的價值生產和產品價值時，商品產品的實物形式，對於分析是完全無關的，例如，不論它是機器，是谷物，還是鏡子都行。這始終只是舉例而已，任何一個生產部門都同樣可以作為例證。我們必須考察的是直接的生產過程本身。這種生產過程，在任何場合，都表現為一個單個資本的過程。說到資本的再生產，我們只要假定，代表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商品產品，會在流通領域內找到機會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要素，從而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同樣，我們只要假定，工人和資本家會在市場上找到他們用工資和剩余價值購買的商品。但是，當我們考察社會總資本及其產品價值時，這種僅僅從形式上來說明的方法，就不夠用了。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另一部分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這在表現為總資本的結果的產品價值本身內形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第345頁◎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

    既然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基礎上，沒有任何積累或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是一種奇怪的假定，另一方面，生產條件在不同的年份不是絕對不變的（而假定它們是不變的），那麽，規模不變的簡單再生產就只是一個抽象。前提是：一定價值的社會資本，今年和去年一樣，再提供一樣多的商品價值，滿足一樣多的需要，雖然商品形式在再生產過程中可能改變。但是，只要有積累，簡單再生產總是積累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就簡單再生產本身進行考察，它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年產品的價值可以減少，而使用價值量不變；年產品的價值可以不變，而使用價值量減少；價值量和再生產的使用價值量也可以同時減少。這一切就在於，再生產不是在比以前更有利的情況下進行，就是在更困難的情況下進行。後者可能造成的結果，是出現一個不完備的——有缺陷的——再生產。這一切都只能涉及再生產的不同要素的量的方面，但不涉及它們作為進行再生產的資本或作為再生產出來的收入在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437-438］

    Ⅱ.社會生產的兩個部類

    社會的總產品，從而社會的總生產，分成兩大部類：

    Ⅰ.生產資料：具有必須進入或至少能夠進入生產消費的形式的商品。

    Ⅱ.消費資料：具有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的形式的商品。◎第346頁◎

    這兩個部類中，每一部類擁有的所有不同生產部門，總合起來都形成一個單一的大的生產部門：一個是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另一個是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兩個生產部門各自使用的全部資本，都形成社會資本的一個特殊的大部類。

    每一部類的資本都分成兩個組成部分：

    1.可變資本。從價值方面看，這個資本等於該生產部門使用的社會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等於為這個社會勞動力而支付的工資總額。從物質方面看，這個資本是由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本身構成的，即由這個資本價值所推動的活勞動構成的。

    2.不變資本，即該部門在生產上使用的全部生產資料的價值。這些生產資料本身又分成固定資本：機器、工具、建築物、役畜等等，流動不變資本：生產材料，如原料、輔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這兩個部類中，每一部類借助於這些資本而生產的全部年產品的價值，都分成：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按其價值來說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不變資本c 的價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勞動追加的價值部分。後者又分成：補償預付可變資本v 的部分和超過可變資本而形成剩余價值m的部分。因此，每一部類的全部年產品的價值，和每個個別商品的價值一樣，也分成c＋v＋m。

    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不變資本的那部分價值c，是和生產上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不一致的。誠然，生產材料會全部消費掉，從而它的價值全部轉移到產品中去。但是所使用的固定資本只有一部分會完全消費掉，因而只有這部分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固定資本即機器、建築物等等的其余部分和以前一樣繼續存在並繼續執行職能，雖然它的價值由於逐年損耗而減少。在我們考察產品價值時，繼續執行職能的這部分固定資本，對我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它是在這個新生產的商品價值之外而和這個商品價值並存的一部◎第347頁◎分資本價值。［……］在考察單個資本的產品價值時，我們講過，固定資本因損耗而失去的價值，會轉移到在損耗期間生產的商品產品中去，不管這個固定資本在此期間是否有任何部分由於這種價值轉移而得到實物補償。相反地，在這里，在考察社會總產品及其價值時，我們不得不撇開，至少是暫時撇開固定資本在當年因損耗而轉移到年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因為這種固定資本沒有在當年重新得到實物補償。在本章的後面有一節，我們將專門論述這一點。［438-440］

    ——

    我們研究簡單再生產，要以下列公式為基礎，其中c＝不變資本，v＝可變資本，m＝剩余價值，並且假定價值增殖率m/v＝100％。數字可以表示幾百萬馬克，幾百萬法郎，或幾百萬鎊。

    Ⅰ.生產資料的生產：

    資本………………………………4 000c＋1 000v＝5 000，

    商品產品…………………………4 000c＋1 000v ＋1 000m＝6 000，以生產資料的形式存在。

    Ⅱ.消費資料的生產：

    資本………………………………2 000c＋500v＝2 500，

    商品產品…………………………2 000c＋500v＋500m ＝3 000，以消費資料的形式存在。

    概括起來說，全年總商品產品：

    Ⅰ.4 000c＋1 000v＋1 000m＝6 000生產資料；

    Ⅱ.2 000c＋　 500v＋　 500m＝3 000消費資料。

    總價值＝9 000，按照假定，其中不包括繼續以實物形式執行職能的固定資本。

    現在，如果我們研究簡單再生產基礎上（這里全部剩余價值都◎第348頁◎是非生產地消費掉）的各種必要的交換，並且先不考察作為交換中介的貨幣流通，那麽，我們一開始就會得出三大要點：

    1.第Ⅱ部類工人的工資500v和資本家的剩余價值500m，必須用於消費資料。但是，它們的價值存在於價值1 000的消費資料中，這種消費資料掌握在第Ⅱ部類的資本家的手里，補償預付的500v，並代表500m。因此，第Ⅱ部類的工資和剩余價值，在第Ⅱ部類內部同第Ⅱ部類的產品交換。這樣，就有(500v+500m)Ⅱ ＝1 000以消費資料形式從總產品中消失。

    2.第Ⅰ部類的1 000v＋1 000m，同樣必須用於消費資料，即用於第Ⅱ部類的產品。因此，它們必須同第Ⅱ部類產品的其余的、數量與它們相等的不變資本部分2 000c交換。為此，第Ⅱ部類會得到數額相等的生產資料，得到體現第Ⅰ部類的1 000v＋1 000m的價值的第Ⅰ部類產品。因此，就有2 000Ⅱc和(1 000v+1 000m)Ⅰ從計算中消失。

    3.還剩下4 000Ⅰc。它們由生產資料構成，只能用於第Ⅰ部類，以便補償該部類消費掉的不變資本，因此，要通過第Ⅰ部類的各個資本家之間的互相交換來解決，就像(500v+500m )Ⅱ要通過第Ⅱ部類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換，或通過第Ⅱ部類的各個資本家之間的交換來解決一樣。

    暫時說到這里，這些只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以下的敘述。［440-442］

    Ⅲ.兩個部類之間的交換：Ⅰ(v+m)和Ⅱc的交換

    我們從兩個部類之間的大宗交換開始。(1 000v+◎第349頁◎1 000m) Ⅰ——這些價值以生產資料的實物形式存在於它們的生產者手中——要和2 000Ⅱc，即以消費資料的實物形式存在的價值交換。通過這種交換，第Ⅱ部類的資本家把他們的不變資本＝ 2 000從消費資料形式再轉化為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形式，在這種形式中，不變資本可以重新作為勞動過程的因素，並且為了價值增殖而作為不變的資本價值執行職能。另一方面，通過這種交換，第Ⅰ部類的勞動力的等價物(1 000 Ⅰv)和第Ⅰ部類的資本家的剩余價值(1 000Ⅰm )，在消費資料中實現；二者都由生產資料的實物形式轉化為一種可以作為收入來消費的實物形式。

    但這種互相交換是通過貨幣流通來完成的。貨幣流通成為交換的中介，同時也使這種交換難於理解，然而它卻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因為可變資本部分必須一再表現為貨幣形式，即表現為由貨幣形式轉化為勞動力的貨幣資本。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同時進行經營的一切生產部門，不論它們屬於第Ⅰ部類還是第Ⅱ部類，可變資本都必須以貨幣形式來預付。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是在勞動力進入生產過程之前，但是支付勞動力的報酬，卻是在約定的期限，在勞動力已經在使用價值的生產上消耗掉之後。就像產品價值的其余部分一樣，產品價值中僅僅作為在勞動力報酬上支出的貨幣的等價物的那部分價值，即產品價值中代表可變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價值，也是屬於資本家的。在這部分價值中，工人已經把他的工資的等價物提供給資本家了。但是，只有商品再轉化為貨幣，即把商品賣出去，資本家的可變資本才能重新成為他的貨幣資本，可以為購買勞動力而重新預付。［442-443］

    至於第Ⅰ部類的商品資本的m 部分和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的另一半交換時所需要的貨幣，它可以按不同的方式預付。實際上，這種流通包括兩個部類的各單個資本家之間的無數個別的買◎第350頁◎和賣，而這種貨幣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來自這些資本家，因為由工人投入流通的貨幣量，我們已經計算過了。或者是，第Ⅱ部類的一個資本家可以用他的和生產資本並存的貨幣資本，向第Ⅰ部類的資本家購買生產資料；或者是相反，第Ⅰ部類的一個資本家把用於個人支出而非資本支出的貨幣基金，向第Ⅱ部類的資本家購買消費資料。正如前面第一篇和第二篇中已經指出的，前提是：在任何情況下，資本家手中除生產資本外，必須要有一定的貨幣儲備——或者作為資本預付，或者作為收入花掉。［443-444］

    總的結論是：產業資本家為了促成他們自己的商品流通而投入流通的貨幣，無論是記在商品的不變價值部分的賬上，還是記在存在於商品中的剩余價值（在它作為收入花掉的時候）的賬上，總是按照各個資本家為貨幣流通而預付的數額回到他們手中。［446］

    由此得出結論：在簡單再生產中，第Ⅰ部類的商品資本中的v＋m價值額（也就是第Ⅰ部類的總商品產品中與此相應的比例部分），必須等於不變資本Ⅱc ，也就是第Ⅱ部類的總商品產品中分出來的與此相應的部分；或者說，Ⅰ(v+m) ＝Ⅱc。［446］

    Ⅳ.第Ⅱ部類內部的交換。必要生活資料和奢侈品

    年商品生產的第Ⅱ部類是由種類繁多的產業部門構成的，但是，按它們的產品來說，可分成兩大分部類：

    (a)消費資料。它們進入工人階級的消費，但因為它們是必要生活資料，所以也構成資本家階級的消費的一部分，雖然就其質量和價值來說，往往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不同。為了這里研究的目◎第351頁◎的，我們可以把這整個分部類概括為必要消費資料這個項目。［448］

    (b)奢侈消費資料。它們只進入資本家階級的消費，所以只能和花費的剩余價值交換，而剩余價值是絕對到不了工人手中的。［448］

    在簡單再生產的前提下，必然會得出以下結論：

    1.年勞動以生產資料的實物形式創造的新價值產品（分成v＋m），等於年勞動的另一部分生產的產品價值所包含的以消費資料形式再生產的不變資本價值c。假如前者小於Ⅱc，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就不能全部得到補償；假如前者大於Ⅱc，余額就不能利用。在這兩個場合，簡單再生產這個前提都會被違反。

    2.在以消費資料形式再生產的年產品中，以貨幣形式預付的可變資本v，在它的獲得者是生產奢侈品的工人時，只能在一開始體現著Ⅱa 資本主義生產者的剩余價值的那部分必要生活資料中實現。因此，投入奢侈品生產的v，必須等於以必要生活資料形式生產的m中和它的價值量相適應的部分，因而就必然小於這整個m，即小於(Ⅱa)m。只是由於這個v在這一部分m中實現，奢侈品的資本主義生產者所預付的可變資本才能以貨幣形式回到他們手中。這個現象和Ⅰ(v+m )在Ⅱc 中的實現是完全類似的；只是在這里，(Ⅱb)v是在和它價值量相等的那一部分(Ⅱa)m中實現的。既然全年總產品實際進入以流通為中介的年再生產過程，所以這些比例關系在全年總產品的每一次分配中，都具有質的決定意義。Ⅰ( v+m)只能在Ⅱc中實現，作為生產資本組成部分執行職能的Ⅱc也只有通過這種實現才能得到更新；同樣，(Ⅱb)v只能在(Ⅱa)m的一部分中實現，而(Ⅱb)v也只有通過這種實現，才能再轉化為它的貨幣資本的形式。不言而喻，只有在這一切實際上都是再生◎第352頁◎產過程本身的結果時，也就是說，只有在例如Ⅱb 的資本家不是靠信用從別處取得用於v的貨幣資本時，上述情況才適用。相反地，從量的方面說，年產品各部分之間的交換，只有在生產的規模和價值關系保持靜止狀態，並且這些嚴格的比例關系不會由於對外貿易而有所改變的情況下，才能按上述比例進行。［453-454］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必要消費資料的生產和奢侈品的生產之間的比例關系，是以Ⅱ(v+m)在Ⅱa和Ⅱb之間的分割為條件的，從而也是以Ⅱc在(Ⅱa)c和(Ⅱb)c之間的分割為條件的。因此，這種分割從根本上影響著生產的性質和數量關系，對生產的總形態來說，是一個本質的決定性的因素。

    簡單再生產實質上是以消費為目的的，雖然攫取剩余價值是單個資本家的動機；但是，剩余價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在這里最終只是用於資本家的個人消費。

    既然簡單再生產是每個規模擴大的年再生產的一部分，並且還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這種個人消費的動機總是和發財致富的動機本身相伴而生，同時又和它相對立。實際上，問題表現得更覆雜，因為掠奪物——資本家的剩余價值——的分享者，會作為獨立於資本家以外的消費者出現。［457］

    Ⅴ.貨幣流通在交換中的中介作用

    對商品流通來說，有兩樣東西始終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貨幣。“與直接的產品交換不同，流通過程在使用價值換位和轉手之後並沒有結束。貨幣並不因為它最終從一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中退出來而消失。它不斷地沈澱在商品空出來的◎第353頁◎流通位置上。”（第1冊第3章第92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2頁。——354。））

    例如，在Ⅱc和Ⅰ(v+m)之間的流通中，我們假定，第Ⅱ部類為這個流通預付了500鎊貨幣。大的社會的生產者群之間的流通，分解為無數的流通過程，其中，時而這一生產者群的某個人，時而那一生產者群的某個人，首先作為買者出現，從而把貨幣投入流通。把個別情況完全撇開不說，這已經由生產期間的差別，從而由不同商品資本的周轉的差別決定了。現在，第Ⅱ部類用500 鎊向第Ⅰ部類購買同等價值額的生產資料，第Ⅰ部類再向第Ⅱ部類購買500 鎊消費資料；這些貨幣因此又流回到第Ⅱ部類那里；後者絕不會因為這種回流而更富有。它首先把500鎊貨幣投入流通，並從流通中取出同等價值額的商品，然後又出售500鎊商品，並從流通中取出同等價值額的貨幣；這樣，500鎊又流回來。事實上，第Ⅱ部類投入流通的是500鎊貨幣和500鎊商品＝1 000鎊；它也從流通中取出了500鎊商品和500鎊貨幣。為了使500鎊商品(Ⅰ)和500鎊商品(Ⅱ)相交換，流通所需要的只是500 鎊貨幣。這樣，誰預付貨幣來購買別人的商品，誰就會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時，重新得到貨幣。所以，假如第Ⅰ部類首先向第Ⅱ部類購買500鎊商品，然後再向第Ⅱ部類出售500鎊商品，那麽這500鎊將回到第Ⅰ部類那里，而不是回到第Ⅱ部類那里。

    第Ⅰ部類投在工資上的貨幣，即以貨幣形式預付的可變資本，不是直接地返回的，而是間接地、通過迂回的道路以這個形式返回的。相反，在第Ⅱ部類，5 00鎊工資卻直接從工人那里回到資本家手中，就像在同一些人彼此交替地作為商品的買者和賣者不斷對立，反覆進行買和賣時貨幣總是直接返回一樣。第Ⅱ部類的資本家以貨幣支付勞動力的報酬；這樣，他就把勞動力並入他的資本，只是由於這種流通行為，即對資本家來說僅僅是貨幣資本轉化為◎第354頁◎生產資本的流通行為，資本家才能作為產業資本家，而和作為他的雇傭工人的工人相對立。但是，起先作為自己勞動力的賣者，出售者出現的工人，後來會作為買者，作為貨幣所有者，而和作為商品的賣者的資本家相對立；因此，投在工資上的貨幣，也流回到資本家手中。只要這些商品的出售不包含欺詐等等，而是商品和貨幣進行等價交換，那麽，這就不會是資本家借以發財致富的過程。資本家並不是支付給工人兩次：先用貨幣，後用商品；一旦工人把貨幣換成資本家的商品，資本家的貨幣就回到自己手中。

    然而，轉化為可變資本的貨幣資本，即預付在工資上的貨幣，在貨幣流通本身中，起著主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工人階級不得不掙一文吃一文，不能給產業資本家提供任何長期的信貸，這樣，各個產業部門的資本周轉期間盡管有差別，可變資本卻要在某一短期內，例如一周，即在比較迅速地反覆的期限內，同時在社會的無數不同地點，以貨幣形式預付（這個期限越短，通過這個渠道一次投入流通的貨幣總額相對地說也就越小）。在每個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這樣預付的貨幣資本在總流通中都占有一個在比例上有決定意義的部分，這尤其是因為同一個貨幣在流回起點之前要流過各種渠道，作為無數其他的營業的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459-461］

    Ⅵ.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

    現在留下還要研究的是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4 000Ⅰc。這個價值等於第Ⅰ部類的商品產品中再現的價值，即在這個商品量的生產上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這個再現的價值並不是在第Ⅰ部類的生產過程中生產的，而是在這一年以前作為不變的價值，作◎第355頁◎為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的既定的價值，進入這個生產過程的。它現在存在於第Ⅰ部類的整個那部分沒有被第Ⅱ部類吸收的商品量中。因而，仍然保留在第Ⅰ部類的資本家手中的這個商品量的價值＝他們的全部年商品產品價值的2/3。［……］在第Ⅰ部類，全部商品產品由生產資料，即由建築物、機器、容器、原料和輔助材料等等構成。因此，其中用來補償這個部門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那一部分，能夠以它的實物形式立即重新作為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執行職能。如果它進入流通，那也是在第Ⅰ部類內部流通。在第Ⅱ部類，一部分實物形式的商品產品由該部類的生產者個人消費掉，而在第Ⅰ部類，一部分實物形式的產品卻由它的資本主義生產者在生產上消費掉。［470-471］

    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由大量的不同的資本群構成。它們被分別投入不同的生產資料生產部門，有若幹被投入鑄鐵廠，有若幹被投入煤礦，等等。每個這種資本群或每個這種社會的群資本，又由許多大小不等的獨立執行職能的單個資本構成。首先，社會資本，比如說7 500（可以用百萬等等來表示），分成不同的資本群；價值7 500的社會資本分成各個特殊的部分，其中每個部分都被分別投入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投入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那部分社會資本價值，按照它的實物形式，部分地由各特殊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構成，部分地由它們的經營所必需的、具有相應的熟練程度的勞動力構成，這種勞動力由於分工，並按照它在每個個別生產部門所完成的勞動的特殊種類，而各不相同。投入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那部分社會資本，又由投入該生產部門的獨立執行職能的單個資本的總和構成。不言而喻，這里所說的，既適用於第Ⅰ部類，也適用於第Ⅱ部類。

    至於說第Ⅰ部類中以它的商品產品形式再現的不變資本價◎第356頁◎值，那麽，它有一部分作為生產資料再進入把它當作產品生產出來的特殊生產部門（或者，甚至就是它那一個企業）。例如，谷物進入谷物的生產，煤炭進入煤炭的生產，鐵以機器形式進入鐵的生產，等等。

    當構成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價值的部分產品不再直接進入自己的特殊生產部門或自己那個生產部門的時候，這些產品只是變換了位置。它們以實物形式進入第Ⅰ部類的另一個生產部門，而第Ⅰ部類其他生產部門的產品則對它們進行實物補償。這只不過是這些產品的換位。它們全部作為補償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的因素再進入第Ⅰ部類，但不是補償第Ⅰ部類的這個群的生產資料，而是補償另一個群的生產資料。在這里，只要交換是在第Ⅰ部類的各個資本家之間進行的，這種交換就是一種實物形式的不變資本和另一種實物形式的不變資本的交換，就是一種生產資料和其他種生產資料的交換。這是第Ⅰ部類的不同的單個不變資本部分的互相交換。只要產品不是直接在本生產部門作為生產資料使用，這些產品就離開它們自己的生產場所，進入另一個生產場所，因而，互相得到補償。換句話說（和第Ⅱ 部類剩余價值的情況相似），第Ⅰ部類的每個資本家按照他作為這4 000 不變資本的共有者所占的比例，從這個商品總量中取出他所需要的相應的生產資料。如果生產是社會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那麽很明顯，為了進行再生產，第Ⅰ部類的這些產品同樣會不斷地再作為生產資料在這個部類的各個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這些產品的生產部門，另一部分則轉入其他生產場所，因此，在這個部類的不同生產場所之間發生一種不斷往返的運動。［472 -474］◎第357頁◎

    Ⅶ.兩個部類的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

    每年生產的消費資料的總價值，等於當年再生產的第Ⅱ部類的可變資本價值和新生產的第Ⅱ部類的剩余價值（即等於第Ⅱ部類當年生產的價值），加上當年再生產的第Ⅰ部類的可變資本價值和新生產的第Ⅰ部類的剩余價值（也就是加上第Ⅰ部類當年生產的價值）。

    因此，在簡單再生產的前提下，每年生產的消費資料的總價值，等於年價值產品，即等於社會勞動在當年生產的全部價值。其所以必然如此，因為在簡單再生產中，這全部價值將被消費掉。［474］

    Ⅷ.兩個部類的不變資本

    生產資料(Ⅰ)的總價值，等於以生產資料(Ⅰ)形式再現的不變資本價值同以消費資料(Ⅱ)形式再現的不變資本價值之和，所以，等於在社會總產品中再現的不變資本價值之和。［481］

    Ⅸ.固定資本的補償

    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只要是由真正的勞動資料（生產資料的一個特殊種類）構成的，就由勞動資料轉移到勞動產品（商品）中去；這些勞動資料繼續作為生產資本的要素執行職能，而且是以它◎第358頁◎們的舊的實物形式繼續執行職能。只是勞動資料的損耗，即它們在一定期間持續執行職能時逐漸損失的價值，才作為借助於勞動資料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要素再現，才由勞動工具轉移到勞動產品中去。［502］

    商品的這個價值要素絕不能和修理費用混為一談。如果商品出售了，這個價值要素就會和別的要素一樣貨幣化，即轉化為貨幣；但是，在轉化為貨幣以後，它和其他價值要素的區別就出現了。為了開始商品的再生產（總之，就是為了使商品生產過程成為連續的過程），在商品生產上消費的原料和輔助材料，必須用實物來補償；在商品上消耗的勞動力，同樣也必須用新的勞動力來補償。因此，出售商品得到的貨幣，必須不斷再轉化為生產資本的這些要素，不斷由貨幣形式轉化為商品形式。［……］相反地，出售商品所得到的貨幣，就它是與固定資本損耗相等的那部分商品價值的貨幣化而言，是不會再轉化為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的，雖然它是補償這種生產資本的價值損失的。它在生產資本旁邊沈澱下來，保留它的貨幣形式。這種貨幣沈澱反覆發生，直到年數不等的再生產時期結束為止，在這個再生產時期，不變資本的固定要素以它的舊的實物形式在生產過程中繼續執行職能。一旦這種固定要素如建築物、機器等等的壽命已經完結，不能再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它的價值就在它旁邊存在著，全部由貨幣來補償，即由貨幣沈澱的總和，由固定資本逐漸轉移到它參與生產的商品中去的、已經通過商品出售而轉化為貨幣形式的價值的總和來補償。接著，這些貨幣就用來對固定資本（或固定資本的要素，因為固定資本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壽命）進行實物補償，從而對生產資本的這個組成部分進行實際更新。可見，這些貨幣是不變資本價值的一部分即固定部分的貨幣形式。因此，這種貨幣貯藏本身是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第359頁◎素，是在固定資本的壽命還沒有完結，從而還沒有把它的全部價值轉移到所生產的商品中去，還不必用實物進行補償之前，固定資本價值或它的個別要素的價值在貨幣形式上的再生產和貯存。只有在這種貨幣再轉化為固定資本的新的要素，以便補償它的壽命已經完結的要素的時候，它才失去貨幣貯藏的形式，從而再能動地進入以流通為中介的資本再生產過程。

    就像簡單的商品流通不是單純的產品交換一樣，年商品產品的交換也不能分解為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單純的、直接的互相交換。貨幣在其中起一種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尤其會在固定資本價值再生產的方式上表現出來。（假如生產是公有的生產，不具有商品生產的形式，情況又會有哪些不同，這是以後研究的問題。）［503-505］

    1.損耗的價值部分在貨幣形式上的補償

    如果我們現在從下列公式開始：

    Ⅰ.4 000c＋1 000v＋1 000m

    └──┬───┘

    Ⅱ.………………2 000c　　 ＋500v＋500m，

    那麽，商品2 000Ⅱc和同等價值的商品Ⅰ(1 000v+1 000m)交換的前提是：2　000Ⅱc全部以實物形式再轉化為第Ⅰ部類所生產的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的實物組成部分；但是，後者借以存在的商品價值2 000 包含著補償固定資本的價值損失的要素，這個要素不需要立即用實物來補償，而要轉化為貨幣，這個貨幣逐漸積累成一個總額，直到固定資本需要以實物形式更新的時候為止。每一年都是固定資本的終年，固定資本時而需要在這個或那個單個企業，時而需要在這個或那個產業部門進行補償；對同一個單個資本來說，總會◎第360頁◎有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固定資本需要補償（因為固定資本各部分的壽命不同）。如果我們考察年再生產，——即使是原有規模的年再生產，也就是說，把一切積累撇開不說，——我們也不是從頭開始。我們考察的是許多年中的一年，而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剛誕生的一年。因此，投入第Ⅱ部類的各種各樣的生產部門的不同資本也會有不同的年齡。就像在這些生產部門從事生產的人每年都有死亡一樣，每年也有許多固定資本在當年到達壽命的終點，必須用積累的貨幣基金實行實物更新。所以，在2 000Ⅱc和2 000Ⅰ(v+m)的交換中就包含著2 000Ⅱc由它的商品形式（消費資料）到它的實物要素的轉化，這些實物要素不僅由原料和輔助材料構成，而且也由固定資本的實物要素，如機器、工具、建築物等等構成。因此，2 000Ⅱc的價值中要用貨幣來補償的損耗和正在執行職能的固定資本的數量，是完全不適應的，因為固定資本每年都有一部分必須用實物來補償，但有一個前提，即在前幾年，第Ⅱ部類資本家手中已經積累了這種轉化所必需的貨幣。不過，這一個前提既適用於前幾年，同樣也適用於當年。

    在Ⅰ(1 000v+1 000m)和2 000Ⅱc的交換中，首先要指出，價值額Ⅰ(v+m)不包含任何不變的價值要素，因而也不包含任何用以補償損耗的價值要素，即不包含由不變資本的固定組成部分轉移到v＋m借以存在的實物形式的商品中去的價值的要素。相反地，這種要素卻存在於Ⅱc中，並且正是這種因固定資本而存在的價值要素的一部分，不需要立即由貨幣形式轉化為實物形式，而是首先要保留在貨幣形式上。因此，當Ⅰ(1 000v+1 000m)和2 000Ⅱc交換時，立即遇到了困難：第Ⅰ部類的2 000(v+m)借以存在的實物形式的生產資料，用它的全部價值額2　000要和以第Ⅱ部類的消費資料存在的等價物進行交換，而另一方面，消費資料◎第361頁◎2 000Ⅱc卻不能以它的全部價值額來和生產資料Ⅰ(1 000v+1 000m）交換，因為它的價值的一部分——等於固定資本中有待補償的損耗或價值損失——必須首先以貨幣形式沈澱下來，而在我們僅僅考察的當年再生產期間，不再作為流通手段執行職能。［506-508］

    2.固定資本的實物補償

    第Ⅱ部類是由許多資本家構成的，他們的固定資本處在再生產的完全不同的期限中。對一些資本家來說，固定資本已經到了必須全部用實物更新的期限。對另一些資本家來說，它和這個階段多少還有些距離。對後一類資本家的全體成員來說，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的固定資本並沒有實際再生產，即並沒有用實物來更新，或者說，並沒有用同一種新的物品來補償；它的價值相繼以貨幣形式積累起來。前一類資本家則完全處於企業開辦時的那種情況（或部分地處於那種情況，這一點和這里的問題無關）。那時，他們帶著貨幣資本來到市場，一方面要把它轉化為（固定的和流動的）不變資本，另一方面則要把它轉化為勞動力，即可變資本。他們現在也和當初一樣，要把貨幣資本再預付到流通中去，因此，既要預付流動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價值，也要預付不變的固定資本的價值。［514］

    我們把第Ⅱ部類中需要用實物補償固定資本的那部分資本家叫作“第1 部分”； 把第Ⅱ部類中以貨幣形式貯存固定資本損耗價值的那部分資本家叫做“第2部分”。［516］

    Ⅰ.1 000v＋1 000m

     └───┬──┘，這種交換所遇到的困難，可歸結為如下◎第362頁◎的余額交換　　Ⅱ.　　2 000c

    所遇到的困難：

    Ⅰ.……………400m

    Ⅱ.(1)200貨幣＋200c商品＋(2)200c商品，說得更清楚些，這種余額交換就是：

    Ⅰ.200m＋200m。

    Ⅱ.(1)200貨幣＋200c商品＋(2)200c商品。

    因為第Ⅱ部類第1部分的商品200c和200Ⅰm（商品）交換，並且因為當400商品交換時流通於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一切貨幣都流回到預付者（第Ⅰ部類或第Ⅱ部類）手中，所以，這個貨幣作為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交換要素，實際上並不是我們這里所研究的問題的要素。或者換一種說法：假定在200Ⅰm（商品）和200Ⅱc（第Ⅱ部類第1部分的商品）的交換中，貨幣只是作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為購買手段執行職能，因此它也不是作為狹義的“流通手段”執行職能，那麽很清楚，因為商品200Ⅰm和商品200Ⅱc（第1部分）價值額相等，價值200的生產資料就和價值200的消費資料相交換，貨幣在這里只是觀念地執行職能，任何一方都無須為支付差額而實際把貨幣投入流通。因此，只有當我們把商品 200Ⅰm和它的等價物即商品200Ⅱc（第1部分）從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雙方去掉時，問題才會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

    把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的這兩個彼此相抵的具有同等價值的商品額去掉後，就只需要交換一個余額了。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就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即：

    Ⅰ.200m商品。

    Ⅱ.(1)200c貨幣＋(2)200c商品。

    這里很清楚：第Ⅱ部類的第1部分用200貨幣購買它的固定資本組成部分 200Ⅰm；因此，第Ⅱ部類的第1部分的固定資本得到◎第363頁◎實物更新，第Ⅰ部類的200 剩余價值也由商品形式（由生產資料，即固定資本的要素）轉化為貨幣形式。第Ⅰ部類用這些貨幣向第Ⅱ部類的第2部分購買消費資料；對第Ⅱ部類來說，結果是：第1部分用實物更新了他的不變資本的固定組成部分；第2部分則有另一個組成部分（補償固定資本損耗的組成部分）以貨幣形式沈澱下來；每年都這樣繼續下去，直到這個組成部分也得到實物更新。

    在這里先決條件顯然是：第Ⅱ部類不變資本的這個固定組成部分，即按自己的全部價值再轉化為貨幣，因而每年要用實物更新的固定組成部分（第1部分），應該等於第Ⅱ部類不變資本中另一個固定組成部分的年損耗，也就是等於以舊的實物形式繼續執行職能，而其損耗（即轉移到所參與生產的商品中去的價值損失）先要用貨幣來補償的那個固定組成部分的年損耗。因此，這樣一種平衡，好像就是規模不變的再生產的規律了；換句話說，因為生產生產資料的第Ⅰ部類一方面要提供第Ⅱ部類不變資本的流動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提供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所以，勞動在第Ⅰ部類的分配比例必須保持不變。［520-521］

    3.結論

    關於固定資本的補償，一般應當指出：

    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前提下，也就是說，在不僅生產規模不變，而且特別是勞動生產率也不變的前提下，如果Ⅱc 的固定要素比去年有更大一部分已經壽命完結，從而有更大一部分要用實物更新，那麽，還在死亡途中的、在死亡期到來以前暫時要以貨幣形式補償的那部分固定資本，必然會按照同一比例減少，因為按照這個前提，在第Ⅱ部類執行職能的固定資本部分的總量（以及價值◎第364頁◎總量）是保持不變的。但是，這會引起下列情況。第一，如果第Ⅰ部類的商品資本中的較大部分由Ⅱc的固定資本要素構成，那麽它的相應的較小部分就由Ⅱc的流動組成部分構成，因為第Ⅰ部類為Ⅱc生產的總額保持不變。如果其中一部分增加了，另一部分就減少；反過來也是一樣。而另一方面，第Ⅱ部類的生產總額也保持不變。但是，在第Ⅱ部類原料、半成品、輔助材料（即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的流動要素）減少時，這又怎麽可能呢？第二，恢覆貨幣形式的固定資本Ⅱc 中有較大一部分流到第Ⅰ部類，以便從貨幣形式再轉化為實物形式。所以，除去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為了單純的商品交換而流通的貨幣，還會有更多的貨幣流到第Ⅰ部類；這些貨幣，不成為相互間的商品交換的中介，而只是單方面地執行購買手段的職能。但同時Ⅱc中承擔補償損耗價值的商品量將會按比例減少，從而第 Ⅱ部類中無須和第Ⅰ部類的商品交換而只須和第Ⅰ部類的貨幣交換的商品量也會按比例減少。所以，會有更多的貨幣作為單純購買手段從第Ⅱ部類流到第Ⅰ部類；而對第 Ⅱ部類來說，第Ⅰ部類單純作為買者向它購買的商品則較少。因此，Ⅰm——因為Ⅰv 已經和第Ⅱ部類的商品交換——會有較大的部分不能轉化為第Ⅱ部類的商品，而是要保留在貨幣形式上。

    有了以上的闡述，對於相反的情況，即對於一年內第Ⅱ部類的固定資本中壽命完結而要再生產的部分較小，損耗部分較大的情況，就無須再進一步考察了。　　因此，盡管是規模不變的再生產，但危機——生產危機——還是會發生。

    一句話：在簡單再生產和各種條件不變，特別是勞動生產力、勞動總量、勞動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假定在壽命完結的（有待更新的）固定資本和以舊的實物形式繼續起作用的（只是為了補償其損◎第365頁◎耗而把價值加到產品中去的）固定資本之間的比例不是不變，那麽，在一個場合，盡管需要再生產的流動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變，但需要再生產的固定組成部分的量也會增加；因此，第Ⅰ部類的生產總額必須增加，不然，即使把貨幣關系撇開不說，也會出現再生產不足的現象。

    在另一個場合，如果需要用實物來再生產的第Ⅱ部類的固定資本的比例量減少，從而只須用貨幣進行補償的第Ⅱ部類的固定資本組成部分會按同一比例增加，那麽，盡管需要由第Ⅰ部類再生產的第Ⅱ部類不變資本的流動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變，需要再生產的固定組成部分的量卻會減少。因此，或者是第Ⅰ部類的生產總額減少，或者是出現過剩（就像前面出現不足一樣），而且是不能轉化成貨幣的過剩。

    誠然，在前一個場合，同一勞動可以靠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勞動量或增加勞動強度提供更多的產品，這樣就可以彌補第一個場合的不足；但是發生這種變化的時候，總不免會有勞動和資本從第Ⅰ部類的某個生產部門移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並且，每一次這樣的移動，都會引起暫時的紊亂。其次，第Ⅰ部類（由於增加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不得不用較多的價值來交換第Ⅱ部類的較少的價值，因而第Ⅰ部類的產品就要跌價。

    在第二個場合則相反，第Ⅰ部類必須壓縮自己的生產，這對該部類的工人和資本家來說，意味著危機；或者第Ⅰ部類提供的產品過剩，這對他們來說，又是危機。這種過剩本身並不是什麽禍害，而是利益；但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它卻是禍害。

    在兩個場合，對外貿易都能起補救作用；在第一個場合，是使第Ⅰ部類保留貨幣形式的商品轉化為消費資料；在第二個場合，是把過剩的商品銷售掉。但是，對外貿易既然不是單純補償各種要素◎第366頁◎（按價值說也是這樣），它就只會把矛盾推入更廣的範圍，為這些矛盾開辟更廣闊的活動場所。

    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一旦廢除，問題就歸結如下：壽命已經完結因而要用實物補償的那部分固定資本（這里是指在消費資料生產中執行職能的固定資本）的數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數量很大（像人一樣，超過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會很小。假定其他條件不變，消費資料年生產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輔助材料的數量不會因此減少；因此，生產資料的生產總額在一個場合必須增加，在另一個場合必須減少。這種情況，只有用不斷的相對的生產過剩來補救；一方面要生產出超過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資本；另一方面，特別是原料等等的儲備也要超過每年的直接需要（這一點特別適用於生活資料）。這種生產過剩等於社會對它本身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物質資料的控制。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這種生產過剩卻是無政府狀態的一個要素。［524-527］　第二十一章　積累和擴大再生產

    第一冊已經指出，單個資本家的積累是怎樣進行的。由於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代表剩余價值的剩余產品也轉化為貨幣。資本家把這樣轉化為貨幣的剩余價值，再轉化為他的生產資本的追加的實物要素。這個增大的資本，在生產的下一個循環內，會提供更多的產品。但是，在單個資本上發生的情況，也必然會在全年的總再◎第367頁◎生產上出現，正像在考察簡單再生產時我們已經看到，在單個資本的場合，單個資本的已經損耗的固定組成部分相繼沈澱為貯藏貨幣的現象，也會在社會的年再生產上表現出來。

    假定一個單個資本＝400c＋100v，年剩余價值＝100，那麽，商品產品＝400c＋100v＋100m。這600轉化為貨幣。在這個貨幣中，400c重新轉化為不變資本的實物形式，100v重新轉化為勞動力，此外——假定全部剩余價值都積累——100m通過和生產資本的實物要素相交換，轉化為追加的不變資本。這里要假定：1.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這個貨幣額或者足以增加正在執行職能的不變資本，或者足以開辦一個新的工業企業。但是，情況也可能是這樣：在開始這個過程以前，即進行實際積累和擴大生產以前，剩余價值向貨幣的轉化和這個貨幣的貯藏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2.假定事實上生產在以前已經按擴大的規模進行；因為要使貨幣（即以貨幣形式貯藏的剩余價值）能夠轉化為生產資本的要素，這些要素必須是在市場上可以買到的商品；即使這些要素不是作為成品來買，而是按訂貨制造，在這里也不會有什麽差別。只有在它們存在以後，並且無論如何只有在對它們實際進行了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以後，也就是說，在它們原來正常的生產已經擴大以後，才會對它們進行支付。它們必須是可能存在的，也就是在它們的要素中存在的，因為，只要有訂貨的刺激，即在商品存在以前預先購買，預先出售，它們的生產就可以實際進行。於是，一方面的貨幣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擴大再生產，這是由於再生產擴大的可能性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就已經存在；因為貨幣本身不是實際再生產的要素。

    例如，資本家A在一年內或多年內把他相繼生產的那些商品產品賣掉時，就把作為剩余價值承擔者的那部分商品產品即剩余產品相繼轉化為貨幣，也把他以商品形式生產的剩余價值本身相◎第368頁◎繼轉化為貨幣，這種貨幣逐漸貯存起來，就形成一種可能的新的貨幣資本。其所以是可能的，是因為它可以並且要用來轉化為生產資本的要素。但是，事實上他只是進行了簡單的貨幣貯藏，這種貨幣貯藏並不是實際再生產的要素。［551-552］

    雖然這個以貨幣形式貯藏的剩余價值不代表追加的新的社會財富，但是由於它貯存後所要執行的職能，它還是代表著新的可能的貨幣資本。（以後我們會知道，除了由於剩余價值的逐漸貨幣化外，新的貨幣資本還可以由其他方法產生。）

    貨幣所以會從流通中取出，並且作為貯藏貨幣貯存起來，是因為商品在出售以後，沒有接著進行購買。因此，如果把這種做法看成是普遍進行的，那就似乎難於看出，買者應該從哪兒來，因為在這個過程中，——這個過程必須看成是普遍的，因為每一個單個資本都能夠處於積累過程，——每一個人都想為貯藏貨幣而賣，但是沒有人要買。［553］

    我們在解決這個表面的困難以前，要把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的積累和第Ⅱ部類（消費資料的生產）的積累區別開來。我們從第Ⅰ部類開始。［554］

    Ⅰ.第Ⅰ部類的積累

    1.貨幣貯藏

    顯然，投在構成第Ⅰ部類的許多產業部門的資本，和投在每一個這樣的產業部門內的不同的單個資本，都會由於它們的年齡不同，也就是由於已經經歷的執行職能的時間不同，——完全撇開它們的規模、技術條件、市場關系等等不說，——處於剩余價值相繼◎第369頁◎轉化為可能的貨幣資本這個過程的不同階段，而無論這種貨幣資本是要用來擴充它們的正在執行職能的資本，還是要用來創立新的工業企業（這是擴大生產的兩種形式）。因此，一部分資本家不斷地把他們的已經增加到相應數量的可能的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也就是用通過剩余價值的貨幣化而貯藏起來的貨幣來購買生產資料，即追加的不變資本要素；而另一部分資本家則仍然從事可能的貨幣資本的貯藏。因此，這兩類資本家是互相對立的：一方作為買者，另一方作為賣者，並且每一方在這兩種作用中都只起一種作用。

    例如，A賣給B（可以代表一個以上的買者）600(=400c+100v+100m)。他已經賣掉商品600，換成貨幣600，其中100代表剩余價值，他把這100從流通中取出，以貨幣形式貯藏起來；但是這100貨幣不過是剩余產品即價值100的承擔者的貨幣形式。貨幣貯藏根本不是生產，因此一開始也不是生產的增長。資本家的活動，在這里，不過是把出售剩余產品100所得的貨幣從流通中取出，抓住它，把它扣留下來。這種做法不僅在A方面發生，而且在流通領域的許多點上，還有其他資本家A'、A''、A'''，都同樣熱中於這種貨幣貯藏。因此，在這許多點上，貨幣被從流通中取出，並積累成無數單個的貯藏貨幣或可能的貨幣資本。這許多點也就像是流通的許多障礙，因為它們使貨幣的運動停止，使貨幣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內失去流通能力。但是必須注意，遠在商品流通建立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基礎上以前，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已經產生了貨幣貯藏；社會現有的貨幣量，總是大於它處於實際流通中的部分，雖然這一部分會由於情況的變化而增加或減少。我們在這里又遇到了同樣的貯藏貨幣和同樣的貨幣貯藏，不過現在它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一個內在因素。◎第370頁◎

    在信用制度下，所有這些可能的資本，由於它們積聚在銀行等等的手中，而成為可供支配的資本、“可貸資本”、貨幣資本，而且不再是被動的東西，不再是未來的音樂（注：“未來的音樂”一語是從1850 年發表的德國作曲家理·瓦格納《未來的藝術作品》一書而來的；反對瓦格納的音樂創作觀點的人們賦予這個用語以諷刺的含義。——371。），而是能動的，生利的東西。［554-556］

    但是，A所以能進行這種貨幣貯藏，僅僅是因為就他的剩余產品來說，他只作為賣者，而不接著作為買者出現。所以，他的剩余產品——要轉化為貨幣的剩余價值的承擔者——的連續生產，就是這種貨幣貯藏的前提。在只考察第Ⅰ部類內部的流通這種場合，作為總產品的一部分的剩余產品的實物形式，和總產品的實物形式一樣，是第Ⅰ部類不變資本的一個要素的實物形式，也就是說，屬於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的範疇。我們馬上就會知道，在B、B'、B''等等買者手中，它將會變成什麽，將會執行什麽樣的職能。

    在這里，首先要記住一點：盡管A從流通中取出相當於他的剩余價值的貨幣，把它貯藏起來，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通，而沒有以此從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B、B'、B''等等就能夠把貨幣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在這個場合，這種商品，按照它的實物形式和它的用途來說，是要加入到B、B'等的不變資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動要素中去的。關於這一點，等我們涉及剩余產品的買者B、B'等時再談。［556］

    我們知道，固定資本一經投入，在它執行職能的全部時間內就不用更新，而是以它的原有形式繼續發揮作用，它的價值則逐漸地以貨幣形式沈澱下來。我們又已經知道，Ⅱc的固定資本（Ⅱc的全部資本價值轉化為在價值上與Ⅰ(v+m)相等的要素）的周期更新的前提，一方面是Ⅱc中要由貨幣形式再轉化為實物形式的固定部分的單純的買，與此相適應◎第371頁◎的是Ⅰm的單純的賣；另一方面是Ⅱc中要沈澱為貨幣的固定（損耗）價值部分的單純的賣，與此相適應的是Ⅰm的單純的買。在這里，交換正常進行必須具有的前提是，Ⅱc的單純的買，按價值量來說，和Ⅱc的單純的賣相等；同樣，Ⅰm對Ⅱc第1部分的單純的賣，也和它向Ⅱc第2部分的單純的買相等（第440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0-521頁，或本卷第363-364頁。——372。））。不然，簡單再生產就會遭到破壞。一方面的單純的賣，必須由另一方面的單純的買來抵銷。同樣，這里必須具有的前提是，Ⅰm中A、A'、A''的形成貨幣貯藏的部分的單純的賣，和Ⅰm中B、B'、B''把自己的貯藏貨幣轉化為追加生產資本要素的部分的單純的買保持平衡。

    既然平衡的形成是由於買者後來作為出售同等價值額的賣者出現，賣者後來作為購買同等價值額的買者出現，所以，貨幣會流回到在購買時預付貨幣的、在重新購買之前先已出售的那一方。但是就商品交換本身、就年產品的不同部分的交換而言，實際平衡要取決於互相交換的商品具有同等的價值額。

    但是，既然發生的只是單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單純的買，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單純的賣，——並且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年產品的正常交易決定了這種單方面的形態變化，——所以，這種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單方面的買的價值額要和單方面的賣的價值額互相抵銷。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形式這個事實，已經包含著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貨幣不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貨幣資本的作用，同時又會產生這種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換從而也使再生產（或者是簡單再生產，或者是擴大再生產）得以正常進行的某些條件，而這些條件轉變為同樣多的造成過程失常的條件，轉變為同樣多的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在這種生產的自發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種偶然現象。

    我們還知道，在Ⅰv和Ⅱc的相應價值額交換時，正是對Ⅱc來說，第Ⅱ部類的商品最後由第Ⅰ部類的同等價值額的商品所補償，◎第372頁◎所以在第Ⅱ部類的總體資本家方面，他的商品的出售是事後以第Ⅰ部類的同等價值額的商品的購買作為補充的。這種補償是會發生的；但是在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的資本家相互之間的這種商品交易中，發生的不是第Ⅰ部類資本家和第Ⅱ部類資本家的交換。Ⅱc把他的商品出售給第Ⅰ部類的工人階級；第Ⅰ部類的工人階級是單方面作為商品的買者和Ⅱc相對立，而Ⅱc則是單方面作為商品的賣者和第Ⅰ部類的工人階級相對立；Ⅱc用他這樣得到的貨幣，單方面作為商品的買者和第Ⅰ部類的總體資本家相對立，而第Ⅰ部類的總體資本家則用Ⅰv的數額單方面作為商品的賣者和Ⅱc相對立。只是由於出售這種商品，第Ⅰ部類最後以貨幣資本的形式重新再生產出它的可變資本。如果第Ⅰ部類的資本用Ⅰv的數額單方面作為商品的賣者和第Ⅱ部類的資本相對立，那麽，它就作為要購買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的商品的買者和它的工人階級相對立。如果第Ⅰ部類的工人階級單方面作為商品的買者（即生活資料的買者）和第Ⅱ部類的資本家相對立，那麽，第Ⅰ部類的工人階級就單方面作為商品的賣者，即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和第Ⅰ部類的資本家相對立。

    第Ⅰ部類的工人階級要不斷地提供勞動力，第Ⅰ部類的商品資本有一部分要再轉化為可變資本的貨幣形式，第Ⅱ部類的商品資本有一部分要用不變資本Ⅱc的實物要素來補償——這一切必要的前提是互為條件的，但是，它們是用一個極為覆雜的過程作為中介的。這個過程，包括三個彼此獨立進行但又互相交錯在一起的流通過程。過程本身的覆雜性，呈現出同樣多的造成過程失常的原因。［557-559］◎第373頁◎

    2.追加的不變資本

    剩余產品，剩余價值的承擔者，對於它的占有者，第Ⅰ部類的資本家，是不費分文的。他們完全用不著預付貨幣或商品，就可以得到它。預付(avance)，在重農學派71看來，就已經是在生產資本的要素上實現的價值的一般形式。因此，第Ⅰ部類資本家預付的，不外是他們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工人不僅通過自己的勞動，為他們保存了不變資本；不僅用一個新創造的具有商品形式的相應的價值部分，為他們補償了可變資本價值；而且，工人還用自己的剩余勞動，向他們提供了一個以剩余產品形式存在的剩余價值。他們通過相繼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形成了貨幣貯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貨幣資本。在這里考察的場合，這個剩余產品從一開始就是由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構成的。這個剩余產品，只有在B、B'、B''等等(Ⅰ)的手中，才執行追加的不變資本的職能。但是，它在出售以前，在貨幣貯藏者A、A'、A''(Ⅰ)的手中已經是潛在的追加的不變資本了。如果我們只考察第Ⅰ部類方面的再生產的價值量，那麽，我們就仍然處在簡單再生產的範圍內，因為沒有使用追加資本來創造這個潛在的追加的不變資本（剩余產品），也沒有使用比在簡單再生產基礎上耗費的更多的剩余勞動。在這里，區別只在於所使用的剩余勞動的形式，只在於它的特殊的有用方式的具體性質。它是用來生產Ⅰc的生產資料，而不是用來生產Ⅱc的生產資料的，是用來生產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而不是用來生產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的。在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前提是第Ⅰ部類的全部剩余價值作為收入花掉，即用在第Ⅱ部類的商品上；所以，它只不過是由那種以自己的實物形式重新補償不變資本Ⅱc的生產資料構成的。因此，◎第374頁◎為了從簡單再生產過渡到擴大再生產，第Ⅰ部類的生產要能夠少為第Ⅱ部類制造不變資本的要素，而相應地多為第Ⅰ部類制造不變資本的要素。完成這種過渡往往不是沒有困難的，但是，由於第Ⅰ部類的有些產品可以作為生產資料在兩個部類起作用這一事實，完成這種過渡就容易些。

    由此得出結論：如果只考察價值量，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在簡單再生產內部生產出來的。簡單說來，這種物質基礎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用在第Ⅰ部類潛在的追加資本的創造上的第Ⅰ部類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因此，A、A'、A''(Ⅰ)方面潛在的追加貨幣資本的形成，——通過相繼出售他們的在沒有任何資本主義貨幣支出的情況下形成的剩余產品，——在這里也就只是追加地生產出來的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的貨幣形式。

    潛在的追加資本的生產，在當前的場合（因為我們將會知道，這種追加資本還可以按完全不同的方法形成），不外是表示生產過程本身的現象，即生產資本的要素在一定形式上進行的生產。

    因此，追加的潛在貨幣資本在流通領域許多點上的大規模生產，不外是潛在的追加生產資本的多方面的生產的結果和表現，這種生產資本的形成本身並不是以產業資本家方面的任何追加貨幣支出為前提的。

    A、A'、A''等等(Ⅰ)方面的這個潛在的追加生產資本向潛在的貨幣資本（貯藏貨幣）的相繼轉化，是由他們的剩余產品的相繼出售引起的，因而是由沒有購買作為補充的反覆進行的單方面的商品出售引起的，這種轉化是靠反覆從流通中取出貨幣以及形成與此相應的貨幣貯藏來完成的。這種貨幣貯藏，——金生產者是買者的場合除外，——決不包含貴金屬財富的增加，而只包含到目前為止處於流通中的貨幣的職能的改變。以前，它作為流通手段執行職◎第375頁◎能，現在則作為貯藏手段，作為正在形成的、潛在的新貨幣資本執行職能。因此，追加貨幣資本的形成和一個國家現有貴金屬的數量彼此之間是沒有任何因果關系的。

    由此還可以得出結論：已經在一個國家執行職能的生產資本（包括並入生產資本的勞動力，即剩余產品的創造者）越多，勞動的生產力，從而生產資料生產迅速擴大的技術手段越發展，因而，剩余產品的量無論在價值方面或在價值借以體現的使用價值量方面越大，那麽，下列二者也就越大：

    1.A、A'、A''等等手中的剩余產品形式的潛在的追加生產資本，和

    2.A、A'、A''手中的要轉化為貨幣的剩余產品的量，即潛在的追加貨幣資本的量。［559-561］

    如果由資本家A、A'、A''(Ⅰ)直接生產和占有的剩余產品是資本積累即擴大再生產的現實基礎，——雖然它要到B、B'、B''等等(Ⅰ)手中，才實際以這種資格執行職能，——那麽，當它還處於蛹化的貨幣的形式，作為貯藏貨幣，作為只是逐漸形成的潛在貨幣資本時，它是絕對非生產的，它在這個形式上雖然和生產過程平行進行，但卻處在生產過程之外。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死荷重(dead weight)。渴望利用這種作為潛在貨幣資本貯藏起來的剩余價值來取得利潤和收入的企圖，在信用制度和有價證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標。貨幣資本由此又以另一個形式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進程和巨大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562］


馬克思　《資本論》第二卷（節選）（之四）

    3.追加的可變資本

    因為以上我們只考察了追加的不變資本，所以現在要轉入考◎第376頁◎察追加的可變資本。

    在第一冊，我們已經詳細地論述過，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勞動力總是準備好的；在必要時，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數，即不用增加勞動力的量，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因此，這里暫時沒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論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貨幣資本中可以轉化為可變資本的部分，在應該轉化時總會找到勞動力。我們在第一冊還論述過，一定的資本，沒有積累，還是能夠在一定界限之內擴大它的生產規模。但是，這里要講的是特定意義上的資本積累，因此，生產的擴大，要取決於剩余價值到追加資本的轉化，也就是要取決於作為生產基礎的資本的擴大。

    金生產者能夠把他的一部分金剩余價值，作為潛在的貨幣資本來積累；只要達到必要的數量，他就能夠把它直接轉化為新的可變資本，而不必為此先出售他的剩余產品；同樣地，他能夠直接把它轉化為不變資本的要素。但是在後一種場合，他就必須找到不變資本的各種物質要素；或者像以上說明的那樣，假定每個生產者都是為存貨而生產，然後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場，或者假定每個生產者都是為訂貨而生產。在這兩個場合，都是以生產的實際擴大為前提的，也就是以剩余產品為前提的；在前一個場合，剩余產品是實際存在的，在後一個場合，剩余產品是潛在地存在的，是能夠供應的。［565-566］

    Ⅱ.第Ⅱ部類的積累

    以上我們假定，A、A'、A''(Ⅰ)是把他們的剩余產品賣給也是屬於第Ⅰ部類的B、B'、B''等等。現在我們假定，A(Ⅰ)把他的剩余產品賣給第Ⅱ部類的B，從而把他的剩余產品轉化為貨幣。這種情況所◎第377頁◎以能夠發生，只是因為A(Ⅰ)把生產資料賣給B(Ⅱ)以後，不接著購買消費資料，也就是說，只是因為他這方面進行的是單方面的賣。Ⅱc所以能夠由商品資本的形式轉化為不變生產資本的實物形式，只是因為不僅Ⅰv，而且至少Ⅰm的一部分，和以消費資料形式存在的Ⅱc的一部分相交換；而現在，A把他的Ⅰm轉化為貨幣，是由於這種交換沒有進行，相反地，A把通過出售他的Ⅰm而從第Ⅱ部類得到的貨幣從流通中取出，不用它來購買消費資料Ⅱc。因此，在A(Ⅰ)方面雖然形成追加的潛在貨幣資本；但是另一方面，B(Ⅱ)卻有同等價值量的一部分不變資本，被凝結在商品資本的形式上，不能夠轉化為不變生產資本的實物形式。換句話說，B(Ⅱ)的一部分商品賣不出去，而且首先是他的這樣一部分商品賣不出去，由於這部分商品賣不出去，他就不能把他的不變資本全部再轉化為生產形式；因此，就這部分商品來說，發生了生產過剩，這種過剩阻礙著這部分商品的再生產，甚至是規模不變的再生產。

    因此，在這個場合，A(Ⅰ)方面的追加的潛在貨幣資本，雖然是剩余產品（剩余價值）的轉化成貨幣的形式，但是，就剩余產品（剩余價值）本身來看，它在這里是簡單再生產的現象，還不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現象。［566-567］

    現在，我們要比較詳細地考察一下第Ⅱ部類的積累。

    Ⅱc方面的第一個困難，即怎樣由第Ⅱ部類的商品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轉化為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的實物形式，是與簡單再生產有關的。讓我們采用以前的公式：

    (1 000v+1 000m)Ⅰ和

    2 000Ⅱc交換。

    假如第Ⅰ部類的剩余產品的一半，即1 000/2m或500Ⅰm，再作為不變資本並入第Ⅰ部類，留在第Ⅰ部類的這部分剩余產品，就不能補◎第378頁◎償Ⅱc的任何部分。它不轉化為消費資料（在轉化為消費資料的場合，在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這部分流通中發生的，是實際的互相的交換，也就是雙方的商品換位，這不同於以第Ⅰ部類的工人作為中介的1 000Ⅱc由1 000Ⅰv進行的補償），而要在第Ⅰ部類本身內作為追加的生產資料來用。它不能同時在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完成這個職能。資本家不能既把他的剩余產品的價值花費在消費資料上，同時又對這個剩余產品本身進行生產消費，即把它並入他的生產資本。因此，和2 000Ⅱc交換的，已不是2 000Ⅰ(v+m)，而只是1 500，即(1 000v+500m)Ⅰ。這樣，500Ⅱc就不能從它的商品形式再轉化為第Ⅱ部類的生產（不變）資本。於是第Ⅱ部類就會發生生產過剩，過剩的程度恰好與第Ⅰ部類生產已經擴大的程度相適應。第Ⅱ部類的生產過剩也許會這樣地反應到第Ⅰ部類上，以致第Ⅰ部類的工人用在第Ⅱ部類消費資料上的1 000，也僅僅是部分地流回，因而這1 000也不是以可變的貨幣資本的形式回到第Ⅰ部類的資本家手中。第Ⅰ部類的資本家將會發覺，僅僅因為他們有擴大再生產的企圖，就連規模不變的再生產也會受到阻礙。這里還要注意，第Ⅰ部類事實上只有簡單再生產，公式中列舉的要素只不過為將來的擴大，比如說下一年的擴大，進行不同的組合罷了。［568-569］

    我們在這里涉及的是一種特殊的現象，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只是由於第Ⅰ部類的各要素之間（就再生產來說）有了不同的組合，沒有這種組合的變化，就根本不可能發生規模擴大的再生產。［570］◎第379頁◎

    Ⅲ.用公式來說明積累

    現在我們按照下列公式來考察再生產：

    Ⅰ.4 000c＋1 000v＋1 000m＝6 000┐

    公式(a)　　　　　　　　　　　　　　　　 │合計＝8 252。

    Ⅱ. 1 500c＋ 376v＋　376m＝2 252┘

    首先要指出，年社會產品的總額8 252，小於第一個公式的總額9 000。我們盡可以假定一個大得多的總額，比如說，一個增大十倍的總額。但這里選擇一個小於第一個公式的總額，正是為了要清楚地說明，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在這里，這種再生產只是指用較大的投資來進行的生產）與產品的絕對量無關，也正是為了要清楚地說明，對一定量商品來說，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前提是，既定產品的各種要素已經有了不同的組合，或不同的職能規定，因此，按價值量來說，這種再生產首先只是簡單再生產。所改變的，不是簡單再生產的各種既定要素的數量，而是它們的質的規定，並且這種改變是以後隨著發生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物質前提。

    在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間的比例不同時，我們對公式的表述可以不同，例如：

    Ⅰ.4 000c＋875v＋875m＝5 750┐

    公式(b)　　　　　　　　　　　　　　 │合計＝8 252。

    Ⅱ.1 750c＋376v＋376m＝2 502┘

    這樣，這個公式似乎是為簡單再生產而列出的，以至於剩余價值全部都作為收入花掉，而沒有積累起來。在(a)和(b)這兩個場合，年產品的價值量是相同的，只是在(b)的場合，它的各種要素在職能上有這樣的組合，使再生產必須按照相同的規模再開始，而在(a)的場合，年產品各要素在職能上的組合卻形成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在(b)的場合，(875v+875m)Ⅰ＝1 750Ⅰ(v+ m) ，它和1750Ⅱc交換時，沒有余額，而在(a)的場合，(1 000v+1 000m)Ⅰ＝2 000Ⅰ(v+m)，它和◎第380頁◎1 500Ⅱc交換時，卻留下一個余額500Ⅰm，供第Ⅰ部類進行積累。［571-572］

    1.第一例

    (A)簡單再生產的公式

    Ⅰ. 4 000c＋1 000v＋1 000m＝6 000┐

     │總額＝9 000

    Ⅱ. 2 000c＋　500v＋　500m＝3 000┘

    (B)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開端公式

    Ⅰ. 4 000c＋1 000v＋1 000m＝6 000┐

     │總額＝9 000

    Ⅱ. 1 500c＋　750v＋　750m＝3 000┘

    假定在公式(B)中，第Ⅰ部類的剩余價值的一半即500被積累。因此，首先，(1 000v＋500m)Ⅰ或1 500Ⅰ(v＋m)要由1 500Ⅱc補償；這樣，第Ⅰ部類留下的是4 000c＋500m，後者要用於積累。(1 000v＋500m)Ⅰ由1 500Ⅱc來補償，是簡單再生產的一個過程，這在考察簡單再生產時已經闡明了。

    我們假定，500Ⅰm中有400要轉化為不變資本，100要轉化為可變資本。要在第Ⅰ部類內部資本化的400m的交換已經闡明了；它們能夠直接並入Ⅰc； 這樣，第Ⅰ部類是：

    4 400c＋1 000v＋100m（最後一項要轉化為100v）。

    第Ⅱ部類方面為了積累的目的，要向第Ⅰ部類購買100Ⅰm（以生產資料的形式存在），後者形成第Ⅱ部類的追加不變資本；而第◎第381頁◎Ⅱ部類為這個目的而支付的100貨幣，就轉化為第Ⅰ部類的追加可變資本的貨幣形式。這樣，第Ⅰ部類的資本是4 400c＋1 100v（後者以貨幣形式存在）＝5 500。

    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現在是1 600c；第Ⅱ部類要運用這個資本，就必須再投入50v的貨幣來購買新的勞動力，從而使他的可變資本由750增加到800。第Ⅱ部類這樣增加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共計150，要由該部類的剩余價值來償付；因此，在750Ⅱm中，只剩下600m作為第Ⅱ部類資本家的消費基金，他們的年產品現在劃分如下：

    Ⅱ. 1 600c＋800v＋600m（消費基金）＝3 000。

    在消費資料上生產的150m，在這里已經轉化為(100c+50v)Ⅱ。它將以它的實物形式，全部進入工人的消費：如上所述，100為第Ⅰ部類的工人(100Ⅰv)所消費，50為第Ⅱ部類的工人(50Ⅱv)所消費。事實上，因為第Ⅱ部類的總產品要以積累所必需的形式制造出來，所以增大了100 的剩余價值部分要以必要消費資料的形式再生產出來。如果再生產實際是按擴大的規模開始的，第Ⅰ部類的可變貨幣資本100，就會通過他們的工人階級的手，流回到第Ⅱ部類； 第Ⅱ部類則把商品儲備中的100m轉給第Ⅰ部類，同時又把商品儲備中的50轉給本部類的工人階級。

    為積累的目的而改變的組合，現在表述如下：

    Ⅰ.4 400c＋1 100v＋500 消費基金＝6 000

    Ⅱ.1 600c＋800v＋600 消費基金＝3 000/總計同上＝9 000。

    其中，資本是：

    Ⅰ.4 400c＋1 100v（貨幣）＝5 500┐

    │＝7 900，

    Ⅱ.1 600c＋　800v（貨幣）＝2 400┘◎第382頁◎

    在開始生產時則是：

    Ⅰ.4 000c＋1 000v＝5 000┐

    │＝7 250。

    Ⅱ.1 500c＋　750v＝2 250┘

    如果實際積累現在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這就是說，如果用這個已經增加的資本實際進行生產，在第二年結束時，我們就得出：

    Ⅰ.4 400c＋1 100v＋1 100m＝6 600┐

    │＝9 800。

    Ⅱ.1 600c＋　800v＋　800m＝3 200┘

    假定第Ⅰ部類繼續按同一比例進行積累，550m作為收入花掉，550m積累起來。這樣，首先1 100Ⅰv要由1 100Ⅱc補償，其次，550Ⅰm也要實現為同等數額的第Ⅱ部類的商品，合計是1 650Ⅰ(v+m)。但是，第Ⅱ部類需要補償的不變資本只＝1 600；因此，其余的50，必須從800Ⅱm中補充。如果我們在這里首先撇開貨幣不說，那麽，這個交易的結果如下：

    Ⅰ.4 400c＋550m（要資本化的剩余價值）； 此外還有資本家和工人的消費基金1 650(v+m)，在商品Ⅱc上實現。

    Ⅱ.1 650c（如上所述，其中的50是從Ⅱm中取出來追加的）＋800v＋750m（資本家的消費基金）。

    但是，如果第Ⅱ部類的v和c保持原有的比例，那麽，投入50c，就還要投入25v；這又必須從750m中取出。因此，我們得出：

    Ⅱ.1 650c＋825v＋725m。

    第Ⅰ部類的550m要資本化；如果保持以前的比例，其中440 就形成不變資本，110就形成可變資本。這110勢必要從725Ⅱm中取出，就是說，價值110 的消費資料將由第Ⅰ部類的工人消費，而不是由第Ⅱ部類的資本家消費，因此，後者也只好把他們不能消費的110m資本化。因此，725Ⅱm就只剩下615Ⅱm。但是，第Ⅱ◎第383頁◎部類把110這樣轉化為追加不變資本時，它還需要有追加的可變資本55； 這就必須再從它的剩余價值中取出；從615Ⅱm中減去這個數額，就只剩下560，供第Ⅱ部類的資本家消費。所以，在完成一切現實的和可能的轉移以後，現在的資本價值是：

    Ⅰ.(4 400c+440c)＋(1 100v+110v)

    ＝4 840c＋1 210v＝6 050

    Ⅱ.(1 600c+50c+110c)＋(800v+25v+55v)

    ＝1 760c＋880v＝2 640/8 690。

    如果要使事情正常地進行，第Ⅱ部類就必須比第Ⅰ部類積累得快，因為如果不是這樣，Ⅰ(v+m)中要與商品Ⅱc交換的部分，就會比它唯一能與之交換的Ⅱc增加得快。

    如果再生產是在這個基礎上並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繼續進行，下一年結束時，我們就得出：

    Ⅰ.4 840c＋1 210v＋1 210m＝7 260┐

    │＝10 780。

    Ⅱ.1 760c＋　880v＋　880m＝3 520┘

    如果剩余價值劃分率不變，第Ⅰ部類首先就會把1 210v和剩余價值的一半＝605，合計＝1815，作為收入花掉。這個消費基金，又比Ⅱc大55。這55要從880m中取出，這樣就剩下825。55Ⅱm轉化為Ⅱc時，又要從Ⅱm中扣除相應的可變資本＝27 1/2。留下消費的是797 1/2Ⅱm。

    第Ⅰ部類中現在要資本化的是605m，其中484轉化為不變資本，121轉化為可變資本，後者要從Ⅱm中扣除，Ⅱm現在是＝797 1/2，扣除後剩下的是676 1/2。因此，第Ⅱ 部類會把121再轉化為不變資本；為此，還需要有可變資本60 1/2；這同樣要從676 1/2◎第384頁◎中扣除，剩下用於消費的只是616。

    這時的資本是：

    Ⅰ.不變資本4 840＋484＝5 324。

     可變資本1 210＋121＝1 331。

    Ⅱ.不變資本1 760＋55 ＋121 ＝1 936。

     可變資本　880＋27 1/2＋60 1/2＝968。

    Ⅰ.5 324c＋1 331v＝6 655┐

    合計：　　　　　　　　　　　　│＝9 559，

    Ⅱ.1 936c＋　968v＝2 904┘

    年終時的產品是：

    Ⅰ.5 324c＋1 331v＋1 331m＝7 986┐

    │＝11 858。

    Ⅱ.1 936c＋　968v＋　968m＝3 872┘

    我們重覆這種計算，把分數去掉，就得出下一年結束時的產品：

    Ⅰ.5 856c＋1 464v＋1 464m＝8 784┐

    │＝13 043。

    Ⅱ.2 129c＋1 065v＋1 065m＝4 259┘

    再下一年結束時的產品是：

    Ⅰ.6 442c＋1 610v＋1 610m＝9 662┐

    │＝14 348。

    Ⅱ.2 342c＋1 172v＋1 172m＝4 686┘

     在五年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期間，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的總資本，已經由5 500c＋1 750v＝7 250，增加到8 784c＋2 782v＝11 566，也就是按100∶160之比增加了。總剩余價值原來是1 750，現在是2 782。已經消費的剩余價值，原來在第Ⅰ部類是500，在第Ⅱ部類是600，合計＝1 100；但是在最後一年，在第Ⅰ部類是732，在第Ⅱ部類是745，合計＝1 477，因此，是按100∶134之比增加了。［576-580］◎第385頁◎

    2.第二例

    現在假定有年產品9 000，這個年產品完全是處在產業資本家階級手中的商品資本，其中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一般平均比例是1∶5。這種情況的前提是：資本主義生產已經有了顯著的發展；與此相應，社會勞動的生產力也已經有了顯著的發展；生產規模在此以前已經有了顯著的擴大；最後，在工人階級中造成相對人口過剩的所有條件也已經有了發展。這時，把分數去掉，年產品就會劃分如下：

    Ⅰ.5 000c＋1 000v＋1 000m＝7 000┐

    │＝9 000。

    Ⅱ.1 430c＋　285v＋　285m＝2 000┘

    現在假定，第Ⅰ部類的資本家階級只消費剩余價值的一半＝500，而把其余一半積累起來。這樣，(1 000v+500m)Ⅰ＝1 500要轉化為1 500Ⅱc。但是因為在這里Ⅱc只＝1 430，所以要從剩余價值那里補進70。285Ⅱm減去這個數額，還留下215Ⅱm。於是我們得出：

    Ⅰ.5 000c＋500m（待資本化的剩余價值）＋資本家和工人的消費基金1 500(v+m)。

    Ⅱ.1 430c＋70m（待資本化的剩余價值）＋285v＋215m。

    因為在這里70Ⅱm直接並入Ⅱc，所以，為了推動這個追加的不變資本，就要有一個可變資本70/5＝14。這14也要從215Ⅱm中扣除；剩下的是201Ⅱm，因此我們得出：

    Ⅱ.(1 430c+70c)＋(285v+14v)＋210m。

    1 500Ⅰ(v+1/2m)和1 500Ⅱc的交換，是簡單再生產的過程，◎第386頁◎關於這一點已經講過了。不過，在這里還必須指出某些特征，這些特征所以會發生，是由於在有積累的再生產中，Ⅰ(v+1/2m)不是單單由Ⅱc來補償，而是由Ⅱc加Ⅱm 的一部分來補償。

    不言而喻，既然把積累作為前提，Ⅰ(v+m)就大於Ⅱc，而不像簡單再生產那樣，和Ⅱc相等；因為1. 第Ⅰ部類已經把它的一部分剩余產品並入自己的生產資本，並把其中的5/6轉化為不變資本，所以，它不能同時又用第Ⅱ部類的消費資料來補償這5/6；2.第Ⅰ部類要用它的剩余產品，為第Ⅱ部類進行積累時所必需的不變資本提供材料，就像第Ⅱ部類必須為第Ⅰ部類的可變資本提供材料完全一樣，這個可變資本應當推動第Ⅰ部類的剩余產品中由第Ⅰ部類自己用作追加不變資本的部分。我們知道，實際的可變資本是由勞動力構成的，因此，追加的可變資本也是由勞動力構成的。第Ⅰ部類的資本家不必像奴隸主那樣，為了他們將要使用的追加勞動力，向第Ⅱ部類購買必要生活資料的儲備，或積累這種必要生活資料。工人自己會和第Ⅱ部類進行交易。但是，不妨說，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追加勞動力的消費資料只是他們勢必要有的生產和維持追加勞動力的手段，因而是他們的可變資本的實物形式。他們（這里指第Ⅰ部類資本家）自己的直接活動，只是貯存為購買追加勞動力所必需的新的貨幣資本。一旦他們把這個勞動力並入他們的資本，貨幣對這種勞動力來說，就成為第Ⅱ部類商品的購買手段，因此這種勞動力必須找到現成的消費資料。［581-582］

    因此，就像第Ⅰ部類必須用它的剩余產品為第Ⅱ部類提供追加的不變資本一樣，第Ⅱ部類也要在這個意義上為第Ⅰ部類提供追加的可變資本。就可變資本來說，當第Ⅱ部類以必要消費資料的形式再生產它的總產品的更大部分，特別是它的剩余產品的更◎第387頁◎大部分時，它就既為第Ⅰ部類又為它自己進行積累了。

    在以資本的增加為基礎的生產中，Ⅰ(v+m)必須＝Ⅱc加上再並入資本的那部分剩余產品，加上第Ⅱ部類擴大生產所必需的不變資本的追加部分；而第Ⅱ部類擴大生產的最低限度，就是第Ⅰ部類本身進行實際積累，即實際擴大生產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

    我們回過來講剛才考察的情況，這種情況有這樣一個特點：Ⅱc小於Ⅰ(v+ 1/2m)，即小於第Ⅰ部類產品中作為收入用於消費資料的部分，因此，在和1　500Ⅰ(v+m)交換時，第Ⅱ部類的一部分剩余產品＝70 ，會立即由此實現。至於1 430Ⅱc，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它總是要由同等價值額的Ⅰ(v+m)來補償，這樣，第Ⅱ部類的簡單再生產才有可能進行，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這里不需要進一步考察。但是補充的70Ⅱm就不是這樣。那種對第Ⅰ部類來說僅僅是以消費資料補償收入，僅僅是為消費而進行商品交換的事情，對第Ⅱ部類來說，就不像在簡單再生產中那樣，僅僅是它的不變資本由商品資本形式再轉化為它的實物形式，而是直接的積累過程，是它的一部分剩余產品由消費資料的形式轉化為不變資本的形式。如果第Ⅰ部類用70鎊貨幣（為了剩余價值的轉化而保留的貨幣準備金）來購買70Ⅱm，如果第Ⅱ部類不用這個貨幣購買70Ⅰm，而把這70鎊作為貨幣資本積累起來，那麽，這70鎊雖然不是任何再進入生產的產品的表現，但總是追加產品的表現（正是第Ⅱ部類的剩余產品的表現，追加產品是這個剩余產品的一部分）。但是，這樣一來，第Ⅱ部類方面的這種貨幣積累，同時就是生產資料形式的賣不出去的70Ⅰm的表現了。因此，第Ⅰ部類會發生相對的生產過剩，這是同第Ⅱ部類方面的再生產不同時擴大相適應的。

    但是，我們把上面這點撇開不說。在從第Ⅰ部類出來的貨幣◎第◎第388頁◎頁◎70，還沒有通過第Ⅱ部類方面購買70Ⅰm，而回到或者只是部分地回到第Ⅰ部類時，貨幣70 會在第Ⅱ部類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充當追加的潛在貨幣資本。在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商品的互相補償使貨幣再流回到它的起點以前，這對雙方的任何交換來說，都是適用的。但是，在事情正常進行的情況下，貨幣在這里所起的這種作用只是暫時的。在一切暫時遊離的追加貨幣必須立即能動地作為追加貨幣資本執行職能的信用制度下，這種僅僅暫時遊離的貨幣資本可以束縛起來，例如，可以用在第Ⅰ部類的新的企業上，而它本來應該實現停滯在第Ⅰ部類的其他企業中的追加產品。其次，應該指出：70Ⅰm並入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同時要求第Ⅱ部類的可變資本增加14。這種增加——像第Ⅰ部類剩余產品Ⅰm直接並入資本Ⅰc一樣——是以第Ⅱ部類的再生產已經具有進一步資本化的趨勢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是以第Ⅱ部類再生產包含著由必要生活資料構成的那部分剩余產品的增加為前提的。［584-586］

    ——

    我們說過，在第二例中，如果500Ⅰm要資本化，9 000 產品為了再生產的目的，必須按照下面的方法來劃分。我們在這里只考察商品，而把貨幣流通撇開不管。

    Ⅰ.5 000c＋500m（待資本化的剩余價值）＋1 500(v+m)消費基金＝7 000商品。

    Ⅱ.1 500c＋299v＋201m＝2 000商品。總額為9 000商品產品。

    資本化的過程如下：

    第Ⅰ部類中要資本化的500m，分成5/6＝417c＋1/6＝83v。這個 83v會從Ⅱm中取出一個同等數額，用來購買不變資本的要素，◎第389頁◎並且加到Ⅱc中去。Ⅱc增加83，就要求Ⅱv也增加83的1/5＝17。因此，在交換之後我們得出：

    Ⅰ.(5 000c+417m)c＋(1 000v+83m)v

     ＝5 417c＋1 083v＝6 500

    Ⅱ.(1 500c+83m)c＋(299v+17m)v

    ＝1 583c＋316v＝1 899/合計：8 399。

    第Ⅰ部類的資本已經由6 000增加到6 500，即增加1/12。第Ⅱ部類的資本已經由1 715增加到1 899，即增加近1/9。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年的再生產在年終得到的資本是：

    1.(5 417c+452m)c＋(1 083v+90m)v

    ＝5 869c＋1 173v＝7 042。

    Ⅱ.(1 583c+42m+90m)c＋(316v＋8m＋18m)v

    ＝1 715c＋ 342v＝2 057

    第三年結束時得到的產品是：

    Ⅰ.5 869c＋1 173v＋1 173m。

    Ⅱ.1 715c＋　342v＋　342m。

    如果第Ⅰ部類和以前一樣，把剩余價值的一半積累起來，那麽，Ⅰ(v+1/2m)＝1 173v＋587(1/2m)＝1 760，大於1 715Ⅱc的總數，多了45。因此，這個差額必須通過同額的生產資料轉給Ⅱc來抵銷。這樣，Ⅱc就會增加45，從而也要求Ⅱv增加1/5＝9。其次，資本化的587Ⅰm，也是分為5/6和1/6，即分為489c和98v；這98要求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再增加98，這又要求第Ⅱ部類的可變資本再增加1/5＝20。因此，我們得出：◎第390頁◎

    Ⅰ.(5 869c+489m)c＋(1 173v+98m)v

     ＝6 358c＋1 271v＝7 629

    Ⅱ.(1 715c+45m+98m)c＋(342v+9m+20m)v

     ＝1 858c＋　371v＝2 229

     總資本＝9 858。

    因此，三年的擴大再生產，使第Ⅰ部類的總資本由6 000增加到7 629，第Ⅱ部類的總資本由1 715增加到2 229，社會的總資本則由7 715增加到9 858 。［586-588］

    3.積累時Ⅱc的交換

    可見，在Ⅰ(v+m)和Ⅱc的交換上有不同的情況。

    在簡單再生產時，二者必須相等，必須互相補償；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正像前面說過的，簡單再生產就不可能不受到幹擾。

    在積累時，首先要考察的是積累率。在以上各個場合，我們都假定第Ⅰ部類的積累率＝1/2mⅠ，並且每年保持不變。我們只是假定這個積累資本分成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例會發生變化。這里有三種情形：

    1.Ⅰ(v+1/2m)＝Ⅱc。因此，Ⅱc小於Ⅰ(v+m)。必須總是這樣，否則第Ⅰ部類就無法積累了。

    2.Ⅰ(v+1/2m)大於Ⅱc。在這個場合，要完成這一補償，就要把Ⅱm的一個相應部分加進Ⅱc，使Ⅱc的總額＝Ⅰ(v+1/2m)。這里的交換，對第Ⅱ部類來說，不是它的不變資本的簡單再生產，而已經是積累，即它的不變資本已經增加了用以交換第Ⅰ部類的生產資◎第391頁◎料的那部分剩余產品。這種增加同時包括第Ⅱ部類還從它本身的剩余產品中取出一部分相應地增加它的可變資本。

    3.Ⅰ(v+1/2m)小於Ⅱc。在這個場合，第Ⅱ部類沒有通過這種交換全部再生產它的不變資本，所以必須通過向第Ⅰ部類購買，才能補償這種不足。但是，這種情況並不需要第Ⅱ部類可變資本的進一步積累，因為它的不變資本只是通過這種購買在原有數量上全部再生產出來。另一方面，第Ⅰ部類中僅僅積累追加貨幣資本的那一部分資本家，卻已經通過這種交換完成了這種積累的一部分。

    簡單再生產的前提是Ⅰ(v+m)＝Ⅱc。這個前提同資本主義生產是不相容的，雖然這並不排斥在10-11年的產業周期中某一年的生產總額往往小於前一年的生產總額，以致和前一年比較，連簡單再生產也沒有。不僅如此，在人口每年自然增殖的情況下，只有在人數相應地增加的不從事生產的仆役參與代表全部剩余價值的1 500的消費時，簡單再生產才會發生。而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有資本的積累，即實際的資本主義生產。因此，資本主義積累的事實排斥了Ⅱc＝Ⅰ (v+m)這一可能性。不過，甚至在資本主義積累中，仍然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由於過去的一系列生產期間進行積累的結果，Ⅱc不僅與Ⅰ(v+m)相等，而且甚至大於Ⅰ(v+m)。這就是說，第Ⅱ部類的生產過剩了，而這只有通過一次大崩潰才能恢覆平衡，其結果是資本由第Ⅱ部類轉移到第Ⅰ部類。——如果第Ⅱ部類自己再生產一部分不變資本，例如在農業中使用自己生產的種子，那也不會改變Ⅰ(v+m)和Ⅱc的關系。在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交換中，Ⅱc的這個部分和Ⅰc一樣，無需加以考察。如果第Ⅱ部類的產品有一部分可以作為生產資料進入第Ⅰ部類，那也不會改變問題的實質。這部分產品就會和第Ⅰ部類提供的一部分生產資料互相抵銷，如果我們願意對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生產◎第392頁◎資料的生產者和消費資料的生產者）之間的交換進行純粹的、不受幹擾的考察，那麽應該從一開始就把這個部分從雙方都扣除。

    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中，Ⅰ(v+m)不能與Ⅱc相等；或者說，二者不能在交換時互相抵銷。如果Ⅰm/x是Ⅰm中第Ⅰ部類資本家作為收入花掉的部分，那麽，Ⅰ(v+m/x)就可以等於、大於或小於Ⅱc；但是，Ⅰ(v+m/x)必須總是小於Ⅱ(c+ m)，其差額就是第Ⅱ部類的資本家在Ⅱm 中無論如何必須由自己消費的部分。［588-590］

    1885年由漢堡奧托·邁斯納出版社出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3頁◎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節選）（之一）

    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一章　成本價格和利潤

    在第一冊中，我們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作為直接生產過程考察時呈現的各種現象，而撇開了這個過程以外的各種情況引起的一切次要影響。但是，這個直接的生產過程並沒有結束◎第394頁◎資本的生活過程。在現實世界里，它還要由流通過程來補充，而流通過程則是第二冊研究的對象。在第二冊中，特別是把流通過程作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中介來考察的第三篇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就整體來看，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至於這個第三冊的內容，它不能是對於這個統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這一冊要揭示和說明資本的運動過程作為整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資本在自己的現實運動中就是以這些具體形式互相對立的，對這些具體形式來說，資本在直接生產過程中采取的形態和在流通過程中采取的形態，只是表現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們在本冊中要闡明的資本的各種形式，同資本在社會表面上，在各種資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競爭中，以及在生產當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識中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

    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生產的每一個商品W的價值，用公式來表示是W ＝c＋v＋m。如果我們從這個產品價值中減去剩余價值m，那麽，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個在生產要素上耗費的資本價值c＋v的等價物或補償價值。

    例如，假定生產某一商品耗費500鎊資本：其中勞動資料的損耗20鎊，生產材料380鎊，勞動力100鎊；假定剩余價值率為100％，這樣，產品價值就等於400c＋100v＋100m＝600鎊。

    減去100鎊剩余價值之後，還剩下500鎊的商品價值，而這500 鎊只是補償已經耗費的資本500鎊。商品價值的這個部分，即補償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格和所使用的勞動力價格的部分，只是補償商品使資本家本身耗費的東西，所以對資本家來說，這就是商品的成本價格。

    商品使資本家耗費的東西和商品的生產本身耗費的東西，無◎第395頁◎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商品價值中由剩余價值構成的部分，不需要資本家耗費什麽，因為它耗費的只是工人的無酬勞動。但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工人自己在進入生產過程之後，就成為執行職能的並屬於資本家的生產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就是說，資本家是實際的商品生產者，所以，對資本家來說，商品的成本價格必然表現為商品本身的實際費用。我們把成本價格叫作k，W＝c＋v＋m 這個公式就轉化為W＝k＋m這個公式，或者說，商品價值＝成本價格＋剩余價值。

    因此，把商品價值中那些只是補償商品生產上耗費的資本價值的部分歸結為成本價格這個範疇的辦法，一方面，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性質。商品的資本主義費用是用資本的耗費來計量的，而商品的實際費用則是用勞動的耗費來計量的。所以，商品的資本主義的成本價格，在數量上是與商品的價值或商品的實際成本價格不同的；它小於商品價值，因為，既然W＝k＋m，那麽k＝W－m。另一方面，商品的成本價格也決不是一個僅僅存在於資本家賬簿上的項目。這個價值部分的獨立存在，在商品的現實生產中，會經常發生實際的影響，因為這個價值部分會通過流通過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斷地再轉化為生產資本的形式，因而商品的成本價格必須不斷買回在商品生產上耗費的各種生產要素。

    但是，成本價格這一範疇，同商品的價值形成或同資本的增殖過程毫無關系。即使我們知道商品價值600鎊的5/6或500鎊只是所耗費的500鎊資本的等價物或補償價值，因此只夠買回這個資本的各種物質要素，我們由此還是不知道商品價值中形成商品成本價格的這個5/6是怎樣生產出來的，也不知道商品價值中形成剩余價值的最後1/6是怎樣生產出來的。不過，我們通過研究將會看◎第396頁◎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成本價格具有一種假象，似乎它是屬於價值生產本身的一個範疇。［29-33］（注：方括號中的數字表示《資本論》第3 卷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的頁碼。——編者注）

    以上我們只考察了商品價值的一個要素，即成本價格。現在我們必須看看商品價值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即超過成本價格的余額或剩余價值。因此，剩余價值首先是商品價值超過商品成本價格的余額。但是，因為成本價格等於所耗費的資本的價值，並且不斷地再轉化為所耗費的資本的各種物質要素，所以，這個價值余額就是商品的生產上耗費掉的並且會從商品流通中流回的資本的價值增加額。

    我們以前已經看到，雖然剩余價值m只是產生於可變資本v的價值變動，因而本來只是可變資本的一個增長額，但在生產過程結束以後，它同樣也成為所耗費的總資本c＋v的一個價值增加額。c＋(v+m)這一公式——它表示，m 的生產是由於預付在勞動力上的一定的資本價值v轉化為一個流動的量，即一個不變量轉化為一個可變量——也可以用(c+v)＋m來表現。在生產開始以前，我們有一個 500鎊的資本。在生產完成以後，我們就有了一個500鎊的資本加上一個100鎊的價值增加額。

    但是，剩余價值不僅對進入價值增殖過程的預付資本部分來說是一個增加額，而且對不進入價值增殖過程的預付資本部分來說也是一個增加額；因而，不僅對用商品的成本價格來補償的所耗費的資本來說是一個價值增加額，而且對生產中所使用的全部資本來說也是一個價值增加額。［41-42］

    現在對資本家來說很清楚，這個價值增加額來自用資本進行的生產過程，也就是來自資本自身；因為它在生產過程完成以後才◎第397頁◎存在，而在生產過程開始以前並不存在。首先就生產中所耗費的資本來說，好像剩余價值同樣來自這個資本的不同價值要素，即由生產資料構成的價值要素和由勞動構成的價值要素，因為這些要素同樣都參加成本價格的形成。它們同樣都把自己的作為預付資本存在的價值加入產品價值，而並不區分為不變的價值量和可變的價值量。［……］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預付的資本價值能形成剩余價值，並不是由於它已經被消耗，從而形成了商品的成本價格。因為，正是就它形成商品的成本價格來說，它不是形成剩余價值，而只是形成所耗費的資本的等價物，或補償價值。因而，就它形成剩余價值來說，它不是靠它作為所耗費的資本的特有屬性，而是靠它作為預付資本，從而作為所使用的資本的特有屬性，來形成剩余價值的。因此，剩余價值既由預付資本中那個加入商品成本價格的部分產生，也由預付資本中那個不加入商品成本價格的部分產生；總之，同樣由所使用的資本的固定組成部分和流動組成部分產生。總資本在物質上是產品的形成要素，不管它作為勞動資料，還是作為生產材料和勞動，都是如此。總資本雖然只有一部分進入價值增殖過程，但在物質上總是全部進入現實的勞動過程。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雖然只是部分地參加成本價格的形成，但會全部參加剩余價值的形成。不管怎樣，結論總是：剩余價值是同時由所使用的資本的一切部分產生的。［42-44］

    剩余價值，作為全部預付資本的這樣一種觀念上的產物，取得了利潤這個轉化形式。因此，一個價值額之所以是資本，是因為它是用來生產利潤的，換句話說，利潤之所以產生出來，就是因為有一個價值額被當作資本來使用。如果我們把利潤叫作p，那麽，W＝c＋v＋m＝k＋m這個公式，就轉化為W＝k＋p這個公式，也就是商品價值＝成本價格＋利潤。◎第398頁◎

    因此，我們在這里最初看到的利潤，和剩余價值是一回事，不過它具有一個神秘化的形式，而這個神秘化的形式必然會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因為成本價格的形成具有一種假象，使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區別看不出來了，所以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價值變化，必然變成不是由可變資本部分引起，而是由總資本引起。因為在一極上，勞動力的價格表現為工資這個轉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極上，剩余價值表現為利潤這個轉化形式。

    我們知道，商品的成本價格小於它的價值。因為W＝k＋m，所以k＝W－m。只有m＝0，公式W＝k＋m才會歸結為W＝k，即商品價值＝商品成本價格。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是決不會發生的，雖然在特殊的市場行情下，商品的出售價格可以降低到商品的成本價格，甚至降低到商品的成本價格以下。

    因此，如果商品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的，那麽，利潤就會得到實現，這個利潤等於商品價值超過商品成本價格的余額，也就是等於商品價值中包含的全部剩余價值。然而，資本家即使低於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也可以在商品的出售中得到利潤。只要商品的出售價格高於商品的成本價格，即使它低於商品的價值，也總會實現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從而總會有利潤。用我們的例子來說，商品價值＝600鎊，成本價格＝500鎊。假定商品按510鎊、520鎊、530鎊、560鎊或590鎊的價格出售，它就分別低於它的價值90鎊、80鎊、70鎊、40鎊或10 鎊出售，但從它的出售中仍然會分別地有10鎊、20鎊、30鎊、60鎊或90鎊的利潤。在商品的價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顯然可以有無數的出售價格。商品價值中由剩余價值構成的要素越大，這些中間價格的實際活動余地也就越大。

    這不僅可以說明日常的競爭現象，例如某些低價出售的情形，某些產業部門中商品價格異常低廉的現象等等。我們下面將會看◎第399頁◎到，政治經濟學迄今沒有理解的關於資本主義競爭的基本規律，即調節一般利潤率和由它決定的所謂生產價格的規律，也是建立在商品價值和商品成本價格之間的這種差別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於價值出售也能獲得利潤這樣一種可能性之上的。

    商品出售價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價格規定的。如果商品低於它的成本價格出售，生產資本中已經消耗的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價格得到補償。如果這個過程繼續下去，預付資本價值就會消失。從這個觀點來說，資本家就樂於把成本價格看作商品的真正的內在價值，因為單是為了保持他的資本，成本價格已是必要的價格。況且，商品的成本價格還是資本家自己為了生產商品而支付的購買價格，因而是一個由商品的生產過程本身決定的購買價格。因此，在資本家看來，在商品出售時實現的價值余額或剩余價值，似乎是商品的出售價格超過它的價值的余額，而不是它的價值超過它的成本價格的余額，因而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價值好像不是通過商品的出售來實現，而是從出售本身產生的。［44-46］　第二章　利潤率

    資本的總公式是G-W-G'；這就是說，一個價值額投入流通，是為了從流通中取出一個更大的價值額。這個更大價值額的產生過程，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這個更大價值額的實現過程，是資本的流通。資本家生產商品，不是為了商品本身，不是為了商品的使◎第400頁◎用價值或他的個人消費。資本家實際關心的產品，不是可以摸得著的產品本身，而是產品的價值超過在產品上消費的資本的價值的余額。資本家預付總資本時並沒有考慮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在剩余價值的生產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這一切組成部分同樣地預付出去，不僅是為了再生產預付資本，而且是為了生產一個超過預付資本的價值余額。［49］

    雖然只有可變資本部分才能創造剩余價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勞動的生產條件也被預付的情況下，才會創造出剩余價值。因為資本家只有預付不變資本才能對勞動進行剝削，因為他只有預付可變資本才能使不變資本增殖，所以在他的心目中，這兩種資本就完全混同在一起了。而且，因為他實際獲利的程度不是決定於利潤和可變資本的比率，而是決定於利潤和總資本的比率，即不是決定於剩余價值率，而是決定於利潤率，所以情形就更是這樣。我們將會看到，利潤率可以不變，然而它可以表示不同的剩余價值率。［50］

    商品包含的價值等於制造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這個勞動的總和則由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構成。而對資本家來說，商品成本只由他所支付的對象化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勞動構成。商品包含的剩余勞動不需要資本家耗費什麽，雖然它同有酬勞動一樣，需要工人付出勞動，並且它同有酬勞動一樣創造價值，作為價值形成要素加入商品。資本家的利潤是這樣來的：他可以出售他沒有支付分文的某種東西。剩余價值或利潤恰恰就是商品價值超過商品成本價格的余額，或者說，就是商品包含的勞動總額超過它包含的有酬勞動額的余額。因此，不管剩余價值來自何處，它總是一個超過全部預付資本的余額。因此，這個余額和總資本會保持一個比率，這個比率可以用分數m/c來表示，其中C表示總資本。這樣，我們就得到◎第401頁◎了一個與剩余價值率m/v不同的利潤率m/c＝m/(c＋v)。

    用可變資本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的比率，叫作剩余價值率；用總資本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的比率，叫作利潤率。這是同一個量的兩種不同的計算方法，由於計算的標準不同，它們表示同一個量的不同的比率或關系。

    應當從剩余價值率到利潤率的轉化引出剩余價值到利潤的轉化，而不是相反。實際上，利潤率從歷史上說也是出發點。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率相對地說是看不見的東西，是要通過研究加以揭示的本質的東西，而利潤率，從而剩余價值的形式即利潤，卻會在現象的表面上顯示出來。

    至於單個資本家，那麽很清楚，他唯一關心的，是剩余價值即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時所得到的價值余額和生產商品時所預付的總資本的比率。而對這個余額和資本的各個特殊組成部分的特定關系以及這個余額和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他不僅不關心，而且掩蓋這個特定關系和這種內在聯系，正是他的利益所在。

    雖然商品價值超過它的成本價格的余額是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但它只是在流通過程中才得到實現。由於這個余額在現實中、在競爭中、在現實市場上是否實現，實現到什麽程度，都要取決於市場的狀況，因此這個余額更容易具有一種假象，好像它來自流通過程。在這里沒有必要說明，如果一個商品高於或低於它的價值出售，那只是發生剩余價值的另一種分配；這種不同的分配，即在不同個人之間分割剩余價值的比率的變更，既絲毫不會改變剩余價值的大小，也絲毫不會改變剩余價值的性質。在實際流通過程中，不僅發生著我們在第二冊已經考察過的各種轉化，而且這些轉化還同現實的競爭，同商品高於或低於它的價值的買和賣結合在一起，以致對單個資本家來說，由他本人實現的剩余價值，既取決◎第402頁◎於對勞動的直接剝削，也取決於互相詐騙的行為。［50-52］

    由於資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樣表現為超額價值（利潤）的源泉，資本關系也就神秘化了。

    不過，剩余價值借助利潤率而轉化為利潤形式的方式，只是生產過程中已經發生的主體和客體的顛倒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已經在生產過程中看到，勞動的全部主觀生產力怎樣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0頁。——403。）一方面，價值，即支配著活勞動的過去勞動，人格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僅僅表現為物質的勞動力，表現為商品。從這種顛倒的關系出發，還在簡單的生產關系本身內，就必然會產生出相應的顛倒的觀念，即歪曲的意識，這種意識由於真正流通過程的各種轉化和變形而進一步發展了。［53-54］

    盡管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在數量上不同，而剩余價值和利潤實際上是一回事並且數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個轉化形式，在這個形式中，剩余價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蓋了，被抹殺了。實際上，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表現形式。只有通過分析才能使剩余價值從利潤中脫殼而出。在剩余價值中，資本和勞動的關系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在資本和利潤的關系中，也就是在資本和剩余價值——這時，剩余價值一方面表現為在流通過程中實現的、超過商品成本價格的余額，另一方面表現為一個通過它對總資本的關系獲得進一步規定的余額——的關系中，資本表現為一種對自身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資本作為原有的價值額，同它自身創造的新價值相區別。至於資本在它的運動中通過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創造出這個新價值，這一點是人們意識到了的。但是這種情況是怎樣發生的，現在卻神秘化了，好像它來自資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質。［56-57］◎第403頁◎　第四章　周轉對利潤率的影響

    {周轉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對利潤的生產的影響，已經在第二冊作了說明。這種影響可以簡述如下：因為周轉需要持續一段時間，所以，在生產中不能同時使用全部資本；一部分資本總是以貨幣資本的形式，以儲存的原料的形式，以已經制成但尚未售出的商品資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債權的形式閒置起來；在實際生產剩余價值即創造和占有剩余價值中發生作用的資本，總是要減去這個部分，而所創造和占有的剩余價值，也總是要按相同的比例減少。所以，周轉時間越短，同全部資本相比，這個閒置的資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所占有的剩余價值也就越大。

    第二冊已經詳細說明，周轉時間或它的兩個部分（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中的任何一個部分的縮短，都會增加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27-332頁，或本卷第331-334頁。——404。）但是，因為利潤率表示的，不過是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和參加剩余價值量生產的總資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這樣的縮短，都會提高利潤率。我們以前在第二冊第二篇對剩余價值的闡述，同樣適用於利潤和利潤率，沒有必要在這里重覆。不過，我們要著重指出幾個要點。

    縮短生產時間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工業進步。如果這不會同時由於購置昂貴的機器等等而引起總投資的大大增加，從而不會引起按總資本計算的利潤率的◎第404頁◎降低，那麽利潤率就必然會提高。在冶金工業和化學工業上許多最新的進步中，情況確實是這樣。貝色麥、西門子、吉爾克里斯特·托馬斯等人新發明的煉鐵煉鋼法，就以較少的費用，把以前需時很長的過程縮短到最低限度。由煤焦油提煉茜素或茜紅染料的方法，利用現有的生產煤焦油染料的設備，已經可以在幾周之內，得到以前需要幾年才能得到的結果。茜草生長需要一年，然後還需要讓茜草根長幾年，等茜草根成熟，才能制成染料。

    縮短流通時間的主要方法是改進交通。近五十年來，交通方面已經發生了革命，只有18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才能與這一革命相比。在陸地上，碎石路已經被鐵路排擠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緩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經被迅速的、定期的輪船航線排擠到次要地位。並且整個地球布滿了電報線。蘇伊士運河才真正開辟了通往東亞和澳洲的輪船交通。1847年，運往東亞的商品的流通時間，至少還需要12個月（見第2冊第235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80頁。——405。）），現在已經可以減少到12個星期左右。1825 年到1857年期間的兩大危機策源地，美國和印度，由於交通工具的這種變革，同歐洲的工業國家靠近了70％到90％，因而失去了這兩個危機策源地的爆發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貿易的周轉時間，都已經按相同的程度縮短，參加世界貿易的資本的活動能力，已經增加到兩倍或三倍多。不用說，這不會不對利潤率發生影響。

    要把總資本的周轉對利潤率的影響純粹地表示出來，我們就必須假定，互相比較的兩個資本的其他一切條件是相等的。所以，除了要假定剩余價值率和工作日相等，還特別要假定資本的百分比構成相等。假定資本A的構成是80c＋20v ＝100C，剩余價值率為100％，資本每年周轉兩次。這樣，年產品就是：

    160c＋40v＋40m。但是在求利潤率時，我們不是按周轉的資◎第405頁◎本價值200 來計算40m，而是按預付資本價值100來計算。因此，p'＝40％。

    讓我們用這個資本和資本B＝160c＋40v＝200C比較一下。資本B 有同樣的剩余價值率100％，但每年只周轉一次。這樣，年產品就和上述的年產品一樣是：

    160c＋40v＋40m。但在這個場合，40m要按預付資本200來計算，利潤率只有20％，所以只有資本A的利潤率的一半。

    由此可見：在資本百分比構成相等，剩余價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時候，兩個資本的利潤率和它們的周轉時間成反比。如果在互相比較的兩種情況中，資本構成不相等，或剩余價值率不相等，或工作日不相等，或工資不相等，那當然會造成利潤率的進一步的差別，但這些事情同周轉無關，所以也同我們這里的問題無關；而且這些事情已經在第三章研究過了。

    周轉時間的縮短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對利潤的生產的直接影響，在於使可變資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這一點我們在第二冊第十六章《可變資本的周轉》中考察過了。那里指出，一個每年周轉十次的可變資本500，和一個剩余價值率相等、工資相等、但每年只周轉一次的可變資本5 000，會在這個時間內占有同樣多的剩余價值。［84-86］

    一年內占有的剩余價值量，等於可變資本一個周轉期間所占有的剩余價值量乘以一年內可變資本周轉的次數。如果我們把一年內占有的剩余價值或利潤叫作M，一個周轉期間所占有的剩余價值叫作m，一年內可變資本周轉的次數叫作n ，那麽，M＝mn，年剩余價值率M'＝m'n。這一點已經在第二冊第十六章第一節說明過了。（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27-342頁，或本卷第331-334頁。——406。）［88］

    要使年利潤率的公式完全正確，我們必須用年剩余價值率◎第406頁◎代替簡單的剩余價值率，即用M'或m'n代替m'。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讓剩余價值率m'——或者讓C中所含的可變資本部分v——乘以這個可變資本在一年內周轉的次數n，由此就得到p'＝m'n v/C。這就是年利潤率的計算公式。［89］［……］弗·恩·}［91］　第五章　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

    Ⅰ.概論

    在可變資本不變，因而按相同的名義工資使用相同的工人人數的情況下，絕對剩余價值的增加，或剩余勞動從而工作日的延長，——不管額外時間有沒有報酬都一樣，——會相對地降低不變資本同總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價值，並由此提高利潤率（這里也是把剩余價值量的增加和剩余價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開不說）。不變資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廠建築物、機器等等的量，不管用來工作16小時，還是12小時，都會仍舊不變。工作日的延長並不要求在不變資本的這個最花錢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資本的價值由此會在一個較短的周轉期間系列中再生產出來，因而，這種資本為獲得一定利潤所必須預付的時間縮短了。因此，甚至在額外時間支付報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內甚至比正常勞動時間支付較高報酬的情況下，工作日的延長都會提高利潤。因此，現代工業制度下◎第407頁◎固定資本增加的必要性的不斷增長，成了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延長工作日的一個主要動力。［92］

    把機器和固定資本其他組成部分的價值再生產出來的持續時間，實際上不是由它們的單純的存在時間決定的，而是由它們在其中發揮作用和被使用的整個勞動過程的持續時間決定的。如果工人每天必須做苦工18小時，而不是12小時，那麽，一周就會多出三天，一周就會變為一周半，兩年就會變為三年。如果額外時間沒有報酬，工人就會在正常的剩余勞動時間之外，每兩周再白送一周，每兩年再白送一年。這樣，機器價值的再生產也會加快50％，並且只要平常必要時間的2/3就行了。［93-94］

    在論述協作、分工和機器時，我們已經指出（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0-361頁。——408。），生產條件的節約（這是大規模生產的特征）本質上是這樣產生的：這些條件是作為社會勞動的條件、社會結合的勞動的條件，因而作為勞動的社會條件發生作用的。它們在生產過程中由總體工人共同消費，而不是由一批互相沒有聯系的，或最多只是在小範圍內互相直接協作的工人以分散的形式消費。在一個有一台或兩台中央發動機的大工廠內，這些發動機的費用，不會和它們的馬力，因而不會和它們的可能的作用範圍，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傳動機的費用，不會和傳動機所帶動的工作機的數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作機機身，也不會和它用作自己的器官執行職能的工具的數目的增加，按比例變得更貴，等等。其次，生產資料的集中，可以節省各種建築物，這不僅指真正的工場，而且也指倉庫等等。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這樣。其他生產條件，不管由多少人利用，會仍舊不變。

    但是，這種由生產資料的集中及其大規模應用而產生的全部◎第408頁◎節約，是以工人的聚集和共同工作，即勞動的社會結合這一重要條件為前提的。因此，這種節約來源於勞動的社會性質，正如剩余價值來源於單獨地考察的每一單個工人的剩余勞動一樣。甚至在這里可能進行和必須進行的不斷改良，也完全是由大規模結合的總體工人的生產所提供的和所允許取得的社會的經驗和觀察產生的。

    關於生產條件節約的另一個大類，情況也是如此。我們指的是生產排泄物即所謂的生產廢料再轉化為同一個產業部門或另一個產業部門的新的生產要素；這是這樣一些過程，通過這些過程，這種所謂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產從而消費（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的循環中。我們以後還要比較詳細地探討的這一類節約，也是大規模社會勞動的結果。由於大規模社會勞動所產生的廢料數量很大，這些廢料本身才重新成為貿易的對象，從而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這些廢料，只有作為共同生產的廢料，因而只有作為大規模生產的廢料，才對生產過程有這樣重要的意義，才仍然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這些廢料——撇開它們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所起的作用——會按照它們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費用，因為正常範圍內的廢料，即原料加工時平均必然損失的數量，總是要算在原料的費用中。在可變資本的量已定，剩余價值率已定時，不變資本這一部分的費用的減少，會相應地提高利潤率。［94-95］

    下面我們將進一步考察由於流通時間的縮短（在這里，交通工具的發展是重要的物質要素）在不變資本的支出上產生的節約。但在這里，應該立即提到機器的不斷改良所引起的節約，也就是：1.機器的材料改良了，例如，鐵代替了木材；2.由於機器制造的改良，機器便宜了；這樣，不變資本固定部分的價值雖然隨著大規模勞動的發展而不斷增加，但遠不是按相同的程度增加；3.那種使現有機◎第409頁◎器的使用更便宜和更有效的特殊改良，例如，蒸汽鍋爐的改良等等，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比較詳細地講到；4.由於機器的改良，廢料減少了。

    凡是使機器從而全部固定資本在一定生產期間內的損耗減少的事情，不僅會使單個商品變得便宜（因為每個商品都在它的價格中再現歸它負擔的損耗部分），而且會使這個期間內相應的資本支出減少。修理勞動等等，凡是必要的，在計算時就要包括在機器原來的費用之內。這種勞動會因機器更加堅固耐用而減少，這會相應地降低機器的價格。

    所有這一類節約，在大多數場合仍然只有在存在著結合工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並且往往只有在較大規模的勞動下才能實現，因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產過程中還要有較大規模的結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一起，——在這里是另一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從而它們的費用減少的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商品作為產品從一個產業部門生產出來後，會作為生產資料再進入另一個產業部門。商品的便宜程度，取決於它作為產品生產出來的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同時商品的便宜程度不僅是有它作為生產資料參加生產的那種商品變得便宜的條件，而且也是有它作為要素的那種不變資本的價值減少的條件，因此又是利潤率提高的條件。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征：在這里，一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一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里，資本家得到的好處，仍然是◎第410頁◎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歸根到底總是來源於發揮著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來源於社會內部的分工，來源於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里，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在這里，勞動生產力在其他部門即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發展，相對地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利潤率。

    提高利潤率的另一條途徑，不是生產不變資本的勞動的節約，而是不變資本本身使用上的節約。工人的集中和他們的大規模協作，一方面會節省不變資本。同樣一些建築物、取暖設備和照明設備等等用於大規模生產所花的費用，比用於小規模生產相對地說要少一些。動力機和工作機也是這樣，它們的價值雖然絕對地說是增加了，但是同不斷擴大的生產相比，同可變資本的量或者說同所推動的勞動力的量相比，相對地說卻是減少了。一個資本在本生產部門內實現的節約，首先是並且直接是勞動的節約，即本部門內工人的有酬勞動的減少；而上面所說的那種節約，卻是用最經濟的辦法，也就是說，在一定的生產規模上，用最少的費用，來實現對別人無酬勞動的這種最大限度的占有。這種節約的基礎不是上面已經提到的對用於不變資本生產的社會勞動的生產率的利用，而是不變資本本身使用上的節約，就這一點說，這種節約或者是直接來源於這個生產部門本身內的協作和勞動的社會形式，或者是來源於機器等的生產已經達到這樣一種規模，以致機器等的價值不是和它們的使用價值按相同的比例增加。［96-98］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促進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促進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

    但問題還不只是限於：在工人即活勞動的承擔者和他的勞動◎第411頁◎條件的經濟的即合理而節約的使用之間，存在著異化和毫不相幹的現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對立的性質，還把浪費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壓低工人的生存條件本身，看作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從而看作提高利潤率的手段。

    因為工人一生中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生產過程中度過的，所以，生產過程的條件大部分也是工人的能動生活過程的條件，工人的生活條件，這些生活條件的節約是提高利潤率的一種方法；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頁。——412。），過度勞動，把工人轉化為一種役畜，是加速資本價值自行增殖，加速剩余價值生產的一種方法。這種節約的範圍包括：使工人擠在一個狹窄的有害健康的場所，用資本家的話來說，這叫作節約建築物；把危險的機器塞進同一些場所而不安裝安全設備；對於那些按其性質來說有害健康的生產過程，或對於像采礦業中那樣有危險的生產過程，不采取任何預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說缺乏一切對工人來說能使生產過程合乎人性、舒適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裝置了。從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會是一種完全沒有目的和沒有意義的浪費。總的說來，資本主義生產盡管非常吝嗇，但對人身材料卻非常浪費，正如另一方面，由於它的產品通過貿易進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競爭方式，它對物質資料也非常浪費一樣；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使社會失去的東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單個資本家獲得的東西。資本有一種趨勢，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勞動時，把它縮減為必要勞動，並且利用勞動的各種社會生產力來不斷縮減生產產品所必要的勞動，因而盡量節約直接使用的活勞動，它還有一種趨勢，就是在最經濟的條件下使用這種已經縮減到必要程度的勞動，也就是說，把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如果說商品價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而不是由商品一般◎第412頁◎地包含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那麽，只有資本才能實現這種決定，同時不斷地縮短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樣一來，商品的價格就會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因為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的每一個部分都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了。［102-103］◎第413頁◎

    第二篇　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

    第八章　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的不同構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潤率的差別

    在前一篇中已經指出，在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時，利潤率會隨著不變資本各個組成部分的價值變化以及資本周轉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結論說，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不同生產部門所使用的資本的周轉時間不同，或者這些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的價值比率不同，那麽，同時並存的不同生產部門的利潤率就會不同。我們以前當作同一個資本在時間上相繼發生的變化來考察的東西，現在要當作不同生產部門各個並存的投資之間同時存在的差別來考察。

    在這里，我們必須研究：1.資本有機構成上的差別；2.資本周轉時間上的差別。◎第414頁◎

    不言而喻，這整個研究的前提是：當我們說到某一生產部門的資本的構成或周轉時，我們總是指投在這個生產部門的資本的平均正常狀況，一般說來，也就是指投在這個生產部門的總資本的平均狀況，而不是指投在這個部門的各個資本的偶然差別。

    其次，因為假定剩余價值率和工作日不變，並且因為這個假定也包含著工資不變，所以，一定量的可變資本表示一定量的被推動的勞動力，因此也表示一定量的對象化勞動。這樣，如果100鎊代表100個工人一周的工資，也就是實際上代表100個勞動力，那麽，n×100鎊就代表n×100個工人的勞動力，而100鎊/n則代表100/n個工人的勞動力。這樣一來，可變資本在這里（在工資已定時總是這樣）成了一定量的總資本所推動的勞動量的指數；因而所使用的可變資本的量的差別，也就成了所使用的勞動力的量的差別的指數。如果100鎊代表100個工人的一周勞動，因而在每周勞動60小時的時候代表6 000個勞動小時，那麽，200 鎊就代表12 000個勞動小時，50鎊就只代表3 000個勞動小時。

    正如在第一冊中已經說過的，我們把資本的構成理解為資本的能動組成部分和它的被動組成部分的比率，理解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在這里，我們要考察兩個比率，雖然它們在一定情況下能夠發生相同的作用，但它們並不具有同樣的意義。

    第一個比率是建立在技術基礎上的，它在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可以看作是已定的。例如，要在一天之內生產一定量的產品，也就是說，推動一定量的生產資料，機器、原料等等，在生產中把它們消費掉，就必須有一定數目的工人所代表的一定量的勞動力。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必須有一定數目的工人與之相適應；也就是說，一定量的已經對象化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必須有一定量的活勞◎第415頁◎動與之相適應。這個比率在不同的生產部門是極不相同的，甚至在同一個產業的不同部門，也往往是極不相同的，盡管在彼此相隔很遠的產業部門，這個比率偶爾可能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

    這個比率形成資本的技術構成，並且是資本有機構成的真正基礎。

    但是，就可變資本只是勞動力的指數，不變資本只是這個勞動力所推動的生產資料量的指數來說，這個比率在不同產業部門也可能是相同的。例如，就銅器業和鐵器業中的某些勞動來說，可以假定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量之間有相同的比率。但因銅比鐵貴，所以，在這兩個場合，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價值比率就會不同，因此二者的總資本的價值構成也就不同。在每一個產業部門，技術構成和價值構成的差別都表現為：在技術構成不變時，資本的兩個部分的價值比率可以發生變化，在技術構成發生變化時，資本的兩個部分的價值比率可以保持不變；當然，後一種情況，只有在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勞動力的比率上的變化，為二者價值上的相反的變化所抵銷時，才會產生。

    我們把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並且反映這種技術構成的資本價值構成，叫作資本的有機構成。［161-163］

    從對可變資本的這種考察中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如果在生產部門A的一筆投資中，總資本每700中只有100用在可變資本上，600用在不變資本上；而在生產部門B的一筆投資中，600用在可變資本上，只有100用在不變資本上，那麽，A的總資本700就只能推動100勞動力，按照以前的假定，也就是只能推動100勞動周或6 000小時活勞動；而B 的一個同樣大的總資本卻能推動600勞動周或36 000小時活勞動。因此，A的資本只能占有50 勞動周或3 000小時剩余勞動；而B的一個同樣大的資◎第416頁◎本卻能占有300勞動周或18 000小時剩余勞動。可變資本不僅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勞動的指數；在剩余價值率已定時，它同時還是超出這個限度所推動的超額勞動或剩余勞動的指數。在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在前一個場合，利潤為100/700 ＝1/7 ＝14　2/7 ％； 在後一個場合＝600/700＝85 5/7％，是前者6倍的利潤率。但是在這個場合，利潤本身實際上也是前者的6倍，對B來說是600，對A來說是100，因為用相等的資本，B所推動的活勞動為A所推動的活勞動的6倍，所以在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生產了6 倍的剩余價值，也就是生產了6倍的利潤。［164-165］

    用百分比計算的不等量資本，——或者說等量資本，在這里是一樣的，——在工作日相等、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會生產出極不相同的利潤量，因為它們會生產出極不相同的剩余價值量；而這又是因為在不同的生產部門，由於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它們的可變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們所推動的活勞動量也就不同，它們所占有的剩余勞動——剩余價值從而利潤的實體——的量，也就不同。在不同生產部門，總資本各個相等的部分，包含著剩余價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在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資本100所推動的勞動量，從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勞動量，取決於它的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如果一個百分比構成為90c＋10v的資本和一個10c＋90v的資本，在勞動剝削程度相等時，會生產出同樣多的剩余價值或利潤，那就非常清楚，剩余價值，從而價值本身的源泉必定不是勞動，而是別的什麽東西了，而這樣一來，政治經濟學就會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礎了。如果我們仍舊假定一鎊等於一個工人一周60個勞動小時的工資，剩余價值率＝100％，那麽很清楚，一個工人一周內能夠提供的總價值產品＝2鎊；10個工人一◎第417頁◎周內能夠提供的總價值產品不會多於20鎊；並且，因為這20鎊中10鎊用來補償工資，所以，10個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不會多於10鎊；然而，90個工人——他們的總產品＝180鎊，他們的工資＝90鎊——卻會創造出90鎊剩余價值。因此，利潤率在一個場合是10％，而在另一個場合是90％。如果不是這樣，價值和剩余價值就必定不是對象化勞動，而是別的什麽東西了。可見，因為不同生產部門按百分比考察的資本，——或者說，等量資本，——是按不同比率分為不變要素和可變要素的，它們所推動的活勞動不等，因而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從而利潤也不等，所以，它們的利潤率，即剩余價值和總資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同。［166 -167］

    除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以外，也就是說，除了等量資本在不同生產部門會推動不等量勞動，從而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會推動不等量剩余勞動以外，利潤率的不等還有另外一個源泉，即不同生產部門資本的周轉時間不同。我們在第四章已經看到，在資本構成相同，其他條件也相同時，利潤率和周轉時間成反比；我們還看到，如果同一個可變資本的周轉時間不同，它生產的年剩余價值量就會不等。所以，周轉時間的差別，是等量資本在不同生產部門在相等時間內生產出不等量利潤的另一個原因，因而也是這些不同生產部門利潤率不等的另一個原因。［169］

    這樣，我們已經指出，在不同產業部門，與資本的不同的有機構成相適應，並且在一定限度內與資本的不同的周轉時間相適應，不同的利潤率占著統治地位；因此，即使在剩余價值率相等的情況下，利潤和資本量成正比，從而等量資本在相等時間內提供等量利潤的規律（作為一般的趨勢），——假定周轉時間相等，——也只適用於有機構成相等的資本。以上所述，和我們直到現在為止的全部論述一樣，是建立在同一基礎上的，即商品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第418頁◎的。另一方面，毫無疑問，如果撇開那些非本質的、偶然的、互相抵銷的差別不說，對不同產業部門來說，平均利潤率的差別實際上並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除非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摧毀。所以，在這里，價值理論好像同現實的運動不一致，同生產的實際現象不一致，因此，理解這些現象的任何企圖，也好像必須完全放棄。［171-172］

    第九章　一般利潤率（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和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

    資本的有機構成在任何時候都取決於兩種情況：第一，所使用的勞動力和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的技術比率；第二，這些生產資料的價格。我們以前講過，資本的有機構成，必須按它的百分比來考察。一個資本的4/5為不變資本，1/5為可變資本，它的有機構成，我們用80c＋20v這個公式來表示。其次，在比較時，假定剩余價值率不變，並且可以任意假定這個比率，例如100％。因此，80c＋ 20v的資本產生20m的剩余價值，按總資本計算，利潤率為20％。它的產品的實際價值有多大，現在要看不變資本的固定部分有多大，並且要看固定部分中作為損耗加入產品的部分有多大。但是，因為這種情況對於利潤率，從而對於我們現在的研究毫無意義，所以，為了簡便起見，假定不變資本到處都是同樣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資本◎第419頁◎的年產品。其次還假定，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會和它們的可變部分的量成比例地每年實現同樣多的剩余價值，就是說，把周轉時間的差別能在這方面引起的差別暫時撇開不說。這一點以後再研究。

    讓我們拿五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來說。投在這五個生產部門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各不相同，例如：

    附圖：

    在這里我們看到，不同的生產部門，在勞動的剝削程度相等的情況下，按照資本的不同有機構成，會有很不相同的利潤率。

    投在五個部門的資本的總額等於500；它們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額等於110；它們生產的商品的總價值等於610。如果我們把這500看作一個資本，Ⅰ-Ⅴ不過是這個資本的不同部分（好像一個棉紡織廠分成不同部分，如梳棉間、粗紡間、紡紗間和織布間，這些部分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各不相同，而整個工廠的平均比率只有通過計算才能得出），那麽，首先這個資本500的平均構成是390c ＋110v，用百分比表示，是78c＋22v。既然每個資本100 都只是被看作總資本的1/5，那麽它的構成就是這個平均構成78c＋22v；同樣，每100都有22 作為平均剩余價值；因此，平均利潤率＝22％；最後，這500所生產的總產品的任何1/5的價格＝122。因此，全部預付資本的任何1/5所生產的產品，都必須按122 的價格出售。◎第420頁◎

    但是，為了避免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必須認為不是所有成本價格都＝100。

    在資本有機構成＝80c＋20v，剩余價值率＝100％時，如果全部不變資本都加入年產品，資本Ⅰ＝100所生產的商品的總價值就＝80c＋20v＋20m＝120 。在一定條件下，這個結果可以在一定生產部門內發生。但並不是在所有c和v的比率＝4∶1的地方，都有這樣的結果。因此，在談到不同資本每100 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時，必須考慮到，商品價值會由於c 的固定組成部分和流動組成部分之間的構成不同而不同，並且不同資本的固定組成部分又會快慢不等地損耗，從而在相同的時間內把不等的價值量加入產品。不過，這對利潤率來說沒有什麽關系。不論80c是把價值80，50，或5轉移到年產品中去，從而也不論年產品是＝80c＋20v＋20m＝120，還是＝50c＋20v＋20m＝90，或者＝5c＋20v＋20m＝45，在所有這些場合，產品的價值超過它的成本價格的余額，都等於20；並且在所有這些場合，在確定利潤率時，這20都按資本100計算；因此，在所有這些場合，資本Ⅰ的利潤率都＝20％。為了把這一點說得更清楚些，我們在為上述五個資本編制的下表中，假定不變資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產品的價值。

    附圖：◎第421頁◎

    如果我們再把資本Ⅰ-Ⅴ看作一個總資本，那麽就會看到，在這個場合，這五個資本的總和的構成是500＝390c＋110v，平均構成＝78c＋22v，仍然和以前一樣；平均剩余價值也是22。把剩余價值平均分配給Ⅰ-Ⅴ，就會得到如下的商品價格：

    附圖：

    總起來說，這些商品比價值高2＋7＋17＝26出售，又比價值低8＋18＝26 出售，所以，價格的偏離，由於剩余價值的均衡分配，或者說，由於每100 預付資本有平均利潤22分別加入Ⅰ-Ⅴ的各種商品的成本價格，而互相抵銷。一部分商品出售時比自己的價值高多少，另一部分商品出售時就比自己的價值低多少。並且，只因為它們是按照這樣的價格出售，Ⅰ-Ⅴ的利潤率才同樣是22％，雖然資本Ⅰ-Ⅴ的有機構成不同。求出不同生產部門的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把這個平均數加到不同生產部門的成本價格上，由此形成的價格，就是生產價格。生產價格以一般利潤率的存在為前提；而這個一般利潤率，又以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利潤率已經分別化為同樣多的平均率為前提。這些特殊的利潤率在每個生產部門都＝m/C，並且像本冊第一篇所作的那樣，它們要從商品的價值引申出來。沒有這種引申，一般利潤率（從而商品的生產價格），就是一個沒有意義、沒有內容的概念。因此，商品的生產價格，等於商品的成本價格加上按一般利潤率計算，按百分比加到這個成本價格上◎第422頁◎的利潤，或者說，等於商品的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

    由於投在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有不同的有機構成，也就是說，由於等量資本按可變部分在一定量總資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推動極不等量的勞動，等量資本也就占有極不等量的剩余勞動，或者說，生產極不等量的剩余價值。根據這一點，不同生產部門中占統治地位的利潤率，本來是極不相同的。這些不同的利潤率，通過競爭而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而一般利潤率就是所有這些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按照這個一般利潤率歸於一定量資本（不管它的有機構成如何）的利潤，就是平均利潤。一個商品的價格，如等於這個商品的成本價格，加上生產這個商品所使用的資本（不只是生產它所消費的資本）的年平均利潤中根據這個商品的周轉條件歸於它的那部分，就是這個商品的生產價格。例如，我們拿一個500 的資本來說，其中100為固定資本，400為流動資本，並且在流動資本每一個周轉期間內，固定資本的損耗為10％。再假定這個周轉期間內的平均利潤是10％。這樣，在這個周轉期間內制造的產品的成本價格就是：固定資本的損耗10c ＋流動資本400(c+v)＝410，它的生產價格則是成本價格410＋利潤50（500的 10 ％）＝460。

    因此，雖然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時收回了生產這些商品所用掉的資本價值，但是他們不是得到了本部門生產這些商品時所生產的剩余價值或利潤，而只是得到了社會總資本在所有生產部門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的總剩余價值或總利潤均衡分配時歸於總資本的每個相應部分的剩余價值或利潤。每 100預付資本，不管它的構成怎樣，每年或在任何期間得到的利潤，就是作為總資本一個部分的100在這個期間所得的利潤。就利潤來說，不同的資本家在這里彼此只是作為一個股份公司的股東發生關系，在這個公司中，按每100 資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潤。因此，對◎第423頁◎不同的資本家來說，他們的利潤之所以有差別，只是因為他們投在總企業中的資本量不等，因為他們在總企業中的入股比例不等，因此他們持有的股票數不等。因此，商品價格的一個部分，即用來補償生產商品所用掉的資本價值，從而必須用來買回這些用掉的資本價值的部分，也就是說，成本價格，完全是由各生產部門的支出決定的，而商品價格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即加在這個成本價格上的利潤，卻不是由這個一定資本在這個一定生產部門於一定時間內生產的利潤量決定的，而是由每個所使用的資本作為總生產所使用的社會總資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時間內平均得到的利潤量決定的。

    因此，如果資本家按商品的生產價格出售他的商品，他就取回與他在生產上所耗費的資本的價值量相一致的貨幣，並且取得與他的只是作為社會總資本的一定部分的預付資本成比例的利潤。他的成本價格是特殊的。加在這個成本價格上的利潤，不以他的特殊生產部門為轉移，而只是歸於每100預付資本的平均數。

    我們假定上述例子中五個不同的投資Ⅰ-Ⅴ屬於一個人。Ⅰ-Ⅴ中每個投資所使用的每100 資本在商品的生產上所消費的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數量是已知的，而且Ⅰ-Ⅴ的商品的這個價值部分自然會形成它們的價格的一部分，因為至少必須用這個價格來補償預付的並用掉的資本部分。因此，這些成本價格對Ⅰ-Ⅴ的每種商品來說是不同的，而且作為成本價格被占有者不同地確定下來。至於Ⅰ-Ⅴ所生產的不同的剩余價值量或利潤量，資本家會很容易認為這是他所預付的總資本的利潤，所以，每100資本都能得到一個相應的部分。因此，Ⅰ-Ⅴ中每個投資所生產的商品的成本價格各不相同，但在所有這些商品中，由每100 資本追加的利潤形成的那部分出售價格，都是相等的。這樣，Ⅰ-Ⅴ的商品的總◎第424頁◎價格是同它們的總價值相等的，也就是說，是同Ⅰ-Ⅴ的成本價格的總和加上Ⅰ-Ⅴ所生產的剩余價值或利潤的總和相等的；因而，事實上也就是Ⅰ-Ⅴ的商品所包含的過去勞動和新追加勞動的總量的貨幣表現。同樣，如果把社會當作一切生產部門的總體來看，社會本身所生產的商品的生產價格的總和等於它們的價值的總和。［173-179］

    一般利潤率取決於兩個因素：

    1.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從而各個部門的不同的利潤率；

    2.社會總資本在這些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即投在每個特殊部門因而有特殊利潤率的資本的相對量；也就是，每個特殊生產部門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吸收的相應份額。

    我們在第一冊和第二冊只是研究了商品的價值。現在，一方面，成本價格作為這個價值的一部分而分離出來了，另一方面，商品的生產價格作為價值的一個轉化形式而發展起來了。［182-183］

    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在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特殊發展，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這和一定量勞動所推動的生產資料量，或者說，一定數目的工人在工作日已定的情況下所推動的生產資料量成正比，也就是說，和推動一定量生產資料所必需的勞動量成反比。因此，我們把那種同社會平均資本相比，不變資本占的百分比高，從而可變資本占的百分比低的資本，叫作高構成的資本。反之，把那種同社會平均資本相比，不變資本比重小，而可變資本比重大的資本，叫作低構成的資本。最後，我們把那種和社會平均資本有同樣構成的資本，叫作平均構成的資本。如果社會平均資本，用百分比表示，由80c＋20v構成，那麽一個由90c＋10v構成◎第425頁◎的資本就高於社會平均數，一個由70c＋30v構成的資本，就低於社會平均數。一般地說，在社會平均資本的構成附圖：，m和 n為不變量，並且m＋n＝100時，(m+x)c＋(n-x)v就代表一個資本或資本群的高構成，(m-x)c＋( n+x)v則代表一個資本或資本群的低構成。這些資本在平均利潤率確定之後，在一年周轉一次的前提下，怎樣執行職能，可由下表看出。在表內，Ⅰ代表平均構成，因此，平均利潤率＝20％。

    Ⅰ.80c＋20v＋20m。利潤率＝20％。

    產品的價格＝120。價值＝120。

    Ⅱ.90c＋10v＋10m。利潤率＝20％。

    產品的價格＝120。價值＝110。

    Ⅲ.70c＋30v＋30m。利潤率＝20％。

    產品的價格＝120。價值＝130。

    這樣，就資本Ⅱ生產的商品來說，價值小於生產價格，就資本Ⅲ生產的商品來說，生產價格小於價值。只有就資本構成偶然是社會平均構成的生產部門的資本Ⅰ來說，價值才等於生產價格。此外，我們把這些符號應用到一定場合時，當然還要考慮到，c和v之比同一般平均數的偏離，在多大程度上不是由技術構成的差別，而只是由不變資本各要素的價值變動引起的。

    當然，以上所說，對商品成本價格的定義是一種修改。我們原先假定，一個商品的成本價格，等於該商品生產時所消費的各種商品的價值。但一個商品的生產價格，對該商品的買者來說，就是它的成本價格，並且可以作為成本價格加入另一個商品的價格形成。因為生產價格可以偏離商品的價值，所以，一個商品的包含另一個商品的這個生產價格在內的成本價格，也可以高於或低於它的總價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構成的部分。必須記住成◎第426頁◎本價格這個修改了的意義，因此，必須記住，如果在一個特殊生產部門把商品的成本價格看作和生產該商品時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相等，那就總可能有誤差。對我們現在的研究來說，這一點沒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無論如何，商品的成本價格總是小於商品的價值這個論點，在這里仍然是正確的。因為，無論商品的成本價格能夠怎樣偏離商品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這個過去的誤差對資本家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商品的成本價格是既定的，它是一個不以資本家的生產為轉移的前提，而資本家生產的結果則是一個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也就是一個包含超過商品成本價格的價值余額的商品。此外，成本價格小於商品價值的論點，現在實際上轉化為成本價格小於生產價格的論點。對生產價格和價值相等的社會總資本來說，這個論點同以前關於成本價格小於價值的論點是一致的。盡管這個論點對特殊生產部門來說要加以修改，但其根據始終是如下的事實：從社會總資本來看，它所生產的商品的成本價格小於價值，或者在這里從所生產的商品總量來看，小於和這個價值相一致的生產價格。商品的成本價格只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勞動的量；價值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總量；生產價格是涉及有酬勞動加上不以特殊生產部門本身為轉移的一定量無酬勞動之和。

    商品的生產價格＝k＋p，即等於成本價格加上利潤，這個公式，現在由於p＝kp'（p'代表一般利潤率）而得到了進一步的規定，即生產價格＝k＋kp'。如果k＝300，p'＝15％，生產價格k＋kp'就＝300＋300×15/100＝345。

    商品的生產價格，在每個特殊生產部門，都會在下述每個場合發生量的變動：

    1.商品價值不變（也就是說，加入商品生產的死勞動和活勞動◎第427頁◎的量不變），但一般利潤率發生了一種不以該部門為轉移的變化。

    2.一般利潤率不變，但價值發生了變動，這或是由於該生產部門本身的技術發生了變化，或是由於作為形成要素加入該部門不變資本的商品的價值發生了變動。

    3.上述兩種情況共同發生作用。［183-186］

    我們在第一篇已經看到，從量的方面來看，剩余價值和利潤是同一的。但是，利潤率一開始就和剩余價值率有區別，這首先只表現為不同的計算方式；但因為利潤率會在剩余價值率不變時提高或下降，或者反過來，並且因為利潤率是資本家實際上唯一關心的事情，所以，這種區別一開始就使剩余價值的真實起源完全模糊了，並且神秘化了。然而，量的差別只存在於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之間，而不是存在於剩余價值和利潤本身之間。因為在利潤率中，剩余價值是按總資本計算的，是以總資本為尺度的，所以剩余價值本身也就好像從總資本產生，而且同樣地從總資本的一切部分產生，這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有機差別就在利潤的概念中消失了；因此，實際上，剩余價值本身在它的這個轉化形態即利潤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質，成為不能認識的東西。但到目前為止，利潤和剩余價值的差別，只同質的變化，同形式變換有關，而在轉化的這個第一階段上，實際的量的差別還只存在於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之間，而不是存在於利潤和剩余價值之間。

    一般利潤率，由此與不同生產部門所使用的一定量資本相適應的平均利潤一經形成，情況就不同了。

    現在，如果一個特殊生產部門實際生產的剩余價值從而利潤，同商品出售價格中包含的利潤相一致，那只是一種偶然的現象。現在，不僅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而且利潤和剩余價值，通常都是實際不同的量。現在，在勞動的剝削程度已定時，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第428頁◎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對社會資本的總平均利潤，從而對整個資本家階級，比直接對每個生產部門的資本家更重要。它對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資本家之所以重要（注：當然，這里把那種用壓低工資、規定壟斷價格等辦法取得暫時額外利潤的可能性撇開不說。［弗·恩·］），只是因為他那個部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作為決定因素之一參與平均利潤的調節。但這是一個在他背後進行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他所看不見的，不理解的，實際上不關心的。現在，在各特殊生產部門內，利潤和剩余價值之間——不僅是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之間——實際的量的差別，把利潤的真正性質和起源完全掩蓋起來，這不僅對存心要在這一點上自欺欺人的資本家來說是這樣，而且對工人來說也是這樣。隨著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價值規定的基礎本身就被掩蓋起來。最後，如果在剩余價值單純轉化為利潤時，形成利潤的商品價值部分，與作為商品成本價格的另一個價值部分相對立，以致對資本家來說，價值概念在這里已經消失，——因為他看到的不是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總勞動，而只是總勞動的一部分，即他已經在活的或死的生產資料的形式上支付的部分，——因而在他看來，利潤是某種存在於商品的內在價值以外的東西，那麽，現在這種看法就完全得到確認，並且固定和僵化起來，因為當我們考察特殊生產部門時，加在成本價格上的利潤，的確不是由該部門本身的價值形成過程的界限決定，而是由完全外在的條件確定的。［ 187-189］◎第429頁◎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節選）（之二）

    第十章　一般利潤率通過競爭而平均化。市場價格和市場價值。超額利潤

    一部分生產部門所使用的資本具有中等構成或平均構成，也就是說，完全是或接近於社會平均資本的構成。

    在這些部門中生產的商品的生產價格，是同這些商品的用貨幣來表現的價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如果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數學上的極限，那麽，用這樣的方法就會達到。競爭會把社會資本這樣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中，以致每個部門的生產價格都按照這些中等構成部門的生產價格來形成，也就是說，它們＝k＋kp'（成本價格加上成本價格乘以平均利潤率所得之積）。但是這種平均利潤率不外就是這些具有中等構成、因而利潤同剩余價值一致的部門中用百分比計算的利潤。因此，利潤率在一切生產部門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是同資本的平均構成占統治地位的中等生產部門的利潤率相等的。因此，一切不同生產部門的利潤的總和，必然等於剩余價值的總和；社會總產品的生產價格的總和，必然等於它的價值的總和。［193］

    在這里，真正困難的問題是：利潤到一般利潤率的這種平均化是怎樣進行的，因為這種平均化顯然是結果，而不可能是起點。［195］

    我們先假定，不同生產部門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們的實際價◎第430頁◎值出售。這樣一來會怎麽樣呢？根據前面的闡述，在不同的生產部門占統治地位的會是極不相同的利潤率。商品是按照它們的價值來出售（即按照它們包含的價值的比例，按照與它們的價值相一致的價格來交換），還是按照那種使它們的出售能為它們的各自生產所預付的等量資本提供等量利潤的價格來出售，這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195］

    全部困難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余價值的總量中，分到和它們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們的量相等時，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資本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的商品的總價格，應該滿足這種要求。但是，這些商品的總價格，只是這個資本所生產的各個商品的價格的總和。［196］

    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或接近於它們的價值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所要求的發展階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

    不同商品的價格不管最初用什麽方式來互相確定或調節，它們的變動總是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減少了，價格就會降低；如果增加了，價格就會提高。

    因此，撇開價格和價格變動受價值規律支配不說，把商品價值看作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歷史上先於生產價格，是完全恰當的。［197-198］

    要使商品互相交換的價格接近於符合它們的價值，只需要：1.不同商品的交換不再是純粹偶然的或僅僅臨時的現象；2.就直接的商品交換來說，這些商品是雙方按照大體符合彼此需要的數量◎第431頁◎來生產的，這一點是由交換雙方的銷售經驗來確定的，因此是從連續不斷的交換本身中產生的結果；3.就出售來說，沒有任何自然的或人為的壟斷能使立約雙方的一方高於價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於價值拋售。我們把偶然的壟斷理解為那種對買者或賣者來說由偶然的供求狀況所造成的壟斷。

    不同生產部門的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出售這個假定，當然只是意味著：它們的價值是一個重心，它們的價格圍繞這個重心來運動，而且價格的不斷漲落圍繞這個重心來拉平。此外，必須始終把市場價值——下面我們就要談到它——與不同生產者所生產的個別商品的個別價值區別開來。在這些商品中，有些商品的個別價值低於市場價值（也就是說，生產這些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少於市場價值所表示的勞動時間），另外一些商品的個別價值高於市場價值。市場價值，一方面，應看作是一個部門所生產的商品的平均價值，另一方面，又應看作是在這個部門的平均條件下生產的、構成該部門的產品很大數量的那種商品的個別價值。只有在特殊的組合下，那些在最壞條件下或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商品才會調節市場價值，而這種市場價值又成為市場價格波動的中心，不過市場價格對同類商品來說是相同的。如果滿足通常的需求的，是按平均價值，也就是按兩端之間的大量商品的中等價值來供給的商品，那麽，個別價值低於市場價值的商品，就會實現一個額外剩余價值或超額利潤，而個別價值高於市場價值的商品，就不能實現它們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說什麽在最壞條件下生產的商品能夠出售，就證明這樣的商品是滿足需求所必需的，這種說法是無濟於事的。在上述假定的情況下，如果價格高於中等的市場價值，需求就會減少。在一定的價格下，一種商品只能在市場上占有一定的地盤；在價格發生變化◎第432頁◎時，這個地盤只有在價格的提高同商品量的減少相一致，價格的降低同商品量的增加相一致的情況下，才能保持不變。另一方面，如果需求非常強烈，以致當價格由最壞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來調節時也不降低，那麽，這種在最壞條件下生產的商品就決定市場價值。這種情況，只有在需求超過通常的需求，或者供給低於通常的供給時才可能發生。最後，如果所生產的商品的量大於這種商品按中等的市場價值可以找到銷路的量，那麽，那種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商品就調節市場價值。例如，這些商品能夠完全按照或者大致按照它們的個別價值來出售，這時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些在最壞條件下生產的商品，也許連它們的成本價格都不能實現，而那些按中等平均條件生產的商品，也只能實現它們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這里關於市場價值所說的，也適用於生產價格，只要把市場價值換成生產價格就行了。生產價格是在每個部門中調節的，並且是按照特殊的情況調節的。不過它本身又是一個中心，日常的市場價格圍繞這個中心來運動，而且在一定時期內圍繞這個中心來拉平。［198-200］

    不管價格是怎樣調節的，我們都會得到如下的結論：

    1.價值規律支配著價格的運動，生產上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的減少或增加，會使生產價格降低或提高。［……］

    2.決定生產價格的平均利潤，必定總是同一定資本作為社會總資本的一個相應部分所分到的剩余價值量接近相等。［……］既然商品的總價值調節總剩余價值，而總剩余價值又調節平均利潤從而一般利潤率的水平，——這是一般的規律，也就是支配各種變動的規律，——那麽，價值規律就調節生產價格。

    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但只有不同部門的資◎第433頁◎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這後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更高的水平。

    要使生產部門相同、種類相同、質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不同的個別價值，必須平均化為一個社會價值，即上述的市場價值，為此就需要在同種商品的生產者之間有一種競爭，並且需要有一個可供他們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場。為了使種類相同，但各自在不同的帶有個別色彩的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場價值相偏離，即既不高於也不低於市場價值，這就要求各個賣者互相施加足夠大的壓力，以便把社會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會能夠按市場價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場上來。如果產品量超過這種需要，商品就必然會低於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反之，如果產品量不夠大，就是說，如果賣者之間的競爭壓力沒有大到足以迫使他們把這個商品量帶到市場上來，商品就必然會高於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如果市場價值發生了變化，總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條件也就會發生變化。如果市場價值降低了，社會需要（在這里總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平均說來就會擴大，並且在一定限度內能夠吸收較大量的商品。如果市場價值提高了，商品的社會需要就會縮減，就只能吸收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供求調節著市場價格，或者確切地說，調節著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的偏離，那麽另一方面，市場價值調節著供求關系，或者說，調節著一個中心，供求的變動使市場價格圍繞這個中心發生波動。［200 -202］

    在這里順便指出，“社會需要”，也就是說，調節需求原則的東西，本質上是由不同階級的互相關系和它們各自的經濟地位決定◎第434頁◎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價值和工資的比率決定的，第二是由剩余價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潤、利息、地租、賦稅等等）的比率決定的。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得到說明以前，供求關系絕對不能說明什麽問題。

    雖然商品和貨幣這二者都是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但我們已經看到（第1冊第1章第3節），在買和賣上，這兩個規定分別處在兩端，商品（賣者）代表使用價值，貨幣（買者）代表交換價值。商品要有使用價值，因而要滿足社會需要，這是賣的一個前提。另一個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要代表社會必要的勞動，因而，商品的個別價值（在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價格）要同它的社會價值相一致。

    讓我們把這一點應用到市場上現有的、構成某一整個部門的產品的商品總量上來。

    如果我們把整個商品總量，首先是把一個生產部門的整個商品總量，當作一個商品，並且把許多同種商品的價格總額，當作一個總價格，那麽問題就很容易說明了。這樣一來，關於單個商品所說的話就完全適用於一定生產部門在市場上現有的商品總量。商品的個別價值應同它的社會價值相一致這一點，現在在下面這一點上得到了實現或進一步的規定：這個商品總量包含著為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並且這個總量的價值＝它的市場價值。

    現在假定這些商品的很大數量是在大致相同的正常社會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因而社會價值同時就是這個很大數量的商品由以構成的各個商品的個別價值。這時，如果這些商品中有一個較小的部分的生產條件低於這些條件，而另一個較小的部分的生產條件高於這些條件，因而一部分的個別價值大於大部分商品的中等價值，另一部分的個別價值小於這種中等價值，如果這兩端互相平◎第435頁◎衡，從而使屬於這兩端的商品的平均價值同屬於中間的大量商品的價值相等，那麽，市場價值就會由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整個商品總量的價值，也就同所有單個商品合在一起——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於或低於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的實際總和相等。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總量的市場價值或社會價值，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勞動時間，就由中間的大量商品的價值來決定。

    另一方面，假定投到市場上的該商品的總量仍舊不變，然而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不能由較好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來平衡，以致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無論同中間的商品相比，還是同另一端的商品相比，都構成一個相當大的量。這時，市場價值或社會價值就由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大量商品來調節。

    最後，假定在高於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量，大大超過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商品量，甚至同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量相比也構成一個相當大的量；這時，市場價值就由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來調節。這里撇開市場商品過剩的情況不說，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市場價格總是由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來調節的；但是，我們這里所談的，並不是和市場價值不同的市場價格，而是市場價值本身不同的規定。

    事實上，嚴格地說（當然，實際上只是接近如此，而且還會有千變萬化），在第一種情況下，由中等價值調節的整個商品總量的市場價值，等於它們的個別價值的總和；盡管這個價值，對兩端生產的商品來說，表現為一種強加於它們的平均價值。這樣，在最壞的一端生產的人，必然低於個別價值出售他們的商品；在最好的一端生產的人，必然高於個別價值出售他們的商品。◎第436頁◎

    在第二種情況下，在兩端生產的兩個個別價值量是不平衡的，而且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商品起了決定作用。嚴格地說，每一單個商品或商品總量的每一相應部分的平均價格或市場價值，在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相加而成的這個總量的總價值，以及每一單個商品從這個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的。這樣得到的市場價值，不僅會高於有利的一端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而且會高於屬於中等部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但它仍然會低於不利的一端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至於它和後一種個別價值接近到什麽程度，或最後是否和它相一致，這完全要看不利的一端生產的商品量在該商品部門中具有多大規模。只要需求稍占優勢，那麽市場價格就會由在不利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來調節。

    最後，假定和第三種情況一樣，在有利的一端生產的商品量，不僅同另一端相比，而且同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量相比，都占較大的比重，這時，市場價值就會降低到中等價值以下。於是，由兩端和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額合計得到的平均價值，就會低於中等價值；它究竟是接近還是遠離這個中等價值，這要看有利的一端所占的相對地盤而定。如果需求小於供給，那麽在有利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不管多大，都會把它的價格縮減到它的個別價值的水平，以便強行占據一個地盤。但市場價值決不會同在最好的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這種個別價值相一致，除非供給極大地超過了需求。

    以上抽象地敘述的市場價值的這種確定，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這樣確定的價值吸收掉商品總量的前提下，在實際市場上是通過買者之間的競爭來實現的。在這里，我們就談到另外一點了。

    第二，說商品有使用價值，無非就是說它能滿足某種社會需◎第437頁◎要。當我們只是說到單個商品時，我們可以假定，存在著對這種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經包含在它的價格中，——而用不著進一步考察這個有待滿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會需要，這個量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現在有必要考察一下這個社會需要的規模，即社會需要的量。

    在上述關於市場價值的各個規定中，我們假定，所生產的商品的量是不變的，是已定的，只是這個總量的在不同條件下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的比例發生了變化，因此，同樣數量的商品的市場價值要按不同的方法來調節。假定這個總量就是普通的供給量，並且我們撇開所生產的商品的一部分會暫時退出市場的可能性不說。如果對這個總量的需求仍舊是普通的需求，這個商品就會按照它的市場價值出售，而不管這個市場價值是按以上研究過的三種情況中的哪一種情況來調節。這個商品量不僅滿足了一種需要，而且滿足了社會範圍內的需要。與此相反，如果這個量小於或大於對它的需求，市場價格就會偏離市場價值。第一種偏離就是：如果這個量過小，市場價值就總是由最壞條件下生產的商品來調節，如果這個量過大，市場價值就總是由最好條件下生產的商品來調節，因而市場價值是由兩端中的一端來規定的，盡管單純就不同條件下生產的各個量的比例來看，必然會得到另外的結果。如果需求和產品量之間的差額更大，市場價格也就會偏離市場價值更遠，或更高於市場價值或更低於市場價值。但是所生產的商品量和按市場價值出售的商品量之間的差額，可以由雙重原因產生。或者是這個量本身發生了變化，變得過小或過大了，從而再生產必須按照與調節現有市場價值的規模不同的另一種規模來進行。在這種情況下，供給發生了變化，盡管需求仍舊不變，這樣一來，就會產生相對的生產過◎第438頁◎剩或生產不足的現象。或者是再生產即供給保持不變，但需求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增加或減少了。在這里，盡管供給的絕對量不變，但它的相對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較或按需要來計量的量，還是發生了變化。結果是和第一種情形一樣，不過方向相反。最後：如果兩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但方向相反，或者方向相同，但程度不同，總之，如果雙方都發生了變化，而且改變了它們之間的以前的比例，那麽，最後結果就必然總是歸結為上述兩種情況中的一種。

    要給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下一般的定義，真正的困難在於，它們好像只是同義反覆。讓我們首先考察供給，這就是處在市場上的產品，或者能提供給市場的產品。為了不涉及在這里完全無用的細節，我們在這里只考慮每個產業部門的年再生產總量，而把不同商品會有一定數量不能提供給市場而儲存起來，以備比如說下一年消費這一點撇開不說。這個年再生產首先表現為一定的量，是多大量還是多少個，要看這個商品量是作為可分離的量還是作為不可分離的量來計量而定。它們不僅是滿足人類需要的使用價值，而且這種使用價值還以一定的量出現在市場上。其次，這個商品量還有一定的市場價值，這個市場價值可以表現為單位商品的或單位商品量的市場價值的倍數。因此，市場上現有商品的數量和它們的市場價值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例如，有些商品的價值特別高，另一些商品的價值特別低，因而一定的價值額可以表現為一種商品的很大的量，也可以表現為另一種商品的很小的量。在市場上現有的物品量和這些物品的市場價值之間只有這樣一種聯系：在一定的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每個特殊生產部門制造一定量的物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會勞動時間，盡管這個比例在不同生產部門是完全不同的，並且同這些物品的用途或它們的使用價值的特殊性質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在其他條件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如果a量的某◎第439頁◎種商品花費勞動時間b，na量的商品就花費勞動時間nb。其次，既然社會要滿足需要，並為此目的要生產某種物品，它就必須為這種物品進行支付。事實上，因為商品生產是以分工為前提的，所以，社會是通過把它所能支配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用於生產這些物品來購買它們的，因而，它是用該社會所能支配的勞動時間的一定量來購買這些物品的。社會的一部分人，由於分工，要把他們的勞動用來生產這種既定的物品；這部分人，當然也要從體現在各種滿足他們需要的物品上的社會勞動中得到一個等價物。但是，一方面，耗費在一種社會物品上的社會勞動的總量，即總勞動力中社會用來生產這種物品的部分，也就是這種物品的生產在總生產中所占的數量，和另一方面，社會要求用這種物品來滿足的需要的規模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而只有偶然的聯系。盡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種商品都只包含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並且從這方面來看，所有這種商品的市場價值也只代表必要勞動，但是，如果某種商品的產量超過了當時社會的需要，社會勞動時間的一部分就浪費掉了，這時，這個商品量在市場上代表的社會勞動量就比它實際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小得多。（只有在生產受到社會實際的預定的控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數量，和要由這種物品來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建立起聯系。）因此，這些商品必然低於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會根本賣不出去。如果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的數量，同要由這種產品來滿足的特殊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比太小，結果就會相反。但是，如果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的數量，和要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適應，從而產量也和需求不變時再生產的通常規模相適應，那麽這種商品就會按照它的市場價值來出售。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第440頁◎然規律。應當從這個規律出發來說明偏離，而不是反過來，從偏離出發來說明規律本身。

    現在，我們考察另一個方面：需求。

    商品被買來當作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以便進入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即使有些商品能達到這兩個目的，也不會引起任何變化。因此，生產者（這里指的是資本家，因為假定生產資料已經轉化為資本）和消費者都對商品有需求。看來，這首先要假定：在需求方面有一定量的社會需要，而在供給方面則有不同生產部門的一定量的社會生產與之相適應。如果棉紡織業每年按一定規模進行再生產，那就要有往年那樣數量的棉花；如果考慮到再生產因資本積累每年在擴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還要有棉花的追加量。生活資料也是這樣。工人階級要維持通常的中等水平的生活，至少必須再得到同樣數量的必要生活資料，雖然在商品品種的分配上可能會有或多或少的變化；如果考慮到人口每年在增長，那就還要有必要生活資料的追加量。這里所說的情況，經過或多或少的修改，也適用於其他階級。

    因此，在需求方面，看來存在著某種數量的一定社會需要，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求市場上有一定量的某種物品。但是，從量的規定性來說，這種需要具有很大伸縮性和變動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種假象。如果生活資料便宜了或者貨幣工資提高了，工人就會購買更多的生活資料，對這些商品就會產生更大的“社會需要”。這里還完全撇開需要救濟的貧民等等不說，這種人的“需求”甚至低於他們的身體需要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比如說，如果棉花便宜了，資本家對棉花的需求就會增長，投入棉紡織業中的追加資本就會增加，等等。這里決不要忘記，根據我們的前提，生產消費的需求是資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產剩余價值，因此，只是為了這個◎第441頁◎目的，他才生產某種商品。另一方面，這種情況並不妨礙資本家在他作為例如棉花的買者出現在市場上的時候，代表著對棉花的需要，正像對棉花的賣者來說，棉花的買者把棉花轉化為襯衣料子，還是轉化為火棉，還是想用它來堵塞自己和世人的耳朵，都無所謂一樣。可是，這種情況對於資本家是什麽樣的買者當然會有很大的影響。他對棉花的需要會由於下述情況而發生本質的改變：這種需要實際上只是掩蓋他獲取利潤的需要。市場上出現的對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實際的社會需要之間存在著數量上的差別，這種差別的界限，對不同的商品說來當然是極不相同的；我說的是下面二者之間的差額：一方面是實際需要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貨幣價格發生變化時所需要的商品量，或者說，買者的貨幣條件或生活條件發生變化時所需要的商品量。

    要理解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的偏離，是再容易不過的了。真正的困難在於確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麽。

    如果供求之間處於這樣的比例，以致某個生產部門的商品總量能夠按照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的。這是我們聽到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如果商品都能夠按照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

    如果供求一致，它們就不再發生作用，正因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場價值出售。如果有兩種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發生相等的作用，它們就會互相抵銷，而不會對外界發生任何影響，在這種條件下發生的現象，就必須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來解釋。如果供求一致，它們就不再說明任何事情，就不會對市場價值發生影響，並且使我們完全無從了解，為什麽市場價值◎第442頁◎正好表現為這樣一個貨幣額，而不表現為另外一個貨幣額。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的內在規律，顯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來說明（完全撇開對這兩種社會動力的更深刻的分析不說，在這里不需要作出這種分析），因為這些規律只有在供求不再發生作用時，也就是互相一致時，才純粹地實現。供求實際上從來不會一致；如果它們達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現象，所以在科學上等於零，可以看作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經濟學上必須假定供求是一致的。為什麽呢？這是為了對各種現象要在它們的合乎規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的形態上來進行考察；也就是說，要撇開由供求變動引起的假象來進行考察。另一方面，為了找出供求變動的實際趨勢，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把這種趨勢確定下來。因為各式各樣的不平衡具有互相對立的性質，並且因為這些不平衡會彼此接連不斷地發生，所以它們會由它們的相反的方向，由它們互相之間的矛盾而互相平衡。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們的不平衡會這樣接連發生，——而且偏離到一個方向的結果，會引起另一個方向相反的偏離，——以致就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不過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並且只是作為供求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由此，各種同市場價值相偏離的市場價格，按平均數來看，就會平均化為市場價值，因為這種和市場價值的偏離會作為正負數互相抵銷。這個平均數決不是只有理論意義，而且對資本來說還有實際意義，因為投資要把或長或短的一定時期內的變動和平均化計算在內。

    因此，供求關系一方面只是說明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的偏離，另一方面是說明消除這種偏離的趨勢，也就是消除供求關系的影響的趨勢。（那種有價格而沒有價值的商品是一種例外，在這里不必考察。）供求可以在極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產生◎第443頁◎的影響。例如，如果需求減少，因而市場價格降低，這就可能導致資本被抽走，從而供給減少。但這也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由於某種發明縮短了必要勞動時間，市場價值本身降低了，因而與市場價格平衡。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場價格高於市場價值，這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流入這個生產部門的資本過多，生產增加到如此程度，甚至使市場價格降低到市場價值以下；或者另一方面，這可能導致價格上漲，以致需求本身減少。這還可能在這個或者那個生產部門，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內導致市場價值本身的提高，因為所需要的一部分產品在這個期間內必須在較壞的條件下生產出來。

    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麽另一方面，市場價格，並且在進一步分析下的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說到需求，那是很清楚的，因為需求按照和價格相反的方向變動，如果價格跌落，需求就增加，相反，價格提高，需求就減少。不過供給也是這樣。因為加入所供給的商品中去的生產資料的價格，決定對這種生產資料的需求，因而也決定這樣一些商品的供給，這些商品的供給本身包括對這種生產資料的需求。棉花的價格對棉布的供給具有決定意義。［203-213］

    要使一個商品按照它的市場價值來出售，也就是說，按照它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來出售，耗費在這種商品的總量上的社會勞動的總量，就必須同這種商品的社會需要的量相適應，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要的量相適應。競爭，同供求關系的變動相適應的市場價格的波動，總是力圖把耗費在每一種商品上的勞動的總量化為這個標準。［215］

    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問題不僅在於，要為那個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價值額，取出另一種形式（貨幣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量的價值額，而且在於，要為那個預付在生產中的資本，取出和任◎第444頁◎何另一個同量資本同樣多的或者與資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價值或利潤，而不管預付資本是用在哪個生產部門；因此，問題在於，最低限度要按照那個會提供平均利潤的價格，即按照生產價格來出售商品。在這種形式上，資本意識到自己是一種社會權力；每個資本家都按照他在社會總資本中占有的份額而分享這種權力。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本身並不關心它所生產的商品具有什麽樣的使用價值，不關心它所生產的商品具有什麽樣的特殊性質。在每個生產部門中，它所關心的只是生產剩余價值，在勞動產品中占有一定量的無酬勞動。同樣，從屬於資本的雇傭勞動，按它的性質來說，也不關心它的勞動的特殊性質，它必須按照資本的需要變來變去，讓人們把它從一個生產部門拋到另一個生產部門。

    第二，事實上，一個生產部門和另一個生產部門一樣好或一樣壞。每個生產部門都提供同樣的利潤，而且，如果它所生產的商品不去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它就是無用的。

    但是，如果商品都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那就像已經說過的那樣，不同生產部門由於投入其中的資本量的有機構成不同，會產生極不相同的利潤率。但是資本會從一個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抽走，投入另一個利潤率較高的部門。通過這種不斷的流出和流入，總之，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以致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因而價值也就轉化為生產價格。資本主義在一個國家的社會內越是發展，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狀況越是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就越能實現這種平均化。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它的各種條件也發展了，它使生產過程借以進行的全部社會前提從屬於它的特殊性質和它的內在規律。

    那種在不斷的不平衡中不斷實現的平均化，在下述兩個條件◎第445頁◎下會進行得更快：1.資本有更大的活動性，也就是說，更容易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2.勞動力能夠更迅速地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第一個條件的前提是：社會內部有完全的貿易自由，消除自然壟斷以外的一切壟斷，即消除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產生的壟斷；其次，信用制度的發展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會資本集中起來，而不再留在各個資本家手里；最後，不同的生產部門都受資本家支配。最後這一點，在我們假定一切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生產部門的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時，已經包括在我們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數量眾多的非資本主義經營的生產部門（例如小農經營的農業）插在資本主義企業中間並與之交織在一起，這種平均化本身就會遇到更大的障礙。最後還必須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個條件的前提是：廢除一切妨礙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部門，或者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任何另一個生產地點的法律；工人對於自己勞動的內容抱無所謂的態度；一切生產部門的勞動最大限度地化為簡單勞動；工人拋棄一切職業的偏見；最後，特別是工人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支配。關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說明，屬於專門研究競爭的範圍。

    根據以上所說可以得出結論，每一單個資本家，同每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所有資本家總體一樣，參與總資本對全體工人階級的剝削，並參與決定這個剝削的程度，這不只是出於一般的階級同情，而且也是出於直接的經濟利害關系，因為在其他一切條件（包括全部預付不變資本的價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潤率取決於總資本對總勞動的剝削程度。

    平均利潤和每100資本所生產的平均剩余價值相一致，就剩余價值來說，以上所述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潤來說，不過要把◎第446頁◎預付資本價值作為利潤率的一個決定因素加進來。事實上，一個資本家或一定生產部門的資本，在對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剝削上特別關心的只是：或者通過例外的過度勞動，或者通過把工資降低到平均工資以下的辦法，或者通過所使用的勞動的例外生產率，可以獲得一種額外利潤，即超出平均利潤的利潤。撇開這一點不說，一個在本生產部門內完全不使用可變資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資本家（事實上這是一個極端的假定），會像一個只使用可變資本，因而把全部資本都投到工資上面的資本家（又是一個極端的假定）一樣地關心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並且會像後者一樣地從無酬的剩余勞動獲取他的利潤。但勞動的剝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時，取決於勞動的平均強度，而在勞動強度已定時，則取決於工作日的長度。剩余價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變資本的總額已定時，剩余價值量，從而利潤量，取決於勞動的剝削程度。與總資本不同的一個部門的資本對該部門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剝削會表現出特別關心，與整個部門不同的單個資本家對他個人雇用的工人的剝削會表現出同樣的特別關心。

    另一方面，資本的每一個特殊部門和每一個資本家，都同樣關心總資本所使用的社會勞動的生產率。因為有兩件事取決於這種生產率：第一是平均利潤借以表示的使用價值量；這一點有雙重的重要性，因為這個平均利潤既可以充當新資本的積累基金，又可以充當供享受的收入基金。第二是全部預付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價值的大小；這個價值的大小在整個資本家階級的剩余價值量或利潤量已定時，決定利潤率或一定量資本的利潤。在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或這個部門的特殊的單個企業內出現的特殊的勞動生產率，只有當它使單個部門同總資本相比，或者使單個資本家同他所屬的部門相比能夠獲得一筆額外利潤的時候，才會使那些直接有◎第447頁◎關的資本家關心。

    因此，我們在這里得到了一個像數學一樣精確的證明：為什麽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虛偽的兄弟，但面對著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218-221］

     ——

    根據以上所說可以看出，市場價值（關於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適用於生產價格）包含著每個特殊生產部門中在最好條件下進行生產的人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把危機和生產過剩的情況完全除外，這一點也適用於所有的市場價格，而不管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有多大的偏離。因為市場價格包含這樣的意思：對同種商品支付相同的價格，雖然這些商品可以在極不相同的個別條件下生產出來，因而可以有極不相同的成本價格。（這里我們不說那種普通意義上的壟斷——人為壟斷或自然壟斷——所產生的超額利潤。）

    此外，超額利潤還能在下列情況下產生出來：某些生產部門可以不把它們的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從而不把它們的利潤化為平均利潤。在論述地租的那一篇，我們將研究超額利潤這兩種形式的更進一步的變形。［222］◎第448頁◎

    第三篇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第十三章　規律本身

    在工資和工作日已定時，一個可變資本，例如100，代表一定數目的被推動的工人；它就是這個人數的指數。例如，假定100鎊是100個工人一周的工資。如果這100個工人所完成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一樣多，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每天為自己勞動的時間，即再生產他們的工資的時間，和他們為資本家勞動的時間，即生產剩余價值的時間一樣多，那麽，他們的總價值產品就＝200鎊，他們生產的剩余價值則是100鎊。剩余價值率m/v就＝100％。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剩余價值率由於不變資本c的大小不等，從而由於總資本C的大小不等，會表現為極不相同的利潤率，因為利潤率＝m/C。假定剩余價值率為100％：

    如果c＝50，v＝100，那麽p'＝100/150＝66 2/3％；◎第449頁◎

    如果c＝100，v＝100，那麽p'＝100/200＝50％；

    如果c＝200，v＝100，那麽p'＝100/300＝33 1/3％；

    如果c＝300，v＝100，那麽p'＝100/400＝25％；

    如果c＝400，v＝100，那麽p'＝100/500＝20％。

    因此，在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時，同一個剩余價值率會表現為不斷下降的利潤率，因為隨著不變資本的物質量的增加，不變資本從而總資本的價值量也會增加，雖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如果我們進一步假定，資本構成的這種逐漸變化，不僅發生在個別生產部門，而且或多或少地發生在一切生產部門，或者至少發生在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因而這種變化就包含著某一個社會的總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的變化，那麽，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這種逐漸增加，就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在剩余價值率不變或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利潤率會逐漸下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從而同被推動的總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這只是說，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內部所特有的生產方法的日益發展，一定價值量的可變資本所能支配的同數工人或同量勞動力，會在同一時間內推動、加工、生產地消費掉數量不斷增加的勞動資料，機器和各種固定資本，原料和輔助材料，——也就是價值量不斷增加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從而同總資本相比的這種不斷的相對減少，和社會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一◎第450頁◎回事。這也只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另一種表現，而這種發展正好表現在：由於更多地使用機器和一般固定資本，同數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輔助材料轉化為產品，也就是說，可以用較少的勞動把它們轉化為產品。不變資本價值量的這種增加，——雖然它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在物質上構成不變資本的各種使用價值的實際數量的增加，——會使產品相應地日益便宜。每一個產品就其本身來看，同較低的生產階段相比，包含一個更小的勞動量，因為在較低的生產階段上，投在勞動上的資本比投在生產資料上的資本大得多。因此，本章開頭假定的序列表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趨勢。資本主義生產，隨著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愈益相對減少，使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甚至提高時，剩余價值率會表現為一個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以後我們將會看到（注：見《資本論》第3卷第14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8-268頁，或本卷第455-459頁）。——451。），為什麽這種下降不是以這個絕對的形式而是以不斷下降的趨勢表現出來。）因此，一般利潤率愈益下降的趨勢，只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愈益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一個特有的表現。這並不是說利潤率不能由於別的原因而暫時下降，而是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證明了一種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價值率必然表現為下降的一般利潤率。因為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同它所推動的對象化勞動的量相比，同生產中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量相比，不斷減少，所以，這種活勞動中對象化為剩余價值的無酬部分同所使用的總資本的價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斷減少。而剩余價值量和所使用的總資本價值的比率就是利潤率，因而利潤率必然不斷下降。［235-237］

    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規律，或者說，所占有的剩余勞動同活勞動所推動的對象化勞動的量相比相對減少的規律，決不排斥這樣的◎第451頁◎情況：社會資本所推動和所剝削的勞動的絕對量在增大，因而社會資本所占有的剩余勞動的絕對量也在增大；同樣也決不排斥這樣的情況：單個資本家所支配的資本支配著日益增加的勞動量，從而支配著日益增加的剩余勞動量，甚至在它們所支配的工人人數並不增加的時候，也支配著日益增加的剩余勞動量。

    假定工人人口已定，例如200萬，再假定平均工作日的長度、強度以及工資也已定，因而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率也已定，那麽，這200萬工人的總勞動，以及他們的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就總是生產出同樣大小的價值量。但是，隨著這個勞動所推動的不變資本（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量的增加，這個價值量和這個資本的價值（這個價值和資本的量一起增加，雖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的比率會下降。因此，這個比率從而利潤率會下降，盡管資本所支配的活勞動的量和它吸收的剩余勞動的量同以前一樣。這個比率所以發生變化，並不是因為活勞動的量減少了，而是因為活勞動所推動的已經對象化的勞動的量增加了。這種減少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實際上同所推動的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絕對量毫無關系。利潤率的下降，不是由於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絕對減少，而只是由於它的相對減少，由於它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的減少。

    關於勞動量和剩余勞動量已定的情況所說的話，也適用於工人人數增加的情況，從而，在上述前提下，也適用於所支配的勞動量增加的情況，特別是適用於這個勞動的無酬部分即剩余勞動的量增加的情況。如果工人人口由200 萬增加到300萬，以工資形式付給工人人口的可變資本現在也由以前的200萬增加到現在的300萬，而不變資本由400萬增加到1 500萬，那麽，在上述前提下（工作日和剩余價值率不變），剩余勞動量或剩余價值量就增加一◎第452頁◎半，即50％，由200 萬增加到300萬。但是，盡管剩余勞動的絕對量，因而剩余價值的絕對量增加了50 ％，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還是會由2∶4下降到3∶15，而剩余價值和總資本的比率如下（以百萬為單位）：

    Ⅰ.4c＋2v＋2m；C＝6，p'＝33 1/3％；

    Ⅱ.15c＋3v＋3m；C＝18，p'＝16 2/3％。

    剩余價值量增加了一半，而利潤率則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但是，利潤只是按社會資本計算的剩余價值，因而就社會範圍來說，利潤量，利潤的絕對量，同剩余價值的絕對量相等。因此，盡管這個利潤量和全部預付資本的比率大大下降了，或者說，一般利潤率大大下降了，利潤的絕對量，它的總量，還是增加了50％。所以，盡管利潤率累進地下降，資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數，即它所推動的勞動的絕對量，從而它所吸收的剩余勞動的絕對量，從而它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從而它所生產的利潤的絕對量，仍然能夠增加，並且累進地增加。事情還不只是能夠如此。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撇開那些暫時的波動，事情也必然如此。［241-243］

    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同一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一方面表現為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表現為所占有的剩余價值或利潤的絕對量的不斷增加；結果，可變資本和利潤的相對減少總的說來是同二者的絕對增加相適應的。我們講過，這種雙重的作用，只是在總資本的增加比利潤率的下降更為迅速的時候才能表現出來。要在構成較高或不變資本的相對增加較多的情況下使用一個絕對增加了的可變資本，總資本不僅要和較高的構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迅速。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發展，要使用同量勞動力，就需要越來越大的資本量；要◎第453頁◎使用更多的勞動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產生持久的顯而易見的工人人口過剩。如果可變資本以前占總資本的1/2，現在只占1/6，那麽，要使用同量勞動力，總資本就必須增加到三倍；如果所用的勞動力要增加一倍，總資本就必須增加到六倍。［248-249］

    利潤率因生產力的發展而下降，同時利潤量卻會增加，這個規律也表現為：資本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下降，同時商品所包含的並通過商品出售所實現的利潤量卻會相對增加。

    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較高的資本構成，會使數量越來越小的勞動推動數量越來越大的生產資料，所以，總產品中任何一個部分，任何一個商品，或者說，充當所生產商品總量的計量單位的任何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較少的活勞動，而且也只包含較少的對象化勞動，即所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損耗以及所消費的原料和輔助材料中所體現的對象化勞動。因此，任何一個商品都只包含一個較小的、對象化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和生產中新追加的勞動的總和。這樣，單個商品的價格就下降了。盡管如此，單個商品中包含的利潤量，在絕對剩余價值率或相對剩余價值率提高時仍能增加。它包含較少的新追加勞動，但是這種勞動的無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卻增加了。不過，只有在一定限度內情況才是這樣。當單個商品中包含的新追加的活勞動的總和在生產發展過程中大大地絕對減少時，其中包含的無酬勞動的量也會絕對地減少，不管它同有酬部分相比相對地增加了多少。盡管剩余價值率提高了，每個商品中的利潤量卻會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大大減少；而這種減少和利潤率的下降完全一樣，只是由於不變資本要素變得便宜，由於本冊第一篇所指出的在剩余價值率不變甚至下降時使利潤率提高的其他情況而延緩下來。［251-252］◎第454頁◎　第十四章　起反作用的各種原因

    如果我們考慮到，同以往的一切時期相比，僅僅最近30年間社會勞動生產力有了巨大的發展；特別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除了真正的機器，又有大量的固定資本加入社會生產過程的總體，那麽，一向使經濟學家感到麻煩的困難，即說明利潤率下降，就會讓位給相反的困難，即說明這種下降為什麽不更大或更快。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響在發生作用，來阻撓和抵銷這個一般規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趨勢的性質，因此，我們也就把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叫作趨向下降。下面就是這些原因中最普遍的原因：

    Ⅰ.勞動剝削程度的提高

    勞動的剝削程度，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占有，特別會由於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的強化而提高。這兩點在第一冊論述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時已經詳細說明過了。使勞動強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增加，因而包括利潤率的下降，例如在一個工人必須看管更多機器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在這里，——也像生產相對剩余價值時使用的大多數方法一樣，——引起剩余價值率提高的同一些原因，都包含著按所使用的總資本的一定量來考察的剩余價值量的減少。［258-259］◎第455頁◎

    剩余價值率的提高是決定剩余價值量從而決定利潤率的一個因素。這特別是因為這種提高，如上所述，在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完全沒有增加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況下也會發生。這個因素不會取消一般的規律。但是，它會使一般的規律不如說作為一種趨勢來發生作用，即作為這樣一種規律來發生作用，它的絕對的實現被起反作用的各種情況所阻礙、延緩和減弱。但是，因為使剩余價值率提高（甚至延長勞動時間也是大工業的一個結果）的同一些原因，趨向於使一定量資本所使用的勞動力減少，所以同一些原因趨向於使利潤率降低，同時又使這種降低的運動延緩下來。［260-261］

    Ⅱ.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

    在這里，這種情況只是作為經驗的事實提出，因為它和其他許多似乎應該在這里提到的情況一樣，實際上同資本的一般分析無關，而屬於不是本書所要考察的競爭的研究範圍。但它是阻礙利潤率下降趨勢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262 ］

    Ⅲ.不變資本各要素變得便宜

    就總資本來看，不變資本的價值並不和它的物質量按同一比例增加。例如，一個歐洲紡紗工人在一個現代工廠中加工的棉花量，同一個歐洲紡紗業者從前用紡車加工的棉花量相比，是極大地增加了。但是加工的棉花的價值並不和它的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的情況也是這樣。總之，使不變資本量同可變資本相比而增加的同一發展，由於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會使不變資本◎第456頁◎各要素的價值減少，從而使不變資本的價值不和它的物質量，就是說，不和同量勞動力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物質量，按同一比例增加，雖然不變資本的價值會不斷增加。在個別情況下，不變資本各要素的量，甚至會在不變資本的價值保持不變或甚至下降的時候增加。

    同上述情況相聯系的，是現有資本（即它的物質要素）隨著工業發展而發生的貶值。它也是阻礙利潤率下降的不斷發生作用的原因之一，雖然它在某些情況下會使提供利潤的資本的量減少，從而使利潤量減少。這里再一次表明，造成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同一些原因，也會阻礙這種趨勢的實現。［262-263］

    Ⅳ.相對過剩人口

    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是和表現為利潤率下降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不開的，並且由於這種發展而加速。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這個國家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表現得越明顯。一方面，相對過剩人口又是造成下述情況的原因：許多生產部門中勞動或多或少不完全從屬於資本的現象繼續存在，而且在這種現象初看起來和一般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情況下仍會繼續存在；它也是下述情況造成的結果：可供支配的或失業的雇傭工人價格低廉和數量眾多，一些生產部門出於其本性而更加強烈地反對由手工勞動轉化為機器勞動。另一方面，出現了新的生產部門，特別是生產奢侈品的部門，這些生產部門把其他生產部門中常常由於不變資本占優勢而失業的上述相對過剩人口作為基礎，而這些生產部門本身則建立在活勞動要素占優勢的基礎之上，以後才逐漸地走其他生產部門所走過的路。在這兩個場合，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占有◎第457頁◎相當大的比重，工資則低於平均水平，結果這些生產部門的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都非常高。因為一般利潤率是由各特殊生產部門利潤率的平均化而形成的，所以，造成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同一些原因，在這里又會產生一種和這種趨勢相反的對抗力量，或多或少地抵銷這種趨勢的作用。［263-264］

    Ⅴ.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一方面使不變資本的要素變得便宜，一方面使可變資本轉化成的必要生活資料變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潤率的作用，因為它使剩余價值率提高，使不變資本價值降低。一般說來，它在這方面起作用，是因為它可以使生產規模擴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積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減少，從而加速利潤率的下降。同樣，對外貿易的擴大，雖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幼年時期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由於這種生產方式的內在必然性，由於這種生產方式要求不斷擴大市場，它成為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產物。在這里，我們再一次看見了同樣的二重作用。［264］

    因此，一般說來，我們已經看到，引起一般利潤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會產生反作用，阻礙、延緩並且部分地抵銷這種下降。這些原因不會取消這個規律，但是會減弱它的作用。否則，不能理解的就不是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反而是這種下降的相對緩慢了。所以，這個規律只是作為一種趨勢發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況下和經過一個長的時期，才會清楚地顯示出來。［266］◎第458頁◎

    Ⅵ.股份資本的增加

    除上述五點外，還可以補充下面一點，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們暫時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在和加速的積累同時並進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中，資本的一部分只作為生息資本來計算和使用。這里所說的生息資本並不是指：每個貸出資本的資本家會滿足於利息，而產業資本家則取得企業主收入。這同一般利潤率的水平無關，因為對一般利潤率來說，利潤＝利息＋各種利潤＋地租；利潤在這些特殊範疇中的分配，同一般利潤率無關。這里所說的生息資本是指：這些資本雖然投在大的生產企業上，但在扣除一切費用之後，只會提供或大或小的利息，即所謂股息。例如，投在鐵路上的資本就是這樣。因此，這些資本不會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平均化過程，因為它們提供的利潤率低於平均利潤率。如果它們參加進來，平均利潤率就會下降得更厲害。從理論上說，我們可以把它們計算進去，這樣得到的利潤率小於表面上存在的並且實際上對資本家起決定作用的利潤率，因為恰好在這些企業內，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最大。［267-268］　第十五章　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

    Ⅰ.概論

    利潤率的下降和積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示生產力的發展來◎第459頁◎說，只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表現。積累既然引起勞動的大規模集中，從而引起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就又加速利潤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又加速資本的積聚，並且通過對小資本家的剝奪，通過對那些還有一點東西可供剝奪的直接生產者的最後殘余的剝奪，來加速資本的集中。所以，雖然積累率隨著利潤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積累在量的方面還是會加速進行。［269-270］

    假定已經有必要的生產資料，即充足的資本積累，那麽，在剩余價值率從而勞動的剝削程度已定時，剩余價值的創造就只會遇到工人人口的限制，在工人人口已定時，就只會遇到勞動剝削程度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而剩余價值體現為剩余產品或體現為所生產的商品中由無酬勞動對象化的相應部分。決不應當忘記，這種剩余價值的生產——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或積累，也是這種剩余價值生產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動機。因此，決不能把這種生產描寫成它本來不是的那個東西，就是說，描寫成以消費或者以替資本家生產消費品為直接目的的生產。如果這樣，就完全看不到這種生產在其整個內在本質上表現出來的特有性質。

    這個剩余價值的取得，形成直接的生產過程，而這個生產過程，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限制，再沒有別的限制。一旦可以榨出的剩余勞動量對象化在商品中，剩余價值就生產出來了。但是，剩余價值生產出來，只是結束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第一個行為，即直接的生產過程。資本已經吮吸了一定量無酬勞動。隨著表現為利潤率下降的過程的發展，這樣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的總量會驚人地膨脹起來。現在開始了過程的第二個行為。總商品量，即總產品，無論是補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部分，還是◎第460頁◎代表剩余價值的部分，都必須賣掉。如果賣不掉，或者只賣掉一部分，或者賣掉時價格低於生產價格，那麽，工人固然被剝削了，但是對資本家來說，這種剝削沒有原樣實現，與此相聯系的是，榨取的剩余價值完全不能實現，或者只能部分地實現，資本也部分或全部地損失掉。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前者只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後者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和社會消費力的限制。但是社會消費力既不是取決於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取決於絕對的消費力，而是取決於以對抗性的分配關系為基礎的消費力；這種分配關系，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只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內變動的最低限度。這個消費力還受到積累欲的限制，受到擴大資本和擴大剩余價值生產規模的欲望的限制。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它是由生產方法本身的不斷革命，由始終和這種革命聯系在一起的現有資本的貶值，由普遍的競爭鬥爭以及僅僅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滅亡而改進生產和擴大生產規模的必要性決定的。因此，市場必須不斷擴大，以致市場的聯系和調節這種聯系的條件，越來越采取一種不以生產者為轉移的自然規律的形式，越來越無法控制。這個內部矛盾力圖用擴大生產的外部範圍的辦法求得解決。但是生產力越發展，它就越和消費關系所借以建立的狹隘基礎發生沖突。在這個充滿矛盾的基礎上，資本過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過剩結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為在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量雖然會增加，但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條件和實現這個剩余價值的條件之間的矛盾，正好因此而增長。［271-273］

    利潤率下降，不是因為對工人的剝削少了，而是因為所使用的勞動同所使用的資本相比少了。［274］◎第461頁◎

    利潤量甚至在利潤率較低時也會隨著所投資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這同時需要有資本的積聚，因為這時各種生產條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資本。這同樣需要有資本的集中，即小資本家為大資本家所吞並，小資本家失去資本。這不過又是勞動條件和生產者的再一次的分離，這些小資本家還算是生產者，因為對他們來說，本人的勞動還起著作用；總的說來，資本家的勞動和他的資本量成反比，就是說，和他成為資本家的程度成反比。正是勞動條件和生產者之間的這種分離，形成資本的概念；這種分離從原始積累（第1冊第24章）開始，然後在資本的積累和積聚中表現為不斷的過程，最後表現為現有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和許多人喪失資本（現在剝奪正向這方面變化）。如果沒有相反的趨勢不斷與向心力一起又起離心作用，這個過程很快就會使資本主義生產崩潰。［274-275］

    Ⅱ.生產擴大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沖突

    總的說來，矛盾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著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而不管價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價值如何，也不管資本主義生產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也就是使這個價值越來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獨特性質是把現有的資本價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這個價值的手段。它用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包含著：降低利潤率，使現有資本貶值，靠犧牲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力來發展勞動生產力。

    現有資本的周期貶值，這個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阻礙利潤率下降並通過新資本的形成來加速資本價值的積累的手◎第462頁◎段，會擾亂資本流通過程和再生產過程借以進行的現有關系，從而引起生產過程的突然停滯和危機。

    與生產力發展並進的、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相對減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時又不斷地創造出人為的過剩人口。資本的積累，從價值方面看，由於利潤率下降而延緩下來，但更加速了使用價值的積累，而使用價值的積累又使積累在價值方面加速進行。

    資本主義生產總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這些限制，但是它用來克服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這些限制以更大的規模重新出現在它面前。

    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這就是說：資本及其價值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相反：生產資料只是不斷擴大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窮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並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價值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發展物質生產力並且創造同這種生產力相適應的世界市場的歷史手段，那麽，它同時也是它的這個歷史任務和同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不斷的矛盾。［278-279］

    Ⅲ.人口過剩時的資本過剩

    單個資本家手中為了生產地使用勞動所必需的資本最低限◎第463頁◎額，隨著利潤率的下降而增加；這個最低限額所以是必需的，既是為了剝削勞動，也是為了使所用勞動時間成為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使它不超過生產商品的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且積聚會同時增長，因為超過一定的界限，利潤率低的大資本比利潤率高的小資本積累得更迅速。這種增長著的積聚，達到一定程度時，又引起利潤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資本被迫走上冒險的道路：投機、信用欺詐、股票欺詐、危機。所謂的資本過剩，實質上總是指那種利潤率的下降不會由利潤量的增加得到補償的資本——新形成的資本嫩芽總是這樣——的過剩，或者是指那種自己不能獨立行動而以信用形式交給大產業部門的指揮人去支配的資本的過剩。資本的這種過剩是由引起相對過剩人口的同一些情況產生的，因而是相對過剩人口的補充現象，雖然二者處在對立的兩極上：一方面是失業的資本，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工人人口。［279-280］

    資本的生產過剩，總是指可以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即可以用來按一定剝削程度剝削勞動的生產資料——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生產過剩；而這個剝削程度下降到一定點以下，就會引起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混亂和停滯、危機、資本的破壞。資本的這種生產過剩伴隨有相當可觀的相對人口過剩，這並不矛盾。使勞動生產力提高、商品產量增加、市場擴大、資本在量和價值方面加速積累和利潤率降低的同一些情況，也產生出並且不斷地產生相對的過剩人口，即過剩的工人人口，這些人口不能為過剩的資本所使用，因為他們只能按照很低的勞動剝削程度來使用，或者至少是因為他們按照一定的剝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潤率已經很低。［285］

    因為資本的目的不是滿足需要，而是生產利潤，因為資本達到這個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產的規模來決定生產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於資本主義基礎的有限的消費範圍和不斷地力圖◎第464頁◎突破自己固有的這種限制的生產之間，必然會不斷發生沖突。而且，資本是由商品構成的，因而資本的生產過剩包含商品的生產過剩。由此產生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否認商品生產過剩的那些經濟學家，卻承認資本的生產過剩。如果說，發生的不是一般的生產過剩，而是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不平衡，那麽，這僅僅是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內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平衡表現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個不斷的過程，因為在這里，全部生產的聯系是作為盲目的規律強加於生產當事人，而不是作為由他們的集體的理性所把握、從而受他們支配的規律來使生產過程服從於他們的共同的控制。［285-286］

    生活資料和現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產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夠體面地、像人一樣地生活，生活資料還是生產得太少了。［287］

    不是財富生產得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的形式上的財富，周期地生產得太多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限制表現在：

    1.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使利潤率的下降成為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在某一點上和勞動生產力本身的發展發生最強烈的對抗，因而必須不斷地通過危機來克服。

    2.生產的擴大或縮小，不是取決於生產和社會需要即社會地發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間的關系，而是取決於無酬勞動的占有以及這個無酬勞動和對象化勞動的比率，或者按照資本主義的說法，取決於利潤以及這個利潤和所使用的資本的比率，即一定水平的利潤率。因此，當生產的擴大程度在另一個前提下還遠為不足的時候，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不是在需要的滿足要求停頓時停頓，而是在利潤的生產和實現要求停頓時停◎第465頁◎頓。［287-288］

    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動力；那種而且只有那種生產出來能夠提供利潤的東西才會被生產出來。英國經濟學家對利潤率下降的擔憂就是由此產生的。單是這種可能性就使李嘉圖感到不安，這正好表明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深刻理解。有人責難他，說他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時不注意“人”，只看到生產力的發展，而不管這種發展犧牲了多少人和資本價值。這正好是他的學說中出色的地方。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形式創造物質條件。使李嘉圖感到不安的是：利潤率，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積累的條件和動力，會受到生產本身發展的威脅。而且在這里，數量關系就是一切。實際上，成為基礎的還有某種更為深刻的東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這里，以純粹經濟學的方式，就是說，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在資本主義理解力的界限以內，從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立場出發，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它的相對性，即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288-289］◎第466頁◎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節選）（之三）

    第四篇　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商人資本）

    第十六章　商品經營資本

    商人資本或商業資本分為兩個形式或亞種，即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現在，我們要在分析資本的核心構造所必需的範圍內，較詳細地說明這兩種資本的特征。［297］

    商品資本的運動在第二冊（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01-115頁，或本卷第287-288頁。——467。）已經分析過了。就社會總資本來說，它的一部分總是作為商品處在市場上，以便轉化為貨幣，雖然這部分不斷由別的要素構成，甚至數量也在變化；另一部分以貨幣形式處在市場上，以便轉化為商品。社會總資本總是處在這種轉化◎第467頁◎即這種形態變化的運動中。只要處在流通過程中的資本的這種職能獨立起來，成為一種特殊資本的特殊職能，並且固定下來，成為一種由分工給予特殊種類資本家的職能，商品資本就成為商品經營資本或商業資本。［297-298］

    商品經營資本只是這個不斷處在市場上、處在形態變化過程中並總是局限在流通領域內的流通資本的一部分的轉化形式。我們說一部分，是因為商品的買和賣有一部分是不斷地在產業資本家自身中間直接進行的。在這里的研究中我們把這個部分完全撇開，因為它對於規定商人資本的概念，對於理解商人資本的特殊性質毫無幫助，另一方面，在第二冊中，我們已經對這個部分作了為我們的目的所需要作的詳盡說明。

    商品經營者，作為一般資本家，首先是作為某個貨幣額的代表出現在市場上；他作為資本家預付這個貨幣額，也就是說，他要把這個貨幣額從x （這個貨幣額的原有價值）轉化為x＋△x（這個貨幣額加上它的利潤）。但是，對他這個不僅是一般資本家，而且特別是商品經營者來說，不言而喻的是，他的資本最初必須以貨幣資本的形式出現在市場上，因為他不生產商品，而只是經營商品，對商品的運動起中介作用，而要經營商品，他必須首先購買商品，因此必須是貨幣資本的占有者。

    假定一個商品經營者有3 000鎊，把它當作經營資本來增殖，他用這3 000鎊從麻布廠主那里購買比如說30 000碼麻布，每碼2先令。他再把這30 000 碼麻布賣掉。如果年平均利潤率＝10％，他在扣除一切雜費之後賺到10％的年利潤，那麽，他在年終時就把這3 000鎊轉化為3 300鎊了。他怎樣賺得這筆利潤，那是我們以後才要研究的問題。在這里，我們首先要考察的只是他的資本的運動的形式。他不斷地用這3 000鎊購買麻布，並且不斷地把這些◎第468頁◎麻布賣掉； 他不斷地重覆為賣而買這一行為，G-W-G'。這是完全局限在流通過程中的資本的簡單形式，不會被處在這一資本的自身運動和職能範圍以外的生產過程的間歇所中斷。［299-300］

    商品經營資本無非是生產者的商品資本，這種商品資本必須經歷它轉化為貨幣的過程，必須在市場上執行它作為商品資本的職能；不過這種職能已經不是生產者的附帶活動，而是一類特殊資本家即商品經營者的專門活動，它已經作為一種特殊投資的業務而獨立起來。

    此外，這種情況也表現在商品經營資本的特有流通形式上。商人購買商品，然後把它賣掉：G-W-G'。［……］同一件事情，對生產資本家來說是W-G，即他的資本在商品資本這個暫時形態上的簡單職能，對商人來說卻是G-W-G'，即他所預付的貨幣資本的特殊增殖過程。商品形態變化的一個階段，在這里，對商人來說，表現為G-W-G'，因而表現為一種獨特的資本的演化。［301-302］

    既然商品經營資本在自行銷售的生產者手中顯然只是表現為他的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上，即停留在流通領域的時候所采取的一種特殊形式，那麽，是什麽情況使商品經營資本具有一個獨立地執行職能的資本的性質呢？

    第一，是下面這個情況：商品資本是在一個和它的生產者不同的當事人手中完成它最終轉化為貨幣的過程，即完成它的第一形態變化，完成它在市場上作為商品資本所固有的職能的；商品資本的這種職能，是以商人的活動，即商人的買賣為中介的，於是這種活動就形成一種特別的、與產業資本的其他職能分離的、因而是獨立存在的業務。這是社會分工的一種特殊形式，結果是，一部分本來要在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在這里就是流通階段）中◎第469頁◎完成的職能，現在表現為一種和生產者不同的、特別的流通當事人的專門職能。但是單有這一點，這種特殊業務還決不會表現為一種和處於再生產過程的產業資本不同的、獨立於產業資本之外的特殊資本的職能；在商品經營只是由產業資本家的推銷員或其他直接代理人進行的地方，它實際上還沒有表現為這種職能。因此，還必須有第二個因素。

    第二，這是由於獨立的流通當事人即商人在他所處的這個地位上要預付貨幣資本（他自有的或借入的）。那個對於處在再生產過程中的產業資本來說只表現為W- G，即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或單純的賣的行為，對商人來說卻表現為G-W-G'，即同一商品的買和賣，因而表現為貨幣資本的回流，這個貨幣資本在商人進行購買時離開了他，通過出售又回到他手中。［303-304］

    商品資本會在商品經營資本形式上取得一種獨立資本的形態，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商人預付貨幣資本，這種資本之所以能作為資本自行增殖，能執行資本的職能，是因為它只從事一種活動，即對商品資本的形態變化，對它作為商品資本的職能，即它向貨幣的轉化起中介作用，而這一點它是通過商品的不斷的買和賣來辦到的。這是商品經營資本的唯一活動；對產業資本流通過程起中介作用的這種活動，就是商人使用的貨幣資本的唯一職能。通過這種職能，商人把他的貨幣轉化為貨幣資本，把他的G表現為G-W-G'，並且通過同一過程，他把商品資本轉化為商品經營資本。

    商品經營資本，只要它以商品資本的形式存在，從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來看，顯然不過是還處在市場上、處在自己的形態變化過程中的那部分產業資本，這部分產業資本現在作為商品資本存在和執行職能。因此，就資本的總再生產過程來說，現在要考察◎第470頁◎的只是商人預付的貨幣資本，這種貨幣資本是專門用於買賣商品的，因而只采取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的形式，而從來不采取生產資本的形式，並且總是處在資本的流通領域中。

    只要生產者即麻布工廠主把他的30 000碼麻布賣給商人，得到了3 000 鎊，他就會用由此得到的貨幣購買必要的生產資料，他的資本就會再進入生產過程；他的生產過程就會繼續不斷地進行下去。對他來說，他的商品已經轉化為貨幣。但是我們知道，對麻布本身來說，這種轉化還沒有發生。它還沒有最終再轉化為貨幣，還沒有作為使用價值進入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同一商品資本原來在市場上由麻布生產者來代表，現在則由麻布商人來代表了。對麻布生產者來說，形態變化的過程縮短了，但只是要在商人手中繼續進行下去。

    如果麻布生產者必須等到他的麻布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商品，已經轉入最後的買者，即生產消費者或個人消費者手中的時候，那麽，他的再生產過程就會中斷。或者，為了使再生產過程不致中斷，他就必須限制他的活動，把他的較小部分的麻布轉化為麻紗、煤炭、勞動等等，總之，轉化為生產資本的各種要素，而把他的較大部分的麻布作為貨幣準備金保存起來，以便在他的資本的一部分作為商品處在市場上的時候，另一部分能夠使生產過程繼續進行下去，因而，在這一部分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時候，那一部分則以貨幣形式流回。他的資本的這種分割，不會由於商人的介入而消除。但是，如果沒有商人的介入，流通資本中以貨幣準備金形式存在的部分，同以生產資本形式使用的部分相比，必然會不斷增大，與此相適應，再生產的規模就會受到限制。而現在，生產者能夠把他的資本中較大的部分不斷地用於真正的生產過程，而把較小的部分用作貨幣準備金。［305-306］◎第471頁◎

    如果商人不是把3 000鎊用來購買麻布，以便把它再賣出去，而是自己把這3 000鎊用於生產，那麽，社會的生產資本就會增大。在這種情況下，麻布生產者當然就必須把他的相當大一部分資本作為貨幣準備金保存起來；現在已經轉化為產業資本家的商人也必須這樣做。反之，如果商人仍然是商人，那麽，生產者就可以把出售商品的時間節省下來用於監督生產過程，而商人則必須把他的全部時間用於出售商品。

    如果商人資本沒有超過它的必要的比例，那就必須承認：

    1.由於分工，專門用於買賣的資本（在這里，除了購買商品的貨幣以外，還包括在經營商業所必要的勞動方面和在商人的不變資本即倉庫、運輸等等方面必須支出的貨幣），小於產業資本家在必須親自從事他的企業的全部商業活動時所需要的這種資本。

    2.因為商人專門從事這種業務，所以，不僅生產者可以把他的商品較早地轉化為貨幣，而且商品資本本身也會比它處在生產者手中的時候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態變化。

    3.就全部商人資本同產業資本的關系來看，商人資本的一次周轉不僅可以代表一個生產部門許多資本的周轉，而且可以代表不同生產部門若幹資本的周轉。前一種情況是，在例如麻布商人用他的3 000 鎊購買麻布生產者的產品並再把它賣掉以後，在這個生產者再把同量商品投入市場以前，他又去購買另一個或幾個麻布生產者的產品並再把它賣掉，這樣也就對同一生產部門中的不同資本的周轉起中介作用。後一種情況是，在商人例如把麻布賣掉之後，現在買進生絲，從而對另一個生產部門的資本的周轉起中介作用。［306-307］

    商人資本的周轉，與一個同樣大小的產業資本的周轉或一次再生產是不同的；相反地，它同若幹個這種資本的周轉的總和相◎第472頁◎等，而不管這種資本是屬於同一生產部門還是屬於不同生產部門。商人資本周轉得越快，總貨幣資本中充當商人資本的部分就越小；商人資本周轉得越慢，總貨幣資本中充當商人資本的部分就越大。生產越不發達，商人資本的總額，同投入流通的商品的總額相比，就越大；但是絕對地說，或者同比較發達的狀態相比，就越小。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因此，在這種不發達的狀態下，真正的貨幣資本大部分掌握在商人手中，這樣一來，商人的財產在其他人的財產面前形成貨幣財產。

    商人預付的貨幣資本的流通速度取決於：1.生產過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產過程互相銜接的速度；2.消費的速度。

    商人資本僅僅為了完成上述周轉，不需要按自己的全部價值量先買進商品，然後再把它賣掉。商人可以同時完成這兩種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資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商品資本構成，另一部分由貨幣資本構成。他在這里買東西，從而把他的貨幣轉化為商品。他在那里賣東西，從而把另一部分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一方面，他的資本會作為貨幣資本流回他手中，另一方面，商品資本流到他手中。以一種形式存在的部分越大，以另一種形式存在的部分就越小。二者互相交替，互相平衡。如果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應用和由此發展起來的信用制度，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應用結合在一起，那麽，商人資本的貨幣資本部分同這個商人資本完成的交易額相比，就會更加減少。如果我購買了價值1 000 鎊的葡萄酒，支付期是三個月，在三個月期滿以前，我已經按現金交易把葡萄酒賣掉了，那麽，進行這筆交易就一文錢也沒有預付。［308-309］

    商人資本不外是在流通領域內執行職能的資本。流通過程是總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階段。但是在流通過程中，任何價值也沒有被生產出來，因而任何剩余價值也沒有被生產出來。在這個過程中，◎第473頁◎只是同一價值量發生了形式變化。事實上不過是發生了商品的形態變化，這種形態變化本身同價值創造或價值變化毫無關系。如果在生產的商品出售時剩余價值得到了實現，那是因為剩余價值已經存在於該商品中；因此，在第二個行為，即貨幣資本同商品（各種生產要素）的再交換中，買者也不會實現任何剩余價值，在這里貨幣同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交換只是為剩余價值的生產作了準備。相反地，既然這種形態變化要花費流通時間，——在這個時間內資本根本不生產東西，因而也不生產剩余價值，——這個時間就會限制價值的創造，表現為利潤率的剩余價值會正好和流通時間的長短成反比。因此，商人資本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余價值，就是說，它不直接創造它們。但既然它有助於流通時間的縮短，它就能間接地有助於產業資本家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於市場的擴大，並對資本之間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資本能夠按更大的規模來經營，它的職能就會提高產業資本的生產率和促進產業資本的積累。既然它會縮短流通時間，它就會提高剩余價值和預付資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潤率。既然它會把資本的一個較小部分作為貨幣資本束縛在流通領域中，它就會擴大直接用於生產的那部分資本。［311-312］

    第十七章　商業利潤

    商品經營資本，——撇開各種各樣可能與此有關的職能，如保◎第474頁◎管、運送、運輸、分類、零售等，只說它的真正的為賣而買的職能，——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余價值，它只是對它們的實現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時也對商品的實際交換，對商品從一個人手里到另一個人手里的轉讓，對社會的物質變換起中介作用。但是，因為產業資本的流通階段，和生產一樣，形成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階段，所以在流通過程中獨立地執行職能的資本，也必須和在不同生產部門中執行職能的資本一樣，提供年平均利潤。如果商人資本比產業資本提供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潤，那麽，一部分產業資本就會轉化為商人資本。如果商人資本提供更低的平均利潤，那麽就會發生相反的過程。一部分商人資本就會轉化為產業資本。沒有哪一種資本比商人資本更容易改變自己的用途，更容易改變自己的職能了。

    因為商人資本本身不生產剩余價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潤的形式歸商人資本所有的剩余價值，只是總生產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但是現在問題在於：商人資本怎樣從生產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中獲得歸它所有的那一部分呢？［314］

    很清楚，商人只能從他所出售的商品的價格中獲得他的利潤，更清楚的是，他出售商品時賺到的這個利潤，必然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之間的差額，必然等於後者超過前者的余額。［314］

    這種加價的形式是很容易理解的。例如，1碼麻布值2先令。如果我要從再出售中獲得10％的利潤，我就必須加價1/10，也就是，按每碼2先令2 2/5便士出售。在這種情況下，它的實際生產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之間的差額＝2 2/5便士。這就是2先令的10％的利潤。［316］◎第475頁◎

    這就是從現象上最初表現出來的情形：商業利潤通過商品加價而實現。其實，認為利潤來自商品價格的名義上的提高或商品高於它的價值出售這整個看法，是由對商業資本的觀察產生的。

    但是，只要仔細考察一下，馬上就可以看出，這不過是假象。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商業利潤就不是以這個方式實現的。（在這里，我們談的始終只是平均的情況，而不是個別的情況。）為什麽我們假定，商品經營者只有高於商品生產價格比如說10％出售商品，才能在他的商品上實現10 ％的利潤呢？因為我們已經假定，這些商品的生產者，產業資本家（作為產業資本的人格化，對外界來說，他總是作為“生產者”出現）是按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商人的。如果商品經營者支付的商品購買價格等於它的生產價格，歸根到底，也就是等於它的價值，以致商品的生產價格，歸根到底，也就是商品的價值，對商人來說代表成本價格，那麽，商人的出售價格超過他的購買價格的余額，——只有這個差額才是他的利潤的源泉，——事實上就必然是商品的商業價格超過它的生產價格的余額，因此，歸根到底，商人是高於商品價值出售一切商品的。但是，為什麽假定產業資本家是按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商人的呢？或者不如說，這個假定是以什麽為前提的呢？這就是：商業資本（在這里，我們還只是把它看作商品經營資本）不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形成。在闡明一般利潤率時，我們必須從這個前提出發，第一，因為商業資本本身那時對我們來說還不存在；第二，因為平均利潤，從而一般利潤率，首先必須作為不同生產部門的產業資本實際生產的利潤或剩余價值的平均化來說明。但是，說到商人資本，我們考察的卻是一種不參加利潤生產而只分享利潤的資本。所以，現在必須對以前的說明進行補充。

    假定一年中預付的總產業資本＝720c＋180v＝900 （比如說以◎第476頁◎百萬鎊為單位），m'＝100％。因而產品＝720c＋180v＋180m。然後我們把這個產品或生產出來的商品資本叫作W，它的價值或生產價格（因為就全部商品來說，二者是一致的）就＝1 080，總資本900的利潤率＝20％。按照前面的闡述，這個20％是平均利潤率，因為在這里剩余價值不是根據這個或那個具有特殊構成的資本計算的，而是根據具有平均構成的總產業資本計算的。因而W＝1 080，利潤率＝20％。現在我們假定，在這900鎊產業資本之外，還有100鎊商人資本加入，它要按照自己大小的比例從利潤中分得和產業資本相同的份額。按照假定，它是總資本1 000中的1/10。因此，它從全部剩余價值180中分得1/10；也就是按18 ％的比率獲得一筆利潤。因此，留下來要在其余9/10的總資本中進行分配的利潤實際上只有162，對資本900來說也是18％。因此，產業資本900的所有者把W賣給商品經營者的價格＝720c＋180v＋162m＝1 062。因此，如果商人對他的資本100加上18％的平均利潤，他就是按照1 062＋18＝1 080，也就是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來出售商品，或者就全部商品資本來看，也就是按照商品的價值來出售商品，雖然他的利潤只是在流通中並且通過流通才獲得的，只是由於他的出售價格超過他的購買價格的余額才獲得的。不過，他還是沒有高於商品的價值或高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出售商品，而正是因為他是低於商品的價值或低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從產業資本家那里購買商品的。

    因此，商人資本會按照它在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作為一個決定的因素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形成。拿上述例子來說，平均利潤率＝18％，所以，如果不是總資本中有1/10是商人資本，由此使一般利潤◎第477頁◎率降低了1/10，那麽一般利潤率就會＝20％。這樣一來，關於生產價格也就出現一個更確切的有限制的規定。我們仍然要把生產價格理解為商品的價格，即＝商品的成本（商品中包含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的價值）＋平均利潤。但是，這個平均利潤現在是由另外的方法決定的。它是由總生產資本所生產的總利潤決定的；但不是按這個總生產資本來計算的，而是按總生產資本＋商業資本來計算的。在前一個場合，如果總生產資本如上所述＝900，利潤＝180，平均利潤率就會＝180/900＝20％；在後一個場合，如果生產資本為900，商業資本為100，平均利潤率就＝180/1 000＝18％。因此，生產價格＝k（成本）＋18，而不是＝k＋20。在平均利潤率中，總利潤中歸商業資本所有的部分已經計算在內了。因此，全部商品資本的實際價值或實際生產價格＝k＋p＋h（在這里，h代表商業利潤）。所以，生產價格，或者說產業資本家本人出售商品的價格，小於商品的實際生產價格；或者，就全部商品來看，產業資本家階級出售全部商品的價格，小於這全部商品的價值。這樣，拿上述例子來說，900（成本）＋900的18％，即900＋162＝1 062。現在商人把他只耗費100的商品，按118出售，他當然增加了18％的加價；但是，因為他用 100 買來的商品本來值118，所以他並沒有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我們以後要在這個剛剛闡明的更確切的意義上使用生產價格這個名詞。在這種情況下很清楚，產業資本家的利潤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超過它的成本價格的余額，和這種產業利潤不同，商業利潤等於商品的出售價格超過它的生產價格的余額，而這個生產價格對商人來說就是商品的購買價格；但是，商品的實際價格＝商品的生產價格＋商業利潤。正像產業資本之所以能實現利潤，只是因為利潤作為剩余價值已經包含在商品的價值中一樣，商業資本之所以能◎第478頁◎實現利潤，只是因為產業資本在商品的價格中實現的並非全部的剩余價值或利潤。因此，商人的出售價格之所以高於購買價格，並不是因為出售價格高於總價值，而是因為購買價格低於總價值。

    可見，商人資本雖然不參加剩余價值的生產，但參加剩余價值到平均利潤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潤率已經意味著從剩余價值中扣除了屬於商人資本的部分，也就是說，對產業資本的利潤作了一種扣除。

    根據以上所說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同產業資本相比，商人資本越大，產業利潤率就越小。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

    2.如果像第一篇已經說明的那樣，利潤率總是表現為一個小於實際剩余價值率的比率，也就是說，總是把勞動的剝削程度表現得太小，如以上述720c＋180v＋180m的情況為例，一個100％的剩余價值率僅僅表現為一個20 ％的利潤率，那麽，既然平均利潤率本身在商人資本應得的份額計算進來時表現得更小，在這里，是18％，而不是20％，這個比率就相差得更大。因此，直接從事剝削的資本家的平均利潤率所表現的利潤率小於實際的利潤率。［316-320］

    如果產業資本家自己互相直接出售商品時損失的勞動時間，——從客觀上說，也就是商品的流通時間，——根本不會給這些商品加進任何價值，那麽，很清楚，這種勞動時間決不會因為由商人來花費而不是由產業資本家來花費，就獲得另一種性質。由商品（產品）到貨幣和由貨幣到商品（生產資料）的轉化，是產業資本的必要職能，因而是資本家——他事實上只是人格化的具有自己的意識和意志的資本——的必要活動。但是這種職能既不會增加價值，也不會創造剩余價值。當商人進行這些活動時，或者說，當商◎第479頁◎人在生產資本家不再執行資本在流通領域內的職能以後，繼續執行這種職能時，他只是代替了產業資本家。這些活動所花費的勞動時間，是用在資本的再生產過程的必要活動上的，但它不會加進任何價值。如果商人不去進行這些活動（因而也不花費這些活動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他就不會作為產業資本的流通當事人來使用他的資本，就不會繼續執行產業資本家的已經中斷的職能，因此也就不會作為資本家，按照他所預付的資本的比例，分享產業資本家階級所生產的利潤量。商業資本家為了分享剩余價值量，使自己預付的貨幣作為資本增殖，無須使用雇傭工人。如果他的業務和資本都很小，他自己也許就是他所使用的唯一工人。他得到的報酬是由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商品的實際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產生的那部分利潤。［323］

    對產業資本家來說，流通行為的延長意味著：1.他的個人時間會受到損失，因為這會妨礙他作為生產過程本身的管理者去執行自己的職能；2.他的產品會更久地以貨幣形式或商品形式停留在流通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產品的價值不會增殖，並且直接的生產過程會中斷。要使直接的生產過程不被中斷，或者就必須限制生產，或者就要預付追加的貨幣資本，以便生產過程不斷按同一規模繼續進行。這在每一次都會造成如下的結果：或者使原來的資本只取得較少的利潤，或者必須預付追加的貨幣資本，以便取得原來的利潤。即使商人代替了產業資本家，這一切仍然不變。這時，不是產業資本家把追加的時間花在流通過程中，而是商人把追加的時間花在流通過程中；不是產業資本家為流通預付追加的資本，而是商人預付追加的資本。或者，換一種說法也一樣：不是產業資本的一個相當大的部分不斷在流通過程中流轉，而是商人的資本完全束縛在流通過程中；不是產業資本家生產的利潤少了，而是他必須◎第480頁◎把他的利潤的一部分完全讓給商人。只要商人資本限制在必要限度以內，差別就只是在於：由於資本職能的這種劃分，專門用在流通過程上的時間減少了，為流通過程預付的追加資本減少了，而且總利潤中以商業利潤的形態表現出來的損失也比在沒有這種劃分的情況下減少了。拿我們上述720c＋180v＋180m的例子來說，如果在存在一個商人資本100的時候，給產業資本家帶來的利潤是162或18％，因此利潤減少了18，那麽，在沒有這種獨立的商人資本的時候，必要的追加資本也許會是200，因此，產業資本家的預付總額不是900，而是1 100了，這樣，按剩余價值180計算，利潤率只是16　4 /11％。

    如果產業資本家同時又是自己的商人，他除了預付追加資本，以便在他的處在流通中的產品再轉化為貨幣以前購買新的商品，還要為實現他的商品資本的價值，也就是為流通過程預付資本（事務所費用和商業工人的工資），那麽，這些支出固然會形成追加資本，但不會生產任何剩余價值。它們必須從商品的價值中得到補償；這些商品的一部分價值必須再轉化為這種流通費用；但由此不會形成任何追加的剩余價值。就社會總資本來看，這事實上無非就是說，總資本的一部分是那些不加入價值增殖過程的次要活動所需要的，並且社會資本的這個部分必須為這些目的而不斷地再生產出來。對單個資本家和整個產業資本家階級來說，利潤率會因此減少。這個結果，在每一次需要加進追加資本來推動同量可變資本的時候都會出現。

    如果這種和流通業務本身有關的追加費用由商業資本家替產業資本家擔負起來，利潤率的這種減少也會發生，不過程度較小了，方法也不同了。現在，情況是這樣：同沒有這種費用時需要預付的資本相比，商人要預付更多的資本；這種追加資本的利潤會增加◎第481頁◎商業利潤總額，因此，會有更多的商人資本同產業資本一起參加平均利潤率的平均化，也就是說，平均利潤會下降。拿我們上述的例子來說，如果在商人資本100之外，還要為所說的各種費用預付追加資本50，那麽，全部剩余價值180現在就要按照生產資本900加上商人資本150，總共是1 050來分配了。因此平均利潤率會下降到17 1/7％。產業資本家按照900＋154 2/7＝1 054　2/7的價格把商品賣給商人，商人再按照1 130的價格（即1 080＋50的費用，這是他必須再收回的）把商品賣掉。此外，必須承認，隨著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的劃分，會同時出現商業費用的集中，從而商業費用的減少。

    現在要問：商業資本家即這里所說的商品經營者所雇用的商業雇傭工人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從一方面說，一個這樣的商業工人，和別的工人一樣，是雇傭工人。第一，因為這種勞動是用商人的可變資本，而不是用作為收入來花費的貨幣購買的；因此，這種勞動所以被購買，不只是為了替私人服務，而是為了使預付在這上面的資本自行增殖。第二，因為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他的工資，也和一切其他雇傭工人的情況一樣，是由他的特殊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和再生產費用決定的，而不是由他的勞動的產物決定的。

    但是，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之間，從而產業資本家和商人之間的差別，必然會在商業工人和產業資本直接雇用的工人之間發生。因為商人作為單純的流通當事人既不生產價值，也不生產剩余價值（因為他由自己的費用加到商品上的追加價值，不過是原先已有的價值的追加，盡管這里還有一個問題：他究竟怎樣保持和保存他的不變資本的這個價值？），所以，他雇用的執行同樣職能的商業工人，也不可能直接為他創造剩余價值。在這里，也像在生產工人的◎第482頁◎場合一樣，我們假定工資是由勞動力的價值決定的，因此，商人不是靠克扣工資的辦法來發財致富，也就是，他不是把他僅僅部分地支付了的對勞動的預付，加進他的成本計算中去，換句話說，他不是靠欺騙他的辦事員等等的辦法來發財致富。

    就商業雇傭工人來說，困難根本不在於說明，他們怎樣直接為他們的雇主生產利潤，盡管他們不直接生產剩余價值（利潤不過是它的轉化形式）。這個問題通過對商業利潤的一般分析實際上已經解決了。產業資本所以能獲得利潤，是因為它把商品中包含並實現的、但它沒有支付任何等價物的勞動拿來出賣，同樣，商業資本所以能獲得利潤，是因為它沒有把商品中包含的無酬勞動（這是投在這種商品的生產上的資本作為總產業資本的一個相應部分來執行職能時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支付給生產資本，相反地，在出售商品時卻讓人把這個仍然包含在商品中的、它沒有支付報酬的部分支付給自己。商人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同於產業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產業資本通過直接占有無酬的別人勞動來生產剩余價值。而商人資本使這個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從產業資本手里轉移到自己手里，從而占有這部分剩余價值。

    商業資本只是由於它的實現價值的職能，才在再生產過程中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因而才作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從總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額。對單個商人來說，他的利潤量取決於他能夠用在這個過程中的資本量，而他的辦事員的無酬勞動越大，他能夠用在買賣上的資本量就越多。商業資本家會把他的貨幣借以成為資本的職能本身，大部分交給他的工人去擔任。這些辦事員的無酬勞動，雖然不會創造剩余價值，但會為他創造占有剩余價值的條件；這對這個資本來說，結果是完全一樣的；因此，這種勞動對這個資本來說是利潤的源泉。否則，商業就不可能大規模地經◎第483頁◎營，就不可能按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了。

    正如工人的無酬勞動為生產資本直接創造剩余價值一樣，商業雇傭工人的無酬勞動，也為商業資本在那個剩余價值中創造出一個份額。［324-328］

    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剩余價值。但是，他的勞動的價格是由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決定的，也就是由他的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決定的，而這個勞動力的應用，作為一種發揮，一種力的表現，一種消耗，卻和任何別的雇傭工人的情況一樣，是不受他的勞動力的價值的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資並不與他幫助資本家實現的利潤量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資本家為他支出的費用，和他帶給資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給資本家帶來利益，不是因為他直接創造了剩余價值，而是因為他在完成勞動，其中一部分無酬勞動的時候，幫助資本家減少了實現剩余價值的費用。［335］

    對產業資本來說，流通費用看來是並且確實是非生產費用。對商人來說，流通費用表現為他的利潤的源泉，在一般利潤率的前提下，他的利潤和這種流通費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投在這種流通費用上的支出，對商業資本來說，是一種生產投資。所以，它所購買的商業勞動，對它來說，也是一種直接的生產勞動。［337］　第十八章　商人資本的周轉。價格

    產業資本的周轉是它的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的統一，因此包◎第484頁◎括整個生產過程。與此相反，商人資本的周轉，因為事實上只是商品資本的獨立化的運動，所以只是代表商品形態變化的第一階段W-G，即一種特殊資本流回起點的運動；從商人的觀點來看，G-W，W-G才是商人資本的周轉。商人先是買，把他的貨幣轉化為商品，然後是賣，把同一商品再轉化為貨幣；並且這樣反覆不斷地進行下去。在流通中，產業資本的形態變化總是表現為W1-G-W2； 從出售所生產的商品W1得到的貨幣，用來購買新的生產資料W2；這實際上是W1和W2相交換，因此，同一貨幣兩次轉手。貨幣的運動對兩種不同商品W1和W2的交換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在商人那里，在G-W-G'中兩次轉手的，卻是同一商品；它只是對貨幣流回到商人手中起中介作用。［338］

    一定量商人資本的周轉次數，在這里和貨幣作為單純流通手段的流通的反覆，十分相似。正像同一個塔勒流通十次就是買了十次價值1塔勒的商品一樣，商人手中的同一貨幣資本，例如100，周轉十次就是買了十次價值100的商品，或者說，實現了價值十倍的總商品資本＝1 000。但是有一個區別：在貨幣作為流通手段進行流通時，同一貨幣要經過不同人的手，就是說，反覆完成同一職能，因此流通貨幣量由流通速度來彌補。但是，在商人那里，卻是同一貨幣資本（不管它是由什麽樣的貨幣單位構成），同一貨幣價值，按其價值額反覆買賣商品資本，因而作為G＋△G反覆流回同一個人手里，也就是作為價值加上剩余價值流回它的起點。這就是它的周轉作為資本的周轉所具有的特征。從流通中取出的貨幣總是比投入流通的貨幣多。此外，不言而喻，隨著商人資本周轉的加速（在發達的信用制度下，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成了貨幣的主要職能），同一貨幣量的流通也會加快。

    但是，商品經營資本的反覆周轉，始終只是表示買和賣的反◎第485頁◎覆；而產業資本的反覆周轉，則表示總再生產過程（其中包括消費過程）的周期性和更新。但這一點對商人資本來說，只表現為外部條件。產業資本必須不斷把商品投入市場，並從市場再取走商品，商人資本才能保持迅速周轉。如果再生產過程是緩慢的，商人資本的周轉也就是緩慢的。當然，商人資本對生產資本的周轉起中介作用，但這只是指它會縮短生產資本的流通時間。它不會直接影響生產時間，而生產時間也是對產業資本周轉時間的一個限制。這對商人資本的周轉來說是第一個界限。第二，把再生產消費所造成的限制撇開不說，商人資本的周轉最終要受全部個人消費的速度和規模的限制，因為商品資本中加入消費基金的整個部分，取決於這種速度和規模。

    但是（把商人世界內部的周轉撇開不說，在那里，一個商人總是把同一商品賣給另一個商人，在投機時期，這種流通會顯得非常繁榮），第一，商人資本會縮短生產資本的W-G階段。第二，在現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資本支配著社會總貨幣資本的一個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在已買物品最終賣掉以前可以再進行購買。在這里，無論是我們這個商人直接把商品賣給最後的消費者，還是在這二者之間另有12個商人，都與問題無關。在再生產過程有巨大的伸縮性，能夠不斷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時，它在生產本身中不會發現任何限制，或者只會發現有很大伸縮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商品的性質造成的W-G和G-W的分離以外，這里將會產生一種虛假的需求。盡管商人資本的運動已經獨立化了，它始終只是產業資本在流通領域內的運動。但是，由於商人資本的獨立化，它的運動在一定界限內就不受再生產過程的限制，因此，它甚至還會驅使再生產過程越出它的各種限制。內部的依賴性和外部的獨立性會使商人資本達到這樣一點，這時，內部聯系要通過暴力即通過一次危◎第486頁◎機來恢覆。［339-340］

    如果1磅砂糖的生產價格為1鎊，商人用100鎊就能買到100磅砂糖。如果這是他在一年內買賣的數量，如果年平均利潤率為15％，他就會在100鎊上加進15鎊，即在1磅的生產價格1鎊上加進3先令。這樣，他會按1鎊3先令的價格出售1磅砂糖。現在，如果1磅砂糖的生產價格下降到1先令，商人用100鎊就能買到2 000磅砂糖，並且會按每磅1先令1 4/5便士的價格來出售。投在砂糖營業上的100 鎊資本的年利潤仍舊＝15鎊。不過在一個場合，他只要賣100磅，在另一個場合，他卻要賣2 000磅。生產價格的高低，對利潤率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對每磅砂糖的出售價格中構成商業利潤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說，對商人在一定量商品（產品）上的加價的多少，卻有很大的、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一個商品的生產價格很小，商人預付在該商品的購買價格上的金額，即為一定量該商品預付的金額也就很小，因此，在利潤率已定時，他從這個一定量廉價商品上獲得的利潤額也就很小。或者，換一種說法也一樣：商人在這種情況下能用一定量資本，例如100鎊，買到大量這種便宜的商品，他從這100鎊上獲得的總利潤15，會分成很小的份額，分配到這個商品量的每個單位上去。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342］

    對商人資本來說，平均利潤率是一個已定的量。商人資本不直接參與利潤或剩余價值的創造；它按照自己在總資本中所占的部分，從產業資本所生產的利潤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額，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才作為一個決定的因素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形成。［345］

    對商人資本來說，利潤率是一個已定的量，一方面由產業資本所生產的利潤量決定，另一方面由總商業資本的相對量決定，即由總商業資本同預付在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中的資本總額的數量關◎第487頁◎系決定。它的周轉次數，當然會作為一個決定的因素影響它和總資本的比率，或影響流通所必要的商人資本的相對量，因為很清楚，必要的商人資本的絕對量和它的周轉速度成反比；如果其他一切條件不變，它的相對量，即它在總資本中所占的份額，就由它的絕對量決定。如果總資本是10 000，那麽，在商人資本等於總資本的1/10時，就＝1 000； 如果總資本是1 000，1/10就＝100。就這種情況來說，盡管商人資本的相對量仍舊不變，它的絕對量卻不同了，按照總資本的量而不同了。在這里，我們假定它的相對量已定，比如說是總資本的1/10。但是，這個相對量本身又由周轉決定。在周轉快的時候，它的絕對量在第一個場合比如說＝1 000，在第二個場合＝100，因此，它的相對量＝1/10。在周轉較慢的時候，它的絕對量在第一個場合比如說＝2 000，在第二個場合＝200。因此，它的相對量就由總資本的1/10，增加到總資本的1/5。各種會縮短商人資本平均周轉的情況，例如，運輸工具的發展，都會相應地減少商人資本的絕對量，從而會提高一般利潤率。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同以前的狀況相比，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會對商人資本產生雙重影響：同量商品可以借助一個數量較小的實際執行職能的商人資本來周轉；由於商人資本周轉的加速和再生產過程速度的加快（前者以後者為基礎），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的比率將會縮小。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一切生產都會變成商品生產，因而一切產品都會落到流通當事人手中。［346-347］

    但是，假定商人資本同總資本相比的相對量是已定的，不同商業部門中周轉的差別，就不會影響歸商人資本所有的總利潤量，也不會影響一般利潤率。商人的利潤不是由他所周轉的商品資本的◎第488頁◎量決定的，而是由他為了對這種周轉起中介作用而預付的貨幣資本的量決定的。如果一般年利潤率為15％，商人預付100鎊，那麽，在他的資本一年周轉一次時，他就會按115的價格出售他的商品。如果他的資本一年周轉五次，他就會在一年中五次按103的價格出售他按購買價格100買來的商品資本，因而在全年內就是按515的價格出售500的商品資本。但是和前一場合一樣，他的預付資本100所得到的年利潤仍舊是15。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商人資本就會隨著它的周轉次數的增加，比產業資本提供高得多的利潤，而這是和一般利潤率的規律相矛盾的。

    因此，不同商業部門的商人資本的周轉次數，會直接影響商品的商業價格。商業加價的多少，一定資本的商業利潤中加到單個商品的生產價格上的部分的大小，和不同營業部門的商業資本的周轉次數或周轉速度成反比。如果一個商人資本一年周轉五次，而另一個商人資本一年只能周轉一次，那麽，前者對同一價值的商品資本的加價，就只有後者對同一價值的商品資本的加價的1/5。［348］

    不同商業部門的不同周轉時間，卻是表現在這樣一點上：一定量商品資本周轉一次獲得的利潤，同實現這個商品資本的周轉所需的貨幣資本的周轉次數成反比。利潤小周轉快，特別對零售商人來說是他原則上遵循的一個原則。

    此外，不言而喻，商人資本周轉的這個規律在每個商業部門中，——即使把互相抵銷的、較快的周轉和較慢的周轉交替出現的情況撇開不說，——也只適用於投入該部門的全部商人資本的平均周轉。和資本B投在同一個部門內的資本A的周轉次數，可能多於或少於平均周轉次數。在這種情況下，其他資本的周轉次數就會少於或多於平均周轉次數。這絲毫也不會改變投在該部門的商◎第489頁◎人資本總量的周轉。但是，這對單個商人或零售商人來說卻有決定意義。在這種情況下，他會像在比平均條件更有利的條件下進行生產的產業資本家那樣，賺到超額利潤。如果為競爭所迫，他可以賣得比他的夥伴便宜一些，但不會使他的利潤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如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資本周轉的條件本身是可以買賣的，例如店鋪的位置，那麽，他為此會付出額外的租金，也就是說，他的一部分超額利潤會轉化為地租。［351］◎第490頁◎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生息資本　第二十一章　生息資本

    在最初考察一般利潤率或平均利潤率時（本冊第2篇）（注：見《資本論》第3卷第2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59- 234頁，或本卷第414-448頁）。——491。），這個利潤率還不是在它的完成形態上出現在我們面前，因為平均化還只表現為投在不同部門的產業資本之間的平均化。這種情況已經在上一篇得到補充。在那里，我們說明了商業資本如何參加這個平均化，並且說明了商業利潤。這樣，一般利潤率和平均利潤就表現在比以前狹窄的範圍內了。在闡述的過程中，以後凡是說到一般利潤率或平均利潤的地方，要注意我們總是就後一種意義而言，即只是就平均利潤率的完成形態而言。因為這種利潤率現在對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來說是相同的，所以，在只考察這個平均利潤的時候，就不再需要區分產業利潤和商業利潤了。不管資本是作為產業◎第491頁◎資本投在生產領域內，還是作為商業資本投在流通領域內，它都會按照它的數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潤。

    貨幣——在這里它被看作一個價值額的獨立表現，而不管這個價值額實際上以貨幣形式還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能轉化為資本，並通過這種轉化由一個一定的價值變為一個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價值。它會生產利潤，也就是說，使資本家能夠從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無酬勞動，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並把它據為己有。這樣，貨幣除了作為貨幣具有的使用價值以外，又取得了一種追加的使用價值，即作為資本來執行職能的使用價值。在這里，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於它轉化為資本而生產的利潤。就它作為可能的資本，作為生產利潤的手段的這種屬性來說，它變成了商品，不過是一種特別的商品。或者換一種說法，資本作為資本，變成了商品。

    假定年平均利潤率是20％。在這種情況下，一台價值100鎊的機器，在平均條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動下當作資本使用，會提供20鎊的利潤。因此，一個擁有100鎊的人，手中就有使100鎊變成120鎊，或生產20 鎊利潤的權力。他手中有100鎊可能的資本。如果這個人把這100鎊交給另一個人一年，讓後者把這100鎊實際當作資本來使用，他也就給了後者生產20 鎊利潤即剩余價值的權力。這個剩余價值對後者來說什麽也沒有花費，他沒有為它支付任何等價物。如果後者在年終把比如說5鎊，即把所生產的利潤的一部分付給這100鎊的所有者，他就是用這5鎊來支付這100鎊的使用價值，來支付這100 鎊的資本職能即生產20鎊利潤的職能的使用價值。他支付給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潤，叫作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潤的特殊名稱，特殊項目，執行職能的資本不能把這部分利潤裝進自己的腰包，而必須把◎第492頁◎它支付給資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對100 鎊的占有，使其所有者有權把利息，把他的資本生產的利潤的一定部分據為己有。如果他不把這100鎊交給另一個人，後者就不能生產利潤，也就根本不能用這100鎊來執行資本家的職能。［377-379］

    我們先來考察生息資本的特別的流通。然後第二步再來研究它作為商品出售的特別的方式，即它是貸放，而不是永遠出讓。

    起點是A貸給B的貨幣。A把貨幣貸給B，可以有擔保，也可以沒有擔保；前一種形式是比較古老的，不過用商品或用像匯票、股票等等的債券做擔保的貸款除外。這些特殊形式和我們這里無關。在這里，我們只是考察普通形式上的生息資本。

    貨幣在B手中實際轉化為資本，完成G-W-G'運動，然後作為G'，作為G＋△G回到A手中，在這里，△G代表利息。為簡便起見，我們在這里暫且把資本長期留在B手中並按期支付利息的情況撇開不說。

    這樣，運動就是：

    G-G-W-G'-G'。

    在這里，出現兩次的是，1.貨幣作為資本的支出；2.貨幣作為已經實現的資本，作為G'或G＋△G的流回。

    在商業資本的運動G-W-G'中，同一商品轉手兩次，如果是商人賣給商人，那就要轉手多次；但同一商品每次這樣的換位，都表示一個形態變化，表示商品的買或賣，而不管這個過程在商品最後進入消費以前要反覆進行多少次。

    另一方面在W-G-W中，同一貨幣換位兩次，表示商品的一個完全的形態變化，先是商品轉化為貨幣，然後再由貨幣轉化為另一種商品。◎第493頁◎

    相反，在生息資本的場合，G的第一次換位，既不是商品形態變化的要素，也不是資本再生產的要素。它在第二次支出時，在用它來經營商業或把它轉化為生產資本的那個執行職能的資本家手中，才變成這樣的要素。在這里，G 的第一次換位，無非表示它已經由A轉移到或轉交到B手中；這種轉移通常在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條件下進行。

    與貨幣作為資本的這種雙重支出——其中第一次支出只是由A轉移到B——相適應的，是它的雙重回流。它作為G'或G＋△G，從運動中流回到執行職能的資本家B手中。然後，執行職能的資本家B讓它帶著一部分利潤，作為已經實現的資本，作為G＋△G再轉給A。在這里，△G不等於全部利潤，而只是利潤的一部分，即利息。它流回到B手中，只是作為B曾經支出的東西，作為執行職能的資本，但它屬於A 所有。因此，要使它的回流完全起來，B就要把它再轉給A。但除了資本額，B 還要把他用這個資本額賺得的一部分利潤作為利息轉交給A，因為A只是把這個貨幣作為資本，即作為不僅在運動中保存自己，而且為它的所有者創造剩余價值的價值交給B的。它只有在它是執行職能的資本的時候，才留在B手中。並且，只要它到期流回，它就不再作為資本執行職能。而作為不再執行職能的資本，它就必須再轉移到A手中，因為A一直是它的法律上的所有者。

    在這里，資本是作為商品出現的，或者說，貨幣作為資本變成了商品。從這個規定中就已經可以得出這種商品即作為商品的資本所特有的、不過在其他交易中代替出售形式也會出現的貸放形式。

    這里我們必須作如下的區別。

    我們已經說過（第2冊第1章），並且在這里還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流通過程中的資本，是作為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執行職能◎第494頁◎的。但是，在這兩種形式上，資本不是作為資本變成商品的。［380-382］

    在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實際執行職能，在過程中實際發生作用時，商品資本僅僅起商品的作用，貨幣資本僅僅起貨幣的作用。在形態變化的無論哪一個要素上，就其本身來看，資本家都不是把商品作為資本出售給買者（雖然這種商品對他來說代表資本），他也不是把貨幣作為資本讓渡給賣者。在這兩個場合，他把商品單純作為商品來讓渡，把貨幣單純作為貨幣，作為購買商品的手段來讓渡。［383］

    生息資本卻不是這樣。它的獨特性質也正在於此。要把自己的貨幣作為生息資本來增殖的貨幣占有者，把貨幣讓渡給第三者，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為一種作為資本的商品；不僅對他自己來說是作為資本，而且對別人來說也是作為資本；它不僅對把它讓渡出去的人來說是資本，而且它一開始就是作為資本交給第三者的，這就是說，是作為這樣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具有創造剩余價值、創造利潤的使用價值；它在運動中保存自己，並在執行職能以後，流回到原來的支出者手中，在這里，也就是流回到貨幣占有者手中；因此，它不過暫時離開他，不過暫時由它的所有者占有變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占有，這就是說，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賣出，而只是被貸出；它不過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轉讓：第一，它過一定時期流回到它的起點；第二，它作為已經實現的資本流回，流回時，已經實現它的能夠生產剩余價值的那種使用價值。

    作為資本貸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質，或是作為固定資本貸放，或是作為流動資本貸放。貨幣可以在這兩種形式上貸放。例如，如果它是在終身年金的形式上償還，讓資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帶著利息流回，它就是作為固定資本貸放。有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第495頁◎機器等等，按照它們的使用價值的性質，始終只能作為固定資本貸放。不過，一切借貸資本，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們的償還會怎樣受它們的使用價值性質的影響，都永遠只是貨幣資本的一個特殊形式。因為這里貸放的，總是一定的貨幣額，並且利息也是按這個金額計算的。如果貸出的既不是貨幣，也不是流動資本，它就會按照固定資本流回的方式來償還。貸出者定期得到利息，並得到固定資本自身的一部分已經消耗的價值，即周期損耗的等價物。貸出的固定資本中尚未消耗的部分，到期也以實物形式還回來。如果借貸資本是流動資本，它也就會按照流動資本流回的方式回到貸出者手中。

    因此，流回的方式總是由自身得到再生產的資本及其特殊種類的現實循環運動決定的。但是，借貸資本的回流采取償還的形式，因為它的預付、它的轉讓，具有貸放的形式。

    在這一章中，我們只研究本來意義的貨幣資本，借貸資本的其他形式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384-385］

    資本流回到它的起點，一般地說，是資本在它的總循環中的具有特征的運動。這決不只是生息資本的特征。作為生息資本的特征的，是它的表面的、已經和作為中介的循環相分離的流回形式。借貸資本家把他的資本放出去，把它轉給產業資本家時，沒有得到任何等價物。放出資本根本不是資本現實循環過程中的行為，而只是為這個要由產業資本家去完成的循環作了準備。在這里，貨幣的第一次換位，不表示形態變化的任何行為，既不表示買，也不表示賣。所有權沒有被出讓，因為沒有發生交換，也沒有得到任何等價物。貨幣由產業資本家手中流回到借貸資本家手中，不過是對放出資本的第一個行為的補充。這個以貨幣形式預付的資本，通過循環過程，又以貨幣形式回到產業資本家手中。但因為資本支出時不是◎第496頁◎歸他所有，所以流回時也不能歸他所有。通過再生產過程這一情況，並不會使這個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家的所有物。因此，產業資本家必須把它歸還給貸出者。第一次支出，使資本由貸出者手中轉到借入者手中，這是一個法律上的交易，它與資本的現實的再生產過程無關，只是為這個再生產過程作了準備。資本的償還，使流回的資本再由借入者手中轉到貸出者手中，這是第二個法律上的交易，是第一個交易的補充。一個是為現實過程作了準備，另一個則是發生在現實過程之後的補充行為。因此，借貸資本的出發點和覆歸點，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現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為中介的運動，它們發生在資本現實運動的前面和後面，同這個現實運動本身無關。即使資本本來就歸產業資本家所有，因而作為他的所有物只流回到他那里，那麽，對這個現實運動來說，這也不會有什麽不同。

    在第一個作為先導的行為中，貸出者把他的資本交給借入者。在第二個作為補充的結束行為中，借入者把資本還給貸出者。如果我們只考察二者之間的交易，——暫時撇開利息不說，——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只考察貸出的資本本身在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運動，這兩種行為（有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把它們分開，資本的現實再生產運動就是在這個時間內進行）就已經包括這個運動的全部。這個運動——以償還為條件的付出——一般地說就是貸和借的運動，即貨幣或商品的只是有條件的讓渡的這種獨特形式的運動。

    一般資本的具有特征的運動，即貨幣流回到資本家手中，資本流回到它的起點，在生息資本的場合，取得了一個完全表面的、和現實運動相分離的形態，盡管這個形態是現實運動的形式。A把他的貨幣不是作為貨幣，而是作為資本放出去。在這里，資本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它不過轉手而已。它只是在B 手中才實際轉化為◎第497頁◎資本。但對A來說，單是把它交給B，它就成了資本。資本從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實際流回的現象，只有對B來說才發生。而對A來說，流回是在和讓渡相同的形式上進行的。資本由B手中再回到A手中。把貨幣放出即貸出一定時期，然後把它連同利息（剩余價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資本本身所具有的運動的全部形式。貸出的貨幣作為資本所進行的現實運動，是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交易以外的事情。在這些交易本身中，中介過程消失了，看不見了，不直接包含在內了。作為獨特的商品，資本也具有它的獨特的讓渡方式。因此在這里，回流也不是表現為一定系列的經濟行為的歸宿和結果，而是表現為買者和賣者之間的特別的法律契約的結果。流回的時間取決於再生產的過程；而就生息資本來說，它作為資本的回流，好像只取決於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協議。因此，就這種交易來說，資本的回流不再表現為由生產過程決定的結果，而是表現為：好像貸出的資本從來就沒有喪失貨幣形式。當然，這些交易實際上是由現實的回流決定的。但這一點不會在交易本身中表現出來。實際的情形也並不總是這樣。如果現實的回流沒有按時進行，借入者就必須尋求別的辦法來履行他對貸出者的義務。資本的單純形式——貨幣，它以A額支出，經過一定時間，除了這種時間上的間隔，不借助於任何別的中介，再以A＋1/x　A額流回——不過是現實資本運動的沒有概念的形式。

    在資本的現實運動中，回流是流通過程的一個要素。貨幣先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過程把它轉化為商品；通過商品出售，它再轉化為貨幣，並在這個形式上流回到那個最初以貨幣形式預付資本的資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資本來說，回流和放出一樣，只是資本所有者和另一個人之間進行的法律交易的結果。我們看見的只是放出和償還。中間發生的一切都消失了。［388-391］◎第498頁◎

    ——

    以上我們只考察了借貸資本在它的所有者和產業資本家之間的運動。現在我們來研究利息。

    貸出者把他的貨幣作為資本放出去；他讓渡給另一個人的價值額是資本，因此，這個價值額會流回到他那里。但單是流回到他那里，還不是作為資本貸出的價值額的回流，而只是一個貸出的價值額的回流。預付的價值額要作為資本流回，就必須在運動中不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價值量，也就是必須帶著一個剩余價值，作為G＋△G流回。在這里，這個△G是利息，即平均利潤中不是留在執行職能的資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貨幣資本家手中的部分。

    貨幣資本家把貨幣作為資本讓渡，這就是說，貨幣必須作為G＋△G回到他那里。我們以後還要特別考察一種形式，按照這種形式，在貸出期內，利息按期流回，但資本不流回，它要等到一個較長的時期結束時才償還。

    貨幣資本家給予借入者即產業資本家的是什麽呢？前者實際上讓渡給後者的是什麽呢？只是這種讓渡的行為，才使貨幣的貸放成為作為資本的貨幣的讓渡，也就是說，成為作為商品的資本的讓渡。

    只是由於這種讓渡的行為，資本才由貨幣貸出者作為商品交給另一個人，或者說，他所支配的商品才作為資本交給另一個人。

    就通常的出售來說，讓渡的是什麽呢？那不是所出售的商品的價值，因為這個價值只是改變了形式。這個價值在它以貨幣形式實際地轉到賣者手中以前，已經作為價格觀念地存在於商品之中。在這里，同一價值，同一價值量，不過改變形式而已。在一個場合，它們以商品形式存在；在另一個場合，它們以貨幣形式存在。賣者實際讓渡的，從而轉入買者的個人消費或生產消費的，是商品的使用◎第499頁◎價值，是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

    貨幣資本家在借出期內讓渡並出讓給生產資本家即債務人的使用價值又是什麽呢？是貨幣由於下面這一點而取得的使用價值：它能夠轉化為資本，能夠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因而在它的運動中，它除了保存自己原有的價值量，還會生產一定的剩余價值，生產平均利潤（在這里，高於或低於平均利潤都是偶然的現象）。就其余的商品來說，使用價值最終會被消費掉，因而商品的實體和它的價值會一道消失。相反，資本商品有一種特性：由於它的使用價值的消費，它的價值和它的使用價值不僅會保存下來，而且會增加。

    貨幣資本家在把借貸資本的支配權移交給產業資本家的時間內，就把貨幣作為資本的這種使用價值——生產平均利潤的能力——讓渡給產業資本家。

    在這個意義上，這樣貸出的貨幣，同那種與產業資本家發生關系的勞動力，有某種類似的地方。不過，產業資本家對勞動力的價值是支付，而他對借貸資本的價值只是償還。對產業資本家來說，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於：當勞動力被消費的時候，它會比它本身具有的價值，比它所費的價值，生產更多的價值（利潤）。這個價值余額，對產業資本家來說，就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與此相同，借貸貨幣資本的使用價值，也表現為這種資本生產價值和增加價值的能力。

    貨幣資本家事實上讓渡了一種使用價值，因此，他所讓出的東西，是作為商品讓出的。從這方面來說，它完全類似商品本身。第一，它是由一個人手中轉到另一個人手中的價值。就簡單的商品即商品本身來說，在買者和賣者手中保留著的是相同的價值，只是形式不同；雙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後具有和他們讓渡的價值相同的價值，不過一個以商品形式存在，一個以貨幣形式存在。區別在於：在貸放上，只有貨幣資本家在這種交易中讓出價值；但他會由未來的◎第500頁◎償還而保持住這個價值。在貸放上，只有一方得到價值，因為只有一方讓出價值。第二，一方讓渡現實的使用價值，另一方得到並且消費這個使用價值。但這個使用價值與普通商品不同，它本身就是價值，也就是由於貨幣作為資本使用而產生的那個價值量超過貨幣原有的價值量所形成的余額。利潤就是這個使用價值。

    貸出的貨幣的使用價值是：能夠作為資本執行職能，並且作為資本在中等條件下生產平均利潤。

    那麽，產業資本家支付的是什麽呢，從而借貸資本的價格又是什麽呢？［ 392-394］

    一個普通商品的買者所購買的，是這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他支付的，是這個商品的價值。與此相同，借款人所購買的，是貨幣作為資本的使用價值；但他支付的是什麽呢？那當然不是像在購買別的商品時那樣，是它的價格或價值。在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不像在買者和賣者之間那樣，會發生價值的形式變化，以致這個價值在一個時候以貨幣形式存在，在另一個時候以商品形式存在。放出的價值和收回的價值的同一性，在這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價值額，貨幣，在沒有任何等價物的情況下付出去，經過一定時間以後交回來。貸出者總是同一價值的所有者，即使在這個價值已經從他手中轉到借入者手中，也是這樣。在簡單商品交換中，貨幣總是在買者方面；但在貸放中，貨幣卻是在賣者方面。他把貨幣放出去一定時期，資本的買者則把資本作為商品接受下來。但是，只有當貨幣能夠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從而被預付時，這才是可能的。借入者是把貨幣作為資本，作為會自行增殖的價值借來的。不過，和任何處在起點上，處在預付那一瞬間的資本一樣，這個貨幣還不過是可能的資本。它通過使用才自行增殖，才作為資本來實現。但借入者必須把它作為已經實現的資本，即作為價值加上剩余價值◎第501頁◎（利息）來償還；而利息只能是他所實現的利潤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因為對於借入者來說，借貸資本的使用價值就在於它會替他生產利潤。不然的話，貸出者就沒有讓渡使用價值。另一方面，利潤也不能全部歸借入者。不然的話，他對於這種使用價值的讓渡就沒有支付什麽了，他把貸款還給貸出者時，就只是把它作為單純的貨幣，而不是把它作為資本，作為已經實現的資本來償還了，因為它只有作為G＋△G，才是已經實現的資本。

    貸出者和借入者雙方都是把同一貨幣額作為資本支出的。但它只有在後者手中才執行資本的職能。同一貨幣額作為資本對兩個人來說取得了雙重的存在，這並不會使利潤增加一倍。它所以能對雙方都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只是由於利潤的分割。其中歸貸出者的部分叫作利息。

    按照假定，這全部交易發生在兩類資本家之間，即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或商業資本家之間。

    決不要忘記，在這里，資本作為資本是商品，或者說，我們這里所說的商品是資本。因此，這里出現的一切關系，從簡單商品的觀點來看，或者從那種在再生產過程中作為商品資本執行職能的資本的觀點來看，都是不合理的。貸和借（不是賣和買）的區別，在這里是由商品——資本——的獨特性質產生的。同樣不要忘記，這里支付的，是利息，而不是商品價格。如果我們把利息叫作貨幣資本的價格，那就是價格的不合理的形式，與商品價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在這里，價格已經歸結為它的純粹抽象的和沒有內容的形式，它不過是對某個按某種方式執行使用價值職能的東西所支付的一定貨幣額；而按照價格的概念，價格是這個使用價值的以貨幣表現的價值。［395-397］

    資本所以表現為商品，是因為利潤如何分割為利息和本來意◎第502頁◎義的利潤是由供求，從而由競爭來調節的，這完全和商品的市場價格是由它們來調節的一樣。但是在這里，不同之處和相似之處一樣地明顯。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場價格就和它的生產價格相一致，也就是說，這時它的價格就表現為由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規律來調節，而不是以競爭為轉移，因為供求的變動只是說明市場價格同生產價格的偏離。這種偏離會互相抵銷，所以從某個較長的時期來看，平均市場價格等於生產價格。一旦供求平衡，這些力量就不再起作用，互相抵銷；決定價格的一般規律這時也就會適用於這些個別的場合；市場價格這時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就已經和那個由生產方式本身的內在規律調節的生產價格相一致，而不只是作為市場價格的運動的平均才是這樣。工資也是這樣。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就互相抵銷，工資就等於勞動力的價值。但貨幣資本的利息卻不是這樣。在這里，競爭並不決定對規律的偏離，而是相反，除了由競爭決定的分割規律之外，沒有別的分割規律，因為我們以後會看到，並不存在“自然”利息率。相反，我們把自然利息率理解為由自由競爭決定的比率。利息率沒有“自然”界限。［399 ］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節選）（之四）

    第二十二章　利潤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我們要在這里闡述的，只是生息資本的獨立形態和利息從利◎第503頁◎潤中獨立出來的過程。

    因為利息只是利潤的一部分，按照我們以上的假定，這個部分要由產業資本家支付給貨幣資本家，所以，利潤本身就成為利息的最高界限，達到這個最高界限，歸執行職能的資本家的部分就會＝0。撇開利息事實上可能大於利潤——這時不能用利潤支付——的個別情況不說，我們也許還可以把全部利潤減去其中可以歸結為監督工資的部分（這部分我們以後加以說明）的余額，看作是利息的最高界限。利息的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規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過這時總會出現起反作用的情況，使它提高到這個相對的最低限度以上。［401］

    首先讓我們假定，總利潤和其中要作為利息支付給貨幣資本家的部分之間的比率是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很清楚，利息會隨著總利潤而提高或降低，而總利潤則由一般利潤率和一般利潤率的變動決定。例如，如果平均利潤率＝20％，利息等於利潤的1/4，利息率就＝5％；如果平均利潤率＝16％，利息率就＝4 ％。在利潤率為20％時，利息盡可以提高到8％，而產業資本家獲得的利潤，仍會和利潤率＝16％，利息率＝4％的時候一樣，即12％。如果利息只提高到6％或7％，產業資本家仍會把較大部分的利潤保留下來。如果利息等於平均利潤的一個不變的部分，結果就是：一般利潤率越高，總利潤和利息之間的絕對差額就越大，因而總利潤中歸執行職能的資本家的部分就越大；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假定利息等於平均利潤的1/5。10的1/5是2；總利潤和利息之間的差額＝8。20的1/5＝4；差額＝20－4＝16。25的1/5＝5；差額＝25－5＝20。30的1/5＝6；差額＝ 30－6＝24。35的1/5＝7；差額＝35－7＝28。◎第504頁◎在這里，4％、5％、6％、7 ％這幾個不同的利息率，都只代表總利潤的1/5或20％。因此，在利潤率不同時，不同的利息率可以代表總利潤中同一個部分，或總利潤中同一個百分比部分。在利息有這樣的不變的比率時，一般利潤率越高，產業利潤（總利潤和利息之間的差額）就越大；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

    假定其他一切條件相同，也就是說，假定利息和總利潤之間的比率或多或少是不變的，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就能夠並且也願意與利潤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較高或較低的利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利潤率的水平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成反比，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利息率的差別實際上表示利潤率的差別，一個國家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樣會和產業發展的水平成反比。我們以後會知道，情形並不總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利息是由利潤調節的，確切些說，是由一般利潤率調節的。並且，這種調節利息的方法，甚至也適用於利息的平均水平。

    不管怎樣，必須把平均利潤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後決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我們現在就來較詳細地考察利息和平均利潤有關這個情況。當要在兩個人之間分割一個已定的總量，例如利潤的時候，當然首先要看這個有待分割的總量有多大，而這個總量，即利潤的量，是由平均利潤率決定的。假定一般利潤率是已定的，也就是說，假定一定數量的資本比如說100的利潤量是已定的，利息的變動顯然就和用借入的資本營業的執行職能的資本家手中所留下的那部分利潤的變動成反比。而那些決定有待分割的利潤的量即無酬勞動所生產的價值的量的事情，和那些決定利潤在這兩類資本家之間的分割的事情，是極不相同的，並且往往按完全相反的方向發生作用。◎第505頁◎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現代工業在其中運動的周轉周期，——沈寂狀態、逐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崩潰、停滯、沈寂狀態等等，對這種周期作進一步分析，則不屬於我們的考察範圍，——我們就會發現，低利息率多數與繁榮時期或有額外利潤的時期相適應，利息的提高與繁榮到周期的下一階段的過渡相適應，而達到高利貸極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則與危機相適應。［402-404］

    關於利息率的決定，拉姆賽說，利息率

    “部分地取決於總利潤率，部分地取決於總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profits of enterprise)的比例。這個比例取決於資本的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競爭……”（拉姆賽《論財富的分配》第206、207頁）［405-406］

    一個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於不斷變動的市場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在這個領域中，像經濟學家所說的自然利潤率和自然工資率那樣的自然利息率，是沒有的。［406］

    在中等利息率不僅作為平均數，而且作為現實的量存在時，習慣和法律傳統等等都和競爭本身一樣，對它的決定發生作用。在許多法律訴訟中，當需要計算利息時，就必須把中等利息率作為合法的利息率。如果有人進一步問，為什麽中等利息率的界限不能從一般規律得出來，那麽答覆很簡單：由於利息的性質。利息不過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同一資本在這里有雙重規定：在貸出者手中，它是作為借貸資本；在執行職能的資本家手中，它是作為產業資本或商業資本。但它只執行一次職能，也只生產一次利潤。在生產過程本身中，資本作為借貸資本的性質不起任何作用。這兩種有權要求享有利潤的人將怎樣分割這種利潤，本身是和一個股份公司的共同利潤在不同股東之間按百分比分配一樣，純粹是經驗的、屬於偶◎第506頁◎然性王國的事情。在本質上成為決定利潤率的基礎的剩余價值和工資的分割上，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個完全不同的要素起著決定的作用；那是兩個獨立的互相限制的可變數的函數；從它們的質的區別中產生了所生產的價值的量的分割。我們以後會知道，在剩余價值分割為地租和利潤時，會出現同樣的情況。但在利息上卻不會發生類似的情況。我們立即就會看到，在這里，質的區別相反地是從同一剩余價值部分的純粹量的分割中產生的。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並沒有什麽“自然”利息率。但是，如果從一方面來說，與一般利潤率相反，那種和不斷變動的市場利息率不同的中等利息率或平均利息率，其界限不能由任何一般的規律來確定，因為這里涉及的只是總利潤在兩個資本占有者之間以不同的名義進行的分配，那麽，反過來說，利息率，不管是中等利息率還是各個特殊場合的市場利息率，都與一般利潤率的情況完全不同，表現為一致的、確定的、明確的量。

    利息率對利潤率的關系，同商品市場價格對商品價值的關系相類似。就利息率由利潤率決定來說，利息率總是由一般利潤率決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個特殊產業部門內占統治地位的特殊利潤率決定，更不是由某個資本家可能在某個特殊營業部門內獲得的額外利潤決定。因此，一般利潤率事實上會作為經驗的、既定的事實，再表現在平均利息率上，雖然後者並不是前者的純粹的或可靠的表現。

    不錯，利息率本身隨著借款人提供的擔保品種類不同，隨著借款時間的長短不同，也會不斷地發生變動；但對每一種類來說，利息率在一定瞬間是一致的。因此，這種差別不會損害利息率的固定的、一致的性質。

    中等利息率在每個國家在較長期間內都表現為不變的量，因◎第507頁◎為一般利潤率——盡管特殊的利潤率在不斷變動，但一個部門的變動會被另一個部門的相反的變動所抵銷——只有在較長的期間內才發生變動。並且一般利潤率的相對的不變性，正是表現在中等利息率的這種或大或小的不變的性質上。

    至於不斷變動的市場利息率，那麽，它和商品的市場價格一樣，在每一瞬間都是作為固定的量出現的，因為在貨幣市場上，全部借貸資本總是作為一個總額和執行職能的資本相對立，從而，借貸資本的供給和借貸資本的需求之間的關系，決定著當時市場的利息狀況。信用制度的發展和由此引起的信用制度的集中，越是賦予借貸資本以一般的社會的性質，並使它一下子同時投到貨幣市場上來，情形就越是這樣。與此相反，一般利潤率只是不斷地作為一種趨勢，作為一種使各種特殊利潤率平均化的運動而存在。［408-410］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對於用借入的資本從事經營的產業資本家和不親自使用自己的資本的貨幣資本家來說，總利潤在兩種不同的人，即兩種對同一資本，從而對由它產生的利潤，享有不同合法權的人之間的單純量的分割，都會因此變為質的分割。利潤的一部分現在表現為一種規定上的資本應得的果實，表現為利息；利潤的另一部分則表現為相反規定上的資本的特有的果實，表現為企業主收入。一個單純表現◎第508頁◎為資本所有權的果實，另一個則表現為用資本單純執行職能的果實，表現為處在過程中的資本的果實，或能動資本家所執行的職能的果實。總利潤的這兩部分這樣就硬化並且互相獨立化了，好像它們出自兩個本質上不同的源泉。這種硬化和互相獨立化，對整個資本家階級和全部資本來說，現在必然會固定下來。而且，不管能動資本家所使用的資本是不是借入的，也不管屬於貨幣資本家的資本是不是由他自己使用，情況都是一樣。每個資本的利潤，從而以資本互相平均化為基礎的平均利潤，都分成或被割裂成兩個不同質的、互相獨立的、互不依賴的部分，即利息和企業主收入，二者都由特殊的規律來決定。用自有的資本從事經營的資本家，同用借入的資本從事經營的資本家一樣，把他的總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利息歸他所有，因為他是資本的所有者，是把資本貸給自己的貸出者，企業主收入也歸他所有，因為他是能動的、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因此，對於這種質的分割來說，資本家實際上是否應和另一個資本家共分，是沒有意義的。資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資本從事經營，也具有雙重身分，即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和資本的使用者；他的資本本身，就其提供的利潤範疇來說，也分成資本所有權，即處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本身提供利息的資本，和處在生產過程以內的、由於在過程中活動而提供企業主收入的資本。［420-421］

    企業主收入是勞動的監督工資這種看法，是從企業主收入同利息的對立中產生的，並由於下面這個事實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利潤的一部分事實上能夠作為工資分離出來，並且確實也作為工資分離出來，或者不如反過來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一部分工資表現為利潤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正如亞·斯密已經正確地發現的那樣，在那些生產規模等等允許有充分的分工，以致◎第509頁◎可以對一個經理支付特別工資的營業部門中，這個利潤部分會以經理的薪水的形式純粹地表現出來，一方面同利潤（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的總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後作為所謂企業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潤相獨立並且完全分離出來。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和指揮的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一都必然要表現在一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像一個樂隊要有一個指揮一樣。這是一種生產勞動，是每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一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在一切以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里，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一樣，在那里，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431-432］

    監督和指揮的勞動，只要由對立的性質，由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產生，因而為一切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共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是同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交給單個人作為特殊勞動去完成的生產職能，直接地和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的。［434］◎第510頁◎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擔任了。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管理人員已經成為多余的了，就像資本家本人發展到最高階段，認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樣。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著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於剝削別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像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說這種勞動作為資本主義的勞動，作為資本家的職能是必要的，這無非就是說，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同貨幣資本家相對來說，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別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恰好等於他所占有的別人勞動的量，並且當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氣力的時候，還直接取決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作出的並且在他支付適當的報酬時可以讓一個經理去作出的那種努力的程度。［435］

    商業經理和產業經理的管理工資，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和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中，都是完全同企業主收入分開的。在其他場合偶然出現的管理工資同企業主收入的分離，在這里則是經常的現象。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第511頁◎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與信用制度一起發展的股份企業，一般地說也有一種趨勢，就是使這種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占有相分離，這完全像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一樣，而在封建時代，這些職能卻是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但是一方面，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同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即貨幣資本家相對立，並且隨著信用的發展，這種貨幣資本本身取得了一種社會的性質，集中於銀行，並且由銀行貸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貸出；另一方面，又因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義下，即不能用借貸也不能用別的方式占有資本的單純的經理，執行著一切應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自己擔任的現實職能，所以，留下來的只有管理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余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436］　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虛擬資本

    詳細分析信用制度和它為自己所創造的工具（信用貨幣等等），不在我們的計劃之內。我們在這里只著重指出為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數幾點。因此，在這里，我們只研究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這種信用的發展和公共信用的發展之間的聯系，不屬於我們考察的範圍。

    我以前已經指出（第1冊第3章第3節b），貨幣充當支付手段的職能，從而商品生產者和商品經營者之間債權人和債務人的◎第512頁◎關系，是怎樣由簡單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隨著商業和只是著眼於流通而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信用制度的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和發展。大體說來，貨幣在這里只是充當支付手段，也就是說，商品的出賣不是換得貨幣，而是換得定期支付的憑據。為了簡便起見，我們可以把這種支付憑據概括為匯票這個總的範疇。這種匯票直到它們期滿，支付日到來之前，本身又會作為支付手段來流通；它們形成真正的商業貨幣。就這種匯票由於債權和債務的平衡而最後互相抵銷來說，它們是絕對地作為貨幣來執行職能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已無須最後轉化為貨幣了。就像生產者和商人的這種互相預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礎一樣，這種預付所用的流通工具，匯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貨幣如銀行券等等的基礎。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紙幣）為基礎，而是以匯票流通為基礎。［450-451］

    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與貨幣經營業的發展聯系在一起，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貨幣經營業的發展又自然會和商品經營業的發展齊頭並進。我們在前一篇（第19章）已經看到，實業家的準備金的保管，貨幣出納、國際支付和金銀貿易的技術性業務，怎樣集中在貨幣經營者的手中。由於這種貨幣經營業，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生息資本或貨幣資本的管理，就作為貨幣經營者的特殊職能發展起來。貨幣的借入和貸出成了他們的特殊業務。他們以貨幣資本的實際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中介人的身分出現。一般地說，銀行業務的這個方面就是：銀行家把借貸貨幣資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與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相對立的，不是單個的貸出者，而是作為所有貸出者的代表的銀行家。銀行家成了貨幣資本的總管理人。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為整個商業界而借款，他們也把借入者集中起來，與所有貸出者相對立。銀行一方面代表貨幣資本的◎第513頁◎集中，貸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銀行的利潤一般地說在於：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於貸出時的利息率。

    銀行擁有的借貸資本，是通過多種途徑流到銀行的。首先，因為銀行是產業資本家的出納業者，每個生產者和商人作為準備金保存的或在收付中得到的貨幣資本，都集中到銀行手中。這樣，這種基金就轉化為借貸貨幣資本。商業界的準備金，由於作為共同的準備金集中起來，就可以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本來要作為準備金閒置起來的一部分貨幣資本也就會貸放出去，作為生息資本執行職能。第二，銀行的借貸資本還包括可由銀行貸放的貨幣資本家的存款。此外，隨著銀行制度的發展，特別是自從銀行對存款支付利息以來，一切階級的貨幣積蓄和暫時不用的貨幣，都會存入銀行。小的金額是不能單獨作為貨幣資本發揮作用的，但它們結合成為巨額，就形成一個貨幣力量。這種收集小金額的活動作為銀行制度的特殊作用，應當同銀行在真正貨幣資本家和借款人之間的中介作用區別開來。最後，各種只是逐漸花費的收入也會存入銀行。

    貸放（這里我們只考察真正的商業信用）是通過匯票的貼現——使匯票在到期以前轉化成貨幣——來進行的，是通過不同形式的貸款，即以個人信用為基礎的直接貸款，以有息證券、國家證券、各種股票作抵押的貸款，特別是以提單、棧單及其他各種證明商品所有權的單據作抵押的貸款來進行的，是通過存款透支等等來進行的。

    銀行家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向其他銀行開出匯票、支票，開立同樣的信用賬戶，最後，對擁有鈔票發行權的銀行來說，是發行本行的銀行券。銀行券無非是向銀行家開出的、持票人隨時可以兌現的、由銀行家用來代替私人匯票的一種匯票。最後這一種信用形式在外行人看來特別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第514頁◎為這種信用貨幣會由單純的商業流通進入一般的流通，並在那里作為貨幣執行職能；還因為在大多數國家里，發行銀行券的主要銀行，作為國家銀行和私人銀行之間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實上有國家的信用作為後盾，它們的銀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因為在這里可以明顯看到的是，銀行家經營的是信用本身，銀行券不過是流通的信用符號。但銀行家也經營一切其他形式的信用，甚至貸放存在他那里的貨幣現金。實際上，銀行券只形成批發商業的鑄幣，而對銀行來說具有最重要意義的始終是存款。［453-454］

    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

    到現在為止，我們關於信用制度所作的一般評述，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Ⅰ.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對利潤率的平均化或這個平均化運動起中介作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就是建立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上的。

    Ⅱ.各種流通費用的減少。

    1.主要流通費用之一是具有價值的貨幣本身。通過信用，貨幣以三種方式得到節約。

    A.相當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著貨幣。

    B.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這一點，和第2點中要說的，有部分共同之處。一方面，這種加速是技術性的；也就是說，在現實的、◎第515頁◎對消費起中介作用的商品流轉額保持不變時，較小量的貨幣或貨幣符號，可以完成同樣的服務。這是同銀行業務的技術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信用又會加速商品形態變化的速度，從而加速貨幣流通的速度。

    C.金幣為紙幣所代替。

    2.由於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態變化的各個階段，進而資本形態變化的各個階段加快了，整個再生產過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買和賣的行為可以互相分離較長的時間，因而成為投機的基礎。）準備金縮小了，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方面，流通手段減少了；另一方面，必須經常以貨幣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資本縮減了。

    Ⅲ.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單個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同時，這種以前由政府經營的企業，成了社會的（注：這里的“社會”、“社會的”，德文原文為“Gesellschaft”，“Gesellschaftlich”。“Gesellschaft”有“社會”、“公司”兩個含義。——編者注）企業。

    2.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注：這里的“社會”、“社會的”，德文原文為“Gesellschaft”，“Gesellschaftlich”。“Gesellschaft”有“社會”、“公司”兩個含義。——編者注）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

    3.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因此，即使後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收入，也就是◎第516頁◎包括全部利潤（因為經理的薪金只是，或者應該只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這種勞動的價格，同任何別種勞動的價格一樣，是在勞動市場上調節的），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一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像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一樣。因此，利潤（不再只是利潤的一部分，即從借入者獲得的利潤中理所當然地引出來的利息）表現為對別人的剩余勞動的單純占有，這種占有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生產資料已經轉化為資本，也就是生產資料已經和實際的生產者相分離，生產資料已經作為別人的財產，而與一切在生產中實際進行活動的個人（從經理一直到最後一個短工）相對立。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492-494］

    {自從馬克思寫了上面這些話以來，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業企業的形式發展起來了。這些形式代表著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業的一切領域內，生產現在能以日益增長的速度增加，與此相反，這些增產的產品的市場的擴大卻不斷地變慢。大工業在幾個月中生產的東西，市場在幾年內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種使每個工業國家同其他工業國家，特別是同英國隔絕的保護關稅政策，又人為地提高了本國的生產能力。結果是全面的經常的生產過剩，價格下跌，利潤下降甚至完全消失；總之，歷來受人稱讚的◎第517頁◎自由競爭已經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產。這表現在：在每個國家里，一定部門的大工業家聯合成一個卡特爾，以便調節生產。一個委員會確定每個企業的產量，並最後分配接到的訂貨單。在個別場合，甚至有時會成立國際卡特爾，例如英國和德國在鐵的生產方面成立的卡特爾。但是生產社會化的這個形式還嫌不足。各個公司的利益的對立，過於頻繁地破壞了它，並恢覆競爭。因此，在有些部門，只要生產發展的程度允許的話，就把該工業部門的全部生產，集中成為一個大股份公司，實行統一領導。在美國，這個辦法已經多次實行；在歐洲，到現在為止，最大的一個實例是聯合制堿托拉斯。這個托拉斯把英國的全部堿的生產集中到唯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單個工廠——超過30家——原來的所有者，以股票的形式取得他們的全部投資的估定價值，共約500萬鎊，代表該托拉斯的固定資本。技術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來的人手中，但是營業方面的領導則已集中在總管理處手中。約100萬鎊的流動資本是向公眾籌集的。所以，總資本共有600萬鎊。因此，在英國，在這個構成整個化學工業的基礎的部門，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並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弗·恩·}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顯然表現為通往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它作為這樣的矛盾在現象上也會表現出來。它在一定部門中造成了壟斷，因而引起國家的幹涉。它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並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第518頁◎

    Ⅳ. 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撇開不說，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別人的勞動的權利。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一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眾認為他擁有的資本本身，只是成為信用這個上層建築的基礎。以上所述特別適用於批發商業，絕大部分社會產品都要經過它們的手。在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進行投機的批發商人是拿社會的財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進行冒險的。資本起源於節約的說法，同樣也是荒唐的了，因為那種人正是要求別人為他而節約。{ 如不久前整個法國為巴拿馬運河的騙子總共節約了15億法郎。巴拿馬運河的全部騙局（注：巴拿馬騙局是指巴拿馬運河股份公司通過收買法國國務活動家、官員和報刊而制造的一個騙局。為了給開鑿經過巴拿馬地峽的運河籌措資金，工程師和實業家斐·累塞普斯於1879年在法國創立了巴拿馬運河股份公司。1888年底，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東的破產和無數企業的倒閉。後來，到1892年才發現，該公司為了掩蓋它的真實財政狀況和濫用所籌集的資金，曾廣泛采用收買和賄賂手段，法國前內閣總理弗雷西納、魯維埃、弗洛凱和其他身居要職的官員都接受過這種賄賂。巴拿馬運河公司案件被資產階級司法機關悄悄了結了，被判罪的只限於公司的領導人累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519。） 在它發生整整二十年之前，就已經在這里多麽準確地描繪出來了。——弗·恩·} 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現在也成為獲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給了另一種關於禁欲的說法一記耳光。在資本主義生產不很發達的階段還有某種意義的各種觀念，在這里變得完全沒有意義了。在這里，成功和失敗同時導致資本的集中，從而導致最大規模的剝奪。在這里，剝奪已經從直接生產者擴展到中小資本家自身。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發點；實行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後是要剝奪一切個人的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資料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已不再是私人生產的資料和私人生產的產品，它們只有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還能是生產資料，因而還能是他們的社會財產，正如它們是他們的社會產品一樣。但是，這種剝奪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內，以對立的形態表現出來，即社會財產為少數人所占有；而信用◎第519頁◎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因為財產在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內，已經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並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

    以上，我們主要是和產業資本相聯系考察了信用制度的發展，以及在這一制度中包含的資本所有權的潛在的揚棄。以下幾章，我◎第520頁◎們將要和生息資本本身相聯系來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對這種資本的影響和信用在這里所采取的形式；同時，我們還要作幾點專門的經濟學的評述。

    在此之前，先談談下面這點：

    如果說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那只是因為按性質來說可以伸縮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它所以會被強化，是因為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這種人辦起事來和那種親自執行職能、小心謹慎地權衡其私人資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這不過表明：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性質基礎上的資本增殖，只容許現實的自由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實上為生產造成了一種內在的但不斷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縛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正是這種二重性質，使信用的主要宣揚者，從約翰·羅到伊薩克·貝列拉，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494-499］◎第521頁◎

    第二十九章　銀行資本的組成部分

    現在，我們必須更仔細地考察一下銀行資本是由什麽組成的。［525］

    銀行資本由兩部分組成：1.現金（金或銀行券）；2.有價證券。我們可以再把有價證券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商業證券，匯票，它們是流動的，按時到期的，它們的貼現成為銀行家的基本業務；另一部分是公共有價證券，如國債券，國庫券，各種股票，總之，各種有息的而和匯票有本質差別的證券。這里還可以包括不動產的抵押單。由這些物質組成部分構成的資本，又分為銀行家自己的投資和別人的存款，後者形成銀行的營業資本或借入資本。對那些發行銀行券的銀行來說，這里還包括銀行券。我們首先把存款和銀行券撇開不說。很明顯，銀行家資本的這些實際組成部分——貨幣、匯票、有息證券——決不因為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銀行家自有的資本，還是代表存款即別人所有的資本，而會發生什麽變化。不論銀行家只用自有的資本來經營業務，還是只用在他那里存入的資本來經營業務，銀行家資本的上述區分仍然不變。

    生息資本的形式造成這樣的結果：每一個確定的和有規則的貨幣收入都表現為一個資本的利息，而不論這種收入是不是由一個資本生出。貨幣收入先轉化為利息，有了利息，然後得出產生這個貨幣收入的資本。同樣，有了生息資本，每個價值額只要不作為◎第522頁◎收入花掉，都會表現為資本，也就是都會表現為本金，而和它能夠生出的可能的或現實的利息相對立。

    事情是簡單的：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鎊的金額轉化為生息資本，一年就會生出25鎊。因此，每一筆固定的25鎊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 鎊資本的利息。但是，這總是一種純粹幻想的觀念，除非這25鎊的源泉（不論它是單純的所有權證書，即債權，還是像地產一樣是現實的生產要素）可以直接轉移，或采取一種可以轉移的形式。我們拿國債和工資為例來說。

    國家對借入資本每年要付給自己的債權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這個場合，債權人不能通知債務人解除契約，而只能賣掉他的債權，即他的所有權證書。資本本身已經由國家花掉了，耗費了。它已不再存在。對於國家的債權人來說，1.他持有一張比如說100鎊的國債券；2. 他靠這張國債券有權從國家的年收入即年稅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額，比如說5鎊，或5％；3.他可以隨意把這張100 鎊的債券賣給別人。如果利息率是5％，國家提供的保證又很可靠，那麽所有者A通常就能按100鎊把這張債券賣給B，因為對B來說，無論是把100鎊按年息5％借給別人，還是通過支付100鎊而從國家的年賦稅中保證每年得到5鎊，是完全一樣的。但在這一切場合，這種資本，即把國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資本，是幻想的虛擬的資本。這不僅是說給國家的貸款已經不再存在。這種貸款本來不是作為資本耗費的，不是作為資本投入的，而只有通過作為資本投入，它才能轉化為一個自行保存的價值。對於原債權人A來說，他在年稅收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著他的資本的利息，就像對高利貸者來說，他在浪費者的財產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著他的資本的利息一樣，雖然在這兩種情況下貸款都不是作為資本支出的。國債券出售的可能性，對A來說，代表著本金流回的可能◎第523頁◎性。對B來說，從他私人的觀點看，他的資本是作為生息資本投入的。但就事情本身來看，B只是代替了A，買進了A對國家的債權。不管這種交易反覆進行多少次，國債的資本仍然是純粹的虛擬資本；一旦債券賣不出去，這個資本的假象就會消失。然而，我們馬上就會知道，這種虛擬資本有它的獨特的運動。

    為了同國債資本對比，——在國債的場合，負數表現為資本；因為生息資本總的說來是各種顛倒錯亂形式之母，所以，在銀行家的觀念中，比如債券可以表現為商品，——我們現在來考察勞動力。在這里，工資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勞動力被看成是提供這種利息的資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資等於50鎊，利息率等於5％，年勞動力就被認為是一個等於1 000鎊的資本。資本主義思想方法的錯亂在這里達到了頂點，資本的增殖不是用勞動力的被剝削來說明，相反，勞動力的生產性卻用勞動力本身是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即生息資本來說明。在17世紀下半葉（例如在配第那里），這已經是一種流行的觀念，但是一直到今天，一部分是庸俗經濟學家，另一部分主要是德國的統計學家，還非常熱中於使用這個觀念。在這里，不幸有兩件事情不愉快地和這種輕率的觀念交錯著：第一，工人必須勞動，才能獲得這種利息；第二，他不能通過轉讓的辦法把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價值轉化為貨幣。其實，他的勞動力的年價值只等於他的年平均工資，而他必須由他的勞動補償給勞動力的買者的，卻是這個價值本身加上剩余價值，也就是加上這個價值的增殖額。在奴隸制度下，勞動者有一個資本價值，即他的購買價格。如果他被出租，承租人就首先要支付這個購買價格的利息，此外要補償這個資本的年損耗。

    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叫作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覆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第524頁◎率貸出的資本會提供的收入，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鎊，利息率＝5％時，100 鎊就是2 000鎊的年利息，這2 000鎊現在就成為每年有權取得100 鎊的法律上的所有權證書的資本價值。對這個所有權證書的買者來說，這100 鎊年收入實際上代表他所投資本的5％的利息。由此，和資本現實增殖過程的一切聯系就徹底消滅幹凈了。資本是一個自行增殖的自動機的觀念就牢固地樹立起來了。

    即使在債券——有價證券——不像國債那樣代表純粹幻想的資本的地方，這種證券的資本價值也純粹是幻想的。我們上面已經講過（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2-494頁，或本卷第515-517頁。——525。），信用制度怎樣創造了一種聯合的資本。這種證券就是代表這種資本的所有權證書。鐵路、采礦、輪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現實資本，也就是代表在這些企業中投入的並執行職能的資本，或者說，代表股東預付的、以便在這些企業中作為資本來用的貨幣額。這里決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種欺詐的東西。但是，這個資本不能有雙重存在：一次是作為所有權證書即股票的資本價值，另一次是作為在這些企業中實際已經投入或將要投入的資本。它只存在於後一種形式，股票不過是對這個資本所實現的剩余價值的相應部分的所有權證書。A可以把這個證書賣給B，B可以把它賣給C。這樣的交易並不會改變事情的本性。這時，A或B把他的證書轉化為資本，而C 把他的資本轉化為一張單純的對股份資本預期可得的剩余價值的所有權證書。

    這些所有權證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包括股票——的價值的獨立運動，加深了這種假象，好像除了它們可能有權索取的資本或權益之外，它們還構成現實資本。這就是說，它們已經成為商品，而這些商品的價格有獨特的運動和決定方法。它們的市場價值，在現實資本的價值不發生變化（即使它的價值已增殖）時，會和◎第525頁◎它們的名義價值具有不同的決定方法。一方面，它們的市場價值，會隨著它們有權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發生變化。假定一張股票的名義價值即股票原來代表的投資額是100鎊，又假定企業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麽，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利息率是5％時，這張股票的市場價值就會提高到200鎊，因為這張股票按5％的利息率資本化，現在已經代表200 鎊的虛擬資本。用200鎊購買這張股票的人，會由這個投資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業的收益減少，情況則相反。這種證券的市場價值部分地有投機的性質，因為它不是由現實的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得到的、預先計算的收入決定的。但是，假定現實資本的增殖不變，或者假定像國債那樣，資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經由法律規定，並且其它方面又有充分保證，那麽，這種證券的價格的漲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由5％漲到10％，保證可得5鎊收益的有價證券，就只代表50鎊的資本。如果利息率降到2 1/2％，這同一張有價證券就代表200鎊的資本。它的價值始終只是資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個幻想資本按現有利息率計算可得的收益。因此，在貨幣市場緊迫的時候，這種有價證券的價格會雙重跌落；第一，是因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為這種有價證券大量投入市場，以便實現為貨幣。不管這種證券保證它的占有者取得的收益像國家證券那樣是不變的，也不管這種證券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增殖像在工業企業中那樣會因再生產過程的擾亂而受到影響，在這兩種場合，這種價格跌落的現象都是會發生的。只是在後一種場合，除了上述貶值以外，還會進一步貶值。一旦風暴過去，這種證券就會回升到它們以前的水平，除非它們代表的是一個破產的或欺詐性質的企業。它們在危機中的貶值，是作為貨幣財產集中的一個有力的手段來發生作用的。◎第526頁◎

    只要這種證券的貶值或增值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無關，一國的財富在這種貶值或增值以後就和在此以前是一樣的。［525-531］

    只要這種貶值不表示生產以及鐵路和運河運輸的實際停滯，不表示已開始經營的企業的停閉，不表示資本在毫無價值的企業上的白白浪費，一個國家就決不會因為名義貨幣資本這種肥皂泡的破裂而減少分文。

    所有這些證券實際上都只是代表已積累的對於未來生產的索取權或權利證書，它們的貨幣價值或資本價值，或者像國債那樣不代表任何資本，或者完全不決定於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

    在一切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都有巨額的所謂生息資本或貨幣資本　 (moneyed capital)采取這種形式。貨幣資本的積累，大部分不外是對生產的索取權的積累，是這種索取權的市場價格即幻想資本價值的積累。

    銀行家資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這種所謂有息證券上。這本身是準備資本即不在實際銀行業務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一部分。這些證券的最大部分，是匯票，即產業資本家或商人的支付憑據。對貨幣貸放者來說，這種匯票是有息證券；就是說，在他購買匯票時，會扣除匯票到期以前的利息。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貼現。因此，從匯票所代表的金額中扣除多少，這要看當時的利息率而定。

    銀行家資本的最後一部分，是他的由金或銀行券構成的貨幣準備。存款，如果沒有立據規定較長的期限，隨時可由存款人支取。這種存款處在不斷的流動中。不過，在有人支取時，又有人會存入，所以，在營業正常進行時，存款的一般平均額很少變動。

    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銀行的準備金，總是表示作為貯藏貨幣存在的貨幣的平均量，而這種貯藏貨幣的一部分本身又是◎第527頁◎自身沒有任何價值的證券，只是對金的支取憑證。因此，銀行家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由債權（匯票），國家證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構成的。在這里，不要忘記，銀行家保險箱內的這些證券，即使是對收益的可靠支取憑證（例如國家證券），或者是現實資本的所有權證書（例如股票），它們所代表的資本的貨幣價值也完全是虛擬的，是不以它們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的；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並不是代表資本，那麽，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此外，還要加上這種情況：這種虛擬的銀行家資本，大部分並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資本，而是代表公眾在他那里存入的資本（不論有利息，或者沒有利息）。

    存款總是存入貨幣——金或銀行券，或者存入對它們的支取憑證。除了根據實際流通的需要時而收縮時而擴大的準備金外，事實上，這種存款一方面總是在產業資本家和商人手里，他們的匯票靠存款來貼現，他們也是靠存款來取得貸款；另一方面，這種存款是在有價證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經紀人）手里，或者在已經出售有價證券的私人手里，或者在政府手里（例如在發行國庫券和舉借新債的場合）。存款本身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經講過的，它們會作為生息資本貸放出去，因而不會留在銀行的保險櫃里，而只是作為存款人提供的貸款記在銀行的賬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間提供的貸款由他們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銷時，它們只是作為賬面項目起作用；在這里，無論存款存在同一銀行家那里，由他在各賬戶之間進行結算，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銀行，由各該銀行互相交換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額，情況都完全是一樣的。

    隨著生息資本和信用制度的發展，一切資本好像都會增加一◎第528頁◎倍，有時甚至增加兩倍，因為有各種方式使同一資本，甚至同一債權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這種“貨幣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全部存款，除了準備金外，只不過是對銀行家的貸款，但它們從來不是作為保管的現金存在的。如果存款用在匯劃業務上，它們就會在銀行家把它們貸出以後，對銀行家執行資本的職能。銀行家彼此之間通過結算辦法，來互相償付他們對這種已經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憑證。［531-534］

    既然同一貨幣額根據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許多次購買，它也可以完成許多次借貸，因為購買使貨幣從一個人手里轉到另一個人手里，而借貸只是貨幣不以購買為中介而從一個人手里到另一個人手里的轉移。對任何一個賣者來說，貨幣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轉化形式；而在每一個價值都表現為資本價值的今天，說貨幣在各次借貸中先後代表各個資本，其實只不過是以前那種認為貨幣能先後實現各個商品價值的說法的另一種表現。同時，貨幣還充當流通手段，使那些物質資本從一個人手里轉移到另一個人手里。在借貸中，它並不是作為流通手段從一個人手里轉移到另一個人手里。只要貨幣在貸出者手里，那貨幣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資本的價值存在。在借貸中，貸出者就是在這個形式上把貨幣轉給另一個人。如果A把貨幣借給B，B又把貨幣借給C，而沒有以購買為中介，那麽同一個貨幣就不是代表三個資本，而只是代表一個資本，一個資本價值。它實際代表多少個資本，就取決於它有多少次作為不同商品資本的價值形式執行職能。［534-535］

    正如在這種信用制度下一切東西都會增加一倍和兩倍，以至變為純粹幻想的怪物，同樣，人們以為終究可以從里面抓到一點實在東西的“準備金”也是如此。［535-536］◎第529頁◎

    第三十章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Ⅰ

    我們現在在信用制度方面要遇到的僅有的幾個困難問題是：

    第一，真正貨幣資本的積累。它在什麽程度上是資本的現實積累的標志，即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標志，又在什麽程度上不是這種標志呢？資本的所謂過剩［Plethora］，一個始終只用於生息資本即貨幣資本的用語，僅僅是表現產業生產過剩的一個特殊方式呢，還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種特殊的現象呢？這種過剩即貨幣資本的供給過剩，是否與停滯的貨幣總量（金銀條塊、金幣和銀行券）的存在相一致，從而現實貨幣的這種過剩，是否就是借貸資本的上述過剩的反映和表現形式呢？

    第二，貨幣緊迫，即借貸資本不足，又在什麽程度上表示現實資本（商品資本和生產資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麽程度上與貨幣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

    在以上考察貨幣資本和貨幣財產的積累的特有形式時，我們是把這種積累的形式歸結為對勞動的占有權的積累。前面已經說過，國債資本的積累，不過是表明國家債權人階級的增加，這個階級有權把稅收中的一定數額預先劃歸自己所有。連債務積累也能表現為資本積累這一事實，說明那種在信用制度中發生的顛倒現象已經達到完成的地步。這些為原來借入的並且早已用掉的資本而發行的債券，這些代表已經消滅的資本的紙制覆本，在它們是可◎第530頁◎賣商品，因而可以再轉化為資本的情況下，對它們的占有者來說，就作為資本執行職能。

    公用事業、鐵路、礦山等等的所有權證書，正如我們上面所看到的，事實上是現實資本的權利證書。但有了這種證書，並不能去支配這個資本。這個資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這種證書，只是在法律上有權索取這個資本應該獲得的一部分剩余價值。但是，這種證書也就成為現實資本的紙制覆本，正如提貨單在貨物之外，和貨物同時具有價值一樣。它們成為並不存在的資本的名義代表。這是因為現實資本存在於這種覆本之外，並且不會由於這種覆本的轉手而改變所有者。這種覆本所以會成為生息資本的形式，不僅因為它們保證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為可以通過它們的出售而得到它們的資本價值的償付。當這些證券的積累表示鐵路、礦山、汽船等等的積累時，它們也表示現實再生產過程的擴大，就像動產征稅單的擴大表示這種動產的增加一樣。但是，作為紙制覆本，這些證券是幻想的，它們的價值額的漲落，和它們有權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完全無關，盡管它們可以作為商品來買賣，因而可以作為資本價值來流通。它們的價值額，也就是，它們在證券交易所內的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與貨幣資本特有的運動無關，而單純是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結果時，會隨著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現上漲的趨勢，所以，單是由於這個原因，這個想象的財富，按照它的原來具有一定的名義價值的每個組成部分的價值表現來說，也會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進程中擴大起來。

    由這種所有權證書的價格變動而造成的盈虧，以及這種證書在鐵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性質來說，越來越成為賭博的結果。賭博已經代替勞動，並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現為奪取資本財產的原始方法。這種想象的貨幣財產，不僅構成私人貨幣財◎第531頁◎產的很大的部分，並且正如我們講過的，也構成銀行家資本的很大的部分。

    為了盡快地弄清問題，我們不妨把貨幣資本的積累，理解為銀行家（職業的貨幣貸放人）手中的財富的積累，即私人貨幣資本家為一方和國家、團體以及從事再生產的借款人為另一方之間的中介人手中的財富的積累；因為整個信用制度的驚人的擴大，總之，全部信用，都被他們當作自己的私有資本來利用。這些人總是以貨幣的形式或對貨幣的直接索取權的形式占有資本和收入。這類人的財產的積累，可以按極不同於現實積累的方向進行，不過在任何場合下都證明，這類人握有現實積累的很大一部分。［539-542］

    ——

    我們首先分析商業信用，即從事再生產的資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這是信用制度的基礎。它的代表是匯票，是一種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債券，是一種延期支付的證書。每一個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我們首先撇開銀行家的信用不說，它是一個本質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如果這些匯票通過背書而在商人自己中間再作為支付手段來流通，由一個人轉到另一個人，中間沒有貼現，那就不過是債權由A到B的轉移，而這絕對不會影響整個的聯系。這里只是一個人代替另一個人。即使在這種場合，沒有貨幣的介入，也照樣可以進行結算。［542］

    如果我們把這種信用和銀行家的信用分開來進行考察，那就很清楚，這種信用和產業資本本身的規模一同增大。在這里，借貸資本和產業資本是一個東西；貸出的資本就是商品資本，不是用於最後的個人的消費，就是用來補償生產資本的不變要素。所以，這里作為貸出的資本出現的，總是那種處在再生產過程的一定階段的資本，它通過買賣，由一個人手里轉移到另一個人手里，不過它◎第532頁◎的等價要到後來才按約定的期間由買者支付。［545］

    在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於產業資本的最充分的動用，也就是等於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的極度緊張。這些消費界限也會因再生產過程本身的緊張而擴大：一方面這種緊張會增加工人和資本家對收入的消費，另一方面這種緊張和生產消費的緊張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產過程順暢進行，從而資本回流確有保證，這種信用就會持續下去和擴大起來，並且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一旦由於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時，產業資本就會出現過剩，不過這種過剩是在產業資本不能執行自己的各種職能的形式上表現出來的。有大量的商品資本，但賣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資本，但由於再生產停滯，大部分閒置不用。信用將會收縮，1.因為這種資本閒置不用，也就是停滯在它的再生產的一個階段上，因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態變化；2.因為再生產過程順暢進行的信念已經遭到破壞；3.因為對這種商業信用的需求已經減少。［546-547］

    因此，只要再生產過程的這種擴大受到破壞，或者哪怕是再生產過程的正常緊張狀態受到破壞，信用就會減少。通過信用來獲得商品就比較困難。要求現金支付，對賒售小心謹慎，是產業周期中緊接著崩潰之後的那個階段所特有的現象。在危機中，因為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所以，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並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閒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於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地閒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制成的產品作為商品充斥市場。因此，如果認為這種情況是由於生產資本的缺乏造◎第533頁◎成的，那就大錯特錯了。正好在這個時候，生產資本是過剩了，無論就正常的、但是暫時緊縮的再生產規模來說，還是就已經萎縮的消費來說，都是如此。

    我們假定整個社會只是由產業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構成。此外，我們撇開價格的變動，這種變動使總資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狀況下得到補償，並且由於整個再生產過程的普遍聯系（特別是通過信用而得到了發展），這種變動必然總是引起暫時的普遍停滯。同樣，我們撇開信用制度所助長的買空賣空和投機交易。這樣，危機好像只能由各個部門生產的不平衡，由資本家自己的消費和他們的積累之間的不平衡來說明。而實際情況卻是，投在生產上的資本的補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那些非生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工人的消費能力一方面受工資規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實的限制，就是他們只有在他們能夠為資本家階級帶來利潤的時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現實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制的消費，而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生產卻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547-548］

    ——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談貨幣資本的積累。

    借貸貨幣資本的增加，並不是每次都表示現實的資本積累或再生產過程的擴大。這種情況，在產業周期的緊接著危機過後的那個階段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時，借貸資本大量閒置不用。在生產過程緊縮（1847年危機後，英國各工業區的生產減少三分之一），商品價格降到最低點，企業信心不足的時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著支配作用。這種低微的利息率僅僅表明：借貸資本的增加，正是由於產業資本的收縮和萎縮造成的。當商品價格下跌，交易減少，投◎第534頁◎在工資上的資本收縮時，所需的流通手段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在對外債務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產而償清之後，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貨幣去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了；最後，匯票貼現業務的範圍，隨著匯票本身的數目和金額的縮小而縮小，——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對借貸貨幣資本的需求，不論是用於流通手段，還是用於支付手段（這里還沒有談到新的投資），都會減少，這樣，借貸貨幣資本相對說來就顯得充裕了。不過，正如我們以後將要談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借貸貨幣資本的供給也會實際增加。［549］

    如果再生產過程再一次達到過度緊張狀態以前的那種繁榮局面，商業信用就會大大擴張，這種擴張實際上又是資本容易流回和生產擴大的“健全”基礎。這時，利息率雖然已經高於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實上這是唯一的這樣一個時期，這時可以說低利息率，從而借貸資本的相對充裕，是和產業資本的現實擴大結合在一起的。由於資本回流容易並且有規則地進行，加上商業信用擴大，這就保證了借貸資本的供給（雖然需求已經增長），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這時，沒有準備資本甚至根本沒有任何資本而完全依賴貨幣信用進行投機的騎士們，才引人注目地湧現出來。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固定資本的顯著擴大和新的大企業的大批開設。現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一旦新的危機爆發，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滯，再生產過程癱瘓，並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況，在借貸資本幾乎絕對缺乏的同時，閒置的產業資本發生過剩，這時，利息率就會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現在利息率上的借貸資本的運動，和產業資本的運動，總的說來，是按相反的方向進行的。有一個階段，低的但是高於最低限度的利息率，與危機以後的“好轉”和信任的增強結合在一起；特別是另一個階段，利息率達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離它◎第535頁◎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點，——只有這兩個階段，才表明充裕的借貸資本是和產業資本的顯著擴大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在產業周期的開端，低利息率和產業資本的收縮結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則是高利息率和產業資本的過多結合在一起。伴隨“好轉”而來的低利息率，則表示商業信用對銀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商業信用還是立足於自身。［ 553］

    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問題只是在於匯票能否兌換為貨幣。但是這種匯票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到底是整個危機的基礎。［554-555］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商品資本代表可能的貨幣資本的那種特性，在危機中和一般在營業停滯時期，將會大大喪失。虛擬資本，生息的證券，在它們本身是作為貨幣資本而在證券交易所內流通的時候，也是如此。它們的價格隨著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們的價格還會由於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這種缺乏強使證券所有者在市場上大量拋售這種證券，以便獲得貨幣。最後，就股票來說，價格的下降，部分地是由於股票有權要求的收入減少了，部分地是由於它們代表的往往是那種帶有欺詐性質的企業。在危機時期，這種虛擬的貨幣資本大大減少，從而它的所有者憑它在市場上獲得貨幣的力量也大大減少。這些有價證券在證券行情表上的貨幣名稱的減少，雖然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無關，但是和它們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關系極大。［558-559］◎第536頁◎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三十七章　導論

    分析土地所有權的各種不同的歷史形式，不屬於本書的範圍。我們只是在資本所產生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歸土地所有者所有的範圍內，研究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因此，我們假定，農業和工業完全一樣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也就是說，農業是由資本家經營；這種資本家和其他資本家的區別，首先只在於他們的資本和這種資本推動的雇傭勞動所投入的部門不同。對我們來說，租地農場主生產小麥等等，和工廠主生產棉紗或機器是一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支配農業這樣一個假定，包含著如下的意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統治生產的和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部門，因此它的下列條件，如資本的自由競爭、資本由一個生產部門轉入另一個生產部門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潤等等，都已經十分成熟。我們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權形式，是土地所有權的一個特有的歷史形式，◎第537頁◎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權或小農維持生計的農業（在後一場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產者的生產條件之一，而他對土地的所有權是他的生產方式的最有利的條件，即他的生產方式得以繁榮的條件）受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而轉化成的形式。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工人的勞動條件被剝奪為前提，那麽，在農業中，它是以農業勞動者的土地被剝奪，以及農業勞動者從屬於一個為利潤而經營農業的資本家為前提。［693-694］

    考察土地所有權的現代形式，對我們來說是必要的，因為這里的任務總的來說是考察資本投入農業而產生的一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不考察這一點，對資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694］

    土地所有權的前提是，一些人壟斷地球的一定部分，把它作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從自己個人意志的領域。在這個前提下，問題就在於說明這種壟斷在資本主義生產基礎上的經濟價值，即這種壟斷在資本主義生產基礎上的實現。［695］

    在論述原始積累的那一部分（第1冊第24章），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生產方式的前提，一方面是直接生產者從土地的單純附屬物（在依附農、農奴、奴隸等形式上）的地位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是人民群眾的土地被剝奪。在這個意義上，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並且始終是它的基礎，正像這種壟斷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對群眾的某種剝削形式上的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和基礎一樣。不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時遇到的土地所有權形式，是同它不相適應的。同它相適應的形式，是它自己使農業從屬於資本之後才創造出來的；因此，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克蘭（注：即氏族。——編者注）的所有權，或馬爾克公社的小農所有權，不管它們的法律形式◎第538頁◎如何不同，都轉化為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經濟形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大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農業由社會最不發達部分的單純經驗的和機械地沿襲下來的經營方法，在私有制條件下一般能夠做到的範圍內，轉化為農藝學的自覺的科學的應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權從統治和從屬的關系下完全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使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離，土地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只代表一定的貨幣稅，這是他憑他的壟斷權，從產業資本家即租地農場主那里征收來的；［它］使這種聯系遭到如此嚴重的破壞，以致在蘇格蘭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過他的一生。這樣，土地所有權就取得了純粹經濟的形式，因為它擺脫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裝飾物和混雜物，簡單地說，就是擺脫了一切傳統的附屬物，而這種附屬物，像我們以後將要看到的那樣，在產業資本家自己及其理論代言人同土地所有權進行激烈鬥爭時，曾被斥責為無用的和荒謬的贅瘤。一方面使農業合理化，從而第一次使農業有可能按社會化的方式經營，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權弄成荒謬的東西，——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功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種進步，同它的所有其他歷史進步一樣，首先也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完全貧困化為代價而取得的。［696-697］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是：實際的耕作者是雇傭工人，他們受雇於一個只是把農業作為資本的特殊使用場所，作為把自己的資本投在一個特殊生產部門來經營的資本家即租地農場主。這個作為租地農場主的資本家，為了得到在這個特殊生產場所使用自己資本的許可，要在一定期限內（例如每年）按契約規定支付給土地所有者即他所使用土地的所有者一個貨幣額（和貨幣資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樣）。這個貨幣額，不管是為耕地、建築◎第539頁◎地段、礦山、漁場、森林等等支付，統稱為地租。這個貨幣額，在土地所有者按契約把土地租借給租地農場主的整個時期內，都要支付給土地所有者。因此，在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得到實現即增殖價值的形式。其次，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構成現代社會骨架的三個並存的而又互相對立的階級——雇傭工人、產業資本家、土地所有者。

    資本能夠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其中有的是比較短期的，如化學性質的改良、施肥等等，有的是比較長期的，如修排水渠、建設灌溉工程、平整土地、建造經營建築物等等。我在別的地方，曾把這樣投入土地的資本，稱為土地資本。它屬於固定資本的範疇。為投入土地的資本以及作為生產工具的土地由此得到的改良而支付的利息，可能形成租地農場主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一部分，但這種地租不構成真正的地租。真正的地租是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不管這種土地是處於自然狀態，還是已被開墾。如果系統地論述土地所有權（這不在我們的計劃以內），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這個部分是應該詳加說明的。在這里，稍微談一談就夠了。在農業的通常的生產過程中，比較暫時的投資，毫無例外地由租地農場主來進行。這種投資，和一般單純的耕作一樣——只要這種耕作在某種程度上合理地進行，也就是說，不像以前美國奴隸主那樣對土地進行野蠻的掠奪（不過為了防止這一點，土地所有者先生們可以通過契約得到保證）——會改良土地，增加土地產量，並使土地由單純的物質變為土地資本。一塊已耕土地，和一塊具有同樣自然性質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較大的價值。投入土地的經過較長時間才損耗盡的較長期的固定資本，也大部分是，而在某些領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農場主投入的。但是，契約規定的租期一滿，在土地上實行的各種改良，就要作為和實體即土地不可分離的附加物，◎第540頁◎變為土地占有者的財產。這就是為什麽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土地所有者力圖盡可能地縮短租期的原因之一。在簽訂新租約時，土地所有者把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加到真正的地租上，而不論他是把土地租給曾經實行改良的租地農場主，還是租給另一個租地農場主。因此，他的地租就要上漲；或者，如果他要出賣土地，——我們馬上會看到，土地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土地的價值現在就要增加。他不單是出賣土地，而且是出賣經過改良的土地，出賣不費他分文的、投入土地的資本。把真正地租的變動完全撇開不說，這就是隨著經濟發展的進程，土地所有者日益富有，他們的地租不斷上漲，他們土地的貨幣價值不斷增大的秘密之一。這樣，他們就把不費他們一點氣力的社會發展的成果，裝進他們的私人腰包——他們是為享受果實而生的（注：“為享受果實而生”這句話出自賀拉斯《書信集》第1卷第2、27封信。——541。）。但這同時是合理農業的最大障礙之一，因為租地農場主避免進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內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697-700］

    地租表現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塊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貨幣額。我們已經知道，任何一定的貨幣收入都可以資本化，也就是說，都可以看作一個想象資本的利息。例如，假定平均利息率是5％，那麽一個每年200鎊的地租就可以看作一個4 000鎊的資本的利息。這樣資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購買價格或價值，一看就知道，它和勞動的價格完全一樣，是一個不合理的範疇，因為土地不是勞動的產品，從而沒有任何價值。可是，另一方面，在這個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後，卻隱藏著一種現實的生產關系。如果一個資本家用4 000鎊購買的土地每年提供200鎊地租，那麽，他從這4 000鎊得到5％的平均年利息，這和他把這個資本投在有息證券上，或按5％的利息直接借出去完全一樣。這就是一個4 000鎊的資本按5 ％增殖。在這個假定下，他就會在二十年內用他的地產的收入，重◎第541頁◎新補償這一地產的購買價格。因此，在英國，土地的購買價格，是按年收益若幹倍來計算的，這不過是地租資本化的另一種表現。實際上，這個購買價格不是土地的購買價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購買價格，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計算的。但是，地租的這種資本化是以地租為前提，地租卻不能反過來由它本身的資本化而產生並得到說明。在這里，不如說，和出售無關的地租的存在，是出發的前提。

    由此可見，假定地租是一個不變量，土地價格的漲落就同利息率的漲落成反比。如果普通利息率由5％下降到4％，那麽一個200 鎊的年地租就不是代表一個4 000鎊的資本的年增殖額，而是代表一個5 000鎊的資本的年增殖額，並且同一塊土地的價格因此也由4 000鎊上漲到5 000鎊，或由年收益的20倍上漲到年收益的25倍。在相反的情況下，結果也就相反。這是和地租本身變動無關而只由利息率決定的土地價格的變動。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從利息率由利潤率決定來說，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趨勢；此外，把利潤率撇開不說，由於借貸貨幣資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趨勢，所以可以得出結論，土地價格，即使和地租的變動以及土地產品價格（地租構成它的一個部分）的變動無關，也有上漲的趨勢。［702-703］

    在租金里面，還可能有一部分，在一定場合，可能全部（也就是在完全沒有真正地租的時候，因而在土地實際沒有價值的時候）是平均利潤的扣除，或正常工資的扣除，或同時是這二者的扣除。利潤或工資的這個部分在這里以地租形式出現，因為它不像平常那樣歸產業資本家或雇傭工人所有，而是以租金形式付給土地所有者。從經濟學上來說，無論這個部分或那個部分都不形成地租；但實際上它們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壟斷權在經濟上的◎第542頁◎實現，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樣。並且，和真正的地租一樣，對於土地的價格，也有決定的作用。［705］

    最後，在考察地租的表現形式，即為取得土地的使用權（無論是為生產的目的，還是為消費的目的）而以地租名義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租金時，必須牢牢記住，那些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即不是勞動產品的東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勞動再生產的東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藝術品等等）的價格，可以由非常偶然的各種情況組合來決定。要出售一件東西，唯一需要的是，它可以被獨占，並且可以讓渡。

    ——

    在研究地租時，有三個妨礙我們進行分析的主要錯誤應當避免。

    1.把適應於社會生產過程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來。

    不論地租有什麽獨特的形式，它的一切類型有一個共同點：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權，以某些個人對地球的某些部分的所有權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個人，如在亞洲、埃及等地那樣；這種土地所有權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對直接生產者人身的所有權的附屬品，如在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下那樣；它可以是非生產者對自然的單純私有權，是對土地的單純所有權；最後，它還可以是這樣一種對土地的關系，這種關系，就像在殖民地移民和小農土地所有者的場合那樣，在勞動孤立進行和勞動的社會性不發展的情況下，直接表現為直接生產者對一定地塊的產品的占有和生產。

    不同地租形式的這種共同性——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即不同的人借以獨占地球的某些部分的法律虛構在經濟◎第543頁◎上的實現，——使人們忽略了其中的區別。

    2.一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的產物。地租在它的不發達的形式即實物地租的形式上，還直接是剩余產品。由此產生了一種錯誤看法，認為只要把一般剩余價值和利潤的一般存在條件解釋清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地租，——它總是超過利潤的余額，即超過商品價值中本身也由剩余價值（剩余勞動）構成的部分的余額，——剩余價值的這個特殊的和獨特的組成部分也就解釋清楚了。這些條件是：直接生產者的勞動時間必須超過再生產他們自己的勞動力，即再生產他們本身所必需的時間。他們一般必須完成剩余勞動。這是主觀的條件。而客觀的條件是：他們也能夠完成剩余勞動；自然條件是，他們的可供支配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足以把他們自己作為生產者再生產出來和維持下去，他們的必要生活資料的生產，不會耗費他們的全部勞動力。在這里自然的肥力是一個界限，一個出發點，一個基礎。另一方面，他們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則是另一個界限，出發點，基礎。更詳細地考察就是，因為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的條件，所以在這種生產中使用的勞動，即經濟學上最廣義的農業勞動，必須有足夠的生產效率，使可供支配的勞動時間，不致全被直接生產者的食物生產占去；也就是使農業剩余勞動，從而農業剩余產品成為可能。進一步說，社會上的一部分人用在農業上的全部勞動——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必須足以為整個社會，從而也為非農業的勞動者生產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工業的人有實行這種大的分工的可能；並且也使生產食物的農民和生產原料的農民有實行分工的可能。雖然食物直接生產者的勞動，對他們自己來說也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但對社會來說，它所代表的，只是生產食物所需的必要勞動。並且，不同於一個工◎第544頁◎場內部分工的整個社會內部的一切分工也是如此。這是生產特殊物品，滿足社會對特殊物品的一種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勞動。如果這種分工是按比例進行的，那麽，不同類產品就按照它們的價值（後來發展為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出售，或按照這樣一種價格出售，這種價格是由一般規律決定的這些價值或生產價格的變形。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這是因為條件仍然是使用價值。但是，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於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麽，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於這個總量是否適合於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在論述資本在不同的生產領域的分配時，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上的使用價值，對於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但這不過是已經在單個商品上表現出來的同一規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的交換價值的前提，從而也是它的價值的前提。這一點，只有在這種比例的破壞使商品的價值，從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價值不能實現的時候，才會影響到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比。例如，棉織品按比例來說生產過多了，雖然在這個棉織品總產品中只體現了一定條件下為生產這個總產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但是，總的來說，這個特殊部門消耗的社會勞動已經過多；就是說，產品的一部分已經沒有用處。因此，只有當全部產品是按必要的比例進行生產時，它們才能賣出去。社會勞動時間可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的這個數量界限，不過是整個價值規律進一步發展的表現，雖然◎第545頁◎必要勞動時間在這里包含著另一種意義。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這樣多的勞動時間才是必要的。在這里界限是通過使用價值表現出來的。社會在一定生產條件下，只能把它的總勞動時間中這樣多的勞動時間用在這樣一種產品上。但是，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本身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和一定的形式——利潤形式或地租形式——無關。這些條件適用於剩余價值本身，而不管它采取什麽特殊的形式。因此它們不能說明地租。

    3.正是在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中，在地租的發展中，有一點表現得特別突出，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獲得者的參與決定的，而是由他沒有參與、和他無關的社會勞動的發展決定的。因此，很容易把一切生產部門及其一切產品在商品生產基礎上，確切地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這種生產在它的整個範圍內都是商品生產）基礎上共有的現象，當作地租的（和一般農產品的）特征來理解。

    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地租的水平（從而土地的價值）作為社會總勞動的結果而發展起來。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土地產品的市場和需求會增大；另一方面，對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會增大，因為土地本身對一切可能的甚至非農業的生產部門來說，都是生產競爭的條件。確切地說，地租以及土地價值，如果只就真正的農業地租來說，會隨著土地產品市場的擴大，從而隨著非農業人口的增加，隨著他們一方面對食物，另一方面對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它的本性，使農業人口同非農業人口比起來不斷減少，因為在工業（狹義的工業）中，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的相對增加，是同可變資本的絕對增加結合在一起的，雖然可變資本相對減少了；而在農業中，經營一定地塊所需的可變資本則絕對減少；因此，只有在耕種新的土地時，可變資本才◎第546頁◎會增加，但這又以非農業人口的更大增加為前提。

    其實，這並不是農業及其產品所特有的現象。不如說，在商品生產及其絕對形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這對其他一切生產部門和產品來說都是適用的。［714-718］

    只有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確切地說，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地租才能作為貨幣地租發展起來，並且按照農業生產變為商品生產的程度來發展；也就是，按照和農業生產相獨立的非農業生產的發展程度來發展；因為農產品就是按照這個程度變成商品，變成交換價值和價值的。當商品生產，從而價值生產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時，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的生產也按照同樣的程度發展。但隨著後者的發展，土地所有權依靠它對土地的壟斷權，也按照同樣的程度越來越能攫取這個剩余價值中一個不斷增大的部分，從而提高自己地租的價值和土地本身的價格。資本家在這個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的發展上還是一個能動的執行職能者。土地所有者只是不費氣力而坐享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中一個不斷增大的份額。這就是他所處地位的特征；至於土地產品的價值，從而土地的價值，總是在它們的市場擴大的時候，在需求增加的時候，在和土地產品相對立的商品世界擴大的時候，換句話說，也就是在非農業的商品生產者人數和非農業的商品生產量擴大的時候，按相同的程度增加，這並不是他所處地位的特征。但是，因為這個結果是沒有土地所有者的參與就發生的，所以對他來說，價值量，剩余價值量以及這個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向地租的轉化，竟然取決於社會生產過程，取決於一般商品生產的發展，就顯得有些特別了。［718-719］

    因此，農產品發展成為價值，並且作為價值來發展的現象，也就是說，它們作為商品和其他商品相對立，而非農產品作為商品和◎第547頁◎它們相對立的現象，或者說，它們作為社會勞動的特殊表現來發展的現象，並不是地租的特征。地租的特征是：隨著農產品發展為價值（商品）的條件和它們的價值借以實現的條件的發展，土地所有權的權力也發展起來，使它可以從這個不費它的氣力就創造出來的價值中占有一個不斷增大的部分，剩余價值中一個不斷增大的部分轉化為地租。［720］


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節選）（之五）

    第三十八章　級差地租：概論

    在分析地租時，我們首先要從下面這個前提出發：支付這種地租的產品，也就是有一部分剩余價值、因而有一部分總價格轉化為地租的產品，——對於我們的目的來說，提到農產品或者還提到礦產品也就夠了，——也就是，土地和礦山的產品，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樣，是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出售的。就是說，它們的出售價格，等於它們的成本要素（已耗費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價值）加上一個由一般利潤率決定，並按全部預付資本（包括已經消耗的和沒有消耗的）計算的利潤。因此，我們假定，這些產品的平均出售價格，等於它們的生產價格。現在要問，在這個前提下，地租怎麽能夠發展起來，就是說，利潤的一部分怎麽能夠轉化為地租，因而商品價格的一部分怎麽能夠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

    為了表明地租這個形式的一般性質，我們假定，一個國家的工◎第548頁◎廠絕大多數是用蒸汽機推動的，少數是用自然瀑布推動的。我們假定，在這些工業部門，一個耗費資本100的商品量的生產價格是115。15％的利潤，不是僅僅按已經耗費的資本100計算的，而是按這個商品價值生產上曾經使用的總資本計算的。前面已經指出（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3-222頁。——549。），這個生產價格不是由每個從事生產的工業家的個別成本價格決定的，而是由整個生產部門在資本平均條件下生產這種商品平均耗費的成本價格決定的。這實際上是市場生產價格，是那種和它的各種變動相區別的平均市場價格。商品價值的性質，——即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一般說來是在市場價格的形式上，進一步說，就是在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或市場生產價格的形式上表現出來的。

    因為一定的數字比例在這里完全沒有關系，所以我們要再假定，用水力推動的工廠的成本價格只是90，而不是100。因為這個商品量的調節市場的生產價格＝115，其中有利潤15％，所以靠水力來推動機器的工廠主，同樣會按115，也就是按調節市場價格的平均價格出售。因此，他們的利潤是25，而不是15；起調節作用的生產價格所以會允許他們賺到10％的超額利潤，並不是因為他們高於生產價格出售他們的商品，而是因為他們按照生產價格出售他們的商品，因為他們的商品是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即在高於這個部門占統治地位的平均水平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或者說，因為他們的資本是在這種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執行職能的。

    這里立即表明兩點：

    第一：用自然瀑布作為動力的生產者的超額利潤，首先和一切不是由流通過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場價格的偶然變◎第549頁◎動引起的超額利潤（我們在談到生產價格時（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20-222頁。——550。），已經對這個範疇作了說明）具有相同的性質。因此，這種超額利潤，也就等於這個處於有利地位的生產者的個別生產價格和這整個生產部門的一般的、社會的、調節市場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等於商品的一般生產價格超過它的個別生產價格的余額。對這個余額起調節作用的有兩個界限：一方面是個別的成本價格，因而也就是個別的生產價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產價格。［721-723］

    第二：到目前為止，那個用自然瀑布而不用蒸汽作動力的工廠主的超額利潤，同一切其他的超額利潤沒有任何區別。一切正常的，也就是並非由於偶然的出售行為或市場價格變動而產生的超額利潤，都是由這個特殊資本的商品的個別生產價格和一般生產價格（它調節著這整個生產部門的資本的商品的市場價格，或者說這個生產部門所投總資本的商品的市場價格）之間的差額決定的。

    但是，現在就出現了區別。

    在當前考察的場合，工廠主能夠取得超額利潤，即由一般利潤率來調節的生產價格對他個人提供的余額，應該歸功於什麽呢？

    首先應該歸功於一種自然力，瀑布的推動力。瀑布是自然存在的，它和把水變成蒸汽的煤不同。煤本身是勞動的產物，所以具有價值，必須由一個等價物來支付，需要花費費用。瀑布卻是一種自然的生產要素，它的產生不需要任何勞動。

    但是，不僅如此。利用蒸汽機進行生產的工廠主，也利用那些不費他分文就會增加勞動的生產效率的自然力，只要這樣會使工人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更便宜，這些自然力就會增加剩余價值，從而也增加利潤；因此，這些自然力，和由協作、分工等引起的勞動的社會的自然力完全一樣，是被資本壟斷的。工廠主要對煤炭進行支付，但是對於水改變物態，變成蒸汽的能力，對於蒸汽的壓力等◎第550頁◎等，卻不需要進行支付。對自然力實行壟斷，也就是對這種由自然力促成的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實行壟斷，是一切用蒸汽機進行生產的資本的共同特點。這種壟斷可以增加代表剩余價值的勞動產品部分，而相對減少轉化為工資的勞動產品部分。只要它發生這樣的作用，它就會提高一般利潤率，可是不會創造出超額利潤，因為超額利潤正好是個別利潤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因此，如果說一種自然力如瀑布的利用，在這里創造出超額利潤，那麽，這不可能只是由於一種自然力的利用在這里引起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這樣一個事實造成的。這里還必須有進一步的引起變化的情況。

    相反。自然力在工業上的單純利用所以會影響一般利潤率的水平，是因為它會影響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量。但它本身並不會造成同一般利潤率的偏離，而這里所涉及的問題，卻正好是這種偏離。另外，個別資本在別的情況下在某一特殊生產部門內所實現的超額利潤，——因為各特殊生產部門之間利潤率的偏離，會不斷地平均化為平均利潤率，——如果把純粹偶然的偏離撇開不說，是由於成本價格即生產費用的減少而產生的。這種減少，或者是由於這一情況：資本的應用量大於平均量，以致生產上的雜費減少了，而提高勞動生產力的一般原因（協作、分工等），也由於勞動場所比較寬闊，而能夠在更高的程度上，以更大的強度來發生作用；或者是由於這一情況：把執行職能的資本的規模撇開不說，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的發明、改良的機器、化學的制造秘方等等，一句話，采用新的、改良的、超過平均水平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方法。成本價格的減少以及由此而來的超額利潤，在這里，是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使用方式造成的。［ 724-726］

    因此，在這里，超額利潤來源於資本本身（包括它所推動的勞動）；或者是所用資本的量的差別，或者是這種資本的更合乎目的◎第551頁◎的應用。本來沒有什麽事情會妨礙同一生產部門按同樣的方式使用一切資本。相反地，資本之間的競爭，使這種差別越來越趨於平衡；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這一點，是通過商品變得便宜和商品不得不按同樣有利的條件進行生產的壓力來實現的。但是，那個利用瀑布的工廠主的超額利潤，卻不是這樣。他所用勞動的已經提高的生產力，既不是來自資本和勞動本身，也不是來自對一種不同於資本和勞動、但已並入資本的自然力的單純利用。它來自勞動的某種較大的自然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和一種自然力的利用結合在一起，但這種自然力不像蒸汽的壓力那樣，可以在同一生產部門讓一切資本支配，所以並不是凡有資本投入這個部門，這種自然力的利用就會成為不言而喻的事情。這種自然力是一種可以壟斷的自然力，如像瀑布那樣，只有那些支配著特殊地段及其附屬物的人能夠支配它。要像每個資本都能把水變成蒸汽那樣，創造出使勞動有較大生產力的這種自然條件，是完全不取決於資本的。這種自然條件在自然界只存在於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不能由一定的投資創造出來的。它不是同能夠由勞動創造的產品如機器、煤炭等等結合在一起，而是同一部分土地的一定的自然條件結合在一起。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廠主，使沒有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廠主不能利用這種自然力，因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資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這並不排除：雖然一個國家自然瀑布的數量是有限的，但在工業上利用的水力的總量能夠增加。為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動力，可以對瀑布進行人工引導。有了瀑布，就可以改良水車，以便盡可能多地利用水力。在按照水流的狀況不宜使用普通水車的地方，可以使用渦輪機等等。這種自然力的占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種壟斷，這是所投資本有較高生產力的條件，這種條件是不能由資本本身的生產過程創造的；能夠這樣被人壟斷的這種自◎第552頁◎然力，總是和土地分不開的。這樣的自然力，既不是該生產部門的一般條件，也不是該生產部門一般都能創造的條件。

    現在，我們假定瀑布連同它所在的土地，屬於那些被認為是這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者的人，即土地所有者所有。他們不許別人把資本投在瀑布上，不許別人通過資本利用它。他們能夠允許或拒絕別人去利用它。但資本自己不能創造出瀑布。因此，利用瀑布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不是產生於資本，而是產生於資本對一種能夠被人壟斷並且已經被人壟斷的自然力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超額利潤就轉化為地租，也就是說，它落入瀑布的所有者手中。如果工廠主每年要為瀑布而付給瀑布的所有者10鎊，工廠主的利潤就是15鎊；是100 鎊（這時是他的生產費用）的15％；所以，他的情況，會和本生產部門用蒸汽進行生產的其他所有資本家的情況一樣好，甚至可能更好。如果資本家自己就擁有瀑布，那情況也不會有什麽改變。他會照舊以瀑布的所有者的身分，而不是以資本家的身分，占有這10鎊超額利潤。並且，正是因為這個余額不是由於他的資本本身產生，而是由於支配一種可以和他的資本分離、可以壟斷、數量有限的自然力而產生，所以這個余額就轉化為地租。

    第一：很明顯，這種地租總是級差地租，因為它不參加決定商品的一般生產價格，而是以這種生產價格為前提。它總是產生於支配著一種被壟斷的自然力的單個資本的個別生產價格和整個投入該生產部門的資本的一般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

    第二：這種地租不是產生於所用資本或這個資本所占勞動的生產力的絕對增加。一般說來，這種增加只會減少商品的價值。這種地租的產生，是由於一定的投入一個生產部門的單個資本，同那些沒有可能利用這種例外的、有利於提高生產力的自然條件的投資相比，相對來說具有較高的生產率。例如，盡管煤炭有價值，水力◎第553頁◎沒有價值，但如果利用蒸汽能提供利用水力時所沒有的巨大利益，而這種利益已足以補償費用而有余，那麽，水力就不會有人使用，就不會產生任何超額利潤，因而也不會產生任何地租。

    第三：自然力不是超額利潤的源泉，而只是超額利潤的一種自然基礎，因為它是特別高的勞動生產力的自然基礎。這就像使用價值總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樣。如果一個使用價值不用勞動也能創造出來，它就不會有交換價值，雖然作為使用價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物沒有使用價值，就是說，沒有勞動的這樣一個自然的承擔者，它也就沒有交換價值。如果不同的價值不平均化為生產價格，不同的個別生產價格不平均化為一般的調節市場的生產價格，那麽，通過使用瀑布而引起勞動生產力的單純的提高，就只會減低那些利用瀑布生產的商品的價格，而不會增加這些商品中包含的利潤部分，這如同從另一方面來說完全一樣：如果資本不把它所用勞動的生產力（自然的和社會的），當作它自有的生產力來占有，那麽，勞動的這種已經提高的生產力，就根本不會轉化為剩余價值。

    第四：瀑布的土地所有權本身，對於剩余價值（利潤）部分的創造，從而對於借助瀑布生產的商品的價格的創造，沒有任何關系。即使沒有土地所有權，例如，即使瀑布所在的土地是作為無主的土地由工廠主來利用，這種超額利潤也會存在。所以，土地所有權並不創造那個轉化為超額利潤的價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即瀑布的所有者，有可能把這個超額利潤從工廠主的口袋里拿過來裝進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這個超額利潤創造出來的原因，而是使它轉化為地租形式的原因，也就是使這一部分利潤或這一部分商品價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占有的原因。

    第五：很明顯，瀑布的價格，也就是土地所有者把瀑布賣給第◎第554頁◎三者或賣給工廠主本人時所得的價格，雖然會加到工廠主的個別成本價格上，但不會直接加到商品的生產價格上，因為在這里，地租產生於用蒸汽機生產的同種商品的生產價格，這種價格和瀑布沒有關系。其次，瀑布的這個價格，完全是一個不合理的表現，在它背後隱藏著一種現實的經濟關系。瀑布和土地一樣，和一切自然力一樣，沒有價值，因為它本身中沒有任何對象化勞動，因而也沒有價格，價格通常不外是用貨幣來表現的價值。在沒有價值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用貨幣來表現。這種價格不外是資本化的地租。土地所有權使地主能夠把個別利潤和平均利潤之間的差額占為己有。這樣獲得的逐年更新的利潤能夠資本化，並表現為自然力本身的價格。如果瀑布的利用對工廠主提供的超額利潤是每年10鎊，平均利息為5％，那麽，這10鎊每年就代表200鎊資本的利息；瀑布使它的所有者每年能夠從工廠主那里占有的10鎊的這種資本化，也就表現為瀑布本身的資本價值。瀑布本身沒有價值，而它的價格是所占超額利潤的單純反映這一點，用資本主義的方式計算，立即表現為，200鎊的價格只是10鎊超額利潤和20年的乘積，盡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同一個瀑布使它的所有者能夠在一個不定的時期內，比如說，30年內，100年內，或x年內，每年獲得這個10鎊。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種新的不用水力的生產方法，使那些用蒸汽機生產的商品的成本價格由100 鎊減低到90鎊，那麽，超額利潤，從而地租，從而瀑布的價格就會消失。

    我們在這樣確定級差地租的一般概念之後，現在就要進而考察真正農業中的級差地租了。關於農業所要說的，大體上也適用於采礦業。［726-730］◎第頁555◎

    第三十九章　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級差地租Ⅰ）

    我們首先要考察等量資本在等面積的各級土地上使用時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或者，在面積不等時，考察按同樣大的土地面積計算的結果。

    這些不同的結果，是由下面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關於這一點，應當說明一下，土地的自然肥力是指什麽，其中又包括哪些不同的要素。）2.土地的位置。這一點對殖民地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並且一般說來，各級土地耕種的順序就是由此決定的。其次，很明顯，級差地租的這兩個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可以按相反的方向發生作用。一塊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情況相反。這種情況很重要，因為它可以為我們說明一國土地的開墾，為什麽會由較好土地轉到較壞土地，或者相反。最後，很明顯，整個社會生產的進步，一方面，由於它創造了地方市場，並且通過采用交通運輸工具而使位置變得便利，所以對作為級差地租原因的位置，會發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於農業和工業的分離，由於大的生產中心的形成，而農村反而相對孤立化，所以又會使土地的地區位置的差別擴大。

    但是，我們先不考察位置這一點，只考察自然肥力。撇開氣候◎第556頁◎等要素不說，自然肥力的差別是由表層土壤的化學結構的差別，也就是由表層土壤所含植物養分的差別形成的。不過，具有相同的化學成分，並且在這個意義上具有相等的自然肥力的兩塊土地，其現實的有效的肥力還會由於這種植物養分所處的形態而不同，因為有的形態容易被同化為、被直接吸收為植物養分，有的形態則不容易。因此，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塊土地上，同樣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麽程度，一方面取決於農業化學的發展，一方面取決於農業機械的發展。這就是說，肥力雖然是土地的客觀屬性，但從經營方面說，總是同農業化學和農業機械的現有發展水平有關系，因而也隨著這種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可以用化學的方法（例如對硬粘土施加某種流質肥料，對重粘土進行薰燒）或用機械的方法（例如對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來排除那些使同樣肥沃的土地實際收成較少的障礙（排水也屬於這一類）。［……］對土壤結構進行人工改造，或者只是改變耕作方法，都會產生同樣的結果。最後，當下層土壤進入耕作範圍，變為被耕過的土壤時，由於下層土壤情況不同，使土地等級發生變化，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這一方面取決於新耕作方法的應用（如飼草的種植），一方面取決於各種機械手段的應用，它們或者把下層土壤翻成表層土壤，或者使下層土壤和表層土壤混合，或者耕作下層土壤但不把它翻上來。

    所有這些對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的影響，都歸結為一點：從人工肥力的角度看，勞動生產力的狀態，這里指的是農業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學結構及其他自然屬性一樣，是土地的所謂自然肥力的要素。

    因此，我們把農業一定的發展階段作為前提。我們的又一個前提是，土地的等級是聯系這個發展階段來評定的，對同時在不同土◎第557頁◎地上進行的各個投資來說，情況當然也總是這樣。這時，級差地租就可以用一個上升的或下降的序列來表現，因為，盡管就實際耕種的土地總體來說序列是已經確定的，但對形成這種序列來說，總是發生了一個連續的運動。

    假定有四級土地A、B、C、D。再假定小麥1誇特的價格＝3鎊或60先令。因為這里地租還只是級差地租，所以這個每誇特60先令的價格，對最壞土地來說，就等於生產費用（注：馬克思在這里以及在後面一些場合所使用的“生產費用 ”這一術語，意思就是生產價格。——558。），也就是等於資本加上平均利潤。

    假定A是這種最壞土地。它由50先令的支出，生產了1誇特＝60先令；因此利潤是10先令，或20％。

    假定B由等額的支出，生產了2誇特＝120先令。這就提供了70 先令的利潤，或者說，60先令的超額利潤。

    假定C由等額的支出，生產了3誇特＝180先令；總利潤＝130先令，超額利潤＝120先令。

    假定D生產了4誇特＝240先令，超額利潤就是180先令。

    這樣，我們就有了如下的序列：

    附圖：◎第558頁◎

    各自的地租：對D來說＝190先令－10先令，即D和A之間的差額；對C來說＝130先令－10先令，即C和A之間的差額；對B來說＝70先令－10先令，即B和A 之間的差額。而對B、C、D來說，總地租＝6誇特＝360先令，等於D和A、C和A、B和A之間的差額的總和。［732-735］

    ［……］結論：

    1.序列在完成時——不管它的形成過程如何——總好像是下降的序列，因為人們在考察地租時，總是從提供最高地租的土地出發，最後才談到不提供地租的土地。

    2.不提供地租的最壞土地的生產價格，總是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雖然在構成上升序列的第Ⅰ表中，只是因為耕種越來越好的土地，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才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只要A 級土地保持調節作用的程度取決於這種最好土地的產量，最好土地所生產的谷物的價格就起調節的作用。如果B、C、D 的產量超過需求，A就會失去調節的作用。［741-742］

    3.級差地租是由於各個耕作發展階段上的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別而產生的（這里還是把土地的位置撇開不說），就是說，它的產生是由於最好土地面積有限，是由於等量資本必須投在對等量資本提供不等量產品的不同的各級土地上。

    4.級差地租和級差地租的分等情況，可以按下降的序列，即由較好土地到較壞土地的序列產生，也可以反過來，按上升的序列，即由較壞土地到較好土地的序列產生，還可以按兩個方向相互交叉的序列產生（第Ⅰ序列可以由D到A，也可以由A到D而形成。第Ⅱ序列包括這兩種運動）。

    5.按照級差地租的形成方式，級差地租在土地產品價格不變、上漲和下降時都可以形成。［742］◎第559頁◎

    關於級差地租，一般應當指出：市場價值總是超過產品總量的總生產價格。例如，拿第Ⅰ表來說，總產量10誇特會賣到600先令，因為市場價格是由A的生產價格決定的，每誇特等於60先令。但實際的生產價格是：

    A　1誇特＝60先令　　　1誇特＝60先令

    B　2誇特＝60先令　　　1誇特＝30先令

    C　3誇特＝60先令　　　1誇特＝20先令

    D　4誇特＝60先令　　　1誇特＝15先令

     ───────────────────

    10誇特＝240先令　　平均1誇特＝24先令

    10誇特的實際生產價格是240先令；但它們要按600先令的價格出售，貴 250％。實際平均價格是每誇特24先令；但市場價格是60先令，也貴250％。

    這是由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通過競爭而實現的市場價值所決定的；這種決定產生了一個虛假的社會價值。這種情況是由市場價值規律造成的。土地產品也受這個規律支配。產品的（也包括土地產品的）市場價值的決定，是一種社會行為，雖然這是一種不自覺的、盲目的社會行為。這種行為必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別為依據，而是以產品的交換價值為依據。如果我們設想社會的資本主義形式已被揚棄，社會已被組成一個自覺的和有計劃的聯合體，10誇特就會代表一定量的獨立的勞動時間，而和240先令內所包含的勞動時間相等。因此，社會就不會按產品內所包含的實際勞動時間的兩倍半來購買這種土地產品；這樣，土地所有者階級存在的基礎就會消失。這件事所起的作用，會和外國進口物品使產品價格便宜同樣數額完全一樣。因此，如果說，維持現在的生產方◎第560頁◎式，但假定級差地租轉歸國家，土地產品的價格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就會保持不變，當然是正確的；但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由聯合體代替以後，產品的價值還依舊不變，卻是錯誤的。同種商品的市場價格的相同性，是價值的社會性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以及一般說來在一種以個人之間的商品交換為基礎的生產基礎上借以實現的方式。被作為消費者來看的社會，對土地產品支付過多的東西，對社會勞動時間在農業生產上的實現來說原來是負數的東西，現在竟然對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成為正數了。［744-745］　第四十章　級差地租的第二形式

    　　　　（級差地租Ⅱ）

    以上我們只是把級差地租看作是投在面積相等而肥力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資本所具有的不同生產率的結果，所以，級差地租是由投在最壞的無租土地上的資本的收益和投在較好土地上的資本的收益之間的差額決定的。在那里，我們假定若幹資本同時並列地投在不同的地塊上，所以，每投入一筆新的資本，土地的耕作範圍就會相應擴展，耕地面積就會相應擴大。但是，級差地租實質上終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資本所具有的不同生產率的結果。生產率不同的各個資本連續投在同一地塊上和同時並列地投在不同地塊上，假定結果相同，是否會有什麽差別呢？◎第561頁◎

    首先，不能否認，就超額利潤的形成來考察，下面兩種場合是毫無差別的：一種是投在A級一英畝土地上的3鎊生產費用生產1誇特，從而3鎊成為1 誇特的生產價格和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投在B級一英畝土地上的3鎊生產費用生產2 誇特，並提供一個3鎊的超額利潤，同樣，投在C級一英畝土地上的3 鎊生產費用生產3誇特，並提供6鎊的超額利潤，最後，投在D級一英畝土地上的3鎊生產費用生產4誇特，並提供9鎊的超額利潤；另一種是這12鎊生產費用或10鎊資本，按相同的順序，投在同一英畝上，取得同樣的效果。在這兩種場合，都是一個10鎊的資本，它的價值分成四部分，依次投入，每部分2 1/2鎊，而不管它們是同時並列地投在肥力不同的四英畝上，還是相繼投在同一英畝上。由於它們的產量不同，其中一部分不會提供超額利潤，而其他各部分卻會按照它們的收益和不提供地租的投資的收益之間的差額提供超額利潤。

    資本不同價值部分的超額利潤和不同的超額利潤率，在這兩種場合都是按同樣的方式形成的。地租無非是這個形成地租實體的超額利潤的一種形式。但是，無論如何，在第二個方法上，超額利潤到地租的轉化，即超額利潤由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手里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這種形式轉化，會遇到一些困難。英國租地農場主所以頑強抗拒政府的農業統計，其原因就在於此。他們在確定他們投資的實際成果時所以和土地所有者進行鬥爭，其原因也在於此（摩爾頓）。地租是在土地出租時確定的，地租確定後，在租約有效期間，由連續投資所產生的超額利潤，便流入租地農場主的腰包。正因為這樣，租地農場主總是力爭簽訂長期租約；相反，由於地主的力量占優勢，每年更換租約的現象卻增加了。

    因此，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具有不同結果的各個等量資本，不管是同時並列地投在同樣大的各塊土地上，還是相繼投在同一塊◎第562頁◎土地上，都不會影響超額利潤的形成規律，但是，這對於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卻具有明顯的區別。後一個方法會把這種轉化限制在一方面更為狹小，另一方面更不確定的界限內。［759 -760］

    ——

    在考察級差地租Ⅱ時，還要強調指出如下幾點：

    第一：級差地租Ⅱ的基礎和出發點，不僅從歷史上來說，而且就級差地租Ⅱ在任何一個一定時期內的運動來說，都是級差地租Ⅰ，就是說，是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各級土地的同時並列的耕種，也就是農業總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在不同質的地塊上同時並列的使用。［761］

    第二：在級差地租的第Ⅱ形式上，除了肥力的差別，還有資本（以及獲得信用的能力）在租地農場主之間的分配上的差別。在真正的工業中，每個經營部門都會迅速形成該部門所特有的最低限度的經營範圍和與此相應的最低限度的資本，如果沒有這個最低限度的資本，經營就不能順利進行。同樣地，在每個經營部門，又都會形成大多數生產者所必須擁有並且實際也擁有的、高於這個最低限度的標準平均資本量。大於平均資本量的資本會提供額外利潤，而小於平均資本量的資本就得不到平均利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緩慢地、不平衡地侵入農業，這是我們在英國這個農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國家中可以看到的。如果沒有谷物的自由進口，或者因自由進口的數量很小，影響有限，那麽，市場價格就要由耕種較壞的土地的生產者來決定，就是說，要由在低於平均水平的不利的生產條件下從事工作的生產者來決定。［762-763］

    這種情況使真正的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能夠把超額利潤的一部分占為己有；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農業中，也同在工業中一樣平衡地發展，那麽，至少就上述這點來說，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第563頁◎

    讓我們首先只考察級差地租Ⅱ中的超額利潤的形成，暫且不考慮這種超額利潤能夠轉化為地租的條件。

    這里很明顯，級差地租Ⅱ只是級差地租Ⅰ的不同的表現，而實質上二者是一致的。在級差地租Ⅰ中，各級土地的不同肥力所以會發生影響，只是因為不同的肥力使投在土地上的各個資本在資本的量相等時或就資本的比例量考察時，會產生出不同的結果，不同的產量。不論這種不同的結果是相繼投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各個資本產生的，還是投在好幾塊等級不同的土地上的各個資本產生的，都不會使肥力的差別或它們產量的差別發生變化，因此也不會使生產率較高的投資部分的級差地租的形成發生變化。在投資相等時，土地仍然顯示出不同的肥力，不過，在這里一個資本的不同部分相繼投在同一土地上所產生的結果，就是在級差地租Ⅰ的場合下社會資本各個相等部分投在各級土地上所產生的結果。

    如果把表Ⅰ中以四個獨立資本的形式（每個2 1/2鎊），由幾個租地農場主分別投在四級土地A、B、C、D各一英畝上的這10鎊資本，改變一下投資的方法，把它分為四次投資，相繼投在D級土地的同一英畝上，第一次投資提供了4誇特，第二次投資提供了3誇特，第三次投資提供了2誇特，最後一次投資提供了1 誇特（或者把這個序列反過來也行），那麽，收益最小的資本部分所提供的1 誇特的價格＝3鎊，就不會提供級差地租，但是只要生產價格為3鎊的小麥的供給仍有必要，它就會決定生產價格。既然假定生產是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的，因而在3鎊價格中已經包含著資本2 1/2鎊一般都會提供的平均利潤，那麽，其他三個各2 1/2鎊的資本部分，都會根據產品的差額而產生超額利潤，因為它們的產品都不是按照自己的生產價格出售的，而是按照那個收益最小的◎第564頁◎2 1/2 鎊的投資的生產價格出售的；這個收益最小的投資不提供地租，而且它的產品的價格是按照生產價格的一般規律決定的。超額利潤的形成，將和表Ⅰ相同。［763-764］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五章　絕對地租

    在分析級差地租時，我們是從最壞的土地不支付地租這一前提出發的。［ 843］

    但是根據這樣一個前提，——租地農場主即使不能支付地租，現在還是能夠在合乎資本增殖的平均條件下，在A級土地上進行投資，——決不能得出結論說：這個屬於A級的土地，現在就會無條件地讓租地農場主去支配。租地農場主不支付地租就能按普通利潤來增殖他的資本這一事實，對土地所有者來說，決不是把土地白白租給租地農場主並如此慈善地給這位營業夥伴以無息信貸的理由。這樣一個前提，意味著把土地所有權抽象掉，意味著土地所有權的廢除。而土地所有權的存在，正好是對投資的一個限制，正好是對資本在土地上任意增殖的一個限制。［846］

    級差地租有這樣一個特點：土地所有權在這里僅僅取去超額利潤，否則這種超額利潤就會被租地農場主據為己有，而在一定情況下，在租約末滿期間，實際上也是被租地農場主據為己有。在這里，土地所有權只是商品價格中一個沒有它的作用就已經產生（確切些說，是由於調節市場價格的生產價格決定於競爭這一點產生◎第565頁◎的）並轉化為超額利潤的部分所以會轉移的原因，即價格的這一部分由一個人手里轉移到另一個人手里，由資本家手里轉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原因。但在這里，土地所有權並不是創造這個價格組成部分的原因，也不是作為這個組成部分的前提的價格上漲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最壞土地A ——雖然它的耕種會提供生產價格——不提供一個超過生產價格的余額，即地租，就不可能被耕種，那麽，土地所有權就是引起這個價格上漲的原因。土地所有權本身已經產生地租。［……］因為，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如不上漲到足以使A 級土地也提供一個地租，A級土地就不可能被耕種這一事實，而且只有這一事實，才是市場價格在這里所以會提高到這樣一種程度的原因，在這種程度上，對於舊租地上的最後投資固然只支付他的生產價格，不過這是這樣一種生產價格，它同時還為A 級土地提供地租。［851］

    現在要問：最壞土地的地租既然不能由肥力的差別產生，那麽，根據最壞土地的地租是不是就得出結論說，土地產品的價格必然是普通意義上的壟斷價格，或者說，必然是一種把地租作為賦稅（這種賦稅只不過由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不是由國家征收）包含在內的價格？［……］最壞土地支付的地租，是否像商品稅加到商品價格中去一樣，加到這種土地的產品的價格（按照假定，它調節著一般的市場價格）中去，也就是說，是否作為一個和產品價值無關的要素加到這種土地的產品的價格中去。

    這決不是必然的結論，而所以會作出這樣的論斷，只是因為商品的價值和它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區別一直沒有被人理解。我們已經知道，一個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價值決不是等同的，雖然商品的生產價格，就商品的總和來考察，只是由商品的總價值來調節，雖然不同種商品的生產價格的變動，在其他一切情況不變時，完全◎第566頁◎是由這些商品的價值的變動決定的。我們已經指出，一個商品的生產價格可以高於它的價值，或低於它的價值，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和它的價值相一致。所以，土地產品高於它們的生產價格出售這一事實，決不證明它們也高於它們的價值出售，正如工業品平均按它們的生產價格出售這一事實，決不證明它們是按它們的價值出售一樣。農產品高於它們的生產價格但低於它們的價值出售的現象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許多工業品之所以會有生產價格，只是因為它們是高於它們的價值出售的。

    一個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價值之比，完全是由生產它所用的資本的可變部分和不變部分之比，或者說由生產它所用的資本的有機構成決定的。如果一個生產部門中的資本構成低於社會平均資本的構成，也就是說，如果該資本中投在工資上的可變部分，和投在物質勞動條件上的不變部分之比，大於社會平均資本中可變部分和不變部分之比，那麽，它的產品的價值就必然高於它的生產價格。這就是說，一個這樣的資本，因為它使用了更多的活勞動，所以在對勞動的剝削程度相等時，將會比社會平均資本的一個同樣大的相應部分，生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從而生產出更多的利潤。因此，它的產品的價值，就會高於它的生產價格，因為這個生產價格等於資本的補償加上平均利潤，而平均利潤小於這個商品內生產的利潤。社會平均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比這種有機構成低的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要小。如果投在一定生產部門的資本的構成，高於社會平均資本，情形就會相反。它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就會低於這些商品的生產價格；一般來說，最發達的工業部門的產品的情況就是這樣。［854-856］

    如果真正農業上的資本構成低於社會平均資本的構成，那麽，這就明顯地表示，在生產發達的各國，農業的發展沒有達到加工工◎第567頁◎業那樣的程度。撇開其他一切部分地有決定作用的經濟情況不說，這個事實已經由下述情況得到說明：力學，特別是它的應用，同發展較晚而且部分地還十分幼稚的化學、地質學和生理學，特別是同它們在農業上的應用比較起來，發展得比較早，而且比較快。此外，一個不容置疑並早已為人所共知的事實是，農業本身的進步，總是表現在不變資本部分對可變資本部分的相對的增加上。在一個實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例如英國，農業資本的構成是否低於社會平均資本的構成，這是一個只能用統計來判斷的問題，並且，就我們的目的來說，對此也沒有必要進行詳細的探討。無論如何，在理論上已經確定的是：農產品的價值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高於它們的生產價格；也就是說，農業上一定量的資本，同有社會平均構成的同等數量的資本相比，會生產較多的剩余價值，即推動和支配較多的剩余勞動（因此一般地說，也就是使用較多的活勞動）。

    因此，這個假定，對我們這里所研究的並且只有在這個假定下才會出現的地租形式來說，是足夠了。在這個假定不成立的地方，和這個假定相適應的地租形式也就不會成立。

    但是，單是農產品的價值超過它們的生產價格這樣一個事實本身，無論如何不足以說明這樣一種不以各級土地的不同肥力或同一土地上各個連續投資的不同生產率為轉移的地租的存在，一句話，即在概念上不同於級差地租，因而可以稱為絕對地租的那種地租的存在。許多工業品具有這樣的特性：它們的價值高於它們的生產價格，但它們不會因此就提供一個可以轉化為地租的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或超額利潤。恰好相反。生產價格以及它所包含的一般利潤率的存在和概念，是建立在單個商品不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這樣一個基礎上的。生產價格是由商品價值的平均化產生的。在不同生產部門各自耗費的資本價值得到補償以後，商品價值◎第568頁◎的平均化，使全部剩余價值不是按各個生產部門所生產的、從而包含在其產品中的剩余價值的比例來進行分配，而是按各個預付資本的量的比例來進行分配。只有這樣，平均利潤和以平均利潤為特征要素的商品生產價格才會產生。資本的不斷趨勢是，通過競爭來實現總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分配上的這種平均化，並克服這種平均化的一切阻礙。所以，資本的趨勢是，只容許這樣的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在一切情況下都不是由商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產生的，而是由調節市場的一般生產價格和與它相區別的個別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產生的；所以超額利潤不是產生在兩個不同生產部門之間，而是產生在每個生產部門之內；因此，它不會影響不同生產部門的一般生產價格，也就是說，不會影響一般利潤率，反而以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和以一般利潤率為前提。但是，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這個前提是建立在社會總資本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不斷變動的分配比例上，建立在資本的不斷流入和流出上，建立在資本由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的可能性上，總之，建立在資本在這些不同生產部門（對社會總資本各獨立部分來說，就是同樣多的可使用的投資場所）之間的自由運動上。在這里要假定，例如，在商品的價值高於它的生產價格或所生產的剩余價值超過平均利潤的生產部門，沒有任何限制，或者只有偶然的暫時的限制，會妨礙資本的競爭把價值化為生產價格，從而把這個生產部門的超額剩余價值按比例分配於資本所剝削的一切部門。但是，如果發生了相反的情形，如果資本遇到了一種外力，對這種外力，資本只能局部地克服或完全不能克服，這種外力限制資本投入特殊生產部門，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價值一般平均化為平均利潤的條件下才允許資本投入特殊生產部門，那麽很明顯，在這種生產部門中，由於商品的價值超過它的生產價格，就會產生◎第569頁◎超額利潤，這個超額利潤將會轉化為地租，並且作為地租能夠與利潤相對立而獨立起來。當資本投在土地上時，和資本相對立的土地所有權，或者說，和資本家相對立的土地所有者，就是作為這樣一種外力和限制出現的。

    在這里，土地所有權就是障礙。因此，不納稅，也就是說，不交地租，就不能對從來沒有耕種或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資本，雖然新耕種的土地是屬於不會提供任何級差地租的土地，並且，如果沒有土地所有權，只要市場價格略微上漲，它就會被人耕種，從而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只是使這個最壞土地的耕種者得到他的生產價格。但是，因為有了土地所有權的限制，市場價格必須上漲到一定的程度，使土地除了生產價格外，還能支付一個余額，也就是說，還能支付地租。但是，因為按照假定，農業資本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高於它們的生產價格，所以，這個地租（除了我們立即就要研究的一種情形外）就是價值超過生產價格的余額或這個余額中的一部分。［856-859］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農產品的價格可以在達不到它們的價值的情況下，高於它們的生產價格。其次，可以得出結論說，農產品的價格，在達到它們的價值以前，可以持續上漲，直到一定點為止。還可以得出結論說，農產品的價值超過它們的生產價格的余額，所以能成為它們的一般市場價格的一個決定要素，只是因為有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最後，可以得出結論說，在這種情況下，產品價格昂貴不是地租的原因，相反地地租倒是產品價格昂貴的原因。如果最壞土地單位面積產品的價格＝P＋r，（注：按照馬克思在本章開始時的說明，P 代表調節市場的生產價格；r代表地租。——編者注）一切級差地租就都會按r◎第570頁◎的相應倍數增加，因為按照假定，P＋r成了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860］

    雖然土地所有權能使土地產品的價格超過它們的生產價格，但市場價格將在多大程度上高於生產價格，接近於價值，因而農業上生產的超過一定平均利潤的剩余價值，將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地租，或在多大程度上進入剩余價值到平均利潤的一般平均化，這都不取決於土地所有權，而取決於一般的市場狀況。在任何情況下，這個由價值超過生產價格的余額產生的絕對地租，都只是農業剩余價值的一部分，都只是這個剩余價值到地租的轉化，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對這個剩余價值的攫取；正像級差地租的形成是由於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是由於土地所有權在一般起調節作用的生產價格下對這個超額利潤的攫取一樣。這兩個地租形式，是唯一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以外，地租只能以真正的壟斷價格為基礎，這種壟斷價格既不是由商址的生產價格決定，也不是由商品的價值決定，而是由購買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決定。［861］◎第571頁◎　第四十六章　建築地段的地租。

    　　　　　礦山地租。土地價格

    凡是有地租存在的地方，都有級差地租，而且這種級差地租都遵循著和農業級差地租相同的規律。凡是自然力能被壟斷並保證使用它的產業家得到超額利潤的地方，不論是瀑布，富饒的礦山，盛產魚類的水域，還是位置有利的建築地段，那些因對地球的一部分享有權利而成為這種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會以地租形式，從執行職能的資本那里把這種超額利潤奪走。至於建築上使用的土地，亞·斯密已經說明，它的地租的基礎，和一切非農業土地的地租的基礎一樣，是由真正的農業地租調節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 章第2、3節）。這種地租的特征，首先是位置在這里對級差地租具有壓倒性的影響（例如，對葡萄種植業和大城市的建築地段來說，影響非常大）；其次是所有者的明顯的完全的被動性，他的主動性（特別是在采礦業）只在於利用社會發展的進步，而對於這種進步，他並不像產業資本家那樣有過什麽貢獻，冒過什麽風險；最後，是壟斷價格在許多情況下的優勢，特別是對貧民進行最無恥的剝削方面的優勢（因為貧民對於房租，是一個比波托西銀礦（注：波托西銀礦是玻利維亞南部的豐富的銀礦地區，於1545年發現，開采這些銀礦，使西班牙統治階級大發橫財。——572。）對於西班牙，更為富饒的源泉），以及這種土地所有權所產生的巨大權力，這種土地所有權，在和產業資本結合在一◎第572頁◎個人手里時，實際上可以使產業資本從地球上取消為工資而進行鬥爭的工人的容身之所。在這里，社會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種貢獻，作為後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權利的代價，因為土地所有權本來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剝削地體，剝削地下資源，剝削空氣，從而剝削生命的維持和發展的權利。不僅人口的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資本的發展（這種固定資本或者合並在土地中，或者紮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業建築物、鐵路、貨棧、工廠建築物、船塢等等），都必然會提高建築地段的地租。［……］在這里，要考察兩個要素：一方面，土地為了再生產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所需要的要素。從這兩個方面，土地所有權都要求得到它的貢賦。對建築地段的需求，會提高土地作為空間和地基的價值，而對地體的各種當作建築材料用的要素的需求，同時也會因此增加。

    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內，特別是在像倫敦那樣按工廠方式經營建築的地方，建築投機的真正的基本對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871-872］

    真正的礦山地租，是和農業地租完全一樣決定的。［873］

    我們必須加以區別，究竟是因為產品或土地本身有一個與地租無關的壟斷價格存在，所以地租才由壟斷價格產生，還是因為有地租存在，所以產品才按壟斷價格出售。當我們說壟斷價格時，一般是指這樣一種價格，這種價格只由購買者的購買欲和支付能力決定，而與一般生產價格或產品價值所決定的價格無關。一個葡萄園在它所產的葡萄酒特別好時（這種葡萄酒一般說來只能進行比較小量的生產），就會提供一個壟斷價格。由於這個壟斷價格（它超過產品價值的余額，只決定於高貴的飲酒者的財富和嗜好），葡萄種植者將實現一個相當大的超額利潤。在這里由壟斷價格產生的◎第573頁◎這種超額利潤，由於土地所有者對這塊具有獨特性質的地體的所有權而轉化為地租，並以這種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在這里，是壟斷價格產生地租，反過來，如果由於土地所有權對在未耕地上進行不付地租的投資造成限制，以致谷物不僅要高於它的生產價格出售，而且還要高於它的價值出售，那麽，地租就會產生壟斷價格。一些人所以能把一部分社會剩余勞動作為貢賦來占有，並且隨著生產的發展，占有得越來越多，只是由於他們對地體擁有所有權，而這個事實卻被以下的情況掩蓋了：資本化的地租，從而，正是這個資本化的貢賦，表現為土地價格，因此土地也像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樣可以出售。因此對購買者來說，他對地租的索取權，好像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出勞動，不冒風險，不具有資本的企業精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價物才得到的。像以前已經指出的那樣，在購買者看來，地租不過表現為他用以購買土地以及地租索取權的那個資本的利息。對已經購買黑人的奴隸主來說也完全是這樣，他對黑人的所有權，好像不是由於奴隸制度本身，而是通過商品的買賣而獲得的。不過，這個權利本身並不是由出售產生，而只是由出售轉移。這個權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須已經存在；不論是一次出售，還是一系列這樣的出售，不斷反覆的出售，都不能創造這種權利。總之，創造這種權利的，是生產關系。一旦生產關系達到必須蛻變外殼的時刻，這種權利和一切以它為依據的交易的物質源泉，有經濟上和歷史上的存在理由的、從社會生活的生產過程產生的源泉，就會消失。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地體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完全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並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後傳◎第574頁◎給後代。［ 873-875］

    ——

    在以下有關土地價格的研究中，我們要撇開一切競爭的變動，一切土地投機，甚至小地產（在這里，土地是生產者的主要工具，因此生產者不管按什麽價格都必須購買它）。

    Ⅰ.土地價格可以在地租不增加的情況下提高；即：

    1.單純由於利息率的下降，結果，地租按更貴的價格出售，因此，資本化的地租，土地價格，就增長了；

    2.因為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增長了。

    Ⅱ.土地價格可以因地租增加而提高。［875］

    Ⅲ.這些使地租提高，從而使一般土地價格或個別土地價格提高的不同條件，可以部分地互相競爭，部分地互相排斥，並且只能交替地發生作用。但是，根據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能從土地價格的增加，無條件地得出地租的增加，也不能從地租的增加（這種增加總會引起土地價格的增加），無條件地得出土地產品的增加。［879］◎第575頁◎

    第七篇　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體的公式

    Ⅰ

    資本-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就是把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公式。

    其次，因為正如以前已經指出的那樣（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15-439頁，或本卷第508-512 頁。——576。），利息表現為資本所固有的、獨特的產物，與此相反，企業主收入則表現為不以資本為轉移的工資，所以，上述三位一體的公式可以進一步歸結為：

    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在這個公式中，利潤，這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的剩余價值形式，就幸運地被排除了。

    如果我們現在更仔細地考察一下這個經濟上的三位一體，我◎第576頁◎們就會發現：

    第一，每年可供支配的財富的各種所謂源泉，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彼此之間毫無共同之處。它們互相之間的關系，就像公證人的手續費、甜菜和音樂之間的關系一樣。

    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一樣。它是社會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是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被人格化了。它不僅是工人的已經轉化為獨立權力的產品，是已經成為它們自身生產者的統治者和購買者的產品，而且它也是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未來的……{？這里字跡不清.BMP}形式（注：根據我們辨認，這里是“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其有關的形式”。——編者注），作為生產者的產品的屬性而與生產者相對立。因此，在這里，關於歷史地形成的社會生產過程的因素之一，我們有了一個確定的、乍一看來極為神秘的社會形式。

    現在，與此並列，又有土地，無機的自然界本身，完全處在原始狀態中的“粗糙的混沌一團的天然物”（注：“粗糙的混沌一團的天然物”這句話出自奧維狄烏斯《變形記》第1章第7行。——577。）。價值是勞動，因此，剩余價值不可能是土地創造的。土地的絕對肥力所起的作用，不過是使一定量的勞動提供一定的、受土地的自然肥力所制約的產品。土地肥力的差別所造成的結果是，同量勞動和資本，也就是同一價值，表現在不等量的土地產品上；因此，這些產品具有不同的個別價值。這些個別價值平均化為市場價值，促使◎第577頁◎

    “肥沃土地同較壞的土地相比所提供的利益……從耕種者或消費者手里轉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李嘉圖《原理》第62頁）

    最後，作為其中的第三個同盟者（注：“第三個同盟者”出自席勒的敘事詩《人質之歌》，是暴君迪奧尼修斯在要求加入兩個忠實朋友的同盟時說的話。——578。）的，只是一個幽靈——勞動，這不過是一個抽象，就它本身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們就……{ 這里字跡不清.BMP}來說（注：根據我們辨認，這里是“如果我們就它在這里所表示的意思來說”。——編者注），是人用來中介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人類生產活動，它不僅已經擺脫一切社會形式和性質規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單純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會為轉移，超乎一切社會之上，並且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是還沒有社會化的人和已經有某種社會規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919-921］

    Ⅲ

    土地所有權、資本和雇傭勞動，就從下述意義上的收入源泉，即資本以利潤的形式使資本家吸取他從勞動中榨取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土地的壟斷以地租的形式使土地所有者吸取剩余價值的另一部分，勞動以工資的形式使工人取得最後一個可供支配的價值部分這種意義上的源泉，也就是從這種作為中介使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利潤形式，第二部分轉化為地租形式，第三部分轉化為工資形式的源泉，轉化成了真正的源泉，這個源泉本身產生出這幾個價值部分和這幾個價值部分借以存在或可以轉化成的那些有關產品部分，因而是產生出產品價值本身的最後源泉。［934］

    在資本-利潤（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中，在這個表示價值和財富一般的各個組成部分同財富的各種源泉的聯系的經濟三位一體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578頁◎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生產關系和它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古典經濟學把利息歸結為利潤的一部分，把地租歸結為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使這二者在剩余價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過程當作單純的形態變化來說明；最後，在直接生產過程中把商品的價值和剩余價值歸結為勞動；這樣，它就把上面那些虛偽的假象和錯覺，把財富的不同社會要素互相間的這種獨立化和硬化，把這種物的人格化和生產關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這個宗教揭穿了。這是古典經濟學的偉大功績。然而，甚至古典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從資產階級的觀點出發，也不可能有別的結果——因而，他們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中。另一方面，現實的生產當事人對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些異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這也同樣是自然的事情，因為他們就是在這些假象的形態中活動的，他們每天都要和這些形式打交道。庸俗經濟學無非是對現實的生產當事人的日常觀念進行訓導式的、或多或少教條式的翻譯，把這些觀念安排在某種合理的秩序中。因此，它會在這個消滅了一切內部聯系的三位一體中，為自己的淺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懷疑的基礎，這也同樣是自然的事情。同時，這個公式也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並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938-939］◎第579頁◎　第五十一章　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

    可見，由每年新追加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從而，年產品中體現這個價值並且能夠從總收益中取出和分離出來的部分，——分成三部分，它們采取三種不同的收入形式，這些形式表明，這個價值的一部分屬於或歸於勞動力的占有者，另一部分屬於或歸於資本的占有者，第三部分屬於或歸於土地所有權的占有者。因此，這就是分配的關系或形式，因為它們表示出新生產的總價值在不同生產要素的占有者中間進行分配的關系。

    按照通常的看法，這些分配關系被認為是自然的關系，是從一切社會生產的本性，從人類生產本身的各種規律產生出來的關系。誠然，不能否認，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出現過其他的分配方式，但是，人們把那些方式說成是這種自然分配關系的未發展的、未完成的、偽裝了的、沒有取得最純粹表現和最高形式的、具有另外色彩的方式。

    這種見解中唯一正確的一點是：在任何社會生產（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魯人的較多是人為發展的共產主義）中，總是能夠區分出勞動的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的產品直接由生產者及其家屬用於個人的消費，另一個部分即始終是剩余勞動的那個部分的產品，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而不問這種剩余產品怎樣分配，也不問誰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在這里我們撇◎第580頁◎開用於生產消費的部分不說。這樣，不同分配方式的同一性就歸結到一點：如果我們把它們的區別性和特殊形式抽掉，只注意它們的同區別性相對立的一致性，它們就是同一的。

    更有學識、更有批判意識的人們，雖然承認分配關系的歷史發展性質，但同時卻更加固執地認為，生產關系本身具有不變的、從人類本性產生出來的、因而與一切歷史發展無關的性質。

    相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並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出發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最後，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樣的歷史暫時的性質。

    在考察分配關系時，人們首先是從年產品分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種所謂的事實出發。但是，把事實說成這樣是錯誤的。產品一方面分為資本，另一方面分為各種收入。其中一種收入，工資，總是先要以資本形式同工人相對立，然後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產出來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總的說來作為資本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這個事實，從一開始就意味著：物的勞動條件和工人相對立而具有一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在生產中，工人同勞動條件的占有者之間，並且工人彼此之間，是處在一定的關系中。這些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這個事實，又意味著直接生產者被剝奪了土地，因而存在著一定的土地所有權形式。◎第581頁◎

    如果產品的一部分不轉化為資本，它的另一部分就不會采取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形式。

    另一方面，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麽，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

    當然，可以說，資本（包括作為資本的對立物的土地所有權）本身已經以這樣一種分配為前提：勞動者被剝奪了勞動條件，這些條件集中在少數個人手中，另外一些個人獨占土地所有權，總之，就是在論原始積累的那一部分（第1 冊第24章）已經說明過的全部關系。但是，這種分配完全不同於人們把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對立起來，賦予它以一種歷史性質時所理解的分配關系。人們用這種分配關系來表示對產品中歸個人消費的部分的各種要求權。相反，前面所說的分配關系，卻是在生產關系本身範圍內，落到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當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會職能的基礎。這種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有的社會性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

    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於生產商品，而在於，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和決定的性質。這首先意味著，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現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現為自由的雇傭工人，這樣，勞動就表現為雇傭勞動。根據以上的說明，已無須重新論證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怎樣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第582頁◎會生產關系的產物。

    這種性質，即1.產品作為商品和2.商品作為資本產品的性質，已經包含著一切流通關系，即產品所必須通過並由以取得一定社會性質的一定的社會過程；同樣，這種性質也包含著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關系，這種關系決定著他們的產品的價值增殖和產品到生活資料或生產資料的再轉化。但是，即使撇開這點不說，從上述兩種性質，即產品作為商品的性質，或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的性質，就會得出全部價值決定和得出全部生產由價值來進行調節。在這個十分獨特的價值形式上，一方面，勞動只作為社會勞動起作用；另一方面，這個社會勞動的分配，它的產品的互相補充，它的產品的物質變換，它的從屬和加入社會運轉機構，卻聽任各個資本主義生產者個人偶然的、互相抵銷的沖動去擺布。因為這些人不過作為商品占有者互相對立，每個人都企圖盡可能以高價出售商品（甚至生產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們任意調節的），所以，內在規律只有通過他們之間的競爭，他們互相施加的壓力來實現，正是通過這種競爭和壓力，各種偏離得以互相抵銷。在這里，價值規律不過作為內在規律，對各個當事人作為盲目的自然規律起作用，並且是在生產的各種偶然變動中，維持著生產的社會平衡。

    其次，在商品中，尤其是在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中，已經包含著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的生產的社會規定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資本本質上是生產資本的，但只有生產剩余價值，它才生產資本。在考察相對剩余價值時，進而在考察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時，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上面怎樣建立起一種為資本主義時期所特有的生產方式。這是勞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第583頁◎特殊形式，不過，這種勞動社會生產力是作為與工人相對立的資本的獨立力量，因而直接與工人本身的發展相對立。這種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生產，像進一步的說明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包含著一種不斷發生作用的趨勢，要把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把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的社會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將成本價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最有力的杠桿，不過在這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只是表現為資本生產力的不斷提高。

    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產過程中取得的權威，他作為生產的指揮者和統治者的社會職能，同建立在奴隸生產、農奴生產等等基礎上的權威，有重大的區別。

    盡管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對於直接生產者大眾來說，他們的生產的社會性質是以實行嚴格管理的權威的形式，並且是以勞動過程的完全按等級安排的社會機構的形式出現的，——這種權威的執掌者，只是作為同勞動相對立的勞動條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種生產形式中那樣，以政治的統治者或神權的統治者的資格得到這種權威的，——但是，在這種權威的執掌者中間，在不過是作為商品占有者互相對立的資本家自己中間，占統治地位的卻是極端無政府狀態，在這種狀態中，生產的社會聯系只是表現為一種不顧個人自由意志而壓倒一切的自然規律。

    只是由於勞動采取雇傭勞動的形式，生產資料采取資本的形式這樣的前提，——也就是說，只是由於這兩個根本的生產要素采取這種獨特的社會形式，——價值（產品）的一部分才表現為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才表現為利潤（地租），表現為資本家的贏利，表現為可供支配的、歸他所有的追加的財富。但也只是由於一部分價值這樣表現為他的利潤，那種用來擴大再生產並形成一部分利◎第584頁◎潤的追加生產資料，才表現為新的追加資本，並且整個再生產過程的擴大，才表現為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

    盡管勞動作為雇傭勞動的形式對整個過程的面貌和生產本身的特殊方式有決定的作用，雇傭勞動卻並不決定價值。在價值的決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會一般勞動時間，只是社會一般可以支配的勞動量，而不同的產品在這個勞動量中所吸收的相對量，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它們各自在社會上所占的比重。當然，社會勞動時間在商品價值上作為決定要素起作用的一定形式，是同勞動作為雇傭勞動的形式，以及與此適應的生產資料作為資本的形式有關的，因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商品生產才成為生產的一般形式。

    我們再來考察一下這種所謂的分配關系本身。工資以雇傭勞動為前提，利潤以資本為前提。因此，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

    現在我們來談利潤。剩余價值的這種一定的形式，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中新形成生產資料的前提；因而是一種支配再生產的關系，雖然在單個資本家看來，好像他真正能夠把全部利潤當作收入來消費掉。但他會在這方面碰到限制，這些限制以保險基金和準備金的形式，以競爭規律等形式出現在他面前，並且在實踐中向他證明，利潤並不只是供個人消費的產品的分配範疇。其次，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都是由產品的價格來調節的，而起調節作用的生產價格，又是由利潤率的平均化和與之相適應的資本在不同社會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來調節的。因此，在這里，利潤不是表現為產品分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現為產品生產本身的主要因素，即資本和勞動本身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分配的因素。利潤分割為企業主收入和利息，表現為同一個收入的分配。但這種分割所以會發生，◎第585頁◎首先是由於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的發展，由於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過程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的發展。它從它本身發展出了信用和信用制度，因而也發展了生產的形式。利息等等這些所謂分配形式，是作為決定的生產要素加入價格的。

    至於地租，它能夠表現為只是分配的形式，因為土地所有權本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不執行職能，至少不執行正常的職能。但是1.地租只限於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2.土地所有者從生產過程和整個社會生活過程的指揮者和統治者降為單純土地出租人，單純用土地放高利貸的人，單純收租人，這些事實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特的歷史產物。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形式，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土地所有權取得允許實行資本主義農業經營方式的形式，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特殊性質的產物。人們盡可以把其他社會形式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稱為地租。但那種地租和這個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地租有重大的區別。

    可見，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些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同於各種由其他生產方式產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種分配形式，都會同它由以產生並且與之相適應的一定的生產形式一道消失。

    只把分配關系看作歷史性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系看作歷史性的東西的見解，一方面，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開始進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批判。另一方面，這種見解建立在一種混同上面，這就是，把社會的生產過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沒有任何社會幫助也必須進行的簡單勞動過程相混同。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第586頁◎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對於這個過程的一切社會發展形式來說都是共同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並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當一方面分配關系，因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產力，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擴大和加深時，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992-999］　第五十二章　階級

    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雇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

    在英國，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無疑已經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但甚至在這里，這種階級結構也還沒有以純粹的形式出現。在這里，也還有各種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到處使界限規定模糊起來（雖然這種情況在農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過，這種情況對我們的考察來說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趨勢和發展規律，是使生產資料越來越同勞動分離，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積聚成大的群團，因此，勞動轉化為雇傭勞動，生產◎第587頁◎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適應於這種趨勢，土地所有權同資本和勞動相分離而獨立，換句話說，一切土地所有權都轉化為適應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土地所有權形式。

    首先要解答的一個問題是：什麽事情形成階級？這個問題自然會由另外一個問題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麽事情使雇傭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成為社會三大階級？

    乍一看來，好像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三大社會集團，它們的成員，形成這些集團的個人，分別靠工資、利潤和地租來生活，也就是分別靠他們的勞動力、他們的資本和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來生活。

    不過從這個觀點來看，例如，醫生和官吏也形成兩個階級了，因為他們屬於兩個不同的社會集團，其中每個集團的成員的收入都來自同一源泉。對於社會分工在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間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無止境的劃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園占有者，農場占有者，森林占有者，礦山占有者，漁場占有者，——也同樣可以這樣說了。［1000-1001］

    {手稿到此中斷。.BMP}

    1894年由漢堡奧托·邁斯納出版社出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88頁◎


恩格斯　卡·馬克思《資本論》

    第一卷書評——為《民主周報》作（注：恩格斯的這篇評論發表在1868年3月21日和28日《民主周報》（見注90）第12號和第13號，沒有署名。後來這篇評論於1871年4月5日和8 日刊登在《人民國家報》（見注89）第28號和第29號。——589。）

    馬克思《資本論》（注：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von Karl Marx.Erster Band.Der Produktionsprozeβ des Kapitals.Hamburg,O.Meissner,1867.）

    一

    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而這種說明之透徹和精辟，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做得到。歐文、聖西門、傅立葉的著作現在和將來都是有價值的，可是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攀登最高點，把現代社會關系的全部領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覽無遺，就像一個觀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巔觀賞下面的山景那樣。

    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是一切◎第589頁◎價值的尺度，所以兩件物品在生產上花費了同樣的勞動時間，就具有同樣的價值，而且，因為一般說來，只有相等的價值才能互相交換，所以這兩件物品就應當能夠互相交換。但在同時，它又告訴我們，有一種積累的勞動存在，它把這種勞動叫作資本；它認為，資本這種東西，由於里面包含有輔助的資源，可以使活勞動的生產率增加幾百倍、幾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報償，這種報償叫作利潤。我們大家知道，事實上情況是這樣：積累的死的勞動的利潤，變得越來越大，資本家的資本也變得越來越大，而活勞動的工資，卻變得越來越少，只靠工資為生的工人大眾越來越多，越來越窮。這個矛盾怎樣解決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產品上的勞動的全部價值都得到補償，那麽，資本家能從哪里去得到利潤呢？並且，既然只有相等的價值可以互相交換，在這個場合情形也應當是這樣。從另一方面來說，既然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承認的，產品是在工人與資本家之間分配的，相等的價值的交換怎麽可能呢？工人又怎能得到他的產品的全部價值呢？在這個矛盾面前，以往的經濟學束手無策，只是寫一些或說一些毫無意義的空話。甚至以往從社會主義立場來批評經濟學的人，也只能提出這一矛盾而已；在馬克思以前，誰也沒有解決這個矛盾，只有馬克思才探尋了這種利潤的產生過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在闡述資本時，馬克思從簡單的眾所周知的事實出發，這就是資本家通過交換而增殖了他的資本的價值：他用他的貨幣去購買商品，後來又把商品賣出去，使其所得的貨幣，多於開始時所投入的。例如，某個資本家以1 000 塔勒購買棉花，後來以1 100塔勒賣出，這樣一來，他就“賺了”100塔勒。這個超過原有資本的100塔勒的余額，馬克思稱為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是從哪里產生的呢？依照經濟學家的假設，只有相等的價值才能互相交換，從抽象◎第590頁◎的理論的觀點來看，這一假設也是正確的。因此，買進棉花，再把它賣出去，是和一個銀塔勒兌換成30個銀格羅申和這些輔幣再兌換成一個銀塔勒一樣，不能產生任何剩余價值。這種兌換既不能使人變富，也不能使人變窮。同樣，剩余價值是不能由賣者在商品價值以上賣出商品或買者在商品價值以下買進商品產生出來的，因為他們每一個人，依次作為買者和賣者，這樣也就相互抵銷了。剩余價值也不能由買者和賣者互相欺詐而產生，因為互相欺詐不會創造任何新價值或剩余價值，只不過使已經存在的資本在資本家之間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盡管資本家依照價值購買商品，並且依照價值賣出商品，但他獲得的價值仍然比他投入的多。這是怎麽回事呢？

    在現代社會關系中，資本家在商品市場上找到了一種商品，這種商品具有特別的性質，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價值的泉源，是新價值的創造。這個商品，就是勞動力。

    勞動力的價值是什麽呢？每一個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計量的。勞動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著。工人為維持他自己的生存並維持他的家庭——這保證在他死後勞動力繼續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因此，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就代表了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按周支付勞動力的價值，並由此購買到工人一周勞動的使用權。關於勞動力價值的問題，就以上各點來說，經濟學家先生們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大體上是一致的。

    現在，資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經過一定的時間後，工人支出的一定的勞動量會與他一周工資所代表的勞動相等。假設一個工人一周的工資代表3 個工作日，那麽，這個工人從星期一開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資本家所付的工資的全部價值償還◎第591頁◎了。他就在這個時候停止他的工作嗎？不，決不是的。資本家已經購買了工人一周的勞動，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須繼續工作。工人這種超過補償工資所必要的時間以外的剩余勞動，便是剩余價值的、利潤的泉源，是資本繼續不斷增大的泉源。

    我們不能說這是一種隨意的假定：工人在3 天之內再生產他所得到的工資，其余3天為資本家工作。他是恰好用3天時間，還是用2天或者4天時間來補償工資，在這里當然是無關緊要的，那是隨情況而變化的。但主要的是，資本家在他支付報酬的勞動以外，還榨取了他不支付報酬的勞動。這決不是一個隨意的假定，因為如果有一天資本家從工人那里取得的勞動總是與他所支付的工資相等，那時，他就會關閉自己的工廠。因為那時他的全部利潤便落空了。

    在這里，我們就解決了上述一切矛盾。現在，剩余價值（資本家的利潤是它的一個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的了。勞動力的價值是被支付了的，但是這個價值比資本家從勞動力榨取出來的少得多。正是這二者之間的差額，即無酬勞動，構成資本家所得的部分，或者更準確地說，構成資本家階級所得的部分。拿我們前面的例子來說，因為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賺得的利潤，在棉花價格不提高時，仍然要由無酬勞動構成。商人把棉花賣給一個紡織廠主，這個廠主，會在上述100塔勒之外，從他的產品中為自己抽取出利潤，因此，他是把他所攫取的無酬勞動拿來和商人共分。一切不勞動的社會成員，都是依靠這種無酬勞動維持生活的。資本家階級負擔的國家的和地方的各種稅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無酬勞動支付的。全部現存的社會狀況都是建立在這種無酬勞動之上的。

    另一方面，如果認為無酬勞動只有在現在這種關系下，即在生◎第592頁◎產一方面由資本家，另一方面由雇傭工人進行的情形下，才能產生出來，那是荒謬的。正相反，在一切時代，被壓迫階級都必須提供無酬勞動。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奴隸制度是勞動組織的占支配的形式，奴隸必須做的勞動，比以生活資料的形式所還給他們的勞動，要多得多。在農奴制度下，直到農民徭役勞動廢除為止，情形也是這樣。不過，在這里，農民為維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時間和為地主工作的剩余勞動之間的區別是極清楚的，因為後者和前者是分開的。現在，形式已經變化了，不過本質依然是一樣的。只要“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的壟斷權，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他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馬克思，第202 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3頁。——編者注））。

    二

    我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經知道，每一個被資本家雇用的工人都在做雙重勞動。他的工作時間的一部分用來償還資本家所預付給他的工資，這一部分勞動，馬克思稱為必要勞動。但在此之後，他必須繼續勞動，在這段時間內，他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利潤便是它的一個重要部分。這一部分勞動，叫作剩余勞動。

    我們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勞動3天來償還他的工資，再勞動3天，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換句話說，這便是在每天12小時的勞動中，他要勞動6小時，生產他的工資，再勞動6小時，生產剩余價值。在一星期中，人們只能勞動6天，就是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第593頁◎只能勞動7天。可是在每一天中，可以勞動6小時，8 小時，10小時，12小時，15小時，甚至更多的時間。為了一天的工資，工人已經把這一個工作日賣給資本家了。然而，什麽是一個工作日呢？是8小時呢？還是 18小時呢？

    資本家想盡量延長工作日。工作日越長，生產的剩余價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則正確地感覺到，超過償還工資的每一小時勞動，都是不合理地從他身上榨取的；他親身體驗到工作時間過長意味著什麽。資本家為自己的利潤而鬥爭，工人為自己的健康，為每天幾小時的休息而鬥爭，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飲食之外，還能作為一個人從事其他活動。我們順便指出，個別資本家是否願意加入這一鬥爭，並不取決於他們的善良願望，因為競爭會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和他的同行合作，而把工作時間拉得同他們一樣長。

    為規定工作日而進行的鬥爭，從自由工人在歷史上最初出現的時候起，一直延續到現在。在各種不同的行業中，流行著各種不同的傳統的工作日；可是實際上很少得到遵守。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規定工作日，並且其遵守受到監督的地方，才能夠說，在那兒，存在著正常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現在，幾乎只有在英國的工廠區才是這種情況。在這里為一切婦女和13歲至18歲的兒童規定了10小時工作日（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10小時半，星期六做工7小時半）。同時，因為男工沒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勞動，所以，他們的工作時間每天也就變為10小時了。英國的工廠工人獲得這一法律，是由於多年的堅持，是由於與工廠主作過最激烈最堅決的鬥爭，是由於出版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並且由於巧妙地利用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這個法律成了英國工人的保護者。它逐漸推廣到一切大工業部門，去年，差不多推廣到所有行業，至少推廣到了一切雇用婦女和兒童的部門。關於英國由法律規定工作◎第594頁◎日的歷史，本書包含著極其詳盡的材料。下一屆“北德意志聯邦（注：北德意志聯邦是普魯士在普奧戰爭中取得勝利以後，於1867 年建立的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聯邦國家，它代替了已經解體的德意志聯邦。加入北德意志聯邦的有19個德意志邦和3個自由市，它們在形式上都被承認有自治權。北德意志聯邦的憲法保證普魯士在聯邦中居統治地位；普魯士國王被宣布為聯邦元首和聯邦武裝部隊總司令，並授予指導對外政策的權力。原來在聯邦以外的巴伐利亞、巴登、符騰堡和黑森-達姆斯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聯邦。北德意志聯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國家統一道路上向前邁進了一步；1871年1月，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北德意志聯邦就不再存在了。——595、631。）國會”也將討論工廠管理法的問題，因而也將討論到工廠勞動管理法的問題。我們希望德國工人所選舉出來的議員，在討論這種法規之前，沒有一個不熟悉馬克思的著作。在那里將獲得很多東西。德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對於勞動者說來，比從前英國發生同樣情況時，更為有利，因為普選權會迫使統治階級對工人表示好意。在這種情形下，無產階級的四五個代表便是一種力量，如果他們知道利用他們的地位，如果他們首先能夠知道資產者所不知道的爭論問題所在的話。而在這方面，馬克思這本書，把預備好了的一切材料，提供給他們。

    我們繞過一系列更具有理論意義的非常精彩的研究，只來談一談討論資本積累的最後一章。在這里，首先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資本家為一方，雇傭工人為另一方而存在的生產方式，不但繼續不斷地重新生產出資本家的資本，而且同時還繼續不斷地再生產出工人的窮困。因此，人們關心地看到：一方面不斷重新存在著資本家，他們是一切生活資料、一切原料和一切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不斷重新存在著廣大的工人群眾，他們被迫把他們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以換得一定量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最多只能維持工人的勞動能力，並養育出新的一代有勞動能力的無產者。但是資本不僅再生產它本身而已；它會不斷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對於無產的工人階級的權力，也跟著增大起來。而且，像它會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出它自身一樣，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以不斷增加的規模，以不斷增加的人數再生產出無產的工人階級。資本的積累“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系：一極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資本家，另一極是更多的雇傭工人……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第600◎第595頁◎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3-674頁，或本卷第246-247頁。——596。））可是，由於機器生產的發展、農業的改良等等，生產同樣數量產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減少了，這種完善，也就是這種使工人過剩的現象，甚至比資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這種不斷地增加的工人人數將招致什麽結果呢？他們形成產業後備軍，這種產業後備軍，在營業狀況不佳或平常的時候，是在他們勞動的價值以下付予報酬的，而且就業不經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機關的救濟為生。但在營業特別活躍的時期，它對於資本家階級是必不可少的，這一點從英國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這種產業後備軍卻會破壞經常在業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們的工資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社會的財富越大……相對剩余人口（多余人口）或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但是同現役（經常在業的）勞動軍相比，這種後備軍越大，常備的（經常的）過剩人口，或者說，其貧困與其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階層也就越大。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第631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頁，或本卷第258頁。——596。））

    這就是在科學上嚴格地證明了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一些主要規律，而官方的經濟學家甚至不敢去試圖駁倒它們。但是，難道到此一切事情就講完了麽？決不是的。正像馬克思尖銳地著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壞的方面一樣，同時他也明白地證明這一社會形式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這樣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這個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嚴的發展，才有可能。要達到這一點，以前的一切社會形式都太薄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才第一次創造出為達到這一點所必需的財富和生產力，但是它同時又創造出一個社會階級，那就是被壓迫的工人大眾。他們越來越被迫起來要求利用這種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第596頁◎以代替現在為一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狀況。

    寫於1868年3月2日-13日之間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68年3月21日和28日《民主周報》第12和13號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3-271頁◎第597頁◎


馬克思　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

    協會於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朗-愛克街聖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成立（注：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聖馬丁堂舉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國際性會議；大會是倫敦各工聯的領導人和一個由巴黎來的蒲魯東派工人代表團籌備的，當時居住在倫敦的德國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國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歐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流亡者也參加了籌備工作。大會通過了成立國際工人協會（後來通稱為第一國際）的決議，並選出了臨時委員會。馬克思被選入這個委員會，接著在10月5 日臨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又被選入負責起草協會綱領性文件的小委員會。小委員會的最初幾次會議在馬克思缺席的情況下草擬了一個文件，它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歐文的信徒韋斯頓起草並經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勒·呂貝校閱的作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魯·沃爾弗譯成英文的、由馬志尼制定的意大利工人團體章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8、597-598頁）。馬克思在10月18日的會議上才第一次看到這個文件，並對它提出批評；文件被退回小委員會作最後的修訂。小委員會於10月20日把這項工作委托給馬克思，並於10月27日讚同了馬克思寫成的兩份全新的文獻：《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協會臨時章程》。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經已被確認為協會領導機關的臨時委員會一致批準。這個以國際總委員會的名稱載入史冊的機關，在1866年年底以前多半稱為中央委員會。

    成立宣言最先發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報》第160號上，並且以單行本的形式分發給各報刊。馬克思對這個版本的大量印刷錯誤表示極大不滿。1864 年11 月，宣言和章程一起印成小冊子《1864年9月28 日在倫敦朗-愛克街聖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宣言和臨時章程》，在倫敦出版了英文本。1864年12月10日《礦工和工人辯護士報》第93號刊登了這份宣言。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2號和第3號上以《給歐洲工人階級的宣言》為題發表了原作者的德譯文。1866年8月根據同年5月9日的中央委員會決議，宣言和章程及其他文件以小冊子的形式在倫敦出版了英文版。1865、1866年及後來，宣言的各種譯本相繼出版。在巴黎、日內瓦和布魯塞爾有法文本；在熱那亞和那不勒斯有意大利文本；在萊比錫、日內瓦、柏林和維也納有德文本；1868年在佩斯有匈牙利文本；1871年在日內瓦有俄文本；1873年在馬德里和里斯本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文本。保存下來的成立宣言的兩份手抄本，是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和他的女兒燕妮抄寫並經過馬克思校勘的。）

     （注： 收入本卷的宣言以1864年發行的英文小冊子的文字為依據。英文原文與原作者的德譯文之間的重要不同之處都附有腳注。

    《蜂房報》是英國工聯的機關報（周報），從1861年至1876年在倫敦出版，用過如下三種名稱：《蜂房》、《蜂房報》、《便士蜂房》；該報受到資產階級激進派和改良派的強烈影響。1864年11月22日在總委員會會議上該報被宣布為國際的機關報。國際工人協會的正式文件和總委員會歷次會議的報道都刊登在該報上面。但是刊登在該報上的國際文件常被篡改或刪節，為此，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議。從1869年起該報實際上已成了資產階級的喉舌。1870年4月，總委員會根據馬克思的建議，與《蜂房報》斷絕了一切關系，並在報上發表了有關的聲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80、701頁）。——598。）

    工人們！（注：在1866年倫敦出版的小冊子中是“工人朋友們”。——編者注）

    工人群眾的貧困在1848年到1864年間沒有減輕，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是這個時期就工業的發展和貿易的擴大來說卻是史無前例的。1850年，不列顛資產階級一家溫和的、消息靈通的機關報曾經預言，只要英國的進出口貿易增加50％，這個國家里的貧困現象就會消滅。其實不然！1864年4月7日，財政大臣曾用下面這樣的聲明取悅他的議會聽眾：英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在 1863 年已經增加“到443 955 000英鎊！這個驚人的數額幾乎比剛剛過去的1843 年時代的貿易額多兩倍！”雖然如此，財政大臣還是雄辯地講到了“貧窮”。他喊道：“請想想那些瀕臨貧窮深淵的人們”，“那……沒有提高的工資”，“那十有八九都是為生存而掙紮的……人的生活！”（注：這些引文出自英國財政大臣威·格萊斯頓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講話，見《泰晤士報》1864年4月8日第24841號的有關報道。——598。）可是他完全沒有提到愛爾蘭人民，他們在北部正逐漸被機器所取代，在南部正逐漸被牧羊場所排擠；可是羊群在這個不◎第598頁◎幸的地區也在減少，不過不像人減少得那樣快罷了。他沒有重覆最高層貴族社會的代表諸君在驚慌失措中剛剛脫口說出的話。當“勒殺犯”（注：勒殺犯是一種行劫的強盜，他們專掐受害者的咽喉。60 年代初這種行劫在倫敦常常發生，以致成了議會專門討論的題目。——599。）所引起的恐慌達到了相當程度時，上院決定要對流放和苦役情況進行調查，並把調查結果用報告書形式加以公布。真實情況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藍皮書（注：這里提到的藍皮書（見注82 ）是指《流放苦役法執行情況調查委員會報告書》1863年倫敦版第1、2卷。——599。）中揭露出來，由官方提供的事實和數字證明，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連最壞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農業工人工作輕得多，飲食卻好得多。但是還不止於此。當蘭開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國內戰影響被拋擲到街頭時，同一個上院又派出一個醫生到工業區去，任務是查明按最低廉的價格和最簡便的方式來供給，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剛好能夠“防止饑餓病”。當時醫務專使斯密斯醫生確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 000喱（注：1喱＝0.065克。——編者注）碳素和1 330 喱氮素，才可以維持一個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維持在剛好不致發生饑餓病的界限上；其次，他還發現，這個數量大約與棉織工廠的工人在極度貧困壓迫下實際上所能夠得到的菲薄養料相等。（注：大概用不著提醒讀者，除水的構成元素和某些無機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類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體獲得營養，這些簡單化學成分應該以植物質或動物質的形態供給；例如馬鈴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麥面包則含有相當分量的碳素和氮素。）但是請注意！同一個博學的醫生，不久後又被樞密院衛生視察員派去調查工人階級中更貧困部分的營養狀況了。他的調查結果寫在今年根據議會命令公布的《第六號公共衛生報告書》（注：指《樞密院衛生視察員1863年度第六號報告書》1864年倫敦版，下面引用的是這份報告書的第13-15頁上的內容。——599。）內。這位醫生發現了什麽呢？他發現，絲織工人、縫紉女工、織手套工人、織襪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注：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編者注）比失業的棉織工人的救濟口糧還壞，甚至沒◎第599頁◎有包含“剛好能夠防止饑餓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們在報告書中讀到：“不僅如此，在調查屬於農業人口的家庭時發現，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並且在三個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默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現象。”官方報告書中補充說：“應當記住，食物的匱乏已經極難忍受，而食物的惡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種匱乏之後才發生的……甚至保持清潔也成為一種費錢或難於辦到的事情；如果由於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潔，那麽，每一次這樣的企圖都不免要帶來更多的饑餓痛苦。”“這種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別是當人們想到這里所談的貧困完全不是因懶惰而應得的懲罰；在一切場合，這都是勞動人民的貧困。實際上，工人為取得這點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勞動，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時間非常長久的。”

    報告書舉出了一件奇怪和相當出人意料的事實：“在聯合王國各個部分〈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中，正是在英格蘭〈這個王國最富有的部分〉，農業人口吃得最壞”；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默塞特郡的農業工人，也比倫敦東頭大量家庭工業的熟練工人吃得好一些。

    這就是官方按照議會命令在1864年間，即在自由貿易的黃金時代公布的材料，正是這時財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說：

    “不列顛工人的一般狀況已經有了改善，並且應當承認這種改善是絕無僅有的，是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個時代都比不上的。”（注：馬克思在這里和下面引用了英國財政大臣格萊斯頓於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講話。——編者注）

    同這種官方的讚美詞令形成尖銳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衛生報◎第600頁◎告書中這樣一句枯燥的評語：

    “一國的公共衛生狀況是指其居民大眾的健康而言，如果這些居民直到最下層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們就很難是健康的了。”

    財政大臣被“國家進步”的統計數字弄得眼花繚亂，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從1842年到1852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6％……在從1853 年到1861年的8年內，如以1853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20％！ 事實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格萊斯頓先生補充說，“完全限於有產階級！”（注：馬克思在這里引的格萊斯頓在1863年4月16日所說的話，由於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布倫坦諾於70年代掀起反對馬克思的誹謗運動，而為大家所熟知。倫敦各家報紙（《泰晤士報》、《晨星報》、《每日電訊》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 年4月17日關於議會會議的報道中刊登了格萊斯頓的這句話，而在漢薩德的半官方出版物議會辯論專輯中卻省略了這句話，因為漢薩德版本的文字是經過發言人後來親自修改過的。這就給了布倫坦諾一個借口，他指責馬克思在科學上不誠實。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給《人民國家報》（見注89）編輯部的兩封信中對這種誹謗作了回答（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97-101、118-127頁）。

    馬克思去世後，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泰勒於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樣的指責。愛琳娜·馬克思於1884年2月和3月在給《今日》雜志的兩封信中，以及後來恩格斯於 1890 年6 月在《資本論》德文第4版的序言中、於1891 年在《布倫坦諾contra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7-213頁）這部著作中，都徹底地揭穿了所謂偽造引文的胡說。——601。）

    如果你們想知道，產生這種“完全限於有產階級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的條件過去和現在怎樣使工人階級健康損壞、道德墮落和智力衰退，那就請你們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衛生報告書》關於印刷廠和男女服裝縫紉廠情況的描繪吧！（注：見《樞密院衛生視察員1863年度第六號報告書》1864年倫敦版第25-27頁。——601。）請你們把這一描繪同1863 年公布的《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對照一下，例如，那里有這樣一段話：

    “陶工這一類人，不論男女，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兒童，反過來又要成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無已的人種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坦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經常有鄰近地區的居民流進來，若不是與比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們的退化程度是還會更加厲害的”（注：見《童工調查委員會(1862)。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1863 年倫敦版第24頁。——601。）。

    請看一看特里門希爾先生的藍皮書《面包房工人的申訴》（注： 指休·西·特里門希爾《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訴向女王陛下內務大臣的報告》1862年倫敦版。——601。）吧！ 當人們讀到工廠視察員發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統計數字作說明的奇怪聲明時，又有誰能不為之渾身戰栗呢？據這個聲明所◎第601頁◎說：當蘭開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濟糧維持生活時，他們的健康狀況實際上卻改進了，因為由於棉荒，他們暫時停止了在棉織工廠做工；兒童死亡率在這個時期也減低了，因為母親這時終於有可能給他們喂奶，而不是給他們喂安眠的鴉片藥水了！

    現在讓我們重新來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 日向下院提出的關於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報告表明，根據收稅員的估計，每年收入在5萬英鎊以及5萬英鎊以上的人數，從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從67人增加到80人。從同一個報告中還可以看到，大約有3 000人每年共收入2 500萬英鎊，這個數目比英格蘭和威爾士全體農業工人每年的收入還要大。翻開1861年的人口調查表，你們就會看到，英格蘭和威爾士兩處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數已經由1851年的16 934人，減少到1861年的15 066人；這就是說，土地集中程度在10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國地產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過程今後仍將如此迅速地繼續下去，那麽土地問題就將異常簡單化，就像在羅馬帝國有過的情形那樣，當時尼祿皇帝聽說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屬於6個所有者，就曾露齒獰笑。

    我們這樣詳細地談到這些“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實”，是因為英國在貿易和工業方面占歐洲第一位（注：在德文版中加有“並且在世界市場上實際上代表歐洲”。——編者注）。請回憶一下，幾個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個亡命的兒子就曾公開祝賀過英國農業工人，說他們的命運比他們在海峽彼岸的那些較不幸的同伴們好些。的確，在大陸上所有先進的工業國家里，都在重覆著英國的情況，只是帶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規模較小罷了。從◎第602頁◎1848年起，在所有這些國家里，工業都有了空前的發展，輸入和輸出都有了夢想不到的擴大。在所有這些國家里，“完全限於有產階級的財富和實力的增長”確實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這些國家里，也如在英國一樣，實際工資（注：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貨幣工資所能買到的生活資料”。——編者注）對於工人階級的少數稍微有些提高，但對大多數說來，貨幣工資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實際的增長，正如對於倫敦貧民院或孤兒院的人來說，購買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費7 英鎊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費9英鎊15先令8便士，這並不表示他們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階級的廣大群眾到處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們頭上的階級沿著社會階梯上升的程度一樣。不論是機器的改進（注：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學上的發現”。——編者注），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開辟，向外移民，擴大市場，自由貿易，或者是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在現代這種邪惡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新的發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會對比和加強社會對抗。這在歐洲一切國家里，現在對於每一個沒有偏見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顯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別人沈湎於癡人樂園的人才會否認這一點。在這種“令人陶醉的”經濟進步時代，在不列顛帝國的首都，餓死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常規。這個時代在世界編年史上留下的標志，就是被稱為工商業危機的社會瘟疫日益頻繁地重覆發生，規模日益擴大，後果日益帶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敗後，大陸上工人階級所有的黨組織和黨的機關報刊都被暴力的鐵腕所摧毀，工人階級最先進的子弟在絕望◎第603頁◎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國去，短促的解放夢已隨著工業狂熱發展、道德敗壞和政治反動的時代的到來而破滅了。大陸上的工人階級的失敗，部分是由無論當時或現在都和聖彼得堡的內閣結成兄弟同盟的英國政府的外交所促成，這一失敗很快也就把自己的傳染作用擴展到了海峽的這一邊。大陸上的階級弟兄的失敗，把英國工人階級弄得垂頭喪氣，挫傷了它對自己事業的信心，同時卻使土地巨頭和金融巨頭恢覆了他們已經多少動搖了的自信。他們蠻橫地收回了已經宣布過的讓步。新的金礦產地的發現，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結果在不列顛無產階級隊伍中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缺陷。工人階級中另一部分先前積極的分子，受了暫時增加工作和工資的誘惑而變成了“政治工賊”。維持或革新憲章運動（注：憲章運動是19世紀30-50年代中期英國工人的政治運動，其口號是爭取實行包括要求普選權和一系列為工人保證此項權利的許多條件的人民憲章。英國工人階級為實現《人民憲章》掀起了廣泛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憲章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由於資產階級收買工人上層和工人階級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運動終於失敗。憲章派的領導機構是“全國憲章派協會”，機關報是《北極星報》，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瓊斯等。恩格斯稱憲章派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見本選集第3卷第712頁）。列寧把憲章運動稱作“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頁）。——604。）的一切嘗試都遭到了決定性的失敗； 工人階級的機關報刊由於群眾的漠不關心而相繼停刊；的確，英國工人階級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茍安於政治上的毫無作為。如果說英國工人階級和大陸上的工人階級之間過去在行動上沒有過一致，那麽現在至少在失敗上是一致了。

    雖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來的這一段時期還不是白白地過去的。我們這里只指出兩件重大的事實。

    英國工人階級經過30年驚人頑強的鬥爭，利用土地巨頭和金融巨頭間的暫時的分裂，終於爭得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注：英國工人階級從18世紀末開始爭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從19 世紀30 年代起，廣大無產階級群眾投入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鬥爭。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是英國議會在1847年6月8日通過的，1848年5月1日起作為法律生效。該法律將婦女和少年的日勞動時間限制為10小時。但是，許多英國工廠主不遵守這項法律。他們尋找各式各樣的借口把工作日從早晨5時半延長到晚上8時半。例如，工廠視察員萊·霍納的報告就是很好的證明（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322-323頁第(161)-(165)注）。

    恩格斯在《十小時工作制問題》和《英國的十小時工作制法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5、276-287頁）中對該法案作了詳細分析。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8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頁）中作了詳細考察。——54、604。）的通過。這一法案對於工廠工人在體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後果，在工廠視察員每半年一次的報告書中都曾指出過，現在已經為大家所公認。歐洲大陸上的大多數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後采用了英國的工廠法，而英國議會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擴大這一法律的應用範圍。但是這個對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實際的重要性以外，還有另一個重大的意義。資產階級通過自己頗有名氣的學者如尤爾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類聰明人的◎第604頁◎口屢次預言，並且不停地重覆說：對於工時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為不列顛工業敲起喪鐘；不列顛工業像吸血鬼一樣，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兒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時殺害兒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儀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極隆重的場合下實行，大概一年不過一次；同時摩洛赫神並沒有表示專愛吃窮人的兒童。這種圍繞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時問題而展開的鬥爭所以更加激烈，撇開利潤貪求者的驚慌不談，是因為這里的問題涉及到一個大的爭論，即構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和構成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由社會預見（注：在德文版中是“由社會認識和社會預見”。——編者注）指導社會生產之間的爭論。因此，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不僅是一個重大的實際的成功，而且是一個原則的勝利；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第一次在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面前公開投降了。

    但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注：在德文版中不是“財產的政治經濟學”，而是“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編者注）還取得了一個更大的勝利。我們說的是合作運動，特別是由少數勇敢的“手”獨力創辦起來的合作工廠。對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麽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工人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證明：大規模的生產，並且是按照現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在沒有利用雇傭工人階級勞動的雇主階級參加的條件下是能夠進行的；他們證明：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勞動工具不應當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注：在德文版中是“低級的社會形式”。——編者注），它注定要讓◎第605頁◎位於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英國，合作制的種子是由羅伯特·歐文播下的；大陸上工人進行的試驗，實質上是從那些並非由誰發明，而是在1848年大聲宣布的理論中得出的實際結論。

    同時，1848年到1864年這個時期的經驗毫無疑問地證明，（注：在德文版中加有“就像工人階級最卓越的領導者們在1851年和1852年談到英國合作運動時已經斷言的那樣”。——編者注）不管合作勞動在原則上多麽優越，在實際上多麽有利，只要它仍然限於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範圍，就始終既不能阻止壟斷勢力按照幾何級數增長，也不能解放群眾，甚至不能顯著地減輕他們的貧困的重擔。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貴族，資產階級的慈善空談家，以至機靈的政治經濟學家，先前在合作勞動制處於萌芽狀態時枉費心機地想要把它鏟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罵它是社會主義者的邪說，現在都突然令人發嘔地捧起場來了。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的財力。但是土地巨頭和資本巨頭總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來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斷的。他們不僅不會促進勞動解放，而且恰恰相反，會繼續在它的道路上設置種種障礙。請回憶一下帕麥斯頓勳爵在最近一次議會會議上攻擊愛爾蘭租佃者權利法案（注：愛爾蘭租佃者權利法案是愛爾蘭激進主義者舍·克羅弗德1835 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該法案規定，在廢除租約時，對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開支予以賠償。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決。1847、1852和1856年，該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討論，均被下院否決。——606。）維護者的嘲弄口氣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議院。（注：指首相帕麥斯頓於1863年6月23日在議會的一次定期會議上討論愛爾蘭租佃者權利問題時的講話。以馬瓜伊爾為首的愛爾蘭議員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對租佃者的橫行霸道。例如，議員們要求讓租佃者有權在解除租約時取得對於他們在租種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費用的補償。帕麥斯頓在講話中把愛爾蘭議員的要求叫做“共產主義的教條”、“對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的破壞”。——606。）

    所以，奪取政權已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工人們似乎已經了解到這一點，因為英國、德國、意大利和法國都同時活躍起來了，並且同時都在努力從政治上改組工人政黨。

    工人們所具備的一個成功因素就是人數眾多；但是只有當群◎第606頁◎眾組織起來並為知識所指導時，人數眾多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過去的經驗證明：忽視在各國工人間應當存在的兄弟團結，忽視那應該鼓勵他們在解放鬥爭中堅定地並肩作戰的兄弟團結，就會使他們受到懲罰，——使他們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敗。這種認識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聖馬丁堂出席公開大會的各國工人創立了國際協會。

    還有一個信念鼓舞著這次大會的參加者。

    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注：在德文版中加有“各國”。——編者注）工人們兄弟般的合作，那麽當存在著那種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灑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時，他們又怎麽能完成這個偉大任務呢？使西歐避免了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廣奴隸制進行可恥的十字軍征討冒險的，並不是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英國工人階級對於他們那種罪惡的瘋狂行為所進行的英勇反抗。（注：指美國內戰期間英國工人於1861年底到1862 年初為反對英國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邊幹預戰爭所采取的行動。工人的鬥爭由於所謂的“特倫特號”事件而變得特別激烈，當時，英國資產階級利用北部政府截獲和逮捕坐上“特倫特號”輪船赴英的奴隸主代表事件作口實，準備向北部各州開戰。英國工人堅決支持北部。在人數眾多的群眾集會上，工人們抗議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戰爭叫囂，要求和平解決沖突。英國工人反對幹涉的群眾性運動，使反動派沒有能夠把歐洲拖入支持奴隸主的戰爭，這一運動大大加強了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思想。——607。）歐洲的上層階級只是以無恥的讚許、假裝的同情或白癡般的漠不關心態度來觀望俄羅斯怎樣侵占高加索的山區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蘭；這個頭在聖彼得堡而爪牙在歐洲各國內閣的野蠻強國所從事的大規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給工人階級指明了他們的責任，要他們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關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

    為這樣一種對外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一部分。◎第607頁◎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寫於1864年10月21日-27日之間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64年11月在倫敦出版的小冊子《1864年9月28 日在倫敦朗-愛克街聖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宣言和臨時章程》；由作者譯成德文載於1864年12月21和30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2和3號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14頁◎第608頁◎


馬克思　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

    *（注：國際工人協會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馬克思在1864年10 月用英文寫的，同年11月1日經中央委員會批準，稱為《協會臨時章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8頁）。在1866年日內瓦代表大會上，章程經過某些補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後面的組織條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8-485頁）一起由大會批準。1866年秋，章程和組織條例由馬克思和拉法格譯成法文，於11月底在倫敦出版單行本，出版這個單行本時考慮了日內瓦代表大會上所做的主要修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99-603頁）。但是這個版本沒有流傳開來。1867年章程和組織條例的英文本在倫敦出版了，出版英文本時考慮了 1864 年臨時章程通過以後日內瓦代表大會和洛桑代表大會對章程所做的修改。國際後來的兩次代表大會（1868年布魯塞爾代表大會和1869年巴塞爾代表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定，這些決定是對章程的補充。但是流傳的章程文本中都沒有反映這些補充和修改。日內瓦代表大會和洛桑代表大會以後出版的英文本中也有許多很不確切的地方。此外，由於章程沒有各種文字的正式版本，以致在好多國家出現了不準確的章程譯文。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魯東主義者托倫的法文譯本就把關於為工人階級的解放而進行的政治鬥爭的作用這一最重要的論點歪曲了。鑒於所有這一切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準備倫敦代表會議的時候就擬了一項關於頒布新版的國際工人協會章程的決議草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39 頁）。倫敦代表會議通過了馬克思所提出的關於用英文、德文和法文頒布新的標準版章程和組織條例的決議案，同時還決定，其他各種文字的譯文也都應該經過總委員會的批準。）

    （注：1871年9月底至10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參照國際所有各次代表大會以及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重新修訂章程和組織條例，準備了新版文本，同時刪除了章程和條例中已經失效的提法。章程和條例的德譯本和法譯本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監督下翻譯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條例的正式版本稱為《國際工人協會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條例》，其英文本於1871年11月上半月在倫敦以單行本形式出版，同年12月出版了法文單行本。章程和條例的德譯文是1872年2 月在萊比錫以單行本形式發表的，另外還發表於1872年2月10日《人民國家報》第12號。在恩格斯參與下翻譯的章程和條例的意大利文正式版本，由於總委員會缺乏資金而沒有出版。《人民報》出版社和《平等》周報出版社出版了章程和條例的意大利文節譯本。——609。）

    鑒於：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一切階級統治；

    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

    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項偉大的目標，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這一目標；

    為達到這個偉大目標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沒有收到效果，是由於每個國家里各個不同勞動部門的工人彼此間不夠團結，由於各國工人階級彼此間缺乏親密的聯合；

    勞動的解放（注：在德文版中是“工人階級的解放”。——編者注）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

    目前歐洲各個最發達的工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新高漲，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時，也鄭重地警告不要重犯過去的錯誤，要求立刻◎第609頁◎把各個仍然分散的運動聯合起來；

    鑒於上述理由，創立了國際工人協會。

    協會宣布：

    加入協會的一切團體和個人，承認真理、正義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對一切人的關系的基礎，而不分膚色、信仰或民族；

    協會認為：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注：1864年的臨時章程在“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這句話的前面還有下面這樣一句話：“他們認為，一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一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這段話和前面緊接著的那段話都帶有宣言性質。由於1864年中央委員會為起草國際的綱領性文件而選出的小委員會其他委員的堅持，馬克思把這兩段話加進了1864年臨時章程的引言部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頁）。馬克思在準備共同章程的1871年版的時候把“他們認為，一個人有責任……”這句話刪去了，並在章程的附錄里作了說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88頁）。——610。）。

    根據上述精神，規定章程如下：

    第一條　本協會設立的目的，是要成為追求共同目標即追求工人階級的保護、發展和徹底解放的各國工人團體進行聯絡和合作（注：在德文版中，在“合作”的前面加有“有計劃的”。——編者注）的中心。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國際工人協會”。

    第三條　每年召開由協會各支部選派代表組成的全協會工人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宣布工人階級共同的願望，采取使國際協會順利進行活動的必要辦法，並任命協會的總委員會。

    第四條　每次代表大會規定下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和地點。代表按規定的時間在規定的地點集會，不再另行通知。總委員會有權在必要時改變集會地點，但無權推遲集會時間。代表大會每年確定總委員會駐在地，並選舉總委員會委員。當選的總委員會有權增加新的委員。

    全協會代表大會在年會上聽取總委員會關於一年來活動的公開報告。在緊急情況下，總委員會可以早於規定的一年期限召開全協會代表大會。

    第五條　總委員會由參加國際協會的各國工人組成。總委員會從其委員中選出為進行各種事務所必需的負責人員，如財務委◎第610頁◎員、總書記、各國通訊書記等。　　第六條　總委員會是溝通協會各國的全國性組織和地方性組織之間聯系的國際機關，應使一國工人能經常了解其他各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情況；使歐洲各國中的社會狀況調查工作能同時並在共同領導下（注：在法文版中是“在共同精神下”。——編者注）進行；使一個團體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能由一切團體加以討論，並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實際措施時，例如在發生國際沖突時，使加入協會的團體能同時和一致行動。在一切適當場合，總委員會應主動向各國的全國性團體或地方性團體提出建議。為了加強聯系，總委員會發表定期報告。

    第七條　既然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的成功只能靠團結和聯合的力量來保證，而國際總委員會活動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是同少數全國性的工人協會中心還是同許多細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團體聯系，所以，國際協會的會員應竭力使他們本國的分散的工人團體聯合成由全國性中央機關為代表的全國性組織。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這一條的運用應取決於每一國家法律的特點，同時不論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礙，並不排斥獨立的地方性團體同總委員會發生直接聯系。

    第七條(a)　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鬥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

    為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革命的最高目標——消滅階級，無產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

    由於經濟鬥爭而已經達到的工人力量的聯合，同樣應該成為這個階級在反對它的剝削者的政權的鬥爭中所掌握的杠桿。◎第611頁◎

    由於土地巨頭和資本巨頭總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來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斷，來奴役勞動，所以，奪取政權已成為無產階級的偉大職責。（注：第七條(a)是根據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的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頁）補入本章程的，它是對1871 年倫敦代表會議第九項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4-456頁）的簡要概括。——612。）

    第八條　每一個支部均有權任命一名與總委員會通訊的書記。

    第九條　每一個承認並維護國際工人協會原則的人，均可成為國際工人協會的會員。每一支部應對接受的會員的品質純潔負責。

    第十條　國際協會的每個會員，在由一個國家遷居另一國家時，應從加入協會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幫助。

    第十一條　加入國際協會的工人團體，在彼此結成親密合作的永久聯盟的同時，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組織。

    第十二條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會上進行修改，但須獲得出席的代表三分之二的讚同。

    第十三條　本章程規定如有未盡善處，將由每次代表大會上修改的條例另作補充。

    1871年11-12月分別用英文和法文、1872年2月用德文印成小冊子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478頁◎第612頁◎


馬克思　論蒲魯東

    （給約·巴·施韋澤的信）（注：《論蒲魯東》一文是蒲魯東去世後，馬克思應《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編輯施韋澤的請求於1865年1月24日寫的。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判實際上也是針對拉薩爾的（參看馬克思1865年1月25日給恩格斯的信）。《社會民主黨人報》在1865年2月1日、3日和5日的第16-18號上刊登了這篇文章。馬克思的部分手稿的草稿還保存著。

    《論蒲魯東》一文曾轉載於馬克思的著作《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這兩版經過恩格斯校訂，於1885年和1892年出版。該文的法譯文是恩格斯在1884年翻譯的，並經過保·拉法格校閱；1896年《哲學的貧困》法文版上所發表的譯文就是以恩格斯的譯文為基礎的。——613。）

    　　1865年1月24日於倫敦尊敬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對蒲魯東作一個詳細的評價。由於時間不夠，不能滿足您的願望。此外，我手頭沒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願望，我匆忙地寫了一個簡短的概要。以後您可以對它加以充實、補充、刪節，總之，您可以隨意處理。（注：《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在這里加了一個注：“我們認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動。”——編者注）

    蒲魯東最初的試筆作品，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他那部論“世界語言”的幼稚著作（注：指蒲魯東的著作《論通用文法》，載於貝爾紀埃《語文的基本原理》1837年伯桑松版。——613。），表明他是多麽狂妄地敢於解決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識而不能解決的問題。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麽是財產？》（注：即蒲魯東的著作《什麽是財產？或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 1840年巴黎版。——613。）無疑是他最好的著作。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於內容新穎，至少是由於論述舊東西的那種新的和大膽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中，“財產”當然不僅受到各式各樣的批◎第613頁◎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廢除”了。蒲魯東在他那部著作中對聖西門和傅立葉的關系，大致就像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關系一樣。和黑格爾比起來，費爾巴哈是極其貧乏的。但是，他在黑格爾以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因為他強調了為基督教意識所厭惡而對於批判的進步卻很重要的某幾個論點，而這些論點是被黑格爾留置在神秘的朦朧狀態中的。

    在蒲魯東的這一著作中，風格方面還算強健的肌肉占優勢，——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我認為這種風格是這一著作的主要優點。可以看出，蒲魯東甚至把他僅僅重覆舊東西的地方也看做獨立的發現；他所說的東西，對他自己說來都是新東西而且是被他當做新東西看待的。向經濟學中“最神聖的東西”進攻的挑戰勇氣，嘲笑庸俗的資產階級悟性時使用的機智反論，致命的評論，辛辣的諷刺，對現存制度的醜惡不時流露出來的深刻而真實的激憤，革命的真誠——《什麽是財產？》就是以所有這些激動了讀者，並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在嚴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這種聳人聽聞的著作在科學中也像在小說文學中一樣起著自己的作用。以馬爾薩斯的著作《人口論》（注：即馬爾薩斯的著作《論人口律和人口對未來社會改良的影響。評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觀點》1798年倫敦版。——614。）為例。在出第一版時，它不過是一種“聳人聽聞的小冊子”，此外，從頭到尾都是剽竊。然而，這本詆毀人類的誹謗書曾造成了多麽大的沖擊呵！

    假如我手頭有蒲魯東的這本書，那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用幾個例子來說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認為是最重要的幾節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當時從翻譯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國哲學家）二律背反的論法，並且給人造成一種強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樣，對他來說，解決二律背反是人類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第◎第614頁◎頁◎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轟轟烈烈，在《什麽是財產？》中已經可以看到一個矛盾：蒲魯東一方面以法國小農的（後來是小資產者的）立場和眼光來批判社會，另一方面他又用他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來的尺度來衡量社會。

    這本書的缺點在它的標題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無法給它一個正確的回答。古代的“財產關系”在封建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封建的財產關系又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這樣，歷史本身就已經對過去的財產關系進行了批判。蒲魯東實際上所談的是現存的現代資產階級財產。這種財產是什麽？——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批判地分析“政治經濟學”來給予答覆，政治經濟學不是把財產關系的總和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系包括起來，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系包括起來。但是，由於蒲魯東把這些經濟關系的總和同“財產”“la propriété”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類似的著作（注：指瓦爾維耳的雅·比·布里索的著作《哲學研究。論自然界和社會中的所有權和盜竊》；載於《立法者、政治活動家和法學家哲學叢書》1782年柏林-巴黎-里昂版第6卷。——615。）中用同樣的話所作的回答：“財產就是盜竊”。

    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從這里得出結論說，“盜竊”這個資產階級法律概念也適用於資產者本人的“誠實的”收益。另一方面，由於“盜竊”作為對財產的暴力侵犯，是以財產為前提的，所以蒲魯東就糾纏在連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關於真正資產階級財產的種種幻想里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時候，曾經和蒲魯東有過私人的交往。我在這里提起這件事，是因為我對他的“sophistication”（注：“Sophistication”有“摻假”和“詭辯”兩種意思。——編者注）（英國人這樣稱呼偽造商品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責任。在長◎第615頁◎時間的、往往是整夜的爭論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爾主義，這對他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他不懂德文，不能認真地研究黑格爾主義。我被逐出巴黎之後，卡爾·格律恩先生繼續了由我開始的事情。他作為德國哲學的教師，還有一個勝過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點也不懂德國哲學。

    在蒲魯東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貧困的哲學》（注：即蒲魯東的著作《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1846年巴黎版第1-2卷。——616。）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詳細的信中把這本書的內容告訴了我，信中附帶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等待著您的嚴格的批評”。不久以後，我果然對他進行了這樣的批評（通過我的著作《哲學的貧困》1847年巴黎版（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頁。——編者注）），其嚴格的方式竟使我們的友誼永遠結束了。

    從這里所說的您可以看出，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或經濟矛盾的體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對《什麽是財產？》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後才開始研究經濟學；他發現，他提出的問題不能用咒罵來回答，而只能通過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來回答。同時，他還企圖辯證地說明經濟範疇的體系。康德的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現在必須用黑格爾的“矛盾”作為發展的手段來代替了。

    為了評價他的兩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紹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駁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對科學辯證法的秘密了解得多麽膚淺，另一方面他又是多麽讚同思辨哲學的幻想，因為他不是把經濟範疇看作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而是荒謬地把它看作歷來存在的、永恒的觀念，並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過這種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資產階級◎第616頁◎經濟學的立場上去（注：“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見我的著作第113頁（見本選集第1卷第151-152頁。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同時用法文和德文引證了《哲學的貧困》中的這段話和下面一段話。在經恩格斯校閱的、於1885年和1892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學的貧困》中轉載了這篇文章，並刪去了法文的引證。——617。））。

    其次，我還指出，他對他所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認識是多麽不夠，有時甚至是小學生式的；他同空想主義者一起追求一種所謂“科學”，以為由此就可以先驗地構想出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式，而不是從對歷史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即對本身就產生了解放的物質條件的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得出科學。我特別指出，蒲魯東對整個問題的基礎——交換價值的理解始終是模糊、錯誤和不徹底的，他還錯誤地把對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的空想主義的解釋看成一種新科學的基礎。關於他的一般觀點，我是用以下的話概述我的判斷的：

    “每一種經濟關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只有在這一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發。他從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經濟關系的必然性這一看法；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種幻想（而不是在貧困中看到將會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注：括號中的這句話是馬克思在本文中加上去的。——編者注）。他對兩者都表示讚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的觀念里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第617頁◎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他希望充當科學泰鬥，淩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注：見我的著作第119、120頁。（見本選集第1卷第155-156頁。——618。））

    上面這個判決盡管非常嚴厲，我今天仍然擔保每個字都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要想到，當我把蒲魯東的這本書稱作小資產者社會主義的法典，並從理論上證明了這一點時，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還同時把蒲魯東當作超極端的革命者加以詛咒。因此，後來我也從來沒有同意過那種說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囂。他一開始就被別人和他自己所誤解，如果說他辜負了毫無根據的期望，那麽這並不是他的過錯。

    同《什麽是財產？》相比，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的一切敘述方法上的缺點都非常不利地顯示出來了。文筆往往如法國人所說的那樣，是浮誇的。凡是他失去了高盧人的敏銳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國哲學風格的那種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亂語就表現出來了。自矜自誇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慚的語調，特別是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和錯誤地以此自誇，這類東西真是不斷地刺耳極了。充滿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實的熱情，在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經系統地被虛浮的狂熱代替了。此外，這是自學者炫耀自己學問的極為笨拙而令人討厭的伎倆，這個自學者對自己的獨創思想的那種天生的自豪感已經被挫傷，他作為科學的暴發戶，覺得必須以自己所沒有的身分和東西來炫耀一番。加之，這還是小資產者的心理，這個小資產者粗暴無禮地——既不尖銳又不深刻，甚至還不正確——攻◎第618頁◎擊卡貝這樣一個由於對法國無產階級所采取的實際態度而受到尊敬的人（注：指埃·卡貝在19世紀30-40 年代法國無產階級政治運動中起的作用。卡貝在他出版的《人民報》和《1841年人民報》上除了宣傳自己的空想計劃外，還批評了七月王朝的制度並促進了民主主義思想的傳播。卡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傳單中尖銳地批評資本主義制度。盡管卡貝的觀點是空想主義的，他的這些活動卻在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教育事業中起過顯著的作用。——619。），而對於例如像杜諾瓦耶（無論怎麽說，他是“國務參事”）這樣一個人卻表現得謙恭異常，雖然這個杜諾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於，他認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無聊不堪的書（注：指沙·杜諾瓦耶的著作《論勞動自由，或關於人的力量能夠得到最大發揮的條件的簡述》1845年巴黎版第1-3卷。——619。）來宣傳被愛爾維修描繪為“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嚴肅主義。

    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34、39、199、233、619。）對蒲魯東來說的確來得非常不是時候，因為正好在幾星期前他還不容爭辯地證明說，“革命的紀元”已經一去不覆返了。他在國民議會中的演說，雖然表明他對當前的情況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極力稱讚的。（注：指蒲魯東在1848年7月31日法國國民議會的會議上的演說。演說的全文刊登在《國民議會會議記錄》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770-782頁。蒲魯東在這次演說中除了談論利息和降低利率、消滅私有制的方法，在談到對1848年6月23-26日巴黎起義者的鎮壓時，他說這是暴力和專橫的表現。對這篇演說的詳細評價，見《蒲魯東反對梯也爾的演說》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5- 359頁）。——619。）在六月起義（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見注41）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 日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 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被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殘酷鎮壓。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現代社會中兩大對立階級間的第一次偉大戰鬥。這是為保存或消滅資產階級制度而進行的戰鬥。”（見本選集第1卷第397-398頁）——619、627。）以後，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動。此外，他的演說還有一個良好的結果，這就是梯也爾先生在反對蒲魯東提案的演說（注：指梯也爾在1848年7月26日反對蒲魯東在法國國民議會財政委員會上提出的建議的演說。1848年7月31日蒲魯東發表演說之後，梯也爾的演說先以單行本形式出版，後來又發表在《國民議會會議記錄》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 671頁。——619。）（後來出了單行本）中向整個歐洲證明了，法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麽可憐而幼稚的教義問答的基礎上。同梯也爾先生相比，蒲魯東的確成了洪水期前的龐然巨物了。

    蒲魯東發明“無息信貸”和以這種信貸為基礎的“人民銀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經濟學上的最後的“業績”。在我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冊（第59-64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 70-76頁。——編者注））中已經證明，他的觀點的理論基礎產生於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對貨幣的關系的誤解，而實際的上層建築不過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貸制度，正像它在18世紀初以及後來又在19世紀初在英國促進了財產從一個階級手中轉到另一個階級手中一樣，在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能加速工人階級的解放，這是毫無疑問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第619頁◎把生息資本看作資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貸制度的特殊應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廢除，變為社會改造的基礎，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幻想實際上已經由17世紀英國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上的代言人詳細發揮過了。蒲魯東和巴師夏關於生息資本的論戰（1850年）（注：指《無息信貸。弗·巴師夏先生和蒲魯東先生的辯論》1850 年巴黎版。——620。）又遠不如《貧困的哲學》。他竟弄到讓巴師夏把他擊敗的地步，而當他的論敵對他施加威力的時候，他就可笑地發出了怪聲。

    幾年前蒲魯東寫了一篇論《稅收》（注：指蒲魯東的著作《稅收理論，窩州政務會議為1860 年征文比賽提出的問題》1861年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出版。——620。）的應征論文（我記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這里，連天才的最後一點痕跡也消失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資產者。

    至於談到蒲魯東的政治和哲學著作，那麽所有這些著作都像經濟學著作一樣，也暴露出同樣矛盾的、雙重的性質。同時，它們的價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於法國。但是，他對宗教、教會等等的攻擊在當時法國的條件下對本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功績，因為那時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們認為，信仰宗教是他們優越於18世紀的資產階級伏爾泰主義（注：伏爾泰是自然神論者，他對僧侶主義、天主教和專制政體的猛烈抨擊曾對他的同時代人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伏爾泰主義特指18世紀末期的進步的、反宗教的社會政治觀點。——620。）和19世紀的德國無神論的地方。如果說，彼得大帝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那麽，蒲魯東就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談來戰勝法國的空談。

    他那本關於《政變》（注：即蒲魯東的著作《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1852年巴黎版。——620。）的著作，在其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獻媚，實際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適合法國工人口味的人物，還有他那篇反對波蘭的最後的著作（注：指蒲魯東的著作《1815年的條約已不存在了嗎？ 未來的代表大會決議書》1863年巴黎版。在這一著作中蒲魯東反對修改1815年維也納會議通過的關於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瓜分波蘭的決議，反對歐洲民主力量支持波蘭的民族解放運動。——620。），在其中他為了迎合沙皇而表現了愚蠢的厚顏無恥。這些應當認為不僅是壞的著作，而且簡直是卑鄙，然而是適合小資產階級觀點的卑鄙。

    人們常常拿蒲魯東和盧梭相比。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了。他更像尼·蘭蓋，不過蘭蓋的《民法論》（注：即《民法論，或社會的基本原理》1767年倫敦版第1-2卷。蘭蓋的這一著作是匿名出版的。——620。）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第620頁◎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系的。小資產者像歷史學家勞默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說他同時還像蒲魯東那樣是個有才智的人，那麽他很快就會學會玩弄他本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反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一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一切愛虛榮的人一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時的風頭。這樣，那種例如使盧梭不斷避免向現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協的簡單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也許後人在評論法國歷史中最近這一階段時會說，路易·波拿巴是這一階段的拿破侖，而蒲魯東是這一階段的盧梭兼伏爾泰。

    這個人剛死不久，您就硬要我來為他蓋棺論定，那麽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負責了。

    尊敬您的　卡爾·馬克思

    寫於1865年1月24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65年2月1、3和5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16、17和18號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8-36頁◎第621頁◎


恩格斯　《德國農民戰爭》序言 1870年第二版序言

    （注：《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頁）第2版序言是恩格斯於1870年2月11日左右為1870年10月在萊比錫出版的德文第2 版而寫的。

    序言在該書第2版問世以前曾刊載於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國家報》（見注89）第27號和第28號。1874年作者又補寫了序言的第二部分，經過補充的序言於1875年載入該書第三版。——622。）

    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當剛剛完成的反革命還留著直接印象的時候在倫敦寫成的；它發表於1850年由卡·馬克思主編在漢堡出版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1850年11月出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 -1849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見注42）的續刊。該雜志從 1850年3月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雜志上發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本選集第1卷第376-481 頁），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裾稭罰ā堵碸慫級鞲袼谷返?卷第127-235頁和第383-483頁），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辦。——622。）雜志第5期和第6期上。我在德國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於是我來滿足他們的願望，因為我感到遺憾的是，這部著作至今還沒有失去它的現實意義。

    這部著作並不奢望提供獨立研討過的材料。相反，關於農民起義和托馬斯·閔采爾的全部材料，都是從戚美爾曼那里借用的。（注：指威·戚美爾曼《偉大農民戰爭史》1841-1843年斯圖加特版第 1-3部。——622。）他那本書雖然有些缺點，但仍然不失為一部最好的資料匯編。並且，戚美爾曼老人熱愛自己所研究的對象。在這本書里到處表現出來的那種為被壓迫階級辯護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為法蘭克福的極左派（注：指1848-1849 年革命期間設於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全德國民議會的極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國工人的支持。——622。）的最優秀代表之一。（注：在《德國農民戰爭》第三版（1875年）中，下面還有這樣一句話：“誠然，從那時起，他仿佛是有點衰老了”。——編者注）

    如果說，盡管如此，戚美爾曼所作的論述還是缺乏內在聯系，◎第622頁◎如果說他沒有能把這個時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爭論問題作為當時階級鬥爭的反映表現出來，如果說他在這個階級鬥爭中只看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善良者和兇惡者以及兇惡者的最後勝利，如果說他對於決定鬥爭的開端與結局的那些社會關系所持的見解帶有很大的缺點，那麽，這一切正是這本書問世的那個時代的錯誤。相反，就當時來說，這本書是德國唯心主義歷史著作中值得嘉許的一個例外，它還是寫得很富於現實主義精神的。

    我的論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闡明鬥爭的歷史進程，打算說明農民戰爭的起源，參加這一戰爭的各種黨派的立場，這些黨派企圖借以弄清自己立場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以及從當時這些階級的歷史地存在的社會生活條件中必然產生的鬥爭結局本身；這就是說，我是打算指明：當時德國的政治制度，反對這一制度的起義，以及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並不是當時德國農業、工業、水陸交通、商業和貨幣流通所達到的發展程度的原因，而是這種發展程度的結果。這個唯一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發現的，這個歷史觀還見於他在同一個《政治經濟評論》雜志上發表的論述1848- 1849 年法國革命的著作（注：指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這一著作寫於1850年1月至11月1日，它是一篇專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見注192 ）寫的連載文章（見本選集第1卷第376-481頁）。——623。），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

    德國1525年革命（注：指16世紀德國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和1524-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36、623。）和1848-1849年革命間的類似之處異常明顯，以致當時不能完全對它置之不理。但是，除了各種地方起義都是被同一種諸侯軍相繼鎮壓下去這一事變進程中的相同點之外，除了城市市民在這兩種場合的行動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間的差別也還是十分明顯的：

    “從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處的是誰呢？諸侯。從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處的是誰呢？大諸侯，即奧地利和普魯士。站在1525年的小諸侯背後的，是用賦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第623頁◎民，站在1850年的大諸侯背後，即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後的，是很快就能通過國債制服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者。而站在大資產者背後的是無產者。”（注： “站在大資產者背後的是無產者”這句話引自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2頁）。——624、627。）

    很可惜，應當說這個論點未免把德國資產階級看得太高了。在奧地利和普魯士，它都曾經有機會“很快就能通過國債制服”君主國，可是，無論何時何地這種機會都沒有被利用。

    由於1866年戰爭的結果，資產階級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奧地利這一禮物。但是，資產階級不懂得統治，它軟弱無力，庸碌無能。它只會做一件事，即一當工人行動起來，就狂暴地對付他們。它所以還在掌握政權，僅僅是由於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魯士呢？固然，國債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起來了，財政赤字已成為經常的現象，國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資產者已在議院里占有多數，非經他們同意就既不能增稅，也不能借債，——但是，他們駕御國家的權力何在呢？還在幾個月以前，當國家又面臨財政赤字的時候，他們的地位是極為有利的。他們只要稍許堅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讓步。可是他們做了什麽呢？他們認為，政府同意他們給政府獻款約900萬，並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後每年如此，這就是一個足夠大的讓步了。（注：1860年5月15日，普魯士議會應政府的要求就1861年6月30 日前為軍事部撥款九百萬塔勒（“用以臨時保證軍隊做好戰鬥準備，並增強它的軍事實力”）一事舉行投票，結果（315票讚成，2票反對，5票棄權）表明，普魯士的資產階級事實上已對政府改組軍隊作了讓步。——624。）

    我並不想來苛責議院中的那些可憐的“民族自由黨人”（注：民族自由黨是德國資產階級、其中主要是普魯士資產階級的政黨，於1866年秋在資產階級的進步黨分裂之後成立。民族自由黨為了滿足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而放棄了資產階級爭取政治統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標是把德意志各邦統一於普魯士的領導之下；他們的政策反映了德國自由資產階級對俾斯麥政府的投降。——624。）。我知道，他們已被那些站在他們背後的人即資產階級群眾拋棄了。這個群眾不願進行統治。他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1848年。

    德國資產階級為什麽表現得這樣畏首畏尾，這一點我們留待下面來講。

    上面引用的論斷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證實。從1850年起，各個小邦日益明確地退到後面去了，只是充當著普魯士或奧地利的各種陰謀的工具；奧地利和普魯士彼此間發生越來越激烈的◎第624頁◎爭奪霸權的鬥爭，以致終於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決的手段，在這之後，奧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區，普魯士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整個北部地區，而西南部三個邦（注：指巴伐利亞、巴登、符騰堡，這三個邦在1866 年普奧戰爭之後尚未並入普魯士，直到1870年才加入北德意志聯邦。——625。）暫時還被排斥在門外。

    在這全部重大歷史事件中，對德國工人階級有意義的只有如下幾點：

    第一，工人因普選權的施行而得到了直接選派自己的代表參加立法議會的權力。

    第二，普魯士以吞並另外三個天賜王權（注：1866年普奧戰爭之後，普魯士把漢諾威王國、黑森-卡塞爾選帝侯國和拿騷大公國並入了自己的版圖。——625、631。）而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現在，甚至民族自由黨人也不相信普魯士在這個行動之後仍舊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樣一個完美無缺的天賜王權了。

    第三，在德國現在只剩下一個反對革命的嚴重敵手——普魯士政府了。

    第四，現在奧地利的德國人終於必須給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了：他們究竟願意做什麽人——德國人，還是奧地利人？究竟什麽對他們更珍貴些——是德國，還是萊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屬小塊地區？他們必須放棄其中的一個，這一點早就是很清楚的，但是一直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蒙蔽起來了。

    至於“民族自由黨”和“人民黨”（注：德國人民黨成立於1865年，由主要是德國南部各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與民族自由黨相反，德國人民黨反對確立普魯士對德國的領導權，堅持既包括普魯士又包括奧地利在內的所謂“大德意志”計劃。這個黨執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號，同時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義意圖。它宣傳建立聯邦制的德國的思想，反對以集中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統一德國。

    1866年，以工人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黨並入德國人民黨。人民黨的這支左翼，除了反普魯士的情緒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決國家的全民族的統一問題之外，在實質上與原來的德國人民黨毫無共同之點，以後它就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後來該黨的基本成員脫離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於1869年8 月參加了社會民主工黨的建立工作。——625。）雙方從那時起已經討論得令人生厭的其他有關1866年的重要爭論問題，隨後數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兩種觀點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敵對，也無非是因為它們是同一個局限性的兩個相反的極端而已。

    在德國的社會關系中，1866年幾乎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幾點資產階級改革，如統一度量衡，遷徙自由，營業自由等等，——而這一切都是局限於官僚制度所能夠接受的範圍內，——甚至沒有取得其他西歐資產階級早已得到的東西，並且絲毫也沒有觸動主要的禍害——官僚主義的經營權制度（注：指19世紀60年代中在普魯士實行的官僚主義的工業規章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為許多工業部門規定了特別許可（經營權）制度，不得到特別許可，就不能從事工業活動。這種半中世紀式的營業法束縛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直到70年代，在1870年6月11日法令中才規定允許建立合股企業而不用得到事先許可。——625。）。而對於無產階級說來，通◎第625頁◎常的警察行動本來也已經把遷徙自由、公民權、廢止身分證等所有法律完全變成一紙空文了。

    比1866年的重大歷史事件意義重大得多的，是從1848年起在德國開始的工商業、鐵路、電報和海洋航運業的高漲。盡管這些進步還不及當時英國以至法國所取得的進步，但它們對於德國說來卻是空前未有的，它們在20年中帶來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個世紀還要多。只有到這時，德國才完全和不可逆轉地被卷入了世界貿易。工業家的資本迅速增加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也相應地提高了。最能表明工業繁榮的投機事業廣泛發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們緊系在它的凱旋車上了。在15年以前，德國鐵路還曾向英國企業主乞求援助，而這時德國資本——保佑它在天之靈！——卻已經在俄國和羅馬尼亞修築鐵路了。可是為什麽資產階級沒有在政治上也奪得統治，為什麽它在政府面前表現得如此懦弱呢？

    德國資產階級的不幸就在於：它按照慣常的德國方式，出世得太遲了。它興盛的時期，正是西歐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開始衰敗的時期。在英國，資產階級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萊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於擴大了選舉權，——這種辦法的後果是必定會終結整個資產階級統治的。在法國，資產階級作為整個階級來進行統治，只有兩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國時期；它只是由於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讓給了路易·波拿巴和軍隊，才得以延長了自己的社會存在。而在歐洲三個最先進國家相互作用已經無限增長的條件下，當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和法國已經衰敗了的時候，資產階級今天要在德國舒舒服服地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與先前所有曾經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相比，資產階級的特點正是在於：在它的發展中有一個轉折點，經過這個轉折點之後，它的◎第626頁◎威力手段每進一步的增加，從而首先是它的資本每進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越來越沒有能力進行政治統治。“站在大資產者背後的是無產者”。（注：“站在大資產者背後的是無產者”這句話引自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2頁）。——624、627。）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工業、商業和交通發展到什麽程度，它也就使無產階級成長到什麽程度。而到了一定時刻——這種時刻不是到處同時到來，也不是到處在同一發展階段上到來——，它就會開始覺察到：它的這個形影不離的同伴無產階級已開始勝過它了。從這時起，它就喪失進行獨占政治統治的能力；它為自己尋找同盟者，斟酌情況或是把自己的統治權分給他們，或是把統治權完全讓給他們。

    在德國，資產階級的這個轉折點在1848年就已來到了。誠然，那時德國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害怕德國無產階級，倒不如說是害怕法國無產階級。1848年巴黎的六月戰鬥（注：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二月革命（見注41）後，無產階級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對無產階級的政策，6月22 日頒布了封閉“國家工場”的挑釁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強烈反抗。6月23- 26日巴黎工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經過四天英勇鬥爭，最後被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殘酷鎮壓。馬克思論述這次起義時指出：“這是現代社會中兩大對立階級間的第一次偉大戰鬥。這是為保存或消滅資產階級制度而進行的戰鬥。”（見本選集第1卷第397-398頁）——619、627。）已經向它表明什麽前途在等著它； 當時德國無產階級所表現的激憤足以向它證明：在德國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樣收獲的種子；從這時起，資產階級政治行動的鋒芒就被摧折了。它開始找尋同盟者，不計代價地把自己出賣給他們，——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沒有前進。

    所有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動的本性。這就是擁有自己的軍隊和官僚機構的王權，這就是大的封建貴族，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後，這就是神甫。資產階級跟所有這些人都締結了合同和協議，只求保全自己寶貴的性命，直到最後它無可典賣時為止。而無產階級越發展，越是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個階級，並作為一個階級行動起來，資產者就越是變得畏首畏尾。當普魯士人的拙劣得驚人的戰略在薩多瓦會戰（注：薩多瓦會戰是1866年7月3 日奧地利和薩克森的軍隊同普魯士的軍隊之間在捷克進行的會戰。這是1866年普奧戰爭（結果普魯士戰勝奧地利）中的一次決定性會戰。在歷史上這次會戰又稱凱尼格列茨（赫臘德茨-克臘洛佛）會戰。——627、631。）中戰勝了奧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驚人的戰略時，很難說是誰更輕松地籲一口氣，——是在薩多瓦同樣被擊敗了的普魯士資產者，還是奧地利資產者。

    我們的大資產者在1870年的行動，與1525年中產市民的行◎第627頁◎動一模一樣。至於小資產者、手藝匠和小店主，他們是永遠不變的。他們千方百計地希望躋身於大資產階級的行列，他們害怕被拋到無產階級的行列中去。他們仿徨於恐懼和希望之間，在鬥爭時會力求保全自己寶貴的性命，而在勝利後去投靠勝利者。這就是他們的本性。

    伴隨著1848年以後的工業高漲，無產階級的社會和政治活動也開展起來了。單是目前德國工人在其工會、合作社組織、政治組織和政治集會中，在選舉以及所謂國會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20年來在德國已不知不覺地發生了什麽樣的變革。德國工人獲得了很大的榮譽：唯有他們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國會中去，而無論是法國人或英國人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

    但是，就連無產階級也還沒有成長到不能再與1525年相比的狀態。完全地和終生地依靠工資過活的階級，還遠沒有構成德國人民的多數。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資產階級、城市流氓無產階級、小農和農業短工中間去尋找。

    關於小資產者，我們已經說過了。他們是極不可靠的；只有當勝利已經取得時他們才在啤酒館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們中間，也有一些自動加入到工人方面來的優秀的分子。

    流氓無產階級是以大城市為其大本營的、由各個階級的墮落分子構成的糟粕，他們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壞的同盟者。這幫浪蕩之徒是很容易被收買和非常厚顏無恥的。如果說法國工人們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墻壁上寫著　　Mort　 aux voleurs！——消滅盜賊！——並且把他們槍斃了不少，那麽這並不是由於法國工人熱中於保護財產，而是由於他們正確地認識到首先必須擺脫這幫家夥。任何一個工人領袖只要利用這些流氓作為自己的近衛軍或依◎第628頁◎靠他們，就已經足以表明他是運動的叛徒。

    小農——大農屬於資產階級——有不同類型：

    有的是封建的農民，他們還必須為自己的主人服勞役。既然資產階級已經放過了把他們從農奴依附地位解放出來（這是資產階級的職責）的機會，所以也就不難令他們相信：他們只有依靠工人階級才能求得解放。

    有的是佃農。在這方面存在著大部分與愛爾蘭相同的關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時，農民也只能勉強維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時，他們就幾乎要餓死，無力交納地租，因而完全依附土地所有者。資產階級只有迫不得已時才會為這些人做一點事。除了工人，他們還能指望誰來拯救自己呢？

    還有的農民是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進行經營。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靠抵押借款來維持，因而他們就像佃農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樣依附高利貸者。他們只有很少一點收入，而且這種收入由於收成的好壞不同而極不穩定。他們絕對不能對資產階級寄托什麽希望，因為正是資產者、高利貸資本家在榨取他們的脂膏。但是，他們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財產不放，雖然這個財產實際上不是屬於他們，而是屬於高利貸者的。盡管如此，還是應當讓他們明白，只有在服從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債務變成對國家的債務，並從而減低利息之後，他們才能擺脫高利貸者。而這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做到。

    凡是中等地產和大地產占統治地位的地方，農業短工是農村中人數最多的階級。德國整個北部和東部地區的情況就是如此，而城市工業工人就在這里找到自己人數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資本家與工業工人相對立一樣，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與農業短◎第629頁◎工相對立的。那些幫助工業工人的措施，也能幫助農業短工。工業工人只有當他們把資產者的資本，即為生產所必需的原料、機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資料變成社會財產，即變成自己的、由他們共同享用的財產時，他們才能解放自己。同樣，農業工人，也只有當首先把他們的主要勞動對象即土地本身從大農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奪取過來，而變作社會財產並由農業工人的合作團體共同耕種時，他們才能擺脫可怕的貧困。這里，我們就談到了巴塞爾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注：國際工人協會巴塞爾代表大會於1869年9月6-11日舉行。馬克思沒有出席代表大會，但是他最積極地參加了它的準備工作。他在總委員會上討論代表大會議程的某些問題——土地問題（1869年7月6日）、繼承權問題（7月20 日）和普及教育問題（8月10日和17日）——時的發言記錄被保存了下來。

    巴塞爾代表大會再次討論了土地問題，大多數讚成廢除土地私有制，變土地私有制為土地公有制；通過了關於在全國範圍和國際範圍內把工會聯合起來的決議，以及一系列關於從組織上鞏固國際和擴大總委員會權力的決議。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的追隨者之間在廢除繼承權的問題上發生了第一次公開的爭論。——630。）的著名決議：為了社會的利益，必須把地產變成共同的、國家的財產。這個決議所指的，主要是這樣的國家，那里存在有大地產以及與它相聯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經營的大規模經濟，而且在這種大地產上存在有一個主人和許多短工。而這種情況一般說來在德國還占優勢，因此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對於德國也和對於英國一樣，正好是極為適時的。農業無產階級，即農業短工，是為各邦君主軍隊提供新兵最多的階級。這是目前由於實行普選權而把許多封建主和容克送到國會去的階級。但同時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業工人，與他們生活條件相同，甚至處於比他們更貧困的境地的階級。這個階級因零星分散而軟弱無力；政府和貴族十分知道它的潛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業雕敝，好讓這個階級繼續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喚起這個階級並吸引它參加運動，是德國工人運動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務。一旦農業短工群眾學會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國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存在了。

    寫於1870年2月11日前後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70年在萊比錫出版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書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46-455頁◎第630頁◎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補充（注：恩格斯在他於1850年寫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書的第3版準備付印時，對他在1870年2月給該書第2版寫的序言做了補充。經過補充的序言載入1875年在萊比錫出版的《德國農民戰爭》第3版，恩格斯注明的寫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631。）

    上面那一部分是4年多以前寫成的。它直到今天還具有意義。在薩多瓦會戰（注：薩多瓦會戰是1866年7月3 日奧地利和薩克森的軍隊同普魯士的軍隊之間在捷克進行的會戰。這是1866年普奧戰爭（結果普魯士戰勝奧地利）中的一次決定性會戰。在歷史上這次會戰又稱凱尼格列茨（赫臘德茨-克臘洛佛）會戰。——627、631。）及德國分裂後是正確的東西，在色當會戰（注：1870年9月2日的色當會戰是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一次決定性會戰。在這次會戰中，普魯士軍隊挫敗了麥克馬洪統率的法國軍隊，拿破侖第三當了俘虜。色當慘敗加速了第二帝國的覆滅，結果1870年9月4日法國宣布為共和國。——631。）及普魯士民族的神聖德意志帝國（注：指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德意志皇帝）在凡爾賽宮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

    這里套用了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962-1806)的名稱，以此強調指出，德國的統一是在普魯士的霸權下實現的，同時還引起了德國各省的普魯士化。——631。）建立以後又得到了證實。可見，所謂偉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歷史事件，並不能使歷史運動的方向發生什麽變化。

    但是這些事件可以加快這個運動的速度。在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無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極不合他們自己心願的結果，但不管願意與否，他們都不得不容忍這些結果。

    1866年的戰爭已經震撼了舊普魯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後，為了使西部各省騷動的工業成分——無論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重新遵守舊紀律，已經費了不少力氣；這件事總算是成功了，而且東部各省容克的利益和軍隊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國家中占了統治地位。在1866年，幾乎德國整個西北部都歸普魯士管轄。至於普魯士的天賜王權因吞並其他三個天賜王權（注：1866年普奧戰爭之後，普魯士把漢諾威王國、黑森-卡塞爾選帝侯國和拿騷大公國並入了自己的版圖。——625、631。）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損失就更不用說了，——現在帝國的重心已經大大地向西移動了。萊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亞原有的500萬人口已經大有增加：起先有400萬德意志人直接兼並進來，後來又有600萬德意志人通過北德意志聯邦（注：北德意志聯邦是普魯士在普奧戰爭中取得勝利以後，於1867 年建立的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聯邦國家，它代替了已經解體的德意志聯邦。加入北德意志聯邦的有19個德意志邦和3個自由市，它們在形式上都被承認有自治權。北德意志聯邦的憲法保證普魯士在聯邦中居統治地位；普魯士國王被宣布為聯邦元首和聯邦武裝部隊總司令，並授予指導對外政策的權力。原來在聯邦以外的巴伐利亞、巴登、符騰堡和黑森-達姆斯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聯邦。北德意志聯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國家統一道路上向前邁進了一步；1871年1月，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北德意志聯邦就不再存在了。——595、631。）間接兼並進來。（注：指普魯士在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獲得勝利後，並吞了漢諾威王國、黑森-卡塞爾選帝侯國、拿騷大公國、法蘭克福自由市、荷爾斯泰因和石勒蘇益格兩公國，以及巴伐利亞和黑森-達姆斯塔特的部分領土。

    普魯士在直接實行並吞的同時，還迫使奧地利同意廢除德意志聯邦，建立一個沒有奧地利參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國各邦的新聯合，它和德意志北部的17個小邦（這些小邦在戰爭中站在普魯士一邊）簽訂了同盟協定，過了不久薩克森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參加了協定。這種聯合形式為建立北德意志聯邦（見注153 ）做好了準備。——631。）而在 1870年，又增添了800萬西南部德意志人（注：由於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德國西南的四個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亞和符騰堡）並入了北德意志聯邦（見注153），這一點由1870年 11月簽訂的正式條約肯定下來了。從1870年11月15日起，隨著德國西南各邦根據條約逐漸並入北德意志聯邦，德意志各邦的聯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為德意志聯邦。1870年12月9日，根據聯邦國會的決定，這個名稱改為德意志帝國。稍後，在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才正式宣告成立。——631。），結果在“新帝國”中，同1 450 萬舊普魯士人（這是易北河東部6個省的人，那里還有200萬波蘭人）對立的，是早已超過了舊普魯士容克封建制度的2 500萬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魯士軍隊的勝利動搖了普魯士國家建築的整個基◎第631頁◎礎；容克的統治甚至使政府也越來越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時工業突飛猛進的發展，已經把容克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排擠到後面去，而把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的鬥爭提到顯要地位上來，所以在舊國家的社會基礎中，從內部也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從1840年起慢慢變得腐朽的君主國存在的基本條件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個鬥爭中的均勢是由君主國來維持的。但是，從問題已經不在於保護貴族免受資產階級攻擊，而在於保護一切有產階級免受工人階級攻擊時起，舊有專制君主國就一定要完全轉變成專為此目的而發明的國家形式，即波拿巴主義的君主國。普魯士向波拿巴主義的這一轉變，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論住宅問題》第二篇第26頁及以下幾頁（注：見本選集第3 卷第191-194頁。——編者注））已經做了研討。在那里我沒有必要強調的，而在這里卻有非常重要意義的一點是，這個轉變是普魯士在1848年以後向前邁進的最大一步，——可見，普魯士當時多麽落後於現代的發展。它當時仍然是個半封建的國家，而波拿巴主義則無論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為前提的現代國家形式。所以，普魯士應當決心消滅自己的無數封建制度的殘余並犧牲容克階級本身。所有這一切，當然以最柔和的形式並在可愛的“永遠慢步前進！”（注：“永遠慢步前進”是1813 年流行於普魯士的民歌《來自寧靜村莊的後備軍》的副歌。——632。）的曲調下進行的。大名鼎鼎的專區法（注：指根據1872年12月13日普魯士政府通過的《普魯士、勃蘭登堡、波美拉尼亞、波森、西里西亞和薩克森諸省專區法》（《普魯士王國法律匯編》1872年柏林版第661-714頁）在普魯士實行的行政改革。——632。）就是一個例子。它廢除單個容克在他領地範圍內的封建特權，但這不過是為了用全體大土地所有者在全專區的特權的形式來恢覆這種特權。事情的實質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話翻譯成資產階級的行話而已。舊普魯士容克在被迫變為類似英國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著特別反對這件事，因為兩種人是同樣的愚蠢。

    可見，普魯士遇到了一個特殊的命運，它的開始於1808-◎第632頁◎1813年的並在1848年前進了一步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本世紀末以愜意的波拿巴主義的形式完成。如果一切很順利，世界繼續保持寧靜，而我們自己又能長壽的話，那麽也許我們活到1900年時會親身看到，普魯士政府確實消滅了一切封建機構，而普魯士也終於達到了法國在1792年時所處的狀況。（注：法國大革命時期，在1792年進入革命的第二階段。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舉行起義，逮捕了國王路易十六，推翻了君主制。代表工業和商業資產階級的吉倫特派開始掌握政權。1792年9月21日，國民公會在巴黎召開，宣布廢黜國王，22日又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633。）

    消滅封建制度，從肯定方面來說，就是確立資產階級制度。貴族特權廢除到什麽程度，立法也資產階級化到什麽程度。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德國資產階級對待政府的態度的基本點。我們已經知道，政府是被迫實行這些緩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資產階級面前把每一個這樣的小讓步都描繪成對資產者所作的犧牲，描繪成費很大力氣從國王那里爭得的讓步，為此資產者自己也應當對政府作某些讓步。於是，資產者雖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卻甘心去受這種欺騙。由此就產生了在柏林暗中成為國會和普魯士議院各次討論基礎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蝸牛爬行一樣慢慢地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種封建的和由於劃分為小邦而造成的阻撓工業發展的障礙，確立統一的幣制和度量衡，確定營業自由等等，準許遷徙自由而使資本可以無限制地支配德國的勞動力，對貿易和投機實行保護；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使政府保留全部實際政權，投票讚成賦稅、公債和征兵，並協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使得對付那些不稱心人物的警察權力仍然完全有效。資產階級用立刻放棄自己政權的代價，換取自己逐漸的社會解放。顯然，資產階級接受這種協議的主要動機，並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無產階級。

    盡管我們的資產階級在政治方面表現得極其可憐，但是不可否認，它在工業和商業方面終於開始去履行自己的義務了。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業和商業的高漲，從那時起更強有力地發◎第633頁◎展起來。從1869年以來，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工業區在這方面所發生的一切，對德國說來簡直是聞所未聞的，就像是本世紀初英國工業區的繁榮景象。在薩克森和上西里西亞，在柏林、漢諾威和沿海城市，也將有同樣的情況。我們終於有了世界貿易、真正的大工業和真正的現代資產階級；但同時我們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機，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強大的無產階級。

    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看來，在1869年至1874年德國的歷史上施皮歇恩、馬斯拉圖爾和色當等地會戰（注：施皮歇恩會戰（1870-1871 年普法戰爭中最初的幾次大會戰之一）發生於1870年8月6日。在這次會戰中，普魯士軍隊打敗了法國部隊。在歷史文獻中，施皮歇恩會戰也稱為福爾巴克會戰。

    馬斯拉圖爾會戰（也稱為維永維爾會戰）發生於1870年8月16日。這次會戰的結果，德軍成功地阻止了法國萊茵軍團從梅斯開始的退卻，然後截斷了它的退路。

    關於色當會戰，見注206。——634。）中的炮火聲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比起德國無產階級那種質樸、平穩但不斷向前的發展，其意義將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國工人就經受住了一個嚴重的考驗，即波拿巴的戰爭挑釁（注：當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同法國駐普魯士大使就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進行談判時，法國政府要求普魯士作出保證：永不同意霍亨索倫家族繼承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拒絕給予這種保證，並於1870年7月13 日將談判情況電告奧·俾斯麥。俾斯麥特意簡化了電文，並使之帶有對法國挑釁的口吻，然後公諸於眾。於是拿破侖第三於1870年7月19日正式向北德意志聯邦宣戰。——634。）及其自然的結果——德國普遍的民族熱情。德國社會主義的工人一刻也沒有被人引入迷途。他們沒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義的狂瀾。當舉國歡欣若狂地沈醉於勝利地，他們保持了冷靜，要求“同法蘭西共和國締結公正的和約並且不要任何割地”（注：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見注89）從1870年9月21日起在每期報頭上都刊有如下口號：“同法蘭西共和國締結公正的和約！不要任何割地！懲辦波拿巴家族及其犯罪同夥！”——634。），就連戒嚴狀態也不能迫使他們沈默。不論是對戰爭光榮的迷戀，不論是關於“德意志帝國偉大”的廢話，在他們中間都得不到響應；他們唯一的目標仍舊是整個歐洲無產階級的解放。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工人如此輝煌地經受住了這樣嚴峻的考驗。

    繼戰時戒嚴狀態之後，便是以叛國、侮辱帝王和官員等罪名提出的審判案，便是和平時期日益加緊的警察的無端迫害。經常總是至少有三四個《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 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次，1873年7 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於編輯常被逮捕，該報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

    根據1876年哥達代表大會的決定，從1876年10月1日起，開始出版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統一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以代替《人民國家報》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實行以後，《前進報》於1878年10月27日停刊。——108、634。）編輯同時關在監獄里；其他報紙境況也是一樣。每個稍微著名的黨的演說家每年至少總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審，而且幾乎總是被判有罪。流放、沒收、解散集會等接二連三地發生。但一切都是徒勞的。一個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個人來代替；一個集會被解散了，立刻就有兩個新集會舉行起◎第634頁◎來；橫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態度堅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於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與本意相反的結果：不僅不能摧毀或至少制服工人政黨，反而只是給它招來了新的信徒並鞏固了它的組織。工人不論在對政權或對個別資產者的鬥爭中，處處都表現了自己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優勢，特別在與所謂“雇主”發生沖突時，工人證明了他們現在是有教養的人，而資本家則是愚昧無知的人。同時他們大都是抱著幽默態度進行鬥爭的，這種幽默態度是他們對自己事業滿懷信心和了解自己優勢的最好的證明。這樣一種在歷史作好準備的基礎上所進行的鬥爭，必定會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選舉的成功（注：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國國會選舉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獲得了九個席位，支持他們的選票有35萬多張，即占全部選票的百分之六，當選的人中有監禁期剛滿的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635。）是現代工人運動史上迄今獨一無二的現象，所以這次選舉引起了整個歐洲的驚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國工人同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比較起來，有兩大優越之處。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國那些所謂“有教養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的理論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麽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唯一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創立。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感，那麽這個科學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深入他們的血肉。這個優越之處無限重大，表現在以下的事實中：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單個行業有很好的組織，但是前進得非常緩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由於初始形態的蒲魯東主義而發生毒害和混亂，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則由於經巴枯寧進一步漫畫化的蒲魯東主義而發生毒害和混亂。

    第二個優越之處，就是德國人參加工人運動，從時間上來說，差不多是最遲的。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站在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個人的肩上的。雖然這三個人的學說含有十分虛幻和空想的性質，但他們終究是屬於一切時代最偉大◎第635頁◎的智士之列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們現在已經科學地證明了其正確性的無數真理。同理論上的社會主義一樣，德國的實踐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當忘記，它是站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的肩上發展起來的，它能夠直接利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用很高的代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在避免它們當時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的榜樣，如果沒有特別是巴黎公社所給予的那種巨大的推動，我們現在會處在什麽境地呢？

    必須承認，德國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處。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鬥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系，有計劃地進行著。德國工人運動所以強大有力和不可戰勝，也正是由於這種可以說是集中的攻擊。

    一方面由於德國工人具有這種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於英國工人運動具有島國的特點，而法國工人運動又受到暴力的鎮壓，所以現在德國工人是處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列。事態變化究竟容許他們把這種光榮地位占據多久，這是不能預先斷言的。但是，只要他們還占據這個地位，他們就能很好地執行這個地位所應有的職責。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鬥爭和鼓動的各個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越來越透徹地理解種種理論問題，越來越多地擺脫那些屬於舊世界觀的傳統言辭的影響，而時時刻刻地注意到：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布到工人群眾中去，必須日益加強團結黨組織和工會組織。雖然在1月份投票讚成社會黨人的選民已經是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但是他們還遠不是德國工人階級的多數；而且，在農村居民中宣傳的成就雖然很令人振奮，但正是在這方面還應◎第636頁◎該做無數的事情。因此，不能在鬥爭中懈怠下來，而必須從敵人手中把城市和選區一個接一個地奪取過來。但是，首先必須維護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容許產生任何愛國沙文主義，並且歡迎無產階級運動中任何民族的新進展。如果德國工人將來繼續這樣發展下去，那麽雖然不能說他們一定會走在運動的最前列（只是某一個國家的工人走在運動的最前列，這並不符合運動的利益），但是畢竟會在戰鬥行列中占據一個光榮的地位；而將來如果有意外嚴重的考驗或者重大的事變要求他們表現出更大的勇氣、更大的決心和毅力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有充分的準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於倫敦

    載於1875年在萊比錫出版的《德國農民戰爭》第3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1-567頁◎第637頁◎

恩格斯　致國際工人協會

   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注：這封給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的信是恩格斯作為總委員會西班牙臨時通訊書記為答覆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1870年12月14日的來信而寫的。恩格斯和國際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聯系後，就幫助它們和巴枯寧主義作鬥爭，因為從1871年初起西班牙也成了巴枯寧主義活動的場所。在這個國家，巴枯寧分子在國際的機構里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組織，企圖攫取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的領導權，在1872 年4月4-11日舉行的國際西班牙各支部的薩拉哥沙代表大會之前，總委員會的支持者一直在該聯合會委員會中占多數。盡管巴枯寧分子進行分裂活動，國際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階級中仍然得到愈益巨大的支持，並在西班牙建立了國際工人協會的許多新的支部。——638。）

    1871年2月13日於倫敦公民們：

    總委員會非常高興地收到了你們12月14日的來信。你們7月30 日寄出的上一封信，我們也收到了；這封信我們已經交給了西班牙書記，公民賽拉葉，並委托他把我們的答覆轉達給你們。但是公民賽拉葉不久就到法國為共和國戰鬥去了，而且接著就被困在巴黎。你們所以沒有收到還在他手頭的你們7月30 日的那封信的回信，就是這種情況造成的。現在，總委員會在本月7 日的會議上授權信末簽名人——弗·恩·代理同西班牙的通信，並且把你們最近的這封信交給了他。

    我們按期收到了下面幾種西班牙文的工人報紙——巴塞羅那的《聯盟》周報（注：《聯盟》是西班牙工人的周報，國際的巴塞羅納聯合會的機關報，1869年至1873年在巴塞羅納出版，受巴枯寧派的影響。——638。）、馬德里的《團結報》（注：《團結報》是西班牙報紙，國際的馬德里各支部的機關報，從1870 年1月起在馬德里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638。）（到1870年12月為止）、帕爾馬的《工人報》（注：《工人報》是西班牙日報，1870年至1871 年在帕爾馬（馬利奧爾卡島）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後以《社會革命報》的名稱繼續出版。《社會革命報》出版三期後即被查封，因為該報編者被控“侮辱國王”而受到法庭追究。——638。）（到停刊為止），新近還收到了帕爾馬的《社會革命報》（僅僅是創刊號）。這些報紙使我們了解到西班牙工人運動中所發生的事情；我們非常滿意地看到社會革命的思想越來越成為你們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共同財富。

    毫無疑問，舊政黨的空洞的豪言壯語，正如你們所說的，吸引◎第638頁◎了人民的過多的注意力，因而給我們的宣傳造成了很大的障礙。這種情況在無產階級運動的最初年代中到處都發生過。在法國，在英國，在德國，社會主義者過去曾經不得不反對，而且現在也還不得不同舊政黨的影響和活動，即貴族的或資產階級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黨的影響和活動作鬥爭。各地的經驗都證明，要使工人擺脫舊政黨的這種支配，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每一個國家里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政黨要有它自己的政策，這種政策顯然與其他政黨的政策不同，因為它必須表現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這種政策的細節可以根據每一個國家的特殊情況而有所不同；但是，因為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基本關系到處都一樣，有產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這一事實到處都存在，所以無產階級政策的原則和目的是一樣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國家中是這樣。有產階級，即土地貴族和資產者，使勞動人民處於被奴役的地位，這不僅靠他們的財富的力量，不僅靠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而且還靠國家的力量，靠軍隊、官僚和法庭。如果放棄在政治領域中同我們的敵人作鬥爭，那就是放棄了一種最有力的行動手段，特別是組織和宣傳的手段。普選權賦予我們一種卓越的行動手段。在德國，組織成堅強政黨的工人，派出六個代表參加所謂國民代表會；我們的朋友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對侵略戰爭，這比起我們多年來通過報刊和集會所進行的宣傳，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於國際宣傳的作用。現在，在法國也剛剛選出了工人的代表，他們將在國民議會中大聲宣布我們的原則。在英國最近的選舉中，也將發生同樣的情形。

    我們高興地知道你們想把你們國家的各個支部的會費轉給我們，我們將以感激的心情接受這筆會費。會費請向倫敦的任何一個銀行家開具匯票，轉給我們，由我們的財務委員約翰·韋斯頓受◎第639頁◎款，匯票請用掛號信寄給信末的簽名人，地址是：倫敦海-霍耳博恩街256號（總委員會駐在地），或瑞琴特公園路122號（他的住址）。

    我們還很感興趣地等待著你們答應寄給我們的那份關於你們聯合會的統計材料。

    至於國際的代表大會，在當前的戰爭繼續進行的時候，是無從考慮召開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覆，——這是很可能的——總委員會馬上會研究這個重大問題，並且會考慮你們提出的在巴塞羅那召開代表大會的友好邀請。

    我們在葡萄牙還沒有支部；同這個國家的工人建立聯系，這對你們來說也許比我們容易些。如果這樣的話，那就請你們就這件事再寫一封信給我們。同樣，我們相信，如果你們能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聯系，以後把所取得的結果告訴我們，那是比較好的，至少在開始時是這樣。現在，如果你們能給我們寄一期《布宜諾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協會年鑒》（注：指1871-1872 年出版的阿根廷工人報紙《布宜諾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協會年鑒》。——640。）來看一看，那你們就給我們的事業幫了一個令人滿意的和有益的忙。

    在其他各國，國際運動雖然障礙重重，但是仍在繼續發展。在英國，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的工會中央理事會(Trades' Councils)不久以前已經直接加入我們的協會，通過它們，這個國家的兩個最大的工業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們的協會了。在德國，我們現在正受著政府的迫害，這種迫害和一年前我們在法國所受到的路易·波拿巴的迫害是一樣的。我們的德國朋友們——其中已經有五十多人被投入監獄——真正是在為國際的事業受苦；他們之所以被逮捕和受迫害，是因為他們用全部力量反對侵略政策，要求德國人民和法國人民友好。在奧地利，我們的許多朋友也被關在監獄里，但是運動還是在發展。在法國，我們的各地的支部都成為反抗侵略的靈魂和力量；它們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奪得了地方政權；里昂、馬賽、◎第640頁◎波爾多、圖盧茲都發揮了在其他地方沒有見到過的力量，這應當完全歸功於國際會員的努力。在比利時，我們有強大的組織；我們的比利時各支部剛勝利地開過自己的第六次地區代表大會。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們各支部之間出現的意見分歧，看來在開始平息下去。我們從美國又接納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國人支部、德國人支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亞人）支部，此外，我們同一個很大的美國工人組織——勞工同盟(Labor League)（注：指1866年8月在美國巴爾的摩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全國勞工同盟。美國工人運動出色的活動家威·西耳維斯積極地參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國展開為爭取工人組織的獨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團結、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女工權利的鬥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國際工人協會建立了聯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凱麥隆出席了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最後幾次會議。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宣布它擁護國際工人協會的原則，並希望加入協會。但是這一決議並沒有實現。全國勞工同盟的領導不久就埋頭於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這種改革的目的是消滅銀行制度，並由國家提供低息貸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聯脫離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實際上已不覆存在。——641。）仍然保持著兄弟般的關系。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們的新消息，向你們致兄弟般的敬禮。

    代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

    　　　　弗·恩·

    寫於1871年2月13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第1版第26卷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3-306頁◎第641頁◎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三卷

說明

本卷選載馬克思和恩格斯1871-1883年的著作以及恩格斯後來為一些著作寫的導言和序言。

    這一時期，資本主義開始由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矛盾、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競爭尖銳化了。1871年發生了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統治的第一次英勇嘗試，即成立巴黎公社。公社被鎮壓後開始了工人運動廣泛發展和鞏固、為向資本主義進行新的沖擊作準備的時期。70年代末，在歐洲一些國家和美國成立了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組織。

    在這些年代里，科學社會主義得到廣泛的傳播。同時工人運動中改良主義思想擡頭，“左”傾的、無政府主義的、宗派主義的思潮有所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與這些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幫助一些社會主義政黨的建立。馬克思繼續從事《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寫作，但沒有能夠完成。1878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問世，第一次在總體上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1883年3月14 日馬克思逝世，這對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是一個無法估量的損失。

    本卷的首篇著作是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它是作為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的宣言發表的。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階級英勇地舉行了武裝起義，宣布成立巴黎公社。馬克思立即搜集和研究關於公社活動的資料，先後寫成初稿、◎第1頁◎二稿（本卷作了摘錄），最後形成這部著作。在這里，馬克思敘述了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72天中的實際活動，總結了公社的經驗教訓，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論述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經濟政策以及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問題。

    《內戰》分析了巴黎公社產生的歷史條件，正如恩格斯1891年在為該書所寫的《導言》中所說，這部著作表現出作者的“驚人的才能，即在偉大歷史事變還在我們眼前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準確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後果”（見本卷第1頁）。

    馬克思研究了工人階級嘗試建立自己的政權和建設新社會的歷史條件，揭露了凡爾賽反革命政府對巴黎工人進行殘酷報覆的罪行，痛斥凡爾賽政府由於害怕革命而墮落為民族叛徒，同時高度讚揚公社戰士們的大無畏的英雄主義。公社的經驗證明了馬克思早在1848-1849年革命時已經作出的無產階級將在未來革命中起決定作用這個結論，他寫道：“這是使工人階級作為唯一具有社會首創能力的階級得到公開承認的第一次革命。”（見本卷第61頁）公社的經驗也證明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作出的關於無產階級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結論。馬克思在《內戰》中寫道：“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本卷第52頁）馬克思認為這一原理十分重要，因此，不久以後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1872年）突出了這一思想（見本選集第1卷第249頁）。《內戰》敘述了在無產階級革命進程中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怎樣被打碎的。馬克思強調指出，要鏟除的，不是國家本身，而是資產階級國家的軍事官僚的暴力機關。“舊政權的純屬壓迫性質的機關予以鏟除，◎第2頁◎而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則從僭越或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當局那里奪取過來，歸還給社會的負責任的勤務員。”（見本卷第57頁）

    馬克思在《內戰》中作出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在於：從公社的政治結構和活動中看到了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用什麽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看到了無產階級國家的萌芽，一種歷史上新型的國家。他寫道，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見本卷第59頁）。後來恩格斯在《導言》中也這樣寫道：“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見本卷第13-14頁）馬克思根據公社的經驗指出，無產階級國家是嶄新的民主國家。公社代表和維護勞動群眾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權力。它由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組成，在其整個活動中依靠勞動群眾。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在於：一切權力機構和人民代表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武裝力量和國民自衛隊按民主原則建設和組織；由選舉出來的法官、公社的官員來代替以前的司法機關的官吏。後來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的《導言》中把一切職位由選舉產生出來的人擔任並隨時可以撤換這一點看作“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一個可靠的辦法（見本卷第12頁）。馬克思批判地研究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並主張以無產階級國家的嶄新的民主組織形式來取而代之，他指出：公社“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見本卷第55頁）。

    馬克思在論述工人階級國家的民主實質的同時，強調無產階級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集權的國家政權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來鎮壓“奴隸主們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動”（見本卷第98頁）。馬克思說明資產階級國家是用官僚的方法和強制措施來實行集權的，與◎第3頁◎此相反，無產階級國家是通過民主的途徑來建立集權的。馬克思強調，公社力求達到集中和嶄新形式的自主管理的統一，這種統一應當保證無產階級的民主，保證人民群眾實際參加國家管理。馬克思認為，勝利了的工人階級之所以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政權，也在於無產階級國家負有改造社會經濟關系的任務。“公社要成為鏟除階級賴以存在、因而也是階級統治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杠桿。”（見本卷第59頁）

    馬克思論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經濟任務，指出工人階級不能靠法令來實現社會經濟的革命變革。這種變革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工人階級“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見本卷第60頁）。他在《內戰》的初稿中談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期的政治和經濟時寫道，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不取消階級鬥爭，工人階級正是通過階級鬥爭致力於消滅一切階級，從而消滅一切階級統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這些不同階段之所以必需，是因為“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只能隨著時間的推進而逐步完成”（見本卷第98頁）。這就更加精確和更加具體地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地位。

    馬克思在《內戰》中進一步研究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他說明，無產階級在爭取民主和爭取真正的民族利益的鬥爭中能夠把不靠他人勞動為生的社會各階級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他寫道：“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公開地團結在工人革命旗幟下，他們宣布這場革命是拯救他們自己和拯救法國的唯一手段。”（見本卷第103 頁）同時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對這些社會階層的領導權。他清楚地指出在大資產階級和工人◎第4頁◎階級之間的鬥爭中，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面臨一個抉擇：“或者跟著統治階級走，或者做工人階級的追隨者”（見本卷第94頁）。馬克思也注意把知識分子當作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他認為，只有工人階級能夠把科學從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把科學家從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勞動共和國里面，科學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見本卷第104頁）。

    公社的經驗證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關於工人階級沒有農民的支持就不能取得革命勝利的論點。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強調指出，工人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群眾首先是勞動農民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建設沒有剝削的新的社會制度的重要條件。他以公社為例說明，無產階級國家的政策完全符合農民的利益。“公社對農民說，'公社的勝利是他們的唯一希望'，這是完全正確的。”（見本卷第61頁）只有工人階級作為勞動農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才能把農民從資本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並使他們的前途得到保障。在《初稿》中，馬克思還概述了工農聯盟的客觀基礎，提出只有無產階級國家才能保證農民“改變他們目前的經濟狀況；能夠一方面拯救他們免於地主的剝奪，另一方面使他們不至於為了所有權的名義而遭受壓榨、苦役和貧困的煎熬；能夠把他們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變成他們對自己勞動果實的實際所有權；能夠使他們既享受……現代農藝學之利，又無損他們作為真正獨立生產者的地位”（見本卷第102頁）。馬克思還提到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的一個重要任務是使農民群眾擺脫傳統的落後的意識。

    本卷收入的《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是馬克思1871年9月24 日在倫敦慶祝大會上的講話。馬克思說明了國際工人協會在團結各國無產階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時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他強調在對社會進行根本的變革以前必須先建立無產階級◎第5頁◎專政，並指出“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贏得自身解放的權利。國際的任務就是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鬥爭，把工人階級的力量組織並團結起來”（見本卷第126頁）。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論住宅問題》是繼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之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反對蒲魯東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基本著作之一。在反對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關於克服住宅缺乏的觀點的論戰中，恩格斯闡明了工人階級對解決住宅問題的科學見解，並論證了爭取社會政治變革是和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相統一的。

    恩格斯說明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和拉薩爾主義的觀點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他指出這些錯誤觀點的特點是：不了解或輕視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錯誤地估計農村的社會經濟條件和農民的作用，不了解經濟和技術進步的意義和生產力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把個別社會措施絕對化，否定國家和由統治者利益決定的國家職能的階級性。恩格斯指出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異同，說明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用來捍衛自己的階級統治的一種工具。

    恩格斯進一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向無產階級社會過渡階段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他根據無產階級專政是最終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決定性前提，表述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當作自己的鬥爭目的的思想。他寫道：“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從英國憲章派起，總是把階級政治，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獨立政黨當作首要條件，把無產階級專政當作鬥爭的最近目的。”（見本卷第201頁）

    恩格斯闡述了資產階級國家的實質，指出資產階級國家“無非是有財產者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權力”，是“總資本家”（見本卷第191頁），◎第6頁◎它頂多只能進行局部的改革，不能夠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災難。

    恩格斯駁斥了關於城鄉對立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消滅城鄉對立是一種空想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研究了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他認為，隨著剝削階級的消滅，城鄉對立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就消失。在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下將會產生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的條件。只有那時，工業和農業才能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情況下互相接近。恩格斯第一次指出農民將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通過合作社組合成大規模經濟。而現存土地所有制中的大規模經濟將由“聯合的勞動者”來經營。小農戶通過聯合就能像大田莊那樣，“應用一切現代工具、機器等等”（見本卷第220頁）。

    恩格斯在談到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問題時，提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是采用暴力手段還是采用和平手段，取決於具體的條件。他寫道：“一般說來，問題並不在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是去簡單地運用暴力占有生產工具、原料和生活資料，還是為此立即給以補償，或者是通過緩慢的分期付款辦法贖買這些東西的所有權。試圖預先面面俱到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制造空想，這種事情我留給別人去做。”（見本卷第217頁）

    恩格斯批判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對經濟和技術進步的歷史意義所作的錯誤評價。他指出，只有現代的大工業才創造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前提：“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第7頁◎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見本卷第150頁）

    收入本卷的《論土地國有化》是馬克思針對英國工人運動中那些把土地國有化解釋成純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措施的改良主義者而寫的。他密切結合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論述了土地國有化問題。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必然要求在農業中采用集體的、有組織的勞動，並且只有在廣泛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成就的基礎上，才能保證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而這只有在大規模耕種土地時才能做到。他還寫道，工人階級不應當把已成為資產階級國家財產的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個人或工人協作社，這不是它的目標。工人運動的人道目標是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的財產，國家的財產。這樣，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才能徹底改變。集體勞動的優越性才能得到廣泛利用，一切生產部門（包括農業）才能用最合理的方式組織起來。“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進行社會勞動。”（見本卷第130頁）

    在本卷中反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占有一定的篇幅。巴枯寧鼓吹工人階級應放棄政治，認為國家是一切社會政治缺陷和不公平的主要根源，因此要求在產生國家的社會關系廢除以前就廢除國家。恩格斯1871年9月21 日在第一國際倫敦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發言《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就是批判巴枯寧派主張放棄政治的錯誤論點的，他指出這實際上是要把工人“推入資產階級政治的懷抱”，並強調無產階級的目的是要消滅階級，而這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才能達到。恩格斯還說：“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動；誰要想革命，誰就要有準備革命和教育工人進行革命◎第9頁◎的手段，即政治行動……　應當從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黨不應當成為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見本卷第123-124頁）

    《論權威》深刻地批判了無政府主義主張個人無限自由和否定一切權威的理論，指出無政府主義反映了小私有者力圖保持所謂個人自由而排斥集中管理的大生產的觀點。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是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從個體小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必須加強集中化，加強權威的作用，必須協調多數人的行動。“聯合活動、互相依賴的工作過程的錯綜覆雜化，正在到處取代各個人的獨立活動。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見本卷第224-225頁）恩格斯指出，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威也是必要的，並以大工業發展史為例，說明“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於想消滅工業本身”（見本卷第225頁）。他駁斥了無政府主義關於社會革命應立即廢除國家的謬論，指出獲得勝利的革命政黨必須憑借它以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恩格斯說明了權威和自治的辯證關系，指出“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威與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範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見本卷第226頁）。

    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義》中也批駁了巴枯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放棄政治鬥爭和立即廢除國家的理論，揭露了無政府主義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它要使工人階級無所作為而永遠處於受奴役的地位。他駁斥了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以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是“犯了違反原則的滔天大罪”這種謬論，強調無產階級國家的必要性，並揭露了無政府主義者宣揚政治冷淡主義的目的是要捍衛資產階級的自由。

    馬克思的《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也是與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緊密相聯的，本卷收入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批注。馬克思在批判巴枯寧主義的觀點的同時，闡述了科學共產主義關於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工農聯盟的原理。

    馬克思針對巴枯寧關於社會革命無需具備社會和經濟的客觀前提這一觀點，指出社會革命是同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條件相聯系的，只有在工業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人民群眾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會革命才有可能。他批判了巴枯寧認為“社會革命的基礎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條件”這一錯誤論點。

    巴枯寧認為無產階級一旦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將有另一個無產階級要服從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從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針對這一謬論，馬克思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他寫道，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只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只要無產階級還在同它們進行鬥爭（因為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無產階級的敵人和舊的社會組織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就必須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麽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並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見本卷第286頁）。同時，馬克思指出，只有在實行深刻的社會改造的基礎上才能創造國家消亡的條件：“階級統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也就不存在了。”（見本卷第289頁）

    馬克思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如何對待農民問題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思想。他談到無產階級將采取一些改善農民狀況的措施，從而使他們參加到社會主義的改造中來，讓他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第11頁◎路來實現從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農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權”（見本卷第287頁）。馬克思還指出，實行這種過渡的時候，要考慮到不同的情況，只有租佃資本家排擠了農民，而真正的農民變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樣的無產者、雇傭工人，因而和城市工人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有了共同利益的時候，才能夠廢除繼承權和廢除農民所有權。

    本卷收入的《流亡者文獻》一組文章是恩格斯1874年5月至1875年4月寫的，載於德國《人民國家報》。在這組文章中，恩格斯向《人民國家報》的讀者介紹波蘭、法國、俄國流亡者對他們本國的革命事件的看法，同時批判了布朗基主義、巴枯寧主義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關於革命的任務和策略、革命過程的動力的觀點，根據俄國、波蘭和法國革命運動的狀況為歐洲革命的前景作出了一些基本的結論。

    在第一篇文章《波蘭人的聲明》中，恩格斯以波蘭人民的鬥爭為例子，說明工人階級反對剝削者社會的鬥爭是同被壓迫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並再次強調他1847年11月29日在倫敦紀念1830年波蘭起義17周年的大會上的演說中曾經表達的思想，指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它用來壓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後總是要反過來反對它自己的。”（見本卷第242頁）

    第二篇文章《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是恩格斯為批評布朗基派流亡者小組“革命公社”1874年6 月在倫敦發表的《致公社社員》這篇宣言中的錯誤觀點而寫的。根據這些觀點，革命完全不是自行成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來的；少數的堅定革命者能在任何時刻發動革命；在革命鬥爭中不容許有任何的妥協，在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不需要在“中間站”停留，因為這樣只能推遲最終◎第11頁◎目標的實現。恩格斯深刻地批評了這種唯意志論的觀點，指出“把自己的急躁當作理論上的論據，這是何等天真幼稚”，並說明階級鬥爭的條件在客觀上證明必須有中間站和妥協，他寫道：“德國共產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通過一切不是由他們而是由歷史發展進程造成的中間站和妥協，始終清楚地瞄準和追求最後目的：消滅階級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制度。”（見本卷第248-249頁）

    在《流亡者文獻》的第三、四、五篇文章中，恩格斯批評俄國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觀點，闡述了自己關於俄國的社會經濟關系和革命前景的看法。針對民粹派關於俄國人民借助村社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論點，恩格斯指出，土地公社所有制不是俄國特有的現象，而是一種古老的社會制度，俄國公社的普遍存在，只是說明農村中社會關系的落後。隨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像西歐情況一樣，土地公社所有制必然會解體。“俄國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過了它的繁榮時代，看樣子正在趨於解體。”（見本卷第282 頁）他還批駁了如下的觀點：由於俄國存在勞動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俄國人民是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比西歐各國人民更接近於社會主義，並指出不論是勞動組合還是公社都不能成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具。恩格斯原則上並不否認俄國村社有可能不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塊土地所有制這個中間階段，而向高級的即社會主義的形式過渡，但這只有在公社能夠保留到這樣做的必要條件成熟的時候才是可能的。他強調指出，這種過渡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會發生，即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包括為他們提供整個農業制度實行變革所必需的物質條件。1894年恩格斯在本文收入《〈人民國家◎第12頁◎報〉國際問題論文集》時寫了一篇跋，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見本選集第4卷第437-451頁）。

    本卷中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和《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及其初稿，也闡述了俄國村社的前景和歷史作用以及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問題。馬克思研究了俄國村社的二重性，得出俄國村社發展的兩種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先驗地說，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對於其中任何一種，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見本卷第765頁）這就是說，俄國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過渡到高級形式的社會，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積極成果用到公社中來。但是俄國1861年的改革以後，由於國家的財政搜刮而削弱的公社，“成了商業、地產、高利貸隨意剝削的任人擺布的對象。這種外來的壓迫激發了公社內部原來已經產生的各種利益的沖突，並加速了公社的各種瓦解因素的發展。”（見本卷第767頁）。馬克思認為，“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　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麽，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見本卷第773頁）後來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更明確地闡明了關於俄國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思想。《序言》中說：“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麽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見本選集第1卷第251頁）

    在這兩封信中，馬克思堅決反對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說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按照這種理論，似◎第13頁◎乎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他反對對歷史現象進行簡單的類比，指出極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時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他強調，只有對具體的歷史環境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才能找到理解事物的鑰匙，如果只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見本卷第342頁）。

    《哥達綱領批判》是科學共產主義的重要文獻。1875年初，德國愛森納赫派（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和拉薩爾派（全德工人聯合會）為了實行合並，共同起草了供哥達合並代表大會討論的綱領草案。草案包含了許多拉薩爾主義的觀點。馬克思通過對綱領草案的逐段批注，深刻地表述了科學共產主義的一些重要原理。

    馬克思根據自己的主要經濟學著作以及對1848-1849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所作的理論概括，明確提出未來新社會產生過程中要有一個過渡時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形式，他寫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見本卷第314頁）

    馬克思區分了共產主義發展的兩個階段，並準確地規定了兩個階段的分配原則。他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對消費品的分配只能實行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即按勞分配的原則，“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見本卷第304頁）。然而，盡管有了這種進步，生產者的平等權利仍然受到限制，因為“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第14頁◎然特權”（見本卷第305 頁）馬克思接著表述了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見本卷第305-306頁）在這里馬克思把生產力的發展、集體財富的極大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看作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後來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他明確地把共產主義社會表述為“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經濟形態（見本卷第342頁）。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批判了拉薩爾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應當得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論點，根據自己的再生產理論指出，只有從社會總產品中扣除用於補償生產資料、擴大再生產、建立後備基金、支付管理費用、滿足共同需要、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設立基金等各部分之後，才談得上在勞動者之間進行消費資料的分配。他還駁斥了“分配決定論”，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見本卷第306頁）。因此，把分配看成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把重點放在分配上面，是根本錯誤的。

    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寫給倍倍爾的信，與《哥達綱領批判》是緊密相聯的。恩格斯也批判了拉薩爾的“對工人階級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幫”、“鐵的工資規律”等錯誤觀點。他◎第15頁◎也駁斥了綱領草案中關於建立自由國家的錯誤主張，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見本卷第324頁）

    本卷收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一篇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重要文獻。1878年10月德國帝國國會通過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後，社會主義組織和工會組織以及它們的報刊都遭到禁止。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擡頭，而黨的一些領導人對這種傾向采取調和主義態度。1879年9月初，在瑞士蘇黎世出版的《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鑒》創刊號上登載了《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一文，說什麽社會民主黨由於捍衛巴黎公社而激起了資產者的仇恨，由於“不夠溫和”而招來了反社會黨人法。文章建議放棄革命的鬥爭方法和鬥爭目的，只要求政府進行一些改良，指責社會民主黨人同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聲稱必須吸收大量資產階級分子，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擔任黨的領導職務，等等。為了批判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幫助德國黨的領導人改正錯誤，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這封通告信。

    在本卷收入的通告信節選部分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憤怒地斥責這些嚇破了膽的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妄圖改變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性質的主張：“不要采取堅決的政治上的反對立場，而應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對政府和資產階級，而應嘗試爭取他們，說服他們；不要猛烈地反抗從上面來的迫害，而應逆來順受，並且承認懲罰是罪有應得”（見本卷第683頁）。他們在談到吸收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參加黨的問題時指出，“在至今的統治階級中也有人歸附鬥爭著的無產階級並且向它輸送教育者，這是發展的過程所決定的不可◎第16頁◎避免的現象。”（見本卷第684頁）但是這些人參加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對無產階級運動有益處，而且首先“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見本卷第685頁）。他們批判了主張放棄階級鬥爭的錯誤觀點並表明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見本卷第685頁）。

    本卷收入的《反杜林論》是恩格斯總結和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從19世紀40年代產生時起直至70年代中期的理論成就的卓越著作。它詳細地論證了科學社會主義，並把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

    在《引論》中，恩格斯簡要地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社會經濟基礎以及理論前提，並第一次提出，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即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

    《反杜林論》的哲學部分闡述了工人階級的科學世界觀的哲學基礎。恩格斯論證了世界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這一唯物主義最重要的論點，闡述了時間和空間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世界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無限的，說明物質和運動是不可分離的，沒有物質的運動和沒有運動的物質都是不可想象的，運動是絕對的，任何靜止、任何平衡都是相對的。

    恩格斯科學地回答了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他批判杜林把從思維中引出的永恒原則當作哲學研究的出發點並從這些原則中構造現實世界這種唯心主義的觀點，指出：“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第17頁◎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見本卷第374 頁）他還說，思維和意識是人腦的產物，從而也是自然界的產物。

    恩格斯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方面，說明思維是存在的反映，思維規律和自然規律本質上是一致的，思維不能脫離思維著的物質，物質是世界上一切變化的基礎。他深化了認識過程的辯證性質的觀點，指出，就整個人類的認識能力和人類思維的本性來說，人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世界上沒有不能被認識的事物。但作為處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單個人來說，他的認識能力總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因而是有限的。這種矛盾只能在人類無限的前進發展中不斷解決。他還闡述了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辯證關系，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對性，在相對真理中包含著絕對真理的成分。他分析了自由和必然的關系，指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

    恩格斯揭示了辯證法同形而上學的根本區別，系統地闡述了唯物辯證法的特征和基本規律——矛盾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的否定規律。他給辯證法下了科學的定義：“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見本卷第484頁）恩格斯還闡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 本質和現象、因果性等一系列辯證法範疇。

    《反杜林論》中政治經濟學部分是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成就為依據的。恩格斯規定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指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見本卷第489頁）。他區分了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指出前者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後者是研究一切社會形◎第18頁◎態的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強調經濟科學的歷史主義，指出經濟科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揭示了生產、交換和分配的相互關系，同時強調生產起決定作用。

    恩格斯指出了經濟科學在論證對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必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認為這門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見本卷第492 頁）正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的經濟分析揭示出那些使這個社會瓦解並最終導致其滅亡的對抗性矛盾的客觀規律性，同時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內部發展起來並成為未來社會的生產組織的前提的那些因素。

    在社會主義部分中，恩格斯闡述了科學共產主義的歷史和理論。他說明了作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的科學共產主義產生的歷史規律性。恩格斯根據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對抗性矛盾的研究成果，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崩潰和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必然性。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要解決這個矛盾就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使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並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與此相聯，恩格斯分析了股份公司和國家所有制這些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新形式。他認為，股份公司的產生和經濟領域中的國有化是一個客觀過程。他一方面指出，國家所有制是一種沒有消滅生產力的資本屬性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另一方面，認為它“包含著解◎第19頁◎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見本卷第629頁）。

    恩格斯根據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性和趨勢的深刻分析，預言了未來社會的一些特征。他指出，社會一旦占有了生產資料和建立起新的生產關系，就為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由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創造了條件。這就為迅速發展生產力開辟了廣闊的天地。生產和分配之間就會建立起和諧的相互關系。分配“就將由生產的利益來調節，而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見本卷第544-545頁）。在共產主義社會里，生產勞動將從一種負擔變成生活第一需要。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城鄉之間的對立將消滅。階級差別將消失，國家將消亡，對人的統治將為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家庭關系將發生根本的變化。教育將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宗教將消失。由於這些變化，人們將成為自然和社會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恩格斯指出：“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的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見本卷第634 頁）

    《反杜林論》的主要思想，通過《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本小冊子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本小冊子最先是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由《反杜林論》中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三編的第一、二兩章）改編而成，原標題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為該書法文版寫的《前言》中把它稱作“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見本卷第689頁）。

    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所寫的《導言》中，繼續反對唯心主義，指出不可知論者妄想證明世界是不可知的企圖是徒勞的，同時闡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第20頁◎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重要原理。他還第一次使用了“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術語，並對它作了簡潔的說明：“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見本卷第704-705頁）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卡爾·馬克思》一文和恩格斯1883年3月17 日在馬克思葬禮上的講話，說明了馬克思的兩大科學發現和革命活動的極其偉大的意義。他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各國政府——無論專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產者——無論保守派或極端民主派，都競相誹謗他，詛咒他。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作蛛絲一樣輕輕拂去，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給以回敬。現在他逝世了，在整個歐洲和美洲，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千百萬革命戰友無不對他表示尊敬、愛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膽地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他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見本卷第777-778頁）◎第21頁◎


馬克思　法蘭西內戰（之一）

    *（注：《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的一篇宣言，科學共產主義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國家、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馬克思就開始細心搜集和研究所有關於公社活動的消息，如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法國、英國、德國報刊的材料，巴黎來信提供的情況等等。最初，馬克思曾在1871年3月28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發表一篇告巴黎工人的宣言，這項建議被一致通過，但後來，巴黎形勢的發展使他意識到，應該向全世界無產階級發出呼籲，於是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總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就法國“鬥爭的總趨向”發表一篇告國際全體會員的宣言。總委員會委托馬克思起草這一宣言。4月18日後，馬克思開始進行這項工作，一直繼續到5月底。他先寫了《法蘭西內戰》的初稿和二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33-662頁；本卷第87-122頁載有初稿和二稿摘錄），從5月6日起著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後一個街壘陷落的兩天以後，總委員會一致批準了馬克思宣讀的《法蘭西內戰》的定稿文本。隨後，馬克思又對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補充和加工。

    《法蘭西內戰》最初於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倫敦用英文印成35 頁的小冊子發表，印數1 000份。1871年6月27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報告說，第一版已垡豢眨⒔ㄒ樵儆? 000份。總委員會同意了馬克思的建議，不久便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數2 000份。與此同時《法蘭西內戰》還由愛·特魯拉夫於1871年7月1 日以傳單的形式發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第二版中改動了幾處正文，更正了第一版的幾個印刷錯誤，並增補了《附錄》的第二部分。宣言的署名作了如下變動：去掉工聯主義者本·魯克拉夫特和喬·奧哲爾的名字（他們在資產階級報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並退出了總委員會），增添了總委員會新成員的名字。1871年7月25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通報說，第二版又已脫銷。總委員會根據恩格斯的提議，於1871年8月初出了《法蘭西內戰》英文第三版，印數1 000份，馬克思在這一版中刪去了前兩版中個別不確切的地方。）

    （注：1871-1872年，《法蘭西內戰》被譯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蘭文、弗拉芒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丹麥文以及波蘭文，在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期刊上發表，同時還出了單行本。

    德譯文是由恩格斯翻譯的，1871年6-7月發表於《人民國家報》（6月28 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第52-61號），1871年8-10 月在《先驅》雜志上摘要發表，此外，還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恩格斯在翻譯時作了幾處不大的改動。1876年，為了紀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蘭西內戰》的新德文本，對文字作了一些訂正。

    1891年，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準備出《法蘭西內戰》的德文第三版（紀念版）時，恩格斯重新校訂了譯文，並為該版寫了導言。恩格斯把馬克思寫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進了這一版。此後在各種文字的單行本中，導言和兩篇宣言也都與《法蘭西內戰》一起刊印。

    《法蘭西內戰》的法譯文於1871年7月6日至9月3日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報》上刊出，同年8月3日至10月21日在日內瓦的《平等報》上刊出。1872年在布魯塞爾根據英文第三版翻譯出版了法文版單行本，譯文經馬克思校訂過，他曾作了大量修改，把某些段落重新譯過。——1。）

    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注：這篇導言是恩格斯為柏林《前進報》出版社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日出版的馬克思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德文第三版（紀念版）而寫的。恩格斯在這篇導言中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及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對這些經驗所作的理論概括的歷史意義，同時也對巴黎公社的歷史，其中包括參加公社的布朗基派和蒲魯東派的活動，作了一系列補充。

    最初，恩格斯的導言經他本人同意以《論法蘭西內戰》為標題發表在1890-1891年《新時代》雜志第2年卷第28期上。發表時，編輯部把原稿最後一段中“社會民主黨的庸人”一語改成了“德國的庸人”。從理·費舍1891年3月17日給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恩格斯對這種任意改動是不同意的，但是，大概為了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時期發表的幾種文本不出現異文，他在單行本中仍保留了改換的字眼。本卷恢覆了恩格斯原稿的用語。——1。）

    要求再版國際總委員會的宣言《法蘭西內戰》並給它寫一篇導言，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所以我在這里只能簡略地談一下最重要的幾點。

    在上面提到的這篇篇幅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兩篇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為《內戰》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沒有第一篇宣言作參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為這兩篇同為馬克思所寫的宣言，也和《內戰》一樣，突出地顯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579-689頁。——編者注）中已初次表現出的驚人的才能，即在偉大歷史事變還在我們眼前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準確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後果。最後是因為我們在德國至今還忍受著馬克思預言過的這些事變後果所帶來的苦難。

    第一篇宣言曾經預言，如果德國反對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戰◎第1頁◎爭蛻變為反對法國人民的掠奪戰爭，德國在所謂解放戰爭（注：指1813-1814年德國人民反對拿破侖統治的民族解放戰爭。——2、18。）之後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將會變本加厲地重新落到它的頭上。難道這個預言不是已經得到了證實？難道我們不是又經受了20年的俾斯麥統治？對蠱惑者的迫害（注：“蠱惑者”指19世紀20年代德國知識分子反政府運動的參加者。他們組織政治性的示威遊行，反對德意志各邦的反動制度，提出統一德國的要求。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爾斯巴德召開聯席會議，通過一項對付所謂“蠱惑者陰謀”的專門決議，從此“蠱惑者”這一名稱便流傳開來。1819年大學生桑德刺殺神聖同盟的擁護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鎮壓“蠱惑者”的借口。在30年代，“蠱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2。）不是換成了非常法（注：非常法或反社會黨人法，即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19日通過、10月21日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2、135、346、680。）和對社會黨人的迫害，警察不是專橫如故，法律不是同過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吞並阿爾薩斯-洛林就會“迫使法國投入俄國的懷抱”，並且在吞並之後，德國就得要麽公開成為俄國的工具，要麽在稍經喘息之後準備一場新的戰爭，而且是準備一場“種族戰爭，即反對聯合起來的斯拉夫語族和羅曼語族的各種族的戰爭”。這一預言難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證實？難道吞並法國的兩省不是已迫使法國投入了俄國的懷抱？難道俾斯麥不是在整整20年內徒勞地巴結沙皇，為他效犬馬之勞，其卑躬屈節不是甚於小小的普魯士在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以前常為“神聖俄國”卑恭效力之時？難道一場戰爭的達摩克利斯劍不是天天懸在我們的頭上？這場戰爭在開始的第一天就會使各國君主間一切立有盟約的聯盟煙消雲散；這場戰爭除了可以肯定其結局是絕對無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麽都不能肯定；這場戰爭將是種族戰爭，它將使整個歐洲遭受1 500萬或2 000萬武裝士兵的蹂躪；這場戰爭之所以還沒有爆發，只是因為連最強的軍事大國也為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絕對不能預知而感到畏懼。

    所以，我們也就更應該使德國工人能夠重新讀到這兩篇幾乎已被人遺忘的、證明國際在1870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遠見性的光輝文件。

    我關於這兩篇宣言所說的話，對於《法蘭西內戰》也是同樣適用的。5 月28日，公社的最後一批戰士在貝爾維爾一帶的坡地由◎第2頁◎於寡不敵眾而殉難。只過了兩天，即在5月30日，馬克思就向總委員會宣讀了自己的著作。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並且寫得簡潔有力而又那樣尖銳鮮明，尤其是那樣真實，是後來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的。

    法國從1789年起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來形成了這樣的局面：那里爆發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帶有某種無產階級的性質，就是說，用鮮血換取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在勝利之後總是提出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亂的，這與巴黎工人每次達到的發展程度有關；但是，所有這些要求歸根到底都是要消滅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至於這一點如何才能實現，的確誰也不知道。然而，這一要求本身，盡管還很不明確，可是對現存社會制度已經含有一種威脅；而且提出這個要求的工人們還擁有武裝；因此，掌握國家大權的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於是，在每次工人贏得革命以後就產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失敗。

    這種情形第一次發生於1848年。屬於議會反對派（注：議會反對派(1830-1848)指七月王朝時期法國眾議院中以奧·巴羅為首的議員集團，它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治觀點，主張實行溫和的選舉改革，認為這樣就能避免革命並維持奧爾良王朝的統治。這一集團通常被稱作王朝反對派。——3。） 的自由派資產者舉行了要求改革的宴會，目的是要實現一種能保證他們的政黨取得統治地位的選舉改革。對政府進行的鬥爭日益迫使他們去求助於人民，於是他們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讓給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的激進階層和共和階層。可是，這些階層的背後是革命的工人，他們從1830年以來已經取得了比資產者以及甚至比共和派所設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獨立性。當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危機的時候，工人們就打起了巷戰；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選舉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國，而且勝利的工人們甚至把它宣布為“社會”共和國。至於這個社會共和國究竟是什麽意思，誰也不清楚，就是工人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們現在已經◎第3頁◎擁有武裝，已經成了國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當政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一感到他們腳下的根基已經相當穩固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事實果然如此。他們直接違背諾言，公開嘲弄工人並企圖把失業者流放到邊遠省份去，逼得工人舉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義。政府早已處心積慮地為自己保證了壓倒優勢。工人們經過了五天英勇鬥爭，終於失敗。接著，對手無寸鐵的俘虜的血腥屠殺就開始了，這樣的屠殺自那場導致了羅馬共和國覆滅的內戰以來還未曾見過。資產階級第一次表明了，一旦無產階級敢於作為一個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單獨階級來同它相對抗，它會以何等瘋狂的殘暴手段來進行報覆。然而，和資產階級在1871年的狂暴比較起來，1848年事件還只能算是一種兒戲。

    懲罰接踵而來。如果說無產階級還不能管理法國，那麽資產階級卻已經再也不能管理法國了。至少當時不能，因為那時資產階級大部分還是保皇主義的，並且分裂為三個王朝政黨（注：指正統派、奧爾良派和波拿巴派，這三派均是波拿巴王朝的擁護者。

    正統派是法國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長系的擁護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後，正統派結成為政黨。

    奧爾良派是七月王朝時期（1830-1848年）統治法國的波旁王朝幼系奧爾良公爵的擁護者，代表了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波拿巴派擁護波拿巴王朝覆辟。——4。）和一個共和黨。它的內部紛爭，使得冒險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權力陣地，即軍隊、警察和行政機關盡行占據，並且在1851年12 月2日把資產階級的最後堡壘即國民議會也打碎了。第二帝國開創了這樣一種局面：由一幫政治冒險家和金融冒險家剝削法國，同時工業也發展起來，這種發展先前在路易-菲力浦的目光狹窄、畏縮不前的體制下，在只由大資產階級中一小部分人獨攬統治權的條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護資產階級並反過來在資產階級面前也保護工人為借口，奪去了資本家手中的政權；而他的統治卻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經濟繁榮與發財致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得到更大程度發展的還是貪污舞弊和普遍的盜竊，幹這些事情的◎第4頁◎人麇集在皇帝宮廷周圍，從繁榮所帶來的財富中抽取巨額的紅利。

    但第二帝國是對法國沙文主義的召喚，它意味著要求恢覆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國的邊疆，至少恢覆第一共和國的邊疆。法蘭西帝國局限在舊帝國的疆界內，甚至局限在1815年又經削割的疆界內，從長遠而論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時地進行戰爭並擴大疆土。而擴大疆土，再沒有什麽會像朝德國萊茵河左岸擴張那樣強烈地吸引著法國沙文主義者了。萊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們眼中要比阿爾卑斯山區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寶貴得多。只要第二帝國存在，要求收回——一下子收回或是一塊一塊地收回——萊茵河左岸地區只不過是時間問題。這個時間隨著1866年的普奧戰爭到來了。波拿巴在指望獲得“領土報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麥的虧，吃了他自己過分狡猾的觀望政策的虧，除發動一場戰爭之外也就別無他法。這場戰爭在1870年爆發了，結果是把他推上了色當，隨後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注：1870年9月1-2日在色當（法國東北部城市）附近進行了普法戰爭中的一次決定性會戰，法軍完全被擊潰。按照法軍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簽字的投降書，以拿破侖第三為首的8萬多名官兵和將領都成了俘虜。拿破侖第三從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監禁在威廉堡（卡塞爾附近，是普魯士國王的城堡）。色當慘敗加速了第二帝國的覆滅，並使法蘭西共和國於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5。）

    必然的後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國像紙牌搭的房子一樣倒塌了；共和國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敵人已站在大門口；帝國的那些軍隊不是被死死地圍困於梅斯，就是在德國當了俘虜。在這種危急關頭，人民允許前立法團的巴黎議員們組成了“國防政府”。人民之所以欣然同意這樣做，還因為此時所有能荷槍作戰的巴黎人都為保衛國家而加入了國民自衛軍並武裝了起來，從而工人在國民自衛軍中占了絕大多數。但是此後不久，幾乎完全由資產者組成的政府和武裝的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就爆發了。10月31日，有幾個工人營攻下了市政廳，並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員。可是，由於有人背叛，由於政府直接違背自己的諾言和幾個小資產階級營進行幹涉，被捕者又被釋放；而為了避免在◎第5頁◎遭受外敵圍困的城內爆發內戰，人民仍然讓原有的政府繼續執政。

    終於，備受饑餓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這是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光榮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墻上的武裝解除了，戰鬥部隊和流動自衛軍交出了武器，被視為戰俘。然而國民自衛軍卻保存了自己的槍械和大炮，只是同勝利者實行了停戰。勝利者不敢耀武揚威開進巴黎；他們只敢占據巴黎的一個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還是公園，而且這個角落也只被他們占了幾天！在這幾天內，曾把巴黎圍困了131天的勝利者們自己卻處於巴黎武裝工人的包圍之中，這些工人機警地監視著，不讓一個“普魯士人”越出讓給外國侵略者的那個角落的狹窄界限。巴黎的工人們竟使一支讓全部帝國軍隊放下了武器的軍隊對他們那樣敬畏。跑到這里來向革命策源地進行報覆的普魯士容克們，不得不正是在這個武裝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來，向它敬禮！

    在戰爭期間，巴黎工人只限於要求堅決繼續打仗。可是現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注：指以梯也爾和茹·法夫爾為一方，俾斯麥為另一方於1871年2月26日在凡爾賽簽訂了法德初步和約。按照初步和約，法國把阿爾薩斯和洛林東部割讓給德國，並繳付50億法郎的賠款；在賠款付清以前，德國軍隊繼續占領法國的部分領土。正式和約於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簽訂。——6。）這時新的政府首腦梯也爾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還有武器，有產階級——大土地占有者和資本家——的統治就時刻處於危險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解除工人的武裝。3月18日，他派了軍隊去奪取國民自衛軍的大炮，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圍期間由公眾捐款制造的。這個企圖沒有得逞；全巴黎像一個人一樣奮起自衛，於是巴黎和盤踞在凡爾賽的法國政府之間的戰爭即告開始。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選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這時為止執行著政府職能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把自己的全權交給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該委員會已經下令廢除了聲名狼藉的巴黎“風紀警察”。3月30 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備軍，把一切能荷槍作戰的公民都要參加的國民自衛軍宣布◎第6頁◎為唯一的武裝力量。公社免除了從1870年10月至次年4 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轉作以後的預付租金，並且停止變賣市立典押借貸處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準了選入公社的外國人為公社委員，因為“公社的旗幟是世界共和國的旗幟”（注：引自公社選舉委員會的報告，載於《法蘭西共和國公報》1871年3月31日第90號。

    《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簡稱《公報》，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機關報，1871年3月20日至5月24日在巴黎出版，它沿用了1870年9月5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的名稱（在巴黎公社時期，梯也爾政府的報紙也用此名稱在凡爾賽出版）。——7、35。）。4月1日規定，公社公務人員（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員本身）的薪金，不得超過6 000 法郎（4 800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取消國家用於宗教事務的一切開支，並把一切教會財產轉為國家財產；4月8日又據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義、禱告，總之，把“有關個人良心的一切”，從學校中革除出去，（注：指巴黎公社教育代表愛·瓦揚1871年5月11日發布的命令的內容，見《法蘭西共和國公報》1871年5月12日第132號。——編者注）此命令逐步付諸實施。4月5日，鑒於凡爾賽軍隊每天都槍殺被俘的公社戰士，頒布了扣壓人質的法令，可是這項法令始終沒有貫徹執行。4月6日，國民自衛軍第137 營把斷頭機拖了出來，在人民的歡呼聲中當眾燒毀。4月12日，公社決定毀掉旺多姆廣場上由拿破侖在1809年戰爭後用奪獲的敵軍大炮鑄成的凱旋柱，因為它是沙文主義和民族仇恨的象征。這項決定是在5月16日執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對被廠主停工的工廠進行登記，並制定計劃：把這些工廠的原有工人聯合成合作社以開工生產，同時還要把這些合作社組成一個大的聯社。4月20日，公社廢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還取消了從第二帝國時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於剝削工人之道的家夥們獨家經營的職業介紹所；這種職業介紹所交由巴黎20個區的區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閉當鋪，因為當鋪是供私人用來剝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勞動工具的權利和進行借貸的權利相◎第7頁◎抵觸。5月5日，公社決定拆毀專為處死路易十六贖罪而建築的小教堂。

    這樣，從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敵侵犯的鬥爭所遮蔽了的巴黎運動的階級性質，便以尖銳而純粹的形式顯露出來了。因為公社委員幾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過的決議也都帶有鮮明的無產階級性質。這些決議，要麽是規定實行共和派資產階級只是由於怯懦才不敢實行的、然而卻是工人階級自由行動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實行宗教對國家而言純屬私事的原則；要麽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有時還深深地觸動了舊的社會制度。但是在一個被圍困的城市內，實行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作出一個開端。從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斷增多的凡爾賽政府大軍作戰上去了。

    4月7日，凡爾賽軍隊在巴黎西線奪取了訥伊近旁的塞納河渡口；但是，4 月11日，他們向南線進攻時卻被埃德將軍擊退，傷亡慘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擊，而下令開炮的恰恰是曾經指斥普軍炮擊巴黎為褻瀆聖地的人。就是這些人現在乞求普魯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當和梅斯被俘的法國士兵，好為他們去奪回巴黎。由於這批兵員陸續開到，凡爾賽軍隊從5月初起就占了決定性的優勢。這種情況在4月23日已經表現出來了，因為梯也爾在這一天停止了根據公社提議開始進行的談判，談判的內容是用作為人質關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注：達爾布瓦。——編者注）及其他許多神父來交換兩度當選為公社委員、但被關在克萊爾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爾改變了的說話口氣中，這種情況表現得更加明顯，他先前說話是慎重而含糊的，現在忽然變得蠻橫無禮咄咄逼人了。在南線，凡爾賽軍隊於5月3日占◎第8頁◎據了穆蘭-薩凱多面堡，9日占據了已被炮火完全夷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據了旺沃堡。在西線，他們陸續攻占城墻外的許多村莊和建築物，一直推進到主墻的腳下；5月21日，由於有人叛賣以及在那里駐防的國民自衛軍疏忽大意，他們得以闖進城內。占據著北部和東部炮台的普魯士軍隊，準許凡爾賽軍隊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戰協定條款禁止他們進入的地帶向前推進，從而使他們能夠在這樣一條廣闊的戰線上實行進攻。巴黎人想必認為這一地帶有停戰協定作為保障，因而防守得不力。正因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區只進行了微弱的抵抗；闖入的敵軍越接近東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區，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頑強。只是在經過八天的戰鬥之後，最後一批公社捍衛者才在貝爾維爾和梅尼爾蒙坦的高地上倒下去，這時對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越來越瘋狂的屠殺達到了頂點。用後裝槍殺人已嫌不夠快了，於是便用機關槍去成百上千地屠殺戰敗者。最後一次大屠殺是在拉雪茲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墻近旁發生的，這堵“公社戰士墻”至今還佇立在那里，作為無聲的雄辯見證，說明一旦無產階級敢於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統治階級的瘋狂暴戾能達到何種程度。後來，當發覺不可能把一切人殺盡的時候，就開始了大逮捕，並從俘虜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犧牲品來槍殺，其余的人則趕到大營房里去，讓他們在那里等待軍事法庭的審判。包圍著巴黎東北部的普魯士軍隊奉命不得讓一個逃亡者通過，但是軍官看見士兵對人道比對上司命令更加服從時，往往裝作沒看見。特別的榮譽應該歸於薩克森軍，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許多分明是公社戰士的人。

    ——

    如果我們今天在過了20年之後來回顧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動和歷史意義，我們就會發覺，對《法蘭西內戰》中的敘述還應◎第9頁◎作一些補充。

    公社委員分為多數和少數兩派：多數派是布朗基派，他們在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里也占統治地位；少數派是國際工人協會會員，他們多半是蒲魯東派社會主義的信徒。那里，絕大多數的布朗基派不過憑著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能才是社會主義者；其中只有少數人通過熟悉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瓦揚，比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麽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蘭西銀行視為神聖，而在其大門以外畢恭畢敬地佇立不前。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但是，更令人驚訝的是，盡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魯東派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確的事情。不言而喻，對於公社在經濟方面的各種法令，無論是值得稱道還是不值得稱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魯東派負責；而對於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動和失策，則要由布朗基派負責。正如篤信某種學說的人們掌權後通常會出現的情況一樣，無論是蒲魯東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歷史的嘲弄，做了恰恰與他們那一派的學說相反的事情。

    蒲魯東這個小農和手工業師傅的社會主義者，對聯合簡直是切齒痛恨的。他說：聯合的壞處多於好處，它根本是無益的，甚至有害，因為它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鏈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條，無用而且累贅，既違反節省勞動的原則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它的缺點比優點發展得更快；與它相反，競爭、分工、私有財產才是經濟力量。只是作為例外——蒲魯東就是這樣說的——即對於大工業和大企業，譬如對於鐵路來說，工人的聯合才適用（見《革命的總觀念》（注：指蒲魯東的著作《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1851年巴黎版。馬克思1851年8月8日給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對蒲魯東的〈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一書的批判分析》，對這部著作的觀點進行了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4-196頁）。——10、207。）第3篇）。◎第10頁◎

    其實在1871年，甚至在巴黎這個手工藝品生產中心，大工業也已經不再是什麽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業以至工場手工業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工作不但應該以每一工廠內工人的聯合為基礎，而且應該把所有這些合作社組成一個大的聯社（注：參看本卷第7頁。——編者注）；簡言之，這種組織工作，正如馬克思在《內戰》中完全正確地指出的，歸根到底必然要導致共產主義（注：參看本卷第59-60頁。——編者注），即導致與蒲魯東學說正相反的方面。正因為如此，公社也是蒲魯東派社會主義的墳墓。現在這個派別在法國工人中間已經絕跡了；目前在這里馬克思的理論無可爭議地占有統治地位，這種情形在“可能派”中間絲毫不亞於在“馬克思派”中間。只有在“激進的”資產階級中間還有蒲魯東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況也並不好些。他們是在密謀派別中培育出來的，是靠相應的嚴格紀律團結在一起的，他們認為，一批相對說來數目較少的意志堅決、組織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時機不僅能夠奪得政權，而且能夠憑著一往無前的強大毅力保持政權，直到把人民群眾吸引到革命方面並使之聚集在少數領袖周圍。這首先就要把全部權力最嚴格地、獨斷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數的公社，在實際上是怎樣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國人發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們把法國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自由的聯邦，一個第一次真正由國民自己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在此以前，中央集權政府進行壓迫所憑借的力量是軍隊、政治警察、官僚機構。正是這支由拿破侖在1798年建立、後來每屆新政府都樂於接過去用以反對自己敵◎第11頁◎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須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經消除那樣。

    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麽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樣的例子不但在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內也同樣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里，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大家知道，美國人在最近30年來千方百計地想要擺脫這種已難忍受的桎梏，可是卻在這個腐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只應為社會充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那里沒有王朝，沒有貴族，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之外沒有常備軍，不存在擁有固定職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們在那里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於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第12頁◎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 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

    這種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內戰》第三章已經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這里再一次簡單扼要地談談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的，因為正是在德國，來自哲學的對國家的迷信，已經進入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之中。按照哲學概念，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同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而堅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

    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第13頁◎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

     二十周年紀念日於倫敦

    載於1890-1891年《新時代》雜志第2年卷第28期和1891 年在柏林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6-229頁◎第14頁◎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

    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是馬克思在1870年7月19-23日寫成的。

    1870年7月19日，即普法戰爭爆發的當天，總委員會委托馬克思起草關於這次戰爭的宣言。宣言在7月23日的總委員會常委會通過，在1870年7月26日的總委員會會議上被一致批準。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倫敦1870年7月28日《派爾-麥爾新聞》第1702號上，幾天以後以傳單的形式印行了1000份。英國的許多地方報紙也全文或摘要轉載了宣言。宣言曾送交《泰晤士報》編輯部，但該報拒絕發表。

    鑒於宣言的第一版很快就脫銷，1870年8月2日總委員會決定再增印1000份。同年9月，第一篇宣言又和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一起用英文再版；馬克思在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篇宣言在第一版中的幾個印刷錯誤。

    8月9日，總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把第一篇宣言翻譯成德文和法文並加以傳播。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馬克思、榮克、賽拉葉和埃卡留斯。宣言由威·李卜克內西翻譯成德文首次發表在1870年8月7日萊比錫《人民國家報》第63號上。馬克思得到宣言的這個德譯文之後，對譯文作了徹底的加工，對全文的幾乎一半重新進行了翻譯。宣言的新的德譯文刊登在1870年8月《先驅》雜志第8期上，同時還印成傳單，隨後，還發表在8月12日紐約《工人聯合報》、8月13日蘇黎世《哨兵報》第26號、8月13日維也納《人民意志報》第26號以及8月21日奧格斯堡《無產者報》第56號上。1891年紀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時候，恩格斯在柏林《前進報》出版社出版的《法蘭西內戰》德文版上刊出了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這兩篇宣言的譯者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恩格斯對譯文進行了校訂。

    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用法文發表在1870年8月日內瓦《平等報》第28號、1870年8月7日布魯塞爾《國際報》第82號和1870年8月7日韋爾維耶《米拉波報》第55號上。宣言還由總委員會所設委員會譯成法文印成傳單。第一篇宣言於1870年8-9月首次用俄文發表在日內瓦出版的《人民事業》第6-7期上。——15。）致國際工人協會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

    在1864年11月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我們曾經說過：“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們兄弟般的合作，那麽當存在著那種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灑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時，他們又怎麽能完成這個偉大任務呢？”我們當時用這樣的話描述了國際所主張的對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關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各民族之間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607頁。——編者注）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國的階級鬥爭篡奪了政權，並且以不時進行的對外戰爭來延長其統治，無怪他一開始就把國際看作危險的敵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下令在巴黎、里昂、魯昂、馬賽、布雷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國全境搜捕國際工人協會各個領導機構的成員，借口說國際是一個秘密團體，涉嫌參與一起暗殺他的陰謀；這種借口之荒唐無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們揭穿了。（注：拿破侖第三政府為了平息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鞏固搖搖欲墜的第二帝國政權，於1870年5月舉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交表決的問題均以這樣一種方式提出：對第二帝國的政策表示不讚同，就意味著反對一切民主改革。盡管政府采取了這種蠱惑性的伎倆，公民投票的結果仍然表明反政府力量的增長：投票反對政府的有150萬人，拒絕參加投票的有190萬人。政府在準備公民投票的同時，廣泛采取了鎮壓工人運動的措施，對工人組織竭盡造謠誣蔑之能事，歪曲它們的目的，並以“赤色恐怖”來嚇唬中間階層。

    國際的巴黎聯合會和巴黎職工會聯合會在1870年4月24日發表宣言，揭露了波拿巴派玩弄的公民投票的實質，並號召工人拒絕參加。公民投票前夕，政府以警察捏造的謀刺拿破侖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聯合會的會員，並以此為借口在法國各城市對國際會員進行大規模的迫害。1870年6月22日至7月5日舉行的對巴黎聯合會會員的審判完全暴露了這一罪名是莫須有的，在法國的許多國際會員僅僅因為他們屬於國際工人協會，便被波拿巴的法庭判處徒刑。

    法國政府當局對國際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階級強烈的抗議。——15。）國際的法國各個支部的真正罪行究竟是什麽呢？就在於它們曾經公開地大聲告訴法國人民：參加全民投票就等於投票讚成對內專制◎第15頁◎和對外戰爭。的確，正是由於它們的努力，在法國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業中心，工人階級都一致起來反對全民投票。不幸，由於農村地區的極端愚昧無知，形勢發生了逆轉。歐洲各國的證券交易所、政府、統治階級和報刊都歡慶全民投票的成功，認為這是法國皇帝對法國工人階級的重大勝利。實際上這是個謀殺的信號，謀殺的對象已不是一個人，而是多少個國家的人民。

    1870年7月的軍事陰謀不過是1851年12月的政變（注：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發動的政變，政變的結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國建立了第二帝國（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體。——16。）的修正版。初看起來，事情荒謬得很，全法國都不肯相信當真要發動戰爭。他們寧肯相信那位把內閣的好戰言論斥為不過是交易所把戲的議員（注：茹爾·法夫爾。——編者注）。當7月15日立法團終於被正式告知要打仗的時候，全體反對派都拒絕批準初步費用，甚至梯也爾也斥此事為“可憎”；巴黎所有一切獨立的報紙都對此事進行了譴責，並且，說也奇怪，外省的報紙也與它們幾乎采取一致行動。

    與此同時，國際的巴黎會員也再次行動起來。在7月12日的《覺醒報》（注：《覺醒報》是法國左派共和黨人的機關報，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沙·德勒克呂茲任主編。該報原為周報，1869年5月起改為日報，1870年10月起持反國防政府的立場。——16。）上，他們發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書》，現摘引幾段如下：

    “在保持歐洲均勢和維護民族尊嚴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在威脅世界和平了。法國、德國、西班牙的工人們！把我們的呼聲聯合成為共同反對戰爭的怒吼吧！……　爭奪霸權的戰爭，或維護某一王朝利益的戰爭，在工人看來只能是荒謬絕倫的犯罪行為。我們渴望和平、勞動和自由，我們堅持反對那些自己不去流血卻利用社會災難來進行新的投機的人的黷武叫囂！……　德國弟兄們！我們彼此分裂只會使專制制度在萊茵河兩岸都獲得完全勝利……　全世界的工人們！不管我們的共同努力在目前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我們這些不分國界的國際工人協會會員，代表法國工人向你們表示良好的祝願和敬意，並保證忠於牢不可破的團結。”◎第16頁◎

    在我們的巴黎支部發表這個宣言以後，接著法國各地也發出了許多同樣的宣言，我們這里只能援引其中一篇。塞納河畔訥伊支部在7月22 日的《馬賽曲報》（注：《馬賽曲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左派共和黨人的機關報，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該報經常刊載有關國際的活動和工人運動的材料。——17。）上發表的宣言中說：

    “這次戰爭是正義的嗎？不！這次戰爭是民族的嗎？不！這只是王朝的戰爭。為了人道，為了民主，為了法國的真正利益，我們完全並堅決擁護國際反對戰爭的聲明。”

    這些抗議表達出了法國工人的真實情感。不久就發生一件奇事證明了這一點。原先在路易·波拿巴當總統的時候糾集起來的十二月十日幫換上了工人的衣服，受指使跑上了巴黎的大街去表演戰爭狂熱（注：指支持路易·波拿巴的掠奪計劃的沙文主義示威遊行。這次示威遊行是波拿巴分子於1870年7月14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組織的。

    十二月十日幫指十二月十日會，該會為紀念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而得名。這一組織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團體，成立於1849年，主要由墮落分子、政治冒險家、軍人等組成。雖然1850年11月該組織表面上被解散，實際上它的黨羽還繼續進行波拿巴主義的宣傳，並積極參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變。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對十二月十日會作了詳盡的評述。——17。），市郊的真正工人們當即出來舉行了擁護和平的示威，聲勢異常浩大，以致警察局長皮埃特里覺得還是立即禁止任何街頭政治活動為妙。他提出的借口是，忠誠的巴黎人民已經充分地宣泄了他們蘊藏已久的愛國情感與高漲的戰爭熱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魯士的戰爭進程如何，第二帝國的喪鐘已經在巴黎敲響了。它以一場模仿醜劇開始，仍將以一場模仿醜劇告終。但是不應該忘記，正是歐洲各國政府和統治階級使路易·波拿巴能夠把覆辟帝國的殘酷笑劇表演了18年之久。

    從德國方面來說，這次戰爭是防御性的戰爭。但是，究竟是誰把德國置於必須進行自衛的地位呢？是誰使路易·波拿巴能夠對德國進行戰爭呢？正是普魯士！是俾斯麥恰恰同這個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結，目的是要鎮壓普魯士本國人民的反抗，並使霍亨索倫王朝吞並全德。假定薩多瓦之役（注：薩多瓦之役，即薩多瓦會戰，是1866年7月3日以奧地利和薩克森的軍隊為一方，普魯士的軍隊為另一方，在捷克薩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城郊）進行的會戰，以奧軍敗北而告終。在歷史上這次會戰又稱克尼格雷茨會戰。——17。）不是打勝而是打敗了，法國軍隊就會以普魯士盟友資格在德國到處橫行。普魯士在勝利之後，難道曾有過片刻想要以一個自由的德國去和一個被奴役的法國相對抗嗎？恰恰相反。普魯士細心保存了自己舊制度固有的一切妙處，另◎第17頁◎外又采納了第二帝國的一切奸猾伎倆：它的真專制與假民主，它的政治面具與財政手腕，它的漂亮言辭與齷齪行徑。波拿巴體制以前只是在萊茵河的一岸稱雄，如今在河的另一岸又出了個一模一樣的體制。在這種形勢下，除了戰爭，還能有什麽結果呢？

    如果德國工人階級聽任目前這場戰爭失去其嚴格的防御性質而蛻變為反對法國人民的戰爭，那麽無論勝利或失敗，都同樣要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德國在它的所謂解放戰爭（注：指1813-1814年德國人民反對拿破侖統治的民族解放戰爭。——2、18。）之後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將會變本加厲地重新落到它的頭上。

    然而，國際的原則在德國工人階級中間傳播非常廣，紮根非常深，我們不必擔心會發生這種悲慘的結局。法國工人的呼聲已經在德國得到了反響。7月16 日在不倫瑞克舉行的工人群眾大會宣布完全讚同巴黎宣言，唾棄對法國持民族對立態度的主張。會上通過的決議在結束語中是這樣說的：

    “我們反對一切戰爭，而首先反對的是王朝戰爭……　我們為即將被迫參加一場無可避免的不幸的防御戰爭而深感悲痛；同時我們號召德國全體工人階級一定要使這樣一種巨大的社會災難不再重演。為此，工人階級必須爭取讓各國人民自己都有權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從而使他們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在開姆尼茨，代表5萬薩克森工人的代表大會（注：薩多瓦之役，即薩多瓦會戰，是1866年7月3日以奧地利和薩克森的軍隊為一方，普魯士的軍隊為另一方，在捷克薩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城郊）進行的會戰，以奧軍敗北而告終。在歷史上這次會戰又稱克尼格雷茨會戰。——17。）一致通過了如下的決議：

    “我們以德國民主派的名義，特別是以參加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的名義宣布，目前這場戰爭完全是王朝戰爭……　我們高興地握住法國工人們向我們伸出的兄弟之手……　我們牢記國際工人協會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永遠也不會忘記世界各國的工人都是我們的朋友，而世界各國的專制君主都是我們的敵人。”

    國際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說：◎第18頁◎

    “我們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們的抗議……　我們莊嚴地宣誓：無論是軍號的聲音或大炮的轟鳴，無論是勝利或失敗，都不能使我們離開我們為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而奮鬥的共同事業。”

    好極了！

    在這場自殺性鬥爭的背景上，閃現著俄國的陰影。不祥的征兆是，目前的這場戰爭發出信號時，正趕上俄國政府剛剛建成它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鐵道線並且已經向普魯特河方向集結軍隊。不論德國人在反對波拿巴侵略的防御戰爭中應該得到怎樣的同情，只要他們容許普魯士政府請求或者接受哥薩克的援助，那他們得到的同情就會立即失去。他們應該記得，德國在進行了反對拿破侖第一的解放戰爭以後，曾經有數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腳下。

    英國工人階級向法國工人和德國工人伸出了友誼的手。他們深信，不管當前這場可憎的戰爭進程如何，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聯合終究會根絕一切戰爭。法國當局和德國當局把兩國推入一場手足相殘的爭鬥，而法國的工人和德國的工人卻互通和平與友誼的信息。單是這一件史無前例的偉大事實，就向人們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來。這個事實表明，同那個經濟貧困和政治昏聵的舊社會相對立，正在誕生一個新社會，而這個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為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

    這個新社會的開路先鋒就是國際工人協會。

    ——

    總委員會：

    羅伯特·阿普耳加思　　喬治·米爾納◎第19頁◎

    馬丁·詹·布恩　　　　托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　查理·默里

    考埃爾·斯特普尼　　　　喬治·奧哲爾

    約翰·黑爾斯　　　　　　詹姆斯·帕涅爾

    威廉·黑爾斯　　　　　　普芬德

    喬治·哈里斯　　　　　　呂爾

    弗里德里希·列斯納　　　約瑟夫·謝潑德

    勒格廖利耶　　　　　　　斯托爾

    W·林特恩　　　　　　　 施穆茨

    捷維·莫里斯　　　　　　威·唐森

    通訊書記：

    歐仁·杜邦………………法國

    卡爾·馬克思……………德國

    奧·賽拉葉………………比利時、荷蘭和西班牙

    海爾曼·榮克……………瑞士

    喬萬尼·波拉……………意大利

    安東尼·紮比茨基………波蘭

    詹姆斯·科恩……………丹麥

    約·格·埃卡留斯………美國

    執行主席　本傑明·魯克拉夫特

    財務委員　約翰·韋斯頓

    總 書 記　約翰·格奧爾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23日於倫敦西中央區海-霍耳博恩街256號

    寫於1870年7月19-23日

    1870年7月用英文印成傳單，1870年8-9月用德文、 法文和俄文在報刊上發表，並用德文、法文印成傳單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9頁◎第21頁◎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

    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是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寫成的。

    1870年9月6日，國際總委員會研究了由於第二帝國崩潰及普法戰爭進入一個新階段而形成的新局勢，決定就普法戰爭發表第二篇宣言。為此，成立了一個起草委員會，其成員有馬克思、榮克、米爾納和賽拉葉。

    馬克思起草這篇宣言時，利用了恩格斯寄給他的各種材料，這些材料揭露了普魯士軍閥、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借口軍事戰略上的需要而並吞法國領土的野心。總委員會在1870年9月9日召開專門會議，一致通過了馬克思起草的這一宣言。宣言被分送到倫敦各資產階級報紙，這些報紙卻采取沈默態度，只有《派爾－麥爾新聞》在1870年9月16日摘要刊登了宣言。9月11-13日宣言用英文以傳單的形式印行1000份。9月底又出版了將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的新版本。這一版改正了第一版的幾個印刷錯誤，也對個別段落的文字作了修改。

    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由馬克思翻譯的，他在翻譯時刪去了個別段落，增加了幾句專門針對德國工人說的話。第二篇宣言的這個譯本發表在1870年10-11月《先驅》雜志第10-11期，1870年10月8日維也納《人民意志報》第37號以及1870年10月1日蘇黎世《哨兵報》第33號上，同時還以傳單的形式在日內瓦印行。1891年，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的德文第三版中刊出了第二篇宣言，為該版翻譯第二篇宣言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恩格斯對譯文進行了校訂。

    第二篇宣言的法譯文載於1870年10月23日《國際報》第93號和12月4日的第99號，1870年9月21日《波爾多論壇報》，並以節譯的形式載於1870年10月4日《平等報》第35號，此外，這篇宣言還用弗拉芒文發表於1872年10月16日和24日安特衛普《工人報》第51號和52號。——22。）致國際工人協會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

    在我們7月23日發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們說過：

    “第二帝國的喪鐘已經在巴黎敲響了。它以一場模仿醜劇開始，仍將以一場模仿醜劇告終。但是不應該忘記，正是歐洲各國政府和統治階級使路易·波拿巴能夠把覆辟帝國的殘酷笑劇表演了18年之久。”（注：見本卷第17頁。——編者注）

    這樣，在軍事行動實際開始以前，我們就已經把那個波拿巴泡沫當作過去的事物來對待了。

    我們對第二帝國生命力的看法沒有錯，我們擔心在德國方面“戰爭失去其嚴格的防御性質而蛻變為反對法國人民的戰爭”（注：見本卷第18頁。——編者注），也沒有錯。就事論事，防御性戰爭是到路易·波拿巴繳械、色當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國成立時告終的。但是還在這些事件之前很久，當波拿巴軍隊腐朽透頂的情況剛一變得顯而易見的時候，普魯士軍事上的幕後操縱者就決定要打一場征服戰爭了。不過在他們的面前有一個討厭的障礙，即國王威廉自己在戰爭開始時發表的聲◎第22頁◎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聯邦國會上發表的御座演說中，曾莊嚴地宣稱，他是同法國皇帝作戰，不是同法國人民作戰。8月11日，他曾發布告法蘭西民族書，其中說道（注：在馬克思翻譯並於1870年以單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刪去了這句話和以下的引文，接下來一直到“他們立刻將此意暗示給了……市議員和新聞記者”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刪節。——編者注）：

    “拿破侖皇帝在陸上和海上向昨天和今天一直都願意同法國人民和平相處的德意志民族發動了進攻；為了打退他的進攻，我負起了指揮德國軍隊的責任，而現在戰局驅使我越過了法國的國界。”

    威廉並不滿足於宣稱他只是“為了打退進攻”才負起指揮德國軍隊的責任，以此來表白戰爭的防御性質，他又補充說，他只是在“戰局驅使”下才越過了法國的國界。自然，防御戰爭並不排除“戰局”所要求的進攻行動。

    可見，這位虔誠的國王曾向法國和全世界保證他所進行的是嚴格防御性的戰爭。怎樣才能使他擺脫這一莊嚴保證的約束呢？導演這出戲的人們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這樣：仿佛威廉是違心地順從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們立刻將此意暗示給了德國自由資產階級以及他們那幫教授、資本家、市議員和新聞記者。這個在1846-1870年爭取公民自由的鬥爭中表現得空前猶豫、無能和怯懦的資產階級，看到要在歐洲舞台上扮演兇猛吼叫的德國愛國之獅的角色，當然是欣喜若狂。它奪回它的公民獨立自主的權利，擺出一副逼迫普魯士政府的樣子。逼迫政府幹什麽呢？逼迫政府接受政府自己的秘密計劃。它深切懺悔不該那樣長久地、幾乎像信奉宗教一樣地深信路易·波拿巴永無過失，因此它大聲疾呼要求肢解法蘭西共和國。讓我們略微聽一聽這些愛國勇士們所用的◎第23頁◎獨特論據吧。

    他們不敢公然說阿爾薩斯-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國懷抱。恰恰相反。為了懲罰這些居民對法國的愛國情感，斯特拉斯堡（一個有一座居高臨下的獨立衛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彈野蠻地濫轟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毀，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殺害！當然啦！這兩省的領土先前有個時候曾經隸屬於早已壽終正寢的德意志帝國。因此，這塊領土連同它所有的居民，看來應該當作德國不可剝奪的財產加以沒收。如果依照古玩鑒賞家的想法恢覆昔日歐洲的地圖，那就千萬不要忘記，先前勃蘭登堡選帝侯曾以普魯士領主身分做過波蘭共和國的藩臣（注：1618年勃蘭登堡選帝侯國與16世紀初由條頓騎士團領地組成並臣屬於波蘭貴族共和國的普魯士公國（東普魯士）合並。勃蘭登堡選帝侯作為普魯士的領主而成為波蘭的藩臣，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1657年，當時勃蘭登堡選帝侯利用了波蘭對瑞典作戰的困難，爭得了波蘭對他的普魯士領地主權的承認。——24。）。

    但是，更有心計的愛國者們要求占有阿爾薩斯-洛林德語區的理由是，此乃防止法國侵略的“物質保證”。因為這種卑鄙的口實曾把許多頭腦遲鈍的人弄得糊里糊塗，我們認為有責任比較詳細地談談這一點。

    毫無疑義，阿爾薩斯的一般地勢（和萊茵河對岸相比而言），加上約在巴塞爾和蓋默斯海姆之間的半路上有斯特拉斯堡這樣一個築壘大城市，這就使法國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從南德意志入侵法國就特別困難。同樣毫無疑義，阿爾薩斯-洛林德語區並入德國，會大大加強南德意志的邊防，因為那時南德意志將能夠控制全部孚日山脈和作為北面關隘屏障的各個要塞。如果梅斯也被並入，當然，法國兩個主要的對德作戰基地一時就都失掉了，但是這並不能阻止它在南錫或凡爾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國有科布倫茨、美因茨、蓋默斯海姆、拉施塔特和烏爾姆等，這些基地都是用於對法國作戰的，並且在這次戰爭中都曾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果德國連法國在這一地帶僅有的兩個還算是有價值的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都不肯給它留下，那還有什麽公平可言？況且，斯特拉斯◎第24頁◎堡只有在南德意志與北德意志分離的時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脅。從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沒有從這方面受到侵犯，因為普魯士當時參加了反對法國革命的戰爭；但是，當普魯士於1795年締結了單獨和約（注：指1795年4月5日參加了反法同盟的普魯士同法蘭西共和國單獨締結的巴塞爾和約，這個和約的簽訂導致了歐洲各國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25。）而把南方置之不顧的時候，南德意志立即受到以斯特拉斯堡為基地的侵犯，並且一直繼續到1809年。實際上，統一的德國任何時候都能夠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駐在阿爾薩斯的任何法國軍隊無以為害，辦法是：把自己的全部軍隊集中在薩爾路易和蘭道之間——在這次戰爭中就是這樣做的——並沿美因茨到梅斯的交通線進攻或應戰。只要德國的大部軍隊駐紮在那里，那麽從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進犯的任何法國軍隊，都有被從側翼包圍和被切斷交通線的危險。如果最近這次戰爭證明了什麽東西的話，那就是證明了從德國向法國進攻較為容易。

    但是，老實說，把軍事上的考慮當成決定國界的原則，豈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時代錯誤嗎？如果按照這條規則行事，那麽奧地利就仍然有權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喬河一線；而法國就仍然有權為保護巴黎而要求取得萊茵河一線，因為巴黎從東北受到進攻的危險，無疑比柏林從西南受到進攻的危險要大。如果國界按軍事利益來決定，那麽這種要求就會沒完沒了，因為任何一條戰線都必然有其缺點，都可能用再兼並一些鄰近地區的辦法加以改善；並且這種國界永遠也無法最終地和公允地劃定，因為每一次總是戰勝者強迫戰敗者接受自己的條件，從而播下新戰爭的種子。

    全部歷史的教訓就是這樣。就整個民族來說和就個人來說都是如此。為了剝奪對方的進攻能力，就必須剝奪對方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對方的喉嚨，而且要殺死對方。如果說過去有哪個戰勝者曾經獲取“物質保證”用以摧毀一個民族的力量的話，那就是拿破侖第一：他締結過蒂爾西特和約（注：蒂爾西特和約是拿破侖法國同參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戰敗國俄國和普魯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簽訂的和約。和約條件對普魯士極為苛刻，使普魯士喪失很大一部分領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屬地）。為了分裂戰敗國，拿破侖沒有向俄國提出領土要求，反而使它獲得了普魯士割讓的比亞韋斯托克地區。但是，亞歷山大一世必須承認法國在德國占領的地區和拿破侖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在原來歸並於普魯士的一小塊波蘭領土上成立華沙大公國（法國企圖使之成為進攻俄國的跳板），與普魯士一樣解除與英國的聯盟，加入拿破侖的大陸封鎖體系。拿破侖第一強迫簽訂的這個掠奪性的蒂爾西特和約，引起了德國人民的極端不滿，從而為1813年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運動奠定了基礎。——25。），用這個和約來宰割普魯士以◎第25頁◎及德國其余部分。然而，幾年之後，他那赫赫威勢就像一根腐爛的蘆葦似的被德國人民摧毀了。普魯士現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夠或者敢於向法國索取的“物質保證”，難道能夠和拿破侖第一曾從德國本身索取過的相比嗎？結果也會是同樣悲慘的。歷史將來給予報應的時候，決不會是看你從法國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19世紀下半葉重新推行掠奪政策的這種罪惡有多大！

    條頓族的愛國喉舌們會說：但是你們不應該把德國人同法國人混為一談呀。我們所要的不是榮譽，而是安全。德國人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在他們清醒的監護下，甚至掠奪行為也從未來戰爭的原因變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證。1792年為了用刺刀鎮壓18世紀革命這一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國的當然不是德國人呀！由於奴役意大利、壓迫匈牙利和瓜分波蘭而染污了雙手的也不是德國人呀！在德國現行軍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被分成現役常備軍和歸休常備軍兩部分，這兩部分都必須絕對服從自己的天賜長上。這樣的軍事制度當然是維護和平的“物質保證”，並且是文明的最終目的！在德國，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有權勢者的走卒總是用虛偽的自我吹噓毒化社會輿論。

    這幫德國愛國志士一看到法國的梅斯和斯特拉斯堡這兩個要塞就裝出氣憤的樣子，但是對於俄國在華沙、莫德林、伊萬城等處修築龐大的防御工事體系，他們卻不認為有什麽不好。他們在波拿巴入侵帶來的恐怖景象面前周身發抖，而他們對於受俄皇監護的恥辱卻若無其事。

    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麥曾相互作出保證，同樣，在1870年，哥爾查科夫也和俾斯麥相互作出保證。（注：1865年10月，俾斯麥和拿破侖第三在比亞里茨會晤。拿破侖第三事實上同意了普魯士與意大利結盟和對奧地利發動戰爭。當時拿破侖第三認為，後來發生於1866年的普奧戰爭將會持續很久，他可以伺機插手，從中漁利。

    1870-1871年普法戰爭開始時，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哥爾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麥舉行談判時聲明，俄國在戰爭中將采取有利於普魯士的善意的中立，並將對奧地利施加外交壓力；同時普魯士政府則答應不給沙皇俄國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制造障礙。——26。）從前，路易·波拿巴曾自鳴得意地認為1866年的戰爭將使奧地利和普魯士都精◎第26頁◎疲力竭，因而使他成為德國的最高主宰，同樣，現在亞歷山大也自鳴得意地認為1870年的戰爭將使德國和法國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為西歐大陸的最高主宰。當年第二帝國認為自己不能與北德意志聯邦並存，如今專制的俄國也定會感覺到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帝國對它是一個威脅。這原是舊的政治制度的規律。在這個舊制度範圍內，一國之所得即是他國之所失。沙皇能對歐洲發生極大的影響，是由於他對德國有傳統的控制力。當俄國內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會力量有可能動搖專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時，難道沙皇能容許喪失他的這種國外威勢嗎？俄國的報紙已經用波拿巴的報紙在1866年戰爭結束後所用的口氣說話了。難道條頓族的愛國志士真的以為他們迫使法國投入俄國的懷抱，就可以保證德國獲得自由與和平（注：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自由與和平”的前面加有“獨立”。——編者注）嗎？如果德國在軍事上的僥幸、勝利後的驕橫以及王朝的陰謀驅使下要去宰割法國，那麽它就只有兩條路可走。它必須不顧一切後果，公開充當俄國掠奪政策的工具（注：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這符合霍亨索倫王朝的傳統”。——編者注），或者是稍經喘息之後重新開始準備進行另一次“防御”戰爭，但不是進行那種新發明的“局部”戰爭，而是進行種族戰爭，即反對聯合起來的斯拉夫語族和羅曼語族的各種族的戰爭（注：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這就是昏憒的資產階級愛國者為德國’保證’的和平前景。”——編者注）。

    德國工人階級堅決支持了它所無力阻止的這場戰爭，把這看作是爭取德國獨立、爭取法國和全歐洲從第二帝國這個可惡的夢魘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正是德國的產業工人，和農業勞動者◎第27頁◎一起，撇下了半饑半飽的家庭而組成了英勇的軍隊的骨幹。他們在國外戰場上有多少人戰死，而回國後還要有多少人窮死餓死（注：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而愛國主義的空談家會安慰他們說，資本無祖國，而工資是由非愛國主義的國際性的供求規律來調節的。因此，難道工人階級現在還不應該表示自己的態度，不再讓資產階級老爺們用工人階級的名義來講話？”——編者注）。所以他們現在也要求得到“保證”——保證使他們付出的無數犧牲不致白費，使他們獲得自由，使他們對波拿巴軍隊的勝利不會像1815年那樣變成德國人民的失敗（注：指德國封建反動勢力在拿破侖統治覆滅後取得勝利。

    德國和歐洲其他許多國家的人民曾一起參加了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戰爭，然而1815年拿破侖被推翻以後，戰爭的勝利果實卻被歐洲封建專制國家中以反動貴族階級為支柱的統治者們所竊取。以奧地利、普魯士和沙皇俄國為核心的反革命君主聯盟——神聖同盟，成了歐洲國家命運的主宰。隨著德意志聯邦的建立，德國保持了封建割據的局面，鞏固了德意志各邦的封建專制制度，保留了貴族階級的一切特權，加強了對農民半農奴制的剝削。——28。）。而他們所要求的第一個這樣的保證，就是給法國以光榮的和平並承認法蘭西共和國。

    德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在9月5日發表了一個宣言，堅決要求這些保證。宣言說：

    “我們抗議兼並阿爾薩斯-洛林。我們了解我們是代表德國工人階級說話的。為了法國和德國的共同利益，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為了西方文明戰勝東方野蠻的利益，德國工人決不能容忍兼並阿爾薩斯-洛林……　我們將忠實地同我們的全世界工人同志們站在一起，為無產階級共同的國際事業而奮鬥！”（注：見《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宣言。告全體德國工人！》，宣言先以傳單形式在1870年9月5日印行，後發表在1870年9月11日《人民國家報》第73號上。——28。）

    不幸，我們不能指望他們馬上獲得成功。既然法國工人在和平時期尚且不能制止住侵略者，那麽德國工人在軍事狂熱時期又怎麽會有更多的希望制止住勝利者呢？德國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當作普通罪犯引渡給法蘭西共和國。他們的統治者卻已在竭力設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宮的寶座，認為他是能葬送法國的最佳人選。可是無論如何，歷史會證明，德國工人決不是像德國資產階級那樣由柔軟的材料制成的。他們一定會盡到自己的責任。◎第28頁◎

    我們像他們一樣為法國建立共和國而歡呼，但是同時我們感到不安，我們唯願這種不安是無根據的。這個共和國並沒有推翻王權，而只是占據了它空出來的位子（注：在1870年德文版中是“它在德國刺刀之下空出來的位子”。——編者注）。它不是作為社會的勝利，而是作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個臨時政府手中；組成這個政府的，一部分人是聲名狼藉的奧爾良黨人（注：奧爾良黨人，見注7。——29。），一部分人是資產階級共和黨人，而後者中間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義時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點。這個政府的成員之間的職務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奧爾良黨人奪取了軍隊和警察這樣一些重要據點，而自稱共和黨的人分到的則是那些說空話的部門。這個政府采取的最初幾個步驟已經很清楚地表明，這個政府不只是從帝國那里繼承了一大堆殘磚斷瓦，而且還繼承了它對工人階級的恐懼。如果說現在他們以共和國的名義說了許多大話，要求去做終歸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麽其目的不是為了組建“可能存在的”政府而掀起一場喧囂嗎？這個共和國在它的某些資產階級管理者的眼中，不是僅僅應當成為奧爾良王朝覆辟的跳板和橋梁嗎？

    由此可見，法國工人階級正處於極困難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機中，當敵人幾乎已經在敲巴黎城門的時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都將是絕望的蠢舉。法國工人應該執行自己的公民職責（注：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職責”的後面加有“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編者注），但同時他們不應當為民族歷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國農民曾經為民族歷史上的第一帝國所欺騙那樣。他們不應當重覆過去，而應當建設未來。唯願他們鎮靜而且堅決地利用共和國的自由所提供的◎第29頁◎機會，去加強他們自己階級的組織。這將賦予他們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為法國的覆興和我們的共同事業即勞動解放的事業而鬥爭。共和國的命運要靠他們的力量和智慧來決定。

    英國工人已經采取了一些步驟，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壓力來強迫他們的政府改變不願承認法蘭西共和國的態度。（注：指英國工人發動的爭取承認1870年9月4日成立的法蘭西共和國並在外交上給它以支持的運動。從9月5日起，倫敦、伯明翰、紐卡斯爾堡以及其他大城市舉行了有廣大勞動群眾參加的集會和示威遊行；工聯在這當中起了積極的作用。集會和示威遊行的參加者表示同情法國人民，並在他們的決議和請願書中要求英國政府立即承認法蘭西共和國。

    國際總委員會和馬克思本人積極參加了爭取承認法蘭西共和國運動的組織工作。——30。）英國政府現在遲遲不決，大概是想以此為反雅各賓戰爭，為自己過去承認政變時所表現的不體面的急性態度彌補過失吧。（注：暗指英國自歐洲封建專制國家於1792年開始對革命的法國作戰以來，積極參與了促使這些國家結成聯盟的活動，並於1793年直接加入了這場戰爭，英國是歐洲最早承認法國1851年12月2日建立的波拿巴政體的國家。——30。）此外，英國工人要求他們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對肢解法國，而這種肢解是一部分英國報刊公然無恥地要求的（注：在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結尾是“而英國部分報刊要求這種肢解的叫嚷並不低於德國的愛國者”。——編者注）。正是這部分報刊曾在整整20年內把路易·波拿巴崇奉為歐洲的救主，並且歡欣若狂地讚揚了美國奴隸主的叛亂。現在，它們也像那時一樣，為奴隸主的利益賣力。

    每一個國家的國際工人協會支部都應當號召工人階級行動起來。如果工人們忘記自己的職責，如果他們采取消極態度，那麽現在這場可怕的戰爭就只不過是將來的更可怕的國際戰爭的序幕，並且會在每一國家內使刀劍、土地和資本的主人又一次獲得對工人的勝利。

    共和國萬歲！


馬克思　法蘭西內戰（之二）

    *（注：《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的一篇宣言，科學共產主義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國家、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馬克思就開始細心搜集和研究所有關於公社活動的消息，如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法國、英國、德國報刊的材料，巴黎來信提供的情況等等。最初，馬克思曾在1871年3月28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發表一篇告巴黎工人的宣言，這項建議被一致通過，但後來，巴黎形勢的發展使他意識到，應該向全世界無產階級發出呼籲，於是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總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就法國“鬥爭的總趨向”發表一篇告國際全體會員的宣言。總委員會委托馬克思起草這一宣言。4月18日後，馬克思開始進行這項工作，一直繼續到5月底。他先寫了《法蘭西內戰》的初稿和二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33-662頁；本卷第87-122頁載有初稿和二稿摘錄），從5月6日起著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後一個街壘陷落的兩天以後，總委員會一致批準了馬克思宣讀的《法蘭西內戰》的定稿文本。隨後，馬克思又對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補充和加工。

    《法蘭西內戰》最初於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倫敦用英文印成35 頁的小冊子發表，印數1 000份。1871年6月27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報告說，第一版已垡豢眨⒔ㄒ樵儆? 000份。總委員會同意了馬克思的建議，不久便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數2 000份。與此同時《法蘭西內戰》還由愛·特魯拉夫於1871年7月1 日以傳單的形式發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第二版中改動了幾處正文，更正了第一版的幾個印刷錯誤，並增補了《附錄》的第二部分。宣言的署名作了如下變動：去掉工聯主義者本·魯克拉夫特和喬·奧哲爾的名字（他們在資產階級報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並退出了總委員會），增添了總委員會新成員的名字。1871年7月25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通報說，第二版又已脫銷。總委員會根據恩格斯的提議，於1871年8月初出了《法蘭西內戰》英文第三版，印數1 000份，馬克思在這一版中刪去了前兩版中個別不確切的地方。）

    （注：1871-1872年，《法蘭西內戰》被譯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蘭文、弗拉芒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丹麥文以及波蘭文，在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期刊上發表，同時還出了單行本。

    德譯文是由恩格斯翻譯的，1871年6-7月發表於《人民國家報》（6月28 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第52-61號），1871年8-10 月在《先驅》雜志上摘要發表，此外，還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恩格斯在翻譯時作了幾處不大的改動。1876年，為了紀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蘭西內戰》的新德文本，對文字作了一些訂正。

    1891年，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準備出《法蘭西內戰》的德文第三版（紀念版）時，恩格斯重新校訂了譯文，並為該版寫了導言。恩格斯把馬克思寫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進了這一版。此後在各種文字的單行本中，導言和兩篇宣言也都與《法蘭西內戰》一起刊印。

    《法蘭西內戰》的法譯文於1871年7月6日至9月3日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報》上刊出，同年8月3日至10月21日在日內瓦的《平等報》上刊出。1872年在布魯塞爾根據英文第三版翻譯出版了法文版單行本，譯文經馬克思校訂過，他曾作了大量修改，把某些段落重新譯過。——1。）

    總委員會：

    羅伯特·阿普耳加思　　　　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　　凱希爾

    約翰·黑爾斯　　　　　　　威·黑爾斯◎第30頁◎

    喬治·哈里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納

    洛帕廷　　　　　　　　　　本·魯克拉夫特

    喬治·米爾納　　　　　　　托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　　　　　　　　喬治·奧哲爾

    詹姆斯·帕涅爾　　　　　　普芬德

    呂爾　　　　　　　　　　　約瑟夫·謝潑德

    考埃爾·斯特普尼　　　　　斯托爾

    施穆茨

    通訊書記：

    歐仁·杜邦………………法國

    卡爾·馬克思……………德國和俄國

    奧·賽拉葉………………比利時、荷蘭和西班牙

    海爾曼·榮克……………瑞士

    喬萬尼·波拉……………意大利

    捷維·莫里斯……………匈牙利

    安東尼·紮比茨基………波蘭

    詹姆斯·科恩……………丹麥

    約·格·埃卡留斯………美國

    執行主席　威廉·唐森

    財務委員　約翰·韋斯頓

    總 書 記　約翰·格奧爾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於倫敦西中央區海-霍耳博恩街256號◎第31頁◎

    寫於1870年9月6-9日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印成傳單，1870年9-12月用德文印成傳單，並用德文和法文在報刊上發表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頁◎第32頁◎

    法蘭西內戰　國際工人

    協會總委員會宣言

    致協會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

    一

    1870年9月4日，當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國而幾乎立刻受到法蘭西舉國一致歡呼的時候，有一夥鉆營祿位的律師——梯也爾是他們的政治家，特羅胥是他們的將軍——占據了市政廳。那時他們的頭腦里充滿著這樣一種迷信，即巴黎在一切歷史危機時期負有代表全法國的使命，所以他們以為只要出示他們業已失效的巴黎議員證書，就足以使他們僭取到的法蘭西統治者頭銜合法化。在這夥人上台五天以後，我們在關於上次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經向你們說明他們究竟是些什麽人了（注：見本卷第29頁。——編者注）。但是，當時巴黎處在措手不及狀態下，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們還關在波拿巴的監獄里，而普魯士軍隊又已經向巴黎開來，所以巴黎容忍了這些人掌握政權，不過附有一個明確的條件，就是他們只能為國防的目的運用這個政權。然而要保衛巴黎，就不能不武裝它的工人階級，把他們組織成為一支有戰鬥力的軍事力量，並且就在戰爭中鍛煉他們的隊伍。可◎第33頁◎是，武裝巴黎無異是武裝革命。巴黎戰勝普魯士侵略者，無異是法國工人戰勝法國資本家及其國家寄生蟲。國防政府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之間的這一沖突中，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

    他們所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派梯也爾遍訪歐洲各國宮廷，以把共和國換成王國為條件，乞求調解。巴黎被圍四個月以後，他們就認為開始談論投降的適當時機已經到來了，那時特羅胥在一次有茹爾·法夫爾及其他同僚在場的場合，向聚會的巴黎區長們講了如下一席話：

    “我的同僚們在9月4日當晚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巴黎究竟有沒有可能經受住普魯士軍隊的圍困？我當時毫不遲疑地作了否定的答覆。現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幾位會證明我說的是實話，並且會同意我堅持這個看法。我那時對他們就是這樣說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巴黎想要經受住普魯士軍隊的圍困，那將是一件蠢舉。當然，我當時加了一句：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舉，但終究不過是蠢舉而已……　事變的發展〈由他自己策劃的〉並沒有推翻我的預見。”

    特羅胥的這篇美妙而簡短的演講詞，後來由當時在場的一位區長科爾邦先生公布了。

    可見，還在共和國宣告成立的當天晚上，特羅胥的同僚已經知道他的“計劃”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國防真的不僅僅是梯也爾和法夫爾一流人圖謀私人統治地位的幌子，那麽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應該引退，把特羅胥的“計劃”告訴巴黎人民，讓他們要麽立即投降，要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那些無恥的騙子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決定要讓巴黎飽嘗饑餓和殘殺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愛幹英勇蠢舉的毛病，同時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來欺蒙它，說特羅胥這個“巴黎總督是永遠不會投降的”，外交部長茹◎第34頁◎爾·法夫爾“決不會讓出我們的一寸領土，決不會讓出我們碉堡上的一塊石頭”。而這同一個茹爾·法夫爾在給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卻承認說，他們“防御”的不是普魯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羅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軍權的那些波拿巴匪徒們，在整個巴黎被圍期間，在他們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語言對他們深知內幕的這種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見公社《公報》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簽訂。——6。）（注：引自公社選舉委員會的報告，載於《法蘭西共和國公報》1871年3月31日第90號。

    　《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簡稱《公報》，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機關報，1871年3月20日至5月24日在巴黎出版，它沿用了1870年9月5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的名稱（在巴黎公社時期，梯也爾政府的報紙也用此名稱在凡爾賽出版）。——7、35。）上公布的巴黎衛戍軍炮兵司令、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獲得者阿爾豐斯·西蒙·吉奧寫給炮兵師將軍蘇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注：1871年1月28日，俾斯麥同國防政府的代表法夫爾簽訂了《停戰和巴黎投降協議》。——35。），騙子們終於丟開了假面具。國防政府投降了，它視極度的自甘屈辱為真正的英雄行為，變成了由俾斯麥的俘虜組成的法國政府——這樣一個屈辱的角色，甚至連路易·波拿巴在色當時都未敢承當。這批投降派（注：投降派(Capitulards)是對1870-1871年巴黎被圍期間主張巴黎投降的人的蔑稱，後來在法文中這個詞泛指投降主義者。——35。）在三月十八日事變以後倉皇逃往凡爾賽，把足以證明他們的賣國勾當的一些文件遺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樣，為了銷毀這些文件，

    “這些人不惜把巴黎變為淹沒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礫”（注：《覆仇者報》1871年4月28日第30號。——編者注）。

    國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員之所以一心要造成這樣的結局，還有一些極特殊的個人原因。

    在停戰協定簽訂以後不久，國民議會的一位巴黎議員米里哀爾先生（現在已經被茹爾·法夫爾專門下令槍斃了）公布過許多確鑿的法律文件，證明茹爾·法夫爾在與一個逗留在阿爾及爾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時，前後若幹年間大膽地拼湊偽造了一套文據，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義謀得了一大筆遺產，因而變成了一個財主；後來在合法繼承人提出訴訟時，只是由於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沒◎第35頁◎有被揭穿。既然無論花多大力氣進行詭辯也抹殺不了這些無可辯駁的法律文件，於是茹爾·法夫爾就生平第一次不開口，靜待國內戰爭爆發，準備到那時候大罵巴黎人民是一幫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財產的逃犯。正是這個偽造文據犯在9月4日後剛一掌權，就出於同情而立即釋放了皮克和塔伊費，這兩個人是在帝國時代就在《旗幟報》醜聞（注：指《旗幟報》由於被揭發靠欺騙行為籌集資金而停刊。

    《旗幟報》是法國波拿巴派的周報，1866年至1869年在巴黎出版。——36。）中因偽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這兩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費，竟敢在公社時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監獄。而這個時候，茹爾·法夫爾卻在國民議會講壇上大聲喊叫：巴黎正在釋放一切囚犯！

    厄內斯特·皮卡爾，國防政府中的這位約·密勒（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不是“約·密勒”，而是“卡爾·福格特”，在1871年法文版中是“福斯泰夫”。——編者注），在帝國時代曾鉆營內務大臣而沒有成功，現在自封為共和國的財政部長。他是一個叫作阿爾圖爾·皮卡爾的人的哥哥。那個阿爾圖爾·皮卡爾曾因詐騙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見1867年7月31 日巴黎警察局的報告），並且因在任動產信用公司（注：動產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國的一家大股份銀行，由貝列拉兄弟於1852年創辦並為同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準。動產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當信貸的中介和參加工業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創立。該公司廣泛地參加了法國、奧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國的鐵路建設，公司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靠自己開辦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進行的有價證券投機買賣。動產信用公司用發行本公司的股票得來的資金收買各種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業的有價證券作擔保，而各種公司的股票則是以它們本身的財產價值擔保。因此，同一實際財產產生了雙倍的虛擬資本。一種形式是該企業的股票，一種形式是撥款給該企業並收買其股票的動產信用公司的股票。該公司同拿破侖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關系，並在它的保護下進行投機活動。1867年該公司破產，1871年清算完畢。動產信用公司在19世紀50年代作為新型金融企業出現，是反動時代特有的產物。在這個時代，交易所買空賣空、投機倒把活動異常猖獗。中歐的其他國家也仿照動產信用公司建立起類似的機構。——36、104。）的一個分公司（帕勒斯特羅街5 號）經理時盜用30萬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實是他自己供認的（見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報告）。厄內斯特·皮卡爾正是指派這個阿爾圖爾·皮卡爾擔任他主辦的《自由選民》（注：《自由選民》是法國一家周報（普法戰爭時期起改為日報），共和派右翼的機關刊物，1868至1871年在巴黎出版；1870至1871年同國防政府的財政部有聯系。——36。）的主筆。財政部的這份報紙用官方謊言來誤導一般的交易所投機者，而阿爾圖爾·皮卡爾則在財政部和交易所之間不斷來來往往，利用法國軍隊的慘敗發財。這一對寶貝兄弟的全部財務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爾·費里在9月4日以前是個一文不名的律師，在圍城期間以巴黎市長身分千方百計地利用饑饉搜刮了大筆錢財。他將來◎第36頁◎不得不交代他亂政失職的那一天，就是他受制裁的一天。

    這些人只能夠在巴黎變成廢墟時得到假釋證（注：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在英國，普通刑事犯服過大部分刑期以後，常常發給假釋證，犯人持著這種證件出獄居住，但應受警察監視。這種證件稱為tickets-of-leave（假釋證），持有假釋證的人稱為ticket-of-leave men（假釋犯）。”——編者注）；他們正好是俾斯麥所需要的人。經過一番重新擺布，一向躲在幕後操縱政府的梯也爾現在成了政府的首腦，而假釋犯們則成了部長。

    梯也爾這個侏儒怪物，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受法國資產階級的傾心崇拜，因為他是這個資產階級的階級腐敗的最完備的思想代表。還在他成為國家要人以前，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就已經顯露出說謊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記錄就是一部法國災難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黨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代，他背棄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謀得了首相的位置。為了獻媚於國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動來反對僧侶，因而使奧塞魯瓦的聖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搶劫；並且在對付貝里公爵夫人這件事情上充當了密探大臣和檢查她身體的監獄產婆的角色。（注：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發生反對正統派和反對教會的行動，這些行動得到外省的響應。為了對在貝里公爵追思彌撒儀式上表現出的正統主義提出抗議，群眾搗毀了奧塞魯瓦的聖日耳曼教堂和以同情正統派聞名的大主教凱朗的宅邸。奧爾良派的政府由於想打擊對它抱敵視態度的正統派，沒有采取措施來幹涉群眾的行動；搗毀教堂和大主教宅邸時，在場的梯也爾曾關照國民自衛軍不要阻止群眾的行動。

    1832年，當時的內務大臣梯也爾下令，逮捕了正統派的法國王位僭望者尚博爾伯爵的母親貝里公爵夫人，隨即將她置於嚴密監視之下，並對她施以侮辱性的身體檢查，目的在於宣揚她的私婚，從而破壞她和她的兒子的聲譽。——37。）特朗斯諾南街上屠殺共和黨人的事件以及接著頒布的針對新聞出版和結社權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幹出的。（注：指當時任內務大臣的梯也爾在鎮壓1834年4月13-14日反對七月王朝統治的巴黎起義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這次起義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於工人的小資產階級階層，在共和派秘密的人權協會領導下進行的。在鎮壓這次起義時，軍人集團幹下了許多暴行，居住在特朗斯諾南街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慘遭殺害。梯也爾是起義時及起義失敗後對民主派實行殘酷鎮壓的主要指使者。

    九月法令是法國政府利用路易－菲力浦1835年7月28日遭謀刺這一事件乘機於當年9月頒布的法令。這項法令限制了陪審人員的裁判活動，並對新聞出版采取了嚴厲的措施，規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證金，對發表反對私有制和現存國家制度言論的人實行監禁和處以高額罰款。——37。）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設施的計劃震驚了全法國。（注：1840年底，陸軍大臣尼·讓·蘇爾特在眾議院提出一項加強巴黎防務的法案，計劃用1億4千萬法郎來修築防御設施。梯也爾當時被任命為負責審查該項法案委員會的主席。他於1841年1月30日在眾議院對這一計劃的實施進行了論證。梯也爾借口必須加強巴黎的防御工事，使這項法案得以具體實施。革命民主派認為這是以加強巴黎防務為借口對人民運動實行鎮壓的準備措施。當時曾有人指出，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梯也爾的計劃才規定在巴黎東部和東北部的工人區附近構築大批特別堅固的堡壘。——37。）在共和黨人指責這個計劃是一個危害巴黎自由的惡毒陰謀時，他在眾議院中答覆道：

    “什麽話？你們竟以為一修建城防設施就會危害自由！首先，對任何一個可能存在的政府來說，你們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會企圖用炮轟首都的辦法來保全自己，那你們就是在誹謗它……　殊不知這樣一個政府在勝利後將會比在勝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第37頁◎

    是的，除了預先已將炮台交給普魯士人的政府，再沒有哪一個政府敢於從這些炮台轟擊巴黎。

    1848年1月，當炮彈國王在巴勒莫城動手的時候（注：1848年1月，那不勒斯國王斐迪南二世的軍隊炮擊巴勒莫城，企圖鎮壓人民起義（這次起義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起義於5月15日被鎮壓下去，與此同時議會和國民自衛軍被解散，當年2月在群眾壓力下實行的一些行政改革和經濟改革措施也被取消。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又炮轟墨西拿，因而獲得炮彈國王的綽號。——38。），早已沒有官位的梯也爾又在眾議院中發表了演說：

    “諸位先生！你們都知道在巴勒莫發生的事情。一聽說有一個大城市竟被連續轟擊了48小時之久，你們大家都感到震驚〈從議會的意義上說〉。是被誰轟擊的呢？是被行使戰爭權利的外敵轟擊的嗎？不是的，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轟擊的。為什麽？就是因為這個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權利。好啊，就是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權利，就遭受了48小時的轟擊……　請允許我向歐洲的輿論呼籲。挺身而出，從這個也許是歐洲最偉大的講壇上，用憤怒的言辭〈不錯，是用言辭〉來斥責這種行動，這就是對人類的一個貢獻……　當為自己的祖國效過勞〈這是梯也爾先生從來沒有做過的〉的埃斯帕特羅攝政王，想以炮轟巴塞羅那城來鎮壓那里的起義時，全世界各地都發出了共同的憤怒的呼聲。”

    過了一年半，梯也爾先生已經是法軍炮擊羅馬（注：1849年4月，法國資產階級政府聯合奧地利和那不勒斯派兵前往意大利對羅馬共和國實行武裝幹涉，其目的是消滅羅馬共和國，恢覆教皇的世俗政權。由於武裝幹涉和羅馬被圍並遭到法軍的殘酷炮轟，羅馬終被法軍占領，羅馬共和國被推翻。——38。）的最狂熱的辯護者之一了。其實，炮彈國王的過錯看來只是在於他的轟擊沒有超過48小時而已。

    二月革命前幾天，因被基佐弄得長期沒官做沒財發而滿腹忿懣的梯也爾，一嗅到人民風暴將臨的氣息，就用那曾使他獲得“蠅子米拉波”綽號的假英雄腔調在眾議院中聲稱：

    “我屬於革命黨，不但屬於法國的革命黨，而且也屬於全歐洲的革命黨。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溫和派的手中……　但是，即令這個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進派的手中，我也決不因此放棄我的事業，我將永遠屬於革命黨。”

    二月革命爆發了。革命沒有像這個小矮子所夢想的那樣，把基佐內閣換成梯也爾內閣，而是以共和國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勝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來，豈知工人們對他的鄙◎第38頁◎視已使他不會受到他們泄恨的處置了。雖然如此，盡管他有神奇的勇氣，他還是繼續避免在公共場所拋頭露面，直到六月屠殺（注：指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殘酷地鎮壓1848年6月23-26日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對起義的鎮壓，造成了反革命勢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鞏固。——39。）為他這種人的活動掃清道路的時候為止。那時，他就成了秩序黨（注：秩序黨是1848年由法國兩個保皇派即正統派和奧爾良派（見注7）聯合組成的保守的大資產階級政黨，從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變，該黨在第二共和國的立法議會中一直占據領導地位。——39。）及其議會制共和國的首腦。這個議會制共和國是一種無名的空位王朝，在這個空位王朝時期，統治階級的所有爭權奪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結起來壓制人民，同時它們又因各自企圖恢覆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傾軋。梯也爾那時也如現在一樣責備共和黨人，說他們是鞏固共和國的唯一障礙；他那時也如現在一樣，對共和國說過當初劊子手對唐·卡洛斯說過的話：“我要殺你，是為了你好。”現在也和那時一樣，他在取得勝利以後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國大業已成。盡管梯也爾滿口都是關於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虛偽說教，而且他還對路易·波拿巴懷有私怨，因為路易·波拿巴愚弄過他並一腳踢開了議會制度——而這個小矮子心中明白，離開了議會那種人為的氣氛他就變得一錢不值——盡管如此，第二帝國所幹的一切可恥勾當都有他的參與：從法國軍隊占領羅馬直到對普魯士作戰。他為對普戰爭煽風點火時拼命咒罵德國的統一——並不是把德國的統一看作掩蓋普魯士專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作對法國固有的保持德國分裂狀態的權利的侵犯。他喜歡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歐洲面前揮舞拿破侖第一的寶劍——他在自己的歷史著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侖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對外政策始終是把法國引到極端屈辱的地步，　從1840年的倫敦公約（注：1840年7月15日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和土耳其在沒有法國參加的情況下，在倫敦簽訂了關於援助土耳其蘇丹反對法國所支持的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公約，造成了法國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以及法國同歐洲各國反法同盟之間發生戰爭的危險，但是路易－菲力浦國王未敢發動戰爭，並不得不放棄對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梯也爾當時是法國首相。——39。）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這場內戰都是如此。在這場內戰中，他得到俾斯麥的特許，驅趕色當和梅斯的俘虜去攻打巴黎。（注：梯也爾企圖加強凡爾賽軍隊來鎮壓革命的巴黎，他曾要求俾斯麥允許他擴大部隊員額（按照1871年2月26日簽訂的初步和約，梯也爾的部隊總人數不得超過4萬人）。梯也爾政府向俾斯麥保證軍隊只用來鎮壓巴黎的起義，於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簽訂的盧昂協定，獲準將凡爾賽軍隊的人數增至8萬，不久以後，又增至10萬。德國司令部遵照這些協議，急忙將法國戰俘（主要是在色當和梅斯投降的部隊）遣送回國。凡爾賽政府把這些部隊安置在秘密營中，施以思想訓練，使他們仇恨巴黎公社。——39。）雖然他有隨機應變的本事，雖然他的主張反覆無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極端墨守陳規。不言而喻，現代社會深層次的暗潮流他永遠閉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擺著的最清楚不過的變化，也是這樣一個把頭腦的全部活力都用來耍嘴皮的◎第39頁◎人所深惡痛絕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離法國陳舊的保護關稅制度的東西都指斥為瀆犯神明。他在當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時，曾經嘲罵鐵路是荒誕的怪物；當他在路易·波拿巴時代處於反對派的地位時，他把任何改革法國陳腐的軍事制度的嘗試都斥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從來沒有辦過一件哪怕是極微小的稍有實際好處的事情。梯也爾始終不忘的，只是對財富的貪得無厭和對財富生產者的憎恨。他第一次當路易-菲力浦的內閣首相時，窮得和約伯一樣，而到離職時已經成了百萬富翁。在這同一個國王手下最後一次當首相時（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眾議院中被人公開指責侵吞公款。對於這個指責，他就報以眼淚了事。眼淚這種東西對他也像對茹爾·法夫爾和任何別的鱷魚一樣，是隨時都能拿出來的貨色。在波爾多的時候（注：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1871年在波爾多的時候”。——編者注），他為了使法國避免即將來臨的財政崩潰而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給自己規定了300萬法郎的年俸；這就是他1869 年在他的巴黎選民們面前當作前景描繪出的那個“節儉共和國”的全部內容。他的一個從前1830年的眾議院同僚貝累先生（本人是一個資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個忠誠的委員），最近在一篇

    　 公開聲明中對梯也爾說了如下一番話：

    “使勞動受資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礎。從你看到勞動共和國在巴黎市政廳內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沒有停止過向法國叫喊：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爾是一個謀劃政治小騙局的專家，一個背信棄義和賣身變節的老手，一個在議會黨派鬥爭中施展細小權術、陰謀詭計和卑鄙伎倆的巨匠；在野時毫不遲疑地鼓吹革命，掌權時毫不遲疑地把◎第40頁◎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階級偏見而沒有思想，只有虛榮心而沒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跡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樣為人所不齒——甚至在現在，他處在法蘭西之蘇拉的位置上，仍難免要以其炫富誇貴之可笑襯托其所作所為之可恨。

    不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國都拱手交給普魯士的巴黎投降一舉，是歷時很久的一連串通敵賣國陰謀勾當的總收場，這些陰謀勾當，正如特羅胥自己所說，是9月4日的竊國大盜們在竊得政權的當天就開始推行的。另一方面，這次投降又是他們在普魯士支持下對共和國和巴黎發動內戰的開端。陷阱在投降條件中就已經布設好了。那時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國土陷於敵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聯系已被切斷，一切交通聯絡處於混亂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要選出法國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投降書中就規定國民議會必須在一周之內選出；結果法國許多地區只是在選舉前夕才得到要進行選舉的消息。並且，根據投降書中的一項明確條文，選舉這個國民議會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決定和與戰的問題，最後可能還要簽訂和約，就由它來簽訂。人民不能不感覺到：停戰條款已經使戰爭根本不可能繼續下去，而為了批準俾斯麥強加給法國的和約，法國最壞的人便是最佳人選。但這些預先采取的辦法還不能使梯也爾放心，於是他在停戰的秘密尚未曉示巴黎以前，就動身到各省去作競選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統派覆活起來（注：在第二帝國時期，正統派得不到人民絲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時機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評性小冊子，1871年參加了反革命勢力對巴黎公社的大進軍以後他們才重新活躍起來。——41。）。必須讓這一派和奧爾良派一起替換當時已無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爾對他們並不害怕。這個正統派成為現代法蘭西政府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為敵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動時，用梯也爾自己的話（1833年1月5日在眾議院的發言）來說，◎第41頁◎

    “一向只靠三個招數：入侵別國、發動內戰、制造無政府狀態”。

    可見，充當反革命工具，還有哪個黨派比這個黨派更合適呢？正統派當真相信，他們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國（注：千年王國源於《新約全書·啟示錄》：信徒遭魔鬼迫害，上帝派天使把魔鬼關閉一千年，基督再次降臨，在人間為王，建立所謂千年太平盛世。——42、315。）就要重現。真的，法國已淪於外敵的鐵蹄之下，帝國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虜了，而正統派則重新站起來了。顯然，歷史的車輪已經向後倒轉，回到了1816年的“無雙議院（注：無雙議院是1815-1816年（波旁王朝覆辟初期）由極端反動分子組成的法國眾議院。——42、65。）”（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地方官和容克的議院）”。——編者注）。在1848-1851年的共和國時期的國民議會中，代表正統派的是他們中一些頗有素養和富有議會鬥爭經驗的人物；現在擠進來的都是這個黨派的尋常庸碌之輩，即法國的所有布索那克。

    當這個“鄉紳議會”（注：“鄉紳議會”在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ofrurals”（“rurals”相當於法文“lesruraux”），意即“鄉紳會議”、“鄉紳議會”。這是對1871年2月12日在波爾多召開的法國國民議會的蔑稱。該議會的絕大部分議員都是保皇黨人，即在農村選區當選的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42。）在波爾多剛剛開會的時候，梯也爾甚至沒有讓他們進行議會辯論就幹脆告訴他們，必須立刻接受初步和約的條款，因為只有這樣，普魯士才會準許他們發動反對共和國及其堡壘巴黎的戰爭。反革命勢力實在不能再耽擱時間了。第二帝國已使國債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沈重的地方債務。戰爭極度地加重了債負，無情地耗盡了全國的財源。造成徹底崩潰的是，普魯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據勒索供養他在法國土地上的50萬軍隊的糧餉，要求支付他的50億賠款，對其中留待以後分期交付的款額加收5％的利息（注：指俾斯麥提出的作為初步和約條件之一的賠款要求（見注9）。——42。）。由誰來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國，財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們自己所發動的戰爭的費用轉嫁到財富生產者的肩上。所以，法國的大破產就促使地產和資本的這班愛國的代理人，在外國侵略者的監視和卵翼下把對外戰爭變成一場國內戰爭——一場奴隸主叛亂。

    有一個巨大的障礙阻撓這個陰謀的實現，這就是巴黎。解除巴◎第42頁◎黎的武裝，是保證成功的首要條件。因此，梯也爾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著就發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憤慨的事情：“鄉紳議會”進行瘋狂的反共和國示威活動；梯也爾本人對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詞；巴黎面臨砍去頭顱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脅（注：指當時的國民議會圖謀遷都一事。1871年3月30日，倫敦《每日新聞》第7774號曾載文論及這一情況。文章作者認為，巴黎無論就自然條件或歷史條件而言，都是法國的中心，它體現著法國的領土、政治、精神、社會等方面的統一。取消巴黎的首都地位就等於在精神上砍去法國的頭顱。——43。），奧爾良分子被任命為駐外使節；杜弗爾就商業票據超期和房租拖欠問題提出的法令（注：1871年3月10日，國民議會通過了一項關於超期票據的法律。此項法律規定，1870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立的借約可延期7個月償付；11月12日以後立的借約不得延期償付。這就意味著，此項法律實際上不僅對負債者，即工人和居民中比較貧困的階層，沒有給予延期償付的權利，而且還使許多小工商業者遭到破產。

    在巴黎圍城時期，房租繳納時間從一年中的一個季度轉到另一個季度。1871年3月底房租又一次到期。梯也爾和杜弗爾提出的辦法是授權給房主，如房租已兩年未付，可將房客趕走，並沒收其家具和物品。國民議會對房租問題未作出任何決議。——43。）給巴黎工商業帶來破產；普耶-凱爾蒂埃要求不論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稅兩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報紙被查禁；國民議會遷到凡爾賽；當初由八里橋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嚴又重新恢覆；十二月分子維努瓦（注：十二月分子是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變的參加者和擁護者。維努瓦直接參加了政變，他曾用軍隊鎮壓法國一個省的共和派起義。——43。）被任命為巴黎總督，帝國時期的憲兵瓦朗坦被任命為警察局長，耶穌會會士奧雷爾·德·帕拉丹將軍被任命為巴黎國民自衛軍總司令。

    現在我們要向梯也爾先生和他手下的國防人士們提出一個問題。大家知道，梯也爾通過他的財政部長普耶-凱爾蒂埃先生談妥了一項為數20億的借款。我們要問：

    (1)據說在這筆生意中，安排了幾億傭金以飽梯也爾、茹爾·法夫爾、 厄內斯特·皮卡爾、普耶-凱爾蒂埃和茹爾·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2)據說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後才支付這筆借款（注：根據報紙的報道，從梯也爾政府決定發行的內債中，梯也爾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員應當得到3億多法郎的“傭金”。梯也爾後來承認，和他商談借債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撲滅巴黎的革命。凡爾賽軍隊鎮壓了巴黎公社以後，發行內債的法令於1871年6月20日被通過。——43。），此話是虛是實？

    無論如何，此事必為某種原因所迫，因為梯也爾和茹爾·法夫爾已用波爾多議會大多數的名義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魯士軍隊立即占領巴黎。但是，俾斯麥的算盤不是這樣打的，他回到德國以後對法蘭克福那些衷心嘆服的庸人們公開發表的那一番嘲諷性的言論就表明了這一點。◎第43頁◎

    二

    武裝的巴黎是實現反革命陰謀的唯一嚴重障礙。因此必須解除巴黎的武裝。在這一點上，波爾多議會是很坦率的。如果鄉紳議員們的狂暴鼓噪還令人聽不出所以然，那麽梯也爾把巴黎交給十二月分子維努瓦、波拿巴憲兵瓦朗坦和耶穌會會士奧雷爾·德·帕拉丹將軍三人擺布，則已令人不能再有絲毫懷疑了。但是，陰謀分子們在狂傲地擺出解除巴黎武裝這一真正目的的同時，卻以一種極端露骨、極端卑劣的謊言作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爾說，巴黎國民自衛軍的大炮是屬於國家的，必須交還給國家。事實是這樣的：從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嚴加戒備，因為在投降的時候，俾斯麥的俘虜們一方面簽字畫押把法國拱手交出，一方面卻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數眾多的警衛部隊，目的毫不含糊，就是為了威脅巴黎。國民自衛軍進行了改組，把最高指揮權交給了由國民自衛軍全體官兵（某些舊波拿巴軍隊殘部除外）共同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在普軍開進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員會設法把投降派故意遺棄在普軍即將進駐的那些街區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機關槍運到了蒙馬特爾、貝爾維爾和拉維萊特。這些武器是由國民自衛軍籌款置備的。在1月28日的投降書中，正式承認這些武器是國民自衛軍自有的財產，因而沒有列入應該繳給勝利者的屬於政府的武器總數之內。梯也爾實在找不出什麽借口，哪怕是最易被識破的借口來對巴黎開戰，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張膽地撒謊的手段，說什麽國民自衛軍的大炮是國家的財產！

    奪取大炮顯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裝，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裝的一個開端。可是，這次革命已經成為法國的合法局◎第44頁◎面。這次革命所產生的共和國，已在投降書上由勝利者予以承認。在投降以後，它又取得了外國列強的承認；並用它的名義召集了國民議會。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爾多國民議會及其行政當局的唯一合法根據。如果沒有9月4日的革命，這個國民議會就得立即讓位給1869年在法國人統治下而不是在普魯士人統治下由普選產生的、後來被革命強迫解散的立法團。梯也爾和他的那幫假釋犯們就得設法求得一張由路易·波拿巴簽發的護身證件，以免長途跋涉前往卡宴（注：卡宴是法屬圭亞那的首府，是法國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政治犯在這里大批被折磨死，故有“不流血的斷頭台”之稱。——45。）。握有全權可以同普魯士媾和的國民議會，不過是這次革命中的一個插曲，而革命的真正體現者仍然是武裝的巴黎。正是巴黎發動了這次革命，為這次革命忍受了五個月的圍困和饑餓的災難，並且不顧特羅胥的計劃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進行頑強的自衛戰爭。而現在，這個巴黎或者是按照波爾多那幫叛逆奴隸主的羞辱命令放下武器，承認9月4日的革命只不過意味著使政權從路易·波拿巴手里轉到那些同他競爭的保皇黨人手里；或者是必須挺身而出，以自我犧牲的精神來保衛法國。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產生了第二帝國並在帝國庇護下達到徹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要拯救法國於危亡並使之獲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過五個月饑餓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沒有猶豫。它英勇無畏地決心經受抗擊法國陰謀分子的一切風險，盡管當時有普魯士的大炮從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脅著它，也在所不顧。但是，中央委員會極不願巴黎被推入一場內戰，因此，不管國民議會如何挑釁，不管行政當局如何僭越權限，也不管軍隊在巴黎城內和巴黎周圍的集結造成多大威脅，它仍然堅持采取純粹防御的立場。

    是梯也爾發動了內戰：他派維努瓦率領一大群警察和幾個戰鬥團去夜襲蒙馬特爾，企圖出其不意地奪走國民自衛軍的大炮。大◎第45頁◎家知道，由於國民自衛軍的抵抗和戰鬥團士兵對人民的同情，這個企圖沒有得逞。奧雷爾·德·帕拉丹事先已經印好了勝利公報，梯也爾也已經預備好了宣布他的政變措施的告示。現在這些只好都換成梯也爾的一項聲明。聲明說，他作出了寬容的決定：讓國民自衛軍保留他們的武器。他並且還說，相信國民自衛軍會拿著這些武器團結在政府周圍來反對叛亂分子。在30萬國民自衛軍中，只有300人響應了這個號召，團結在小矮子梯也爾的周圍來反對他們自己。光榮的3月18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員會就是革命的臨時政府。歐洲一時似乎懷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經歷的驚人巨變到底是真的，還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夢幻。

    從3月18日到凡爾賽軍隊進入巴黎，無產階級的革命完全沒有出現像“上等階級”的革命，特別是反革命中極為常見的那種暴行，因而它的敵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萊芒·托馬兩將軍的被殺和旺多姆廣場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來表示憤慨的。

    勒孔特將軍是參加夜襲蒙馬特爾的波拿巴軍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81戰鬥團開槍射擊聚集在皮加爾廣場上的手無寸鐵的群眾，而當士兵們拒絕執行他的命令時，他就百般辱罵他們。是他自己的士兵沒有射擊婦孺而把他槍斃了。士兵們在工人階級的敵人的訓練下所養成的根深蒂固的習性，自然不可能在他們轉到工人方面來的一剎那間就改變。克萊芒·托馬也是被這些士兵處死的。

    克萊芒·托馬“將軍”過去是一個不得志的軍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統治的後期進入共和派的《國民報》（注：《國民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30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機關報，該派在1848年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爾涅－帕熱斯。——46。）報館，為這家非常好鬥的報紙充當責任代理人（gérant responsable（注：在1871年和1891 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其職務是代表報館坐牢服刑”。——編者注））和決鬥打手的雙◎第46頁◎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後，《國民報》這派人掌握了政權，他們便讓這位先前的軍需中士搖身一變而成為將軍。這是六月屠殺前夕的事情。他和茹爾·法夫爾一樣，是這次事件的陰狠毒辣的策劃人之一，也是這次屠殺的最卑鄙的劊子手之一。在此以後，他帶著他的將軍頭銜隱沒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頭露面。在這前一天，被執於市政廳中的國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莊嚴地允諾，把他們篡奪的政權轉交給將由巴黎自由選出的公社。（注：1870年10月31日，當梅斯投降、布爾歇失守、梯也爾受國防政府之命與普魯士人開始談判的消息傳來以後，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國民自衛軍舉行了起義，他們占領了市政廳，建立了以布朗基為首的革命政權機關——公安委員會。在工人的壓力下，國防政府不得不答應辭職，並定於11月1日舉行公社的選舉。但是，由於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組織起來，領導起義的布朗基派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雅各賓分子之間存在意見分歧，國防政府便乘機借助於當時仍然擁護它的那部分國民自衛軍，背棄了自己辭職的諾言，重新占據了市政廳，恢覆了它的政權。——47、87。）但是，國防政府並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卻驅使特羅胥的布列塔尼部隊——他們現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隊（注：布列塔尼部隊，即布列塔尼別動隊，特羅胥把它當作憲兵部隊用來鎮壓巴黎的革命運動。

    科西嘉部隊是第二帝國憲兵隊的重要組成部分。——47。）——去蹂躪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將軍一人不願以這種背信棄義的勾當來玷污自己的名譽，辭去了國民自衛軍總司令的職務。代替他擔任這個職務的克萊芒·托馬便又當上了將軍。他在任總司令的整個期間，不向普軍作戰，而向巴黎國民自衛軍作戰。他阻撓巴黎國民自衛軍全面武裝，挑動國民自衛軍中的資產階級營和工人營互相爭鬥，他清洗反對特羅胥“計劃”的軍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戰、現在連最兇頑的敵人也為之震驚的無產階級營，誣蔑為怯陣而加以解散。克萊芒·托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贏得了他在六月屠殺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階級大仇人的殊榮。就在3月18日的前幾天，他向陸軍部長勒夫洛呈遞了他一手炮制的“徹底消滅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eur（精粹）”的計劃。在維努瓦吃了敗仗以後，他卻偏偏要到場充當業余密探。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工人對克萊芒·托馬和勒孔特兩人被殺應負的責任，就像威爾士親王夫人駕臨倫敦時對被擠死者的命運應負的責任一樣。

    所謂在旺多姆廣場上屠殺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個神話。梯也爾先生和鄉紳議員們在議會中決不提及此事，只讓那些歐洲報◎第47頁◎界的走卒去傳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動分子，聽到3月18日勝利的消息時嚇得全身發抖。在他們看來，這是人民報覆的時刻終於到來的信號。從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 日慘遭他們殺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注：1871年1月22日，巴黎無產階級和國民自衛軍在布朗基派的號召下發起了新的革命行動，他們前往市政廳，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國防政府命令守衛市政廳的布列塔尼別動隊槍殺示威群眾，逮捕遊行者，下令封閉巴黎所有的俱樂部，禁止群眾集會，勒令許多報紙停刊，血腥地鎮壓了這場革命運動。——48。），都浮現在他們眼前。但他們受到的懲罰僅僅是這場驚嚇。甚至警察也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置——解除武裝關起來，反而是巴黎為他們敞開城門，讓他們安然撤往凡爾賽。不僅沒有觸動“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們集結起來並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據不止一個據點。中央委員會的這種寬容態度，武裝工人的這種寬宏大量，與“秩序黨”的作風差異太大了，以致“秩序黨”竟誤認為這只是工人自感軟弱的表現。於是他們就產生了一個愚蠢的計劃——試圖在舉行徒手的遊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維努瓦用大炮和機關槍所沒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從富人區里吵吵鬧鬧地走出了一群派頭十足的人物，隊伍里全都是紈袴闊少，領頭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貢、昂利·德·佩恩之流這樣一些著名的帝國豬仔。這一幫流氓膽怯地以和平示威遊行作幌子，暗中攜帶殺人兇器，在街上列隊行進，遇到單獨值勤的國民自衛軍巡邏兵和哨兵，就加以淩辱並繳械。他們走出和平街時高喊著“打倒中央委員會！打倒殺人犯！國民議會萬歲！”企圖沖過崗哨的警戒線，出其不意地占領設在旺多姆廣場上的國民自衛軍總部。國民自衛軍在受到手槍射擊後，按常規發出sommations（在法國相當於英國的騷擾取締令）（注：法語sommations一詞有“警告”、“勒令”等含義，這里指的是法國政府為了驅散示威和集會而采取的一種警告形式。根據1831年的法令，以鼓聲或喇叭聲發出的這種警告重覆三次以後，政府就有權使用武力。國民自衛軍沿用了法國政府過去的做法。

    騷擾取締令是英國1714年頒布並於1715年生效的一項法令。該法令明文規定，禁止12人以上的一切“騷擾性集會”。如有這種情況發生，當局有責任提出特別警告，若集會者在一小時內不解散，則可使用武力。——48。），此措施無效，國民自衛軍的將領（注：貝熱瑞。——編者注）才下令開槍。一排槍就打得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頭鼠竄，而這些家夥本來以為只要一擺出他們的“派頭”來，就會對巴黎革命產生出像約書亞的羊角聲對耶利哥城墻所產生的那◎第48頁◎種影響（注：根據聖經傳說，以色列統帥約書亞的軍隊圍攻耶利哥城時，約書亞令自己的兵士隨號角聲一齊大聲呼喊，從而使攻不破的城墻塌陷（《舊約全書·約書亞記》第6章）。——49、559。）。國民自衛軍方面有兩人被這些竄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傷（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員會委員（注：馬爾儒納爾。——編者注））。在這幫家夥這次建功立業的現場，到處都拋棄有手槍、匕首和手杖刀這類證明他們“徒手”舉行“和平”示威遊行的證物。當1849年6月13 日國民自衛軍為抗議法軍窮兇極惡地襲擊羅馬而舉行真正的和平示威遊行（注：1849年6月13日山岳派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議派遣法國軍隊去鎮壓意大利的革命，因為共和國憲法規定，禁止動用軍隊幹涉別國人民的自由。這次示威被軍隊驅散，它的失敗宣告了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破產。6月13日以後，當局開始迫害民主主義者，也包括外僑在內。——49。）時，當時的秩序黨的將軍尚加爾涅曾被國民議會特別是被梯也爾先生推崇為社會救星，因為他讓自己的軍隊從四面八方沖擊赤手空拳的群眾，用槍擊、刀斬和馬踏來對付他們。巴黎當時宣布了戒嚴。杜弗爾急忙在國民議會通過了許多新的鎮壓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統治開始了。但是現在“下等階級”處理這樣的事情卻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員會幹脆就沒有去理會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們，結果僅僅過了兩天他們就又能夠糾合在一起，在海軍上將賽塞率領下來了一次武裝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竄逃凡爾賽收場。當梯也爾通過偷襲蒙馬特爾已經發動了內戰的時候，中央委員會卻不肯把這場內戰打下去，因而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沒有立刻向當時毫無防御能力的凡爾賽進軍，一舉粉碎梯也爾和他的那幫鄉紳議員們的陰謀。中央委員會沒有這樣做，反而容許秩序黨在3月26 日的公社選舉中再次進行較量。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區政府同他們的過分寬宏的戰勝者互道溫和的和解之詞，可他們內心里卻咬牙切齒地發誓，時機一到定要將對方消滅幹凈。

    現在來看看這幅圖畫的背面吧。梯也爾在4月初第二次對巴黎開戰。被送到凡爾賽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虜，受到了令人發指的殘酷虐待，而厄內斯特·皮卡爾則兩手插在褲袋里，在他們面前踱來◎第49頁◎踱去，恣意耍笑他們，梯也爾夫人和法夫爾夫人由她們的貞（？）女（注：在英語里，侍候女王、王後、公主等尊貴婦女的女侍稱作“貞女”（maid of honour或lady of honour）。這里顯然指的是梯也爾夫人和法夫爾夫人身邊的女侍。——編者注）們簇擁著，站在陽台上拍手喝采，欣賞凡爾賽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戰鬥團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殺。我們英勇的朋友、鑄工杜瓦爾將軍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就被槍決了。加利費——這是個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國鬧宴上無恥賣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飯的人——在一篇公告中誇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襲繳械的一小隊國民自衛軍連同隊長和副隊長一並殺害。維努瓦這個逃跑者，因發布把在公社戰士當中抓到的戰鬥團士兵一律槍斃的通令，被梯也爾授予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憲兵德馬雷也被授勳，因為他忘恩負義，像屠夫一樣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國防政府頭目們的命的那個弗路朗斯（注：10月31日起義發生時，國防政府的成員被扣留在市政廳，起義者中有人曾提議將他們槍決，但為起義的領導者古·弗路朗斯所阻止。——50。），剁成了碎塊。梯也爾在國民議會揚揚自得地大談這次屠殺事件的“令人興奮的細節”。議會里的一個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跛帖木兒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對敢於向他這個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剝奪他們依文明戰爭原則所應享有的一切權利，救護站中立權也包括在內。再沒有比伏爾泰所預見的這種得以暫時恣意發揮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惡的了（注：參看伏爾泰《老實人》第22章。——編者注）（見附錄第35頁（注：見本卷第82-83頁。——編者注））。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報覆措施，聲明公社有責任“保護巴黎不受凡爾賽匪幫的野蠻虐殺，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注：此段引文出自1871年4月5日的公社法令。按照此項法令，所有被控與凡爾賽方面有勾結的人，其罪行一經查實，一律作為人質關押。巴黎公社采取這項措施的目的，是要阻止凡爾賽軍隊繼續殺害被俘的公社戰士。

    此法令於1871年4月6日在巴黎《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第96號上發布，4月7日，倫敦的《每日新聞》作了報道。——50。）。在公社頒布了這個法令以後，梯也爾並未停止對被俘者的野蠻虐待，甚至在他的公報上這樣侮辱他們說：“正直人士還從未這樣痛心地◎第50頁◎目睹過代表一種墮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墮落的面孔”——所謂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爾和他的內閣里的假釋犯那樣的人。不過，槍殺俘虜還是暫時停止了一下。但是，當梯也爾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將軍們（注：指波拿巴派的將軍們。——編者注）發現公社的報覆法令只不過是空洞的威脅，連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國民自衛軍的憲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燒彈的警察都得到了饒命，他們立刻就又開始大批槍殺俘虜，並且直到殺完為止。躲藏有國民自衛軍的房屋，被憲兵團團圍住，澆上煤油（此種辦法在這場戰爭中首次使用），縱火焚燒；燒焦的屍體後來被特爾納街區的印刷廠救護隊運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國民自衛軍在貝爾-埃皮納向一隊騎兵投降，後來被這隊騎兵的隊長（加利費的好部下）開槍一個個打倒在地。這四個受害者中有一個被認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爾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點，向公社的一個委員會證實了此事。當托倫就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向陸軍部長勒夫洛提出質問時，鄉紳議員們用叫喊聲蓋住他的發言，並且不讓勒夫洛回答。對於他們“光榮的”軍隊說來，談論它的行為就是對它的侮辱。梯也爾的公報宣布在穆蘭-薩凱用刺刀殺死睡夢中的公社戰士和在克拉馬進行集體槍殺這種事件時所用的輕率口氣，甚至使不大敏感的倫敦《泰晤士報》（注：《泰晤士報》是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1785年起在倫敦出版。——51、231。）也為之震驚。但是今天要試圖一一列舉出那些轟擊巴黎、在外國侵略者卵翼下發起奴隸主叛亂的人們剛剛才開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對這一切慘象，梯也爾忘記了他曾用議會辭令表白他對自己侏儒之肩所負的重任感到誠惶誠恐，居然在自己的公報上揚揚得意地說1’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 （議會一片和平氣氛），他還不斷地大擺筵席，時而同他的十二月將軍們狂飲，時而同德國王公們歡宴，以此來證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第51頁◎孔特和克萊芒·托馬兩人的鬼魂也沒有敗壞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驚醒了。公社，這個使資產階級的頭腦怎麽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麽呢？

    中央委員會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寫道：

    “巴黎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　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府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權利。”（注： 1871年3月21日《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第80號。——編者注）

    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連同其遍布各地的機關，即常備軍、警察局、官廳、教會和法院——這些機關是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起源於專制君主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領主權利、地方的特權、城市和行會的壟斷以及地方的法規等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還阻礙著它的發展。18世紀法國革命的大掃帚，把所有這些過去時代的殘余都掃除幹凈，這樣就從社會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礙建立現代國家大廈這個上層建築的最後障礙。現代國家大廈是在第一帝國時期建立起來的，而第一帝國本身又是從半封建的舊歐洲反對現代法國的幾次同盟戰爭中產生的。在以後各個時期的政治體制下，政◎第52頁◎府都被置於受議會控制，即受有產階級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變成了巨額國債和苛捐重稅的溫床，不但由於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而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不相讓的黨派和冒險家們彼此爭奪的對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質也隨著社會的經濟變化而同時改變。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注：在1871年德文版中是“越來越變成了壓迫勞動的社會權力，變成了階級統治的機器”；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越來越變成了壓迫工人階級的社會權力，變成了階級統治的機器”。——編者注）每經過一場標志著階級鬥爭前進一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權從地主手里轉到了資本家手里，也就是從離工人階級較遠的敵人手里轉到了工人階級的更為直接的敵人手里。資產階級共和黨人以二月革命的名義奪取了國家政權，並且利用這個政權進行了六月屠殺，從而向工人階級證明，“社會”共和國就是保證使他們遭受社會奴役的共和國；向資產階級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階級證明，他們盡可以放心地讓資產階級“共和黨人”去操治理國家之心，得治理國家之利。但是，資產階級共和黨人在建樹了他們唯一的六月勳業以後，不得不從“秩序黨”的前列退居後列——“秩序黨”是一個由占有者階級的所有相互傾軋的黨派構成的一個聯盟，是在這些黨派現在公開宣布的同生產者階級的對抗中形成的。他們合股執政的最適當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總統的議會制共和國。他們這個議會制共和國是一個公開實行階級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體制。如果說，像梯也爾所講的那樣，◎第53頁◎議會制共和國“使他們〈統治階級的各個派別〉最不易分裂”，那麽，它在這個人數很少的階級和這個階級以外的整個社會之間卻挖了一道鴻溝。在以往各種體制下，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還使國家政權受到制約，現在由於這個階級的聯合，這種制約已經消失了。由於存在著無產階級起來造反的危險，聯合起來的統治階級已在殘酷無情地大肆利用這個國家政權作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但是，統治階級對生產者大眾不斷進行的十字軍討伐，使它不僅必須賦予行政機關以越來越大的鎮壓之權，同時還必須把它自己的議會制堡壘——國民議會——本身在行政機關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個一個地加以剝奪。結果，這個體現於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機關把統治階級一腳踢開了。“秩序黨”共和國的自然產物就是第二帝國。

    這個以政變為出生證書、以普選為批準手續、以寶劍為權杖的第二帝國，聲稱它倚靠農民階級，即倚靠沒有直接卷入勞資鬥爭的廣大生產者群眾。它聲稱它通過打破議會制度並因而打破政府公開為有產階級當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階級。它聲稱它以支持有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經濟統治而拯救了有產階級。最後，它聲稱它通過為所有的人恢覆了國家榮譽的幻覺，而把一切階級聯合了起來。事實上，帝國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統治國家的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全世界都歡迎這個帝國，認為它是社會救主。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社會免除了各種政治牽掛，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夢想不到的高度發展。工商業擴展到極大的規模；金融詐騙風行全世界；民眾的貧困同無恥的驕奢淫逸形成鮮明對比。表面上高高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個社會最醜惡的東西，正是這個社會一切腐敗事物的溫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個社會的腐朽性，恰◎第54頁◎恰被一心想把這個統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從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魯士的刺刀盡行戳穿了。帝國制度是國家政權的最低賤的形式，同時也是最後的形式。它是新興資產階級社會當作自己爭取擺脫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開始締造的；而成熟了的資產階級社會最後卻把它變成了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

    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就是公社。巴黎無產階級在宣布二月革命時所呼喊的“社會共和國”口號，的確是但也僅僅是表現出這樣一種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個不但取代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公社正是這個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既是舊政權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時又是法國工人階級社會大本營的巴黎，手執武器奮起反抗了梯也爾和鄉紳議員們恢覆並鞏固帝國留給他們的這個舊政權的企圖。巴黎所以能夠反抗，只是由於被圍困使它擺脫了軍隊並用主要由工人組成的國民自衛軍來代替它。現在必須使這一事實成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是一個實幹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們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的工作人員。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員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第55頁◎歸公社。

    公社在鏟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支舊政府手中的物質力量以後，便急切地著手摧毀作為壓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侶勢力”。方法是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並剝奪一切教會所占有的財產。教士們要重新過私人的清修隱遁的生活，像他們的先驅者即使徒們那樣靠信徒的施舍過活。一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完全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幹涉。這樣，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學也擺脫了階級偏見和政府權力的桎梏。

    法官的虛假的獨立性被取消，這種獨立性只是他們用來掩蓋自己向歷屆政府奴顏諂媚的假面具，而他們對於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盡忠，然後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審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務人員一樣，今後均由選舉產生，要負責任，並且可以罷免。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為法國一切大工業中心作榜樣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級的各中心城市確立起來，那麽，在外省，舊的集權政府就也得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將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備軍在農村地區也將由服役期限極短的國民軍來代替。每一個地區的農村公社，通過設在中心城鎮的代表會議來處理它們的共同事務；這些地區的各個代表會議又向設在巴黎的國民代表會議派出代表，每一個代表都可以隨時罷免，並受到選民給予他的限權委托書（正式指令）的約束。仍須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職能，則不會像有人故意胡說的那樣加以廢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嚴格負責任的勤務員來行使。民族的統一不是要加以破壞，相反地，要由公社在體制上、組織上加以保證，要通過這樣的辦法加以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淩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第56頁◎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權的純屬壓迫性質的機關予以鏟除，而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則從僭越和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當局那里奪取過來，歸還給社會的負責任的勤務員。普遍選舉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麽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於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個人選擇權服務於任何一個為自己企業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員的雇主一樣。大家都很清楚，企業也像個人一樣，在實際業務活動中一般都懂得在適當的位置上使用適當的人，萬一有錯立即糾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級授職制（注：等級授職制是中世紀封建主授予藩屬封地或神職的制度。其特點是等級低的人完全聽任等級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會封建主的擺布。——57。）去代替普選制，那是最違背公社精神不過的。

    一般說來，全新的歷史創舉都要遭到被誤解的命運，即只要這種創舉與舊的、甚至已經死亡的社會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就會被誤認為是那些社會生活形式的對應物。所以，這個新的、摧毀了現代國家政權的公社，就恰恰被誤認為是那最初產生於現代國家政權之先、爾後又成為現代國家政權基礎的中世紀公社（注：中世紀公社是西歐中世紀中期開始出現的城鎮自治制度，實行自治的城鎮因而也叫作公社。這種公社雖然實行自治，但真正的統治權仍然掌握在有產階級手中。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巴黎及其他城市的自治機構也叫作公社。1871年的巴黎公社則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之一。——57。）的翻版。公社體制被誤認為是企圖把大國的統一——這種統一雖然最初由政治暴力所造成，但現已成為社會生產的強大因素——化為孟德斯鳩和吉倫特派（注：吉倫特派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一個政治集團，代表大工商業資產階級和在革命時期產生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該派的許多領導人在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中代表吉倫特省，因而得名。吉倫特派借口保衛各省實行自治和成立聯邦的權利，反對雅各賓政府以及擁護政府的革命群眾。——57。）所夢想的那種許多小邦的聯盟。公社與國家政權的對抗被誤認為是反對過分集權這一古老鬥爭的過分擴大了的形式。可能是特殊的歷史條件（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此處有“在其他國家”。——編者注）阻礙了像在法國出現過的那種資產階級政權形式的典型發展，並使得像英國那樣的情況能夠存在：龐大的中央國家機構在城市里有腐敗的教區委員會、鉆營私利的市議員、兇暴的濟貧所監護員為其補充，在鄉村里有實際上是世襲的治安法官為其補充。公社體制會把靠社會供養◎第57頁◎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僅此一舉就會把法國的覆興推動起來。法國外省城市的資產階級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控制著鄉村，在路易-拿破侖時期，他們對鄉村的控制為鄉村對城市的虛假統治所取代。現在他們以為公社就是企圖恢覆他們過去的那種對鄉村的控制。事實上，公社體制是把農村的生產者置於他們所在地區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導之下，使他們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為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會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種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來牽制現在已被取代的國家政權的東西了。只有俾斯麥這個除了策劃鐵血陰謀之外，總是喜歡重操最適合於他的智力的舊業即給《喧聲》（注：《喧聲》是德國帶插圖的諷刺性周刊，1848至1944年逢星期日在柏林出版，最初具有左派激進主義傾向，後來淪為反革命的工具。——58。）雜志（柏林的《笨拙》（注：《笨拙》是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聲》的簡稱，1841年起在倫敦出版。——58。）雜志）撰稿的人，才會異想天開，以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魯士的市政體制。普魯士的市政體制不過是1791年法國舊的市政組織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機構降低為普魯士國家警察機器上的輔助輪子。

    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一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軍隊”。——編者注）和國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君主制已不覆存在。君主制是，至少在歐洲是階級統治的應有的贅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但是，無論廉價政府或“真正共和國”，都不是它的終極目標，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們對公社有多種多樣的解釋、多種多樣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這證明公社完全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壓迫性。公社的真◎第58頁◎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工人階級的政府”等字有著重號。——編者注），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公社體制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談。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與他們永久不變的社會奴隸地位並存。所以，公社要成為鏟除階級賴以存在、因而也是階級統治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杠桿。勞動一解放，每個人都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一種階級屬性了。

    說也奇怪，雖然近60年來出現了大量的關於勞動解放（注：在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工人解放”。——編者注）的高調大話和著作，可是只要工人在什麽地方決心由自己來做這件事，那些替以資本和雇傭奴隸為兩極的現代社會（地主現在只不過是資本家的馴順夥伴）說話的喉舌，立刻就出來大唱辯護之歌，仿佛資本主義社會還處在童貞和白璧無瑕的狀態，仿佛它的對立還沒有發展，它的欺人假象還沒有被戳穿，它的醜惡現實還沒有被揭露！他們叫喊說，公社想要消滅構成全部文明的基礎的所有制！是的，先生們，公社是想要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它是想要剝奪剝奪者。它是想要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但這是共產主義、“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啊！然而，統治階級中那些有足夠見識而領悟到現存制度已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人們（這種人並不少），已在拼命地為實行合作制生產而大聲疾呼。如果合作制生產◎第59頁◎不是一個幌子或一個騙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結束無時不在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的動蕩這樣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難以逃脫的劫難，那麽，請問諸位先生，這不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麽呢？

    工人階級並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跡。他們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麽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並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麽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工人階級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滿懷完成這種使命的英勇決心，所以他們能夠笑對那些搖筆桿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謾罵，笑對好心腸的資產階級空談家的訓誡，這些資產階級空談家總是滔滔不絕地宣講他們那一套無知的陳詞濫調和頑固的宗派主義謬論，口氣儼如科學真理在手的聖哲一般。

    當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時候，當普通工人第一次敢於侵犯他們的“天然尊長”（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即有產者”。——編者注）的執政特權，在空前艱難的條件下虛心、誠懇而卓有成效地進行他們的工作，而所得報酬最高額還不及科學界高級權威人士（注：在德文各版中加有“（赫胥黎教授）”。——編者注）所建議的倫敦國民教育局秘書最低薪額的五分之一（注：1870年12月21日，英國著名科學家托·赫胥黎曾向倫敦國民教育局提出一項建議。他認為該局秘書的薪金應該定為每年1000英鎊。後來此職位的年薪被定為800英鎊。——60。）的時候——舊世界一看到象征勞動共和國的紅旗在市政廳上空飄揚，便怒火中燒，捶胸頓足。◎第60頁◎

    然而這是使工人階級作為唯一具有社會首創能力的階級得到公開承認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階級的大多數，即店主、手工業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資本家除外——也都承認工人階級是這樣一個階級。公社拯救了這個中等階級，因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總是一再出現的中等階級內部糾紛之源，即債權和債務問題解決了。（注：指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頒布的關於一切債務延期三年償付並取消利息的法令。這項法令緩和了小資產階級的經濟處境，不利於放債的大資本家。——61。）正是中等階級的這一部分人在1848年為鎮壓六月工人起義出過力之後，立即被制憲議會毫不客氣地交給他們的債主們去任意宰割。（注：1848年8月22日制憲議會否決了關於“友好協議”的法案，該法案規定凡能證明是因革命造成的業務停滯而淪於破產的債務人可延期償還債務。法案被否決使很大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徹底破產，不得不忍受大資產階級債主們宰割。——61。）但這還不是他們現在靠攏工人階級的原因（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唯一原因”。——編者注）。他們感覺到他們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著什麽招牌的帝國之間進行抉擇。帝國在經濟上毀了他們，因為它大肆揮霍社會財富，慫恿大規模的金融詐騙，支持人為地加速資本的集中，從而使他們遭受剝奪。帝國在政治上壓迫了他們，它的荒淫無度在道義上震驚了他們；帝國侮辱了他們的伏爾泰思想，因為它把教育他們子弟的事情交給無知兄弟會（注：無知兄弟會是對1680年產生於法國蘭斯的一個宗教團體的蔑稱。這個團體的成員承擔了教育窮人子弟的義務；在這個團體所辦的學校，學生主要接受宗教教育，得不到其他方面的知識。馬克思以此暗指資產階級法國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權主義性質。——61。）；帝國激怒了他們作為法蘭西人的民族感情，因為它把他們一下子推入這樣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制造了那麽多毀滅性災難，得到的結果只有一個——帝國滅亡。事實上，在波拿巴派和資本家這樣一些高等流氓從巴黎逃跑以後，真正的中等階級秩序黨就以共和聯盟（注：指外省共和聯盟。這是一個由居住在巴黎的外省小資產階級人士組成的政治組織，大約於1871年4月中由讓·巴·米里哀爾創立。該組織曾號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對凡爾賽政府和保皇派的國民議會，主張實行民主改革，其宗教是鞏固共和國制度，確保公社的獨立性。——61。）的形式出現，站到了公社的旗幟下，並且反駁梯也爾的胡編亂造，保衛公社。至於這一大部分中等階級的感激心情能否經得住目前的嚴峻考驗，將來自有分曉。

    公社對農民說，“公社的勝利是他們的唯一希望”（注：引自巴黎公社的《告農村勞動者》，這份文獻曾於1871年4至5月初刊登在公社的各報上，並以傳單形式單獨印發。——61。），這是完全正確的。炮制於凡爾賽、由光榮的歐洲報界文丐一傳再傳的所有謊言中最驚人的就是：鄉紳議員代表法國農民。試想一想，法國◎第61頁◎農民對於他們在1815年以後不得不付予10億賠償金（注：查理十世的反動政府1825年4月27日頒布了一項法令，規定對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被剝奪地產的前流亡者給以賠償，賠償總額約10億法郎。這筆賠償費大部分落到了法國大地主、高級宮廷貴族手中。——62。）的人們竟產生了愛戴心情！在法國農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對他們1789年的勝利果實的侵犯。1848年，資產者們對農民的那塊土地加上了每法郎45生丁的附加稅（注：1848年3月16日，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決定對各種直接稅每1法郎增加45生丁（100生丁合1法郎）的附加稅。這種附加稅的重擔主要落在了農民身上。資產階級共和派采取這種政策，結果使大地主和天主教僧侶借機策動農民反對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壯大了反革命勢力。——62。），而那時候他們還是以革命的名義這樣做的；現在他們則挑起了反對革命的國內戰爭，借以把他們約定要付給普魯士人的50億賠款的主要重擔轉嫁到農民身上。與此相反，公社在最初發表的一項公告里就已經宣布，戰爭的費用要讓真正的戰爭發動者來償付。公社能使農民免除血稅，能給他們一個廉價政府，能把現今吸吮著他們鮮血的公證人、律師、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換成由他們自己選出並對他們負責的領工資的公社勤務員。公社能使他們免除鄉警、憲兵和省長的殘暴壓迫，能用啟發他們智慧的學校教師去代替麻痹他們頭腦的教士。而法國農民首先是善於算賬的人。他們會發現，付給教士的錢不由稅吏們強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區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願捐贈，那是極為合情合理的。這些都是公社的統治——也只有這種統治——使法國農民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處。所以這里用不著細講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夠而且必須以有利於農民的方式加以解決的更覆雜但極重要的問題，例如：農民那小片土地負擔著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的抵押債務，prolétariat foncier（農村無產階級）因此而與日俱增，農民的土地恰恰由於現代農業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的競爭而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被剝奪。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國農民選為共和國總統的，第二帝國則是秩序黨的作品。在1849年和1850年，法國農民就開始表示出他們實際需要的是什麽了。他們的表達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區長對抗政府的省長，以自己的學校教師對抗政府的教士，親自出來與政府◎第62頁◎的憲兵周旋。秩序黨在1850年1月和2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注：指下列法律：將法國分為若幹軍區和授予各軍區司令以處理地方事務的廣泛權力的法令；授予共和國總統以任免區長的權力的法案；將農村教師置於省長控制之下的農村教師法；加強僧侶對教育的影響的國民教育法。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中，對這些法律曾有所闡述。——63。），都是明目張膽壓迫農民的措施。農民曾經是波拿巴派，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帶給農民的所有利益都體現在拿破侖的身上。這種在第二帝國時代迅速破滅的（而且就其本質而言是和鄉紳議員相敵對的）幻覺，這種過去時代的偏見，怎麽能夠抵得住公社對農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視所具有的號召力呢？

    鄉紳議員知道（並且實際上也最害怕這一點），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來，那麽不出三個月就會引起一場農民大起義，所以他們才急於對巴黎實行警察封鎖，以阻止這種傳染病的蔓延。

    可見，公社是法國社會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為工人的政府，作為勞動解放的勇敢鬥士，同時又具有十足國際的性質。普魯士軍隊使法國的兩個省歸屬於德國，而就在這支軍隊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歸屬於法國。


馬克思　法蘭西內戰（之三）

    *（注：《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的一篇宣言，科學共產主義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國家、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馬克思就開始細心搜集和研究所有關於公社活動的消息，如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法國、英國、德國報刊的材料，巴黎來信提供的情況等等。最初，馬克思曾在1871年3月28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發表一篇告巴黎工人的宣言，這項建議被一致通過，但後來，巴黎形勢的發展使他意識到，應該向全世界無產階級發出呼籲，於是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總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就法國“鬥爭的總趨向”發表一篇告國際全體會員的宣言。總委員會委托馬克思起草這一宣言。4月18日後，馬克思開始進行這項工作，一直繼續到5月底。他先寫了《法蘭西內戰》的初稿和二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33-662頁；本卷第87-122頁載有初稿和二稿摘錄），從5月6日起著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後一個街壘陷落的兩天以後，總委員會一致批準了馬克思宣讀的《法蘭西內戰》的定稿文本。隨後，馬克思又對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補充和加工。

    《法蘭西內戰》最初於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倫敦用英文印成35 頁的小冊子發表，印數1 000份。1871年6月27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報告說，第一版已銷售一空，並建議再印2 000份。總委員會同意了馬克思的建議，不久便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數2 000份。與此同時《法蘭西內戰》還由愛·特魯拉夫於1871年7月1 日以傳單的形式發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第二版中改動了幾處正文，更正了第一版的幾個印刷錯誤，並增補了《附錄》的第二部分。宣言的署名作了如下變動：去掉工聯主義者本·魯克拉夫特和喬·奧哲爾的名字（他們在資產階級報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並退出了總委員會），增添了總委員會新成員的名字。1871年7月25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通報說，第二版又已脫銷。總委員會根據恩格斯的提議，於1871年8月初出了《法蘭西內戰》英文第三版，印數1 000份，馬克思在這一版中刪去了前兩版中個別不確切的地方。）

    （注：1871-1872年，《法蘭西內戰》被譯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蘭文、弗拉芒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丹麥文以及波蘭文，在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期刊上發表，同時還出了單行本。

    德譯文是由恩格斯翻譯的，1871年6-7月發表於《人民國家報》（6月28 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第52-61號），1871年8-10 月在《先驅》雜志上摘要發表，此外，還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恩格斯在翻譯時作了幾處不大的改動。1876年，為了紀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蘭西內戰》的新德文本，對文字作了一些訂正。

    1891年，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準備出《法蘭西內戰》的德文第三版（紀念版）時，恩格斯重新校訂了譯文，並為該版寫了導言。恩格斯把馬克思寫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進了這一版。此後在各種文字的單行本中，導言和兩篇宣言也都與《法蘭西內戰》一起刊印。

    《法蘭西內戰》的法譯文於1871年7月6日至9月3日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報》上刊出，同年8月3日至10月21日在日內瓦的《平等報》上刊出。1872年在布魯塞爾根據英文第三版翻譯出版了法文版單行本，譯文經馬克思校訂過，他曾作了大量修改，把某些段落重新譯過。——1。）

    第二帝國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騙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國的壞蛋都響應了它的號召，趕來參加它的鬧宴和對法國人民的掠奪。甚至此時此刻梯也爾也還是以瓦拉幾亞的流氓加內斯科為右手，以俄國的暗探馬爾科夫斯基為左手。公社則使一切外國人都能享有為不朽事業而犧牲的榮譽。資產階級由於它自己的叛變而招致了對外戰爭的失敗，又同外國侵略者勾結挑起了國內戰爭，它在這兩次戰爭的間隙找到了機會來表現他們的愛國熱情，其表現方式就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國的德國人。公社則委任了一個德國工人（注：萊·弗蘭克爾。——編者注）擔任自己的勞動部長。梯也爾、資產階級、第二帝國都不斷欺騙波◎第63頁◎蘭人，口頭上冠冕堂皇地對他們表示同情，實際上把他們出賣給俄國，替俄國幹壞事。公社則請波蘭的英雄兒子（注：雅·東布羅夫斯基和瓦·符盧勃列夫斯基。——編者注）榮任巴黎捍衛者的領導人。為了使公社所自覺地開辟的歷史新紀元取得一個鮮明的標志，公社一方面當著普魯士勝利者的面，另一方面當著由波拿巴派將軍們率領的波拿巴軍隊的面，推倒了象征戰爭光榮的龐然巨物——旺多姆圓柱（注：旺多姆圓柱又稱凱旋柱。它是為了紀念拿破侖的戰功，於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廣場修建的。

    整個圓柱全部用繳獲的武器上的青銅制成，頂上有一座拿破侖鑄像，鑄像在覆辟時期被取下，但在1833年又重新覆原。1871年根據巴黎公社的決議，旺多姆圓柱作為軍國主義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圓柱又被資產階級政府修覆。——64。）。

    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這類措施是：不準讓面包行業的幫工做夜工；用嚴懲的辦法禁止雇主們以各種借口對工人罰款以減低工資——雇主們在這樣做的時候集立法者、審判官和執行吏於一身，而且以罰款飽私囊。另一個此類的措施是把一切已關閉的作坊或工廠——不論是資本家逃跑了還是自動停了工——都交給工人協作社，同時給企業主保留獲得補償的權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而溫和的財政措施，只能是與圍城狀態相適應的措施。鑒於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們在歐斯曼庇護下掠奪了巴黎大量錢財，公社要是沒收他們的財產，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沒收奧爾良家族的財產充足萬倍。霍亨索倫家族和英國的政治寡頭們的財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奪教會得來的，而公社才僅僅從沒收教會財產上得到8 000法郎，他們就對此大為憤慨，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凡爾賽政府剛剛恢覆了一點元氣，便采取最殘暴的手段對付公社。它在全法國壓制言論自由，甚至禁止來自各大城市的代表舉行集會；它在凡爾賽和法國其他各地設置暗探，遠遠超過第二帝國◎第64頁◎時代；它的像宗教裁判官一樣的憲兵焚毀一切在巴黎出版的報紙，檢查一切來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國民議會中，誰如果鬥膽要替巴黎說句話，立刻就會被呵叱住，這種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無雙議院”（注：無雙議院是1815-1816年（波旁王朝覆辟初期）由極端反動分子組成的法國眾議院。——42、65。）里也未曾有過；凡爾賽方面從外部對巴黎進行著野蠻的戰爭，而且還想在巴黎內部進行收買和陰謀活動——在此種情況下，公社若是裝作像在太平盛世一樣，遵守自由主義那一套表面上溫文爾雅的行為規範，豈不是可恥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爾政府是同一類政府的話，那麽凡爾賽方面就沒有理由查禁公社的報紙，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樣沒有理由查禁秩序黨的報紙了。

    就在鄉紳議員宣稱法國得救的唯一辦法是回到教會懷抱里去的時候，不信教的公社卻揭露了畢克普斯女修道院和聖洛朗教堂的秘密（注：1871年5月5日《口令報》公布的材料揭露了修道院的種種罪行。經調查發現，巴黎聖安東郊區的畢克普斯女修道院有把修女長年監禁在小修道室里的情況，並找到了刑具。在聖洛朗教堂發現一個存放屍骨的秘密地窖，這是兇殺的證據。公社為反宗教宣傳而出版的小冊子《教士罪行錄》也公布了這些材料。——65。），這實在是使這些議員惱火的事情。梯也爾將大把的大十字勳章隨意擲給波拿巴的將軍們以表彰他們打敗仗、簽降書和在威廉堡卷香煙（注：威廉堡是普魯士國王的一座城堡，法國皇帝拿破侖第三及其隨從被普魯士人俘虜後，於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囚禁於此。為自己卷香煙是這些囚犯們的主要活動之一。——65。）的本事，公社卻在自己的將軍們稍有失職嫌疑時就予以撤職和逮捕，這對於梯也爾先生是一種諷刺。公社把一個只是因為破產而在里昂被監禁過六天，後來用假名混進公社的委員（注：布朗舍。——編者注）予以撤職和逮捕，這對於那位偽造文據犯茹爾·法夫爾——他當時還在做法國的外交部長，還在向俾斯麥出賣法國，還在向比利時的那個模範政府發號施令——難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臉上的一記耳光嗎？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舊政府那樣自詡決不會犯錯誤。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來，把自己的一切缺點都讓公眾知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總還要擠進來◎第65頁◎另外一種人。這種人當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忠心的幸存者，他們對當前的運動並沒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們由於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誠和勇敢精神或者純粹是由於傳統力量，還保留有對人民的影響；另外有些人則不過是空喊家，他們年覆一年地用老一套的刻板語言大罵現政府，從而騙取了第一流革命家的名聲。在3月18日以後，確實也出現了上面說的那樣一些人，他們有時甚至扮演了顯要的角色。他們極力阻礙工人階級的真正運動，同以前這種人阻礙各次革命充分發展的情況完全一樣。他們是一種無法避免的禍害；擺脫他們需要時間，但是公社卻沒有這樣的時間。

    公社簡直是奇跡般地改變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國的那個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無影無蹤。法國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顛的大地主、愛爾蘭的在外地主（注：在外地主（來自“absentee”——“缺席者”一詞）通常指那些在愛爾蘭擁有地產卻長期居住在英國的地主。他們把地產交給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給靠投機中飽私囊的經紀人，後者再以苛刻的條件轉租給小佃戶。——66。）、美利堅的前奴隸主和暴發戶、俄羅斯的前農奴主和瓦拉幾亞的封建貴族麇集的場所了。屍體認領處里不再有屍體了，夜間破門入盜事件不發生了，搶劫也幾乎絕跡了。事實上自從1848年2月的日子以來，巴黎街道第一次變得平安無事，而且不再有任何類型的警察。有一個公社委員說：

    “我們再也聽不到殺人、偷盜和人身襲擊事件；看來真好像警察已經把他們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帶到凡爾賽去了。”

    蕩婦們已經跟在她們的庇護者——那些家庭、宗教、尤其是財產的衛士們的屁股後頭跑掉了。沒有了蕩婦們，真正的巴黎婦女又出現在最前列，她們像古典古代的婦女那樣具有英勇、高尚和獻身的精神。努力勞動、用心思索、戰鬥不息、流血犧牲的巴黎——它在培育著一個新社會的同時幾乎把大門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幹二凈——正放射著它的歷史首創精神的熾烈的光芒！

    與巴黎這個新世界相對峙的是凡爾賽的舊世界。看看這個舊◎第66頁◎世界吧——這是個由來自所有死亡了的舊體制的食屍鬼組成的議會。食屍鬼就是渴望撕食國民屍體的正統派和奧爾良派。還有一個尾巴，這就是陳腐的共和派。這些共和派以出席國民議會來表示他們對奴隸主叛亂的支持；他們把他們的議會制共和國得以維持下去的希望，寄托於那個充當著共和國首腦的老騙子的虛榮心；他們十分可笑地學著1789年的樣子，在Jeu de Paume（注：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網球場，國民議會於1789年在這里通過了著名的決議。——編者注）舉行他們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會議。這個代表法國一切死亡事物的議會，只是靠著路易·波拿巴的將軍們的軍刀的支持，才得以維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爾賽全是謊言，是出自梯也爾之口的謊言。

    梯也爾對塞納-瓦茲省的區長代表團說：

    “你們可以信賴我的話，我從來不食言。”

    他竟對這個議會說，“它是法國從未有過的最自由地選出的最開明的議會”；他對他的雜牌軍隊說，他們是“世界的瑰寶，是法國從未有過的一支最優秀的軍隊”；他對外省說，傳言他下令轟擊巴黎純屬無稽之談：

    “如果曾經打了幾發炮彈，那也不是凡爾賽軍隊打的，而是一些叛亂者為了假裝他們在作戰才打的，可是實際上他們連頭都不敢露出來。”

    後來他又對外省宣稱：

    “凡爾賽的炮兵不是轟擊巴黎，而只是向它開了幾炮。”

    他對巴黎大主教（注：達爾布瓦。——編者注）說，硬說凡爾賽軍隊曾執行大批處決和進◎第67頁◎行報覆（！），這全是胡扯。他對巴黎說，他只是想“把巴黎從可憎的暴君壓迫下解放出來”，說公社的巴黎實際上“不過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爾先生的巴黎並不是“群氓”的真正巴黎，而是幽靈的巴黎，francs- fileurs（注：法語francs-fileurs直譯是：“自由逃亡者”，是對巴黎被普魯士軍隊包圍時從城里逃出的資產者的諷刺性稱呼，因francs-fileurs的讀音與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積極參加反普魯士鬥爭的法國遊擊隊員）相近。——68、75。）的巴黎，男女閒蕩者的巴黎，富人的、資本家的、花花公子的、 無所事事者的巴黎。這個巴黎目前正帶著它的奴仆、騙子、文痞、蕩婦麇集在凡爾賽、聖但尼、呂埃和聖日耳曼；這個巴黎認為內戰不過是愜意的消遣，它從望遠鏡中觀賞戰鬥的場面，計算放炮的次數，用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娼婦們的名譽賭咒發誓說，這里上演的戲要比聖馬丁門劇場中的精彩得多。被打死者真的死了，傷者的慘叫聲也是實實在在的慘叫，而且這整個事件具有如此深刻的歷史意義（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具有何等的世界歷史意義啊！”——編者注）。

    這就是梯也爾先生的巴黎，正像逃到科布倫茨（注：科布倫茨是德國西部的一個城市，在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流亡的貴族保皇黨人策動對革命的法國進行幹涉的中心，受到封建專制國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極端反動的大臣卡龍為首的流亡政府就設在這里。——68。）的那幫人是卡龍先生的法國一樣。

    四

    奴隸主陰謀用普魯士軍隊的占領來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圖，因俾斯麥的拒絕而沒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圖制服巴黎，結果是軍隊潰敗和政府逃往凡爾賽，政府並命令全部行政機關也停止工作，隨之出逃。梯也爾假裝同巴黎議和，借以爭取時間準備對巴黎作戰。但是到哪里去搜羅軍隊呢？戰鬥團的殘部人數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爾向外省發出緊急呼籲，要求派國民自衛軍和志願◎第68頁◎軍前去增援凡爾賽，但是遭到斷然拒絕。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注：朱安兵原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法國西北部發生的反革命叛亂的參加者。巴黎公社時期，公社戰士把由沙雷特率領對公社戰士作戰的、懷有保皇情緒的一支凡爾賽軍隊稱作朱安兵，這些人都是從布列塔尼招募來的。——69。），他們作戰時打著白旗，每人胸前佩帶著用白布做成的耶穌聖心，口里呼喊著“Vive　leRoi！”（國王萬歲！）。這樣，梯也爾就只好匆忙糾集一群雜牌隊伍，其中有水兵、海軍陸戰隊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注：朱阿夫兵是法國的一種輕步兵（“朱阿夫”的稱呼來自阿爾及利亞的一個部落的名稱）。朱阿夫兵是19世紀30年代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建立的一支殖民地部隊，起初由當地人和法國人組成，後來全部由法國人組成，但仍保持原有的東方服飾。教皇的朱阿夫兵指1860年仿效朱阿夫兵組織和訓練的教皇警衛團，由法國貴族青年的志願兵組成。在意大利軍隊占領羅馬並廢除教皇的世俗權力之後，教皇的朱阿夫兵於1870年9月被調往法國，改編為“西方志願軍團”，在盧瓦爾第一軍團和第二軍團的編制內參加了對德軍的戰鬥。1871年，這個軍團曾參與鎮壓巴黎公社，以後被解散。——69。）、瓦朗坦手下的憲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這支軍隊要不是補充了一批批的帝國被俘兵員，那就會毫無用處而令人覺得可笑。俾斯麥準予放回被俘兵員的人數，剛好既夠打內戰之用，又足以保持凡爾賽政府對普魯士的屈從和依賴。真正打起來，凡爾賽的警察還得照應凡爾賽的軍隊，而在一切危險的地方，都是憲兵打頭陣，拖著軍隊前進。陷落的炮台不是奪來的，而是買通的。公社戰士的英雄氣概向梯也爾表明，憑他自己的謀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裝力量，巴黎的抵抗是無法擊破的。

    與此同時，他和外省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了。沒有接到一份可以使梯也爾和他的鄉紳議員們高興的表示擁護的宣言。恰恰相反。來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團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氣堅決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礎是毫不含糊地承認共和國、確認公社規定的各項自由權利，解散任期已滿的國民議會。代表團和宣言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爾的司法部長杜弗爾在4月23 日給國家的檢察官們的通令中命令他們把“呼籲和解”當作罪行查辦！然而梯也爾看到進攻巴黎沒有希望，於是決定改變策略，下令在4月30 日按照他自己叫國民議會通過的新市鎮法在全國進行市鎮選舉。一方面有他那些省長玩弄陰謀手段，另一方面有警察機關進行威脅恫嚇，這使他滿懷希望地認為：外省作出的裁決會賦予國民議會以前所未有的道義力量，並且他最終定會從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質力量。

    梯也爾一開始就竭力想在進行他的這場在他自己的公報中備◎第69頁◎受讚美的反對巴黎的強盜戰爭的同時，在他的部長們企圖在全法國建立恐怖統治的同時，表演一出和解小戲。這出小戲要達到幾個目的：蒙蔽外省視聽，誘騙巴黎的中等階級分子，而最主要的是使國民議會中的冒牌共和黨人能夠以對梯也爾的信任掩蓋他們對巴黎的背叛。梯也爾在3月21日，即在他還沒有軍隊的時候，對國民議會聲明說：

    “不管發生什麽情況，我決不派軍隊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站起來說：

    “我發現共和國已是既成事實，我堅決維護它。”

    實際上，他用共和國的名義鎮壓了里昂和馬賽的革命（注：巴黎的無產階級革命產生了巴黎公社。在這一革命的影響下，里昂、馬賽以及法國許多其他城市也發生了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1871年3月22日，里昂的國民自衛軍和工人占領了市政廳。3月26日巴黎代表團到達以後，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並選舉了由5人組成的地方委員會。但是，該委員會盡管擁有一些武裝力量，由於同人民群眾和國民自衛軍缺乏足夠的聯系，終於喪失了自己的權力。里昂工人於4月30日再次發動起義，遭到軍隊和警察的殘酷鎮壓。

    馬賽的起義居民於1871年3月23日占據了市政廳，逮捕了省長，成立了省委員會，決定於4月5日進行公社選舉。馬賽的革命起義於4月4日遭到政府軍隊鎮壓。——70。），而他的鄉紳議員們在凡爾賽只要一聽到“共和國”這個詞就要把它淹沒在狂吼聲中。他作出這番勳業之後，就把“既成事實”降低為假定事實。奧爾良王室子弟原是他為慎重起見從波爾多打發走的，現在他明目張膽地破壞法律，準許他們在德勒從事陰謀活動了。梯也爾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們無休止的會見當中所作出的讓步——盡管談話的口氣和腔調總是隨著時間和情況而變化——實際上從來沒有超出這樣一個承諾：將來的報覆對象僅限於：

    “那一小撮與殺害勒孔特和克萊芒·托馬有關的罪犯”，

    而且還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巴黎和法國要無條件地承認梯也爾先生本人就是最好不過的共和國，就像他在1830年對待路易－菲力浦那樣。然而，就連這種讓步，他也竭力通過他的部長們在國民議會進行的官方解釋而使之曖昧不明。不僅如此，他還讓他的那位杜弗爾行動起來。杜弗爾，這個老牌奧爾良派律師，在歷次戒◎第70頁◎嚴時期都是最高法官；如今1871年梯也爾掌權時是如此，1839年路易－菲力浦在位時和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總統時也是如此（注：指杜弗爾在1839年5月共和派秘密組織四季社舉行武裝暴動期間為鞏固七月王朝而進行的活動，及其在1849年6月第二共和國時期反對在野的小資產階級山岳派時所起的作用。

    1839年5月12日以布朗基和巴爾貝斯為首的四季社籌劃的巴黎武裝暴動，由於沒有依靠群眾，並且帶有密謀性質，因而遭到政府軍隊和國民自衛軍的鎮壓。為了撲滅革命組成了一個新內閣，杜弗爾為內閣成員之一。

    1849年6月，山岳黨反對共和國總統路易·波拿巴的活動所造成的政治危機日益增長，當時身為內務部長的杜弗爾提議發布一系列法令，以對付一部分革命的國民自衛軍、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71。）。他在不擔任部長職務時，曾以替巴黎資本家辯護而大發橫財，以反對出自他自己之手的法律來撈取政治資本。現在他不僅趕快在國民議會通過一批鎮壓性的法律，以便在巴黎陷落後用來消滅法國共和制自由的最後殘余（注：指國民議會1871年7月6日正式通過的《報刊違法行為懲辦法令》此項法令使以前反動的出版法（1819年和1849年）的條款重新生效，規定對那些發表反對政府言論的出版物實行嚴厲的懲罰，直至查封；此外還有關於以前被撤職的第二帝國官員覆職的法令；關於追還被公社沒收的財產並把沒收財產之舉定為刑事犯罪的特別法。——71。），他還把對他說來太緩慢的軍法審判程序加以簡化（注：由杜弗爾提出並於1871年4月6日在國民議會通過的關於軍事法庭審判程序的法令，進一步簡化了1857年軍事法典上規定的審判程序。法令確認部隊司令和陸軍部長有權直接進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經過預審，在這種情況下，定案（包括審閱上訴書）和執行判決在48小時內即可結束。——71。），並且新炮制出一部嚴酷的流放法，以此預示巴黎未來的命運。1848年革命取消了對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沒有敢恢覆，至少是不敢公開恢覆斷頭機的統治。鄉紳議會當時甚至還不敢暗示巴黎人不是造反者而是殺人犯，所以它只得把將來對巴黎進行報覆的手段局限於杜弗爾的新流放法。在此種情況下，如果梯也爾的和解滑稽劇不是按照他的意圖引起鄉紳議員們的一片怒吼聲，他的這出滑稽劇就演不下去了。那些鄉紳議員百思不得其解，他們既沒有領會這套把戲，又不懂得玩弄這套把戲非用偽善、狡辯、拖延這樣一些手法不可。

    梯也爾鑒於4月30日的市鎮選舉在即，便於4月27日做了一次精采的和解表演。他在國民議會講壇上大講假惺惺的漂亮話的時候，慷慨激昂地說道：

    “除巴黎的陰謀之外，不存在反對共和國的陰謀，巴黎的陰謀迫使我們讓法國人流血。我要再三重覆說：讓那些舉起邪惡武器的人放下他們的武器吧，那我們就會立即通過和平協議停止懲罰，只有那一小撮罪犯另當別論。”

    他對那些大喊大叫地打斷他講話的鄉紳議員回答道：

    “諸位先生，我懇求你們告訴我，難道我說的不對嗎？難道你們聽見我如實地說明罪犯不過是一小撮人，真的覺得遺憾嗎？忍心殺害克萊芒·托馬和勒孔特將軍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這難道不是不幸中之萬幸嗎？”◎第71頁◎

    然而，法國對於梯也爾這一番自以為像海上女妖歌聲那樣動聽的議會講話置若罔聞。在法國尚存的35 000個市鎮所選出的70萬名市議員中，聯合起來的正統派、奧爾良派和波拿巴派總共還占不到8 000人。在後來的補充選舉中他們更是受到絕對的敵視。這樣，國民議會不但沒有從外省方面得到它迫切需要的物質力量，而且連最後一點道義力量，即作為這個國家普選權體現者的資格也喪失了。而意味著它徹底失敗的是，法國所有城市新選出的市議會給凡爾賽的這個篡權的國民議會以公開的威脅，即決定在波爾多召集一個與之針鋒相對的國民議會。

    對俾斯麥而言，期待已久的采取決定性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向梯也爾發號施令，要他派全權代表到法蘭克福去簽訂最後的和約。梯也爾卑躬屈膝地遵從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出了自己的親信茹爾·法夫爾並以普耶－凱爾蒂埃做他的助手。普耶－凱爾蒂埃是魯昂“鼎鼎大名的”棉紗廠主，是第二帝國的狂熱的甚至奴顏婢膝的擁護者，對他說來，第二帝國是無可挑剔的，只有一事例外，即帝國同英國簽訂過損害他這個企業家利益的商約（注：指1860年1月23日簽訂的英法商約。商約規定，法國放棄保護關稅政策，不再禁止英國貨進口，只是對英國貨征收百分之三十的進口稅，而法國向英國出口的貨物大部分可以免稅。商約簽訂以後，英國貨大量湧入法國，大大加劇了法國國內市場的競爭，引起了企業家的不滿。——72。）。他在波爾多剛一當上梯也爾的財政部長，馬上就抨擊這個“邪惡的”條約，暗示這個條約很快就會被廢除。他甚至厚顏無恥地試圖——雖然未能做到（因為做此盤算時沒有請示俾斯麥）——立即對阿爾薩斯實行舊的保護關稅，據他說那里沒有任何舊有的國際條約妨礙這樣做。此人把搞反革命看作在魯昂降低工資的手段，把割讓法國兩省看作在法國擡高他的貨物價格的手段。這種人豈不是注定要被梯也爾挑選為茹爾·法夫爾的助手去完成他最後的賣國大業嗎？

    這絕妙的一對全權代表一到法蘭克福，盛氣淩人的俾斯麥立即粗暴地要他們二者擇一：“或者是恢覆帝國，或者是無條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條件！”他的條件里有這樣的內容：縮短戰爭賠款分期◎第72頁◎交付的期限，並由普魯士軍隊占領巴黎各炮台，直到將來俾斯麥對法國形勢感到滿意時為止。這樣一來，普魯士就被承認為法國內政的最高主宰者。作為回報，俾斯麥願釋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員去消滅巴黎，並調派威廉皇帝的軍隊直接援助他們。為了保證不食言，他把賠款第一期交付時間推到“平定”巴黎之後。梯也爾和他的全權代表們當然貪饞地急忙吞下了這一釣餌。5月10日，他們在和約上簽了字；5月18日，他們就讓凡爾賽國民議會批準了這個條約。

    從締結和約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員返回這一段期間，梯也爾覺得更加需要把他的和解滑稽劇繼續演下去，因為他的共和黨走卒們極需要一個借口，以便裝作看不見為血洗巴黎而進行的準備。直到5月8日，他還對一個主張和解的中等階級代表團說：

    “只要暴亂者決定投降，巴黎的城門就可以對一切人洞開一個星期，唯有殺害克萊芒·托馬和勒孔特兩將軍的兇手除外。”

    幾天以後，當他為此諾言而遭到鄉紳議員們激烈質問時，他避而不作任何解釋，但意味深長地暗示說：

    “我對你們說，你們當中有些缺乏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這些人還得再忍耐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以後就不會再有什麽危險，那時任務就會適合他們的勇氣和能力了。”

    當麥克馬洪剛剛有把握向梯也爾保證很快就進入巴黎時，梯也爾立即對國民議會宣稱，他

    “將手持法律進入巴黎，要向那些犧牲了士兵生命和毀壞了公共紀念物的惡棍們徹底討回這筆債”。

    當決定的時刻臨近時，他對國民議會說：“我將毫不留情！”他對巴黎說，它末日將臨；對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強盜們說，政府準許◎第73頁◎他們任意向巴黎覆仇。最後，在叛徒已於5月21日給杜埃將軍打開了巴黎城門的情況下，梯也爾於5月22日向鄉紳議員們揭開了他們先前無論如何也悟不出的他那出和解滑稽劇的“目的”：

    “幾天前我對你們說過，我們正在接近我們的目的；今天我來告訴你們吧，這個目的已經達到。秩序、正義和文明終於獲得勝利！”

    確實如此。每當資產階級秩序的奴隸和被壓迫者起來反對主人的時候，這種秩序的文明和正義就顯示出自己的兇殘面目。那時，這種文明和正義就是赤裸裸的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報覆。占有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中的每一次新危機，都越來越明顯地證明這一事實。和1871年的無法形容的罪惡比起來，甚至資產階級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見絀。巴黎全體人民——男人、 婦女和兒童——在凡爾賽軍開進城內以後還戰鬥了一個星期的那種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反映出他們事業的偉大，而士兵們窮兇極惡的暴行則反映出雇用他們作為保鏢的那個文明所固有的精神。這種為處置自己在戰事結束後的殺戮中留下的成堆屍體而感到困難的文明，真是光輝燦爛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爾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為相比擬的東西，必須回到蘇拉和羅馬前後三頭執政的時代（注：指公元前1世紀古羅馬社會政治鬥爭尖銳化時期，兩度出現的血腥迫害和恐怖統治的局面。

    蘇拉專政（公元前82-79年）——蘇拉是奴隸主貴族擁戴的獨裁者，在他專政的時期曾大規模地屠殺自己的政敵。他第一次宣布了公敵名單，凡列入名單者，可以不經審判而被處死。

    前後羅馬三頭執政（公元前60-53年及46-43年）是由三個最有威望的羅馬軍隊統帥分掌政權的專政。前三頭執政是龐培、凱撒和克拉蘇，後三頭執政是屋大維、安東尼和雷必達。三頭執政的統治是為消滅羅馬共和國和建立羅馬單一的君主政權而采取的行動一個階段。三頭執政廣泛地采用了從肉體上消滅自己敵人的手段。——74。）去。同樣是冷酷無情地大批殺人；同樣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殺；同樣是拷打俘虜；同樣是發布公敵名單，不過這一次被列為公敵的是整個一個階級；同樣是野蠻地追捕躲藏起來的領袖，使他們無一幸免；同樣是紛紛告發政治仇敵和私敵；同樣是不惜殺戮根本和鬥爭無關的人們。不同處只在於羅馬人沒有機關槍來進行大規模的處決，他們沒有“手持法律”，也沒有口喊“文明”罷了。

    看了這一切恐怖景象之後，現在再來看一看這種資產階級文◎第74頁◎明由它自己的報刊所描繪的另一副更加醜惡的面貌吧。

    倫敦的一家托利黨報紙駐巴黎記者寫道：

    “遠處還響著零星的槍聲；瀕臨死亡的可憐的受傷者躺在拉雪茲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間無人照管；6 000個驚恐萬狀的暴亂者，在迷宮似的墓地地道中絕望地轉來轉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們，被機關槍大批地射殺。在這樣的時候令人看了氣憤的是，咖啡館里擠滿了愛好喝酒、打彈子、玩骨牌的人，蕩婦們在林蔭道上逛來逛去，縱酒狂歡的喧嚷聲從豪華酒樓的雅座里傳出來，打破深夜的寂靜！”（注：見1871年6月2日《旗幟報》第14613號刊登的《暴動之結局》一文，記者的這段話轉引自愛·埃爾韋發表在1871年5月31日《巴黎報》第138號的文章。——75。）

    愛德華·埃爾韋先生在曾被公社查禁的一家凡爾賽報紙《巴黎報》上寫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現他們的歡樂的方式有些太輕佻了，我們擔心以後還會越來越糟。巴黎籠罩著節日的氣氛，這實在不協調，令人難過；要是我們不想被叫作墮落時代的巴黎人，就必須消除這種現象。”

    接著，他引用了塔西佗的一段話：

    “可是，在這場可怕的鬥爭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墮落和腐敗的羅馬就又開始沈湎於毀壞其軀體、玷污其靈魂的酒色之中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alibi balneae popinaeque（這里是戰鬥和創傷，那里是澡堂和酒樓）。”（注：《巴黎報》是法國一家從1867年起在巴黎發行的周刊，擁護保皇黨人中的奧爾良派。

    愛·埃爾韋的文章發表在1871年5月31日《巴黎報》第138號。塔西佗的那段話引自他本人的著作《歷史》第3篇第83章。——75。）

    埃爾韋先生只是忘記說，他提到的“巴黎居民”僅僅是梯也爾的巴黎的居民，是從凡爾賽、聖但尼、呂埃和聖日耳曼蜂擁返回的那些francs-fileurs（注：法語francs-fileurs直譯是：“自由逃亡者”，是對巴黎被普魯士軍隊包圍時從城里逃出的資產者的諷刺性稱呼，因francs-fileurs的讀音與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積極參加反普魯士鬥爭的法國遊擊隊員）相近。——68、75。），也就是已經“沒落”的那個巴黎。

    這個建立在勞動奴役制上的罪惡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戰勝了為實現美好新社會而獻身的鬥士時，都要把犧牲者的呻吟淹沒於在世界各地都可聽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誹謗聲中。工人們的平靜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那幫“秩序”惡狗變成了地獄。這一驚◎第75頁◎人巨變在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看來證明了什麽呢？竟然證明公社陰謀反對文明！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數目之多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戰鬥。這證明什麽呢？竟然證明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而是一小撮罪犯篡奪政權！巴黎婦女在街壘旁和刑場上都是視死如歸。這證明什麽呢？竟然證明公社惡魔把她們變成了麥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處於絕對統治地位的兩個月內所采取的溫和寬厚態度，只有它在保衛戰中表現出的英勇氣概才能與之相提並論。這證明什麽呢？竟然證明兩個月內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溫和寬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蓋其兇殘的嗜血本性，好讓這種嗜血本性在垂死掙紮時發泄出來！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犧牲時，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紀念碑付之一炬。既然無產階級的奴役者們對無產階級刀砍斧劈，那他們就休想在得勝後回到他們的完好無損的住宅里去。凡爾賽政府叫喊道：“這是縱火！”同時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遠在窮鄉僻壤的走卒，要他們在各個地方把它的敵人都當作專事縱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看著戰鬥結束後的大屠殺感到開心，而對人們“褻瀆”磚瓦和灰泥卻萬分憤怒！

    有的政府正式準許自己的海軍實行“殺、燒、毀”，這是不是準許縱火？英國軍隊隨心所欲地火燒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和中國皇帝的夏宮（注：英美戰爭期間，英軍占領華盛頓後，於1814年8月，縱火焚毀了國會大廈、白宮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築。

    英國和法國對中國進行殖民戰爭期間，英法聯軍於1860年10月劫掠並焚毀了北京的圓明園——中國建築和藝術的精華。——76。），這是不是縱火？普魯士人不是為了軍事上的理由，而只是為了報覆泄憤，就用煤油燒毀了許多像沙托丹那樣的城市和無數村莊，這是不是縱火？梯也爾炮轟巴黎達六個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燒毀，這是不是縱火？在戰爭當中，火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樣，也是合法的武器。轟擊敵人占據的房屋，是為了把這些房屋燒毀。防御者不得不撤離這些房屋時，他們自己就把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敵人不能利用這些房屋來進攻。妨礙世界上◎第76頁◎任何正規軍作戰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燒毀的。可是，在被奴役者反對奴役者的戰爭中，在這場有史以來唯一合理的戰爭中，這個道理竟不適用！公社嚴格地把火用作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為了封鎖歐斯曼特意為便於開炮而打通的那些又長又直的街道，使凡爾賽軍隊無法進入；它使用火是為了掩護自己撤退，而凡爾賽軍隊使用火炮卻是為了進攻，他們用炮彈破壞的房屋並不比公社用火燒毀的少。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燒毀的，哪些是進攻者燒毀的，直到現在還有爭論。況且防御者只是在凡爾賽軍隊已經開始大批殺害俘虜時，才使用火。再者，公社早就公開宣布過，公社一旦被逼到絕境，就會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廢墟中，並把巴黎變成第二個莫斯科（注：1812年，拿破侖以50萬大軍進攻俄國。9月7日在莫斯科附近的博羅迪諾會戰中，俄軍被迫放棄並焚毀莫斯科，而且切斷了拿破侖軍隊的後路，使之陷於饑寒交迫被圍困的絕境而不得不引軍後退。俄軍乘機反攻，拿破侖軍隊潰敗，僅2萬余人得以逃生。——77。）。國防政府也曾說過要這樣做，為此，特羅胥還給它準備了煤油。但它這樣說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叛變。公社知道，它的敵人毫不愛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卻十分愛惜他們自己在巴黎的住宅。而另一方面，梯也爾已經宣布說他將毫不留情地進行報覆。當他這邊剛一把軍隊準備好，同時普魯士人那邊剛一把各出口截斷，他就立刻宣布說：“我決不會手軟！抵罪要徹底，審判要嚴厲！”如果說巴黎工人的行為是汪達爾行為（注：汪達爾是古代日耳曼的一個部落，曾多次與羅馬作戰，公元455年占領羅馬，破壞了無數文物。汪達爾行為指破壞文物的行為。——77。）的話，那麽這是誓死防御的汪達爾行為，而不是在勝利後幹出的汪達爾行為，如基督徒對待異教世界真正無價的古代藝術珍品所采取的那種行為。就是這後一種汪達爾行為，也有歷史學家為之辯護，他們認為這是正在誕生的新社會與正在崩潰的舊社會之間所進行的偉大鬥爭中不可避免和較為次要的伴生現象。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歐斯曼為了給遊手好閒者的巴黎騰出地盤而把歷史的巴黎夷為平地的那種汪達爾行為！

    可是，公社處死了以巴黎大主教（注：達爾布瓦。——編者注）為首的64個人質啊！資產◎第77頁◎階級及其軍隊在1848年6 月恢覆了槍斃沒有自衛能力的俘虜這一早已絕跡的戰爭慣例。自此以後在歐洲和印度，凡是鎮壓民眾動亂的時候，就都不同程度地嚴格照此野蠻慣例行事了。這證明它真是“文明的一個進步”！另一方面，普魯士人在法國曾恢覆扣留人質的做法——硬要一些無辜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為別人的行為負責。既然，如我們所看到的，梯也爾從沖突一開始時就采取了槍殺公社方面被俘人員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為保護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魯士人扣留人質的做法。這些人質中已經接連有人因凡爾賽方面不斷槍殺俘虜而喪命。在麥克馬洪的御用軍（注：在古羅馬，帝王或將相私人的、享有特權的近衛軍稱為御用軍。在羅馬帝國時期，御用軍經常參與內訌，並扶助主子登上王位。後來，“御用軍”一詞就成為橫行霸道的雇傭兵和軍閥的同義語。——78。）為慶祝自己開進巴黎而進行了大屠殺以後，他們怎麽還能再保住性命呢？難道連這一遏制資產階級政府肆無忌憚的暴行的最後辦法——扣留人質——也只應當是裝裝樣子嗎？殺死大主教達爾布瓦的真正元兇是梯也爾。公社曾再三提議以大主教，而且還加上許多個教士，來交換當時被梯也爾扣押的布朗基一人。梯也爾頑固地拒不接受。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給公社一個首腦，而大主教則在成為死屍之後對他最有用。梯也爾仿效了卡芬雅克的先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不就是通過污蔑起義者是殺害大主教阿弗爾的兇手而掀起了一片義憤填膺的喧囂嗎？他們心里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黨的士兵們槍殺的。當時在場的大主教的大司鐸雅克美先生事後立刻向他們提交了證詞。

    秩序黨在他們的血腥鬧宴上總是少不得要對自己的受害者大肆誹謗一番。這一切誹謗只是證明：現代資產者已把自己看作舊封建主的合法繼承人。舊封建主認為自己用任何武器鎮壓平民都是正當的，而平民擁有武器，不論什麽樣的武器，都是犯罪。

    統治階級利用外國侵略者支持的內戰來鎮壓革命的陰謀，即我們所一步步追述的從9月4日這一天起直到麥克馬洪的御用軍◎第78頁◎進入聖克盧門為止的這場陰謀，以巴黎的大屠殺告終。俾斯麥滿意地望著巴黎的廢墟。當他還只是1849年普魯士無雙議院（注：馬克思把普魯士於1849年1-2月根據普魯士國王在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變日欽賜的憲法所選舉的議會，叫作普魯士的“無雙議院”，因為它同1815-1816年法國的“無雙議院”（見注46）極為相似。根據這部憲法，該議會由享有特權的第一議院即“貴族院”和第二議院組成，只有所謂“獨立的普魯士人”才能參加第二議院的兩級選舉，這就保證了容克（地主）官僚集團和右翼資產階級分子在第二議院中的優勢。1849年選入第二議院的俾斯麥是該院極右派容克（地主）集團的首領之一。——79。）中一名普通的鄉紳議員時就盼望著把大城市都加以消滅。現在他大概認為巴黎變為廢墟就意味著他的這一願望的初步實現。他滿意地望著巴黎無產者的屍體。在他看來，這不但是革命被消滅，而且也是法國的滅亡，這個法國現在已經真正被砍掉了頭顱，而且是由法國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飛黃騰達的政治家一樣，目光短淺，看到的只是這一巨大歷史事件的外表。歷史上何曾有過戰勝者不僅替戰敗政府充當憲兵，而且還替它充當受雇殺手以求勝利完美無缺這種怪事？普魯士和巴黎公社之間沒有發生過戰爭。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約，普魯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魯士不是交戰一方。它扮演了殺手的角色，而且是一個怯懦的殺手，因為這不會帶來危險；它是一個受雇的殺手，因為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後要付給它5億行兇酬金。這樣，上天為懲罰不信神的荒淫墮落的法國而授命虔誠的仁義道德的德國進行的那場戰爭，其真正的性質終於暴露無遺了！這種甚至在舊世界的法學家看來也是空前違反國際公法的行為，並未能提醒歐洲的那些“文明”政府把純系聖彼得堡內閣傀儡的罪惡的普魯士政府宣布為各國之公敵，卻只是促使它們去琢磨要不要把為數很少的逃出巴黎雙重包圍圈的受害者送交凡爾賽的劊子手！

    在現代最驚心動魄的這場戰爭結束後勝敗兩軍聯合起來共同殺戮無產階級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並不是像俾斯麥所想的那樣，證明正在崛起的新社會被徹底毀滅了，而是證明資產階級舊社會已經完全腐朽了。舊社會還能創造的最高英雄偉績不過是民族戰爭，而這種戰爭如今被證明不過是政府用來騙人的東西，意在延緩階級鬥爭，一旦階級鬥爭爆發成內戰，這種騙人的東西也就會◎第79頁◎立刻被拋在一邊。階級的統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軍服來掩蓋了；面對無產階級，各民族政府乃是一體！

    在1871年的聖靈降臨節（注：聖靈降臨節在覆活節後的第七個星期日，約在春末夏初，是基督教重大節日之一。這里指的是5月28日，即公社的最後一日。——80。）以後，法國工人和他們的勞動產品占有者之間，已經既不能有什麽和平，也不能有什麽停戰了。雇傭軍的鐵腕可能暫時把這兩個階級都壓服一下。但是，鬥爭定會一次又一次地爆發，規模也將越來越大，最終誰將取得勝利——是少數占有者還是絕大多數勞動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國工人階級還只是整個現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歐洲各國政府在巴黎面前顯示了階級統治的國際性，可是它們卻大罵國際工人協會，把這個反對全世界資本陰謀的國際勞動組織說成是所有這一切災難的總根源。梯也爾指責這個組織是勞動的暴君，而自己卻裝成勞動的解放者。皮卡爾下令將法國的國際會員同國外的國際會員之間的一切聯系切斷；梯也爾的1835年的同謀者，那個已成為老古董的若貝爾伯爵聲稱，鏟除國際是所有文明國家政府的大事。鄉紳議員們對國際狂吼，全歐洲的報刊都隨聲附和。有一位同我們協會毫無關系的可敬的法國作家（注：讓·弗·歐·羅比耐。——編者注）這樣說：

    “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大部分公社委員，都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最積極、最有見識、最剛毅的人物……　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摯、聰明、忠誠、純潔、狂熱——正面意義上的狂熱。”

    在頗有幾分警察頭腦的資產階級心目中，國際工人協會自然是以密謀方式活動的，其中央機構不時命令在各個國家制造事端。實際上，我們的協會只是文明世界各國最先進的工人之間的國際紐帶。無論在何處、在何種形式或何種條件下，只要進行著階級鬥◎第80頁◎爭，自然總是我們協會的會員站在最前列。產生這個協會的土壤就是現代社會本身。無論屠殺多少人，都不能把這個協會鏟除。要鏟除它，各國政府必須鏟除資本對勞動的專橫統治，即鏟除它們自身的寄生蟲生活的條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那些扼殺它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

    總委員會：

    馬·詹·布恩　　　　　弗·布拉德尼克

    G·H·巴特里　　　　　凱希爾

    德拉埃　　　　　　　　威廉·黑爾斯

    阿·埃爾曼　　　　　　科爾布

    弗·列斯納　　　　　　羅赫納

    約·帕·麥克唐奈　　　喬治·米爾納

    托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爾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羅奇　　　　　　　　　羅沙

    呂爾　　　　　　　　　薩德勒

    奧·賽拉葉　　　　　　考埃爾·斯特普尼

    阿爾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訊書記：◎第81頁◎

    歐仁·杜邦………………法國

    卡爾·馬克思……………德國和荷蘭

    弗·恩格斯………………比利時和西班牙

    海爾曼·榮克……………瑞士

    P·喬瓦基尼……………意大利

    捷維·莫里斯……………匈牙利

    安東尼·紮比茨基………波蘭

    詹姆斯·科恩……………丹麥

    約·格·埃卡留斯………美國

    執行主席　海爾曼·榮克

    財務委員　約翰·韋斯頓

    財務書記　喬治·哈里斯

    總 書 記　約翰·黑爾斯

    1871年5月30日於倫敦西中央區海－霍耳博恩街256號

    附　錄

    一

    “一隊囚犯在烏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臉朝馬路站成四五排。將軍加利費侯爵和他的參謀下了馬，從左端開始巡視。將軍慢慢地走動，審視著行列，時而在這里，時而在那里停下來，在某一個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個站在後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這樣挑選出來的人，多半不再多問就被◎第82頁◎趕到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個小隊……　很明顯，這里出錯的可能性很大。一個騎在馬上的軍官把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指給加利費將軍，告訴他他們犯了什麽罪。那個女人連忙從行列里沖出來，跪倒在地伸出雙手，用痛切的言語申訴自己的無辜。將軍停了一會，然後帶著毫無表情的面孔和無動於衷的神情說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戲院我都去過，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jouer la comédie)’……　在這一天，誰要是比自己的近鄰顯然長得高一些，穿得臟一些或者幹凈一些，年長一些或者是相貌醜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別是有一個人，我發現他大概就是因為有一個受過傷的鼻子而迅速擺脫了人世的煩惱……　這樣挑出了一百多人並且指定了行刑隊，然後那隊囚犯又繼續前進，而挑出的人則被留在後面。過了幾分鐘，在我們後面開始聽到斷斷續續的槍響，歷時一刻鐘以上。這是把那些被倉促定罪的不幸者處決了。”（《每日新聞》（注：《每日新聞》是英國的自由派報紙，工業資產階級的喉舌，1846年起在倫敦出版。70至8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83、177。）駐巴黎記者6月8日報道）

    這位加利費，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國鬧宴上無恥賣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飯的人”，在戰時曾有法國的“畢斯托軍曹”之稱。

    “《時報》（注：《時報》是法國的一家保守派日報，1861年起在巴黎出版。——83。） ——一家立論謹慎而不求聳人聽聞的報紙——登載過一條可怕的消息，說有些人被槍擊並未當場斃命，在氣絕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聖雅克－拉－布希埃爾附近的廣場埋了很多人，有的埋得很淺。白天街上的嘈雜聲使人們無所察覺，但是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這一帶的居民常被傳來的呻吟聲驚醒，到早晨，他們看見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緊緊的拳頭。因此，當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來……　我絲毫也不懷疑，有許多受傷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證實。布呂內爾同他的情婦一起於上月24日在旺多姆廣場的一座庭院中被槍殺，屍體在那里一直放到27日午後。掩埋隊來擡走屍體的時候，發覺這個女人還活著，於是把她送到救護站。雖然她身中四顆子彈，可是現在她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了。”（《旗幟晚報》（注：《旗幟晚報》是1827年在倫敦創刊的英國保守派日報《旗幟報》的晚報版，1857年起在倫敦出版。——83。）駐巴黎記者6月8日報道）

    二

    6月13日的《泰晤士報》登載了如下一封信（注：這封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國際總委員會就1871年6月6日茹·法夫爾的通告發表的聲明。這一聲明曾收在《法蘭西內戰》英文第2、3版以及1871、1876、1891年的德文版中，也曾單獨發表在英、法、德等國許多家報紙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92-394頁）。——83。）：◎第83頁◎致《泰晤士報》編輯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爾·法夫爾先生向歐洲所有各大國發出了一個通告，呼籲它們清除國際工人協會。只需三言兩語就足以說明這個文件的性質。

    我們章程的前言中已經指出，國際是“1864年9月28 日在倫敦朗－愛克街聖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頁。——編者注）成立的。茹爾·法夫爾出於他個人的目的，把國際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為了解釋我們的原則，他說他引證了“他們〈國際〉的1869年3月25 日傳單”。可他實際上引證的是什麽呢？是一個並非國際的團體的傳單。這種伎倆，當他還是一個較為年輕的律師，替那家被卡貝控以誹謗罪的巴黎《國民報》作辯護時，就曾經采用過。當時他假裝宣讀從卡貝的小冊子里摘出的一些話，實際上他讀的是他自己加進去的東西。這一欺騙行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貝的寬容，茹爾·法夫爾就要受到開除出巴黎律師公會的懲罰。茹爾·法夫爾用來作為國際文件引證的一切文件，沒有一件是屬於國際的。例如，他說：

    “如1869年7月在倫敦建立的總委員會所說，同盟宣布自己是無神論的團體。”

    總委員會從未發表過這樣一個文件。相反地，它發表了一個將同盟即日內瓦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爾·法夫爾引證的那個章程——宣布為無效的文件（注：指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國際工人協會和社會主義民主同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頁）。——84。）。◎第84頁◎

    茹爾·法夫爾在他這個也裝出一些反對帝國樣子的通告中，從頭到尾都只是重覆帝國檢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談怪論來反對國際，這些奇談怪論甚至在帝國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

    大家知道，國際總委員會在關於前次戰爭的兩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發表的）（注：見本卷第15-21、22-32頁。——編者注），譴責了普魯士對法國的侵略計劃。後來，茹爾·法夫爾的私人秘書雷特蘭熱爾先生曾向總委員會的一些委員請求——自然是徒勞的——由總委員會發動一次反對俾斯麥、支持國防政府的示威遊行；同時特別請求他們不要提及共和國。有人為茹爾·法夫爾預期前來倫敦一事進行了示威遊行的準備工作當然是出於善意，然而這違背了總委員會的意願。總委員會在它9月9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確地警告過巴黎工人須防範茹爾·法夫爾和他的同僚。

    如果國際也向歐洲所有各國內閣發出一個通告，談一談茹爾·法夫爾，請它們特別注意已故的米里哀爾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注：見本卷第35-36頁。——編者注），那麽茹爾·法夫爾將說些什麽呢？

    先生，我是您的順從的仆人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書記　約翰·黑爾斯

    6月12日於倫敦西中央區海－霍耳博恩街256號

    在一篇題為《國際協會及其目的》的文章中，倫敦《旁觀者》（注：《旁觀者》是英國的一家周報，1828年起在倫敦出版，起初持自由派觀點，後來奉行保守的方針。——85。）（6月24日）作為虔誠的告密者在玩弄其他許多類似的把戲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為國際的文件加以引證，引證得甚至比◎第85頁◎茹爾·法夫爾還更完整。而且此事發生於上述的反駁信在《泰晤士報》上發表的11天以後。我們對此並不感到驚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說：所有耶穌會會士中最壞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穌會會士。（注：耶穌會是天主教的修會之一，以對抗宗教改革運動為宗旨。耶穌會會士以各種形式滲入社會各階層進行活動，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在歐洲聲譽不佳。弗里德里希此語是諷刺一些名為新教徒而行為比耶穌會會士有過之無不及的人。——86。）

    寫於1871年5月下半月-6月初之間

    1871年6月中以單行本形式在倫敦出版，並於1871-1872 年在歐洲各國和美國出版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1-389頁◎第86頁◎

    《法蘭西內戰》初稿（摘錄）

    公社　公社的產生和中央委員會

    色當事件之後，在里昂、然後在馬賽、圖盧茲等地曾相繼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盡了全力加以鎮壓。（注：由於傳聞色當戰敗、巴黎發生革命、帝國於1870年9月4日崩潰，法國許多城市爆發了工人的革命武裝起義。其中里昂、馬賽、圖盧茲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權機關——公社。各地方公社，特別是里昂公社，盡管存在的時間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取消警察官僚機構，釋放政治犯，實行非宗教的教育，對大資產者征稅，無償發還小當鋪中的典當物品等等）。國防政府殘酷地鎮壓了這些地方公社。——87。）

    10月初巴黎的種種運動，目的都在於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敵入侵和完成九月四日起義的任務。10月31日的運動（注：1870年10月31日，當梅斯投降、布爾歇失守、梯也爾受國防政府之命與普魯士人開始談判的消息傳來以後，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國民自衛軍舉行了起義，他們占領了市政廳，建立了以布朗基為首的革命政權機關——公安委員會。在工人的壓力下，國防政府不得不答應辭職，並定於11月1日舉行公社的選舉。但是，由於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組織起來，領導起義的布朗基派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雅各賓分子之間存在意見分歧，國防政府便乘機借助於當時仍然擁護它的那部分國民自衛軍，背棄了自己辭職的諾言，重新占據了市政廳，恢覆了它的政權。——47、87。）沒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於布朗基、弗路朗斯和當時的其他運動領袖們相信了這樣一些言而有信的人，這些人當時曾信誓旦旦地答應引退下台，讓位給由巴黎所有各區自由選舉出來的公社。10月31日的運動之所以失敗，還因為它的領袖們救了這些人的命，而這些人卻迫不及待地要殺害他們的救命恩人。運動的領袖們讓特羅胥和費里逃掉以後就遭到特羅胥的布列塔尼兵的突襲。應當記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國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著。那時它甚至還未經過一次笑劇般的全民投票。（注：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國防政府地位不穩。為了正式顯示自己仍然得到居民的支持，從而鞏固自己的地位，國防政府於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舉行了信任投票。雖然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對政府的政策，但由於政府利用實際存在的戒嚴狀態對居民施加壓力，進行蠱惑性宣傳，使自己仍然獲得了多數票。——87。）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最省事的莫過於歪曲運動的性質，誣蔑它是和普魯士人串通的陰謀，並且乘他們中間唯一不願食言的人（注：塔米西埃。——編者注）去職的機會，任命克萊芒·◎第87頁◎托馬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以加強特羅胥的布列塔尼兵——這些布列塔尼兵替國防政府幹的事同科西嘉匪徒替路易·波拿巴幹的事一樣；對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們說來，最容易做到的莫過於利用中等階級對已操主動權的工人營的那種懼怕心理，利用愛國情緒，在各工人營之間散布猜忌與不和，制造一個盲目行動和致命誤會的局面，這是他們為保住他們篡奪的政權所一貫使用的手法。既然他們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竊得了政權，現在他們就能夠通過一次像反動恐怖時期那樣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這個政權得到偽造的民意批準。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勝利建成公社（當時，法國各大城市已開始組建，全國各地勢將紛紛仿效），那不僅會把衛國事業從賣國賊手里奪取過來，賦予它以義憤激情，就像目前巴黎的英勇戰鬥所表現的那樣，而且會完全改變戰爭的性質。它會轉變成共和主義法國的戰爭，高舉起19世紀的社會革命旗幟，反抗普魯士這個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它可能像電流似地激發起新舊世界的生產者群眾，而不會派一個腐朽不堪的陰謀老手（注：梯也爾。——編者注）到歐洲的所有宮廷去乞求。由於10月31日的公社受騙流產，茹爾·法夫爾一夥人才得以促成法國向普魯士投降，並且發動了目前這場內戰。

    但是，有一點很清楚：9月4日的革命不僅意味著由於篡位者（注：拿破侖第三。——編者注）在色當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國得以恢覆，不僅由於巴黎進行了長期抵抗——雖然是在其敵人領導下戰鬥——而從外國侵略者手中爭得這個共和國，而且，這一革命在工人階級中正逐步深入人心。共和國不再是一個過去事物的名稱。它孕育著一個新的世界。◎第88頁◎它的真正傾向雖被一幫狡猾的律師和花言巧語之徒用欺騙、謊言、庸俗的歪曲在世人的眼前加以遮蓋，但是卻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國南部）工人階級時伏時起的運動中表現出來，他們的口號永遠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這是反對帝國及其存在條件的革命的積極形式，最初在法國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試圖建立；巴黎被圍期間，在時伏時起的運動中也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都被國防政府的陰謀詭計和“投降計劃”主角特羅胥的布列塔尼兵破壞而流產了；最後公社終於在3月26日勝利建成，但它不是在這一天突然產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標。巴黎的投降、波爾多的公開的反共和國陰謀、由夜襲蒙馬特爾所開始的政變，都促使巴黎的全部健康力量團結到它的周圍，使“國防人士”無法再把它僅僅看作巴黎工人階級中最自覺最革命部分的孤軍奮戰。

    國防政府只是作為在初遭意外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出於戰爭的需要才被容忍存在的。巴黎人民對於第二帝國這個謊言帝國的真正答覆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說，全部巴黎的健康力量——除了波拿巴體制的台柱及其御用反對派、大資本家、金融經紀人、騙子手、懶漢以及老朽的國家寄生蟲以外——掀起的反對國防政府的起義，雖然是在3月18日對陰謀家們首次告捷的，但起義並不是從這一天，而是從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開始的。國民自衛軍——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裝居民——自己組織了起來，並且從那一天起就在實際上統治著巴黎，獨立於靠俾斯麥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的僭權政府之外。他們拒絕交出他們的武器和大炮，這些武器和大炮是他們的財產，而且正因為是他們的財產，投降時才留在他們手中。這些武器之所以沒有落到俾斯麥手里，並不是由於茹爾·法夫爾的寬◎第89頁◎宏大量，而是由於武裝的巴黎為了保持這些武器會不惜與茹爾·法夫爾和俾斯麥一戰。鑒於外敵當頭、和談正在進行，巴黎不願使局勢覆雜化。它恐怕發生內戰。它恪守純粹防御的立場，滿足於巴黎實際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鎮靜地、堅定地進行著組織工作，準備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條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們想借法國投降普魯士之機同時達到控制巴黎的目的。他們向普魯士堅持要求的唯一讓步——即使他們不作為一項讓步向俾斯麥乞求，俾斯麥也會作為一項條件加在他們頭上——就是派4萬名士兵來鎮壓巴黎。巴黎有30 萬國民自衛軍，守衛巴黎、應付外敵和維護內部秩序綽有余裕，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求派這4萬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這點也是公開承認的。）巴黎用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以現行軍事組織為基礎建立了一套政治的聯合組織。這個政治聯合組織是全體國民自衛軍通過每一個連的代表彼此聯結起來的聯盟；連代表們委派營代表，營代表們再委派總代表即軍團首長，由他們來代表1個區，和其他19個區的代表進行合作。由國民自衛軍大多數戰鬥營選出的這20位代表組成中央委員會，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紀最偉大的革命，並且在巴黎目前的光榮鬥爭中仍在堅守它的崗位。從來還沒有過在選拔上進行得這樣認真仔細的選舉，也從來沒有過這樣充分地代表著選舉他們的群眾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對意見，說這些代表都是些無名之士——誠然，他們只為工人階級所熟悉，但不是老奸巨猾的家夥，也不是因過去的種種劣跡、因孜孜鉆營名利地位而出名的人物——對於這種反對意見，他們驕傲地回答道：“當年十二使徒就是這樣”；他們也用自己的行動作了回答。◎第90頁◎　公社的性質

    以其無處不在的覆雜的軍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機構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會從四面八方纏繞起來（網羅起來）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最初是在專制君主制時代創造出來的，當時它是作為新興的現代社會在爭取擺脫封建制度束縛的鬥爭中的一個武器。中世紀貴族的、城市的和僧侶的領主特權都轉變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的職能；這個統一的國家政權以領薪的國家公務員代替封建顯貴，把掌握在中世紀地主的門客仆從手中和市民團體手中的武器轉交給一支常備軍隊，以實行系統分工和等級分工的國家政權的計劃調節代替中世紀的互相沖突的勢力所造成的錯綜覆雜的（光怪陸離的）無政府狀態。以建立民族統一（創立民族國家）為任務的第一次法國革命，必須消除一切地方的、區域的、城鎮的、外省的獨立性。因此，這次革命不得不繼續進行專制君主制度已經開始的工作，也就是使國家政權更集中更有組織，並擴大國家政權的範圍和職能，增加它的機構、提高它對現實社會的獨立性、加強它對現實社會的超自然控制，這種控制實際上取代了中世紀的超自然蒼天及天上聖徒的作用。由各社會集團的彼此關系產生出來的各個細小的個別的利益，同社會本身相分離並以國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獨立於社會而且與社會對立的利益，這種國家利益由擔任嚴格規定的、等級分明的職務的國務祭司們管理。

    市民社會身上的這個冒充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贅瘤，在第一個波拿巴的統治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覆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這個寄生贅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並未增添什麽新東西；這種分工是隨著市民社會內部分工創造出新利益集團、從而為國家活動創造出新對象而擴大的。法國的議會制共和國和整個歐洲大◎第91頁◎陸上的各國政府，在它們與1848年革命作鬥爭中，由於要對人民運動采取各種鎮壓措施，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行動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見，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善，而沒有屏棄這個令人窒息的夢魘。輪流爭奪霸權的統治階級中的各集團各黨派，都把占據（控制）（奪得）和操縱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看作勝利者的主要戰果。這個政府機器集中力量建立龐大的常備軍、制造大批的國家寄生蟲和巨額的國債。在專制君主制時代，它是現代社會反封建的鬥爭工具，這一鬥爭到法國革命時達到了頂點；在第一個波拿巴時代，它不僅被用來壓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它還是法蘭西革命的一種工具，借以打出國門，為法國的利益在大陸上建立一些大體與法國相仿的國家來代替封建王朝。在覆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統治時期，它不僅成為資產階級的暴力階級統治的手段，而且還成為在直接經濟剝削之外對人民進行第二重剝削的手段，因為它保證資產階級的家族在國家事務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在1848年革命鬥爭時期，它終於充當了撲滅革命、扼殺人民群眾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這種國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國時期才得到它最後的發展。有著常備軍、無所不管的官僚機構、從事愚民勾當的教會、唯命是從的司法體系的政府權力，已完全脫離社會，甚至一個以一夥餓鬼般的亡命徒作後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險分子，都可以來運用它。這時，它已經無須再使用舊歐洲為反對1789年革命建立的現代世界而結成武裝同盟這樣的借口了。它不再是一個從屬於議會內閣或立法議會的階級統治工具。國家政權在第二帝國得到了它的最後、最高的表現：它甚至於踐踏統治階級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選的立法團和由它自己出錢供養的參議院來代替統治階級擺樣子的議會；它的無限權勢得到普選的批準；它被公認為維護“秩序”亦即維護地主和資本家對生◎第92頁◎產者的統治的必要條件；它用昔日的破舊面具掩蓋今天貪污腐化之盛行，掩蓋最腐朽的寄生集團——金融騙子們的得逞；它放縱過去的一切反動勢力，形成一個萬惡之淵藪。表面看來，這是這個政府權力對社會的最後勝利；實際上，這是這個社會里一切腐敗成分的大泛濫。在不明真相的人看來，這好像只是行政權力戰勝了立法權力，好像只是以淩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自居的階級統治形式最終擊敗了以社會自治自居的階級統治形式。但是，事實上，這只是那個階級統治的最後的、墮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給統治階級用這種統治形式加以束縛的工人階級帶來屈辱，也給統治階級本身帶來屈辱。

    9月4日只是擊敗那個扼殺共和國的邪惡冒險分子而使共和國重新恢覆。公社才是帝國本身的真正對立物，也就是國家政權即集權化行政權力的對立物，第二帝國只不過是這種權力的最完備的表現形式。事實上，這個國家政權是資產階級創造的，最初作為破壞封建制度的手段，後來作為壓制生產者、工人階級的解放要求的手段。歷次的反動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這一組織起來的權力——組織起來奴役勞動的暴力——從這一手中轉到另一手中，從統治階級的這一集團轉到另一集團。這個組織起來的權力一直是統治階級進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變動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當了鎮壓每一次人民起義的工具；在工人階級進行了戰鬥、並被迫把它從他們的壓迫者的這一集團轉交給另一集團之後，它又被用去壓制工人階級。因此，這次革命的對象不是哪一種國家政權形式——正統的、立憲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國家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怪胎。這次革命是人民為著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的行動。它不是為了把國家政權從統治階級這一集團轉給另一集團而進行的革命，它是為了粉碎這◎第93頁◎個階級統治的兇惡機器本身而進行的革命。它不是階級統治的行政權形式和議會形式之間所進行的無謂的鬥爭，而是同時對這兩種形式進行的反抗，這兩種形式是互為補充的，議會形式只是行政權用以騙人的附屬物而已。第二帝國是這種國家僭權的最後形式。公社是它的絕對否定，因此，公社也是19世紀社會革命的開端。因此，無論公社在巴黎的命運怎樣，它必然將遍立於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歐美工人階級當作求解放的法寶來歡迎。相形之下，普魯士征服者的光榮和陳年業績只不過像往事的幻影而已。

    只有工人階級才能以“公社”這個字眼來表達、並以戰鬥的巴黎公社來開創這一新的憧憬。就連第二帝國所體現的國家政權的最後表現形式，雖然對統治階級的自尊心有所損傷，雖然將他們的妄圖實行議會自治的希望一筆勾銷，但仍然只是他們的階級統治的最後的可能形式。它雖然使統治階級在政治上遭到剝奪，但它卻使他們制度中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的一切惡行醜事得以大肆泛濫。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由於他們生存的經濟條件而不可能發動一場新的革命；他們只能或者跟著統治階級走，或者做工人階級的追隨者。農民被動地充當了第二帝國的經濟基礎，充當了與社會分離而獨立於社會之上的國家的那最後一次勝利的經濟基礎。無產者在全社會面前負有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統治的新的社會使命，只有在這一使命激勵下的無產者才能夠把國家這個階級統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權化的、組織起來的、竊據社會主人地位而不是為社會做公仆的政府權力打碎。第二帝國就是在統治階級依靠農民的被動的支持同無產者進行的主動的鬥爭中產生的。它是國家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最後形式，同時又是最低賤的形式，它取代了中世紀的教會。第二帝國在反對無產者的鬥爭中誕生。摧毀它的也正是無產者，但無產者摧毀它，並不是把它當作集權化政府◎第94頁◎權力的某一種特殊形式，而是把它當作這種權力的最強的、被故意弄得似乎獨立於社會之上的表現，因而也是這種權力的最低賤的實體。這個實體從頭到腳污點累累，其集中表現是，在國內腐敗透頂，在國外極端無能。

    議會制在法國已經完結。它的最後的和全盛的時期是從1848年5 月到政變為止的議會制共和國。扼殺了它的那個帝國，正是它自身的產物。第二帝國時期雖設有立法團和參議院——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個軍事君主國現已照此如法炮制——但那只是滑稽劇而已，只是專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屬品。在法國，議會制那時已經死亡，工人階級革命當然不能去把它從死亡中喚醒。

    但是，階級統治的這一種形式被破壞，其後果就是行政權、國家政府機器成了革命所要打擊的最大的、唯一的對象。

    ——

    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原為人民群眾自己的力量，但被組織起來反對和打擊他們）。這種形式很簡單，像一切偉大事物一樣。在過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歷史發展所需的時間總是虛擲了；而且就在人民勝利之日，人民剛放下勝利的武器，這些武器就被轉用來反對人民自己。這回一反過去革命的慣例，首先就以國民自衛軍代替了軍隊。

    “9月4日以來，共和國第一次擺脫它的敵人的政府而得到解放……　為本城建立了保衛公民不受政權（政府）侵犯的國民軍，來代替保衛政府反對◎第95頁◎公民的常備軍。”（3月22日中央委員會公告）（注：引自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3月22日告巴黎市民書，這一號召書曾以布告的形式發表，並載於1871年3月25日巴黎出版的《號召報》第650號以及1871年3月25日《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第84號，著重號為馬克思所加。——96。）

    （人民只要在全國規模內組織這種國民軍，就足以根除常備軍；這是一切社會進步在經濟方面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它一下子既消除這樣一個捐稅與國債之源，也消除這樣一個一直存在著的危險，即階級統治——不論是通常的階級統治還是一個自稱拯救所有階級的冒險家的統治——僭取政府權力。）同時它也是防止對外侵略的最可靠的保證，並在事實上使所有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存在耗資巨大的軍事機器；它為農民免除血稅，消除所有國稅和國債的最茂盛的泉源。僅就這一點來說，公社就是農民的向往，是農民解放之先聲。同時廢除“獨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這些惡棍。普選權在此以前一直被濫用，或者被當作議會批準神聖國家政權的工具，或者被當作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一次，來選舉議會制下的階級統治的工具；而現在，普選權已被應用於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選舉它們的行政的和創制法律的公務員。從前有一種錯覺，以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職務，只能委托給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即國家寄生蟲、俸高祿厚的勢利小人和閒職人員，這些人身居高位，收羅人民群眾中的知識分子，把他們放到等級制國家的低級位置上去反對人民群眾自己。現在錯覺已經消除。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因為這些勤務員總是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他們所得的報酬只相當於一個熟練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鎊，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過240英鎊； 按照一位科學界權威赫胥黎教授的標準，這樣的薪金只略高於倫敦國民教育局秘書工資的1/5。國家事務的神秘性和特殊性這一整套騙局◎第96頁◎被公社一掃而盡； 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組成，他們組織著巴黎的防務，對波拿巴的御用軍隊作戰，保證這座龐大城市的糧食供應，擔負著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擔的全部職務，在最困難、最覆雜的情況下，公開地、樸實地做他們的工作，而且所得報酬就像彌爾頓寫《失樂園》一樣只是幾個英鎊；他們光明正大地進行工作，不自以為是，不埋頭在文牘主義的辦公室里，不以承認錯誤為恥而勇於改正。公社一舉而把所有的公職——軍事、行政、政治的職務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使它們不再歸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在內戰和革命的混亂局面中維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興）。不論公社的各項具體措施多麽可貴，公社的最偉大的措施還是它本身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在同時面臨外國敵人和階級敵人威脅的情況下未經準備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現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動證實了它的論點。它的出現就是對征服法國的勝利者的一個勝利，陷於敵人之手的巴黎英勇地一躍而重新取得了歐洲的領導地位，但這個領導地位並不是依靠野蠻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於巴黎走在社會運動的最前列，體現了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願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樣組成公社，那麽，任何政府都無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動行動來鎮壓這個運動。甚至通過這一初步行動，就可以贏得培育實力的時間，使運動勝利得到保證。全法國都將組織起獨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國民軍將代替常備軍；國家寄生蟲大軍將被搬掉；教師將代替各級僧侶；國家法官將換成公社的機構；國民代表的選舉將不再是總攬一切大權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組織起來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覺表現；國家的職能將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

    這就是公社——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勞動從壟斷著勞動◎第97頁◎者自己所創造的或是自然所賜予的勞動資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權力（奴役）下解放出來的政治形式。正如國家機器與議會制只是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有組織的總機構，只是舊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現，而不是統治階級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覆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公社並不取消階級鬥爭，工人階級正是通過階級鬥爭致力於消滅一切階級，從而消滅一切階級統治（因為公社並不代表一種特殊利益；它代表著“勞動”的解放，而勞動是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條件，唯有靠僭權、欺騙、權術才能被少數人從自己身上轉嫁到多數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動和同樣激烈的革命。公社實現勞動的解放——它的偉大目標——是這樣開始的：一方面取締國家寄生蟲的非生產性活動和胡作非為，從根源上杜絕把巨量國民產品浪費於供養國家這個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員執行實際的行政管理職務，不論是地方的還是全國的，只領取工人的工資。由此可見，公社一開始就不僅進行政治改造，而且還厲行節約，實行經濟改革。

    如果公社的組織在全國範圍內牢固地建立起來，它還可能要經受的災難，就是奴隸主們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動，這些暴動盡管暫時會阻撓和平進步的事業，但只會增強社會革命力量，從而加速運動的發展。

    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歷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只能隨著時間的推進而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他們不僅需要改變分配，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勿寧說是使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著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第98頁◎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的目前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他們知道，這一革新的事業將不斷地受到各種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緩、被阻撓。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一樣。但是，工人階級同時也知道，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一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農　民

    （戰爭賠款）。還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員會就通過它的《公報》宣布：“大部分的戰爭賠款應該由戰爭的禍首們交付。”（注：引自一篇反映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在交付賠款問題上的立場的文章；該文載於1871年3月21日《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第80號。——99。） 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陰謀”。這是最實際的問題。如果公社得勝，戰爭的禍首們就必須交付這筆賠款；如果凡爾賽得勝，那麽，已經付出鮮血、遭受摧殘破壞、承擔費用的生產者群眾就還得支付這筆賠款，而財閥們甚至還要通過經手這筆生意牟利。由誰來清償戰費，這將取決於內戰。在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上，公社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實際上也代表著除了資產階級（富有的資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們的國家寄生蟲）以外的全體中等階級的利益。首先它代表的是法國農民的利益。如果梯也爾和他的“鄉紳議員”們得勝的話，大部分的戰爭捐稅就會轉嫁到農民的肩上。可是有人竟糊塗到這個地步，居然跟著“鄉紳議員”們叫喊什麽他們——大土地占有者——“代表農民”，而農民當然心地質樸，迫不及待地要為那些已經強迫他們付出了10億革◎第99頁◎命賠償金的好“地主們”再交納幾十億戰爭賠款。

    正是這些人對農民增收了45生丁的附加稅，蓄意以此損害二月共和國的威信；不過，當時他們是用革命的名義、用革命創造的“臨時政府”的名義這樣做的。現在，他們是以自己的名義進行反對公社共和國的內戰，以便把戰爭賠款從他們自己的肩頭上卸到農民的肩頭上去！農民當然會為此而高興！

    公社要廢除征兵制，秩序黨則要把這種血稅牢縛於農民之身。秩序黨要派稅吏死死抓住農民，向他們索取寄生的、糜費的國家機器的費用，公社則要給他們一個廉價政府。秩序黨要讓城市的高利貸者繼續敲骨吸髓地壓榨他們，公社則要把他們從抓住他們那小塊土地的典押債魔的手中解放出來。公社要用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而不是靠農民勞動以自肥的公社勤務員來代替吞噬著農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員——公證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搗毀這個纏繞在法國農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網，即上面伏著吸吮農民血汗的資產階級蜘蛛——法官和區長——的司法蜘蛛網！秩序黨要使他們繼續處在憲兵統治之下，公社則要恢覆他們的獨立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讓他們在教師的教導下學到知識，秩序黨則要強使他們接受僧侶的愚民統治！但是，法國農民首先是善於算賬的人！如果神職人員領取的薪俸不再是由稅吏向他們威逼勒索，而是決定於他們自己宗教情感的“自發行動”，他們一定會認為這樣非常合理！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國農民選為共和國總統的，然而帝國則是（在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下的共和國的隱名統治時期）由秩序黨創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國農民就開始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他們實際需要的是什麽：他們以自己的區長對抗政府的省長，以自己的學校教師對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對抗政府的憲兵！秩序黨在◎第100頁◎1849年、特別是在1850年1月和2月頒布的各項反動法令，其核心是專門針對法國農民的！如果說，法國農民之所以選舉路易·波拿巴為總統是因為他們習慣於把自己從第一次革命獲得的全部利益錯誤地歸之於第一個拿破侖的話，那麽，政變之後，法國一些省的農民的武裝起義和憲兵對他們的搜捕則證明：這種錯覺正在迅速地破滅！帝國是建立在人為促成的錯覺和傳統的偏見基礎之上的，而公社則將建立在農民的切身利益和他們的實際需要基礎之上。

    法國農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鄉紳議員”、城堡領主、榨取10億賠償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占有者面目出現的城市資本家身上。這些人對農民的侵奪在第二帝國下進展得空前迅速，這種情況一部分是國家的人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現代農業發展本身的自然結果。“鄉紳議員”們知道，法蘭西的公社共和國只要統治三個月，就可能成為農民和農業無產階級起來向他們造反的信號。因此他們瘋狂地仇恨公社！農民的解放對他們來說甚至比城市無產階級的解放更加可怕！農民很快就會欣然接受城市無產階級為他們自己的領導者和老大哥！當然，在法國，像在絕大多數的歐洲大陸國家一樣，在城市生產者和農村生產者之間、在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是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勞動，生產資料的集中，這是無產階級追求的希望，也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物質基礎，盡管目前勞動的組織是專制式的，生產資料不僅作為生產手段，而且作為剝削和奴役生產者的手段集中在壟斷者的手中。無產階級要做的事就是改變這種有組織的勞動和這些集中的勞動資料目前所具有的資本主義性質，把它們從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的手段變為自由的聯合勞動的形式和社會的生產資料。另一方面，農民的勞動則是孤立的，他們的生產資料是零星分散的。在這些經濟差◎第101頁◎異的基礎上，作為上層建築，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會政治觀點。但是這種農民所有制早已越過自己發展的正常階段，那時它還是一種現實存在，還是一種符合於社會經濟需要、使農村生產者本身處於正常生活條件中的生產方式和財產形式。現在，它已經進入了自己的沒落時期。一方面，從它里面已經成長起來了一支巨大的、與城市雇傭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étariat foncier（農村無產階級）。由於農藝學的新發展，這種生產方式本身已經老朽過時。最後，農民所有制本身也變得徒有其名，他們自己勞動的果實被奪走，留給他們的不過是所有權的幻覺。大農場主的競爭、血稅、國家捐稅、城市典當主的高利盤剝以及壓在他們身上的司法制度的大量的小額勒索，這一切使得他們淪落到印度農民的地位；同時，他們隨時隨刻遭到剝奪——甚至他們名義上的所有權也被剝奪，從而淪為農村無產者。因此，把農民同無產階級分開的已經不是農民的實際利益，而是他們的錯覺偏見。如果說，公社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是唯一在目前經濟條件下就能立即給農民帶來莫大好處的政權的話，那麽，也只有公社這種政府形式才能夠保證改變他們目前的經濟狀況；能夠一方面拯救他們免於地主的剝奪，另一方面使他們不至於為了所有權的名義而遭受壓榨、苦役和貧困的煎熬；能夠把他們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變成他們對自己勞動果實的實際所有權；能夠使他們既享受產生於社會需要、而目前則作為一種敵對因素不斷侵犯著他們利益的現代農藝學之利，又無損他們作為真正獨立生產者的地位。他們既然能立即受惠於公社共和國，必將很快地對它產生信任。


馬克思　法蘭西內戰（之四）

    *（注：《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的一篇宣言，科學共產主義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國家、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馬克思就開始細心搜集和研究所有關於公社活動的消息，如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法國、英國、德國報刊的材料，巴黎來信提供的情況等等。最初，馬克思曾在1871年3月28 日總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發表一篇告巴黎工人的宣言，這項建議被一致通過，但後來，巴黎形勢的發展使他意識到，應該向全世界無產階級發出呼籲，於是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總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就法國“鬥爭的總趨向”發表一篇告國際全體會員的宣言。總委員會委托馬克思起草這一宣言。4月18日後，馬克思開始進行這項工作，一直繼續到5月底。他先寫了《法蘭西內戰》的初稿和二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33-662頁；本卷第87-122頁載有初稿和二稿摘錄），從5月6日起著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後一個街壘陷落的兩天以後，總委員會一致批準了馬克思宣讀的《法蘭西內戰》的定稿文本。隨後，馬克思又對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補充和加工。

    《法蘭西內戰》最初於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倫敦用英文印成35 頁的小冊子發表，印數1 000份。1871年6月27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報告說，第一版已銷售一空，並建議再印2 000份。總委員會同意了馬克思的建議，不久便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數2 000份。與此同時《法蘭西內戰》還由愛·特魯拉夫於1871年7月1 日以傳單的形式發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第二版中改動了幾處正文，更正了第一版的幾個印刷錯誤，並增補了《附錄》的第二部分。宣言的署名作了如下變動：去掉工聯主義者本·魯克拉夫特和喬·奧哲爾的名字（他們在資產階級報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並退出了總委員會），增添了總委員會新成員的名字。1871年7月25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通報說，第二版又已脫銷。總委員會根據恩格斯的提議，於1871年8月初出了《法蘭西內戰》英文第三版，印數1 000份，馬克思在這一版中刪去了前兩版中個別不確切的地方。）

    （注：1871-1872年，《法蘭西內戰》被譯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蘭文、弗拉芒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丹麥文以及波蘭文，在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期刊上發表，同時還出了單行本。

    德譯文是由恩格斯翻譯的，1871年6-7月發表於《人民國家報》（6月28 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第52-61號），1871年8-10 月在《先驅》雜志上摘要發表，此外，還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恩格斯在翻譯時作了幾處不大的改動。1876年，為了紀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蘭西內戰》的新德文本，對文字作了一些訂正。

    1891年，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準備出《法蘭西內戰》的德文第三版（紀念版）時，恩格斯重新校訂了譯文，並為該版寫了導言。恩格斯把馬克思寫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進了這一版。此後在各種文字的單行本中，導言和兩篇宣言也都與《法蘭西內戰》一起刊印。

    《法蘭西內戰》的法譯文於1871年7月6日至9月3日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報》上刊出，同年8月3日至10月21日在日內瓦的《平等報》上刊出。1872年在布魯塞爾根據英文第三版翻譯出版了法文版單行本，譯文經馬克思校訂過，他曾作了大量修改，把某些段落重新譯過。——1。）

    共和聯盟（共和同盟）

    無秩序黨在第二帝國的弊政下，達到了它統治的頂點，這個黨◎第102頁◎在它的隨從仆役、嘍羅門客、國家寄生蟲、暗探爪牙、“蕩婦”，以及一大群作為高等流氓之補充的下等流氓（普通刑事犯）跟隨下，離開了巴黎（演出了一幕“出巴黎記”（注：這里顯然是套用了《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的標題。——編者注））。但是，中等階級里面的真正健康力量，由於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擺脫他們的偽代表，在法國歷次革命的歷史中第一次和這個無秩序黨分道揚鑣，顯出他們的真正本色。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注：共和自由同盟指外省共和聯盟，見注73。——103。），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間起著中介作用，拒絕承認凡爾賽，並在公社的旗幟下前進。　代表著社會中一切不靠他人　勞動生活的階級的公社革命

    我們已經看到：巴黎的無產者為維護法國農民而戰鬥，凡爾賽為反對法國農民而戰鬥；“鄉紳議員”最害怕的是農民聽到巴黎的聲音，不能再靠封鎖把兩者隔離開來；歸根到底，他們對巴黎作戰是企圖使農民繼續做他們的奴隸，把農民照舊當作他們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稅的”對象。

    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公開地團結在工人革命旗幟下，他們宣布這場革命是拯救他們自己和拯救法國的唯一手段！他們和工人一起構成國民自衛軍的主體，他們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開會，他們在共和聯盟里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實施的主要措施是為著拯救巴黎的中等階級即債務階級而反對債權階級！在六月起義（1848年）里，這個中等階級曾集結在資本家階級及其將軍、國家寄生蟲的旗幟下反對無產階級。他們隨即在1848年9月19 日由於“友好協議”被否決而受到了懲罰。對六月起義的勝利立即顯示出它同時也是債主即富有的資本家對◎第103頁◎債務人即中等階級的勝利。他們冷酷地索取他們該得的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場。——編者注）。1849年6月13日，這個中等階級的國民自衛軍被解除了武裝，並遭到資產階級軍隊的殺戮！在帝國時期，由於國家資財被濫用浪費，富有的資本家借以自肥，這個中等階級遭受著股票經紀人、鐵路大王、動產信用公司（注：動產信用公司(Sociétégénérale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國的一家大股份銀行，由貝列拉兄弟於1852年創辦並為同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準。動產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當信貸的中介和參加工業企業和其他企業的創立。該公司廣泛地參加了法國、奧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國的鐵路建設，公司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靠自己開辦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進行的有價證券投機買賣。動產信用公司用發行本公司的股票得來的資金收買各種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業的有價證券作擔保，而各種公司的股票則是以它們本身的財產價值擔保。因此，同一實際財產產生了雙倍的虛擬資本。一種形式是該企業的股票，一種形式是撥款給該企業並收買其股票的動產信用公司的股票。該公司同拿破侖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關系，並在它的保護下進行投機活動。1867年該公司破產，1871年清算完畢。動產信用公司在19世紀50年代作為新型金融企業出現，是反動時代特有的產物。在這個時代，交易所買空賣空、投機倒把活動異常猖獗。中歐的其他國家也仿照動產信用公司建立起類似的機構。——36、104。）之類詐騙公司的劫掠，遭受著資本家的聯合組織（股份公司）的剝奪。如果說，這個階級在政治地位上受著貶抑，在經濟利益上受著打擊，那麽，它在精神上則被帝國的奢靡腐敗之風所激怒。戰爭中的醜聞醜事使他們感到忍無可忍，激發了他們作為法國人的情感。在法國經受著這場戰爭帶來的種種災難，經受著民族崩潰的危機和經濟破產的情況下，這個中等階級感到：唯一能夠救亡濟危的是工人階級的宏偉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當法國奴隸主的那個腐敗的階級！

    他們感到：只有工人階級能夠把他們從僧侶統治下解放出來，把科學從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把科學家本人從階級偏見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國家寄生蟲、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勞動共和國里面，科學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國只有公開宣布為　社會共和國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國粉碎了操於國家憲兵和教士之手的“普選”是不受任何控制的這樣一種幻想一樣，這次內戰粉碎了關於“共和國”的最後幻想。法國所有的健康力量都承認：在法國和在歐洲，共和國只有作為“社會共和國”才有可能存在；這種共和國應該剝奪資◎第104頁◎本家和地主階級手中的國家機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公開宣布“社會解放”是共和國的偉大目標，從而以公社的組織來保證這種社會改造。另外那種共和國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統派、奧爾良派、波拿巴派——聯合起來進行的隱名恐怖統治，其最終目標是跨入某種形式的帝國；這是階級的隱名的恐怖統治，在完成其骯臟使命之後，必將開成一朵帝國之花！

    鄉紳議會里面的職業共和黨人是這樣一些人，盡管他們經過了1848-1851年的試驗，經過了鎮壓巴黎的內戰，還是真心相信階級專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種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實，秩序黨之需要它，只是把它當作一種陰謀組織形式，用來反對共和、重建唯一適合於這個黨的階級專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確切地說，帝國制度。在1848年，這些甘願受騙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他們通過鎮壓六月起義為所有那些妄想當法國奴隸主的集團鋪平了建立隱名統治的道路為止。1871年，在凡爾賽，他們從一開始就被推到後邊，在那里為梯也爾的統治充當“共和主義的”裝飾品，並以他們的在場使波拿巴的將軍們反巴黎的戰爭合法化！這些可憐蟲陷於自我嘲諷而不自覺，還在Salle des Paume （網球場）里舉行他們黨的會議，來表明與他們的1789年前輩相比，他們已墮落到怎樣的地步（注：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級的議員齊集於凡爾賽的網球場。由於當時第三等級會議自行宣布成立國民議會，遭到路易十六政府的反對，因此，第三等級的議員們舉行宣誓，表示不制成憲法決不解散。網球場的宣誓成了18世紀末預示法國革命即將爆發的事件之一。——105。）！ 他們試圖通過他們的舍耳歇之流哄誘巴黎把武器交給梯也爾，試圖借助賽塞手下的“秩序”國民自衛軍來迫使巴黎解除武裝！我們不去談像路易·勃朗之類的所謂巴黎的社會主義議員。他們馴順地忍受杜弗爾這種人和鄉紳議員們的侮辱，迷戀梯也爾的“合法”權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哀鳴訴苦，臉面丟盡！◎第105頁◎

    ——

    工人和孔德

    如果說工人的發展現在已經越過了社會主義宗派紛爭的時期，那麽不應忘記，工人從來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縱過。這個宗派所給予國際的，不過是大約六七個人的一個支部，這個支部的綱領被總委員會拒絕。（注：這個支部指巴黎實證主義無產者協會。協會的綱領帶有奧·孔德的資產階級哲學的傾向。1870年初，總委員會考慮到該協會的工人成分，吸收它為國際的一個支部，但是對協會的綱領作了尖銳的批判（見馬克思1870年3月19日給恩格斯的信）。——106。） 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國制度（個人獨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是資本家統治的代言人；在人類活動的所有範圍內，甚至在科學範圍內是等級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還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義問答（注：孔德《實證哲學教程》1830-1842年巴黎版第1-6卷。——編者注）的作者，這部新的教義問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聖徒代替了舊教皇和舊聖徒。

    如果說，孔德的信徒在英國比在法國更受人民歡迎，那倒不是由於他們鼓吹了他們的宗派教義，而是由於他們個人的優秀品質，還由於他們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們創造的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形式，例如英國的工聯和罷工。順便提一下，這些鬥爭形式是被他們在巴黎的同宗道友們斥為異端的。　公社（社會措施）

    巴黎工人發動了目前這次革命，並且以英勇的自我犧牲精神承受著這場戰鬥帶來的主要打擊——這並不是新鮮事。這是歷次法國革命的突出特點！這只是往事的重覆！革命以人民群眾的名義，並且是公開為著人民群眾即生產者群眾的利益而進行這一點，也是這次革命和以前歷次革命相同之點。這次革命的新的特點在於人民在首次起義之後沒有解除自己的武裝，沒有把他們的權力拱手交給統治階級的共和主義騙子們；這次革命的新的特點還在◎第106頁◎於人民組成了公社，從而把他們這次革命的真正領導權握在自己手中，同時找到了在革命勝利時把這一權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辦法，即用他們自己的政府機器去代替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政府機器。這就是他們的滔天大罪！工人們竟敢侵犯“一萬個上層人”的統治特權，竟敢宣布他們決心破壞這種運用社會的有組織的國家力量來謀取私利的階級專制的經濟基礎！使歐洲的以及美國的體面階級狂怒的正是這一點；這也說明他們為什麽大叫這是褻瀆神聖，說明他們為什麽要瘋狂號召屠殺人民，要從他們的議會講壇和他們的仆從報社發出粗野的叫罵和誹謗！

    公社的最偉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聞所未聞的困難情況下工作著、行動著！巴黎公社升起的紅旗實際上只是標志著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們已經清楚地、有意識地宣告他們的目的是解放勞動和改造社會！但是他們的共和國的真正“社會”性質僅僅在於工人們管理著巴黎公社這一點！至於他們的各項措施，由於實際情況所決定，不得不主要限於巴黎的軍事防衛和糧食供應！

    工人階級的一些以保護人自居的朋友們，一方面甚至對很少的幾項他們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其實這些措施除了傾向之外根本沒有什麽社會主義的東西——也很難掩飾他們的厭惡；另一方面他們又表示滿意，並企圖用他們的重大發現來誘導“士紳們”同情巴黎公社。他們的大發現是：工人們畢竟是有理智的人，他們無論何時執掌政權，一定會堅決背棄社會主義的創舉的！事實上，他們並不想在巴黎成立什麽法倫斯泰爾（注：法倫斯泰爾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沙·傅立葉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消費協作社的成員們居住和工作的場所。——107、370。），也不想成立什麽伊加利亞（注：伊加利亞是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代表埃·卡貝在他的社會哲學小說《伊加利亞旅行記》中描述的幻想的共產主義國家。——107。）。真是當代的聰明人！這些對於工人階級的真正理想和真正運動一竅不通的好心的保護人忘記了一點。所有的社會主義宗派的創始人都屬於那樣一個時期，那時工人階級自己一方面還沒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發展進程中得到足夠的鍛煉並被充◎第107頁◎分地組織起來，因此還沒有作為歷史動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們取得解放的物質條件在舊世界本身內部也還沒有完全成熟。工人階級的貧困狀態是存在著的，但是他們開展自己的運動的條件則尚未具備。各烏托邦宗派的創始人雖然在批判現存社會時明確地描述了社會運動的目的——消除雇傭勞動制度和這一制度下的階級統治的一切經濟條件，但是他們既不能在社會本身中找到改造社會的物質條件，也不能從工人階級身上發現運動的有組織的力量和對運動的認識。他們企圖用新社會的幻想圖景和方案來彌補運動所缺乏的歷史條件，並且認為宣傳這些空想的圖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從工人階級運動成為現實運動的時刻起，各種幻想的烏托邦消逝了——這不是因為工人階級放棄了這些烏托邦主義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實現這一目的的現實手段——取代烏托邦的，是對運動的歷史條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階級戰鬥組織的力量的日益積聚。但是，烏托邦主義者在前面宣布的運動的兩個最後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國際所宣布的最後目的。只是手段不同，運動的現實條件也不再為烏托邦寓言的雲霧所掩蓋。因此，無產階級的這些以保護人自居的朋友們之百般曲解這次革命所響亮地宣布的社會主義趨向，只不過是受自己無知的欺騙而已。如果這些人認為工人運動的先知們所創造的那些烏托邦寓言仍然是“社會革命”，也就是說，如果他們認為社會革命仍然是“烏托邦式的”，那麽過錯並不在巴黎無產階級身上。

    　——

    3月20日中央委員會的《公報》：

    “首都的無產者，目睹執政（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compris)：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國家事務）的領導（管理）以挽救◎第108頁◎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

    他們指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無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國不幸”的根源並加以痛斥。

    “工人們生產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東西，他們目睹用自己的勞動與血汗創造出來的產品堆積如山，而自己卻受著貧困的折磨……難道永遠不許他們致力於自己的解放事業嗎？……　無產階級眼看著自身的權利經常受到威脅，自己的正當企望一概被否認，祖國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歸於毀滅，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保證自己的勝利，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注：1871年3月21 日《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第80號。——編者注）

    這里說得很清楚：工人階級的政府所以必要，首先是為了拯救法國，為了使法國免於統治階級將帶給它的毀滅和腐化；奪去這些階級（已經喪失了治理法國能力的階級）的政權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條件。

    但是，這里同樣也說得很明白：工人階級的政府只有致力於工人階級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國，完成民族事業，因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同時也就是法國覆興的條件。

    工人階級的政府被宣布為勞動對勞動資料壟斷者、對資本的戰爭。

    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只不過是最大的虛榮，它給資產階級的種種無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義是借助常備軍來延續國際鬥爭的手段，是用挑撥本國的生產者反對另一國生產者弟兄的辦法以壓服本國生產者的手段，是阻撓工人階級的國際合作的手段，而這種合作是工人階級解放的首要條件。這種沙文主義（它早已成為一句空話），其真正性質已經暴露無遺。它表現於色當之後的防御戰爭——在防御戰爭中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到處起著◎第109頁◎破壞作用；表現於法國的投降；表現於梯也爾這位沙文主義最高祭司在俾斯麥的恩準下進行的國內戰爭！它還表現於反德同盟的鬼崇的警察伎倆（注：巴黎公社時期，反動的《巴黎報》刊登的一篇報道造謠說，國際的巴黎支部依照反德同盟的意旨，開除了國際中的全體德國人（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12-313頁）。

    反德同盟是1871年3月法國資產階級報刊宣傳的一個處在醞釀中的政治團體，該團體鼓吹為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報仇雪恥，挑撥德法兩國工人之間的關系，該同盟最終是否成立，情況不詳。——110。） 以及投降之後巴黎城內對外國人的搜捕。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希望，巴黎人民（和全體法國人民）會被民族仇恨的情緒所愚弄，會在蓄意對外國人的迫害中忘記自己的真正願望，忘記內奸！

    這種精心制造的運動不是被革命的巴黎一口氣就吹得無影無蹤（煙消雲散）了嗎？巴黎響亮地宣布了它的國際傾向——因為生產者的事業到處是一樣的，他們的敵人不論屬何國籍（不論穿著什麽樣的民族服裝）也到處是一樣的——它把允許外國人加入公社當作一條原則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國工人（注：萊·弗蘭克爾。——編者注）（國際會員）選入執行委員會，它下令拆除法國沙文主義的象征——旺多姆圓柱！

    當資產階級沙文主義者已肢解了法國並在外國侵略者的指令下行事的時候，巴黎的工人卻通過打擊本國的階級統治者而打敗了外敵；通過取得世界各國工人之先鋒的地位而消除了國界！

    資產階級的純正的愛國主義，對各國“民族”產業的實際所有者說來是很自然的，但是，由於他們的金融、商業和工業活動已帶有世界的性質，這種愛國主義現在已只剩下一個騙人的幌子。在類似的條件下，這個幌子在所有國家也會像在法國一樣被戳穿。　鄉紳的地方分權和公社

    有人說，巴黎以及其他法國城市都是處在農民統治的壓迫下，巴黎現在的鬥爭是為了從農民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從來也沒有比這更愚蠢的謊言！◎第110頁◎

    作為中央所在地和集權政府機器根據地的巴黎，使農民受著憲兵、稅吏、省長、僧侶和土地巨頭的統治，也就是使農民受著農民敵人的專制統治，使農民失去一切生機（使他們喪失活力）。它壓制農業地區的一切獨立生活機能。另一方面，以巴黎為大本營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既然使外省的全部權勢都這樣歸之於政府、土地巨頭、憲兵和僧侶，這些人就利用這種權勢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階級服務，不去反對政府、寄生蟲、資本家、懶蟲們的那個充當著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對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這樣，由於存在著以巴黎為基地的政府集權，農民就受著政府和資本家的巴黎的壓制，而工人的巴黎則受著落入農民敵人之手的外省權力的壓制。

    凡爾賽的《通報》（注：指《市鎮通報》，該報是巴黎公社時期在凡爾賽出版的法國政府報紙，以梯也爾政府《公報》的晚版附刊形式出版。——111。）（3月29日）宣稱：

    “巴黎不能是一個自由的城市，因為它是首都。”

    這倒是實話。巴黎這個統治階級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個“自由的城市”；各省因為有著這樣一個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黨之所以如此瘋狂地痛恨巴黎，與其說是因為巴黎宣布自己擺脫秩序黨及其政府的統治，倒不如說是因為巴黎這樣做就是發出了農民以及各省擺脫秩序黨統治的信號。

    4月1日公社《公報》：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證巴黎獲得一個民選的、但仍處在一個十分集中的全國政權的專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機構作為唯一的目的。它要為法國所有的市鎮爭得和確保獨立，也要為所有更高的地方單位——省、大行政區——爭得和確保獨立，這些地方單位將為了它們的共同利益聯合在一個真正的民族公約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國，並使之長存……　巴黎放棄了它的表面上大權獨攬的地位——這種大權獨攬的地位對巴黎說來等於是自我損害——而沒有放棄那種使它的宣傳工作在法國和歐洲屢獲勝利的道義力量和◎第111頁◎思想影響。”（注：1871年4月1日《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第91號社論。——編者注）

    “這一次，巴黎再度為全法國而工作和忍受苦難；它為法國在思想、道德、行政、經濟諸方面的覆興，為法國的光榮和繁榮而戰鬥、犧牲。”（用氣球發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綱領）（注：1871年4月19 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國人民書》，見1871年4月20日《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第110號。——編者注）

    梯也爾先生在巡視各省的時候，安排了選舉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選舉。但是有一樁困難。外省的波拿巴派當時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們，他們也不需要他。）很多奧爾良派的老角色都已經融入波拿巴派了。因此必須求援於鄉居的正統派地主。他們一直不問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輩。他們使凡爾賽議會具有了明顯的特色，具有了類似路易十八的“無雙議院”的性質，具有了“鄉紳”議會的性質。由於虛榮心的驅使，他們當然以為，隨著波拿巴的第二帝國的崩潰，在外國侵略者的庇護下，他們的時機終於又像1814年和1815年那樣到來了。可是，他們仍然只是受人愚弄。隨他們怎樣行動，他們也只能像1848-1851年一樣，作為秩序黨的一分子以及它的“隱名”恐怖主義的工具而行動。他們本派情緒的宣泄只不過給他們那種聯想增添喜劇性而已。因此，他們只好容忍檢查貝里公爵夫人身體的監獄產婆當他們的總統，容忍國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義者當他們的部長。他們的任務一旦完成，就會被一腳踢開。但是——這是歷史的惡作劇——由於各種情況的這種奇異配合，他們不得不向巴黎進攻，懲罰它背叛“統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這是路易·勃朗的說法，梯也爾稱之為法蘭西的統一）；可是他們自己幹的頭一件好事恰恰就是背叛統一，因為他們聲稱要“砍去巴黎的頭顱和取消它的首都地位”，要把議會設在一◎第112頁◎個外省城市里。其實，他們真正希望的是：恢覆中央集權制國家機器出現以前的情況，多少擺脫這個國家機器的省長和部長的約束，而代之以封建領主在本省和本地的權勢。他們所要的是在法國實行反動的地方分權。而巴黎所要的卻是：以法國社會本身通過公社組織而取得的政治統一去代替曾起過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權制，這種中央集權制現在已經處於這樣的狀態，即僅僅表現為一個人為機體的統一，而這個人為機體依靠憲兵和紅黑軍隊而存在，壓制著現實社會的生活，像夢魘一樣壓在社會頭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辦法給予巴黎一個“表面上大權獨攬”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統一去代替這個存在於法國社會之外的中央集權的法國。

    因此，真正主張破壞法國統一的是鄉紳們，他們反對統一的國家機器，因為統一的國家機器損害了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勢（領主權利），因為統一的國家機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對抗的。

    巴黎所要的則是破壞那種人為的中央集權制，因為它是和法國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統一相對抗的，因為它無非是階級統治的一種手段而已。

    　——

    孔德派的觀點

    對現存經濟制度完全無知的人，當然更不能理解工人為什麽要否定這種制度。他們當然不能理解，工人階級企圖實現的社會變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歷史的、不可避免的產物。他們以遺憾的口吻談論消滅“財產”的威脅，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的財產的現今的階級形式——一種過渡性的歷史形式——就是財產本身，因而消滅這種財產形式就是消滅財產。正像他們現在為資本統◎第113頁◎治和雇傭勞動制度的“永恒性”進行辯護一樣，如果他們生在封建時代或奴隸制度時代，他們也會把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當作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當作自發地成長起來的自然產物而加以保衛；他們也會猛烈抨擊這些制度的種種“弊端”，但同時他們會由於自己極端無知而用什麽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過“道德節制”（“限制”）加以糾正的說教，來反駁這些制度將被消滅的預言。

    他們對巴黎工人階級的目的理解的正確程度和俾斯麥先生一樣，俾斯麥曾宣稱：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魯士式的城市組織。

    可憐的人們！他們甚至不知道，財產的任何一種社會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與之相適應，而那種使財產成為勞動之屬性的社會財產形式，決不會制造個人的“道德限制”，而會將個人的“道德”從階級束縛下解放出來。

    　——

    人民革命的氣息使巴黎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二月革命曾被稱作痛恨道德墮落的革命。人民宣布那次革命時高呼：“打倒大竊賊！打倒殺人犯！”這是人民的情感。至於資產階級，他們卻要求給貪污腐敗以更廣闊的舞台！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侖）的統治時期，他們的這種要求得到了滿足。巴黎這個巨大的城市，這個具有首創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懶蟲和騙子手的安樂窩，弄成了一個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後，工人階級的巴黎才重新展現，工人的巴黎是英勇的，富於自我犧牲的精神，對自己的艱巨任務滿懷熱情！屍體認領處里一具屍體也沒有，街道上平安無事。巴黎界內從來沒有這樣平靜過。蕩婦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巴黎的英勇婦女！剛勁的、嚴肅的、戰鬥著、勞動著、思想著的巴黎！胸懷廣闊的巴黎！同敵人的野蠻暴行相對照，巴黎只不過使敵俘無力傷人而已……◎第114頁◎

    “巴黎所決不願再容忍的，是蕩婦和輕薄少年的存在。它決心驅逐或改造曾經把這座巨大城市抓在手里作為自己私產加以利用的這批無用處、無信仰、自私自利的敗類。第二帝國的任何頭面人物都將無權說這樣的話：巴黎的最好的街區其樂融融，但是其他街區里貧民太多。”（注：倫敦《觀察家報》1871年4月 23日第4170號。——編者注）

    （4月23日《真理報》（注：《真理報》是法國資產階級共和派日報，1870年10月6日至1871年9月3日在巴黎出版，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後來反對公社的社會措施。——115。））：

    “巴黎的個人犯罪案件驚人地減少了。小偷和蕩婦沒有了，暗殺和路劫沒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爾賽去了！”

    “自從公民自己執行警察職務以來，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區也沒有接到一次夜間搶劫事件的報案。”

    寫於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0-611頁◎第115頁◎

    《法蘭西內戰》二稿（摘錄）

    (6)公社

    在色當事件之後，里昂、馬賽和圖盧茲的工人，都曾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盡全力加以摧毀。在巴黎被圍期間，工人們不斷地發難舉事，但一次又一次地為特羅胥的布列塔尼兵——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的優秀繼承者——以莫須有的理由所鎮壓。工人們發難舉事就是企圖以公社代替騙子手的政府。當時默默地醞釀著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因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擊敗以後，睡意朦朧的歐洲從普魯士帝國的迷夢中驚醒時聽到的是巴黎雷鳴般的呼聲：“公社萬歲！”

    公社，這個使資產階級的頭腦怎麽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麽呢？

    按最簡單的理解，這是工人階級在他們的社會堡壘——巴黎和其他工業中心——里執掌政權的形式。

    中央委員會在它的3月20日公告中說：

    “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　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注：1871年3月21日《法蘭西共和國公報》第80號。——編者注）◎第116頁◎

    但是，無產階級不能像統治階級及其互相傾軋的各黨各派在歷次勝利的時刻所做的那樣，簡單地掌握現存的國家機體並運用這個現成的工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權的第一個條件是改造傳統的國家工作機器，把它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加以摧毀。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像蟒蛇似地用常備軍、等級制的官僚、俯首貼耳的警察、僧侶、奴顏婢膝的法官把現實社會機體從四面八方纏繞起來。它最初是在專制君主制時代創造出來的，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在爭取擺脫封建制度束縛的鬥爭中的武器。以給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提供自由發展的充分余地為任務的第一次法國革命，必須把地方的、區域的、城鎮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壘掃除凈盡，為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這一上層建築準備社會基地。這種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有著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分支龐雜、遍布各地的機關。

    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

    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體現在議會和政府這兩大機構上。在1848-1851年秩序黨共和國時期，議會的大權獨攬產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國，而把議會純粹當作嘲弄對象的帝國制度，是目前大陸上多數軍事大國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來，這種政府機構的僭權專政仿佛是對社會本身的專政，它同樣地淩駕於一切階級之上，同樣地給一切階級以屈辱，但實際上，它現在已經成了——至少在歐洲大陸上是如此——占有者階級能繼續統治生產者階級的唯一可能的國家形式。所有已經死亡的法國議會所留下來的、還棲息在凡爾賽的那一群幽靈，他們所掌握的實際力量，除第二帝國下形成的政府機器外，什麽也沒有。◎第117頁◎

    像蟒蛇似地用官僚、警察、常備軍、僧侶、法官把社會機體從四面八方纏繞起來的龐大的寄生政府，誕生於專制君主制時代。那時需要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來充當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在爭取擺脫封建制度束縛的鬥爭中的有力武器。以掃除領主的、地方的、城鎮的、外省的特權這些中世紀垃圾為任務的18世紀法國革命，不能不同時從社會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礙著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充分發展的最後障礙，這種國家政權有著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機關。這樣的國家政權是在第一帝國時期產生的，而第一帝國本身則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歐洲反對近代法國的幾次同盟戰爭產生的。在以後的覆辟時期、七月王朝、秩序黨共和國時期的各種議會制度下，這個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的國家機器的最高管理權，不僅變成了統治階級中互相傾軋的各黨各派爭奪的對象，而且，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使得工人階級隊伍更加擴大、苦難更加深重、抵抗更加有組織、求解放的趨勢更加強烈，一句話，隨著現代階級鬥爭——勞動與資本的鬥爭——采取更鮮明具體的形式，國家政權的面貌和性質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它一直是一種維護秩序、即維護現存社會秩序從而也就是維護占有者階級對生產者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的權力。但是，只要這種秩序還被人當作不容異議、無可爭辯的必然現象，國家政權就能夠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這個政權把群眾現在所處的屈從地位作為不容變更的常規，作為群眾默默忍受而他們的“天然尊長”則放心加以利用的社會事實維持下去。隨著社會本身進入一個新階段，即階級鬥爭階段，它的有組織的社會力量的性質，即國家政權的性質，也不能不跟著改變（也經歷一次顯著的改變），並且它作為階級專制工具的性質，作為用暴力長久保持財富占有者對財富生產者的社會奴役、資本對勞動的經濟統治的政治機器的性質也越來越發展起◎第118頁◎來。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總是使國家機器管理權從一些統治階級手中轉到另一些統治階級手中，在每次這樣的革命之後，國家政權的壓迫性質就更充分地表現出來，並且更無情地被運用，因為大革命所許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證的那些諾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此外，後來陸續發生的革命所帶來的變化，只是給予資本勢力日益增長這個社會事實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來越直接地把國家政權本身交給工人階級的直接的敵人。就是這樣，七月革命把政權從地主手里奪來轉交給大制造商（大資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權轉交給聯合在一起的統治階級各黨派，這些黨派是為了共同對抗工人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的統治秩序而聯合成為“秩序黨”的。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國家政權最後變成了占有者階級用來反對從事生產的人民群眾的公開的戰爭工具。但是作為公開的內戰工具，它只能在有內戰的時候使用；因此，議會制共和國的生存條件就是延續已經公開宣布了的內戰狀態，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內戰恰恰是以“秩序”的名義進行的。這只可能是一種一時的、例外的情況。它不可能成為社會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於對大部分資產階級說來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當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後，議會制共和國只能在第二帝國面前消逝（讓位給第二帝國）。

    帝國聲稱它依靠構成全國多數的生產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資本和勞動的階級鬥爭之外的（對相互對抗的兩大社會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敵視態度的）農民；它把國家政權當作淩駕於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上的一種力量來使用；它強使兩個階級暫時休戰（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形式沈寂下去）；它通過摧毀議會權力亦即摧毀占有者階級的直接政治權力而剝去了國家政權的直接的階級專制形式。這樣一個帝國是唯一能夠使舊的社◎第119頁◎會秩序茍延一時的國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歡迎這個帝國，認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國想當奴隸主的人們20年來一直讚美它。在它的統治下——這時正好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使世界市場發生了變化（注：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亞和1851年在澳大利亞發現了豐富的金礦，這一發現對歐美各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120。），美國有了驚人的發展——開始了工業空前活躍的時期，交易所投機、金融詐騙、股份公司冒險行為盛極一時，而所有這一切通過對中等階級的剝奪，導致資本的迅速集中，並使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趨勢獲得了充分發展的余地，於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醜惡事物就毫無阻礙地泛濫起來。這同時也是窮奢極欲、粉飾太平的鬧宴，是“上等階級”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淵藪。政府權力的這種最後形式同時也是它的最低賤的形式，是一幫冒險家對國家資源的無恥掠奪，是制造大宗國債的溫床，是對變節賣身的讚美，是一種虛飾矯作的扭曲的生活。這一從頭到腳披著華美外衣的政府權力已陷入污泥。這個國家機器本身的徹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統治下興旺發達的整個社會機體的糜爛狀態，被普魯士的刺刀盡行揭穿，而普魯士本身還一心想要把這個充滿金錢、血水、污泥的制度在歐洲的司令部從巴黎搬到柏林去呢。

    巴黎工人階級所必須打倒的就是國家政權的這種最後的和最低賤的形式、它的最高級的也是最低劣的現實，而且也只有這個階級能夠使社會擺脫它。至於議會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勝利和帝國葬送了。工人階級必須做的只是不讓它覆活。

    工人必須打碎的不是舊社會政府權力的一個不太完備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後的、最完備的形式的政府權力本身，就是帝國。公社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

    用最簡單的概念來說，公社意味著在舊政府機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國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壞這個機器，代之以真◎第120頁◎正的自治，這種自治在工人階級的社會堡壘——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階級的政府。由於被圍，巴黎擺脫了軍隊，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組成的國民自衛軍。只是由於這一情況，3 月18日的起義才成為可能。必須使這件事實成為一種制度；必須以各大城市的國民自衛軍，即武裝起來反對政府僭權的人民來代替保護政府反對人民的常備軍。公社必須由各區全民投票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因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們應引為範例），這些市政委員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會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它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應成為公社的勤務員，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門的公務員一樣由公社任命，而且隨時可以罷免；一切公務員像公社委員一樣，其工作報酬只能相當於工人的工資。法官也應該由選舉產生，可以罷免，並且對選民負責。一切有關社會生活事務的創議權都由公社掌握。總之，一切社會公職，甚至原應屬於中央政府的為數不多的幾項職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務員執行，從而也就處在公社的監督之下。硬說中央的職能——不是指政府統治人民的權威，而是指由於國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須執行的職能——會變得不可能，是極其荒謬的。這些職能會存在；不過，行使這些職能的人已經不能夠像在舊的政府機器里面那樣使自己淩駕於現實社會之上了，因為這些職能應由公社的勤務員執行，因而總是處於切實的監督之下。社會公職不會再是中央政府賞賜給它的爪牙的私有財產。隨著常備軍和政府警察的廢除，物質的壓迫力量即被摧毀。宣布一切教會不得占有財產；從一切公立學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時實施免費教育），使其成為私人生活範圍之內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維持；使一切教育機構不受政府的監護和奴役——隨著這一切的實現，精神的壓迫力量即◎第121頁◎被摧毀，科學不僅成為人人有份的東西，而且也擺脫掉政府壓制和階級偏見的桎梏。市稅由公社規定和征收，用於全國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稅款由公社的公務員征收，並由公社自己支付於各項公共需要（用於各項公共需要上的開支由公社自己監督）。

    這樣，政府的壓迫力量和統治社會的權威就隨著它的純粹壓迫性機構的廢除而被摧毀，而政府應執行的合理職能，則不是由淩駕於社會之上的機構，而是由社會本身的負責任的勤務員來執行。

    寫於1871年5月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41-647頁◎第122頁◎


恩格斯　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

    *（注：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問題是1871年9月20-21日第一國際倫敦代表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1871年9月20日瓦揚在會上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草案指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以及在政治上團結工人力量的必要性。巴枯寧分子巴斯特利卡、羅班以及西班牙支部代表羅倫佐企圖阻撓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但遭到失敗。在討論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作了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發言。會議擬定了新的決議草案，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明確指出組織工人階級獨立政黨的必要性，認為這是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及實現其最終目的——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

    1871年10月16日總委員會批準了恩格斯就《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決議案所作的報告。——123。）

    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倫敦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恩格斯公民。絕對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因為主張放棄政治的一切報紙都在從事政治。問題只在於怎樣從事政治和從事什麽樣的政治。並且對於我們說來，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黨作為政黨已經在大多數國家存在著。鼓吹放棄政治去破壞它的不應該是我們。現實生活的經驗，現存政府為了政治的和社會的目的對工人施加的政治壓迫，無論工人願意與否，都迫使他們從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棄政治，就等於把他們推入資產階級政治的懷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已經把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提到日程上來以後，放棄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們要消滅階級。用什麽手段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當大家都承認這一點的時候，竟有人要我們不幹預政治！所有鼓吹放棄政治的人都自詡為革命家，甚至是傑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動；誰要想革命，誰就要有準備革命和教育工人進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動，沒有政治行動，工人總是在戰鬥後的第二天就會受到法夫爾和皮阿之流的愚◎第123頁◎弄。應當從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黨不應當成為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

    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和新聞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人想從我們手里奪走這些武器，難道我們能夠置之不理和放棄政治嗎？有人說，進行任何政治行動都意味著承認現狀。但是，既然這種現狀為我們提供了反對它的手段，那麽利用這些手段就不是承認現狀。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1934年《共產國際》雜志第29期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450頁◎第124頁◎


馬克思　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

    *（注：《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是馬克思1871年9月24日在倫敦為慶祝這個紀念日而舉行的特別集會上的講話。會上馬克思被推選為主席。出席這次集會的有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的參加者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世界報》報道了這次集會的情況，並摘要轉述了馬克思講話的內容，但將集會的日期誤寫為9月25日。本卷發表的只是報道中轉述馬克思講話內容的部分。

    《世界報》即《紐約世界報》，是美國一家日報，民主黨的機關報；1860年至1931年在紐約出版。——125。）

    摘自關於1871年9月24日倫敦慶祝大會的報道

    關於國際，他［馬克思］說，它的努力至今所以獲得巨大的成就，應歸之於並非國際的會員們所能左右的環境。國際的建立就是這種環境造成的結果，而決不能歸之於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們的努力。這並不是哪一批能幹的政治家的事；世上所有的政治家都創造不出使國際獲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種局面和環境。國際從未提出任何特殊的信條教義。它的任務就是組織勞動力量，團結各種各樣的工人運動，使它們聯合起來。這個協會能獲得如此巨大的發展，就是因為全世界的勞動人民越來越受到壓迫，這就是成功的秘密所在。最近幾個星期的事件，不可辯駁地證明，工人階級為自身的解放必須進行鬥爭。各國政府對國際的迫害，酷似古代羅馬對早期基督徒的迫害。這些人最初也為數不多，但是羅馬貴族本能地感覺到，如果基督徒大功告成，羅馬帝國就會滅亡。古代羅馬的迫害未能挽救帝國，今天對國際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現存制度。

    國際的獨特之點就在於它是工人們自己為自己建立的。國際建立以前的所有各種組織，都是統治階級中的激進分子為工人階級建立的一些社團，而國際則是工人們為自己建立起來的。這里的◎第125頁◎憲章運動（注：憲章運動是19世紀30至50年代中期英國工人的政治運動，其口號是爭取實施人民憲章，人民憲章要求實行普選權並為保障工人享有此項權利而創造種種條件。按照列寧所下的定義，憲章運動是“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上已經成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頁）。憲章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於英國工商業壟斷的加強以及英國資產階級用超額利潤收買英國工人階級上層（“工人貴族”），造成了英國工人階級中機會主義傾向的增長，其表現就是工聯領袖放棄對憲章運動的支持。——126。）的興起就曾得到資產階級激進派的讚同和協助；當然，果真有所成就，那只會對工人階級有利。英國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工人階級的發展和組織程度，使這個階級能夠利用普選權來為自己謀利益。

    接著，他又提到二月革命（注：指1848年法國的二月革命。——編者注）這場受到部分資產階級支持的運動，他們支持這個運動是為了對付執政黨。二月革命只是向工人階級許下一些諾言，並且用統治階級中的另外一批人代替了這一批人。六月起義是對整個統治階級的、包括其中最激進的那部分人的一次反叛。在1848年讓一些新人物上台掌權的工人本能地感覺到，他們不過是用一批壓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壓迫者，他們感覺到被出賣了。

    最近的運動就是巴黎公社，這是迄今最偉大的運動。公社就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關於這一點不可能有任何異議。對公社曾有很多誤解。公社未能建立一個新的階級統治形式。只要把一切勞動資料轉交給從事生產的勞動者，從而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並由此迫使每一個身體健康的人為生存而工作，這樣，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唯一的基礎就會消除。但是，在實行這種改變以前，必須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大軍。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贏得自身解放的權利。國際的任務就是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鬥爭，把工人階級的力量組織並團結起來。

    載於1871年10月15日《世界報》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7-468頁◎第126頁◎


馬克思　論土地國有化

    *（注：馬克思的手稿《論土地國有化》寫於1872年3-4月間，起因是國際曼徹斯特支部討論了土地國有化的問題。歐·杜邦在3月3日曾寫信給恩格斯，告訴他這個支部的成員在土地問題上思想混亂並講述了自己將要作的發言中的五個要點。他請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自己的見解，以便他能在支部會議召開之前考慮他們的意見。馬克思廣泛地論證了他對土地國有化問題的觀點。1872年5月8日，杜邦在支部會上宣讀了一個報告（和保存下來的馬克思的手稿完全相符）；這個報告以《土地國有化。在國際工人協會曼徹斯特支部宣讀的一個報告》為題於1872年6月15日發表在《國際先驅報》上，當時未指明作者和報告人。

    《國際先驅報》是英國的一家周報，1872年3月至1873年10月在倫敦出版。1872年5月至1873年5月期間實際上是國際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的機關報；該報刊登過有關總委員會會議和不列顛委員會會議的報道、國際工人協會的文件，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72年底至1873年初，該報在反對脫離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的改良主義者的鬥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由於該報的發行人和編輯威·賴利脫離了工人運動，從1873年6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為該報撰稿，國際不列顛聯合會的文件也停止在該報上發表。——127。）

    地產，即一切財富的原始源泉，現在成了一個大問題，工人階級的未來將取決於這個問題的解決。

    我不想在這里討論那些主張土地私有的人，那些法學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全部論據，我只想首先指出，他們曾千方百計地用“天然權利”來掩蓋掠奪這一原始事實。如果說掠奪曾為少數人造成了天然權利，那麽多數人只須聚集足夠的力量，便能獲得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奪回的天然權利。

    在歷史進程中，掠奪者都認為，最好是利用他們硬性規定的法律，使他們憑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權利獲得某種社會穩定性。

    於是哲學家出面論證，說這些法律已得到人類的公認。如果土地私有確實以這種公認為依據，那麽，一旦社會的大多數人認為這毫無道理，顯然就應當被取消。

    然而，姑且不談所謂的所有“權”，我確信，社會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增長和集中，迫使資本主義農場主在農業中采用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勞動以及利用機器和其他發明的種種情況，正在使土地國有化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這是關於所有權的任何言論都阻擋不了的。社會的迫切需要將會而且一定會得到滿足，社會必然性所要求的變化一定會照樣進行，遲早總會使立法適應這些變化的要求。◎第127頁◎

    我們需要的是日益增長的生產，要是讓一小撮人隨心所欲地按照他們的私人利益來調節生產，或者無知地消耗地力，就無法滿足生產增長的各種需要。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學處理等等，應當在農業中廣泛采用。但是，我們所具有的科學知識，我們所擁有的耕作技術手段，如機器等，如果不實行大規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大規模的耕作（即使在目前這種使耕作者本身淪為役畜的資本主義形式下），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既然證明比小塊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遠為優越，那麽，要是采用全國規模的耕作，難道不會更有力地推動生產嗎？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在不斷增長，另一方面，農產品的價格不斷上漲，這就不容爭辯地證明，土地國有化已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

    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國家控制，為國家謀利益，農產品自然就不可能因個別人濫用地力而減少。

    今天在辯論這個問題時，我在這里聽到，所有的公民都主張土地國有化，但是觀點各不相同。（注：草稿中沒有這句話；這句話看來是杜邦加的。——編者注）

    人們經常提到法國，但是法國的農民所有制，比起英國的大地主所有制離土地國有化要遠得多。的確，在法國凡是買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獲得土地，但是，正因為如此，土地便分成許多小塊，耕種土地的人資金很少，主要依靠本人及其家屬的勞動。這種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小地塊耕作的方式，不僅不能采用現代農業的各種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變成頑固反對社會進步，尤其是反對土地國有化的敵人。他被束縛在土地上，必須投入全部精力才能獲得◎第128頁◎相當少的回報；他不得不把大部分產品以賦稅的形式交給國家，以訴訟費的形式交給訟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給高利貸者；除了那塊小天地，他對社會運動一無所知；他一直癡情地迷戀著他那一小塊土地，迷戀著他的純粹名義上的占有權。於是法國農民就陷入同產業工人階級相對立的極可悲的境地。

    農民所有制既然是土地國有化的最大障礙，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法國無疑不是我們應當尋求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辦法的地方。

    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下，實行土地國有化，並把土地分成小塊租給個人或工人合作社，這只會造成他們之間的殘酷競爭，促使“地租”上漲，反而使那些靠生產者為生的土地占有者更有利可圖。

    1868年，在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注：國際工人協會布魯塞爾代表大會於1868年9月6-13日舉行。馬克思直接參加了大會的準備工作，但沒有親自出席這次大會。參加大會的有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工人代表近100名。大會通過了一項極為重要的決議：必須把鐵路、地下資源、礦井和礦山、森林以及耕地轉歸公共所有。這一決議說明了法國和比利時的蒲魯東主義者大多數已轉到集體主義的立場，它標志著在國際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對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勝利。大會還通過了馬克思提出的關於八小時工作日、關於機器的使用、關於對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會的態度等決議；同時還通過了弗·列斯納以德國代表團名義提出的關於建議各國工人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協助把這部著作從德文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決議。——129。）上，我們的一位朋友曾說：

    “科學已判決小土地私有制必定滅亡，正義則判決大土地所有制必定滅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要麽必須成為農業聯合體的財產，要麽必須成為整個國家的財產。未來將決定這個問題。”（注：引自塞·德·巴普1868年9月11日在國際工人協會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土地所有制的報告。——129。）

    相反地，我卻認為，社會運動將作出決定：土地只能是國家的財產。把土地交給聯合起來的農業勞動者，就等於使整個社會只聽從一個生產者階級擺布。

    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並最終完全消滅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有到那時，階級差別和各種特權才會隨著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注：草稿中不是“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而是“它們所由產生的經濟基礎，而社會將變成自由生產者的聯合組織”。——編者注）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勞動◎第129頁◎而生活將成為往事。與社會相對立的政府或國家將不覆存在！農業、礦業、工業，總之，一切生產部門將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漸組織起來。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進行社會勞動。這就是19世紀的偉大經濟運動所追求的人道（注：草稿中“人道”被劃掉。——編者注）目標。

    寫於1872年3-4月

    載於1872年6月15日《國際先驅報》第11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67頁◎第130頁◎


恩格斯　論住宅問題（之一）

    *（注：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是繼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之後直接反對蒲魯東主義的最重要的著作。該書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及其改良主義理論家關於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激烈論戰過程中產生的。當時，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解決住宅問題是人們十分關注的社會問題。

    第一篇是對《人民國家報》（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第10、11、12、13、15和19號）上轉載的幾篇題為《住宅問題》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覆。這幾篇文章原來發表在奧地利工人報紙《人民意志報》上，後來才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是蒲魯東主義者、醫學博士阿·米爾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寫信給李卜克內西說：“只要一有時間，我就立即給你寫一篇關於住宅缺乏現象的文章，來反駁《人民國家報》上一系列文章中關於這個問題所陳述的蒲魯東主義者荒謬的臆想。”恩格斯文章的第一篇的標題是《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寫作時間是1872年5月7日至22日，發表在1872年6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國家報》第51、52和53號上。

    1872年10月，恩格斯寫完了第二篇，標題是《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其中批判了資產階級慈善家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法，這些方法在艾·紮克斯的小冊子《各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及其改良》中得到了最徹底的表述。這一篇刊登在1872年12月25和28日《人民國家報》第103、104號以及1873年1月4日和8日《人民國家報》第2、3號上，也曾被1873年1月《人民意志報》3-9號轉載過。）

    （注：第三篇是對米爾柏格的再次答覆，因為《人民國家報》編輯部於1872年10月26日在該報上發表了他反駁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在1873年1月寫完這一篇，並以《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為題發表在1873年2月8、12、19和22日《人民國家報》第12、13、15和16號上。

    恩格斯的這三篇文章全部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以後，就由該報出版社在萊比錫分別出版了單行本。第一篇《論住宅問題》於1872年12月出版；第二篇《論住宅問題。第二冊：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於1873年初出版；最後一篇《論住宅問題。第三冊：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於1873年3月出版。

    1887年3月恩格斯的這一著作再版，標題是《論住宅問題》1887年霍廷根-蘇黎世校訂第2版，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並寫了一篇序言。——131。）

    1887年第二版序言

    本書是我1872年為萊比錫《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版，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版）。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盡管該報編輯常被逮捕，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們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131、321、343、689。）撰寫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時，幾十億的法國法郎湧入了德國（注：指法國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失敗後根據1871年5月10日簽訂的法蘭克福和約的規定，於1871-1873年向德國交付的50億法郎賠款。——131、509。）；國債償清了，要塞和兵營建築起來了，儲存的武器和軍事裝備更新了。可供支配的資本和流通中的貨幣量都突然大大增加，而這一切都恰好發生在德國不僅作為一個“統一的帝國”，並且還作為一個工業大國登上世界舞台的時候。這幾十億法郎有力地推動了年輕的大工業；首先是這幾十億法郎在戰後引起了一個短暫的富於幻想的繁榮時期，　隨後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大崩潰，這次崩潰證明德國是一個有能力參與世界市場的工業國家。

    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像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並且這個過渡還由於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穿過市內。正當工人成群湧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房卻在大批拆除。於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第131頁◎小手工業者的住房短缺。在開初就作為工業中心而興起的城市中，這種住房短缺幾乎不存在。例如曼徹斯特、利茲、布拉德福德、巴門-埃爾伯費爾德就是這樣。相反，在倫敦、巴黎、柏林和維也納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經具有急性發作的形式，而且現在多半還像慢性病似地繼續存在著。

    正是標志著德國發生工業革命的這種急性發作的住房短缺，使當時的報刊上登滿了討論“住宅問題”的文章，各種社會庸醫乘機而出。在《人民國家報》上也出現了一系列這樣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後來自稱是符騰堡的醫學博士阿·米爾柏格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在這個問題上讓德國工人領悟到蒲魯東的社會萬應靈丹的奇效。（注：指米爾柏格匿名發表的以《住宅問題》為題的六篇文章，曾載於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的《人民國家報》上。——132。） 當我向編輯部表示我對於刊載這些奇文感到驚異的時候，編輯部就請我對這些文章作一個答覆，而我也就照辦了（見第一篇《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在這一組文章以後不久，我又發表了第二篇，這里我以埃米爾·薩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書（注：指埃·薩克斯《各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及其改良》1869年維也納版。——編者注）為依據分析了這個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慈善家觀點（第二篇《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米爾柏格博士先生過了很久以後對我的文章賜予了答覆（注：米爾柏格對恩格斯的文章的答覆載於1872年10月26日《人民國家報》第86號，標題是：《住宅問題（阿·米爾柏格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32。），迫使我不得不進行答辯（第三篇《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這場論戰以及我對這個問題的專門研究便到此結束。這就是出過單行本的這三篇文章的產生經過。現在需要出新版，這無疑要再一次歸功於德意志帝國政府的盛情關懷，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樣使銷路大增，我在這里謹向它表示最衷心的謝意。

    為了出新版，我校訂了原著，作了個別的增補和注釋，並在第◎第132頁◎一篇中改正了一個小小的經濟學錯誤（注：見本卷160-161頁。——編者注），因為我的論敵米爾柏格博士可惜沒有發覺它。

    在這次審閱時，我深深感到國際工人運動在最近14年來已經有了多麽巨大的進步。那時的事實還是：“20年以來，除了蒲魯東的著作以外，羅曼語族的工人就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注：見本卷第163頁。——編者注），至多再加上“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對蒲魯東主義所進行的進一步的片面化，在巴枯寧的眼中，蒲魯東是“我們共同的導師”——notre matre à nous tous。雖然當時蒲魯東主義者在法國只是工人中間的一個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們才具有明確規定的綱領，才能夠在公社時期擔任經濟方面的領導。在比利時，蒲魯東主義曾在瓦隆工人中間占有無可爭議的統治地位，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兩國工人運動中，所有的人，除了極少數例外，只要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就都是堅定的蒲魯東主義者。現在呢？在法國，工人已經完全拋棄了蒲魯東；他只是在激進資產者和小資產者中間還有一些信徒，這些人作為蒲魯東主義者，也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可是遭到了社會主義的工人的最激烈的反對。在比利時，佛來米人已經把瓦隆人從運動的領導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經廢黜了蒲魯東主義而大大提高了運動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樣，7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洪峰已經退落下去，並把蒲魯東主義的殘余也帶走了；如果說在意大利新的黨還處在純潔化和形成的過程中，那麽在西班牙一直忠實於國際總委員會的新馬德里聯合會（注：新馬德里聯合會是由《解放報》編輯部內被無政府主義多數派開除出馬德里聯合會的委員們於1872年7月8日成立的，這些編輯被開除的原因是，該報揭露了巴枯寧創建的秘密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動。保·拉法格積極參加了組建新馬德里聯合會的工作及其活動。新馬德里聯合會在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拒絕接納它之後，便向總委員會提出申請，總委員會於1872年8月15日承認它是國際的一個聯合會。新馬德里聯合會同無政府主義影響進行了堅決鬥爭，宣傳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為爭取在西班牙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恩格斯曾為該聯合會的機關報《解放報》撰稿。新馬德里聯合會的委員們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組織者。——133。）這個小小的核心正在發展成一個強大的黨，從共和派的報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資產階級共和派對工人的影響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第133頁◎無政府主義前輩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羅曼語族的工人中間，蒲魯東的著作已經被遺忘而由《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思學派的其他許多著作代替了；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上獨占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以社會的名義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現在也成了羅曼語族各國一切革命工人階級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魯東主義甚至在羅曼語族各國工人那里已經最終被排擠掉，既然它按照自己的本來的使命，現在只能供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資產階級激進派用來表達其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欲望，那麽今天何必再來談論它呢？又何必把這些文章重印出來，重新去批駁一個已經死去的對手呢？

    第一，因為這些文章並不僅限於同蒲魯東及其德國代表進行論戰。由於馬克思和我之間有分工，我的任務就是要在定期報刊上，因而特別是在同敵對見解的鬥爭中，發表我們的見解，以便讓馬克思有時間去寫作他那部偉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必須采用論戰的形式，在反對其他種種觀點的過程中，來敘述我們的觀點。這次也是這樣。本書第一篇和第三篇不僅包含對蒲魯東關於這個問題所持見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對我們自己觀點的敘述。

    第二，蒲魯東在歐洲工人運動史上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以致不能立即就被忘掉。雖然他在理論上已經被掃除，在實踐中已經被排斥在一邊，但是他仍然保持著他的歷史意義。誰要去多少詳細地研究現代社會主義，誰就應當去熟悉運動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觀點”。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是在蒲魯東提出他的實際的社會改革方案以前幾年問世的；馬克思當時只能發現蒲魯東交換銀行的萌芽，並加以批判。因此，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著作就由本書來補充，可惜補充得很不夠。馬克思自己本來可以把這一切做得好得◎第134頁◎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直到現在在德國還有很多的代表。確切地說，一方面是以講壇社會主義者（注：講壇社會主義是19世紀70至90年代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流派。該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國的大學教授，他們在大學的講壇（德文為Katheder）上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講壇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剝削階級害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由於資產階級思想家力圖尋找使勞動群眾俯首聽命的新手段。講壇社會主義的代表（阿·瓦格納、古·施穆勒、路·布倫坦諾、威·桑巴特等）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組織，因而鼓吹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和平，主張不觸動資本家的利益，逐步實行“社會主義”。因此，講壇社會主義的綱領僅局限於提出一些社會改良措施，如設立工人疾病和傷亡事故的保險等，其目的在於削弱階級鬥爭，以便消除革命以及社會民主派的影響，使工人同反動的普魯士國家和解。講壇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思想的來源之一。——135、716。）和各種慈善家為代表，在他們那里，把工人變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的願望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因而我的這部著作仍然適於用來反駁他們。另一方面，在社會民主黨內部，包括帝國國會黨團在內，也有某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其表現形式是：雖然承認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和變一切生產資料為社會財產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認為只有在遙遠的、實際上是無限渺茫的未來才有可能實現這一切。因此，人們現在只須從事單純的社會補綴工作，甚至可以視情況同情那些極反動的所謂“提高勞動階級”的意圖。這樣一種傾向的存在，在德國這個市儈氣甚濃的國家里，在工業發展強制地和大規模地鏟除著這個歷來根深蒂固的市儈氣的時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種傾向對於運動一點也不危險，因為我國工人在最近8年來反對反社會黨人法（注：非常法或反社會黨人法，即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19日通過、10月21日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2、135、346、680。），反對警察和法官的鬥爭中恰好輝煌地證明他們具有驚人健全的頭腦。但是必須認識到，這樣一種傾向是存在著。如果這種傾向日後具有了較為穩定的形式和較為明確的輪廓——這是必然的，甚至是值得追求的，——那麽它為了制定自己的綱領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輩人物那里去；在這種情況下，蒲魯東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擁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權。但是，近20年來德國的工業發展，對這一問題作了一個十分獨特的解說。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里，都沒有這樣多的雇傭工人不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的園圃或田地的所有者；同時，還有其他許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分事實上相當有保證地占有著房屋和園圃或田地。同園藝業或小耕作業◎第135頁◎相結合的農村家庭工業，就構成德國新興大工業的廣大基礎。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園的所有者，而在東部，多半是自己家園的租佃者。家庭工業同園藝業和耕作業，以及同穩定的住房的這種結合，不只是在手工織布業還同機械織機發生對抗的地方，例如在下萊茵、威斯特伐利亞、薩克森厄爾士山脈和西里西亞到處可以見到，而且在某種家庭工業作為農村手藝紮了根的地方，例如在圖林根山和倫山一帶，也到處可以見到。在討論煙草專營問題時已經查明，甚至卷煙業也已經作為農村家庭勞動而出現。不管在什麽地方，只要小農中間出現了某種災禍，例如幾年前在艾費爾（注：指擁有山地和大片沼澤地和荒地的艾費爾高原區（普魯士萊茵省），那里的土壤和氣候條件不宜從事農業生產。農業生產由力量單薄的小農用落後的農業技術進行，這一切引起了周期性的歉收和小農貧困的尖銳化。恩格斯在這篇文章中指1882年艾費爾高原地區由於連年歉收和農產品跌價曾鬧過饑荒一事。——136。）那樣，資產階級報刊立刻就大聲疾呼要引進一種適宜的家庭工業，以作為僅有的解救手段。事實上，德國小農中間日益加劇的貧困，以及德國工業的一般狀況，都使農村家庭工業繼續向前發展。這是德國特有的現象。我們在法國只是作為一種完全的例外才能見到類似的情況，例如在養蠶地區；在沒有小農的英格蘭，農村家庭工業是靠農業短工的妻子兒女的勞動來支撐的；只有在愛爾蘭，我們才會見到家庭服裝業，它們像在德國一樣由真正的農民家庭經營。我們在這里自然不用去說俄國和其他還沒有進入世界工業市場的國家了。

    所以，在德國的廣大區域內，目前工業的狀況初看起來相當於采用機器以前普遍存在過的那種狀況。但只是初看起來才是這樣。先前那種同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農村家庭工業，至少在工業正在發展中的各邦里，曾經是保證勞動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但同時也是勞動階級思想上和政治上毫無作為的基礎。手工產品及其生產費用決定了市場價格；並且在當時勞動生產率遠較今日為低的條件下，市場的銷售量通常比供應量增長得更快。上個世紀中葉在英國和部分地在法◎第136頁◎國，特別是在紡織工業中，情況就是這樣。而當時剛從三十年戰爭（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是一次全歐洲範圍的戰爭，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鬥爭引起的。德國是這場戰爭的主要場所，是戰爭參加者進行軍事掠奪和侵略的對象。

    三十年戰爭分為四個時期：捷克時期（1618-1624年），丹麥時期（1625-1629年），瑞典時期（1630-1635年）以及法國瑞典時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戰爭以1648年締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結束，和約的簽訂加深了德國政治上的分裂。——137、440。）的劫難中，並且是在最不利的條件下重新努力趕上來的德國，情況當然就完全不同了；這里為世界市場而從事生產的唯一家庭工業，即亞麻織布業，承受著各種捐稅和封建貢賦的重壓，它並沒有使從事織布勞動的農民的生活水平高於其他農民的那種很低的水平。但是，當時農村工業工人終究還是有某種程度的生活保障。

    隨著機器的采用，這一切情形就改變了。這時價格已經由機器產品來決定，家庭工業工人的工資就隨著這種價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這種工資，否則就必須另找工作，而他要這樣做就只有變為無產者，也就是說要拋棄自己的——不論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來的——小屋子、小園圃和小塊田地。只是在極少有的情況下，他才願意這樣做。因此，舊日農村手工織工的園藝業和耕作業，就成了手工織機同機械織機的鬥爭到處都拖得如此長久的原因，這個鬥爭在德國至今還沒有決出勝負來。在這個鬥爭中，特別是在英國，初次顯示出：以前曾使工人過較好生活的那種狀況，即工人自己占有生產資料的狀況，現在對他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障礙和不幸了。在工業方面，機械織機打敗了他們的手工織機；在農業方面，大農業戰勝了他們的小農業。然而，當許多人的聯合勞動以及機器和科學的應用在這兩個生產部門中都已經成為社會通例的時候，小屋子、小園圃、小塊田地和他們的織機仍然把他們束縛在已經陳舊的個體生產和手工勞動的方式上。現在占有房屋和園圃已經遠不及那種不受法律保護的流動生活有價值了。任何一個工廠工人都不願再陷入緩慢地、然而肯定地要餓死的農村手工織工的地位。

    德國在世界市場上出現得晚；我們的大工業產生於40年代，◎第137頁◎它通過1848年的革命獲得了初步的發展，並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為它掃除了最嚴重的政治障礙以後，才充分發展起來。然而，它發現，世界市場大部分已經被占據了。供應大路商品的是英國，供應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國。德國既不能用價格來擊敗英國，又不能用質量來擊敗法國。因此，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循著德國生產的常軌，暫且帶著對英國人說來批量太小、對法國人說來質量太差的商品擠進世界市場。德國人慣用的先送好樣品後交劣等貨的騙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場上受到了嚴酷的懲罰，幾乎完全失靈；另一方面，在生產過剩條件下進行競爭，甚至漸漸促使規矩的英國人走上了降低產品質量的歪路，從而幫助了在這方面無可匹敵的德國人。這樣，我國就終於達到了這個地步：建立了大工業並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國大工業幾乎是專為國內市場工作（只有制鐵工業是例外，它的生產大大超過了國內的需求），構成我國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業至多只為小商品供應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則大部分由農村家庭工業來供應。

    於是，現代工人由於自己占有房屋和田地而得到的“實惠”，就十分輝煌地表現出來了。任何地方——甚至愛爾蘭的家庭工業也未必能除外——的工資都不像德國家庭工業的工資那樣低得可怕。全家人從自己的小園圃和小塊田地上辛苦得來的東西，由於競爭被資本家從勞動力價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種計件工資，因為不這樣他們就什麽也得不到，而單靠自己的農產品不能維持生活；另一方面，因為正是這種農業和土地占有把他們束縛於一個地點，阻礙他們另找職業。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德國才在世界市場上在銷售一系列小商品方面具有競爭能力。資本的全部利潤取自正常工資的扣除部分，並且可以把全部剩余價值送給買主。這就是大部分德國出口商品價格低廉得令人吃驚的秘密。◎第139頁◎

    這種情況比其他任何情況都更能夠把其余各個工業部門的德國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歐各國工人的水平之下。這種傳統的、大大低於勞動力價值的勞動價格，好似鉛砣也把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之下，況且城市中勞動報酬很低的家庭工業也取代了舊日的手工業，這里的一般工資水平也已經壓得很低，所以情況變得更糟。

    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比較早的歷史階段上曾經是工人較好生活的基礎的東西——農業與工業的結合，占有房屋、園圃和田地，住房有所保障——現在在大工業的統治下，不僅成了工人最沈重的枷鎖，而且成了整個工人階級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資無比地低於正常水平的基礎，並且不僅個別工業部門和個別地區是這樣，全國各地也是這樣。無怪乎靠這樣不正常地從工資中扣除的錢過活和發財的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總是醉心於農村工業，醉心於占有住房的工人，認為推行新的家庭工業是救治農村中一切災難的唯一單方！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可是它還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業已經成了德國出口貿易以及全部大工業的廣大基礎。因此，它擴散到德國廣大地區，並且還在一天比一天發展。小農為自己消費而從事的家庭工業勞動被服裝工業和機器工業的廉價產品所消滅，而他們的牲畜以及廄肥的堆集由於馬爾克制度、共有的馬爾克地產和強制的輪作制遭到破壞而無法維持，這時小農不可避免地要破產，這種破產就把備受高利貸者盤剝的小農強制地驅趕到現代家庭工業中來。正像愛爾蘭地主的地租一樣，德國的抵押高利貸者的利息也無法靠土地的收益來償付，而只能靠從事工業的農民的工資來償付。而隨著家庭工業的發展，一個個農民地區就相繼卷入了現代的工業運動。這種由家庭工造成的農業地區的革命化，就使德國境內工業革命波及的地區要比英國和法國境內工業革命波及的地區廣闊得多；我國工業發展的水平較低，這就使這個革命尤其有必要向廣大地區發展。這就說明，為什麽德國同英國和法國相反，革命的工人運動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有了這樣強勁的發展，而不只是局限於中心城市。同時這又說明，為什麽這個運動的進展是平靜的、穩健的和不可阻擋的。很清楚，在德國只有當多數小城市和大部分農村地區也成熟到實行變革的時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勝利起義才有可能。在比較正常的發展條件下，我們決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樣去取得工人的勝利，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革命的首都也就不會像巴黎在上述兩個場合那樣敗於反動的外省。在法國，運動一向都是發源於首都，而在德國則是發源於大工業、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工業地區；首都只是後來才被攻克。因此，將來首先發難的恐怕還得是法國人，但是最後解決戰鬥只能在德國。

    然而，這種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雖然由於廣泛發展而成為德國的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同時使德國農民階級越來越革命化，可是它們本身又不過是進一步變革的準備階段。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資本論》第1卷第3版第484-495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15-527頁。——編者注）），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機器和工廠生產也會為它們敲響喪鐘。敲響喪鐘的時刻看來已經很近了。但是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德國幾乎一半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地主大地產——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於資本和大地產的工農◎第140頁◎業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麽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難，那麽德國一定會發起攻擊，而形成“英勇軍隊”的農民子弟一定會英勇地助戰。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里——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小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上的無所作為狀態，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安定的、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溫床，而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

    只要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慈善家繼續執行其資本家的社會職能，想實現他們的理想卻帶來相反的效果，做出有利於社會革命的事情，那我們是樂於讓他們去自我欣賞這個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於倫敦

    載於1887年1月15日和22日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和4號，並載於1887年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論住宅問題》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2-382頁◎第141頁◎

    論住宅問題

    第一篇　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在《人民國家報》第10號和以下幾號上，連載了六篇關於住宅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為它們是——除了某些早已無人問津的40年代的美文學的東西之外——把蒲魯東學派移植到德國來的第一次嘗試。對於恰好在25年前給了蒲魯東觀念以決定性打擊（注：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布魯塞爾-巴黎版。）的德國社會主義的全部發展進程來說，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對這個嘗試及時加以反駁。

    目前報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謂住房短缺問題，並不是指一般工人階級住房惡劣、擁擠、有害健康。這種住房短缺並不是現代特有的現象；這甚至也不是現代無產階級所遭受的不同於以往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它所特有的許多痛苦中的一種；相反，這是一切時代的一切被壓迫階級幾乎同等地遭受過的一種痛苦。要消除這種住房短缺，只有一個方法：消滅統治階級對勞動階級的一切剝削和壓迫。而今天所說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惡劣住房條件因人口突然湧進大城市而特別惡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擁◎第142頁◎擠，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棲身之處。這種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議論紛紛，只是因為它不只涉及工人階級，而且也涉及到小資產階級。

    我們現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資產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無數比較小的、次要的禍害之一。它並不是資本家把工人當作工人來剝削的直接後果。這種剝削才是社會革命要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加以消滅的根本禍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石是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現今的社會制度使資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來購買勞動力，迫使工人的勞動時間超過再生產那一支付給勞動力的價格所必需的時間，而從勞動力中榨取遠遠超過其價值的價值。這樣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在整個資本家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以及它們所雇用的仆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間進行分配。至於這種分配怎樣進行，這同我們毫不相幹；但是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凡是不勞動的人，只有靠這個剩余價值中通過某種方式落到他們手里的一份，才能夠生活（參看馬克思的《資本論》，那里第一次闡明了這一點（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編者注））。

    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並從他們那里無償奪走的剩余價值在各個非勞動階級中間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爭吵和相互欺詐中完成的。因為這種分配是通過買賣來實現，所以它的主要杠桿之一便是賣主欺騙買主，而這種欺騙現在在零售商業中，特別是在大城市里，已經完全成為賣主的生存條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價格或質量方面欺騙工人，並不是因為工人有工人這樣的特殊身分。相反地，只要某種平均強度的欺騙在某一地方成為社會通例，長此下去就一定會通過工資的相應的提高而被抵銷。工人◎第143頁◎對小店主來說是買主，也就是現金持有者或債務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勞動力出賣者的身分出現的。這種欺騙對工人和一切貧苦階級的傷害要比對富有社會階級的傷害更厲害，但是這種欺騙並不是一種專門傷害工人的禍害，不是唯有工人階級才會遭受的禍害。

    住房短缺也是這樣。現代大城市的擴展，使城內某些地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這樣提高價值，反而降低了價值，因為這種房屋同改變了的環境已經不相稱；它們被拆毀，改建成別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這種情形，因為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戶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額。這些住房被拆毀，在原地興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築物。波拿巴政權曾通過歐斯曼在巴黎利用這種趨勢來大肆敲詐勒索，大發橫財。但是歐斯曼的幽靈也曾漫步倫敦、曼徹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維也納似乎也感到親切如家鄉。結果工人從市中心被排擠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較小的住房都變得又少又貴，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建造昂貴住房為建築業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機場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種例外。

    所以，這種租房難的現象對工人的打擊無疑要比對富裕階級的打擊厲害；但是這種情況正如小店主的欺騙一樣，不是一種僅僅傷害工人階級的禍害，並且因為它傷害了工人階級，所以發展到一定程度和經過一定時間以後，必然同樣會在經濟上受到某種抵銷。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愛研究的問題。◎第144頁◎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我們已經說過的決非只是工人問題的住宅問題，並且反過來又把住宅問題說成是一個十足的僅僅有關工人的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

    “承租人對房主的關系，完全和雇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一樣。”

    這完全不對。

    在住宅問題上有互相對立的兩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從後者那里買得住房的暫時使用權；他有現金或可利用信貸，盡管他必須按高利貸價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這個房主本身取得這種信貸。這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這不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個工人——是作為一個有錢的人出現的；他應該事先賣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勞動力，才能夠拿著賣得的錢以住房用益權的買主身分出現，或者應該有能力擔保這個勞動力一定賣得出去。在這里，不會出現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引起的那種特殊後果。資本家讓買到手的勞動力首先再生產出它自己的價值，其次生產出在資本家階級中間進行分配以前暫時保留在這個資本家手里的剩余價值。可見，這里產生出一個盈余的價值，現有價值的總量增加了。租賃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論在承租人那里占了多少便宜，這始終只是已經存在著的先前生產出來的價值的轉讓，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價值總量仍舊不變。一個工人，無論資本家付給他的勞動的報酬低於、高於或等於它的價值，他的勞動產品總是被人詐騙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則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於住房價值的房租時才有這種遭遇。因此，試圖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間的關系與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關系等同起來，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種關系。相反，我們要談的是兩個公民之間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這種交易是按照各種◎第145頁◎調節一般商品買賣，特別是調節“地產”這一商品買賣的經濟規律進行的。首先要計算的是整個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維修費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壞程度而定的地價；最後，決定問題的是當時供求狀況。這種簡單的經濟關系反映到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的頭腦里就成了下面這個樣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獲取一定部分的社會勞動的永恒的權利根據，盡管這房屋的實際價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綽綽有余地償付給房主了。結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築的一所房屋，在這段時期內，其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補償。”

    這里蒲魯東立即原形畢露了。第一，這里忘記的是，房租不僅應該支付房屋建築費用的利息，而且還要補償房屋修繕費用，爛賬和欠租的平均額，以及由於住房偶爾閒置而受的損失；最後，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變得不能住人和喪失價值，建築房屋時所投資本應當逐年分期得到償還。第二，這里忘記的是，房租還應該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帶來的價值附加額的利息，就是說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構成的。誠然，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會立刻解釋說，這種增值是未經土地所有者幹預而形成的，所以不應歸他所有，而應該歸社會所有；但是他卻沒有覺察到，他這樣說實際上就是要求廢除地產。我們現在就來詳談這一點，會使我們離題太遠。最後，他沒有覺察到，在這場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購買房屋，而只是購買一定期限內的房屋用益權。蒲魯東既然從未考慮過造成某種經濟現象的真正實際條件，當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築房屋的成本價格怎麽可能會在50年內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償還。他不從經濟方面去研究這個並不困難的問題，並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經濟規律相抵觸以及怎樣相抵觸，卻大膽地從經濟學領域跳到法學領域，以求得救。他說：“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每◎第146頁◎年獲得一定款項的“永恒的權利根據”。至於這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房屋究竟怎樣成為權利根據，蒲魯東卻默不作聲。然而這正是他應當說明的。假如他研究過這一點，他就會發現，世界上一切權利根據，不論怎樣永恒，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內以租金形式獲得10倍於房屋成本價格的償還；只有經濟條件（這種經濟條件可能在權利根據形式下獲得社會的承認）才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樣他就又回到他原來的出發點上去了。

    蒲魯東的全部學說，都是建立在從經濟現實向法學空話的這種救命的跳躍上的。每當勇敢的蒲魯東看不出經濟聯系時——這是他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要遇到的情況——他就逃到法的領域中去求助於永恒公平。

    “蒲魯東先從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法的關系中提取他的永恒公平的理想。順便說一下，這就給一切庸人提供了一個使他們感到寬慰的論據，說商品生產形式像公平一樣也是必要的。然後，他反過來又想按照這種理想來改造現實的商品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法。如果一個化學家不去研究物質變換的現實規律，並根據這些規律解決一定的問題，卻要按照’自然性和親合性’這些’永恒觀念’來改造物質變換，那麽對於這樣的化學家人們該怎樣想呢？如果有人說，高利貸違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種種’永恒真理’，那麽這個人對高利貸的了解比那些說高利貸違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5 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頁。——編者注））

    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並不比他的老師高明些：◎第147頁◎

    “租賃合同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千百種交易之一，其必要性就像動物軀體中的血液循環一樣。如果這一切交易都能滲透著法的觀念，即到處都按照嚴格的公平要求來進行，那當然是有利於社會的。總之，社會的經濟生活，應該像蒲魯東所說的那樣提到經濟上的法的高度。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情況恰好相反。”

    馬克思正是從這個有決定意義的方面極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魯東主義，在這之後過了5年居然還有人能夠用德文把這種混亂的東西發表出來，這難道是可以設想的嗎？這全部胡說意味著什麽呢？無非表明，調節著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的實際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徑庭，而作者虔誠地希望這種情形能夠得到糾正。——是啊，癩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癩蛤蟆了！難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滲透著法的觀念”，即它的要求剝削工人的法的觀念嗎？如果作者對我們說，這並不是他的法的觀念，我們是否就前進了一步呢？

    我們還是回到住宅問題上來吧。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現在聽任他的“法的觀念”自由馳騁，並發表如下一套動人的議論供人欣賞：

    “我們毫不猶疑地斷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這個事實對於我們這個備受讚揚的世紀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過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點，即人們的家園，正在被社會旋風卷走……　我們在這一方面比野蠻人還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們自己的家園——現代無產者實際上卻懸在空中”等等。

    在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魯東主義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動面貌。要造成現代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割斷那根把昔日的勞動者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除了織機以外還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園圃◎第148頁◎和小塊田地的手工織工，哪怕貧困已極並且遭受種種政治壓迫，仍然無聲無息、安於現狀、“非常虔誠和規規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脫帽致敬，在內心深處完全是一個奴隸。正是現代大工業把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者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一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於法律保護之外的無產者，正是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後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可是現在來了這位痛哭流涕的蒲魯東主義者，他哀嘆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園是一個大退步，而這正是工人獲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條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頁。——編者注）一書中）正好對18 世紀英國所發生的勞動者被逐出自己家園的過程的主要特征進行過描寫。此外，當時土地所有者和工廠主所幹出的無恥勾當，這種驅逐行動必然首先對當事的勞動者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實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這種可能是完全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成一種退步，後退得“比野蠻人還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國無產者的發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園”的農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園的印第安人，難道能夠在什麽時候舉行六月起義或建立巴黎公社嗎？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被大規模采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總的來講是更為惡化了，對於這一點只有資產者才表示懷疑。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應當渴慕地惋惜（也是很貧乏的）埃及的肉鍋（注：“惋惜埃及的肉鍋”一語源於聖經傳說：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離埃及，行至曠野，饑餓難忍，於是開始抱怨摩西，說他不應該帶領他們離開埃及，因為他們在埃及雖然世代為奴，但畢竟可以圍著肉鍋吃飽肚子。（參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16章第1-3節）“惋惜埃及的肉鍋”後來逐漸成了一句諺語。——149。），惋惜那僅僅培養奴隸精神的農村小工業或者惋惜“野蠻人”嗎？恰恰相反。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歷來的枷鎖、也擺脫◎第149頁◎了將其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且被一起趕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有自己家園的舊日農村手工織工永遠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永遠不會產生這種想法，更說不上希望實現這種想法。

    相反，在蒲魯東看來，近百年來的全部工業革命、蒸汽力、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並把勞動生產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廠生產，卻是一種極其可惡的事情，一種本來不應當發生的事情。小資產者蒲魯東向往的世界是這樣的：每個人制造各自的產品，可以立即用來消費，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如果那時每個人能以另一種產品補償自己勞動產品的十足價值，那麽“永恒公平”就得到滿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來了。但是，這個蒲魯東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狀態就已經被不斷前進的工業發展的腳步踏碎了。這種工業發展早已在大工業的一切部門中消滅了單獨勞動，並且在較小的和最小的部門中日益消滅著這種勞動，而代之以依靠機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來進行的社會勞動，它所生產的可以立即用來交換或消費的產品是許多人共同勞動的成果。這種產品必須經過許多人的手才能生產出來。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關鍵就在這里。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新理由總是說：一定要有一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第150頁◎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一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但是，這一切同朋友蒲魯東毫不相幹。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麽都不要。每個人應當用自己的產品換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自己的勞動的十足價值。但是，在現代工業產品上進行這樣的計算，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單個人在總產品中所占的份額，在先前單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自然而然表現在生產出的產品中，而現代工業則正好把這個份額掩蔽起來了。其次，現代工業日益消滅著作為蒲魯東全部體系基礎的單獨交換，即互相換取產品來供自己消費的兩個生產者間的直接交換。因此，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著一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紗機以及其他一切壞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規規矩矩的手工勞動。哪怕這樣做我們會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注定會陷入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態，饑餓將成為一種常規，那也沒什麽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換，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勞動所得”並且能實現“永恒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 ，　pereat mundus！

    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毀滅！

    如果蒲魯東的這種反革命的東西確實能付諸實現，世界是要毀滅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現代大工業制約的社會生產的條件下，每個人也是可能保證獲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的，只要這句話還有某種意義的話。但是，這句話只有作更廣義的理解才有意◎第151頁◎義，即必須理解成這樣：不是每一個單個工人成為這種“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純粹由工人組成的整個社會成為他們勞動的總產品的所有者，由這個社會把總產品的一部分分配給自己的成員去消費，一部分用以補償和增加自己的生產資料，一部分儲存起來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後備基金。

    ——

    看了上面所說的一切之後，我們就可以預先知道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將如何解決重大的住宅問題了。一方面，我們聽到這樣的要求：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歸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們不再比野蠻人還低下。另一方面，我們又聽到這樣的說法：實際上發生的房屋的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形式得到2倍、3倍、5 倍或10倍償還的情況，是以某種權利根據為依據的，而這種權利根據是與“永恒公平”相抵觸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很簡單：我們廢除權利根據，根據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對住房本身價格的一種分期償付。如果我們設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經包含了要下的結論，那麽當然只要有江湖騙子的技巧就可以從口袋中現成地掏出預先準備好了的結論，並且誇耀說引出這個結論的邏輯是不可動搖的。

    這里的情形也是這樣。廢除住房租賃制被宣布為一種必然性，具體地說，就是要求把每個承租人變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們怎樣做到這一點呢？簡單得很：

    “贖買出租住房……　把房屋的價值不短分厘地償付給原來的房主。過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獻給資本的永恒權利的貢賦，而現在，從宣布贖買出租住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筆精確規定的金額，就成為對轉歸他所有的住房價值的逐年的分期償付……　社會……就這樣變成由獨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組成的總體。”

    在這位蒲魯東主義者看來，房主不勞動而能從自己投在房屋◎第152頁◎上面的資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種違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發出一道命令：這種情況必須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不應當再獲取利息，而就這部分資本又體現為所購買的地產這一點來說，也不應當獲取地租。但是，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社會的基礎，並不因此而受到觸動。工人受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而資本家通過這種交易來使用勞動力，讓工人生產出比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價值多得多的價值。資本家與工人間的這種交易創造出隨後以地租、商業利潤、資本利息、捐稅等等形式在各類亞種資本家及其仆人之間進行分配的全部剩余價值。現在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出來宣稱，即使禁止僅僅一類亞種資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購買勞動力來生產剩余價值的資本家去獲取利潤或利息，那也是前進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剝奪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從工人階級身上剝削來的無酬勞動的總額也絲毫不會變動；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宣稱：

    “所以，廢除住房租賃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產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輝煌的追求之一；它應當成為社會民主派方面的頭等要求。”

    這同老師蒲魯東本人在集市上的叫賣聲一模一樣，在他那里母雞咕噠咕噠的叫聲也總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請想象一下，每個工人、小資產者和資產者，都要通過逐年分期付款先成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後又成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這是多麽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國工業區，那里的工業規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個有家眷的工人都單獨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這里上述設想也許還有某種意義。但是在巴黎和大陸的多數大城市里工業規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著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贖買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頒布的那一天，有一◎第153頁◎個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機器制造廠做工。經過一年以後，按照我們的設想，他成了漢堡門附近他所住的6層樓上的一個小房間的1/15的所有者。他失業了，不久就搬到漢諾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麗的4層樓上一個相似的房間里，在這里住了5個月，剛剛獲得了所有權的1/36，突然一次罷工再把他拋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個月，承擔了上昂格爾小巷後面一個相當陰暗的底層房間不多不少11/180的所有權。以後多次遷移，這是現在的工人時常遇到的情況，於是他又承擔了聖加倫一處同樣能說得過去的住房的7/360的所有權，另外一處在利茲的住房的23/180的所有權，以及第三處在瑟蘭的住房的347/56223 的所有權——計算得這樣精確，是為了不讓“永恒公平”有所抱怨。我們的彼得從各個住房的這全部占有份額中能夠得到什麽呢？誰會給予他這些份額以恰如其分的價值呢？他到哪里去尋找他先前住過的那許多住房的其余份額的那個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層的大樓，比方說，有20套住房，在贖買期滿和住房租賃制廢除後也許要屬於散居世界各處的300個部分所有者，那麽這樣一座大樓的所有權關系將怎麽處置呢？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將會回答說，到那時候，將成立蒲魯東的交換銀行（注：指蒲魯東於1849年1月31日嘗試成立的人民銀行。銀行在開始正常業務活動之前就於4月初宣告關閉。——154、614、732。），這個銀行將隨時對每人的每一勞動產品支付十足的勞動所得，因此也會對住房的每一份額支付十足的價值。但是，蒲魯東的交換銀行在這里與我們毫不相幹，因為第一，在論住宅問題的各篇論文中甚至從來沒有提到過它；第二，它是以一種奇怪的謬論為依據的，即認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價值的買主；第三，在蒲魯東發明它之前，它已經在英國以勞◎第154頁◎動交換市場（注：勞動交換市場，即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是由英國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創辦的。第一個這樣的交換市場由羅·歐文於1832年9月在倫敦創辦，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這些交換市場上，勞動產品用以一小時勞動時間為單位的勞動券來進行交換。這些企圖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建立不用貨幣的交換，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做法，很快就失敗了。——155。）的名義破產過不止一次了。

    工人應當購買自己的住房這種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們已指出的蒲魯東的那個反動的基本觀點之上的，這個觀點認為現代大工業所創造的狀態是一種病態的畸形物，必須用強制手段——即逆著社會100 年來所順從的潮流——使這個社會退回到以單個人的舊的一成不變的手工勞動為常規的狀態中去，這種狀態無非是已經滅亡和正在滅亡的小手工業生產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拋回到這種一成不變的狀態中去，假如“社會旋風”真的僥幸被排除了，那麽工人當然又能來享用“家園”所有權，於是上述的贖買論就不會顯得那樣乏味了。但是蒲魯東忘記了，要實現這一點，他首先就必須把世界歷史的時鐘倒撥100 年，從而把當代工人又變成像他們的高祖們那樣眼界狹隘、唯唯諾諾、膽小怕事的奴隸。

    至於蒲魯東的這種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實際實現的內容，現在已經付諸實行了，但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資產者本身倡導的。我們且聽一聽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報紙《解放報》（注：《解放報》是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報，國際馬德里支部的機關報，1871年至1873年在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是國際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的機關報；曾同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影響進行鬥爭。1872年至1873年，該報曾發表了《共產黨宣言》，還發表了《哲學的貧困》的和《資本論》第1卷的個別章節，以及恩格斯的許多文章，恩格斯的一部分文章是專為該報寫的。——155。）在1872年3月16日論及這個問題的一段話：

    “還有另一種由蒲魯東提出的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它初看起來倒也光輝奪目，但仔細一考察就顯得完全無力了。蒲魯東建議把承租人變成分期付款的買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作分期償付住房價值的贖款，而承租人經過一定時期後便成為這所住房的所有者。這種在蒲魯東看來很革命的辦法，現今已在世界各國被投機公司采用著，這些公司用提高租價的辦法來讓承租人償付比房屋價值多一兩倍的價值。多爾富斯先生和法國東北部其他大工廠主實行這套辦法，不僅是為了榨取金錢，並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統治階級最明達的領袖總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數，以便為自己造就一支反對無產階級的大軍。上一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曾把貴族和教會的大地◎第155頁◎產打碎，使之成為小地產，——現在西班牙共和派對於至今還存在著的大地產也想采取這種辦法，——因而造成了一個小土地所有者階級，這個階級從那時起就成了社會中最反動的成分和城市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固定障礙。拿破侖第三曾打算用發行小額國家公債券的辦法在城市中也造成這樣一個階級，而多爾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償付的小住房賣給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圖磨滅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並用這種地產把他們束縛在他們做工的工廠里。可見，蒲魯東的計劃不僅絲毫沒有減輕工人階級所受的苦痛，甚至反過來直接危害工人。”（注：關於在美國怎樣自然而然地形成這種把工人束縛在大城市或新興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來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納波利斯來信中一段話可以說明：“在堪薩斯城內，或者確切些說，是在城郊，我們看見一些可憐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個房間，小木房所處地段還很荒僻；地皮價值600美元，面積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為了獲得到處是爛泥的荒郊中離城里一個鐘頭路程的一所倒黴的小房子，總共要費去4 800馬克。”這樣，工人就必須負起沈重的抵押債務，才能得到這種住房，於是他們就真正變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隸；他們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離開，只好同意接受向他們提出的任何勞動條件。）

    那麽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里，這個問題同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靠供求的逐漸的經濟上的均衡來加以解決。這樣解決了之後，問題又會不斷產生，所以也就等於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當時的情況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既然我們不必為未來社會的組織臆造種種空想方案，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第156頁◎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征用民宅供軍隊宿營那樣容易實現了。

    　——

    但是，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並不滿足於自己在住宅問題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從平地提升到高級的社會主義的領域，以表明這個問題在那里也是“社會問題”的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假定，資本的生產性真正被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而這是遲早總會發生的，例如通過一項過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這項法律把一切資本利率規定為一分，並且請注意，這里還有這樣一種趨勢，即這一分利率還要逐漸接近於零，以至最後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麽別的要償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產品一樣，都要納入這種法律的範圍……　房主自己將第一個求售房屋，否則他的房屋就會沒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也就根本沒有用處了。”

    這段議論包含蒲魯東的教義問答中的一個基本信條，並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亂觀念的一個明顯例證。

    “資本的生產性”是蒲魯東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里粗率地抄來的胡說。誠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開始時也說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價值的尺度；但是他們還應當說明，為什麽資本家把資本預付到工業或手工業企業，結果不僅能收回他預付的資本，並且另外還取得利潤。因此，他們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說資本本身有一定的生產性。蒲魯東照搬這一套關於資本的生產性的說法，就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他是多麽深地陷入了資產階級的思維方式之中。我們一開始就已經看到，所謂“資本的生產性”，無非◎第157頁◎是說資本（在現代的社會關系下，沒有這種關系資本就不成其為資本）具有把雇傭工人的無酬勞動攫為己有的性質。


恩格斯　論住宅問題（之二）

    *（注：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是繼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之後直接反對蒲魯東主義的最重要的著作。該書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及其改良主義理論家關於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激烈論戰過程中產生的。當時，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解決住宅問題是人們十分關注的社會問題。

    第一篇是對《人民國家報》（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第10、11、12、13、15和19號）上轉載的幾篇題為《住宅問題》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覆。這幾篇文章原來發表在奧地利工人報紙《人民意志報》上，後來才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是蒲魯東主義者、醫學博士阿·米爾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寫信給李卜克內西說：“只要一有時間，我就立即給你寫一篇關於住宅缺乏現象的文章，來反駁《人民國家報》上一系列文章中關於這個問題所陳述的蒲魯東主義者荒謬的臆想。”恩格斯文章的第一篇的標題是《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寫作時間是1872年5月7日至22日，發表在1872年6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國家報》第51、52和53號上。

    1872年10月，恩格斯寫完了第二篇，標題是《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其中批判了資產階級慈善家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法，這些方法在艾·紮克斯的小冊子《各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及其改良》中得到了最徹底的表述。這一篇刊登在1872年12月25和28日《人民國家報》第103、104號以及1873年1月4日和8日《人民國家報》第2、3號上，也曾被1873年1月《人民意志報》3-9號轉載過。）

    （注：第三篇是對米爾柏格的再次答覆，因為《人民國家報》編輯部於1872年10月26日在該報上發表了他反駁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在1873年1月寫完這一篇，並以《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為題發表在1873年2月8、12、19和22日《人民國家報》第12、13、15和16號上。

    恩格斯的這三篇文章全部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以後，就由該報出版社在萊比錫分別出版了單行本。第一篇《論住宅問題》於1872年12月出版；第二篇《論住宅問題。第二冊：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於1873年初出版；最後一篇《論住宅問題。第三冊：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於1873年3月出版。

    1887年3月恩格斯的這一著作再版，標題是《論住宅問題》1887年霍廷根-蘇黎世校訂第2版，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並寫了一篇序言。——131。）

    然而，蒲魯東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同，他不嘉許這種“資本的生產性”，而是相反，發現它是破壞“永恒公平”的。它阻礙工人得到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因此必須把它廢除。怎樣廢除呢？用強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直至最後降到零。那時，在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看來，資本就不再是具有生產性的資本了。

    借貸的貨幣資本的利息，只是利潤中的一部分；不論工業資本的利潤或商業資本的利潤，都只是資產階級以無酬勞動形式從工人階級那里奪走的剩余價值中的一部分。調節利率的經濟規律同調節剩余價值率的規律毫不相幹，就像同一社會形式中各種規律彼此可以毫不相幹一樣。至於說到這種剩余價值在各個資本家間的分配，那麽很明顯，對於在本企業中使用大量其他資本家的預付資本的工業家或商人說來，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率下降多少，利潤率便提高多少。因此，降低以至於最後廢除利率決不會真正把所謂“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倒是只會把從工人階級那里奪來的無酬剩余價值在各個資本家之間的分配調節成另一個樣子，並且不是保證工人在工業資本家面前獲得利益，而是保證工業資本家在食利者面前獲得利益。

    蒲魯東從他的法學觀點出發，不是用社會生產的條件，而是用這些條件借以獲得普遍表現的國家法律來解釋利率以及一切經濟事實。從這種看不見國家法律和社會生產條件之間的任何聯系的觀點看來，這些國家法律必然是純粹的隨心所欲的命令，隨時可以用直接相反的東西來替代。因此，在蒲魯東看來，最容易不過的就是頒布法令——如果他擁有這種權力的話——把利率降低為一分。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會條件照舊不變，蒲魯東的這個法令也◎第158頁◎就只是一紙空文。不管頒布怎樣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能借到錢的人還會像以前那樣視情況按兩分、三分、四分和更高的利率借錢，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會非常謹慎，只把錢借給那些不會去打官司的人。況且，這種剝奪資本的“生產性”的偉大計劃淵源久遠，它同旨在限制利率的高利貸法一樣古老，然而這些法律現在到處都已經廢除，因為實際上它們經常遭到破壞或規避，而國家不得不承認自己對社會生產規律無能為力。而現在恢覆這些無法執行的中世紀法律，據說就可以“把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讀者可以看到，越是深入地考察蒲魯東主義，就越能看出它的反動性。

    一旦利率通過這種方法降低到零，從而廢除了資本利息，那時“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麽別的要償付了”。這意思應當是說，廢除利率就等於廢除利潤，以至於廢除剩余價值。但是，如果一紙法令真的能夠把利息廢除掉，結果又會怎樣呢？那時食利者階級就沒有必要把自己的資本當作貸款貸出，而他們也必定會不惜冒險把資本投入自己的工業企業或投入股份公司。資本家階級從工人階級那里奪走的剩余價值總額會依然如舊，只是它的分配發生了變化，但是變化不大。

    事實上，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忽略了，在現今資產階級社會里購買商品時，一般說來，也是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應當說：一定商品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麽別的東西要償付了。勞動是一切商品價值的尺度，在現代社會中——撇開市場的波動不談——就整個平均情況來說，要商品被償付得高於制造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不是的，親愛的蒲魯東主義者，難題完全不在這里，難題就在於“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姑且用您的糊塗說法來表達）根本沒有被十足償付！要知道這是怎麽◎第159頁◎一回事，您可以去讀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第128-160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9-200和201-224頁。——編者注））。

    但是這還不夠。一旦廢除了資本的息金，租金也就廢除了。因為“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產品一樣，都要納入這種法律的範圍”。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吩咐人把自己部下的一個一年志願兵叫來並對他說：“喂！聽說你是一個醫學博士，那就請你常到我家走走；我家里有一個妻子和七個孩子，總是有人要出點什麽毛病的。”

    那位志願兵說：“對不起，少校先生，我是哲學博士！”

    少校：“這倒無所謂，反正博士就是博士。”

    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也是這樣：不論是租金或資本息金，——這對他是無所謂的，反正金就是金，博士就是博士。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租價即所謂的租金由下述幾個部分構成：(1)地租； (2)建築資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潤在內；(3)修繕費和保險費；(4) 隨房屋逐漸破舊無用逐年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築資本補償費（折舊費），包括其利潤在內。

    現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將第一個求售房屋，否則他的房屋就會沒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也就會根本沒有用處了”。當然啦。如果廢除了借貸資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沒有一個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這只是因為房租也可以叫作租金，而租金包含有真正的資本利息這個部分。博士就是博士。如果說高利貸法在通常的資本利息方面僅僅因為有人規避就失效，那麽這個高利貸法則從來沒有觸動房租價格的哪怕一絲一毫。只有蒲魯東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貸法不僅能輕而易舉地調節和逐漸廢除簡單的資本利息，而且還能輕而易舉地調節和逐漸廢◎第160頁◎除覆雜的房租。（注：在1872年7月3日《人民國家報》第53號上，上面兩段是這樣寫的：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租價即所謂的租金由下述幾個部分構成：(1)地租；(2)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築資本的利潤；(3)修繕費、維修費和保險費。資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舉債的時候才包括在租金內。

    現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將第一個求售房屋，否則他的房屋就會沒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也就會根本沒有用處了’。當然啦，如果廢除了借貸資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沒有一個房主能收得自己的房屋的一文租金了，這只是因為房租也可以叫作租金。博士就是博士。”

    在1872年《人民國家報》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論住宅問題》第一篇的單行本中，對“資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舉債的時候才包括在租金內”這句話加了下面的注釋：

    “對於一個購買現成房屋的資本家來說，租價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項費用構成的那部分可以表現為資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卻並不因此而有絲毫改變，而且對事情本身來說，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還是他為了同樣的目的把房屋賣給另外一個資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樣的。”

    1887年恩格斯在準備出版這部著作的第2版時，重新校閱了這兩段，並做了若幹訂正。

    本卷中這兩段話的文字是以1887年版為準的。——161。）但是，那時究竟為什麽還要用重金從房主那里購買這個“根本沒有用處的”房屋，為什麽房主在這種情形下不再舍點錢把這個“根本沒有用處的”房屋變賣掉，以免再花修繕費呢，——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秘密。

    在高級的社會主義（老師蒲魯東稱之為超級社會主義）領域中作出這番令人鼓舞的成就以後，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就認為自己有資格飛得更高一些。

    “現在只要再作出幾個結論，就可以從各方面充分闡明我們探討的極其重要的問題。”

    這都是些什麽樣的結論呢？從前面的議論中是得不出這些結論的，正如從廢除利率中得不出住房喪失價值的結論一樣；去掉我們的作者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辭藻，這些結論不過是說，要順利開展贖買出租住房這項業務，最好要有：(1) 有關的精確統計，(2)優良的衛生警察，(3)能勝任建築新房屋的建築工人協作社。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極好極妙的，但是，盡管有這一切集市叫賣式的辭令，它們並不能“充分闡明”蒲魯東漆黑一團的糊塗思想。

    誰做出了這樣的大事，誰也就有權來鄭重地訓誡德國工人說：

    “這些問題以及類似的問題，在我們看來，完全值得社會民主派注意……但願他們能像在這里努力弄清住宅問題那樣，也來弄清其他如信用、國債、私人債務、稅收等等同樣重要的問題。”

    這樣，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就向我們許下了一系列關於“類似的問題”的文章，如果他論述這些問題，也像他論述當前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一樣詳細，那麽《人民國家報》就可以保證有足夠一年用的稿件了。不過我們預先就能知道它們的內容——全都是已經講過的那一套：資本利息一被廢除，國債和私人債務的利息也會跟◎第161頁◎著消失，信用就會變成無息的了，等等。同一個咒語可以用於任何一個對象，並且在每一場合都可以按照無情的邏輯得出驚人的結論：資本利息一被廢除，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過，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用來嚇唬我們的都是些美妙的問題。信用！除了逐周借錢或向當鋪借錢以外，工人還需要什麽信用呢？不管工人借錢是無償的，或者是有息的，或甚至是當鋪的高利貸，對工人說來難道有什麽了不起的差別嗎？如果一般說來工人由此得到一點好處，因而勞動力的生產費用變得便宜些，那麽勞動力的價格難道不是必然會下降嗎？但是，對資產者，尤其是對小資產者說來，信用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如果能夠隨時利用信用，並且還是無息信用，這對小資產者來說尤其是一件美事。國債！工人階級知道，國債不是它籌借的，當它奪得政權時，它將讓那些籌借國債的人償還。私人債務！——請參看信用項。稅收！這對資產階級利害很大，而對無產階級利害則很小。工人應交付的稅金始終不斷地包括進勞動力生產費用之中，因而要由資本家一並償付。所有這里當作工人階級極其重要的問題向我們提出的各點，實際上只是對資產者尤其對小資產者才有重大利害關系，我們則同蒲魯東相反，認為工人階級並不負有保護這些階級的利益的使命。

    至於真正同工人有關的重大問題，即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關系問題，資本家怎樣靠自己的工人的勞動來發財的問題，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卻只字不提。誠然，他的尊長和老師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根本沒有搞清楚，而他這個蒲魯東主義者的最後的幾篇著作實質上也並沒有超出《貧困的哲學》（注：蒲魯東《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編者注），這本書的淺薄無知，早在◎第162頁◎1847年馬克思就已經作了極其中肯的分析。

    非常可悲的是，25年以來，除了這位“第二帝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以外，羅曼語族的工人就幾乎沒有過任何別的社會主義精神食糧。如果蒲魯東主義的理論現在又要在德國泛濫起來，那就加倍不幸了。但是對這點根本用不著擔心。德國工人在理論方面已經比蒲魯東主義先進了50年，僅僅拿住宅問題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就足夠了，在這方面不必再花費力氣。

    第二篇　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一

    在論蒲魯東主義者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那一篇中，已經說明小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有多大的直接利害關系。但是，大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也有頗大的、雖然只是間接的利害關系。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擠滿了工人的所謂“惡劣的街區”，是不時光顧我們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發源地。霍亂、傷寒、腸熱癥、天花以及其他災難性的疾病，總是通過工人街區的被污染的空氣和混有毒素的水來傳播病原菌；這些疾病在那里幾乎從未絕跡，條件適宜時就發展成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來的發源地傳播到資本家先生們居住的空氣清新的合乎衛生的城區去。資本家政權對工人階級中間發生流行病幸災樂禍，為此卻不能不受到懲罰；後果總會落到資本家自己頭上來，而死神在他們中間也像在工人中間一樣逞兇肆虐。

    當這一點由科學查明以後，仁愛的資產者便寬宏大量地爭先◎第163頁◎恐後地關懷起自己工人的健康來了。於是就建立協會，撰寫著作，草擬方案，討論和頒布法律，以求根絕一再發生的各種流行病。對工人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設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特別是在英國，由於那里大城市最多，因而烈火已經燒到大資產者頭上，已開展起大規模的活動；委任了調查勞動階級衛生狀況的政府委員會；它們的報告在精確、完備和公正方面勝過大陸上發表的一切資料，成了包含有或多或少嚴厲的幹預措施的新法律所依據的基礎。這些法律雖然也極不完善，然而還是遠遠勝過大陸至今在這方面所做的一切。雖然如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產生出必須加以治療的弊病，並且必然不斷反覆地產生，以致這種治療甚至在英國也很難說有什麽進步。

    在德國，照例需要長得多的時間，才能使這里也長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發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資產階級推醒過來的危急程度。不過，誰走得慢，誰就走得穩當些，終於在我們這里也出現了一些關於公共衛生和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文獻，這些文獻無非是從外國前輩，主要從英國前輩那里抄來的淡而無味的摘錄，人們用響亮華麗的辭藻把它們打扮成高明見解來欺騙人。其中有一本書，就是埃米爾·薩克斯博士的《各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及其改良》（1869年維也納版）。

    我之所以選出這本書來說明資產階級對住宅問題的觀點，只是因為它試圖盡量包羅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切資產階級文獻。我們的這位作者當作“資料”用的這些文獻真是妙極了！從英國議會報告書，即真正的重要資料中，只提到了最舊的三篇的名稱；整本書證明作者連其中一篇都從來沒有看過；可是他卻給我們介紹了一系列專講空話的資產階級的、好心的市儈的、虛偽慈善主義的著述：杜克佩西奧、羅伯茨、霍爾、胡貝爾的著作，英國社會科學（倒不◎第164頁◎如說胡說）大會的發言稿，普魯士保護勞動階級福利協會的會刊，奧地利關於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官方報告，波拿巴當局關於同一博覽會的官方報告，《倫敦新聞畫報》，《海陸漫遊》，最後是一位“公認的權威”，一個具有“敏銳而務實的頭腦”和“令人悅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那位尤利烏斯·孚赫！在這個資料單中缺少的只是《涼亭》、《喧聲》和射手庫奇克。（注：《倫敦新聞畫報》是每周出版的一種英國畫報，從1842年起出版。

    《海陸漫遊》是每周出版的一種德國畫報，1858至1923年在斯圖加特出版。

    《涼亭》是德國小資產階級派別的文學周刊《涼亭。家庭畫報》的簡稱，1853至1903年在萊比錫出版，1903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

    《喧聲》見注67。

    射手奧古斯特·庫奇克是1870-1871年普法戰爭時期民族主義士兵歌曲的作者，德國詩人哥·霍夫曼的筆名。——165。）

    薩克斯先生為了使自己的觀點不致引起誤解，在第22頁上聲稱：

    “我們稱之為社會經濟學的，就是國民經濟學說在社會問題上的運用，確切些說，就是這門科學為我們提供的用以達到下述目標的各種手段和途徑的總和，這個目標就是：根據這門科學的’鐵的’規律在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框架內使所謂的〈！〉無財產者階級上升到有財產者的水平。”

    我們且不去討論這種認為“國民經濟學說”或政治經濟學一般說來不去研究“社會”問題而是研究其他問題的糊塗觀念。我們要立即來研究主要點。薩克斯博士要求讓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鐵的規律”，讓“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框架”，換句話說，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成不變地保留下去，而“所謂的無財產者階級”的狀況則應該上升到“有財產者的水平”。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不是所謂的無財產者階級的存在，而是真正的無財產者階級的存在。這個階級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出賣，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工業資本家。可見，薩克斯先生所發現的新科學即“社會經濟學”的任務就在於：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徑，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這一方同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財產的雇傭工人這另一方之間的對立為基礎的社會狀態內部，使一切雇傭工人都能變成資本家而同時又繼續當雇傭工人。薩克斯先生以為他這樣就◎第165頁◎把問題解決了。也許他會不吝賜教，給我們指出，法國軍隊中從老拿破侖時代起就有機會晉升元帥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樣變成元帥而同時又繼續當普通士兵，或者給我們指出，怎樣做到使德意志帝國的4 000萬臣民都變成德國皇帝。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質是希望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同時又希望消除這些禍害。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他們想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301和302頁。——編者注）。我們已經看到，薩克斯先生恰好也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他認為解決了住宅問題便解決了上述問題；他所持的意見是：

    “用改善各勞動階級住房的辦法就能有成效地減輕上述那些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這種辦法——僅僅用廣泛改善住房條件的辦法——就能把這些階級的絕大部分人從他們那種常常幾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實實在在的高峰。”（第14頁）

    順便說說，無產階級是由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造成的，同時又是這些生產關系繼續存在的條件，而掩飾這個階級的存在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因此，薩克斯先生在第21頁上向我們說明：在勞動階級中，除工人本身以外，按理解還應包括一切“貧窮的社會階級”，“全體小百姓，即手工業者、寡婦、領恤金者〈！〉、下級官吏等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向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伸出了手！

    住房短缺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它是怎樣發生的呢？善良的資產者薩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這樣一種社會沒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這種社會中，廣大的勞動群眾不得不專靠工資來過活，也就是靠為維持生命和延◎第166頁◎續後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資料來過活；在這種社會中，機器等等的不斷改善使大量工人失業；在這種社會中，工業的劇烈的周期波動一方面決定著大量失業工人後備軍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時地造成大批工人失業並把他們拋上街頭；在這種社會中，工人大批地湧進大城市，而且湧入的速度比在現有條件下為他們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這種社會中，最污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最後，在這種社會中，身為資本家的房主不僅有權，而且由於競爭，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責任從自己的房產中無情地榨取最高額的租金。在這樣的社會中，住房短缺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種必然的現象；這種現象連同它對健康等等的各種反作用，只有在產生這種現象的整個社會制度都已經發生根本變革的時候，才能消除。但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知道這點的。它不可能弄清楚住房短缺是現存條件造成的。因此，它別無他法，只好用一些道德說教來把住房短缺歸之於人的邪惡，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這里應當承認，——因而也就不能否認〈多麽大膽的結論！〉——過錯……一部分應歸之於渴望得到住房的工人本身，另一部分並且是更大的部分應歸之於負責滿足這種需要的人，或者應歸之於那些雖擁有必要資金而根本不肯負起這種責任的人們，即各有產的上等社會階級。後者的過錯……就在於他們不願意設法充分供應良好的住房。”

    蒲魯東曾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學領域，而我們這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里則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這是很自然的。誰宣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鐵的規律”不可侵犯，同時又想消除它的種種令人不快的但卻是必然的後果，他就別無他法，只好向資本家作道德說教，而這種說教的動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時一碰到競爭，就又會立刻煙消雲散。這種說教同站在水池邊的老母雞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歡快◎第167頁◎地遊來遊去的小鴨所作的說教是一樣的。雖然水里容易淹死，小鴨還是下了水；雖然利潤不講溫情，資本家還是趨求利潤。“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溫情可言的”——老漢澤曼早就這樣說過（注：引自漢澤曼在第一屆聯合議會1847年6月8日第34次會議上的演說。《第一屆普魯士國會》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頁。——168。），在這一點上他比薩克斯先生見解深刻。

    “良好的住房很貴，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沒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資本……對於建造供勞動階級居住的住房望而卻步……因而這些階級由於需要住房而大部分落入投機活動的羅網。”

    可惡的投機活動！大資本自然是決不會進行投機的！但是，阻止大資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機的不是什麽惡意，而只是無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滿足住房需要……會產生多麽重大的影響；他們不知道，當他們照例這樣不負責地供給人們以惡劣的、有害的住房的時候，他們會使人們受到怎樣的損害；最後，他們不知道，他們這樣做對自己有什麽害處。”（第27頁）

    但是，資本家的無知還要加上工人的無知，才能一起造成住房短缺。薩克斯先生承認，“最下層的”工人“為了不致露宿街頭，總有必要〈！〉設法在什麽地方找到一個過夜的地方，而他們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自衛能力和孤立無援的”，接著他對我們說：

    “有個事實大家畢竟都知道，這就是，他們〈工人〉中間有許多人由於輕率，而主要是由於無知，幾乎可以說是被巧妙地奪走其機體自然發展和健全生存所必需的條件，他們絲毫也不懂得合理的保健，特別是不懂得住房在這方面有多麽重大的意義。”（第27頁）

    但是在這里，資產者露出馬腳來了。資本家的“過錯”不聲不響地化為了無知，而工人的無知不過成了發生過錯的根由。請聽一聽吧：

    “所以，結果就是〈自然是由於無知〉只要能省一點房租，他們就搬進陰◎第168頁◎暗、潮濕、狹小的住房，簡言之，搬進對種種衛生要求來說簡直是一種嘲弄的住房……往往是幾家人合租一處住房，甚至合租一個房間——這一切都是為了盡可能少花一點房錢，同時他們卻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揮霍在酗酒和種種無聊娛樂上面。”

    工人“揮霍在煙酒上面”（第28頁）的錢、“成天泡酒館的生活及其種種悲慘後果，像鉛砣一樣一再把工人等級拖進泥坑”，——這確實像鉛砣一樣壓在薩克斯先生的胃里。至於在現今環境下，工人酗酒，像傷寒、犯罪、寄生蟲、法警和其他社會病害一樣，都是他們的生活狀況的必然產物，它必然產生，甚至人們可以預先計算出酗酒者的通常的人數，這一點又是薩克斯先生不可能知道的。不過，我以前的一位啟蒙老師早就說過：“平民進酒館，上等人進俱樂部。”這兩種地方我都去過，所以能夠證實這話是對的。

    關於雙方“無知”的這一套廢話，歸結起來無非是主張勞資利益和諧的老調，如果資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會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房，並改善工人的整個處境；如果工人認識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不會舉行罷工，不會從事社會民主運動，不會參與政治，而會乖乖地聽從自己的上司資本家。真可惜，雙方都發現自己的利益完全不是薩克斯先生及其無數前輩在說教中所講的東西。關於勞資和諧的福音到現在已經宣講了50年了，資產階級的慈善家為了通過設立模範設施來證明這種和諧已經花了不少錢，可是我們往下就會看到，實際情形在這50年內絲毫也沒有改變。

    我們的作者現在要來實際解決問題了。蒲魯東要把工人變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計劃是多麽缺乏革命性，這僅僅從下面這個事實中就可看出：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早在蒲魯東以前就已經嘗試——並且現在還在嘗試——實施這個計劃。薩克斯先生也宣稱，住◎第169頁◎房問題只有使住房所有權轉歸工人才能完全解決（第58頁和第59頁）。不僅如此，他一想到這里就感慨萬端，寫出了如下激動的文字：

    “在人所固有的對於地產的眷戀中，在連現代劇烈的營利生活也不能使之削弱的本能中，潛藏有一種奇特的東西。這就是人下意識地感覺到地產這種家當意義重大。人一獲得了地產，也就獲得了可靠的地盤，仿佛在土里牢牢地紮下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經濟〈！〉都在地產中獲得最穩固的基礎。然而，地產的賜福的力量還遠遠超出這些物質利益之外。誰有幸能把一塊土地稱為自己的東西，他就達到了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他就有一個他可以獨立自主地來支配的領域，他就成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實力，在困難的日子里就有了一個可靠的根據地；他的自我意識就生長起來。從而他的道德力量也隨之生長起來。因此地產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深遠意義的……　這樣一來，現在無可奈何地聽任變動不定的市場行情擺布的、總是聽從雇主的工人，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擺脫這種尷尬的處境；他會成為資本家，並且可以通過他因此而能夠利用的不動產抵押信貸來避免失業或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的危險。通過這種辦法，他就會從無財產者階級上升為有財產者階級。”（第63頁）

    薩克斯先生大概設想人本質上就是農民；否則他就不會硬說我們大城市中的工人眷戀地產，而以前誰也沒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發現過這種對地產的眷戀。對於我們大城市工人說來，遷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條件，而地產對於他們只能是一種枷鎖。如果讓他們有自己的房屋，把他們重新束縛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壞他們反抗工廠主壓低工資的力量。個別的工人也許偶然能賣掉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發生重大罷工事件或者工業普遍危機的時候，受牽連的工人的所有房屋都會上市出賣，因而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買主，或者賣得遠遠低於成本價格。如果他們全都找到了買主，那薩克斯先生的全部偉大的住房改革便又告吹，只好再從頭做起。不過，詩人總是生活在想象世界里的；薩克斯先生也是這樣，他想象土地所◎第170頁◎有者已經“達到了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已經有了“可靠的根據地”，“他會成為資本家，並且可以通過他因此而能夠利用的不動產抵押信貸來避免失業或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的危險”等等。但是，讓薩克斯先生去仔細看一看法國和我們萊茵河流域的小農吧；他們的房屋和田地都由於抵押而變成最沈重的負擔，他們的莊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經屬於債主，在他們的“領域”內可以獨立自主地支配的不是他們自己，而是高利貸者、律師和法警。這對高利貸者來說的確是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而為了使工人能夠盡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給高利貸者來獨立自主地支配，好心的薩克斯先生就周到地告訴工人可以利用不動產抵押信貸。他們在失業和喪失勞動能力時可以利用這種信貸，而不必去加重濟貧事業的負擔。

    無論如何，薩克斯先生現在已經把開始時提出來的問題解決了：工人因獲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為資本家”了。

    資本就是對他人無酬勞動的支配。因此，只有當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給第三者，並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勞動產品時，他的小屋子才成為資本。由於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這屋子恰好就不會變成資本，正如我從裁縫那里買來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資本一樣。擁有價值1 000 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確不再是無產者了，然而只有薩克斯先生這樣的人才能稱他是資本家。

    但是，我們這個工人身上的資本家特征還有其另一方面。我們假定，在某個工業地區里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這已經成為通例。在這種場合，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房；住房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但是，勞動力生產費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任何長期降低，“根據國民經濟學◎第171頁◎說的鐵的規律”，也就等於勞動力價值的降低，所以歸根到底會引起工資的相應降低。因此，工資下降的平均數量就會相當於節省下來的房租的平均數量，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還是付了租金，不過不是像以前那樣以貨幣形式付給房東，而是以無酬勞動形式付給他為之做工的廠主。於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儲蓄確實在一定的程度上會成為資本，但這個資本不歸他自己所有，而是歸那個雇他做工的資本家所有。

    可見，薩克斯先生甚至連在紙面上也沒有能把自己的那個工人變成資本家。

    附帶說一句，上面所說的話對於終究會節約或降低工人生活資料費用的一切所謂社會改革都是適用的。如果這些改革能普遍推行起來，那時工資就會跟著相應地降低；如果它們始終只是個別的實驗，那時它們作為個別例外而存在這個事實，就證明大規模實現這些改革是同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相容的。我們假定，某個地方由於普遍建立消費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價格降低了20％；那麽這個地方的工資經過一些時候就會降低將近20％，也就是說，降低的比率同這些食品費用在工人生活費用中所占的比率相一致。譬如說，假若工人在這些食品上平均花費自己一周工資的3/4，那麽工資最終會降低3/4×20＝15％。簡要地說，只要這類節約性改革普遍推行起來，工人通過這種節約能縮減多少生活開支，他所得的工資也就會降低多少。如果每個工人能節約出52塔勒的獨立收入，那麽他的每周工資最後一定會降低1塔勒。總之，他越節約，他所得到的工資就越少。因此，他節約不是對自己有利，而是對資本家有利。還有什麽辦法能“最有力地激發他發揚……首要的持家之道，即節儉精神”呢？（第64頁）◎第172頁◎

    不過，薩克斯先生接著又告訴我們，工人成為房主，與其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說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僅工人等級，而且整個社會都極其關心的是，期望看到盡可能多的成員依附於〈！〉土地〈我很想哪怕是有一次看到處於這種狀態下的薩克斯先生〉……假如……工人自己通過這種辦法轉變成有財產者階級，那麽使我們腳下燃燒的叫作社會問題的火山噴出烈焰的一切潛伏力量，即無產階級的怨恨、憎惡……危險的錯誤思想……都一定會像晨霧碰到朝陽那樣消散。”（第65頁）

    換句話說，薩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隨著占有房屋而發生的無產者地位的改變，也喪失自己的無產者的性質，重新像他們那些也有過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樣成為恭順的膽小怕事的人。這可能是蒲魯東主義者們念念不忘的事情。

    薩克斯先生以為他這樣就把社會問題解決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財富，這個曾經有許多人怎麽也猜不出的斯芬克斯之謎，現在不是已經成為可以捉摸的事實而擺在我們面前了嗎？它不是因此已經脫離理想領域而進入了現實領域嗎？如果這成為事實，那不就是達到了甚至連社會主義者中的最極端的派別也視為自己理論頂峰的最高目標之一嗎？”（第66頁）

    真是幸運，我們總算攀登到了這個地方。這一聲歡呼正是薩克斯先生這本書的“頂峰”，此後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從“理想領域”降到平坦的現實；而當我們到達下面的時候，就會發現，在我們離開的那段時間里，這里是毫無變化，的確是毫無變化。

    我們的向導為了讓我們往山下邁出第一步，教導我們說，工人住房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小宅子制，每個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且可能還有一個小園圃，像在英國那樣；另一種是營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許多戶工人，像在巴黎、維也納等等地方那樣。◎第173頁◎介乎兩者之間的是德國北部流行的制度。誠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恰當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權的制度；營房制對健康、道德和家庭寧靜來說確有很大的缺點，——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房短缺的中心地點，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為地價昂貴而不能實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營房而能建造有4-6套住宅的房屋，或者運用各種建築上的巧妙方法把營房制的最重大缺點消除，也就應該感到欣幸了（第71-92頁）。

    我們不是已經往下走了一大段了嗎？把工人變成資本家，解決社會問題，使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領域”里了；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是在鄉間實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盡可能把工人營房修造得還能過得去。

    可見，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顯然遭到了失敗，由於碰到城鄉對立而遭到了失敗。在這里我們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從而可能著手消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的城鄉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消滅這種對立，相反，它必然使這種對立日益尖銳化。對此，現代第一批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和傅立葉已經有正確的認識。在他們的模範大樓中，城鄉對立已經不存在了。可見，這里的情形恰好與薩克斯先生所斷言的相反：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想解決住宅問題又想把現代大城市保留下來，那是荒謬的。但是，現代大城市只有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件事一開始，那就不是給每個工人一所歸他所有的小屋子的問題，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會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接過現有的東西，並且憑◎第174頁◎借現有的手段來消除最難容忍的禍害。我們已經看到：把屬於有財產者階級的豪華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剝奪，並把其余一部分征用來住人，就會立即彌補住房短缺。

    薩克斯先生接下來又從大城市的存在出發，長篇大論地論述應當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工人移民區，並且描寫了這種工人移民區的一切妙處，這里有公共“自來水、煤氣照明、蒸汽供暖或熱水供暖、洗衣房、幹燥室、浴室等等”，還有“托兒所、學校、祈禱室〈！〉、閱覽室、圖書館……葡萄酒和啤酒貯藏窖、豪華氣派的跳舞廳和音樂廳”，還有傳送到每所房子里、因此能“在某種程度上使生產從工廠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力，然而這套議論絲毫也不會使情況有所改變。他所描寫的移民區是胡貝爾先生直接從社會主義者歐文和傅立葉那里抄襲來的，並且由於把一切社會主義的東西一筆勾銷而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東西。然而正是因此就完全變成空想的了。任何一個資本家都沒有興趣建立這樣的移民區，並且除了在法國的吉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的移民區；而且法國的那個移民區是由一個傅立葉主義者不是作為贏利的投機事業，而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實驗建立起來的。（注：並且這個移民區最後也完全變成了剝削工人的地方。　見1886年巴黎《社會主義者報》（《社會主義者報》是法國的一家周報，於1885年由茹·蓋得在巴黎創辦。1902年以前是工人黨機關報，1902至1905年是法蘭西社會黨機關報，從1905年起是法國社會黨機關報；80至90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漢諾夫曾為該報撰稿。

    關於吉茲移民區的文章，載於1886年7月3日和24日《社會主義者報》第45號和第48號上。——175。））同樣，薩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40 年代初由歐文在漢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共產主義移民區“和諧大廈”（注：和諧大廈是以羅·歐文為首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1839年底在英國漢普郡建立的共產主義移民區的名稱。移民區一直存在到1845年。——175、616。），來支持自己的資產階級杜撰方案。

    然而，這一大套關於建立移民區的議論，不過是一瘸一拐地試著再度快速登上“理想領域”，可是這一回也立刻又掉了下來。我們於是又大步走下山來。現在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第175頁◎

    “雇主即廠主幫助工人得到適當的住房，或者是由雇主自己來建造住房，或者是供給地皮，借給建築資金等等，鼓勵和幫助工人自行建房。”（第106 頁）

    這樣一來，我們就又走出根本談不上這一切的大城市而返回到鄉村去了。薩克斯先生現在證明說：廠主幫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強可用的住房是合乎自己的利益的，一方面因為這是有利的投資去向，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必然會

    “提高工人的生活……一定會使工人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勞動力跟著提高，這自然……同樣……是對雇主有利的。而這樣一來，也就確立了關於雇主參與解決住宅問題的正確觀點：這種參與是無形聯合的結果，是雇主多半在人道意旨的外衣下對他的工人的身體、經濟、精神和道德福利關懷的結果，這種關懷由於產生應有的結果，即由於吸引和保持能幹、熟練、勤勞、知足和忠實的工人，自然在經濟方面得到報償”（第108頁）。

    胡貝爾企圖用“無形聯合”（注：見維·艾·胡貝爾《社會問題。四、無形聯合》1866年北豪森版。——編者注）的說法給資產階級慈善家的囈語加上一層“崇高的意義”，但是這種說法絲毫也改變不了事實。農村大工廠主，尤其在英國，沒有聽說過這種說法也早就確信，修建工人住房不僅是一種必要的措施，不僅是工廠建築藍圖本身的一部分，而且還帶來豐厚的收入。在英國，許多村落就是這樣產生的，其中有一些後來已經發展為城市。可是工人並不感謝仁愛的資本家，很早以前就對這種“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嚴重的抗議。問題不僅在於他們必須為房屋付出壟斷價格，因為廠主沒有競爭者；而且在每一次罷工的時候，他們立刻就無家可歸，因為廠主當即把他們拋到街頭，使得任何反抗都極難進行。至於詳細情形，可以參看我的◎第176頁◎《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第224頁和第228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8-470、473-474頁。——編者注）。但是，薩克斯先生認為這種論據“幾乎不值一駁”（第111頁）。難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擁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權嗎？自然是想的。可是“雇主必須時時有可能隨意支配住房，以便在解雇一個工人時能夠為接替者提供住處”，所以……應該“事先約定，遇有這種情況可以取消所有權”（第113頁）。（注：在這一方面，英國資本家也不僅早已實現了而且還遠遠超過了薩克斯先生的全部宿願。1872年10月14日星期一在莫珀斯，法庭為了審定議會選舉人名冊，必須就2 000 名礦工申請把他們列入選民名冊一事作出裁決。結果發現：依據這些人所在的礦場的規章，他們大多數都不是被視為他們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些被準許呆在那里的人，不經任何事先通知就可以隨時拋向街頭（礦主和房主當然是同一個人）。法官裁決說，這些人並不是承租人，不過是些仆役，因此他們無權列入名冊（1872年10月15日《每日新聞》100）。）

    這次我們出乎意料很快就降了下來。起初是說工人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權；隨後我們得知，這在城市中辦不到，只有在鄉下才行得通；現在又告訴我們，這種所有權即使在鄉下也只是“事先約定可以取消”的東西！由於薩克斯先生新發明了這種適用於工人的所有權，由於他把工人變成“事先約定可以取消”的資本家，我們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平坦的大地，在這里我們可以研究資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決住宅問題方面實際上做了些什麽。◎第177頁◎

    二

    如果我們相信了我們這位薩克斯博士的話，那麽資本家先生們現在已經做了許多事情來消除住房短缺，並且這就證明住宅問題可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得到解決。

    首先，薩克斯先生給我們舉出例子——波拿巴主義的法國！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時期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表面上是為了草擬關於法國各勞動階級狀況的報告，實際上是為了替帝國增光而把這種狀況描繪成真正的天堂。而薩克斯先生就來引證這個由波拿巴主義的腐敗透頂的工具所組成的委員會的報告，特別是因為它的工作成果，“據專門為此任命的委員會自己聲稱，對法國是相當完備的”！這些成果是什麽呢？在提供信息的89個大工業企業，或者股份公司中間，有31個沒有修建工人住房；在已經修建起來的住房中，據薩克斯先生自己估計，頂多能容納五六萬人，而且這種住房幾乎都是一戶兩室！

    不言而喻，任何一個資本家，如果被自己的生產條件——水力和煤井、鐵礦礦層及其他礦山等等的位置——束縛在某個鄉村地區，而又沒有現成的工人住房，都不得不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房。但是，要把這一點看作存在“無形聯合”的證明，看作“對這件事及其重要影響有更多理解的明顯證據”，看作“大有前途的開端”（第115頁），——那要有根深蒂固的自我欺騙的習性才行。另外，在這方面各國工業家也因各自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薩克斯先生在第117頁上向我們說：

    “在英國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這方面加緊行動。特別是在鄉下遙遠的村落里……工人從最近的居民點到工廠去也往往要走很長的路，走到工◎第178頁◎廠時已經十分疲乏，工作時效率不高，這種情況就是促使雇主為自己的勞動力修建住房的主要原因。同時，對這種狀況有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革同其他一切無形聯合因素聯系起來的人，也越來越多；而這些繁榮移民區的產生正應歸功於他們……　海德的阿什頓、特頓的阿什沃思、貝里的格蘭特、博靈頓的格雷格、利茲的馬歇爾、貝爾珀的斯特拉特、索爾泰爾的索爾特、科普利的阿克羅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聯合王國享有盛名。”

    天真得令人起敬，無知得更加令人起敬！英國鄉村中的工廠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房！親愛的薩克斯先生，不對！英國資本家不僅就錢袋來說，而且就腦袋來說也都是真正的大工業家。早在德國出現真正的大工業以前，他們就已經明白，在農村開辦工廠時，修建工人住房的投資是全部投資中一個必要的、能直接間接帶來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麥和德國資產者之間進行的鬥爭給予德國工人以結社自由以前，英國的工廠主、礦主和冶煉廠主就從實踐中得知，假如他們同時又是工人的房主，他們對罷工的工人能施加多麽大的壓力。格雷格、阿什頓、阿什沃思這些人的“繁榮的移民區”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40年以前它們就已經被資產階級當作樣板加以宣揚了，而我自己在28年以前已經對此作過描寫（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228-230頁腳注（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73-474頁。——編者注））。馬歇爾和阿克羅伊德（Akroyd——他的姓是這樣寫的）所創立的移民區也差不多有這樣久，斯特拉特的移民區年代就更久了，它還在上一世紀就開始出現。既然英國工人住房的平均壽命假定是40年，那麽薩克斯先生就是搬手指頭也可以算出這些“繁榮的移民區”現在處於怎樣的破敗狀態了。況且這些移民區的所在地現在大多數都不再是鄉下；由於工業的巨大擴展，這些移民區大多數已經被工廠和房◎第179頁◎屋層層圍住，以致它們目前已經地處擁有兩三萬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穢多煙的市鎮中間，但這並不妨礙以薩克斯先生為代表的德國資產階級科學在現在還分毫不爽地重唱那些早已不適用的1840年的英國老讚美歌。

    特別要提到的是老阿克羅伊德。這個老實人無疑是個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愛自己的工人，尤其愛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約克郡的那些不如他那樣仁慈的競爭者們常常說：在他的工廠中做工的全都是他自己的兒女！可是，薩克斯先生斷言，在這些繁榮移民區，“私生子越來越少了”（第118頁）。完全正確，私生子是非婚生的；在英國工廠區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國，緊靠每個鄉村大工廠隨同工廠一起建造工人住房，這在近60年以至更久以來就已經成了通例。前面已經提到過，這種工廠鄉村有許多已經變成了後來形成的整座工廠城市的中心，並且出現了工廠城市所產生的一切弊害。因此，這些移民區並沒有解決住宅問題，而是由此才在當地造成了這種問題。

    反之，那些在大工業方面只是蹣跚地跟在英國後面，實際上只是從1848年起才懂得什麽是大工業的國家里，在法國，尤其是在德國，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在這些國家里只有巨型冶煉廠和制造廠（如克勒佐的施奈德工廠和埃森的克虜伯工廠）在猶豫了很久以後才下決心修建一些工人住房。大多數農村廠主都讓自己的工人冒著炎暑和雨雪清晨步行幾德里趕到工廠，晚上再步行趕回家。這種情形特別常見於多山的地區——法國和阿爾薩斯的孚日山脈，以及伍珀河、錫克河、阿格河、倫訥河和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區。在厄爾士山區，情形也不見得好些。不論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同樣是小氣的吝嗇鬼。◎第180頁◎

    薩克斯先生很清楚地知道，無論是大有前途的開端也好，還是繁榮的移民區也好，都毫無意義。因此他現在企圖向資本家證明，他們從修建工人住房方面能獲取多麽可觀的收入。換句話說，他企圖給他們指出一條欺騙工人的新路。

    首先，他給他們舉出倫敦的許多建築協會作例子，這些協會一部分是慈善性的，一部分是投機性的，它們已獲得了4％-6％以至更高的純利。至於投在工人住房上面的資本帶來很好的收益——這用不著薩克斯先生來向我們證明。現在投在建造工人住房方面的資本為什麽並不那麽多，其原因在於昂貴的住房會給房主帶來更優厚的利潤。因此，薩克斯先生給資本家的忠告仍然不過是一種道德說教罷了。

    至於這些倫敦建築協會，薩克斯先生大肆讚揚說它們取得了輝煌成績，而據他自己的估計（他把任何一種建築投機事業都包括進去了），它們總共也只是使2 132個家庭和706個單身漢，即總共還不到15 000人有房子住！這類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德國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描繪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單是在倫敦東部，就有100萬工人生活在極其惡劣的居住條件下！所有這些慈善行為，實際上是非常可憐和微不足道的，甚至英國議會關於工人狀況的報告連一次也沒有提到過。

    在文章的整個這個部分中暴露出來的對倫敦情況的可笑的無知，我們在這里就不去說了，只是要指出一點。薩克斯先生以為索荷區內供單身漢住宿的客棧歇業是因為在這個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顧客”。看來薩克斯先生以為整個倫敦西頭都是無與倫比的豪華城區，而並不知道最優雅的街道背後緊挨著就是污穢不堪的工◎第181頁◎人街區，例如索荷區就是其中的一個。薩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23年前就已經知道的索荷區內模範客棧，當初客人很多，但後來歇業了，因為誰在那里都受不了。而這還是最好的客棧之一。

    那麽，阿爾薩斯的米盧斯工人鎮呢——難道這不是一個成就嗎？

    米盧斯的工人鎮對大陸資產者說來，正如阿什頓、阿什沃思、格雷格等人的一度“繁榮的移民區”對於英國資產者一樣，是引以自傲的地方。可惜這個工人鎮不是法蘭西第二帝國與阿爾薩斯資本家的“無形”聯合的產物，而是他們的公開聯合的產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會主義實驗之一。國家曾為它墊付了1/3的資本。它在14年內（到1867年為止），依照一套在英國（這里人們對事情了解得比較清楚）行不通的有缺陷的辦法修建了800所小屋子；讓工人在13-15 年內每月付出昂貴的房租以取得房屋所有權。我們往下就可以看到，這種獲取所有權的方法在英國的互助性的建築協會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阿爾薩斯的波拿巴分子來發明。為購買房屋而付出的加價房租同英國比起來是相當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內累計付出4 500法郎以後，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 300法郎的房屋。一個工人如果要搬到別的地方或者哪怕僅僅欠了一個月的房租（在這種場合，他就可以被趕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價的6 2/3％計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價值是3 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數退還給他，但不付分文利息。顯而易見，在這種情形下，建築協會即使沒有“國家幫助”也會大發其財。同樣顯而易見，在這種條件下提供的住房，只因為位於城外半農村地區，才優於城內的舊的營房式的住房。◎第182頁◎

    關於在德國所做的幾個可憐的實驗，薩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 頁上承認它們是很不像樣的，我們也就不去講了。

    所有這些實例究竟證明了什麽呢？僅僅證明：修建工人住房，即使不踐踏各種衛生法，對資本家說來也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這一點從來也沒有人否認過，這一點我們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滿足某種需要的投資，只要合理經營都會帶來收益。問題僅僅在於：雖然如此，為什麽住房短缺現象仍然繼續存在；雖然如此，為什麽資本家還是不肯給工人提供足夠數量的良好住房呢？於是薩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資本提出勸告，而對問題卻仍不作答覆。對於這個問題的真正答覆，我們在上面已經作出了。

    資本即使能夠辦到，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短缺，這一點現在已經完全弄清了。於是只剩下其他兩個出路：工人自助和國家幫助。

    薩克斯先生是一個自助辦法的熱烈崇拜者，在住宅問題方面也能說出自助所創造的一些奇跡。可惜他一開始就不得不承認，自助只是在已經實行或可能實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農村，才能起點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國，只能產生極有限的作用。然後，薩克斯先生喟然長嘆道：

    “依靠這個方法〈自助〉的改革只能間接實行，因而永遠只能不完全地實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原則有力量影響住房質量的限度內實行。”

    並且連這也很值得懷疑；無論如何“私有原則”對我們這位作者的文筆的“質量”決沒有起過改革性的作用。雖然如此，自助在英國依然造成了奇跡，結果，在那里為解決住宅問題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切，都被遠遠超過了。這里指的是英國的建築協會，而薩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別詳細地研究它們，是因為◎第183頁◎

    “關於它們的實質和活動普遍存在著很不充分的或錯誤的看法。英國的建築協會根本不是……建築社或建築協作社，用德語來講倒不如……把它們叫作’購房協會’；它們作為協會，目的是要由會員定期交費來構成基金，根據資金積累的多少從這筆基金中貸款給會員們去購買房屋……　因此，建築協會對於一部分會員說來是儲蓄協會，對於另一部分會員說來是預支金庫。可見，建築協會是一種旨在滿足工人需要的抵押信貸機構，主要是利用……工人儲蓄……扶助儲戶同伴去購買或修建房屋。如事先規定的，這種貸款要有相應的不動產作抵押，並且要在短期內分批清償，包括付息和分期還本在內……　利息並不支付給儲戶，而總是按照覆利記在他們賬下……　想要把儲金連同積累的利息一並取回……只要在一個月前預先聲明，就可以隨時辦到”（第170-172頁）。“這樣的協會在英國有2 000個以上……　其中收集的資本約有1 500萬英鎊，並且已經約有10萬個工人家庭通過這種方式購置了自己的房屋；眼下這無疑是難以比擬的社會成就。”（第174頁）

    可惜，這里有個“疑慮”也跟著蹣跚地走來：

    “然而問題還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決，這至少是因為購置房屋……只有收入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　並且對於衛生條件往往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第176頁）

    在大陸上，“這種協會……只有很少的發展余地”。這種協會是以存在小宅子制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這里只是鄉下才有；而鄉下的工人還沒有充分發展到能自助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可能成立真正的建築協作社的城市里，建築協作社會遇到“各種極其明顯的和嚴重的困難”（第179頁）。建築協作社只能修建小宅子，而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話，“這種協作社方式的自助”不可能“在現今條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將來也未必可能——在解決這一問題方面起主要作用”。要知道，這種建築協作社還處在“始初的、尚不發展的萌芽階段”。“甚至在英國也是這樣。”（第181頁）

    總之，資本家不願意，工人則沒有能力。我們本來到此可以結束這一篇了，不過因為舒爾采－德里奇之流的資產者總是把英國的◎第184頁◎建築協會擺出來給我國工人作模範，所以絕對有必要對英國的建築協會稍加說明。

    這些建築協會根本不是工人的團體，它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使工人購置歸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們往下就會看到，工人購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這些建築協會實質上是投機性的組織，它們起初規模很小，但就其投機性來說不亞於它們的規模巨大的仿效者。在某個酒館中，通常是在酒館主人的發起下——然後就每星期在他那里聚會一次——一些常客和他們的朋友，如小販、店員、推銷員、小手工業者和其他小資產者，有的地方還有一個機器制造業工人或另外一個屬於本階級貴族階層的工人，共同湊成一個建築協作社。最直接的起因，通常是酒館主人探聽到鄰近或其他某個地方有一塊比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數參加者由於他們的職業關系並不是被拴在了某個地方；甚至許多小販和手工業者在城內也只有攤位，沒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誰都情願住在煙霧彌漫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買下一塊供建築用的地皮，就在這里修建盡可能多的小宅子。比較有錢的會員們湊出的貸款就能買地皮；每周交納的會費，再加上一些小額借款，就夠支付每周的建築費用。那些想購置自有住房的會員，憑抽簽分得現成的小宅子，靠相應的加價房租分期償清買價。其余的小宅子出租或出賣。這種建築協會，在事業順利的時候，就會積起或大或小的一筆錢，這筆錢在會員們交納會費期間是屬於會員們的，並且在他們之間有時進行分配或者在協會停辦時進行分配。英國建築協會十有九個的經過情形就是這樣。其余的則是較大的，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業的借口下成立起來的，它們的主要目的歸根到底是通過地產投機，使小資產階級的積蓄能有較好的有抵押作保證的投放處所，獲得優厚的利息，並且可望分得紅利。◎第185頁◎

    至於這些協會究竟是指望著哪一類主顧，這可從一個即使不是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之一的協會的廣告中看出。倫敦“伯克貝克建築協會，法院巷南安普敦大廈29號和30號”自成立以來收入已達1 050萬英鎊（合7 000萬塔勒），它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家證券的款項在416 000英鎊以上，現有會員和儲戶21 441人，它的廣告內容如下：

    “許多人都知道鋼琴廠主采用的所謂三年制度，其內容是租賃鋼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終了時即成為鋼琴所有人。在采用這個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們很難購置一架好鋼琴，正如很難購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樣；人們逐年出錢租鋼琴，所花的錢比鋼琴價格高一兩倍。在鋼琴上可行的辦法，在房屋上也可行……　然而因為房屋比鋼琴要貴……所以要有較長期限才能用房租償清買價。因此，本協會理事與倫敦城內各處和郊外各處的房主們達成協定，由本協會理事向伯克貝克建築協會會員及其他人提供城市各處的大量房屋以供挑選。本協會理事打算采取的辦法是這樣的：房屋出租期限為12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交納，出租期滿之後，房屋就成為承租人的絕對財產，無須再付其他任何費用……　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縮短期限，或減低租金以延長期限……　凡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中當夥計的人以及其他人，一加入伯克貝克建築協會，就可以立刻擺脫任何房東而獨立。”

    這說得夠明白了。絲毫也沒有提到工人，卻講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當夥計的人等等；並且還假定申請人通常已經有了一架鋼琴。事實上，這里說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資產者和那些想要成為並且能夠成為小資產者的人；這些人收入雖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說來總是在逐漸上升，店鋪夥計以及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就是如此，而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金額保持不變，實際上則隨著家庭人口增加及其需要增長而降低。事實上只有很少數工人才能作為例外參加這種協會。他們一方面收入太少，另一方面收入又太不可靠，所以他們不能承擔為期12年半的義務。不屬於這種情況◎第186頁◎的少數例外，若不是報酬最優的工人，便是工廠監工。（注：尤其是關於倫敦建築協會的經營情況，在這里還要作一個小小的補充。大家知道，倫敦的全部地皮幾乎都屬於一打左右的貴族，其中最顯貴的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貝德福德公爵和波特蘭公爵等人。起先這些人把一些建築地皮出租99年，期滿後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東西收歸己有。然後他們就把這些房屋例如按照所謂修繕租約出租一個較短的時期，例如39年，承租人應依照這個租約把房屋修好並加以保持。簽訂了這種契約以後，地主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築師和該區建築管理局官員(surveyor)去檢查房屋並確定必須修繕的地方。修繕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甚至包括重建全部前墻、屋頂等等。這時承租人就把租約當作抵押交給建築協會，以借取必需的款項，——每年租金130-150英鎊的可以借到1　000英鎊以至1 000英鎊以上，——由自己出錢來進行修建工程。於是，這些建築協會便成了一種辦法中的重要中介環節，這種辦法的目的就是用不著自己費力氣並利用公眾的資金來不斷重新修整倫敦地區的屬於大土地貴族的房屋並使之保持適於居住的狀態。

    而這竟被當作解決工人住宅問題的措施！）

    然而，每個人都明白，米盧斯工人鎮的波拿巴分子無非是英國這些小資產階級建築協會的可憐模仿者罷了。只不過，波拿巴分子雖然得到國家幫助，但對自己主顧的欺騙卻比這些建築協會要厲害得多。他們的條件大體說來比英國平均的條件還要苛刻；在英國，每次交納的錢都計算單利和覆利，並且提前一個月通知就能全部退還，而米盧斯的工廠主則把單利和覆利一並納入腰包，只退還原來用5法朗硬幣交納的數額。沒有人會比薩克斯先生對於這個差異更感到驚訝了。他在自己的書中寫到了這一切，卻不明白是什麽意思。

    可見，工人自助也是不會有什麽結果的。剩下的只是國家幫助了。薩克斯先生在這方面能向我們拿出什麽東西來呢？三件東西：◎第187頁◎

    “第一，國家必須考慮到，應通過國家立法和行政手段消除或適當地改善一切可能以任何方式加重勞動階級住房短缺的做法。”（第187頁）

    這就是說：修改建築立法並保證建築業自由，使建築費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國，建築立法壓縮到了最低限度，建築業像空中飛鳥一樣自由，而住房短缺卻依然存在。況且，現在英國的建築已經便宜到這樣的程度，只要附近有一輛馬車跑過，房屋就會搖晃起來，並且每天都有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25日，在曼徹斯特一下子倒塌了6所房屋，並且有6個工人受了重傷。可見，這也無濟於事。

    “第二，國家政權應制止個別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擴大或重新招來這種災難。”

    這就是說：衛生和建築管理部門對工人住房實行監督，授權當局封閉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險的住房。英國從1857年起就已經這樣做了。但那里的情況怎樣呢？1855年頒布的第一個法令（消滅傳染病法），薩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認，始終是“一紙空文”，1858 年頒布的第二個法令（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頁）。然而，薩克斯先生認為，只適用於住有1 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個法令手工業者住宅法，“無疑是英國議會深刻理解社會事務的良好證明”（第199 頁）；但是，這個說法又只是薩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國“事務”的“良好證明”。英國在“社會事務”方面一般比大陸先進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現代大工業的祖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里發展得最為自由和最為廣闊，其後果在這里也最為顯著，因而在立法方面獲得反映也較早。工廠立法就是這方面最好的證據。但是，如果薩克斯先生以為，一個議會法令只要獲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實施，那他就大錯特錯了。任何議會法令（只有工場◎第188頁◎法除外）都是這樣，地方自治法恰好也是這樣。這一法律委托給城市當局去執行，而城市當局在英國幾乎到處都被公認為是一切貪贓枉法、徇私舞弊和jobbery（注：Jobbery一詞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職權圖謀個人或家族的私利。譬如說，某一國家的國家電報局局長當了某個造紙廠的匿名股東，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給這個工廠，然後委托這個工廠為電報局供應用紙，那麽這就是雖然很小，但畢竟是幹得不錯的job，因為這件事足以表明jobbery的原則是什麽東西；順便說說，這在俾斯麥統治下是天經地義和十分自然的。）的中心。這些城市當局中的通過種種家族關系謀得職位的官吏，不是沒有能力實行便是不願意實行這種社會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國，負責準備和實行社會立法的政府官吏多半曾以嚴格忠於職守而著稱——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二三十年前那樣嚴格了。幾乎在任何地方，不衛生的和有倒塌危險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員會中都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強有力的代表。按小區選舉市政委員的辦法，使當選者不得不服從卑劣的地方利益和影響；凡是想再度當選的市政委員，都不敢投票讚成把這個法律應用於自己的選區。因此，很明顯，這個法律幾乎到處都受到地方當局的強烈反抗，而直到現在還只是在群情激憤的場合才被采用，並且多半還是在已經爆發了流行病以後才被采用，如去年在曼徹斯特和索爾福德天花流行時的情形那樣。向內務大臣進行的請願以往總是只有在這種場合才起作用，因為英國每屆自由主義政府所奉行的原則，都只是迫於極端必要才提出社會改革法案，至於已經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執行。這個法律，也像英國其他許多法律一樣，只有這樣一個意義：當一個受工人控制或威逼的政府終於真正推行這個法律，它才會在這個政府的手中變成一個強有力的武器，可用來在現今社會狀態下打開一個缺口。◎第189頁◎

    “第三”，在薩克斯先生看來，國家政權應當“極其廣泛地采取它可以運用的一切積極措施來解決當前存在的住房短缺問題”。

    這就是說：國家政權應當給自己的“下級官吏和職員”（但這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營房，“真正的模範大樓”，並且“貸款給……各個市政機關、團體以及個人，以求改善各勞動階級的住房”（第203頁），英國遵照公共工程貸款法已經這樣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米盧斯也這樣做過。但是，公共工程貸款法也只是一紙空文；政府撥給委員們支配的至多不過5萬英鎊，這筆錢頂多能建築400所小宅子，40年能建造16 000所小宅子或住宅，頂多只能供8萬人居住。這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即使委員會的資金在20年後經過償還增加了1倍，因而在後20年又修建了總共能供4萬人居住的住房，那麽，這也仍然是滄海一粟。況且，因為小宅子平均只能維持40年，所以在40年後每年就得花5萬或10 萬英鎊現金來整修勢將倒塌的最舊的小宅子。薩克斯先生在第203 頁上談到這一點時竟然說：這一原則在實際中已得到真正的貫徹，並且是在“無限的規模上”得到貫徹。這樣就承認了，甚至在英國，國家也是“在無限的規模上”毫無作為的，到這里薩克斯先生就結束了自己的書，只是順便對所有參與者再一次作了一番道德說教。（注：最近在授權倫敦建築主管機關當局可征用地皮用於修築新街道的英國議會法令中，對於因此無處棲身的工人給予了若幹照顧。其中規定：新建的房屋必須適於以前住在這個地方的各種居民階層居住。因此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為工人修建起6-7層營房式出租大樓，這樣就是符合了法律條文。這種為工人所根本不習慣並且與四周古老倫敦風貌極不協調的建築效果如何，將來自有分曉。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里所能容納的也未必有實際上由於修築新街道而失去住所的工人人數的1/4。）◎第190頁◎

    十分明顯，現代的國家不能夠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災難。國家無非是有財產者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權力。個別資本家（這里與問題有關的只是資本家，因為參加這種事業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資本家資格出現的）不願意做的事情，他們的國家也不願意做。因此，如果說個別資本家對住房短缺雖然也感到遺憾，卻未必會勸說什麽人去從表面上掩飾由此產生的極其可怕的後果，那麽，總資本家，即國家，也並不會做出更多的事情。國家頂多也只是會設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經成為通例的表面掩飾工作。我們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有人可能反駁說，在德國，資產者還沒有占統治地位；在德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正因為這樣，這個力量也就代表社會的總體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個階級的利益。這樣的國家自然能夠做出資產者國家所不能做出的許多事情；在社會領域中，也可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來。

    這是反動派的論調。其實，就是在德國，現有的這種國家也是它賴以生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的必然產物。在普魯士——而普魯士現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仍然強有力的大地主貴族相並存的，還有一個比較年輕和極其膽怯的資產階級，它至今既沒有像在法國那樣爭得直接的政權，也沒有像在英國那樣爭得或多或少間接的政權。但是，跟這兩個階級並存的，還有一個人數迅速增加、智力十分發達、一天比一天更加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因此，這里除了舊專制君主制的基本條件——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以外，還存在現代波拿巴主義的基本條件，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均勢。但是，不論在舊專制君主制中或者在現代波拿巴主◎第191頁◎義君主制中，實際的政府權力都是掌握在軍官和官吏這一特殊等級的手中，這個等級在普魯士一部分由他們自身補充，一部分由小世襲貴族補充，在少見的情況下由大貴族補充，極少的部分由資產階級補充。這個似乎站在社會以外並且可以說是站在社會之上的等級的獨立性，給了國家以獨立於社會的假象。

    在普魯士（依其發展情況也在德意志的新帝國制度中）從這些極端矛盾的社會狀態中必然發展出來的國家形式，是假立憲制；這個國家形式既是舊專制君主制的現今的解體形式，也是波拿巴主義君主制的存在形式。在普魯士假立憲制從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蓋和促成了專制君主制的緩慢腐朽過程。但是，從1866年以來，尤其從1870年以來，社會狀態的變革，從而舊國家的解體，是在眾目共睹下並且是在急速加劇的程度上發生著。工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交易所欺詐事業的迅速發展，把一切統治階級都卷入投機的旋渦中。1870年從法國傳入的貪污腐化風氣，以空前的速度大規模地發展起來。施特魯斯堡和貝列拉互相脫帽致敬。大臣、將軍、公爵和伯爵，竟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猶太人為伍，做起股票生意，而國家也承認這些猶太人的平等身分，把他們大量地封為男爵。很早以來就以糖廠主和酒廠主身分從事工業的農村貴族早已度過了昔日的規規矩矩的時光，現在把自己的名字列入種種講信用的或不講信用的股份公司經理名單中了。官僚對盜用公款抱越來越輕視的態度，不再把它看作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們把國家置之腦後，一味追逐高收入的工業企業管理職位，而那些還留任國家官職的人們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樣搞股票投機，或“參與”鐵路或諸如此類的事業。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就是尉官們也搞些投機活動來發點小財。一言以蔽之，舊國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劇地解體，專制君主制在急劇地過渡到波拿巴主義君主制；在行將來臨的工商◎第192頁◎業大危機中，不僅現代的騙局，而且整個舊普魯士國家都要崩潰。（注：現在，1886年，普魯士國家和它的基礎即依靠保護關稅確立的大地產同工業資本的聯盟之所以還能維持下來，不過是因為懼怕1872年以來在人數和階級意識上都已大大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


恩格斯　論住宅問題（之三）

    *（注：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是繼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之後直接反對蒲魯東主義的最重要的著作。該書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及其改良主義理論家關於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激烈論戰過程中產生的。當時，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解決住宅問題是人們十分關注的社會問題。

    第一篇是對《人民國家報》（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第10、11、12、13、15和19號）上轉載的幾篇題為《住宅問題》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覆。這幾篇文章原來發表在奧地利工人報紙《人民意志報》上，後來才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是蒲魯東主義者、醫學博士阿·米爾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寫信給李卜克內西說：“只要一有時間，我就立即給你寫一篇關於住宅缺乏現象的文章，來反駁《人民國家報》上一系列文章中關於這個問題所陳述的蒲魯東主義者荒謬的臆想。”恩格斯文章的第一篇的標題是《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寫作時間是1872年5月7日至22日，發表在1872年6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國家報》第51、52和53號上。

    1872年10月，恩格斯寫完了第二篇，標題是《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其中批判了資產階級慈善家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法，這些方法在艾·紮克斯的小冊子《各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及其改良》中得到了最徹底的表述。這一篇刊登在1872年12月25和28日《人民國家報》第103、104號以及1873年1月4日和8日《人民國家報》第2、3號上，也曾被1873年1月《人民意志報》3-9號轉載過。）

    （注：第三篇是對米爾柏格的再次答覆，因為《人民國家報》編輯部於1872年10月26日在該報上發表了他反駁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在1873年1月寫完這一篇，並以《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為題發表在1873年2月8、12、19和22日《人民國家報》第12、13、15和16號上。

    恩格斯的這三篇文章全部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以後，就由該報出版社在萊比錫分別出版了單行本。第一篇《論住宅問題》於1872年12月出版；第二篇《論住宅問題。第二冊：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於1873年初出版；最後一篇《論住宅問題。第三冊：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於1873年3月出版。

    1887年3月恩格斯的這一著作再版，標題是《論住宅問題》1887年霍廷根-蘇黎世校訂第2版，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並寫了一篇序言。——131。）

    這樣一個非資產階級因素日益資產階級化的國家能夠解決“社會問題”，或者哪怕只解決一個住宅問題嗎？恰恰相反。在一切經濟問題上，普魯士國家越來越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了。如果說1866年以來經濟方面的立法對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適應尚未越出現今達到的適應程度，那麽這是誰的過錯呢？主要是資產階級自身的過錯：第一，它過於膽怯，不能堅決地堅持自己的要求；第二，任何讓步只要同時會使具有威脅性的無產階級獲得新的武器，它就加以拒絕。如果說國家政權，即俾斯麥，企圖湊合成一個自己御用的無產階級，以箝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那麽這豈不就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義手段嗎？這個手段對於工人沒有承擔任何義務，只是講一些友好的空話，頂多也只能提供某種最低限度的國家幫助，也就是路易·波拿巴式的建築協會所提供的那種幫助。

    至於工人能從普魯士國家那里期待一些什麽，這從法國幾十億賠款的使用情況中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證明。這筆賠款使普魯士國家機器在社會面前維持其獨立性獲得了一個新的短暫的緩刑期。難道這幾十億中有過一個塔勒曾用來使流落街頭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嗎？相反。當秋天來臨時，國家甚至把工人們在夏天用作蔽身之所的那幾間可憐的木房也下令拆毀了。這50億賠款很快就在要塞、大炮和軍隊上揮霍殆盡；盡管瓦格納說了許多善◎第193頁◎意的蠢話（注：指德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阿·瓦格納在他的許多著作和演說中說的話。瓦格納聲稱，普法戰爭以後，尤其是由於獲得50億法郎的賠款，德國市場情況欣欣向榮，從而大大改善了勞動群眾的狀況。——194。），盡管同奧地利舉行了幾次施梯伯會議（注：指德國和奧地利兩國皇帝和首相1871年8至9月在加施坦、伊施爾和薩爾茨堡進行的談判。在談判過程中也討論了同國際鬥爭的問題，雙方就反對社會民主黨采取共同措施達成一致協議，俾斯麥提出以警察鎮壓與政府收買相結合的手段來對付工人運動。在這里恩格斯借用普魯士政治警察頭目施梯伯的名字把這些會議叫作施梯伯會議，以強調其警察的反動性質。——194。），這幾十億賠款中用在德國工人身上的數目，甚至還不及路易·波拿巴從他在法國盜取的幾百萬法郎中用在法國工人身上的數目多。

    三

    實際上資產階級以他們的方式解決住宅問題只有一個辦法，這就是問題解決了，但又層出不窮。這就叫作“歐斯曼計劃”。

    我這里所說的“歐斯曼計劃”，並不單單是指巴黎的歐斯曼所采取的那套特殊的波拿巴主義辦法，即穿過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區開辟一些又長、又直、又寬的街道，在街道兩旁修建豪華的大廈；這樣做，除了使街壘戰難於進行這個戰略目的以外，用意還在於造成一個依賴於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義的建築業無產階級，並把巴黎變為一個純粹的豪華都市。我所說的“歐斯曼計劃”，是指把工人街區，特別是把我國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區從中豁開的那種已經普遍實行起來的辦法，而不論這是為了公共衛生或美化，還是由於市中心需要大商場，或是由於敷設鐵路、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論起因如何不同，結果到處總是一樣：最不成樣子的小街小巷沒有了，資產階級就因為這種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噓，但是，這種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別處，並且往往是就在緊鄰的地方出現。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我描寫過1843-1844年曼徹斯特的情況。從那時以來，由於修築了橫貫市中心的鐵路，修建了新街道，建築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築物，我描寫的最惡劣的街區中有一些已經被打通，被暴露出來和被改建了。有一些則已經完全沒有了；但是還有許多街區——盡管從那時以來實行了更嚴格的衛生警察監督——處於同樣惡劣或者甚至比那時更加惡劣的狀況◎第194頁◎中。而另一方面，由於城市大大膨脹，城市居民從那時起已經增加了一半以上，那些原來寬敞清潔的街區，現在也同從前最聲名狼藉的街區一樣，房屋密集、污穢、擠滿了人。這里只舉一個例子。在我那本書的第80頁及以下幾頁中，我描寫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這個地方名叫小愛爾蘭(Little Ireland)，多年以來就已經是曼徹斯特的一個污點。（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1頁及以下幾頁。——編者注）小愛爾蘭早就消失不見；現在這個地方修建了一個基座很高的火車站；資產階級吹噓說，順利地徹底拆毀小愛爾蘭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但去年夏天發生了一次大水災，因為築有堤堰的河流由於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我們的大城市中總是年覆一年地造成越來越大的水災。結果人們才發現，原來小愛爾蘭根本沒有被消滅，只是從牛津路南邊遷移到了北邊，並且仍然像以前一樣糟糕。不妨看一看曼徹斯特激進資產者的喉舌曼徹斯特《泰晤士周報》1872年7 月20日的報道：

    “我們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引起一個良好的結果：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衛生法遭到公然嘲弄的種種事實上來，那里的人們當著城市官吏和市衛生委員會的面忍受這種嘲弄已經很久了。本報昨天刊載的一篇犀利的文章，只是極不充分地揭露了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魯克街一些地下室住房的惡劣狀況。仔細調查了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們有權證實文中所談的一切情況，並表明我們的看法：這個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應該封閉了；更確切些說，本來就不應當容忍它們繼續住人。在查理街和布魯克街拐角地方的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甚至在布魯克街最低的地方，在鐵道高架橋下，行人每天來來往往就踏在這些住房之上。但決不會想到在他們腳下深深的洞穴中還住著人這種生物。這個大院是公眾看不到的，住到這里來的只是那些迫於貧困不得不在墓冢似的隔絕之處找尋棲息之所的人。甚至在築有堤岸的、通常死水一潭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過平常水位的時候，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過只高出水面幾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第195頁◎或下水道中令人作嘔的臟水溢出來，把有毒的氣體散布到這些住宅中去，每次河水泛濫都留下這樣的紀念……　四方大院比布魯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室還要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從污水坑中溢出來的臟水漲到了屋頂。我們知道這一點，因而料想這個大院不會再住人，或者只會遇見衛生委員會的人員在那里洗刷臭氣熏天的墻壁並加以消毒。可是不然，我們竟看見一個人在某個理發師的地下室里忙活……把墻角的一大堆腐爛的臟東西鏟到手推車中。這個理發師的地下室打掃得還算幹凈，此人叫我們到更低的一些住所去，關於這些住所，他說他如果會寫字的話，就要向報紙投稿，要求把它們封閉起來。最後我們來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們看到一個漂亮的、健康的、看樣子來自愛爾蘭的女子，她正在忙著洗東西。她和她的丈夫——一所私宅的更夫——已經在這個院子里住了6年，並且家里人口很多……　他們剛離開的那所房屋，水已經沒了屋頂，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廢物。據此位居民講，他每兩月要用石灰把墻壁粉刷一次，才能使這個房子免去難以忍受的臭氣……　在我們的記者此時才走得進去的內院里，他看見有三所房子，後墻緊靠著剛才描寫過的那些房屋，其中兩所還有人住。那里臭氣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呆幾分鐘也一定會嘔吐起來……　這個可憎的洞穴住著一個七口之家，他們在星期四晚上〈河水開始泛濫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覺。更確切些說，如那個婦人所立刻改口說的，他們並沒有睡覺，因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氣熏得不斷嘔吐。星期六他們不得不涉著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們送出去。她也認為這個洞穴連養豬也不合適，但是，由於房租很低——每周一個半先令〈15個格羅申〉，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沒有工錢。這個大院和像活人墳墓般的大院內的居民，給予人們一種完全走投無路的印象。此外，我們必須指出：根據我們的觀察，四方大院不過是這個地區其他許多地方的一個樣本——也許是誇張了的樣本——這些地方的存在，我們的衛生委員會是不能辭其咎的。如果這些地方將來還允許住人，那麽，衛生委員會所負責任之重大，以及鄰近地區受傳染病威脅之嚴重，我們就不用再去說了。”

    這就是資產階級實際解決住宅問題的一個明顯的例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我們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邊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極惡劣的洞穴和地窟，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這些東西，在另一個地方◎第196頁◎也會再產生它們。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解決辦法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第三篇　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

    一

    在《人民國家報》第86號上，阿·米爾柏格宣稱他就是我在該報第51號和以下幾號中（注：見本卷第142-163頁。——編者注）批判過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回答中對我大加責難，同時把所談到的一切觀點大肆歪曲，所以我好歹都必須予以答覆。很遺憾，我的反駁大部分只能在米爾柏格給我劃定的個人論爭的範圍內進行，但是我將竭力把主要的論點再次加以發揮，而且盡可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哪怕米爾柏格又會責難我，說這一切“不論對他或對《人民國家報》其他讀者說來實質上都沒有什麽新東西”。這樣，我的反駁也就會有某種一般的意義。

    米爾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內容。說到形式，只要指出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些論文出自誰的手筆，這就夠了。因此，根本談不到對於作者有什麽個人“成見”；不過對於這些論文中所闡述的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我當然是有“成見”的，因為我早已從蒲魯東那里知道了這個解決辦法，並且對這個辦法的看法是確定不移的了。◎第197頁◎

    關於我的批判的“語調”，我不想同朋友米爾柏格爭論。像我這樣參加運動很久的人，皮膚已經厚得不怕什麽攻擊了，所以很容易以為別人也有這樣厚的皮膚。為了使米爾柏格得到補償，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語調”適應他的Epidermis（表皮）的敏感程度。

    米爾柏格對於我說他是蒲魯東主義者這一點特別感到冤屈，並聲明他根本不是蒲魯東主義者。我當然應該相信他；不過，我還是要提出證據來證明，這些論文——我講的也只是這些論文——中除了十足的蒲魯東主義以外，沒有別的東西。

    但是，在米爾柏格看來，我對蒲魯東的批判也是“輕率的”和很不公平的：

    “關於小資產者蒲魯東的說法，在我們德國已經成了一個確定不移的教條，許多人甚至連他的著作中的一行字都沒有讀過，就宣揚起這個教條來了。”

    我惋惜說，除了蒲魯東的著作以外，羅曼語族的工人在20年內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對此米爾柏格回答說，在羅曼語族的工人中“蒲魯東所表述的原則幾乎到處都成為運動的激勵人心的靈魂”。這一點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運動的“激勵人心的靈魂”不論在什麽地方都不是什麽“原則”，而在任何地方都歸結為大工業的發展及其後果：一方面是資本的積累和積聚，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積累和積聚。第二，說所謂蒲魯東“原則”在羅曼語族工人中間起了米爾柏格所硬說的那種決定作用，說“無政府狀態、組織經濟力量、實行社會清算等原則在那里已成了……革命運動的真正載體”，都是不正確的。暫且不說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蒲魯東的萬應靈丹只是以被巴枯寧修改得不成樣子的形式出現才有了一點兒影響，——每一個熟悉國際工人運動的人都很清楚一個事實：在◎第198頁◎法國，蒲魯東主義者只形成一個人數很少的宗派，而法國工人群眾則根本不願理會蒲魯東提出的冠以“社會清算和組織經濟力量”稱號的社會改革計劃。順便說說，這種情況在公社時期就已經有過。雖然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中有許多代表，可是根本不曾嘗試過根據蒲魯東的建議來清算舊社會或組織經濟力量。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榮幸，就在於它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激勵人心的靈魂”不是由什麽原則，而是由簡單的實際需要所構成。正因為如此，廢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廠罰款、沒收停業工廠和作坊並將其交給工人團體等這樣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魯東的精神，而合乎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蒲魯東主義者所實行的唯一社會措施就是拒絕沒收法蘭西銀行，而這是公社覆滅的部分原因。所謂布朗基主義者的情況也是一樣。他們一旦嘗試由純政治革命家轉變為提出一定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派別——如那些流亡到倫敦的布朗基主義者在《國際和革命》（注：《國際和革命。前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公社流亡者為海牙代表大會而作》1872年倫敦版。——編者注）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樣，——他們就不是宣告蒲魯東的拯救社會計劃的“原則”，而是宣告，並且幾乎是逐字逐句宣告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即無產階級必須采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達到廢除階級並和階級一起廢除國家的過渡。這種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申述過並且以後又重述過無數次。如果米爾柏格根據德國人不尊重蒲魯東這一點作出結論說，德國人對於羅曼語族的“直到巴黎公社”在內的運動缺乏理解，那麽就請他為證明這個結論而說明一下，羅曼語著作中有哪一部在理解和描述公社方面哪怕近似於德國人馬克思所寫的《國際總委員會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宣言》中所作的正確論述。◎第199頁◎

    工人運動直接受蒲魯東的“原則”影響的唯一國家就是比利時，正因為如此，比利時的工人運動才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從無，經過無，到無”（注：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第1部第2冊，見《黑格爾全集》1834年柏林版第4 卷第15、75、145頁。——編者注）。

    如果說我認為羅曼語族的工人20年來只是從蒲魯東那里才直接或間接得到精神食糧是一種不幸，那麽我認為這種不幸並不在於被米爾柏格稱為“原則”的那套蒲魯東改革藥方占有虛構的統治地位，而是在於那里的工人對現存社會的經濟批判受了完全謬誤的蒲魯東觀點的傳染，他們的政治活動也被蒲魯東主義的影響敗壞了。至於問到究竟是誰“更久地站在革命中”，是“蒲魯東主義化的羅曼語族的工人”，還是理解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無論如何要比羅曼語族工人理解自己的蒲魯東不知好多少倍的德國工人，那麽我們只有知道了“站在革命中”是什麽意思的時候，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曾經聽說過有人“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的信仰中，在上帝的恩寵中”等等。但是“站”在革命中，即最具暴力的運動中？難道“革命”是人們不得不信仰的恪守教義的宗教嗎？

    其次，米爾柏格責難我，說盡管他文章中說得清清楚楚，我卻硬說他把住宅問題僅僅說成是有關工人的問題。

    這一次，米爾柏格確實是對的。我把那個有關的地方忽略了。這種忽略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因為這是最能表明他的論文的全部傾向性的地方之一。米爾柏格確實清清楚楚地說過：

    “由於人們常常對我們提出可笑的責難，說我們推行階級政治，力求實現階級統治等等，因此我們首先要強調說：住宅問題並不是僅僅有關無產階級的問題，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間等級，小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全體官僚有極◎第200頁◎大的利害關系……　住宅問題正是社會改革中的一點，這一點顯然比其他任何一點都更能揭示出，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中真正中間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在租賃住房的沈重的桎梏下，各中間階級所受的痛苦同無產階級一樣厲害，也許還更厲害些……　現在社會中各個真正中間階級面臨著一個問題，即它們是否……有力量……與朝氣蓬勃、充滿活力的工人政黨結成聯盟來參加社會改造過程，而這種改造過程的好處將首先為他們所享有。”

    總之，朋友米爾柏格在這里證實了如下幾點：

    (1)“我們”不推行“階級政治”，也不力求實現“階級統治”。可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因為它是工人政黨，所以必然推行“階級政治”，即工人階級的政治。既然每個政黨都力求取得在國家中的統治，所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必然力求爭得自己的統治，工人階級的統治，即“階級統治”。而且，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從英國憲章派起，總是把階級政治，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獨立政黨當作首要條件，把無產階級專政當作鬥爭的最近目的。米爾柏格既然宣稱這是“可笑的”，也就是自外於無產階級運動，而投身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之中了。

    (2)住宅問題有一個優點，即它並不僅僅是有關工人的問題，而是“同小資產階級有極大的利害關系”，因為“真正中間階級”由此所受的痛苦同無產階級“一樣厲害，也許還更厲害些”。誰要是宣稱小資產階級——哪怕僅僅在一個方面——所受的痛苦“比無產階級也許還更厲害些”，那麽當人家把他歸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時候，他就確實不能抱怨了。因此，當我說了下面這段話時，米爾柏格難道有理由感到不快：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愛研究的問題。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我們已經說過的決非◎第201頁◎只是工人問題的住宅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注：見本卷第144-145頁。——編者注）

    (3)“社會中真正中間階級”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而且當前的社會改造過程的“好處將首先”正是為這些真正中間階級所“享有”，而不是為無產階級所“享有”。

    這樣，工人進行當前的社會革命“首先”是為了小資產者的利益。其次，小資產者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既然小資產者的利益與工人的利益是內在地同一的，那麽工人的利益也就與小資產者的利益是內在地同一的了。因此，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在運動中也就與無產階級的觀點同樣合理了。而這種同等合理的說法，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所以，當米爾柏格在自己的小冊子的第25頁上（注：1872年2月初和3月初《人民國家報》上匿名登載了阿·米爾柏格的六篇文章並加了編輯部按語，後來這些文章印成了單行本。這里的引文引自阿·米爾柏格《住宅問題。社會概論》1872年萊比錫《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版第25頁。——202。）把“小手工業”頌揚為“社會的真正支柱”時，他也是前後完全一致的，“因為小手工業按其本質來說把三個要素，即勞動——獲得——占有集於一身，並且還因為它把這三個要素集於一身時並不給個人發展能力設置任何限制”；而且他特別責難現代工業破壞培養正常人的這一溫床，並“把一個充滿生命力而不斷更新的階級變成一堆不覺醒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目光投向何方的人”。可見，小資產者是米爾柏格心目中的模範人物，而小手工業是米爾柏格心目中的模範的生產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中間，難道是誣蔑了他嗎？

    既然米爾柏格拒絕為蒲魯東承擔任何責任，所以在這里就沒有必要進一步說明，蒲魯東的改革計劃將怎樣指向使社會一切成員都變成小資產者和小農這一目標。同樣也沒有必要去詳談小資產者利益和工人利益的所謂的同一性。要講的話，都已經在《共產◎第202頁◎黨宣言》中講過了（1872年萊比錫版第12和21頁）（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81-283、297-298頁。——編者注）。

    總之，我們研究所得的結果是：在“關於小資產者蒲魯東的傳說”之外，又出現了關於小資產者米爾柏格的真事。

    二

    現在我們來談一個主要點。我曾指責米爾柏格的文章按照蒲魯東的方式歪曲了經濟關系，辦法是把這種關系翻譯成法律用語。我舉出了米爾柏格的下列論點作為例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獲取一定部分的社會勞動的永恒的權利根據，盡管這房屋的實際價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綽綽有余地償付給房主了。結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築的一所房屋，在這段時期內，其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補償。”

    於是米爾柏格發出了如下的怨言：

    “這樣簡單冷靜地陳述事實，竟促使恩格斯對我大施教誨，說我本來應該說明房屋究竟怎樣成為’權利根據’的——可是這完全不在我的任務範圍以內……　描述是一回事，說明則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隨著蒲魯東說社會的經濟生活必定滲透著法的觀念，那麽這樣一來，我就要把現代社會描述成一個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觀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觀念的社會，——這個事實就連恩格斯自己也是會承認的。”

    我們首先來談談這所一旦建造起來的房屋吧。這所房屋出租以後，就以房租形式給建造人帶來地租、修繕費以及他所投入的建築資本的利息，包括建築資本的利潤在內。視情況的不同，陸續交付的租金總數可能達到原來的成本價格的2倍、3倍、5倍以至10◎第203頁◎倍。朋友米爾柏格，這就是“簡單冷靜地陳述”具有經濟性質的“事實”；如果我們想知道怎麽“結果就是”這樣的事實，我們就必須在經濟方面進行研究。這樣我們就得把這個事實更仔細地考察一番，以便使每個小孩也不會再發生誤解。大家知道，出賣商品就是商品所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取得它的交換價值。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所以各不相同，其中也在於消費它們所用的時間不同。一個圓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條褲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依我看要100年才住得壞。因此，使用期限很長的商品就有可能每次按一定的期限零星出賣其使用價值，即將使用價值出租。因此，零星出賣只是逐漸地實現交換價值；賣主由於不把他預付的資本和由此應得的利潤立刻收回，就要靠加價即收取利息來獲得補償，加價即利息的高低並不是任意決定的，而是由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決定的。在100年終了之後，這所房屋就用壞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們這時候從所付的租金總額中扣去(1)地租，包括在這個期間可能發生的提價，(2)日常修繕費用，結果我們就會發現，余數大致是由下列各項組成： (1)原先的房屋建築資本，(2)建築資本的利潤，以及(3) 逐漸收回的資本和利潤的利息。的確，在這個期間終了之後，承租人並沒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沒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這是屬於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築材料，但這些材料已經不是房屋了。如果在這個期間房屋的“原先的成本價格得到了5 倍或10倍的補償”，那麽我們將看到，這全靠地租的加價； 在像倫敦這樣的地方，這對誰都不是什麽秘密。在倫敦，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兩個人。租金的這種大幅度的加價，發生在迅速發展的城市中，而決不是發生在建築用地的地租幾乎始終不變的鄉下。大家知道，扣除地租的上漲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資本（包括利潤在內）的7％，並且還得從中◎第204頁◎開銷修繕費等等。一句話，租賃合同是一種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論上，它並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對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涉及勞動力買賣的場合是一個例外；在實踐上，這個租賃合同是作為資產階級千百種欺詐形式之一出現在工人面前，關於這些欺詐形式我在單行本第4頁（注：見本卷第143-145頁。——編者注）上已經講過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的，這些欺詐形式也要經受某種經濟上的調節。

    相反，米爾柏格認為租賃合同無非是純粹的“任意行為”（見他的著作第19頁），而當我向他證明情形是相反的時候，他就抱怨說：我向他講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

    但是，對於房租的任何經濟研究，都不會使我們把廢除住宅租賃制變為“革命思想母腹中產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輝煌的追求之一”。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把這個簡單的事實從冷靜的經濟領域移到意識形態方面的高得多的法學領域中去。“房屋成為房租的永恒的權利根據”；——“結果就是”，房屋的價值以房租的形式得到2倍、3倍、5倍和10倍的補償。要明白怎麽“結果就是”這樣的，“權利根據”對我們沒有絲毫幫助；正因為這樣，我說米爾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為權利根據之後，才能知道怎麽“結果就是”這樣。只有像我那樣去研究房租的經濟本質，而不是對統治階級認可房租的法律術語表示憤慨，我們才能知道這點。誰要提議采取經濟措施來廢除房租，誰就有責任對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說它是“承租人奉獻給資本的永恒權利的貢賦”。對於這一點米爾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說明則是另一回事。”

    這樣一來，房屋雖然決不是永恒的，卻被我們變成房租的永恒的權利根據了。不管“結果就是”怎樣，我們總是發現，由於這種權◎第205頁◎利根據，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帶來高於它的價值好幾倍的收入。由於翻譯成法律用語，我們便順利地遠遠離開了經濟領域，以致於我們只看到這樣一個現象，即房租的總額能逐漸償付一所房屋價值的好幾倍。既然我們借助於法學來思想和談話，我們對這個現象也只能用法的標準即公平的標準來衡量，並且發現這種現象是不公平的，是與“革命的法的觀念”——不管這是一種什麽東西——不相符合的，因而權利根據也就毫無用處了。其次，我們又發現，這一情況同樣適用於生息資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們就有理由把這幾種財產從其他各種財產里劃分出來，並且給以特別的處置。這種特別的處置要求：(1)剝奪所有者廢除合同的權利，即剝奪他索回自己財產的權利，(2)把租借給承租人、債務人或租佃人的、 而並不屬於他的財物的用益權無償地讓渡給他，(3)用長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進行償清，此外不再付利息。這樣一來，我們就從這個方面把蒲魯東的“原則”說透了。這就是蒲魯東的“社會清算”。

    附帶說說，十分顯然，這整個改革計劃幾乎僅僅有利於小資產者和小農，它鞏固著他們作為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地位。因此，米爾柏格所說的那個傳說中的“小資產者蒲魯東”的形象在這里忽然獲得了完全可以捉摸的歷史存在。

    米爾柏格繼續寫道：

    “如果我隨著蒲魯東說社會的經濟生活必定滲透著法的觀念，那麽這樣一來，我就要把現代社會描述成一個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觀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觀念的社會，——這個事實就連恩格斯自己也是會承認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爾柏格在這里得到滿足。米爾柏格期望社會必定滲透著法的觀念，並且把這叫作描述。如果法庭派一個法警來催促我償還一筆債務，那麽照米爾柏格看來，法庭所做的無非是◎第206頁◎把我描述為一個欠債未還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則是另一回事。德國科學社會主義與蒲魯東之間的本質區別正好就在這里。我們描述——而每一真實的描述，與米爾柏格的說法相反，同時也就是說明事物——經濟狀況，描述經濟狀況的現狀和發展，並且嚴格地從經濟學上來證明經濟狀況的這種發展同時就是社會革命各種因素的發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狀況必然引向社會革命的那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發展到越出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就必然要把它炸毀，同時生產力又提供了為社會進步本身的利益而一舉永遠消滅階級差別的手段。相反，蒲魯東則要求現代社會不是依照本身經濟發展的規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規範（“法的觀念”不是他的而是米爾柏格的東西）來改造自己。在我們提出證明的地方，蒲魯東及其追隨者米爾柏格卻在進行說教和哀訴。

    “革命的法的觀念”究竟是一種什麽東西，我根本無從猜測。誠然，蒲魯東把“革命”變成一種體現和實現他的“公平”的神靈；同時他陷入一個不尋常的錯誤，把1789-1794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混為一談。他幾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尤其是1848年以後的著作中，都是這樣做的；我只舉1868年出版的《革命的總觀念》11第39-40頁作個例子。但是，既然米爾柏格拒絕為蒲魯東承擔任何責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魯東那里去尋求對“革命的法的觀念”的說明，因而我就繼續停留在埃及的黑暗（注：意即極度的黑暗，語出《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10章。——編者注）中。

    米爾柏格接著說：

    “但是，不論蒲魯東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訴諸於’永恒公平’以求說◎第207頁◎明現存的不公平狀態，更不是像恩格斯強加於我的那樣，期望訴諸於這個公平以求改善這種狀態。”

    米爾柏格想必以為“蒲魯東在德國幾乎完全不為人所知”吧。蒲魯東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標準來衡量一切社會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屏棄或承認這些原理是以它們是否符合他所謂的“公平”為依據的。在他的《經濟矛盾》（注：蒲魯東《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1846 年巴黎版第1-2 卷。——編者注）中，這個公平還被稱為“永恒公平”，justice　éternelle。後來永恒性就不再提了，但實質上還是保存著。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論革命中和教會中的公平》這一著作中，下面的一段就反映了這整整三卷說教的內容（第1卷第42頁）：

    “各社會中的基本原則，有機的、起調節作用的、至高無上的原則，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原則，統治、保護、壓制、懲戒、在必要時甚至鎮壓一切叛亂因素的原則究竟是什麽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嗎？……　這個原則在我看來就是公平。公平是什麽呢？是人類自身的本質。從世界創始以來，它曾是什麽呢？是虛無。它應當是什麽呢？是一切。”

    這個作為人類自身本質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恒公平，那又是什麽呢？這個作為各社會中有機的、起調節作用的、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的公平，這個至今依然是虛無但應當成為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來衡量一切人間事物的標準，不是在每一沖突下人們所訴諸的最高裁判官，那又是什麽呢？難道我不恰好說過，蒲魯東在判斷一切經濟關系時不是依據經濟規律，而只是依據這些經濟關系是否符合他這個永恒公平的觀念，以此來掩飾自己在經濟學方面的無知和無能嗎？既然米爾柏格期望“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一切變更◎第208頁◎……都必定滲透著法的觀念，即到處都按照嚴格公平要求來實行”，那麽他與蒲魯東究竟有什麽區別呢？是我不會閱讀呢，還是米爾柏格不會寫作？

    米爾柏格接著說：

    “蒲魯東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清楚地知道，人類社會的真正推動力是經濟關系，而不是法的關系；他也知道，一個民族某一時代的法的觀念只是經濟關系，特別是生產關系的表現、反映和產物……　總之，在蒲魯東看來法是歷史地生成的經濟的產物。”

    如果蒲魯東“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清楚地知道”這一切（我願意不理會米爾柏格的含糊說法並對他的善良願望信以為真），那麽我們還爭論什麽呢？但是問題在於，蒲魯東知道的東西恰恰是另一回事。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而在剛才引證的蒲魯東的主要著作中的那個地方，他明明白白地寫著，“各社會中起調節作用的、有機的、至高無上的、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基本原則”，並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他的一切著作的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都重覆著這一點。但所有這一切都不妨礙米爾柏格繼續說：

    “……蒲魯東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發揮得最透徹的經濟上的法的觀念，同拉薩爾在其《既得權利體系》序言中敘述得極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戰爭與和平》也許是蒲魯東的許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我沒有料到這部著作竟會被援引來證明蒲魯東似乎領會了德國的唯物史觀。德國的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件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而蒲魯東的書竟是這樣缺少唯物主義，以致它不求助於造物主，就表◎第209頁◎達不出它的戰爭構想：

    “但是，為我們選擇了這個生活方式的造物主，有他自己的目的。”（1869年版第2卷第100頁）

    至於這本書究竟是依據著什麽樣的歷史知識，這從它相信歷史上存在過黃金時代這一點就可看出：

    “起初，當人類還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時候，自然界毫不費勁地就滿足了人類的需要。這曾是黃金時代，是豐足的升平時代。”（同上，第102 頁）

    蒲魯東的經濟觀點是最明顯的馬爾薩斯主義觀點：

    “生產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著增加一倍。”（第106頁）

    那麽，這本書的唯物主義在什麽地方呢？就在於它斷言戰爭的原因向來一直是而且始終還是“赤貧”（例如，第143頁）。當布雷濟希大叔在1848 年的演說中冷靜地發表“大貧窮的原因就是大貧窮”的宏論時，他也是一個可笑的唯物主義者。

    拉薩爾的《既得權利體系》（注：斐·拉薩爾《既得權利體系。成文法和法哲學的調和》1861年萊比錫版第1部。——編者注）一書不僅囿於法學家的種種幻想，而且還囿於老年黑格爾派的種種幻想。拉薩爾在第Ⅶ頁上明確地宣稱：“在經濟方面，既得權利概念也是推動一切繼續向前發展的噴泉”；他想證明：“權利是一個從自身內部〈這就是說不是從經濟的先決條件中〉發展出來的合理的機體”（第Ⅺ頁）；在拉薩爾看來，問題是要證明權利不是起源於經濟關系，而是起源於“意志概念本身”（第Ⅻ頁）。那麽這部書在這里又有什麽用呢？蒲魯東和拉薩爾的差別只在於，拉薩爾是一個真正的法學家和黑格爾◎第210頁◎主義者，而蒲魯東在法學和哲學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樣，不過是一個門外漢。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經常自相矛盾而著稱的蒲魯東，有時也發表一些言論，表明他似乎是用事實來說明觀念的。但是，這些言論對他的一貫思想傾向來說是毫不足道的，何況這些言論即使有也是極其混亂和自相矛盾的。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覆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法律進一步發展為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越覆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越遠離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借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因素，這個因素似乎不是從經濟關系中，而是從自身的內在根據中，可以說，從“意志概念”中，獲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繼續發展的根據。人們忘記他們的法起源於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界一樣。隨著立法進一步發展為覆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一個職業法學家階層形成起來了，同時也就產生了法學。法學在其進一步發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互相加以比較，不是把它們視為各該相應經濟關系的反映，而是把它們視為自身包含自我根據的體系。比較是以共同點為前提的：法學家把所有這些法的體系中的多少相同的東西統稱為自然法，這樣便有了共同點。而衡量什麽算自然法和什麽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則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現，即公平。於是，從此以後，在法學家和盲目相信他們的人們眼中，法的發展就只不過是使獲得法的表現的人類生活狀態一再接近於公平◎第211頁◎理想，即接近於永恒公平。而這個公平則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於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以判斷的各種情況很簡單，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這一類說法甚至應用於社會事物也不致引起什麽誤會，可是在經濟關系方面的科學研究中，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說法卻會造成一種不可救藥的混亂，就好像在現代化學中試圖保留燃素說的術語會引起混亂一樣。如果人們像蒲魯東那樣相信這種社會燃素即所謂“公平”，或者像米爾柏格那樣硬說燃素（注：在發現氧氣以前，化學家們為了說明物體在空氣中燃燒的原因曾假定存在著一種特別的燃燒物質，即在燃燒時消散的燃素。因為他們發現簡單的物體在燃燒後比燃燒前重，他們就說燃素是具有負重量的，所以物體不含燃素時就比含有燃素時重些。這樣人們便把氧氣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漸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顛倒了。當人們發現燃燒就是燃燒的物體與另一種物體即氧氣相化合並且已提取出純氧的時候，就把——然而也還是經過守舊化學家的長期抗拒之後——這種假說打破了。）同氧氣一樣是十分確實的，這種混亂還會更加厲害。

    三

    再往下，米爾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議論叫作◎第212頁◎反動的耶利米哀歌：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這個事實對於我們這個備受讚揚的世紀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過的了。”

    的確，如果米爾柏格像他自己硬說的那樣，只是局限於描述“現時代的慘狀”，我當然就不會說壞話來評論“他和他的樸素的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這些“慘狀”描述為工人“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的結果。不論把“現時代的慘狀”說成是廢除工人的房屋所有權的結果，還是如容克們所說的那樣把這說成是廢除封建制度和行會的結果——在這兩種場合，這種抱怨都只能是反動的耶利米哀歌，只能是目睹不可避免的東西、歷史上必然的東西的突然襲來而發出的悲歌。反動性就在於米爾柏格想恢覆工人對房屋的個人所有權，即恢覆早已被歷史消滅了的東西；就在於他所能設想的工人解放無非是使每個工人重新成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往下他又寫道：

    “我要最明確地聲明，真正的鬥爭是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只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出發，才能期望住房狀況得到改善。恩格斯絲毫看不出這一點……　我把社會問題的充分解決當作采取贖買出租住房辦法的前提。”

    可惜我至今還絲毫看不出這一點。我當然無法知道我甚至連其名字也不知道的一個人在其頭腦中一個秘密角落里把什麽東西看作前提。我只能以米爾柏格發表出來的論文為根據。而在那里我直到現在還看見（單行本第15和16頁上），為了著手贖買出租住房，米爾柏格所設定的前提不過是……租賃住房。只有在第17頁上他才“把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關於這點我◎第213頁◎們回頭還要談到。他甚至在他的答覆中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說：

    “問題倒是應當說明，從現有情況出發，怎樣才能實行住宅問題方面的完全變革。”

    “從現有情況出發”與“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應當說廢除〉出發”——這是兩個完全對立的東西啊。

    米爾柏格抱怨我把多爾富斯先生和其他廠主幫助工人購置自有房屋的慈善之舉看作實際實現他的蒲魯東主義計劃的唯一可能的方法，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爾柏格懂得蒲魯東的拯救社會計劃是一種完全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土地上馳騁的幻想，那他自然就不會相信這個計劃了。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沒有懷疑過他的善良的願望。但是，雷紹埃爾博士向維也納市政委員會提議仿效多爾富斯的計劃，他究竟為什麽要加以稱讚呢？

    接著米爾柏格又宣稱：

    “至於單就城鄉對立而言，那麽想把它消滅是一種空想。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歷史上形成的……　問題不在於消滅這種對立，而是在於去發現可以使這種對立成為無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會形式。這樣才可望達成和平的調整，達到各種利益的逐漸的均衡”。◎第214頁◎

    總之，消滅城鄉對立是一種空想，因為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歷史上形成的。我們且把這個邏輯應用到現代社會的其他對立物上面，看一看我們會走到什麽地方去。例如：

    “至於單就”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對立而言”，“那麽想把它消滅是一種空想。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歷史上形成的。問題不在於消滅這種對立，而是在於去發現可以使這種對立成為無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會形式。這樣才可望達成和平的調整，達到各種利益的逐漸的均衡”。

    這樣一來，我們又走到舒爾采－德里奇那里去了。

    消滅城鄉對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李比希在他論農業化學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堅決地要求這樣做，他在這些著作中一貫堅持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人應當把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並證明說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存在只能阻礙這一點的實現。當你看到僅僅倫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費用，才能把比全薩克森王國所排出的還要多的糞便傾拋到海里去，當你看到必須有多麽龐大的設施才能使這些糞便不致毒害倫敦全城，那麽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實際基礎。甚至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穢氣中喘息至少也有30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魯東那樣想變革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同時又保留農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系，並適應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當有人硬要“從現有情況出發”預先規定一種據說可用來消除現存社會中這種或其他任何一種對立的形式時，那才是空想。米爾柏格采用蒲魯東的公式來解決住宅問題時，就是在這樣做。

    其次，米爾柏格抱怨我說他對“蒲魯東關於資本和利息的聞所未聞的見解”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因而宣稱：

    “我是假定生產關系的改變是既定的，而調節利率的過渡性法律並不涉及生產關系，而是涉及社會交易即流通關系的……　生產關系的變更，或者◎第215頁◎如德國學派更精確地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當然不是如恩格斯所強加於我的那樣，有了取消利息的過渡性法律就會發生，而是只有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擁有全部工業後才會發生。至於勞動人民在這里將熱中於〈！〉贖買還是熱中於立即沒收，這一點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決定的。”

    我驚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我把米爾柏格的文章再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個地方說過，他提出的贖買出租住房是以“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擁有全部工業”為前提的。我沒有找到這樣的地方。它並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談到“實際占有”等等。不過在第17頁上卻說過：

    “我們假定，資本的生產性真正被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而這是遲早總會發生的，例如，通過一項過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這項法律把一切資本利率規定為一分，並且請注意，這里還有這樣一種趨勢，即這一分利率還要逐漸接近於零……　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產品一樣，都要納入這種法律的範圍……　因此，我們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到，贖買出租住房是根本消滅資本的生產性的必然後果。”

    可見，與米爾柏格最近的轉變完全相反。這里是毫不含糊地說，資本的生產性——他這個混亂的說法連他自己也承認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實是可以通過廢除利息的法律“被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並且正是由於有這個法律，“贖買出租住房是根本消滅資本的生產性的必然後果”。現在米爾柏格卻說，絕對不是這樣。這個過渡性法律“並不涉及生產關系，而是涉及流通關系”。碰到這種如歌德所說的“智者和傻瓜同樣都感到神秘莫測的”（注：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場《魔女之廚》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話。——216。） 十足的矛盾，我就只好假設我是在和兩個不同的米爾柏格打交道：一個米爾柏格理直氣壯地抱怨我把另一個米爾柏格發表的東西“強加”於他。◎第216頁◎

    至於說勞動人民既不會向我也不會向米爾柏格請教在實際占有時他們應“熱中於贖買還是熱中於立即沒收”，那是千真萬確的。最可能的是，勞動人民寧願什麽也不“熱中”。但是，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的問題根本就沒有涉及過，而涉及到的只是米爾柏格的如下論斷（第17頁）：“解決住宅問題的全部內容包括在贖買這個詞中”。既然他現在承認這種贖買是極成問題的，那麽為什麽還要給我們兩人和讀者們增添不必要的麻煩呢？

    不過，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和擁有全部工業，是同蒲魯東主義的“贖買”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後一種辦法，單個勞動者將成為住房、農民田園、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種辦法，則“勞動人民”將成為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總所有者。這些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用益權，至少在過渡時期難以無償地轉讓給個人或團體。同樣，消滅地產並不是消滅地租，而是把地租——雖然形式發生變化——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決不排除保存租賃關系。

    一般說來，問題並不在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是去簡單地運用暴力占有生產工具、原料和生活資料，還是為此立即給以補償，或者是通過緩慢的分期付款辦法贖買這些東西的所有權。試圖預先面面俱到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制造空想，這種事情我留給別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費這樣多的筆墨紙張，才穿過了米爾柏格的重重借口和遁詞，終於達到米爾柏格在自己的答覆中小心翼翼避免涉及的問題。◎第217頁◎

    米爾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說了些什麽肯定意見呢？

    第一，“房屋、建築用地皮等等原來的成本價格同其現今價值間的差額”，照理應該屬於社會。用經濟學術語來說，這種差額就是地租。蒲魯東也想把地租交歸社會，這一點我們在他的《革命的總觀念》1868年版第219頁中可以讀到。

    第二，住宅問題的解決就是要使每個人都成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不再是承租者。

    第三，實行這種解決辦法，就得通過一項法律把支付房租變為分期支付住房的買價。——第二第三這兩點都是從蒲魯東那里抄襲來的，每個人都能在《革命的總觀念》第199頁及以下幾頁中看出這一點，而且那本書第203頁甚至還載有已經編纂好了的有關法律的草案。

    第四，通過一種過渡性法律把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根據這種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分，預計以後還要繼續降低。這同樣是從蒲魯東那里抄襲來的，在《總觀念》第182-186頁中可以詳細地讀到這一點。

    在這幾點中的每一點，我都引證了米爾柏格的抄襲品所依據的蒲魯東原書的有關段落。現在我要問：我是否有權把一篇徹頭徹尾蒲魯東主義的和除了蒲魯東主義觀點外一無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稱為蒲魯東主義者？但是米爾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一“碰見蒲魯東所特有的某些說法”就稱他為蒲魯東主義者。恰恰相反。一切“說法”都是米爾柏格的，內容則是蒲魯東的。而當我隨後用蒲魯東的話來補充蒲魯東主義者的論文時，米爾柏格就埋怨說我把蒲魯東的“聞所未聞的見解”硬加到他頭上了！

    那麽我對這個蒲魯東主義計劃提出了什麽反駁意見呢？

    第一，把地租轉交給國家，就等於消滅個人地產。◎第218頁◎

    第二，贖買出租住房並把住房所有權轉交給原來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第三，在大工業和城市的當前發展情況下提議這樣做是既荒謬又反動的；重新實行各個人對自己住房的個人所有權，是一種退步。

    第四，強制降低資本利息，絲毫也不會侵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反，如高利貸法所證明的，這是既陳舊又行不通的。

    第五，房屋的租金決不會隨著資本利息的消滅而消滅。

    對於第二點和第四點，米爾柏格現在已經表示同意了。對於其余各點，他無一字反駁。而這恰好是爭論中涉及到的幾點。但是，米爾柏格的答覆並不是反駁；他小心地回避了一切正好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學方面的問題；這個答覆只不過是針對個人的怨言罷了。例如，當我談到下面這一點時他就大肆抱怨。我曾預先談到他對其他問題如國債、私人債務、信用問題所預告的解決辦法，並且指出他的這些解決辦法將到處都是一個樣子，即像解決住宅問題那樣，提出廢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轉變為分期清償資本額，實行無息信貸。盡管如此，我現在仍願意打賭：如果米爾柏格的這些文章能夠出世，它們的基本內容將與蒲魯東的《總觀念》（信用——第182頁，國債——第186頁，私人債務——第196頁）相一致，正如他的關於住宅問題的文章與我從同一書中引證的各段相一致一樣。

    米爾柏格就此開導我說，這些問題，即稅收、國債、私人債務和信用問題，加上公社自治問題，對於農民和鄉村宣傳都極其重要。我對於這點大體上同意，但是，(1)直到現在並沒有談到過農民，(2)蒲魯東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也如他對於住宅問題的解決一樣，在經濟學上是荒謬的，並且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米爾柏格◎第219頁◎暗示說我沒有看到吸引農民參加運動的必要性，對於這一點我無須為自己辯白。但是，為此目的而向農民推薦蒲魯東的江湖醫術，我總認為是蠢事。德國還存在很多大地產。按照蒲魯東的理論，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分割成為小農戶，這種辦法在今日的農業科學狀況下，並且有了法國和德國西部推行小地產的經驗之後，簡直就是一種反動的東西。相反，現存的大地產將給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讓聯合的勞動者來經營大規模的農業，只有在這種巨大規模下，才能應用一切現代工具、機器等等，從而使小農明顯地看到通過聯合進行大規模經營的優越性。在這方面走在所有其他社會主義者前面的丹麥社會主義者，早已認清這一點了。（注：在與丹麥社會主義者路·皮奧的通信中，擔任國際丹麥通訊書記職務的恩格斯得知，丹麥社會主義者在宣傳國際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872年3月中旬給路·皮奧的信中，恩格斯對一篇論述通過合作社來組織農業生產的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篇文章1871年11月4日發表在哥本哈根《社會主義者報》上。國際的幾乎所有報刊都轉載了這篇文章。恩格斯強調指出：“在吸收小農和小租佃者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丹麥人由於當地的條件和政治上的高度發展，現在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面”。——220。）

    至於責備我似乎把現代悲慘的工人住房狀況看作“沒有什麽意義的瑣事”，我也同樣無須為自己辯白。據我所知，我是第一個用德文把這種狀況在其取得典型發展的英國形式上作出描述的人，我這樣做並不是像米爾柏格所說的那樣是因為這些東西“打擊了我的法理感”，——誰要是想把一切打擊自己的法理感的事情都寫成著作，那真是不勝勞碌了，——而是因為，如我在這本書的序言（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280頁。——編者注）中所指出的，是想通過描寫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社會狀態來給當時正在產生的、一味在空話中盲目兜圈子的德國社會主義提供一個事實的基礎。但是，我的確絲毫沒有想到要解決所謂住宅問題，正如我並沒有去研究更為重要的食物問題的解決辦法的細節一樣。如果我能證明我們現代社會的生產足以使社會一切成員都吃得飽，並且證明現有的房屋足以暫時供給勞動群眾以寬敞和合乎衛生的住所，那麽我就已經很滿意了。至於苦思冥想未來的社會將怎樣調節食品和住房的分配——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根據對◎第220頁◎以前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的認識，我們頂多只能斷定：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傾覆，以往社會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將成為不可能的了。甚至過渡的措施也是到處都必須適應當時存在的情況；這些措施在小地產國家里和在大地產國家里將大不相同，等等。企圖單獨解決像住宅問題之類的所謂實際問題會得到什麽結果，米爾柏格本身的例子表明得最好不過了，他首先用了28頁的篇幅來詳細說明“解決住宅問題的全部內容包括在贖買這個詞中”，後來他被逼得走投無路時，就狼狽地支吾說，在實際占有房屋時“勞動人民將熱中於贖買”或是其他某種剝奪方式，還是很難肯定的。

    米爾柏格要我們實際些，要我們“面對現實的實際狀況”不要“僅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們“脫離抽象的社會主義，接近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如果米爾柏格自己這樣做了，那他也許對運動會有很大功勞的。接近社會的一定的具體的狀況的第一步就是要認識這些狀況，根據它們的實際的經濟聯系來考察它們。但是我們在米爾柏格那里看到的又是什麽呢？看到了兩個完整的論點，即：

    (1)“承租人對房主的關系，完全和雇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一樣。”

    我在單行本第6頁（注：見本卷第145-146頁。——編者注）中已經證明，這意見是完全不對的，而米爾柏格對此則根本無言可駁……

    (2)“必須〈在進行社會改革時〉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那頭牡牛，就是國民經濟學自由主義學派所謂的資本的生產性，這個東西實際上並不存在，但是它卻以其假想的存在來掩蓋壓在現代社會身上的一切不平等現象。”◎第221頁◎

    可見，必須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那頭牡牛“實際上並不”存在，因而也就沒有“雙角”可抓。禍害並不在於它本身，而是在於它的假想的存在。雖然如此，“所謂的〈資本的〉生產性卻能從土地中變出房屋和城市”，而這些東西的存在決不是“假想的”（第12頁）。一個雖然“也很熟悉”馬克思的《資本論》但對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系卻這樣不可救藥地胡言亂語的人，竟然要向德國工人指明一條新的更好的道路，並且還自命為“至少大體明了未來社會建築結構的建築師”呢！

    沒有人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了。他用了25年功夫來從各方面研究社會狀況，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結果總是包含有一些現今一般可能實現的所謂解決辦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爾柏格不滿足於此。這都是抽象的社會主義，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爾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卻滿足於閱讀蒲魯東的幾卷著作，這幾卷東西在關於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方面雖然沒有給他提供任何東西，可是卻給他提供了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明確具體的神奇藥方。米爾柏格於是把這個現成的社會救世計劃，把這個蒲魯東體系奉送給德國工人，借口是：他本想“對體系說聲再見”，而據說我卻“選擇了相反的道路”！要弄通這一點，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爾柏格是聾子，我們彼此根本無法溝通。

    夠了。這場論戰即使沒有任何其他的用處，無論如何總有一個好處：它表明了這些自命為“實際的”社會主義者們的實踐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這些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實際建議，這些社會的萬應靈丹，到處都總是由那些宗派鼻祖們炮制出來的，而這些人總是出現在無產階級運動還處於幼年期的時代。蒲魯東也是其中之一。無產階級的發展很快就把這些繈褓扔在一邊，並在工人階級本身中◎第222頁◎產生一種認識：再沒有什麽東西比這些預先虛構出來的面面俱到的“實際解決辦法”更不切實際的了，相反地，實際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一種正確的認識。對於具有這種認識的工人階級說來，要知道在每個具體場合下應該反對哪些社會制度並以何種方式發動主要攻擊，這是永遠不會有困難的。

    寫於1872年5月-1873年1月

    載於1872年6月26和29日，7月3日，12月25和28日《人民國家報》第51、52、53、103和104號；1873年1月4和8日，2月8、12、19和22日《人民國家報》第2、3、12、13、15和16號；並於1872-1873年以3個分冊在萊比錫出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頁◎第223頁◎


恩格斯　論權威

    *（注：《論權威》這篇文章是恩格斯應意大利《人民報》編輯恩·比尼亞米的屢次請求為《1873年共和國年鑒》寫的。

    從1871年起，恩格斯作為國際意大利通訊書記就與意大利工人運動的參加者有著頻繁的書信往來，並開始為《人民報》撰稿。比尼亞米向恩格斯提出這個請求最早是在1872年7月31日。1872年11月3日比尼亞米通知說，他已經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由於警察當局對《人民報》的編輯和撰稿人進行迫害，比尼亞米被捕，《1873年共和國年鑒》不得不推遲出版，恩格斯的文章因此而丟失。

    比尼亞米被釋放重新回到編輯部工作以後，於1873年3月2日寫信給恩格斯，希望恩格斯能將文章的副本寄去，或者另寫一篇文章。恩格斯很快於3月8日將文章的副本寄出。由於手稿沒有保留下來，因此無法確定，第二次寄去的文章是否與第一次寄出的文章在內容和文字上完全一致。

    1873年4月4日，比尼亞米又通知恩格斯說，載有恩格斯文章的《共和國年鑒》的印張被查禁。為此比尼亞米曾公開提出抗議，但坯版並未退回。幸而恩格斯第二次寄出的文章副本底稿並未丟失，因此，《共和國年鑒》上被查禁的那部分文章只好重新編輯並制版，這本文集只好再次推遲出版。最後，恩格斯的文章發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1874年共和國年鑒》上。）

    （注：恩格斯選擇這一命題撰文可能直接受卡·卡菲埃羅一封信的影響。恩格斯的這篇文章是用法文寫成的，可能由比尼亞米譯成了意大利文。自《1874年共和國年鑒》首次發表以後，1894年，依據該年鑒再次用意大利文以《論權威原則》為標題，發表在同年6月14日第15號《戰鬥》第1冊上。

    《人民報》是由恩·比尼亞米主編的一家意大利報紙。1867年7月4日至1875年10月29日在洛迪出版；1875年11月1日至1883年11月1日在米蘭出版；70年代初以前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後來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報紙，1873年是國際意大利支部的機關報，支持總委員會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鬥爭，刊登過國際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224。）

    有些社會主義者近來開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軍征討，來反對他們稱之為權威原則的東西。他們要想給這種或那種行為定罪，只要把它們說成是權威的就行了。（注：恩格斯這里指的是無政府主義分子日益猖獗的活動。這些人在1872年8月4-6日意大利無政府主義組織在里米尼召開的代表會議上，以及1872年9月15-16日在聖伊米耶舉行的無政府主義者國際代表大會上，公開作出決議要成立他們自己的組織並與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斷絕一切關系，同時他們還擅自決定將在紐沙特爾（瑞士）召集反權威主義的代表大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頁）一文中對上述兩次會議作了詳細的評述。——224。）這種簡單化的方法竟被濫用到這種地步，迫使我們不得不較詳細地考察一下。這里所說的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於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但是，既然這兩種說法都不好聽，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又使服從的一方感到難堪，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就沒有以另外方式行事的辦法呢，我們能不能——在現代的社會關系下——創造出另一種社會狀態來，使這種權威成為沒有意義的東西而歸於消失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作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的那些經濟關系，即工業關系和農業關系，就會發現，它們有一種使各個分散的活動越來越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代替各個分散的生產者的小作坊的，是擁有龐大工廠的現代工業，在這種工廠中有數百個工人操縱著由蒸汽推動的覆雜機器；大路上的客運馬車和貨運馬車已被鐵路上的火車所代替，小型劃槳船和帆船已被輪船所代替。甚至在農業中，機器和蒸汽也越來越占統治地位，它們正緩慢地但卻一貫地使那些靠雇傭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來代替小自耕農。聯合活動、互相依賴的工作過程的錯綜覆雜化，正在到處取代各個人的獨立活動。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第224頁◎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

    我們假定，社會革命推翻了現在以自己的權威支配財富的生產和流通的資本家。我們再完全按照反權威主義者的觀點來假定，土地和勞動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們的工人的集體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權威將會消失呢，還是只會改變自己的形式？我們就來看一看。

    就拿紡紗廠作例子吧。棉花至少要經過六道連續工序才會成為棉紗，並且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車間進行的。其次，為了使機器不斷運轉，就需要工程師照管蒸汽機，需要技師進行日常檢修，需要許多粗工把產品由一個車間搬到另一個車間等等。所有這些勞動者——男人、女人和兒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麽個人自治的蒸汽權威所決定的鐘點開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勞動者們首先必須就工作時間取得一致；而工作時間一經確定，大家就要毫無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個車間里，時時都會發生有關生產過程、材料分配等細節問題，要求馬上解決，否則整個生產就會立刻停頓下來。不管這些問題是怎樣解決的，是根據領導各該勞動部門的代表的決定來解決的呢，還是在可能情況下用多數表決的辦法來解決，個別人的意志總是要表示服從，這就是說，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的。大工廠里的自動機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資本家要專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時間而言，可以在這些工廠的大門上寫上這樣一句話：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注：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獄篇》第3篇第3節地獄大門上的題詞。——225。）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麽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覆，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於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覆手紡車。

    再拿鐵路作例子。這里，無數人的協作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第225頁◎避免不幸事故，這種協作必須依照準確規定的時間來進行。在這里，運轉的首要條件也是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管轄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體現這個意志的是一個代表，還是一個受托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都是一樣。不論在哪一種場合，都要碰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權威。不僅如此，假如鐵路員工對乘客先生們的權威被取消了，那麽，隨後開出的列車會發生什麽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這是對的，但是這里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以某種權威，而是某種委托。”這些先生以為，只要改變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這些深奧的思想家，簡直是在開我們的玩笑。

    這樣，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所必需的，而不管社會組織以及生產和產品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是怎樣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擴展起來，並且趨向於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範圍。所以，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威與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範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如果自治論者僅僅是想說，未來的社會組織將只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權威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使權威成為必要的種種事實，只是拼命反對字眼。◎第226頁◎

    為什麽反權威主義者不只限於高喊反對政治權威，反對國家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產生權威的政治國家的各種社會條件廢除以前，一舉把權威的政治國家廢除。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願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以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對資產者沒有運用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

    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權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雲，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只是在散布糊塗觀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背叛了無產階級運動。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只是為反動派效勞。

    寫於1872年10月-1873年3月

    載於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國年鑒》文集

    原文是意大利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344頁◎第227頁◎


馬克思　政治冷淡主義

    *（注：《政治冷淡主義》一文是馬克思應恩·比尼亞米的請求在1872年12月底至1873年1月初為《共和國年鑒》這本文集而寫的。文章闡述了工人階級參與政治鬥爭的意義，在反對巴枯寧主義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由比尼亞米從法文譯為意大利文，發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1874年共和國年鑒》上。——228。）

    “工人階級不應該組織成為政黨；他們不應該以任何借口從事某種政治活動，因為同國家進行鬥爭就是承認國家，而這是同永恒原則相抵觸的！工人不應該舉行罷工，因為浪費力量去爭取提高工資或者阻止工資下降，就是承認雇傭勞動制度，而這是同解放工人階級的永恒原則相抵觸的！

    ”如果工人在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鬥爭中只能爭得一些讓步，那就是在實行妥協；而這是同永恒原則相抵觸的。因此，應該譴責一切溫和的運動，如英美工人由於壞習慣而從事的那種運動。工人不應該努力爭取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因為這樣做就是同企業主進行妥協，使企業主仍能對他們進行10小時或12小時的剝削以代替14小時或者16小時的剝削。工人也不應該努力爭取從法律上禁止10歲以下的女童參加工廠勞動，因為這並不能消滅對10 歲以下的男童的剝削：工人這樣做只不過是實行一種新妥協，破壞了永恒原則的純潔性！

    “工人更不應該要求靠勒索工人來編制預算的國家去負責對工人子弟進行初等教育，就像在美利堅合眾國那樣，因為初等教育還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會讀、不會寫、不會算，也要比上國立學校教師的課好些。即使無知和每天16小時的勞動使工人階級變得麻木不仁，也比違反永恒原則要好得多！◎第228頁◎

    ”如果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采取暴力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了違反原則的滔天大罪，因為工人為了滿足自己低微的平凡的日常需要，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廢除國家，而賦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工人不應該建立各行各業的單獨的工會，因為這樣會使資產階級社會中存在的社會分工永世長存，而正是這種導致工人分裂的分工構成了他們當前受奴役的真正基礎。

    “總之，工人應該袖手旁觀，不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上面。所有這些運動只會給他們帶來直接的成果。他們應該像真正的教徒那樣，恬淡寡欲，虔誠地高呼：'寧願讓我們的階級被釘在十字架上，寧願讓我們的種族滅亡，也要保持永恒原則的潔白無瑕！'工人應該像虔誠的基督徒那樣，相信牧師的話：拋棄一切塵世的幸福，一心一意渴求升入天堂。只要你們把有朝一日在世上某個角落發生的、不知道用什麽方法和由什麽人來實現的社會清算當作天堂，就會出現完全同樣的幻境。

    ”在等待這個美好的社會清算時，工人階級應該像一群飽食的綿羊那樣，溫順有禮，不去打擾政府，懼怕警察，尊重法律，毫無怨言地充當炮灰。

    “在日常的實際生活中，工人應該成為國家的最忠順的奴仆，但是在內心中他們應該堅決反對國家的存在，並通過購買和閱讀有關消滅國家的文獻來證明自己在理論上對國家的極端蔑視；他們應該當心，除了高談闊論將不再存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社會以外，千萬不要對這種可惡的制度進行別的反抗！”

    毫無疑問，如果這些政治冷淡主義的聖徒們說得這樣露骨，那麽工人階級就要叫他們滾蛋；工人階級會把這看作資產階級空談家和腐化墮落的貴族對他們的侮辱。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說，◎第229頁◎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階級使用一切現實的鬥爭手段，因為這種鬥爭手段必須從現代社會中索取，因為這個鬥爭的命中注定的條件可惜並不符合這些社會科學博士們在自由、自治、無政府狀態的名義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義幻想。然而工人階級的運動現在已經十分強大，這些慈善的宗派主義者在經濟鬥爭方面已經不敢再重覆他們在政治鬥爭方面所不斷宣揚的那些偉大真理。他們過於膽怯，不敢把這些真理應用到罷工、同盟、工會、關於女工和童工的法律、關於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他們訴諸優良的舊傳統、端莊、誠摯和永恒原則究竟能走多遠。

    第一批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歐文、聖西門等人）由於當時的社會關系還沒有發展到足以使工人階級組織成為一個戰鬥的階級，所以他們必然僅僅去幻想未來的模範社會，並譴責工人階級旨在稍稍改善他們的狀況的一切嘗試，例如罷工、組織同盟和參與政治活動。雖然我們不應該否定這些社會主義的鼻祖，正如現代化學家不能否定他們的祖先煉金術士一樣，但是我們應該努力避免重犯他們的錯誤，因為我們犯這樣的錯誤將是不可饒恕的。

    但是後來，在1839年，當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在英國已經具有非常明確的性質的時候，布雷——歐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魯東以前很久就發明了互助論的人中間的一個——出版了一本題為《對待勞動的不公正現象及其解決辦法》的書。

    這本書中有一章專門論述工人想通過他們目前的鬥爭來爭取的一切補救辦法都是徒勞無益的，在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評英國工人的一切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他譴責政治運動、罷工、限制工作時間、調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廠勞動，因為在他看來，這一切不但不能使我們擺脫目前的社會狀態，反而會使我們依附於這種狀態，◎第230頁◎並使對立進一步尖銳化。

    現在來談談這些社會科學博士的先知蒲魯東。雖然這位老師有勇氣堅決反對同他的救世理論——互助論相抵觸的任何經濟運動（如組織同盟、罷工等），但是他卻以自己的著作和親自參加的行動鼓勵了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而他的學生則不敢公開反對這種運動。還在1847年，當這位老師的主要著作《經濟矛盾的體系》（注：蒲魯東《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編者注）出版時，我就駁斥了他反對工人運動的一切詭辯（注：見《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1847 年巴黎弗蘭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節：《罷工和工人同盟》。）。但是在1864年，當奧利維耶法（誠然，這個法律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給了法國工人以聯合的權利）通過以後，蒲魯東回過頭來在他的《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一書中又敘述了自己的觀點，而這本書是在他死後問世的。

    這位老師的攻擊非常適合資產階級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倫敦裁縫大罷工時，《泰晤士報》（注：《泰晤士報》是英國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1785年起在倫敦出版。——51、231。）讚賞地摘譯了蒲魯東的這一著作，用他說過的話來斥責罷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證。

    里沃－德日耶的采煤工人曾舉行罷工；為了使他們頭腦清醒，往那里派去了士兵。

    蒲魯東大聲疾呼道：“槍殺里沃－德日耶的采煤工人的當局已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但是，它是像古人布魯土斯那樣行動的。布魯土斯不得不在父愛和自己的執政官的職責之間作出選擇：必須犧牲自己的兒子，以拯救共和國。布魯土斯沒有猶豫，而後世也不敢譴責他。”（注：蒲魯東《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魯瓦出版公司版第327頁。）◎第231頁◎

    沒有一個工人想得起，有哪一個資本家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他的工人的時候曾經猶豫過。這些資產者算是什麽布魯土斯！

    “不是的，沒有聯合的權利，就像沒有欺騙和盜竊的權利，沒有亂倫和通奸的權利一樣。”（注：蒲魯東《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魯瓦出版公司版第333頁。）

    但是，必須承認，肯定有愚蠢的權利。

    在永恒原則的名義下，這位老師發出不可思議的詛咒，而這些永恒原則究竟是些什麽貨色呢？

    第一條永恒原則：

    “工資數額決定商品價格。”

    一個人即使對政治經濟學一無所知，並且不知道偉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李嘉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注：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1817年倫敦版。——編者注）一書中已經一勞永逸地駁倒了這個因襲的錯誤說法，他也會知道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即英國工業能夠以低於其他任何國家的商品的價格銷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國的工資卻相對地高於歐洲其他任何國家。

    第二條永恒原則：

    “準許聯合的法律是極端反法學和反經濟學的，是同任何社會和制度相抵觸的。”

    總之，它是“同自由競爭的經濟權利相抵觸的”。

    如果這位老師不是那麽激烈的沙文主義者，他會自問，在英◎第232頁◎國，早在40年前就頒布了一項同自由競爭的經濟權利完全相抵觸的法律，這該如何解釋；為什麽隨著工業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由競爭的發展，這個同一切社會和制度完全相抵觸的法律，甚至迫使各個資產階級國家把它當作某種必要的東西加以采納。他也許就會發現，這種權利（大寫的權利）只存在於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無知兄弟們所寫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這些教科書不乏下面這樣一些璣珠般的妙語：財產是勞動成果……但是他們忘記了加上他人的這幾個字。

    第三條永恒原則：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階級擺脫所謂低賤的社會地位，竟去誹謗整整一個市民階級，即老板、企業主、雇主和資產者的階級；他們煽動工人民主派鄙視和仇恨這些不體面的中間階級的代表；他們寧肯要商業戰爭和工業戰爭而不要合法的抑制手段，寧肯要階級對抗而不要國家警察。”（注：蒲魯東《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魯瓦出版公司版第337-338頁。）

    為了阻礙工人階級擺脫他們的那種所謂低賤的社會地位，這位老師譴責那種使工人階級組成為同雇主、企業主、資產者這類可敬的人相對立的階級的聯盟，這類人當然和蒲魯東一樣，寧肯要國家警察而不要階級對抗。為了使這個可敬的階級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魯東在互助論王國到來以前，向工人推薦“自由或競爭”，認為它（盡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為“我們的唯一保障”。（注：蒲魯東《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魯瓦出版公司版第334頁。）

    老師宣揚經濟冷淡主義，目的是要捍衛自由，或者資產階級的◎第233頁◎競爭——我們的唯一保障。學生們宣揚政治冷淡主義，目的是要捍衛資產階級的自由——他們的唯一保障。如果說曾同樣宣揚政治冷淡主義的早期基督徒曾經需要皇帝的幫助，來使他們自己從被壓迫者變成壓迫者，那麽政治冷淡主義的當代信徒則根本不相信，他們的永恒原則將使他們不得不放棄世間的享樂和資產階級社會的暫時的特權。但是必須承認，他們會以基督教殉道者應有的禁欲主義精神來忍受14小時或16小時的勞動，那種落在工廠工人肩上的勞動。

    1873年1月於倫敦

    載於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國年鑒》文集

    原文是意大利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4-340頁◎第234頁◎


恩格斯　流亡者文獻（之一）

    *（注：《流亡者文獻》這組文章共五篇，是恩格斯於1874年5月中旬至1875年4月寫成的。恩格斯在這組文章里介紹了波蘭、法國和俄國流亡者們對他們本國發生的革命事變所持的觀點。他從分析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入手，得出了有關歐洲革命前景的結論，並通過對巴黎公社經驗的回顧闡述了無產階級鬥爭的戰略和策略。恩格斯試圖通過這組文章使德國工人階級自覺地把他們的鬥爭與世界各國的革命運動緊密地聯系起來。

    這組文章於1874年至1875年陸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1894年恩格斯把其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了《〈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並分別加了小標題。——235。）

    一　波蘭人的聲明（注：《流亡者文獻》這組文章的第一篇是恩格斯於1874年5月中旬至6月10日之間完成的，發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國家報》第69號上。

    1874年5月初，波蘭流亡者組織在倫敦向英國人民發出了一份呼籲書，5月4日符盧勃列夫斯基將呼籲書寄給了恩格斯，請恩格斯過目後再寄還給他。此後，恩格斯便寫了這篇文章，文中大量引用了呼籲書中的段落，指出波蘭人民為恢覆波蘭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具有重大意義，支持波蘭的解放鬥爭是國際無產階級應盡的義務。恩格斯還強調了波蘭問題對德國工人運動的意義，同時指出了波蘭問題的國際意義，實際上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工人階級為反對剝削階級統治而進行的鬥爭是與受壓迫的各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1894年這篇文章被收入《〈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再次予以發表，恩格斯為它加了小標題。——235。）

    當俄國皇帝到達倫敦的時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動起來了。據說波蘭人想刺殺他，已經物色到了一個新的貝雷佐夫斯基，而且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裝得更完善。著名的波蘭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圍，甚至還從巴黎召來了一個在帝國時代專門監視那里的波蘭人的警官。在沙皇從他的住處到市中心的路上，警察防範措施已按戰略原則作了嚴格部署，——可是，所有這些辛勞都白費了！沒有發現任何一個貝雷佐夫斯基，沒有響過一次手槍聲，同自己的女兒一樣提心吊膽的沙皇虛驚一場。然而，這些辛勞畢竟沒有完全白費，因為皇帝吩咐賞給為他效勞的警監每人5英鎊，督察員每人2英鎊（合100馬克和40馬克）的小費。

    其實，波蘭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殺高貴的亞歷山大。波蘭人協會發表了一篇《波蘭流亡者告英國人民書》，在這份呼籲書上簽名的有：協會主席瓦·符盧勃列夫斯基將軍；秘書揚·克林斯基。這份呼籲書在沙皇訪問期間在倫敦流傳得很廣。除《雷◎第235頁◎諾新聞》（注：即《雷諾新聞周報》，這是英國的一家工人周報，由接近憲章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喬·威·麥·雷諾創辦，1850年起在倫敦出版，1871年曾支持巴黎公社。——236。）外，倫敦所有各家報紙都一致拒絕刊登它，說是不應得罪“英國的貴賓”！

    呼籲書一開頭就向英國人指出（注：本段和以下引文，均引自《波蘭流亡者告英國人民書》第2-5頁。——編者注），沙皇正好是當他在中亞細亞進行一切準備來推翻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的時候來訪問他們的，沙皇沒有給他們增光，而是使他們受辱，如果英國不去傾聽沙皇這位自詡為受他壓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誘惑性言詞，而稍微關心一下波蘭人爭取獨立的願望，那麽英國和西歐其余國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規模備戰活動。這樣說是完全正確的。俄國的軍國主義是整個歐洲軍國主義的後台。在1859 年戰爭期間俄軍充當了法國的後備，而在1866年和1870年則充當了普魯士的後備，從而使這兩個各在自己的時代領先的軍事大國能夠擊潰自己的孤立無援的敵人。普魯士作為歐洲頭等的軍事強國，是俄國一手造成的，盡管它後來超過了自己的保護者而令其感到不快。

    接著呼籲書中說：

    “由於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準備隨時挺身捍衛人類利益的決心，波蘭過去是，將來也始終是捍衛整個東北歐的權利、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先鋒。許多世紀以來波蘭一方面反抗東方野蠻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又反抗當時幾乎壓迫著整個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辯駁的證明。西歐各國人民能在新時代的決定性時期不受幹擾地發展自己的社會的生命力，這是靠了什麽呢？是靠了而且只是靠了在歐洲東部邊界上有波蘭士兵在守衛著，他始終保持著警惕，隨時準備戰鬥，從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財產、自己的生命。歐洲在藝術和科學方面於16世紀重新蘇醒了的生活所以能繼續向前發展，工商業和財富所以能達到目前這種驚人的高度，都應當歸功於波蘭武器的保護。例如，假若不是波蘭不顧自己後方遭到蒙古寇群的威脅而去援助中歐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維也納城下的光輝勝利粉碎了奧斯曼人的強大實力，西方200 年來◎第236頁◎的辛勤努力所獲得的文明的遺產會變得怎麽樣呢？”

    往下呼籲書中指出，就是現在，阻礙俄國用自己的力量來反對西方的，主要也還是波蘭的反抗。正是由於這種反抗，俄國的最陰險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義的代理人才被解除了武裝。俄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波戈金在一本根據俄國政府的命令並由俄國政府出資印行的書中寫道，波蘭一向是俄國軀體中的一根刺，現在應當使它成為俄國的右臂，為此就必須使波蘭恢覆為一個受某位俄國公爵管轄的弱小的王國，——這樣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奧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這邊來。

    “我們將用一個宣言來宣布這一點；英國和法國會忍痛不言，而對奧地利說來，這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所有的波蘭人，甚至是最不妥協的波蘭人都將投入我們的懷抱；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波蘭人將同自己的兄弟們重新親近起來。現在所有斯拉夫的各支族都在受奧地利的壓迫，捷克人，克羅地亞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的斯拉夫人，都將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當時的波蘭人那樣自由地呼吸。我們將成為一個處於統一王權之下的有一億人的民族，到那時，歐洲各民族，你們來吧，來同我們較量較量吧！”（注：米·彼·波戈金《波蘭問題。議論、筆記和意見集。1831-1867》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頁。——編者注）

    遺憾的是，在這個美妙的計劃中缺少一種主要的東西：波蘭的同意。其實，

    “全世界都知道，波蘭這樣回答了所有這些誘惑：如果說我本來就該活著的話，那麽我就要而且也一定作為歐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個自由民族而活著，而不是作為異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計劃的工具而活著”。

    往下呼籲書闡述波蘭是如何實際實現自己的這個不可動搖的決心的。當法國爆發革命的時候，波蘭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它◎第237頁◎已經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離破碎，它已為四個國家所分割。雖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借助1791年5月3日的憲法在維斯瓦河兩岸豎起了法國革命的旗幟——它以這一舉動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鄰居。波蘭的舊混亂狀態由此而被消除；如果再有幾十年平穩的、沒有外來破壞的發展，波蘭就會成為萊茵河東岸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但是，瓜分波蘭的列強是不喜歡波蘭重新站起來的，尤其是不喜歡它由於把革命引進東北歐而站起來。它的命運被決定了：俄國人在波蘭做到了普魯士人、奧地利人和帝國軍隊在法國所沒有做到的事情。

    “考斯丘什科曾同時為波蘭的獨立和為平等的原則而戰鬥。眾所周知，波蘭從喪失自己的民族獨立的時候起，就不顧這種獨立的喪失，依靠自己的愛國心，依靠同一切為人類利益而鬥爭的民族的團結，隨時隨地做保護遭到破壞的權利的先進衛士，參加一切旨在反對暴政的戰鬥。波蘭沒有因自己的災難而氣餒，沒有因歐洲各國政府的盲目和惡意而動搖，它一刻也沒有違背它本身、歷史以及未來所賦予它的義務。”

    它同時也制定了組織這個未來的即新的波蘭共和國所應當遵循的原則；這些原則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都作了闡述。（注：1836年12月4日波蘭流亡者組織波蘭民主協會發表的宣言，號召實行“人民革命”，呼籲人民起來進行鬥爭，爭取廢除封建義務和等級不平等，把農民耕作的土地交歸農民所有。

    1845年底起草並於1846年2月22日以傳單形式發表的克拉科夫起義的宣言，要求廢除農奴制，取消封建賦稅並把土地交給農民。

    波蘭中央民族委員會在1863年1月22日發表的宣言是1863-1864年波蘭起義的綱領。宣言號召波蘭人民拿起武器，要求廢除等級和等級不平等，將農民耕作的土地劃歸他們自己所有，要求以1772年確定的疆域為準保持波蘭的獨立，還要求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人民從今以後應該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238。）

    “這些宣言中的第一個宣言，除了宣布波蘭的不可動搖的民族權利而外，還宣布了農民的平等權利。1845年的宣言是在波蘭的領土上，在當時還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發表的，並得到波蘭各地代表的確認；它不僅宣布了這種平等權利，而且還宣布了農民應當成為他們世世代代耕種的土地的所有者這一提法——在被俄國人占領的那部分波蘭領土上，地主們把上述宣言看作是波蘭民族權利的基礎，他們依據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謂解放宣言發表之前很久，就決定自願地和通過同農民協商的辦法來解決這個使他們的良心受到責備的內部問題（1859-1863年）。波蘭的土地問題，原則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憲法解決了；如果說波蘭農民仍然遭受著壓迫，這完全歸咎於沙皇◎第238頁◎的專制和權謀，他是把自己的統治建立在地主和農民之間的仇恨上的。上述決定早在1861年2月19 日沙皇宣言發表之前很久就已經作出了，而這個受到全歐洲熱烈歡迎的、似乎要確立農民的平等權利的宣言本身，只不過是沙皇用來掩飾他奪取別人財產的一貫圖謀的一個幌子而已。波蘭農民依舊受著壓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為了懲罰1863年波蘭為反抗自己壓迫者的陰險野蠻行為而舉行的流血起義，對波蘭進行不斷的殘酷迫害，其殘酷程度甚至會使過去許多世紀的專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論是整整一個世紀來沙皇對它的殘酷壓迫，不論是歐洲的冷漠態度，都不能扼殺波蘭。我們活過來了，我們還要活下去，因為我們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發展，這種發展使我們大大超出我們的壓迫者之上，因為後者的存在徹頭徹尾是依靠野蠻的暴力、監獄和絞架，而他們的對外行動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陰謀，背信的襲擊，以及最後就是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這幾段話已足以表明這個呼籲書的特點，我們現在暫且把這個呼籲書放一放，來就波蘭問題對德國工人所具有的重要性談幾點意見。

    不管俄國從彼得大帝以來有了怎樣的發展，不管它在歐洲的勢力有了多麽大的增長（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麽），但是在占領波蘭之前，它實質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樣是一個歐洲之外的大國。1772年波蘭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年俄國已經根據泰申和約（注：泰申和約是普奧之間的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結束後於1779年簽訂的。作為這項和約發起國的俄國，起初充當交戰雙方的調停人，而在和約締結時則同法國一起被宣布為條約所規定的秩序的保證國，實際上獲得了幹涉德國各邦事務的權利。——239。） 要求並得到了幹涉德國事務的正式權利。這對於德國各邦君主應當是一個教訓；但是，盡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這個唯一認真反抗俄國政策的霍亨索倫王朝成員和弗蘭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滅波蘭。拿破侖戰爭之後俄國更攫取了前普魯士所屬和奧地利所屬波蘭各省的極大部分，現在它公然以歐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現了；這個角色它連續不斷地扮演到1853年。普魯士對自己在俄國面前搖尾乞憐頗感自豪；奧地利則是違背己願跟著俄國走的，但是在決定關頭它總是◎第239頁◎由於對革命的恐懼而讓步，因為沙皇始終是反對革命的最後支柱。於是俄國便成了歐洲反動勢力的堡壘，同時也不放棄利用泛斯拉夫主義的煽動在奧地利和土耳其準備實行進一步的掠奪。在革命年代俄國軍隊對匈牙利的鎮壓，對東歐和中歐說來，就像巴黎六月戰鬥之於西歐一樣，是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其後，當尼古拉皇帝在華沙充當普魯士國王和奧地利皇帝之間的仲裁者的時候，反動派對歐洲的統治也就隨著俄國的統治的建立而建立起來了。克里木戰爭使西歐和奧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視；普魯士和德國各小邦則更加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為奧地利人的不順從而懲罰了他們，不讓他的德國藩臣袒護他們，而在1866年普魯士則完成了對奧地利的懲罰。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俄國軍隊充當了整個歐洲推行軍國主義的借口和後備。只是因為尼古拉自恃有百萬大軍，——誠然大部分都是有名無實，——在1853年向西方進行挑戰，路易－拿破侖才能利用克里木戰爭作為借口來把當時相當弱的法軍變成歐洲最強的一支軍隊。只是因為俄國軍隊在1870年阻礙奧地利站到法國那邊，普魯士才能戰勝法國人，並建成普魯士德意志軍事王國。在所有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幕後，我們都看到了俄國軍隊。雖然毫無疑問，只要俄國的內部發展不是很快地轉入革命軌道，德國對法國的勝利就必然會引起俄國和德國之間的戰爭，就像普魯士在薩多瓦戰勝奧地利引起了普法戰爭一樣（注：這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1870 年9月9日）中已經談到。），——但是，俄國軍隊將始終幫助普魯士來反對國內的任何運動。官方的俄國直到現在仍然是歐洲一切反動勢力的掩蔽部和保護傘，而俄國軍隊則仍然是一切其他鎮壓歐洲工人階級的軍隊的◎第240頁◎後備軍。

    這支龐大的專事壓迫的後備軍的矛頭首先針對的正是德國的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謂德意志帝國的工人也包括奧地利的工人。只要奧地利和德國的資產階級和政府還有俄國撐腰，整個德國的工人運動的雙手就一直會被束縛住。所以，我們比別人更關心擺脫俄國的反動勢力和俄國軍隊。

    在這方面我們只有一個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蘭人民。

    波蘭由於其全部歷史發展和目前所處的狀況，較之法國在更大程度上面臨著一種抉擇：不是革命就是滅亡。因此，關於波蘭運動本質上是貴族性質的運動的一切無稽之談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蘭流亡者中可以見到不少懷有貴族欲望的人；但是只要波蘭本身一投入運動，他們就會成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們在1846年和1863年所看到的那樣。這些運動不僅是民族運動，而且還直接為了解放農民和把土地轉歸農民所有。1871年，在法國的人數眾多的波蘭流亡者完全聽從公社的支配，難道這是貴族的行為嗎？難道這不是證明這些波蘭人已經完全站在現代運動的高峰上了嗎？自從俾斯麥把文化鬥爭（注：文化鬥爭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醫生魯·微耳和提出的，是對19世紀70年代以俾斯麥政府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為一方，以具有資產階級分裂主義傾向的教會中央黨和天主教教會為另一方展開的政治論戰的概括。由於內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麥與天主教教權主義勢力處於敵對狀態。中央黨與其他分裂主義勢力，其中包括進入帝國國會的波蘭人結成了聯盟，俾斯麥認為這一聯盟危及具有普魯士特征的以新教為主的帝國的進一步鞏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法律措施。

    俾斯麥利用在論戰過程中於1872年3月11日在普魯士公布的教學監督法來壓制波蘭居民的文化活動，推行波蘭居民的普魯士化。這一法律實施的結果是，普魯士官員不僅應對波蘭神職人員進行監督，而且也應對所有波蘭居民的學校進行監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項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省里頒布的一項命令還規定，除宗教課以外，德語為波茲南中等學校和公立學校的教學用語。——241、317。） 引入波蘭並且借口教皇受褻瀆而取締波蘭文教科書，限制使用波蘭語，並且所采取的各項措施使波蘭投入俄國的懷抱以來，發生了什麽事情呢？波蘭貴族越來越接近俄國，以便在它的統治下至少重新統一波蘭；革命群眾的回答則是：建議同德國工人政黨結成同盟，參加國際的鬥爭行列。

    波蘭是扼殺不了的，它在1863年證明了這一點，而且現在每天都在證明著。它在歐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獨立生存的權利是不容爭辯的。但是，波蘭的恢覆，對於德國人和俄國人這兩個民族自身來說尤其是必要的。◎第241頁◎

    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它用來壓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後總是要反過來反對它自己的。只要俄國兵士還侵占著波蘭，俄國人民就既不能獲得政治解放，也不能獲得社會解放。但是在俄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下，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俄國失去波蘭之日，也就是俄國國內的運動強大到足以推翻現存秩序之時。波蘭的獨立和俄國的革命是互為條件的。而波蘭的獨立和俄國的革命——在社會、政治和財政無止境地崩潰下去的情況下，在貪污賄賂之風腐蝕著整個官方俄國的情況下，這個革命的爆發比乍看起來要快得多——對德國工人來說，就意味著德國的資產階級和政府，簡言之即德國的反動勢力將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了，而對於這些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自己是能夠對付的。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注：《流亡者文獻》這組文章的第二篇是恩格斯針對法國布朗基派流亡者團體“革命公社”1874年6月在倫敦發表的宣言《致公社社員》而寫的，完成於1874年6月。恩格斯通過分析這篇宣言，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戰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則，揭露了布朗基主義冒險主義的實質。恩格斯所闡述的觀點不僅對法國工人運動制訂戰略方針意義重大，而且也對歐洲正在形成的其他無產階級政黨制訂綱領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篇文章發表在1874年6月26日《人民國家報》第73號上；同年7月25日又在芝加哥《先驅報》第23號上，作為轉載自《人民國家報》的文章再次發表；1894年這篇文章被收入《〈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發表時恩格斯加了小標題。——242。）

    每當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敗之後，在逃往國外的流亡者中間就會掀起狂熱活動。形形色色的黨派集團紛紛成立，它們互相責難，說對方把事情搞糟了，罵別人有背叛行為和犯了種種可能的重大罪孽。同時，它們都同祖國保持著密切聯系，組織並進行秘密活動，印發傳單和出版報紙，發誓要在24小時內就重新“幹起來”，並且說勝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們在事前就把未來政府中的職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結果總是不斷使人失望，由於它們不是把這一點同它們所不願意了解的、必然的歷史條件聯系起來，而是歸咎於個別人物的偶然錯誤，互相間的責難就越積越多，最後發展為普遍的吵鬧。這便是從1792年的保皇黨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第242頁◎的歷史；而流亡者中那些頭腦仍然清醒和明智的人，只要有可能以委婉方式避開一切無謂的爭吵，就力求避開，並著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敗以後，法國流亡者也沒有逃脫這種不可避免的命運。

    由於在整個歐洲掀起了一個矛頭針對著所有的流亡者的誹謗運動，特別是在倫敦，由於那里設有被法國全體流亡者看作共同核心的國際總委員會而對流亡者掀起了誹謗運動，有一個時期，流亡者們不得不至少對外界掩蓋自己內部的糾紛，但是，最近兩年來，他們已經無法掩蓋他們內部日益加速的分化過程。到處發生公開的爭執。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創始人之一馬隆影響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寧派。接著，倫敦的所謂布朗基主義者也脫離了國際，另外組成了一個獨立的團體，稱為“革命公社”。以後還產生了許多其他的團體，不過它們一直處在不斷的變更和改組的狀態中，而且連一篇宣言之類的像樣東西也提不出來；可是，布朗基主義者卻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公社社員》的宣言，把自己的綱領公諸於世。（注：指一群法國的布朗基派流亡者於1874年6月在倫敦出版的標題為《致公社社員》的小冊子。——243。）

    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布朗基主義者，決不是因為他們屬於布朗基本人所創立的集團（三十三個在綱領上簽字的人中只有兩三個人曾同布朗基談過話），而是因為他們想要根據布朗基的精神和傳統行動。布朗基主要是一個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這一點上，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既沒有社會主義的理論，也沒有改造社會的確定的實際的建議。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動中主要是一個“實幹家”，他相信組織得很好的少數人只要在恰當的時機試著進行某種革命的突襲，能夠通過最初的若幹勝利把人民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就能實現勝利的革命。在路◎第243頁◎易－菲力浦時代，布朗基當然只有通過秘密結社的形式才組成了這樣的核心，於是便發生了在搞密謀時通常會發生的事情：那些對沒完沒了地保證馬上就幹起來這種空洞諾言感到厭倦的人，終於再也忍耐不住了，開始鬧了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有一種選擇：或者使密謀瓦解，或者在沒有任何外部導因的情況下開始起義。起義爆發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鎮壓下去。順便說一句，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沒有被警方偵查出來的密謀；這次起義對警察局是一個晴天霹靂。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進行的突襲，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進行突襲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事先又被組織在一個人或某幾個人的專政之下。

    由此可見，布朗基是過去一代的革命家。

    對革命事變進程的這種看法，至少對德國工人政黨來說，早已過時了，就是在法國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綱領中，這些看法也已經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們倫敦的布朗基主義者所根據的仍然是這樣的原則：革命完全不是自行成熟的，而是制造出來的；革命是由為數不多的一批人根據預定的計劃實現的；在任何時刻都可以“馬上幹起來”。

    很自然，抱著這些原則的人只能無可救藥地充當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騙的犧牲品，接二連三地去幹蠢事。他們最願意扮演布朗基這種“實幹家”的角色。但是在這里只有善良的願望還是不夠；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斷精神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的，無論哈姆雷特說過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終是哈姆雷特。而當我們這三十三位實幹家在他們稱之為實幹的領域中毫無作為的時◎第244頁◎候，我們這三十三位布魯土斯就陷入了與其說是悲劇性的，毋寧說是喜劇性的自我矛盾中，這矛盾並不因為他們滿臉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懷藏匕首的麥羅斯”，而顯得更富有悲劇性。順便說一下，這一點甚至是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他們怎麽辦呢？他們策劃下一次“幹起來”，並提出了公敵名單，以便純潔(épurer) 公社參加者的隊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稱他們為純潔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否接受這一稱號，何況對他們中間有些人說來這一稱號是很不恰當的。他們的會議是不公開的，決議也應當是保密的，但是，這並不妨礙整個法國人住區在第二天早晨把這件事當作閒談的資料。正如這類嚴肅的實幹家在無所事事的時候常常會有的情形一樣，他們卷入一場與某位旗鼓相當的對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質的，接著是學術上的論戰；這位對手是巴黎小報最聲名狼藉的人物之一，一個姓韋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間出版了《度申老頭》，這是對1793年阿貝爾的報紙的可憐的模仿。（注：《度申老頭》是法國的一家報紙，1790至1794年由雅·阿貝爾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城市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情緒。

    19世紀70年代的《度申老頭》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71年3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歐·韋梅希是該報的三個責任編輯之一，該報的方針接近布朗基派，大部分文章出自韋梅希的手筆。這家報紙的名稱與雅·阿貝爾出版的報紙名稱雷同，“度申”的拼寫稍有區別，但讀音完全一樣。——245。）為了回答他的對手們的道義上的譴責，這位高貴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諷刺文章中把他們全體稱為“無賴或無賴的幫兇”，用罕見的一大堆下流話來罵他們：

    “每一個字，都是一把夜壺，而且不是空夜壺。”（注：見海涅《羅曼采羅》第3集《希伯來調》第86行。——編者注）

    面對這樣的對手，我們的三十三位布魯土斯認為有必要在大庭廣眾之前一展身手！

    事實上無可懷疑，經過了戰爭的浩劫和巴黎的饑饉，特別是經過了1871 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後，巴黎無產階級需要一段較長時間的寧靜，以便養精蓄銳，任何過早的起義企圖只會導◎第245頁◎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慘重的失敗。但我們的布朗基主義者卻另有高見。

    在他們看來，凡爾賽保皇黨多數派的瓦解宣告了：

    “凡爾賽的崩潰，為公社覆仇的時刻已經到來。因為我們正接近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接近一次大危機，由於災難深重似乎陷入絕境並走向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開始革命的進軍。”

    於是，又幹起來了，並且立即幹起來了。這種立即“為公社覆仇”的願望不單純是流亡者的幻想；對於那些硬要在他們認為從革命攻擊的角度來說恰好無所作為的時刻成為“實幹家”的人說來，這是必不可少的信仰象征。

    這已成為老一套的成規。既然已經幹起來了，他們就認為，“一切還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應該明確自己立場的時刻到來了”。

    於是，這三十三個人向我們聲明：他們是(1)無神論者，(2)共產主義者，( 3)革命者。

    我們的布朗基主義者與巴枯寧主義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他們都想成為走得最遠、最極端的派別的代表者。因此，順便提一下，盡管他們的目的與巴枯寧主義者根本對立，他們采用的手段卻常常與後者相同。這就是說，他們要在無神論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進。在我們時代，當個無神論者幸而並不困難。在歐洲各工人政黨中無神論已經成為不言而喻的事，雖然在有些國家中它往往帶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寧主義者的無神論所帶有的那種性質，這位巴枯寧主義者說：信奉神，同整個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的，但信奉童貞馬利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個正派的社會主義者當然都應該信奉她。至於德國絕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工人，則甚至可以說，無神論在他們那里已成了往事；這個純粹否定性的術語對他們已經不適用了，因為他們已經不只是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根本◎第246頁◎不相信神了；他們幹脆把神打倒，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們是唯物主義者。在法國情況也是如此。如果不是這樣，那麽最簡單的做法莫過於設法在工人中廣泛傳播上一世紀卓越的法國唯物主義文獻。這些文獻迄今為止不僅按形式，而且按內容來說都是法蘭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慮到當時的科學水平，那麽就是在今天看來它們的內容仍有極高的價值，它們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範。但是，這卻不合我們的布朗基主義者的胃口。他們為了證明自己比誰都激進，於是像1793年那樣，用法令來取消神：

    “但願公社使人類永遠擺脫昔日苦難的這個幽靈〈神〉，擺脫人類現今苦難的這個原因〈這個不存在的神竟是原因！〉。——在公社中沒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傳和宗教組織都應加以禁止。”

    而這個要求，即遵照穆夫提的吩咐（注：意即根據上面的命令；穆夫提是伊斯蘭教教法說明官。——編者注）使人們成為無神論者，是由兩位公社委員簽署的，而他們一定已有充分的機會體驗到：首先，在紙上可以隨便寫多少條命令，而用不著去實際執行；其次，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的時代唯一能替神幫點忙的事情，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征，並以禁止一切宗教來超越俾斯麥的文化鬥爭中的反教會法令。

    綱領的第二點是共產主義。

    這里我們到了一個熟悉得多的領域，因為在這里我們所乘的那只船就是1848年2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1872 年秋天就已經退出國際的五個布朗基主義者宣稱，他們擁護一個在一切基本點上同現今德國共產主義綱領相一致的社會主義綱領並聲稱他們◎第247頁◎退出國際的理由僅僅是由於國際拒絕按這五個人的意見推行革命。（注：1872年國際海牙代表大會以後退出國際的一群布朗基主義者（阿爾諾、瓦揚、庫爾奈等人）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國際和革命》。——248。）現在三十三人委員會已經接受這一綱領及其唯物主義歷史觀，雖然這一綱領是用布朗基主義的法語翻譯的，譯文還有許多地方尚待改善，因為它沒有十分確切地表達《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這樣一段話：

    “資產階級撕下了從前遮蓋著對勞動的剝削這一奴隸制最後表現形式的神秘面紗：在這個可歸結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簡單對立的社會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過去和現在的各種設施最終表現為壓迫工具，資產階級用它們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並鎮壓無產者。”

    請把這一段話同《共產黨宣言》第一章比較一下：

    “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等等。（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75頁。——編者注）

    但是，只要我們從理論下降到實踐的領域，這三十三個人的特色就顯露出來了：

    “我們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我們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間站停留，不作妥協，因為妥協只會推遲勝利到來的日子，延長奴隸制的壽命。”

    德國共產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通過一切不是由他們而是由歷史發展進程造成的中間站和妥協，始終清楚地瞄準和追求最後目的：消滅階級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產◎第248頁◎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制度。三十三個布朗基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以為，只要他們願意跳過各個中間站和各種妥協，那就萬事大吉了，只要——他們確信如此——日內“幹起來”，政權落到他們手中，那麽後天“就會實行共產主義”。因此，如果這不能立刻辦到，那他們也就不是共產主義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當作理論上的論據，這是何等天真幼稚！

    可是歸根到底，我們這三十三個人是“革命家”。

    而在這個方面，就大言不慚而言，大家知道巴枯寧主義者可說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我們的布朗基主義者卻認為自己有責任要勝過他們。怎樣勝過呢？大家知道，從里斯本和紐約到布達佩斯和貝爾格萊德的所有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都立即對巴黎公社的行動承擔了全部責任。我們的布朗基主義者認為這還不夠：

    “至於說到我們，我們要求對〈公社期間〉處死人民的敵人一事負自己的一份責任〈應該計算被槍決的人數〉，我們要求對旨在破壞君主壓迫或資產階級壓迫的工具，或者為了保衛戰鬥者而縱火一事負自己的一份責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難免做出許多蠢事；當人們最後平靜下來，能夠重新進行批評的時候，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做了許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沒有做許多應該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把公社看作是完全神聖的，宣布它是絕對沒有錯誤的，斷言燒毀的每一幢房子，槍決的每一個人質都是毫無差錯的，即使細枝末節也做得完全恰當，那是多麽缺乏批評精神！這不就是斷言，在5 月的一周中人民槍決了恰恰那些該槍決的人，燒毀了恰恰那些該燒毀的建築物？這不就是等於斷言，第一次法國革命期間每一個被斬首的人，起先是羅伯斯比爾下令斬首的人，以後是羅伯◎第249頁◎斯比爾自己，都是罪有應得？可見，實質上很溫和的人硬要裝出十分嚇人的樣子時，事情就變得多麽幼稚可笑！

    夠了。盡管這些流亡者做了各種蠢事，盡管他們讓小夥子卡爾（注：此文在1874年發表時在“卡爾”這個名字之後還寫有“（或愛德華）”。後者暗指愛德華·瓦揚。——編者注）裝出嚇人樣子的種種嘗試變成一出出滑稽戲，但是不能不看到，這一綱領向前跨了極為重要的一步。這是法國工人讚同現代德國共產主義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們還是屬於把法國人看作革命的選民，把巴黎看作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別的工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是瓦揚不容爭辯的功績，他在綱領上同別人一起簽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國社會主義文獻。而德國的社會主義工人在1870年證明他們完全擺脫了一切民族沙文主義，現在他們會把法國工人接受正確的理論原理（盡管這些原理是從德國來的）這一事實看作良好的預兆。

    三（注：《流亡者文獻》這組文章的第三篇是恩格斯於1874年8月初至9月中下旬這段時間寫成的，發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的《人民國家報》第117和118號。恩格斯寫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1874年3月第2期《前進！》雜志上刊載了彼·拉甫羅夫的文章，文章否定公開揭露巴枯寧主義者在國際內部進行的分裂活動，鼓吹團結，反對革命黨內部的任何論戰。恩格斯反對拉甫羅夫采取的折中主義立場和與巴枯寧主義者進行妥協的政治策略，再次指出了巴枯寧主義對工人運動造成的危害。——250。）

    在倫敦有一家不定期的俄文評論性雜志，名叫《前進！》(《Vperёd! 》) （注：指《前進！不定期評論》，是1873至1877年在蘇黎世和倫敦出版的俄文雜志（總共出了五卷），負責該雜志編輯工作的有彼·拉·拉甫羅夫、瓦·尼·斯米爾諾夫以及尼·庫利亞勃科－科列茨基。雜志刊載有關俄國發展狀況，國際工人運動，國際總委員會的文件，各國國際支部的材料以及評論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250。）。它是由一位極可敬的俄國學者（注：彼·拉·拉甫羅夫。——編者注）主編的。在俄國流亡者文獻中盛行的一種嚴格的禮節禁止我們說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裝作是真正的革命的食人者、那些把對任何東西的尊敬都叫作背叛革命的俄國人，在自己的論戰中也恪守不指名道姓的虛套，而且絲毫不茍，這種精神只有在英國資產階級報刊上才能見◎第250頁◎到；他們始終遵守這種虛套，即使這已經顯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場合就是這樣，因為所有俄國流亡者和俄國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我們當然根本不想無緣無故地泄漏這個保守得這樣嚴格的秘密；但是，因為每一個兒童都應當有個名字，所以，我們在這篇文章中為了行文方便起見用俄國人喜愛的名字彼得來稱呼《前進！》的這位編輯，希望他不要見怪。

    朋友彼得按哲學觀點來說是一個折衷主義者，他力圖從各種千差萬別的體系和理論中選擇最好的東西：把一切都試一試，把最好的留下來！他知道，一切東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好的一面應當吸收，而壞的一面則應拋棄。但是由於每件事物，每個人，每種理論都有這種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每件事物，每個人，每種理論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壞的，就像任何別的東西一樣，因而從這個觀點看來，著急去肯定或否定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是蠢舉。從這個觀點看來，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一切鬥爭和一切爭論，都應當看作是極其荒謬的行為，只能使他們的敵人稱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個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總企圖使所有這些互相鬥爭的人們調和起來，認真地勸他們不要再在反動派面前演出這種鬧劇，而應該只是攻擊共同的敵人。如果他是剛剛從俄國來的，那麽這就更加自然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俄國工人運動達到了極其高度的發展。

    因此，《前進！》千方百計地勸導所有社會主義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開的糾紛。當巴枯寧主義者企圖通過種種陰謀詭計、欺騙和謊言使國際受他們的統治，從而在這個協會中引起了盡人皆知的分裂的時候，《前進！》卻在呼籲團結。當然要達到這種團結只有一個辦法，即立即讓巴枯寧主義者為所欲為，並把國際手腳捆綁起來聽憑他們的秘密陰謀去處置。人們並沒有完全失去責◎第251頁◎任心，他們沒有這樣做，而接受了挑戰；海牙代表大會（注：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於1872年9月2-7日在荷蘭的海牙舉行。和歷次代表大會相比，海牙代表大會按其組成來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各國的15個全國性組織的65名代表。這次代表大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領導並親自參加下，從理論上、組織上徹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寧等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破壞國際工人運動的種種罪惡活動，並把巴枯寧等人開除出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決議為後來建立各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奠定了基礎。——252、294、333。）作出了自己的決定，趕走了巴枯寧主義者並決定公布文件，以證明開除是正當的。

    《前進！》編輯部大發牢騷，抱怨沒有把整個工人運動當作貢品奉獻於心愛的“團結”之前。但是，當使巴枯寧主義者聲譽掃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員會的報告（見《一個反對國際的陰謀》（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頁。——編者注）不倫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現以後，驚恐的情緒就更加嚴重了。我們聽聽《前進！》自己是怎麽說的。

    “這個出版物……帶有充滿火氣的論戰性質，矛頭指向站在聯邦主義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內容充滿了私事，這些私事都只是道聽途說來的，因而它們的可靠性對於起草人來說不是沒有疑問的。”（注：這段話摘自拉甫羅夫的一篇文章，載於《前進！》雜志1874年蘇黎世版第2卷（第二出版年）第2編第2部分第26頁。——252。）

    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會決定的人證明，他們犯了多大的罪，《前進！》指出了《新自由新聞》上登載的一個叫卡爾·塔勒的人寫的一篇小品文（注：《新自由新聞》是奧地利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由米·埃蒂耶納和麥·弗里德蘭德創辦，1864年9月1日至1939年1月31日在維也納出版。恩格斯提到的卡·塔勒的小品文載於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新聞》第3284和3285號。——252。），這篇小品文

    “來自資產階級陣營，值得特別注意，因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隊伍中為政權而鬥爭的戰士之間的互相指責的論爭著作對於工人等級的共同敵人，對於資產階級和國家說來會有什麽意義”。

    我們首先指出，巴枯寧主義者在這里簡單地被稱為“聯邦主義者”，其對立面則是所謂的集中主義者，這說明作者似乎相信了這種不存在的、為巴枯寧主義者所發明的對立。事實表明，實際上這是無中生有的。其次，我們指出，作者是根據維也納《新自由新聞》這種下流的資產階級報紙的定貨寫成的小品文得出結論，說什麽真正的革命者不應當揭露假裝的革命者，因為這些相互指責會使◎第252頁◎資產階級和各國政府拍手稱快。而在我看來，《新自由新聞》以及所有這一幫報人盡可以寫出成千上萬的小品文，但是對德國工人政黨的行為絲毫也發生不了影響。任何鬥爭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敵人在某種程度上稱快的因素，不然換個方式就會使自身遭到肯定的損害。幸而，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我們是可以讓敵人稱快一下的，只要以這個代價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但是，主要的指責是，報告充滿了“私事，它們的可靠性對於起草人來說不是沒有疑問的”，因為這些私事都只是道聽途說來的。但是，朋友彼得從何得知，像國際這種在整個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設機構的協會只能憑道聽途說收集這類事實。這一點他沒有說明。他的論斷無論如何是極端輕率的。報告所談的事實都有真實的文件作證據，連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對它們提出異議。

    但是朋友彼得堅持認為，私事和私信一樣，是神聖的，不應在政治爭論中加以公開。如果這樣無條件地運用這條規則，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編寫歷史。路易十五與杜芭麗或彭帕杜爾的關系是私事，但是拋開這些私事全部法國革命前的歷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們就近看看當代的情況吧：如果某個貞潔的伊薩伯拉嫁給了一個人，據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審官烏爾利希）作證說，這個人不喜歡女人，因而只迷戀男性，而她，受到冷淡後，就亂找男人，——那麽，所有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貞潔的伊薩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著她的青年人當中有一個年輕的軍官，名叫塞拉諾；如果這個塞拉諾由於兩人單獨在一起時立下的功勞而被提升為元帥和內閣首相，後來被另一個寵臣所排擠和貶黜，然後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夥伴的幫助把自己的不忠實的女友從國內攆出去，最後，在經過種種驚險之後，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獨裁者，成了俾斯麥竭力為之效勞以求博得各大國承認的大人物，——在這種◎第253頁◎情況下，伊薩伯拉和塞拉諾的私人歷史就成了西班牙歷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誰想寫現代西班牙的歷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讀者提這段情節，他就是偽造歷史。同盟是一個匪幫，其中除了受騙者外，還有大量騙子、冒險家、欺詐者、警探、投機鉆營分子和懦夫，當描述這個匪幫的歷史的時候，是否應當偽造這個歷史，把這班先生們的種種下流勾當當作“私事”有意地加以隱瞞呢？朋友彼得盡可以隨便嚇成什麽樣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們還遠沒有全盤端出這些“私事”。材料正越積越多。

    如果《前進！》把報告說成主要是用私事編成的拙劣作品，那麽它所采取的是什麽立場，也就很難說了。一個會寫出這種東西來的人，或者是根本沒有讀過這個報告，或者由於見識太少或成見過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明明知道自己所寫的東西是不真實的。讀過《一個反對國際的陰謀》之後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這本書中最不重要的東西，——為了更好地評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舉的例證，——所有這些東西都可以刪去而無損於這本書的主要目的。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歐洲工人運動服從少數冒險家暗中的獨裁；為這個目的幹出了種種卑鄙勾當，特別是涅恰也夫在俄國幹出的卑鄙勾當，——這就是該書所談到的東西；斷言它的全部內容都是私事，——說得輕一點，這是不負責任的。

    當然，把俄國運動中骯臟的，毫無疑問非常骯臟的一面這樣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歐揭露出來，對某些俄國人說來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這是誰的過錯呢？不是那些代表這個骯臟一面的俄國人，不是那些欺騙自己的同胞還嫌不夠，竟然還想讓整個歐洲工人運動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務的俄國人自己，又是誰呢？如果巴枯寧和他的同夥只是在俄國施展自己的英雄行為，在西歐就未必有人◎第254頁◎會認為應把他們當作靶子。俄國人自己會操心自己的事的。但是，既然這些對西歐工人運動發展的條件和進程一竅不通的先生們竟想在我們這里扮演獨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應當直截了當地制止他們。

    況且，俄國運動是能夠安然地經受起這類揭露的。一個產生了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兩個大作家、兩個社會主義的萊辛的國家，決不會因為一度產生了像巴枯寧這樣的騙子和一些像癩蛤蟆一樣好吹牛皮、到頭來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學生，就會滅亡的。其實，就是在俄國年輕一代中間，我們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論和實踐上有傑出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他們靠自己的語言知識，在熟悉各國的運動方面超過了法國人和英國人，而在處世靈活方面則超過了德國人。那些了解工人運動並親自參加工人運動的俄國人會認為，使他們擺脫對巴枯寧主義者欺詐行徑的共同責任，是對他們的一種幫助。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妨礙《前進！》用下面這段話來結束自己的評論：

    “我們不知道，這本小冊子的作者們如何看待該書所獲得的結果。我們的大部分讀者想必會像我們一樣感到心情沈重，我們就是懷著這種心情閱讀這本小冊子和為了履行史家的職責而在我們的刊物上披露這些可悲現象的。”

    我們的敘述的第一部分就談到朋友彼得的這種沈重心情為止。第二部分從《前進！》同一卷上所載的下面這段話開始：

    “我們用另一則這類消息來使我們的讀者共享快樂。我們的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喬夫現在也同我們站在一起，加入我們的隊伍了；經過四年監禁之後，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無所作為的流放地，從而加強了我們的隊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喬夫是什麽人，我們從他本人在1874年4 月◎第255頁◎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冊子《俄國的革命宣傳的任務》中可以知道。這本小冊子表明，他是一個幼稚的、極不成熟的中學生，仿佛是俄國革命青年中的小卡爾·米斯尼克。他告訴我們說，到處都有人要求他參加《前進！》雜志；他知道，編輯是反動分子；然而他認為自己有責任保護《前進！》雜志，順便說一句，這完全不是別人對他的要求。他來到之後驚異地發現，編輯，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終決定取舍文章之權。自然，這種不民主的行動方式使他感到憤慨；他寫了一封詳盡的信，信中說，“從維護正義和基於純粹理論方面的考慮……”他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順便說一句，後邊這些人根本沒有這種要求）“在刊物的寫作和經濟方面的一切問題上，都有平等的〈同主編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在這里，一種稚氣立即暴露出來了，它在俄國流亡者運動中雖然不占上風，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寬容的。一位在本國負有盛名的俄國學者，流亡到國外，籌集資金在國外創辦一個政治性刊物。他的事業剛剛有所進展，未經任何邀請，就有一個陌生的、多少有些過度興奮的年輕後生跑來，自薦為他撰稿，並且極其幼稚地提出條件，要在有關寫作和金錢的一切問題上都同刊物創辦人享有同樣的表決權。在德國，對這種人會幹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國人則不是那麽粗野。朋友彼得同樣“從維護正義和基於純粹理論方面的考慮”竭力說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錯了。自然，這是徒勞的。深受委屈的特卡喬夫像阿基里斯一樣躲進自己的營幕，並且用自己的小冊子從那里向朋友彼得開火，稱後者為“庸俗哲學家”。

    他不厭其煩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寧主義關於真正革命實質的已被重覆過無數次的詞句，來指責朋友彼得，說他的罪行就是要人民為革命預先作準備，使他們“明確了解和意識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誰想這樣做，據說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進步的信徒，◎第256頁◎亦即反動分子，“合乎德國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懂得人民是時刻準備著發動革命的”；誰不相信這一點，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們的力量之所在”。對於那些不相信這一點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這位“我們當代青年的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說，在人民作好發動革命的準備之前，我們應當等待。“但是我們不能，我們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學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認為自己有權隨時號召人民起來革命”等等。

    在我們西歐，只要一個簡單的回答就可以終止所有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們的人民時刻準備著發動革命，如果你們認為自己有權隨時號召人民起來革命，如果你們已經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們幹嗎還用廢話來煩擾我們，鬼知道你們為什麽不幹起來呢？

    但是，在我們的俄國人看來事情並不那麽簡單。朋友彼得認為，特卡喬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永遠在迷堂中打轉的議論，能夠對俄國青年產生一種像維納斯山那樣的魔力，於是他這個俄國青年的忠實的埃卡爾特，就出版了一本長達60頁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語連篇的書翰（注：指彼·拉·拉甫羅夫匿名出版的論戰性著作，標題是《致俄國社會革命青年。關於小冊子：俄國的革命宣傳的任務》1874年倫敦版。以下恩格斯引用的是該書第3、17、44-45頁。——257。）。他在這里陳述了他本人對革命實質的看法，一本正經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經準備好進行革命，革命家們是否有權並且是在什麽條件下有權號召人民起來革命，此外還發表了其他諸如此類自作聰明的議論。這些東西整個看起來和經院哲學家關於童貞馬利亞的研究似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種像童貞馬利亞之類的東西，理論成了信仰，參加運動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動都不是在平庸的塵世展開的，而是在泛泛空話的九霄雲外進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卻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雖然鼓吹團結，反對革命黨內部的任何論戰、任何“互相指責的論爭著◎第257頁◎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樣參加論戰，當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爾特的責任，如果不同樣指責自己的對手，當然就不能回答對手的指責。這種“可悲現象”是以多麽“沈重”的心情發生的呢，——朋友彼得將親自告訴我們。他的小冊子一開頭這樣寫道：

    “兩害相權取其輕。

    我很清楚地知道，俄國流亡者的全部文獻包括的都是些互相指責的小冊子，其中爭論誰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誰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誰是真誠的誰不是真誠的，誰才是俄國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實的革命政黨的真正代表，——這全部純系俄國流亡者私人之爭的文獻，使讀者感到厭煩，對革命鬥爭事業也沒有任何價值，而且只能使我們的敵人稱快……　我知道這個，但我仍然認為，我應當寫這些篇章，應當用自己的手為這可悲的文獻增加一點數量，使讀者厭煩，敵人稱快……　所以應當這樣做，因為兩害相權應取其輕。”

    妙極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進！》雜志上大大發揚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並要求我們容忍被我們揭穿了的騙子——正如我們所看見的，他和我們一樣清楚地知道這些騙子——那麽為什麽他對報告的作者們就一點也不容忍呢！竟不問問自己，他們是否也有必要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是怎麽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釘子，然後才認識到，如果不進行比較尖銳的論戰來反對那些在假革命活動的掩蓋下力圖使整個歐洲工人運動走上歧途並取消整個運動的人，那就可能發生比這種論戰更有害的事情，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不過，我們對朋友彼得還是寬厚一點吧，他的遭遇已經是夠嚴酷的了。他懷著完全知罪的意識還沒有做完他責備我們所做的那種事情，涅墨西斯又趕著他往前走了，迫使他為卡爾·塔勒先生提供新材料，以便為《新自由新聞》寫下一篇小品文。◎第258頁◎

    “或者”，——他問隨時準備起義的特卡喬夫，——“你們的宣傳鼓動大概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吧？你們的組織大概準備好了吧？準備好了吧？確實準備好了吧？難道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員會，發號施令的兩人委員會嗎？我們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騙，他們的信任被可恥地濫用了，弄得他們已經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組織已經準備好了。”

    當然，俄國讀者不需要別人說明，這“兩人”就是巴枯寧和涅恰也夫。接著寫道：

    “但是有人聲明說，他們是人民之友，是社會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們的活動中卻帶有我在前面稱之為'舊社會的覆活'的虛偽和不真誠品質……　他們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們對舊制度的不公平的憤慨，提出了一條原則：在鬥爭中什麽手段都可以用。他們把欺騙同志，欺騙那個似乎是他們服務對象的人民都算作是這種可用的手段。他們只要能組成一個相當強大的黨，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組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革命的政黨可以沒有黨員的真誠團結似的！他們準備在人民中燃起劫掠和不勞而獲的舊欲望……　他們準備剝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把他們變成自己計劃的工具；他們在口頭上準備捍衛個人和小組的最充分的獨立和自治，同時卻在建立最堅決的秘密獨裁制度，把他們的信徒培養成最馴服的、盲目聽從的工具，好像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聯合，一個由那些在行動上經常否定在口頭上宣揚的東西的人組成的團體就能完成社會革命似的！”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卻是事實：這段話很像是從《一個反對國際的陰謀》中摘引來的，兩者的相象看起來就像兩個雞蛋一樣，而寫這段話的人正好是幾個月前把這本書當作反對共同事業的犯罪行為來譴責的那個人，理由是該書進行了攻擊，而這種攻擊卻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話一模一樣，所反對的也同樣是那些人。現在我們可以滿足了。

    如果我們現在回頭來看一看胸懷壯志但卻一事無成的特卡喬夫先生，以及我們這位朋友彼得在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點不幸，那就該輪到我們來說：◎第259頁◎

    “我們不知道，作者們如何看待所獲得的結果。我們的大部分讀者想必會像我們一樣感到'愉快'，我們就是懷著這種心情閱讀這篇文章和為了履行史家的職責而在我們的刊物上披露這些'特殊'現象的。”

    但是，還是把玩笑擱在一邊。迄今的俄國運動中之所以發生許多奇怪現象，是由於長期以來任何一部俄國著作對於西方說來都好像是封了七道火漆似的，因此巴枯寧及其同夥就很容易把他們所幹的勾當向西方隱瞞起來，而這些勾當在俄國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們大力散布這樣一種意見：說什麽為了運動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國運動中骯臟的東西，也應當向西方隱瞞起來；誰把俄國的事情——因為它們見不得人——告訴歐洲，誰就是叛徒。現在這種情況已經結束。通曉俄語，現在至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已經不是那樣稀罕的事情了；俄語是活的語言中最有力量和最豐富的語言之一，所以無論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學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學習的。俄國人應當順從不可避免的國際方面的命運，就是說他們的運動從今以後要在歐洲其余國家的面前並在它們監督之下進行。任何人都沒有像俄國人自己那樣不得不因與外界隔絕而付出沈重的代價。如果不是處於這種隔絕狀態，他們是不會在許多年中被巴枯寧及其同夥那樣可恥地愚弄的。從西方的批評中，從西歐的各種運動同俄國運動的相互國際影響中，從終於正在實現的俄國運動同全歐運動的融合中獲益最大的正是俄國人自己。◎第260頁◎


恩格斯　流亡者文獻（之二）

    *（注：《流亡者文獻》這組文章共五篇，是恩格斯於1874年5月中旬至1875年4月寫成的。恩格斯在這組文章里介紹了波蘭、法國和俄國流亡者們對他們本國發生的革命事變所持的觀點。他從分析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入手，得出了有關歐洲革命前景的結論，並通過對巴黎公社經驗的回顧闡述了無產階級鬥爭的戰略和策略。恩格斯試圖通過這組文章使德國工人階級自覺地把他們的鬥爭與世界各國的革命運動緊密地聯系起來。

    這組文章於1874年至1875年陸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1894年恩格斯把其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了《〈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並分別加了小標題。——235。）

    四（注：《流亡者文獻》這組文章的第四篇是恩格斯根據馬克思和李卜克內西的建議而寫的，完成於1875年3月。這篇文章是對彼·尼·特卡喬夫的誹謗性小冊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見注170）的答覆。特卡喬夫的這本小冊子同時也是針對德國工人的。他宣揚了所謂俄國社會發展的特點和優勢的民粹派觀點，尤其是他認為，俄國人民參加革命的準備遠比西歐和中歐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充分，俄國的村社有可能輕而易舉地使俄國社會實現革命的變革，因此，特卡喬夫主張由秘密的革命組織在有利時機通過暴力奪取政權。恩格斯在這篇文章里批駁了特卡喬夫散布的盲動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觀點。這篇文章發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國家報》第36和37號上。——261。）

    《人民國家報》的讀者不走運。他們當中有些人想必還記得，我在前一篇關於流亡者文獻的文章（第117和118號）中分析了從俄文《前進！》雜志上摘錄下來的幾段話，以及它的編輯所寫的一本小冊子。當時在進行分析的時候完全是順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喬夫先生，他為了反對上面提到的那個編輯而寫了一本小冊子，我之所以要同他打交道，只是因為避免不了。我根據作者不朽創作的形式和內容，說明他是“一個幼稚的、極不成熟的中學生，仿佛是俄國革命青年的小卡爾·米斯尼克”，並且對《前進！》雜志的編輯表示遺憾，因為他竟認為有必要和這樣的對手周旋。但是很快我就感覺到，卡爾這個孩子也開始威脅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論戰。他發表了一封1874年由蘇黎世《哨兵報》印刷所出版的《彼得·特卡喬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注：彼·特卡喬夫《致1874年度〈人民國家報〉第117和118號所載〈流亡者文獻〉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1874年蘇黎世《哨兵報》印刷所出版。

    《哨兵報》是瑞士一家社會民主派的報紙，由海·格雷利希和雅·弗蘭茨1869至1880年在蘇黎世用德文編輯出版，1869至1873年是國際瑞士各德國人支部的機關報，後來是瑞士工人聯合會和瑞士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261。）。這封信把這位特卡喬夫先生理應知道我沒有說過的各種瑣事都加到我的頭上，對此我是不在乎的；但是，特卡喬夫先生向德國工人提供了有關俄國狀況的完全不真實的描述，企圖以此來替巴枯寧主義者對待俄國的態度作辯護，——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駁。

    特卡喬夫先生在他的公開信中總是以俄國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斷言，我“給……俄國革命者出主意，說服他們和我〈！〉結成同盟”；同時，說什麽我“以最不利的色調來向德國工人”描寫“俄國革命政黨的國外代表”、他們的意向和他們的著作。他說道：“您向我們俄國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視，因為在您看來，我們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學生，這就是您賜予我們的稱◎第261頁◎呼”，——而結尾自然是下面這張王牌：“您嘲笑我們，就是為我們的共同敵人即俄羅斯國家很好地效勞”。說什麽我“用盡一切罵人話”來攻擊他特卡喬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喬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這一切沒有一句是真話。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喬夫先生本人對特卡喬夫先生的名言負責，而沒有歸咎於其他任何人。我根本連想都沒有想到要把他看作是俄國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硬要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說的關於幼稚的中學生和其他恭維話從自己身上轉送給他們，那我就要堅決反對這種做法。自然，在俄國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樣，會碰到道德和智能極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說來——即使把時代的差別和重大的環境差別充分估計在內——俄國青年現在無疑也要遠遠高過我們德國青年學生，甚至高過他們在黃金時代即在30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喬夫先生本人而外，誰也沒有給予他代表所有這些青年人講話的權利。盡管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巴枯寧主義者，但是我還是懷疑他是否有權代表這樣一些為數不多的俄國巴枯寧主義者來發言，即代表我曾經說過的“一些像癩哈蟆一樣好吹牛皮、到頭來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學生”來發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們，這仍然只不過是關於倫敦土利街三個裁縫的老故事的翻版，這三個裁縫曾發表一個宣言：“我們，英國人民，聲明”等等（注：我敢打賭，特卡喬夫先生一定會說，我開這個玩笑就完全背叛了無產階級，因為我把裁縫“形容得滑稽可笑”。）。因此，必須首先確定，“俄國革命者”無論先前和現在都與這里的問題毫不相幹，我們應當把特卡喬夫的“我們”到處都讀作“我”。

    據說，我曾給他“出過主意”！對於這點我一無所知。打擊，彼◎第262頁◎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許順便給過幾下，但是主意？（注：“打擊”的德文是“Schlge”；“主意”的德文是“Ratschlge”。——編者注）勞駕請提出證據。

    據說，我曾說服他或者像他這一類的人和我結成同盟，而且還指出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談到的。如果特卡喬夫先生能證明這點，我就給他10馬克俾斯麥時代的帝國硬幣。

    據說，我曾斷言他“愚蠢”——他給這兩個字加上了引號。雖然我不想否認，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還可以說他有才能的話——在這兩本著作中並沒有放射出來，但是每個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這兩個字一次也沒有出現過。不過，巴枯寧主義者先生們在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總是求助於偽造引文。

    此外，還據說，我“嘲笑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喬夫先生想硬要我認真看待他的小冊子，這當然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德國人素來被認為是單調乏味的人，而且在許多時候確實也應該博得這樣的稱號。但是這並沒有給我們加上一層義務，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像巴枯寧主義者那樣單調乏味和一本正經。德國工人運動由於同警察、檢察官和監獄看守進行遊擊戰而獲得了一種獨特的幽默氣質；我為什麽要改變它呢？誰也沒有禁止特卡喬夫先生也盡力來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謊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後接著便是一個無可比擬的指責：我如實地介紹了特卡喬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為我們的共同敵人即俄羅斯國家很好地效勞”！同樣在另一個地方又說，像我那樣描繪他，我就是違反“國際工人協會綱領的基本原則”！這里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第263頁◎巴枯寧主義者。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們，對我們總是為所欲為，尤其是他們在暗處這樣幹的時候，但是，你若試圖不用最尊敬的口吻來談論他們，試圖揭露他們的活動，批評他們和他們的空話，——你就是為俄國沙皇效勞和破壞國際的基本原則。事情恰恰相反。為俄國政府效勞的不是別人，正是特卡喬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國警察當局稍微聰明一點，它就會在俄國大量散發這位先生的小冊子。一方面，警察當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來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面前敗壞作者自視為其代表的俄國革命者的名譽。另一方面，始終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一些很好的但沒有經驗的年輕人被特卡喬夫先生引上輕舉妄動的道路，從而自投羅網。

    特卡喬夫先生說，我“用盡一切罵人話來攻擊他”。但是有一種責罵，即所謂諷刺挖苦，是最有效的雄辯手段之一，這種手段一切大演說家在必要時都加以運用，而英國最有才能的政治著作家威廉·科貝特則是運用這種手段的能手，其運用之妙迄今還令人讚嘆不已，並成為不可企及的典範。特卡喬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冊子中也“罵”得很不壞。因此，即使我也罵了人，那麽這本身也決不能構成我的罪過。但是，既然我並沒有把特卡喬夫先生當作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沒有采用什麽雄辯術，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罵他。我們來看一看，關於他我說了些什麽。

    我稱他為“幼稚的、極不成熟的中學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識。至於說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以下一段文字轉述了特卡喬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國負有盛名的俄國學者，流亡到國外，籌集資金在國外創辦一個政治性刊物。他的事業剛剛有所進展，未經任何邀請，就有一個陌生的、多少有些過度興奮的年輕後生跑來，自薦為他撰稿，並且極其幼稚地提出條件，要在有關寫作和金錢的一切問◎第264頁◎題上都同刊物創辦人享有同樣的表決權。在德國，對這種人會幹脆嗤之以鼻的。”

    在這之後我沒有必要再列舉證據來說明他的性格的不成熟。下面那段從特卡喬夫先生的小冊子中摘錄下來的話，已充分證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於談到知識，那麽《前進！》雜志和特卡喬夫先生之間的爭論大部分是圍繞著下述問題進行的：《前進！》雜志編輯要求俄國革命青年學會一些東西，用認真的、切實的知識來豐富自己，養成用合乎規律的方法來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業業地致力於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喬夫先生厭惡地拒絕了這類勸告：

    “我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們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極大憤慨……　學習吧！提高自己吧！呵，上帝，難道這是一個活人在向活人們說話。等待！學習，深造！我們到底是否有權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們是否有權把時間浪費在提高自己上面？”（第14頁）“知識——這確實是和平進步的必要條件，但對革命說來它們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頁）（注：彼·特卡喬夫《俄國的革命宣傳的任務。致〈前進！〉雜志編輯的信》。——編者注）

    既然特卡喬夫先生對單純號召學習都表示憤慨，既然他宣稱一切知識對革命者說來都是多余的，況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點點知識的痕跡，那麽這樣一來他就是自己為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證據，而我只不過是指出了這點而已。但是，一個自己為自己提供了這種證據的人，在我們看來頂多只能達到中學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達到了他可能達到的這種最高的程度，決不是罵他，而是給了他甚至可以說是過多的榮譽。

    此外，我說過，特卡喬夫先生的議論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錄的話就是這方面的證明）、枯燥的（這一點大概作者本人也不會否認）、充滿矛盾的（正如《前進！》雜志編輯向他指出的那樣）和永遠◎第265頁◎在迷堂中打轉的（這也是準確的）。然後我談到了他的雄心壯志（關於這一點我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的）和一事無成（本文再充分不過地表明了這一點）。究竟哪兒有罵人的話呢？我把他比作小卡爾·米斯尼克，而此人在德國是最討人喜歡的中學生和最為人所熟悉的德國作家之一，所以這根本說不上是罵人話。不過，別忙！我不是說過，他像阿基里斯一樣躲進自己的營幕，並用自己的小冊子從那里向《前進！》雜志開火嗎？問題原來在這里。一個一聽到學習二字就勃然大怒的人，一個可以大膽地把海涅的詩句

    “他自己為自己贏得

    他自己的全部無知”（注：海涅《科貝斯第一》。——編者注）

    當作自己的座右銘的人，在這里頭一次聽說阿基里斯這個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於我提到阿基里斯時同時也提到了“營幕”和“開火”，因此特卡喬夫先生可能會以為，這位阿基里斯是一個俄國軍士或土耳其非正規軍隊的士兵，因而我罵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喬夫先生保證，我所說的這位阿基里斯是希臘傳說中的非常偉大的英雄，他躲進自己的營幕就為一切時代最宏偉的英雄史詩——《伊利亞特》提供了題材；甚至巴枯寧先生也能向他證實這一點。如果我的這個猜想是正確的，那麽當然，我將不得不聲明，特卡喬夫先生不是一個中學生。

    往下特卡喬夫先生說道：

    “盡管如此，但是我仍然要表述這樣的信念：要引起社會革命是很容易的……　您會指出，既然可以這樣容易地引起革命，為什麽不這樣幹，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談論它呢？——在您看來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為……　我和我的◎第266頁◎志同道合者深信，在俄國實現社會革命沒有任何困難，任何時候都可以喚起俄國人民實行總的革命反抗〈！〉。誠然，這個信念使我們有責任進行一定的實踐活動，但是這個信念同進行文字宣傳的益處和必要性絲毫也不矛盾。只是我們深信這一點，那是不夠的；我們希望，別人也讚同我們的這種信念。我們的志同道合者越多，我們就越會感到自己有力量，我們就越容易實際解決這個任務。”（注：彼·特卡喬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第9-10頁。——編者注）

    這簡直太好了！這聽起來多麽親切，多麽通情達理，多麽善良崇高，多麽令人信服。這聽起來完全好像說，特卡喬夫先生寫自己的小冊子僅僅是為了證明文字宣傳的益處，而我這個沒有耐性的黃口孺子卻回答他說：文字宣傳見鬼去吧，現在就該舉事！——那麽，實際情況究竟怎樣呢？

    特卡喬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冊子中一開始就幹脆對報刊宣傳（而這正是文字宣傳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聲稱，不應把“過多的革命力量浪費”在報刊宣傳上，因為“它在運用得不恰當的時候所帶來的害處，要比運用得恰當的時候可能帶來的好處大得無可比擬”。我們這位特卡喬夫先生就是這樣崇尚一般文字宣傳的。如果就細節來說，當你想從事這種宣傳，想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者時，僅僅發表宣言是不夠的，而必須探究根據，因而，必須從理論上來考慮問題，也就是說歸根到底必須科學地對待問題。關於這一點特卡喬夫先生向《前進！》雜志編輯聲明道：

    “您的哲學鬥爭，您的雜志熱心進行的那種純理論的、純科學的宣傳……從革命政黨利益的角度來看，不僅是無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注：彼·特卡喬夫《俄國的革命宣傳的任務。致〈前進！〉雜志編輯的信》。——編者注）◎第267頁◎

    你們看，我們越深入地研究特卡喬夫先生對文字宣傳的觀點，我們就越加陷入絕境，越加不能理解，他想要什麽。事實上他究竟想要什麽呢？我們接著聽下去：

    “難道您不懂得，一個革命者始終認為而且應當認為自己有權號召人民實行起義；他和庸俗哲學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不等待歷史事件的進程本身向他指示時刻，而來自己選擇這個時刻；他知道人民隨時都有進行革命的準備（第10頁）……　誰不相信當前革命的可能性，誰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進行革命的準備（第11頁）……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不能等待，所以我們斷定說，俄國革命絕對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絕對必要；我們不允許有任何耽誤，任何延宕。不是現在就幹，就得很久以後才幹，也許是永遠不幹（第16頁）……任何受盡專橫暴虐和剝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這樣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處於這種狀況），由於自己的社會環境的條件本身的作用，都是革命的；它隨時能夠，它隨時希望進行革命；它隨時準備進行革命（第17頁）……　但是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頁）……現在哪有功夫長期集訓，哪有功夫沒完沒了地準備，——讓每個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趕緊起程。幹什麽？這個問題我們不應再去管它。它早已解決了。這就是幹革命。——怎麽幹？誰能怎麽幹就怎麽幹，誰知道怎麽幹就怎麽幹。”（第39頁）（注：彼·特卡喬夫《俄國的革命宣傳的任務。致〈前進！〉雜志編輯的信》。——編者注）

    我認為這已經說得夠清楚的了。因此我建議小卡爾·米斯尼克：既然已經非這樣幹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經準備好進行革命而你也準備好了，既然你無論如何不願等，不能等，而且也無權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選擇起義時刻的權利，以及最後，既然問題在於不是現在就幹就是永遠不幹！——那麽，最親愛的小卡爾，你就幹你所不能拒絕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幹革命並把俄羅斯國家◎第268頁◎徹底摧毀吧，不然的話，末了你會釀成更大的災禍！

    小卡爾·米斯尼克幹了些什麽呢？他投入了戰鬥嗎？消滅了俄羅斯國家嗎？解放了俄國人民，“這個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著蒙難的荊冠被釘在奴隸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嗎？解放了這個災難深重得不允許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嗎？

    他連想都沒有這樣想。小卡爾·米斯尼克滿臉流著無辜受辱的辛酸淚向德國工人訴說：你們看，壞蛋恩格斯在誣賴我；他聲稱我說過要立即起義；但是我說的根本不是這回事，而是說要進行文字宣傳，而連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傳的恩格斯，卻厚著臉皮假裝不了解“文字宣傳的好處”。

    等待！搞文字宣傳！而我們到底是否有權等待，是否有權把時間浪費在文字宣傳上？要知道，革命拖延每一小時，每一分鐘，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萬的犧牲！（第14頁）現在不是進行文字宣傳的時候，革命需要現在就幹，不然也許是永遠不幹……我們不允許有任何耽誤，任何延宕。而據說我們還要去搞文字宣傳！呵，上帝，難道這是一個活人在向活人們說話，而這個說話的人就叫作彼得·特卡喬夫！

    這套現在被輕蔑地拋棄的關於立即起義的大話，我稱之為“幼稚的”，難道說得不對嗎？這套大話竟幼稚到這種程度，可想而知，說這種大話的人在這方面大概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他居然還是超過了自己。《前進！》雜志編輯摘錄了特卡喬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國農民宣言中的一個地方。特卡喬夫先生在宣言中對社會革命完成後的狀況作了如下的描繪：◎第269頁◎

    “莊稼漢也就會過起載歌載舞的快活日子來……他的錢包裝得滿滿的，並且裝的是金幣而不是銅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應有盡有，要多少有多少。他的飯桌上擺著各式各樣的肉食，還總是有節日的糕點，還有各種甜酒，從早到晚隨時可以享用。他又吃又喝，肚子能裝下多少就裝多少，而幹活幹多幹少隨他的便，誰也不敢強迫他去幹什麽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注：彼·拉·拉甫羅夫《致俄國社會革命青年》1874年倫敦版第47頁。——編者注）

    一個編得出這類宣言的人，對於我僅僅把他叫作年輕的、極不成熟的中學生，居然還要憤憤不平！

    特卡喬夫先生接著說：

    “您到底為什麽要指責我們的秘密活動？如果放棄秘密的、隱蔽的地下活動，我們也就勢必要放棄所有一切革命活動。可是，您懲罰我們還因為我們在這里，即在西歐……也不願意放棄我們進行秘密活動的習慣，而這就妨礙了……偉大的國際工人運動。”（注：彼·特卡喬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第7頁。——編者注）

    第一，說俄國革命者除了搞密謀之外再沒有別的手段是不正確的。特卡喬夫先生不是剛剛還在強調從國外傳入俄國的文字宣傳的重要性嗎？況且，在俄國本國內，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進行口頭宣傳的途徑是永遠不可能完全被杜絕的，不管特卡喬夫先生為了自己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說些什麽。對此最好的證明是，不久前在俄國進行的大規模逮捕中，大多數被捕者不是受過教育的人或大學生，而是工人。

    第二，只要特卡喬夫先生能夠向我證明，我什麽時候和在什麽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動中曾經斷言，密謀在任何條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許的，那麽還在他沒有解放俄國之前，我就遠走高飛，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夠向我證明，我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談到反對國際◎第270頁◎的密謀即同盟而外還談到別的密謀，那我就從月球上送一點什麽東西給他作紀念。唉，如果俄國的巴枯寧主義者先生們的確認真地進行秘密活動來反對俄國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們這些自詡為“活動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瞞哄和欺騙同謀者為根基的欺詐性密謀，即不去搞涅恰也夫這位被特卡喬夫說成“我們當代青年的表率”所搞的那種密謀，如果他們不去搞破壞歐洲工人運動的密謀，即不去搞幸而被揭穿從而被摧毀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謀，而做一番真正的事業，來證明他們是真正有組織的，證明他們除了企圖成立一個十來個人的小組以外還在幹點別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們在進行秘密活動，我們在進行秘密活動！他們完全像歌劇中的密謀家一樣，放開喉嚨演出一場四重唱，各自喊著：小聲點，小聲點！不要吵！所有這套關於廣泛進行的密謀的牛皮大話只不過是一種掩蔽物，無非用來掩蓋對於各國政府沒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動以及在革命黨內進行充滿野心的幫派活動的事實。

    正因為我們在《一個反對國際的陰謀》中無情地揭露了所有這些欺騙伎倆（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頁。——編者注），這班先生們才這樣暴跳如雷。他們說，這是“冒失行為”。他們說，我們揭露巴枯寧先生就是力圖“玷辱我們所處的這個革命時代的最偉大和最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穢”來玷辱。然而，只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看出，這種污穢原來完完全全是巴枯寧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遠非最拙劣的作品。上述著作把他描繪得還過於清白了。我們僅僅摘錄了《革命問答》（注：指巴枯寧在1869年夏寫的《革命者問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一文中引用了該問答的全文，並對它作了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1-477頁）。——271。） 第十八條，這一條規定必須如何對待俄國貴族和資產階級，必須如何“掌握他們的齷齪的秘密，從而使他們變成我們◎第271頁◎的奴隸，這樣一來，他們的財富等等就會成為創辦各種事業的取之不盡的寶庫和寶貴的支持”。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說明，這一條是如何見諸實踐的。而這方面有許多東西可以講，並且在適當時機確實也要講。

    這樣一來就弄清楚了，特卡喬夫先生擺出一副無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即擺出這副對一切巴枯寧主義者都是極為相稱的面孔對我進行的一切斥責，都是立足於這樣一些論斷，這些論斷他不僅知道是假的，而且還是他本人卑鄙無恥地捏造出來的。關於他的《公開信》中的個人的方面，我們就談到這里為止。

    五　論俄國的社會問題（注：《流亡者文獻》這組文章的第五篇是恩格斯概括論述俄國問題的第一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對俄國，首先是對1861年以來俄國農村社會發展的新文獻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恩格斯在這篇文章里，從探討彼·尼·特卡喬夫的觀點入手，表明了自己對俄國1861年改革以後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以及俄國革命發展前景所持的態度。馬克思把這篇文章看作是恩格斯70年代為《人民國家報》撰寫的論文中最重要的一篇。列寧也曾指出，這是一篇“價值極大的論述俄國經濟發展的文章”（列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它對俄國流亡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篇文章寫作的時間是1875年3月底至4月中旬，曾發表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國家報》第43、44和45號，並以《論俄國的社會問題》為標題於1875年6月底或7月初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恩格斯於1875年5月下半月為它寫了一篇不太長的導言，他指出：“俄國事態的發展，對德國工人階級具有極大的意義”。這篇文章於1894年收入《〈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這次重新發表時恩格斯又寫了一篇跋（見本選集第4卷第437-451頁）。——272。）

    特卡喬夫先生談到這個問題時告訴德國工人說，我對於俄國沒有“絲毫知識”，相反地，只表現出“愚昧無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們說明真實情況，特別是說明，為什麽正是現在在俄國可能輕而易舉地、比西歐要容易得多地實現社會革命。

    “我們這里沒有城市無產階級，這的確是事實；然而我們這里也沒有資產階級……　我國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權力作鬥爭，因為資本的權力在我們這里還處於萌芽狀態。而閣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鬥爭要比同後者作鬥爭容易得多。”（注：這里和以下幾處恩格斯引用的是特卡喬夫的小冊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272。）

    現代社會主義力圖實現的變革，簡言之就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以及通過消滅一切階級差別來建立新的社會組織。為此不但需要有能實現這個變革的無產階級，而且還需要有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野蠻人和半野蠻人◎第272頁◎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個民族都經歷了這種狀態。我們決不會想到要重新恢覆這種狀態，至少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這種狀態中必然要產生階級差別。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為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可以持續下去，並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或甚至倒退。但是生產力只有在資產階級手中才達到了這樣的發展程度。可見，就是從這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正如無產階級本身一樣，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因此，誰竟然斷言在一個雖然沒有無產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里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那就只不過證明，他還需要學一學關於社會主義的初步知識。

    總之，俄國工人——而這些工人，用特卡喬夫先生自己的話說，乃是“農夫，因此不是無產者，而是有產者”——要做到這點是較為容易的，因為他們鬥爭的對象不是資本的權力，而“只是政治權力”，即俄羅斯國家。而這個國家

    “只有從遠處看才像是一種力量……　它在人民的經濟生活里沒有任何根基，它自身並不體現任何階層的利益……　在你們那里國家不是虛幻的力量，它用雙腳站在資本上面；它本身體現著〈！〉一定的經濟利益……　我們這里的情況在這方面恰好相反；我國社會形式本身的存在有賴於國家的存在，這個國家可以說是懸在空中的，它和現存的社會制度毫不相幹，它的根基是過去，而不是現在”。

    我們既不去談論認為經濟利益需要有它們本身所創造的國家來充當自身的體現者這樣一種混亂的觀點，也不去談論說什麽俄國的“社會形式〈要知道農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其中的〉本身的存在有賴於國家的存在”這樣一種大膽的論斷，也不去談論認◎第273頁◎定這個國家本身同據說是由它創造的現存社會制度“毫不相幹”這樣一種矛盾的說法。我們最好是馬上來看看這個絕對不代表任何階層的利益的、“懸在空中的國家”吧。

    在俄國歐洲部分，農民占有10 500萬俄畝土地，貴族（為了簡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稱為貴族）占有1億俄畝土地，其中幾乎有一半屬於15 000個貴族，所以他們每人平均占有3 300俄畝。可見，農民的土地只比貴族的土地稍微多一點。你們看，貴族同充當他們占有全國一半土地的後盾的俄羅斯國家的存在竟沒有絲毫利害關系！其次，農民為自己這一半土地一年交納19 500萬盧布的土地稅，而貴族則只交納1 300萬！貴族的土地收獲量平均比農民的高一倍，因為在贖買徭役後接著分配土地時，國家從農民手中奪走而轉交給貴族的，不僅是大部分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時農民不得不為了自己最壞的土地向貴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價。而俄國貴族同俄羅斯國家的存在竟沒有絲毫利害關系！

    農民——其大多數——在贖買以後，陷入了極其貧困的、完全無法忍受的狀況。他們不僅被奪去了他們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國富饒的地區，農民的份地——按俄國的耕作條件說——都小得無法賴以糊口。農民不僅為這塊土地被刮去了極大的一筆錢，這筆錢是由國家替他們墊付的，現在他們必須連本帶利逐漸償還給國家。他們不僅肩負著幾乎全部土地稅的重擔，而貴族卻幾乎完全免稅；單是這一項土地稅就抵銷了並且甚至超過了農民份地地租的全部價值，所以農民必須交付的其他一切捐稅——關於這些，我們下面要談到——就要直接由構成農民工資的那一部分收入中來扣除。不僅如此。除了要交納土地稅，交付國家墊付贖金的利息和分期償付贖金以外，自從新近建立地方管理機關以來又加上了省和縣的捐稅。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後果就是給農◎第274頁◎民加上了各種新的捐稅負擔。國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當大的一部分支出轉嫁給各省和縣，省和縣為了彌補這種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稅，而俄國的慣例是，上等階層幾乎不納稅，農民幾乎交納全部捐稅。

    這樣的狀況仿佛是專為高利貸者制造的。而由於俄國人在進行低級階段的貿易，利用有利行情和玩弄與此密不可分的欺詐手腕方面，都具有幾乎無與倫比的本領，所以在俄國高利貸者比比皆是，——無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說過，一個俄羅斯人抵得過三個猶太人。快到收稅的時候，高利貸者、富農——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農民——就跑出來，拿自己的現錢放債。農民無論如何需要錢用，所以只得無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貸者的條件。這樣一來，農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現錢越來越多。一到收獲的時節，糧商就來了；因為需要錢，農民被迫出售一部分養家活口所必需的糧食。糧商散布各種壓低價格的謠言，只出很低的價錢，而且甚至連這很低的價錢也常常部分地用按高價折合的商品來支付，因為在俄國實物工資制度十分盛行。可見，俄國糧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農民挨餓為基礎的。——另一種剝削農民的方式是投機家從政府那里長期租賃一片官地，當土地不用施肥就能得到很好收成的時候就自己耕種，然後把這片土地分成小塊，把耗盡地力的土地以很高的租價租給鄰近的少地的農民。如果說上面我們看到的是英國式的實物工資制度，那麽在這里，我們看到的便是不折不扣的愛爾蘭式的中間人。簡言之，沒有一個別的國家像俄國這樣，當資產階級社會還處在原始蒙昧狀態的時候，資本主義的寄生性便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整個國家、全體人民群眾都被這種寄生性的羅網覆蓋和纏繞。而這一切吮吸農民血液的吸血鬼，同運用法律和法庭來保護吸血鬼的巧取豪奪的俄羅斯國家的存在，竟沒有絲毫利◎第275頁◎害關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薩近10年來那批特別由於鐵路建設而獲得空前迅速發展並在最近的繁榮年代愉快“沾光”的大資產階級，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築在農民貧困上面的經營糧食、大麻、亞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賴國家恩賜的保護關稅才能存在的整個俄國大工業，——難道居民中這一切頗有份量的、迅速成長的因素同俄羅斯國家的存在竟沒有利害關系？至於充斥俄國、盜竊俄國並在俄國形成一個真正階層的人數眾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說了。既然特卡喬夫先生硬要我們相信，俄羅斯國家“在人民的經濟生活里沒有任何根基，它自身並不體現任何階層的利益”，它是“懸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們覺得，懸在空中的與其說是俄羅斯國家，倒不如說是特卡喬夫先生自己。

    俄國農民在擺脫農奴從屬地位以後的處境已經不堪忍受，不可能長久這樣繼續下去，而僅僅由於這個原因，俄國革命正在日益迫近，——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問題只在於這個革命的結果可能怎樣，將會怎樣？特卡喬夫先生說，它將是社會革命。這純粹是同義反覆。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會革命，因為它使新階級占據統治地位並且讓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其實，特卡喬夫先生是想說，這將是社會主義革命，它將在我們西方還沒有實現以前，就在俄國實現西歐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那種社會形式——而且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只是零星出現並且還處在低級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狀態下來實現！這一點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俄國人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選民，而且他們還有勞動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

    關於勞動組合特卡喬夫先生只是附帶提了一下，但是我們在這里要多談幾句，因為從赫爾岑年代起，在許多俄國人心目中它就◎第276頁◎具有某種神秘的作用。勞動組合是俄國一種很普遍的協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種最簡單的形式，很像遊獵部落在打獵時的自由合作形式。無論按名稱或按事實說來，它都不是起源於斯拉夫族，而是起源於韃靼族。它的名稱和事實，一方面在吉爾吉斯族、雅庫特族等中間可以見到，另一方面在拉普族、薩莫耶德族和其他芬蘭民族中也可以見到。（注：關於勞動組合，還可以參看《Sbornik　materialov　obArteljachvRossiji》（《俄國勞動組合材料匯編》）1873年聖彼得堡版第1分冊。）所以勞動組合最初不是在俄國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東部，即同芬蘭人和韃靼人接壤的地方發展起來的。嚴寒的氣候要求進行多種多樣的工業活動，而城市的不夠發達和資本的缺乏就盡可能由這種合作形式來彌補。勞動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組合成員們彼此負有團結一致對付第三者的責任，這原來是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如像古德意志人中間的相互擔保、血族覆仇等等一樣。——附帶說說，勞動組合這個名詞在俄國不僅用於各種合夥的行動上，而且還用於共同的機構上。（注：此文在1875年發表時接著還寫有下面這句話：交易所也是一種勞動組合。——編者注）

    在工人勞動組合里面，總是要選出一個領導（starosta即長者）來執行財務員、會計等職務，需要時還執行經理的職務，並且領取一筆特別薪俸。這類勞動組合：

    (1)是為了暫時性的事業而建立的，事業結束後，即行解散；

    (2)是在從事某種同一職業的人中間，例如在搬運工人等等中間建立的；

    (3)是為了真正的工業企業，即永久性的企業而建立的。

    它們是根據全體成員簽訂的合同建立的。如果這些成員自己◎第277頁◎不能湊足必要的資本，如像在幹酪業和捕魚業（為了買漁網、漁船等等）中所常見的那樣，那麽勞動組合便落在高利貸者手中，他以高額利息貸出組合欠缺的款子，從此就把大部分的勞動收入裝進自己的腰包。但是，以全體雇傭工人身分完全受雇於某個企業主的那些勞動組合，則受到更加卑鄙的剝削。他們自己管理著自己的生產活動，這樣就為資本家節省了監督費用。資本家把茅舍租給他們住，借給他們生活資料，從而又實行起最可鄙的實物工資制度。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煉工人中間，在西伯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許多行業中間，情況就是如此（參看弗列羅夫斯基《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69年聖彼得堡版）。可見，勞動組合在這里是使資本家便於剝削雇傭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種雇用本團體以外的人作雇傭工人的勞動組合。

    總之，勞動組合是一種自發產生的，因而還很不發達的合作社形式，並且也不是純俄羅斯或純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建有這種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業中，在英國的捕魚業中，合作社的種類甚至是非常紛繁的。在40年代建造那麽多德國鐵路的西里西亞的土方工人（是德國人，而決不是波蘭人）就曾組織在真正的勞動組合里面。這種形式在俄國占有優勢當然證明俄國人民有著強烈的聯合願望，但這還遠不能證明他們靠這種願望就能夠從勞動組合直接跳入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要實現這種過渡，首先勞動組合本身應當能夠向前發展，拋棄它本身那種自發的，如我們所看到的與其說為工人不如說為資本家服務的形式，並且它應當至少提高到西歐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即使這一次可以相信特卡喬夫先生（從上面說過的一切看來，這樣做自然是過於冒險了），問題也遠不是那麽回事。相反，他竟用一種對於他的觀點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態度向我們斷言：◎第278頁◎

    “至於不久前在俄國用人工培植起來的德國〈！〉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麽我國大多數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態度對待它們，並且它們幾乎到處都遭到了徹底破產。”

    現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經證明，它能夠自擔風險、有利可圖地經營大工業（如蘭開夏郡的紡織業）。勞動組合則直到現在不僅沒有能力做到這點，而且如果它不繼續發展的話，它甚至必然要亡於大工業。

    俄國農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於1845年發現的，他把這種所有制當作一種十分奇妙的東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噓，雖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的威斯特伐利亞故鄉也能找到不少公社所有制殘余，而他作為一個政府官員，甚至有義務確切了解這種殘余的情況。（注：指哈克斯特豪森《對俄國的內部關系、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村設施的考察》（第1-2部1847年漢諾威版，第3部1852年柏林版）。——279、339。）身為俄國地主的赫爾岑，從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農民們是共同占有土地的，於是他便利用這一點來把俄國農民描繪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體現者、天生的共產主義者，把他們同衰老腐朽的西歐的那些不得不絞盡腦汁想出社會主義的工人對立起來。這種認識由赫爾岑傳給了巴枯寧，又由巴枯寧傳給了特卡喬夫先生。我們聽聽特卡喬夫先生是怎麽說的：

    “我國人民……絕大多數……都充滿著公有制原則的精神；他們——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是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集體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國人民的整個世界觀〈我們馬上就會看到，俄國農民的世界能達到多遠的境地〉深深地生長在一起，以致現在當政府開始領悟到這個思想同一個'有良好秩序的'社會的各種原則不能相容，並且為了這些原則想把個人所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識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時候，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來，很清楚，我國人民盡管愚昧無知，但是比西歐各國人民更接近於社會主義，雖然後者是較有教養的。”◎第279頁◎

    其實，土地公社所有制這種制度，我們在從印度到愛爾蘭的一切印度日耳曼語族各民族的低級發展階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響而發展的馬來人中間，例如在爪哇，都可以見到。早在1608年，在剛被征服的愛爾蘭北部存在的公認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實，曾被英國人用作借口來宣布說土地無主，從而把這些土地收歸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種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國，它曾經是普遍現象；現在有些地方還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殘余；特別是在山區，常常會看到它的明顯遺跡，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關於古德意志公社所有制的更精確的說明及其詳細情況，可以在毛勒的許多著作中找到，這些著作都是論述這個問題的經典作品。（注：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國馬爾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國領主莊園、農戶和農戶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國鄉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280。）在西歐，包括波蘭和小俄羅斯在內，這種公社所有制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變成了農業生產的桎梏和障礙，因而漸漸被取消了。相反地，在大俄羅斯（即俄國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這首先就證明農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農村社會狀態在這里還處在很不發達的階段，而且事實上也是如此。俄國農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動；其余的整個世界只有在幹預他的公社事務時，對於他才是存在的。這一點甚至表現在這一事實上：在俄語中，mup一詞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農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農民的語言中就是公社社員大會。因此，特卡喬夫先生說到俄國農民的“世界觀”，顯然是把俄文mup一詞譯錯了。各個公社相互間這種完全隔絕的狀態，在全國造成雖然相同但絕非共同的利益，這就是東方專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礎。從印度到俄國，凡是這種社會形式占優勢的地方，它總是產生這種專制制度，總是在這種專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補充。不僅一般的俄羅斯國家，並且連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專制制度，都不是懸在空中，而是俄國社會狀態的必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產物，而根◎第280頁◎據特卡喬夫先生的說法，它同這種狀態竟“毫不相幹”！——俄國向資產階級方向的繼續發展，即使沒有俄國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幹涉，在這里也會把公社所有制逐漸消滅掉的。這特別是因為俄國農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現在還有的情形那樣，共同耕種公社土地，僅僅把產品拿來分配。相反，在俄國，土地不時在各個家長之間進行分配，並且每家各自耕種自己的一份土地。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社員間在富裕程度上的極大差異，而這種現象也確實是存在的。幾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員中總有幾個富裕農民，有時是百萬富翁，他們放高利貸，榨取農民大眾的脂膏。這一點誰也沒有特卡喬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國工人相信，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國農民這個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放棄“集體所有制的思想”，同時卻在自己的俄文小冊子第15頁上說道：

    “一個高利貸者〈kulakov〉階級，農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購買者和租佃者階級，即農民貴族正在農民中間培植出來。”

    這正是我們上面詳細說過的那一類吸血鬼。

    給公社所有制以最沈重打擊的仍然是贖買徭役。地主獲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給農民的土地勉強夠維持生活，而往往根本不夠維持生活。此外，森林也轉歸地主；以前農民可以不花錢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築用的木料，現在他也必須用錢來購買。於是，農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塊光禿禿的土地以外就一無所有，沒有錢來耕種；通常土地也不夠用，不能保證他一家由一次收獲活到下一次收獲。在這種條件下，由於各種捐稅和高利貸者的壓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種恩惠，而變成了一種桎梏。農民時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拋棄自己的土地，靠做短◎第281頁◎工謀生。（注：關於農民狀況，還可以參看政府農業委員會的正式報告（1873年），以及斯卡爾金《W Zacholusti i w Stolice》（《在窮鄉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聖彼得堡版。後一著作是溫和保守分子寫的。）

    由此可見，俄國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過了它的繁榮時代，看樣子正在趨於解體。但是也不可否認有可能使這一社會形式轉變為高級形式，只要它能夠保留到條件已經成熟到可以這樣做的時候，只要它顯示出能夠在農民不再分開而是集體耕作的方式下向前發展（注：在波蘭，尤其是在格羅德諾省，地主由於1863年的暴動而大部分破產，農民現在往往購買或租賃地主莊園，並且為著共同的利益共同進行耕種。但這些農民幾百年來已沒有任何公社所有制，並且他們不是大俄羅斯人，而是波蘭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羅斯人。）；就是說，有可能實現這種向高級形式的過渡，而俄國農民無須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間階段。然而這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會發生，即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並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特別是提供在整個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此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條件。可見，特卡喬夫先生斷言俄國農民雖然是“有產者”，但比西歐沒有財產的工人“更接近於社會主義”，完全是胡說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麽東西還能挽救俄國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變成確實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麽這正是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

    特卡喬夫先生處理政治革命也像他處理經濟革命一樣輕易。他說，俄國人民用“組成教派……抗稅……建立強盜集團〈德國工人可以額手稱慶了，因為屠夫漢斯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之父〉……放火……暴動”等形式“不斷地反抗”奴隸制，“所以俄國人民可以◎第282頁◎說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這一切都使特卡喬夫先生確信：“只要在幾個地方同時激起始終在我國人民心胸中沸騰著的……積憤和不滿情緒……”那時“革命力量的團結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而鬥爭……就一定會有利於人民事業。實際的必要性，自衛的本能”也將自然而然地造成“進行反抗的各個公社間緊密的不可分割的聯盟”。

    不能想象有比這更容易更愜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個地方同時發動起義，則“本能的革命者”、“實際的必要性”、“自衛的本能”就會“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革命既然是這樣難以置信的輕易，那為什麽沒有早就去實現革命，為什麽人民還沒有獲得解放，為什麽俄國還沒有變成模範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簡直是無法理解的。

    其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俄國人民，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經舉行過無數次零星的農民起義去反對貴族和反對個別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農民首領並要奪回王位的場合以外，從來沒有反對過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最後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葉梅利揚·普加喬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說什麽他未被妻子殺害，而只是被廢黜和關進牢獄，但是他逃出來了。相反，沙皇被農民看成人間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遠——這就是他們絕望中的嘆聲。至於農民大眾——特別是從贖買徭役以來——所處的地位，日益迫使他們也去同政府和沙皇作鬥爭，這是確實無疑的事實；而關於“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話，讓特卡喬夫先生去說給別人聽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國農民大眾本能上是最革命不過的，就假定我們設想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塊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樣來定做的，那麽請問：一個12歲以上的人關於革命的進程是否應該持有◎第283頁◎像我們在這里看到的這種絕頂幼稚的見解呢？大家還要進一步想一想，這一切是在按這種巴枯寧方式制造出來的第一次革命於1873年在西班牙慘敗以後寫出來的。在那里也是同時在幾個地方開始起義。在那里人們也是指望，實際的必要性、自衛的本能將自然而然地在進行反抗的各個公社間建立起緊密的不可分割的聯盟。結果怎樣呢？每個公社，每個城市，都只是各自保衛自己，根本談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維亞只率領3 000個兵士，在14 天內就相繼征服了各個城市，消除了所有這些無政府主義的壯舉。（見我的《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540頁。——編者注）一文，那里關於這點寫得很詳細。）

    俄國無疑是處在革命的前夜。財政已經混亂到了極點。捐稅額已無法再往上提高，舊國債的利息用新公債來償付，而每一次新公債都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只有借口建造鐵路還能得到一些錢！行政機構早已腐敗透頂，官吏們主要是靠貪污、受賄和敲詐來維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農業生產——這是俄國最主要的生產——都被1861年的贖買辦法弄得混亂不堪；大地產沒有足夠的勞動力，農民沒有足夠的土地，他們遭到捐稅壓榨，受到高利貸者的洗劫；農業生產一年比一年下降。所有這一切只是靠東方專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強支持著，這種專制制度的專橫，我們在西方甚至是無法想象的。這種專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個開明階級的見解，特別是同迅速發展的首都資產階級的見解發生越來越劇烈的矛盾，而且連它現在的體現者也不知所措：今天向自由主義讓步，明天又嚇得要命地把這些讓步收回，因而越來越失去信用。同時，在集中於首都的那些較開明的國民階層中間越來越意識到，這種情況不可容忍，變革已經迫近，但同時也產生一種幻想，以為可能把這個變革◎第284頁◎納入安靜的立憲的軌道。這里，革命的一切條件都結合在一起；這次革命將由首都的上等階級，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開始進行，但是農民將把它向前推進，很快就會使它超出最初的立憲階段的範圍；這個革命單只由於如下一點就對全歐洲具有極偉大的意義，就是它會一舉消滅歐洲整個反動勢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觸動的最後的後備力量。這個革命無疑正在日益臨近。只有兩個事變可能使它長久遷延下去：或者是反對土耳其或反對奧地利的戰爭得手，為此需要有金錢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過早的起義嘗試把有產階級再次趕入政府的懷抱。

    寫於1874年5月-1875年4月

    載於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6日和8日《人民國家報》第69、73、117和118號；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國家報》第36、37、43、44和45號；第5部分於1875 年以單行本：恩格斯《論俄國的社會問題》在萊比錫出版；第1、2和5部分載於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9-623頁◎第285頁◎


馬克思　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摘錄）

    *（注：本文是馬克思對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作的摘錄和評注。巴枯寧的這本書於1873年在日內瓦匿名出版，該書被巴枯寧主義者們公認為是一部綱領性的文獻。馬克思對該書摘要所作的評注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擁護者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政治鬥爭密切相關，在海牙代表大會上巴枯寧主義者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遭到失敗以後，這一鬥爭仍在繼續進行。

    馬克思作的摘要和評注是一部獨特的批判性和論戰性著作，這一著作在分析當時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敵人、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巴枯寧的觀點的同時，也深刻地批判了各種無政府主義的學說，闡述了與之相對立的科學共產主義的極其重要的原理：關於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的原理。馬克思在手稿中是通過一系列插語和評注闡述這些原理的。

    本篇中凡是逐字轉述或大意轉述巴枯寧一書內容的地方，都用小五號字，馬克思本人的批語則用老五號字排印。——286。）

    “我們已經表示深深厭惡拉薩爾和馬克思的理論，這種理論建議工人建立人民國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這看作最終的理想，至少也要看作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們的解釋，'人民國家'不是別的，而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請問，如果無產階級成了統治階級，它去統治誰呢？這就意味著（這就是說значит），將來還有另一個無產階級要從屬於這個新的統治，新的國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這就是說，只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只要無產階級還在同它們進行鬥爭（因為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無產階級的敵人和舊的社會組織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就必須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麽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並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

    “例如，大家都知道，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чернь，即普通農民，貧賤農民是不被馬克思主義者賞識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們大概要受城市工廠無產階級統治。”

    這就是說，凡是農民作為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歐大陸各國那樣農民甚至多少還占多數的地方，凡是農民沒有消◎第286頁◎失，沒有像在英國那樣為農業短工取代的地方，就會發生下列情況：或者農民會阻礙和斷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國迄今所發生的那樣，或者無產階級（因為有產農民不屬於無產階級；甚至從他們的狀況來看已屬於無產階級的時候，他們也認為自己不屬於無產階級）將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農民的狀況，從而把他們吸引到革命中來；這些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的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農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權；只有當租佃資本家排擠了農民，而真正的農民變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樣的無產者、雇傭工人，因而和城市工人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有了共同利益的時候，才能夠這樣做；尤其不能像在巴枯寧的革命進軍中那樣用簡單地把大地產分給農民以擴大小塊地產的辦法來鞏固小塊土地所有制。

    “或者，如果從民族觀點來看這個問題，那麽假定對於德國人來說，斯拉夫人將由於同樣的原因對勝利的德國無產階級處於奴隸般的從屬地位，而德國無產階級則對本國的資產階級處於這種奴隸般的從屬地位。”（第278頁）

    小學生式的蠢話！徹底的社會革命是同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條件聯系著的；這些條件是社會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業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人民群眾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會革命才有可能。無產階級要想有任何勝利的可能性，就應當善於變通地直接為農民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法國資產階級在進行革命時為當時法國農民所做的那樣。想得真妙，勞動的統治竟包括對農業勞動的壓迫！但是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寧先生內心深處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麽是社會革命，只知道這方面的政治詞句；在他看來，社會革命的經濟條件是不存在的。由於在此以◎第287頁◎前存在過的一切發達的和不發達的經濟形式都包括了對勞動者（不論是具有雇傭工人、農民等等的形式）的奴役，所以他認為，在這一切經濟形式下，徹底的革命同樣都是可能的。不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歐洲社會革命要按俄國或斯拉夫的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的水平來進行，並且不要超過這種水平，雖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間的差別。但也只不過是航海而已，因為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別！他的社會革命的基礎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條件。

    “如果有國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就必然有統治( господство)，因而也就有'奴役'；離開公開的或隱蔽的奴役，統治是不可想象的，這就是我們要與'國家'為敵的原因。”（第278頁）

    “'上升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是什麽意思呢？”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不再在一個個場合同經濟特權階級作鬥爭，它的力量和組織使它足以在同這些階級作鬥爭時采取普遍的強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運用經濟手段來消除它作為雇傭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為階級的特性；隨著它獲得徹底勝利，它的統治也就結束了，因為它的階級性質已經消失了。

    “難道整個無產階級都將成為統治的首腦？”

    舉例來說，難道在工會中，它的執行委員會是由工會全體組成的嗎？難道在工廠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產生的各種不同的職能都將消失嗎？難道在巴枯寧的“自下而上”的結構中，人人都在“上面”嗎？如果那樣，豈不就沒有什麽“下面”了。難道公社的全體社員將同時掌管一個“地區”的共同利益嗎？如果那樣，公社和“地區”之間也就沒有任何差別了。◎第288頁◎

    “德國人大約有4 000萬。難道4 000萬人全將成為政府成員嗎？”

    當然如此！因為事情是從市鎮自治做起的。

    “全民都將成為統治者，而被統治者也就沒有了。”

    如果人自己統治自己，那麽按照這個原則，他就不是統治自己；因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別人。

    “如果那樣，就將沒有政府，沒有國家，而如果有國家，就會有統治者和奴隸。”（第279頁）

    這只是說：階級統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這個二者擇一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中解決得很簡單。他們〈即巴枯寧〉所理解的人民的統治，就是人民通過由人民選舉出來的為數不多的代表來實行統治。”

    蠢驢！這是民主的胡說，政治的瞎扯！選舉是一種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國公社和勞動組合中都有。選舉的性質並不取決於這個名稱，而是取決於經濟基礎，取決於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當這些職能不再是政治職能的時候，(1) 政府職能便不再存在了；(2) 一般職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務性質並且不會產生任何統治；(3)選舉將完全喪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質。

    “由全民選舉人民代表和'國家統治者'的普選權”，——

    這和全民是一樣的東西，在目前的意義上都是幻想，——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民主學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謊言，它掩蓋著進行統治的少數人的專制，更危險的是，它貌似所謂人民意志的表現”。

    在集體所有制下，所謂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讓位給合作社的◎第289頁◎真正意志。

    “因此結果是：具有特權的少數人統治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但是，馬克思主義者說，這個少數”——

    在哪里說的？——

    “將由工人構成。是的，大概是過去的工人，但是他們一旦變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統治者，他們就不再是工人了”。

    而決不像目前的工廠主，他們並不因當了市政委員會的委員就不再是資本家。

    “他們將從'國家'的高度來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們代表的，將不再是人民而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統治人民的'野心'。誰懷疑這一點，誰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頁）

    如果巴枯寧先生對工人合作工廠中的一位經理的地位只要有一些了解，他關於統治權的一切狂想就見鬼去吧。他會不得不問自己：在這種工人國家（如果他願意這樣稱呼它的話）的基礎上，管理職能會具有什麽形式。

    （第279頁）。“但是這些當選人將是具有狂熱而堅定的信念的、 並且是博學的社會主義者。'博學社會主義'這個詞”，——

    還從來沒有人使用過。

    “科學社會主義”，也只是為了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對應時才使用，因為空想社會主義力圖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僅僅運用自己的科學認識去探討人民自己進行的社會運動；參看我反對蒲魯東的那本書——◎第290頁◎

    “在拉薩爾派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和演講中經常使用。這本身就證明，所謂的人民國家不是別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博學者所組成的一個新的人數很少的貴族階級非常專制地統治人民群眾。人民是沒有科學知識的，這就是說，他們將從從事統治的操勞中完全被解放出來，將完全被當作被統治的畜群。多麽美好的解放啊！”（第279-280頁）

    “馬克思主義者感覺到了這個〈！〉矛盾，由於意識到，博學者的統治〈簡直是胡說！〉是世界上最沈重、最令人難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統治，它盡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將是實實在在的專政，因此人們便想象這個專政是臨時的、短暫的，以此來聊以自慰。”

    不，我親愛的！工人對反抗他們的舊世界各個階層實行的階級統治必須持續到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被消滅的時候為止。

    “他們說，他們唯一的心願和目的是教育人民和從經濟上與政治上提高人民〈咖啡館里的政客！〉，使人民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任何統治很快都變得無用，國家喪失政治的即'統治的'性質，自行變成各種經濟利益和各公社的自由組織。這是一個明顯的矛盾。如果他們的國家真正是人民大眾的國家，那麽為什麽要把它廢除呢？如果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須廢除國家，那麽他們又怎麽敢把它稱為人民大眾的國家呢？”（第280頁）

    撇開想在李卜克內西的人民國家（那完全是用來反對《共產黨宣言》等等的一種胡說）這個問題上做文章的企圖不談，這里的意思只不過是：由於無產階級在為摧毀舊社會而鬥爭的時期還是在舊社會的基礎上進行活動，因此自己的運動還采取多少同舊社會相適應的政治形式，——所以，在這一鬥爭時期，無產階級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終的組織，為了解放自己，它還要使用一些在它獲得解放以後將會放棄的手段；由此巴枯寧先生便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最好什麽也別幹，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審判的到來。

    “通過同他們的論戰〈這場論戰顯然早在我反對蒲魯東的那本書和《共產黨宣言》問世以前，甚至早在聖西門以前，就已經進行了：好一個逆序法！〉，我◎第291頁◎們使他們認識到，自由或者無政府狀態〈巴枯寧先生僅僅是把蒲魯東和施蒂納的無政府狀態翻譯成野蠻的韃靼方言罷了〉，即工人群眾自下而上的自由組織〈胡說八道！〉”，“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任何'國家'，人民國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種羈絆，它一方面產生專制，另一方面產生奴役”（第280頁）。

    寫於1874-1875年初

    第一次發表於1926年《馬克思主義年鑒》雜志第2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4-702頁◎第292頁◎


馬克思　哥達綱領批判

    *（注：《哥達綱領批判》是科學共產主義最重要的綱領性文獻，是對機會主義進行不調和鬥爭的典範。這一著作寫於1875年4月至5月初，並於5月5日連同附信寄給了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之一威·白拉克。這一著作對即將合並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草案提出了批評意見，這些意見是為將在哥達舉行的合並大會而準備的。

    《哥達綱領批判》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公開發表。1891年1月，恩格斯為了反擊德國黨內正在擡頭的機會主義思潮，徹底肅清拉薩爾主義的影響，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制定正確的綱領，不顧黨內某些領導人的反對，將這一著作發表在《新時代》雜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並寫了一篇序言，同時發表的還有與這一著作直接有關的馬克思於1875年5月5日給威·白拉克的信。

    恩格斯在發表《哥達綱領批判》時，刪去了一些針對個別人的尖銳的詞句和評語，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是應《新時代》雜志的出版者狄茨和編輯卡·考茨基的要求。這一著作發表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和《前進報》編輯部對它反應冷淡。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預見的那樣，無論是在德國黨內，還是在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中，馬克思的這一著作都受到歡迎，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把這一著作看作是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獻。

    《哥達綱領批判》和恩格斯寫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沒有再版過。這里所發表的中文版是按手稿全文翻譯和刊印的。——293。）

    恩格斯寫的1891年版序言

    這里刊印的手稿——對綱領草案的批判以及給白拉克的附信——曾於1875年哥達合並代表大會（注：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國的哥達召開的代表大會，會上當時德國工人運動中存在的兩個派別，即由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於1869年在愛森納赫建立，並由他們領導的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和由哈森克萊維爾、哈賽爾曼和特耳克領導的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實現了合並，合並後的黨命名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293、695。）召開以前不久寄給白拉克，請他轉給蓋布、奧爾、 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過目，然後退還馬克思。既然哈雷黨代表大會（注：哈雷代表大會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廢除後於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國的哈雷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890年10月16日根據哥達綱領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內西的提議，決定起草一個新綱領草案，提交下屆黨代表大會討論。這個新綱領於1891年10月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被通過，通稱愛爾福特綱領。——293。）已把關於哥達綱領的討論提到了黨的議事日程，所以我認為，如果我還不發表這個與這次討論有關的重要的——也許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隱匿罪了。

    但是，這個手稿還有另外的和更廣泛的意義。其中第一次明確而有力地表明了馬克思對拉薩爾開始從事鼓動工作以來所采取的方針的態度，而且既涉及拉薩爾的經濟學原則，也涉及他的策略。

    這里用以剖析綱領草案的那種無情的尖銳性，用來表述得出的結論和揭露草案缺點的那種嚴厲性，——這一切在15年以後的今天再也不會傷害任何人了。地道的拉薩爾分子只是還有個別的殘余存在在國外，而哥達綱領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制定者在哈雷當作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東西放棄了。

    雖然如此，我還是在內容不受影響的地方，把一些涉及個人的尖銳的詞句和評語刪掉了，而用省略號來代替。如果馬克思今天發◎第293頁◎表這個手稿，他自己也會這樣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語氣很激烈，這是由下述兩種情況引起的：第一，馬克思和我對德國運動的關系，比對其他任何一國運動的關系都更為親切；因此這個綱領草案中所表現的明顯的退步，不能不使我們感到特別憤慨。第二，那時國際海牙代表大會（注：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於1872年9月2-7日在荷蘭的海牙舉行。和歷次代表大會相比，海牙代表大會按其組成來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各國的15個全國性組織的65名代表。這次代表大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領導並親自參加下，從理論上、組織上徹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寧等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破壞國際工人運動的種種罪惡活動，並把巴枯寧等人開除出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決議為後來建立各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奠定了基礎。——252、294、333。）閉幕才兩年，我們正在同巴枯寧和他的無政府主義派進行最激烈的鬥爭，他們要我們對德國工人運動中發生的一切負責；因而我們不得不預先想到，他們也會把我們說成是這個綱領的秘密制定者。這些顧慮現在已經消失，保留有關詞句的必要性也就隨之消失。

    還由於新聞出版法的緣故，有些語句也只用省略號暗示出來。在我不得不選用比較緩和的說法的地方，加上了方括號。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於倫敦

    載於1890-1891年《新時代》雜志第1卷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5-106頁◎第294頁◎

    給威·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於倫敦親愛的白拉克：

    下面對合並綱領的批判性批注，請您閱後轉交蓋布和奧爾、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過目。注意：手稿必須退還給您，以便我必要時使用。（注：這句話在馬克思手稿中寫在信頭上，並標上一個符號＋。1891年發表時沒有這句話。——編者注）我工作太忙，已經不得不遠遠超過醫生給我限定的工作量。所以，寫這麽長的東西，對我來說決不是一種“享受”。但是，為了使黨內朋友們（這個通知就是為他們寫的）以後不致誤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驟，這是必要的。

    這里指的是，在合並大會以後，恩格斯和我將要發表一個簡短的聲明（注：這個聲明後來沒有發表，其原因見恩格斯1875年10月11日致威·白拉克以及1875年10月12日致奧·倍倍爾的信。——295。） ，內容是：我們同上述原則性綱領毫不相幹，同它沒有任何關系。（注：1891年發表時刪去了這段話。——編者注）

    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在國外有一種為黨的敵人所熱心支持的見解——一種完全荒謬的見解，仿佛我們從這里秘密地操縱所謂愛森納赫黨（注：愛森納赫黨的正式名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於1869年8月7-9日在德國的愛森納赫城舉行的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社會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上成立，領導人是奧·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西。愛森納赫黨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關懷下建立和成長起來，它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是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左派。——295。）的運動。例如巴枯寧還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注：指巴枯寧1873年在瑞士用俄文出版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295。）中要我不僅為這個黨的所有綱領等等負責，甚至要為李卜克內西自從和人民黨（注：德國人民黨成立於1865年，由主要是德國南部各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德國人民黨執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號，反對確立普魯士對德國的領導權，宣傳實行聯邦制，反對以集中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統一德國，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義意圖。

    1866年，以工人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黨並入德國人民黨。人民黨的這支左翼，除了反普魯士的情緒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決國家的全民族的統一問題之外，在實質上與原來的德國人民黨毫無共同之點，以後它就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後來該黨的基本成員脫離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於1869年8月參加了社會民主工黨的建立工作。——295、314、321。）合作以來所采取的每一個步驟負責。（注：指巴枯寧在《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所表達的意思。馬克思在對這本書作的摘要和評注中揭露了巴枯寧提出的責難是毫無根據的。——295、325。）（注：1891年發表時刪去了“不僅”二字和“甚至……負責”這半句話。——編者注）◎第295頁◎

    此外，我的義務也不容許我即使用外交式的沈默來承認一個我認為極其糟糕的、會使黨精神墮落的綱領。

    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勢也不容許這樣做——超過愛森納赫綱領（注：1869年8月7-9日在愛森納赫舉行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全德代表大會。會上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也稱愛森納赫黨。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即愛森納赫綱領，總的來說是符合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的精神的。——296、320。），那就幹脆締結一個反對共同敵人的行動協定。但是，制定一個原則性綱領（應該把這件事推遲到由較長時間的共同工作準備好了的時候），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可供人們用來衡量黨的運動水平的里程碑。

    拉薩爾派的首領們靠攏我們，是因為他們為形勢所迫。如果一開始就向他們聲明，決不拿原則做交易，那麽他們就不得不滿足於一個行動綱領或共同行動的組織計劃。可是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允許他們拿著委托書來出席，並且自己承認這種委托書是有約束力的，就是說，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無條件投降。（注：委托書在這里是指受某個組織或黨派的委托去參加某種會議或執行某種使命的證明書。具有約束力的委托書規定了受委托人必須嚴格遵守的要求。

    拉薩爾派為了堅持他們的機會主義主張，發給他們的代表具有約束力的委托書，而李卜克內西熱衷於合作，不惜作無原則的讓步，他在1875年4月21日給恩格斯的覆信中辯解說：“拉薩爾派事先直接舉行了執行委員會會議，一些特別糟糕的條文均受委托書的約束。我們的（以及對方的）任何人都毫不懷疑，合並是拉薩爾主義的死亡。因此我們更應當對他們讓步。”——296。）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在妥協代表大會以前就又召開代表大會，而自己的黨卻在事後才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注：原來宣布哥達合並代表大會將於1875年5月23-25日召開，拉薩爾派代表大會在這以前召開，愛森納赫派代表大會擬於5月25-27日召開。實際情況是，合並代表大會於5月22-27日召開，而愛森納赫派代表大會和拉薩爾派代表大會都是在合並代表大會期間召開的。——296。）人們顯然是想回避一切批評，不讓自己的黨有一個深思的機會。（注：1891年發表時刪去了這句話。——編者注）大家知道，合並這一事實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滿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為這種一時的成功不是用過高的代價換來的，那他就錯了。

    況且，撇開把拉薩爾的信條奉為神聖這一點不談，這個綱領也是完全要不得的。

    我將在最近把《資本論》法文版的最後幾分冊寄給您。排印工作因法國政府禁止而耽擱了很久。在本星期內或下星期初本書可以印完。前六分冊您收到了沒有？請把伯恩哈德·貝克爾的地址也告訴我，我也要把最後幾分冊（注：指馬克思親自校訂的《資本論》第1卷的法文譯本，這一譯本於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在巴黎分九冊出版。——296。）寄給他。（注：1891年發表時刪去了這段話。——編者注）◎第296頁◎

    人民國家報出版社（注：指出版《人民國家報》的萊比錫合作印刷廠出版社，該社於1875年出版了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的新版本。——297。）有自己的習慣。例如到現在為止連一本新版的《科隆共產黨人案件》（注：指馬克思《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1875年第2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頁。——編者注）也沒有給我寄來。

    致衷心的問候。

    您的　卡爾·馬克思

    寫於1875年5月5日

    摘要載於1890-1891年《新時代》雜志第1卷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4頁◎第297頁◎

    德國工人黨綱領批注

    一

    1.“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為有益的勞動只有在社會中和通過社會才是可能的，所以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於社會一切成員。”

    本段第一部分：“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上面那句話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並且在勞動具備相應的對象和資料的前提下是正確的。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應當容許這種資產階級的說法回避那些唯一使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屬於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給勞動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由於勞動的自然制約性產生出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

    現在不管這句話有什麽毛病，我們且把它放在一邊。那麽結論◎第298頁◎應當怎樣呢？顯然應當是：

    “因為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所以社會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勞動產品就不能占有財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勞動，他就是靠別人的勞動生活，而且也是靠別人的勞動獲得自己的文化。”

    可是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借助於“而因為”這樣的字眼硬接上第二句話，以便從第二句，而不是從第一句作出結論來。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勞動只有在社會中和通過社會才是可能的。”

    按照第一句話，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說，任何社會都不能離開勞動。相反地，我們現在卻看到，任何“有益的”勞動都不能離開社會。

    那麽同樣可以說，只有在社會中，無益的、甚至有損公益的勞動才能成為一種行業，只有在社會中才能遊手好閒過日子，如此等等，——一句話，可以抄襲盧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麽是“有益的”勞動呢？那只能是產生預期的有益結果的勞動。一個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以後就是蒙昧人）用石頭擊斃野獸，采集果實等等，就是進行“有益的”勞動。

    第三，結論：“而因為有益的勞動只有在社會中和通過社會才是可能的，所以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於社會一切成員。”

    多妙的結論！既然有益的勞動只有在社會中和通過社會才是可能的，勞動所得就應當屬於社會，其中只有不必用來維持勞動“條件”即維持社會的那一部分，才歸各個勞動者所得。

    事實上，這個論點在一切時代都被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先驅（注：1891年發表時這里是“捍衛者”。——編者注）◎第299頁◎提出過。首先要滿足政府以及依附於它的各個方面的要求，因為政府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社會機關；其次要滿足各種私有者（注：1891年發表時這里是“私有財產”。——編者注）的要求，因為各種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基礎，如此等等。你們看，這些空洞的詞句是隨便怎麽擺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兩部分只有像下面這樣說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聯系：

    “勞動只有作為社會的勞動”，或者換個說法，“只有在社會中和通過社會”，“才能成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

    這個論點無可爭辯地是正確的，因為孤立的勞動（假定它的物質條件是具備的）即使能創造使用價值，也既不能創造財富，又不能創造文化。

    但是另一個論點也是同樣無可爭辯的：

    “隨著勞動的社會性的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勞動之成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勞動者方面的貧窮和愚昧、非勞動者方面的財富和文化也發展起來。”

    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歷史的規律。因此，不應當泛泛地談論“勞動”和“社會”，而應當在這里清楚地證明，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怎樣最終創造了物質的和其他的條件，使工人能夠並且不得不鏟除這個歷史禍害（注：1891年發表時這里是“社會禍害”。——編者注）。

    實際上，把這整個行文和內容都不妥當的條文放在這里，只不過是為了把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作為口號寫在黨旗的上方。以後我還要回過來談“勞動所得”、“平等的權利”等等，因為同樣的東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覆出現。◎第300頁◎

    2.“在現代社會，勞動資料為資本家階級所壟斷；由此造成的工人階級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貧困和奴役的原因。”

    這段從國際章程中抄來的話，經過這番“修訂”就變成錯誤的了。（注：國際工人協會臨時章程中的原話是：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編者注）

    在現代社會，勞動資料為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所壟斷（地產的壟斷甚至是資本壟斷的基礎）。無論是前一個或者後一個壟斷者階級，國際章程在有關條文中都沒有提到。它談到的是“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生活源泉”這一補充語充分表明，勞動資料也包括土地。

    作這種修訂，是因為拉薩爾由於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僅僅攻擊資本家階級，而不攻擊土地所有者。（注：指拉薩爾同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的秘密勾結。馬克思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覺察到這一點。他在1865年2月23日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拉薩爾事實上背叛了黨。他同俾斯麥訂立了一個正式的契約。”1928年發現的材料證實，拉薩爾早在1863年5月就同俾斯麥達成了協議，彼此多次密談，書信來往。1863年6月拉薩爾寫信給俾斯麥表示：“一旦工人等級能夠有理由相信獨裁對它有好處，它就會本能地感到自己傾向於獨裁。這是千真萬確的；因此，正如我最近對您說的那樣，如果國王什麽時候能夠決定采取——當然這是難於置信的——步驟，實行真正革命的和民族的方針，並把自己從一個特權等級的王權變成一個社會的和革命的人民的王權，那麽工人等級盡管有共和主義的信仰，或者寧可說正是由於這種信仰，就會多麽傾向於把國王看作是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利己主義相對立的社會獨裁的天然體現者！”——301。）在英國，資本家甚至多半不是他的工廠所在的那塊土地的所有者。

    3.“勞動的解放要求把勞動資料提高為社會的公共財產，要求集體調節總勞動並公平分配勞動所得。”

    “把勞動資料提高為公共財產”！應當是說把它們“變為公共財產”。這不過是順便提一句罷了。

    什麽是“勞動所得”呢？是勞動的產品呢，還是產品的價值？如果是後者，那麽，是產品的總價值呢，或者只是勞動新加在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上的那部分價值？

    “勞動所得”是拉薩爾為了代替明確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一◎第301頁◎個模糊觀念。

    什麽是“公平的”分配呢？

    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出法的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於“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

    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語在這里是什麽意思，我們必須把第一段和本段對照一下。本段設想的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那里“勞動資料是公共財產，總勞動是由集體調節的”，而在第一段我們則看到，“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於社會一切成員”。

    “屬於社會一切成員”？也屬於不勞動的成員嗎？那麽“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屬於社會中勞動的成員嗎？那麽社會一切成員的“平等的權利”又在哪里呢？

    “社會一切成員”和“平等的權利”顯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實質在於：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勞動者都應當得到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

    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那麽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

    現在從它里面應當扣除：

    第一，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

    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從“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中扣除這些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第302頁◎的，至於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資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計算來確定，但是這些扣除無論如何根據公平原則是無法計算的。

    剩下的總產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

    在把這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還得從里面扣除：

    第一，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

    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極為顯著地縮減，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

    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

    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顯著地增加，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

    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於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

    只有現在才談得上綱領在拉薩爾的影響下狹隘地專門注意的那種“分配”，就是說，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

    “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已經不知不覺地變成“有折有扣的”了，雖然從一個處於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於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利益。

    正如“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一語消失了一樣，現在，“勞動所得”一語本身也在消失。

    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於是，“勞動所得”這個由於含義模◎第303頁◎糊就是現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語，便失去了任何意義。

    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全部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各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的一份。他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他根據這張憑證從社會儲存中領得一份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

    顯然，這里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情況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麽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是平均來說才存在，不是存在於每個個別場合。

    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生產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但是，一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第304頁◎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要當作尺度來用，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作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作別的什麽，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注：1891年發表時這里沒有“他們的”。——編者注）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第305頁◎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我較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另一方面談到“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是為了指出這些人犯了多麽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義，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於我們黨，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憑空想象的關於權利等等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紮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

    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麽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麽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麽又要開倒車呢？

    4.“勞動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的事情，對它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幫。”

    前一句是從國際章程的導言中抄來的，但是經過了“修訂”。那◎第306頁◎里寫道：“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注：國際章程導言中的原話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頁。——編者注）；這里卻說“工人階級”應當解放——解放什麽？——“勞動”。誰能理解，就讓他去理解吧。

    另一方面，作為補償，後一句引用了地道的拉薩爾的話：“對它（工人階級）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組成反動的一幫。”

    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82頁。——編者注）

    資產階級，作為大工業的體現者，對封建主和中間等級說來，在這里是被當作革命階級看待的，而封建主和中間等級力求保持過時的生產方式所創造的一切社會陣地。所以他們並不是同資產階級一起只組成反動的一幫。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說來是革命的，因為無產階級本身是在大工業基地上成長起來的，它力求使生產擺脫資產階級企圖永遠保存的資本主義性質。但是，《宣言》又補充說：“中間等級……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82頁。——編者注）。

    所以，從這個觀點看來，說什麽對工人階級說來，中間等級“同資產階級一起”並且加上封建主“只組成反動的一幫”，這也是荒謬的。

    難道在最近這次選舉（注：指1874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國國會選舉。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在選舉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有九人當選為議員（其中包括當時監禁期已滿的奧·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西），所獲選票超過35萬張，即占全部選票的6％，大大超過了1871年選舉所獲的票數。——307。）中有人向手工業者、 小工業家等等以及農民說過：對我們說來，你們同資產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組成反動的一幫嗎？◎第307頁◎

    拉薩爾熟知《共產黨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寫的福音書一樣。他這樣粗暴地歪曲《宣言》，不過是為了粉飾他同專制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這些敵人結成的反資產階級聯盟。

    此外，在上面這一段，他的格言是勉強塞進去的，它同那句從國際章程中摘來但被歪曲了的引語毫不相幹。這純粹是一種狂妄無恥的做法，而且絕對不是俾斯麥先生所不喜歡的，這是柏林的馬拉（注：這一稱謂顯然是用來諷刺《新社會民主黨人報》的主編威·哈賽爾曼的。

    《新社會民主黨人報》是1871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報紙，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報。該報完全執行了拉薩爾派迎合俾斯麥制度和巴結德國統治階級的政策，反映了拉薩爾派領導人推行的機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針。該報站在宗派主義的立場上，一貫反對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反對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支持巴枯寧分子和其他反無產階級流派的人們所進行的仇視國際總委員會的活動。——308。）所幹的廉價的蠻橫行徑之一。

    5.“工人階級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範圍內進行活動，同時意識到，它的為一切文明國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種努力必然產生的結果，將是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

    同《共產黨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會主義相反，拉薩爾從最狹隘的民族觀點來理解工人運動。有人竟在這方面追隨他，而且這是在國際（注：國際工人協會，後稱第一國際，是第一個國際性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1864年秋由馬克思創立。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國際，領導了各國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並同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工聯主義、拉薩爾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流派進行了激烈鬥爭，鞏固了各國工人的國際團結。第一國際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以後實際上已停止活動，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國際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頁）。——308、333、689、777。）進行活動以後！

    不言而喻，為了能夠進行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在國內作為階級組織起來，而且它的直接的鬥爭舞台就是本國。所以，它的階級鬥爭不就內容來說，而像《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就形式來說”，是本國範圍內的鬥爭。但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範圍”，例如德意志帝國，本身又在經濟上處在“世界市場的範圍內”，在政治上“處在國家體系的範圍內”。任何一個商人都知道德國的貿易同時就是對外貿易，而俾斯麥先生的偉大恰好在於他實行一種國際的政策。

    而德國工人黨把自己的國際主義歸結為什麽呢？就是意識到它的努力所產生的結果“將是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這句從資產階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注：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國際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維·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積極參加）於1867年在瑞士的日內瓦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組織，1867-1868年米·巴枯寧參加了同盟的領導工作，同盟在巴枯寧的影響下企圖利用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協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稱通過建立“歐洲聯邦”可以消除戰爭，這一思想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和平願望，但在群眾中散布了荒謬的幻想，誘使無產階級放棄階級鬥爭。馬克思曾指出：這一組織是“為同無產階級國際相對抗而創立的國際資產階級組織”（馬克思1870年4月19日給保·拉法格的信）。——308、314。）那里抄來的話，是要用來代替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各國統治階級及其政府的共同鬥爭中的國際兄弟◎第308頁◎聯合的。這樣，關於德國工人階級的國際職責竟一字不提！德國工人階級竟然應當這樣去對付為反對它而已經同其他一切國家的資產者實現兄弟聯合的本國資產階級，對付俾斯麥先生的國際陰謀政策（注：俾斯麥上台後，為了鎮壓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在國際上搞了一系列陰謀活動。1871年，他同法國反動頭子梯也爾勾結，鎮壓了巴黎公社；此後，1871至1872年他企圖同奧匈帝國、俄國締結一個正式協定，以便共同迫害革命的工人運動，尤其是第一國際。1873年10月22日，根據俾斯麥的倡議，俄、奧、德三國皇帝締結了協定，即“三國同盟”，規定一旦出現戰爭或革命的危險，三國應立即協商，采取共同行動的方針。——309。）！

    實際上，這個綱領的國際信念，比自由貿易派（注：自由貿易派即曼徹斯特學派，是19世紀上半葉英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派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理·科布頓和約·布萊特。19世紀20-50年代曼徹斯特是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該學派提倡自由貿易，要求國家不幹涉經濟生活，反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則，要求減免關稅和獎勵出口，廢除有利於土地貴族的、規定高額谷物進口稅的谷物法。1839年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至50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政治集團，後來成為自由黨的左翼。——309。）的國際信念還差得難以估量。自由貿易派也說，它的努力所產生的結果是“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但是它還做一些事使貿易成為國際性的，而決不滿足於意識到一切民族只在本國從事貿易。

    各國工人階級的國際活動絕對不依賴於“國際工人協會”的存在。“國際工人協會”只是為這種活動創立一個中央機關的第一個嘗試；這種嘗試由於它所產生的推動力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成績，但是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後，已經不能再以它的第一個歷史形態繼續下去了。

    俾斯麥的《北德報》為了使其主子滿意，宣稱德國工人黨在新綱領中放棄了國際主義，這倒是完全說對了。（注：指1875年3月20日《北德總匯報》在每日政治新聞欄目里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草案發表的一篇社論，社論指出，“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在某些方面變得比較謹慎了：它在背棄國際……”。）

    二

    “德國工人黨從這些原則出發，用一切合法手段去爭取建立自由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廢除工資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和——任何形式的剝削，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關於“自由”國家，我後面再講。

    這樣，德國工人黨將來就必須信奉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注：“鐵的工資規律”是拉薩爾的一個經濟學觀點。

    拉薩爾對他的“鐵的工資規律”作了如下的表述：“這個在現今的關系之下，在勞動的供求的支配之下，決定著工資的鐵的經濟規律是這樣的：平均工資始終停留在一國人民為維持生存和繁殖後代按照習慣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這是這樣的一個中心點：實際日工資總是在它周圍擺動，既不能長久地高於它，也不能長久地低於它。實際的日工資不能長期地高於這個平均數；因為，否則就會由於工人狀況的改善而發生工人人口從而人手供應的增加，結果又會把工資壓低到原來的或者低於原來的水平。

    工資也不可能長期地大大低於這個必要的生活水平。因為，那時就會發生人口外流、獨身生活、節制生育，以至最後由於貧困而造成工人人數減少等現象，這樣，就會使工人人手的供應短缺，從而使工資重新回到它原來的較高的水平。因此，實際的平均工資處於運動之中，始終圍繞著它這個重心上下擺動，時而高些，時而低些。”（見《工人讀本，拉薩爾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演講》1887年霍廷根-蘇黎世版）。

    拉薩爾最初是在《就萊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會的召開給中央委員會的公開答覆》（1863年蘇黎世版第15-16頁）中論述這個“規律”的。——309、322。）了！ 為了不讓它埋沒掉，竟胡說什麽“廢除工資制度（應當◎第309頁◎說：雇傭勞動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如果我廢除了雇傭勞動，我當然也就廢除了它的規律，不管這些規律是“鐵的”還是海綿的。但是拉薩爾反對雇傭勞動的鬥爭幾乎只是圍繞著這個所謂的規律兜圈子。所以，為了證明拉薩爾宗派已經獲得勝利，應當廢除“工資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而不是不連同後者。

    大家知道，在“鐵的工資規律”中，除了從歌德的“永恒的、鐵的、偉大的規律”（注：引自德國詩人歌德《神性》中的詩句：“我們大家必須順從永恒的、鐵的、偉大的規律，完成我們生存的連環”。——310。）中抄來的“鐵的”這個詞以外，沒有什麽東西是拉薩爾的。“鐵的”這個詞是正統的信徒們借以互相識別的一個標記。但是，如果我接受帶有拉薩爾印記因而是拉薩爾所說的意義上的規律，我就不得不連同他的論據一起接受下來。這個論據是什麽呢？正如朗格在拉薩爾死後不久所表明的（注：弗·阿·朗格在1865年發表的《工人問題對現在和將來的意義》一書，宣揚了馬爾薩斯人口論。恩格斯於1865年3月29日寫信給朗格，對他書中的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9-471頁）——310。），這就是（朗格自己宣揚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注：馬爾薩斯人口論是英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來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書中認為，人口按幾何級數(1、2、4、8、16……)增加，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過生活資料的增加是一條永恒的自然規律。他把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遭受失業、貧困的原因歸之於這個規律，認為只有用戰爭，瘟疫和饑餓等辦法減少人口，才能使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數量相適應。——310。）。但是，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那麽，我即使把雇傭勞動廢除一百次，也還廢除不了這個規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規律不僅支配著雇傭勞動制度，而且支配著一切社會制度。經濟學家們五十多年以來正是以此為根據證明，社會主義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貧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時分布在社會的整個表面上！

    但是，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開拉薩爾對這個規律的錯誤表述不談，真正令人氣憤的退步在於：

    自從拉薩爾死後，在我們黨內，這樣一種科學見解已經給自己開辟了道路，就是工資不是它表面上呈現的那種東西，不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而只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隱蔽形式。這樣，過去關於工資的全部資產階級見解以及對這種見解的全部批評都被徹底推翻了，並且弄清了：雇傭工人只有為資本家（因而也為同資本家一起分享剩余價值的人）白白地勞動一定的時間，才被允許為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勞動，就是說，才被允許生存；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第310頁◎體系的中心問題，就是用延長工作日，或者提高生產率，增強勞動力的緊張程度等等辦法，來增加這個無償勞動；因此，雇傭勞動制度是奴隸制度，而且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越發展，這種奴隸制度就越殘酷，不管工人得到的報酬較好或是較壞。而現在，當這個見解在我們黨內越來越給自己開辟出道路的時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薩爾的教條那里去，雖然他們應當知道，拉薩爾並不懂得什麽是工資，而是跟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事物的外表當作事物的本質。

    這正像奴隸們終於發現了自己受奴役的秘密而舉行起義時，其中有一個為陳舊觀念所束縛的奴隸竟在起義的綱領上寫道：奴隸制度必須廢除，因為在奴隸制度下，奴隸的給養最多不能超過某個非常低的標準！

    我們黨的代表們竟如此粗暴地踐踏這個在黨員群眾中廣泛傳播的見解，僅僅這一事實豈不就證明了他們在草擬妥協綱領時是多麽令人不能容忍地輕率，多麽無恥！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這一不明確的語句，應當改成：隨著階級差別的消滅，一切由這些差別產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三

    “為了替社會問題的解決開辟道路，德國工人黨要求在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下，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在工業和農業中，生產合作社必須廣泛建立，以致能從它們里面產生總勞動的社會主義的組織。”

    在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之後，就是這個先知提出的救世◎第311頁◎良方！“道路”確實“開辟”得不錯！現存的階級鬥爭被換上了拙劣的報刊作家的空話——要“開辟道路”來“解決”的“社會問題”。“總勞動的社會主義的組織”不是從社會的革命轉變過程中，而是從國家給予生產合作社的“國家幫助”中“產生”的，並且這些生產合作社是由國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這真不愧為拉薩爾的幻想：靠國家貸款能夠建設一個新社會，就像能夠建設一條新鐵路一樣！

    由於還知道一點羞恥，於是就把“國家幫助”置於——“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下”。

    第一，德國的“勞動人民”大多數是農民而不是無產者。

    第二，“民主的”這個詞在德語里意思是“人民當權的”。什麽是“勞動人民的人民當權的監督”呢？何況所說的是這樣的勞動人民，他們通過向國家提出的這些要求表明，他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既沒有當權，也沒有成熟到當權的程度！

    在這里深入批評畢舍在路易－菲力浦時代為了對付法國社會主義者而開列的、被《工場》派的反動工人所采用的藥方（注：指法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菲·約·本·畢舍在19世紀40年代提出的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來消除社會弊病的主張。

    《工場》即《工場。工人自編的勞動階級機關刊物》是一種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手工業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編輯部由工人代表組成，每三個月改選一次。——312。），那是多余的。主要的過失不在於把這個特殊的萬靈藥方寫入了綱領，而在於從階級運動的立場完全退到宗派運動的立場。

    如果說工人們想要在社會的範圍內，首先是在本國的範圍內創造合作生產的條件，這只是表明，他們力爭變革現存的生產條件，而這同靠國家幫助建立合作社毫無共同之處！至於現有的合作社，它們只是在工人自己獨立創辦，既不受政府保護，也不受資產者保護的情況下，才有價值。

    四

    現在我來談民主的一節。◎第312頁◎

    A.“國家的自由的基礎。”

    首先，照第二節的說法，德國工人黨爭取建立“自由國家”。

    自由國家，這是什麽東西？

    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決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臣民見識（注：“狹隘的臣民見識”是廣泛流傳於德國的一種說法，源出1838年初普魯士內務大臣馮·羅霍給埃爾賓城居民的信。當時有人以埃爾賓城居民名義寫信支持哥丁根七教授反對漢諾威國王廢除該邦憲法。羅霍在回信中寫道：“臣民應當對自己的國王和邦君表示理所當然的服從……但是不應當以自己的狹隘見解為標準去度量國家元首的行為……”。——313。）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國，“國家”幾乎同在俄國一樣地“自由”。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麽程度。

    德國工人黨——至少是當它接受了這個綱領的時候——表明：它對社會主義思想領會得多麽膚淺，它不把現存社會（對任何未來社會也是一樣）當作現存國家的（對未來社會來說是未來國家的）基礎，反而把國家當作一種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獨立存在物。

    而且綱領還荒謬地濫用了“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等字眼，甚至更荒謬地誤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個國家！

    “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現代國家”卻隨國境而異。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所以，“現代國家”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只是這種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同罷了。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制度”，而未◎第313頁◎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制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呢？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否則，即使你把“人民”和“國家”這兩個詞聯接一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但是，這個綱領既不談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也不談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

    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陳詞濫調，如普選權、直接立法、人民權利、國民軍等等，沒有任何其他內容。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人民黨（注：德國人民黨成立於1865年，由主要是德國南部各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德國人民黨執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號，反對確立普魯士對德國的領導權，宣傳實行聯邦制，反對以集中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統一德國，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義意圖。

    1866年，以工人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黨並入德國人民黨。人民黨的這支左翼，除了反普魯士的情緒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決國家的全民族的統一問題之外，在實質上與原來的德國人民黨毫無共同之點，以後它就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後來該黨的基本成員脫離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於1869年8月參加了社會民主工黨的建立工作。——295、314、321。）、和平和自由同盟（注：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國際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維·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積極參加）於1867年在瑞士的日內瓦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組織，1867-1868年米·巴枯寧參加了同盟的領導工作，同盟在巴枯寧的影響下企圖利用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協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稱通過建立“歐洲聯邦”可以消除戰爭，這一思想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和平願望，但在群眾中散布了荒謬的幻想，誘使無產階級放棄階級鬥爭。馬克思曾指出：這一組織是“為同無產階級國際相對抗而創立的國際資產階級組織”（馬克思1870年4月19日給保·拉法格的信）。——308、314。）的回聲。所有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誇大了的，都已經實現了。不過實現了這些要求的國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國境內，而是在瑞士、美國等等。這類“未來國家”就是現代國家，雖然它是存在於德意志帝國的“範圍”以外。

    但是他們忘記了一點。既然德國工人黨明確地聲明，它是在“現代民族國家”內，就是說，是在自己的國家即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內進行活動，——否則，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沒有意義了，因為人們只要求他們還沒有的東西，——那麽，它就不應當忘記主要的一點，就是說，這一切美妙的玩意兒都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自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第314頁◎

    既然他們沒有勇氣（注：1891年發表時這里是“既然他們不可能”。——編者注）像法國工人綱領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侖時代那樣要求民主共和國，——而這是明智的，因為形勢要求小心謹慎，——那就不應當采取這個既不“誠實”（注：愛森納赫派也被稱為“誠實的人”。——315、321。）也不體面的（注：1891年發表時刪去了“既不’誠實’也不體面的”這幾個字。——編者注）手法：居然向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余、同時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成、以警察來保護的軍事專制國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里才有意義的東西，並且還向這個國家莊嚴地保證，他們認為能夠“用合法手段”從它那里爭得這類東西！（注：1891年發表時刪去了“並且……這類東西！”這半句話。——編者注）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國看作千年王國（注：千年王國源於《新約全書·啟示錄》：信徒遭魔鬼迫害，上帝派天使把魔鬼關閉一千年，基督再次降臨，在人間為王，建立所謂千年太平盛世。——42、315。），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後的國家形式里階級鬥爭要進行最後的決戰，——就連這樣的庸俗民主派也比這種局限於為警察所容許而為邏輯所不容許的範圍內的民主主義高明得多。

    事實上，他們是把“國家”理解為政府機器，或者理解為構成一個由於分工而同社會分離的獨特機體的國家，這可以從下面的話得到證明：“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經濟的基礎：……交納單一的累進所得稅……”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的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的經濟的基礎。在存在於瑞士的“未來國家”里，這種要求差不多已經實現了。所得稅是以不同社會階級的不同收入來源為前提，因而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財政改革派——以格萊斯頓的弟弟為首的資產者——提出和這個綱領相同的要求，這是不足為奇的。◎第315頁◎

    B.“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礎：

    1.由國家實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國民教育。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實行免費教育。”

    平等的國民教育？他們怎樣理解這句話呢？是不是以為在現代社會中（而所談到的只能是現代社會）教育對一切階級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強制的方式使上層階級也降到國民學校這種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僅僅適合於雇傭工人甚至農民的經濟狀況的教育水平呢？

    “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實行免費教育。”前者甚至存在於德國，後者就國民學校來說存在於瑞士和美國。如果說，在美國的幾個州里，“高一級的”學校也是“免費的”，那麽，事實上這不過是從總稅收中替上層階級支付了教育費用而已。順便指出，A項第5條所要求的“實行免費訴訟”也是如此。刑事訴訟到處都是免費的；而民事訴訟幾乎只涉及財產糾紛，因而幾乎只同有產階級有關。難道他們應當用人民的金錢來打官司嗎？

    在關於學校的一段中，至少應當把技術學校（理論的和實踐的）同國民學校聯系起來提出。

    “由國家實行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學校的經費、教員資格、教學科目等等，並且像美國那樣由國家視察員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同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兩回事！相反地，應當把政府和教會對學校的任何影響都同樣排除掉。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他們會說，他們談的是“未來國家”，但是這種空洞的遁辭也無濟於事；我們已經看到，這是怎樣一回事了），倒是需要由人民對國家進行極嚴厲的教育。

    但是整個綱領，盡管滿是民主的喧囂，卻徹頭徹尾地感染了拉◎第316頁◎薩爾宗派對國家的忠順信仰，或者說感染了並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對民主奇跡的信仰，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整個綱領是這兩種對奇跡的信仰的妥協，這兩種信仰都同樣遠離社會主義。

    “科學自由”——普魯士憲法中有一條就是這樣寫的。為什麽把它寫在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進行文化鬥爭（注：文化鬥爭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醫生魯·微耳和提出的，是對19世紀70年代以俾斯麥政府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為一方，以具有資產階級分裂主義傾向的教會中央黨和天主教教會為另一方展開的政治論戰的概括。由於內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麥與天主教教權主義勢力處於敵對狀態。中央黨與其他分裂主義勢力，其中包括進入帝國國會的波蘭人結成了聯盟，俾斯麥認為這一聯盟危及具有普魯士特征的以新教為主的帝國的進一步鞏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法律措施。

    俾斯麥利用在論戰過程中於1872年3月11日在普魯士公布的教學監督法來壓制波蘭居民的文化活動，推行波蘭居民的普魯士化。這一法律實施的結果是，普魯士官員不僅應對波蘭神職人員進行監督，而且也應對所有波蘭居民的學校進行監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項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省里頒布的一項命令還規定，除宗教課以外，德語為波茲南中等學校和公立學校的教學用語。——241、317。）的時候，要想提醒自由主義者記住他們的舊口號，那麽只有采用下面這樣的形式才行：每一個人都應當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滿足自己的肉體需要一樣（注：1891年發表時這里是“滿足自己的宗教需要……”——編者注），不受警察幹涉。但是，工人黨本來應當乘此機會說出自己的看法：資產階級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容忍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黨則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但是他們不願越過“資產階級的”水平。

    現在我就要講完了，因為綱領中接下去的附帶部分不是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在這里只簡單地談一談。

    2.“正常的工作日。”

    其他任何國家的工人黨都沒有局限於這種含糊的要求，而總是明確地指出，在當前條件下多長的工作日是正常的。

    3.“限制婦女勞動和禁止兒童勞動。”

    如果限制婦女勞動指的是工作日的長短和工間休息等等，那麽工作日的正常化就應當已經包括了這個問題；否則，限制婦女勞動只能意味著在那些對婦女身體特別有害或者對女性來說違反道德的勞動部門中禁止婦女勞動。如果指的是這一點，那就應當說◎第317頁◎清楚。

    “禁止兒童勞動”！這里絕對必須指出年齡界限。

    普遍禁止兒童勞動是同大工業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這是空洞的虔誠的願望。

    實行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話——是反動的，因為在按照不同的年齡階段嚴格調節勞動時間並采取其他保護兒童的預防措施的條件下，生產勞動和智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4.“對工廠工業、作坊工業和家庭工業實行國家監督。”

    在普魯士德意志這樣一個國家里，應當明確地要求：工廠視察員只有經過法庭才能撤換；每個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發視察員的失職行為；視察員必須是醫生。

    5.“調整監獄勞動。”

    在一個一般性的工人綱領里面，這是一種微不足道的要求。無論如何應當明白說出，工人們不願意由於擔心競爭而讓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樣的待遇，特別是不願意使他們失掉改過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產勞動。這是應當期望於社會主義者的最低限度的東西。

    6.“實行有效的責任法。”

    應當說明，“有效的”責任法是什麽意思。

    順便指出，在正常的工作日這一條中，忽略了工廠立法中關於衛生設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當這些規定遭到破壞時，責任法才發生效力。◎第318頁◎

    總之，這一附帶部分也是寫得很草率的。（注：1891年發表時刪去了這句話。——編者注）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注：這句話原文是拉丁文：Dixietsalvavianimammeam，源於《舊約全書·以西結書》，意思是，我已經盡了責任。——319。）

    大約寫於1875年4月底-最遲5月7日

    載於1890-1891年《新時代》雜志第1卷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35頁◎第319頁◎


恩格斯　給奧·倍倍爾的信

    *（注：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給奧·倍倍爾的信，就內容來說，同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有密切的聯系。這封信表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德國的兩個工人黨（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原定於1875年初實行合並所持的共同意見。寫信的直接原因是，1875年3月7日《人民國家報》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了將要合並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草案。這個草案提出了一整套反科學的荒謬論點，並在原則上承認了拉薩爾主義，遭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嚴厲批判，但是這個草案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就於1875年5月在哥達舉行的合並大會上通過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兩個工人黨的合並也抱肯定態度，但是他們認為，必須在原則上健康的基礎上，在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上不向已在工人群眾中失去自己影響的拉薩爾派讓步的條件下，才能實行合並。恩格斯的這封信（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擁護者愛森納赫派的指導性信件）批評了哥達綱領草案，並提醒愛森納赫派不要向拉薩爾派讓步。這封信36年之後才首次發表在1911年斯圖加特出版的倍倍爾《我的一生》的第2卷中。——320。）

    1875年3月18-28日於倫敦親愛的倍倍爾：

    我已經接到您2月23日的來信，並且為您身體這樣健康而高興。

    您問我，我們對合並這件事有什麽看法？可惜我們的處境和您完全一樣。無論是李卜克內西或其他什麽人都沒有給我們通報任何情況，因此，我們知道的也只是報紙上登載的東西，而且直到大約一星期前看到綱領草案時，報紙上並沒有登載什麽。這個草案的確使我們吃驚不小。

    我們黨經常地向拉薩爾派伸出手來，建議和解或者至少是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萊維爾們、哈賽爾曼們和特耳克們的無禮拒絕（注：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1869年成立以後，一直為爭取德國工人運動的統一而鬥爭。1872年9月初，社會民主工黨美因茨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同拉薩爾派“進行原則上的合作”，9月底《人民國家報》發表聲明，希望召開兩派共同代表大會討論分歧意見以便實現統一，而拉薩爾派的執行委員會和代表大會卻先後作出了反對統一的決議。1874年2月，愛森納赫派國會議員向拉薩爾派代表建議組成統一的國會黨團，又遭到拒絕。同年7月，社會民主工黨科堡代表大會再次聲明，希望德國兩個工人派別統一起來，但是仍然沒有得到拉薩爾派的響應。後來，由於愛森納赫派不斷發展壯大，而拉薩爾派內部矛盾重重，日趨瓦解，同時反動派加緊了對兩派的迫害，拉薩爾派領導人才不得不謀求和解，以擺脫困境。——320。），因而就連每個小孩子都必然要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既然這些先生們現在自己跑來表示和解，那他們一定是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了。但是，考慮到這些人的盡人皆知的本性，我們有責任利用這種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證，使這些人無法靠損害我們黨的利益在工人輿論中重新鞏固他們已經動搖的地位。我們應當以極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他們，是否合並要看他們有多少誠意放棄他們的宗派口號和他們的“國家幫助”，並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愛森納赫綱領（注：1869年8月7-9日在愛森納赫舉行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全德代表大會。會上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也稱愛森納赫黨（見注181）。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即愛森納赫綱領，總的來說是符合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的精神的。——296、320。）或這個綱領的適合目前情況的修正◎第320頁◎版。我們的黨在理論方面，即在對綱領有決定意義的方面，絕對沒有什麽要向拉薩爾派學習的，而拉薩爾派倒是應當向我們的黨學習；合並的第一個條件是，他們不再做宗派主義者，不再做拉薩爾派，也就是說，他們首先要放棄國家幫助這個救世良方，即使不完全放棄，也要承認它同其他許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樣是個次要的過渡措施。綱領草案證明，我們的人在理論方面比拉薩爾派的領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機警性方面卻差一百倍；“誠實的人”（注：愛森納赫派也被稱為“誠實的人”。——315、321。）又一次受到了不誠實的人的極大的欺騙。

    第一，接受了拉薩爾的響亮的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是錯誤的說法：對工人階級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幫。這句話只有在個別例外場合才是正確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期，或者是在這樣的國家，那里不僅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國家和社會，而且民主派小資產階級也跟著資產階級徹底完成了這種改造。拿德國來說，如果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屬於這反動的一幫，那麽，社會民主工黨怎麽能夠多年同他們，同人民黨（注：德國人民黨成立於1865年，由主要是德國南部各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德國人民黨執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號，反對確立普魯士對德國的領導權，宣傳實行聯邦制，反對以集中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統一德國，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義意圖。

    1866年，以工人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黨並入德國人民黨。人民黨的這支左翼，除了反普魯士的情緒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決國家的全民族的統一問題之外，在實質上與原來的德國人民黨毫無共同之點，以後它就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後來該黨的基本成員脫離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於1869年8月參加了社會民主工黨的建立工作。——295、314、321。）攜手一道走呢？《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版，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版）。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盡管該報編輯常被逮捕，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們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131、321、343、689。）自己的幾乎全部的政治內容怎麽能夠取自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法蘭克福報》（注：《法蘭克福報》是《法蘭克福報和商報》的簡稱，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報，1856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出版（從1866年起使用這個名稱）。——321。）呢？怎麽能夠在這個綱領中列入不下七項在字句上同人民黨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綱領完全一致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項政治要求，即1-5和1-2，這七項要求中沒有一項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求（注：指哥達綱領草案提出的作為國家自由的基礎的各項要求：

    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自由的基礎：

    1.凡年滿21歲的男子在國家和地方的一切選舉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選舉權；2.實行人民有權提出和否決議案的直接的立法；3.實行普遍軍事訓練，以國民軍代替常備軍，由人民代表機關決定宣戰與媾和；4.廢除一切特別法律，尤其是關於出版、結社和集會的法律；5.實行人民裁判，實行免費訴訟。

    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礎：

    1.由國家實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國民教育。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實行免費教育。2.科學自由。信仰自由。”——321。）。

    第二，工人運動的國際性原則實際上在當前完全被拋棄，而且是被五年來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一直極其光榮地堅持這一原則的人們所拋棄。德國工人處於歐洲運動的先導地位，主要是由於他們在戰爭期間采取了真正國際性的態度；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能做得這樣好。現在，在國外，當各國政府極力鎮壓在某一◎第321頁◎個組織內實現這一原則的任何嘗試，而各國工人到處都極力強調這個原則的時候，竟要德國工人拋棄這個原則！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究竟還剩下什麽東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對歐洲工人在今後爭取解放的鬥爭中進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對未來的“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的希望，是對和平同盟210中的資產者的“歐洲合眾國”的希望！

    當然根本沒有必要談國際本身。但是，至少不應當比1869年的綱領後退一步，而大體上應當這樣說：雖然德國工人黨首先是在它所處的國境之內進行活動（它沒有權利代表歐洲無產階級講話，特別是講錯誤的話），但是它意識到自己和各國工人的團結一致，並且始終準備著一如既往繼續履行由這種團結一致所帶來的義務。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認為自己是“國際”的一部分，這種義務也是存在著的，例如，在罷工時進行援助並阻止本國工人移居國外，設法使德國工人通過黨的機關刊物了解國外的運動的情況，進行宣傳反對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發的王朝戰爭，在這種戰爭期間采取1870年至1871年所模範地實行過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們的人已經讓別人把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注：“鐵的工資規律”是拉薩爾的一個經濟學觀點。

    拉薩爾對他的“鐵的工資規律”作了如下的表述：“這個在現今的關系之下，在勞動的供求的支配之下，決定著工資的鐵的經濟規律是這樣的：平均工資始終停留在一國人民為維持生存和繁殖後代按照習慣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這是這樣的一個中心點：實際日工資總是在它周圍擺動，既不能長久地高於它，也不能長久地低於它。實際的日工資不能長期地高於這個平均數；因為，否則就會由於工人狀況的改善而發生工人人口從而人手供應的增加，結果又會把工資壓低到原來的或者低於原來的水平。

    工資也不可能長期地大大低於這個必要的生活水平。因為，那時就會發生人口外流、獨身生活、節制生育，以至最後由於貧困而造成工人人數減少等現象，這樣，就會使工人人手的供應短缺，從而使工資重新回到它原來的較高的水平。因此，實際的平均工資處於運動之中，始終圍繞著它這個重心上下擺動，時而高些，時而低些。”（見《工人讀本，拉薩爾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演講》1887年霍廷根-蘇黎世版）。

    拉薩爾最初是在《就萊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會的召開給中央委員會的公開答覆》（1863年蘇黎世版第15-16頁）中論述這個“規律”的。——309、322。）強加在自己頭上，這個規律的基礎是一種陳腐不堪的經濟學觀點，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按照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工人總是過多（這就是拉薩爾的論據）。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已經詳細地證明，調節工資的各種規律非常覆雜，根據不同的情況，時而這個規律占優勢，時而那個規律占優勢，所以它們絕對不是鐵的，反而是很有彈性的，這件事根本不像拉薩爾所想象的那樣用三言兩語就能了結。拉薩爾從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歪曲了後者）那里抄襲來的這一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例如拉薩爾在《工人讀本》第5 頁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冊子的這一論據，已被馬◎第322頁◎克思在《資本的積累過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9-843頁。——編者注）這一篇中駁斥得體無完膚了。接受拉薩爾的“鐵的規律”，也就是承認一個錯誤的論點和它的錯誤的論據。

    第四，綱領把拉薩爾從畢舍那里剽竊來的國家幫助原封不動地提出來作為唯一的社會的要求。而在這之前，白拉克已經非常出色地揭露了這個要求的毫無用處（注：指威·白拉克的小冊子《拉薩爾的建議》1873年不倫瑞克版。白拉克深刻地批判了拉薩爾關於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的主張，指出：“王室為了它自己，不可能真誠地、完全地代表一個被壓迫的社會階級的利益。工人階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覺悟才能獲得解放。除此之外，不能依靠任何人。”他稱拉薩爾的這種反動主張為“徒然追求宮廷恩準的普魯士王國政府的社會主義”。——323。），並且我們黨的即使不是全部、 也是幾乎全部的發言者在同拉薩爾分子的鬥爭中都已經被迫起來反對這種“國家幫助”！我們黨不能比這更忍辱屈從了。國際主義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會主義竟降低到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畢舍的水平，而畢舍針對社會主義者提出這個要求，是為了排擠他們！

    但是，拉薩爾所說的“國家幫助”至多也只是為達到下述目的而實行的許多措施中的一個，這個目的在綱領草案中是用軟弱無力的詞句表述的：“為了替社會問題的解決開辟道路”。好像我們還有一個在理論上沒有解決的社會問題似的！所以，如果這樣說：德國工人黨力求通過工業和農業中的以及全國範圍內的合作生產來消滅雇傭勞動並從而消滅階級差別；它擁護每一項有助於達到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沒有一個拉薩爾分子能提出什麽反駁來的。

    第五，根本就沒有談到通過工會使工人階級作為階級組織起來。而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因為工會是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階級組織，無產階級靠這種組織和資本進行日常的鬥爭，使自己受到訓練，這種組織今天遇到最殘酷的反動勢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樣）也決不會被摧毀。既然這一組織在德國也獲得了這種重要性，我們認◎第323頁◎為，在綱領里提到這種組織，並且盡可能在黨的組織中給它一個位置，那是絕對必要的。

    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的人為了討好拉薩爾派而做的。而對方作了些什麽讓步呢？那就是在綱領中列入一堆相當混亂的純民主主義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純粹的時髦貨，例如“人民立法”，這種制度存在於瑞士，如果它還能帶來點什麽東西的話，那麽帶來的害處要比好處多。要是說人民管理，這還有點意義。同樣沒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條件：一切官吏對自己的一切職務活動都應當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個公民負責。至於在任何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中都會列入而在這里看起來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學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說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出現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巴黎公社以後。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注：指《哲學的貧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頁。——編者注）和後來的《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設施，那麽，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共同體”[Gemeinwesen]，這是一個很好的古德文詞，相當於法文的◎第324頁◎“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來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這也很成問題。在國和國、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總會有生活條件方面的某種不平等存在，這種不平等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阿爾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條件總是不同的。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平等的王國，這是以“自由、平等、博愛”這一舊口號為根據的片面的法國人的看法，這種看法作為當時當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東西曾經是正確的，但是，像以前的各個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它現在也應當被克服，因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亂，而且因為已經有了闡述這一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

    我不再寫下去了，雖然在這個連文字也寫得幹癟無力的綱領中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應當加以批判。它是這樣一種綱領，一旦它被通過，馬克思和我永遠不會承認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新黨，而且我們一定會非常嚴肅地考慮，我們將對它采取（而且也要公開采取）什麽態度。請您想想，在國外人們是要我們為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一切言行負責的。例如，巴枯寧在他的著作《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中要我們替《民主周報》（注：《民主周報》是德國的工人報刊，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萊比錫出版，由威·李卜克內西主編。1868年12月起，該報成為奧·倍倍爾領導的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的機關報。最初在一定程度上受德國人民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但是不久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該報開始同拉薩爾派進行鬥爭，宣傳國際的思想，刊登國際的重要文件，對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建起了重要作用。1869年在愛森納赫代表大會上宣布該報為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更名為《人民國家報》。——325。）創辦以來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和所寫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話負責。（注：指巴枯寧在《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所表達的意思。馬克思在對這本書作的摘要和評注中揭露了巴枯寧提出的責難是毫無根據的。——295、325。）人們就是以為，我們在這里指揮著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幾乎從來沒有對黨的內部事務進行過任何幹涉，如果說幹涉過的話，那也只不過是為了盡可能改正在我們看來是錯誤的地方，而且僅僅是理論上的。但是您自己會理解，這個綱領將成為一個轉折點，它會很容易地迫使我們拒絕同承認這個綱領的政黨一道承擔任何責任。

    一般說來，一個政黨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實際行動那樣重要。但是，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第325頁◎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因此，新的綱領無論如何不應當像這個草案那樣比愛森納赫綱領倒退一步。我們總還得想一想，其他國家的工人對這個綱領將會說些什麽；整個德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向拉薩爾主義的這種投降將會造成什麽印象。

    同時我深信，在這種基礎上的合並連一年也保持不了。難道我們黨的優秀分子會願意不斷地重覆拉薩爾關於鐵的工資規律和國家幫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詞句嗎？我想看看譬如您在這種情況下的態度！而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的聽眾就會向他們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薩爾派會死抱住綱領的這些條文不放，就像猶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第1幕第3場。——編者注）不可。分裂是一定會發生的；但是到那時我們想必已經使哈賽爾曼、哈森克萊維爾和特耳克及其同夥重新獲得“誠實的”名聲；分裂以後，我們將被削弱，而拉薩爾派將會增強；我們的黨將喪失它的政治純潔性，並且再也不可能有力地反對它自己一度寫在自己旗幟上的拉薩爾詞句；如果拉薩爾派以後又說：他們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黨，我們的人是資產者，那麽，他們是可以拿這個綱領來證明的。綱領中的一切社會主義措施都是他們的，我們的黨除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一些要求以外就什麽東西也沒有添進去，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又被這個黨在同一個綱領中說成“反動的一幫”的一部分！

    我把這封信擱下來，是因為您在4月1日慶祝俾斯麥生辰那一天才會被釋放，而我是不願意讓這封信去冒暗中傳送時被搜去的危險的。剛剛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對這個綱領也有很大的疑慮，他想知道我們的意見。因此，我把這封信寄給他，由他轉寄，這樣他也可以看一下此信，而我就用不著把這件麻煩事全部重寫一◎第326頁◎遍。此外，我也把真相告訴了朗姆，我給李卜克內西只是簡單地寫了幾句。我不能原諒他，因為關於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說太遲的時候他還連一個字也沒有告訴我們（而朗姆和其他人以為他已經詳細地通知我們了）。雖說他從來就是這樣做的，——因此，我們，馬克思和我，同他進行了多次不愉快的通信，——而這一次做得實在太不像話了，我們堅決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設法夏天到這里來，當然您將住在我這里，如果天氣好，我們可以去洗幾天海水浴，這對於過了很久牢獄生活的您一定頗有裨益。

    致友好的問候。

    您的　弗·恩·

    馬克思剛剛搬了家。他的住址是：倫敦西北區梅特蘭公園月牙街41號。

    寫於1875年3月18-28日

    第一次載於1911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奧·倍倍爾《我的一生》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0頁◎第327頁◎


恩格斯　卡爾·馬克思

    *（注：《卡爾·馬克思》一文是恩格斯應威·白拉克的請求為《人民歷書》寫的馬克思傳略，寫作時間為1877年6月中。

    《人民歷書》是由白拉克主編的社會民主黨的年鑒，1875至1878年在不倫瑞克出版。——328。）

    第一個給社會主義、因而也給現代整個工人運動提供了科學基礎的人——卡爾·馬克思，於1818年生在特里爾。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讀法學，但不久就專心致力於研究歷史和哲學，並且在1842年曾準備爭取當大學哲學教師，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後所發生的政治運動，使他走上了另一條生活道路。在他的參加下，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康普豪森和漢澤曼等人，在科隆創辦了《萊茵報》（注：《萊茵報》，即《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的日報。該報由萊茵省一些反對普魯士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人士創辦，曾吸收了幾個青年黑格爾分子撰稿。1842年4月馬克思開始為該報撰稿，同年10月起成為該報編輯部成員之一。《萊茵報》也發表過許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政府對該報進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最後將其查封。——328、777。），由於馬克思對萊茵省議會辯論的批評引起了極大的注意，1842 年秋他被聘為該報的主筆。《萊茵報》的出版當然是經過檢查的，但書報檢查機關對它沒有辦法（注：第一個對《萊茵報》進行檢查的是警務顧問多里沙爾，就是他曾把《科隆日報》(《科隆日報》是德國的一家日報，自1802年起在科隆出版；19世紀40年代是自由資產階級的喉舌，對革命民主主義采取敵對態度，經常猛烈地攻擊《萊茵報》。1848-1849年革命時期以及此後的反動統治時期，該報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怯懦和背叛的立場。)上關於菲拉萊泰斯（後來的薩克森國王約翰）翻譯的但丁《神曲》一書的廣告刪去，並且批示說“不應拿神聖的東西搞喜劇”。）。《萊茵報》差不多總是能登載那些重要的文章；先是給書報檢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讓他去刪除，一直到他自行讓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報紙的威脅下不得不讓步為止。如果有十家報紙有《萊茵報》這樣的勇氣，而出版人又不惜額外花上幾百塔勒排版費的話，那麽德國的書報檢查早在1843年就行不通了。可是德國的報館老板都是些卑微膽怯的◎第328頁◎庸人，所以《萊茵報》是孤軍作戰。它把書報檢查官一個個都弄得一籌莫展。最後，它要受雙重檢查，在第一次檢查之後，行政區長官還要最後檢查一次。但是這樣也無濟於事。1843年初，政府聲稱對這個報紙無可奈何，就幹脆把它查封了。

    馬克思（這時他已經同後來的反動大臣馮·威斯特華倫的妹妹結婚）遷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盧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鑒》（注：《德法年鑒》是由馬克思和阿·盧格在巴黎編輯出版的德文雜志，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頁，本選集第1卷第1-16頁），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頁）。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原則分歧。——329、661、687。），他以在該刊物上發表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為開端，陸續寫了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文章。後來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聖家族。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夥伴》，這是針對當時德國哲學唯心主義的最後一種表現形式所作的諷刺性的批判。

    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法國大革命史而外，還總是騰出時間利用適當機會抨擊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政府對他進行了報覆，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內閣下令把馬克思驅逐出法國（注：指法國政府在普魯士政府的壓力下於1845年1月11日下達的將馬克思和《前進報》（見注397）某些撰稿人驅逐出法國的命令。——329。）。據說亞歷山大·馮·洪堡先生在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間人的角色。（注：恩格斯在這里提到亞·馮·洪堡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是因為此人當時負有普魯士秘密外交使命，曾於1845年1月4日至3月19日在巴黎逗留，並於1月7日受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召見。當時報界盛傳他的巴黎之行與馬克思等人被驅逐有關，對此他曾公開予以反駁。但毫無疑問的是，文中未提到的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阿·伯恩施太德參與了告密和驅逐馬克思的卑劣行動。——329。）馬克思移居布魯塞爾，並於1847年和1848 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後發表了《哲學的貧困》，即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一書的批判和《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同時，他在布魯塞爾抓住時機創立了德意志工人協會（注：德意志工人協會，即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7年8月底在布魯塞爾建立的，目的是對僑居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和向他們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戰友的領導下，協會成了團結比利時的德國革命無產者的合法中心，並跟佛蘭德和瓦隆工人俱樂部保持了直接的聯系。協會中的優秀分子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布魯塞爾支部。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後不久，由於協會成員被比利時警察當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協會在布魯塞爾的活動即告停止。——329、688。），從而開始了實際的鼓動工作。自從1847 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注：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成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

    （注：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329、688。）後，實際的鼓動工作對於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了。同盟的全部組織這時已得到根本的改造；這個先前多少是密謀性的團體，現在變成了一個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產主義宣傳組織，變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一個組織。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協會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國、比利時、法國、瑞士的幾乎所有工人協會的領導成員，以及德國很多工人協會的領導成員，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國工人運動中力量很大。同時我們的同盟◎第329頁◎第一個強調指出了整個工人運動的國際性質，並且在實踐中實現了這點；它的成員中有英國人、比利時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和其他國籍的人，並且還舉行了（特別在倫敦）多次國際工人會議。

    在1847年召開的兩次代表大會上，同盟進行了改組。第二次大會決定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起草一篇宣言，把黨的基本原則規定下來並公布於世。《共產黨宣言》就是這樣產生的，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發表，後來被譯成歐洲幾乎所有的文字。

    馬克思參加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由僑居布魯塞爾的德國流亡者創辦，1847年1月3日創刊，每周出兩次，於1848年2月27日停刊。起初，該報遵循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辦報方針，從1847年夏天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戰友在該報發表文章以後，報紙就日益成了宣傳革命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該報的經常撰稿人並對該報的方針產生了直接影響，1847年最後幾個月，他們實際上已經主持了該報的編輯工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該報成了形成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報。——330、688、777。），該報無情地揭露了祖國在警察統治下的太平盛世，普魯士政府又以此為借口要求把馬克思驅逐出境，不過沒有成功。可是，當布魯塞爾由於二月革命影響也開始發生民眾運動，看來比利時的時局就要發生突變的時候，比利時政府便毫不客氣地把馬克思逮捕起來並把他驅逐出境了。這時法國臨時政府通過弗洛孔，邀請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這個邀請。

    當時在巴黎的德國人策劃把在法國的德國工人編成武裝軍團，利用這種軍團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輸入德國，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對這種昏頭的做法。因為一方面，德國應該自己來實現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國組織的任何外籍的革命軍團，都會被臨時政府的拉馬丁之流當即出賣給所要推翻的那個政府，比利時和巴登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後，馬克思遷到科隆，在那里創辦了《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的日報，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是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它起了教育人民群眾，號召他們起來和反革命作鬥爭的重要作用。報紙為表明對德國和歐洲革命最重要問題的立場而發表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

    《新萊茵報》堅決的、不妥協的立場，戰鬥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對普魯士政府和科隆地方當局政治上的揭露，使其在創刊後的最初幾個月就受到封建保皇勢力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並遭到政府的迫害，而這種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魯士反革命政變以後越發變本加厲了。

    盡管如此，《新萊茵報》仍然堅持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英勇地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由於馬克思被驅逐，《新萊茵報》其他編輯遭受迫害，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將始終是：工人階級的解放！”——330、688、777。）。這家報紙從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當時民主運動中唯一代表無產階級觀點的報紙。單從它對1848年6 月巴黎起義者表示無條件聲援的事實中就可以明白看出這點，為此，差不多全體股東都脫離了這家報紙。《十字報》（注：《十字報》是《新普魯士報》的別稱（因報頭上印有後備軍的十字章圖樣）。該報是德國的一家日報，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是代表普魯士容克（地主）和上層貴族利益的極端反動的報紙，後來又是德國保守黨極右派的喉舌。——330。）曾指責《新◎第330頁◎萊茵報》攻擊一切神聖的東西的行為是“粗鹵無禮的欽博拉索山”（注：欽博拉索山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脈的最高峰之一。“粗鹵無禮的欽博拉索山”，意即粗鹵無禮到了極點。——331。），因為上自國王和帝國攝政，下至憲兵都遭到該報攻擊，而這一切是發生在一個當時擁有8 000兵員的守備部隊的普魯士要塞內； 突然變得反動的萊茵省自由主義庸人們表示了憤怒；1848年秋天科隆的戒嚴狀態迫使《新萊茵報》停刊很久；法蘭克福的帝國司法部曾就該報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向科隆的檢察官告發，要求進行法律追究，——這一切都無濟於事，報紙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仍然從容地繼續編輯和印行，它的銷行和聲譽隨著它對政府和資產階級的尖銳攻擊愈益擴大了。當1848年11月普魯士發生政變時，《新萊茵報》在每號報頭上號召人民抗稅，以暴力對抗暴力。1849年春天，報紙曾因為這一點，另外還因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審法庭，但兩次都宣判無罪。最後，1849年德累斯頓和萊茵省的五月起義被鎮壓下去了，在集結和動員相當大的兵力以後，普魯士開始了對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討伐，這時政府認為自己已經十分鞏固，足以采用暴力來消滅《新萊茵報》了。該報在5月19日用紅色油墨印了最後的一號。

    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注：1849年6月13日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山岳黨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議派遣法國軍隊鎮壓羅馬共和國這一違憲行為，示威被軍隊驅散。6月13日以後，當局開始迫害民主主義者，其中包括外僑。——331。）以後幾個星期，法國政府迫使他選擇一條路：要麽遷到布列塔尼，要麽離開法國。他選擇了後一條路，遷到倫敦，在這里一直住到現在。

    以評論性雜志形式繼續出版《新萊茵報》（注：指《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1849年5月被迫停刊後，沿用舊有的刊名於同年12月創辦的一份新的評論性雜志，同時又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政治性刊物。該雜志從1850年3月6日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上發表的絕大部分文章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同時也約請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雜志上發表的主要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辦。——331、688。）的嘗試（1850年於漢堡），不久就因反動勢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棄。1851年12月法國發生政變以後不久，馬克思發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紐約版；第2版於1869年，即戰爭以前不久在漢堡發行）。1853年間他寫了《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最初在巴塞爾，其後在波士頓，近年又在萊比錫印行）。

    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在科隆被判罪以後，馬克思離開了政◎第331頁◎治鼓動工作，一方面在10年內專心研究英國博物館圖書部中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豐富藏書，另一方面又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注：《紐約每日論壇報》是美國的一家報紙，1841至1924年出版。該報由著名的美國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霍·格里利創辦，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國輝格黨左翼的機關報，後來是共和黨的機關報。40至50年代，該報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反對奴隸占有制。參加該報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查·德納從40年代末起是該報的編輯之一。馬克思從1851年8月開始到1862年3月為該報撰稿，持續了十余年。以馬克思的名義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筆。恩格斯的這些文章多半寫於曼徹斯特，許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並不是寫作的真正日期，因為馬克思在文章上通常標明的是寄往紐約的日期。有些文章是在倫敦寫的，而馬克思注明的卻是巴黎、維也納或柏林。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這些文章，涉及國際政治、工人運動、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殖民地擴張、被壓迫國家和附屬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極其重要的問題。在歐洲的反動年代里，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利用這個發行很廣的美國報紙，以具體材料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和這個社會所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闡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經常隨意處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為編輯部的社論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所有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時編輯部甚至刪改文章的內容，任意加注日期。編輯部的這些行為曾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議。從1857年秋天起，由於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報紙的財政狀況受到影響，編輯部向馬克思提出減少他對《紐約每日論壇報》供稿的數量。到美國國內戰爭開始時，馬克思便完全停止了撰稿。但是，馬克思之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報》中斷關系，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編輯部內主張同各蓄奴州妥協的人的勢力加強以及該報離開了進步立場。後來該報的方向更日趨右傾。——332、777。）寫稿，該報在美國國內戰爭爆發以前，不僅經常刊載由他署名的通訊，而且發表了他寫的許多論歐洲和亞洲形勢的社論。他根據對英國官方文件的仔細研究而寫成的抨擊帕麥斯頓勳爵的文章，在倫敦被翻印成小冊子。

    他多年研究經濟學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問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柏林敦克爾出版社版）。這部著作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包括貨幣學說在內。在意大利戰爭期間，馬克思在倫敦出版的德文報紙《人民報》（注：《人民報》是從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倫敦用德文出版的一家周報。該報是作為倫敦的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的機關報而創辦的。第1號由德國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埃·比斯康普出版。從第2號起，該報就在馬克思的密切參與下出版，從1859年7月初起馬克思實際上成了該報的編輯。該報發表的文章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出發，分析了1859年意大利戰爭中的事件，德國統一問題和意大利統一問題，對波拿巴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該報總共出版了16期，1859年8月20日因缺乏資金而停刊。——332。）上既反對當時塗上自由主義色彩、 裝扮成被壓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義，也反對當時普魯士企圖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魚的政策。同時他還得反擊卡爾·福格特先生，因為此人在當時受拿破侖親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侖支薪來進行鼓動，以爭取德國中立，甚至持同情的立場。福格特蓄意制造最卑鄙的謠言大肆誣蔑馬克思，而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書（1860年倫敦版）來回擊他。在這本書里，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國的假民主集團中其他先生們的面目，並且根據內部和外部的材料揭發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國（注：指第二帝國。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發動政變，這次政變的結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國建立了第二帝國（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體。——332。）所收買。整整10年以後，這件事被證實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宮發現的並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傭人員名單里，在字母V （注：“福格特”德文的第一個字母是V。——編者注）下面寫著：“福格特——1859年8月付給他4萬法郎。”（注：見《皇室文件和通信》（兩卷集）1870-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頁。——編者注）

    最後，1867年在漢堡出版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第332頁◎卷，這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這部著作敘述了他的經濟學觀點和社會主義觀點的基礎以及他對現存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進行的批判的基本輪廓。這一劃時代的著作的第二版於1872年問世，現在作者正進行第二卷的定稿工作。

    這時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又十分壯大了，以致馬克思有可能來考慮實現他的宿願：創立一個把歐美最先進國家都包括進來的工人協會，這個協會無論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資產者及各國政府面前，都會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質的可以說是活生生的體現，會使無產階級受到鼓舞，變得堅強，使無產階級的敵人感到恐懼。1864年9月28 日在倫敦聖馬丁堂為聲援當時再次遭到俄國蹂躪的波蘭而召開的群眾大會，為提出這項建議創造了條件，建議被熱烈地通過了。國際工人協會（注：國際工人協會，後稱第一國際，是第一個國際性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1864年秋由馬克思創立。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國際，領導了各國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並同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工聯主義、拉薩爾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流派進行了激烈鬥爭，鞏固了各國工人的國際團結。第一國際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以後實際上已停止活動，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國際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頁）。——308、333、689、777。）成立了；大會選出了一個臨時總委員會，駐在地設在倫敦。從這一屆起到海牙代表大會（注：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於1872年9月2-7日在荷蘭的海牙舉行。和歷次代表大會相比，海牙代表大會按其組成來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各國的15個全國性組織的65名代表。這次代表大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領導並親自參加下，從理論上、組織上徹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寧等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破壞國際工人運動的種種罪惡活動，並把巴枯寧等人開除出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決議為後來建立各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奠定了基礎。——252、294、333。）時止，每屆總委員會的靈魂都是馬克思。國際總委員會所發表的一切文件，從1864年的成立宣言直到1871年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宣言，幾乎都是由他起草的。敘述馬克思在國際中的活動，就等於撰寫歐洲工人還記憶猶新的這個協會本身的歷史。

    巴黎公社的失敗，使國際陷於無法存在下去的境地。國際被推到歐洲歷史舞台的前台的時候，也正是它在各地都無法再展開任何有成效的實際行動的時候。事變把它提到第七強國230的地位，同時又不允許它動員並運用自己的戰鬥力量，否則就必然招致失敗和使工人運動遭受幾十年的壓制。況且從各方面還出現了一些分子，企圖利用協會迅速提高的聲譽來滿足個人的功名欲或個人的虛榮心，而不了解或無視國際的真正處境。當時必須作出一種勇敢的決定，而作出這種決定並使之在海牙代表大會上得到通過的又正是馬克思。國際鄭重決定，它不對那些喪失理智的、卑鄙齷齪◎第333頁◎的分子的中堅——巴枯寧主義者的行動負任何責任；其次，鑒於國際在普遍反動的局勢下不可能滿足仍對它提出的過高的要求，而要照舊充分展開活動，就非使工人運動付出許多流血犧牲的代價不可——鑒於這種形勢，它暫時退出舞台，決定把總委員會遷到美國。後來的情況證明這個在當時和後來曾常常受到指責的決定是多麽正確。這樣，一方面任何想假借國際的名義策劃無謂暴動的企圖被制止了；另一方面，各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之間從未間斷過的密切聯系證明，國際所喚起的對於各國無產階級利益一致和相互團結的覺悟，即使沒有一個定形的國際聯合組織這樣一條紐帶，仍然能夠發揮作用，而這樣一條紐帶在當時已經變成了一種束縛。

    在海牙代表大會以後，馬克思終於得到了寧靜和空暇來重新開始他的理論工作，他的《資本論》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於科學史冊的許多重要發現中，這里我們只能談兩點。

    第一點就是他在整個世界史觀上實現了變革。以前所有的歷史觀，都以下述觀念為基礎：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求，並且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又是政治變動。可是，人的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政治變動的動因是什麽——關於這一點，沒有人發問過。只有在法國歷史編纂學家和部分英國歷史編纂學家的新學派中，才產生了一種信念，認為至少從中世紀起，歐洲歷史的動力是新興資產階級為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同封建貴族所作的鬥爭。現在馬克思則證明，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全部紛繁覆雜的政治鬥爭中，問題的中心僅僅是社會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可是，這些階級又是由於什麽而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於當時存在的粗鄙的物質條◎第334頁◎件，即各該時代社會借以生產和交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依靠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規模的農民公社的經濟，這種經濟自己生產幾乎所有必需品，幾乎不進行交換。農民公社由好戰的貴族保護它們不受外敵侵害並使它們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聯系。當城市產生，而獨立的手工工業和最初在國內後來在國際上的商業交往也隨之產生的時候，城市資產階級就發展起來了，這個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在反對貴族的鬥爭中爭得了在封建制度內同樣躋身於特權等級的地位。可是隨著15世紀中葉以後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發現，資產階級得到了一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區域，從而也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經具有工廠性質的工場手工業所排擠，工場手工業又被大工業所排擠，而這種大工業是由於前一世紀的各種發明，特別是由於蒸汽機的發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業又反過來影響商業，它在落後國家里排擠舊式手工勞動，在比較發達的國家里，創造出現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輪船、鐵路和電報。這樣，資產階級日益把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雖然它在長時期內還被排除於政權之外，政權仍然操在貴族和靠貴族支持的王權手里。但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在法國是從大革命起——它把政權也奪到手了，於是它對於無產階級和小農說來就成了統治階級。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充分認識了該階段社會經濟狀況（而我們那些歷史編纂學家當然完全沒有這種認識）的條件下，一切歷史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同樣每一歷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也可以極其簡單地由這一時期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決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來說明。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於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第335頁◎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於獲得了承認。

    這種新的歷史觀，對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證明了：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數人總是注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而很少能得到享受。為什麽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以前一切階段上，生產還很不發達，以致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對立形式中進行，歷史的進步整個說來只是極少數特權者的事，廣大群眾則注定要終生從事勞動，為自己生產微薄的必要生活資料，同時還要為特權者生產日益豐富的資料。對歷史的這種考察方法通過上述方式對至今的階級統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釋，不然這種階級統治就只能用人的惡意來解釋，可是這同一種考察方法還使我們認識到：由於現時生產力如此巨大的發展，就連把人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最後一個借口，至少在最先進的國家里也已經消失了；居於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領導社會，甚至變成了生產發展的障礙，如各國的商業危機、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潰（注：指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這次危機於1873年席卷了奧地利、德國、北美、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俄國和其他國家，這次危機的特點是猛烈而深刻。——336。）以及工業不振的狀態就是證明； 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中，而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只有完全消滅一切階級統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才能解放自己；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確立這樣一種狀態，這時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並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第336頁◎

    馬克思的第二個重要發現，就是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揭示了在現代社會內，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自從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價值的源泉這個原理以後，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問題：雇傭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總額，而必須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給資本家，這一情況怎麽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是社會主義者都力圖對這個問題作出有科學根據的答覆，但都徒勞無功，直到最後才由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一方面是資本家，他們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另一方面是無產者，他們被排除於這種占有之外而僅有一種商品即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因此他們不得不出賣這種勞動力以占有生活資料。但是一個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該商品的生產中、從而也體現在它的再生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的；所以，一個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勞動力的價值，是由體現在維持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量中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假定一個工人一天的生活資料需要6小時的勞動來生產，或者也可以說，它們所包含的勞動相當於6小時的勞動量；在這種場合，一天的勞動力的價值就表現為同樣體現6小時勞動的貨幣量。再假定說，雇用這個工人的資本家付給他這個數目，即付給他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樣，如果工人每天給這個資本家做6小時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償了資本家的支出，即以6 小時的勞動抵償了6小時的勞動（注：在1891年紐約《先驅者。人民歷書畫刊》上發表時，這里的“勞動”一詞改為“報酬”。——編者注）。在這種場合，這個資本家當然是什麽也沒有得◎第337頁◎到；因此，他對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說，我購買這個工人的勞動力不是6個小時，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據情況讓工人勞動8小時、10小時、12小時、14小時或者更多的時間，所以第7、第8和以後各小時的產品就是無酬勞動的產品，直接落到資本家的腰包里。這樣，給這個資本家做事的工人，不僅再生產著他那由資本家付酬的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除此之外還生產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起先被這個資本家所占有，然後按一定的經濟規律在整個資本家階級中進行分配，構成地租、利潤、資本積累的基礎，總之，即非勞動階級所消費或積累的一切財富的基礎。這樣也就證明了，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徭役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而所有這些剝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占有這種無酬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後的立足之地，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以前的各種社會一樣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

    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這兩個重要事實為依據的。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這兩個發現以及有關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其他同樣重要的科學發現，將得到進一步的闡述，從而政治經濟學中那些在第一卷還沒有涉及到的方面，也會發生根本變革。願馬克思不久就能把第二卷付印。

    寫於1877年6月中

    載於1878年在不倫瑞克發行的《人民歷書畫刊》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5-125頁◎第338頁◎


馬克思　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

    *（注：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是在該雜志於1877年10月登載了俄國民粹主義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國紀事》第10期，“時評”第320-356頁）一文後不久寫的，時間估計是10-11月。米海洛夫斯基的這篇文章對《資本論》作了錯誤的解釋。馬克思的信“看來是準備在俄國發表的，但是沒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為他擔心，光是他的名字就會使刊登他的這篇答辯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險”。（見恩格斯1884年3月6日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從他的文件中發現並覆制了這封信。恩格斯將一份覆制件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並寄給了在日內瓦的“勞動解放社”成員維·伊·查蘇利奇。

    馬克思的這封信最初可能是由維·伊·查蘇利奇譯成俄文的，曾於1885年以石印的形式在俄國出版，同年12月以膠版謄寫版的形式再次出版，但這兩次的出版物大部分都落入警察手中；後來，這封信又用俄文發表在日內瓦《民意導報》1886年第5期上；這封信還於1888年10月用俄文發表在俄國合法刊物《司法通報》雜志上，譯者是尼·弗·丹尼爾遜。——339。）

    編輯先生：

    關於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編者注），顯然是一個聰明人，假如他在我的關於“原始積累”的論述中只要能找到一個可以用來支持他的結論的地方，他就會加以引證了。因為找不到這樣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載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注釋增補材料里面一段針對一個俄國“文學家”（注：亞·伊·赫爾岑。——編者注）的批評性插話（注：參看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1卷德文第1版翻譯）1987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版第750、751頁。——編者注）。我在那里對這位作家提出了什麽責難呢？這就是：他不是在俄國而是在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的書（注：指哈克斯特豪森《對俄國的內部關系、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村設施的考察》（第1-2部1847年漢諾威版，第3部1852年柏林版）。——279、339。）里發現了“俄國”共產主義，並且俄國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證明腐朽的舊歐洲必須通過泛斯拉夫主義的勝利才能獲得新生的一種論據。我對於這位作家的評價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從這里理解我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於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這段話，在馬克思手稿中引用的是俄文原文。——編者注）的努力的看法等等。◎第339頁◎

    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的跋（注：參看本選集第2卷第104-113頁。——編者注）里，——而這篇跋是關於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為他曾經引證過——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注：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編者注）。這個人在幾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他表示讚成後一種解決辦法。我的可敬的批評家既然可以根據我對那位俄國“文學家”和泛斯拉夫主義者的評論得出我不同意他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的結論，那麽，他至少也同樣有理由根據我對這位“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的尊重斷定我同意他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

    最後，因為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我準備直截了當地說。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

    二

    關於原始積累的那一章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第340頁◎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因此，這一章敘述了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現代意義上的無產者）而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在這一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剝奪大量人手中的傳統的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並把他們突然拋向勞動市場的變革。但是，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等等（《資本論》法文版第315 頁（注：參看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1卷翻譯）1983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第770頁。——編者注））。在那一章末尾，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被歸結成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由於自然變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在這個地方我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理由很簡單，這個論斷本身只不過是概括地總結了我過去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那幾章里所作的詳細闡明。

    現在，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後，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第341頁◎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

    在《資本論》里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獨立經營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的形成，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的形成。於是，有那麽一天就一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面為了利用他們的勞動，又出現了占有所創造出的全部財富的人。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並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遊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白種貧民”更卑賤，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它是超歷史的。

    寫於1877年10-11月

    發表於1886年日內瓦《民意導報》第5期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頁◎第342頁◎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一）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三個版本的序言

    一

    這部著作決不是什麽“內心沖動”的結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當杜林先生作為社會主義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當代挑戰的時候（注：恩格斯在這里采用了席勒的劇本《唐·卡洛斯》第1幕第9場的一段話中的說法：“我再也無所畏懼了，因為和你手挽著手我就可以向當代挑戰。”——343、498），我在德國的友人再三向我請求，要我在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版，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版）。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盡管該報編輯常被逮捕，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們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131、321、343、689。）上批判性地闡明這一新的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認為，為了不在如此年輕的、不久才最終統一起來的黨內造成派別分裂和混亂局面的新的可能，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他們比我能更好地判斷德國的情況，所以我理應相信他們。此外，還可以看到，這個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會主義出版物的熱忱歡迎，誠然，這種熱忱只是對杜林先生的善良願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時也使人看出這一部分黨的出版物的善良願望：它們正是估計到杜林的善良願望，才不加考慮地接受了杜林的學說。還有◎第343頁◎些人已經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這種學說。最後，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種大吹大擂和陰謀的手法，迫使《人民國家報》對這種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學說明確表態。

    雖然如此，我還是在過了一年才下決心放下其他工作，著手來啃這一個酸果。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僅很酸，而且很大。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以某種新哲學體系的最終實際成果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必須聯系這個體系來研究這一理論，同時研究這一體系本身；必須跟著杜林先生進入一個廣闊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他談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東西，而且還不止這些東西。這樣就產生了一系列的論文，它們從1877年初開始陸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的續刊——萊比錫的《前進報》上，現匯集成書。

    由此可見，對象本身的性質，迫使批判不得不詳盡，這樣的詳盡是同這一對象的學術內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學術內容極不相稱的。但是，批判之所以這樣詳盡，還有另外兩種情況可作為理由。一方面，這樣做使我在這本書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領域中，有可能正面闡發我對這些在現時具有較為普遍的科學意義或實踐意義的爭論問題的見解。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以另一個體系去同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立，可是希望讀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種見解之間的內在聯系。我現在已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我在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沒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創造體系的”杜林先生在當代德國並不是個別的現象。近來，天體演化學、一般自然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的體系如雨後春筍出現在德國。最不起眼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動輒就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如在現代國家里假定每一個公民對於他所要表決的一切問題都具有判斷能力一樣，正如在經濟◎第344頁◎學中假定每一個消費者對於他要買來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內行一樣，——現今在科學上據說也要作這樣的假定。所謂科學自由，就是人們可以撰寫他們所沒有學過的一切，而且這被冒充為唯一的嚴格科學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這種放肆的偽科學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這種偽科學現在在德國到處流行，並把一切淹沒在它的高超的胡說的喧嚷聲中。詩歌、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中有這種高超的胡說；講台和論壇上有這種高超的胡說；到處都有這種高超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妄想出人頭地並成為深刻思想，以別於其他民族的單純平庸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是德國智力工業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產品，它們價廉質劣，完全和德國其他的制品一樣，只可惜它們沒有和這些制品一起在費城陳列出來（注：1876年5月10日第六屆世界工業博覽會在費城開幕，有40個國家參展。為了在英國和法國工業占領的國際市場上獲得一席之地，德國也參加展出。可是，德國政府任命的德國展品評判委員會主席，柏林工業學院院長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認，德國產品的性能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德國工業遵循的原則是“價廉質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國民報》第293號首先披露，致使輿論嘩然。《人民國家報》在7至9月就此事專門發表了一系列文章。——345。）。甚至德國的社會主義，特別是自從有了杜林先生的範例以後，近來也十分熱中於高超的胡說，造就出以“科學”自炫但對這種科學又“確實什麽也沒有學到”（注：“確實什麽也沒有學到”這句流傳很廣的話據認為出自法國海軍上將德·巴納1796年的一封信，有時人們又認為此話出自法國外交大臣達來朗之口，是針對保皇黨人而言，認為他們沒有能夠從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訓。——345。）的各色人物。這是一種幼稚病，它表明德國大學生開始向社會民主主義轉變，而且是和這一轉變分不開的，可是我們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會克服這種幼稚病。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獵者的資格發表看法的領域里我不得不跟著杜林先生走，那麽這不是我的過錯。在這種情況下，我大多只是限於舉出確切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去反駁我的論敵的錯誤的或歪曲的論斷。在法學上以及在自然科學的某些問題上，我就是這樣做的。在其他情況下，涉及的是理論自然科學的一般觀點，就是說，是這樣一個領域，在那里，專門的自然研究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專業的範圍，而涉及到鄰近的領域——在那里，他像微耳和先生所承認的，也和我們任何人一樣只是一個“半通”（注：指魯·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德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見魯·微耳和《現代國家中的科學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3頁。——345。）。在這里，人們對於表達上的些許不確切之處和笨拙之處會相互諒解，我希◎第345頁◎望也能夠得到這樣的諒解。

    當我寫完這篇序言的時候，我見到了一則由杜林先生草擬的出版商的廣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權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學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經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學方面的知識不夠，可是我總相信，對於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沒有看到上述著作，就可以預言，杜林先生在這本書中提出的物理和化學的定律，在其謬誤或陳腐的程度上，盡可以同他以前發現的並在我的這本書中考察過的經濟學、世界模式論等等的規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設計的低溫計或低溫測量儀，既不是用來測量高溫，也不是用來測量低溫，而唯一地只是用來測量杜林先生的狂妄無知。

    1878年6月11日於倫敦

    二

    本書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書所批判的對象現在幾乎已被遺忘了；這部著作不僅在1877年至1878年間分編登載於萊比錫的《前進報》上，以饗成千上萬的讀者，而且還匯編成單行本大量發行。我在幾年前對杜林先生的評論，現在怎麽還能使人發生興趣呢？

    這首先是下述情況造成的：在反社會黨人法（注：非常法或反社會黨人法，即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19日通過、10月21日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2、135、346、680。）頒布之後，這部著作和幾乎所有當時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樣，立即在德意志帝國遭到查禁。誰只要不是死抱住神聖同盟（注：神聖同盟是沙皇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為了鎮壓各國的革命運動和維護各國的封建君主制度，於1815年建立的歐洲各專制君主的反動聯盟。——346。）各國的傳統的官僚偏見不放，誰就一定會明白這種措施帶來的效果：被禁的書籍兩倍、三倍地暢銷，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們的無能，他們頒布了禁令，卻不能執行。事實上，由於帝國政府的幫忙，我的若幹短篇著◎第346頁◎作發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達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沒有時間對正文作適當的修訂，而大部分只好幹脆任其照舊版翻印。

    不過還有另一種情況。本書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體系”涉及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能不跟著他到處跑，並以自己的見解去反駁他的見解。因此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成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括了相當多的領域。我們的這一世界觀，首先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經過足足20年的潛伏期，到《資本論》出版以後，就越來越迅速地為日益廣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現在，它已遠遠越出歐洲的範圍，在一切有無產者和無畏的科學理論家的國家里，都受到了重視和擁護。因此，看來有這樣的讀者，他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興趣極大，他們由於對論戰中所作的正面闡述感興趣而容忍現在在許多方面已經失去對象的同杜林觀點的論戰。

    順便指出：本書所闡述的世界觀，絕大部分是由馬克思確立和闡發的，而只有極小的部分是屬於我的，所以，我的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況下完成，這在我們相互之間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給他聽，而且經濟學那一編的第十章（《〈批判史〉論述》）就是由馬克思寫的，只是由於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遺憾地把它稍加縮短。在各種專業上互相幫助，這早就成了我們的習慣。

    現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我沒有時間作徹底的修訂，盡管我很想修改某些敘述。我擔負著編印馬克思遺稿的責任，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遠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許我作任何修改。本書是部論戰性的著作，我覺得，既然我的對手不能作什麽修改，那我這方也理應不作什麽修◎第347頁◎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駁杜林先生的答辯的權利。可是杜林先生針對我的論戰所寫的東西，我沒有看過，而且如無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在理論上對他的清算已告結束。況且，杜林先生後來遭到柏林大學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對待，我對他更應當遵守文字論戰的道義準則。當然，這所大學為了這件事受到了譴責。一所大學既然可以在人所共知的情況下剝奪杜林先生的教學自由，那麽如果有人要在同樣的人所共知的情況下把施韋寧格先生硬塞給它，它也就不應當感到驚訝了。（注：杜林（1863年起任柏林大學編外講師，1873年起任私立女子中學教員）從1872年開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抨擊大學的教授們。例如，在《力學一般原則批判史》（1872年）第一版中，他就指責海·亥姆霍茲故意對羅·邁爾的著作保持緘默。杜林還尖銳地批評了大學的各種制度，因此遭到了反動教授們的迫害。1876年，根據大學教授們的倡議，他被剝奪了在女子中學任教的資格。在力學史第2版（1877年）和論婦女教育的小冊子（1877年）中，杜林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指責，言詞更加激烈。1877年7月，根據哲學系的要求，他被剝奪了在大學執教的權利。

    恩·施韋寧格從1881年起任俾斯麥的私人醫生，1884年被任命為柏林大學教授。——348。）

    只有一章，我允許自己作些解釋性的增補，這就是第三編第二章《理論》。這里所涉及的僅僅是我所主張的觀點的一個核心問題的表述，如果我力求寫得通俗些，增補得連貫些，我的論敵是不會抱怨的。而且，這里還有外來的原因。我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書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及第三編的第一、二兩章）編成獨立的小冊子，以便譯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為意大利文版和波蘭文版所依據的文本之後，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這本小冊子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就發行了三版，接著俄文的、丹麥文的譯本也出現了。在所有這些版本中，只對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補。不過，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時，拘守原文，而不顧它後來的已經成為國際性的版本，那麽這就是一種迂腐行為了。

    此外，我還想作修改的，主要有兩點。第一，關於人類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爾根才給我們提供了理解這一歷史的鑰匙。（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1877年倫敦版。——編者注）而在這之後，由於我有機會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蘇黎世版）一書中對這期間我所能獲得的材料作了加工，◎第348頁◎所以這里只要指出這部較晚的著作就夠了。

    第二，關於理論自然科學的那部分，這里敘述得極其笨拙，有些地方現在本來可以表達得更清楚些，更明確些。既然我認為自己沒有權利對這部分進行修訂，所以我理應在這里作自我批評。

    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並用於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於自然科學，我們只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因此，當我退出商界並移居倫敦（注：恩格斯於1869年7月1日停止了在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公司的工作，於1870年9月29日遷居倫敦。——349。），從而獲得了研究時間的時候，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次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脫毛”（注：尤·李比希在他關於農業化學的主要著作的導言中談到自己的科學觀點的發展時指出：“化學正在取得異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趕上它的化學家們則處於不斷脫毛的狀態。不適於飛翔的舊羽毛從翅膀上脫落下來，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這樣飛起來就更有力更輕快”。見尤·李比希《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中的應用》1862年不倫瑞克第7版上冊第26頁。——349。），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當我不得不去探討杜林先生的所謂自然哲學時，我正處在這一脫毛過程的中間。所以，如果我有時在這方面找不到確切的術語，如果我在理論自然科學的領域中總的說來表現得相當笨拙，那麽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把握（這點我在當時還不能克服），這使我謹慎起來；沒有人能指出我真正違反了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實，或者不正確地敘述了當時公認的理論。在這方面，只有一位未被承認的大數學家寫信給馬克思，抱怨我詆毀了附圖：的聲譽（注：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亨·威·法比安1880年11月6日給馬克思的信（參看恩格斯1884年4月11日給考茨基的信，1884年9月13-15日給伯恩施坦的信和1885年6月3日給左爾格的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章中談到了附圖：（見本卷第463頁）。——349。）。

    不言而喻，我對數學和自然科學作這種概括性的敘述，是要在細節上也使自己確信那種對我來說在總的方面已沒有任何懷疑的東西，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歷史上支配著似乎是偶然事變的辯證法運動規律，也在無數錯綜覆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於人類思維的發展史中，它們逐漸被思維著的人所意識到。這些規律最初是由黑格爾全面地、不過是以神秘的形式闡發的，而剝去它們的神秘形式，並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它們◎第349頁◎的全部的單純性和普遍有效性，這是我們的期求之一。顯然，舊的自然哲學，無論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東西和多少可以結果實的萌芽（注：同卡爾·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擊舊的自然哲學，比評價它的歷史意義要容易得多。舊的自然哲學包含有許多謬見和空想，可是並不比當時經驗自然研究家的非哲學理論包含得多，至於它還包含許多有見識的和合理的東西，那麽自從進化論傳播之後這已開始為人們所了解。例如，海克爾完全有理由地承認了特雷維臘努斯和奧肯的功績（指恩·海克爾在他的《自然創造史。關於一般進化學說，特別是達爾文、歌德、拉馬克的進化學說的通俗學術講演》1873年柏林第4版第83-88頁，即第四講——《歌德和奧肯的進化論》結尾部分提出的意見。——350。）奧肯在他的原漿說和原胞說中，作為生物學的公設提出的那種東西，後來真的被發現是原生質和細胞。如果特別談到黑格爾，那麽，他在許多方面遠遠超出他同時代的經驗科學家，這些人硬把某一種力——重力、浮力、電觸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釋的現象上，以為這樣就把這些現象都解釋了，如果這行不通，就搬出某種未知的要素如光素、熱素、電素等等。這些臆想出來的要素，現在可以說基本上已經被排除了，可是，黑格爾所反對的那種玩弄力的把戲還在可笑地耍弄著，例如1869年在亥姆霍茲在因斯布魯克的演說中（亥姆霍茲《通俗講演集》1871年版第2卷第190頁）（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的《運動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探討了黑格爾和亥姆霍茲關於力的概念的見解（見本選集第4卷第346-363頁）。——350。）同18 世紀法國人傳下來的把牛頓神化（英國使他滿載榮譽與財富）這種做法相反，黑格爾指出：開普勒（德國讓他餓死）是現代天體力學的真正奠基者；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已經包含在開普勒的所有三個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確地表達出來了。黑格爾在其《自然哲學》第270 節和附釋中（《黑格爾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115頁），以幾個簡單的公式所證明的東西，作為最新數學力學的成果重新出現在古斯塔夫·基爾霍夫的書里（基爾霍夫《數學物理學講義》1877年萊比錫第2版第10頁），而且采用了和黑格爾首先闡發的那個簡單的數學模型實質上相同的模型。自然哲學家對自覺的辯證的自然科學的關系，同空想主義者對現代共產主義的關系是一樣的。），是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的。正如本書比較詳細地闡明的那樣，舊的自然哲學，特別是在黑格爾的形式中，具有這樣的缺陷：它◎第350頁◎不承認自然界有時間上的發展，不承認“先後”，只承認“並列”。這種觀點，一方面是由黑格爾體系本身造成的，這個體系把歷史的不斷發展僅僅歸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當時自然科學的總的狀況造成的。所以在這方面，黑格爾遠遠落後於康德，康德的星雲說已經宣布了太陽系的起源，而他關於潮汐延緩地球自轉的發現也已經宣布了太陽系的毀滅。（注：關於康德的星雲假說。關於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論，見《自然辯證法》的《潮汐摩擦》一節。——351。）最後，對我來說，事情不在於把辯證規律硬塞進自然界，而在於從自然界中找出這些規律並從自然界出發加以闡發。

    不過，要從相互聯系上，而且在每個單獨的領域中這樣做，卻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不僅所要掌握的這個領域幾乎是無窮無盡的，而且就是在這整個的領域內，自然科學本身也正處在急劇的變革過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把全部空閒時間用來幹這件事的人，也很難跟蹤不失。可是自從卡爾·馬克思去世之後，更緊迫的義務占去了我全部的時間，所以我不得不中斷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滿足於本書所作的概述，等將來有機會再把所獲得的成果匯集發表，或許同馬克思所遺留下來的極其重要的數學手稿一齊發表。（注：指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馬克思的數學手稿。馬克思的數學手稿共有1000多頁，寫於19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351。）

    可是，理論自然科學的進步也許會使我的勞動絕大部分或者全部成為多余的。因為單是把大量積累的、純經驗的發現加以系統化的必要性，就會迫使理論自然科學發生革命，這場革命必然使最頑固的經驗主義者也日益意識到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舊的固定不變的對立，嚴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線正在日益消失。自從最後的“真正”氣體也被液化以來，自從證實了物體可以被置於一種難以分辨是液態還是氣態的狀態以來，聚集狀態就喪失了它以前的絕對性質的最後殘余。（注：指英國物理學家托·安德魯斯的著作（1869年）、法國物理學家路·保·凱葉泰的著作（1877年）和瑞士物理學家勞·皮克泰的著作（1877年）。——351。）根據氣體運動說的原理，在純氣體中，個別氣體分子的運動速度的乘方，在同溫時和分子量成反比，這樣，熱也直接進入本身直接可以計量的運動形式的系列。如果說新發現◎第351頁◎的、偉大的運動基本規律十年前還僅僅被概括為能量守恒定律，僅僅被概括為運動不生不滅這種表述，就是說，僅僅從量的方面加以概括，那麽，這種狹隘的、消極的表述日益被那種關於能的轉化的積極的表述所代替，在這里過程的質的內容第一次獲得了它應有的地位，對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最後記憶也消除了。當運動（所謂能）從動能（所謂機械力）轉化為電、熱、位能等等，以及發生相反轉化時，運動的量是不變的，這一點現在已無須再當作什麽新的東西來宣揚了。這種認識，是今後對轉化過程本身進行更為豐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礎，而轉化過程是一個偉大的基本過程，對自然的全部認識都綜合於對這個過程的認識。自從用進化論觀點從事生物學研究以來，有機界領域內固定不變的分類界線一一消失了；幾乎無法分類的中間環節日益增多，更精確的研究把有機體從這一綱歸到另一綱，過去幾乎成為信條的那些區別標志，喪失了它們的絕對效力；我們現在知道有卵生的哺乳動物，而且，如果消息確實的話，還有用四肢行走的鳥。（注：前者是指鴨嘴獸，後者顯然是指始祖鳥。——352。）早在許多年以前，由於細胞的發現，微耳和不得不把動物個體的統一體分解成細胞國家的聯邦，——這種看法與其說是自然科學的和辯證法的，不如說是進步黨的（注：根據魯·微耳和在《細胞病理學》（第一版於1858年出版）中所闡述的觀點，動物個體可以分解為組織，組織分解為細胞層，細胞層分解為單個細胞，所以歸根到底，動物個體是單個細胞的機械總和。見魯·微耳和《細胞病理學》1871年柏林第4版第17頁。恩格斯談到這一觀點具有“進步黨的”性質，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國資產階級進步黨黨員，並且是該黨的創始人和著名活動家之一。這個黨於1861年6月成立，它在綱領中提出了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實現地方自治原則的要求。——352。），——而循環於高等動物體內的阿米巴狀的白血球的發現，使得關於動物的（因而也是人的）個體性的概念則變得覆雜多了。可是，正是那些過去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和不能化解的兩極對立，正是那些強制規定的分界線和綱的區別，使現代的理論自然科學帶上狹隘的形而上學的性質。這些對立和區別，雖然存在於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對意義，相反地，它們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絕對意義，只不過是由我們的反思帶進自然界的，——這種認識構成辯證自然觀的核心。積累起來的自然科學的事實迫使人們達到上述認識；如果人們領會了辯證思維規律，進而去領會這些事實的辯◎第352頁◎證性質，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達到這種認識。無論如何，自然科學現在已經發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辯證綜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學不忘記，作為它的經驗的總結的結論都是一些概念，而運用這些概念的藝術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識一起得來的，而是要求有真實的思維（它也有長期的經驗的歷史，其時期之長短和經驗自然研究的歷史正好是一樣的），——如果自然科學不忘記這些，那麽，它就會使自己比較容易地經歷這個過程。正是由於自然科學正在學會掌握2 500年來哲學發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擺脫任何與它分離的、處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學，另方面也可以擺脫它本身的、從英國經驗主義沿襲下來的、狹隘的思維方法。

    1885年9月23日於倫敦

    三

    這一新版，除了幾處無足輕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編第十章《〈批判史〉論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補，理由如下。

    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經提到的，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馬克思寫的。在原定作為報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馬克思的手稿大加刪節，而恰恰在所刪掉的部分里，對杜林的主張所作的批判，與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相比較，遠遠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這些闡述恰恰又是手稿當中甚至直到現在還具有重大意義和長遠意義的部分。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馬克思說明配第、諾思、洛克、休謨等人在古典經濟學產生過程中所應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盡可能完全地並逐字逐句地發表出來；而他對魁奈的《經濟表》（注：魁奈的《經濟表》於1758年在凡爾賽以小冊子的形式首次發表。——353、592。）魁奈的《經濟表》（摘自魁奈的《經濟表的分析》一書）所作的解釋就更是如此了，這個表對整個現代經濟學來說，仍然是不◎第353頁◎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謎。相反地，凡是專門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響上下文的聯系，我都把它刪掉了。

    最後，我感到十分滿意的是，自從第二版以來，本書所主張的觀點已經深入科學界和工人階級的公眾意識中，——而且這種情況出現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國家里。

    　　　　 弗·恩格斯1894年5月23日於倫敦◎第354頁◎

    引　論

    一、概　論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注：在《引論》的草稿中，這一段是這樣寫的：“現代社會主義，雖然實質上是由於對現存社會中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工人和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進行考察而產生的，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起初卻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更徹底的、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它的最初代表摩萊里和馬布利也是屬於啟蒙學者之列的。”——編者注）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紮在經濟的事實中。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麽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時，◎第355頁◎如黑格爾所說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注：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的這個地方加了一個注，見本卷第719-720頁。——356。）最初，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的頭腦以及通過頭腦的思維發現的原理，要求成為人類的一切活動和社會結合的基礎；後來這句話又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同這些原理相矛盾的現實，實際上從上到下都被顛倒了。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從今以後，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恒的真理，為永恒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注：按照盧梭的理論，人們最初生活在自然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財產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關系的發展決定了人們從自然狀態向市民狀態的過渡，並導致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國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進一步發展破壞了這種社會契約，導致某種新的自然狀態的形成。能夠消除這一自然狀態的，據說是以某種新的社會契約為基礎的理性國家。

    盧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的原則》這兩部著作中詳細闡述了這一理論。——356、720。）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 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遊手好閒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普遍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有自己的對立物同它纏在一起：資本家沒有雇傭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隨著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展成為無產者。雖然總的說來，資產階級在同貴族鬥爭時有理由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發展程度不同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第356頁◎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的托馬斯·閔采爾派，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注：恩格斯在這里是指“真正平等派”，又稱“掘地派”。他們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極左派，代表城鄉貧民階層的利益，要求消滅土地私有制，宣傳原始的平均共產主義思想，並企圖通過集體開墾公有土地來實現這種思想。——357、721。），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著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發動，產生了相應的理論表現；在16世紀和17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注：這里首先是指空想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托·莫爾的著作《烏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內拉的《太陽城》（1623年出版）。——357、721。），而在18 世紀已經有了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里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應當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禁欲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種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後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聖西門那里，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里，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消除階級差別的方案。

    所有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義的，所以也應該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會制度一樣被拋到垃圾堆里去。現實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在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純粹是一種僥幸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第357頁◎

    這種見解本質上是英國和法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內的第一批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見解。對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麽時候和什麽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里，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們的主觀知性、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訓練水平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沖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直到今天還統治著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各學派創始人的比較溫和的批判性言論、經濟學原理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覆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鋒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圓圓的石子一樣，這種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在此期間，同18世紀的法國哲學並列和繼它之後，近代德國哲學產生了，並且在黑格爾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覆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他們中最博學的人物亞里士多德就已經研究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注：在《引論》的草稿中，這個地方是這樣寫的：“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亞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爾，就已經研究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編者注）。而近代哲學雖然也有辯證法的卓越代◎第358頁◎表（例如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但是特別由於英國的影響卻日益陷入所謂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18世紀的法國人也幾乎全都為這種思維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們的專門哲學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來意義的哲學之外，他們同樣也能夠寫出辯證法的傑作；我們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子》（注：德·狄德羅的對話《拉摩的侄子》寫成於1762年前後，後又經作者修改了兩次。最初由歌德翻譯的德譯本於1805年在萊比錫出版。第一個法文版發表在1821年巴黎版《狄德羅軼文集》上，該文集實際上1823年才出版。——359、733。）和盧梭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就夠了。——在這里，我們就簡略地談談這兩種思維方法的實質；我們以後還要更詳細地談這個問題。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逝。但是，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地加以研究。這首先是自然科學和歷史研究的任務；而這些研究部門，由於十分明顯的原因，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那里只占有從屬的地位，因為他們首先必須搜集材料。精確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亞歷山大里亞時期（注：亞歷山大里亞時期是指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7世紀的時期。這個時期因埃及的一個港口城市亞歷山大里亞（位於地中海沿岸）成了當時國際經濟關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這一時期，許多科學，如數學和力學（歐幾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學、天文學、解剖學、生理學等等，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359、734。）的希臘人那里才開始，而後來在中世紀由阿拉伯人繼續發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15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從這時起它就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 年來在認識◎第359頁◎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這種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注：《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5章第37節。——編者注）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麽存在，要麽就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身又是別的東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樣是處於僵硬的相互對立中。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為可信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日常應用的範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依對象的性質而展開的各個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知道並且可以肯定地說，某一動物存在還是不存在；但是，在進行較精確的研究時，我們就發現，這有時是極其麻煩◎第360頁◎的事情。這一點法學家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為了判定在子宮內殺死胎兒是否算是謀殺，曾絞盡腦汁去尋找一條合理的界限，結果總是徒勞。同樣，要確定死亡的那一時刻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生理學證明，死亡並不是突然的、一瞬間的事情，而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同樣，任何一個有機體，在每一瞬間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間，它同化著外界供給的物質，並排泄出其他物質；在每一瞬間，它的機體中都有細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細胞在形成；經過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這個機體的物質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質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個有機體永遠是它本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在進行較精確的考察時，我們也發現，某種對立的兩極，例如正和負，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正如它們是彼此對立的一樣，而且不管它們如何對立，它們總是互相滲透的；同樣，原因和結果這兩個概念，只有應用於個別場合時才適用；可是，只要我們把這種個別的場合放到它同宇宙的總聯系中來考察，這兩個概念就聯結起來，消失在關於普遍相互作用的觀念中，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時或此地是結果，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運行的。可是，由於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研究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所以，現在理論自然科學中普遍存在的並使教師和學生、作者和讀者同◎第361頁◎樣感到絕望的那種無限混亂的狀態，完全可以從已經達到的成果和傳統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這個沖突中得到說明。

    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視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一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和經過有名的第一推動後永恒不變的太陽系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一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著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證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證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著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注：根據康德的星雲假說，太陽系是從原始星雲（拉丁文：nebula——霧）發展而來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萊比錫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體論，或根據牛頓原理試論宇宙的結構和機械起源》中闡述了這一假說。這本書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關於太陽系的構成的假說最初於法蘭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體系解說》第1-2卷最後一章中得到了闡述。由他生前編好，死後即1835年出版的此書的最後一版（第6版）中，這個假說是在第七個注中闡述的。

    宇宙空間存在著類似康德-拉普拉斯星雲假說所設想的原始星雲的熾熱的雲霧體，是由英國天文學家威·哈金斯於1864年用光譜學方法證實的，他在天文學中廣泛地運用了古·基爾霍夫和羅·木生在1859年發明的光譜分析法。恩格斯在這里參考了安·賽奇《太陽》1872年不倫瑞克版第787、789-790頁。——362、736。）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注：在《引論》的草稿中，對黑格爾哲學作了如下的描述：“就哲學被看作是淩駕於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來說，黑格爾體系是哲學的最後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學都隨著這個體系沒落了。但是留下的是辯證的思維方式以及關於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個無止境地運動著和轉變著的、處在生成和消逝的不斷過程中的世界的觀點。現在不再向哲學，而是向一切科學提出這樣的要求：在自己的特殊領域內揭示這個不斷的轉變過程的運動規律。而這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者的遺產。”——編者注）。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盡快被人遺忘的毫◎第362頁◎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一切迷亂現象探索這一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沒有解決這個任務，這在這里沒有多大關系。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在某個地方存在著的“觀念”的實現了的反映。這樣，一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系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個別的聯系，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一句話，被歪曲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流產，但也是這類流產中的最後一次。就是說，它還包含著一個不可救藥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作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全部內容。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樣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點，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進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是完全荒謬的，那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注意，並不是導致18世紀的純粹形而上學的、◎第363頁◎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作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無論在18世紀的法國人那里，還是在黑格爾那里，占統治地位的自然觀都認為，自然界是一個沿著狹小的圓圈循環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牛頓所說的永恒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也包含在其中。同這種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新近的進步，從這些進步看來，自然界同樣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天體和在適宜條件下生存在天體上的有機物種一樣是有生有滅的；至於循環，即使能夠存在，其規模也要大得無比。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淩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於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於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

    但是，自然觀的這種變革只能隨著研究工作提供相應的實證的認識材料而實現，而在這期間一些在歷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歷史事實卻老早就發生了。1831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義；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即英國的憲章派運動（注：指憲章運動，見注122。——364、738。），達到了高潮。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一方面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隨著資產階級新近取得的政治統治的發展，在歐洲最先進的國家的歷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實日益令人信服地證明，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於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和諧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學說完全是◎第364頁◎撒謊。（注：在《引論》的草稿中，接著有下面一段話：“在法國，1834年的里昂起義也宣告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英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理論獲得了歷史價值，並且也必然在德國引起反響和批評，雖然在德國，生產還只是剛剛開始擺脫小規模的經營。因此，現在與其說在德國還不如說在德國人中間形成的理論的社會主義，其全部材料都不得不是進口的……”。——編者注）所有這些事實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樣，作為這些事實的理論表現（雖然是極不完備的表現）的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舊的、還沒有被排擠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在它那里只是被當作“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注：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第1版（1882年）中，恩格斯對這個原理作了如下更加確切的表述：“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365。）； 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這樣一來，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會主義同這種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國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同辯證法和近代自然科學不相容一樣。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這個生產方◎第365頁◎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作壞東西拋棄掉。但是，問題在於：一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系和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因為以往的批判與其說是針對事物的進程本身，不如說是針對有害的後果。這已經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已經證明，無償勞動的占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種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他為這種勞動力付出的多；這種剩余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由以積累起來的價值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系作進一步的探討。

    當歐根·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中已實行了全面的變革的時候，理論的社會主義和已經死去的哲學方面的情形大體上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看看，杜林先生對我們許下了什麽諾言，他又是怎樣履行他的諾言的。

    二、杜林先生許下了什麽諾言

    首先與此有關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學教程》、《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我◎第366頁◎們首先感興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頁上，杜林先生宣布自己是

    “要求在當代以及為了這一力量〈哲學〉目前可以預見的發展而代表這一力量的人”（注：本篇引自杜林著作的所有引文中的著重號都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這樣，他就把自己說成是當代和“可以預見的”未來的唯一真正的哲學家。誰同他不一致，誰就違背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許多人對自己是這樣想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納以外，他也許是第一個大言不慚地說出這一想法的人。而且他所說的真理還是

    “最後的終極的真理”。

    杜林先生的哲學是

    “自然體系或現實哲學……　這一體系是以這樣的方式思考現實的：它排除夢幻式的和受主觀主義限制的世界觀的任何趨向”。

    因此，這一哲學有這樣的特性：它能使杜林先生超越連他自己也不否認的他個人的主觀局限性。這的確是必要的，如果他真能確立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話，不過我們到現在還不了解這個奇跡怎樣才能發生。

    這個“本身對精神極有價值的知識的自然體系”已經“穩固地確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絲毫沒有損害思想的深度”。它從自己的“真正批判的立足點”出發，提供了“一種現實的、從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現實為目標的哲學的各個要素，這種哲學不承認任何純屬虛幻的地平線，而是要在自己的強有力地實行◎第367頁◎變革的運動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的結果是“完全獨特的結論和觀點……創造體系的思想……確立了的真理”。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應在全神貫注的首創精神中尋求自身力量的勞動〈不管這指的是什麽〉；一種窮根究底的研究……一種根底深厚的科學……一種關於事物和人的嚴格科學的觀念……一種全面透徹的思想勞動……一種對可由思想控制的前提和結論的創造性的制定……絕對基礎性的東西”。

    在經濟政治的領域內，他不僅給我們提供了

    “在歷史和體系方面包容很廣的著作”，另外，其中歷史著作由於“我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而更加出色，這些著作在經濟學中促成了“創造性的轉變”；

    而且，他還以自己的一項完全制定好的關於未來社會的社會主義規劃作結束，這個規劃是

    “清晰的和窮根究底的理論的實際成果”，

    因而和杜林哲學一樣，是沒有謬誤的和唯一能救世的；因為

    “只有在我的《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所描繪的那種社會主義結構里，一種真正的所有才能取代純屬虛幻的、暫時的或基於暴力的所有制”。未來必須以此為目標。

    杜林先生獻給杜林先生的這束頌辭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這束花現在已經足以使讀者產生某些懷疑：他是否真的在同一個哲學家打交道，還是同……打交道，但是我們不得不請求讀者在沒有更詳細地了解上述的深厚根底以前，暫時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斷。我們捧出上面的這束花也只是為了指明，我們面對的不是一位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思想而讓往後的發展來判定其價值的尋常的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而是一個決非尋常的人，他聲稱自己是◎第368頁◎和教皇一樣沒有謬誤的，如果人們不願意受最可惡的異端邪說的迷惑，那就只好幹脆接受他的唯一能救世的學說。我們在這里所遇到的決不是充滿各國社會主義文庫而且近來也充滿德國社會主義文庫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種，在這些著作中，各種各樣的人力圖以人間最誠懇的態度弄清種種問題，對於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也許或多或少是缺乏資料的；在這些著作中，不管存在什麽樣學術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會主義的善良願望總是值得讚許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卻給我們提出了由他宣布為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那些原理，因此，這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見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正像他擁有獨一無二的真理一樣，他也擁有唯一的嚴格科學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學的。或者他是對的，那麽我們面對的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為他是沒有謬誤的人。或者他是不對的，那麽不管我們作出怎樣的判斷，即便好心地認為他可能出於善良的願望，這也是對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既然擁有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和唯一嚴格的科學性，那麽，當然就要對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學的人采取頗為蔑視的態度。因此，當杜林先生以極端輕蔑的態度談論他的先驅者的時候，當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為偉人的少數幾個人才在他的深厚根底面前得到恩赦的時候，我們就不應該感到驚奇了。

    首先聽聽他對哲學家的意見：

    “缺乏任何優良操守的萊布尼茨，一切哲學侍臣中的這個佼佼者”。

    康德還被勉強容忍；康德以後就一團糟了：

    出現了“緊跟其後的模仿者，也就是一個叫作費希特和一個叫作謝林的人的謬論和既輕率又無聊的蠢話……愚昧的自然哲學奇談的古怪漫畫……◎第369頁◎康德以後的怪現象”，以及由“一個叫作黑格爾的人”總其成的“熱昏的胡話”。此人滿口“黑格爾行話”，利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學的手法”和自己的“粗制品”來傳播“黑格爾瘟疫”。

    自然研究家也沒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不過只舉出了達爾文的名字，所以我們只能以他為限：

    “達爾文主義的半詩和變態術，連同其粗陋偏狹的理解力和遲鈍的辨別力……　據我們的意見，獨特的達爾文主義——自然要把拉馬克的學說從中排除——只是一種與人性對抗的獸性”。

    可是最倒黴的是社會主義者了。至多除了路易·勃朗這個在一切社會主義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享有該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後）的那種榮譽。不僅從真理和科學性方面來看是這樣，不，而且從品格方面來看也是這樣。除了巴貝夫以及1871年的幾名公社委員，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個空想主義者被稱為“社會煉金術士”。在他們當中，聖西門還算受到寬大待遇，因為只責備他“過分誇張”，並且還以同情態度指出，他深受宗教狂之害。而在談到傅立葉的時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為傅立葉

    “暴露了神經錯亂的一切因素……過去只能到瘋人院里去找的觀念……最荒唐的夢幻……神經錯亂的產物……　笨得無法形容的傅立葉”，這個“幼稚的頭腦”，這個“白癡”甚至從來不是社會主義者；他的法倫斯泰爾114 根本沒有一點合理的社會主義，而是“按日常交往的樣板構造的怪物”。

    最後：

    “如果誰以為這些評論〈傅立葉關於牛頓的評論〉……還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葉的名字和整個傅立葉主義中只有第一個音節〈fou ＝瘋狂的〉道出了一點真實的東西，那麽他自己也應當被列入某種白癡的範疇”。◎第370頁◎

    最後，羅伯特·歐文

    “有著無力而貧乏的觀念……他在道德問題上的如此粗陋的思想……幾句流於荒唐的老生常談……不合理的和粗陋的看法……　歐文的思想進程幾乎不值得作比較鄭重的批判……他的虛榮心”等等。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極端刻薄地以空想主義者的各自的名字來形容他們：聖西門——saint（神聖的），傅立葉——fou（瘋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麽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歐文——o weh！［嗚呼！ ］社會主義歷史上一個完整的非常重要的時期，就用四個詞簡單地判決了，誰懷疑這一點，“他自己也應當被列入某種白癡的範疇”。

    從杜林對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評論中，我們為了節省篇幅只舉出有關拉薩爾和馬克思的那些話：

    拉薩爾：“學究氣的、咬文嚼字的通俗化嘗試……蕪雜的經院哲學……一般理論和瑣碎廢話的奇怪的混合……失去理智的和不成體統的黑格爾迷信……嚇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靠最無聊的瑣事來自炫……我們的猶太英雄……寫寫小冊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內在不堅定性。”

    馬克思：“理解力偏狹……他的著作和成就，從本身來看，即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對我們的領域〈社會主義批判史〉沒有長遠意義，而對思想潮流的一般歷史來說最多只能看作近代宗派經院哲學中一個支脈的影響的象征……集中化和系統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體的不成體統，語言上的下流習氣……英國化的虛榮心……欺騙……混亂的觀念，它們實際上只是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迷惑人的辭令……個人的虛榮心……卑劣的手法……無禮的……舞文弄墨的笨蛋和蠢貨……中國人式的博學……哲學和科學上的落後。”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為這還是從杜林的玫瑰園中隨手采來的一小束花。自然，我們暫且還根本不涉及這些可愛的謾罵——如◎第371頁◎果杜林先生稍稍有點教養的話，他在謾罵時就不會把任何東西都看作是卑劣的和無禮的——是否也是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將來，尤其是現在，我們要留神，絲毫不要懷疑這些謾罵的深厚根底，因為不然，也許我們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選我們所應屬的白癡的範疇。我們認為我們的責任只是在於，一方面舉例說明杜林先生所謂

    “講究措詞的謹慎而又真正謙虛的表達方法”；

    另一方面確認：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驅者的一無是處，正像他自己的沒有謬誤一樣，是肯定無疑的。如果一切確實是這樣，那麽，我們就得在這位一切時代最偉大的天才面前誠惶誠恐，畢恭畢敬。◎第372頁◎

    第一編　哲　學

    三、分類。先驗主義

    按照杜林先生的說法，哲學是對世界和生活的意識的最高形式的闡發，在更廣的意義上說，還包括一切知識和意願的原則。無論在哪里，只要某一系列的認識或刺激，或者某一類存在形式為人的意識所考察，這些形式的原則就應當是哲學的對象。這些原則是簡單的或迄今被設想為簡單的成分，這些成分可以構成各種各樣的知識和意願。同物體的化學組成一樣，事物的一般狀態也可以還原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這些終極的成分或原則，一旦被發現，就不僅對於直接知道和接觸到的東西，而且對於我們不知道和接觸不到的世界也都有意義。因此，哲學原則就成了科學要成為對自然界和人類生活進行解釋的統一體系所需要的最後補充。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學只有兩個真正的研究對象，即自然界和人類世界。這樣，在我們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論，關於自然原則的學說，以及最後關於人的學說。在這個序列中，同時也包含某種內在的邏輯次序，因為適用於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則走在前面，而運用這些原則的對象性領域則按其從屬次序跟在後面。

    杜林先生就是這樣說的，而且這里幾乎完全是逐字逐句地引述的。

    因此，他所謂的原則，就是從思維而不是從外部世界得來的那些形式的原則，這些原則應當被運用於自然界和人類，因而自然界和人類都應當適應這些原則。但是，思維從什麽地方獲得這些原則呢？從自身中嗎？不，因為杜林先生自己說：純粹觀念的領域只限於邏輯模式和數學形式（而且我們將會看到，後者是錯誤的）。邏輯◎第373頁◎模式只能同思維形式有關系；但是這里所談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維永遠不能從自身中，而只能從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這些形式。這樣一來，全部關系都顛倒了：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它把事物完全頭足倒置了，從思想中，從世界形成之前就久遠地存在於某個地方的模式、方案或範疇中，來構造現實世界，這完全像一個叫作黑格爾的人的做法。

    確實是這樣。我們可以把黑格爾的《全書》（注：黑格爾《哲學全書縮寫本》1817年海德堡版。——編者注）以及它的全部熱昏的胡話同杜林先生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對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論，這在黑格爾那里稱為邏輯學。其次，他們兩人把這些模式或者說邏輯範疇應用於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學；而最後，把它們應用於人類，就是黑格爾叫作精神哲學的東西。這樣，杜林這套序列的“內在的邏輯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導我們回到了黑格爾的《全書》，它如此忠實地抄襲《全書》，竟使黑格爾學派的永世流浪的猶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注：恩格斯稱米希勒為“黑格爾派的永世流浪的猶太人”，顯然是由於米希勒始終不渝地篤信被膚淺理解的黑格爾主義。例如，1876年，米希勒開始出版5卷集的《哲學體系》，其總的結構完全是模仿黑格爾的《哲學全書》。見卡·路·米希勒《作為精確科學的哲學體系（包括邏輯、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1876-1881年第1-5卷。

    關於“永世流浪的猶太人”，見本卷第909頁。——374。）感激涕零。

    如果完全自然主義地把“意識”、“思維”當作某種現成的東西，當作一開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對立的東西，那麽結果總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麽意識和自然，思維和存在，思維規律和自然規律如此密切地相適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進一步問：究竟什麽是思維和意識，它們是從哪里來的，那麽就會發現，它們都是人腦的產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並且和這◎第374頁◎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這里不言而喻，歸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產物的人腦的產物，並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聯系相矛盾，而是相適應的。（注：1885年準備出版《反杜林論》第2版時，恩格斯曾經打算在這個地方加一條注釋，後來，他把這條注釋的草稿（《關於現實世界中數學的無限的原型》）列為《自然辯證法》的材料（見本選集第4卷第364-370頁）。——375。）

    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許自己這樣簡單地對待問題。他不僅以人類的名義來思維——這本身已經是件相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體上的有意識的和能思維的生物的名義來思維。

    其實，“如果想通過'人的'這個修飾語來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懷疑意識和知識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義和它們的無條件的真理權，那麽這就貶低了這些基本形式”。

    因此，為了使人們不致懷疑其他某個天體上二乘二等於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維稱作人的思維，因而只好使思維脫離唯一的真實的基礎，即脫離人和自然界，而在我們看來思維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於是杜林先生就絕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爾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現的那種意識形態里。附帶說一下，我們還要更加頻繁地在其他天體上歡迎杜林先生。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二）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謁?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不言而喻，在這樣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義學說的。我們以後會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識的行動方式，即把普通話中叫作上帝的東西，硬塞給自然界。

    此外，我們的現實哲學家把全部現實的基礎從現實世界搬到思想世界，還有另一種動機。關於這種一般世界模式論、關於這種存在的形式原則的科學，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學的基礎。如果世界模式論不是從頭腦中，而僅僅是通過頭腦從現實世界中得來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則是從實際存在的事物中得來的，那麽為此我們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學，而是關於世界和世界中所發生的事情的實證知識；由此產生的也不是哲學，而是實證科學。但是這樣一來，杜林◎第375頁◎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勞無益的東西了。

    其次，既然哲學本身已不再需要，那麽任何體系，甚至哲學的自然體系也就不再需要了。關於自然界所有過程都處在一種系統聯系中的認識，推動科學從個別部分和整體上到處去證明這種系統聯系。但是，對這種聯系作恰當的、毫無遺漏的、科學的陳述，對我們所處的世界體系形成精確的思想映象，這無論對我們還是對所有時代來說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類發展的某一時期，這種包括世界各種聯系——無論是物質的或者是精神的和歷史的——的最終完成的體系建立起來了，那麽，人的認識的領域就從此完結，而且從社會按照那個體系來安排的時候起，未來的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就中斷了，——這是荒唐的想法，是純粹的胡說。這樣人們就碰到一個矛盾：一方面，要毫無遺漏地從所有的聯系中去認識世界體系；另一方面，無論是從人們的本性或世界體系的本性來說，這個任務是永遠不能完全解決的。但是，這個矛盾不僅存在於世界和人這兩個因素的本性中，而且還是所有智力進步的主要杠桿，它在人類的無限的前進發展中一天天不斷得到解決，這正像某些數學課題在無窮級數或連分數中得到解答一樣。事實上，世界體系的每一個思想映象，總是在客觀上受到歷史狀況的限制，在主觀上受到得出該思想映象的人的肉體狀況和精神狀況的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開始就宣布，他的思維方式是排除受主觀主義限制的世界觀的任何趨向的。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杜林先生是無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體之上。現在我們又看到，他是無所不知的。他解決了科學的最終課題，從而封閉了一切科學走向未來的道路。

    杜林先生認為，和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樣，全部純數學也可以先驗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給我們提供的經驗而從頭腦中構思出來。◎第376頁◎

    在純數學中，知性所處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數和形的概念是“對純數學來說足夠的並且由它自己創造的對象”，所以純數學具有“不依賴於特殊經驗和世界現實內容的意義”。

    純數學具有不依賴於任何個人的特殊經驗的意義，這當然是正確的，而且這也適用於各門科學的所有已經確定的事實，甚至適用於所有的事實。磁有兩極，水是由氫和氧化合成的，黑格爾死了，而杜林先生還活著，——這一切都是不依賴於我的或其他個人的經驗的，甚至不依賴於杜林先生安然入睡時的經驗的。但是在純數學中知性決不能只處理自己的創造物和想象物。數和形的概念不是從其他任何地方，而是從現實世界中得來的。人們用來學習計數，也就是作第一次算術運算的十個指頭，可以是任何別的東西，但總不是知性的自由創造物。為了計數，不僅要有可以計數的對象，而且還要有一種在考察對象時撇開它們的數以外的其他一切特性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長期的以經驗為依據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和數的概念一樣，形的概念也完全是從外部世界得來的，而不是在頭腦中由純粹的思維產生出來的。必須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狀的物體，把這些形狀加以比較，然後才能構成形的概念。純數學是以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系，也就是說，以非常現實的材料為對象的。這種材料以極度抽象的形式出現，這只能在表面上掩蓋它起源於外部世界。但是，為了對這些形式和關系能夠從它們的純粹狀態來進行研究，必須使它們完全脫離自己的內容，把內容作為無關重要的東西放在一邊；這樣就得到沒有長寬高的點，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線，a和b與x和y，常數和變數；只是在最後才得到知性自身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即虛數。甚至數學上各種數量的表面上的相互導出，也並不證明它們的先驗的來源，而只是證明它們的合理的聯系。矩形繞自己的一邊旋轉而得到圓柱形，在產生這樣的◎第377頁◎觀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些現實的矩形和圓柱形，即使它們在形狀上還很不完全。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數學是從人的需要中產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測量容積，計算時間和制造器械。但是，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維領域中一樣，從現實世界抽象出來的規律，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就和現實世界脫離，並且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作為世界必須遵循的外來的規律而同現實世界相對立。社會和國家方面的情形是這樣，純數學也正是這樣，它在以後被應用於世界，雖然它是從這個世界得出來的，並且只表現世界的構成形式的一部分——正是僅僅因為這樣，它才是可以應用的。

    但是杜林先生以為，他不需要任何經驗的填加料，就可以從那些“按照純粹邏輯的觀點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論證”的數學公理中推導出全部純數學，然後把它應用於世界，同樣，他以為，他可以先從頭腦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識的簡單的成分、哲學的公理，再從它們中推導出全部哲學或世界模式論，並把自己的這一憲法欽定賜給自然界和人類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不是由1850年曼托伊費爾的普魯士人（注：暗指普魯士人奴仆般的順從態度，他們通過了1848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魯士制憲議會的同時由國王欽定（“恩賜”）的憲法。這部由反動大臣曼托伊費爾參與制定的憲法於1850年1月31日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後批準。——378。）組成的，而人類世界也只有極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們組成的。

    數學公理是數學不得不從邏輯學那里借用的極其貧乏的思想內容的表現。它們可以歸結為以下兩條：

    1.整體大於部分。這個命題純粹是同義反覆，因為部分這一從數量上來把握的觀念一開始就和整體這個觀念以一定的方式相聯系，就是說，“部分”直接表示，數量上的“整體”是由若幹數量上的“部分”組成的。這個所謂的公理明確地肯定了這一點，但我們沒有因此前進一步。這一同義反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這樣來證明：整體是由若幹部分組成的東西；部分是若幹合在一起才構成整體的東西；因此部分小於整體——在這里重覆的空洞更強烈地◎第378頁◎顯示了內容的空洞。

    2.如果兩個數量等於第三個數量，那麽它們彼此相等。正像黑格爾已經證明過的，這個命題是邏輯可以擔保其正確性的那種推論（注：見黑格爾《哲學全書》第188節；並見《邏輯學》第3冊第1篇第3章關於定在推論第四式的第1 節和第3篇第2章關於定理的1節。——編者注），因此它已經得到證明了，雖然是在純數學之外得到證明的。其他關於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這個推論的合乎邏輯的擴展。

    不論在數學中或者在別的領域中，這樣貧乏的命題都是無濟於事的。為了繼續前進，我們必須引入真實的關系，來自現實物體的關系和空間形式。線、面、角、多角形、立方體、球體等等觀念都是從現實中得來的，只有思想上極其幼稚的人，才會相信數學家的話：第一條線是由點在空間的運動產生的，第一個面是由線的運動產生的，第一個立體是由面的運動產生的，如此等等。甚至語言也反對這種說法。一個具有三個度的數學圖形叫作立體，corpus solidum，就是說在拉丁文中這個詞甚至是指可以觸摸到的物體，所以這個名稱決不是從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來的，而是從確鑿的現實中得來的。

    但是，所有這些冗長的論述有什麽用呢？杜林先生在第42頁和第43頁（注：在《反杜林論》第一編中所引用的頁碼都出自杜林《哲學教程》一書。——379。）上熱烈地歌頌純數學對經驗世界的獨立性、它的先驗性以及它對知性的特有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的研究，以後他又在第63頁上說：

    “這就是說，人們容易忽視，那些數學的要素〈數、數量、時間、空間和幾何運動〉只在形式上是觀念的……　所以絕對的數量無論它們屬於哪一類，都◎第379頁◎是某種完全經驗的東西。”……但是，“數學的模式能夠作一種雖是脫離經驗的、但仍然是充分的描述”，

    這種說法或多或少可以適用於任何的抽象，但是決不能證明後者不是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在世界模式論中，純數學產生於純思維，而在自然哲學中，純數學是某種完全經驗的東西，是來自外部世界、然後又脫離外部世界的東西。我們應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

    四、世界模式論

    “包羅萬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於它是自滿自足的，因而沒有任何東西同它並列或在它上面。如果給它加上第二個存在，那就使它成為不是它本來那樣的東西，即成為一個包容更廣的整體的一部分或組成部分。當我們把自己的仿佛框子一樣的統一思想擴展開來時，任何必須進入這個思想統一體的東西都不能在自身中保持兩重性。但是任何東西也不能脫離這個思想統一體……一切思維的本質就在於把意識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　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正是通過這種綜合的統一點產生的，而宇宙，就像這個詞本身所表明的，被認為是萬物在其中聯合為一個統一體的東西。”

    杜林先生就是這樣說的。數學方法：

    “任何問題都應當從簡單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來解決，正如對待簡單的……數學原則一樣。”——

    這一方法在這里首先被使用。

    “包羅萬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義反覆，即在謂語中簡單地重覆主詞中已經說過的東西，也算是公理的話，那麽我們在這里就有了一個最純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詞中告訴我們，存在包羅萬象，而他在謂語中則大膽地斷定：因此沒有任何東西是在這一存◎第380頁◎在之外的。多麽了不起的“創造體系的思想”！

    真是“創造體系的”。我們往下還讀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們的統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變成它的統一性了。因為一切思維的本質都在於把事物綜合為一個統一體，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為統一的東西，世界概念就成為不可分割的；又因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統一的，所以現實的存在、現實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這樣，

    “只要精神一學會從存在的同種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沒有任何位置了”。

    這是一個使奧斯特爾利茨和耶拿、克尼格雷茨和色當（注：此處列舉的是19世紀歐洲歷次戰爭中的幾次最大的會戰。

    奧斯特利茨會戰是1805年12月2日俄奧兩國軍隊和法國軍隊之間的會戰。這次會戰以拿破侖第一的勝利而告終。

    耶拿會戰是1806年10月14日法軍和普軍之間的會戰。這次會戰普軍被擊潰，普魯士投降了拿破侖法國。

    克尼格雷茨會戰又稱薩多瓦會戰。

    色當會戰是1870年9月1-2日普魯士和法國在色當進行的會戰。這是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一次決定性會戰，普魯士軍隊挫敗了麥克馬洪指揮的法國軍隊，並迫使它投降。——381。）黯然失色的戰役。在我們動員第一個公理後還不到一頁，只用三言兩語，就已經把所有彼岸的東西，上帝、天使軍、天堂、地獄和滌罪所，連同靈魂不死，都廢棄、排除、消滅了。

    我們是怎樣從存在的唯一性轉到它的統一性的呢？全靠我們對它的想象。我們一旦把我們的仿佛框子一樣的統一思想圍繞著存在擴展開來，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變成統一的存在，變成思想統一體；因為一切思維的本質就在於把意識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

    最後這句話是完全錯誤的。第一，思維既把相互聯系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同樣也把意識的對象分解為它們的要素。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第二，思維，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話，只能把這樣一些意識的要素綜合為一個統一體，在這些意識的要素中或者在它們的現實原型中，這個統一體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體中，那它決不會因此就長出乳腺來。可見，存在的統一性，或者說把存在理解為一個統一體的根據，正是◎第381頁◎需要加以證明的；當杜林先生向我們保證，他認為存在是統一的而不是什麽兩重性的東西的時候，他無非是向我們發表他的無足輕重的意見罷了。

    如果我們要原原本本地敘述他的思想過程，那麽它就是：我從存在開始。因此我思考著存在。關於存在的思想是統一的。但是思維和存在必須互相協調，互相適應，“互相一致”。因此，在現實中存在也是統一的。因此，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杜林先生這樣不加掩飾地說出來，而不用上述那些極端玄妙的話來款待我們，那麽他的思想體系就昭然若揭了。企圖以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證明任何思維產物的現實性，這正是一個叫作黑格爾的人所說的最荒唐的熱昏的胡話之一。

    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論證都是對的，他也沒有從唯靈論者那里贏得一寸陣地。唯靈論者簡短地回答他說：我們也認為世界是單一的；只有從我們的特殊世俗的、原罪的觀點來看，才有此岸和彼岸之分；全部存在就其本身說來，就是說，在上帝那里，是統一的。他們將陪著杜林先生到他所喜愛的其他天體上去，指給他看一個或幾個天體，那里沒有原罪，所以那里也沒有此岸和彼岸的對立，世界的統一性是信仰的要求。

    在這個問題上最可笑的是，杜林先生為了用存在的概念去證明上帝不存在，卻運用了證明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論證法。這種論證法說：當我們思考著上帝時，我們是把他作為一切完美性的總和來思考的。但是，歸入一切完美性的總和的，首先是存在，因為不存在的東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們必須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內。因此上帝一定存在。——杜林先生正是這樣論證的：當我們思考著存在的時候，我們是把它作為一個概念來思考的。綜合在一個概念中的東西是統一的。因此，如果存在不是統一的，那麽它就◎第382頁◎不符合它本身的概念。所以它一定是統一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此等等。

    當我們說到存在，並且僅僅說到存在的時候，統一性只能在於：我們所說的一切對象是存在的、實有的。它們被綜合在這種存在的統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別的統一性中；說它們都是存在的這個一般性論斷，不僅不能賦予它們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暫時排除了對所有這些特性的考慮。因為只要我們離開存在是所有這些事物的共同點這一簡單的基本事實，哪怕離開一毫米，這些事物的差別就開始出現在我們眼前。至於這些差別是否在於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無生命的，一些是所謂此岸的，另一些是所謂彼岸的，那我們是不能根據把單純的存在同樣地加給一切事物這一點來作出判斷的。

    世界的統一性並不在於它的存在，盡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統一性的前提，因為世界必須先存在，然後才能是統一的。在我們的視野的範圍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而這種物質性不是由魔術師的三兩句話所證明的，而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長期的和持續的發展所證明的。

    繼續往下看。杜林先生對我們談到的存在

    “不是那種純粹的存在，即自身等同的、應當沒有任何特殊規定性的而且實際上僅僅是思想虛無或無思想之對應物的存在”。

    但是我們很快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確是從這樣一種存在開始的，這種存在沒有任何內在的差別、任何運動和變化，所以事實上只是思想虛無的對應物，所以是真正的虛無。只是從這樣的存在－虛無，才發展出現在的分化了的、變化多端的、表現為一種◎第383頁◎發展、一種變易的世界狀態；我們只有在懂得了這一點以後，才能夠甚至在這種永恒的變化下，

    “把握自身等同的無所不包的存在的概念”。

    這樣，我們現在就有了較高階段上的存在的概念，在這里，它所包含的既有不變，又有變，既有存在，又有變易。達到這點以後，我們就發現：

    “類和種，統而言之，一般和特殊，是最簡單的區別方法，沒有這種方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狀態”。

    但是這些都是區別質的方法；看過這些以後，我們再往下看：

    “和類相對立的，是量的概念，這個量是同種的，其中再沒有種的區別”；

    這就是說，我們從質轉到量，而量總是“可測度的”。

    現在讓我們把這個“一般有效模式的透徹分析”以及它的“真正批判的觀點”同一個叫作黑格爾的人的粗制品、混亂的東西和熱昏的胡話比較一下。我們看到，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從存在開始的——像杜林先生一樣；這種存在表現為一種虛無——也和杜林先生一樣；從這種“存在－虛無”過渡到變易，變易的結果就是定在，即存在的較高的較充實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樣。定在導致質，質導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樣。為了不遺漏任何要點，杜林先生利用另外一個機會對我們說：

    “人們不管一切量的漸進性，而只是通過質的飛躍從無感覺的領域進入感覺的領域，關於這種飛躍，我們……可以斷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單純的漸進有無限的差別。”

    這完全是黑格爾的度量關系的關節線，在這里純粹量的增多◎第384頁◎或減少在一定的關節點上引起質的飛躍，例如，把水加熱或冷卻，沸點和冰點就是這種關節點，在這種關節點上——在標準壓力下——完成了進入新的聚集狀態的飛躍，就是說，在這里量就轉變為質。

    我們的研究也力圖窮根究底，並且發現杜林的根底深厚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來是一個叫作黑格爾的人的“熱昏的胡話”，即黑格爾《邏輯學》的第一部分存在論（注：見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816年紐倫堡版。這部著作共分三冊：(1)客觀邏輯，存在論（1812年出版）；(2)客觀邏輯，本質論（1813年出版）；(3)主觀邏輯或概念論（1816年出版）。——385。）的範疇，照搬純系老黑格爾的“序列”，而且對這種抄襲幾乎不想作任何掩飾！

    但是杜林先生並不滿足於從被他百般辱罵的先驅那里剽竊完整的存在模式論，他自己在舉出了上述從量到質的飛躍式轉變的例子以後，竟泰然自若地談起了馬克思：

    “例如，〈馬克思〉引證黑格爾關於量轉變為質的混亂的模糊觀念，這豈不顯得十分滑稽！”

    混亂的模糊觀念！究竟是誰在這里轉變了，究竟是誰在這里顯得滑稽，杜林先生？

    這樣，所有這些漂亮的小玩藝，不僅不是根據規定“按照公理來解決”的，而且是幹脆從外面，即從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搬來的。此外，整章中連內在聯系的表面現象都沒有，因為沒有把這種內在聯系也從黑格爾那里抄來，結果，一切都成為關於空間和時間、不變和變的毫無內容的玄想。

    黑格爾從存在進到本質，進到辯證法。在這里他研究反思的規定，它們的內在的對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負，然後就進到因果性或原因和結果的關系，並以必然性作結束。杜林先生也沒有什麽不同。黑格爾叫作本質論的東西，杜林先生把它譯成：存在的邏輯特性。但是這些特性首先在於“力的對抗”，在於對立。至於矛盾，杜◎第385頁◎林先生是根本否認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回頭來談。然後，他就轉到因果性，並從因果性轉到必然性。所以，如果杜林先生這樣來談自己：

    “我們不是從籠子里談哲學”，

    那麽大概他是說：他是在籠子里談哲學，就是說，是在黑格爾的範疇模式論的籠子里談哲學。

    五、自然哲學。時間和空間

    現在我們來談自然哲學。在這里杜林先生又有一切理由對自己的先驅表示不滿。

    自然哲學“墮落到這種地步，它竟變成了混亂的、以無知為基礎的偽詩詞”，並且“陷入一個叫作謝林的人和諸如此類以絕對物的祭司自炫並迷惑公眾的夥伴們的賣弄風騷的哲學清談”。疲倦把我們從這些“怪物”那里援救出來，可是直到現在，它只給“動搖性”讓出了位置；“至於談到廣大的公眾，大家知道，在他們看來，比較大的江湖騙子的退隱，往往只是給比較小的、卻比較世故的後繼者提供一個機會，去用別的招牌重新端出前者的貨色”。自然研究家自己對於“在囊括世界的觀念的王國中漫遊”不太“感興趣”，所以在理論領域中帶有純屬“漫不經心的輕率性”。

    這里亟待援救，幸虧有杜林先生在。

    為了正確估價以下關於世界在時間上發展而在空間上有界限的啟示，我們不得不重新回來研究“世界模式論”的幾個地方。

    又和黑格爾一樣（《全書》第93節），存在被賦予無限性——黑格爾稱之為惡無限性（注：見黑格爾《哲學全書》第94節。——編者注），然後對這種無限性進行研究。◎第386頁◎

    “可以沒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無限性的最明顯的形式，是數在數列中的無限積累……　正如我們可以在每一個數後面加上另一個個位數而永遠不會使進一步計數的可能性窮盡一樣，存在的每一個狀態也都有另一個狀態與之連接，而無限性就在於這些狀態的層出不窮。因此，這種被確切地加以思考的無限性也只有一個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因為，對我們的思維來說，設想這些狀態向著相反的方向積累，雖無關緊要，但這種向後倒退的無限性正好只是輕率地想象出來的東西。既然這種無限性真的要朝反方向走，那麽它在它的每一個狀態中，都得有一個無限數列留在自己後面。但是這樣就會出現可以計數的無限數列這種不可允許的矛盾，所以假定無限性還有第二個方向，顯然是荒唐的。”

    從對無限性的這種看法中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世界上的因果鏈條應當在某個時候有個開端：

    “已經彼此連接起來的原因的無限數，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假定數不盡的數是可以計數的”。

    這樣就證明有終極原因。

    第二個結論是

    “定數律：任何由獨立物組成的現實的類的相同物的積累，只有作為一定的數的構成，才是可以思議的”。不僅天體的現有數目在每一瞬間必然是本來就確定的，而且一切存在於世界上的、物質的最小獨立部分的總數，也必然是這樣。後一種必然性是說明為什麽任何化合物沒有原子都是不可思議的真正理由。一切現實的可分性總是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有限的規定性，不然就會出現可以計數的數不盡的數的矛盾。根據同樣的理由，不僅迄今為止地球環繞太陽運行的次數必然是確定的——即使還說不出來，而且一切周期性的自然過程都必然有某個開端，而一切分化的構成，自然界一切前後相繼的多樣化現象，都必然淵源於某種自身等同的狀態。這種狀態可以從來就沒有矛盾地存在著，可是，如果時間本身是由各個現實的部分組成的，而不是僅僅由我們的知性借助觀念上對種種可能性的安排來任意劃分的，那麽上述觀念就被排除了。至於現實的自身有區別的時間內容，那情形就不一樣了；在時間中實際地充滿各種可以區分的事實這一點以及這一領域內的各種存在形式，正是◎第387頁◎由於自身的差別性，才是可以計數的。如果我們設想這樣一種狀態，其中沒有什麽變化，並且由於它的自身等同性而根本沒有前後相繼的差別，那麽比較特殊的時間概念也就變成比較一般的存在觀念。空洞持續性的積累究竟是什麽意思，根本不可思議。

    杜林先生就是這樣說的，而且他因這些發現的重要性而自鳴得意。起初，他希望這些發現“至少不被看作微不足道的真理”；可是後來我們看到：

    “大家回想一下我們用來促使無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響的那些極其簡單的說法……由於現代的尖銳化和深化而變得如此簡單的普遍的時空觀念的因素。”

    我們促使！現代的深化和尖銳化！我們是誰，我們的現代是什麽時候？誰使之深化和尖銳化？

    “論題：世界在時間上是有開端的，在空間上也是有界限的。——證明：假定世界在時間上沒有開端，那麽在任何一個既定的瞬間之前有一種永恒經歷過了，因而彼此相繼的事物狀態的無限序列便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無限性正好在於它永遠不能由連續的綜合來完成。因此，無限的、已經流逝的世界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見世界的開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條件。這是需要證明的第一點。——關於第二點，我們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個由同時存在的事物所構成的無限的既定的整體。對於不在任何直覺的某種界限內提供的量的大小，我們只有通過各個部分的綜合這種方式才可以設想，而對於這種量的總和，我們只有通過完成的綜合或通過單位自身的重覆相加才可以設想。由此可見，為了把充滿一切空間的世界設想為一個整體，必須把無限世界的各個部分的連續綜合看作已經完成的，就是說，在對所有同時存在的事物逐一計數時，無限的時間必須被看作已經終止了的，但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現實事物的無限聚集不能被看作一個既定的整體，因而也不能被看作同時提供出來的東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間的廣延來說，不是無限的，而是有自己的界限的。這是〈需要證明的〉第二點。”

    這些命題是逐字逐句從一本很著名的書上抄下來的，這本書◎第388頁◎在1781年第一次出版，書名是《純粹理性批判》，伊曼努爾·康德著。這些命題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部著作的第一部第二編第二卷第二章第二節《純粹理性的第一個二律背反》中讀到。看來，杜林先生的光榮只在於他給康德所表述的思想安上了一個名稱——定數律，在於發現有一個時候世界雖然已經存在，但是還沒有時間。至於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還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是“我們”——伊曼努爾·康德，而“現代”只有95年。的確“極其簡單”！好個“空前影響”！

    可是康德根本沒有說上述命題已經通過他的證明最終確立了。相反地，在同頁的對照欄內，他提出並證明了相反的命題：世界在時間上沒有開端，在空間上沒有終點；康德正是在第一個命題像第二個命題一樣可以得到證明這一點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決的矛盾。“一個叫作康德的人”在這里發現了不能解決的困難，才智比較平庸的人對此或許會感到有些困惑。我們這位勇敢的、“完全獨特的結論和觀點”的炮制者卻不是這樣：他孜孜不倦地從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對他有用的東西，而把其余的東西拋在一邊。

    問題本身解決得非常簡單。時間上的永恒性、空間上的無限性，本來就是，而且按照簡單的詞義也是：沒有一個方向是有終點的，不論是向前或向後，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這種無限性和無限序列的無限性完全不同，因為後一種無限性起初總是從一，從序列的第一項開始的。這種序列觀念不能應用於我們的對象，這在我們把它應用於空間的時候就立刻顯示出來了。無限序列一移到空間，就是從某一點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無限的線。這樣，空間的無限性是不是就被表達出來了，即使表達得很不貼切。恰恰相反，為了得出空間的度的概念，只需要從一點上按三個相反的方向延伸◎第389頁◎出六條線，這樣一來，我們就會得到空間的六個度。康德很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只是間接地、轉彎抹角地把他的數列移到世界的空間性上來。杜林先生卻相反，他強迫我們接受空間的六個度，隨後又對那位不願以通常的空間的三個度為滿足的高斯的數學神秘主義表示難以言喻的憤慨。（注：指杜林對德國大數學家卡·弗·高斯關於非歐幾里得幾何學體系，特別是關於多度空間幾何學體系的思想所進行的攻擊。——390。）

    向兩個方向延伸的無限的線或無限的單位序列在運用於時間的時候，具有某種比喻的意義。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想象為一種從一數起的序列或從某一點延伸出去的線，那麽，我們就是事先說時間是有開端的，我們把我們正好要證明的東西當作前提。我們賦與時間的無限性一種單向的、半截的性質；可是單向的、半截的無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沒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無限性”的直接對立物。為了避免這一矛盾，我們只能假定，我們在計數序列時所由開始的一、我們在量度線時所由出發的點，是序列中的任何一個一、線上的任何一個點，至於我們把一或點放在哪里，這對線或序列來說是無所謂的。

    但是“可以計數的無限數列”的矛盾呢？只要杜林先生向我們施展出絕招，數出這種無限數列，我們就能夠更詳細地來研究這個矛盾。等他完成了從－∞（負無限）到0的計算時，再來見我們吧。可是顯然，不論他從哪里開始計數，總有一個無限序列留在他後面，同這個序列一起的還有他應當解決的課題。就讓他把自己的無限序列1＋2＋3＋4……倒過來，並且試試從無限的終點再數到一；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完全不懂事理的人的嘗試。不僅如此。如果杜林先生斷言，已經流逝的時間的無限序列已經數出來了，那麽他就是斷言，時間是有開端的；因為，否則他就根本不能開始“計數”。因此，他又把他應當證明的東西當作前提塞進來了。因此，可以計數的無限序列的觀念，換句話說，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數律，◎第390頁◎是一個形容語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 （注：指“圓形的方”，“木制的鐵”一類的荒唐的說法。——編者注），它本身就包含著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

    很清楚，有終點而無開端的無限性，和有開端而無終點的無限性相比，不多不少，都是無限的。杜林先生只要有一點點辯證的洞察力就一定會知道，開端和終點正像北極和南極一樣必然是互相聯系的，如果略去終點，開端就正好成為終點，即序列所具有的一個終點，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沒有數學上運用無限序列的習慣，全部錯覺都不可能有了。因為在數學上，為了達到不確定的、無限的東西，必須從確定的、有限的東西出發，所以一切數學的序列，正的或負的，都必須從一開始，否則就無從計算。但是，數學家的觀念上的需要，對現實世界來說決不就是強制法。

    此外，杜林先生永遠做不到沒有矛盾地思考現實的無限性。無限性是一個矛盾，而且充滿矛盾。無限純粹是由有限組成的，這已經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這樣。物質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並不比它的無限性所引起的少，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任何消除這些矛盾的嘗試都會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正因為無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無限的、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無止境地展開的過程。如果矛盾消滅了，那無限性就終結了。黑格爾已經完全正確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以應有的輕蔑態度來對待那些對這種矛盾苦思冥想的先生們。

    我們再往下看。這樣，時間有了開端。可是在這個開端之前是什麽呢？是處在自身等同的、不變的狀態中的世界。由於在這種狀態中沒有任何相繼發生的變化，所以比較特殊的時間概念也變成比較一般的存在觀念。第一，什麽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腦子里變化◎第391頁◎著，這和我們毫不相幹。這里所說的，不是時間概念，而是杜林先生決不可能這樣輕易地擺脫掉的現實的時間。第二，無論時間概念怎樣可以變為比較一般的存在觀念，我們並沒有因此前進一步。因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像空間以外的存在一樣，是非常荒誕的事情。黑格爾的“非時間上過去的存在”和晚期謝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注：見黑格爾《邏輯學》第2冊本質論的開頭部分。

    關於後來謝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這個範疇，見恩格斯的著作《謝林和啟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6-269頁）。——392。），同這種時間以外的存在相比還是合理的觀念。因此，杜林先生非常謹慎行事：實在說，這也許是時間，但這是實質上不能稱為時間的那種時間，因為這種時間本身不是由各個現實的部分組成，而僅僅是由我們的知性任意劃分的，只有在時間中實際地充滿各種可以區分的事實這一點才是可以計數的，而空洞持續性的積累究竟是什麽意思，根本不可思議。這種積累究竟是什麽意思，在這里完全無關緊要。問題是：處於這里所假定的狀態中的世界是否持續下去，是否經歷時間的持續？我們早已知道，量度這種毫無內容的持續性將一無所得，就像在虛無縹緲的空間中毫無目的和目標地量度也將一無所得一樣；正因為這種做法很無聊，黑格爾才把這種無限性稱為惡無限性。按照杜林先生的說法，時間僅僅通過變化才存在，不是變化存在於時間之中並通過時間而存在。正因為時間是和變化不同的，是離開變化而獨立的，所以可以用變化來量度時間，因為在量度的時候總是需要一種與所量度的東西不同的東西。而且，不發生任何顯著變化的時間，遠非不是時間；它寧可說是純粹的、不受任何外來的混入物所影響的時間，因而是真正的時間，作為時間的時間。事實上，如果我們要把握完全純粹的、排除一切外來的不相幹的混入物的時間概念，那麽，我們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時間上同時或相繼發生的各種事變當作與此無關的東西放在一旁，從而設想一種其中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時間。因此，我們這樣做並沒有使時間概念沈沒在一◎第392頁◎般的存在觀念中，而是由此才得到純粹的時間概念。

    可是，所有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狀態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亂比較起來，還是純粹的兒戲。如果世界曾經處於一種絕對不發生任何變化的狀態，那麽，它怎麽能從這一狀態轉到變化呢？絕對沒有變化的、而且從來就處於這種狀態的東西，不能靠它自己走出這種狀態而轉入運動和變化的狀態。因此，必須從外部、從世界之外來一個第一推動，才會使世界運動起來。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推動”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種說法。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論中假裝已經幹幹凈凈地掃除了上帝和彼岸世界，在這里他自己又把二者加以尖銳化和深化，重新帶進自然哲學。

    接著，杜林先生說：

    “在數量屬於存在的不變要素的地方，這種數量在它的規定性上保持不變。這適用於……物質和機械力。”

    附帶說一下，第一句話是杜林先生的公理式和同義反覆式的大話的寶貴例子：在數量不變的地方，數量保持原樣。因此，機械力的量既已存在於世界上，就永遠保持原樣。就算這是對的，在哲學上，大約早在300 年前笛卡兒已經知道這一點並且說出來了（注：關於運動的量守恒的思想，笛卡兒曾在他的《論光》（《論世界》一書的第一部分，該書寫於1630-1633年，笛卡兒死後於1664年出版）和他1639年4月30日給德·博恩納的信中表述過。這個論點在笛卡兒的《哲學原理》（164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第36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闡述。——393。）；而在自然科學中，力的守恒學說20年來到處都在流傳； 杜林先生把這種學說局限於機械力，絲毫沒有加以改進——這些事實我們都撇開不談。但是，當世界處在不變的狀態的時候機械力在哪里呢？對這個問題，杜林先生執拗地拒絕向我們作任何回答。

    杜林先生，自身永遠保持等同的機械力那時在什麽地方呢？它推動了什麽呢？回答：

    “宇宙的原始狀態，或者更明白地說，沒有變化的、本身不包含變化的任◎第393頁◎何時間上積累的物質存在的原始狀態，是一個只有認為自我摧殘生殖力是絕頂聰明的行為的人才會予以否認的問題。”

    因此：或者是你們不加考慮地接受我的沒有變化的原始狀態，或者是我，有生殖力的歐根·杜林，宣布你們是精神上的閹人。這的確可以嚇唬一些人。我們已經看到關於杜林先生的生殖力的若幹範例，我們可以同意暫時不答覆這一文雅的謾罵，並且再問一次：但是，杜林先生，如果你樂意的話，機械力會變得怎樣呢？

    杜林先生立刻窘住了。

    他吞吞吐吐地說，事實上，“那種原始邊際狀態的絕對同一，本身並不提供任何轉變的原則。可是我們記得，實質上，我們所熟悉的存在鏈條上的任何最小的新環節都有同樣的情形。所以誰要想在當前的主要場合指出困難，他就應當留意，不要在不太顯眼的場合放過它們。此外，還有可能插入循序漸進的中間狀態，從而插入連續性的橋，以便向後倒退，直到變化過程消失。的確，純粹從概念上講，這種連續性無助於擺脫主要思想，可是對於我們，它是一切規律性和任何已知的轉變的基本形式，因此，我們有權把它用作上述第一個平衡和它的破壞之間的中介。可是，如果我們按照現代力學中已經不引起特殊反對意見〈！〉的概念來想象所謂〈！〉不動的平衡，那麽甚至根本不能說明物質怎麽能夠達到變化過程的。”可是除了物體力學，還有物體運動到最小粒子運動的轉變，不過這個轉變是怎樣產生的，“對此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掌握任何一般的原則，而且，如果這些過程稍稍陷入黑暗中，那麽，我們不應該因此而感到驚奇”。

    這就是杜林先生所能說的一切。事實上，如果我們容忍他用這種實在可憐的拙劣的遁詞和空話來搪塞，那麽我們不僅應當把自我摧殘生殖力看成絕頂聰明的行為，而且還應當把盲從看成絕頂聰明的行為。絕對同一自身不能進入變化，這是杜林先生承認的。也沒有任何一種手段能夠使絕對平衡自身轉入運動。那麽還有什麽呢？有三個錯誤的拙劣的論調：◎第394頁◎

    第一，證實我們所熟悉的存在鏈條上的任何最小的環節向後一個環節的轉變是同樣困難的。——杜林先生似乎把自己的讀者看成吃奶的孩子。證實存在鏈條上的最小環節的各個轉變和聯系，正是自然科學的內容。如果在這方面有些地方還有障礙，那麽誰也沒有想到，甚至杜林先生也沒有想到，對發生的運動要從虛無來說明，而人們總是只從以前的運動的轉移、變化或傳遞來加以說明。在這里像他所承認的，問題倒是在於：讓運動從不動中，也就是從虛無中產生。

    第二，我們有“連續性的橋”。的確，純粹從概念上講，它無助於我們擺脫困難，可是我們有權把它用作不動和運動之間的中介。可惜，不動的連續性就是不運動；所以如何借助它來產生運動，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無論杜林先生把他的從沒有運動到普遍運動的轉變分成多少無限小的部分，無論他給這種轉變以多長的持續時間，我們還是沒有從原地前進萬分之一毫米。沒有造物主的行動，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從虛無到某物，即使這個某物小得像數學上的微分一樣。因此，連續性的橋甚至不是驢橋（注：“驢橋”的德文是“Eselsbrücke”，轉意是供懶惰的學生抄襲用的題解書，考試時的“夾帶”。——編者注），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過的橋。

    第三，在現代力學適用的範圍內——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見，現代力學是形成思維的最重要的杠桿之一——它完全不能說明怎樣從不動轉到運動。可是機械的熱理論告訴我們，物體運動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分子運動（雖然在這里運動也是從另一種運動中產生的，但決不是從不動中產生的）；杜林先生膽怯地暗示說，這或許可以在嚴格的靜（平衡）和動（運動）之間架起一座橋。可是這些過程◎第395頁◎“稍稍陷入黑暗中”。杜林先生就讓我們留在這樣的黑暗中。

    我們隨著全部深化和尖銳化達到了這種地步：我們越來越深地陷入越來越尖銳的謬論，並且終於到達那必須到達的地方——“黑暗中”。但是這並沒有太使杜林先生難為情。就在下一頁，他厚顏無恥地斷定，他已經

    “能夠直接根據物質和機械力的作用，賦予自身等同的不變狀態的概念以真實內容”。

    這樣的人還說別人是“江湖騙子”呢！

    我們盡管在“黑暗中”走入迷途，不知所措，幸而還得到一種安慰，而且的確是令人振奮的安慰：

    “其他天體的居民的數學，決不能以我們的公理以外的別的公理為依據！”

    六、自然哲學。天體演化學，物理學，化學

    往下，我們來談談關於現在的世界是通過什麽方式和方法產生的理論。

    物質的普遍彌散狀態早已是伊奧尼亞派哲學家的基本觀念，可是特別從康德以來，原始星雲的假設起了新的作用，在這里，引力和熱輻射對各個固態天體的逐漸形成起了中介作用。當代的機械的熱理論，使得有關宇宙早期狀態的那些推論明確得多了。雖然如此，“氣狀彌散狀態只有在人們能夠事先比較明確地說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學體系的時候，才能成為嚴肅的推論的出發點。否則，不僅這個觀念在事實上仍然是極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雲，如果進一步推論下去，也要真正變成越來越密、越來越不能穿透了……現在一切暫時還是處於一個不十分明確的彌散觀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關於這個氣狀的宇宙”，我們得到的“只是一種非常浮泛的概念”。◎第396頁◎

    康德關於所有現在的天體都從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學說，是從哥白尼以來天文學取得的最大進步。認為自然界在時間上沒有任何歷史的那種觀念，第一次被動搖了。直到那時，人們都認為，各個天體從最初起就始終在同一軌道上並且保持同一狀態；即使在單個天體上單個有機體會消亡，人們總認為類和種是不變的。雖然自然界明顯地處在永恒的運動中，但是這一運動看起來好像是同一過程的不斷重覆。康德在這個完全適合於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觀念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學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數論據，直到現在還有效。當然，嚴格地說，康德的學說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假說。但是哥白尼的宇宙體系直到今天也不過是一個假說（注：關於哥白尼體系，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曾作過論述，參看本選集第4卷第226頁。恩格斯在論述過程中所提到的行星是指1846年9月23日柏林天文台觀察員約·加勒發現的海王星。——397。），而自從分光鏡駁倒一切異議，證明星空有這種熾熱的氣團以來，科學界對於康德學說的反對沈默下來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沒有這種星雲階段，也不能夠完成他的宇宙結構，可是他為此進行了報覆，他要求給他指出在這種星雲狀態中存在的力學體系；由於這是辦不到的，他就給這種星雲狀態加上種種輕蔑的形容詞。可惜現代科學不能把這種體系說明得使杜林先生滿意。對於其他許多問題，它也同樣不能回答。對於為什麽蛤蟆沒有尾巴這個問題，現代科學直到現在只能回答說：因為它們喪失了尾巴。如果有人願意對這一回答表示憤怒，並且說，這一切都還處於一個不十分明確的喪失觀念的混沌模糊之中，是非常浮泛的概念，那麽我們是不會因為有人把道德這樣地運用於自然科學而前進一步的。這種厭惡和惱怒的表示，可以用於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正因為如此，它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不中用。究竟是誰妨礙杜林先生自己去探尋原始星雲的力學體系呢？

    幸而我們現在知道，◎第397頁◎

    康德的星雲團“遠不和宇宙介質的完全同一的狀態相一致，或者換句話說，遠不和物質的自身等同的狀態相一致”。

    對康德來說真正的幸運是，他對於能夠從現存的天體追溯到星雲球感到滿足，他甚至做夢也沒有想到物質的自身等同的狀態！順便指出，如果說在現代自然科學中康德的星雲球被稱為原始星雲，那麽不言而喻，這應該只是在相對意義上來理解的。它是原始星雲，一方面在於它是現存的天體的起源，另一方面在於它是我們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質形式。這完全不排除下述情況，而更應當說是以下述情況為條件：物質在原始星雲之前已經經過了其他形式的無限序列。

    杜林先生覺察到自己在這里的優勢。當我們和科學一起暫時停留在暫時的原始星雲階段的時候，杜林先生的科學的科學幫助他更遠地回溯到

    “宇宙介質的狀態，這個狀態既不能理解為現代含義上的純粹靜態的，也不能理解為動態的”，

    因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物質和機械力的統一，我們稱之為宇宙介質，是一個可以說是邏輯上真實的公式，可以用來表明物質的自身等同的狀態，即一切可以計數的發展階段的前提。”

    我們顯然還遠沒有擺脫物質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狀態。它在這里被稱為物質和機械力的統一，而這個統一又是邏輯上真實的公式，等等。所以，物質和機械力的統一一旦停止，運動就開始了。

    這個邏輯上真實的公式無非是一種想讓黑格爾的自在和自為範疇為現實哲學效勞的拙劣企圖。在黑格爾那里，自在包含隱藏在某種事物、某種過程或某種概念中的尚未展開的對立所具有的原◎第398頁◎始同一性；而在自為中，這些隱藏的要素的區別和分離顯現出來了，它們的抗爭開始了。這樣，我們應當把不動的原始狀態了解為物質和機械力的統一，而把向運動的轉化了解為這兩者的分離和對立。我們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始狀態的實在性的證明，而只是這樣一點：這種狀態可以歸入黑格爾的自在範疇，而這一狀態的同樣是幻想的終結可以歸入自為範疇。黑格爾來幫忙呀！

    杜林先生說，物質是一切現實的東西的載體；因此，在物質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機械力。其次，機械力是物質的一種狀態。在什麽都不發生的原始狀態中，物質及其狀態即機械力是統一的。以後，當有點什麽東西開始發生的時候，這種狀態顯然就應當和物質有區別了。所以，我們應當容忍用來搪塞我們的這樣一些神秘的詞句和這樣的保證：自身等同的狀態既不是靜態的，也不是動態的，既不處在平衡中，也不處在運動中。可是我們仍然不知道，在那種狀態下，機械力在什麽地方，我們如果沒有外來的推動，就是說沒有上帝，怎樣才能從絕對的不動轉到運動。

    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義者已經談到了物質和運動。杜林先生把運動歸結為機械力這樣一種所謂的運動的基本形式，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質和運動之間的真實聯系，順便說一下，這種聯系對先前的一切唯物主義者來說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十分簡單的。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宇宙空間中的運動，各個天體上較小的物體的機械運動，表現為熱或者表現為電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動，化學的分解和化合，有機生命——宇宙中的每一個物質原子在每一瞬間都處在一種或另一種上述運動形式中，或者同時處在數種上述運動形式中。任何靜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只有對這種或那種特定的運動形式來說才是有意義的。例如，某一物體在地球上可以處於◎第399頁◎機械的平衡，即處於力學意義上的靜止；這決不妨礙這一物體參加地球的運動和整個太陽系的運動，同樣也不妨礙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實現由它的溫度所造成的振動，也不妨礙它的物質原子經歷化學的過程。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一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運動和物質本身一樣，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正如比較早的哲學（笛卡兒）所說的：存在於宇宙中的運動的量永遠是一樣的。因此，運動不能創造，只能轉移。如果運動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物體，如果它是自己轉移的，是主動的，那麽就可以把它看作是被轉移的、被動的運動的原因。我們把這種主動的運動叫作力，把被動的運動叫作力的表現。因此非常明顯，力和力的表現是一樣大的，因為在它們兩者中，實現的是同一的運動。

    可見，物質的沒有運動的狀態，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觀念之一，是純粹的“熱昏的胡話”。要得出這種觀念，必須把地球上某一物體所能有的相對的機械平衡想象為絕對的靜止，然後再把它轉移到整個宇宙。如果把宇宙的運動歸結為單純的機械力，那麽，這樣做的確是容易的。把運動局限於單純的機械力，還有一種好處，這就是可以把力設想為靜止的、受束縛的，因而是在一瞬間不起作用的。如果像經常發生的那樣，運動的轉移成為一個包含各種中間環節的比較覆雜的過程，那麽，真正的轉移就可能因為放過鏈條中的最後一個環節而被推延到任何時候。例如，把槍裝上彈藥以後，人們自己可以掌握扣扳機發射的時刻，即由於火藥燃燒而釋放出來的運動實現轉移的時刻。因此可以設想，在沒有運動的、自身等同的狀態下物質是裝滿了力的，看來杜林先生就是把這一情況理解為——如果他畢竟還有所理解的話——物質和機械力的統一。這種觀念是荒謬的，因為它把按本性來說是相對的、因而在同一時間始終只能適用於一部分物質的那種狀態，當作絕對的狀態轉移◎第400頁◎到宇宙。但是，即使我們把這一點撇開不管，困難畢竟還存在：第一，宇宙是怎樣裝滿力的呢，因為在今天，槍是不會自動裝上彈藥的；第二，後來是誰的手指扣扳機呢？我們可以任意轉過來倒過去，而在杜林先生的指導下，我們總是又回到——上帝的手指。

    我們的現實哲學家從天文學轉到力學和物理學，並且嘆息道，機械的熱理論在被發現以來的一個世代中，本質上並沒有超過羅伯特·邁爾使這一理論本身逐漸取得的成就。此外，一切都還非常昏暗不清；

    我們應該“經常記住，與物質的運動狀態同時存在的，還有靜止的狀況，後者是不能由機械功來計量的……　如果我們以前把自然界稱為偉大的做功者，而現在嚴格地采用這個術語，那麽，我們還應當補充說，自身等同的狀態和靜止的狀況並不代表機械功。這樣，我們又失去了從靜到動的橋；如果所謂的潛熱直到現在對理論說來仍然是一個障礙，那麽，我們在這里也應當承認有缺陷，至少在應用於宇宙時，不要否認這種缺陷”。

    所有這些神諭式的空話，無非又是內心有愧的流露，他內心里明明感覺到，他所說的從絕對不動中產生出運動這個問題使他陷於不能自拔的境地，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求助於唯一的救主，即天和地的創造者。既然在包括熱的力學在內的力學中也都不能找到從靜到動、從平衡到運動的橋，那麽，杜林先生為什麽一定要找出從他的沒有運動的狀態到運動的橋呢？這樣也許他就可以幸運地擺脫困境了。

    在通常的力學中，從靜到動的橋是外來的推動。如果把50公斤重的石頭舉到10米高，懸空而掛，使它處在自身等同的狀態和靜止的狀況中，那麽，除非觀眾是吃奶的孩子，才能對他們說，這一物體現在的位置並不代表機械功，或者說，它和原先的位置的距離不能由機械功來計量。每一個過路人都可以毫不費力地向杜林先◎第401頁◎生說明，石頭不是自動升到繩子上去的，而且任何一本力學手冊都可以告訴他，如果他讓這塊石頭重新落下來，那麽它在落下時所做的機械功，正和把它舉高10米需要做的機械功一樣多。甚至石頭懸空而掛這一最簡單的事實已經代表一種機械功，因為如果它掛得太久，繩子就會由於化學分解作用，強度不再能承擔石頭的重量而拉斷。但是，一切機械過程都可以歸結為——用杜林先生的話來說——這種簡單的基本形式；還不曾有過這樣的工程師，他在擁有足夠的推動力時還找不到從靜到動的橋。

    運動應當在它的對立面即靜止中找到自己的尺度，這對於我們的這位形而上學者來說當然是一道難題和一服苦藥。這確實是一個明顯的矛盾，而任何矛盾在杜林先生看來都是背理（注：“矛盾”的德文是“Widerspruch”，“背理”的德文是“Widersi”，兩個詞的前輟都是“wider”（違背、反對）。——編者注）。但是這畢竟是事實：懸掛著的石頭代表機械運動的一定的量，這個機械運動的量可以根據石頭的重量及其與地面的距離確切地計量，可以通過各種方法——例如垂直落下，從斜面滾下，繞軸旋轉——隨意加以利用；而裝上了彈藥的槍的情況也是這樣。從辯證的觀點看來，運動可以表現在它的對立面中，即表現在靜止中，這根本不是什麽困難。從辯證的觀點看來，這全部對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都只是相對的；絕對的靜止、無條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個別的運動趨向於平衡，總的運動又破壞平衡。因此，出現靜止和平衡，這是有限制的運動的結果，不言而喻，這種運動可以用自己的結果來計量，可以在自己的結果中表現出來，並且通過某種形式從自己的結果中重新得出來。但是對問題作這樣簡單的說明，杜林先生是不滿意的。作為地道的形而上學者，他先在運動和平衡之間挖一條實際◎第402頁◎上並不存在的鴻溝，然後因不能找到跨過自己挖的這條鴻溝的橋而表示驚奇。他同樣可以騎上他那匹形而上學的洛西南特去追逐康德的“自在之物”；因為歸根到底隱藏在這座難以理解的橋下面的，無非就是這種“自在之物”。

    但是，機械的熱理論以及對這種理論說來“仍然是一個障礙”的受束縛的熱或潛熱，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如果把處於冰點的1磅冰在標準氣壓下加熱變成具有同樣溫度的1磅水，那麽，所消失的熱量就足夠把同1磅水從0℃加熱到79.4℃，或者使79.4磅水的溫度上升1℃。如果把這1磅水加熱到沸點，即100℃，再使它變成100℃的蒸汽，那麽，當最後一滴水變成蒸汽的時候，所消失的幾乎是7倍大的熱量，足夠使537.2磅的水的溫度上升1℃。（注：根據後來的準確材料，水在100度蒸發時發生的潛熱為538.9卡／克。——403。）這種消失了的熱就叫作受束縛的熱。如果通過冷卻，蒸汽重新變成水，水重新變成冰，那麽以前受束縛的同一熱量又釋放出來，就是說，作為熱被感覺到，被計量出來。在蒸汽凝結成水，以及水結成冰的時候，熱的散發正是蒸汽冷卻到100℃時才逐漸變成水，以及處於冰點的一定量的水只是很慢才變成冰的原因。這都是事實。現在的問題是：熱在受束縛的時候究竟是怎樣的呢？

    機械的熱理論——按照這種學說，熱就是物體的那些進行物理活動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溫度和聚集狀態而發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動，這種振動在一定條件下能夠變為任何其他的運動形式——把這個問題解釋為消失的熱已經做了功，已經轉變為功。在冰溶化時，各個分子之間的緊密的牢固的結合破壞了，並且變成松弛的並列；當沸點的水汽化時，就出現這樣的狀態：各個分子相互間沒有任何顯著的影響，而且在熱的作用下，甚至往各個方向飛散。顯然，物體的各個分子在氣體狀態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體狀態下◎第403頁◎大得多，而在液體狀態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體狀態下大。可見，受束縛的熱並沒有消失，它只是轉變了，采取了分子張力的形式。各個分子能夠相互保持這種絕對的或相對的自由的條件一旦不存在，就是說，溫度一旦降到最低限度即100°或0°以下，這種張力就松弛了，各個分子又用它們過去相互離散時所用的同樣的力重新相互集結起來；於是這種力就消失了，但只是重新作為熱表現出來，而且熱量恰恰同它以前受束縛的時候一樣大。這種解釋和整個機械的熱理論一樣，自然是一種假說，因為直到現在誰也沒有看見過分子，更不要說振動著的分子了。正因為如此，它和還很年輕的整個理論一樣，肯定有不少缺點，但是它至少能夠解釋這個過程，而同運動既不能消滅又不能創造這一點毫不抵觸，它甚至還能正確地說明熱在轉變時存在於什麽地方。因此，潛熱或受束縛的熱對機械的熱理論來說決不是障礙。相反地，這一理論第一次提供了對上述過程的合理的解釋，而能夠成為障礙的，至多是物理學家繼續用“受束縛的熱”這個過時的和已經不恰當的用語來稱呼已經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分子能的熱。

    所以，就機械功是熱的尺度這一點而言，固體聚集狀態、液體聚集狀態和氣體聚集狀態這三者的自身等同狀態和靜止狀況，的確是代表機械功的。堅硬的地殼和海水一樣，在現在的聚集狀態下，代表十分確定的數量的散發了的熱，這種熱量不言而喻是和同樣確定的數量的機械力相對應的。在地球所由產生的氣團變成液體聚集狀態，往後再大部分變成固體聚集狀態的過程中，一定數量的分子能轉變成熱並放射於宇宙空間。因此，杜林先生神秘地竊竊私議的所謂困難是不存在的，甚至在應用於宇宙的時候，我們固然會遇到缺點和缺陷（這歸咎於我們的不完備的認識工具），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會遇到理論上不能克服的障礙。從靜到動的橋在這◎第404頁◎里也是外來的推動——對處於平衡的對象發生作用的其他物體所引起的冷卻和加熱。我們越是深入探究杜林的這種自然哲學，越是覺得，想說明運動從不動中產生，或者想找到一座橋，使純粹的靜態、靜止通過它而自行轉入動態、轉入運動的一切嘗試，是不可能實現的。

    這樣，我們總算幸運地暫時擺脫了自身等同的原始狀態。杜林先生轉到了化學，並且乘此機會向我們指出了到目前為止現實哲學所獲得的自然界的三個不變律，這就是：

    1.一般物質的量，2.單純的（化學的）元素的量，3.機械力的量，都是不變的。

    這樣，物質既不能創造又不能消滅，物質的單純組成部分（正由於物質是由它們構成的）既不能創造又不能消滅，以及運動既不能創造又不能消滅——這些表述得根本不能令人滿意的陳舊的、舉世皆知的事實，這就是杜林先生能夠作為他的無機界自然哲學的成果提供給我們的唯一真正積極的東西。所有這些東西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不過我們所不知道的是：這是“不變律”，而且作為不變律來說，是“事物體系的模式屬性”。我們又看到了前面在講到康德時的同樣的情形（注：見本卷第386-389頁。——編者注）：杜林先生搬出了某個盡人皆知的貨色，貼上杜林的標簽，而稱之為：“完全獨特的結論和觀點……創造體系的思想……根底深厚的科學”。

    可是我們絲毫不必因此而感到絕望。無論根底最深厚的科學和最好的社會組織具有怎樣的缺陷，有一點杜林先生是可以說得十分肯定的：◎第405頁◎

    “宇宙中現有的黃金任何時候都必定是同一數量的，而且和一般物質一樣，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減少。”

    可惜杜林先生沒有說，我們用這種“現有的黃金”可以買到些什麽。

    七、自然哲學。有機界

    “從壓力和碰撞的力學到感覺和思維的結合，存在著一個由各中間梯級構成的統一的和唯一的階梯。”

    憑著這樣的斷言，杜林先生就避開對生命的起源作稍稍進一步的說明了，雖然對一位曾經追溯宇宙的發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狀態並且感到在其他天體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的思想家，是可以期望他也確切地了解這方面的情況的。此外，如果沒有前面提到的黑格爾的度量關系的關節線（注：見本卷第384-385頁。——編者注）作為補充，杜林先生的這個斷言也只有一半是對的。盡管會有種種漸進性，但是從一種運動形式轉變到另一種運動形式，總是一種飛躍，一種決定性的轉折。從天體力學轉變到個別天體上較小物體的力學是如此，從物體力學轉變到分子力學——包括本來意義上的物理學所研究的熱、光、電、磁這些運動——也是如此。從分子物理學轉變到原子物理學——化學，同樣也是通過決定性的飛躍完成的；從普通的化學作用轉變到我們稱之為生命的蛋白質的化學機制，更是如此。（注：1885年，準備出版《反杜林論》的第2版時，恩格斯曾經打算在這里加一條注釋，後來，他把這條注釋的草稿（《關於“機械的”自然觀》）列為《自然辯證法》的材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4-599頁）。——406。）在生命的範圍內，飛躍往後就變得越來越稀少和不顯著。——這樣又要黑格爾來糾正杜林先生了。◎第406頁◎

    目的概念幫助杜林先生在概念上轉到有機界。這又是從黑格爾那里抄來的，黑格爾在《邏輯學》中——在概念論中——借助於目的論或關於目的的學說從化學機制轉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無論往哪里看，總是碰到某種黑格爾的“粗制品”，而他卻毫不難為情地拿它冒充他自己的根底深厚的科學。在這里去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觀念運用於有機界究竟會正確和適用到什麽程度，那就走得太遠了。無論如何，甚至運用黑格爾的“內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個有意識地行動著的第三者（如上帝的智慧）納入自然界，而是存在於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也經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學素養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覺的和有意識的行動加給自然界。這位杜林先生在別人表現出一點點“降神術”傾向的時候表示無比的義憤，可是他本人卻明確地斷言，

    “本能的感覺主要是為了獲得與它們的活動密不可分的滿足而被創造出來的”。

    他告訴我們，

    可憐的自然界“不得不經常地一再地維持對象性世界的秩序”，同時它要處理的還不止這樣一件事：“要求自然界具有比通常所承認的更大的纖巧性”。但是自然界不僅知道它為什麽創造這個或那個東西，它不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僅具有纖巧性——這本身已經是主觀的自覺的思維中的十分美好的東西，它也具有意志；因為，本能的附加物（本能附帶地執行現實的自然機能，即喂養、繁殖等等）“我們應當視為不是直接而只是間接企求的東西”。

    這樣，我們就到達了一個自覺地思維和行動的自然界，因而已經站在一座不是從靜到動、而是從泛神論到自然神論的“橋”上。也許杜林先生想稍微從事一下“自然哲學的半詩”？

    這是不可能的。關於有機界，我們的現實哲學家所能告訴我們◎第407頁◎的一切，只限於反對這種自然哲學的半詩、反對“具有輕浮的表面性和所謂科學的神秘化的江湖騙術”、反對達爾文主義的“詩化的特征”的鬥爭。

    首先受到責備的是達爾文，說他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經濟學搬進自然科學，說他拘泥於牲畜飼養者的觀念，說他用生存鬥爭來從事不科學的半詩，說整個達爾文主義除了從拉馬克那里抄來的東西以外，只是一種與人性對抗的獸性。

    達爾文從他的科學旅行中帶回來這樣一個見解：植物和動物的種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化的。為了在家鄉進一步探索這一思想，除了動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沒有更好的觀察場所了。在這方面英國正是典型的國家；其他國家例如德國的成就，同英國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遠不能相比。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個世紀獲得的，所以要確定事實是沒有多大困難的。當時達爾文發現，這種培育工作在同種的動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區別，比那些公認為異種的動物和植物的區別還要大些。這樣，一方面，物種在一定程度上的變異性得到了證實，另一方面，具有異種特征的有機體可能有共同的祖先這一點也得到了證實。於是達爾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這樣的原因：它們沒有培育者的自覺意圖，經過很長時間，會在活的有機體中造成類似人工培育所造成的變異。他發現這些原因就在於自然界所產生的胚胎的驚人數量和真正達到成熟的有機體的微小數量之間的不相稱。而由於每一個胚胎都力爭發育成長，所以就必然產生生存鬥爭，這種鬥爭不僅表現為直接的肉體搏鬥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還表現為爭取空間和陽光的鬥爭。很明顯，在這一鬥爭中，凡是擁有某種盡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於生存鬥爭的個別特質的個體，都最有希望達到成熟和繁殖。這些個別特質因此就有了遺傳下去的趨勢，如果這些特質在◎第408頁◎同種的許多個體中發生，那麽，它們還會通過累積的遺傳按既定的方向加強起來；而沒有這種特質的個體就比較容易在生存鬥爭中死去，並且逐漸消失。物種就這樣通過自然選擇、通過適者生存而發生變異。

    杜林先生反對達爾文的這個理論，他說：正如達爾文本人所承認的，生存鬥爭觀念的起源，應當到國民經濟學上的人口理論家馬爾薩斯的觀點的普遍化中去尋找，所以這個理論也就具有關於人口過剩問題的馬爾薩斯牧師的觀點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實達爾文根本沒有想到要說生存鬥爭觀念的起源應當到馬爾薩斯那里去尋找。他只是說：他的生存鬥爭理論是應用於整個動物界和植物界的馬爾薩斯理論。不論達爾文由於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馬爾薩斯學說而犯了多大的錯誤，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們不需要戴上馬爾薩斯的眼鏡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鬥爭，看到自然界白白地產生的無數胚胎同能夠達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事實上絕大部分是在生存鬥爭中，而且有時是在極端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解決的。正如李嘉圖用來證明工資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早已無聲無息以後，工資規律還依舊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樣，生存鬥爭也可以沒有任何馬爾薩斯的解釋而依舊在自然界中進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機體也有自己的人口規律，不過這種規律迄今幾乎完全沒有被研究過，而證實這種規律，一定會對物種進化的理論有決定性的意義。是誰也在這方面給了決定性的推動呢？不是別人，正是達爾文。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討問題的這個積極的方面。不探討這個方面，生存鬥爭就必然會一再遭到非難。據他說，在沒有意識的植物中和在馴順的食草動物中根本談不上什麽生存鬥爭：◎第409頁◎

    “按照確切的意義說來，在獸類中，只有在通過搶奪和吞噬來獲取食物時，才有生存鬥爭”。

    他把生存鬥爭這個概念限制在這樣一個狹窄的範圍以後，就可以對這個被他自己限制在獸類中的概念的獸性任意發泄他的滿腔憤怒了。但是這種義憤只能針對杜林先生本人發出，他正是這種被作了限制的生存鬥爭的唯一炮制者，所以也只能由他對此負責。因此，不是達爾文“在野獸中尋找自然界一切活動的規律和理解”，——達爾文恰恰把全部有機界包括在這個鬥爭中了，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尋找這些東西。此外，生存鬥爭這個名稱盡可以作為杜林先生的高尚義憤的犧牲品。至於這種事實在植物中也存在，關於這一點，每塊草地、每塊谷田、每片樹林都可以向他證明，而且問題不在於名稱，不在於叫作“生存鬥爭”或者叫作“生存條件的缺乏和機械作用”，而在於這一事實如何影響物種的保存或變異。關於這個問題，杜林先生始終固執地保持沈默。因此，在自然選擇方面，暫時還得任其一切照舊。

    但是，達爾文主義“從虛無中得出自己的變化和差異”。

    當然，達爾文在說到自然選擇時，並沒有考慮到引起單個個體變異的原因，他首先說明這種個體的偏離怎樣逐漸成為一個品種、變種或種的特征。在達爾文看來，問題首先與其說是在於找出這些原因——這些原因直到現在有一部分還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陳述，——而寧可說是在於找出一種使它們的作用固定下來並獲得久遠意義的合理形式。達爾文在這方面誇大自己的發現的作用範圍，把這一發現看作物種變異的唯一杠桿，注重個體變異普遍化的形式而忽視重覆出現的個體變異的原因，這是一個缺點，是達爾文和大多數真正有所建樹的人共有的缺點。此◎第410頁◎外，如果說達爾文從虛無中得出他的個體的變化，並且在這方面僅僅應用“培育者的智慧”，那麽培育者也必定同樣是從虛無中得出動植物形態的不僅是想象的而且是現實的變化的。但是，對這些變化和差異究竟從何而來這一問題的研究給予推動的，又不是別人，正是達爾文。

    最近，特別是通過海克爾，自然選擇的觀念擴大了，物種變異被看作適應和遺傳相互作用的結果，在這里適應被認為是過程中引起變異的方面，遺傳被認為是過程中保存變異的方面。甚至這一點杜林先生也感到不中意。

    “對自然界所賦予的或者所剝奪的生活條件的真正適應，要以受觀念支配的推動力和活動為前提。否則，適應只是一種假象，而在這種情況下起作用的因果性並沒有超越物理學的、化學的和植物生理學的東西的低級階段。”

    又是名稱使杜林先生惱怒了。但是，無論他怎樣稱呼這個過程，在這里，問題只在於這樣的過程是否引起有機體的種的變異？杜林先生再一次不作任何答覆。

    “如果某種植物在它的生長中采取它能夠得到最大量陽光的途徑，那麽這種刺激作用只不過是物理力和化學動因的結合；如果有人在這里想不用比喻而根據文字本義來談適應，那麽這一定會把降神術的紊亂帶到概念中去。”

    這個人對別人是如此嚴格，而他本人竟十分確切地知道自然界是按照誰的意志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竟去談論自然界的纖巧性，甚至還談到自然界的意志！確實是降神術的紊亂，然而是在哪里？在海克爾那里呢，還是在杜林先生那里？

    不僅是降神術的紊亂，而且也是邏輯上的紊亂。我們已經看到，杜林先生竭盡全力讓目的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用：

    “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系，決不是以自覺的意圖為前提的。”◎第411頁◎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對的那種沒有自覺意圖、沒有觀念中介的適應，如果不是一種不自覺的有目的活動，又是什麽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葉昆蟲是綠色的，沙漠中的動物是沙黃色的，兩極的動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麽它們肯定不是有意識地或按照某種觀念獲得這些顏色的；相反地，這些顏色只能從物理力和化學動因來說明。但是總不能否認，這些動物正是由於那些顏色才能合目的地適應它們所生存的環境，而且正因為如此，它們才變得不易被自己的敵人發現。同樣，某些植物用來捕捉和吞噬落在它們身上的昆蟲的那些器官，對這種活動是適應的，甚至是合目的地適應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堅持說，適應必須通過觀念的中介，那麽他只是用別的話來說：有目的的活動同樣必須通過觀念的中介，必須是有意識的、自覺的。於是，像在現實哲學中通常遇到的情況那樣，我們又來到有目的地活動的造物主那里，來到上帝那里了。

    “以前，這樣一種解釋被稱為自然神論，而且是不被重視的〈據杜林先生說〉；可是現在，看來在這方面人們又往後倒退了。”

    我們從適應轉到遺傳。根據杜林先生的意見，達爾文主義在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據說達爾文斷定，整個有機界起源於一個原始生物，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唯一的生物的後代。似乎在達爾文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沒有親緣關系的同種自然產物的獨立並存；所以在他那里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線索中斷，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觀點一起陷入絕境。

    斷定達爾文認為一切現存有機體起源於一個原始生物，說得客氣點，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第6版倒數第2頁上說得很清楚，他認為

    “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創造物，而是少數幾種生物的直系後代”（注：見查·達爾文《根據自然選擇即在生存鬥爭中適者保存的物種起源》1872年倫敦第6版第428頁。引文中的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這是經過達爾文作了補充和修訂的最後一版。該書的第1版以《物種起源》為題於1859年在倫敦出版。

    恩格斯在後面，即在本卷第414頁，引用的是達爾文這本書的同一版本。——412。）。◎第412頁◎

    海克爾更大大前進了，他假定：

    “植物界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品系，動物界則有另一個品系”，而在二者之間，“還有若幹獨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們中間的每一個品系都完全獨立於上述二者而從一個獨特的自生的原蟲形態發展出來。”（《自然創造史》第397頁）（注：見恩·海克爾《自然創造史。關於一般進化學說，特別是達爾文、歌德、拉馬克的進化學說的通俗學術講演》1873年柏林第4版。該書第1版於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來自希臘文πρτιστο((——最初的）——按照海克爾的分類，是最簡單的有機體的一大組，它包括單細胞的和無細胞的有機體，在有機界中構成除多細胞有機體的兩界（植物和動物）以外的一個特殊的第三界。

    原蟲（來自希臘文μουρη((——簡單的）——按照海克爾的見解，是無核的完全沒有結構的蛋白質小塊，它執行生命的所有重要職能：攝食、運動、對刺激的反應、繁殖。海克爾把原始的、通過自生的途徑產生而目前已經絕滅的原蟲（最古的原蟲）同現代的還存在的原蟲區分開來。前者是有機界的三個界發展的起點；細胞就是從最古的原蟲歷史地發展出來的。後者屬於原生生物界，並構成該界的第一個最簡單的綱；在海克爾看來，現代的原蟲具有不同的種：Protamoebaprimitiva（原變形蟲），Protomyxaaurantiaca（原膠胞子），BathybiucHaeckelii（海克爾深水蟲）。

    “原生生物”和“原蟲”這兩個術語是海克爾於1866年（在他的《有機體普通形態學》一書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學界確認。目前，曾被海克爾看作原生生物的有機體或者被劃為植物，或者被劃為動物。原蟲的存在後來也沒有得到證實。但是，關於細胞有機體由前細胞組織發展而來這一總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劃分為植物和動物的思想已為科學界所公認。——413。）

    杜林先生發明這個原始生物，只是為了通過把它同原始猶太人亞當對比而盡可能地加以醜化；可是對他即杜林先生來說，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於斯密斯關於亞述的發現，這個原始猶太人原來是原始閃米特人，而聖經上有關創世和洪水的全部故事，都被證實是猶太人同巴比倫人、迦勒底人和亞述人所共有的古代異教徒宗教傳說的一部分。

    在達爾文那里，在自然科學那里，一旦親緣關系的線索中斷，他就立刻陷入絕境，這的確是對達爾文的一個嚴厲的但無可辯駁的責備。可惜我們的全部自然科學都應當受到這樣的責備。在自然科學那里，一旦親緣關系的線索中斷，它就陷入“絕境”。直到現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學還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還不能從化學元素制造出簡單的原生質或其他蛋白體。因此，關於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學到目前為止能明確地斷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過化學的途徑實現的。但是，現實哲學也許能夠在這里助一臂之力，因為它擁有彼此沒有親緣關系的獨立並存的自然產物。這些產物是怎樣產生的呢？是通過自然發生而產生的嗎？但是到目前為止，甚至自然發生論的最大膽的代表也不過是主張用這種方法來產生細菌、菌類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機體，而沒有提到昆蟲、魚類、鳥類和哺乳動物。如果這些同種的自然產物——當然是有機物，因為這里講的只是有機物——相互間沒有親緣的聯系，那麽一旦“親緣關系的線索中斷”，它們或者它們的每個祖先就只能◎第413頁◎靠造物主的單獨行動而出現於世界。於是又回到了造物主和所謂的自然神論那里。

    其次，杜林先生認為，達爾文非常膚淺的地方是：

    “把特性的有性組合的單純行為當作產生這些特性的基本原則”。

    這又是我們這位根底深厚的哲學家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相反地，達爾文說得很明確：自然選擇這個用語只包括變異的保存而不包括變異的產生（第63頁）。但是，把達爾文從來沒有說過的東西硬加給他，這種新的手法卻能幫助我們去接受杜林的下述深刻見解：

    “如果在生殖的內在模式中找出某種獨立變異的原則，那麽這種思想會是完全合理的，因為，把普遍發生原則和有性繁殖原則結合成一個統一體，並且從更高的觀點出發，把所謂的自然發生不是看作再生產的絕對對立物，而正是看作一種生產，這是很自然的思想。”

    能夠寫出這種胡言亂語的人，居然還有臉去責備黑格爾的“行話”！

    杜林先生對自然科學依仗達爾文學說的推動而取得的巨大進展怒不可遏，他用來表示這種憤怒的令人厭煩的矛盾百出的嘮叨和怨言已經夠多的了。無論是達爾文還是他在自然研究家中間的追隨者，都沒有想到要用某種方法來縮小拉馬克的偉大功績；而且正是他們最先重新推崇他。可是我們不應該忽視，在拉馬克時代，科學還遠沒有掌握充分的材料，足以對物種起源的問題作出並非預測性的即所謂預言式的回答。不過，從拉馬克那時以來，在從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學和動物學領域內積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還出現了在這方面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兩門嶄新的科學：對植物和動物的胚胎發育的研究（胚胎學），對地球表面各個地層內所保◎第414頁◎存的有機體遺骸的研究（古生物學）。於是發現，有機體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機體的逐步發育同植物和動物在地球歷史上相繼出現的次序之間有特殊的吻合。正是這種吻合為進化論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據。但是進化論本身還很年輕，所以，毫無疑問，進一步的探討將會大大修正現在的、包括嚴格達爾文主義的關於物種進化過程的觀念。

    但是關於有機生命的進化，現實哲學能有什麽積極的東西可以告訴我們呢？

    “……物種的變異性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沒有親緣關系的同種自然產物的獨立並存”也同樣有效。

    據此就應當這樣認為，異種的自然產物，即變異著的物種，是一個傳自另一個的，而同種的就不是這樣。可是並不完全如此，因為就是對變異著的物種來說，

    “親緣關系，相反地，也不過是自然界的極其次要的行為”。

    這畢竟說的是親緣關系，盡管是“次要的”。我們高興的是，杜林先生在對親緣關系說了那麽多壞話和糊塗話之後，終於又把它從後門放進來了。對於自然選擇也是如此，因為他在對生存鬥爭——自然選擇正是通過它來實現的——發泄了全部義憤之後，突然又說：

    “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應該在生活條件和宇宙關系中去尋找，而達爾文所強調的自然選擇只能算是次要的。”

    這畢竟說的是自然選擇，雖然也是次要的；這樣，同自然選擇一起存在的，還有生存鬥爭，從而也還有馬爾薩斯牧師的人口過剩論！這就是一切，至於其余的，杜林先生指點我們去請教拉馬克。◎第415頁◎

    最後，他警告我們不要濫用變態和發育這些字眼。他說，變態是一個不明確的概念，而發育概念，只有在發育規律真正能夠得到證實時才是可以允許的。我們如果用“組合”來代替這兩個名詞，那就會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舊，只要我們把名稱改變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滿意了。如果我們說小雞在蛋內的發育，我們就會造成混亂，因為我們只能不充分地證實發育規律。但是如果我們說它的“組合”，那麽一切都清楚了。因此，我們今後將不再說：這個小孩發育得很好，而說：這個小孩組合得極好。我們得恭賀杜林先生，他不僅在高貴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為未來的作曲家的資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貝龍根的戒指》的作者並肩而立。（注：《尼貝龍根的戒指》是理·瓦格納的一部大型組歌劇，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劇：《萊茵的黃金》、《瓦爾庫蕾》、《齊格弗里特》和《神的滅亡》。1876年8月13日，首屆拜羅伊特戲劇節上演了這部組歌劇。

    瓦格納曾於185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未來的藝術作品》，因而瓦格納的音樂作品被他的批評者和推崇者們稱為“未來的音樂”。這一概念在當時非常流行。“未來的作曲家”顯然是從“未來的音樂”這一概念而來，在這里，恩格斯是以此來譏諷杜林，因為德語中“作曲”和“組合”是同一個詞“Komposition”。——416。）

    八、自然哲學。有機界（續完）

    “請考慮一下……為了給我們的自然哲學部分提供它的一切科學前提，需要有什麽樣的實證知識。它的基礎首先是數學的一切重大成就，其次是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的精密知識的主要論斷，以及生理學、動物學和類似研究領域的所有自然科學結論。”

    杜林先生如此充滿信心地和堅決地表明杜林先生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博學。但是，從這一貧乏的部分本身看不出，而從它的更加貧乏的結論上更看不出這里隱藏著什麽根底深厚的實證知識。無論如何，為了編造關於物理學和化學的杜林式的神諭，在物理學上只要知道那表明熱的機械當量的方程式，在化學上只要知道一切物體分為元素和元素的化合物就夠了。此外，誰能像杜林先生在第131頁上所說的那樣，說出“有引力作用的原子”，那只是證明：他對於原子和分子的區別，還完全處在“黑暗之中”。大家知道，原子不是說明萬有引力或其他機械的或物理的運動形式的，而只◎第416頁◎是說明化學作用的。如果去閱讀關於有機界的那一章，而讀到的竟是空洞的、自相矛盾的、在決定性問題上神諭般毫無意義的信口胡說，一些絕對無用的最後結論，那就不禁立即會產生一種看法：杜林先生在這里談論的是他顯然不知道的東西。在讀到他建議在關於生物的學說（生物學）中今後應當用組合去代替發育的時候，這種看法就令人確信無疑了。誰建議這樣做，就證明他對有機體的形成一無所知。

    一切有機體，除了最低級的以外，都是由細胞構成的，即由很小的、只有經過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內部具有細胞核的蛋白質小塊構成的。通常，細胞也長有外膜，里面或多或少是液態的。最低級的細胞體是由一個細胞構成的；絕大多數生物都是多細胞的，是集合了許多細胞的覆合體，這些細胞在低級有機體中還是同類型的，而在高級有機體中就具有了越來越不同的形式、類別和功能。例如在人體中，有骨胳、肌肉、神經、腱、韌帶、軟骨、皮膚，簡言之，所有的組織，不是由細胞組成就是由細胞形成的。但是一切有機的細胞體，從本身是簡單的、通常沒有外膜而內部具有細胞核的蛋白質小塊的變形蟲起一直到人，從最小的單細胞的鼓藻起一直到最高度發展的植物，它們的細胞繁殖方法都是共同的：分裂。先是細胞核在中間收縮，這種使核分成兩半的收縮越來越厲害，最後這兩半分開了，並且形成兩個細胞核。同樣的過程也在細胞本身中發生，兩個核中的每一個都成為細胞質集合的中心點，這個集合體同另一個集合體聯結在一起，中間收縮得越來越緊，直到最後分開，並成為兩個獨立的細胞而繼續存在下去。動物的卵在受精以後，其胚泡經這樣不斷重覆的細胞分裂逐步發育成為完全成熟的動物，同樣，在已經長成的動物中，對消耗的組織的補充也是這樣進行的。把這樣的過程叫作組合，而把稱這一過程為發育的意見叫◎第417頁◎作“純粹的想象”，這種話無疑地只有對這種過程一無所知的人——很難設想現在還會有這樣的人——才說得出來；這里的過程恰好只是而且確實是不折不扣的發育，而根本不是組合！

    關於杜林先生對生命的一般理解，我們以後還要來談。他對生命的特殊的理解則如下：

    “無機界也是一個自我實現的活動的體系；但是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和物質循環的中介通過起始於一個內在的點的特別管道並且按照一種可向較小形體轉移的胚胎模式開始實現時，才能從比較狹窄和比較嚴格的意義上來談真正的生命。”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三）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這句話從比較狹窄和比較嚴格的意義上說來，是一個廢話的自我實現的活動的體系（無論這可能指的是什麽），且不說它的混亂得不可救藥的語法。如果只有在真正的分化開始時才開始有生命，那麽我們就必須宣布海克爾的整個原生生物界是死的，而且根據對分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也許還要宣布更多的東西是死的。如果只有在這種分化可以通過一種較小的胚胎模式轉移時才開始有生命，那麽至少包括單細胞有機體在內的一切有機體都不是有生命的了。如果物質循環通過特別管道的中介是生命的標志，那麽除去上面所講的，我們還必須把全部高等腔腸動物（最多把水母除外），因而把各種珊瑚蟲和其他植蟲（注：植蟲（Pflanzentiere——植物動物）是16世紀以來對無脊椎動物組（主要是海綿動物和腔腸動物）的稱呼，它們的某些特征與植物的特征相同（例如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們認為植蟲是介於植物和動物之間的中間形態。從19世紀中葉起，“植蟲”這個術語是作為腔腸動物的同義詞來使用的，現在這一術語已不再使用。——418。）從生物的隊伍中勾銷。如果認為物質循環通過起始於一個內在的點的特別管道來進行是生命的根本標志，那麽我們就必須宣布一切沒有心臟的或有幾個心臟的動物是死的。要被宣布是死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還要加上各種蠕蟲、海星和輪蟲（按赫胥黎的分類法是：Auloida和Aulosa（注：這里提到的分類法是托·亨·赫胥黎在他的《比較解剖學原理講義》1864年倫敦版第五講中提出的。這種分類法為亨·阿·尼科爾森的《動物學手冊》（該書第1版在1870年出版）奠定了基礎。恩格斯在寫《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時參考了尼科爾森的這一著作，但未弄清是哪一版本。——418。）），一部分甲殼動物（蟹），最後甚至還要加上一種脊椎動物，即文昌魚(Amphioxus)；再就是各種植物。

    由此可見，杜林先生想從比較狹窄的和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明◎第418頁◎真正的生命的標志，結果提出了四個完全互相矛盾的生命標志。其中的一個不僅把整個植物界，而且把大約半個動物界都宣判永久死亡。真的，誰也不能說，當他許下諾言要給我們提供“完全獨特的結論和觀點”時，他是在欺騙我們！

    他在另一個地方說：

    “在自然界中，從最低級的到最高級的一切組織，也都是以一個簡單的類型為基礎的”，這種類型“即使在最不完善的植物的最次要的活動中，也完全可以從它的一般性質上看出來”。

    這種論斷又“完全”是廢話。人們在整個有機界里所看到的最簡單的類型是細胞；它確實是最高級的組織的基礎。相反地，在最低級的有機體中，還有許多遠遠低於細胞的東西：原生變形蟲，沒有任何分化的簡單的蛋白質小塊，一系列其他原蟲和各種管藻(Siphoneen)。它們之所以全都同高級有機體有聯系，只是因為它們的基本組成部分是蛋白質，從而它們執行著蛋白質的職能，即生和死。

    往下杜林先生對我們說：

    “在生理學上，感覺是和某種即使很簡單的神經器官的存在相聯系的。因此，一切動物形態的特征是能夠感覺，就是說，能夠從主體方面自覺地理解自己的狀態。植物和動物之間的鮮明的界限就在於完成向感覺的飛躍。這一界限不能用眾所周知的過渡形態來抹去，相反，它正是由於這些外表上沒有確定的或不能確定的形態才被當成邏輯上的需要。”

    接著又說：

    “反之，植物完全而且永遠沒有絲毫感覺的痕跡，甚至也沒有任何感覺的素質。”

    第一，黑格爾說（《自然哲學》第351節附釋）：◎第419頁◎

    “感覺是動物的種差，即絕對的標記。”

    因此，又是黑格爾的一個“粗制品”，它經過杜林先生的生吞活剝，被提升到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高貴地位。

    第二，我們在這里第一次聽到植物和動物之間的過渡形態，外表上沒有確定的或不能確定的形態（真是莫名其妙的話！）。這種中間形態是存在的，有些有機體我們簡直沒法說它們是植物還是動物，因而我們總是不能在植物和動物之間劃出鮮明的界限——這使杜林先生覺得在邏輯上需要提出一個區別二者的標志，同時他又承認這個標志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但是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再回過來談植物和動物之間的有疑問的領域了；難道那些稍被觸動就會卷起葉子或合攏花瓣的敏感植物，那些食蟲植物都沒有絲毫感覺的痕跡，甚至也沒有任何感覺的素質嗎？即使是杜林先生，如果他沒有“不科學的半詩”，也不能下斷語。

    第三，杜林先生斷言，在生理學上，感覺是和某種即使很簡單的神經器官的存在相聯系的，這又是他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不僅所有的原始動物，而且還有植蟲，至少是它們中的大多數，並沒有顯示出神經器官的痕跡。通常只是從蠕蟲開始才發現有神經器官，而杜林先生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動物因為沒有神經所以沒有感覺這一主張的人。感覺並不必然和神經相聯系，但是大概和某種至今還沒有確切地弄清楚的蛋白體相聯系。

    此外，杜林先生的生物學知識從他無所顧忌地向達爾文提出的下述問題得到了充分的說明：

    “難道動物是從植物發展出來的嗎？”

    只有對動物和植物都一無所知的人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關於一般的生命，杜林先生能告訴我們的只是：◎第420頁◎

    “通過塑造形象的模式化〈這究竟是什麽玩藝兒？〉而進行的新陳代謝，總是真正的生命過程獨具的特性。”

    這就是我們所聽到的有關生命的一切，這里，在碰到“塑造形象的模式化”時，我們又深深地陷入了毫無意義的莫名其妙的最純粹的杜林行話。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知道什麽是生命，我們就必須自己去作更進一步的考察。

    近30年來，生理化學家和化學生理學家已經無數次地說過，有機體的新陳代謝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顯著的現象，而在這里杜林先生把這話幹脆翻譯成他自己的優雅而清晰的語句。但是，如果規定生命就是有機體的新陳代謝，這就等於規定生命就是生命；因為有機體的新陳代謝，或通過塑造形象的模式化而進行的新陳代謝，正是本身又需要用生命來解釋、需要用有機體和非有機體的區別即生物和非生物的區別來解釋的說法。所以這種解釋並沒有使我們前進一步。

    新陳代謝本身即使沒有生命也可以發生。在化學中有一系列過程，這些過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應，就能不斷地重新產生它們自身的條件，而且在這里有一個確定的物體作為過程的體現者。在通過硫的燃燒制造硫酸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硫燃燒產生二氧化硫(ＳＯ2)，加上水蒸氣和硝酸，二氧化硫就吸收氫和氧而變成硫酸(Ｈ2ＳＯ4)。這時，硝酸放出氧而還原成氧化氮，這氧化氮立刻又從空氣中吸收新的氧，變成氮的高價氧化物，但是立即又把這氧放出給二氧化硫，並重新進行這樣的過程，所以在理論上只要極少量的硝酸，就足夠使無限數量的二氧化硫、氧和水變成硫酸。——其次，在液體通過死的有機的膜甚至通過無機的膜滲透的時候，也像在特勞白的人造細胞（注：特勞白的人造細胞是一種無機構成，它是活細胞的模型，能夠進行新陳代謝和生長，可以用來研究生命現象，是德國化學家和生理學家摩·特勞白用混合膠體溶液的辦法研制的。1874年9月23日在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布勒斯勞第四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特勞白宣讀了自己的試驗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特勞白的這一發現評價極高（見馬克思1875年6月18日給彼·拉·拉甫羅夫的信，馬克思1877年1月21日給威·亞·弗羅恩德的信）。——421。）中一樣發生新陳代謝。這又一次說明，新陳代謝並沒有使我們前進一步，因為用來解釋生命的那種獨特的◎第421頁◎新陳代謝本身又需要用生命來解釋。因此，我們必須另尋出路。

    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本質上就在於這些蛋白體的化學成分的不斷的自我更新。

    在這里，蛋白體是按照現代化學的意義來理解的，現代化學把所有在構成上類似普通蛋白或者也稱為蛋白質的東西都包括在蛋白體這一名稱之內。這個名稱是不恰當的，因為普通蛋白在一切和它相近的物質中，是起著最沒有生命的、最被動的作用的，它和蛋黃一起僅僅是胚胎發育的養料。但是，在蛋白體的化學構成還一點也不知道的時候，這個名稱總比一切其他名稱好些，因為它比較一般。

    無論在什麽地方，只要我們遇到生命，我們就發現生命是和某種蛋白體相聯系的，而且無論在什麽地方，只要我們遇到不處於分解過程中的蛋白體，我們也無例外地發現生命現象。無疑地，在生物體中，必然還有其他化學化合物會引起這些生命現象的特殊分化；對於單純的生命，這些化合物並不是必要的，除非它們作為食物進入生物體並變成蛋白質。我們所知道的最低級的生物，只不過是簡單的蛋白質小塊，可是它們已經顯示出生命的一切本質的現象。

    但是一切生物普遍共有的這些生命現象究竟表現在什麽地方呢？首先是在於蛋白體從自己周圍攝取其他的適當的物質，把它們同化，而體內其他比較老的部分則分解並且被排泄掉。其他無生命物體在自然過程中也發生變化、分解或結合，可是這樣一來它們就不再是以前那樣的東西了。巖石經過風化就不再是巖石；金屬氧化後就變成銹。可是，在無生命物體中成為瓦解原因的東西，在蛋白質中卻是生存的基本條件。蛋白體內各成分的這種不斷轉化，攝食和排泄的這種不斷交替一旦停止，蛋白體本身就立即停止生存，分◎第422頁◎解，即死亡。因此，生命，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於：蛋白體在每一瞬間既是它自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這種情況不是像在無生命物體那里所發生的情況那樣，是由某種從外面造成的過程所引起的。相反地，生命，即通過攝食和排泄來實現的新陳代謝，是一種自我完成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它的體現者——蛋白質所固有的、生來就具備的，沒有這種過程，蛋白質就不能存在。由此可見，如果化學有一天能夠人工制造蛋白質，那麽這樣的蛋白質就一定會顯示出生命現象，即使這種生命現象可能還很微弱。當然，化學是否能同時為這種蛋白質發現適合的食物，這還是一個問題。

    從蛋白質的主要機能——通過攝食和排泄來進行的新陳代謝中，從蛋白質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導出所有其他最簡單的生命要素：刺激感應性——它已經包含在蛋白質和它的養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縮性——它已經在非常低級的階段上表現於食物的吸取中；成長的能力——它在最低級的階段上包含通過分裂的繁殖；內在的運動——沒有這種運動，養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生命定義當然是很不充分的，因為它遠沒有包括一切生命現象，而只是限於最一般的和最簡單的生命現象。在科學上，一切定義都只有微小的價值。要想真正詳盡地知道什麽是生命，我們就必須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現形式，從最低級的直到最高級的。可是對日常的應用來說，這樣的定義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簡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們不忘記它們的不可避免的缺點，它們也沒有什麽害處。

    還是回到杜林先生那里去吧。如果說，他在地球上的生物學領域中遭遇有點不妙，那麽，他是知道怎樣自慰的，他遁入自己的星空。◎第423頁◎

    “不僅感覺器官的特殊結構，而且整個客觀世界，都是為了喚起快樂和痛苦而安排的。根據這一點，我們認為快樂和痛苦的對立——而且恰恰是以我們所熟悉的方式表現的——是一種普遍的對立，而且在宇宙的不同的世界中必然是由本質上一樣的感情來表現……　但是這樣的一致具有不小的意義，因為它是打開感覺宇宙的鑰匙……　因此，對我們說來，主觀的宇宙世界並不比客觀的宇宙世界更陌生。對這兩個領域的構造應當按一致的型式去思考，這樣我們就獲得一種超出單純地球上的有效範圍的意識學的入門知識。”

    對一個在口袋里藏著打開感覺宇宙的鑰匙的人來說，在地球上的自然科學中犯幾個大錯誤，有什麽關系呢？算啦！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杜林先生在整整50頁內把陳詞濫調和玄妙詞句的雜拌，一句話，把純粹的無稽之談當作關於意識要素的根底深厚的科學提供給讀者享受，我們決不想把這些東西的樣品都陳列出來。我們只摘引這樣一句話：

    “誰要是只能通過語言來思維，那他就永遠不懂得抽象的和純正的思維是什麽意思。”

    這樣說來，動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純正的思維者，因為它們的思維從來不會被語言的強制性的幹涉弄得模糊不清。的確，從杜林的思想和表達這些思想的語言中可以看出，這些思想是多麽不適合於任何一種語言，而德語又是多麽不適合於這些思想。

    最後，第四編拯救了我們，這一編除了連篇累牘的糊塗話，至少有時還給我們提供一些有關道德和法的可以捉摸的東西。這一次，我們一開始就被請到別的天體上去旅行：◎第424頁◎

    道德的要素必定“以協調一致的方式……重新出現於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中，在這些生物中，能動的知性必須自覺地調整以本能形式表現出來的生命活動………不過對於這樣的結論，我們是不怎麽感興趣的……　但是除此以外，下面的想法始終是一種有益地擴展眼界的思想：我們設想，在其他天體上個體的和公共的生活必須遵循一種模式，這種模式……不能廢棄或避開合理地行動的生物的一般的基本規章”。

    如果說在這里例外地，不是在這一章的末尾，而是在開頭就指出，杜林的真理也適用於其他一切可能的世界，那麽這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如果先確定了杜林的道德觀和正義觀適用於一切世界，那就可以比較容易地把它們的適用性有益地擴展到一切時代。而這里談的又不折不扣地是關於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問題。

    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識的世界一樣……有其恒久的原則和單純的要素”，道德的原則淩駕於“歷史之上和現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別之上……　在發展過程中構成比較完全的道德意識和所謂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們的最終的基礎都已經被認識，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數學的認識和運用相似的適用性和有效範圍。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變的……因此，把認識的正確性設想成是受時間和現實變化影響的，那完全是愚蠢”。所以嚴格知識的可靠性和日常認識的充足性，不容許我們在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對知識原則的絕對適用性表示失望。“長久的懷疑本身已經是一種病態的軟弱狀態，而且無非是極端紊亂的表現，這種紊亂有時企圖在對自身的虛無的系統化意識中裝出某種鎮定的外表。在倫理問題上，對一般原則的否定，是同風尚和準則在地理上和歷史上的多樣性牢固地聯在一起的，而且一承認倫理上的邪惡和罪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就要否定起協調一致作用的道德本能的莊嚴意義和實際效用。這種似乎不是反對個別的偽學說而是反對人類達到自覺道德的能力本身的腐蝕性懷疑，最後就流為真正的虛無，甚至實質上流為比單純虛無主義更壞的東西……　它自炫能在它的已被推翻的倫理觀念的一片混亂中很容易地起支配作用，並為無原則的隨心所欲敞開一切門戶。但是它大錯特錯了，因為，只要指出知性在謬誤和真理中的不可避免的命運，就足以借助這個唯一的類比表明，自然規律可能有的缺陷並不需要排除正確的東西的實現。”◎第425頁◎

    到目前為止我們靜靜地聽了杜林先生關於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思維的至上性、認識的絕對可靠性等等的所有這些華麗的詞句，因為這一問題只有在我們現在所到達的這一點上才能予以解決。在此以前，只需要研究現實哲學的個別論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義”和“無條件的真理權”就夠了；在這里，我們卻遇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人的認識的產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義和無條件的真理權，如果能有，那麽是哪些產物。當我說人的認識的時候，我無意冒犯其他天體上的居民，我還沒有認識他們的榮幸，我這樣說只是因為動物也能夠認識，雖然它們的認識決不是至上的。狗認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盡管這個主人可能是最大的無賴。

    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嗎？在我們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們必須先研究一下：什麽是人的思維。它是單個人的思維嗎？不是。但是，它只是作為無數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的個人思維而存在。如果我現在說，這種概括於我的觀念中的所有這些人（包括未來的人）的思維是至上的，是能夠認識現存世界的，只要人類足夠長久地延續下去，只要在認識器官和認識對象中沒有給這種認識規定界限，那麽，我只是說了些相當陳腐而又相當無聊的空話。因為最可貴的結果就是使得我們對我們現在的認識極不信任，因為很可能我們還差不多處在人類歷史的開端，而將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的後代，大概比我們有可能經常以十分輕蔑的態度糾正其認識錯誤的前代要多得多。

    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這一點是一種必然性：意識，因而也包括思維和認識，都只能表現在一系列的個人中。我們能夠說這些個人中的每一個人的思維具有至上性，這只是就這樣一點而言的，即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強制處在健康清醒狀態的每一個◎第426頁◎人接受某種思想。但是，至於說到每一個人的思維所達到的認識的至上意義，那麽我們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談不上的，而且根據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經驗看來，這些認識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東西，無例外地總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確的東西多得多。

    換句話說，思維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維著的人中實現的；擁有無條件的真理權的認識是在一系列相對的謬誤中實現的；二者都只有通過人類生活的無限延續才能完全實現。

    在這里，我們又遇到了在上面已經遇到過的矛盾（注：見本卷第376頁。——編者注）：一方面，人的思維的性質必然被看作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維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叠中才能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情況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永恒真理的情況也是一樣。如果人類在某個時候達到了只運用永恒真理，只運用具有至上意義和無條件真理權的思維成果的地步，那麽人類或許就到達了這樣的一點，在那里，知識世界的無限性就現實和可能而言都窮盡了，從而就實現了可以計數的數不盡的數這一著名的奇跡。

    然而，不正是存在著如此確鑿的、以致在我們看來表示任何懷疑都等於發瘋的那種真理嗎？二乘二等於四，三角形三內角的和等於兩個直角，巴黎在法國，人不吃飯就會餓死，等等，這些不都是這◎第427頁◎種真理嗎？這不就是說，還是存在著永恒真理，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嗎？

    確實是這樣。我們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個認識領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個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並且或多或少能用數學方法處理的科學，即數學、天文學、力學、物理學、化學。如果有人喜歡對極簡單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麽也可以說，這些科學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所以這些科學也叫作精密科學。然而決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於變數的應用以及它的可變性被推廣於無限小和無限大，一向非常循規蹈距的數學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這為它開辟了獲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謬誤的道路。數學上的一切東西的絕對適用性、不可爭辯的確證性的童貞狀態一去不覆返了；爭論的王國出現了，而且我們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大多數人進行微分和積分，並不是由於他們懂得他們在做什麽，而是出於單純的信任，因為直到現在得出的結果總是正確的。天文學和力學方面的情況更糟，而在物理學和化學方面，人們就像處在蜂群之中那樣處在種種假說之中。情況也根本不可能不是這樣。我們在物理學中研究分子的運動，在化學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構成，如果光波的幹擾不是一種虛構，那我們絕對沒有希望在某個時候親眼看到這些有趣的東西。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在這里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非常罕見了。

    地質學的情況還要糟，地質學按其性質來說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們沒有經歷過而且任何人都沒有經歷過的過程。所以要挖掘出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在這里要費很大的力氣，而所得是極少的。

    第二類科學是研究活的有機體的科學。在這一領域中，展現出如此錯綜覆雜的相互關系和因果聯系，以致不僅每個已經解決的◎第428頁◎問題都引起無數的新問題，而且每一個問題也多半都只能一點一點地、通過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幾百年時間的研究才能得到解決；此外，對各種相互聯系作系統理解的需要，總是一再迫使我們在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周圍造起茂密的假說之林。為了正確地確定像哺乳動物的血液循環這樣簡單的事實，需要經歷從蓋侖到馬爾比基之間的多麽長的一系列中間階段！我們關於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麽少，比如說為了確定某種疾病的現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間的合理聯系，我們今天還缺乏多少中間環節！此外還常常有像細胞的發現這樣的發現，這些發現迫使我們對生物學領域中以前已經確立了的一切最後的終極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並且把它們整堆地永遠拋棄掉。因此，誰想在這里確立確實是真正的不變的真理，那麽他就必須滿足於一些陳詞濫調，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動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說，高等動物是靠胃和腸而不是靠頭腦消化的，因為集中於頭腦的神經活動對於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第三類科學中，即在按歷史順序和現今結果來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由哲學、宗教、藝術等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築的歷史科學中，永恒真理的情況還更糟。在有機界中，我們至少是研究這樣一些依次相繼的過程，這些過程，就我們直接觀察的領域而言，正在非常廣闊的範圍內相當有規律地重覆著。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有機體的種總的說來沒有變化。在社會歷史中情況則相反，自從我們脫離人類的原始狀態即所謂石器時代以來，情況的重覆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個地方發生這樣的重覆，也決不是在完全同樣的狀況下發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現和這種所有制崩潰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們在人類歷史領域中的科學比在生物學領域◎第429頁◎中的科學還要落後得多；不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夠認識到某一時代的社會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內在聯系，那麽這照例是發生在這些形式已經半衰退和瀕於瓦解的時候。因此，在這里認識在本質上是相對的，因為它只限於了解只存在於一定時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是暫時的一定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的聯系和結果。因此，誰要在這里獵取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獵取真正的、根本不變的真理，那麽他是不會有什麽收獲的，除非是一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例如，人一般地說不勞動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現在總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拿破侖死於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一領域，我們最常遇到所謂永恒真理，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於四，鳥有喙，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為永恒真理的，只是這樣的人，他企圖從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結論：在人類歷史的領域內也存在著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義等等，它們要求具有同數學的認識和應用相似的適用性和有效範圍。這時，我們可以準確地預料，這位人類的朋友一有機會就向我們聲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驢和騙子，全都陷入謬誤，犯了錯誤；但是他們的謬誤和他們的錯誤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規律的，而且證明真理和合乎實際的東西掌握在他手里；而他這個現在剛出現的預言家在提包里帶著已經準備好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義。這一切已經出現過一百次，一千次，如果還有人竟如此輕率地認為，別人做不到這一點，只有他才能做到，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是在這里，我們至少還遇到了這樣一位預言家，他在別人否認任何個人能提供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時候，照例總是表現出高度的義憤。這樣的否認，甚至單純的懷疑，都是軟弱狀態、極端紊亂、虛無、比單純◎第430頁◎的虛無主義更壞的腐蝕性懷疑、一片混亂以及諸如此類的可愛的東西。像所有的預言家那樣，他也沒有作批判性的科學的研究和判斷，而只是直接進行道義上的譴責。

    我們本來在上面還可以舉出研究人的思維的規律的科學，即邏輯學和辯證法。但是在這方面，永恒真理的情況也不見得好些。杜林先生把本來意義的辯證法宣布為純粹的無稽之談，而已經寫成的和現在還在寫的關於邏輯學的許多書籍充分證明，在這里播下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也遠比有些人所想的要稀少得多。

    此外，我們根本不用擔心我們現在所處的認識階段和先前的一切階段一樣都不是最後的。這一階段已經包括大量的認識材料，並且要求每一個想在任何專業內成為內行的人進行極深刻的專門研究。但是認識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對漫長的世代系列來說是相對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趨於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體演化學、地質學和人類歷史中一樣，由於歷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誰要以真正的、不變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標準來衡量它，那麽，他只是證明他自己的無知和荒謬，即使真正的動機並不像在這里那樣是要求承認個人不會犯錯誤。真理和謬誤，正如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的邏輯範疇一樣，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具有絕對的意義；這一點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點正是說明一切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的辯證法的初步知識，他也會知道的。只要我們在上面指出的狹窄的領域之外應用真理和謬誤的對立，這種對立就變成相對的，因而對精確的科學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無用的；但是，如果我們企圖在這一領域之外把這種對立當作絕對有效的東西來應用，那我們就會完全遭到失敗；對立的兩極都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真理變成謬誤，謬誤變成真理。我們舉著名的波義耳定律為◎第431頁◎例，根據這一定律，在溫度不變的情況下，氣體的體積和它所受的壓力成反比。雷尼奧發現，這一定律不適合於某些情況。如果雷尼奧是一個現實哲學家，那麽他就有義務宣布：波義耳定律是可變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謬誤。但是，如果他這樣做，他就會造成一個比波義耳定律所包含的謬誤更大得多的謬誤；他的一小粒真理就會消失在謬誤的沙丘中；這樣他就會把他的本來正確的結論變為謬誤，而與這一謬誤相比，波義耳定律就連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許謬誤也可以說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奧是科學家，沒有玩弄這樣的兒戲，而是繼續研究，並發現波義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確，特別是對於可以因壓力而液化的氣體，當壓力接近液化開始的那一點時，波義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義耳定律只在一定的範圍內才是正確的。但是在這個範圍內，它是不是絕對地最終地正確的呢？沒有一個物理學家會斷定說是。他將說：這一定律在一定的壓力和溫度的範圍內，對一定的氣體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這種更加狹窄的範圍內，他也不會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通過未來的研究對它作更加嚴格的限制，或者改變它的表述方式（注：自從我寫了上面這幾行以來，這些話似乎已經得到了證實，根據門捷列耶夫和博古斯基運用比較精密的儀器所進行的最新的研究（恩格斯在這里敘述了發表在1876年11月16日《自然界》雜志上的一篇簡訊的內容。這篇簡訊報道了德·伊·門捷列夫1876年9月3日在俄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華沙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他在發言中闡述了1875-1876年同約·埃·博古斯基一起驗證波義耳-馬略特定律的結果。

    這條腳注，顯然是恩格斯在校對《反杜林論》的這一章（1877年2月28日發表於《前進報》）時寫的。腳注末尾，即括號里的話，是恩格斯在1885年準備《反杜林論》第2版時加的。——432。），一切真正的氣體都表現出壓力和體積之間的可變關系；氫的膨脹系數在直到現在為止所應用的各種壓力強度下都是正的（體積的縮小比壓力的增大要慢）；對大氣和其他研究過的氣體來說，每一種氣體都有一個壓力零點，壓力小於零點，此系數是正的，壓力大於零點，此系數是負的。因此，到現在為止實際上還一直是可用的波義耳定律，需要一整系列特殊定律來作補充。（現在——1885年——我們也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氣體。所有的氣體都可以變成液體狀態。））。可見，關於最後的終極的真理，例如◎第432頁◎在物理學上，情況就是這樣。因此，真正科學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謬誤和真理這種教條式的道德的說法，而這種說法我們在現實哲學這樣的著作中到處可以碰到，這種著作想強迫我們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說當作至上的思維的至上的結論來接受。

    但是，天真的讀者或許要問，杜林先生在什麽地方清楚地說過，他的現實哲學的內容是最後的而且甚至是終極的真理呢？在什麽地方？例如在我們在第二章中部分地引證的對他自己的體系的頌歌中（注：見本卷第367-368頁。——編者注）（第13頁）。或者在上面引證的那段話里（注：見本卷第425頁。——編者注），他說：道德的真理，只要它們的最終的基礎都已經被認識，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數學的認識相似的適用性。而且，杜林先生難道不是斷定，從他的真正批判的觀點出發，通過他的窮根究底的研究，就可以深入到這種最終的基礎，基本的模式，因而就賦予道德的真理以最後的終極性嗎？如果杜林先生既不是為自己也不是為他的時代提出這樣的要求，如果他只是想說，在渺茫的未來的某個時候能夠確立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因而，他想大致地、只是較為混亂地說些與“腐蝕性懷疑”和“極端紊亂”相同的東西，那麽，這種喧囂是為了什麽呢？這位先生想要做什麽呢？（注：參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場（《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

    如果說，在真理和謬誤的問題上我們沒有什麽前進，那麽在善和惡的問題上就更沒有前進了。這一對立完全是在道德領域中，也就是在屬於人類歷史的領域中運動，在這里播下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惡觀念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變更得這樣厲害，以致它們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第433頁◎盾的。但是，如果有人反駁說，無論如何善不是惡，惡不是善；如果把善惡混淆起來，那麽一切道德都將完結，而每個人都將可以為所欲為了。杜林先生的意見，只要除去一切隱晦玄妙的詞句，就是這樣的。但是問題畢竟不是這樣簡單地解決的。如果事情真的這樣簡單，那麽關於善和惡就根本不會有爭論了，每個人都會知道什麽是善，什麽是惡。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樣的呢？今天向我們宣揚的是什麽樣的道德呢？首先是由過去信教時代傳下來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這種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從耶穌會天主教的和正統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啟蒙的道德。和這些道德並列的，有現代資產階級的道德，和資產階級道德並列的，又有未來的無產階級道德，所以僅僅在歐洲最先進國家中，過去、現在和將來就提供了三大類同時和並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論。哪一種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絕對的終極性來說，哪一種也不是；但是，現在代表著現狀的變革、代表著未來的那種道德，即無產階級道德，肯定擁有最多的能夠長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麽我們由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

    但是在上述三種道德論中還是有一些對所有這三者來說都是共同的東西——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變的道德的一部分嗎？——這三種道德論代表同一歷史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所以有共同的歷史背景，正因為這樣，就必然有許多共同之處。不僅如此，對同樣的或差不多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來說，道德論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從動產的私有制發展起來的時候起，在一切存在著這◎第434頁◎種私有制的社會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盜（注：參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20章第15節和《舊約全書·申命記》第5章第19節。——編者注）。這個戒律是否因此而成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絕對不會。在偷盜動機已被消除的社會里，就是說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頂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會偷盜的社會里，如果一個道德說教者想莊嚴地宣布一條永恒真理：切勿偷盜，那他將會遭到什麽樣的嘲笑啊！

    因此，我們拒絕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作永恒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一切無理要求，這種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淩駕於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相反地，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沒有人懷疑，在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認識的所有其他部門一樣，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但是我們還沒有越出階級的道德。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忘卻了這種對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和超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現在可以去評價杜林先生的自我吹噓了。他竟在舊的階級社會中要求在社會革命的前夜把一種永恒的、不以時間和現實變化為轉移的道德強加給未來的無產階級的社會！我們姑且假定他對這種未來社會的結構至少是有概略了解的，——這一點我們直到現在還不知道。

    最後，還有一個“完全獨特的”、但是並不因此不再是“窮根究底的”發現：◎第435頁◎

    在惡的起源方面，“我們認為，在動物形態中存在著帶著固有虛偽性的貓的類型，這一事實同人類中也存在著類似的性格形態的情形處於同一階段……　因此，惡不是什麽神秘的東西，除非人們有興趣在貓或所有食肉動物的存在中也嗅出神秘的東西來”。

    惡就是貓。所以魔鬼沒有犄角和馬蹄，而有爪子和綠眼睛。當歌德使靡菲斯特斐勒司具有黑狗的形象（注：參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場和第3 場（《城門之前》和《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而不是黑貓的形象的時候，他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惡就是貓！這是不僅適用於一切世界，而且也適用於貓（注：“適用於貓”的德文是“für die Katze”，也有“毫無用處、徒勞無益”的意思。——編者注）的道德！

    十、道德和法。平等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領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類認識對象分解成它們的所謂最簡單的要素，把同樣簡單的所謂不言而喻的公理應用於這些要素，然後再進一步運用這樣得出的結論。社會生活領域內的問題也

    “應當從單個的、簡單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來解決，正如對待簡單的……數學的基本形式一樣”。

    這樣，數學方法在歷史、道德和法方面的應用，應當在這些領域內使所獲結果的真理性也具有數學的確實性，使這些結果具有真正的不變的真理的性質。

    這不過是過去有人愛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稱為先驗主義的方法的◎第436頁◎另一種表現方式，這一方法是：不是從對象本身去認識某一對象的特性，而是從對象的概念中邏輯地推論出這些特性。首先，從對象構成對象的概念；然後顛倒過來，用對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對象。這時，不是概念應當和對象相適應，而是對象應當和概念相適應了。在杜林先生那里，他所能得到的最簡單的要素，終極的抽象，執行著概念的職能，可是這絲毫沒有改變事情的實質；這種最簡單的要素，最多只帶有純粹概念的性質。所以現實哲學在這里也是純粹的玄想（注：“玄想”和本段開頭處的“玄想的”，德文為“Ideologie”和“ideologisch”，通常譯為“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編者注），它不是從現實本身推論出現實，而是從觀念推論出現實。

    當這樣一位玄想家不是從他周圍的人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而是從“社會”的概念或所謂最簡單的要素中構造出道德和法的時候，可用於這種構造的材料是什麽呢？顯然有兩種：第一，是在那些被當作基礎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現實內容的一點點殘余，第二，是我們這位玄想家從他自己的意識中再次帶入的內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識中發現了什麽呢？絕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觀點，這些觀點或多或少地是他所處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的相應表現——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讚同的或遭到反對的；其次或許是從有關的文獻上抄來的看法；最後，可能還有個人的狂想。我們的玄想家可以隨心所欲地耍花招，他從大門扔出去的歷史現實，又從窗戶進來了，而當他以為自己制定了適用於一切世界和一切時代的倫理學說和法的學說的時候，他實際上是為他那個時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扭曲的（因為和它的現實的基礎脫離）、像在凹面鏡上反映出來的頭足倒置的畫像。◎第437頁◎

    於是杜林先生把社會分解為它的最簡單的要素，而且在這里發現最簡單的社會至少由兩個人組成。杜林先生就按公理同這兩個人打交道。而從這里很自然地得出一個道德的基本公理：

    “兩個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一開始就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因此，“道德上的正義的基本形式就被表述出來了”；同樣，法上的正義的基本形式也被表述出來了，因為“為了闡發法的基本概念，我們只要有兩個人的十分簡單的和基本的關系就夠了”。

    兩個人或兩個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這不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過度的誇張。首先，兩個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在性別上可能就是不平等的，這一簡單的事實立刻使我們想到：社會的最簡單的要素——如果我們暫且接受這樣的童稚之見——不是兩個男人，而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建立了家庭，即以生產為目的的社會結合的最簡單的和最初的形式。但是這絲毫不合杜林先生的心意。因為，一方面，必須使這兩個社會奠基者盡可能地平等。另一方面，甚至杜林先生也不能從原始家庭構造出男女之間在道德上和法上的平等地位。這樣，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杜林的社會分子（整個社會應當通過他們的繁殖而建立起來）一開始就注定要滅亡，因為兩個男人是永遠不能生出小孩來的；或者是我們必須設想他們是兩個家長。在這種情況下，十分簡單的基本模式就轉成自己的反面：它不是證明人的平等，而最多只是證明家長的平等，而且因為婦女是不被理睬的，所以還證明婦女的從屬地位。

    在這里我們不得不給讀者一個不愉快的通知：讀者在今後一段頗長的時間內擺脫不了這兩個了不起的人物。這兩個人在社會關系的領域中起著我們現在希望不再與之打交道的其他天體上的居民以前所起的類似作用。只要有經濟、政治等等的問題需要解◎第438頁◎決，這兩個人就飛快地出動，而且立刻“按照公理”來解決問題。這是我們那位現實哲學家的卓越的、創造性的、創造體系的發現！但遺憾的是，如果我們願意尊重真理，那應當說這兩個人不是杜林先生發現的。他們是整個18世紀所共有的。他們在1754年盧梭關於不平等的論著（注：指盧梭《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該書於1754年寫成，1755年出版，見注252。——439。）中已經出現——附帶說一下，在那里，他們按照公理證明了和杜林的論斷剛剛相反的東西。他們在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家那里扮演著主要角色；可是在那里他們各操不同的行業——大都是獵人和漁夫，而且互相交換自己的產品，他們至少在這方面是不平等的。此外，在整個18世紀，他們主要充當單純用作說明的例子，而杜林先生的獨到之處只是在於，他把這種舉例說明的方法提升為一切社會科學的基本方法和一切歷史形態的尺度。要把“關於事物和人的嚴格科學的觀念”變得簡單些，肯定是做不到的。

    為了制定基本公理——兩個人以及他們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們之間沒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我們決不能用隨便什麽樣的兩個人。這兩個人應當是這樣的：他們擺脫了一切現實，擺脫了地球上發生的一切民族的、經濟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關系，擺脫了一切性別的和個人的特性，以致留在這兩個人身上的除了人這個光禿禿的概念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麽了，於是，他們當然是“完全平等”了。因此，他們成了這一位到處搜索和揭發“降神術”活動的杜林先生所召來的兩個十足的幽靈。這兩個幽靈自然必須做他們的召喚者要求做的一切，正因為如此，他們的一切鬼把戲對世界上的其他人來說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我們再稍微往下看看杜林先生的公理論。兩個意志中一方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這樣做了，並以暴力來實現他的要求，那就產生了非正義的狀態，而杜林先生就是按◎第439頁◎照這一基本模式來說明非正義、暴力、奴役，一句話，說明全部以往的應唾棄的歷史的。可是盧梭早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正是通過兩個人，同樣是按照公理證明了相反的東西，這就是：在A和B兩個人之中，A不能用暴力來奴役B，只能用使B處於非有A不可的境地這一辦法來奴役B； 這對於杜林先生來說的確是一個已經過分唯物主義的觀點。因此，讓我們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來說明這件事情。兩個舟破落海的人，漂流到一個孤島上，組成了社會。他們的意志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而這一點也是兩個人都承認的。但是在素質上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A果斷而有毅力，B優柔、懶惰和委靡不振；A 伶俐，B愚笨。A照例先是通過說服，以後就按照習慣，但始終是采取自願的形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B，這要經過很長時間嗎？無論自願的形式是受到維護，還是遭到踐踏，奴役依舊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現象在整個中世紀都存在，在德國直到三十年戰爭（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是一次全歐洲範圍的戰爭，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鬥爭引起的。德國是這場戰爭的主要場所，是戰爭參加者進行軍事掠奪和侵略的對象。

    　三十年戰爭分為四個時期：捷克時期（1618-1624年），丹麥時期（1625-1629年），瑞典時期（1630-1635年）以及法國瑞典時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戰爭以1648年締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結束，和約的簽訂加深了德國政治上的分裂。——137、440。）後還可以看到。普魯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戰敗之後，廢除了依附農制，同時還取消了仁慈的領主照顧貧病老弱的依附農的義務，當時農民曾向國王請願，請求讓他們繼續處於受奴役的地位——否則在他們遭到不幸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呢？這樣，兩個人的模式既“適用”於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樣“適用”於平等和互助；而且因為我們害怕受到滅亡的懲罰而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家長，所以在這里已經預先安排了世襲的奴役制。

    但是，讓我們暫時把這一切放在一旁。我們假定杜林先生的公理論說服了我們，而且我們熱中於兩個意志的完全平等的權利、“一般人的自主權”、“個人的自主權”——真正壯麗的字眼，和這些字眼比起來，施蒂納的擁有自己的所有物的“唯一者”（注：指麥·施蒂納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萊比錫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這部著作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530頁）。——440。）相形見絀了，雖然他在這方面也可以要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樣，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完全平等和獨立了。是所有人嗎？不，的確不是所有人。◎第440頁◎

    也存在著“可以允許的隸屬關系”，但是它們存在的“原因不應當到兩個意志本身的活動中，而應當到第三領域中去尋找，例如對兒童來說，就應當到他們的自我規定的不足中去尋找”。

    的確如此！隸屬關系的原因不應當到兩個意志本身的活動中去尋找！自然不應當，因為一個意志的活動恰恰是受到阻礙的！而應當到第三領域中去尋找！那麽什麽是這第三領域呢？這是一個受壓制的意志即一個不足的意志的具體規定性！我們的現實哲學家同現實脫離得如此之遠，以致在他看來，對意志這個抽象的、沒有內容的用語來說，意志的真實的內容、特有的規定性，已經是“第三領域”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認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對於自我規定不足的意志來說，平等是無效的。退卻之一。

    其次，

    “在野獸和人混合在一個人身上的地方，人們可以以第二個具有完全的人性的人的名義提出問題：他的行為方式，是否應當像所謂只具有人性的人相互間所表現的那樣呢……　所以我們關於兩個在道德上不平等的人——其中一個在某種意義上帶有特有的獸性——的假定，就是依照這種區別而可能在人的集團之中和各個集團之間……出現的一切關系的典型的基本形式”。

    請讀者自己去看看緊跟在這些窘態百出的遁詞之後的那些可憐的咒罵吧，在那些咒罵里，杜林先生像一個耶穌會會士那樣耍花招，以便用決疑法確定具有人性的人可以多麽嚴厲地對付具有獸性的人，多麽嚴厲地運用不信任、計謀、嚴酷的甚至恐怖的以及欺騙的手段來對付後者，而且這樣做還絲毫不違背不變的道德。

    因此，如果兩個人“在道德上不平等”，那麽平等也就完結了。但是這樣一來就根本不值得費力去召喚兩個完全平等的人，因為兩個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沒有的。——但是，不平等應◎第441頁◎當在於一個是具有人性的人，而另一個則帶有一些獸性。可是，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兩類，分成具有人性的人和具有獸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惡人，綿羊和山羊，這樣的分類，除現實哲學外，只有基督教才知道，基督教一貫地也有自己的世界審判者來實行這種分類。但是在現實哲學中，世界審判者應當是誰呢？這個問題大概得像基督教的做法那樣處理，在那里，虔誠的羔羊對自己的世俗近鄰山羊行使世界審判者的職權，而且成績卓著。現實哲學家的教派一旦出現，在這方面一定不會比地上的虔信者遜色。然而，這對我們是無所謂的；使我們感興趣的，是承認這樣一點：由於人們之間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平等再一次化為烏有。退卻之二。

    再往下看：

    “如果一個人按照真理和科學行動，而另一個人按照某種迷信或偏見行動，那麽……照例一定要發生相互爭執……　一定程度的無能、粗暴或惡癖，在任何情況下總要引起沖突……　暴力不僅僅是對付兒童和瘋人的最後手段。人的整個自然集團和文明階級的本性，能夠使得對它們的由於本身荒謬而成為敵對性的願望進行的壓服，即促使這種願望向共同聯系手段的還原，成為不可避免的必要。異己的意志在這里也被認為是有平等權利的；但是它由於它的危害活動和敵對活動的荒謬性，它就引起了恢覆平衡的行動，如果它遭到暴力，那麽它只是受到它自身的非正義的反作用而已。”

    可見，不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以排除兩個意志的“完全平等”，並樹立這樣一種道德，按照這種道德，各文明掠奪國對落後民族所幹的一切可恥行徑，直到俄國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注：指沙皇俄國占領中亞細亞時期發生的事件。在1873年希瓦遠征時期，俄國的一支部隊遵照考夫曼將軍的命令，在戈洛瓦喬夫將軍的指揮下，於7-8月對土庫曼的約穆德人進行了殘暴的討伐性遠征。恩格斯引用的有關材料，顯然主要來源於美國駐俄外交官尤·斯凱勒的著作《突厥斯坦。俄屬突厥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寧旅行劄記》（兩卷集）。見該書1876年倫敦版第2卷第356-359頁。——442。），都可以認為是正當的。1873年夏天，當考夫曼將軍下令進攻韃靼部落的約穆德人，焚毀他們的帳篷，並且像在命令上◎第442頁◎所說的“按照真正高加索的習俗”屠殺他們的婦女和兒童時，他也斷言：壓服那種由於本身荒謬而成為敵對性的約穆德人的願望，即促使這種願望還原為共同聯系手段，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必要，而且他所采用的手段是最合乎目的的；誰想要達到目的，誰也就必然要采用這種手段。不過他還沒有殘酷到另外還去嘲弄約穆德人，說他屠殺他們是為了恢覆平衡，他這樣做正是承認他們的意志是有平等權利的。在這一沖突中，又是上帝的選民，所謂按照真理和科學行動的人，歸根到底也就是現實哲學家，應該去決定什麽是迷信、偏見、粗暴和惡癖，什麽時候暴力和壓服對於恢覆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平等現在就是通過暴力恢覆平衡；而第二個意志被第一個意志通過壓服而認為是有平等權利的。退卻之三，在這里，這次退卻簡直墮落為可恥的逃跑。

    附帶說一下，所謂異己的意志正是在通過暴力恢覆平衡的行動中被認為是有平等權利的這句話，不過是對黑格爾學說的一種歪曲。按照黑格爾學說，刑罰是罪犯的權利：

    “刑罰被認為包含著罪犯本人的權利，在這里罪犯是被當作有理性者來尊重的。”（《法哲學》第100節附釋）

    我們可以就此結束。沒有必要繼續跟著杜林先生去一點一點地擊破他如此按照公理建立起來的平等、一般人的自主權等等；沒有必要去觀察他如何用兩個男人來組成社會，而為了建立國家又使用第三個人，因為簡單地說，沒有這第三個人就不可能有多數的決議，而沒有這樣的決議，因而也就沒有多數對少數的統治，也就不能有國家存在；沒有必要去看他往後如何逐步轉入建立他那共同社會的未來國家的那條較為平靜的航路——我們將來總有一天有幸在那里拜訪他。我們已經充分地看到：兩個意志的完全平等，◎第443頁◎只是在這兩個意志什麽願望也沒有的時候才存在；一當它們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轉為現實的個人的意志，轉為兩個現實的人的意志的時候，平等就完結了；一方面是幼稚、瘋狂、所謂的獸性、設想的迷信、硬說的偏見、假定的無能，另一方面是想象的人性、對真理和科學的洞察力；總之，兩個意志以及與之相伴的智慧在質量上的任何區別，都是為那種可以一直上升到壓服的不平等辯護的。既然杜林先生這樣從根本上破壞了他自己的平等大廈，那我們還要求什麽呢？

    雖然我們關於杜林先生對平等觀念的淺薄而拙劣的論述已經談完，但是我們對平等觀念本身的論述沒有因此結束，這一觀念特別是通過盧梭起了一種理論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後起了一種實際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仍然起著巨大的鼓動作用。這一觀念的科學內容的確立，也將確定它對無產階級鼓動的價值。

    一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範圍內，他們是平等的，這樣的觀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現代的平等要求與此完全不同；這種平等要求更應當是從人的這種共同特性中，從人就他們是人而言的這種平等中引伸出這樣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要從這種相對平等的原始觀念中得出國家和社會中的平等權利的結論，要使這個結論甚至能夠成為某種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東西，必然要經過而且確實已經經過了幾千年。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談得上公社成員之間的平等權利，婦女、奴隸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里，人們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認為希臘人和野蠻人、自由民和奴隸、公民和被保護民、羅馬◎第444頁◎的公民和羅馬的臣民（該詞是在廣義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麽這在古代人看來必定是發了瘋。在羅馬帝國時期，所有這些區別，除自由民和奴隸的區別外，都逐漸消失了；這樣，至少對自由民來說產生了私人的平等，在這種平等的基礎上羅馬法發展起來了，它是我們所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的最完備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隸之間的對立還存在，就談不上來自一般人的平等的法的結論，這一點我們不久前在北美的合眾國各蓄奴州里還可以看得到。

    基督教只承認一切人的一種平等，即原罪的平等，這同它曾經作為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的性質是完全適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還承認上帝的選民的平等，但是這種平等只是在開始時才被強調過。在新宗教的最初階段同樣可以發現財產共有的痕跡，這與其說是來源於真正的平等觀念，不如說是來源於被迫害者的團結。僧侶和俗人對立的確立，很快就使這種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歸於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歐的橫行，逐漸建立了空前覆雜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等級制度，從而在幾個世紀內消除了一切平等觀念，但是同時使西歐和中歐卷入了歷史的運動，在那里第一次創造了一個牢固的文化區域，並在這個區域內第一次建立了一個由互相影響和互相防範的、主要是民族國家所組成的體系。這樣就準備了一個基礎，後來只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談人的平等和人權的問題。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紀的內部孕育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在它進一步的發展中，注定成為現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這就是市民等級。最初市民等級本身是一個封建等級，當15世紀末海上航路的偉大發現為它開辟了一個新的更加廣闊的活動場所時，它使封建社會內部的主要靠手工進行的工業和產品交換發展到比較高◎第445頁◎的水平。歐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列萬特（注：地中海東岸諸國的舊稱。——編者注）之間進行的貿易，這時已經擴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來說，很快就超過了歐洲各國之間的和每個國家內部的交換。美洲的黃金和白銀在歐洲泛濫起來，它好似一種瓦解因素滲入封建社會的一切罅隙、裂縫和細孔。手工業不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在最先進的國家的主要工業部門里，手工業為工場手工業代替了。

    可是社會的政治結構決不是緊跟著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這種劇烈的變革立即發生相應的改變。當社會日益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時候，國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規模的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尤其是世界貿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動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們作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權利的，他們根據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都平等的（至少在當地是平等的）權利進行交換。從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轉變的前提是，有一定數量的自由工人（所謂自由，一方面是他們擺脫了行會的束縛，另一方面是他們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勞動力所必需的資料），他們可以和廠主訂立契約出租他們的勞動力，因而作為締約的一方是和廠主權利平等的。最後，一切人類勞動由於而且只是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注：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3節A3，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5頁。——編者注），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價值規律中得到了自己的不自覺的，但最強烈的表現，根據這一規律，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來計量的（注：從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條件中這樣地導出現代平等觀念，首先是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出的。）。——但是，在經濟關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束縛和各種特◎第446頁◎權同它對抗。地方特權、級差關稅以及各種各樣的特別法令，不僅在貿易方面打擊外國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還時常打擊本國的各類國民；行會特權處處和時時都一再阻擋著工場手工業發展的道路。無論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對資產階級競爭者來說機會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機會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社會的經濟進步一旦把擺脫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這種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擴大其範圍。只要為工業和商業的利益提出這一要求，就必須為廣大農民要求同樣的平等權利。農民遭受著從十足的農奴制開始的各種程度的奴役，他們必須把自己極大部分的勞動時間無償地獻給仁慈的封建領主，此外，還得向領主和國家交納無數的貢稅。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廢除封建特惠、貴族免稅權以及個別等級的政治特權。由於人們不再生活在像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帝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並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就很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範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這種人權的特殊資產階級性質的典型表現是美國憲法，它最先承認了人權，同時確認了存在於美國的有色人種奴隸制：階級特權不受法律保護，種族特權被神聖化。

    可是大家知道，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隨著。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著。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於原始基督教，以後就◎第447頁◎以資產階級的平等論本身為依據了。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的話柄：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尤其是從法國資產階級自大革命開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就針鋒相對地提出社會的、經濟的平等的要求，這種平等成了法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戰鬥口號。

    因此，無產階級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雙重意義。或者它是對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對富人和窮人之間、主人和奴隸之間、驕奢淫逸者和饑餓者之間的對立的自發反應——特別是在初期，例如在農民戰爭中，情況就是這樣；它作為這種自發反應，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現，它在這里，而且僅僅在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從對資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反應中產生的，它從這種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當的、可以進一步發展的要求，成了用資本家本身的主張發動工人起來反對資本家的鼓動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它是和資產階級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於荒謬。我們已經舉出了關於這方面的例子，當我們轉到杜林先生關於未來的幻想時，我們還會發現更多的這類例子。

    可見，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所以，這樣的平等觀念說它是什麽都行，就不能說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現在對廣大公眾來說——在這種或那種意義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馬克思所說的，“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注：見《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3節A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的是《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只是在第2篇第10章中，恩格斯為了出版《反杜林論》第3版而修改這一章時，才引用了《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3版。——448。），那麽這不是由於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於◎第448頁◎18 世紀的思想得到普遍傳播和仍然合乎時宜。因此，如果杜林先生能夠直截了當地讓他的有名的兩個男人在平等的基礎上料理家務，那是由於這對國民的成見來說是十分自然的。的確，杜林先生把他的哲學叫作自然哲學，因為這種哲學是僅僅從那些對他來說是十分自然的東西出發的。但是為什麽這些東西對他來說是自然的呢？——這一問題他當然是不會提出來的。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對於政治和法律的領域，本教程中所闡述的原則是以最深入的專門研究為基礎的。所以……出發點必然是：這里的問題……在於前後一貫地陳述法學和國家學領域中的成果。我最初的專門研究正好是法學，我在這上面不僅用了大學理論準備通常所需的三年時間，而且在往後審判實踐的三年中，繼續致力於研究，特別是旨在加深它的科學內容的研究……　如果對私法關系和相應的法律缺陷的批判不善於像了解這門學科的優點那樣了解它的一切缺點，那麽，這種批判肯定也不能以同樣的自信心發表出來。”

    有理由這樣談到自己的人，必定一開始就取得人們對他的信任，特別是和“馬克思先生以往對法所作的自己也承認是粗枝大葉的研究”比起來，就更是這樣了。

    因此，我們不能不感到驚奇的是，帶著這樣的自信心出場的對私法關系的批判，竟只限於向我們陳述：

    “在科學性上，法學……前進得不遠”；成文的民法是非正義，因為它確認基於暴力的所有制；刑法的“自然根據”是覆仇，——

    在這種論斷中，頂多只有“自然根據”這件神秘的外衣是新東西。國家學的成果只限於論述已知的三個男人的關系，其中一人至今還對其他兩人施行暴力，而且杜林先生還在非常認真地研究首先采◎第449頁◎用暴力和實行奴役的是第二個人還是第三個人。

    但是，讓我們往下看看我們這位自信的法學家的最深入的專門研究和經過三年審判實踐而加深的科學性吧。

    關於拉薩爾，杜林先生對我們說，

    他是“由於策動盜竊首飾匣未遂”而被控告的，“但是沒有作出判決，因為那時還容許所謂由法院宣告無罪……這種半宣告無罪”。

    這里所說的拉薩爾案件是1848年夏天在科隆陪審法庭審理的（注：拉薩爾於1848年2月因被控教唆盜竊一只存放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離婚案（1846-1854年拉薩爾是該案的律師）需用文件的首飾匣而被捕。拉薩爾案件於1848年8月5-11日審理，拉薩爾本人被陪審法庭宣判無罪。——450。），那里和幾乎整個萊茵省一樣，通行的是法蘭西刑法。僅僅對政治上的違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實施普魯士邦法，但是早在1848年4月，這種例外規定又被康普豪森取消了。法蘭西法根本沒有像普魯士邦法中所說的“策動”犯罪這種不確切的範疇，更不用說什麽策動犯罪未遂了。法蘭西法只有教唆犯罪，而這只有在“通過送禮、許願、威脅、濫用威望或權力、狡猾的挑撥或該受懲罰的詭計”（刑法典（注：刑法典是法國的法典，1810年通過，從1811年起在法國以及法國人占領的德國西部和西南部地區實施；1815年萊茵省歸並普魯士以後，刑法典仍和民法典並行於萊茵省。普魯士政府曾力圖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萊茵省推行普魯士的法律，但遭到萊茵省的堅決反對。三月革命後，根據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這些措施被取消。——450。）第60 條）來進行時才可以判罪。埋頭於普魯士邦法的檢察機關，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樣，忽略了法蘭西法的十分明確的規定和普魯士邦法的含糊的不確定性之間的重大差別，對拉薩爾提出了預謀的訴訟並引人注目地失敗了。因為只有對法蘭西現代法領域完全無知的人，才敢斷言法國的刑事訴訟可以允許普魯士邦法所說的由法院宣告無罪，這種半宣告無罪；法蘭西現代法在刑事訴訟中只有判罪或宣告無罪，而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判決。

    這樣，我們不得不說，如果杜林先生手頭有過一本拿破侖法典（注：拿破侖法典是1804年通過的法蘭西民法典。恩格斯稱它為“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見本選集第4卷第253頁）

    這里指廣義的拿破侖法典，即1804-1810年拿破侖統治時期通過的五部法典的總稱，這五部法典是：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業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450。），那麽，他肯定不能以同樣的自信心對拉薩爾作出這種“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因此，我們必須斷定，杜林先生對於以法國大革命的社會成果為依據並把這些成果轉化為法律的唯一的現代民法典，即法蘭西現代法，是完全無知的。◎第450頁◎

    在另外一個地方，當杜林先生批判整個大陸上按照法國典範實行的、以陪審員的多數票作出判決的那種陪審法庭的時候，我們受到這樣的教導：

    “是的，甚至可以去熟悉一下那再說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先例的思想：在完美的共同體中，有反對票的判罪應當屬於不可能的制度……　但是，這種極其嚴肅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正像上面已經說過的，對傳統的形式看來是不適當的，因為對這種形式來說，它是太好了。”

    杜林先生又一次不懂得，按照英國的普通法，即從遠古以來至少是從14世紀以來就通行的不成文的習慣法，陪審員的一致，不僅在刑事判罪上，而且在民事訴訟的判決上都是絕對必要的。因此，這種在杜林先生看來對於當今世界來說是太好的極其嚴肅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早在最黑暗的中世紀就已經在英國具有了法律效力，並且從英國被推行到愛爾蘭、美利堅合眾國以至英國的一切殖民地，而關於這一點，最深入的專門研究竟連一個字也沒有向杜林先生透露！由此可見，以陪審員的一致來實行判決的地區，不但比通行普魯士邦法的狹小區域大得無可比擬，而且比所有以陪審員的多數來實行判決的地區的總和還要廣大。杜林先生不但對唯一的現代法即法蘭西法完全無知，而且他對直到現在仍然不依賴於羅馬法權威而向前發展的、傳播於世界各大洲的唯一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樣無知。為什麽不知道呢？杜林先生說，

    因為英國式的法律思維方式“面對按羅馬古典法學家的純粹概念在德國土地上實施的那種訓練，總是站不住腳的”，

    他接著說：

    “同我們天然的語言形式比較起來，講幼稚的混合語言的英語世界算得◎第451頁◎了什麽呢？”

    對此，我們只能用斯賓諾莎的話來回答：Ignorantia non est argumentum，無知並不是論據（注：無知並不是論據，是斯賓諾莎在《倫理學》第一部中針對持僧侶主義目的論的自然觀的代表人物講的一句話。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現象的原因的原因，他們進行論證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於對其他原因的無知。——452。）。

    從這里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杜林先生的最深入的專門研究是在於他用了三年時間在理論方面鉆研了民法大全（注：民法大全指羅馬的民法大全，是調整羅馬奴隸占有制社會的財產關系的一部民法匯編，於6世紀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時編纂。恩格斯稱它是“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見本選集第4卷第252頁）。——452。），以後又用了三年時間在實踐中鉆研了高貴的普魯士邦法。這方面的功底肯定已經十分可嘉了，也足以當一個極可尊敬的舊普魯士地方法官或律師了。但是，如果要給一切世界和一切時代編寫法哲學，那麽總應當也多少知道一些像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這樣的民族的法的關系，這些民族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德國盛行普魯士邦法的那個角落完全不同。我們再往下看。

    “地方法、省法和邦法雜亂地混合在一起，它們以非常隨意的方式，時而作為習慣法，時而作為成文法（經常使最重要的事務具有純粹的規章形式），按迥然不同的方向交叉起來，這種無秩序和矛盾的樣本——其中個別使一般無效，而有時一般又使特殊無效，——的確不適於在任何人那里……造成清楚的法的意識。”

    但是，這種混亂狀態存在於什麽地方呢？又是在通行普魯士邦法的地域內，那里，在這種邦法的旁邊、上面或者下面，還有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還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它們都具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程度的效力，並且使一切實踐的法學家發出杜林先生在這里滿懷同情地一再重覆的呼救聲。他根本不需要離開他心愛的普魯士，他只要到萊茵省走一趟，就可以確信，在那里70年來這一切都已經根本不提了，至於其他文明國家不用說了，這些國家早已消除了這類過時狀態。

    再往下看：◎第452頁◎

    “集議機構或其他行政機構的秘密的、因而是不記名的集體決斷和集體行動對個人的自然責任的掩蓋，是以不太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種集體決斷和集體行動把每一個成員的個人參與隱藏起來了。”

    在另一個地方又說：

    “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要是不願意讓集議機構遮蓋和掩飾個人的責任，那麽，這將被認為是一種驚人的和極端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們告訴杜林先生：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區，審判員集議機構的每一個成員必須在公開開庭時單獨提出自己的判決並陳述其理由；不經過選舉、不公開進行審理和表決的行政集議機構，主要是普魯士的制度，在大多數其他國家里是沒有的，所以他的要求只有在普魯士才可能被認為是驚人的和極端苛刻的，那麽，對他來說，這也許是一件驚人的消息。

    同樣，他對教會在出生、結婚、死亡和殯葬方面的強制性幹預的抱怨，就所有比較大的文明國家來說，也只適合於普魯士，而且自從采用了戶籍簿以來，甚至對普魯士也不適合了。（注：關於在普魯士強制實行出生、結婚和死亡等民事登記的法律於1874年3月9日最後批準並於同年10月1日開始生效。1875年2月6日在全德意志帝國範圍內也頒布了同樣的法案。這一法案主要是針對天主教會的，它剝奪了教會登記戶籍的權利，從而大大地限制了教會的影響和收入。這是俾斯麥的所謂“文化鬥爭”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453。） 杜林先生認為只有通過“共同社會的”未來制度才能實現的事情，俾斯麥目前甚至憑一個簡單的法律就完成了。——在“對法學家在履行職務上準備不足的抱怨”中，在這種也可以擴大為對“行政官員”的抱怨中，同樣唱出了一曲普魯士特有的耶利米哀歌；甚至杜林先生一有機會就表露出來的誇張到可笑程度的對猶太人的仇恨，即使不是一種普魯士特有的特征，也是一種易北河以東地區特有的特征。這個傲然蔑視一切偏見和迷信的現實哲學家，本身卻如此深深地沈浸在個人的怪想中，以致把中世紀的迷信中流傳下來的反猶太人的民族偏見叫作建立在“自然根據”之上的“自然判斷”，並且竟作出了這樣偉大的論斷：◎第453頁◎

    “社會主義是能夠對抗那種帶有比較強烈的猶太混合物的人口狀態〈帶有猶太混合物的狀態！多麽自然的德語！〉的唯一力量。”

    夠了。這種對淵博的法學知識的炫耀，頂多也只是以一個最普通的舊普魯士法學家的最平常的專門知識作為根據的。杜林先生向我們徹底地陳述其結論的法學和國家學領域，是和實施普魯士邦法的地域相“吻合”的。除了每個法學家都熟悉的、目前甚至在英國也為人們所十分熟悉的羅馬法以外，他的法律知識僅僅限於普魯士邦法這部開明的宗法專制制度的法典，這部法典是用德語寫的，似乎杜林先生就是從中開始識字的，這部帶有道德性的注釋、法律上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固性、以鞭撻作為刑訊和處罰手段的法典，還完全是屬於革命以前的時代的。除此以外的東西，無論是現代的法蘭西民法，還是自身發展十分獨特的和整個大陸在其對個人自由提供的保障方面都一無所知的英吉利法，在杜林先生看來都是邪惡的。這種“不承認任何純屬虛幻的地平線，而是要在自己的強有力地實行變革的運動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的哲學，它的真正的地平線就是舊普魯士東部六省（注：指勃蘭登堡、東普魯士、西普魯士、波茲南、波美拉尼亞和西里西亞六省，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以前這些省份歸屬普魯士王國。經濟、政治、文化最為發達的萊茵省不在此列，萊茵省是1815年歸並普魯士的。——454。）的疆界，至多還包括德國的其他幾小塊施行高貴的普魯士邦法的地方；在這個地平線以外，它既沒有揭示地也沒有揭示天，既沒有揭示外部自然也沒有揭示內部自然，而只是揭示了對世界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的極端無知的景象。

    如果不談所謂自由意志、人的責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關系等問題，就不能很好地議論道德和法的問題。現實哲學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不僅有一個，而且甚至有兩個。

    “人們用來代替一切偽自由學說的，是下述這樣一種關系從經驗中可以得知的特性，在這種關系中，一方面是理性的認識，另方面是本能的沖動，雙方似乎聯成一個合力。動力學的這種基本事實應當從觀察中取得，而且為了◎第454頁◎對尚未發生的事情進行預測，要按照性質和大小盡可能地作出一般的估計。這樣，幾千年來人們為之費盡心機的關於內在自由的愚蠢幻想不僅被徹底掃除，而且還被生活的實際安排所需要的某種積極的東西所代替。”

    根據這種看法，自由是在於：理性的認識把人拉向右邊，非理性的沖動把人拉向左邊，而在這樣的力的平行四邊形中，真正的運動就按對角線的方向進行。這樣說來，自由就是認識和沖動、知性和非知性之間的平均值，而在每一個人身上，這種自由的程度，用天文學的術語來說，可以根據經驗用“人差”（注：人差指確定天體通過已知平面瞬間的系統誤差，這種誤差是以觀察員的心理生理特點和記錄天體通過時刻的方式為轉移的。——455。）來確定。但是在幾頁以後，杜林先生又說：

    “我們把道德責任建立在自由上面，但是這種自由在我們看來，只不過是按照先天的和後天的知性對自覺動機的感受。所有這樣的動機，盡管會覺察到行動中可能出現對立，總是以不可回避的自然規律性起著作用；但是，當我們應用道德杠桿時，我們正是估計到了這種不可回避的強制。”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四）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這第二個關於自由的定義隨隨便便地就給了第一個定義一記耳光，它又只是對黑格爾觀念的極端庸俗化。黑格爾第一個正確地敘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是在它沒有被了解的時候才是盲目的。”（注：見黑格爾《哲學全書》第147節附釋，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來說，都是一樣的。這兩類規律，我們最多只能在觀念中而不能在現實中把它們互相分開。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於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能力。因此，人對一定問題的判斷越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第455頁◎性就越大；而猶豫不決是以不知為基礎的，它看來好像是在許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決定中任意進行選擇，但恰好由此證明它的不自由，證明它被正好應該由它支配的對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發現了從機械運動到熱的轉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從熱到機械運動的轉化，即蒸汽機。而盡管蒸汽機在社會領域中實現了巨大的解放性的變革——這一變革還沒有完成一半，——但是毫無疑問，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蒸汽機永遠不能在人類的發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飛躍，盡管在我們看來，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借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這里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並且第一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一致的生活。但是，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麽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麽可笑，這一點從下述的簡單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稱為從實際發現機械運動轉化為熱到發現熱轉化為機械運動這樣一段時間的歷史。

    自然，杜林先生對待歷史是不同的。一般說來，歷史作為謬誤的歷史、無知和野蠻的歷史、暴力和奴役的歷史，是現實哲學所厭惡的一個對象，但是仔細說來，歷史被分為兩大段落：(1)從物質的自身等同的狀態到法國革命，(2)從法國革命到杜林先生；在這里，◎第456頁◎

    19世紀“在實質上還是反動的，在精神方面，它甚至比18世紀還更加這樣〈！〉”。雖然如此，它已經孕育著社會主義，因而也孕育著“比法國革命的先驅們和英雄們所臆想〈！〉的更加巨大的變革的萌芽”。

    現實哲學對於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的蔑視，是以下述議論為理由的：

    “如果想到未來的那些千年的系列……　那麽要靠原始記載來作歷史回憶的那很少的幾個千年，連同這期間的以往人類狀態，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人類作為整體來說，還很年輕，如果有朝一日科學的回憶不是以千年而是以萬年來計算，那麽，我們的制度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狀態，對於以後將被視為太古時代的我們的時代來說，將具有無可爭辯的意義，不言而喻的前提。”

    我們不去推敲最後一句話的真正“天然的語言形式”，我們僅僅指出下面兩點：第一，這個“太古時代”在一切情況下，對一切未來的世代來說，總還是一個極有趣的歷史時代，因為它建立了全部以後的更高的發展的基礎，因為它以人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為出發點，並且以克服將來聯合起來的人們永遠不會再遇到的那些困難為內容。第二，同這個太古時代相比，未來的、不再為這些困難和障礙所妨礙的歷史時期，將有空前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的成果，所以，這個太古時代的終結無論如何是一個經過極不尋常的選擇的時機，借此才能利用在我們這個十分“落後”和“退步”的世紀的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狀態的基礎上所發現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不變的真理和根底深厚的概念，來為這些未來的千年制定種種規範。人們只有成為哲學上的理查·瓦格納（但是沒有瓦格納那樣的才能），才看不到：對於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發展的這一切蔑視，同樣非常適用於這個歷史發展的所謂最後成果，即所謂現實哲學。

    新的根底深厚的科學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關於生活的個◎第457頁◎人化和生活價值的提高那一篇。在這里，神諭式的老生常談猶如不可遏止的湧泉從整整三章中噴流而出。可惜我們只能舉出幾個簡短的例子。

    “一切感覺的因而也是一切主觀生活方式的更深刻的實質，都是以各種狀態的差異為基礎的……　但是對於完全的〈！〉生活來說，甚至可以直截了當地〈！〉證明，它不是固定不變的狀況，而是從一種生活狀態到另一種生活狀態的轉變，這樣，生活的感情才得以提高，具有決定意義的刺激才得以發展……　近似自身等同的、可說是停留在一貫不變的惰性狀態並且好像是停留在同一平衡狀態中的情況，不論其性質如何，對於驗證存在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習慣和可說是適應，使這種生活狀況完全變成某種冷漠而無關緊要的、同死的狀態沒有特殊區別的東西。最多再加上無聊的痛苦作為一種消極的生活沖動……在停滯的生活中，對於個人和人民來說，對存在的一切熱情和一切興趣都會熄滅。但是所有這些現象都可以從我們的差異規律中得到說明。”

    簡直無法相信，杜林先生以什麽樣的速度完成他的完全獨特的結論。對同一神經的持續的刺激或者同一刺激的持續，會使任何一根神經和任何一個神經系統疲勞，所以在正常的情況下應該使神經的刺激有間斷和變換——這是多年來在任何生理學手冊中都可以讀到的，而且是任何庸人根據自己的經驗都知道的。杜林先生剛把這些老生常談譯為現實哲學的語言，剛給這種陳詞濫調套上“一切感覺的更深刻的實質都是以各種狀態的差異為基礎的”這一神秘的形式，這種陳詞濫調就已經轉變為“我們的差異規律”了。而且，這一差異規律使得一整系列現象“完全得到說明”，而這些現象又無非是變換的愉快性的具體說明和例子，它們甚至對最平凡的庸人的理解力來說也是完全不需要說明的，而且沒有因援引所謂的差異規律而清楚一絲一毫。

    但是“我們的差異規律”的深厚根底還遠不止於此：◎第458頁◎

    “年齡期的更替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生活條件的變化，為說明我們的差異原則提供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兒童、少年、青年和成年人對他們各自的生活感情的力量的體驗，在他們所處的已經固定的狀態中所得到的，要少於在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轉變時期所得到的。”

    這還不夠：

    “如果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重覆已經驗證的或者已經做過的事情是沒有任何吸引力的，那麽我們的差異規律就能得到更加廣泛的應用。”

    現在讀者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以上述那種深刻的和根底深厚的文句為出發點的神諭式的胡話了。當然，杜林先生盡可以在他這本書的結尾得意揚揚地宣告：

    “差異規律對於生活價值的評價和提高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它對於杜林先生對自己的讀者的精神價值的評價也具有同樣的意義：他一定以為讀者是純粹的蠢驢或庸人。

    接著，我們就得到下面這些極為實際的生活準則：

    “保持旺盛的總體生活興趣〈對於庸人和想成為庸人的人倒是一項美妙的任務！〉的手段，就在於使得整體所由構成的個別的、可說是元素般的興趣，按照自然的時間尺度發展或相互更替。同時，對於同樣的狀態，也可以利用較高的和效力較持久的刺激去逐漸代替較低的和較易滿足的刺激，以避免完全喪失了興趣的空隙的產生。但是除此以外，還應當防止以任意的方式積累和強迫實現那些自然產生的或在社會存在的正常進程中產生的緊張，或者防止出現相反的扭曲，即這種緊張在最輕微的激動下就得到滿足，並從而使一種有享受能力的需要的發展受到阻礙。自然旋律的保持在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是均勻的和使人動心的運動的先決條件。也不應該給自己提出不能解決的任務：企求把某種狀態所造成的刺激延伸到自然或環境給它劃定的時間界限以外”，等等。◎第459頁◎

    如果老實人把一個拿最乏味的陳詞濫調來故弄玄虛的學究作出的這種莊嚴的庸人神諭，當作他“體驗生活”的準則，那他當然不會抱怨“完全喪失了興趣的空隙”。他將不得不用他所有的時間來對各種享受作合乎準則的準備和安排，結果他甚至沒有任何自由時間去享樂。

    我們應當體驗生活，體驗完全的生活。只是杜林先生禁止我們做兩件事：

    第一，“吸煙所造成的不潔”，第二，“具有令人厭惡的或為比較精細的感覺所排斥的那些特性”的飲料和食物。

    但是杜林先生在《經濟學教程》中如此狂熱地讚美燒酒釀造業，所以他不可能把燒酒理解為這類飲料；因此，我們不得不作出結論：他的禁令只涉及葡萄酒和啤酒。他只要再禁止肉類，就可以把現實哲學提升到古斯達夫·司徒盧威過去非常成功地達到過的高度，即純粹兒戲的高度。

    此外，杜林先生對於酒精飲料可能會稍為寬容一些。一個自己承認還一直不能找到從靜到動的橋的人，如果碰到一個可憐的家夥一時過於貪杯，因而在尋找從動到靜的橋的方面同樣白費了力氣，那麽，他肯定有一切理由以寬容的態度去進行評斷。

    十二、辯證法。量和質

    “關於存在的基本邏輯特性的第一個命題，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題，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東西是一個範疇，這個範疇只能歸屬於思想組合，而不能歸屬於現實。在事物中沒有任何矛盾，或者換句話說，設定為真實的矛盾本身是背理的頂點……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對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動的基本形式。但是，諸要素和諸個體的力的方向的這種抗◎第460頁◎衡，和矛盾荒謬性的思想是遠遠不相符合的……　在這里我們能感到滿意的是：通常從臆想的邏輯奧秘中升起的迷霧，被真實矛盾的真正荒謬性的清晰景象驅散了；人們有時對於矛盾辯證法這個木偶——用來代替對抗的世界模式論的和雕刻得極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頂禮，被證明是無益的了。”

    這差不多就是《哲學教程》中關於辯證法所說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辯證法，特別是和它一起的黑格爾，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按照黑格爾的邏輯學，或確切些說，按照邏各斯學說，矛盾的東西決不是存在於按本性來說只能被看作主觀的和自覺的思維中，而是客觀地存在於事物和過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說是見諸形體的，這樣，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組合，而是成為一種實際的力量。荒謬東西的現實性，是黑格爾關於邏輯和非邏輯的統一的第一項信條……越矛盾就越真實，或者換句話說，越荒謬就越可信，這種並非新發現的、而是從啟示神學和神秘主義中抄來的箴言，是所謂辯證原則的赤裸裸的表現。”

    上面所引兩段話的思想內容可以歸結為一個命題：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現的。對於通常相當有常識的人來說，這個命題也許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這一命題一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學不顧常識的一切抗議，竟使直線和曲線在一定條件下相等，並由此達到把直線和曲線的等同看作是背理的常識所永遠不能達到的成果。由於所謂矛盾辯證法在從古代希臘人起直到目前為止的哲學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對者要來加以反對，也必須提出別的論據，而不能只憑一個斷言和許多的謾罵。

    當我們把事物看作是靜止而沒有生命的，各自獨立、相互並列或先後相繼的時候，我們在事物中確實碰不到任何矛盾。我們在這里看到某些特性，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異的，甚◎第461頁◎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們內部並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於這樣的考察範圍，我們用通常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當我們從事物的運動、變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里我們立刻陷入了矛盾。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一瞬間既在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既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

    因此，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客觀地存在於事物和過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說是見諸形體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對此怎麽說呢？他斷言：

    無論如何，直到現在“在合理的力學中不存在介乎嚴格的靜和動之間的橋”。

    現在讀者終於看到，隱藏在杜林先生的這個慣用語後面的究竟是什麽，這不是別的，正是：形而上學地思維的知性絕對不能從靜止的思想轉到運動的思想，因為上述矛盾在這里擋著它的路。對它來說，運動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為運動是矛盾。而這個知性既然斷言運動是不可理解的，它本身就違反自身的意志而承認了這種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認：有一種客觀地存在於事物和過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這是一種實際的力量。

    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本身已經包含著矛盾，那麽物質的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注：見本卷第422-423頁。——編者注），生命首先正是在於：生物在每一瞬間是它◎第462頁◎自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於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並自行解決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來。同樣，我們已經看到（注：見本卷第376、427頁。——編者注），在思維的領域中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和這種認識能力僅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認識上也受限制的各個人身上的實際存在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連綿不斷的世代中解決的，是在無窮無盡的前進運動中解決的。

    我們已經提到，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是這樣一個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直線和曲線應當是一回事。高等數學還有另一個矛盾：在我們眼前相交的線，只要離開交點五六厘米，就應當認為是平行的、即使無限延長也不會相交的線。可是，高等數學利用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銳的矛盾獲得了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初等數學所完全不能達到的成果。

    但是連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例如，A的根應當是A的冪，這就是矛盾，可是畢竟附圖：。負數應當是某數的平方，這也是矛盾，因為任何一個負數自乘得出的是正的平方。因此，－1的平方根不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附圖：在許多情況下畢竟是正確的數學運算的必然結果；不僅如此，如果不準用附圖：來運算，那麽數學，無論是初等數學或高等數學，將怎麽辦呢？

    數學本身由於研究變數而進入辯證法的領域，而且頗能說明問題的是，正是辯證哲學家笛卡兒使數學有了這種進步。辯證思維對形而上學思維的關系，和變數數學對常數數學的關系是一樣的。◎第463頁◎這絲毫不妨礙大多數數學家只在數學領域中承認辯證法，也不妨礙他們中相當多的人完全按照舊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學方式去進一步運用通過辯證道路所得到的方法。

    要對杜林先生的力的對抗和他的對抗的世界模式論作比較詳細的分析，只有當他在這個問題上不是只對我們說空話，而是提供點別的東西的時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說了一陣空話之後，無論在世界模式論中，或是在自然哲學中，一次也沒有向我們表明這種對抗是在起作用的，這就再好沒有地供認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這種“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動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東西來。既然黑格爾的“本質論”事實上已被降低為關於按照相反方向運動而不是在矛盾中運動的力的陳詞濫調，那麽確實最好是避免對這套老生常談作任何運用。

    馬克思的《資本論》使杜林先生發泄他的反辯證法的怒氣有了新的口實。

    “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邏輯，這正是辯證法的一團混亂及其觀念的混亂的阿拉伯式花紋的特色……　對於已經存在的那一部分不得不應用這樣一個原則：就某方面說，甚至一般地說〈！〉，按照人所共知的哲學偏見，一切可以在每一個東西中尋找，而每一個東西可以在一切中尋找；按照這個混亂而錯誤的觀念，歸根到底一切都是一個東西。”

    杜林先生的這種對人所共知的哲學偏見的理解，還使他能夠滿有把握地預言馬克思的經濟學哲理的“結局”是什麽，也就是預言《資本論》往後幾卷的內容是什麽，這是在他作了下述聲明之後正好過了七行講的，這個聲明是：

    “可是，在〈往後的〉兩卷（注：馬克思在撰寫他的主要經濟學著作的過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改這一著作的卷冊劃分計劃。從1867年《資本論》第1卷出版時起，馬克思的計劃是：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冊出版，第2冊和第3冊構成一卷即第2卷（參看《資本論》第1版序言）。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出版了第2冊和第3冊，作為第2卷和第3卷。最後一冊即第4冊——《剩余價值理論》（《資本論》第4卷），恩格斯沒有來得及出版。——464、558。）中，像常人那樣地直截了當地說，究竟還應當包含些什麽，實在是看不透。”◎第464頁◎

    不過，杜林先生的著作在我們面前表明它們屬於具有“客觀地存在著，而且可以說是見諸形體的矛盾”的“事物”，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可是這絲毫不妨礙他得意揚揚地繼續說下去：

    “但是健康的邏輯可望戰勝它的諷刺畫……　妄自尊大和辯證法的神秘雜貨攤決不能誘惑任何一個還稍微有點正常判斷力的人去和這種不成體統的思想和文體……打交道。隨著辯證法蠢見的最後殘余的消失，這種欺騙手段……也將喪失其迷惑人的影響，誰也不再認為必須自尋煩惱，而到混亂事物的清洗過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談，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論的特點的地方，去探索某種深奧的智慧……　不侮辱健康的邏輯，就完全沒有可能根據邏各斯學說的準則覆制〈馬克思的〉一團混亂。”馬克思的方法在於“為自己的信徒創造辯證法的奇跡”，如此等等。

    在這里我們涉及的還根本不是馬克思的研究中的經濟學成果是正確或不正確的問題，而只是馬克思所運用的辯證方法。但是肯定無疑的是：《資本論》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現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們究竟讀了些什麽。在這些讀者當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補充材料》第3卷第3期）還能夠對該書內容作出對他那類思想家來說算是比較合理的介紹（注：1867年《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頁刊登了杜林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465。），還不急需一開頭就把馬克思的論述翻譯成杜林的東西，而現在他聲明非這樣做不可了。雖然那時他已經犯了錯誤，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等同起來，但是他畢竟還沒有完全喪失把方法和通過方法所獲得的成果區別開來的能力，還能理解：籠統地詆毀方法並不等於把成果一一駁倒。

    無論如何，最令人吃驚的是杜林先生宣布：從馬克思的觀點看來，“歸根到底一切都是一個東西”；所以，對馬克思來說，例如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都是一個東西”，而最後連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個東西”。◎第465頁◎要說明怎麽能做出這樣簡單的蠢事，只能設想：僅僅“辯證法”這個字眼就已經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種神經錯亂而無能負責的狀態，以致對他來說，由於某種混亂的和錯誤的觀念，無論他說的和做的是什麽，歸根到底“都是一個東西”。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杜林先生稱之為

    “我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或者也稱為“總括方法”的樣品，“這一總括方法考慮到類和型，並且決不會硬去通過細枝末節的揭露來禮遇被一個叫作休謨的人稱為學界小人的那類貨色；只有這種具有崇高而尊貴的風格的方法，才和完全真理的利益相容，才和在擺脫了行會的公眾面前所承擔的義務相容”。

    這種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和這種考慮到類和型的總括方法，對杜林先生實在是很方便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把一切確定的事實當作細枝末節忽略過去，使它們等於零，並且可以不去證明什麽而只憑泛泛的空話來作出論斷和簡單地加以斥責。此外，這種歷史記述還有一個優點，這就是它不給對方以任何實際的立足點，因而使對方幾乎無法作出任何別的可能的回答，而只能同樣以偉大風格和總括方法來進行論斷，大講其泛泛的空話，並且最後也把杜林先生斥責一通，一句話，正如人們所說的，一報還一報，可是這不是合乎每個人的口味的。我們應當感謝杜林先生，因為他破例地丟掉崇高而尊貴的風格，給我們至少舉出兩個有關馬克思的不可饒恕的邏各斯學說的例子。

    “例如，由於引證了黑格爾關於量轉變為質這個混亂的模糊觀念，所以預付達到一定界限時就會單單由於這種量的增加而成為資本，——這顯得多麽滑稽！”

    這一論斷在這種經杜林先生“清洗過的”敘述中確實顯得相當◎第466頁◎離奇。因此，讓我們來看看馬克思的原文是怎麽說的。在第313頁上（《資本論》第2版），馬克思從前面關於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以及關於剩余價值的研究中得出結論：“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或價值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相反地，這種轉化的前提是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額的貨幣或交換價值。”（注：《資本論》第1卷第9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1頁。——編者注）他舉例說，假定在某個勞動部門里，工人為自己，就是說為生產自己的工資的價值，每天工作8小時，而其余的4小時則為資本家，為生產直接流入資本家腰包的剩余價值而勞動。這樣，一個人要使每天裝入腰包的剩余價值足以使他自己像他的一個工人那樣生活，他就必須擁有使他能夠供給兩個工人以原料、勞動資料和工資的那種價值額。而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單純維持生活，而是增殖財富，所以我們那位有兩個工人的人始終還不是資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僅僅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並把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一半再轉化為資本，他就必須有雇用8個工人的能力，就是說，擁有4倍於上述價值額的價值額。只是在作了這些說明以後，馬克思才指出：“在這里，也像在自然科學上一樣，證明了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中所發現的下列規律的正確性，即單純的量的變化到一定點時就會轉化為質的差別。”（注：《資本論》第1卷第9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2-343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而且還進一步闡明和論證了下述事實：不是任何一個微小的價值額都足以轉化為資本，而是每一發展時期和每一工業部門為實現這一轉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額。

    現在讓大家來讚嘆崇高而尊貴的風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這◎第467頁◎一風格把那種同馬克思實際所說的相反的話強加給馬克思的。馬克思說：只有當價值額達到雖然因條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一個別場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時，它才能轉化為資本——這一事實是黑格爾規律的正確性的證明。杜林先生卻硬要馬克思這樣說：因為根據黑格爾的規律，量轉變為質，“所以預付達到一定的界限時就……成為資本”。可見這正好說反了。

    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出於“在擺脫了行會的公眾面前所承擔的義務”而作錯誤引證的習慣，我們已經在杜林先生對達爾文學說的評論中領教過了。這種習慣越來越表明它是現實哲學的內在必然性，而且的確是非常“總括的方法”。更不用說的是：杜林先生進一步硬說馬克思講的是任何一種“預付”，其實這里指的僅僅是用在原料、勞動資料和工資上面的預付；而杜林先生就這樣硬讓馬克思說純粹的胡話。然後他再厚著臉皮把他自己編造的胡話叫作滑稽！他制造了虛幻的達爾文，以便在後者身上證實自己的力量，在這里，他同樣地制造了虛幻的馬克思。真是“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

    在上面說到世界模式論時，我們已經看到（注：見本卷第384-385頁。——編者注），由於黑格爾的度量關系的關節線——在這里，在量變的一定點上驟然發生質變，——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時刻自己承認而且運用了度量關系的關節線。我們在那里舉出了一個極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狀態變化的例子。水在標準氣壓下，在0℃時從液態轉變為固態，在100℃時從液態轉變為氣態，可見，在這兩個轉折點上，僅僅是溫度的單純的量變就可以引起水的狀態的質變。◎第468頁◎

    我們還可以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舉出幾百個這樣的事實來證明這一規律。例如，馬克思《資本論》的整個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就在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的領域內，談到無數關於量變改變事物的質和質變同樣也改變事物的量的情況，因此，這些情況，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字眼來說，就是量轉化為質，質轉化為量。例如談到了這樣的事實：許多人協作，許多力量結合為一個總的力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造成“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和它的一個個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注：《資本論》第1卷第11 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頁。——編者注）

    此外，馬克思還在杜林先生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弄顛倒了的那個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釋：“現代化學上應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熱拉爾科學地闡明的分子論，正是以這個規律作基礎的。”（注：《資本論》第1卷第9章腳注(205a)，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3頁。——編者注）可是這和杜林先生有什麽關系呢？他反正知道：

    “正是在半科學和少許貧乏哲理竟成了扮成博學樣子所必不可少的可憐工具的地方，例如在馬克思先生和他的對手拉薩爾那里，恰好缺乏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的極其現代的教育因素”，

    而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的精密知識的主要原理”等等為基礎的。這究竟怎樣，我們已經見識過了。但是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斷，我們想更詳細地考察一下馬克思在注釋中所舉的例子。

    這里所說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為大家所知道，它們每一個都有自己的代數組成式。如果我們按化學上的通例，用◎第469頁◎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氫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n表示每一個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數目，那麽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系列中某幾個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

    附圖：　——正烷屬烴系列

    附圖：　——伯醇系列

    附圖：　——一元脂肪酸系列

    如果我們以最後一個系列為例，並依次假定n＝1，n＝2，n＝3等等，那麽我們就得到下述的結果（除去同分異構體）：

    附圖：——甲酸——沸點　100°　熔點　1°

    附圖：——乙酸——沸點　118°　熔點　17°

    附圖：——丙酸——沸點　140°　熔點　-

    附圖：——丁酸——沸點　162°　熔點　-

    附圖：——戊酸——沸點　175°　熔點　-

    等等，一直到附圖：三十烷酸，它到80°才熔解，而且根本沒有沸點，因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氣化。

    因此，這里我們看到了由於元素的單純的數量增加——而且總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質上不同的物體。這種情況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變它們的量的地方表現得最為純粹，例如在正烷屬烴附圖：中：最低的是甲烷附圖：，是氣體；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附圖：，是一種形成無色結晶的固體，在21°熔融，在278°才沸騰。在兩個系列中，每一個新的項都是由於把附圖：，即一個碳原子和兩個氫原子，加進前一項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這種量的變化，每一次都引起一個質上不同的物體的形成。

    但是，這幾個系列僅僅是特別明顯的例子；在化學中，差不多◎第470頁◎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種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種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轉變為質”，看到黑格爾的這個所謂混亂的模糊觀念在事物和過程中可以說是見諸形體的，而在這里，除了杜林先生，誰也不會感到混亂和模糊。既然是馬克思第一個促使人們注意到這一點，既然杜林先生讀了這個提示，甚至還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否則，他肯定不會這樣不加懲罰地放過這種空前未聞的罪行），那麽這就足以使人們甚至不用回顧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學便完全弄清楚：究竟是誰缺乏“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的極其現代的教育因素”，是馬克思還是杜林先生，是誰不知道“化學的……主要成就”。

    在結束時，我們還想為量轉變為質找一個證人，這就是拿破侖。拿破侖描寫過騎術不精但有紀律的法國騎兵和當時無疑地最善於單兵格鬥但沒有紀律的騎兵——馬木留克兵之間的戰鬥，他寫道：

    “2個馬木留克兵絕對能打贏3個法國兵；100個法國兵與100個馬木留克兵勢均力敵；300個法國兵大都能戰勝300個馬木留克兵，而1 000 個法國兵則總能打敗1 500個馬木留克兵。”（注：見拿破侖回憶錄《對1816年巴黎出版的〈論軍事學術〉一書的十七條意見》，第三條意見：騎兵。載於蒙托龍伯爵將軍編《拿破侖執政時期法國歷史回憶錄，與拿破侖一同被俘的將軍們編於聖赫勒拿島，根據完全由拿破侖親自校訂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頁。

    恩格斯在他的《騎兵》一文中直接采用了拿破侖回憶錄中的這段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20頁）。——471。）

    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要使交換價值額能轉化為資本，就必須有雖然是可變化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換價值額，同樣，在拿破侖看來，要使整體隊形和有計劃行動中所包含的紀律的力量顯示出來，而且要使這種力量甚至勝過馬匹較好、騎術和刀法較精、至少同樣勇敢而人數較多的非正規騎兵，就必須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騎兵的數量。但是這能向杜林先生證明什麽呢？拿破侖在同歐洲的鬥爭中沒有慘敗過嗎？他沒有遭到一個接一個的失敗嗎？為什麽？僅僅是因為他把黑格爾的混亂的模糊觀念運用於騎兵戰術之中！◎第471頁◎

    十三、辯證法。否定的否定

    “這一歷史概述〈英國資本的所謂原始積累的產生過程〉，在馬克思的書中比較起來還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拋掉博學的拐杖，而且也拋掉辯證法的拐杖，那或許還要好些。由於缺乏較好的和較明白的方法，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這里執行助產婆的職能，靠它的幫助，未來便從過去的腹中產生出來。從16世紀以來通過上述方法實現的個人所有制的消滅，是第一個否定。隨之而來的是第二個否定，它被稱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稱為'個人所有制'的恢覆，但這已經是以土地和勞動資料的公有為基礎的高級形式了。既然這種新的'個人所有制'在馬克思先生那里同時也稱為'社會所有制'，那麽這里正表現出黑格爾的更高的統一，在這種統一中，矛盾被揚棄，就是說按照這種文字遊戲，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這樣，剝奪剝奪者，便是歷史現實在其外部物質條件中的仿佛自動的產物……　未必有一個深思熟慮的人，會憑著否定的否定這一類黑格爾蠢話的信譽而確信土地和資本公有的必然性……　其實，馬克思觀念的混混沌沌的雜種，並不使這樣的人感到驚奇，他知道什麽東西能夠同黑格爾辯證法這個科學基礎合拍，或者不如說一定會出現無稽之談。對於不熟悉這些把戲的人，應該明確指出，在黑格爾那里，第一個否定是教義問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個否定則是引向贖罪的更高統一的概念。這種從宗教領域中抄襲來的荒唐類比，當然不能成為事實的邏輯的根據……　馬克思先生安於他那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卻讓他的信徒們自己去解這個深奧的辯證法之謎。”

    杜林先生就是這樣說的。

    總之，馬克思不依靠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就無法證明社會革命的必然性，證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勞動所創造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據從宗教中抄襲來的這種荒唐類比創造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時，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未來的社會里，一種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所有制，即黑格爾的被揚棄的矛盾的更高的統一，將占統治地位。◎第472頁◎

    我們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邊，來看看“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這里令人驚奇地確實說對了。但是很遺憾，處於這個“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在上面由於精通黑格爾的“胡思亂想”的方法而能夠毫不費力地確定尚未完成的幾卷《資本論》中一定包含些什麽，同樣地，在這里他也可以不大費力地按照黑格爾來糾正馬克思，把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麽所有制的更高的統一硬加給馬克思。

    馬克思是說：“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的基礎上和他們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上來重新建立。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社會所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注：見《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7節。恩格斯在這里和後面幾處引用的是《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1872年）。這里所引用的段落，在德文第4版中有一些改動。——473。）這就是一切。可見，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覆。對任何一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也就是說，社會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涉及產品，那就是涉及消費品。為了使甚至6 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一點，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設想了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並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第473頁◎間進行分配。”（注：參看本選集第2卷第141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足夠清楚的了。

    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所有制，這個混亂的雜種，這種在黑格爾辯證法中一定會出現的無稽之談，這個混沌世界，這個馬克思讓他的信徒們自己去解的深奧的辯證法之謎——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創造和臆想。據稱是黑格爾主義者的馬克思，有責任提出一個真正的更高的統一作為否定的否定的結果，可是由於他做得不合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又表現出崇高而尊貴的風格，並且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炮制的東西硬加給馬克思。一個完全不能正確引證，連一次例外都沒有的人，自然要對別人的“中國人式的博學”表示義憤，這些人總是毫無例外地正確引證的，但是正是以此來“拙劣地掩蓋自己對於每次所引證的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對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萬歲！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出發點總是這樣的假定：杜林先生的頑固的錯誤引證，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於他自己的理解上的完全無能，或者是基於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所特有的、通常稱作草率馬虎的只憑記憶來引證的習慣。可是好像我們在這里已經達到在杜林先生那里量也轉變為質的那一點。如果我們考慮到：第一，馬克思書中的這個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書中還有其他決不可能引起任何誤解的地方加以補充；第二，不論在上面所引的登載於《補充材料》的對《資本論》的批判中，還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載的對該書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沒有發現“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所有制”這樣一個怪物，而只是在這本書的第二版中，◎第474頁◎就是說在三讀《資本論》的時候才發現的；在這個按照社會主義精神修訂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讓馬克思就未來社會組織發表盡可能荒唐的荒唐意見，以便能夠與之相對立，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從經濟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經濟公社”（他也是這樣做的）——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一切，那麽就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杜林先生在這里使我們幾乎不得不假定，他在這里是故意“有益地擴展”——對杜林先生有益地——馬克思的思想的。

    那麽，否定的否定在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麽作用呢？在第791 頁和以後幾頁上，馬克思概述了前50頁中所作的關於資本的所謂原始積累的經濟研究和歷史研究的最後結果。（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267-270頁。——編者注）在資本主義時代之前，至少在英國，存在過以勞動者自己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基礎的小生產。資本的所謂原始積累，在這里就是剝奪這些直接生產者，即消滅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這種消滅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上述的小生產只能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滅它自己的物質手段。這種消滅，這種從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到社會地集中的生產資料的轉化，就構成資本的前史。勞動者一旦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一旦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的剝奪，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第475頁◎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工藝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共同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共同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在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注：參看本選集第2卷第268-269頁。——編者注）

    現在我請問讀者：辯證法的一團混亂及其觀念的混亂的阿拉伯式花紋在哪里呢？這種歸根到底把一切都說成是一個東西的混亂而錯誤的觀念在哪里呢？為信徒創造的辯證法的奇跡在哪里呢？辯證法的神秘雜貨攤和根據黑格爾邏各斯學說的準則覆制的一團混亂——據杜林先生說，沒有這些東西，馬克思就不能自圓其說——在哪里呢？馬克思只是歷史地證明並在這里簡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產由於自身的發展而必然造成消滅自身，即剝奪小私有者的條件一樣，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滅亡的物質條件。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如果它同時又是辯證的過程，那麽這不是馬克思的罪過，盡管這對杜林先生說來可能是非常討厭的。

    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歷史的和經濟的證明之後才繼續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第476頁◎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否定，是它自己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證過的）（注：參看本選集第2卷第269頁。——編者注）。

    因此，當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稱為否定的否定時，他並沒有想到要以此來證明這一過程是歷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歷史地證明了這一過程部分地實際上已經實現，部分地還一定會實現以後，才又指出，這是一個按一定的辯證規律完成的過程。這就是一切。由此可見，如果說杜林先生斷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這里執行助產婆的職能，靠它的幫助，未來便從過去的腹中產生出來，或者他斷定，馬克思要求人們憑著否定的否定的信譽來確信土地和資本的公有（這種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說的“見諸形體的矛盾”）的必然性，那麽這些論斷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純粹的捏造。

    正如人們可以把形式邏輯或初等數學狹隘地理解為單純證明的工具一樣，杜林先生把辯證法也看成這樣的工具，這是對辯證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邏輯也首先是探尋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進到未知的方法；辯證法也是這樣，只不過是更高超得多罷了；而且，因為辯證法突破了形式邏輯的狹隘界限，所以它包含著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在數學中也存在著同樣的關系。初等數學，即常數數學，是在形式邏輯的範圍內運作的，至少總的說來是這樣；而變數數學——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積分——本質上不外是辯證法在數學方面的運用。在這里，單純的證明同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領域中多方面的運用相比較，顯然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數學中的幾乎所有的證明，從微分學的最初的一些證明起，從初等數學的觀點看來嚴格地說都是錯誤的。如果像在這里的情形一樣，◎第477頁◎人們要用形式邏輯去證明辯證法領域中所獲得的結果，那麽情況也不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對於一個像杜林先生這樣愚蠢的形而上學者說來，企圖僅僅用辯證法向他證明什麽東西，那就正像萊布尼茨和他的學生向當時的數學家證明微積分定理一樣，是白費氣力的。微分在這些數學家當中引起的慌亂，正像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那里引起的慌亂一樣，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們將會看到，微分也起一定的作用。這些先生們，凡是當時還沒有死去的，最後都嘟嘟噥噥地讓步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被說服，而是因為它所得到的結果總是正確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說的，現在才四十多歲，如果他長壽——我們祝他長壽，那麽他也會有同樣的經歷。

    這個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充滿煩惱，在杜林先生看來，它就像基督教中的褻瀆聖靈罪一樣，起著不可饒恕的犯罪的作用。可是它究竟是什麽東西呢？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每日每地都在發生的過程，一旦清除了舊唯心主義哲學蓋在它上面而且由杜林先生一類無可救藥的形而上學者為了自身的利益繼續蓋在它上面的神秘的破爛，它是任何一個小孩都能夠理解的。我們以大麥粒為例。億萬顆大麥粒被磨碎、煮熟、釀制，然後被消費。但是，如果一顆大麥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條件，落到適宜的土壤里，那麽它在溫度和濕度的影響下就發生特有的變化：發芽；而麥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從它生長起來的植物，即麥粒的否定。而這種植物的生命的正常進程是怎樣的呢？它生長，開花，結實，最後又產生大麥粒，大麥粒一成熟，植株就漸漸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為這一否定的否定的結果，我們又有了原來的大麥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或30倍。谷類的種變化得極其緩慢，所以今天的大麥差不多和100年以前的一樣。如果我們以一種可培育的觀賞植物為例，如大麗花或蘭花，我們只要◎第478頁◎按照園藝家的技藝去處理種子和從種子長出的植物，那麽我們得到的這個否定的否定的結果，不僅是更多的種子，而且是品質改良了的、能開出更美麗的花朵的種子，這個過程的每一次重覆，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向前推進這種完善化。——像大麥粒的情形一樣，這種過程也在大多數昆蟲中，例如在蝴蝶中發生。蝴蝶通過卵的否定從卵中產生出來，經過各種變化而達到性的成熟，交尾並且又被否定，就是說，一旦繁殖過程完成而且雌蝴蝶產了很多卵，它們就死亡了。至於其他植物和動物，這個過程的完成並不是這樣簡單，它們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地結子、產卵或生育後代，但是在這里，這對我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在這里，我們只是要說明，否定的否定真實地發生於有機界的兩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質學是一個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舊巖層不斷逐層毀壞和新巖層不斷形成的系列。起初，由於液態物質冷卻而產生的原始地殼，經過海洋、氣象和大氣化學的作用而碎裂，這些碎塊一層層地沈積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這種最初的地層的一部分再次經受雨水、四季變化的溫度、大氣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從地心爆發出來的、然後再冷卻的熔巖也經受同樣的作用。這樣，在幾萬萬年間，新的地層不斷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毀壞，又變為構成新地層的材料。但是結果是十分積極的：造成了由各種各樣的化學元素混合而成的、通過力學作用變成粉末狀的土壤，這就使得極其豐富的和各式各樣的植物可能生長起來。

    在數學上也是一樣。我們試取任何一個代數值，例如a，如果我們否定它，我們就得到－a（負a），如果我們否定這一否定，以－a乘－a，那麽我們就得到＋a（的平方），就是說，得出了原來的正值，但是已經處在更高的階段，即二次冪的階段。至於我們可以通過正a自乘得出a（的平方）的辦法來得到同樣的a（的平方），在這里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這◎第479頁◎種被否定了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於a（的平方）中，使得a（的平方）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兩個平方根，即＋a和－a。要擺脫被否定了的否定，擺脫平方中所包含的負根，是不可能的，這種情況，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經具有極其明顯的意義。——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稱為數學的最高運算而在普通人的語言中稱為微積分的“求無限小之和的運算”中，否定的否定表現得更加明顯。這些計算方式是怎樣實現的呢？例如，我在某一課題中有兩個變數x和y，兩者之中有一個變化，另一個也按照條件所規定的關系同時變化。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說，我把x和y當作無限小，使得它們同任何一個無論多麽小的實數比起來都趨於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們那種沒有任何所謂物質基礎的相互關系，即除了沒有任何數量的數量關系，就什麽也沒有剩下。所以dy/dx，即x和y 的兩個微分之間的關系＝0/0，可是這0/0是y/x的表現。我只附帶指出，兩個已經消失的數的這種關系，它們消失的被確定下來的一瞬間，本身就是一種矛盾；但是這種矛盾不可能妨礙我們，正像差不多200年來它根本沒有妨礙過數學一樣。那麽除了否定x和y 之外我不是什麽也沒有做嗎？但是，我不是像形而上學者否定它們那樣來否定它們，即不再顧及它們，而是根據同條件相符合的方式否定它們。這樣，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現在我繼續運算這些公式，把dx和dy當作實數——雖然是服從某些特殊規律的數，並且在某一點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說，我把微分式加以積分，於是又重新得到實數x和y來代替dx和dy，這樣，我並不是又回到出發點，而是由此解決了普通的幾何學和代數學也許碰得頭破血流也無法解決的課題。

    歷史方面的情形也沒有兩樣。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第480頁◎制開始的。在已經經歷了某一原始階段的一切民族那里，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後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目前無論小地產或大地產方面的情況都是這樣。因此就必然地產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並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這一要求並不是要恢覆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級得多、發達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後者遠不會成為生產的障礙，相反地它才將使生產擺脫桎梏，並且將使現代化學上的發現和機械上的發明在生產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古希臘羅馬的哲學是原始的自發的唯物主義。作為這樣的唯物主義，它沒有能力弄清思維對物質的關系。但是，弄清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引出了關於可以和肉體分開的靈魂的學說，然後引出了靈魂不死的論斷，最後引出了一神教。這樣，舊唯物主義就被唯心主義否定了。但是在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中，唯心主義也站不住腳了，它被現代唯物主義所否定。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覆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兩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兩千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永久性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它不應當在某種特殊的科學的科學中，而應當在各種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因此，哲學在這里被“揚棄”了，就是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來說是被克服了，按其現實的內容來說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遊戲”的地方，只要比較仔細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某種現實的內容。

    最後，甚至盧梭的平等說（杜林的平等說只是它的貧乏的和歪曲的覆寫）沒有黑格爾式的否定的否定來執行助產婆的職能，也不◎第481頁◎能建立起來——而這還是黑格爾誕生前幾乎20年的事。（注：指盧梭的著作《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見注252），寫於1754年。恩格斯在後面所引用的是這一著作（1755年版）的第2部第116、118、146、175-177頁。——482。）盧梭的學說遠沒有因此而覺得可恥，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闡述中，幾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辯證起源的印記展示出來。人在自然和野蠻的狀態中是平等的；由於盧梭已經把語言看作自然狀態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種範圍所及的獸類的平等也加到這些獸人的身上，近來海克爾在分類中把這種獸人假定為Alali——沒有語言的原始人（注：見恩·海克爾《自然創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90-591頁。按照海克爾的分類，Alali是在本來意義上的人出現以前的那一階段。Alali就是“沒有語言的原始人”，確切些說，是猿人（直立猿人）。海克爾關於類人猿和現代人之間存在一個過渡形態的假說在1891年得到證實。當時荷蘭的人類學家歐·杜布瓦在爪哇島找到了遠古人化石的殘片，這種人也被稱為“直立猿人”。——482。）。但是這些彼此平等的獸人有一種比其他獸類優越的特性，這就是趨於完善化的能力，即往前發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盧梭把不平等的產生看作一種進步。但是這種進步是對抗性的，它同時又是一種退步。

    “以後的〈越過原始狀態的〉一切進步同樣表面上是走向個人完善化，而實際上是走向類的沒落……　金屬加工和農業是兩種技藝，它們的發明引起了這一巨大革命〈變原始森林為耕地，但是由於財產的出現也引起了貧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來並使人類沒落下去的東西，在詩人看來是金和銀，在哲學家看來是鐵和谷物。”（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著文明而產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擁立國君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而不是為了毀滅自由，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且是全部公法的基本原則。”

    但是這些國君必然成為人民的壓迫者，而且他們把壓迫加重到這樣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極的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自己的反面，成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說大家都等於零。◎第482頁◎

    “這里是不平等的極限，是封閉一個圓圈的終點，它和我們的出發點相遇（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在這里一切個人都是平等的，因為他們恰恰什麽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當他擁有暴力的時候才是君主，因此當人們“驅逐他的時候，他不能抱怨暴力……　暴力曾支持過他，現在暴力又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進程前進”。

    這樣，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平等，但不是轉變為沒有語言的原始人的舊的自發的平等，而是轉變為更高級的社會契約的平等。壓迫者被壓迫。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們在盧梭那里不僅已經可以看到那種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進程，而且還在他的詳細敘述中可以看到和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辯證的說法：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著矛盾的過程，一個極端向它的反面的轉化，最後，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如果說在1754年盧梭還不能說黑格爾行話，那麽，無論如何他在黑格爾誕生前16年就已經深深地被黑格爾瘟疫、矛盾辯證法、邏各斯學說、神學邏輯等等所侵蝕。當杜林先生為了把盧梭的平等論膚淺化而擺弄他的兩個常勝的男人的時候，他已經落在一個斜坡上，無可挽救地滑進否定的否定的懷抱。那種盛行兩個男人的平等並且被描繪成理想狀態的狀態，在《哲學教程》第271 頁上被稱為“原始狀態”。根據第279頁，這種原始狀態必然為“掠奪制度”所消滅——這是第一個否定。但是，多虧現實哲學，我們現在才進到這樣一步：我們廢除掠奪制度，而代之以杜林先生發明的、以平等為基礎的經濟公社——這是否定的否定，更高階段的平等。杜林先生親身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這確是一個有趣的、有益地擴展眼界的場◎第483頁◎面！

    那麽，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麽呢？它是自然、歷史和思維的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發展規律；這一規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動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質學、數學、歷史和哲學中起著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雖然他百般反對和抗拒，也總是不知不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著這一規律。不言而喻，例如，關於大麥粒從發芽起到結了實的植株逐漸死亡的特殊發展過程，如果我說這是否定的否定，那麽我什麽也沒有說。因為積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作出這種對立的論斷，那只會肯定這樣一個謬論：大麥植株的生活過程就是積分，或者，我也可以說這就是社會主義。但是，這正是形而上學者經常歸咎於辯證法的東西。當我談到所有這些過程，說它們是否定的否定的時候，我是用這唯一的運動規律來概括所有這些過程，正因為如此，我沒有去注意每一個個別的特殊過程的特點。而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但是，現在有人會提出反駁，說這里所實現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如果我把大麥粒磨碎，我也就否定了大麥粒；如果我把昆蟲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蟲；如果我把正數a塗掉，我也就否定了正數a，如此等等。或者，我說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這句話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這一否定，並且說玫瑰終究還是玫瑰，這樣能得出什麽結果來呢？——這些反駁其實就是形而上學者反對辯證法的主要論據，它們同形而上學思維的狹隘性完全合拍。在辯證法中，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種方法把它消滅。斯賓諾莎早已說過：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規定同時就是否定。（注：“determinatioestnegatio”這一用語的意思是“規定即否定”，見斯賓諾莎1674年6月2日給雅·耶勒斯的信（巴·斯賓諾莎《通信集》第50封信）。“omnisdeterminatioestnegatio”，亦即“任何規定即否定”，在黑格爾的著作中使用較多，因此為人們所熟知（見《哲學全書》第1部第91節附釋；《邏輯學》第1冊第1篇第2章關於質這一節的注釋；《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第1部第1篇第1章關於巴門尼德的一節）。——484。）再說，否定的方式在這里首先取決於過程的一般性質，其次取決於過程的特殊◎第484頁◎性質。我不僅應當否定，而且還應當重新揚棄這個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時候，就必須使第二次否定可能發生或者將有可能發生。怎樣做呢？這要依每一種情況的特殊性質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麥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蟲，那麽我雖然完成了第一個行為，卻使第二個行為成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種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經過這樣的否定，它同時就獲得發展，每一種觀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積分中的否定不同於從負根得出正的乘方時的否定。這一點和其他一切一樣，應該從勤學中得到。僅僅知道大麥植株和微積分屬於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麥種好，也不能進行微分和積分，正如僅僅知道靠弦的長短粗細來定音的規律還不能演奏提琴一樣。——很明顯，如果把否定的否定當作兒戲，先寫上a，然後又塗掉，或者先說玫瑰是玫瑰，然後又說玫瑰不是玫瑰，那麽，除了做這種無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麽結果也得不到。可是形而上學者卻要我們確信，如果我們要實現否定的否定，那麽這就是恰當的方式。

    因此，把我們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別人，又是杜林先生，他說什麽否定的否定是黑格爾發明的、從宗教領域中抄襲來的、按照原罪和贖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類比。人們遠在知道什麽是辯證法以前，就已經辯證地思考了，正像人們遠在散文這一名詞出現以前，就已經用散文講話一樣。（注：參看莫里哀《醉心貴族的小市民》第2幕第4場。——編者注）否定的否定這個規律在自然界和歷史中起著作用，而在它被認識以前，它也在我們頭腦中不自覺地起著作用，它只是被黑格爾第一次明確地表述出來而已。如果杜林先生願意自己悄悄地幹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這個名稱，那麽他可以找出一個更好的名稱來。但是，如果他想從思維中排除這件事，那◎第485頁◎麽請他先把它從自然界和歷史中排除出去，並請他發明一種數學，在那里，－a×－a不等於＋a（的平方），而微分和積分則嚴禁使用，違者必究。

    十四、結論

    我們現在結束了哲學，至於《教程》里還包括的關於未來的幻想，我們以後考察杜林要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時還有機會來探討。杜林先生對我們許下了什麽諾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諾言呢？一個也沒有。“現實的、從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現實為目標的哲學的各個要素”，“嚴格科學的世界觀”，“創造體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語氣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績，只要我們一接觸，就暴露出是純粹的欺人之談。“已經穩固地確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絲毫沒有損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論，的確是黑格爾邏輯學的一個膚淺得無以覆加的覆制品，而且和黑格爾的邏輯學一樣陷入這樣一種迷信：這些“基本形式”或邏輯範疇，在它們應當“運用於”其中的那個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經在某個地方神秘地存在了。自然哲學給我們提供了天體演化學，其出發點是“物質的自身等同的狀態”，這種狀態只有借助關於物質和運動的聯系的最無可救藥的混亂觀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著一個唯一能幫助這種狀態進入運動的、超越現實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論述有機界的時候，現實哲學先是把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和自然選擇看作“一種與人性對抗的獸性”而加以拒絕，後來又把這兩者作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雖然是次要的因素——從後門放了進來。此外，現實哲學還找到機會在生物學方面證明它的無知，而自從人們不再忽視通俗科◎第486頁◎學演講以來，即使在有教養階層的少女中，這種無知也必須打著燈籠去找。在道德和正義的領域中，現實哲學對盧梭的庸俗化，並不比前面對黑格爾的膚淺化更成功些；在法學方面也是如此，雖然總是保證要提供相反的東西，還是表現了甚至在最平庸的舊普魯士法學家中也很少見的無知。“不承認任何純屬虛幻的地平線”的哲學，在法律上卻滿足於和普魯士邦法的實施範圍相重合的真實的地平線。這個哲學答允要在自己的強有力的變革運動中向我們揭示“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的地和天”，現在我們仍然在等待著，正像我們仍然在等待著“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和“絕對的基礎”一樣。這位在思維方式上“排除受主觀主義限制的世界觀”的任何傾向的哲學家，不僅由於他的已經被證實是極端貧乏的認識，由於他的狹隘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而且甚至由於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受到主觀主義的限制。如果他不把自己對煙草、貓和猶太人的厭惡作為普遍適用的規律強加給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全人類，他就不能制造出這套現實哲學。他對別人采用的“真正批判的觀點”，就在於固執地把別人從來沒有說過的、而是杜林先生一手炮制的東西硬加給別人。他在生活的價值和生活享樂的最好方法這類庸俗題目上所調制的施給乞丐的稀湯（注：參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場（《魔女之廚》）。——編者注），充滿了庸人氣味，這說明他為什麽對歌德的浮士德義憤填膺。的確，歌德把不道德的浮士德而不把嚴肅的現實哲學家瓦格納當作主角，這是不可饒恕的。——總而言之，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現實哲學歸根到底正是“德國的所謂啟蒙學說的最稀薄的清湯”，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無奇只是由於攪拌了神諭式的只言片語，才變得稠厚和混濁起來。當我們讀完全書的時候，我們懂◎第487頁◎得的東西還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樣，而且不得不承認，“新的思維方式”、“完全獨特的結論和觀點”和“創造體系的思想”的確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各種新的無稽之談，可是沒有一行字能夠使我們學到什麽東西。這個人吹號打鼓來吹噓自己的手藝和商品，不亞於最下流的江湖騙子，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後面卻是空空如也，簡直一無所有——這個人竟敢把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這樣的人叫作江湖騙子，而他們當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來也還是巨人。確實有江湖騙子，但那是誰呢？◎第488頁◎

    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

    一、對象和方法

    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一種都處於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規律。但是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並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作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麽，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一般和交換一◎第489頁◎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一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隨著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隨著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著它的非常明顯的殘余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麽，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志了。——不論是大農業還是小農業，按照所由發展的歷史前提，各自都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顯，大農業所決定的分配，總是和小農業所決定的完全不同；大農業以階級對立為前提或者造成階級對立——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徭役農民，資本家和雇傭工人；而在小農業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個人之間的階級差別決不是什麽前提，相反地，正是這種差別的存在標志著小農經濟在開始瓦解。——在至今還完全是或主要是自然經濟的國家中，金屬貨幣的采用和推廣，總是同先前的分配的或慢或快的變革相聯系，這種變革使個人之間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貧富的對立，日益增長起來。——中世紀地方行會的手工業生產使大資本家和終身的雇傭工人不可能存在，而現代的大工業、今天的信用制度以及與此二者的發展相適應的交換形式，即自由競爭，則必然要使他們產生出來。

    但是，隨著分配上的差別的出現，也出現了階級差別。社會分為享特權的和被損害的、剝削的和被剝削的、統治的和被統治的階級，而同一氏族的各個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團最初只是為了維護共◎第490頁◎同利益（例如在東方是灌溉）、為了抵御外敵而發展成的國家，從此也就同樣具有了這樣的職能：用暴力對付被統治階級，維持統治階級的生活條件和統治條件。

    可是分配並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和交換。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形式，在一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但是，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越是活躍，越是具有成長和發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達到超過它的母體的階段，達到同當時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發生沖突的階段。前面已經說過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們內部產生財產上的差別從而發生解體以前，可以存在幾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則相反，它存在還不到300年，而且只是從大工業出現以來，即100年以來，才占據統治地位，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它已經造成了分配上的對立——一方面，資本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另一方面，一無所有的群眾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趨於滅亡。

    一個社會的分配總是同這個社會的物質生存條件相聯系，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經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來。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下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不僅如此，當這種生產方式對於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於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中發出來（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第491頁◎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一段行程時，當它多半已經過時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後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越來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恒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麽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注：這一用語出自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的第一首諷刺詩。——492。），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一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麽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只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然後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最後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說，從反面來表述它的規律，證明這種生產方式由於它本身的發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這一批判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第492頁◎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這些形式所必然產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無法忍受的階級狀況，造成了人數越來越少但是越來越富的資本家和人數越來越多而總的說來處境越來越惡劣的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之間的日益尖銳的對立；最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有計劃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占有，以便保證，並且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保證社會全體成員享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資料。

    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於他的研究。

    雖然到17世紀末，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一些天才的頭腦里產生了，可是由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作了正面闡述的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18世紀的產兒，它可以和同時代的偉大法國啟蒙學者的成就媲美，並且也帶有那個時代的一切優點和缺點。我們關於啟蒙學者所說的話（注：見本卷第355-357頁。——編者注），也適用於當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系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這些活動的歷史地規定的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它們是從人的本性中引伸出來的。但是，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第493頁◎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系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在我們從哲學方面充分地認識了我們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後，我們也就不難預言，他將怎樣理解政治經濟學了。在哲學上，當他不是簡簡單單地胡說八道的時候（像在自然哲學中那樣），他的觀點是對18世紀的觀點的歪曲。在他看來，這里所涉及的不是歷史的發展規律，而是自然規律，是永恒真理。道德和法這樣的社會關系，不是按照當時歷史地存在的條件決定的，而是由著名的兩個男人來決定的，兩人中的一人或者壓迫對方，或者不壓迫對方，可惜後一種情況直到現在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因此，如果我們作出下面這樣的結論大概是不會錯的：杜林先生同樣也會把經濟學歸結為各種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規律、同義反覆的毫無內容的公理，而同時又把他所知道的經濟學的全部積極的內容再從後門偷運進來；他不會從生產和交換中引伸出作為社會現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給他那赫赫有名的兩個男人去作最後的解決。由於這一切都是我們早已熟悉的把戲，所以我們在這里可以談得簡單些。

    真的，在第2頁上（注：在《反杜林論》第二編中，除該編第十章外，所引用的頁碼都出自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第2版。——494。）杜林先生已經向我們宣稱

    他的經濟學涉及他的哲學中“已經確立的東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依據的是更高級的、在更高的研究領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處都是喋喋不休的自誇。到處都是杜林先生為杜林先生所確立的和完成的東西高奏凱歌。確實是完成的東西，這我們已經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像熄滅一根冒著煙的蠟燭一樣（注：“完成”的德文是“ausmachen”，也有“熄滅”的意思。——編者注）。◎第494頁◎

    緊接著，我們看到了

    “一切經濟的最一般的自然規律”——

    這就是說，我們猜對了。

    可是這些自然規律要使人們正確地理解過去的歷史，只有人們“用更確切的規定研究這些規律，即通過政治的隸屬形式和組合形式而獲得的這些規律的結果。像奴隸制和雇傭奴隸制這樣的體制，連同它們的孿生兄弟即基於暴力的所有制，應當被看作真正政治性質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形式，它們在到現在為止的世界中構成框架，經濟的自然規律只有在這種框架里才能顯示其作用”。

    這段話是一套開場鑼鼓，就像瓦格納歌劇的主調一樣，告訴我們那兩個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場了。但是它還包含著更多的東西，它是杜林的全書的主題。在談到法的時候，除了把盧梭的平等論翻譯成拙劣的社會主義語言以外（注：見本卷第438-444頁。——編者注），杜林先生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東西，而比這種翻譯好得多的東西，許多年來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館中聽到。在這里，他把經濟學家的怨言翻譯成一種並不高明些的社會主義語言，這些經濟學家埋怨說，國家的幹涉、暴力的幹涉歪曲了經濟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規律及其作用。這樣，他就理應在社會主義者中完全陷於孤立。每一個社會主義的工人，不論是哪一個國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僅僅保護剝削，但是並不引起剝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才是他受剝削的基礎，這種關系是通過純經濟的途徑而決不是通過暴力的途徑產生的。

    往下，我們聽到，

    在一切經濟問題上“可以區分兩種過程，即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此外，◎第495頁◎以膚淺著稱的讓·巴·薩伊還加上了第三種過程，即消耗過程，消費過程，但是他和他的門生在這方面都說不出什麽道理。可是，交換或流通只是生產的一個項目，使產品到達最後的和真正的消費者手中所必須經歷的一切，都屬於生產。

    杜林先生把生產和流通這兩個雖然互相制約但是本質上不同的過程混為一談，並且泰然自若地斷言，排除這種混亂只能“產生混亂”，他這樣做只不過證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來經歷了巨大的發展；他書中以下的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還不止於此。他首先把生產和交換合而為一，統稱為生產，然後使分配同生產相並列，把它當作同第一個過程毫不相幹的、完全外在的第二個過程。可是我們已經知道，分配就其決定性的特點而言，總是某一個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以及這個社會的歷史前提的必然結果，只要我們知道了這些關系和前提，我們就可以確實地推斷出這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們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想背叛他在道德、法和歷史的觀點方面所“確立的”原則，他就不能不否認這一基本的經濟事實，特別是當他需要把他的兩個不可缺少的男人偷運進經濟學中的時候。在分配終於同生產和交換脫離了一切聯系以後，這一偉大的事變就可以發生了。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五）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一個人，如果被設想為單獨的人，或者換句話說，被設想為同其他人沒有任何聯系，那麽這個人是不會有什麽責任的。對他來說，不存在義務，只有意願。”

    可是這個沒有責任的、被設想為單獨的人，如果不是天堂里的不幸的“原始猶太人亞當”——在那里他沒有任何罪惡，因為他沒有任何犯罪的可能，——還能是別的什麽人呢？但是，連這位現實◎第496頁◎哲學的亞當也是要犯原罪的。在這位亞當之旁突然出現了一個人，雖不是卷發垂垂的夏娃，也是第二個亞當。於是亞當立即有了責任，而且——破壞了這個責任。他不是把這位兄弟當作有平等權利的人擁抱於懷，而是迫使他服從自己的統治，對他進行奴役——而世界全部歷史直到今天還由於這第一次犯罪所帶來的後果，由於奴役別人這一原罪而受苦。因此，在杜林先生看來，這歷史連三分錢也不值。

    順便說說，如果杜林先生以為把“否定的否定”稱為原罪和贖罪的古老故事的翻版就足以使它受辱，那麽關於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我們該說些什麽呢？（關於贖罪，用爬蟲報刊（注：爬蟲報刊是指從政府那里得到金錢援助的反動報刊。1869年1月30日俾斯麥在普魯士下院發表演說時在另一種意義上使用了這一用語。當時俾斯麥把政府的反對者稱為爬蟲。但是後來這一用語卻恰好被人們用來指那些賣身投靠政府並為其效勞的記者。俾斯麥本人於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國國會發表演說時不得不承認“爬蟲”一詞的新含義已在德國廣為流傳這一事實。——497。）的話來說，我們將來還要作“詳細研究”。）無論如何，我們寧願選擇古代閃米特部落的傳說，根據這個傳說，對於男人和女人來說是值得花費力量走出無罪狀態的。讓杜林先生獨享用兩個男人編造他的原罪故事的殊榮吧。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他怎樣把原罪譯成經濟學的語言：

    “關於魯濱遜的想象，無論如何可以作為生產概念的一個合適的思維模式，他憑自己的力量孤獨地對抗自然界，而不必和任何人分東西……對於說明分配思想中的最主要之點，兩個人的思維模式是同樣適用的，這兩個人的經濟力量合在一起，他們顯然應當通過某種形式互相商定他們各自的份額。為了十分嚴格地闡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關系，並且從胚胎狀態上、從其邏輯必然性上去研究這些關系的規律，除了這種簡單的二元論，的確不需要更多的東西……　在這里可以設想兩個人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行動，也可以設想以完全壓服一方的辦法把力量合在一起，於是這一方被迫作為奴隸或單純的工具去從事經濟的勞務，而且也只是作為工具被養活著……　在平等狀態同一方無足輕重、另一方全智全能和獨自主動參與這種狀態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中間階段，其中充滿了世界歷史的形形色色的現象。在這里重要的先決條件是要對歷史上的各種正義和非正義的體制有一個全面的考察”…… ◎第497頁◎最後整個分配就轉變為某種

    “經濟上的分配法”。

    現在杜林先生終於又腳踏實地了。他可以同他那兩個男人手挽著手向當代挑戰了。（注：恩格斯在這里采用了席勒的劇本《唐·卡洛斯》第1幕第9場的一段話中的說法：

    　 “我再也無所畏懼了，因為和你手挽著手我就可以向當代挑戰。”——343、498。可是在這三個人的後面還站著一個無名氏。

    “資本並沒有發明剩余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魯里亞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馬克思《資本論》第1 卷第2版第227頁）見本選集第2卷第197頁。——編者注）

    這樣杜林先生就知道了到現在為止的一切生產形式（就它們運動於階級對立中而言）所共有的基本剝削形式是什麽，在此以後，他只要運用一下他那兩個男人，就可以把現實經濟學的根底深厚的基礎建立起來了。他毫不遲疑地來實施這一“創造體系的思想”。超出勞動者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無償勞動，這就是要點。於是，這里叫作魯濱遜的亞當便強迫他的第二個亞當即星期五拚命做工。但是為什麽星期五的工作量超過維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量呢？這個問題，在馬克思那里在有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解答。可是對於這兩個男人說來，這太煩瑣了。事情一下子就解決了：魯濱遜“壓服”星期五，迫使他“作為奴隸或工具來從事經濟的勞務”，把他“也只是作為工具”來養活。杜林先生用這個最新的◎第498頁◎“創造性的說法”，收到了一舉兩得之效。第一，他省得費力去說明到現在為止的各種分配形式，它們的差別和它們的原因：它們簡直全都毫無用處，它們都是以壓服、暴力為依據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等一等再談。第二，他這樣就把全部分配理論從經濟學的領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領域中，就是說，從確定的物質事實的領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確定的意見和感覺的領域中。因此，他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證明，只要隨心所欲地誇誇其談就夠了，他可以要求勞動產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實際原因，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認為的道德的和正義的方式來安排。可是杜林先生認為是正義的東西決不是不變的，所以就遠不是真正的真理了，因為真正的真理在杜林先生本人看來“是根本不變的”。杜林先生在1868年就斷定（《我的社會條陳的命運》）：

    “使所有制具有日益鮮明的特點是一切高度文明所具有的傾向，現代發展的實質和前途就在於此，而不在於權利和統治範圍的混亂。”

    其次，他完全不能看到，

    “雇傭勞動向另一種謀生形式的轉變，怎樣能夠在某一時候符合於人類本性的規律，符合於社會機體的合乎自然必然性的構造”（注：見歐·杜林《我致普魯士內閣的社會條陳的命運》1868年柏林版第5頁。——編者注）。

    這樣，在1868年：私有制和雇傭勞動是合乎自然必然性的，因而是正義的；在1876年（注：指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1876年第2版。——編者注）：兩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奪”的結果，因而是非正義的。而且我們不可能知道，這位如此突飛猛進的天才幾年◎第499頁◎以後會認為什麽東西是道德的和正義的，所以無論如何，在考察財富的分配時，我們最好還是遵循現實的客觀的經濟規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一時的、易變的主觀想象。

    如果我們對現代勞動產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貧和豪富、饑餓和窮奢極欲的尖銳對立）的日益逼近的變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於一種意識，即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是非正義的，而正義總有一天一定要勝利，那就糟了，我們就得長久等待下去。夢想千年王國快要來臨的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就已經意識到階級對立的非正義性。在近代史開始的時期，在350年前，托馬斯·閔采爾已經向全世界大聲宣布過這一點。在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也發出過同樣的呼聲，可是後來就消失了。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這一呼聲，在1830年以前受到勞動的和受苦的群眾的冷遇，現在卻得到千百萬人的共鳴；這一呼聲以各國大工業發展的同樣順序和同樣強度，激動了一個又一個的國家；這一呼聲在一個世代內就已經獲得這樣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為了對付它而聯合起來的勢力，並且在最近的將來定將取得勝利，——這是由於什麽原因呢？這是因為：現代的大工業，一方面造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能夠在歷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滅某個特殊的階級組織或某種特殊的階級特權，而是要求根本消滅階級；這個階級所處的地位，使他們不得不貫徹這一要求，否則就有淪為中國苦力的危險。另一方面，這個大工業造成了資產階級這樣一個階級，它享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壟斷權，但是在每一個狂熱投機的時期和接踵而來的每次崩潰中，都表明它已經無力繼續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產力；在這個階級的領導下，社會就像司機無力拉開緊閉的安全閥的一輛機車一樣，迅速奔向毀滅。換句話說，這是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力和由它創立的財富分配制度，已經和這種生◎第500頁◎產方式本身發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致於如果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毀滅，就必須使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的變革。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基於這個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剝削的無產者的頭腦中的、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實，而不是基於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的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

    二、暴力論

    “在我的體系中，一般政治對經濟法的形式的關系被規定得十分肯定，同時又十分獨特，為了使研究易於進行而特別把這點指出來，想必不會是多余的。政治關系的形式是歷史上基礎性的東西，而經濟的依存不過是一種結果或特殊情形，因而總是次等的事實。有些最新的社會主義體系把完全相反的關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當作指導原則，他們以為政治的從屬似乎是從經濟狀態中產生的。當然，這些次等的結果本身確實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而不是從間接的經濟力量中去尋找。”

    在另一個地方也是這樣，在那里杜林先生

    “從這樣的原理出發：政治狀態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相反的關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結果……　只要人們把政治組合不是看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出發點，而僅僅把它當作達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麽不管這些人看來是多麽激進社會主義的和革命的，他們總是包藏著一部分隱蔽的反動性”。

    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論。它在這里和其他許多地方都是被簡簡單單地提出的，可以說是頒布下來的。在厚厚的三大部書里，任何地方都沒有作過證明這一理論或者反駁相反意見的哪怕一點點嘗試。即使論據像烏莓子一樣便宜（注：恩格斯在這里引用了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亨利四世》（奧·威·施勒格爾的德譯本）前篇第2幕第4場中福斯泰夫的話：“即使論據像烏莓子一樣便宜，我也不會在人家的強迫之下給他一個論據。”——501。），杜林先生也沒有給我們拿◎第501頁◎出一個來。事情本來已經由魯濱遜奴役星期五這一著名的原罪證明了。這是一種暴力行為，因而是一種政治行為。這種奴役構成了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的出發點和基本事實，並給這一歷史灌注了非正義的原罪，而且灌注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它在往後的時期中只是有所緩和，只是“變為較為間接的經濟依存形式”；同樣，直到現在還通行的全部“基於暴力的所有制”也是以這種原始奴役為基礎的，——正因為如此，很顯然，一切經濟現象都應該由政治原因來解釋，即由暴力來解釋。而誰對此不滿意，誰就是隱蔽的反動派。

    首先應當指出，一個人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樣自以為是，才能把這個毫不獨特的觀點看得“十分獨特”。把重大的政治歷史事件看作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東西的這種觀念，像歷史學本身一樣已經很古老了，並且主要是由於這種觀念的存在，保留下來的關於人民發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人民的發展正是在這個喧囂的舞台背後悄悄地進行的，並且起著真正的推動作用。這種觀念曾支配已往的整個歷史觀，只是法國覆辟時代的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注：指奧·梯葉里、弗·基佐、弗·米涅和阿·梯也爾。——編者注）才使之發生動搖；在這里，“獨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對這一切又毫無所知。

    其次，即使我們暫且認為，杜林先生關於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歸結為人對人的奴役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還遠未弄清事情的根底。反而首先發生了這樣的問題：魯濱遜為什麽要奴役星期五呢？單是為了取樂嗎？完全不是。相反地，我們看到，星期五是“被迫作為奴隸或單純的工具去從事經濟的勞務，而且也只是作為工具被養活著”。魯濱遜奴役星期五，只不過是要星期五為魯濱遜的◎第502頁◎利益來勞動。但是魯濱遜怎樣能夠從星期五的勞動中獲得好處呢？這只是因為星期五以他的勞動所生產的生活資料，多於魯濱遜為維持他的勞動能力而不得不給予他的東西。因此，魯濱遜違背了杜林先生的明確的規定，把由於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組合不是看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出發點，而僅僅把它當作達到糊口目的的手段”，現在可以讓他自己想想，他怎樣去向他的主人和師長杜林交代。

    這樣，杜林先生為了證明暴力是“歷史上基礎性的東西”而特意編造的天真的例子證明：暴力僅僅是手段，相反地，經濟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礎性”，同樣，在歷史上，關系的經濟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礎性。因此，上述例子證明的同它所要證明的正好相反。在魯濱遜和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統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都是如此。用杜林先生的優雅詞匯來說，壓迫始終是“達到糊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廣義的糊口目的），但是無論何時何地，它都不是什麽為“達到自己目的”而實行的政治組合。只有像杜林先生這樣的人才能設想，捐稅在國家中只是“次等的結果”，或者，進行統治的資產階級和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的目前的政治組合是為“達到自己目的”而存在，而不是為了進行統治的資產者的“糊口目的”，即為了榨取利潤和積累資本而存在。

    現在回過頭來再談我們的兩個男人。魯濱遜“手持利劍”把星期五變成自己的奴隸。但是魯濱遜為了做到這一點，除利劍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使用奴隸服役。為了能使用奴隸，必須掌握兩種東西：第一，奴隸勞動所需的工具和對象；第二，維持奴隸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因此，先要在生產上達到一定的階段，並在分配的不平等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奴隸制才會成為可能。◎第503頁◎要使奴隸勞動成為整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還需要大得多的生產、貿易和財富積聚的增長。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隸制或是根本還沒有出現，或是只起極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農民城市羅馬，情形也是如此；當羅馬變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產日益集中於人數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階級手里的時候，農民人口才被奴隸人口所排擠。波斯戰爭時期，在科林斯奴隸數目達到46萬，在埃吉納島達到47萬，平均每個自由民有10個奴隸，（注：恩格斯的這些材料引自恩·庫爾提烏斯的《希臘史》1869年柏林第3版第2卷第48和731頁。大約在1876年3月底至5月底，恩格斯對該書全三卷曾作過大量摘錄。——504。）為此，除“暴力”之外，還需要其他東西，即高度發展的工藝美術業和手工工業以及廣泛的貿易。美國的奴隸制對暴力的依賴，要比它對英國的棉紡織工業的依賴少得多；在不種植棉花的地方，或者不像邊境各州那樣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區，奴隸制未經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這僅僅是因為奴隸制不上算。

    這樣，杜林先生把現代的所有制叫作基於暴力的所有制，並且稱它為

    “這樣一種統治形式，這種統治形式的基礎不僅在於禁止同胞使用天然的生活資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於強迫人們從事奴隸的勞役”——

    他就把全部關系弄顛倒了。

    要強迫人們從事任何形式的奴隸的勞役，強迫者就必須擁有勞動資料，他只有借助這些勞動資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實行奴隸制的情況下，除此以外，他還必須擁有用來維持奴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必須擁有一定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但是這種財產是怎樣來的呢？無論如何，很清楚，雖然財產可以由掠奪而得，就是說可以建立在暴力基礎上，但是決不是必須如此。它可以通過勞動、偷竊、經商、欺騙等辦法取得。無論如何，財產必須先由勞動生產出來，然後才能被掠奪。◎第504頁◎

    私有財產在歷史上的出現，決不是掠奪和暴力的結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財產已經存在了，雖然只限於某幾種對象。在這種公社的內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進行的交換中，它就已經發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產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說，產品中為生產者自己消費的部分越小，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內部，原始的自發的分工被交換排擠得越多，公社各個社員的財產狀況就越不平等，舊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也就越迅速地瓦解為小農的鄉村。東方的專制制度以及東征西討的遊牧民族的不斷更叠的統治，幾千年來都對這些舊的公社無可奈何；由大工業產品的競爭引起的自然形成的家庭工業的逐漸破壞，卻使公社日益瓦解。在這里，像目前在摩澤爾河地區和霍赫瓦爾德地區仍在進行的“農戶公社”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樣，談不上什麽暴力；農民恰恰認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對自己是有利的。（注：參看格·漢森《特利爾專區的農戶公社（世代相承的協作社）》1863年柏林版。——編者注）甚至原始貴族的形成，像在克爾特人中、日耳曼人中和印度旁遮普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發生的那樣，最初也完全不是基於暴力，而是基於自願和習慣。私有財產的形成，到處都是由於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發生變化，都是為了提高生產和促進交流——因而都是由於經濟的原因。在這里，暴力根本沒有起任何作用。顯然，在掠奪者能夠占有他人的財物以前，私有財產的制度必須是已經存在了；因此，暴力雖然可以改變占有狀況，但是不能創造私有財產本身。

    甚至“強迫人們從事奴隸的勞役”的最現代的形式，即雇傭勞動，我們也不能用暴力或基於暴力的所有制去說明。我們已經說◎第505頁◎過，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即不是為自身消費而是為交換所進行的產品生產，對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對私有制的直接或間接的普遍化，起了怎樣的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再清楚不過地證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對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產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就轉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在這個階段上，“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表現為最初行為的等價物交換，已經變得僅僅在表面上是交換，因為，第一，用來交換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本身只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別人勞動產品的一部分；第二，這部分資本不僅必須由它的生產者即工人來補償，而且在補償時還要加上新的剩余額〈余額〉……　最初，在我們看來，所有權似乎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　現在〈據馬克思分析的結果〉，所有權對於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別人無酬勞動的權利，而對於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注：參看本選集第2卷第236-237頁。——編者注）。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排除任何掠奪、任何暴力行為和任何欺騙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財產起初都基於占有者自己的勞動，而且在往後的全部進程中，都只是相等的價值和相等的價值進行交換，那麽，在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中也必然要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所壟斷，而另一個構成人口絕大多數的階級被降低到沒有財產的無產者的地位，出現狂熱生產和商業危機的周期交替，出現整個現在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全部過程都為純經濟原因所說明，而毫不需要掠奪、暴力、國家或任何政治幹預。“基於暴力的所有制”，在◎第506頁◎這里，原來也不過是用來掩飾對真實的事物進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話。

    歷史地說，這個進程是資產階級的發展史。如果“政治狀態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那麽，現代資產階級就不應當是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而應當是封建制度自願生產的寵兒。任何人都知道，實際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級是一個被壓迫的等級，它不得不向進行統治的封建貴族交納貢稅，它由各種各樣的依附農和奴隸出身的人補充自己的隊伍，它在反對貴族的不斷鬥爭中占領了一個又一個的陣地，最後，在最發達的國家中取代了貴族的統治；在法國它直接推翻了貴族，在英國它逐步地使貴族資產階級化，並把貴族同化，作為它自己裝潢門面的上層。它是怎樣達到這個地步的呢？只是通過“經濟狀況”的改變，而政治狀態的改變則是或早或遲，或自願或經過鬥爭隨之發生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鬥爭是城市反對鄉村、工業反對地產、貨幣經濟反對自然經濟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市民的決定性的武器是他們的經濟上的權力手段，這些手段由於工業（起初是手工業，後來擴展成為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擴展而不斷增長起來。在這整個鬥爭中，政治暴力始終在貴族方面，只有一個時期是例外，那時王權利用市民等級反對貴族，以便利用一個等級去控制另一個等級；但是，自從政治上還軟弱無力的市民等級因其經濟力量的增長而開始變得危險起來的時候起，王權又和貴族聯合起來，因而起初在英國隨後在法國引起了市民等級的革命。在法國，在“政治狀態”還沒有發生變化的時候，“經濟狀況”已經發展得超過它了。就政治狀態來說，貴族擁有一切，市民一無所有；可是就社會狀況來說，那時市民是國家里最重要的階級，而貴族已經喪失了他們的全部社會職能，他們只是繼續取得固定收入，以作為失去這些職能的補償。◎第507頁◎不僅如此，市民等級在他們的全部生產中，還受到早已被這種生產（不但被工場手工業，而且甚至被手工業）所超過的中世紀封建政治形式的箝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經成為生產的障礙和桎梏的無數行會特權以及各地和各省的關稅壁壘的箝制。市民等級的革命結束了這種狀況。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則，使經濟狀況適應政治狀態（貴族和王權在長時期內正是枉費心機地企圖這樣做的），而是相反地把陳腐的政治廢物拋開，並造成使新的“經濟狀況”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政治狀態。“經濟狀況”在這個與之適合的政治的和法的氣氛中蓬勃地發展起來，以致資產階級已經接近貴族在1789年所處的地位了：它不僅日益成為社會上多余的東西，而且日益成為社會的障礙；它日益脫離生產活動，日益像舊時的貴族那樣成為一個只收取固定收入的階級；它不是用任何暴力的戲法，而是以純經濟的方法，實現了它自己的地位的變革，並造成了新的階級，即無產階級。此外，它決不願意它自己的行為和活動產生這樣的結果，相反地，這種結果是在違背它的意志和願望的情況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實現的；它擁有的生產力發展得超過了它的駕馭能力，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推向毀滅，或者推向變革。資產者現在求助於暴力，以挽救日趨瓦解的“經濟狀況”免於崩潰，他們這樣做只是證明：他們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條迷途，以為“政治狀態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他們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樣想入非非，以為用“本原的東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次等的事實”，即改造經濟狀況及其不可避免的發展，用克虜伯炮和毛瑟槍就能把蒸汽機和由它推動的現代機器的經濟結果，把世界貿易以及現代銀行和信用的發展的經濟結果從世界上消除掉。◎第508頁◎

    三、暴力論（續）

    讓我們稍微仔細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這個萬能的“暴力”吧。魯濱遜“手持利劍”奴役星期五。他是從什麽地方得到這把利劍的呢？就是在魯濱遜漂流記中的幻想島上利劍也從來不是樹上長出來的，而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卻不作任何答覆。既然魯濱遜能夠獲得利劍，那我們同樣可以設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將手握子彈上膛的手槍出現，那時全部“暴力”關系就顛倒過來了：星期五發號施令，而魯濱遜則不得不做苦工。請讀者原諒我們如此經常地回到關於魯濱遜和星期五的故事上來，這個故事其實只屬於兒童遊戲室而不屬於科學。但是我們有什麽辦法呢？我們不得不老老實實地應用杜林先生的公理般的方法。如果我們經常在純粹兒戲的範圍內兜圈子，那麽這不是我們的過錯。總之，手槍戰勝利劍，這樣，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論者也可以理解，暴力不是單純的意志行為，它要求具備各種實現暴力的非常現實的前提，特別是工具，其中，較完善的戰勝較不完善的；其次，這些工具必然是生產出來的，同時也可以說，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說的武器的生產者，戰勝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產者；一句話，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經濟狀況”，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質手段為基礎的。

    目前，暴力是陸軍和海軍，而我們大家遺憾地知道，這兩者需要“巨額的金錢”。但是暴力不能鑄造金錢，它最多只能奪取已經鑄造出來的金錢，而我們從法國的數十億法郎（注：指法國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失敗後根據1871年5月10日簽訂的法蘭克福和約的規定，於1871-1873年向德國交付的50億法郎賠款。——131、509。）中同樣遺憾地知道，這也沒有多大用處。因此，歸根到底，金錢必須通過經濟的生產◎第509頁◎才能取得；就是說，暴力還是由經濟狀況來決定，經濟狀況供給暴力以配備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還不僅如此。沒有什麽東西比陸軍和海軍更依賴於經濟前提。裝備、編成、編制、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於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這里起變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統帥的“知性的自由創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發明和兵士成分的改變；天才統帥的影響最多只限於使戰鬥的方式適合於新的武器和新的戰士。（注：在《反杜林論》第二編最初的手稿中，以下的六段文字原來不是這樣的，而是一節更詳盡的論述，後來恩格斯把它抽出來，冠以《步兵戰術及其物質基礎》的標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89-695頁。——編者注）

    在14世紀初，火藥從阿拉伯人那里傳入西歐，像每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它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了變革。但是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不管工業是以生產什麽東西為目的，還是以破壞什麽東西為目的，工業總還是工業。火器的采用不僅對作戰方法本身，而且對政治上的統治和奴役關系起了變革的作用。要獲得火藥和火器，就要有工業和金錢，而這兩者都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墻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隨著市民等級的發展，步兵和炮兵越來越成為決定性的兵種；在炮兵的壓力下，軍事行業不得不增加新的純粹工業的部門——工程部門。

    火器的改善非常緩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槍雖經多次局部的◎第510頁◎改進，還是很粗笨。經過三百多年，才出現了適合裝備全體步兵的槍。只是在18世紀初，裝有刺刀的燧發槍才把長矛最後從步兵的裝備中排擠出去。那時的步兵是由經過嚴格訓練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諸侯雇傭兵組成的，他們是從社會中最墮落的分子中招募來的，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聽命，這種步兵還常常是由強迫編入軍隊的懷有敵意的戰俘組成的；這些兵士能夠應用新武器的唯一戰鬥形式就是線式戰術，這種戰術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達到了最完善的地步。軍隊的全體步兵排成三線，形成一個非常狹長而中空的四邊形，只能以戰鬥隊形為一個整體來運動；最多只準許兩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進或後退。這種動轉不靈的隊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齊地運動，而且只能以緩慢的步伐（每分鐘75步）行進；戰鬥隊形的變換在作戰時是不可能的，步兵一進入戰鬥，只經一次突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決定勝敗了。

    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起義者的隊伍曾經同這種動轉不靈的線式隊形作戰。起義者雖然沒有經過步法操練，但是他們能很好地用他們的線膛槍射擊；他們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戰，所以並不像雇傭兵那樣臨陣脫逃；他們並沒有迎合英國人的願望，同樣以線式隊形在平地上和他們對抗，而是以行動敏捷的散兵群在森林的掩護下襲擊英國人。在這里，線式隊形是無能為力的，被既看不見又無法接近的敵人擊敗。於是又發明了散兵戰——由於兵士成分的改變而產生的一種新的作戰方式。

    美國革命所開始的事情由法國革命來完成，在軍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國革命同樣只能以訓練很差但人數很多的兵力，以全民武裝來和反法同盟的訓練有素的雇傭軍隊相對抗。它不得不以這些兵力去保衛巴黎，即保衛一定的地區，但要做到這一點，不在兵力眾多的野戰中獲得勝利是不行的。僅僅散兵戰已經不夠了；必須找◎第511頁◎出一種形式來使用兵力，這種形式就是縱隊。這種縱隊隊形使訓練較差的軍隊也能夠相當有序地運動，甚至行進速度比較快（每分鐘100步或100步以上）。這種隊形使他們能夠突破舊的線式隊形的死板形式，能夠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說能夠在對線式隊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戰，能夠以任何適宜的方法去部署軍隊，同時能夠和散兵戰相配合來阻滯、牽制和疲憊列成線式隊形的敵人，一直到最後用預備隊的兵力在陣地的決定性地點上突破敵人的線式隊形時為止。這種新的作戰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縱隊的配合為基礎，以軍隊劃分為由各兵種組成的獨立的師或軍為基礎，它在戰術和戰略方面都被拿破侖發展到了完善的地步。這種作戰方式之所以成為必要，首先是由於法國革命的兵士成分發生了變化。但是這種作戰方式還需要兩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前提：第一，格里博瓦爾設計的較輕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現在所要求的速度轉移；第二，1777年法國采用的按照獵槍仿造的彎曲的槍托（以前作為槍管的延長部分的槍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夠向某一個人瞄準而不會屢擊不中。沒有這些進步，使用舊式武器是不能進行散兵戰的。

    全民武裝這種革命的制度，很快就僅僅變成一種強迫征兵制（富人可以出錢雇人代服兵役），而歐洲大陸上大多數大國都采用了這種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魯士企圖通過自己的後備軍制度（注：普魯士的後備軍制度是把正規軍中服滿現役和規定的預備期限的年齡較大的應征人員編成一支武裝部隊的制度。後備軍在1813-1814年反拿破侖戰爭期間是以民團的形式組建的。1870-1871年普法戰爭時期，後備軍被派來和正規部隊共同作戰。——512。）更大規模地組成國民的防御力量。在1830年到1860年之間得到改善的、適於作戰的前裝線膛槍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後，普魯士又是第一個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後裝線膛槍來裝備全體步兵的國家。普魯士在1866年的勝利（注：指1866年的普奧戰爭。——編者注）是應當歸功於這兩項措施的。◎第512頁◎

    在普法戰爭中，是對壘的雙方軍隊第一次都使用後裝線膛槍，而且實質上都是采用舊式滑膛燧發槍時代的戰鬥隊形。只是普魯士人嘗試采用連縱隊，以圖找到一種更適合於新式武器的戰鬥形式。但是，當8月18 日普魯士近衛軍在聖普里瓦（注：在1870年8月18日聖普里瓦會戰中德國軍隊以巨大的傷亡為代價，打敗了法國萊茵軍團而獲勝。歷史文獻中，這一會戰又稱格拉沃洛特會戰。

    這里所引用的關於普魯士近衛軍傷亡的材料，很可能是恩格斯在研究普軍總司令部戰爭史處編纂的1870-1871年普法戰爭正史的材料後得到的，見《1870-1871年普法戰爭》1875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2卷第669頁及以下各頁，第197-199、223頁。——513。）認真地試用連縱隊時，參戰最多的5個團在不到2小時內就損失了1/3以上的兵力（176名軍官和5 114名兵士），從那時起，連縱隊這種戰鬥形式也同營縱隊和線式隊形一樣被屏棄了；以後不再有人嘗試把任何密集的隊伍置於敵人步槍的火力之下。在普軍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進行戰鬥，其實從前縱隊在敵人的彈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為散兵群，盡管上級把這種行為看作破壞隊形而加以反對。同樣，在敵人步槍的射程內，跑步變成了唯一的運動形式。兵士又一次表現得比軍官聰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後裝線膛槍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戰鬥形式，而且不管長官如何反對，還是成功地堅持了這種戰鬥形式。

    普法戰爭是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轉折點完全不同的意義。第一，武器已經大大完善，難以再取得具有任何變革作用的新的進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射擊一營人，步槍又能在同樣的範圍內射擊單個的人這樣的目標，而裝彈所花的時間又比瞄準少，那麽，往後的一切改進，對於野戰說來都多少是無關緊要的了。因此，在這方面發展的時代實質上已經結束了。第二，這一戰爭迫使歐洲大陸上的一切大國在國內采用更嚴格的普魯士式的後備軍制度，因而加重了軍事負擔，而在這種重擔之下，它們過不了幾年就一定要陷於崩潰。軍隊變成了國家的主要目的，變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當兵和養兵。軍國主義統治著並且吞噬著歐洲。但是這種軍國主義本身也◎第513頁◎包含著自身毀滅的萌芽。各國之間的相互競爭，使它們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陸軍、海軍、火炮等方面花費更多的金錢，從而越來越加速財政的崩潰；另一方面不得不越來越嚴格地采用普遍義務兵役制，結果使全體人民學會使用武器；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時機反對軍事長官而實現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眾——農村工人、城市工人和農民——有了自己的意志，這樣的時機就要到來。那時，君主的軍隊將轉變為人民的軍隊，機器將拒絕效勞，軍國主義將由於自身發展的辯證法而滅亡。1848年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沒有能夠給予勞動群眾一種內容適合於他們的階級地位的意志，正是因為這種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它沒有能夠完成的這種事業，社會主義一定會完成。而這就意味著從內部炸毀軍國主義並同它一起炸毀一切常備軍。

    這是我們的現代步兵史上的第一個教訓。另一個教訓使我們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這個教訓是：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於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取決於人和武器這兩種材料，也就是取決於居民的質與量和取決於技術。只有像美國人這樣的狩獵民族才能夠發明散兵戰，——而他們之所以曾經是獵人，是由於純經濟的原因，正如今天由於純經濟的原因，舊有各州的同樣的美國人已轉變為農民、工業家、航海家和商人，他們不再在原始森林中進行散兵戰，而是在投機場上更幹練地進行散兵戰，在那里他們在使用力量方面也大有進展。——只有像在經濟上解放了資產者，特別是解放了農民的法國革命那樣的革命，才能找到人數眾多的軍隊，同時給這種軍隊找到自由的運動形式，這種運動形式打破了舊的呆板的線式隊形——它所保衛的專制主義在軍事上的反映。我們在上面已經一一看到，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第514頁◎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此外，戰爭的進行對後方的和戰區的生產力和交通工具依賴到多大程度，關於這個問題，現在每一個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夠向杜林先生講清楚。總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條件和經濟上的權力手段幫助“暴力”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成其為暴力。誰要是想依據杜林的原則從相反的觀點來改革軍事，那麽他除了挨揍是不會有別的結果的。（注：在普魯士總參謀部內，人們都已經清楚地知道這一點。總參謀部的上尉麥克斯·耶恩斯先生在一個學術報告中指出：“軍事的基礎首先就是人民的經濟生活狀況。”（1876年4月20日《科隆日報》第3版）（麥·耶恩斯的報告《馬基雅弗利和普遍義務兵役制的思想》，載於1876年4月18、20、22和25日《科隆日報》第108、110、112和115號。引文中的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515。））

    如果我們把話題從陸地轉到海上，那麽僅僅在最近20年中就發生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徹底的變革。克里木戰爭（注：克里木戰爭是1853-1856年俄國對英國、法國、土耳其和撒丁的聯盟的戰爭。這場戰爭是由於這些國家在近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發生沖突而引起的，又稱東方戰爭。——515。）時，軍艦只是2層或3層的木質艦船，裝有60-100門火炮，這種艦船主要還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馬力很小的蒸汽機，只起輔助作用。它的主要裝備有約重50德擔（注：1德擔等於50公斤。——編者注）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數是重95德擔的六十八磅炮。到這次戰爭快結束時，出現了浮動的裝甲炮台，它很笨重，幾乎不能運動，但是對當時的火炮來說，這已經是不能損傷的奇物了。不久以後，軍艦也裝上了鐵甲；起初還很薄，4 英寸厚的裝甲已經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進步很快就超過了它，裝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輕而易舉地打穿它。這樣，一方面，我們現在已經有了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裝甲（意大利想建造裝甲厚3英尺的軍艦）；另一方面，我們已經有了25、35、80甚至100噸（每噸20德擔）重的線膛炮，能把300、400、 1 700直到2 000磅的炮彈發射到前所未聞的距離之外。現在的軍◎第515頁◎艦是一種巨大的裝甲的螺旋推進式蒸汽艦，有8 000-9 000噸的排水量，有6 000-8 000匹馬力，有旋轉的炮塔，4門以至6門重炮，有裝在艦首吃水線以下的突出的沖角來沖撞敵人的艦船。這種軍艦是一部龐大的機器，唯有在這種軍艦上，蒸汽不僅能推動它快速前進，而且還被用來掌舵、拋錨、起錨、轉動炮塔、進行瞄準、裝填彈藥、抽水、升降小船（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動的）等等。裝甲防護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間的競賽，還遠遠沒有結束，以致軍艦現在幾乎總是不再能滿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經過時了。現代的軍艦不僅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同時還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上的工廠，——的確，主要是浪費大量金錢的工廠。大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這種艦船的壟斷權。土耳其的全部裝甲艦、俄國的幾乎全部裝甲艦以及德國的大部分裝甲艦，都是在英國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裝甲幾乎都是在設菲爾德制造的；歐洲只有三個鋼鐵廠能夠制造最重的火炮，兩個（烏里治和埃爾斯維克）在英國，一個（克虜伯）在德國。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認為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經濟狀況支配的；不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軍艦的建造，而且它的操作本身都成為現代大工業的一個部門。事情發展成這樣，誰也不會比“暴力”即國家更感到苦惱，國家現在建造一艘軍艦要花費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艦隊那樣多的金錢；而且它還不能不眼睜睜地看到，這種貴重的軍艦甚至還在下水以前就已經過時，因而貶值了；國家肯定會像杜林一樣，由於駕馭“經濟狀況”的人即工程師，現在在艦上竟比駕馭“直接暴力”的人即艦長重要得多而感到惱火。而我們卻不然，我們看到，在裝甲和火炮之間的競賽中，軍艦達◎第516頁◎到這樣的技術的高峰，以致它造價昂貴而又不適於戰爭（注：大工業供給海戰的最新產品自動魚雷的完善化，看來會造成這一結果：最小的魚雷艇因此會比威力最大的裝甲艦厲害。（此外，請讀者記住，上述文字是在1878年寫的。）（注的末尾圓括號中的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1894年第3版中加的。——517。））；我們看到，由於這種競賽，在海戰領域里內在的辯證的運動規律也昭然若揭，按照這種規律，軍國主義將同任何其他歷史現象一樣，由於它自身發展的結果而趨於滅亡，——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快。

    因此，在這里我們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決不能說“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而不是從間接的經濟力量中去尋找”。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東西”是什麽呢？是經濟力量，是支配大工業這一權力手段。以現代軍艦為基礎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於經濟力量，即冶金術的高度發展、對熟練技術人員和豐富的煤礦的支配。

    但是這一切有什麽用呢？在下一次海戰中，請把最高的指揮權交給杜林先生吧，讓他不用魚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滅經濟狀況所使役的各種裝甲艦隊吧。

    四、暴力論（續完）

    “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是：事實上，對自然界的統治，無論如何〈！〉，只是通過對人的統治才實現的〈實現統治！〉。如果事先沒有奴役人們，強迫他們從事某種形式的奴隸勞役或徭役，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大面積的地產經營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對物的經濟統治的建立，是以人對人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統治為前提的。如果不同時聯想到大地主對奴隸、依附農或間接不自由者的統治，怎麽能想象一個大地主呢？無論過去和現在，單個人的力量，最多再加◎第517頁◎上他的家庭成員的輔助力量，對於大規模的農業耕作來說能有什麽意義呢？在超出單個人的天然力量的規模上使用土地或者擴大對土地的經濟統治，這在到目前為止的歷史中之所以成為可能，只是因為在建立對土地的統治以前，或者與此同時，也建立了相應的對人的奴役。在發展的更後時期，這種奴役減輕了……　在高度文明的國家里，它現在的形式是或多或少由警察統治所指揮的雇傭勞動。因此，表現為大規模土地支配和〈！〉大規模土地占有的現代財富形式的實際可能性，是以這種雇傭勞動為基礎的。不言而喻，分配財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應該按類似的方式歷史地加以說明；人對人的間接依附關系，現在構成經濟上最發達的制度的基本特征，這種關系是不能由它本身去理解和說明的，而只有把它看作已往的直接奴役和剝奪的稍微變形的遺物才能理解和說明。”

    杜林先生就是這樣說的。

    命題：（人）對自然界的統治，是以（人）對人的統治為前提的。

    證明：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被奴役者來進行的。

    證明的證明：如果沒有被奴役者，怎麽能有大土地占有者呢？因為沒有被奴役者，大土地占有者及其家屬只能夠耕種他所占有的土地的極小一部分。

    所以：為了證明人要征服自然界就必須先奴役別人，杜林先生便直截了當地把“自然界”轉換為“大面積的地產”，並且把這個地產——不知是誰的？——又立即轉換為大地主的財產，而沒有被奴役者，大地主自然是不能耕種他的土地的。

    第一、“對自然界的統治”和“地產的經營”決不是一回事。對自然界的統治的規模，在工業中比在農業中大得多，直到今天，農業不但不能控制氣候，還不得不受氣候的控制。

    第二、如果我們只限於談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那麽，問題就在於：這個地產是屬於誰的。我們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的歷史初期所看到的不是“大地主”，——杜林先生在這里以他慣用的、被他稱為◎第518頁◎“自然的辯證法”①＠杜林把自己的“辯證法”稱作“自然的辯證法”，以便區別於黑格爾的“非自然的”辯證法。見歐·杜林《自然的辯證法。科學和哲學的新的邏輯基礎》1865年柏林版。——519。）的那套變戲法的手法把大地主塞了進來，——而是土地共同占有的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從印度到愛爾蘭，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最初正是由這種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來進行的，同時，耕地或者以公社為單位共同耕種，或者分成小塊，由公社在一定時期內分配給各個家庭去耕種，而森林和牧場繼續共同使用。所有這些事情，杜林先生都毫無所知；他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他完全不知道毛勒關於原始德意志馬爾克制度即整個德意志法的基礎的劃時代的著作（注：格·路·毛勒有關同一題目的著作（共十二卷）是研究中世紀德國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國家制度的。這些著作是：《馬爾克制度、農戶制度、鄉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權的歷史概論》1854年慕尼黑版；《德國馬爾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國領主莊園、農戶和農戶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國鄉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德國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在第一、二和第四部著作中，德國馬爾克制度是研究的專題。——519。），同時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主要受毛勒影響的、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這些著作證明在所有歐洲和亞洲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過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闡述了這種所有制的存在和崩潰的各種形式。杜林先生的上述這種無知，又一次表明了他在“政治和法律的領域”中所進行的“最深刻的專門研究”的特色。杜林先生在法蘭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領域中已經“自己為自己贏得他自己的全部無知”（注：見海涅《科貝斯第一》。——編者注），這種無知盡管是非常驚人的，可是他在德意志法的領域中贏得了更加驚人得多的無知。這個人對大學教授的狹隘眼界十分憤怒，而他現在在德意志法的領域中所具有的水平最多也不過是20年前大學教授的水平。

    杜林先生斷言，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這種說法純粹是他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在整個東方，公社或國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語言中甚至沒有地主這個名詞，關於這一點，杜林先生盡可以向英國的法學家請教，他們曾在印度徒勞地苦思過“誰是土地的所有者？”這個問題，正像已去世的邦君亨利希七十二世·羅伊斯－施萊茨－格雷茨－羅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注：德國一小邦羅伊斯幼系的兩個領主王公之一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稱號是羅伊斯－羅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格雷茨是羅伊斯長系（羅伊斯－格雷茨）公國的首都。施萊茨是羅伊斯幼系另一王公（羅伊斯－施萊茨）的領地，它不屬於亨利希七十二世。——519。）徒勞地苦思過“誰是守夜者？”這個問題一樣。只有土耳其人◎第519頁◎才第一次在被他們征服的東方國家推行了一種地主封建制度。希臘早在英雄時代就已經帶著等級的劃分而進入歷史，這種等級劃分本身顯然只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久遠的史前時代的產物；但是就在這里，土地也主要是由獨立的農民耕種的；成為例外的，是貴族和部落首領的較大的田產，而且它們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農民墾殖的；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大田莊即大莊園排擠小農而代之以奴隸的時候，它們同時也以畜牧業代替了農業，而且像普林尼所已經知道的那樣，使意大利趨於崩潰(latifundia Italiam perdidere)（注：參看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18卷第35章。——編者注）。在中世紀，農民的耕作在整個歐洲占支配地位（特別是在開墾荒地方面），至於農民是否必須向某個封建主交納貢賦，交納什麽，這對於目前的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弗里斯蘭、下薩克森、佛蘭德和下萊茵的移民耕種了從斯拉夫人那里奪來的易北河以東的土地，他們作為自由農來進行耕作，交納很低的賦稅，但他們決不是處於“某種形式的徭役”之下。——在北美洲，絕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農的勞動開墾出來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們的奴隸和掠奪性的耕作制度耗盡了地力，以致在這些土地上只能生長雲杉，而棉花的種植則不得不越來越往西移。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英國政府人為地制造土地貴族的一切企圖都遭到了失敗。總之，除了氣候使歐洲人無法在當地從事農業勞動的熱帶和亞熱帶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隸或徭役制農奴來征服自然界和開墾土地的大地主，純粹是幻想的產物。相反地，在古代出現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們不是把荒地變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農民已經開墾的土地變為牧場，把人趕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蕪。只是在近代，自從比較稠密的人口擡高了地價以來，特別是自從農藝學的發◎第520頁◎展使劣等的土地也較能適於耕種以來，大地產才開始大規模地參與荒地和牧場的開墾，而這主要是通過奪取農民的公地進行的，在英國是這樣，在德國也是這樣。但這也不是沒有相反的過程。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蘭開墾一英畝公地，總要在蘇格蘭至少把三英畝耕地變成牧羊場，最後甚至把它變成單純的獵取大獵物的圍場。

    這里我們只是涉及杜林先生的下述論斷：大面積的土地、因而實際上差不多是今天的全部耕地的開墾，“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來進行的。這種論斷，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以對歷史的真正空前的無知“為前提”的。因此，我們在這里既不必去研究已經完全開墾或大部分開墾了的土地，在各個時代，有多少是由奴隸（如在希臘的極盛時期）所耕種或為依附農所耕種（如中世紀以來的徭役田莊），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在各個時代具有什麽樣的社會職能。

    杜林先生在我們面前展示了這樣一幅獨具匠心的幻想圖——關於這幅圖，不知是演繹的戲法還是歷史的捏造更加值得讚嘆，——然後就得意揚揚地高呼：

    “不言而喻，分配財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應該按類似的方式歷史地加以說明！”

    這樣一來，他自然就用不著再多說一句話，去解釋例如資本的產生。

    杜林先生斷言，人對人的統治是人對自然界的統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來表明：我們現代的整個經濟制度，目前已經達到的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階段，是在階級對立中，在統治和奴役的種種關系中展開的社會歷史的結果，那麽他所說的不過是《共產黨◎第521頁◎宣言》發表以來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事情。問題恰恰是要去說明階級和統治關系的產生，如果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總是只用“暴力”這個詞來回答，那麽這並不能使我們前進一步。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在任何時代都比統治者和剝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總是在前者的手里，僅僅這一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說明整個暴力論的荒謬性。因此，問題仍然是要去說明統治和奴役的種種關系。

    這些關系是經過兩條道路產生的。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一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時普遍存在著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開化得比較晚的民族的原始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著。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密的人口在一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個單個的公社的關系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為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造成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一切事情都是◎第522頁◎自發地進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沖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里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仆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克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麽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一個統治階級。在這里，問題僅僅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一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里，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一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一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一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但是，除了這樣的階級形成過程之外，還有另一種階級形成過程。農業家族內的自發的分工，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就有可能吸收一個或幾個外面的勞動力到家族里來。在舊的土地公有制已經崩潰或者至少是舊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經讓位於各個家族分得地塊單獨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為常見。生產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現在人的勞動力所能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某種價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屬的集團還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勞動力。戰爭卻提供了這種勞動力，而戰爭和相鄰的幾個公社集團同時並◎第523頁◎存的現象一樣，是十分古老的。在這以前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戰俘，因此就簡單地把他們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但是在這時已經達到的“經濟狀況”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某種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來，並且使用他們的勞動。這樣，不是暴力支配經濟狀況，而是相反暴力被迫為經濟狀況服務。奴隸制被發現了。這種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經發展得超過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但是歸根到底也成為他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同樣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

    講一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泄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代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和由這種情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麽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麽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一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盡管聽起來是多麽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采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人類是從野獸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獸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繼續存在的地方，從印度到俄國，在數千年中曾經是最野蠻的國家◎第524頁◎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借助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生產。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是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的。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在這里我們順便補充一下，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一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因此，只是在現在，任何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才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只是在現在，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無論擁有多少“直接◎第525頁◎的暴力”，都將被無情地消滅。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為希臘文化是以奴隸制為基礎而對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去責備希臘人沒有蒸汽機和電報。既然他斷言，我們現代的雇傭奴役制只能解釋為奴隸制的稍微變形和稍微減輕的遺物，而不能從它本身（即從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去加以說明，那麽這種論斷，要麽只是說雇傭勞動同奴隸制一樣，是奴役和階級統治的形式——而這是每個小孩子都知道的，——要麽就是錯誤的。因為根據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說，雇傭勞動只能被解釋為吃人制度的減輕的形式，這種吃人制度，現在到處都已經證實曾是利用戰敗的敵人的原始形式。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於經濟的發展，暴力在歷史中起著什麽樣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權力起先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隨著社會成員由於原始公社的瓦解而變為私人生產者，因而和社會公共職能的執行者更加疏遠，這種權力不斷得到加強。第二，政治權力在對社會獨立起來並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後，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加快速度。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於崩潰。這少數例外就是個別的征服事件：比較野蠻的征服者殺光或者驅逐某個地方的居民，並且由於不會利用生產力而使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爾西班牙，基督徒就是這樣對待摩爾人賴以從事高度發展的農業和園藝業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較野蠻的民族進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由於征服而面臨的比較高的“經濟◎第526頁◎狀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但是，如果撇開征服的情況不談，當某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政權同它的經濟發展處於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幾乎一切政治權力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鬥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經濟發展總是毫無例外地和無情地為自己開辟道路，最近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我們已經提到過的法國大革命。如果根據杜林先生的學說，某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以及與此相關的經濟制度完全依賴於政治暴力，那就根本不能理解，為什麽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後，盡管有“英勇軍隊”（注：這一用語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給普魯士軍隊的新年文告（1849年1月1日）。1849年以來，這一用語就在革命的工人運動中被用來表示普魯士－德意志的軍國主義行為。對這一文告的批判，見馬克思的《新年賀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86-192頁）。——527。），卻不能把中世紀的行會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嫁接到本國的鐵路、蒸汽機以及剛剛開始發展的大工業上去；或者為什麽更加強暴得多的俄國沙皇（注：亞歷山大二世。——編者注）不但不能償付他的債務，而且如果不利用西歐的“經濟狀況”不斷借債，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

    在杜林先生看來，暴力是絕對的壞事，按他的意見，第一次暴力行為是原罪，他的全部敘述只是哀訴這一暴力行為怎樣作為原罪玷污了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一切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怎樣被這種惡魔力量即暴力可恥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266頁。——編者注）；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在嘆息和呻吟中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這很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雖然他明明知道，每一次革◎第527頁◎命的勝利都帶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躍進！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沖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枯燥的、幹癟的、軟弱無力的傳教士的思維方式，竟要強加給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

    五、價值論

    大約在100年以前，在萊比錫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到19 世紀初已經再版了三十多次；官方、傳教士、各色各樣的慈善家都在城市和農村傳播、分發這本書，並且普遍地把它當作讀本攤派給國民學校。這本書就是羅霍的《兒童之友》。它的目的在於教育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子弟懂得他們一生的使命，以及他們對社會和國家的領導應盡的義務，同時，教導他們愉快地滿足於他們在人間的命運，滿足於黑面包和土豆，滿足於勞役、低微的工資、長輩的鞭笞以及諸如此類的好事，而所有這些都是用當時流行的啟蒙方式進行的。為了這個目的，他們開導城市和農村的青年：自然界安排得多麽巧妙啊，人們必須通過勞動來維持生活和得到享受；農民和手工業者應該感到多麽幸福啊，他們可以用艱辛的勞動去給自己的膳食增添滋味，而不像富足的酒肉之徒那樣苦於消化不良、膽管阻塞和便秘，勉勉強強地吞咽最精細的美食。老羅霍認為對當時的薩克森農民子弟挺有用的那些老生常談，現在杜林先生卻在他的《教程》第14頁和以後幾頁上當作最新的政治經濟學的“絕對基礎性的東西”提供給我們。

    “人的需要本身是有其自然規律性的，並且它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只有不自然狀態才能在一個時期內超越這種限度，直到由這種不自然狀態產生厭◎第528頁◎惡、厭世、衰老，成為社會的殘廢，以至最後老死……　純為享樂而無其他的認真的目的的遊戲，很快就使人厭倦，或者換一個說法，使人喪失一切感覺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種形式的實際的勞動，是健康人的社會的自然規律……　如果本能和需要缺少平衡力量，那麽它們甚至難以造成兒童式的存在，更不用說歷史地逐漸上升的生活發展了。如果不經過努力而完全得到滿足，那麽本能和需要很快就會枯竭，並且留下一種空虛的存在，也就是一個令人厭煩的間歇時期，這個時期一直持續到本能和需要重新恢覆時為止……　因此，無論從哪方面看，本能和情欲的滿足有賴於經濟障礙的克服，這是自然界的外部結構和人的內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規律”，如此等等。

    可以看到，尊敬的羅霍的最庸俗的陳詞濫調，在杜林先生那里慶祝了它們的一百周年，而且這還被看成唯一真正批判的和科學的“共同社會體系”的“更加深刻的基礎”呢！

    這樣，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礎以後，可以繼續建造了。他應用數學的方法，首先照老歐幾里得的先例給我們提供了一系列定義。（注：指歐幾里得的著作《幾何原本》（共十三冊），這一著作闡述了古希臘羅馬的數學原理。——529。）這是非常便當的，因為他在下定義時就可以把應當借助定義證明的論點部分地包含在這些定義之中了。這樣，我們首先看到，

    到現在為止的經濟學的主要概念叫作財富，而財富，正像它直到現在真正地在世界歷史上被理解的那樣，像它的領域被人們所闡述的那樣，是“對人和物的經濟權力”。

    這是雙重的錯誤。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的財富決不是對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社會里，如果說財富包含了對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幾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過對物的支配來進行對人的支配的。自從獵取奴隸和剝削奴隸成為彼此分開的行業的最初時期起，奴隸勞動的剝削者就不得不購買奴隸，就是說，只有通過對物的支配，通過對奴隸的購買價格、對奴隸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的支配，才能獲得對人的支配。在整個◎第529頁◎中世紀，擁有大地產是封建貴族獲得代役農民和徭役農民的先決條件。現在，甚至6 歲的小孩也可以看出，財富對人的支配完全要借助它所掌握的物來進行。

    但是，為什麽杜林先生要對財富下這種錯誤的定義呢？為什麽他要扯斷存在於直到目前的一切階級社會中的事實上的聯系呢？為的是要把財富從經濟領域拖到道德領域中去。對物的支配是好事，但是對人的支配是壞事；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對物的支配去解釋對人的支配，他就可以再一次采取勇敢的步驟，立即以他心愛的暴力去解釋這種支配。財富作為人的支配者就是“掠奪”，於是，我們又碰到了蒲魯東的“財產就是盜竊”這一陳腐觀點（注：見蒲魯東《什麽是財產？或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第2頁。——編者注）的更壞的翻版。

    這樣，我們就有幸從生產和分配這兩個主要的角度來看待財富了：作為對物的支配的財富，即生產財富，是好的方面；作為對人的支配的財富，即到現在為止的分配財富，是壞的方面，應該扔掉它！用於今天的關系，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適用，必須消滅掉。在寫經濟學的東西時，連生產和分配之間的聯系都沒有理解，自然就會得出這樣的謬論。

    在財富之後，對價值所下的定義如下：

    “價值是經濟物品和經濟服務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義。”這種意義相當於“價格或其他任何一種等價物名稱，如工資”。

    換句話說：價值就是價格。或者，為了對杜林先生不作任何不◎第530頁◎公平的事情，並盡量用他自己的話來覆述他的定義的荒謬，倒不如說：價值是各種價格。因為他在第19頁上說：

    “價值和以貨幣來表現這個價值的各種價格”，

    可見他自己認定，同一價值有極其不同的價格，因而也有同樣多的不同的價值。如果黑格爾不是早已死去，他或許會上吊的。即使他把全部神學邏輯都用上，也造不出這樣一種有多少價格就有多少不同的價值的價值。只有具備杜林先生那樣的自信心的人，才能以下面這樣的解釋來為經濟學奠立新的更加深刻的基礎：在價格和價值之間，除了一個是以貨幣來表現，另一個不是以貨幣來表現以外，再沒有其他任何區別了。

    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什麽是價值，更不知道價值是由什麽決定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得不作進一步的說明。

    “一般說來，價值和以貨幣來表現這一價值的各種價格所依據的比較和估價的基本規律，撇開只給價值概念帶來第二要素的分配不談，首先存在於純生產的領域中。自然條件的不同，使得創造物品的種種努力遇到或大或小的障礙，因而迫使人們付出或大或小的經濟力量，這些障礙也決定……或大或小的價值”；而價值是根據“自然界和各種條件對創造活動形成的抗力來估價的……　我們在它們〈物品〉里面所投入的我們自己的力量的多少，就是一般的價值及其某一特定的量存在的直接的決定性原因。”

    如果所有這套說法還有某種意義，那麽這就是：一個勞動產品的價值是由制造這個產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這一點，即使沒有杜林先生，我們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不是簡單地敘述事實，而偏要神諭式地弄亂這個事實。說一個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為了保留這種浮誇的表達法）力量的多少，是價值和價值量的直接的決定性原因，這完全是錯誤的。第一，問題在於把力量投入什◎第531頁◎麽物品；第二，是怎樣投入的。如果我們的某個人制造的是對於別人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那麽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絲毫價值；如果他堅持用手工的方法去制造一種物品，而用機器生產這種物品要便宜20倍，那麽他所投入的力量的19/20 既沒有造成一般的價值，也沒有造成其特定的量。

    其次，如果把創造有形產品的生產勞動變換為對某種抗力的純屬無形的克服活動，那麽事情就完全被搞亂了。這樣一來，為了要得到一件汗衫，我們必須做以下的事：首先要克服棉花種子對播種和生長的抗力，其次要克服成熟的棉花對采摘、包裝和運送等的抗力，再次要克服棉花對開包、梳理和紡的抗力，以後是棉紗對織的抗力，棉布對漂白和縫紉的抗力，最後是做好的汗衫對穿著的抗力。

    所有這些幼稚的顛倒和歪曲，究竟是為了什麽呢？為了借助“抗力”從“生產價值”，從這個真正的、但直到現在僅僅是想象的價值，得出為暴力所偽造的、在直到現在為止的歷史中唯一適用的“分配價值”。

    “除了自然界所造成的抗力……　還有另一種純社會的障礙……　在人和自然界之間出現一種阻礙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仍舊是人。想象中的唯一的和孤立的人對自然界是自由的……　只要我們想到第二個人，這個人手持利劍，占據通向自然界和自然資源的入口，要求某種形式的入門費，那情況就不同了。這第二個人……仿佛征收另一個人的稅，所以他就是以下這種情況的原因：人們想要得到的物品的價值，會比創造或生產沒有遇到這種政治障礙和社會障礙時的價值大……　這種人為地提高的物品價值的特殊形式是極其多樣的，這種提高自然要以勞動價值的相應的壓低作為它的伴隨物……　因此，一開始就想把價值看作本來意義上的等價物，即同等價值的東西，或看作根據一種勞動同與其交換的另一種勞動相等的原則而形成的交換關系，這是一種幻想……　相反地，正確的價值論的特征將是：這種理論所設想的最◎第532頁◎一般的估價理由，是不會和建立在強迫分配之上的特殊的價值形態相吻合的。這種特殊的價值形態隨著社會制度而變更，而真正的經濟價值只能是按對自然的關系來計量的生產價值，所以它只隨著自然性質的和技術性質的純粹的生產障礙而變化。”

    因此，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見，一個物品的實際上存在的價值是由兩部分組成的：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勞動，第二，“手持利劍”逼出來的附加稅。換句話說，目前存在的價值是一種壟斷價格。如果現在一切商品，按照這種價值論，都具有這樣一種壟斷價格，那麽只有兩種情況是可能的。或者每個人作為買主重新喪失他作為賣主所獲得的東西；價格雖然在名義上改變了，但是實際上——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中——保持不變；一切還是照舊，而有名的分配價值只不過是假象。——或者所謂的附加稅表現為一個真實的價值額，即由勞動的、創造價值的階級所生產，但被壟斷者階級所占有的價值額，這時，這個價值額就只由無酬勞動組成；盡管有手持利劍的人，盡管有所謂的附加稅和所稱的分配價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回到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

    但是，我們來看看有名的“分配價值”的幾個例子吧。在第135 頁和以後幾頁上寫道：

    “由於個人競爭而產生的價格的形態，也可以看作經濟分配和相互征稅的形式……　試設想，某種必需的商品的儲存突然大大地減少了，因此，賣方就得到了進行剝削的過分大的權力……　特別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當必需的商品的供應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中斷的時候，可以看到，價格是怎樣猛升暴漲的”，等等。除此以外，在事物的正常進程中也存在著可以任意提高價格的實際壟斷，例如鐵路、城市的自來水公司和燈用煤氣公司等。

    存在著這種壟斷性的剝削現象，這是早已知道的。但是不把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壟斷價格看作例外和特殊情況，而恰恰把它看作◎第533頁◎現在通行的確定價值的辦法的典型例子，這倒是新鮮事。生活資料的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呢？杜林先生回答說：到一個被圍困的、供應中斷的城市去調查一番吧！競爭怎樣影響市場價格的確定呢？去問壟斷吧，它會告訴你們的！

    此外，即使在這種壟斷的情況下，也不會發現手持利劍站在壟斷背後的人。相反地，在被圍困的城市中，手持利劍的人，即司令官如忠於職守，總是很快地取締這種壟斷，並且沒收壟斷者的存貨，拿來平均分配。而且，只要手持利劍的人企圖制造“分配價值”，就總是要招致事業的失敗和金錢的損失。荷蘭人因為壟斷東印度貿易而使他們的壟斷和貿易遭到毀滅。當年存在過的兩個最強大的政府，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國國民公會，企圖強行規定最高價格，結果遭到慘痛的失敗。俄國政府幾年來都在努力提高俄國紙幣的匯價，這種匯價是由於在俄國不斷發行不兌現的銀行券而壓低的，現在它又不斷地在倫敦為俄國買進票據，以圖達到提高匯價的目的。它在幾年之間為了實現這個心願花費了大約6 000萬盧布，可是現在盧布還不值2馬克，而不是3馬克多。如果利劍具有杜林先生所賦予的經濟魔力，那麽，為什麽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長期地硬使壞貨幣具有好貨幣的“分配價值”，或者硬使紙幣具有黃金的“分配價值”呢？在世界市場上發號施令的利劍在什麽地方呢？

    其次，分配價值還有一種重要形式，通過這種形式，分配價值使人們可以在不付出對等勞動的情況下占有他人的勞動，這種形式就是財產的賃金，即地租和資本利潤。我們現在指出這一點，只是為了能夠說明，這就是我們關於有名的“分配價值”所得知的一切。——是一切嗎？還不完全是一切。請聽：

    “盡管在生產價值和分配價值的認識方面表現出雙重的觀點，但是總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作為基礎，這就是由以形成一切價值、因而用以計量一切價◎第534頁◎值的那種對象。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是力的花費，而最簡單的單位是最粗淺意義上的人力。後者歸結為生存的時間，而生存時間的自我維持又表現為對營養上和生活上一定數量的困難的克服。只有在支配非生產物品的權力，或者更通俗地說，在這些物品本身同具有真正生產價值的勞動或物品相交換的地方，分配價值或占有價值才純粹地或絕對地存在。在每種價值表現中，因而也在那種通過分配而不是付出對等勞動被占有的價值組成部分中，所表明和表現的相同的東西，就是人力的花費，人力……體現於……每個商品之中。”

    我們對此還有什麽可說的呢？如果一切商品價值都由商品中所體現的人力的花費來計量，那麽，分配價值、加價、賦稅的征收都到哪里去了呢？杜林先生固然告訴我們，即使非生產物品，即不能有真正價值的物品，也能夠獲得分配價值，並同生產出來的具有價值的物品相交換。但是，他同時又說，一切價值，因而也包括純粹的和絕對的分配價值，都在於其中所體現的力的花費。在這里，可惜我們沒有聽到，力的花費怎樣體現在非生產物品中。無論如何，在所有這些關於價值的亂七八糟的東西中似乎終於有一點清楚地顯現出來了，這就是：分配價值，通過社會地位而強加的商品加價，借助於利劍而逼出來的稅，又都是虛無；商品的價值是完全由人力的花費決定的，正如一般所說的，是由體現在它們里面的勞動決定的。可見，杜林先生所說的，除地租和幾種壟斷價格外，不就是被他痛罵過的李嘉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早就遠為明確而清楚地說過的見解嗎？只是他說得很混亂，很模糊而已。

    他說了這些，同時也說了相反的東西。馬克思從李嘉圖的研究出發，說道：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的、一般人的勞動決定的，而勞動又由勞動時間的長短來計量。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沒有價值的。杜林先生以他那笨拙的方式也提出勞動是價值尺度，以後又繼續說：◎第535頁◎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六）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勞動“歸結為生存時間，而生存時間的自我維持又表現為對營養上和生活上一定數量的困難的克服”。

    這里且不說純粹由於標新立異的欲望而引起的勞動時間（在這里，問題只涉及勞動時間）和生存時間（這種生存時間，直到現在還從來沒有創造過或計量過價值）的混淆。也不說這種生存時間的“自我維持”所應當引起的“共同社會的”假象；從過去到將來，只要世界存在，每個人都必須像下面這樣維持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消費他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資料。如果我們假定杜林先生是用經濟學的精確的語言來作表述的，那麽上述句子不是根本沒有意義，就是有這樣的意義：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這件商品中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這一勞動時間的價值是由在這個時間內維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對於目前的社會來說，這就是：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由包含在這件商品中的工資決定的。

    這樣我們終於遇到了杜林先生真正要說的東西。按照庸俗經濟學的說法，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費用來決定的。

    凱里反對這種意見，而“強調這樣的真理：不是生產費用，而是再生產費用決定價值”（《批判史》第401頁）。

    這種生產費用或再生產費用是怎麽一回事，我們以後再說；這里僅僅指出，大家都知道，它們是由工資和資本利潤構成的。工資是體現在商品中的“力的花費”，是生產價值。利潤是資本家利用自己的壟斷、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劍逼出來的賦稅或加價，是分配價值。這樣，杜林價值論的充滿矛盾的胡言亂語，終於轉化為美妙和諧的明白見解了。

    在亞當·斯密那里，工資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還常常和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觀點混在一起，自李嘉圖以來，前一種觀點就被逐◎第536頁◎出科學的經濟學之外了，今天，它僅僅還流行於庸俗經濟學中。正是現存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最平庸的頌揚者宣揚工資決定價值的觀點，同時還把資本家的利潤說成一種高級的工資、禁欲的報酬（因為資本家沒有蕩盡他的資本）、冒險的獎賞、經營管理的報酬等等。杜林先生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他宣布利潤是掠奪。換句話說，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會主義直接建立在最壞的庸俗經濟學的學說之上的。他的社會主義和這種庸俗經濟學具有同樣的價值。二者存亡與共。

    無論如何，下面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工人所完成的和他所花費的，正像機器所完成的和它所花費的一樣，是不同的東西。工人在一個12小時的工作日內所創造的價值，同他在這個工作日內和屬於這個工作日的休息時間內所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根本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在這些生活資料中，按照勞動生產率發展的程度，可以體現出3小時、4小時或7小時的勞動時間。如果我們假定這些生活資料的生產需要7小時的勞動，那麽根據杜林先生所采用的庸俗經濟學的價值論，就應當說：12小時勞動的產品具有7小時勞動的產品價值，12 小時的勞動等於7小時的勞動，或12＝7。說得更明白些：一個農業工人，不論他處於什麽樣的社會關系之中，在一年內生產了一定數量的谷物，比如說20公石小麥。他在這一年內消費了相當於15公石小麥的價值。這樣，20公石小麥就具有了和15公石的小麥一樣的價值，並且這是在同一市場上，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條件下發生的；換句話說，20＝15。而這還叫作經濟學！

    人類社會脫離動物野蠻階段以後的一切發展，都是從家庭勞動創造出的產品除了維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時候開始的，都是從一部分勞動可以不再用於單純消費資料的生產，而是用◎第537頁◎於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時候開始的。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會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靠這種剩余而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發展的基礎。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這種基金都是一個特權階級的財產，而政治上的統治權和精神上的指導權也和這種財產一起落到這個特權階級的手里。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將把這種社會的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即全部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從特權階級的支配中奪過來，把它們轉交給全社會作為公有財產，這樣就第一次真正把它們變成了社會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這些商品所必需的勞動的維持費用決定的，這就是說，在今天的社會中是由工資決定的。這樣，每個工人在他的工資中就得到了他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這樣，資本家階級對雇傭工人階級的剝削就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假定維持一個工人生活的費用在一個既定的社會里是每天3馬克。這樣，根據上述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工人每天的產品就具有3馬克的價值。現在我們假定，雇用這個工人的資本家對這一產品加上了利潤，即加上1 馬克的稅，把它賣了4馬克。其他資本家也這樣做。但是這樣一來，工人每日的生活費就不再是3馬克，而是也需要4馬克。因為一切其他條件都是假定不變的，所以表現為生活資料的工資應該是不變的，所以表現為貨幣的工資就不得不增加，從每天3馬克增加到4馬克。資本家以利潤形式從工人階級身上剝奪的東西，不得不以工資的形式還給工人階級。我們絕對沒有前進一步：如果工資決定價值，那麽資本家對工人的任何剝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連產品剩余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按照我們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費掉他們所生產的價值。而因為資本家不生產任何價值，所以甚至不能想象，資本家究竟靠什麽來生活。如果生產◎第538頁◎超出消費而形成的這種剩余，這種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終究存在，而且是在資本家手中，那麽就只能有一個解釋：工人為維持自己的生活僅僅消費了商品的價值，而把商品本身留給了資本家繼續使用。

    或者：如果這個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確實在資本家階級的手中，如果這種基金確實是由利潤的積累而產生的（在這里，我們暫時把地租撇開），那麽這種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階級向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勞動產品超過資本家階級向工人階級支付的工資總數形成的剩余積累而成的。但是這樣一來，價值就不是由工資決定，而是由勞動量本身決定的；這樣，工人階級以勞動產品的形式向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價值量，就比他們以工資的形式從資本家階級那里所得到的價值量大；這就表明，資本的利潤像占有他人的無酬勞動產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樣，只不過是馬克思所發現的剩余價值的組成部分。

    附帶說一下，李嘉圖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開始就說：

    “一件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而不是取決於對這種勞動所付的或高或低的報酬。”（注：見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1821年倫敦第3版第1頁。——編者注）

    關於這個偉大的發現，關於這個劃時代的發現，在整個《經濟學教程》中一點也沒有提到。在《批判史》中卻用神諭式的語句否定了這一發現：

    “他〈李嘉圖〉沒有想到：或大或小的比例（在這比例中，工資可以是對生活需要的支付單據〈！〉必定……也引起不等的價值關系！”◎第539頁◎

    這句話，讀者隨便怎麽想都可以，但是最保險的，是根本不去想它。

    現在讀者可以從杜林先生向我們提供的五種價值中選擇自己最喜歡的那一種了：來自自然界的生產價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創造的、其特點在於按照並非人本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費來計量的分配價值，或第三，由勞動時間計量的價值，或第四，由再生產費用計量的價值，或最後，由工資計量的價值。真是豐富的選擇，十足的混亂，我們只好和杜林先生一起喊叫：

    “價值學說是經濟學體系的純潔性的試金石！”

    六、簡單勞動和覆合勞動

    杜林先生在馬克思那里發現了只有小學生才會犯的很不像樣的經濟學上的錯誤，這種錯誤同時還包含著危害公共安全的社會主義異端邪說。

    馬克思的價值論，“無非是一種普通的……學說，它認為，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原因，而勞動時間是一切價值的尺度。對所謂熟練勞動的不同價值應該怎樣去思考，這個問題在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　的確，我們的理論也認為，只有通過耗費的勞動時間才能計量經濟物品的自然成本，從而計量經濟物品的絕對價值；但是在這里，從一開始就應該認為每個人的勞動時間都是完全相等的，只是必須注意到，在熟練勞動的情況下，在一個人的個人勞動時間之外還有別人的勞動時間共同起作用……例如，以使用的工具的形式起作用。因此，事情並不像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樣：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更有價值，因為其中好像凝結著更多的平均勞動時間；相反，一切勞動時間毫無例外地和在原則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都是完全等價的，只是就一個人的勞動來說，正像任何成品一樣，必須注意到，在好像純粹是自己的勞動時間的耗費中可能隱藏著多少別人的勞◎第540頁◎動時間。無論是手工生產工具，或者是手，甚至是頭腦本身（如果沒有別人的勞動時間，這些東西是不能獲得專門的特性和勞動能力的），對理論的嚴格應用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可是馬克思先生在他的關於價值的議論中，總是不能擺脫熟練的勞動時間這個在背後作怪的幽靈。有教養的階級的傳統的思維方式使他在這方面不能果斷行事；在有教養的階級看來，承認推小車者的勞動時間和建築師的勞動時間本身在經濟上完全等價，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馬克思書中引起杜林先生這樣“強烈憤怒”的那段話是非常短的。馬克思探討了商品的價值是由什麽決定的，並且作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勞動決定的。他接著又說，人的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　比較覆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覆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覆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58頁。——編者注）。

    馬克思在這里所談的，首先僅僅是關於商品價值的決定，即關於在一個私人生產者所組成的社會內由這些私人生產者各自獨立生產出來並且拿來相互交換的物品的價值的決定。因此，這里所說的根本不是什麽“絕對價值”（無論它出現在什麽地方），而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形式中通行的價值。這種價值在這個特定的歷史範圍內表明是由體現在單個商品中的人的勞動來創造和計量的，而這種人的勞動則表明是簡單勞動力的耗費。但是，並非任何勞動都◎第541頁◎只是人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許多種類的勞動包含著需要耗費或多或少的辛勞、時間和金錢去獲得的技巧和知識的運用。這種覆合勞動同簡單勞動即單純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是否在相等的時間內生產出相等的商品價值呢？顯然不是。一小時覆合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一倍或兩倍的商品。覆合勞動的產品的價值通過這種比較表現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但是覆合勞動簡化為簡單勞動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完成的，在這里，在闡述價值理論時，對這一過程只能加以確定，還不能予以說明。

    馬克思在這里確證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簡單的事實。這一事實是這樣確鑿，甚至杜林先生也不敢在他的《教程》和他的經濟史中加以反駁；馬克思的敘述是這樣簡單明了，除杜林先生外，肯定不會有人感到“在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正因為他自己的觀點完全不清楚，他才錯誤地把商品價值（馬克思現在研究的只是商品價值）看作只是把問題弄得更不清楚的“自然成本”，甚至看作直到目前為止據我們所知在經濟學中還根本沒有通行過的“絕對價值”。但是，無論杜林先生把“自然成本”理解為什麽，無論在他的五種價值中哪一種有幸代表“絕對價值”，有一點是肯定的：馬克思根本沒有提到過這些東西，而只是討論商品價值；在《資本論》有關價值的整整一章中沒有一點跡象表明，馬克思是否認為他的商品價值理論也可以應用於其他社會形式，或者可以應用到什麽程度。

    杜林先生繼續說：“因此，事情並不像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樣：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更有價值，因為其中好像凝結著更多的平均勞動時間；相反，一切勞動時間毫無例外地和在原則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都是完全等價的。”◎第542頁◎

    命運沒有使杜林先生成為工廠主，因而他不必按照這個新規則去估定他的商品的價值，從而遭到不可避免的破產，這是他的好運氣。這確實是多麽幸運啊！可是我們在這里難道還處於工廠主的社會嗎？絕對不是。杜林先生用他的自然成本和絕對價值使我們做了一次跳躍，翻了一個真正的空心筋鬥，從現在的剝削者的惡世界翻到他自己的未來的經濟公社，翻到平等和正義的純潔的太空中，所以我們在這里還不得不稍微觀察一下這個新世界，雖然還為時過早。

    誠然，根據杜林先生的理論，在經濟公社中也只能用耗費的勞動時間來計量經濟物品的價值，但是在這里，從一開始就應該認為每個人的勞動時間都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勞動時間毫無例外地和在原則上都是完全等價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現在，把這種激進的平等社會主義同馬克思的模糊的觀念比較一下。據說，這種觀念認為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有更多的價值，因為其中凝結著更多的平均勞動時間；有教養的階級的傳統的思維方式使馬克思拘泥於這種觀念，在有教養的階級看來，承認推小車者的勞動時間和建築師的勞動時間在經濟上完全等價，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惜，馬克思對前面所引證的《資本論》中的那段話還作了一個簡短的注釋：“讀者應當注意，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對象化成的商品價值。”（注：《資本論》第1卷第1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頁腳注(15)，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馬克思在這里好像已經預料到杜林的這種手法，所以就預先防範別人把他的上述見解應用於今天的社會中對覆合勞動所付◎第543頁◎的工資。如果杜林先生不以此為滿足，還把這種見解說成是馬克思想據以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中調節生活資料的分配的基本原則，那麽這種偷梁換柱的無恥行徑只有在專事造謠的出版物里才可以見到。

    現在我們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等價學說。一切勞動時間，無論是推小車者的勞動時間還是建築師的勞動時間，都是完全等價的。這樣，勞動時間，從而勞動本身，都有一種價值。但是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創造者。只有勞動才賦予已發現的自然產物以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價值本身只不過是物化在某個物品中的、社會必要的人類勞動的表現。所以勞動不能有任何價值。談論勞動的價值並且想決定這種價值，這等於談論價值的價值，或者想決定重量本身的重量，而不是決定一個有重量的物體的重量。杜林先生把社會煉金術士的頭銜加到像歐文、聖西門、傅立葉這樣的人的頭上。但是，當他虛構勞動時間的即勞動的價值時，他證明了他自己還遠不如真正的煉金術士。現在讓人們估量一下杜林先生把下面這個論斷強加給馬克思時所表現的勇敢吧！這個論斷是：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有更多的價值，勞動時間，從而勞動，都有一種價值。其實正是馬克思第一次闡明了勞動不能有任何價值，以及為什麽不能有任何價值。

    對於要把人的勞動力從它作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來說，極其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勞動沒有任何價值，也不能有任何價值。有了這種認識，杜林先生從自發的工人社會主義那里繼承下來的、想把未來的生活資料的分配當作一種比較高的工資來調節的一切企圖，就不能得逞。從這種認識產生了進一步的認識：只要分配為純粹經濟的考慮所支配，它就將由生產的利益來調節，而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第544頁◎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誠然，對於杜林先生所繼承的有教養階級的思維方式來說，下面這種情況必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總有一天會不再有職業的推小車者和職業的建築師，曾經在半小時內作為建築師發號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時間的小車，直到再需要他作為建築師活動時為止。好一個把職業的推小車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會主義！

    如果勞動時間的等價所包含的意義，是每個勞動者在相等的時間內生產出相等的價值，而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那麽這顯然是錯誤的。即使是同一生產部門內的兩個工人，他們在一個工作小時內所生產的產品價值也總是隨著勞動強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樣的弊病——而且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樣的人才會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經濟公社，至少不是我們這個天體上的任何經濟公社所能消除的。這樣一來，一切勞動的完全等價還剩下些什麽呢？剩下的只不過是純粹誇誇其談的空話——這種空話的經濟基礎無非是，杜林先生沒有能力把價值由勞動來決定和價值由工資來決定這兩種情況加以區別，剩下的只不過是敕令，即新經濟公社的基本法律：相等的勞動時間的工資應該相等！在這方面，老一輩的法國工人共產主義者和魏特林倒是曾經為他們的工資平等說舉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

    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覆合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里，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得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里，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覆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工人本身沒有任何額外的要求。從這里順便獲得的教益是：工人所中意◎第545頁◎的對“全部勞動所得”的要求，有時也還不是沒有問題的。（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第一節中，對拉薩爾的口號“全部的”或“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作了詳盡的批判（見本卷298-309頁）。——546。）

    七、資本和剩余價值

    “關於資本，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使用流行的經濟學概念，確認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而是企圖創造一種更專門的、辯證的歷史的觀念，這種觀念無異於玩弄概念和歷史的變態術。他說，資本是由貨幣產生的；它構成一個歷史階段，這個階段開始於16世紀，即開始於大概在這個時期出現的世界市場萌芽時期。顯然，在對概念的這種解釋中，國民經濟學分析的尖銳性就喪失了。在這些應該半是歷史和半是邏輯的、而實際上只是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的荒謬觀念中，知性的識別力連同一切正直的概念運用全都消失了”——

    在整整一頁上，一直是這樣喋喋不休……

    “馬克思關於資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嚴謹的國民經濟學中引起混亂……產生冒充深刻的邏輯真理的輕率見解……造成基礎的薄弱”等等。

    這樣說來，好像馬克思認為資本是在16世紀初由貨幣產生的。這就好像說，金屬貨幣是三千多年前由牲畜產生的，因為在早期牲畜和其他東西一樣也承擔過貨幣的職能。只有杜林先生才能采取這樣笨拙的和失當的表達方式。在馬克思關於商品流通過程賴以進行的各種經濟形式的分析中，貨幣是作為最後的形式而產生的。“商品流通的這個最後產物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資本在歷史上起初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　這個歷史每天都在我們眼前重演。現在每一個新資本最初仍然是作為貨幣出現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現在市場上——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經過一定的◎第546頁◎過程，這個貨幣就轉化為資本。”（注：《資本論》第1卷第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168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這又是馬克思確證的一個事實。杜林先生無法駁倒這個事實，就把它加以歪曲，硬說馬克思認為資本是由貨幣產生的！

    馬克思又進一步研究了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他首先發現，貨幣作為資本流通的形式，同貨幣作為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流通的形式是相反的。簡單的商品所有者為買而賣；他賣出他不需要的東西，而以所得的貨幣買進他需要的東西。未來的資本家一開頭就買進他自己不需要的東西；他為賣而買，而且要賣得貴些，以便收回最初用於購買的貨幣價值，並且在貨幣上獲得一個增長額；馬克思把這種增長額叫作剩余價值。

    這種剩余價值是從什麽地方來的呢？它既不能來自買者以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也不能來自賣者以高於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每個人的所得和所失由於每個人都輪流地成為買者和賣者而互相抵銷了。剩余價值也不能來自欺騙，因為欺騙固然能犧牲一個人而使另一個人發財致富，但是不能增加兩人所擁有的總數，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價值的總額。“一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決不能靠欺騙自己來發財致富。”（注：《資本論》第1卷第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5-186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可是我們發現，每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因賣出貴於買進，因占有剩余價值，而在我們眼前不斷地發財致富。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問題：這種剩余價值是從什麽地方來的？這個問題必須解決，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騙，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幹涉，用純粹經濟的方法來解決，於是問題就是：即使假定相等的價值不斷地和◎第547頁◎相等的價值交換，怎樣才能不斷地做到賤買貴賣呢？

    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

    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應該轉化為資本的貨幣的價值增長，不能在這種貨幣上發生，也不能起源於購買，因為這種貨幣在這里只是實現商品的價格，而這種價格，由於我們假定相交換的是相等的價值，和商品的價值是沒有區別的。根據同一理由，價值的增長也不能由商品的出賣產生。所以這種變化必定發生在所購買的商品中，但不是發生在商品的價值中，因為商品是按照它的價值買賣的，而是發生在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中，就是說，價值的變化一定是從商品的使用中產生。“要從商品的消費中取得價值，我們的貨幣占有者就必須幸運地……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獨特屬性，因此，它的實際消費本身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種獨特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注：見本選集第2 卷第172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如果說，正像我們所看到的，勞動本身不能具有任何價值，那麽關於勞動力卻決不能這樣說。勞動力一旦變成商品（它現在事實上就是商品），就獲得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也“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特殊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173頁。——編者注），就是說，是由工人為制造維持自己能勞動的狀態和延續後代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而必須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的。我們假定這種生活資料代表◎第548頁◎每天6小時的勞動時間。我們的未來的資本家為了經營企業而購買了勞動力，即雇用了一個工人，如果他付給這個工人的貨幣也代表6小時的勞動，那麽他付給這個工人的就是他的勞動力的全部日價值。這個工人只要為這個未來的資本家勞動6小時，他就完全補償了資本家的費用，即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力的日價值。可是這樣貨幣就不能轉化為資本，就不能產生任何剩余價值。所以勞動力的購買者對於他所做的交易的性質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只需要6小時的勞動就足夠維持工人24小時的生活，這一事實絲毫不妨礙工人在24小時中勞動12小時。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貨幣所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所以這一天的勞動力的使用，即這一天的勞動，也就屬於他了。勞動力被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它自身的日價值多一倍，這對於買者是特別幸運的，可是根據商品交換的規律，這對於賣者也決不是不公平的。這樣，根據我們的假設，工人每天使貨幣所有者付出6小時勞動的價值產品，但是他每天向貨幣所有者提供12小時勞動的價值產品。貨幣所有者賺得了這個差額——6小時的無酬的剩余勞動，即體現6小時勞動的無酬的剩余產品。魔術變完了。剩余價值產生了，貨幣轉化為資本。

    由於馬克思以這種方式說明了剩余價值是怎樣產生的，剩余價值怎樣只能在調節商品交換的規律的支配下產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以它為基礎的占有方式的機制，揭示了整個現代社會制度在其周圍凝結起來的核心。

    但是，資本的這樣的產生有一個本質的先決條件：“貨幣占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里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第549頁◎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172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但是，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這一方同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者這另一方之間的這種關系，決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關系，“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注：《資本論》第1卷第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2頁。——編者注）。而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由於封建生產方式的崩潰，這種自由的勞動者才在歷史上第一次大量地出現。但是由於這種情形，而且由於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從那個時代起已經開始形成，所以就產生了一種基礎，在這種基礎上，現存的大量動產必然要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資本，而以生產剩余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越來越成為占絕對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

    這就是馬克思的“荒謬觀念”，“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在這些觀念中，“知性的識別力連同一切正直的概念運用全都消失了”。試把杜林先生向我們提供的“深刻的邏輯真理”、“精確學科意義上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同這種“輕率的見解”比較一下吧。

    關於資本，馬克思“不是使用流行的經濟學概念，確認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他倒是這樣說的：一定的價值額，只有在它產生剩余價值，從而增殖價值時，才變為資本。而杜林先生說的是什麽呢？

    “資本是經濟的權力手段的主幹，它被用來繼續進行生產並形成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份額。”◎第550頁◎

    無論這話又是說得多麽玄妙和沒有條理，但總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經濟的權力手段的主幹可以永遠繼續進行生產，但是，據杜林先生本人說，它在未形成“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份額”，即未形成剩余價值，或至少是未形成剩余產品時，不能成為資本。所以杜林先生不僅自己犯了他譴責馬克思所犯的罪過，即不是使用資本的流行的經濟學概念，而且還犯了笨拙地剽竊馬克思思想的罪過，這是使用高傲的字句也“掩飾不好的”。

    在第262頁上，這一點發揮得更詳細：

    “社會意義上的資本〈非社會意義上的資本，還要杜林先生去發現〉，實際上和純粹的生產資料有特殊的區別；因為後者只具有技術的性質，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需的，而前者的特征則在於它那攫為己有和形成份額的社會力量。誠然，社會的資本大部分不過是處於其社會職能中的技術性的生產資料；但是這種職能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正是馬克思第一個強調了這樣的“社會職能”，唯有借助這種職能，一定的價值額才變成資本，那麽，確實“每個注意研究問題的人都應該很快地就明了，馬克思關於資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引起混亂”——但不像杜林先生所認為的那樣，發生在嚴謹的國民經濟學中，而是清清楚楚地僅僅發生在杜林先生本人的頭腦中，杜林先生在他的《批判史》中已經忘了他在《教程》中是多麽經常地應用上述這個資本概念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滿足於即使以“清洗過的”形式從馬克思那里借用資本的定義。他還不得不跟著馬克思“玩弄概念和歷史的變態術”，雖然他自己很清楚，這樣做，除了“荒謬觀念”、“輕率的見解”、“基礎的薄弱”等等以外，是什麽也得不到的。資本的“社會職能”使它能夠占有他人勞動的成果，而且只是因為有了這種職能，它才和純粹的生產資料有所區別，這樣的社會職能是從什麽地方◎第551頁◎產生的呢？

    杜林先生說，它不是基於“生產資料的本性和生產資料的技術必要性”。

    因此，這種職能是歷史地產生的，而杜林先生在第252 頁上向我們重覆的只不過是我們已經聽過十次的東西，他用早已為人所知的兩個男人的冒險來說明這種職能的產生，其中的一個人在歷史的開端用暴力制服另一個人，從而把自己的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但是，杜林先生並不滿足於承認一定價值額賴以變成資本的那種社會職能具有歷史的開端，他還預言了這種職能的歷史結局：它“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但是歷史地產生而又歷史地消失的現象，用普通的語言來說，通常叫作“一個歷史階段”。所以不僅在馬克思看來，而且在杜林先生看來，資本都是一個歷史階段，因此，我們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在這里我們已經置身於耶穌會會士中了。即使兩個人做同一件事，但終究各不相同。（注：這里套用了羅馬劇作家忒倫底烏斯的喜劇《兄弟》第5幕第3場中的一句話。——552。）如果馬克思說，資本是一個歷史階段，那麽這是荒謬的觀念，是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在這里識別力連同一切正直的概念運用全都消失了。如果杜林先生也把資本描寫成一個歷史階段，那麽這就證明了國民經濟學分析的尖銳性和精確學科意義上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

    杜林先生的資本觀念同馬克思的資本觀念的區別在哪里呢？

    馬克思說：“資本並沒有發明剩余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197頁。——編者注）可見，剩余勞動，即◎第552頁◎超出勞動者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時間以外的勞動，以及這種剩余勞動的產品被別人占有，即對勞動的剝削，是到目前為止一切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社會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只有當這種剩余勞動的產品采取了剩余價值的形式，當生產資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工人——不受社會束縛和沒有自己的財產的工人——作為剝削對象，並且為生產商品而剝削工人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馬克思看來，生產資料才具有資本的特殊性質。而這種情形只是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才大規模地出現。

    相反地，杜林先生把“形成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份額”、從而產生出任何形式的剩余勞動的任何數量的生產資料都解釋為資本。換句話說，杜林先生剽竊了馬克思發現的剩余勞動，以便用它來消滅一時不合他的心意的、而同樣是由馬克思發現的剩余價值。這樣，在杜林先生看來，不僅科林斯和雅典的市民利用奴隸經營的動產和不動產，而且羅馬帝國時代的大土地占有者的財富，以及中世紀封建領主的財富，既然都以某種方式為生產服務，毫無差別地都是資本。

    這樣，關於資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確認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而是使用完全相反的概念，這種概念甚至包含不是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自然資源。但是，那種認為資本幹脆就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觀念也只是流行於庸俗經濟學中。在杜林先生如此珍惜的庸俗經濟學之外，“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或一定的價值額之所以成為資本，那只是因為它產生了利潤或利息，就是說，它以剩余價值的形式，並且又是以剩余價值的這兩種特定的派生形式去占有無酬勞動的剩余產品。至於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總是囿於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正常條件下用於生產或交換的任何價值額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第553頁◎產生利潤或利息的特性，這在這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在整個古典經濟學中，資本和利潤，或資本和利息，正像原因和結果、父親和兒子、昨天和今天一樣，彼此不能分離，並處於同樣的必然的相互關系之中。只是在事物本身已經出現，在動產為了生產商品而剝削自由工人的剩余勞動，因而越來越具有資本的職能的時候，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這個名詞才出現，而采用這個名詞的是歷史上的第一個資本家民族，即15世紀和16世紀的意大利人。如果說馬克思第一個徹底分析了現代資本所特有的占有方式，如果說他使資本的概念同這個概念最後從中抽象出來並且賴以存在的歷史事實協調一致，如果說馬克思因此使這個經濟學概念擺脫了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中和在以前的社會主義者那里還同它糾纏在一起的含混不清的和搖擺不定的觀念，那麽這正是馬克思以“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處理問題，這種科學性杜林先生在口頭上也經常講，可是令人傷心的是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卻找不到。

    事實上，在杜林先生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先是把那種認為資本是一個歷史階段的說法斥責為“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後來他自己又把資本說成是一個歷史階段。他不以此為滿足。他還把一切經濟的權力手段，一切占有“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份額”的生產資料，因而也把一切階級社會中的地產，都直截了當地宣布為資本；但是這絲毫不妨礙他在往後的敘述中完全按照傳統的方法把地產和地租同資本和利潤區別開來，而只把產生利潤或利息的生產資料叫作資本，這些在他的《教程》第156頁及以下各頁上可以更詳細地看到。杜林先生同樣可以先把馬、牛、驢和狗也包括在“機車”這個名詞之內（因為人們也可以利用這些作為運輸工具），並且責備今天的工程師，說他們把“機車”這個名詞局限於現代的蒸汽機車，從而把它變成了一個歷史階段，造成了荒謬的觀◎第554頁◎念、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等等；然後自己再宣布說，馬、驢、牛和狗還是應該排除於“機車”這個名詞之外，這個名詞只能適用於蒸汽機車。——因此，我們又不得不說，恰好在杜林對資本概念的解釋中，國民經濟學分析的一切尖銳性喪失了，識別力連同一切正直的概念運用全都消失了；而荒謬的觀念、混亂、冒充深刻的邏輯真理的輕率的見解和基礎的薄弱，在杜林先生那里卻繁花怒放。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無關緊要。榮譽仍然歸於杜林先生，他發現了全部以往的經濟學、全部政治學和法學，一句話，全部以往的歷史在其周圍旋轉的軸心。這就是：

    “暴力和勞動是在社會聯系的形成中起作用的兩個主要因素。”

    這一句話里包含了以往的經濟世界的全部憲法。這部憲法非常短，內容是：

    第一條　勞動進行生產。

    第二條　暴力進行分配。

    “像常人那樣地直截了當地說”，杜林先生的全部經濟學的智慧也就到此為止。

    八、資本和剩余價值（續完）

    “按照馬克思先生的意見，工資僅僅代表工人為了自身能夠生存而實際從事勞動的時間的報酬。為此只要比較少的鐘點就夠了；經常被延長的工作日的整個其余部分提供一種剩余，其中包含著我們的作者所謂的'剩余價值'，或者用通常的話來說，包含著資本贏利。除去在某個生產階段上已經包含在勞動資料和相關原料中的工作時間，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都是歸資本主義企業家所有的份額。所以工作日的延長純粹是落入資本家手中的靠壓榨而取得的贏利。”◎第555頁◎

    這樣，在杜林先生看來，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無非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資本贏利或利潤的東西。我們聽聽馬克思本人是怎樣說的吧。在《資本論》第195頁，剩余價值是用放在它後面的括弧里的“利息、利潤、地租”（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頁腳注(22)。——編者注）這幾個詞來說明的。在第210頁，馬克思舉例說明71 先令的剩余價值額怎樣表現於它的各種分配形式：什一稅、地方稅和國稅21先令，地租28先令，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和利息22先令，剩余價值總計71先令。（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6頁。——編者注）在第542頁，馬克思指出，李嘉圖的一個主要缺點是，“不是純粹地論述剩余價值，就是說，他不是撇開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潤、地租等等去進行論述”，因而把支配剩余價值率的規律同利潤率的規律直接混淆起來了；與此相反，馬克思指出：“以後在本書第三卷中，我將說明，同一個剩余價值率可以表現為極不相同的利潤率，而不同的剩余價值率在一定情況下也可以表現為同一利潤率。”（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2頁。——編者注）在第 587頁，我們看到：“生產剩余價值即直接從工人身上榨取無酬勞動並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資本家，是剩余價值的第一個占有者，但決不是剩余價值的最後所有者。以後他還必須同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執行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價值。因此，剩余價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歸不同類的人所有，並具有不同的、互相獨立的形式，如利潤、利息、商業利潤、地租等等。剩余價值的這些轉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來研究。”（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0頁。——編者注）在其他許多地方也有同樣的話。◎第556頁◎

    再不能說得更清楚了。馬克思一有機會就提醒讀者注意，決不要把他所說的剩余價值同利潤或資本贏利相混淆，後者只是剩余價值的一種派生形式，甚至常常只是剩余價值的一小部分。如果杜林先生仍舊硬說，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用通常的話來說，是資本贏利”，如果肯定馬克思的整本書都是以剩余價值為中心的，那麽只可能有兩種情況：或者是他對此一點也不懂，這樣，他對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一無所知，卻要加以詆毀，這可需要極端的厚顏無恥才行；或者是他都懂，這樣，他就是故意捏造。

    再往下看：

    “馬克思先生在表述對壓榨的這種見解時懷有惡毒的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受馬克思關於某種剩余價值的學說中所表現的理論措辭，也盡可以表示更強烈的憤怒和更完全地承認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經濟形式的剝削性質。”

    馬克思的善意的但在理論上不正確的措辭，激起他對壓榨的惡毒仇恨；那種本身屬於道德的情感，由於錯誤的“理論措辭”而采取了不道德的表現方式，它表現為不高尚的仇恨和卑下的惡毒。而杜林先生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卻表現為一種具有相應的高尚性質的道德情感，表現為一種在形式上也是道德的而且在量上還超出惡毒仇恨的憤怒，一種更強烈的憤怒。當杜林先生這樣沾沾自喜的時候，我們來看看這種更強烈的憤怒是從哪兒來的。

    他繼續說道：“這就發生了問題：互相競爭的企業家怎麽能夠持續地按照遠遠高出（如上述剩余勞動時間的比例所顯示的）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包括剩余產品在內的全部勞動產品的價值。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在馬克思的學說中是找不到的，理由很簡單，在那里甚至不可能提出這個問題來。那里完全沒有認真地談到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的奢侈性質，根本沒有認識到帶有寄生狀態的社會制度是白色奴隸制的最後基礎。相反地，一切政治的社會的◎第557頁◎事物，總是被認為應該由經濟的事物來說明。”

    但是，我們從前面所引證的幾段話中已經看到，馬克思根本沒有像杜林先生在這里所假定的那樣斷言，剩余產品在一切情況下都被工業資本家即它的第一個占有者平均地按照它的全部價值出賣。馬克思明確地說，商業贏利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且在上述前提下，只有當工廠主把自己的產品低於商品價值賣給商人，因而讓給商人一部分掠奪物時，這種情形才有可能。因此，杜林先生在這里對這個問題的提法，在馬克思那里甚至不可能提出來。這個問題的合理提法是這樣的：剩余價值是怎樣轉化成它的派生形式——利潤、利息、商業贏利、地租等等的呢？馬克思確實說過要在第三卷中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杜林先生等不及《資本論》第二卷291出版，那麽他目前就應該稍微仔細地讀一讀第一卷。這樣，除了已經引證過的幾段以外，他還可以在例如第323頁上讀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在資本的外部運動中作為強制性的競爭規律發生作用，並且以這種形式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所以，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2頁。——編者注）；接著馬克思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一定的規律，價值規律，如何在一定的情況下在競爭中表現出來並行使它的推動力。杜林先生從這里已經可以知道，在剩余價值的分配上，競爭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只要略加思考，第一卷中的這些提示事實上就足以使人們至少大致上認識剩余價值向它的派生形式的轉化。◎第558頁◎

    但是，對杜林先生來說，競爭正是理解的絕對障礙。他不能理解，互相競爭的企業家怎麽能夠持續地按照遠遠高出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包括剩余產品在內的全部勞動產品的價值。這里的措辭又具有杜林先生所習慣的、實際上是輕浮的“嚴格性”。在馬克思那里，剩余產品本身根本沒有任何生產費用，它是資本家不花一文錢得到的一部分產品。所以，如果互相競爭的企業家要按照自然生產費用實現剩余產品的價值，那麽他們就應該把它贈送出去。但是我們不在這種“細微的邏輯細節”上浪費時間。實際上，互相競爭的企業家不是每天都按照高出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勞動產品的價值嗎？根據杜林先生的意見，

    自然生產費用是“勞動或力量的支出，而這歸根到底又是可以用營養費用來計量的”；

    所以在今天的社會里，自然生產費用是實際花費於原料、勞動資料和工資上面的費用，它們不同於“賦稅”、利潤以及手持利劍逼出來的附加稅。但是大家知道，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中，互相競爭的企業家不是按照這種自然生產費用實現他們的商品的價值，而是還要算上並且通常也獲得所謂附加稅，即利潤。杜林先生以為，他只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就可以像從前約書亞吹倒耶利哥城墻59一樣把馬克思的整個大廈吹倒，可是這個問題對杜林先生的經濟理論來說也是存在著的。我們看看他是怎樣回答這一問題的。他說：

    “資本所有權，如果本身不同時包含著對人這一材料的間接暴力，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且也不能實現它的價值增殖。這種暴力的產物就是資本贏利，所以贏利的大小取決於這種統治的作用範圍和強度……　資本贏利是政治的和社會的體制，這種體制比競爭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企業家在這方面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而每一個單個的企業家都堅守自己的陣地。資本贏利的◎第559頁◎一定高度在已經占據統治地位的經濟方式中是一種必需。”

    可惜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互相競爭的企業家怎麽能夠持續地按照高出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勞動產品的價值。杜林先生實在不像話，竟這樣無視他的讀者，而用下面的話來搪塞他們：資本贏利淩駕於競爭之上，就像普魯士國王當年淩駕於法律之上一樣。普魯士國王借以取得淩駕於法律之上的地位的手法，我們是知道的；資本贏利借以使自己比競爭更有力的那種方法，正是杜林先生應該向我們說明的，但是他執拗地拒絕向我們說明。即使像他所說的，企業家在這方面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而每一個單個的企業家都堅守自己的陣地，情況也決不會有所改變。我們絲毫不能相信他的這種話：一定數量的人只要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他們中的每一個單個的人因此也就堅守住自己的陣地。大家知道，中世紀的行會師傅、1789年的法國貴族都非常堅決地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但是都沒落了。普魯士軍隊在耶拿也曾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然而非但不能堅守住自己的陣地，反而不得不逃跑，後來甚至一部分一部分地投降了。硬說在已經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方式中，資本贏利的一定高度是一種必需，這同樣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問題正是要說明為什麽是這樣。我們絲毫沒有進一步接近目的，盡管杜林先生告訴我們說：

    “資本的統治是緊隨土地的統治而生長起來的。一部分依附的農村勞動者轉入城市，從事手工業勞動，最後變成工廠的材料。在地租之後，形成了資本贏利，作為財產租金的第二種形式。”

    即使撇開這種論斷的歷史錯誤不談，它終究也只是一種空洞的論斷，只限於重覆地肯定正好應該加以說明和證明的東西。所以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杜林先生無法回答他自己提出來的◎第561頁◎問題，即相互競爭的企業家怎麽能夠持續地按照高出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勞動產品的價值，這就是說，他無法說明利潤的形成。他只能簡單地發布命令，說資本贏利是暴力的產物，這的確和杜林的社會憲法第二條完全一致，第二條說：暴力進行分配。這的確說得很漂亮；但是現在“發生了問題”：暴力分配什麽呢？必須有可分配的東西，不然，甚至最強大的暴力，不管多麽想分配，也是沒有什麽可以分配的。互相競爭的企業家裝入腰包的贏利是非常明顯而實在的東西。暴力可以奪取它，但是不能生產它。如果說杜林先生執拗地拒絕向我們說明，暴力怎樣奪取企業家的贏利，那麽他對於暴力從哪里奪取這種贏利的問題，則總是以死一般的沈默來作為回答。在一無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樣，喪失了自己的權力。從虛無之中，不能產生任何東西，特別是不能產生利潤。如果說，資本所有權只要本身不同時包含著對人這一材料的間接暴力，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且也不能實現它的價值增殖，那麽，又發生了問題：第一，資本財富是怎樣獲得這種暴力的——這個問題用上述兩三個歷史論斷是絕對不能解決的；第二，這種暴力是怎樣轉化為資本的價值增殖，轉化為利潤的；第三，暴力是從哪里奪取這種利潤的。

    我們無論從哪方面去把握杜林的經濟學，都不能前進一步。它對於所有使它厭惡的事情，對於利潤、地租、饑餓工資、工人被奴役等等，只用一個詞來說明：暴力，而且始終是暴力。杜林先生的“更強烈的憤怒”也就化為對暴力的憤怒。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這樣援引暴力是一種腐朽的遁詞，是把問題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這種轉移不能解釋任何一件經濟事實；第二，這種援引使暴力本身的形成沒有得到說明，這真是夠精明的，因為不然的話，這種援引必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切社會權力和一切政治權力都起源於經濟的先決條件，起源於各該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

    但是我們不妨試一下，能否從經濟學的這位鐵石心腸的“更加深刻的奠基者”那里找出其他一些有關利潤的說明。我們來看看他關於工資的論述，或許能夠有所得。在第158頁上，他說：

    “工資是維持勞動力的報酬，並且首先只是被當作地租和資本贏利的基礎來考察的。為了真正徹底弄清楚這里所存在的關系，可以設想一下最初在歷史上沒有工資的情況下的地租以及資本贏利，即以奴隸制或依附農制為基礎的地租和資本贏利……　必須養活的是奴隸和依附農，還是雇傭工人，這只造成負擔生產費用的方式和方法的區別。在任何情況下，因利用勞動力而得到的純收益都構成雇主的收入……　由此可見……特別是主要的對立——由於這種對立，一方是某種形式的財產租金，另一方是沒有財產的雇傭勞動——不能僅僅從一方去找，而必須同時從雙方去找。”

    但是，財產租金，如我們在第188頁所看到的，是地租和資本贏利的共同表現。以後，在第174頁上說：

    “資本贏利的特征是占有勞動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如果沒有以某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受人支配的勞動的相關物，就不能設想資本贏利。”

    在第183頁上又說：

    工資“在一切情況下都不過是通常應保證工人能維持生活和延續後代的報酬”。

    最後在第195頁上：

    “財產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資之所失，反過來也是如此，從一般生產能力中〈！〉歸於勞動的，必然是從財產收入中抽出來的。”

    杜林先生使我們吃了一驚又一驚。在價值論和以後各章，直到競爭論（包括競爭論在內），就是說，從第1頁到第155頁，商品價◎第562頁◎格或價值分為：第一，自然生產費用或生產價值，即用於原料、勞動資料和工資的費用；第二，附加稅或分配價值，這是手持利劍逼出來的落到壟斷者階級手中的賦稅，這種附加稅，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實際上絲毫不能改變財富的分配，因為它一手奪得，另一手不得不歸還，而且就杜林先生關於它的起源和內容所作的說明看來，這種附加稅是從虛無中產生的，因而也就是由虛無構成的。在接著論述收入種類的兩章中，即從第156頁到第217頁，就再也不提附加稅了。而是把每個勞動產品的價值，即每個商品的價值，分成下面兩部分：第一，生產費用，其中也包括所付的工資，第二，“因利用勞動力而得到的純收益”，它構成雇主的收入。這種純收益具有盡人皆知的、任何文飾和塗抹都掩蓋不了的面目。“為了真正徹底弄清楚這里所存在的關系”，讀者把剛才從杜林先生那里引證的幾段話和前面從馬克思那里引證的關於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的幾段話比較一下，就會發現，杜林先生在這里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抄襲《資本論》。

    杜林先生承認，任何形式的剩余勞動，無論是奴隸制、依附農制或雇傭勞動制的剩余勞動，都是到目前為止一切統治階級的收入的源泉；這出自多次引證過的地方，即《資本論》第227 頁：資本並沒有發明剩余勞動等等（注：見本卷第498、552頁。——編者注）。——構成“雇主的收入”的“純收益”，不是勞動產品超出工資部分的剩余，又是什麽呢？不管杜林先生怎樣多此一舉地把工資改稱為報酬，他也還是認為，工資通常應保證工人能維持生活和延續後代。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的勞動多於為再生產工人而消費的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就是說，資本家使工人勞動的時間長於補償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的◎第563頁◎價值所需要的時間。要不是這樣，怎麽能“占有勞動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呢？所以，超出再生產工人生活資料所必需的時間的工作日的延長部分，即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勞動，正是隱藏在杜林先生的“勞動力的利用”後面的東西；是他的雇主的“純收益”，如果不表現為馬克思的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又能表現為什麽呢？除了表達不確切以外，杜林的“財產租金”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又有什麽區別呢？此外，財產租金這個名詞是杜林先生從洛貝爾圖斯那里抄來的；洛貝爾圖斯用租金這個一般的名詞概括地租和資本租金或資本贏利，杜林先生只是加上了“財產”一詞（注：甚至這個詞也不是他提出來的。洛貝爾圖斯說（《社會問題書簡》第2封信第59頁）：“根據這一〈他的〉理論，租金不是靠自己的勞動、而是完全依靠某種財產獲得的全部收入。”（洛貝爾圖斯《給馮·基爾希曼的社會問題書簡。第二封：基爾希曼的社會理論和我的社會理論》1850年柏林版第59頁。引文中的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564。））。為了使人不懷疑這種剽竊行為，杜林先生就以自己的方式來概括馬克思在第十五章（《資本論》第539 頁及以下各頁）中所闡述的關於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的量的變動的規律（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8-572頁。——編者注）：財產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資之所失，反過來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就把馬克思的內容豐富的具體規律化為沒有內容的同義反覆，因為一定的量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不減少，另外一部分就不可能增加，這是不言而喻的。這樣，杜林先生就用這樣一種方式占有了馬克思的思想，通過這種方式，馬克思的闡述所確實具有的“精確學科意義上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就完全喪失了。

    因此，我們不能不認為，杜林先生在《批判史》中關於《資本論》所發出的引人注目的喧囂，特別是他在涉及剩余價值的著名問題上（這個問題他還是不提為好，因為他自己都不能解答）揚起的塵◎第564頁◎土，都不過是一種軍事計謀，狡猾手腕，借以掩蓋他在《教程》中對馬克思所作的粗暴的剽竊。杜林先生確實有一切理由警告他的讀者，不要研究“馬克思先生稱作資本的那個線球”，要提防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黑格爾的混亂的模糊觀念和遁詞等等。這位忠實的埃卡爾特警告德國青年提防維納斯，但是他為了自己的需要卻悄悄地把她從馬克思的領地引到自己家里保護起來。我們恭賀他利用馬克思的勞動力而獲得的這種純收益，恭賀他在財產租金這個名稱下霸占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行為，以獨特的方式暴露了他執拗地（因為在兩版上都這樣重覆）、歪曲地斷定馬克思把剩余價值僅僅理解為利潤或資本贏利的動機。

    這樣，我們不得不用杜林先生的話把杜林先生的貢獻描述如下：

    “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見，工資僅僅代表工人為了自身能夠生存而實際從事勞動的時間的報酬。為此只要比較少的鐘點就夠了；經常被延長的工作日的整個其余部分提供一種剩余，其中包含著我們的作者所謂的〈財產租金……〉除去在某個生產階段上已經包含在勞動資料和相關原料中的工作時間，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都是歸資本主義企業家所有的份額。所以工作日的延長純粹是落入資本家手中的靠壓榨而取得的贏利。〈杜林〉先生在表述對壓榨的這種見解時懷有惡毒的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不可理解的是，他怎麽又會產生“更強烈的憤怒”？

    九、經濟的自然規律。地租

    到現在為止，盡管我們抱著極大的希望，卻未能發現杜林先生怎樣在經濟學領域內

    “要求建立一種新的、不僅滿足時代而且成為對時代具有決定意義的◎第565頁◎體系”。

    但是，我們在暴力論，在價值和資本那里所未能看到的東西，在考察杜林先生提出來的“國民經濟的自然規律”時，也許會非常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因為，正像他以慣有的新奇性和尖銳性所說的：

    “高度的科學性的勝利，在於越過那種好像處於靜止狀態的材料的單純記述和分類，而達到生氣勃勃的、窺見產生過程的洞察力。所以，對規律的認識是最完善的認識，因為它向我們指出，一個過程怎樣為另一個過程所制約。”

    一切經濟的第一個自然規律恰恰被杜林先生發現了。

    “令人驚奇的是”，亞當·斯密“不僅沒有把一切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到第一位，而且也完全沒有單獨加以說明，這樣，他就不自覺地把那種給現代歐洲的發展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力量貶為次要的角色”。這個“應當被提到第一位的基本規律是技術裝備的規律，甚至可以說是人的自然經濟力的武裝的規律”。

    杜林先生發現的這個“基本規律”如下：

    第一條規律。“經濟手段（自然資源和人力）的生產率因發明和發現而提高。”

    我們感到驚奇。杜林先生對付我們，完全像莫里哀作品中的詼諧家對付新貴一樣，他告訴這位新貴一件新鮮事，說後者說了一輩子散文，卻不知道散文是什麽。發明和發現在一些情況下是提高了勞動生產力（但在許多情況下也不見得是這樣，世界上一切專利局的大量檔案廢紙就是證明），這一點我們早已知道了；但是這一極為陳舊的老生常談竟是全部經濟學的基本規律——這一說明，倒要歸功於杜林先生。如果經濟學上和哲學上的“高度的科學性的勝◎第566頁◎利”，僅僅在於給隨便一種陳詞濫調加上一個響亮的名稱，把它吹噓為自然規律，甚至吹噓為基本規律，那麽科學的“更加深刻的基礎的奠定”和變革，實際上對任何人來說，甚至對柏林《人民報》（注：《人民報》是德國的民主派日報，1853年4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1860年9月15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指出了這家報紙的“自作聰明的鄙俗言論”。——567。）的編輯部來說，都是可以做到的了。這樣，我們就不得不“以一切嚴格性”，以杜林先生對柏拉圖的下列判決用於杜林先生自己身上：

    “如果這樣的東西應該被看作國民經濟學的智慧，那麽〈批判基礎（注：指杜林於1866年在柏林出版的著作《國民經濟學說批判基礎》。——567。）的〉作者，就可以同任何一個一般有機會思考”——甚至僅僅是隨便議論——“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共有這樣的智慧了”。

    例如，如果我們說，動物吃東西，那麽我們就無意中說出了一句偉大的話；因為我們只要說，吃東西是一切動物生活的基本規律，我們就對整個動物學實行了變革。

    第二條規律。分工：“職業的區分和活動的劃分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就這句話的正確方面而言，從亞當·斯密以來，這也已經是老生常談了；至於這句話正確到什麽程度，這將在第三編中看到。

    第三條規律。“距離和運輸是阻礙和促進生產力合作的主要原因。”

    第四條規律。“工業國家比農業國家具有大得無可比擬的人口容量。”

    第五條規律。“在經濟方面，任何事情沒有物質利益都是不能完成的。”

    這就是杜林先生據以建立他的新經濟學的“自然規律”。他仍然忠於他在哲學中已經陳述過的方法。從最無聊的陳詞濫調中抽出兩三個有時甚至措辭不當的不言而喻的語句，也會構成經濟學的不需要證明的公理、基本原則、自然規律。在闡述這些毫無內容的規律的內容的借口下，乘機對各種題目作一番廣泛的經濟學的空談，而這些題目的名稱在這些所謂的規律中已經出現了，如發◎第567頁◎明、分工、交通工具、人口、利益、競爭等等。給這種空談的平淡無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不過是神諭式的大話，有時是對於各種各樣瑣碎事情的曲解或自以為了不起的臆想。然後，我們終於見到了地租、資本贏利和工資，由於我們在前面只研究了後兩種占有形式，所以在這里，在結束時我們還要簡略地研究一下杜林先生對地租的看法。

    在這里，我們且不考慮杜林先生從他的先驅者凱里那里直接抄來的各種論點；我們不必同凱里打交道，也不必替李嘉圖的關於地租的觀點作辯護，而去反對凱里的曲解和胡說。我們只涉及杜林先生，他給地租下了一個定義，說地租是

    “土地所有者本身從土地上得到的收入”。

    杜林先生把他本來應當加以解釋的地租這個經濟學概念不假思索地翻譯成法律詞匯，這樣我們並不比先前了解得更多一些。所以我們的更加深刻的奠基者，無論願意不願意，都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探討。他把一處田莊租給租地農場主同把一筆資本借給企業家這兩件事作了對比，但是很快就發現，這種對比同其他一些對比一樣，是不妥當的。

    因為他說：“如果要繼續采用這種類比，那麽租地農場主在償付地租以後所余的贏利，應該相當於借別人的資本來經營的企業家在償付利息以後所余的資本贏利。但是人們不習慣把租地農場主的贏利看作主要收入，把地租只看作余額……　下列事實就是對這一問題的不同理解的證明：在關於地租的學說中，人們沒有特別指出地主自己經營土地的情況，而且沒有把佃金形式的地租和地主因自己經營土地而產生的地租之間的數額差別看得特別重要。至少人們不認為有必要去考慮把由於自己經營而得的地租這樣加以分解：一部分仿佛代表土地的利息，而另一部分代表企業家的剩余的贏利。撇開租地農場主所用的自己的資本不談，人們好像把租地農場主的特殊贏利大部分看◎第568頁◎作一種工資。但是，要想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某種斷語是危險的，因為這個問題根本沒有這樣明確地被提出來過。凡是涉及到比較大的經營的場合，都很容易看到，問題不在於把租地農場主的獨特的贏利看成工資。這種贏利本身正是建立在同農業勞動力的對立之上，只有使用這種勞動力才使這種收入成為可能。留在租地農場主手里的顯然是一部分地租，因此，地主自行經營時所獲得的全部地租就減少了。”

    關於地租的理論是經濟學中英國特有的一個部分，這是必然的，因為只有在英國才存在著這樣一種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地租事實上也是同利潤和利息分開的。大家知道，在英國是大地產和大農業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己的土地按照大田莊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莊的形式租給租地農場主，租地農場主擁有充裕的資本來經營土地，並不像我們的農民那樣自己從事勞動，而是作為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利用雇農和短工的勞動。所以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三個階級，以及各階級所特有的收入：地主獲得地租，資本家獲得利潤，工人獲得工資。從來沒有一個英國經濟學家會想到要把租地農場主的贏利，像杜林先生所以為的那樣，看作一種工資；對他們來說，斷定租地農場主的利潤是它無疑是、顯然是和確實是的那種東西，即資本利潤，要保險得多。在這里，如果有人說，租地農場主的贏利究竟是什麽東西這個問題根本沒有這樣明確地被提出來過，那簡直是可笑的。在英國，這個問題甚至沒有提出的必要，因為問題和答覆一樣早已存在於事實本身之中，而且自亞當·斯密以來還從未對此發生過疑問。

    杜林先生所說的地主自己經營土地的情況，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德國大部分地區實際上發生的地主通過管理人經營土地的情況，絲毫不能改變事情的實質。如果地主也提供資本，而且由自己經營，那麽他除了地租以外，還得到資本利潤。在今天的生產方式◎第569頁◎下，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是另外的樣子。如果杜林先生斷言，直到現在為止，人們並不認為有必要去考慮把由於自己經營而得的地租（應該叫作收入）加以分解，那麽這是根本不符實際的，最多也只能再一次證明他自己的無知。例如：

    “由勞動所得的收入叫作工資；某人從使用資本而得的收入叫作利潤……　完全從土地得來的收入叫作地租並歸地主所有。如果這幾種不同種類的收入落到不同的人手里，那是很容易加以區分的；但是，如果它們落到同一個人手里，那麽它們至少在日常用語中是常常被混淆的。自己經營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的地主，除去經營費用，應該既獲得地主的地租又獲得租地農場主的利潤。但是，至少在習慣用語中，他往往容易把他的全部贏利叫作利潤，因而混淆了地租和利潤。我們的北美和西印度的種植場主大部分都是處於這種狀況；他們大多數都種植自己的土地，所以我們極少聽到什麽種植場的地租，而常常聽到的是它產生的利潤……　自己親手種植園地的園藝業者，一身兼為地主、租地農場主和工人。所以，他的產品應該付給他地主的地租、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和工人的工資。但是所有這些通常都被稱為他的勞動所得；所以在這里地租和利潤就同工資相混淆了。”（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這一段話出自亞當·斯密第一卷第六章（注：見亞·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倫敦版第1卷第63-65頁。——編者注）。所以，地主自己經營的情況在100年前已經被研究過了，而在這里使杜林先生感到如此煩惱的危險和不安，僅僅是產生於他自己的無知。

    最後他以大膽的詭計來擺脫困境：

    租地農場主的贏利以對“農業勞動力”的剝削為基礎，所以“顯然是一部分地租”，因而那種本來應該完全裝入地主腰包的“全部地租就減少了”。

    從這里我們知道了兩件事情。第一，租地農場主使地主的地租◎第570頁◎“減少了”，所以和人們到目前為止所設想的不同，杜林先生認為不是租地農場主把地租付給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給租地農場主——這確實是“完全獨特的觀點”；第二，我們終於看到杜林先生把地租設想為什麽；就是說，他把地租設想為在農業中剝削農業勞動而得到的全部剩余產品。但是，除了幾個庸俗經濟學家以外，在以前的經濟學中這種剩余產品都被分成地租和資本利潤，所以我們不能不斷言，關於地租，杜林先生也“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

    這樣，在杜林先生看來，地租和資本贏利的區別，只在於前者產生於農業，而後者產生於工業或商業。杜林先生產生這種非批判的和混亂的觀點是必然的。我們已經看到，他是從“真正的歷史的觀點”出發的，根據這一觀點，對土地的支配僅僅是借助對人的支配而建立起來的。因此，只要土地是借助某種形式的奴役勞動來耕種，就會為地主產生剩余，而這種剩余正是地租，就像工業中勞動產品超出工資的剩余是資本贏利一樣。

    “因此很清楚，在借助某種隸屬形式的勞動來經營農業的地方，地租總是隨時隨地大規模地存在著。”

    既然把地租說成農業中得到的全部剩余產品，杜林先生面前就出現了攔路虎：一方面是英國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另一方面是由此而來的、為整個古典經濟學所承認的剩余產品之分為地租和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因而也就是純粹的精確的地租概念。杜林先生怎麽辦呢？他假裝絲毫不知道農業剩余產品分為租地農場主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絲毫不知道古典經濟學的整個地租理論；好像在整個經濟學中租地農場主的利潤究竟是什麽這個問題還根本沒有“這樣明確地”被提出來過；好像這里所探討的是一種完全沒有被研究過的對象，關於這個對象，似乎除假象和種種疑慮而外，人們◎第571頁◎一無所知。在討厭的英國，農業中的剩余產品未經任何理論學派的任何幹預就被無情地分為這樣的組成部分：地租和資本利潤。而杜林先生就從這個討厭的國家逃到他所熱愛的、行使普魯士邦法的區域。在這個區域中，盛行的是地主以完備的宗法形式經營自己的土地，“地主把地租理解為自己那塊土地上的收入”，而容克老爺們關於地租的見解甚至妄想成為對科學具有決定意義的見解，所以在這里，杜林先生還可以指望自己的關於地租和利潤的混亂概念能夠蒙混過關，甚至讓人們相信他的最新發現：不是租地農場主把地租付給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給租地農場主。

    十、《批判史》論述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國民經濟學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稱為“完全沒有先驅者”的“這一企業”。也許我們在這里最後會遇到多次許諾的終極的和最嚴格的科學性。

    杜林先生對於下述發現大吹大擂：

    “經濟學說”是一種“非常現代的現象”（第12頁）。

    確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4 頁。——編者注），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29頁上說道：“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頁。——編者注）◎第572頁◎杜林先生是沿著這條預先指給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來，高級經濟學只是隨著資產階級科學在其古典時期結束之後所發生的可憐的流產才開始的。相反，他則有充分的權利在其引論的結尾揚揚得意地宣稱：

    “這一企業，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點、按其更新穎的一半內容來說，是完全沒有先驅者的，那麽按其內部的批判的觀點及其一般的立場來說，它更是歸我個人所有。”（第9頁）

    實際上，他盡可以從外部和內部兩方面宣布自己的“企業”（這個工業上的用語倒選得不壞）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注：套用麥·施蒂納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書名，見注280。——573。）。

    因為歷史地出現的政治經濟學，事實上不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時期的經濟的科學理解，所以，與此有關的原則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臘社會的著作家那里見到，只是由於一定的現象，如商品生產、貿易、貨幣、生息資本等等，是兩個社會共有的。就希臘人有時涉獵這一領域來說，他們也和在其他一切領域一樣，表現出同樣的天才和創見。所以他們的見解就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現在我們來聽聽世界歷史上的杜林先生說些什麽話：

    “因此，關於古代的科學的經濟理論，我們實在〈！〉沒有任何積極的東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學的中世紀，則對此〈對此無可奉告！〉更是沒有什麽可說的。然而，因為虛榮地炫耀博學的外表的態度……敗壞了現代科學的純潔性，所以不能不至少舉出幾個例子，以資留意。”

    然後杜林先生就舉出批判的例子，這一批判確實連“博學的外表”也沒有了。

    亞里士多德的論點是：

    “每種貨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種則不然，例如鞋，既用來穿，又可以用來交換。兩者都是鞋的用途，因為誰用鞋來交換他所◎第573頁◎需要的東西，例如貨幣或食物，誰就是利用了鞋。但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為它不是為交換而存在的。”（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冊第9章，見伊·貝克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頁。——編者注）——

    這個論點，在杜林先生看來，“不但表達得很迂腐，學究氣十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的人，還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記“在最近的時期”，“在最進步的體系的範圍內”，當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體系的範圍內，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已經永遠完結了。

    “在柏拉圖論國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圖去發現國民經濟分工的現代的篇章。”

    這大概是指《資本論》第3版第12章第5節第369頁，可是，相反地，在這一節里恰巧證明，古典古代對於分工的見解，是同現代的見解“截然相反”的。——柏拉圖把分工描述為城市的（在希臘人看來，城市等於國家）自然基礎，對這種在當時說來是天才的描述（注：參看柏拉圖《理想國》第2冊，見《柏拉圖全集》1840年蘇黎世版第13卷。——編者注），杜林先生卻嗤之以鼻，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柏拉圖沒有提到（不過希臘人色諾芬提到了（注：參看色諾芬《居魯士的教育》第8冊第2章。——編者注），杜林先生！）這樣一些界限，

    “這些界限是當時的市場範圍為了進一步劃分職業並在技術上劃分特殊作業而設置的，——只有關於這種界限的觀念，才是這樣一種認識，有了這種認識才使那種通常很難稱為科學的觀念成為經濟學上重要的真理”。◎第574頁◎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視的羅雪爾“教授”，事實上卻劃出了這種“界限”，在這種“界限”中，分工觀念第一次變成了“科學的”觀念，所以他明確地宣布亞當·斯密是分工規律的發現者。（注：參看威·羅雪爾《國民經濟體系》1858年斯圖加特和奧格斯堡第3版第1卷第86頁。——編者注）在商品生產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的社會里，“市場”——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話來說——曾經是“生意人”中間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規的知識和本能”更多的東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場造成資本主義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會關系的瓦解以及由此產生的分工造成市場。（見《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5節《工業資本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頁。——編者注））

    “貨幣的作用，在一切時候都曾經是經濟〈！〉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個叫作亞里士多德的人關於這種作用知道些什麽呢？顯然，他只知道，以貨幣為中介的交換代替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此外再沒有什麽了。”

    可是，如果“一個叫作”亞里士多德的“人”竟擅自發現貨幣流通的兩種不同形式，一種是貨幣執行單純流通手段的職能，另一種是貨幣執行貨幣資本的職能（注：參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冊第8-10章。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7頁和第23卷第167-189頁。——編者注），那麽在杜林先生看來，他只是表現了“某種道德上的嫌惡”。

    如果“一個叫作”亞里士多德的“人”居然大膽地出來分析貨幣的作為價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實際上正確地提出了這個對於貨幣學說有如此決定性意義的問題（注：參看亞里士多德《尼科馬赫倫理學》第5冊第8章，見伊·貝克爾編《亞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編者注），那麽“一個叫作”杜林的“人”◎第575頁◎寧願對這種不能允許的鹵莽行為保持完全的沈默，這自然是出於充足的秘密理由。

    最後的結果是：在杜林的“以資留意”的鏡子的映象中，希臘古代實際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觀念”（第25頁），如果這樣的“愚蠢想法”（第19頁）畢竟還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觀念有共同之點的話。

    至於杜林先生論重商主義的一章，那麽最好是讀“原著”，即讀弗·李斯特的《國民體系》第29章《被學派誤稱為重商主義體系的產業體系》。杜林先生在這里又如何謹慎地避免顯示出任何“博學的外表”，這從下面的話就可以看出來：

    李斯特在第28章《意大利國民經濟學家》里說道：

    “無論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應用上還是在理論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現代國家的前頭”，

    然後又提到

    “那不勒斯的安東尼奧·塞拉在1613年所寫的關於如何供給王國以豐富金銀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專門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注：弗·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1841年斯圖加特-蒂賓根版第1卷第451、456頁。——編者注）。

    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這種說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論》（注：安·塞拉《略論以金銀充分供應無貴金屬礦的王國的手段》1613年那不勒斯版。——編者注）

    “當作經濟學的最新前史的某種入門標牌”。

    事實上，他對於《略論》的考察，只限於這種“美文學的蠢話”。◎第576頁◎不幸，事情在實際上並非如此：早在1609年，即在《略論》出現前四年，已經發表了托馬斯·曼的《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即它攻擊了當時在英國作為國家政策還受到保護的原始的貨幣制度，因而代表了重商主義體系對於自身的母體系的自覺的自我脫離。這一著作在最初的形式上就已經出了好幾版，並且對立法產生了直接影響。以後經作者完全改寫並在其死後於1664年出版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在100年之內，一直是重商主義的福音書。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具有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充當“某種入門標牌”，那麽這就是托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這本書對杜林先生的“細心觀察順序關系的歷史”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

    關於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配第，杜林先生告訴我們說，他具有

    “相當輕率的思維方法”，而且“對於概念的內部的和更精細的區別缺乏理解”……“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識廣博，但容易從一種東西跳到另一種東西，而對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徹底的研究”……他“對國民經濟的論述還非常粗陋”，並且他“得出幼稚的看法，把這些看法加以對照……有時可以使比較認真的思想家發笑”。

    承蒙“比較認真的思想家”杜林先生留意到“一個叫作配第的人”，這是多麽崇高的謙虛態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樣留意他的呢？

    配第關於

    “勞動，甚至勞動時間是價值尺度的論點，在他那里……只能見到不完整的痕跡”。（注：威·配第《賦稅論》1662年倫敦版第24-25頁。——編者注）◎第577頁◎配第的這些論點，在杜林先生的書上只提到這一句話，此外就沒有了。確實是不完整的痕跡。配第在他的《賦稅論》（1662年第1版）中，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確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費同樣多的勞動來生產的貴金屬和谷物具有同等價值的例子來說明價值量，這樣他就為貴金屬的價值下了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理論上的”定義。而且他還明確而概括地談到商品的價值是由等量勞動(equal labour)來計量的。他把自己的發現用來解決各種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覆雜的問題，並且有時在各個場合和各種著作中，甚至在沒有重覆這個主要論點的地方，從這個主要論點作出重要的結論。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經說道：

    “我斷定，這一點〈通過等量勞動進行估價〉是平衡和衡量各個價值的基礎；但是在它的上層建築和實際應用中，我承認情況是多種多樣的和錯綜覆雜的。”（注：威·配第《賦稅論》1662年倫敦版第24-25頁，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可見，配第已經意識到他的發現的重要性及其在具體應用上的困難。因此，為了達到某些具體的目的，他也試走另一條道路。

    必須找出土地和勞動之間的自然的等同關系(a natural Par)，使價值可以隨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這二者中”表現出來。①

    這個迷誤本身是天才的。

    杜林先生對於配第的價值論作出了經過縝密思考的評語：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縝密一些，那麽人們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經說過的一種對立見解的痕跡”； ◎第578頁◎

    這就是說，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跡”是“不完整”的以外，並沒有說過其他什麽東西。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無內容的話來暗示什麽東西，以便“以後”要讀者相信，他“以前”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要點，事實上，上述作者在以前和以後都是避開了這種要點的。

    我們在亞當·斯密的書中不但看到關於價值概念的各種“對立見解的痕跡”，不但看到兩種，而且看到三種，更確切地說，甚至四種尖銳對立的關於價值的看法，這些看法在他的書中相安無事地並存和交錯著。在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那里，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他必然要摸索、試驗、努力克服剛剛開始形成的觀念的混亂狀態，可是這樣的事情在經過篩選來概括150 年以上的研究（這些研究的結果，已經部分地從書本轉入一般的意識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現，卻是十分奇怪的。現在我們從大事情談到小事情，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樣向我們提供五種不同的價值以及同等數量的對立的見解，供任意選擇。自然，“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縝密一些”，他就不會花費這樣多的力氣來使他的讀者脫離配第關於價值的十分清楚的見解而陷入極度的迷亂之中。

    配第的十分圓滿的、渾然一體的著作，是他的《貨幣略論》，這本書在他的《愛爾蘭剖視》一書出版之後10年，即在1682年出版（後一本書“第一次”出版於1672年，而不是杜林先生從“最流行的東拼西湊的教科書”中抄下來的1691年）（注：威·配第的著作《貨幣略論》於1682年寫成，1695年在倫敦出版。馬克思用的是1760年的版本。

    威·配第的著作《愛爾蘭政治剖視》寫於1672年，1691年在倫敦出版。——579。）。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義見解的最後痕跡，在這里完全消失了。按內容和形式說來，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傑作；正因為如此，杜林先生甚至連書名都不提一下。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一個裝腔作勢的好為人師的庸夫，對於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創見的經濟研究家，只能◎第579頁◎牢騷滿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滿，只能埋怨：理論思想的火花竟沒有齊整地作為現成的“公理”高傲地表現出來，而只是從對“粗雜”的實際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對租稅的探究中，散亂地迸發出來。

    杜林先生對待配第的真正經濟學的著作的態度，也同樣用來對待配第創造的“政治算術”，即一般所說的統計。他對於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惡意地聳聳肩膀！如果我們想到100年以後甚至拉瓦錫在這一領域中還采用的奇異方法（注：參看法國化學家安·羅·拉瓦錫的經濟學著作《論法蘭西王國的土地財富》和《試論巴黎的人口、財富和消費》，以及拉瓦錫和法國數學家約·路·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術試論》。馬克思用的這兩本著作載於《政治經濟學文集》，附歐·德爾和古·德·莫利納里編寫的作者傳略、評注和注解，1847年巴黎版第1卷第575-620頁。——580。），如果我們想到現在的統計同配第給它極概要地規定的目的還相距很遠，那麽，在200年以後這種自鳴得意的驕傲，就只是表現出無法粉飾的愚蠢。

    配第的最有意義的觀念——這在杜林先生的“企業”中是絕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來，只不過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興的評論，它們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過斷章取義的引用，而賦予一種它們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義，所以它們在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處於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的水平之下的現代書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杜林先生在其“企業”中所看到的讀者群，好像只是一些盲目信從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證明自己的主張的人們。我很快就要回到這個問題上來（當談論洛克和諾思時），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先來看一看布阿吉爾貝爾和羅。

    關於布阿吉爾貝爾，我們只須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發現。他發現了從前沒有看出的布阿吉爾貝爾和羅之間的聯系。那就是，布阿吉爾貝爾斷言，貴金屬在商品流通中執行正常的貨幣職能的時候，可以被信用貨幣（ un　morceau　depapier［一塊紙片］）所代替。（注：參看比·布阿吉爾貝爾《論財富、貨幣和賦稅的性質》第2章，見《十八世紀的財政經濟學家》1843年巴黎版第397頁。——編者注）◎第580頁◎相反地，羅以為這些“小紙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國家的財富。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結論，說布阿吉爾貝爾的“轉變已經包藏著重商主義的新的形態”，換句話說，已經包藏著羅。這可由下述的話十分清楚地得到證明：

    “只要賦予'單純的小紙片'以貴金屬所應起的作用，那麽，重商主義的形態變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樣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變為叔母的形態變化立刻完成。雖然杜林先生以撫慰的口吻補充說道：

    “當然，布阿吉爾貝爾並沒有這樣的願望。”

    但是，活見鬼，他怎麽可能僅僅由於認為貴金屬在那種作用上可以被紙片所代替，就有這樣的願望，要以重商主義者的迷信的見解，去代替他自己對貴金屬的貨幣作用的合理的見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還是擺出一本正經的滑稽樣子，繼續說道：

    “但是應當承認，我們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確實能夠發表真正中肯的意見。”（第83頁）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七）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謁?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關於羅，杜林先生只能說出下面這樣“真正中肯的意見”：

    “顯然，羅也永遠不能完全拋棄上述基礎〈即”貴金屬的基礎“〉，可是他促使紙幣的發行達到極端，就是說，達到整個制度的崩潰。”（第94頁）

    實際上，紙蝴蝶，即單純的貨幣符號，在公眾中飛舞，並不是為了“拋棄”貴金屬的基礎，而是為了把貴金屬從公眾的錢袋誘入空虛的國庫里去。（注：英國財政經濟學家約翰·羅曾經企圖實現他的根本站不住腳的主張：國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兌銀行券投入流通的辦法來增加國內的財富。1716年他在法國創辦了一家私人銀行。1718年這家銀行改組成國家銀行。羅氏銀行在無限發行信貸券的同時從流通中收回了硬幣。結果交易所的買空賣空和投機倒把活動空前風行，直到1720年國家銀行完全倒閉和“羅氏制度”本身徹底破產才告完結。——581。）

    在回過來談論配第以及杜林先生在經濟學史上讓他所起的渺小作用的時候，我們首先聽一聽杜林先生關於配第的直接後繼者◎第581頁◎洛克和諾思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麽。洛克的《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和諾思的《貿易論》，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

    “他〈洛克〉關於利息和鑄幣所寫的東西，沒有超出重商主義占統治地位時所流行的、以國家生活的各種事件為轉移的思考範圍。”（第64頁）

    現在，這個“報告”的讀者應該完全清楚了，為什麽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紀後半期對法國和意大利的政治經濟學產生這樣重大的影響，而且是多方面的影響。

    “關於利率自由，許多生意人抱著類似的〈和洛克類似的〉意見，而且隨著事態的發展也產生這樣的傾向，即認為限制利息是無效的。當一個叫作達德利·諾思的人能夠按自由貿易的精神著述《貿易論》的時候，一定已經有很多東西似乎在流傳，使得反對限制利息的理論不致成為某種奇聞。”（第64頁）

    這樣，洛克為了發表利息自由的理論和說些並非“奇聞”的東西，只須采納同時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當時很多“似乎在流傳”的東西接過來就夠了！但實際上，1662年配第已在《賦稅論》中把利息，即我們叫作高利貸的貨幣租金(rent of money which we call usury)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rent　ofland and houses)相對比，並且向那些想用法律來壓低貨幣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釋，制定違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勞無益的( the　vanityandfruitlessness of making civil positive law against the law of nature) （注：參看威·配第《賦稅論》1662年倫敦版第28-29頁。——編者注）。所以配第在其《貨幣略論》（1682年）一書中宣布，用法律來調節利息，和調節貴金屬的輸出或匯率一樣，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還對於貨幣價值的提高（例如，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義，就用一盎司銀鑄造出兩倍數量的先令）說出了◎第582頁◎永遠具有權威意義的見解。

    關於最後一點，洛克和諾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關於利息，洛克從配第把貨幣的利息和地租相提並論這一點出發，而諾思則更進一步把利息作為資本的租金(rent of stock)和地租相對立，把資本家[Stocklords]和地主[Landlords] 相對立（注：參看達·諾思《貿易論》1691年倫敦版第4頁。——編者注）。但是，洛克只是有條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諾思則無條件地加以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還是“更加微妙的”意義上的嚴厲的重商主義者——在評述達德利·諾思的《貿易論》的時候，說它是按“自由貿易的精神”寫的，只用這一句話就把它打發過去，這時他就超過了自己。這和有人在談到哈維的時候，說他是按照血液循環論的“精神”寫作一樣。諾思的著作——拋開它的其他功績不談——是關於自由貿易（國內的和國外的貿易往來）學說的古典的、始終一貫的論述，在1691年這確是“某種奇聞”！

    此外，杜林先生告訴我們，

    諾思是一個“商人”，而且是一個壞家夥，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讚許”。

    當時正是保護關稅制度在英國獲得最終勝利的時候，這樣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領導地位的混蛋們的“讚許”！可是這並不妨礙這部著作立刻發生理論上的影響，這一影響，在隨後不久於英國出版的（其中一部分還是在17世紀出版的）一系列經濟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洛克和諾思的例子向我們提供了證明：配第在政治經濟學的◎第583頁◎幾乎一切領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嘗試，是如何一一為他的英國的後繼者所接受並且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的。這一過程在1691年到1752年這段時期的痕跡，就是對於最膚淺的觀察者說來，也是十分明顯的，因為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無論讚成或者反對配第，總是從配第出發的。因此，這個充滿有創見的思想家的時期，對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逐漸產生來說是最重要的時期。“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如此重視配第以及那一時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而這個“歷史記述”則幹脆把他們從歷史上一筆勾銷。這個“歷史記述”從洛克、諾思、布阿吉爾貝爾和羅直接跳到重農學派，然後在政治經濟學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現了大衛·休謨。請杜林先生允許我們來恢覆年代的順序，把休謨放在重農學派的前面。

    休謨的經濟學《論叢》出版於1752年（注：大·休謨《政治辯論》1752年愛丁堡版。——編者注）。在《論貨幣》、《論貿易差額》、《論商業》這一組論文中，休謨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著傑科布·範德林特的《貨幣萬能》（1734年倫敦版）一書走。盡管杜林先生不知道這位範德林特，可是在18世紀末，就是說在亞當·斯密以後的時代的英國經濟學著作中，都還一直提到他。

    像範德林特一樣，休謨也把貨幣看成單純的價值符號；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範德林特（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他本來還可以從其他許多著作中去抄襲價值符號理論）關於貿易差額為什麽不能總是有損或有利於某國的意見；像範德林特一樣，他也教導說，貿易差額的平衡是按各個國家的不同的經濟狀況而自然地建立的；像範德林特一樣，他也提倡自由貿易，不過沒有那麽勇敢和徹底；◎第584頁◎像範德林特一樣，他也提出，需要是生產的推動力，不過是以更淺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隨範德林特，也誤認為銀行貨幣和一切國家有價證券影響商品的價格；他和範德林特同樣反對信用貨幣；像範德林特一樣，他也以為商品價格取決於勞動價格，也就是取決於工資；他甚至抄襲範德林特的關於貨幣貯藏會壓低商品價格這種古怪的意見，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諭式地訴說有人誤解了休謨的貨幣論，他特別咄咄逼人地提到了馬克思，說他除了誤解休謨以外，還在《資本論》中違犯警章談到了休謨同範德林特和約·馬西的秘密聯系（注：《資本論》第1卷第3章第2節b和第1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4-143、555-566頁。——編者注）；關於馬西，後面還要談到。

    關於這種誤解，情況是這樣的。根據休謨的確實的貨幣論，貨幣只是價值符號，所以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價格按流通中的貨幣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貨幣量的減少的比例而降低，對於這個貨幣論，杜林先生無論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敘述方法，也只能重覆他的先驅者的錯誤見解。可是休謨在提出上述理論之後，對自己提出這樣的異議（孟德斯鳩從同樣的前提出發，已經提出過這種異議（注：參看沙·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年日內瓦版。——編者注））：

    “毫無疑問”，自從美洲的金銀礦發現以來，“除了這些礦主的工業以外，歐洲各國的工業”也都有了發展，這種發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於金銀的增加”。

    對這種現象，他解釋道：◎第585頁◎

    “雖然商品價格的昂貴是金銀增加的必然結果，可是這種昂貴並不緊跟著這種增加而來，而是需要一些時間，直到貨幣流通到全國並使各界人民都感覺到它的影響的時候。”在這一期間，它對於工業和商業起著良好的影響。

    在這個論述的最後，休謨還向我們說明了為什麽會有這種影響，雖然他的說明比他的許多先驅者和同時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觀察貨幣通過整個社會的運動，是很容易的；在觀察時我們將看到，貨幣在提高勞動價格以前，一定會鼓舞每個人的勤勉心。”（注：大·休謨《若幹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03-304頁，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換句話說，休謨在這里是描寫貴金屬的價值所發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響，即它們貶值的影響，也就是貴金屬作為價值尺度所發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響。他正確地發現，在商品價格只是逐漸平衡的狀況下，這種貶值只在最後才“提高勞動價格”，即一般所說的提高工資；所以它是在犧牲工人的情況下來增加商人和工業家的利潤（在他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並這樣“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沒有提出真正科學的問題：貴金屬的供給的增加，在其價值不變的情況下，是否影響和怎樣影響商品的價格；他把“貴金屬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貶值混為一談。因此，休謨所做的，正是馬克思說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73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0-151頁。——編者注）。我們在下面還要簡單地談到這一點，可是首先來看看休謨的論文《利息論》。

    休謨明確反對洛克的論據，即利息不是由現有貨幣量來調節，◎第586頁◎而是由利潤率來調節，以及他關於決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說明，——所有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謨的論文發表前兩年出版的《論決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對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的考察》一書中找到，這本書在論述方面要精確得多，而文筆較少機智。這本書的作者是約·馬西，他是一個多方面的作者，擁有很多讀者，這從當時英國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來。亞當·斯密對於利息率的說明，接近馬西甚於接近休謨。馬西和休謨兩個人對於在他們學說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潤”的本性，什麽都不知道，什麽也沒有說到。

    杜林先生教導我們：

    “人們在評價休謨時，大都總是帶著很大的偏見來對待他，並且把他所完全沒有的觀念加到他的身上。”

    杜林先生本人就給我們提供了這種“對待”的不止一次的明顯例證。

    例如，休謨在利息論中開始就說：

    “某一民族的繁榮狀態的最可靠的標志是利息率低，這是有道理的，雖然我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和人們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注：大·休謨《若幹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13頁。——編者注）

    這樣，休謨在第一句話中就引證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榮狀態的最可靠的標志的看法，這在他那個時候已經是陳腐的老生常談了。而且事實上，這一“觀念”，自柴爾德以來，經過了整整100年，已經流行於世。然而：◎第587頁◎

    “在〈休謨〉關於利息率的看法中，應當主要地強調這一觀念：利息率是狀態〈什麽狀態？〉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數則是某一民族的繁榮的幾乎不會出錯的標志。”（第130頁）

    說這些話的那個“有偏見”的、陷於窘境的“人”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杜林先生。

    而且，我們的批判的歷史編纂學家對於下面這一點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驚訝：休謨在發揮了某種出色的觀念之後“甚至沒有自稱是這種觀念的創立者”。這樣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會發生的。

    我們已經看到，休謨是如何把貴金屬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們貶值、引起它們自身的價值發生革命，即商品的價值尺度發生革命的那種增加，混為一談的。這種混淆對休謨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完全不了解貴金屬作為價值尺度的職能。他不可能了解這種職能，因為他絲毫不懂得價值本身。“價值”一詞，在他的論叢中，也許只在一個地方出現過，在那里，他想糾正洛克關於貴金屬具有的“只是想象的價值”的錯誤見解，而結果越糾正越糟，竟認為貴金屬具有的“主要是虛構的價值”。（注：大·休謨《若幹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14頁。——編者注）

    他在這個問題上不僅遠不如配第，而且遠不如他同時代的一些英國人。他仍然用老一套辦法讚揚“商人”是生產的第一盤發條，這個觀點早已被配第所拋棄，所以他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得同樣“落後”。至於杜林先生要人相信休謨在其論叢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經濟關系”，那麽只要把亞當·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龍的著作（該著作和休謨的論叢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時作者已經死去多年◎第588頁◎了）（注：理·康替龍《試論一般商業的性質》是在1755年出版的。亞·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中提到了康替龍的這部著作。——589。）比較一下，人們就會驚異地看到休謨的經濟學著作的範圍是多麽狹窄。正如前面所說（注：“正如前面所說”是指從“可是，為什麽休謨……”開始到“……如此頑強地閉口不談的忌妒心，才能到現在為止還忽視這樣的經濟學泰鬥的意義”為止的兩段話（見本卷第283頁）。這兩段話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接在“大衛·休謨”的後面（見本卷第277頁倒第10行）。恩格斯在為第三版變動正文的順序時，保留了“正如前面所說”這幾個字，未作相應的修改。——編者注），盡管杜林先生給休謨以特許證，休謨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也還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這里，他不能被認為是有創見的研究者，更不是什麽劃時代的人物。他的經濟學論叢之所以能影響當時的知識界，不僅是因為卓越的表達方法，而且更多地還是因為他的論叢對當時繁榮起來的工商業作了進步的和樂觀的讚揚，換句話說，也就是對當時英國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作了進步的和樂觀的讚揚，因而他的論叢自然要博得資本主義社會的“讚許”。在這里只要提一下就夠了。每個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謨的時代，英國的人民群眾是多麽激烈地反對間接稅制度，這種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羅伯特·沃爾波爾為了有計劃地減輕土地所有者和一切富人的負擔而實行的。可是休謨在他的《論租稅》的論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始終仰望的權威範德林特——間接稅的最猛烈的反對者，土地課稅的最堅決的擁護者——進行辯論：

    “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勞動價格的情況下靠更加勤勉和節儉來交納消費稅，那麽它們〈消費稅〉實際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注：大·休謨《若幹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67頁，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我們以為是羅伯特·沃爾波爾本人在這里說話，特別是再把◎第589頁◎《論公債》的論文中所說的一段話聯系起來，更覺得是這樣；在那里，關於向公債持有者課稅的困難是這樣說的：

    “他們收入的減少，是不能由消費稅或關稅的一個單純的項目的外表來遮掩的。”（注：大·休謨《若幹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79頁，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休謨對於資產階級贏利的羨慕，決不是純粹柏拉圖式的，對於一個蘇格蘭人來說也不可能指望他會有別的態度。他出身貧窮，可是後來卻達到每年1 000 英鎊的巨額進款，因為這里不是說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對這一事實作了如下的周到實用的表達：

    “因為他善於經營私人經濟，所以他以很少的資財作本錢，就達到不必為迎合任何人而寫作的地位。”

    杜林先生關於休謨還說道：

    “他從未對黨派、君主或大學的影響作過絲毫的讓步”，

    雖然確實還不知道休謨是否同一個叫作“瓦蓋納”的人有過文字上的共事關系（注：1866年俾斯麥通過自己的顧問海·瓦蓋納建議杜林起草致普魯士政府關於工人問題的條陳。宣揚資本和勞動的和諧的杜林，接受了這一委托。但是，1867年這一文件未經他本人同意就發表了。起初是匿名發表，後來是瓦蓋納冒充作者署名發表。於是杜林對瓦蓋納提出訴訟，控告他侵犯著作權。1868年，杜林勝訴。在這一事件引起轟動的時候，杜林出版了小冊子《我致普魯士內閣的社會條陳的命運》。——590。），可是我們知道，他是對“教會與國家”頌揚備至的輝格黨寡頭統治的熱烈擁護者，為了酬謝他的這些功勞，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館秘書的職位，後來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大得多的副國務大臣的官職。

    施洛塞爾老頭說：

    “在政治方面，休謨曾經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強烈的君主主義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當時的教會制度的擁護者的攻擊，沒有像吉本受到的◎第590頁◎那樣猛烈。”（注：見弗·克·施洛塞爾《供德國人民閱讀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版第17卷第76頁。——編者注）

    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貝特說：

    “這位自私的休謨，這位歷史的偽造者”，曾罵英國僧侶是肥胖的、不結婚的、沒有家庭的、乞討為生的人，“但是他從來沒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個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會的錢財來養活，卻從來沒有做過任何真正有益於社會的事情。　”（注：見威·科貝特《英格蘭和愛爾蘭的新教“改革”史》1824年倫敦版第149、116、130節。——編者注）

    杜林先生說：

    休謨“在對待人生的實際態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個叫作康德的人高明得多”。

    可是，為什麽休謨在《批判史》中被捧得這樣高呢？只不過是因為這位“認真的和縝密的思想家”榮幸地扮演了18世紀的杜林。一個叫作休謨的人可以證明

    “整個科學部門〈經濟學〉的創造是更有見識的哲學的事情”，

    同樣，休謨的前驅作用也極好地顯示了這整個科學部門將保證會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將來完成。這位人物把僅是“更有見識的哲學”改造為絕對光輝的現實哲學，這位人物也和休謨一樣，把

    “狹義的哲學的研究同國民經濟的科學研究聯系起來……到現在為止，這在德國是沒有先例的”。

    於是，我們看到，作為經濟學家無論如何還是值得尊重的休◎第591頁◎謨，被吹噓成第一流的經濟學泰鬥；而只有到現在為止對杜林先生的“劃時代”的成就還如此頑強地閉口不談的忌妒心，才能到現在為止仍然忽視這樣一位經濟學泰鬥的價值。

    大家知道，重農學派在魁奈的《經濟表》（注：魁奈的《經濟表》於1758年在凡爾賽以小冊子的形式首次發表。——353、592。

    　 （摘自魁奈的《經濟表的分析》一書）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謎，為解開這個謎，經濟學的以前的批評家和歷史編纂學家絞盡腦汁而毫無結果。這個表本來應該清楚地表明重農學派對一國總財富的生產和流通的觀念，可是它對後世的經濟學家仍然是一團模糊。在這里，杜林先生也要給我們以終極的啟示。他說：

    只有“首先準確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主導概念，才能確定關於生產和分配的關系的這一經濟圖表對魁奈本人具有什麽意義”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因為到現在為止對這些概念人們總是帶著“動搖的不確定性”來說明，甚至亞當·斯密也“不能認識它們的本質的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

    杜林先生現在要永遠結束這種傳統的“輕率的記述”。可是他用整整五頁的篇幅來愚弄讀者，在這五頁上，使用各種誇張言詞，不斷重覆，有意攪混，都不過是為了掩蓋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即關於魁奈的“主導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訴我們的，未必多於他不斷警告讀者去反對的那些“最流行的東拼西湊的教科書”。這個引論上的“一個最可懷疑的方面”是：甚至在這里，到現在為止對我們來說只知其名的《經濟表》，也已經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但接著就消失在各種各樣的“思考”中，例如，消失在對“耗費和成果的區別”的思考中。如果說這種區別“不能在魁奈的觀念中現成地找到”，那麽一旦杜林先生從他的冗長的引論上的“耗費”轉到異常短命的“成果”上來，即對《經濟表》本身的說明上來，他倒會給我們提◎第592頁◎供一個關於這種區別的光輝範例，現在讓我們引證他認為圍繞魁奈的經濟表應該告訴我們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證的這一切。

    在“耗費”上，杜林先生說道：

    “他〈魁奈〉認為，收入〈杜林先生剛才說過純產品〉應當被作為貨幣價值來理解和對待，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貨幣價值聯系起來，他假定貨幣價值是第一手出賣全部農產品的結果。用這種方法〈！〉，他就在《經濟表》的項目中運用數十億的數目〈即貨幣價值〉。”（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這樣，我們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經濟表中，運用的是“農產品”的“貨幣價值”，其中包含“純產品”或“純收入”的貨幣價值。往下，我們在本文中讀到：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觀察方法，如果他不僅放棄對於貴金屬和貨幣量的考慮，而且還放棄對於貨幣價值的考慮……　但是他只計算價值數額（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而且一開始就把純產品想象〈！〉為貨幣價值。”

    這樣我們就第四次和第五次聽到：在《經濟表》中只有貨幣價值！

    “由於他〈魁奈〉扣除了開支，並且主要是想著〈！〉〈不是傳統的，然而是更加輕率的記述〉那種作為地租而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價值，他得到了它〈純產品〉。”（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到此還是毫無進展；不過現在出現了：

    “可是〈這個”可是“是一顆珍珠！〉另一方面，純產品作為自然對象進入流通中，它因此變成……維持……所謂不結果實的階級的一個要素。在這里，立◎第593頁◎刻〈！〉可以看到一種混亂，這種混亂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思想進程在一種情況下為貨幣價值所決定，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則為事物本身所決定。”（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一般說來，任何商品流通看來都免不了這樣的“混亂”，即商品同時作為“自然對象”和“貨幣價值”進入商品流通。可是我們還是圍繞“貨幣價值”轉圈子，因為

    “魁奈要避免國民經濟收入的雙重計算”。

    請杜林先生允許我們指出：在魁奈自己寫的《經濟表的分析》中，在經濟表圖式的後面，各類產品作為“自然對象”出現，而在前面，在經濟表本身內出現的則是它們的貨幣價值。魁奈以後甚至讓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長勃多，把自然對象和它的貨幣價值並列在表上。（注：參看勃多《經濟表說明》，1767年首次刊載於《公民歷書》雜志。——編者注）

    在如此“耗費”之後終於有了“成果”。聽一聽就會感到吃驚：

    “只要問一下：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作為地租而被占有的純產品，究竟成了什麽，不連貫性〈考慮到魁奈賦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顯露出來了。這里，對重農學派的思想方式和對經濟表來說，只可能是一種趨於神秘主義的混亂和任性。”

    結果好，就一切都好。這樣，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經濟的循環〈經濟表中所顯示的〉中，作為地租而被占有的純產品，究竟成了什麽”。經濟表對於杜林來說，是一個“化圓為方問題”。他自己承認，他不懂得重農學派的ABC。在兜了各種圈子、說了各種空話、進行縱橫跳躍、耍了滑稽把戲、加進插話、離題發揮、一再重覆、令人迷◎第594頁◎惑不解的語無倫次之後——而這一切只是準備讓我們去聽取關於“經濟表對於魁奈本人具有怎樣的意義”的有力說明，——在經過所有這一切之後，杜林先生終於羞愧地承認，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既然擺脫了這個痛苦的秘密，這個在他馳騁重農學派國度時騎在他背上的賀拉斯式的黑暗的煩惱（注：參看賀拉斯《頌歌》第3冊第1篇。——編者注），我們的這位“認真的和縝密的思想家”，又精神抖擻地大吹大擂：

    “魁奈在其本來相當簡單〈！〉的表中到處所畫的、要用來表明純產品的流通的線〈總共是五條！〉”，使人們有理由考慮，在“這些奇異的相交的線中”，是否隱藏著某種數學的幻想；使我們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圓為方問題，等等。

    因為杜林先生自己承認，盡管這些線很簡單，他還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慣用的手法去懷疑它們。現在他可以放心大膽地給予這個討厭的經濟表以致命的打擊了：

    “由於我們從這個最可懷疑的方面考察了純產品”（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等等。

    就是說，他自己不得不承認，他絲毫也不了解《經濟表》以及其中的純產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就把這稱為“純產品的最可懷疑的方面”！這是多麽絕望的滑稽！

    但是，為了使我們的讀者不致於像那些從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經濟知識的人們所必然遭遇的那樣，對於魁奈的經濟表一無所知，我們作以下的簡短說明：

    大家知道，重農學派把社會分成三個階級：（一）生產階級，即真正從事農業的階級，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他們之所以被稱為生產階級，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這種剩◎第595頁◎余的階級，包括土地占有者和依附於他們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國家付給薪俸的官吏，最後還有以什一稅占有者這一特殊身分出現的教會。為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第一個階級簡稱為“租地農場主”，把第二個階級簡稱為“土地所有者”。（三）從事工商業的或steril（不結果實的）階級，他們之所以被稱為不結果實的，是因為從重農學派的觀點看來，他們在生產階級供給他們的原料中所加上的價值，只是等於他們在生產階級供給他們的生活資料上消費掉的價值。魁奈的《經濟表》就是要通過圖解來清楚地說明：一個國家（實際上就是法國）每年的總產品，怎樣在這三個階級之間流通，怎樣為每年的再生產服務。

    經濟表的第一個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與之並存的大規模的農業（在魁奈那個時代的意義上）到處被采用，而且，對於魁奈說來，其標本地區是諾曼底、皮卡第、法蘭西島和法國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農場主作為農業的真正領導者，在《經濟表》上代表整個生產的（從事農業的）階級，付給土地所有者以貨幣租金。全體租地農場主共計擁有創業資本或總財產100億利弗爾，其中1/5，即20億，是每年應被補償的經營資本，這種計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經營最好的農場為標準的。

    另外的前提是：（一）為簡單起見，采用固定價格和簡單再生產；（二）在一個階級內部發生的任何流通，都置之不顧，而只考慮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流通；（三）在生產年度內階級與階級間所進行的一切買賣，都合算成一個總數。最後應該記住，在魁奈那個時代，在法國，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個歐洲，農民家庭自身的家庭工業供給了極大部分非食品類的必需品，所以在這里，它作為農業的當然附屬物被當作前提了。◎第596頁◎

    經濟表的出發點是總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產的總產品（因此，這種總產品列在表的最上端），或一個國家（在這里就是法國）的“總的再生產”。這個總產品的價值量，是根據通商各國的農產品的平均價格計算的。價值量等於50億利弗爾，這個數額依據當時可能的統計估算，大致表示法國全部農產品的貨幣價值。正是這種情形，而不是別種情形，才使魁奈在經濟表中“運用數十億的數目”，即運用50億的數目，而不是5個圖爾利弗爾（注：圖爾利弗爾是因圖爾城而得名的法國貨幣單位；從1740年起，1圖爾利弗爾相當於1法郎，1795年，這種貨幣為法郎所代替。——597。）。

    這樣，價值50億的全部總產品掌握在生產階級的手中，也就是說，首先是掌握在租地農場主的手中，這些租地農場主每年花費20億經營資本（與100 億創業資本相適應）來生產全部總產品。為了補償經營資本，因而也為了維持一切直接從事農業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農產品、生活資料、原料等等，是以實物形式從總收成中拿出來的，並且花費在新的農業生產上。因為，正如前面所說，固定價格和既定規模的簡單再生產是作為前提的，所以總收成中預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貨幣價值，等於20億利弗爾。因此，這一部分沒有進入一般的流通，因為正如已經指出的，任何在每一個別階級的範圍內部進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階級之間進行的流通，都沒有列入表內。

    除開補償經營資本的數額以外，在總產品中還有30億的剩余，其中20億是生活資料，10億是原料。可是租地農場主不得不付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這個剩余的2/3，即20億。為什麽只有這20 億被列在“純產品”或“純收入”的項目下，馬上就會看到。

    農業的“總的再生產”的價值為50億，其中30億進入一般的流通；可是除這個農業的“總的再生產”以外，當經濟表上所描寫的運動尚未開始以前，租地農場主手中還握有全國的“儲金”，即20◎第597頁◎億現金。這些儲金的情況如下：

    因為經濟表的出發點是總收成，所以這個出發點同時也就成為一個經濟年度例如1758年的終點，在終點之後，開始了新的經濟年度。在1759年這個新的經濟年度中，總產品中預定進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經過一定次數的支付即買賣，分配在其他兩個階級中間。但是，這些前後相接的、分散的、延長到整年的運動，被歸並為（這無論如何是經濟表所必需的）幾種各具特征的行為，其中每一種行為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這樣，在1758年末，租地農場主階級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給土地占有者的貨幣，又重新流回這個階級的手中了（至於怎樣進行，經濟表本身就說明了），就是說20億數額又重新流回來了，於是租地農場主階級在1759年又可以把這個數額投入流通。因為這個數額，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過一個國家（法國）的全部流通所實際需要的數額（由於支付是不斷以零星數額重覆進行的），所以租地農場主手中的20億利弗爾就代表國內流通的貨幣總額。

    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階級，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這種情況現在偶爾還可以見到。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億地租的4/7； 其余2/7歸政府，1/7歸什一稅的收取者。在魁奈那個時代，教會是法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這筆收入以外，它還從其他的一切地產上征收什一稅。

    “不結果實的”階級在整年內所支付的經營資本（年預付），是價值10億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為工具、機器等等算是這一階級本身的制造品。但是，這些制造品在這一階級本身的工業生產中所起的多種作用，以及只在這一階級內部進行的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在經濟表中都沒有涉及。不結果實的階級在把原料轉化為工◎第598頁◎業品時所花費的勞動的報酬，等於它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這些生活資料，一部分是直接從生產階級獲得的，另一部分是間接地經過土地所有者而獲得的。雖然不結果實的階級本身分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可是根據魁奈的基本觀點，它作為整個階級是被生產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業的全部生產，從而它的全部流通（這種流通分布於收獲以後的一年中），也歸並成為一個總數。因此，這是以下述情況為前提：當表內所描寫的運動開始的時候，不結果實的階級每年的商品生產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經營資本或價值10億的原料，轉化為價值20億的商品，其中一半是這個轉變時期中所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在這里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異議：不結果實的階級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費工業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產品都通過流通而轉歸其他階級，那麽它自己所消費的工業品列到哪里去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結果實的階級不但自己消費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還企圖盡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賣得比實際價值要高，它必須這樣做，因為我們是把這些商品計算在它們的生產的全部價值內的。但是，這種情形不會在表上引起任何變化，因為其他兩個階級只有付出工業品的全部生產的價值，才能取得這些工業品。

    這樣，我們現在就知道經濟表所描述的運動開始時三個不同階級的經濟狀況。

    生產階級在以實物補償自己的經營資本以後，還擁有30億的全部農產品和20億的貨幣。土地所有者階級開始出現時還只是擁有向生產階級要求20億地租的權力。不結果實的階級擁有20億的工業品。僅僅在這三個階級之中的兩個階級之間進行的流通，重農學派稱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個階級之間進行的流通，則◎第599頁◎稱為完全的流通。

    現在來談《經濟表》本身。

    第一（不完全的）流通：租地農場主付給土地所有者20億貨幣，作為歸於他們的地租，並且沒有回報。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億向租地農場主購買生活資料，所以租地農場主為支付地租所花費的貨幣，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

    魁奈在他的《經濟表的分析》中沒有再談到獲得地租的2/7 的國家和獲得地租的1/7的教會，因為二者的社會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關於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卻說，他們的費用，其中也包括他們的全部仆從人員的費用，至少極大部分是不結果實的費用，只有用來“維持和改善他們的地產並提高他們的耕作技術”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據“自然權利”，他們的真正職能正是在於“關心良好的管理和關心維持他們的世襲財產所必需的費用”（注：見《重農學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頁。——編者注），或者像後來所解釋的，在於avances foncières，即支出一筆費用，以準備土地並供給租地農場以一切必需的東西，這筆費用使租地農場主可以把其全部資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種事業上。

    第二（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們手中余下的10億貨幣向不結果實的階級購買工業品，而不結果實的階級又用這樣得到的10億貨幣向租地農場主購買生活資料。

    第三（不完全的）流通：租地農場主用10億貨幣向不結果實的階級購買工業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農業工具和農業所必需的其他生產資料。不結果實的階級又把同量的貨幣送還給租地農場主，來購買價值10億的原料以補償自己的經營資本。這樣，租地農場◎第600頁◎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億貨幣，又重新回到他們的手中，運動於是完成了。這樣，“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作為地租而被占有的純產品，究竟成了什麽”這個大謎，也就解開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在過程開始的時候，生產階級手中握有30億的剩余。其中只有20億作為純產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給土地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10億，成為租地農場主整個創業資本的利息，對100億來說，就是10％的利息。這種利息，他們——請注意——不是從流通中得來的；它以實物形式存在於他們的手中，他們只是經過流通把它轉變為同等價值的工業品，才把它實現的。

    沒有這一利息，租地農場主，即農業的主要當事人，就不會把創業資本投到農業上。在重農學派看來，租地農場主對於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農業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從這一觀點來看，也和租地農場主階級本身一樣，都是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因此，這個組成部分不能放在國民“純產品”或“純收入”的範疇中；因為“純產品”或“純收入”的特征，正是在於它可以不考慮國民再生產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費。但是這10億基金，根據魁奈的說法，大部分是用作一年中必要的修繕和創業資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作防止意外事故的準備金，最後，在可能範圍內，用來增加創業資本和經營資本，以及改良土壤，擴大耕種。

    整個過程確實是“相當簡單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農場主拿來交租的20億貨幣，以及30億的產品，其中2/3是生活資料，1/3是原料；不結果實的階級的20億的工業品。在價值20億的生活資料中，一半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從人員所消費，另一半為不結果實的階級所消費，用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價值10億的原料補償本階級的經營資本。在流通中的價值20億的工業品內，一半為土地所有◎第601頁◎者所得，另一半為租地農場主所得，對於租地農場主說來，這一部分工業品只是他們創業資本的利息的轉化形式，這種利息是他們從農業再生產上直接得來的。租地農場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貨幣，通過出賣自己的產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這樣，在下一個經濟年度，同樣的循環又可以重新進行了。

    現在讓讀者來讚賞杜林先生的如此無限地優越於“傳統的輕率的記述”的、“真正批判的”說明吧！他接連五次神秘地告誡我們說，魁奈在其《經濟表》中僅僅運用貨幣價值（而且這是不真實的）是多麽令人可疑；在這以後，他終於得出這樣的結論：

    只要他問一下，“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作為地租而被占有的純產品，究竟成了什麽”，那麽“對經濟表來說，只可能是一種趨於神秘主義的混亂和任性”。

    我們已經看到，經濟表這種對於以流通為中介的年度再生產過程所作的簡單的、在當時說來是天才的說明，非常準確地回答了這種純產品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究竟成了什麽這一問題。這樣，“神秘主義”以及“混亂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獨自擁有的，是他的重農學派研究的“最可懷疑的方面”和唯一的“純產品”。

    杜林先生對於重農學派的歷史影響的認識，是和他對於他們的理論的認識完全一樣的。他教導我們說：

    “到杜爾哥，法國重農學派在實際上和理論上都告終了。”

    但是，如果米拉波按其經濟學觀點來說實質上是一個重農學派，如果他在1789年的制憲議會上是第一個經濟學權威，如果這次制憲議會在其經濟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農學派原理從理論變成了實際，特別是對土地占有者“沒有回報”地占有的純產品即地租還征收了重稅，那麽所有這些，對於“一個叫作”杜林的“人”是◎第602頁◎不存在的。

    杜林先生大筆一揮，便把1691年到1752年這一時期勾掉了，同時也就把休謨的一切先驅者勾銷了，同樣，再把筆一揮，他又把休謨和亞當·斯密之間的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勾銷了。後者的大作（注：指詹·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兩卷集）1767年倫敦版。——編者注），撇開其歷史重要性不談，經久地豐富了政治經濟學的領域；關於這部著作，我們在杜林先生的“企業”內，沒有看到片語只字。可是，對於斯圖亞特，杜林先生卻把自己的詞典中最惡毒的謾罵的言詞都搬出來了，而且還說在亞當·斯密時期，斯圖亞特是“一位教授”。可惜，這種懷疑完全是憑空而生的。實際上，斯圖亞特是蘇格蘭的大地主，他因有參加斯圖亞特陰謀的嫌疑，而被逐出英國。他長期在大陸居住，並且遊歷大陸各地，所以熟悉各國的經濟狀況。

    總而言之，根據《批判史》，以前一切經濟學家之所以具有價值，只是在於他們的學說要麽可以充當杜林先生的“標準的”、更加深刻的基礎的“萌芽”，要麽由於他們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襯托出杜林先生的基礎的優越。可是無論如何，在經濟學上還存在著一些英雄，他們不僅是“更加深刻的基礎”的“萌芽”，而且還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基礎——像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學中所提示的那樣——不必由此“發展”，而只要“湊合”就成了。這樣的英雄中，有“無可比擬的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為了德國工廠主的利益，把一個叫作費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較微弱”的重商主義學說吹噓成為“較有力”的詞句；其次是凱里，他的下述言論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質：◎第603頁◎

    “李嘉圖的體系是一個不和的體系……其結果是制造階級的敵視……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圖以分配土地、戰爭和掠奪的方法來獲取權力的蠱惑家的手冊”（注：見亨·查·凱里《過去、現在和將來》1848年費城版第74-75頁。——編者注）；

    最後，在這些英雄中還有倫敦西蒂區的糊塗人麥克勞德。

    因此，凡是想在現在或最近的將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史的人們，與其依靠杜林先生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還不如去熟悉“最流行的東拼西湊的教科書”的“白水似的作品”、“老生常談”與“施給乞丐的稀湯”，要可靠得多。

    ——

    我們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經濟學的“自造的體系”，最終得到了什麽結果呢？只有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切豪言壯語和更加偉大的諾言之後，我們也像在“哲學”上一樣受了騙。從價值論這塊“經濟學體系的純潔性的試金石”得出的結果是：杜林先生把價值理解為五種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東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麽。如此大吹大擂地來宣告的“一切經濟的自然規律”，原來全都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極差的、最糟糕的老生常談。自造的體系關於經濟事實向我們提供的唯一解釋是：這些事實是“暴力”的結果，這是幾千年來一切國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時聊以自慰的詞句，在讀了這些以後，我們絲毫沒有比未讀以前知道得多一些。杜林先生不去研究這種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們感恩戴德地安於“暴力”這個字眼，把它當作一切經濟現象的終極原因和最後說明。在他被迫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對勞動的剝削時，他最先把這一剝削籠統地說成是以課稅和加◎第604頁◎價為基礎，在這里他完全竊取了蒲魯東的“預征稅”(prélèvement)觀點（注：參看蒲魯東《什麽是財產？》1840年巴黎版。——編者注），以後又用馬克思關於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的理論來具體地解釋這種剝削。這樣，他一口氣把二者都抄襲下來，並做到了把兩個完全矛盾的觀點巧妙地調和起來。他在哲學上覺得對黑格爾罵得不夠，但同時又不斷剽竊黑格爾的思想並且使之庸俗化，同樣，他在《批判史》上對馬克思的最放肆毀謗，也只是為了遮掩這一事實：在《教程》中關於資本和勞動的一切稍微合理的東西，同樣是對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竊。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歷史的開端，而對於真正是全部歷史出發點的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則一無所知，——這種在今天看來幾乎是難以理解的無知，幾乎又被《批判史》中以“歷史眼光的廣博遠大”而自詡的無知所超越，關於這種無知，我們在上面只舉出幾個驚人的例子。一句話：最初為自我吹噓、大吹大擂、許下一個勝似一個的諾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費”，而後來的“成果”卻——等於零。◎第605頁◎

    第三編　社會主義

    一、歷　史

    我們在《引論》里（注：參看《哲學》第1章（指《引論》第一章的開頭部分（見本卷第355-356頁）。最初，《反杜林論》前十四章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總標題發表在《前進報》上。從單行本第1版開始，頭兩章劃為全書的總的《引論》，後面十二章構成了第一編《哲學》，各章的序數沒有改變，引論和第一編的各章仍用同一序數。腳注“參看《哲學》第一章”，是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論》在報上發表時就加上的。這一腳注在恩格斯生前出版的所有版本中都保留下來，未作過更動。——606。）。）已經看到，為革命作了準備的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認為，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鏟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恒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恰好那時正在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最後則托庇於拿破侖的專制統治。（注：恐怖時代指雅各賓派的革命民主專政時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當時雅各賓派為了對付吉倫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實行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5個督政官組成，每年改選一人）是法國執行權的領導機關。它根據雅各賓派革命專政於1794年失敗後所通過的1795年憲法建立，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變。它支持反對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並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606、722。）早先許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化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於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第606頁◎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幹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麽，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幹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注：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編者注）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大量的通奸作為補充。總之，同啟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就出現了。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信》（注：聖西門《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編者注）；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注：傅立葉《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1808年萊比錫版。——編者注），雖然他的理論基礎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羅伯特·歐文擔負了新拉納克（注：蘇格蘭拉納克城附近的一個棉紡廠，創辦於1784年，在工廠周圍形成了一個小鎮。——編者注）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興起的大工業，在法國還不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成為絕對必然的沖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沖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第607頁◎之間的沖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沖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沖突還只是開始形成，那麽，解決這些沖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群眾在恐怖時代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在當時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群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采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它表現為一個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的受壓迫的受苦的等級。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系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範，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這一點已經弄清，我們不再花費時間去談論現在已經完全屬於過去的這一方面了。讓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這些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去宣揚自己的清醒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見的。

    聖西門在《日內瓦書信》中已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

    “人人應當勞動”。◎第608頁◎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群眾的統治。

    他向他們高聲說道：“看吧，當你們的夥伴統治法國的時候，那里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造成了饑荒！”（注：聖西門《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編者注）

    但是，認識到法國革命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布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政治將完全溶化在經濟中。（注：指《昂·聖西門給一個美國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話。這些信載於昂·聖西門論文集《實業，或為貢獻出有用和獨立的勞動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學的議論》1817年巴黎版第2卷。——609、726。）如果說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里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那麽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這種思想，即最近紛紛議論的廢除國家的思想，已經明白地表達出來了。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著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期間，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其次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一保障。（注：參看聖西門和他的學生奧·梯葉里合著的兩本書《論歐洲社會的改組，或論歐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獨立性的條件下聯合為一個政治統一體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關於應當用來對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見》1815年巴黎版。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參加國（俄國、奧地利、英國、普魯士等國）的同盟國軍進入巴黎。拿破侖帝國垮台，拿破侖本人宣布退位後被流放到厄爾巴島。

    百日指拿破侖恢覆帝制的短暫時期，1815年3月20日他率軍從流放地重返巴黎時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鐵盧失敗後第二次退位時止。——609、726。）在1815 年向法國人鼓吹去和滑鐵盧戰役的勝利者建立同盟，這比起向德國的教授們宣布進行一場舌戰，當然是需要有更多一點勇氣的。（注：1815年6月18日，拿破侖的軍隊在滑鐵盧（比利時）被威靈頓指揮的英荷聯軍和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擊敗。這次戰役在1815年的戰局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預先決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瑞典、西班牙等國）的徹底勝利和拿破侖帝國的崩潰。

    關於杜林和德國教授的“舌戰”，見注239。——609、726。）

    如果說我們在聖西門那里發現了天才的遠大眼光，由於他有這種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所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思想都以萌芽狀態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麽，我們在傅立葉那里就看到了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的、但並不因此就顯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葉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的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第609頁◎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同啟蒙學者關於只是由理性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諾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詞句作對比；他指出，同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繪了隨著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欺詐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習氣。他更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系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注：這一思想在傅立葉《關於四種運動的理論》中已作過闡述，該書包含這樣一個總的論點：“某一時代的社會進步和變遷是同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適應的，而社會秩序的衰落是同婦女自由減少的程度相適應的。”傅立葉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這個論點：“婦女權利的擴大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本原則。”（見《傅立葉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頁）——610、727。）但是，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宗法、野蠻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他指出：

    “這種文明制度使野蠻時代每一以簡單方式犯下的罪惡，都采取了覆雜的、曖昧的、兩面的、 虛偽的存在形式”（注：傅立葉《關於普遍統一的理論》第1卷和第4卷；《傅立葉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頁和1841 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頁。——編者注）；

    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注：傅立葉《經濟的和協會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類的引人入勝的和合乎自然的勞動方式的發現》；《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頁。——編者注）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制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說，◎第610頁◎

    “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注：《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頁。——編者注）

    我們看到，傅立葉是和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熟練地掌握了辯證法的。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注：參看《傅立葉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頁及以下幾頁。——編者注），而且他還把這個看法運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正如康德把地球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學一樣，傅立葉把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飈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著動蕩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一切傳統的血緣關系、宗法從屬關系、家庭關系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這時有一個29歲的廠主作為改革家出現了，這個人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羅伯特·歐文◎第611頁◎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他的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分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 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覆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里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一周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13至14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工人只勞動10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4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一直給企業主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歐文對這一切並不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還遠不是合乎人的尊嚴的；他說，

    “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

    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發展，更不用說允許進行自由的生命活動了。◎第612頁◎

    “可是，這2 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部分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在不到半個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 500 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本來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這個差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們除了領取5 ％的基本投資利息以外，還得到30萬英鎊（600萬馬克）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英國其他一切工廠就更不用說了。

    “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侖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而這種新的力量是勞動階級創造的。”（注：羅·歐文《人類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或將來由非理性到理性的過渡》1849年倫敦版。——編者注）

    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個別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只應當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歐文的共產主義就是通過這種純粹營業的方式，作為所謂商業計算的果實產生出來的。它始終都保持著這種面向實際的性質。例如，在1823年，歐文提出了通過共產主義移民區消除愛爾蘭貧困的辦法，並附上了關於籌建費用、年度開支和預計收入的詳細計算。（注：參看羅·歐文《關於在都柏林舉行的幾次公眾集會上的報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編者注）而在他的關於未來的最終計劃中，對各種技術上的細節，都作了非常內行的規劃，以至他的社會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納，則各種細節的安排甚至從專家的眼光看來也很少有什麽可以挑剔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尊敬和榮譽。他是歐洲最有◎第613頁◎名望的人物。不僅社會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連達官顯貴、王公大人們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提出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他看來，阻礙社會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礙：私有制、宗教和現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這些障礙進攻，等待他的將是什麽：官場社會的普遍排斥，他的整個社會地位的喪失。但是，他並沒有卻步，他不顧一切地向這些障礙進攻，而他所預料的事情果然發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場社會，報刊對他實行沈默抵制，他由於以全部財產在美洲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失敗而變得一貧如洗，於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進行了30年的活動。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都是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例如，經過他5年的努力，在1819 年通過了限制工廠中婦女和兒童勞動的第一個法律（注：1815年1月，歐文在英國格拉斯哥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狀況的措施，遭到工廠主們的反對。根據1815年6月歐文的倡議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議會通過形成法律，而且還大大地打了折扣。調整棉紡廠勞動的法律禁止九歲以下的兒童做工，限定十八歲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為十二小時，規定所有工人有兩次工間休息作為早飯和午飯的時間，共一個半小時。——614、731。）。他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全國各工會聯合成一個總工會。（注：1833年10月，由歐文主持在倫敦舉行了合作社和職工會的代表大會，會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全國產業部門大聯盟；聯盟的章程於1834年2月被通過。按照歐文的想法，這個聯盟應當把生產管理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並且通過和平的途徑實現對社會的徹底改造。但是這個空想的計劃遭到了失敗。由於資產階級社會和國家的強烈反對，該聯盟於1834年8月宣告解散。——614、731。）同時，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從這時起至少已經在實踐上證明，無論商人或廠主都決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市場（注：指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見注137。——614、731。），即借助以勞動小時為單位的勞動券來交換勞動產品的機構；這種機構必然要遭到失敗，但是充分預示了晚得多的蒲魯東的交換銀行（注：指蒲魯東於1849年1月31日嘗試成立的人民銀行。銀行在開始正常業務活動之前就於4月初宣告關閉。——154、614、732。），而它和後者不同的是，它並沒有被說成是醫治一切社會弊病的萬靈藥方，而只是被描寫為激進得多的社會改造的第一步。

    這些就是至上的杜林先生從他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高度以輕蔑的態度向下俯視著的人們，關於這種輕蔑的態度我們已經在引論中舉出了幾個例子。這種輕蔑態度從某一方面看來，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充分的理由：它本質上是來源於對三個空想主義者的著作的真正驚人的無知。例如關於聖西門，他說：◎第614頁◎

    “他的基本思想本質上是中肯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還能給真正的創造以指導性的推動。”

    但是，盡管杜林先生好像真有聖西門的幾部著作在手邊，我們在有關的27頁中去尋找聖西門的“基本思想”，卻像以前尋找魁奈的經濟表“對魁奈本人具有什麽意義”一樣，是白費力氣的，最後，我們不得不滿足於下面的空話：

    “想象和博愛的熱情……以及屬於後者的誇張的幻想，支配著聖西門的全部思想！”

    在傅立葉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並且只注意那些描繪得像小說中的情節一樣的關於未來的幻想，而這對於確證杜林先生無限地優越於傅立葉，要比研究傅立葉怎樣“企圖附帶地批判現實狀態”確實“重要得多”。附帶地！其實，在傅立葉的著作中，幾乎每一頁都放射出對備受稱頌的文明造成的貧困所作的諷刺和批判的火花。這正像說杜林先生僅僅“附帶地”宣布杜林先生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一樣。至於論述羅伯特·歐文的12頁，那麽杜林先生在這里應用的資料絕對沒有別的，而只有庸人薩金特寫的蹩腳的傳記（注：指威·魯·薩金特《羅伯特·歐文和他的社會哲學》1860年倫敦版。——編者注），這位先生同樣不知道歐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關於婚姻和共產主義制度的著作（注：指羅·歐文《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新道德世界書》（1836-1844年）和《人類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1849年）。——編者注）。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膽地斷言，在歐文那里“不能假定有明確的共產主義”。無論如何，如果杜林先生手頭哪怕僅僅有過歐文的《新道德世界書》，那麽他就可以看到，這◎第615頁◎本書不僅主張實行有平等的勞動義務和平等的取得產品的權利（正如歐文經常補充說明的，平等是按年齡的大小來說的）的最明確的共產主義，而且還提出了為未來共產主義公社所作的帶有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圖的詳盡的房屋設計。但是，如果像杜林先生一樣，把“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界的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於只看標題或最多還看看少數著作中的提要，那麽確實只會作出這種愚蠢的和純粹杜撰的斷語。歐文不僅宣傳了“明確的共產主義”，而且還在漢普郡的“和諧大廈”（注：和諧大廈是以羅·歐文為首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1839年底在英國漢普郡建立的共產主義移民區的名稱。移民區一直存在到1845年。——175、616。）這一移民區實行了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產主義，那里的共產主義就其明確性來說是沒有什麽可挑剔的。我自己就認識幾個以前參加了這種共產主義典型試驗的人。但是關於這一切以及1836-1850年之間歐文的活動，薩金特毫無所知，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歷史記述”也就陷入了漆黑一團的無知之中。杜林先生把歐文稱為“一個在各方面都過分博愛的真正怪物”。但是，當這位杜林先生向我們講授他連標題和提要幾乎都沒有看過的那些書籍的內容時，我們千萬可別說他是“一個在各方面都過分無知的真正怪物”，因為這出自我們之口就叫作“謾罵”。

    我們已經看到，空想主義者之所以是空想主義者，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還很不發達的時代，他們只能是這樣。他們不得不從頭腦中構想出新社會的要素，因為這些要素在舊社會本身中還沒有普遍地明顯地表現出來；他們只能求助於理性來構想自己的新建築的基本特征，因為他們還不能求助於同時代的歷史。但是，如果說在他們出現以後差不多80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從他的至上的頭腦中，從他的孕育著“最後真理”的理性中，構想出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標準”體系，而不是根據現有的歷史地發展起來的材料，不是作為這些材料的必然結果來闡述這個體系，那◎第616頁◎麽，到處嗅出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則只不過是空想主義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義者。他把偉大的空想主義者稱為“社會煉金術士”。就算是這樣吧，煉金術在當時還是必要的。但是從那時以來，大工業已經把潛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矛盾發展為明顯的對立，以致這種生產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潰可說是用手就可以觸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產力的現在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的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力本身才能保存並進一步發展；由以往的生產方式所造成的並在日益尖銳的對立中不斷再生產的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遍及一切文明國家並且日益劇烈；而且人們也已經了解這種歷史的聯系，了解由於這種聯系而成為必然的社會改造的條件，了解同樣由這種聯系所決定的這種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說杜林先生現在不是根據現有的經濟材料，而是從自己至上的腦袋中硬造出一種新的空想的社會制度，那麽，他就不僅僅是在從事簡單的“社會煉金術”了。他的行為倒像是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在現代化學的各種規律被發現和確立以後，還想恢覆舊的煉金術，並且所以要去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價、結晶學、光譜分析，唯一的目的是要發現——哲人之石。

    二、理　論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麽、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第617頁◎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場（《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征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系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那麽，照此看來，現代社會主義是怎麽回事呢？

    現在大家幾乎都承認，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以及其他一切資產階級的美妙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沖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限制它的框框發生沖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沖突，並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沖突那樣產生於人的頭◎第618頁◎腦中，而是存在於事實中，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於引起這種沖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著。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沖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那麽，這種沖突表現在哪里呢？

    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也照例是屬於生產者自己的。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杠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承擔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怎樣從15世紀起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這三個階段歷史地實現了這種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中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那里所證明的，資產階級要是不把這些有限的生產資料從個人的生產資料變為社會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就不能把它們變成強大的生產力。紡紗機、機械織機和蒸汽錘代替了紡車、手工織機和手工鍛錘；需要成百上千的人進行協作的工廠代替了小作坊。同生產資料一樣，生產本身也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現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制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產品，都必須順次經過他們的手，然後才變為成品。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產品。

    但是，在自發的社會內部分工成了生產的基本形式的地方，這種分工就使產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第619頁◎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中世紀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從他們那里買得手工業品。在這種個體生產者即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滲入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它在整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發的無計劃的分工中間，確立了在個別工廠里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分工；在個體生產旁邊出現了社會的生產。兩者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出賣，因而價格至少大體相等。但是，有計劃的組織要比自發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會勞動的工廠里所制造的產品，要比分散的小生產者所制造的便宜。個體生產在一個又一個的部門中遭到失敗，社會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這種革命性質並不為人所認識，結果它反而被用來當作提高和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它的產生，是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定的已經存在的杠桿即商人資本、手工業、雇傭勞動直接聯系著的。由於它本身是作為商品生產的一種新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產的占有形式對它也保持著全部效力。

    在中世紀得到發展的那種商品生產中，勞動產品應當屬於誰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生。當時個體生產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產的原料，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用自己或家屬的手工勞動來制造產品。這樣的產品根本用不著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屬於他的。因此，產品的所有權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即使利用過別人的幫助，這種幫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資以外還得到別的報酬：行會的學徒和幫工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和掙錢而勞動，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學成手藝當師傅而勞動。後來生產資料開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場中，開始變為真正社會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還像從前一樣仍被當作個人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來處理。從前，勞動資料的占有者占有產品，因為這些產◎第620頁◎品通常是他自己的產品，別人的輔助勞動是一種例外，而現在，勞動資料的占有者還繼續占有產品，雖然這些產品已經不是他的產品，而完全是別人勞動的產品了。這樣，現在按社會方式生產的產品已經不歸那些真正使用生產資料和真正生產這些產品的人占有，而是歸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變成社會的了。但是，它們仍然服從於這樣一種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是以個體的私人生產為前提，因而在這種形式下每個人都占有自己的產品並把這個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生產方式雖然已經消滅了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從於這一占有形式（注：這里無須解釋，雖然占有形式還是原來那樣，可是占有的性質由於上述過程而經歷的革命，並不亞於生產所經歷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產品還是占有別人的產品，這自然是兩種很不相同的占有。順便提一下：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的雇傭勞動是很古老的；它個別地和分散地同奴隸制度並存了幾百年。但是，只有在歷史前提已經具備時，這一萌芽才能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賦予新的生產方式以資本主義性質的這一矛盾，已經包含著現代的一切沖突的萌芽。新的生產方式越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在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里占統治地位，並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余地位，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鮮明地表現出來。

    如上所述，最初的資本家就已經遇到了現成的雇傭勞動形式。但是，那時雇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輔助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幾畝土地，不得已時單靠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會條例是要使今天的幫工明天成為師傅。但是，生產資料一旦變為社會的生產資料並集◎第621頁◎中在資本家手中，情形就改變了。個體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和產品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他們除了受雇於資本家就沒有別的出路。雇傭勞動以前是一種例外和輔助辦法，現在成了整個生產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種副業，現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職業。暫時的雇傭勞動者變成了終身的雇傭勞動者。此外，由於同時發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封建主扈從人員被解散，農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園等等，終身的雇傭勞動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入了商品生產者即通過自己產品的交換來實現社會聯系的個體生產者的社會。但是，每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有一個特點：這里的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系的控制。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並為自己的個人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但是，商品生產同任何其他生產形式一樣，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開的規律；這些規律不顧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中、通過無政府狀態而為自己開辟道路。這些規律在社會聯系的唯一繼續存在的形式即交換中表現出來，並且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對各個生產者發生作用。所以，這些規律起初連這些生產者也不知道，只是由於長期的經驗才逐漸被他們發現。所以，這些規律是在不經過生產者並且同生產者對立的情況下，作為他們的生產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而為自己開辟道路。產品支配著生產者。◎第622頁◎

    在中世紀的社會里，特別是在最初幾世紀，生產基本上是為了供自己消費。它主要只是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屬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關系的地方，例如在農村中，生產還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這里沒有交換，產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質。農民家庭差不多生產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當他們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向封建主交納實物租稅以後還能生產更多的東西時，他們才開始生產商品；這種投入社會交換即拿去出賣的多余產品就成了商品。誠然，城市手工業者一開始就必然為交換而生產。但是，他們也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他們有園圃和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並且從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婦女紡麻，紡羊毛等等。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換是有限的，市場是狹小的，生產方式是穩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絕的，地方內部是統一的；農村中有馬爾克（注：參看恩格斯《馬爾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頁。——編者注），城市中有行會。

    但是，隨著商品生產的擴展，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著的商品生產規律也就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有力地發揮作用了。舊日的束縛已經松弛，舊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產者日益變為獨立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表現出來，並且越來越走向極端。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加劇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正是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對立物：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的生產作為社會生產所具有的日益加強的組織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這一杠桿結束了舊日的和平的穩定狀態。它在哪一個工業部門被采用，就不容許任何舊◎第623頁◎的生產方法在那里和它並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業，就把那里的舊的手工業消滅掉。勞動場地變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且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鬥爭不僅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地方性的鬥爭又發展為全國性的，發展為17世紀和18世紀的商業戰爭（注：指歐洲各大國之間為爭奪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權以及殖民地市場而在17世紀和18世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最初主要的競爭國家是英國和荷蘭（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戰爭是典型的商業戰爭），後來決定性的戰爭是在英國和法國之間展開的。所有這些戰爭的勝利者都是英國，到18世紀末，它手中已經集中了幾乎全部的世界貿易。——624、747。）。最後，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個鬥爭成為普遍的，同時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劇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工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死存亡都取決於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地淘汰掉。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八）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著，它毫無出路地處在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中。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循環在逐漸縮小；運動無寧說是沿螺線行進，並且必然像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多數人日益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群眾又將最終結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止境地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命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如果說機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麽，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著造成一批超過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第624頁◎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109頁。）），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供隨意支配，而由於必然隨著這個時期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同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注：《資本論》第1卷第13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534頁。——編者注）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職能的正常前提的剝奪（注：《資本論》第1卷第13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6-507頁。——編者注）；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成了另一部分人失業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忍饑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671頁）（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259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而期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另一種產品分配，那就等於要求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第625頁◎陽極放出氧和在陰極放出氫。

    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機器的已經達到極高程度的改進的可能性，怎樣由於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一種迫使各個工業資本家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不斷提高機器的生產能力的強制性命令。對資本家來說，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命令。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反作用力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反作用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新的“惡性循環”。

    事實上，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蠻程度不同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交易停頓，市場盈溢，產品大量滯銷積壓，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停工，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後，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生產和交換又逐漸恢覆運轉。步伐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後，經過幾次拼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覆不已。從1825年以來，這種情況我們已經歷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經歷著第六次。這些危機的性質表現得這樣明顯，以致傅立葉把第一次危機稱為crise pléthorique［多血性危機］，即由過剩引起的危◎第626頁◎機時，就中肯地說明了所有這幾次危機的實質。（注：參看《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頁。——編者注）

    在危機中，社會性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劇烈地爆發出來。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沖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起來反對已經被它超過的生產方式。

    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於它之旁並淩駕於它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家自己也由於資本的猛烈積聚而感覺到這一事實，這種積聚是在危機期間通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的破產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制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因此，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置起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產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過剩了。但是，“過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傅立葉），因為正是這種過剩阻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要不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的勞動力的工具，就不能發揮作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像幽靈一樣橫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唯獨這個必然性阻礙著生產的物的杠桿和人的杠桿的結合；唯獨它不允許生產資料發揮作用，不允許工人勞動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第627頁◎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

    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作用力，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是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使大量生產資料不得不采取像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例如鐵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注：我說“不得不”，因為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麽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比利時國家出於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慮而自己修建國家的鐵路幹線，俾斯麥並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於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於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海外貿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國家特權，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實際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板和財政部門經紀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為普魯士國家銀行。——628、752。）、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第628頁◎

    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麽，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余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像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於社會管理之外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辟道路，而隨著社會占有生產力，這種社會性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第629頁◎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桿。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麽，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仆。這里的區別正像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像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從而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日益迫使人們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第630頁◎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體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麽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注：“自由的人民國家”是7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號。對這個口號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見本卷第312-319、324-325頁，並見列寧的著作《國家與革命》第1章第4節和第4章第3節（《列寧全集》第31卷第14-20、61-63頁）。——631、755。）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第631頁◎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

    但是，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精神的破產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未必是一種秘密了，而他們的經濟破產則有規律地每十年重覆一次。在每次危機中，社會在它自己的而又無法加以利用的生產力和產品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面對著生產者沒有什麽可以消費是因為缺乏消費者這種荒謬的矛盾而束手無策。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第632頁◎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注：有幾個數字可以使人們對現代生產資料即使在資本主義壓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擴張力有個大體的概念。根據吉芬的最新統計（這里關於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全部財富的材料引自羅·吉芬的報告《近來聯合王國的資本積累》。這個報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統計學會上宣讀的，發表在倫敦《統計學會雜志》1878年3月號。——633、757。），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全部財富約計如下：

    1814年……22億英鎊＝440億馬克

    1865年……61億英鎊＝1 220億馬克

    1875年……85億英鎊＝1 700億馬克

    至於在危機中生產資料和產品被破壞的情況，根據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舉行的德國工業家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統計，在最近一次崩潰中，單是德國鐵工業所遭受的全部損失就達45 500萬馬克。）。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第633頁◎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三、生　產

    看了上述的一切以後，讀者得知上一章中對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論述根本不合杜林先生的胃口，是不會感到奇怪的。相反，杜林先生一定會把它扔到堆放一切廢棄物的深坑中去，扔到“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荒謬的觀念”、“混亂的模糊觀念”等等那一堆東西中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根本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更不是粗糙物質的、單純為了喂飽肚子的現代經濟條件的產物。他的貨色要好得多。他的社會主義是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第634頁◎

    它是“社會的自然體系”，它植根於“普遍的公平原則”之中，

    如果說他不得不留意以前的罪惡歷史所造成的既存狀況，以便加以改善，那麽這寧可看作是純粹的公平原則的不幸。杜林先生創造自己的社會主義，正如創造其他一切一樣，是通過他的著名的兩個男人進行的。這兩個傀儡不是像過去扮演主人和奴隸的角色，這次變換了角色，這兩個傀儡上演了一出表現權利平等的戲，——於是杜林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就奠定了。

    因此，自然而然地，在杜林先生看來，周期性的工業危機，決不具有像我們認為它們應該具有的那樣的歷史意義。

    在他看來，危機不過是對“常態”的偶然偏離，最多不過是為“更有規則的秩序的發展”提供一個理由。用生產過剩解釋危機的這一“通常的方法”，決不能滿足他對問題的“更確切的理解”。誠然，對“特殊領域中的特殊危機”來說，這樣的解釋方法“也許是可行”的。例如，“適於大量銷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於是它們就充斥於書籍市場”。

    誠然，杜林先生盡可以高枕無憂：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遠不會引起這樣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對巨大的危機來說，“儲存和銷售之間的鴻溝最後竟大得如此驚人”，這不是因為生產過剩，而是“因為人民消費的落後……因為人為地造成的消費不足……因為人民需求〈！〉在它的自然增長過程中遇到的障礙”。

    而他還為他的這種危機理論幸運地找到了一個信徒呢。

    但是，遺憾的是，群眾的消費不足，他們的消費僅僅限於維持生活和延續後代所必需的東西，這並不是什麽新的現象。自從有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以來，這種現象就存在著。即使在群眾的狀況特別好的歷史時期，例如在15世紀的英國，群眾的消費仍然是不足的。他們遠沒有能支配自己的全部年產品來用於消費。因此，◎第635頁◎如果說消費不足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由生產過剩所引起的、爆發於危機中的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最近50年來才變得明顯，那麽，只有具備杜林先生的庸俗經濟學的全部淺薄見解，才能夠不是去用生產過剩這種新的現象，而是用存在了幾千年的消費不足這一老現象來解釋新的沖突。這就像在數學上不從變數發生了變化這一事實，而從常數沒有發生變化這一事實去解釋一個常數和一個變數之間的關系的變化一樣。群眾的消費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因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群眾的消費不足達到危機的地步。因此，群眾的消費不足，也是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而且在危機中起著一種早已被承認的作用；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

    杜林先生關於世界市場的觀念是非常奇特的。我們已經看到，他怎樣以真正德國著作家的身分力圖用想象的萊比錫書籍市場上的危機來說明真正的工業上的特殊危機，用杯中水的風暴來說明海洋上的風暴。他進一步地想象，

    目前的企業家的生產不得不“主要地在有產階級自身的圈子里尋找它的銷路”，

    這並不妨礙他在僅僅16頁後就按人所共知的做法把制鐵工業和棉紡織工業看作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現代工業，而正是這兩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只有極其微小的一部分為有產階級所消費，它們比其他任何產品都更多地為群眾所消費。在他那里，不管我們怎麽看，能見到的都只不過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說。我們就舉棉紡織工業中的一個例子吧。在一個比較小的城市奧爾德姆——這是分布◎第636頁◎在曼徹斯特周圍、經營棉紡織工業、各擁有5-10 萬人口的十幾個城市之一——僅在這一個城市里，從1872年到1875年的4年當中，單單紡32支紗的紗錠，就從250 萬增加到500萬，就是說，在英國一個中等城市紡一種紗的紗錠數就達到了整個德國（包括阿爾薩斯）的棉紡織工業所擁有的紗錠總數。如果注意到，在英格蘭和蘇格蘭棉紡織工業的其他部門和地區也獲得了差不多同樣規模的發展，那麽只有蠻不講理的人才會用英國群眾的消費不足，而不用英國棉紡織廠主的生產過剩，來解釋目前棉紗和棉布的普遍滯銷（注：用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起源於西斯蒙第，在他那里，這種解釋還有一定的意義。洛貝爾圖斯從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這種解釋，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慣有的膚淺方式從洛貝爾圖斯那里把它抄襲過來。）。

    夠了。同那些對經濟學無知到竟把萊比錫的普通書籍市場當作現代工業意義上的市場的人，是沒有什麽可以爭論的。所以，我們只是指出，關於危機，杜林先生在以後的論述中僅僅能夠告訴我們說：

    這只不過是“過度緊張和松弛之間的一場尋常的遊戲”，過度的投機“不僅僅是由於私人企業的無計劃的積累而引起的”，而且“個別企業家的急躁和個人考慮不周，也應該算作造成供給過剩的原因”。

    那麽“造成”急躁和個人考慮不周的“原因”又是什麽呢？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這種無計劃性，這種無計劃性表現在私人企業的無計劃的積累上。把經濟事實變成道德非難，並認為這樣做就是發現了新的原因，這也正是過度的“急躁”。

    關於危機的問題，我們就此結束。在上一章中，我們指出了危機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為這一生產方◎第637頁◎式本身的危機、作為社會變革的強制手段的意義，在這以後，我們就不需要再多說一句話來批駁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的淺薄之見了。現在我們來看看他的積極的創造，看看他的“社會的自然體系”。

    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則”之上、因而對討厭的物質事實不屑一顧的體系，是由經濟公社的聯邦組成的，在各個公社之間存在著

    “根據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規範規定的遷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員的必要性”。

    經濟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類歷史意義的廣泛的模式”，遠遠地超越於例如一個叫作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徹底性”。它是“人們的共同體，這些人由支配一個區域的土地和一批生產企業的公共權利相互聯合起來，共同活動，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權利是“對自然界和生產設備的純粹公共的關系意義上的……對物的權利”。

    這究竟是什麽意思，讓未來的經濟公社的法學家去傷腦筋吧，我們在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嘗試。我們只是得知，

    這種公共權利和“工人社團的團體所有制”決不是一回事，後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競爭，甚至不排除雇工剝削。

    然後他順便說道，

    在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的“公共所有制”的觀念，“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為這個關於未來的觀念，總是具有這樣的外貌，好像它是指工人團體的團體所有制”。

    這又是杜林先生所慣用的許多偷梁換柱的“卑鄙手法”之一，“對於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像他自己所說的〉只有無恥這個粗◎第638頁◎俗的詞才完全適用”；這是憑空捏造的假話，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個虛構一樣，這個虛構是：“公共所有制”，在馬克思看來，是“個人的同時又是社會的所有制”。

    無論如何有一點看來是清楚的：某一經濟公社對自己的勞動資料的公共的權利，至少對任何其他經濟公社，以至於對社會和國家來說，是排他性的所有權。

    但是，這一權利不應該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絕，因為在各個經濟公社之間存在著根據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規範規定的遷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員的必要性……就好像……現在人們從屬於某一政治組織和參與村鎮的經濟事務一樣”。

    因此，將出現富裕的和貧窮的經濟公社，它們之間的平衡是通過居民脫離貧窮的公社擠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來實現的。因此，杜林先生雖然想通過全國性的商業組織來消除各個公社之間在產品上的競爭，但是他卻聽任生產者方面的競爭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於競爭之外，而人仍舊要服從於競爭。

    但是，我們由此還遠不清楚什麽是“公共的權利”。兩頁之後，杜林先生向我們宣布：

    商業公社擴展得“首先像政治-社會領域一樣地廣大；這個領域的成員聯合成一個統一的權利主體，並且由於這種身分而支配著整個土地、住宅和生產設備”。

    可見，具有支配權的終究不是個別公社，而是整個民族。“公共權利”、“對物的權利”、“對自然界的公共的關系”等等，不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簡直就是自相矛盾的。這種權利實際上——至少當每一單個經濟公社同樣是權利主體的時候——是“個人的同時又是社會的所有制”，因此，這後一個“模糊的雜種”，◎第639頁◎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會遇到。

    無論如何，經濟公社是為了生產來支配自己的勞動資料的。這種生產是怎樣進行的呢？根據我們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來判斷，這種生產是完全依照從前的樣式進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資本家而已。頂多我們還看到，只是現在每個人才能自由地選擇職業並具有同等的勞動義務。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會內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個生產機構內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會”是怎樣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照杜林先生的說法，這個對抗“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為農業和工業之間的鴻溝……是不可能填平的，這倒是值得懷疑的。實際上，它們之間已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連續過渡，這種連續過渡在將來還可望大大加強”。現在侵入農業和農村經濟中的，已經有兩種工業：“第一、釀酒業，第二、甜菜制糖業……酒精生產具有這樣大的意義，以致容易被人估計過低，而不會被人估計過高”。如果由於“某些發現使工業的範圍更加擴大，使生產經營必須在農村中進行，並且直接同原料的生產掛鉤”，那麽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就可以因此減弱，而“文明發展的最廣泛的基礎就可以獲得”。但是，“同樣的事情也許還可以由別種方法產生。除技術上的必需外，社會需要的問題將越來越多地被提出，當社會的需要成為人類活動的組合的標準時，就不能再忽視田間作業和技術加工之間的有系統的緊密結合所帶來的好處了”。

    而在經濟公社中正好存在著社會的需要這個問題，這樣，公社不會急於充分利用上述的農業和工業聯合的好處嗎？關於經濟公社在這個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杜林先生不會不用他所喜愛的冗長文字把他的“更確切的理解”告訴我們吧？如果讀者相信他會這樣做，那就要受騙。上面那些貧乏的、吞吞吐吐的、在施行普魯士邦◎第640頁◎法的釀酒區和制糖區內又流傳開來的老生常談，就是杜林先生關於現在和將來的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所能告訴我們的一切。

    讓我們來詳細地談談分工吧。在這里，杜林先生已經多少“確切些”了。他談到

    “應該專門投身於一種職業的人”。如果說到建立一個新的生產部門，“那麽問題只是在於：能否把致力於生產某一種物品的一定數量的人，連同他們所需要的消費〈！〉，可以說一起創造出來”。在共同社會中，任何一個生產部門，都“不需要許多居民”。在共同社會中，也會有“根據生活方式而區分的”人的“經濟變種”。

    這樣，在生產的範圍內，一切都差不多是照舊不變的。的確，在到目前為止的社會中，總是“錯誤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這種錯誤的分工表現在哪里，它在經濟公社中將被什麽所代替，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只聽到下面的話：

    “至於分工本身的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只要注意到各種不同的自然狀況的事實和個人的能力，就可以說是解決了。”

    除能力外，還有個人的愛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們去從事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訓練的那些活動的刺激，將完全基於對有關行業的愛好，以及對從事恰恰這一種事物而不是別種事物〈從事於一種事物！〉的樂趣。”

    但是，這樣一來在共同社會中就將引起一種競爭心，而且

    “生產本身引起了某種興趣，而把生產僅僅看作獲利手段的呆板的經營，將不再是各種社會狀態的占支配地位的特性”。

    在生產自發地發展起來的一切社會中（今天的社會也屬於這樣的社會），不是生產者支配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支配生產者。◎第641頁◎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種新的生產杠桿都必然地轉變為生產資料奴役生產者的新手段。這首先是大工業建立以前的最強有力的生產杠桿——分工的特點。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人口陷於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的體力發展的基礎。如果說農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藝，那麽，土地也同樣占有農民，手藝也同樣占有手工業者。由於勞動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為了訓練某種單一的活動，其他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犧牲品。人的這種畸形發展和分工齊頭並進，分工在工場手工業中達到了最高的發展。工場手工業把一種手藝分成各種局部操作，把每種操作分給個別工人，作為終生的職業，從而使他一生束縛於一定的局部職能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場手工業把工人變成畸形物，它壓抑工人的多種多樣的生產志趣和生產才能，人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個體本身也被分割開來，成為某種局部勞動的自動的工具”（馬克思）（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9頁。——編者注），這種自動工具在許多情況下只有通過工人的肉體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發展才達到完善的程度。大工業的機器使工人從一台機器下降為機器的單純附屬物。“過去是終身專門使用一種局部工具，現在是終身專門服侍一台局部機器。濫用機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從小就變成局部機器的一部分”（馬克思）（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2-463頁。——編者注），不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間接剝削工人的階級，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來從事活動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虛的資產者為他自己的資本和利潤欲所奴役；律師為他的僵化的法律觀念所奴役，這種觀念作為獨立的力量支配著他；一◎第642頁◎切“有教養的等級”都為各式各樣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為他們自己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短視所奴役，為他們的由於接受專門教育和終生從事一個專業而造成的畸形發展所奴役，——哪怕這種專業純屬無所事事，情況也是這樣。

    空想主義者已經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結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發展，另一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的畸形發展，這種勞動活動局限於單調地機械地終生重覆同一的動作。歐文和傅立葉都要求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作為消滅整個舊的分工的第一個基本條件。他們兩人都主張人口應該分成1 600人到3　000人的許多集團，分布於全國； 每個集團居住在他們那個地區中央的一個巨大的宮殿中，共同管理家務。雖然傅立葉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4個到5個這種相互毗連的宮殿組成的。根據這兩個空想主義者的意見，每個社會成員都既從事農業，又從事工業；在傅立葉看來，手藝和工場手工業在工業中起著主要的作用，相反，在歐文看來，大工業已經起著主要的作用，而且認為在家務勞動中也應該應用蒸汽力和機器。但是，無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業中，他們兩人都要求每個人盡可能多地調換工種，並且要求相應地訓練青年從事盡可能全面的技術活動。在他們兩人看來，人應當通過全面的實踐活動獲得全面的發展；勞動應當重新獲得它由於分工而喪失的那種吸引人的力量，這首先是通過經常調換工種和相應地使從事每一種勞動的“會期”（用傅立葉的話說）（注：參看沙·傅立葉《經濟的和協會的新世界》第2、5、6章。——編者注）不過長的辦法來實現。他們兩人都遠遠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襲的剝削階級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第643頁◎立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於這樣的狹隘觀念，即似乎一定數量的“人”無論如何必然注定要從事某一種物品的生產；它要使根據生活方式而區分的人的“經濟變種”永世長存，這些人據說對恰好從事這一種事物而不是從事別種事物感到樂趣，就是說，他們落到了竟然樂於自身被奴役和片面發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癡”傅立葉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較，即使同“粗糙、無力而貧乏”的歐文的最貧乏的觀念相比較，還完全被分工奴役著的杜林先生也是一個妄自尊大的侏儒。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現在，這已不再是什麽幻想，不再是什麽虔誠的願望了。在生產力發展的當前情況下，只要有隨著生產力的社會化這個事實本身而出現的生產的提高，只要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障礙和破壞、產品和生產資料的浪費，就足以在普遍參加勞動的情況下使勞動時間減少到從現在的觀念看來非常少的程度。

    同樣，消滅舊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犧牲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的一種要求。相反，它已經被大工業變為生產本身的條件。“機器生產不需要像工場手工業那樣，使同一些工人始終從事同一種職◎第644頁◎能，從而把這種分工固定下來。由於工廠的全部運動不是從工人出發，而是從機器出發，因此不斷更換人員也不會使勞動過程中斷……　最後，年輕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機器，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培養一種特殊的工人成為機器工人。”（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461-462頁。——編者注）但是，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方式不得不繼續實行舊的分工及其僵死的專業化，雖然這些在技術上已經成為多余的了，於是機器本身就起來反對這種時代的錯誤。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社會無政府狀態的洗劫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極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只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並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種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開辟道路，那麽，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系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第645頁◎個人。”（馬克思《資本論》）（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213頁。——編者注）

    大工業教會我們，為了技術上的目的，把幾乎到處都可以造成的分子運動轉變為物體運動，這樣大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業生產擺脫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卻是自由的。如果說水力必然存在於鄉村，那麽蒸汽力卻決不是必然存在於城市。只有它的資本主義的應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於城市，並把工廠鄉村轉變為工廠城市。但是，這樣一來它就同時破壞了它自己運行的條件。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工業中差不多一切生產部門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較純潔的水。但是工廠城市把一切水都變成臭氣沖天的污水。因此，雖然向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但是每個工業資本家又總是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遷移到農村地區去經營。關於這一過程，可以在蘭開夏和約克郡的紡織工業地區詳細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地從城市遷往農村，因而不斷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屬加工工業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樣的結果。

    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的矛盾，又只有消滅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個統一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於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

    因此，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它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樣它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必需。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第646頁◎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眾把糞便用於促進植物的生長，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

    資本主義的工業已經相對地擺脫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產地的地方局限性。紡織工業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進口的。西班牙的鐵礦石在英國和德國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銅礦石在英國加工。每個煤礦區都把燃料遠銷本地區以外的逐年擴大的工業地區。在歐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汽機都用英國的，有的地方用德國的和比利時的煤來發動。擺脫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局限性的社會可以在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邁進。這個社會造就全面發展的一代生產者，他們懂得整個工業生產的科學基礎，而且其中每一個人對整整一系列生產部門從頭到尾都有實際體驗，所以這樣的社會將創造新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會綽綽有余地抵償從比較遠的地方運輸原料或燃料所花費的勞動。

    因此，從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的條件這方面來說，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也不是什麽空想。的確，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一種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遺產。但是這種遺產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將被消除，即使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無論普魯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國可能遭受怎樣的命運，俾斯麥總可以高傲地進入墳墓了，因為他的宿願——大城市的毀滅，肯定是會實現的。（注：這里很有可能是指俾斯麥於1852年3月20日在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發言（從1849年起俾斯麥是第二議院議員）。俾斯麥的發言反映了普魯士容克（地主）對作為革命運動中心的大城市的仇恨，他發出號召，一旦新的革命高潮到來，就把大城市夷為平地。——647。）

    現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觀念：無須從根本上變革舊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無須廢除舊的分工，社會就可以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狀況和個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決了。而與此同時整批的人卻依舊為生產某一種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舊被要求就業於一個生產部門，而人類卻依舊和從前一樣，分成一定數目的不同的畸形發展的“經濟變◎第647頁◎種”，就像現在的“推小車者”和“建築師”一樣。社會應該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同時讓每一個人依舊做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奴隸，而僅僅有選擇哪一種生產資料的權利。同樣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樣把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看作“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只能在燒酒釀造業和甜菜制糖業這兩個具有普魯士特有的結合方式的部門中發現一點小小的緩和劑；他怎樣使工業在全國的分布取決於將來的某些發現以及取決於生產直接靠近原料開采的必要性——這些原料，現在已被用於離開原產地越來越遠的地方了！——他在結束時又怎樣力圖用下面的保證來給自己留下退路：社會的需要終究要使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即使這違反經濟上的考慮，就是說，似乎這樣做會造成經濟上的犧牲！

    誠然，要看到那些將消滅舊的分工以及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將使全部生產發生變革的革命因素已經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現代大工業的生產條件中，要看到這些因素在其發展中受到現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阻礙，就必須把視野放寬些，稍稍超出普魯士邦法的適用地區，因為在那里，燒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業產品，而商業危機竟可以根據書籍市場的狀況來研究。為此，必須從大工業的歷史中，從它目前的現實狀況中，特別是從那個成為大工業發源地並唯一地使大工業獲得典型發展的國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業；這樣就不會想到要把現代科學社會主義淺薄化，並把它降低為杜林先生的獨特的普魯士的社會主義。◎第648頁◎


恩格斯　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之九）

    *（注：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是以《反杜林論》這個名稱載入史冊的。這部著作全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的這部著作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鬥爭的直接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於杜林在1867年12月《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上發表了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的評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信，特別是1868年1-3月這段時間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當時已經確定了對杜林所持的批判態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影響頗大。最積極的杜林分子有愛·伯恩施坦、約·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奧·倍倍爾也一度受杜林體系的影響。1874年3月，倍倍爾在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以《一名新共產主義者》為標題匿名發表了兩篇關於杜林的文章。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該報編輯威·李卜克內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到1875年初，杜林體系的傳播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問世）和《哲學教程》（最後一冊在1875年2月問世）的出版尤其助長了這一點。在這兩本書中，自命為社會主義信徒的杜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就促使李卜克內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議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反擊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內西把該報拒絕發表的阿·恩斯特及約·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給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針鋒相對地反駁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頁）一文，點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論。

    杜林體系對剛剛於1875年5月在哥達合並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產生了影響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這一形勢迫使恩格斯中斷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以便全力反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政黨唯一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決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馬克思於5月25日回信堅決支持這個想法，恩格斯便立即著手這項工作。他在5月2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確定了他的著作的總計劃和性質。

    恩格斯寫作《反杜林論》，用了兩年的時間，即從1876年5月底開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該書的第一編大體上寫於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以一組論文的形式陸續發表於1877年1-5月的《前進報》（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號）。這一編還包括後來第一次出版該書單行本時抽出來作為整個三編的獨立的總的引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該書的第二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6-8月。這一編的最後一章即論述政治經濟學史的第十章是馬克思寫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寫於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經濟表》的第二部分，則寫於8月初以前。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7年7-12月的《前進報》學術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號）。

    該書的第三編大體上寫於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這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發表於1878年5-7月的《前進報》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號）。

     《反杜林論》的發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達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他們曾力圖阻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恩格斯的這部著作。該報在發表《反杜林論》時時斷時續，不能不說是杜林分子的影響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這部著作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哲學》為題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兩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為題也在萊比錫出版了單行本。同時，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後，全書在萊比錫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並寫了序言，標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在以後的德文各版中，該書均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為標題出版，未加副標題《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1886年該書第2版在蘇黎世出版。經過修訂的第3版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版，這是《反杜林論》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後一版。

    恩格斯這部著作的書名是諷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凱里在國民經濟學說和社會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書名。杜林在該書中吹捧庸俗經濟學家凱里，凱里實際上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導師。

    1878年10月底，德國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反杜林論》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樣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寫成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後來又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題出版。——343。）

    四、分　配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注：見本卷第530頁。——編者注），杜林的經濟學歸結為這樣一個命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很好，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很壞，一定得消失。現在我們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會”不過是這一命題在幻想中的實現。事實表明：杜林先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就其本身來說）幾乎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他要保持舊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對他的經濟公社內部的生產，也差不多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的確，生產是同確鑿事實打交道的一個領域，所以在這個領域內，“合理的幻想”只能給自己的自由心靈提供極小的飛翔空間，因為出醜的危險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據杜林先生的意見，分配是和生產根本沒有聯系的，在他看來，分配不是由生產來決定，而是由純粹的意志行為來決定的——分配是他的“社會煉金術”的再合適不過的用武之地了。

    在經濟公社和包括許多經濟公社的商業公社里，平等的消費權利是和平等的生產義務相適應的。在這里，“一種勞動……按照平等估價的原則和別種勞動相交換……　貢獻和報酬在這里是真正相等的勞動量”。而且，這種“人力的相等，不管個別人的貢獻是多些還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絲毫沒有”，都是有效的；因為“任何行動，只要它花費時間和力量，都可以看作勞動的支出”，——因此，玩九柱戲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為集體是一切生產資料從而也是一切產品的所有者，所以這種交換不發生在個別人之間，而是一方面發生在每個經濟公社和它的各個社員之間，另一方面發生在各個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之間。“特別是各個經濟公社，將在它們本身的範圍內，用完全有計劃的銷售去代替小商業。”批發商業也同樣被組織起來：“所以，自由經濟社會◎第649頁◎的體系……仍舊是一個巨大的交換組織，它的活動，是通過貴金屬提供的基礎進行的。我們的模式和一切模糊的觀念——甚至現在流行的社會主義觀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還沒有脫離這種模糊觀念——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對這個基本特性的絕對必要性有所認識。”

    為了進行這種交換，經濟公社作為社會產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須根據平均生產費用“給每類物品規定一個統一的價格”。“現在所謂生產成本……對價值和價格的意義，〈在共同社會里〉將由……對所需勞動量的估計來實現。根據每個人在經濟上也具有平等權利的原則，這種估計最終可以歸結為對參加勞動的人數的考慮，這種估計將產生既跟生產的自然關系又跟社會的價值增殖權利相適應的價格比例。貴金屬的生產，仍然像現在一樣，是規定貨幣價值的決定因素……　由此可見，在經過變更的社會制度中，對於價值以及產品借以進行交換的比例來說，決定原則和尺度不但沒有喪失，反而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

    著名的“絕對價值”終於實現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會使各個人有能力向公社購買已經生產出來的物品，因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給每個社員以一定數目的貨幣，作為他的工作報酬——這個數目對於一切人來說都應該是一樣的。“所以，從共同社會的觀點看來，說工資應該消滅或者說工資應該成為經濟收入的唯一形式，這是沒有什麽分別的。”但是，同等的工資和同等的價格，“即使不造成質量上的消費平等，也造成數量上的消費平等”，這樣一來，“普遍的公平原則”就在經濟上實現了。

    至於這種未來的工資額如何規定，杜林先生僅僅告訴我們：

    在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況下一樣，“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所以勞動6小時，就應該得到同樣體現6個勞動小時的貨幣量。

    但是，決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則”和那種粗陋的平均主義混淆起來，後者激起資產者極其憤怒地反對一切共產主義，特別是反對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這一公平原則遠不是像外表看起來那樣不能通融。◎第650頁◎

    “經濟上的權利要求的原則上的平等，並不排除對公平所要求的東西再自願地附加上特別讚許和尊敬的表示……　當社會通過適當地增添消費來表彰擺在較高位置的工種時，社會只是表示對自己的尊敬。”

    當杜林先生把鴿子的純潔和蛇的智慧（注：參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10章第16節。——編者注）融合起來，並如此令人感動地惦念未來杜林們的消費的適當增添時，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對自己的尊敬。

    這樣，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就最終地被消滅了。因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假定誰真正擁有私人資料的剩余，那麽他也不能為這些剩余找到任何資本式的應用。一個人或一群人如果為了生產向他取得這些剩余，那他們只能以交換或購買的方式向他取得，但是決不會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潤。”所以，“和平等原則相適應的遺產”是可以允許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為“某種遺產總是家庭原則的必然的同伴”。繼承權也“不能引起巨大財富的積累，因為在這里財產形成……再也不能以創造生產資料和完全過食利生活為目的了”。

    這樣，經濟公社似乎是順利地建成了。我們現在來看看這種公社是怎樣經營的。

    我們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設都完全實現了；因而我們假定，經濟公社因每個社員每天勞動6小時，而付給他們以同樣體現6勞動小時的貨幣量，譬如說12馬克。同樣，我們假定，價格確切地與價值相符合，就是說，根據我們的前提，它僅僅包含原料費、機器損耗、勞動資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資。一個擁有100 個從事勞動的成員的經濟公社，每天生產價值為1 200馬克的商品，一年以300個工作日計算，生產36萬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樣的數目付給它的成員，每個成員都可以隨意處置他一天得到的12馬克，或◎第651頁◎一年得到的3 600馬克。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這個公社並沒有比開始時富裕一些。在這個時期內，如果公社不願動用它的生產資料的基金，那麽，它甚至無法適當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費。積累完全被遺忘了。更壞的是：因為積累是社會的必需，而貨幣的保存是積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經濟公社的組織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員去進行私人積累，從而破壞公社自身。

    怎樣避免經濟公社的本性的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於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課稅”，即加價，把它的年產品賣48萬馬克，而不是賣36萬馬克。但是，因為其他一切經濟公社也處在同樣的情況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樣的做法，這樣，每一公社在和別的公社進行交換時都不得不償付和自己額外所得相等的“課稅”，結果“貢稅”還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成員身上。

    或者，公社把這件事情處理得更簡單：每個成員勞動6小時，公社付給他少於6小時勞動的產品，譬如說4個勞動小時的產品，就是說，一天不是付12馬克，而只付8馬克，但是讓商品的價格保持原來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就直接地公開地做了它在前一情況下隱蔽地轉彎抹角地企圖做的事情：它按純粹資本主義的方式付給社員以低於社員所生產的物品的價值，而社員只能從公社買得的那些商品卻要按照全部價值來計算，這樣它就造成每年總計12萬馬克的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所以經濟公社要能獲得後備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實行的是最廣闊的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高貴的”實物工資制（注：實物工資制(truck system)是英國人的說法，在德國也為人所熟知，在這種制度下，工廠主自己開設店鋪，強迫工人在這些店鋪中購買商品。）。◎第652頁◎

    這樣，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經濟公社以“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積累基金來維持和擴大生產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這種基金，在這種情況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

    經濟公社中的交換的內容就是這樣。交換的形式怎麽樣呢？交換是以金屬貨幣為中介的，杜林先生頗以這種改良所具有的“人類歷史意義”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成員之間的交易中，這種貨幣決不是貨幣，決不執行貨幣的職能。它成為純粹的勞動券，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它只證明“生產者個人參與共同勞動的份額，以及他個人在供消費的那部分共同產品中應得的份額”，在這一職能中，它也“同戲票一樣，不是'貨幣'”。（注：《資本論》第1卷第3章第1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2-113頁腳注(50)。——編者注）因此，它可以為任何符號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來代替，在這個帳簿中，在一方記下勞動小時，在另一方記下為此而領得的享受資料（注：關於“交易簿”，參看威·魏特林在《和諧與自由的保證》第2部分第10章。按照魏特林的空想計劃，在未來社會中，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人每天都必須工作一定的小時，並因此而得到生活必需品。除這個時間之外，每個工作的人有權再工作幾個附加的“交易小時”並因此而得到奢侈品。這些附加的工作小時和由此而得到的物品都記在“交易簿”上。——653。）。一句話，在經濟公社和它的社員之間的交易中，貨幣只是起歐文的“勞動小時貨幣”的作用，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視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應用於自己的未來經濟之中。標明所完成的“生產義務”和從而獲得的“消費權利”的尺度憑證，無論是一張廢紙、一種籌碼，或者是一塊金幣，這對這個目的來說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對其他目的來說就不然了，這一點以後就會看到。

    這樣，如果說，在經濟公社和它的成員之間的交易中，金屬貨幣已經不執行貨幣的職能，而是執行化了裝的勞動券的職能，那麽在各個經濟公社之間的交換中，它就更不執行貨幣的職能了。在這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屬貨幣完全是多余的。實際上，這◎第653頁◎里只要有簿記就足夠了，在實現等量勞動的產品同等量勞動的產品的交換時，如果簿記以自然的勞動尺度——時間，即以勞動小時為單位來計算，這就比預先把勞動小時轉換為貨幣簡單得多。實際上，交換是純粹的實物交換；全部余額可以很容易地和簡單地用轉到其他公社帳上的辦法來結清。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對其他公社有了虧空，那麽所有“宇宙間的黃金”，無論它們怎樣“天然就是貨幣”，都不能使這個公社（如果它不願意由於欠債而隸屬於其他公社）避免這樣的命運，即用增加自己的勞動的方法來補償這種虧空。此外，請讀者經常記住，我們在這里決不是設計未來的大廈。我們只是采用杜林先生的假設，並且從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結論。

    因此，無論是在經濟公社和它的成員之間的交換中，還是在各個公社之間的交換中，“天然就是貨幣”的黃金都不能實現它的這種天然的本性。盡管如此，杜林先生卻硬叫它在“共同社會”中也執行貨幣的職能。因此，我們不得不為這種貨幣職能尋找別的活動舞台。而這樣的舞台是存在著的。雖然杜林先生給每個人以“等量消費”的權利，但是他不能強迫任何人這樣做。相反地，他感到驕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貨幣。因此，他無法阻止下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些人積蓄起一小部分貨幣，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資不夠維持生活。他甚至使這種事情成為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明確地承認家庭的共同財產的繼承權，從而就進一步產生父母養育兒女的義務。但是這樣一來，等量消費就有了一個巨大的裂縫。獨身者用他一天8馬克或12 馬克的工資可以過得舒適而愉快，可是家有8個未成年小孩的鰥夫用這麽多工資卻只能淒慘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慮地接受貨幣的支付，於是就提供一種可能，不通過自己的勞動而通過其他途徑去獲得這◎第654頁◎些貨幣。金錢沒有臭味（注：沒有臭味，即金錢沒有臭味——這句話是羅馬皇帝韋斯帕西安（69-79年）對他的兒子說的，因為他的兒子不同意他實施專門的廁所稅。——655。）。公社不知道它是從哪里來的。但是，這樣就造成了使以前只起勞動券作用的金屬貨幣開始執行真正貨幣職能的全部條件。現在，一方面出現了貯藏貨幣的機會和動機，另一方面出現了借債的機會和動機。貨幣需要者向貨幣貯藏者借債。借得的貨幣作為支付生活資料的費用為公社所接受，從而又成為目前社會中那樣的貨幣，即人類勞動的社會體現、勞動的現實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規範”對它都無能為力，就像對乘法表或水的化合成分無能為力一樣。因為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貸也和這種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一起恢覆起來了。

    直到現在，我們只是觀察了在杜林的經濟公社所管轄的領域內保存金屬貨幣這件事的影響。但是在這一領域以外，其余的罪惡世界當時還是一切都照老樣子進行。在世界市場上，金銀仍然是世界貨幣、一般的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財富的絕對的社會體現。由於貴金屬的這種特性，在經濟公社的單個社員面前，出現了貯藏貨幣、發財致富和放高利貸的新的動機，即對公社和在公社範圍以外自由地、獨立地行動，並在世界市場上使積累的個人財富增殖的動機。高利貸者變成借助流通手段來做生意的商人，變成銀行家，變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貨幣的支配者，因而變成生產的支配者和生產資料的支配者，雖然這些生產資料在許多年內名義上還是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的財產。因此，變成了銀行家的貨幣貯藏者和高利貸者也就是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會”，實際上是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模糊觀念”根本不同的。如果它真的能拼湊起來並維持下去，那麽，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重新產生金融巨頭，它將在金融巨頭的控制下並為他們的錢袋勇敢地竭盡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可以獲救的道路，也許就在於貨幣貯藏者寧◎第655頁◎願借助他們的世界貨幣盡快地逃離公社。

    在德國人對舊的社會主義普遍缺乏了解的情況下，一個天真爛漫的青年，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例如歐文的勞動券是否也會引起類似的濫用呢？雖然在這里我們沒有必要來闡述這種勞動券的含義，但是，為了把杜林的“包羅萬象的模式論”和歐文的“粗糙、無力和貧乏的觀念”作一比較，我們還是可以指出下面幾點：第一，要使歐文的勞動券被這樣地濫用，就要假定它已變成真正的貨幣，而杜林先生是以真正的貨幣為前提，可是卻想禁止它執行單純勞動券以外的其他職能。在歐文那里，是假定發生了真正的濫用，而在杜林這里，是內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貨幣本性為自己開辟道路：貨幣對抗著杜林先生由於自己不懂貨幣的本性而要強加給它的那種濫用，去實現它本身所固有的正確的應用。第二，在歐文看來，勞動券只是社會資源實現完全的公有和自由利用的一個過渡形式，此外，頂多還是一個使共產主義易於為英國公眾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種濫用迫使歐文的社會廢除勞動券，那麽這個社會就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前進了一步，進入了一個比較完全的發展階段。相反，杜林的經濟公社一廢除貨幣，它就立刻消滅了自己的“人類歷史意義”，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妙處，不再成其為杜林的經濟公社，而下降為模糊觀念，而杜林先生為了使它從這種模糊觀念中擺脫出來，曾花費了多少艱苦的勞動去從事合理幻想啊。（注：附帶說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勞動券在歐文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他是從薩金特的書上知道這種勞動券的，在那里它們只是出現在自然要遭到失敗的勞動交換市場里，這種交換市場試圖以直接交換勞動的辦法從現存的社會轉變到共產主義社會。）◎第656頁◎

    杜林的經濟公社遭遇到的所有這些奇怪的迷誤和混亂是從什麽地方產生的呢？不過是從存在於杜林先生頭腦中的對價值和貨幣的概念的模糊觀念中產生的，這種模糊觀念最後竟驅使他企圖去發現勞動的價值。但是，因為杜林先生決沒有在德國壟斷這種模糊觀念，相反地，他還有許多競爭者，所以我們“願意暫時耐著性子來清理”他在這里造成的“亂線球”。

    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什麽是商品？商品是在一個或多或少互相分離的私人生產者的社會中所生產的產品，就是說，首先是私人產品。但是，只有這些私人產品不是為自己的消費，而是為他人的消費，即為社會的消費而生產時，它們才成為商品；它們通過交換進入社會的消費。這樣，私人生產者就相互處於社會聯系之中，組成一個社會。因此，他們的產品雖然是每個個別人的私人產品，同時也是社會的產品（但這不是有意的而且似乎是違背他們意願的）。那麽這些私人產品的社會性表現在什麽地方呢？顯然表現在兩種特性上：第一，它們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不僅對生產者自己，而且也對別人具有使用價值；第二，它們雖然是各種極不相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但同時也是人類勞動的產品，是一般人類勞動的產品。因為它們對別人也有使用價值，所以它們都可以進入交換；因為在它們里面都包含著一般人類勞動、人類勞動力的簡單耗費，所以它們可以在交換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這種勞動的量相互比較，被認為相等或不相等。在不變的社會條件下，兩個相同的私人產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勞動，但總是只包含著等量的一般人類勞動。一個不熟練的鐵匠打五個馬掌所用的時間，另一個熟練的鐵匠卻能打十個。但是，社會並不把一個人的偶然的不熟練性當作價值，它只承認當時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為一般人類勞動。因此，第一個鐵匠的五個馬掌中的一個，◎第657頁◎在交換中並不比第二個鐵匠在相等的勞動時間內所打的十個馬掌中的一個具有更多的價值。私人勞動，只有在它是社會必要勞動的時候，才包含著一般人類勞動。

    這樣，當我說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價值的時候，那我就是說：(1) 它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產品；(2)它是由私人為了私人的打算生產出來的；(3)它雖然是私人勞動的產品，但同時又是社會勞動的產品（這一點似乎是生產者所不知道的而且似乎是違背他們意願的），而且是以社會方法即通過交換來確定的一定量社會勞動的產品；(4)我表現這個數量，不是用勞動本身，也不是用若幹勞動小時，而是用另外一個商品。因此，如果我說，這只表和這塊布價值相等，這兩件物品中每一件的價值都等於50馬克，那麽我就是說：在這只表、這塊布和這些貨幣中，包含著等量的社會勞動。因此，我確認，它們所代表的社會勞動時間是以社會的方式計量的，而且被看作是相等的。但是這種計量，不像通常用勞動小時或工作日等等來計量勞動時間那樣，是直接的、絕對的，而是迂回地、以交換為中介來進行的，是相對的。因此，即使這一確定數量的勞動時間，我也不能用勞動小時表現出來，因為我仍然不知道勞動小時的數目，而同樣只能迂回地、相對地通過另外一個代表等量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商品把它表現出來。一只表的價值和一塊布的價值相等。

    但是，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迫使建築在它們之上的社會采取這種迂回途徑的時候，它們同時也迫使這個社會盡可能地縮短這條途徑。它們從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選出一種權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都可以永久由這種商品來表現，這種商品被當作社會勞動的直接體現，所以能夠直接地無條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換，這種商品就是貨幣。貨幣已經以萌芽狀態包含在價值概念中，◎第658頁◎它只是發展了的價值。但是，當商品價值在商品本身面前獨立化為貨幣時，在生產商品和交換商品的社會中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一個具有新的社會職能和社會影響的因素。我們暫且只確認這一事實，而不作詳細的探討。

    商品生產的經濟學，決不是考察我們僅僅相對認識的因素的唯一科學。在物理學上，我們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壓力和溫度之下，一定體積的氣體包含著多少個氣體分子。但是我們知道，在波義耳定律有效的範圍內，在相同的壓力和溫度下，一定體積的一種氣體和同一體積的任何他種氣體包含著同樣多的分子。所以，對不同的壓力和溫度條件下的不同的氣體的各個不同的體積，我們可以根據它們的分子容量來加以比較；例如我們以0℃和760毫米壓力下的1 公升氣體為單位，用這個單位去測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學上，我們也不知道各個元素的絕對原子量。但是，因為我們知道它們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們相對地知道它們的原子量。商品生產和商品生產的經濟學根據各個商品的相對勞動量來比較各個商品，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包含於各個商品中的勞動量獲得一個相對表現，同樣，化學根據各個元素的原子量來比較各個元素，把一個元素的原子量表現為另一個元素（硫、氧、氫）的原子量的倍數或分數，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獲得一個相對表現。商品生產把黃金提升為絕對商品，提升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提升為一切價值的尺度，同樣，化學把氫的原子量當作一，並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還原為氫，使之表現為氫原子量的倍數，因而把氫提升為化學上的貨幣商品。

    但是，商品生產決不是社會生產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產品都沒有轉變為商品。公◎第659頁◎社成員直接為生產而結合為社會，勞動是按照習慣和需要來分配的，產品只要是供消費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會生產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換，因而也排除產品向商品的轉化（至少在公社內部）和隨之而來的產品向價值的轉化。

    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的有用性質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直接成為社會勞動。那時，一個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個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社會可以簡單地計算出：在一台蒸汽機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獲的小麥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質量的棉布中，包含著多少勞動小時。因此，到那時，它就不會想到還繼續用相對的、不斷波動的、不充分的、以前出於無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來表現產品中包含的、現在已直接地和絕對地知道的勞動量，就是說，用第三種產品來表現這個量，而是會用它們的自然的、最恰當的、絕對的尺度——時間來表現這些勞動量。同樣，化學一旦能夠以最恰當的尺度，即以實際重量，以10（的12次方）分之一或10（的24次方）分之一克，來絕對地表現原子量，它也就不會想到再通過迂回的途徑，用氫原子來相對地表現各種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不會賦於產品以價值。生產100平方米的布，譬如說需要1 000勞動小時，社會就不會用間接的和無意義的方法來表現這一簡單的事實，說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 000勞動小時的價值。誠然，就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也必須知道，每一種消費品的生產需要多少勞動。它必須按照生產資料來安排生產計劃，這里特別是勞動力也要考慮在內。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制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第660頁◎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注：在決定生產問題時，上述的對效用和勞動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能余留的全部東西，這一點我在1844年已經說過了《德法年鑒》（《德法年鑒》是由馬克思和阿·盧格在巴黎編輯出版的德文雜志，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頁，本選集第1卷第1-16頁），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頁）。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原則分歧。——329、661、687。）第95頁。但是，可以看到，這一見解的科學論證，只是由於馬克思的《資本論》才成為可能。）插手其間。

    價值概念是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廣泛的表現。因此，在價值概念中，不僅包含了貨幣的萌芽，而且還包含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切進一步發展了的形式的萌芽。價值是私人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的表現，在這里已經存在著社會勞動和同一產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勞動這二者之間出現差別的可能性。這樣，如果一個私人生產者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不斷進步的時候，仍用舊的方式進行生產，那麽他會深切地感到這一差別。當某類商品的全體私人生產者生產的商品超過社會所需要的數量的時候，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一個商品的價值只能用另一個商品來表現並且只有在和另一個商品交換時才能實現，在這里包含著這樣一種可能：或者是交換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交換雖然成立卻實現不了商品的真實的價值。最後，如果在市場上出現了特殊的商品——勞動力，那麽，勞動力的價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按照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在產品的價值形式中，已經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對立、產業後備軍和危機的萌芽。企圖用制造“真正的價值”的辦法來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這等於企圖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辦法來消滅天主教，或者等於用徹底實現某種最全面地表現生產者受自身產品奴役的經濟範疇的辦法，來建立生產者最終支配自身產品的社會。◎第661頁◎

    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那麽還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也被貨幣強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換之中。於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成社會的共同體內部的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共同體的各種紐帶，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人生產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貨幣使個人的耕種代替了共同的耕種；後來，貨幣以最後的分割取消了還實行定期重分辦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澤爾流域的農戶公社中，在俄國村社中也開始出現）；最後，貨幣促成了余留下來的公有森林和牧場的分配。無論促進這一過程的還有什麽其他基於生產發展的原因，貨幣始終是這些原因借以對共同體發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經濟公社能實現的話，貨幣也必將以同樣的自然必然性，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範”而使它解體。

    我們在上面（《經濟學》第6章）已經看到，談論勞動的價值，這是自相矛盾。因為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勞動不僅生產產品，而且也生產價值，而這種價值是由勞動來計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價值，正像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熱不能有特殊的溫度一樣。但是，胡亂思考“真正價值”的一切社會糊塗蟲的顯著特征，就在於他們想象，在目前的社會中，工人沒有獲得他的勞動的全部“價值”，而社會主義的使命就是要矯正這種情況。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麽是勞動的價值；這些人企圖不用勞動的最恰當的尺度即時間，而用勞動的產品來衡量勞動，這樣就發現了勞動的價值。根據這種觀點，工人應當獲得“全部勞動所得”。不僅勞動產品，而且勞動本身都應當可以直接和產品相交換，一個勞動小時和另一個勞動小時的產品相交換。但是，在這上面立即發生了一個非常“可疑的”困◎第662頁◎難。全部產品被分掉。社會的最重要的進步職能即積累被剝奪，並且被個人所掌握和支配。個人可以隨意處置自己的“所得”，在最好的情況下，社會的窮富程度仍然是和以前一樣。這樣，這些人把過去積累的生產資料集中於社會手中，只是為了使未來積累的一切生產資料重新分散於個人的手中。這些人是給自己的前提一記耳光，達到了純粹荒唐的地步。

    根據這種觀點，流動的勞動，即能動的勞動力，應當和勞動產品相交換。於是它和應當與之交換的產品一樣，也是商品。於是這種勞動力的價值就決不會根據它的產品來決定，而是根據它里面所體現的社會勞動，即根據目前的工資規律來決定。

    但是，這正好是這種觀點認為不應當有的情形。流動的勞動，即勞動力，是應當可以和它的全部產品相交換的。這就是說，它應當不和它的價值相交換，而和它的使用價值相交換；價值規律應當適用於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對於勞動力，它是應該被廢除的。隱藏在“勞動的價值”背後的，正是這種自己消滅自己的混亂觀念。

    “勞動和勞動根據平等估價的原則相交換”——這句話如果還有某種意義的話——也就是說，等量社會勞動的產品可以相互交換，就是說，價值規律，恰好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從而也就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律。在目前的社會中，它以各種經濟規律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里唯一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那種方式為自己開辟道路，即作為存在於事物和關系中的、不以生產者的願望或活動為轉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為自己開辟道路。杜林先生把這一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並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存社會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他要現存的社會，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魯東完全在同一個基地上進行活動。像◎第663頁◎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於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像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我們現代的唐·吉訶德，無論怎樣傲慢地騎上他的高貴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則”，在他的威武的桑喬·潘薩——阿伯拉罕·恩斯的跟隨下，來作騎士的遠征以奪取曼布里諾的頭盔——“勞動的價值”，我們還是擔憂，非常擔憂，他除了古時有名的理發用的銅盆以外，什麽也拿不到家里去。（注：關於奪取曼布里諾的神奇頭盔——一個理發用的普通銅盆的冒險，在塞萬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第1部第21章中作了描述。

    阿·恩斯曾因1877年1-2月《前進報》發表《反杜林論》前幾章而撰寫了一部著作，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664。）

    五、國家，家庭，教育

    在前兩章里，我們也許可以說大體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會結構”的全部經濟內容。還要提一下的頂多是，“歷史眼光的普遍遠大”絲毫沒有妨礙他去關心自己的特殊利益，至於我們已經知道的適當地增添消費就更不用說了。由於舊的分工繼續存在於共同社會中，所以經濟公社除了建築師和推小車者以外，還必須考慮到職業作家，而且還發生了那時怎樣處理著作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比其他任何問題都使杜林先生更加勞神。無論在什麽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魯東的時候，著作權總是把讀者纏住不放，這樣他就能在《教程》中終於以整整九頁的篇幅不厭其詳地講述著作權，並用神秘的“勞動報酬”的形式（但沒有說是否連帶適當地增添消費）把它平安地引進共同社會的海港。這樣，把跳蚤在社會的自然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寫上一章，似乎是同樣恰當的，並且無論如何不會那樣乏味。

    關於未來的國家制度，《哲學教程》作了詳細的規定。在這方◎第664頁◎面，盧梭雖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驅者”，但他奠定的基礎不夠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後繼者從根本上補救了這一點，辦法是把盧梭的東西最大限度地稀釋，並加上用同樣方式調制成的黑格爾法哲學廢棄物的稀湯。“個人的自主權”構成杜林的未來國家的基礎；它在多數人的統治下不應當被壓制，而應當在這里真正達到全盛狀態。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非常簡單。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間在一切方面都有協定，如果這些契約以相互幫助來反對不正當的侵害為目的，那麽這時維護權利的力量就只會加強，而僅僅從群眾對個人或多數對少數的優勢中就引伸不出某種權利。”

    現實哲學戲法的活力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越過最不容易通過的障礙，而如果讀者認為，他聽了這些以後並沒有比以前更聰明一些，那麽杜林先生就這樣回答他：不能這樣輕易地對待這件事，因為

    “在理解集體意志的作用時，最微小的錯誤都會毀滅個人的自主權，而這種自主權正是唯一能從中引伸出各種現實權利的東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讀者時，正是以讀者似乎理應受到的對待來對待讀者。他甚至還能做得更無禮些；現實哲學的學生們確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個人的自主權主要是在於

    “單獨的個人被迫絕對地服從國家”，但是這種強迫，只有在它“真正地為自然的正義服務”時才是正當的。為此目的，將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們“必須在集體的掌握之中”；其次還要有防衛的聯合，它表現於“軍隊里面或者負責內部安全的執行機關里面的共同行動”，

    所以也將要有軍隊、警察、憲兵。杜林先生確實已經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個勇敢的普魯士人；在這里，他證明自己和那些標準的◎第665頁◎普魯士人出身相同，這些普魯士人，用已故的羅霍大臣的話來說，“心中都有自己的憲兵”。但是這些未來的憲兵將不像現在的憲警那樣危險。無論憲兵怎樣侵犯有自主權的個人，個人總是有一種安慰：

    “個人視各自的情況從自由社會方面遇到的正義或非正義，決不會比自然狀態所帶來的更壞些！”

    於是，杜林先生再一次用他那無法避免的著作權絆住我們以後，向我們保證，在他的未來世界中將有一種“不言而喻是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師制”。

    “現在設想的自由社會”變得越來越混雜了。建築師、推小車者、作家、憲兵，還有律師！這個“堅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國”酷似各種宗教的各種天國，在那里，信徒在大徹大悟中總是能重新找到使他的人間生活帶有甜蜜色彩的那種東西。杜林先生正是屬於“人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注：這一用語引自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年7月22日對大臣勃蘭德和教會法庭庭長賴辛巴赫關於新教普魯士國家是否容許天主教學校存在的咨詢所作的答覆。——666。）的國家。我們還需要什麽呢？

    我們需要什麽，在這里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在於，杜林先生需要什麽。杜林先生不同於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來國家中，決不是人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這個未來國家的憲法上寫著：

    “在自由的社會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為每個社會成員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為在自然界背後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種可以用犧牲或祈禱去感動的存在物。”“所以，正確理解的共同社會體系……必須除去宗教魔術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須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第666頁◎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獲得了這樣的反映，而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經歷了極為不同和極為覆雜的人格化。根據比較神話學，這一最初的過程，至少就各印歐民族來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經（注：吠陀經是印度宗教和文學中最古老的文獻，吠陀是梵文“知識”的音譯，最早產生於約公元前1500年以前，最晚形成於公元前6-4世紀。主要為詩歌頌曲，或散文。內容除宗教教義外，還包括一些神學和哲學理論。印度古代婆羅門教將其奉為只準口頭流傳的神聖經典。——667。），以後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中間，而且就材料所及的範圍而言，也可以在克爾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間得到詳盡的證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會力量也起了作用，這種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樣，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它以同樣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著人。最初僅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現在又獲得了社會的屬性，成為歷史力量的代表者（注：神的形象後來具有的這種兩重性，是比較神話學（它片面地以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話學以後陷入混亂的原因之一。這樣，在若幹日耳曼部落里，戰神，按古代斯堪的納維亞語，稱為提爾，按古代高地德意志語，稱為齊奧，這就相當於希臘語里的宙斯，拉丁語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爾、埃奧爾相當於希臘語的亞力司、拉丁語的瑪爾斯。）。在更進一步的發展階段上，許多神的全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都轉移到一個萬能的神身上，而這個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這樣就產生了一神教，從歷史上說它是後期希臘庸俗哲學的最後產物，並在猶太的獨一無二的民族神雅赫維身上得到了體現。在這個適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適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為人們對這種支配著他們的力量的關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繼續存在，只要人們還處在異己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資產階級社會中，人們就像受某種異己力量的支配一樣，受自◎第667頁◎己所創造的經濟關系、受自己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動的事實基礎就繼續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繼續存在。即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這種異己支配力量的因果關系有一定的認識，事情並不因此而有絲毫改變。資產階級經濟學既不能制止整個危機，又不能使各個資本家避免損失、負債和破產，或者使各個工人避免失業和貧困。現在還是這樣：謀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異己支配力量）。僅僅有認識，即使這種認識比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認識更進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會力量服從於社會的支配。為此首先需要有某種社會的行動。當這種行動完成的時候，當社會通過占有和有計劃地使用全部生產資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會成員擺脫奴役狀態的時候（現在，人們正被這些由他們自己所生產的、但作為不可抗拒的異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對立的生產資料所奴役），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現在還在宗教中反映出來的最後的異己力量才會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隨著消失。理由很簡單，因為那時再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靜待宗教這樣自然地死掉。他幹得更加徹底。他比俾斯麥本人有過之無不及；他頒布了嚴厲的五月法令（注：五月法令是普魯士宗教大臣法耳克根據俾斯麥的創議於1873年5月11-14日通過國會實施的四項法令的名稱，這四項法令以此名而載入史冊。這些法令確立了國家對天主教會活動的嚴格控制，是俾斯麥於1872-1875年采取的一系列反對天主教僧侶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環，也是所謂“文化鬥爭”的頂點。天主教僧侶是代表德國南部和西南部分裂派利益的中央黨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並為他們創造了獲得殉教榮譽的機會。1880-1887年，俾斯麥政府為了聯合一切反動勢力對付工人運動，不得不在實施這些法令時采取緩和的態度，最後便取消了幾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668。），不僅反對天主教，而且也反對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來的憲兵進攻宗教，以此幫助它殉道和延長生命期。無論我們向什麽地方看，總是看到普魯士特有的社會主義。

    在杜林先生這樣順當地把宗教消滅以後，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認識自己的集體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進程和他自己的本質為他開辟的一切道路”。

    現在我們改變一下話題，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第668頁◎領導下，能夠勇敢地踏上什麽樣的“事物進程”。

    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個事物進程就是他誕生的進程。以後，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終處在“兒童的自然教養者”即母親的保護之下。“這個時期，正如古代羅馬法所說的，可以延長到青春期，大約到14歲。”只有當比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親的威嚴的時候，父親的協助，特別是社會教育措施才來消除這種缺點。如果具有這種“無可爭辯的真正的父親身分”的父親確實存在，那麽兒童在到達青春期後，就處在“父親的自然監護”之下，否則，公社就指定監護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設想，不必改造生產本身，人們就能以社會的生產方式去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在，他在這里想象，人們可以把現代的資產階級家庭同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分隔開來，而不會由此改變家庭的全部形式。這個家庭形式，在他看來是這樣的不可改變，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羅馬法”（即使它具有某種“完美的”形式）當作家庭永遠奉行的標準，並且設想家庭只是“繼承遺產”的單位，即擁有財產的單位。在這個問題上，空想主義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義者看來，隨著人們自由結成社會和私人家務勞動轉為公共事業，青年教育的社會化，從而家庭成員間真正自由的相互關系，也就直接產生了。此外，馬克思已經證明（《資本論》第515頁及以下各頁），“由於大工業使婦女、 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系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214頁。——編者注）杜林先生說，

    “每一個社會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備有和他的新的社會生活相適應的教育論。”◎第669頁◎

    用這個觀點來衡量，杜林先生是社會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對未來學校的關注，至少不亞於他對著作權的關注，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為整個“可以預見到的未來”，而且還為過渡時期詳盡地制定中小學計劃和大學計劃。不過，現在讓我們只考察一下，在最後的終極的共同社會中，將要向青年男女傳授些什麽東西。

    一般的國民學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則上能夠引起人們的興趣的東西”，從而特別是把“涉及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一切科學的基礎和主要結論”教給學生。所以這種學校首先要教數學，而且要把從簡單的計數和加法起直到積分為止的一切原理性概念和方法“全部教完”。

    但是，這並不是說，在這種學校里要真正去做微積分。相反地，不如說在這種學校里，將教授綜合數學的嶄新的要素，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數學以及高等數學的萌芽。雖然杜林先生自己斷定，這種未來學校的“教科書的內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個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現在，他還不能發現這種“綜合數學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實際上也應該有待於新社會制度的自由的和更加提高了的力量來做”。

    但是，如果說未來數學的葡萄眼下還是非常酸的，那麽，未來的天文學、力學和物理學就會困難少一些，並將成為

    “全部學校教育的核心”，至於“植物學和動物學，盡管有各種各樣的理論，主要地總還是具有記述性質”……不如說是“一種輕松的談話資料”。

    在《哲學教程》第417頁上就是這樣說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還只知道主要是記述式的植物學和動物學。包括有機界的比較解剖學、胚胎學和古生物學在內的全部有機形態學，杜林先生甚至連名稱都不知道。當生物學領域內嶄新的科學幾乎成打地在他背後◎第670頁◎興起的時候，他的幼稚的情感還總是從拉夫的《兒童自然史》中去獲取“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的卓越的現代教育因素”，並且把有機界的這部憲法也強加給整個“可以預見到的未來”。在這里，正像他習慣做的那樣，化學又被完全忘記了。

    至於美學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從前的詩對此都不適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學校里自然不能容忍從前的詩人慣用的“神話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非常喜愛的詩的神秘主義”，也是為人嫌棄的。這樣，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決心，向我們提供詩之傑作，這些作品“符合於某種同知性相稱的幻想的更高要求”，並描述出“顯示世界的完成”的真正理想。但願他別躊躇。經濟公社只有以那種和知性相稱的亞歷山大詩體的急進步伐前進，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於語文學，正在成長的未來公民大可不必為此傷腦筋。

    “死的語言完全被屏棄……但是活的外國語將……仍然是次要的東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擴展成為人民群眾本身的運動的地方，外國語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方式，為每一個人所接受。“真正有教益的語言教育”，將從某種一般語法中找到，特別是從“本族語言的質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來，現代人的民族狹隘性還是過於世界化了。他還想消滅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狹隘的民族觀點的兩種杠桿，一個是至少為各民族中受過古典教育的人展現一個共同的廣闊視野的古代語言知識，一個是可以使各國人民相互了解並熟悉本國以外所發生的事情的現代語言知識。相反地，他認為應該把本族語言的語法讀得爛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語言的質料和形式”，就必須追溯本族語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發展，如果一不考察它自身的已經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種活的和死的語言，那麽這種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進行這種考察，我們就再次◎第671頁◎進入了明確劃定的禁區。杜林先生既然把整個現代的歷史語法從他的教育計劃中勾掉，那麽在他的語言教學上就只剩下一種老式的、完全按照舊的古典語文學仿造的技術語法了，這種語法由於缺乏歷史的基礎而帶有自己的全部的詭辯性和任意性。對舊的語文學的憎恨，使他把舊的語文學的最壞的產品奉為“真正有教益的語言教育的中心”。顯然，我們與之打交道的這位語言學家，從來沒有聽說過近60年來這樣有力地和這樣成功地發展起來的全部歷史語言學，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澤和貝克爾那里去尋求語言教育的“卓越的現代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長的未來公民還遠不能通過這一切而“依靠自身”。為此還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礎，借助於對

    “最後的哲學基礎的領會”。但是自從杜林先生在這里掃清了道路以後，“這種深刻化……就不再是一項巨大的任務了”。其實，“如果從關於存在的一般模式論引以為榮的少量嚴密知識中清除掉錯誤的煩瑣的裝飾品，如果決定處處只承認〈杜林先生〉所證明的現實是有意義的”，那麽初級哲學也將為未來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們用來促使無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響的那些極其簡單的說法”，就“完全不能想象，為什麽由於現代的深刻化和尖銳化而變得如此簡單的普遍時空觀念的因素，不能最終地轉入基本知識的行列……　〈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會的普遍教育體系中不應當起次要的作用。”相反地，物質的自身等同狀態以及可以計數的不可計數之數負有使命，“不僅使人站穩腳跟，而且還使他從自身了解到，他已經把所謂絕對的東西踩在他的腳下了”。

    可見，未來的國民學校只不過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魯士中等學校，在那種學校里，希臘文和拉丁文被更為純粹些和實用些的數學，特別是被現實哲學的諸要素所代替，而德語教學又倒退到已故的貝克爾時代，就是說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級的程度。事實上，“完全不能想象”，為什麽杜林先生的“認識”（我們現在已經證實，這種◎第672頁◎認識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領域中都是十足小學生的認識），或者無寧說是杜林先生的“認識”經過事先徹底“清除”以後留下來的東西，不能全部“最終地轉入基本知識的行列”，而它在現實中又從來沒有脫離過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會略有所聞，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和教育相結合，從而即使多方面的技術訓練也使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得到保障；因此，這一點也被他照例用於共同社會。但是，正像我們所看到的，舊的分工在杜林的未來的生產中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所以學校中的這種技術教育就脫離了以後的任何實際運用，失去了對生產本身的任何意義；它只有一個教學上的用途：可以代替體育。關於體育，我們這位根底深厚的變革家是什麽也不願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訴我們幾句話，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工作這個詞的最嚴格的意義工作。”

    這種空泛的無內容的清談，同《資本論》第508-515頁上所說的一比，真是可憐到了極點，在那里馬克思發揮了這樣的見解：“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頁。——編者注）

    我們不再談未來大學的問題了，在這種大學里，現實哲學將構成一切知識的核心，並且除醫學院外，法學院也十分興旺；我們也不再談“專科技術學校”了，關於這種學校我們僅僅知道，它們只開“兩三門課程”。我們假定，年輕的未來公民在讀完了學校全部課程以後終於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夠去物色妻子。在這里杜林先生給◎第673頁◎他開辟的是什麽樣的事物進程呢？

    “鑒於繁殖對各種素質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質的培育具有重要意義，人的東西或非人的東西的最後根源大部分必須在性的結合和選擇之中去尋找，此外，還必須在促進或阻止一定生育結果的考慮中去尋找。對在這個領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所進行的審判，實際上必須留給以後的時代去做。但是，哪怕在偏見的壓力下，至少從一開始就必須弄明白：對自然或對人的周密考慮來說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質量，無疑比數量重要得多。的確，在一切時代和一切法律狀態下，畸形人都招致毀滅；但是這個從正常人到不再像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許多梯級的……　如果劣等人的產生得到了預防，那麽這件事實顯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個地方也說：

    “未出生者有權要求盡可能好的組合，這對哲學的觀察來說是不難理解的……　懷孕，至少還有生育，提供一種機會，使得在這方面可以采用預防的或者在例外情況下采用選擇的辦法。”

    再往下：

    “當人們負擔起較少藝術性的、從而對千百萬人的命運遠為重大的任務的時候，就是說，當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創造的時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臘藝術，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歷史意義了。這種藝術不是純石頭的藝術，它的美學和對死的形象的直觀無關”等等。

    我們的正在成長的未來公民從天而降。結婚同純石頭的藝術無關，也同對死的形象的直觀無關，這些即使沒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會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經向他許諾過：他可以踏上事物進程和他自己的本質為他開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連同屬於這顆心的肉體。現在“更深刻的更嚴格的道德”對他厲聲申斥道：決不能這樣。首先要做的是：拋棄在性的結合和選擇這個領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並且要考慮新出生者要求盡可能◎第674頁◎好的組合的權利。在這個莊嚴的時刻，我們的年輕公民要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創造，成為一個所謂有血有肉的菲迪亞斯。從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陳述，並沒有在這方面給他任何指導，雖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說，這是一種“藝術”。莫非杜林先生已經“在心目中大致”擁有這種藝術的指南，就像目前在德國書店中銷行的種種秘本之類的東西？事實上，我們在這里已經不再處於共同社會中，倒不如說是處於《魔笛》（注：《魔笛》是莫紮特的最後一部歌劇（愛·施卡奈德爾作詞），於1791年寫成並上演，反映了共濟會派的思想，歌詞的作者和莫紮特本人都屬於這一派。下文提到的查拉斯特曼、塔米諾和帕米納均是這部歌劇中的主要人物。——675。）中，只是腦滿腸肥的共濟會牧師查拉斯特羅同我們的更深刻的更嚴格的道德家相比，簡直算不上“二等教士”。這位牧師對他的弟子中的一對情人所做的試驗，同杜林先生在允許他的那兩個有自主權的個人進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狀態之前強加給他們的可怕考驗相比，簡直是兒戲。這樣一來就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雖然我們的“依靠自身”的未來的塔米諾兩只腳都立在所謂的絕對物之上，可是他的一只腳離開正常的位置還有兩三個梯級，於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說他是跛子。同時也會有這種可能：他最心愛的未來的帕米納，由於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絕對物之上，於是好忌妒的人就把這種偏斜稱為小駝背。那怎麽辦呢？我們的更深刻的更嚴格的查拉斯特羅是禁止他們從事於用血和肉創造人的藝術呢，還是對他們采用懷孕時的“預防的辦法”或“生育”時的“選擇的辦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種結局，即這對情人將撇開查拉斯特羅-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記員。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這不是我的意思。讓我來說說。

    在“有益的性結合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動機時……性沖動——其高漲表現為熱戀——的人間完美形式，就其雙向性而言，正是結果也有益的結合的最好保證……　從本來就是和諧的關系中得出一種具有和諧特性的產物，這只是第二級的效果。從這里又得出結論：任何強迫都必定發生有害的影響”等等。◎第675頁◎

    這樣一來，在這個最美好的共同社會里，一切都安排得盡善盡美。跛腳男人同駝背女人彼此熱烈相愛，從而就其雙向性而言，也為和諧的“第二級的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保證；這就像小說中說的那樣，他們戀愛，結為夫婦，而所有“更深刻的更嚴格的道德”，像往常一樣，到頭來化為一堆和諧的胡說。

    杜林先生對女性究竟抱有什麽樣的高尚觀念，可以從他對目前社會的如下控訴中看出：

    “在以人口買賣為基礎的壓迫社會里，賣淫被認為是對強制婚姻的有利於男人的當然補充；類似的情況對女人來說是不可能有的，這是極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意味極深長的事實之一。”

    女人們對杜林先生的這套恭維話所應表示的那種感謝，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想受用的。此外，難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種在目前並不算很特別的收入——女人的倒貼？杜林先生自己曾經是見習官（注：見習官（申報官）是德國的低級官員，尤指作為見習人員在法院或國家機關試用的法官。擔任這種職務時通常沒有薪俸。——676。），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還是我在的那個時候，即36年前，別說尉官，就是見習官[ Referendarius] 同受倒貼者[Schürzenstipendarius]也往往是押韻的！

    　——

    讓我們同我們這個確實常常是枯燥無味的和令人不快的題目和和氣氣地、高高興興地告別吧。在我們不得不討論各個爭論之點的時候，判斷總是受到客觀的無可置疑的事實的制約；根據這些事實得出的結論，常常不免是尖銳的、甚至是無情的。現在，當我們談完哲學、經濟學和共同社會的時候，當我們不得不逐點加以評論的這位著作家的全貌已經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就可以直截了當地擺出對他這個人的看法了；現在我們可以把他的許多本來無法理解的科學上的謬誤和武斷歸結為個人的原因，而把我們對杜林◎第676頁◎先生的全部判斷概括為一句話：無責任能力來自誇大狂。

    寫於1876年9月-1878年6月

    載於1877年1月3日-1878年7月7日《前進報》

    1878年以單行本形式在萊比錫出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頁◎第677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　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節選）

    *（注：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這封通告信雖然是寄給奧·倍倍爾的，但是卻具有黨內文件的性質。信的內容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聲明都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給弗·阿·左爾格的信中，把這個文件叫作通告信，指定“在德國黨的領袖中間內部傳閱”。這封通告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極其重要的文件之一。

    這封通告信是恩格斯在9月11日之後起草的，是對奧·倍倍爾8月20日信的回覆。9月17-18日馬克思一回到倫敦，他們兩人就立即共同討論通告信的方案，並最後把這一方案確定下來。

    這封通告信第一次發表在1931年6月15日《共產國際》雜志第12年卷第23冊上。——678。）

    三、三個蘇黎世人的宣言

    這時我們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鑒》，里面載有《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注：這篇文章由卡·赫希柏格、愛·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合寫，載於《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鑒》1879年蘇黎世第1年卷第1冊第75-96頁。

    《年鑒》，即《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鑒》是卡·赫希柏格（采用路德維希·李希特爾這一筆名）於1879-1881年在蘇黎世用德文出版的社會改良派雜志；該雜志共出了三冊。——678。）一文。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對我所說的，正是蘇黎世委員會的三個委員（注：卡·赫希柏格、愛·伯恩施坦和卡·奧·施拉姆。——編者注）寫的。這是他們對過去的運動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他們為新機關報的立場所提出的真正綱領，既然這一立場是由他們來決定的。

    文章一開頭寫道：

    “拉薩爾認為有巨大政治意義的運動，即他不僅號召工人參加、而且號召一切誠實的民主派參加的、應當由獨立的科學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領導的運動，在約翰·巴·施韋澤的領導下，已墮落為產業工人爭取自身利益的片面鬥爭。”

    我不去考察，這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事實。在這里，專對施韋澤提出的譴責是在於：施韋澤使這里被看◎第678頁◎作資產階級民主博愛運動的拉薩爾主義墮落為產業工人爭取自身利益的片面鬥爭；因為他加深了運動作為產業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性質。（注：本段開頭這兩句話作者在改動以前原來是這樣寫的：“施韋澤是一個大無賴，但又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他的功勞正是在於他戳穿了原始的狹隘的拉薩爾主義及其有限的國家幫助的萬應靈藥……　不管他從卑鄙的動機出發幹了些什麽，也不管他為了維持自己的領導權怎樣堅持拉薩爾的國家幫助的萬應靈藥，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狹隘的拉薩爾主義，擴大了他那個黨的經濟視野，從而為這個黨後來合並為德國統一的黨作了準備，這畢竟是他的功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任何革命社會主義的核心——拉薩爾就鼓吹過。既然施韋澤更強調這一點，那從實質上來說總還是前進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以此來制造借口，使那些對他的專權來說是危險的人物受人懷疑。他把拉薩爾主義變成產業工人爭取自身利益的片面鬥爭，確實如此。但是之所以說片面，那完全是因為他從自私的政治動機出發，對於農業工人爭取自身利益、反對大土地占有制的鬥爭根本沒有興趣。但是，指責他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他加深了運動的性質，即作為產業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性質。”——編者注）其次譴責他“把資產階級民主派拒之於門外”。但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在社會民主黨中有什麽事情可做呢？如果資產階級民主派都是“誠實的人”，他們就根本不可能有參加該黨的願望；如果他們竟然希望加入這個黨，那也只是為了挑起爭吵。

    拉薩爾的黨“寧願以極片面的方式充當工人黨”。講這種話的先生們，自己就是以極片面的方式充當工人黨的政黨中的黨員，他們現在正在這個黨中占據顯要的職位。這是一件絕對說不通的事。如果他們所想的正是他們所寫的，那麽他們就應當退出黨，至少也應當放棄他們的顯要職位。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就是承認他們想◎第679頁◎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來反對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所以，黨如果還讓他們占據顯要的職位，那就是自己出賣自己。

    可見，在這些先生看來，社會民主黨應當不是片面的工人黨，而應當是“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的全面的黨。為了證明這一點，它首先必須拋棄無產者粗野的熱情，在有教養的博愛的資產者領導下，“養成良好的趣味”和“學會良好的風度”（第85頁）。那時，一些領袖的“有失體統的舉止”也就會讓位於可以很好調教出來的“資產階級的舉止”（好像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有失體統的舉止，並不是最不值得譴責的東西似的！）。那時也就會

    “在有教養的和有財產的階級中出現許許多多擁護者。但是這些人必須首先爭取過來……以促使宣傳工作獲得顯著的成績”。德國的社會主義“過於重視爭取群眾，而忽略了在所謂社會上層中大力〈！〉進行宣傳”。因為“黨還缺少適於在帝國國會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須把全權委托書給予那些有足夠的時間和可能來認真研究有關問題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業者……只是在極少的例外情況下才有必要的空閒時間來做這種事情”。

    因此，選舉資產者吧！

    總之，工人階級是不能靠自己來解放自己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它就應當服從“有教養的和有財產的”資產者的領導，因為只有他們才“有時間和可能”來研究有利於工人的東西。其次，千萬不要反對資產階級，而要通過大力宣傳把它爭取過來。

    如果我們打算爭取社會上層或者僅僅是他們中懷有善意的分子，我們就千萬不要嚇唬他們。於是三個蘇黎世人以為，他們作出了一個令人寬慰的發現：

    “正是在現在，在反社會黨人法（注：非常法或反社會黨人法，即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19日通過、10月21日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2、135、346、680。）的壓迫下，黨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 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決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這樣，如果占選民總數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並分散在全國各◎第680頁◎地的五六十萬社會民主黨選民都極其有理智，不去用腦袋撞墻壁，不去以一對十地試圖進行“流血革命”，那麽這就說明，他們今後永遠不可能去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發生的沖突中所爭得的勝利！如果柏林在某個時候又會重新表現得那樣沒有教養，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變（注：指3月18日在柏林發生的街壘戰，是德國1848-1849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端。當王宮前廣場上的示威群眾被驅散時，軍隊突然開槍。普魯士軍事當局的這種挑釁行為遂成了全城進行武裝街壘鬥爭的導火線，這場鬥爭以王室軍隊的失敗而結束。在同軍隊進行的戰鬥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傷。起義者接管了王宮的警備事宜以後，於3月19日晨強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陽台向在街壘戰中的犧牲者脫帽致禮。——681。），那麽社會民主黨人就不應當像“愛好街壘戰的無賴”（第88頁）那樣參加鬥爭，而寧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動平息下來，拆除街壘，必要時就和英勇的軍隊一起向片面的、粗野的和沒有教養的群眾進軍。如果這些先生們硬說他們不是這樣想的，那麽他們是怎樣想的呢？

    好戲還在後頭。

    “在批評現存制度和建議改變現存制度時，黨越是心平氣和、務實謹慎，清醒的反動派以赤色幽靈恐怖來嚇唬資產階級這一目前〈在實行反社會黨人法的情況下〉得逞的伎倆，就越不可能重演。”（第88頁）

    為了不讓資產階級產生一絲一毫的恐懼，竟要明白無誤地向它證明，赤色幽靈確實只是一個幽靈，實際上並不存在。但是，赤色幽靈的秘密如果不正是資產階級對它和無產階級之間必然發生的生死鬥爭的恐懼，對現代階級鬥爭的必然結局的恐懼，那又是什麽呢！只要取消了階級鬥爭，那麽無論是資產階級或是“一切獨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無產者攜手並進了”！但是上當的是誰呢？只能是無產者。

    因此，就讓黨以溫和馴順的舉止來證明，它永遠放棄了各種“不適當的和過火的行為”，正是這些行為給反社會黨人法提供了口實。如果它自願地作出承諾，願意只在反社會黨人法所允許的範圍內從事活動，那麽俾斯麥和資產者就會大發善心，取消這個屆時◎第681頁◎已經成為多余的法律！

    “請大家理解我們”，我們並不想“放棄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綱領，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來達到某些最近的目標，達到那些在開始考慮實現長遠的追求以前無論如何必須達到的目標，那麽我們的工作就夠做許多年了”。

    這樣，“現在被我們的長遠的要求嚇跑了的……”資產者、小資產者和工人，就會大批地來投靠我們。

    綱領不是要放棄，只是實現要延緩——無限期地延緩。人們接受這個綱領，其實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為了死後遺留給兒孫們。眼前應將“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於各種瑣瑣碎碎的事情和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補補綴綴，為的是讓人看起來畢竟還在做一點什麽事情，而同時又不致嚇跑資產階級。說真的，我倒更喜歡共產主義者米凱爾，他為了證實他堅信幾百年後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垮台，就大搞投機事業，盡力促進1873年的危機，從而確實為準備現存制度的崩潰做了一些事情。

    良好的風度遭到的另一損害，就是對於“只是時代的產兒”的“濫設企業者的過分的攻擊”；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罵施特魯斯堡及其同類人物”。遺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時代的產兒”，而如果這是一個可以原諒的充分的理由，那麽對任何人我們都不應該再去攻擊，一切論戰、一切鬥爭我們都應當停止；我們應當心平氣和地忍受敵人的腳踢，因為我們是聰明人，知道這些敵人“只是時代的產兒”，他們不能不這樣行動。我們不應當變本加厲回報他們以腳踢，反而應當憐憫那些可憐蟲。

    同樣，擁護巴黎公社畢竟也有有害的一面：

    “使那些本來對我們表示友好的人離開了我們，而且總的說來是加強了◎第682頁◎資產階級對我們的怨恨”。其次，黨“對於十月法律（注：指反社會黨人非常法。——683。）的施行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因為黨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資產階級的怨恨”。

    這就是蘇黎世三個檢查官的綱領。這個綱領沒有任何可以使人發生誤會的地方，至少對我們這些仍很熟悉1848年以來所有這些言詞的人來說是如此。正是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心懷恐懼地聲明，無產階級迫於自己的革命地位，可能“走得太遠”。不要采取堅決的政治上的反對立場，而應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對政府和資產階級，而應嘗試爭取他們，說服他們；不要猛烈地反抗從上面來的迫害，而應逆來順受，並且承認懲罰是罪有應得。一切歷史地必然發生的沖突都被解釋為誤會，而一切爭論都以“大體上我們完全一致”這樣的斷語來結束。1848年以資產階級民主派面目出現的人，現在同樣可以自命為社會民主黨人。正如民主共和國對前者來說是遙遙無期的一樣，資本主義制度的垮台對後者來說也是遙遙無期的，因此對當前的政治實踐是毫無意義的；人們可以盡情地和解、妥協和大談其博愛。對待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也是如此。在紙上人們承認這種鬥爭，因為要否認它簡直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實踐中去抹殺、沖淡和削弱它。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是工人黨，它不應當招致資產階級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應當首先在資產階級中間大力進行宣傳；黨不應當把那些能嚇跑資產者並且確實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實現的長遠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來實現這樣一些小資產階級的補補綴綴的改良，這些改良會給舊的社會制度以新的支持，從而把最終的大災難或許變成一個漸進的、逐步的和盡可能溫和的瓦解過程。正是這些人在忙個不停的幌子下不僅自己什麽都不幹，而且還企圖阻止別人做任何事情，只有空談除外；正是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於自己害怕任何行動而每一步都阻礙了運動，終於使運◎第683頁◎動遭到失敗；正是這些人從來看不到反動派，而後來又十分驚奇地發現他們自己終於陷入既無法抵抗又無法逃脫的絕境；正是這些人想把歷史禁錮在他們的狹隘的庸人眼界之內，但是歷史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們而走自己的路。

    至於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在《共產黨宣言》中《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那一節里早已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階級鬥爭被當作一種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現象放到一邊去的地方，留下來充當社會主義的基礎的就只有“真正的博愛”和關於“正義”的空話了。

    在至今的統治階級中也有人歸附鬥爭著的無產階級並且向它輸送教育者，這是發展的過程所決定的不可避免的現象。這一點我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但是這里應當指出兩種情況：

    第一，要對無產階級運動有益處，這些人必須帶來真正的教育者。但是，參加運動的大多數德國資產者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無論《未來》（注：《未來》是一批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出版的社會改良派的雜志；從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每月出兩期，卡·赫希柏格是該雜志的出版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銳地批評過該雜志想把黨引上改良主義道路的企圖。——684。）雜志或《新社會》（注：《新社會》是德國一家社會改良派月刊，1877年10月至1880年3月在蘇黎世出版，主編是弗·維德。——684。）雜志，都沒有帶來任何能使運動前進一步的東西。這里絕對沒有真正的實際教育材料或理論教育材料。相反，這里只有把領會得很膚淺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這些先生們從大學或其他什麽地方搬來的各種理論觀點調和起來的嘗試；這些觀點一個比一個更糊塗，這是因為德國哲學的殘余現在正處於腐朽的過程。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不是自己首先鉆研新的科學，而寧可按照搬來的觀點把這一新的科學裁剪得適合於自己，匆促地為自己制造自己的私人科學並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給別人。所以，在這些先生當中，幾乎是有多少腦袋就有多少觀點。他們什麽也沒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極度的混亂——幸而幾乎僅僅是在他們自己當中。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則就是拿自己沒有學會的東西◎第684頁◎教給別人。黨完全可以不要這種教育者。

    第二，如果其他階級出身的這種人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那麽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可是，正像已經證明的那樣，這些先生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在德國這樣的小資產階級國家中，這些觀念無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這只能是在社會民主工黨以外。如果這些先生組成社會民主小資產階級黨，那麽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那時我們可以同他們進行談判，視情況甚至可以結成聯盟等等。但是在工人黨中，他們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暫時還容忍他們，那麽我們就應當僅限於容忍他們，而不要讓他們影響黨的領導，並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們分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且這個時間看來是已經到了。黨怎麽能夠再容忍這篇文章的作者們留在自己隊伍中，這是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連黨的領導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這些人的手中，那黨簡直就是受了閹割，而不再有無產階級的銳氣了。

    至於我們，那麽，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制定了一個戰鬥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麽工人太沒有教養，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須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如果黨的新機關報將采取符合這些先生們的觀點的立場，即采取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麽很遺憾，我們就沒有別的路可走，而只好公開對此表示反對，並結束我們在同國外的◎第685頁◎關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國黨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但願事情不致於弄到這種地步。

    這封信是為德國的委員會的全體五名委員（注：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弗·威·弗里茨舍、布·蓋澤爾和威·哈森克萊維爾。——編者注）和白拉克寫的……

    我們不反對讓蘇黎世人也看看這封信。

    寫於1879年9月16日-18日之間

    第一次發表於1931年6月15日《共產國際》雜志第12年卷第23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190頁◎第686頁◎


恩格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之一）

    *（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由恩格斯於1877-1878年寫成的著作《反杜林論》中的三章編成的。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中的三章（《引論》的第1章、第3編的第1章和第2章）改寫成為一篇獨立的通俗的著作。這一著作由保·拉法格譯為法文經恩格斯本人校閱後，起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發表在法國社會主義雜志《社會主義評論》1880年第3-5期上，同年又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根據法文本於1882年在日內瓦出版了波蘭文本；於1883年在貝內萬托出版了意大利文本。1883年，這一著作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了德文本，書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扉頁上標的是1882年）；緊接著於同年也在該地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這部著作的俄文譯本最初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標題於1882年12月發表在秘密雜志《大學生》第1期上；1884年“勞動解放社”又在日內瓦出版了單行本，標題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丹麥文譯本於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在恩格斯生前，這一著作就從德文譯成了歐洲各種文字，在工人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對宣傳馬克思主義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生前這一著作的最後一個德文本（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這一著作在材料安排上與《反杜林論》的有關章節有所不同，並且對《反杜林論》的本文作了一些補充和改動。——687。）

    馬克思寫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文版前言，寫於1880年5月4-5日左右，在這篇前言上署名的是恩格斯這一著作的法文本譯者保·拉法格。手稿中有馬克思給保·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說，前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後撰寫的，請保·拉法格“在詞句上加以修飾，但是不要修改內容”。——687。）

    這第一本小冊子中所包含的內容是早先刊登在《社會主義評論》（注：《社會主義評論》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後來成為可能派的貝·馬隆創辦的月刊。起初是共和社會主義的刊物，後來是工團主義和合作社主義的刊物。1880年起在里昂和巴黎兩地出版，1885-1914年在巴黎出版。8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該雜志撰稿。——687。）上的三篇文章，它們譯自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學中的變革》（注：指恩格斯《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687。）（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版本中，此處有如下補充：“文章經作者校閱過，而且作者為了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力量的辯證運動更容易為法國讀者所理解，還在第三部分作了一些補充。”——編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當代社會主義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發表在馬克思和盧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注：《德法年鑒》是由馬克思和阿·盧格在巴黎編輯出版的德文雜志，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頁，本選集第1卷第1-16頁），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頁）。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原則分歧。——329、661、687。）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引起了注意。《大綱》中已經表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一般原則。在曼徹斯特（當時恩格斯住在那里），　他用德文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義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充分的估價。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國以及後來旅居布魯塞爾的時候，他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正式機關報《北極星報》和羅伯特·歐文的《新道德世界》報的撰稿人（注：《北極星報》是英國的一家周報，憲章派的中央機關報，1837年創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從1844年11月起在倫敦出版。該報的創辦人和編輯是菲·奧康瑙爾，喬·哈尼也是編輯之一。1843-1850年該報發表過恩格斯的論文和短評。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會報》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周報。1834年由羅·歐文創辦，1846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1841年10月起在倫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687。）。◎第687頁◎

    在他旅居布魯塞爾時，他和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產主義工人協會（注：德意志工人協會，即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7年8月底在布魯塞爾建立的，目的是對僑居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和向他們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戰友的領導下，協會成了團結比利時的德國革命無產者的合法中心，並跟佛蘭德和瓦隆工人俱樂部保持了直接的聯系。協會中的優秀分子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布魯塞爾支部。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後不久，由於協會成員被比利時警察當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協會在布魯塞爾的活動即告停止。——329、688。），這個協會同佛蘭德和瓦隆的俱樂部保持了聯系。他們兩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創辦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由僑居布魯塞爾的德國流亡者創辦，1847年1月3日創刊，每周出兩次，於1848年2月27日停刊。起初，該報遵循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辦報方針，從1847年夏天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戰友在該報發表文章以後，報紙就日益成了宣傳革命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該報的經常撰稿人並對該報的方針產生了直接影響，1847年最後幾個月，他們實際上已經主持了該報的編輯工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該報成了形成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報。——330、688、777。）。應正義者同盟設在倫敦的德國委員會的邀請，他們參加了這個最初由卡爾·沙佩爾在1839年因參加布朗基的密謀而從法國逃亡以後所創立的團體。從那時起，同盟就放棄了秘密團體慣用的形式，變成國際性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注：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成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

    （注：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329、688。）了。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該團體還必須對各國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倫敦召開的國際代表大會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產黨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並且幾乎立即被翻譯成歐洲的各種語言（注：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冊子原文中還作了如下的補充：“《共產黨宣言》是現代社會主義最有價值的文件之一；它現在仍然是描述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和必將結束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鮮明的著作之一；在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中一樣，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階級鬥爭的理論。”——編者注）。

    同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於建立布魯塞爾民主協會（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1847年秋成立於布魯塞爾，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所領導的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對該協會的成立起了積極的作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把無產階級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國的革命流亡者）和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進步分子團結在自己的隊伍中。1847年11月15日，馬克思當選為該協會的副主席，比利時的民主主義者律·若特蘭被推選為主席。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布魯塞爾民主協會成了國際民主主義運動的中心之一。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時期，民主協會的無產階級革命勢力曾設法武裝比利時工人開展爭取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鬥爭。但在1848年3月初，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以及比利時當局鎮壓了協會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後，比利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就沒有能力領導勞動群眾反對君主政體的運動了，民主協會的活動成了純地方性的活動，到了1849年協會的活動實際上已告停止。——688。）的工作，這是一個公開的和國際性的團體，參加這個團體的有資產階級激進派的代表和無產階級工人的代表。

    二月革命後，恩格斯成了《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的日報，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是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它起了教育人民群眾，號召他們起來和反革命作鬥爭的重要作用。報紙為表明對德國和歐洲革命最重要問題的立場而發表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

    《新萊茵報》堅決的、不妥協的立場，戰鬥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對普魯士政府和科隆地方當局政治上的揭露，使其在創刊後的最初幾個月就受到封建保皇勢力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並遭到政府的迫害，而這種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魯士反革命政變以後越發變本加厲了。

    盡管如此，《新萊茵報》仍然堅持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英勇地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由於馬克思被驅逐，《新萊茵報》其他編輯遭受迫害，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將始終是：工人階級的解放！”——330、688、777。）的編輯，這家報紙是由馬克思在科隆創辦的，於1849年6月由於普魯士發生政變而被查禁。（注：恩格斯參加埃爾伯這一時期的事件詳見恩格斯的著作《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頁）。——688。）（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倫敦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注：指《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1849年5月被迫停刊後，沿用舊有的刊名於同年12月創辦的一份新的評論性雜志，同時又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政治性刊物。該雜志從1850年3月6日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上發表的絕大部分文章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同時也約請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雜志上發表的主要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辦。——331、688。）撰稿，這個刊物是由馬克思出版並在漢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發表了《德國◎第688頁◎農民戰爭》，該文19年後在萊比錫印成小冊子重新出版並出了三版。

    在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以後，恩格斯成為《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版，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版）。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盡管該報編輯常被逮捕，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們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131、321、343、689。）和《前進報》（注：《前進報》是1876年哥達代表大會後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1876年10月1日起在萊比錫出版；反社會黨人非常法頒布後，該報於1878年10月27日停刊。——689、696。）的撰稿人；這兩家報紙所發表的最重要的論文都是他寫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冊子：《論俄國的社會問題》、《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的普魯士燒酒》、《論住宅問題》、《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從曼徹斯特遷居倫敦以後，參加了國際（注：國際工人協會，後稱第一國際，是第一個國際性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1864年秋由馬克思創立。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國際，領導了各國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並同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工聯主義、拉薩爾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流派進行了激烈鬥爭，鞏固了各國工人的國際團結。第一國際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以後實際上已停止活動，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國際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頁）。——308、333、689、777。）總委員會； 他被委托負責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聯系。

    他為《前進報》撰寫並諷刺地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最近的一組論文，是對歐根·杜林先生關於一般科學、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所謂新理論的回答。這些論文已經集印成書並且在德國社會主義者中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們摘錄了這本書的理論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一部分可以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

    寫於1880年5月4-5日前後

    載於1880年在巴黎出版的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59-263頁◎第689頁◎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

    後面這篇論文是由1878年在萊比錫出版的我的著作《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我為我的朋友保爾·拉法格把這三章匯集在一起交給他譯成法文，並增加了若幹比較詳細的說明。經我校閱過的法譯文最初發表在《社會主義評論》上，後來於1880年在巴黎印成單行本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根據法譯文翻譯的波蘭文本於1882年剛剛在日內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書名為《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拉法格的譯本在說法語的國家，特別是在法國，獲得了意外的成功，這給我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單行本出版，是否同樣有好處呢。這時，蘇黎世的《社會民主黨人報》（注：《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是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生效期間出版的一家周報，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蘇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倫敦出版。馬克思和為該報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評並糾正過該報的錯誤，幫助該報貫徹黨的無產階級路線。——690。）編輯部告訴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傳小冊子，問我是否願意把這三章用於這一目的。我當然同意這樣做，並把我的著作交給他們處理。

    可是，這一著作原來根本不是為了直接在群眾中進行宣傳而寫的。這樣一種首先是純學術性的著作怎樣才能適用於直接的宣傳呢？在形式和內容上需要作些什麽修改呢？

    說到形式，只有出現許多外來語這一點可能引起疑慮。但是拉薩爾在他的演說和宣傳性文章中已經根本不避諱使用外來語，而據我所知，大家並沒有因此提出抱怨。從那時以來，我們的工人已經更多地和更經常地閱讀報紙，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來語。我只限於刪去一切不必要的外來語。那些必不可少的外來語，我沒有加上◎第690頁◎所謂解釋性的翻譯。這些必不可少的外來語大部分是通用的科學技術用語，如果能翻譯出來，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這就是說，翻譯只能歪曲這些用語的含義；它解釋不清楚，反而會造成混亂。在這里，口頭的解釋會有更大的幫助。

    相反，在內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說，對德國工人來說困難是不多的。總的說來，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難的，但是對工人，比對“有教養的”資產者，困難要少得多，因為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條件。至於說到我在這里加上的許多說明，那麽實際上我與其說是考慮到工人，不如說是考慮到“有教養的”讀者，如議員馮·艾內恩先生、樞密顧問亨利希·馮·濟貝耳先生以及特賴奇克之流的人物，他們為不可遏制的欲望所驅使，總是一再確鑿無誤地表明他們的驚人的無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對社會主義的巨大的誤解。唐·吉訶德手執長矛同風車搏鬥，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們不能容許桑喬·潘薩去做這類事情。

    這樣的讀者也會覺得奇怪，為什麽在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簡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體演化學，提到現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提到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在古典哲學還生氣勃勃地保存著自覺的辯證法傳統的國家，即在德國（注：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在德國’是筆誤，應當說’在德國人中間’，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同樣也必須有英國和法國的發達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德國的落後的——40年代初比現在還落後得多——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階段，最多只能產生社會主義的諷刺畫（參看《共產黨宣言》第三章（丙）《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有在英國和法國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受到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後，才能產生真正的結果。因而，從這方面看來，科學社會主義並不完全是德國的產物，而同樣是國際的產物。”——編者注）。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第691頁◎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德國資產階級的學究們已經把關於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及其創立的辯證法的記憶淹沒在一種無聊的折衷主義的泥沼里，這甚至使我們不得不援引現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在現實中已得到證實，而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以我們不僅繼承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而感到驕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於倫敦

    載於1882年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5-347頁◎第692頁◎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注：這篇序言是恩格斯為他的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第4版寫的。該版於1891年在柏林由《前進報》社出版。這部著作在1880年首先用法文發表在《社會主義評論》雜志上，德文第1版由《社會民主黨人報》社於1883年3月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扉頁上標的日期是1882年）。德文第2版和第3版仍由該報社於1883年出版。第4版是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後一版。所有這四個德文版本，都以附錄形式刊載了恩格斯的《馬爾克》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頁）。——693。）

    我曾經預料，這篇論文的內容對我們的德國工人來說困難是不多的，現在這個預料已被證實。至少從1883年3月第一版問世以來已經印行了三版，總數達10 000冊，而且這是在現今已壽終正寢的反社會黨人法的統治下發生的事情。同時，這也是一個新的例證，說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現代無產階級的運動這樣的運動面前是多麽軟弱無力。

    從第一版印行以來，又出版了幾種外文譯本：帕斯誇勒·馬爾提涅蒂翻譯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1883年貝內文托版；俄文本《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1884年日內瓦版；丹麥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載於《社會主義叢書》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1886年馬德里版；以及荷蘭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6年海牙版。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較重要的補充只有兩處：在第一章中關於聖西門的補充，同傅立葉和歐文相比，關於聖西門過去談得有點過於簡略；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處關於在這期間已經變得很重要的新的生產形式“托拉斯”的補充（注：恩格斯提到的對《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最初文本的補充，另行刊載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反杜林論〉材料》部分（第696-710頁）。——69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於倫敦◎第693頁◎

    載於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4-245頁◎第694頁◎

    1892年英文版導言（注：這篇導言是恩格斯為他的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英文版寫的。英文版於1892年在倫敦出版，譯者是愛·艾威林，書名是《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恩格斯把他在1882年寫的《馬爾克》一文作為附錄收在這一版中。

    恩格斯在1892年6月把這篇導言譯成德文，並於7月寄給《新時代》雜志，發表在該雜志1892年第1期和第2期上，標題是《論歷史唯物主義》。雜志編輯部在發表這篇導言時，刪去了前面的七段，並在按語中指出，這幾段文字的內容在德國是盡人皆知的，不會引起德國讀者的興趣。

    導言的個別部分曾以《資產階級對封建主義的三次會戰》、《工人政黨》為標題，用法文發表於1892年12月4日、11日和25日，1893年1月1日和9日《社會主義者報》第115、116、118、119和120號。——695。）

    這本小冊子本來是一本大書的一部分。大約在1875年，柏林大學非公聘教師歐·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會主義，不僅向德國公眾提出一套詳盡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還提出一個改造社會的完備的實際計劃。當然，他竭力攻擊他的前輩，首先選中了馬克思，把滿腔怒火發泄在他的身上。

    這件事發生時，德國社會黨的兩派——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剛剛合並（注：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國的哥達召開的代表大會，會上當時德國工人運動中存在的兩個派別，即由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於1869年在愛森納赫建立，並由他們領導的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和由哈森克萊維爾、哈賽爾曼和特耳克領導的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實現了合並，合並後的黨命名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293、695。），因而不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夠全力以赴地對付共同的敵人。德國社會黨正在很快成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為一股力量，首先必須使這個剛剛贏得的統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卻公然準備在他周圍建立一個宗派，作為未來的獨立政黨的核心。因此，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必須應戰，把鬥爭進行到底。

    可是，這件事雖然不太困難，顯然也很麻煩。大家知道，我們德國人有一種非常嚴肅的Gründlichkeit，即徹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徹底精神，隨你怎麽說都行。當我們每個人在闡述他認為是新學說的那種東西的時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煉為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他一定要證明，邏輯的主要原則和宇宙的基本規律之所以存在，歷來就是為了最後引到這個新發現的絕妙理論上來。在這方面，杜林博士已經完全達到這種民族標準了。整套的“哲學體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歷史的一應俱全；全套“政治經濟學的和社會主義的體系”；最後還有“政治經濟學批判史”。這三部八開本的巨◎第695頁◎著（注：指歐·杜林《哲學教程——嚴格科學的世界觀和生命形成》1875年萊比錫版。

    歐·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兼論財政政策的基本問題》1876年萊比錫第2版。該書第1版於1873年在柏林出版。

    歐·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該書第1版於1871年在柏林出版。——696。），在外觀上和內容上都很有分量，這三支論證大軍被調來攻擊所有前輩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特別是馬克思，其實，就是企圖“在科學中”實行一次完全的“變革”——我所要應付的就是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從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到覆本位制（注：覆本位制是金銀兩種金屬同時起貨幣作用的幣制。——696。），從物質和運動的永恒性到道德觀念的易逝性，從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到未來社會中的青年教育。無論如何，我的對手的包羅萬象的體系，使我有機會在同他爭論時用一種比以往更連貫的形式，闡明馬克思和我對這些形形色色的問題的見解。這就是我承擔這個通常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覆，最初曾作為一系列論文發表在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比錫的《前進報》（注：《前進報》是1876年哥達代表大會後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1876年10月1日起在萊比錫出版；反社會黨人非常法頒布後，該報於1878年10月27日停刊。——689、696。）上，後來匯集成書，題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lzung derWissenschaft》（《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這本書的第二版於1886年在蘇黎世出版。

    根據我的朋友保爾·拉法格（現在是法國眾議院里爾市的議員）的要求，我曾把這本書中的三章編成一本小冊子，由他譯成法文，於1880年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波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據這個法文本譯出的。1883年，我們的德國朋友用原文出版了這本小冊子。此後，根據這個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麥文、荷蘭文和羅馬尼亞文的譯本。這樣，連同現在這個英文版在內，這本小書已經用10種文字流傳開了。據我所知，任何社會主義著作，甚至我們的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有這麽多的譯本。在德國，這本小冊子已經印了四版，共約兩萬冊。

    附錄《馬爾克》是為了在德國社會黨內傳播關於德國土地所有制的歷史和發展的一些基本知識而寫的。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當時黨在團結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經完成在望，又要著手進行農◎第696頁◎業工人和農民的工作。這篇附錄收入這個譯本，是因為人們對所有條頓部落都同樣有過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歷史，在英國比在德國知道得更少。我讓這篇附錄仍保持原狀，就是說沒有涉及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說，按照這個假說，在馬爾克的成員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幾代人共同生活的龐大的家長制家庭公社（現在還存在的南部斯拉夫人的紮德魯加（注：紮德魯加(Zadruga)是古代南部斯拉夫人、 克爾特人的家長制家庭公社，這種公社包括幾個或十幾個在血緣、經濟、土地上有聯系的家庭。——編者注）可以作為例證）共同耕種的；後來，公社範圍擴大，共同經營已日益不便，就出現了公社土地的分割（注：指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爾摩版和《原始法。第一分冊：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697。）。柯瓦列夫斯基也許是完全對的，不過問題還在討論中。

    本書中所用的經濟學名詞，凡是新的，都同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版（注：《資本論》第1卷的第一個英譯本是由賽·穆爾和愛·艾威林翻譯，由恩格斯校訂的，於1887年出版。——697。）中所用的一致。我們所說的“商品生產”，是指這樣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物品的生產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也是為了交換；也就是說，物品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而生產的。這個階段從開始為交換而生產的時候起，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個階段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下，也就是說，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用工資雇用除勞動力以外別無任何生產資料的工人，並把產品的賣價超過其支出的贏余部分納入腰包的條件下，才獲得充分的發展。我們把中世紀以來的工業生產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1)手工業，小手工業師傅帶著少數幫工和學徒，每個工人都生產整件物品；(2)工場手工業，較大數量的工人聚集在一個大工場中，按照分工的原則生產整件物品，每個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產品只有依次經過所有工人的手以後才能制成；(3)現代◎第697頁◎工業，產品是用動力推動的機器生產的，工人的工作只限於監督和調整機器的運轉。

    我很清楚，本書的內容將遭到頗大一部分英國公眾的反對。但是，如果我們大陸上的人稍微注意一下英國“體面人物”（注：在發表於《新時代》雜志上的德譯文中，“體面人物”的後面加有“即英國庸人”。——編者注）的偏見，那麽我們的處境也許更加糟糕。本書所捍衛的是我們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東西，而唯物主義這個名詞是使大多數英國讀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論”也許還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義就完全不能容許了。

    然而，從17世紀以來，全部現代唯物主義的發祥地正是英國。

    “唯物主義是大不列顛的天生的產兒，大不列顛的經院哲學家鄧斯·司各脫就曾問過自己：’物質是不是不能思維’？

    為了實現這種奇跡，他求助於上帝的萬能，也就是說，讓神學來宣講唯物主義。此外，他還是一個唯名論者（注：唯名論者代表中世紀哲學的一個派別。該派認為，一般的類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維和語言的產物，它們只能用來表明現存的單個事物。同中世紀的實在論者相反，唯名論者認為概念不是產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創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們承認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這個意義上，唯名論是中世紀唯物主義的最初表現。——698。）。唯名論，唯物主義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於英國經院哲學家（注：在德譯文中不是“經院哲學家”，而是“唯物主義者”。——編者注）中間。

    英國唯物主義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來，自然哲學才是真正的哲學；以感性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是自然哲學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薩哥拉及其同素體（注：按照古希臘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的學說，同素體是可以無限分割的、具有質的規定性的極小的物質粒子；同素體是萬物的本源，它們的結合構成各種不同的物體。——698。），德謨克利特及其原子，是他常常引證的權威。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是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質的固有的特性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運動，它不僅表現為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主要表現為物質的沖動、生機、緊張，或者用◎第698頁◎雅科布·伯麥的術語來說，物質的’Qual’（注：恩格斯在這里加了一個注，而在德譯文中此注被刪去：’Qual’是哲學上的雙關語。’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悶，是一種促使采取某種行動的痛苦；同時，神秘主義者伯麥把拉丁語’qualitas’［質］的某些意義加進這個德國字；他的’Qual’和外來的痛苦相反，是能動的本原，這種本原從受’Qual’支配的事物、關系或個人的自發發展中產生出來，而反過來又推進這種發展。——編者注）［’痛苦’］。

    唯物主義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里，還包孕著全面發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質帶有一種令人愉悅的、詩意的誘惑力，以迷人的笑靨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格言警句式的學說卻充滿著神學中的不徹底性。

    唯物主義在以後的發展中越來越片面。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義系統化了。以感覺為基礎的知識，失去了詩情畫意，變成數學家的抽象經驗；幾何學被宣布為科學的女王。唯物主義開始帶有憎恨人類的傾向。它既然要戰勝對手，即憎恨人類的、沒有肉體的唯靈論，並且要在後者自身的範圍內戰勝，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變成禁欲主義者。這樣，它就從感性的東西變成理性的東西；可是，它因此也就發展著理性所特有的不顧後果的全部徹底性。

    作為培根的繼承者，霍布斯堅決認為：如果人類的全部知識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麽我們的概念和觀念就不過是現實世界的一些失去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學只能給這些幻影冠以名稱。同一個名稱可以用於許多幻影。名稱甚至還可以冠以名稱。但是，如果一方面認為觀念起源於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說一個詞的意義不止是一個詞，以為除了我們通過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個別的存在物之外，還有某種普遍的、非個別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無形體的實體，與無形體的形體同樣是荒唐的。形體、存在、實體只◎第699頁◎是同一種實在的不同名稱。不可能把思維同思維著的物質分開。物質是世界上發生的一切變化的基礎。’無限的’這個詞，如果不表示我們的精神能夠完成無限的相加過程，那就毫無意義了。只有物質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可以覺察的，所以，關於上帝的存在，我們就毫無所知了。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確實可信的。人的激情是一種有始有終的機械運動。沖動的對象就是所謂的善。人和自然都服從同樣的規律。強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學說系統化了，但是他沒有論證培根的基本原則：人類的全部知識起源於感性世界。洛克在他的《人類悟性論》中對此作了論證。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義中的一些有神論的偏見；柯林斯、多德威爾、考爾德、哈特萊、普利斯特列也同樣鏟除了還保護著洛克的感覺論的最後一排神學籬笆。無論如何，對實際的唯物主義者來說，自然神論（注：自然神論是一種宗教哲學學說。這種學說認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幹預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在封建教會世界觀統治的條件下，自然神論往往站在唯理論的立場上批判中世紀的神學世界觀，揭露僧侶們的寄生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為。——700。） 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罷了”（注：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版第201-204頁。）。

    關於現代唯物主義起源於英國，卡爾·馬克思就是這樣寫的。如果現在英國人對他這樣讚許他們的祖先並不十分高興，那真是太遺憾了。可是不能否認，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光榮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學派的前輩，法國人在陸上和海上的歷次戰爭中盡管敗於德國人和英國人，但這些法國唯物主義者卻使18世紀成為一個以法國為主角的世紀，這甚至比圓滿結束那個世紀的法國革命還要早；這次革命的成果，我們這些身在英國和德國的局外人還總想移植哩。◎第700頁◎

    這是無可否認的。在本世紀中葉，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最驚奇的，是他必然會視為英國體面的中間階級的宗教執迷和頭腦愚蠢的那種現象。那時，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或者至少是很激進的自由思想者，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麽英國幾乎所有有教養的人都相信各種各樣不可思議的奇跡，甚至一些地質學家，例如巴克蘭和曼特爾也歪曲他們的科學上的事實，唯恐過分有悖於創世記的神話；要想找到敢於憑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問題的人，就必須去尋訪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當時所謂的“無知群氓”即工人，特別是去尋訪那些歐文派的社會主義者。

    但是從那時以來，英國已經“開化”了。1851年的博覽會（注：指1851年5-10月在倫敦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工商業博覽會。——701。） 給英國這個島國的閉塞狀態敲響了喪鐘。英國在飲食、風尚和觀念方面逐漸變得國際化了；這種變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國的某些風尚和習慣能在大陸上傳播，就像大陸上的其他習慣在英國傳播那樣。總之，隨著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貴族才知道）的傳入，大陸上對宗教問題的懷疑論也必然傳了進來，以致發展到這種地步：不可知論雖然還尚未像英國國教會那樣被當作“頭等貨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幾乎和浸禮會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過了“救世軍”（注：“救世軍”是反動的宗教慈善組織，1865年由傳教士威·布斯在英國創立。該組織的活動後來擴展到其他國家（1880年按軍隊編制改組後開始采用這個名稱）。在資產階級的大力支持下，該組織開展廣泛的宗教活動，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機構。救世軍的傳教士進行社會性的蠱惑宣傳，表面上譴責富人的利己主義，實際上是企圖使勞動群眾脫離反對剝削者的鬥爭。——701。）。我時常這樣想：許多人對這種越來越不信仰宗教的現象痛心疾首，咒罵譴責，可是他們如果知道這些“新奇的思想”並不是舶來品，不像其他許多日用品那樣帶有“德國制造”的商標，而無疑是老牌的英國貨，而且他們的不列顛祖先在200 年前已經比今天敢沖敢闖的後代子孫走得更遠，那他們將會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論如果不是（用蘭開夏的一個富於表現力的字眼來說）“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又是什麽呢？不可知論者的自然觀，完全是唯物主義的。整個自然界是受規律支配的，絕對排除任何外來的幹涉。可是，不可知論者又說，我們無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第701頁◎之外是否還存在著某個最高存在物。這種說法在拿破侖那個時代也許還有點意思，那時拉普拉斯對拿破侖的關於這位偉大天文學家的《天體力學》（注：指比·西·拉普拉斯《論天體力學》1799-1825年巴黎版第1-5卷。——編者注）為何只字不提造物主這個問題，曾驕傲地回答：“我不需要這個假說”。可是如今，在我們不斷發展的關於宇宙的概念中絕對沒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說，在整個現存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最高存在物，這本身就是一種矛盾，而且我以為，這對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種不應有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承認，我們的全部知識是以我們的感官向我們提供的報告為基礎的。可是他又說：我們怎麽知道我們的感官所給予我們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確反映呢？然後他告訴我們：當他講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時，他實際上所指的並不是這些他也不能確實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們對他的感官所產生的印象而已。這種論點，看來的確很難只憑論證予以駁倒。但是人們在論證之前，已經先有了行動。“起初是行動”（注：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場（《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在人類的才智虛構出這個難題以前，人類的行動早就解決了這個難題。布丁的滋味一嘗便知。當我們按照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來利用這些事物的時候，我們的感性知覺是否正確便受到準確無誤的檢驗。如果這些知覺是錯誤的，我們關於能否利用這個事物的判斷必然也是錯誤的，要想利用也決不會成功。可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發現事物符合我們關於該事物的觀念，並產生我們所預期的效果，這就肯定地證明，到此時為止，我們對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覺符合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我們一旦發現失誤，總是不需要很久就◎第702頁◎能找出失誤的原因；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行動所依據的知覺，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膚淺的，或者是與其他知覺的結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們把這叫作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們正確地訓練和運用我們的感官，使我們的行動只限於正確地形成的和正確運用的知覺所規定的範圍，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行動的結果證明我們的知覺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觀本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例子迫使我們作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經過科學檢驗的感性知覺，會在我們的頭腦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違背現實的關於外部世界的觀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覺之間，存在著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義的不可知論者這時就說：我們可能正確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們不能通過感覺過程或思維過程掌握自在之物。這個“自在之物”處於我們認識的彼岸。對於這一點，黑格爾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質，你也就知道了這一事物本身；這時剩下來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於我們之外這樣一個事實；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這一事實，你也就完全掌握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個著名的不可認識的“自在之物”了。還可以補充一句：在康德的那個時代，我們對自然界事物的知識確實殘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們已知的為數很少的各個事物的背後還有一個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於科學的長足進步，已經接二連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來了；我們當然不能把我們能夠制造的東西當作是不可認識的。對於本世紀上半葉的化學來說，有機物正是這樣的神秘的東西；現在我們不必借助有機過程，就能按照有機物的化學成分把它們一個一個地制造出來。近代化學家宣稱：只要知道某種物體的化學結構，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來。我們現在還遠沒有準確地認識最◎第703頁◎高有機物即蛋白體的結構；但是沒有理由說幾個世紀以後我們仍不會有這種認識，並根據這種認識來制造人造蛋白。我們一旦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同時也就制造了有機生命，因為生命，從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體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只要作出這些形式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義者了，實際上他也是唯物主義者。他或許會說：就我們所知，物質和運動，或者如今所謂的能，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但是我們無法證明它們不是在某一個時候創造出來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場合下利用這種承認去反駁他，他立刻就會讓你閉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認可能有唯靈論，但是他不想具體地知道是否有唯靈論。他會對你說：就我們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並沒有什麽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對我們來說，物質和能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在我們看來，思維是能的一種形式，是腦的一種功能；我們只知道：支配物質世界的是一些不變的規律，等等。所以，當他是一個科學家的時候，當他還知道一些事情的時候，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可是，在他的科學以外，在他一無所知的領域中，他就把他的無知翻譯成為希臘文，稱之為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這一點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顯然我也不能把這本小書所概述的歷史觀稱為“歷史不可知論”。信教的人將會嘲笑我，不可知論者也將厲聲質問我是否在嘲弄他們？因此，我在英語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許多語言中那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我希望英國的體面人物（注：在德譯文中，“體面人物”後面加有“用德語來說叫作庸人。”——編者注）不致於過分感到吃驚。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第704頁◎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如果我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甚至對英國的體面人物也是有益的，人們對我或許還會更寬容一些。我已經說過：大約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最驚奇的，是他必然會視為英國體面的中間階級的宗教執迷和頭腦愚蠢的那種現象。現在我就要證明，那時候的體面的英國中間階級，並不像有知識的外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愚蠢。這個階級的宗教傾向是有其緣由的。

    當歐洲脫離中世紀的時候，新興的城市中間階級（注：在德譯文中，從這里開始，直至以“新的起點是……的妥協”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708 頁），恩格斯將英文用語“middle class”（“中間階級”）、“bourgeoisie”（“資產階級”）都譯為“B ü rgerthum”； 後面，恩格斯又把這些用語譯為“Bourgeoisie”，後兩個德文用語都指的是資產階級。——編者注）是歐洲的革命因素。這個階級在中世紀的封建體制內已經贏得公認的地位，但是這個地位對它的擴張能力來說，也已經變得太狹小了。中間階級即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不能同封建制度並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滅。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國際中心是羅馬天主教會。它在盡管發生各種內部戰爭的條件下還是把整個封建的西歐聯合為一個大的政治體系，同鬧分裂的希臘正教徒和伊斯蘭教的國家相對抗。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聖的靈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階制，最後，它本身就是最有勢力的封建領主，擁有天主教世界的地產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個國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個擊敗，就必須先摧毀它的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第705頁◎

    此外，隨著中間階級的興起，科學也迅速振興了；天文學、力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研究又活躍起來。資產階級為了發展工業生產，需要科學來查明自然物體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學。現在，科學反叛教會了；資產階級沒有科學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參加反叛。

    以上只談到新興的中間階級必然要同現存的教會發生沖突的兩點原因，但足以證明：第一，在反對羅馬教會權利的鬥爭中，最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階級是資產階級；第二，當時反對封建制度的歷次鬥爭，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頭首先指向教會。可是，如果說是一些大學和城市商人率先振臂一呼，那麽熱烈響應的必然是而且確實是廣大的鄉村居民即農民，他們為了活命不得不到處同他們的精神的和塵世的封建主搏鬥。

    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長期鬥爭，終於引發了三次大決戰。

    第一次是德國的所謂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對教會的戰鬥號召，喚起了兩次政治性的起義：首先是弗蘭茨·馮·濟金根領導的下層貴族的起義（1523年），然後是1525年偉大的農民戰爭。（注：指1522-1523年的德國貴族起義和1524-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對這兩次戰爭作了闡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頁）。——706。）這兩次都失敗了，主要是由於最有利害關系的集團即城市市民不堅決，——至於不堅決的原因，我們就不詳述了。從那時起，鬥爭就蛻化為各地諸侯和中央政權之間的戰鬥，結果，德國在200 年中被排除於歐洲在政治上起積極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確實創立了一種新的信條，一種適合專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國東北部的農民剛剛改信路德教，就從自由人降為農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敗的地方，加爾文卻獲得了勝利。加爾文的信條正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果敢大膽的分子的要求。他的宿命論的學說，從宗教的角度反映了這樣一件事實：在競爭的商業世界，◎第706頁◎成功或失敗並不取決於一個人的活動或才智，而取決於他不能控制的各種情況。決定成敗的並不是一個人的意志或經營活動，而是全憑未知的至高的經濟力量的恩賜；在經濟變革時期尤其是如此，因為這時舊的商業渠道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發現，甚至最神聖的經濟信條即金銀的價值也開始動搖和崩潰了。加爾文的教會體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人間的王國難道還難仍然聽命於君王、主教和領主嗎？當德國的路德教已變成諸侯手中的馴服工具時，加爾文教卻在荷蘭創立了一個共和國，並且在英國，特別是在蘇格蘭，創立了一些活躍的共和主義政黨。

    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起義，發現加爾文教就是現成的戰鬥理論。這次起義是在英國發生的。發動者是城市中間階級，完成者是農村地區的自耕農。很奇怪的是：在資產階級的這三次大起義中，農民提供了戰鬥大軍，可是農民這個階級在勝利後由於勝利帶來的經濟後果反而免不了破產。克倫威爾之後100年，英國的自耕農幾乎絕跡了。如果沒有這些自耕農和城市平民，資產階級決不會單獨把鬥爭進行到底，決不會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為了獲得那些當時已經成熟只待采摘的資產階級的勝利之果，也必須使革命遠遠超越這一目的，就像法國在1793年和德國在1848年那樣。顯然，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規律之一。

    在這種極端的革命活動之後，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個反動也同樣超出它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限度（注：在德譯文中不是“超出它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限度”，而是“超出自己的目的”。——編者注）。經過多次動蕩以後，新的重心終於確立了，並且成了今後發展的新起點。英國◎第707頁◎歷史上被體面人物（注：在德譯文中，不是“體面人物”，而是“庸人”。——編者注）稱為“大叛亂”的這段輝煌時期，以及隨後的幾次戰鬥，以自由黨歷史家譽為“光榮革命”（注：“光榮革命”指英國1688年的政變。這次政變驅逐了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蘭共和國的執政者奧倫治的威廉三世為英國國王。從1689年起在英國確立了以土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妥協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制。這次沒有人民群眾參加的政變被資產階級史學家稱作“光榮革命”。——708。）的相當微末的事件而告結束了。

    新的起點是新興的中間階級（注：在德譯文中這里以及後面幾處，恩格斯將英文用語“middle class”（“中間階級”）和“bourgeoisie”（“資產階級”），都譯為“Bourgeoisie”（“資產階級”）。——編者注）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間的妥協。後者在當時和現在均被稱為貴族，其實早已開始變成法國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後才變成的“王國第一流資產者”了。對英國幸運的是，舊的封建諸侯已經在薔薇戰爭（注：薔薇戰爭指紅白薔薇戰爭（1455-1485年），是兩個爭奪王位的英國封建家族的代表，即約克家族和郎卡斯特家族之間的戰爭。約克家族的紋章上飾有白色薔薇，郎卡斯特家族的紋章上飾有紅色薔薇。站在約克家族一方的有經濟比較發達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騎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家族的是北部諸郡的封建家族。這次戰爭使古老的封建家族幾乎完全滅絕，結果在英國建立了新的都鐸王朝的統治，實行了專制政體。——708。）中自相殘殺殆盡。他們的繼承人大部分是這些舊家族的後裔，但是離開嫡系已經很遠，甚至形成了一個嶄新的集團，他們的習慣和旨趣，與其說是封建的，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完全懂得金錢的價值，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戶趕走，而代之以綿羊。亨利八世賤賣教會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資產階級地主；在整個17世紀不斷發生的沒收大采邑分贈給暴發戶或半暴發戶的過程，也造成了同樣的結果。因此，從亨利七世以來，英國的“貴族”不但不反對發展工業生產，反而力圖間接地從中獲益；經常有這樣一部分大地主，他們由於經濟的或政治的原因，願意同金融資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的首腦人物合作。這樣，1689年的妥協很容易就達成了。“俸祿和官職”這些政治上的戰利品留給了大地主家庭，只不過要充分照顧金融的、工業的和商業的中間階級的經濟利益。這些經濟利益，當時已經很強大，足以決定國家的一般政策。當然，在細節問題上也會有爭執，但是總的說來，貴族寡頭非常清楚，他們本身的經濟繁榮◎第708頁◎同工商業中間階級的經濟繁榮是密不可分的。

    從這時起，資產階級就成了英國統治階級中的卑微的但卻是公認的組成部分了。在壓迫國內廣大勞動群眾方面，它同統治階級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廠主，對自己的夥計、工人和仆役來說，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們所說的那樣，站在“天然首長”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從他們身上盡可能取得盡量多和盡量好的勞動；為此目的，就必須把他們訓練得馴服順從。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著宗教的旗幟戰勝了國王和貴族；不久他又發現可以用宗教來操縱他的天然下屬的靈魂，使他們服從由上帝安置在他們頭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簡言之，英國資產階級這時也參與鎮壓“下層等級”，鎮壓全國廣大的生產者大眾了，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響。

    還有另一種情況也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宗教傾向。這就是唯物主義在英國的興起。這個新的（注：在德譯文中，在“新的”的後面加有“無神論的”。——編者注）學說，不僅震撼了中間階級的宗教情感，還自稱是一種只適合世上有學問的和有教養的人們的哲學，完全不同於缺乏教養的群眾以及資產階級所感到盡善盡美的宗教。它隨同霍布斯起而維護至高無上的王權，呼籲專制君主制鎮壓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夥子（注：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夥子是托·霍布斯的用語，見他的著作《論公民》一書序言，該書於1642年在巴黎寫成，1647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最初流傳的是手抄本。——709。），即人民。同樣地，在霍布斯的後繼者博林布羅克、 舍夫茨別利等人那里，唯物主義的新的自然神論形式，仍然是一種貴族的秘傳的學說，因此，唯物主義遭受中間階級仇視，既是由於它是宗教的異端，也是由於它具有反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系。所以，同貴族的唯物主義和自然神論相反，過去曾經為反對斯圖亞特王朝的鬥爭提供旗幟和戰士的新教教派，繼續提供了進步的中間階級的主要戰鬥力量，並且至今還是“偉大的自由黨”◎第709頁◎的骨幹。

    這時，唯物主義從英國傳到法國，它在那里與另一個唯物主義哲學學派，即笛卡兒學派（注：笛卡兒學派是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學說的繼承者，他們從笛卡兒的哲學中得出了唯物主義的結論。——710。）的一個支派相遇，並與之匯合。在法國，唯物主義最初也完全是貴族的學說。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顯露出來。法國的唯物主義者並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問題；他們批判了當時的每一個科學傳統或政治體制；為了證明他們的學說可以普遍應用，他們選擇了最簡便的方法：在他們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書》中，他們大膽地把這一學說應用於所有的知識對象。這樣，唯物主義就以其兩種形式的這種或那種形式——公開的唯物主義或自然神論，成為法國一切有教養的青年信奉的教義。它的影響很大，在大革命爆發時，這個由英國保皇黨孕育的學說，竟給予法國共和黨人和恐怖主義者一面理論旗幟，並且為《人權宣言》（注：指1789年8月26日法國制憲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其中闡明了新的資產階級制度的政治原則，宣布自由、財產等是每個人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1791年的法國憲法包括了這篇宣言。1793年的雅各賓派《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就是根據1789年這篇宣言起草的；1793年這篇宣言被作為導言放在1793年國民公會通過的法國第一個共和憲法之前。——710。）提供了底本。

    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第三次起義，然而這是完全拋開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飾的政治戰線上作戰的首次起義；這也是真正把鬥爭進行到底，直到交戰的一方即貴族被徹底消滅而另一方即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首次起義。在英國，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後的制度因襲相承，地主和資本家互相妥協，這表現在訴訟上仍然按前例行事，還虔誠地保留著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國，革命同過去的傳統完全決裂，掃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後遺跡，並且在民法典（注：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國在拿破侖統治時期制訂的五部法典之一，又通稱為拿破侖法典（參看注285）。——710。） 中把古代羅馬法——它幾乎完滿地反映了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生產的那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法律關系——巧妙地運用於現代的資本主義條件；這種運用實在巧妙，甚至法國的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現在還是所有其他國家，包括英國在內，在改革財產法時所依據的範本。可是我們不要忘記，英國的法一直是用野蠻的封建的語言來表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這種語言適應它所表達的◎第710頁◎事物的情況，正像英語的拼法適應英語讀音的情況一模一樣（一個法國人說過：你們寫的是倫敦，讀出來卻是君士坦丁堡）——但是，正是英國的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華，即個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幹涉（除了法庭幹涉）的獨立性的精華，保存了好幾個世紀，並把它們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這些東西在大陸上專制君主制時期已經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覆。

    還是再來談我們的英國資產者吧。法國革命給他們一個極好的機會，能夠借助大陸上的君主國家來破壞法國的海上貿易，兼並法國的殖民地，並且完全摧毀法國爭霸海上的野心。這是他們要打擊法國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們的胃口。不僅是由於它采用了“可惡的”恐怖政策，而且還由於它想徹底實現資產階級的統治。英國資產者怎麽能沒有本國的貴族呢？因為是貴族教他們像貴族那樣待人接物，替他們開創新風氣，為他們提供陸軍軍官以維持國內秩序，提供海軍軍官以奪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場。當然，資產階級中也有少數進步的人，他們並沒有因妥協而得到多大利益；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間階級，他們同情革命（注：指英國小資產階級激進階層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態度。這些人是聯合在倫敦革命協會、主要是聯合在倫敦和英國其他各大城市通訊協會中的法國革命的擁護者（在協會的組織者和參加者中有工人階級的代表），他們曾宣傳革命思想，提出實現普選權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訊協會都曾遭到英國寡頭政治執政者的迫害。——711。），但是在議會中沒有勢力。

    可見，唯物主義既然成為法國革命的信條，敬畏上帝的英國資產者就更要緊緊地抓住宗教了。難道巴黎的恐怖時代沒有證明，群眾一旦失去宗教信仰會有什麽樣的結局？唯物主義越是從法國傳播到鄰近國家，越是得到各種類似的理論思潮、特別是德國哲學的支持，唯物主義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陸上普遍地真正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英國的中間階級就越是要頑固地堅守各種各樣的宗教信條。這些信條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條，基督教信條。

    當革命在法國保證資產階級贏得政治勝利的時候，在英國，瓦◎第711頁◎特、阿克萊、卡特賴特等人，發動了一場工業革命，把經濟力量的重心完全轉移了。資產階級的財富，比土地貴族的財富增長得更快。在資產階級內部，金融貴族、銀行家等等，越來越被工廠主推向後台。1689年的妥協，甚至在迎合資產階級的利益逐步作了修改以後，也不再適合這次妥協的參與者們的力量對比了。這些參與者的性質也有所改變；1830年的資產階級，與前一個世紀的資產階級大不相同。政治權力仍然留在貴族的手中，並被他們用來抵制新工業資產階級的野心，這已經同新的經濟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須同貴族進行一次新的鬥爭；鬥爭的結局只能是新的經濟力量的勝利。在1830年的法國革命的刺激下，不顧一切抵抗，第一次通過了改革法案（注：指選舉法的改革法案。選舉法改革法案於1831年由英國下院通過，1832年6月由上院最後批準。這次改革旨在反對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斷，為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打開進入議會的大門。為實現改革而鬥爭的主力軍——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受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欺騙而沒有獲得選舉權。——712。），使資產階級在議會中獲得了公認的和強大的地位。隨後，谷物法廢除了，這又永遠確立了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最活躍的部分即工廠主對土地貴族的優勢。這是資產階級的最大的勝利，然而，也是資產階級僅僅為自己的利益獲得的最後一次勝利。以後它取得任何一次勝利，都不得不同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分享，這個新的社會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對手。

    工業革命創造了一個大工業資本家的階級，但是也創造了一個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工業工人的階級。隨著工業革命逐步波及各個工業部門，這個階級在人數上不斷增加；隨著人數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強了。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顯露出來，當時它迫使議會勉強地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注：1824年在群眾性的工人運動的壓力下，英國議會被迫通過了一項法令，廢除了禁止工人結社的有關規定。1825年，議會通過了結社法，亦稱工人聯合法，這項法律重申廢除禁止工聯的決定，但是卻對工聯的活動嚴加限制。例如，僅僅為工人結社和參加罷工而進行鼓動就被認為是“強制”和“暴力”行為而以刑事罪論處。——712。）。在改革運動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進的一翼；當1832年的法案剝奪工人的選舉權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的要求寫進人民憲章（注：人民憲章是英國憲章運動中的綱領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議員和六名倫敦工人協會會員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提出，並於1838年5月8日作為準備提交議會的一項草案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公布。人民憲章包括了憲章派的下列六項要求：普選權（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選一次、秘密投票、各選區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選人的財產資格限制和發給議員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議會三次否決了憲章派所遞交的要求通過人民憲章的請願書。——712。），並組成一個獨立的政黨，即憲章派，以對抗強大的資產階級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國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的。旨在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的所謂谷物法，是為維護英國大地主的利益自1815年起實施的。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爭得了谷物法的廢除，其目的是為了降低國內谷物價格，從而降低工人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對地主的鬥爭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眾，宣稱工人和工業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先進工人展開了獨立的、政治性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1846年谷物法廢除以後，同盟即不存在。——712。）。這是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

    後來，大陸上發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第712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看來決不能允許的要求。接著而來的是普遍的反動。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憲章派的失敗； 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被鎮壓；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 匈牙利和德國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後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戰勝巴黎。這樣，工人階級的聲勢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時期內被壓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價啊！英國資產者以前就認為必須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緒，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他們對這種必要性的感覺會變得多麽強烈啊！他們毫不理會大陸上的夥伴們的譏笑，年覆一年地繼續花費成千上萬的金錢去向下層等級宣傳福音；他們不滿足於本國的宗教機關，還求助於當時宗教買賣的最大組織者“喬納森大哥”（注：喬納森大哥是英屬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1775-1783年）期間英國人給北美人起的綽號。——713。），從美國輸入了基督覆活派（注：基督覆活派是新教教會中的一個流派，18世紀上半葉產生於英國，流行於北美。它的信徒力圖通過宗教說教和組織新的信仰者團體來鞏固並擴大基督教的影響。——713。），引來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後，他們接受了“救世軍”的危險的幫助——“救世軍”恢覆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窮人看作是上帝的選民，用宗教手段反對資本主義，從而助長了原始基督教的階級對抗因素，這總有一天會給目前為此投擲金錢的富翁帶來麻煩。

    這似乎是歷史發展的規律：資產階級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像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那樣獨掌政權，至少不能長期獨掌政權。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經完全消滅的法國，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完全掌握政權，也只有很短的時期。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資產階級參與統治那個王國，更多的部分，則因高標準的選舉資格限制而被剝奪了選舉權。在第二共和國時代，即1848-1851年，整個資產階級統治國家，但為時不過三年；資產階級的無能，使第二帝國得以產生。只有現在，在第三共和國時代，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才執掌政權20年以上；可是已經顯露鮮明的衰落征兆了。資產階級的長期統治，只有在像美國那◎第713頁◎樣從來沒有經過封建制度、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的國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連在法國和美國，資產階級的繼承者，即工人，也已經在敲門了。

    在英國，資產階級從未獨掌全權。甚至1832年的勝利，也還是讓土地貴族幾乎獨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職。富裕的中間階級何以如此恭順，在自由黨的大工廠主威·愛·福斯特先生發表那篇公開演說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說中敦勸布拉德福德的年輕人為自己的前程學習法語，他以他本人的經歷說明，他作為一個內閣大臣出入於說法語至少和說英語同樣必要的社交場合時，曾感到多麽羞怯！的確，當時的英國中間階級通常都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暴發戶，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級職位讓給貴族，因為那里所需要的，並不是那種夾雜著精明生意經的島國狹隘性和島國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領。（注：民族沙文主義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業上，也是會壞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國工廠主還以為，英國人不說本國話而說外國話，是有失尊嚴的，當他們看到外國的“可憐蟲”遷居英國，使他們免去向國外推銷產品的麻煩時，還引以自傲。他們根本沒有覺察，這些外國人，大部分是德國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國很大一部分對外貿易，進口和出口，英國人的直接對外貿易幾乎只局限於殖民地、中國、美國和南美洲了。他們也沒有看到，這些德國人同在外國的其他德國人進行貿易，後者逐漸組織了一個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業殖民地網。大約40年前，當德國認真地開始生產出口商品時，這個商業殖民地網，就給德國幫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時期內從一個輸出糧食的國家變成一個頭等的工業國。後來，大約10年前，英國的工廠主才大吃一驚，便詢問英國的大使們和領事們：為什麽他們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顧客。一致的答覆是：(1)你們不學你們的顧客的語言，卻要求他們說你們的語言；(2)你們不但不設法適應你們的顧客的需要、習慣和愛好，反而要他們遷就你們英國式的那一套。）甚至目前報紙上關於中間階級教育◎第714頁◎的無休止的爭論，也表明英國中間階級仍然認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為自己尋找某種比較謙卑的東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廢除以後，那些已經勝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頓、那些布萊特、那些福斯特等等，還不能正式參與統治國家，直到20年之後，新的改革法案（注：指1867年德比-迪斯累里的保守黨政府實行的議會改革。1867年，英國在群眾性的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實行了第二次議會改革。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積極參加了爭取改革的運動。按照新的法律，各郡的選民財產資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繳納房租12英鎊；在城市，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10英鎊的房客都獲得投票權。這次改革使英國選民數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練工人也獲得了選舉權。——715。）才為他們敞開了內閣的大門。英國的資產階級迄今還痛切地自慚社會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錢豢養一個裝飾門面的有閒等級，好在一切莊嚴的場合去體面地代表民族；當資產階級中間一旦有人被準許進入這個歸根到底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權集團時，便引以為無上光榮。

    這樣，工商業的中間階級還沒有來得及把土地貴族全部逐出政權，另一個競爭者，工人階級，已經登上舞台了。憲章運動和大陸革命以後的反動，以及1848-1866年英國貿易的空前繁榮（通常這只是被歸功於自由貿易，其實更多地應歸功於鐵路、遠洋輪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發展），又使工人階級依附自由黨了，他們在這個黨內，也像在憲章運動以前那樣，組成了激進的一翼。可是，工人們對選舉權的要求逐漸不可遏止；在輝格黨人即自由黨的首領們“畏縮不前”的時候，迪斯累里卻顯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黨人抓緊有利時機，在城市選區中實施了戶主的選舉權（注：在德譯文中，在“戶主的選舉權”的後面加了一個括號，內中的文字是“它適用於每一個租有單獨住房的人”。——編者注），並且重新劃分選區。隨後實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戶主的選舉權推廣到各郡，再次劃分了選區，使各選區在某種程度上趨於平衡。（注：1884年英國在農村地區群眾運動的壓力下實行了第三次議會改革。經過這次改革，1867年為城市居民規定的享有投票權的條件，也同樣適用於農村地區。第三次選舉改革以後，英國相當大一部分居民——農村無產階級、城市貧民以及婦女，仍然沒有選舉權。秘密投票於1872年實行。——715。） 這一切措施顯然增加了工人階級在選舉中的力量，現在，至少在150-200個選區中，工人階級已經占選民的大多數。但是議會制度是訓練人們尊重傳統的最好的學校；如果說，中間階級曾經◎第715頁◎懷著敬畏的心情仰望約翰·曼納斯勳爵所戲稱的“我們的老貴族”，那麽，工人群眾則以尊重和恭敬的態度對待當時所謂的“優秀人物”即中間階級。的確，大約在15年前，英國的工人是模範工人，他們對雇主謙恭有禮，在要求自己的權利時溫順克己，這使我們德國的講壇社會主義（注：講壇社會主義是19世紀70至90年代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流派。該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國的大學教授，他們在大學的講壇（德文為Katheder）上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講壇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剝削階級害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由於資產階級思想家力圖尋找使勞動群眾俯首聽命的新手段。講壇社會主義的代表（阿·瓦格納、古·施穆勒、路·布倫坦諾、威·桑巴特等）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組織，因而鼓吹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和平，主張不觸動資本家的利益，逐步實行“社會主義”。因此，講壇社會主義的綱領僅局限於提出一些社會改良措施，如設立工人疾病和傷亡事故的保險等，其目的在於削弱階級鬥爭，以便消除革命以及社會民主派的影響，使工人同反動的普魯士國家和解。講壇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思想的來源之一。——135、716。） 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感到安慰，他們正苦於本國的工人不可救藥地傾向於共產主義和革命。

    但是英國的中間階級——畢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國的教授們看得更遠。他們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階級分享政權。在憲章運動的年代，他們對強壯而心懷惡意的小夥子即人民會有什麽作為已經有所領教了。從那時以來，他們被迫把人民憲章的大部分要求納入聯合王國的法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響群眾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於是，在學校董事會中，牧師就占優勢；於是，資產階級不斷自我增稅，以維持各種基督覆活派，從崇禮派（注：崇禮派是產生於19世紀30年代的英國國教會中的一個流派，因其創始人之一是牛津大學神學家皮由茲，故更流行的名稱為皮由茲教派。它的信徒號召在英國國教中恢覆天主教的儀式（崇禮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義。當時的英國貴族為了保持自己在國內的地位，竭力抵制大部分屬於各新教教派的工業資產階級的影響，因此，該教派的產生實際上是英國貴族反對工業資產階級的鬥爭在宗教上的反映。——716。）直到“救世軍”。

    現在，英國的體面人物終於戰勝了大陸資產者的自由思想和對宗教的冷淡態度。法國和德國的工人已經變成了叛亂者。他們全都感染了社會主義，而且，他們在選擇奪取統治權的手段時，有極充分的理由毫不考慮是否合法。這個強壯的小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懷惡意。法國和德國的資產階級，只好采取最後的辦法，不聲不響地拋棄了他們的自由思想，就像一個少年公子，感到暈船時，把他為了在甲板上裝腔作勢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煙悄悄地吐掉一樣；嘲笑宗教的人，一個一個地在外表上變成了篤信宗教的人，他們畢恭畢敬地談論教會、它的教義和儀式，甚至在必要時，自己也舉行這種儀式了。法國資產者每逢星期五吃素，德國資產者每逢星期日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聽新教的冗長布道。他們已經因唯物主義而遭殃。“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第716頁◎werden”——“必須為人民保存宗教”，這是使社會不致完全毀滅的唯一的和最後的拯救手段。對他們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們發現這一點時，他們已經用盡一切力量把宗教永遠破壞了。現在輪到英國資產者來嘲笑他們了：“蠢才！這個我早在200 年前就可以告訴你們了！”

    然而，無論英國資產者的宗教執迷，還是大陸資產者的事後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擋不了日益高漲的無產階級的潮流。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毀；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安。如果說我們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觀念，都是一定社會內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的近枝或遠蔓，那麽，這些觀念終究不能抵抗因這種經濟關系的完全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除非我們相信超自然的奇跡，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認，任何宗教教義都難以支撐一個搖搖欲墜的社會。

    事實上，在英國，工人也重新開始活動了。無疑地，他們還拘泥於各種傳統。首先是資產者的傳統，例如，有一種很普遍的看法，以為只能有兩個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而工人階級必須依靠並通過偉大的自由黨來謀取自身的解放。還有工人的傳統，從工人最初嘗試獨立行動時所因襲下來的傳統，例如，凡是沒有經過正規學徒訓練的工人都被許多舊工聯關在門外；每一個采取這種做法的工會這樣一來就等於為自己培養工賊。但是盡管如此，英國的工人階級還是在前進，甚至布倫坦諾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這一點告訴他的講壇社會主義者同仁。（注：指路·布倫坦諾關於英國工聯的論著。布倫坦諾竭力稱讚英國的工聯是工人階級組織的典範，可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使工人階級狀況得到根本的改善，並擺脫資本主義剝削。按照布倫坦諾和其他講壇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組織得很好的工會可以取代工人政黨，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也成為多余的了。

    恩格斯在《布倫坦諾CONTRA馬克思》一文中揭露了這種觀點的虛偽性及其階級實質（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7-213頁）。——717。）工人階級在前進，如同英國的種種事情一樣，邁出的是緩慢而適度的步伐，有時躊躇不定，有時作一些沒有多大效果的嘗試，在前進中有時過分小心地猜疑“社會主義”這個詞，卻又逐漸吸收社會主義的實質；運動在擴展著，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現在它已經喚醒了倫敦東頭的那些沒有技術◎第717頁◎的工人，我們看到，這些新的力量反過來又給工人階級以多麽有力的推動。如果運動的步伐趕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麽就請他們不要忘記：正是工人階級保存著英國民族性格的最優秀的品質，在英國所取得的每一個進步，以後照例是永不會丟失的。如果說老憲章派的兒子們，由於上述原因，還做得不夠，那麽，孫子們則可望不辱沒他們的祖父。

    但是，歐洲工人階級的勝利，不是僅僅取決於英國。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國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證勝利。在法國和德國，工人運動遠遠地超過了英國。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勝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運動的進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進著。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紀律、勇氣、活力和毅力，那麽，德國工人階級則充分證明了自己具備這些品質。400年前，德國曾是歐洲中間階級第一次起義的出發點； 依目前的形勢來判斷，德國難道不可能又成為歐洲無產階級奪取第一次偉大勝利的舞台嗎？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載於1892年在倫敦出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並由作者譯成德文摘要發表於1892-1893年《新時代》雜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4-361頁◎第718頁◎


恩格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之二）

    *（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由恩格斯於1877-1878年寫成的著作《反杜林論》中的三章編成的。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中的三章（《引論》的第1章、第3編的第1章和第2章）改寫成為一篇獨立的通俗的著作。這一著作由保·拉法格譯為法文經恩格斯本人校閱後，起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發表在法國社會主義雜志《社會主義評論》1880年第3-5期上，同年又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根據法文本於1882年在日內瓦出版了波蘭文本；於1883年在貝內萬托出版了意大利文本。1883年，這一著作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了德文本，書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扉頁上標的是1882年）；緊接著於同年也在該地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這部著作的俄文譯本最初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標題於1882年12月發表在秘密雜志《大學生》第1期上；1884年“勞動解放社”又在日內瓦出版了單行本，標題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丹麥文譯本於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在恩格斯生前，這一著作就從德文譯成了歐洲各種文字，在工人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對宣傳馬克思主義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生前這一著作的最後一個德文本（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這一著作在材料安排上與《反杜林論》的有關章節有所不同，並且對《反杜林論》的本文作了一些補充和改動。——687。）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一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紮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麽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時，如黑格爾所說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注：關於法國革命，黑格爾有如下一段話：“正義思想、正義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認，非正義的舊支柱不能對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義思想的基礎上現在創立了憲法，今後一切都必須以此為根據。自從太陽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圍繞著太陽旋轉的時候起，還從來沒有看到人用頭立地，即用思想立地並按照思想去構造現實。阿那克薩哥拉第一個說，Ns即理性支配著世界；可是，直到現在人們才認識到，思想應當支配精神的現實。因此，這是一次壯麗的日出。一切能思維的生物都歡慶這個時代的來臨。這時到處籠罩著一種高尚的熱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種精神的熱忱，仿佛正是現在達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爾《歷史哲學》1840年版第535 頁）難道現在不正是應當用反社會黨人法去反對已故的黑格爾教授的這種危害社會秩序的顛覆學說嗎？）最初，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的頭腦以及通過頭腦的思維發現的原理，要求成為人類的一◎第719頁◎切活動和社會結合的基礎；後來這句話又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同這些原理相矛盾的現實，實際上從上到下都被顛倒了。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拉圾堆里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理性的王國才開始出現。從今以後，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恒的真理，為永恒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注：按照盧梭的理論，人們最初生活在自然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財產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關系的發展決定了人們從自然狀態向市民狀態的過渡，並導致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國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進一步發展破壞了這種社會契約，導致某種新的自然狀態的形成。能夠消除這一自然狀態的，據說是以某種新的社會契約為基礎的理性國家。

    盧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的原則》這兩部著作中詳細闡述了這一理論。——356、720。）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 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和作為社會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現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遊手好閒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普遍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第720頁◎受苦人類的代表。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有自己的對立物同它纏在一起：資本家沒有雇傭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隨著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展成為無產者。雖然總的說來，資產階級在同貴族鬥爭時有理由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發展程度不同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的再洗禮派和托馬斯·閔采爾，　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注：恩格斯在這里是指“真正平等派”，又稱“掘地派”。他們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極左派，代表城鄉貧民階層的利益，要求消滅土地私有制，宣傳原始的平均共產主義思想，並企圖通過集體開墾公有土地來實現這種思想。——357、721。），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著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發動，產生了相應的理論表現；在16世紀和17 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注：這里首先是指空想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托·莫爾的著作《烏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內拉的《太陽城》（1623年出版）。——357、721。），而在18世紀已經有了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里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應當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禁欲主義的、禁絕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種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後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聖西門那里，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里，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消除階級差別的方案。

    所有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義的，所以也應該像封建◎第721頁◎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會制度一樣被拋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純粹是一種僥幸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

    我們已經看到，為革命作了準備的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認為，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鏟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恒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恰好那時正在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最後則托庇於拿破侖的專制統治。（注：恐怖時代指雅各賓派的革命民主專政時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當時雅各賓派為了對付吉倫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實行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5個督政官組成，每年改選一人）是法國執行權的領導機關。它根據雅各賓派革命專政於1794年失敗後所通過的1795年憲法建立，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變。它支持反對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並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606、722。） 早先許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化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於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現在已經實現的擺脫封建桎梏的“財產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是把他們的被大資本和大地產的強大競爭所壓垮的小財產出賣給這些大財主的自由，於是這種“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變成了失去財產的自由；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第722頁◎的生存條件。現金交易，如卡萊爾所說的，日益成為社會的唯一紐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幹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麽，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幹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注：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編者注）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大量的通奸作為補充。總之，同啟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就出現了。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信》（注：聖西門《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編者注）；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注：傅立葉《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1808年萊比錫版。——編者注），雖然他的理論基礎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羅伯特·歐文擔負了新拉納克（注：蘇格蘭拉納克附近的一個棉紡織廠，創辦於1784年，在工廠周圍形成了一個小鎮。——編者注）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興起的大工業，◎第723頁◎在法國還不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使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消除成為絕對必然的沖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沖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之間的沖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沖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沖突還只是開始形成，那麽，解決這些沖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群眾在恐怖時代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從而能夠引導一場甚至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達到勝利，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當時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群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采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它表現為一個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的受壓迫的受苦的等級。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系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範，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這一點已經弄清，我們不再花費時間去談論現在已經完全屬於過去的這一方面了。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這些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去宣揚自己的清醒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這些◎第724頁◎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見的。

    聖西門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他在革命爆發時還不到30歲。這次革命，是第三等級即從事生產和貿易的國民大眾對以前享有特權的遊手好閒的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勝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級的勝利只是這個等級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勝利，是第三等級中享有社會特權的階層即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奪得政治權力。而且這個資產階級還在革命過程中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了，這是因為它利用沒收後加以拍賣的貴族和教會的地產進行了投機，同時又借承辦軍需品欺騙了國家。正是這些騙子的統治在督政府時代使法國和革命瀕於覆滅，從而使拿破侖有了舉行政變的借口。因此，在聖西門的頭腦中，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之間的對立就采取了“勞動者”和“遊手好閒者”之間的對立的形式。遊手好閒者不僅是指舊時的特權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參加生產和貿易而靠租息為生的人。而“勞動者”不僅是指雇傭工人，而且也包括廠主、商人和銀行家。遊手好閒者失去了精神領導和政治統治的能力，這已經是確定無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終證實了。至於無財產者沒有這種能力，在聖西門看來，這已由恐怖時代的經驗所證明。那麽，應當是誰來領導和統治呢？按照聖西門的意見，應當是科學和工業，它們兩者由一種新的宗教紐帶結合起來，而這種紐帶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級森嚴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覆從宗教改革時起被破壞了的各種宗教觀點的統一。可是，科學就是學者，而工業首先就是積極活動的資產者，廠主、商人、銀行家。這些資產者固然應當成為一種公眾的官吏、社會的受托人，但是對工人據說應當保持發號施令的和享有經濟特權的地位。特別是銀行家應當擔負起通過調節信用來調節整個社會生產的使命。這樣的見解完全適應法國剛剛產生大工業以及隨之產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的那個時代。◎第725頁◎但是，聖西門特別強調的是：他隨時隨地都首先關心“人數最多和最貧窮的階級”(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plus pauvre)的命運。

    聖西門在《日內瓦書信》中已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

    “人人應當勞動。”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群眾的統治。他向他們高聲說道：

    “看吧，當你們的夥伴統治法國的時候，那里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造成了饑荒！”（注：聖西門《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編者注）

    但是，認識到法國革命是階級鬥爭，並且不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布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政治將完全溶化在經濟中。（注：指《昂·聖西門給一個美國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話。這些信載於昂·聖西門論文集《實業，或為貢獻出有用和獨立的勞動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學的議論》1817年巴黎版第2卷。——609、726。） 如果說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里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那麽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這種思想，即最近紛紛議論的“廢除國家”的思想，已經明白地表達出來了。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著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期間，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其次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一保障。（注：參看聖西門和他的學生奧·梯葉里合著的兩本書《論歐洲社會的改組，或論歐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獨立性的條件下聯合為一個政治統一體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關於應當用來對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見》1815年巴黎版。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參加國（俄國、奧地利、英國、普魯士等國）的同盟國軍進入巴黎。拿破侖帝國垮台，拿破侖本人宣布退位後被流放到厄爾巴島。

    百日指拿破侖恢覆帝制的短暫時期，1815年3月20日他率軍從流放地重返巴黎時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鐵盧失敗後第二次退位時止。——609、726。）在1815 年向法國人鼓吹去和滑鐵盧戰役的勝利者建立同盟，這確實既要有勇氣又要有歷史遠見。（注：1815年6月18日，拿破侖的軍隊在滑鐵盧（比利時）被威靈頓指揮的英荷聯軍和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擊敗。這次戰役在1815年的戰局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預先決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瑞典、西班牙等國）的徹底勝利和拿破侖帝國的崩潰。

    關於杜林和德國教授的“舌戰”，見注239。——609、726。）

    如果說我們在聖西門那里發現了天才的遠大眼光，由於他有這種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所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第726頁◎學思想都以萌芽狀態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麽，我們在傅立葉那里就看到了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的、但並不因此就顯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葉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的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同以往的啟蒙學者關於只是由理性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諾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詞句作對比；他指出，同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繪了隨著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欺詐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習氣。他更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系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注：這一思想在傅立葉《關於四種運動的理論》中已作過闡述，該書包含這樣一個總的論點：“某一時代的社會進步和變遷是同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適應的，而社會秩序的衰落是同婦女自由減少的程度相適應的。”傅立葉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這個論點：“婦女權利的擴大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本原則。”（見《傅立葉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頁）——610、727。）但是，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宗法、野蠻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即從16世紀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他指出：

    “這種文明制度使野蠻時代每一以簡單方式犯下的罪惡，都采取了覆雜的、曖昧的、兩面的、 虛偽的存在形式”（注：傅立葉《關於普遍統一的理論》第1卷和第4卷；《傅立葉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頁和 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頁。——編者注）；◎第727頁◎

    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注：傅立葉《經濟的和協會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類的引人入勝的和合乎自然的勞動方式的發現》；《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頁。——編者注）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制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說，

    “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注：《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頁。——編者注）。

    我們看到，傅立葉是和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熟練地掌握了辯證法的。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注：參看《傅立葉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 頁及以下幾頁。——編者注），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而且他還把這個看法運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正如康德把地球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學一樣，傅立葉把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著動蕩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適當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第728頁◎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一切傳統的血緣關系、宗法從屬關系、家庭關系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從鄉村轉到城市，從農業轉到工業，從穩定的生活條件轉到天天都在變化的、毫無保障的生活條件）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這時有一個29歲的廠主作為改革家出現了，這個人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其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分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 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覆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里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一周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13-14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工人只勞動10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4 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第729頁◎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一直給企業主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歐文對這一切並不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還遠不是合乎人的尊嚴的，他說，

    “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

    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發展，更不用說允許進行自由的生命活動了。

    “可是，這2 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部分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在不到半個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 500 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本來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這個差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們除了領取5 ％的基本投資利息以外，還得到30萬英鎊（600萬馬克）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英國其他一切工廠就更不用說了。

    “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侖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而這種新的力量是勞動階級創造的。”（注：摘自《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致全體“歐洲紅色共和黨人、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並呈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以及“維多利亞女王和女王的責任顧問”的備忘錄》。）

    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個別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只應當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歐文的共產主義就是通過這種純粹營業的方式，作為所謂商業計算的果實產生出來的。它始終都保持著這種面向實際的性質。◎第730頁◎例如，在1823年，歐文提出了通過共產主義移民區消除愛爾蘭貧困的辦法，並附上了關於籌建費用、年度開支和預計收入的詳細計算。而在他的關於未來的最終計劃中，對各種技術上的細節，包括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圖在內，都作了非常內行的規劃，以致他的社會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納，則各種細節的安排甚至從專家的眼光看來也很少有什麽可以挑剔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尊敬和榮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僅社會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連達官顯貴、王公大人們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提出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他看來，阻礙社會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礙：私有制、宗教和現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這些障礙進攻，等待他的將是什麽：官場社會的普遍排斥，他的整個社會地位的喪失。但是，他並沒有卻步，他不顧一切地向這些障礙進攻，而他所預料的事情果然發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場社會，報刊對他實行沈默抵制，他由於以全部財產在美洲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失敗而變得一貧如洗，於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進行了30年的活動。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都是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例如，經過他5年的努力，在1819 年通過了限制工廠中婦女和兒童勞動的第一個法律。（注：1815年1月，歐文在英國格拉斯哥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狀況的措施，遭到工廠主們的反對。根據1815年6月歐文的倡議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議會通過形成法律，而且還大大地打了折扣。調整棉紡廠勞動的法律禁止九歲以下的兒童做工，限定十八歲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為十二小時，規定所有工人有兩次工間休息作為早飯和午飯的時間，共一個半小時。——614、731。）他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全國各工會聯合成一個總工會。（注：1833年10月，由歐文主持在倫敦舉行了合作社和職工會的代表大會，會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全國產業部門大聯盟；聯盟的章程於1834年2月被通過。按照歐文的想法，這個聯盟應當把生產管理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並且通過和平的途徑實現對社會的徹底改造。但是這個空想的計劃遭到了失敗。由於資產階級社會和國家的強烈反對，該聯盟於1834年8月宣告解散。——614、731。）同時，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從這時起至少已經在實踐上證明，無論商人或廠主都決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市場（注：指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見注137。——614、731。），即借助以勞動小時為單位的勞動券來交換勞動產品的機構；這種機構必然要遭◎第731頁◎到失敗，但是充分預示了晚得多的蒲魯東的交換銀行（注：指蒲魯東於1849年1月31日嘗試成立的人民銀行。銀行在開始正常業務活動之前就於4月初宣告關閉。——154、614、732。），而它和後者不同的是，它並沒有被說成是醫治一切社會弊病的萬靈藥方，而只是被描寫為激進得多的社會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義者的見解曾經長期支配著19世紀的社會主義觀點，而且現在還部分地支配著這種觀點。法國和英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不久前都還信奉這種見解，包括魏特林在內的先前的德國共產主義也是這樣。對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麽時候和什麽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里，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們的主觀知性、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訓練水平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沖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直到今天還統治著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各學派創始人的比較不會引起反感的批判性言論、經濟學原理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覆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鋒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圓圓的石子一樣，這種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二

    在此期間，同18世紀的法國哲學並列和繼它之後，近代德國哲◎第732頁◎學產生了，並且在黑格爾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覆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他們中最博學的人物亞里士多德就已經研究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學雖然也有辯證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但是特別由於英國的影響卻日益陷入所謂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18世紀的法國人也幾乎全都為這種思維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們的專門哲學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來意義的哲學之外，他們同樣也能夠寫出辯證法的傑作；我們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子》（注：德·狄德羅的對話《拉摩的侄子》寫成於1762年前後，後又經作者修改了兩次。最初由歌德翻譯的德譯本於1805年在萊比錫出版。第一個法文版發表在1821年巴黎版《狄德羅軼文集》上，該文集實際上1823年才出版。——359、733。） 和盧梭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就夠了。——在這里，我們就簡略地談談這兩種思維方法的實質。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總畫面，其中各個細節還或多或少地隱藏在背景中，我們注意得更多的是運動、轉變和聯系，而不是注意什麽東西在運動、轉變和聯系。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逝。但是，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地加以研究。這首先是自然科學和歷史研究的任務；而這些研究部門，由於十分明顯的原因，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那里只占有從屬的地位，因為他們首先必須為這種◎第733頁◎研究搜集材料。只有當自然和歷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後，才能進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較，或者說進行綱、目和種的劃分。因此，精確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亞歷山大里亞時期（注：亞歷山大里亞時期是指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7世紀的時期。這個時期因埃及的一個港口城市亞歷山大里亞（位於地中海沿岸）成了當時國際經濟關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這一時期，許多科學，如數學和力學（歐幾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學、天文學、解剖學、生理學等等，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359、734。）的希臘人那里才開始，而後來在中世紀由阿拉伯人繼續發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15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從這時起它就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這種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注：《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5章第37節。——編者注）。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麽存在，要麽就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身又是別的東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樣是處於僵硬的相互對立中。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容易理解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日常應用的範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第734頁◎為驚人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依對象的性質而展開的各個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知道並且可以肯定地說，某一動物存在還是不存在；但是，在進行較精確的研究時，我們就發現，這有時是極其麻煩的事情。這一點法學家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為了判定在子宮內殺死胎兒是否算是謀殺，曾絞盡腦汁去尋找合理的界限，結果總是徒勞。同樣，要確定死亡的那一時刻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生理學證明，死亡並不是突然的、一瞬間的事情，而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同樣，任何一個有機體，在每一瞬間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間，它同化著外界供給的物質，並排泄出其他物質；在每一瞬間，它的機體中都有細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細胞在形成；經過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這個機體的物質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質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個有機體永遠是它本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在進行較精確的考察時，我們也發現，某種對立的兩極，例如正和負，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正如它們是彼此對立的一樣，而且不管它們如何對立，它們總是互相滲透的；同樣，原因和結果這兩個概念，只有應用於個別場合時才適用；可是，只要我們把這種個別的場合放到它同宇宙的總聯系中來考察，這兩個概念就聯結起來，消失在關於普遍相互作用的觀念中，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時或此地是結果的，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第735頁◎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運行的；自然界不是循著一個永遠一樣的不斷重覆的圓圈運動，而是經歷著實在的歷史。這里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因為他證明了今天的整個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續了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可是，由於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研究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所以，現在理論自然科學中普遍存在的並使教師和學生、作者和讀者同樣感到絕望的那種無限混亂的狀態，完全可以從已經達到的成果和傳統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這個沖突中得到說明。

    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視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一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和經過有名的第一推動後永恒不變的太陽系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一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著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證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證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著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注：根據康德的星雲假說，太陽系是從原始星雲（拉丁文：nebula——霧）發展而來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萊比錫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體論，或根據牛頓原理試論宇宙的結構和機械起源》中闡述了這一假說。這本書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關於太陽系的構成的假說最初於法蘭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體系解說》第1-2卷最後一章中得到了闡述。由他生前編好，死後即1835年出版的此書的最後一版（第6版）中，這個假說是在第七個注中闡述的。

    宇宙空間存在著類似康德-拉普拉斯星雲假說所設想的原始星雲的熾熱的雲霧體，是由英國天文學家威·哈金斯於1864年用光譜學方法證實的，他在天文學中廣泛地運用了古·基爾霍夫和羅·木生在1859年發明的光譜分析法。恩格斯在這里參考了安·賽奇《太陽》1872年不倫瑞克版第787、789-790頁。——362、736。）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第736頁◎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盡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一切迷亂現象探索這一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的體系沒有解決向自己提出的這個任務，這在這里沒有多大關系。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以某種方式存在著的“觀念”的實現了的反映。這樣，一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系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個別的聯系，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一句話，被歪曲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流產，但也是這類流產中的最後一次。就是說，它還包含著一個不可救藥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作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全部內容。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樣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點，即對整個外部◎第737頁◎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進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是完全荒謬的，那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注意，並不是導致18世紀的純粹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作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無論在18世紀的法國人那里，還是在黑格爾那里，占統治地位的自然觀都認為，自然界是一個沿著狹小的圓圈循環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牛頓所說的永恒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也包含在其中。同這種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新近的進步，從這些進步看來，自然界同樣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天體和在適宜條件下生存在天體上的有機物種一樣是有生有滅的；至於循環，即使能夠存在，其規模也要大得無比。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淩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於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於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

    但是，自然觀的這種變革只能隨著研究工作提供相應的實證的認識材料而實現，而在這期間一些在歷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歷史事實卻老早就發生了。1831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義；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即英國的憲章派運動（注：指憲章運動，見注122。——364、738。），達到了高潮。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一方面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隨著資產階級新近取得的政治統治的發展，在歐洲最先進的國家的歷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實日◎第738頁◎益令人信服地證明，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於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和諧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學說完全是撒謊。所有這些事實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樣，作為這些事實的理論表現（雖然是極不完備的表現）的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舊的、還沒有被排擠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在它那里只是被當作“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黑格爾把歷史觀從形而上學中解放了出來，使它成為辯證的，可是他的歷史觀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現在，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因此，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構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體系，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沖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會主義同這種唯物主義的觀點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國◎第739頁◎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同辯證法和近代自然科學不相容一樣。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作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麽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但是，問題在於：一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系和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這已經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已經證明，無償勞動的占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種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他為這種勞動力付出的多；這種剩余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由以積累起來的價值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系作進一步的探討。


恩格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之三）

    *（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由恩格斯於1877-1878年寫成的著作《反杜林論》中的三章編成的。

    1880年恩格斯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中的三章（《引論》的第1章、第3編的第1章和第2章）改寫成為一篇獨立的通俗的著作。這一著作由保·拉法格譯為法文經恩格斯本人校閱後，起初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發表在法國社會主義雜志《社會主義評論》1880年第3-5期上，同年又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根據法文本於1882年在日內瓦出版了波蘭文本；於1883年在貝內萬托出版了意大利文本。1883年，這一著作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了德文本，書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扉頁上標的是1882年）；緊接著於同年也在該地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這部著作的俄文譯本最初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標題於1882年12月發表在秘密雜志《大學生》第1期上；1884年“勞動解放社”又在日內瓦出版了單行本，標題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丹麥文譯本於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在恩格斯生前，這一著作就從德文譯成了歐洲各種文字，在工人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對宣傳馬克思主義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生前這一著作的最後一個德文本（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這一著作在材料安排上與《反杜林論》的有關章節有所不同，並且對《反杜林論》的本文作了一些補充和改動。——687。）

    三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麽、◎第740頁◎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注：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場（《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征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系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那麽，照此看來，現代社會主義是怎麽回事呢？

    現在大家幾乎都承認，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以及其他一切資產階級的美妙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沖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第741頁◎義生產方式用來限制它的框框發生沖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沖突，並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沖突那樣產生於人的頭腦中，而是存在於事實中，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於引起這種沖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著。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沖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那麽，這種沖突表現在哪里呢？

    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也照例是屬於生產者自己的。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杠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承擔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怎樣從15世紀起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這三個階段歷史地實現了這種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中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7-553頁。——編者注）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那里所證明的，資產階級要是不把這些有限的生產資料從個人的生產資料變為社會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就不能把它們變成強大的生產力。紡紗機、機械織機和蒸汽錘代替了紡車、手工織機和手工鍛錘；需要成百上千的人進行協作的工廠代替了小作坊。同生產資料一樣，生產本身也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現◎第742頁◎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制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產品，都必須順次經過他們的手，然後才變為成品。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產品。

    但是，在自發的、無計劃地逐漸形成的社會內部分工成了生產的基本形式的地方，這種分工就使產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中世紀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從他們那里買得手工業品。在這種個體生產者即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滲入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它在整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發的無計劃的分工中間，確立了在個別工廠里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分工；在個體生產旁邊出現了社會的生產。兩者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出賣，因而價格至少大體相等。但是，有計劃的組織要比自發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會勞動的工廠里所制造的產品，要比分散的小生產者所制造的便宜。個體生產在一個又一個的部門中遭到失敗，社會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這種革命性質並不為人所認識，結果它反而被用來當作提高和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它的產生，是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定的已經存在的杠桿即商人資本、手工業、雇傭勞動直接聯系著的。由於它本身是作為商品生產的一種新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產的占有形式對它也保持著全部效力。

    在中世紀得到發展的那種商品生產中，勞動產品應當屬於誰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生。當時個體生產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產的原料，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用自己或家屬的手工勞動來制造產品。這樣的產品根本用不著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屬於他的。因此，產品的所有權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即使利用過別人的幫助，這種幫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資以外還得到◎第743頁◎別的報酬：行會的學徒和幫工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和掙錢而勞動，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學成手藝當師傅而勞動。後來生產資料開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場中，開始變為真正社會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還像從前一樣仍被當作個人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來處理。從前，勞動資料的占有者占有產品，因為這些產品通常是他自己的產品，別人的輔助勞動是一種例外，而現在，勞動資料的占有者還繼續占有產品，雖然這些產品已經不是他的產品，而完全是別人勞動的產品了。這樣，現在按社會方式生產的產品已經不歸那些真正使用生產資料和真正生產這些產品的人占有，而是歸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變成社會的了。但是，它們仍然服從於這樣一種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是以個體的私人生產為前提，因而在這種形式下每個人都占有自己的產品並把這個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生產方式雖然已經消滅了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從於這一占有形式（注：這里無須解釋，雖然占有形式還是原來那樣，可是占有的性質由於上述過程而經歷的革命，並不亞於生產所經歷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產品還是占有別人的產品，這自然是兩種很不相同的占有。順便提一下：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的雇傭勞動是很古老的；它個別地和分散地同奴隸制度並存了幾百年。但是，只有在歷史前提已經具備時，這一萌芽才能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賦予新的生產方式以資本主義性質的這一矛盾，已經包含著現代的一切沖突的萌芽。新的生產方式越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在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里占統治地位，並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余地位，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鮮明地表現出來。

    如上所述，最初的資本家就已經遇到了現成的雇傭勞動形式。◎第744頁◎但是，那時雇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輔助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幾畝土地，不得已時單靠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會條例是要使今天的幫工明天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生產資料一旦變為社會的生產資料並集中在資本家手中，情形就改變了。個體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和產品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他們除了受雇於資本家就沒有別的出路。雇傭勞動以前是一種例外和輔助辦法，現在成了整個生產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種副業，現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職業。暫時的雇傭勞動者變成了終身的雇傭勞動者。此外，由於同時發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封建主扈從人員被解散，農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園等等，終身的雇傭勞動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入了商品生產者即通過自己產品的交換來實現社會聯系的個體生產者的社會。但是，每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有一個特點：這里的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系的控制。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並為自己的個人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但是，商品生產同任何其他生產形式一樣，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開的規律；這些規律不顧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中、通過無政府狀態而為自己開辟道路。這些規律在社會聯系的唯一繼續存在的形式即交換中表現出來，並且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對各個生產者發生作用。所◎第745頁◎以，這些規律起初連這些生產者也不知道，只是由於長期的經驗才逐漸被他們發現。所以，這些規律是在不經過生產者並且同生產者對立的情況下，作為他們的生產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而為自己開辟道路。產品支配著生產者。

    在中世紀的社會里，特別是在最初幾世紀，生產基本上是為了供自己消費。它主要只是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屬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關系的地方，例如在農村中，生產還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這里沒有交換，產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質。農民家庭差不多生產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當他們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向封建主交納實物租稅以後還能生產更多的東西時，他們才開始生產商品；這種投入社會交換即拿去出賣的多余產品就成了商品。誠然，城市手工業者一開始就必然為交換而生產。但是，他們也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他們有園圃和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並且從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婦女紡麻，紡羊毛等等。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換是有限的，市場是狹小的，生產方式是穩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絕的，地方內部是統一的；農村中有馬爾克（注：參看恩格斯《馬爾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頁。——編者注），城市中有行會。

    但是，隨著商品生產的擴展，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著的商品生產規律也就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有力地發揮作用了。舊日的束縛已經松弛，舊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產者日益變為獨立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第746頁◎經表現出來，並且越來越走向極端。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加劇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正是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對立物：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的生產作為社會生產所具有的日益加強的組織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這一杠桿結束了舊日的和平的穩定狀態。它在哪一個工業部門被采用，就不容許任何舊的生產方法在那里和它並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業，就把那里的舊的手工業消滅掉。勞動場地變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且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鬥爭不僅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地方性的鬥爭又發展為全國性的，發展為17世紀和18世紀的商業戰爭（注：指歐洲各大國之間為爭奪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權以及殖民地市場而在17世紀和18世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最初主要的競爭國家是英國和荷蘭（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戰爭是典型的商業戰爭），後來決定性的戰爭是在英國和法國之間展開的。所有這些戰爭的勝利者都是英國，到18世紀末，它手中已經集中了幾乎全部的世界貿易。——624、747。）。最後，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個鬥爭成為普遍的，同時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劇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工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死存亡都取決於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地淘汰掉。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著，它毫無出路地處在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中。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循環在逐漸縮小；運動無寧說是沿螺線行進，並且必然像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多數人日益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群眾又將最終結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第747頁◎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止境地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命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如果說，機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麽，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著造成一批超過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109頁。）），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供隨意支配，而由於必然隨著這個時期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同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注：《資本論》第1卷第13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和534頁。——編者注）。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職能的正常前提的剝奪（注：《資本論》第1卷第13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6-507頁。——編者注）；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成了另一部分人失業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忍饑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第748頁◎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671頁）（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259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而期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另一種產品分配，那就等於要求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在陰極放出氫。

    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機器的已經達到極高程度的改進的可能性，怎樣由於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一種迫使各個工業資本家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不斷提高機器的生產能力的強制性命令。對資本家來說，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命令。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反作用力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反作用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新的“惡性循環”。

    事實上，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蠻程度不同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第749頁◎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交易停頓，市場盈溢，產品大量滯銷積壓，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停工，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後，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生產和交換又逐漸恢覆運轉。步伐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後，經過幾次拼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覆不已。從1825年以來，這種情況我們已經歷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經歷著第六次。這些危機的性質表現得這樣明顯，以致傅立葉把第一次危機稱為crise pléthorique［多血性危機］，即由過剩引起的危機時，就中肯地說明了所有這幾次危機的實質。（注：參看《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頁。——編者注）

    在危機中，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劇烈地爆發出來。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沖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

    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於它之旁並淩駕於它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家自己也由於資本的猛烈積聚而感覺到這一事實，這種積聚是在危機期間通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的破產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制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因此，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置起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可◎第750頁◎供支配的工人——生產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過剩了。但是，“過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傅立葉），因為正是這種過剩阻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要不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的勞動力的工具，就不能發揮作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像幽靈一樣橫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唯獨這個必然性阻礙著生產的物的杠桿和人的杠桿的結合；唯獨它不允許生產資料發揮作用，不允許工人勞動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

    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作用力，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是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使大量生產資料不得不采取像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例如鐵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國內同一工業部門的大生產者聯合為一個“托拉斯”，即一個以調節生產為目的的聯盟；他們規定應該生產的總產量，在彼此間分配產量，並且強制實行預先規定的出售價格。但是，這種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氣的時候大部分就陷於瓦解，正因為如此，它們就趨向於更加集中的社會化：整個工業部門變為一個唯一的龐大的股份公司，國內的競爭讓位於這一個公司在國內的壟斷；例如還在1890年，英國的制堿業就發生了這種情形，現在，這一行業在所有48個大◎第751頁◎工廠合並後轉到一個唯一的、統一管理的、擁有12 000萬馬克資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競爭轉變為壟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劃生產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生產投降。當然，這首先還是對資本家有利的。但是，在這里剝削變得這樣明顯，以致它必然要崩潰。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容忍由托拉斯領導的生產，不會容忍由一小撮專靠剪息票為生的人對全社會進行如此露骨的剝削。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注：我說“不得不”，因為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麽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比利時國家出於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慮而自己修建國家的鐵路幹線，俾斯麥並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於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於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海外貿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國家特權，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實際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板和財政部門經紀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為普魯士國家銀行。——628、752。）、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 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第752頁◎

    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麽，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余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像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於社會管理之外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辟道路，而隨著社會占有生產力，這種社會性就將◎第753頁◎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桿。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麽，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仆。這里的區別正像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像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從而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日益迫使人們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第754頁◎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體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麽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注：“自由的人民國家”是7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號。對這個口號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見本卷第312-319、324-325頁，並見列寧的著作《國家與革命》第1章第4節和第4章第3節（《列寧全集》第31卷第14-20、61-63頁）。——631、755。） 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第755頁◎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但是，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精神的破產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未必是一種秘密了，而他們的經濟破產則有規律地每十年重覆一次。在每次危機中，社會在它自己的而又無法加以利用的生產力和產品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面對著生產者沒有什麽可以消費是因為缺乏消費者這種荒謬的矛◎第756頁◎盾而束手無策。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注：有幾個數字可以使人們對現代生產資料即使在資本主義壓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擴張力有個大體的概念。根據吉芬的最新統計（這里關於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全部財富的材料引自羅·吉芬的報告《近來聯合王國的資本積累》。這個報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統計學會上宣讀的，發表在倫敦《統計學會雜志》1878年3月號。），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全部財富約計如下：

    1814年……22億英鎊＝440億馬克

    1865年……61億英鎊＝1 220億馬克

    1875年……85億英鎊＝1 700億馬克

    至於在危機中生產資料和產品被破壞的情況，根據1878年2月21 日在柏林舉行的德國工業家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統計，在最近一次崩潰中，單是德國鐵工業所遭受的全部損失就達45 500萬馬克。）。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第757頁◎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最後，我們把上述的發展進程簡單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紀社會：個體的小生產。生產資料是供個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產都是為了直接消費，無論是生產者本身的消費，還是他的封建領主的消費。只有在生產的東西除了滿足這些消費以外還有剩余的時候，這種剩余才拿去出賣和進行交換；所以，商品生產剛剛處於形成過程中；但是這時它本身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萌芽。

    二、資本主義革命：起初是工業通過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實現的變革。先前分散的生產資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們就由個人的生產資料轉變為社會的生產資料，這種轉變總的說來沒有觸及交換形式。舊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資本家出現了：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當然就占有產品並把它們變為商品。生產已經成為社會的活動；而交換以及和它相伴隨的占有，仍舊是個體的活動，單個人的活動：社會的產品被個別資本家所占有。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現代社會就在這一切矛盾中運◎第758頁◎動，而大工業把它們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a)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工人注定要終身從事雇傭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對立。

    (b)支配商品生產的規律日益顯露出來，它們的作用日益加強。競爭不可遏止。個別工廠中的社會組織和整個生產中的社會無政府狀態相矛盾。

    (c)一方面是機器的改進，這種改進由於競爭而變成每個廠主必須執行的強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著工人不斷遭到解雇：產生了產業後備軍。另一方面是生產的無限擴張，這也成了每個廠主必須遵守的強制性的競爭規律。這兩方面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機、惡性循環：這里是生產資料和產品過剩，那里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福利的這兩個杠桿不能結合起來，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不允許生產力發揮作用，不允許產品進行流通，除非生產力和產品先轉變為資本，而阻礙這種轉變的正是生產力和產品的過剩。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程度：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已經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管理自己的社會生產力。

    (d)資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大規模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後來由托拉斯占有，然後又由國家占有。資產階級表明自己已成為多余的階級；它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

    三、無產階級革命，矛盾的解決：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第759頁◎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的錯誤。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寫於1880年1月-3月上半月

    載於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會主義評論》雜志第3、4和5 期；並於1880年在巴黎出版法文單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1-247頁◎第760頁◎


馬克思　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

    *（注：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1881年2月16日來信的覆信注明的日期為1881年3月8日。查蘇利奇代表後來加入“勞動解放社”的同志們，請求馬克思談談他對俄國歷史發展的前景，特別是他對俄國農村公社命運的看法。

    查蘇利奇在信中談到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在俄國極受歡迎以及該書在革命者關於土地問題及農村公社問題的爭論中所起的作用。她說：“你比誰都清楚，這個問題在俄國是多麽為人注意……特別是為我們的社會主義黨所注意……最近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見解，認為農村公社是一種古老的形式，歷史、科學社會主義，——總之，一切不容爭辯的東西，——使它注定要滅亡。鼓吹這一點的人都自稱是你的真正的學生，’馬克思主義者’。”查蘇利奇還表示：“假如你能說明，你對我國農村公社可能有的命運以及世界各國由於歷史的必然性都應經過資本主義生產各階段的理論的看法，給予我們的幫助會是多麽大。”查蘇利奇在信中表示，期待馬克思寫出一篇較長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冊子，實在不可能則寫一封信，對他們提出的問題給予回答。從馬克思當時與其他人的通信來看，可以肯定馬克思一接到查蘇利奇的信就著手準備回答她所提出的問題，況且馬克思早在1880年12月就曾許諾俄國民意黨執行委員會代表、該黨機關報《民意報》編輯尼·亞·莫羅佐夫對有爭議的俄國村社前景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而這一許諾一直未能兌現。

    馬克思在準備給查蘇利奇回信的過程中曾擬了四個草稿，把這四個草稿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內容極其豐富的關於俄國的農民公社、農業生產的集體形式的綜合性概述。本卷收入的是覆信的初稿和第四稿（即正式的覆信）。——761。）

    ［初稿］

    (1)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過，它實質上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第1欄），並且說過，“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　但是，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同上，第2欄）。

    可見，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於西歐各國。為什麽呢？請看第32章，那里寫道：

    “它被消滅的過程，即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這種對勞動人民的痛苦的、殘酷的剝奪，就是資本的起源……　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　被以剝削他人勞動即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排擠。”（第341頁第2欄）

    可見，歸根到底這里所說的是把一種私有制形式變為另一種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國農民手中的土地從來沒有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那麽這一論述又如何應用呢？

    (2)從歷史觀點來看，證明俄國農民的公社必然解體的唯一有力論據如下：◎第761頁◎

    回顧一下遙遠的過去，我們發現西歐到處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類型的公有制；隨著社會的進步，它在各地都不見了。為什麽它只是在俄國免於這種遭遇呢？

    我的回答是：在俄國，由於各種情況的獨特結合，至今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俄國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時，它也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

    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嗎？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麽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里來呢？

    如果在農民解放的時候，農村公社立即被置於正常的發展條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農民來償付的巨額國債，以及通過國家（仍然要靠農民來償付）向那些轉化為資本家的“社會新棟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於進一步發展農村公社，那麽，現在誰也不會再臆測消滅公社的“歷史必然性”了，因為大家將都會承認，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和一種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

    另外一個對於保存（通過發展公社）俄國公社有利的情況是：俄國公社不僅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而且經歷了這種社會制度尚未受觸動的時期而幸存下來；相反地，在俄國公社面前，不論是在西歐，還是在美國，這種社會制度現在都處於同科學、◎第762頁◎同人民群眾以至同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相抗爭的境地。總之，在俄國公社面前，資本主義正經歷著危機，這種危機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隨著現代社會回覆到“古代”類型的公有制而告終，這種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國著作家（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華盛頓政府的支持）所說的，現代社會所趨向的“新制度”，將是“古代類型社會在一種高級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覆活(a revival)”（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期經野蠻期到文明期的進步過程的研究》1877年倫敦版第552頁。——編者注）。因此，不應該過分地害怕“古代”一詞。

    如果是這樣，那至少應該了解這些波折。然而，關於這些波折，我們還什麽都不了解。

    不管怎樣，這種公社是在連綿不斷的內外戰爭的情況下滅亡的，很可能是亡於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占領意大利、西班牙、高盧等地時，那里的古代類型的公社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卻為兩個事實所證實。有個別的公社經歷了中世紀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鄉特里爾專區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公社的各種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現在取代它的公社里面，在後一種公社里，耕地變成了私有財產，然而森林、牧場、荒地等仍為公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這種次生形態的公社後，就能還原出它的古代原型。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區引入的新公社，由於繼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如果說，在塔西佗時代以後，我們關於公社的生活，關於公社是怎樣消失和在什麽時候消失的，都一點也不了解，那麽，至少由◎第763頁◎於尤利烏斯·凱撒的敘述，我們對這一過程的起點還是知道的。在凱撒的那個時代，已是逐年分配土地，但是這種分配是在日耳曼人各氏族和血緣親屬聯合體之間，還不是在公社各個社員之間進行的。由此可見，日耳曼人的農村公社是從較古的類型的公社中產生出來的。在這里，它是自然發展的產物，而決不是從亞洲現成地輸入的東西。在那里，在東印度也有這種農村公社，並且往往是古代形態的最後階段或最後時期。

    為了從純理論觀點，即始終以正常的生活條件為前提，來判斷農村公社可能有的命運，我現在必須指出“農業公社”不同於較古的類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員的血緣親屬關系上的；“農業公社”割斷了這種牢固然而狹窄的聯系，就更能夠擴大範圍並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員的接觸。

    其次，在公社內，房屋及其附屬物——園地，已經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可是遠在引入農業以前，共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種公社的物質基礎之一。

    最後，雖然耕地仍然是公有財產，但定期在“農業公社”各個社員之間進行分配，因此，每個農民自力耕種分配給他的田地，並且把產品留為己有，然而在較古的公社中，生產是共同進行的，只有產品才拿來分配。這種原始類型的合作生產或集體生產顯然是單個人的力量太小的結果，而不是生產資料社會化的結果。

    不難了解，“農業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夠賦予它強大的生命力，因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種社會聯系，使公社基礎穩固，同時，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塊耕種和產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種與較原始的公社條件不相容的個性獲得發展。

    但是，同樣明顯，這種二重性也可能逐漸成為公社解體的根◎第764頁◎源。撇開敵對的環境的一切影響不說，僅僅從積累牲畜開始的動產的逐步積累（甚至有像農奴這樣一種財富的積累），動產因素在農業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與這種積累密切相關的許多其他情況（如果我要對此加以闡述就會離題太遠），都起著破壞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的作用，並且在公社內部產生利益沖突，這種沖突先是使耕地變為私有財產，最後造成私人占有已經變成私有財產的公社附屬物的森林、牧場、荒地等等。正由於這個原因，“農業公社”到處都是古代社會形態的最近的類型；由於同樣原因，在古代和現代的西歐的歷史運動中，“農業公社”時期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從原生形態到次生形態的過渡時期。但這是不是說，不管在什麽情況下，“農業公社”的發展都要遵循這條道路呢？絕對不是的。“農業公社”的構成形式只可以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先驗地說，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對於其中任何一種，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見第10頁）

    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歐洲唯一的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塊個體耕作轉化為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系，這有助於他們從小地塊勞動向合作勞動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注：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薩姆尼特戰爭時期，薩姆尼特人在古羅馬卡夫丁城（今蒙泰薩爾基奧）附近的卡夫丁峽谷包圍並擊敗了羅馬軍隊。按照意大利雙方交戰的慣例，羅馬軍隊必須在由長矛交叉構成的“軛形門”下通過。這被認為是對戰敗軍的最大羞辱。“通過卡夫丁峽谷”一語由此而來，意即遭受奇恥大辱。——765。），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第765頁◎

    如果“社會新棟梁”的代言人要否認現代農村公社上述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麽，可以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獲得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怎麽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里來呢？

    俄國的“農業公社”有一個特征，這個特征造成它的軟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敵對狀態。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系，而保持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並不到處都是這種類型的公社的內在特征，但是，在有這一特征的地方，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就使一種或多或少集權的專制制度淩駕於公社之上。俄羅斯北部各公國的聯合證明，這種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於領土遼闊而形成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由於蒙古人入侵以來俄國遭到的政治命運而加強了。在今天，這個障礙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許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選出的農民代表會議代替鄉（注：這個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寫的。——編者注）這一政府機關就行了，這種會議將成為維護它們利益的經濟機關和行政機關。

    從歷史觀點來看，一個十分有利於通過“農業公社”的進一步發展來保存這種公社的原因是：“農業公社”不僅和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這使它可以不必接受資本主義的活動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種成果；而且，它經歷了資本主義制度尚未受觸動的時期而幸存下來；現在卻相反，不論是在西歐，還是在美國，資本主義制度都處於同勞動群眾、同科學以至同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相抗爭的境地。總之，在俄國公社面前，資本主義制度正經歷著危機，這種危機只能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隨著現代社會回覆◎第766頁◎到“古代”類型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生產的高級形式而告終。

    不言而喻，公社的進化將是逐步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礎上為它創造正常的條件。

    因此，從理論上說，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著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它能夠不經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單純從它可能延續的時間來看，在社會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但是我們必須從純理論回到俄國現實中來。

    (3)要剝奪農民，不必像在英國和在其他國家那樣，把他們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同樣，也不必用命令來消滅公有制。請你們試一試，從農民那里奪取他們的農業勞動產品一旦超過一定的限度，那麽，你們即使動用憲兵和軍隊也不能再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羅馬帝國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長（不是農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拋棄自己的家園，離開自己的土地，甚至賣身當奴隸，只是為了擺脫那種不過成了官方無情壓榨的借口的財產。

    正是從所謂農民解放的時候起，國家使俄國公社處在不正常的經濟條件之下，並且從那時候起，國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種社會力量來不斷地壓迫公社。由於國家的財政搜括而被削弱得一籌莫展的公社，成了商業、地產、高利貸隨意剝削的任人擺布的對象。這種外來的壓迫激發了公社內部原來已經產生的各種利益的沖突，並加速了公社的各種瓦解因素的發展。但是，還不止如此。國家靠犧牲農民培植起來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樣一些部門，它們絲毫不發展農業生產能力，卻特別有助於不從事生產的中間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竊取它的果實。這樣，國家就幫助了那些吮吸◎第767頁◎“農村公社”本來已經涸竭的血液的新資本主義寄生蟲去發財致富。

    ——總之，那些最能促進和加速剝削農民（俄國的最巨大的生產力）、並最能使“社會新棟梁”發財致富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手段，都在國家的促進下過早地發展起來。

    破壞性影響的這種促進作用，只要不被強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會導致農村公社的滅亡。

    但是要問，為什麽從農村公社的現狀中得到好處的所有這些利害關系者（包括政府監護下的大工業企業），合謀要殺死給他們下金蛋的母雞呢？正因為它們感到“目前這種狀況”不能繼續維持下去，所以感到現在的剝削方式已經過時了。由於農民的貧困狀況，地力已經耗盡而變得貧瘠不堪。豐年被荒年抵消。最近10年的平均數字表明，農業生產不僅停滯，甚至下降。最後，第一次出現了俄國不僅不能輸出糧食，反而必須輸入糧食的情況。因此，不能再浪費時間。必須結束這一切。必須創造一個由比較富裕的少數農民組成的農村中間階級，並把大多數農民幹脆都變為無產者。正是為了這一目的，“社會新棟梁”的代言人才把公社所受的創傷說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撇開目前壓迫著俄國“農村公社”的一切災難而僅僅考察它的構成形式和歷史環境，那麽一看就很清楚，它的一個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是構成集體生產和集體占有的自然基礎。此外，俄國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系，這使他們可能易於從小地塊勞動過渡到集體勞動，而且，俄國農民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公益事業方面，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集體勞動了。

    但是，要使集體勞動在農業本身中能夠代替小地塊勞動這個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須具備兩樣東西：在經濟上有這種改造的需◎第768頁◎要，在物質上有實現這種改造的條件。

    關於經濟上的需要，只要把“農村公社”置於正常條件之下，就是說，只要把壓在它肩上的重擔除掉，只要它獲得正常數量的耕地，那麽它本身就立刻會感到有這種必要。俄國農業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較原始的工具裝備起來的小地塊農民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個時期之所以很快地成為過去，是因為對農民的壓迫耗盡了農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貧瘠。現在，農民需要的是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況且，現在他們連種兩三俄畝土地都還缺乏各種最必要的農具，難道把他們的耕地增加到10倍，他們的狀況就會變得好些嗎？

    設備、肥料、農藝上的各種方法等等集體勞動所必需的一切資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國“農村公社”比同一類型的古代公社大大優越的地方正是在這里。在歐洲，只有俄國的“農村公社”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地保存下來了。因此，它目前處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它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同時存在為它提供了集體勞動的一切條件。它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利用機器進行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實行合作勞動的農業經營。至於最初的創辦費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質的），俄國社會有支付的義務，因為它長久以來靠“農村公社”維持生存並且也必須從“農村公社”中去尋找它的“新生的因素”。

    “農村公社”的這種發展是符合我們時代歷史發展的方向的，對這一點的最好證明，是資本主義生產在它最發達的歐美各國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機，而這種危機將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隨著現代社會回覆到古代類型的高級形式，回覆到集體生產和集體占有而告終。◎第769頁◎

    既然“農村公社”的現狀有利於這麽多不同的利害關系者，並且特別有利於在亞歷山大二世仁慈的統治下成長起來的“社會新棟梁”，那麽，為什麽他們還合謀要使公社滅亡呢？為什麽他們的代言人還把公社所受的創傷說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確鑿證據呢？為什麽他們要殺死下金蛋的母雞呢？

    只是因為經濟上的事實（我要來分析這些事實，就會離題太遠）揭開了這樣一個秘密：公社的現狀不能繼續維持下去了，並且純粹由於事物的必然性，現在的剝削人民群眾的方式已經過時了。因此，必須有點新東西，而這種新東西，雖然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但總不外是，消滅公有制，使比較富裕的少數農民形成農村中間階級，而使絕大多數的農民幹脆變為無產者。

    一方面，“農村公社”幾乎陷入絕境；另一方面，強有力的陰謀正等待著它，準備給它以最後的打擊。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可是，那些掌握著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人正在盡一切可能準備把群眾推入這一災禍之中。

    俄國“農村公社”的歷史環境是獨一無二的！在歐洲，只有俄國“農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殘存的怪物那樣零星地保存下來，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還可見到的那種古代形式保存下來，而幾乎是作為巨大帝國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統治形式保存下來的。如果說土地公有制是俄國“農村公社”的集體占有制的基礎，那麽，它的歷史環境，即它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同時存在，則為它提供了大規模地進行共同勞動的現成的物質條件。因此，它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它能夠以應用機器的大農業來逐步代替小地塊耕作，而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又非常適於這種大農業。因此，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開始獲得新的生命。◎第770頁◎相反，作為開端，必須使它處於正常的狀態。

    但是，掌握著將近一半土地，而且是優等地的地產，是和公社對立的，更不用說國有領地了。正因為如此，所以通過“農村公社”的進一步發展來保存它是和俄國社會總的運動一致的，俄國社會的新生只有付出這個代價才能獲得。甚至僅僅從經濟觀點來看，俄國能夠通過本國農村公社的發展來擺脫它在農業上所處的絕境；通過英國式的資本主義的租佃來擺脫這種絕境的嘗試，將是徒勞無功的，因為這種制度是同俄國的整個社會條件相抵觸的。（注：初稿中原來沒有這段話，這里是馬克思從他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第3稿第4頁上移過來的。——編者注）

    要能發展，首先必須生存，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農村公社”目前正處於危險境地。

    撇開敵對環境的一切其他有害要素的影響不說，僅僅是個別家庭手中的動產，例如它們的牲畜、有時甚至是奴隸或農奴這樣的財富的逐步增長，這種私人積累，從長遠來看足以破壞原始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並且在公社內部產生利益沖突，這種沖突首先觸及公共的耕地財產，最後擴展到森林、牧場和荒地等等這樣一些已經變成私有財產的公社附屬物的公共財產。

    (4)各種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 正像在地質的層系構造中一樣，在歷史的形態（注：“地質的層系構造”和“歷史的形態”中的“層系構造”和“形態”，原文為“formation”。——編者注）中，也有原生類型、次生類型、再次生類型等一系列的類型）的衰落的歷史，還有待於撰述。到現在為止，我們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繪。但是，無論如何，研究的進展已經足以證明：(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閃族社會、希臘◎第771頁◎社會、 羅馬社會以及其他社會，尤其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力要強大得多；(2)它們衰落的原因，是那些阻礙它們越出一定發展階段的經濟條件，是和今日俄國公社的歷史環境毫無相似之處的歷史環境。

    我們在閱讀資產者所寫的原始公社歷史時必須有所警惕。他們是甚至不惜偽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來是英國政府用暴力破壞印度公社行動的熱心幫手，但他卻偽善地要我們相信：政府維護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經濟規律的自發力量都失敗了！（注：參看亨·薩·梅恩《東西方的農村公社》1871年倫敦版。——編者注）

    (5)（注：馬克思在這段文字旁劃了一條豎線，可能是刪除記號。——編者注）您完全清楚，現在俄國公社的存在本身由於強大的利害關系者的陰謀而處於危險境地。除了國家直接搜刮的壓迫，侵入公社的“資本家”、商人等等以及土地“所有者”的狡詐的剝削以外，公社還受到鄉村高利貸者以及由於它所處的環境而在內部引起的利益沖突的損害。

    要剝奪農民，不必像在英國和在其他國家那樣，把他們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同樣，也不必用命令來消滅公有制。請你們試一試，從農民那里奪取他們的農業勞動產品一旦超過一定的限度，那麽，你們即使動用憲兵和軍隊也不能再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羅馬帝國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長（大土地所有者）就拋棄自己的土地，成為流浪者，甚至賣身當奴隸，只是為了擺脫那種不過成了官方壓榨的借口的“財產”。

    正當人們吸著公社的血、蹂躪它、耗盡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第772頁◎貧瘠的時候，“社會新棟梁”的文壇奴仆卻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所受的創傷正是它自然衰老的征兆；並宣稱，公社的滅亡是自然的死亡，縮短它的臨終的時間是一件好事。因此，這里涉及的已經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而簡直是應給以打擊的敵人。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而且，政府和“社會新棟梁”正在盡一切可能準備把群眾推入這一災禍之中。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麽，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

    寫於1881年2月底-3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4年版第1 卷並用原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5卷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41頁◎第773頁◎

    ［覆信］

    1881年3月8日於倫敦西北區梅特蘭公園路41號親愛的女公民：

    最近10年來定期發作的神經痛妨礙了我，使我不能較早地答覆您2月16 日的來信。承蒙您向我提出問題，但很遺憾，我卻不能給您一個適合於發表的簡短說明。幾個月前，我曾經答應給聖彼得堡委員會（注：指俄國民意黨執行委員會。民意黨是1879年8月成立的俄國最大的民粹派組織。——774。）就同一題目寫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幾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誤解所謂我的理論而產生的一切疑問。

    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了……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　但是，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資本論》法文版第315 頁）

    可見，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造成這種限制的原因在第32章的下面這一段里已經指出：

    “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被以剝削他人勞動即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排擠。”（同上，第341頁）

    因此，在這種西方的運動中，問題是把一種私有制形式變為另一種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國農民中，則是要把他們的公有制變為私有制。◎第774頁◎

    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

    　　親愛的女公民，您忠實的

    　　　　　 卡爾·馬克思

    　　　 寫於1881年3月8日

    第一次用俄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4年版第1 卷並用原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5卷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頁◎第775頁◎

恩格斯　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注：這是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倫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馬克思時用英語發表的講話，標題是編者加的。——776。）

    3月14日下午兩點三刻，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讓他一個人留在房里還不到兩分鐘，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便發現他在安樂椅上安靜地睡著了——但已經永遠地睡著了。

    這個人的逝世，對於歐美戰鬥的無產階級，對於歷史科學，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位巨人逝世以後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會使人感覺到。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這里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這樣兩個發現，該是很夠了。即使只能作出一個這樣的發現，也已經是幸福的了。但是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個領◎第776頁◎域，甚至謔Я煊潁加卸賴降姆⑾鄭庋牧煊蚴嗆芏嗟模移渲腥魏我桓雋煊蛩疾皇喬吵㈤埂?br> 　　他作為科學家就是這樣。但是這在他身上遠不是主要的。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例如，他曾經密切注視電學方面各種發現的進展情況，不久以前，他還密切注視馬賽爾·德普勒的發現（注：在1882年慕尼黑電氣展覽會上，法國物理學家馬·德普勒展出了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間架設第一條實驗性輸電線路的研究成果。——777。）。

    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鬥爭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滿腔熱情、堅韌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鬥爭。最早的《萊茵報》（1842年）（注：《萊茵報》，即《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的日報。該報由萊茵省一些反對普魯士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人士創辦，曾吸收了幾個青年黑格爾分子撰稿。1842年4月馬克思開始為該報撰稿，同年10月起成為該報編輯部成員之一。《萊茵報》也發表過許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政府對該報進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最後將其查封。——328、777。），巴黎的《前進報》（1844 年）（注：《前進報》是一家德文報紙，於1844年1-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兩次。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馬克思從1844年夏天起開始頻繁地參與該報的編輯工作，在他的影響下該報具有了共產主義性質，該報曾尖銳地抨擊了普魯士反動制度。根據普魯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內閣於1845年1月下令把馬克思及其他一些撰稿人驅逐出法國，該報因而停刊。——777。），《德意志-布魯塞爾報》（1847年）（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由僑居布魯塞爾的德國流亡者創辦，1847年1月3日創刊，每周出兩次，於1848年2月27日停刊。起初，該報遵循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辦報方針，從1847年夏天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戰友在該報發表文章以後，報紙就日益成了宣傳革命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該報的經常撰稿人並對該報的方針產生了直接影響，1847年最後幾個月，他們實際上已經主持了該報的編輯工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該報成了形成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報。——330、688、777。），《新萊茵報》（1848-1849年）（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的日報，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是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它起了教育人民群眾，號召他們起來和反革命作鬥爭的重要作用。報紙為表明對德國和歐洲革命最重要問題的立場而發表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

    《新萊茵報》堅決的、不妥協的立場，戰鬥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對普魯士政府和科隆地方當局政治上的揭露，使其在創刊後的最初幾個月就受到封建保皇勢力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並遭到政府的迫害，而這種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魯士反革命政變以後越發變本加厲了。

    盡管如此，《新萊茵報》仍然堅持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英勇地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由於馬克思被驅逐，《新萊茵報》其他編輯遭受迫害，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將始終是：工人階級的解放！”——330、688、777。），《紐約每日論壇報》（1852-1861年）（注：《紐約每日論壇報》是美國的一家報紙，1841至1924年出版。該報由著名的美國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霍·格里利創辦，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國輝格黨左翼的機關報，後來是共和黨的機關報。40至50年代，該報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反對奴隸占有制。參加該報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查·德納從40年代末起是該報的編輯之一。馬克思從1851年8月開始到1862年3月為該報撰稿，持續了十余年。以馬克思的名義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筆。恩格斯的這些文章多半寫於曼徹斯特，許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並不是寫作的真正日期，因為馬克思在文章上通常標明的是寄往紐約的日期。有些文章是在倫敦寫的，而馬克思注明的卻是巴黎、維也納或柏林。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這些文章，涉及國際政治、工人運動、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殖民地擴張、被壓迫國家和附屬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極其重要的問題。在歐洲的反動年代里，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利用這個發行很廣的美國報紙，以具體材料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和這個社會所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闡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經常隨意處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為編輯部的社論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所有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時編輯部甚至刪改文章的內容，任意加注日期。編輯部的這些行為曾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議。從1857年秋天起，由於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報紙的財政狀況受到影響，編輯部向馬克思提出減少他對《紐約每日論壇報》供稿的數量。到美國國內戰爭開始時，馬克思便完全停止了撰稿。但是，馬克思之所以和《紐約每日論壇報》中斷關系，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編輯部內主張同各蓄奴州妥協的人的勢力加強以及該報離開了進步立場。後來該報的方向更日趨右傾。——332、777。），以及許多富有戰鬥性的小冊子，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各組織中的工作，最後，作為全部活動的頂峰，創立偉大的國際工人協會（注：國際工人協會，後稱第一國際，是第一個國際性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1864年秋由馬克思創立。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國際，領導了各國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並同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工聯主義、拉薩爾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流派進行了激烈鬥爭，鞏固了各國工人的國際團結。第一國際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以後實際上已停止活動，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國際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頁）。——308、333、689、777。），——老實說，協會的這位創始人即使沒有別的什麽建樹，單憑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為這樣，所以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誣蔑的人。各國政府——無論專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產者——無論保守派或極端民主派，都競相誹謗他，詛咒他。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作蛛絲一樣輕輕拂去，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給以回敬。現在他逝世了，在整個歐洲和美洲，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第777頁◎尼亞，千百萬革命戰友無不對他表示尊敬、愛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膽地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

    他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

    載於1883年3月22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13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6頁◎第778頁◎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四卷

說明

本卷選載恩格斯1884 -1895 年的著作和《自然辯證法》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1842-1895年的書信。

    1884-1895年這一時期，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轉入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不斷發展，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鬥爭加劇，勞動人民的狀況惡化，無產階級為未來的革命戰鬥正在積聚力量。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在歐洲大多數國家建立並得到了鞏固，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團結加強，80年代末成立了新的國際無產階級組織，即第二國際。

    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它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日益增長，同時由於小資產階級分子進入無產階級隊伍，由於工人貴族的形成和資產階級思想對工人階級的影響，機會主義傾向也增長了。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擔負起領導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使命。他為進一步發展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整理出版了《資本論》第二、三卷，關心和支持《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並撰寫序言；他為制定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戰略和策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與資產階級思想和工人運動中各種錯誤思潮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

    本卷的首篇著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系統而科學地闡述了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論述了家庭的起源和發展，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國家的產生原因和階級本質。

    恩格斯把他的著作看作是在某種程度上執行馬克思的遺言，因為馬克思曾打算根據美國學者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的研究成果，從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出發撰寫一部關於人類史早期階段的專著。恩格斯在寫作《起源》時廣泛地利用了他的戰友對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所作的摘要和批語（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並補充了大量的材料。在1891年問世的第4版中，他又根據當時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重要的修訂。

    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他的著作是以兩種生產的思想為基礎的：“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見本卷第2頁）

    恩格斯在探索家庭的演變時，說明家庭的形式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的。他指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家庭血緣關系曾對社會制度起過重要的作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作用逐漸減弱，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就被受所有制支配的社會所代替。他細致地考察了家庭從最早的群婚制發展到一夫一妻制的過程，揭示了這些變化取決於生產方式。他說明了婦女在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平等地位的原因，並證明婦女的真正平等只有在社會主義取得勝利後才能實現。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產生的過程。這就推翻了當時占統治地位的關於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有私有制的觀點，證明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到處存在著以氏族制度為基礎的氏族公社所有制，人類在這種制度下生活了幾千年。而私有制是人類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與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相聯系的。《起源》描述了私有制的出現怎樣導致財產不均，人對人的剝削，導致對抗階級的形成。恩格斯證明這個過程的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恩格斯分析了國家的起源和實質。他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見本卷第170頁）恩格斯在分析階級社會中國家的特征和實質時寫道，國家“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見本卷第172頁）。他說明現代的代議制國家也沒有改變國家的階級實質，它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恩格斯還指出，國家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也必然隨著階級的消滅而消亡。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去。

    恩格斯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周年而寫的《馬克思和〈新萊茵報〉》一文，闡明了1848-1849年民主革命時期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策略特點。他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善於把一般民主主義的任務同無產階級的任務結合起來，必須在積極參加爭取一般民主要求的鬥爭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並始終堅持自己的最終目的。

    《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是關於第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的一部出色的簡史。它指出了革命的德國工人運動的開始是和科學共產主義分不開的。這就批駁了當時那種把德國獨立的工人運動源於拉薩爾1863年創立的全國工人聯合會的觀點。《同盟史》詳細地敘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期間提出的策略原理，這有助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制定與普魯士當局進行鬥爭的戰略和策略。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它雖是為評丹麥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卡·施達克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書，但也是出於工人運動的需要而寫的。由於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有一定程度的覆活，由於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哲學，如新康德主義、實證主義和庸俗唯物主義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社會民主黨知識分子中日益流行，就需要全面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終結》闡述了哲學的對象和功能、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性，深刻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理論，首先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哲學理論，並說明這些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同時概要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

    恩格斯在這一著作中闡述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和哲學中兩大陣營根本對立的原理。他寫道：“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見本卷第223 頁）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存在、自然界是本原的，屬於唯物主義陣營；凡是斷定思維、精神是本原的，屬於唯心主義陣營。恩格斯強調，只能在這個意義上來使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兩個術語，否則就會造成混亂。同時他指出，哲學的基本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即存在和它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也就是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周圍世界的問題。絕大多數哲學家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有人對這個問題作出否定的回答，那麽“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見本卷第225頁）。

    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進行了剖析，高度評價黑格爾的辯證方法是人類思維的偉大成就，指出它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在於它永遠結束了以為人的思維和行動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他同時揭示了這種方法與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體系的深刻矛盾。這個矛盾使黑格爾的哲學體系分裂成兩派，一派特別強調黑格爾體系，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成為保守派，另一派認為辯證法是主要的東西，企圖從辯證方法引出革命的結論，但他們也無法使黑格爾學派免於解體。出路在於回到唯物主義。費爾巴哈的偉大功績就在於此，他“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見本卷第222頁）。他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對當時思想界起了解放作用。可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也有局限性，他在否定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的同時，拋棄了它的辯證法，而且沒有克服在社會歷史觀點上的唯心主義，正如恩格斯所說，“他下半截是唯物主義者，上半截是唯心主義者”（見本卷第241頁）。恩格斯著重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黑格爾、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繼承關系。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改造為唯物主義辯證法，“辯證法就歸結為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見本卷第243頁）。它又克服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直觀的形而上學的局限性，把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唯物主義辯證法徹底地運用於社會歷史領域，並在總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新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是哲學領域中的革命變革。

    恩格斯詳細地考察了揭示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唯物史觀的實質。他在闡述唯物史觀時，分析了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特殊表現形式，指出歷史發展不同於自然界的發展，它表面上受偶然性支配。我們的任務是要發現隱藏在偶然性背後的必然性的規律。他說明了經濟關系是歷史過程的基礎，它決定政治制度的性質，決定社會意識的各種形式，同時強調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具有相對獨立性，它們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另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著作是《自然辯證法》。它由10篇論文和大量劄記和片斷組成，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從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斷斷續續花了十多年時間進行自然科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他研究自然科學和數學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說，“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就是要提供這樣一個證明：“不言而喻，我對數學和自然科學作這種概括性的敘述，是要在細節上也使自己確信那種對我來說在總的方面已沒有任何懷疑的東西，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歷史上支配著似乎是偶然事變的辯證法運動規律，也在無數錯綜覆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於人類思維的發展史中，它們逐漸被思維著的人所意識到。這些規律最初是由黑格爾全面地、不過是以神秘的形式闡發的，而剝去它們的神秘形式，並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它們的全部的單純性和普遍有效性，這是我們的期求之一。”（見本選集第3卷第349-350頁）

    恩格斯研究了著名自然科學代表人物近百部的著作，對自然科學獲得的大量實際材料進行了概括，並從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立場作了分析。本卷收入了6 篇論文和46個劄記和片斷，內容主要涉及自然科學史、自然科學和哲學的關系，物質運動形式以及一些認識論方面的問題。

    恩格斯依據自然科學史的廣泛材料，特別是從文藝覆興到19世紀中葉這一時期的材料，說明了自然科學和哲學的關系。自然科學的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實踐和生產的需要。由於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在自然科學發展中積累的材料數量很大，這就需要對獲得的成果進行系統的概括，並建立各門科學互相之間的正確聯系。而自然科學自身不能解決這個任務，必須求助於哲學。他寫道：“自然研究家盡管可以采取他們所願意采取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於：他們是願意受某種蹩腳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願意受某種以認識思維的歷史及其成就為基礎的理論思維形式的支配。”（見本卷第308 頁）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科學中，由於它本身的發展，形而上學的觀點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見本卷第259頁）“對於現今的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了模式，從而提供了說明方法。”（見本卷第284頁）這就提出了自然科學家自覺地掌握辯證法的必要性。

    恩格斯揭示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與形而上學自然觀的根本對立，指出“辯證法是關於普遍聯系的科學”（見本卷第259頁），辯證法的基本規律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他把辯證法的規律表述為“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見本卷第 310頁）。他著重研究了主觀辯證法即辯證思維、辯證邏輯問題，指出所謂主觀辯證法是支配自然界的客觀辯證法的反映。他對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的關系、認識的辯證過程、判斷的辯證分類、歸納和演繹的辯證關系、假說的作用等等，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

    恩格斯研究並闡述了物質運動的基本形式及其分類，說明了物質運動形式和相應的科學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系。他分析了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學預見，如原子的可分性、人工合成蛋白質的可能性、電運動的物質基礎、非細胞生命的存在等等。有些預見後來得到科學的證明。

    恩格斯還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中的作用》一文中，闡述了勞動和工具的制造在人的形成和人類社會誕生的過程中的決定作用，他說，勞動“是一切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見本卷第373-374頁）。這樣他就克服了單純從生物學角度來解釋人的產生的片面性。他論證了勞動活動在猿變成人的過程中的決定作用，分析了勞動、思維和語言在這一過程中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勞動活動作為環境改變和人自身改變的統一這一辯證性質，並根據對歷史上達到的環境改變所作的剖析，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建立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的合理形式提出了基本思想。

    作為國際工人運動的導師和顧問，恩格斯十分關心各國的工人運動和工人政黨及其存在的問題，各國工人黨也總是向他請教。本卷相當一部分文獻反映出恩格斯對歐美一些工人政黨發展的熱情關懷以及向它們提出的建議和意見。

    《美國工人運動》是恩格斯為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美國版寫的序言。他首先駁斥了在美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不可能產生、科學社會主義不可能生根的錯誤論調。他說明，隨著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美國的工人運動也必然會蓬勃開展起來。他仔細分析了美國工人運動中的三個派別即亨利·喬治領導的工人組織、勞動騎士和社會主義工人黨以及各自的弱點，指出把美國分裂的工人組織聯合為一支具有臨時綱領的全國性工人大軍是美國工人運動發展的主要條件，這種聯合是朝著創建獨立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的第一步，並指出這個政黨的綱領“應該而且一定會基本上同整個戰鬥的歐洲工人階級現在所采用的綱領一樣”（見本卷第394頁），也就是說，應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

    恩格斯批評了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立場。這個黨雖然承認馬克思主義，但嚴重脫離群眾，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美國的群眾性工人運動結合起來。針對這個黨的成員大多數是外國移民，恩格斯特別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工人黨要擔負起在美國工人運動中的重要使命，“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自外域，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見本卷第394頁）。

    1890年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二月選舉中獲得很大的勝利，這次選舉的結果實際上已宣告反社會黨人法的破產（雖然它在形式上仍然有效），標志著俾斯麥時代的結束，3月，俾斯麥宣布辭職。在這種情況下，恩格斯向該黨提出根據形勢的變化重新審查策略的問題。本卷收入的《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覆》、《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就涉及這個問題。

    當時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持有“左”傾立場的青年派無視客觀形勢的變化，否認利用議會活動的重要性，責備黨信奉“小資產階級議會社會主義”，並且把冒險主義的策略強加於黨。他們還在《薩克森工人報》上發表文章，宣稱恩格斯支持他們的觀點。恩格斯在《答覆》中，深刻地批判了青年派的理論和實踐，指出他們的理論觀點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完全不顧黨進行鬥爭的一切現實條件”，指出忽視實際條件的冒險策略可能“把一個甚至最強大的、擁有數百萬成員的黨，在所有敵視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毀滅掉”（見本卷第398頁）。恩格斯還提出黨的領導幹部應具備的條件，他說：“要在黨內擔任負責的職務，僅僅有寫作才能和理論知識，即使二者確實具備，都是不夠的，要擔任負責的職務還需要熟悉黨的鬥爭條件，習慣這種鬥爭的方式，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最後還必須自願地把自己列入戰士的行列。”（見本卷第399頁）

    在1890年二月選舉後，黨的領導機構遷至柏林，並準備把《柏林人民報》改為中央機關報，因此同年10月1 日當時在倫敦出版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宣布停刊，恩格斯為此寫了這封告別信。他明確告訴讀者，黨在目前應把合法鬥爭方式提到首位，“現在帝國政府又想再試一試用普通法來對付我們，因此我們也想再試一試用我們通過堅決運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爭得的合法手段”（見本卷第402-403頁）。但他同時強調：“這必須以對方也在法律範圍內活動為前提。如果有人企圖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決和帝國法院的非法行為，借助警察的專橫或者行政當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們的黨實際上置於普通法之外，那麽這就使德國社會民主黨不得不重新走上它還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條道路，不合法的道路。”（見本卷第403頁）

    恩格斯的《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對社會主義政黨在反對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中制定綱領原則和策略原則，具有巨大的理論意義。恩格斯尖銳地批判了在黨的報刊上散布的機會主義幻想，即認為像德國那樣的反動專制制度的國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國，不僅建立共和國，而且還可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見本卷第412頁）。他指出，根據德國特殊條件，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和政治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國，因為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權。但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沒有否定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政權，認為這只有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里”才有可能。

    恩格斯在這一文獻中還對機會主義的實質下了十分明確的定義，指出機會主義“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見本卷第412頁）。在談到資本主義社會工人的狀況時，恩格斯批評綱領草案中關於無產者的貧困越來越增長的論點，提出工人的組織和鬥爭“會在可能範圍內給貧困的增長以某種遏制。而肯定增長的，是生活沒有保障”（見本卷第408頁）。恩格斯還指出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的某些新現象，即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產越來越為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進而為托拉斯所排擠，而托拉斯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在一定程度上為有計劃的生產創造了可能性。

    在《未來的意大利革命和社會黨》一文中，恩格斯應意大利勞動社會黨領導人的請求，發表了他對意大利社會黨的策略的意見。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整個形勢，說明意大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遠未成熟。由於意大利工業很不發達，無產階級人數很少，革命的基本力量首先是農民和日益破產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如果發生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他告誡社會黨人對可能發生的革命運動不能袖手旁觀，而應積極參加，否則，那就是犯了極大的錯誤，指出社會黨人“把每一個進步的或者革命的運動看作是沿著自己道路上前進的一步；他們的特殊任務是推動其他革命政黨前進，如果其中的某一個政黨獲得勝利，他們就要去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見本卷第454頁）。同時他提醒社會黨人要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保持警惕，他說：“那時必須清楚地了解，而且我們必須公開宣布：我們是作為獨立的政黨參加，暫時同激進派和共和派聯合，但是和他們截然不同；我們在勝利的情況下對鬥爭成果不抱任何幻想，這樣一種成果……對於我們來說僅僅是已經達到的階段之一，僅僅是一個作進一步占領的新的作戰基地；正是在勝利的當天我們就將分道揚鑣，並且從那一天起，我們將成為和新政府對立的新反對派……要求越過已獲得的陣地而向新的陣地進軍的反對派。”（見本卷第455頁）恩格斯還指出，《共產黨宣言》中制定的一般策略原則雖是正確的，但怎樣把它們運用於意大利，這必須因地制宜地作出決定，而且必須由處於事變中的人來作出決定。

    1892年恩格斯為他於1845年發表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出第二版寫了一篇序言，闡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現象。他指出自己在40多年前所描寫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的情況在很多方面都已成為過去，現在資本主義生產越發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認為這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規律之一。他還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必須節約時間和勞動，“時間就是金錢”。工廠主也不再使用那種打小算盤的賺錢的方法，於是十小時工作日法案被通過了，實物工資制被取消了。工廠主在與工人的鬥爭中學會了避免不必要的糾紛，默認工聯的存在和力量，鼓吹和平和協調。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本身已經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運惡化的那些小的困苦，因此，“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見本卷第421頁）。恩格斯還提到，英國資產階級40 多年前采用的剝削手段，英國工人階級那時的悲慘處境，在90年代的法國、德國，尤其是美國仍可看到。恩格斯還敘述了英國工人運動的發展過程，分析了工人階級貴族產生的條件以及它的危害性，指出：“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這些利益在工人階級中間分配得極不均勻：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廣大的群眾至少有時也能沾到一點。”（見本卷第430頁）

    恩格斯為他的文章《論俄國的社會問題》新版所寫的跋中，進一步分析了20年來俄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充實了文章的思想。他指出那種認為公社能夠自動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基層組織的想法是一種空想，說明：“在商品生產和單個交換以前出現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定的東西即生產資料由一定的集團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單單這一個共同特性並不會使較低的社會形式能夠從自己本身產生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後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獨特的最後的產物。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問題；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見本卷第442-443頁）恩格斯認為，那些剛剛進入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殘余，縮短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並避免西歐所遭受的由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苦難，不過這只有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但是，恩格斯指出，在他寫這篇跋的時候，俄國的情況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它“越來越快地轉變為資本主義工業國，很大一部分農民越來越快地無產階級化，舊的共產主義公社也越來越快地崩潰”（見本卷第450頁），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革命成功，俄國村社也已經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俄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如果俄國發生革命，這“會給西方的工人運動以新的推動，為它創造新的更好的鬥爭條件，從而加速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勝利；沒有這種勝利，目前的俄國無論從公社那里還是從資本主義那里，都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改造”（見本卷第450-451頁）。

    在《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這封賀信中，恩格斯強調指出無產階級掌權後需要大量的專家，他寫道：“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向大學要求的僅僅是律師，作為培養他們的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階級的解放，除此之外還需要醫生、工程師、化學家、農藝師及其他專門人材，因為問題在於不僅要掌管政治機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會生產，而在這里需要的決不是響亮的詞句，而是紮實的知識。”（見本卷第435頁）

    《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是恩格斯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宗教問題的著作。文章對基督教的產生原因和演變及其社會本質作了科學的解釋。恩格斯根據對大量史料的分析，說明基督教在產生300年之後怎樣從奴隸和被釋奴隸的宗教、從奴隸社會中被壓迫群眾的意識形態變成了剝削者國家的官方宗教，變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勞動者的工具。

    恩格斯晚年的理論著作《法德農民問題》是一篇馬克思主義關於土地問題的重要文獻，它對社會主義者制定關於土地問題的綱領、制定對待農民的戰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寫這一著作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國工人黨的綱領中包含一些在實質上是機會主義的論點，另一方面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巴伐利亞領導人福爾馬爾在土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修正主義的言論。

    恩格斯強調指出，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社會主義者應當特別重視在勞動農民群眾中的工作，因為這部分群眾幾乎到處占居民的大多數。社會黨“為了奪取政權……應當首先從城市走向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一股力量”（見本卷第485頁）。他對農民作了深刻的階級分析，把農民分成小農、中農和大農三種類型。他把對小農的態度看作是解決整個農民問題的立足點，強調必須把勞動農民和占有雇工的剩余價值的農民嚴格區別開來，指出正是勞動農民，即農業工人、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小農，是工業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中的天然同盟者。恩格斯認為，工人階級在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鬥爭中甚至可以與大農、中農、資本主義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國內土地的人結成暫時的聯盟，但堅決反對把他們吸收到自己的隊伍中來，他說：“我們黨內可以有來自任何社會階級的個人，但是我們絕對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農民的利益的集團。”（見本卷第494頁）

    這篇著作闡述的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和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後對待農民的方針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恩格斯認為小農合作化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基本道路，他寫道：“主要的是使農民理解到，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產和田產，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見本卷第499-500頁）他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國家決不能對小農進行剝奪，而是要“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見本卷第498-499頁）。他強調建立合作社時必須遵守自願原則，必須對小農采取耐心的態度，如果他們還不能下決心，“那就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見本卷第500頁）。他還指出，為了使這個過渡易於實現，無產階級國家還應當給合作社提供資金、機器、化肥等方面的幫助。這樣做“可能使花在整個社會改造上的費用節省十分之九。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見本卷第501頁）。

    至於使用雇傭勞動的大農和中農，恩格斯認為，他們的出路只能是“聯合為合作社，以便在這種合作社內越來越多地消除對雇傭勞動的剝削，並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一個全國大生產合作社的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見本卷第503頁），並認為對他們也可能不采用暴力剝奪的辦法。而對於大土地占有者，恩格斯則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應當剝奪他們，就像剝奪資本家一樣。但這種剝奪既可以采用沒收的辦法，也可以采用贖買的辦法，這取決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的情況，尤其是也取決於大土地占有者的態度。

    本卷的最後一篇著作《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包含關於革命的工人運動的戰略和策略的重要思想。在這一著作中，恩格斯根據歷史經驗和對19世紀最後20多年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新現象的分析，闡述了自己關於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前景的思考。

    恩格斯回顧了他和馬克思在1848-1849年以及《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所持的立場時指出，由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他們曾經認為，“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這個決戰將在一個很長的和充滿變化的革命時期中進行到底，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但歷史表明，“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見本卷第510頁），因為“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見本卷第512頁）。他還談到，即使在巴黎公社那個時候，工人階級的統治也是不可能的。他對以往的一切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作了原則的區別，指出後者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進行的，只能是真正大多數人革命，“凡是要把社會組織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一定要參加進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這為的是什麽，他們為爭取什麽而去流血犧牲”（見本卷第521頁）。為了使群眾明白應該做什麽，就必須進行長期而堅持不懈的工作。

    恩格斯分析了自巴黎公社以後20多年來的變化，指出一方面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取得了思想上的勝利，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大軍形成了，另一方面，軍事技術有了很大發展，軍國主義增長了，常備軍數量增加了，資產階級的暴力機構加強了。恩格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在建立議會制的國家，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和普選權有重要意義。他要求在資產階級合法的範圍內利用一切可能來加強馬克思主義宣傳、鞏固無產階級組織並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他對德國的革命民主黨人利用普選權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高度評價：“他們給了世界各國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使用普選權。”（見本卷第516 頁）但恩格斯決沒有把普選權和參加議會這些鬥爭形式絕對化，把它們看作無產階級在任何時候的主要鬥爭形式。他指出，盡管社會主義者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利用這種合法鬥爭手段取得了很大成功，但這並不是說就不能使用其他鬥爭形式，而且反動派的行動可迫使無產階級采用其他的非和平的方法，無產階級決不能放棄自己的革命權。

    恩格斯告誡社會黨人要警惕反動勢力的挑釁，不要發動過早的、沒有準備的起義，因為這樣做，“我們臨到緊急關頭也許沒有了突擊隊，決定性的戰鬥就會推遲、延緩並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犧牲”（見本卷第524頁）。他指出，在現代武裝力量的條件下，以往那種防御性的街壘戰術很難奏效，將來的巷戰只有在力量對比有利於革命勢力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他還以暗喻的方式強調黨要在軍隊中開展工作，把很大一部分軍隊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因為這是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的極其重要的條件。

    本卷收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大部分是摘錄），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它們不僅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重要補充，而且對一些原理進行了新的探討或發揮。

    本卷收入的書信中，哲學問題，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問題，占有重要的位置。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給帕·瓦·安年科夫的信，可以說是他從1847年1 月起開始撰寫的《哲學的貧困》一書的簡要草稿。它深刻地分析了蒲魯東《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闡述了物質生產力在歷史發展中起最終決定作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它們的矛盾運動導致社會革命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還闡述了關於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關於階級鬥爭是社會動力的思想，並對分工、所有制、壟斷、競爭等概念進行了具體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

    馬克思1852年3月5日給約·魏德邁的信言簡意賅地闡述了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新的無階級的社會制度的創造者的世界歷史作用的學說。他高度評價了以往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李嘉圖、奧·梯葉里、弗·基佐、約·威德等人在研究社會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在歷史上的作用方面的功績，並闡明了他自己對階級鬥爭學說增添的新內容：“(1) 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見本卷第547頁）

    恩格斯在19世紀90年代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10月27日）、約·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瓦·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的書信，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重要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發，著重論述了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系。在這些書信中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和他自己一向認為，物質的生活條件，經濟因素，在社會發展中起著決定作用，它們歸根到底決定政治、意識形態、國家制度。但是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一旦產生出來，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又對物質條件，對經濟運動發生反作用。他寫道：“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見本卷第695-696頁）“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見本卷第728頁）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一旦產生出來，就有“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一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見本卷第701頁）。恩格斯進一步說明了國家權力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它可以起與這種發展反方向的作用，它可以阻止這種發展或使其沿著特殊方向前進。在後兩種情況下，國家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他還指出，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麽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鬥爭呢？　”（見本卷第705頁）恩格斯還揭示了哲學、宗教、藝術等的發展規律，說明了意識形態領域依賴於經濟的特殊性質。他在闡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系時，還提出了社會歷史運動是社會生活各種因素的合力的思想。

    恩格斯在談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關系時，論述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認為任何一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的出現都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造成的。“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於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見本卷第733頁）

    恩格斯在1872年1月14-15日給卡·特爾察吉和1872年1月24日給泰·庫諾的信中，強調權威的必要性並論述了權威和自治的辯證關系。他寫道：“我不知道什麽東西能比革命更有權威了，如果用炸彈和槍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別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樣，那麽，我認為，這就是在行使權威。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勝利以後，你們可以隨意對待權威等等，但是，為了進行鬥爭，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並使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個攻擊點上。如果有人向我說，權威和集中是兩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加以詛咒的東西，那麽我就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要麽不知道什麽叫革命，要麽只不過是口頭革命派。”（見本卷第606頁）“沒有一個作出最後決定的意志，沒有統一的領導，人們究竟怎樣開動工廠，管理鐵路，駕駛輪船。”“一個哪怕只由兩個人組成的社會，如果每個人都不放棄一些自治權，又怎麽可能存在。”（見本卷第608頁）

    馬克思1877年11月10日在給威·布洛斯的信中，十分明確表示他和恩格斯反對個人崇拜：“我們兩人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一個例子就可證明：由於厭惡一切個人崇拜，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從來也不予答覆，偶爾答覆，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屏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見本卷第628頁）

    本卷收入的書信中有一些反映了馬克思創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他與恩格斯研討經濟學的情景以及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整理、編輯《資本論》第二、三卷的一絲不茍的態度。馬克思1868年1月8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闡述了他自己的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區別，他自己的政治經濟學中嶄新的因素：研究了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提出勞動的二重性，說明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馬克思1866年10月13日、1868年7月11日給路·庫格曼的信中，論述了自己出版《資本論》的計劃，闡述了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以及這一規律的實現形式問題，指出任何社會生產都需要在各個生產部門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見本卷第580頁）馬克思1868年1月8日給恩格斯的信中也談到這一問題。

    恩格斯1893年1月24日在給奧·倍倍爾的信中分析了交易所這個新現象，論述了它的實質、它與工人階級的關系，指出“交易所並不是資產者剝削工人的機構，而是他們自己相互剝削的機構；在交易所里轉手的剩余價值是已經存在的剩余價值，是過去剝削工人的產物”（見本卷第719頁）。因此，它對於工人所受的資本主義剝削的影響只是間接的。但是交易所作為資產階級社會極端腐化行為的策源地，作為積聚資本、瓦解和摧毀資產階級社會中自發的聯系的最後殘余以及同時消滅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並使之轉變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為即將爆發的革命的最強有力的加速器，對工人階級有直接的關系。

    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給威·桑巴特和1895年3月12日給康·施米特的信中，闡述並解釋了價值和生產價格的關系、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平均利潤的形成等問題，從而也就駁倒了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間存在某種矛盾的荒謬論點。恩格斯批評康·施米特把價值規律說成是虛構的錯誤觀點，指出“一個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現實，就像兩條漸近線一樣，一齊向前延伸，彼此不斷接近，但是永遠不會相交……由於這種差別，概念並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見本卷第744 頁）一般利潤率的情況也是如此。它只是作為許多企業和許多年度的平均數而存在。“如果我們想要求利潤率……在每一個企業和每一個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數都完全一樣，不然就把它貶為虛構，那我們就嚴重地誤解了利潤率和一般經濟規律的本質。它們全都沒有任何其他的現實性，而只是一種近似值，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但不是直接的現實。”（見本卷第745 頁）恩格斯在給威·桑巴特的信中指出：“在交換之初，當產品逐漸轉化為商品的時候，交換大致是按照它們的價值進行的。花費在兩種物品上的勞動，正是它們在數量上進行比較的唯一標準。因此，那時價值曾經有直接的、現實的存在。我們知道，在交換中，價值的這種直接實現停止了，現在不再有這種情況了。我認為，對您來說，不用費什麽事就能看出（起碼是大致看出）那些將這種直接的、現實的價值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下的價值的中間環節；後一種價值隱藏得很深，以致我們的經濟學家可以滿不在乎地否認它的存在。”（見本卷第743頁）。

    本卷收入的書信中有不少涉及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在這些書信中，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反對憑空想和主觀願望來預測未來社會，強調要從實際出發；反對把社會主義看作一成不變的社會，強調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未來社會。1881年1月6日荷蘭工人運動領導人斐·多·紐文胡斯寫信求教於馬克思，請他回答如下的問題：如果社會黨人取得政權，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他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首要的立法措施應當是什麽，馬克思2月22 日在回信中寫道：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提得不正確。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麽，應該馬上做些什麽，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但是，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不著邊際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覆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不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就無法解這個方程式”。“對未來的革命的行動綱領作純學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預測，只會轉移對當前鬥爭的注意力。”（見本卷第643頁）英國社會主義者愛·皮斯請求恩格斯簡要地敘述社會主義者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在1886年1月27日給愛·皮斯的信中對此婉言拒絕，指出“我所在的黨並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見本卷第676頁）。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給奧·伯尼克的信中說：“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於，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見本卷第693頁）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給康·施米特的信中談到《柏林人民論壇》 1890年6-7月間就未來社會中產品分配問題展開的討論時寫道：“在《人民論壇》上也發生了關於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是按照勞動量分配呢，還是用其他方式。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一反某些關於公平原則的唯心主義空話而處理得非常'唯物主義'的。但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於有多少產品可供分配，而這當然隨著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從而分配方式也應當改變。但是，在所有參加辯論的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所以它應當也有個一成不變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 設法發現將來由以開始的分配方式，(2)盡力找出進一步的發展將循以進行的總趨向。可是，在整個辯論中，我沒有發現一句話是關於這方面的。”（見本卷第691 頁）這些思想對研究社會主義問題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

    恩格斯1886年1月20-23日在給奧·倍倍爾的信中，談到了無產階級掌權後發展合作生產問題。他寫道：“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他接著說道：“事情必須這樣來處理，使社會（即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壓過全社會的整個利益。”（見本卷第675頁）

    恩格斯1881年2月1日在給卡·考茨基的信中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中控制人口增長的問題，他寫道：“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節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節，那麽正是這個社會，而且只有這個社會才能無困難地做到這點”。至於那時人們將采取什麽措施來做到這一點，他認為這不必預先加以指出，“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們自己會決定，是否應當為此采取某種措施，在什麽時候，用什麽辦法，以及究竟是什麽樣的措施。我不認為自己有向他們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和勸導的使命。那些人無論如何也會和我們一樣聰明。”（見本卷第641、642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書信還包含對民族殖民地問題、婦女問題和文學藝術問題的重要論述。馬克思在1869年11月29日給路·庫格曼以及1870年4月9日給齊·邁耶爾和奧·福格特的信中，闡明了愛爾蘭的解放對於國際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意義。他要求堅決支持愛爾蘭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他認為，如果英國工人階級對愛爾蘭的政策不與統治階級的政策一刀兩斷，不與愛爾蘭人一致行動，英國工人階級在本土就永遠不會有所作為。恩格斯1882年9月12 日在給卡·考茨基的信中闡述了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應當引導殖民地國家走向獨立，而“不能強迫他國人民接受任何替他們造福的辦法，否則就會斷送自己的勝利”（見本卷第649頁）。恩格斯晚年仍然十分關心中國問題。在1894年11月10 日給弗·阿·左爾格的信中，他談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指出這次戰爭必然會打破中國的閉關自守，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寫道：“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見本卷第737頁）

    馬克思1868年12月12日在給路·庫格曼的信中高度評價婦女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指出“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見本卷第586頁）恩格斯1885年7月5 日左右給蓋·吉約姆－沙克的信中指出：“只有在廢除了資本對男女雙方的剝削並把私人的家務勞動變成一種公共的行業以後，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實現。”（見本卷第672頁）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書信中就文藝問題發表了一些重要觀點。馬克思1859年4月19日和恩格斯5月18日在給斐·拉薩爾的信中，在評論拉薩爾的劇本《弗蘭茨·馮·濟金根》時，指出拉薩爾不懂得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發展動力的作用，批評他突出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小貴族階級和市民階級的作用，而漠視農民和平民階級的作用，批評他把以騎士濟金根為首的貴族反對派描寫成革命思想的真正代表，犯了“把路德式的騎士反對派看得高於閔采爾式的平民反對派”的錯誤（見本卷第555頁），對運動中的所謂官方分子描寫得淋漓盡致，而“對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農民分子，以及他們的隨之而來的理論上的代表人物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見本卷第559頁）。馬克思提出在文藝創作中不應當“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見本卷第555頁）。恩格斯指出文藝創作應當把“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並認為“這種融合正是戲劇的未來”。他還提到文藝創作中的“主要的出場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而且人物的這些動機應當通過“劇情本身的進程……生動地、積極地，所謂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見本卷第557、558頁）。恩格斯1885年11月26日給敏·考茨基的信中批評她在《舊和新》這部小說中把塑造的人物理想化了，這樣，人物的“個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則里去了”，並再次指出文藝創作中的“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無需特別把它指點出來”。他寫道：“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系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懷疑，那麽，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見本卷第673-674頁）恩格斯1888年4月初在給瑪·哈克奈斯的信中，讚揚她的小說《城市姑娘》是一部現實主義的真實性的作品，同時批評她的小說還不夠現實主義，她把工人階級描寫成消極的群眾。恩格斯寫道，這樣的描寫，“在一個有幸參加了戰鬥無產階級的大部分鬥爭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來，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了。工人階級對他們四周的壓迫環境所進行的叛逆的反抗，他們為恢覆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極度的努力——半自覺的或自覺的，都屬於歷史，因而也應當有權在現實主義領域內要求占有一席之地”。他還對現實主義下了一個定義：“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見本卷第683頁），並以巴爾紮克的作品為例說明了現實主義和典型人物、細節的真實性和典型環境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一貫強調要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指出他們的理論是不斷發展的，始終反對對他們的理論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這一點在書信中也有精辟的論述。恩格斯在批評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采取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時指出，他們認為只要把理論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一切需要。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見本卷第677頁），“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覆的教條”（見本卷第681頁）。恩格斯在一些書信中還強調唯物史觀的方法論的意義，指出“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訣竅”（見本卷第692頁）；“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見本卷第688頁）。恩格斯1885年4月23日在給維·查蘇利奇的信中強調要把正確的原理與具體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見本卷第669頁）。他認為自己對俄國的情況知之甚少，不能對采取什麽具體策略作出判斷。恩格斯1884年2月4日在給卡·考茨基的信中，批評傑維爾那種把馬克思認為只在一定條件下起作用的經濟學原理解釋成絕對的原理的錯誤做法，指出那些原理如果離開了一定的條件就會是不正確的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些論述，為我們如何對待他們的理論，如何學習和領會他們的著作，提出了極其寶貴的思想。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一）

    就路易斯·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這部著作科學地分析了人類早期的歷史，揭示了原始社會制度解體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形成的過程，闡明了階級社會的一般特征，弄清了各個不同社會形態中家庭關系發展的特點，剖析了國家的起源和實質，證明了國家由階級產生，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必然消亡。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是恩格斯在1884年3月底至5月底這兩個月內寫成的。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的手稿時，發現了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間對美國科學家路·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所作的詳細摘要，其中包含有馬克思的許多批語和馬克思自己的論點，以及其他補充材料。恩格斯研究了這個摘要以後，確信摩爾根這本書證實了馬克思和他兩人所制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他們對原始社會的看法，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充分利用馬克思的批語以及摩爾根這本書中的某些結論和實際材料，來寫一部專門的著作。恩格斯在第1版序言中把這稱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實現”馬克思的“遺願”，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恩格斯充分利用了馬克思的摘要和批語以及對摩爾根著作的結構的改造，而且以自己對希臘和羅馬、古代愛爾蘭、古代德意志人等等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馬爾克》、《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和《法蘭克時代》，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478-538和539-599頁）以及其他著作大大擴充了研究的範圍。）

    （注：起初恩格斯打算把自己的著作發表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公開理論刊物《新時代》雜志（見注3）上，但是後來考慮到當時德國正在實施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於是便又放棄了這個計劃。1884年10月初，《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蘇黎世問世。1886年和1889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該書第2版和第3版，實際上是蘇黎世社會民主黨的出版社尚未售出的《起源》，狄茨把它們買到手以後對封面作了相應改動並加印了一張新的扉頁，先注明1886年斯圖加特第2版，後又注明1889年斯圖加特第3版，然後拿到德國出售。本書的第一批外文譯本（波蘭文譯本、羅馬尼亞文譯本和意大利文譯本）於1885年出版，其中意大利文譯本是經恩格斯親自審定的。此後恩格斯還審定了1888年出版的丹麥文譯本。第一個塞爾維亞文譯本也於80年代末出版。

    1890年，由於積累了有關原始社會史的新材料，恩格斯便著手準備出版本書的新版。在新版準備過程中，他研究了有關這個問題的全部最新文獻，其中包括俄國科學家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對原文作了許多修改和訂正，並且考慮到考古學和民族學的最新成就，特別對《家庭》這一章作了重要的補充。恩格斯經過修改和補充的《起源》第4版，於1891年底在斯圖加特出版。在第4版中所作的最重要的改動，在本卷腳注中都作了說明。恩格斯生前1892年和1894年《起源》還出版了第5版和第6版，它們都是第4版的翻印。《起源》首次被譯成法文（1893年，根據第4版譯出的譯文由勞拉·拉法格校訂，並經恩格斯審閱）、保加利亞文(1893)、西班牙文(1894)和俄文(1894)；本書到1902年才用英文出版。——1。）

    1884年第一版序言

    以下各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實現遺願。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並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正如德國的職業經濟學家多年來熱心地抄襲《資本論》同時又頑強地抹煞它一樣，英國“史前史”科學的代表對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注：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877年版。該書在美國刊印，在倫敦極難買到。作者已於數年前去世。），也用了同樣的◎第1頁◎辦法。我這本書，只能稍稍補償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過，我手中有他寫在摩爾根一書的詳細摘要（注：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28-571頁。——編者注）中的批語，這些批語我在本書中有關的地方就加以引用。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個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一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構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內容。

    摩爾根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在主要特點上發現和恢覆了我們成文史的這種史前的基礎，並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團體中◎第2頁◎找到了一把解開希臘、羅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極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啞謎的鑰匙。而他的著作也並非一日之功。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為止，前後大約有40年。然而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本書才成為今日劃時代的少數著作之一。

    在後面的敘述中，讀者大體上很容易辨別出來，哪些是屬於摩爾根的，哪些是我補充的。在關於希臘和羅馬歷史的章節中，我沒有局限於摩爾根的例證，而是補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關於克爾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節，基本上是屬於我的；在這里，摩爾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關於德意志人的章節——除了塔西佗以外——還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義的贗品（注：愛·奧·弗里曼《比較政治》1873年倫敦版。——編者注）。經濟方面的論證，對摩爾根的目的來說已經很充分了，對我的目的來說就完全不夠，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寫過了。最後，凡是沒有明確引證摩爾根而作出的結論，當然都由我來負責。

    寫於1884年3月底-5月26日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31頁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84年在蘇黎世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

    ◎第3頁◎

    1891年第四版序言（注：這篇序言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4版出版以前，經作者同意，曾以《關於原始家庭的歷史（巴霍芬、麥克倫南、摩爾根）》為題發表在1891年《新時代》雜志第41期。恩格斯的《起源》1891年以後以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的各種版本，都收有這篇序言。——4。）

    本書以前各版，印數雖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脫銷了，出版者（注：約·狄茨。——編者注）早就請我準備新版。更緊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做這件事。自本書初版問世以來，已經有七年了；在這幾年間，對於原始家庭形式的認識，已經獲得了很大的進展。因此，在這里必須用心地加以修訂和補充；加之這次文本的排印預定要鑄成鉛版，這將使我在相當時期內無法作進一步的修改。（注：在《新時代》（《新時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雜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圖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後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雜志的編輯從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從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庫諾。1885-1894年恩格斯在雜志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經常提出忠告來幫助雜志編輯部，並且不時地批評編輯部背離馬克思主義。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後，雜志開始系統地刊登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雜志采取中派立場，實際上支持社會沙文主義者。——4、424、661、662、728。）刊載的文本里，在“加之”後面是：“新版將大量印行，這在德國社會主義文獻中現在已經是常見的事，不過對於德國出版界來說仍然是非常罕見的”。——編者注）

    因此，我仔細地校閱了全文，並作了許多補充，我希望在這些補充中恰如其分地照顧到了今天的科學狀況。其次，在這篇序言里，我將把自巴霍芬至摩爾根對於家庭史的觀點的發展，作一簡短的評述；我之所以要這樣做，主要是因為帶有沙文主義情緒的英國史前史學派，仍然盡一切可能閉口不提摩爾根的發現在原始歷史觀中所引起的革命，同時卻絲毫不客氣地把摩爾根所得的成果，掠為己有。而在其他國家，也間或有人非常熱中於效尤英國。

    我的這本書已被譯成了各種外文。最先譯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帕斯誇勒·馬爾提涅蒂譯，並經作者審閱，1885年貝內文托版。後來譯成羅馬尼亞文：《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若安·納傑日傑譯，載於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在◎第4頁◎雅西出版的《現代人》雜志。以後又譯成丹麥文：《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由格爾松·特里爾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臘韋從德文本版譯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

    　　　　　　　　　——

    在60年代開始以前，根本談不到家庭史。歷史科學在這一方面還是完全處在摩西五經的影響之下。人們不僅毫無保留地認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寫得更為詳盡的家長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現代資產階級的家庭等同起來，這樣一來，家庭實際上就根本沒有經歷過任何歷史的發展；至多認為在原始時代可能有過雜亂的性關系的時期。——誠然，除個體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還有東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這三種形式並不能按歷史的順序排列起來，它們彼此並立而沒有任何相互的聯系。至於說在古代歷史的個別民族中間，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幹蒙昧人中間，世系不是依照父親而是依照母親計算，因此，女系被認為是唯一有效的；在今天的許多民族中間，某些相當大的集團（那時還沒有被詳細研究過）內部禁止通婚，而且這種習俗，在各大洲都可見到，——這種種事實誠然已經是眾所周知，而且這樣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多。但是沒有人知道應當怎樣去處理它們，甚至在愛·伯·泰勒所著的《人類原始歷史的研究》（1865年版）一書（注：愛·伯·泰勒《人類原始歷史和文明的產生的研究》1865年倫敦版。——編者注）中，也還是把這些事實簡單地看作“奇怪習俗”，而與某些蒙昧人不許用鐵器接觸燃燒的木頭以及類似的宗教上的滑稽怪事相提並論。◎第5頁◎

    家庭史的研究是從1861年，即從巴霍芬的《母權論》（注：約·雅·巴霍芬《母權論。根據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質對古代世界的婦女統治的研究》1861年斯圖加特版。——編者注）的出版開始的。作者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以下的論點：(1)最初人們實行著毫無限制的性關系，他把這種性關系用了一個不恰當的名詞“淫遊婚［H?terismus］”來表示；(2)這種關系排除了任何可以確切認知的父親，因此，世系只能依照女系——依照母權制——計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婦女作為母親，作為年輕一代的唯一確切知道的親長，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據巴霍芬的意見，高度的尊敬和威望上升到了完全的婦女統治(Gynaikokratie)；(4)向一個女子專屬於一個男子的個體婚制的過渡，含有對遠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就是說，實際上侵犯了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這位女子的權利），這種侵犯要求由女子暫時有限地獻身於外人來贖罪或贖買對這種行為的容忍。

    巴霍芬從他極其勤奮地搜集來的無數段古代經典著作中，為這些論點找出了證據。由“淫遊婚”到專偶婚的發展，以及由母權制到父權制的發展，據他的意見，——特別是在希臘人中間——是由於宗教觀念的進一步發展，由於代表新觀念的新神擠入體現舊觀念的傳統神內部；因此，舊神就越來越被新神排擠到後邊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來，並不是人們的現實生活條件的發展，而是這些條件在這些人們頭腦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兩性相互的社會地位的歷史性的變化。根據這一點，巴霍芬指出，埃斯庫羅斯的《奧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戲劇的形式來描寫沒落的母權制跟發生於英雄時代並日益獲得勝利的父權制之間的鬥爭。克麗達妮斯特拉為了她的情人亞格斯都士，殺死了她的剛從特洛伊戰爭歸來的丈夫◎第6頁◎亞加米農；而她和亞加米農所生的兒子奧列斯特又殺死自己的母親，以報殺父之仇。為此，他受到母權制的兇惡維護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為按照母權制，殺母是不可贖的大罪。但是，曾通過自己的傳諭者鼓勵奧列斯特去做這件事情的阿波羅和被請來當裁判官的雅典娜這兩位在這里代表父權制新秩序的神，則庇護奧列斯特；雅典娜聽取了雙方的申訴。整個爭論點集中地表現在奧列斯特與依理逆司神的辯論中。奧列斯特的理由是：克麗達妮斯特拉既殺了自己的丈夫，同時又殺了他的父親，犯了兩重罪。為什麽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嚴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明確的：

    “她跟她所殺死的男人沒有血緣親屬關系。”（注：埃斯庫羅斯《奧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編者注）

    殺死一個沒有血緣親屬關系的男人，即使他是那個女兇手的丈夫，也是可以贖罪的，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幹的；她們的職務只是追究血緣親屬中間的謀殺案件，在這里，按照母權制，殺母是最不可贖的大罪。這時，阿波羅出來作奧列斯特的辯護人；於是雅典娜就把問題提交阿雷奧帕格的法官們——雅典娜的陪審員們——投票表決；主張宣告無罪與主張有罪判刑的票數相等；這時，雅典娜以審判長的資格，給奧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無罪。父權制戰勝了母權制；“幼輩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這樣稱呼他們）戰勝了依理逆司神，後者終於也同意擔任新的職務，轉而為新的秩序服務了。

    對《奧列斯特》三部曲的這個新的但完全正確的解釋，是巴霍芬全書中最美好精彩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時證明，巴霍芬至少是像當年的埃斯庫羅斯一樣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羅神及雅典娜神；◎第7頁◎也就是說，他相信這些神在希臘的英雄時代創造了用父權制推翻母權制的奇跡。顯然，這種認為宗教是世界歷史的決定性杠桿的觀點，歸根結蒂必然導致純粹的神秘主義。所以，仔細研究巴霍芬的這部四開本的大部頭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絕非始終值得的事情。不過，所有這一切並不降低他開辟道路的功績；他頭一個拋棄了關於性關系雜亂的毫無所知的原始狀態的空談，而證明古代經典著作向我們提出了大量的證據，這些證據表明，在希臘人及亞洲人那里，在個體婚制之前，確實存在過這樣的狀態，即不但一個男子與幾個女子發生性的關系，而且一個女子也與幾個男子發生性的關系，都不違反習俗；他證明，這種習俗在消失的時候留下了一種痕跡，即婦女必須在一定限度內獻身於外人，以贖買實行個體婚的權利；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從母親到母親來計算；女系的這種唯一有效性，在父親的身分已經確定或至少已被承認的個體婚制時代，還保存了很久；最後，母親作為自己子女的唯一確實可靠的親長的這種最初的地位，便為她們、從而也為所有婦女保證了一種自此以後她們再也沒有占據過的崇高的社會地位。誠然，巴霍芬並沒有這樣明確地表述這些論點，——他的神秘主義的觀點妨礙他這樣做。但是他證明了這些論點，而這在1861年是一個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這部四開本的大部頭著作，是用德文寫的，即用那時對現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興趣的民族的語言寫的。因此，他的這本書一直湮沒無聞。1865年在同一領域里出現的巴霍芬的直接後繼人，甚至沒有聽說過他。

    這個後繼人，就是約·弗·麥克倫南，他和他的先驅者正好相反。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義者，而是一個枯燥無味的法學家；不是詩人的才氣橫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辯護士的◎第8頁◎貌似有理的推論。麥克倫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許多蒙昧民族、野蠻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間，發現了這樣一種結婚形式，即新郎必須一個人或者與他的朋友們一起假裝用暴力把新娘從她的親屬手里搶過來。這個習俗，應當是較早的一種習俗的遺跡，那時一個部落的男子確實是用暴力到外邊從別的部落為自己搶劫妻子。那麽這種“搶劫婚姻”是怎樣發生的呢？當男子在本部落內可以找到足夠的妻子時，是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的。不過，我們也常常發現，在不發達的民族中間，有一些集團（在1865年時，還常常把這種集團與部落本身等同起來）禁止內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團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團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卻又有這樣一種習俗，即某一集團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團以內娶妻。麥克倫南把第一種集團叫作外婚制集團，把第二種集團叫作內婚制集團，並且直截了當地虛構出外婚制“部落”與內婚制“部落”的僵硬的對立。雖然他自己對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這樣一件事實，即這種對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數場合，以至一切場合，那麽在許多場合都只是存在於他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這種對立作為他的整個理論的基礎。根據這一說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從別的部落娶妻，而這在與蒙昧時代相適應的各部落之間戰爭不斷的狀態下，只有用搶劫的辦法才能做到。

    麥克倫南接著問道：這種外婚制的習俗是從哪里來的呢？他認為血緣親屬關系的觀念和血親婚配的觀念與這毫不相幹，因為這只是在很久以後才發展起來的。但在蒙昧人中間廣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後立即殺死的習俗，則可能有關系。他說，這種習俗使各個部落內發生男子過剩，其直接後果便必然是幾個男子共有一個妻子，即一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們只知道誰是孩子的母親而不知道誰是孩子的父親，於是，親屬關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第9頁◎計算，這就是母權制。部落內部婦女缺少——這缺少雖然由一妻多夫制所緩和，但並未消除——的第二個後果，便是一貫地用暴力搶劫別的部落里的婦女。

    “外婚制與一妻多夫制既是起於同一原因——兩性數目的不等，那麽我們就應當認為，一切外婚制的種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因此，我們應當認為不容爭辯的是，在外婚制的種族中間，最初的親屬制度乃是僅由母親方面來認知血緣關系的制度。”（麥克倫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版。《原始婚姻》第124 頁）（注：這段引文摘自麥克倫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關於婚禮中搶劫儀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年倫敦-紐約版第124-125頁。麥克倫南的《原始婚姻》最先於1865年在愛丁堡出版單行本，而收有《原始婚姻》的《古代史研究》第1版於1876年在倫敦出版。恩格斯在下面也提到這一版本。——10。）

    麥克倫南的功績就在於他指出了他所謂的外婚制的到處流行及其重大意義。他根本沒有發現外婚制集團存在的事實，也完全沒有理解這個事實。且不說許多觀察者的更早的個別記載——這些正是麥克倫南的材料來源，萊瑟姆就精確而可靠地敘述過印度馬加爾人（注：馬加爾人過去是一個部落，現在是居住在尼泊爾西部地區的一個民族。——10。）的外婚制度（《記述民族學》1859年版），並且說，這種制度曾普遍流行，在各大洲都可見到，——這個地方麥克倫南自己就引用過。而且，我們的摩爾根還在1847年他的關於易洛魁人的通信（發表於《美國評論》雜志上）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聯盟》一書（注：路·亨·摩爾根的14封《關於易洛魁人的通信》發表在紐約的《美國評論》雜志1847年2-12月第2-12期，他的著作《Ho-dé-no-sau-nee或易洛魁聯盟》1851年在羅切斯特出版。——10。） 中也證明了在這個民族集團里存在著這種制度，並正確地記述了它，可是麥克倫南的辯護士般的頭腦，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這個問題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義幻想在母權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亂。麥克倫南的又一個功績，就在於他認定母權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雖然在這一點上，像他本人後來所承認的那樣，巴霍芬已比他先說過了。但即使是在這里，他也沒有把問題弄清楚；他經常說到“只依照女系計算的親屬關系”(kinship through females only)，並且一直把這個對較早發展階段說來是正確的用語也應用於較後的一些發展階段，在這些發展階段上，世系和繼承權雖然還是只依照女系計算，但親屬關系也依◎第10頁◎照男子方面來承認和表示了。這是法學家的局限性，法學家創造了一個固定的法律用語，就繼續一成不變地把它應用於早已不再適用的情況。

    麥克倫南的理論，雖然好像講得頭頭是道，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來，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據。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值得注意的是，〈假裝的〉搶劫婦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親屬關系〈應該說依照男系計算的世系〉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中間表現得最突出，最明顯”（第140頁）。

    而且，他又說：

    “這是一個奇怪的事實，據我們所知，在外婚制與最古的親屬關系形式並存的任何地方，都沒有殺嬰的習俗。”（第146頁）

    這兩點都是事實，是和他的說明方法顯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亂的假說來解釋。

    可是，他的理論在英國仍然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響應：在英國，麥克倫南被普遍認為是家庭史的創始者和這個領域的第一個權威。他那外婚制“部落”與內婚制“部落”的對立，雖然人們也認為有個別的例外並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統治地位的觀點的公認基礎，而且變成了眼罩，使得任何不抱成見的通觀這一研究領域、從而取得任何決定性的進步都成為不可能。鑒於在英國，而且別國也仿效英國普遍對麥克倫南的功績估價過高，我們應當著重指出一個事實，即他那純粹理解錯了的外婚制“部落”與內婚制“部落”的對立所造成的害處，要多於他的研究所帶來的益處。

    而不久便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無法裝進他的理論的小巧框框中去的事實。麥克倫南只知道三種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個體婚制。但是一當注意力集中到這一點的時候，就◎第11頁◎發現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在不發達的各民族中間，存在過一批男子共同占有一批女子的婚姻形式；而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年版（注：約·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蒙昧民族的精神狀態和社會狀態》1870 年倫敦版。——編者注））則認定這種群婚( Communalmarriage)是歷史的事實。

    緊接著，在1871年，摩爾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許多方面都是決定性的材料。他確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那種特殊的親屬制度，乃是美國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於整個大陸，雖然它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實際產生的親屬等級是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國聯邦政府，根據他自己所擬定的問題和表格，了解有關其他各民族的親屬制度的情況，他從答案中發現：(1) 美洲印第安人的親屬制度，也流行於亞洲的許多部落，並且以略有改變的形式，流行於非洲及澳洲的許多部落。(2)這種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島嶼上正處於消亡階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說明。(3)但是，在這些島嶼上，與這種婚姻形式並存而流行的親屬制度，則是一種只有用更為原始而如今業已消失的群婚形式才能說明的親屬制度。他把所搜集的材料與他從中得出的結論，一同發表在他的《血親制度和姻親制度》（1871年版）（注：路·亨·摩爾根《人類家庭的血親制度和姻親制度》1871年華盛頓版。——編者注）一書中，因而把爭論轉移到更無比廣大的領域里來了。他從親屬制度出發，恢覆了與之相應的家庭形式，這就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及進一步追溯人類史前史的可能。如果這個方法能夠通用，麥克倫南的精巧設計就要煙消雲散了。◎第12頁◎

    麥克倫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年版）中起而為自己的理論辯護。他自己只根據假說完全人為地編造出一套家庭史，卻要求拉伯克和摩爾根不僅要對他們的每一個論點提出證據，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蘇格蘭法庭上才會要求的那種不可爭辯的確鑿證據。而提出這種要求的同一個人，卻根據德意志人中的舅甥之間的密切關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第20章），根據凱撒關於布列吞人每10個或12個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記述，根據古代著作家關於野蠻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記述，毫不猶豫地作出結論說，所有這些民族都盛行過一妻多夫制！這就好像在聽這樣一位檢察官講話，他在起訴時可以信口開河，然而卻要求辯護人每句話都要有最明確的、有法律效力的證據。

    他斷言群婚是純粹的想象，這樣，他便比巴霍芬落後了許多。他認為，摩爾根所說的親屬制度，乃是純粹的社交禮儀的規則，並拿印第安人把異族人、白種人也稱呼為父親或兄弟這一事實作為證明。這正如某人因為人們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長也稱為父親和母親，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濟會會員和英國同業公會會員在莊嚴的集會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稱，就硬說父母、兄弟、姊妹等稱呼是根本毫無意義的稱呼一樣。總之，麥克倫南的辯護是極端軟弱無力的。

    不過他還有一點沒有被攻破。他的全部體系所依據的外婚制“部落”與內婚制“部落”的對立，不僅沒有被動搖，而且甚至被公認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們承認，麥克倫南試圖給這個對立所作的解釋是不夠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舉出的一些事實相矛盾。不過這一對立本身，即存在著兩種相互排斥的獨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種是在本部落以內娶妻，而另一種則絕對禁止這樣做，卻被認為是不可辯駁的真理。請參看例如日羅－特隆的《家庭的起源》（1874年◎第13頁◎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年第4 版）（注：約·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蒙昧民族的精神狀態和社會狀態》1882年倫敦版。——編者注）。

    摩爾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會》（1877年版）（注：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1877年倫敦版。——編者注）（本書即以這部著作為基礎），就是針對這一點的。摩爾根在1871年僅僅模糊地推測到的，在這里已經十分明確地發揮出來了。內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構成對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現在也沒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證明。不過，在群婚還盛行的時代，——群婚完全可能一度到處盛行，——一個部落分為好幾個母系血緣親屬集團，即氏族，在氏族內部，嚴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雖能在部落以內娶妻，並且照例都是如此，卻必須是在氏族以外娶妻。這樣，要是氏族是嚴格外婚制的，那麽包括了所有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樣嚴格內婚制的了。這就徹底推翻了麥克倫南人為地編造的理論的最後殘余。

    但是摩爾根並不滿足於此。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還幫助他在他所研究的領域內邁出了有決定意義的第二步。他發現，這種按母權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後來按父權制建立的氏族——即我們在古希臘羅馬時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發展起來的原始形式。希臘的和羅馬的氏族，對於迄今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來說都是一個謎，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來說明了，因而也就為全部原始歷史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

    確定原始的母權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權制氏族以前的階段的這個重新發現，對於原始歷史所具有的意義，正如達爾文的進化◎第14頁◎理論對於生物學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一樣。它使摩爾根得以首次繪出家庭史的略圖；這一略圖，在目前已知的資料所容許的限度內，至少把典型的發展階段大體上初步確定下來了。非常清楚，這樣就在原始歷史的研究方面開始了一個新時代。母權制氏族成了整個這門科學所圍著旋轉的軸心；自從它被發現以後，人們才知道，應該朝著什麽方向研究和研究什麽，以及應該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結果。因此，現在在這一領域內正取得比摩爾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進步。

    摩爾根的發現，如今也為英國所有的史前史學家所承認，或者更確切些說，所竊取了。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人肯公開承認，這一觀點上的革命恰恰應該歸功於摩爾根。在英國，人們對他的書盡可能保持沈默，而對他本人則只是以寬大地稱讚他以前的成績來敷衍一下；對他的敘述中的細節盡力吹毛求疵，而對他的真正偉大的發現卻頑強地閉口不提。《古代社會》的第一版已經脫銷；在美國，這類書沒有應有的銷路；在英國，這本書看來是一貫受到壓制；這本劃時代的著作的唯一還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譯本。

    這種冷漠態度很難不令人想到是一種共同蓄意采取的沈默抵制行為，尤其是如果考慮到我們那些公認的史前史學家的著作中充滿了僅僅是出於客氣而作的許多引證，以及其他對同行表示尊敬的證據，就更會使人這樣想，——這種冷漠態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為摩爾根是個美國人，而對於英國的史前史學家極其難堪的是，他們盡管在熱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讚揚，但是在整理與分析這種材料所必要的一般觀點方面，一句話，在他們的思想方面，卻求助於兩個天才的外國人——巴霍芬和摩爾根呢？要是德國人的話，他們還可以容忍，但是對一個美國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國人面前，每個英國人都成了愛國主義者，關於這一點，我在美國◎第15頁◎看到了許多可笑的例子。（注：恩格斯曾經同愛德華·艾威林、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萊馬在1888年8-9月去美國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這次旅行的途中觀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34-536頁。——16。） 何況麥克倫南可以說是官方任命的英國史前史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史前史學界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規矩，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談論他那從殺嬰經過一妻多夫制、搶劫婚姻到母權制家庭的人工編造的歷史理論；對於絕對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內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懷疑，便被視為放肆的邪說；這樣，把所有這些神聖教條打得粉碎的摩爾根，就是犯了某種瀆聖罪。加之，摩爾根在打破這些教條時，又是用一經說出便立即人人明白的方式；因此，一直茫然仿徨於外婚制與內婚制之間的麥克倫南的崇拜者，現在簡直要用拳頭敲著自己的腦門大叫起來：我們怎麽會這樣愚蠢，自己沒有老早把它發現出來呢！

    如果說這些罪過還不足以使官方學派非把摩爾根冷漠地撇在一邊不可，那麽他還有一個實在太過分的地方，就是他不僅用類似傅立葉使用的方式對文明，對商品生產社會，對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形式進行了批評，而且還用了卡爾·馬克思才能說的話來談論這一社會的未來的改造。所以，摩爾根就罪有應得，麥克倫南忿然地責難“他根本厭惡歷史方法”（注：約·弗·麥克倫南《古代史研究》1876年倫敦版第333頁。——編者注），而且日內瓦的教授日羅－特隆先生在1884年也重申了這一點。可是要知道，這位日羅－特隆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還是束手無策地徘徊於麥克倫南的外婚制的迷宮中，全仗摩爾根才被解救出來！

    摩爾根在原始歷史學上的其他成就，在這里沒有考察的必要；在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書有關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從摩爾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來已經14年了，這14年間，關於人類原始社會史的材料，已經大大豐富起來；除了人類學家、旅行家及職業的◎第16頁◎史前史學家以外，比較法律學家也參加進來了，他們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觀點。結果，摩爾根有一些假說便被動搖，甚至站不住腳了。不過，新搜集的資料，不論在什麽地方，都沒有導致必須用其他的觀點來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觀點。他給原始歷史建立的系統，在基本的要點上，今天仍然有效。甚至可以說，越是有人力圖隱瞞摩爾根是這一偉大進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這個系統就將越來越獲得大家的公認。（注：我於1888年9 月從紐約返歐途中，遇到一位羅切斯特選區的前國會議員，他認識摩爾根，可惜，關於摩爾根的事他能給我述說的並不多。摩爾根以個人的身分住在羅切斯特，僅僅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個上校，曾在華盛頓國防部供職；靠這位兄弟的介紹，摩爾根得以使政府對他的研究加以關注，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幾種著作；據我的交談者自己說，他在任國會議員期間，也曾多次幫過摩爾根的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6月16日於倫敦

    載於1890-1891年《新時代》雜志第2卷第41期和1891 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6-259頁◎第17頁◎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一　史前各文化階段

    摩爾根是第一個具有專門知識而嘗試給人類的史前史建立一個確定的系統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沒有大量增加的資料認為需要改變以前，無疑依舊是有效的。

    在三個主要時代——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中，不消說，他所研究的只是前兩個時代以及向第三個時代的過渡。他根據生活資料生產的進步，又把這兩個時代中的每一時代分為低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因為，他說：

    “這一生產上的技能，對於人類的優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決定的意義；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類達到了幾乎絕對控制食物生產的地步。人類進步的一切大的時代，是跟生活來源擴充的各時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19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31-332頁）。——18。）。

    家庭的發展與此並行，不過，這一發展對於時期的劃分沒有提供這樣顯著的標志罷了。　1.蒙昧時代

    1.低級階段。這是人類的童年。人還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第18頁◎方，即住在熱帶的或亞熱帶的森林中。他們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樹上，只有這樣才可以說明，為什麽他們在大猛獸中間還能生存。他們以果實、堅果、根作為食物；音節清晰的語言的產生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時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經沒有一個是處在這種原始狀態的了。雖然這一狀態大概延續了好幾千年之久，但我們卻不能根據直接的證據去證明它；不過，我們既然承認人是起源於動物界的，那麽，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種過渡狀態了。

    2.中級階段。從采用魚類（我們把蝦類、貝殼類及其他水棲動物都算在內）作為食物和使用火開始。這兩者是互相聯系著的，因為魚類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東西。而自從有了這種新的食物以後，人們便不受氣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們沿著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狀態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石器時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謂舊石器時代的石器（這些石器完全屬於或大部分都屬於這一階段）遍布於各大洲，就是這種遷徙的證據。新移居的地帶，以及不斷的活躍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領，就提供了新的食物，這就是在熱灰或燒穴（地竈）中煨烤的澱粉質的根和塊莖，以及隨著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標槍的發明而間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獵物。像書籍中所描寫的純粹的打獵民族，即專靠打獵為生的民族，從未有過；靠獵物來維持生活，是極其靠不住的。由於食物來源經常沒有保證，在這個階段上大概發生了食人之風，這種風氣，此後保持頗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亞人和許多波利尼西亞人還是處在蒙昧時代的這個中級階段上。

    3.高級階段。從弓箭的發明開始。由於有了弓箭，獵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獵也成了常規的勞動部門之一。弓、弦、箭已經是很覆雜的工具，發明這些工具需要有長期積累的經驗和較發達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時熟悉其他許多發明。如果把已經知道弓箭，但◎第19頁◎還不知道制陶術（摩爾根認為向野蠻時代過渡就是從制陶術開始）的各民族，彼此對照一下，我們的確就可以看到，已經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對生活資料生產的某種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韌皮纖維做成的手工織物（沒有織機），用韌皮或蘆葦編成的籃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時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經使人能夠制造獨木舟，有的地方已經使人能夠用方木和木板來建築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切進步，這些印第安人雖然已經使用弓和箭，但還不知道制陶術。弓箭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和火器對於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　2.野蠻時代

    1.低級階段。從學會制陶術開始。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於在編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塗上粘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型的粘土不要內部的容器，同樣可以使用。

    在此以前，我們可以很一般地把發展過程看作適用於一定時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隨著野蠻時代的到來，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這時兩大陸的自然條件上的差異，就有了意義。野蠻時代的特有的標志，是動物的馴養、繁殖和植物的種植。東大陸，即所謂舊大陸，差不多有著一切適於馴養的動物和除一種以外一切適於種植的谷物；而西大陸，即美洲，在一切適於馴養的哺乳動物中，只有羊駝一種，並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種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種，但是最好的一種，即玉蜀黍。由於自然條件的這種差異，兩個半球上的居民，從此以後，◎第20頁◎便各自循著自己獨特的道路發展，而表示各個階段的界標在兩個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中級階段。在東大陸，是從馴養家畜開始；在西大陸，是從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築上使用土坯（即用陽光曬幹的磚）和石頭開始。

    我們先從西大陸說起，因為在這里，在被歐洲人征服以前，不論什麽地方，都還沒有越過這個階段。

    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的印第安人（凡是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看到的都屬於這種印第安人），到他們被發現的時候，已經知道在園圃里種植玉蜀黍、可能還有南瓜、甜瓜及其他園圃植物的某種方法，這些東西構成他們食物的極為重要的部分；他們住在木造的房子里，村落用木柵圍起來。西北各部落，特別是住在哥倫比亞河流域的各部落，尚處於蒙昧時代高級階段，他們既不知道制陶術，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種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謂普韋布洛印第安人（注：普韋布洛印第安人是原居住在新墨西哥（今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一個部落集團的名稱。他們的村莊是一些木箱形的房屋，彼此上下和左右相連，融成一體，可容納上千人。因西班牙殖民者稱這些宅居群為pueblo（意為人民、村莊、公社）故而得名。普韋布洛印第安人同屬史前阿納薩齊人的有史時期的後裔，但語言並不相同，有四大語系。他們按居住地分為東西兩支，東支有較發達的農業，能種植多種農作物，並具有灌溉系統，掌握覆雜的建築術，水平較高，已接近階級社會；西支則仍保留氏族制度。普韋布洛印第安人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中一般指印第安人的村莊；在班克羅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中，被用作美國西南部部落集團的總稱。——21、92。），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魯人，當他們被征服時，已經處於野蠻時代中級階段：他們住的房屋是用土坯或石頭造成的，類似城堡，並且在人工灌溉的園圃內種植玉蜀黍和其他各種依所住地區和氣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這些東西是他們食物的主要來源，他們甚至已經馴養了某幾種動物：黑西哥人飼養火雞及其他禽類，秘魯人飼養羊駝。而且，他們還知道了金屬的加工——唯有鐵除外，因此他們還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斷了他們的任何進一步的獨立發展。

    在東大陸，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是從馴養供給乳和肉的動物開始的，而植物的種植，在這里似乎直到這一時期的晚期還不為人所知。牲畜的馴養和繁殖以及較大規模的畜群的形成，看來是使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的原因。在歐亞◎第21頁◎兩洲的雅利安人中間，家畜的名稱還是共通的；而栽培植物的名稱卻幾乎完全不同。

    畜群的形成，在適於畜牧的地方導致了遊牧生活：閃米特人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奧克蘇斯河及藥殺水、頓河和第聶伯河的草原上。動物的馴養，最初大概是在這種牧區的邊緣上實行的。因此，後人便以為遊牧民族是起源於這樣一些地方，這種地方根本不會是人類的搖籃，相反，對於人類的祖先蒙昧人，甚至對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的人，都幾乎是不適於居住的。反之，一旦這些處於中級階段的野蠻人習慣了遊牧生活以後，就永遠不會想到從水草豐美的沿河平原自願回到他們的祖先居住過的林區去了。甚至當閃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繼續被擠向北部和西部的時候，要不是他們已經能夠通過谷物的種植在亞洲西部的和歐洲的森林地帶這種不大適宜的土壤上養活他們的牲畜，特別是在這里過冬，那他們也是不會移居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種植在這里起初是由牲畜飼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後來，才成為人類食物的重要來源。

    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這兩個種族的卓越的發展，或許應歸功於他們的豐富的肉乳食物，特別是這種食物對於兒童發育的有利影響。的確，不得不幾乎專以植物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韋布洛印第安人，他們的腦子比那些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而吃肉類和魚類較多的印第安人的腦子要小些。不管怎樣，在這個階段上，食人之風正在逐漸消失，僅僅當作一種宗教活動或巫術（在這里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著。

    3.高級階段。從鐵礦石的冶煉開始，並由於拼音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這一階段，前面已經說過，只是在東半球才獨立經歷過，其生產的進步，要比過去一切階段的◎第22頁◎總和還要來得豐富。英雄時代的希臘人、羅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時代的德意志人、海盜（注：這里的海盜是指中世紀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擾害英國、法國、南意大利、俄國等國沿海地區的半商海盜。——23。）時代的諾曼人（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塔西佗時代的德意志人，海盜時代的諾曼人”，而是“凱撒時代的德意志人（或者是我們更愛說的，塔西佗時代的德意志人）”。——編者注），都屬於這個階段。

    首先，我們在這里初次看到了帶有鐵鏵的用牲畜拉的犁；有犁以後，大規模耕種土地，即田野農業，從而生活資料在當時條件下實際上無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從而也能夠清除森林使之變為耕地和牧場了，這一點，如果沒有鐵斧和鐵鍬，也不可能大規模進行。但這樣一來，人口也開始迅速增長起來，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內。而在田野農業產生以前，除非有極其特殊的條件才能把50萬人聯合在一個統一的中央領導之下；這樣的事大概從來都沒有過。

    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全盛時期，我們在荷馬的詩中，特別是在《伊利亞特》中可以看到。發達的鐵制工具、風箱、手磨、陶工的轆轤、榨油和釀酒、成為手工藝的發達的金屬加工、貨車和戰車、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為藝術的建築術的萌芽、由設塔樓和雉堞的城墻圍繞起來的城市、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這就是希臘人由野蠻時代帶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遺產。如果我們把凱撒，甚至塔西佗對日耳曼人的記述（注：恩格斯指的是凱撒的《高盧戰記》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23。）跟這些成就作一比較，便可看出，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在生產的發展上已取得如何豐富的成就，那時日耳曼人尚處在這個文化階段的初期，而荷馬時代的希臘人，已經準備由這個文化階段過渡到更高的階段了。

    我在這里根據摩爾根的著作描繪的這幅人類經過蒙昧時代和◎第23頁◎野蠻時代達到文明時代的開端的發展圖景，已經包含足夠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這些特征都是不可爭辯的，因為它們是直接從生產中得來的。不過，這幅圖景跟我們此次遨遊終了時將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那幅圖景比較起來，就會顯得暗淡和可憐；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充分看到從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過渡以及兩者之間的顯著對立。現在我們可以把摩爾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時代是以獲取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人工產品主要是用作獲取天然產物的輔助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畜牧和農耕的時期，是學會靠人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生產的方法的時期。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的時期。

    二　家　庭

    摩爾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間度過的，這種易洛魁人現在還居住在紐約州；他並且被一個易洛魁人部落（塞訥卡人部落）接納入族。他發現，易洛魁人奉行著一種同他們的實際的家庭關系相矛盾的親屬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間盛行的，是一種雙方可以輕易解除的個體婚姻，摩爾根把它稱為“對偶制家庭”。因此，這種夫妻的子女，是眾所周知和大家公認的；對誰應該用父親、母親、兒子、女兒、兄弟、姊妹等稱呼，是不會有疑問的。但是，這些稱呼的實際使用，卻與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僅把自己親生的子女稱為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稱為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而他◎第24頁◎們都稱他為父親。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則稱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們稱他為舅父。反之，易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親生的子女一概都稱為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而他們都稱她為母親。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則稱為自己的內侄和內侄女，她自己被稱為他們的姑母。同樣，兄弟的子女們互稱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們也互稱兄弟姊妹。而一個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則互稱為表兄弟和表姊妹。這並不是一些空洞的名稱，而是實際上流行的對血緣親屬關系的親疏和輩份的觀點的表達；這種觀點是一種完備地制定了的親屬制度的基礎，這種親屬制度可以表達單個人的數百種不同的親屬關系。不僅如此，這種親屬制度不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過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德幹的達羅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無變更地實行著。南印度的泰米爾人和紐約州的塞訥卡部落的易洛魁人用來表達親屬關系的名稱，即使現在，也還有200種以上不同的親屬關系是相同的。所以在印度的這些部落中間，正和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間一樣，從現行家庭形式中產生的親屬關系，也是同親屬制度相矛盾的。

    怎樣來說明這一點呢？由於親屬關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中起著決定作用，因此，我們不能只用說空話來抹煞這一如此廣泛流行的制度的意義。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種族全然不同的亞洲各民族中間也存在著，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經常可以發現它的多少改變了的形式，——像這樣的一種制度，是需要從歷史上來說明的，決不能像例如麥克倫南所企圖做的那樣含糊過去。父親、子女、兄弟、姊妹等稱呼，並不是單純的榮譽稱號，而是代表著完全確定的、異常鄭重的相互義務，這些義務的總和構成這些民族的社會制度的實質部分。說明終於找到了。在桑威奇（夏威夷）群島上，本世紀上半葉還存在著一種家庭形式，這種家庭所產生的父親和母親、兄弟和姊妹、兒子和女兒、舅父和姑母、外甥和外甥女、內侄和內侄女，正好同美洲及古印度人的親屬制度所要求◎第25頁◎的一樣。然而，好奇怪！夏威夷群島上流行的親屬制度，又是同當地事實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因為，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無例外地是兄弟姊妹；他們不僅被看作自己母親及其姊妹或自己父親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女，而且毫無區別地被看作自己雙親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的子女。由此可見，如果說美洲的親屬制度，是以在美洲已經不存在，而我們在夏威夷確實還找到的比較原始的家庭形式為前提，那麽，另一方面，夏威夷的親屬制度卻向我們指出了一種更加原始的家庭形式，誠然，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現在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加以證明，但是它一定是存在過的，否則，就不會產生相應的親屬制度。摩爾根說：

    “家庭是一個能動的要素；它從來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隨著社會從較低階段向較高階段的發展，從較低的形式進到較高的形式。反之，親屬制度卻是被動的；它只是把家庭經過一個長久時期所發生的進步記錄下來，並且只是在家庭已經根本變化了的時候，它才發生根本的變化。”

    “同樣，——馬克思補充說，——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學的體系，一般都是如此。”（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435頁。

    　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53-354頁）寫道：“家庭是一個能動的要素，它從來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由較低級的形式進到較高級的形式。反之，親屬制度卻是被動的；它把家庭經過一個長久時期所發生的進步記錄下來，並且只有當家庭已經根本變化了的時候，它才發生根本的變化。

     ［同樣，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學的體系，一般都是如此。］”

    　 從“反之，親屬制度……”開始，一直到這段結束，旁邊有用紅筆劃的線；“一般都是如此”下面有用紅筆劃的線。——26。）當家庭繼續發展的時候，親屬制度卻僵化起來；當後者以習慣的方式繼續存在的時候，家庭卻已經超過它了。不過，正像居維葉可以根據巴黎附近所發現的有袋動物骨胳的骨片，來確實地斷定這種骨胳屬於有袋動物，並斷定那里曾經生存過這種已經絕跡的有袋動物一樣，我們也可以根據歷史上所留傳下來的親屬制度，同樣確實地斷定，曾經存在過一種與這個制度相適應的業已絕跡的家庭形式。

    剛剛講過的那些親屬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現在所盛行的親屬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每個孩子有幾個父親和母親。按照美洲的親屬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與它相適應的），兄弟和姊妹不能成為同一個孩子的父親和母親；反之，夏威夷的親屬制度，◎第26頁◎卻以通常都是這種情形的家庭為前提。在這里，我們可以看見一系列家庭形式，這些家庭形式，同那些迄今習慣上認為唯一通行的形式正相矛盾。傳統的觀念只知道有個體婚制，以及和它並存的一夫多妻制，至多還有一妻多夫制，同時，正如滿口道德的庸人所應當做的那樣，還把實踐偷偷地但毫不知恥地逾越官方社會所定的界限這一事實隱瞞起來。反之，原始歷史的研究卻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男子過著多妻制的生活，而他們的妻子同時也過著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們兩者的子女都被看作大家共有的子女；這種狀態本身，在最終分解為個體婚姻以前，又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這些變化是這樣的：被共同的婚姻紐帶所聯結的範圍，起初是很廣泛的，後來越來越縮小，直到最後只留下現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對配偶為止。

    摩爾根在這樣考證過去的家庭的歷史時，同他的多數同行一致，也認為曾經存在過一種原始的狀態，那時部落內部盛行毫無限制的性關系，因此，每個女子屬於每個男子，同樣，每個男子也屬於每個女子（注：以下直到“血緣家庭……”（本卷第33頁）那一段以前的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增補的。1884年版中是：“這種原始狀態的發現，是巴霍芬的第一個偉大功績。從這種原始狀態中，大概很早就發展出以下幾種家庭形式。”——編者注）。這種原始狀態，早在上一個世紀就有人談過，不過只是一般談談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個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並且到歷史的和宗教的傳說中尋找這種原始狀態的痕跡（注：約·雅·巴霍芬《母權論。根據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質對古代世界的婦女統治的研究》1861年斯圖加特版。——編者注），——這是他的偉大功績之一。現在我們知道，他所找出的這些痕跡，決沒有追溯到雜亂性關系的社會階段，而只是追溯到晚得多的一個形式，即◎第27頁◎群婚制。那個原始社會階段，如果確實存在過的過的話，也是屬於非常遙遠的時代，以致在社會的化石，即在落後的蒙昧人中間，我們未必可以找到它在過去存在的直接證據了。巴霍芬的功績，就在於他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作為考察的中心。（注：巴霍芬把這種原始狀態叫作淫遊婚[Het?rismus]，從而表明，他是多麽不了解他所發現的，或者正確些說，他所猜到的東西。希臘人使用淫遊婚這個名詞，是表示未婚男子或過個體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關系；這種淫遊婚，總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的存在為前提，在這個婚姻形式之外發生這種性關系；並且包含著至少是一種可能性的賣淫。這個名詞，從來沒有在別的意義上使用過，我和摩爾根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極端重要的發現，到處都被他的幻想——即認為歷史上發生的男女之間的關系，總是起源於當時人們的宗教觀念，而不是起源於人們的現實生活條件——弄得神秘化了，令人難以置信。）

    近年來，否認人類性生活的這個初期階段，已成時髦了。人們想使人類免去這一“恥辱”。在這里，人們不僅以缺乏任何直接的證據為口實，而且還特別引用其他動物界的例子；從其他動物界里，勒土爾諾（《婚姻和家庭之進化》1888年版）搜集了許多事實，表明完全雜亂的性關系即使在這里也應該屬於低級發展階段。但是，我從這一切事實中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它們對於人類及其原始生活條件絕對證明不了任何東西。脊椎動物長期的成對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說明，例如在鳥類中，是由於雌鳥在孵卵期間需要扶助；在鳥類中存在的忠實的專偶制的例子，對於人類絲毫不能有所證明，因為人類並非起源於鳥類。如果嚴格的專偶制是各種美德的最高峰，那麽優勝的棕葉就應當屬於絳蟲了，因為絳蟲在其50-200個關節或體節的每一節中都有完備的雌雄性器官，終生都在每個體節中自行交合。而如果我們只限於談哺乳動物，那麽我◎第28頁◎們在這里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切形式——雜交、類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個體婚制；所缺乏的只是多夫制，這一點只有人類才能做得出來。甚至我們的近親——猿猴類，在雌雄的配合上也顯露了種種可能的差別；如果再縮小範圍，僅僅考察一下四種類人猿，那麽在這里勒土爾諾只能說，它們有時是專偶制，有時是多偶制，而從日羅－特隆的著作來看，索緒爾則斷言它們是專偶制。（注：阿·日羅－特隆在《婚姻與家庭的起源》1884年日內瓦—巴黎版第XV頁的腳注中援引了索緒爾本人的這種提法。——29。）最近韋斯特馬克（《人類婚姻史》1891年倫敦版）關於類人猿是專偶制的斷語，也遠不能作為證據。總之，現有的材料都是這樣一種性質，以致誠實的勒土爾諾承認：

    “不過，在哺乳動物中，智力發展的程度和性關系的形式之間，根本沒有嚴格的關系。”（注：沙·勒土爾諾《婚姻和家庭之進化》1888年巴黎版第41頁。——編者注）

    而埃斯皮納斯（《論動物的社會》1877年版）則率直地說：

    “群是我們在動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會集團。它大概是由家庭構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開始就處在對抗之中，它們是以反比例發展的。”

    從上述情況已經可以看出，我們關於類人猿的家庭集團及其他共居生活集團還幾乎沒有絲毫確定的知識；現有的材料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這也沒有什麽稀奇。甚至我們所掌握的關於蒙昧人類族系的一切材料，也是十分矛盾，十分需要嚴格考證和精選的；而觀察猿猴社會，比觀察人類社會，還要困難得多。因此，凡根據這樣絕對不可靠的報告而作的任何結論，我們都必須加以屏棄。

    反之，上面所引的埃斯皮納斯的命題卻給了我們一個較好的論據。高等動物的群和家庭並不是互相補充，而是互相對立的。埃◎第29頁◎斯皮納斯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內的忌妒是怎樣削弱或者暫時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

    “在家庭緊密結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種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關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群差不多是自動地形成的……　為了使群能夠組成，家庭的紐結必然要放松，個體必然要重新自由。因此，我們在鳥類中才極少見到有組織的群……　反之，我們在哺乳動物中之所以能發現在某種程度上有組織的社會，正因為個體在這里沒有被家庭所吞沒……　所以，群的集體感在其發生時的大敵，莫過於家庭的集體感。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如果說一種比家庭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已經發展起來，那麽這只是由於它把遭受了徹底變化的家庭容納於自身之中才能發生；這並不排除，這些家庭正是由於這一點以後才有可能在無限優越的環境中重新組成。”（埃斯皮納斯《論動物的社會》；轉引自日羅－特隆《婚姻與家庭的起源》1884年版第518-520頁）

    由此可見，動物社會對於推斷人類社會確有某種價值，——但只是反面的價值而已。在較高等的脊椎動物中，據我們所知，只有兩種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對配偶制；在這兩種家庭形式中，都只許有一個成年的雄者，只許有一個丈夫。雄者的忌妒，既聯結又限制著動物的家庭，使動物的家庭跟群對立起來；由於這種忌妒，作為共居生活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場合成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場合則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間趨於瓦解，最多不過是，其進一步的發展受到阻礙。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動物的家庭和人類的原始社會是兩不相容的東西；正在努力脫離動物狀態的原始人類，或者根本沒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動物中所沒有的那種家庭。像正在形成中的人這樣一種沒有武器的動物，即使互相隔絕，以成對配偶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韋斯特馬克根據獵人的口述所斷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情況那樣，也是能夠以不多的數量生存下去的。為了在發展過程中脫離動物狀態，實現自然界中的最偉大的進步，還需要一種因素：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第30頁◎的不足。用現今類人猿那樣的生活條件根本無法解釋向人類的狀態過渡；這種類人猿給我們的印象，勿寧說是一種正在逐漸滅絕的、至少也是處於衰落狀態的脫離正軌的旁系。只此一點，就足以駁倒由它們的家庭形式類推原始人類的家庭形式的任何論調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寬容，沒有忌妒，則是形成較大的持久的集團的首要條件，只有在這種集團中才能實現由動物向人的轉變。的確，我們發現歷史上可以確切證明並且現在某些地方還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麽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與整群的女子互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較晚的一個發展階段上，我們又發現了多夫制這種例外形式，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忌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動物所沒有的。不過，我們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覆雜的條件，以致必然使我們追溯到各種更早、更簡單的性關系的形式，從而歸根結蒂使我們追溯到一個同從動物狀態向人類狀態的過渡相適應的雜亂的性關系的時期，這樣，動物婚姻形式的引證，就使我們恰好回到這些引證本來要使我們永遠離開的那一點上去了。

    那麽，雜亂的性關系究竟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說，現在或較早時期通行的禁規在那時是沒有效力的。我們已經看到，忌妒所造成的限制是怎樣崩潰的。如果說有什麽可以確定的話，那就是：忌妒是一種較後發展起來的感情。血親婚配的觀念，也是如此。不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經是夫婦，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性關系今日在許多民族中也還是允許的。班克羅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版第1卷）證明，白令海峽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亞克島上的人、英屬北美內地的提納人，都有這種關系；勒土爾諾也提出了關於印第安赤北韋人、智利的庫庫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島的克倫人的同樣事實的報告；至於古◎第31頁◎希臘人和古羅馬人關於帕提亞人、波斯人、西敘亞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這里就不必說了。在血親婚配尚未發明之前（這的確是一種發明，而且是一種極其寶貴的發明），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性關系所引起的憎惡，並不大於其他不同輩的人們之間的性關系；而後者即使今日在最市儈氣的國家里也還在發生，而且並不引起多大的驚駭；甚至年逾60的老“姑娘”，如果她們十分富有的話，有時也可以嫁給一個30來歲的青年男子。不過，如果我們從我們所知道的最原始的家庭形式上拋棄那種與它們連在一起的血親婚配的觀念，——這種觀念跟我們的觀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是跟它們直接沖突的，——那麽我們就得出一種只能叫作雜亂的性關系的形式了。所謂雜亂，是說後來由習俗所規定的那些限制那時還不存在。但是由此決不能說，在日常實踐中也必然是一片混亂。短時期的成對配偶決不是不可能的，正如在群婚制中，當時的多數情況也是成對配偶那樣。所以，如果說韋斯特馬克（他是最近的一個否認這種原始狀態的人）把兩性在生孩子以前一切成對同居狀態，都叫作婚姻，那麽就應該說，這種婚姻完全可以在雜亂的性關系狀態下發生，而它跟雜交狀態，即不存在習俗規定的對性關系的限制的那種狀態不相矛盾。當然，韋斯特馬爾克是從如下的觀點出發的，他認為：

    “雜交狀態包含著對個人愛好的壓抑”，因而“賣淫是這種狀態的最真實的形式”（注：愛·韋斯特馬克《人類婚姻史》1891年倫敦-紐約版第70-71頁。——編者注）。

    而我卻以為，只要還戴著妓院眼鏡去觀察原始狀態，便永遠◎第32頁◎不可能對它有任何理解。我們在研究群婚時，再來談這個問題吧。

    按照摩爾根的意見，從這種雜亂的性關系的原始狀態中，大概很早就發展出了以下幾種家庭形式：

    1.血緣家庭——這是家庭的第一個階段。在這里，婚姻集團是按照輩份來劃分的：在家庭範圍以內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為夫妻；他們的子女，即父親和母親，也是如此；同樣，後者的子女，構成第三個共同夫妻圈子。而他們的子女，即第一個集團的曾孫子女們，又構成第四個圈子。這樣，這一家庭形式中，僅僅排斥了祖先和子孫之間、雙親和子女之間互為夫妻的權利和義務（用現代的說法）。同胞兄弟姊妹、從（表）兄弟姊妹、再從（表）兄弟姊妹和血統更遠一些的從（表）兄弟姊妹，都互為兄弟姊妹，正因為如此，也一概互為夫妻。兄弟姊妹的關系，在家庭的這一階段上，也自然而然地包括相互的性關系。（注：恩格斯在1884年版上加了一個注：“馬克思在1882年春季所寫的一封信，馬克思給恩格斯的這封信沒有留傳下來。但恩格斯在1884年4月11日給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了這封信：”如果杜西能把信找到，書中還將包括馬克思對理·瓦格納的批評；這里有何聯系，請您自己去想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36頁。）——33。）中，以最強烈的措辭，批評瓦格納的《尼貝龍根》歌詞中比比皆是的對原始時代的完全曲解。歌詞中說：’誰曾聽說哥哥抱著妹妹做新娘？’（注：指理·瓦格納的大型組歌劇《尼貝龍根的戒指》的歌詞，這部歌劇是作曲家瓦格納根據斯堪的納維亞史詩《艾達》（見注16）和德國史詩《尼貝龍根之歌》寫成的。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劇：《萊茵的黃金》、《瓦爾庫雷》、《齊格弗里特》和《神的滅亡》。這句歌詞引自《瓦爾庫雷》的第2幕。

    《尼貝龍根之歌》是根據民族大遷徙時期（3—5世紀）的古代德意志神話和傳說創作出來的德意志民間英雄史詩。這部敘事詩是在公元1200年左右形成的，作者不詳。——33。）瓦格納的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現代方式，用一些血親婚配的事情使自己的風流勾當更加聳人聽聞；馬克思對此回答道：’在原始時代，姊妹曾經是妻子，而這是合乎道德的’。”

    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補加的注文：“瓦格納的一位法國友人和崇拜者，不同意這個注，說在瓦格納所根據的《老艾達》中，在《厄革斯德列克》中，洛基就曾指責弗萊雅說：’在諸神面前，你擁抱自己的哥哥。’可見，兄弟姊妹婚姻在那時候已經被唾棄。不過，《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對古代神話的信仰已經完全喪失的那一時代的表現；這是純粹琉善式的對神的諷刺。要是作為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洛基在這里對弗萊雅作了這樣的指責，那麽這倒是反駁了瓦格納。而且，在後邊數行詩中，洛基對尼奧德爾說：’你同你的妹妹生了一個（這樣的）兒子’( vidh systur thii gaztu slikan m?g) （注：《艾達》是一部斯堪的納維亞各民族的神話和英雄的傳說與歌曲的集子；保存下來的有兩種形式，一種是13世紀時的手稿，1643年為冰島主教斯魏因森所發現（即所謂《老艾達》），另一種是13世紀初詩人和編年史家斯·斯土魯森所編的古代北歐歌唱詩人詩歌論集（即所謂《小艾達》）。《艾達》中的詩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體和民族大遷徙時期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狀況。從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間創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節。

    《厄革斯德列克》是《老艾達》詩歌集中屬於較晚時期的歌詞之一。恩格斯在這里引的是這首詩歌的第32和36節。——34。）。尼奧德爾本不是亞薩神，而是瓦那神，所以他在《英格林加傳說》中說，兄弟姊妹婚姻，在瓦那國是很普通的，但在亞薩神中間並不如此。（注：亞薩神和瓦那神是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的兩類神。

    《英格林加傳說》是中世紀冰島詩人和編年史家斯·斯土魯森所著關於挪威國王（從遠古到12世紀）的《地球》一書中的第一個傳說，該書是作者在13世紀上半葉根據有關挪威國王的歷史記述以及冰島和挪威的氏族傳說編寫成的。恩格斯引的是第一個傳說的第4章。——34。這大概是表明，瓦那神是比亞薩神更古的神。無論如何，尼奧德爾是作為同亞薩神一樣的神生活在亞薩神中間的，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勿寧說是證明，在挪威的關於諸神的傳說產生的時代，至少諸神之間的兄弟姊妹婚姻尚未引起任何憎惡。要是想為瓦格納辯護，引用《艾達》倒不如引用歌德，歌德在關於神和舞妓的敘事詩中，說到婦女在寺院獻身的宗教義務時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過於把這種風俗習慣比作現代的賣淫了”。——編者注）這種家庭的典型形式，應該是一對配偶的子◎第33頁◎孫中每一代都互為兄弟姊妹，正因為如此，也互為夫妻。

    血緣家庭已經絕跡了。甚至在歷史所記載的最粗野的民族中間，也找不出一個可以證實的例子來。不過，這種家庭一定是存在過的，如今還在整個波利尼西亞通行的，夏威夷的親屬制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因為它所表現的血緣親屬等級只有在這種家庭形式之下才能產生；家庭後來的全部發展，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因為這一家庭形式作為必然的最初階段決定著家庭後來的全部發展。

    2.普那路亞家庭。如果說家庭組織上的第一個進步在於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相互的性關系，那麽，第二個進步就在於對於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這種關系。這一進步，由於當事者的年齡比較接近，所以比第一個進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難得多。這一進步是逐漸實現的，大概（注：“大概”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先從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姊妹之間的性關系開始，起初是在個別場合，以後逐漸成為慣例（在夏威夷群島上，在本世紀尚有例外），最後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姊妹之間的結婚，用◎第34頁◎現代的稱謂來說，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孫子女以及曾孫子女之間結婚；按照摩爾根的看法，這一進步可以作為

    “自然選擇原則在發生作用的最好說明”（注：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425頁。——編者注）。

    不容置疑，凡近親繁殖因這一進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發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當作慣例和規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這一進步的影響有多麽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來作證明，氏族就是由這一進步直接引起的，而且遠遠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構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數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並且在希臘和羅馬我們還由氏族直接進入了文明時代。

    每個原始家庭，至遲經過幾代以後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產制的共同的家戶經濟（它毫無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蠻時代中級階段的後期），決定著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規模，這種規模雖然依條件而變化，但是在每個地方都是相當確定的。不過，認為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間的性關系不妥的觀念一旦發生，這種觀念就一定要影響到舊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這種新的家庭公社這時並不必然同家庭群體相一致）。一列或者數列姊妹成為一個公社的核心，而她們的同胞兄弟則成為另一個公社的核心。摩爾根稱之為普那路亞家庭的形式，便經過這樣或類似的途徑而由血緣家庭產生出來了。按照夏威夷的習俗，若幹數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統較遠的即從（表）姊妹，再從（表）姊妹或更遠一些的姊妹——是她們共同丈夫們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們的兄弟；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稱兄弟，他們也不再必◎第35頁◎須是兄弟了，而是互稱普那路亞，即親密的同伴，即所謂associé。同樣，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統較遠的——則跟若幹數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結婚，這些女子也互稱普那路亞。這是古典形式的一種家庭結構；這種形式後來又有一系列變種，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範圍內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過，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後更及於血統較遠的）被排除在這個家庭範圍以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這種家庭形式十分精確地向我們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現的親屬等級。我母親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親的子女，同樣，我父親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親的子女，他們全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是我母親的兄弟的子女，現在都是我母親的內侄和內侄女，我父親的姊妹的子女，現在都是我父親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們全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為，固然我母親的姊妹的丈夫們依然是我母親的丈夫們，同樣，我父親的兄弟的妻子們也依然是我父親的妻子們——即使事實上不總是如此，在道理上卻是如此——，但由於社會禁止兄弟姊妹之間的性關系，結果就使迄今不加區別地被作為兄弟姊妹來對待的兄弟姊妹的子女劃分為兩類：有一些人像過去一樣，相互之間依然是（血統較遠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再也不能是兄弟姊妹，再也不能有共同的雙親了——無論是共同的父親，共同的母親，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這里，第一次發生了分為外甥和外甥女、內侄和內侄女、表兄弟和表姊妹這一類別的必要，而這一類別在從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恐怕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美洲的親屬制度，在以某種個體婚為基礎的任何家庭形式下，看來都是極其荒誕的事情，現在它在普那路亞家庭中，連最細微的地方，都獲得了合理的解釋和自然的根據。只要美洲的親屬制度流行過，普那路亞家庭◎第36頁◎或某種與它類似的形式（注：“或某種與它類似的形式”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至少也應該同樣存在過。

    如果虔誠的傳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士一樣，在這種反基督教的關系中，除去簡單的“醜事”（注：巴霍芬認為是他發現的不加區別的性關系，即他所謂的“污泥生殖”(Sumpfzeugung)的遺跡，這些遺跡是來自群婚制，現在關於這一點再不容懷疑了。“如果巴霍芬認為這種普那路亞婚姻是’非法的’，那麽，那一時代的人也許要認為今日從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間結婚，近的和遠的，大多數都是血親婚配，正如親兄弟和親姊妹之間結婚一樣。”（馬克思語）（巴霍芬的觀點見他的《母權論》1861年斯圖加特版第XXIII頁。馬克思的話引自《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65頁）。——37。））外能夠看一看更多的東西，那麽，大概在整個波利尼西亞都可以找到這種已被證明確實存在於夏威夷群島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說，凱撒在談到當時處於野蠻時代中級階段的布列吞人時曾告訴我們說，他們“每10個或12個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注：凱撒關於野蠻時代中級階段布列吞人的婚姻情況，見他的《高盧戰記》第5卷第14章。——37。），那麽，這最好解釋為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亞家庭”。——編者注）。野蠻時代的母親不會有10個至12個這樣年齡的兒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們；而跟普那路亞家庭相適應的美洲的親屬制度，卻能提供好多兄弟，因為每個男子的一切血統近的和遠的從（表）兄弟都是他的兄弟。所謂“父母和子女”，大概是凱撒弄錯了；在這個制度下，固然還沒有絕對排除父親和兒子或母親和女兒屬於同一婚姻集團的可能性，但是卻不許父親和女兒或母親和兒子處在同一婚姻集團內。同樣，這種群婚形式或與它類似的群婚形式（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這種群婚形式或與它類似的群婚形式”，而是“這種家庭形式”。——編者注），最容易說明希羅多德及其他古代著作家關於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中共妻情況的報告。這也可以說明沃森和凱（《印度的居◎第37頁◎民》（注：《印度的居民》（六卷集），由約·福·沃森和約·威·凱於1868—1872年在倫敦出版。下面的引文，見該書1868年倫敦版第2卷第85頁。——38。））所敘述的關於奧德（在恒河以北）的蒂庫爾人的情況，即：

    “他們共同地〈即在性關系上〉生活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無區別，要是他們之間有二人被視為夫妻，那麽，這種關系只不過是名義上的。”

    看來，氏族制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從普那路亞家庭中直接發生的。誠然，澳大利亞的級別制度也可以成為產生氏族的出發點（注：指的是婚姻等級或組別，澳大利亞的大多數部落都分成二至四個等級或組別。每一組別的男子只能與另一個一定的組別的女子通婚；這種制度把婚姻限制在近親之間——38。）；澳大利亞人有氏族，但他們還沒有普那路亞家庭，而只有比較粗陋的群婚形式（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而只有比較粗陋的群婚形式”，而是“他們的組織具有十分個別的性質，我們就不要管它了”。——編者注）。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誰是某一個孩子的父親是不確定的，但誰是孩子的母親則是確定的。即使母親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作自己的子女，對於他們都擔負母親的義務，但她仍然能夠把她自己親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區別開來。由此可知，只要存在著群婚，那麽世系就只能從母親方面來確定，因此，也只承認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處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的民族，實際上都是這樣；所以巴霍芬的第二個偉大功績，就在於他第一個發現了這一點。他把這種只從母親方面確認世系的情況和由此逐漸發展起來的繼承關系叫作母權制；為了簡便起見，我保留了這一名稱；不過它是不大恰當的，因為在社會發展的這一階段上，還談不到法律意義上的權利。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二）

    如果我們現在從普那路亞家庭中取它的兩個典型集團之一，即由一列同胞姊妹和血統較遠的姊妹（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等級、第二等級或更遠等級的姊妹）連同她們的子女以及她們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統較遠的兄弟（按照我們的前提，他們不是她們◎第38頁◎的丈夫）所組成的典型集團來看，那麽，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一群人，正是後來構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員。她們全體有一個共同的女始祖；由於世系出自同一個女始祖，後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但是，這些姊妹的丈夫們，再也不能是她們的兄弟，從而不能是出自這個女始祖的，因而也不包括在血緣親屬集團即後來的氏族以內了；然而，他們的子女卻屬於這個集團，因為只有唯一確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決定的作用。一切兄弟和姊妹間，甚至母方最遠的旁系親屬間的性關系的禁規一經確立，上述的集團便轉化為氏族了，換言之，即組成一個確定的、彼此不能結婚的女系血緣親屬集團；從這時起，這種集團就由於其他共同的社會的和宗教的設施而日益鞏固起來，並且與同一部落內的其他氏族區別開來了。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詳細談到。不過，我們既然看到氏族不僅是必然地，而且簡直是自然而然地從普那路亞家庭發展起來的，那麽我們就有理由認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證實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蠻人和一切文明民族中，幾乎毫無疑問地都曾經存在過這種家庭形式。（注：以下直到“對偶制家庭”（本卷第43頁）那一段以前的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當摩爾根寫他的著作的時候，我們關於群婚的知識還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僅略略知道一點那種組織為級別的澳大利亞人的群婚，此外摩爾根早在1871年發表了他所得到的關於夏威夷普那路亞家庭的材料（注：路·亨·摩爾根《人類家庭的血親制度和姻親制度》1871年華盛頓版。——編者注）。普那路亞家庭，一方面，給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親屬制度提供了完備的說明，而這一制度曾經是摩爾根的全部◎第39頁◎研究的出發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引出母權制氏族的現成的出發點；最後，它乃是遠比澳大利亞的級別制度更高的一個發展階段。因此，摩爾根把這個形式看作必然先於對偶婚存在的一個發展階段，並且認定它在較早的時期普遍流行，這是可以理解的。自從那時以來，我們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現在我們知道，摩爾根在這里走得太遠了。不過，他仍然很幸運，在他的普那路亞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從這種群婚形式向更高形式的過渡，最容易得到說明。

    使我們的關於群婚的知識大大豐富起來的，是英國傳教士洛里默·法伊森，他在這種家庭形式的典型地區——澳大利亞，對群婚作了多年的研究。（注：法伊森和豪伊特多年研究澳大利亞群婚制共同取得的研究成果，載於洛·法伊森和阿·威·豪伊特《卡米拉羅依人和庫爾納依人》（1880年墨爾本—悉尼—阿德萊德—布里斯班版）一書。——40。）他在南澳大利亞的芒特甘比爾地區的澳大利亞黑人中發現了最低的發展階段。在這里，整個部落分為兩個級別：克洛基和庫米德。每個級別內部都嚴格禁止性關系；反之，一級別的每個男子生來就是另一級別的每個女子的丈夫，而後者生來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單個人，而是整個集團相互結婚，即級別和級別結婚。而且應當指出，這里除了兩個外婚制級別的劃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也沒有因年齡差別或某種特殊血緣親屬關系設下什麽條件。對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說來，庫米德的每個女子都是他的當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兒，既是庫米德女性所生，根據母權制也是庫米德，所以，她生來就是每個克洛基男人的妻子，從而也是自己父親的妻子。至少，我們所知道的這種級別組織對於這一點是沒有懸為禁規的。所以，或者是在這種組織發生的那個時期，雖然已有限制近親婚配的朦朧意向，但是人們還不把父母和子女間的性關系看作怎樣特別可怕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級別制度就是從雜亂的性關系的狀態中直接產生的；或者是在級別發生的時候，父母和子女間的性關系業已為習俗所禁止，——在這種情況◎第40頁◎下，當前的狀態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經存在過血緣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緣家庭的第一步。後面這一種情況，比較可信。據我所知，在澳大利亞，父母和子女間的婚姻關系的例子，還沒有人提到過；而比較晚一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權制氏族，通常也默然以禁止這種關系為前提，把這種禁規看作一種在氏族產生時就已存在的事情。

    兩個級別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亞的芒特甘比爾地區以外，在更靠東部的達令河流域和東北部的昆士蘭也有，所以，這個制度流行頗廣。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間、母方兄弟的子女間、母方姊妹的子女間的結婚，因為他們都是屬於同一級別的；反之，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卻能相互結婚。進一步阻止近親婚配的辦法，可以在新南威爾士達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羅依人中間看到，在那里，兩個最初的級別分裂成四個，而這四個級別之中每一級別又都跟其他一定的級別整體結婚。最初的兩個級別生來就互為夫妻；根據母親屬於第一或第二級別，她的子女就屬於第三或第四級別；這後兩個同樣互相結婚的級別，其子女又加入第一和第二級別。這樣，一代總是屬於第一和第二級別，下一代則屬於第三和第四級別，第三代又重新屬於第一和第二級別。根據這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的孫子孫女卻可以為夫妻。這一特別而覆雜的制度，由於母權制氏族嫁接上來——肯定是在較後的時期——而更加覆雜。不過，在這里我們不能研討這個了。這樣，我們看到，阻止近親婚配的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出來，然而這是自發地摸索著進行的，並沒有明確的目的意識。

    群婚在澳大利亞還是一種級別婚，它是往往分布於全大陸的整個一級別的男子和同樣廣布的一級別的女子的群眾性夫妻關系，——這種群婚，如果加以詳細的觀察，並不完全像習慣於娼妓制度的庸人幻想所想象的那樣可怕。相反地，過了許多年以後，人◎第41頁◎們僅僅猜測到有這種群婚存在，而不久以前又對它爭論起來。在皮相的觀察者看來，它是一種不牢固的個體婚制，而在某些地方則是與偶爾的通奸並行的多妻制。只有像法伊森和豪伊特那樣，花費許多年工夫，才能在這些使普通的歐洲人對於其實踐反倒更感到親切的婚姻關系中發現一種調節規則，根據這種規則，一個外地的澳大利亞黑人在離開本鄉數千公里的地方，在說著他所不懂的語言的人們中間，往往依然可以在一個個住宿地，在一個個部落里，找到毫無反抗和怨恨地委身於他的女子，而根據這種規則有著幾個妻子的男人，也要讓出一個妻子給自己的客人去過夜。在歐洲人視為不道德和無規則的地方，事實上都盛行著一種嚴格的規則。這些女子屬於客人的通婚級別，因而她們生來就是他的妻子；把雙方結合起來的那個道德規則，同時又用剝奪權利的懲罰方法，禁止相互所屬的通婚級別以外的任何性關系。甚至在搶劫婦女（這是經常的，某些地方還是通例）的地方，也很慎重地遵守級別的規則。

    順便提一下，搶劫婦女的現象，已經表現出向個體婚制過渡的跡象，至少是以對偶婚的形式表現出這種跡象：當一個青年男子，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劫得或拐得一個姑娘的時候，他們便輪流同她發生性關系；但是在此以後，這個姑娘便被認為是那個發動搶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來的女子背夫潛逃，而被另一個男子捕獲，那麽她就成為後者的妻子，前者就喪失了他的特權。這樣，與普遍繼續存在的群婚並行，並且在它的範圍以內，就形成了一種排斥他人的關系，即或長或短時期內的成對配偶制以及與此並行的多妻制，於是在這里群婚也開始消亡，問題只在於：在歐洲人的影響下，首先消失的是什麽——是群婚制還是奉行群婚制的澳大利亞黑人。

    像澳大利亞所盛行的那種整個級別的結婚，無論如何，乃是群◎第42頁◎婚的一種十分低級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亞家庭，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論，則是群婚的最高發展階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會狀況相適應的，後者則已經是以有了比較牢固的共產制公社的居民點為前提，並且直接導向下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這兩種婚姻形式之間，我們無疑還會發現某些中間階段；在這里，目下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是一個剛剛敞開而尚未有人進入的研究領域。

    3.對偶制家庭。某種或長或短時期內的成對配偶制，在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亞家庭”。——編者注）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一個男子在許多妻子中有一個主妻（還不能稱為愛妻），而他對於這個女子來說是她的許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這種情況，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長了傳教士中間的混亂，這些傳教士們有時把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亞家庭”。——編者注）看作一種雜亂的共妻，有時又把它看作一種任意的通奸。但是，這種習慣上的成對配偶制，隨著氏族日趨發達，隨著不許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級別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鞏固起來。氏族在禁止血緣親屬結婚方面所起的推動作用，使事情更加向前發展了。例如我們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的大多數印第安人那里，在他們的親屬制度所點到的一切親屬之間都禁止結婚，其數多至幾百種。由於婚姻禁規日益錯綜覆雜，群婚就越來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對偶制家庭排擠了。在這一階段上，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共同生活；不過，多妻和偶爾的通奸，則仍然是男子的權利，雖然由於經濟的原因，很少有實行多妻制的；同時，在同居期間，多半都要求婦女嚴守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殘酷地加以處罰。然而，婚姻關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解除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樣仍然只屬於◎第43頁◎母親。

    在這種越來越排除血緣親屬結婚的事情上，自然選擇的效果也繼續表現出來。用摩爾根的話來說就是：

    “沒有血緣親屬關系的氏族之間的婚姻，生育出在體質上和智力上都更強健的人種；兩個正在進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顱骨和腦髓便自然地擴大到綜合了兩個部落的才能的程度。”（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459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3頁）——44。）

    這樣，實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會對落後的部落取得上風，或者帶動它們來仿效自己。

    由此可見，原始歷史上家庭的發展，就在於不斷縮小最初包括整個部落、其內部盛行兩性共同婚姻的那個範圍。由於次第排斥親屬通婚（起初是血統較近的，後來是血統越來越遠的親屬，最後甚至是僅有姻親關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終於在實際上成為不可能的了，結果，只剩下一對暫時松散地結合的配偶，即一旦解體整個婚姻就終止的分子。從這一點就已經可以看出，個體婚制的發生同字面的現代意義上的個人的性愛是多麽沒有關系了。所有正處於這一發展階段的各民族的實踐，更加證明了這一點。在以前的各種家庭形式下，男子是從來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點；而現在女子卻稀少起來，不得不去尋找了。因此，隨著對偶婚的發生，便開始出現搶劫和購買婦女的現象，這是發生了一個深刻得多的變化的普遍跡象，不過只是跡象而已；但是蘇格蘭的學究麥克倫南，卻把這些跡象，這些單純的求妻方法，說成是“搶劫婚姻”和“買賣婚姻”，虛構為兩種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民族中間，締結婚姻並不是當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們商量），而是他們的母親的事情。這樣，訂婚的往往是兩個彼此全不相識的人，只是到婚期臨近時，才告訴他們業◎第44頁◎已訂婚。在婚禮之前，新郎贈送禮物給新娘的同氏族親屬（即新娘的母方親屬，而不是她的父親和父親的親屬）；這種禮物算是被出讓的女兒的代價。婚姻可以根據夫婦任何一方的意願而解除，但是在許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漸形成了對這種離婚采取否定態度的社會輿論；在夫婦不和時，雙方的氏族親屬便出面調解，只有在調解無效時，才實行離婚，此時子女仍歸妻方，以後雙方都有重新結婚的自由。

    這種對偶制家庭，本身還很脆弱，還很不穩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希望有自己的家戶經濟，因此它根本沒有使早期傳下來的共產制家戶經濟解體。但是共產制家戶經濟意味著婦女在家內的統治，正如在不能確認生身父親的條件下只承認生身母親意味著對婦女即母親的高度尊敬一樣。那種認為婦女在最初的社會里曾經是男子的奴隸的意見，是18世紀啟蒙時代所流傳下來的最荒謬的觀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中級階段、部分地還有處於高級階段的野蠻人中，婦女不僅居於自由的地位，而且居於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這種地位到了對偶婚時期是怎樣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訥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過多年傳教士的阿瑟·萊特作證明。他說：

    “講到他們的家庭，當他們還住在老式長屋〈包含幾個家庭的共產制家戶經濟〉中的時候……那里總是由某一個克蘭〈氏族〉占統治地位，因此婦女是從別的克蘭〈氏族〉中招來丈夫的……　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貯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黴的是那種過於怠惰或過於笨拙因而不能給公共貯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財產，仍然要隨時聽候命令，收拾行李，準備滾蛋。對於這個命令，他不可有反抗的企圖；他無法在這棟房子里住下去，他非回到自己的克蘭〈氏族〉去不可；或者像他們通常所做的那樣，到別的克蘭內重新結婚。婦女在克蘭〈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勢力。有時，她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撤換酋長，把◎第45頁◎他貶為普通的戰士。”（注：這段引文出自阿·萊特1874年5月19日寫給摩爾根的信，這封信曾全文發表在美國威斯康星州默納沙出版的《美國人類學家》雜志（新輯）1933年第1期第138—140頁。恩格斯轉引自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455頁（摩爾根指明該信寫於1873年），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也摘錄了這段引文（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1頁）。——46。）

    在共產制家戶經濟中，大多數或全體婦女都屬於同一氏族，而男子則來自不同的氏族，這種共產制家戶經濟是原始時代普遍流行的婦女占統治地位的客觀基礎，發現婦女占統治地位，乃是巴霍芬的第三個功績。——為補充起見，我還要指出：旅行家和傳教士關於蒙昧人和野蠻人的婦女都擔負過重工作的報告，同上面所說的並不矛盾。決定兩性間的分工的原因，是同決定婦女社會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婦女所做的工作比我們所設想的要多得多，這些民族比我們歐洲人常常對婦女懷著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脫離一切實際勞動的文明時代的貴婦人，比起野蠻時代辛苦勞動的婦女來，其社會地位是無比低下的；後者在本民族中被看作真正的貴婦人（lady,frowa,Frau＝女主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質說來，她們也確是如此。

    要弄清現在美洲的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亞家庭”。——編者注）是否已完全被對偶婚所排除的問題，必須更加仔細地研究一下還處於蒙昧時代高級階段的西北部民族、特別是南美的各民族。關於後者，流傳著各種各樣的性關系不受限制的事例，使人很難設想在這里舊時的群婚已經完全克服。（注：“使人很難設想……”這句話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無論如何，群婚的遺跡還沒有完全消失。在北美的至少40個部落中，同長姊結婚的男子有權把她的一俟達到婚齡的一切妹妹也娶為妻子——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遺風。而加利福尼亞半島的居民（蒙昧時代高級階段），據班克羅夫特說，則有一些節日，在節日里幾個“部落”聚集在一起，不加區別地發生性關系。（注：見休·豪·班克羅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倫敦版第1卷第565頁。恩格斯在《休·豪·班克羅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一書摘要》第10頁上寫道“……在節日里幾個部落聚集在一起，目的是不加區別地發生性關系（這顯然是古老的，是通過脫離了平日生活的舊習俗來重溫往昔歲月的部落集團）第565頁。”恩格斯在1883年2月10日寫給考茨基的信中，也提到班克羅夫特談到的加利福尼亞居民的情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32頁）。——46。）這顯然◎第46頁◎是指一些氏族，它們在這些節日里，對於從前一個氏族的婦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為她們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則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婦女為他們的共同妻子的時代，還保存著一點朦朧的記憶。（注：以下直到“對偶制家庭產生於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交替的時期”（本卷第50頁）以前，在1884年版中是如下一句話：“舊大陸的這一類遺跡是眾所周知的，例如，腓尼基姑娘在阿斯塔爾塔節在寺廟中獻身的風俗；甚至中世紀的初夜權，也是大概由克爾特氏族（克蘭）傳下來的普那路亞家庭的殘余，盡管德國的新浪漫派竭力掩飾這個事實，初夜權卻極其確鑿地存在過。”——編者注）這種習俗在澳大利亞仍然盛行著。有些民族中，還有這種情形，即男性長者、酋長和巫師，利用共妻制來為自己服務，自己獨占大多數婦女；但是，他們在一定節日和民眾大集會時，必須重新實行以前的共妻制，讓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輕的男子們尋樂。韋斯特馬克在他的《人類婚姻史》一書第28-29頁，舉了許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爾人、潘劄人和科塔爾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這種定期的沙特恩節（注：沙特恩節是古羅馬每年冬季農事結束後舉行的紀念農神沙特恩的節日。節日從12月7日開始，起初為一至三天，後來延長到五至七天。在節日期間舉行群眾性的盛宴和狂飲；奴隸也可以參加沙特恩節，允許他們與自由民同席。在沙特恩節盛行性關系的自由。“沙特恩節”遂成了表示縱情歡樂的盛宴狂飲的普通名詞。——47。），即在一個短時期內恢覆舊時的自由的性關系。奇怪的是，韋斯特馬爾克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這並不是他所否認的群婚的殘余，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動物所共有的交尾期的殘余。

    在這里，我們便接觸到了巴霍芬的第四個偉大的發現：廣泛流行的從群婚到對偶婚的過渡形式。被巴霍芬說成是對違反古代神戒的贖罪，即婦女用以贖買貞操權利的贖罪，事實上不過是對一種贖身辦法的神秘化的說法，婦女用這種辦法，把自己從舊時的共夫制之下贖出來，而獲得只委身於一個男子的權利。這種贖身，是一種有限制的獻身：巴比倫的女子每年須有一次在米莉塔廟里獻身；其他前亞細亞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廟去住好幾◎第47頁◎年，讓她們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進行自由戀愛，然後才允許她們結婚；穿上宗教外衣的類似的風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恒河之間的所有亞洲民族中間都是共同的。為贖身而作出的贖罪犧牲，隨著時間的進展而越來越輕，正如巴霍芬已經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這種犧牲，讓位於一次的供奉；從前是婦人的淫遊婚，現在是姑娘的淫遊婚；從前是在結婚後進行，現在是在結婚前進行；從前是不加選擇地獻身於任何人，現在是只獻身於某些人了。”（《母權論》第XIX頁）

    在其他民族中，沒有這種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有色雷斯人、克爾特人等，在現代則有印度的許多土著居民、馬來亞各民族、太平洋島嶼的居民，和許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極大的性的自由。特別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處都是如此，只要稍稍深入到該大陸內地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例如，阿加西斯（《巴西旅行記》1868年波士頓-紐約版第266 頁）曾經談到一個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當他被介紹同這一家的女兒認識時，他問到她的父親，意思是指她母親的丈夫，一個正在參加對巴拉圭戰爭的軍官，但是母親含笑回答道：Na? tem pai,é filha da fortuna——她沒有父親，她是一個偶然生的孩子。◎第48頁◎

    “印第安婦女或混血種婦女，總是這樣毫不害羞或者說毫無自責之意地談到她們的非婚生子女；這遠不是什麽不尋常的事，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們……往往只知道母親，因為一切的照顧和責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們對於父親卻毫無所知；看來婦女也從來沒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對他應當有什麽要求。”

    在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權制和在群婚制中卻是一種通例。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親屬或請來參加婚禮的客人，在舉行婚禮時，都可以提出古代遺傳下來的對新娘的權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後的一個；在巴利阿里群島和在非洲的奧及婁人中，在古時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亞的巴里人中，現在也還是如此。在另一些民族中，則由一個有公職的人，——部落或氏族的頭目、酋長、薩滿、祭司、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麽頭銜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對新娘的初夜權。盡管新浪漫主義者竭力掩飾這一事實，但這種初夜權至今還作為群婚的殘余，存在於阿拉斯加地區的大多數居民（班克羅夫特《土著民族》第1卷第81頁）、墨西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584頁）及其他民族中；在整個中世紀，它至少存在於原為克爾特人的各個國家中，例如在阿拉貢；在這些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傳下來的。在卡斯蒂利亞，農民雖然從來沒有成為農奴，但在阿拉貢卻盛行過極醜惡的農奴制，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決為止（注：指1486年4月21日的所謂《瓜達盧佩詔諭》，它是西班牙國王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在加泰羅尼亞農民起義的壓力下、以起義農民和封建主之間的仲裁人的身分作出的裁決，因國王召見農民和封建主代表的地方得名。裁決規定不得再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並且取消封建主裁判權和一些羞辱性的封建習俗，其中包括初夜權；為此農民必須付出大量的贖金。——49。）。在這個文件中說：

    “茲決定並宣告，上述領主〈senyors，男爵〉……亦不得在農民娶妻時與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婚禮之夜，新娘躺在床上以後，跨越該床及該女子，作為自己統治的標志；上述領主亦不得違反農民的女兒或兒子的意志去差使他們，無論償付報酬與否。”（轉引自祖根海姆《農奴制度》1861年彼得堡版第355 頁上的加泰羅尼亞語原文。）

    其次，巴霍芬堅決地斷定，從他所說的“淫遊婚”或“污泥生殖”向個體婚制的過渡，主要是由婦女所完成，這是絕對正確的。古代遺傳下來的兩性間的關系，越是隨著經濟生活條件的發展，從而隨著古代共產制的解體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森林原始生活的素樸性質，就必然越使婦女感到屈辱和壓抑；婦女也就必然越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貞操的權利，取得暫時地或長久地只同一個男子結婚的權利作為解救的辦法。這個進步決不可能由男子首創，這至少是因為男子從來不會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會想到要放棄事實◎第49頁◎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婦女實現了向對偶婚的過渡以後，男子才能實行嚴格的專偶制——自然，這種專偶制只是對婦女而言的。

    對偶制家庭產生於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交替的時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時代高級階段，有些地方剛剛到達野蠻時代低級階段。這是野蠻時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於蒙昧時代，專偶制之於文明時代一樣。要使對偶制家庭進一步發展為牢固的專偶制，需要有別的原因，這種原因與我們已經看到的一直起著作用的那些原因不同。在成對配偶制中，群已經減縮到它的最後單位，僅由兩個原子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選擇已經通過日益縮小婚姻共同體的範圍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這一方面，它再也沒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沒有新的、社會的動力發生作用，那麽，從成對配偶制中就沒有任何根據產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這種動力開始發生作用了。

    我們現在撇開美洲這個對偶制家庭的典型地區不談吧。沒有任何跡象可以使我們作出結論說，在美洲曾經發展起更高級的家庭形式，或者在美洲被發現和被征服以前，在這里的什麽地方曾經存在過牢固的專偶制。而舊大陸的情況卻不是這樣。

    在舊大陸，家畜的馴養和畜群的繁殖，開發出前所未有的財富的來源，並創造了全新的社會關系。直到野蠻時代低級階段，固定的財富差不多只限於住房、衣服、粗糙的裝飾品以及獲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簡單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獲得食物。現在，日益前進的遊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地區和恒河地區，以及當時水草更豐茂的奧克蘇斯河和藥殺水草原的雅利安人，住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閃米特人——已經有了馬、駱駝、驢、牛、綿羊、山羊和豬等畜群，這些財產，只須加以看管和最簡單的照顧，就可以越來越多地繁殖起來，供給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第50頁◎物。以前一切獲取食物的方法，現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獵在從前曾經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了一種奢侈。

    但是，這種新的財富歸誰所有呢？最初無疑是歸氏族所有。然而，對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經發展起來了。很難說，亞伯拉罕族長被所謂摩西一經的作者看作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由於他作為家庭公社首領所擁有的權利，還是由於他作為實際上世襲的氏族酋長的身分。只有一點沒有疑問，那就是我們不應該把他設想為現代意義上的財產所有者。其次，沒有疑問的是，在成文史的最初期，我們就已經到處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家庭首領的特殊財產（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財產”，而是“私有財產”。——編者注），完全同野蠻時代的工藝品一樣，同金屬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隸一樣。

    因為這時奴隸制度也已經發明了。對於低級階段的野蠻人來說，奴隸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處置戰敗敵人的辦法，與較高發展階段上的人們的處置辦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殺死或者被當作兄弟編入勝利者的部落；婦女則作為妻子，或者把她們同她們的尚存的子女一起收養入族。在這個階段上，人的勞動力還不能提供超出維持它的費用的顯著的盈余。由於采用牲畜繁殖、金屬加工、紡織以及最後田野耕作，情況就改變了。正如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現在具有了交換價值（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現在具有了交換價值”，而是“以前眾多的妻子現在具有了價值”。——編者注）而可以購買一樣，勞動力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特別是在畜群完全轉歸家庭所有（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家庭所有”，而是“私人所有”。——編者注）以後。家庭並不像牲畜那樣迅速繁殖。現在需要有更多的人來看管牲畜；為此正可以利◎第51頁◎用被俘虜的敵人，何況這些敵人像牲畜一樣，也是可以繼續繁殖的。

    這些財富，一旦轉歸家庭（注：“家庭”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私有並且迅速增加起來，就給了以對偶婚和母權制氏族為基礎的社會一個強有力的打擊。對偶婚給家庭添加了一個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親以外，它又確立了確實的生身的父親，而且這個生身的父親，大概比今天的許多“父親”還要確實一些。按照當時家庭內的分工，丈夫的責任是獲得食物和為此所必需的勞動工具，從而，他也取得了勞動工具的所有權；在離婚時，他就隨身帶走這些勞動工具，而妻子則保留有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據當時社會的習慣，丈夫也是食物的新來源即家畜的所有者，而後來又是新的勞動工具即奴隸的所有者。但是根據同一社會的習慣，他的子女卻不能繼承他的財產，因為關於繼承問題有如下的情形。

    根據母權制，就是說，當世系還是只按女系計算的時候，並根據氏族內最初的繼承習慣，氏族成員死亡以後早先是由他的同氏族親屬繼承的。財產必須留在氏族以內。最初，由於財物不多，在實踐上大概總是轉歸最親近的同氏族親屬所有，就是說，轉歸母方的血緣親屬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並不屬於死者的氏族，而是屬於他們的母親的氏族；最初他們是同母親的其他血緣親屬共同繼承母親的，後來，可能就首先由他們來繼承了；不過，他們不能繼承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們不屬於父親的氏族，而父親的財產應該留在父親自己的氏族內。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後，他的畜群首先應當轉歸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轉歸他母親的姊妹的後代所有。他自己的子女則被剝奪了繼承權。◎第52頁◎

    因此，隨著財富的增加，財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據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利用這個增強了的地位來廢除傳統的繼承制度使之有利於子女的原動力。但是，當世系還是按母權制來確定的時候，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廢除母權制，而它也就被廢除了。這並不像我們現在所想象的那樣困難，因為這一革命——人類所經歷過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並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個活著的氏族成員。氏族的全體成員都仍然能夠和以前一樣。只要有一個簡單的決定，規定以後氏族男性成員的子女應該留在本氏族內，而女性成員的子女應該離開本氏族，轉到他們父親的氏族中去就行了。這樣就廢除了按女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母系的繼承權，確立了按男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父系的繼承權。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樣和在何時發生的，我們毫無所知。它是完全屬於史前時代的事。不過這一革命確實發生過，關於這一點，特別是巴霍芬所搜集的關於母權制的許多遺跡的材料可以充分證明；至於這一革命是怎樣容易地完成的，可以從許許多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來；在那里，部分地由於日益增長的財富和改變了的生活方式（從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響，部分地由於文明和傳教士的道德上的影響，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發生，現在還在進行。在密蘇里河流域的八個部落中，有六個是實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繼承制的，只有兩個還按女系。在肖尼人、邁阿密人和德拉韋人各部落中，已經形成一種習俗，即用屬於父親氏族的一個氏族人名來給子女取名字，用這種方法把他們列入父親的氏族，以便他們能繼承自己的父親。“借更改名稱以改變事物，乃是人類天賦的決疑法！於是就尋找一個縫隙，當實際利益提供足夠的推動力時在傳統的範圍以內打破傳統！”（馬克思語）（注：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67頁）。——53。）因此，就發生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混亂，這種混亂只有通過向父權制的過渡才能消除，而且確實這樣◎第53頁◎部分地被消除了。“這看來是一個十分自然的過渡。”（馬克思語）（注：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69頁）。——54。）至於研究比較法的法學家們對這一過渡在舊大陸的各文化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說法，——當然幾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說而已，——見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爾摩版（注：在“（馬克思語）”以後直到本段結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婦女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時代，尤其是古典時代的希臘人中間，表現得特別露骨，雖然它逐漸被粉飾偽裝起來，有些地方還披上了較溫和的外衣，但是絲毫也沒有消除。

    這樣確立的男子獨裁的第一個結果，表現在這時發生的家長制家庭這一中間形式上。這一形式的主要特點不是多妻制（關於這一點後邊再講），而是

    “若幹數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長的父權之下組成一個家庭。在閃米特類型的家庭中，這個家長過著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個組織的目的在於在一定的地域範圍以內照管畜群”（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465—466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4頁）。——54。）。

    這種家庭的根本之處在於，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內，一是父權；所以，這種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羅馬人的家庭。Familia這個詞，起初並不表示現代庸人的那種由脈脈溫情同家庭齟齬組合的理想；在羅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隸。Famulus的意思是一個家庭奴隸，而familia則是指屬於一個人的全體奴隸。還在蓋尤斯時代，familia,id est patrimonium◎第54頁◎（即遺產），就是通過遺囑遺留的。這一用語是羅馬人所發明，用以表示一種新的社會機體，這種機體的首長，以羅馬的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並且對他們握有生殺之權。

    “因此，這一用語不會比拉丁部落的嚴酷的家庭制度更早，這種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野耕作和奴隸制合法化以後，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臘人分離以後發生的。”（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470頁，這段引文及馬克思的補充，參看《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6頁）。——55。）

    對這一點，馬克思補充說：“現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奴隸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著農奴制，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勞役有關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後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立。”

    這種家庭形式表示著從對偶婚向專偶婚的過渡。為了保證妻子的貞操，從而保證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親，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絕對權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過是行使他的權利罷了。（注：以下直到“在說到隨著母權制的覆滅……”（本卷第57頁）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隨著家長制家庭的出現，我們便進入成文史的領域，從而也進入比較法學能給我們以很大幫助的領域了。而比較法學在這里也確實給我們帶來了重大的進步。我們感謝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爾摩版第60-100頁），他向我們證明了，今天我們在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中還可以見到的那種稱為紮德魯加（注：紮德魯加是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人大家族，由同一父親的若幹後代及其妻子兒女組成的家庭公社（20—30人）；共同生產，共同消費。19世紀後半期逐漸解體。——55。）（大意為大家庭）和Bratstvo（兄弟社）的家長制家庭公社，以及在東方各民族中所見到的那種形式有所改變的家長制家庭公社，乃是一個由群婚中產生的母權制家庭和現代世界的個體家庭之間的過渡階段。至少對◎第55頁◎於舊大陸各文化民族說來，對於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說來，這一點看來已經得到證明了。

    南方斯拉夫的紮德魯加是這種家庭公社現存的最好的例子。它包括一個父親所生的數代子孫和他們的妻子，他們住在一起，共同耕種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儲存，共同占有剩余產品。公社處於一個家長(domá?in) 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長對外代表公社，有權出讓小物品，掌管財務，並對財務和對整個家務的正常經營負責。他是選舉產生的，完全不一定是最年長者。婦女和她們的工作受主婦(domá?ica)領導，主婦通常是家長的妻子。在為姑娘擇婿時，主婦也起著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最高權力集中在家庭會議，即全體成年男女社員的會議。家長向這個會議作報告；會議通過各項重大決議，對公社成員進行審判，對比較重要的買賣特別是地產的買賣等作出決定。

    只是在大約十年以前，才證明了在俄國也還繼續存在著這種大家庭公社（注：見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的法。第一分冊：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第32—38頁。在這一著作中，柯瓦列夫斯基引用了1875年奧爾山斯基和1878年亞·雅·葉菲緬科提供的關於俄國的家庭公社的資料。——56。）；現在大家都承認，這種家庭公社，像農村公社一樣在俄國的民間習俗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子。它們出現在俄羅斯最古的法典——即雅羅斯拉夫的《真理》（注：雅羅斯拉夫的《真理》是古俄羅斯的法典《俄羅斯真理》古本第一部分的名稱，它是11世紀上半葉在當時的習慣法的基礎上產生的，其中既有封建權利的法規也有原始公社制度下形成的古老法規。它反映了11—12世紀俄羅斯社會的經濟和社會關系。——56。）中，其名稱(vervj)和達爾馬提亞法典（注：達爾馬提亞法典，又稱波利察法規，是一部刑法、民法、訴訟法的匯編。15—19世紀初在波利察（歷史上達爾馬提亞的一部分）一直有效。——56。）中所用的相同；它們在波蘭和捷克的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證明。

    根據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的意見，德意志人的經濟單位起初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個體家庭，而是由幾代人或者說幾個個體家庭所構成的、並且往往還包括許多非自由人的“家庭公社”。羅馬的家庭也被歸在這種類型以內，因此，家長的絕對權力，其他家庭成員對家長的無權地位，近來是受到很大懷疑的。在愛爾蘭的克爾特人中，據說也存在過類似的家庭公社；在法國的尼韋奈，直到法國革命時期，這種家庭公社還以par?oeries為名稱保◎第56頁◎存著；而在弗朗什孔泰，它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消失。在魯昂地區（在索恩－盧瓦爾省），還可以見到巨大的農民住房，中間是公用的很高的、直達屋頂的大廳，四周是臥室，由六級至八級的梯子登入，在這里住著同一家庭的好幾代人。

    在印度，實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在亞歷山大大帝時代奈阿爾科斯就已經提到過（注：正文中提到的奈阿爾科斯的報道，見斯特拉本《地理學》第15卷第1章。——57。），它今天也還存在於原來那些地方，即旁遮普和該國的整個西北部。在高加索，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就可以證明這種家庭公社的存在。在阿爾及利亞，它還存在於卡比爾人中間。甚至在美洲，據說它也曾經存在過；蘇里塔所記述的古墨西哥的“calpullis”（注：Calpullis（卡爾普里）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他們被西班牙人征服時期的家庭公社；每一個家庭公社的全體成員都有著共同的世系，家庭公社占有一塊公共的土地，土地不得讓渡，也不得在繼承者之間分配。阿·德·蘇里塔在他的著作《關於新西班牙的各類首領、法律、民俗、被征服前後確定的賦稅等等的報告》中記述了calpullis，這一著作載於《有關美洲發現史的遊記、報告和回憶錄原本，由太諾－孔龐第一次用法文發表》1840年巴黎版第11卷第50—64頁。——57。），人們就想把它看作是家庭公社；而庫諾（1890 年《外國》雜志第42-44期）（注：指發表在1890年10月20和27日、11月3日《外國》雜志上的亨·庫諾《古秘魯的農村公社和馬爾克公社》一文。

    《外國》是1828年至1893年出版的關於地理學、民族學和博物學問題的一家德國雜志，最初是日刊，在奧格斯堡出版。從1853年起改為周刊，從1873年起改在斯圖加特出版。——57。）十分清楚地證明，在秘魯被征服時，存在過一種馬爾克制度（而且很奇怪，這種馬爾克[Mark]叫作marca），實行定期的重新分配耕地，從而實行個體耕作。

    無論如何，實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長制家庭公社，現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義。我們對於它在舊大陸各文化民族和其他若幹民族中，在母權制家庭和個體家庭之間所起的重要的過渡作用，已不能有所懷疑了。在以後的闡述中，我們還要說到柯瓦列夫斯基所作的進一步的結論，即這種家長制家庭公社也是實行個體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後來是永遠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農村公社或馬爾克公社從中發展起來的過渡階段。

    談到這種家庭公社內部的家庭生活，應當指出，至少在俄國，大家都知道，家長對於公社的年輕婦女，特別是對他的兒媳常常濫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們作為後房；俄羅斯民歌對於這點的描述很有說服力。

    在說到隨著母權制的覆滅而迅速發展起來的專偶制以前，我們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說幾句話。這兩種婚姻形式，只能算是例◎第57頁◎外，可以說是歷史的奢侈品，除非它們在某一個國家內同時並存，但是大家知道這是沒有的事。因此，由於被排除在多妻制以外的男子並不能從因多夫制而成為多余的婦女那里求得安慰，而且男女的數目，不管社會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論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上升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實上，一夫多妻制顯然是奴隸制度的產物，並且限於個別占據特殊地位的人物。在閃米特人的家長制家庭中，只有家長本人，至多還有他的幾個兒子，過著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妻為滿足。現在整個東方還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顯貴人物的特權，多妻主要是用購買女奴隸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眾都是過著專偶制的生活。印度-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樣是個例外；關於它起源於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亞家庭”。——編者注）這個肯定並非無關緊要的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而在實踐上，多夫制的容讓性看來要比伊斯蘭教徒的富於忌妒的後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納伊爾人中間，雖然每三四個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個妻子，但是他們每人同時還可以和別的三個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第四個……妻子。奇怪的是，麥克倫南在敘述這種婚姻俱樂部時（其成員可以同時加入幾個俱樂部），竟沒有發現俱樂部婚姻這個新類別。不過，這種婚姻俱樂部的制度，決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相反，正如日羅－特隆已經指出的，這只是群婚的一種特殊化了的形式；男子過著多妻制的生活，而婦女則過著多夫制的生活。（注：最後一句話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4.專偶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交替的時期從對偶制家庭中產生的；它的最後勝利乃是文明◎第58頁◎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統治之上的，其明顯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確鑿無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確定這種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子女將來要以親生的繼承人的資格繼承他們父親的財產。專偶制家庭和對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婚姻關系要牢固得多，這種關系現在已不能由雙方任意解除了。這時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關系，趕走他的妻子。對婚姻不忠的權利，這時至少仍然有習俗保證丈夫享有（拿破侖法典明確規定丈夫享有這種權利，只要他不把姘婦帶到家里來（注：1804年拿破侖統治時期通過的民法典第230條。——編者注））；而且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權利也行使得越來越廣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實踐而想加以恢覆時，她就要受到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嚴厲的懲罰。

    這種新的家庭形式的全部嚴酷性，我們在希臘人那里可以看到。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神話中的女神的地位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更早的時期，那時婦女還享有比較自由和比較受尊敬的地位，（注：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說：“而對奧林波斯山的女神們的態度，則反映了對婦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勢力的地位的回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8頁）。——59。）但是到了英雄時代，我們就看到婦女已經由於男子的統治和女奴隸的競爭而被貶低了。（注：在1884年版中，這句話的末尾是這樣的：“但是到了英雄時代，我們就看到，婦女處於半囚禁的隔絕狀態，以便保證子女確實出自父親”。自此以下直到“但是，盡管有這些幽禁和監視”（本卷第62頁）以前的幾大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以代替1884年版中的如下一段話：“相反，男人卻以被俘的女奴隸、他的戰時共享帳篷的女伴來尋歡作樂。古典時期的情況未必更好。從貝克爾《查里克利斯》一書我們可以較為詳細地查閱到希臘人如何對待婦女的情形。她們雖說不是被幽禁，但也是與世隔絕的，她們成了自己丈夫最高等的婢女，只能同主要是其他的婢女來往。姑娘們則幹脆被幽禁起來；婦女們只有由女奴作伴才能離家外出。如有男子來訪，婦女就躲進自己的房間里去”。——編者注）只要讀一下《奧德賽》，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第59頁◎是怎樣打斷他母親的話並要求她緘默。（注：荷馬《奧德賽》 第1首歌。——編者注）在荷馬的史詩中，被俘虜的年輕婦女都成了勝利者的肉欲的犧牲品；軍事首領們按照他們的軍階依次選擇其中的最美麗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亞特》都是以阿基里斯和亞加米農二人爭奪這樣一個女奴隸的糾紛為中心的。荷馬的史詩每提到一個重要的英雄，都要講到同他共享帳篷和枕席的被俘的姑娘。這些姑娘也被帶回勝利者的故鄉和家里去同居，例如在埃斯庫羅斯的作品中，亞加米農對珈桑德拉就是這樣做的（注：埃斯庫羅斯《奧列斯特》三部曲中的《亞加米農》。——編者注）；同這些女奴隸所生的兒子可以得到父親遺產的一小部分，並被認為是自由民；特夫克爾就是鐵拉孟的這樣一個非婚生的兒子，他可以按父名給自己取名字。對於正式的妻子，則要她容忍這一切，同時還要她自己嚴格保持貞操和對丈夫的忠誠。雖然英雄時代的希臘婦女比文明時代的婦女較受尊敬，但是歸根結蒂，她對於男子說來仍不過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親、他的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隸的總管而已，他可以隨意納這些女奴隸為妾，而且事實上也是這樣做的。正是奴隸制與專偶制的並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輕美貌的女奴隸的存在，使專偶制從一開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質，使它成了只是對婦女而不是對男子的專偶制。這種性質它到現在還保存著。

    談到較後時期的希臘人，應該把多立斯人同伊奧尼亞人區別開來。前者以斯巴達為典範，他們的婚姻關系在許多方面甚至比荷馬本人所描寫的婚姻關系還要古老。在斯巴達，是一種由國家根據當地的觀點而改變了的對偶婚制，這種對偶婚制在有些方面還像群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國王阿拿克散德里德（約公元前◎第60頁◎650年）在一個不育的妻子以外又娶了一個，有著兩個家；大約在同一時期，國王阿里斯東除了有兩個不育的妻子以外還娶了第三個，而把前兩妻中的一個退了。另一方面，幾個兄弟可以有一個共同的妻子；一個人如果喜歡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和那個朋友共同享有她；並且認為，把自己的妻子交給一個按照俾斯麥的口吻所說的壯健的“種馬”去支配，即使這個家夥本人並不屬於公民之列，也是合乎體統的事情。在普盧塔克的作品中，有一個地方談到一個斯巴達婦女，叫一個向她求愛的情人去找她的丈夫商量；因此，按照舍曼的看法，可以認為在習俗上甚至存在著更大的自由。（注：見普盧塔克《斯巴達婦女的格言》第5章；並見格·弗·舍曼《希臘的古跡》1855年柏林版第1卷第268頁。——61。）所以，真正的通奸，妻背夫不貞，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另一方面，斯巴達至少在其全盛時代，還不知有家務奴隸，而處於農奴地位的黑勞士則另外居住在莊園里，因此，斯巴達人（注：斯巴達人是古斯巴達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

    黑勞士是被斯巴達征服的南伯羅奔尼撒的農民，屬於古斯巴達無權的居民。黑勞士屬於國家，並隸屬於斯巴達人的土地，他們耕種斯巴達人個人使用的土地，向斯巴達人交納國家規定的地租（約占收成的一半）。但黑勞士既不能被買賣也不能被濫殺。——61。）占有他們妻子的機會比較少。在這些條件下，斯巴達的婦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臘婦女占著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達的婦女和少數優秀的雅典淫遊女，是受古人尊崇並認為她們的言行是值得記載的舉世無雙的希臘婦女。

    我們看到，在以雅典人為代表的伊奧尼亞人中間，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姑娘們只學習紡織縫紉，至多也不過學一點讀寫而已。她們差不多是被幽禁起來，只能同別的婦女有所交往。婦女所住的房間是在家中的單獨一部分，在樓上或者在後屋中，男子，特別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內，如果有男子來到家里，婦女就躲到那里去。婦女沒有女奴隸作伴就不能離家外出；她們在家里實際上受著監視；阿里斯托芬曾經提到摩羅西狗，說人們飼養它們是為了嚇走奸夫（注：阿里斯托芬《費斯莫佛里節日中的婦女》。——編者注），而且，至少在亞洲各城市，還用閹人來監視婦女，早在希羅多德◎第61頁◎時代，在希俄斯島上就制造這種閹人出售，據瓦克斯穆特說，並不是只賣給野蠻人（注：見希羅多德《歷史》第8卷第104和105章；並見威·瓦克斯穆特《從國家觀點研究希臘古代》1830年哈雷版第2部第2篇第77頁。——62。）。在歐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稱為　　oikurema（注：歐里庇得斯《奧列斯特》。——編者注），即用來照管家務的一種物件（這個詞是一個中性名詞）；在雅典人看來，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過是一個婢女的頭領而已。丈夫從事競技運動和公共事業，而妻子不許參加；此外，丈夫還常常有女奴隸供他支配，而在雅典的全盛時期，則廣泛盛行至少是受國家保護的賣淫。希臘婦女那超群出眾的品性，正是在這種賣淫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她們由於才智和藝術上的審美教養而高出於古代婦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達婦女由於性格剛烈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樣。但是，要成為婦人，必須先成為淫遊女，這是對雅典家庭的最嚴厲的判決。

    這種雅典家庭隨著時間的進展，成了一種範例，不僅其余的伊奧尼亞人，而且本土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臘人都逐漸按照這種範例來建立他們的家庭關系。但是，盡管有這些幽禁和監視，希臘婦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瞞自己丈夫的機會。那些似乎恥於表示任何對自己妻子的愛情的丈夫，就同淫遊女縱情取樂；但對婦女的侮辱，卻在男子身上得到了報覆並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們墮落到玩弄男童的醜惡地步，並且用加尼米德的神話使他們的神同他們自己一樣都受到侮辱為止。

    根據我們對古代最文明、最發達的民族所能作的考察，專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決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它同個人性愛絕對沒有關系，因為婚姻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權衡利害的婚姻。專偶制是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即以私有制對原始的自◎第62頁◎然產生的公有制的勝利為基礎的第一個家庭形式。（注：在1884年版中這句話是：“專偶制是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以社會條件為基礎的第一個家庭形式。”——編者注）丈夫在家庭中居於統治地位，以及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並且應當能繼承他的財產的子女，——這就是希臘人坦率宣布的個體婚制的唯一目的。其實，個體婚制對希臘人說來就是一種負擔，是一種必須履行的對神、對國家和對自己祖先的義務。在雅典，法律不僅規定必須結婚，而且規定丈夫必須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謂婚姻義務。（注：最後一句話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可見，個體婚制在歷史上決不是作為男女之間的和好而出現的，更不是作為這種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現的。恰好相反。它是作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為整個史前時代所未有的兩性沖突的宣告而出現的。在馬克思和我於1846年合寫的一個舊的、未發表的手稿中，我發現了如下一句話：“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間為了生育子女而發生的分工。”（注：恩格斯引用的可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未保留下來的10頁上的一句話。不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有類似的思想（見本選集第1卷第82頁）。——63。）現在我可以補充幾句：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時發生的。個體婚制是一個偉大的歷史的進步，但同時它同奴隸制和私有制一起，卻開辟了一個一直繼續到今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相對的退步，因為在這種進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發展是通過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壓抑而實現的。個體婚制是文明社會的細胞形態，根據這種形態，我們就可以研究文明社會內部充分發展著的對立和矛盾的本質。

    舊時性關系的相對自由，決沒有隨著對偶婚或者甚至個體婚的勝利而消失。◎第63頁◎

    “舊的婚姻制度，雖然由於普那路亞集團的逐漸消亡而縮小到更加狹小的範圍內，但仍然圍繞著正在向前發展的家庭，並且伴隨著它直到文明時代的最初期……　這種舊制度最後終於消失在新型的淫遊制中，這種新型的淫遊制伴隨著人類直到進入文明時代，就像一個陰影籠罩在家庭上面。”（注：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504頁。——編者注）

    摩爾根所說的淫遊制，是指與個體婚制並存的男子和未婚婦女在婚姻之外發生的性關系，這種性關系，大家知道，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盛行於整個文明時代，而且日益變為公開的賣淫了。（注：以下直到“淫遊制和社會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樣……”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這種淫遊制直接起源於群婚制，起源於婦女為贖買貞操權利而作的獻身犧牲。為金錢而獻身，最初是一種宗教行為，它是在愛神廟舉行的，所得的錢最初都歸於神廟的財庫。亞美尼亞的阿娜伊蒂斯廟、科林斯的阿芙羅狄蒂廟的廟奴（注：廟奴是古希臘和希臘殖民地中屬於神廟的男女奴隸。在許多地方，包括小亞細亞和科林斯，女廟奴都在神廟中從事賣淫。——64。），以及印度神廟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謂Bajaderen（葡萄牙語bailadeira——舞女一詞的訛誤），都是最初的娼妓。這種獻身起初是每個婦女的義務，後來便只由這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婦女來實行了。在其他一些民族中，這種淫遊制起源於允許姑娘們在結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殘余，只不過這種殘余是通過另外一種途徑傳到今天的。隨著財產差別的產生，亦即早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與奴隸勞動並存就零散地出現了雇傭勞動，同時，作為它的必然補充，也出現了與女奴隸的強制獻身並存的自由婦女的職業賣淫。由此可見，群婚制傳給文明時代的遺產是兩重的，正如文明時代所產生的一切都是兩重的、口不應心的、分裂為二的、對立的一樣：一方面是專偶制，另方面則是淫遊制以及它的最極端的形式——賣淫。淫遊制和社會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樣，也是一種社會的制度；它使舊時的性的自由繼續存在，以◎第64頁◎利於男子。在實際上不僅被容忍而且特別為統治階級所樂於實行的淫遊制，在口頭上是受到詛咒的。但是實際上，這種詛咒決不是針對著參與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針對著婦女：她們被剝奪權利，被排斥在外，以便用這種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對婦女的無條件統治乃是社會的根本法則。

    但是，在專偶制內部第二種對立也因此而發展起來了。同靠淫遊制來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的丈夫並存的還有一個被冷落的妻子。（注：這句話和前一句話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正如吃了半個蘋果以後就再不能有一個整蘋果一樣，沒有對立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對立的這一面。盡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這樣，直到他們的妻子教訓了他們，使他們醒悟為止。隨著個體婚制，出現了兩種經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會人物：妻子的經常的情人和戴綠帽子的丈夫。男子獲得了對婦女的勝利，但是桂冠是由失敗者寬宏大量地給勝利者加上的。雖然加以禁止、嚴懲但終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為與個體婚制和淫遊制並行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的制度了。子女是否確鑿無疑地出自父親，像從前一樣，至多只能依據道德的信念；所以，為了解決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拿破侖法典》第312條規定：

    “L’enfant con?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ère le mari ”——凡在結婚以後懷胎的嬰兒，以丈夫為父。

    這便是個體婚制3000年的最後結果。

    這樣，在個體家庭中，在仍然忠實於它的歷史起源和使得由於丈夫的獨占統治而出現的男女之間的沖突明白顯露出來的場合，我們就看到了自文明時代開始分裂為階級的社會在其中運動著、◎第65頁◎但是既不能解決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對立和矛盾的一幅縮圖。自然，我在這里所說的，只是個體婚制的如下一些場合，即夫妻生活確實是按照這整個制度的最初性質的規則來進行而妻子反抗丈夫統治的場合。至於說並不是一切婚姻都是這樣進行的，這一點沒有人比德國庸人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知道怎樣維護他在家中的統治，正如他不知道怎樣維護他在國家的統治一樣，所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權利操起不配由他掌握的權柄。但是他卻自以為，他比他的同樣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到惡劣得多的境遇的法國難友要優越得多。

    不過，個體家庭決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具有像希臘人中間所有的那種古典的粗野形式。羅馬人作為世界的未來征服者，具有雖不如希臘人細致但比他們遠大的見識，在羅馬人中間，婦女是比較自由和受尊敬的。羅馬的男子認為，妻子的貞操已經由於他對妻子有生殺之權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證。此外，這里婦女同男子一樣，可以自願解除婚姻關系。但是，在個體婚制發展方面的最大進步，無疑是隨著德意志人登上歷史舞台而發生的，因為在德意志人中間，大概由於他們貧窮的緣故，專偶制看來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從對偶制中完全發展起來。我們是根據塔西佗所提到的如下三種情況而得出這個結論的。第一，盡管十分尊重婚姻，——“他們以一個妻子為滿足，婦女生活在被貞操防衛起來的環境中”（注：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第18-19章。——編者注），——但是在他們的顯要人物和部落首長中間卻實行多妻制，同我們在實行對偶婚的美洲人中間看到的情況類似。第二，從母權制向父權制的過渡，在他們那里可能只是在前此不久的時候才完成的，因為母親的兄弟——按照母權制是最近的男性的同氏族親屬——在他們那里仍然被認為是比自己的父親更親近的親屬，這一點也是與◎第66頁◎美洲印第安人的觀點相一致的；正如馬克思所常常說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找到了一把了解我們自己的原始時代的鑰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間，婦女很受尊敬並且對公共事務也有很大的影響，這同專偶制所特有的男子統治是直接對立的。差不多在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與斯巴達人相一致；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斯巴達人中間，對偶婚也還沒有完全被放棄。（注：後半句話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因此，在這方面，一個嶄新的要素也隨著德意志人的出現而獲得了世界的統治。在各民族混合的過程中，在羅馬世界的廢墟上發展起來的新的專偶制，使男子的統治具有了比較溫和的形式，而使婦女至少從外表上看來有了古典古代所從未有過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從而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種可能性，在這種可能性的基礎上，從專偶制之中——因情況的不同，或在它的內部，或與它並行，或與它相反——發展起來了我們應歸功於專偶制的最偉大的道德進步：整個過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現代的個人性愛。

    但是，這個進步無疑是由這樣的情況引起的，即德意志人還生活在對偶制家庭中，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把適應於對偶制家庭的婦女地位嫁接到專偶制上來；這一進步決不是由於德意志人的什麽傳奇性的、道德上純潔得神奇的天性所引起的，這種天性只不過是：對偶制實際上並不像專偶制那樣在明顯的道德對立中前進的。恰好相反，德意志人在其遷徙時期，特別是在向東南方，即黑海沿岸草原遊牧民族區遷徙時期，在道德上墮落得很厲害，除騎馬術以外，他們還從這些遊牧民族那里染上了醜惡的反常情的惡習，阿米亞努斯關於泰發耳人，普羅科皮阿斯關於海魯萊人的敘述就是明顯的證明。（注：見阿米亞努斯·馬爾采利努斯《歷史》（三十一卷集）第31卷第9章；並見凱撒里亞的普羅科皮阿斯《同哥特人的戰爭》第2卷第14章（《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達爾人及哥特人的戰爭史》第6卷）。——67。）◎第67頁◎

    不過，如果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家庭形式中，專偶制是現代的性愛能在其中發展起來的唯一形式，那麽這並不是說，現代的性愛作為夫婦相互的愛完全或主要是在這一形式中發展起來的。在男子統治下的牢固的個體婚制的整個本質，是排斥這一點的。在一切歷史上主動的階級中間，即在一切統治階級中間，婚姻的締結和對偶婚以來的做法相同，仍然是一種由父母安排的、權衡利害的事情。所以，第一個出現在歷史上的性愛形式，亦即作為熱戀，作為每個人（至少是統治階級中的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的熱戀，作為性的沖動的最高形式（這正是性愛的特性），而第一個出現的性愛形式，那種中世紀的騎士之愛，就根本不是夫婦之愛。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羅旺斯人的騎士之愛，正是極力要破壞夫妻的忠實，而他們的詩人們所歌頌的也正是這個。Albas，用德文來說就是破曉歌，是普羅旺斯愛情詩（注：普羅旺斯愛情詩是指11世紀末至13世紀初法國南部的行吟詩人們的詩歌。——68。）的精華。它用熱烈的筆調描寫騎士怎樣睡在他的情人——別人的妻子——的床上，門外站著侍衛，一見晨曦(alba)初上，便通知騎士，使他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發覺；接著是敘述離別的情景，這是歌詞的最高潮。北部法蘭西人和老實的德意志人，也學到了這種詩體和與它相適應的騎士愛的方式，而我們的老沃爾弗拉姆·馮·埃申巴赫也以這種挑逗性的主題留下了三首美妙的破曉歌，我覺得這些詩歌比他的三篇很長的英雄詩更好。

    在今日的資產階級中間，締結婚姻有兩種方式。在天主教國家中，父母照舊為年輕的資產階級兒子選擇適當的妻子，其結果自然是專偶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實行淫遊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會禁止離婚，恐怕也只是因為它確信對付通奸就像對付死亡一樣，是沒有任何藥物可治的。相反，在新教國家中，通例是允許資產階級的兒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從本階級選擇妻子；因此，一定程度的愛可能成為結婚的基◎第68頁◎礎，而且，為了體面，也始終以此為前提，這一點符合新教偽善的精神。在這里，丈夫實行淫遊婚並不那麽厲害，而妻子的通奸也比較不那麽常見。不過，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們結婚後和結婚前仍然是同樣的人，而新教國家的資產者又大多是些庸人，所以，這種新教的專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場合來看，也只不過是導致被叫作家庭幸福的極端枯燥無聊的婚姻共同體罷了。小說就是這兩種締結婚姻的方法的最好的鏡子：法國的小說是天主教婚姻的鏡子；德國的（注：在1884年版中是：“德國的和瑞典的”。——編者注）小說是新教婚姻的鏡子。在兩種場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國小說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國小說中是丈夫得到了綠帽子。兩者之中究竟誰的處境更壞，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德國小說的枯燥之於法國資產者，正如法國小說的“不道德”之於德國的庸人一樣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是，最近，自從“柏林成為世界都市”以來，德國小說也開始不那麽膽怯地描寫當地早就為人所知的淫遊和通奸了。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三）

    但是，在這兩種場合，婚姻都是由當事人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的，因此總是權衡利害的婚姻。（注：以下直到“只有在被壓迫階級中間……”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這種權衡利害的婚姻，在兩種場合都往往變為最粗鄙的賣淫——有時是雙方的，而以妻子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處，只在於她不是像雇傭女工做計件工作那樣出租自己的身體，而是把身體一次永遠出賣為奴隸。所以，傅立葉的一句話，可適用於一切權衡利害的婚姻，他說：

    “正如在文法上兩個否定構成一個肯定一樣，在婚姻道德上兩個賣淫則算作一個美德。”（注：恩格斯在這里套用了沙·傅立葉的話，見傅立葉的著作《關於普遍統一的理論》第2版第3卷；《傅立葉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4卷第120頁；這部著作第1版稱作：《論家務農業協作》1822年巴黎—倫敦版第1—2卷。——69。）◎第69頁◎

    只有在被壓迫階級中間，而在今天就是在無產階級中間，性愛才成為而且也才可能成為對婦女的關系的常規，不管這種關系是否為官方所認可。不過，在這里，古典的專偶制的全部基礎也就除去了。在這里沒有任何財產，而專偶制和男子的統治原是為了保存和繼承財產而建立的；因此，在這里也就沒有建立男子統治的任何推動力了。況且，在這里也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維護男子統治的資產階級法律，只是為了有產者和為了他們同無產者的相互關系而存在的；它是要錢的，而因為工人貧窮的緣故，它對於工人同他的妻子的關系就沒有效力了。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種個人的和社會的關系。此外，自從大工業迫使婦女從家庭進入勞動市場和工廠，而且往往把她們變為家庭的供養者以後，在無產者家庭中，除了自專偶制出現以來就蔓延開來的對妻子的野蠻粗暴也許還遺留一些以外，男子統治的最後殘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礎。這樣一來，無產者的家庭，甚至在雙方都保持最熱烈的愛情和最牢固的忠實的情況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麽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專偶制的家庭了。所以，專偶制的經常伴侶——淫遊和通奸，在這里只有極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實上重新取得了離婚的權利，當雙方不能和睦相處時，他們就寧願分離。一句話，無產者的婚姻之為專偶制，是在這個名詞的詞源學意義上說的，決不是在這個名詞的歷史意義上說的。（注：以下直到“現在讓我們再回過來談摩爾根吧”（本卷第81頁）以前的文字，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誠然，我們的法學家認為，立法的進步使婦女越來越失去申訴不平的任何根據。現代各文明國家的法律體系越來越承認，第一，為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須是一種雙方自願締結的契約；第二，在結◎第70頁◎婚同居期間，雙方在相互關系上必須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如果這兩種要求都能徹底實現，那麽婦女就有了她們所能希望的一切了。

    這種純法律的論據，同激進的共和派資產者用來擊退和安撫無產者的論據完全一樣。勞動契約據說是由雙方自願締結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規定雙方平等，這個契約就算是自願締結。至於不同的階級地位給予一方的權力，以及這一權力加於另一方的壓迫，即雙方實際的經濟地位，——這是與法律毫不相幹的。在勞動契約有效期間，只要此方或彼方沒有明白表示放棄，雙方仍然被認為是權利平等的。至於經濟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後一點表面上的平等權利也放棄掉，這又是與法律無關。

    在婚姻問題上，即使是最進步的法律，只要當事人讓人把他們出於自願一事正式記錄在案，也就十分滿足了。至於法律幕後的現實生活發生了什麽事，這種自願是怎樣造成的，關於這些，法律和法學家都可以置之不問。但是，最簡單的法制比較，在這里也會向法學家們表明，這種自願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在法律保證子女繼承父母財產的應得部分，因而不能剝奪他們繼承權的各國，——在德國，在采用法國法制的各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中——子女的婚事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國法制的各國，法律並不要求結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這些國家，父母對自己的財產也有完全的遺贈自由，他們可以任意剝奪子女的繼承權。很明顯，盡管如此，甚至正因為如此，在英國和美國，在有財產可繼承的階級中間，結婚的自由在事實上絲毫也不比在法國和德國更多些。

    男女婚後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情況也不見得更好些。我們從過去的社會關系中繼承下來的兩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並不是婦女在經濟上受壓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在包括許多夫婦和他們◎第71頁◎的子女的古代共產制家戶經濟中，委托婦女料理的家務，正如由男子獲得食物一樣，都是一種公共的、為社會所必需的事業。隨著家長制家庭，尤其是隨著專偶制個體家庭的產生，情況就改變了。家務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質。它與社會不再相幹了。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只有現代的大工業，才又給婦女——只是給無產階級的婦女——開辟了參加社會生產的途徑。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她們仍然履行自己對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務的義務，那麽她們就仍然被排除於公共的生產之外，而不能有什麽收入了；如果她們願意參加公共的事業而有獨立的收入，那麽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義務。不論在工廠里，或是在一切行業直到醫務和律師界，婦女的地位都是這樣的。現代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社會則是純粹以個體家庭為分子而構成的一個總體。現在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須是掙錢的人，贍養家庭的人，至少在有產階級中間是如此，這就使丈夫占據一種無需有任何特別的法律特權的統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於無產階級。不過，在工業領域內，只有在資本家階級的一切法定的特權被廢除，而兩個階級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權利確立以後，無產階級所受的經濟壓迫的獨特性質，才會最明白地顯露出來；民主共和國並不消除兩個階級的對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個為解決這一對立而鬥爭的地盤。同樣，在現代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統治的獨特性質，以及確立雙方的真正社會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當雙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時候，才會充分表現出來。那時就可以看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的屬性。◎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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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便有了三種主要的婚姻形式，這三種婚姻形式大體上與人類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相適應。群婚制是與蒙昧時代相適應的，對偶婚制是與野蠻時代相適應的，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專偶制是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在對偶婚制和專偶制之間，插入了男子對女奴隸的統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論述證明，在這種順序中所表現的進步，其特征就在於，婦女越來越被剝奪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卻沒有被剝奪。的確，群婚對於男子到今天事實上仍然存在著。凡在婦女方面被認為是犯罪並且要引起嚴重的法律後果和社會後果的一切，對於男子卻被認為是一種光榮，至多也不過被當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點。但是，自古就有的淫遊制現在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影響下變化越大，越適應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越變為露骨的賣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蝕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對男子的腐蝕，比對婦女的腐蝕要厲害得多。賣淫只是使婦女中間不幸成為受害者的人墮落，而且她們也遠沒有墮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種程度。與此相反，它敗壞著全體男子的品格。所以，舉例來說，長期的未婚夫狀態，十中有九都是婚後不忠實的真正的預備學校。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走向一種社會變革，那時，專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經濟基礎，正像它的補充物即賣淫的經濟基礎一樣，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專偶制的產生是由於，大量財富集中於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這種財富必須傳給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傳給其他人的子女。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專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專偶制，所以這種妻子方面的專偶制根本不妨礙丈夫的公開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將到來的社會變革至少將把絕大部分耐久的、可繼承的財富——生產資料——變為社會所有，從而把◎第73頁◎這一切傳授遺產的關切減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專偶制是由於經濟的原因而產生的，那麽當這種原因消失的時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無理由地回答：它不僅不會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時它才能完全地實現。因為隨著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雇傭勞動、無產階級、從而一定數量的——用統計方法可以計算出來的——婦女為金錢而獻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賣淫將要消失，而專偶制不僅不會滅亡，而且最後對於男子也將成為現實。

    這樣一來，男子的地位無論如何要發生很大的變化。而婦女的地位，一切婦女的地位也要發生很大的轉變。隨著生產資料轉歸公有，個體家庭就不再是社會的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務變為社會的事業。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成為公共的事情；社會同等地關懷一切兒童，無論是婚生的還是非婚生的。因此，對於“後果”的擔心也就消除了，這種擔心在今天成了妨礙少女毫無顧慮地委身於所愛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會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經濟的因素。那麽，會不會由於這個原因，就足以逐漸產生更隨便的性關系，從而也逐漸產生對處女的榮譽和女性的羞恥都更加馬虎的社會輿論呢？最後，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現代世界上專偶制和賣淫雖然是對立物，卻是不可分離的對立物，是同一社會秩序的兩極嗎？能叫賣淫消失而不叫專偶制與它同歸於盡嗎？

    在這里，一個在專偶制發展的時候最多只處於萌芽狀態的新的因素——個人的性愛，開始發生作用了。

    在中世紀以前，是談不到個人的性愛的。不言而喻，形態的美麗、親密的交往、融洽的情性等等，都曾引起異性對於發生性關系的熱望；同誰發生這種最親密的關系，無論對男子還是對女子都不是完全無所謂的。但是這距離現代的性愛還很遠很遠。在整個古◎第74頁◎代，婚姻都是由父母為當事人締結的，當事人則安心順從。古代所僅有的那一點夫婦之愛，並不是主觀的愛好，而是客觀的義務；不是婚姻的基礎，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現代意義上的愛情關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會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庫斯曾歌頌其愛情的喜悅和痛苦的那些牧人，朗格的達夫尼斯和赫洛婭，全都是不參與國家事務，不參與自由民活動的奴隸。而除去奴隸以外，我們所遇到的愛情糾紛只是滅亡中的古代世界解體的產物，而且是與同樣也處在官方社會以外的婦女，與淫遊女，即異地婦女或被釋女奴隸發生的糾紛：在雅典是從它滅亡的前夜開始，在羅馬是在帝政時代。如果說在自由民男女之間確實發生過愛情糾紛，那只是就婚後通奸而言的。所以，對於那位古代的古典愛情詩人老阿那克里翁來說，現代意義上的性愛竟是如此無關緊要，以致被愛者的性別對於他來說也成了無關緊要的事情。

    現代的性愛，同古代人的單純的性要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性愛是以所愛者的對應的愛為前提的；從這方面說，婦女處於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的厄洛斯時代，決不是一向都征求婦女同意的。第二，性愛常常達到這樣強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結合和彼此分離，對雙方來說即使不是一個最大的不幸，也是一個大不幸；為了能彼此結合，雙方甘冒很大的危險，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擲，而這種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場合才會發生。最後，對於性關系的評價，產生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人們不僅要問：它是婚姻的還是私通的，而且要問：是不是由於愛和對應的愛而發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資產階級的實踐中，這個新的標準，並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標準的境遇更好——人們對它視若無睹。不過，它的境遇也並非更壞；它和其他道德標準一樣——在理論上，在字面上，也是被承認的。而更高的要求目前它就不能◎第75頁◎提了。

    中世紀是從具有性愛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前進的地方接著向前走的，它以通奸的方式接著前進。我們已經敘述過那創造了破曉歌的騎士愛。從這種力圖破壞婚姻的愛情，到那應該成為婚姻的基礎的愛情，還有一段漫長的路程，這段路程騎士們將永遠走不到盡頭。甚至我們由輕浮的羅曼語族各民族進而考察有德行的德意志人時，在《尼貝龍根之歌》中也可以發現，克里姆希耳德雖然暗中鐘情於齊格弗里特，並不亞於齊格弗里特對她的鐘情，但是當貢特爾宣布已把她許配給一個騎士（他沒有說出他的名字）時，她卻簡單地回答道：

    “您不必問我；您要我怎樣，我總是照辦；老爺，您要我嫁給誰，我就樂意和他訂婚。”（注：《尼貝龍根之歌》第10首歌。——編者注）

    她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她的愛情在這里是可以加以考慮的。貢特爾向布龍希耳德求婚，埃策耳向克里姆希耳德求婚，他們一次也不曾見過她們；同樣，在《古德龍》（注：《古德龍》又稱《庫德龍》，是13世紀德國的一部敘事詩。13世紀上半葉形成，作者不詳，在16世紀的一部手稿中保存下來，直到19世紀初才被發現。——76。）中，愛爾蘭的齊格班特向挪威的烏黛求婚，黑蓋林格的黑特耳向愛爾蘭的希爾達求婚，以及莫爾蘭的齊格弗里特、諾曼的哈爾特木特和西蘭的黑爾維希向古德龍求婚，都是如此；而這里第一次出現古德龍自願嫁給黑爾維希。按照通例，年輕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選擇的，要是後者還活著的話；否則他就同大諸侯們商議，自行選擇，大諸侯們的意見在一切場合總是起著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對於騎士或男爵，像對於王公一樣，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第76頁◎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在這種條件下，愛情怎能對婚姻問題有最後決定權呢？

    中世紀城市的行會市民，也是如此。單是保護著他的那些特權，帶有各種限制的行會規約，在法律上把他或者同別的行會、或者同本行會的同事、或者同他的幫工和學徒分開的種種人為的界限，就大大縮小了他尋求適當的妻子的範圍。至於這些女子當中誰是最適當的，在這種錯綜覆雜的體系下，決定這個問題的絕對不是他個人的意願，而是家庭的利益。

    因此，直到中世紀末期，在絕大多數場合，婚姻的締結仍然和最初一樣，不是由當事人決定的事情。起初，人們一出世就已經結了婚——同整個一群異性結了婚。在較後的各種群婚形式中，大概仍然存在著類似的狀態，只是群的範圍逐漸縮小罷了。在對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親給自己的子女說定婚事；在這里關於新的親戚關系的考慮也起著決定的作用，這種新的親戚關系應該使年輕夫婦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當父權制和專偶制隨著私有財產的份量超過共同財產以及隨著對繼承權的關切而占了統治地位的時候，結婚便更加依經濟上的考慮為轉移了。買賣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實質卻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實現，以致不僅對婦女，而且對男子都規定了價格，而且不是根據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根據他們的財產來規定價格。當事人雙方的相互愛慕應當高於其他一切而成為婚姻基礎的事情，在統治階級的實踐中是自古以來都沒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故事中，或者在不受重視的被壓迫階級中，才有這樣的事情。

    這就是從地理發現的時代起，資本主義生產通過世界貿易和工場手工業而準備取得世界統治的時候它所遇到的狀況。人們應該認為，這種結婚方式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是非常合適的，而事實◎第77頁◎上也確實如此。但是——世界歷史的諷刺神秘莫測——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注定要把這種結婚方式打開一個決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變成了商品，從而消滅了過去留傳下來的一切古老的關系，它用買賣、“自由”契約代替了世代相因的習俗，歷史的法。英國的法學家亨·薩·梅恩說，同以前的各個時代相比，我們的全部進步就在於從身分到契約，從過去留傳下來的狀態進到自由契約所規定的狀態（注：見亨·薩·梅恩的《古代法；它與社會早期歷史的聯系和它與現代觀念的關系》1866年倫敦第3版第170頁。——78。），他自以為他的這種說法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其實，這一點，就其正確之處而言，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說過了（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72-277頁。——編者注）。

    然而，只有能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動和財產並且彼此權利平等的人們才能締結契約。創造這種“自由”而“平等”的人們，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工作之一。雖然這在最初不過是半自覺地發生的，並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以來，就牢固地確立了一個原則，即一個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動時，他才能對他的這些行動負完全的責任，而對於任何強迫人從事不道德行為的做法進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義務。但是這同迄今為止的訂立婚約的實踐怎麽能協調起來呢？按照資產階級的理解，婚姻是一種契約，是一種法律行為，而且是一種最重要的法律行為，因為它就兩個人終身的肉體和精神的問題作出規定。雖然這種契約那時在形式上是自願締結的；沒有當事人雙方的同意就不能解決問題。不過人人都非常明白，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實際上是誰在訂立婚約。然而，在締結別的契約時要求真正自由的決定，那麽在訂立婚約時為什麽不要求這種自由呢？難道兩個將要被撮合的青年人沒有權利自由地支配他們自己、他們的身◎第78頁◎體以及身體的器官嗎？難道性愛不是由於騎士而成為時髦，對比騎士的通奸之愛，難道夫婦之愛不是性愛的正確的資產階級形式嗎？既然彼此相愛是夫婦的義務，難道相愛者彼此結婚而不是同任何別人結婚不同樣也是他們的義務嗎？難道相愛者的這種權利不是高於父母、親屬以及其他傳統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權利嗎？既然自由的、個人審定的權利已經無禮地侵入教會和宗教的領域，它怎麽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身體、精神、財產、幸福和不幸這種無法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這些問題，在社會的一切舊有的聯系正在松弛，而一切因襲的觀念正在動搖的時候，是必然要提出來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現在展現在西歐人眼前的，已不是一個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個地球了，他們趕緊去占據其余的七個四分之一。傳統的中世紀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籬，同舊日的狹隘的故鄉藩籬一樣崩潰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內心的眼睛前面，都展開了無比廣大的視野。在為印度的財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礦銀礦所引誘的青年男子看來，尊長們的讚許以及世代相傳的榮耀的行會特權能有什麽意義呢？這是資產階級的漫遊騎士的時代；這個時代也有自己的浪漫故事和愛情幻想，但都是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式，而且歸根到底是抱著資產階級的目的。

    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在現存制度最受動搖的新教國家里，都越來越承認在婚姻方面也有締結契約的自由，並用上述方式來實現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階級的婚姻，但在階級內部則承認當事者享有某種程度的選擇的自由。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論上以及在詩歌描寫上，再也沒有比認為不以夫妻相互性愛和真正自由的協議為基礎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種觀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了。總之，戀愛婚姻被宣布為人權，◎第79頁◎並且不僅是droit de l’homme（注：“droit de l’homme”既有“人的權利”的意思，也有“男子的權利”的意思。——編者注），而且在例外的情況下也是婦女的權利。

    但是，這種人權有一點是與其他一切所謂人權不同的。當後者實際上只限於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而對於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則直接或間接地被削減了的時候，歷史的諷刺又經受了考驗。統治階級仍然為眾所周知的經濟影響所支配，因此在他們中間，真正自由締結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統治階級中間，像我們所已看到的，這種婚姻卻是通例。

    因此，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附加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後，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

    既然性愛按其本性來說就是排他的，——雖然這種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婦女身上無例外地得到實現，——那麽，以性愛為基礎的婚姻，按其本性來說就是個體婚姻。我們已經看到，巴霍芬認為由群婚向個體婚的過渡這一進步主要應歸功於婦女，是多麽的正確；只有由對偶婚制向專偶制的進步才是男子的功勞；在歷史上，後一進步實質上是使婦女地位惡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實。因此，只要那種迫使婦女容忍男子的這些通常的不忠實行為的經濟考慮——例如對自己的生活，特別是對自己子女的未來的擔心——一旦消失，那麽由此而達到的婦女的平等地位，根據以往的全部經驗來判斷，與其說會促進婦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說會在無比大的程度上促進男子的真正的專偶制。◎第80頁◎

    但是，專偶制完全肯定地將要失掉的東西就是，它因起源於財產關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統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統治是他的經濟統治的簡單的後果，它將自然地隨著後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專偶制所賴以產生的經濟狀況的結果，部分地是這種經濟狀況和專偶制之間的聯系還沒有被正確地理解並且被宗教加以誇大的那個時代留下的傳統。這種不可解除性現在就已經遭到千萬次的破壞了。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麽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過，個人性愛的持久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尤其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確實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只是要使人們免於陷入離婚訴訟的無益的泥潭才好。

    這樣，我們現在關於資本主義生產行將消滅以後的兩性關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質的，大都限於將要消失的東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將是什麽呢？這要在新的一代成長起來的時候才能確定：這一代男子一生中將永遠不會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手段去買得婦女的獻身；而這一代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也永遠不會再出於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於男子，或者由於擔心經濟後果而拒絕委身於她所愛的男子。這樣的人們一經出現，對於今日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做的一切，他們都將不去理會，他們自己將做出他們自己的實踐，並且造成他們的據此來衡量的關於各人實踐的社會輿論——如此而已。

    現在讓我們再回過來談摩爾根吧，我們已經把他丟開很遠了。對於在文明時期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進行歷史的考察，是超出了他的著作的範圍的。所以，他只是非常簡單地論述了一下專偶制在◎第81頁◎這一時期的命運。他也認為專偶制家庭的進一步發展是一種進步，是一種向兩性權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這一目標他並不認為已經達到了。不過，他說：

    “如果承認家庭已經依次經過四種形式而現在正處在第五種形式中這一事實，那就要產生一個問題：這一形式在將來會不會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只有一個：它正如迄今的情形一樣，一定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它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它將反映社會制度的發展狀況。既然專偶制家庭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已經改進了，而在現代特別顯著，那麽我們至少可以推測，它能夠進一步完善，直至達到兩性的平等為止。如果專偶制家庭在遙遠的將來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那也無法預言，它的後繼者將具有什麽性質了。”（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491—492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75頁）。——82。）

    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我們現在來談一談摩爾根的另一發現，這一發現至少與他根據親屬制度恢覆原始家庭形式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摩爾根證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內部用動物名稱命名的血族團體，實質上是與希臘人的genea［氏族］、羅馬人的gentes ［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臘-羅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原始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會組織，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組織極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蠻人進入文明時代為止，甚至再往後一點，是一切野蠻人所共有的制度（就現有資料而言）。摩爾根證明了這一切以後，便一下子說明了希臘、羅馬上古史中最困難的地方，同時，出乎意料地給我們闡明了原始時代——國家產生以前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雖然這個發現在人們一旦知道◎第82頁◎它之後顯得十分簡單，但是，摩爾根只是最近才做到這一點的；在他於1871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中，他還沒有看透這個秘密，而這個秘密一揭開之後，就使一向那樣自信的英國原始史學家們一時（注：“一時”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沈默了下去。

    摩爾根普遍用以表示這種血族團體的拉丁語gens［氏族］一詞，像同意義的希臘語genos一詞一樣，來源於共同雅利安語的字根gan（德語為kan，因為在德語中，通例是用k代替雅利安語的g），gan的意思是“生育”。Gens，genos，梵語的dschanas，哥特語（依照上面所說的通例）的kuni，古代斯堪的納維亞語和盎格魯撒克遜語的kyn，英語的kin，中古高地德意志語的küe，都同樣表示血族、世系。不過拉丁語的gens和希臘語的genos，都是專用以表示這樣的一種血族團體，這種團體自誇有共同的世系（這里指的是出自一個共同的男始祖），並且借某種社會的和宗教的制度而組成一個特殊的公社。但是這種血族團體的起源與本性，我們的一切歷史編纂學家迄今為止卻一直弄不清楚。

    我們在前面，在研究普那路亞家庭時，已經看到原始形式的氏族是怎樣構成的。凡由於普那路亞婚姻，並且依照這種婚姻中必然占統治地位的觀念而構成一個確定的女始祖即氏族創立者的公認後代的人，都是這種氏族的成員，這樣就組成了氏族。由於在這種家庭形式下父系血統不能確定，所以只承認女系。又由於兄弟不得娶自己的姊妹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婦女結婚，所以，根據母權制，同這些異族婦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這樣，留在血族團體內部的只有各代女兒的子孫；兒子的子孫則歸入其母親的氏族。一俟這種血緣親屬集團構成一個與同一部落內其他類似集團◎第83頁◎相對來說的特殊集團，它又是什麽樣子呢？

    摩爾根舉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別是塞訥卡部落的氏族，作為這種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這個部落內有八個氏族，都以動物的名稱命名：(1)狼，(2)熊，(3)龜，(4)海貍，(5)鹿，(6)鷸，(7)蒼鷺，(8)鷹。每個氏族內都盛行以下的習俗：

    1.氏族選舉一個酋長（平時的首腦）和一個酋帥（軍事領袖）。酋長必須從本氏族成員中選出，他的職位在氏族內世襲，一旦出缺，必須立刻重新補上；軍事領袖，也可以從氏族以外的人中選出並且有時可以暫缺。由於易洛魁人奉行母權制，因而酋長的兒子屬於別一氏族，所以從不選舉前一酋長的兒子做酋長，而是往往選舉他的兄弟做酋長，或者選舉他的姊妹的兒子做酋長。所有的人，無論男女，都參加選舉。不過選舉須經其余七個氏族確認，只有在這以後，當選為酋長的人才被隆重地，就是說由全易洛魁聯盟的聯合議事會委任。這樣做的意義，在後面就可以看出來。酋長在氏族內部的權力，是父親般的、純粹道義性質的；他手里沒有強制的手段。此外，由於他的職位，他也是塞訥卡部落議事會以及全體易洛魁人聯盟的議事會的成員。酋帥僅僅在出征時才能發號施令。

    2.氏族可以任意罷免酋長和酋帥。這仍是由男女共同決定的。被罷免的人，此後便像其他人一樣成為普通戰士，成為私人。此外，部落議事會也可以甚至違反氏族的意志而罷免酋長。

    3.氏族的任何成員都不得在氏族內部通婚。這是氏族的根本規則，維系氏族的紐帶；這是極其肯定的血緣親屬關系的否定表現，賴有這種血緣親屬關系，它所包括的個人才成為一個氏族。摩爾根由於發現了這個簡單的事實，就第一次揭示了氏族的本質。從前關於蒙昧人和野蠻人的報告，把構成氏族制度的各種集團，糊里糊塗地、不加分別地混為一談，統稱為部落、克蘭（注：克蘭即氏族，在克爾特民族中，除指氏族外偶爾也指部落；在氏族關系解體時期，則指一群血緣相近且具有共同想象祖先的人們。克蘭內部保存著土地公有制和氏族制度的古老習俗。在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個別地區，克蘭一直存在到19世紀。——84、131。）、薩姆（注：薩姆是馬加爾人（見注5）的血緣團體的叫法，參看摩爾根《古代社會》1977年商務印書館版下冊第359頁。——84。）等等，◎第84頁◎而且往往說，在這種集團內部禁止通婚，這證明以前人們對於氏族是多麽不了解。這便造成了一種不可救藥的混亂，麥克倫南先生就在這個混亂中得以充當拿破侖，用最後的判決建立了這樣的秩序：一切部落分為部落內部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和許可通婚的（內婚制的）兩種。他這樣把問題更加徹底混淆以後，便埋頭於最深沈的研究中，去探討在他的兩個無聊乏味的類別中，究竟哪一種較古：是外婚還是內婚。自從發現了那以血緣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因此其成員間不能通婚的氏族之後，這種荒謬的說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們見到易洛魁人時他們所處的那種發展階段，氏族內部禁止通婚是被嚴格遵守著的。

    4.死者的財產轉歸其余的同氏族人所有，它必須留在氏族中。因為易洛魁人所能遺留的東西為數很少，所以他的遺產就由他最近的同氏族親屬分享；男子死時，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親的兄弟分享；婦女死時，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據同一理由，夫婦不能彼此繼承，子女也不得繼承父親。

    5.同氏族人必須互相援助、保護，特別是在受到外族人傷害時，要幫助報仇。個人依靠氏族來保護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做到這一點；凡傷害個人的，便是傷害了整個氏族。因而，從氏族的血族關系中便產生了那為易洛魁人所絕對承認的血族覆仇的義務。假使一個氏族成員被外族人殺害了，那麽被害者的全氏族就有義務實行血族覆仇。起初是試行調解；行兇者的氏族議事會開會，大抵用道歉與贈送厚禮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的議事會提議和平了結事件。如果提議被接受，事情就算解決了。否則，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個或幾個覆仇者，他們的義務就是去追尋行兇者，把他殺死。如果這樣做了，行兇者的氏族也沒有訴怨的權利，事情就算了結了。◎第85頁◎

    6.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幾套人名，在全部落內只有該氏族才能使用這些人名，因此，氏族個別成員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屬於哪一氏族。氏族的人名一開始就自行帶來氏族的權利。

    7.氏族可以接納外人入族，並用這個辦法吸收他們為整個部落的成員。這樣，未殺死的俘虜，由於被一個氏族接納入族，就成為塞訥卡部落的成員，從而獲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權利。接納外人入族的事情，是根據氏族的個別成員的提議而實行的：男子可以提議接納外人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議接納外人為自己的孩子；為了確認這種接納，必須舉行入族儀式。個別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氏族，常常由於大批接納別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重新興旺起來。在易洛魁人中間，入族儀式在部落議事會的公共集會上舉行，實際上已經變為一種宗教儀式。

    8.印第安人的氏族有無專有的宗教祭祀，很難確定；不過印第安人的宗教儀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聯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六個一年一度的宗教節日期間，各個氏族的酋長和酋帥，由於他們的職位，都被列在“信仰守護人”以內，而執行祭司的職能。

    9.氏族有著共同的墓地。紐約州境內四周都為白種人包圍的易洛魁人，他們的墓地現在已經絕跡了，但從前是存在過的。在其他印第安人那里，這種墓地還保存著；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親關系的吐斯卡羅臘人，他們雖然是基督徒，但在墓地上，每一氏族都獨成一排，所以，總是把母親而不是把父親和孩子埋在一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間，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參加葬儀，營造墳墓，致悼詞等等。

    10.氏族有議事會，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決權的民主集會。這種議事會選舉、罷免酋長和酋帥，以及其余的“信仰守護人”；它作出為被殺害的氏族成員接受贖罪獻禮（殺人賠償金）◎第86頁◎或實行血族覆仇的決定；它收養外人加入氏族。總之，它是氏族的最高權力機關。

    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職能就是這樣。

    “它的全體成員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衛自由的義務；在個人權利方面平等，不論酋長或酋帥都不能要求任何優越權；他們是由血親紐帶結合起來的同胞。自由、平等、博愛，雖然從來沒有明確表達出來，卻是氏族的根本原則，而氏族又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單位，是有組織的印第安人社會的基礎。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麽印第安人具有那種受到普遍承認的強烈的獨立感和自尊心。”（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85—86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16頁）。——87。）

    到發現美洲的時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按照母權制組成為氏族。僅在某幾個部落如達科塔人的部落，氏族已然衰落；在另外幾個部落中間，如在奧季布瓦，奧馬哈等部落中間，氏族已經是按照父權制組成了。

    在許多有五六個以上氏族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間，我們遇到，每三四個或更多的氏族聯合成一個特殊的集團，摩爾根按照它的極相似的希臘式樣忠實地把印第安語的名稱譯過來，把這種集團叫作Phratrie（胞族）。例如，塞訥卡部落有兩個胞族；第一個胞族包括1-4四個氏族，第二個胞族包括5-8四個氏族。更詳細的研究表明，這種胞族大抵是當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為在氏族內部禁止通婚的情況下，每個部落必須至少包括兩個氏族才能獨立存在。隨著部落的增殖，每個氏族又分裂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氏族，這些氏族如今也作為單個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一切女兒氏族的最初的氏族，則作為胞族繼續存在。在塞訥卡人和大多數其他印第安人中間，一個胞族內的各氏族被認為是兄弟氏族，而別個胞族的各氏族則被認為是它們的從兄弟氏族，——這種稱呼，在美洲親屬制度中，像我們在前邊所看到的，都具有極其真實而明確的意◎第87頁◎義。塞訥卡人起初在胞族內也不能通婚，但是這種習俗久已廢除了，如今只限於氏族。塞訥卡部落有一種傳說，“熊”和“鹿”兩個氏族是最初的氏族，其他氏族都是從這兩個氏族分化出來的。這個新組織紮下根以後，便根據需要而改變；要是某一胞族的一些氏族滅亡了，那麽為均衡起見，有時就從別的胞族中撥幾個氏族去補充它。因此，我們在不同的部落中間，可以看到名稱相同的氏族以不同的方式集結在各胞族中。

    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職能，部分地是社會性質的，部分地是宗教性質的。(1) 胞族間互相賽球競技；每一胞族派出自己的優秀球員，其余的人按胞族旁立觀看，並以本胞族球員的獲勝打賭。(2)在部落議事會上，每個胞族的酋長和軍事領袖坐在一起，兩個胞族彼此相對，每個發言者都面對各胞族的代表講話，把他們當作特別的團體。(3)如果部落內發生殺人事件，而行兇者與被害者不屬於同一個胞族時，被害者的氏族往往訴諸自己的兄弟氏族；於是這些氏族就舉行胞族議事會，把對方胞族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交涉，使對方胞族也召集自己的議事會，以謀求事件的解決。因此，在這里，胞族又以最初的氏族的資格出現，並且比它派生的較微弱的單個氏族更有獲勝的希望。(4)在重要人物死亡時，對方胞族辦理安葬和喪禮，而死者胞族的成員則以死者的近親服喪人資格參與葬儀。酋長死時，對方胞族將出缺一事通知易洛魁人的聯盟議事會。(5)在選舉酋長時，胞族議事會也出面參預。兄弟氏族對選舉的確認，被認為是一種當然的事情；但另一個胞族的氏族則可能提出異議。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胞族的議事會即召開會議；如果議事會認為異議是正當的，選舉就算無效。(6)從前，易洛魁人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神秘儀式，白種人把它稱為巫術集會。這種神秘儀式在塞訥卡人那里，是由兩個宗教團體舉行的；新會員入會時還舉行正式的入會的儀式；◎第88頁◎兩個胞族中各有一個這樣的團體。(7)在征服時期（注：指1519-1521 年西班牙侵略者征服墨西哥的時期。——編者注），住在特拉斯卡拉四個區的四個lineages（血族），如果是——而這差不多是肯定的——四個胞族的話，那麽這證明，像希臘人的胞族以及德意志人的類似的血族團體一樣，這種胞族也都有軍事單位的意義；這四個血族在作戰時各成一隊，各穿自己的制服，有自己的旗幟和自己的首領。

    正如幾個氏族組成一個胞族一樣，幾個胞族就古典形式來說則組成一個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則往往沒有胞族這種中間環節。那麽，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麽特征呢？

    1.有自己的地區和自己的名稱。每一部落除自己實際居住的地方以外，還占有相當大的地區供打獵和捕魚之用。在這個地區之外，還有一塊廣闊的中立地帶，一直延伸到鄰近部落的地區邊上；在語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間，這種中立地帶比較狹小，在語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間，中立地帶比較寬大。這種地帶跟德意志人的邊境森林、凱撒的蘇維匯人在他們地區四周所設的荒地相同；這也跟丹麥人和德意志人之間的isarnholt（丹麥語為jarnved,limes Danicus）、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間的薩克森森林和branibor（斯拉夫語，意即“防衛林”，勃蘭登堡這一名稱即由此而來）相同。由這種不確定的疆界隔開的地區，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為相鄰部落所承認，並由部落自己來防衛，以免他人侵占。疆界的不確定，多半僅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時候，才會在實際上感到不方便。部落的名稱，看來多半是偶然發生，而不是有意選擇的。隨著時間的進展，往往一個部落被鄰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稱，與該部落自己使用的名稱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歷史上的總稱“日耳曼人”是由克爾特◎第89頁◎人給他們取的一樣。

    2.有獨特的、僅為這個部落所用的方言。事實上，部落和方言在實質上範圍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與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還在美洲發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兩個衰落的部落合而為一的地方，有時例外地在同一個部落內說著兩種極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數在2 000人以下；但是徹羅基部落卻有26 000人，這是在合眾國說同一方言的數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3.有隆重委任氏族所選出的酋長和軍事領袖的權利。

    4.有罷免他們的權利，甚至可以違反他們氏族的願望而罷免他們。由於這些酋長和軍事領袖都是部落議事會的成員，部落對待他們有這種權利是當然的。凡已經組成部落聯盟而且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參加聯盟議事會的地方，上述權利便轉歸聯盟議事會了。

    5.有共同的宗教觀念（神話）和崇拜儀式。

    “印第安人，是按照野蠻人方式信仰宗教的人民。”（注：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115頁；並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36頁）。——90。）

    他們的神話迄今還遠沒有得到考證性的研究；他們已經給自己的宗教觀念——各種精靈——賦予人的形象，但是他們還處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所以還不知道具體的造像，即所謂偶像。這是一種正向多神教發展的自然崇拜與自然力崇拜。各部落各有其定期的節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特別是舞蹈和競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祀的主要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慶祝自己的節日。

    6.有管理公共事務的部落議事會。它是由各個氏族的酋長和軍事領袖組成的——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為他們是隨時都可以罷免的；議事會公開開會，四周圍著其余的部落成員，這些成員有權加入討論和發表自己的意見；決議則由議事會作出。按照◎第90頁◎通例，每個出席的人都可以隨意發表意見，婦女也可以通過她們所選出的演說人陳述自己的意見。在易洛魁人中間，最後的決定需要一致通過，跟德意志人的馬爾克公社在作出某些決定時一樣。部落議事會特別負有調整同其他部落的關系的責任；它接待和派遣使者，宣戰及媾和。要是發生戰爭，大多由志願者去作戰。在原則上，每一個部落只要沒有同其他部落訂立明確的和平條約，它同這些部落便都算是處在戰爭狀態。反對這種敵人的軍事行動，大多由一些優秀的戰士來組織；這些戰士發起一個戰爭舞蹈，凡參加舞蹈的人，就等於宣告加入了出征隊，隊伍便立刻組織起來，即刻出動。部落的領土若被侵犯，其防衛也大多由志願者來擔任。這種隊伍的出發和歸來，總要舉行公共的典禮。這種出征並不需要得到部落議事會的同意，沒有人去征求這種同意，也沒有人給予這種同意。這正和塔西佗所記述的德意志人扈從隊的私人出征一樣（注：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編者注），不過德意志人的扈從隊伍，已具有比較常備的性質，而成為一種在平時也有組織，在戰時團結其他志願兵的強固核心了。這種武裝隊伍的人數一般不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離很遠的地方去，也是由不大的戰鬥力量來進行的。假如有幾支這樣的扈從隊為了一次大規模戰事而聯合起來時，其中每支隊伍只服從它自己的首領；作戰計劃的統一，好歹由這些首領的議事會來保證。據阿米亞努斯·馬爾采利努斯的記載，4 世紀阿勒曼尼人在上萊茵的作戰方法，就是如此。

    7.在有些部落中間，有一個最高的首領，但他的權力很小。他是酋長之一，當需要緊急行動時，他應當在議事會召集會議作出最後決定之前采取臨時的措施。這是一種具有執行權力的官員的微◎第91頁◎弱萌芽，不過它在進一步發展方面多半都沒有結果；這種官員，如我們在後面將要看到的，雖不是到處，但在大多數場合，都是由最高軍事首長發展來的。

    大多數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沒有超過聯合為部落的階段。他們的人數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廣大的邊境地帶隔離開來，而且為不絕的戰爭所削弱，這樣他們就以少數的人口占有遼闊的地區。親屬部落間的聯盟，常因暫時的緊急需要而結成，隨著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個別地方，最初本是親屬部落的一些部落從分散狀態中又重新團結為永久的聯盟，這樣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在合眾國，我們在易洛魁人中間，便可以見到這種聯盟的最發達的形式。他們從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這里，他們大概是很大的達科塔族系的一個分支）遷移出來，經過長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紐約州，並分成了五個部落：塞訥卡，卡尤加，奧嫩多加，歐奈達及摩霍克。他們以捕魚、打獵及原始園藝為生；住在大多用柵欄防衛起來的村落中。他們的人數從未超過兩萬；五個部落中有幾個氏族是共同的；他們說著同一種語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接壤的、為五個部落所瓜分的地區。因為這個地區是他們不久以前才征服來的，所以這些部落慣於團結起來對付被他們驅逐的部落，是自然而然的事。這樣至遲到15世紀初，就發展成為一種正式的“永世聯盟”，這種聯盟，一經意識到它的新的實力，便立刻具有了進攻的性質，在1675年前後，當它達到了極盛的時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廣大土地，把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驅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納貢。易洛魁人聯盟是尚未越過野蠻時代低級階段的印第安人（因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注：普韋布洛印第安人是原居住在新墨西哥（今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一個部落集團的名稱。他們的村莊是一些木箱形的房屋，彼此上下和左右相連，融成一體，可容納上千人。因西班牙殖民者稱這些宅居群為pueblo（意為人民、村莊、公社）故而得名。普韋布洛印第安人同屬史前阿納薩齊人的有史時期的後裔，但語言並不相同，有四大語系。他們按居住地分為東西兩支，東支有較發達的農業，能種植多種農作物，並具有灌溉系統，掌握覆雜的建築術，水平較高，已接近階級社會；西支則仍保留氏族制度。普韋布洛印第安人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中一般指印第安人的村莊；在班克羅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中，被用作美國西南部部落集團的總稱。——21、92。）和秘魯人除外）所曾達到的最進步的社會組織。聯盟的基本特點如下：

    1.五個血緣親屬部落以完全平等和在部落的一切內部事務上◎第92頁◎的獨立為基礎，結成永世聯盟。這種血緣親屬關系是聯盟的真實基礎。五個部落中有三個稱為父親部落，互為兄弟部落；其余兩個稱為兒子部落，也互為兄弟部落。有三個氏族——最老的——在五個部落中都還存在著，另外有三個氏族在三個部落中都還存在著；這些氏族中的每一個氏族，其成員在所有五個部落中都被認為是兄弟。僅在方言上有差異的共同語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現和證明。

    2.聯盟的機關是聯盟議事會，由50個地位和威信平等的酋長組成；這個議事會對聯盟的一切事務作最後的決定。

    3.這50個酋長，在聯盟成立時，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擔任專為聯盟目的而設立的新的公職。當出缺時，有關的氏族便重新進行選舉，同時有關的氏族也可以隨時罷免他們；不過委任權則屬於聯盟議事會。

    4.聯盟的這些酋長們，在他們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長，享有參加部落議事會和表決的權利。

    5.聯盟議事會的一切決議，須經全體一致通過。

    6.表決是按部落舉行的，這樣，每個部落以及每個部落內的議事會全體成員，都必須一致讚成，決議才算有效。

    7.五個部落議事會中每一個都可以召集聯盟議事會，但聯盟議事會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8.會議在聚集起來的民眾面前公開舉行，每個易洛魁人都可以發言；但只有議事會才能作決定。

    9.聯盟沒有一長制首長，即沒有主掌執行權的首腦。

    10. 但聯盟有兩個具有平等職能和平等權力的最高軍事首長（類似斯巴達人的兩“王”，羅馬的兩執政官）。

    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四百余年、而且直至今日還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據摩爾根，比較詳細地敘述了◎第93頁◎這種制度，因為我們在這里有可能研究還不知有國家的一個社會的組織情況。國家是以一種與全體固定成員相脫離的特殊的公共權力為前提的，所以毛勒憑其正確的直覺，確認德意志的馬爾克制度是一種純粹社會的制度，雖然它以後大部分成了國家的基礎，但在本質上它是和國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是公共權力逐漸從馬爾克、鄉村、農戶、城市等最初的組織中產生，和與之並行產生的情形。（注：格·路·毛勒的主要著作有：《馬爾克制度、農戶制度、鄉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權力的歷史概論》1854年慕尼黑版、《德國馬爾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國領主莊園、農戶和農戶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國鄉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和《德國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94。）我們從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個原來統一的氏族集團怎樣逐漸散布於遼闊的大陸；各部落怎樣通過分裂而轉化為各民族［V?lker］，轉化為整個的部落集團；語言怎樣改變，以致不僅成了互相不懂的東西，而且差不多失去了原來統一性的任何痕跡；與此同時，在部落內部，單個的氏族怎樣分裂為好幾個氏族，老的母親氏族作為胞族保存下來，但是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稱，在彼此相距極遠的、老早就分離了的部落中間仍是一樣的——“狼”和“熊”在大多數印第安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稱。一般說來，上述的社會制度適用於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許多部落沒有達到親屬部落聯盟的程度罷了。

    但是，我們也看到，氏族作為社會單位出現以後，氏族、胞族和部落這整個社會組織就怎樣以幾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因為是天然性）從這種單位中發展出來。這三種集團代表著不同層次的血緣親屬關系，每個都是閉關自守，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但是又互相補充。歸它們管轄的事情，包括低級階段上的野蠻人的全部公共事務。所以，我們凡遇見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為社會單位時，我們也就可以去尋找類似前面所講的那種部落組織；凡有充足資料的地方，如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里，我們不僅能找出這種組織，而且也會確信，即使在沒有資料作為依據的地方，只要與美洲社會制度作一比較，也有助於我們解決最困難的疑難和啞謎。◎第94頁◎

    而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麽美妙的制度呵！沒有大兵、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全體即氏族或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血族覆仇僅僅當作一種極端的、很少應用的威脅手段；我們今日的死刑，只是這種覆仇的文明形式，而帶有文明的一切好處與弊害。雖然當時的公共事務比今日多得多，——家戶經濟是由一組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經營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戶經濟暫時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這樣臃腫覆雜的管理機關。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不會有貧窮困苦的人，因為共產制的家戶經濟和氏族都知道它們對於老年人、病人和戰爭殘廢者所負的義務。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婦女在內。他們還不曾有奴隸；奴役異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沒有的。當易洛魁人在1651年左右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注：“中立民族”指17世紀居住在伊利湖北岸的幾個與易洛魁人血緣相近的印第安部落所組成的軍事聯盟。這個名稱是法國殖民者加上的，因為它在易洛魁人和古朗人的戰爭中保持了中立。——95。）的時候，他們曾建議這兩個部落作為完全的平等的成員加入他們的聯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絕了這個建議之後，才被驅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區。凡與未被腐蝕的印第安人接觸過的白種人，都稱讚這種野蠻人的自尊心、公正、剛強和勇敢，這些稱讚證明了，這樣的社會能夠產生怎樣的男子，怎樣的婦女。

    不久以前，我們在非洲看到了這種勇敢的例證。祖魯卡菲爾人在數年前，也像努比亞人在數月前一樣，——兩者都是至今還保存著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歐洲軍隊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注：指祖魯人和努比亞人反對英國殖民者的民族解放鬥爭。

    1879年1月英國人向祖魯人進攻，祖魯人在自己的領袖開芝瓦約的領導下非常頑強地抵抗了英國殖民軍達半年之久。後者只是由於在武器裝備方面占巨大優勢而在經過一系列戰鬥之後才取得勝利的。直到1887年，英國人由於利用了他們在祖魯人中間挑起的連續幾年的部落混戰，才得以最後征服祖魯人。

    19世紀70年代英國殖民者開始侵入蘇丹，遇到蘇丹各族人民的頑強抵抗。1881年爆發了以穆斯林傳教主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稱“馬赫迪”，意即“救世主”）為首的蘇丹的努比亞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義，起義於1883—1884年獲得勝利，從英國殖民軍手中解放了幾乎全部國土。在起義的過程中成立了獨立的統一的馬赫迪國家。只是到1899年，英國殖民軍利用這個國家因連年打仗和發生部落紛爭而內部削弱之機，同時依靠武器的絕對優勢，才征服了蘇丹。——95、458。）他們沒有槍炮，僅僅用長矛和投槍武裝起來，在英國步兵——在密集隊形戰鬥上被公認為世界第一——的後裝槍的彈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沖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軍隊伍，甚至使英軍潰退，盡管在武器上非常懸殊，盡管他們根本沒有什麽服兵◎第95頁◎役，也不知道什麽是操練。英國人訴苦說，卡菲爾人比馬走得還快，一晝夜比馬走得還遠，這就可以證明這種野蠻人的能力和毅力。“他們的最小的一條筋都暴栗起來，堅硬如鋼，像鞭條一樣。”——一位英國的畫家這樣說。

    在沒有分化為不同的階級以前，人類和人類社會就是如此。要是我們把他們的狀況和現代絕大多數文明人的狀況作一比較，那麽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無產者和小農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員之間，差距是巨大的。

    這是一個方面。但我們不要忘記，這種組織是注定要滅亡的。它沒有超出部落的範圍；部落聯盟的建立就已經標志著這種組織開始崩潰，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圖也表明了這一點。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著戰爭，而且這種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只是到後來，才因物質利益的影響而緩和一些。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如我們在美洲所見的，其前提是生產極不發展，因而廣大地區內人口極度稀少；因此，人類差不多完全受著同他異己地對立著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觀念中。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別一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們，雖然使人感到值得讚嘆，他們彼此並沒有差別，他們都仍依存於——用馬克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頁。——編者注）。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第96頁◎實被打破了。不過它是被那種使人感到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退化，一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社會，把它引向崩潰。而這一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一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

    四　希臘人的氏族

    希臘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於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樣，在史前時代，就已經按照美洲人的那種有機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組織起來了。胞族可能是沒有的，在多立斯人中間就是這樣；部落聯盟也不是到處都有成立的必要，但無論如何氏族是基本的單位。希臘人，在他們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時候，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他們與上述美洲部落之間，橫著差不多整整兩個很大的發展時期，亦即英雄時代的希臘人超過易洛魁人兩個時期。所以，希臘人的氏族也絕不再是易洛魁人的那種古老的氏族了，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亞家庭”。——編者注）的痕跡正開始顯著地消失。母權制已讓位給父權制；正在產生的私有制就這樣在氏族制度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第◎第97頁◎二個缺口是第一個缺口的自然結果：由於在實行父權制以後，富有的女繼承人的財產在她出嫁時應當歸她的丈夫所有，從而歸別的氏族所有，所以，這便摧毀了整個氏族權利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把少女的財產保存在氏族以內，不僅容許少女在氏族內出嫁，而且也規定要這樣做。

    根據格羅特的《希臘史》（注：見喬·格羅特《希臘史》1869年倫敦版第3卷第54—55頁，並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96—497頁）。——98。），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立在以下的基礎上的：

    1.共同的宗教祭祀和祭司為祀奉一定的神所擁有的特權。這種神被假想為氏族的男始祖，並用獨特的名稱作這種地位的標志。

    2.共同的墓地（參看狄摩西尼《反駁歐布利得》（注：指狄摩西尼在法庭上反駁歐布利得的演說詞。在這個演說詞中提到在氏族墓地只能埋葬本氏族死人的習俗。——98。））。

    3.相互繼承權。

    4.在受到侵害時提供幫助、保護和支援的相互義務。

    5.在一定情況下，特別是在事關孤女或女繼承人的時候，在氏族內部通婚的相互權利和義務。

    6.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擁有共同財產，有自己的一位Archon（酋長）和一位司庫。

    此後，幾個氏族結合為一個比較不那麽密切的胞族；但是在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相互權利與義務，特別是共同舉行一定的宗教儀式以及在胞族成員被殺害時進行追究的權利。一個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舉行的祭祀，由一個從貴族(Eupatriden)中間選出的Phylobasileus（部落酋長）主持。

    格羅特所說的，就是這樣。馬克思補充說：“但是，透過希臘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注：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97頁）。——98。）要是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那就看得更加清楚。

    希臘的氏族還具有以下這幾個特征：

    7.按照父權制計算世系。◎第98頁◎

    8.禁止氏族內部通婚，但女繼承人例外。這一例外及其確立成為規定，就證明舊時的規則仍然有效。這也是從下述普遍通行的原則中產生的，即婦女出嫁後，就不再參加本氏族的宗教儀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氏族的宗教儀式，注籍於她丈夫的胞族。根據這一點以及狄凱阿爾科斯的著名的一段話看來（注：恩格斯在這里提到的古希臘哲學家狄凱阿爾科斯的沒有留傳下來的著作中的片斷，引自瓦克斯穆特的著作《從國家觀點研究希臘古代》1826年哈雷版第1部第1篇第312頁。——99。），可知外婚乃是規則，而貝克爾在《哈里克爾》一書中徑直認為，無論什麽人都不得在本氏族內部通婚。（注：見威·阿·貝克爾《哈里克爾。古代希臘習俗狀況。對希臘人的私生活的較詳細的介紹》1840年萊比錫版第2部第447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98頁）。——99。）

    9.接納外人入族的權利；這是用家庭接納的辦法來實現的，不過要有公開的儀式，而且只限於例外情形。

    10.選舉和罷免酋長的權利。我們知道，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酋長；但是，任何地方都沒有說過這一職務是在一定的家庭里世襲的。在野蠻時代結束以前，不大可能有嚴格的（注：“嚴格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世襲制，因為這種世襲制是同富人和窮人在氏族內部享有完全平等權利的秩序不相容的。

    不僅格羅特，而且尼布爾、蒙森以及迄今為止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歷史編纂學家，都沒有解決氏族問題。不論他們多麽正確地敘述了氏族的許多特征，但是他們總是把氏族看作家庭集團，因此便不能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組織單位，因為夫與妻必然屬於兩個不同的氏族。氏族整個包括在胞族內，胞族整個包括在部落內；而家庭卻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內，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內。國家在公法上也不承認家庭，到今日為止，家庭不過存在於私法上而已。然而我們的全部歷史編纂學直至現在都是從以下一個荒誕的，尤其在18世紀已成為不可侵犯的假定出發的：未必早於文明時代的專偶制個體◎第99頁◎家庭，曾是社會和國家圍繞它而逐漸萌發起來的核心。

    馬克思補充說：“格羅特先生應當進一步注意到，雖然希臘人是從神話中引伸出他們的氏族的，但是這些氏族比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神話及其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注：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0頁）。——100。）

    摩爾根愛引用格羅特的話，因為後者是一個很有名望的和十分受人信任的證人。格羅特又說到，每個雅典氏族都有一個從它的假想的男始祖傳給他們的名稱；在梭倫時代以前，死者的財產一律由同氏族人(geêtes)繼承，在梭倫時代以後，死者如無遺言，其財產亦由同氏族人繼承；遇有殺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親屬有權利和義務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後是同胞族人：

    “我們所知道的關於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劃分成氏族和胞族為基礎的。”（注：見喬·格羅特《希臘史》1869年倫敦版第3卷第66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1頁）。——100。）

    氏族起源於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學者”（馬克思語）（注：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2頁）。——100。）絞盡腦汁而不能解決的難題。既然他們很自然地認為這種祖先純粹是神話人物，他們便根本沒有可能解釋氏族是怎樣從許多彼此相鄰的、起初完全沒有親屬關系的家庭中產生出來的，然而單是為了解釋氏族的存在，他們還是非這樣做不可。這樣他們便陷入了說空話的圈子，不能超出這樣一個論題：族系的確是一種虛構，但氏族是一個現實，因之，格羅特終於說（括弧內的話是馬克思加的）：

    “我們只是偶而聽到這種族系，因為僅僅在一定的、特別隆重的場合才公開把它提出來。可是，比較卑微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儀式（這真奇怪，格羅特先生！），有一個共同的超人的男始祖和族系，像比較有名的氏族那樣（格羅特先生，這在比較卑微的氏族那里真十分奇怪呵！）；根本的結構和觀念的基礎（親愛的先生！不是觀念的而是物質的，直白地說是肉欲的！）在一切氏族中都是相同的。”（注：見喬·格羅特《希臘史》1869年倫敦版第3卷第60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3頁）。——100。）◎第100頁◎

    馬克思把摩爾根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概括如下：“與原始形態的氏族——希臘人像其他凡人一樣也曾有過這種形態的氏族——相適應的血緣親屬制度，保存了全體氏族成員彼此之間的親屬關系的知識。他們從童年時代起，就在實踐上熟悉了這種對他們極其重要的事物。隨著專偶制家庭的產生，這種事物就湮沒無聞了。氏族名稱創造了一個族系，相形之下，個體家庭的族系便顯得沒有意義。氏族名稱的作用就在於使具有這種名稱的人不忘他們有共同世系的事實；但是氏族的族系已經十分久遠，以致氏族的成員，除了有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數場合以外，已經不能證明他們相互之間有事實上的親屬關系了。氏族名稱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證據，而且除了接納外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更改的證據。反之，像格羅特（注：在馬克思的手稿中不是格羅特，而是格羅特經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 2世紀的古希臘學者坡呂克斯。——編者注）和尼布爾所作的那樣，把氏族變為純粹虛構和幻想的產物，從而事實上否定氏族成員之間的任何親屬關系，這是只有’觀念的’、亦即蟄居式的書齋學者才能幹出來的事情。由於血族聯系（尤其是專偶制發生後）已經湮遠，而過去的現實看來是反映在神話的幻想中，於是老實的庸人們便作出了而且還在繼續作著一種結論，即幻想的族系創造了現實的氏族！”（注：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3—504頁）。——101。）

    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樣，是一種分裂成幾個女兒氏族同時又把它們聯合起來的母親氏族，這種母親氏族常常還能表明所有這些女兒氏族出自一個共同的男始祖。比如，據格羅特說：

    “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時代的成員，都承認在第十六親屬等級內有一個共同的神為其男始祖。”（注：見喬·格羅特《希臘史》1869年倫敦版第3卷第58—59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5頁）。——101。）◎第101頁◎

    所以，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馬的詩篇中，還把胞族看作軍事單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爾勸告亞加米農說：要按照部落和胞族來編制軍隊，以便胞族幫助胞族，部落幫助部落。（注：見荷馬《伊利亞特》第2首歌，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6頁）。——102、105。）此外，胞族在其成員被害時有追究的權利和義務；可見在較早的時代，胞族也有血族覆仇的義務。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節日，而且，從古代雅利安人的傳統的自然崇拜而來的全部希臘神話，其發展本身，實質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約並在它們內部進行的。再次，胞族有一個胞族長(phratriarchos)，據德·庫朗日說，它還有全體大會，通過必須執行的決定，擁有法庭和行政機關。（注：指菲斯泰爾·德·庫朗日《古代城市》第3冊第1章。見該書1864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146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6—507頁）。——102。）甚至以後的輕視氏族的國家，也給胞族保留下了若幹公共的行政性的職能。

    幾個親屬胞族構成一個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個部落，每個部落有三個胞族，每個胞族有三十個氏族。這樣細密的集團劃分，是以有意識的和有計劃的幹涉自然形成的秩序為前提的。至於這是怎樣發生的，什麽時候發生的，發生的原因何在，希臘歷史都沒有提到，希臘人自己關於他們的歷史所保存下來的記憶僅僅追溯到英雄時代為止。

    擁擠在一個比較小的地區上的希臘人，其方言上的差異不像在廣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樣顯著；但是就是在這里我們也看到，只有主要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聯合成為一個大的整體；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獨特的方言，這一方言後來獲得了統治地位而成為共同的散文語言。

    在荷馬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希臘的各部落大多數已聯合成為一些小民族 [kleine V?lkerschaften]；在這種小民族內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著它們的獨立性。它們已經住在有城墻保護的城市里；人口的數目，隨著畜群的增加、農業的擴展以及手◎第102頁◎工業的萌芽而日益增長；與此同時，就產生了財產上的差別，隨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內部產生了貴族分子。各個小民族[V?lkchen]，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為了掠奪戰利品，進行著不斷的戰爭；以俘虜充作奴隸，已成為公認的制度。

    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組織如下：

    1.常設的權力機關為議事會(bulê)，這種議事會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長組成的，後來，由於其人數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選出的一部分人組成，這就造成了發展和加強貴族分子的機會；狄奧尼修斯所描述的英雄時代的議事會正是這樣由貴族(kratistoi)組成的（注：見哈利卡納蘇的狄奧尼修斯《古代羅馬史》第2冊第12章，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8—509頁）。——103。）。議事會對於一切重要問題作出最後決定；例如，在埃斯庫羅斯的作品中就談到過忒拜議事會曾作了一個對當時局勢有決定意義的決議，即為伊托克利斯舉行榮譽葬禮，而波呂涅克斯的屍體則扔出去讓狗吃掉。（注：見埃斯庫羅斯《七雄攻打忒拜》，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8—509頁）。——103。）隨著國家的設立，這種議事會就變為元老院了。

    2.人民大會（agora［阿哥臘］）。我們在易洛魁人中間已經看到，當議事會開會時，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圍，有秩序地參加討論，這樣來影響它的決定。在荷馬所描寫的希臘人中間，這種“圍立”[Umstand] （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語）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人民大會，這種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會由議事會召集，以解決各項重要事務；每個男子都可以發言。決定是用舉手（埃斯庫羅斯的《求援女》）或歡呼通過的。人民大會是最高級的權力，因為，正如舍曼所說（《希臘的古代》），

    “當談到一件須要人民協助來辦的事情的時候，荷馬並未向我們指出任何可以違反人民意志而強迫他們來這樣做的手段”（注：見格·弗·舍曼《希臘的古跡》1855年柏林版第1卷第27頁，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0頁）。——103。）。

    原來，當部落中每個成年男子都是戰士的時候，那脫離了人民◎第103頁◎的、有可能和人民對抗的公共權力還不存在。自然形成的民主制還處於全盛時期，所以無論在判斷議事會的或者巴賽勒斯的權力與地位時，都應當以此為出發點。

    3.軍事首長（Basileus［巴賽勒斯］）。關於這一點馬克思說道：“歐洲的學者們大都是天生的宮廷奴才，他們把巴賽勒斯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君主。共和黨人美國佬摩爾根是反對這一點的。他極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說到油滑的格萊斯頓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時代》一書（注：指威·尤·格萊斯頓《世界的少年時代。英雄時代的神和人》第11章，見該書1869年倫敦版第428頁。這本著作的第1版於1869年在倫敦出版。——104。）：

    ‘格萊斯頓先生向我們把英雄時代的希臘酋長描寫成國王和公侯，而且還給他們加上紳士的資格，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認：總的說來，我們發現在他們那里似乎有長子繼承的習慣或法律，而且規定得很充分但是並不是明確到了極點’（注：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0頁）；摩爾根的這段話引自《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248頁。——104。）。”

    看來，格萊斯頓先生本人也會覺得，帶有這種保留條件的長子繼承制，也已經充分地等於沒有，盡管並不是明確到了極點地等於沒有。

    我們已經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長職位是怎樣繼承的。一切職位多半都是在氏族內部選舉的，因而是在氏族範圍內繼承的。出缺時，最親近的同氏族男親屬——兄弟，或姊妹的兒子，逐漸享有了優先權，除非有理由屏棄他。因此，如果說在希臘人中間，在父權制統治之下，巴賽勒斯的職位通常是傳給兒子或兒子中的一個，那麽這僅僅證明，兒子們在這里很有可能通過人民選舉而獲得繼承權，但決不證明不經過人民選舉就實行合法繼承。這里所說的情況，在易洛魁人和希臘人那里，就是氏族內部特殊的貴族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臘人那里，除此之外還是未來的世襲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萌芽。因此，這種推想說明，希臘人的巴賽勒斯，正像羅馬的“王”（勒克斯）一樣，必定是或者由人民選舉的，或者為人◎第104頁◎民的公認的機關——議事會或人民大會——所認可的。

    在《伊利亞特》里，勇士的統領亞加米農，並不是作為希臘人的最高國王，而是作為圍城盟軍的最高統帥而出現的。當希臘人中間發生內訌時，奧德賽在一段著名的話中指明了他的這一地位：多頭指揮是不好的，應該由一個人做統帥等等（此外還有一節人人愛誦的關於權杖的詩，但這是後人加的）。（注：見荷馬《伊利亞特》第2首歌，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6頁）。——102、105。）“奧德賽在這里並不是講述統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從戰爭中的最高統帥。對於在特洛伊城下僅僅作為軍隊出現的希臘人說來，人民大會是進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說到贈品，即說到分配戰利品時，他總是既不讓亞加米農也不讓其他某個巴賽勒斯來分配，而是讓’亞該亞人的兒子們’即人民來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養的’這一類稱號，不能證明任何東西，因為每個氏族都起源於一個神，而部落首長的氏族則起源於一個’更顯赫’的神，在這里就是起源於宙斯。甚至人身不自由的人，例如牧豬人優瑪士等人，也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這是在《奧德賽》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亞特》晚得多的時期中發生的情形；在這本《奧德賽》中，’英雄’的稱號還給予傳令官木利奧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注：在馬克思的手稿中接著還有一句為恩格斯所省略的話：“奧德賽用來稱呼亞加米農的’科伊臘諾斯’(ko?ρavos) 這個詞和’巴賽勒斯’ 這個詞一樣，也僅僅意味著’戰爭中軍隊的統帥’”。——編者注）簡言之，希臘著作家用來表示荷馬所說的王權的basileia［巴賽勒亞］一詞（因為這一權力的主要特征是軍事的統率），在同時存在議事會和人民大會的情況下，其意不過是軍事民主制而已。”（馬克思語）（注：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1—512頁）。——105。）

    巴賽勒斯除軍事的權限以外，還有祭祀的和審判的權限；審判的權限沒有詳細規定，但祭祀的權限是他作為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第105頁◎最高代表而被賦予的。關於民政、行政的權限從來沒有提到過；但是巴賽勒斯由於職位的關系大概也是議事會的成員。可見，用K?nig來翻譯 Basileus一詞，在語源上是完全正確的，因為K?nig(Kuning)是由Kuni、Küe而來的，即氏族酋長的意思。不過，古希臘文的basileus跟現代意義的K?nig一詞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basileia很確定地叫作patrikê，即由氏族產生的意思，並說basileia有明確規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權限。（注：見修昔的底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第13章，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3頁）。——106。）亞里士多德也說，英雄時代的basileia是對自由人的統率，巴賽勒斯是軍事首長、法官和最高祭司（注：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3篇第10章，並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13頁）。——106。）；可見，巴賽勒斯並未握有後來的意義上的統治權力。（注：就像希臘的巴賽勒斯一樣，阿茲特克人的軍事首長也被誤解為近代的王公。摩爾根最先對於西班牙人的起初是出於誤會和誇張，後來簡直是說謊的報告作了歷史的考證，並證明，墨西哥人處於野蠻時代中級階段，但他們的發展程度超過了新墨西哥的普韋布洛印第安人，他們的社會制度在根據被曲解了的報告來推論的範圍內說，相當於以下的情形：這是一個包括三個部落的聯盟，它征服了其他幾個部落並使之納貢；它由聯盟議事會和聯盟軍事首長來管理，西班牙人就是把這個聯盟軍事首長變成了“皇帝”。）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四）

    這樣，我們看到，在英雄時代的希臘社會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組織還是很有活力的，不過我們也已經看到，它的瓦解已經開始：由子女繼承財產的父權制，促進了財產積累於家庭中，並且使家庭變成一種與氏族對立的力量；財產的差別，通過世襲貴族和王權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對社會制度發生反作用；奴隸制起初雖然僅限於俘虜，但已經開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對部落的戰爭，已經逐漸蛻變為在陸上和海上為攫奪牲畜、奴隸和財寶而不斷進行的搶劫，變為一種正常的營生，一句話，財富被當◎第106頁◎作最高的價值而受到讚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濫用來替暴力掠奪財富的行為辯護。所缺少的只是一件東西，即這樣一個機關，它不僅保障單個人新獲得的財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產制傳統的侵犯，不僅使以前被輕視的私有財產神聖化，並宣布這種神聖化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最高目的，而且還給相繼發展起來的獲得財產從而不斷加速財富積累的新的形式，蓋上社會普遍承認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這樣一個機關，它不僅使正在開始的社會分裂為階級的現象永久化，而且使有產者階級剝削無產者階級的權利以及前者對後者的統治永久化。

    而這樣的機關也就出現了。國家被發明出來了。

    五　雅典國家的產生

    國家怎樣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機關，部分地用設置新機關來排擠掉它們，並且最後全部以真正的國家機關來取代它們而發展起來；同時受這些國家機關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來反對人民的，武裝的“公共權力”，又怎樣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衛自己的真正的“武裝的人民”——關於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階段，再好莫過於從古雅典來加以研究。各種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爾根描繪出來了；我所要補充的，多半是引起這種形式更替的經濟內容。

    在英雄時代，雅典人的四個部落，還分居在阿提卡的各個地區；甚至組成這四個部落的十二個胞族，看來也還有自己單獨的居住地，即凱克羅普斯的十二個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時代的制度：人◎第107頁◎民大會，人民議事會和巴賽勒斯。從有成文歷史的時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財產，這種情形正是和野蠻時代高級階段末期已經比較發達的商品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還生產葡萄酒和植物油；愛琴海的海上貿易，逐漸脫離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於阿提卡居民之手。由於地產的買賣，由於農業和手工業、商業和航海業之間的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員，很快就都雜居起來；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區內，移來了這樣的居民，他們雖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並不屬於這些團體，因而他們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在和平時期，每一個胞族和每一個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議事會或巴賽勒斯請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區內而不屬於這個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參與這種管理的。

    這就擾亂了氏族制度機關的正常活動，以致在英雄時代就需要設法補救。於是實行了據說是提修斯所規定的制度。這一改變首先在於，在雅典設立了一個中央管理機關，就是說，以前由各部落獨立處理的一部分事務，被宣布為共同的事務，而移交給設在雅典的共同的議事會管轄了。由於這一點，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進了一步：相鄰的各部落的單純的聯盟，已經由這些部落融合為單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於是就產生了淩駕於各個部落和氏族的法的習慣之上的雅典普遍適用的民族法[Volksrecht]；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區，也取得了確定的權利和新的法律保護。但這樣一來就跨出了摧毀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為這是後來容許不屬於全阿提卡任何部落並且始終都完全處於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為公民的第一步。據說是提修斯所規定的第二個制度，就是把全體人民，不問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為 Eupatriden 即貴族、Geomoren即農民和Demiurgen即手工業◎第108頁◎者三個階級，並賦予貴族以擔任公職的獨占權。不過這一劃分，除了由貴族擔任公職以外，並沒有起什麽作用，因為除此以外，它並沒有規定各個階級之間的任何權利上的差別。（注：在1884年版中這句話的結尾是這樣寫的：“因為其余兩個階級並未獲得任何特殊的權利”。——編者注）但它有著重大的意義，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新的、悄悄發展起來的社會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員擔任氏族公職的習慣，已經變為這些家庭擔任公職的無可爭辯的權利；這些因擁有財富而本來就有勢力的家庭，開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聯合成一種獨特的特權階級；而剛剛萌芽的國家，也就使這種霸占行為神聖化。其次，它表明，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分工已經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劃分在社會意義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後，它宣告了氏族社會和國家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建立國家的最初企圖，就在於破壞氏族的聯系，其辦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員分為特權者和非特權者，把非特權者又按照他們的職業分為兩個階級，從而使之互相對立起來。

    以後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倫時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賽勒斯一職已經廢除；國家首腦人物已由貴族中所選出的執政官來充任。貴族的統治日益加強，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經變得令人不能忍受了。這時，貨幣和高利貸已成為壓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貴族們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貿易以及附帶的有時仍然進行的海上掠奪，使貴族們發財致富，並使貨幣財富集中在他們手中。由此而日益發達的貨幣經濟，就像腐蝕性的酸類一樣，滲入了農村公社的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貨幣經濟絕對不能相容；阿提卡小農的破產是與保護他們的舊的氏族聯系的松弛同時發生的。債務契約和土地抵押（雅◎第109頁◎典人已經發明了抵押辦法）既不理會氏族，也不理會胞族。而舊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貨幣，也不知有貸款，更不知有貨幣債務。因此，貴族的日益擴展的貨幣統治，為了保護債權人對付債務人，為了使貨幣所有者對小農的剝削神聖化，也造成了一種新的習慣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處都豎立著抵押柱，上面寫著這塊地已經以多少錢抵押給某某人了。沒有豎這種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還押款或利息而出售，歸貴族高利貸者所有了；農民只要被允許作佃戶租種原地，能得自己勞動生產品的六分之一以維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為地租交給新主人，那他就謝天謝地了。不僅如此，如果出賣土地所得的錢不夠還債，或者債務沒有抵押保證，那麽債務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賣到國外去做奴隸，以償還債務。父親出賣子女——這就是父權制和專偶制的第一個果實！要是吸血鬼還不滿足，那麽他可以把債務人本身賣為奴隸。雅典人民的文明時代的歡樂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當人民的生活條件和氏族制度還相適應時，這樣的變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這一變革發生了，人們不知道它是怎樣發生的。我們暫且回轉來看一下易洛魁人吧。這時強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們可以說並未參與策劃並且又確乎違反他們意志的狀況，在易洛魁人中間是不能想象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變的生產生活資料的方式，決不會產生這種仿佛從外面強加的沖突，這種富人與窮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對立。易洛魁人離支配自然的地步還遠得很，但是在他們能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以內，他們是支配著自己的生產的。除開他們的小小園圃的歉收，他們的河流湖泊內的魚類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獵物的絕跡以外，他們知道他們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會產生什麽結果。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是生活資料，盡管有時少，有時多；但是決不會產生那種無意中產生的社會變革，氏◎第110頁◎族聯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為互相鬥爭的對立階級。生產是在極狹隘的範圍內進行的，但生產品完全由生產者支配。這是野蠻時代的生產的巨大優越性，這一優越性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便喪失了。奪回這一優越性，但是以今日人類所獲得的對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聯合為基礎，這將是下幾代人的任務。

    希臘人的情形就不同了。業已出現的對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單個人之間的交換，使產品變成了商品。這就包含著隨之而來的全部變革的萌芽。當生產者不再直接消費自己的產品，而是通過交換把它轉讓出去的時候，他們就失去了對自己的產品的支配權力。他們已不再知道產品的結局如何，於是產品有那麽一天被用來反對生產者、剝削和壓迫生產者的可能性便產生了。因此，不論哪一個社會，只要它不消滅單個人之間的交換，它便不能長久保持對它自己的生產的支配，不能長久保持對自己生產過程的社會效果的控制。

    然而，產品是怎樣在單個人之間的交換發生以後以及隨著產品變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產者的——這一點雅典人不得不親自來體驗了。隨著商品生產，出現了個人單獨經營的土地耕作，以後不久又出現了個人的土地所有制。隨後就出現了貨幣，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換的普遍商品。但是當人們發明貨幣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想到，這樣一來他們就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一種整個社會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這種未經它自身創造者的預知並違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春時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麽辦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僅無力反對貨幣的勝利進軍，而且它也絕對沒有辦法能在自己的結構內部給貨幣、債權人、債務◎第111頁◎人以及逼債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會力量已經存在；挽回舊的美好時光的虔誠願望和渴望，都沒有能再把貨幣和高利貸從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經打開了一系列其他的次要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內，特別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員相互雜居，已經一代比一代厲害了，盡管這時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賣給本氏族以外的人。隨著工業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各種生產部門——農業、手工業（在手工業內又有無數行業）、商業、航海業等——之間的分工日益充分地發展起來；居民現在依其職業分成了相當穩定的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這種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內是沒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創設新的公職來處理這種利益。奴隸的數量已經大大增加，那個時候肯定就已經遠遠超過自由的雅典人的數量；氏族制度最初並沒有奴隸制，因而也就沒有控制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後，貿易把許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來，這些外地人是為了易於賺錢而定居這里的；按照舊制度，他們既沒有權利，也不受法律保護，所以盡管有傳統的容忍精神，他們仍然是人民中間令人不安的異己分子。

    一句話，氏族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一天天成長，越來越超出氏族制度的範圍；即使是最嚴重的壞事在它眼前發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鏟除了。但在這時，國家已經不知不覺地發展起來。最初在城市和鄉村間，然後在各種城市勞動部門間實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團，創立了新的機關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各種公職都設置起來了。這時，年輕的國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軍事力量，而在操航海業的雅典人中間，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軍事力量，用以進行個別的小規模戰爭和保護商船。在梭倫以前的一個不能確知的時期，設置了諾克拉里，即小規模的區，每個部落設十二個；每◎第112頁◎一諾克拉里必須提供一只戰船，配備上武器和船員，此外，還要提供兩個騎士。這個設施對氏族制度起了雙重的破壞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種已不再直接等同於武裝起來的全體人民的公共權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親屬集團而依共同居住地區為了公共目的來劃分人民。這有什麽意義，可以從下面看出來。

    既然氏族制度對於被剝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幫助，於是就只有期望正在產生的國家。而國家也確實以梭倫制度的形式給予了這種幫助，同時它又靠犧牲舊制度來增強自己。梭倫揭開了一系列所謂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來揭開的，至於他在公元前594年實現改革的方式，我們在這里可以不談。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在梭倫所進行的革命中，應當是損害債權人的財產以保護債務人的財產。債務簡單地被宣布無效了。詳情我們雖然不太清楚，但是梭倫在他的詩中自誇說，他清除了負債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債務而被出賣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園。這只有通過公開侵犯財產所有權才能做到。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所以毫無疑問，2500年來私有財產之所以能保存下來，只是由於侵犯了財產所有權的緣故。

    但現在必須防止這種使自由的雅典人變為奴隸的情形重演。這一點，首先是通過普遍實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締結以債務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債務契約。此外，又規定了個人所能占有的地產的最大數額，以便至少把貴族對於農民土地的無限貪欲限制一下。然後又對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對我們說來，最重要的有以下◎第113頁◎幾點：

    議事會規定由400人組成，每一部落為100人；因此在這里，部落依然是基礎。不過這是新的國家組織從舊制度中接受下來的唯一方面。至於其他方面，梭倫把公民按照他們的地產和收入分為四個階級；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約等於41公升），為前三個階級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額；地產少於此數或完全沒有地產的人，則屬於第四階級。一切公職只有三個上等階級的人才能擔任；最高的公職只有第一階級的人才能擔任；第四階級只有在人民大會上發言和投票的權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這里選出的，一切官吏都要在這里報告自己的工作；一切法律都是在這里制定的；而第四階級在這里占多數。貴族的特權，部分地以財富特權的形式得到更新；但人民卻保留有決定的權力。此外，四個階級都是新的軍隊組織的基礎。前兩個階級提供騎兵，第三階級提供重裝步兵，第四階級提供不穿甲胄的輕裝步兵或在海軍中服務，大概還領薪餉。

    這樣，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個全新的因素——私有財產。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按照他們的地產的多寡來規定的，於是，隨著有產階級日益獲得勢力，舊的血緣親屬團體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敗。

    然而，按照財產來規定政治權利，並不是國家不可缺少的辦法。雖然這種辦法在國家制度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許多國家，而且恰好是最發達的國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暫時的作用；從亞里斯泰迪茲的時候起，一切公職對每個公民都是開放的。（注：公元前477年通過的選舉資格法，允許雅典公民第四階級，即最低階級自由的貧民擔任民政職務。一部分歷史學家曾認為這是從亞里斯泰迪茲時期開始的。——114。）

    其後80年間，雅典社會就逐漸采取了一個它在以後數百年中都遵循著的發展方向。在梭倫以前的時代盛行的農村高利貸，以及地產的無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節制。商業以及靠奴隸勞動日益大◎第114頁◎規模發展起來的手工業和工藝，都成了流行的職業。人們也比較開通了。舊時殘酷剝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經棄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剝削奴隸和雅典以外的買主了。動產，即由貨幣、奴隸以及商船構成的財富，日益增加，但是，這時它已經不是單單用作購置地產的手段，像在眼光狹小的最初時期那樣，——它已經變成目的本身了。結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階級即從事工商業的富人對舊的貴族權力的勝利競爭，而另一方面，也使舊的氏族制度的殘余失去了它的最後地盤。現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員遍布於全阿提卡並完全雜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適宜於作為政治集團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屬於任何氏族；他們是移民，他們雖然取得了公民權，但是並沒有被接納入任何舊的血族團體；此外，還有不斷增加的僅僅被保護的外來的移民。（注：指麥特克，即在古希臘城邦定居的外來移民。他們雖有人身自由，但沒有雅典的公民權利。他們不能參加人民大會，擔任公職和占有不動產，不許和雅典公民通婚等，可以從事手工業、商業等職業並參加祭祀慶祝活動，必須交納特別的捐稅和服兵役，但必須有全權的公民作為自己的保護人，在法庭上也只能由全權公民代為辯護。公元前5—4世紀，麥特克成為阿提卡的城市人口中重要的部分，在阿提卡的經濟生活，尤其是貿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15。）

    這時，幫派鬥爭在進行著；貴族想奪回他們以前的特權，並在短時期內占了上風，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509年）最終把他們推翻，但與之同時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後殘余。（注：克利斯提尼革命指公元前510—507年雅典平民反對舊氏族貴族統治的鬥爭。這場鬥爭的領袖是阿爾克梅奧尼德氏族的代表克利斯提尼，結果推翻了貴族的統治，並實行了目的在於消滅氏族制度殘余的改革。——115。）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開了以氏族和胞族為基礎的四個舊部落。代替它們的是一種全新的組織，這種組織是以曾經用諾克拉里試驗過的只依居住地區來劃分公民的辦法為基礎的。有決定意義的已不是血族團體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區了；現在要加以劃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區了；居民在政治上已變為地區的簡單的附屬物了。

    全阿提卡被劃分成一百個區域，即所謂德莫，分別實行自治。居住在每個德莫內的公民（德莫特），選舉出自己的區長（德馬赫）和司庫、以及審理輕微案件的30個法官。各個德莫同樣也有自己的神廟及守護神或英雄，並選出侍奉他們的祭司。德莫的最高權力，屬於德莫特大會。摩爾根說得對，這是實行自治的美洲市鎮區◎第115頁◎的一種原型。當時在雅典正在產生的國家借以開始的單位，正好和現代國家在其最高發展階段上借以完結的單位相同。

    十個這樣的單位，即德莫，構成一個部落，但是這種部落和過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現在它被叫作地區部落。地區部落不僅是一種自治的政治組織，而且也是一種軍事組織；它選出一個菲拉爾赫（注：來源於古希臘文的“菲拉”（部落）一詞。——編者注）即部落長，指揮騎兵；一個塔克色阿赫，指揮步兵；一個將軍，統率在部落境內征召的全體軍人。其次，它提供5 艘配有船員和船長的戰船；並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為自己的守護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稱。最後，它選舉50名代表參加雅典議事會。

    結果組成了雅典國家，它是由10個部落所選出的500 名代表組成的議事會來管理的，最後一級的管理權屬於人民大會，每個雅典公民都可以參加這個大會並享有投票權；此外，有執政官和其他官員掌管各行政部門和司法事務。在雅典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

    由於實施這個新制度和容納大量被保護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釋奴隸，——血族制度的各種機關便受到排擠而不再過問公事；它們下降為私人性質的團體和宗教社團。不過，舊氏族時代的道德影響、傳統的觀點和思想方式，還保存很久，只是逐漸才消亡下去。這一點從下面的一個國家設施中可以看出來。

    我們已經看到，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雅典在當時只有一支國民軍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艦隊，它們被用來抵御外敵和壓制當時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對於公民，這種公共權力起初只不過作為警察而存在，警察和國家一樣古老，所以18世紀的質樸的法國人就不講文明民族而講警察民族◎第116頁◎(nations policées)（注：法文“police”（警察）的形容詞“policé”意為“文明的”。——編者注）。這樣，雅典人在創立他們國家的同時，也創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騎馬的弓箭手組成的真正的憲兵隊，或者如德國南部和瑞士所說的Landj?ger（注：方言，意即憲兵。——編者注）。不過，這種憲兵隊卻是由奴隸組成的。這種警察職務，在自由的雅典人看來是非常卑賤的，以致他們寧願讓武裝的奴隸逮捕自己，而自己卻不肯去幹這種丟臉的工作。這仍是舊的氏族觀念。國家是不能沒有警察的，不過國家還很年輕，還未享有充分的道義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種必然要被舊氏族成員視為卑賤的行業受到尊敬。

    現在已經大體上形成的國家是多麽適合雅典人的新的社會狀況，這可以從財富、商業和工業的迅速繁榮中得到證明。現在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賴以建立的階級對立，已經不再是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對立，而是奴隸和自由民之間的對立，被保護民和公民之間的對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時期，自由公民的總數，連婦女和兒童在內，約為9萬人，而男女奴隸為365 000人，被保護民——外地人和被釋奴隸為45 000人。這樣，每個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個奴隸和2 個以上的被保護民。大量奴隸的存在，是由於許多奴隸在監工的監督下在手工工場，在大房間內一起工作。但是，隨著商業和工業的發展，發生了財富積累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貧困化的現象；擺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或者從事手工業去跟奴隸勞動競爭，而這被認為是可恥的、卑賤的職業，而且也不會有什麽成效；或者就變成窮光蛋。他們在當時條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後一條道路；由於他們數量很大，於是就把整個雅典國家引向了滅亡。所以，使雅典滅亡的並不是民主制，像歐洲那◎第117頁◎些討好君主的學究們所斷言的那樣，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勞動的奴隸制。

    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形成過程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或內部的暴力幹涉，——庇西特拉圖的篡位為時很短，並未留下任何痕跡（注：公元前560年貧困破產的貴族氏族的代表庇西特拉圖奪取了雅典的政權，建立了個人統治的制度即僭主政體。這種制度除去在庇西特拉圖去世（公元前527年）前曾兩次被逐出雅典而有過中斷以外，一直存在到公元前510年他的兒子希庇亞斯被逐為止，此後不久，在雅典便建立了以克利斯提尼為首的奴隸主民主派的統治。庇西特拉圖的旨在保護中小地主的利益反對氏族貴族的活動，沒有引起雅典國家政治結構的重大改變。——118。），——另一方面，因為它使一個具有很高發展形態的國家，民主共和國，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最後，因為我們是充分知道這個國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詳情的。

    六　羅馬的氏族和國家

    從羅馬建城的傳說中可以看出，最早在這里定居的是由許多拉丁氏族（傳說有100 個）聯合而成的一個部落；不久又加入了一個薩伯力安部落，據說也有100個氏族；最後加入的是一個由各種不同的分子構成的第三個部落，傳說它也有100個氏族。初看起來，這全部故事表明，在這里除了氏族以外，很少再有自然形成的東西，連氏族本身在許多情況下，也只不過是在故土上繼續存在的母親氏族的分支。各個部落都帶有人為構成的痕跡，但它們大部分都是由有親屬關系的分子構成的，並且不是按照人為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的已經長成的部落的樣子構成的；同時仍不排除三個部落中每一個部落的核心都是一個真正的老部落。中間環節——胞族，是由10個氏族組成的，叫作庫里亞；因此，共有30個庫里亞。

    人們公認，羅馬氏族的制度和希臘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第118頁◎說，希臘氏族是我們在美洲紅種人中間發現其原始形態的那種社會單位的進一步發展，那麽，這對於羅馬氏族也完全適用。因此，我們在這里可以談得簡單些。

    羅馬的氏族，至少在該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

    1.氏族成員的相互繼承權；財產仍保留在氏族以內。在羅馬氏族里，也像在希臘氏族里一樣，因為父權制已經盛行，所以女系後裔已經沒有繼承權。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最古的羅馬成文法即十二銅表法（注：十二銅表法是古羅馬最早的成文法，它代替了原先在羅馬有效的習慣法。習慣法的解釋權原先操於貴族手中，在平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以亞庇烏斯·克勞狄烏斯為首的十人委員會（十人團）編制法律，公元前451年編出十表，次年又成立新的十人委員會，再編兩表，先後刻在十二塊銅牌上公布，故而得名，原物已散失，僅在拉丁作家文集中保存下來不完整的法律條文。十二銅表法反映了羅馬社會財產分化的過程，奴隸制的發展和奴隸主國家的形成過程。十二銅表法是後來羅馬法以及歐洲法學的淵源。——119。），首先是子女作為直系繼承人繼承財產；要是沒有子女，則由父方宗親（男系親屬）繼承；倘若連父方宗親也沒有，則由同氏族人繼承。無論在哪種情況下，財產都是留在氏族以內的。在這里我們看到，由財富的增加和專偶制所產生的新的法律規範已逐漸滲入氏族的習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繼承權，起初——如前面所說的在很早的時期——在實踐上只限於父方宗親，最後只限於親生子女及其男系後裔；不言而喻，這和十二銅表法上的順序是相反的。

    2.擁有共同的墓地。克勞狄名門氏族，在由雷吉爾城遷到羅馬時，得到了一塊土地，此外還在城內得到了一塊共同墓地。還在奧古斯都時代，死在條頓堡林山的瓦魯斯的首級運到羅馬後（注：公元9年，在條頓堡林山會戰中，阿爾米紐斯領導的德意志部落起義軍殲滅了三個羅馬軍團，羅馬軍隊的統帥普卜利烏斯·昆提利烏斯·瓦魯斯自殺身亡。

    　　構成羅馬人名的中間部分是表明其氏族屬性的原名，由此可以推斷瓦魯斯是昆提利氏族的成員。——119。），即埋在氏族墳地；可見他的氏族（昆提利）還有專用的墳地。（注：“可見他的氏族（昆提利）還有專用的墳地”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3.共同的宗教節日。這些氏族祭典是眾所周知的。

    4.氏族內部不得通婚。這在羅馬似乎從來沒有成為一種成文法，但一直是一種習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羅馬人夫婦中，沒有一對夫婦的氏族名稱是相同的。繼承權也證實了這一規◎第119頁◎則。婦女出嫁後就喪失了她的父方宗親的權利，而退出自己的氏族；不論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繼承她的父親或父親的兄弟，因為不然的話，父親的氏族就會失掉一部分財產。這一慣例只有在女子不能和同氏族人結婚的前提下才有意義。

    5.共同的地產。這在原始時代，從部落土地開始實行分配的時候起，始終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間，我們看到，土地一部分為部落占有，一部分為氏族占有，一部分為家戶占有，那時這種家戶未必是（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並不必定是”。——編者注）個體家庭。相傳羅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給了個人，每人大約一公頃（兩羅馬畝）。但是後來我們也還看到氏族掌握的地產，至於那為共和國全部內政史所圍繞的國有土地，就更不必說了。

    6.同氏族人有互相保護和援助的義務。關於這一點，成文史僅有片斷的記載；羅馬國家，一開始就表現為這樣一種超乎一切的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權利就轉到了它的手里。當亞庇烏斯·克勞狄烏斯被捕時，他的氏族的全體成員，包括他的私敵在內，都穿上喪服。（注：亞庇烏斯·克勞狄烏斯在公元前451年和450年被選進十人委員會（十人團），委員會受托制定法律，即著名的十二銅表法；在此期間，委員會享有充分權力，在期滿以後，亞庇烏斯·克勞狄烏斯同十人團的其他人一起企圖把委員會的權力延長到公元前449年；但是十人團尤其是亞庇烏斯·克勞狄烏斯的專橫和暴力引起了平民的起義，結果十人團被推翻；亞庇烏斯·克勞狄烏斯被關進了監獄，不久就死在那里。——120。）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注：布匿戰爭是古代地中海地區兩個最大的奴隸制國家——羅馬和迦太基——為了確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統治，為了爭奪新的土地和奴隸而進行的三次戰爭。第二次布匿戰爭發生於公元前218—201年，以迦太基的失敗而告終。——120。）時，各氏族都聯合起來，贖回他們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則禁止它們這樣做。

    7.使用氏族名稱的權利。這種權利一直保持到帝政時代；被釋奴隸可以采用他們從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稱，但不能獲得氏族的權利。

    8.接納外人入族的權利。其辦法是接納到某一家庭中（像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樣），這同時也就是接納入族。

    9.關於選舉和罷免酋長的權利，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過。但是，由於在羅馬存在的最初時期，從選舉產生的王起，自上而下一◎第120頁◎切官職都是選舉或任命的，同時，庫里亞的祭司也是由庫里亞選舉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氏族酋長(princi-pes)也定然如此，雖然氏族酋長從氏族內同一家庭選出的辦法可能已成為規則。

    這就是羅馬氏族的職能。除了已經完成向父權制的過渡這一點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權利與義務的再版；在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注：這里恩格斯再次引用馬克思關於希臘氏族的意見，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97頁）。——121。）。

    今天（注：從本段開始到“在羅馬建城差不多300年後”（本卷第125頁）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就連最著名的歷史編纂學家們在內，關於羅馬氏族制度的概念還是怎樣的一片混亂，僅舉一例就可以看出。在蒙森關於共和時代和奧古斯都時代羅馬氏族名稱的論文（《羅馬研究》1864年柏林版第1卷）中，有這樣一段話：

    “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員以外，——被接納入族和受保護的人包括在內，但奴隸當然除外，——血族的名稱也給予婦女……　部落〈蒙森在這里如此翻譯gens一詞〉是……一個從共同的——真實的或推測的或甚至虛構的——世系中產生的，由共同的節日、墓地和繼承權聯合起來的共同體，一切有人身自由的個人，因而也包括婦女，都可以而且必須算在該共同體內。但是，確定已婚婦女的血族名稱卻成了一種困難。當婦女只能同自己血族的成員結婚時，這一困難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可以證明的是，在長時期內，婦女和血族以外的人結婚比同血族以內的人結婚要困難得多，因為這種在血族以外結婚的權利(gentis enuptio) 到6世紀時，還被當作賞給個人的特權……　但是，凡是實行這種外婚制的地方，婦女在上古時代是轉入夫方部落的。毫無疑問，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婦女完全加入夫方的法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脫離她自己的公社。誰不知道出嫁的婦女就喪失了在本氏族內繼承遺產或將自己的遺產傳給本氏族成員的權利，而加入自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們的所有同氏族人的繼承團體呢？假使她被她的丈夫接納而加入他的家庭，那麽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幹呢？”（第9-11頁）◎第121頁◎

    可見，蒙森斷言，屬於某一氏族的羅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的氏族內部結婚，因而，羅馬的氏族是內婚制，不是外婚制。這種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經歷相矛盾的觀點，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李維著作中引起很多爭論的唯一的一段話（第39卷第19章）（注：梯·李維《羅馬建城以來的歷史》。——編者注）為依據的，這段話說，元老院於羅馬城建立568年即公元前186年，曾作出如下的決議：

    uti Feceniae Hispalae　datio, deminutio, gentis　enuptio, tutoris　optio item esset quasi ei vir testamento dedisset;utique　ei　ingenuonubere liceret,neu quid ei qui eam duxisset,ob id fraudi　ignominiaeveesset,——費策妮婭·希斯帕拉應有處理她的財產、減少她的財產、在氏族以外結婚、給自己選定保護人的權利，如同她的〈已故的〉丈夫曾用遺囑把這個權利授予她一樣；她可以和一個完全自由的人結婚，不能認為娶她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恥的事情。

    毫無疑問，在這里，一個被釋女奴隸費策妮婭獲得了在氏族以外結婚的權利。同樣無疑的是，丈夫也有權用遺囑的方式允許妻子在他死後有權在氏族以外結婚。但是在哪一個氏族以外呢？

    如果像蒙森所推測的那樣，婦女必須在她的氏族內部結婚，那麽她在結婚以後也仍然留在該氏族以內。不過，第一，正是這個關於氏族內婚的斷言，尚待證明。第二，如果婦女必須在她的氏族內部結婚，那麽，男子自然也應當如此，否則他就會找不到妻子。這樣一來，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遺囑把一項他自己也沒有並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權利傳給他的妻子了；這從法律的觀點來看是荒謬的。蒙森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又推測道：

    “為了在血族以外結婚，在法律上，大概不僅需要得到掌權者的同意，而◎第122頁◎且需要得到全體氏族成員的同意。”（第10頁注）

    這首先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推測；其次，它跟那個決議的明確語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這個權利給予她的；元老院給予她的顯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給予她的一樣多；但是元老院給予她的乃是沒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絕對權利，以便她如果使用這個權利，她的新丈夫也不應因此受到損害；元老院甚至責成現在的和將來的執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遭到任何煩惱。這樣，蒙森的推測便全然不能成立了。

    或者，再假定，一個婦女和別的氏族的男子結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來的氏族內。這樣一來，依照上面所引的那個決議，她的丈夫就有權允許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結婚。這就是說，他有權處理他所不屬於的那個氏族的事務了。這是十分荒謬的事，用不著多說的。

    因此，剩下的只有這樣一個推測，即婦女第一次結婚是嫁給別的氏族的男子，結婚後她便立即轉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實上對於這類場合所容許的那樣。這樣一來，一切相互關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婦女由於結婚而脫離她的老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團體，這樣她便在那里占著一個完全特殊的地位。雖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員，但她並不是血緣親屬；她加入氏族的方式，從一開始就使她不受因結婚而加入的那個氏族禁止內部通婚的一切規定的束縛；其次，她已經被接受到氏族的繼承團體中來，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時繼承他的財產，即一個氏族成員的財產。為了把財產保存在氏族以內，她必須同她的第一個丈夫的同氏族人結婚而不得同別的任何人結婚，這豈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嗎？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麽除了把這份財產遺留給她的第一個丈夫之外，試問誰還有資格◎第123頁◎授權她這樣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財產遺留給她，而同時允許她通過結婚或當作結婚的結果而把這一部分財產轉移到別的氏族的瞬間，這份財產還是屬於他的；因而，他實際上只是處置他自己的財產。至於這個婦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關系，那麽，正是他通過自由意志的行為——結婚，使她加入了這個氏族；因此，同樣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權她通過第二次結婚而退出這個氏族。總之，只要我們拋棄羅馬氏族實行內婚制的奇怪觀念，而同摩爾根一起承認它最初是實行外婚制的氏族，那麽問題就很簡單而不言自明了。

    還有最後一種推測，這種推測也有它的擁護者，而且它的擁護者似乎最多。根據這個推測，那個決議只是說：

    “被釋奴婢(libertae)沒有特別的許可，不得e gente enubere 〈在氏族以外結婚〉，也不得作出任何由於喪失家庭權利而使被釋奴婢脫離氏族團體的行為。”（朗格《羅馬的古代》1856年柏林版第1卷第195頁，那里談到我們從李維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話時，引用了胡施克的話（注：胡施克關於被釋奴婢沒有特別許可不得在氏族以外結婚的這段話，見他的學位論文《關於元老院決議賦予費策妮婭·希斯帕拉的特權（《李維全集》第39卷第19章）》1822年格丁根版。——124。））

    如果這一推測是正確的，那麽那個決議對於完全自由的羅馬婦女的地位根本就什麽也沒有證明；更談不上她們應在氏族內部結婚的義務了。

    Enuptio gentis［在氏族以外結婚］一語，只出現在上面那個決議中，在全部羅馬文獻中再沒有遇見過；enubere——與外人結婚——一語只遇見三次，也是在李維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無關。那種虛幻的、認為羅馬婦女只能在本氏族內部結婚的看法，其來源僅僅是那個決議。但是這種看法是絕對站不住腳的。因為，那個決議或者只是與被釋女奴隸所受的特殊限制有關，那麽它對於完全自由的婦女(ingenuae)就什麽都沒有證明；或者它也適用於完全自由的婦女，那麽它倒證明婦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外結婚，而◎第124頁◎結婚以後便轉入夫方的氏族，從而證明蒙森說得不對，而摩爾根是正確的。

    在羅馬建城差不多300年後，氏族聯系還這樣牢固，以致一個名門氏族，即法比氏族，經元老院許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了鄰近的維愛城。據說有306 個法比人出征，盡為伏兵所殺；唯一剩下的一個男孩，延續了這個氏族。

    我們已經說過，10個氏族構成一個胞族，胞族在這里叫作庫里亞，它有著比希臘胞族更重要的社會職能。每一個庫里亞都有自己的宗教儀式、聖物和祭司；全體祭司構成羅馬祭司團之一。10個庫里亞構成一個部落，這種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樣，最初大概有一個選舉產生的酋長——軍事首長兼最高祭司。所有三個部落合在一起，構成羅馬人民，即populus romanus。

    這樣，只有身為氏族成員，並且通過自己的氏族而為庫里亞成員和部落成員的人，才能屬於羅馬人民。羅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這樣的：公共事務首先由元老院處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爾最先正確地看到的那樣，是由300 個氏族的酋長組成的（注：巴·格·尼布爾《羅馬史》（三卷集）1827年柏林修訂第2版第1部第352頁。恩格斯的這段話轉引自摩爾根《古代社會》第315頁的腳注。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18—419頁）。——125。）；正因為如此，他們作為氏族的長老被稱為patres，即父老，而他們全體則構成元老院（長老議事會，由senex——老者一詞而來）。氏族酋長總是從每個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選出的習俗，在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顯貴；這些家庭自稱為貴族，並且企求進入元老院和擔任其他一切官職的獨占權。隨著時間的進展，人民容忍了這種企求，這種企求就變成實際的權利，這一點在關於羅慕洛賜給第一批元老及其子孫以貴族身分和特權的傳說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議事會一樣，在許多事情上有決定權，在比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方面有權預先討論。這些新法律，最後由叫作comitia curiata （庫里亞大會）的人民大會通過。來參加大會的人民按庫里亞分組，而在◎第125頁◎每個庫里亞內大概又按氏族分組；在通過決議時30個庫里亞各有一票表決權。庫里亞大會通過或否決一切法律，選舉一切高級公職人員，包括勒克斯（所謂王）在內，宣戰（但由元老院媾和），並以最高法院資格，在一切事關判處羅馬公民死刑的場合，根據當事人的上訴作最後的決定。最後，與元老院和人民大會並列的，還有勒克斯，他完全相當於希臘的巴賽勒斯，但決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樣（注：見泰·蒙森《羅馬史》1881年柏林第7版第1卷第62—63頁。該書第1卷第1版於1854年在萊比錫出版。——126。）幾乎是專制的王。（注：拉丁語的rex［勒克斯］，相當於克爾特-愛爾蘭語的righ（部落長）和哥特語的reiks［勒克斯］。哥特語的這個詞，像德語Fürst的本義（與英語的first，丹麥語的f?rste相同，意即“第一”）一樣，也是氏族酋長或部落酋長的意思，這從哥特人在4 世紀時對於後世的王即全體人民的軍事首長已有特別名稱即thiudans［狄烏丹斯］一事中已可以看出來。在烏爾菲拉所翻譯的聖經中，阿爾塔薛西斯和希律從來不叫作reiks［勒克斯］，而是叫作thiudans［狄烏丹斯］，提比利烏斯皇帝的國家從來不叫做reiki，而叫作thiudinassus。在哥特的thiudans （這個詞我們不大確切地譯為“王”）的名字Thiudareiks即德語的Theodorich ［狄奧多里希］亦稱Dietrich［迪特里希］中，兩個名稱合而為一了。）他同樣也是軍事首長、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審判長。他決沒有民政方面的權力，換句話說，決沒有處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力，除非這些權力來自軍事首長的懲戒權或法庭審判長的判決執行權。勒克斯的職位不是世襲的；相反地，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薦，先由庫里亞大會選出，然後在第二次大會上被隆重委任。他也是可以罷免的，高傲的塔克文的命運，便是證明。

    像英雄時代的希臘人一樣，羅馬人在所謂王政時代也生活在一種以氏族、胞族和部落為基礎，並從它們當中發展起來的軍事民主制之下。盡管庫里亞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為的組織，但它們都是按照它們所由發生並且從四面包圍著它們的那種真正的、自然◎第126頁◎產生的社會的模型造成的。盡管自然成長的羅馬貴族已經獲得了牢固的基礎，盡管擔任勒克斯的人力圖逐漸擴大自己的權力，但是所有這一切並沒有改變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質，而全部問題就在於這個最初的根本性質。

    這時，羅馬城以及靠征服而擴大了的羅馬地區上的人口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來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區，主要是拉丁地區的居民。所有這些新的國民（關於被保護民的問題，這里暫且不談），都處在舊的氏族、庫里亞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lus romanus即本來的羅馬人民的組成部分。他們是人身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產，必須納稅和服兵役。可是他們不能擔任任何官職；既不能參加庫里亞大會，也不能參與征服得來的國有土地的分配。他們構成被剝奪了一切公權的平民。由於他們的人數不斷增加，由於他們受過軍事訓練並有武裝，於是就成了一種同這時根本禁止增加外人的舊的populus 相對抗的可怕力量了。加以土地看來幾乎是平均分配於populus和平民之間的，而商業和工業的財富，雖然還不十分發達，可能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

    由於全部傳說的羅馬原始史都被濃厚的黑暗所籠罩，這種黑暗又因後世受過法學教育的史料典籍著作家們的唯理主義－實用主義的解釋的嘗試和報告而更加濃厚，因而，關於使古代氏族制度終結的革命發生的時間、進程和動因，都不可能說出什麽確定的意見。只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就是革命的原因在於平民和　　populus之間的鬥爭。

    據說是由塞爾維烏斯·土利烏斯這位勒克斯依照希臘的榜樣特別是梭倫的榜樣制定的新制度，設立了新的人民大會；能參加或不得參加這個大會的，不分populus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凡是應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財產分為六個階級。前五個階級◎第127頁◎中每個階級的最低財產額為：一、10 萬阿司；二、75000阿司；三、5萬阿司；四、25 000阿司；五、11 000阿司；據杜羅·德·拉·馬爾計算，這些數目大約相當於14 000、10 500、7 000、3 600和1 540馬克（注：杜羅·德拉馬爾的計算，見他的《羅馬人的政治經濟學》（兩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39及以下幾頁和第448頁。該卷卷末附有新舊度量衡以及貨幣單位比較表。——128。） 。第六階級為無產者，是由那些沒有什麽財產、不服兵役和不納稅的人構成的。在新的百人團人民大會(comitia centuriata)上，公民以軍隊方式按連隊來編組，每隊100人，稱百人團，每個百人團有1票表決權。但是，第一階級出80個百人團，第二階級出22個，第三階級出20個，第四階級出22個，第五階級出30個，而第六階級，為了體面起見，也準出1個。此外，還有從最富裕的公民中征集的騎士所組成的18個百人團；一共有193個百人團；多數票為97票。但騎士和第一階級合在一起就有98票，即占多數；只要他們意見一致，就可以不征詢其余階級的意見，決議也就有效了。

    以前庫里亞大會的一切政治權利（除了若幹名義上的權利以外），現在都歸這個新的百人團大會了；這樣一來，庫里亞和構成它們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樣，就降為純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團體，並且作為這樣的團體還茍延殘喘了很久，而庫里亞大會不久就完全消失了。為了把三個舊的血族部落也從國家中排除出去，便設立了四個地區部落，每個地區部落居住羅馬城的四分之一，並享有一系列的政治權利。

    這樣，在羅馬也是在所謂王政被廢除之前，以個人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制度就已經被炸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以地區劃分和財產差別為基礎的真正的國家制度。公共權力在這里體現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僅被用來反對奴隸，而且被用來反對不許服兵役和不許有武裝的所謂無產者。

    只是在那僭取了真正王權的最後一個勒克斯，即高傲的塔克文被驅逐以後，在兩個擁有同等職權（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樣）的◎第128頁◎軍事首長（執政官）代替了一個勒克斯以後，這個新制度才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而羅馬共和國的全部歷史也就在這個制度的範圍內演變，這里包括，共和國的貴族與平民為了擔任官職以及分享國有土地而進行種種鬥爭，最後貴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貨幣所有者的新階級中，這種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貨幣所有者逐漸吞並了因兵役而破產的農民的一切地產，並使用奴隸來耕種由此產生的廣大莊園，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從而不僅給帝政而且也給帝政的後繼者德意志野蠻人打開了門戶。

    七　克爾特人和德意志人（注：“德意志人”過去譯為“日耳曼人”。在我國習慣上，“日耳曼人”是指中古以前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是指那以後的德意志人。但在德文中和恩格斯著作中，卻沒有這樣的區別。恩格斯在本卷第89—90頁指明：“德意志人的最初的歷史的總稱’日耳曼人’是由克爾特人給他們取的……”本篇中所用的“德意志人”、“德語”、“高地德意志語”、“德意志國家”等詞，都譯為“德意志”，不再一一加以區別。恩格斯在個別地方使用日耳曼一詞的，則依原文譯為“日耳曼”。——129。）的氏族（注：摩爾根《古代社會》第2編第15章（《人類其他部落中的氏族》）對克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闡述得比較簡單，於是恩格斯決定撰寫這一章。

    摩爾根在上述第15章中還扼要地對其他各民族的氏族發表了看法。馬克思在他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第2編第15章《人類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66—571頁）中完全略去了摩爾根的這些探討。除一小段關於克爾特人的摘錄外，他集中摘記了日耳曼人氏族的材料，同時根據凱撒和塔西佗著作的拉丁文版本核對了摩爾根所引用的資料，在核對過程中又摘錄了比摩爾根更多的原始資料。恩格斯在論述日耳曼人時使用了馬克思搜集的原始資料。至於克爾特人，他可能依據了他自己在1869年至1870年間寫的《愛爾蘭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3—571頁）；在論述日耳曼人時，他利用了自己的《馬爾克》、《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和《法蘭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478—538和539—599頁）等著作。——129。）

    由於篇幅的原因，我們不能詳細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種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中間以比較純粹或比較模糊的形式存在著的氏族制度，或者亞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歷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跡了。（注：以下直到本段結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這兩者是到處都可以見到的。只舉幾個例子：在人們還不知道什麽是氏族的時候，那一位曾經費了莫大氣力去誤解氏族問題的麥克倫南，就已經證實了氏族的存在，並且大體上正確地描述了卡爾梅克人、切爾克斯人、薩莫耶特人（注：涅涅茨人的舊稱。——編者注）的氏族，以及三個印度民族——華拉耳人、馬加爾人、曼尼普爾人的氏族。（注：約·弗·麥克倫南《原始婚姻》1865年愛丁堡版。——編者注）不久以前，馬·柯瓦列夫斯基也發現並描述了北蕭胡人、顯胡蘇人、斯萬人和其他◎第129頁◎高加索部落的氏族。在這里，我們只對克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幹簡短的記述。

    克爾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們看到了仍然充滿著活力的氏族；在愛爾蘭，甚至到今天，在英國人用暴力炸毀了氏族以後，它至少還本能地存在於人民的意識中；在蘇格蘭，在上世紀中葉，它還處於全盛時期，在這里它也只是由於英國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滅的。

    在威爾士被英國人征服以前數世紀（注：威爾士在1283年被英格蘭人征服，但在這以後繼續保持自治；到16世紀中葉它才完全並入英國。——130。），即至遲於11世紀所制定的古代威爾士的法律，還表明有整個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雖然這只是一種普遍流行的早期習俗的稀有殘余；每個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畝土地；此外，另有一塊土地共同耕種，收獲物實行分配。從它跟愛爾蘭和蘇格蘭類似這一點來看，毫無疑問這種農村公社乃是一種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對威爾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沒有時間去這樣做（我的摘要是在1869年作的（注：1869—1870年，恩格斯著手編寫一部長篇歷史著作《愛爾蘭史》。為此他曾開列了一個多達150余種圖書的有關愛爾蘭的書目，從這些著作中作的摘要共有15本，此外還有劄記、單頁資料、剪報等準備材料。但是1870年7月開始出現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迫使恩格斯中止寫作，這部未完成的《愛爾蘭史》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3—571頁。後來，在寫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恩格斯利用了這些準備材料和研究成果。這里談到的有關威爾士法律的摘要，是指他當時對安·歐文受官方委托於1841年出版的歷史資料集《威爾士的古代法律和規章》一書所作的摘要，見恩格斯1870年7月6日寫給馬克思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1頁）。——130。））——未必能直接證實這一點。然而，威爾士以及愛爾蘭的材料卻直接證明，在11世紀時，克爾特人的對偶婚還根本沒有被專偶制所代替。在威爾士，婚姻只有滿了七年之後才不能解除，或者更確切些說，才不能終止。甚至只差三夜就滿七年，夫妻還是可以分離的。那時便要分家：由妻子來分，丈夫取他的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規則來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離婚的，那他必須把妻子的嫁妝和其他某些東西還給她；如果是妻子提出離婚的，那她便少得一點。如有三個子女，丈夫分兩個，妻子分一個，即中間那一個。如果妻子在離婚後重新結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時，即使她的一只腳已經踏上新夫的婚床，也要順從前夫的要求。而如果已經同居七年，即使以前並未正式結婚，他們也是夫和妻。在結婚以前，少女的貞操完全不嚴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與此有關的◎第130頁◎規定，具有非常輕佻的性質，同資產階級的道德完全不符。如果妻子與人通奸，丈夫可以毆打她（這是允許他這樣做的三種情況之一，在其余場合毆打妻子是要受罰的），但是這樣一來，他就無權要求別的補償了；因為

    “對於同一過錯，或者要求贖罪，或者要求報覆，但兩者不可得兼”。（注：《威爾士的古代法律和規章》1841年版第1卷第93頁。——編者注）

    妻子可據以要求離婚而且在分財產時自己的權利又不受損失的理由，範圍非常廣：只要丈夫口有臭氣就夠了。為贖回初夜權而付給部落首領或國王的贖金（gobr merch，中世紀的marcheta這個名稱、法語的marquette 就是由此而來的）在法典上起著很大的作用。婦女在人民大會上享有表決權。如果我們補充下面幾點：在愛爾蘭已經證明有類似情況存在；在那里，暫時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離婚時，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確規定的照顧，甚至對她的家務操持也要給以賠償；在那里，還有“長妻”與其他諸妻並存的事，而在分配遺產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沒有任何差別，這樣，我們便看到了一幅對偶婚的圖景，與這種對偶婚比較起來，北美現行的婚姻形式就顯得嚴格了，不過，對於一個在凱撒時代還過著群婚生活的民族來說，在11世紀有這種情形，是不足為奇的。愛爾蘭氏族（即sept［塞普特］；部落稱為claie，即克蘭（注：克蘭即氏族，在克爾特民族中，除指氏族外偶爾也指部落；在氏族關系解體時期，則指一群血緣相近且具有共同想象祖先的人們。克蘭內部保存著土地公有制和氏族制度的古老習俗。在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個別地區，克蘭一直存在到19世紀。——84、131。） ）不僅由古代法典，而且還由17世紀被派到那里去把克蘭領地變成英王王室領地的英國法學家們所證實並作過記述。直到那時，土地只要未被首領變為自己的私有領地，就仍是克蘭或氏族的公共財產。如果某一氏族成員死亡，因而一戶經濟不再存在，首領（英國法學◎第131頁◎家稱之為caput cognationis ［宗族長］）便把全部土地在其他各戶中間進行一次重新分配。這種分配，大體上應該是依照在德國通行的規則來進行的。即在今日，還可以見到一些屬於所謂rundale［朗得爾］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這種村田是很多的。農民們，即租種被英國征服者所掠奪的先前屬於氏族公有的土地的個體佃農們，每人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納租金，但是卻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並起來，按照方位和土質分成許多“Gewae”［“大塊”］，如摩澤爾河沿岸所稱呼的那樣；每個人在每一大塊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場共同使用。就在50年前，有時還重新分配土地，有些時候每年都重新分配。這種實行朗得爾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圖，看去極似摩澤爾河沿岸或霍赫瓦爾德地區的一個德意志人農家公社的地界圖。氏族此外還繼續存在於“factions”［“幫”］中。愛爾蘭農民常常分成各種幫派，它們是建立在看起來毫無意思和十分荒誕的、為英國人所完全不理解的差別的基礎之上的，並且它們除了彼此之間進行心愛的盛大毆鬥而外，似乎別無任何目的。這是被消滅了的氏族的人為的覆活，是氏族滅亡後產生的代替物，這種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證明了流傳下來的氏族本能的繼續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族人還一道住在他們舊有的地區內；比如在30年代，莫納亨郡的大多數居民只有四個姓，換言之，即起源於四個氏族或克蘭。（注：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加了一個注：“在愛爾蘭度過的那幾天中（1891年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瑪麗·艾倫·羅舍和路·考茨基在蘇格蘭和愛爾蘭作了一次旅行。

    由於恩格斯在1891年9月底拿到最後的清樣，所以這個注是後來加上的。——132。），我重新鮮明地意識到那里的鄉村居民還是多麽厲害地生活在氏族時代的觀念中。土地所有者在他的佃戶農民的眼中還儼然是一種為了全體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蘭首領；農民以租金的形式向他納貢，但認為在困難時也應得到他的幫助。同樣，一切比較富裕的人，也被認為當自己的比較貧苦的鄰居有急需時，有責任接濟他們，這種幫助並不是施舍，而是比較富有的克蘭成員或克蘭首領理所當然地應給予比較貧苦的克蘭成員的。政治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們抱怨無法使愛爾蘭農民接受現代資產階級的財產概念，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權利而無義務的財產概念，絕不能灌輸到愛爾蘭人頭腦中去。當具有這種素樸氏族觀念的愛爾蘭人突然流落到英國或美國的大城市，置身於道德觀念和法律觀念全然不同的居民中時，他們在道德和法律問題上會多麽容易迷惑惶亂，失去一切依托並且往往大批地道德淪喪——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編者注）◎第132頁◎

    在蘇格蘭，氏族制度是隨著1745年起義被鎮壓而滅亡的。（注：1745—1746年蘇格蘭山民舉行起義，反對英格蘭—蘇格蘭的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奪地運動。蘇格蘭高地的一部分貴族，為了保存封建宗法的氏族制度，並支持被推翻的斯圖亞特王朝的代表對英國王位的要求，而利用了山民的不滿。起義失敗的結果，造成了蘇格蘭山地氏族制度被徹底破壞，並加劇了剝奪蘇格蘭農民的土地的進程。——133。）至於蘇格蘭的克蘭是這個制度的哪一個環節，尚待研究；但它是這樣一個環節，則是沒有疑問的。在瓦爾特·司各脫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蘇格蘭高地的這種克蘭的生動描寫。摩爾根說，這種克蘭，

    “就組織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典型，也是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員的突出例證……　從他們的結世仇和血族覆仇上，從按克蘭劃分地區上，從他們的共同使用土地上，從克蘭成員對於酋長的忠誠以及彼此間的忠誠上，我們都看到了氏族社會的那種通常的、持久的特征……　世系是按照父權制計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蘭內，而婦女的子女則轉到他們父親的克蘭里去”（注：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年倫敦版第357-358頁。——編者注）。

    至於從前在蘇格蘭盛行過母權制，有下述事實為證：據貝達說，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繼承的。（注：貝達《盎格魯教會史》第1冊第1章。——編者注）甚至普那路亞家庭的殘余，在威爾士人以及蘇格蘭人中間還以初夜權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紀，那時，只要是初夜權沒有贖回，克蘭的首領或國王，便可以◎第133頁◎作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後代表者，對每個新娘行使這個權利。（注：在1884年版中在這句話後面接著還有兩段話，第一段話是：“這種權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區經常可以見到——在俄國人當中也流行過；到10世紀時被奧麗珈女大公廢除。”這一段話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略去。第二段話是：“在法國，特別是在尼韋奈和弗朗什孔泰，直到法國革命時期還存在著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地區的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相似的由農奴家庭組成的共產制家戶，這也是從前氏族組織的殘余。這種共產制家戶還沒有完全消亡，例如在魯昂地區（在索恩－盧瓦爾省）還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造型別致的農民住房，中間是公用的大廳，四周是臥室，住著同一家庭的好幾代人。”這一段話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修改後補入第二章（見本卷第56-57頁）。——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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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人在民族大遷徙以前，曾組織成為氏族，這是沒有疑問的。他們只是在公元前數世紀，才有可能占據了多瑙河、萊茵河、維斯瓦河和北方諸海之間的地區；基姆布利人和條頓人正處在大遷徙中，而蘇維匯人只是到凱撒時代才穩定地定居下來。　 凱撒談到蘇維匯人時明確地說過：　 他們是按氏族和親屬關系(gentibus cognationibusque)分開居住的（注：見凱撒《高盧戰記》第6卷第22章。——134。）；而在gens Julia ［尤利氏族］的一個羅馬人的口中，gentibus這個名詞有著不容誤解的確定的意義。這適用於全體德意志人；甚至在被征服的羅馬各行省，他們似乎還按氏族（注：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臘人那里一樣，在德意志人那里”（本卷第136 頁）以前的段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增補的；在1884年版中原是如下一段話：“……還按氏族居住。在公元8世紀的《阿勒曼尼法典》中genealogia 一詞完全與馬爾克公社一詞同義。這樣我們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並且恰恰又是蘇維匯人，在這里是按血族即gentes分居的，每個氏族都分有確定的地區。勃艮第人和倫巴德人的氏族稱為fara，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員(faramai)一詞，同時也指勃艮第人，這是針對著羅馬居民說的，後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第氏族內。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進行的。日耳曼法學家們一百年來為之絞盡腦汁的faramai問題，這樣就可解決。在德意志人中並不是到處都把氏族稱為fara，盡管我們在一個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個赫米奧南（高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發現這個名稱。在德語中用來表示親屬關系的字根是很多的，這些字根同樣使用在我們可以推斷是和氏族有關的詞語中。”——編者注）定居。從《阿勒曼尼亞法典》（注：阿勒曼尼亞法典是從5世紀起占有現在的阿爾薩斯、瑞士東部和德國西南部的阿勒曼尼亞（阿拉曼尼亞）德意志部落聯盟的習慣法匯編；這一法典產生於6世紀末7世紀初和8世紀。恩格斯在這里引用的是《阿勒曼尼亞法典》第八十一（八十四）條。——134。）中可以得到證實，在多瑙河以南◎第134頁◎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們是按血族(genealogiae)分開居住的。這里使用的genealogia一詞，與後來的馬爾克公社或農村公社的意義完全相同。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種見解，說這些genealogiae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們之間進行分配，農村公社只是後來才從它們當中發展起來的。（注：指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第一分冊：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和《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爾摩版。——135。）所以關於fara也可以這樣說，這個詞在勃艮第人和倫巴德人那里——自然也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奧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的含義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genealogia一詞的含義雖不完全相同，卻也大體一致。這里擺在我們面前的究竟是氏族還是家庭公社，還需要作進一步研究。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個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詞，這個名詞又是什麽，關於這個問題，古代語言研究文獻沒有給我們提供答案。在語源上，哥特語的kuni，中古高地德意志語的küe是和希臘語的genos，拉丁語的gens相當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義上來使用的。　婦女的名稱來自同一個詞根，如希臘語的gyne、斯拉夫語的?ena、哥特語的qvino，古斯堪的納維亞語的kona，kuna等，這表明曾存在過母權制時代。——在倫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剛才◎第135頁◎說過的，我們看到fǎra一詞，這個詞被格林假定來源於詞根fisan，意即生育。我則傾向於認為它來源於更顯而易見的詞根faran，意即乘車（注：德語是fahren。——編者注）、遷徙，用來表示當然只由親屬構成的遷徙隊伍的一個固定的分隊。這個詞，在起初是向東方，後來又向西方遷徙的許多世紀中，漸漸地被用來指血族共同體本身了。——其次，哥特語的sibja，盎格魯撒克遜語的sib，古代高地德意志語的sippia，sippa，都是親屬（注：德語是Sippe。——編者注）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納維亞語中，僅有覆數的sifjar即親屬一詞；單數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後，在《希爾德布蘭德之歌》（注：《希爾德布蘭德之歌》這部英雄史詩，是8世紀古代德意志敘事詩文獻，保留下來的是一些片斷。——136、163。）中還見到另外一種用語，它出現在希爾德布蘭德問哈杜布蘭德的話中：

    “這群人中的男子，誰是你的父親……或你是哪一血族的？”(eddo　　　 huêlêhhes cnuosles du sls)

    要是德意志語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稱，那麽這恐怕就是哥特語的kuni了；這不僅因為它和親屬語中相應的說法一致，而且因為最初表示氏族酋長或部落酋長的kuning（K?nig［王］）一詞就是從kuni這個字演變來的。sibja （親屬）這個詞似乎無須加以考慮；至少，sifjar在古代斯堪的納維亞語中，不僅表示血緣親屬，而且也表示姻親親屬，即包括至少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sif 這個詞本身不可能是表示氏族的用語。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臘人那里一樣，在德意志人那里，騎兵隊和楔形步兵縱隊的戰鬥隊形，也是按氏族的組織來編的；如果塔西佗說的是按家庭和親屬關系（注：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第7章。——編者注），那麽這種不明確的用語的來由◎第136頁◎是，在塔西佗時代氏族在羅馬早已不再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團體了。

    有決定意義的是塔西佗的這一段話，那里說：母親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作自己的兒子；有些人甚至認為舅父和外甥之間的血緣關系，比父子之間的血緣關系還要神聖和密切，所以當要求人質的時候，那個將受到約束的人的姊妹的兒子被認為是比他自己的兒子還要大的保證。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按照母權制組織起來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的活生生的殘余，而且這種殘余還被當作德意志人特有的一種東西。（注：起源於母權制時代並在許多民族中間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間的特別密切的關系，只是在英雄時代的神話中希臘人才具有。據狄奧多魯斯（第4卷第34章）說，梅里格爾殺死了鐵斯特士的兒子們，也就是自己母親阿耳泰婭的兄弟們。阿耳泰婭認為這種行為是一種無可饒恕的罪行，她詛咒兇手——她自己的兒子，並祈求他死。“據說，諸神聽從了她的願望，結束了梅里格爾的生命。”又據狄奧多魯斯（第4卷第44章）說，海格立斯率領下的亞爾古船英雄在色雷斯登陸，他們在那里發現，菲尼士受他新妻子的教唆，殘酷虐待被他遺棄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奧帕特臘所生的兩個兒子。但在亞爾古船英雄中間，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奧帕特臘的兄弟們，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親的兄弟們。他們立刻保護他們的兩個外甥，釋放他們並殺死看守者。指西西里的狄奧多魯斯《史學叢書》第4卷第34、43—44章。——137。）某一個這樣的氏族，其成員假如把自己的兒子當作某一莊嚴義務的擔保物，而這個兒子卻成了父親違約的犧牲品，那麽這位父親就責任自負。但是假如成為犧牲品的是姊妹的兒子，那麽這就違反了最神聖的氏族法規；男孩子或少年的最近的同氏族親屬，即首先負有保護他的義務的人，便對他的死負有罪責；這個同氏族親屬或者是不應當把他作為人質，或者是必須履行契約。即使我們在德意志人那里沒有發現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第137頁◎跡，那麽有上面這一段話也就夠了。（注：以下直到本頁“此外，在塔西佗時代”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在古代斯堪的納維亞的關於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毀滅的《V?lusp a》（《女預言者的預言》）（注：《Vóluspa》（《女預言者的預言》）是《老艾達》（見注16）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描述了世界從創始到毀滅及其再生——和平與公正的勝利。接下來引述的兩行詩中的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這兩行詩的德譯文是恩格斯譯的。——138。）中，有一個地方更具有決定的意義，因為那是此後又過了大約800年。在這個《女預言者的預言》中，——如現在班格和布格所證明的（注：安·克·班格《女預言者的預言和西維拉的卜辭》1879年版和索·布格《斯堪的納維亞關於神和英雄的傳說的起源問題探討》1881—1889年克里斯蒂安尼亞版。——138。），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描述大災難前的普遍墮落和道德敗壞的時代時說道：

    “Broedhr munu berjask ok at b?num verdask,

    munu systrungar sifjum spilla”.

    “兄弟們將互相仇視，互相殺戮，

    姊妹的兒女們就要毀壞親屬關系了。”

    Systrungr一字是母親的姊妹的兒子的意思，在詩人看來，姊妹的子女否認相互之間的血緣親屬關系比兄弟互相殘殺的罪還要大。起加強作用的是表示母方親屬關系的systrungar一詞；要是不用這個詞，而用syskina-b?rn （兄弟姊妹的子女）或syskinasynir（兄弟姊妹的兒子們），那麽第二行對於第一行就不是加強，而是減弱了。由此可見，甚至在產生《女預言者的預言》的海盜時代，在斯堪的納維亞對於母權制的回憶還沒有消失。

    此外，在塔西佗時代，至少在他較為熟悉的（注：“至少在他較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德意志人中間，母權制已經讓位給父權制了：父親的遺產由子女繼承；如果沒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繼承。容許母親的兄弟參加繼承這一事◎第138頁◎實，是和剛剛所說的習俗的保存有關系的，同時也證明德意志人的父權制在當時還是多麽新近。直到進入中世紀很久之後，也仍然可以見到母權制的遺跡。那時，在人們中間，特別是在農奴中間，似乎仍然不大信賴父系血統；所以，當封建領主向某個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農奴的時候，例如在奧格斯堡、巴塞爾和凱澤斯勞滕，就要求有六個最近的血緣親屬，而且是只限於母方的親屬來宣誓證實被告的農奴身分（毛勒《城市制度》第1 卷第381頁（注：毛勒《德國城市制度史》1869年埃朗根版。——編者注））。

    當時剛剛滅亡的母權制，還有一個殘余，這就是在羅馬人看來幾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對於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締結條約時，貴族家庭的少女被認為是最可靠的人質；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淪為奴隸，這對於德意志人說來是很可怕的，並且最能激勵他們的戰鬥士氣；他們認為婦女體現著某種神聖的和先知的東西，他們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聽取婦女的意見，例如，利珀河畔布魯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經是推動巴達維人起義的靈魂，在這次起義中，齊維利斯領導德意志人和比利時人動搖了羅馬人在高盧的全部統治。（注：齊維利斯領導的德意志部落和高盧部落反對羅馬統治的起義，發生在69—70年（有些史料認為發生在69—71年），由增加賦稅、加緊募兵和羅馬官吏的胡作非為所引起的這次起義，席卷了高盧和被羅馬統治的德意志地區的大部分，使羅馬有失去這些地區的危險。起義者起初獲得了一些勝利，之後卻遭到了幾次失敗，最後被迫同羅馬媾和。——139。） 在家里妻子的統治看來是無可爭辯的；自然，一切家務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關照；丈夫則打獵，飲酒或遊手好閒。塔西佗就是這樣說的；但是由於他沒有說誰耕田種地，並且確定地說，奴隸只納貢，不服任何勞役，因此，耕種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勞動，看來仍須由眾成年男子來承擔。

    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漸接近專偶制的對偶制。這還不是嚴格的專偶制，因為還允許顯要人物實行多妻制。少女的貞操，一般說來，是嚴格遵守的（這和克爾特人相反），同樣，塔西佗也特別熱情地說到德意志人的婚姻關系的不可破壞。他舉出只有妻子通◎第139頁◎奸，才是離婚的理由。不過，他的話在這里留下了一些漏洞，而且過分明顯地用來給放蕩的羅馬人作美德的鏡子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說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經是這種世上少有的美德騎士，那麽，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觸，便足以使他們墮落到其余一般歐洲人的水平；在羅馬世界中，恪守道德準則的最後痕跡消失得比德語還要快得多。只消讀一讀圖爾的格雷戈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這點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羅馬那樣，盛行驕奢淫逸的享樂生活，因此，在這方面，即使我們沒有硬給德意志人加上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的整個民族中都沒有盛行過的節欲行為，他們也比羅馬世界優越得多。

    從氏族制度中產生了把父親或親屬的仇敵關系像友誼關系一樣繼承下來的義務；同樣，也繼承用以代替血族覆仇的、為殺人或傷人贖罪的賠償金。這種賠償金在上一代還被認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現在已經證明，在成百個民族中都是這樣，這是起源於氏族制度的血族覆仇的一種普遍的較緩和的形式。這種賠償金，就像款待客人的義務一樣，我們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也可以看到；塔西佗關於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亞志》第21章），與摩爾根關於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幾乎在細節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時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經最終分配了耕地以及與此有關的那幾段文字應如何解釋，像這種熱烈而無休止的爭論，如今已經是過去的事了。自從證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實行過土地由氏族後來又由共產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據凱撒證明（注：凱撒《高盧戰記》第4卷第1章。——編者注），在蘇維匯人當中就是如此，——繼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實行過把土地分配◎第140頁◎給單個家庭並定期實行重新分配以來；自從確定耕地的這種定期重新分配的辦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還保存到今日以來，關於這個問題就不必再費一詞了。如果從凱撒到塔西佗的150年間，德意志人從凱撒所明確指出的蘇維匯人的共同耕作（他說，他們完全沒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過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個體耕作，那麽這確實是個很大的進步；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而且沒有任何外來幹涉，要從那個階段過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讀到他說得很簡潔的話：他們每年更換（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時還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注：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第26章。——編者注）這是和德意志人當時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適應的一個耕作和土地占有階段。（注：以下直到“在凱撒時代，一部分德意志人……”（本卷第142頁）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 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

    上面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樣子保留下來，未作更改。在此期間，問題已轉到另外一個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經證明（見前引書，第44頁（注：見本卷第55-57頁。——編者注）），家長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權制共產制家庭和現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間的中間階段，它雖不是到處流行，但是流行很廣。在這以後，問題已經不再像毛勒和瓦茨爭論的那樣——土地是公有還是私有，而是公有的形式是什麽了。毫無疑問，在凱撒時代，蘇維匯人不僅有過土地公有，而且也有過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於他們的經濟單位是氏族，還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共產制親屬集團，或者所有三種集團依土地條件的不同都存在過，關於這些問題將來還會長久爭論。但柯瓦列夫斯基認定，塔◎第141頁◎西佗所描述的狀況，不是以馬爾克公社或農村公社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為前提的；只是過了很久，由於人口增加，農村公社才從這種家庭公社中發展出來。

    按照這個觀點，德意志人在羅馬時代在他們所占據的土地上的居住區，以及後來在他們從羅馬人那里奪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區，不是由村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組成的，這種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幾代人，耕種著相當的地帶，並和鄰居一起，作為共同的馬爾克來使用四周的荒地。在這種情況下，塔西佗著作中談到更換耕地的那個地方，實際上就應當從農學意義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種另一個地帶，而將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拋荒。由於人口稀少，荒地總是很多的，因之，任何爭奪地產的糾紛，就沒有必要了。只是經過數世紀之後，當家庭成員的人數過多，以致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共同經營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時候，這種家庭公社才解體；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後正在形成的單個農戶之間實行分配，這種分配起初是暫時的，後來便成為永久的，至於森林、牧場和水域則依然是公共的。

    這一發展過程，對於俄國，看來已經是歷史上完全證實了的。至於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諸國，不可否認，這個推測，在許多方面，較之迄今流行的把農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時代的推測，能更好地詮釋典籍，更容易解決困難。最古的文件，例如Codex Laureshamensis（注：《CodexLaureshamensis》（《洛爾希寺院文書》）是授予洛爾希寺院的證書和特權的副本集子。洛爾希寺院是764年在法蘭克王國建立的，距沃爾姆斯城不遠，它是德國西南部的一個大封建領地。《洛爾希寺院文書》於12世紀編成，它匯集了有關特權和饋贈的各類寺院檔案證書3836份。其中2700份是涉及8—9世紀的檔案，它是關於德國西南部農民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史料之一。——142。），一般說來，用家庭公社來解釋，就比用農村馬爾克公社來解釋要好得多。另一方面，這種家庭公社又造成了新的困難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結論；但是，我不能否認，作為中間階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國、斯堪的納維亞以及英國很可能也都有過。

    在凱撒時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剛剛定居下來，一部分人尚在找◎第142頁◎尋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時代，他們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與此相適應，在生活資料的生產方面也有了無可懷疑的進步。他們居住在木屋中，穿的還是很原始的森林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獸皮；婦女和顯要人物則穿麻布內衣。食物為乳、肉、野生果實，以及像普林尼所補充的燕麥粥（注：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集）第18卷第17章。——編者注）（直到今日，這還是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克爾特人的民族食物）。他們的財富是家畜，但是品種很差；牛矮小難看，沒有角；馬是小馬，不善奔馳。錢幣很少使用，數量有限，而且只是羅馬錢幣。他們不制造金銀飾品，也不重視這些。鐵是很少見的，看來至少在萊茵河和多瑙河諸部落中間差不多全靠輸入，而不是自行冶煉。魯恩文字（模仿希臘和拉丁字母造成文字）僅僅用作暗語文字，並且專供宗教巫術之用。把人當作祭品的做法還在流行。一句話，我們在這里所看到的，是一個剛從野蠻時代中級階段進到高級階段的民族。不過，雖然與羅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於輸入羅馬的工業品方便，因而其獨立的金屬業和紡織業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但是在東北部，在波羅的海沿岸諸部落中，則無疑發展起了這樣的工業。在石勒蘇益格沼地所發現的武器——長的鐵劍、環甲、銀盔等等，和2 世紀末的羅馬鑄幣一起——以及由於民族大遷徙而流傳各地的德意志金屬制品，這些東西即使起初是模仿羅馬式樣的，但都相當講究和獨具風格。向文明的羅馬帝國遷徙，使這種土生土長的工業，除了在英國以外，到處都絕跡了。至於這種工業是怎樣一致地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可以拿青銅手鐲為例來說明。在勃艮第、羅馬尼亞、亞速海沿岸發現的青銅手鐲，看來可能跟英國和瑞典的青銅手鐲同出於一個作坊，因而同樣無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產的。◎第143頁◎

    他們的制度也是跟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相適應的。據塔西佗說，到處都有氏族酋長(principes)議事會，它處理比較小的事情，而比較重大的事情則由它提交人民大會去解決；這種人民大會，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上，至少在我們知道有人民大會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僅僅氏族才有，而部落或部落聯盟是沒有的。氏族酋長(principes)和軍事頭領(duces)還有顯著的區別，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樣。氏族酋長已經部分地靠部落成員的獻禮如家畜、谷物等來生活；他們——如在美洲一樣——大半是從同一家庭中選舉出來的；向父權制的過渡，例如在希臘和羅馬，促進了選舉制逐漸變為世襲制，從而促進了每個氏族形成一個貴族家庭。這種古代的所謂部落貴族，大多數在民族大遷徙中或在它以後不久便衰落了。軍事首長完全是按才能來選舉的，不問世系如何。他們的權力很小，必須以自己的榜樣來發揮作用；至於軍隊的實際懲戒權，塔西佗確定地說，是握在祭司們手里的。真正的權力集中在人民大會上。大會由王或部落酋長主持；決定由人民來做：怨聲表示反對，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讚成。人民大會同時也是審判法庭；各種控訴都向它提出，並由它作出判決，死刑也在這里宣判，但只有對卑怯、背叛民族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處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酋長為主席的全體大會進行審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樣，氏族酋長可能只是訴訟的領導者和審問者；德意志人的判決，不拘何時何地，都是由全體作出的。

    部落聯盟從凱撒時代起就組成了；其中有幾個聯盟已經有了王；最高軍事首長，像在希臘人和羅馬人中間一樣，已經圖謀奪取專制權，而且有時也達到了目的。這種僥幸的篡奪者決不是絕對的統治者；不過他們已經開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鎖了。被釋奴隸一般處於低微地位，因為他們不能屬於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這◎第144頁◎樣一些寵兒卻往往獲得高官、財富和榮譽。羅馬帝國被征服以後，現在成了大國國王的軍事首長那里也發生了同樣的事。在法蘭克人中間，國王的奴隸和被釋奴隸，起初在宮廷里，後來在國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貴族有很大一部分是從他們當中產生的。

    有一種設施促進了王權的產生，這就是扈從隊。我們在美洲紅種人中間就已經看到，與氏族制度並行，還形成了一種獨立自主地從事戰爭的私人團體。這種私人團體，在德意志人中間，已經成為經常性的團體了。博得了聲譽的軍事領袖，在自己周圍集合一隊掠奪成性的青年人，他們對他個人必須忠誠，而他對他們亦然。首領供給吃喝並獎賞他們，把他們編成等級；對於小規模的征戰，他們充當衛隊和隨時可以戰鬥的隊伍；對於大規模的征戰，他們是現成的軍官團。不管這種扈從隊必然是多麽弱小，像後來例如在意大利奧多亞克麾下所表現的那樣，但是他們仍然成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開端；在民族大遷徙時期和遷徙以後，他們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這樣。因為，第一，他們促進了王權的產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經指出的，只有通過不斷的戰爭和搶劫，才能把他們糾合在一起。掠奪成了目的。如果扈從隊首領在附近地區無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馬帶到發生了戰爭、可以指望獲得戰利品的別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組成的輔助軍，在羅馬的旗幟下，甚至大舉對德意志人作戰，這種輔助軍有一部分就是由這種扈從隊編成的。德意志人的恥辱和詛咒——雇傭兵制度，在這里已經初具雛形。在羅馬帝國被征服以後，國王們的這種扈從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羅馬人出身的宮廷奴仆一起，成了後來的貴族的第二個主要組成部分。

    由此可見，一般說來，在聯合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曾發展出像英雄時代的希臘人和所謂王政時代的羅馬人那樣的制度，即人民大會、氏族酋長議事會和已在圖謀獲得真正王權◎第145頁◎的軍事首長。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達到的最發達的制度；這是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典型制度。只要社會一越出這一制度所適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來到了；它就被炸毀，由國家來代替了。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五）

    八　德意志人國家的形成

    據塔西佗說，德意志人是人口眾多的民族。我們從凱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個關於各德意志民族人數的大致概念；他認為住在萊茵河左岸的烏濟佩特人和鄧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共為18萬人。因而，每個民族大約有10萬人（注：這里所推測的數字，在狄奧多魯斯關於高盧的克爾特人的一段文字中可以得到證實。他說：“在高盧住著人口不等的許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約為20萬人，最小者約為5萬人。”(Diodorus Siculus,V,25.)因而，平均起來是125 000人；由於各個高盧民族發展程度較高，應該把他們的人口設想得比德意志人多一些。），這已經大大超過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時代的總數，那時易洛魁人不到2萬人，但已成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馬克河整個地區的可怕力量。如果我們根據現有材料，把萊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較確切的民族試著劃分一下，那麽每一個這樣的民族在地圖上所占的面積平均約等於普魯士的一個行政區，即約為1萬平方公里，或182 平方地理里。但是，羅馬人的GermaniaMagna［大日耳曼尼亞］，直到維斯瓦河為止，占有依整數計共50 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如果一個民族的平均人口為10萬人，那麽整個大日耳曼尼亞的人口總數，應達500萬；對於野蠻時代的民族集團來說，這是一個很◎第146頁◎大的數目，而就今日的情況來說——1平方公里10人，或1平方地理里550人——這是極其微小的數目。但是這並不包括生活在那個時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們知道，沿喀爾巴阡山脈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著哥特系統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爾人、佩夫金人等等，——它們的人數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認為他們是德意志人的第五個大系統（注：普林尼《博物志》第4卷第14章。——編者注），而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經替馬其頓王柏修斯做過雇傭兵的德意志人，還在奧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進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們的人數只有100萬人，那麽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數目，就至少有600萬了。

    在他們定居日耳曼尼亞以後，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長的；單是上面提到的工業方面的進步，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在石勒蘇益格沼地所發現的古物，就其中的羅馬鑄幣來判斷，是屬於3世紀的。由此可見，到這個時候，在波羅的海沿岸金屬業和紡織業已經很發達了，跟羅馬帝國已有頻繁的往來，比較有錢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這一切都是人口更為稠密的跡象。而在這個時期，德意志人在萊茵河、羅馬邊墻和多瑙河全線，從北海起到黑海止，也開始了總進攻，——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擴張的直接證明。鬥爭持續了300年，在鬥爭期間，哥特民族的整個大系統（斯堪的納維亞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東南推進，形成了漫長的進攻線的左翼；進攻線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奧南人），沿多瑙河上遊突進；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現今所謂法蘭克人，沿萊茵河突進；征服不列顛，則是印格伏南人的事情。到5世紀末，羅馬帝國已是那麽衰弱，毫無生氣和束手無策，因而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開了大門。◎第147頁◎

    上面我們是站在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搖籃旁邊。這里我們卻站在這一文明的棺木旁邊了。羅馬的世界霸權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區已經有數百年之久。凡在希臘語沒有進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語言都不得不讓位於被敗壞的拉丁語；一切民族差別都消失了，高盧人、伊比利亞人、利古里亞人、諾里克人都不覆存在，他們都變成羅馬人了。羅馬的行政和羅馬的法到處都摧毀了古代的血族團體，這樣也就摧毀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後殘余。新出爐的羅馬公民身分並沒有提供任何補償；它並不表現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現。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是到處都具備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別越來越大；一度使意大利、高盧、西班牙、阿非利加成為獨立區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覺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備能夠把這些要素結成新民族[neue 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還沒有顯示出發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跡，更不用說創造力了。廣大領土上的廣大人群，只有一條把他們自己聯結起來的紐帶，這就是羅馬國家，而這個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卻成了他們最兇惡的敵人和壓迫者。各行省消滅了羅馬，羅馬本身變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樣；它雖然有特權，但已經不再居於統治地位，已經不再是世界帝國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們現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爾、米蘭。羅馬國家變成了一架龐大的覆雜機器，專門用來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稅、國家徭役和各種代役租使人民大眾日益陷於窮困的深淵；地方官、收稅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壓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羅馬國家及其世界霸權引起了這樣的結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權建立在對內維持秩序對外防御野蠻人的基礎上；然而它的秩序卻比最壞的無秩序還要壞，它說是保護公民防御野蠻人的，而公民卻把野蠻人奉為救星來祈望。◎第148頁◎

    社會狀況同樣也是絕望的。從共和制的末期起，羅馬統治的目的已經放在殘酷剝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沒有消除這種剝削，反而把它變成了常規。帝國越是走向沒落，捐稅和賦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無恥地進行掠奪和勒索。商業和工業向來不是統治著各民族的羅馬人的事業；只有在高利貸方面，他們做到了空前絕後。商業所得到所保持的東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毀滅了；而殘存下來的東西，僅在帝國東部的希臘部分才有，不過，這一部分不在我們研究範圍之內。普遍的貧困化，商業、手工業和藝術的衰落，人口的減少，都市的衰敗，農業退回到更低的水平——這就是羅馬人的世界霸權的最終結果。

    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現在它更是這樣了。在意大利，從共和制衰亡的時候起就幾乎遍布全境的面積巨大的大莊園(Latifundien)，是用兩種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當作牧場，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為看管牛羊只用少數奴隸就行了；或者當作田莊，那里使用大批奴隸經營大規模的園藝業，——一部分為了滿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為了在城市市場上出售。大牧場保存了下來，甚至還擴大了；但田莊田產及其園藝業卻隨著主人的貧窮和城市的衰落而衰敗了。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大莊園經濟，已經不再有利可圖；而在當時它卻是大規模農業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現在小規模經營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莊一個一個地分成了小塊土地，分別租給繳納一定款項的世襲佃農，或者租給分成制農民，這種分成制農民只能獲得他們一年勞動生產品的1/6，或者僅僅1/9，他們與其說是佃農，勿寧說是田產看管人。但是這種小塊土地主要是交給隸農，他們每年繳納一定的款項，被束縛在土地上，並且可以跟那塊土地一起出售；這種隸農雖不是奴隸，但也◎第149頁◎不是自由的，他們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們相互間的婚姻也不被看作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隸的婚姻一樣，只被看作簡單的同居( contubernium)。他們是中世紀農奴的前輩。

    古典古代的奴隸制，已經過時了。無論在鄉村的大規模農業方面，還是在城市的工場手工業方面，它都已經不能提供值得費力去取得的收益，因為它的產品市場已經消失了。帝國繁榮時代的龐大的生產已經收縮為小農業和小手工業，這種小農業和小手工業都不能容納大量奴隸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隸和供他們顯示豪華的奴隸，在社會上還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趨滅亡的奴隸制仍然能夠使人認為，一切生產勞動都是奴隸的事，讓自由的羅馬人來做有失他們的身分，而現在人人都是這種自由的羅馬人了。結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贅的被釋奴隸的人數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隸農的人數，破產的自由民（類似美國從前各蓄奴州的白種貧民）的人數，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對於古典古代奴隸制的逐漸滅亡是完全沒有罪過的。它在羅馬帝國和奴隸制同流合污達數世紀之久，以後也從來沒有阻止過基督徒買賣奴隸，——既沒有阻止過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買賣奴隸，也沒有阻止過後世買賣黑奴。（注：據克雷莫納的主教利烏特普朗德說，10世紀在凡爾登，也就是說，在神聖德意志帝國，制造閹人成了一個主要的行業，因為把這些閹人輸入西班牙，供摩爾人的後宮使用，可獲厚利。（見克雷莫納的利烏特普朗德《獎賞》第6卷第6章。——150。））奴隸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滅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隸制卻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視自由民的生產勞動。在這里羅馬世界就陷入了絕境：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勞動卻在道德上受鄙視。前者是已經不能再作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後者是還不能成為這種形式。只有一次徹底革命才能擺脫這種絕境。◎第150頁◎

    各行省的情況，也不見得好些。我們所有的材料，以關於高盧的為最多。在這里，與隸農並存的，還有自由的小農。他們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貸者的侵害，往往托庇於有權勢者以求保護；不僅農民個人這樣做，而且整個公社也這樣做，以致4世紀的皇帝們屢次發布命令，禁止這種行為。但是尋求保護的人這樣做有什麽好處呢？保護者向他們提出了這樣的條件：他們把自己那塊土地的所有權轉讓給他，而他則保證他們終身使用這塊土地，——這也就是神聖的教會所心領神會的，並且在9和10世紀竭力仿效以擴張神的國家即教會地產的詭計。誠然，在那個時候，即公元475年左右，馬賽的主教薩爾維安還對這種掠奪表示憤慨，並且說，羅馬官吏和大地主的壓迫已經如此嚴重，以致許多“羅馬人”紛紛逃往野蠻人所占領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羅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羅馬統治之下。（注：薩爾維安《論神的統治》第5冊第8章。——編者注）關於那時父母常常因貧窮而把自己的子女賣為奴隸的事情，為禁止這種行為而頒布的法律就證明了這一點。

    德意志野蠻人把羅馬人從他們自己的國家里解放了出來，為此他們便強奪了羅馬人全部土地的2/3在自己人當中分配。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進行的；由於征服者的人數相對來說較少，仍有廣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歸全體人民占有，一部分歸各個部落和氏族占有。在每個氏族內，則用抽簽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給各戶；後來是否進行過重新分配，我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樣的做法在羅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單塊的份地變成了可以轉讓的私有財產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場始終沒有分配而留作共同使用；這種使用，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種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習◎第151頁◎俗和全體的決定來調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越久，德意志人和羅馬人越是逐漸融合，親屬性質的聯系就越是讓位於地區性質的聯系；氏族消失在馬爾克公社中了，但在馬爾克公社內，它起源於各成員的親屬關系的痕跡往往還是很顯著的。可見，至少在保存著馬爾克公社的各個國家——在法國北部，在英國，在德國，在斯堪的納維亞，——氏族制度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地區制度，因而才能夠和國家相適應。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種自然形成而為整個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質；甚至在它後來被迫蛻變的時候，也還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斷，從而在被壓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種武器，直到現代還有其生命力。

    這樣，如果說氏族中的血緣紐帶很快就喪失了自己的意義，那麽，這是血緣紐帶的各種機關在部落和整個民族內由於征服而同樣發生蛻變的結果。我們知道，對被征服者的統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這里我們可以很普遍地看到這一點。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羅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須把所征服的地區組織管理起來。但是，它們既不能把大量的羅馬人吸收到氏族團體里來，又不能通過氏族團體去統治他們。必須設置一種代替物來代替羅馬國家，以領導起初大都還繼續存在的羅馬地方行政機關，而這種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種國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機關必須轉化為國家機關，並且為時勢所迫，這種轉化還非常迅速。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軍事首長。被征服地區對內對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權力。於是軍事首長的權力轉變為王權的時機來到了，這一轉變發生了。

    就拿法蘭克王國來說，在這里，勝利了的撒利法蘭克人不僅完全占有了廣大的羅馬國有領地，而且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給大大小小的區域公社和馬爾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別是全部較大◎第152頁◎的林區。從一個普通的最高軍事首長變成了真正君主的法蘭克國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這種人民的財產變為王室的財產，從人民方面把它盜竊過來而贈送或賞賜給他的扈從隊。這種起初由他的私人軍事扈從以及其余的下級軍事首長組成的扈從隊，不久就膨脹了起來，這不僅由於補入了羅馬人即羅馬化的高盧人，這些人因為能書寫、有教養，懂得羅曼口語、拉丁文言和當地法律很快就變成他所離不開的人，而且還由於也補入了奴隸、農奴和被釋奴隸，這些人構成了他的宮廷，他就從他們中間挑選自己的寵兒。所有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贈送給他們，後來就以采邑（注：采邑（beneficium，字面意思是“恩賜”）是8世紀上半葉在法蘭克王國盛行的一種賞賜土地的形式。一塊塊的土地連同居住在土地上的依附的農民一起以采邑的形式授予領用人（采邑主）終身享用，條件是要完成一定的多半是軍事性的義務。在領用人或采邑主死亡，或未完成義務以及田園荒蕪的情況下，采邑就應當歸還給原主或他的繼承人，若要恢覆采邑關系，就須第二次賞賜。實行分配采邑的不僅有王權，教會，而且還有豪紳巨富。采邑制度促進了封建主階級、特別是中小貴族的形成，使農民群眾處於更加受奴役的地位，同時促進了藩屬關系和封建等級制的發展。後來采邑變成了世襲封地。恩格斯在《法蘭克時代》這篇著作（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39—599頁）中揭示了采邑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史上的作用。——153。）的形式賞賜給他們——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國王去世時為止。這樣，就靠犧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貴族的基礎。

    不僅如此，由於王國幅員廣闊，就不能利用舊的氏族制度的手段來管理了；氏族酋長議事會即使沒有老早消失，也已經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國王的固定親信所代替；舊的人民大會還繼續存在著做做樣子，但是也越來越變成純粹是下級軍事首長和新貴的會議。占有土地的自由農民，即法蘭克人的主體，正如以前共和制末期的羅馬農民一樣，也由於連年內戰和征服戰爭、特別是查理大帝時期的征服戰爭而弄得疲憊不堪和貧困衰敗了。這種起初構成全部軍隊，而在征服法蘭西地區以後，又構成該地的核心的農民，到9世紀之初，已窮困到五個人之中難得抽出一個人出去作戰了。以前由國王直接召募的自由農民的衛國軍，現在已經由新貴的仆從所組成的軍隊代替。在這些仆從中，還有一些依附農民，他們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國王而不知有主人，而更早一點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國王的農民的後裔。在查理大帝的後代統治時，由於國內戰爭、王權的削弱和相應的貴人跋扈（在這種貴人之中還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圖把自己的職位變成世襲的郡◎第153頁◎守（注：郡守是法蘭克王國擔任州郡領導的王室官吏。每一個郡守在自己的區域內都享有司法權，可以征稅和管轄軍隊，並在出征的時候統率軍隊。郡守在任內可以享有王室在該郡的收入的三分之一，並獲得賞賜的土地作為酬勞。後來郡守逐漸由王室委派的官員變成了大封建領主，擁有自主權，特別是在877年以後，正式建立了郡守官職的世襲制。——154。）），最後，還由於諾曼人的侵犯，法蘭克的農民等級就完全破產了。查理大帝死後50年，法蘭克王國便毫無反抗地匍匐在諾曼人的腳下，正和400年前羅馬帝國匍匐在法蘭克人的腳下一樣。

    不僅對外軟弱無能，而且內部的社會秩序（不如說是社會無秩序），差不多也是一樣。自由的法蘭克農民陷入了與他們的前輩即羅馬的隸農一樣的處境。他們被戰爭和掠奪弄得破產，不得不去乞求新貴或教會的保護，因為國王的權力太弱了，已經不能保護他們；不過這種保護使他們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價。像以前高盧農民那樣，他們必須將自己那塊土地的所有權交給保護人，再以各種不同的和變化的形式——不過總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從他那里把這塊土地作為租地而租回來。一經陷入這種依附形式，他們也就逐漸地喪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過不了幾代，他們大多數已經都是農奴了。自由的農民等級滅亡得多麽迅速，這從伊爾米農所編的聖日爾曼－德－普雷修道院（當時在巴黎附近，現在巴黎市內）的地產登記冊（注：指9世紀編成的聖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地產登記冊（地產、人口和收入登記冊），以《修道院院長伊爾米農地產登記冊》的名稱而聞名。恩格斯從地產登記冊中引用的材料大概載於保·羅特《遠古至十世紀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第378頁。——154。）中可以得到證明。這個修道院的地產散布四周，面積極為廣大，還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時候，就住有2 788戶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蘭克人。其中2 080戶是隸農，35戶是黎特，220戶是奴隸，只有8 戶是自由的佃農！保護人讓農民把自己那塊土地交歸他所有，然後僅僅是再將這塊土地交回農民終身使用，這個曾被薩爾維安宣布為背神行為的習俗，如今到處被教會施加在農民身上了。現在日益盛行的徭役，其原型既是羅馬的安加利（注：安加利是羅馬帝國中派給居民的義務，規定居民必須提供馬匹和挑夫為政府運輸；後來範圍更加擴大了，成為居民的沈重負擔。——154。），即為國家所服的強制勞役，又是德意志馬爾克公社成員為修橋、築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工役。這樣一來，居民的主體在過了400 年以後好像完全又回到起初的狀況去了。

    然而，這不過證明兩點：第一，沒落時期羅馬帝國的社會分◎第154頁◎化和財產分配，是跟當時的農業和工業的生產水平完全相適應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這一生產水平在以後400年間，並沒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樣的必然性重新產生了同樣的財產分配和同樣的居民階級。在羅馬帝國的最後數百年間，城市喪失了它從前對鄉村的統治，而在德意志人統治的最初數百年間，也沒有把它恢覆起來。這是由農業與工業的發展程度很低決定的。這樣一個總的狀況，必然產生居於統治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農。要把使用奴隸勞動的羅馬大莊園經濟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規模經營嫁接在這種社會上面是多麽不可能，這可以從查理大帝用著名皇室田莊所作的幾乎沒有留下痕跡的龐大實驗中得到證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繼續了這種實驗，也只是對修道院說來才獲益甚豐；但是修道院是以獨身生活為基礎的非正常的社會團體；它們可能會有例外的成績，然而正因為如此，才不能不永遠是一個例外。

    但在這400年間，畢竟是繼續前進了。即使我們在這一時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階級差不多跟初期一樣，但構成這些階級的人卻已經不同了。古典古代的奴隸制已經消失；破產的、貧窮的、輕視勞動為奴隸賤事的自由民也已經消失。介於羅馬隸農和新的農奴之間的是自由的法蘭克農民。奄奄一息的羅馬世界的“無益的回憶與徒然的鬥爭”已經死亡並且被埋葬了。9世紀的社會階級，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沈淪中，而是在新文明誕生的陣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無論是主人還是仆從，跟他們的羅馬前輩比較起來，已經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權勢的地主和服勞役的農民之間的關系，對羅馬前輩來說曾經是古典古代世界毫無出路的沒落形式，現在對新的世代來說則是新發展的起點。其次，不論這400 年看起來多麽沒有成果， 可是卻留下了一個重大的成果：這就是一些現代的民族 [mod◎第155頁◎erne Nationalit?ten]，亦即西歐人類為了未來的歷史而實行的分化和改組。德意志人確實重新使歐洲有了生氣，因此，日耳曼時期的國家解體過程才不是以諾曼－薩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終，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護關系（依附制度（注：依附制度是從8至9世紀起在歐洲盛行的農民受封建主“保護”，或者小封建主受大封建主“保護”的形式之一，接受保護要履行一定的條件，即為“保護人”服兵役和其他徭役，並把自己的土地交給“保護人”，然後以有條件地占有的形式領回這些土地。這對於那些迫於暴力而不得不如此做的農民來說，意味著人身自由的喪失，而對於小封建主來說，則意味著處於大封建主的藩屬的地位，因而依附制度一方面促使農民淪入受奴役的境地，另一方面鞏固了封建等級制度。——156。） ）的進一步發展為封建制度而告終，（注：以下直到本段結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而人口也有了這樣巨大的增長，以致能夠完好無恙地經受了不到200年後的十字軍遠征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麽神秘的魔法，給垂死的歐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們的沙文主義的歷史編纂學所虛構的那樣，德意志種族天生有一種特別的魔力呢？決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當時，是一個天資高的雅利安族系，並且正處在生機勃勃的發展中。但是使歐洲返老還童的，並不是他們的特殊的民族特點，而只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們的個人才能和勇敢，他們的自由意識，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總之，是羅馬人所喪失的一切品質，而僅僅這些品質就能從羅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新的國家，培養出新的民族[neue Nationalit?ten]——所有這一切，如果不是高級階段野蠻人的特征——他們的氏族制度的果實，又是什麽呢？

    如果說，德意志人改革了專偶制的古代形式，緩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統治，給了婦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時期都更高的地位，那麽，使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習慣，如果不是他們仍有母權制時代的遺風，又是什麽呢？

    如果說，他們至少在三個最重要的國度——德國、法國北部和英國——以馬爾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來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並把它帶到封建國家里去，從而使被壓迫階級即農民甚至在中世◎第156頁◎紀農奴制的最嚴酷條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團結即一個抵抗的手段，而這一手段無論在古典古代的奴隸那里或者在近代的無產階級那里都沒有這樣現成，那麽，造成這種情況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如果不是他們的純粹野蠻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麽呢？

    最後，如果說，他們能把那種在他們的故鄉已經實行的比較溫和的隸屬形式——在羅馬帝國，奴隸制也日益轉化為這種形式——發展起來，並使之成為唯一的形式，而這種隸屬形式，正如傅立葉最早強調指出的（注：沙·傅立葉《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第3版；《傅立葉全集》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220頁。——157。），給被奴役者提供了一個使自己作為階級而逐漸獲得解放的手段(fournit　aux　cultivateurs　desmoyens d’ affranchissement collectif et progressif（注：給土地耕種者提供了一個獲得集體和逐漸解放的手段。——編者注）），因此之故，這種形式大大勝過奴隸制——在奴隸制下，只能有單個人不經過過渡狀態而立即獲得釋放（古代是沒有用勝利的起義來消滅奴隸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紀的農奴實際上卻作為階級而逐漸實現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這一切如果不是歸功於他們的野蠻狀態（由於這種野蠻狀態，他們還沒有達到形成了的奴隸制：既沒有達到古典古代的勞動奴隸制，也沒有達到東方的家庭奴隸制），又歸功於什麽呢？

    凡德意志人給羅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帶來生命的東西，都是野蠻時代的東西。的確，只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的文明中掙紮的世界年輕起來。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遷徙之前已經達到並努力開拓的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對於這一過程恰好最為適宜。這就說明了一切。◎第157頁◎

    九　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

    我們已經根據希臘人、羅馬人和德意志人這三大實例，探討了氏族制度的解體。最後，我們來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已經破壞了氏族社會組織，而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又把它完全消滅的一般經濟條件。在這里，馬克思的《資本論》對我們來說是和摩爾根的著作同樣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時代中級階段發生，在高級階段繼續發展起來，就我們現有的資料來判斷，到了野蠻時代低級階段，它便達到了全盛時代。所以現在我們就從這一階段開始。

    這一階段應當以美洲紅種人為例；在這一階段上，我們發現氏族制度已經完全形成。一個部落分為幾個氏族，通常是分為兩個（注：“通常是分為兩個”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個又分裂為幾個女兒氏族，對這些女兒氏族來說，母親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幾個部落，在其中的每一個部落中，我們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聯盟至少是在個別情況下把親屬部落聯合在一起。這種簡單的組織，是同它所由產生的社會狀態完全適應的。它無非是這種社會狀態所特有的、自然長成的結構；它能夠處理在這樣組織起來的社會內部一切可能發生的沖突。對外的沖突，則由戰爭來解決；這種戰爭可能以部落的消滅而告終，但從沒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終。氏族制度的偉大，但同時也是它的局限，就在於這里沒有統治◎第158頁◎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內部，還沒有權利和義務的分別；參與公共事務，實行血族覆仇或為此接受贖罪，究竟是權利還是義務這種問題，對印第安人來說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來，這種問題正如吃飯、睡覺、打獵究竟是權利還是義務的問題一樣荒謬。同樣，部落和氏族分為不同的階級也是不可能的。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對這種狀態的經濟基礎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極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較稠密，在這種居住地的周圍，首先是一片廣大的狩獵地帶，其次是把這個部落同其他部落隔離開來的中立的防護森林。分工是純粹自然產生的；它只存在於兩性之間。男子作戰、打獵、捕魚，獲取食物的原料，並制作為此所必需的工具。婦女管家，制備衣食——做飯、紡織、縫紉。男女分別是自己活動領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婦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別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漁獵用具的所有者，婦女是家內用具的所有者。家戶經濟是共產制的，包括幾個、往往是許多個家庭。（注：特別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見班克羅夫特的著作。在夏洛特皇後群島上的海達人部落中，還有700 人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的家戶經濟。在努特卡人那里，整個部落都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生活。）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東西，都是共同財產：如房屋、園圃、小船。所以，在這里，而且也只有在這里，才真正存在著文明社會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所捏造的“自己勞動所得的財產”——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還依恃著的最後一個虛偽的法律借口。

    但是，人並不是到處都停留在這個階段。在亞洲，他們發現了可以馴服和在馴服後可以繁殖的動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獵取；但已經馴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一頭小牛，此外還可以擠奶。有◎第159頁◎些最先進的部落——雅利安人、閃米特人，也許還有圖蘭人，——其主要的勞動部門起初就是馴養牲畜，只是到後來才又有繁殖和看管牲畜。遊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遊牧部落生產的生活資料，不僅比其余的野蠻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蠻人比較，他們不僅有數量多得多的乳、乳制品和肉類，而且有獸皮、綿羊毛、山羊毛和隨著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紡織物。這就第一次使經常的交換成為可能。在更早的階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換；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導致暫時的分工。例如，在許多地方，都發現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無可置疑的遺跡；在這種作坊中發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大概是靠全體和為全體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終身手藝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樣。在這個階段上，除了部落內部發生的交換以外，決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換，而且，即使是部落內部的交換，也仍然是一種例外的事件。相反地，自從遊牧部落分離出來以後，我們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員之間進行交換以及它作為一種經常制度來發展和鞏固的一切條件都具備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間通過各自的氏族酋長來進行交換；但是當畜群開始變為特殊財產（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財產”，而是“私有財產”。——編者注）的時候，個人交換便越來越占優勢，終於成為交換的唯一形式。不過，遊牧部落用來同他們的鄰人交換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變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來估價並且到處樂於同它交換的商品——一句話，牲畜獲得了貨幣的職能，在這個階段上就已經起貨幣作用了。在商品交換剛剛產生的時候，對貨幣商品的需求，就以這樣的必然性和速度發展起來了。

    園圃種植業大概是亞洲的低級階段野蠻人所不知道的，但它◎第160頁◎在那里作為田野耕作的先驅而出現不遲於中級階段。在圖蘭平原的氣候條件下，在漫長而嚴寒的冬季，沒有飼料儲備，遊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種植，在這里就成了必要條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為家畜飼料而種植，它很快也成了人類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財產，最初是交給氏族使用，後來由氏族交給家庭公社使用，最後（注：“交給家庭公社使用，最後”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補的。——編者注）交給個人使用；他們對耕地或許有一定的占有權，但是沒有更多的權利。

    在這一階段工業的成就中，特別重要的有兩件。第一是織布機；第二是礦石冶煉和金屬加工。銅、錫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銅是頂頂重要的金屬；青銅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並不能排擠掉石器；這一點只有鐵才能做到，而當時還不知道冶鐵。金和銀已開始用於首飾和裝飾，其價值肯定已比銅和青銅高。

    一切部門——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同時，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個體家庭的每個成員所擔負的每日的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成為人們向往的事情了。戰爭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俘虜變成了奴隸。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在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使財富增加並且使生產領域擴大的同時，在既定的總的歷史條件下，必然地帶來了奴隸制。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也就產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裂，分裂為兩個階級：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至於畜群怎樣並且在什麽時候從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變為各個家庭首長的財產，我們至今還不得而知。不過，基本上，這一過◎第161頁◎渡一定是在這個階段上發生的。隨著畜群和其他新的財富的出現，便發生了對家庭的革命。謀取生活資料總是男子的事情，謀取生活資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並且是他們的財產。畜群是新的謀取生活資料的工具，最初對它們的馴養和以後對它們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屬於他們的；用牲畜交換來的商品和奴隸，也是屬於他們的。這時謀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歸了男子；婦女參加它的享用，但在財產中沒有她們的份兒。“粗野的”戰士和獵人，以在家中次於婦女而占第二位為滿足，但“比較溫和的”牧人，卻依恃自己的財富擠上了首位，把婦女擠到了第二位。而婦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內的分工決定了男女之間的財產分配；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樣，可是它現在卻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關系完全顛倒了過來，這純粹是因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經不同了。從前保證婦女在家中占統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婦女只限於從事家務勞動，——現在卻保證男子在家中占統治地位：婦女的家務勞動現在同男子謀取生活資料的勞動比較起來已經相形見絀；男子的勞動就是一切，婦女的勞動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在這里就已經表明，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於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於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麽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占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而這只有依靠現代大工業才能辦到，現代大工業不僅容許大量的婦女勞動，而且是真正要求這樣的勞動，並且它還力求把私人的家務勞動逐漸融化在公共的事業中。

    隨著男子在家中的實際統治的確立，實行男子獨裁的最後障礙便崩毀了。這種獨裁，由於母權制的傾覆、父權制的實行、對偶婚制向專偶制的逐步過渡而被確認，並且永久化了。但是這樣一來，◎第162頁◎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現了一個裂口：個體家庭已經成為一種力量，並且以威脅的姿態起來與氏族對抗了。

    下一步把我們引向野蠻時代高級階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這個時期經歷了自己的英雄時代：鐵劍時代，但同時也是鐵犁和鐵斧的時代。鐵已在為人類服務，它是在歷史上起過革命作用的各種原料中最後的和最重要的一種原料。所謂最後的，是指直到馬鈴薯的出現為止。鐵使更大面積的田野耕作，廣闊的森林地區的開墾，成為可能；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其堅硬和銳利非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其他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所有這些，都是逐漸實現的；最初的鐵往往比青銅還軟。所以，石制武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僅在《希爾德布蘭德之歌》（注：《希爾德布蘭德之歌》這部英雄史詩，是8世紀古代德意志敘事詩文獻，保留下來的是一些片斷。——136、163。） 中，而且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會戰中（注：1066年10月14日侵入英國的諾曼底公爵威廉的軍隊在黑斯廷斯附近同盎格魯撒克遜人發生了戰鬥。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軍隊由於在自己的軍事組織中還保持著公社制度的殘余，使用的武器裝備也是原始的，因此被擊敗了。盎格魯撒克遜國王哈羅德戰死，而威廉則成了英國國王，稱威廉一世，史稱征服者威廉一世。——163。）都還使用石斧。但是，進步現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間斷地、更加迅速地進行著。用石墻、城樓、雉堞圍繞著石造或磚造房屋的城市，已經成為部落或部落聯盟的中心；這是建築藝術上的巨大進步，同時也是危險增加和防衛需要增加的標志。財富在迅速增加，但這是個人的財富；織布業、金屬加工業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離的手工業，顯示出生產的日益多樣化和生產技術的日益改進；農業現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這些東西人們已經學會了制造。如此多樣的活動，已經不能由同一個人來進行了；於是發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業和農業分離了。生產的不斷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提高了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在前一階段上剛剛產生並且是零散現象的奴隸制，現在成為社會制度的一個根本的組成部分；奴隸們不再是簡單的助手了；他們被成批地趕到田野和工場去勞動。隨著生產分為農業和手工業這兩大主要部門，便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隨之而來的是貿易，不僅有部落內部和部落邊◎第163頁◎境的貿易，而且海外貿易也有了。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還很不發達；貴金屬開始成為占優勢的和普遍性的貨幣商品，但是還不是鑄造的貨幣，只是不作加工按重量交換罷了。

    除了自由民和奴隸的差別以外，又出現了富人和窮人的差別，——隨著新的分工，社會又有了新的階級劃分。各個家庭首長之間的財產差別，炸毀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著的舊的共產制家庭公社；同時也炸毀了為這種公社而實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暫時地、後來便永久地分配給各個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財產的過渡，是逐漸進行的，是與對偶婚制向專偶制的過渡平行地發生的。個體家庭開始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對內和對外都不得不更緊密地團結起來。親屬部落的聯盟，到處都成為必要的了；不久，各親屬部落的融合，從而分開的各個部落領土融合為一個民族[Volk]的整個領土，也成為必要的了。民族的軍事首長——勒克斯，巴賽勒斯，狄烏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設的公職人員。還不存在人民大會的地方，也出現了人民大會。軍事首長、議事會和人民大會構成了繼續發展為軍事民主制的氏族社會的各機關。其所以稱為“軍事”，是因為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經成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鄰人的財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貪欲，在這些民族那里，獲取財富已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們是野蠻人：掠奪在他們看來比勞動獲得更容易甚至更光榮。以前打仗只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覆，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打仗，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了經常性的行當。在新的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著高峻的墻壁並非無故：它們的深壕寬塹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高聳入文明時代了。內部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掠奪戰爭加強了最高軍事首長以及下級軍事首長的權力；習慣地由同一家◎第164頁◎庭選出他們的後繼者的辦法，特別是從父權制實行以來，就逐漸轉變為世襲制，他們最初是耐心等待，後來是要求，最後便僭取這種世襲制了；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的基礎奠定下來了。於是，氏族制度的機關就逐漸掙脫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個氏族制度就轉化為自己的對立物：它從一個自由處理自己事務的部落組織轉變為掠奪和壓迫鄰近部落的組織，而它的各機關也相應地從人民意志的工具轉變為獨立的、壓迫和統治自己人民的機關了。但是，如果不是對財富的貪欲把氏族成員分裂成富人和窮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內部的財產差別把利益的一致變為氏族成員之間的對抗”（馬克思語）（注：參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22頁）。——165。），如果不是奴隸制的盛行已經開始使人認為用勞動獲取生活資料是只有奴隸才配做的、比掠奪更可恥的活動，那麽這種情況是決不會發生的。

    　　　　　　　　　　　　　——

    這樣，我們就走到文明時代的門檻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個新的進步開始的。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人們只是直接為了自身的消費而生產；間或發生的交換行為也是個別的，只限於偶然的剩余物。在野蠻時代中級階段，我們看到遊牧民族已經有牲畜作為財產，這種財產，到了畜群具有相當規模的時候，就可以經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費的若幹余剩；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遊牧民族和沒有畜群的落後部落之間的分工，從而看到了兩個並存的不同的生產階段，也就是看到了進行經常交換的條件。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進一步又發生了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分工，於是勞動產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為了交換而生產的，這就把單個生產者之間的交換提升為社會的生活必需。文明時代鞏固並加強了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各次分工，特別是通過加劇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樣，城市在經濟上統治鄉村，或者是像中世紀那樣，鄉村在經濟◎第165頁◎上統治城市）而使之鞏固和加強，此外它又加上了一個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分工：它創造了一個不再從事生產而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在此以前，階級的形成的一切萌芽，還都只是與生產相聯系的；它們把從事生產的人分成了領導者和執行者，或者分成了規模較大和較小的生產者。這里首次出現一個階級，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並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並對他們雙方都進行剝削。在可以使生產者免除交換的辛勞和風險，可以使他們的產品的銷路擴展到遙遠的市場，而自己因此就成為一個居民的最有用的階級的借口下，一個寄生階級，真正的社會寄生蟲階級形成了，它從國內和國外的生產上榨取油水，作為對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實際貢獻的報酬，它很快就獲得了大量的財富和相應的社會影響；正因為如此，它在文明時期便取得了越來越榮譽的地位和對生產的越來越大的統治權，直到最後它自己也生產出自己的產品——周期性的商業危機為止。

    不過，在我們正在考察的這個發展階段上，年輕的商人階級還絲毫沒有預感到它未來的偉大事業。但是這個階級正在形成並且使自己成為必不可少的，而這就夠了。隨著它，出現了金屬貨幣即鑄幣，隨著金屬貨幣就出現了非生產者統治生產者及其生產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發現了，這種商品以隱蔽的方式包含著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變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東西的魔法手段。誰有了它，誰就統治了生產世界。但是誰首先有了它呢？商人。對貨幣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萬無一失的。他盡心竭力地叫人們知道，一切商品，從而一切商品生產者，都應該畢恭畢敬地匍匐在貨幣面前。他在實踐上證明，在這種財富本身的化身面前，其他一切財富形式都不過是一個影子而已。以後貨幣的權力再也沒◎第166頁◎有像在它的這個青年時代那樣，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橫暴的形式表現出來。在使用貨幣購買商品之後，出現了貨幣借貸，隨著貨幣借貸出現了利息和高利貸。後世的立法，沒有一個像古雅典和古羅馬的立法那樣殘酷無情地、無可挽救地把債務人投在高利貸債權人的腳下，——這兩種立法都是作為習慣法而自發地產生的，都只有經濟上的強制。

    除了表現為商品和奴隸的財富以外，除了貨幣財富以外，這時還出現了表現為地產的財富。各個人對於原來由氏族或部落給予他們的小塊土地的占有權，現在變得如此牢固，以致這些小塊土地作為世襲財產而屬於他們了。他們最近首先力求實現的，正是要擺脫氏族公社索取這些小塊土地的權利，這種權利對他們已成為桎梏了。這種桎梏他們是擺脫了，但是不久他們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權。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權，不僅意味著不折不扣和毫無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著把它出讓的可能性。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財產，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但是，當新的土地占有者徹底擺脫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權這一桎梏的時候，他也就掙斷了迄今把他同土地密不可分地連在一起的紐帶。這意味著什麽，和土地私有權同時被發明出來的貨幣，向他作了說明。土地現在可以成為出賣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權剛一確立，抵押就被發明出來了（見關於雅典的一章）。像淫遊和賣淫緊緊跟著專偶制而來一樣，如今抵押也緊緊跟著土地所有權而來了。你們曾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權，那麽好了，現在你們得到它了——這就是你所希望的，喬治·唐丹！（注：莫里哀《喬治·唐丹》第1幕第9場。——編者注）

    這樣，隨著貿易的擴大，隨著貨幣和貨幣高利貸、土地所有權◎第167頁◎和抵押的產生，財富便迅速地積聚和集中到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手中，與此同時，大眾日益貧困化，貧民的人數也日益增長。新的財富貴族，只要從一開始就恰巧不是舊的部落顯貴，便把部落顯貴完全排擠到後面去了（在雅典，在羅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間）。隨著這種按照財富把自由民分成各個階級的劃分，奴隸的人數特別是在希臘便大大增加起來（注：雅典奴隸的人數見前第117 頁。在科林斯城全盛時代，奴隸的人數達46萬人，在埃吉納達47萬人；在這兩個地方奴隸的人數都等於自由民的十倍。），奴隸的強制性勞動構成了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築所賴以建立的基礎。

    現在我們來看看，在這種社會變革中，氏族制度怎麽樣了。面對著沒有它的參與而興起的新因素，它顯得軟弱無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個氏族或部落的成員共同生活在純粹由他們居住的同一地區中。這種情況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處都雜居在一起，到處都有奴隸、被保護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間居住著。直到野蠻時代中級階段末期才達到的定居狀態，由於居住地受商業活動、職業變換和土地所有權轉讓的影響而變動不定，所以時常遭到破壞。氏族團體的成員再也不能集會來處理自己的共同事務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節日，還勉強能夠安排。除了氏族團體有責任並且能夠予以保證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於謀生條件的變革及其所引起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又產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僅同舊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還千方百計在破壞它。由於分工而產生的手工業集團的利益，城市的對立於鄉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機構；但是，每一個這種集團都是由屬於極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們組成的，甚至還包括外地人◎第168頁◎在內；因此，這種機構必須在氏族制度以外，與它並列地形成，從而又是與它對立的。——同時，在每個氏族團體中，也表現出利益的沖突，這種沖突由於富人和窮人、高利貸者和債務人結合於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達到最尖銳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外氏族公社的居民，他們在國內已經能夠成為一種力量，像羅馬的情況那樣，同時他們人數太多，不可能被逐漸接納到血緣親屬的血族和部落中來。氏族公社作為一種封閉的享有特權的團體對抗著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變成了可憎的貴族制。——最後，氏族制度是從那種沒有任何內部對立的社會中生長出來的，而且只適合於這種社會。除了輿論以外，它沒有任何強制手段。但是現在產生了這樣一個社會，它由於自己的全部經濟生活條件而必然分裂為自由民和奴隸，進行剝削的富人和被剝削的窮人，而這個社會不僅再也不能調和這種對立，反而必然使這些對立日益尖銳化。一個這樣的社會，只能或者存在於這些階級相互間連續不斷的公開鬥爭中，或者存在於第三種力量的統治下，這第三種力量似乎站在相互鬥爭著的各階級之上，壓制它們的公開的沖突，頂多容許階級鬥爭在經濟領域內以所謂合法形式決出結果來。氏族制度已經過時了。它被分工及其後果即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所炸毀。它被國家代替了。◎第169頁◎

    　　　　　　　　　　　　——

    前面我們已經分別考察了國家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興起的三種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在羅馬，氏族社會變成了封閉的貴族制，它的四周則是人數眾多的、站在這一貴族制之外的、沒有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平民的勝利炸毀了舊的血族制度，並在它的廢墟上面建立了國家，而氏族貴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融化在國家中了。最後，在戰勝了羅馬帝國的德意志人中間，國家是直接從征服廣大外國領土中產生的，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來統治這樣廣闊的領土。但是，由於同這種征服相聯系的，既不是跟舊有居民的嚴重鬥爭，也不是更加進步的分工；由於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處於同一經濟發展階段，從而社會的經濟基礎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夠以改變了的、地區的形式，即以馬爾克制度的形式，繼續存在幾個世紀，甚至在以後的貴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血族中，甚至在農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馬申（注：對於氏族的本質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個歷史編纂學家是尼布爾，這應歸功於他熟悉迪特馬申（迪特馬申是德國北部的一個地區，曾是自由民的一個要塞。自由民曾長期保留公社制度，反抗德國和丹麥封建主的征服。從12世紀中葉起迪特馬申的居民逐漸取得獨立。舊的地方貴族到13世紀事實上已經消失，在獨立時期迪特馬申仍是自治的農民公社的總和，這些農民公社的基礎在許多地方都是舊有的農民氏族。到14世紀，迪特馬申的最高權力屬於全體土地自由占有者大會，後來轉歸三個選舉產生的委員會。1559年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荷爾斯泰因公爵約翰和阿道夫的軍隊摧毀了迪特馬申居民的反抗，勝利者瓜分了這個地區。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馬申一直保存到19世紀下半葉。——170。）的血族。但是他的錯誤也是直接由此而來的。），還以削弱了的形式覆興了一個時期。

    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注：喬·威·弗·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57和360節。該書第1版於1821年在柏林出版。——170。）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血緣關系形成和聯結起來的舊的氏族公社已經很不夠了，這多半是因為它們是以氏族成員被束縛在一定地區為前提的，而這種束縛早已不覆存在。地區依然，但◎第170頁◎人們已經是流動的了。因此，按地區來劃分就被作為出發點，並允許公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實現他們的公共權利和義務，不管他們屬於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這種按照居住地組織國民的辦法是一切國家共同的。因此，我們才覺得這種辦法很自然；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它在雅典和羅馬能夠代替按血族來組織的舊辦法以前，曾經需要進行多麽頑強而長久的鬥爭。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奴隸也包括在居民以內；9萬雅典公民，對於365 000奴隸來說，只是一個特權階級。雅典民主制的國民軍，是一種貴族的、用來對付奴隸的公共權力，它控制奴隸使之服從；但是如前所述，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從，憲兵隊也成為必要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里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偏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是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里，階級鬥爭和爭相霸占已經把公共權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之勢的高度。

    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關於這點，老歐洲也已經屢見不鮮了。◎第171頁◎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淩駕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須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憑借這種法律，他們享有了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國家的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構加在一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後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一種處於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一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麥國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國：在這里，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並為了破落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第172頁◎

    此外，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御無產階級的組織。在按照財產狀況劃分階級的雅典和羅馬，就已經是這樣。在中世紀的封建國家中，也是這樣，在那里，政治的權力地位是按照地產來排列的。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的選舉資格，也是這樣。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的東西。相反地，它標志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麽財產差別了。在這種國家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而公債越增長，股份公司越是不僅把運輸業而且把生產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變成自己的中心，這一聯盟就越容易實現。除了美國以外，最新的法蘭西共和國，也是這方面的一個顯著例證，甚至一本正經的瑞士，在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績。不過，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結成這種兄弟般的聯盟，並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國，除英國以外，新的德意志帝國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德國，很難說普選制究竟是把誰擡得更高，是把俾斯麥還是把布萊希勒德。最後，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我們這里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被壓迫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第173頁◎尺。在現今的國家里，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麽辦了。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真正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

    所以，根據以上所述，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

    先前的一切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在本質上是共同的生產，同樣，消費也是在較大或較小的共產制共同體內部直接分配產品。生產的這種共同性是在極狹小的範圍內實現的，但是它隨身帶來的是生產者對自己的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支配。他們知道，產品的結局將是怎樣：他們把產品消費掉，產品不離開他們的手；只要生產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產者的支配範圍，也不會產生鬼怪般的、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時代經常地和不可避免地發生的那樣。◎第174頁◎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這種生產過程。它破壞生產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個人占有成為占優勢的規則，從而產生了個人之間的交換，——這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前面已經探討過了。商品生產逐漸地成了統治的形式。

    隨著商品生產，即不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交換的生產的出現，產品必然易手。生產者在交換的時候交出自己的產品；他不再知道產品的結局將會怎樣。當貨幣以及隨貨幣而來的商人作為中間人插進生產者之間的時候，交換過程就變得更加錯綜覆雜，產品的最終命運就變得更加不確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們誰都不知道誰在做什麽。商品現在已經不僅是從一手轉到另一手，而且是從一個市場轉到另一個市場；生產者喪失了對自己生活領域內全部生產的支配權，這種支配權商人也沒有得到。產品和生產都任憑偶然性來擺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極，它的另一極叫作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們早就證實，在每一個領域內，都有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己的內在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然而適用於自然界的，也適用於社會。一種社會活動，一系列社會過程，越是超出人們的自覺的控制，越是超出他們支配的範圍，越是顯得受純粹的偶然性的擺布，它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己。這種規律也支配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偶然性：它們作為異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認識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個生產者和交換的參加者相對立。商品生產的這些經濟規律，隨這個生產形式的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是總的說來，整個文明期都處在這些規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產品仍然支配著生產者；直到今天，社會的全部生產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計劃，而是由盲目的規律來◎第175頁◎調節，這些盲目的規律，以自發的威力，最後在周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顯示著自己的作用。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在相當早的生產發展階段上，人的勞動力就能夠提供大大超過維持生產者生存所需要的產品了，這個發展階段，基本上就是產生分工和個人之間的交換的那個階段。這時，用不了多久就又發現一個偉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為商品；如果把人變為奴隸，人力（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勞動力”。——編者注）也是可以交換和消費的。人們剛剛開始交換，他們本身也就被交換起來了。主動態變成了被動態，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

    隨著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於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

    文明時代所由以開始的商品生產階段，在經濟上有下列特征：(1) 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2) 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間階級的商人；(3)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現了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的奴隸勞動。與文明時代相適應並隨著它而徹底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專偶制、男子對婦女的統治，以及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此外，文明時代還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第176頁◎鄉村的對立作為整個社會分工的基礎固定下來；另一方面，是實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後也能夠據以處理自己財產的遺囑制度。這種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沖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倫時代之前還沒有過；在羅馬，它很早就已經實行了，究竟在什麽時候我們不知道（注：拉薩爾的《既得權利體系》（斐·拉薩爾《既得權利體系》第2部：《羅馬和日耳曼繼承權在歷史—哲學發展中的實質》。該書第1版於1861年在萊比錫出版。——177。）一書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這樣一個命題：羅馬的遺囑制同羅馬本身一樣古老，以致在羅馬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無遺囑制的時代”，遺囑制確切些說是在羅馬以前的時代從對死者的崇拜中產生的。拉薩爾作為一個虔誠的老年黑格爾派，不是從羅馬人的社會關系中，而是從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羅馬的法的規定，從而得出了上述的完全非歷史的論斷。這在該書中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該書根據同一個思辨概念得出結論，認為在羅馬的繼承制中財產的轉移純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薩爾不僅相信羅馬法學家，特別是較早時期的羅馬法學家的幻想，而且還比他們走得更遠。）；在德意志人中間，這種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為的是使誠實的德意志人能夠毫無阻礙地將自己的遺產遺贈給教會。

    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如果說在文明時代的懷抱中科學曾經日益發展，藝術高度繁榮的時期一再出現，那也不過是因為在積累財富方面的現代的一切積聚財富的成就不這樣就不可能獲得罷了。

    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第177頁◎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這一情況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機器的采用，其後果現在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如果說在野蠻人中間，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大能夠區別權利和義務，那麽文明時代卻使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和對立連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因為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方面卻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

    但是，這並不是應該如此的。凡對統治階級是好的，對整個社會也應該是好的，因為統治階級把自己與整個社會等同起來了。所以文明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是實行習慣性的偽善，這種偽善，無論在較早的那些社會形式下還是在文明時代初期階段都是沒有的，並且最後在下述說法中達到了極點：剝削階級對被壓迫階級進行剝削，完全是為了被剝削階級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階級不懂得這一點，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對行善的人即對剝削者的一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行為。（注：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見於沙爾·傅立葉著作中的對文明時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爾根和我自己對文明時代的批判並列。可惜我沒有時間來做這個工作了。現在我只想說明，傅立葉已經把專偶制和土地所有制作為文明時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時代叫作富人對窮人的戰爭。同樣，我們也發現他有一個深刻的觀點，即認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為對立面的社會中，個體家庭(les familles incohérentes)是一種經濟單位。）

    現在把摩爾根對文明時代的評斷引在下面作一個結束：

    “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增長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第178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廣泛，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對它進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說來已經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人類的智慧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總有一天，人類的理智一定會強健到能夠支配財富，一定會規定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財產的關系，以及所有者的權利的範圍。社會的利益絕對地高於個人的利益，必須使這兩者處於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系之中。只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像它對於過去那樣，那麽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了。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覆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覆活。”（摩爾根《古代社會》第552頁）寫於1884年3月底-5月26日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03頁

    原文是德文

    1884年以單行本形式在蘇黎世出版

    ◎第179頁◎


恩格斯　馬克思和《新萊茵報》

    *（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作用。闡述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的重要觀點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盡管遭到當局的種種迫害和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把他驅逐出境，同時又加緊迫害《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致使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180、204、401、506。）

    （1848-1849年）（注：《馬克思和〈新萊茵報〉》一文是恩格斯紀念馬克思逝世一周年為《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294）撰寫的。——180。）

    當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180、197、484。）爆發的時候，我們所稱的德國“共產黨”僅僅是一個人數不多的核心，即作為秘密宣傳團體而組成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注：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成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頁）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見注119）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

    （注：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見本卷第190—210頁。——180、720。）。同盟之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為當時在德國沒有結社和集會的權利。同盟除了得以從中吸收盟員的國外各工人協會之外，在本國大約有30個支部或小組，此外，在許多地方還有單個的盟員。但是，這個不大的戰鬥隊，卻擁有一個大家都樂於服從的，第一流的領袖馬克思，並且賴有他才擁有一個至今還完全適用的原則性的和策略的綱領——《共產黨宣言》。

    這里應該談到的首先是綱領的策略部分。這一部分一般指出：

    “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第180頁◎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85頁。——編者注）

    而對於德國黨，則特別指出：

    “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采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

    但是，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等等（《宣言》第4章）（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306-307頁。——編者注）。

    從來沒有一個策略綱領像這個策略綱領一樣是得到了證實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後，就經受住了這次革命的檢驗；並且從那時起，任何一個工人政黨每當背離這個策略綱領的時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懲罰。而現在，差不多過了40年以後，它已經成為歐洲——從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堅決而有覺悟的工人政黨的準則。

    巴黎的二月事變促使即將來臨的德國革命匆忙上陣，從而改變了這個革命的性質。德國資產階級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勝利，而是仰仗法國工人革命才取得了勝利。它還沒有來得及把自己那些舊的敵人即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徹底打倒，就已經不得不轉過來反對新的敵人即無產階級了。◎第181頁◎但是這時，德國比法英兩國落後得多的經濟狀況以及因此同樣落後的階級關系，立刻就發生作用了。

    當時德國資產階級還剛剛開始建立自己的大工業，它既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更沒有迫切要求去爭得在國家中的絕對統治地位；無產階級也是同樣不發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長起來的，沒有組織起來，甚至還沒有能力獨立地進行組織，它只是模糊地感覺到自己的利益同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深刻對立。因此，雖然它在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危險敵人，但是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附庸。資產階級不是被德國無產階級當時的樣子所嚇倒，而是被它勢將變成而法國無產階級已經變成的樣子所嚇倒，所以資產階級認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貴族進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協；而無產階級則由於還不知道它自己應該扮演的歷史角色，所以它的絕大多數起初不得不充當資產階級先進的極左翼的角色。當時德國工人應當首先爭得那些為他們獨立地組成階級政黨所必需的權利：新聞出版、結社和集會的自由——這些權利本來是資產階級為了它自己的統治必須爭得的，但是它現在由於害怕竟不讚成工人們享有這些權利。兩三百個分散的同盟盟員消失在突然卷入運動的廣大群眾中間了。因此，德國無產階級最初是作為最極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當我們在德國創辦一種大型報紙的時候，我們就有了現成的旗幟。這個旗幟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幟，但這個民主派到處，在各個具體場合，都強調了自己的特殊的無產階級性質，這種性質是它還不能一下子就寫在自己旗幟上的。如果我們當時不願意這樣做，不願意站在已經存在的、最先進的、實際上是無產階級的那一端去參加運動並推動運動前進，那我們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報上宣傳共產主義，只好創立一個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創立一個大型的◎第182頁◎行動黨了。但是我們已經不適於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們對空想主義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們制定自己的綱領目的也不在這里。

    當我們到達科隆的時候，那里已經由民主派人士，部分地也由共產主義者在籌備創辦大型報紙。他們想把報紙辦成純地方性的，即科隆的報紙，而把我們趕到柏林去。可是，我們（主要是由於有馬克思）在24小時內就把陣地奪了過來；報紙成了我們的；不過我們作了讓步，把亨利希·畢爾格爾斯列入編輯部。此人只寫過一篇文章（刊登在第2號上），以後就什麽也沒有寫。

    當時我們要去的地方正是科隆，而不是柏林。首先，科隆是萊茵省的中心，而萊茵省經歷過法國革命，通過拿破侖法典（注：恩格斯在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侖法典，不僅僅是指在拿破侖統治時期於1804年通過並以《拿破侖法典》著稱的民法典，而是廣義地指整個資產階級法體系，即1804—1810年拿破侖第一統治時期通過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業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這些法典曾沿用於拿破侖法國所占領的德國西部和西南部，在萊茵省於1815年歸並於普魯士以後仍繼續在該省生效。恩格斯稱法蘭西民法典（《拿破侖法典》本身）為“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見本卷第253頁）。——183、702。）而保持有現代法的觀念，發展了規模極大的大工業，當時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國最先進的部分。我們根據自己的觀察，十分了解當時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剛剛誕生的資產階級，有口頭上勇敢，行動上怯懦的奴顏婢膝的小資產階級，有還極不發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貴族的和宮廷的奴仆，我們知道它僅僅作為一個“京城”所具有的一切特點。但是，關鍵是：在柏林實行的是可憐的普魯士邦法，並且政治案件是由職業法官審理的；而在萊茵地區實行的則是拿破侖法典，由於已經存在書報檢查制度，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到報刊案件；人們受陪審法庭審判並不是由於政治上違法，而只是由於某種犯罪行為。在柏林，革命以後，年輕的施勒弗爾為了一點小事就被判處一年徒刑（注：德國學生、民主主義者古·阿·施勒弗爾1848年三月革命後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報，由於4月19日在該報第5號上發表了他的兩篇文章，抨擊私有資產，捍衛勞動群眾的權利，他在1848年4月受審，並以教唆暴動的罪名被判處六個月要塞監禁。——183。），而在萊茵地區，我們卻享有絕對的新聞出版自由，我們也充分利用了這個自由。

    我們於1848年6月1日開始出版報紙時，只擁有很少的股份資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並且股東本身也極不可靠。第一號出版後就有一半股東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個也沒有剩下。

    編輯部的制度是由馬克思一人獨裁。一家必須定時出版的大◎第183頁◎型日報，如果采用別的制度，就不能保持一種貫徹始終的立場。況且在這方面馬克思的獨裁對我們來說是理所當然和勿容置疑的，我們大家都樂於接受它。首先是馬克思的洞察力和堅定立場，才使得這家日報成了革命年代德國最著名的報紙。

    《新萊茵報》的政治綱領有兩個要點：

    建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和對俄國進行一場包括恢覆波蘭的戰爭。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當時分為兩個派別：希望有一個民主的普魯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國變成瑞士式聯邦共和國的南德意志派，後者當時幾乎是清一色的巴登人。我們當時應該對這兩派都進行鬥爭。不論是把德國普魯士化，或者是把德國的小邦割據狀況永遠保存下去，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不能容許的。無產階級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國徹底統一成一個民族，只有這樣才能造成一個清除了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瑣碎障礙、讓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可以較量的戰場。但是，建立普魯士的領導地位同樣也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不容許的；普魯士國家及其全部制度、傳統和王朝，正是德國革命應當打倒的唯一的國內勁敵；此外，普魯士只有先把德國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奧地利從德國排除出去，才能統一德國。普魯士國家的消滅，奧地利國家的崩潰，德國真正統一成為共和國，——我們在最近將來的革命綱領只能是這樣的。要實現這個綱領，就要通過對俄戰爭，而且只有走這條路。關於這一點後面還要講到。

    一般說來，報紙的語調完全不是莊重、嚴肅或熱烈的。我們的敵人全都很卑鄙，我們對他們一律采取極端鄙視的態度。進行密謀的君主國、權奸、貴族、《十字報》（注：《十字報》是《新普魯士報》的別名（因報頭上印有後備軍的十字章圖樣），是德國的一家日報。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該報是反革命的宮廷奸黨和普魯士容克以及後來的德國保守黨極右派的喉舌。——184、568。），引起庸人極大的道義憤慨的整個“反動派”，——對待他們我們只用嘲笑和諷刺。但是，我們對◎第184頁◎那些由革命創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們、法蘭克福議會和柏林議會（無論對其右派或左派）的態度也沒有兩樣。第一號報紙就開始刊載一篇文章來諷刺法蘭克福議會形同虛設，諷刺它的冗長的演說無濟於事，諷刺它的怯懦的決議毫無用處。（注：指恩格斯《法蘭克福議會》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18頁）。——185。） 這篇文章的代價就是使我們失去了一半股東。法蘭克福議會甚至連辯論俱樂部都算不上；這里幾乎根本不進行什麽辯論，而大多都是宣讀預先準備好的學院式論文，通過一些用來鼓舞德國庸人，但卻無人理睬的決議。

    柏林議會就具有較大的意義了，它是在同一種實際力量相對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蘭克福的空中樓閣里進行辯論和通過決議。因此，對它就談得較為詳細。可是，我們對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爾采－德里奇、貝倫茲、埃爾斯納、施泰因等的態度，也像對待法蘭克福分子的態度一樣尖銳；我們無情地揭露了他們的猶豫、畏縮和瞻前顧後，向他們指出，他們怎樣用自己的妥協一步一步地出賣了革命。這一點自然引起了民主派小資產者的恐懼，他們正是為了供自己使用才制造出這些偶像的。但是，這種恐懼恰好證明我們擊中了要害。

    同樣，我們也反對了小資產階級熱心散布的一種錯覺，仿佛革命已經隨著三月事變而告結束，現在只需收獲它的果實了。在我們看來，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義，那就是：它們不是長期革命運動的終點，相反地是長期革命運動的起點，在這個革命運動中，像在法國偉大的變革時期一樣，人民在自己的鬥爭過程中不斷發展起來，各個政黨越來越明顯地自成一家，直到它們同各個大階級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完全相吻合為止，而無產階級則在一系列戰鬥中相繼奪得各個陣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資產階級想用它慣用的詞句——◎第185頁◎我們大家的願望都是一樣的，一切分歧只是出於誤會——來抹煞它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對立的場合，我們也反對了民主派小資產階級。而我們越是不讓小資產階級對我們無產階級民主派發生誤解，它對我們就越順從，越好說話。越是激烈和堅決地反對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越是對工人政黨作更多的讓步。這一點我們已經體會到了。

    最後，我們揭露了各種所謂國民議會的議會迷（用馬克思的說法）（注：指載於《新萊茵報》（見注119）的許多篇批評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和柏林國民議會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馬克思之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和第6卷）；這一批評也以概括的形式見之於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書（見本選集第1卷第482—578頁）。——186。）。這些先生們放過了一切權力手段，把它們重新交還給——部分是自願地交還給——政府。在柏林和法蘭克福，在重新鞏固起來的反動政府旁邊存在著無權的議會，但這種議會卻以為自己的無力的決議能扭轉乾坤。這種癡迷不悟的自我欺騙，支配了直到極左派為止的所有的人。我們告誡他們：他們在議會中的勝利，同時也將是他們在實際上的失敗。

    在柏林和法蘭克福結果正是這樣。當“左派”獲得多數時，政府便把整個議會解散了；政府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議會已經失去人民的信任。

    當我後來讀到布日爾論馬拉的一本書（注：阿·布日爾《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編者注）時，我便發覺，我們不只是在一個方面都不自覺地僅僅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黨人捏造的）《人民之友》（注：《人民之友》是法國的一家報紙，1789年9月12日至1793年7月14日由雅各賓派領袖之一讓·保爾·馬拉在巴黎出版；該報於1789年9月16日至1792年9月21日用這個名稱出版；報上有這樣的題字：Marat,l’AmiduPeuple（馬拉，人民之友）。——186。） 的偉大榜樣；一切的怒吼，以及使人們在幾乎一百年中只知道一個完全被歪曲了形象的馬拉的全部歷史捏造，只不過是由於馬拉無情地扯下了當時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們已經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還由於，他也像我們一樣要求不宣布革命已經結束，而宣布革命是不斷◎第186頁◎的革命。

    我們曾經公開聲明，我們所代表的派別，只有在德國現有的正式政黨中最極端的政黨掌握政權的時候，才能開始為達到我們黨的真正目的而鬥爭：那時我們將成為反對派，同這個最極端的政黨相對立。

    但是，事變卻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國的敵人以外，還要表現出一種昂揚的激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的時候，我們正守衛在自己崗位上。從第一聲槍響，我們便堅決站到起義者方面。他們失敗以後，馬克思寫了一篇極其有力的論文向戰敗者致敬。（注：指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157頁）。——183。）

    這時最後一些股東也離開了我們。但是，使我們感到滿意的是，當各國資產階級和小市民對戰敗者橫加誹謗的時候，在德國，並且幾乎是在全歐洲，我們的報紙是高舉被擊潰了的無產階級的旗幟的唯一報紙。

    我們的對外政策很簡單：支持一切革命民族，號召革命的歐洲對歐洲反動派的強大支柱——俄國，進行一場普遍的戰爭。從2月24日起，我們已經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個真正可怕的敵人——俄國（注：1848年2月24日是法國路易－菲力浦君主制被推翻的日子。1848年俄歷2月24日（公歷3月7日），尼古拉一世在獲悉法國二月革命（見注121）勝利的消息以後，向陸軍大臣發布了在俄國實行部分動員的命令，準備對付歐洲的革命。——187。），運動越是具有全歐洲的規模，這個敵人也就越是不得不開始鬥爭。維也納事變、米蘭事變、柏林事變不免延遲了俄國的進攻，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國，這一進攻的最終到來就越是肯定無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國對俄國作戰，那麽，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倫王朝就會滅亡，而革命就會在全線獲得勝利了。

    這一政策貫穿著俄軍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號報紙，而俄軍的入侵完全證實了我們的預見並決定了革命的失敗。

    在1849年春季，決戰臨近的時候，報紙的語調就變得一號比一號更猛烈和熱情。威廉·沃爾弗在《西里西亞的十億》（共8篇論文）（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戰友威·沃爾弗的一組文章《西里西亞的十億》於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發表在《新萊茵報》（見注119）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號。1886年，這些文章略經修改後，由恩格斯作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7—289頁）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恩格斯在《威廉·沃爾弗》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1—106頁）中對這些文章作了詳細的評述。——187。）中提醒西里西亞的農民說，在他們解脫封建義務時，地主怎◎第187頁◎樣在政府的幫助下騙取了他們的錢財和土地，他並且要求10億塔勒的賠償費。

    與此同時，馬克思關於雇傭勞動與資本的論文（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331-363頁。——編者注）在4月間以一組社論的形式發表了，論文明確指出了我們政策的社會目的。每一號報紙，每一個號外，都指出一場偉大戰鬥正在準備中，指出了在法國、意大利、德國和匈牙利各種對立的尖銳化。特別是4月、5月兩月間出版的號外，都是號召人民準備戰鬥的。

    在整個德國，人們都因為我們在普魯士的頭等堡壘里敢於面對著8 000 駐軍和警察作出這一切事情而感到驚訝；但編輯室內的8枝步槍和250發子彈，以及排字工人頭上戴著的紅色雅各賓帽（注：紅色雅各賓帽，即弗利基亞帽，是古代弗利基亞（小亞細亞）人的一種紅色尖頂帽。後來在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成為雅各賓黨人的帽子。從此它就成了自由的象征。——188。），使得我們的報館在軍官們眼中也成了一個不能用簡單的奇襲來奪取的堡壘。

    1849年5月18日，打擊終於到來了。

    德累斯頓和埃爾伯費爾德的起義被鎮壓下去了，伊瑟隆的起義被圍困；萊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亞遍布軍隊，在徹底鎮壓普魯士萊茵地區之後就要向普法爾茨和巴登進軍。這時政府終於敢來進攻我們了。編輯部人員有一半受到法庭迫害；另一半作為非普魯士人被依法驅逐。對此是無可奈何的，因為政府有整整一個軍團作為後盾。我們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壘，但我們退卻時攜帶著自己的武器和行裝，奏著軍樂，高舉著印成紅色的最後一號報紙的飄揚旗幟，我們在這號報紙上警告科隆工人不要舉行毫無希望的起義，並且對他們說：

    “《新萊茵報》的編輯們在向你們告別的時候，對你們給予他們的同情表示感謝。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將始終是：工◎第188頁◎人階級的解放！”（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頁。——編者注）

    《新萊茵報》在它創辦即將一周年時就這樣停刊了。開始時它幾乎沒有任何資金，——我已經說過，人們答應給它的一筆不大的款子沒有照付，——而在9月已經差不多發行到5 000份了。在科隆宣布戒嚴時，報紙曾經一度被封；在10月中報紙又不得不重新從頭開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時，它又有了6 000訂戶，而當時《科隆日報》（注：《科隆日報》是德國的一家日報，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稱在科隆出版；1848—1849年革命時期和在此以後的反動統治時期，該報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經常猛烈地攻擊《新萊茵報》（見注119）。——189。），據該報自己承認也不過只有9 000訂戶。沒有一家德國報紙——無論在以前或以後——像《新萊茵報》這樣有威力和有影響，這樣善於鼓舞無產階級群眾。

    而這一點首先歸功於馬克思。

    遭到打擊後，編輯部解散了。馬克思去了巴黎，當時那里正準備著1849 年6月13日（注：1849年6月13日小資產階級政黨山岳黨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議派遣法國軍隊去鎮壓意大利的革命，破壞法蘭西共和國的憲法——該憲法禁止使用法國軍隊去反對別國人民的自由。這次示威被軍隊驅散，它的失敗證實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破產。6月13日以後，當局開始迫害民主主義者，其中包括外僑。——189、205。）到來的結局；威廉·沃爾弗這時已經在法蘭克福議會里占有他的席位——當時這個議會必須在被從上面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間進行選擇；而我則到了普法爾茨，作了維利希志願部隊中的副官（注：關於恩格斯作為維利希志願部隊中的一員參加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一事，見他的著作《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頁）。——189。）。

    寫於1884年2月中-3月初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84年3月13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11號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26頁◎第189頁◎


恩格斯　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注：恩格斯的《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一文，是為馬克思的抨擊性著作《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頁）德文第3版而寫的引言，第一次載於1885年11月12、19日和26日《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294）第46、47和48號，並收入1885年11月下半月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小冊子：馬克思《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幾個文件》。在這本書中，除了馬克思的抨擊性著作外，還包括：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錄《科隆共產黨人案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26—734頁），馬克思給這本抨擊性著作德文第2版寫的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4—627頁），以及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1850年3月和6月的告同盟書（見本選集第1卷第364—375頁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59—366頁）。——190。）

    隨著1852年科隆共產黨人被判決，德國獨立工人運動第一個時期的帷幕便降下了。這個時期現在幾乎已經被遺忘。但它從1836年起持續到了1852年，並且隨著德國工人散居國外，這個運動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國家中都曾經開展過。而且還不僅如此。目前的國際工人運動實際上是當時德國工人運動的直接繼續，那時的德國工人運動一般說來是第一次國際工人運動，並且產生出許多在國際工人協會中起領導作用的人。而共產主義者同盟於1847年在《共產黨宣言》中寫在旗幟上的理論原則，則是目前歐洲和美洲整個無產階級運動的最牢固的國際紐帶。

    直到現在，關於這個運動的系統的歷史只有一個主要的史料來源。這就是所謂的黑書：維爾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紀共產主義者的陰謀》，1853年和1854年柏林版，上下兩冊。（注：《十九世紀共產主義者的陰謀》一書上冊敘述了工人運動的“歷史”，在它的附錄中轉載了若幹落到警察手里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文件。下冊的內容是一份同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有聯系的人的“黑名單”以及他們的履歷表。——190。） 本世紀兩個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這本充滿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還是一切論述那一時期的非共產主義著作的重要的史料來源。

    我在這里所能談的只是一個梗概，而且也只限於同盟本身；只能談一談為了理解《揭露》（注：馬克思《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頁。——編者注）所絕對必要的東西。我希望，將來還能◎第190頁◎有機會，把馬克思和我收集的關於國際工人運動光輝的青年時代的歷史的豐富材料整理一下。

    　　——

    1836年，從德國流亡者於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義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中分出了最激進的、大部分是無產階級的分子，他們組成了一個新的秘密同盟——正義者同盟。原先那個只剩下雅科布·費奈叠這類最不活動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沈寂了：當警察在1840年破獲它在德國的幾個支部時，它幾乎只剩下一個影子。相反，新的同盟卻發展得比較迅速。它原是當時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貝夫主義（注：巴貝夫主義是空想的平均共產主義流派之一，18世紀末由法國革命家弗·諾·巴貝夫及其擁護者創立。主張用密謀方式策動工人、貧民和士兵進行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的勞動人民共和國。——191。）影響的法國工人共產主義的一個德國分支；它要求實行財產共有，作為實現“平等”的必然結果。它的宗旨同當時巴黎各秘密團體的宗旨一樣，都是半宣傳、半密謀的團體，而巴黎也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動的中心，雖然決不排除準備適當時機在德國舉行起義的可能。但是，由於巴黎仍是決戰的場所，所以事實上這個同盟在當時不過是法國各秘密團體，特別是它與之有密切聯系的由布朗基和巴爾貝斯領導的四季社（注：四季社是法國七月王朝時期的秘密革命團體，1837—1839年在巴黎進行活動。1835年，布朗基等人建立了家族社，1837年改組為四季社。其目的是以暴力推翻現存的金融貴族政權，運用少數革命家的專政，建立共和國，實現社會平等。1839年5月12日發動了巴黎武裝起義，占領市政廳。起義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但沒有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當天即被政府軍隊和國民自衛軍鎮壓。布朗基等被捕，四季社亦不覆存在。——191。）的德國分支。法國人在1839年5月12日舉行了起義；同盟各支部都同他們一起行動，因而也同他們一起遭到了失敗。

    德國人之中被捕的有卡爾·沙佩爾和亨利希·鮑威爾；路易－菲力浦政府覺得把他們比較長期地監禁之後驅逐出境也就夠了。（注：沙佩爾在1839年5月12日起義後立即被捕，經過七個月監禁後被逐出法國；鮑威爾仍在巴黎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後來，於1841年12月被逮捕後也被驅逐出境。——191。）兩人都去了倫敦。沙佩爾出生在拿騷的魏爾堡；他在吉森學習林業科學時於1832年加入了格奧爾格·畢希納組織的密謀團體，1833年4月3日參加了襲擊法蘭克福警察崗哨的行動（注：法蘭克福襲擊崗哨事件是德國民主主義者同維也納會議後在德國建立的反動統治進行鬥爭的事件之一。1833年4月3日，一群激進分子，主要是大學生，企圖通過襲擊德意志聯邦中央機關——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聯邦議會——在國內掀起變革，宣布成立全德意志共和國，這一準備得很差的發動被軍隊鎮壓了下去。——191。），而後逃亡國外，並於1834年2月參加了馬志尼向薩瓦的進軍（注：1834年2月，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馬志尼組織了他在1831年創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員以及一群外國革命流亡者，從瑞士向屬於撒丁王國（皮埃蒙特）的薩瓦進軍，目的是在那里發動人民起義，以便統一意大利和建立獨立的資產階級意大利共和國；進入薩瓦的部隊被皮埃蒙特的軍隊擊潰。——191。）。他身材魁偉，果斷剛毅，時刻準備犧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30年代起過一定作用的職業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從“蠱惑者”（注：蠱惑者指19世紀20年代德國知識分子反政府運動的參加者。他們組織政治性的示威遊行，提出統一德國的要求。1819年大學生桑德刺殺神聖同盟的擁護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鎮壓這些人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爾斯巴德聯席會議通過了對付蠱惑者的陰謀的專門決議，這之後“蠱惑者”一詞開始流行開來。——191、601。）到共產◎第191頁◎主義者的發展所證明的，他雖然思維有些遲緩，但決不是不能較深刻地理解理論問題，並且一經理解就更加堅定地奉行。正因為如此，他的革命熱情有時要越出他的理智，但他事後總是發現自己的錯誤，並公開承認這些錯誤。他是個能幹的人，他在建立德國工人運動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遠不會被遺忘的。

    亨利希·鮑威爾生於法蘭克尼亞，是皮鞋匠；他是個活潑、靈敏而詼諧的小個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體里也蘊藏著許多機警和果斷。

    鮑威爾到達倫敦後，遇見了曾在巴黎當過排字工人的沙佩爾，他靠教授語文維持生活；他們兩人一起恢覆了同盟的各種中斷了的聯系，使倫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這里（或許更早些時候在巴黎）同他們聯合起來的有科隆的鐘表匠約瑟夫·莫爾；這是個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爾一起（屢次！）勝利地抵擋住成百個企圖闖進廳門的敵人，——在毅力和決心方面起碼不亞於他的兩個同志，而在智力上則勝過他們。他不僅是個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為全權代表出差獲得的成功證明了這點，而且，對於理論問題也比較容易領會。1843年我在倫敦認識了他們三人，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無產者。盡管我們當時的觀點在個別問題上有分歧——對於他們的狹隘平均共產主義（注：如上所述，我把平均共產主義理解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為依據的共產主義。），我當時還報之以在某種程度上同樣狹隘的哲學高傲態度，——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三個真正的男子漢在我自己還剛剛想要成為一個男子漢的時候所留給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

    在倫敦，也像在瑞士（在較小的程度上）一樣，結社、集會的自◎第192頁◎由便利了他們。早在1840年2月7日，公開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就已經成立，它直到今天還存在著。（注：倫敦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是1840年2月7日正義者同盟的卡·沙佩爾、約·莫爾和其他活動家建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後，在協會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積極參加了協會的活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同宗派主義冒險主義少數派（維利希—沙佩爾集團）之間的鬥爭中，協會中大部分會員站在少數派一邊，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許多擁護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協會。從50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參加了該協會的活動。國際工人協會成立之後，協會（弗·列斯納是協會的領導人之一）就加入了國際工人協會。倫敦教育協會一直存在到1918年為英國政府所封閉。——193。）這個協會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員的地方；因為共產主義者一向是最活動最有知識的會員，協會的領導權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倫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當時尚稱為“秘所”。這個十分明顯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都采用了。凡是能夠建立工人協會的地方，同盟盟員都以同樣的方式利用了它們。凡是法律禁止這樣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員便參加歌詠團、體操協會等團體。聯系主要靠不斷來往的盟員來維持，這些盟員在必要時也擔任特使。在這兩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給了同盟很大幫助，這些政府把它們看不慣的工人——十有九個是同盟盟員——全都驅逐出境，結果就把他們變成了特使。

    恢覆了的同盟大大擴展起來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奧古斯特·貝克爾（一個智力非凡的人，但也像許多德國人一樣由於動搖而垮台）等人建立了一個或多或少忠於魏特林共產主義（注：魏特林共產主義是19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威·魏特林創立的一種空想的工人共產主義。他的學說在一些時候曾是正義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綱領，在科學共產主義產生以前，在工人運動中基本上起了積極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觀點的空想內容旨在建立一種粗陋的平均共產主義，這使他的學說很快就成了不斷發展的工人運動的障礙，因為工人運動要求有科學根據的思想體系和政策。從40年代中起，魏特林的學說的落後面變得日益突出，他自己也日益脫離工人運動。1846年5月，在關於“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海·克利蓋的一場爭論中，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擁護者同魏特林徹底決裂。——193、628。）體系的堅強組織。這里不是批評魏特林共產主義的地方。但是，對於它作為德國無產階級的第一次獨立理論運動所具有的意義，至今我還同意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進報》（注：《前進報》是一家德文報紙，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兩次。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1845年1月馬克思及該報其他一些工作人員被基佐政府驅逐出法國，《前進報》因而停刊。——193。） 上所說的話：（德國的）“資產階級及其哲學家和科學家哪里有一部論述資產階級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媲美呢？只要把德國的政治論著中的那種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氣拿來和德國工人的這種史無前例的光輝燦爛的處女作比較一下，只要把這雙無產階級巨人的童鞋拿來和資產階級侏儒的政治爛鞋比較一下，我們就能夠預言這位灰姑娘將來必然長成一個大力士。”（注：馬克思《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頁。——編者注）這◎第193頁◎個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們面前，雖然他還遠遠沒有發育完全。

    在德國也有了許多支部，這些支部由於當時的情況而帶有短暫的性質；但是，新成立的支部遠遠多於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後（1846年底）才在柏林（門特爾）和馬格德堡（貝克）發現了同盟的蹤跡，但進一步追尋就無能為力了。

    在巴黎，1840年還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員重新聚集起來。

    同盟骨幹是裁縫。德國裁縫在瑞士，在倫敦，在巴黎，到處都有。在巴黎，德語在裁縫業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1846年我在那里認識的一個從德隆特海姆乘船直達法國的挪威裁縫，在一年半內幾乎沒有學會一個法文字，而德語卻學得很好。1847 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兩個支部成員主要是裁縫，有一個支部成員主要是家具工人。

    自從重心由巴黎移到倫敦，便明顯地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同盟逐漸從德國的變成國際的了。參加工人協會的，除了德國人和瑞士人以外，還有主要是用德語同外國人交往的那些民族的會員，就是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國人和阿爾薩斯人。1847年，甚至有一個穿軍服的英國近衛擲彈兵也成了常客。協會不久便命名為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在會員證上至少用20種文字寫著（雖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錯誤）“人人皆兄弟！”這句話。像公開的協會一樣，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國際性；起初這種國際性還是有限的：在實踐上，是由於盟員的民族成分覆雜，在理論上，是由於認為任何革命要取得勝利，都必須是歐洲規模的。當時還沒有超出這個範圍，但基礎已經打下了。

    通過流亡在倫敦的1839年5月12日起義的戰友，同盟和法國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聯系。同樣也和波蘭激進派保持了密切的◎第194頁◎聯系。波蘭的正式流亡者，也和馬志尼一樣，當然與其說是盟友，不如說是敵人。英國的憲章派，由於他們的運動的性質僅限於英國，被看作不革命的而受到漠視。同盟的倫敦領導者們只是後來通過我才同他們建立了聯系。

    此外，隨著一樁樁事變的發生，同盟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雖然人們的目光仍然盯著巴黎，把它看作革命策源地——這在當時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已經擺脫對巴黎密謀活動家的依賴性。隨著同盟的發展，它的自覺性也提高了。人們可以感到，運動日益在德國工人階級中間紮根，這些德國工人負有成為北歐和東歐工人的旗手的歷史使命。他們擁有魏特林這樣一個共產主義理論家，可以大膽地把他放在同當時他的那些法國競爭者相匹敵的地位。最後，5月12 日的經驗表明，盲動的企圖已經應該放棄。如果說當時人們仍然把每個事變解釋為風暴來臨的預兆，如果說當時人們仍然完全保留著半密謀性的章程，那麽，這主要是由於老革命者固執己見，他們的見解已經開始同那些正在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比較正確的觀點發生沖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會學說很不確定，它有一個很大的、根源於社會關系本身的缺點。一般地說，同盟的成員是工人，但他們幾乎都是地道的手工業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剝削他們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師傅。通過把裁縫手工業變成聽命於大資本家的大規模的家庭工業，從而對裁縫業即現在所謂的服裝業實行剝削，當時甚至在倫敦也還剛剛產生。一方面，剝削這些手工業者的是小作坊師傅；另一方面，這些手工業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終也能成為小作坊師傅。此外，當時的德國手工業者還有許多流傳下來的行會觀念。這些手工業者的最大光榮是：雖然他們本身還不是真正的無產者，而只不過是剛剛向現代無產階級轉變的、附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一◎第195頁◎部分人，還沒有同資產階級即大資本處於直接對立地位，但他們已經能夠本能地預料到自己未來的發展，並且能夠組成為（雖然還不是充分自覺地）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了。但是，有一點也是不可避免的：每當問題涉及具體批判現存社會，即分析經濟事實的時候，他們的手工業者舊有的成見對於他們就成為一種障礙。我不相信當時在整個同盟里有一個人讀過一本經濟學書籍。但這沒有多大關系；“平等”、“博愛”和“正義”暫時還有助於克服一切理論上的困難。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產主義以外，同時還有另外一種根本不同的共產主義形成了。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里，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鑒》（1844年）（注：《德法年鑒》是馬克思提議創辦、由阿·盧格和馬克思在巴黎編輯出版的德文雜志，僅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頁和本選集第1卷第1—16頁），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頁）。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盧格之間存在原則分歧。——196、578、642。） 里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當我們1845年春天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發揮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於是我們就著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種新觀點了。

    但是，這個在史學方面引起變革的發現，這個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主要是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說參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發現，◎第196頁◎對於當時的工人運動卻有著直接的意義。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共產主義，英國人的憲章運動，現在不再像是一種也可能不會發生的偶然現象了。這些運動現在已經被看作現代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運動，被看作他們反對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上必然的鬥爭的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階級鬥爭的形式，但是這一階級鬥爭和過去一切階級鬥爭不同的一點是：現代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擺脫階級劃分，從而擺脫階級鬥爭，就不能爭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產主義現在已經不再意味著憑空設想一種盡可能完善的社會理想，而是意味著深入理解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鬥爭的性質、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一般目的。

    我們決不想把新的科學成就寫成厚厚的書，只向“學術”界吐露。正相反，我們兩人已經深入到政治運動中；我們已經在知識分子中間，特別在德國西部的知識分子中間獲得一些人的擁護，並且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建立了廣泛聯系。我們有義務科學地論證我們的觀點，但是，對我們來說同樣重要的是：爭取歐洲無產階級，首先是爭取德國無產階級擁護我們的信念。我們明確了這一點以後，就立即著手工作了。我們在布魯塞爾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協會（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7年8月底建立的德國工人團體，目的是對僑居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向他們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戰友的領導下，協會成了團結僑居比利時的德國革命無產者的合法中心，並同佛蘭德和瓦隆工人俱樂部保持了直接的聯系。協會中的優秀分子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布魯塞爾支部。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見注121）後不久，由於該會成員被比利時警察當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協會在布魯塞爾的活動即告停止。——197、720。），取得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是僑居布魯塞爾的德國流亡者創辦的報紙，1847年1月3日至1848年2月28日由阿·馮·伯恩施太德編輯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傾向，後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開始傳播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威·沃爾弗從1847年2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7年9月起成為報紙的經常撰稿人，並實際領導編輯部的工作。——197。），該報一直到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180、197、484。）始終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們通過朱利安·哈尼同英國憲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著聯系，哈尼是憲章運動中央機關報《北極星報》（注：《北極星報》是英國的一家周報，憲章派的中央機關報，1837年創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利茲出版，1844年11月起在倫敦出版。該報的創辦人和編輯是菲·奧康瑙爾，喬·哈尼也是編輯之一。1843年至1850年該報發表過恩格斯的論文和短評。——197。）的編輯，我是該報的撰稿人。我們也和布魯塞爾的民主派（馬克思是民主協會（注：民主協會於1847年秋在布魯塞爾成立，它把無產階級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國的革命流亡者）和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進步分子團結在自己的隊伍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所領導的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見注148），對民主協會的成立起了積極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馬克思當選為該協會的副主席，比利時的民主主義者律·若特蘭被推行為主席。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布魯塞爾民主協會成了國際民主主義運動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見注121）時期，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無產階級分子曾設法武裝比利時工人開展爭取民主共和國的鬥爭。但在1848年3月初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和比利時當局懲治了協會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後，比利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已不能領導勞動群眾反對君主政體的運動，民主協會的活動就成為更狹窄和純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它的活動實際上已告停止。——197。）副主席），以及《改革報》（注：《改革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黨人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機關報；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該報發表了許多文章。——197。）（我向該報提供關於英國和德國運動的消息）方面的法國社會民主派結成了某種聯盟關系。總之，我們同激進派的和無產階級的組織和刊物的聯系是再好也沒有了。

    我們同正義者同盟的關系有如下述。存在這樣一個同盟，我們◎第197頁◎當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爾建議我加入同盟，當時我自然拒絕了這個建議。但是，我們不僅同倫敦的盟員經常保持通訊聯系，並且同巴黎各支部當時的領導人艾韋貝克醫生有更為密切的交往。我們不參與同盟的內部事務，但仍然知道那里發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們通過口頭、書信和報刊，影響著最傑出的盟員的理論觀點。我們在問題涉及當時正在形成的共產黨內部事務的特殊場合，向世界各處的朋友和通訊員分發各種石印通告，也是為了這個目的。這些通告有時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個年輕的威斯特伐利亞大學生海爾曼·克利蓋，到了美洲，在那里以同盟特使的身份出現，和一個瘋子哈羅·哈林建立了聯系，企圖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變革；他創辦了一家報紙（注：指《人民代言者報》，它是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紐約創辦的周報，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出版，該報編輯是海·克利蓋。——198。），在報紙上以同盟的名義鼓吹一種以“愛”為基礎、充滿著愛、十分多情、陶醉於愛的共產主義。我們在一個通告（注：指《反克利蓋的通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0頁）。——198。）里反對了他，這個通告立即發生了作用：克利蓋從同盟舞台上消失了。

    後來，魏特林到了布魯塞爾。但這時他已經不再是一個天真年輕的幫工裁縫了，他對自己的才能感到驚訝，力求弄清共產主義社會究竟會是什麽樣子的。這時他是一個由於自己的優勢而受忌妒者迫害的大人物，到處都覺得有競爭者、暗敵和陷阱；這個從一個國家被趕到另一國家的預言家，口袋里裝有一個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現成藥方，並且覺得每個人都在打算竊取他的這個藥方。他在倫敦時就已經和同盟盟員發生爭吵，在布魯塞爾（在那里特別是馬克思夫婦對他表現了幾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還是同任何人都合不來。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預言家的使命。

    所有這些情況都促進了同盟中，特別是倫敦領導者當中不知不覺發生的轉變。他們越來越明白，過去的共產主義觀點，無論是◎第198頁◎法國樸素的平均共產主義還是魏特林共產主義，都是不夠的。魏特林所著《一個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中有個別的天才論斷，但他把共產主義歸結為原始基督教，這就使瑞士的運動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爾布雷希特這種蠢貨手中，後來又掌握在庫爾曼這種詐取錢財的騙人預言家手中。由幾個美文學家所傳播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是把法國社會主義語句翻譯成陳腐的黑格爾德文和傷感的陶醉於愛的幻想（見《共產黨宣言》中關於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一節）（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98-301頁。——編者注），這種通過克利蓋和閱讀有關著作而傳入同盟的社會主義，僅僅由於它軟弱無力就必然會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厭惡。過去的理論觀念毫無根據以及由此產生的實踐上的錯誤，越來越使倫敦的盟員認識到馬克思和我的新理論是正確的。當時倫敦領導者中有兩個人無疑促進了這種體會，他們在理論理解能力上大大超過上面所說的那些人。這兩個人，是海爾布隆的細工畫家卡爾·普芬德和圖林根的裁縫格奧爾格·埃卡留斯。（注：普芬德約在八年前死於倫敦。他具有一個思維獨特而縝密的頭腦，有詼諧、譏諷和舌辯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後來曾多年任國際工人協會總書記，在參加協會總委員會的人當中，有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員：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納、羅赫納、馬克思和我。後來埃卡留斯完全獻身於英國工會運動。）

    一句話，1847年春天莫爾到布魯塞爾去找馬克思，接著又到巴黎來找我，代表他的同志們再三邀請我們加入同盟。他說，他們確信我們的觀點都是正確的，也確信必須使同盟擺脫陳舊的密謀性的傳統和形式。如果我們願意加入同盟，我們將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會上以宣言形式闡述我們的批判的共產主義，然後可以作為同盟的宣言發表；同時我們也將有可能幫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時◎第199頁◎代和目的的組織來代替它的過時的組織。

    至於說在德國工人階級隊伍中必須有一個哪怕只以宣傳為目的的組織，至於說這個組織由於它將不只具有地方性質，所以即使在德國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組織，對此我們沒有懷疑過。而同盟就正是這樣一個組織。我們以前認為是同盟的缺點的地方，現在同盟代表們自己承認，並且已經消除；甚至還邀請我們參加改組工作，我們能拒絕嗎？當然不能。於是我們加入了同盟。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把比較靠近我們的朋友組成一個同盟支部，而我則經常到巴黎的三個支部去。

    1847年夏天在倫敦舉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威·沃爾弗代表布魯塞爾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首先進行了同盟的改組。密謀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切舊的神秘名稱都被取消了；同盟現在已經是由支部、區部、總區部、中央委員會以及代表大會構成的了，並且從這時起它命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章程第一條這樣說。（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頁。——編者注）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時期——已變成一個純粹宣傳性的團體。這個新章程曾交付——現在一切都按這樣的民主制度進行——各支部討論，然後又由第二次代表大會再次審查並於1847年12 月8日最後通過。這個章程載於維爾穆特和施梯伯的書第1冊第239頁附錄十。

    第二次代表大會於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舉行。馬克思也出◎第200頁◎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在長時間的辯論中——大會至少開了十天——捍衛了新理論。所有的分歧和懷疑終於都消除了，一致通過了新原則，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幾個星期它就被送到倫敦去付印。自那時起，它已經傳遍全世界，差不多譯成了所有各種文字，並且直到今天還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南。同盟的舊口號“人人皆兄弟”，已經由公開宣布鬥爭的國際性的新戰鬥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所代替。17年以後，這個口號作為國際工人協會的戰鬥號角響徹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國鬥爭著的無產階級都已經把它寫到自己的旗幟上。

    二月革命爆發了。倫敦中央委員會立刻把它的職權轉交給布魯塞爾總區部。但當這個決定傳到布魯塞爾時，那里事實上已經完全處於戒嚴狀態，特別是德國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舉行集會了。我們大家都正準備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員會因此也決定自行解散，把它的全部職權交給馬克思，並且授權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員會。通過這個決議（1848年3月3日）的五個人剛一分手，警察就闖進了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來，並強迫他第二天就動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國。

    不久我們大家又在巴黎會面了。在這里擬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的文件，這個文件曾在整個德國傳播，並且許多人直到今天還可以從里面學到一些東西。

    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注：《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頁）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和29日之間在巴黎寫成的。這些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剛開始的德國革命中的政治綱領。3月30日左右，《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印成了傳單，4月初發表在一系列民主報紙上。《要求》是作為指示性文件分發給回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在革命的進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擁護者竭力在人民群眾中宣傳這個綱領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隆印成了傳單，並由科隆工人聯合會的會員在萊茵省的許多地方散發。1848年10月在柏林召開的第二屆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上，科隆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會問題處理委員會的名義，建議通過一個措施綱領，這個綱領幾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隆工人聯合會的多次會議上曾討論過《要求》中的個別條文。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在萊比錫也以單行本形式摘要發表。

    恩格斯沒有全部引用這個文件。——201。）

    1.宣布全德國為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

    3.給人民代表支付薪金，使德國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國人民◎第201頁◎的國會。

    4.武裝全體人民。

    7.各邦君主的領地和其他封建地產，一切礦山、礦井等等，全部歸國家所有。在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大規模地經營農業，以利於全社會。

    8.宣布農民的抵押地歸國家所有。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農民交納給國家。

    9.在通行租佃制的地區，地租或租金作為賦稅交納給國家。

    11.國家掌握一切運輸工具：鐵路、運河、輪船、道路、郵局等。它們全部轉為國家財產，並且無償地由沒有財產的階級支配。

    14.限制繼承權。

    15.實行高額累進稅，取消消費稅。

    16.建立國家工廠。國家保證所有工人都能生存，並且負責照管沒有勞動能力的人。

    17.實行普遍的免費的國民教育。

    為了德國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利益，必須盡力爭取實現上述各項措施；因為只有實現這些措施，德國千百萬一直受少數人剝削、少數人今後仍力圖使之受壓迫的人，才能爭得自己的權利和作為一切財富的生產者所應有的權力。

    　　　　委員會：

    卡爾·馬克思　卡爾·沙佩爾　亨·鮑威爾

    弗·恩格斯　約·莫爾　威·沃爾弗

    當時在巴黎人們熱中於組織革命義勇軍。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荷蘭人、波蘭人和德國人，都組成隊伍，準備去解放◎第202頁◎自己的祖國。德國義勇軍是由海爾維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領導的。由於一切外國工人在革命以後不但立刻失去工作，而且還在社會上受到排擠，所以願意加入這種義勇軍的人數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組織義勇軍的辦法來擺脫外國工人，於是決定給他們提供I'étape du soldat，即行軍營房和每日50生丁的津貼，直到他們到達邊境為止，在那里，經常被感動得流淚的外交部長、饒舌家拉馬丁就有辦法把他們出賣給有關政府。

    我們最堅決地反對了這種革命兒戲。正在德國發生騷動的時候侵入德國，以便從外面強行輸入革命，那就等於破壞德國的革命，加強各邦政府，並且使義勇軍徒手去受德國軍隊擺布，——這一點是有拉馬丁作保證的。由於維也納和柏林的革命取得勝利，組織義勇軍已經毫無意義；然而，兒戲一開始，就停不下來了。

    我們建立了一個德國共產主義俱樂部（注：指德國工人俱樂部，它是根據共產主義者同盟領導人的提議於1848年3月8-9日在巴黎建立的。馬克思在這個團體中起了領導作用。建立俱樂部的目的是要團結在巴黎的德國工人流亡者，向他們說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企圖通過民族主義的宣傳引誘工人參加志願軍團打回德國的冒險行徑。俱樂部在組織德國工人個別回國參加革命鬥爭方面，進行了很多工作。——203。），在里面說服工人不要去參加義勇軍，而應當單個返回祖國，在那里為加強運動而進行活動。我們的老友弗洛孔當時任臨時政府委員，為那些由我們派回國的工人爭得了許諾給義勇軍的同樣的旅途便利。這樣我們就送了三四百個工人回到德國去，其中絕大多數是同盟盟員。

    當時很容易預見到，在突然爆發的人民群眾運動面前，同盟是個極其軟弱的工具。過去在國外僑居的同盟盟員，有四分之三回國後就改變了自己的住址。他們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瓦解了，他們和同盟的聯系完全斷絕。他們中間有一部分比較愛出風頭的人，甚至不想恢覆這種聯系，而各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開始開展小小的分散的運動。最後，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形勢非常不同，以致同盟要發指示也只能發出極為一般的指示；而這種指示通過報刊來傳播要好得多。一句話，自從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第203頁◎消失時起，這樣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義。而這對於剛剛使這個秘密同盟擺脫了最後一點密謀性殘余的人們來說，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卻是一個極好的革命活動學校，這一點現在已經得到證明了。在有《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作用。闡述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的重要觀點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盡管遭到當局的種種迫害和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把他驅逐出境，同時又加緊迫害《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致使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180、204、401、506。）作為堅強中心的萊茵地區，在拿騷，在萊茵黑森等等地方，到處都是由同盟盟員在領導極端民主運動。在漢堡也是如此。在德國南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優勢地位成了這樣做的障礙。在布雷斯勞，威廉·沃爾弗成效卓著地活動到1848年夏天；他還在西里西亞獲得了法蘭克福議會議員委任狀。最後，曾在布魯塞爾和巴黎作為同盟盟員積極活動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爾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會”（注：工人兄弟會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斯·波爾恩於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國工人和手工業者的組織。波爾恩是工人運動中改良主義路線的代表，他把兄弟會的活動局限於組織經濟罷工和力圖實現有利於手工業者的狹隘的行會性措施，如給小生產者貸款和組織合作社等。兄弟會的綱領是片斷的被曲解的《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學說的混合物。但是，兄弟會的一些經常接受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領導的地方分會，在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直接影響下積極參加了革命鬥爭。1849年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籌建擺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無產階級政黨時，他們曾想利用工人兄弟會的組織。1850年，政府禁止了兄弟會的活動，但是它的若幹分會還繼續存在了許多年。——204。），這個組織有過很廣泛的發展，並且一直存在到1850 年。波爾恩是一個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有些太急於要成為大政治家，竟和各色各樣的壞家夥“稱兄道弟”起來，只圖在自己周圍糾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個能統一各種矛盾意向、澄清混亂狀況的人物。因此，他那個兄弟會所發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亂不堪，竟把《共產黨宣言》的觀點同行會習氣和行會願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魯東的觀點的殘屑碎片、同擁護保護關稅政策的立場等等混雜在一起；一句話，這些人想討好一切人。他們特別致力於組織罷工，組織工會和生產合作社，卻忘記了首要任務是通過政治上的勝利先取得一塊唯一能夠持久地實現這些的領土。所以，當反動勢力的勝利迫使這個兄弟會的首腦們感到必須直接參加革命鬥爭的時候，原先集合在他們周圍的烏合之眾就自然而然地離開了他們。波爾恩參加了1849年5月德累斯頓的起義（注：1849年5月3-8日在德累斯頓發生了武裝起義，薩克森國王拒絕承認帝國憲法並且任命極端反動分子欽斯基擔任首相，是這次起義的導火線。起義者曾控制了一個主要城區，成立了以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賽·埃·奇爾訥為首的臨時政府。在起義中起積極作用的有米·巴枯寧、斯·波爾恩和作曲家理·瓦格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幾乎沒有參加鬥爭，工人和手工業者在街壘戰中起了主要作用。起義遭到政府軍隊和開抵薩克森的普魯士軍隊的鎮壓。德累斯頓起義為1849年5-7月在德國南部和西部發生的維護帝國憲法運動揭開了序幕。——204。），僥幸得免於死，但是，“工人兄弟會”則對無產階級的偉大政治運動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成為一個宗得崩德（注：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個經濟落後的天主教州為對抗進步的資產階級改革和維護教會的特權而於19世紀40年代建立的單獨聯盟。馬克思和恩格斯用這個名稱來諷刺1850年9月15日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後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員會的維利希-沙佩爾宗派集團。這個集團的活動方便了普魯士警察當局破獲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德國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於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產主義者同盟著名活動家的案件。——203、209、738。），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存在於紙面上，它的作用小到極點，所以直到1850年反動◎第204頁◎派才覺得必須取締它，而它的分支則經過許多年以後才被取締。真姓是布特爾米爾希的波爾恩沒有成為大政治家，而成了瑞士的一個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馬克思著作譯成行會語言，而是把溫和的勒南的作品譯成他那特有的多愁善感的德語。

    隨著1849年巴黎的6月13日（注：1849年6月13日小資產階級政黨山岳黨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議派遣法國軍隊去鎮壓意大利的革命，破壞法蘭西共和國的憲法——該憲法禁止使用法國軍隊去反對別國人民的自由。這次示威被軍隊驅散，它的失敗證實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破產。6月13日以後，當局開始迫害民主主義者，其中包括外僑。——189、205。），隨著德國五月起義的失敗和俄國人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注：指1849年5月德國一些地方為維護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849年3月28日通過的帝國憲法而舉行的起義，以及1849年沙皇軍隊為了鎮壓匈牙利資產階級革命和恢覆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對匈牙利進行的武裝幹涉。——205。），1848年革命的整個偉大時期便結束了。但是，反動派的勝利這時還決不是最後的勝利。必須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並從而把同盟重新組織起來。像1848年以前一樣，形勢使得無產階級任何公開組織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組織起來。

    　1849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重新聚集在倫敦；只缺少沙佩爾和莫爾。沙佩爾當時被監禁於威斯巴登，1850年春天獲釋後也到了倫敦。莫爾為了執行重要任務和進行宣傳鼓動，曾在極危險的情況下多次出差（最後他在萊茵省普魯士軍隊中為普法爾茨炮兵隊召募騎乘炮手），後來加入了維利希部隊的貝桑松工人連，在穆爾格河戰役中在羅滕費爾斯橋邊頭部中彈犧牲。但這時維利希出現了。維利希是1845年以來在德國西部常見的感情用事的共產主義者之一；只從這一點來說，他就本能地對我們批判派暗中抱對立態度。但他不僅僅是這樣，他還是一個十足的預言家，對於自己肩負著作為德國無產階級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並以這種預言家身份直接覬覦政治獨裁權和同樣多的軍事獨裁權。這樣，除了過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產主義之外，又產生了某種共產主義的伊斯蘭教。不過，這一新宗教的宣傳暫時還沒有越出維利希所指揮的流亡者兵營的範圍。

    同盟就這樣重新組織起來，發表了刊登在附錄（九，第1號）中◎第205頁◎的1850年3月的《告同盟書》（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364-375頁。——編者注），亨利希·鮑威爾作為特使被派往德國。由馬克思和我校審的這篇告同盟書直到今天還是有意義的，因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直到現在也還是這樣一個政黨，它在即將來臨的下一次歐洲震動（各次歐洲革命——1815年、1830年、1848-1852年、1870年——間隔的時間，在我們這一世紀是15年到18年）中在德國無疑會作為使社會擺脫共產主義工人的救星而首先獲得政權。因此，在那里所說的，有許多今天也還適用。亨利希·鮑威爾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這個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個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離開了工作，有些是獨立進行工作的過去的盟員重新集合在一個積極的組織內，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會”當時的領袖們。同盟開始在各個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和體操協會中起著比1848年以前還要大得多的主導作用，所以在1850年6 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個月一期）告各支部書已經可以指出：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而周遊德國的波恩大學生叔爾茨（後來在美國當過部長）“發現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經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見附錄九，第2號）（注：這句話引自1850年6月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1頁）。1885年，恩格斯在編輯出版馬克思《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第3版時，把1850年3月和6月的兩個告同盟書都收入該書的附錄之中。——206。）。同盟無疑是在德國唯一起過作用的革命組織。

    然而這個組織應當有怎樣的作為，則主要取決於革命新高漲的前景能否實現。而這一點在1850 年期間越來越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經準備了1848年革命的1847年工業危機已經消除；一個新的、空前未有的工業繁榮時期已經開始。每個長著眼睛來看事物，並且用它看過事物的人，都應該很清楚地知道：1848年的革命風暴正在逐漸平息。

    “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第206頁◎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麽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大陸秩序黨內各個集團的代表目前爭吵不休，並使對方丟醜，這決不能導致新的革命；相反，這種爭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社會關系的基礎在目前是那麽鞏固，並且——這一點反動派並不清楚——是那麽明顯地具有資產階級特征。一切想阻止資產階級發展的反動企圖都會像民主派的一切道義上的憤懣和熱情的宣言一樣，必然會從這個基礎上反彈回來。”馬克思和我在載於《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1850年11月出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見注119）的續刊。該雜志從1850年3月至11月底總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兩期合刊）。雜志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點還有紐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僑居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中間發行這個雜志。雜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書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爾弗、約·魏德邁、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雜志上發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見本選集第1卷第376-481頁），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383-483頁），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總結了1848-1849年的革命，進一步制定了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和策略。1850年11月，雜志由於德國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刊。——207。）的《1850年5月至10月時評》一文里這樣寫過（1850年漢堡版第5、6兩期合刊第153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頁。——編者注）

    但是，對局勢的這一清醒看法在當時竟被許多人看作邪說，那時賴德律－洛蘭、路易·勃朗、馬志尼、科蘇特以及那些不大顯要的德國名人像盧格、金克爾、戈克等等一類人，群集在倫敦，他們不但為各自的祖國，並且為全歐洲建立了一些未來的臨時政府，而全部問題不過是要用舉借革命貸款的辦法在美國取得必要的經費，以便馬上實現歐洲革命，從而建立理所當然的各個共和國。因此，像維利希這樣一個人落入這種圈套，連懷有舊日革命熱情的沙佩爾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數倫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也跟著他們滾入資產階級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陣營，也就不足為怪了。一句話，我們所堅持的沈著態度並不合乎這班人的口味；他們認為，應該開始制造革命；我們極為堅決地拒絕了這種做法。於是發生了分裂。關於以後的情況，可在《揭露》里讀到。接著，諾特榮克首先被捕，後來又有豪普特在漢堡被捕，後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隆中央委員◎第207頁◎會委員的姓名，並且還必須在法庭審判時充當主要證人；他的親戚不願蒙受這種恥辱，便把他送到里約熱內盧去了，後來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於他有功，先被任命為普魯士總領事，後又被任命為德國總領事。現在他又在歐洲了。（注：沙佩爾在60年代末在倫敦去世。維利希參加了美國內戰，並且戰功卓著；他任準將時在默夫里斯伯勒（田納西州）戰役中胸部受傷，但又治愈；約於十年前在美國去世。關於上面說過的其他人，我還要指出：亨利希·鮑威爾在澳大利亞失蹤了，魏特林和艾韋貝克在美國去世。）

    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隆被告的名單列在下面：(1) 彼·格·勒澤爾，雪茄煙工人；(2)亨利希·畢爾格爾斯，後來去世時是進步黨邦議會議員；(3)彼得·諾特榮克，裁縫，數年前在布雷斯勞去世，那時正做攝影師；(4)威·約·賴夫；(5)海爾曼·貝克爾博士，現任科隆市市長，上議院議員；(6)羅蘭特·丹尼爾斯博士，醫生，案件以後幾年死於在獄中染上的肺病；(7) 卡爾·奧托，化學家；(8)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紐約當醫生；(9)約·雅·克萊因博士，目前在科隆當醫生並任市議員；(10)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但他當時已在倫敦；(11)約·路·埃爾哈德，店員；(12)弗里德里希·列斯納，裁縫，目前住在倫敦。經過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的公開審判，他們之中由陪審法庭按未遂叛國罪判處六年要塞監禁的有勒澤爾、畢爾格爾斯和諾特榮克，判處五年徒刑的有賴夫、奧托和貝克爾，判處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納；丹尼爾斯、克萊因、雅科比和埃爾哈德被宣告無罪。

    從科隆案件時起就結束了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第一時期。緊接著判決之後，我們解散了我們的同盟；又幾個月以後，維利◎第208頁◎希-沙佩爾的宗得崩德（注：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個經濟落後的天主教州為對抗進步的資產階級改革和維護教會的特權而於19世紀40年代建立的單獨聯盟。馬克思和恩格斯用這個名稱來諷刺1850年9月15日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後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員會的維利希-沙佩爾宗派集團。這個集團的活動方便了普魯士警察當局破獲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德國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於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產主義者同盟著名活動家的案件。——203、209、738。） 也一命嗚呼了。

    　——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了。那時，德國是一個手工業和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家庭工業國家，現在它已經是一個工業不斷急遽發展的大工業國了。那時，只有極少數工人理解自己作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資本在歷史上經濟上的對立，因為那時這種對立本身還剛剛產生。現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遲一下德國無產階級發展到完全理解它作為被壓迫階級的地位的過程，也必須對整個德國無產階級使用非常法。那時，已經認識到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少數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人到二十人不等的小團體悄悄地舉行集會。現在，德國無產階級不再需要正式的組織，無論是公開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階級同志間的簡單的自然聯系，即使沒有任何章程、委員會、決議以及諸如此類的具體形式，也足以震撼整個德意志帝國。俾斯麥在歐洲、在德國境外是公斷人；而在國內，卻如馬克思還在1844年就已預見到的，德國無產階級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長，對這個巨人來說，那個專供庸人使用的狹小的帝國建築已經過於狹窄，他那魁偉的體格和寬闊的雙肩不斷壯大，有朝一日他從自己座位上站立起來，就可以使帝國憲法的整個建築變為廢墟。不僅如此，歐洲和美洲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現在已經壯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僅它那狹窄的第一個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連它那更廣泛無比的第二個形式即公開的國際工人協會，對它來說也成為一種桎梏了；單靠那種認識到階級地位的共同性為基礎的團結感，就足以使一切國家和操各種語言的工人建立同樣的偉大無產階級政黨並使它保持團結。同盟在1847年到1852年所代表的學說，那時曾被聰明的庸人帶著嘲笑的神情看作狂人囈語，看作幾個孤單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學說，現在，這個學說◎第209頁◎在世界一切文明國家里，在西伯利亞礦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亞的采金工人中，擁有無數的信徒；而這個學說的創始人、當時受到人們的憎恨和誹謗最多的一個人——卡爾·馬克思，臨到逝世時，卻是新舊兩大陸無產階級的經常被請教的和永遠樂於幫助的顧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10月8日於倫敦

    載於1885年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卡·馬克思《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一書，並載於1885年11月12、19和26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46-48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1-261頁◎第210頁◎


恩格斯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之一）

    *（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書中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對其哲學先驅——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傑出代表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關系，並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作了系統的敘述。

    這部著作寫於1886年初，最初刊登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雜志《新時代》（見注3）1886年第4期和第5期。1888年又以單行本的形式在斯圖加特出版。恩格斯專門為之寫了序言，並在該書附錄中第一次發表了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89年聖彼得堡的雜志《北方通報》第3期和第4期刊登了恩格斯這部著作的俄譯文，標題為《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危機》。1890年，這部著作被譯成波蘭文。1892年，日內瓦勞動解放社全文發表了格·普列漢諾夫翻譯的俄譯文，同年葡萄牙譯文面世。189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國社會主義月刊《新紀元》第4期和第5期上登載了勞·拉法格翻譯並經恩格斯審閱的法譯文。1903年，由美國凱爾出版社發表的英譯文，標題為《社會主義哲學的根源》。——211。）

    1888年單行本序言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說，1845年我們兩人在布魯塞爾著手“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主要由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34頁。——編者注）。

    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四十多年，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們兩人誰也沒有過機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關於我們和黑格爾的關系，我們曾經在一些地方作了說明，但是無論哪個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統的。至於費爾巴哈，雖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爾哲學和我們的觀點之◎第211頁◎間的中間環節，我們卻從來沒有回顧過他。

    這期間，馬克思的世界觀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語言中都找到了擁護者。另一方面，德國的古典哲學在國外，特別是在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有某種覆活。甚至在德國，各大學里借哲學名義來施舍的折衷主義殘羹剩汁，看來已叫人吃厭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感到越來越有必要把我們同黑格爾哲學的關系，我們怎樣從這一哲學出發又怎樣同它脫離，作一個簡要而又系統的闡述。同樣，我也感到我們還要還一筆信譽債，就是要完全承認，在我們的狂飈時期，費爾巴哈給我們的影響比黑格爾以後任何其他哲學家都大。所以，當《新時代》3 雜志編輯部要我寫一篇批評文章來評述施達克那本論費爾巴哈的書（注：指卡·尼·施達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85年斯圖加特版。——編者注）時，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這篇文章發表在該雜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現在經過修訂以單行本出版。

    在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注：指《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頁。——編者注）找出來看了一遍。其中關於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部分是闡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闡述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麽不夠。舊稿中缺少對費爾巴哈學說本身的批判；所以，舊稿對現在這一目的是不適用的。可是我在馬克思的一本舊筆記中找到了十一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現在作為本書附錄刊印出來。這是匆匆寫成的供以後研究用的筆記，根本沒有打算◎第212頁◎付印。但是它作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是非常寶貴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於倫敦

    載於1888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1-412頁◎第213頁◎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

    的終結

    一

    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注：哲學博士卡·尼·施達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85年斯圖加特，斐·恩克版。）使我們返回到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就時間來說離我們不過一代之久，但是它對德國現在的一代人卻如此陌生，似乎已經整整一個世紀了。然而這終究是德國準備1848年革命的時期；那以後我國所發生的一切，僅僅是1848年的繼續，僅僅是革命遺囑的執行罷了。

    正像在18世紀的法國一樣，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潰的前導。但是這兩個哲學革命看起來是多麽不同啊！法國人同整個官方科學，同教會，常常也同國家進行公開的鬥爭；他們的著作在國外，在荷蘭或英國印刷，而他們本人則隨時都可能進巴士底獄（注：巴士底獄是14-18世紀巴黎的城堡和國家監獄。從16世紀起，主要用來囚禁政治犯。——214。）。相反，德國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國家任命的青年的導師，他們的著作是公認的教科書，而全部發展的最終體系，即黑格爾的體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推崇為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哲學！在這些教授後面，在他們的迂腐晦澀的言詞後面，在他們的笨拙枯燥的語句里面竟能隱藏著革命嗎？那時被認為是革命代表◎第214頁◎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對這種使頭腦混亂的哲學嗎？但是，不論政府或自由派都沒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個人在1833年已經看到了，這個人就是亨利希·海涅。（注：恩格斯指海涅關於德國哲學革命的言論，這些言論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中。這部著作發表於1834年，它是對德國精神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進行評論（一部分發表於1833年）的繼續。海涅的這些言論貫徹了這樣的思想：當時由黑格爾哲學總其成的德國哲學革命，是德國即將到來的民主革命的序幕。——215。）

    舉個例子來說吧。不論哪一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一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注：恩格斯在這里套用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序言中的話。該書第1版於1821年在柏林出版。——215。）

    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一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

    “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

    所以，他決不認為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某種稅制”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注：見喬·威·弗·黑格爾《哲學全書縮寫本。第一部。邏輯》第147節；第142節附釋。該書第1版於1817年在海德堡出版。——215。） 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只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麽，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但是，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狀態或政治狀態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具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制◎第215頁◎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里，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一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性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麽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注：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場（《浮士德的書齋》）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話。——216。）

    但是，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里只限於考察這種作為從康德以來的整個運動的完成的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於它徹底否定了關於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一堆現成的、一經發現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現在，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一步，除了袖手一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在哲學認識的領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認識領域以及在實踐行動的領域也是如此。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第216頁◎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和世界市場在實踐中推翻了一切穩固的、歷來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樣，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麽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一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種觀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

    我們在這里用不著去研究這種觀察方法是否同自然科學的現狀完全符合的問題，自然科學預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適合居住狀況的相當肯定的末日，從而承認，人類歷史不僅有上升的過程，而且有下降的過程。無論如何，我們離社會歷史開始下降的轉折點還相當遙遠，我們也不能要求黑格爾哲學去研究當時還根本沒有被自然科學提到日程上來的問題。

    但是這里確實必須指出一點：黑格爾並沒有這樣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闡述。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但是他本人從來沒有這樣明確地作出這個結論。原因很簡單，因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第217頁◎個體系，而按照傳統的要求，哲學體系是一定要以某種絕對真理來完成的。所以，黑格爾，特別是在《邏輯學》（注：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816年紐倫堡版。這部著作共分三冊：《客觀邏輯，存在論》(1812)、《客觀邏輯，本質論》(1813)和《主觀邏輯或概念論》(1816)。——218、573。）中，盡管如此強調這種永恒真理不過是邏輯的或歷史的過程本身，他還是覺得自己不得不給這個過程一個終點，因為他總得在某個地方結束他的體系。在《邏輯學》中，他可以再把這個終點作為起點，因為在這里，終點即絕對觀念——它所以是絕對的，只是因為他關於這個觀念絕對說不出什麽來——“外化”也就是轉化為自然界，然後在精神中，即在思維中和在歷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學的終點上這樣返回到起點，只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把歷史的終點設想成人類達到對這個絕對觀念的認識，並宣布對絕對觀念的這種認識已經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達到了。但是這樣一來，黑格爾體系的全部教條內容就被宣布為絕對真理，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條東西的辯證方法是矛盾的；這樣一來，革命的方面就被過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學的認識上是這樣，在歷史的實踐上也是這樣。人類既然通過黑格爾這個人想出了絕對觀念，那麽在實踐上也一定達到了能夠在現實中實現這個絕對觀念的地步。因此，絕對觀念對同時代人的實踐的政治的要求不可提得太高。因此，我們在《法哲學》的結尾發現，絕對觀念應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許諾而又不予兌現的那種等級君主制中得到實現，就是說，應當在有產階級那種適應於當時德國小資產階級關系的、有限的和溫和的間接統治中得到實現；在這里還用思辨的方法向我們論證了貴族的必要性。

    可見，單是體系的內部需要就足以說明，為什麽徹底革命的思維方法竟產生了極其溫和的政治結論。這個結論的特殊形式當然是由下列情況造成的：黑格爾是一個德國人，而且和他的同時代人歌德一樣，拖著一根庸人的辮子。歌德和黑格爾在各自的領域中都◎第218頁◎是奧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擺脫德國庸人的習氣。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妨礙黑格爾的體系包括了以前任何體系所不可比擬的廣大領域，而且沒有妨礙它在這一領域中闡發了現在還令人驚奇的豐富思想。精神現象學（也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學和精神古生物學類似的學問，是對個人意識各個發展階段的闡述，這些階段可以看作人類意識在歷史上所經過的各個階段的縮影）、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而精神哲學又分成各個歷史部門來研究，如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哲學史、美學等等，——在所有這些不同的歷史領域中，黑格爾都力求找出並指明貫穿這些領域的發展線索；同時，因為他不僅是一個富於創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識淵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個領域中都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當然，由於“體系”的需要，他在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於強制性的結構，對這些結構，直到現在他的渺小的敵人還發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這些結構僅僅是他的建築物的骨架和腳手架；人們只要不是無謂地停留在它們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廈里面去，那就會發現無數的珍寶，這些珍寶就是在今天也還保持充分的價值。在一切哲學家那里，正是“體系”是暫時性的東西，這恰恰因為“體系”產生於人類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遠消除了，那麽我們就達到了所謂絕對真理，世界歷史就完結了，而世界歷史雖然已經無事可做，卻一定要繼續發展下去——因而這是一個新的、不可解決的矛盾。一旦我們認識到（就獲得這種認識來說，歸根到底沒有一個人比黑格爾本人對我們的幫助更大），這樣給哲學提出的任務，無非就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完成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麽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我們把沿◎第219頁◎著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絕對真理”撇在一邊，而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總之，哲學在黑格爾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為他在自己的體系中以最宏偉的方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展；另一方面，因為他（雖然是不自覺地）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走出這些體系的迷宮而達到真正地切實地認識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爾的體系在德國的富有哲學味道的氣氛中曾發生了多麽巨大的影響。這是一次勝利進軍，它延續了幾十年，而且決沒有隨著黑格爾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從1830年到1840年，“黑格爾主義”取得了獨占的統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敵手；正是在這個時期，黑格爾的觀點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大量滲入了各種科學，也滲透了通俗讀物和日報，而普通的“有教養的意識”就是從這些通俗讀物和日報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這一全線勝利僅僅是一種內部鬥爭的序幕罷了。

    黑格爾的整個學說，如我們所看到的，為容納各種極不相同的實踐的黨派觀點留下了廣闊場所；而在當時的理論的德國，有實踐意義的首先是兩種東西：宗教和政治。特別重視黑格爾的體系的人，在兩個領域中都可能是相當保守的；認為辯證方法是主要的東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屬於最極端的反對派。黑格爾本人，雖然在他的著作中相當頻繁地爆發出革命的怒火，但是總的說來似乎更傾向於保守的方面；他在體系上所花費的“艱苦的思維勞動”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費的要多得多。到30年代末，他的學派內的分裂越來越明顯了。左翼，即所謂青年黑格爾派，在反對虔誠派的正統教徒和封建反動派的鬥爭中一點一點地放棄了在哲學上對當前的緊迫問題所采取的超然態度，由於這種態度，他們的學說在此之前曾經得到國家的容忍、甚至保護；到了1840年，正統教派的◎第220頁◎虔誠和封建專制的反動隨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這時人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公開站在這一派或那一派方面了。鬥爭依舊是用哲學的武器進行的，但已經不再是為了抽象的哲學目的；問題已經直接是要消滅傳統的宗教和現存的國家了。如果說在《德國年鑒》（注：《德國年鑒》是青年黑格爾派的文學哲學雜志《德國科學和藝術年鑒》的簡稱，該雜志以日報形式在萊比錫出版。1841年7月-1843年1月，雜志用上述名稱出版；以前（1838-1841年）曾以《德國科學和藝術哈雷年鑒》的名稱出版；1841年6月以前，雜志由阿·盧格和泰·艾希特邁耶爾在哈雷負責編輯，1841年7月起由阿·盧格在德累斯頓負責編輯。由於《哈雷年鑒》在普魯士境內遭到停刊的威脅，編輯部從普魯士的哈雷城遷往薩克森，並更改了雜志的名稱。但是，即使用了新的名稱，雜志也沒有出版多久。1843年1月3日被薩克森政府查禁，並經聯邦議會決定在全國查禁。——221。）中實踐的最終目的主要還是穿著哲學的外衣出場，那麽，在1842年的《萊茵報》（注：《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是德國的一家日報，青年黑格爾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該報是萊茵省一些反對普魯士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人士創辦的，曾吸收幾個青年黑格爾分子撰稿。1842年4月馬克思開始為該報撰稿，同年10月起成為該報編輯部成員。《萊茵報》也發表過許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政府對該報進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1843年4月1日把它封閉了。——221。） 上青年黑格爾學派已經直接作為努力向上的激進資產階級的哲學出現，只是為了迷惑書報檢查機關才用哲學偽裝起來。

    但是，政治在當時是一個荊棘叢生的領域，所以主要的鬥爭就轉為反宗教的鬥爭；這一鬥爭，特別是從1840年起，間接地也是政治鬥爭。1835年出版的施特勞斯的《耶穌傳》成了第一個推動力。後來，布魯諾·鮑威爾反對該書中所闡述的福音神話發生說，證明許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虛構的。兩人之間的爭論是在“自我意識”對“實體”的鬥爭這一哲學幌子下進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在宗教團體內部通過不自覺的、傳統的創作神話的途徑形成的呢，還是福音書作者自己虛構的，——這個問題竟擴展為這樣一個問題：在世界歷史中起決定作用的力量是“實體”呢，還是“自我意識”；最後，出現了施蒂納，現代無政府主義的先知（巴枯寧從他那里抄襲了許多東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注：指麥·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萊比錫版。——編者注）壓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識”。

    我們不打算更詳細地考察黑格爾學派解體過程的這一方面。在我們看來，更重要的是：對現存宗教進行鬥爭的實踐需要，把大批最堅決的青年黑格爾分子推回到英國和法國的唯物主義。他們在這里跟自己的學派的體系發生了沖突。唯物主義把自然界看作◎第221頁◎唯一現實的東西，而在黑格爾的體系中自然界只是絕對觀念的“外化”，可以說是這個觀念的下降；無論如何，思維及其思想產物即觀念在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於觀念的下降才存在。他們就在這個矛盾中仿徨，盡管程度各不相同。

    這時，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出版了。它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這就一下子消除了這個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賴任何哲學而存在的；它是我們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產物）賴以生長的基礎；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東西，我們的宗教幻想所創造出來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們自己的本質的虛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體系”被炸開並被拋在一旁了，矛盾既然僅僅是存在於想象之中，也就解決了。——這部書的解放作用，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新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又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盡管還有種種批判性的保留意見），這可以從《神聖家族》中看出來。

    甚至這部書的缺點也加強了它的一時的影響。美文學的、有時甚至是誇張的筆調贏得了廣大的讀者，無論如何，在抽象而費解的黑格爾主義的長期統治以後，使人們的耳目為之一新。對於愛的過度崇拜也是這樣。這種崇拜，盡管不能認為有道理，在“純粹思維”的已經變得不能容忍的至高統治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從1844年起在德國的“有教養的”人們中間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正是同費爾巴哈的這兩個弱點緊密相連的。它以美文學的詞句代替了科學的認識，主張靠“愛”來實現人類的解放，而不主張用經濟上改革生產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一句話，它沈溺在令人厭惡的美文學和泛愛的空談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爾·格律恩先生。◎第222頁◎

    還有一點不應當忘記：黑格爾學派雖然解體了，但是黑格爾哲學並沒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勞斯和鮑威爾各自抓住黑格爾哲學的一個方面，在論戰中互相攻擊。費爾巴哈打破了黑格爾的體系，簡單地把它拋在一旁。但是簡單地宣布一種哲學是錯誤的，還制服不了這種哲學。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幹脆置之不理的辦法來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下面可以看到，這一任務是怎樣實現的。

    但是這時，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氣地把全部哲學都撇在一旁，正如費爾巴哈把他的黑格爾撇在一旁一樣。這樣一來，費爾巴哈本人也被擠到後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在遠古時代，人們還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並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注：在蒙昧人和低級野蠻人中間，現在還流行著這樣一種觀念：夢中出現的人的形象是暫時離開肉體的靈魂；因而現實的人要對自己出現於他人夢中時針對做夢者而采取的行為負責。例如伊姆·特恩於1884年在圭亞那的印第安人中就發現了這種情形。（172關於夢中出現的人的形象是暫時離開肉體的靈魂等描寫，見埃·斐·伊姆·特恩的著作《在圭亞那的印第安人中間》1883年倫敦版第344-346頁。——223。）），於是就產生一種觀念：他們的思維和感覺不是他們身體的活動，而是一種獨特的、寓於這個身體之中而在人死亡時就離開身體的靈魂的活動。從這個時候起，人們不得不思考◎第223頁◎這種靈魂對外部世界的關系。如果靈魂在人死時離開肉體而繼續活著，那就沒有理由去設想它本身還會死亡；這樣就產生了靈魂不死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那個發展階段出現決不是一種安慰，而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並且往往是一種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臘人那里就是這樣。關於個人不死的無聊臆想之所以普遍產生，不是因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為人們在普遍愚昧的情況下不知道對已經被認為存在的靈魂在肉體死後該怎麽辦。由於十分相似的原因，通過自然力的人格化，產生了最初的神。隨著各種宗教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神越來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後，通過智力發展中自然發生的抽象化過程——幾乎可以說是蒸餾過程，在人們的頭腦中，從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許多神中產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觀念。

    因此，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像一切宗教一樣，其根源在於蒙昧時代的愚昧無知的觀念。但是，這個問題，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後，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思維對存在的地位問題，這個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也起過巨大作用的問題：什麽是本原的，是精神，還是自然界？——這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針對著教會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造的呢，還是從來就有的？

    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承認某種創世說的人（而創世說在哲學家那里，例如在黑格爾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還要繁雜和荒唐得多），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第224頁◎的意思，它們在這里也不是在別的意義上使用的。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如果給它們加上別的意義，就會造成怎樣的混亂。

    但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系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作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絕大多數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爾那里，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所認識的，正是這個世界的思想內容，也就是那種使世界成為絕對觀念的逐步實現的東西，這個絕對觀念是從來就存在的，是不依賴於世界並且先於世界而在某處存在的；但是思維能夠認識那一開始就已經是思想內容的內容，這是十分明顯的。同樣明顯的是，在這里，要證明的東西已經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這決不妨礙黑格爾從他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論證中作出進一步的結論：他的哲學因為對他的思維來說是正確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確的；而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證實，人類就要馬上把他的哲學從理論轉移到實踐中去，並按照黑格爾的原則來改造整個世界。這是他和幾乎所有的哲學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哲學家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認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學家中，休謨和康德就屬於這一類，而他們在哲學的發展上是起過很重要的作用的。對駁斥這一觀點具有決定性的東西，凡是從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所能說的，黑格爾都已經說了；費爾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義的東西，與其說是深刻的，不如說是機智的。對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自己能夠制造出某一自然過程，按照它的條件把它生產出來，並使它為我◎第225頁◎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麽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動植物體內所產生的化學物質，在有機化學開始把它們一一制造出來以前，一直是這種“自在之物”；一旦把它們制造出來，“自在之物”就變成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們已經不再從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簡單得多的方法從煤焦油里提煉出來了。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有300 年之久一直是一種假說，這個假說盡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畢竟是一種假說；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系學說所提供的數據，不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這個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後來加勒確實發現了這個行星的時候（注：德國天文學家約翰·加勒於1846年9月23日發現了海王星。——226。），哥白尼的學說就被證實了。如果新康德主義者企圖在德國覆活康德的觀點，而不可知論者企圖在英國覆活休謨的觀點（在那里休謨的觀點從來沒有絕跡），那麽，鑒於這兩種觀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早已被駁倒，這種企圖在科學上就是開倒車，而在實踐上只是一種暗中接受唯物主義而當眾又加以拒絕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從笛卡兒到黑格爾和從霍布斯到費爾巴哈這一長時期內，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猛的進步。在唯物主義者那里，這已經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義體系也越來越加進了唯物主義的內容，力圖用泛神論來調和精神和物質的對立；因此，歸根到底，黑格爾的體系只是一種就方法和內容來說唯心主義地倒置過來的唯物主義。

    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麽施達克在他對費爾巴哈的評述中，首先研究費爾巴哈對思維和存在的關系這個基本問題的立場。在簡短的導言里，作者對以前的、特別是從康德以來的哲學家的見解，都◎第226頁◎是用不必要的晦澀難懂的哲學語言來闡述的，並且由於過分形式主義地拘泥於黑格爾著作中的個別詞句而大大貶低了黑格爾。在這個導言以後，他詳細地敘述了費爾巴哈的有關著作中相繼表現出來的這位哲學家的“形而上學”本身的發展進程。這一部分敘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過像整本書一樣，哲學用語堆砌得太多，而這決不是到處都不可避免的。作者越是不保持同一學派或者哪怕是費爾巴哈本人的用語，越是把各種流派、特別是現在流行的自封的哲學派別的用語混在一起，這種堆砌所造成的混亂就越大。

    費爾巴哈的發展進程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誠然，他從來不是完全正統的黑格爾主義者）走向唯物主義的發展進程，這一發展使他在一定階段上同自己的這位先驅者的唯心主義體系完全決裂了。他勢所必然地終於認識到，黑格爾的“絕對觀念”之先於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邏輯範疇的預先存在”，不外是對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虛幻殘余；我們自己所屬的物質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現實的；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不論它看起來是多麽超感覺的，總是物質的、肉體的器官即人腦的產物。物質不是精神的產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質的最高產物。這自然是純粹的唯物主義。但是費爾巴哈到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學偏見，即不反對事情本身而反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的偏見。他說：

    “在我看來，唯物主義是人的本質和人類知識的大廈的基礎；但是，我認為它不是生理學家、狹義的自然科學家如摩萊肖特所認為的而且從他們的觀點和專業出發所必然認為的那種東西，即大廈本身。向後退時，我同唯物主義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進時就不一致了。”（注：這段引文在施達克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85年斯圖加特版第166頁上引用過。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書簡、遺稿及其哲學特征的闡述》1874年萊比錫-海德堡版第2卷第308頁。——227。）

    費爾巴哈在這里把唯物主義這種建立在對物質和精神關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觀同這一世界觀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即18◎第227頁◎世紀所表現的特殊形式混為一談了。不僅如此，他還把唯物主義同它的一種膚淺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為一談，18世紀的唯物主義現在就以這種形式繼續存在於自然科學家和醫生的頭腦中，並且被畢希納、福格特和摩萊肖特在50年代拿著到處叫賣。但是，像唯心主義一樣，唯物主義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甚至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得到唯物主義的解釋以後，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這里開辟出來了。

    上一世紀的唯物主義主要是機械唯物主義，因為那時在所有自然科學中只有力學，而且只有固體（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學，簡言之，即重力的力學，達到了某種完善的地步。化學剛剛處於幼稚的燃素說的形態中。生物學尚在繈褓中；對植物和動物的機體只作過粗淺的研究，並用純粹機械的原因來解釋；正如在笛卡兒看來動物是機器一樣，在18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是機器。僅僅運用力學的尺度來衡量化學性質的和有機性質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力學定律雖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較高的定律排擠到次要地位），這是法國古典唯物主義的一個特有的、但在當時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這種唯物主義的第二個特有的局限性在於：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這是同當時的自然科學狀況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哲學思維方法相適應的。人們已經知道，自然界處在永恒的運動中。但是根據當時的想法，這種運動是永遠繞著一個圓圈旋轉，因而始終不會前進；它總是產生同一結果。這種想法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陽系發生說剛剛提出，而且還只是被看作純粹的奇談。地球發展史，即地質學，還完全沒有人知道，而關於現今的生物◎第228頁◎是由簡單到覆雜的長期發展過程的結果的看法，當時還根本不可能科學地提出來。因此，對自然界的非歷史觀點是不可避免的。根據這一點大可不必去責備18世紀的哲學家，因為連黑格爾也有這種觀點。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只是觀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時間上發展，只能在空間擴展自己的多樣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發展階段同時地、並列地展示出來，並且注定永遠重覆始終是同一的過程。黑格爾把發展是在空間以內、但在時間（這是一切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外發生的這種謬論強加於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質學、胚胎學、植物和動物生理學以及有機化學都已經建立起來，並且在這些新科學的基礎上到處都出現了對後來的進化論的天才預想（例如歌德和拉馬克）的時候。但是，體系要求這樣，於是，方法為了迎合體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這種非歷史觀點也表現在歷史領域中。在這里，反對中世紀殘余的鬥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蠻狀態造成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里一個挨著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一切都沒有被人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的匯集罷了。

    50年代在德國把唯物主義庸俗化並到處兜售的小販們，絲毫沒有越出他們的老師們的這個範圍。自然科學後來獲得的一切進步，僅僅成了他們否認有世界創造主存在的新論據；而進一步發展理論，實際上他們根本不去做。如果說唯心主義當時已經智窮才竭，並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那麽，它感到滿足的是，唯物主義在這個時候更是江河日下。費爾巴哈拒絕為這種唯物主義負責是完全對的；只是他不應該把這些巡回傳教士的學說同◎第229頁◎一般唯物主義混淆起來。

    但是，這里應當注意兩種情況。第一，費爾巴哈在世時，自然科學也還處在劇烈的醞釀過程中，這一過程只是在最近15年才達到了足以澄清問題的相對完成的地步；新的認識材料以空前的規模被提供出來，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紛紛湧來的這一大堆雜亂的發現中建立起聯系，從而使它們有了條理。雖然這三個決定性的發現——細胞、能量轉化和以達爾文命名的進化論的發現，費爾巴哈在世時全看到了，但是，這位在鄉間過著孤寂生活的哲學家怎麽能夠對科學充分關注，給這些發現以足夠的評價呢？何況對這些發現就連當時的自然科學家有的還持有異議，有的還不懂得充分利用。這里只能歸咎於德國的可憐狀況，由於這種狀況，當時哲學講座全被那些故弄玄虛的折衷主義的小識小見之徒所占據，而比這些家夥高明百倍的費爾巴哈，卻不得不在窮鄉僻壤中過著農民式的孤陋寡聞的生活。因而，現在已經成為可能的、排除了法國唯物主義的一切片面性的、歷史的自然觀，始終沒有為費爾巴哈所了解，這就不是他的過錯了。

    第二，費爾巴哈說得完全正確：純粹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雖然

    “是人類知識的大廈的基礎，但不是大廈本身”。

    因為，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問題在於使關於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但是，這一點費爾巴哈是做不到的。他雖然有“基礎”，但是在這里仍然受到傳統的唯心主義的束縛，這一點他自己也是承認的，他說：◎第230頁◎

    “向後退時，我同唯物主義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進時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這里，在社會領域內，正是費爾巴哈本人沒有“前進”，沒有超過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觀點，這仍舊主要是由於他的孤寂生活，這種生活迫使這位比其他任何哲學家都更愛好社交的哲學家從他的孤寂的頭腦中，而不是從同與他才智相當的人們的友好或敵對的接觸中產生出自己的思想。費爾巴哈在這個領域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義者，我們將在下面加以詳細的考察。

    這里還應當指出，施達克在找費爾巴哈的唯心主義時找錯了地方。他說：

    “費爾巴哈是唯心主義者，他相信人類的進步。”（第19頁）“唯心主義仍舊是一切的基礎，根基。在我們看來，實在論只是在我們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圖時使我們不致誤入迷途而已。難道同情、愛以及對真理和正義的熱誠不是理想的力量嗎？”（第Ⅷ頁）

    第一，在這里無非是把對理想目的的追求叫作唯心主義。但這些目的至多同康德的唯心主義及其“絕對命令”有必然聯系；然而康德自己把他的哲學叫作“先驗的唯心主義”，決不是因為那里也講到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於別的理由，這是施達克會記得的。有一種迷信，認為哲學唯心主義的中心就是對道德理想即對社會理想的信仰，這種迷信是在哲學之外產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詩歌中符合他們需要的少數哲學上的只言片語背得爛熟的德國庸人中產生的。沒有一個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義者黑格爾更尖銳地批評了康德的軟弱無力的“絕對命令”（它之所以軟弱無力，是因為它要求不可能的東西，因而永遠達不到任何現實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傳播的那種沈湎於不能實現的理◎第231頁◎想的庸人習氣（見《現象學》（注：即喬·威·弗·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編者注））。

    第二，決不能避免這種情況：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甚至吃喝也是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饑渴而開始，並且同樣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飽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志，總之，成為“理想的意圖”，並且以這種形態變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個人只是由於他追求“理想的意圖”並承認“理想的力量”對他的影響，就成了唯心主義者，那麽任何一個發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義者了，怎麽還會有唯物主義者呢？

    第三，關於人類（至少在現時）總的說來是沿著進步方向運動的這種信念，是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絕對不相幹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同自然神論者（注：自然神論者是一種宗教哲學學說的擁護者。這種學說認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幹預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在封建教會世界觀統治的條件下，自然神論往往站在唯理論的立場上批判中世紀的神學世界觀，揭露僧侶們的寄生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為。——232、703。）伏爾泰和盧梭一樣，幾乎狂熱地抱有這種信念，並且往往為它付出最大的個人犧牲。如果說有誰為了“對真理和正義的熱誠”（就這句話的正面的意思說）而獻出了整個生命，那麽，例如狄德羅就是這樣的人。由此可見，施達克把這一切說成是唯心主義，這只是證明：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以及兩個派別的全部對立，在這里對他來說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

    事實上，施達克在這里向那種由於教士的多年誹謗而流傳下來的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的庸人偏見作了不可饒恕的讓步，雖然這也許是不自覺的。庸人把唯物主義理解為貪吃、酗酒、娛目、肉欲、虛榮、愛財、吝嗇、貪婪、牟利、投機，簡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戀著的一切齷齪行為；而把唯心主義理解為對美德、普遍的人類愛的信仰，總之，對“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別人面前誇耀這個“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這樣的時候才相信這個“美好世◎第232頁◎界”，這時，他由於自己習以為常的“唯物主義的”放縱而必然感到懊喪或遭到破產，並因此唱出了他心愛的歌：人是什麽？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達克極力保護費爾巴哈，反對現今在德國以哲學家名義大吹大擂的大學教師們的攻擊和學說。對關心德國古典哲學的這些不肖子孫的人們來說，這的確是很重要的；對施達克本人來說，這也許是必要的。不過我們就憐惜憐惜讀者吧。

    三

    我們一接觸到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他的真正的唯心主義就顯露出來了。費爾巴哈決不希望廢除宗教，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學本身應當融化在宗教中。

    “人類的各個時期僅僅由於宗教的變遷而彼此區別開來。某一歷史運動，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時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不應當說宗教也存在於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質。”（注：這段引文摘自費爾巴哈的著作《哲學原理、變化的必然性》，見卡·格律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書簡、遺稿及其哲學特征的闡述》1874年萊比錫-海德堡版第1卷第407頁。——233。）（引自施達克的書，第168頁）

    按照費爾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的關系、心靈的關系，過去這種關系是在現實的虛幻映象中（借助於一個神或許多神，即人類特性的虛幻映象）尋找自己的真理，現在卻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在我和你之間的愛中尋找自己的真理了。歸根到底，在費爾巴哈那里，性愛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實現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與人之間的、特別是兩性之間的感情關系，是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而性愛在最近800年間獲得了這樣的發展和地位，竟◎第233頁◎成了這個時期中一切詩歌必須環繞著旋轉的軸心了。現存的通行的宗教只限於使國家對性愛的管理即婚姻立法神聖化；這些宗教也許明天就會完全消失，但是愛情和友誼的實踐並不會發生絲毫變化。在法國，從1793年到1798年，基督教的確曾經消失到這種程度，連拿破侖去恢覆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難，但是在這一期間，並沒有感覺到需要用費爾巴哈意義上的宗教去代替它。

    在這里，費爾巴哈的唯心主義就在於：他不是拋開對某種在他看來也已成為過去的特殊宗教的回憶，直截了當地按照本來面貌看待人們彼此間以相互傾慕為基礎的關系，即性愛、友誼、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斷言這些關系只有在用宗教名義使之神聖化以後才會獲得自己的完整的意義。在他看來，主要的並不是存在著這種純粹人的關系，而是要把這些關系看作新的、真正的宗教。這些關系只是在蓋上了宗教的印記以後才被認為是完滿的。宗教一詞是從religare一詞來的，本來是聯系的意思。因此，兩個人之間的任何聯系都是宗教。這種詞源學上的把戲是唯心主義哲學的最後一著。這個詞的意義，不是按照它的實際使用的歷史發展來決定，而竟然按照來源來決定。因此，僅僅為了使宗教這個對唯心主義回憶很寶貴的名詞不致從語言中消失，性愛和性關系竟被尊崇為“宗教”。在40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義者正是這樣說的，他們也認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種怪物，並且對我們說：因此，無神論就是你們的宗教！費爾巴哈想以一種本質上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為基礎建立真正的宗教，這就等於把現代化學當作真正的煉金術。如果無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麽沒有哲人之石的煉金術也可以存在了。況且，煉金術和宗教之間是有很緊密的聯系的。哲人之石有許多類似神的特性，公元頭兩世紀埃及和希臘的煉金術士在基督教學說的形成上也出了一份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第234頁◎料就證明了這一點。

    費爾巴哈的下面這個論斷是絕對錯誤的：

    “人類的各個時期僅僅由於宗教的變遷而彼此區別開來。”

    重大的歷史轉折點有宗教變遷相伴隨，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種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言。古老的自發產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傳布的，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獨立遭到破壞，它們便失掉任何抵抗力；拿日耳曼人來說，甚至他們一接觸正在崩潰的羅馬世界帝國以及它剛剛采用的、適應於它的經濟、政治、精神狀態的世界基督教，這種情形就發生了。僅僅在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里，我們才發現比較一般的歷史運動帶有宗教的色彩，甚至在基督教傳播的範圍內，具有真正普遍意義的革命也只有在資產階級解放鬥爭的最初階段即從13世紀到17世紀，才帶有這種宗教色彩；而且，這種色彩不能像費爾巴哈所想的那樣，用人的心靈和人的宗教需要來解釋，而要用以往的整個中世紀的歷史來解釋，中世紀的歷史只知道一種形式的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但是到了18世紀，資產階級已經強大得足以建立他們自己的、同他們的階級地位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了，這時他們才進行了他們的偉大而徹底的革命——法國革命，而且僅僅訴諸法律的和政治的觀念，只是在宗教擋住他們的道路時，他們才理會宗教；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要用某種新的宗教來代替舊的宗教；大家知道，羅伯斯比爾在這方面曾遭受了怎樣的失敗。

    同他人交往時表現純粹人類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經被我們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以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社會破壞得差不多了。我們沒有理由把這種感情尊崇為宗教，從而更多地破◎第235頁◎壞這種可能性。同樣，對歷史上的重大的階級鬥爭的理解，特別是在德國，已經被流行的歷史編纂學弄得夠模糊了，用不著我們去把這些鬥爭的歷史變為教會史的單純附屬品，使這種理解成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經離開費爾巴哈多麽遠了。他那讚美新的愛的宗教的“最美麗的篇章”現在已經不值一讀了。

    費爾巴哈認真地研究過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即以一神教為基礎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虛幻的反映、映象。但是，這個神本身是長期的抽象過程的產物，是以前的許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來的精華。與此相應，被反映為這個神的人也不是一個現實的人，而同樣是許多現實的人的精華，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個思想上的形象。費爾巴哈在每一頁上都宣揚感性，宣揚專心研究具體的東西、研究現實，可是這同一個費爾巴哈，一談到人們之間純粹的性關系以外的某種關系，就變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這種關系中僅僅看到一個方面——道德。在這里，同黑格爾比較起來，費爾巴哈的驚人的貧乏又使我們詫異。黑格爾的倫理學或關於倫理的學說就是法哲學，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倫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會、國家。在這里，形式是唯心主義的，內容是實在論的。法、經濟、政治的全部領域連同道德都包括進去了。在費爾巴哈那里情況恰恰相反。就形式講，他是實在論的，他把人作為出發點；但是，關於這個人生活的世界卻根本沒有講到，因而這個人始終是在宗教哲學中出現的那種抽象的人。這個人不是從娘胎里生出來的，他是從一神教的神羽化而來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現實的、歷史地發生和歷史地確定了的世界里面；雖然他同其他的人來往，但是任何一個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樣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學里，我們終究還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第236頁◎在倫理學里，連這最後一點差別也消失了。的確，在費爾巴哈那里間或也出現這樣的命題：

    “皇宮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注：這段引文摘自費爾巴哈的著作《駁軀體和靈魂、肉體和精神的二元論》，見《費爾巴哈全集》1846年萊比錫版第2卷第363頁。——237。） ——“如果你因為饑餓、貧困而身體內沒有養料，那麽你的頭腦中、你的感覺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用的養料了。”（注：這段引文在施達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85年斯圖加特版第254頁上引用過。引文摘自費爾巴哈的著作《貧窮操縱並取消所有法律》，見卡·格律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書簡、遺稿及其哲學特征的闡述》1874年萊比錫-海德堡版第2卷第285-286頁。——237。）——“政治應當成為我們的宗教”（注：這段引文在施達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85年斯圖加特版第280頁上引用過。引文摘自費爾巴哈的著作《哲學原理。變化的必然性》，見卡·格律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書簡、遺稿及其哲學特征的闡述》1874年萊比錫-海德堡版第1卷第409頁。——237。），等等。


恩格斯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之二）

    *（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書中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對其哲學先驅——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傑出代表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關系，並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作了系統的敘述。

    這部著作寫於1886年初，最初刊登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雜志《新時代》（見注3）1886年第4期和第5期。1888年又以單行本的形式在斯圖加特出版。恩格斯專門為之寫了序言，並在該書附錄中第一次發表了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89年聖彼得堡的雜志《北方通報》第3期和第4期刊登了恩格斯這部著作的俄譯文，標題為《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危機》。1890年，這部著作被譯成波蘭文。1892年，日內瓦勞動解放社全文發表了格·普列漢諾夫翻譯的俄譯文，同年葡萄牙譯文面世。189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國社會主義月刊《新紀元》第4期和第5期上登載了勞·拉法格翻譯並經恩格斯審閱的法譯文。1903年，由美國凱爾出版社發表的英譯文，標題為《社會主義哲學的根源》。——211。）

    但是，費爾巴哈完全不知道用這些命題去幹什麽，它們始終是純粹的空話，甚至施達克也不得不承認，政治對費爾巴哈是一個不可通過的區域，而

    “關於社會的學說，即社會學，對他來說，是一個未知的領域”（注：見施達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85年斯圖加特版第280頁。——237。）。

    在善惡對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爾比起來也是膚淺的。黑格爾指出：

    “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注：黑格爾關於惡是歷史發展動力的思想見他的著作《法哲學原理》第18、139節以及《宗教哲學講演錄》第3部第2篇第3章。後面這本著作的第1版於1832年在柏林出版。——237。）

    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歷史對他來說是一個不愉快的可怕的領域。他有句名言：

    “當人最初從自然界產生的時候，他也只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物，而不是◎第237頁◎人。人是人、文化、歷史的產物。”（注：這句話摘自路·費爾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學經歷的特征描述片斷》，見《費爾巴哈全集》1846年萊比錫版第2卷第411頁。——238。）——甚至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是根本不結果實的。

    從上述一切可以明白，關於道德，費爾巴哈所告訴我們的東西只能是極其貧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來就有的，因而應當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雙重的矯正。第一，受到我們的行為的自然後果的矯正：酒醉之後，必定頭痛；放蕩成習，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們的行為的社會後果的矯正：要是我們不尊重他人同樣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麽他們就會反抗，妨礙我們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見，我們要滿足我們的這種欲望，就必須能夠正確地估量我們的行為的後果，另一方面還必須承認他人有相應的欲望的平等權利。因此，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又是愛！），這就是費爾巴哈的道德的基本準則，其他一切準則都是從中引伸出來的。無論費爾巴哈的妙語橫生的議論或施達克的熱烈無比的讚美，都不能掩蓋這幾個命題的貧乏和空泛。

    如果一個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滿足，而且決不會對己對人都有利。他的這種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滿足的手段：食物、異性、書籍、娛樂、辯論、活動、消費和加工的對象。費爾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個人無疑地都有這些滿足欲望的手段和對象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個人提供無法應用的忠告，因而對於沒有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這一點，費爾巴哈自己也說得很直截了當：

    “皇宮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為饑餓、貧困而身體內沒有養料，那麽你的頭腦中、你的感覺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用的養料了。”

    至於說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情況是否好一些呢？費爾◎第238頁◎巴哈提出這種要求，認為這種要求是絕對的，是適合於任何時代和任何情況的。但是這種要求從什麽時候起被認為是適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隸和奴隸主之間，在中世紀的農奴和領主之間，難道談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嗎？被壓迫階級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無情地“依法”變成了統治階級的這種欲望的犧牲品嗎？——是的，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現在平等權利被承認了。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和在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中不得不廢除一切等級的即個人的特權，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後來逐漸在公法方面實施了個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從那時以來並且由於那個緣故，平等權利在口頭上是被承認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極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觀念上的權利來滿足，絕大部分卻要靠物質的手段來實現，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所關心的，是使絕大多數權利平等的人僅有最必需的東西來勉強維持生活，所以資本主義對多數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所給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隸制或農奴制所給予的多一些。至於說到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況是否好一些呢？就連“薩多瓦的教師”（注：普軍在1866年奧普戰爭中薩多瓦一役獲勝後，德國資產階級政論中的流行用語，意思是說普魯士的勝利似乎是由於普魯士國民教育制度的優越。這一用語源出《外國》雜志的編輯奧·佩舍爾，他在該雜志1866年7月17日第29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戰爭歷史的教訓》中用了這個用語。——239。） 不也是一個神話人物嗎？

    不僅如此。根據費爾巴哈的道德論，證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們的投機始終都是得當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進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於正確地估量我的行為的後果，因而這些後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損失，就是說，如果我經常賺錢的話，那麽費爾巴哈的指示就算執行了。我也並沒有因此就妨礙另一個人的同樣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為另一個人和我一樣，是自願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機交易時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樣。如果他賠了錢，那麽這就證明他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因為他◎第239頁◎盤算錯了，而且，我在對他執行應得的懲罰時，甚至可以擺出現代拉達曼的威風來。只要愛不純粹是溫情的空話，交易所也是由愛統治的，因為每個人都靠別人來滿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這就是愛應當做的事情，愛也在這里得到實現。如果我在那里正確地預見到我的行動的後果，因而賭贏了，那麽我就執行了費爾巴哈道德的一切最嚴格的要求，而且還成了富翁。換句話說，費爾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管他自己多麽不願意或想不到是這樣。

    可是愛啊！——真的，在費爾巴哈那里，愛隨時隨地都是一個創造奇跡的神，可以幫助克服實際生活中的一切困難，——而且這是在一個分裂為利益直接對立的階級的社會里。這樣一來，他的哲學中的最後一點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個老調子：彼此相愛吧！不分性別、不分等級地互相擁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

    簡單扼要地說，費爾巴哈的道德論是和它的一切前驅者一樣的。它是為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而設計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實際上，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並且，只要它能破壞這種道德而不受懲罰，它就加以破壞。而本應把一切人都聯合起來的愛，則表現在戰爭、爭吵、訴訟、家庭糾紛、離婚以及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盡可能的剝削中。

    但是，費爾巴哈所提供的強大推動力怎麽能對他本人毫無結果呢？理由很簡單，因為費爾巴哈不能找到從他自己所極端憎惡的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道路。他緊緊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話。無論關於現實的自然界或關於現實的人，他都不能對我們說出任何確定的東西。但是，◎第240頁◎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作為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考察。而費爾巴哈反對這樣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對他來說只意味著和現實世界最後分離，意味著退入孤寂的生活。在這方面，主要又要歸咎於德國的狀況，這種狀況使他落得這種悲慘的結局。

    但是，費爾巴哈沒有走的一步，必定會有人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會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於1845年在《神聖家族》中開始的。

    四

    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爾巴哈，就他們沒有離開哲學這塊土地來說，都是黑格爾哲學的分支。施特勞斯寫了《耶穌傳》和《教義學》（注：指大·弗·施特勞斯的著作《基督教教理的歷史發展及其和現代科學的鬥爭》1840-1841年蒂賓根-斯圖加特版第1-2卷，該書第二部的標題是《基督教教理的物質內容（教義學）》。——241。）以後，就只從事寫作勒南式的哲學和教會史的美文學作品；鮑威爾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雖然他在這里所做的也是重要的；施蒂納甚至在巴枯寧把他同蒲魯東混合起來並且把這個混合物命名為“無政府主義”以後，依然是一個怪物；唯有費爾巴哈是個傑出的哲學家。但是，不僅哲學這一似乎淩駕於一切專門科學之上並把它們包羅在內的科學的科學，對他來說，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聖物，而且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義者，上半截是唯心主義者；他沒有批判地克服黑格爾，而是簡單地把黑格爾當作無用的東西拋在一邊，同時，與黑格爾體系的百科全書式的豐富內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矯揉造作的愛的宗教和貧乏無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第241頁◎麽積極的東西。

    但是，從黑格爾學派的解體過程中還產生了另一個派別，唯一的真正結出果實的派別。這個派別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注：請允許我在這里作一點個人的說明。近來人們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參加了制定這一理論的工作，因此，我在這里不得不說幾句話，把這個問題澄清。我不能否認，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這以前和這個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後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於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夠做到，至多有幾個專門的領域除外。至於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

    同黑格爾哲學的分離在這里也是由於返回到唯物主義觀點而發生的。這就是說，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他們決心毫不憐惜地拋棄一切同事實（從事實本身的聯系而不是從幻想的聯系來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唯心主義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義並沒有別的意義。不過在這里第一次對唯物主義世界觀采取了真正嚴肅的態度，把這個世界觀徹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運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里去了。

    黑格爾不是簡單地被放在一邊，恰恰相反，上面所闡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辯證方法被接過來了。但是這種方法在黑格爾的形式中是無用的。在黑格爾那里，辯證法是概念的自我發展。絕對概念不僅是從來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整個現存世界的真正◎第242頁◎的活的靈魂。它通過在《邏輯學》中詳細探討過的並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預備階段而向自身發展；然後它使自己“外化”，轉化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並沒有意識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經過新的發展，最後在人身上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在歷史中又從粗糙的形式中掙脫出來，直到絕對概念終於在黑格爾哲學中又完全地達到自身為止。因此，在自然界和歷史中所顯露出來的辯證的發展，即經過一切迂回曲折和暫時退步而由低級到高級的前進運動的因果聯系，在黑格爾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運動的翻版，而這種概念的自己運動是從來就有的（不知在什麽地方），但無論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維的人腦為轉移的。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顛倒是應該消除的。我們重新唯物地把我們頭腦中的概念看作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作絕對概念的某一階段的反映。這樣，辯證法就歸結為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實現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這樣，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寧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我們發現了這個多年來已成為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而且德國工人約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爾也發現了它。（注：見《人腦活動的實質。一個手藝人的描述》漢堡邁斯納出版社版。（恩格斯指的是約·狄慈根的著作《人腦活動的實質。一個手藝人的描述，純粹的和實踐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漢堡版。——243。））◎第243頁◎

    而這樣一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就恢覆了，同時也擺脫了那些曾經在黑格爾那里阻礙它貫徹到底的唯心主義裝飾。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這個偉大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從黑格爾以來，已經成了一般人的意識，以致它在這種一般形式中未必會遭到反對了。但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實際上把這個思想分別運用於每一個研究領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們在研究工作中始終從這個觀點出發，那麽關於最終解決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遠不會提出了；人們就始終會意識到他們所獲得的一切知識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識到他們在獲得知識時所處的環境對這些知識的制約性；人們對於還在不斷流行的舊形而上學所不能克服的對立，即真理和謬誤、善和惡、同一和差別、必然和偶然之間的對立也不再敬畏了；人們知道，這些對立只有相對的意義，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認識都有它隱蔽著的、以後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同樣，今天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認識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從前才能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舊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黑格爾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當作一成不變的東西去研究，它的殘余還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方法在當時是有重大的歷史根據的。必須先研究事物，爾後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一個事物是什麽，爾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自然科學中的情形正是這◎第244頁◎樣。認為事物是既成的東西的舊形而上學，是從那種把非生物和生物當作既成事物來研究的自然科學中產生的。而當這種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可以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內也就響起了舊形而上學的喪鐘。事實上，直到上一世紀末，自然科學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學，關於既成事物的科學，但是在本世紀，自然科學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是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聯系——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大的整體——的科學。研究植物機體和動物機體中的過程的生理學，研究單個機體從胚胎到成熟的發育過程的胚胎學，研究地殼逐漸形成過程的地質學，所有這些科學都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產兒。

    但是，首先是三大發現使我們對自然過程的相互聯系的認識大踏步地前進了：第一是發現了細胞，發現細胞是這樣一種單位，整個植物體和動物體都是從它的繁殖和分化中發育起來的。這一發現，不僅使我們知道一切高等有機體都是按照一個共同規律發育和生長的，而且使我們通過細胞的變異能力看出有機體能改變自己的物種從而能完成比個體發育更高的發育的道路。——第二是能量轉化，它向我們表明了一切首先在無機界中起作用的所謂力，即機械力及其補充，所謂位能、熱、輻射（光或輻射熱）、電、磁、化學能，都是普遍運動的各種表現形式，這些運動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關系由一種轉變為另一種，因此，當一種形式的量消失時，就有另一種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現，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運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不斷轉化的過程。——最後，達爾文第一次從聯系中證明，今天存在於我們周圍的有機自然物，包括人在內，都是少數原始單細胞胚胎的長期發育過程的產物，而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過化學途徑產生的原生質或蛋白質形◎第245頁◎成的。

    由於這三大發現和自然科學的其他巨大進步，我們現在不僅能夠說明自然界中各個領域內的過程之間的聯系，而且總的說來也能說明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系了，這樣，我們就能夠依靠經驗自然科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描繪這樣一幅總的圖畫，在以前是所謂自然哲學的任務。而自然哲學只能這樣來描繪：用觀念的、幻想的聯系來代替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系，用想象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臆想來填補現實的空白。它在這樣做的時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預測到一些後來的發現，但是也發表了十分荒唐的見解，這在當時是不可能不這樣的。今天，當人們對自然研究的結果只要辯證地即從它們自身的聯系進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令人滿意的“自然體系”的時候，當這種聯系的辯證性質，甚至違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們受過形而上學訓練的頭腦不得不承認的時候，自然哲學就最終被排除了。任何使它覆活的企圖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

    這樣，自然界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而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在這里，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系來代替應當在事變中去證實的現實的聯系，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作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爾那里，是為了實現他的絕對觀念而努力，而力求達到這個絕對觀念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構成了歷史事變中的內在聯系。這樣，人們就用一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第246頁◎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系。因此，在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里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系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

    但是，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們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撇開不談）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中，無論在外表上看得出的無數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證實這些偶然性內部的規律性的最終結果中，都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各個時代和各個事變的歷史研究如何重要，它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因為在這一領域內，盡管各個人都有自覺預期的目的，總的說來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著。人們所預期的東西很少如願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幹擾，彼此沖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的。這樣，無數的單個願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並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後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這樣，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於發現這些規律。◎第247頁◎

    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因此，問題也在於，這許多單個的人所預期的是什麽。願望是由激情或思慮來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激情或思慮的杠桿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動機，如功名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憎惡，或者甚至是各種純粹個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單個願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只有從屬的意義。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機背後隱藏著的又是什麽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機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麽？

    舊唯物主義從來沒有給自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因此，它的歷史觀——如果它有某種歷史觀的話，——本質上也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機來判斷一切，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和小人，並且照例認為君子是受騙者，而小人是得勝者。舊唯物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歷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東西；而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後面的是什麽，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麽。不徹底的地方並不在於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於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相反，歷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所代表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表面動機和真實動機都決不是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機後面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但是它不在歷史本身中尋找這種動力，反而從外面，從哲學的意識形態把這種◎第248頁◎動力輸入歷史。例如黑格爾，他不從古希臘歷史本身的內在聯系去說明古希臘的歷史，而只是簡單地斷言，古希臘的歷史無非是“美好的個性形式”的制定，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實現。（注：見喬·威·弗·黑格爾《歷史哲學講演錄》第2部第2篇。該書第1版於1837年在柏林出版。——249。）在這里，黑格爾關於古希臘人作了許多精彩而深刻的論述，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今天對那些純屬空談的說明表示不滿。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麽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使人們行動起來的一切，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頭腦；但是這一切在人們的頭腦中采取什麽形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種情況決定的。現在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萊茵地區那樣簡單地搗毀機器，但是，這決不是說，他們已經容忍按照資本主義方式應用機器。

    但是，在以前的各個時期，對歷史的這些動因的探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結果的聯系是混亂而隱蔽的，在我們今天這個時期，這種聯系已經簡化了，以致人們有可能揭開這個謎了。從采用大工業以來，就是說，至少從 1815年簽訂歐洲和約以來，在英國，誰都知道，土地貴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資產階級(middle class)這兩個階級爭奪統治的要求，是英國全部政治鬥爭◎第249頁◎的中心。在法國，隨著波旁王室的返國，同樣的事實也被人們意識到了；覆辟時期的歷史編纂學家，從梯葉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總是指出這一事實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而從1830年起，在這兩個國家里，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被承認是為爭奪統治而鬥爭的第三個戰士。當時關系已經非常簡化，只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見，這三大階級的鬥爭和它們的利益沖突是現代歷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的現代歷史的動力。

    但是，這些階級是怎樣產生的呢？初看起來，那種大的、曾經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的起源，還可以（至少首先）歸於政治原因，歸於暴力掠奪，但是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就說不通了。在這里，顯而易見，這兩大階級的起源和發展是由於純粹經濟的原因。而同樣明顯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一樣，首先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是由於經濟關系發生變化，確切些說，是由於生產方式發生變化而產生的。最初是從行會手工業到工場手工業的過渡，隨後又是從工場手工業到使用蒸汽和機器的大工業的過渡，使這兩個階級發展起來了。在一定階段上，資產階級推動的新的生產力——首先是分工和許多局部工人在一個綜合性手工工場里的聯合——以及通過生產力發展起來的交換條件和交換需要，同現存的、歷史上繼承下來的而且被法律神聖化的生產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說，同封建社會制度的行會特權以及許多其他的個人特權和地方特權（這些特權對於非特權等級來說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資產階級所代表的生產力起來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會師傅所代表的生產秩序了；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國是逐漸打碎的，在法國是一下子打碎的，在德國還沒有完全打碎。但是，正像工◎第250頁◎場手工業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曾經同封建的生產秩序發生沖突一樣，大工業現在已經同代替封建生產秩序的資產階級生產秩序相沖突了。被這種秩序、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範圍所束縛的大工業，一方面使全體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生產出越來越多的沒有銷路的產品。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里，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意志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一個階級統治著），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一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麽內容呢？這一內容是從哪里來的呢？為什麽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志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往手段的現代，國家都不是一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第251頁◎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麽，以前的一切時代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豐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著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麽，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一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一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只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最充分地證實這一點；但是，在這里當然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如果說國家和公法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那麽不言而喻，私法也是這樣，因為私法本質上只是確認單個人之間的現存的、在一定情況下是正常的經濟關系。但是，這種確認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們可以把舊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來，並且賦予這種形式以資產階級的內容，甚至直接給封建的名稱加上資產階級的含義，就像在英國與民族的全部發展相一致而發生的那樣；但是人們也可以像在西歐大陸上那樣，把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即羅馬法以及它對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的關系（如買主和賣主、債權人和債務人、契約、債務等等）所作的無比明確的規定作為基礎。這樣做時，為了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半封建的社會的利益，人們可以或者是簡單地通過審判的實踐貶低羅馬法，使它適合於這個社會的狀況（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謂開明的進行道德說教的法學家的幫助把它加工成一種適應於這種社會狀況的特殊法典，這種法典，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從法學觀點看來也是不好的（普魯士邦法）；但是這樣做時，人們也可以在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後，以同一個羅馬法為基礎，制定出像法蘭西民法典◎第252頁◎這樣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因此，如果說民法準則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那麽這種準則就可以依情況的不同而把這些條件有時表現得好，有時表現得壞。

    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創立一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它剛一產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它越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機關，越是直接地實現這一階級的統治，它就越獨立。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必然要變成政治的鬥爭，變成首先是反對這一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鬥爭；對這一政治鬥爭同它的經濟基礎的聯系的認識，就日益模糊起來，並且會完全消失。即使在鬥爭參加者那里情況不完全是這樣，但是在歷史編纂學家那里差不多總是這樣的。在關於羅馬共和國內部鬥爭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確地告訴我們，這一鬥爭歸根到底是為什麽進行的，即為土地所有權進行的。

    但是，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產生了另外的意識形態。這就是說，在職業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論家和私法法學家那里，同經濟事實的聯系就完全消失了。因為經濟事實要以法律的形式獲得確認，必須在每一個別場合都采取法律動機的形式，而且，因為在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慮到現行的整個法的體系，所以，現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經濟內容則什麽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兩個獨立的領域，它們各有自己的獨立的歷史發展，它們本身都可以系統地加以說明，並需要通過徹底根除一切內部矛盾來作出這種說明。

    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采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在這里，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系，越來越錯綜覆雜，越來越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一聯系是存在著◎第253頁◎的。從15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覆興時期，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產物，同樣，從那時起重新覺醒的哲學也是如此。哲學的內容本質上僅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階級發展為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思想的哲學表現。在上一世紀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經濟學家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那里，這種情形是表現得很明顯的，而在黑格爾學派那里，這一情況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

    現在我們再簡略地談談宗教，因為宗教離開物質生活最遠，而且好像是同物質生活最不相幹。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時代從人們關於他們本身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界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但是，任何意識形態一經產生，就同現有的觀念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並對這些材料作進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識形態了，就是說，它就不是把思想當作獨立地發展的、僅僅服從自身規律的獨立存在的東西來對待了。人們頭腦中發生的這一思想過程，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這一事實，對這些人來說必然是沒有意識到的，否則，全部意識形態就完結了。因此，大部分是每個有親屬關系的民族集團所共有的這些原始的宗教觀念，在這些集團分裂以後，便在每個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條件而獨特地發展起來，而這一過程對一系列民族集團來說，特別是對雅利安人（所謂印歐人）來說，已由比較神話學詳細地證實了。這樣在每一個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這些神的王國不越出它們所守護的民族領域，在這個界線以外，就無可爭辯地由別的神統治了。只要這些民族存在，這些神也就繼續活在人們的觀念中；這些民族沒落了，這些神也就隨著滅亡。羅馬世界帝國使得古老的民族沒落了（關於羅馬世界帝國產生的經濟條件，我們沒有必要在這里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滅亡了，甚至羅馬的那些僅僅適合於羅馬城這個狹小圈子的神也滅亡了；羅馬曾企圖除本地的◎第254頁◎神以外還承認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異族的神，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種世界宗教來充實世界帝國的需要。但是一種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這樣用皇帝的敕令創造出來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經從普遍化了的東方神學，特別是猶太神學同庸俗化了的希臘哲學，特別是斯多亞派（注：斯多亞主義是公元前4-3世紀產生於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派別，因其創始人芝諾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畫廊講學，又稱畫廊學派（畫廊的希臘文是“Stoa”）。

    斯多亞派哲學分為邏輯學、物理學和倫理學，以倫理學為中心，邏輯學和物理學只是為倫理學提供基礎。這個學派主要宣揚服從命運並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論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義傾向，又有唯心主義思想。早期斯多亞派認為認識來源於對外界事物的感覺，但又承認關於神、善惡、正義等的先天觀念。他們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邏各斯看成一個東西，認為宇宙實體既是物質性的，同時又是創造一切並統治萬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運，或稱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為善人，就必須用理性克制情欲，達到清心寡欲以至無情無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亞派強調社會責任、道德義務，加強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義傾向。晚期斯多亞派宣揚安於命運，服從命運，認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擺脫痛苦和罪惡，得到精神的安寧和幸福。晚期斯多亞派的倫理思想為基督教的興起準備了思想條件。——255、464。）哲學的混合中悄悄地產生了。我們必須重新進行艱苦的研究，才能夠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麽樣子，因為它那流傳到我們今天的官方形式僅僅是尼西亞宗教會議（注：尼西亞宗教會議是第一次基督教會世界性主教會議。這次會議是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城召開的，約300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長老出席。會議針對當時教會存在的“三位一體”派和阿里烏派的信仰分歧，通過了一切基督徒必須遵守“三位一體”的信條（正統基督教教義的基本原則），不承認信條以叛國罪論。會議還制定教會法規，以加強主教權力，實為加強皇帝權力，因主教是由皇帝任免的，從此基督教變成了羅馬帝國國教。——255、467。）為了使它成為國教而賦予它的那種形式。它在250年後已經變成國教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它是適應時勢的宗教。在中世紀，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基督教成為一種同它相適應的、具有相應的封建等級制的宗教。當市民階級興起的時候，新教異端首先在法國南部的阿爾比派（注：阿爾比派是基督教的一個教派，12至13世紀廣泛傳播於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發源地是法國南部阿爾比城。阿爾比派反對天主教的豪華儀式和教階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業和手工業居民對封建制度的抗議。法國南部的部分貴族也加入了阿爾比派，他們企圖剝奪教會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諾森三世曾組織十字軍征伐阿爾比派。經過二十年戰爭和殘酷的鎮壓，阿爾比派運動終於失敗。——255。）中間，在那里的城市最繁榮的時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對抗而發展起來。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並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采取神學的形式；對於完全由宗教培育起來的群眾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市民階級從最初起就給自己制造了一種由無財產的、不屬於任何公認的等級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種仆役所組成的附屬品，即後來的無產階級的前身，同樣，宗教異端也早就分成了兩派：市民溫和派和甚至也為市民異教徒所憎惡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異端的不可根絕是同正在興起的市民階級的不可戰勝相適應的；當這個市民階級已經充分強大的時候，他們從前同封建貴族進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鬥爭便開始采取全國性的規模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行動發生在德國，這就是所謂的宗教改革（注：指16世紀德國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參看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第2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頁）。——255、558、696。）。那時市民階級既不夠強大又不夠發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級——城◎第255頁◎市平民、下級貴族和鄉村農民——聯合在自己的旗幟之下。貴族首先被擊敗；農民舉行了起義，形成了這次整個革命運動的頂點；城市背棄了農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軍隊鎮壓下去了，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實。從那時起，德國有整整三個世紀從那些能獨立地幹預歷史的國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國人路德外，還出現了法國人加爾文，他以真正法國式的尖銳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使教會共和化和民主化。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在這里，加爾文教顯示出它是當時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注：指1688年英國政變（又稱“光榮革命”）。由於這次政變，在英國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確立了建立在土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妥協基礎上的、以奧倫治的威廉（從1689年起）為首的君主立憲制。——256、703。） 由於一部分貴族同資產階級間的妥協而結束以後，它也沒有得到完全的承認。英國的國教會恢覆了，但不是恢覆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國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強烈地加爾文教化了。舊的國教會慶祝歡樂的天主教禮拜日，反對枯燥的加爾文派禮拜日。新的資產階級化的國教會，則采用後一種禮拜日，這種禮拜日至今還在裝飾著英國。

    在法國，1685年加爾文教的少數派曾遭到鎮壓，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驅逐出境。（注：鑒於17世紀20年代起對胡格諾教徒（加爾文派新教徒）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劇了，路易十四於1685年取消亨利四世1598年頒布的南特敕令。這個敕令曾給予胡格諾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於南特敕令的取消，數十萬胡格諾教徒離開了法國。——256。）但是這有什麽用處呢？ 那時自由思想家皮埃爾·培爾已經在忙於從事活動，而1694年伏爾泰也誕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國的資產階級更便於以唯一同已經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相適應的、非宗教的、純粹政治的形式進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國民議會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見，基督教進入了它的最後階段。此後，它已不能成為任何進步階級的意向的意識形態外衣了；它越來越變成統治階級專有的東西，統治階級只把它當作使下層階級就範的統治手段。同時，每個◎第256頁◎不同的階級都利用它自己認為適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穌會派或新教的正統派，自由的和激進的資產者則利用理性主義，至於這些先生們自己相信還是不相信他們各自的宗教，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這樣，我們看到，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系即經濟關系引起的。在這里只說這一點就夠了。

    上面的敘述只能是對馬克思的歷史觀的一個概念，至多還加了一些例證。證明只能由歷史本身提供；而在這里我可以說，在其他著作中證明已經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證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現在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都不再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聯系了。這樣，對於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麽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於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

    　　　　　——

    隨著1848年革命而來的是，“有教養的”德國拋棄了理論，轉入了實踐的領域。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小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已經為真正的大工業所代替；德國重新出現在世界市場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國（注：小德意志帝國指1871年1月在普魯士領導下建立的不包括奧地利在內的德意志帝國。——257。）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割據、封建殘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礙這一發展的最顯著的弊病。但是，思辨（注：德文“Spekulation”既有“思辨”的意思，也有“投機”的意思。——編者注）在多大程度上離開哲◎第257頁◎學家的書房而在證券交易所築起自己的殿堂，有教養的德國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國最深沈的政治屈辱時代曾經是德國的光榮的偉大理論興趣——那種不管所得成果在實踐上是否能實現，不管它是否違反警章都照樣致力於純粹科學研究的興趣。誠然，德國的官方自然科學，特別是在專門研究的領域中仍然保持著時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國《科學》雜志已經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單個事實之間的重大聯系方面的決定性進步，即把這些聯系概括為規律，現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國，而不像從前那樣出在德國。而在包括哲學在內的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著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沒有頭腦的折衷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這種科學的官方代表都變成毫無掩飾的資產階級的和現存國家的玄想家，但這已經是在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同工人階級公開敵對的時代了。

    德國人的理論興趣，只是在工人階級中還沒有衰退，繼續存在著。在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這里，對職位、牟利，對上司的恩典，沒有任何考慮。相反，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並且從工人階級那里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它在官方科學那里是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

    　　　　　寫於1886年初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86年《新時代》雜志第4期和第5期，並於1888年以單行本形式在斯圖加特出版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頁◎第258頁◎


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節選）（之一）

    *（注：《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對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概括，進一步發展了唯物主義辯證法並批判了自然科學中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觀念。

    《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多年來對自然科學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恩格斯最初打算寫一部反對庸俗唯物主義者路·畢希納的論戰性著作。這是1873年1月左右的想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2-547頁），恩格斯對畢希納的批判性研究超出了計劃中的著作的範圍，直接轉入《自然辯證法》的寫作。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敘述了《自然辯證法》的宏大計劃。在以後幾年，恩格斯按既定計劃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計劃未能完全實現。

    有關《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是1873-1886年這一時期寫成的。整部著作沒有寫完，並且在恩格斯生前沒有發表過。

    《自然辯證法》的形成史可分為兩個主要時期：從計劃寫這一著作到完成《反杜林論》（1873年初-1878年中）和從《反杜林論》寫完後到馬克思病逝前（1878年夏-1882年夏）。在前一時期，恩格斯完成幾乎所有的劄記和關於細節的研究，除原來為別的用途寫的文章外，只完成一篇較完整的論文《導言》。在後一時期，恩格斯擬定了未來著作的具體計劃，寫完了幾乎所有的論文。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由於全力以赴完成《資本論》的出版工作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事實上停止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

    《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有四束，並冠以下列標題：《辯證法和自然科學》、《自然研究和辯證法》、《自然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的東西》。這種劃分顯然不是為了立即發表，這里既看不出是按內容劃分，也不是嚴格按寫作時間順序劃分。這四束中只有兩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有恩格斯編的目錄，列出了該束所包括的材料。另兩束至今仍無法判定分別包含哪些材料以及材料是如何排列的。）

    （注：《自然辯證法》四束手稿還包含了原來不是為這一著作而寫的另外一些手稿。這就是：《〈反杜林論〉舊序》、《反杜林論》三則注釋（《關於現實世界中數學上的無限之原型》、《關於“機械的”自然觀》和《最初，凱庫勒》）、《〈費爾巴哈〉的刪略部分》、《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和《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此外還可能有幾篇劄記材料。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6卷刊出的《自然辯證法》共收入197件文字材料，並分別按寫作時間順序和內容編排次序重覆發表。後一編排方式的分篇和標題設置，以恩格斯的寫作計劃為基本依據。本選集采用第二種方式刊出所節選的材料。

    全書要目如下：

    自然辯證法

    1878年的計劃

    歷史導論

    歷史的東西

    導言

    劄記和片斷

    黑格爾以來的理論發展進程。哲學和自然科學

    《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

    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劄記和片斷

    辯證法作為科學

    辯證法

    劄記和片斷

    規律和範疇

    認識

    物質的運動形式和各門科學的聯系

    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

    1880年的計劃

    運動的基本形式

    劄記和片斷

    運動的尺度——功

    劄記和片斷

    關於數學

    關於力學和天文學

    關於物理學

    關於化學

    關於生物學

    自然界和社會

    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

    各束手稿的標題和目錄

    在恩格斯生前，《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沒有發表過。在他逝世以後發表了他列入《自然辯證法》的兩篇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於1896年發表在《新時代》雜志，《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於1898年發表在《世界新歷畫報》年鑒。《自然辯證法》於1925年第一次用德文和俄譯文對照的形式全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5年莫斯科版第2卷。——259。）

    ［1878年的計劃］（注：《1878年的計劃》是恩格斯寫完《反杜林論》以後，為《自然辯證法》擬定的具體計劃，第一次以詳細提綱的形式確定了整部著作的結構。該計劃可能是1878年8月下半月或9月初寫成的，因為里面提到了1878年5-6月寫的《反杜林論》舊序和1878年7月出版的恩·海克爾的小冊子《自由的科學和自由的講授》；此外，這個計劃第11項提到德國資產階級達爾文主義者恩·海克爾和奧·施米特，1878年8月10日恩格斯給拉甫羅夫的信中又談到了同樣的內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15頁）。——259。）

    1.歷史的導言：在自然科學中，由於它本身的發展，形而上學的觀點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

    2.自黑格爾以來的德國理論發展的進程（舊序（注：指《〈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見本卷第281-290頁。——編者注））。回到辯證法上去是不自覺的，因而是充滿矛盾的和緩慢的。

    3.辯證法是關於普遍聯系的科學，主要規律：量和質的轉化——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的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

    4.各種科學的聯系。數學，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聖西門（孔德）和黑格爾。

    5.關於各門科學及其辯證內容的概要：

    (1)數學：辯證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數學的無限出現在現實中；

    (2)天體力學——現在被看作一個過程。——力學：出發◎第259頁◎點是慣性，而慣性只是運動不滅性的反面表現；

    (3)物理學——分子運動的相互轉化。克勞修斯和洛施米特；

    (4)化學：理論，能。

    (5)生物學。達爾文主義。必然性和偶然性。

    6.認識的界限。杜布瓦－雷蒙（注：指埃·杜布瓦－雷蒙於1872年8月14日在德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萊比錫第四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論對自然界認識的界限》；這個報告的第1版於1872年在萊比錫出版。——260。）和耐格里（注：卡·耐格里關於人的認識永遠不具有全知性質的觀點，見他於1877年9月20日在德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自然科學認識的界限》；報告刊載在代表大會《公報》附錄中。——260、283。）——亥姆霍茲，康德，休謨。

    7.機械論。海克爾。（注：海克爾是自然科學界中持有機械論觀點的唯物主義的代表。參看劄記《關於“機械的”自然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4-599頁）。——260。）

    8.原生粒的靈魂——海克爾和耐格里。（注：原生粒是恩·海克爾對活的原生質的細微粒子的稱呼，按照他的學說，其中每一個粒子都是結構極其覆雜的蛋白質分子，並且具有某種初級“靈魂”，即“記憶能力”。

    關於“原生粒的靈魂”、關於初級活體中存在著意識的胚胎、關於意識和它的物質基質的相互關系的問題，是1877年9月德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會上辯論的題目，恩·海克爾、卡·耐格里和魯·微耳和（在9月18、20和22日的全體會議上）的發言中都非常注意這個問題。海克爾的小冊子《自由的科學和自由的講授》中專門有一章用來維護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回答微耳和的攻擊。——260。）

    9.科學和講授——微耳和。（注：指魯·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德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現代國家中的科學自由》，在這個報告中微耳和建議限制科學的自由，禁止講授達爾文主義，恩·海克爾反對微耳和的建議，並出版了小冊子《自由的科學和自由的講授》。——260。）

    10.細胞國家——微耳和。（注：關於有機體是“細胞國家”的形形色色的觀點，出現在19世紀下半葉，按照這種觀點，可以把由細胞組成的有機體比作國家，把各個細胞比作單個人。魯·微耳和在他的《細胞病理學》一書（第1版於1858年出版）中提出下述觀點，動物個體分解為組織，組織分解為細胞層，細胞層分解為單個細胞，所以歸根到底，動物個體是單個細胞的機械總和（見該書1871年柏林第4版第17頁）。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三個版本的序言中說，“如果早在許多年以前，由於細胞的發現，微耳和不得不把動物個體的統一分解成細胞國家的聯邦，——這與其說是自然科學的、辯證法的，不如說是進步黨的”，這里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國資產階級進步黨著名活動家之一。這個黨成立於1861年6月，在綱領中提出了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實現地方自治原則等要求。——260。）

    11.達爾文主義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說——海克爾和施米特。（注：鑒於有人試圖從達爾文的學說中得出社會學的結論，恩格斯計劃對他們進行反駁。迫使恩格斯注意這一問題的是德國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微耳和與德國生物學家、達爾文主義者海克爾之間的爭論（見注200）。他們對達爾文主義同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有聯系的問題提出不同看法。同時，恩格斯得知，德國達爾文主義者施米特將於1878年9月在德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卡塞爾第五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作《論達爾文主義對社會民主黨的關系》的報告。這則消息是恩格斯在1878年7月18日《自然界》雜志第18卷第455期上獲悉的。在代表大會後，施米特的報告用《達爾文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名稱以小冊子形式發表。恩格斯在1878年7月19日給施米特的信以及同年8月10日給拉甫羅夫的信中都表示將對有關的言論給以回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11和315頁）。——260。） 因勞動[　　Arbeit]而發生的人的分化。——經濟學應用於自然科學。亥姆霍茲的“功”[ “Arbeit”]（《通俗講演集》第2卷）。（注：海·亥姆霍茲《通俗科學講演集》1871年不倫瑞克版第2分冊。關於物理學概念“功”，亥姆霍茲主要是在他的1862年的講演《論力的守恒》（上書第137-179頁）中談到的。恩格斯在《運動的尺度——功》這一章中考察了“功”這一範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26-441頁）。——260。）

    ［歷史導論］

    ［導言］（注：《導言》是《自然辯證法》中第一篇較完整的長篇論文，它對以前寫成的關於自然界的歷史和認識自然的歷史的很多劄記進行了加工。在《自然辯證法》第三束材料的目錄中，這篇《導言》叫作《舊導言》。《導言》中有兩個地方使我們可以確定它的寫作日期。在本卷第271頁上，恩格斯說：“細胞被發現還不到四十年。”如果留意一下恩格斯在1858年7月1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曾指出發現細胞的大致日期是1836年（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頁），那麽，可得出結論：《導言》是1876年以前寫的。其次，在本卷第273頁上，恩格斯寫道：“在大約十年前才認識到，無結構的蛋白質執行著生命的一切主要機能。”這里所指的是原蟲——最簡單的有機體。原蟲是恩·海克爾在他於1866年出版的著作《有機體普通形態學》中第一次加以描述的（見注214）。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導言》約寫於1876年。《導言》的初稿寫於1874年底。把上述所有事實加以比較，就可確定《導言》的寫作日期是1875年底或1876年上半年。《導言》的第一部分可能寫於1875年11月或12月，第二部分可能寫於1876年上半年。——260。）

    現代的自然研究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學的直覺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並且大部分已經毫無結果地消失了的發現相反，它唯一地達到了科學的、系統的和全面的發展，——現代的自然研究，和整個近代史一樣，是從這樣一個偉大◎第260頁◎的時代算起，這個時代，我們德國人由於當時我們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稱之為宗教改革，法國人稱之為文藝覆興，而意大利人則稱之為五百年代（注：即16世紀。——編者注），但這些名稱沒有一個能把這個時代充分地表達出來。這個時代是從15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王權依靠市民打敗了封建貴族的權力，建立了巨大的、實質上以民族[Nation?lit?t]為基礎的君主國，而現代的歐洲民族[Nationen]和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就在這種君主國里發展起來；當市民和貴族還在互相爭鬥時，德國農民戰爭就預告了未來的階級鬥爭，因為德國農民戰爭不僅把起義的農民引上了舞台——這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了，——而且在農民之後，把現代無產階級的先驅也引上了舞台，他們手持紅旗，高喊財產共有的要求。拜占庭滅亡時搶救出來的手稿，羅馬廢墟中發掘出來的古典古代雕像，在驚訝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個新世界——希臘古代；在它的光輝的形象面前，中世紀的幽靈消逝了；意大利出現了出人意料的藝術繁榮，這種藝術繁榮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後就再也不曾達到過。在意大利、法國、德國都產生了新的文學，即最初的現代文學；英國和西班牙跟著很快進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學時代。舊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直到這個時候才真正發現了地球，奠定了以後的世界貿易以及從手工業過渡到工場手工業的基礎，而工場手工業則構成現代大工業的起點。教會的精神獨裁被摧毀了，日耳曼語族各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當地拋棄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時，在羅曼語族各民族那里，從阿拉伯人那里吸收過來並從新發現的希臘哲學那里得到營養的一種開朗的自由思想，越來越深地紮下了根，為18世紀的唯物主義作了準備。

    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第261頁◎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給資產階級的現代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是囿於小市民習氣的人。相反地，成為時代特征的冒險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這些人物。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萊奧納多·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種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發現。阿爾布雷希特·丟勒是畫家、銅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築師，此外還發明了一種築城學體系，這種築城學體系，已經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後被蒙塔朗貝爾和近代德國築城學又加以采用的觀念。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歷史編纂學家、詩人，同時又是第一個值得一提的近代軍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掃了教會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掃了德國語言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創造了現代德國散文，並且創作了成為16世紀《馬賽曲》的充滿勝利信心的讚美詩的詞和曲（注：指路德的讚美詩《我們的主是堅固堡壘》。亨·海涅在他的著作《德國的宗教和哲學史》第2冊中稱這首讚美詩為“宗教改革的馬賽曲”。恩格斯在1885年5月15日給施留特爾的信中重覆了海涅的這句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0頁）。——262。）。那時的英雄們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而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響，在他們的後繼者那里我們是常常看到的。但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進行鬥爭，有人用舌和筆，有人用劍，有些人則兩者並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成為全面的人的那種性格上的豐富和力量。書齋里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自然研究當時也在普遍的革命中發展著，而且它本身就是徹底革命的；它還得為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而鬥爭。自然研究同開創了近代哲學的意大利偉大人物一道，把自己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場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獄。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由的自然◎第262頁◎研究方面超過了天主教徒。塞爾維特正要發現血液循環過程的時候，加爾文便燒死了他，而且還活活地把他烤了兩個鐘頭；而宗教裁判所能把喬爾丹諾·布魯諾一下子便燒死，至少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自然研究用來宣布其獨立並且好像是重演了路德焚燒教諭行為的一個革命行動，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這本書（雖然是怯懦地而且可說是只在臨終時）來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會權威挑戰（注：指哥白尼在他臨終的那天——1543年5月24日（舊歷）得到一本他的剛剛在紐倫堡印好的著作《天體運行》，該著作闡述了宇宙的太陽中心說。——263。）。從此自然研究便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盡管個別的互相對立的要求之間的爭執一直拖延到現在，而且在許多人的頭腦中還遠沒有得到解決。但是科學的發展從此便大踏步地前進，而且很有力量，其發展勢頭可以說同從其出發點起的距離（時間距離）的平方成正比。仿佛要向世界證明：從此以後，對有機物的最高產物即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種和無機物的運動規律正好相反的運動規律。

    從那時開始的自然科學的這一最初時期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邊現有的材料。在大多數領域中必須完全從頭做起。古代留傳下歐幾里得幾何學和托勒玫太陽系，阿拉伯人留傳下十進位制、代數學的發端、現代的數字和煉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什麽也沒有留下。在這種情況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學，即關於地球上的物體和天體的力學，和它靠近並且為它服務的，是一些數學方法的發現和完善化。在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偉大的成就。在以牛頓和林耐為標志的這一時期末，我們見到這些科學部門在某種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數學方法基本上被確立了；主要由笛卡兒確立了解析幾何，耐普爾確立了對數，萊布尼茨，也許還有牛頓確立了微積分。固體力學也是一樣，它的主要規律一舉弄清楚了。在太陽系的天文學中，開普勒終於發現了行星運動的規律，而◎第263頁◎牛頓則從物質的普遍運動規律的角度對這些規律進行了概括。自然科學的其他部門甚至離眼前的這種完成還很遠。液體和氣體的力學只是在這個時期末才有了更多的研究（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托里拆利在治理阿爾卑斯山區河流方面的研究。”——編者注）。如果把光學當作例外，那麽本來意義上的物理學在當時還沒有超出最初的階段，而光學取得例外的進步是由於天文學的實踐需要。化學剛剛借助燃素說從煉金術中解放出來。（注：根據在18世紀化學中占統治地位的觀點，燃燒的過程決定於可燃物體中有一種特殊的物質——燃素，它在燃燒時從可燃物體中逸出。但是，由於人們知道，金屬在空氣中燃燒時重量卻增加了。於是主張燃素說的人斷言燃素具有一種在物理學上無法解釋的負重量。傑出的法國化學家安·羅·拉瓦錫證明了這種理論是毫無根據的，他把燃燒過程正確地解釋為燃燒著的物質與氧化合的反應。關於燃素說曾經起過的積極作用，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舊序》的結尾部分談到（見本卷第290頁），並在《資本論》第2卷的序言中詳加論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21頁）。——264。）地質學還沒有超出礦物學的胚胎階段；因此古生物學還完全不可能存在。最後，在生物學領域內，人們主要還是從事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僅是植物學和動物學的材料，而且還有解剖學和本來意義上的生理學的材料。至於各種生命形式的相互比較，它們的地理分布和它們的氣候等等的生活條件的研究，則還幾乎談不上。在這里，只有植物學和動物學由於林耐而幾乎已經完成。

    然而，這個時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某種獨特的總觀點，這個觀點的核心就是自然界絕對不變這樣一個見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樣產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麽它在存在的時候就總是這個樣子。行星及其衛星，一旦由於神秘的“第一推動”而運動起來，它們便依照預定的橢圓軌道旋轉下去，永不停息，或者直至旋轉到萬物的末日。恒星永遠固定不動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憑著“萬有引力”而互相保持這種位置。地球亙古以來或者從它被創造的那天起（不管是哪一種說法）就一成不變地總是保持原來的樣子。現在的“五大洲”早就存在著，它們始終有同樣的山嶺、山谷和河流，同樣的氣候，同樣的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而這些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只有經過人手才發生變化或移動。植物和動物的種，一形成便永◎第264頁◎遠固定下來，原來是什麽樣，所產生的東西仍是什麽樣，而當林耐承認通過雜交有時可能育出新種的時候，這已經是作了很大的讓步了。與在時間上發展著的人類歷史不同，自然界的歷史被認為只是在空間中擴張著。自然界中的任何變化、任何發展都被否定了。開初那樣革命的自然科學，突然面臨一個徹頭徹尾保守的自然界，在這個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開始的時候一模一樣，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萬古永世，一切都仍將和一開始的時候一模一樣。

    18世紀上半葉的自然科學在知識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過了希臘古代，但是在觀念地掌握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觀上卻大大低於希臘古代。在希臘哲學家看來，世界在本質上是某種從混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是某種發展起來的東西、某種生成著的東西。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期的自然研究家看來，它卻是某種僵化的東西、某種不變的東西，而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看來，則是某種一下子就造成的東西。科學還深深地禁錮在神學之中。它到處尋找，並且找到了一種不能從自然界本身來解釋的外來的推動力作為最後的原因。如果牛頓所誇張地命名為萬有引力的吸引被當作物質的本質特性，那麽開初造成行星軌道的未經說明的切向力又是從哪里來的呢？植物和動物的無數的種是如何產生的呢？而早已確證並非亙古就存在的人類最初是如何產生的呢？對於這些問題，自然科學往往只能以萬物的創造者對此負責來回答。哥白尼在這一時期之初向神學下了挑戰書；牛頓卻以神的第一推動這一假設結束了這個時期。這時的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關於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種目的性的思想，是淺薄的沃爾弗式的目的論，根據這種理論，貓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吃老鼠，老鼠被創造出來是為了給貓吃，而整個自然界被創造出來是為了證明造物主的智慧。當時的哲學博得的最高榮譽就是：它沒有被同時代的◎第265頁◎自然知識的狹隘狀況引入迷途，它——從斯賓諾莎一直到偉大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堅持從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並把細節的證明留給未來的自然科學。

    我把18世紀的唯物主義者也算入這個時期，因為除了上面所敘述的，再也沒有其他的自然科學材料可供他們利用。康德的劃時代的著作對於他們依然是一個秘密，而拉普拉斯在他們以後很久才出現。（注：根據康德的星雲假說，太陽系是從原始星雲（拉丁文nebula——霧）發展而來的。他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萊比錫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體論，或根據牛頓原理試論宇宙的結構和機械起源》中闡述了這一假說。這本書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關於太陽系的構成的假說，最初見於他的在法蘭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體系解說》第1-2卷最後一章中。由他生前編好，死後於1835年出版的該書的最後一版即第6版中，這個假說是在第7個注中闡述的。

    宇宙空間存在著類似康德-拉普拉斯星雲假說所設想的原始星雲的熾熱的雲霧體，是由英國天文學家威·哈金斯於1864年用光譜學方法證實的，他在天文學中廣泛地運用了古·基爾霍夫和羅·本生在1859年創造的光譜分析法。恩格斯在這里參考了安·賽奇《太陽》1872年不倫瑞克版第787、789-790頁。——266。） 我們不要忘記：這種陳舊的自然觀，雖然由於科學的進步而顯得漏洞百出，但是它仍然統治了19世紀的整個上半葉（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舊的自然觀的知識，為把全部自然科學概括為一個整體提供了基礎。法國的百科全書派還是純粹機械地進行羅列，後來聖西門和由黑格爾完成的德國哲學曾同時做過這方面的工作。”——編者注），並且一直到現在，所有學校里主要還在講授它。（注：（注釋）有一個人以自己的科學成就提供了排除上述觀點的極其重要的材料，可是直到1861年，這個人居然還毫不動搖地相信這種觀點，下面這段典型的表述就是證明：

    “我們的太陽系的整個機制，就我們所能識別的而言，就是要去保持現存的東西，保持其長久不變的存在。正如從遠古以來，地球上的任何一種動物，任何一種植物，都沒有變得更完美些，或者說根本就沒有變過樣；正如我們在一切有機體中見到的階梯次序只是彼此靠近，而不是彼此相繼；正如我們本身的種屬從軀體方面來看始終是一樣的，——同樣，甚至同時存在的諸天體的極大的多樣性，也並沒有使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各種形式無非是各種不同的發展階梯，正好相反，一切被創造出來的東西本身具有同樣的完美性。”（梅特勒《通俗天文學》1861年柏林第5版第316頁））

    在這種僵化的自然觀上打開第一個缺口的，不是一位自然研究家，而是一位哲學家。1755年出現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體論》。關於第一推動的問題被排除了；地球和整個太陽系表現為某◎第266頁◎種在時間的進程中生成的東西。如果說大多數自然研究家對於思維並不像牛頓在“物理學，當心形而上學啊！”（注：指牛頓在他的基本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第2版第3冊的結尾部分《總識》中所表達的思想。牛頓寫道：“到目前為止，我已用重力說明了天體現象和海洋的潮汐。但是我沒有指出重力本身的原因。”接著他在列舉了重力的某些性質以後，繼續說：“至今我還不能從種種現象推論出重力的這些性質的原因，假說這個東西我是不考慮的。凡不是從現象中推論出來的，都應該叫作假說；凡是假說，不管它是形而上學的或物理學的，力學的或隱蔽性質的，都不能用於實驗哲學之中。在這種哲學中，一切定理都由現象推論而來，並且用歸納法加以概括。”

    黑格爾也注意到牛頓的這種意見，他在《哲學全書》第98節附釋1中指出：“牛頓……直接警告物理學，不要陷入形而上學……”。——267。） 這個警告中那樣表現出厭惡，那麽他們一定會從康德的這個天才發現中得出結論，從而避免無窮無盡的彎路，省去在錯誤方向下浪費的無法估算的時間和勞動，因為在康德的發現中包含著一切繼續進步的起點。如果地球是某種生成的東西，那麽它現在的地質的、地理的和氣候的狀況，它的植物和動物，也一定是某種生成的東西，它不僅在空間中必然有並存的歷史，而且在時間上也必然有前後相繼的歷史。如果立即沿著這個方向堅決地繼續研究下去，那麽自然科學現在就會進步得多。但是哲學能夠產生什麽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沒有產生直接的成果，直到很多年以後拉普拉斯和赫歇爾才充實了他的內容，並且作了更詳細的論證，因此才使“星雲假說”逐漸受人重視。進一步的一些發現使它終於獲得了勝利；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恒星的自行；證明宇宙空間中存在著有阻抗的介質；通過光譜分析證明宇宙物質的化學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熾熱星雲團的存在（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潮汐對地球自轉的阻礙作用也是由於康德現在才被認識。”——編者注）。

    但是，如果這個逐漸被認識到的觀點——自然界不是存在著，而是生成著和消逝著——沒有從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麽大多數自然研究家是否會這樣快地意識到變化著的地球竟承載著不變的有機體這樣一個矛盾，那倒是值得懷疑的。地質學產生了，它不僅揭示了相繼形成的和逐次重疊起來的地層，而且指出了這些地層中保存著已經滅絕的動物的甲殼和骨骼，以及已經不再出現的植物的莖、葉和果實。必須下決心承認：不僅整個地球，而且地球現今◎第267頁◎的表面以及在這一表面上生存的植物和動物，也都有時間上的歷史。這種承認最初是相當勉強的。居維葉關於地球經歷多次變革的理論在詞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實質上是反動的。它以一系列重覆的創造行動取代了上帝的獨一的創造行動，使神跡成為自然界的根本杠桿。最初把理性帶進地質學的是賴爾，因為他以地球的緩慢的變化這樣一些漸進的作用，取代了由於造物主的一時興起而引起的突然變革。（注：賴爾的觀點的缺陷——至少就這一觀點的最初的形式來說——就在於，他認為在地球上發生作用的各種力是不變的，在質上和量上都是不變的。地球的冷卻對他說來是不存在的；地球不是朝著一定的方向發展著，而只是以雜亂無章的、偶然的方式變化著。）

    賴爾的理論，與以前的一切理論相比，同有機物種不變這個假設更加不能相容。地球表面和各種生存條件的逐漸改變，直接導致有機體的逐漸改變和它們對變化著的環境的適應，導致物種的變異性。但傳統不僅在天主教教會中，而且在自然科學中也是一種勢力。賴爾本人許多年來一直沒有看到這個矛盾，他的學生們就更沒有看到。這只有用當時在自然科學中流行的分工來說明，它使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專業中，只有少數人沒有被它奪走縱覽全局的眼力。

    這期間物理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成果由三位不同的人在自然研究的這一部門的劃時代的一年即1842年中幾乎同時作出概括。邁爾在海爾布隆，焦耳在曼徹斯特，都證明了從熱到機械力和從機械力到熱的轉化。熱的機械當量的確定，使這個結果成為無可置疑的。同時，格羅夫（注：恩格斯在寫《自然辯證法》時利用了威·羅·格羅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關系》1855年倫敦第3版。第1版於1846年在倫敦出版。它的基礎是格羅夫的講稿，這些講稿他曾於1842年1月在倫敦學院宣讀過，此後很快就發表了。——268、328。）——不是職業的自然研究家，而是英國的一名律師——通過單純地整理物理學上已經取得的各種成果就◎第268頁◎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切所謂物理力，即機械力、熱、光、電、磁，甚至所謂化學力，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可以互相轉化，而不會損失任何力。這樣，他就用物理學的方法補充證明了笛卡兒的原理：世界上存在著的運動的量是不變的。因此，各種特殊的物理力，即物理學上的各個不變的“種”，就變成以不同方式分化的並且按照一定的規律互相轉化的物質運動形式。存在著這樣多那樣多的物理力這樣一種偶然性，從科學中被排除出去了，因為它們之間的聯系和轉化已經得到證明。物理學和以前的天文學一樣，獲得了一種結果，這種結果必然表明：運動著的物質的永恒循環是最終的結論。

    從拉瓦錫以後，特別是從道爾頓以後，化學的驚人迅速的發展從另一方面向舊的自然觀進行了攻擊。由於用無機的方法制造出過去只能在活的機體中產生的化合物，就證明了適用於無機物的化學定律對有機物是同樣適用的，而且把康德還認為是無機界和有機界之間的永遠不可逾越的鴻溝大部分填平了。

    最後，在生物學研究的領域中，特別是由於自上世紀中葉以來系統地進行的科學旅行和科學探險，由於生活在當地的專家對世界各大洲的歐洲殖民地的更精確的考察，此外還由於古生物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的進步，尤其是從系統地應用顯微鏡和發現細胞以來的進步，已積累了大量的材料，使得運用比較的方法成為可能，同時也成為必要（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胚胎學”。——編者注）。一方面，由於有了比較自然地理學，查明了各種不同的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的生存條件；另一方面，不同的有機體按照它們的同類器官相互進行了比較。不僅就它們的成熟狀態，而且就它們的一切發展階段進行了比較。這種研究越是深刻和精確，那種固定不變的有機界的僵硬系統就越是一觸即潰。不僅動物◎第269頁◎和植物的單個的種之間的界線無可挽回地變得越來越模糊，而且冒出了像文昌魚和南美肺魚（注：文昌魚(Amphioxus)是一種有些像魚形的小動物，是非脊椎動物到脊椎動物之間的一種過渡形態；產於許多海洋。

    南美肺魚(Lepidosiren)是肺魚屬的動物，兼有肺和鰓；產於南美。——270。） 這樣一些使以往的一切分類方法遭到嘲弄的動物（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一角魚。同樣，始祖鳥等等”。（一角魚(Ceratodus)是一種肺魚，產於澳洲。

    始祖鳥(Archaeopteryx)是一種古生脊椎動物，是鳥類最古的代表，具有爬蟲類的某些特征。

    恩格斯在這里利用了亨·阿·尼科爾森的著作《動物學手冊》，該書第1版於1870年出版，恩格斯使用的是1874年以前的某個版本。）——編者注）；最後，甚至發現了說不清是屬於植物界還是動物界的有機體。古生物學檔案中的空白越來越多地被填補起來了，甚至最頑固的分子也被迫承認整個有機界的發展史和單個機體的發展史之間存在著令人信服的一致，承認有一條阿莉阿德尼線，它可以把人們從植物學和動物學似乎越來越深地陷進去的迷宮中引導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在康德攻擊太陽系的永恒性的同時，即在1759年，卡·弗·沃爾弗對物種不變進行了第一次攻擊，並且宣布了種源說。（注：1759年卡·弗·沃爾弗發表了自己的學位論文《發育論》，駁斥了預成論，科學地論證了漸成論。

    預成是指成熟的機體在胚細胞中預先形成。預成論在17世紀和18世紀生物學家中占統治地位。從預成論的擁護者的形而上學觀點看來，成熟的機體的一切部分都已經以緊縮的形式存在於胚胎中，這樣一來，機體的發育被歸結為已有器官的純粹量的增長，而本來意義上的發育，即作為新生成（漸成）的發育就不發生了。從沃爾弗到達爾文等許多傑出的生物學家不斷論證並發展了漸成論。——270。） 但是這在他那里不過是天才的預見，到了奧肯、拉馬克、貝爾那里才具有了確定的形式，而在整整100 年以後，即1859年，才由達爾文勝利地完成了（注：達爾文的主要著作《物種起源》於1859年11月24日出版。——編者注）。幾乎同時還發現，以前被說成是一切有機體的最後構成成分的原生質和細胞，原來是獨立生存著的最低級的有機形式。因此，不僅無機界和有機界之間的鴻溝縮減到最小限度，而且機體種源說過去遇到的一個最根本的困難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觀就其基本點來說已經完備：一切僵硬的東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

    ——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希臘哲學的偉大創立者的觀點：整個自然◎第270頁◎界，從最小的東西到最大的東西，從沙粒到太陽，從原生生物（注：原生生物（來自希臘文瘃’軼麩s——最初的）——按照海克爾的分類，是最簡單的有機體的一大組，它包括單細胞的和無細胞的有機體，在有機界中構成除多細胞有機體的兩界（植物和動物）以外的一個特殊的第三界。

    原蟲（來自希臘文祜蹣耒s——簡單的）——按照海克爾的見解，是無核的完全沒有結構的蛋白質小塊，它執行生命的所有重要的職能：攝食、運動、對刺激的反應、繁殖。海克爾把原始的、通過自生的途徑產生而目前已經絕滅的原蟲（最古的原蟲）同現代的還存在的原蟲區分開來。前者是有機界的三個界發展的起點；細胞就是從最古的原蟲歷史地發展出來的。後者屬於原生生物界，並構成該界的第一個最簡單的綱；在海克爾看來，現代的原蟲具有不同的種：Protamoebaprimitiva（原變形蟲），Protomyxaaurantiaca（原膠胞子），BathybiusHaeckelii（海克爾深水蟲）。

    “原生生物”和“原蟲”這兩個術語是海克爾於1866年（在他的《有機體普通形態學》一書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學界確認。目前，曾被海克爾看作原生生物的有機體或者被劃為植物，或者被劃為動物。但是，關於細胞有機體由前細胞組織發展而來這一總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劃分為植物和動物的思想已為科學界所公認——271。）到人，都處於永恒的產生和消失中，處於不斷的流動中，處於不息的運動和變化中。只有這樣一個本質的差別：在希臘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覺的東西，在我們這里則是嚴格科學的以實驗為依據的研究的結果，因而其形式更加明確得多。的確，從經驗上證明這種循環並不是完全沒有缺陷的，但是這些缺陷與已經確立的東西相比是無足輕重的，而且會一年一年地彌補起來。如果我們想到科學的最主要的部門——超出行星範圍的天文學、化學、地質學——作為科學而存在還不足100年，生理學的比較方法還不足50年，而幾乎一切生命發展的基本形式即細胞被發現還不到40年，那麽這種證明在細節上怎麽會沒有缺陷呢（注：手稿中本段上下端均用橫線同上下文隔開，中間劃有幾道斜線，恩格斯通常以這一方式表示手稿相應段落已在其他著作中利用。——編者注）！

     ——

    從旋轉的、熾熱的氣團中（它們的運動規律也許要經過幾個世紀的觀察弄清了恒星的自行以後才能揭示出來），經過收縮和冷卻，發展出了以銀河最外端的星環為界限的我們的宇宙島的無數個太陽和太陽系。這一發展顯然不是到處都具有同樣的速度。在我們的星系中，黑暗的、不僅僅是行星的星體的存在，即熄滅了的太陽的存在，越來越迫使天文學予以承認（梅特勒）；另一方面，屬於我們這一星系的（依據賽奇的觀點）還有一部分氣狀星雲，它們是還沒有形成的太陽；這並不排斥這樣的情況：另一些星雲如梅特勒所認為的，是一些遙遠的獨立宇宙島，這些宇宙島的相對發展階段要用分光鏡才能確定。（注：恩格斯在這里以及後面利用了下列著作：約·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結構，或通俗天文學》1861年柏林第5版和安·賽奇《太陽》1872年不倫瑞克版。

    恩格斯在《導言》的第二部分使用了他從這兩本著作中作的摘錄，摘錄大概是1876年1-2月做的。——271。）◎第271頁◎

    拉普拉斯以一種至今尚未被超越的方法詳細地證明了一個太陽系是如何從一個單獨的氣團中發展起來的；以後的科學越來越證實了他的說法。

    在這樣形成的各個天體——太陽以及行星和衛星上，最初是我們稱為熱的那種物質運動形式占優勢。甚至在今天太陽還具有的那種溫度下，也是談不上元素的化學化合物的；對太陽的進一步的觀察將會表明，在這種場合下熱會在多大程度上轉變為電和磁；在太陽上發生的機械運動不過是由於熱和重力發生沖突而造成的，這在現在幾乎已成定論。

    單個的天體越小，便冷卻得越快。首先冷卻的是衛星、小行星和流星，正如我們的月球早已死滅了一樣。行星冷卻較慢，而最慢的是中心天體。

    隨著進一步的冷卻，相互轉化的物理運動形式的交替就越來越占有重要地位，直到最後達到這樣一點，從這一點起，化學親和性開始起作用，以前化學上的呆性元素現在在化學上相繼發生分化，獲得了化學性質，相互發生化合作用。這些化合作用隨著溫度的下降（這不僅對每一種元素，而且對元素的每一種化合作用都產生不同的影響），隨著一部分氣態物質由於溫度下降先變成液態、然後又變成固態，隨著這樣造成的新條件，而不斷地變換。

    當行星有了一層硬殼而且在其表面上有了積水的時候，行星固有的熱同中心天體傳遞給它的熱相比就開始越來越處於次要地位。它的大氣層變成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氣象現象的活動場所，它的表面成為地質變化的場所，在這些地質變化中，大氣層的沈降物所起的沈積作用，同來自熾熱而流動的地球內部的慢慢減弱的外張作用相比越來越占有優勢。

    最後，一旦溫度降低到至少在相當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再超◎第272頁◎過能使蛋白質生存的限度，那麽在存在其他適當的化學的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就形成了有生命的原生質。這些先決條件是什麽，今天我們還不知道，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直到現在連蛋白質的化學式都還沒有確定下來，我們甚至還不知道化學上不同的蛋白體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約十年前才認識到，無結構的蛋白質執行著生命的一切主要機能：消化、排泄、運動、收縮、對刺激的反應、繁殖。

    也許經過了多少萬年，才形成了進一步發展的條件，這種沒有定形的蛋白質由於形成核和膜而得以產生第一個細胞。但是，隨著這第一個細胞的產生，也就有了整個有機界的形態發展的基礎；我們根據古生物學檔案的完整類比材料可以假定，最初發展出來的是無數種無細胞的和有細胞的原生生物，其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注：加拿大假原生物(Eozooncanadense)是在加拿大發現的一種化石，曾被看作最古的原始機體的遺骸。1878年德國動物學家卡·牟比烏斯否定關於這種化石的有機起源的意見。——273。）留傳了下來；在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逐漸分化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則分化為最初的動物。從最初的動物中，主要由於進一步的分化而發展出了動物的無數的綱、目、科、屬、種，最後發展出神經系統獲得最充分發展的那種形態，即脊椎動物的形態，而在這些脊椎動物中，最後又發展出這樣一種脊椎動物，在它身上自然界獲得了自我意識，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而產生的。不僅從個體方面來說是如此——從一個單獨的卵細胞分化為自然界所產生的最覆雜的有機體，而且從歷史方面來說也是如此。經過多少萬年的搏鬥，手腳的分化，直立行走得以最終確定下來，於是人和猿區別開來，於是奠定了音節分明的語言的發展和人腦的巨大發展的基礎，從此人和猿之間的鴻溝就成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專業化意味著工具的出現，而工具意味著人所特有的活動，意味著人對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著生產。狹義的動物也有工具，然而這只是它們的身軀◎第273頁◎的肢體，螞蟻、蜜蜂、海貍就是這樣；動物也進行生產，但是它們的生產對周圍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於零。只有人才辦得到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因為他們不僅遷移動植物，而且也改變了他們的居住地的面貌、氣候，甚至還改變了動植物本身，以致他們活動的結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滅亡一起消失。而人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首先和主要是借助於手。甚至蒸汽機這一直到現在仍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強有力的工具，正因為是工具，歸根到底還是要依靠手。但是隨著手的發展，頭腦也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首先產生了對影響某些個別的實際效益的條件的意識，而後來在處境較好的民族中間，則由此產生了對制約著這些條件的自然規律的理解。隨著自然規律知識的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腦不隨著手、不和手一起、不是部分地借助於手而相應地發展起來，那麽單靠手是永遠造不出蒸汽機來的。

    隨同人，我們進入了歷史。動物也有一部歷史，即動物的起源和逐漸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態的歷史。但是這部歷史對它們來說是被創造出來的，如果說它們自己也參與了創造，那也是無意識的。相反地，人離開狹義的動物越遠，就越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未能預見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對這一歷史的影響就越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這個尺度來衡量人類的歷史，甚至衡量現代最發達的民族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在這里，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著極大的出入。未能預見的作用占據優勢，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計劃運用的力量強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歷史活動，這種使人從動物界上升到人類並構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的歷史活動，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也就是今天的社會生產，還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為例外才能◎第274頁◎實現，而且往往適得其反，那麽情況就不能不是這樣。我們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現在一個小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一百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多。而結果又怎樣呢？過度勞動日益增加，群眾日益貧困，每十年發生一次大崩潰。達爾文並不知道，當他證明經濟學家們當作最高的歷史成就加以頌揚的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正常狀態的時候，他對人們，特別是對他的同胞作了多麽辛辣的諷刺。只有一個有計劃地從事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生產一般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時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動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學，都將突飛猛進，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注定要滅亡”（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場《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也許經過多少億年，多少萬代生了又死；但是這樣一個時期會無情地到來，那時日益衰竭的太陽熱將不再能融解從兩極逼近的冰，那時人們越來越聚集在赤道周圍，最終連在那里也不再能夠找到足以維持生存的熱，那時有機生命的最後痕跡也將漸漸地消失，而地球，一個像月球一樣死寂的冰凍的球體，將在深深的黑暗里沿著越來越狹小的軌道圍繞著同樣死寂的太陽旋轉，最後就落到太陽上面。有的行星遭到這種命運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晚些；代替配置得和諧的、光明的、溫暖的太陽系的，只是一個寒冷的、死去的球體，它在宇宙空間里循著自己的孤寂的軌道運行著。像我們的太陽系一樣，◎第275頁◎我們的宇宙島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遲地都要遭到這樣的命運，無數其他的宇宙島的星系都是如此，還有這樣一些星系，它們發出的光在地球上還有活人的眼能接受時將不會達到地球，甚至連這樣一些星系也要遭到同樣的命運。

    但是，當這樣一個太陽系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並且遭受一切有限物的命運，即死亡的時候，以後又會怎樣呢？太陽的遺骸是否將永遠作為遺骸在無限的空間里繼續運轉，而一切以前曾無限多樣地分化了的自然力，是否將永遠變成引力這樣一種運動形式？

    “或者”，如賽奇問道（第810頁），“在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著這樣一些力，它們能使死了的星系恢覆到最初的熾熱的星雲狀態，重新喚起它的新的生命？這是我們不知道的。”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所知道的，並不像知道2×2＝4 或物質引力的增減取決於距離的平方一樣。理論自然科學把它的自然觀盡可能地加工為一個和諧的整體，現在甚至連最沒有思想的經驗主義者離開理論自然科學也寸步難行；但是在這樣的理論自然科學中，我們往往不得不運用還不完全清楚的數量去進行計算，並且總是用思想的徹底性去補救有缺陷的知識。現在，現代自然科學必須從哲學那里接過運動不滅的原理；離開這個原理它就無法繼續存在下去。但是物質的運動不僅僅是粗糙的機械運動、單純的位置移動，它也是熱和光、電壓和磁壓、化學的化合和分解、生命乃至意識。有人說，物質在其整個無限悠久的存在中僅僅只有一次，而且是在與其永恒性相比只是極短的時間內，才有可能使自身的運動發生分化，從而展開這種運動的全部富源，而在此以前和以後則永遠局限於單純的位置移動，這樣說就等於宣稱物質是會死亡的，而運動是短暫的。運動的不滅性不能僅僅從數量上，而且還必須從質◎第276頁◎量上去理解；一種物質的純粹機械的位置移動即使有可能在適當條件下轉化為熱、電、化學作用、生命，但是這種物質如果不能從自身中產生這些條件，那麽這樣的物質就喪失了運動；一種運動如果失去了轉化為它所能有的各種不同形式的能力，那麽即使它還具有潛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動力了，因而它部分地被消滅了。但是這兩種情況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點是肯定的：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宇宙島的物質把極大量的運動——究竟是何種運動，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轉化成了熱，以致（依據梅特勒的說法）從中可能產生了至少包括了2 000萬顆星的太陽系，而這些太陽系的逐漸滅亡同樣是不容置疑的。這個轉化是怎樣進行的呢？關於我們的太陽系的將來的遺骸（注：遺骸的原文是“caput mortuum”，直譯是骷髏，轉意是遺骸，燃燒、化學反應等等之後的殘渣；這里指熄滅的太陽和落在太陽上失去生命的行星。——編者注）是否總是重新變為新的太陽系的原料，我們和賽奇神父一樣，一無所知。在這里，我們要麽必須求助於造物主，要麽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結論：形成我們的宇宙島的太陽系的熾熱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徑，即通過運動的轉化產生出來的，而這種轉化是運動著的物質天然具有的，因而轉化的條件也必然要由物質再生產出來，即使是在億萬年之後，是多少偶然地然而是以寓於偶然性之中的必然性再生產出來。

    這種轉化的可能性是越來越被承認了。現在人們得出了這樣的見解：天體的最終命運是互相碰在一起。人們甚至已經計算這種碰撞必然產生的熱量。天文學所報道的新星的突然閃現和已知舊星的同樣突然的亮度增加，用這種碰撞來說明最為便當。同時，不◎第277頁◎僅我們的行星群繞著太陽運動，我們的太陽在我們的宇宙島內運動，而且我們的整個宇宙島也在宇宙空間中不斷運動，和其余的宇宙島處於暫時的相對平衡中；因為連自由浮動的物體的相對平衡也只有在相互制約的運動中才能存在；此外，還有一些人認為宇宙空間中的溫度不是到處都一樣的。最後，我們知道，我們的宇宙島的無數個太陽的熱，除了極小的一部分以外，都消失在空間里，甚至不能把宇宙空間的溫度提高百萬分之一攝氏度。這全部巨大的熱量變成了什麽呢？它是不是永遠致力於為宇宙空間供暖的嘗試，是不是實際上已不覆存在而只在理論上仍然存在於宇宙空間的溫度已上升百億分之一度或更低度數這一事實中？這個假定否認了運動的不滅性；它認可這樣一種可能：由於天體不斷地相互碰在一起，一切現存的機械運動都變為熱，而且這種熱將放射到宇宙空間中去，因此盡管存在“力的不滅性”，一切運動還是會停下來（在這里順便可以看出，用力的不滅性這個說法替代運動的不滅性這個說法，這是多麽錯誤）。於是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放射到宇宙空間中去的熱一定有可能通過某種途徑（指明這一途徑，將是以後某個時候自然研究的課題）轉變為另一種運動形式，在這種運動形式中，它能夠重新集結和活動起來。因此，阻礙已死的太陽重新轉化為熾熱氣團的主要困難便消除了。

    此外，諸宇宙在無限時間內永恒重覆的先後相繼，不過是無數宇宙在無限空間內同時並存的邏輯補充——這一原理的必然性，甚至已灌輸到德雷帕的反理論的美國人頭腦中去（注：“無限空間中的無數宇宙，引出了無限時間中宇宙先後相繼的概念。”（德雷帕《歐洲智力發展史》第2卷第[325]頁））。

    這是物質賴以運動的一個永恒的循環，這個循環完成其軌道◎第278頁◎所經歷的時間用我們的地球年是無法度量的，在這個循環中，最高發展的時間，有機生命的時間，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識和自然界意識的人的生命的時間，如同生命和自我意識賴以發生作用的空間一樣，是極為有限的；在這個循環中，物質的每一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論是太陽或星雲，個別動物或動物種屬，化學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樣是暫時的，而且除了永恒變化著的、永恒運動著的物質及其運動和變化的規律以外，再沒有什麽永恒的東西了。但是，不論這個循環在時間和空間中如何經常地和如何無情地完成著，不論有多少億個太陽和地球產生和滅亡，不論要經歷多長時間才能在一個太陽系內而且只在一個行星上形成有機生命的條件，不論有多麽多的數也數不盡的有機物必定先產生和滅亡，然後具有能思維的腦子的動物才從它們中間發展出來，並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找到適於生存的條件，然後又被殘酷地消滅，——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確信：物質在其一切變化中仍永遠是物質，它的任何一個屬性任何時候都不會喪失，因此，物質雖然必將以鐵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毀滅物質的最高的精華——思維著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個時候又一定會以同樣的鐵的必然性把它重新產生出來。

    ［劄記和片斷］

    必須研究自然科學各個部門的循序發展。首先是天文學——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它。天文學只有借助於數學才能發展。因此數學也開始發展。——後來，在農業的某一階段上和在某些地區（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別是隨著城市和大型建築物的出現以及手工業的發展，有了力學。不久，力學又成為航海和戰爭的需要。——力學也需要數學的幫助，因而它又推◎第279頁◎動了數學的發展。可見，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

    在整個古代，本來意義的科學研究只限於這三個部門，而在後古典時期才有了精確的和有系統的研究（亞歷山大里亞學派、阿基米德等）。在頭腦中幾乎還沒有區分開來的物理學和化學（元素論，還沒有化學元素的概念）中，在植物學、動物學、人體和動物解剖學中，直到那時人們還只會搜集事實和盡可能有系統地整理這些事實。生理學一離開最明顯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成了純粹的猜測；在連血液循環都不知道的時候，也不能不如此。——在這一時期末，化學以煉金術的原始形式出現了。

    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長起來，那麽，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跡歸功於生產。第一，從十字軍遠征以來，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並展示出力學上的（紡織、鐘表制造、磨坊）、化學上的（染色、冶金、釀酒）以及物理學上的（眼鏡）許多新的事實，這些事實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觀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實驗手段，並使新的工具的設計成為可能。（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以前人們只誇耀生產應歸功於科學的事實，但是科學應歸功於生產的事實卻多得數不勝數。”——編者注）可以說，真正有系統的實驗科學這時才成為可能。第二，這時整個西歐和中歐，包括波蘭在內，已在相互聯系中發展起來，雖然意大利由於自己的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明，還繼續居於首位。第三，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營利，因而歸根到底是為了生產而完成的——又在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人體的）方面，展示了無數在此以前還見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機出現了。◎第280頁◎

    這時——撇開早就有的數學、天文學和力學不談——物理學和化學最終分開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業上的水利工程第一個研究了液體的運動，見克拉克·麥克斯韋）。波義耳使化學確立為科學。哈維由於發現了血液循環而使生理學（人體生理學和動物生理學）確立為科學。動物學和植物學起初依然是從事搜集事實的科學，直到出現了古生物學——居維葉——並且此後不久發現了細胞和發展出了有機化學。由此，比較形態學和比較生理學才成為可能，而且從此以後兩者才成為真正的科學。在上一世紀末地質學奠定了基礎，最近則有名稱很別扭的所謂人類學，它是從人和人種的形態學和生理學過渡到歷史的中介。這還要進一步詳加研究和闡明。

    ［黑格爾以來的理論發展進程。

    哲學和自然科學］

    ［《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注：《〈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是這篇論文在第二束材料目錄中的標題。它是恩格斯在把《自然辯證法》材料加以分類時列入第二束的。這篇論文的手稿上只有一個《序》字作為標題。而在第一頁上面還標有《杜林，科學中的變革》等字樣。它是1878年5月或6月初作為《反杜林論》第1版序而寫的。但是恩格斯後來又決定用一個較短的序（見本選集第3卷第343-346頁）來代替這個原來的序。新序注明日期是1878年6月11日，新序中使用了《舊序》前五段的文字。——281。）　（《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序言）

    這部著作決不是由於“內心沖動”而產生的。恰恰相反，我的朋友李卜克內西可以為我作證：他曾經費了多少力氣才說服我來批判性地闡明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會主義理論。下定這樣的決心後，我不得不把這種被宣稱為某種新哲學體系的最終實際成果的理論同這一體系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同時研究這一體系本身，舍此別無其他選擇。因此，我只好跟著杜林先生進入一個廣闊的領域，在這◎第281頁◎個領域中，他談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東西，而且還不止這些東西。這樣就產生了一系列的論文，它們從1877年初開始陸續發表在萊比錫的《前進報》上，現匯集成書。

    對於一種大肆自我吹噓卻根本不值一提的體系不得不作出這個對象本身所要求的詳盡批判，可以歸因於兩種情況。一方面，這種批判使我有可能在不同領域中正面闡發這些在現時具有較為普遍的科學意義或實踐意義的爭論問題的見解。我根本不想以另一個體系來同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立，不過也希望讀者不要因為所考察的材料的極其多樣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種見解之間的內在聯系。

    另一方面，“創造體系的”杜林先生在當代德國並不是個別的現象。近來，哲學體系，特別是自然哲學體系，如雨後春筍出現在德國，至於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的無數新體系，就更不用說了。正如在現代國家里假定每一個公民對於他所要表決的一切問題都具有判斷能力一樣，正如在經濟學中假定每一個買主對他要買來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內行一樣，現今在科學上也要作這樣的假定。每個人什麽東西都能寫，而“科學自由”恰恰就在於人們甚至可以撰寫他們所沒有學過的東西，而且這被冒充為唯一的嚴格科學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這種放肆的偽科學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這種偽科學現在在德國到處流行，並把一切淹沒在它的高超的胡說的喧嚷聲中。詩歌、哲學、經濟學、歷史學中有這種高超的胡說；講台和論壇上有這種高超的胡說；到處都有這種高超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妄想出人頭地並成為深刻思想，以別於其他民族的單純平庸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是德國智力工業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產品，它們價廉質劣，完全和德國其他的制品一樣，只可惜沒有和這些制品一起在費城陳列出來（注：1876年5月10日，在紀念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一百周年之際，第六屆世界工業博覽會在費城開幕，有40個國家參展。為了在英國和法國工業占領的國際市場上獲得一席之地，德國也參加展出。可是，德國政府任命的德國展品評判小組主席、柏林工業學院院長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認，德國產品的性能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德國工業遵循的原則是“價廉質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國民報》第293號首先披露，致使輿論嘩然。《人民國家報》在7月至9月就此事專門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這個事件叫作工業上的耶拿戰役，是借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10月耶拿戰役被拿破侖法國擊潰一事來作比喻。——282、419。）。甚至德國的社會主義，特別是自從有◎第282頁◎了杜林先生的範例以後，近來也十分熱中於高超的胡說；只有實際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才很少為這種高超的胡說所迷惑，而在一個除了自然科學以外目前幾乎普遍患病的國家里，這再一次證明我們的工人階級具有非常健康的本性。

    耐格里在他向自然研究家慕尼黑大會所作的演說中曾談到人的認識永遠不具有全知的性質（注：卡·耐格里關於人的認識永遠不具有全知性質的觀點，見他於1877年9月20日在德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自然科學認識的界限》；報告刊載在代表大會《公報》附錄中。——260、283。），他這樣說顯然還不知道杜林先生的貢獻。這些貢獻迫使我也跟隨其後進入一系列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我頂多只能以涉獵者的資格行動。這特別是指自然科學各個部門而言，在這些部門中直到現在人們還常常認為，一個“門外漢”想發表意見未免不大謙虛。不過微耳和先生給了我幾分勇氣，這位先生也在慕尼黑發表了看法，並在另外的地方作了更詳細的論述。他認為每個自然研究家在本身的專業之外也只是一個半通，不客氣地說是一個門外漢。既然一位這樣的專家可以而且不得不常常不揣冒昧地侵犯鄰近的領域，既然在這些領域中他在表達上的笨拙之處和些許不確切之處可以得到有關專家的諒解，那我也就敢於放手來引用某些自然過程和自然規律，以作為我的一般理論觀點的例證，並且可以指望得到同樣的諒解。（注：本手稿從開頭到本段為止這一部分，恩格斯從上到下劃了直線，可能表示他在《反杜林論》第一版序言中已經利用過了。——編者注）現今的自然研究家，不論願意與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關心理論上的一般結論，同樣，每個從事理論研究的人也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這里出現了某種相輔相成現象。如果說理論家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是半通，那麽今天的自然研究家在理論的領域中，在直到今天還被稱為哲學的領域中，實際上也是個半通。◎第283頁◎

    經驗的自然研究已經積累了龐大數量的實證的知識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領域中系統地和依據其內在聯系來整理這些材料，簡直成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樣，在各個知識領域之間確立正確的關系，這也是不可推卸的。於是，自然科學便走上理論領域，而在這里經驗的方法不中用了，在這里只有理論思維才管用。（注：手稿中這一句和前面一句都用鉛筆劃掉了。——編者注）但是理論思維無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種生來就有的素質。這種才能需要發展和培養，而為了進行這種培養，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辦法。

    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這一點對於思維在經驗領域中的實際運用也是重要的。因為，首先，思維規律的理論並不像庸人的頭腦在想到“邏輯”一詞時所想象的那樣，是一種一勞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形式邏輯本身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直到現在仍是激烈爭辯的領域。而辯證法直到今天也只有兩位思想家曾作過較仔細的研究，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然而對於現今的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了模式，從而提供了說明方法。

    其次，認識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認識不同時代所出現的關於外部世界的普遍聯系的各種見解，對理論自然科學來說也是必要的，因為這為理論自然科學本身所提出的理論提供了一種尺◎第284頁◎度。然而，在理論自然科學中，往往非常明顯地顯露出對哲學史缺乏認識。哲學上在幾百年前就已經提出，並且在哲學界中往往早已被拋棄的一些命題，在理論自然研究家那里卻常常作為嶄新的知識而出現，甚至在一段時間里成為時髦。機械的熱理論以新的論據支持了能量守恒原理，並使這一原理重新受到重視，這無疑是它的一個重大成就；但是，如果物理學家先生們還能記起，這一原理早就由笛卡兒提出過，那麽它還能以某種絕對全新的東西的面貌出現嗎？自從物理學和化學再一次幾乎專門從事於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來，古希臘的原子論哲學必然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甚至最優秀的自然研究家對這種哲學所作的研究也是何等膚淺！例如，凱庫勒指出（《化學的目的和成就》），原子論哲學的創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謨克利特，並且斷言，道爾頓最先假定了不同質的元素原子的存在，並且最先認定不同元素具有各自特有的不同重量。可是，我們在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著作（第10卷第43-44和61節）中可以看到：伊壁鳩魯就已經認定原子不僅在大小上和形態上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不相同（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9頁。——編者注），也就是說，他早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認識了原子量和原子體積。

    1848年這一年在德國一事無成，只是在哲學領域中發生了全面的反轉。由於民族熱中於實際，一方面初步建立起大工業和欺詐事業，另一方面為德國自然科學此後所經歷的、由巡回傳教士和漫畫人物福格特、畢希納等等所揭開的巨大躍進奠定了基礎，於是民族堅決屏棄了在柏林老年黑格爾派的風沙中迷失道路的德國古典哲學。柏林的老年黑格爾派確實應該遭到這樣的命運。但是，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可是正當◎第285頁◎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們接受它，因而只有辯證法能夠幫助自然科學戰勝理論困難的時候，人們卻把辯證法隨同黑格爾派一起拋進大海，因而又無可奈何地陷入舊的形而上學。從此以後，在公眾當中流行起來的一方面是叔本華的和爾後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淺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畢希納之流的庸俗的巡回傳教士的唯物主義。在大學里，各種各樣的折衷主義互相展開競爭，不過在一點上它們是一致的，這就是它們全都是由過時哲學的十足的殘渣拼湊而成的，並且全都同樣地是形而上學的。在古典哲學的各種殘余中，只有某種新康德主義得以幸存，這種新康德主義的最後一言就是永遠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學中最不值得保存下來的部分。最終的結果就是現今盛行的理論思維的漫不經心和雜亂無章。

    現在幾乎找不到一本理論自然科學著作不給人以這樣的印象：自然研究家們自己就感覺到，這種漫不經心和雜亂無章多麽嚴重地左右著他們，並且現今流行的所謂哲學又決不可能使他們找到出路。在這里，既然沒有別的出路，既然無法找到光明，也就只好實行反轉，這種或那種形式上的反轉，從形而上學的思維到辯證思維的反轉。

    這種覆歸可以通過不同的道路來實現。它可以僅僅由於自然科學發現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實現，這些發現不會甘於再被束縛在舊的形而上學的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上。但這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步履艱難的過程，在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額外的阻礙。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已在進行中，特別在生物學中是如此。如果理論自然研究家願意在辯證哲學的歷史存在的形態上來較仔細地研究這一哲學，那麽上述過程可以大大縮短。在這些形態中，有兩種形態對現代的自然科學可以格外有益。◎第286頁◎

    第一種是希臘哲學。在這種哲學中，辯證思維還以原始的樸素的形式出現，還沒有受到令人迷醉的障礙（注：海涅《新春集》1831年版詩序。——編者注）的幹擾，而這些障礙是17和18世紀的形而上學——英國的培根和洛克，德國的沃爾弗——為自己設置的，並且由此就堵塞了它自己從認識個別到認識整體，到洞察普遍聯系的道路。在希臘人那里——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進步到對自然界進行肢解、分析——自然界還被當作整體、從總體上來進行觀察。自然現象的總的聯系還沒有從細節上加以證明，這種聯系對希臘人來說是直觀的結果。這正是希臘哲學的缺陷所在，由於這種缺陷，它後來不得不向其他的觀點讓步。然而這也是希臘哲學勝過它以後的所有形而上學的對手的優越之處。如果對於希臘人來說形而上學在細節上總是有理的，那麽對於形而上學來說希臘人就從總體上總是有理的。這就是我們在哲學上如同在其他許多領域中一樣不得不一再回到這個小民族的成就上來的原因之一，這個民族的廣泛的才能和活動使他們在人類發展史上享有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幾乎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論自然科學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種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發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里去。這種見解已經越來越被接受。有一種自然研究家是越來越少了，這種研究家一方面把希臘哲學的殘篇如原子論當作永恒真理來看待，另一方面以希臘人缺少經驗自然科學為理由而對他們采取培根式的高傲的蔑視態度。但願上述見解再前進一步，能促使人們對希臘哲學真正有所認識。

    辯證法的第二個形態恰好離德國的自然研究家最近，這就是◎第287頁◎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這里已經有了開頭，因為即使把剛才提到的新康德主義除外，回到康德去又重新成為時髦。自從人們發現康德是兩個天才假說的首創者以來，他在自然研究家當中重新獲得了應有的榮譽。這兩個假說就是先前曾歸功於拉普拉斯的太陽系起源理論和地球自轉由於潮汐而受到阻礙的理論。沒有這兩個假說，今天的理論自然科學簡直就不能前進一步。但是，要向康德學習辯證法，這是一件勞而無功和得不償失的事情，因為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已經包含了辯證法的一個無所不包的綱要，雖然它是從完全錯誤的立腳點出發而展開的。

    一方面，由於這種錯誤的立腳點和柏林黑格爾派的無可奈何的墮落，人們對“自然哲學”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這種反應已充分表現出來並演成純粹的謾罵；另一方面，自然科學在有理論上的需要時又被流行的折衷主義的形而上學置於完全無援的境地。而在這以後，也許才有可能在自然研究家面前重新提起黑格爾的名字，卻不致引發使杜林先生出盡洋相的舞蹈病。

    首先要明確的是，這里的問題決不是要捍衛黑格爾的立腳點：精神、思維、觀念是本質的東西，而現實世界只是觀念的摹寫。這種立腳點已經被費爾巴哈屏棄了。在下述這一點上我們大家都是一致的：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因而在自然科學中要從物質的各種實實在在的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注：手稿中接著刪掉一句話：“我們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者，在這方面甚至比自然科學家走得還遠得多，因為我們也……”——編者注）；因此，在理論自然科學中也不是設計種種聯系塞到事實中去，而是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而且一經發現，就要盡可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第288頁◎

    同樣，也談不上保持黑格爾體系的獨斷的內容，而這一內容正是老年黑格爾派和青年黑格爾派所鼓吹的。隨著唯心主義立腳點的垮台，建築在這一立腳點上的體系，特別是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也就垮台了。但是要記住，自然科學上反對黑格爾的論戰，在對黑格爾有大致正確理解的範圍內，僅僅針對以下兩點：唯心主義的立腳點和不顧事實而任意編造體系。

    去除這一切之後，剩下的就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的功績就在於，他和“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112頁。——編者注）相反，第一個把已經被遺忘的辯證方法、它和黑格爾辯證法的聯系以及差別重新提到人們面前，同時在《資本論》中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一種經驗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的事實上去。他獲得了成功，以致德國的較新的經濟學派只是由於借口批判馬克思而抄襲馬克思（還常常抄錯），才勝過了庸俗的自由貿易派。

    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正像在他的體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樣，一切真實的聯系都是顛倒著的。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112頁。——編者注）。

    可是，在自然科學本身中，我們常常遇到這樣一些理論，它們把真實的關系弄顛倒了，把映象當作了原型，因而這些理論同樣需要倒置過來。這樣的理論常常在一個較長的時間里盛行。在差不多兩個世紀內，熱一直不是被看作普通物質的一種運動形式，而是被看作一種特殊的神秘的物質，在這里情況就是如此，而機械的熱◎第289頁◎理論才完成了這種倒置。盡管如此，熱質說占統治地位的物理學卻發現了關於熱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定律，特別是傅立葉和薩迪·卡諾（注：指讓·巴·約·傅立葉《熱的分析理論》1822年巴黎版和薩·卡諾《談談火的動力和能發動這種動力的機器》1824年巴黎版。恩格斯後面提到的函數C，見卡諾的著作第73-79頁的注釋。——290。） 為一些正確的見解開辟了道路，而這些見解不過是把其先驅所發現的定律倒置過來，翻譯成自己的語言。（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卡諾函數C的倒數1/C＝絕對溫度。此函數不倒置過來，毫無用處。”——編者注）同樣，在化學中，燃素說經過上百年的實驗工作才提供了一些材料，而拉瓦錫利用這種材料才在普利斯特列提取出來的氧氣中發現了想象中的燃素的實在對立物，從而推翻了全部燃素說。但是燃素說者的實驗成果決不因此就被拋棄。正好相反。這些成果依然存在，只不過其表述被顛倒過來，從燃素說的語言翻譯成了現今通行的化學語言，因此仍然保持著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爾的辯證法同合理的辯證法的關系，也就正像熱質說同機械的熱理論的關系一樣，正像燃素說同拉瓦錫的理論的關系一樣。

    　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注：《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是寫在手稿第一頁上的標題。恩格斯後來把它列入第三束，標題是《自然科學和神靈世界》。這篇論文可能最早寫於1878年1月，因為恩格斯在這篇論文中（見本卷第299頁）談到弗·策爾納關於系在桌上的一條線打了幾個結的“實驗”這個“最近傳來的捷報”；策爾納是1877年12月17日在萊比錫做這些“實驗”的。

    　 恩格斯的這篇論文在他逝世以後第一次發表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世界新歷畫報》年鑒1898年漢堡版第56-59頁。——290。）


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節選）（之二）

    *（注：《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對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概括，進一步發展了唯物主義辯證法並批判了自然科學中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觀念。

    《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多年來對自然科學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恩格斯最初打算寫一部反對庸俗唯物主義者路·畢希納的論戰性著作。這是1873年1月左右的想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2-547頁），恩格斯對畢希納的批判性研究超出了計劃中的著作的範圍，直接轉入《自然辯證法》的寫作。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敘述了《自然辯證法》的宏大計劃。在以後幾年，恩格斯按既定計劃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計劃未能完全實現。

    有關《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是1873-1886年這一時期寫成的。整部著作沒有寫完，並且在恩格斯生前沒有發表過。

    《自然辯證法》的形成史可分為兩個主要時期：從計劃寫這一著作到完成《反杜林論》（1873年初-1878年中）和從《反杜林論》寫完後到馬克思病逝前（1878年夏-1882年夏）。在前一時期，恩格斯完成幾乎所有的劄記和關於細節的研究，除原來為別的用途寫的文章外，只完成一篇較完整的論文《導言》。在後一時期，恩格斯擬定了未來著作的具體計劃，寫完了幾乎所有的論文。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由於全力以赴完成《資本論》的出版工作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事實上停止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

    《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有四束，並冠以下列標題：《辯證法和自然科學》、《自然研究和辯證法》、《自然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的東西》。這種劃分顯然不是為了立即發表，這里既看不出是按內容劃分，也不是嚴格按寫作時間順序劃分。這四束中只有兩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有恩格斯編的目錄，列出了該束所包括的材料。另兩束至今仍無法判定分別包含哪些材料以及材料是如何排列的。）

    （注：《自然辯證法》四束手稿還包含了原來不是為這一著作而寫的另外一些手稿。這就是：《〈反杜林論〉舊序》、《反杜林論》三則注釋（《關於現實世界中數學上的無限之原型》、《關於“機械的”自然觀》和《最初，凱庫勒》）、《〈費爾巴哈〉的刪略部分》、《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和《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此外還可能有幾篇劄記材料。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6卷刊出的《自然辯證法》共收入197件文字材料，並分別按寫作時間順序和內容編排次序重覆發表。後一編排方式的分篇和標題設置，以恩格斯的寫作計劃為基本依據。本選集采用第二種方式刊出所節選的材料。

    全書要目如下：

    自然辯證法

    1878年的計劃

    歷史導論

    歷史的東西

    導言

    劄記和片斷

    黑格爾以來的理論發展進程。哲學和自然科學

    《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

    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劄記和片斷

    辯證法作為科學

    辯證法

    劄記和片斷

    規律和範疇

    認識

    物質的運動形式和各門科學的聯系

    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

    1880年的計劃

    運動的基本形式

    劄記和片斷

    運動的尺度——功

    劄記和片斷

    關於數學

    關於力學和天文學

    關於物理學

    關於化學

    關於生物學

    自然界和社會

    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

    各束手稿的標題和目錄

    在恩格斯生前，《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沒有發表過。在他逝世以後發表了他列入《自然辯證法》的兩篇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於1896年發表在《新時代》雜志，《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於1898年發表在《世界新歷畫報》年鑒。《自然辯證法》於1925年第一次用德文和俄譯文對照的形式全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5年莫斯科版第2卷。——259。）

    深入大眾意識的辯證法有一個古老的命題：兩極相聯。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在尋找幻想、輕信和迷信的極端表現時，不是面向像德國自然哲學那樣竭力把客觀世界嵌入自己主觀思維框子內的自然科學派別，而是面向一味吹捧經驗、極端蔑視思維而實際上思想極度貧乏的相反的派別，我們就不致於犯什麽錯誤。後一個學派在英國占據統治地位。它的始祖，備受稱頌的弗蘭西斯·◎第290頁◎培根就已經渴望他的新的經驗歸納法能夠付諸應用，而首先是做到這樣一些事情：延年益壽，在某種程度上使人返老還童，改形換貌，易身變體，創造新種，騰雲駕霧，呼風喚雨。他抱怨這種研究無人問津，他在他的自然史中開出了制取黃金和創造種種奇跡的煞有介事的丹方（注：指弗·培根《自然的和實驗的歷史》（1622年倫敦版），它是培根計劃寫但沒有寫成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科學的大覆興》的第三部分的材料。——291。）。同樣，伊薩克·牛頓在晚年也頗熱中於注釋《約翰啟示錄》（注：伊·牛頓以神學為題材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他逝世六年後於1733年出版的《評但以理書和聖約翰啟示錄》。

    約翰啟示錄是《新約全書》中的《啟示錄》，相傳為聖徒約翰所著。——291。）。因此，難怪近年來以幾個遠非最差的人物為代表的英國經驗主義，看來竟不可救藥地迷戀於從美國輸入的招魂術和降神術。

    屬於這一行列的第一位自然研究家，是功勳卓著的動物學家兼植物學家阿爾弗勒德·拉塞爾·華萊士，和達爾文同時提出物種通過自然選擇發生變異的理論的就是此人。他在1875年由倫敦白恩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小冊子《論奇跡和現代唯靈論》里面說，他在自然知識的這個分支中的最初經驗是在1844年開始取得的，那時他聽到斯賓塞·霍爾先生關於麥斯默術（注：麥斯默術是一種以關於某種“動物磁力”的理論為基礎的醫術，以其創立者奧地利醫生弗·安·麥斯默(1734-1815)命名。麥斯默術在18世紀末得到廣泛的流傳，並且是降神術的前導之一。——291。）的講演，因此他在他的學生身上作了同樣的實驗。

    “我對這個問題非常感興趣，並且很熱心地進行了研究。”［第119頁］

    他不僅使人進入催眠狀態並發生四肢僵硬和局部喪失知覺的現象，而且也證實了加爾顱骨圖（注：19世紀初奧地利醫生弗·約·加爾創立顱相學，認為人的大腦的一定部位上生長有各種心理特征的器官，某種心理特性和能力的發展會引起大腦相應部位的發育並使顱骨的相應部位隆起。因此，似乎根據顱骨的外形就可判斷人的心理特性。顱相學的結論曾被各式各樣的江湖術士包括降神術士廣為利用。——291。）的正確，因為在觸摸任何一個加爾器官的時候，相應的活動就在已受催眠的人身上發生，並以靈活的動作按規定演示出來。其次，他斷言，他的被催眠者只要被他觸摸一下，就會產生催眠者的一切感覺；他只要把一杯水說成白蘭地酒，就可以讓被催眠者喝得酩酊大醉。他能使一個年輕人甚至在清醒的時候糊塗得忘記自己的姓名，然而這是其他教員不用麥斯默術也可以辦到的。如此等等。◎第291頁◎

    1843-1844年冬季，我也適逢其會在曼徹斯特見到了這位斯賓塞·霍爾先生。他是一個很普通的江湖術士，在幾個教士的讚助下在國內跑來跑去，用一個少女作催眠顱相學的表演，借以證明上帝的存在，證明靈魂的不朽，證明當時歐文主義者在各大城市中所宣傳的唯物主義毫無價值。少女受到了催眠，然後催眠者只要摸一摸她的顱骨上的任何一個加爾器官，她就像演戲一樣作出各種表示相應器官控制能力的動作和姿勢；例如，摸一下愛孩子的(philoprogenitiveness)器官，她就愛撫和親吻所幻想的嬰孩，如此等等。此外，這位堂堂的霍爾還用一個新的巴拉塔里亞島（注：巴拉塔里亞島（源出西班牙語barato——廉價的）是塞萬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中虛構的一個島。在該書第2部第45-53章中，唐·吉訶德的侍從桑喬·潘薩被任命為該島的總督。——292。） 豐富了加爾的顱骨地理學：他在顱骨頂上發現了一個敬神的器官，只要摸一摸這里，他的那位受了催眠的小姐就跪下去，把雙手合在一起，並且在驚訝的庸人觀眾面前作出一副虔敬地祈禱的天使的樣子。表演到此結束並達到高潮。上帝的存在得到了證明。

    我和我的一個熟人也同華萊士先生一樣，對這些現象頗感興趣，並且想試一下，我們能在什麽程度上再現這些現象。我們選擇了一個12歲的活潑的男孩來作對象。安詳的凝視或輕柔的撫摩就輕而易舉地使他進入催眠狀態。但是，因為我們對這套把戲不像華萊士先生那樣虔誠，那樣熱心，所以我們也就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除了很容易產生的肌肉僵硬和喪失知覺狀態以外，我們還發現了一種意志完全被動而感覺又異常過敏的狀態。被催眠者一旦由於任何外部刺激而從昏睡中醒過來，他就顯得比清醒的時候更活躍得多。跟催眠者沒有任何神秘的感應關系；任何其他的人都同樣可以很容易地使被催眠者動作起來。讓加爾顱骨器官起作用，在我們看來是太容易了；我們的花樣還更多：我們不僅能使這些器官互相置換，把它們配置在整個身體的任何地方，而且還能造出不拘數目的其他器官，如唱歌、吹口哨、吹笛、跳舞、拳擊、縫紉、補鞋、抽煙◎第292頁◎等等的器官，這些器官我們希望安在什麽地方都可以。華萊士用水使他的被催眠者酩酊大醉，而我們卻在大腳趾上發現了醉酒的器官，只要摸它一下，被催眠者就會演出最妙的喝醉酒的滑稽戲。但是十分清楚：如果不使被催眠者明白人們希望他做些什麽，那麽任何器官都不能顯示任何作用。這個小孩經過實際練習很快便熟練到這樣的程度：只要多少有一點暗示就夠了。這樣造成的器官只要不用同樣的方法加以改變，對於以後的催眠是永遠有效的。這個被催眠者也就有雙重的記憶，一種是清醒時的記憶，另一種是催眠狀態中的完全獨立的記憶。至於說到意志的被動性，說到對第三者的意志的絕對服從，那麽只要我們不忘記整個狀態是在被催眠者的意志服從催眠者的意志的情況下開始的，而且沒有這種服從就形成不了這種狀態，那麽這種被動性，這種絕對服從就沒有什麽奇怪的了。只要被催眠者同催眠者開個玩笑，那就連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催眠術家也無計可施了。

    這樣，我們不過隨便懷疑了一下，便發現了催眠顱相學的江湖騙術的老底，這是一系列與清醒狀態時的現象多半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無須作任何神秘主義解釋的現象，而華萊士先生的熱心(ardour)卻使他一再地自欺欺人，靠了這種欺騙去在各種細節上證實加爾顱骨圖，確認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間的神秘的感應關系。（注：如已經說過的，被催眠者是通過練習而熟練起來的。因此，當意志的服從變成習慣以後，兩個當事者之間的關系會越來越密切，某些個別現象會越來越強化，甚至在清醒狀態中也有微弱的反映，這是完全可能的。）在華萊士先生的天真得有些稚氣的談話中，到處都可以看到：他所關心的並不是探究這種江湖騙術的真相，而是不惜任何代◎第293頁◎價去使所有的現象再現出來。只要有了這種氣質，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剛入門的研究者靠簡便易行的自欺欺人變成一位行家。華萊士先生終於相信了催眠顱相學的奇跡，這時他已經有一只腳踏進神靈世界中去了。

    到1865年，他的另一只腳也跟著踏進去了。當他在熱帶地方旅行了12年回來以後，桌子跳舞的降神術實驗使他進入了各種“神媒”的團體。他進步得多麽快，他對這套把戲掌握得多麽純熟，上述小冊子就可以證明。他希望我們不僅要當真相信霍姆、達文波特兄弟以及其他看來多少是為了錢並且大多一再暴露出騙子面目的“神媒”們的一切所謂的奇跡，而且要當真相信許多從很古的時候起就被信以為真的神靈故事。希臘神托所的女占卜者、中世紀的女巫便都是“神媒”，而揚布利柯在他的《論預言》中已經十分確切地描繪了

    “現代唯靈論中最令人驚異的現象”［第229頁］。

    我們只舉一個例子來表明，華萊士先生對於這些奇跡在科學上的確證是處理得何等輕率。如果有人要我們相信神靈會讓人給它們照像，那麽這的確是一個奢望，而我們在認定這種神靈照片是真實的以前，當然有權要求它們取得十分確鑿的證明。但華萊士先生在第187頁上說：1872年3月，主神媒古皮太太（父姓為尼科爾）跟她的丈夫和小兒子在諾亭山（注：諾亭山是倫敦西城的一個區。——編者注）的赫德森先生那里一起照了像，而在兩張不同的照片上都看得出她背後有一個身材高高的女人的形象，優雅地(finely)披著白紗，面貌略帶東方韻味，擺出祝福的姿勢。◎第294頁◎

    “所以，在這里，兩件事中必有一件是絕對確實的（注：這句引文的原文是’Here,then,one of two thyings are absolutely certain’。神靈世界是超越於語法的。有一次，某位喜歡開玩笑的人把語法家林德利·默里的靈魂召來。人家問他來了嗎？他回答道：’I are’（美國人的說法，不說’I am’［我來了］）（’I am’是英語動詞’to be’（是）的單數第一人稱現在式。’We are’,’you are’,’they are’是同一動詞的覆數形式。）。這位神媒是在美國出生的。）。要不是眼前有一個活生生的、聰敏的、然而肉眼看不見的存在物，就是古皮先生夫婦、攝影師和某一第四者籌劃了一樁卑劣的騙局，而且一直隱瞞著這一騙局。但是我非常了解古皮先生夫婦，所以我有絕對的信念：他們像自然科學領域中任何真摯的真理探求者一樣，是不會幹這種騙人的勾當的。”（注：引文中的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第188頁］

    這樣看來，或者是騙人的勾當，或者是神靈的照片。對極了。如果是騙人的勾當，則或者是神靈早已印在照片底版上，或者是有四個人參與其事，或者如果我們把活到84歲於1875年1 月去世的對自己的行為不能負責的或易受愚弄的古皮老先生撇開不談的話（只要把他送到作為背景的西班牙式的屏風後面就行了），那也就是有三個人參與其事。一位攝影師要替神靈找個“模特兒”是沒有什麽困難的，我們對此無須多費唇舌。但是攝影師赫德森不久就因一貫偽造神靈照片而被公開檢舉，而華萊士先生卻鎮靜地說：

    “有一件事情是明白的：如果發生了騙人的勾當，那立刻就會被唯靈論者自己看破的。”［第189頁］

    這也就是說，攝影師也不大可信了。剩下的是古皮太太，而替她撐腰的是我們的朋友華萊士的“絕對的信念”，此外再沒有別的。再沒有別的嗎？決不是這樣。替古皮太太的絕對可靠來撐腰的，還有她自己的如下說法：1871年6 月初的一個晚上，她在不省人事的狀態中從漢伯里山公園她的家里，憑空被攝到蘭布斯·康第特◎第295頁◎街69號——兩地的直線距離是三英里——並且被弄到上述69號房子中正在舉行降神儀式的一張桌子上。房門是關著的，雖然古皮太太是一個極肥胖的倫敦女人（這的確很重要），可是她突然闖到屋里來，在門上或天花板上連個小小的窟窿都沒有留下來（1871年6月8日倫敦《回聲報》（注：《回聲報》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報紙，1868年至1907年在倫敦出版。——296。）上的報道）。現在誰還不相信神靈照片是真的，那真是不可救藥了。

    英國自然研究家中的第二位著名的行家，是威廉·克魯克斯先生，化學元素鉈的發現者和輻射計（在德國也叫作光轉車輻射計）的發明者（注：鉈是威·克魯克斯1861年發現的。

    輻射計（“Lichtmühle”——“光轉車輻射計”）是一種測量光能的儀器：在一個真空玻璃球內裝一根垂直或水平細線，上裝幾個輕質的小翼，小翼在輻射的作用下旋轉，使細線折彎而產生偏向角，用測定偏向角的方法來測量光能。輻射計是1873-1874年由克魯克斯設計成功的。——296。）。克魯克斯先生大約從1871年起開始研究唯靈論者的表演，為了這個目的應用了許多物理學儀器和力學儀器，如彈簧秤、電池等等。他是否帶來了主要的儀器，即一顆抱懷疑態度的有批判力的頭腦，他是否使這顆頭腦始終保持工作能力，我們是會看到的。無論如何，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內，克魯克斯先生就像華萊士先生一樣完全被俘虜了。他敘述道：

    “幾年的工夫，一個年輕的女人，弗洛倫斯·庫克小姐，就顯示出值得注意的神媒的特性，而且最近已經登峰造極，化成一個肯定是來自神靈世界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赤著腳，披著飄灑的白色長袍，而這時神媒卻穿著深色的衣服，被捆縛著，沈睡在一間密室或鄰室里”［第181頁］。

    這個神靈自稱凱蒂，看起來非常像庫克小姐。一天晚上，沃爾克曼先生，古皮太太現在的丈夫，突然攔腰把它抱住，緊緊摟住不放，看它到底是不是庫克小姐的化身。這個神靈顯示出是一個結結實實的女人，它竭力反抗，觀眾們來幹預，瓦斯燈被熄滅，撕扯了一陣以後，重新安靜下來，屋子里點起了燈，這時神靈已經不見了，而庫克小姐仍然被捆著，不省人事地躺在原來的角落里。但是，據說沃爾克曼先生直到現在還堅持認為，他抱住的是庫克小姐而不是別人。為了從科學上來確證這件事情，一位著名的電學家瓦利先生◎第296頁◎作了一次新的實驗，把電池的電流通到神媒庫克小姐身上，使得她不切斷電流就不能扮演神靈的角色。然而神靈還是出現了。所以它的確是和庫克小姐不同的存在物。而進一步確證這件事情便是克魯克斯先生的任務。他第一步是要取得這位神靈小姐的信任。

    這種信任，如他自己在1874年6月5日的《靈學家》周報（注：《靈學家》是英國降神術士的周報，1869年至1882年在倫敦出版；1874年起用《靈學家報》的名稱出版。

    下面的引文都引自威·克魯克斯發表在1874年6月5日《靈學家》上的文章《“凱蒂·金”的最後出現》。——297。）中所說的，“逐漸加深，直到除非由我來安排，不然她就拒絕降神。她說她希望我一直在她近旁，就在內室的隔壁；我發現，在這種信任已經建立而且她確信我決不致對她食言以後，各種現象的表現程度大大加強了，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證據也如意地得到了。她常常和我商量參加降神儀式的人以及他們的席位，因為她最近變得非常不安，原因是她感到有人曾不懷好意地向她暗示，除了其他的比較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外，有人可能使用武力”。（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這位神靈小姐對這種既親切又科學的信任給了最充分的回報。她甚至出現——現在這使我們不會再感到吃驚——在克魯克斯先生家里，和他的孩子們玩耍，給他們講“她在印度冒險的趣聞”，向克魯克斯先生講述“她過去生活中的一些痛苦的經歷”，讓他擁抱她，好讓他相信她的結結實實的物質性，並讓他察看她每分鐘的脈搏次數和呼吸次數，最後還讓她自己和克魯克斯先生並排照像。華萊士先生說：

    “這個形象在人們看見她，摸到她，給她照像，並且和她談話以後，就從一個小屋子里面絕對地消失了（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這個小屋子除了通往擠滿觀眾的隔壁一間屋子，是沒有其他出口的”［第183頁］，假若觀眾們十分有禮貌，信任發生事情的房子的主人克魯克斯先生，就像克魯克斯先生信任神靈一樣，這也就不是什麽了不起的把戲了。◎第297頁◎

    可惜這些“完全被證實了的現象”，甚至在唯靈論者看來也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相信的。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十分相信唯靈論的沃爾克曼先生怎樣采取了非常物質的突然下手的辦法。現在又有一個教士，“不列顛全國靈學家協會”委員，也出席了庫克小姐的降神儀式，而且毫無困難地發現：神靈從門進到里面並在里面消失的那間屋子，是有第二道門通往外界的。當時也在場的克魯克斯先生的舉動，“使我原以為這些表演中也許有點什麽玩意兒的信念受到了最後的致命打擊”（查·莫里斯·戴維斯牧師《神秘的倫敦》倫敦廷斯利兄弟出版社版）。此外，人們怎樣使“凱蒂們”“現身”的事，在美國也真相大白了。有一對姓霍姆斯的夫婦在費城舉行表演，當時也出現了一個“凱蒂”，她得到信徒們豐富的饋贈。但是，這位凱蒂有一次竟因為報酬不夠多而罷了工，這就引起一個懷疑者下決心非要探查出她的蹤跡不可；他在一個boarding house（公寓）里發現了她，是一個毫無疑問有血有肉的年輕女人，占有了贈送給神靈的一切禮物。

    同時，歐洲大陸也有自己的科學的降神者。彼得堡的一個學術團體——我不大清楚是大學或者甚至是研究院——曾委托國家樞密官阿克薩柯夫和化學家布特列羅夫探究降神現象，但似乎並沒有多少結果。（注：指的是彼得堡大學物理學會於1875年5月6日設立而於1876年3月21日結束工作的“神媒現象考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德·伊·門捷列耶夫和其他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委員會曾要求在俄國傳播降神術的人——亞·尼·阿克薩柯夫、亞·米·布特列羅夫、尼·彼·瓦格納——提供關於“真實的”降神現象的材料。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降神現象發生於無意識的動作或有意識的欺騙，而降神說是迷信。”這個結論曾發表於1876年3月25日《呼聲報》上。委員會的材料由德·伊·門捷列耶夫出版，書名是《判斷降神術的材料》1876年聖彼得堡版。——298。）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相信唯靈論者的喧囂的聲明——德國現在也推出自己的唯靈論者，這就是萊比錫教授策爾納先生。

    大家知道，策爾納先生多年來埋頭研究空間的“第四維”，發現在三維空間里不可能出現的許多事情，在四維空間里卻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四維空間里，一個全封閉的金屬球，不在上面鉆一個孔，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樣地翻過來；同樣，在一條兩端各無盡頭或兩端都被系住的線上可以打結，兩個分離的渾然一體的圓環，不鋸◎第298頁◎開其中的任何一個就可以套在一起，還有許多這一類的把戲。根據神靈世界最近傳來的捷報，策爾納教授先生曾請求一個或幾個神媒幫助他確定第四維空間中的各種細節。結果據說是驚人的。他把自己的手臂架在椅子的扶手上，而手掌按在桌子上不動，降神儀式一開始，椅子的扶手就和他的手臂套在一起了；一條兩端用火漆固定在桌子上的線，竟在中間打了四個結，如此等等。一句話，神靈是可以極其容易地完成第四維空間的一切奇跡的。但是必須注意：我是在轉述別人的說法。我不能保證這個神靈通報的正確性，如果它有什麽不確實的地方，策爾納先生應當感謝我給他提供了一個更正的機會。但是，如果這個通報不是虛假地報道策爾納先生的經歷，那麽這些經歷顯然會在神靈科學和數學方面開辟一個新紀元。神靈證明第四維空間的存在，而第四維空間則為神靈的存在擔保。而這一點一經發現，科學便給自己開辟出一個嶄新的廣闊的天地。面對第四維和更高維的空間的數學，面對呆在這種高維空間中的神靈們的力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理學，過去的全部數學和自然科學都只不過是一種預備科目罷了。克魯克斯先生不是已經在科學上確證桌子和其他家具在移到——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第四維空間的過程中會損失多少重量，而華萊士先生不是也聲稱他已經證明在第四維空間中火不會傷害人體。現在甚至已經有神體生理學了！神靈們會呼吸，有脈搏，這就是說，他們有肺臟、心臟和循環器官，因而在身體的其他器官方面至少是和我們一樣齊全的。因為會呼吸就要有在肺里被燃燒的碳水化合物，而這些碳水化合物又只能由外界供給，於是要有胃、腸及其附屬器官，而這一切一經確定，其余的就毫無困難地都跟著有了。但是這些器官的存在就使得神靈們有生病的可能，這樣一來，微耳和先生也許就不得不寫一部神靈世界的細胞病理學了。而因為這些神靈大多是非常漂亮的◎第299頁◎年輕女人，而且除了她們的超凡的美麗，她們和世間的女人沒有什麽不同，完完全全沒有什麽不同，所以用不了多久她們就會出現在“愛上她們的男人”（注：莫紮特《魔笛》第1幕第14 場帕米納和巴巴蓋諾的二重唱。——編者注）的身邊；而且，既然克魯克斯先生通過脈搏已經斷定，她們“並不缺少女性的心”，所以在第四維空間里也會有自然選擇，不過再也用不著擔心人們在這里會把這種選擇和萬惡的社會民主主義混淆起來。（注：恩格斯暗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後在德國特別流行的對達爾文主義的反動攻擊。甚至像微耳和這樣的大科學家，以前是達爾文主義的信徒，也在1877年自然研究家和醫生慕尼黑代表大會上建議禁止講授達爾文主義，斷言達爾文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有緊密的聯系，因而對於現存的社會制度是危險的。見魯·微耳和《現代國家中的科學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2頁。——300。）

    夠了。這里已經看得一清二楚，究竟什麽是從自然科學走向神秘主義的最可靠的道路。這並不是自然哲學理論的過度滋蔓，而是蔑視一切理論、懷疑一切思維的最膚淺的經驗論。證明神靈存在的並不是那種先驗的必然性，而是華萊士先生、克魯克斯先生之流的經驗的觀察。既然我們相信克魯克斯利用光譜分析進行的觀察（鉈這種金屬就是由此發現的），或者相信華萊士在馬來群島所獲得的動物學上的豐富的發現，人們就要求我們同樣去相信這兩位研究家在唯靈論方面的經驗和發現。而如果我們認為，在這里畢竟有一個小小的區別，即前一種發現可以驗證，而後一種卻不能，那麽降神者就會反駁我們說：不是這麽回事，他們是樂於給我們提供機會來驗證這些神靈現象的。

    實際上，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罰的。對一切理論思維盡可以表示那麽多的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的確無法使自然界中的兩件事實聯系起來，或者洞察二者之間的既有的聯系。在這里，問題只在於思維得正確或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進行思維、因而是錯誤地進行思維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據一個自古就為人們所熟知的辯證法規律，錯誤的思維貫徹到底，必然走◎第300頁◎向原出發點的反面。所以，經驗主義者蔑視辯證法便受到懲罰：連某些最清醒的經驗主義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現代唯靈論中去了。

    數學方面的情形也一樣。平庸的形而上學的數學家，都十分高傲地誇耀他們的科學成果是絕對無法推翻的。但是這些成果也包括虛數在內，從而這些虛數也就帶有某種實在性。如果我們已習慣於給根號負１或第四維硬加上我們的頭腦以外的某種實在性，那麽我們是否再前進一步，承認神媒的神靈世界，這也就不是什麽重要問題了。這正如凱特勒談到德林格爾時所說的：

    “這個人一生中曾為那麽多的謬論作辯護，那確實就連教皇永無謬誤的說法也可能已經接受了！”（注：教皇“永無謬誤”的教義是1870年7月18日在羅馬公布的。德國的天主教神學家德林格爾拒絕承認這一教義。美因茨的主教凱特勒最初也反對宣布新教義，但是很快就接受了這一教義而且變成了它的熱烈擁護者。——301。）

    事實上，單憑經驗是對付不了唯靈論者的。第一，那些“高級的”現象，只有當有關的“研究家”已經著迷到像克魯克斯自己天真無比地描繪的那樣，只能看到他應看到或他想看到的東西的時候，才能夠顯現出來。第二，唯靈論者並不在乎成百件的所謂事實被揭露為騙局，成打的所謂神媒被揭露為下流的江湖騙子。只要所謂的奇跡還沒有被逐一揭穿，唯靈論者就仍然有足夠的活動地盤，華萊士圍繞著偽造神靈照片的事件就一清二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偽造物的存在，正好證明了真實物的真實。

    這樣，經驗本身就表明，要擺脫降神者的糾纏，不能靠經驗上的實驗，而要運用理論的思考；用赫胥黎的話說：

    “我認為從證明唯靈論是真理這件事當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好處，就是給反對自殺提供一個新論據。與其死後借每舉行一次降神儀式賺一個基尼（注：基尼是英國從前的一種金幣，合21先令。——編者注）的◎第301頁◎神媒的嘴巴說一大堆廢話，還不如活著做清道夫好。”（注：這段話引自托·赫胥黎1869年1月29日給倫敦邏輯學會的信。這個學會邀請他參加降神現象研究委員會的工作。赫胥黎拒絕了這一邀請，並且發表了許多諷刺降神術的意見。戴維斯的著作《神秘的倫敦》1875年倫敦版第389頁引用了這封信。——302。）

    ［劄記和片斷］

    畢希納（注：以《畢希納》為題的這個片斷寫得比《自然辯證法》所有其他組成部分都早；它是恩格斯第一束手稿中的第一個劄記。它似乎是恩格斯計劃要寫的一部反對庸俗唯物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代表路·畢希納的著作的提綱。根據這一片斷的內容和恩格斯在畢希納所著《人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72年底第2版）一書頁邊上所作的批注來判斷，恩格斯打算首先批判畢希納的這一著作。根據威·李卜克內西1873年2月8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至於畢希納——你就狠揍吧！”來判斷，在此信之前，恩格斯已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李卜克內西。因此可以認為，這個片斷寫於1873年2月，但也不晚於5月30日，因為同一天在同一張稿紙上，緊接著寫下了劄記《自然科學的辯證法》。——302。）

    ……兩個哲學派別：具有固定範疇的形而上學派，具有流動範疇的辯證法派（亞里士多德、特別是黑格爾）；後一派證明：根據和後果、原因和結果，同一和差異、映象和本質這些固定的對立是站不住腳的，經分析證明，一極已經作為核內的東西存在於另一極之中，到達一定點一極就轉化為另一極，整個邏輯只是在前進著的各種對立之上展開。——這在黑格爾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為範疇在他那里表現為預先存在的東西，而現實世界的辯證法表現為它的單純的反照。實際上剛剛相反：頭腦的辯證法只是現實世界，即自然界和歷史的各種運動形式的再現。到上一世紀末，甚至到1830年，自然研究家有舊的形而上學差不多還能應付過去，因為真正的科學當時還沒有越出力學——地球上的力學和宇宙的力學的範圍。盡管如此，高等數學已經帶來了混亂，因為高等數學把初等數學的永恒真理看作已經過時的觀點，常常作出相反的論斷，提出一些在初等數學家看來純屬謬論的命題。固定的範疇在這里消融了，數學達到這樣一種境地，在這里即使很簡單的關系，如純粹抽象的量之間的關系、惡無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辯證的形態，迫使數學家們既不自願又不自覺地成為辯證的數學家。數學家們為了解決這種矛盾，為了調和高等數學和初等數學，為了弄清楚在他們面前表現為不可否認的結果的那些東西並不是純屬荒誕無稽的東西，以及為了合理地說明以無限為研究對象的數學的出發點、方法◎第302頁◎和成果所采用的隱晦說法、無聊詭計和應急手法，是再滑稽可笑不過了。

    但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化學——原子論。物理學的抽象的可分性——惡無限性。生理學——細胞（由分化而發生的個體和種的有機發展過程，是合理的辯證法的最令人信服的驗證）。最後，各種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轉化，這種轉化使範疇的一切固定性都終結了。盡管如此，大批自然研究家仍然束縛在舊的形而上學的範疇之內，而且當他們必須合理地解釋這些新近的事實，即這些可以說在自然界中證實了辯證法的事實並把它們彼此聯系起來的時候，便束手無策。這里應當想到：原子和分子等等是不能用顯微鏡來觀察的，而只能用思維來把握。試把化學家們（肖萊馬例外，他懂得黑格爾）和微耳和的《細胞病理學》比較一下吧，在那里最終不得不用籠統的空話來掩蓋這種束手無策。脫掉神秘主義外衣的辯證法成為自然科學絕對必需的東西，因為自然科學已經離開那個有了固定不變的範疇，可以說有了邏輯的初等數學，有了邏輯的日常工具就足以解決問題的領域。哲學因自然科學拋棄了它而對自然科學事後進行了報覆。而自然研究家們本來可以從哲學家們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中看到：在這全部哲學中隱藏著某種即使在自然研究家們自己的領域中也比他們高明的東西（萊布尼茨——以無限為研究對象的數學的創始人，和他比較起來，歸納法的蠢驢牛頓（注：恩格斯指的是片面地過高評價歸納法的牛頓的哲學觀點的局限性和他對假說的否定態度，這種態度表現在他所說的“假說這個東西我是不考慮的”這句名言中（見注209）。——303。） 成了剽竊者和害人者（注：牛頓不依賴於萊布尼茨並且先於萊布尼茨發現了微積分，萊布尼茨也獨立地作出了這個發現，而且使這個發現具有了更加完善的形式。恩格斯寫成這個片斷後，過了兩年他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2頁）。——303。）；康德——拉普拉斯以前的天體起源理論；奧肯——在德國采納進化論的第一個人；黑格爾——他對自然科學的廣博的概括和合理的分類是比一切唯物主義的胡說合在一起還更加偉大的成就）。

    ——◎第303頁◎

    ［《費爾巴哈》的刪略部分］（注：《〈費爾巴哈〉的刪略部分》是這一片斷在《自然辯證法》第二束材料的目錄中的標題。它原是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初稿的四頁（第16、17、18和19頁）。在第16頁的上面寫著《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刪略部分。這個片斷屬於《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第二章，並且應當緊跟在說明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三個主要“局限性”那一段後面（見本卷第229頁）。在最後整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手稿時，恩格斯抽出了這四頁，並用另外的內容代替了它（見本卷第229-231頁），而這一片斷的基本內容（論19世紀自然科學中的三個偉大發現）則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第四章中簡略地加以敘述（見本卷第245-246頁）。因為恩格斯的這一著作最初發表在1886年《新時代》雜志4月號和5月號上，所以這個片斷的寫作日期可以認為是1885年底和1886年初。這個片斷的原稿是從一句話的結尾部分開始寫的。這句話的開頭部分是根據發表在《新時代》雜志上原文補全的，補上的部分放在方括號內。——304。）

    ［50年代在德國搞過唯物主義的實行庸俗化的小販們，決沒有越出他們的老師們（注：指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編者注）的這個界限。自然科學後來獲得的一切進步，僅僅成了他們］反對信仰世界創造主的新論據。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事情決不是進一步發展理論。唯心主義由於1848年革命受到了沈重打擊，而唯物主義在它的這一更新了的形態下更加衰落。費爾巴哈拒絕為這種唯物主義承擔責任，這是完全對的；只是他不應該把這些巡回傳教士的學說同唯物主義本身混淆起來。

    但是，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經驗自然科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和極其輝煌的成果，從而不僅有可能完全克服18世紀機械論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學本身，也由於證實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個研究領域（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之間的聯系，而從經驗科學變成了理論科學，並且由於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轉化成唯物主義的自然認識體系。氣體力學；新創立的有機化學，它從無機物制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所謂有機化合物，從而掃除了這類化合物的不可捉摸性質的最後殘余，1818年以來創立的科學的胚胎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動植物學比較解剖學——這一切領域提供了前所未聞的新材料。但是，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是三大發現。

    第一是由熱的機械當量的發現（羅伯特·邁爾、焦耳和柯爾丁）而導致證實能量的轉化。自然界中無數的起作用的原因，過去一直被看作某種神秘的不可解釋的存在，稱作所謂力——機械力、熱、放射（光和輻射熱）、電、磁、化學化合力和分解力，現在全都被證明是同一種能即運動的各種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們不僅可◎第304頁◎以證明，這種能在自然界中不斷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實驗室中和在工業中實現這種轉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總是相當於這一或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們可以用千克米表示熱量單位，又用熱量單位來表示若幹單位的或任何量的電能或化學能，反過來也可以；我們同樣可以把一個活的機體所消耗的和所獲得的能量測量出來，並且用任何單位，例如用熱量單位表示出來。自然界中一切運動的統一，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哲學的論斷，而是一個自然科學的事實了。

    第二個發現——在時間上更早一些——是施萬和施萊登發現有機細胞，發現它是這樣一種單位：一切機體，除最低級的以外，都是從這種細胞的覆制和分化中產生和生長起來的。有了這個發現，有機的、有生命的自然產物的研究——不僅是比較解剖學和生理學，還有胚胎學——才獲得了鞏固的基礎。機體的產生、成長和構造的秘密被揭開了；從前不可理解的奇跡解開了，被歸結為某種遵循一切多細胞的機體本質上共有的同一規律所發生的過程。

    但是還剩下了一個重要的空白。如果一切多細胞的機體——植物和動物，包括人在內——都是按照細胞分裂規律各自從一個細胞中生長起來，那麽這些機體的無限差異性是從何而來呢？解答這個問題的，是第三個大發現，即達爾文首先總括地加以論述和建立起來的進化論。不管這個理論在細節上還會有多少變化，但是總的說來，它現在已經把問題解答得綽綽有余了。機體從少數簡單形態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日益多樣化和覆雜化的形態，一直到人類為止的發展序列，在大的基本的輪廓上被證實了；這樣一來，不僅有可能來說明有機自然產物中的現存者，而且也為認識人類精神的前史，為追溯人類精神從簡單的、無結構的、但有感受刺激能力◎第305頁◎的最低級有機體的原生質起直到能夠思維的人腦為止的各個發展階段奠定了基礎。不了解這個前史，能夠思維的人腦的存在就仍然是一個奇跡。

    有了這三個大發現，自然界的主要過程就得到了說明，就被歸之於自然的原因。現在只剩下一件事情還得去做：說明生命是怎樣從無機自然中產生的。在科學發展的現階段上，這也就等於說，應從無機物中制造出蛋白體來。化學正在完成這個任務的道路上日益前進，雖然距離完成任務還很遠。但是，如果我們想一想，維勒在1828年才由無機物制成第一種有機物——尿素，而現在以人工方法不使用任何有機物就能制成無數所謂有機化合物，那麽我們就不會讓化學在蛋白質這一難關面前停步不前。到目前為止，化學已經能夠制出它確切知道其成分的每一種有機物。只要有朝一日蛋白體的化合成分被弄清楚，化學就能著手制造活的蛋白質。但是，要求化學在今天或明天就完成自然界本身在個別天體的極為有利的環境下經過千百萬年才完成的事情，這就等於要求創造奇跡。

    這樣，同前一世紀比較起來，唯物主義的自然觀現在已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牢固的基礎上了。那時，只是對於天體和地球上的固體在重力的影響下所發生的運動有相當詳盡的了解：差不多整個化學領域和整個有機界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秘密。現在，整個自然界是作為至少在大的基本的輪廓上已得到解釋和理解的種種聯系和種種過程的體系而展現在我們面前。當然，唯物主義的自然觀無非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樸直的理解，不添加任何外來的東西，所以它在希臘哲學家中間原本是不言而喻的東西。但是，在古希臘人和我們之間兩千多年來存在著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世界觀，所以，哪怕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東西上去，也要比初看起來困難些。◎第306頁◎因為問題決不是要簡單地拋棄這兩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批判它，要把那些在錯誤的、但對於那個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的形式內獲得的成果，從這種暫時的形式中剝取出來。而這是多麽困難，許許多多的自然研究家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證明，他們在他們自己的那門科學中都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但是在本門科學以外不僅是唯心主義者，甚至是虔誠的正教教徒。

    自然科學的所有這些劃時代的進步，都在費爾巴哈那里擦肩而過，基本上沒有觸動他。這與其說是他的過錯，不如說應歸咎於當時德國的可悲的環境，由於這種環境，大學教席都被毫無頭腦的折衷主義的小人霸占了，而比這些小人高明百倍的費爾巴哈，卻不得不在鄉間過著與世隔絕的孤寂生活，幾乎變成一個粗俗的人。於是出現這種情況：他在談到自然界時，不得不說一些美文學的空話，雖然附帶也作出個別的天才的概括。例如，他說：

    “生命當然不是某種化學過程的產物：一般說來不是某一個別的自然力或自然現象的產物，而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者卻把生命歸結為這種產物；生命是整個自然界的一個結果。”（注：這段引文出自費爾巴哈1846年寫的《從人種學看不死問題》一文（見《費爾巴哈全集》1876年萊比錫第3版第3卷第331頁）。轉引自卡·尼·施達克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85年斯圖加特版第154-155頁。——307。）

    生命是整個自然界的一個結果，這和下面這一情況一點也不矛盾：蛋白質，作為生命的唯一的獨立的載體，是在自然界的全部聯系所提供的特定的條件下產生的，然而恰好是作為某種化學過程的產物而產生的。費爾巴哈圍繞著思維和思維器官大腦的關系問題而沈溺在一連串毫無結果的和徒兜圈子的思辨之中，沈溺在施達克樂於步他後塵的這個領域之中，這也應當歸咎於這種孤寂的生活。

    夠了，費爾巴哈反對的是唯物主義這個名稱（注：恩格斯指的是費爾巴哈的箴言（見本卷第227頁），箴言在費爾巴哈逝世後發表在卡·格律恩的著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書簡、遺稿及其哲學特征的闡述》1874年萊比錫-海德堡版第2卷第308頁。參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二章（見本卷第223-233頁）。——307。）。這並非毫無◎第307頁◎道理，因為他從來沒有完全擺脫唯心主義。在自然領域中他是唯物主義者；但是在人類……領域中[……]（注：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初稿第19頁到此為止，這句話的後半句在下一頁上，但是這一頁沒有找到。——編者注）

    ——

    自然研究家相信，他們只有不理睬哲學或羞辱哲學，才能從哲學中解放出來。但是，因為他們離開思維便不能前進，而且要思維就得有思維規定，而這些範疇是他們從所謂有教養者的那種受制於早已過時的哲學殘渣的一般意識中盲目地取來的，或是從大學必修的哲學課中聽到的一點兒東西（這種東西不僅是片斷的，而且是分屬於極不相同的和多半是最蹩腳的學派的人們的觀點的雜燴）中取來的，或是從各種各樣的哲學著作中缺乏批判的和雜亂無章的讀物中取來的，——正因為這樣，他們同樣做了哲學的奴隸，而且遺憾的是大多做了最蹩腳的哲學的奴隸，而那些辱罵哲學家罵得最厲害的人恰好成了最蹩腳的哲學家的最蹩腳的庸俗殘渣的奴隸。

    ——

    自然研究家盡管可以采取他們所願意采取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於：他們是願意受某種蹩腳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願意受某種以認識思維的歷史及其成就為基礎的理論思維形式的支配。

    物理學，當心形而上學啊！這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是在另一種意義上。（注：指不像過去在牛頓的著作中所表述的那樣（見注209），從舊意義上把“形而上學”了解為一般哲學思維，而是從現代意義上把它了解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308。）

    自然研究家由於靠舊形而上學的殘渣還能過日子，就使得哲學尚能茍延殘喘。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第308頁◎的時候，一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於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

    ——

    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研究家當中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都要糟糕。唯物主義者只去說明事物，是不理睬這套廢話的。只有當那些糾纏不休的教徒們想把上帝強加給他們的時候，他們才會考慮這件事，並且作出簡單的回答，或者像拉普拉斯那樣說：“陛下，我不……”（注：“陛下，我不需要這種假說”是拉普拉斯對拿破侖問他為什麽在《論天體力學》中不提上帝時的回答。——309。），或者更粗魯一些，以荷蘭商人經常用來打發硬把次貨塞給他們的德國行商們的方式說：“我用不著那路貨色”，並且這樣就把問題了結了。而上帝竟不得不忍受他的保衛者給他的臉色！在現代自然科學的歷史中，上帝在他的保衛者當中受到的待遇，就像耶拿戰役中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的文官武將當中受到的待遇一樣。在科學的推進下，一支又一支部隊放下武器，一座又一座堡壘投降，直到最後，自然界無邊無沿的領域全都被科學征服，不再給造物主留下一點立足之地。牛頓還把“第一推動”留給上帝，但是不允許他對自己的太陽系進行別的任何幹預。神父賽奇雖然履行教規中的全部禮儀來恭維上帝，但是並不因此就變得手軟些，他把上帝完全逐出了太陽系，而只允許後者在原始星雲上還能作出某種“創造行動”。在一切領域中，情況都是如此。在生物學中，上帝的最後的偉大的唐·吉訶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要求他去做十足荒唐的事情：他不僅應當創造實在的動物，而且還應當創造抽象的動物，即創造作為魚的魚！（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8頁。——編者注）最後，丁鐸爾完全禁止上帝進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之所以還允許上帝存在，只是因為對這一切事物（自然界）總得有個什麽人能比約翰·丁鐸◎第309頁◎爾（注：恩格斯指的是約·丁鐸爾在1874年8月19日召開的不列顛科學促進協會貝爾法斯特第四十四次會議上的開幕詞。開幕詞載於1874年8月20日《自然界》雜志第10卷第251期。恩格斯在1874年9月21日給馬克思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26-127頁）中對丁鐸爾的這一發言作了更詳細的評論。——310。）知道得更多些！ （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上帝＝我不知，但是無知並不是論據（斯賓諾莎）。”（無知並不是論據，是斯賓諾莎在《倫理學》第1部中針對僧侶主義的目的論的自然觀的

    代表人物講的一句話，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現象的原因的原因，他們進行論證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於對其他原因的無知。）——編者注）這和舊的上帝——天和地的創造者、萬物的主宰，沒有他連一根頭發也不能從頭上掉下來——相距不知有多遠！

    丁鐸爾的情感上的需要什麽也證明不了。格里厄騎士確實有愛戀和占有曼儂·列斯戈的情感上的需要，而後者一次又一次地出賣她自己和他；為了取悅於她，他做了騙子和王八。如果丁鐸爾要責備她，他會回答說：這是出於“情感上的需要”！

    ［辯證法作為科學］

    辯證法（注：《辯證法》是這篇論文在手稿第1頁上的標題。在手稿第5頁和第9頁（即第二和第三張稿紙開頭）的上端邊上注有“辯證法的規律”的字樣。論文沒有完成。它寫於1879年，但不早於當年9月。這個日期是根據下列事實確定的。在論文中引證了羅斯科和肖萊馬著《化學教程大全》第2卷的結尾部分；這一卷的第2部分是1879年9月初出版的。其次，在論文中一點沒有談到鈧的發現（1879年），如果這篇論文寫於1879年以後，那麽，恩格斯在說到鎵的發現時，就不可能不提到鈧。——310。）　（闡明辯證法這門同形而上學相對立的關於聯系的科學的一般性質。）

    ——

    可見，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辯證法的規律無非是歷史發展的這兩個階段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它們實質上可歸結為下面三個規律：

    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

    否定的否定的規律。◎第310頁◎

    所有這三個規律都曾經被黑格爾按照其唯心主義的方式當作純粹的思維規律而加以闡明；第一個規律是在他的《邏輯學》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論中；第二個規律占據了他的《邏輯學》的整個第二部分，這也是全書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質論；最後，第三個規律表現為構築整個體系的基本規律。錯誤在於：這些規律是作為思維規律強加於自然界和歷史的，而不是從中推導出來的。由此就產生了整個牽強的並且常常是令人震驚的結構：世界，不管它願意與否，必須適應於某種思想體系，而這種思想體系本身又只是人類思維的某一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如果我們把事情順過來，那麽一切都會變得很簡單，在唯心主義哲學中顯得極端神秘的辯證法規律就會立即變得簡單而朗若白晝了。

    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黑格爾的人都知道，黑格爾在幾百處地方都善於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舉出最恰當的例證來證明辯證法的規律。

    我們在這里不打算寫辯證法的手冊，而只想說明辯證法的規律是自然界的實在的發展規律，因而對於理論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因此，我們不能深入地考察這些規律之間的內部聯系。

    一、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為了我們的目的，我們可以把這個規律表述如下：在自然界中，質的變化——在每一個別場合都是按照各自的嚴格確定的方式進行——只有通過物質或運動（所謂能）的量的增加或減少才能發生。

    自然界中一切質的差別，或是基於不同的化學化合，或是基於運動（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總是這樣——同時基於這兩者。所以，沒有物質或運動的增加或減少，即沒有有關的物體的量的變化，是不可能改變這個物體的質的。因此，在這個形式下，黑格爾的神秘的命題就顯得不僅是完全合理◎第311頁◎的，並且甚至是相當明白的。

    幾乎用不著指出：物體的各種不同的同素異形狀態和聚集狀態，因為是基於分子的各種不同的組合，所以是基於已經傳導給物體的或多或少的運動的量。

    但是運動或所謂能的形式變換又怎樣呢？當我們把熱變為機械運動或把機械運動變為熱的時候，在這里質是變化了，而量依然保持不變嗎？完全正確。但是關於運動的形式變換，正如海涅談到罪惡時所說的：每個人獨自一人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罪惡總是兩個人的事。（注：海涅《論告發者。〈沙龍〉第3 部的序言》。——編者注）運動的形式變換總是至少發生在兩個物體之間的一個過程，這兩個物體中的一個失去一定量的一種質的運動（例如熱），另一個就獲得相當量的另一種質的運動（機械運動、電、化學分解）。因此，量和質在這里是雙方互相適應的。直到現在還無法在一個單獨的孤立的物體內部使運動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

    在這里我們首先只談無生命的物體；對於有生命的物體，這個規律也適用，但它是在非常覆雜的條件下起作用的，而且現在我們還往往無法進行量的測定。

    如果我們設想，將任何一個無生命的物體分割成越來越小的部分，那麽開頭是不會發生任何質的變化的。但是這里有一個極限：如果我們能夠（如在蒸發的情況下）得出一個個的自由狀態的分子，那麽我們在大多數場合下還可以把這些分子進一步分割，然而只有在質完全發生變化的條件下才行。分子分解為它的各個原子，而這些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質。在分子是由不同的化學元素化合而成的場合下，取代化合物的分子而出現的是這些元◎第312頁◎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在分子是由一種元素構成的場合下，出現的則是自由的原子，它們起著質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自由原子，輕松自如地起著大氣中結合在分子內的氧原子所決不能起的作用。

    但是分子和它所歸屬的物體，在質上也是不相同的。分子可以不依賴於物體而運動，而同時物體卻好像是在靜止中，例如熱振動；分子可以因位置的變化，因與相鄰分子的聯系的變化，而使物體處於另一種同素異形狀態或聚集狀態，如此等等。

    這樣，我們看到，純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個極限的，到了這個極限它就轉化為質的差別：物體純粹由分子構成。但它是本質上不同於分子的東西，正如分子又不同於原子一樣。正是由於這種差別，作為關於天體和地上的物體的科學的力學，才同作為分子力學的物理學以及作為原子物理學的化學區分開來。

    在力學中並不出現質，最多只有如平衡、運動、位能這樣一些狀態，它們都是基於運動的可量度的轉移，並且本身是可以用量來表示的。所以，這里只要發生質變，便總是由相應的量變引起的。

    在物理學中，物體被當作化學上不變化或呆性的東西；我們在這里所研究的，是物體的分子狀態的變化和運動的形式的變換，這種變換在任何情況下——至少在雙方的一方中——都會使分子活動起來。在這里每種變化都是量到質的轉化，是物體所固有的或所承受的某種形式的運動的量發生量變的結果。

    “例如，水的溫度起初對於水的滴液狀態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後來由於液體水的溫度的升高或降低，便會達到這樣一個點，在這一點上這種凝聚狀態會發生變化，水會變為蒸汽或冰。”（黑格爾《全書》，《黑格爾全集》第6 卷第217頁）

    例如，電流必須達到一定的最低強度才能使電燈泡中的白金◎第313頁◎絲發光，每種金屬都有自己的白熱點和融解點，每種液體在已知的壓力下都有其固定的冰點和沸點，——只要我們有辦法造成相應的溫度；最後，例如，每種氣體都有其臨界點，在這一點上壓力和冷卻能使氣體變成液體。一句話，物理學的所謂常數，大多不外是這樣一些關節點的標志，在這些關節點上，運動的量的增加或減少會引起相應物體的狀態的質的變化，所以在這些關節點上，量轉化為質。

    不過，黑格爾所發現的自然規律是在化學這一領域中取得最偉大的勝利的。化學可以說是研究物體由於量的成分的變化而發生的質變的科學。黑格爾本人已經懂得這一點（《邏輯學》，《黑格爾全集》第3卷第433頁）。拿氧來說：如果結合為一個分子的是三個原子，而不是像通常那樣只是兩個原子，那麽我們就得到臭氧，一種在氣味和作用上與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體。更不待說，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來，那麽其中每一種化合都會產生出一種質上與其他一切物體不同的物體！笑氣（一氧化二氮Ｎ2Ｏ）和無水硝酸（五氧化二氮Ｎ2Ｏ5）是多麽不相同！前者是氣體，而後者在常溫下是結晶的固體。而兩者在成分上的全部區別是，後者所含有的氧為前者的五倍，並且在這兩者之間還有另外三種氮的氧化物（ＮＯ，Ｎ2Ｏ3，ＮＯ2），它們在質上與前兩者不同，並且彼此也不同。

    在同系列的碳化物，特別是較簡單的碳氫化合物中，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明顯。在正烷烴中，最低的一級是甲烷，ＣＨ4，在這里，碳原子的六個化學鍵被四個氫原子所飽和。第二種是乙烷，Ｃ2Ｈ6，兩個碳原子互相聯結，自由的六個化學鍵被六個氫原子所飽和。再往下，依據代數學公式ＣnＨ2n+2，便有Ｃ3Ｈ8，Ｃ4Ｈ10等等，結果每增加一個ＣＨ2，便形成一個和以前的物體在質上不同的物體。這一系列◎第314頁◎中最低的一級的三個成員是氣體，已知的最高的一級的成員十六烷，Ｃ16Ｈ34，是固體，沸點為270℃。從烷烴（理論上）導出的伯醇系列（公式是ＣnＨ2n+2Ｏ）和一元脂肪酸系列（公式為ＣnＨ2nＯ2），情形也完全一樣。在量上加上一個Ｃ3Ｈ6，會引起什麽樣的質的差別，從如下的經驗中就可以明白：我們喝一下不摻雜其他醇類的可飲用的乙醇Ｃ3Ｈ6Ｏ，再喝一次同樣的乙醇，但摻入少量的戊醇Ｃ5Ｈ12Ｏ（它是可怕的雜醇油的主要成分）。第二天早晨我們的腦袋就會有所感覺，而且受到傷害；所以甚至可以說：醉酒和後來的醉後頭痛也是量到質的轉化。一次是因乙醇而發生的，另一次是因加上去的這一點兒Ｃ3Ｈ6而發生的。

    在這些系列中，黑格爾的規律還以另外的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低級別的同系物只允許原子相互間有一種排列法。但是，當結合成一個分子的原子數目達到每一系列的各自一定的大小時，分子中的原子的組合就可以有多種方式，於是就能出現兩種或更多的同分異構體，它們在分子中包含有相等數目的C、H、O 原子，但是在質上卻各不相同。我們甚至能夠計算一個系列的每一同系物可能有多少同分異構體。例如，在烷烴系列中，Ｃ4Ｈ10有兩個同分異構體，Ｃ5Ｈ12有三個同分異構體；對於更高級別的同系物來說，可能存在的同分異構體的數目增加得非常快。可見，又是分子中的原子的數目制約著這種質上不同的同分異構體的可能性，並且就已經證實的情形來說，還制約著這些同分異構體的現實的存在。

    不僅如此。從每一個這樣的系列中我們所熟悉的物體的類比中，還能推論出該系列中未知的同系物的物理性質，並且至少對於緊跟在已知同系物後面的一些同系物，可以相當有把握地預言其性質，如沸點等等。

    最後，黑格爾的規律不僅適用於化合物，而且也適用於化學元◎第315頁◎素本身。我們現在知道，

    “元素的化學性質是原子量的一個周期函數”（羅斯科和肖萊馬《化學教程大全》第2卷第823頁），因此，它們的質是由它們的原子量的數量所決定。這已經得到了光輝的驗證。門捷列耶夫證明了：在依據原子量排列的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發現有各種空白，這些空白表明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發現。這些未知元素之一他稱之為亞鋁，因為該元素在以鋁為首的系列中緊跟在鋁的後面。他預先描繪了這一元素的一般化學性質，並大致地預言了它的比重、原子量以及原子體積。幾年以後，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確實發現了這個元素，門捷列耶夫的預言被證實了，只有微不足道的偏離。亞鋁實際上就是鎵（同上，第828頁）。（注：周期律是德·伊·門捷列耶夫於1869年發現的。在1870-1871年，門捷列耶夫詳盡地描述了元素周期系中尚缺的一些元素的性質。為了表示這些元素，他建議用梵文數詞（例如，“埃卡”——“一”）作為字頭加在該元素所在系列的第一個元素的名稱前面。門捷列耶夫所預言的第一元素鎵於1875年被發現。——316。）門捷列耶夫依靠——不自覺地——應用黑格爾的量轉化為質的規律，完成了科學上的一個勳業，這一勳業，大膽地說，完全可以和勒維烈計算尚未見過的行星海王星的軌道方面的勳業相提並論。　　在生物學中，以及在人類社會歷史中，這一規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證實了，但是我們在這里只想從精密科學中舉出一些例子，因為在這些科學中量是可以精確地測定和跟蹤的。

    有些先生在此以前曾經誹謗量到質的轉化是神秘主義和不可理解的先驗主義，正是這些先生們大概現在會宣稱這種轉化是某種完全不言自明的、淺薄的和平凡的東西，說什麽他們早就應用過了，因此從中沒有學到任何新東西。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發展的一個一般規律在其普遍適用的形式上表述出來，這畢竟是一項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勳業。如果這些先生們多年來曾經使質和量互相轉化，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那他們倒可以用莫◎第316頁◎里哀的茹爾丹先生來安慰自己了。這位茹爾丹先生一生中說話一直使用散文，可是一點也不知道什麽是散文。

    ［劄記和片斷］

    ［規律和範疇］

    所謂的客觀辯證法是在整個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謂的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自然界中到處發生作用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這些對立通過自身的不斷的鬥爭和最終的互相轉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轉化，來制約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磁，開始有了兩極性，後者在同一物體中顯現出來；就電而言，這種兩極性分配到兩個或兩個以上互相帶有相反的電荷的物體上。一切化學過程都歸結為化學的吸引和排斥的過程。最後，在有機生命中，細胞核的形成同樣應看作活的蛋白質的極化，而且進化論證明了，從簡單的細胞開始，怎樣由於遺傳和適應的不斷鬥爭而一步一步地前進，一方面進化到最覆雜的植物，另一方面進化到人。同時還表明，像“正”和“負”這樣的範疇是多麽不適用於這種發展形式。我們可以把遺傳看作正的、起保存作用的方面，把適應看作負的、不斷破壞遺傳的東西的方面；但是，我們同樣也可以把適應看作創造性的、主動的、正的活動，把遺傳看作抗拒的、被動的、負的活動。但是，正像在歷史上進步表現為現存事物的否定一樣，在這里——從純粹實踐的理由來考慮——最好也把適應看作負的活動。在歷史上，對立中的運動在居於主導地位的民族的一切危機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樣的時刻，一個民族只能在進退兩難中二者擇其一：“非此即彼！”而且問題的提法總是迥然不同於一切時◎第317頁◎代談論政治的庸人們所期望的提法。甚至1848年的德國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外地和違反本願地發現自己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或者是倒退到具有更加尖銳的形式的舊的反動中去，或者是繼續革命，一直達到共和國，甚至也許是一個有社會主義背景的統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國。他們沒有考慮多久，便幫助建立了曼托伊費爾反動統治這一德國自由主義的花朵。同樣，1851年法國資產者也陷入了他們確實沒有料到的進退維谷的局面：或者是帝制和近衛軍制的滑稽可笑的臨摹畫和一幫流氓對法國的剝削，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共和國，——結果是他們俯伏在這幫流氓面前，為的是在後者的庇護下繼續剝削工人。

    　　——

    嚴格的界線是和進化論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之間的界線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魚和兩棲動物之間的界線也是一樣。鳥和爬行動物之間的界線正日益消失。細顎龍（注：細顎龍(Compsognathus)是一種已經絕跡的動物，恐龍的一支（鳥臀目），屬爬蟲類，但就其骨盤和後肢的構造看來很像鳥（見亨·阿·尼科爾森《動物學手冊》1878年愛丁堡和倫敦第5版第545頁）。——318。）和始祖鳥之間只缺少幾個中間環節，而有牙齒的鳥喙在兩半球都出現了。“非此即彼！”是越來越不夠用了。在低等動物中，個體的概念簡直不能嚴格地確立。不僅就這一動物是個體還是群體這一問題來說是如此，而且就發展過程中何時一個個體終止而另一個個體（“褓母蟲體”）（注：恩格斯指的是腔腸動物通過發芽或分裂來進行繁殖。——318。） 開始這一問題來說也是如此。——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轉移，對自然觀的這樣的發展階段來說，舊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不再夠用了。辯證的思維方法同樣不知道什麽嚴格的界線，不知道什麽普遍絕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轉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使對立通過中介相聯系；這樣的辯證思維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適合於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自然，對於日常應用，對於科學上的細小◎第318頁◎研究，形而上學的範疇仍然是有效的。

    ——

    知性的思維規定的對立性：兩極化。正如電、磁等等兩極化一樣，思想也在對立中運動。正如在電、磁等等的場合，不能固執片面性，而且也沒有一位自然研究家想這樣做，同樣，在思想的場合也是如此。

    ——

    兩極性。把一塊磁石切斷，中性的中央便兩極化，但是原先的兩極仍舊不變。相反地，把一條蠕蟲切斷，它的正極仍保持著一個攝取食物的口，而另一端則形成一個新的負極，上面有排泄廢物的肛門；但是原先的負極（肛門）現在變成了正極，即變成了口，而帶傷的一端形成為新的肛門或負極。這就是正轉化為負。

    ——

    兩極化。在雅·格林看來，下述論點是確定不移的：德意志方言必定不是高地德意志語，就是低地德意志語。同時，法蘭克方言在他看來是完全消失了（注：恩格斯指的是雅·格林的著作《德意志語言史》1853年萊比錫第2版第1卷第580頁。恩格斯在他於1881-1882年寫的專著《法蘭克方言》中較詳細地談到法蘭克方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64-599頁）。——319。）。因為卡羅林王朝末期的書面的法蘭克語是高地德意志語（因為高地德意志語的輔音音變波及法蘭克的東南地區），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蘭克語在一些地方已經融合在古高地德意志語中，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經融合在法蘭西語中。但是仍然完全不能說明古薩利克語區的尼德蘭語從何而來。只是在格林死後法蘭克語才重新被發現：薩利克語經過革新成為尼德蘭方言，里普利安語經過革新成為中萊茵和下萊茵的方言，這些方言有一部分以不同的程度轉變為高地德意志語，有一部分依然是低地德意志語，所以法蘭克語是一種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第319頁◎

    “本質”的各個規定的真實本性，黑格爾自己已經說明了（《全書》第1 部第111節，附釋）：“在本質中一切都是相對的”（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例如，正和負，它們只是在它們的關系中才有意義，每一方獨自來說沒有意義）。

    ——

    把正和負看作一樣的東西，隨便把哪一方看作正，哪一方看作負都無所謂，這不僅適用於解析幾何，更適用於物理學（見克勞修斯，第87頁及以下各頁）（注：克勞修斯《機械的熱理論》1876年不倫瑞克第2版第1卷。——編者注）。

    ——

    正和負。也可以顛倒過來稱呼，在電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樣，如果顛倒過來，並且把其余的名稱也相應地加以改變，那麽一切仍然是正確的。這時，我們稱西為東，稱東為西。太陽從西邊升起，行星從東向西旋轉等等，這只是名稱的變更而已。此外，受地磁的北極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極，我們在物理學中稱作北極，這絲毫無礙於事。

    ——

    例如，部分和整體在有機的自然界中已經是不夠用的範疇了。種子的萌發——胚胎和生出來的動物，不能看作是從“整體”中分出來的“部分”，這是錯誤的解釋。只是在屍體中才有部分（《全書》第1部第268頁）（注：黑格爾《哲學全書》第135節附釋：“不應當把動物的四肢和各種器官只看作動物的各個部分，因為四肢和各種器官只有在它們的統一體中才是四肢和各種器官，它們決不是和它們的統一體毫無關系的。四肢和各種器官只是在解剖學家的手下才變成單純的部分，但這個解剖學家這時所處理的已不是活的軀體，而是屍體。”——320。）。

    ——

    單一的和覆合的：這對範疇在有機的自然界中也早已失去意◎第320頁◎義，不適用了。無論是骨、血、肌肉、細胞纖維組織等等的機械組合，或是各種元素的化學組合，都不表示某個動物（黑格爾《全書》第1部第256頁）（注：黑格爾《哲學全書》第126節附釋：“甚至有人還將這種認為物的持存是由獨立的質素所構成的理論常常應用於有機生命方面，也是顯得不夠用的。我們當然可以說，這一動物是由骨骼、筋肉、神經等所構成。但很明顯，在這里我們用構成一詞，與前面所說花崗石是由某些質素構成的，其意義又不相同。因為在花崗石里，各種質素的聯合完全不相幹，即使不聯合在一起，各個質素仍可獨立存在。反之，有機體的各部分，各肢節只有在它們的聯合里才能存在，彼此一經分離便失掉其為有機體的存在。”——321。）。有機體既不是單一的也不是覆合的，不管它是多麽覆雜。

    ——

    同一和差異——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結果——這是兩個主要的對立（注：“兩個主要的對立”指的是(1)同一和差異的對立，(2)原因和結果的對立。“必然性和偶然性”這幾個字是恩格斯後來加進去的。——編者注），當它們被分開來考察時，都互相轉化。於是必須求助於“根據”。

    ——

    舊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同一律是舊的觀點的基本原理：a＝a，每一事物都與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恒的，太陽系、星體、有機體都是如此。這個定律在每一個別場合下都被自然研究一件一件地駁倒了，但是在理論上還保留著，仍被舊事物的擁護者用來抵制新事物：一件事物不能同時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但是新近自然研究從細節上證明了這樣的事實：真實的具體的同一性自身包含著差異、變化（見前面）。——抽象的同一性，像形而上學的一切範疇一樣，足以滿足日常應用，在這種場合涉及的只是狹小的環境或很短的時間；它所能適用的範圍差不多在每一場合都是不相同的。受對象的本性左右；在一個行星系統中，可以采用橢圓為基本形式來進行尋常的天文學計算，這不會導致實踐上的錯誤，在這里這種抽象的同一性的適用範圍就比在幾周內完成變態的昆蟲的場合要寬廣得多。（還可以舉其他的例子，例如以若幹千年為尺度來計算的物種◎第321頁◎變化。）但是，對綜合性自然科學來說，即使在每一單個部門中，抽象的同一性也是完全不夠用的，而且，雖然總的說來在實踐中現在已經被排除，但是在理論上仍然支配著人們的頭腦，大多數自然研究家還以為同一和差異是不可調和的對立物，而不是各占一邊的兩極，這兩極只是由於相互作用，由於把差異性納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

    ——

    同一性——抽象的，a＝a，以及否定的：a不能等於a同時又不等於a ——這在有機的自然界中同樣是不適用的。植物，動物，每一個細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間，都和自身同一而又和自身相區別，這是由於各種物質的吸收和排泄，由於呼吸，由於細胞的形成和死亡，由於循環過程的進行，一句話，由於全部無休止的分子變化，而這些分子變化便形成生命，其累積的結果一目了然地顯現在各個生命階段上——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過程，老年，死亡。生理學越向前發展，這種無休止的、無限小的變化對於它就越加重要，因而對同一性內部的差異的考察也越加重要（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至於物種進化，就更不用說了。”——編者注），而舊的、抽象的、形式上的同一性觀點，即把有機物看作只和自身簡單地同一的東西、看作固定不變的東西的觀點，便過時了。盡管如此，以這種同一性觀點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及其範疇仍然繼續存在。但是，就是在無機的自然界中，同一性本身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個物體都不斷地受到力學的、物理的、化學的作用，這些作用不斷使它發生變化，使它的同一性變形。只是在數學中，即在一種研究思想事物（不管它們是不是現實的摹本）的抽象的科學中，才有抽象的◎第322頁◎同一性及其與差異的對立，而且甚至在這里也不斷地被揚棄（黑格爾《全書》第1部第235頁）（注：黑格爾《哲學全書》第117節附釋：“此外，比較的任務既在於從當前的差別中求出同一，則我們不能不認數學為最能圓滿達到這種目的的科學。其所以如此，即由於量的差別僅是完全外在的差別。譬如，在幾何里一個三角形與一個四角形雖說有質的不同，但可以忽略這種質的差別，而說它們彼此的大小相等。”——323。）。同一性自身中包含著差異，這一事實在每一個命題中都表現出來，因為在命題中謂詞必須不同於主詞。百合花是一種植物，玫瑰花是紅的。這里不論是在主詞中還是在謂詞中，總有點什麽東西是謂詞或主詞所涵蓋不了的（黑格爾，第1部第231頁）（注：黑格爾《哲學全書》第115節附釋：“於是同一律便被表述為’一切東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說法：’甲不能同時為甲與非甲’。這種命題並非真正的思維規律，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規律。這個命題的形式自身就陷於矛盾，因為一個命題總須得說出主詞與謂詞間的區別，然而這個命題就沒有做到它的形式所要求於它的。”——323。）。與自身的同一，從一開始就必須有與一切他物的差異作為補充，這是不言而喻的。

    ——

    同一性。補充。不斷的變化，即與自身的抽象的同一性的揚棄，在所謂無機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質學就是這種變化的歷史。在地表上是機械的變化（沖蝕，冰凍）、化學的變化（風化），在地球內部是機械的變化（壓力）、熱（火山的熱）、化學的變化（水、酸、膠合物），屬於大規模的變化的是地殼隆起、地震等等。今天的頁巖根本不同於構成它的沈積物；白堊土根本不同於構成它的松散的、用顯微鏡才能觀察到的甲殼；石灰石更是這樣，根據某些人的看法，石灰石完全是從有機物產生的；沙巖根本不同於松散的海沙；海沙又產生於被磨碎的花崗石等等；至於煤，就不必說了。


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節選）（之三）

    *（注：《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對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概括，進一步發展了唯物主義辯證法並批判了自然科學中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觀念。

    《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多年來對自然科學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恩格斯最初打算寫一部反對庸俗唯物主義者路·畢希納的論戰性著作。這是1873年1月左右的想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2-547頁），恩格斯對畢希納的批判性研究超出了計劃中的著作的範圍，直接轉入《自然辯證法》的寫作。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敘述了《自然辯證法》的宏大計劃。在以後幾年，恩格斯按既定計劃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計劃未能完全實現。

    有關《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是1873-1886年這一時期寫成的。整部著作沒有寫完，並且在恩格斯生前沒有發表過。

    《自然辯證法》的形成史可分為兩個主要時期：從計劃寫這一著作到完成《反杜林論》（1873年初-1878年中）和從《反杜林論》寫完後到馬克思病逝前（1878年夏-1882年夏）。在前一時期，恩格斯完成幾乎所有的劄記和關於細節的研究，除原來為別的用途寫的文章外，只完成一篇較完整的論文《導言》。在後一時期，恩格斯擬定了未來著作的具體計劃，寫完了幾乎所有的論文。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由於全力以赴完成《資本論》的出版工作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事實上停止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

    《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有四束，並冠以下列標題：《辯證法和自然科學》、《自然研究和辯證法》、《自然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的東西》。這種劃分顯然不是為了立即發表，這里既看不出是按內容劃分，也不是嚴格按寫作時間順序劃分。這四束中只有兩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有恩格斯編的目錄，列出了該束所包括的材料。另兩束至今仍無法判定分別包含哪些材料以及材料是如何排列的。）

    （注：《自然辯證法》四束手稿還包含了原來不是為這一著作而寫的另外一些手稿。這就是：《〈反杜林論〉舊序》、《反杜林論》三則注釋（《關於現實世界中數學上的無限之原型》、《關於“機械的”自然觀》和《最初，凱庫勒》）、《〈費爾巴哈〉的刪略部分》、《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和《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此外還可能有幾篇劄記材料。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6卷刊出的《自然辯證法》共收入197件文字材料，並分別按寫作時間順序和內容編排次序重覆發表。後一編排方式的分篇和標題設置，以恩格斯的寫作計劃為基本依據。本選集采用第二種方式刊出所節選的材料。

    全書要目如下：

    自然辯證法

    1878年的計劃

    歷史導論

    歷史的東西

    導言

    劄記和片斷

    黑格爾以來的理論發展進程。哲學和自然科學

    《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

    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劄記和片斷

    辯證法作為科學

    辯證法

    劄記和片斷

    規律和範疇

    認識

    物質的運動形式和各門科學的聯系

    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

    1880年的計劃

    運動的基本形式

    劄記和片斷

    運動的尺度——功

    劄記和片斷

    關於數學

    關於力學和天文學

    關於物理學

    關於化學

    關於生物學

    自然界和社會

    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

    各束手稿的標題和目錄

    在恩格斯生前，《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沒有發表過。在他逝世以後發表了他列入《自然辯證法》的兩篇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於1896年發表在《新時代》雜志，《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於1898年發表在《世界新歷畫報》年鑒。《自然辯證法》於1925年第一次用德文和俄譯文對照的形式全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5年莫斯科版第2卷。——259。）

    　　　　　偶然性和必然性

    形而上學所片面堅持的另一對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對立。還有什麽能比這兩個思維規定更尖銳地相互矛盾呢？認為這兩者是同一的，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東西同樣是偶然的，這怎能行得通呢？日常的理智和具有這種理智的大多數自然研究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遠互相排斥的兩個規定。一件事物、一種關系、一個過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兩者兼而有◎第323頁◎之。所以兩者是並存於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著各種各樣的對象和過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在這里重要的只是不要把這兩類混淆起來。例如，人們把種的有決定意義的性狀看作必然的，而把同一個種的各個個體的其他的差異稱作偶然的，這一點適用於植物和動物，也適用於結晶體。於是較低的組群對較高的來說又被看作偶然的，這樣一來，貓屬或馬屬里有多少不同的種，或一個綱里有多少屬和目，這些種里各有多少個體，或某一地區的動物有多少不同的種類，或動物區系和植物區系的一般狀況如何，——所有這些都被說成是偶然的。於是，必然被說成是科學上唯一值得注意的東西，而偶然被說成是對科學無足輕重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人們可以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認識的東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們不能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不認識的東西，都是無足輕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這樣一來，一切科學都完結了，因為科學就是要研究我們不認識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可以納入普遍規律的東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納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就成了這樣一種科學，它把它能解釋的東西稱為自然的東西，而把它解釋不了的東西歸之於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釋不了的東西得以產生的原因是叫作偶然性還是叫作上帝，這對事情本身來說是完全無關緊要的。這兩者無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對此沒有認識，因此它們不屬於科學的範圍。在必然的聯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學便完結了。

    與此對立的是決定論，它從法國唯物主義中移入自然科學，並且力圖用根本否認偶然性的辦法來打發偶然性。按照這種觀點，在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只是簡單的直接的必然性。這個豌豆莢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這條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長，一絲一毫不長，也一絲一毫不短；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一只蜜蜂授粉，◎第324頁◎而那一朵卻沒有，而且這朵花是由這只特定的蜜蜂在這一特定的時間內授粉的；這粒被風吹來的特定的蒲公英種子發了芽，而那一粒卻沒有；今天清晨4點鐘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3點鐘或5點鐘，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這一切都是由一連串不可更改的因果鏈條，由一種不可動搖的必然性引起的事實，而且產生太陽系的氣團早就被安排得使這些事情只能這樣發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發生。承認這樣一種必然性，我們也還是沒有從神學的自然觀中擺脫出來。無論我們是同奧古斯丁和加爾文一道把這叫作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同土耳其人一道把這稱作天數（注：天數是源於阿拉伯語、伊斯蘭教的一個術語，意即定數、命運、天意。後來在土耳其語及其他語種中被采用。——325。），還是把這就叫作必然性，這對科學來說差不多是一樣的。在這里的任何一個場合下都談不上探索因果鏈條，因此，我們在一個場合下比在另一場合下一點也不更聰明一些，所謂必然性仍舊是一句空話，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們不能證明豌豆莢中豌豆的粒數是以什麽為根據，豌豆的粒數就依舊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斷言這件事情在太陽系的原始構造中是預先早就安排好了的，我們也沒有前進一步。不僅如此，科學如果老是從因果鏈條中去追溯這一個個的豌豆莢事例，那就不再成其為科學，而成了純粹的遊戲；因為單是這同一個豌豆莢就還具有其他無數的、獨具的、表現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濃淡，豆殼的厚薄和軟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說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獨具的特點了。因此，這一個豌豆莢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聯系，已經多得連全世界的全體植物學家都解決不了。可見，偶然性在這里並沒有從必然性得到說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為純粹偶然性的產物。如果某個豆莢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這一事實，與太陽系的運動規律或能量轉化規律是處於同一等級的，那實際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為偶然性。不僅如此，固然，某◎第325頁◎一地區內並存的各個有機的和無機的種和個體的多樣性，還可以說是立足在堅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但是就個別的種和個體來說，這種多樣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個別的動物來說，它生在什麽地方，遇到什麽樣的生活環境，什麽樣的敵人和有多少敵人威脅著它，這都是偶然的。一粒種子被風吹到什麽地方去，這對於母株是偶然的；這粒種子在什麽地方找到發芽的土地，這對於子株也是偶然的；確信在這里一切也都是立足在堅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這是一種可憐的安慰。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個地球上，自然界的各種對象雜陳混出，哪怕是出自自古就有的種種原初的規定，但這種現象卻依舊如故，仍是偶然的。

    同這兩種觀點相對立，黑格爾提出了前所未聞的命題：偶然的東西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種根據，而且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沒有根據；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規定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這種偶然性又寧可說是絕對的必然性（《邏輯學》第2冊第3篇第2章：《現實》）。自然科學把這些命題當作悖理的文字遊戲、當作自相矛盾的胡說幹脆拋在一旁，並且在理論上一方面堅持沃爾弗式的形而上學的空虛思想，認為一個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時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堅持同樣思想空虛的機械的決定論，在一般意義上在口頭上否認偶然性，而在每一特定場合實際上又承認這種偶然性。

    當自然研究依然這樣進行思考的時候，在達爾文的身上所體現的這種研究又做了些什麽呢？

    達爾文在他的劃時代的著作（注：指1859年在倫敦出版的《根據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編者注）中，是從偶然性的現存的最廣◎第326頁◎闊的基礎出發的。各個種內部的各個個體之間存在著無限的偶然的差異，一些差異強大到突破種的特性，而這種差異的甚至最近的原因也只在極少有的情況下才能得到證實（這期間積累起來的有關偶然性的材料，把關於必然性的舊觀念壓垮和沖破了），——正是這些偶然的差異迫使達爾文懷疑直到那時為止的生物學中的一切規律性的基礎，懷疑直到那時為止的形而上學的僵固不變的種概念。但是，沒有種概念，整個科學就會化為烏有。科學的所有部門都曾需要有種概念作為基礎：人體解剖學和比較解剖學、胚胎學、動物學、古生物學、植物學等等，離開種概念還成什麽東西呢？這些科學部門的一切成果不僅會發生問題，而且會幹脆被廢棄。偶然性推翻人們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關於必然性的迄今的觀念失靈。堅持這種觀念，就等於把人的自相矛盾的並且和現實相矛盾的任意規定當作規律強加給自然界，因而就等於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內在必然性，等於把偶然性的混沌王國普遍宣布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規律。“連《泰斯維斯－鐘托夫》都不再適用了！”（注：引自海涅的諷刺詩《宗教辯論》，其中描寫了中世紀天主教嘉布遣教士和有學問的猶太拉比之間的一場宗教辯論。拉比在辯論中引用了猶太教的聖書《泰斯維斯－鐘托夫》。嘉布遣教士對此的回答是：“讓《泰斯維斯－鐘托夫》見鬼去吧！”這時，憤怒的拉比憤慨地喊道：“連《泰斯維斯－鐘托夫》都不再適用了，那還有什麽東西適用呢？天哪！”——327。）——過時學派的生物學家們異口同聲地喊叫起來。

    達爾文。

    ——

    相互作用是我們從現今自然科學的觀點出發來在整體上考察運動著的物質時首先遇到的東西（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斯賓諾莎：實體是Causa　Sui［自身原因］，這中肯地表現了相互作用。）”——編者注）。我們看到一系列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熱、光、電、磁、化學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狀態的轉化、有機的生命，這一切，如果我們現在還把有機的生命排除◎第327頁◎在外，都是互相轉化、互相制約的，在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結果，運動盡管有種種不斷變換的形式，但是運動的總和始終不變。機械運動轉化為熱、電、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學證實了黑格爾曾經說過的話（在什麽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終極原因。我們不能比對這種相互作用的認識追溯得更遠了，因為在這之後沒有什麽要認識的東西了。我們認識了物質的運動形式（由於自然科學存在的時間並不長，我們在這方面的認識的確還有很多缺陷），也就認識了物質本身，因而我們的認識就完備了（格羅夫對因果性的全部誤解，就在於他沒有形成相互作用這一範疇。他只看到事物，但是沒有抽象的思想，所以陷入混亂。第10-14頁（注：恩格斯在寫《自然辯證法》時利用了威·羅·格羅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關系》1855年倫敦第3版。第1版於1846年在倫敦出版。它的基礎是格羅夫的講稿，這些講稿他曾於1842年1月在倫敦學院宣讀過，此後很快就發表了。——268、328。））。只有從這種普遍的相互作用出發，我們才能達到現實的因果關系。為了了解單個的現象，我們必須把它們從普遍的聯系中抽出來，孤立地考察它們，而在這里出現的就是不斷變換的運動，一個表現為原因，另一個表現為結果。

    ——

    因果性。我們在觀察運動著的物質時，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單個物體的單個運動間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制約。但是，我們不僅發現一個運動後面跟隨著另一個運動，而且我們也發現，只要我們造成某個運動在自然界中發生時所必需的那些條件，我們就能引起這個運動，甚至我們還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運動，並且我們能賦予這些運動以預先規定的方向和範圍。因此，由於人的活動，就建立起因果觀念即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這樣一種觀念。的確，單是某些自然現象的有規則的前後相繼，就能造成因果觀念：熱和光隨太陽而來；但是這里不存在任何證明，而且就這個意義來看休謨的懷疑論◎第328頁◎說得很對：有規則的post hoc（此後）決不能為propter　hoc（由此）（注：“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此後，所以由此），這一公式表示對兩個現象的因果關系的推論，即僅僅根據一個現象發生在另一個現象之後便作出兩者有因果聯系的結論是不合理的。——編者注）提供根據。但是人類的活動對因果性作出驗證。如果我們用一面凹鏡把太陽光集中在焦點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一樣的效果，那麽我們因此就證明了熱是從太陽來的。如果我們把引信、炸藥和彈丸放進槍膛里面，然後發射，那麽我們可以期待事先從經驗已經知道的效果，因為我們能夠在所有的細節上探究包括發火、燃燒、由於突然變為氣體而產生的爆炸，以及氣體對彈丸的壓擠在內的全部過程。在這里甚至懷疑論者都不能說，從以往的經驗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將出現同樣情形的結論。確實有時候並不發生同樣的情形，引信或火藥失效，槍筒破裂等等。但是這正好證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為我們對這樣偏離常規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適當的研究之後，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發生化學分解，火藥受潮等等，槍筒損壞等等，因此在這里可以說是對因果性作了雙重的驗證。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們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因此，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這種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日耳曼人移入時期的德意志的“自◎第329頁◎然界”，現在剩下的已經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本身都發生了無限的變化，並且這一切都是由於人的活動，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這一期間未經人的幹預而發生的變化，簡直微小得無法計算。

    ——

    單憑觀察所得的經驗，是決不能充分證明必然性的。post hoc，然而並不是propter hoc（《全書》第1部第84頁）（注：黑格爾《哲學全書》第39節：“經驗中誠然呈現出很多甚或不可勝數的相同的知覺，但普遍性與一大堆事實完全是兩回事。同樣，經驗中還呈現許多前後相續的變化的知覺和地位接近的對象的知覺，但是經驗並不提供必然性的聯系。如果老是把知覺當作真理的基礎，普遍性與必然性便會成為不合法的，一種主觀的偶然性，一種單純的習慣，其內容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的。”——330。）。非常正確，不能從太陽總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斷它明天會再升起，而且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總有一天太陽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證明寓於人類活動中，寓於實驗中，寓於勞動中：如果我能夠造成post hoc，那麽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注：即如果我能造成現象之間的一定的順序，那麽這就等於證明它們有必然的因果聯系。——編者注）

    ——

    對於否認因果性的人來說，任何自然規律都是假說，連用三棱鏡的光譜對天體進行的化學分析也同樣是假說。如果停在這里不動，那思維是何等的淺薄！

    ——

    ［認識］

    自然界和精神的統一。自然界不可能是無理性的。這對於希臘人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經驗主義者還用他們的推理（不管是多麽錯誤）來證明：他們自始就深信，自然界不可能是無理性的，理性不是違反自然的。

    ——◎第330頁◎

    知性和理性。黑格爾的這一區分——其中只有辯證的思維才是理性的——是有一定的意義的。一切知性活動，即歸納、演繹，從而還有抽象（狄多（注：狄多是恩格斯的一只狗的名字，他在1865年4月16日和1866年8月10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這只狗。——331。）的類概念：四足動物和兩足動物），對未知對象的分析（剖開一個果核已經是分析的開端），綜合（動物的狡猾的小動作），以及作為二者的結合的實驗（在有新的阻礙和陌生的環境下），是我們和動物所共有的。就性質來說，所有這些行為方法——從而普通邏輯所承認的一切科學研究手段——在人和高等動物中間是完全一樣的。它們只是在程度（每一次運用的方法的發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人和高等動物只要僅僅運用這些初級的方法，或有了這些方法就足夠用了，那麽這種方法的基本特點對二者來說就是相同的，並導致相同的結果。相反地，辯證的思維——正因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為前提——只對於人才是可能的，並且只對於已處於較高發展階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發展還要晚得多，通過現代哲學才達到。雖然如此，早在希臘人那里就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它們深遠地預示了以後的研究工作！

    ——

    在思維的歷史中，一個概念或概念關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結果，實體和偶體）的發展同它們在個別辯證論者頭腦中的發展的關系，正像一個有機體在古生物學中的發展同它在胚胎學中的發展的關系一樣（或者不如說在歷史中和在個別胚胎中）。這種情形是黑格爾在論述概念時首先揭示出來的。在歷史的發展中，偶然性發揮著作用，而在辯證的思維中就像在胚胎的發展中一樣，這種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

    抽象的和具體的。運動形式變換的一般規律，比運動形式變換◎第331頁◎的任何個別的“具體的”例證都要更具體得多。

    ——

    認識。螞蟻具有和我們不同的眼睛，它們能看見化學（？）光線（1882 年6月8日《自然界》，拉伯克）（注：恩格斯指的是喬·約·羅曼斯對約·拉伯克《螞蟻、蜜蜂和黃蜂，對群居的膜翅目觀察的報告》1882年倫敦版所作的評論。評論的標題為《螞蟻、蜜蜂和黃蜂》，載於1882年6月8日《自然界》雜志第658期第121-123頁。——332。），但是，在認識我們所看不見的這些光線方面，我們的成就比螞蟻大得多。我們能夠證明螞蟻看得見我們所看不見的東西，而且這種證明只是以我們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覺為基礎，這就說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構造並不是人的認識的絕對界限。

    除了眼睛，我們不僅還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我們還有思維能力。思維能力的情形又正好和眼睛一樣。要想知道我們的思維究竟能探索到什麽，而試圖在康德身後100年去從理性的批判，從認識工具的研究中發現這種思維的作用範圍，是徒勞的，正如亥姆霍茲的下述做法也是徒勞的：他曾用我們的視力的缺陷（這一缺陷的確是必然的，一只眼睛如果能看見一切光線，那麽正因為如此它就什麽也看不見）和我們的眼睛的構造（它使視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而且連這種視力也不能完全準確無誤地不斷再現出來）去證明我們的眼睛對所看到的東西的性狀提供的信息是有假的和不可靠的。我們寧可從我們的思維已經探索到和每天還在探索的東西中，來認識我們的思維究竟能探索到什麽東西。這從量上和質上來說已經足夠了。相反地，對思維形式、思維規定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做的和必要的，而且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只有黑格爾系統地從事過。

    當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化學光線在螞蟻的眼睛里究竟是怎樣呈現出來的。誰要為這件事苦惱，我們可一點忙也幫不了。

    ——

    辯證邏輯和舊的單純形式的邏輯相反，不像後者那樣只滿足於把思維運動的各種形式，即各種不同的判斷形式和推理形式列◎第332頁◎舉出來並且毫無聯系地並列起來。相反地，辯證邏輯由此及彼地推導出這些形式，不把它們並列起來，而使它們互相從屬，從低級形式發展出高級形式。黑格爾恪守他的整個邏輯學的分類，把判斷分為以下幾類（注：關於邏輯分為三部分（存在論、本質論和概念論）與判斷分為四類這二者之間的一致性，黑格爾在《哲學全書》第171節附釋中是這樣說明的：“判斷種類的不同是由邏輯觀念本身的普遍形式決定的。因此，我們起初得到的是三類主要的判斷，這三類是同存在、本質和概念這三個階段一致的。這三個主要的類中的第二類，根據本質這一分化階段的性質，本身又有雙重性格。”——333。）：

    1.實有的判斷，判斷的最簡單的形式，用來肯定地或否定地陳述某一個別事物的某種一般的性質（肯定判斷：玫瑰花是紅的；否定判斷：玫瑰花不是藍的；無限判斷：玫瑰花不是駱駝）。

    2.反思的判斷，用來陳述主詞的某種關系規定，某種關系（單稱判斷：這個人是會死的；特稱判斷：有些人或很多人是會死的；全稱判斷：所有的人都是會死的，或人是會死的）（注：“單稱的”、“特稱的”、“全稱的”(singul?r,partikul?r,universell)等規定，在這里就是形式邏輯意義上的個別的、特殊的、普遍的，而不同於辯證法範疇“個別的”、“特殊的”、“普遍的”(Einzelnes,Besonderes,Allgemeines)。——333。）。

    3.必然性的判斷，用來陳述主詞的實質的規定性（直言判斷：玫瑰花是植物；假言判斷：如果太陽升起，那就是白晝；選言判斷：南美肺魚不是某種魚就是某種兩棲動物）。

    4.概念的判斷，用來陳述主詞對自身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爾所說的，對自身的概念符合到什麽程度（實然判斷：這所房子是次的；或然判斷：如果一所房子是如此這般地建造起來的，它就是好的；確然判斷：如此這般地建造起來的房子是好的）。

    第一類是個別的判斷，第二和第三類是特殊的判斷，第四類是普遍的判斷。

    不管這些東西在這里讀起來多麽枯燥，不管這種判斷分類法初看起來有時是多麽專斷，但是，對於仔細研究過黑格爾《大邏輯》中的天才闡述（《全集》第5卷第63-115頁（注：即黑格爾《邏輯學》第3冊中關於判斷的全章頁碼。——編者注））的人來說，這種分類法的內在真理性和內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而這種分類法在多大程度上不僅以思維規律為根據，而且還以自然規律為根據，對◎第333頁◎此我們在這里願意舉出一個同這里的上下文無關的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摩擦生熱，這在實踐上史前的人早已知道，他們也許在10萬年前就發明了摩擦取火，而且在更早以前就通過摩擦來溫暖凍冷了的肢體。但是，從那時起直到發現摩擦本身就是熱的一個源泉，誰也不知道又經過了幾萬年。經過足夠的時間，這樣的時刻到來了，此時人腦發展到足以作出這樣一個判斷：摩擦是熱的一個源泉。這是一個實有的判斷，並且是一個肯定判斷。

    又經過了幾千年，到1842年邁爾、焦耳和柯爾丁才根據這一特殊過程與當時已發現的其他類似的過程的關系，即根據它的最接近的一般的條件來研究這個過程，並且作出了這樣的判斷：一切機械運動都能借助摩擦而轉化為熱。竟需要這麽長的時間和大量的經驗性認識，我們在認識這個對象方面才能從上述的實有的肯定判斷進步到這個反思的全稱的判斷。

    不過從現在起事情發展得很快，只過了三年，邁爾就能夠（至少在實質上）把反思判斷提高到使它具有現今仍具有的作用的階段：

    在每一場合的各自的特定條件下，每一運動形式都能夠並且必然直接或間接地轉變為每一其他運動形式。這是概念的判斷，並且是確然判斷，即判斷的最高形式。

    可見，在黑格爾那里表現為判斷這一思維形式本身的發展過程的東西，在我們這里就成了我們的關於運動性質的立足在經驗基礎之上的理論認識的發展過程。這就說明，思維規律和自然規律，只要它們被正確地認識，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我們可以把第一個判斷看作個別性的判斷：摩擦生熱這一零星的事實被記錄下來了。第二個判斷可以看作特殊性的判斷：一個◎第334頁◎特殊的運動形式，即機械的運動形式，顯示出在特殊環境下（經過摩擦）轉變為另一特殊的運動形式（熱）的性質。第三個判斷是普遍性的判斷：每一運動形式都表明能夠並且必然轉變為每一其他運動形式。有了這種形式，規律便獲得了自己的最後的表現。我們可以通過新的發現為規律提供新的證據，賦予新的更豐富的內容。但是，對於這樣表述的規律本身，我們已不能再增添什麽。在普遍性方面——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同樣是普遍的——這個規律已不可能再擴大：它是絕對的自然規律。

    可惜，在我們還不能制造蛋白質的時候來談論蛋白質的運動形式，也就是談論生命，這是十分尷尬的。

    ——

    對於全歸納派。我們用世界上的一切歸納法都永遠做不到把歸納過程弄清楚。只有對這個過程的分析才能做到這一點。——歸納和演繹，正如綜合和分析一樣，必然是屬於一個整體的。不應當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捧到天上去，應當設法把每一個都用到該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記住它們是屬於一個整體，它們是相輔相成的，才能做到這一點。——按照歸納派的意見，歸納法是不會出錯的方法。但是並非如此，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成果，每天都被新的發現所推翻。光微粒和熱質是歸納法的成果。現在它們在哪里？歸納法告訴我們：一切脊椎動物都有一個分化成腦髓和脊髓的中樞神經系統，脊髓包含在軟骨性的或骨性的脊椎骨中——這種動物就由此而得名。可是冒出來一個文昌魚，它原來是一種具有未分化的中央神經索並且沒有脊椎骨的脊椎動物。歸納法確認魚類是一種終生只用鰓呼吸的脊椎動物。可是出現了一些動物，這些動物所具有的魚的特征差不多是大家公認的，但是它們除去鰓，還有很發達的肺，並且情況表明，每一條魚的鰾都是潛在的肺。海克爾大膽◎第335頁◎地應用進化論，才把處在這些矛盾中而感到很舒服的歸納派解救出來。——假如歸納法真的不會出錯，那麽有機界的分類中接連發生的變革是從何而來呢？這些變革是歸納法的最獨特的產物，然而它們一個消滅另一個。

    　　　　——

    歸納和分析。在熱力學中，有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可以說明歸納法沒有權利要求充當科學發現的唯一的或占統治地位的形式：蒸汽機已經最令人信服地證明，我們可以投入熱而獲得機械運動。10萬部蒸汽機並不比一部蒸汽機能更多地證明這一點，而只是越來越迫使物理學家們不得不去解釋這一情況。薩迪·卡諾是第一個開始認真研究這個問題的人。但是他沒有用歸納法。他研究了蒸汽機，分析了它，發現蒸汽機中的關鍵的過程並不是純粹地出現的，而是被各種各樣的次要過程掩蓋起來了；於是他略去了這些對主要過程無關緊要的次要情況而設計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機（或煤氣機），的確，這樣一部機器就像幾何學上的線或面一樣是無法制造出來的，但是它以自己的方式起了這些數學抽象所起的同樣的作用：它純粹地、獨立地、不失真地表現出這個過程。他已經明明觸及熱的機械當量（見他的函數C的含義）（注：見本卷第290頁。——編者注），只是未能發現它和看清它，因為他相信熱質。這也是錯誤的理論造成損害的證明。

    ——

    只要自然科學運用思維，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一個新的事實一旦被觀察到，對同一類的事實的以往的說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從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說明方式——最初僅僅以有限數量的事實和觀察為基礎。進一步的觀察材料會使這些假說純化，排除◎第336頁◎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後以純粹的形態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去純化到足以形成定律為止，那就是要在此以前使運用思維的研究停頓下來，而定律因此也就永遠不會出現。

    對於缺乏邏輯修養和辯證法修養的自然研究家來說，相互排擠的假說的數目之多和更替之快，很容易引起這樣一種想法：我們不可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哈勒和歌德）（注：指歌德和哈勒用詩歌進行的一場哲學爭論。1732年阿·哈勒在他的《人的善行的虛偽性》這首詩中斷言：“沒有一個生靈能夠洞悉自然界的內部本質，他若知道自然界的外殼就已經非常幸運了”。歌德1820年在《無疑》和1821年在《最後通牒》中反對哈勒的這個說法，指出自然界是統一的，不能像哈勒那樣，把自然界分為不可認識的內核與人可以認識的外殼。關於歌德和哈勒的這一爭論，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全書》中兩次提到（第140節注釋和第246節附釋）。——337。）。這並不是自然科學所特有的現象，因為人的全部認識是沿著一條錯綜覆雜的曲線發展的，而且，在歷史學科中（哲學也包括在內）理論也是相互排擠的，可是沒有人由此得出結論說，例如，形式邏輯是沒有意義的。——這種觀點的最後的形式，就是“自在之物”。認為我們不能認識自在之物的論斷（黑格爾《全書》第44節）。第一，是離開科學而走到幻想里去了。第二，它沒有給我們的科學認識增添任何東西，因為我們如果不能探索事物，那麽這些事物對我們來說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它是純粹的空話，永遠不會被應用。抽象地說，這種論斷聽起來好像是完全合理的。不過讓我們應用一下吧。如果一個動物學家說，“一只狗好像有四條腿，可是我們不知道這只狗實際上是有四百萬條腿還是一條也沒有”，那麽我們對這個動物學家應怎樣想呢？如果一個數學家先下定義說，三角形有三條邊，然後又說，他不知道三角形是不是有二十五條邊，那麽我們對這個數學家應怎樣想呢？如果他說二乘二好像等於四，我們又怎樣想呢？不過自然研究家們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自然科學中應用自在之物這個詞，只有在跨入哲學時才敢於應用它。這就最好不過地證明了：他們對這個詞的處理是多麽不嚴肅，而這個詞本身是多麽沒價值。如果他們當真采取嚴肅的態度，那為什麽終究要去研究點什麽呢？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件事也許有某種意義：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麽程度，我們才能認識◎第337頁◎到什麽程度。

    　　　　——

    永恒的自然規律也越來越變成歷史的自然規律。水在0℃和100℃之間是液體，這是一個永恒的自然規律，但是要使這個規律成為有效的，就必須有：(1) 水，(2)一定的溫度，(3)正常壓力。月球上沒有水，太陽上只有構成水的元素，對這兩個天體來說，這個規律是不存在的。——氣象學的規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適用於地球，或者只適用於一個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軸傾斜、溫度，並且具有由氧和氮的同樣混合體構成的大氣以及同量的上升和下降的水蒸氣的天體。月球上沒有大氣，太陽上只有由熾熱的金屬蒸氣構成的大氣；所以月球沒有氣象學，而太陽的氣象學則和我們的完全不同。——我們的整個的公認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都是絕對地以地球為中心的，只是針對地球的。太陽、恒星、星雲，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電和磁的強度的情況，我們還根本不知道。元素的化學化合規律，在太陽上由於高溫而失去了效力，或者只是在太陽大氣層邊緣暫時有效，而這些化合物一接近太陽便又分解了。太陽化學正在生成中，而且必然和地球上的化學完全不同，它不是推翻地球上的化學，而是同它毫不相幹。在星雲中，也許甚至在65種元素中連那些本身可能也化合起來的元素都不存在。因此，如果我們要談論對於從星雲到人的一切物體都同樣適用的普遍的自然規律，那麽留給我們的也就只有重力，也許還有能量轉化理論的最一般的提法，即通常所說的機械的熱理論。但是，如果把這個理論普遍地徹底地應用到一切自然現象上去，那麽這個理論本身就會變成一個宇宙系統從產生到消滅的過程中相繼發生的變化的歷史表現，也就是說變成一部歷史，在這部歷史中，在每個階段上都有不同的規律，即同一普遍運動的不同的表現形式◎第338頁◎起支配作用，從而作為始終具有普遍效力的東西留下來的就只有運動了。

    ——

    天文學中以地球為中心的觀點是褊狹的，被排除是合理的。但是，我們的研究再深入下去，它就越來越有合理性。太陽等等服務於地球（黑格爾《自然哲學》第157頁）（注：黑格爾《自然哲學》第280節附釋：“太陽服務於行星，一般說來，正如同太陽、月亮、彗星、恒星都只是地球的條件一樣。”——339。）。（整個巨大的太陽只是為小的行星而存在。）對我們來說，除了以地球為中心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氣象學等等，不可能有別的，而這些科學並不因為說它們是只適用於地球的並且因而只是相對的就損失了什麽。如果人們把這一點看得很嚴重並且要求一種無中心的科學，那就會使一切科學停頓下來。對我們說來，只要知道，在相同的環境下，無論在什麽地方，甚至在我們右邊或左邊比距離太陽還遠一千萬億倍的地方，都會有相同的事情發生，這就夠了。

    ——

    ［耐格里沒有能力認識無限］（注：《耐格里沒有能力認識無限》是這個劄記在《自然辯證法》第二束材料的目錄中的標題。劄記批判了卡·耐格里的報告《自然科學認識的界限》（見注197）中的基本論點的。恩格斯引用耐格里的報告時所根據的版本是：《1877年德國自然研究家和醫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會公報。附錄。1877年9月》。這個版本很可能是曾出席代表大會的卡·肖萊馬送給恩格斯的。——339。）

    　　　 耐格里，第12-13頁

    耐格里先說，我們不能認識現實的質的差異，馬上又接著說，這種“絕對差異”在自然界中是不會出現的！（第12頁）

    第一，每一種質都有無限多的量的等級，如色彩的濃淡、軟硬、壽命的長短等等，而且它們都是可以度量和可以認識的，即使它們是不同質的。

    第二，存在著的不是質，而只是具有質並且具有無限多的質的物。兩種不同的物總有某些質（至少在物體性的屬性上）是共有的，另一些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還有一些質可能是兩種物中的一個所完全沒有的。如果我們拿兩種極不相同的物——例如一塊隕石◎第339頁◎和一個人——來比較，我們由此得到的共同點便很少，至多只有重量和其他一些一般的物體屬性是二者所共有的。但是，介乎這二者之間還有其他自然物和自然過程的一個無限的系列，這些物和過程使我們有可能把從隕石到人的這個系列充實起來，並指出每一個物或過程在自然聯系中的地位，從而認識它們。這是耐格里自己也承認的。

    第三，我們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給我們提供在質上絕對不同的印象。因此，我們靠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而體驗到的屬性會是絕對不同的。但是就在這里，這些差異也隨著研究工作的進步而消失。嗅覺和味覺早已被認為是同源的、同屬的感覺，它們所感知的屬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屬的。視覺和聽覺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動。觸覺和視覺能很好地互相補充，以致我們往往根據某物的外形便足可以預先說出它在觸覺上的性質。最後，接受所有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對它們進行加工，從而把它們綜合為一個整體的始終是同一個我，而提供這各種不同印象的同樣也是同一個物，這些印象表現為這個物的共同的屬性，從而有助於我們認識它。說明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屬性，揭明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恰好是科學的任務，而科學直到今天並不抱怨我們有五個特殊的感官而沒有一個總的感官，也不抱怨我們不能看到或聽到滋味和氣味。

    不管我們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沒有這種被認為是不可理解的“質上不同的或絕對不同的領域”。全部混亂都來自關於質和量的混亂觀念。根據流行的機械觀點，耐格里認為，一切質的差異只有能夠歸結為量的差異時才能說明（關於這一點，將在其他地方作必要的說明），或者說，這是由於在他看來質和量是兩個絕對不同的範疇。形而上學。◎第340頁◎

    “我們只能認識有限的東西……”（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第13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如果進入我們的認識領域的僅僅是有限的對象。但是這個命題還須有如下的補充：“我們本來只能認識無限的東西。”事實上，一切真實的、窮盡的認識都只在於：我們在思想中把個別的東西從個別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後再從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們從有限中找到無限，從暫時中找到永久，並且使之確立起來。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終結的形式，因而是無限性的形式；它把許多有限的東西綜合為一個無限的東西。我們知道：氯和氫在一定的壓力和溫度下受到光的作用就會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氫；而且只要我們知道這一點，我們也就知道：只要具備上述條件，這種現象隨時隨地都會發生。至於是否只發生過一次還是重覆發生過100萬次，以及在多少天體上發生過，這都是無關緊要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規律，而關於自然規律的永恒性，誰也沒有自然研究家談得多。因此，當耐格里說，人們由於不願意只去研究有限的東西，而是把永恒的東西和有限的東西混在一起，於是就把有限的東西弄得神秘莫測，這時他否定的不是自然規律的可認識性，就是自然規律的永恒性。對自然界的一切真實的認識，都是對永恒的東西、對無限的東西的認識，因而本質上是絕對的。

    但是，這種絕對的認識遇到一個明顯的麻煩。可認識的物質的無限性，是由各種純粹的有限性組成的，同樣，絕對地認識著的思維的無限性，也是由無限多的有限的人腦所組成的，而人腦是彼此並立地和相繼地從事這種無限的認識的，會在實踐上和理論上做蠢事，從偏斜的、片面的、錯誤的前提出發，循著錯誤的、彎曲的、不◎第341頁◎可靠的道路行進，往往當正確的東西碰到鼻子尖的時候還是沒有得到它（普利斯特列）（注：1774年約·普利斯特列描述了氧，但他沒有想到，他已經發現了新的化學元素，而且這一發現將會引起化學中的變革。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的《資本論》第2卷寫的序言中更詳細地談到這一發現（見本選集第2卷第272頁）。——342。）。因此，對無限的東西的認識受到雙重困難的困擾，並且按其本性來說，只能通過一個無限的漸近的前進過程而實現。這已經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無限的東西既是可以認識的，又是不可以認識的，而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耐格里以可笑的方式說出同樣的意思：

    “我們只能認識有限的東西，但是我們確實能認識進入我們的感性知覺範圍的一切有限的東西（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第13頁］

    正是進入我們的感性知覺範圍的有限的東西以其總和構成無限的東西，因為耐格里正是從這個總和中提取他的關於無限的東西的觀念。離開這個進入我們的感性知覺範圍的有限的東西，他就根本不會有關於無限的東西的觀念。

    （關於惡無限性本身，要在別的地方來談。）

    ——

    （在這種無限性研究的前面，有下列幾點：）

    1.空間和時間上的“微小領域”。

    2.“感覺器官的可能有缺陷的發育”。

    3.“我們只能認識有限的、暫時的、變換著的東西，只能認識等級上不同的、相對的東西，［因為我們只能把數學概念推用到自然物上，只能根據從自然物本身得到的尺度來判斷自然物。我們不知道任何無限的或永恒的東西，任何固定不變的東西，任何絕對的差異。我們準確地知道一小時、一米、一公斤的意思是什麽，但是］我們不知道時間、空間、力和物質、運動和靜止、原因和結果是什麽。”［第13頁］

    這是老生常談。先從感性的事物得出抽象，然後又期望從感性◎第342頁◎上去認識這些抽象的東西，期望看到時間，嗅到空間。經驗論者深深地陷入經驗體驗的習慣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東西的時候，還以為自己置身在感性體驗的領域內。我們知道什麽是一小時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麽是時間和空間！仿佛時間不是實實在在的小時而是其他某種東西，仿佛空間不是實實在在的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種東西！物質的這兩種存在形式離開了物質當然都是無，都是僅僅存在於我們頭腦之中的空洞的觀念、抽象。的確，據說我們也不知道什麽是物質和運動！當然不知道，因為物質本身和運動本身還沒有人看到過或在其他場合下體驗過；只有現實地存在著的各種物和運動形式才能看到或體驗到。物、物質無非是各種物的總和，而這個概念就是從這一總和中抽象出來的，運動無非是一切感官可感知的運動形式的總和；“物質”和“運動”這樣的詞無非是簡稱，我們就用這種簡稱把感官可感知的許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屬性概括起來。因此，不研究個別的物和個別的運動形式，就根本不能認識物質和運動，並且通過認識個別的物和個別的運動形式，我們也就相應地認識物質和運動本身。因此，當耐格里說我們不知道什麽是時間、空間、物質、運動、原因和結果的時候，他不過是說：我們先用我們的頭腦從現實世界作出抽象，然後又無法認識我們自己作出的這些抽象，因為它們是思維的事物，而不是感性的事物，而一切認識都是感性的量度！這正是黑格爾所說的難處：我們固然能吃櫻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為還沒有人吃過水果本身（注：參看黑格爾《哲學全書》第13節注釋：“從形式上把握普遍並把它和特殊並列起來，它本身也會變成某種特殊；這種並列的辦法，即使應用於日常生活的事物，也顯然不合理和行不通，例如，怎麽會有人要水果而不要櫻桃、梨和葡萄，因為它們是櫻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343。）。

    ——

    耐格里斷言自然界中也許存在著許多為我們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運動形式，這不過是一種可憐的遁辭，等於取消運動不可創造這個規律，至少對我們的認識來說是這樣。要知道，這些運動形式◎第343頁◎是可以轉化為我們能感知的運動的！這樣一來，例如，接觸電就容易解釋了。

    ——

    關於耐格里。無限的東西的不可理解性。當我們說，物質和運動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時候，我們是說：宇宙是作為無限的進步過程而存在著，即以惡無限性的形式存在著，而且這樣一來，我們就理解了這個過程上所必須理解的一切。最多還有這樣的問題：這個過程是同一個東西——在大循環中——的某種永恒的重覆呢，還是這個循環有向下的和向上的分枝。

    ——

    惡無限性。真無限性已經被黑格爾正確地設置在被充滿了的空間和時間中，設置在自然過程和歷史中。現在整個自然界也融解在歷史中了，而歷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僅僅在於前者是有自我意識的機體的發展過程。自然界和歷史的這種無限的多樣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時間的和空間的無限性——惡無限性，但只是作為被揚棄了的、雖然是本質的但不是主導的因素。我們的自然科學的極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的宇宙，而在我們的宇宙以外的無限多的宇宙，是我們認識自然界所用不著的。的確，幾百萬個太陽中只有一個太陽和這個太陽系，才是我們的天文學研究的根本的立足點。就地球上的力學、物理學和化學來說，我們是或多或少地局限於這個小小的地球，而就有機體科學來說，則完全局限於這個地球。但是，這對於現象的實際上無限的多樣性和對於認識自然界來說，並沒有本質的損害，正如對於歷史來說，同樣地並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於比較短促的時間和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地區，也是沒有什麽本質的損害的。

    ——◎第344頁◎

    1.無限的進步過程在黑格爾那里是一個空曠的荒野，因為它只表現為同一個東西的永恒的重覆：1＋1＋1……

    2.然而在現實中它並不是重覆，而是發展，前進或後退，因而成為必然的運動形式。撇開它不是無限的這一點不說，因為現在已經可以預見到地球生存時期的終結。但地球也並不就是整個宇宙。在黑格爾的體系中，自然界的時間上的歷史是排除任何發展的，否則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類歷史中，黑格爾承認無限的進步過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實的存在形式，只不過他幻想這個發展有一個終結，這就是黑格爾哲學的確立。

    3.還有無限的認識：事物在前進中所沒有的無限，在循環中卻有了（注：這句話引自意大利經濟學家斐·加利阿尼的論文《貨幣論》第2冊，引文稍有改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也摘了這段引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5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版本是彼·庫斯托第編的《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分》1803年米蘭版第3卷第155-156頁。——345。） （數量，第259頁，天文學）（注：恩格斯引用了黑格爾《邏輯學》中關於數量的那一篇，其中談到：天文學之所以值得驚奇，並不是由於它與之有關的不可計數的星星和不可度量的時間和空間的惡無限性，而是“由於理性在這些對象中認識到的並且成為與上述不合理無限相對立的合理無限的那些度量關系和規律”（黑格爾《邏輯學》第1冊第2篇第2章注釋：關於無限進步的最高意見）。——345。）。這樣，運動形式變換的規律便是無限的，自我閉合的規律。但是這樣的無限性又被有限性所糾纏，只是一段段地出現的。1除以r的平方也是如此。（注：“1除以r的平方也是如此”這句話是恩格斯補寫上去的。恩格斯可能是指無理數穡囊庖迨峭耆範ǖ模墑僑床荒苡靡桓鮎邢薜男∈蚱脹ǖ姆質幢硎盡Ｈ綣≡裁婊壞ノ唬蠐曬金rr=1可得 =1/rr（r表示圓的半徑）。——345。）

    ［物質的運動形式和各門科學的聯系］

    　　　　——

    量到質的突變＝“機械的”世界觀，量變引起質變。這是紳士們從來沒有嗅到的！

    　　　　——◎第345頁◎

    ［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

    ［運動的基本形式］（注：《運動的基本形式》是這篇論文在《自然辯證法》第三束材料的目錄中的標題。它是《1880年的計劃》中預計完成的彼此相聯的幾章中的第一章，寫於1880年。——346。）

    運動，就它被理解為存在方式，被理解為物質的固有屬性這一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囊括宇宙中發生的一切變化和過程，從單純的位置變動起直到思維。研究運動的本性，自然曾不得不從這種運動的最低級的、最簡單的形式開始，先學會理解這樣的形式，然後才能在說明更高級的和覆雜的形式方面作出某些成績。所以我們看到：在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中，最先產生的是關於簡單的位置變動的理論，即天體和地上的物體的力學，隨後是關於分子運動的理論，即物理學，緊接著、幾乎同時而且在有些方面還先於物理學而產生的，是關於原子運動的科學，即化學。只有在這些關於支配著無生命的自然界的運動形式的不同知識部門達到高度的發展以後，才能成功地闡明各種顯示生命過程的運動進程。對這些運動進程的闡明，是隨著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的進步而取得相應的進步的。因此，當力學較長時間以來就已經能夠把動物軀體中通過肌肉收縮而引起運動的骨骼杠桿的作用充分歸之於那些對無生命的自然界也有效的規律時，對其他生命現象的物理化學的論證則幾乎還處於發展的最初階段。所以，當我們在這里研究運動的本性時，我們不得不把有機體的運動形式撇在一邊。我們不得不局限於——按照科學的現狀——無生命的自然界的運動形式。

    一切運動都和某種位置變動相聯系，不論這是天體的、地上物體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粒子的位置變動。運動形式越高級，這◎第346頁◎種位置變動就越微小。位置變動決不能把有關的運動的本性包括無遺，但是也不能和運動分開。所以必須首先研究位置變動。

    我們所接觸到的整個自然界構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聯系的總體，而我們在這里所理解的物體，是指所有物質的存在，從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們承認以太粒子存在的話。這些物體處於某種聯系之中，這就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它們是相互作用著的，而這種相互作用就是運動。由此可見，沒有運動，物質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既然我們面前的物質是某種既有的東西，是某種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東西，那麽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運動也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只要認識到宇宙是一個體系，是各種物體相聯系的總體，就不能不得出這個結論。在這種認識在自然科學中發揮實際作用以前很久，哲學就已經有了這種認識，所以不難說明，為什麽哲學比自然科學整整早200 年就得出了運動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結論。甚至哲學作出這個結論時所采取的形式，終究比今天的自然科學的表述要高明些。笛卡兒原理——宇宙中現存的運動的量是永遠一樣的——只是在形式上有缺點，即用一種有限的表達方式來表示一種無限大。與此相對應，在自然科學中這同一個定律現在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亥姆霍茲的力的守恒定律，另一種是更新的更確切的能量守恒定律。我們以後可以看到，這兩種表達法中的每一個所表示的正好是另一個的對立面，而且它們當中的每一個都只表達了關系的一個方面。

    如果兩個物體相互作用，結果它們當中的一個或兩個發生位置變動，那麽這種位置變動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離。這兩個物體不互相吸引，就互相排斥。或者如力學上所說的，在這兩個物體之間起作用的力是有心力，即沿著它們的中心點所聯結起來的直線的方向起作用的力。在宇宙中，這種事情在發生著，不斷地和◎第347頁◎絕無例外地發生著，而且許多運動看起來不管是多麽覆雜，這在今天畢竟已成為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設想兩個相互作用的物體在相互作用時不受第三個物體的任何妨礙或影響，這時這種作用不是沿著最短的和最直接的路線發生，即沿著聯結兩個物體的中心點的直線發生，那麽這在我們看來是很荒謬的（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康德在第22頁上說：三維空間決定了，吸引或排斥和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康德全集》1867年萊比錫版第1卷第22頁上是康德的著作《關於活力的正確評價的思想》第10節。這一節的基本論點是：“空間的三維性似乎是來自下列情況，即現存世界中各主體是這樣相互作用的：作用力和距離的平方成反比。”——348。）——編者注）。大家知道，亥姆霍茲（《力的守恒》1847年柏林版第1節和第2節）用數學方法也證明了：有心作用和運動的量（注：這里指的是運動的一般量，運動在量方面的一般規定性，而不是表示質量和速度的乘積(mv)的特殊意義上的動量。——348。） 的不變性是互為條件的，如果設想存在著不同於有心作用的作用，那就會導致運動可以創造或消滅的結論。所以一切運動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離，收縮和膨脹，——一句話，是吸引和排斥這一古老的兩極對立。

    應當明確指出：吸引和排斥在這里不是被看作所謂“力”，而是被看作運動的簡單形式。如康德早就把物質看作吸引和排斥的統一。至於“力”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我們到時候將會看到。

    一切運動都在於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然而運動只有在每一個吸引被另一處的相應的排斥所抵償時，才有可能發生。否則一方會逐漸勝過另一方，運動最後就會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和一切排斥，一定是互相平衡的。於是，運動既不能消滅也不能創造的定律，就采取這樣的表達方式：宇宙中的每一個吸引運動，都必定由一個相等的排斥運動來補充，反過來也是這樣；或者如古代哲學早在自然科學中提出力的守恒或能量守恒定律以前所說的，宇宙中一切吸引的總和等於一切排斥的總和。

    但是，這里似乎還留下了一切運動總有一天會停止的兩種可能性：這或者是由於排斥和吸引有一天在事實上終於互相抵消，或◎第348頁◎者是由於全部排斥最終占有物質的一個部分，而全部吸引則占有另一個部分。從辯證法的觀點看來，這兩種可能性自始就可以不存在。原來，辯證法根據我們直到目前為止的自然科學實驗的結果，已經證明了：所有的兩極對立，都以對立的兩極的相互作用為條件；這兩極的分離和對立，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依存和聯結之中，反過來說，它們的聯結，只存在於它們的分離之中，它們的相互依存，只存在於它們的對立之中。這樣一來，無論是排斥和吸引的最終抵消，還是一種運動形式最終分配在物質的這一半上，而另一種運動形式分配在另一半上，因而無論是兩極的互相滲透（注：意思是相互抵消和中和。——編者注），還是絕對的分離，這些都不成為問題了。在第一種場合下，這就好比硬要使一條磁石的北極和南極互相抵消，在第二種場合下，就好比把一條磁石從中間切斷，硬要使一段只有北極而沒有南極，使另一段只有南極而沒有北極。不過，雖然從兩極對立的辯證性質中已經可以推斷這樣的假設是不能容許的，可是由於在自然研究家中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占支配地位，至少第二種假設在物理學的理論中仍起著一定的作用。這一點以後在適當的地方還要談到。

    運動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呢？這最好是就運動本身的各單個形式來研究。這樣最終就會得出結論。

    我們且拿一顆行星環繞其中心天體所作的運動來看吧。普通的天文學教科書追隨牛頓把橢圓形的行星軌道解釋為兩種力，即中心天體的吸引和使行星沿著垂直於這種吸引的路線運動的切線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除向心的運動形式外，普通的天文學教科書還假設了與中心點的聯線相垂直的另一個運動方向或所謂“力”。因此，它和前面所說的基本定律是矛盾的，依據這個定律，我◎第349頁◎們的宇宙中的一切運動，只能沿著相互作用的物體的中心點的方向發生，或者如人們所說的，只能由有心作用力所引起。正因為如此，普通的天文學教科書就把下面這樣一種運動因素納入理論之中，這種運動因素，如我們也已經看到的，必然要導致運動可以創造也可以消滅的思想，由此就要假定存在著造物主。這樣一來，就需要把這一神秘的切線力歸結為某種朝中心發生的運動形式，而完成這個工作的，是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體演化學。大家知道，按照這種看法，整個太陽系是由某種旋轉著的極稀薄的氣體逐漸收縮而產生的，旋轉運動在這個氣團的赤道線上顯然最為強烈，並且使個別的氣環從這個氣團上分離出去，然後這些氣環就收縮成行星、小行星等等，並按照原來的旋轉方向圍繞著中心體旋轉。這一旋轉本身，通常是用氣體的單個質點所固有的運動來說明。這種運動朝極不相同的方向發生，但是最後總有某一多余部分朝一定的方向運動下去，這就引起旋轉，這種旋轉必然隨著氣團的收縮而不斷地加強。但是，關於旋轉的起源，不管提出什麽樣的假說，都是排除了切線力，使之化為向心運動的某種特殊的現象形式。如果行星運動的一個要素，即直接向心的要素，通過重力，即行星和中心天體之間的吸引而體現出來，那麽，另一個要素，即切線要素，則表現為氣團各個質點原有排斥的殘余，即以衍生的或改變了的形式出現的這種殘余。於是，一個太陽系的生存過程就表現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其中由於排斥以熱的形式放射到宇宙空間中去，從而對於這一體系來說逐漸消失，所以吸引越來越占優勢。

    一目了然：在這里被理解為排斥的運動形式，和現代物理學所說的“能”是同一個東西。由於太陽系的收縮和由此而來的構成現在的太陽系的各個天體的分離，太陽系便失去了“能”，而這一損◎第350頁◎失，按照亥姆霍茲的著名的計算現在已經達到原來以排斥的形式出現的在太陽系中的全部運動的量的453/454。

    其次，且拿我們地球上的一個物體來看吧。它是靠重力和地球聯結在一起的，正像地球是靠重力和太陽聯結起來一樣，但是這個物體和地球不同，不能作自由的行星般的運動。它只有靠外來的推動才能運動起來，而且推動一旦終止，它的運動很快也就停止，這或者僅僅是重力的作用所致，或者是重力和該物體賴以運動的介質的阻抗的共同作用所致。這一阻抗歸根到底也是重力的一種作用，沒有重力，地球表面上就不會有任何具有阻抗的介質，不會有任何大氣了。所以在地球表面上的純粹的機械運動中，我們所碰到的是重力即吸引占有決定性優勢的情形，因而在這里運動的產生顯示出兩個階段：首先是逆重力而作用，然後是讓重力起作用，一句話，上舉和使之降落。

    這樣一來，我們又有了以吸引為一方和隨之按與之相反的方向發生的運動形式即排斥的運動形式為另一方的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在地球上的純力學（這種力學所研究的，是處於既定的、對它來說是不變的聚集狀態和凝聚狀態之中的物體）的範圍內，這種排斥的運動形式在自然界中是不發生的。無論是巖石從山頂上崩落下來，還是水之所以能夠下瀉，形成這類現象的物理條件和化學條件都是這種力學範圍以外的事情。所以在地球上的純力學中，排斥運動或上舉運動一定是人工造成的，即由人力、畜力、水力、蒸汽力等等造成的。這種情形，這種用人工辦法克服天然的吸引的必要性。使力學家們產生了一種看法，認為吸引、重力，或者如他們所說的重力的力，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運動形式，甚至是基本的運動形式。

    例如，如果上舉一個重物然後讓它直接或間接下落而把運動◎第351頁◎傳導給其他物體，那麽按照通常的力學觀點，傳導這個運動的不是重物的上舉，而是重力的力。例如，亥姆霍茲就讓

    “我們最熟悉的和最簡單的力，即重力，作為推動力而起作用……例如在一座靠重錘推動的掛鐘里。這個重錘……如果不使鐘的全部機械運轉起來，便不能順應重力的牽引”。但是它不自行下落，便不能使鐘的機械運轉起來，而且這種下落最終一直要持續到聯結它的鏈條完全松直為止。“到那時，鐘就停了，重錘的推動能力暫時用盡了。重錘的重力既沒有失去，也沒有減少，它依舊被地球在同一的程度上吸引著，可是這個重力引起運動的能力已經喪失了……　但是我們可以用手臂的力量把鐘再上好，重錘就又升上去。這樣一來，重錘又獲得了它原先的推動能力，又能使鐘走起來。”（亥姆霍茲《通俗講演集》第2卷第144頁）

    因此，按照亥姆霍茲的說法，使鐘走起來的，不是運動的主動的傳導，不是重錘的上舉，而是重錘的被動的重力，雖然這個重力本身只是由於被上舉才脫離被動狀態，而在聯結重錘的鏈條松直以後又回到被動狀態。所以，照我們剛才見到的新觀點看來，能僅僅是排斥的另一種說法，而照亥姆霍茲的舊觀點看來，力則是排斥的對立面吸引的另一種說法。我們現在就來弄清這一點。

    這樣，當地球上的力學中的變化過程終結的時候，當重物先被上舉然後又下落到同一高度的時候，構成這個過程的運動將怎樣呢？在純力學看來，它是消失了。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它決沒有消滅。它有一小部分轉化為空氣的聲波振動，而絕大部分則轉化為熱。這些熱一部分傳導給有阻抗作用的大氣，一部分傳導給落體本身，最後一部分傳導給落體所碰到的地面。鐘的重錘，也以摩擦熱的形式，把自身的運動逐漸傳導給鐘表機械的各個齒輪。可是轉化為熱，即轉化為排斥的一種形式的東西，並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下降運動，就是說，並不是吸引。相反地，如亥姆霍茲正確地指出的，吸引，重力，現在仍然和先前一樣，確切地說，甚至變得更大了。倒◎第352頁◎不如說，通過下落而在力學上被消滅的，並且以熱的形式重新出現的，恰好是借上舉而傳導給被上舉物的排斥。物體的排斥變成了分子的排斥。

    如我們已經說過的，熱是排斥的一種形式。它使固體的分子發生振動，從而減弱各個分子間的聯系，直到最後開始向液態過渡；在液態下，如果繼續加熱，熱便又會增強分子的運動，直到達到這樣的程度：分子完全脫離物體，並以一定的速度一個一個地自由運動起來，而這個速度對每一個分子來說取決於它的化學構造。如果再繼續加熱，熱就使這個速度更加增大，從而使分子越來越互相排斥。

    但是，熱是所謂“能”的一種形式；後者在這里再次證明與排斥是同一的。

    在靜電和磁的現象中，我們有吸引和排斥的兩極之分。關於這兩種運動形式的作用方式，無論提出什麽樣的假說，面對事實沒有一個人會懷疑：只要吸引和排斥是由靜電或磁所引起，而且能夠毫無阻礙地展開，它們就會完全互相抵償。這事實上已經是從兩極劃分的本性中必然得出的結論。各自的作用不能完全互相抵償的兩極，決不是極，而且到現在為止在自然界中也沒有見過這樣的極。流電現象我們在這里暫時撇開不談，因為這方面的過程決定於化學過程，因而比較覆雜。所以我們最好來研究化學的運動過程本身。

    當兩個份重的氫和15.96個份重的氧化合成水蒸氣的時候，從這個過程中散發出68.924熱量單位的熱量。相反地，如果要把17.96 個份重的水蒸氣分解為兩個份重的氫和15.96份重的氧，那麽這只有在下列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要有等於68.924個熱量單位的運動量傳導給水蒸氣，不管這是以熱本身的形式還是以電運動的形式發生的。一切其他的化學過程也是一樣。在大多數場◎第353頁◎合下，化合時放出運動，分解時必須導入運動。在這里，排斥通常也是過程的主動方面，即取得更多的運動或要求導入運動的方面，吸引則是過程的被動方面，即造成運動過剩並放出運動的方面。因此，現代的理論也宣稱：總的說來，元素化合時釋放能量，化合物分解時束縛能量。所以“能”在這里又是表示排斥的。亥姆霍茲又說：

    “這個力〈化學親和力〉，我們可以想象為吸引力……　碳原子和氧原子間的這種吸引力所作的功，同地球以重力的形式對一個上舉的重物所作的功是一樣的……當碳原子和氧原子互相沖撞而化合成碳酸氣的時候，新形成的碳酸氣粒子一定是處在極猛烈的分子運動中，即處在熱運動中……　當碳酸氣後來向四周放出自身的熱的時候，碳酸氣中的碳和氧仍然絲毫沒有減少，而兩者的親和力也和以前一樣強。但是這個親和力現在只表現在這一點上：它把碳原子和氧原子牢固地聯結在一起，不讓它們分開。”（上引書，第169[-170]頁）

    同上面剛剛說過的完全一樣，亥姆霍茲堅持認為，在化學中和在力學中一樣，力只存在於吸引之中，因而它是和其他物理學家稱作能並與排斥完全等同的東西正好相反的東西。

    因此，我們現在不再只有吸引和排斥這兩種簡單的基本形式，而有一大串從屬形式，那種在吸引和排斥的對立中展開和收縮的包羅萬象的運動的過程，就是在這些從屬形式中進行的。但是，把這形形色色的現象形式歸納到運動這一總的名稱之下，這決不僅僅是我們的理解的問題。相反地，這些形式本身通過實際過程就證明它們是同一運動的不同形式，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會互相轉化。物體的機械運動可轉化為熱，轉化為電，轉化為磁；熱和電可以轉化為化學分解；化學化合反過來又可以產生熱和電，而以電為中介又產生磁；最後，熱和電又可以產生物體的機械運動。而且這種轉化是這樣進行的：一種形式的一定運動量，總是有另一形式的精◎第354頁◎確規定的一定運動量與之相適應，而且，用來量度這個運動量的量度單位，不管是從哪一種運動形式中借用來的都無所謂，就是說，不管是用來量度物體的運動，量度熱，量度所謂的電動力，還是量度化學過程中轉化的運動，都是無所謂的。在這里，我們是立足在“能量守恒”理論的基礎上，這個理論是尤·羅·邁爾在1842年建立的（注：亥姆霍茲在他的《通俗講演集》第2卷第113頁上表示，在自然科學證明笛卡兒關於運動在量上不變的原理方面，除邁爾、焦耳和柯爾丁外，似乎他自己也有一份功勞。“我自己對邁爾和柯爾丁毫無所知，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研究完成時才知道焦耳的實驗，但走的是同一條道路；我竭力探究從上述考察方法中可以得出的自然界中各種過程間的一切聯系，並且1847年在以《論力的守恒》為名的小冊子中公布了我自己的研究。”（引文中的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355。）——但是在這部著作中，從1847年的水平來看，並沒有提供什麽新東西，只有下面這兩點是例外：一點是上面已經提到的那個很有些價值的數學上的推導，即斷定“力的守恒”和在某一體系中各個不同物體之間發生作用的各個力的有心作用，只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說法；另一點是他較為準確地表述了下面這個定律：某一既定的力學體系中的活力和張力的總和是不變的。在其他各個方面，自1845年邁爾的第二篇論文發表後，就早已超出亥姆霍茲的這部著作。邁爾在1842年就已經肯定了“力的不滅”，並且在1845年又根據自己的新觀點，圍繞“自然界中各種過程間的聯系”說出了比1847年的亥姆霍茲高明得多的東西。（恩格斯指的是邁爾的文章《關於非生物界的各種力的意見》（1842年發表）和《與新陳代謝聯系著的有機運動》（1845年發表）。這兩篇文章收入尤·羅·邁爾《熱力學論文集》1874年斯圖加特第2版。恩格斯在寫《自然辯證法》時使用的是這個版本。——355。）），並且從那時以來國際上對它的研究已獲得了十分光輝的成就。現在，我們應當研究一下這個理論目前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這就是關於“力”或“能”以及關於“功”的概念。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根據較新的、現在幾乎已經被公認的觀點，“能”被理解為排斥，可是亥姆霍茲卻主要是用“力”這個詞來表示吸引。人們會以為這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形式上的差別，因為在宇◎第355頁◎宙中吸引和排斥是互相補償的，因此把這個關系中的哪一方當作正或當作負，似乎都無所謂，這就好像正的橫座標是從某一直線上的某一點向右邊算起或向左邊算起都是無所謂的一樣。但是事情絕對不是這樣的。

    目前我們在這里考察的並不是宇宙，而是地球上發生的一些現象，它們被地球在太陽系中和太陽系在宇宙中的十分確定的位置所制約。我們的太陽系每一瞬間都向宇宙空間放出極大量的運動，而且是十分確定的質的運動，即太陽熱，亦即排斥。而我們的地球本身只是由於有太陽熱才有生氣，而且它本身在把這種太陽熱的一部分轉化為其他運動形式以後，最終也把所獲得的太陽熱放射到宇宙空間中去。因此，在太陽系中，特別是在地球上，吸引正在大大勝過排斥。如果沒有太陽放射到我們這里的排斥運動，地球上的一切運動都一定會停止。倘若太陽明天就冷卻，那麽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地球上的吸引還會和現在一樣。100公斤重的石頭，只要還在原來的地方，就和原先一樣還是重100公斤。可是運動，無論是物體的還是分子和原子的運動，都會進入我們所想象的絕對靜止狀態。所以很清楚，對於在今天的地球上所發生的過程來說，是把吸引還是把排斥看作運動的主動的方面，即看作“力”或“能”，這決不是無關緊要的。相反地，在今天的地球上，吸引由於明顯地勝過排斥而變成完全被動的了；一切主動的運動都應歸功於來自太陽的排斥的供給。因此，最新的學派——雖然它對運動關系的本性還不清楚——把“能”理解為排斥，這從事物本身來看，以及從地球上的過程來看，甚至從整個太陽系來看，都是完全正確的。

    “能”這個詞確實沒有把整個運動關系準確地表達出來，因為它只包括這種關系的一個方面，即作用，但沒有包括反作用。而且它還會造成這樣一種假象：“能”是物質以外的某種東西，是植入物◎第356頁◎質中的某種東西。但是和“力”這個詞比起來，無論如何還是寧可選擇“能”這個詞。

    力的觀念，如各方面所承認的（從黑格爾起直到亥姆霍茲止），是從人的機體在其周圍環境中的活動中借用來的。我們說肌肉力、雙臂上舉力、腿的彈跳力、腸胃的消化力、神經的感覺力、腺的分泌力等等。換句話說，為了不必對我們機體的某種機能所引起某種變化的真實原因作出說明，我們就塞進某種虛構的原因，某種和這個變化相當的所謂力。然後我們又把這種偷懶的辦法搬到外在世界中去，這樣，有多少種不同的現象，便虛構出多少種力。

    自然科學（天體的和地球上的力學或許是例外）還在黑格爾的時代已經處於這種質樸的發展階段，而黑格爾已經完全正當地攻擊當時流行的把什麽都命名為力的手法（引證一段話）（注：恩格斯指的很可能是黑格爾《邏輯學》第2冊關於《形式的根據》這一節的注釋。在這個注釋中，黑格爾嘲笑了“以同語反覆的根據進行說明的這種形式主義的方式”。黑格爾寫道：“這種說明方式所喜歡的正是自己的巨大的明顯性和明白性，因為，例如再沒有比指出植物的根據是某種植物力即產生植物的力來更明顯和更明白了。”“如果對於某人為什麽到城里去的問題，指出下列根據：城里有吸引他到那里去的吸引力”，那麽，這種回答的荒謬程度並不下於借“植物力”來作說明。同時，黑格爾指出：“科學，特別是物理科學，是充滿這種似乎構成科學特權的同語反覆的。”——357。）。他在另一個地方也指出：

    “說磁石有靈魂〈如泰勒斯所說的〉，比說它有吸引力更好些；力是一種屬性，它可以和物質分離開來，可以認為是一個賓詞；而靈魂則是這種運動本身，同物質的本性是一回事。”（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哲學史》第1卷第208頁）

    現在我們已經不像當初那樣可以輕易地談論各種力了。且聽聽亥姆霍茲的說法：

    “當我們完全認識某一自然規律的時候，我們也一定要求它在毫無例外的一切場合下起作用……　這樣，規律在我們面前就表現為一種客觀的力量，因此，我們把它叫作力。例如，我們把光的折射定律客觀化，把它看作透明物體的一種折射力；把化學親和定律客觀化，把它看作各種不同物質間的親和力。我們同樣地說金屬的電接觸力，說粘合力、毛細作用力等等。這些名稱把一些規律客觀化了，這些規律起初只包括了一小批條件還相當覆雜的（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自◎第357頁◎然過程……　力只是作用的客觀化了的規律……　我們所引進的力的抽象概念，只補充了這樣一層意思：我們不是任意編造這個規律，它是現象的無法反駁的規律。這樣，我們的旨在把握自然現象即發現其規律的要求，就采取了另外的形式，這就是：我們應當去探究構成現象的原因的力。”（上引書，第190頁。1869年在因斯布魯克的報告）

    首先，把關於力的純主觀的概念，塞到一個已認定為不以我們的主觀為轉移的、從而是完全客觀的自然規律中去，這無論如何是一種奇特的“客觀化”方法。幹這種事情的充其量只是一個最遵守教規的老年黑格爾派，而不應當是亥姆霍茲這樣的新康德主義者。當我們把某種力硬塞進業經確定的規律中去的時候，我們既沒有給這個規律，也沒有給它的客觀性或它的作用的客觀性添加哪怕一點點新的客觀性；所添加的只是我們的主觀的論斷：這個規律靠著某種暫時還完全未被認識的力而起作用。但是，當亥姆霍茲給我們舉出光的折射、化學親和性、接觸電、附著、毛細現象這些例子，並把支配這些現象的規律提高到力這個“客觀的”顯貴等級上去的時候，這種在規律中塞進某種力的做法的隱秘含義立刻就顯露出來了。

    “這些名稱把一些規律客觀化了，這些規律起初只包括了一小批條件還相當覆雜的自然過程。”

    正是在這里，“客觀化”（不如說是主觀化）有了某種意義：並不是因為我們完全認識了規律，而恰好是因為我們不認識它，因為我們還弄不清這些現象的“相當覆雜的條件”，所以我們在這里有時求助於“力”這個避難所。可見，我們由此就表明，我們對規律的本性及其作用方式不是有知識，而是缺少知識。從這種意義上說，“力”這個詞作為尚未被探明的因果關系的略語，作為語言上的權宜之計，日常還是可以使用的。但是超過了這一點，那就糟了。如◎第358頁◎果亥姆霍茲有權利用所謂光的折射力、電接觸力等等來解釋物理現象，那麽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就同樣有權利用熱力和冷力來解釋溫度的變化，從而就用不著對熱這個現象作任何進一步的研究了。

    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力”這個詞也是不確切的。它片面地表現一切。一切自然過程都有兩個方面，它們建立在至少兩個發生作用的部分的關系上，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上。可是，由於力這個概念來源於人的機體對外界的作用，再者也來源於地球上的力學，所以它包含的意思是：只有一個部分是主動的、發生作用的，而其他那部分是被動的、接受作用的；這樣一來，就把兩性的差異推廣到無生命的存在物上去，而對此直到現在卻不能作出證明。力作用於其上的這另一個部分的反作用，最多只表現為一種被動的反作用，表現為一種阻抗。這種看問題方法甚至在純力學以外的許多領域里也是行得通的，因為在這些領域里涉及的只是運動的簡單的轉移及其量的計算。但是在比較覆雜的物理過程中這就不夠了，亥姆霍茲自己的例子就證明了這一點。光的折射力在光本身中和在透明物體中一樣多。在附著和毛細作用中，“力”在固體表面上和在液體中肯定一樣多。關於接觸電，有一點無論如何是沒有問題的；在這里有兩塊金屬各自起著作用；而“化學親和力”如果包含在什麽地方的話，那無論如何應包含在起著化合作用的兩個部分中，但是，由兩個分開的力所構成的一個力，一個不引起自身的反作用、卻在自身中包含和承載著這種作用的作用，決不是地球上的力學所理解的力，而這門科學卻恰巧是真正知道力的含義的唯一科學。要知道，地球上的力學的基本條件，首先是不去研究碰撞的原因，即每一種情況下的力的本性，其次是持有力的片面性的觀點，認為同這個力相對抗的是一種在任何地方都總是和自身相等的重力，◎第359頁◎這也就是說，同地球上的任何下落空間比起來，地球半徑總是等於無限大。

    我們現在進一步看看亥姆霍茲怎樣把他的“力”“客觀化”，使之成為自然規律。

    在1854年的一篇講演（上引書，第119頁）中，他研究了最初形成我們的太陽系的星雲球體原來所包含的“能作功的力的蘊藏量”。

    “事實上，它不過是以它的各個部分彼此間的萬有引力的形式獲得這方面的一筆極為巨大的妝奩。”

    這是無可懷疑的，但是，同樣無可懷疑的是，這全部重力或引力妝奩依然絲毫未減地保存在現在的太陽系中，也許要除去一個微不足道的量，這個量是同可能一去不覆返地拋到宇宙空間中去的物質一道喪失的。其次，

    “各種化學力必定也是既有的，已準備好起作用的；但是，各種物質只有發生最緊密的接觸，這些力才能起作用，所以在它們開始起作用以前，一定要發生濃縮現象”［第120頁］。

    如果我們像亥姆霍茲在前面所說的那樣，把這些化學力看作親和力，即看作吸引，那我們在這里也不得不說，這些化學吸引力的總和依然絲毫未減地繼續存在於太陽系中。

    但是在同一頁上，亥姆霍茲還敘述了他的計算的結果：

    在太陽系中“最初的機械力現在大約只有1/454還原樣存在著”。

    這怎麽能和上面所說的相一致呢？引力，無論是萬有引力或是化學吸引力，都依然完好地存在於太陽系中。亥姆霍茲並沒有給出力的某個其他的確實來源。當然，按照亥姆霍茲的說法，這些力已◎第360頁◎經作了巨大的功。但是這些力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或減少。太陽系中的每一個分子乃至整個太陽系本身的狀況，都和前面的例子中的鐘錘的情形相同。“重錘的重量既沒有失去，也沒有減少。”一切化學元素的狀況都和前面說過的碳和氧的情形一樣：每種元素既有的總量依然原樣保存著，而“全部親和力也仍然和以前一樣強”。那麽我們失去了什麽呢？是什麽樣的“力”作了據他計算比太陽系現在能作的功還要大453倍的巨大的功呢？ 到目前為止，亥姆霍茲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答案。不過他進一步又說：

    “我們不知道，［原始星雲球體中］是否另外還有以熱的形態存在的力的蘊藏（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第120頁］

    但是，請讓我說幾句。熱是一種排斥的“力”，因而是逆著重力和化學吸引的方向起作用的，假設重力和化學吸引為正，它就是負。因此，既然亥姆霍茲從萬有吸引和化學吸引來構成他的力的原始蘊藏，那就不應當把此外還存在著熱的蘊藏算到這個力的蘊藏中去，而應當從中減掉。否則，當太陽熱正好逆著地球的引力把水變成水蒸氣並使水蒸氣上升的時候，太陽熱就必然會增強地球的引力；或者用來輸送水蒸氣的發燙的鐵管所具有的熱，就必然會增強氧和氫的化學吸引，可是它本來恰好會使這種吸引不起作用。所以，當亥姆霍茲設想一定量的排斥運動可以以熱的形式加到吸引形式的運動上去，並增加後者的總量時，他犯了一個明顯的計算錯誤。

    或者，以另外的形式來說明這同一個問題。假設星雲球體半徑為r，因而體積為4/3乘以π乘以r的三次方，其溫度為t。再假設另一質量相同的星雲球◎第361頁◎體在較高的溫度T之下有較大的半徑R和體積4/3乘以π乘以R的三次方。顯然，在第二個星雲球體中，只有當它的半徑從R縮小到r，即把相當於溫度差T－t的熱放射到宇宙空間中去的時候，吸引，無論是力學的吸引或是物理的和化學的吸引，才能和第一個星雲球體中的吸引以同樣的強度發生作用。所以較熱的星雲比較冷的星雲要凝縮得晚一些，因而從亥姆霍茲的觀點看來，熱作為凝縮的障礙，就不是“力的蘊藏”的正量，而是負量。

    這所有的“力的蘊藏”，不管是可能存在的，還是可能加以證實的，我們都冠以同樣的符號，使它們可以相加。因為我們暫時還不能使熱轉換，不能用等量的吸引來代替熱的排斥，所以我們不得不在兩種吸引的形式下來實現這種轉換。於是我們就幹脆用氣團自身獨立化的那一時刻存在於其中的排斥運動或所謂的能的總和，來代替萬有引力，代替化學親和力，代替那些自始可能就在這些力之外存在著的熱。這樣，亥姆霍茲的下述計算就理順了，在這里他要計算的是

    “由於太陽系各天體從彌漫的星雲物質發生假設的最初的凝縮而必然出現的變熱現象”［第134頁］。

    他就這樣把全部“力的蘊藏”都歸結為熱，歸結為排斥，從而就可以把想象的“熱這樣一種力的蘊藏”加到“力的蘊藏”上去。於是他的計算表明：最初存在於氣團中的全部能量（即排斥）的453/454，已經以熱的形態放射到宇宙空間中去，或者確切地說，現在的太陽系中的一切吸引的總和，與太陽系中還存在著的一切排斥的總和之比，是454∶1。但是這樣一來，這些計算就和拿這些計算來作例證的講演的本文發生矛盾了。

    力這個概念甚至在亥姆霍茲這樣的物理學家身上都引起了這◎第362頁◎樣的思想混亂，這就最好不過地證明，它在從事計算的力學範圍以外的任何研究部門中，在科學上都是不適用的。在力學中，運動的原因被當作已知的，人們關心的不是運動的起源，而只是運動的作用。因此，如果有人把某種運動的原因稱作某種力，這絲毫無損於力學本身；但是人們習慣於把這個名稱也搬到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中去，這樣一來混亂就不可避免了。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而且還會常常看到。

    關於功的概念，我們在下一章中再談。

    （應當闡明功這種運動的傳遞及其形式的概括。）

    ［劄記和片斷］

    運動和平衡。平衡和運動是分不開的。（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平衡＝吸引勝過排斥”。——編者注）在天體的運動中，運動處於平衡中和平衡處於運動中（相對的）。但是，任何特殊的相對的運動，即這里的一個運動著的天體上的個別物體的全部個別運動，都是旨在確立相對靜止即平衡的一種追求。物體相對靜止的可能性，暫時的平衡狀態的可能性，是物質分化的本質條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質條件。在太陽上沒有單個物體的平衡，而只有整個質量的平衡，或者說只有一種極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顯著差異所制約的平衡，在表面上是永恒的運動和騷動，離解。在月球上似乎只有平衡占統治地位，沒有任何相對的運動——死亡（月球＝否定性）。在地球上，運動分化為運動和平衡的變換：個別運動趨向平衡，而總體運動又破壞個別的平衡。巖石進入靜止狀態，但是剝蝕、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斷地破壞這個平衡。蒸發和雨、風、熱、電◎第363頁◎和磁的現象也造成同樣的景象。最後，在活的有機體中我們看到一切最小的單位和較大的器官的持續不斷的運動，這種運動在正常的生活時期是以整個有機體的持續平衡為其結果，並且始終處在運動之中，這是運動和平衡的活的統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和暫時的。


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節選）（之四）

    *（注：《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對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概括，進一步發展了唯物主義辯證法並批判了自然科學中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觀念。

    《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多年來對自然科學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恩格斯最初打算寫一部反對庸俗唯物主義者路·畢希納的論戰性著作。這是1873年1月左右的想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2-547頁），恩格斯對畢希納的批判性研究超出了計劃中的著作的範圍，直接轉入《自然辯證法》的寫作。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敘述了《自然辯證法》的宏大計劃。在以後幾年，恩格斯按既定計劃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計劃未能完全實現。

    有關《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是1873-1886年這一時期寫成的。整部著作沒有寫完，並且在恩格斯生前沒有發表過。

    《自然辯證法》的形成史可分為兩個主要時期：從計劃寫這一著作到完成《反杜林論》（1873年初-1878年中）和從《反杜林論》寫完後到馬克思病逝前（1878年夏-1882年夏）。在前一時期，恩格斯完成幾乎所有的劄記和關於細節的研究，除原來為別的用途寫的文章外，只完成一篇較完整的論文《導言》。在後一時期，恩格斯擬定了未來著作的具體計劃，寫完了幾乎所有的論文。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由於全力以赴完成《資本論》的出版工作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事實上停止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

    《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有四束，並冠以下列標題：《辯證法和自然科學》、《自然研究和辯證法》、《自然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的東西》。這種劃分顯然不是為了立即發表，這里既看不出是按內容劃分，也不是嚴格按寫作時間順序劃分。這四束中只有兩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有恩格斯編的目錄，列出了該束所包括的材料。另兩束至今仍無法判定分別包含哪些材料以及材料是如何排列的。）

    （注：《自然辯證法》四束手稿還包含了原來不是為這一著作而寫的另外一些手稿。這就是：《〈反杜林論〉舊序》、《反杜林論》三則注釋（《關於現實世界中數學上的無限之原型》、《關於“機械的”自然觀》和《最初，凱庫勒》）、《〈費爾巴哈〉的刪略部分》、《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和《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此外還可能有幾篇劄記材料。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6卷刊出的《自然辯證法》共收入197件文字材料，並分別按寫作時間順序和內容編排次序重覆發表。後一編排方式的分篇和標題設置，以恩格斯的寫作計劃為基本依據。本選集采用第二種方式刊出所節選的材料。

    全書要目如下：

    自然辯證法

    1878年的計劃

    歷史導論

    歷史的東西

    導言

    劄記和片斷

    黑格爾以來的理論發展進程。哲學和自然科學

    《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

    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劄記和片斷

    辯證法作為科學

    辯證法

    劄記和片斷

    規律和範疇

    認識

    物質的運動形式和各門科學的聯系

    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

    1880年的計劃

    運動的基本形式

    劄記和片斷

    運動的尺度——功

    劄記和片斷

    關於數學

    關於力學和天文學

    關於物理學

    關於化學

    關於生物學

    自然界和社會

    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

    各束手稿的標題和目錄

    在恩格斯生前，《自然辯證法》的材料沒有發表過。在他逝世以後發表了他列入《自然辯證法》的兩篇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於1896年發表在《新時代》雜志，《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於1898年發表在《世界新歷畫報》年鑒。《自然辯證法》於1925年第一次用德文和俄譯文對照的形式全文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5年莫斯科版第2卷。——259。）

    ［關於數學］

    ［關於現實世界中數學上的無限之原型］（注：《關於現實世界中數學上的無限之原型》是這篇劄記在《自然辯證法》第二束材料的目錄中的標題。《加在第17-18頁上：思維和存在的一致。——數學上的無限》是寫在本劄記開頭部分的標題。它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辯證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個較大的劄記之一，是《反杜林論》第1版第17-18頁上的注釋的草稿。——364。）

    Ⅰ

    加在第17-18頁上（注：見本選集第3卷第373-375頁。——編者注）：思維和存在的一致。——數學上的無限

    我們的主觀的思維和客觀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規律，因而兩者在其結果中最終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須彼此一致，這個事實絕對地支配著我們的整個理論思維。這個事實是我們的理論思維的本能的和無條件的前提。18世紀的唯物主義，由於其本質上的形而上學的性質，只是從內容方面研究這個前提。它只限於證明一切思維和知識的內容都應當來源於感性的經驗，並且重新提出下面這個命題：感覺中未曾有過的東西，理智中也不存在（注：感覺中未曾有過的東西，理智中也不存在(Nihilestinintellectu,quodnonfueritinsensu)是感覺論的一個基本原理。感覺論的這個基本原理源自亞里士多德的《分析後篇》第1冊第18章和《論靈魂》第3冊第8章。——364。）。只有現代的唯心主義的，同時也是辯證的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才又從形式方面研究了這個前提。盡管我們在這里遇到無數的任意虛構和憑空臆造，盡管這種哲學的結果——思維和存在的統一——采取了唯心主義的頭足倒置的形式，可是不容否認，這個哲學在許多場合下和在極不相同的領域中證明了思維過程同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類似之處以及反過來的情形並且證明同一些規律對所有這些過程都◎第364頁◎是適用的。另一方面，現代自然科學已經把一切思維內容都來源於經驗這一命題以某種方式加以擴展，以致把這個命題的舊的形而上學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拋棄了。由於它承認了獲得性狀的遺傳，便把經驗的主體從個體擴大到類；每一個體都必須親自去經驗，這不再是必要的了，個體的個別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個體的一系列祖先的經驗的結果來代替。例如，在我們中間，一些數學公理對每個八歲的兒童來說都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用不著從經驗上來證明，這就完全是“累積的遺傳”的結果。想用證明的方法向一個布須曼人或澳大利亞黑人傳授這些公理，這可能是困難的。

    在本書（注：見本選集第3卷第484頁，本書指《反杜林論》。——編者注）中，辯證法被看作關於一切運動的各個最普遍的規律的科學。這就是說，辯證法的規律無論對自然界中和人類歷史中的運動，或者對思維的運動，都必定是同樣適用的。一個這樣的規律可以在這三個領域中的兩領域中，甚至在所有三個領域中被認識出來，只有形而上學的懶漢才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個規律。

    讓我們舉一個例子。在一切理論進步中，同17世紀下半葉發明微積分比較起來，未必再有別的東西會被看作人類精神如此崇高的勝利。如果說在什麽地方可以出現人類精神的純粹的和唯一的業績，那就正是在這里。至今仍籠罩著微積分中所運用的各種數量（各階的微分和無限）的那種奧秘，是下述事實的最好的證據：人們總是以為，這里所研究的是人類精神的純粹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注：見本選集第3卷第376頁。——編者注），而客觀世界提供不出任何相應的東西。然而實際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對這一切想象的量都提供了樣本。

    我們的幾何學是從空間關系出發，我們的算術和代數學是從◎第365頁◎這樣的數量出發，這些數量適合於我們的地球上的關系，就是說適合於力學稱之為質量的物體量，這是出現在地球上的並由人推動的質量。和這些質量比起來，地球的質量顯得是無限大的，並且也被地球上的力學當作無限大來看待。地球半徑＝∞，這是整個力學應用於落體定律時的原則。但是，當我們所考察的是那些用天文望遠鏡才能觀察到的恒星系中的、必須以光年來估算的距離時，不只是地球，而且整個太陽系以及其中呈現出的各種距離，又都成為無限小了。這樣，我們在這里不僅已經有了第一階的無限，而且還有了第二階的無限，我們的讀者高興的話，還可以憑自己的想象構造出無限空間里的其他的更高階的無限。

    但是，按照現在物理學和化學中流行的觀點，力學所研究的地球上的質量，即物體，都是由分子構成的，而分子是最小的微粒，如果不破壞所研究的物體的物理的和化學的同一性，便不能再加以分割。根據威·湯姆生的計算，最小的分子的直徑不能小於一毫米的1/5000萬（注：這個數字引自威·湯姆生的論文《原子的大小》，這篇論文最初於1870年3月31日發表在《自然界》雜志第22期上，後又作為附錄收入威·湯姆生和彼·加·台特合著的《自然哲學論》一書第2版。——366。）。但是，即使我們假定最大的分子的直徑甚至達到一毫米的1/2500萬，然而同力學、物理學，甚至化學所研究的最小的質量比較起來，分子仍然是一個非常微小的量。盡管如此，分子還是具有所考察的質量的一切特性，可以在物理學上和化學上代表質量，而且在一切化學方程式中確實代表著質量。一句話，分子同相應的質量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正如數學上的微分同其變數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一樣。唯一的差別是：在微分中，在數學的抽象中，在我們看來似乎是神秘的和無法解釋的東西，在這里卻是不言自明的，並且可以說是一目了然的。

    自然界使用這些微分即分子的方式和所遵循的規律，與數學使用數學中的抽象的微分的方式和規律是完全相同的。例如：xxx◎第366頁◎的微分是3xxdx，這里略去了3xdxx和dxxx。如果我們按幾何學來設想，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邊長為x 的立方體，其邊長按無限小dx量增大。我們假定這一立方體是由一種可升華的元素構成的，比方說，是由硫磺構成的；再假定構成一個角的三面被遮蓋起來，另三面是露著的。我們把這個硫磺立方體放在硫磺蒸氣中，再把氣體溫度降低足夠的度數，於是硫磺蒸氣就凝結在這個立方體的露著的三面上。如果我們設想這是一個以純粹的狀態發生的過程，因而假定在這三面的每一面上最初凝結了一個分子厚的一層，那麽我們就完全沒有超出物理學和化學慣用的實驗方法。立方體各邊的長度x增大了一個分子直徑的長度dx。立方體的容積xxx增加了xxx和xxx＋3xxdx＋3xdxx＋dxxx之差，按照數學中的同一理由，我們可以略去dxxx和3xdxx，即略去一個分子和聯成直線的長度為x＋dx的三排分子。結果是一樣的：這個立方體的質量增加了3xxdx。

    嚴格說來，硫磺立方體上並不存在dxxx和3xdxx，因為在同一空間內不能有兩個或三個分子存在，因而這個立方體的質量的增量恰好是3xxdx＋3xdx＋dx。這可以由下述事實來說明：在數學上dx是一個線量，而大家知道，這種沒有厚和寬的線在自然界中並不能獨立地存在，因此數學的抽象也只是在純數學中才是無條件地有效的。既然這個3xdxx＋dxxx也可以略去，所以也就沒有什麽差別了。

    蒸氣的情形也是一樣，如果一杯水的最上面的一層分子蒸發了，那麽水層的高度x就減少了dx，這樣一層分子又一層分子地蒸發下去，事實上就是一個連續的微分。如果熱的水蒸氣在一個容器中由於壓力和冷卻又凝結成水，而且分子一層又一層地累積起來（在這里，我們必須把那些使過程變得不純粹的次要情況撇開不◎第367頁◎談），直到容器滿了為止，那麽這里就不折不扣地發生了一種積分，這種積分和數學上的積分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一種是由人的頭腦有意識地完成的，另一種是由自然界無意識地完成的。不過，和微積分運算完全類似的過程，不僅僅發生在從液態到氣態或從氣態到液態的轉變中。當物質運動由於碰撞而中止，並轉化為熱即分子運動的時候，那麽這不是物質運動發生微分，又是什麽呢？當水蒸氣的分子運動在蒸汽機的汽缸中累積起來，把活塞沖高一定的距離並且自身轉化為物質運動的時候，這種運動不是被積分了嗎？化學把分子分解為原子，即具有更小的質量和體積的量，然而是同階的量，所以二者相互間保持一定的、有限的關系。因此，表示物體的分子組合的一切化學方程式，就形式來說是微分方程式。但是這些方程式由於其中所表示的原子量實際上已經積分化了。化學所指靠的正是已知其量的相互關系的微分。

    但是，原子決不能看作簡單的東西或者甚而看作已知的最小的物質粒子。撇開越來越傾向於把原子看作覆合的東西的化學本身不談，大多數物理學家都斷言：充當光輻射和熱輻射的介質的宇宙以太，同樣是由分立的粒子構成的，不過這些粒子極小，以致它們同化學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關系就像後兩者同力學的物體的關系一樣，也就是像dxx同dx的關系一樣。因此，這里我們在關於物質構造的現今流行的觀念中，同樣看到了二階微分；沒有任何根據令人相信，每個人只要高興，為什麽不會作這樣的設想：自然界中一定還存在著和dddx，ddddx等等相似的各種情況。

    因此，不論人們對物質構造采取什麽樣的觀點，下面這一點是十分肯定的，物質按質量的相對的大小分成一系列大的、界限分明的組，每一組的各個成員在質量上各有一定的、有限的比值，但同鄰近的組的各個成員的關系上，則具有數學意義上的無限大或無◎第368頁◎限小的比值。目力所及的恒星系，太陽系，地球上的物體，分子和原子，最後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這樣的一組。在一些組之間我們發現有中間環節，不過這改變不了什麽東西。例如，在太陽系的物體和地球上的物體之間有小行星，其中一些小行星的直徑並不比幼系羅伊斯公國（注：幼系羅伊斯公國是德國圖林根地區的一個小邦，面積826平方公里，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國。——369。） 的直徑大些，此外還有流星等等。例如，在地球上的物體和分子之間有有機界中的細胞。這些中間環節只是證明：自然界中沒有飛躍，這正是因為自然界本身是由真正的飛躍所組成。

    數學計算的只要是現實的量，它就也要毫不猶豫地采用這個觀點。對地球上的力學說來，地球的質量已經被看作無限大，而在天文學中，地球上的物體及與之相當的流星卻被看作無限小，同樣，對於天文學來說，只要它超出最鄰近的恒星的範圍來研究我們這一恒星系的構造，太陽系諸行星的距離和質量就會趨近於零。但是，數學家一旦退入他們的無法攻克的抽象堡壘，即所謂純數學，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卻，無限就變成完全神秘的東西，而在分析中所運用的方式方法就顯得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經驗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東西了。數學家們的這種工作方法令人奇怪的是總是取得正確的結果，他們對這種方法與其說作說明不如說作辯解時所表現的愚蠢和荒唐，超過了例如黑格爾的自然哲學的各種最壞的虛虛實實的那些幻想，然而面對這些幻想，數學家們和自然研究家們卻害怕得難以言狀。他們譴責黑格爾把抽象推到了極端，可是自己正是這樣做的，而且規模還大得多。他們忘記了：全部所謂純數學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數量嚴格說來都是想象的數量，一切抽象推到極端都變成荒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數學的無限是從現實中借用的，盡管是不自覺地借用的，所以它不能從它自身、從數學的抽象來說明，而只能從現實來說明。如果我們從這方面來研◎第369頁◎究現實，那麽如我們看到的，我們就會發現作為數學的無限性關系的來源的現實關系，甚至會發現自然界中使這種關系起作用的數學性的類似物。而這樣一來，事情就說明了。（海克爾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糟糕的覆述。但是還有連續的物質和分立的物質之間的矛盾；見黑格爾。）（注：“海克爾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糟糕的覆述”可能是指海克爾的心理生理一元論和他的物質構造觀。例如，海克爾在他的小冊子《原生體之交替發生》（恩格斯在為《反杜林論》寫的第二個注釋《關於機械的自然觀》中引用過）中斷言，初級的“靈魂”不僅是“原生體”（即原生質的分子）所固有的，而且也是原子所固有的；一切原子都“有靈魂”，有“感覺”和“意志”。海克爾在同一書中說，原子是某種絕對非連續的、絕對不可分的、絕對不變的東西，而同時又承認，在非連續的原子之外，以太是作為某種絕對連續的東西存在的。見恩·海克爾《原生體之交替發生》1876年柏林版第38-40頁。關於黑格爾如何處理物質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矛盾，恩格斯在《物質的可分性》這個劄記中提到。——370。）

    ［關於生物學］

    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質因素（注：黑格爾《全書》第1 部第152-153頁）（注：黑格爾《哲學全書》第81節附釋1：“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種子。”——370。）、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質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學，已經不被認為是科學的了，因此，生命總是和它的必然結局，即總是以萌芽狀態存在於生命之中的死亡聯系起來加以考慮的。辯證的生命觀無非就是如此。但是，無論什麽人一旦懂得了這一點，在他面前一切關於靈魂不死的說法便破除了。死亡或者是有機體的解體，除了構成有機體實體的各種化學成分，什麽東西也沒有留下來；或者還留下某種生命本原，或多或少和靈魂相同的東西，這種本原不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機體都活得更久。因此，在這里只要借助於辯證法簡單地說明生和死的本性，就足以破除自古以來的迷信。生就意味著死。

    ——

    生存鬥爭。首先必須把它嚴格限制在由於植物和動物的過度繁殖所引起的鬥爭的範圍內，這種鬥爭實際上是在植物和低等動物的某些發展階段上發生的。但是必須把這種鬥爭同下述情況嚴格分開：沒有這種過度繁殖，物種也會變異，舊種會絕滅，新的更發達的種會取而代之。例如，動物和植物遷移到新的地域，那里的新的氣候、土壤等等條件會引起變異。在那里，有適應能力的個體存◎第370頁◎活下來，並且由於越來越適應而形成新種，而其他較穩定的個體則死亡和最後絕滅，那些不完善的、處於中間階段的個體也隨同它們一起絕滅。沒有任何馬爾薩斯主義，上述情形也能發生而且已經發生；就算這里出現了馬爾薩斯主義，它也絲毫不能改變過程，最多只能加快過程。——在某一已知地區的地理、氣候等等條件逐漸變化（例如，中亞細亞的幹燥化）的情況下，也是一樣。在那里動物或植物是否互施壓力，這是無關緊要的；由這些變化所引起的機體的進化過程照樣發生。——性的選擇也是一樣，在這里馬爾薩斯主義也毫不相幹。

    因此，海克爾的“適應和遺傳”，無須有選擇和馬爾薩斯主義，也能引起全部進化過程。

    達爾文的缺點正在於他在《自然選擇，或最適者生存》（注：這是羅·達爾文《物種起源》第4章的標題。——編者注）中把兩件不相幹的事情混淆起來了：

    (1)由於過度繁殖的壓力而發生的選擇，在這里也許是最強者首先生存下來，但是最弱者在某些方面也能這樣。

    (2)由於對變化了的環境有較大適應能力而發生的選擇，在這里生存下來的是更能適應這些環境者，但是，在這里這種適應總的說來可以是進步，也可以是退步（例如，對寄生生活的適應總是退步）。

    重要的是：有機物發展中的每一進步同時又是退步，因為它鞏固一個方面的發展，排除其他許多方向上的發展的可能性。

    然而這是一個基本規律。

    ——

    為生活的鬥爭（注：這一劄記與恩格斯1875年11月12-17日給彼·拉·拉甫羅夫的信在內容上幾乎完全一致（見本卷第621-624頁）。——371。）。在達爾文以前，他的今天的信徒們所強調◎第371頁◎的恰好是有機界的和諧的合作，植物王國怎樣給動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動物怎樣給植物提供肥料、氨和碳酸。達爾文的學說剛剛得到承認，這同一些人便立刻到處只看到鬥爭。這兩種見解在狹小的界限內都是有道理的，然而兩者也都同樣是片面的和褊狹的。自然界中無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諧也有沖突；有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則既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合作，也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鬥爭。因此，在自然界中決不允許單單把片面的“鬥爭”寫在旗幟上。但是，想把歷史的發展和覆雜情況的全部多樣性的豐富內容一律概括在“生存鬥爭”這一幹癟而片面的說法中，是極其幼稚的。這等於什麽也沒有說。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Bellumomniwncontraomnes)是英國哲學家托·霍布斯的用語，見他的著作《論公民》1669年阿姆斯特丹版第79頁。——372、622。） 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它的無條件的合理性，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還很成問題），要把這些學說從自然界的歷史中再搬回到社會的歷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斷言這樣一來便證明這些論斷是社會的永恒的自然規律，那就過於天真了。

    但是為了進行論證，我們暫且接受“生存鬥爭”這個說法。動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收集，而人則從事生產，人制造最廣義的生活資料，這是自然界離開了人便不能生產出來的。因此，把動物社會的生活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是不行的。生產很快就造成這樣的局面：所謂生存鬥爭不再單純圍繞著生存資料進行，而是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在這里——在社會地生產發展資料的情況下——來自動物界的範疇完全不中用了。最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所達到的高度使社會不再能夠消耗掉所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因為生產者大眾被人為地和強◎第372頁◎制地拒之於這些資料之外；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機不僅毀滅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來重建平衡；因此，所謂生存鬥爭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須保護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和生產力，使之免遭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的毀滅性的、破壞性的作用的影響，辦法是從不能辦到這一點的居於統治地位的資本家階級手中奪取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的領導權，並把它轉交給生產者群眾——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把歷史看作一系列的階級鬥爭，比起把歷史單純歸結為生存鬥爭的一些沒有多大差異的階段，要更加富有內容和更加深刻得多。

    ［自然界和社會］

    ［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注：《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是這篇論文在《自然辯證法》第二束材料的目錄中的標題。恩格斯原來打算把它當作以《奴役的三種基本形式》為標題的一本內容較廣的著作的導言。後來，恩格斯把這個標題改為《勞動者受奴役的過程。導言》。但是由於該著作沒有完成，恩格斯最後給他已經寫成的導言部分加上了《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的標題，這個標題符合手稿基本部分的內容。這篇論文很可能是1876年6月寫成的。因為威·李卜克內西1876年6月10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他迫不及待地等待著恩格斯答應給《人民國家報》寫的論文《奴役的三種基本形式》。這篇論文1896年第一次發表於《新時代》雜志第14年卷第2卷第545-554頁。——373。）　勞動者受奴役的過程

    導言

    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但是勞動的作用還遠不止於此。它是一切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第373頁◎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在好幾十萬年以前，在地質學家叫作第三紀的那個地質時代的某個還不能確切肯定的時期，大概是在這個時代的末期，在熱帶的某個地方——可能是現在已經沈入印度洋底的一大片陸地上，生活著一個異常高度發達的類人猿的種屬。達爾文曾經向我們大致地描述了我們的這些祖先：它們渾身長毛，有胡須和尖聳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樹上。（注：羅·達爾文《人類起源和性的選擇》第1 卷第6章《論人類的血緣和譜系》。——編者注）

    這種猿類，大概首先由於它們在攀援時手幹著和腳不同的活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的影響，在平地上行走時也開始擺脫用手來幫忙的習慣，越來越以直立姿勢行走。由此就邁出了從猿轉變到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現在還活著的一切類人猿，都能直立起來並且單憑兩腳向前運動。但是只有在迫不得已時才會如此，並且非常笨拙。它們的自然的步態是采取半直立的姿勢，而且用手來幫忙。大多數的類人猿是以握成拳頭的手指的節骨支撐地面，兩腿收起，身體在長臂之間擺動前進，就像跛子撐著雙拐行走一樣。一般說來，我們現在還可以在猿類中間觀察到從用四條腿行走到用兩條腿行走的一切過渡階段。但是一切猿類都只是在迫不得已時才用兩條腿行走的。

    如果說我們的遍體長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先成為習慣，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才成為必然，那麽這就必須有這樣的前提：手在此期間已經越來越多地從事於其他活動了。在猿類中，手和腳的使用也通行某種分工。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在攀援時手和腳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手主要是用來摘取和抓住食物，這是比較◎第374頁◎低級的哺乳動物用前爪就能做到的。有些猿類用手在樹上築巢，或者如黑猩猩甚至在樹枝間搭棚以避風雨。它們用手拿著木棒抵御敵人，或者以果實和石塊擲向敵人。它們在被豢養的情況下用手做出一些簡單的模仿人的動作。但是，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類的不發達的手，同經過幾十萬年的勞動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相比，竟存在著多麽大的差距。骨節和筋肉的數目和一般排列，兩者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級的野蠻人的手，也能做任何猿手都模仿不了的數百種動作。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們的祖先在從猿過渡到人的好幾十萬年的過程中逐漸學會的使自己的手能做出的一些動作，在開始時只能是非常簡單的。最低級的野蠻人，甚至那種可以認為已向更近乎獸類的狀態倒退而同時軀體也退化了的野蠻人，也遠遠高於這種過渡性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石刀以前，可能已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間，和這段時間相比，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時間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邁出了：手變得自由了，並能不斷獲得新的技能，而由此獲得的較大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著。

    所以，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是由於勞動，由於總是要去適應新的動作，由於這樣所引起的肌肉、韌帶以及經過更長的時間引起的骨骼的特殊發育遺傳下來，而且由於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性不斷以新的方式應用於新的越來越覆雜的動作，人的手才達到這樣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樣造就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樂。

    但是手並不是單獨存在的。它只是整個具有極其覆雜的結構的機體的一個肢體。凡是有益於手的，也有益於手所服務的整個身◎第375頁◎體，而且這是以二重的方式發生的。

    首先這是由於達爾文所稱的生長相關律。依據這一規律，一個有機生物的個別部分的特定形態，總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態息息相關，哪怕在表面上和這些形態似乎沒有任何聯系。例如，一切具有無細胞核的紅血球並以一對關節（髁狀突）來聯結後腦骨和第一節脊椎骨的動物，無例外地也都長有乳腺以用來哺養幼仔。同樣，在哺乳動物中，偶蹄通常是和進行反芻的多囊的胃相聯系的。身體的某些特定形態的改變，會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態的改變，雖然我們還不能解釋這種聯系。藍眼睛的純白貓總是或差不多總是聾的。人手的逐漸靈巧化以及與之保持同步的腳在直立行走方面的發育，由於上述相關律的作用，無疑會反過來影響機體的其他部分。但是這種影響作用現在研究得還太少，所以我們在這里除了作一般的敘述，不能再做什麽。

    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手的發展對其余機體的直接的、可證明的反作用。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猿類祖先是一種群居的動物，人，一切動物中最愛群居的動物，顯然不能從某種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那里去尋求根源。隨著手的發展、隨著勞動而開始的人對自然的統治，隨著每一新的進步又擴大了人的眼界。他們在自然對象中不斷地發現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屬性。另一方面，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一句話，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經達到彼此間不得不說些什麽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類的不發達的喉頭，由於音調的抑揚頓挫的不斷加多，緩慢地然而肯定無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漸學會發出一個接一個的清晰的音節。

    語言是從勞動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個解釋是唯一◎第376頁◎正確的，拿動物來比較，就可以證明。動物，甚至高度發達的動物，彼此要傳遞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節的語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狀態下，沒有一種動物會感到不能說話或不能聽懂人的語言是一種缺陷。它們經過人的馴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接觸中所養成的對於分音節的語言的聽覺十分敏銳，以致它們在它們的想象力所及的範圍內，能夠很容易地學會聽懂任何一種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如對人表示依戀、感激等等的表達感受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它們以前所沒有的。和這些動物經常接觸的人幾乎難以排除這樣的念頭：有足夠的情況表明，這些動物現在感到沒有說話能力是一個缺陷。不過，它們的發音器官可惜已經沿著一定的方向過度專長化了，再也無法補救這種缺陷。但是，只要有發音器官，這種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鳥是唯一能學會說話的動物，而且在鳥里面叫聲最令人討厭的鸚鵡說得最好。人們別再說鸚鵡不懂得它自己所說的是什麽了。它一小時一小時地嘮嘮叨叨重覆它那幾句話，的確純粹是出於喜歡說話和喜歡跟人接觸。但是在它的想象力所及的範圍內，它也能學會懂得它所說的是什麽。如果我們把罵人話教給鸚鵡，使它能夠想象到這些話的意思（這是從熱帶回來的水手們的一種主要娛樂），然後惹它發怒，那麽我們馬上會看到，它會像柏林賣菜的女販一樣正確地使用它的罵人話。它在乞求美味食品時也有這樣的情形。

    首先是勞動，然後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腦就逐漸地過渡到人腦；後者和前者雖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隨著腦的進一步的發育，同腦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覺器官，也同步發育起來。正如語言的逐漸發展必然伴隨有聽覺器官的相應的完善化一樣，腦的發育也總是◎第377頁◎伴隨有所有感覺器官的完善化。鷹比人看得遠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識別東西遠勝於鷹。狗比人具有銳敏得多的嗅覺，但是它連被人當作各種物的特定標志的不同氣味的百分之一也辨別不出來。至於觸覺，即在猿類中剛剛顯示出最粗糙的萌芽的觸覺，只是由於勞動才隨著人手本身而一同形成。——腦和為它服務的感官、越來越清楚的意識以及抽象能力和推進能力的發展，又反作用於勞動和語言，為這二者的進一步發育不斷提供新的推動力。這種進一步的發育，並不是在人同猿最終分離時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後大體上仍然大踏步地前進著，雖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時代就程度和方向來說是不同的，有時甚至由於局部的和暫時的退步而中斷；由於隨著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會，這種發展一方面便獲得了強有力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又獲得了更加確定的方向。

    從攀樹的猿群進化到人類社會之前，一定經過了幾十萬年——這在地球的歷史上只不過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鐘（注：（注釋）這方面的第一流權威威廉·湯姆生爵士曾經計算過：從地球冷卻、到地面上能夠生長植物和動物的時候起，已經過去了一億年多一點。）。但是人類社會最後畢竟出現了。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特征在我們看來又是什麽呢？是勞動。猿群滿足於把它們由於地理位置或由於抵抗了鄰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覓食地區的食物吃光。為了獲得新的覓食地區，它們進行遷徙和戰鬥，但是除了無意中用自己的糞便肥沃土地以外，它們沒有能力從覓食地區索取比自然界的賜予更多的東西。一旦所有可能的覓食地區都被占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這種動物的數目最多只能保持不變。但是一切動物對待食◎第378頁◎物都是非常浪費的，並且常常毀掉還處在胚胎狀態中的新生的食物。狼不像獵人那樣愛護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臘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長大就把它們吃光，它們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山嶺都啃得光禿禿的。動物的這種“過度掠奪”在物種的漸變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強迫動物去適應不同於往常食物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液就獲得了和過去不同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的結構也漸漸變得不同了，而從前某個時候固定下來的物種也就滅絕了。毫無疑義，這種過度掠奪有力地促進了我們的祖先轉變成人。在智力和適應能力遠遠高於其他一切猿種的某個猿種中，這種過度掠奪必然造成的結果就是可食植物的數目越來越擴大，可食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越來越增多，總之，就是食物越來越多樣化，隨之攝入身體內的物質也越來越多樣化，而這些物質就是轉變成人的化學條件。但是，這一切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我們所發現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麽東西呢？根據已發現的史前時期的人的遺物來判斷，並且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群和現在的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麽東西呢？是打獵的工具和捕魚的工具，而前者同時又是武器。但是打獵和捕魚的前提：是從只吃植物過渡到同時也吃肉，而這又是轉變成人的重要的一步。肉類食物幾乎現成地含有身體的新陳代謝所必需的各種最重要的物質；它縮短了消化過程以及身體內其他植物性的即同植物生活相關的各種過程的時間，因此贏得了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物質和更多的精力來過真正動物的生活。這種正在生成中的人離植物界越遠，他超出動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如果說除吃肉外還要習慣於吃植物這一情況使野貓和野狗變成了人的奴仆，那麽除吃植物外也要吃肉的習慣則大大促進了正在生成中的人的體力和獨立性。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肉食對於腦的◎第379頁◎影響；腦因此得到了比過去豐富得多的為腦本身的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因而它就能夠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發育起來。請素食主義者先生們恕我直言，如果不吃肉，人是不會到達現在這個地步的，並且，如果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都曾經有一個時期由於吃肉而竟吃起人來（柏林人的祖先，韋累塔比人或維耳茨人，在10世紀還吃他們的父母）（注：指雅·格林的著作《古代德國法律》1828年格丁根版第488頁所引用的德國修道士拉·諾特克爾（約952-1022年）的證明材料。恩格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愛爾蘭史》中也引證了諾特克爾的這個材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59頁）。——380。），那麽這在今天同我們已經毫不相幹。

    肉食引起了兩個新的有決定意義的進步，即火的使用和動物的馴養。前者更加縮短了消化過程，因為它為嘴提供了可說是已經半消化了的食物；後者使肉食更加豐富起來，因為它在打獵之外開辟了新的更有規律的肉食來源，除此以外還提供了奶和奶制品之類的新的食品，而這類食品就其養分來說至少不遜於肉類。這樣，對於人來說，這兩種進步就直接成為新的解放手段。逐一詳談它們的各種間接的影響，未免扯得太遠，雖然對於人類和社會的發展來說，這些影響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正如人學會吃一切可以吃的東西一樣，人也學會了在任何氣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獨立自主地這樣做的動物。其他的動物，雖然也習慣於各種氣候，但這不是獨立自主的行為，而只是跟著人學會這樣做的，例如家畜和為害的小動物就是這樣。從原來居住的恒常炎熱的地帶，遷移到比較冷的、一年中分成冬季和夏季的地帶，就產生了新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濕，要有新的勞動領域以及由此而來的新的活動，這就使人離開動物越來越遠了。

    由於手、發音器官和腦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發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來越覆雜的動作，提出並達到越來越高的目的。勞動本身經過一代又一代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第380頁◎加多方面化了。除打獵和畜牧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之後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隨著商業和手工業，最後出現了藝術和科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法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間事物在人的頭腦中的虛幻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在所有這些起初表現為頭腦的產物並且似乎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創造物面前，勞動的手的較為簡樸的產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況能作出勞動計劃的頭腦在社會發展的很早的階段上（例如，在簡單的家庭中），就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完成計劃好的勞動了。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於頭腦，歸功於腦的發展和活動；人們已經習慣於用他們的思維而不是用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當然，這些需要是反映在頭腦中，是進入意識的）。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特別是從古典古代世界沒落時起，就統治著人的頭腦。它現在還非常有力地統治著人的頭腦，甚至連達爾文學派的具有唯物主義精神的自然研究家們對於人類的產生也沒有提出明確的概念，因為他們在這種唯心主義的影響下，認識不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動物通過它們的活動同樣也改變外部自然界，雖然在程度上不如人的作為。我們也看到：由動物改變了的環境，又反過來作用於原先改變環境的動物，使它們起變化。因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發生的。每個事物都作用於別的事物，並且反過來後者也作用於前者，而在大多數場合下，正是由於忘記了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就妨礙了我們的自然研究家看清最簡單的事物。我們已經看到：山羊怎樣阻礙了希臘森林的恢覆；在聖赫勒拿島，第一批揚帆過海者帶到陸地上來的山羊和豬，把島上舊有的一切植物幾乎全部消滅光，因而為後來的水手◎第381頁◎和移民所引進的植物的繁殖準備了土地。但是，如果說動物對周圍環境發生持久的影響，那麽，這是無意的，而且對於這些動物本身來說是某種偶然的事情。而人離開動物越遠，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就越帶有經過事先思考的、有計劃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標為取向的行為的特征。動物在消滅某一地帶的植物時，並不明白它們是在幹什麽。人消滅植物，是為了騰出土地播種五谷，或者種植樹木和葡萄，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獲。他們把有用植物和家畜從一個地區移到另一個地區，這樣就把各大洲的動植物區系都改變了。不僅如此，植物和動物經過人工培養以後，在人的手下變得再也認不出它們本來的樣子了。人們曾去尋找演化為谷類的野生植物，但至今仍是徒勞。我們的各種各樣的狗，或者種類繁多的馬，究竟是從哪一種野生動物演化而來，這始終是一個爭論的問題。

    此外，不言而喻，我們並不想否認，動物是有能力作出有計劃的、經過事先考慮的行動的。相反地，哪里有原生質和有生命的蛋白質生存著並起著反應，即由於外界的一定刺激而發生某種哪怕極簡單的運動，那里就已經以萌芽的形式存在著這種有計劃的行動。這種反應甚至在還沒有細胞（更不用說神經細胞）的地方，就已經存在著。食蟲植物捕捉獵獲物的方法，雖然完全是無意識的，但從某一方面來看同樣似乎是有計劃的。在動物中，隨著神經系統的發展，作出有意識有計劃的行動的能力也相應地發展起來了，而在哺乳動物中則達到了相當高的階段。在英國的獵狐活動中，每天都可以觀察到：狐懂得怎樣準確地運用關於地形的豐富知識來逃避追逐者，怎樣出色地懂得並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勢來切斷自己的蹤跡。在我們身邊的那些由於和人接觸而獲得較高發展的家畜中間，每天都可以觀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動同樣機靈的調皮行動。因為，◎第382頁◎正如母體內的人的胚胎發展史，僅僅是我們的動物祖先以蠕蟲為開端的幾百萬年的軀體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一樣，孩童的精神發展則是我們的動物祖先、至少是比較晚些時候的動物祖先的智力發展的一個縮影，只不過更加壓縮了。但是一切動物的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記。這一點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話，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注：恩格斯在此處頁邊上寫著：“通過改良”。——編者注）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

    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覆。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注：在關於人類活動影響植物界和氣候的變化問題上，恩格斯利用了卡·弗臘斯的著作《各個時代的氣候和植物界》1847年蘭茨胡特版和馬·雅·施萊登的著作《植物及其生命》1848年萊比錫版。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的信中曾請恩格斯注意弗臘斯的著作（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頁）。——383。） 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那同一種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就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並不知道他們隨同這種含粉的塊莖一起把瘰癧癥也傳播進來了。因此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第383頁◎統治異族人那樣，決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之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習常過程所作的幹預所引起的較近或較遠的後果。特別自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越來越有可能學會認識並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們的最常見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較遠的自然後果。但是這種事情發生得越多，人們就越是不僅再次地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體性，而那種關於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之間的對立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這種觀點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後出現在歐洲並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發展。

    但是，如果說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多少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的較遠的自然影響，那麽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為的較遠的社會影響就更加困難得多了。我們曾提到過馬鈴薯以及隨之而來的瘰癧癥的蔓延。但是，同工人降低到以馬鈴薯為生這一事實對各國人民大眾的生活狀況所帶來的影響比起來，同1847年愛爾蘭因馬鈴薯遭受病害而發生的大饑荒比起來，瘰癧癥又算得了什麽呢？在這次饑荒中，竟把100 萬吃馬鈴薯或差不多專吃馬鈴薯的愛爾蘭人送入墳墓，並有200萬人逃亡海外。當阿拉伯人學會蒸餾酒精的時候，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由此而制造出來的東西成了當時還沒有被發現的美洲的土著居民後來招致滅絕的主要工具之一。以後，當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覆活了在歐洲早已被拋棄的奴隸制度，並奠定了販賣黑奴的基礎。17世紀和18世紀從事制造蒸汽機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制作的◎第384頁◎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態革命化，特別是在歐洲，由於財富集中在少數人一邊，而另一邊的絕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起初使得資產階級贏得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爾後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發生階級鬥爭，而這一階級鬥爭的結局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垮台和一切階級對立的消滅。但是，就是在這一領域中，經過長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研究，我們也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的間接的、較遠的社會影響，因而我們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

    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覆和積累才產生效應的較遠的結果，則完全被忽視了。原始的土地公有，一方面同眼界極短淺的人們的發展狀態相適應，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為前提，這種剩余為應付這種原始經濟的意外的災禍提供了某種周旋余地。這種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居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因而導致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對立；這樣一來，生產只要不以被壓迫者的最貧乏的生活需要為限，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會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一點表現得最為充分。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一個個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僅如此，甚至連這種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換的產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銷售時可獲得的利潤成了唯一的動力。

    ——◎第385頁◎

    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即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只研究人以生產和交換為取向的行為所產生的直接預期的社會影響。這同以這種社會科學為其理論表現的社會組織是完全相適合的。在各個資本家都是為了直接的利潤而從事生產和交換的地方，他們首先考慮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一個廠主或商人在賣出他所制造的或買進的商品時，只要獲得普通的利潤，他就滿意了，而不再關心商品和買主以後將是怎樣的。人們看待這些行為的自然影響也是這樣。西班牙的種植場主曾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灰作為肥料足夠最能盈利的咖啡樹施用一個世代之久，至於後來熱帶的傾盆大雨竟沖毀毫無掩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巖石，這同他們又有什麽相幹呢？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面對自然界以及社會，人們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顯的成果，可是後來人們又感到驚訝的是：人們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為所產生的較遠的影響，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和諧，竟變成二者的兩極對立，每十年一次的工業周期的過程就顯示了這種對立，德國在“崩潰”（注：指1873年席卷奧地利、德國、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和俄國等國家的世界經濟危機。在德國，危機於1873年5月以“大崩潰”開始，這是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的長期危機的序幕。——386、630、633。） 期間也體驗到了這種對立的小小的前奏：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權，必然進一步發展為勞動者喪失所有權，同時一切財產越來越集中在不勞動的人的手中；而［……］（注：手稿到此中斷。——編者注）

    寫於1873-1883年，1885-1886年作了個別補充

    第一次全文載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25年版第2卷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616頁◎第386頁◎


恩格斯　美國工人運動《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序言

    *（注：恩格斯這篇序言是1887年1月26日寫完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於1887年5月在紐約出版。但是，這篇序言在美國版出版以前，未經恩格斯同意就被譯成德文，發表在1887年4月的《紐約人民報》星期日版上了。恩格斯不滿意譯文質量並正式提出了抗議。之後，恩格斯親自將序言譯成德文，以《美國工人運動》為題發表在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會民主黨人報》上，7月又分別以德文和英文在紐約出版了單行本，同年序言又被譯成法文發表在7月9、16和23日《社會主義者報》上。——387。）

    自從我按照譯者（注：弗·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編者注）的希望寫完本書的《附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298頁。——編者注）以來，已經過去10個月了。在這10個月中，美國社會完成了一次其他任何國家至少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變革。1886年（注：原稿誤寫為1885年。——編者注）2月，美國的輿論幾乎一致認為：美國沒有歐洲式的工人階級（注：恩格斯在1887年的單行本上加了一個注：“我在1844年寫的那本書用英文出版是有道理的，這恰恰是因為，現代美國工業的狀況幾乎正好相當於我曾描述的40年代的英國工業的狀況。從倫敦《時代》月刊3、4、5和6月號愛德華·艾威林和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的那些論《美國工人運動》的文章（指愛德華·艾威林和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1887年發表在《時代》雜志上的一槲惱隆?br> 　　《時代》是英國的一家月刊，接近社會主義者，1879年至1891年在倫敦出版。）可以看出是多麽相似。我欣然提到這些出色的文章，因為這使我有可能同時批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執行委員會對艾威林愚蠢地散布的那些可惡的誹謗。”（恩格斯指的是有許多拉薩爾分子參加的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執行委員會對英國社會主義者愛·艾威林的誹謗性的指責。艾威林和他的妻子——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及德國社會主義者威·李卜克內西一起，在1886年9月到12月期間到美國作了一次宣傳旅行，拉薩爾分子指責艾威林向執行委員會報了假賬；恩格斯前後好幾個月在通信中談到這個問題，並幫助艾威林證實這種非難是完全荒謬的和誹謗性的。

    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是由第一國際美國各支部和美國其他社會主義組織合並，在1876年費城統一代表大會上建立的。大多數黨員是移民（主要是德國人），同美國基本工人聯系很差。曾經發生的黨內鬥爭是在主要由拉薩爾派構成的改良主義領導和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弗·阿·左爾格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派之間進行。該黨曾宣布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自己的綱領，但是由於黨的領導采取宗派主義政策，輕視在美國無產階級群眾性組織中的工作，因而未能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編者注），因此，那種使歐洲社會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在美利堅合眾國不可能發生，所以社會主義是一種舶來品，決不能在美國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在這時，日益臨近的階級鬥爭已經投下它的巨大陰影：◎第387頁◎賓夕法尼亞的煤礦工人（注：指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美國賓夕法尼亞洲一萬多礦冶工人的罷工。在罷工過程中煉鐵工人和煉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滿足。——388、422。）和其他許多行業的工人舉行了罷工，特別是全國都在準備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廣大運動，這個運動說在5月開始就在5月開始了。（注：指美國1886年5月1日和以後幾天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大罷工。這次罷工席卷了國內的主要工業中心紐約、費城、芝加哥、路易斯維爾、聖路易斯、密爾沃基、巴爾的摩；罷工結果大約有二十萬工人縮短了工作日。但企業主們馬上就開始了反攻。5月4日，在芝加哥有人向警察局投了一枚炸彈，警察遂用武器對付工人並逮捕了好幾百人，進行了審訊，對芝加哥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們作出嚴厲的判決，其中四人在1887年11月被處絞刑。在這以後的幾年中，美國工人在1886年五月大罷工中取得的成就全被企業主們一筆勾銷了。為了紀念這次罷工，1889年巴黎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全世界工人每年都要慶祝五一節。——388。）我的《附錄》表明，當時我已經正確估計了這些征兆，預料會有一個全國性的工人運動。但是，當時誰也不能預見運動會在這樣短的時間以這樣不可遏制的力量爆發，會以燎原烈火般的速度蔓延，會從根本上震撼（注：在德文版中不是“會從根本上震撼”，而是“現在已經從根本上在震撼美國社會”。——編者注）美國社會。

    但是事實明擺著，不容抹煞，無可爭辯。去年夏天幾位美國記者訪問我，承他們繪聲繪色地告訴我美國統治階級對此感到多麽恐怖；“新的轉折”使他們張皇失措，困惑不解。但是，那時運動還剛剛開始，只不過是因為廢除黑奴制度和工業迅速發展而成為美國社會最底層的那個階級的一連串雜亂的、顯然是互不聯系的騷動。在年底以前，這種混亂的社會痙攣開始有了明確的方向。廣大工人群眾在國內遼闊地區的幾次自發的本能的運動，他們對於到處同樣的、由同樣原因造成的悲慘的社會狀況普遍不滿的同時爆發，使他們意識到一個事實：他們構成了美國社會的一個新的、獨特的階級，一個實際上多少是世代相傳的雇傭工人即無產者的階級。這種意識由於一種純粹美國人的本能，立即把他們引向自我解救的下一個步驟：組織一個具有自己的綱領並以奪取國會大廈和白宮為目標的工人政黨。5月，掀起了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鬥爭，芝加哥和密爾沃基等地發生了騷動，統治階級試圖用暴力和殘酷的階級審判來鎮壓工人方興未艾的反抗高潮。11月，在所有的大城市都組成了新的工人政黨，在紐約、芝加哥和密爾沃基進行了選舉。（注：1886年秋天，在準備紐約市政選舉期間，為了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政治行動，建立了統一工人黨。建黨的倡導者是紐約的中央勞動聯合會，即1882年成立的該市工會的聯合組織。以紐約為榜樣，其他許多城市也建立了這樣的政黨。工人階級在新的工人黨領導下，在紐約、芝加哥和密爾沃基的選舉中獲得了重大的成就：統一工人黨提出的紐約市長候選人亨利·喬治得到全部選票的31％；在芝加哥，工人黨擁護者把一名參議員候選人和九名眾議員候選人選入了州的立法議會，工人黨的美國國會議員候選人僅以64票之差而未當選；在密爾沃基，工人黨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市長，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州的立法議會的參議員，六名候選人當選為眾議員，並有一名候選人當選為美國國會議員。——388、677。）以前，5月和11月只能讓美國資產階級想起合眾國公債息票的付◎第388頁◎息；從今以後，5月和11 月將使他們也想起美國工人階級拿出自己的息票要求付息的日子了。

    在歐洲各國，工人階級經歷了許多年才完全領悟到，他們已經構成現代社會的一個獨特的階級，在現存社會關系下的一個固定的階級；又經歷了好多年，這種階級意識才引導他們把自己組織成一個特殊的政黨，它不受統治階級各派所組織的一切舊政黨的支配，並且同這些政黨相對立（注：在德文版中不是“相對立”，而是“相敵對”。——編者注）。在美國這片得天獨厚的土地上，沒有中世紀的廢墟擋路，有史以來就已經有了17世紀孕育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因素，在這10個月中工人階級就經歷了本身發展的這兩個階段。

    但是，這一切還只是一個開始。工人群眾感到他們有共同的苦難和共同的利益，必須作為一個與其他階級對立的階級團結起來；為了表達和實現這種感覺，要把每個自由國家為此目的而預備的政治機器開動起來，——這僅僅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尋找醫治這些共同苦難的共同藥物，並把它體現在新的工人政黨的綱領中。運動中最重要、最困難的這一步，在美國尚待完成。

    一個新的黨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積極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細節上可以因環境的改變和黨本身的發展而改動，但是在每一個時期都必須為全黨所讚同。只要這種綱領還沒有制定出來或者還處於萌芽狀態，新的黨也將處於萌芽狀態；它可以作為地方性的黨存在，但還不能作為全國性的黨存在；它將是一個潛在的黨，而不是一個實在的黨。

    這個綱領，不管它最初具有什麽形式，都必須朝著預先可以確定的方向發展。造成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鴻溝的原因，在◎第389頁◎美國和在歐洲都是一樣的；填平這種鴻溝的手段也到處都相同。因此，美國無產階級的綱領在最終目的上，歸根到底（注：在德文版中不是“歸根到底”，而是“隨著運動的進一步發展”。——編者注）一定會完全符合那個經過60年的分歧和爭論才成為戰鬥的歐洲無產階級廣大群眾公認的綱領。這個綱領將宣布，最終目的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使整個社會直接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土地、鐵路、礦山、機器等等，讓它們供全體和為了全體的利益而共同使用。

    但是，美國的新的黨如果也和其他一切政黨一樣，它的成立就是為了奪取政權，那麽它在怎樣對待一旦奪得的（注：在德文版中刪去了：“一旦奪得的”。——編者注）政權這個問題上還遠遠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在紐約和東部的其他大城市，工人階級的組織采取了按職業聯合的方式，每個城市都成立一個強大的中央勞動聯合會。在紐約，中央勞動聯合會於去年11月把亨利·喬治選為它的旗手，因此，它的臨時競選綱領幾乎完全浸透了他的原則。在西北部的一些大城市，競選是根據一個很不明確的工人綱領進行的，亨利·喬治的理論的影響即使有一點，那也很難看得出。在這些人口眾多、工業集中的巨大中心，新的階級運動在政治上已經成熟了，而在全國，我們發現兩個分布很廣的勞工組織，即“勞動騎士”（注：“勞動騎士”即“勞動騎士團”的簡稱，是1869年在費城創建的美國工人組織，在1878年以前，是一個秘密團體，成員大部分是非熟練工人，其中包括許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組織。騎士團雖曾參加工人階級的行動，但是，它的領導實際上反對工人參加政治鬥爭，主張階級合作，反對1886年全國性罷工，禁止它的成員參加罷工，盡管如此，騎士團的普通成員還是參加了罷工。此後，騎士團失去了它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到90年代末就瓦解了。——390、677、679。）和“社會主義工人黨”，其中只有後者才有一個符合上述現代歐洲觀點的綱領。

    在美國工人運動所表現的三種多少已經確定的形式中，第一種是亨利·喬治領導的紐約的運動，目前主要是地方性的。紐約無疑是合眾國的最重要的城市，但紐約不是巴黎，合眾國不是法國。我認為亨利·喬治的綱領，以它目前這樣的形式來看是太狹隘了，◎第390頁◎只能作為地方性運動的基礎，至多也只能作為總運動中的一個短期階段的基礎。在亨利·喬治看來，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是人們分裂為富人和窮人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但是從歷史上看來，這並不完全正確。在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階級壓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隸制，也就是說，群眾不僅被剝奪了土地，甚至連他們的人身也被占有。在羅馬共和國衰落時期，當自由的意大利農民被剝奪了田地的時候，他們形成了一個類似1861年以前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種貧民”的階級；無論是奴隸還是“白種貧民”（注：在德文版中不是“白種貧民”，而是“貧窮的自由人”。——編者注），這兩個階級都同樣無力解放自己，於是古代世界崩潰了。在中世紀，封建剝削的根源不是由於人民被剝奪而離開了土地，相反地，是由於他們占用土地而離不開它。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們作為農奴或依附農被束縛在土地上，而且必須給地主服勞役或交納產品。直到近代的黎明時期，即15世紀末，農民的大規模被剝奪才給現代雇傭工人階級奠定了基礎（注：在德文版中不是“農民的大規模被剝奪才給現代雇傭工人階級奠定了基礎”，而是“農民大規模被剝奪了，並且這次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這種條件逐漸把成為無產者的農民變成了現代雇傭工人階級，變成了人”。——編者注），這些工人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一無所有，只有向別人出賣勞動力，才能活命。但是，如果說土地被剝奪使這個階級產生，那麽，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即現代的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則使它長期存在，使它人數增加，使它形成一個具有特殊利益和負有特殊歷史使命的特殊階級。所有這些，馬克思都詳細地論述了（《資本論》第七篇《所謂原始積累》（注：見《資本論》第1卷第24章。恩格斯提到的《所謂原始積累》在《資本論》德文第3版中是第8篇，從第4版開始它被編入第7篇。見本選集第2卷第259-269頁。——391。））。馬克思認為，現代的階級對抗和工人階級的處境惡化（注：在德文版中不是“處境惡化”，而是“現今的屈辱”。——編者注），起因於工人階級被剝奪一切◎第391頁◎生產資料，其中當然也包括土地。

    亨利·喬治既然宣布土地壟斷是貧窮困苦的唯一原因，自然認為醫治此病的藥劑就是把土地交給整個社會。馬克思學派的社會主義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給社會，但不僅是土地，同樣還有其他一切生產資料。但是，即使我們不談其他生產資料的問題，這里還有另外一個不同。土地如何處理呢？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現代社會主義者要求土地應該共同占有，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種，對其他一切社會生產資料——礦山、鐵路、工廠等等也是這樣；亨利·喬治卻只限於像現在這樣把土地出租給個別的人，只調整土地的分配，並把地租用於公眾的需要，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用於私人的需要。社會主義者要求的是整個社會生產體系的全面變革；亨利·喬治要求的是不觸動現在的社會生產方式，這實質上就是李嘉圖學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極端派提出的（注：在德文版中是“早已提出的”。——編者注）東西，這些人也要求國家沒收地租。

    當然，如果假定亨利·喬治的話就是他的最終看法，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有按照我現在所看到的來考慮他的理論。

    組成美國工人運動的第二個大派別就是勞動騎士。看來，這個派別對運動的現階段來說是最典型的，當然也是最強有力的。這個巨大的團體有無數的“會”，已擴展到全國廣大地區，代表著工人階級內部個人的和地方的各種各樣意見。他們有一個相當不明確的綱領，他們結合在一起與其說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實際上無法遵行的章程，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已經本能地感到：他們為實現共同的願望而聯合起來這一事實就使他們成為國內的一支強大力量。這是真正美國式的怪現象：最現代的趨向披著最中世紀的外衣，最民主◎第392頁◎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隱藏在貌似強大、實際上軟弱無力的專制之下，——這就是勞動騎士向歐洲觀察家展示的一幅圖畫。但是，如果我們不停留在這種純粹表面的怪現象上，我們就不可能不看到，在這個很大的群體中蘊藏著巨大的潛力，而且正在緩慢地但確實在發展成實際的力量。勞動騎士是整個美國工人階級所創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不管它的起源和歷史如何，不管它有什麽樣的缺點和個別的怪誕行為，不管它的綱領和章程怎樣，它其實就是美國整個雇傭工人階級的產物，是把所有雇傭工人聯合起來的唯一的全國性的紐帶，不僅使他們的敵人，而且也使他們自己感到自己的力量，使他們對未來的勝利滿懷驕傲的希望。只說勞動騎士能夠發展，那是不正確的；他們經常處於蓬勃的發展和改造的過程中；這塊可塑材料正在湧動，正在發酵，正在尋找適合其本性的形式。這種形式一定會找到，因為歷史的進化像自然的進化一樣，有其內在規律。到那時，勞動騎士是否保留現在這個名稱，那是無關緊要的，但是，一個局外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用這種原料必定能塑造美國工人運動的未來，從而塑造整個美國社會的未來。

    第三個派別是社會主義工人黨。這個黨徒有虛名，因為到目前為止，它在美國的任何地方實際上都不能作為一個政黨出現。何況它對美國來說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來的，因為直到最近，它的成員幾乎全是使用本國語言的德國移民，大多數人都不太懂當地通用的語言。但是，如果說這個黨起源於外國，那麽，它同時也就具備了歐洲多年來階級鬥爭所取得的經驗，具備對工人階級解放的一般條件的理解（注：在德文版中“理解”後面的那句話改為：“這是迄今只有在個別情況下才能從美國工人中看到的理解”。——編者注），遠遠超過美國工人迄今所達到的理解水平。這對◎第393頁◎美國無產者來說是一件幸事，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有可能掌握並利用歐洲的階級夥伴在40年鬥爭中所得到的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成果，從而加速他們自己的勝利的到來。因為，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毫無疑問，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應該而且一定會基本上同整個戰鬥的歐洲工人階級現在所采用的綱領一樣，同德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一樣。在這方面，這個黨必須在運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自外域，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學習英語。

    要把參加這場廣大群眾運動的各種分子——他們實質上並不敵對，但是由於出發點不同而實際上互不往來——融為一體，這個過程需要有一些時間，而且不可能沒有一些摩擦，這在某些地方現在已經顯露出來了。例如，在一些東部城市，勞動騎士正在同有組織的工聯零星地進行地方性的鬥爭。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摩擦在勞動騎士的內部也同樣存在，根本談不到和睦融洽。這並不象征著令資本家歡呼慶幸的那種瓦解，而只是表明第一次（注：在德文版中不是“第一次”，而是“現在終於”。——編者注）一致行動的無數工人群眾還不知道如何適當地表達他們的共同利益，還沒有發現最適合於鬥爭的組織形式，更沒有發現保證勝利所必不可少的紀律（注：在德文版中刪去了：“更沒有發現保證勝利所必不可少的紀律”。——編者注）。這只是為了偉大的革命戰爭而進行的第一次群眾性集合，是一些由各地獨自召集和裝備的隊伍，它們為組成一支統一的大軍而匯合起來，但是還沒有正規的編制和統一的進軍計劃。正在◎第394頁◎匯合的各支部隊在途中往往因穿插而彼此阻塞；常常出現混亂、怒氣沖沖的爭吵，甚至還要動武。但是，最終目的的一致性最後總會戰勝一切小風波。這些零亂分散的、爭吵不休的隊伍很快就會排成一個長長的戰鬥隊列，在敵人面前出現一條井然有序的戰線，在威嚴的沈寂里閃射出武器的寒光，有勇敢的先驅兵在前，有堅定的預備隊殿後。

    必須達到這種結果，即把各支獨立的部隊聯成一支全國性的勞工大軍，要有一個臨時（注：在德文版中不是“臨時”，而是“共同”。——編者注）綱領，盡管有不足之處，只要是真正工人階級的綱領就行，這就是在美國需要緊接著完成的重大步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和制定一個不辱沒這個目的的綱領，社會主義工人黨能夠做許多事情，只要它願意像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只占工人階級極少數的時候那樣行動就行。這個策略在1847年《共產黨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話寫下來的：

    “共產黨人”，——這是我們當時采用的、而且在現在也決不想放棄的名稱，——“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第395頁◎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85和306頁。——編者注）

    這就是現代社會主義的偉大創始人卡爾·馬克思、還有我以及同我們一起工作的各國社會主義者四十多年來所遵循的策略；結果，這個策略到處都引向勝利，目前歐洲所有的廣大的社會主義者，在德國和法國，在比利時、荷蘭和瑞士，在丹麥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統一的（注：在德文版中“統一的”的後面加有“偉大的”。——編者注）軍隊在同一的旗幟下戰鬥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26日於倫敦

    載於1887年在紐約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並由作者譯成德文載於1887年6月10和17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24和25 號

    原文是英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3-392頁◎第396頁◎


恩格斯　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覆

    致《社會民主黨人報》（注：《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的一家周報，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生效期間，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蘇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倫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該報的編輯是格·福爾馬爾，1881年至1890年編輯是愛·伯恩施坦；馬克思和在該報整個出版時期為該報撰稿的恩格斯，都積極幫助該報編輯部執行黨的無產階級路線，批評並糾正它的個別錯誤和動搖。——397、400、647、661、662。）編輯部

    簽署人敬請貴報刊登下面這封信，這封信已經在昨天寄給德累斯頓《薩克森工人報》（注：《薩克森工人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90年代初是半無政府主義反對派“青年派”的機關報；1890年至1908年在德累斯頓出版。——397、706。）的現在的編輯部。

    　——

    《薩克森工人報》原編輯部在自己的告別辭（1890年8月31日第105號）中說，小資產階級議會社會主義在德國擁有多數，但是多數往往很快就變成少數，

    “……因此《薩克森工人報》原編輯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當時拉薩爾的幼稚的國家社會主義被克服一樣，目前社會民主黨中貪求成功的議會派也將很快被德國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原編輯部的這些話非常出乎我的意外。也許對編輯部本身來說也是如此……關於小資產階級議會社會主義在德國黨內擁有多數這個情況，我至今一無所知。因此，編輯部喜歡“希望”什麽並且有興趣“希望”多久，都可以聽便，只是我不打算同它“一起”去希望。

    如果說我對不久前在我們德國黨內發生的著作家和大學生騷動的性質還可能有懷疑的話，那麽看到這種企圖宣布我是支持這◎第397頁◎些先生的陰謀的極端無恥行為之後，任何懷疑都應該消除了。

    我同已卸任的編輯部的全部聯系在於，編輯部幾個星期來在我沒有提出要求的情況下把自己的報紙寄給我，不過我並不認為有必要把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的東西告訴它。現在我應當把這些東西告訴它了，並且是公開地告訴它。

    在理論方面，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了（一般來說在“反對派”的所有其他報刊上也是這樣）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其特點是：第一，對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完全理解錯了；第二，對於在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一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著作家所特具的無限優越感。馬克思在談到70年代末曾經在一些法國人中間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時也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學生，當時他說“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實踐方面，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顧黨進行鬥爭的一切現實條件，而幻想置生死於不顧地“拿下障礙物”；這也許會使作者們的不屈不撓的年輕人的勇氣備受讚揚，但是，如果把這種幻想搬到現實中去，則可能把一個甚至最強大的、擁有數百萬成員的黨，在所有敵視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毀滅掉。可是，甚至一個小宗派貿然實行這種只有中學生水平的政策也不會不受到懲罰，關於這一點，從那時以來這些先生們的確已經取得獨特的經驗了。

    他們幾個月來對國會黨團或者說黨的執行委員會積下的埋怨情緒，歸結起來，最多也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東西。但是，如果這些先生樂意去濾出蚊蟲，那也決沒有道理要德國工人為了對此表示感激就吞下駱駝（注：濾出蚊蟲，吞下駱駝，是從聖經中借用來的一句諺語；意思是注意細枝末節，忽視了主要的東西。——398。）。◎第398頁◎

    總之，他們收割的，正是他們種下的。且不談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的內容，他們在發動這整個運動時，是那樣幼稚、那樣天真而自我陶醉地對待自身的重要性，對待黨內事物和所存在的觀點的狀況，以至於結局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但願這些先生們能記取這個經驗教訓。他們之中有的人曾經寫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東西。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本來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如果他們不那麽深信他們目前所達到的發展階段是完美無缺的話。但願他們能懂得：他們那種本來還需要加以徹底的批判性自我修正的“學院式教育”，並沒有給予他們一種軍官證書和在黨內取得相應職位的權利；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應該從當兵做起；要在黨內擔任負責的職務，僅僅有寫作才能和理論知識，即使二者確實具備，都是不夠的，要擔任負責的職務還需要熟悉黨的鬥爭條件，習慣這種鬥爭的方式，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最後還必須自願地把自己列入戰士的行列——一句話，他們這些受過“學院式教育”的人，總的說來，應該向工人學習的地方，比工人應該向他們學習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於倫敦

    載於1890年9月13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7號和1890年9月14日《柏林人民報》第214號附刊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0-82頁◎第399頁◎


恩格斯　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

    *（注：這封告別信是恩格斯為《社會民主黨人報》停刊而寫的。這封信在該報上發表後，接著又於1890年9月30日刊登在奧地利雜志《社會民主黨人月刊》第9期上。同年10月2日和3日分別發表在《薩克森工人報》第119號（最後一段被刪掉）和《柏林人民報》第230號（開頭兩段被刪掉）。此外，這封告別信還被愛·馬克思－艾威林譯成英文收入她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一文。發表在1890年9月25日的《每日紀事報》第8903號上。1890年10月該信被譯成意大利文發表在《正義報》上。——400。）

    請允許我也向讀者告別。

    《社會民主黨人報》（注：《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的一家周報，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生效期間，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蘇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倫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該報的編輯是格·福爾馬爾，1881年至1890年編輯是愛·伯恩施坦；馬克思和在該報整個出版時期為該報撰稿的恩格斯，都積極幫助該報編輯部執行黨的無產階級路線，批評並糾正它的個別錯誤和動搖。——397、400、647、661、662。）應當退出舞台。這不僅是因為曾經時常向其他黨派作過這樣的聲明。更主要的還是因為，在變化了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人報》本身必然要變化，它的任務、撰稿人和讀者都要變化。然而，起過如此明顯的歷史作用的報紙，它的版面、而且只有它的版面才反映了德國工人政黨生命中最有決定意義的12年的報紙，——這樣的報紙，不能夠也不應當改變自己。它應當仍舊是原來的它，否則就應當停刊。在這一點上我們大家的看法一致。

    我們大家還同樣一致認為，由於本報停刊不能不留下一個缺口。在德國出版的任何一個機關報，不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都不能代替它。對黨來說這只是一個相對的損失，因為黨正進入另一種鬥爭環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種武器，另一種戰略和策略。但是對於本報的撰稿人來說，特別是對我來說，這卻是一個絕對的損失。

    我生平曾經有兩次榮幸地為報紙撰稿而充分享有一般能開展新聞出版工作所應具備的兩個最有利的條件：第一，絕對的新聞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聽眾正是你想要同他們說話的人。◎第400頁◎

    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為《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作用。闡述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的重要觀點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盡管遭到當局的種種迫害和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把他驅逐出境，同時又加緊迫害《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致使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180、204、401、506。）撰稿。這是革命的時期，在這種時候從事辦日報的工作真是一種樂趣。你會親眼看到每一個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樣簡直像榴彈一樣擊中目標，看到打出去的炮彈怎樣爆炸。

    第二次是為《社會民主黨人報》撰稿。這同樣是一個革命的時期，從黨在維登代表大會上重新恢覆並且此後“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又重新開始鬥爭時起。（注：維登代表大會指1880年8月20日至23日在維登（瑞士）舉行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56名代表。這是在1878年頒布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情況下德國社會民主黨舉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克服了由於黨的活動條件的急劇變化而在黨的領導人中間引起的驚慌和一定程度的動搖，在黨員群眾的影響下黨的革命路線戰勝了右傾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傾向。

    代表大會討論了以下問題：黨內情況，社會民主黨議員在帝國國會中的立場，黨的綱領和組織，黨的報刊，參加選舉，德國社會民主黨同其他國家的工人政黨的關系，等等。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對於黨的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具有重大的意義。代表大會譴責了以莫斯特和哈賽爾曼為首的無政府主義分子的言論，他們否認利用合法機會和利用議會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開同黨決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賽爾曼被開除出黨。同時代表大會不顧右派的立場，把1875年在哥達通過的綱領的第二部分中談到黨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詞刪掉，這樣，代表大會就承認必須把合法的鬥爭形式同不合法的鬥爭形式結合起來。代表大會批準《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294）為黨的正式機關報。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各種機會主義表現，以及黨的某些領導人對機會主義所抱的調和主義態度進行了原則性的批評，這對代表大會的工作起了積極作用。——401。）《社會民主黨人報》就是這種不合法性的體現。對它來說什麽必須遵守的帝國憲法，什麽帝國刑法典，什麽普魯士邦法統統不管。《社會民主黨人報》無視帝國的和各邦的立法，每周都違法地潛入神聖德意志帝國國境；暗探、特務、奸細、海關官員、增加了一兩倍的邊防崗哨——一切都無濟於事；《社會民主黨人報》按期到達訂戶的手里，差不多像票據一樣準；德意志帝國郵局無可奈何地把它送到收件人手里，任何一個斯蒂凡也阻止不了。而且當時在德國有一萬多訂戶；如果說資產階級讀者在1848年前夕只是在極其少有的情況下才出錢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那麽工人卻在12年的過程中都非常認真地出錢維持自己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當我看到在編輯部、發行處和訂戶之間的這種安排得如此出色的無聲的協作，這種組織得businesslike，也就是組織得井井有條的革命工作在周覆一周、年覆一年地總是準確無誤地進行，我這個老革命者的心里總是感到說不出的高興！

    為推銷這個報紙而作出努力和經受危險是值得的。這無疑是黨曾經有過的最好的報紙。這不僅是因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它極其明確和堅決地闡述並堅持了黨的原則，編輯部的策略幾乎毫無例外都是正確的。而且還應當補充一點。當我們的資產階級報刊一片死氣沈沈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報》卻反◎第401頁◎映出我們的工人通常同警察的陰謀詭計作鬥爭時的那種生動幽默。

    《社會民主黨人報》也決不是黨團的簡單傳聲筒。當1885年黨團的多數傾向於投票讚成航運津貼（注：1884年底俾斯麥為了加緊推行德國殖民政策，要求帝國國會批準對輪船公司的年度津貼，以便舉辦通往東亞、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這個要求使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內部產生了意見分歧。以奧·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西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對支持政府的要求。黨團中有機會主義傾向的多數（狄茨、弗羅梅、格里倫貝格爾等人）打算在發展國際關系的借口下投票讚成輪船公司津貼。在多數的壓力下，黨團通過了決議，宣稱關於津貼的問題是一個非原則性的問題，黨團的每個成員有權根據自己的看法投票；決議還指出多數社會民主黨議員準備投票讚成輪船公司津貼。

    黨團右翼的機會主義立場受到黨員群眾和黨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294）的堅決譴責，該報反對機會主義者的鬥爭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導。在尖銳批評的影響下，黨團的多數在1885年3月帝國國會討論政府提案時不得不稍微改變自己對政府提案的態度，他們以帝國國會接受黨團的一些建議作為投票讚成政府提案的條件。只是在這些要求被帝國國會拒絕以後，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全體成員才投票反對這項提案。——402、674。）的時候，該報堅決支持反對意見，並且甚至在黨團的多數用一道現在連它自己也覺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該報采取這個方針以後，還是堅持自己這樣做的權利。鬥爭繼續了整整四個星期，在這段時間內編輯部得到了德國的和國外的黨員同志們的有力支持。4月2日禁令發表，在4月23 日《社會民主黨人報》刊登了黨團和編輯部的聯合聲明，從中可以看出，黨團撤回了自己的命令。（注：188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帝國國會黨團的機會主義多數派和《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294）編輯部對待政府的輪船公司津貼法案的態度截然不同，國會黨團就此在1885年4月2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14號上發表了聲明。聲明黨團不同意黨的機關報有權在報紙上批評它的活動，認為對多數社會民主黨議員在航運津貼問題上的立場所作的原則性批評是無根據的攻擊。但是，在這個聲明公布以後，《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收到在德國的和流亡在外的黨員寄來的大量信件，以及社會民主黨地方組織集會作出的決議，堅決抗議社會民主黨黨團多數的機會主義立場及其對該報的攻擊。黨團的多數被迫讓了步。1885年4月23日該報發表了《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和社會民主黨黨團的聯合聲明，聲明指出任何限制黨內批評的企圖都意味著破壞黨的原則和動搖黨的基礎。這樣，實際上等於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多數放棄了自己原先的聲明。——402。）

    過了一些時候，《社會民主黨人報》有機會領受了一下備受讚揚的瑞士避難權。（注：1888年9月瑞士聯邦委員會根據德國當局要求，把《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294）編輯部的許多工作人員和編輯，如伯恩施坦、莫特勒等人驅逐出瑞士，於是報紙遷到倫敦，從1888年10月1日起在倫敦繼續出版。——402。）正如1830年以來在所有類似的情況下那樣，在這里也暴露出，每當這種避難權真正應當發生效力的時刻，它卻總是失靈的。現在這並不是什麽新鮮事。自從1830年瑞士實行民主化以來，鄰近的大國只準許這個小共和國進行國內的民主實驗，條件是它只能在與每次事件有關的大國的監督下實施流亡者的避難權。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作出讓步。這不應當責怪它。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蘭、瑞士和丹麥的時候常常說，今天沒有比具有偉大歷史的小國的處境更糟的了。不過，現在終於是停止胡說什麽在“自由瑞士”有聖潔無瑕的避難權的時候了。

    《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黨的旗幟；經過12年的鬥爭，黨獲得了勝利。反社會黨人法（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21日通過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恩格斯對這一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麥和德國工人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頁）。——402、647、663、686、692、693、707、712。）已經破產，俾斯麥已經被推翻。強大的德意志帝國曾經動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來反對我們；黨對這一點一直報以鄙視的態度，直到德意志帝國最後不得不在我們的旗幟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幟。現在帝國政府又想再試一試用普通法來對付我們，因此我們也想再試一試用我們通過堅決運用不合◎第402頁◎法手段而重新爭得的合法手段。至於是否要把關於“合法”手段那一條重新列入綱領，這並不重要。應當努力暫時用合法的鬥爭手段對付下去。不僅我們這樣做，凡是工人擁有某種法定的活動自由的所有國家里的所有工人政黨也都在這樣做，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用這種辦法收效最大。但是這必須以對方也在法律範圍內活動為前提。如果有人企圖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決和帝國法院的非法行為，借助警察的專橫或者行政當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們的黨實際上置於普通法之外，那麽這就使德國社會民主黨不得不重新走上它還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條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國人這個酷愛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條件也是其他權力因素同樣不越出法律的範圍；否則，按照英國的法律觀點，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了，那將怎樣呢？黨將構築街壘，訴諸武力嗎？黨一定不會幫自己的敵人這個忙的。黨對歷屆帝國國會普選所賦予它的實力地位的認識，使它不會這樣做。有20％的選票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然而這也表明，聯合在一起的對手總還擁有80％的選票。如果我們的黨在這時候看到，投給它的選票在最近三年內增加了一倍，並且在下屆選舉時還能期望選票有更大的增長，那麽，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則不會在今天20％對80％，而且面對軍隊的情況下進行暴動，因為暴動的結果毫無疑問會失掉25年來占領的一切重要陣地。

    黨有一個更好得多的、經過徹底考驗的手段。一旦有人對普通法適用於我們這一點提出異議，《社會民主黨人報》就會重新出版。為這種情況而儲備起來的舊的機構將重新進行活動，這將是一個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頓了的機構。而且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第403頁◎的：德意志帝國第二次將堅持不了12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寫於1890年9月12日-18日之間

    載於1890年9月27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9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8-92頁◎第404頁◎


恩格斯　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

    *（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是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之一，是恩格斯在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間寫的。1891年6月18日，理·費舍以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隨函寄給了恩格斯。從信里可以看出，這份主要由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起草的草案，曾經在執行委員會的許多次會議上討論過，其中的一次會議決定把草案寄給恩格斯以及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其他活動家。

    從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給考茨基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接到草案後對它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批判。他對緒論部分提出了自己的更加概括的表述，但是，由於時間的限制，只對有些條款寫了草稿（見第一部分附件，本卷第416-417頁）。恩格斯激烈批判了草案中專門談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按照他的說法，正是這一部分促使他痛擊這種鼓吹“舊的污穢的東西活潑、溫順、愉快而自由地’長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和和平平的機會主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19-120頁）。恩格斯的批判意見，以及在這以前由於他的堅持才發表的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見本選集第3卷第298-319頁），對進一步討論並制定綱領草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405。）

    現在這個草案（注：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寄給恩格斯的並受到恩格斯分析批判的綱領草案手抄稿，迄今尚未發現。——405。）大大優於以前的那個綱領（注：指1875年在哥達合並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見本選集第3卷第298-319頁）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給倍倍爾的信（見本選集第3卷第320-327頁）里，對這一綱領的草案（該草案只作了不大的修改就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作了批判。——405。）。陳腐傳統（無論是道地拉薩爾派的還是庸俗社會主義的）的濃厚殘渣，基本上已經被清除掉了；草案在理論方面整個說來是立足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因而有可能從這個基礎出發來進行討論。

    草案分為三個部分：一、緒論部分，二、政治要求，三、保護工人權利的要求。

    一　緒論部分共十段

    概括說來，這部分的缺點在於想把兩件不能結合的東西結合起來，即要求它既是綱領，又是對綱領的解釋。唯恐寫得簡潔而有力，意思就會不夠明白，因此加進一些說明，以致弄得繁覆和拖宕。在我看來，綱領應當盡量簡練嚴整。即使用上個把外國字或者不是一讀就能把握其全部意義的句子，那也無妨。集會上的口頭報告和報刊上的文字說明將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彌補，而言簡意賅的句子，一經懂得，就能牢牢記住，變成口號；這是冗長的論述絕對做不到的。不要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犧牲，不要把我國工人的智力和文◎第405頁◎化程度估計過低。比最簡潔、最扼要的綱領還難得多的東西，他們也懂了；而且，如果說非常法時期難於對新參加進來的群眾進行充分的教育，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不能進行，那麽現在，當我們的宣傳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閱讀的時候，這在老的骨幹的指導下是會很快得到彌補的。

    我想嘗試把整個這一部分寫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話，我預備隨函附上，或者以後另寄。現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談一下。

    第一段。……“礦山、礦井、礦場”……“的分離”——，三個詞是一回事；其中兩個應該刪掉。我以為可以保留礦山，因為在我國，即使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區，也這樣說，要是我，就用最常用的詞來表達一切。相反我認為要加上：“鐵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第二段。我會在這里加上：“社會的勞動資料，在其占據者（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樣加上：“……對勞動資料的占有者（或占據者）的依附”等等。

    這些先生們把所有這些東西作為“個人財產”據為己有，這在第一段中已經說過了，只是因為一定要把“壟斷者”這個詞用進來，才在這里重覆一遍。不管用哪一個詞，都不會使意思有絲毫增加。在一個綱領中，多余的東西會削弱綱領。

    “社會生存所必要的勞動資料”——這總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勞動資料。在蒸汽機出現以前，沒有它也行，但現在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勞動資料直接地或間接地——或者根據它們的構造，或者通過社會分工——都是社會的勞動資料，因此這幾個字就充分表達了當前存在的東西，而且表達得很正確，不致產生歧義。◎第406頁◎

    如果這段結尾是模仿國際章程的緒論部分寫的，那我認為不如完全照著寫，即：“社會貧困（這是第一）、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注：見本選集第2 卷第609頁。——編者注）。體質衰退已經包含在社會貧困中，政治依附是一個事實，而政治上的無權利不過是具有相對正確性的慷慨激昂的詞句，這類東西是不應寫進綱領中去的。

    第三段。我認為頭一句必須修改。

    “在個人所有者的統治下”。

    第一，下面接著談的是一個經濟事實，應當從經濟上去說明。但是“個人所有者的統治”這個說法則造成一種假象，仿佛原因在於那一夥強盜的政治統治。第二，屬於這種個人所有者之列的，不僅僅是“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寫在這後面的“資產者”是什麽？是第三類個人所有者嗎？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資產者”嗎？既然談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給我們德國整個骯臟腐敗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動印記的強大的封建制度殘余卻可以不提嗎？）。農民和小資產者也是“個人所有者”，至少今天還是；但是在整個綱領中都沒有提到他們，因此在表述中應該使他們根本不包括在這里所說的個人所有者這一類之內。

    “勞動資料和被剝削者創造的財富的積累。”

    “財富”是由(1)勞動資料、(2)生活資料構成的。因此，先講財富的一個部分，接著不講另一部分，卻講總的財富，並且用一個“和”字把兩者連結起來，這既不合語法，也不合邏輯。

    “……在資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著。”◎第407頁◎

    然而，上面所說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資產者”到哪里去了？如果這里只需舉出資本家，那麽上面這樣提也就夠了。如果要詳談，單單舉出資本家是根本不夠的。

    “無產者的人數和貧困越來越增長。”

    這樣絕對地說是不正確的。工人的組織，他們的不斷加強的抵抗，會在可能範圍內給貧困的增長以某種遏制。而肯定增長的，是生活沒有保障。我以為這一點要寫進去。

    第四段。

    “根源於資本主義私人生產的本質的無計劃性”這一句需要大加改進。據我所知，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社會形式，是一個經濟階段，而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則是在這個階段內這樣或那樣表現出來的現象。但是究竟什麽是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呢？那是由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產，可是這種生產已經越來越成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由許多人聯合負責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麽，那里不僅沒有了私人生產，而且也沒有了無計劃性。刪掉“私人”這兩個字，這個論點還勉強能過得去。

    “廣大人民階層的破產”。

    這種慷慨激昂的詞句會使人覺得，似乎我們還在為資產者和小資產者的破產感到惋惜，要是我，就不這樣說，而只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由於城鄉中等階層，小資產者和小農的破產，使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鴻溝更加擴大了（或加深了）。”◎第408頁◎

    結尾兩句把同一件事說了兩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個修改方案。（注：見本卷第416-417頁。——編者注）

    第五段。“原因”應該是“其原因”，這大概純屬筆誤。

    第六段。“礦山、礦井、礦場”，見第一段。“私人生產”，見前面。我會這樣說：“把由個人或股份公司負責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轉變成由全社會負責和按預先確定的計劃進行的社會主義生產，這個轉變所需要的……創造出來，並且唯有通過這樣一個轉變，工人階級的解放，從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會成員的解放，才得以實現。”

    第七段。我會像第一部分附件中那樣說（注：見本卷第417頁。——編者注）。

    第八段。我不會說“有階級覺悟的”，這在我們中間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簡略說法，但是，為了便於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譯成外文起見，我會說“認清了自己的階級地位的工人”或類似的說法。

    第九段。最後一句：“……放在……並從而集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權力於一手”。

    第十段。在“階級統治”後面，少了“和階級本身”幾個字。消滅階級是我們的基本要求，不消滅階級，消滅階級統治在經濟上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提議不用“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代之以“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等等。平等義務，對我們來說，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平等權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補充，而且使平等權利失去道地資產階級的含義。

    最後一句：“在它的鬥爭中……適宜於”，我看不如刪去。“適宜於改善……”“一般人民（誰？）的狀況”，這句話不明確，一切意思都可以包括在內：保護關稅和貿易自由，行會和工商業經營自由，農◎第409頁◎業貸款，交換銀行，強制種痘和禁止種痘，嗜酒和禁酒，等等。這句話所要說的，前面的句子已經說過了，我們在要求整體時，也就把它的各個部分包括在內，完全沒有必要作特別說明，我認為這樣會沖淡印象。如果是想用這個句子把話題轉到具體要求上去，那麽大致可以這樣說：“社會民主黨大力支持一切使黨接近於這個目標的要求”（“辦法和設施”，因為重覆，應該刪掉）。或者，更好是直截了當地談這里所牽涉的問題，即必須補上資產階級所耽誤了的工作；我就是按這個精神擬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後一句（注：見本卷第417頁。——編者注）。我認為，這一點對於我為下一部分所作的評論，以及論證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議，是很重要的。

    二　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大錯誤。這里沒有本來應當說的東西，即使這十項要求都如願以償，我們固然會多得到些達到主要政治目標所需的不同手段，但這個主要目標本身卻決不能達到。帝國憲法（注：指1871年4月16日通過的德意志帝國憲法，它的基礎是1867年4月17日批準的而後在1870年11月根據德國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亞和符騰堡）加入聯邦的條約而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聯邦憲法。1871年憲法鞏固了普魯士在德國的統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國國家制度的反動基礎。帝國國會的立法權大受限制，帝國國會通過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組成來說是反動的聯邦會議的讚同和經皇帝批準之後才能生效。皇帝和帝國首相所擁有的不依賴於帝國國會的特權非常廣。該憲法保存了分立主義的殘余和德國一些小邦的特權。——410。），以交給人民及其代議機關的權利來衡量，純粹是1850年普魯士憲法（注：1850年普魯士憲法是根據1849年5月30日頒布的新選舉法選出的眾議院的奴顏婢膝的多數支持下，按照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提議，於1850年1月31日通過的比1848年欽定憲法更加反動的新憲法。這部1850年憲法，在普魯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貴族議員組成的上院（貴族院）和按三級選舉制選舉出來的下院。議會的權力受到極大限制，它失去了立法動議權。大臣由國王任命並且只對國王負責。憲法規定政府有權設立特別法庭，審理背叛國家和危害國內外安全的案件。為了保留國民兵役法，即全民兵役制，憲法規定凡有作戰能力的普魯士居民都由反動的普魯士政府調配。根據憲法第40條，保留了地產長子繼承權——封建的土地所有權的繼承形式，按這種繼承形式，所有權不得轉讓，歸長子所有。1850年12月，曼托伊費爾內閣執政，到1858年11月為止，普魯士在政治上始終是反動透頂的。1850年憲法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以後，在普魯士仍然有效。——410。）的抄本，而1850 年憲法在條文里反映了極端反動的內容，根據這個憲法，政府握有全部實權，議院連否決稅收的權利也沒有，這個憲法在憲制沖突時期（注：所謂的憲制沖突，是指60年代初在普魯士發生的普魯士政府和議會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多數之間的沖突。1860年2月，這個多數拒絕批準陸軍大臣馮·羅昂提出的改組軍隊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爭得資產階級首肯用於“維持軍隊戰備”的撥款，就是說事實上開始了計劃中的改組。當1862年3月議院的自由派多數拒絕批準軍費開支並要求內閣向議會負責時，政府解散了議會並決定重新選舉。1862年9月底，組成了反革命的俾斯麥內閣，它在同年10月又一次解散議會，並且開始實行軍事改革，不經議會批準就開支這項經費。只是到1866年，當普魯士戰勝了奧地利，普魯士資產階級向俾斯麥投降以後，這個沖突才獲得解決。——410。）證明，政府可以對它為所欲為。帝國國會的權利同普魯士議院完全一樣，所以，李卜克內西把這個帝國國會稱作專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這個憲法及其所認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礎上，在普魯士和羅伊斯－施萊茨－格雷茨－羅本施◎第410頁◎泰因（注：恩格斯在這里諷刺地把兩個很小的“主權”國家聯成一個名稱。這兩個在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國的小國是：屬於長系羅伊斯大公的羅伊斯－格雷茨和屬於幼系羅伊斯大公的羅伊斯－施萊茨－羅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411。）的“聯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與邦之間的聯盟的基礎上，來實行“將一切勞動資料轉變成公有財產”，顯然毫無意義。

    談論這個問題是危險的。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要著手去解決。這樣做多麽有必要，正好現在由很大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報刊中散布的機會主義證明了。現在有人因為害怕恢覆反社會黨人法，因為回想起在這項法律統治下發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論，就忽然認為，德國目前的法律狀況就使黨足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自己的一切要求。他們力圖使自己和黨相信，“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而不去問一下，與此同時這個社會是否還要像蝦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然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破殼而出，並且還必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是否除此之外，這個社會在德國就無須再炸毀那還是半專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亂得不可言狀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里，舊社會有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英國報紙上每天都在談論即將贖買王朝的問題，這個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軟弱無力的。但是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因此，在德國宣布要這樣做，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宣布要這樣做，就是揭去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蓋那赤裸裸的東西。

    這樣的政策只能是長期把黨引入迷途。人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到首要地位，從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發生，政治危機一旦來臨就會自行提到日程上來的需要立即解決的具體問題掩蓋起來。其結果就是使黨突然在決定性的時刻不知所措，使黨在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由於從未進行過討論而認識模糊和意見不◎第411頁◎一。難道要重演當年的保護關稅事件嗎？當時有人宣稱保護關稅這個問題只與資產階級有關而與工人毫不相幹，因此誰想怎麽投票都行，而現在有許多人陷入了另一個極端，為了同轉而熱中於保護關稅主義的資產者相對立，又端出了科布頓和布萊特的經濟詭辯，並且把最純粹的曼徹斯特主義作為最純粹的社會主義來鼓吹。（注：指社會民主黨議員凱澤爾1879年5月17日在帝國國會上的演說。這個為政府的保護關稅法案辯護的演說得到整個社會民主黨帝國國會黨團的同意。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譴責了凱澤爾在帝國國會中為這個有利於大工業家和大地主而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提案作辯護，同時也尖銳地譴責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許多領導人對凱澤爾的縱容態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78-182頁，第34卷第373-376頁）。——412。）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於“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

    可是這些棘手而又非常重要的問題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說有什麽是無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是，要我們的優秀分子像米凱爾那樣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的確，從法律觀點看來，似乎是不許可把共和國的要求直接寫到綱領里去的，雖然這在法國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統治下都像在今天的意大利一樣是可以辦到的。但是，在德國連一個公開要求共和國的黨綱都不能提出的事實，證明了以為在這個國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國，不僅建立共和國，而且還可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多麽大的幻想。

    不過，關於共和國的問題在萬不得已時可以不提。但是，把一切政治權力集中於人民代議機關之手的要求在我看來是應該而且能夠寫到綱領里去的。如果我們不能再進一步，暫時做到這一點也夠了。

    第二。德國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狀態必須消除。——只要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的保留權利（注：指德國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的特殊權利，這些權利在關於它們加入北德意志聯邦的條約（1870年11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國憲法（1871年4月）中被確定下來。其中，巴伐利亞和符騰堡保留了特有的燒酒和啤酒稅、獨立管理郵電。此外，巴伐利亞在管理它的軍隊和鐵路方面保留了獨立性。巴伐利亞、符騰堡以及薩克森在聯邦會議中的代表成立了一個擁有否決權的、對外政策問題方面的特別的委員會。——412。）依然存在，而例如圖林根的地◎第412頁◎圖仍然呈現出目前這樣一副可憐景象，你就去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魯士必須停止存在，必須劃分為若幹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魯士主義不再壓在德國頭上。小邦分立狀態和道地的普魯士主義就是現在正鉗制德國的兩個對立的方面，而且這兩個方面中的一方始終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辭和存在的理由。

    應當用什麽東西來取代呢？在我看來，無產階級只能采取單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的形式。聯邦制共和國一般說來現在還是美國廣大地區所必需的，雖然在它的東部已經成為障礙。在英國，這將是一個進步，因為在這里，兩個島上居住著四個民族，議會雖然是統一的，但是卻有三種法律體系同時並存。在小小的瑞士這早已成為一種障礙，其所以還能被容忍，只是因為瑞士甘願充當歐洲國家體系中純粹消極的一員。對德國說來，實行瑞士式的聯邦制，那就是一大退步。聯邦制國家和單一制國家有兩點區別，這就是：每個加盟的邦，每個州都有它自己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組織；其次，與國民議院並存的還有聯邦議院，在聯邦議院中，每一個州不分大小，都以州為單位參加表決。前一點我們已經順利克服，而且不會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點在我們這里就是聯邦會議，我們完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說來，我們的“聯邦制國家”已經是向單一制國家的過渡。我們的任務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所實行的從上面進行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從下面進行的運動給予它以必要的補充和改進。

    因此，需要統一的共和國。但並不是像現在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的共和國，因為它同1798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國（注：沒有皇帝的帝國指拿破侖·波拿巴於1799年霧月18日（11月9日）發動政變、推翻了1792年8月10日在法國建立的共和國制度，而宣布實行以自己為第一執政的專政。1804年，在法國正式建立了帝國，拿破侖被宣布為法國的皇帝。盡管制度交替更換，但第一帝國的許多官僚機構卻在法國繼續保存下來，甚至在1870年9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國時期也是如此。——413。）沒有什麽不同。從1792年到1798年，法國的每個省、每個市鎮，都有美國式的完全的自治，這是我們也應該有的。至於應當怎樣安排自治和怎樣能不靠官僚制就能辦到，這已經由美國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給◎第413頁◎我們證明了，而現在又有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英國的其他殖民地給我們證明了。這種省的和市鎮的自治遠比例如瑞士的聯邦制更自由，在瑞士的聯邦制中，州對聯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獨立性，但它對專區和市鎮也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州政府任命專區區長和市鎮長官，這在講英語的國家里是絕對沒有的，而我們將來也應該斷然消除這種現象，就像消除普魯士的縣長和參政官那樣。

    以上所說的一切，沒有多少應當寫進綱領中去。我之所以談到這些，主要也是為了把德國的情況說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許公開談論這類東西的，——從而同時強調指出那些希望通過合法途徑將這種情況搬到共產主義社會里去的人只是自己欺騙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黨的執行委員會，除了人民直接參與立法和免費司法（沒有這兩項我們也總是要前進的）之外，還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在普遍不安定的情況下，這些問題一夜之間就可能變成燃眉之急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去討論，沒有事先取得一致意見，到那時該怎麽辦呢？

    但是下面這個要求是可以寫進綱領中去的，並且至少可以不直接作為對不能直言的事情的暗示：

    “省、縣和市鎮通過依據普選制選出的官員實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權機關。”

    關於上面所討論的幾點，是否還能寫成綱領要求，我在這里不如在你們當地好作出判斷。但是這些問題最好趁現在還不太遲的時候能在黨內加以討論。

    (1)“選舉權和投票權”，以及“選舉和投票”之間的區別，我是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區別，那麽無論如何也要說得更加明白些，或者在附於草案之後的說明中予以解釋。

    (2)“人民提出法案和否決法案的權利”，這是對什麽而言的？◎第414頁◎ 是對所有的法律還是對人民代議機關的決議而言的，應當加以補充。

    (5)教會和國家完全分離。國家無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團體視為私人的團體。停止用國家資金對宗教團體提供任何資助，排除宗教團體對公立學校的一切影響。（但是不能禁止它們用自己的資金辦自己的學校並在那里教他們的胡說。）

    (6)“學校的世俗性”一條因此略去，歸入前一段。

    (8)和(9)這里我提請你們考慮：這兩條要求對1.律師，2.醫師，3.藥劑師、牙醫、助產士、看護等等實行國家化，以後還要求對工人的保險事業實行完全國家化。是否能把這一切都托付給卡普里維先生呢？而這是否和前面所宣稱的拒絕一切國家社會主義相一致呢？

    (10)這里，我會這樣說：“為了支付國家、縣和市鎮的一切靠征稅支付的開支，征收累進的……稅。取消國家和地方的一切間接稅、關稅等。”其他都是多余的、起削弱作用的解釋或論證。

    三　經濟要求

    關於第二點。結社權在德國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得到保障以防止國家的侵犯。

    最後一句“為了調整”等等，應作為第四點加進去，並賦予相應的形式。關於這點應該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業主在勞動委員會里各占一半，那我們就受騙了。這樣，在今後若幹年里，多數總是在企業主方面，只要工人中出一個害群之馬就夠了。如果不商定在爭論的時候分開兩半單獨表示意見，那麽，有一個企業主委員會和一個與它平行的獨立的工人委員會，會好得多。◎第415頁◎

    我請你們再次參照一下法國的綱領（注：恩格斯指在1880年11月勒阿弗爾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法國工人黨的綱領。1880年5月，法國社會主義運動革命派領導人之一茹·蓋得抵達倫敦，在那里同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綱領草案。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給伯恩施坦的信里指出，綱領的理論性導言是馬克思口授給蓋得的。恩格斯寫道：“接下去就討論綱領的其他內容，在這里我們作了某些增減。”（見本卷第645頁）

    馬克思起草的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及綱領的實踐部分（最低綱領），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635-636頁。——416。）。在那個綱領里，正好對於第三部分來說，有些東西似乎寫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綱領（注：指1888年巴塞羅那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綱領，綱領後來收入1891年在馬德里出版的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西班牙文版作為附錄。——416。） 可惜因時間倉促來不及找出來了，它也有許多方面是很好的。

    第一部分　附　件

    (1)刪去“礦井、礦場”，加上“鐵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2)社會的勞動資料，在其占據者（或其占有者）手中，變成剝削的手段。由此所決定的工人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據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會貧困、精神委靡、政治依附的基礎。

    (3)在這種剝削的統治下，被剝削者所創造的財富在剝削者——資本家、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積累，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著。勞動產品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分配越來越不平等，無產階級的人數及其生活狀況越來越沒有保障，等等。

    (4)把“私人”（生產）刪去。……更加惡化，……由於城鄉中等階層，小資產者和小農的破產，使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鴻溝更加擴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為社會的正常狀態，而且還證明，社會勞動資料的占據者階級已經喪失擔當經濟領導和政治領導的使命和能力。

    (5)“其”原因。

    (6) ……把由個人或股份公司負責的資本主義生產轉變成為由全社會負責和按預先確定的計劃進行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正在為這個轉變創造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唯有通過這樣一個轉變，工人階級的解放，從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會成員的解放，才得以實現。◎第416頁◎

    (7)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不言而喻，工人階級既不可能由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敵人和剝削者來解放，也不可能由小資產者和小農來解放，小資產者和小農自己被大剝削者的競爭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剝削者一邊或站到工人一邊以外，別無其他選擇（注：在手稿中最後半句原來是：“不是依附於大剝削者，就是淪為無產階級，也就是說，不是成為工人階級的敵人，就是成為工人階級的尾巴”。後來被劃掉，用鉛筆改成：“除了站到……別無其他選擇”。——編者注）。

    (8)……認清了自己的階級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並從而把對工人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權力集於一手……

    (10)……階級統治和階級本身（注：在手稿中“和階級本身”這幾個字是用鉛筆寫的。——編者注）、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末句刪去）。但是，德國落後的政治制度妨礙著它為人類的……鬥爭。首先它必須為運動爭得自由的場所，必須掃清大量的封建主義和專制制度殘余，一句話，就是必須完成德國資產階級政黨由於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過於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應該把其他文明國家里已經由資產階級親手實現了的各種要求也寫進自己的綱領中。　　 ——

    寫於1891年6月18日-29日之間

    第一次發表於1901-1902年《新時代》雜志第1卷第1期（沒有附件）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頁◎第417頁◎


恩格斯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注：這篇序言是恩格斯為189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頁）德文第2版而寫的，恩格斯在這篇序言中說，1892年英國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1-325頁）是根據美國版序言（見本卷第387-396頁）寫的，現在這篇德文第2版序言又是根據英國版序言寫的。恩格斯把英國版序言中所錄《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國》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24-231頁）亦按1885年《新時代》（見注3）雜志第6期上的德文照錄於本序言中。序言結尾部分是恩格斯專為德文版寫的——418。）

    現在重新呈獻給德國讀者的這本書，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這本書無論在優點方面或缺點方面都帶有作者青年時代的痕跡。那時我是24歲。現在我的年紀相當於那時的三倍，但是當我重讀這本青年時期的著作時，發現它毫無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本書中的這種青年時期的痕跡我一點也不打算抹去。我現在原封不動地把它重新獻給讀者。我只是把若幹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確些，並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簡短的腳注，這些腳注都標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關於這本書的命運，我只想談一點：它的英譯本於1887年在紐約出版（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譯），1892年由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在倫敦再版。英國版序言（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1-325頁。——編者注）是根據美國版序言（注：恩格斯指的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的附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298頁）。這篇文章本來是作為美國版序言寫的，但恩格斯後來又改用了另一篇闡述美國工人運動狀況的文章（見本卷第387-396頁）作序言。——418。）寫的，而現在德文版的這篇序言又是根據英國版序言寫的。現代大工業已經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現了這種工業的國家的經濟關系趨於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國讀者說的和要向美、英兩國◎第418頁◎讀者說的幾乎沒有什麽兩樣了。

    本書所描寫的情況，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經成為過去。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規律之一（雖然通行的教科書里沒有明確提出）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越發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波蘭猶太人即歐洲商業發展最低階段的代表的那些小氣的騙人伎倆，那些使他們在本鄉本土獲得很多好處並普遍使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他們一來到漢堡或柏林，就會使他們陷入困境。同樣，一個經紀人，猶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從柏林或漢堡來到曼徹斯特交易所，他就會發現（至少在不久以前還是這樣），要想廉價購入棉紗或布匹，最好還是放棄那一套固然已經稍加改進但到底還很低劣的手腕，雖然這些手腕在他本國被看作生意經智慧的頂峰。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據說德國的許多情況也改變了，特別是當德國人在費城打了一次工業上的耶拿戰役（注：1876年5月10日，在紀念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一百周年之際，第六屆世界工業博覽會在費城開幕，有40個國家參展。為了在英國和法國工業占領的國際市場上獲得一席之地，德國也參加展出。可是，德國政府任命的德國展品評判小組主席、柏林工業學院院長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認，德國產品的性能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德國工業遵循的原則是“價廉質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國民報》第293號首先披露，致使輿論嘩然。《人民國家報》在7月至9月就此事專門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這個事件叫作工業上的耶拿戰役，是借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10月耶拿戰役被拿破侖法國擊潰一事來作比喻。——282、419。）以後，連那條舊德國規矩基本守則也聲譽掃地了，那條守則就是：先給人家送上好的樣品，再把蹩腳貨送去，他們只會感到稱心滿意！的確，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出於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不白費時間和辛勞。在英國，在工廠主對待工人的關系上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

    1847年危機以後的工商業覆蘇，是新的工業時代的開端。谷物法（注：英國的谷物法規定了高額的谷物進口稅，其目的在於限制或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此項法律是為大地主的利益從1815年起實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鬥爭，結果在1846年通過了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價格的下跌，雖然使生活費用有所減低，但歸根結底還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資產階級的利潤。谷物法的廢除沈重地打擊了土地貴族，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更迅速的發展。——419。）的廢除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進一步的財政改革，給英國工商業提供了它們發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盤。此後，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發現了金礦。殖民地市場吸收英國工業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長起來。蘭開夏郡的機械織機使千百萬印度手工織工陷於徹底的滅亡。中國的門戶日益被打開。但發展最快的還是美國，其速度甚至對這個進展神速的國家講來也是空前的；而我們不要忘◎第419頁◎記，美國當時只是一個殖民地市場，而且是最大的殖民地市場，即輸出原料和輸入工業品（當時是英國的工業品）的國家。

    此外，前一時期末開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鐵路和海船——現在已經在國際範圍內應用起來；它們事實上創造了以前只是潛在的世界市場。這個世界市場當時還是由一些以農業為主或純粹從事農業的國家組成的，這些國家都圍繞著一個大的工業中心——英國。英國消費它們的大部分過剩原產品，同時又滿足它們對工業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無怪乎英國工業獲得了這樣巨大的和空前的發展，以致1844年的狀況現在看來已經顯得微不足道，幾乎可以說是原始的了。

    與這樣發展的同時，大工業看起來也變得講道德了。工廠主靠對工人偷偷摸摸的辦法來互相競爭已經不合算了。事業的發展已經不允許再使用這些低劣的謀取金錢的手段；擁資百萬的工廠主有比在這些小算盤上浪費時間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這些小算盤充其量對那些急需掙錢的小生意人還有用處，如果他們不想在競爭中毀滅，就必須抓住每一文錢。於是，工廠區內的實物工資制被取消了，通過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注：關於實物工資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作了介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7-469頁）。1831年通過了禁止實行實物工資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廠主並不遵守。

    只適用於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是1847年6月8日英國議會通過的。——420。），並且實行了一大串比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這些都同自由貿易和無限制競爭的精神直接矛盾，但是卻使得大資本家同條件較差的同行的競爭更具優勢。

    此外，企業規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發生沖突時所遭受的損失和營業困難也就越多。因此，工廠主們，尤其是大的工廠主們，就漸漸感染了一種新的精神。他們學會了避免不必要的糾紛，默認工聯的存在和力量，最後甚至發現罷工——發生得適時的罷工——是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過去帶頭同工人階級作鬥爭的最大的工廠主們，現在卻首先起來呼籲和平和協調了。他們這樣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第420頁◎

    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一種手段，可以使資本加速積聚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壓垮那些沒有這種額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競爭者。對於這少數人說來早年的那種小氣的額外勒索不但已經毫無意義，而且成了大展宏圖的嚴重障礙。這樣，至少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因為在次要的工業部門中根本不是這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本身已經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運惡化的那些小的困苦。這樣一來，下面這件重大的基本事實就越來越明顯了：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工人為取得每天的一定數目的工資而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不多的幾小時工作之後，他就把這筆工資的價值再生產出來了。但是，他的勞動合同卻規定，工人必須再工作好幾小時，以便完成一個工作日。工人用這個附加的幾小時剩余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不破費資本家一文錢，但仍然落入資本家的腰包。這就是這樣一個制度的基礎，這個制度使文明社會越來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爾德們和萬德比爾特們，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廣大的雇傭工人，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產生這個結果的，並不是這個或那個次要的困苦而是制度本身，——這個事實現在已經從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十分鮮明地顯示出來。

    其次，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因此，這本書里所描寫的那些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現象，現在或者已經被消除，或者已經不那樣明顯。下水道已經修築起來或改善了；在最壞的“貧民窟”中間，有許多地方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愛爾蘭”已經消失，“七日規”跟著也將被清除（注：“小愛爾蘭”是曼徹斯特南部的一個工人區，在這里居住的主要是愛爾蘭人。在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有關於這個地方的詳細描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2-343頁）。

    “七日規”是倫敦中部的一個工人區，從中心點往外有七條放射狀街道。——422。）。但是這有什麽意義呢？◎第421頁◎1844年時，我還能用幾乎是田園詩的筆調來描寫的地區，現在，隨著城市的發展，已經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樣破落、荒涼和窮困的境地。只是豬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資產階級掩飾工人階級災難的手法又有進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改善，這一點從1885年皇家委員會《關於窮人的居住條件》的報告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這樣。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樣，但它們只能把工人的窮困狀況包藏起來，而不能把這種狀況消除。

    但是，英國現在已經度過了我所描寫的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而其他國家則剛剛踏進這個時期。法國、德國、尤其是美國，這些可怕的敵手，它們如同我在1844年所預見的一樣，正在日益摧毀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它們的工業比英國的工業年輕，但是其成長卻迅速得多，現在已經達到與1844年英國工業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拿美國來比較，情況特別明顯。當然，美國工人階級所處的外部環境很不相同，但是，都是同樣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產生的結果雖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卻仍然屬於同一性質。正因為如此，在美國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爭取縮短並從法律上確定工作日特別是工廠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鬥爭；我們也發現極其盛行的實物工資制和農村地區的小宅子制（注：小宅子制是英國19世紀上半葉某些工廠自己制定的制度，即工廠主以極苛刻的條件給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資中扣除。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有關於這種制度的描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9-470頁）。——422。），“老板”、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這些制度作為統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當我讀到美國報紙上關於康奈爾斯維爾區賓夕法尼亞礦工大罷工（注：指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美國賓夕法尼亞洲一萬多礦冶工人的罷工。在罷工過程中煉鐵工人和煉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滿足。——388、422。）的報道時，我簡直就像在讀我自己的關於1844年英格蘭北部煤礦工人罷工的描寫一樣（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42-548頁。——編者注）。同樣是用小尺小秤來欺騙工人，同樣是實物工資制，同樣是資本家企圖用最後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第422頁◎趕出他們所住的屬於礦山管理處的房屋來粉碎礦工們的抵抗。

    不論在本版或兩個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書適應目前事物發展的狀況即詳細地一一列舉1844年以來發生的一切變化。我不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第一，要這樣做，就得把本書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已經極為詳細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國的工業繁榮達到頂點時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這樣，我就得重覆馬克思已經講過的話。

    幾乎用不著指出，本書在哲學、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總的理論觀點，和我現在的觀點決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還沒有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從那時起，首先是並且幾乎完全是由於馬克思的功績，它才發展成為科學。我這本書只是它的胚胎發展的一個階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還要再現出我們的祖先魚類的鰓弧一樣，在本書中到處都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古典哲學起源的痕跡。例如本書，特別是在末尾，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最終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僅是無益的，甚至還要更壞。只要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還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曾宣稱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這一論斷——雖然當時它對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很快就變成了一句純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話而在革命鬥爭的火焰中煙消雲散了。現在也還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場向工人鼓吹一種淩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第423頁◎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

    在本書中我把工業大危機的周期算成了五年。這個關於周期長短的結論，顯然是從1825年到1842年間的事變進程中得出來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業歷史證明，實際周期是十年，中間危機只具有次要的性質，而且在1842年以後日趨消失。從1868年起情況又改變了，這在下面再談。

    我有意地不刪去本書中的許多預言，特別是青年時的熱情使我大膽作出的英國即將發生社會革命的預言。我決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寫得比當時高明些。值得驚奇的並不是這些預言中有那麽多沒有言中，倒是竟然有這樣多已經實現了，還有當時我就預見到的（誠然我把時間估計得過於早了）大陸的、特別是美國的競爭將引起英國工業的危急狀態，現在也真正到來了。在這一點上我有責任使本書和英國當前的情況相符合。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照抄於此，這篇文章曾經用英文發表在1885年3月1日倫敦《公益》雜志（注：《公益》是英國的一家周刊，1885-1891年和1893-1894年在倫敦出版，社會主義同盟的機關報。1885-1886年恩格斯在這家周刊上發表過一些文章。——424。）上，後來用德文發表在同年6月的《新時代》3第6期上。

    “40年前，英國面臨著一場按一切跡象看來只有用暴力才能解決的危機。工業的大規模的、迅速的發展遠遠地超過了國外市場的擴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產的進程就被普遍的商業危機強制地打斷一次，隨後，經過一個長久的持續的停滯時期，就是短短的繁榮年份，這種繁榮年份總是又以發瘋似的生產過剩和最後再度破產而結束。資本家階級大聲疾呼地要求實行谷物自由貿易，並且威脅說，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要把城市的饑民送回原來居住的農業地區去，然而，如約翰·布萊特所說，'不是作為乞討面包的窮人，而是作為駐紮在敵區的一支軍隊'。城市工人群眾要求參與◎第424頁◎政權——實行人民憲章（注：人民憲章是英國憲章運動中的綱領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議員和六名倫敦工人協會會員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提出，並於1838年5月8日作為準備提交議會的一項法律草案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公布。人民憲章包括了憲章派的下列六項要求：普選權（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選一次、秘密投票、各選區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選人的財產資格限制和發給議員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議會三次否決了憲章派所遞交的要求通過人民憲章的請願書。——425、582。）；小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支持他們，二者之間的分歧僅僅在於是應當用暴力還是用合法手段來實現憲章。這時1847年的商業危機和愛爾蘭的饑荒到來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時出現了。

    1848年的法國革命拯救了英國資產階級。勝利的法國工人的社會主義口號嚇倒了英國小資產階級，瓦解了比較狹小然而比較實際的英國工人階級運動。憲章運動正當它應當顯示全部力量的時候，卻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潰到來以前，就從內部崩潰了。（注：憲章派原定於1848年4月10日在倫敦組織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議會大廈，遞交第三封要求通過人民憲章的請願書。政府禁止這次示威遊行，為了阻撓遊行示威的進行，在倫敦集結了大批軍警。憲章派的領導人（其中有許多人表現了動搖），決定放棄遊行示威，並且勸說遊行的群眾解散。反動勢力利用遊行示威的失敗向工人進攻和迫害憲章派。——425。）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被推到了後台。資本家階級獲得了全線勝利。

    1831年的議會改革（注：指選舉法的改革。選舉法改革法案於1831年由英國下院通過，1832年6月經上院最後批準。這次改革旨在反對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斷，為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打開了進入議會的大門。為實現改革而鬥爭的主力軍——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受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欺騙而沒有獲得選舉權。——425。）是整個資本家階級對土地貴族的勝利。谷物稅的廢除不只是工業資本家對大土地占有制的勝利，而且也是對那些同地產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關系的資本家的勝利，即對銀行家、交易所經紀人、食利者等等的勝利。自由貿易意味著改革英國全部對內對外的貿易和財政政策，以適應工業資本家即現在代表著國家的階級的利益。而這個階級也就努力地幹了起來。工業生產上的每一個障礙都被毫不容情地掃除。關稅率和整個稅收制度實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從於一個目的，而對工業資本家來說則是極為重要的目的：減低各種原料特別是工人階級的一切生活資料的價格，減少原料費用，壓住（即使還不能壓低）工資。英國應當成為'世界工廠'；其他一切國家對於英國應當同愛爾蘭一樣，成為英國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同時又是其原料和糧食的供應地。英國是農業世界的大工業中心，是工業太陽，日益增多的生產谷物和棉花的衛星都圍著它運轉。多麽燦爛的前景啊！

    工業資本家在著手實現自己的這個偉大目的時，具有堅強的健全的理智，並且蔑視傳統的原則，這是他們一向比大陸上沾染庸◎第425頁◎人習氣較深的競爭者出色的地方。憲章運動已經奄奄一息。1847年崩潰過去之後自然而然地、幾乎是理所當然地重新出現的工商業繁榮，被人說成完全是自由貿易的功勞。由於這兩種情況，英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成了'偉大的自由黨'即工廠主領導的政黨的尾巴。這種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須永遠保持下去。憲章派所激烈反對的不是自由貿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貿易變成有關國家存亡的唯一問題，工廠主從這種反對立場中了解到，並且越來越了解到：沒有工人階級的幫助，資產階級永遠不能取得對國家的完全的社會統治和政治統治。這樣，兩個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就逐漸改變了。從前讓所有工廠主望而生畏的工廠法，現在他們不但自願地遵守，甚至還容許把它推廣到所有工業部門中去。從前被看作惡魔現形的工聯，現在被工廠主們當作完全合法的機構，當作在工人中間傳播健康的經濟學說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寵愛和保護。甚至直到1848年還被宣布不受法律保護的罷工，現在也被認為有時很有用處，特別是當工廠主老爺們在需要時主動挑起罷工的時候。在那些剝奪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權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經廢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憲章，實質上已經成了那些直到最近還在反對它的工廠主們自己的政治綱領。取消財產資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現在已經成為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議會改革（注：1867年，英國在群眾性的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實行了第二次議會改革。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積極參加了爭取改革的運動。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選民財產資格限制降低到每年交納房租十二英鎊；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鎊的房客都獲得投票權。由於1867年的改革，英國選民數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練工人也獲得了選舉權。

    1884年，英國在農村地區的群眾運動壓力下實行了第三次議會改革。經過這次改革，1867年為城市居民規定的享有投票權的條件，也同樣適用於農村地區。第三次選舉改革以後，相當大的一部分居民——農村無產階級、城市貧民以及所有的婦女，仍然沒有選舉權。秘密投票是在1872年實行的。——426。）已經大大接近於普選權，至少是像德國現存的那種普選權；目前議會正在討論的關於選區的法案，劃分了平等的選區，總的說來不會比法國或德國的更不平等。議員支薪和縮短任期——即使還不能每年改選議會——顯然不久定會實現；盡管這樣，還是有人說憲章運動已經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樣，有著奇特的命運。正是那些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的人，如卡爾·馬克思常說的，◎第426頁◎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注：馬克思曾在許多著作里，特別是在《一八五九年的愛爾福特精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62-465頁）一文中闡述過這樣的思想：反動派在1848年以後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遺囑執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實現了革命的要求，盡管這是在一種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進行的。——427。）路易－拿破侖不得不建立獨立而統一的意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國實行某種根本的變革，不得不恢覆匈牙利的某種程度的獨立，而英國的工廠主們也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只有賦予人民憲章以法律效力。

    對英國來說，工業資本家的這種統治的影響一開始是驚人的。工商業重新活躍起來，並且飛快地發展，其速度甚至對這個現代工業的搖籃來說也是空前的。所有過去應用蒸汽和機器獲得的驚人成果，和1850-1870年這20年間生產的巨大飛躍比起來，和輸出與輸入的巨大數字、和積聚在資本家手中的財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勞動力的巨大數字比起來，就微不足道了。誠然，這個進步和以前一樣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機所中斷：1857年有一次危機，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危機的這些反覆發作現在已經被看成是一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這種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後總是又走上正軌。

    這個時期工人階級的狀況怎樣呢？有時也有所改善，甚至對於廣大群眾來說也是如此。但是，由於大量的失業後備軍洶湧而來，由於工人不斷被新機器排擠，由於現在同樣日益受機器排擠的農業工人的移來，這種改善每次都又化為烏有。

    我們發現，工人階級中只有兩種受到保護的人的狀況得到了長期的改善。第一種是工廠工人。法律規定了一個有利於他們的、起碼是較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這使他們的體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覆，並且給了他們一種精神上的優勢，而這種優勢又因他們集中在一定地區而加強了。他們的狀況無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證明是：在他們舉行的罷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廠主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作為保證縮減生產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遠也不能說服工廠主同意縮短工作時間，即使他們的工業品根本找不到◎第427頁◎銷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罷工，資本家們就會毫無例外地關閉自己的工廠。

    第二種是巨大的工聯。這是那些絕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勞動的生產部門的組織。無論是女工和童工的競爭，或者是機器的競爭，迄今為止都不能削弱它們的有組織的力量。機械工、粗細木工、建築工人都各自組成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甚至強大到能夠成功地抵制采用機器，例如建築工人就是這樣。從1848年以來，他們的狀況無疑有了顯著的改善；這方面最好的證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時期中，不但雇主對他們非常滿意，而且他們對雇主也非常滿意。他們形成了工人階級中的貴族；他們為自己爭到了比較舒適的地位，於是就認為萬事大吉了。他們是萊昂·萊維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約·布倫坦諾先生）的模範工人，對每個懂事的資本家和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他們確實都是些非常可愛、非常聽話的人。

    但是，談到廣大工人群眾，他們的窮困和生活無保障的情況，現在至少和過去一樣嚴重。倫敦的東頭是一個日益擴大的泥塘，在失業時期那里充滿了無窮的貧困、絕望和饑餓，在有工作做的時候又到處是肉體和精神的墮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樣，只有享有特權的少數工人是例外；在較小的城市和農業地區中情況也是這樣。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價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上，另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照例降低到這種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這兩條規律以自動機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對工人起著作用，用它們的輪子碾壓著工人。

    這就是1847年的自由貿易政策和工業資本家20年的統治所造成的狀況。但是以後就發生了變化。的確，在1866年的危機之後，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暫的營業高漲，但這次營業高漲◎第428頁◎並沒有延續下去。的確，完全的危機並沒有在它應當到來的時候即1877年或1878年發生，但是從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業部門都處於經常沈寂的狀態。既沒有完全的破產，也沒有人們所盼望的、在破產以前和破產以後慣常被人指望的營業繁榮時期。死氣沈沈的營業不振，對於無論哪個行業所有市場都出現經常的過飽和現象，——這就是我們將近10年來所遇到的情況。這是怎樣產生的呢？

    自由貿易論是建立在英國應當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大工業中心這樣一個假設上的。而事實表明，這種假設純粹是謊言。現代工業存在的條件——蒸汽力和機器，凡是有燃料、特別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來，而煤不僅英國有，其他國家，如法國、比利時、德國、美國、甚至俄國也都有。這些國家的人不認為，僅僅為了讓英國資本家獲得更大的財富和光榮而使自己淪為饑餓的愛爾蘭佃農有什麽好處。他們就動手來進行制造，不僅是為了自己，而且也是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結果，英國享受將近100年的工業壟斷，現在無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國的工業壟斷是英國現存社會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著這種壟斷的時期，市場也跟不上英國工業的日益增長的生產率；結果是每隔10年就有一次危機。而現在新的市場一天比一天少，連剛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徹斯特的印花布、斯塔德福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屬制品這種形式的文明了。當大陸上的特別是美國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湧出來的時候，當現在仍然歸英國工廠所占有的世界供應中的那個最大份額將一年年減少的時候，後果會怎樣呢？讓自由貿易這個萬應靈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這一點的第一個人。早在1883年不列顛協會紹斯波特會議上，該協會的經濟組主席英格利斯·鮑格雷夫先生就曾◎第429頁◎直截了當地說：

    '英國獲得巨額營業利潤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有些大工業部門的發展停頓了。幾乎可以說，英國正轉入不再發展的狀態。'（注：見《不列顛科學促進協會1883年9月斯波特第五十三次會議的報告》1884年倫敦版第608-609頁。

    不列顛科學促進協會成立於1831年，在英國一直存在到今天，每年舉行一次年會。協會每年年會的資料都以報告形式發表。——430。）

    但是結局會怎樣呢？資本主義生產是不能穩定不變的：它必須繼續增長和擴大，否則必定死亡。即使現在，僅僅縮減一下英國在世界市場供應方面所占的那個最大份額，就意味著停滯、貧窮，一方面資本過剩，另方面失業工人過剩。要是每年的生產完全停止增長，情形又將怎樣呢？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易受傷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須經常擴大是資本主義生產存在的基礎，而這種經常的擴大現在越來越不可能了。資本主義生產正陷入絕境。英國一年比一年緊迫地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要麽是民族滅亡，要麽是資本主義生產滅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個呢？

    而工人階級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業和工業空前高漲的情況下他們還得遭受這樣的窮困，既然那時工人階級廣大群眾的狀況至多也不過得到暫時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權和'受到保護的'區區少數才獲得了長期的利益，那麽，當這個耀眼的時期最終結束時，當目前這種令人感到壓抑的停滯不但加劇起來，而且這種加劇了的死氣沈沈的營業不振狀態變成英國工業的經常的和正常的狀態時，情形又將怎樣呢？

    真相是這樣的：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這些利益在工人階級中間分配得極不均勻：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廣大的群眾至少有時也能沾到一點。而這就是自從歐文主義滅絕以後，英國未曾有過社會主義的原因。隨著英國工業壟斷的破產，英國工人階級就要失掉這種特權地位，整個英國工人階級，連◎第430頁◎享有特權和占據領導地位的少數在內，將跟其他各國工人處於同一水平上。而這就是社會主義將重新在英國出現的原因。”

    以上是我在1885年所寫的文章。在1892年1月11 日寫的英國版序言中我繼續寫道：

    “對於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況的這種敘述，我只需要作少許補充。不用說，現在的確'社會主義重新在英國出現了'，而且是大規模地出現了。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都有：自覺的社會主義和不自覺的社會主義，散文的社會主義和詩歌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和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實上，這個一切可怕的東西中最可怕的東西，這個社會主義，不僅變成非常體面的東西，而且已經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樣地躺在沙龍里的沙發上了。這再一次證明'好社會'的可怕暴君——中產階級輿論——的不可救藥的反覆無常，而且再一次證明，我們老一代的社會主義者始終輕視這種輿論是有道理的。然而，對這個新的征兆，我們沒有理由不滿意。

    但是，我認為，比資產階級圈子里這種賣弄摻了水的社會主義的短暫的時髦風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會主義的英國一般獲得的進步也更重要的，是倫敦東頭的重新覺醒。這個巨大的貧窮淵藪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樣的一潭死水了。倫敦東頭甩掉了絕望的冷漠；它覆活了，並且成了'新工聯'，即'沒有技術的'廣大工人群眾的組織的發源地。雖然這種組織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術的'工人的舊工聯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質說來，仍然和舊工聯有本質上的區別。舊工聯保存著它們產生的那一時代的傳統；它們把雇傭勞動制度看作永恒的、一成不變的制度，它們至多只能使它變得稍微溫和一些，以利於它們的會員。新工聯則是在雇傭勞動制度萬古長存這一信念已經大大動搖的時候成立的。它們的創始者和領導者都是自覺的社會主義者或直覺的社會主義者；湧◎第431頁◎向新工聯並構成其力量的群眾，都是被工人貴族輕視和藐視的粗人。但是他們擁有一個無比的優點：他們的心田還是一塊處女地，絲毫沒有沾染上傳統的'體面的'資產階級偏見，而那些處境較好的'舊工聯主義者'卻被這種偏見弄得昏頭昏腦。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些新工聯如何爭取領導整個工人運動並日益牽著富有而傲慢的'舊'工聯一起走。

    毫無疑問，倫敦東頭的活動家們犯了一系列大錯誤；但是他們的前輩也幹過同樣的事，而那些瞧不起他們的空論社會主義者現在還在幹同樣的事。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雖然過去和現在他們犯過各種各樣的錯誤，而且將來還會犯錯誤，但是倫敦東頭的覺醒仍然是本世紀末最偉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現在，親眼看到它，實在感到高興和驕傲。”

    自從半年前我寫了這些話以來，英國工人運動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幾天以前結束的議會選舉向兩個官方的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清楚地表明，今後他們對第三個政黨即工人政黨不能置之不理了。這個工人政黨還只是剛剛在形成：它的個別分子還須擺脫種種傳統的偏見——資產階級的、舊工聯主義的、甚至空論社會主義的偏見，以便他們最後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但是那種把他們團結起來的本能現在已經這樣強烈，以致在英國導致了前所未聞的選舉結果。在倫敦有兩個工人（注：詹·基·哈第和約·白恩士。——編者注）參加競選，並且公開以社會主義者的身分參加；自由黨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來同他們競爭，這兩個社會主義者以出乎意外的壓例多◎第432頁◎數當選了。在米德爾斯伯勒，一個工人候選人（注：約·哈·威爾遜。——編者注）出來同一個自由黨人和一個保守黨人競選，並且戰勝了這兩個人；而那些和自由黨人締結了聯盟的新的工人候選人，除一個人外，卻都遭到了無可挽救的失敗。在迄今所謂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願把他們屬於工人階級這種性質淹沒在他們的自由主義海洋里，因而使他們的這種性質得到寬恕的人們當中，舊工聯主義的一個最顯赫的代表亨利·布羅德赫斯特丟臉地落選了，因為他宣布反對八小時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兩個選區里，在索爾福德的一個選區里，以及在其他許多選區里，都有獨立的工人候選人出來同兩個舊政黨的候選人競選；工人候選人失敗了，但是自由黨的候選人也失敗了。總之，在大城市和工業地區的許多選區里，工人都堅決拒絕和兩個舊政黨進行任何聯合，並因此獲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選舉中都不曾有過的直接的和間接的成績。工人為此所表露的歡欣鼓舞是無法形容的。他們第一次看到和感覺到，如果他們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選舉權，就能獲得什麽東西。對“偉大的自由黨”的迷信——統治了英國工人幾乎40年的迷信——被打破了。工人們從令人信服的實例中看到：當他們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們要求的是什麽的時候，他們在英國就成為一種決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選舉已經在這方面開了一個頭。其余的事情，大陸上的工人運動是會去關心的；那些在議會和市鎮參議會中已經有那麽多代表的德國人和法國人，將以自己的進一步的成績來鼓舞英國人的競賽精神。不久的將來會發現，新議會奈何不得格萊斯頓先生，格萊斯頓先生也奈何不得新議會；那時英國的工人政黨就會組織得足以一下子永遠結束為使資產階級統治永存而輪班執◎第433頁◎政的兩個舊政黨的蹺蹺板遊戲。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 日於倫敦

    載於189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2 版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7-383頁◎第434頁◎


恩格斯　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

    *（注：這封賀信是恩格斯為答謝邀請他參加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而寫的，發表在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社會主義者大學生報》第8號和1894年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雜志《日子》第4-5期上。

    根據日內瓦社會主義者大學生小組的倡議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於1893年12月22日至25日在日內瓦舉行。參加大會有亞美尼亞、比利時、保加利亞、意大利、德國、波蘭、羅馬尼亞、俄國、法國和瑞士等大學生組織的代表共26人。代表大會研究了關於腦力勞動者參加社會主義運動、反猶太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問題。代表大會的決議貫徹第二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和蘇黎世代表大會的決議的精神。大會還建議在學生中進行積極的社會主義宣傳，並決定在日內瓦設立國際書記處，以建立和加強各國社會主義者大學生的聯系。——435。）

    　　 1893年12月19日於倫敦親愛的公民們：

    感謝你們盛情邀請我參加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非常遺憾的是，我不能接受這一邀請，因為我有一些刻不容緩的和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們的代表大會取得它應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們的努力將成功地使大學生們意識到，正是應該從他們的行列中產生出這樣一種腦力勞動無產階級，他們負有使命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里肩並肩地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

    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向大學要求的僅僅是律師，作為培養他們的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階級的解放，除此之外還需要醫生、工程師、化學家、農藝師及其他專門人材，因為問題在於不僅要掌管政治機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會生產，而在這里需要的決不是響亮的詞句，而是紮實的知識。◎第435頁◎

    致兄弟般的敬禮。

    　弗·恩格斯

    載於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社會主義者大學生》報第8號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頁◎第436頁◎


恩格斯　《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

    *（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是恩格斯在把《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一文收進1894在柏林出版的《〈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文集(1871-1875)》時專門寫的。恩格斯在論文集的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491頁）里說到促使他重印這篇文章並為它寫了詳細的跋的原因。

    這篇跋連同恩格斯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的俄譯文第一次發表在勞動解放社1894年出版的小冊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論俄國》里，小冊子由日內瓦《社會民主黨人》印刷所印刷。這本小冊子的譯文是維·查蘇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後譯出的，格·瓦·普列漢諾夫為小冊子寫了序。後來這篇跋連同恩格斯的這篇文章以不同標題在俄國一再出版。——437。）

    首先我應當更正一下：準確地說，彼·特卡喬夫先生不是巴枯寧主義者，即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自己冒充的“布朗基主義者”。這個錯誤是很自然的，因為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按照當時俄國流亡者的慣例，在西方面前表現自己同全體俄國流亡者團結一致，並且在他的小冊子里實際上還為受到我抨擊的巴枯寧及其一夥進行辯護，仿佛我的抨擊是針對他本人似的。（注：恩格斯指彼·尼·特卡喬夫的小冊子《致1874年〈人民國家報〉第117和118號所載〈流亡者文獻〉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1874年蘇黎世《哨兵報》印刷所版。這封信的俄譯文載於彼·特卡喬夫《社會經濟問題論文選》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頁。

    恩格斯《流亡者文獻》一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覆特卡喬夫的（見本選集第3卷第261-272和272-285頁）。——437。）

    他在同我的論戰中所堅持的對於俄國共產主義農民公社的觀點，實質上是赫爾岑的觀點。赫爾岑，這位被吹捧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義文學家，從哈克斯特豪森的《對俄國的考察》（注：指奧·哈克斯特豪森《對俄國的內部關系、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村設施的考察》1847-1852年漢諾威-柏林版第1-3冊。——437。）中得知，他的莊園里的農奴不知道土地私有，而且時常在相互之間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為一個文學家，他沒有必要去熟悉那很快就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土地公有是一種在原始時代曾經盛行於德意志人、克爾特人、印度人，總而言之曾經盛行於一切印歐民族中的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還存在，在愛爾蘭和蘇格蘭，只是不久前才遭到暴力壓制，在德國，甚至現在在一些地方還能見到；這是一種衰亡中的占有形式，它實際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的共同現象。然而作為一個泛斯拉夫主義者，這位充其量不過是個口頭社會主義者的赫爾岑，卻從中發現一個新的口實，使◎第437頁◎他能夠在這個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鮮明的色彩來描述自己“神聖的”俄羅斯和它的使命——使這個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還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國人和英國人無論怎樣努力都不能實現的東西，俄國人在自己家里卻有現成的。

    “保存農民公社和保障個人自由，把鄉村的自治擴展到城市和整個國家，同時保持民族的統一——這就是俄國未來的全部問題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行動起來力求解決的同一個社會矛盾的問題所在。”（赫爾岑給林頓的信）（注：亞·伊·赫爾岑給《英格蘭共和國》雜志編輯威·林頓的三封信是他在1854年1-2月寫的，第一次用英文發表在林頓的雜志1854年第3卷上。恩格斯所引赫爾岑給林頓的第三封信上的一段是從1885年日內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第9頁轉引來的。

    赫爾岑給林頓的信的全文，見亞·伊·赫爾岑的文集《舊世界和俄國》。——438。）

    這就是說，在俄國也許還存在政治問題；但“社會問題”在俄國則已經解決。

    赫爾岑的追隨者特卡喬夫像赫爾岑一樣把事情看得很簡單。雖然在1875年他已經不能再斷言什麽“社會問題”在俄國已經解決，但是他仍然認為，俄國農民作為天生的共產主義者，同貧困的、被上帝遺忘的西歐無產者比起來，要無限地接近社會主義，並且他們的生活也要無限地好。如果說法國的共和主義者由於他們百年來的革命活動，認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選民，那麽當時的許多俄國社會主義者則認為俄羅斯是社會方面的上帝選民；據說舊的經濟世界不是從西歐無產階級的鬥爭中而是從俄國農民的最內在的東西中得到它的新生。我的抨擊也就是針對這種幼稚的觀點。

    但是俄國的公社還引起了一些無比高明於赫爾岑們和特卡喬夫們的人的注意，並且博得他們的承認。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這位偉大的思想家，他對俄國有無限大的貢獻，把他長年流放在西伯利亞的雅庫特人中間而對他施行慢性謀殺，這將給“解放者”亞歷山大二世留下一個永久的污點。

    由於俄國的思想封鎖，車爾尼雪夫斯基從未讀過馬克思的著◎第438頁◎作，當《資本論》問世的時候，他早已在中維柳伊斯克的雅庫特人中間了。他的全部精神發展只能在這種思想封鎖所造成的環境中進行。俄國書報檢查機關不放過的東西，對俄國說來都是幾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說他有弱點，他的視野有局限性，那麽令人驚奇的，只是這種弱點、局限性並不太多。

    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國農民公社看作從現存社會形式過渡到新的發展階段的手段，這個新階段一方面高於俄國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於階級對立的西歐資本主義社會。俄國擁有這種手段，而西方卻沒有這種手段，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這是俄國優越的地方。

    “在西歐，由於個人權利的無限擴張，實行一種良好的制度異常困難……人們習慣上享有的東西，哪怕是放棄一點點也不容易，在西歐，個人已經習慣於個人權利的無限性。只有經過痛苦的經驗和長時間的思考才能夠教人認識到相互讓步的益處和不可避免性。在西方，建立一種經濟關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沒有犧牲的，因此建立這種制度很困難。它同英法兩國農民的習慣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個國家里是空想的東西，在另一個國家里卻是事實……有些習慣，對英國人和法國人說來，要貫徹到人民生活中去是無比困難的，但在俄國人這里，卻作為人民生活中的事實而存在著……　西方目前正在經過如此困難而漫長的道路來爭取的那種制度，在我們這里卻仍然是我們農村生活中強有力的人民風尚……　我們看見，在西方土地公有制的衰亡帶來了多麽悲慘的後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東西又是何等費力。西方的例子我們不應當視而不見。”（《車爾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內瓦版第5卷第16-19頁；轉引自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年日內瓦版）（注：這里所引的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批評文章《雜志短評》，第一次發表在1857年《同時代人》雜志第5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奧·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對俄國的內部關系、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村設施的考察》，第一次發表在1857年《同時代人》雜志第7期。兩篇文章都收在1879年日內瓦出版的《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文集》第5卷，以《論公社的土地占有制》為總標題。在格·瓦·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年日內瓦版）一書中這段引文在第16-17頁上；後面緊接的第二段引文在第15頁上。顯然恩格斯是從普列漢諾夫的書上引用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因為這兩段引文同該書一樣。——439。）。

    而在談到烏拉爾哥薩克那里至今還盛行土地共耕然後在各戶之間分配產品的制度時，他說：

    “假使烏拉爾人在他們現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在谷物生產中使用機器的時候，那時烏拉爾人將會因他們保存了那種允許使用機器（這些機器要求◎第439頁◎以數百俄畝計的大農莊）的制度而十分高興。”（同上，第131頁）

    只是這里不應忘記，烏拉爾人和他們的出於軍事考慮才保留下來的土地共耕制（我們這里也有兵營共產主義）在俄國是非常獨特的，情形大致同我們這里摩澤爾河地區的農戶公社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樣。如果他們保存現有的制度到他們能夠使用機器的時候，那麽，從這里得到好處的不是烏拉爾人自己，而是奴役他們的俄國軍事國庫。

    不管怎麽說，事實是這樣：當資本主義社會正在西歐崩潰而它本身發展中必然產生的矛盾威脅著它的生存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在俄國，全部耕地的半數左右卻仍然是農民公社的公有財產。如果說在西方用重新改組社會的辦法來解決矛盾是要以一切生產資料（當然也包括土地）轉歸社會公有作為前提條件，那麽在俄國已經存在，或者說得更準確點，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對於西方的這個只是行將建立的公有制是怎樣的關系呢？它是否不能作為民族活動的一個起點，以便用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技術成就來充實俄國的農民共產主義，使它一下子越過整個資本主義時期進入一切生產資料的現代社會主義公有制？或者像馬克思在本文後面引用的一封信（注：見本卷第445-446頁。——編者注）里表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時所說的那樣：“俄國是應當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問題的提法本身已經表明應當向哪個方向去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俄國的公社存在了幾百年，在它內部從來沒有出現過要把它◎第440頁◎自己發展成高級的公有制形式的促進因素；情況恰如德意志人的馬爾克制度、克爾特人的克蘭、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實行原始共產主義制度的公社一樣。所有這些公社，都在包圍著它們的、或者在它們內部產生並且逐漸滲透它們的商品生產以及各戶之間和各人之間的交換的影響下，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喪失共產主義的性質，而變成互不依賴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一般地說可以提出俄國的公社是否將有別的更好的命運這樣一個問題，那麽這不是公社本身的錯，而只在於這樣一個情況：公社在一個歐洲國家里保持相當的生命力到了這樣一個時刻，這時，在西歐不僅一般的商品生產，甚至連它的最高和最後的形式——資本主義生產都同它本身所創造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繼續支配這種生產力，它正在由於這些內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階級沖突而走向滅亡。由這一點就已經可以得出結論，對俄國的公社的這樣一種可能的改造的首創因素只能來自西方的工業無產階級，而不是來自公社本身。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及與之俱來的以社會管理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俄國公社上升到同樣的階段所必需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從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農業共產主義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除了本身的解體以外，都沒有從自己身上生長出任何別的東西。俄國的農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經是這種共產主義的比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國公社的母體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紮德魯加（注：紮德魯加是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人大家族，由同一父親的若幹後代及其妻子兒女組成的家庭公社（20-30人）；共同生產，共同消費。19世紀後半期逐漸解體。——55。））中還存在著的土地共耕，已經讓位給單個家庭的經營管理；公有制只是還表現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這種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間隔時間也極不相同。只要這種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一終止或通過決定被廢止，就會出現小農的農村。◎第441頁◎

    然而單是這樣一個事實：與俄國農民公社並存的西歐資本主義生產同時接近了崩潰的時刻，在這一時刻它本身就會顯示出一種新的生產形式，在這種新的生產形式下將有計劃地使用作為社會財產的生產資料，——單單這樣一個事實，並不能賦予俄國公社一種能夠使它把自己發展成這種新的社會形式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完成這一革命以前，俄國公社如何能夠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和社會工具而掌握起來呢？在俄國公社已經不再按照公有原則耕種自己的土地之後，它又怎麽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有原則管理大工業呢？

    誠然，在俄國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並且清楚地知道這條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這一點的幾千人並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羅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條件下的大約5 000萬人，卻對這一切一無所知。他們至少對這幾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國無產者對羅伯特·歐文為了拯救他們而設想出來的計劃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樣。在新拉納克的歐文的工廠里做工的工人當中，大多數也是在解體的共產主義氏族社會的秩序和習俗中、在蘇格蘭克爾特人的克蘭中成長起來的，但是歐文一個字也沒有談到這些人對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解決只有高得多的發展階段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沖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產和單個交換以前出現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定的東西即生產資料由一定的集團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單單這一個共同特性並不會使較低的社會形式能夠從自己本身產生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後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獨特的最後的產物。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第442頁◎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問題；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這一點對於俄國的公社，也同對於南方斯拉夫人的紮德魯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產資料公有為特點的蒙昧時期或野蠻時期的社會形式一樣，是完全適用的。

    然而，不僅可能而且無庸置疑的是，當西歐各國人民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轉歸公有之後，那些剛剛進入資本主義生產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殘余的國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殘余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並避免我們在西歐開辟道路時所不得不經歷的大部分苦難和鬥爭。但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作出榜樣和積極支持。只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興盛的國家里被克服的時候，只有當落後國家從這個榜樣上看到“這是怎麽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後的國家才能開始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然而那時它們的成功也是有保證的。這不僅適用於俄國，而且適用於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的一切國家。但比較起來，這在俄國將最容易做到，因為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經吸取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精神，因而在革命時期這個國家可以幾乎與西方同時完成社會的改造。

    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已經在1882年1月21 日給普列漢諾夫翻譯的俄文版《共產黨宣言》寫的序言里說過了。我們在那里寫道：

    “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麽試問：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第443頁◎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麽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注：見《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本選集第1卷第250-251頁）。恩格斯在這里引用的是從格·瓦·普列漢諾夫的俄譯文翻譯回去的，因此同序言手稿中有關地方稍有出入。——444。）

    可是，不應當忘記，這里提到的深深陷於解體的俄國公有制從那時以來已經又向前邁了一大步。克里木戰爭期間的失敗清楚地表明，俄國必須迅速發展工業。首先需要鐵路，而大規模修築鐵路不能沒有本國的大工業。產生大工業的先決條件是所謂的農民解放；隨著農民的解放，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從而也進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滅亡的時代。農民負擔了贖金，再添上稅捐加重，同時分配給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少和越來越差，自然使得農民落入高利貸者手中，這些高利貸者大半都是發了財的農民公社社員。鐵路為早先的許多邊遠地區開放了谷物銷售市場，而又運來了便宜的大工業產品，結果排擠了農民的家庭工業，這類產品原先是由家庭工業制造的，一部分供自用，一部分供出售。久已習慣的經濟關系被破壞了，隨著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的過渡，各地出現了混亂局面，在公社社員中間出現了巨大的財產差別——窮人淪為富人的債務奴隸。總而言之，那種在梭倫之前曾經因貨幣經濟的滲入導致雅典氏族解體的過程，在這里開始使得俄國公社解體。（注：見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圖加特第5 版第109-113頁。(恩格斯指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關於雅典民族解體的過程，見本卷第107-118頁。)）梭倫固然能夠通過對當時還很年輕的私有權實行革命的幹預，來解放債務奴隸，幹脆廢除他們的債務，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覆活。同樣，現在世界上也沒有一種力量能在俄國公◎第444頁◎社的解體過程達到一定深度時重建俄國公社。況且俄國政府還規定，在公社社員之間重新分配土地，間隔時間不得少於12年，目的就在於使農民越來越不習慣於重新分配土地並開始把自己看作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國的信里就表示過這樣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現在以國家銀行司庫的身分在俄國信用券上署上自己名字的那位先生，曾在《歐洲通報》（注：《歐洲通報》是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歷史政治和文學月刊，1866-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1909-1918年夏由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編輯；19世紀90年代該雜志刊登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該雜志的編輯兼出版者是米·馬·斯塔修列維奇。——445、637。）

    (Vestnik Jevropy)上刊登過一篇談論馬克思的東西，另一個著作家（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編者注）在《祖國紀事》（注：《祖國紀事》是俄國一家文學政治雜志，1820-1884年在彼得堡開始出版；1839年起成為當時最好的進步雜志之一。維·格·別林斯基參加雜志編輯部，亞·伊·赫爾岑等人為它撰稿。1846年別林斯基退出編輯部後，雜志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葉·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接辦，雜志把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圍。1877年涅克拉索夫去世後，民粹派取得了占優勢的影響。

    《祖國紀事》不斷受到書報檢查的迫害並於1884年4月被沙皇政府封閉。——445。）(Otetschestvenyja Zapiski)上出來回答他。（注：指載於1877年《歐洲通報》（見注336）雜志第9期的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爾·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一書》，以及俄國民粹主義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為回答這篇文章而在1877年《祖國紀事》雜志第10期上發表的《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445。）馬克思為了指出這後一篇文章的錯誤，寫了一封信給《紀事》的編輯，這封信曾以法文原信的手抄本在俄國流傳很久，後來譯成俄文於1886年發表在日內瓦的《民意導報》（注：《民意導報》是俄國民意黨在國外的機關報，1883年至1886年在日內瓦出版，由彼·拉·拉甫羅夫和列·亞·吉霍米羅夫主編，共出五期。——445。）(V ěstnik Narodnoj Voli)上，隨後俄譯文又在俄國國內發表過。（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見本選集第3卷第339-342頁），是馬克思於1877年底讀到該雜志第10期登載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後寫的。這篇文章對《資本論》作了曲解。馬克思這封信沒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後恩格斯從他的文件中發現的。恩格斯覆制了這封信並將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給了在日內瓦的勞動解放社成員維·伊·查蘇利奇。這封信曾在日內瓦1886年《民意導報》雜志第5期上發表。後來又於1888年10月在俄國的合法刊物《司法通報》雜志上發表。——445、724。）這封信同所有出自馬克思手筆的東西一樣，在俄國各界人士中引起極大注意，並被作了極不相同的解釋；因此我在這里把它的內容扼要加以轉述。

    馬克思首先駁斥《祖國紀事》上的文章強加給他的觀點，仿佛他所持的觀點同俄國自由派一樣，認為對俄國來說沒有比消滅農民公有制和急速進入資本主義更為刻不容緩的事了。他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注釋的增補中關於赫爾岑的簡短評語根本不能證明什麽。這一評語是這樣寫的：“如果說在歐洲大陸上……破壞人種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將像迄今為止一樣，同在擴大國民軍、國債、賦稅以及以優雅方式進行戰爭等等方面的競爭手拉手地向前發展，那麽，正像半個俄羅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第445頁◎爾岑（順便說一下，這位文學家不是在俄國而是在普魯士參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書里發現了'俄國的'共產主義）非常認真地預言的，歐洲也許最終將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強行注入卡爾梅克人的血液來返老還童。”（《資本論》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頁）（注：馬克思關於赫爾岑的這段話，見1867年漢堡出版的《資本論》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頁（1987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第750-751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的德文第2版及其後各版里刪去了這個注釋的增補。——446。）馬克思接著說（注：以下是引自馬克思給《祖國紀事》（見注337）編輯部的信中的幾段引文（見本選集第3卷第339、340和341頁）。——446。）：這段話“無論如何，決不能從這里理解我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於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單引號里面的話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尊重談到'一位偉大的俄國的學者和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8頁。——編者注）這個人在幾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他表示讚成後一種解決辦法。

    最後，因為我不喜歡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去揣測'，我準備直截了當地說。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注：引文中的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接著馬克思澄清了他的批評者的其他一些錯誤觀點；涉及我們這里研究的問題的唯一的一個地方是這樣說的：◎第446頁◎

    “現在，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資本論》中關於原始積累的敘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後，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

    馬克思在1877年就是這樣寫的。那時候俄國有兩個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義密謀家的秘密執行委員會(ispolnitel'nyj komitet)的政府（注：顯然是指民粹派組織土地和自由社（1876年秋至1879年秋）和民意黨（1879年8月至1881年3月）的領導機關；後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為政治鬥爭的主要手段。——447。）。這個秘密的並列政府的勢力日益壯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國的革命一定會使歐洲的一切反動勢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強大的後備軍，從而也一定會給西方的政治運動一個新的有力的推動，並且為它創造無比順利的鬥爭條件。馬克思在他的信里勸告俄國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進資本主義，是不奇怪的。

    俄國的革命沒有發生。沙皇制度戰勝了恐怖主義，後者在當時甚至把一切“喜歡秩序”的有產階級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懷抱里。在馬克思寫了那封信以後的17年間，在俄國，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農民公社的解體都大有進展。目前，在1894年，情況怎樣呢？

    在克里木戰爭失敗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殺以後，舊的沙皇專制制度原封不動地繼續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就只有一條出路：盡快地過渡到資本主義工業。帝國的遼闊版圖毀了軍隊，調兵到戰場上去的漫長路程毀了軍隊；必須靠戰略性的鐵路網來消除這種距離遙遠的狀態。但是，鐵路意味著興建資本主義工業和把原始的農業革命化。一方面，最邊遠的地區的農產品也同世界市場發生了直◎第447頁◎接的聯系；另一方面，沒有提供鋼軌、機車、車廂等等的本國的工業，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廣闊的鐵路網。然而不建立起鐵路網，便不能建立大工業的一個部門；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爾省，以及在波羅的海沿岸邊區生根的較現代化的紡織工業，獲得了新的高漲。隨著鐵路和工廠的建立，已有的銀行擴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銀行；由於農民從農奴地位下解放出來，產生了遷徙自由，而且可以預期，在這之後，這些農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將從占有土地的狀況中解放出來。這樣，俄國在短短的時間里就奠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基礎。但是與此同時也就根除了砍斷俄國農民公社的斧頭。

    現在來抱怨這個是無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戰爭後，沙皇專制制度被貴族和官僚的直接議會統治所代替，那麽這一過程也許要慢一些；如果新興的資產階級執政，那麽這一過程一定會加快。在既成的條件下沒有別的選擇可言。當法國建立起第二帝國的時候，當英國的資本主義工業繁榮昌盛的時候，實際上也不能夠要求俄國在農民公社的基礎上投身於自上而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試驗。必定會發生什麽事情。可能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正如在商品生產的國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發生的事情一樣，人們多半只是半自覺地或者完全機械地行動，而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麽。

    這時，一個由德國開創的從上面進行的革命的新時期，同時也就是社會主義在所有歐洲國家迅速成長的時期到來了。俄國參加了共同的運動。這一運動在這里理所當然地采取了沖鋒的形式，目的是要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爭得民族的思想和政治運動的自由。認為農民公社本身具有一種能夠帶來並且必定帶來社會新生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我們已經看到，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沒有能完全擺脫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起了英勇的俄國先進戰士的熱情◎第448頁◎和毅力。這些人不過幾百，但是由於他們的犧牲精神和大無畏精神，竟然弄得沙皇專制制度也不得不考慮投降的可能性和條件了，——我們不去同這些人爭論，雖然他們把俄國人民看作社會革命的上帝選民。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跟他們抱同樣的空想。上帝選民的時代一去不覆返了。

    而在這個鬥爭的同時，資本主義在俄國迅速前進而且越來越接近恐怖主義者所沒有能達到的目的：讓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錢。它要錢不僅是為了它的宮廷豪華生活，它的官僚，首先是為了它的軍隊和以收買為基礎的對外政策，而且尤其是為了它那可憐的財政經濟和在鐵路建設方面所采取的相應的荒唐的政策。外國再也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來彌補沙皇的全部赤字了；它只好在國內尋求幫助。一部分鐵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國推銷；一部分公債也是這樣。俄國資產階級的第一個勝利是鐵路租讓合同，根據這個合同，將來的利潤全部歸股東，而將來的虧損卻全部由國家承擔。接踵而來的是對開辦工業企業的津貼和獎勵金，以及維護本國工業利益的保護關稅，這種關稅使得許多東西最終完全不可能進口。俄國政府由於負有無數債務，並且在國外的信用幾乎完全喪失，不得不為了國庫的直接利益而設法人工培植本國的工業。它經常需要黃金來支付外債的利息。但是在俄國沒有黃金，因為流通的是紙幣。一部分黃金來自規定以黃金支付的幾種關稅，順便指出，這種規定使這幾種關稅提高50％。但是最大部分的黃金要由俄國原料出口對外國工業品進口的順差中得來；購買者對這一余額所開的票據，俄國政府在國內用紙幣收買進來，再到國外提取黃金。因此，如果政府不願為支付外債的利息而舉借新的外債，那麽它就得設法使俄國的工業迅速壯大到能夠滿足國內的全部需求。這就要求俄國成為不依賴外國的、能夠自給的工業國；使政府◎第449頁◎拚命努力要在幾年內使俄國的資本主義達到高水平。因為如果這一點落空了，那就沒有其他辦法，只有動用儲存在國家銀行和國庫里的硬幣軍事基金或者宣布國家破產。在這兩種情況下，俄國對外政策都會完蛋。

    有一點很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年輕的俄國資產階級就把國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國家在所有重要的經濟問題上都不得不屈從於它。如果說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專制獨裁統治，那只是因為這個獨裁統治由於官僚受賄而變得較為溫和，它給資產階級提供的保證，比實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改革所能提供的還要多，而在俄國國內目前情況下，這種改革的後果是誰也不能預測的。這樣一來，俄國越來越快地轉變為資本主義工業國，很大一部分農民越來越快地無產階級化，舊的共產主義公社也越來越快地崩潰。

    這種公社是否還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時刻，像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樣，它能夠同西歐的轉變相配合而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這個問題我不能予以回答。但是有一點是無庸置疑的：要想保全這個殘存的公社，就必須首先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必須在俄國進行革命。俄國的革命不僅會把民族的大部分即農民從構成他們的“天地”、他們的“世界”（注：俄文“мир”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編者注）的農村的隔絕狀態中解脫出來，不僅會把農民引上一個大舞台，使他們通過這個大舞台認識外部世界，同時也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處境和擺脫目前貧困的方法；俄國的革命還會給西方的工人運動以新的推動，為它創造新的更好的鬥爭條件，從而加速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勝利；沒有這種◎第450頁◎勝利，目前的俄國無論從公社那里還是從資本主義那里，都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改造。

    寫於1894年1月上半月

    載於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510頁◎第451頁◎


恩格斯　未來的意大利革命和社會黨

    *（注：這篇文章是恩格斯應意大利勞動社會黨領導人庫利紹娃和屠拉梯的請求寫的，庫利紹娃和屠拉梯在1894年1月19日給恩格斯的信里，請恩格斯就當時意大利國內所醞釀的革命危機談談黨的策略問題。這篇文章由屠拉梯譯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發表在1894年2月1日《社會評論》雜志（見注579）第3期上，編輯部加的標題是《未來的意大利革命和社會黨》。屠拉梯的譯文有幾處同恩格斯的手稿有出入。

    這篇文章還載於德國報紙《社會民主黨人》（見注294）1894年7月12日第24號，標題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談意大利的狀況》。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這封信是根據發表在費耳特里內利學院於米蘭出版的1958年《年鑒》上的法文手稿譯出的。——452。）

    意大利的狀況在我看來是這樣：

    資產階級在爭取民族解放時期和那以後取得了政權，但是沒有能夠而且也沒有想要徹底實現它的勝利。它既沒有消滅封建制度的殘余，也沒有按照現代資本主義模式改組國民生產。它沒有能力讓本國分享資產階級制度的相對的和暫時的利益，反而把這種制度的一切累贅、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這還不夠，它還由於卑鄙的財政舞弊行為而永遠喪失了最後的一點尊嚴和信用。

    因此，勞動人民——農民、手工業者、工人——一方面受到過去的弊病的壓迫，這些弊病不僅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甚至還是古典古代（對分租佃制；南方的大地產，那里人被牲畜所排擠）遺留下來的；另一方面又受到資產階級制度所曾發明的最貪婪的稅收制度的壓迫。在這里我們可以引用馬克思的話：“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第452頁◎關系還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注：見本選集第2卷第100-101頁。——編者注）

    這種狀況將導致危機。生產者群眾到處都情緒激昂；他們在有些地方已經舉行起義。這種危機將把我們引向何處呢？

    顯而易見，社會黨還太年輕，而且由於經濟條件的緣故還太軟弱，使我們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全國的農村人口遠遠地超過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業很不發達，因此典型的無產階級人數很少。大多數人是手工業者、小商販和失掉階級性的分子即搖擺於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群眾。這是正在沒落和瓦解的中世紀的小資產階級，這些人目前還不是無產者，但卻是未來的無產者。只有這個面臨著經濟破產並且已經陷入絕境的階級，能夠為革命運動提供大批戰士和領袖。農民將會支持他們。農民雖然由於土地分散和不識字而沒有可能表現任何有效的主動精神，但是畢竟是強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通過或多或少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那就只能是內閣的更換，卡瓦洛蒂這一幫在新的旗幟下集合起來的共和主義者（注：在新的旗幟下集合起來的共和主義者指意大利激進派，其領袖是費·卡瓦洛蒂。他們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在許多場合都同社會主義者趨於一致。——453。）將會上台；如果發生了革命，那就會出現資產階級共和國。

    面對這些可能性，社會黨應該起什麽作用呢？

    自從1848年以來，時常為社會黨人帶來極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產黨宣言》的策略。“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社會黨人（注：恩格斯在引證時把“共產黨人”一詞換成“社會黨人”。——編者注）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社會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第453頁◎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85 和306頁。——編者注）

    社會黨人總是積極參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經歷的每個發展階段，而且，一時一刻也不忘記，這些階段只不過是導致首要的偉大目的的階梯。這個目的就是：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他們的位置是在為每一個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直接利益而鬥爭的戰士的行列中；但是，他們只是把所有這些政治的或經濟的利益看作分期償付的債款。因此他們把每一個進步的或者革命的運動看作是沿著自己道路上前進的一步；他們的特殊任務是推動其他革命政黨前進，如果其中的某一個政黨獲得勝利，他們就要去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這種永遠不忽視偉大目標的策略，能夠防止社會黨人產生失望情緒，而這種情緒卻是其他缺少遠大目光的政黨——不論是純粹的共和主義者或感傷的社會主義者——無法避免的，因為他們把前進中的一個普通階段看作是最終目的。

    讓我們把所有這些運用於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勝利可能把一個在新的旗幟下集合起來的馬志尼主義者的內閣捧上台。這將使我們獲得普選權和顯著擴大活動自由（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監視等等），這是不應該忽視的新的武器。

    或者這種勝利將給我們帶來一個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馬志尼主義者組成的共和國。這將使我們的活動場所和活動自由更加擴大，至少對目前來說是這樣。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能夠在其中進行決戰的唯一的政治形式。（注：參看本選集第1卷第592-593頁。——編者注）姑且不談它會對歐洲產生的影響。◎第454頁◎

    所以，當前革命運動的勝利只能使我們更加強大，並且給我們創造出一種更為有利的環境。假如我們站在一旁，假如我們對各“親戚”黨只限於純粹消極的批評，那麽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我們必須和他們積極合作的時刻可能會到來。這個時刻將在什麽時候到來呢？

    顯然，直接去準備一種嚴格說來不是我們所代表的階級的運動，那不是我們的事情。如果激進派和共和派認為出動的時刻已經到來，那就讓他們去發泄他們的激情吧。至於我們，我們受這些先生們的漂亮諾言欺騙的次數太多了，決不會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論是他們的陰謀，還是他們的聲明，都不應該打動我們。如果說我們有責任支持一切真正的人民運動，那麽，我們同樣有責任不讓我們無產階級政黨的剛剛形成的核心作無謂的犧牲，不讓無產階級在徒勞無益的地方性的起義中被滅絕。

    與此相反，如果運動真正是全國性的，我們的人就將參加，用不著人家來發號令，我們參加這種運動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時必須清楚地了解，而且我們必須公開宣布：我們是作為獨立的政黨參加，暫時同激進派和共和派聯合，但是和他們截然不同；我們在勝利的情況下對鬥爭成果不抱任何幻想，這樣一種成果遠遠不能使我們滿足，它對於我們來說僅僅是已經達到的階段之一，僅僅是一個作進一步占領的新的作戰基地；正是在勝利的當天我們就將分道揚鑣，並且從那一天起，我們將成為和新政府對立的新反對派，但不是反動的而是進步的反對派，一個極左的、要求越過已獲得的陣地而向新的陣地進軍的反對派。

    在共同的勝利以後，人家也許在新政府中給我們幾個位子——然而總是要我們居於少數。這是最大的危險。在1848年二月革命後，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改革報》派的賴德律－洛蘭、路◎第455頁◎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這種席位的錯誤。（注：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中，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職位。此外，三個《改革報》（見注152）派代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賴德律－洛蘭、弗洛孔、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和機械工阿爾伯也參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會主義者部長們”（更不用說“民主主義者部長們”了）只是資產階級政府可憐的裝飾品而已。——456。）作為由純粹的共和派組成的政府中的少數派，他們心甘情願地在政府內為多數派投票通過和作出的、針對工人階級的一切無恥行為和叛賣勾當分擔責任，與此同時，這些先生們加入政府就癱瘓了他們聲稱自己代表著的工人階級。

    所有這些都僅僅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只是應你的要求才提出來，而且有很大保留。至於我所強調的一般的策略，長期以來，我已經確信它的有效性；它從未喪失過這種有效性。但是說到怎樣把它運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狀況，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須因地制宜地作出決定，而且必須由處於事變中的人來作出決定。

    寫於1894年1月26日

    譯成意大利文載於1894年2月1日《社會評論》雜志第3期

    原文是法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4-518頁◎第456頁◎


恩格斯　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

    *（注：恩格斯的《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一文，是科學無神論的基本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對基督教的產生和本質問題多年研究的成果。據恩格斯自己說，從1841年起他就對這個問題發生了興趣。恩格斯在《布魯諾·鮑威爾和原始基督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336頁）和《啟示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0-16頁）兩篇文章里，已經部分地論述了他在這些問題上的見解。

    本文是為《新時代》（見注3）雜志寫的，發表在該雜志1894-1895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恩格斯在世時這一著作還用法文在1895年4月和5月《社會發展》雜志第1期和第2期上刊登過，是由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翻譯的。——457。）

    一

    原始基督教的歷史與現代工人運動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點。基督教和後者一樣，在產生時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它最初是奴隸和被釋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會主義都宣傳將來會從奴役和貧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後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里尋求這種得救，而社會主義則是在現世里，在社會改造中尋求。兩者都遭受過迫害和排擠，信從者遭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種人被當作人類的敵人，另一種人被當作國家、宗教、家庭、社會秩序的敵人。雖然有這一切迫害，甚至還直接由於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會主義都勝利地、勢不可擋地為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基督教在產生300 年以後成了羅馬世界帝國的公認的國教，而社會主義則在60來年中爭得了一個可以絕對保證它取得勝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說安東·門格爾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勞動收入權》一書中表示驚異：為什麽在羅馬皇帝時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況下，在幾乎純粹由奴隸構成的當時的工人階級受著無限痛苦的情況下，“社會主義並沒有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出現”（注：安·門格爾《十足勞動收入權的歷史探討》1886年斯圖加特版第108頁。對該書的批判，見《法學家的社會主義》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568頁）。——457。），那◎第457頁◎是他恰恰沒有注意到：這個“社會主義”在當時可能的程度上，確實是存在過的，甚至還取得了統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這種基督教——由於歷史的先決條件，也不可能是別個樣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國，在死後的永生中，在即將來臨的“千年王國”中實現社會改造，而不是在現世里。

    這兩個歷史現象的類似，早在中世紀，在被壓迫農民，特別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義中就有突出的表現了。這些起義同中世紀的所有群眾運動一樣，總是穿著宗教的外衣，采取為覆興日益蛻化的原始基督教而鬥爭的形式（注：伊斯蘭教世界的宗教起義，特別在非洲，是一種奇特的與此相反的情況。伊斯蘭這種宗教適合於東方人，特別適合於阿拉伯人，也就是說，一方面適合於從事貿易和手工業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適合於貝都英遊牧民族。而這里就存在著周期性沖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來了，他們沈湎於奢華的生活，對遵守“教律”滿不在乎。生活貧困並因此而保持著嚴峻習俗的貝都英人，則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來看待那些財富和享受。於是，他們就團結在某個先知，即某個馬赫迪的領導下，去懲罰背教者，恢覆對教義、對真正信仰的尊重，並把背叛者的財富作為獎賞而收歸己有。100年之後，他們自然也處於這些背叛者所處的同樣的地位；這時需要再來一次信仰凈化，於是又出現新的馬赫迪，戲再從頭演起。從非洲的阿爾摩拉維德王朝和阿爾摩哈德王朝對西班牙進行侵略戰爭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後的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擊英國人(指祖魯人和努比亞人反對英國殖民者的民族解放鬥爭。

    1879年1月英國人向祖魯人進攻，祖魯人在自己的領袖開芝瓦約的領導下非常頑強地抵抗了英國殖民軍達半年之久。後者只是由於在武器裝備方面占巨大優勢而在經過一系列戰鬥之後才取得勝利的。直到1887年，英國人由於利用了他們在祖魯人中間挑起的連續幾年的部落混戰，才得以最後征服祖魯人。

    19世紀70年代英國殖民者開始侵入蘇丹，遇到蘇丹各族人民的頑強抵抗。1881年爆發了以穆斯林傳教主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稱“馬赫迪”，意即“救世主”）為首的蘇丹的努比亞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義，起義於1883-1884年獲得勝利，從英國殖民軍手中解放了幾乎全部國土。在起義的過程中成立了獨立的統一的馬赫迪國家。只是到1899年，英國殖民軍利用這個國家因連年打仗和發生部落紛爭而內部削弱之機，同時依靠武器的絕對優勢，才征服了蘇丹。)止，情況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蘭教國家的起義，

    情況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進行的運動都是由經濟原因引起的；可是這些運動即使在獲得勝利的情況下，也讓原有的經濟條件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這樣，一切又都照舊，沖突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與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義中，宗教外衣只是用來作為進攻陳舊經濟制度的旗幟和掩蓋物；陳舊的經濟制度最終被摧毀，為新的經濟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邁進。）；但是在宗教狂熱的背後，每次都隱◎第458頁◎藏有實實在在的現世利益。這在光榮不朽的揚·瑞日卡所領導的波希米亞塔博爾派（注：塔博爾派是15世紀上半葉向德國封建主和天主教會進行鬥爭的波希米亞胡斯派民族解放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爾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並成為他們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爾。該派建立自己的軍隊，領袖之一是約·傑士卡，基本群眾是農民和城市平民，其中大多數人主張消滅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權，沒收天主教會財產，建立一個沒有“國王的國家。”並曾試圖在消費方面實行平均共產主義的原則。擁有自己的軍事組織的塔博爾派曾經聯合胡斯運動中的溫和派——聖杯派，多次擊退教皇和德國皇帝對波希米亞進行的征討。後來由於聖杯派與天主教勢力妥協，塔博爾派於1437年遭到失敗，胡斯派運動也隨之被鎮壓下去。——459。）的組織中表現得最清楚；但是這種特征貫串於整個中世紀，在德國農民戰爭之後才逐漸消失，到1830年以後又再現於共產主義者工人身上。厄內斯特·勒南說過：“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會是什麽樣子，那就請你看看'國際工人協會'的一個地方支部。”在他說這句話之前很久，法國的革命共產主義者，此外，特別是魏特林及其追隨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這個用甚至在當代新聞界都找不出先例來的抄襲德國聖經批判的辦法寫了教會歷史小說《基督教的起源》（注：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編者注）的法國文學家，自己並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話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很想看看有哪位過去的國際活動家，在比方說閱讀所謂《保羅達哥林多人後書》的時候，他的舊日的創傷，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創傷，能不綻開來。這整篇使徒書，從第八章起，發出永遠不斷的，可惜竟是那麽熟悉的訴苦的調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沒有來！好多60 年代的最熱心的宣傳家會大有同感地握著這位使徒書作者——不論他是誰——的手悄悄地對他說，“你也遇到過這樣的事呀！”這個題目我們也有話要說的——我們的協會里也擠滿了哥林多人；這些在我們眼前捉摸不定地晃來晃去的、帶來唐達魯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會費，恰恰就是盛傳的“國際的百萬財產”！

    關於最初的基督徒，我們最好的資料來源之一是薩莫薩塔的琉善；這位古希臘羅馬時代的伏爾泰，對任何一種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懷疑態度，因而對基督徒，比起對其他任何宗教社團來，都不會由於異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另眼相待。相反，對他們的迷信，他一◎第459頁◎律大加嘲笑——對丘必特的崇拜者並不比對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從他那膚淺的唯理論的觀點看來，這兩種迷信是同樣荒謬的。這位在任何場合都不抱偏見的證人，曾經講述過生於赫勒斯滂海峽的帕里城、自稱普羅特斯的冒險家佩雷格林的生平。這個佩雷格林年輕時的事業是在亞美尼亞以通奸開始的，他在犯罪現場就地被拿獲，按當地習俗被判處私刑。僥幸逃脫之後，在帕里由於勒死了他的父親又不得不躲藏起來。◎第460頁◎

    我來引一段肖特的德譯文（注：恩格斯從琉善的諷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話，不像肖特的譯文，更像奧·鮑利譯的這篇作品的德譯文（見《琉善文集》1831年斯圖加特版第13卷第1618-1620和1622頁）。——460。）：“這時，他湊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學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奧妙的道理。不久他就獲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老師們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會首腦、猶太寺院主持——總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釋他們寫的聖書，自己也寫了一大批，結果，基督徒們最終把他視為神明，奉為立法者，並把他擁立為首領（主教）……　由於這種原因〈即由於作基督徒〉，普羅特斯有一次被當局逮捕，投入監獄……　當他因此而身被鐐銬的時候，基督徒們認為他受囚禁是他們的大不幸，就用盡一切辦法營救他。但是，營救沒有成功，於是他們就無微不至地從各方面去照料他。天剛剛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婦和孤兒守在他的監獄門口；較有勢力的基督徒則買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們帶著飯去，在他的身邊讀他們的聖書，——一句話，敬愛的佩雷格林（當時他還是叫這個名字）在他們看來至少也是另一位蘇格拉底。有的基督教會的使者甚至從若幹小亞細亞城市跑來援助他，安慰他，並在法庭上替他辯護。這些人，只要關系到他們的團體，無論在什麽地方他們都會立即到場，快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這時既不辭辛勞，也不惜費用。因此，佩雷格林當時從四面八方都拿到錢，監禁竟成了他大筆收入的來源。這些可憐的人自以為他們的肉體和靈魂不死，他們將永生；所以他們對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許多人甚至情願去死。而且他們的第一立法者還向他們灌輸這樣一種思想：只要他們一改宗，即放棄希臘諸神而信奉那個被釘十字架的詭辯家並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們大家就都成為兄弟了。因此他們無區別地輕視一切身外的財富，而把這些財富歸共同所有——這是他們不經檢驗和證明而徑直接受的教義。於是巧於利用環境的狡猾的騙子來到他們當中，很快就能變成富翁，而且還要暗中嘲笑這些傻子。後來，佩雷格林又一次被當時的敘利亞當局釋放了。”

    在敘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險之後，作者接著寫道：

    “於是我們這位偉大人物第二次動身〈從帕里〉漫遊各地，而且他一點旅費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夠了，他們到處都保護他，保證他什麽也不缺乏。他就這樣被供養了一個時期。可是當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規矩——我想是被發現吃了他們所禁忌的什麽東西——的時候，他們就把他趕出了他們的團體。”（注：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編者注）

    讀琉善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時代的回憶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爾布雷希特”。他大約從1840年起，好多年間簡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產主義支部（注：恩格斯指的是威·魏特林在19世紀40年代初建立的德國工人和手工業者的秘密組織——正義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的《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見本卷第190-210頁）一文講述了正義者同盟的歷史。——461。）處於危險狀態；他是個健壯的長須大漢，徒步走遍了整個瑞士，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尋找聽眾，看來他是個頗為無害的糊塗蛋。不久就死了。接替他的是一個不那麽無害的後繼人——荷爾斯泰因的格奧爾格·庫爾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時候，要瑞士法語區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種福音，而且在一段時期內做得很成功，甚至他們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輕狂的奧古斯特·貝克爾也被他誘了過去。這位庫爾曼給他們作過講演，這些講演於1845年在日內瓦出版，總標題是：《新世界或人間的精神王國。通告》。在他的門徒（也許就是奧古斯特·貝克爾）寫的序里有這樣的話：

    “需要有人來表達我們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難和希望，簡言之，一切使我們的時代深感不安的東西……　這個人，我們的時代所期待的人出現了。這就是荷爾斯泰因的格奧爾格·庫爾曼博士。他帶來了關於新世界或體現為現實的精神王國的學說。”（注：格·庫爾曼《新世界或人間的精神王國。通告》1845年日內瓦版第Ⅷ、Ⅸ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穿了庫爾曼的“預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9-640頁）。——461。）

    當然用不著我說，這種關於新世界的學說，不過是飾以拉梅耐式的半聖經味的詞句，並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講出的一種最庸俗的◎第461頁◎傷感的胡謅。這並沒有妨礙老實的魏特林派像亞細亞的基督徒擁戴佩雷格林那樣擁戴這個騙子。這些人的超民主主義和平均主義達到了極點，甚至把每個小學教師、新聞記者，總之一切非手工業者，都看成有意剝削他們的“學者”，總是懷疑他們；正是這些人，竟讓庫爾曼這個裝腔作勢的能手灌輸了這樣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聖賢，也就是庫爾曼，將調節享受的分配，因而，現在在舊世界里，弟子們就已經應該把一切享受大把大把地供獻給這位至聖，而自己則應該對殘羹剩飯感到滿足。於是，當這種情況繼續存在的時候，佩雷格林－庫爾曼就靠支部的破費過著十分闊綽和心滿意足的生活。誠然，這種情況並沒有延續很久；懷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間日益增長的怨言，沃州政府進行迫害的威脅，結束了洛桑的這個“精神王國”，於是庫爾曼不見了。

    凡是親身經歷過歐洲初期工人運動的人，都會記起幾十個類似的事例。現在，這樣的極端情況，至少在大中心地區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運動爭得新地盤的邊遠地方，這一類小號的佩雷格林還可望獲得暫時的、有限的成功。各國工人政黨里都會鉆進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無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紅運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種痘反對者、戒酒主義者、素食主義者、反活體解剖者、用自然療法行醫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會（注：自由公理會是在“光明之友”運動的影響下，於1846年和1847年從官方新教教會中分化出來的宗教團體，它曾試圖成立全德國的教會。“光明之友”是產生於1841年的一種宗教派別，它反對在新教教會中占統治地位的、以極端神秘主義和偽善行為為特征的虔誠主義。自由公理會於1847年3月30日獲得了進行自由的宗教活動的權利。——462。）的傳教士、世界起源新學說的編造者、無結果或未成功的發明者、被官僚指為“愛打官司的無賴漢”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誠實的傻子和不誠實的騙子——，同樣，最初的基督徒的情況也是如此。舊世界解體過程所解放出來的，也就是所扔出來的各種分子，都一個接一個地掉進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這一解體過程（因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產物）從而得以保存下來並且不斷成長起來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則只不過是短命蜉蝣而已。每一種狂想、胡說或騙術都會鉆◎第462頁◎進年輕的基督教會，找到熱心的聽眾和熱誠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時期不會找不到。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們最初的共產主義工人支部那樣，對於一切投合他們口味的東西都是無比的輕信，這就使我們甚至無法肯定，我們的新約中是否沒有摻雜著佩雷格林給基督徒們寫的“大批聖書”中的某個片斷。

    二

    德國的聖經批判——迄今我們在原始基督教史領域中的認識的唯一科學基礎——曾經按兩個方向發展。

    一個方向是蒂賓根學派（注：蒂賓根神學學派是德國神學家斐·克·鮑爾在19世紀上半葉創立的一個研究並批判聖經的學派。這一派人批判《新約全書》中的矛盾和歷史謬誤，但又力圖把聖經里的某些說法作為符合歷史的東西保留下來。可是這些從事研究的人無意中使聖經的威信受到破壞。——463。），廣義來說，應該把大衛·弗·施特勞斯也算在內。在批判研究方面，這個學派做到了一個神學派別所能做到的一切。它承認，四福音書並不是目擊者的傳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後來的加工品，在據說是使徒保羅寫的使徒書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歷史記敘中的一切奇跡和矛盾都作為無法接受的東西而勾銷了；但對於其余部分，它卻企圖“挽救一切還能挽救的”，這就非常清楚地顯示出它的神學家學派的性質。這樣它就使大部分以這個學派為依據的勒南，得以通過同樣的方法，“挽救”了還要更多得多的東西，除大量的顯然可疑的新約中的故事以外，還想把許多其他關於殉道者的傳說，也都當作歷史上可資信考的資料硬塞給我們。但是無論如何，蒂賓根學派從新約中作為非歷史的或偽造的東西而屏棄的那一切，可以認為在科學上已經被最後清除了。

    另一個方向，只有一個代表人物，即布魯諾·鮑威爾（注：布·鮑威爾對新約的批判，見他的下列著作：《約翰福音史批判》1840年不來梅版、《符類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萊比錫版第1—2卷；此書第3卷用《符類福音作者和約翰的福音史批判》的名稱於1842年在不倫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獻中把前三部福音書，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稱為符類福音作者。——463。）。他的巨大功績，不僅在於他對福音書和使徒書信給了無情的批判，而且還在於他第一個不但認真地研究了猶太的和希臘-亞歷山大里亞◎第463頁◎的成分，並且還認真地研究了純希臘的和希臘-羅馬的成分，而正是後者才給基督教開辟了成為世界宗教的道路。說什麽基督教從猶太教產生時就已經定型，並憑大體上已經確定的教義和倫理從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這種奇談怪論從布魯諾·鮑威爾時起再也站不住腳了；它只能在神學院里和那些要“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損害科學的人們中間茍延殘喘。斐洛的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和希臘羅馬庸俗哲學——柏拉圖派的，特別是斯多亞派（注：斯多亞主義是公元前4—3世紀產生於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派別，因其創始人芝諾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畫廊講學，又稱畫廊學派（畫廊的希臘文是“Stoa”）。

    斯多亞派哲學分為邏輯學、物理學和倫理學，以倫理學為中心，邏輯學和物理學只是為倫理學提供基礎。這個學派主要宣揚服從命運並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論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義傾向，又有唯心主義思想。早期斯多亞派認為認識來源於對外界事物的感覺，但又承認關於神、善惡、正義等的先天觀念。他們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邏各斯看成一個東西，認為宇宙實體既是物質性的，同時又是創造一切並統治萬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運，或稱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為善人，就必須用理性克制情欲，達到清心寡欲以至無情無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亞派強調社會責任、道德義務，加強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義傾向。晚期斯多亞派宣揚安於命運，服從命運，認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擺脫痛苦和罪惡，得到精神的安寧和幸福。晚期斯多亞派的倫理思想為基督教的興起準備了思想條件。——255、464。）的——給予在君士坦丁時代成為國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響，雖然還遠沒有徹底弄清，但這種影響的存在已經得到證明，這主要歸功於布魯諾·鮑威爾；他基本上證明了基督教不是從外面、從猶太輸入而強加給希臘羅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這個世界的最道地的產物。當然，鮑威爾也像一切對根深蒂固的偏見作鬥爭的人們一樣，在許多地方是做得過分的。為了也要根據文獻來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對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響，為了要說明新約的作者們是上述兩位哲學家的直接剽竊者，鮑威爾不得不把新宗教的興起推遲半個世紀，而不顧羅馬歷史編纂學家們的記述與此不符，總是十分輕率地對待歷史。照他的意見，基督教直到弗拉維王朝時才真正誕生，而新約的著作則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馬可·奧勒留的時代才有的。因此，在鮑威爾心目中，新約中耶穌及其門徒的故事的任何歷史背景都消失了；這些故事就成了這樣一種傳說，其中把最初團體的內在發展階段和內部精神鬥爭都歸之於多少是虛構出來的人物。在鮑威爾看來，這一新宗教的誕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亞歷山大里亞和羅馬。

    所以，蒂賓根學派以新約的歷史和文獻中未被它批駁的殘余部分，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目前尚可被科學承認為有待爭論的問題的最高極限，布魯諾·鮑威爾則給我們提供了在這一歷史和文獻◎第464頁◎中可以為科學所批駁的最高極限。實際真理存在於這兩個極限之間。憑現有的資料能否確定這真理，是很大的疑問。新發現，特別是羅馬的，東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發現，在這方面的貢獻將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約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寫作時間可以精確到幾個月以內：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間寫成的；所以屬於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樸素的真實性和相應的習慣語言反映出了當時的觀念；因此，我認為，要確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麽樣子，它比起今本新約中所有其余在寫成時間方面晚得多的各篇來要重要得多。這一篇就叫《約翰啟示錄》；它原來似乎是全部聖經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現在由於德國的批判已經變得最易懂、最清楚的了，所以我想同讀者來談談它。

    只要把這一篇瀏覽一下，你就會確信，不僅它的作者，甚至連作者在其中活動的“周圍環境”，都是何等動蕩不安。我們這篇《啟示錄》並不是當時這種著作中獨一無二的一篇。從紀元前164 年第一篇流傳至今的此類著作《但以理書》寫成時起，差不多到約為康莫迪安寫《護教歌》（注：即康莫迪安《反猶太人和異教徒的護教歌》。——編者注）時的紀元250年止，根據勒南的統計，傳至今日的古典“啟示作品”不下15種之多，較晚的仿作還不計算在內（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為他的書並不是只有專家才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當時，甚至羅馬和希臘，尤其是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都把由各種不同民族的極端粗陋的迷信觀念構成的毫無批判的混合物無條件地信以為真，並且用虔誠的蒙蔽和直截了當的欺騙來加以補充；當時，奇跡、狂熱、幻覺、神咒、占卜、煉金術、喀巴拉（注：喀巴拉（希伯來語，意為傳統、傳說）是一種對古老的“聖”書經文進行解釋的神秘而具有巫術成分的方法，即對一些詞和數碼賦予特殊的象征性含義。這種辦法曾流行於猶太教徒中間，後又從猶太教傳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465。）以及其他神秘荒誕的東西占據著首要地位。原始基◎第465頁◎督教就產生在這樣一種氣氛中，而且是產生在特別易於接受這種對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類人中間。這就無怪乎在埃及，如萊頓城的紙草書之類的資料所證明的，基督教諾斯替教派（注：諾斯替教派是諾斯替教的信徒。諾斯替教是公元1至2世紀時產生的一種宗教哲學學說，由基督教的、猶太教的、各種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義的希臘—羅馬哲學的某些成分結合而成。諾斯替教的基礎是關於“諾斯”（古希臘語，意為“真知”）的神秘學說——通過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啟示而獲得真知。諾斯替教派的特點在於強調物質是罪惡的，宣傳禁欲主義，不承認舊約的神聖性和神話中基督教創始者耶穌基督的“神人”雙重性。正統的基督教界斥諾斯替教為異端，對諾斯替教派進行了殘酷鬥爭，把他們的著作幾乎全部銷毀。——466。）曾在基督紀元2世紀時熱中於煉金術，並把煉金術的觀念引入他們的教義中。而迦勒底的和猶太的數學家——根據塔西佗的說法，他們曾在克勞狄烏斯時代和維特利烏斯時代先後兩次因施用巫術而被逐出羅馬（注：塔西佗《編年史》第12篇第52章和《歷史》第2篇第62章。——編者注）——所從事的，正是我們將要看到的構成《約翰啟示錄》之核心的那種幾何學。

    此外，還要補充第二點。所有啟示作品都認為有權蒙蔽讀者。這些作品（例如《但以理書》、《以諾書》，以斯拉、巴錄、猶大等人的啟示作品，《西維拉占語集》（注：《西維拉占語集》，據傳為古代一遊方預言家（庫馬城的西維拉）所作，在古羅馬的宗教生活中起過很大作用。——466。））不僅通常都根本是別人所寫（這些作者比名義上的作者晚得多），而且所預言的也都是早已發生並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書》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條克死前不久的時候，把關於波斯、馬其頓的世界統治的興衰和羅馬的世界統治的開始的預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時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過這種效驗來證實自己的預言，使讀者能夠接受最後關於以色列人會克服一切苦難，終將勝利的預言。所以，如果《約翰啟示錄》果真是那假想的作者所作，就會是所有啟示著作中唯一的例外。

    托名為約翰的作者，無論如何是在小亞細亞的基督徒中極孚眾望的一個人。這可以由給七教會的書信中的語氣來證明。因此，可能這就是那位使徒約翰，此人歷史上是否存在尚無法完全肯定，但也可能確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這位使徒，就只會加強我們◎第466頁◎的看法。這會有力地證實，書中的基督教，的的確確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但是應該順便指出的是，《啟示錄》和那也被認為是約翰寫的一篇福音書或三篇使徒書信決不屬於同一作者。

    《啟示錄》是由一連串幻景構成的。在第一個幻景中出現了穿著最高祭司裝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個亞細亞教會的七個燈台中間行走，並把給這些教會的七個“天使”的書信口授給“約翰”。在這里，一開頭就很尖銳地顯示出這種基督教和尼西亞宗教會議（注：尼西亞宗教會議是第一次基督教會世界性主教會議。這次會議是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城召開的，約300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長老出席。會議針對當時教會存在的“三位一體”派和阿里烏派的信仰分歧，通過了一切基督徒必須遵守“三位一體”的信條（正統基督教教義的基本原則），不承認信條以叛國罪論。會議還制定教會法規，以加強主教權力，實為加強皇帝權力，因主教是由皇帝任免的，從此基督教變成了羅馬帝國國教。——255、467。）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這里，不但沒有聽說過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聖的三位一體。這里我們所看到的不是後來的一個聖靈，而是猶太教的拉比在《以賽亞書》第十一章第二節的基礎上構成的“神的七靈”。基督是神的兒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絕不就是神本身，或與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靈一樣，是永遠存在的，但卻是居於屬位的、神的流出體。在第十五章第三節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讚美神。這樣看來，基督在這里不僅是作為神的下屬，而且甚至於在某些方面被放在與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釘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節），但覆活了（第一章第五節、第十八節）；他是為世界贖罪而犧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於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這里我們看到了使原始基督教後來得以發展成為世界宗教的那種根本觀念。當時，閃米特人和歐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種共同的觀點，認為被人們的行為冒犯了的眾神是可以用犧牲求其寬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個革命的（從斐洛學派抄襲來的）根本觀念就是，在信徒們看來，一切時代的、一切人的罪惡，都可以通過一個中間人的一次偉大自願犧牲而永遠被赦免。於是，以後就沒有必要再作任何犧牲，許許多多的宗教禮儀也就隨之而失去依據；而◎第467頁◎擺脫這些妨礙或禁止與異教徒交往的禮儀，則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條件。然而，供獻犧牲的習俗在各民族的風尚中畢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吸取了很多異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實行一種哪怕是象征性的彌撒祭禮來適應這種情況。關於原罪的教義，在我們分析的書中反而連一點影子也沒有。

    但是在這些信中，也像在全書中一樣，最大的特點卻是，無論何時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對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用別的稱呼，而只是稱作猶太人。對於他所痛斥的士麥那和非拉鐵非的宗派分子，他發出的指責是：

    “他們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而是撒但一會的人。”

    談到帕加馬宗派分子，則說他們遵從巴蘭的教訓，而巴蘭曾教巴勒引誘以色列孩子們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見，我們在這里接觸到的不是自覺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稱為猶太人的人；誠然，他們的猶太教是先前的猶太教發展的新階段，但正因為如此，才是唯一真正的猶太教。因此，當聖徒在神的寶座前出現的時候，先是144 000個猶太人，每一支派各12 000人，隨後才是無數前來改宗這種革新了的猶太教的異教徒群眾。請看，我們這位作者在基督紀元69年的時候，對於他代表著宗教發展的嶄新階段，即行將成為人類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階段，是很少意識到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還不曾有自我意識的基督教，同後來在尼西亞宗教會議上用教條固定下來的那種世界宗教，是有天淵之別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從後者很難認出前者。這里既沒有後世基督教的教義，也沒有後世基督教的倫理，但是卻有正在進行一場對全世界的鬥爭以及這一鬥爭必將勝利的感覺，有鬥爭的渴望和勝利的信心，這種渴望和信心在現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經完全喪失，◎第468頁◎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只存在於社會的另一極——社會主義者方面。

    事實上，對起初極其強大的世界作鬥爭，同時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間作鬥爭，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點，也是社會主義者的特點。這兩個偉大的運動都不是由領袖們和先知們創造出來的（雖然兩者都擁有相當多的先知），兩者都是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在起初的時候必然是混亂的；其所以混亂，是由於群眾的任何思想開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確的，無聯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先知們起初在運動中還起著的那種作用。這種混亂表現為形成許許多多的宗派，彼此進行鬥爭，其激烈至少不亞於對共同外敵的鬥爭。在原始基督教是如此，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早期也是如此，盡管這會使那些在根本無統一之可能的情況下宣揚統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難過。

    難道國際是靠某種統一的教條聯合起來的嗎？恰恰相反。那里有謹守1848年以前法國傳統的共產主義者，而這些人又是帶有各種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產主義者和重整旗鼓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的另一種共產主義者，有在法國和比利時占優勢的蒲魯東主義者，有布朗基主義者，有德國工人黨，最後，還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風的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者，——而這還只是些主要的集團。從國際建立時起，為了在各處徹底同無政府主義者劃清界限，至少在最一般的經濟觀點上能夠達到統一，竟花費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而且這還是依靠了現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鐵路、電報、巨大的工業城市、報刊和有組織的人民集會才達到的。

    最初的基督徒也分裂成無數宗派，而這恰好成了引起爭論並從而獲致後來的統一的手段。就在我們這篇無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獻中，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分裂成宗派的情況，而我們的作者，就像抨擊整個罪惡的外部世界那樣，勢不兩立地激烈地抨擊這些宗◎第469頁◎派。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帕加馬的尼哥拉派，接著是士麥那和非拉鐵非的那些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並非猶太人而是屬於撒但一會的人，帕加馬的那些信奉名叫巴蘭的偽先知的教訓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稱是使徒而其實並非使徒的人，最後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別的偽女先知的人。關於這些宗派的詳情，我們毫無所知，只是聽人談到巴蘭和耶洗別的徒眾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們企圖把所有這五個宗派說成是保羅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這些書信說成是反對保羅，反對偽使徒，反對虛構出來的巴蘭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1869年巴黎出版的《聖保羅》一書中（第303-305、367-370頁）收集了一些相應的、很難使人信服的論據。所有這些論據，不外乎要從使徒行傳和所謂的保羅使徒書出發來解釋這些書信，其實這些著作至少就目前的版本來說其成書時間起碼比《啟示錄》要遲60年，因而其中包含的與此有關的事實資料不僅極可懷疑，而且是彼此完全矛盾的。有決定意義的倒是：我們這位作者不會想到要用五個不同的名稱來稱呼同一個宗派；單對以弗所就使用了兩個（偽使徒和尼哥拉派），對帕加馬也使用了兩個（巴蘭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兩個不同的宗派。當然，不能否認，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現在該稱之為保羅信徒的那種人。

    在講得較詳細的這兩個場合，所譴責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這是猶太人——不論是古代的還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異教徒爭論不休的兩點。異教徒不僅把祭神肉拿到慶宴上，在此種情況下拒絕食用是非禮的，甚至可能是危險的；而且祭神肉還在公共市場上出售，在這里並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規清潔過。講到奸淫的事，這些猶太人所指的不僅是婚姻以外的性關系，而且指猶太法律所禁止的、某親等以內的人的通◎第470頁◎婚，也指猶太人與異教徒之間的通婚；這個詞在《使徒行傳》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節里一般都作此解釋。但我們這位約翰對於正統猶太人所認可的那種性關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節里談到天上的144 000個猶太人：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

    而在我們這位約翰的天上，確實是一個婦女都沒有。因而他是屬於原始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個籠統地視性關系為罪惡的派別。如果我們還注意到，他把羅馬叫作大淫婦，說地上的君王們與她行淫並被她淫亂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驕奢淫逸而發了財，那我們對上述的那個詞就決不能按照神學的護教論所要賦予它的那種狹窄意義來理解，神學的護教論是要借此為解釋新約中的其他地方找證據。與此相反，書信中這些地方清楚地顯示出一切深刻動蕩時代所共有的一種現象，即對性關系的傳統束縛也同所有其他藩籬一起發生動搖。在基督教的最初幾個世紀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義，同時，把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男女關系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傾向，也相當常見。在現代社會主義運動中情況也是這樣。30 年代聖西門派的“肉體覆權”——德文譯作“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在當時德國這樣一個“虔誠的育兒所”（注：摘自海涅的詩《安心》。——編者注）曾引起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懼啊！而恐懼得最厲害的，恰恰是那個在柏林也像在自己的莊園里一樣，不經常使自己的肉體覆權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當時居統治地位的高貴等級（當時我們還沒有階級）！如果這些正人君子還知道傅立葉給肉體規定的自由不止這些的話，不知道該怎樣啊！隨著空想主義被克服，這◎第471頁◎些放蕩行為讓位給較為理智的而且實際上更激進得多的概念；而且自德國從海涅的“虔誠的育兒所”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心的時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會那種偽善的憤慨，就被人們嗤之以鼻了。

    那些書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強烈號召同道者進行熱心的宣傳，在敵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開承認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撓地對內外敵人作鬥爭，——就這些而論，國際的某個有先知氣概的熱心家也可以寫得毫不遜色。

    三

    我們這位約翰傳諭給七個小亞細亞教會，並通過它們傳諭給69年的經過改革的猶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後從這種猶太教發展而來的）的其余部分。書信只是約翰傳諭的真正題旨的引言。這里，我們才進入原始基督教的聖所。

    最初的基督徒來自什麽樣的人呢？主要來自屬於人民最低階層的“受苦受難的人”，革命因素總是這樣形成的。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麽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產的自由人，他們很像美國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種貧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國口岸流浪並從事冒險的歐洲人，此外還有被釋的奴隸和特別是未被釋的奴隸；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莊園里，是奴隸；在各行省農業地區，是日益陷入債務奴役的小農。對所有這些人說來，絕對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對所有這些人說來，天堂已經一去不覆返；破產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們先人曾在其中作自由公民的過去那種既是城市、又是國家的城邦；戰俘奴隸的天堂是被俘和成為奴隸以前的自由時代；小農的天堂是已經被消滅的氏族制度和土◎第472頁◎地公有制。所有這一切，都被羅馬征服者用蕩平一切的鐵拳消滅凈盡了。古代所達到的最大的社會群，是部落以及親屬部落的聯盟；野蠻人的組織的基礎是氏族聯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臘人和意大利人的組織則以包括一個或幾個部落的城邦為基礎。菲力浦和亞歷山大使希臘半島得到政治的統一，但是希臘民族還沒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於羅馬世界統治的衰亡才成為可能。羅馬的世界統治一下子永遠結束了小的聯盟；軍事暴力、羅馬的訴訟程序、稅收機構徹底瓦解了傳統的內部組織。除失去獨立和自己特有的組織而外，更加之以軍事和民政當局的強暴掠奪：它們先奪走被征服者的資財，然後又以重利貸給他們，為的是讓他們能夠交納新的苛捐雜稅。在純自然經濟的地區或者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地區，沈重的賦稅以及由此引起的對貨幣的需要，使農民越來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貸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財產差異，使富者更富，貧者赤貧。對於巨大的羅馬世界強權，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進行任何反抗都是無望的。被奴役、受壓迫、淪為赤貧的人們的出路在哪里？他們怎樣才能得救？所有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沖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為了使所有這些人都卷入一個統一的偉大革命運動，必須找到這樣一條出路。

    這樣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現世。在當時的情況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領域內。於是另一個世界打開了。肉體死後靈魂繼續存在，就漸漸成為羅馬世界各地公認的信條。死後的靈魂將為其生前的行為受到某種報償或懲罰這一信念，也越來越為大家所接受。但報償是相當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強烈的自發唯物主義，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寶貴得多；希臘人把死後的永生還看成是一種不幸。於是，基督教出現了。它認真地對待彼岸世界的報償和懲罰，造出天國和地獄。一條把受苦受難的人從我們苦難的塵世◎第473頁◎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實上，也只有靠對彼岸世界獲得報償的希望，斯多亞-斐洛學說的棄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為能吸引被壓迫人民群眾的一種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則。

    但這種天堂樂園決不是一死之後就向信徒們開放的。我們將看到，以新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天國，只是經過對地獄勢力的激烈鬥爭才攻克與打開。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觀念中，這種鬥爭很快就要到來。我們的約翰一開始就表明他的書是啟示“必要快成的事”；隨後，在第三節，他宣稱：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基督吩咐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說：“看哪，我必快來。”而在最後一章里天使說，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給約翰，並吩咐他：

    “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基督自己也說過兩次（第十二節和第二十節）：“我必快來。”我們以後會看到，人們預期這次降臨將怎樣快地到來。

    《啟示錄》的作者現在向我們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從較早的一些範本中抄襲來的。一部分來自舊約中的古典先知，特別是以西結，一部分來自後來按照《但以理書》範式撰寫的猶太教啟示作品，特別是當時已經寫就，至少是部分寫就的《以諾書》。聖經批判已經詳細查明，我們這位約翰的書中每一個情景，每一個可怕的預兆，每一項降給不信者的災難——總之，書中的全部材料，是從哪里抄襲來的；這樣，約翰不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貧乏，而且還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種所謂狂喜和幻景，他連在想象中也沒有經歷過。◎第474頁◎

    這些幻景出現的經過，簡略地說來是這樣的。一開始，約翰看到了神坐在寶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嚴了的書，在神面前是被殺過但又覆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認為是配揭開那些印的。那些印揭開時，發生了各種各樣可怕的奇異的征兆。在第五印揭開時，約翰看見在神的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被殺的基督徒殉道者的靈魂，他們大聲喊著說：

    “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

    隨後有白衣賜給他們，並有話勸他們還要等待片刻，因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殺。——這樣看來，這里還根本沒有什麽“愛的宗教”，什麽“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人禱告”等等；這里宣講的是覆仇，毫不隱諱的覆仇，是應該的、正當的對基督徒迫害者的覆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機越是臨近，天上降來的災難和懲罰越是頻繁，我們的約翰就越興奮地宣布說廣大眾人還是不想懺悔他們的罪惡，說神的鞭子還應該再向他們頭上猛抽，說基督應當用鐵杖來放牧他們，並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醡，但又說有罪的人心里仍將頑固不化。這是一種自然的、不夾雜任何偽善的情感：鬥爭正在進行，而打仗就應當像個打仗的樣子。——在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出現七個帶著號角的天使，每當其中一個天使吹響號角的時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現。在第七個天使吹響號角之後又出現七個天使，帶著裝滿神的大怒的七個碗，向地上傾注；又是新的災難和懲罰，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厭煩地重覆已經說過許多次的那些東西。然後，出現了坐在眾水上、穿著朱紅色衣服、喝醉了聖徒和為耶穌殉道者的血的巴比倫大淫婦；這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騎在一匹七頭十角獸上。七頭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這些王中，五位已經傾倒，一位還在，第七◎第475頁◎位還沒有來到，而在他之後，還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傷但已醫好的一位要來到。末後這一位將在地上做王四十二個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構成的星期年的一半），將迫害信徒，置他們於死地，使罪惡居統治地位。但跟著來的是一場大決戰；聖徒和殉道者掃滅了巴比倫大淫婦及其所有信從者，即廣大眾人，從而報了仇；魔鬼被投進無底坑，在那里捆綁1 000年，在這段時間內，基督和死去覆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1 000年完了的時候，魔鬼將又被釋放，並將發生一次新的神靈們的大交戰，在這一戰中魔鬼將被最終戰勝。然後發生的是第二次覆活，這時其余的死者也將蘇醒過來，並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聽候審判，信徒們將進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獲得永生。

    所有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猶太教的材料構成的，因而這里幾乎全都是純粹猶太教的觀念。自從以色列人在這個世界上進入苦難時代，即從必須向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納貢，以色列和猶太兩王國被滅時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從以賽亞到但以理，在每次災難時期都有預言說救主將出現。在《但以理書》第十二章第一至三節里甚至有預言說，保佑猶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將降臨，他將救他們脫離大災難；將有許多死者覆活，一種末日的審判將發生，而教人歸義的教師將永遠發光如星。屬於基督教的只有一點，即特別強調基督的王國快要到來，覆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光榮的。

    對這一預言與當時事件的關系作出解釋應歸功於德國的批判，特別是埃瓦爾德、呂克和斐迪南·貝納里。勒南使這種解釋連非神學界也能理解。巴比倫大淫婦指的是羅馬這個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城，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了。至於她騎的那匹獸，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節里有下面的話：◎第476頁◎

    “那〈獸的〉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歸於沈淪。”

    這里獸指的是羅馬的世界統治，順次由七個皇帝代表，其中一個皇帝受了死傷，不再做王，但將被醫好，而且還要回來，作為第八個皇帝來最後完成褻聖瀆神的王國。將任憑他

    “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凡住在地上、名字沒有記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獸的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做買賣。在這里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666 ”（第13章第7-18節）。

    我們只指出，由此看來，這里講的是作為羅馬世界強權用以對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顯，這是魔鬼搞出來的），現在我們來看這樣一個問題：已經統治過一次，受了死傷，失了蹤，但將按次序作為第八位回轉來並將起反基督作用的這位羅馬皇帝，究竟是誰呢？

    把奧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第二該是提比利烏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勞狄烏斯，第五是尼祿，第六是加爾巴。“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那就是說，尼祿已經傾倒了，而加爾巴還在。加爾巴做王是從68年6月9日至69年1月15日。但緊隨他登極之後，守衛萊茵河的軍團在維特利烏斯率領下起來暴動，而在其他行省，其他軍事長官也在準備軍事暴動。就在羅馬當地，禁衛兵也起而叛變，殺死了加爾巴，立奧托為帝。

    由此可以推論，我們的《啟示錄》是在加爾巴時代寫的。很像是在他統治的末期，最遲是在奧托——“第七位”——的三個月（到69年4月15 日）統治期間寫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第八位◎第477頁◎究竟是誰呢？666這個數字將告訴我們。

    在閃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猶太人——中間，當時流行著一種以字母雙關義為根據的巫術。大約從紀元前300年開始，希伯來字母也當作數字來使用：a＝ 1；b＝2；g＝3；d＝4等等。喀巴拉占卜術士就是把某個名字的字母數值的總和算出，再設法從這個總和作出預言；例如，用這同一個數值構成一個詞或詞組，從而對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關於其前途的結論。這種數字語言也用作切口之類的東西。這種方術在希臘語叫作gematriah——幾何學；專幹這一行，並被塔西佗稱作數學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勞狄烏斯時代，後來又一次是在維特利烏斯時代，被趕出羅馬，大概是因為“太胡鬧”的緣故。

    666這個數字也正是通過這種數學產生的。它隱含著前五個羅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烏斯在2世紀末在666這個數字之外，還知道有個數字是616，在許多人仍然知道數字之謎的時候，這個數字還至少是出現過的。（注：伊里奈烏斯《反異端五書》第5卷第28-30章。——編者注）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樣適合於這兩個數字，那就證明這個答案是準確無誤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貝納里提供了這個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祿。數字的根據是（尼祿凱撒）為希臘字Nêron Kaisar（尼祿皇帝）的希伯來文寫法，猶太聖法經傳和巴爾米拉銘文都可以證明。帝國東半部鑄造的尼祿錢幣上都有這種字樣。原來n(nun)＝50；r(resch)＝200；w(waw)代替0＝6；n(nun)＝50；k(koph) ＝100；s(samech)＝60；r(resch)＝200；合計＝666。　 如果我們拿拉丁文的寫法Nero Caesar作根據，去掉第二個nun＝50，我們就得出666－50＝616，即伊里奈烏斯的那個數字。◎第478頁◎

    實際上，在加爾巴時代，整個羅馬帝國突然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加爾巴自己就曾率領著西班牙和高盧的軍團進軍羅馬來打倒尼祿。尼祿逃跑了，並命令一個被釋的奴隸把他殺死。但不僅羅馬的禁衛兵，而且各行省的軍事長官都陰謀反對加爾巴；到處都出現了新的王位追求者，準備帶著他們的軍團開向首都。看來帝國的內戰在所難免，崩潰之日已經臨近。除這一切之外，還流傳著一種謠言，特別是在東方，說尼祿並沒有被殺死，只是受了傷，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並將率領軍隊越過幼發拉底河回來，好進行新的、更加兇殘的恐怖統治。亞該亞和亞細亞對這些消息尤其感到恐怖。而且大約在寫《啟示錄》的時候，恰好出現了一個假尼祿，帶著相當眾多的歸附者盤踞在帕特莫斯和小亞細亞附近愛琴海的基斯諾斯（現在的塞爾米亞）島上，直到他在奧托時代被殺死為止。在受尼祿第一次嚴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間流傳一種看法，認為他將作為一個反基督者重新回來，認為他的回來以及必然與之俱來的、殘忍地消滅新宗派的更加堅決的企圖，將是一種先兆和前奏，預示基督將重新降臨，預示將要對地獄的勢力進行一場偉大的、勝利的決戰，預示那殉道者出於信仰就為之欣然赴死的千年王國“很快”即將來臨，難道是奇怪的事嗎？

    最初兩個世紀的基督教的文獻和受基督教影響的文獻，充分表明，666 這個數字的秘密是當時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烏斯固然已經不知道這個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3世紀末的人一樣，知道《啟示錄》里的獸是暗指回來的尼祿。後來連這個線索也失去了，我們所研究的這篇著作便被正統的占卜術士作了荒誕的解釋；我自己在幼年時也還認識一些老年人，他們繼老約翰·阿爾布雷希特·本格爾之後，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現世界的末日和末日的審判。這個預言應驗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過末日的審判◎第479頁◎沒有落到罪惡世界的頭上，而是落到了《啟示錄》的虔誠的解釋者自己的頭上。因為正是在1836年，斐·貝納里給666這個數字提供了一把鑰匙，從而給一切預言性的數字演算，給這種新式的幾何學帶來一個可怕的末日。

    關於等待著信徒的天國，我們這位約翰只能作最表面的描寫。新耶路撒冷相當大，至少就當時的概念來說是這樣；它是正方形的，每邊長12 000 斯達第＝2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積差不多有500萬平方公里，比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半還要大；它是用純金和寶石築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間，他代替太陽為他們照耀，那里再沒有死亡，再沒有憂愁，再沒有苦難；生命之水的河從城中流過，河兩岸長著生命之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葉子“乃為醫治萬民”（勒南認為，這是一種茶葉——《反基督者》第542頁）。聖徒們在這里將永生。

    就我們所知，68年前後，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亞細亞就是這樣。神聖的三位一體連影子也沒有，相反，只有晚期猶太教的那個舊的單一而不可分的耶和華，他在猶太教晚期，從猶太民族的神一躍而為天地間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統治一切民族，他對改宗者許以恩澤，給不馴者以無情的毀滅，他信守古代的老規矩：寬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末日的審判時高坐在審判席上的也就是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書和使徒書所描寫的那樣是基督。按照晚期猶太教從波斯吸收的流出說，羔羊基督一開始是從神產生出來的，由於誤解富有詩意的一個段落（《以賽亞書》第十一章第二節）而造成的“神的七靈”雖然地位較低，也永遠是從神產生出來的。他們都不是神，也不與神等同，而是從屬於神。羔羊自己為世界罪惡贖罪而犧牲自己，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當的提升，因為這種自願的犧牲在全篇中都是被當作特殊功勳，而不是內在◎第480頁◎本質必然產生的。不言而喻，還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宮建制：天使長、基路伯、天使和聖徒。為要成為宗教，一神論從遠古時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論作些讓步，曾德-阿維斯陀（注：曾德—阿維斯陀是18世紀至19世紀時對阿維斯陀使用的不正確的名稱。阿維斯陀是流行於古波斯、阿塞拜疆、中亞細亞的瑣羅亞斯德教的聖書。瑣羅亞斯德教的主要教義是善與惡在世界上的鬥爭這種二元論觀念。阿維斯陀的寫作時間大約是從公元前9世紀直到公元3—4世紀。——481。）便已開其端。猶太人慢慢地轉向異教徒的諸具體神，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在流放（注：指公元前6世紀的所謂古猶太人的“巴比倫之流放”（或者叫作“巴比倫之囚”）。巴比倫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586年最終滅掉猶太王國以後，猶太貴族、官吏、商人和手工業者被強制移居巴比倫。公元前6世紀30年代，波斯皇帝居魯士征服了巴比倫王國，才準許大部分被俘的猶太人返回故國。——481。）以後有了波斯式的天宮建制從而使宗教更適應於人們的想象的時候。就連基督教本身甚至在用自身有異的、神秘的、三位一體的神代替了永遠等於自身的、不變的猶太神以後，也只是憑著對聖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眾中間把對諸舊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賴耶爾的說法，在伯羅奔尼撒，在邁納，在阿卡迪亞，對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約9 世紀時才完全消失（《摩里亞半島史》（注：即法耳梅賴耶爾《摩里亞半島中世紀史》1830年斯圖加特-蒂賓根版。——編者注）第1冊第227頁）。只有現今的資產階級時代及其新教，才又把聖徒取消，終於認真奉行自身有異的神的一神論。

    我們分析的這篇作品也同樣不知有原罪與因信稱義之說。這些最初的戰鬥的團體的信仰，與後來勝利了的教會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贖罪的犧牲外，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臨近的基督再臨和快要到來的千年王國；而用來樹立這種信仰的手段只是：進行積極的宣傳，對內外敵人作不屈不撓的鬥爭，在異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認自己的革命觀點，決心隨時為將來的勝利而殉道。

    我們已經看到，作者尚未意識到自己與猶太人有所不同。相應地，全篇沒有一個地方講到洗禮，倒是有許多其他地方使我們相信，洗禮是基督教的第二個時期的制度。144 000個猶太信徒曾受“印記”，而不是受洗。講到天上的聖徒和地上的信徒時說，他們洗去了自己的罪惡，洗凈自己的白衣服，用羔羊的血使它們變得鮮明◎第481頁◎潔亮；根本沒有提到洗禮聖水。在反基督者出現以前的那兩個先知（第十一章），也沒有給任何人行洗禮，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節的話看來，耶穌的見證不是洗禮，而是預言中的靈意。在所有這些場合，自然是該提到洗禮的，如果當時洗禮已經通行的話；因此，我們差不多可以有絕對把握得出結論說，我們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禮，洗禮是在基督徒同猶太人最後分手的時候才出現的。

    關於第二種更晚出的聖禮——聖餐禮，作者也同樣一無所知。如果說在路德的譯文中，基督許諾每一個信仰堅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並同他進聖餐，這只能導致誤解。在希臘文本中是deipnês?——我將（同他）進晚餐，英文本聖經完全正確地譯為：

    I shall sup with him。關於聖餐，即使作為一種悼念餐，這里也絕對沒有談到。

    我們這篇以如此獨特方式證實了寫作時間為68年或69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獻中最為古老，這是無可懷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寫得這樣粗俗，滿紙是希伯來腔調、荒謬的構句和文法錯誤。例如在第一章第四節中有一句話，現照錄如下：

    “但願從那今在昔在將在有恩惠與平安賜給你們。”

    至於說福音書和使徒行傳是對現已佚失的著作的後來的加工品，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歷史核心在傳說的層層籠罩之下現在已經辨認不出；就連那幾篇所謂“真正的”使徒書，也如布魯諾·鮑威爾所說，或者是更晚的作品（注：在《社會發展》雜志上發表的經作者同意的法譯文中，這句話是這樣寫的：“就連蒂賓根學派還認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書，也都如布魯諾·鮑威爾通過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過是晚出的作品”。─-編者注），或者最多也只是無名作家的舊著◎第482頁◎經過增補以後的加工品，——這在目前只有職業神學家或其他立場偏頗的歷史編纂學家才加以否認。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這里有了這樣一篇作品（對其寫作時間的判定已經精確到幾個月以內），這篇作品給我們描繪出形態最不發展時的基督教，這種形態的基督教對於4世紀時有著完備的教條和神話的國教的關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時代日耳曼人那種尚未固定的神話對於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因素影響而形成的、見於《艾達》（注：《艾達》是一部斯堪的納維亞各民族的神話和英雄的傳說與歌曲的集子；保存下來的有兩種形式，一種是13世紀時的手稿，1643年為冰島主教斯魏因森所發現（即所謂《老艾達》），另一種是13世紀初詩人和編年史家斯·斯土魯森所編的古代北歐歌唱詩人詩歌論集（即所謂《小艾達》）。《艾達》中的詩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體和民族大遷徙時期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狀況。從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間創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節。

    《厄革斯德列克》是《老艾達》詩歌集中屬於較晚時期的歌詞之一。恩格斯在這里引的是這首詩歌的第32和36節。——34。）的神話的關系。這里是一種世界宗教的幼芽，但這種幼芽卻已均等地包含著上千種的發展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後來體現為無數的宗派。這部基督教形成時期的最古文獻對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以純凈的形式告訴我們，猶太教在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強烈影響之下，把什麽帶進了基督教。所有後來的東西，都是西方，希臘羅馬附加進去的。只是通過一神論的猶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後來的希臘庸俗哲學的文明的一神論才能夠取得那種唯一使它能吸引群眾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這樣一種媒介以後，它也只有在希臘羅馬世界里，借助於希臘羅馬世界所達到的思想成果而繼續發展並且與之相融合，才能成為世界宗教。

    寫於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間

    載於1894-1895年《新時代》雜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3-552頁◎第483頁◎


恩格斯　法德農民問題

    *（注：《法德農民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在土地問題方面的最重要文獻，它是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間為《新時代》（見注3）雜志撰寫的。促使恩格斯寫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爾馬爾在土地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言論，首先是他1894年10月25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土地綱領的補充報告。福爾馬爾在說明他所建議的措施時，引述了法國社會黨人的土地綱領，仿佛那個綱領真是得到恩格斯讚同的。在此以前恩格斯雖然已駁斥過這種說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1—562頁），但他認為有必要專門寫篇文章來闡述在農民問題上革命無產階級立場的基本原則，有必要對福爾馬爾的機會主義觀點以及在馬賽代表大會（見注362）上通過的並在南特代表大會上作了補充的法國社會黨人的土地綱領中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地方加以批判。

    在恩格斯生前，《法德農民問題》一文曾轉載於波蘭雜志《黎明》1894年第12期，標題是《農民問題》。——484。）

    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政黨，對目前社會主義者突然到處都把農民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感到非常驚奇。按理說，我們倒應該對這件事情沒有早已發生而感到驚奇。從愛爾蘭到西西里，從安達盧西亞到俄羅斯和保加利亞，農民到處都是人口、生產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歐的兩個地區是例外。在大不列顛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農業完全排擠了自耕農；在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幾百年來一直發生著同樣的過程，在這里，農民也是日益被“驅逐”，或者至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擠到次要地位。

    農民至今在多數場合下只是通過他們那種根源於農村生活閉塞狀況的冷漠態度而證明自己是一個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體的這種冷漠態度，不僅是巴黎和羅馬議會貪污腐化的最強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國專制制度的最強大的支柱。然而這種冷漠態度決不是不可克服的。自從工人運動發生以來，西歐的資產者，特別是在農民小塊土地所有制占優勢的地區，不用很費氣力就能使得農民把社會主義工人想象成partageux，即“均產分子”，想象成設法搶奪農民財產的一群懶惰而貪婪的城里人而懷疑和憎恨他們。1848年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里。——180、197、484。）的朦朧的社會主義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國農民的反動投票一掃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農民，從他們那豐富的記憶中取出關於農民皇帝拿破侖的神話，創立了第二帝國。我們大家◎第484頁◎都知道：單是農民的這一勳業就索取了法國人民多少代價；法國人民至今還深受這一勳業的後果之苦。

    但是從那時以來，許多情況都已經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發展，割斷了農業小生產的命脈；這種小生產正在無法挽救地滅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競爭使廉價的糧食充斥歐洲市場，這種糧食廉價到沒有一個歐洲的生產者能夠跟它競爭。大土地占有者和小農都同樣面臨著滅亡。而因為他們兩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農村人，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稱自己是為小農利益奮鬥的先鋒戰士，而小農——一般講來——也承認這個先鋒戰士。

    然而在這個時候，在西方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已經成長起來了。二月革命時代模糊的預感和憧憬已經明朗化了，擴展、深化成為能滿足一切科學要求並包含有明確具體要求的綱領；不斷增多的社會黨議員在德國、法國、比利時的議會里捍衛著這些要求。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為可以預見的將來的事情。然而，為了奪取政權，這個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走向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一股力量。社會黨先於所有其他政黨明確理解到經濟原因和政治後果的聯系，因此它早就識破了硬要跟農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蓋著的豺狼面孔，——這樣一個政黨能心安理得地任憑注定滅亡的農民繼續被他們的偽保護者所控制，一直到農民從工業工人的消極敵人變成工業工人的積極敵人為止嗎？這樣，我們便談到農民問題的中心點了。

    一

    我們可能面對的農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組成部分，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個地區而有所區別。◎第485頁◎

    在德國西部，和在法國和比利時一樣，占統治地位的是小塊土地農民的小生產，這些農民大部分是小塊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數場合則是小塊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薩克森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占優勢的是大農和中農，他們是非雇用男女長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亞的部分地區，情形也是一樣。

    在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和梅克倫堡，是一個擁有家奴、長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產的區域，而在某些地方則尚有為數不多並且日趨減少的小農和中農。

    在德國中部，我們遇到的是所有這些生產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區而異，並且這些形式當中沒有一種是在稍許廣大的面積上占有優勢的。

    此外，還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區，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養活家口，而只是作為從事某種家庭手工業的基礎，確保這種手工業有可能支付通常無法思議的低工資，從而使產品在任何異國競爭下都能有穩固的銷路。

    這幾類農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爭取到社會民主黨方面來的呢？不用說，我們只是大概地研究這一問題；我們只是考察一些顯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許我們詳述各個過渡階段以及農村居民的混合組成的情況。

    我們先從小農說起。在所有的農民當中，小農不僅一般說來對於西歐是最重要的農民，而且還給我們提供了解開整個問題的關鍵。只要我們搞清楚了我們對小農應有的態度，我們便有了確定我們對農村居民其他組成部分的態度的一切立足點。

    我們這里所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既不大於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第486頁◎耕種的限度，也不小於足以養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這個小農，像小手工業者一樣，是一種工人，他和現代無產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還占有自己的勞動資料；所以，這是過去的生產方式的一種殘余。他的祖先曾經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沒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況下是自由的，但又羈於代役租和徭役租的農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國革命已經為他解除了必須對地方擔負的種種封建的地租和勞役，並在大多數場合，至少在萊茵河左岸，給了他一塊田地作為他的自由的財產。第二，他喪失了自己曾作為其中一員的自治馬爾克公社的保護，同時也喪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馬爾克公有土地的權利。馬爾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過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開明的、基於羅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術似地掠奪去了，從而使現代的小農不購買飼料就不能養耕畜。但是，在經濟方面，廢除封建負擔遠遠抵不上馬爾克土地使用權的喪失；養不起耕畜的農民的數目不斷增長。第三，現時的農民的不同點還在於：他喪失了自己過去的生產工作的一半。過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產的原料來生產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業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則由那些除農業外同時兼營手工業的鄉村鄰居來滿足，後者從他那里得的報酬大部分是交換的物品或換工。家庭是自給自足的，幾乎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莊則更是如此。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經濟，貨幣幾乎根本不需要。資本主義生產借助於貨幣經濟和大工業結束了這種情況。而如果說馬爾克土地使用權是農民生存的一個基本條件，那麽工業副業則是另一個基本條件。於是農民每況愈下。捐稅、歉收、繼承人分家、訴訟，將一個又一個農民驅向高利貸者；負債現象越來越普遍，而且每個人的債務越來越沈重，——一句話，我們的小農，同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他們是未來的無產者。◎第487頁◎

    作為未來的無產者，他們本來應當樂意傾聽社會主義的宣傳。但是他們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暫時還阻礙他們這樣做。為了保持他們那一小塊岌岌可危的土地而進行的鬥爭越加艱苦，他們便越加頑固地拚命抓住這一小塊土地不放，他們便越加傾向於把那些談論將土地所有權轉交整個社會掌握的社會民主黨人看作如同高利貸者和律師一樣危險的敵人。社會民主黨應當用什麽辦法來戰勝這種成見呢？在不改變自己的信念的情況下，它能給走向滅亡的小農拿出些什麽呢？

    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把馬克思主義派的法國社會黨人的土地綱領當作實際的立足點，這一綱領特別值得重視，因為它是從小農經濟的典型國家產生出來的。

    在1892年的馬賽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黨的第一個土地綱領。（注：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馬賽舉行了法國工人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大會研究了關於農村工作、黨的狀況和黨的活動、慶祝五一節、參加1893年蘇黎世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以及關於參加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等問題。

    代表大會議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項是關於農村工作問題，原因是國內農民運動有了高漲，並且黨希望在議會選舉中得到農民的支持。代表大會通過了第一個土地綱領，其中提出了許多有利於農村無產階級和小農的具體要求。但是，綱領也包含了許多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地方，對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幻想與私有者情緒，甚至對它的富裕階層的剝削意圖作了某些讓步。在黨的南特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緒論部分和對綱領的補充里，這些機會主義傾向更加嚴重了。——488。）這個綱領為無地的農業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實行由同業公會和市鎮委員會規定的最低工資額；建立其成員半數由工人組成的農村工商業仲裁法庭；禁止出賣市鎮土地並把國有土地租給市鎮，市鎮應當將這一切土地——不論是自己的或租來的——在禁止使用雇工並受市鎮監督的條件下交給無地的農業工人家庭組合共同耕種；規定養老金和殘廢撫恤金，由對大地產征收的特別稅支付。

    這個綱領為小農（其中還專門談到了佃農）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鎮置備農業機器，按成本價格租給農民使用；建立農民合作社以購買肥料、排水管、種子等等並銷售產品；對於價值不超過5 000法郎的土地，在土地轉手時免於征稅；建立愛爾蘭式的調停委員會，以減低過高的租價，並為退佃的佃農和分成制佃農 (métayers)補償他們所提高的土地價值；廢除規定土地所有者有權奪走收成抵債的民法典第2102條，並剝奪債權人將青苗抵作押金的權利；◎第488頁◎規定一定數量的農具、收成、種子、肥料、耕畜——總之，凡農民耕作所必需的東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訂早已過了時的總的地籍冊，暫時則在每個市鎮中進行地方性的修訂；最後，實行免費的農業進修教育和建立農業試驗站。

    我們看到，為農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於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們在這里暫且不談——並不是過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別的國家里已經實現了。佃農調解法庭明顯地是按照愛爾蘭的樣式建立起來的。農民合作社在萊茵地區已經存在。修訂地籍冊是西歐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於官僚經常表示的善良願望。綱領的其他各條，也是不必使現存資本主義制度受到什麽根本損害就可以實現的。我們說這些，只是為了說明綱領的特征，並無責難之意，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這一綱領，黨在法國各個不同地區的農民中間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為胃口越吃越大——我們的法國同志就迫切地想把綱領弄得更加適合於農民的口味。當然，他們同時也感到他們正走上危險的道路。應該如何幫助農民，不是作為未來的無產者，而是作為現時的私有者農民來幫助，同時又不違背社會主義總的綱領的基本原則呢？為了對付這方面的異議，於是在新的實際建議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論性的緒論，企圖證明社會主義原則中包括有保護小農所有制免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遭到滅亡，當然作者們自己完全明白這種滅亡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這個緒論以及今年9 月在南特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要求本身。

    緒論開頭寫道：

    “鑒於按照黨的總綱的本文，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時才能自由；

    鑒於雖然說在工業方面這些生產資料已經達到如此程度的資本主義的◎第489頁◎集中，以至於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說社會所有的形式才能歸還生產者，但是，——至少在今天的法國，——在農業方面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里生產資料，即土地，在許多地方還是作為個人財產掌握在個體生產者手中；

    鑒於雖然這種以小塊土地所有制為特征的情況不可挽救地注定要滅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tre)，可是社會主義卻不應加速這種滅亡，因為社會主義的任務並不是要把所有權和勞動分離開來，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產的這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因為把這兩個因素分隔開來的後果，就是已淪為無產者的勞動者遭受奴役和貧困；

    鑒於如果說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職責在於重新使農業無產者在對大片領地現在的遊手好閒的所有者實行剝奪之後，占有——以公有的或者說社會所有的形式——大地產，那麽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同樣迫切的職責就在於維護自食其力的農民占有自己的小塊土地，而反對國庫、高利貸者以及來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鑒於對那些作為佃農或分成制佃農(métayers)耕種別人土地，即使剝削短工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自己受著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產者，也應該予以同樣保護，——

    工人黨——它與無政府主義者相反，不把社會制度的改造寄托於貧困的增長和蔓延，而認為勞動和整個社會的解放只有靠城鄉勞動者組織起來和共同努力，靠他們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權力才可獲得，——通過了下列土地綱領，以聯合農村生產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種法律基礎上經營國內土地的一切種類的活動一齊去與共同的敵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鬥爭。”

    讓我們來更詳細地考察這幾個“鑒於”。

    首先，緊接法國綱領中關於占有生產資料是生產者自由的前提這句話之後，應該添上下面這幾句，即生產資料的占有只能有兩種形式：或者是個人占有，這一形式無論何時何地對於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作為普遍形式存在過，而且一天天地越來越被工業的進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這一形式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經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鬥爭。

    這樣，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綱領中被提出來作為應當爭◎第490頁◎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標。這不僅在基礎已經打好了的工業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說在農業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綱領所說，個人占有無論何時何地對於一切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普遍適用過；正因為如此，並且還因為工業的進步本來就在排除個人占有，所以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於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於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如果要引證綱領，那麽就應該引證整個綱領，而這就會根本改變南特緒論中所引用的論點，因為這將使其中表達的普遍歷史真理依存於這樣的一些條件，只有在這些條件下，這個真理現在才能對西歐和北美仍然有效。

    個體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現代已經不再賦予這些生產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業已經破產，而在像倫敦那樣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經全然絕跡，取而代之的是大工業、血汗制度以及靠破產維持生活的卑鄙的劣品制造者。靠自力耕種的小農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塊土地，也不自由。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房屋、他們的院子、他們的少量田地，都屬於高利貸者，他們的生活比無產者更沒有保障，無產者至少有時還能過上些安生日子，而受盡折磨的債務奴隸卻永遠沒有這樣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2102條刪掉，即使通過法律保證農民有一定數量的農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們也仍舊無法使他們從走投無路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因為他們為了暫時延緩毀滅的日期，必須“自願地”將自己的牲畜，將他們本人連肉體帶靈魂一並出賣給高利貸者。你們企圖保護小農的所有權，這不是保護他們的自由，而僅僅是保護他們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這種形式的奴役延長著他們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狀況；因此，引證你們綱領的第一段在這里是根本不適當的。

    緒論中說道：在今天的法國，生產資料，即土地，在許多地方還◎第491頁◎是作為個人財產掌握在個體生產者手中；社會主義的任務並不是要把所有權和勞動分離開來，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產的這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經指出過，後面這點作為一種普遍狀況來談，決不是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如說僅僅在於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我們只要忽視這一點，上述論點立刻就把我們引入歧途，以為仿佛社會主義的使命是把小農對自己田地的現在這種虛構的所有權變成真正的所有權，也就是說，把小佃農變成所有者，把滿身債務的所有者變成沒有債務的所有者。自然，農民所有權的這種假象消失對於社會主義是有好處的，但不是以這種方式。

    無論如何，現在事情已弄到這樣的地步緒論竟直截了當地宣稱，社會主義的職責，甚至它的迫切的職責，是在於

    “維護自食其力的農民對自己的小塊土地的占有，而反對國庫、高利貸者以及來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這樣，緒論便把實現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經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當作迫切的職責交給了社會主義。緒論委托社會主義“維護”農民的小塊土地所有制，雖然它本身就說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注定要滅亡”。國庫、高利貸者、新生的大地主，這些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借以實現這種不可避免的滅亡的工具又是什麽呢？“社會主義”應當用什麽方法去保護農民不遭受這三位一體的侵害，我們下面就會看到。

    但是不僅小農的所有權應該得到保護。與此同時，

    “對那些作為佃農或分成制佃農(métayers)耕種別人土地，即使剝削短工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自己受著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產者，也應該予以同樣保護”。◎第492頁◎

    這里我們就談起一個完全奇特的領域了。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剝削雇傭勞動的。而這里卻宣布社會主義的迫切的職責是保護那些即使“剝削短工”——原話就是這樣說的！——的法國佃農。這是因為這些佃農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自己受著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麽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國的大農和中農跑來請求法國社會黨人在德國黨的執行委員會面前美言一番，要德國社會民主黨保護他們剝削男女長工，據說就是他們“自己受著”高利貸者、稅吏、糧食投機商和牲口販子們的“剝削”，——那麽法國社會黨人將怎樣回答呢？誰又能為他們擔保我們的大土地占有者不會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類似的將糧食進口國有化的議案）也派到他們那里去，以他們“自己受著”交易所、高利貸者和糧食投機商的“剝削”為理由而請求社會黨人在他們剝削農業工人方面也加以保護呢？

    不過應該說明，我們的法國朋友們根本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樣懷有什麽惡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僅僅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即如下的情況：在法國北部，也如在我國甜菜產區一樣，土地租給農民耕種，責成他們栽種甜菜，而且條件極端苛刻：他們必須向指定的工廠並按照該工廠所規定的價格出售甜菜，必須購買指定的種子，按規定定量施肥，此外他們在送交甜菜時還要受到無恥的欺詐。這一切我們在德國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國社會黨人想予以保護的正是這類農民，那就應當直接和明確地說出來。這作為一種普遍狀況來談，不僅直接違反法國的綱領，而且直接違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如果這一草率的措辭被不同的方面用來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們本意的解釋，那麽他們是沒有理由抱怨的。

    緒論的結束語也可能受到同樣的曲解。按照這一結束語，社會◎第493頁◎主義工人政黨的任務是

    “聯合農村生產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種法律基礎上經營國內土地的一切種類的活動一齊去與共同的敵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鬥爭”。

    我堅決否認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有任務除了吸收農村無產者和小農以外，還將中農和大農，或者甚至將大地產租佃者、資本主義牧主以及其他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國內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就算封建主義土地所有制對於他們大家都是共同的敵人吧。我們在某些問題上可以和他們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時期為達到一定的目的而與他們一起奮鬥。我們黨內可以有來自任何社會階級的個人，但是我們絕對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農民的利益的集團。這里的本意也並不是看上去的那樣壞；關於這一切，起草者們顯然是根本沒有考慮到；然而遺憾的是喜歡概括的熱情使他們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們信守諾言，他們可不要大驚小怪。

    緒論的後面接著是對綱領本身的一些新近作出了決議的補充。它們也像緒論一樣措辭很草率。

    關於市鎮應當購置農業機器並按成本出租給農民的那一條，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鎮為此目的應當從國家獲得補助金；第二，市鎮應當無報酬地把機器提供小農使用。這個進一步的讓步決不會給小農帶來多大的好處，因為小農的田地及其經營方式只容許小規模地運用機器。

    其次：

    “對3 000 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單一的累進稅以取代一切現行的間接稅和直接稅。”

    若幹年來幾乎在每一個社會民主黨綱領中都包含有類似的要◎第494頁◎求。然而專門為了小農的利益把它提出來，這卻是一件新鮮事，而且只是證明，它的效果被估計得多麽不夠。我們就拿英國作例子。在那里，國家的預算是9 000萬英鎊。其中有1 350萬-1 400萬英鎊來自所得稅，其余的7 600 萬中有一小部分來自營業稅（郵政、電報、印花稅），但絕大部分是靠對日用消費品抽稅來取得的，即靠對全體國民而主要是對較貧窮階層的收入經常不斷地進行少量克扣——毫不顯眼，但加起來卻是若幹百萬——來取得的。在現代社會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辦法來償付國家的開支了。我們姑且假定說，所有這9 000萬英鎊在英國都是靠對120英鎊（3 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進稅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積累，整個國民財富每年的增長，按吉芬的統計，在1865-1875年是24 000萬英鎊。假定現在每年是3億英鎊；9 000 萬英鎊的捐稅負擔在這種場合便會耗去全部積累的將近1/3。換句話說，除了社會主義政府以外，沒有一個政府能采取這類做法；而當社會主義者掌握了政權的時候，他們將要實行種種措施，這種稅收改革在那時將只不過起一種暫時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償付債款的作用，而在小農面前則將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綱領的起草者們看來也認識到，這種稅收改革農民還得等待一段較長的時間，因此“暫且”(en attendant)向他們許諾：

    “廢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農民征收的土地稅和減輕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稅。”

    這項要求的後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單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較大的農莊；因此，這又是對那些“剝削短工”的農民的一個優待。

    其次：◎第495頁◎

    “漁獵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為保護野物、魚類以及莊稼所須作的限制除外。”

    這聽起來頗得人心，但是，這句話的後半部卻將前半部勾銷了。現時在所有農業地區每一戶農家究竟能攤到多少兔子、鷓鴣、梭魚和鯉魚呢？夠不夠一年給每個農民一天多的時間去漁獵呢？

    “減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這就是說，重新頒布一些反高利貸的法律，企圖重新實行那種兩千年來無論何時何地都遭到失敗的警察措施。如果小農陷入困難的處境，以致向高利貸者求貸在他們看來已是較小的禍害，那麽高利貸者總是能找到辦法來吸盡他們的脂膏，而又不會受到反高利貸法律的制裁。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農得到安慰，而不會帶給他們什麽好處；相反，它只會使他們恰恰在特別需要貸款時卻難於獲得貸款。

    “免費治療並按成本價格供給藥品”——這無論如何不是專門的保護農民的措施；德國綱領比這更進一步，甚至還要求免費供給藥品。

    “預備役士兵應征服役期間，其家屬應得貼補”——這在德國和奧地利都已經實行，雖然還很不夠，並且這也不是專門為農民提的要求。

    “降低肥料、農業機器和農產品的運費”——這在德國基本上已經實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進行準備工作以擬定改良土壤和提高農業生產的公共工程計劃”——◎第496頁◎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詞和漂亮諾言的圈子，並且首先也是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話，在緒論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論性的開場白之後，新土地綱領的實際建議卻一點也沒有向我們說清楚，法國工人黨究竟打算怎樣做到維護小農的小塊土地所有制，這種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說法是無法挽救地注定要滅亡的。

    二

    我們的法國同志有一點是完全正確的：違反小農的意志，任何持久的變革在法國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覺得，他們沒有找到接近農民的正確方法。

    大概，他們的出發點是想要在朝夕之間，盡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選中把小農爭取過來。他們只有靠很冒險的廣泛的許諾，才有希望達到這個目的，而為了替這些許諾作辯護，他們便不得不運用還要冒險得多的理論上的一些考慮。如果我們比較仔細地考察一下，那就會發現：這些廣泛的許諾是自相矛盾的（許諾準備維護一種他們自己宣布為無法挽救地注定要滅亡的狀態）；個別的措施或者完全沒有實際的作用（反高利貸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廣泛要求，或者也對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後，其作用對於小農的利益決不是很有意義的；因此，綱領的純實踐部分便自動改正了錯誤的開場白，並把緒論中那些看起來有冒險性的大話降低到事實上無傷大體的程度。

    坦率地說，在由小農的整個經濟地位、由他們所受的教育和閉塞的生活方式所產生並且為資產階級報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長的偏見之下，我們只有向小農群眾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兌現的許諾，◎第497頁◎才能於朝夕之間把他們爭取過來。這就是說：我們得向他們許諾不僅要在任何情況下都保護他們的財產，反對一切向它進攻的經濟力量，而且要把這財產從現在就已經壓在它身上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把佃農變成自由的所有者，為被典押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所有者償還其債務。即使我們能夠做到這點，也只會回到那必然要重新發展成現在這種情況的局面。我們不會使農民得到解放，而只會延緩一下他們滅亡的時間。

    但是，我們的利益決不是要今天就把農民爭取過來，好使他們明天在我們不能實現自己的諾言時又離開我們。我們是不需要期望我們永久保存其小塊土地所有制的農民來做黨員的，正如我們不需要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師傅地位的小手工業師傅來做黨員一樣。這種人屬於反猶太主義者之流。讓他們到反猶太主義者那里去吧，讓他們向後者取得拯救他們的小生產的諾言吧；當他們在那里知道這些誇誇其談的話語有什麽意義，反猶太主義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些什麽樣的曲子，他們就會越來越懂得：雖然我們許諾得少些，並且完全是從另一個方向尋求解救，但我們畢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國人那里曾經發生過像我們這里一樣喧囂的反猶太主義的煽動，那麽他們未必會犯南特的錯誤。

    我們對待小農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在我們奪得國家政權的那一天，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呢？

    第一，法國綱領的論點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幹預去加速其滅亡。

    第二，同樣明顯的是，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第498頁◎用暴力，而是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當然，到那時候，我們將有足夠的手段，向小農許諾，他們將得到現在就必須讓他們明了的好處。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麥的社會黨人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計劃，因為他們的國家實際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這座城市以外，他們就幾乎完全要靠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一個村莊或教區的農民——在丹麥有許多大的個體農戶——應當把自己的土地結合為一個大田莊，共同出力耕種，並按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麥，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們將這一思想運用於小塊土地經營方面，我們就會發現：把各小塊土地結合起來並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的話，一部分過去使用的勞動力就會變為多余的；勞動的這種節省也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優點之一。要給這些勞動力找到工作，可以用兩種方法：或是從鄰近的大田莊中另撥出一些田地給農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給這些農民以資金和機會去從事工業性的副業，盡可能並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的經濟地位都會有所改善，並且這同時會保證總的社會領導機構有必要的影響，以便逐漸把農民合作社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使整個合作社及其社員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跟整個社會其他部門的權利和義務處於平等的地位。至於怎樣具體地在每一個特殊場合下實現這一點，那將取決於這一場合的情況，以及我們奪得政權時的情況。可能我們那時將有能力給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國家銀行接收它們的一切抵押債務並將利率大大減低；從社會資金中抽撥貸款來建立大規模生產（貸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貨幣，而且可以是必需的產品：機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種便利。

    這里主要的是使農民理解到，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產◎第499頁◎和田產，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正是以個人占有為條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走向滅亡。如果他們要堅持自己的個體經濟，那麽他們就必然要喪失房屋和家園，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將排擠掉他們陳舊的生產方式。情況就是如此。現在我們來讓農民有可能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進行大規模經營。難道不能使農民理解到，這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是他們唯一得救的途徑嗎？

    我們永遠也不能向小農許諾，給他們保全個體經濟和個人財產去反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優勢力量。我們只能向他們許諾，我們不會違反他們的意志而強行幹預他們的財產關系。其次，我們可以促使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對小農的鬥爭現在就盡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進行，並且盡可能阻撓現在常常發生的直接掠奪和欺詐行為。這是只有在例外的場合才可做到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誰也搞不清楚到哪里為止算是誠實，從哪里起就算是欺詐。然而政權是站在欺騙者方面還是站在被欺騙者方面，這始終是有很大差別的。而我們則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竭力設法使他們的命運較為過得去一些，如果他們下了決心，就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社，如果他們還不能下這個決心，那就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為自食其力的小農可能來補充我們的隊伍，而且也是為了黨的直接利益。我們使之免於真正淪為無產者，在還是農民時就能被我們爭取過來的農民人數越多，社會改造的實現也就會越迅速和越容易。假如我們不得不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底以後，等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以後，再來實現這個改造，那對我們可就太糟了。我們在這個意義上為了農民的利益而必須犧牲◎第500頁◎的一些社會資金，從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看來好像只是白花錢，然而這卻是一項極好的投資，因為這種物質犧牲可能使花在整個社會改造上的費用節省9/10。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這里不是深入細節，在這方面提出一定建議的地方；這里只能講到一般的要點。

    可見，如果我們許下的諾言使人產生哪怕一點點印象，以為我們是要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於黨而且對於小農本身也是最糟糕不過的幫倒忙。這就簡直是把農民解放的道路封閉起來並把黨降低到招搖過市的反猶太主義的水平。恰恰相反。我們黨的義務是隨時隨地向農民解釋：他們的處境在資本主義還統治著的時候是絕對沒有希望的，要保全他們那樣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是絕對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把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正如火車把獨輪手推車壓碎一樣是毫無問題的。如果我們這樣做，那就是按照必然的經濟發展的精神行動，而經濟發展會使農民的頭腦接受我們的話。

    然而，在結束這個話題之前，我必須說明我相信南特綱領的起草者們實質上跟我抱有同樣的觀點。他們極有見識，決不會不了解，現在分為小塊的土地也必定要轉歸公共占有。他們自己也承認，小塊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滅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國委員會在南特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注：指保·拉法格的報告《農民的財產和經濟的發展》是以法國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名義向南特代表大會提出的。拉法格的報告還發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會民主黨人》第38號附刊上。——501、737。），也完全確認了這一觀點。這個報告的德文本刊載於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會民主黨人》（注：《社會民主黨人》是德國的一家周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1894年至1895年在柏林出版。——501。）報上。南特綱領在措辭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們實際上所說的並不是他們所想要說的。如果他們得不到理解，他們的言論被人濫用，——實際上已經發生這種情形，——那當然是他們自己的過錯。不管怎樣，他們應該更詳細地說明他們的綱領，而下屆法國代表大會則必須對它進行徹底審查。◎第501頁◎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較大的農民。在這里，主要由於遺產分割，而且也由於欠債和被迫賣地，我們看到從小塊土地農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擴大了自己舊有田地的大農為止的各個過渡階段的全圖。在中農住在小塊土地農民中間的地方，中農的利益和觀點跟小塊土地農民沒有什麽本質區別；但是他們本身的經驗應該告訴他們，有多少像他們這樣的人已經下降為小農了。然而，在中農和大農占優勢而農業經營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長工的地方，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黨當然應該首先維護雇傭工人，即維護男女長工和短工的利益；僅僅由於這一點，工人政黨就不能向農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讓工人雇傭奴隸制繼續存在的諾言。但是只要大農和中農本身仍然存在，他們就非使用雇傭工人不可。如果我們向小塊土地農民許諾長期作為小塊土地農民存在是愚蠢行為的話，那麽向大農和中農作這樣的許諾就近乎背叛了。

    在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業者相似的地方。雖然他們遭受破產比農民更為嚴重，但是他們中間還是有一些人除學徒外還雇有幫工，或用學徒來做幫工的工作。讓這些手工業師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的人到反猶太主義者那里去吧，直到他們確信，即使在那里也不會得到什麽幫助。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的生產方式必然滅亡的人，則要到我們這里來，而且還準備在將來共同承擔其他一切工人正面臨的命運。對於大農和中農也是如此。當然，我們關心得更多的是他們的男女長工和短工，而不是他們。如果這些農民想要獲得使他們的經濟繼續存在下去的保證，我們決不能給。這樣一來，他們就到那些樂於什麽都許諾，但什麽都不履行的反猶太主義者、農民同盟盟員以及類似的黨派那里去了。我們確切地知道一個經濟上的真理，即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和海外廉價糧食生產的競爭，無論大農和中農都同樣無法挽救地要走向滅亡，這是甚至這些農民◎第502頁◎日益增加的債務和到處可見的衰落所證明了的。對付這種衰落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在這里我們也建議把各個農戶聯合為合作社，以便在這種合作社內越來越多地消除對雇傭勞動的剝削，並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一個全國大生產合作社的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如果這些農民看到他們現在的生產方式必然要滅亡並且從中得出必要的結論，他們就要到我們這里來，而我們的職責就是要盡力使他們也易於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否則，我們就只得讓他們聽天由命，而去同一定會對我們表示歡迎的他們的雇傭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們在這里也將拒絕實行暴力的剝奪，不過我們可以指望，經濟發展將使這些頑固腦袋也能變得明智。

    只有對於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簡單。這里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毫無掩飾的資本主義企業，因此也就不應該有任何顧忌。這里我們面對的是人數眾多的農村無產者，因而我們的任務很清楚。我們的黨一旦掌握了國家政權，就應該幹脆地剝奪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剝奪工廠主一樣。這一剝奪是否要用贖買來實行，這大半不取決於我們，而取決於我們取得政權時的情況，尤其是也取決於大土地占有者先生們自己的態度。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容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講過（並且講過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贖買下這整個匪幫，那對於我們最便宜不過了。然而這里我們不去談論這點。我們將把這樣歸還給社會的大地產，在社會監督下，轉交給現在就已經耕種著這些土地並將組織成合作社的農業工人使用。我們將用什麽方式方法轉交這些土地，關於這點現在還不能說出一定的意見。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的企業轉變為社會的企業在這里已經萬事具備了，並且一夜之間就可以馬上完成，比方說，在克虜伯先生或馮·施杜姆先生的工廠中就是這樣。這些農業合作社的範例，將說服最後一些可能仍在反抗著的小塊土地農民◎第503頁◎而且也許還有某些大農相信大規模合作企業的優越性。

    因此，在這里，我們可以在農村無產者面前展開一幅光輝的遠景，就像在工業工人面前所展開的一樣。所以，把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爭取到我們這方面來，對於我們僅僅是時間問題，而且甚至是一個很短時間的問題。而當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跟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候，整個德國立刻就會改變風向。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實際上的半農奴狀況，是普魯士容克統治的主要基礎，因而也就是德國的道地普魯士霸權的主要基礎。正是易北河以東地區的容克——他們日益陷入負債、貧窮、靠國家和別人的供養過著寄生生活，因此也就越來越拚命抓緊自己的統治不放，——正是他們造成了並在維護著官僚和軍官的道地普魯士性質；他們的傲慢、狹隘和驕橫，使得普魯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國——盡管顯而易見，此刻它之作為現時唯一可能實現的民族統一形式，是無可避免的——在國內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國外，雖有其光輝的勝利，卻如此不受尊敬。這些容克的權力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在七個舊普魯士省份的全部領土上，也就是說，幾乎在整個帝國1/3的領土上，他們掌握著在這里提供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地產，不僅掌握著地產，而且還通過甜菜制糖廠和燒酒釀造廠掌握著這一地區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無論德國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業家，都沒有處於這樣有利的地位；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掌握著整個的王國。他們都分散在廣闊的地域里，並且為取得經濟和政治優勢既彼此發生競爭，又跟周圍其他社會成分發生競爭。但是普魯士容克的這種實力地位正日益喪失其經濟基礎。雖然有國家的幫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來，這種幫助總是列入容克的每一個正常預算中），負債和貧窮化現象在這里也是不可抑制地日益擴大；只是立法和習慣所認可的實際上的半農奴制以及因而有可能對農◎第504頁◎業工人進行的無限制的剝削，才把正要沒頂的容克勉強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會民主主義的種子撒到這些工人當中去，鼓舞他們和團結他們去堅持自己的權利，容克的統治也就會完結。這一對於德國猶如俄國沙皇制度對於整個歐洲一樣是野蠻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動勢力，就會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樣完全瓦解。普魯士軍隊的“勁旅”就會變成社會民主主義的勁旅，那時在力量對比上便會發生那孕育著徹底變革的變動。但是正因為如此，爭取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村無產者比爭取德國西部的小農或者甚至比爭取德國南部的中農都重要得多。這里，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正是我們決戰的戰場，所以政府和容克將采取一切措施來阻擋我們到這里來。如果像他們威脅我們的那樣，將重新采用強制措施來制止我們黨的擴展，那麽這首先將是為了阻礙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村無產階級接受我們的宣傳。這對我們反正一樣。我們終究會將他們爭取過來。

    寫於1894年11月15日-22日之間

    載於1894-1895年《新時代》雜志第1卷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頁◎第505頁◎


恩格斯　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

    *（注：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見本選集第1卷第376—481頁）的導言，是恩格斯於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間為在柏林出版的該書單行本寫的。

    從費舍1895年3月6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發表這個導言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曾堅決要求恩格斯把這部著作中在執行委員會看來是過分革命的調子沖淡，並使它具有更為謹慎的形式；當時費舍提出的借口是：由於帝國國會討論新的反社會黨人法草案，國內又形成了緊張局勢。

    恩格斯在給費舍的覆信中（覆信尚未找到，但根據1895年3月14日費舍給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斷出它的內容），對黨的領導的不堅定立場和它力求“僅僅在合法範圍內進行活動”作了批評。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慮執行委員會的意見而同意在校樣中刪去一些地方和改變一些提法，結果，在他看來，導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損害”。在本選集中，這些刪改都在腳注中注出。由於作過這些修改的條樣以及導言手稿保存了下來，因而有可能完全恢覆原稿的本來面目。

    那時社會民主黨的個別領袖企圖根據這一著作說恩格斯主張工人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通過和平途徑取得政權。1895年3月3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見注561）發表了一篇標題是《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的社論，社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從他的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了幾處，因而造成一種印象，仿佛恩格斯主張“無論如何要守法”。恩格斯感到非常憤懣，向《前進報》編輯李卜克內西提出堅決抗議，反對這種歪曲他的觀點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強調有必要在《新時代》（見注3）雜志上發表導言全文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給卡·考茨基的信和4月3日給保·拉法格的信中也談到了《前進報》在發表導言時的這種不光彩做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436頁）。

    在馬克思的著作單行本出版前不久，由於恩格斯的堅持，1895年的《新時代》雜志第27期和第28期摘要登載了恩格斯的導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單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刪節。在德國頒布新的反社會黨人法（見注302）的危險消除之後，導言仍未能全文發表。

    恩格斯的導言曾經根據《新時代》雜志的文本以刪節的形式登載在1895年《社會評論》雜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亞《事業》雜志第1期上。——506。）

    目前再版的這部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歷史的初次嘗試。在《共產黨宣言》中，用這個理論大略地說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馬克思和我在《新萊茵報》（注：《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是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民主派中無產階級一翼的戰鬥機關報，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編是馬克思；參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威·沃爾弗、格·維爾特、斐·沃爾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畢爾格爾斯。

    《新萊茵報》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的作用。闡述報紙對德國和歐洲革命的重要觀點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盡管遭到當局的種種迫害和阻撓，《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勢力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把他驅逐出境，同時又加緊迫害《新萊茵報》的其他編輯，致使該報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報紙的編輯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別書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180、204、401、506。）上發表的文章中，這個理論一直被用來解釋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可是，這里的問題是要把一個對全歐洲都很緊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發展時期的內在因果聯系揭示出來，照作者看來，就是把政治事件歸結為最終是經濟原因的作用。

    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各個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時，人們總是不能追溯到最終的經濟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經有相應的專業報刊提供這樣豐富的材料的時候，連在英國都還沒有可能逐日考察工業和世界市場貿易的進程以及生產方法中發生的變化，從而對這些十分覆雜和不斷變化的因素隨時作出全面的總結，更何況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還沒有突然有力地顯露出來以前，大部分都是長時期處於隱蔽作用狀態。對於某一個時期的經濟史的清晰的概觀，決不能在當時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後，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在這里，統計是必要的輔助手段，而統計總是落在事件之後。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最重要的因素看作◎第506頁◎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時期開始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看作是在整個時期內不變的，或者只考慮這個狀況中那些從現有的明顯事件本身產生出來因而同樣是十分明顯的變化。所以，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里就往往只限於把政治沖突歸結為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作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大體相應的政治表現。

    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難免的忽略，必然是產生錯誤的根源。但是，概括敘述眼前的事件所面對的種種條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產生錯誤的根源，然而這並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眼前的事件。

    當馬克思著手寫本書時，要避免上面所說的那種產生錯誤的根源就更難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時期，要跟蹤考察同時發生的那些經濟變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們的概況，也簡直是無能為力的。在流亡於倫敦的最初幾個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況也是一樣。然而馬克思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撰寫本書。雖然有這些不利的情況，但是，馬克思由於準確了解法國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經濟狀況以及這個國家在二月革命以後的政治事件，所以對當時的事變作出的敘述，對其內在聯系的揭示能達到至今還無人達到的程度，並且光輝地經受住了後來由馬克思自己進行的兩度檢驗。

    第一次檢驗是這樣來的：從1850年春天起，馬克思又有空從事經濟研究，並且首先著手研究最近10年的經濟史。結果，他從事實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驗地根據不完備的材料所推出的結論，即：1847年的世界貿易危機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生身的母親；從1848年年中開始逐漸重新到來而在1849年和1850年達到全盛狀態的工業繁榮，是重新強大起來的歐洲反動勢力的振奮力◎第507頁◎量。這是有決定意義的。如果說在前三篇文章中（載於1850年漢堡出版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1月號、2月號和3月號）還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漲就會到來，那麽由馬克思和我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後一期合刊號所寫的那篇《時評（5-10 月）》，就已經永遠拋棄了這種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可能發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注：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單行本時，把《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志（見注162）第1、2和3期發表的馬克思的《從1848年到1849年》一組文章中的幾篇文章收入這個單行本作為頭三章（恩格斯這里提到的也就是這幾篇文章），並且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該雜志5、6兩期合刊撰寫的《時評（三）》中馬克思所寫的關於法國部分（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頁）作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這兩句話取自時評中收入馬克思著作單行本中作為第四章的那部分（見本選集第1卷第471頁）。——508。）然而這是我們所必須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幾篇文章中對於事變所作的解釋，那里所確定的種種因果關系，都絕對沒有什麽需要改動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述評中對1850年3月10 日至秋季的續評就表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就把這篇續評作為第四篇文章編入了本版。

    第二次檢驗更為嚴格。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變之後，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討了從1848年2 月起直到這次暫時結束了革命時期的事變為止的法國歷史（《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3版，1885 年漢堡邁斯納出版社出版（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582-689頁。——編者注））。在這本小冊子里，又一次談到了本書中所描述的時期，不過較為簡略一些。如果把這個參照一年多以後發生的決定性事變作出的第二次記述與本書比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須作很少的改動。

    使本書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在第二章中，講到被稱作“初次概述無產階級各種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勞動權”時說：“但是勞動權就是支配資本的權力，支配資本的權力就是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也就是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第508頁◎的關系。”（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409頁。——編者注）可見，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個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形形色色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等等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的以及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說馬克思後來把這個公式也擴大到占有交換手段上，那麽這種擴大不過是從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罷了，況且，按《共產黨宣言》來看這種擴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國有些聰明人對此還提出了一個補充，說“分配手段”也應該轉交給社會。這些先生大概很難說清楚，這些不同於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經濟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麽東西；他們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稅、包括薩克森林地（注：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贈給俾斯麥的漢堡附近的地產薩克森林地。——509。）及其他捐贈在內的貧民救濟。但是，首先，這些分配手段現今已經歸整體所有，即歸了國家或市鎮；其次，這些正是我們想要廢除的。

    ——

    當二月革命爆發時，在關於革命運動的條件和進程的看法上，我們大家都受過去歷史經驗，特別是法國經驗的影響。因為正是法國在1789年以來的全部歐洲歷史中起了主導作用，而現在又是它發出了普遍變革的信號。因此，我們關於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會”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和步驟的觀念，帶有回憶1789-1830年榜樣的濃厚色彩，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當巴黎暴動在維也納、米蘭和柏林的勝利起義中獲得響應時；當整個歐洲直至俄國邊境都被卷入運動時；當後來6 月間在巴黎發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統治權的第一次大搏鬥時；當甚至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如此震撼各國資產階級，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剛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動勢力的懷抱時，——在當時的情勢下，我們不可能◎第509頁◎有絲毫懷疑：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這個決戰將在一個很長的和充滿變化的革命時期中進行到底，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

    在1849年失敗以後，我們並沒有與那些在國外聚集在未來臨時政府周圍的庸俗民主派抱著相同的幻想。他們指望“人民”很快就會一舉徹底打敗“壓迫者”，我們卻估計到在鏟除“壓迫者”之後，這個“人民”內部所隱藏著的對立成分彼此之間進行長時期的鬥爭。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再次爆發革命；我們卻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經宣布，至少革命時期的第一階段已告結束，而在新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前什麽也等待不到。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當時曾被某些人當作革命叛徒革出教門，可是這些人後來只要受到俾斯麥的關照，就幾乎毫無例外地跟俾斯麥和解了。

    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借以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里比較仔細地加以探討。

    以往的一切革命，結果都是某一階級的統治被另一階級的統治所排擠；但是，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人民群眾而言，都只是區區少數。一個統治的少數這樣被推翻了，另一個少數又取代它執掌政權並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國家制度。每次這都是一個由於經濟發展狀況而有能力並且負有使命進行統治的少數集團，正因為如此，並且也只是因為如此，所以在變革發生時，被統治的多數或者站在這個少數集團方面參加變革，或者安然聽之任之。但是，如果撇開每一次的具體內容不談，那麽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於：它們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即使參加了，他們也只是◎第510頁◎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少數人效勞；然而，正是由於這種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於多數人采取消極的不反抗的態度，於是看起來就好像這個少數代表了全體人民。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後，勝利的少數照例發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滿足於已經達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則想繼續前進，提出一些新的要求，這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個別場合，這些比較激進的要求也曾實現過；不過，往往都只是瞬間的，較溫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風，剛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為烏有；於是戰敗者就高呼有人叛變，或者把失敗歸咎於偶然。而實際上情形大多是這樣：第一次勝利的成果，只是由於較激進的一派取得第二次勝利才會鞏固下來；一旦達到這一點，從而得到眼前需要的東西，激進派及其成就又從舞台上消失了。

    從17世紀英國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顯示了這些似乎是與任何革命鬥爭分不開的特征。看來，無產階級爭取自己解放的鬥爭也具有這些特征，何況恰好在1848年，就連稍微懂得應該循哪個方向去求得這一解放的人還是屈指可數的。甚至連巴黎的無產階級群眾本身，在獲得勝利後也還完全不明白應該選擇哪一條道路。然而終究有了運動，有了本能的、自發的和不可遏止的運動。難道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獲得成功的形勢嗎？雖然這次革命是由少數人領導的，但這一次已經不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多數人的真正利益進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長久的革命時期中，廣大的人民群眾很容易輕信那些拚命擠到前面來的少數人的純粹的欺蒙，那麽他們對於那些最確切地反映他們經濟狀況的思想，對於那些正好是明確而合理地表達了他們自己還沒有理解到、而只是剛剛模糊感覺到的要求的思想，難道會更難接受嗎？誠然，當幻◎第511頁◎想一消失而失望襲來的時候，人民群眾的這種革命情緒幾乎總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就變為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轉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現在問題不是要欺蒙，而是要實現大多數人本身的真正利益；雖然這些利益當時還根本沒有為這大多數人所認識，但是在其實際實現的過程中，由於親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會為他們所認識。並且，正如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證明的，1848年“社會”革命中所產生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到1850年春季已經使實際統治集中於大資產階級——而且是具有保皇主義傾向的大資產階級手中，而另一方面卻使所有其他的社會階級，農民和小資產者，團結到無產階級周圍，以致在共同勝利時和共同勝利後，應該成為決定因素的已經不是大資產階級，而是有了經驗教訓已經變得聰明起來的無產階級。在這些條件下，難道不是完全存在著少數人革命變成多數人革命的前景嗎？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從1848年起經濟革命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剛剛真正確立了大工業，而德國簡直就成了一個頭等工業國，——這一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可見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然而，正是這個工業革命才到處都使各階級之間的關系明朗化起來；它排除了從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而在東歐甚至是從行會手工業中遺留下來的許多過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資產階級和真正的大工業無產階級，並把它們推到了社會發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國而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是幾個大工業中心發生的這兩大階級之間的鬥爭，現在已經遍及全歐洲，並且達到了1848年難以想象的猛烈程◎第512頁◎度。那時有的是許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萬應靈丹；現在則是馬克思的理論，是一個得到大家公認的、透徹明了的、明確表述了最終鬥爭目標的理論。那時按照地區和民族來劃分和區別的群眾，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聯結起來，還不成熟，往往一籌莫展地搖擺於熱情與絕望之間；現在則是一支社會主義者的國際大軍，它不可阻擋地前進，它的人數、組織、紀律、覺悟程度和勝利信心都與日俱增。既然連這支強大的無產階級大軍也還沒有達到目的，既然它還遠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鬥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那麽這就徹底證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

    資產階級分裂成兩個王朝保皇集團（注：指19世紀上半葉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個保皇黨——正統派和奧爾良派。

    正統派是法國於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長系的擁護者。在1830年，該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後，正統派就組成了政黨。

    奧爾良派是金融貴族的大資產階級的保皇黨，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這段時期執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奧爾良公爵的擁護者。

    在第二共和國時期（1848—1851年），兩個保皇集團成為聯合起來的保守的“秩序黨”的核心。——513、684。），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動所需的太平和安全；與之相對抗的，是雖被打敗但仍然很可畏的無產階級，小資產者和農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圍——這就始終存在突發暴力事件的威脅，而這種突發事件無論如何也不能提供任何最終解決問題的希望，——這就是好像專為第三個，即冒牌民主主義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舉行政變造成的良機。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軍隊結束了緊張局勢，保障了歐洲內部的安寧，同時又賜給了它一個新的戰爭時代。從下面進行革命的時期暫告結束了；跟著來的是從上面進行革命的時期。

    1851年的向帝制的倒退，又一次證明那時無產階級的願望還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會造成使無產階級的願望成熟起來的條件。內部安寧為充分發展新的工業繁榮提供了保證；由於需要使軍隊有事可做，並且由於需要將革命潮流引開，使之關注國外，結果就產生了戰爭，而波拿巴就利用這些戰爭，借口讓“民族原◎第513頁◎則”（注：“民族原則”是波拿巴第二帝國(1852—1870)統治集團提出的、反映其對外政策的一個原則。拿破侖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衛者，利用被壓迫民族的民族利益進行投機，以圖鞏固法國的霸權並擴大其疆域。各個大國的統治階級普遍利用這個所謂的“民族原則”來從思想上掩蓋它們的侵略計劃和對外政策上的冒險。“民族原則”與承認民族自決權毫無共同之處，它的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運動，特別是小民族的運動變成互相爭奪的大國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頁）中、恩格斯在《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麽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0—183頁）中，都曾對“民族原則”進行揭露和批判。——514。）發揮有利作用，千方百計為法國兼並領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麥，為普魯士采取了同樣的政策；俾斯麥實行了他自己的政變，在1866年對德意志聯邦和奧地利，同樣也對那個跟政府發生沖突的普魯士議院，實行了一個從上面進行的革命。可是，歐洲太小，容不下兩個波拿巴，於是就出現了歷史的諷刺，俾斯麥推翻了波拿巴，普魯士國王威廉則不僅建立了一個小德意志帝國，而且還建立了一個法蘭西共和國。然而總的結果則是，歐洲除波蘭而外的所有各個大民族的獨立自主和內部統一都成了現實。誠然，疆界是小了點，但是畢竟已寬廣到足以使工人階級的發展進程不再受民族糾紛的阻礙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而在他們旁邊則已經有1848年革命的繼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來，這就是以國際為代表的無產階級。

    在1870-1871年的戰爭以後，波拿巴從舞台上消失了，俾斯麥的使命也已經完成，於是他又可以變成一個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結束這個時期的卻是巴黎公社。梯也爾想竊取巴黎國民自衛軍大炮的險惡企圖，引起了一次勝利的起義。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經不可能了。在勝利後，統治權就自然而然地、不容爭辯地落到了工人階級手中。這又表明，甚至在那時，即在本書所描述的那個時期的20年以後，工人階級的這種統治還是多麽不可能。一方面，法國讓巴黎聽天由命地觀望著它在麥克馬洪的炮彈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數）和蒲魯東派（少數）使公社本身發生分裂，其中哪一派都不知道應該幹什麽，彼此進行著沒有結果的鬥爭，致使公社精力疲憊。1871年的送上來的勝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襲擊一樣，都沒有什麽成果。

    人們以為戰鬥的無產階級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徹底埋葬了。◎第514頁◎可是，恰恰相反，無產階級最強有力的發展，是從公社和普法戰爭的時候開始的。所有適合服兵役的人都應召編入人數以百萬計的軍隊，以及威力空前強大的火器、炮彈和炸藥的采用，——這一切在全部軍事方面造成了全面的變革，從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結局絕對無法逆料的世界戰爭以外的任何其他戰爭都成為不可能，這樣就立刻結束了波拿巴的戰爭時期並且保證了和平的工業發展。另一方面，它使得軍費按幾何級數增長，必然引起捐稅的激增，從而迫使人口中較貧苦的階級投入社會主義的懷抱。阿爾薩斯-洛林的兼並，這個引起瘋狂軍備競爭的最近原因，能夠煽起法德兩國資產階級互相敵對的沙文主義情緒，但是它卻成了兩國工人的新的聯系紐帶。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紀念日，則成了全體無產階級的第一個共同節日。

    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由於1870-1871年的戰爭和公社的失敗，目前歐洲工人運動的重心從法國移到了德國。在法國，要從1871年5 月的流血犧牲中覆原過來，自然需要多年的時間。在德國則相反，工業因獲得法國的數十億（注：指1870—1871年普法戰爭失敗後法國根據1871年法蘭克福和約的條款付給德意志帝國的50億法郎賠款。——515。），簡直像處在溫室條件下一樣更加迅猛地發展起來，而社會民主黨也更加迅猛和持續地成長起來。由於德國工人善於利用1866年實行的普選權，黨的驚人的成長就以無可爭辯的數字展現在全世界面前：社會民主黨所得的選票1871年為102 000張，1874年為352 000張，1877年為493 000張。接著就是當局以實行反社會黨人法高度讚揚了這些成就；黨暫時被打散了，所得選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張。但是這種狀況被很快克服了，當時正是在受非常法壓迫、沒有報刊、沒有合法組織、沒有結社集會權利的情況下，真正開始了迅速的增長：1884年為550 000張，1887年為763 000張，1890年為1 427 000張。於是國家的手就軟了。反社會黨人法沒有了，社會黨◎第515頁◎人的選票增到了1 787 000張，即超過總票數的1/4。政府和統治階級使盡了一切手段，可是毫無用處，毫無成效，毫無結果。當局，從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並且是從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無能為力的明顯證據，而這種證據數以百萬計。國家已經走入絕境，工人卻剛才起程。

    但是，德國工人僅僅以自己作為最強有力、最守紀律並且增長最快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存在，就已經對工人階級事業作出頭一個重大貢獻，除此以外，他們還對這個事業作出了第二個重大貢獻。他們給了世界各國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使用普選權。

    普選權在法國老早就已經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為被波拿巴政府濫用而聲名狼藉。公社之後，就沒有工人政黨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選權也是自共和國成立時起就已經施行了的（注：普選權在西班牙從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開始實施，並經1869年憲法批準。西班牙共和國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於保皇派發動政變而被推翻。——516。），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所有嚴肅的反對黨的通則。瑞士實施普選權的結果，恰恰最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族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於把選舉權看作陷阱，看作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情況就不同了。《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而拉薩爾又再次提出了這個要求。當俾斯麥不得不實施普選權作為促使人民群眾對他的計劃發生興趣的唯一手段時，我們的工人立刻就認真地加以對待，把奧古斯特·倍倍爾選進了第一屆制憲帝國國會。從此以後，他們就一直這樣使用選舉權，以致使他們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處，並成了世界各國工人的榜樣。如果用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話來說，選舉權已經被他們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d'émancipation——由歷來是欺騙的手段變為解◎第516頁◎放的手段。（注：這句話引自馬克思寫的《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頁），這個綱領是1880年在勒阿弗爾代表大會上通過的。——517。）並且，即使普選權再沒有提供什麽別的好處，只是使我們能夠每三年計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過定期確認的選票數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長，既加強工人的勝利信心，同樣又增加對手的恐懼，因而成了我們最好的宣傳手段；只是給我們提供了關於我們自身力量和各個敵對黨派力量的精確情報，從而給了我們一把能計量我們行動規模的獨一無二的尺子，使我們既可避免不適時的畏縮，又可避免不適時的蠻勇，——即使這是選舉權所給予我們的唯一的好處，那也就非常非常夠了。但是它的好處還要多得多。在競選宣傳中，它給了我們到人民還疏遠我們的地方去接觸群眾的獨一無二的手段，並迫使一切政黨在全體人民面前回答我們的抨擊，維護自己的觀點和行動；此外，它在帝國國會中給我們的代表提供了一個講壇，我們的代表在這個講壇上可以比在報刊上和集會上更有權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議會中的對手和議會外的群眾講話。既然競選宣傳和帝國國會中的社會主義演說不斷地突破反社會黨人法，那麽這項法律對於政府和資產階級還有什麽用處呢？

    但是由於這樣有成效地利用普選權，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發揮作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人們發現，在資產階級用來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東西是工人階級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只要在安排一個職位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工人就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這樣的職位。結果弄得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

    因為這里鬥爭的條件也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築壘巷戰，現在大大過◎第517頁◎時了。

    我們對此不應抱什麽幻想，因為在巷戰中起義者對軍隊的真正勝利，就是說像兩支軍隊之間的那種勝利，是極其罕見的。而起義者指望獲得這樣的勝利，也是同樣罕見的。對起義者而言，關鍵在於用道義影響來動搖軍隊的士氣，而這在兩個交戰國軍隊之間不會有任何作用、或者無論如何作用要小得多。這一點做到了，軍隊就會拒絕開槍，或者指揮官就會驚慌失措，而起義就會勝利。如果做不到，就證明軍隊方面即使人數較少，但由於裝備和訓練較好、指揮統一、兵力調度得當和遵守軍紀等長處，起義在實際戰術行動中所能達到的，至多也只是熟練地構築和防衛個別街壘。至於互相支援、後備力量的配置或使用，即各分隊的互相配合和協同動作，在防衛一個市區時已經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說在防衛整個大城市了——但是這在起義的場合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中戰鬥力於決定勝負的一點，在這里也就談不上了。所以，這里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消極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勢，那只是例外，只是為了進行偶然的出擊和翼側攻擊；通常進攻只限於占領退卻軍隊所放棄的陣地。並且，軍隊擁有大炮以及裝備優良和訓練有素的工兵，而起義者則差不多總是完全缺乏這些戰鬥手段。所以無怪乎那些表現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壘戰，——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 月在維也納，1849年5月在德累斯頓，——一當進攻部隊的指揮官拋開政治上的考慮而按純粹軍事觀點采取行動，並且手下的士兵仍屬可靠的時候，就都以起義失敗告終。

    1848年以前起義者多次獲得成功，是有各種各樣原因的。1830年7 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戰中，在軍隊與起義者之間都站著市民自衛軍，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義者，或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猶豫不決的態度而使得軍隊也發生動◎第518頁◎搖，並且它還為起義者提供武器。凡是在這種市民自衛軍一開始就表示反對起義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樣，起義總是遭受失敗。1848 年柏林人民之所以獲得勝利，一部分是由於3月18日夜間到19 日早晨有許多新的戰鬥力量歸附了他們，一部分是由於軍隊的疲憊和供應惡劣，還有一部分是由於軍隊的命令下達遲緩。但是在一切場合，起義者獲得勝利總是由於軍隊拒絕執行命令，由於指揮官優柔寡斷，或是由於指揮官的行動受到了束縛。

    可見，即使在盛行巷戰的時代，街壘在道義上也比在物質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壘是一種動搖軍心的手段。如果能堅持到實現這個目的，就獲得勝利；堅持不到，就遭受失敗。在考察將來可能發生的巷戰的勝利機會時，這也是應該注意的一個主要點。（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這句話被刪去。——編者注）

    在1849年，這種勝利機會就已經相當少了。資產階級到處都投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財產”的代表人物歡迎和犒賞了鎮壓起義的軍隊。街壘已經喪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經不是把街壘後面的人們看作“人民”，而是把他們看作叛逆者、擾亂分子、搶掠者、分肥分子、社會渣滓；軍官們漸漸掌握了巷戰的戰術形式：他們已經不是毫無掩蔽地徑直沖向匆匆砌成的胸墻，而是穿過花園、庭院和房屋迂回前進。而這種辦法，現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得手。

    但是，自那時以來，又發生了許多變化，並且都對軍隊有利。大城市已經擴展了很多，而軍隊就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來還沒有增長到四倍，而那里的駐軍卻增長到四倍以上。有了鐵路，這些駐軍的人數在24小時內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第519頁◎在48小時內則能擴增為一支大軍。這種人數大量增加了的軍隊，在武裝上也是無比地改進了。在1848年是擊發式前裝滑膛槍，現在是小口徑後裝彈倉槍，它的射程是舊式槍的四倍，準確性和射速則是十倍。先前大炮發射的是威力不大的實心球形彈和霰彈，現在則是爆炸式的榴彈，只要命中一發，就足以摧毀最好的街壘。先前用以破壞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鎬，現在則是炸藥筒。

    相反，在起義者方面，一切條件都變壞了。人民各個階層都同情的起義，很難再有了；在階級鬥爭中，中等階層大概永遠不會毫無例外地統統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而使糾集在資產階級周圍的反動黨派幾乎完全消失。就是說，“人民”看來將總是分開的，因而也就不會有一個強有力的像在1848年那樣非常起作用的杠桿了。如果起義者方面有較多服過役的兵士，那麽要把他們武裝起來就更為困難了。槍械商店中的獵槍和豪華槍，即使不會按照警察命令預先把槍機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距離的射擊中也遠比不上士兵的彈倉槍。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藥和鉛制造出所需的子彈，而現在每種槍的子彈都各不相同，其相同點只在於它們都是大工業的覆雜產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沒有專用的子彈，大部分槍枝就都要成為廢物。最後，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後新建的街區中，街道都是又長、又直、又寬，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槍炮能充分發揮其效力似的。一個革命者，如果自願選擇柏林北部和東部的新建工人街區來進行街壘戰，那他一定是瘋了。

    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將來就不會再起什麽作用了呢？決不是。這只是說，自1848年以來，各種條件對於民間戰士已經變得不利得多，而對於軍隊則已經變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說，將來的巷戰，只有當這種不利的情況有其他的因素來抵消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第520頁◎因此，巷戰今後在大規模革命初期將比在大規模革命繼續發展進程中要少，並且必須要用較多的兵力來進行。而這樣多的兵力，正好像是在整個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注：1870年9月4日，法軍在色當潰敗的消息傳出後，巴黎發生了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這次行動導致第二帝國制度的垮台和以資產階級國防政府為首的共和國的成立。

    1870年10月31日，梅斯投降，布爾歇失守以及梯也爾受國防政府之命同普魯士人開始進行談判的消息傳來以後，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國民自衛軍舉行起義，占領市政廳，成立了以布朗基為首的革命政權機關——公安委員會。在工人的壓力下，國防政府被迫答應辭職並決定於11月1日舉行公社選舉。但是由於巴黎革命力量缺乏組織性和領導起義的布朗基派和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雅各賓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國防政府便乘機借助於國民自衛軍中站在政府一邊的幾個營，背棄了自己辭職的諾言，重新占據了市政廳，恢覆了自己的政權。

    對這兩個事件的評述並見本選集第3卷第5頁。——521。）那樣，到時候恐怕會寧願采取公開進攻，而不采取消極的街壘戰術。（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整個這一段被刪去。——編者注）

    現在，讀者是否已經明白了，為什麽統治階級一定要把我們引到槍鳴劍嘯的地方去？為什麽現在人家因為我們不願貿然走上我們預先知道必遭失敗的街頭，就指責我們怯懦？為什麽他們這樣堅決懇求我們最後一定答應去當炮灰？

    這些先生們總是徒然地懇求和挑戰。我們並不這麽笨。他們也可以在下一次戰爭中同樣要求敵人，把軍隊排列成老弗里茨式的橫隊，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會戰和滑鐵盧會戰（注：1809年法奧戰爭期間，拿破侖第一指揮下的法國軍隊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會戰中擊敗了卡爾大公的奧地利軍隊。

    在1815年6月18日滑鐵盧（比利時）會戰時，拿破侖的軍隊被威靈頓指揮下的英荷聯軍和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隊擊潰。滑鐵盧會戰在1815年戰局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歐洲列強反拿破侖同盟的最終勝利和拿破侖第一帝國的垮台。——521。）中那樣的整師構成的縱隊，並且手持燧發槍。如果說國家間戰爭的條件已經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有了同樣大的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凡是要把社會組織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一定要參加進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這為的是什麽，他們為爭取什麽而去流血犧牲（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不是“他們為爭取什麽而去流血犧牲”，而是“他們應該擁護什麽”。——編者注）。近50年來的歷史，已經教會了我們認識這一點。但是，為了使群眾明白應該做什麽，還必須進行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工作，而我們現在正是在進行這種工作，並且進行得很有成效，已經使敵人陷於絕望。◎第521頁◎

    在羅曼語族國家里，人們也開始逐漸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正。德國人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效法；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鬥爭》中，“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這句話被刪去。——編者注）。在法國，雖然在百多年來地基已經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那里沒有一個政黨不曾采取過密謀、起義和其他各種革命行動，因此政府絲毫也不信賴軍隊，一般說來，環境對於突然起義要比在德國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國，社會主義者也日益認識到，除非預先把人民中的廣大群眾——這里就是農民——爭取過來，否則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勝利。耐心的宣傳工作和議會活動，在那里也被認為是黨的當前任務。成績很快就做出來了。社會主義者不但奪得了許多市鎮委員會，而且已經有50個社會主義者在議院中占有議席，他們已經推翻了共和國的三個內閣和一個總統。在比利時，工人去年爭得了選舉權（注：1890—1893年在比利時發生了爭取實施普選權的鬥爭。由於在工人黨領導下進行了群眾性發動和罷工，眾議院於1893年4月18日通過了關於普選權的法律（4月29日由參議院批準），按照這一法律，在比利時實施以年滿25歲、居住期限滿1年為限制條件的男子普選權。此外，該法律還規定了多次投票——對某幾類選民，可根據他們的財產狀況、教育程度和供職情況，多給一兩張選票。——522。），並在四分之一的選區中獲得了勝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麥，甚至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都有社會主義者參加議會。在奧地利，所有一切政黨都已經一致認定再不能繼續阻撓我們進入帝國議會了。我們是一定要進去的，現在爭論的問題只是從哪一個門進去。甚至在俄國，如果召開著名的國民代表會議，即小尼古拉現在徒然反對召開的那個國民議會，我們也能很有把握地預期那里也將有我們的代表參加。

    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權總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連梅克倫堡也算在內，那里的◎第522頁◎貴族革命是1755年以《繼承條約》這個至今還有效力的光榮的封建主義文書而告終的。（注：恩格斯指梅克倫堡—什未林公國和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公國中公爵政權和貴族階級之間的長期鬥爭，以1755年在羅斯托克簽訂作為憲法基礎的關於繼承權的條約而告終。根據這個條約，梅克倫堡貴族以往的優惠和特權得到確認。他們的一半土地以及商業和手工業享受免稅待遇，在國家開支中占有的份額被固定下來，在等級議會及其常設機構中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523。）革命權已經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甚至馮·博古斯拉夫斯基將軍也只是根據這個人民權利才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舉行政變的權利。

    但是，不管別國發生什麽情況，德國社會民主黨總是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將來，也就負有一個特殊的任務。由它派去參加投票的200萬選民，以及雖非選民而卻擁護他們的那些男青年和婦女，共同構成為一個最廣大的、堅不可摧的人群，構成國際無產階級大軍的決定性的“突擊隊”。這個人群現在就已經占總票數的四分之一以上，並且時刻都在增加，帝國國會的補充選舉以及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和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都證明了這一點。它的增長過程是自發的，經常不斷的，不可遏止的，並且是平穩的，正如自然界中發生的某種過程一樣。政府對此進行的一切幹預都毫無成效。我們在現在就已經能指望擁有225萬選民。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在本世紀末就能奪得社會中等階層的大部分，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發展成為國內的一個決定力量，其他一切勢力不管願意與否，都得向它低頭。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現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讓這支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被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不讓這支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被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被刪去。——編者注）。只有一種手段才能把德國社會主義戰鬥力量的不斷增長過程暫時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個時期內倒退：使它同軍隊發生大規模沖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樣流血。假以時日這也會被◎第523頁◎克服的。要把一個成員以百萬計的黨派從地面上消滅是不可能的，即使動用歐洲和美洲所有的彈倉槍都做不到。但是這種沖突會阻礙正常的發展進程，使得我們臨到緊急關頭也許沒有了突擊隊，決定性的戰鬥（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使得我們臨到緊急關頭也許沒有了突擊隊”被刪去，而“決定性的戰鬥”印成“解決”。——編者注）就會推遲、延緩並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犧牲。

    世界歷史的諷刺把一切都顛倒了過來。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是我們用合法手段卻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顛覆的辦法獲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稱為秩序黨的黨派，卻在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狀態下走向崩潰。它們跟奧迪隆·巴羅一起絕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們（注：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時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動家奧·巴羅的這句話，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國反動勢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義，然後把它鎮壓下去，恢覆君主制。——524。），可是我們在這種合法性下卻長得身強力壯，面帶紅光，簡直是一副長生不老的樣子。只要我們不糊塗到任憑這些黨派把我們騙入巷戰，那麽它們最後只有一條出路：自己去破壞這個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們在制定新的法律來反對顛覆。又是一切都顛倒了。難道今天瘋狂的反顛覆的人不正是昨天的顛覆者嗎？難道是我們引起了1866年內戰嗎？難道是我們把漢諾威國王、黑森選帝侯、拿騷公爵驅出了他們世襲的合法的領土，並且兼並了這些領土嗎？（注：暗指1866年普魯士對奧地利和德意志幾個小邦的戰爭取得勝利後，漢諾威王國、黑森—卡塞爾選帝侯國和拿騷大公國在1866年歸並於普魯士。——524。）不正是這些顛覆了德意志聯邦和三個奉天承運國王的人們，在那里埋怨顛覆嗎？誰能容許格拉古埋怨叛亂呢？（注：尤維納利斯的第二首諷刺詩。——編者注）誰能容許崇拜俾斯麥的人們咒罵顛覆呢？

    他們盡可以去通過他們的反顛覆法案，把這些法案弄得更殘忍些，把全部刑法都變成一塊可以隨便捏的橡皮，但是他們所能得◎第524頁◎到的，只是再次證明自己無能為力罷了。他們要想認真地對付社會民主黨就不得不采取完全另外的辦法。現在社會民主黨是靠遵守法律來從事顛覆的，要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顛覆，他們就只能運用秩序黨的顛覆，即非破壞法律不可的顛覆。普魯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魯士的將軍馮·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經給他們指明了也許能用來對付那些不願被人騙入巷戰的工人們的唯一手段。破壞憲法，實行獨裁，恢覆專制，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膽幹吧，先生們，這里閒談沒有用，需要的是實際行動！

    但是請不要忘記，德意志帝國，同一切小國家，也同一切現代國家一樣，是一種契約的產物：首先是君主之間的契約的產物，其次是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契約的產物。如果有一方破壞契約，整個契約就要作廢，另一方也不再受約束。這點已經由俾斯麥在1866年給我們絕妙地示範過。所以，如果你們破壞帝國憲法，那麽社會民主黨也就會放開手腳，能隨意對待你們了。但是它那時究竟會怎樣做，——這點它今天未必會告訴你們。（注：在《新時代》雜志刊載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單行本《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這一段的最後三句話被刪去。——編者注）

    幾乎整整1600年以前，羅馬帝國也有一個危險的顛覆派活動過。這一派破壞了宗教和國家的一切基礎，他們幹脆不承認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他們沒有祖國，是國際性的；他們散布在全帝國，從高盧到亞細亞，並且滲入帝國邊界以外的地方。他們長期進行地下秘密活動，但是他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感覺到自己已經足夠強大，應該公開活動了。這個叫作基督徒的顛覆派，在軍隊中也有許多信徒；整個整個的軍團都信奉基督教。當這些軍團被派去參加非基督教的國教會的祭典禮儀時，顛覆派士兵們就大膽地◎第525頁◎在頭盔上插上了特別的標志——十字架，以示抗議。連兵營里長官所慣用的懲戒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無動於衷地看著他軍隊中的秩序、服從和紀律敗壞下去。他趁著還不太遲的時候采取了堅決措施。他頒布了一道反社會黨人法，請原諒，我是想說反基督徒法。顛覆者被禁止舉行集會，他們的集會場所被封閉或者甚至被搗毀了，基督教的標志——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正像在薩克森禁止紅手帕一樣。基督徒不得擔任公職，他們甚至不能當上等兵。既然當時還沒有在“徇私”方面訓練有素的法官，還沒有這種為馮·克勒爾先生那個反顛覆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幹脆禁止在法庭上尋求公道。但是連這項非常法也沒有奏效。基督徒輕蔑地把它從墻上扯下來，並且據說他們甚至在尼科美底亞竟無視皇帝的權威放火燒毀了皇帝當時所在的宮殿。於是皇帝就在公元303 年用大規模迫害基督徒來進行報覆。這也就是這類迫害的最後一次。而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17年之後，軍隊中絕大多數都成了基督徒，而繼任了全羅馬帝國君主，即教士們所稱的君士坦丁大帝，則宣布基督教為國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於倫敦

    摘要載於1894-1895年《新時代》雜志第2卷第27和28期，並載於1895 年在柏林出版的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

    原文是德文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頁◎第52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　書信（之一）

    1842年

    1.馬克思致阿·盧格

    　［1842年］11月30日於科隆親愛的朋友：

    我今天這封信只談同“自由人”（注：“自由人”是19世紀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組成的青年黑格爾派小組的名稱，該小組的核心是布·鮑威爾、埃·鮑威爾、愛·梅因、路·布爾、麥·施蒂納等。馬克思1842年對“自由人”進行了批判，並拒絕在他所主編的《萊茵報》（見注171）上發表他們的空洞浮誇的論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9—430、435—436頁）。“自由人”脫離現實生活，醉心於抽象的哲學爭論，在1843—1844年拋棄了激進主義，陷入了庸俗的主觀唯心主義。他們宣傳一種理論，認為只有傑出人物，即“精神”的體現者，“純粹的批判”的體現者，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群眾、人民，似乎只是毫無生氣的東西，是歷史發展的障礙。青年黑格爾派把自己的觀點叫作批判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寫的著作《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頁），就是揭露青年黑格爾派的這種有害的反動思想的。——527。）有關的“糾紛”。

    ……幾天前我接到了小個子梅因（他心愛的範疇確實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幾個關於我的態度的問題：(1)對您和海爾維格，(2)對“自由人”，(3)對編輯部的新原則，以及對政府的立場。我立即回了信，對他們作品的缺點直言不諱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這些作品不是從自由的、也就是獨立的和深刻的內容方面體現自由，而更多地是從不受任何拘束的、長褲漢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方面體現自由。我要求他們：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唱些高調，少作些自我欣賞，多說一些明確的意見，多探討一些具體的現實，多提供一些實際的知識。我聲明說，在偶爾寫寫的劇評之類的東西里偷運一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理，也就是偷運新的世界觀，我認為是不適當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們，如果◎第527頁◎真要討論共產主義，那就要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實地加以討論。我還要求他們：更多地聯系對政治狀況的批判來批判宗教，而不是聯系對宗教的批判來批判政治狀況，因為這樣做才更符合報紙的本質和讀者的水平，因為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隨著以宗教為理論的被歪曲了的現實的消滅，宗教也將自行消滅。最後，我向他們建議，如果真要談論哲學，那麽最好少炫耀“無神論”的招牌（這就像一個小孩對一切願意聽他講話的人保證自己不怕鬼怪一樣），而多向人民宣傳哲學的內容。我所說的就是這些……

    1846年

    2.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

    　委員會

    　1846年10月23日於巴黎

    給委員會的第三封信

    關於這里的施特勞賓人（注：施特勞賓人是德國的流動的手工業幫工。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稱呼那些還受落後的行會意識和成見支配的德國手工業者，這些人抱著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幻想，認為可以從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退回到小手工業去。——528。）的事情，沒有多少可說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這些人鬥爭的各種爭執問題現在都解決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門徒艾澤曼老爺子已經被趕跑，其余的人對群眾的影響也完全掃清了，我提出的反對他們的議案獲得了一致的通過。

    事情的簡單經過如下：

    對於蒲魯東的協作社計劃爭論了三個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對我，到最後只剩下艾澤曼和其余三個格律恩分子。我所◎第528頁◎要做的主要就是證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時說明：在蒲魯東的萬應靈藥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庸人的東西，從根本上駁倒了它。最後，我因我的對手們老是重覆同樣的論據而發火了，並且直接攻擊了這些施特勞賓人，這激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極大的惱怒，但是我借此迫使高貴的艾澤曼對共產主義進行了公開的攻擊。於是我就把他痛罵一頓，使得他再也沒有露面。

    我當時緊緊抓住了艾澤曼給我的把柄——對共產主義的攻擊，尤其是因為格律恩在繼續搗鬼，奔走於各個作坊之間，每個星期天都把人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說過的那次會議以後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樁天大的蠢事：當著八到十個施特勞賓人的面攻擊共產主義。因此，我宣布，在我繼續參加討論以前，必須先表決，我們在這里是不是以共產主義者的身分來集會的。如果是，那就必須注意不讓像艾澤曼攻擊共產主義那樣的事情再度發生；如果不是，如果這里只是隨便什麽人在隨便討論某個問題，那我就不必和他們打交道，以後也不再來了。這使格律恩分子大為震驚，他們就辯解起來了，說他們是“為了人類的幸福”，為了自己弄清問題來這里集會的，他們都是進步的人，並不是片面的空談家，等等，像這樣正直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能稱為“隨便什麽人”的。此外，他們首先想要知道，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麽（這些卑劣的家夥多年來都以共產主義者自命，自從格律恩和艾澤曼打著共產主義的招牌混到他們里面以後，他們僅僅因為害怕這兩個人才離經叛道！）。他們盛情地請求我用三言兩語對他們這些無知的人說明共產主義是什麽，這當然難不倒我。我給他們下了一個最簡單的定義，這個定義恰好涉及當時爭論的各點，它用主張財產公有排斥了對資產者和施特勞賓人采取和解、溫情和體諒的態度，最後也排斥◎第529頁◎了蒲魯東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財產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此外，這個定義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他們作為借口來離題發揮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決。就是說，我把共產主義者的宗旨規定如下：(1)實現同資產者利益相反的無產者的利益；(2)用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財產公有的手段來實現這一點；(3)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這個問題爭論了兩個晚上。到第二個晚上，三個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個覺察到大多數人的情緒，完全轉到我這方面來了。其余兩個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卻對此毫無覺察。好些還從來沒有發過言的人突然開了口，宣布堅決擁護我。在這以前只有雲格這樣做過。這些新人中有那麽幾個，雖然因為害怕得發抖而說不清，但是都說得非常好，看來他們具有相當健全的頭腦。一句話，在表決的時候，以十三票對兩票宣布集會是共產主義的，是遵守上述定義的。至於投反對票的那兩個依然忠實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個後來也宣稱他有改邪歸正的最大願望……

    3.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於布魯塞爾親愛的安年科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書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魯東先生的著作《貧困的哲學》給我寄來，那您早就接到我對您11月1日來信的回信了。 為了能夠立即把我的意見告訴您，我用了兩天的時間把這本書瀏覽了一遍。由於讀得很倉促，我不能深入細節，而只能對您談談這本書給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話，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來談◎第530頁◎談細節。

    我必須坦白地對您說，我認為它整個說來是一本壞書，是一本很壞的書。您自己在來信里對蒲魯東先生在這一雜亂無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國哲學的一個角落”（注：安年科夫1846年11月1日給馬克思的信。 ——編者注）曾經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認為哲學之毒並沒有感染他的經濟學論述。我也絲毫不把蒲魯東先生在經濟學論述中的錯誤歸咎於他的哲學。蒲魯東先生之所以給我們提供了對政治經濟學的謬誤批判，並不是因為他有一種可笑的哲學；而他之所以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可笑的哲學， 卻是因為他不了解處於現代社會制度聯結[engrènement]—— 如果用蒲魯東先生像借用其他許多東西那樣從傅立葉那里借用的這個名詞來表示的話——關系中的現代社會制度。

    為什麽蒲魯東先生要談上帝，談普遍理性，談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認為它永無謬誤，認為它永遠等於它自身，認為只要正確地意識到它就可以獲得真理呢？為什麽他要借軟弱的黑格爾主義來把自己裝扮成堅強的思想家呢？他自己給了我們一把解開這個啞謎的鑰匙。蒲魯東先生在歷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會發展。他發現進步是在歷史中實現的。最後，他發現，人們作為個人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麽，他們誤解了自身的運動，就是說，他們的社會發展初看起來似乎是和他們的個人發展不同、分離和毫不相幹的。他無法解釋這些事實，於是就作出假設，說是一種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現。發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話，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了。

    但是，蒲魯東先生既然承認自己完全不理解人類的歷史發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響亮的字眼時就承認了這一◎第531頁◎點——，豈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認他不能理解經濟發展嗎？

    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麽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永遠不會了解的東西，因為，當他從訴諸國家轉而訴諸社會，即從訴諸社會的正式表現轉而訴諸正式社會的時候，他竟認為他是在完成一樁偉業。

    這里不必再補充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作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一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越益發展而越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

    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一切關系的基礎。這種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

    蒲魯東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第532頁◎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我在這里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詞那樣。例如：各種特權、 行會和公會的制度、中世紀的全部規則，曾是唯一適應於既得的生產力和產生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會狀況的社會關系。在行會制度及各種規則的保護下積累了資本，發展了海上貿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們如果想把這些果實賴以成熟起來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 他們就會失去這一切果實。 於是就爆發了兩次霹靂般的震動，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和這些形式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曾經是舊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國家，當時在英國都被破壞了。可見，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

    這正是蒲魯東先生沒有理解、尤其是沒有證明的。蒲魯東先生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套怪論，一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他覺得沒有必要談到17、18和19世紀，因為他的歷史是在想象的雲霧中發生並高高超越於時間和空間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廢物，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聖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進化，是在絕對觀念的神秘懷抱中發生的進化。如果揭去這種神秘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魯東先生給我們提供的是經濟範疇在他的頭腦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著花很多力量就可◎第533頁◎以向您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沒有秩序的頭腦中的秩序。

    蒲魯東先生的書一開頭就論述價值，論述他的這個拿手好戲。我這次不來分析他書中的這些論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經濟進化是從分工開始的。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分工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是，難道等級制度不是某種分工嗎？難道行會制度不是另一種分工嗎？難道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中葉而結束於18世紀末葉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分工不是又和現代大工業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嗎？

    蒲魯東先生離開真理這樣遙遠，竟然忘記了連普通經濟學家都會做的事情。他談分工時，竟沒有感到必須談世界市場。真行！難道14世紀和15世紀的分工，即在還沒有殖民地、美洲對歐洲說來還不存在以及同東亞來往只有通過君士坦丁堡的那個時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經存在有充分發展的殖民地的17世紀時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嗎？

    但是還不止於此。難道各族人民的整個內部組織、他們的一切國際關系不都是某種分工的表現嗎？難道這一切不是一定要隨著分工的改變而改變嗎？

    蒲魯東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問題，甚至沒有提到例如在德國從9-12 世紀發生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這種分離必然成為永恒的規律，因為他既不知道這種分離的來源，也不知道這種分離的發展。他在他的整本書中都這樣論述，仿佛這個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一直會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魯東先生就分工問題所說的一切，最多不過是亞當·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說過的東西的歸納，並且是個很表面、很不完備的歸納。

    第二個進化是機器。在蒲魯東先生那里，分工和機器間的聯系◎第534頁◎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種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產工具。例如，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人們並不是一切工作都用雙手來做。他們已經有了工具，而且是很覆雜的工具，如車床、帆船、杠桿等等。

    由此可見，把機器的產生看作一般分工的結果，是再可笑不過了。

    我再順便指出一點：蒲魯東先生由於不懂得機器產生的歷史，就更不懂得機器發展的歷史。可以說，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時期——以前，消費的需求一般說來比生產增長得快，機器的發展是市場需求的必然結果。從1825年起，機器的發明和運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間鬥爭的結果。而這一點也適用於英國。至於歐洲各國，那麽迫使它們使用機器的，是英國在它們的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最後，在北美，機器的引進既由於和其他國家的競爭，也由於人手不夠，即由於北美的人口和工業上的需求不相稱。根據這些事實您就可以得出結論：蒲魯東先生把競爭這個鬼怪召來當作第三個進化，當作機器的反題，是表現得多麽明達呵！

    最後，把機器說成一種同分工、競爭、信貸等等並列的經濟範疇，這根本就是極其荒謬的。

    機器不是經濟範疇，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經濟範疇一樣。現代運用機器一事是我們的現代經濟制度的關系之一，但是利用機器的方式和機器本身完全是兩回事。火藥無論是用來傷害一個人，或者是用來給這個人醫治創傷，它終究還是火藥。

    當蒲魯東先生按照這里列舉的次序在自己的頭腦中發展出競爭、壟斷、稅收或警察、貿易平衡、信貸和所有制的時候，他真是在大顯身手。在英國，幾乎全部信貸事業都在機器發明以前的18世紀初就發展起來了。公債不過是增加稅收和滿足資產階級掌握政◎第535頁◎權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種新方式。

    最後，所有制形成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後一個範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魯東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範疇都是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制的東西；在這些關系之外，資產階級所有制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另一時代的所有制，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發展起來的。蒲魯東先生把所有制規定為獨立的關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紐帶，他不懂得一定時代中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蒲魯東先生看不到現代種種社會體制是歷史的產物，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所以他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

    因此，為了說明發展，蒲魯東先生不得不求救於虛構。他想象分工、信貸、機器等等都是為他的固定觀念即平等觀念而發明出來的。他的說明是極其天真的。這些東西都是特意為了平等而發明出來的，但是不幸它們掉過頭來反對平等了。這就是他的全部論斷。換句話說，他作出一種主觀隨意的假設，而因為實際發展進程和他的虛構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結論說，這里存在著矛盾。他對我們隱瞞了一點，這就是矛盾只存在於他的固定觀念和現實運動之間。

    這樣，蒲魯東先生主要是由於缺乏歷史知識而沒有看到：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他沒有看到：經濟範疇只是這些現實關系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系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這樣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範疇看作永恒的規律，而不是看作歷◎第536頁◎史性的規律——只是適於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所以，蒲魯東先生不把政治經濟學範疇看作實在的、暫時的、歷史性的社會關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顛倒黑白，把實在的關系只看作這些抽象的體現。這些抽象本身竟是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懷中的公式。

    在這里，這位善良的蒲魯東先生的確陷入了嚴重的智力上的痙攣。既然所有這些經濟範疇都是從上帝的心里流出來的東西，既然它們是人們的隱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麽為什麽：第一，有發展存在；第二，蒲魯東先生不是一個保守分子？他認為這些明顯的矛盾是由於有一整串對抗存在。

    現在我們舉個例子來闡明這一串對抗。

    壟斷是好東西，因為它是一個經濟範疇，因而是從上帝那里流出來的東西。競爭是好東西，因為它也是一個經濟範疇。但是，不好的是壟斷的現實和競爭的現實。更不好的是壟斷和競爭在相互吞並。該怎麽辦呢？因為上帝的這兩個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魯東先生就以為上帝的心懷里同樣有這兩個思想的綜合，在這種綜合中，壟斷的禍害被競爭所抵消，而競爭的禍害則由壟斷所抵銷。兩個觀念互相鬥爭所引起的最終結果，將僅僅使它們的好的方面表露出來。應該從上帝那里奪取這個秘密的思想，然後加以運用，於是就萬事大吉了。應該發現這個深藏在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綜合公式。而蒲魯東先生毫不猶豫地以發現者的身分出現了。

    但是，請稍稍看一下現實生活吧。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您不僅可以看到競爭和壟斷，而且可以看到它們的綜合，這個綜合並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競爭，競爭產生壟斷。但是，這個方程式遠不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想象的那樣能消除現代狀況的困難，◎第537頁◎反而會造成更困難、更混亂的狀況。因此，如果改變現代經濟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礎，消滅現代的生產方式，那就不僅會消滅競爭、壟斷以及它們的對抗，而且還會消滅它們的統一、它們的綜合，亦即消滅使競爭和壟斷達到真正平衡的運動。

    現在我給您舉一個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隸制形成一種對抗。我沒有必要談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至於奴隸制，那麽它的壞的方面就不必去說了。唯一需要說明的，是奴隸制的好的方面。這里所說的，不是間接奴隸制，即對無產者的奴役。這里所說的，是直接奴隸制，即在蘇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隸制也像機器、信貸等等一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樞紐。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大機器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買賣黑奴以前，殖民地給予舊大陸的產品很少，沒有顯著地改變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經濟範疇。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只要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北美，結果就會出現混亂狀態，就會出現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徹底衰落。但是，讓奴隸制消失，那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把美國抹去。可見，正因為奴隸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所以奴隸制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在各個民族中存在。現代各民族善於在本國把奴隸制如何掩飾起來，而在新大陸則公開地推行它。這樣思考過奴隸制以後，這位善良的蒲魯東先生又將怎麽辦呢？他會尋找自由和奴隸制的綜合，尋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隸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魯東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們生產呢子、麻布、絲綢——了解這麽點東西確是一個大功勞！可是，蒲魯東先生不了解，人們還◎第538頁◎按照自己的生產力而生產出他們在其中生產呢子和麻布的社會關系。蒲魯東先生更不了解，適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系的人，也生產出各種觀念、範疇，即恰恰是這些社會關系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所以，範疇也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性的和暫時的產物。而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卻剛剛相反，抽象、範疇是始因。根據他的意見，創造歷史的，正是抽象、範疇，而不是人。抽象、範疇就本身來說，即把它們同人們及其物質活動分離開來，自然是不朽的、不變的、不動的。它不過是一種純理性的存在，這幹脆就是說，抽象就其本身來說是抽象的。多麽美妙的同義反覆！

    這樣，當作範疇來看的經濟關系，對於蒲魯東先生說來，是既無起源、又無發展的永恒的公式。

    換個方式說：蒲魯東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資產階級生活對他說來是永恒的真理。他間接地說出了這一點，因為他神化了以觀念形式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範疇。既然市民社會的產物被他想象為範疇形式、觀念形式，他就把這些產物視為自行產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東西。可見，他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的視野。由於他談到資產階級的觀念時，認為它們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尋找這些觀念的綜合，尋求它們的平衡，而沒有看到，現在它們達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實，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資產者所做的事情。他們都說，競爭、壟斷等等在原則上，即如果把它們看作抽象的觀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礎，但是它們在實踐中還得大加改善。他們全都希望有競爭而沒有競爭的悲慘後果。他們全都希望有一種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而沒有這些條件的必然後果。他們全都不了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是一種歷史性的和暫時的方◎第539頁◎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況一樣。他們之所以犯這個錯誤，是由於在他們看來作為資產者的人是一切社會的唯一可能的基礎，是由於他們不能想象會有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資產者。

    所以，蒲魯東先生必然是一個空論家。變革現代世界的歷史運動，對他來說不過是要發現兩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正確的平衡、綜合的問題。於是這個機靈的家夥就借用他的敏銳感覺來發現上帝的隱秘思想，發現兩個孤立思想的統一，而這兩個思想所以是孤立的，僅僅是因為蒲魯東先生把它們從實際生活中孤立出來，把它們從現代生產即作為這兩個思想所表現的種種現實的結合物的現代生產中孤立出來。蒲魯東先生用自己頭腦中奇妙的運動，代替了由於人們既得的生產力和他們的不再與此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相互沖突而產生的偉大歷史運動，代替了一個民族內各個階級間以及各個民族彼此間準備著的可怕的戰爭，代替了唯一能解決這種沖突的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總之，代替了這一廣闊的、持久的和覆雜的運動。可見，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里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

    您現在就可以了解，為什麽蒲魯東先生十分強烈地敵視一切政治運動。在他看來，現代各種問題不是解決於社會行動，而是解決於他頭腦中的辯證的旋轉運動。由於在他看來範疇是動力，所以要改變範疇，是不必改變現實生活的。完全相反。範疇必須改變，而結果就會是現存社會的改變。

    蒲魯東先生一心想調和矛盾，因而完全避開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必須把這些矛盾的基礎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個空論的政治家，想把國王、眾議院、貴族院一並當作社會生活的構成部分，◎第540頁◎當作永恒的範疇。他只是尋求一個新公式，以便把這些力量平衡起來，而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現代運動的基礎上，在這個運動中，各個力量時而取勝時而失敗。例如，在18世紀，許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發現一個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個社會等級、貴族、國王、議會等等平衡起來，而第二天早晨就無論國王、議會或貴族都消失了。這一對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會關系——這些封建體制和這些封建體制的對抗的基礎。

    由於蒲魯東先生把永恒觀念、純理性範疇放在一邊，而把人和他們那種在他看來是這些範疇的運用的實踐生活放在另一邊，所以他自始就保持著生活和觀念之間、靈魂和肉體之間的二元論——以許多形式重覆表現出來的二元論。您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對抗不過是表明蒲魯東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種範疇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歷史罷了。

    我的信已經太長了，所以我不能談到蒲魯東先生對共產主義的可笑的責難。暫時您會承認：一個不了解社會現狀的人，更不會了解力求推翻這種社會現狀的運動和這個革命運動在文獻上的表現。

    只有一點我完全同意蒲魯東先生，這就是他對社會主義溫情的厭惡。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種綿羊般的、溫情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而招致許多敵視。但是，蒲魯東先生用他的小資產者的溫情（我指的是他關於家庭生活、關於夫妻恩愛的空談及其一切庸俗議論）來反對社會主義的溫情（這種溫情在譬如傅立葉那里要比我們的善良的蒲魯東先生大言不慚的庸俗議論高深得多呢）時，豈不是給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論據異常空洞，感到完全無力談論這一切東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惱怒起來，表示高尚的憤激，嚎叫，發瘋發狂，肆口漫罵，指天畫日，賭咒◎第541頁◎發誓，捶胸拍案，滿口吹噓說他絲毫沒有沾染社會主義的齷齪！他沒有對社會主義的溫情或他所視為溫情的東西加以批評。他像一個聖徒，像一個教皇，無情地懲戒可憐的罪人，竭力頌揚小資產階級以及那種小氣的愛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這並不是偶然的。蒲魯東先生徹頭徹尾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小資產者在已經發展了的社會中，迫於本身所處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為社會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成為經濟學家，就是說，他既迷戀於大資產階級的豪華，又同情人民的苦難。他同時既是資產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引以為驕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個自詡不同於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這樣的小資產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礎。他自己只不過是社會矛盾的體現。他應當在理論中表現出他在實踐中的面目，而蒲魯東先生的功績就在於他作了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科學解釋者；這是一種真正的功績，因為小資產階級將是一切正在準備中的社會革命的組成部分。

    我本來很想隨信把我那本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書（注：馬克思在這里指的是他曾經打算寫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542。）寄給您，但是直到現在，我既未能出版這本書，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魯塞爾向您說過的對德國的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的那篇批判（注：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頁。——編者注）。您很難想象，在德國出版這種書要碰到怎樣的困難，這困難一方面來自警察，一方面來自與我所抨擊的一切流派利益攸關的出版商。至於我們自己的黨，那麽它不僅很貧困，而且德國共產黨內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由於我反對他們的空想和浮誇而生我的氣。

    　　　忠實於您的　卡爾·馬克思

    4.恩格斯致約·魏德邁

    1851年6月19日於曼徹斯特

    親愛的漢斯：

    馬克思剛剛把你的信轉給我，從信中我終於知道了你的確切地址。一段時間以來我就在打聽你的地址，因為想問你以下這件事。

    我自從遷來曼徹斯特以後（注：1850年11月中，恩格斯從倫敦轉赴曼徹斯特，重新在“歐門—恩格斯”公司工作，這主要是為了給馬克思以物質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繼續研究經濟理論。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幾乎每天都有通信。——543。），就開始啃軍事，我在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對開端來說是足夠了。軍事在最近的運動中必將具有的重大意義，我往日的愛好，我在報紙（注：《新萊茵報》。——編者注）上發表的匈牙利軍事通訊（注：弗·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關於匈牙利戰爭的軍事通訊和評論，一小部分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大部分集中收入第43卷。——編者注），以及我在巴登的光榮的冒險經歷（注：1849年6—7月，恩格斯參加了在普法爾茨和巴登展開的革命戰鬥（參看恩格斯1849年7月25日給燕·馬克思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5—526頁）。關於這些戰鬥的詳情，見《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頁）。——543。） ——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在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這方面要做到能夠發表一定的理論見解而又不致太丟臉。這里現有的關於拿破侖戰爭和部分革命戰爭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歷史細節，可是我對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膚淺，有關這些細節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釋，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極為膚淺的解釋，而且還要費很大的勁去搜羅它們。自學往往是空話，如果不是系統地鉆研，那就學不到什麽正經的◎第543頁◎東西。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麽，我提醒你——當然，我在巴登部隊中的晉級除外——我在普魯士皇家後備軍中只不過是個炮兵伍長而已（注：1841年9月到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恩格斯利用業余時間作為旁聽生在柏林大學聽課。——544。），因此對了解戰役的細節，我還缺乏中間一環的知識，這種知識是普魯士尉官考試、而且是各兵種尉官考試時所必需具備的。當然，我所說的不是軍事操練等等的細節，這些對我毫無用處，因為現在我已確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現役。我是說要一般地熟悉各個軍事部門所必需的基本知識，了解和正確評價軍事史實所必需的細節知識。例如，基本戰術，築城原理（多少帶歷史性的，包括從沃邦到現代獨立堡壘的各種體系）以及對野戰工事和其他有關軍事工程問題（如各種類型的橋梁等等）的研究；還有一般的軍事科學史和由於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發展和改進而引起的變化的歷史。再就是需要認真熟悉炮兵學，因為我已經忘了不少，而且有些我根本不知道；還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時想不起來，不過你一定記得的。

    請把所有這些基本問題的資料來源告訴我，並讓我能立即弄到它們。我最需要的是這樣的書：它們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個軍事部門的概況，另一方面還能使我了解現代各種軍隊之間的差別。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種不同的構造，師、軍等等各種不同的編制和組織。我特別想得到關於軍隊的組織、給養、醫院以及任何一支軍隊所必需的裝備方面的各種情況。

    你現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麽，你應該給我介紹些什麽書。我猜想，恰恰在這類手冊中，德國軍事著作比法國或英國的同類著作適用得多。當然，對我來說重要的是了解實際的、確實存在的東西，而不是一些無人承認的天才們的體系或臆造物。至於◎第544頁◎炮兵學，貝姆的手冊（注：約·貝姆《1819年以前波蘭王國炮兵使用康格里燃燒火箭的經驗》1820年魏瑪版。——編者注）也許是最好的。

    在近代戰爭史方面（我對早期的歷史不太感興趣，這方面我有蒙特庫庫利老頭的著作），我在這里能找到的當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英文的史料中，特別出色的是威廉·納皮爾中將的西班牙戰爭史；這是到目前為止我讀過的戰爭史編纂方面出類拔萃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沒有看過這本書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話，那是值得一讀的（《比利牛斯半島和法國南方戰爭史》，共六卷）。我這里什麽德文著作都沒有，但我必須弄到幾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維利森和克勞塞維茨的著作。他們兩個人的書怎樣？從理論和歷史方面來說，哪些值得讀，哪些不值得讀？只要我有所進展，我就要下功夫鉆一鉆1848-1849年的歷次戰役，特別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戰役。你大概知道普魯士方面出版過什麽關於巴登運動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觀的報道吧？

    其次，我還希望你能介紹一些好的專用的德國地圖，價錢不要太貴，但足以用來研究1792年以後的各次戰役（尤其是1801-1809年的符騰堡、巴伐利亞、奧地利戰役，1806-1807年和1813年的薩克森、圖林根、普魯士戰役，1814年的法國東北部戰役，倫巴第、匈牙利、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比利時戰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圖集，但它太不詳細了。我有1792-1814年期間各次會戰的平面圖；它們是收在艾利生的《從法國革命開始的歐洲史》一書所附的地圖集里，但是我發現，這些平面圖有許多是不正確的。德國有沒有價錢不太貴但又可靠的這類地圖集？

    你對現在被法國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先生了解得多嗎？我◎第545頁◎只是從梯也爾先生那里知道他的，眾所周知，梯也爾無恥地抄襲過他的東西。這個小矮子梯也爾是當今僅有的最不要臉的撒謊家之一，沒有一次戰役他能舉得出正確的數字。由於若米尼先生後來投奔了俄國人，所以人們當然會認為，他有理由不像梯也爾先生那樣把法國人的英勇業績描寫得神乎其神，在梯也爾的書里，一個法國人總是能打敗兩個敵人的。

    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問題。除此之外，我希望，現在在德國發生的對猶太人的迫害不再進一步擴大。但是丹尼爾斯的被捕令人深思。看來，這里在準備進行搜查，以便把我們也牽連到這個案件中去，但是這不那麽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麽名堂，因為在我們這里是什麽也找不到的。

    關於在倫敦為美國建立石印所的計劃，馬克思顯然會寫信告訴你的。像這樣的打算，如果一切都要辦齊全的話，在這里就需要花很大的代價，而美國報紙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魯普斯（注：威廉·沃爾弗。——編者注）和弗萊里格拉特正在倫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兩個星期。

    根據一切情況看來，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麽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幾家報紙或雜志簽訂關於通訊報道等的合同。這在倫敦很有好處，不過，最有支付力的幾家報紙當然已經滿員了。此外，還有一個問題——現在在德國的報刊情況如何。

    指揮官維利希仍舊住在他的兵營里，靠兵營供養和救濟過日子。你看會不會弄出什麽大規模對抗的事情？

    請盡快回信。

    　　你的　弗·恩·◎第546頁◎

    來信請寄：曼徹斯特歐門-恩格斯公司。

    5.馬克思致約·魏德邁

    　 1852年3月5日於倫敦

    ……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 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6.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6年］4月16日於倫敦

    ……前天為《人民報》（注：《人民報》是憲章派的周報，1852年5月由革命的憲章運動的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瓊斯在倫敦創辦。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並對該報的編輯工作給以幫助。《人民報》除了刊登馬克思和恩格斯專為該報撰寫的一些文章外，還轉載了他們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在這個時期，該報始終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瓊斯和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接近，曾經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為《人民報》撰稿並使他們和瓊斯的關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該報轉到了資產階級實業家的手中。——547。）的創刊紀念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宴會。這次我接受了邀請，因為目前的形勢似乎要求我這樣做，尤其是因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個人（像《人民報》所披露的那樣）被邀請，而且還讓我第一個舉杯祝酒，即由我提議為無產階級在各國◎第547頁◎取得統治權而幹杯。因此我用英語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但是我不讓它刊登出來（注：《人民報》（見注385）編輯部於1856年4月19日發表了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記錄（見本選集第1卷第774—776頁）。——548。）。我想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兩個半先令買了一張入場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國的和其他的流亡者團夥都確信：我們是憲章派的唯一“親密的”盟友；雖然我們不作公開的表示並且聽憑法國人公開向憲章派獻媚，我們仍然有能力隨時重新占據歷史上已經屬於我們的地位。使這點變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經提到的2月25 日由皮阿主持的群眾大會上，德國大老粗謝爾策爾（老滑頭）發表了演說，並且以實在駭人聽聞的行會狹隘精神指責德國的“學者”即“腦力勞動者”拋棄了他們（大老粗），從而使得他們在其他民族面前丟醜。你在巴黎的時候就已知道這個謝爾策爾。我又和朋友沙佩爾見了幾次面，我發現他是一個正在痛心懺悔的罪人。他近兩年來所過的閉門幽居生活，看來對他的智力有相當大的磨煉。你知道，有這個人在手邊，尤其是把他從維利希手里爭取過來，無論如何是好事情。沙佩爾現在對磨坊街（注：磨坊街指倫敦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見注144）。——548。）的大老粗非常惱怒。

    你給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轉交給他。萊維的信你本來應當留下。凡是我不請求退還的信件，你全都這樣處理吧。信件越少通過郵局越好。我完全同意你對萊茵省的看法。對我們說來糟糕的是，遙望未來，我看到某種帶有“背叛祖國”味道的東西。我們是否會被迫處於美因茨俱樂部派在舊革命中所處的境遇（注：美國茨俱樂部派是1792年10月法國軍隊占領美因茨以後，在當地按照法國雅各賓俱樂部的樣子成立的自由平等之友會（美因茨俱樂部）。該俱樂部要求取消封建負擔和建立共和國。1793年2月進行了選舉並召開了法國萊茵地區國民公會。國民公會頒布了廢除為數眾多的僧俗王公的法令，並宣布美因茨及其鄰近地區為共和國。1793年3月，國民公會宣布美因茨共和國並入法國。這樣一來，美因茨俱樂部派不僅遭到來自反動貴族勢力方面，而且也遭到來自資產階級勢力方面的非難，說他們犯有“背叛祖國”罪。美因茨俱樂部和國民議會也沒有得到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必要支持。雖然法國國民公會發布法令廢除了封建依附關系、貴族和僧侶的特權，以及原來的賦稅，但同時它卻規定要向法國交納特別稅款。這一點是造成這些階層憤懣和不平的重要原因。1793年7月普軍占領美因茨，美因茨共和國遂告解體。美因茨俱樂部的成員被逮捕入獄並遭到殘酷的虐待。——548。），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況的轉變如何。這將不是輕而易舉的。我們是多麽了解萊茵河彼岸我們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國的全部問題將取決於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如果那樣就太好了……◎第548頁◎

    1857年

    7.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7年9月25日［於倫敦］

    ……你的《軍隊》（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50頁。——編者注）一文寫得非常好，只是它的分量之大就像給了我當頭一棒，因為這麽多的工作一定會損害你的健康。如果我知道你一直要工作到深夜，那我寧願讓這一切見鬼去。

    軍隊的歷史比任何東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們對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之間的聯系的看法是正確的。一般說來，軍隊在經濟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軍隊中發展起來的。同樣，羅馬人的peculium　　　castrense（注：軍營里的財產（指古代羅馬人軍營中的士兵的個人財產）。——編者注）是承認非家長的動產的第一種法律形式。fabri （注：古代羅馬人軍隊里的作業隊或軍事工匠。——編者注）公會是行會制度的開端。大規模運用機器也是在軍隊里首先開始的。甚至金屬的特殊價值和它作為貨幣的應用，看來最初（格林石器時代以後）也是以它在軍事上的作用為基礎的。部門內部的分工也是在軍隊里首先實行的。此外，市民社會的全部歷史非常明顯地概括在軍隊之中。如果今後有時間，你應當從這個觀點去探討這一問題。

    在我看來，你在敘述中忽略的地方只有以下幾點：(1) 雇傭軍◎第549頁◎制度以完備的形式一下子大規模地第一次出現在迦太基人當中（為了我們個人的需要，我將查考一本最近才知道的、一個柏林人寫的關於迦太基軍隊的著作（注：顯然是指威·伯蒂歇爾的著作《迦太基史》1827年柏林版，該書主要講迦太基的軍事史。——550。））；(2)15世紀和16世紀初意大利軍隊制度的發展。無論如何，戰術方法是在這里發展起來的。同時，馬基雅弗利在他所著的《佛羅倫薩史》中極其有趣地描寫了雇傭兵隊長的作戰方式（我將摘要寄給你）。（注：尼·馬基雅弗利《佛羅倫薩史》第1版於1532年在羅馬和佛羅倫薩出版。書中描寫的雇傭兵隊長是14—15世紀意大利雇傭兵的首領。——550。）（不過，如果我去布賴頓看你——什麽時候？（注：馬克思大概是1857年9月30日在布賴頓和恩格斯見面的。——550。）——我不如把馬基雅弗利寫的書帶給你。《佛羅倫薩史》是一部傑作。）最後，(3)亞洲的軍事制度，最初出現在波斯人中間，但後來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間則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1858年

    8.恩格斯致馬克思

    　1858年7月14日於曼徹斯特

    ……順便提一下：請把已經答應給我的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寄來。目前我正在研究一點生理學，並且想與此結合起來研究一下比較解剖學。在這兩門科學中包含著許多極富思辨成分的東西，但這全是新近才發現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這些東西老頭子（注：黑格爾。——編者注）是否一點也沒有預見到。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他現在要寫一本《自然哲學》，那麽各種事物會從四面八方向他飛來。可是，這個人並不知道最近30年來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成就。對生理學有決定性意義◎第550頁◎的，一是有機化學的巨大發展，二是最近20年來才學會正確使用的顯微鏡。使用顯微鏡所造成的結果比化學更重大。使全部生理學發生革命並且首先使比較生理學成為可能的主要事實，是細胞的發現：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萊登發現的，在動物方面是由施萬發現的（約在1836年）。一切東西都是細胞。細胞就是黑格爾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發展中正是經過黑格爾的過程，直到最後“觀念”這個每一次完成的有機體從細胞中發展出來為止。

    會使老頭子黑格爾感到高興的另一個結果就是物理學中各種力的相互關系，或這樣一種規律：在一定條件下，機械運動，即機械力轉化為熱（譬如經過摩擦），熱轉化為光，光轉化為化學親和力，化學親和力轉化為電（譬如在伏特電堆中），電轉化為磁。這些轉化也能通過其他方式來回地進行。現在有個英國人（他的名字（注：焦耳。——編者注）我想不起來了）已經證明：這些力是按照完全確定的數量關系相互轉化的，一定量的某種力，例如電，相當於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種力，例如磁、光、熱、化學親和力（正的或負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運動。這樣一來，荒謬的潛熱論就被推翻了。然而，這難道不是關於反思的規定如何互相轉化的一個絕妙的物質例證嗎？

    可以肯定地說，人們在接觸到比較生理學的時候，對人類高於其他動物的唯心主義的矜誇是會極端輕視的。人們到處都會看到，人體的結構同其他哺乳動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這種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動物身上出現，甚至在昆蟲、甲殼動物和絳蟲等等身上出現（比較模糊一些）。黑格爾關於量變系列中的質的飛躍這一套東西在這里也是非常適合的。最後，人們能從最低級的纖毛蟲身上看到原始形態，看到簡單的、獨立生活的細胞，這種細胞又◎第551頁◎同最低級的植物（單細胞的菌類——馬鈴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內的處於較高級的發展階段的胚胎並沒有什麽顯著區別，這種細胞看起來就同生物機體中獨立存在的細胞（血球，表皮細胞和粘膜細胞，腺、腎等等分泌出來的細胞）一樣……

    9.恩格斯致馬克思

    　1858年10月7日於曼徹斯特

    ……瓊斯的事非常令人厭惡。他在這里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並完全按照新同盟的精神講了話。（注：恩格斯顯然指厄·瓊斯1858年10月4日在曼徹斯特召開的憲章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

    1857年瓊斯鼓吹聯合資產階級激進派，其目的是為了共同爭取選舉改革，並希望在此基礎上恢覆國內的群眾性的憲章運動。但是，他在制訂聯合資產階級激進派的共同綱領時，只保留了成年男子普選權的要求。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瓊斯與激進派的妥協是他政治動搖的表現，是滑到了改良主義的立場，所以同他斷絕了朋友關系。幾年後，在瓊斯重新開始表現出革命無產階級的精神時，這種關系才得以恢覆。——552。）根據這件事來看，幾乎確實應該相信：采取舊的傳統的憲章運動形式的英國無產階級運動，必須首先徹底毀滅，才能夠以一種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形式發展起來。不過也很難想象，這種新的形式將是什麽樣子。此外我覺得，瓊斯的新動向，與過去建立這種同盟而多少獲得成功的一些嘗試聯系起來看，的確是有其根源的：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弄到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它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這里，只有出現幾個極壞的年頭才能有所幫助，但是自從發現金礦以來，看來這樣的年頭已不再那麽容易遇到了……◎第552頁◎

    1859年

    10.馬克思致斐·拉薩爾

    　　1859年4月19日於倫敦

    ……我現在來談談《弗蘭茨·馮·濟金根》（注：拉薩爾的劇本。——編者注）。首先，我應當稱讚結構和情節，在這方面，它比任何現代德國劇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開對這個劇本的純批判的態度，在我讀第一遍的時候，它強烈地感動了我，所以，對於比我更容易激動的讀者來說，它將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這種效果。這是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現在來談談缺點的一面：第一，——這純粹是形式問題——既然你用韻文寫，你本來可以把你的韻律安排得更藝術一些。但是，不管專業詩人將會對這種疏忽感到多大的震驚，而總的說來，我卻認為它是一個長處，因為我們詩壇上專事模仿的庸才們除了形式上的光澤，就再沒有保留下什麽了。第二，你所構想的沖突不僅是悲劇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黨必然滅亡的悲劇性的沖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讚成把這個沖突當作一部現代悲劇的中心點。但是我問自己：你所探討的主題是否適合於表現這種沖突？巴爾塔紮爾的確可以設想，如果濟金根不是借騎士紛爭的形式舉行叛亂，而是打起反對皇權和公開向諸侯開戰的旗幟，他就會勝利。但是，我們也可以有這種幻想嗎？濟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樣）的覆滅並不是由於他的狡詐。他的覆滅是因為他作為騎士和作◎第553頁◎為垂死階級的代表起來反對現存制度，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反對現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從濟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屬於個人和他的特殊的教養，天生的才能等等的東西，那麽剩下來的就只是一個葛茲·馮·伯利欣根了。在後面這個可憐的人物身上，以同樣的形式體現出騎士階層對皇帝和諸侯所作的悲劇性的反抗，因此，歌德理所當然地選擇他做主人公。在濟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雖然對於他，正像對某個階級的一切思想家一樣，這種說法應該有相當的改變——同諸侯作鬥爭時（他轉而反對皇帝，只是由於皇帝從騎士的皇帝變成諸侯的皇帝），他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唐·吉訶德，雖然是被歷史認可了的唐·吉訶德。他在騎士紛爭的幌子下發動叛亂，這只意味著，他是按騎士的方式發動叛亂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發動叛亂，他就必須在一開始發動的時候直接訴諸城市和農民，就是說，正好要訴諸那些本身的發展就等於否定騎士制度的階級。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這種沖突簡單地化為《葛茲·馮·伯利欣根》中所描寫的沖突——而你也沒有打算這樣做——，那麽，濟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滅，因為他們自以為是革命者（對於葛茲就不能這樣說），而且他們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養的波蘭貴族那樣，一方面使自己變成當代思想的傳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實際上代表著反動階級的利益（注：指1830年11月開始的1830—1831年反對沙皇制度的波蘭解放起義。起義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波蘭貴族的手里，他們由於拒絕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廢除農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沒有能夠把農民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從而導致了起義的失敗。恩格斯對這次起義的評價，見他1848年2月22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義兩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541頁）和他的著作《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在這部著作中強調指出，波蘭貴族在這次起義中對農民所采取的態度，同德國貴族在濟金根和胡登所領導的1522年起義中對農民所采取的態度完全一樣（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38—439頁）。——554。）。革命中的這些貴族代表——在他們的統一和自由的口號後面一直還隱藏著舊日的皇權和強權的夢想——不應當像在你的劇本中那樣占去全部注意力，農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表）倒是應當構成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樣，你就能夠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樸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出來，而現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實際上，市民的統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這樣，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亞化，而我認為，你的◎第554頁◎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蘭茨·馮·濟金根一樣，犯了把路德式的騎士反對派看得高於閔采爾式的平民反對派這樣一種外交錯誤嗎？

    其次，我感到遺憾的是，在人物個性的描寫方面看不到什麽特色。我把查理五世，巴爾塔紮爾和特里爾的理查除外了。難道還有別的時代比16世紀具有更加突出的個性嗎？照我看來，胡登過多地一味表現“興高采烈”，這是令人厭倦的。他不也是個聰明人，機靈鬼嗎？因此你對他不是很不公平嗎？

    甚至你的濟金根——順便說一句，他也被描寫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於不以他的一切個人打算為轉移的沖突，這可以從下面一點看出來：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騎士宣傳與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樂於對城市施行強權司法。

    在細節方面，我必須責備你在有些地方讓人物過多地回憶自己，這是由於你對席勒的偏愛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頁上，胡登向瑪麗亞敘述身世時，如果讓瑪麗亞把從“感覺的全部階梯”等等一直到“它的分量比我度過的歲月更沈重”這些話說出來，那就極為自然了。

    前面的詩句，從“人們說”到“變老”，可以擺在後面，但是“一夜之間處女就變成婦人”這種回憶（雖然這指出瑪麗亞不僅僅知道純粹抽象的戀愛），是完全多余的；無論如何瑪麗亞以回憶自己“變老”來開始，是最不應該的。在她說了她在“一個”鐘頭內所敘述的一切以後，她可以用關於她年老的警句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現出來。還有，下面的幾行中，“我認為這是權利”（即幸福）這句話使我憤慨。為什麽把瑪麗亞所說的她迄今對於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為說謊，因而把它變成關於權利的說教呢？也許下次我將更詳細地◎第555頁◎對你說明我的意見。

    我認為濟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間的一場是特別成功的，雖然對話有些太像是對簿公堂；還有，在特里爾的幾場也是成功的。胡登關於劍的格言很出色……

    11.恩格斯致斐·拉薩爾

    1859年5月18日於曼徹斯特

    親愛的拉薩爾：

    我這樣久沒有寫信給您，您一定覺得有些奇怪吧，特別是我還沒有把我對您的《濟金根》的評價告訴您呢。但這也正是使我延遲了這樣久才寫信的原因。由於現在到處都缺乏美的文學，我難得讀到這類作品，而且我幾年來都沒有這樣讀這類作品：在讀了之後提出詳細的評價、明確的意見。沒有價值的東西是不值得這樣費力的。甚至我間或還讀一讀的幾本比較好的英國小說，例如薩克雷的小說，盡管有其不可辯駁的文學史和文化史的意義，也從來沒有能夠引起我這樣的興趣。但是我的判斷能力，由於這樣久沒有運用，已經變得很遲鈍了，所以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便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不過和那些東西相比，您的《濟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對它不吝惜時間。第一二次讀您這部在各個方面——從題材上看，從處理上看——都堪稱德國民族的戲劇，使我在情緒上激動不已，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擱一些時候，特別是因為在這個貧乏的時期里，我的鑒賞力減弱到了這樣的地步，我不得不慚愧地說：有時甚至很少有價值的東西，在我第一次閱讀時也不會不給我留下一些印象。為了有一個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態度，我把《濟金根》往◎第556頁◎後放了一放，就是說，把它借給了幾個相識的人（這里還有幾個多少有些文學修養的德國人）。但是，“書有自己的命運”（注：泰倫齊安·摩爾《論用詞、音節和賀拉斯的韻律》。——編者注）——如果把它們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們，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濟金根》奪了回來。我可以告訴您，在讀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時候，印象仍舊是一樣的，並且深知您的《濟金根》經得住批評，所以我現在就把我的意見告訴您。

    我知道，當我說出如下的事實，即當前的任何一個德國官方詩人都遠遠不能寫出這樣一個劇本時，我對您並沒有作過分的恭維。同時，這正好是事實，而且是反映我國文學特點的，因而是不能不談論的一個事實。如果首先談形式的話，那麽，情節的巧妙的安排和劇本的從頭到尾的戲劇性使我驚嘆不已。在韻律方面您確實給了自己一些自由，不過，這給閱讀時帶來的麻煩比給上演時帶來的麻煩還要大。我很想讀一讀舞台腳本（注：拉薩爾於1858年春寫了《弗蘭茨·馮·濟金根》這個舞台腳本，並匿名發表。在皇家劇院拒絕上演這部戲劇之後，拉薩爾於1859年春把《弗蘭茨·馮·濟金根》作為文學劇本發表。——557。）；就眼前的這個劇本看來，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這里來了一個德國青年詩人（卡爾·濟貝爾），他是我的同鄉和遠親，和戲劇打過相當多的交道；他作為普魯士近衛軍的後備兵也許要到柏林去，那時我也許冒昧地托他帶給您幾行字。他對您的劇本評價很高，但是認為，由於道白很長，根本不能上演，在念這些長道白時，只有一個演員做戲，其余的人為了不致作為啞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兩次地盡量做各種表情。最後兩幕充分證明，您能夠輕易地把對話寫得簡潔生動，我覺得，除了幾場以外（這是每個劇本都有的情況），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懷疑，您的舞台腳本大概考慮到了這一點。當然，思想內容必然因此受損失，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無理由地認為德國戲劇具有的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注：在這里和以後恩格斯談到舞台腳本和文學劇本之間的區別和其他藝術創作問題的地方，實際上都是針對拉薩爾在《弗蘭茨·馮·濟金根》劇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論點同拉薩爾進行論戰。——557。），同莎士◎第557頁◎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將來才能達到，而且也許根本不是由德國人來達到的。無論如何，我認為這種融合正是戲劇的未來。您的《濟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場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但是還應該改進的就是，要更多地通過劇情本身的進程使這些動機生動地、積極地，所謂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論證性的辯論（不過，我很高興在這些辯論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審法庭和民眾大會上表現出來的雄辯才能（注：拉薩爾1848年11月21日在諾伊斯（杜塞爾多夫附近）舉行的民眾大會上發表演說，號召武裝起來反對國家政權。拉薩爾發表演說後當天被捕並被審前羈押。高等法院和檢察院一再拖延審判，拉薩爾寫信請馬克思和恩格斯譴責這一陰謀。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標題《拉薩爾》在《新萊茵報》（見注119）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當局和監獄當局對拉薩爾的暴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16—321、531—533、543—548和553—558頁）。對拉薩爾的審判是1849年5月3—4日進行的。恩格斯也可能指1848年9月17日拉薩爾在沃林根（科隆附近）民眾大會上的講話。恩格斯親自參加了這次民眾大會並當選為大會書記（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95—596頁）。——558。））逐漸成為不必要的東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認這個標準是區分舞台劇和文學劇的界限；我相信，《濟金根》是能夠按照上面所說的那樣改編成一個舞台劇的，即使確實有困難（因為達到完美的確不是簡單的事）。與此相關的是人物的個性描繪。您完全正確地反對了現在流行的惡劣的個性化，這種個性化不過是玩弄小聰明而已，並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學的一個本質的標記。此外，我覺得刻畫一個人物不僅應表現他做什麽，而且應表現他怎樣做；從這方面看來，我相信，如果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劇本的思想內容是不會受到損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在今天已經不夠用了，而在這里，我認為您原可以毫無害處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意義。然而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們僅僅是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劇本的形式方面也用過一些心思。

    至於談到歷史內容，那麽您以鮮明的筆調和對以後的發展的正確提示描述了您最關心的當時運動的兩個方面：濟金根所代表的貴族的國民運動和人道主義理論運動及其在神學和教會領域中的進一步發展，即宗教改革（注：指16世紀德國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參看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第2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頁）。——255、558、696。）。在這里我最喜歡濟金根和皇帝之◎第558頁◎間，教皇使節和特里爾大主教之間的幾場戲（在這里，您把世俗的受過美學和古典文學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有遠見的使節同目光短淺的德國僧侶侯爵加以對比，從而成功地直接根據這兩個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個性刻畫）；在濟金根和查理的那場戲中對性格的描繪也是很動人的。不過，您對胡登的自傳（您公正地稱它的內容是本質的東西）采取了一種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這種內容放到劇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爾塔紮爾和弗蘭茨的對話也非常重要，在這段對話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說明他應當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這里，真正悲劇的因素出現了；而且正是由於這種意義，我認為在第三幕里就應當對這方面更強調一些，在那里有好幾次機會這樣做。但是，我現在又陷到次要問題上來了。——那個時期的城市和諸侯的態度在許多場合也都描寫得非常清楚，這樣那時的運動中的所謂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寫得淋漓盡致了。但是，我認為對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農民分子，以及他們的隨之而來的理論上的代表人物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農民運動像貴族運動一樣，也是一種國民運動，也是反對諸侯的運動，遭到了失敗的農民運動的那種鬥爭的巨大規模，與拋棄了濟金根的貴族甘心扮演宮廷侍臣的歷史角色的那種輕率舉動，正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因此，在我看來，即使就您對戲劇的觀點（您大概已經知道，您的觀點在我看來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夠現實的）而言，農民運動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那個有約斯·弗里茨出現的農民場面的確有它的獨到之處，而且這個“蠱惑者”的個性也描繪得很正確，只是同貴族運動比起來，它卻沒有充分表現出農民的鼓動在當時已經達到的高潮。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根據我對戲劇的這種看法，介紹那時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會，會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劇◎第559頁◎本生動起來，會給在前台表演的貴族的國民運動提供一幅十分寶貴的背景，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使這個運動本身顯出本來的面目。在這個封建關系解體的時期，我們從那些流浪的叫化子王、無衣無食的雇傭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險家身上，什麽驚人的獨特的形象不能發現呢！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這種類型的歷史劇中必然會比在莎士比亞那里產生更大的效果。撇開這一點不說，我覺得，由於您把農民運動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個方面對貴族的國民運動作了不正確的描寫，我覺得，您同時也就忽視了在濟金根命運中的真正悲劇的因素。據我看來，當時廣大的皇室貴族並沒有想到要同農民結成聯盟；他們靠壓榨農民才能獲得收入這一事實，不容許這種結盟發生。同城市結成聯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這種聯盟並沒有出現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現了。而貴族的國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農民結成聯盟，特別是同後者結成聯盟才能實現。據我看來，悲劇的因素正是在於：同農民結成聯盟這個基本條件不可能出現；因此貴族的政策必然是無足輕重的；當貴族想取得國民運動的領導權的時候，國民大眾即農民，就起來反對他們的領導，於是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濟金根和農民確實有某種聯系，這究竟有多少歷史根據，我無法判斷，而問題也根本不在這里。此外，就我的記憶所及，在向農民呼籲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觸及這個和貴族有關的麻煩問題，而企圖把農民的憤怒都特別集中到僧侶身上去。但是我絲毫不想否認您有權把濟金根和胡登看作是打算解放農民的。但這樣一來馬上就產生了一個悲劇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堅決反對解放農民的貴族，另一方面是農民，而這兩個人卻被置於這兩方面之間。在我看來，這就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您忽略了這一因素，而把這個悲劇性的沖突縮小到比較有限的範圍之◎第560頁◎內：使濟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國宣戰，而只向一個諸侯宣戰（這里雖然您也非常恰當地把農民引進來），並且使他僅僅由於貴族的冷漠和膽怯就遭到了滅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著力地強調了氣勢兇猛的農民運動以及由於先前的“鞋會”和“窮康拉德”（注：“鞋會”和“窮康拉德”是農民秘密團體。它們的活動為德國1525年農民戰爭作了準備。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這一著作中闡述了這兩個團體的活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3—435頁）。——561。）而必然變得更加保守的貴族的心情，那麽這一點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論證。然而這一切都不過是可以把農民運動和平民運動寫入戲劇的一種方法而已；此外至少還有十種同樣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

    您看，我是從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來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對意見，這對您來說正是我推崇這篇作品的最好證明。是的，幾年來，在我們中間，為了黨本身的利益，批評必然是盡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出現一個新的例證，證明我們的黨不論在什麽領域中出現，它總是顯出自己的優越性時，這始終使我和我們大家感到高興。而您這次也提供了這個例證……

    1863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　書信（之二）

    12.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3年1月28日［於倫敦］

    ……在上一封信（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1-313頁。——編者注）中，我曾向你問過走錠精紡機的事。問題是這樣：在這種機器發明以前，所謂的紡紗工人是用什麽方法操作◎第561頁◎的？走錠精紡機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狀況我就不清楚了。

    我正在對機器這一節作些補充。在這一節里有些很有趣的問題，我在第一次整理時忽略了。為了把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關於工藝學的筆記（摘錄）（注：馬克思關於工藝學的筆記（摘錄）是許多作者的著作的詳細摘要，其中包括：約·亨·摩·波佩《從科學覆興時期到十八世紀末工藝學的歷史》1807—1811年格丁根版第1—3卷，克臘馬爾什和黑倫根據安·尤爾著作整理成的《技術詞典》1843—1844年布拉格版第1卷；約·貝克曼《論發明史》1782—1805年格丁根版第1—5卷等。——562。）全部重讀了一遍，並且去聽威利斯教授為工人開設的實習（純粹是實驗）課（在傑明街地質學院里，赫胥黎也在那里講過課）。我在力學方面的情況同在語言方面的情況一樣。我懂得數學定理，但是需要有直接經驗才能理解的最簡單的實際技術問題，我理解起來卻十分困難。

    你知道，或許還不知道——因為事情本身無關緊要——在機器和工具有什麽區別這個問題上有很大的爭議。英國的（數學）力學家，以他們那種粗率的方式稱工具為簡單的機器，而稱機器為覆雜的工具。但是比較注意經濟方面的英國工藝學家們認為（英國經濟學家中有許多人，甚至是大多數人都跟著他們走），二者的區別在於：一個的動力是人，而另一個的動力是自然力。德國的蠢驢們在這類小事情上是夠偉大的，他們由此得出結論說，例如犁是機器，而極其覆雜的“珍妮機”（注：珍妮機是詹·哈格里沃斯於1764—1767年發明並用他女兒的名字命名的一種紡紗機。——562。）等等，既然是用手轉動的，就不是機器。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機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無疑問，工業革命並不開始於動力，而是開始於英國人稱為工作機的那部分機器，就是說，並不是開始於譬如說轉動紡車的腳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開始於直接的紡紗過程本身的改變和人的一部分勞動的被排除，而人的這部分勞動不是指單純的力的使用（譬如踩動輪子），而是同加工、同對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關的。另一方面，同樣沒有疑問的是，一當問題不再涉及機器的歷史發展，而是涉及在當前生產方式基礎上的機器，工作機（例如在縫紉機上）就是唯一有決定意義的，因為一旦這一過程實現了機械化，現在誰都知道，可以根據機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第562頁◎汽機來轉動機械。

    對純粹的數學家來說，這些問題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在問題涉及證明人們的社會關系和這些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之間的聯系時，它們則變得非常重要。

    重讀了我的關於工藝史的摘錄之後，我產生了這樣一種看法：撇開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的發明不談——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葉這段時間，即從由手工業自身發展起來的工場手工業一直到真正的大工業這一時期，在工場手工業內部為機器工業作好準備的有兩種物質基礎，即鐘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而且是水磨），二者都是從古代繼承下來的。（水磨在尤利烏斯·凱撒時代從小亞細亞傳入羅馬。）鐘表是第一個應用於實際目的的自動機；勻速運動生產的全部理論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按其性質來說，它本身以半藝術性的手工業和直接的理論相結合為基礎。例如，卡爾達諾曾寫過關於鐘表構造的書（並且提出了實際的制法）。16世紀的德國著作家把鐘表制造業叫作“有學問的（非行會的）手工業”；從鐘表的發展可以證明，在手工業基礎上的學識和實踐之間的關系，同譬如大工業中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多麽地不同。同樣也毫無疑問的是，在18世紀把自動機器（由發條發動的）應用到生產上去的第一個想法，是由鐘表引起的。從歷史上可以證明，沃康松在這方面的嘗試對英國發明家的想象力有極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磨從一開始，從水磨發明的時候起，就具有機器結構的本質特征。機械動力；由這種動力發動的最初的發動機；傳動機構；最後是處理材料的工作機；這一切都彼此獨立地存在著。在磨的基礎上建立了關於摩擦的理論，並從而進行了關於輪盤聯運裝置、齒輪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測量動力強度的理論和最好地使用◎第563頁◎動力的理論等等，最初也是從這里建立起來的。從17世紀中葉以來，幾乎所有的大數學家，只要他們研究應用力學，並把它從理論上加以闡明，就都是從磨谷物的簡單的水磨著手的。因此，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出現的Miihle和mill（注：德語和英語中的“磨”字。——編者注）這一名稱，實際上也應用於為了實際目的而使用的一切機械發動機上。

    磨的情況和壓力機、機錘、犁等等的情況完全一樣，即使動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壓、磨、粉碎等等實際工作，從一開始就不需要人的勞動。所以，這類機械至少從它的起源來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機械動力。因此，它也幾乎是工場手工業時期出現的唯一的機械。一旦機械應用於自古以來都必須通過人的勞動才能取得最後成果的地方，就是說，不是應用於如上述工具那樣從一開始就根本不需要人的手對原料加工的地方，而是應用於按事物的性質來說，人不是從一開始就只作為簡單的力起作用的地方，工業革命就開始了。如果人們願意和德國的蠢驢一樣，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運動一樣的隨意運動）叫作使用機器，那麽，使用這種發動機無論如何要比使用最簡單的手工業工具古老得多……

    13.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3年4月9日於倫敦

    ……伊戚希（注：拉薩爾。——編者注）……前天給我寄來了給工人中央委員會就召開◎第564頁◎萊比錫工人（應讀作手工業者）代表大會的建議的《公開答覆》（注：即拉薩爾的小冊子《就萊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會的召開給中央委員會的公開答覆》1863年蘇黎世版。1863年2月10日，就萊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央委員會建議拉薩爾闡述他在工人運動問題上的觀點。拉薩爾3月1日把闡明他的觀點的《公開答覆》寄給萊比錫中央委員會，並主張把它變成“運動的正式宣言”。——565。）。他擺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氣，大談其從我們這里剽竊去的詞句，儼然就是一個未來的工人獨裁者。他“像玩遊戲一樣輕而易舉地”（這是原話）解決工資和資本之間的問題。就是說，工人必須進行爭取普選權的運動，然後把像他那樣“帶著閃閃發光的科學武器”的人送到議會中去。然後他們就創辦由國家預付資本的工人工廠，而且這樣的設施會逐漸遍布全國。這無論如何是令人吃驚的新鮮事！……

    我出席了工聯召開的一次群眾大會，大會由布萊特主持（注：1863年3月26日，工聯倫敦理事會在聖詹姆斯大廳舉行了工人群眾大會，表示英國工人階級聲援美國北部各州反對奴隸制的鬥爭。同時，大會的參加者在會上抗議英國站在南部各州一邊對美國內戰進行武裝幹涉。擔任大會主席的是激進派最具聲望的領袖約·布萊特。另參看馬克思1864年11月29日分別寫給約·魏德邁和路·庫格曼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4、436頁）。——565。）。他看起來完全像一個獨立派分子，每當他說：“在美國沒有國王，也沒有主教”，總是響起熱烈的掌聲。工人們自己講得很精彩，完全沒有資產階級那套空洞詞句，絲毫也不掩飾他們同資本家的對立（不過，布萊特老頭也攻擊了資本家）。

    英國工人能夠多快地擺脫資產階級對他們的明顯的腐蝕，還要等著瞧。此外，你的書（注：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269-587頁。——編者注）中的主要論點，連細節都已經被1844年以後的發展所證實了。我恰好又把這本書和我關於後來這段時期的筆記對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條“報紙趣聞”來衡量世界歷史的德國小市民才能想象：在這種偉大的發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長，雖然以後可能又會有幾天等於二十年的時期。

    重讀了你的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們漸漸老了。而這本書寫得多麽清新、熱情和富於大膽的預料，沒有學術上和科學上的疑慮！連認為明天或後天就會親眼看到歷史結局的那種幻想，也給了整個作品以熱情和樂觀的色彩，與此相比，後來的“灰色而又灰◎第565頁◎色”就顯得令人極不愉快。

    祝好。　你的　卡·馬·

    1865年

    14.馬克思致路·庫格曼

    1865年2月23日於倫敦

    敬愛的朋友：

    昨天接到您的一封信，我很感興趣，現在就來逐項回答。

    首先我想對您簡略地說明一下我與拉薩爾的關系。在他從事鼓動的時期，我們的關系已經斷絕了，這是：(1)由於他大肆自我吹噓，甚至還把從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極其無恥地剽竊去的東西也拿來吹噓；(2) 因為我譴責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為早在他開始進行鼓動以前，我在倫敦這里就向他詳細解釋和“證明”過：“普魯士國家”實行直接的社會主義幹涉，純屬瞎胡鬧。他在給我的信（從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會面時一樣，老說他是我所代表的黨的追隨者。但是，一當他在倫敦（1862年底）確信，他對我不能施展他的伎倆，他就決定以“工人獨裁者”的身分來反對我和舊的黨。盡管如此，我還是承認他進行鼓動的功績，雖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臨近結束的時候，甚至這種鼓動也使我感到越來越曖昧了。他的突然死亡、舊日的友情、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訴苦信、資產階級報紙對一個生前曾經使他們膽戰心驚的人采取的那種怯懦無恥的態度所引起的憎惡，所有這一切都促使我發表一個簡短聲明來反對卑◎第566頁◎鄙的布林德（注：馬克思《致斯圖加特〈觀察家報〉編輯》，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27頁。——編者注）（哈茨費爾特把這個聲明送交《北極星》（注：《北極星》是德國的一家周報，1860年至1866年在漢堡出版，從1863年起為拉薩爾派報紙。——567。）發表了）。但是這個聲明沒有涉及拉薩爾活動的內容。由於同樣的原因，並由於希望能夠消除那些在我看來是危險的因素，我同恩格斯一起答應給《社會民主黨人報》（注：《社會民主黨人報》是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報，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這個名稱在柏林出版；1864至1867年約·巴·施韋澤擔任編輯；1871年至1876年用《新社會民主黨人報》的名稱出版；該報刊登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和聲明。——567。）撰稿（該報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譯文（注：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403）第2號和第3號發表了《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作者自譯的德譯文；馬克思在譯文中作了一些修改（德譯文中最重要的修改，見本選集第2卷第598—608頁和有關的腳注）。——567。），我還按照該報的願望，就蒲魯東之死寫了一篇關於他的文章（注：馬克思《論蒲魯東（給約·巴·施韋澤的信）》，見本選集第2卷第613-621頁。——編者注）），而在施韋澤寄給我們一份令人滿意的編輯綱領之後，我就同意把我們列名為撰稿人。（注：1864年11月11日約·巴·施韋澤和威·李卜克內西寫信給馬克思，請他為正在籌辦的拉薩爾派全德工人聯合會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403）撰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年11月收到施韋澤寄來的辦報綱領，其中沒有包含拉薩爾的口號，當時由於沒有掌握其他刊物來影響德國的工人運動，而且李卜克內西還是該報的非正式編輯，於是他們就同意給《社會民主黨人報》撰稿。該報發表過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論蒲魯東》以及恩格斯翻譯的古代丹麥民歌《提德曼老爺》。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屢次批評報紙的路線。在證實了該報編輯施韋澤繼續奉行向政府和容克諂媚的拉薩爾主義政策並企圖散布對拉薩爾的迷信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65年2月23日聲明同該報斷絕關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95—98頁）。緊接著李卜克內西也拒絕為這個機關報撰稿。——567。）威·李卜克內西擔任編輯部的非正式編委，這對我們又是一層保證。但是不久就表明——這方面的證據已經落到我們手中——拉薩爾事實上已背叛了黨。他同俾斯麥訂立了一個正式的契約（他自然並沒有得到任何保證）。他本來要在1864年9月底到漢堡去，在那里（同瘋狂的施拉姆和普魯士警探馬爾一起）“迫使”俾斯麥兼並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也就是以“工人”的名義來宣布兼並，等等，而俾斯麥為此則答應給予普選權和實行某些冒牌的社會主義措施。（注：威·李卜克內西在1865年1月20日以前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拉薩爾走上了同俾斯麥的反動政府妥協的道路，他答應在普魯士兼並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問題上全德工人聯合會方面給俾斯麥以支持，交換條件是俾斯麥答應實行普選制。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拉薩爾的這個政治“遺囑”是對無產階級利益的背叛。1928年發表的拉薩爾和俾斯麥的通信完全證實了李卜克內西所報告的消息。——567。）可惜拉薩爾沒有能演完這幕喜劇！ 否則這出戲一定會使他暴露出極其愚蠢可笑的面目！而所有這一類企圖也一定會永遠結束！

    拉薩爾走上這條錯誤的道路，因為他是米凱爾先生式的“現實政治家”，只是派頭更大、目標更高罷了！（順便說說，我早已看透了米凱爾，因此我認為，他的出場，是由於民族聯盟（注：民族聯盟是德國自由資產階級的一個協會，主張把德國統一成為以君主制普魯士為首的中央集權國家（奧地利除外）。該聯盟是在1859年9月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自由資產階級代表會議上建立的。聯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從法蘭克福議會退出的反革命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和右翼自由派——哥達派。在1866年普奧戰爭和北德意志聯邦成立後，該聯盟於1867年11月宣布解散。——567。）對一個小小的漢諾威律師來說是個良好的機遇，可以借助它在德國、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揚名，這樣提高了自己的“現實性”，反過來又會使他在漢◎第567頁◎諾威城內得到公認，並在“普魯士的”保護下扮演“漢諾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凱爾和他現在的朋友們抓住了普魯士攝政王所宣布的“新紀元”（注：普魯士親王威廉（1861年即位為國王）在1858年10月開始攝政時解散了曼托伊費爾的內閣，讓溫和的自由派執掌政權。資產階級報刊高呼這個方針是“新紀元”。可是實際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為了加強普魯士君主政體和容克的陣地；大失所望的資產者拒絕批準政府提出的軍事改革草案。由此而發生的1862年憲制沖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麥的執掌政權結束了“新紀元”。——568。），以便加入民族聯盟並依附於“普魯士的領導地位”（注：“普魯士的領導地位”是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說中的一個說法；他在演說中宣布，“為了拯救德意志”，他決心站在“整個祖國的領導地位”。在爭取德國統一的時期，這一說法用來表示普魯士想在自己的領導下統一國家的意圖。——568。）一樣，正如他們通常在普魯士的保護下發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樣，拉薩爾想在烏凱馬爾克的菲力浦二世面前扮演無產階級的波紮侯爵（注：波紮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劇中的人物。“烏凱馬爾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568。），而讓俾斯麥扮演他和普魯士王權之間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聯盟中的先生們而已。不過，那些人是為了中等階級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魯士的“反動”，而他則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同俾斯麥握手言歡。那些先生們這樣做要比拉薩爾更有根據，因為資產者習慣於把眼前的直接利益看作“現實”，而且這個階級實際上到處妥協，甚至和封建主義妥協，可是工人階級按本性來說應當是真正“革命的”。

    對拉薩爾這樣一個裝腔作勢、愛好虛榮的人物來說（但是，他不是用市長等官職這樣的小恩小惠可以收買的），一個想法非常使他神往：為無產階級建立了直接功勳的是斐迪南·拉薩爾！他對這種功勳的現實的經濟條件的確太無知，以致不能批判地對待自己！另一方面，由於曾經使德國資產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動並對愚民措施采取旁觀態度的那個卑鄙的“現實政策”，德國工人竟“墮落”到這種地步，以致對這位答應幫助他們一躍而進入天國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歡迎！

    現在我們再接著談上面中斷了的那個話題！《社會民主黨人報》剛一創辦，立刻就看得出，哈茨費爾特這個老太婆還想執行拉薩爾的“遺囑”。她通過《十字報》（注：《十字報》是《新普魯士報》的別名（因報頭上印有後備軍的十字章圖樣），是德國的一家日報。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該報是反革命的宮廷奸黨和普魯士容克以及後來的德國保守黨極右派的喉舌。——184、568。）的瓦蓋納同俾斯麥保持聯系。她把“全德工人聯合會”（注：全德工人聯合會是1863年5月23日在萊比錫各工人團體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德國工人的政治性組織。從成立時起，全德工人聯合會就處於力圖使工人運動按改良主義道路發展的拉薩爾及其追隨者的有力影響之下。故又稱拉薩爾派。聯合會把自己的宗旨限於爭取普選權的鬥爭和和平的議會活動。全德工人聯合會一方面否定工人階級的日常經濟鬥爭，同時卻主張建立由國家幫助的生產合作社，認為生產合作社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在對外政策問題上采取民族主義的立場，讚同普魯士政府的反動政策和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實現德國的統一。

    隨著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的機會主義策略就成了在德國建立真正工人政黨的障礙。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不渝地同拉薩爾主義進行鬥爭，到70年代初，先進的德國工人就拋棄了拉薩爾主義。1875年5月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全德工人聯合會同愛森納赫派（見注519）實行合並。統一了的黨采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名稱。

    全德工人聯合會大會於1864年12月在杜塞爾多夫舉行。——568、582、616、651、687。）、《社會民主黨人報》等等都交給俾斯麥掌握。她打算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宣布兼並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完全承認俾斯麥為保護人等等。這一整個美妙的計劃，由◎第568頁◎於我們有李卜克內西在柏林並且參加了《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而破產了。雖然恩格斯和我都討厭該報的方針，討厭它對拉薩爾的阿諛和迷信，討厭它一有機會就向俾斯麥諂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當然是暫時同該報保持正式聯系，以便防止哈茨費爾特這個老太婆的陰謀，使工人黨不致聲譽掃地。因此，我們采取了心里不高興，表面上和顏悅色的態度，但是私下經常給《社會民主黨人報》寫信，要他們就像對進步黨人（注：進步黨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魯士資產階級進步黨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爾德克、微耳和、舒爾采－德里奇、福爾肯貝克和霍維爾貝克。進步黨要求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召開全德議會，建立對眾議院負責的強有力的自由派內閣。由於害怕工人階級和仇視社會主義運動，進步黨在半專制的德國的條件下容忍了普魯士容克的統治。進步黨政治上的動搖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業資產階級、小工業家和部分手工業者的不穩定性。1866年，進步黨分裂，其右翼組成了民族自由黨。——569、658、686。）一樣地對俾斯麥進行鬥爭。我們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兒伯恩哈德·貝克爾反對國際工人協會的陰謀。這個人竟然一本正經地看待他從拉薩爾那里根據遺囑繼承下來的重要性。

    這時，施韋澤先生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的文章已經越來越俾斯麥化了。以前我就寫信對他說過，進步黨人在“聯合問題”上可能被嚇倒，但是普魯士政府絕對不會同意完全廢除聯合法，因為這樣做就會把官僚制度打開缺口，就必須給工人以公民權，必須撕碎奴仆規約（注：馬克思諷刺地把普魯士通行的禁止工人聯合和罷工的工商業條例以及1854年關於雇農權利規範的法律稱為奴仆規約。

    所謂“奴仆規約”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普魯士各省的一種封建規章，它允許容克專橫地對待農奴，包括肉刑。——569。），廢除貴族在農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這是俾斯麥永遠不會容許的，是同普魯士的官僚國家根本不相容的。我還補充說，如果議會否決了聯合法，政府就會用言辭（如社會問題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類的言辭）來搪塞，使這些法律仍然有效。這一切都已經得到了證實。而馮·施韋澤先生做了些什麽呢？他寫了一篇擁護俾斯麥的文章（注：指施韋澤的一組文章《俾斯麥內閣》中的第三篇，發表在1865年2月17日《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403）第23號上，也就是說，是在馬克思堅決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麥諂媚以後發表的。在這些文章中，施韋澤公開支持俾斯麥用“鐵和血”統一德國的政策。——569。），並把自己所有的勇氣都用來反對舒爾采、孚赫等等這樣一些渺小得無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韋澤等人這樣做是有誠意的，然而他們是“現實政治家”，他們要考慮現存的條件，不想把“現實政策”的特權都讓給米凱爾先生之流。（後者似乎想給自己保留同普魯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權利。）他們知道，在普魯士（從而在德國其他各地），工人報刊和工人運動只是由於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們願意維持現狀，◎第569頁◎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們的“共和派的”現實政治家願意“接受”姓霍亨索倫的皇帝一樣。但是，因為我不是“現實政治家”，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開聲明和《社會民主黨人報》斷絕關系（您不久就會在某家報紙上看到這個聲明）（注：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的聲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頁。——編者注）。

    同時，您由此可以了解，為什麽目前我在普魯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當地拒絕恢覆我的普魯士國籍（注：1861年1月12日，普魯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蠱惑人心地準許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礙地返回普魯士國土”。1861年春天，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間曾經設法要求恢覆他的普魯士國籍，但是遭到了拒絕，普魯士當局借口他在1845年是“自願”放棄普魯士國籍的，“因此”“只能”被看作是一個“外國人”（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67—685頁）。——570。）。我如果要在那里進行宣傳活動，那就只有采取馮·俾斯麥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會被允許。

    我倒萬分願意通過“國際協會”在這里進行我的宣傳活動。這對英國無產階級的影響是直接的和極為重要的。現在我們正在這里搞普選權問題，這個問題在這里同在普魯士，當然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注：根據國際總委員會的倡議和在它的直接參加下，選舉法改革的擁護者於1865年2月23日在倫敦聖馬丁堂召開會議，會上通過了建立改革同盟的決議。改革同盟成了領導工人爭取第二次改革的群眾性運動的政治中心。總委員會的一些委員，主要是英國各工聯的領袖，參加了同盟的領導機關——理事會和執行委員會。同盟所領導的改革運動的綱領和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策略都是在馬克思的直接影響下制訂的，他竭力促使英國工人階級實現不依賴資產階級政黨的、獨立的政策。資產階級僅僅要求把選舉權擴大到單座樓房的房主和房客，與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馬克思的主張提出給予國內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選權的要求。被國際重新提出的這個憲章派的口號，在英國工人階級隊伍中得到了廣泛的反響，並且使同盟獲得了在此以前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工聯的支持。同盟在英國各大工業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機構。但是由於參加改革同盟領導的資產階級激進派懾於群眾運動的聲勢而表現的動搖，由於工聯機會主義領袖的妥協，同盟未能貫徹總委員會擬定的路線；英國資產階級使運動發生了分裂，在1867年進行了一次殘缺不全的改革，這次改革僅僅把選舉權給了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上層，而工人階級的基本群眾仍然和原先一樣處於政治上無權的地位。——570。）

    總的說來，在這里，在巴黎，在比利時、瑞士和意大利，這個“協會”的進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國，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薩爾的繼承人的反對，因為他們：(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開反對德國人稱為“現實政策”的那種東西。（正是這種“現實”使德國遠遠地落後於一切文明國家。）

    由於每人花一先令取得會員證就能成為協會會員，由於法國人（以及比利時人）受法律禁止不能以“協會”的形式參加我們的組織而選擇了這種個別取得會員資格的方式，由於德國的情況也與此類似，所以我現在決定要求我在這里的和在德國的朋友們成立小團體，不管每個地方的成員有多少，這種團體的每個成員都購買一張英國會員證。由於英國的協會是公開的，所以，這種辦法就是◎第570頁◎在法國也不會遇到任何障礙。我非常希望您以及您的親朋好友用這種辦法和倫敦建立聯系……

    15.恩格斯致弗·阿·朗格　　　 1865年3月29日於曼徹斯特

    ……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來，倒使我有機會在此期間接到了您的關於工人問題的著作（注：弗·阿·朗格《工人問題及其在目前和將來的意義》。——編者注）；我懷著很大的興趣讀了它。在我第一次讀達爾文的著作（注：查·達爾文《物種起源》。——編者注）時，我也很快就發現他對動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馬爾薩斯的理論異常相似。不過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結論，我認為：現代資產階級的發展還沒有超出動物界的經濟形式，這對它來說是極大的恥辱。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規律”並不是永恒的自然規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而現代政治經濟學大會，只要是由經濟學家正確地客觀地編纂出來的，對我們來說不過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唯一賴以存在的規律和條件的總匯，一句話，是這個社會的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們看來，任何一個規律只要是表現純粹資產階級關系的，都不是先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對過去的全部歷史起過作用的規律則僅僅表現了以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為基礎的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關系。所謂李嘉圖規律（注：馬克思對李嘉圖的“人口規律”的批判，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第3節第(79)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693頁）和《剩余價值理論》第9章第2節、第14章第2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第124—128和第402—406頁）。——571。）就屬於前者，它無論對農奴制或對古代的奴隸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謂馬爾薩斯理論中的站得住腳的東西則屬於後者。◎第571頁◎

    馬爾薩斯牧師的這個理論，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樣，都是直接從他的前人那里剽竊來的，只有兩種級數的純粹武斷的運用，才屬於他自己（注：關於馬爾薩斯在《論人口律》一書中的抄襲行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說得比較詳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678頁）。——572。）。在英國，這一理論本身早就被經濟學家納入了合理的範圍；人口不是對生活資料產生壓力，而是對就業手段產生壓力；人類可能增加得比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能承受的更快。在我們看來，這又是一個根據，它宣布這個資產階級社會是必須消除的發展中的障礙。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資料的增加相適應的問題；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話，我並沒有發現您有解決這一問題的意圖。我們的出發點是：創造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那些力量——蒸汽機、現代化的機器、大規模的殖民、鐵路和輪船、世界貿易，現在已經由於接連不斷的商業危機而使這個社會走向解體並且最後走向滅亡；正是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也足以在短時間內使比例關系翻轉過來，把每個人的生產力提高到能生產出夠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或六個人消費的產品；那時，城市工業就能騰出足夠的人員，給農業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學終於也將大規模地、像在工業中一樣徹底地應用於農業；歐洲東南部和美國西部在我們看來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天然肥沃的地區將以空前巨大的規模進行開發。如果這些地區都已經開墾出來，可是還有匱乏現象，那才是該說應該警惕（注：“為了共和國不受損失，執政官應該警惕”是古羅馬元老院在國家遭到外部或內部危險的威脅時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這種情況下，執政官就被賦予獨裁的權力。——572。）的時候。

    生產得太少，這就是全部問題之所在。但是，為什麽生產得太少呢？並不是因為生產已經達到極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現代化的手段的情況下）。不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是由於生產的極限並不決定於挨餓的肚子的數目，而決定於有購買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錢袋的數目。資產階級社會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產得更多。沒有錢的肚子，即不能用來生產利潤、因而也沒有購買力的勞動，使死◎第572頁◎亡率不斷提高。如果突然來一個工業繁榮（這是常有的現象），使這種勞動變得能用來生產利潤，那麽勞動就能得到錢買東西，而且總能找到生活資料。這就是整個經濟所陷入的無盡頭的惡性循環。人們總是把資產階級關系的總體作為前提，然後證明，任何個別部分都是這個總體的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規律”。

    您對舒爾采的合作社（注：指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進步黨的首領之一舒爾采－德里奇宣傳用工人自己的錢創辦儲蓄貸款銀行、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舒爾采－德里奇進行這種“貯錢箱”鼓動是企圖引誘工人離開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舒爾采－德里奇鼓吹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協調一致，斷言通過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根本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並且可以使手工業生產者免於破產。——573、582。）的描述使我非常感興趣。這一切也都在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過，而現在大體上都已經過去了。在德國的人們一定還會出現無產階級自豪感。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說的關於老黑格爾缺乏較深的數學和自然科學素養的意見。黑格爾的數學知識極為豐富，以致他的任何一個學生都沒有能力把他遺留下來的大量數學手稿整理出版。據我所知，對數學和哲學了解到足以勝任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馬克思。您說黑格爾的自然哲學的細節中有荒謬的東西，這我當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學是在《邏輯學》（注：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816年紐倫堡版。這部著作共分三冊：《客觀邏輯，存在論》(1812)、《客觀邏輯，本質論》(1813)和《主觀邏輯或概念論》(1816)。——218、573。）第二冊即《本質論》中，這是全部理論的真正核心。現代自然科學關於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學說（格羅夫的《力的相互關系》，我記得該書最初是在1838年出版的（注：指威·羅·格羅夫《物理力的相互關系》。該書第1版於1846年在倫敦出版。——573。） ）不過是用另一種說法表達了，或者更正確些說，是從正面證明了黑格爾所發揮的關於原因、結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當然，我已經不再是黑格爾派了，但是我對這位年邁的巨人仍然懷著極大的尊敬和依戀的心情。

    尊敬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573頁◎

    1866年

    16.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6年7月7日［於倫敦］

    ……現在，波拿巴在采用針發槍或其他威力相等的武器以前，當然不願意發生戰爭。有一個美國佬（注：雅科布·斯奈德。——編者注）在這里提供給陸軍部一種步槍，一個普魯士流亡軍官（維爾克）肯定地告訴我，這種槍構造非常簡單，不易發熱，不大需要擦拭，而且又便宜，這樣就使針發槍顯得落後了，就像針發槍使“老拜斯”（注：“老拜斯”或“褐色的拜斯”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英國軍隊對於明火槍（燧發的、滑膛的前裝槍）的叫法，這種槍的槍身呈褐色。——574。）顯得落後一樣。我們的關於生產資料決定勞動組織的理論，在哪里能比在殺人工業中得到更為顯明的證實呢？你的確值得費一些力氣來寫點這方面的東西（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我可以把你寫的東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書（注：《資本論》。——編者注）中作為附錄。請你考慮一下。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就應當放在第一卷里，在那里我專門探討了這個題目。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為止，我只寫了些小東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現，而不只是被引證者，這會使我多麽高興！

    我現在順便地研究孔德，因為英國人和法國人都對這個家夥大肆渲染。使他們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簡直像百科全書，包羅萬象。但是這和黑格爾比起來卻非常可憐（雖然孔德作為專業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要比黑格爾強，就是說在細節上比他強，但是整個說◎第574頁◎來，黑格爾甚至在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偉大多少倍）。而且這種實證主義破爛貨是出版於1832年！

    17.馬克思致路·庫格曼

    　 1866年10月13日星期六於倫敦

    ……從我給您寫倒數第二封信以來，我的病老是覆發，因此只能斷斷續續地搞理論。（國際協會的實際工作照常在進行，而且工作很多，因為事實上我必須領導整個協會。）下月我將給邁斯納寄去第一批稿子（注：《資本論》第1卷。——編者注），以後再陸續寄，最後一批我將自己帶到漢堡去。那時我一定去看您。

    我的情況（身體情況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斷）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設想的那樣兩卷一起出版。而且現在看來總共可能有三卷。

    這就是說，全部著作分為以下幾部分：

    第一冊　資本的生產過程。

    第二冊　資本的流通過程。

    第三冊　總過程的形成。

    第四冊　理論史。

    第一卷包括頭兩冊。

    我想把第三冊編作第二卷，第四冊編作第三卷。（注：馬克思在結束了自己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整理工作以後，就著手準備《資本論》第1冊的出版工作。1863年8月他開始謄寫和從詞句上對這份手稿的一部分進行加工，後來恩格斯把這部分叫作“這一冊的現有文稿中最早的文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頁）。然而在進行這一工作時，馬克思決定也把《資本論》其余三冊寫完，哪怕只寫個草稿。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再寫三章就可以結束理論部分”，看來，馬克思在這里指的是完成《資本論》第3冊的工作。這里所說的《資本論》第4冊即最後一冊的初稿，馬克思已經寫好；他把1861—1863年的大部分經濟學手稿編成《剩余價值理論》。在這封信中馬克思告訴恩格斯，他打算對這部分手稿在準備出版時重新加工。

    後來，馬克思在加工完《資本論》第1、2冊和第3冊以後，又回到第1冊來。按照恩格斯的建議，他決定先出版第1冊。為了出版《資本論》第1冊，1866年整整一年馬克思都在為它潤色，而在1867年3月27日完成；這實質上是對這一冊的過去的文稿進行新的、仔細的加工。第1冊的德文第1版於1867年9月作為《資本論》第1卷出版。根據同出版商邁斯納商定的出版計劃，第2冊和第3冊應當以《資本論》第2卷的形式出版，而第4冊《經濟學說史》則以《資本論》的最後一卷即第3卷的形式出版（見《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遺憾的是，馬克思在世時沒有能夠完成付印《資本論》最後幾冊的準備工作。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整理了並以《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的形式出版了馬克思的第2冊和第3冊的手稿。恩格斯還打算整理並以《資本論》第4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4冊的手稿，但是他在世時沒有來得及實現這個願望。——575。）

    我認為在第一冊中必須從頭開始，也就是必須把我在敦克爾那里出版的書概括為專論商品和貨幣的一章（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第1章中概括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頁）一書的內容。在《資本論》德文第2版和以後各版中，《商品和貨幣》這一章成為第1卷的第1篇。——575。）。我所以認為需要◎第575頁◎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敘述的完整，而且是因為即使很有頭腦的人對這個題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確，就是說，最早的敘述，特別是關於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處。例如，拉薩爾在他的《資本和勞動》（注：斐·拉薩爾《巴師夏-舒爾采-德里奇先生，經濟的尤利安，或者：資本和勞動》第3章。——編者注）中自稱是表達了我的論述的“精神實質”，其實犯了許多重大錯誤，而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他肆無忌憚地剽竊我的著作的時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覆我在歷史文獻方面的“失誤”，因為我有時光憑記憶引證，沒有去查原著。我還沒有最後決定，我是否應該在序言中對拉薩爾的剽竊行為講幾句。他那班盲從的信徒無恥地跑出來反對我，就證明這樣考慮無論如何是正確的。（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的注釋中實現了這個意圖。——576。）

    英國工聯倫敦理事會（注：工聯倫敦理事會首次於1860年5月由倫敦各工聯代表會議選出。倫敦理事會領導著首都各工聯成千上萬的群眾，對整個英國工人階級都有影響。在60年代前半期它曾經領導英國工人反對幹涉美國、維護波蘭和意大利的歷次行動，稍後又領導了他們爭取工聯合法化的運動。在倫敦理事會中起領導作用的是聯合起來的各個工聯的領導人——木工工聯的克里默及其後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聯的奧哲爾，泥水匠工聯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機械工工聯的阿林。工聯倫敦理事會通過參加該理事會的總委員會委員同國際進行接觸。

    馬克思從國際成立時起就力圖把廣大的英國工人群眾吸引到協會中來，設法使工聯的基層組織加入協會。在總委員會英國委員們的動議下，工聯倫敦理事會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於1867年1月14日通過了一項決議，表示讚同國際工人協會的原則，但斷然拒絕與協會建立任何組織聯系。此後，工聯倫敦理事會通過它在總委員會中的成員繼續與國際保持接觸。——576、584。）（它的書記就是我們的主席奧哲爾）目前正在討論是否宣布自己為國際協會英國支部的問題。如果它這樣做，那麽這里的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會轉移給我們，而我們就能夠把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

    祝好。　您的　卡·馬克思

    　1868年

    18.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1月8日［於倫敦］

    親愛的弗雷德：

    ◎第576頁◎

    關於杜林（注：指歐·杜林對《資本論》第1卷的書評，載於1867年在希爾德堡豪森出版的《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頁。——577、578。）。他幾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積累》這一節（注：相當於《資本論》第1卷第24章，見本選集第2卷第259-270頁。——編者注），這對他來說已經很不容易了。他還年輕。作為凱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對自由貿易派的。此外，他還是講師，所以妨礙他們這些人的前程的羅雪爾教授挨了腳踢（注：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對羅雪爾的庸俗經濟學觀點的徹底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11、177—189、225—247、257、286—293、379—389、398—407、672—681頁。——577。），他並不傷心。他的評論中有一處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這就是：當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點像在李嘉圖本人的書里那樣還“不明確”的時候，它並沒有引起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變化準確地聯系起來時，他們就感覺到這是一種非常令人不愉快而又全新的說明。我相信，杜林也是由於惱恨羅雪爾才來評論這部書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羅雪爾的處境，這的確是十分明顯的。奇怪的是，這個家夥並沒有覺察到這部書中的三個嶄新的因素：

    (1)過去的一切經濟學一開始就把表現為地租、利潤、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價值特殊部分當作已知的東西來加以研究，與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在這種形式中所有這一切都還沒有區分開來，可以說還處於融合狀態中。

    (2) 經濟學家們毫無例外地都忽略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那麽，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圖等人那樣只是單純地分析勞動本身，就必然處處都碰到不能解釋的現象。實際上，這就是批判地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

    (3)工資第一次被描寫為隱藏在它後面的一種關系的不合理的表現形式，這一點通過工資的兩種形式即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得到了確切的說明。（在高等數學中常常可以找到這樣的公式，這◎第577頁◎對我很有幫助。）

    至於說到杜林先生對價值規定所提出的溫和的反對意見，那麽，他在第二卷（注：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整個《資本論》的出版計劃規定還要出版兩卷。第2卷應包括兩冊，用以分析資本的流通過程（第2冊）和闡述資本主義總過程的形成（第3冊），而最後一卷即第3卷（第4冊），馬克思打算用來探討經濟理論史（見本選集第2卷第102頁）。馬克思逝世以後，由恩格斯整理付印，並把馬克思的屬於第2冊的手稿作為《資本論》第2卷出版，把屬於第3冊的手稿作為第3卷出版。——578。）中將會驚奇地看到：價值規定是很少“直接”適用於資產階級社會的。實際上，沒有一種社會形式能夠阻止社會所支配的勞動時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調節生產。但是，只要這種調節不是通過社會對自己的勞動時間所進行的直接的自覺的控制——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來實現，而是通過商品價格的變動來實現，那麽結局就始終像你在《德法年鑒》（注：《德法年鑒》是馬克思提議創辦、由阿·盧格和馬克思在巴黎編輯出版的德文雜志，僅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頁和本選集第1卷第1—16頁），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頁）。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盧格之間存在原則分歧。——196、578、642。）中已經恰如其分地說過的那樣（注：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 -625頁。——編者注）……

    19.馬克思致路·庫格曼

    　　1868年3月6日於倫敦

    ……我現在能夠理解杜林先生的評論（注：指歐·杜林對《資本論》第1卷的書評，載於1867年在希爾德堡豪森出版的《現代知識補充材料》雜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頁。——577、578。）中的那種異常困窘的語調了。就是說，這是一個往常極為傲慢無禮的家夥，他儼然以政治經濟學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過兩件事。第一，他出版過一本（以凱里的觀點為出發點）《國民經濟學批判基礎》（約500頁），其次，出版過一本新《自然辯證法》（反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我的書（注：《資本論》第1卷。——編者注）在這兩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於憎恨羅雪爾等人才來評論我的書的。此外，他在進行欺騙，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於無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闡述方法和黑格爾的不同，因為我是◎第578頁◎唯物主義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後才是這樣，而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點。至於說到李嘉圖，那麽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論述中沒有凱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來反對李嘉圖的那些弱點。因此，他惡意地企圖把李嘉圖的局限性強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這些。我應當感謝這個人，因為他畢竟是談論我的書的第一個專家……

    20.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3月25日［於倫敦］

    ……在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對法國革命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啟蒙運動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用中世紀的、浪漫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這樣的人也不能擺脫這種看法。第二個反應是越過中世紀去看每個民族的原始時代，而這種反應是和社會主義趨向相適應的，雖然那些學者並沒有想到他們和這種趨向是聯系著的。於是他們在最舊的東西中驚奇地發現了最新的東西，甚至發現了連蒲魯東看到都會害怕的平等派……◎第579頁◎

    21.馬克思致路·庫格曼　　　 1868年7月11日於倫敦

    ……至於說到《中央報》，那麽，那個人已經作了盡可能大的讓步，因為他承認，如果想象價值這個東西總還有點什麽內容，就只好同意我的結論。（注：指署名“赫”的書評《卡爾·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共3卷）。第1卷第1冊。資本的生產過程。1867年漢堡奧·邁斯納出版社版》，載於1868年7月4日《德國中央文學報》第28號第754—756頁。《中央報》即《德國中央文學報》，是德國一家文摘性的科學情報評論周刊，1850年至1944年在萊比錫出版。——580。）這個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的一章（注：馬克思指《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第1章（《商品與貨幣》）。在德文第2版及以後各版中這一章相當於第1篇。——580。），我對現實關系所作的分析仍然會包含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證和說明。胡扯什麽價值概念必須加以證明，只不過是由於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竊不通。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樣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

    科學的任務正是在於闡明價值規律是如何實現的。所以，如果想一開頭就“說明”一切表面上和規律矛盾的現象，那就必須在科學之前把科學提供出來。李嘉圖的錯誤恰好是，他在論價值的第一章（注：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編者注）里就把尚待闡明的一切可能的範疇都假定為已知的，以便證◎第580頁◎明它們和價值規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確地指出的，理論的歷史確實證明，對價值關系的理解始終是一樣的，只是有的比較清楚，有的比較模糊，有的摻雜著較多的錯覺，有的包含著較多的科學的明確性。因為思維過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條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個自然過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維永遠只能是一樣的，只是隨著發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維器官發展的成熟程度）逐漸地表現出區別。其余的一切都是廢話。

    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斷言事物從現象上看是另外的樣子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所斷言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外表，並且把它當作最終的東西。這樣一來，科學究竟有什麽用處呢？

    但是，在這里事情還有另外的背景。內部聯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因此，在這里統治階級的絕對利益就是把這種缺乏思想的混亂永遠保持下去。那些造謠中傷的空談家不憑這一點，又憑什麽取得報酬呢？他們除了根本不允許人們在政治經濟學中進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學王牌了。

    但是，夠了，是夠了。這無論如何表明，這些資產階級的傳教士們已經墮落到什麽地步，工人，甚至工廠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書，並且了解得很清楚，而這些“博學的（！）著作家”卻抱怨我對他們的理解力要求過高……◎第581頁◎

    22.馬克思致約·巴·施韋澤　　　 1868年10月13日於倫敦

    ……首先，關於拉薩爾的聯合會（注：全德工人聯合會是1863年5月23日在萊比錫各工人團體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德國工人的政治性組織。從成立時起，全德工人聯合會就處於力圖使工人運動按改良主義道路發展的拉薩爾及其追隨者的有力影響之下。故又稱拉薩爾派。聯合會把自己的宗旨限於爭取普選權的鬥爭和和平的議會活動。全德工人聯合會一方面否定工人階級的日常經濟鬥爭，同時卻主張建立由國家幫助的生產合作社，認為生產合作社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在對外政策問題上采取民族主義的立場，讚同普魯士政府的反動政策和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實現德國的統一。

    隨著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的機會主義策略就成了在德國建立真正工人政黨的障礙。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不渝地同拉薩爾主義進行鬥爭，到70年代初，先進的德國工人就拋棄了拉薩爾主義。1875年5月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全德工人聯合會同愛森納赫派（見注519）實行合並。統一了的黨采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名稱。

    全德工人聯合會大會於1864年12月在杜塞爾多夫舉行。——568、582、616、651、687。），它是在一個反動時期成立的。在德國工人運動沈寂了15年之後，拉薩爾又喚醒了這個運動，這是他的不朽的功績。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錯誤。他受直接的時代條件的影響太深了。他把一個小小的出發點——他同舒爾采－德里奇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注：指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進步黨的首領之一舒爾采－德里奇宣傳用工人自己的錢創辦儲蓄貸款銀行、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舒爾采－德里奇進行這種“貯錢箱”鼓動是企圖引誘工人離開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舒爾采－德里奇鼓吹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協調一致，斷言通過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根本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並且可以使手工業生產者免於破產。——573、582。）的對立——當作自己的鼓動的中心點：以國家幫助反對自助。這樣，他不過是重新提出了天主教社會主義的首領畢舍為反對法國的真正的工人運動而於1843年和以後幾年提出的口號。拉薩爾是夠聰明的，當然認為這個口號是權宜之計，所以他只能以這個口號（據說！）可以直接實現為理由來為之辯護。為了這個目的，他不得不斷言這個口號在最近的將來就會實現。因此，這種“國家”就變成了普魯士國家。這樣一來，他就不得不向普魯士君主制、向普魯士反動派（封建黨派）、甚至向教權派讓步。他把憲章派的普選權口號（注：人民憲章是英國憲章運動中的綱領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議員和六名倫敦工人協會會員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提出，並於1838年5月8日作為準備提交議會的一項法律草案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公布。人民憲章包括了憲章派的下列六項要求：普選權（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選一次、秘密投票、各選區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選人的財產資格限制和發給議員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議會三次否決了憲章派所遞交的要求通過人民憲章的請願書。——425、582。）同畢舍的國家對協作社的幫助結合起來。他忽略了德國和英國的條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沒落帝國（注：沒落帝國是對晚期羅馬帝國或拜占庭帝國的叫法；這里指的是法蘭西第二帝國。——582。）在法國普選權問題上的教訓。其次，就像每一個說自己的口袋里裝有能為群眾醫治百病的萬應靈丹的人一樣，他一開始就使自己的鼓動帶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質。其實，任何宗派都有宗教性質。再次，正因為他是一個宗派的創始人，所以他否認同德國和外國以前的運動有任何天然的聯系。他陷入了蒲魯東的錯誤之中，他不是從階級運動的實際因素中去尋找自己的鼓動的現實基礎，而是想根據某種教條式的處方來規定這一運動的進程。◎第582頁◎

    在我現在的追述中，大部分內容當拉薩爾1862年來到倫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領導新的運動的時候，我早就對他講過。

    您本人根據切身的體驗，知道宗派運動和階級運動是對立的。宗派不是在它和階級運動的共同之處中，而是在把它和階級運動區別開來的特殊的護符中，尋求自己存在的權利和榮譽。因此，當您在漢堡建議召開工會成立大會（注：1868年8月22—26日在漢堡舉行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代表大會表明，聯合會中的先進分子在工人運動的經驗的啟示下，並在國際工人協會和《資本論》的影響下開始拋棄拉薩爾的教條。大會原則上讚成罷工運動，但又表示反對實際組織罷工。拉薩爾派的領導人害怕在渴望建立工會的工人中喪失威信（當時，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在建立工會方面已經進行了有成效的活動），施韋澤和聯合會副主席弗里茨舍提出了在柏林召開全德各工人工會代表大會的建議。正統的拉薩爾分子拒絕了這一建議，而要施韋澤和弗里茨舍以國會議員身分召開這樣的代表大會。大會原則上承認各國工人共同行動的必要性，但實際上聯合會的領導繼續阻撓聯合會加入國際工人協會。——583。）的時候，您只有以放棄主席職務相威脅，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此外，您曾經不得不把自己變成雙重人物，宣布您時而作為宗派首腦進行活動，時而作為階級運動的代表進行活動。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解散（注：1868年9月16日萊比錫警察當局勒令設在萊比錫的全德工人聯合會解散。但是在三星期之後，即1868年10月10日，以約·巴·施韋澤為首的一批拉薩爾分子用同一名稱在柏林重新建立了聯合會。此後它就在普魯士警察當局的監督下進行活動。——583。）曾使您有機會向前邁進一大步，並有機會聲明，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證明，現在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已經到來，宗派運動已經成熟，可以融合於階級運動和消除一切宗派主義。至於說到宗派的真實內容，那麽像過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樣，宗派會把它當作豐富運動的因素帶到總的運動中去。但是您並沒有這樣做，您實際上是要求階級運動服從特殊的宗派運動。和您為敵的人就由此得出結論，說您千方百計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運動”。

    至於說到柏林代表大會（注：柏林全德工人代表大會是施韋澤和弗里茨舍得到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漢堡大會的同意，以國會議員身分於1868年9月26日召開的。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206名，代表142000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這次代表大會根本拒絕加入了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領導的紐倫堡組織的各個工人協會所派遣的代表參加。柏林代表大會以後，成立了一些工會，它們是按拉薩爾派的宗派主義組織的式樣建立起來的，並且聯合成為一個以施韋澤為首的總的聯合會。這個組織完全從屬於全德工人聯合會。馬克思在這封信中對施韋澤作了尖銳的批評，因為組織這樣的代表大會導致了德國的工人工會的分裂，同時，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章程根本違反工會運動的目的和性質。——583。），那麽首先是不應匆忙召開，因為聯合法（注：聯合法暗指新工商業條例，根據這一條例工人有罷工權和聯合權。1869年5月29日北德意志聯邦國會通過了這一條例。——583。）還沒有通過。因此，您本應同拉薩爾集團之外的領袖們商量，和他們共同制定計劃並召開代表大會。但是您並沒有這樣做，您只是讓他們二者擇一：公開地附和您或者反對您。這次代表大會本身不過是漢堡代表大會的增訂版。

    至於章程草案（注：指1868年9月25日《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403）第112號附刊上發表的全德工人代表大會（見注435）於1868年在柏林通過的拉薩爾派的工會章程草案。——583。），我認為它在原則上是錯誤的，我相信我在工會方面的經驗並不比任何同時代人少。在這里，我不想再作詳細的說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組織不管對秘密團體和宗派運動多麽有用，但是同工會的本質相矛盾。即使這種組織是可能存◎第583頁◎在的——我說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適宜的，至少在德國是這樣。這里的工人從小就受官僚主義的行為規範的管束，相信權威，相信上級機關，所以在這里首先應當教會他們自己走路。

    您的計劃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實際的。在“聯合會”中有三個來源不同的獨立的權力機構：(1)由工會選出來的委員會；(2)由普選產生的主席（他在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選出來的代表大會。這樣一來，到處都是沖突，而竟說這樣有利於“迅速行動”！在國際工人協會的章程中，也沒有協會的主席。但是，實際上他的職能只不過是主持總委員會的會議。我在1866年拒絕了主席的職務，1867年根據我的建議根本取消了這個職位，而代之以在總委員會的每周例會上選出的執行主席(Chairman)。工聯倫敦理事會426也只有一個執行主席。書記才是它的常設的負責人員，由他處理日常事務。拉薩爾從1852年法國憲法中搬用了“由普選產生總統”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況且是搬用到工會運動！這種運動多半是圍繞著錢的問題兜圈子，您很快就會發現，在這里任何獨裁都將完結。

    但是，不管組織犯了什麽樣的錯誤，這些錯誤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實踐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為國際的書記，我準備充當您和直接參加了國際的紐倫堡多數派之間的調解人，——當然是在合理的基礎上進行調解。我已經把同樣的意思寫信告訴萊比錫。我不會忽視您的難處，並且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更多地受環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擔保，在任何情況下我都將是公正的，這是我的責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擔保，我不會在某一天——在我認為是工人運動的利益所絕對需要的時候——作為著作家以個人名義◎第584頁◎公開批判拉薩爾派的偏見，就像當年我對待蒲魯東派的偏見（注：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和《論蒲魯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頁和本選集第2卷第613-621頁。——編者注）那樣。

    我向您保證，我對您個人懷著最良好的願望。

    　　　　　忠實於您的　卡·馬·

    23.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8年11月6 日於曼徹斯特

    親愛的摩爾：

    艾希霍夫的信和狄慈根的手稿（注：約·狄慈根《人腦活動的實質》。——編者注）一並寄還。為了讓女工收拾屋子，我把這份手稿放到一個保險的地方去了，因而就完全把它忘了。

    要對這本書作出完全確定的評價是困難的；這個人不是天生的哲學家，而且一半是靠自學出來的。從他使用的術語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識來源（例如，費爾巴哈、你的書（注：《資本論》第1卷。——編者注）和關於自然科學的各種毫無價值的通俗讀物），很難說他此外還讀過什麽東西。術語自然還很混亂，因此缺乏精確性，並且常常用不同的表達方式重覆同樣的東西。其中也有辯證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樣地閃耀，而不是有聯系地出現。關於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夠肯定這是他自己的創造，那麽這種描述應當說是很出色的，◎第585頁◎甚至是天才的。他這本著作中有許多地方很機智，而且，盡管語法上有缺點，但是表現了出色的寫作才能。總的說來，他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夠在這樣缺

    24.馬克思致路·庫格曼　　　 1868年12月12日於倫敦

    ……請轉告您親愛的夫人，我從來沒有“猜疑”她聽命於白癡將軍夫人（注：指瑪麗·戈克。“戈克”這個姓的原文是“G?gg”，同“白癡”(Geck) 發音相近。——編者注）。我提的問題只是開開玩笑。何況婦女對於“國際”是無可抱怨的，因為它任命了一位婦女羅夫人擔任總委員會委員。說正經的吧。美國“勞工同盟”（注：全國勞工同盟於1866年8月在美國巴爾的摩代表大會上成立。美國工人運動出色的活動家威·西爾維斯積極地參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國展開為爭取工人組織的獨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團結、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女工權利的鬥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國際工人協會建立了聯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卡梅倫出席了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最後幾次會議。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宣布它擁護國際工人協會的原則，並希望加入協會。但是這一決議並沒有實現。全國勞工同盟的領導不久就埋頭於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這種改革的目的是消滅銀行制度，並由國家提供低息貸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聯脫離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實際上已不覆存在。——586。）最近一次代表大會有很大進步，別的不說，這也表現在它對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國人在這一方面還受某種狹隘觀點的束縛，對婦女彬彬有禮的法國人更是如此。每個了解一點歷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醜的也包括在內）（注：此處“女性”照德文字面意思是“美性”。——編者注）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第586頁◎

    1869年

    25.馬克思致路·庫格曼　　　 1869年11月29日於倫敦

    ……也許你在《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次，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盡管該報編輯常被逮捕，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們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587、611、618。）上已經看到我提出的在愛爾蘭大赦問題上反對格萊斯頓的決議案（注：馬克思《總委員會關於不列顛政府對被囚禁的愛爾蘭人的政策的決議草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3-434頁。——編者注）。我現在攻擊格萊斯頓——這件事在這里已經引起轟動——和以前攻擊帕麥斯頓（注：馬克思《帕麥斯頓勳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 卷第387-461頁。——編者注）完全一樣。在這里進行煽動的流亡者喜歡從安全的遠方攻擊大陸上的專制君主。對我來說，只有當著威勢逼人的暴君的面做這類事才覺得夠刺激。

    但是，我的關於愛爾蘭大赦問題的發言以及緊接著我在總委員會里提出的討論英國工人階級對愛爾蘭的態度並作出有關的決議的建議，除了要大聲疾呼地堅決支持被壓迫的愛爾蘭人反對他們的壓迫者以外，當然還有其他目的。

    我越來越相信——問題只在於要使這種信念在英國工人階級中紮根——，在英國工人階級對愛爾蘭的政策還沒有和統治階級的政策一刀兩斷以前，在它還沒有做到不僅和愛爾蘭人一致行動，而且還倡議取消1801年所實行的合並（注：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愛合並的要求。英愛合並是英國政府鎮壓1789年愛爾蘭起義後強加給愛爾蘭的。合並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剝奪了愛爾蘭的最後一點自治權，並解散了愛爾蘭議會。從19世紀20年代起，取消合並的要求在愛爾蘭成為深得人心的口號。但是，領導民族運動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奧康瑙爾等人）卻把取消合並的宣傳鼓動僅僅看作是迫使英國政府作出小小讓步的一種手段。1835年奧康瑙爾和英國輝格黨達成妥協後就完全中止了這種鼓動工作。但是在群眾運動的影響下，愛爾蘭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取消合並派協會，然而他們卻力圖使這個協會對英國各統治階級采取妥協的政策。——587、589。），代之以自由聯盟的關◎第587頁◎系以前，它在英國本土永遠不會有所作為。這是必須做到的，這並不是出於對愛爾蘭的同情，而是基於英國無產階級利益的要求。如果不這樣做，英國人民就還得受統治階級的擺布，因為他們必然要和統治階級結成反對愛爾蘭的統一戰線。在英國本土的任何人民運動都會因為和愛爾蘭人（他們占英國本土工人階級的相當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癱瘓狀態。英國無產階級解放的第一個條件——推翻英國的土地寡頭——也就不能實現，因為當英國的土地寡頭在愛爾蘭還保持著自己具有強大設防的前哨時，它在英國本土的陣地就不可能被摧毀。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愛爾蘭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們成為自己國家的立法者和執政者，只要他們獲得了自治權，那麽消滅土地貴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國的地主）要比在這里容易得多，因為這在愛爾蘭不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同時還是一個民族問題，因為那里的地主不像在英國這樣是傳統的顯貴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惡痛絕的民族的壓迫者。英國和愛爾蘭目前的關系不僅阻礙了英國內部的社會發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俄國和美國的政策。

    但是，因為英國工人階級在整個社會解放的天平上毫無疑問是舉足輕重的，所以杠桿必需安放在這里。實際上，克倫威爾時代的英吉利共和國就是由於愛爾蘭而覆滅的。（注：1641年10月，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夕，愛爾蘭爆發了起義，幾乎使該島的大部分完全脫離英國。這次起義於1649—1652年被鎮壓下去。對愛爾蘭殘酷的鎮壓，結果是英國新土地貴族奪取了大量土地，地主資產階級分子勢力的增長為1660年王朝覆辟準備了基礎。——588。）不要重蹈覆轍！愛爾蘭人和英國政府開了個大玩笑，他們把“被判決的重罪犯”奧頓諾凡－羅薩選為議員。政府報紙正以重新廢除“人身保護法”（注：人身保護法是1679年英國議會通過的一項法令，根據這一法令，每一個逮捕令必須說明理由，同時被捕者必須於短期內（3—20天）送交法庭，否則即須予以釋放。人身保護法不適用於叛國罪的案件，而且根據議會的決定可以暫時停止生效。——588。）、重新恢覆恐怖制度來進行威脅！實際上，英國從來都是依靠最殘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買手段來統治愛爾蘭的，而且只要現在的關系繼續保持下去，它也決不可能依靠別的手段來統治……◎第588頁◎

    1870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　書信（之三）

    26.馬克思致齊·邁耶爾和奧·福格特　　　 1870年4月9日於倫敦

    ……後天（4月11日）我將把我剛剛拿到手的一些國際的文件寄給你們。（今天已經來不及送郵局了。）同樣，我將再補寄給你們一些“巴塞爾”（注：指1869年9月6—11日國際工人協會在巴塞爾舉行的代表大會。馬克思沒有出席代表大會，但是積極參加了它的準備工作。他在總委員會討論大會議程的土地問題、繼承權問題及普及教育問題時的發言記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48—656頁）被保存了下來。——589。）的材料。

    在我寄給你們的材料中，還有幾份你們所知道的總委員會11月30日就愛爾蘭大赦通過的決議（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關於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所受待遇的愛爾蘭文小冊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幾個關於必須把現在的這種合並（注：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愛合並的要求。英愛合並是英國政府鎮壓1789年愛爾蘭起義後強加給愛爾蘭的。合並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剝奪了愛爾蘭的最後一點自治權，並解散了愛爾蘭議會。從19世紀20年代起，取消合並的要求在愛爾蘭成為深得人心的口號。但是，領導民族運動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奧康瑙爾等人）卻把取消合並的宣傳鼓動僅僅看作是迫使英國政府作出小小讓步的一種手段。1835年奧康瑙爾和英國輝格黨達成妥協後就完全中止了這種鼓動工作。但是在群眾運動的影響下，愛爾蘭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取消合並派協會，然而他們卻力圖使這個協會對英國各統治階級采取妥協的政策。——587、589。）（即對愛爾蘭的奴役）變為同大不列顛的自由平等的聯盟的決議案。由於我無法出席總委員會，這件事情就暫時擱置起來，沒能作出公開的決議。總委員會里沒有一個委員可以在這方面代替我，因為他們對愛爾蘭問題沒有足夠的知識，而且在總委員會的英國委員中也沒有足夠的威信。

    可是時間並沒有白白地過去，我請你們特別注意下列各點：

    對愛爾蘭問題作了多年研究之後，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不是在英國，而只有在愛爾蘭才能給英國統治階級以決定性的打擊（而這對全世界的工人運動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

    1870年1月1日（注：手稿上是：“1869年12月1日”。——編者注）總委員會發出一個由我用法文草擬的機密◎第589頁◎通告（注：馬克思《總委員會致瑞士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頁。——編者注）（就對英國的反作用而言，重要的僅僅是法文報紙，而不是德文報紙），其中闡述了愛爾蘭的民族鬥爭和工人階級解放的關系，從而也就闡述了國際工人協會對愛爾蘭問題應該采取的態度。

    在這里，我只簡略地把要點告訴你們。

    愛爾蘭是英國土地貴族的堡壘。對這個國家的剝削不僅是他們的物質財富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他們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國土地貴族事實上代表著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所以，愛爾蘭是英國貴族用來保持他們在英國本土的統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國軍隊和警察明天從愛爾蘭撤走，那麽愛爾蘭立刻就會發生土地革命。而英國貴族如果在愛爾蘭被推翻，其後果就是他們在英國也必然會被推翻。這就為英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前提。因為在愛爾蘭，土地問題一向是社會問題的唯一形式，因為這個問題對絕大多數愛爾蘭人民來說是一個能否存在下去的問題，即生或死的問題，同時它又是同民族問題分不開的，所以，在愛爾蘭消滅英國的土地貴族比在英國本土要容易得多。何況愛爾蘭人比英國人更熱情，更富於革命性。

    至於英國資產階級，它首先是和英國貴族有著共同的利益，都想把愛爾蘭變成一個純粹的牧場，向英國市場提供盡可能便宜的肉類和羊毛。他們也都想用驅逐佃戶和強制移民的辦法使愛爾蘭的人口盡量減少，少到能夠讓英國資本（租佃資本）“安全地”在這個國家里發揮作用；他們都想清掃愛爾蘭領地，像過去清掃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農業區一樣。此外，現在每年流入倫敦的在外地主（注：在外地主，來自“absent”（“缺席者”）一詞，通常指那些在愛爾蘭擁有地產卻長期居住在英國的地主。他們把地產交給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給靠投機獲利的經紀人，後者再以苛刻的條件轉租給小佃戶。——590。）的收入和其他從愛爾蘭得到的收入6 000-10 000英鎊，也應當計◎第590頁◎算在內。

    但是，英國資產階級在愛爾蘭當前的經濟中還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於租地日益集中，愛爾蘭就不斷為英國的勞動市場提供自己的過剩人口，因而就壓低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工資，使他們的物質狀況和精神狀況惡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國所有的工商業中心的工人階級現在都分裂為英國無產者和愛爾蘭無產者這樣兩個敵對陣營。普通的英國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把他們看作會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競爭者。英國工人在愛爾蘭工人面前覺得自己是統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為如此，他們就把自己變成了本民族的貴族和資本家用來反對愛爾蘭的工具，從而鞏固了貴族和資本家對他們自己的統治。他們對愛爾蘭工人懷著宗教、社會和民族的偏見。他們對待愛爾蘭工人的態度大致像以前美國各蓄奴州的白種貧民對待黑人的態度。而愛爾蘭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加倍地報覆英國工人。同時他們把英國工人看作英國對愛爾蘭統治的同謀者和愚笨的工具。

    報刊、教堂講壇、滑稽小報，總之，統治階級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則人為地保持和加深這種對立。這種對立就是英國工人階級雖有自己的組織但沒有力量的秘密所在。這就是資本家階級能夠保持它的權力的秘密所在。這一點資本家階級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禍害還不止於此。它還越過了大洋。英國人和愛爾蘭人之間的對立是美國和英國之間的沖突的隱秘的基礎。它使兩國工人階級之間不可能有任何認真的和誠意的合作。它使兩國政府能在它們認為合適的時候，用互相恐嚇的手段，在必要時用兩國之間的戰爭去緩和社會沖突。

    英國作為資本的大本營，作為至今統治著世界市場的強國，在目前對工人革命來說是最重要的國家，同時它還是這種革命所需◎第591頁◎要的物質條件在某種程度上業已成熟的唯一國家。因此，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就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最重要的目標。而加速這一革命的唯一辦法就是使愛爾蘭獨立。因此，“國際”的任務就是到處把英國和愛爾蘭的沖突提到首要地位，到處都公開站在愛爾蘭方面。倫敦中央委員會的特殊任務就是喚醒英國工人階級，使他們意識到：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正義或博愛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

    這個通告的幾個要點大致就是這樣，通告通過這幾個要點同時說明了中央委員會就愛爾蘭大赦作出的決議的理由。此後不久，我寄給《國際報》（注：《國際報》是比利時的一家周報，國際比利時支部的機關報；1869年至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參加下在布魯塞爾出版。該報經常發表國際的文件；1873年時該報持無政府主義立場。——592。）（在布魯塞爾的我們的比利時中央委員會（注：比利時聯合會委員會。——編者注）的機關報）一篇論述英國人對芬尼亞社社員及其他人的待遇並反對格萊斯頓等人的激烈的匿名文章（注：馬克思《英國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6-462頁。——編者注）。我在這篇文章中還同時指責了法國的共和主義者們（《馬賽曲報》（注：《馬賽曲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左派共和黨人的機關報，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該報經常刊登有關國際的活動和工人運動的材料。——592、599。）登載了居住在這里的可憐的塔朗迪埃所寫的論述愛爾蘭的一篇烏七八糟的東西），說他們由於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憤怒都貯藏起來準備對付帝國。

    這篇文章發生了作用。我的女兒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筆名（她在給編輯部的私人信中自稱燕妮·威廉斯）給《馬賽曲報》寫了一系列文章，並且還公布了奧頓諾凡－羅薩的一封信。（注：燕妮·馬克思關於愛爾蘭問題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70-700頁。——編者注）由此引發了很大的轟動。格萊斯頓多年來一直無恥地拒絕對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的待遇問題進行議會調查，最後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了。燕妮現在已經是《馬賽曲報》在愛爾蘭問題方面的正式通訊員了。◎第592頁◎（這一點當然不要對外人說。）英國政府和報刊感到非常惱火的是，愛爾蘭問題目前在法國成了注意的中心，而且整個大陸正在通過巴黎來監視和揭露這些壞蛋。

    還有一個附帶的收獲：我們已經迫使在都柏林的愛爾蘭領袖和新聞工作者等等同我們建立了聯系，而這一點是總委員會至今沒有做到的！

    在美國，你們有廣闊的天地，來按同樣的精神進行工作。使德國工人同愛爾蘭工人（當然，也同那些願意聯合的英國工人和美國工人）聯合起來，這就是你們現在能夠從事的最重要的工作。這必須以“國際”的名義去做。必須把愛爾蘭問題的社會意義解釋清楚。

    下一次，我將專門談談英國工人的情況。

    敬禮和兄弟情誼。

    　　　　　　　　　卡爾·馬克思

    27.馬克思致保·拉法格

    1870年4月19日於倫敦

    親愛的保爾·洛朗（注：保·拉法格的筆名。——編者注）：

    下星期二我將請杜邦提出您為候選人。（注：保·拉法格在1870年4月1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在巴黎成立了國際工人協會聯合會委員會。拉法格認為，他自己不作為新成立的委員會成員而作為倫敦總委員會駐巴黎聯合會的代表較為適宜。他請求馬克思在下一次會議上提出授予他代表權的問題。1870年5月17日總委員會授予拉法格代表權。國際工人協會巴黎聯合會是1870年4月18日在瓦爾蘭主持下召開的第一國際巴黎各支部全體成員大會上成立的。出席大會的有一千二三百人。會上通過了聯合會章程。但是，1870年4月底法國境內開始了警察迫害，並且借口舉行全民投票而逮捕國際的會員，這樣，實質上就使聯合會的活動中斷了。——593。）

    同時請你們注意，巴枯寧的代理人羅班參加了你們的委員會（注：巴黎聯合會委員會。——編者注）。羅班在日內瓦曾竭力破壞總委員會的威信（他曾在《平等報》（注：《平等報》是瑞士的一家周報，國際羅曼語族區聯合會的機關報；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內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參加該報編輯部的巴枯寧、佩龍、羅班等人企圖利用該報來攻擊國際總委員會。但是，1870年1月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改組了編輯部成員，撤銷了巴枯寧主義者的職務，自此以後該報開始擁護總委員會的路線。——593、597、605、611。）上公開攻擊總委員會（注：巴枯寧在國際工人協會巴塞爾代表大會上未能掌握國際的領導，他改變了自己的策略，轉而公開向總委員會開火。巴枯寧的追隨者在《平等報》（見注448）編輯部里攫取了多數，早在1869年11月6日第42號上就發表了一篇社論，指責總委員會違反了關於出版各國工人狀況的通報的條例的第二、三條。11月13日《平等報》在第43號發表了第二篇社論，建議在英國成立一個專門的聯合會委員會，據說是為了使總委員會易於完成在領導國際共同事務方面的職能。11月27日報紙又發表文章鼓吹放棄政治，並在12月11日的一篇題為《思考》的社論中，激烈攻擊總委員會在愛爾蘭問題上的立場。《進步報》對總委員會也進行了類似的攻擊。

    1869年12月14日總委員會會議首次討論了《平等報》和《進步報》的問題。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的通告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頁）於1870年1月1日經總委員會非常會議批準，分發給國際各支部。——593。））並為巴枯寧在國際協會中實行獨◎第593頁◎裁統治準備條件。他是專門被派往巴黎進行同樣性質的活動的。因此，必須密切注視這個家夥，但是不要讓他警覺起來。

    為了使你們了解情況，應當扼要地談一談巴枯寧的陰謀。

    巴枯寧加入國際總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時間。他是一個新會員。在和平和自由同盟（注：（指1868年巴枯寧在伯爾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會討論該同盟的綱領草案時提出的決議案。為了維護自己的建議，巴枯寧在代表大會上幾次發言，他的發言以及他和他的追隨者關於退出和平同盟的聲明，都發表在1868年12月1日赫爾岑的報紙《鐘聲》第14—15號上。——594。）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國際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維·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積極參加）於1867年在瑞士日內瓦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組織；1867—1868年米·巴枯寧參加了同盟的領導工作。同盟在巴枯寧的影響下企圖利用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協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稱通過建立“歐洲聯邦”可以消除戰爭，這一思想反映了小資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和平願望。但在群眾中散布了荒謬的幻想，誘使無產階級放棄階級鬥爭。——594。）（他是這個為同無產階級國際相對抗而創立的國際資產階級組織的執行委員會委員）伯爾尼（注：此處以及下面的地方，在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編者注）代表大會（1868年9月）上，巴枯寧扮演了一個他最得心應手的江湖騙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決議案，這些決議案本身是荒謬的，其目的是以誇張的激進主義語調激起資產階級蠢貨們的恐懼。451由於這個緣故，當他遭到大多數人的否決時，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並煞有介事地在歐洲報刊上宣布了這一巨大事件。他幾乎同維克多·雨果一樣善於張揚，用海涅的話來說，雨果不僅僅是利己主義者，而且是雨果主義者（注：海涅《呂太斯》第1 部分。——編者注）。

    於是巴枯寧加入了我們的協會，加入了協會的日內瓦羅曼語族區分部。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策劃陰謀。他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注：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寧於1868年創建的。同盟的盟員宣布以無神論、階級平等和取消國家為自己的綱領。他們否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必要性。同盟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綱領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工業不發達地區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總委員會申請加入國際。總委員會同意在解散同盟這個獨立組織的條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實際上，同盟盟員參加國際以後，仍在國際工人協會內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組織，並以巴枯寧為首進行了反對總委員會的鬥爭。在巴黎公社被鎮壓以後，同盟反對國際的鬥爭更加激烈，那時巴枯寧及其擁護者特別激烈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加強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建立的工人階級獨立政黨的思想。1872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將同盟頭目巴枯寧和吉約姆開除出國際的決定。——594、608、650。）這個團體的綱領（注：指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綱領和章程《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綱領和章程》。這兩個文件於1868年在日內瓦以單頁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出版。1868年11月29日約·菲·貝克爾將這兩個文件寄請國際的總委員會批準。12月15日總委員會表示反對接納同盟加入協會，12月22日馬克思同恩格斯交換意見之後寫成的通告信《國際工人協會和社會主義民主同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頁）稍加修改後被一致通過。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義策略。通告信作為機密通知分發給協會的所有支部。——594。）無非是巴枯寧向和平同盟伯爾尼代表大會提出的那些決議案。這個團體是作為一個宗派創立起來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內瓦，它是一個有自己的代表大會的國際組織，它既作為一個獨立的國際聯合組織而存在，同時又是我們的國際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總之，我們的協會由於這個鉆進來的秘密團體而勢必會逐漸變成俄國人巴枯寧的工具。建立這個新團體的借口是為了達到一個所謂的專門目的——“進行理論宣傳”。如果考慮到巴枯寧及其信徒在理論上的極端無知，會覺得這是非常◎第594頁◎可笑的。但是巴枯寧的綱領就是“理論”。它實際上包含三點：

    (1)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要求——廢除繼承權，這是聖西門派的舊廢物（注：在19世紀20年代末傳布和發展聖西門學說的一批聖西門信徒提出了廢除繼承權的要求。1830年根據巴紮爾的講稿，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反映聖西門主義者對繼承權的看法的書，即《聖西門學說。第一學年。簡述。1829年》1830年巴黎版。——595。），江湖騙子和無知之徒巴枯寧充當了這種廢話的責任出版者。十分明顯，如果有可能通過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內完成社會革命，那麽對地產和資本的所有權馬上會被廢除，因而也就根本沒有必要研究繼承權。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這種可能性（當然，設想有這種可能性是荒謬的），那麽宣布廢除繼承權就不是一個嚴肅的舉動，而是一種愚蠢的威脅，這種威脅會使全體農民和整個小資產階級圍攏在反動派周圍。請設想一下，比如美國佬未能用武力廢除奴隸制。那麽，宣布廢除奴隸繼承權是多麽愚蠢的行為！這全部貨色來源於一種陳舊的唯心主義，認為現在的法學是我們經濟制度的基礎，而不是把我們的經濟制度看作我們法學的基礎和根源！至於巴枯寧，他只是一心一意想炮制他自己的綱領。如此而已。這是一個應景的綱領。

    (2)“各階級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現存的階級，另一方面又要使這些階級的成員平等——這種荒謬見解一下子就表明這個家夥的可恥的無知和淺薄，而他卻認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論”上開導我們。

    (3)工人階級不應當從事政治。它只可以在工聯中組織起來。而工聯借助於國際總有一天會取代所有現存國家的地位。你們看，他把我的學說變成了什麽樣的漫畫！既然把現存的國家改造成協作社是我們的最終目的，那麽我們就應當允許政府，即統治階級的這些龐大的工聯做它們願意做的一切事情，因為同它們打交道，就意味著承認它們。原來如此！舊學派的社會主義者也正是這樣說的：你們不應當研究工資問題，因為你們想消滅雇傭勞動。為著提高工資水平去同資本家作鬥爭就意味著承認雇傭勞動制度！這頭◎第595頁◎蠢驢甚至不了解，一切階級運動本身必然是而且從來就是政治運動。

    先知巴枯寧，這個沒有古蘭經的先知的全部理論貨色就是這樣。

    他秘密地繼續進行他的陰謀活動。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擁護者，在巴黎和日內瓦也有一些頭腦簡單的人。老貝克爾愚蠢到如此程度，竟聽任巴枯寧把他當作主角推到前台。他現在對自己的錯誤感到懊悔。

    在巴枯寧認為自己的計劃已經是既成事實之後，才把情況告訴總委員會，並要求它批準“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錯了。總委員會在一份經過仔細研究擬定的文件中宣布同盟是用來瓦解組織的工具，並拒絕同它發生任何聯系。（我將把這個文件（注：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和社會主義民主同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頁。——編者注）寄給你們。）

    幾個月之後，“同盟”的中央局寄給總委員會一封信，內容如下：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組織並使它同國際合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必須以“是”或“否”來明確回答我們是否承認他們的原則！如果不承認，他們那一方面就要實行公開的分裂，而我們卻要對局勢惡化負全部責任！

    我們回答說，總委員會不是教皇，我們容許每個支部對實際運動抱有自己的理論觀點，但是有一個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與我們的章程直接抵觸的論點。我們委婉地暗示，我們把他們的“理論”看成是一種欺騙。我們堅持用“消滅階級”來代替“階級平等”，這一點他們做到了（注：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的堅持下，同盟綱領的第二條於1869年4月被改為：“同盟首先力求實現完全並徹底地消滅階級，力求實現個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平等。”——596。）。我們要求他們提供關於同盟成員數量的材料，他◎第596頁◎們沒有這樣做。（你們也將收到這第二個文件（注：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3-394頁。——編者注）。）

    這樣，同盟名義上是解散了。實際上它繼續作為國中之國而存在。它的支部同總委員會沒有任何聯系，唯一的聯系就是進行反對總委員會的陰謀活動。同盟在巴枯寧的專斷下活動。而巴枯寧作好了一切準備，企圖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發動決定性的襲擊。一方面他唆使日內瓦委員會（注：瑞士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編者注）提出繼承權問題。我們接受了挑戰（注：指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把繼承權問題列入國際工人協會巴塞爾代表大會的議程。1869年夏在總委員會里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8月3日總委員會通過了馬克思起草的《總委員會關於繼承權的報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4—416頁）。馬克思的報告在1869年9月11日巴塞爾代表大會上由埃卡留斯宣讀。——597。）。另一方面，他到處搞陰謀，破壞我們的威信，以便使總委員會從倫敦遷往日內瓦。在代表大會上這個騙子作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現（在里昂追隨他的是阿爾伯·里沙爾，這是一個在其他方面非常積極且又正派的年輕人）。這個家夥從什麽地方弄到錢來耍弄他的全部陰謀詭計、開支旅費、派出代理人等等，這暫時還是一個謎。他窮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從來沒有靠自己的勞動掙過一文錢。

    在代表大會上巴枯寧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代表大會以後，他在自己的私人通報——《進步報》（注：《進步報》是巴枯寧派的報紙，它公開反對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從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用法文在勒洛克勒出版，主編是吉約姆。——597。）（勒洛克勒）和《平等報》（注：《平等報》是瑞士的一家周報，國際羅曼語族區聯合會的機關報；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內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參加該報編輯部的巴枯寧、佩龍、羅班等人企圖利用該報來攻擊國際總委員會。但是，1870年1月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改組了編輯部成員，撤銷了巴枯寧主義者的職務，自此以後該報開始擁護總委員會的路線。——593、597、605、611。）（日內瓦）上公開攻擊我們，《進步報》是由他的嘍啰，瑞士的一名教師詹姆斯·吉約姆出版的。在一段時間內我們聽任事態發展，後來我們向日內瓦聯合會委員會發出了一封通告信（注：馬克思《總委員會致瑞士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頁。——編者注）。（瓦爾蘭有這個文件的副本。）但是對巴枯寧和同盟從來沒有好感的日內瓦聯合會委員會，早在收到我們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斷絕了關系。羅班及其同夥被逐出了《平等報》編輯部。瑞士羅曼語區聯合會委員會舉行了◎第597頁◎反對同盟及其俄國佬獨裁者的陰謀的政變。

    這時巴枯寧從日內瓦遷回泰辛。他的經濟狀況發生了變化。赫爾岑突然逝世。不久前還猛烈攻擊赫爾岑（大概是因為赫爾岑的錢袋沒有向他開放）的巴枯寧，忽然在法國的和其他的報刊上成了他的熱烈保衛者（注：巴枯寧在1870年3月2日和3日《馬賽曲報》（見注446）第72和73號上發表了追悼信，信中把赫爾岑稱為自己的朋友和同胞，認為他的死“對他的朋友、對俄國解放事業以及……對全人類的解放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他談到30年來他和赫爾岑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並且說“赫爾岑、奧格遼夫和我始終是一個目標”。1870年3月5日、12日和19日《進步報》（見注457）第10、11和12號上全文轉載了追悼信。——598。）。為什麽？ 因為赫爾岑（盡管他本人是百萬富翁）每年為自己的《鐘聲》（注：《鐘聲》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的報紙，由亞·伊·赫爾岑和尼·普·奧格遼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並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倫敦出版，以後在日內瓦出版。——598。）和“俄國宣傳”從俄國的“民主主義者-泛斯拉夫主義者”那里得到一筆相當可觀的錢（注：指1858年俄國地主巴·亞·巴赫梅季耶夫交給赫爾岑的一筆宣傳費（所謂的巴赫梅季耶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寧和奧格遼夫的壓力下，赫爾岑同意把基金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奧格遼夫轉交給涅恰也夫。1870年，在赫爾岑死後，涅恰也夫從奧格遼夫手中得到了另一部分基金。

    馬克思是從約·菲·貝克爾1870年3月13日的來信中得知這件事的。——598。）。巴枯寧雖然極端仇視“繼承權”，但還是想繼承赫爾岑的地位和錢。他對死者的頌揚使他把《鐘聲》、資金等等都轉入自己手中。

    與此同時，在日內瓦形成了俄國流亡者的僑民團體（注：馬克思指一批俄國政治流亡者，這些人是非貴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他們是民主主義革命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追隨者。1870年春季，他們在日內瓦成立了第一國際俄國支部。1869年去世的國際會員亞·亞·謝爾諾－索洛維耶維奇在這個支部的籌建工作中起過重大的作用。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員會把它的綱領、章程寄給了總委員會，並且寫信給馬克思，請他擔任支部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中的代表。在1870年3月22日的總委員會會議上，俄國支部被接受加入國際，馬克思承擔了該支部在總委員會中的代表的任務。——598。）。這些流亡者都是巴枯寧的反對者，因為他們熟悉這個極平庸的人（雖然作為陰謀家他是很能幹的）純粹的個人野心，因為他們知道，巴枯寧在他的“俄國的”作品中所鼓吹的教條是完全違反國際的原則的。

    巴枯寧及其一群盲從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紹德封舉行的瑞士羅曼語族區代表大會（今年4月5日）來制造公開分裂（注：在《平等報》（見注448）編輯部改組後，巴枯寧分子力圖奪回失去的陣地，他們在1870年4月4—6日於拉紹德封舉行的羅曼語族區聯合會代表大會上保證了形式上的多數票。在是否接受巴枯寧於1869年6月在日內瓦建立的、實際上由秘密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見注452）實行領導的、名為“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支部，以及拉紹德封的巴枯寧派支部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日內瓦俄國支部的領導人之一吳亭曾發言揭露巴枯寧的分裂活動。分裂發生了，日內瓦的代表和其他擁護總委員會的人單獨繼續開會。馬克思所提到的關於在拉紹德封發生分裂的報道，發表在1870年4月9日《平等報》第15號上。

    同盟的支持者以羅曼語族區代表大會的名義，選出了新的聯合會委員會，並把它改設在拉紹德封。這樣一來，在瑞士羅曼語族區就有了兩個聯合會委員會：一個在日內瓦，一個在拉紹德封。巴枯寧分子著手辦《團結報》（見注463）。1870年4月初，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的代表和同盟的支持者給總委員會寄去了關於拉紹德封代表大會的詳細報告，並請求對分裂問題作出決定。總委員會於1870年6月28日通過了馬克思提出的決議案，決定保持原有聯合會委員會的職能，而建議巴枯寧派的聯合會委員會另選名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90頁）。——598。）。結果代表大會分裂成兩個：一個是宣布放棄一切政治的巴枯寧分子的代表大會，代表著大約600人；一個是日內瓦聯合會委員會的代表大會，代表著2 000人。吳亭（一個年輕的俄國人）公開揭露了巴枯寧的陰謀。他（巴枯寧）的擁護者宣稱自己是瑞士羅曼語族區的“聯合會中央委員會”，並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團結報》（注：《團結報》是巴枯寧派的周報，該報由詹·吉約姆編輯，1870年4月至9月在納沙泰爾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內瓦出版。它的前身是《進步報》。——598。），由巴枯寧的嘍啰詹姆斯·吉約姆出版。這家報紙的“原則”就是“巴枯寧”。雙方都向總委員會提出了申訴。

    這樣，這個可惡的俄國佬就在我們的隊伍中挑起一場公開的大爭吵，他把自己的名字當作一面旗幟，用宗派主義的毒藥毒化我們的工人協會，並以密謀來遏制我們的行動。◎第598頁◎

    他期望在我們的下一次代表大會上取得強有力的地位。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同《馬賽曲報》（注：《馬賽曲報》是法國的一家日報，左派共和黨人的機關報，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該報經常刊登有關國際的活動和工人運動的材料。——592、599。）通信。但是我們已同弗路朗斯談過，弗路朗斯將加以制止。

    現在你們已經了解到足夠的情況，可以在我們的巴黎各支部中制止巴枯寧的陰謀。

    謝謝洛朗的來信（注：馬克思指的是1870年4月18日勞拉·拉法格的信。馬克思稱勞拉為珞朗，因為保爾·拉法格的筆名是保爾·洛朗。——599。）。下一次請設法給你們的信件找一個不易拆開的信封。又及。請看一看，你們是否還保存著《女王信使報》（注：《女王信使報》是英國保守派的政治文學周報，1869年1月至7月在倫敦出版。——599。）中關於克蘭里卡德勳爵的文章。我們這里需要這篇文章，但是我們哪里也無法弄到。　你們的　老尼克

    1871年

    28.馬克思致路·庫格曼

    　 1871年4月12 日於倫敦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後一章（注：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本選集第1卷第584-689頁。——編者注），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不應該再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應該把它打碎，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也正是我們英勇的巴黎黨內同志們的嘗試。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在忍受了六個月與◎第599頁◎其說是外部敵人不如說是內部叛變所造成的饑餓和破壞之後，他們起義了，在普軍的刺刀下起義了，好像法國和德國之間不曾發生戰爭似的，好像敵人並沒有站在巴黎的大門前似的！歷史上還沒有過這種英勇奮鬥的範例！如果他們戰敗了，那只能歸咎於他們的“仁慈”。當維努瓦和隨後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的反動部隊逃出巴黎的時候，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他們不願意開始內戰，好像那邪惡的小矮子梯也爾在企圖解除巴黎武裝時還沒有開始內戰似的！第二個錯誤是中央委員會為了讓位給公社而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這又是出於過分“誠實的”考慮！不管怎樣，巴黎的這次起義，即使它會被舊社會的豺狼、瘟豬和下賤的走狗們鎮壓下去，它還是我們黨從巴黎六月起義以來最光榮的業績。就讓人們把這些沖天的巴黎人同帶著兵營、教堂、愚昧土容克制度、特別是市儈氣味去舉行陳腐化妝舞會的那些德意志普魯士神聖羅馬帝國的天國奴隸們比較一下吧……

    29.恩格斯致愛·恩格斯　　　 1871年10月21日於倫敦親愛的媽媽：

    很久沒有給你寫信，因為我想用適當的形式來答覆你最近對我的政治活動提出的意見，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當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隆日報》上極端無恥的謊言，特別是瓦亨胡森這個壞蛋的卑鄙行為，當我看到那些在戰時把所有法國報刊上的東西全都看作是謊言的人，現在卻把警察局的每一個捏造和賣身投靠的巴黎下流報紙對於公社的每一個誹謗，都當作福音書一樣◎第600頁◎在德國各地傳布，這時我的心情就不太適於寫回信了。由於按照普魯士的樣子槍斃了幾個人質，由於按照普魯士的先例燒毀了幾座宮殿，就大叫大嚷起來——因為其余一切全是謊言——，而對於凡爾賽分子槍殺已經解除武裝的4萬男人、婦女和兒童一事，卻無人談論！然而，你們不可能知道這一切；你們只有靠《科隆日報》和《埃爾伯費爾德日報》得到消息，而這兩家報紙簡直是向你們灌輸謊言。不過，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聽說過，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侖統治時期的道德協會（注：道德協會是普魯士愛國的秘密政治團體，於1806年普魯士被拿破侖法國戰敗之後創立。它聯合了自由派貴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協會的宗旨是喚起愛國熱情，爭取自己的國家從拿破侖的占領下解放出來和建立立憲制度，支持在普魯士進行溫和的自由主義改革。1809年，普魯士國王應拿破侖的要求取締了道德協會。然而協會繼續存在，直到拿破侖戰爭結束。拿破侖失敗後，該協會由於要求憲法而被迫害，很快就瓦解了。——601。）會員、1817年和1831年的蠱惑者（注：蠱惑者指19世紀20年代德國知識分子反政府運動的參加者。他們組織政治性的示威遊行，提出統一德國的要求。1819年大學生桑德刺殺神聖同盟的擁護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鎮壓這些人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爾斯巴德聯席會議通過了對付蠱惑者的陰謀的專門決議，這之後“蠱惑者”一詞開始流行開來。——191、601。）、1848年的人們，都曾被誹謗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後來總是證實，他們根本不是那麽壞，由於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給他們編造了各種各樣駭人聽聞的故事，但後來這些故事都煙消雲散了。親愛的媽媽，我希望你在報紙上讀到這些捏造的惡行時，會記起這些，同時對1871年的人們也會從好處著想。

    我絲毫沒有改變將近30年來所持的觀點，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當事變需要，我就不僅會堅持它，在其他方面也會去履行自己的義務，對此想必你也沒有覺得突然。我要是不這樣做，你倒應該為我感到羞愧。即使馬克思不在這里或者甚至根本沒有他，情況也不會有絲毫改變。所以，歸罪於他是很不公平的。當然我還記得，從前馬克思的親屬曾經斷言，是我把他引壞了。

    這一點不必多談了。這是無法改變的，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靜一段時間，叫囂自然會沈寂下來，而你自己也就會比較平靜地看待這些事情了……◎第601頁◎

    30.馬克思致弗·波爾特

    　 1871年11月23日［於倫敦］

    ……成立國際是為了用工人階級的真正的戰鬥組織來代替那些社會主義的或半社會主義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會發現這一點。另一方面，要不是歷史的進程已經粉碎了宗派主義，國際就不可能鞏固。社會主義的宗派主義的發展和真正工人運動的發展總是成反比。只要宗派有其（歷史的）存在的理由，工人階級就還沒有成熟得可以進行獨立的歷史運動。一旦工人階級成熟到這種程度，一切宗派實質上就都是反動的了。可是，在國際的歷史上還是重覆了歷史上到處出現的現象。過時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覆和鞏固。

    國際的歷史就是總委員會對那些力圖在國際內部鞏固起來以抗拒真正工人階級運動的各個宗派和各種淺薄嘗試所進行的不斷的鬥爭。這種鬥爭不僅在歷次代表大會上進行，而且更多的是在總委員會同個別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談中進行。

    在巴黎，由於蒲魯東主義者（互助主義派（注：互助主義派是19世紀60年代的蒲魯東主義者的自稱。他們提出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計劃：用組織互助（如建立合作社、互助會等）的辦法來解放勞動者。——602。））是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在最初幾年他們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領導權。後來，在那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們相對立的集體主義派、實證論派等等的團體。

    在德國有拉薩爾集團。我個人和聲名狼藉的施韋澤通過兩年信，並且無可爭辯地向他證明了，拉薩爾的組織是一個純粹的宗派組織，這種組織是和國際所追求的真正工人運動的組織相敵對的。他不理解這一點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第602頁◎

    1868年底俄國人巴枯寧參加了國際，目的是要在國際內部建立一個以他為首領的叫作“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第二個國際。他這個沒有任何理論知識的人妄圖在這個特殊團體中代表國際進行科學的宣傳，並把這種宣傳變成國際內部的這個第二個國際的專職。

    他的綱領是東一點西一點地草率拼湊起來的雜拌——階級平等（！），以廢除繼承權作為社會運動的起點（聖西門主義的謬論），以無神論作為會員必須遵守的信條，等等，而以放棄政治運動作為主要信條（蒲魯東主義的）。

    這種童話在工人運動的現實條件還不大發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經受到歡迎（現在也還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羅曼語區和比利時的一些愛好虛榮的、沽名釣譽的空論家中間也受到歡迎。

    對巴枯寧先生來說，學說（從蒲魯東、聖西門等人那里乞取而拼湊成的廢話）過去和現在都是次要的東西——僅僅是擡高他個人的手段。如果說他在理論上一竅不通，那麽他在幹陰謀勾當方面卻是頗為能幹的。

    幾年來總委員會都不得不對這種陰謀（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國蒲魯東主義者的支持，特別是在法國南部）進行鬥爭。最後，總委員會根據代表會議的決議（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九項、第十六項、第十七項）給予經過長期準備的打擊。（注：指國際工人協會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下列決議：《關於各國委員會、地方支部、派別、團體及其委員會等組織的名稱》（第二項決議第1、2、3條）；《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第九項決議）；《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第十六項決議）以及《關於瑞士羅曼語族區的分裂》（第十七項決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1—452、454—456、458—460頁）。——603。）

    不言而喻，總委員會不會在美國支持它在歐洲所反對的東西。決議的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和第九項現在給了紐約委員會合法的武器來取消一切宗派主義和淺薄之徒的團體，並且在必要的時候把他們清除出去……

    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自然是以為自身奪得政權作為最終目的，為此當然需要一個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經濟鬥爭中成長起來◎第603頁◎的工人階級的預先的組織。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運動，只要工人階級在其中作為一個階級與統治階級相對抗，並試圖從外部用壓力對統治階級實行強制，就都是政治運動。例如，在某個工廠中，甚至在某個行業中試圖用罷工等等來迫使個別資本家限制工時，這是純粹的經濟運動；而強迫頒布八小時工作日等等法律的運動則是政治運動。這樣，到處都從工人的零散的經濟運動中產生出政治運動，即目的在於用一種普遍的形式，一種具有普遍的社會強制力量的形式來實現本階級利益的階級運動。如果說這種運動以某種預先的組織為前提，那麽它們本身也同樣是這種組織發展的手段。

    在工人階級在組織上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對統治階級的集體權力即政治權力進行決定性攻擊的地方，工人階級無論如何必須不斷地進行反對統治階級政策的鼓動（並對這種政策采取敵對態度），從而使自己在這方面受到訓練。否則，工人階級仍將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法國的九月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格萊斯頓先生及其同夥在英國直到今天還能夠耍把戲也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

    1872年

    31.恩格斯致卡·特爾察吉（注：1871年12月4日卡·特爾察吉請求恩格斯從物質上支援他所辦的《無產者報》（見注470）。1872年1月6日以後，恩格斯寫完了給他的回信。但是，信剛要寄出，恩格斯從《玫瑰小報》（見注471）獲知：特爾察吉支持汝拉聯合會關於立即召開代表大會的要求。因此，1月14—15日恩格斯重寫了一封信，僅保留了原信的兩段文字（略加修改）。其余的文字，部分寫在原信刪去的各行之間，部分寫在一張白紙上。——604。）　　1872年1月14［-15 ］日於倫敦親愛的特爾察吉：

    我沒有早一些答覆您12月4日的來信，是因為我想對您最◎第604頁◎關心的問題，即關於《無產者報》（注：《無產者報》是意大利的一家報紙，1872年至1874年在都靈出版，該報袒護巴枯寧派，反對總委員會和倫敦代表會議決議。——605、609。）的經費問題，給以確切的答覆。

    您知道，國際的百萬財富只存在於資產階級和某些政府的驚恐萬狀的想象之中，這些政府不能理解，像我們這樣的協會沒有數百萬的財富怎麽能占據這樣強大的陣地。要是這些政府看到最近一次代表會議上提出的關於經費的報告就好了！

    盡管很窮，我們本來還是決定給你們寄去150法郎，但這時那份登載著消息等等的《玫瑰小報》（注：《玫瑰小報》是意大利的一家日報，左派馬志尼主義者的機關報。1867年至1873年在米蘭出版；該報在1871年至1872年維護巴黎公社，發表國際工人協會的報告和文件，從1872年起，受巴枯寧派控制。

    1871年12月28日《玫瑰小報》在第360號上的《工人運動》這篇評論中報道說：都靈“無產者解放社”通過了支持松維利耶通告的決定。——605、609。）來了。這就改變了一切。如果你們單是決定派代表參加未來的代表大會，那很好。但是，這是一個充滿了對總委員會的誹謗和毫無根據的指責的通告所要求召開的代表大會啊！如果你們能夠等一等總委員會對這個通告的回答，那就好了！總委員會認為你們的決議只能證明，你們不等總委員會起來辯護，就站到了指責者那一方面了，因此，我給你們寄上述款項的委托就被撤銷了。在此期間你們已經理應收到了載有羅曼語區委員會的答覆（注：《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對松維利耶代表大會十六名參加者的通告的答覆》。——編者注）的《平等報》（注：《平等報》是瑞士的一家周報，國際羅曼語族區聯合會的機關報；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內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參加該報編輯部的巴枯寧、佩龍、羅班等人企圖利用該報來攻擊國際總委員會。但是，1870年1月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改組了編輯部成員，撤銷了巴枯寧主義者的職務，自此以後該報開始擁護總委員會的路線。——593、597、605、611。），這個委員會所代表的瑞士工人等於汝拉人所代表的十倍。但是，從汝拉通告中已經暴露出起草者本身的惡毒意圖。起初，他們借口代表會議來同我們爭吵，現在又攻擊我們，原因是我們在執行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我們有義務執行的決議。他們不承認總委員會的任何權威，即使這種權威是大家自願承認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沒有這種權威（如他們所稱呼的），怎麽對付得了托倫之流、杜朗之流或涅恰也夫之流，又怎麽能夠用關於支部自治——像在通告中所說的那樣——的華麗辭藻阻止警探和叛徒的滲入。◎第605頁◎

    當然，誰也不會否認支部有自治權，但是，如果聯合會不把某些全權給予聯合會委員會，並且最終給予總委員會，那麽聯合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誰是這些權威性的決議的起草人和維護者嗎？或許是總委員會的代表吧？根本不是。這些權威性的措施是由比利時的代表們提出的，而施維茨格貝爾們、吉約姆們和巴枯寧們是最熱烈的維護者。事情就是這樣。

    我認為，“權威”和集中這些字眼用得太濫了。我不知道什麽東西能比革命更有權威了，如果用炸彈和槍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別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樣，那麽，我認為，這就是在行使權威。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勝利以後，你們可以隨意對待權威等等，但是，為了進行鬥爭，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並使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個攻擊點上。如果有人向我說，權威和集中是兩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加以詛咒的東西，那麽我就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要麽不知道什麽叫革命，要麽只不過是口頭革命派。

    如果您想知道通告的起草人在實踐中為國際做了些什麽，那就請讀一下他們自己向代表大會所作的關於汝拉聯合會狀況的正式報告（1871年11月23日的日內瓦《社會革命報》（注：《社會革命報》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在日內瓦出版的周報，1871年11月起為巴枯寧派汝拉聯合會的機關報。——606、611。）），您將會看到，他們使一年前還很穩固的聯合會陷入了怎樣的瓦解和軟弱的境地。而這些人還想改革國際！

    敬禮和兄弟情誼。

    　您的　弗·恩格斯◎第606頁◎

    32.恩格斯致泰·庫諾

    　 1872年1月24日於倫敦

    ……巴枯寧一直到1868年都是陰謀反對國際的，他在伯爾尼和平代表大會上遭到慘敗（注：指巴枯寧企圖在1868年9月於伯爾尼舉行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組織——和平和自由同盟（見注450）的代表大會上通過他起草的鼓吹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實現階級平等、廢除國家和繼承權等等的綱領。在同盟的大多數人拒絕了他的草案之後，他同少數人退出了和平同盟。並於同年成立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他的上述綱領草案成了這個同盟的綱領的基礎。——607。）之後，加入了國際，並且立刻就開始在國際內部進行反對總委員會的陰謀活動。巴枯寧有一種獨特的理論——蒲魯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東西就是：他認為應當消除的主要禍害不是資本，就是說，不是由於社會發展而產生的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階級對立，而是國家。廣大的社會民主黨工人群眾都和我們抱有同樣的觀點，認為國家權力不過是統治階級——地主和資本家——為維護其社會特權而為自己建立的組織，而巴枯寧卻硬說國家創造了資本，資本家只是由於國家的恩賜才擁有自己的資本。因此，既然國家是主要禍害，那就必須首先廢除國家，那時資本就會自行完蛋。而我們的說法恰巧相反：廢除了資本，即廢除了少數人對全部生產資料的占有，國家就會自行垮台。差別是本質性的：要廢除國家而不預先實現社會變革，這是荒謬的；廢除資本正是社會變革，其中包括對全部生產方式的改造。但是，既然在巴枯寧看來國家是主要禍害，就不應當做出任何事情來維持國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種國家——不管是共和國，君主國等等——的生命。因此就應當完全放棄一切政治。進行政治活動，尤其是參加選舉，那是對原則的背叛。應當進行宣傳，咒罵國家，組織起來，而當一切工人即大多數人都站到自己方面來了的時候，就撤銷一切政權機關，廢除國家，而代之以國際的組織。千年王國由以開始的這一偉大行動，就叫作社會清算。◎第607頁◎

    這一切聽起來都異常激進，而且簡單得五分鐘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寧的這套理論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受到了青年律師、醫生以及其他空論家們的歡迎。但是，工人群眾決不會輕信：他們國內的公共的事情並不同時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天生就是政治性的；任何要他們放棄政治的人都終究會被他們所唾棄。向工人宣傳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放棄政治，這就等於把他們推到傳教士或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的懷抱里去。

    根據巴枯寧的意見，既然國際的建立並不是為了進行政治鬥爭，而是為了在進行社會清算時能夠立即代替舊的國家組織，所以國際應當盡可能地接近巴枯寧的未來社會的理想。在這個社會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權威，因為權威＝國家＝絕對的禍害。（沒有一個作出最後決定的意志，沒有統一的領導，人們究竟怎樣開動工廠，管理鐵路，駕駛輪船，這一點他們當然沒有告訴我們。）多數對少數的權威也將終止。每一個人、每一個鄉鎮，都是自治的；但是，一個哪怕只由兩個人組成的社會，如果每個人都不放棄一些自治權，又怎麽可能存在，——關於這一點巴枯寧又閉口不談。

    所以，國際也應當照這個樣子來建立。每一個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個支部中的每一個人也是自治的。巴塞爾決議（注：指1869年國際工人協會巴塞爾代表大會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這些決議擴大了總委員會的權利。第五項決議授予總委員會拒絕接受新支部的權利，第六項決議授予總委員會在下屆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有暫時開除個別支部的權利。這些決議在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之後載入組織條例，它們遭到巴枯寧派的攻擊。——608。）見鬼去吧，它竟授予總委員會以一種危險的和可以敗壞它自己的權威！即使這種權威是自願授予的，它也必須終止，就是因為它是權威！

    整個騙局的主要點扼要說來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誰是巴塞爾決議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寧先生自己及其同夥！

    當這些先生們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看到，他們無法實現自己的計劃——把總委員會遷移到日內瓦去，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這時，他們便采取了另一套辦法。他們創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注：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寧於1868年創建的。同盟的盟員宣布以無神論、階級平等和取消國家為自己的綱領。他們否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必要性。同盟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綱領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工業不發達地區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總委員會申請加入國際。總委員會同意在解散同盟這個獨立組織的條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實際上，同盟盟員參加國際以後，仍在國際工人協會內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組織，並以巴枯寧為首進行了反對總委員會的鬥爭。在巴黎公社被鎮壓以後，同盟反對國際的鬥爭更加激烈，那時巴枯寧及其擁護者特別激烈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加強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建立的工人階級獨立政黨的思想。1872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將同盟頭目巴枯寧和吉約姆開除出國際的決定。——594、608、650。），即大國際內部的一個國際協會，他們這樣做的借口，目前您在巴枯◎第608頁◎寧派的意大利報刊，如《無產者報》（注：《無產者報》是意大利的一家報紙，1872年至1874年在都靈出版，該報袒護巴枯寧派，反對總委員會和倫敦代表會議決議。——605、609。）、《玫瑰小報》（注：《玫瑰小報》是意大利的一家日報，左派馬志尼主義者的機關報。1867年至1873年在米蘭出版；該報在1871年至1872年維護巴黎公社，發表國際工人協會的報告和文件，從1872年起，受巴枯寧派控制。

    1871年12月28日《玫瑰小報》在第360號上的《工人運動》這篇評論中報道說：都靈“無產者解放社”通過了支持松維利耶通告的決定。——605、609。）上面又可以看到：熱情的拉丁種族比起冷淡的、遲緩的北方人來，需要一個更為鮮明的綱領。這個糟糕的計劃因總委員會的反對而遭到了失敗，總委員會自然不能容忍國際內部有任何分立的國際組織存在。此後，由於巴枯寧及其擁護者力圖用巴枯寧的綱領來偷換國際的綱領，這個計劃又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過；另一方面，從茹爾·法夫爾和俾斯麥起到馬志尼止的反動派，每當要攻擊國際的時候，他們所抨擊的始終正是巴枯寧的空洞而浮誇的詞句。因此我12月5 日發表的反對馬志尼和巴枯寧的聲明（注：恩格斯《總委員會就馬志尼發表的攻擊國際的若幹文章給意大利幾家報紙編輯部的聲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11-513頁。——編者注）是很必要的，這個聲明也在《玫瑰小報》上刊載過。

    巴枯寧派的核心是由汝拉的幾十個人組成的，擁護他們的工人總共不到200人。其先頭部隊是現在到處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身分出現的意大利的青年律師、醫生和新聞記者，是巴塞羅那和馬德里的一些同樣的人物，是里昂和布魯塞爾有時出現的個別人物，幾乎沒有一個是工人；在這里（注：在倫敦。——編者注），有一個唯一的標本，那就是羅班。因為不能召開代表大會而十分必須召開的代表會議讓他們找到了借口，而且由於瑞士境內的大多數的法國流亡者轉到他們那方面去——因為這些人（蒲魯東主義者）在那里找到了許多引起共鳴的東西，而且還由於個人的動機——，於是他們就發動了戰役。自然，在國際里到處都有少數不滿的人和沒有得到承認的天才，這些人也是他們不無理由地可以指靠的。目前他們的戰鬥力量如下：◎第609頁◎

    (1)巴枯寧本人——這一戰役中的拿破侖。

    (2)200個汝拉人和法國人支部的40-50人（在日內瓦的流亡者）。

    (3)在布魯塞爾，有《自由報》（注：《自由報》是比利時民主派報紙，1865年至1873年在布魯塞爾出版；1867年起成為國際工人協會在比利時的機關報之一。——610。）的編輯安斯，但是他並不公開擁護他們。

    (4)在這里，有從來沒有被我們承認過的1871年法國人支部（注：1871年法國人支部是由一部分法國流亡者於1871年9月在倫敦組成的。支部的領導同在瑞士的巴枯寧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同他們勾結起來行動，同他們一起攻擊國際的組織原則。1871年法國人支部章程發表在該支部的機關報《誰來了！》上，這一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總委員會的非常會議上被提交給總委員會，並交由總委員會的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審查。在10月17日的會議上，馬克思代表該委員會作了關於支部章程的報告，並提出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得到總委員會的一致批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1—474頁）。獲準的決議中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條文與共同章程抵觸，這使它加入國際發生困難；建議支部修改這些條文，以適應國際的章程。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聲明不同意總委員會的決議，並對總委員會進行了攻擊，對總委員會的一般權力提出異議。支部的答覆經委員會討論後，於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總委員會討論。法國通訊書記賽拉葉提出了馬克思寫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得到總委員會的一致批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99—504頁）。以後支部便瓦解為幾個小組。——610。）的殘余分子，這個支部已經分裂為三個彼此敵對的部分；其次是大約20個從德國人支部中清除出去的（由於提議大批退出國際的緣故）馮·施韋澤先生式的拉薩爾分子，他們這些捍衛極端的集中和嚴厲的組織的人，十分適合同無政府主義者和自治主義者結成聯盟。

    (5)在西班牙，有巴枯寧的幾個私人朋友和信徒，他們至少在理論方面對工人，特別是對巴塞羅那的工人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很重視組織，而別人沒有組織的情況是會使他們感到詫異的。巴枯寧在這里能指望獲得多大的成功，只有在4月間的西班牙代表大會上才能看出來，由於工人將在大會上占優勢，所以我並不為此擔心。

    (6)最後，在意大利，據我所知，都靈、博洛尼亞和吉爾真蒂（注：現在稱作：阿格里真托。——編者注）的支部都主張提前召開代表大會。巴枯寧派的報刊說已經有20個意大利支部站在他們方面，我不知道這些支部。反正領導權幾乎到處都操在巴枯寧的亂叫亂嚷的朋友和信徒的手中；但是，只要較為仔細地研究一下，大概就會發現，擁護他們的人並不多，因為絕大多數意大利工人群眾到現在終究還是馬志尼主義者，而且只要國際在那里被認為是放棄政治的，他們將仍然是馬志尼主義者。◎第610頁◎

    但是，無論如何，意大利的現狀是，巴枯寧派目前在那里還是可以在國際里左右形勢的。總委員會並不想抱怨這種情況；意大利人有權隨心所欲地幹蠢事，而總委員會將只用和平辯論的辦法來反對他們。這些人也有權聲明擁護汝拉人那樣的代表大會，雖然無論如何總使人感到極為奇怪，那些剛剛加入而且一點情況也不可能了解的支部，怎麽會在這樣一個問題上立即站到某一方面，尤其是在它們還沒有聽取雙方的意見之前！我已經直率地對都靈人說明我對此事的看法，對於其他像這樣發表過聲明的支部，我也將這樣做，因為任何這種附和通告（注：1871年11月12日在巴枯寧派汝拉聯合會的松維利耶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松維利耶通告——《給國際工人協會所有聯合會的通知》。這個旨在反對總委員會和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通告，用關於政治冷淡主義和支部完全自治的無政府主義教條來對抗代表會議的決議，它還包含了對總委員會的活動的誹謗性攻擊。在通告中巴枯寧派建議所有聯合會要求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來重新審查國際的共同章程和譴責總委員會。恩格斯對這一通告的評價，見他的《松維利耶代表大會和國際》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16—522頁）。——611。）要求的聲明，都是間接讚同通告中所包含的對總委員會的毫無根據的指責和誹謗，而總委員會也即將就這個問題發出自己的通告（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55頁。——編者注）。如果您在通告發出之前能夠阻止米蘭人發表類似的聲明，那麽您就實現了我們的一切希望。

    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聲明擁護汝拉人並從而譴責我們搞權威主義的都靈人，現在突然要求總委員會用一種它從來沒有采取過的權威的方式對付他們的對手都靈工人聯合會（注：都靈工人聯合會於1871年秋在都靈成立，處於馬志尼分子的影響之下。1872年1月聯合會發生分裂，一批無產階級分子退出了聯合會，組成了“無產者解放社”，後來這個團體被接受為國際的一個支部。在1872年2月以前該團體一直受警探特爾察吉的領導。——611。），開除那個根本不屬於國際的《多事人報》（注：《多事人報》是意大利共和派的諷刺性日報，左派馬志尼主義者的機關報，1868年至1872年在都靈出版。——611。）的貝蓋利，等等。而這一切都是要我們在聽取工人聯合會對這件事的意見以前就做！

    星期一（注：1月22日。——編者注）我給您寄去了一份載有汝拉通告的《社會革命報》（注：《社會革命報》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在日內瓦出版的周報，1871年11月起為巴枯寧派汝拉聯合會的機關報。——606、611。）、一期日內瓦出版的《平等報》（注：《平等報》是瑞士的一家周報，國際羅曼語族區聯合會的機關報；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內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參加該報編輯部的巴枯寧、佩龍、羅班等人企圖利用該報來攻擊國際總委員會。但是，1870年1月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改組了編輯部成員，撤銷了巴枯寧主義者的職務，自此以後該報開始擁護總委員會的路線。——593、597、605、611。）（可惜，載有代表著比汝拉人多二十倍的工人的日內瓦聯合會委員會所作的答覆（注：《羅曼語族區聯合會委員會對松維利耶代表大會十六名參加者的通告的答覆》。——編者注）的一期，我再也沒有了）以及一期《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次，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盡管該報編輯常被逮捕，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們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587、611、618。），您從這期《人民國家◎第611頁◎報》中可以看出，在德國人們對這件事是怎樣想的。薩克森區域代表大會——來自60個地方的120個代表——已一致聲明擁護總委員會。（注：1872年1月6—7日在開姆尼茨召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薩克森區域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代表50多個地方組織的120名代表，其中包括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代表大會討論了工人政黨對現有選舉權的態度問題以及組織工會的問題；在秘密會議上還研究了對松維利耶通告以及對國際工人協會內部進行的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的態度問題。代表大會一致支持總委員會，並讚同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李卜克內西於1872年1月10日寫信給恩格斯，告知代表大會的決定：“大會開得很好……在代表們的秘密會議上，一致決定在反巴枯寧派的鬥爭中支持你們，並委托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你們……”1872年1月23日馬克思把代表大會的決定通知總委員會。——612。）比利時代表大會（12月25-26日）要求修改章程，但是要求在例行的代表大會上（9 月）進行修改。（注：1871年12月24—25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國際工人協會比利時聯合會代表大會在討論松維利耶通告時不支持瑞士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立即召開國際代表大會的要求，但同時委托比利時聯合會委員會擬定協會新章程草案。關於代表大會的簡短報道發表在1871年12月31日《國際報》第155號上，標題是：《比利時工人代表大會》。——612。）我們每天都從法國收到表示擁護的聲明。在英國這里，所有這一切陰謀自然都得不到任何支持。總委員會決不會為了討好幾個陰謀家和妄自尊大的人而召開非常代表大會。只要這些先生還不越出合法的範圍，總委員會是樂意給他們行動自由的，這個由各式各樣的人物結成的聯合很快就會自行瓦解；但是，只要他們做出一點違反章程或代表大會決議的事情，總委員會就要履行自己的職責。

    如果想一想，這些人是在什麽時候——正好是在國際到處都受到極為殘酷的迫害的時候——開始他們的陰謀的話，那就不能不想到，國際密探先生們在這件事情上是插了一手的。事實正好是這樣。在貝濟耶，日內瓦的巴枯寧分子有警務總長（注：阿·布斯凱。——編者注）給他們做通訊員！兩個重要的巴枯寧分子——里昂的阿爾伯·里沙爾和勃朗曾經到過這里，並且向他們所要爭取的一個里昂工人紹耳說，推翻梯也爾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把波拿巴擁上王座，所以，他們是拿著波拿巴的錢周遊各地，向流亡者進行擁護波拿巴覆辟的宣傳！這些先生們所謂的放棄政治就是如此！在柏林，俾斯麥資助的《新社會民主黨人報》（注：《新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的一家報紙，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報。該報完全執行拉薩爾派迎合俾斯麥制度和巴結德國統治階級的政策，反映了拉薩爾派領導人推行的機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針。該報站在宗派主義的立場上，一貫反對國際工人協會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反對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支持巴枯寧分子和其他反無產階級流派的人們所進行的仇視總委員會的活動。——612、619。）唱著同一的調子。俄國警察是怎樣插手這件事情的，我暫且不作結論，但是巴枯寧是徹頭徹尾地卷進涅恰也夫事件中去了。（他固然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這里有俄文的原本報告書，而馬克思和我都懂俄文，所以他是無法騙過我們的。）（注：1869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寧建立了聯系之後，在俄國許多城市展開了成立“人民懲治會”這種密謀組織的活動。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寧給他的“歐洲革命聯盟”的代表資格證，企圖冒充為國際工人協會的代表。由於涅恰也夫組織被破獲，他使用的冒險手法遂被揭發出來。涅恰也夫逃到國外，口頭和通過報刊散布謠言說：他被捕了，但在流放的途中逃了出來，還說有要殺害他的秘密命令。根據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的決定，馬克思寫了國際工人協會與所謂的涅恰也夫密謀無關的聲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0頁）。——612。）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國奸細，至少也進行過這種活動；此外在巴枯寧的那些俄◎第612頁◎國朋友中還有各種形跡可疑的人物。

    您丟掉了自己的職位，我感到很遺憾，我曾經特意寫信給您，要您避免能導致這種後果的一切；您住在米蘭，這對國際說來要比公開活動所能取得的一點點效果重要得多；在秘密狀態下也能做出許多事情來，等等。如果我在翻譯等等方面能對您有所幫助的話，我將非常高興地去做。不過您得告訴我，您能從哪種文字譯成哪種文字，我怎樣才能對您有所幫助。

    既然警察狗仔把我的照片也扣下了，我現在另給您寄上一張，並請給我寄來兩張您的照片，其中一張用來促使馬克思小姐給您一張她父親的照片（只有她還有幾張好的）。

    再一次提醒您當心和巴枯寧有聯系的一切人物。緊緊地糾集在一起和進行陰謀活動是一切宗派的特點——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確信這一點）都會立刻跑到巴枯寧那里去的。他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忠於諾言一類的事情純系資產階級偏見，真正的革命者為了事業必須始終加以蔑視。在俄國，他是公開這樣說的，在西歐，這是秘密的學說。

    請您即刻寫信給我。如果我們能夠使米蘭支部不參加意大利其他各支部的大合唱，那就好了。

    敬禮和兄弟情誼。

    您的　弗·恩格斯◎第613頁◎

    　 1873年

    33.恩格斯致馬克思（注：恩格斯在這封信里談了他從1873年開始寫的一部卓越著作《自然辯證法》的構思。這封信寄到曼徹斯特，因為當時馬克思正在那里。恩格斯還請馬克思把這封信轉給卡·肖萊馬和賽·穆爾看。在信稿上保留有肖萊馬作的邊注。——614。）

    　 1873年5月30日［於倫敦］

    親愛的摩爾：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腦子里出現了下面這些關於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

    自然科學的對象是運動著的物質，物體。物體是離不開運動的，各種物體的形式和種類只有在運動中才能認識，處於運動之外，處於同其他物體的一切關系之外的物體，是談不上的。物體只有在運動之中才顯示出它是什麽。因此，自然科學只有在物體的相互關系之中，在物體的運動之中觀察物體，才能認識物體。對運動的各種形式的認識，就是對物體的認識。所以，對這些不同的運動形式的探討，就是自然科學的主要對象。（注：卡·肖萊馬在這段話的頁邊上寫著：“很好，這也是我個人的意見。卡·肖·”。——編者注）

    1.最簡單的運動形式是位置移動（是在時間之中的——為了使老黑格爾高興）——機械運動。

    (a)單個物體的運動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對地說，可以把下落看作這樣的運動。向著許多物體所共有的一個中心點運動。但是，只要單個物體不是向著中心而是向著另外的一個方向運動，那麽◎第614頁◎雖然它還是受落體定律的支配，但是這些定律已經變化成為（注：卡·肖萊馬在這段話的頁邊上寫著：“完全正確！”——編者注）

    (b)拋物線定律並直接導致幾個物體的相互運動——行星等等的運動，天文學，平衡——在運動本身中的暫時的或表面上的平衡。但是，這種運動的真正結果最終總是運動著的諸物體的接觸，一些物體落到另一些物體上面。

    (c)接觸的力學——相互接觸的物體。普通力學，杠桿、斜面等等。但是接觸的作用並不就此窮盡。接觸直接表現為兩種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這樣一種特性：在一定的強度和一定的條件下產生新的、不再僅僅是力學的作用，即產生熱、光、電、磁。

    2.本義上的物理學——研究這些運動形式的科學，它逐一研究了每種運動形式之後確認，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運動形式互相轉化；並且最後發現，所有這些運動形式在一定的強度（因不同的運動著的物體而異）下就產生超出物理學範圍的作用，即物體內部構造的變化——化學作用。

    3.化學。過去，對於研究上述運動形式來說，無論研究的是有生命的物體或無生命的物體，都沒有多大關系。無生命的物體所表現出來的現象甚至是最純粹的。與此相反，化學只有在那些從生命過程中產生的物質身上才能認識最重要的物體的化學性質；人工制造這些物質越來越成為化學的主要任務。它構成了向關於有機科學的過渡，但是，這種辯證的過渡只是在化學已經完成或者接近於完成這種實際的過渡的時候才能實現。（注：卡·肖萊馬在頁邊上寫著：“這是最根本的！”——編者注）

    4.有機體——在這里，我暫時不談任何辯證法。（注：卡·肖萊馬在頁邊上寫著：“我也不談。卡·肖·”。——編者注）◎第615頁◎

    由於你那里是自然科學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條件判斷這里面哪些東西是正確的。

    　　　　　　你的　弗·恩·

    如果你們認為這些東西還有點意義，請不要對別人談起，以免被某個卑鄙的英國人剽竊，加工這些東西總還需要很多時間。

    34.恩格斯致奧·倍倍爾　　　 1873年6月20日於倫敦

    ……至於黨對拉薩爾主義的態度，那麽您自然能夠比我們更好地判斷應當采取什麽策略，特別是在個別場合下。但是，也應當考慮到下述情況。當人們像您一樣在一定程度上處於和全德工人聯合會（注：全德工人聯合會是1863年5月23日在萊比錫各工人團體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德國工人的政治性組織。從成立時起，全德工人聯合會就處於力圖使工人運動按改良主義道路發展的拉薩爾及其追隨者的有力影響之下。故又稱拉薩爾派。聯合會把自己的宗旨限於爭取普選權的鬥爭和和平的議會活動。全德工人聯合會一方面否定工人階級的日常經濟鬥爭，同時卻主張建立由國家幫助的生產合作社，認為生產合作社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在對外政策問題上采取民族主義的立場，讚同普魯士政府的反動政策和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實現德國的統一。

    隨著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的機會主義策略就成了在德國建立真正工人政黨的障礙。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不渝地同拉薩爾主義進行鬥爭，到70年代初，先進的德國工人就拋棄了拉薩爾主義。1875年5月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全德工人聯合會同愛森納赫派（見注519）實行合並。統一了的黨采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名稱。

    全德工人聯合會大會於1864年12月在杜塞爾多夫舉行。——568、582、616、651、687。）競爭的地位時，就會容易過於重視對手，並且習慣於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想到對手。但是，全德工人聯合會和社會民主工黨二者合起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也只占一個無足輕重的少數。根據我們的已經由長期的實踐所證實的看法，宣傳上的正確策略並不在於經常從對方把個別人物和一批批成員爭取過來，而在於影響還沒有卷入運動的廣大群眾。我們自己從荒地上爭取到的每一個新生力量，要比十個總是把自己的錯誤傾向的病菌帶到黨內來的拉薩爾派倒戈分子更為寶貴。如果能夠只是把群眾爭取過來，而不要他們的地方首領，那也不錯。然而總還得附帶接受一大批這樣的首領，這些人被自己過去公開發表的言論、甚至被自己過去的觀點所束縛，特別是想證明：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原則，倒是社會民主工黨在宣揚真正的拉薩爾主義。這就是愛森納赫的不幸，這在當時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分子無疑是危◎第616頁◎害了黨，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沒有那些人參加，黨在今天是否起碼就不會同樣強大。但是無論如何我認為，如果這些分子得到加強，就將是一個不幸。

    不要讓“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塗了。那些口頭上喊這個口號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動不和的罪魁；現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寧派正是如此：他們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可是叫喊團結叫喊得最響。這些團結狂，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淺的人，想把一切都攪在一鍋稀里糊塗的粥里，但是這鍋粥只要沈澱一下，其中的各種成分正因為是在一個鍋里，就會以更加尖銳的對立形式再現出它們之間的差別（在德國，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傳工人和小資產者調和的先生們）；或者就是一些無意（如米爾柏格）或有意偽造運動的人。正因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義者、爭論成性者和惡徒，在一定的時機會比一切人都更響亮地叫喊團結。在我們的一生中，這些大嚷團結的人給我們造成的麻煩和搗的鬼，比任何人都多。

    自然，任何黨的領導都希望看到成功，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有勇氣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犧牲一時的成功。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政黨，它的最後的成功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它在我們這一生中並且在我們眼前已獲得了如此巨大的發展，所以它決不是始終無條件地需要一時的成功。以國際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嚇得要死的資產者認為它是個萬能的東西。國際本身的大批成員以為，這樣的情形會永遠繼續下去。我們深深地知道，氣泡是一定要破滅的。什麽烏七八糟的人都鉆到國際里來了。它里面的宗派主義者猖狂起來，濫用國際，希望會容許他們去幹極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們沒有容忍這種情況。我們很清楚，氣泡總有一天是要破滅的，所以我們盡力不使災禍拖延下去，而是設法使國際純凈清白地從這個災禍中脫身出來。氣泡在海◎第617頁◎牙破滅了（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和過去歷次代表大會相比，海牙代表大會按其組成來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大會。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代表15個全國性組織的65名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領導了這次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上，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戰友們多年來為反對工人運動中的各種小資產階級宗派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勝利結束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分裂活動受到譴責，他們的領導者巴枯寧等被開除出國際。——618、620、657。），您知道，大會的多數代表都懷著沈重的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幾乎所有這些誤以為可以在國際中找到博愛和調和的理想的失望者，在自己家里進行了比在海牙劇烈得多的爭吵！現在，好爭吵的宗派主義者竟宣揚起調和來了，而且還誣蔑我們好爭吵，說我們是獨裁者！如果我們在海牙采取調和的態度，如果我們掩飾分裂的爆發，那麽，結果將會怎樣呢？宗派主義者，特別是巴枯寧派，就會有一年之久的時間以國際的名義幹出許多更加愚蠢而無恥的事情；最發達的國家的工人就會厭惡地背過身去；氣泡就不會破滅，它將由於被針刺破而慢慢地縮小，而仍然一定要帶來危機的下一次代表大會，則會變成無恥之徒的醜劇，因為原則早已在海牙犧牲掉了！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確實就會滅亡，會因“團結”而滅亡！而我們並沒有這樣做，現在我們光榮地擺脫開腐敗分子（出席最後一次有決定意義的會議的公社委員們說，從來沒有一次公社會議像這一對歐洲無產階級叛徒所進行的審判會那樣給他們以如此強烈的印象）；我們讓他們在10個月中盡一切力量撒謊，誹謗，搞陰謀，而結果怎樣呢？他們，即國際大多數的所謂代表現在自己聲明說，他們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會（詳見和這封信同時送交《人民國家報》（注：《人民國家報》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次，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反映德國工人運動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觀點，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盡管該報編輯常被逮捕，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們經常幫助編輯部，不斷糾正報紙的路線，因此這家報紙成了19世紀70年代優秀的工人報刊之一。——587、611、618。）的那篇文章（注：恩格斯《在國際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6—520頁。——編者注））。如果我們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動的話，大體說來，我們還會這樣做；當然，策略上的錯誤總是可能犯的。

    無論如何，我相信，拉薩爾派中的優秀分子會逐漸地自己來投靠你們，所以，在果實成熟以前，就像團結派所希望的那樣把它摘下來，那是不明智的。◎第618頁◎

    順便提一句，老黑格爾早就說過：一個政黨如果分裂了並且經得起這種分裂，這就證明自己是勝利的政黨。（注：喬·威·弗·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一節《教育的真理》。——編者注）無產階級的運動必然要經過各種發展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來，不再前進。僅僅這一點就說明了，為什麽“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實際上到處都是在各種不同的黨派中實現的，這些黨派彼此進行著生死的鬥爭，就像在羅馬帝國里處於殘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樣。

    您也不應當忘記，例如說，《新社會民主黨人報》（注：《新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的一家報紙，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報。該報完全執行拉薩爾派迎合俾斯麥制度和巴結德國統治階級的政策，反映了拉薩爾派領導人推行的機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針。該報站在宗派主義的立場上，一貫反對國際工人協會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反對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支持巴枯寧分子和其他反無產階級流派的人們所進行的仇視總委員會的活動。——612、619。）比《人民國家報》的訂戶多，那麽原因是在於每個宗派都必然是狂熱的，而由於這種狂熱心理——特別是在宗派還新鮮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聯合會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它獲得的一時的成功要比沒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一般地代表真正運動的政黨所能獲得的大得多。然而狂熱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1874年

    35.恩格斯致弗·阿·左爾格　　　 1874年9月12［—17］日於倫敦

    ……在你退出以後（注：左爾格於1874年8月12日退出總委員會。他在1874年8月14日把此事告知恩格斯；他正式退出是在1874年9月25日。——619。），舊國際總歸是完全地結束並終止了。這也是件好事。它是屬於第二帝國時期的東西，當時籠罩著整個歐洲的壓迫，要求剛剛覆蘇的工人運動實現統一和拋開一切內部◎第619頁◎爭論。當時是這樣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能夠提到首要地位了。德國、西班牙、意大利、丹麥剛剛加入了運動，或者正開始加入運動。在1864年，運動本身的理論性質在整個歐洲，即在群眾中間，實際上還是很模糊的，德國共產主義還沒有作為工人政黨而存在，蒲魯東主義很弱，還不能誇耀它的那一套特別的幻想，巴枯寧的那一套新的荒謬貨色甚至在他自己的頭腦里都還不存在，連英國工聯的領袖們也認為可以按照章程的導言中所規定的綱領加入運動。第一個偉大的成就必然打破各個派別的這種幼稚的合作。這個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無疑是國際的精神產兒，盡管國際沒有動一個手指去促使它誕生；要國際在一定程度上對公社負責是完全合理的。當國際由於公社而在歐洲成為一種道義上的力量時，爭吵馬上就開始了。各個派別都想利用這個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開始了。由於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廣泛的舊綱領繼續工作的人們——德國共產黨人——的力量日益增長而產生的妒忌心，驅使比利時的蒲魯東主義者投入了巴枯寧主義冒險家的懷抱。海牙代表大會（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和過去歷次代表大會相比，海牙代表大會按其組成來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大會。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代表15個全國性組織的65名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領導了這次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上，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戰友們多年來為反對工人運動中的各種小資產階級宗派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勝利結束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分裂活動受到譴責，他們的領導者巴枯寧等被開除出國際。——618、620、657。）實際上是一個終結，而且對於兩派來說都是如此。還能夠以國際的名義做出點事情的唯一的國家就是美國，因而出於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領導機關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現在，國際在美國也沒有威望了。任何想注入新生命的進一步的努力，都會是愚蠢而徒勞的。10年來，國際支配了歐洲歷史的一個方面，即蘊藏著未來的一個方面，它能夠自豪地回顧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舊形式已經過時了。要創立一個像舊國際那樣的新國際，即世界各國各無產階級政黨的聯盟，需要有對工人運動的普遍鎮壓，即像1849—1864年那樣的情形。可是現在的無產階級世界太大、太廣了，要達到這一點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個國際——在馬克思的著作產生了多年的影響以◎第620頁◎後——將是純粹共產主義的國際，而且將直截了當地樹立起我們的原則……

    1875年

    36.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日於倫敦

    親愛的拉甫羅夫先生：

    從德國旅行回來以後（注：1875年10月底至11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德堡，送內侄女瑪麗·艾倫·白恩士去上寄宿中學，白恩士在那里從1875年11月住到1877年3月。恩格斯同妻子在1875年11月6日返回倫敦。——621。），我終於能夠來談一談您的那篇文章了，我剛剛懷著極大的興趣讀完了它（注：彼·拉·拉甫羅夫《社會主義和生存鬥爭》一文發表在1875年9月15日《前進！》第17號上，沒有署名。——621。）。現在寄上我對這篇文章的意見，意見是用德文寫的，這樣可以敘述得簡潔些。（注：這封信中下面的基本內容和《自然辯證法》中的劄記《為生活的鬥爭》（見本卷第371—373頁）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621。）

    (1)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我接受他的進化論，但是我認為達爾文的證明方法（生存鬥爭、自然選擇）只是對一種新發現的事實所作的初步的、暫時的、不完善的說明。在達爾文以前，現在到處都只看到生存鬥爭的那些人（福格特、畢希納、摩萊肖特等）所強調的正是有機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樣給動物提供氧和食物，反過來動物怎樣給植物提供碳酸氣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別強調這一點。這兩種見解在一定範圍內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兩者都同樣是片面的和褊狹的。自然界中物體——不論是死的物體或活的物體——的相互作用中既有和諧，也有沖突，既有鬥爭，也有合作。因此，如果有一個所謂的自然研究家想把歷史發展的全部多樣性的豐富內容一律概括在“生存鬥爭”這一幹癟而又片面的說法中，那麽這種做法本身就已經判決自己有罪，這句空話即使用於自然領域也還是值得商榷的。◎第621頁◎

    (2) 在您所列舉的三個“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注：拉甫羅夫《社會主義和生存鬥爭》。——編者注）中，看來只有赫爾瓦爾德值得一提。澤德利茨頂多只能說是一個小有才氣的人物，而羅伯特·比爾是一個小說家，他的小說《三次》目前正在《海陸漫遊》雜志上發表。（注：羅·比爾（羅·拜爾的筆名）的小說《三次》刊載在1875年10月至11月《海陸漫遊》周刊第4—8期上。——622。）那里正是他誇誇其談的好地方。

    (3)我要把您的那種攻擊法叫作心理攻擊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我並不否認，但是我寧願選擇另一種方法。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著我們主要在其中活動的精神環境的影響。對於俄國（您對自己在那里的讀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對於依靠“感情上的聯系”（注：拉甫羅夫《社會主義和生存鬥爭》。——編者注），依靠道義感的宣傳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比較好的。對於德國，由於虛偽的溫情主義已經並且還在繼續造成聞所未聞的危害，這種方法並不合適，它會被誤解，會被歪曲為溫情主義的。我們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愛（至少在最近期間），而且首先要拋棄德國唯心主義的最後殘余，恢覆物質事實的歷史權利。因此，我向這些資產階級達爾文主義者進攻時（也許在適當時候這樣做），大概將采取下述方式：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Bellumomniwncontraomnes)是英國哲學家托·霍布斯的用語，見他的著作《論公民》1669年阿姆斯特丹版第79頁。——372、622。）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正像我在第一點中已經指出的，我否認它是無條件合理的，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再把同一種理論從有機界搬回歷史，然後就斷言，已經證明了這些理論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恒規律的效力。這種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著對此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較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那麽我就要首先說明他們是蹩腳的經濟學家，其次才說明他們是蹩腳的自然研究家◎第622頁◎和哲學家。

    (4)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在於，動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則能從事生產。僅僅由於這個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社會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由於這種區別，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確指出的，使

    “人不僅為生存而鬥爭，而且為享受，為增加自己的享受（注：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而鬥爭……準備為取得高級的享受而放棄低級的享受”（注：拉甫羅夫《社會主義和生存鬥爭》。——編者注）。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進一步結論的情況下，我從我自己的前提出發將進一步作出下面的結論。人類的生產在一定的階段上會達到這樣的高度：能夠不僅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生產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為少數人生產。這樣，生存鬥爭——我們暫時假定這個範疇在這里是有效的——就變成為享受而鬥爭，不再是單純為生存資料鬥爭，而是為發展資料，為社會地生產出來的發展資料而鬥爭，對於這個階段，從動物界來的範疇就不再適用了。但是，像目前這樣，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遠比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消費的多得多，那是因為這種生產人為地使廣大真正的生產者同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相隔絕；如果這個社會由於它自身的生存規律而不得不繼續擴大對它來說已經過大的生產，並從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不僅毀滅大批產品，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那麽，“生存鬥爭”的空談在這里還有什麽意義呢？於是生存鬥爭的含義只能是，生產者階級把生產和分配的領導權從迄今為止掌握這種領導權但現在已經無力領導的那個階級手中奪過◎第623頁◎來，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順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歷史視作一系列的階級鬥爭，就足以看出，把這種歷史理解為“生存鬥爭”的稍加改變的翻版，是如何膚淺。因此，我是決不會使這些冒牌的自然研究家稱心如意的。

    (5)由於同樣的理由，我想用相應的另一種措辭來表述您的下面這個實質上完全正確的命題：

    “為了便於鬥爭而團結起來的思想，最後能夠……發展到把全人類都包括在內，使全人類作為一個團結一致的兄弟社會，而與另一個礦物、植物和動物的世界相對立。”（注：拉甫羅夫《社會主義和生存鬥爭》。——編者注）

    (6)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認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鬥爭”是人類發展的第一階段的那種說法（注：拉甫羅夫《社會主義和生存鬥爭》。——編者注）。在我看來，社會本能是從猿進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桿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們所能追溯到的來看，我們發現，情況就是這樣。

    　——

    　11月17日

    我再次被打斷了，今天又拿起這封信，以便給您寄去。您可以看出，我的這些意見與其說是有關您的攻擊的內容，倒不如說是有關您的攻擊的形式和方法方面。我希望您會認為我的這些意見寫得夠清楚的。這是我倉促寫成的，重讀之後，本想把許多地方修改一下，但是又擔心會把信改得紊亂難讀。

    衷心問好。　 弗·恩格斯◎第624頁◎

    1876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　書信（之四）

    37.恩格斯致馬克思

    　 1876年8月25日星期五於拉姆斯蓋特

    ……目前在拉姆斯蓋特住的幾乎全是小菜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倫敦小店主。這些人在返程票有效期間，在這里待一個星期，然後讓位給另一批這樣的人。這些人以前是當天來當天走，現在要待一個星期。乍看起來，以為這是些工人，但是這些人的談吐立即顯出他們的狀況大概略好一些，屬於倫敦社會最令人厭惡的階層，這種人在言談和舉止上已經準備好在必然臨頭的破產以後操起同樣必然臨頭的沿街叫賣的行業。讓杜西想象一下自己的老朋友戈爾早晨在沙灘上被三四十個這樣的集市女人圍住的情景吧！

    在海濱浴場的氣氛變得越來越愚蠢的情況下，最適宜的讀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現實哲學（注：歐·杜林《哲學教程》。——編者注）。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自然的東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認為是自然地發生的一切，都應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遠從“公理式的命題”出發，因為自然的東西不需要任何論證。這本東西的庸俗程度超過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樣不好，談論自然界的那一部分還是最好的。在這里總算還有一些辯證說法的可憐殘◎第625頁◎余，但是只要他一轉到社會和歷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現的舊形而上學就又開始支配一切，於是他就像騎在一匹真正的瞎馬上，由這匹瞎馬馱著無望地兜圈子。他的視野幾乎沒有越出普魯士通用邦法的適用範圍，而普魯士的官僚統治在他看來就體現了“國家”。從今天算起，過一個星期，我們將返回倫敦，那時我立即著手批判這個家夥。他宣揚的永恒真理是些什麽，你可以從他把煙草、貓和猶太人看作三樣令人厭惡的東西並痛加叱罵這一點看出來。

    杜西給琳蘅的信剛剛寄到，我立即把它寄往倫敦。

    《每日新聞》和老羅素關於“土耳其暴行”的叫喊，給俄國人幫了大忙，為他們即將發動的戰爭作了出色的準備。一俟自由黨先生們在這里執政，他們就會發動戰爭。自由黨地方報刊現在也大肆鼓噪，而且由於老迪希（注：迪斯累里。——編者注）已經退居上院（注：1876年8月12日，迪斯累里得到了貝肯斯菲爾德伯爵的爵位，並從這時起成為上院的保守黨領袖。——626。），自由黨叫喊家們在最近下院開會時想必會在那里左右一切。對於黑山人和黑塞哥維那人的卑鄙行為，當然都閉口不談。好在塞爾維亞人挨了打——甚至福布斯這個僅存的唯一有理智的戰地記者，也以毫不掩飾的熱情談到土耳其軍隊的軍事優勢——，而白色沙皇（注：指亞歷山大二世。——編者注）進行幹預並不那麽容易。

    你的夫人和莉希向杜西和你衷心問好。　你的　弗·恩·◎第626頁◎

    1877年

    38.馬克思致弗·阿·左爾格　　　 1877年10月19日［於倫敦］

    ……在德國，我們黨內流行著一種腐敗的風氣，在群眾中有，在領導（上層階級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為強烈。同拉薩爾分子的妥協已經導致同其他不徹底分子的妥協：在柏林（通過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協，此外，也同一幫不成熟的大學生和過分聰明的博士妥協，這些人想使社會主義有一個“更高的、理想的”轉變，就是說，想用關於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女神的現代神話來代替它的唯物主義的基礎（這種基礎要求一個人在運用它以前認真地、客觀地研究它）。《未來》雜志（注：《未來》是一批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出版的社會改良派的雜志；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它的出版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批評了該雜志想把黨引上改良主義道路的企圖。——627。）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這種傾向的一個代表者，他已經“捐資”入黨，——我假定他懷有“無比高貴的”意圖，但是，我不理會任何“意圖”。世界上很難找到一種比他的《未來》雜志的綱領（注：指赫希柏格在《未來》雜志上發表的社論《社會主義和科學》。——編者注）更可悲、更“謙遜地自負”的東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幫人一樣放棄勞動而成為職業文人，就會不斷制造“理論上的”災難，並且隨時準備加入所謂“有學問的”階層中的糊塗蟲行列。幾十年來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和花了許多精力才把空想社會主義，把對未來社會結構的一整套幻想從◎第627頁◎德國工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從而使他們在理論上（因而也在實踐上）比法國人和英國人優越，但是，現在這些東西又流行起來，而且其形式之空虛，不僅更甚於偉大的法國和英國空想主義者，也更甚於魏特林（注：魏特林共產主義是19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威·魏特林創立的一種空想的工人共產主義。他的學說在一些時候曾是正義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綱領，在科學共產主義產生以前，在工人運動中基本上起了積極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觀點的空想內容旨在建立一種粗陋的平均共產主義，這使他的學說很快就成了不斷發展的工人運動的障礙，因為工人運動要求有科學根據的思想體系和政策。從40年代中起，魏特林的學說的落後面變得日益突出，他自己也日益脫離工人運動。1846年5月，在關於“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海·克利蓋的一場爭論中，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擁護者同魏特林徹底決裂。——193、628。）。當然，在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時代以前，空想主義本身包含著這種社會主義的萌芽，可是現在，在這個時代以後它又出現，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無聊的和根本反動的……

    39.馬克思致威·布洛斯

    　　1877年11月10日於倫敦西北區梅特蘭公園路41號

    ……我“不生氣”（如海涅所說）（注：海涅的詩集《抒情間奏曲》第18首。——編者注），恩格斯也一樣。（注：由於杜林派在1877年哥達代表大會（見注495）上進行攻擊，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間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問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真對德國黨的同志們生氣了。布洛斯指出，德國工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報刊上發表的言論。他還寫道，由於社會民主黨人的宣傳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聲望已經比他們自己所能想象的高得多。——628。）我們兩人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一個例子就可證明：由於厭惡一切個人崇拜，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從來也不予答覆，偶爾答覆，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注：共產主義者同盟。——編者注）時的必要條件是：屏棄章程（注：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7頁）於1847年6月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擬定，經過同盟各支部討論後重新提交第二次代表大會審查，最後於1847年12月8日批準通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積極參與了該章程的起草工作。——628。）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後來，拉薩爾的所作所為卻恰恰相反。）

    但是，最近一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那類事件（注：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哥達代表大會（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會議上，杜林派企圖禁止在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見注561）上繼續刊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論》。約·莫斯特提出了下列提案：“代表大會聲明，恩格斯最近幾個月以來所發表的反對杜林的批判文章，絲毫不能引起《前進報》大多數讀者的興趣，甚至還引起了極大的憤慨，這類文章今後不應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尤·瓦爾泰希也提出了類似的聲明，他斷言，刊登恩格斯的這一著作是失策，對報紙和黨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無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還是杜林的著作對社會民主黨都是有益的。奧·倍倍爾提出一個折衷的提案：“鑒於恩格斯反對杜林的論文的巨大篇幅及其續編大概將具有同樣的篇幅；恩格斯在《前進報》上開始的反對杜林的論戰，使後者及其擁護者有權作同樣詳細的答覆和有權同樣廣泛地利用《前進報》的篇幅；涉及純粹科學爭論的問題仍未解決，——代表大會決定：停止在《前進報》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對杜林的論文，而以小冊子形式加以發表。同樣，也停止在正刊上對這一爭論問題作任何進一步的討論。”威·李卜克內西堅決反對莫斯特的提案和瓦爾泰希的論斷。他作為《前進報》的編輯發表了下述聲明：“關於發表恩格斯著作的決定是在1876年哥達代表大會上通過的，並且這項決定是由於’杜林派’的挑動而作出的。某些人覺得這些論文太長。但是，本來就不能要求《前進報》編輯部給恩格斯這樣在科學上只有馬克思能與之相提並論的人規定應當寫多長或寫多短。這些論文的篇幅應當是大的，因為這關系到要全面擊退杜林在他的長篇大論中進行的攻擊，並且要從哲學、自然科學和經濟學方面駁倒他的整個體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這一點。繼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之後，這些反對杜林的論文是來自黨內的意義最重大的著作。從黨的利益來看，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關系到保衛我黨的科學原理。恩格斯做到了這一點，為此我們應當感謝他。”李卜克內西對倍倍爾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進報》科學附刊上或在科學《評論》（《未來》雜志）上或者以小冊子形式發表這樣的文章。代表大會通過了經李卜克內西修正的倍倍爾的提案。《反杜林論》的第二編和第三編刊登在《前進報》附刊上。——628。）——它一定會被黨在國外的敵人充分利用——，畢竟使我們在與“德國的黨內同志”的關系方面慎重行事。

    我的健康狀況迫使我把醫生給我限定的工作時間全都用於完◎第628頁◎成我的著作（注：馬克思《資本論》。——編者注）；恩格斯現在正忙於寫幾部篇幅較大的著作（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編者注），同時仍在繼續為《前進報》寫文章（注：恩格斯《反杜林論》。——編者注）。

    關於我“和貝克斯神父的配合”（注：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間的一封信中告訴馬克思，《北德總匯報》在幾篇社論中都談到“馬克思博士和貝克斯神父之間的互相配合”；並且表示要經常給他寄這個報紙。——629。），我想不時地了解些詳情，這會很有趣的。

    恩格斯日內將給你寫信。

    我的妻子和女兒愛琳娜向你衷心問好。　完全屬於你的　卡爾·馬克思

    　　　 1878年

    40.恩格斯致威·白拉克

    　　1878年4月30日於倫敦

    ……我覺得，在您對帝國鐵路和煙草專賣的看法中（注：威·白拉克1878年4月26日寫信給恩格斯說：“至於俾斯麥的計劃，我仍然認為，應該堅決反對。老實說，如果他能夠實行鐵路法案，我將感到高興；煙草專賣在我看來也並不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仍舊認為，黨參與實現這類措施的任何做法都是荒謬的。”——629。），關於未來的展望稍多了一些。盡管一方面由於提供了不受任何監督的最充分的財政獨立，另一方面由於直接支配鐵路職員和煙草制品經銷商這兩支新的大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分配職位的權力和貪污受賄，會使普魯士主義的實力獲得巨大增長，盡管有這一切，但不應該忘記，今天將工商業職能向國家的任何移交，根據情況的不同，都可能有兩重意義和兩重效果：一種是反動的，向中世紀倒退一步，一種是進步的，向共產主義前進一步。（注：這封信里談到的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運輸和通訊工具轉歸國家所有的論點，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二章中有更詳細的闡述。這一章發表於1878年5月26日《前進報》附刊，關於國有化的注（見本選集第3卷第628頁）是在該書1886年再版時增加的。——629。）但是，我們德國剛◎第629頁◎剛從中世紀掙脫出來，目前還僅僅是準備借助於大工業和通過崩潰（注：指1873年席卷奧地利、德國、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和俄國等國家的世界經濟危機。在德國，危機於1873年5月以“大崩潰”開始，這是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的長期危機的序幕。——386、630、633。）來進入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在我國，需要盡可能高度發展的，恰恰是資產階級經濟制度，因為它使資本積聚並使對立極端尖銳化，特別是在東北部。易北河以東地區封建制度在經濟上的解體，在我看來，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前進的一步，除此之外，我們所需要的是，全德國工業的和手工業的小生產的解體和為大工業所取代。歸根到底，煙草專賣的唯一積極方面就在於，它將一舉而把一種最低下的家庭工業變為大工業。然而，另一方面，對國家煙草工人可能立即實行非常法，剝奪他們結社和罷工的自由，而這可能更糟糕。在我國沒有必要使帝國鐵路和煙草專賣成為國有經濟部門，至少對鐵路還沒有必要，這在英國也剛剛開始；相反，對於郵政和電訊，這倒是必要的。對於這兩種新的國家壟斷會給我們造成的全部損失，我們將得到的補償只能是鼓動演說中一句新的響亮的空話。因為純粹出於財政和權勢的考慮，而並非由於迫切的內在需要建立的國家壟斷，不會給我們提供哪怕多少像樣一點的論據。況且，實行煙草專賣和廢除家庭煙草工業所需的時間，至少將同俾斯麥主義的最長壽命相等。您還可以相信，普魯士國家會使煙草的質量大大下降，並使它的價格大大提高，從而使得自由競爭的擁護者們能興高采烈地宣揚國家共產主義已大出其醜，而人民將不得不承認他們是正確的。所有這一切全都是俾斯麥的無知妄想，同他1863年關於兼並波蘭和在三年內使它日耳曼化的計劃相比毫無遜色……

    　您的　弗·恩格斯◎第630頁◎

    　　　1879年

    41.馬克思致馬·馬·柯瓦列夫斯基　　　 ［1879年4月於倫敦］

    卡列耶夫先生的著作（注：尼·卡列耶夫《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法國農民和農民問題》1879年莫斯科版。這本書是馬·馬·柯瓦列夫斯基征得作者同意後轉寄給馬克思的。——631。）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對重農學派的觀點。我主張資本的理論，即現代社會結構的理論。從配第開始到休謨為止，這個理論只是根據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發展起來的。魁奈第一個把政治經濟學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不過奇怪的是，他在這樣做的時候看起來卻像是土地所有者的一個租戶。卡列耶夫先生根本不對，他說重農學派只是把一種社會職業即農業和其他社會職業即工業和商業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卻從來沒有像斯密那樣把社會各階級對立起來。如果卡列耶夫先生還記得李嘉圖給他的名著（注：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1817年倫敦版。——編者注）所寫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國家的三個階級：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耕種土地的工人），那麽他就會相信，只有在農業體系里才能首先發現經濟領域里的三個階級及其相互關系，正像魁奈所作的那樣。此外，對一個著作家來說，把某個作者實際上提供的東西和他自認為提供的東西區分開來，是十分必要的。這甚至對哲學體系也是適用的：例如，斯賓諾莎認為是自己體系的基石的東西和實際上構成這種基石的東西，兩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擁護者，如里維耶爾的梅爾西◎第631頁◎埃，認為妻的動產（注：妻的動產是從羅馬法時期以來就有的法律術語，指的是一種特殊財產、妻子的不在嫁妝之內的財產。——632。）是整個體系的實質，而1798 年從事寫作的英國重農學派卻與亞·斯密相反，根據魁奈的學說第一次證明了消滅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42.馬克思致尼·弗·丹尼爾遜

    　　1879年4月10日於倫敦閣下：

    收到您的2 月來信時（珍貴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書籍也同時順利地寄到）（注：顯然馬克思是指丹尼爾遜1879年2月5日的信。丹尼爾遜在1879年3月5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提到這封信。丹尼爾遜自己在信中寫道，在2月5日寄信的同時，他還給馬克思寄了關於“近十五年來”俄國財政政策的資料以及大批書籍，其中一部分是珍本。丹尼爾遜在收到馬克思這封信以後，曾在1885年聖彼得堡出版的《資本論》第2卷序言中引用過此信的部分內容。——632。），正好我妻子病得很厲害，醫生甚至懷疑她能否經受得住這次發作。在這同時，我自己的健康狀況也出了幾次問題。（實際上，自從德國和奧地利形成的局勢（注：指由於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而形成的局勢。——編者注）使我無法繼續我的一年一度的卡爾斯巴德之行以來，我的健康狀況就一直不太好。）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研究您寄給我的資料，而這種情況剛剛才有所好轉。在此期間，我曾通過一個去聖彼得堡的德國人給您帶去一封信，不過信中只限於說明收到了您的信和向您介紹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驚訝的是，昨天這個人又在這里出現了，並且告訴我，由於出了些事，他最遠只到了柏林並已完全放棄了彼得堡之行。

    現在我首先應當告訴您（這一點請不要對外人說），據我從德國得到的消息說，只要那里現行的制度仍然像現在這樣嚴厲，我的第二卷（注：《資本論》第2卷。——編者注）就不可能出版。就當前的形勢而論，這個消息並沒有使我◎第632頁◎感到驚奇，而且我還應當承認，它也一點沒有使我感到氣憤，其原因在於：

    第一，在英國目前的工業危機（注：指1873年席卷奧地利、德國、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和俄國等國家的世界經濟危機。在德國，危機於1873年5月以“大崩潰”開始，這是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的長期危機的序幕。——386、630、633。）還沒有達到頂峰之前，我決不出版第二卷。這一次的現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開其他各種正在變化著的情況不談，這很容易用下列事實來解釋：在英國的危機發生以前，在美國、南美洲、德國和奧地利等地就出現這樣嚴重的、至今幾乎已經持續五年之久的危機，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因此，必須注視目前的進展，直到情況完全成熟，然後才能把它們“消費到生產上”，我的意思是“理論上”。

    目前形勢的特點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蘇格蘭以及在英格蘭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爾和威爾士），出現了銀行倒閉。然而金融市場的真正中心（不僅是聯合王國的，而且是世界的）倫敦直到現在僅僅受到些微的影響。與此相反，除了少數例外，那些大股份銀行，如英格蘭銀行，至今還只是從普遍停滯中獲取利潤。至於這次的停滯是什麽樣的停滯，您可以從英國工商業界的庸人們的極端絕望中去判斷，他們害怕再也看不到較好的日子了。我還從來沒有經歷過類似的情況，從來沒有目睹過這種惶惶不可終日的現象，盡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倫敦。（注：這兩年發生了影響英國經濟的世界危機。——編者注）

    毫無疑問，法蘭西銀行的狀況是有利於倫敦金融市場的條件之一，自從最近兩國之間的交往發展以來，法蘭西銀行已經成了英格蘭銀行的一個分行。法蘭西銀行握有大量的黃金儲備，它的銀行券的自由兌現還沒有恢覆，而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稍稍出現一點騷亂跡象的時候，法國貨幣就會湧來購買暫時跌價的證券。假如去年◎第633頁◎秋天法國貨幣突然被收回去的話，英格蘭銀行肯定會采取最後的極端的醫治手段，即中止實行銀行法令（注：指1844年銀行法令。為了防止發生銀行券兌換黃金的困難局面，英國政府在1844年根據羅·皮爾的倡議，通過了一項關於改革英格蘭銀行的法律，把英格蘭銀行分為兩個獨立的部，即銀行部和發行部，並規定了銀行券用黃金保證的定額。沒有黃金保證的銀行券的發行額不得超過1400萬英鎊。然而，盡管1844年銀行法令已生效，流通中的銀行券數額實際上並不是依據抵補基金而是依據流通領域中對它的需求來決定的。在經濟危機期間，對貨幣的需求量特別大，英國政府曾被迫使1844年法令暫停實行，並擴大了沒有黃金保證的銀行券的數額。——634。），那時我們的金融市場就要崩潰了。

    另一方面，美國不聲不響地恢覆了現金支付，這就消除了從這一方面加於英格蘭銀行的儲備的種種壓力。但是到目前為止，使倫敦金融市場免於崩潰的主要原因，是蘭開夏郡和其他工業區（西部礦區除外）各銀行的明顯的穩定狀況；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這些銀行不僅把它們的很大一部分資金用於為工廠主無利可圖的生意進行票據貼現和墊款，而且把它們的很大一部分資本用來創辦新的工廠，例如在奧爾德姆就是這樣。同時，以棉制品為主的存貨，不僅在亞洲（主要是在印度）——這是運到那里去委托銷售（注：委托銷售（consignatio，意為簽署，書面證明）。它是在國外委托出售商品的一種形式。出口商（委托者）把商品運往國外的商行（銷售者）的貨棧，委托後者依一定條件代為出售。——634。）的——，而且在曼徹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積起來。如果不是首先在工廠主當中、繼而在地方銀行當中發生一次直接影響倫敦金融市場的普遍崩潰，這種情況怎樣才能結束，是很難預見的。

    而目前到處是罷工和混亂。

    我順便說明一下，當去年所有其他行業都很不順利的時候，唯獨鐵路事業很繁榮，但這只是一些特殊情況，如巴黎博覽會（注：指1878年的巴黎國際博覽會。——編者注）等等造成的。事實上，鐵路不過是通過增加債務從而日益擴大自己的資本賬戶來維持著繁榮假象的。

    不論這次危機可能怎樣發展——仔細觀察這次危機，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研究者和職業理論家來說當然是極其重要的——，它總會像以前的各次一樣地過去，並且會開始一個具有繁榮等等各個不同階段的新的“工業周期”。◎第634頁◎

    但是，在這個“表面上”如此鞏固的英國社會的內部，正潛伏著另外一個危機——農業危機，它在這個社會的社會結構方面將引起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個問題等以後有機會我再來談。現在來討論這個問題，未免扯得太遠了。

    第二，我不僅從俄國而且也從美國等地得到了大批資料，這些資料使我幸運地得到一個能夠繼續進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後結束這項研究以便發表”。

    第三，我的醫務顧問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縮短，否則就難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後幾年的境地，那時我時常頭暈，只要專心致志地工作幾小時就不能再堅持下去。

    關於您的極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講幾句。

    鐵路首先是作為“實業之冠”出現在那些現代化工業最發達的國家英國、美國、比利時、法國等地。我把它叫作“實業之冠”，不僅是因為它終於（同遠洋輪船和電報一起）成了和現代生產資料相適應的交通聯絡工具，而且也因為它給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礎，同時形成了從股份銀行開始的其他各種股份公司的一個新的起點。總之，它給資本的積聚以一種從未預料到的推動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擴大了借貸資本的世界性活動，從而使整個世界陷入財政欺騙和相互借貸——資本主義形式的“國際”博愛——的羅網之中。

    另一方面，鐵路網在居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現，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資本主義還局限在社會的少數點面上的國家在最短期間建立起它們的資本主義的上部結構，並把這種上部結構擴大到同主要生產仍以傳統方式進行的社會機體的軀幹完全不相稱的地步。因此，毫無疑問，鐵路的敷設在這些國家里加速了社會的和政治的解體，就像在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第635頁◎終發展，從而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徹底變革一樣。在一切國家中（英國除外），政府都讓鐵路公司依靠國庫發財和發展。在美國，鐵路公司除了盈利外，還無償地得到大量國有土地，其中不僅有敷設鐵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線路兩旁許多英里之內布滿森林等等的土地。這樣，它們就變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為，移民中的小農場主當然優先選擇這種為他們的產品提供現成的運輸工具的土地。

    路易－菲力浦在法國實施的把鐵路交給一小幫金融貴族經營、讓他們長期占有並靠國庫保證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被路易·波拿巴發展到了頂點。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實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讓鐵路的交易上，在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運河等等贈送給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奧地利，特別是在意大利，鐵路成了難以負擔的國債和群眾遭受壓榨的一個新的根源。

    一般說來，鐵路當然有力地推動了對外貿易的發展，但是這種貿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國家里卻加深了群眾的貧困。不僅是政府為了發展鐵路而舉借的新債增加了壓在群眾身上的賦稅，而且從一切土產能夠變成世界性的黃金的時候起，許多以前因為沒有廣闊的銷售市場而很便宜的東西，如水果、酒、魚、野味等等，都變得昂貴起來，因而被從人民的消費中奪走了；另一方面，生產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種類的產品）也都按其對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變化，而它在過去主要是適應當地的消費的。例如，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農田就變成了牧場，因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時農業人口被趕走了。這一切變化對大地主、高利貸者、商人、鐵路公司、銀行家等等的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對真正的生產者來說是非常悲慘的！◎第636頁◎

    在結束我的這封信（送去投郵的時間越來越近了）時，我再指出一點：要找出在美國和俄國之間的真正的共同之處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政府的開支日益減少，國債也逐年迅速減少，而在俄國，國家破產則越來越顯現為不可避免的結局。美國已經擺脫了自己的紙幣（即使采取的是有利於債權人而有損於平民的極端可恥的方式），俄國卻沒有任何工廠像印鈔廠那樣興隆。在美國，資本的積聚和對群眾的逐步剝奪不僅是空前迅速的工業發展、農業進步等等的先決條件，而且也是它們的天然產物（雖然被內戰人為地加速了）；俄國則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時代更為相像，那時財政、商業和工業的上部結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社會大廈的正面，看起來好像是對生產的主體部分（農業）的停滯狀態和生產者的貧困現象的一種諷刺（誠然，法國當時有一個比俄國穩固得多的基礎）。美國經濟進步的速度現在已經大大地超過了英國，雖然美國在積累財富的數量方面還落後於英國；同時群眾是比較活躍的，並掌握著比較強大的政治手段，可用來拒絕那種以犧牲他們的利益為代價的進步形式。我用不著再繼續對比下去了。

    順便問一下：您認為關於信貸和銀行業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麽？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銀行業的理論和實踐》一書寄給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彼得堡《歐洲通報》（注：《歐洲通報》是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歷史政治和文學月刊，1866—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1909—1918年夏由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編輯；19世紀90年代該雜志刊登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該雜志的編輯兼出版者是米·馬·斯塔修列維奇。——445、637。）的我過去的明智批評家（注：指俄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伊·伊·考夫曼。他在彼得堡出版的雜志《歐洲通報》（見注336）1872年5月號上匿名刊登了一篇關於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文章，題為《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現實主義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馬克思對考夫曼這篇文章的看法，見《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本選集第2卷第109—113頁）。——637。）竟變成了玩弄現代交易所欺騙把戲的平達式的人物。此外，這本書即使完全從專業的角度來看——而我一般地說對這類書已不再抱什麽期望——，在細節上也是沒有什麽獨到之處的。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紙幣的論戰。

    據說，某個政府想從某些國外銀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這些銀行家要求它以實施憲法作為保證。我難以相信這是真的，因為他◎第637頁◎們用現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與一切形式的政體都協調得不錯而且有能力這樣做。　　　　忠實於您的　阿·威廉斯（注：馬克思的化名。——編者注）

    43.恩格斯致奧·倍倍爾　　　 1879年11月24日於倫敦

    ……在關稅問題上，您的信恰恰證實了我所談的看法。既然事實上發生了意見分歧，那就要考慮到這種意見分歧，而在表決時正好應當棄權。沒有這樣做就只是考慮了一部分意見。不過實在看不出，為什麽主張保護關稅的部分比主張自由貿易的部分更受到重視。您說，您不能在國會里只限於采取單純否決的立場。可是，既然他們最後全都投票反對那項法律，那也就是采取了單純否決的立場。我只是說，事先應當知道遵循什麽策略；應當使行動同最後的表決一致。

    社會民主黨議員可以在哪些問題上超出單純否決，這個範圍是很有限的。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資本家的相互關系的問題：工廠立法，正常工作日，企業主的責任，以實物發工資等等。其次是具有進步性質的純粹資產階級的改良：統一幣制和衡制，遷徙自由，擴大個人自由等等。顯然這一切暫時不會來麻煩您。對於所有其他的經濟問題，如保護關稅、鐵路和保險事業的國有化，社會民主黨議員必須始終遵循一個基本原則：不投票讚同加強政府對人民的權力的任何措施。由於黨內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見通常總會發生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決時棄權和否決，這一點就更加容易◎第638頁◎做到……

    我主要指的是報告（注：指《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的報告》。——編者注）中的這幾處：(1)有一處認為爭取輿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好像輿論這個因素反對誰，誰就要失掉活動能力似的；生命攸關的問題是“把這種仇恨變成同情”雲雲（同情！從那些不久前在發生恐慌（注：指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威廉一世兩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幫工麥·赫德爾，第二次行刺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卡·愛·諾比林。這兩次遇刺成了俾斯麥加緊迫害社會民主黨人和重新要求帝國國會通過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有利借口。——639。）時表明自己是惡棍的人們方面來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這麽遠，尤其是因為恐慌早已過去了；(2) 另一處說，黨譴責任何形式的戰爭（就是說，也譴責它本身必須進行的和它雖然如此而仍要進行的戰爭）並以一切人的博愛作為自己的目的（在口頭上，這是一切政黨的目的，而實際上沒有一個政黨是這樣的，因為我們也不打算和資產者講博愛，只要他們還想當資產者），這樣的黨不會熱中於國內戰爭（就是說，即使在國內戰爭是達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個論點也可以理解為：黨譴責任何形式的流血，它就不會主張放血，也不會主張切除壞疽的肢體，也不會主張科學上的活體解剖。講這樣的話幹什麽？我並不要求你們把話說得“很厲害”；報告的缺點不是它講得太少，相反，而是不該講的話講得太多了。後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漢斯·莫斯特幸好忽略了幾處他能夠從中撈到一點油水的地方……

    順便說說，我們決不否認，我們在這里，如人們所說的，評論容易，你們的處境比我們要困難得多。

    小資產者和農民的大批湧入的確證明，運動有了極大的成就，但是同時這對運動也是危險的，只要人們忘記，這些人是被迫而來的，他們來，僅僅是因為迫不得已。他們的加入表明，無產階級已經確實成為領導階級。但是，既然他們是帶著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思想和願望來的，那就不能忘記，無產階級如果向這些思想和願望作◎第639頁◎出讓步，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歷史的領導使命。

    致友好的問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881年

    4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1年2月1日於倫敦西北區瑞琴特公園路122號（注：恩格斯從1870年9月到1894年10 月初住在這里。——編者注）

    親愛的考茨基先生：

    耽擱了很久，終於動手給您寫回信。

    不過，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這里來，對您惠寄給我的那本書（注：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對社會進步的影響》。——編者注）寫詳細的書面評論，看來也許是多余的了，我將有機會和您面談這一問題，所以這里只稍微談點意見。

    (1)第66頁以及後面幾頁上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剩余價值和資本贏利之間，除了對可變資本或全部資本的百分比計算的差別之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實際差別。《反杜林論》第182 頁上匯總了《資本論》中與此有關的一些重要段落。（注：見本選集第3卷第556頁。——編者注）

    (2)即使講壇社會主義者（注：講壇社會主義者是19世紀70至90年代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流派。該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國的大學教授，他們在大學的講壇上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講壇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納、古·施穆勒、路·布倫坦諾、威·桑巴特等）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組織，因而鼓吹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和平，主張不觸動資本家的利益，逐步實行“社會主義”。因此，講壇社會主義的綱領局限於提出一些社會改良措施，如組織工人疾病和傷亡事故的保險等，其目的在於削弱階級鬥爭，以便排除革命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使工人同反動的普魯士國家和解。講壇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的思想來源之一。——640。）硬要我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向他們解答一個謎，即我們用什麽辦法可以消除可能發生的人口過◎第640頁◎剩以及由此而來的新的社會制度垮台的危險，那我也絕無義務去實現他們的願望。為這些人解決他們由於自己的混亂的超智慧所產生的一切顧慮和疑問，或者，比如說，哪怕是僅僅反駁一個謝夫萊在他的許多厚書中所寫的那一大堆荒謬已極的胡言亂語，我看，這簡直是浪費時間。光是修改這些先生們加上引號從《資本論》中摘引的錯誤引文，大概就可以湊成一大本書。在他們要求回答他們的問題之前，讓他們首先學會閱讀和抄寫吧。

    況且，我決不認為這個問題在當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當前剛剛在形成中的美國的大規模生產和真正的大農業，生產出堆積如山的生活資料，使我們大有窒息的危險；當前是變革的前夜，這種變革除了其他後果之外，還應該從現在起使地球上住滿居民——您在第169—170頁上所談的，只是很淺地涉及這個問題——，這種變革在歐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歐拉的計算法（注：卡·考茨基在他的《人口增殖對社會進步的影響》一書（第169頁）中援引萊·歐拉的計算法，按照這種計算法，從純粹理論上說，十二年多一點時間，人口會增加一倍。恩格斯在作覆利計算時把一個克勞澤定為1/60盾。——641。），其價值跟下面這種計算克勞澤的方法完全一樣，即假定從公元第一年起按覆利存放一個克勞澤，則每隔13年增加一倍，那麽現在就應為大約（1和2的144次方的積除以60）盾，這是體積超過地球的一大塊銀子。您在第169頁上說美洲的社會關系和歐洲差別不大，這只有在您觀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這些關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的情況下才是對的。廣大美洲居民無疑地生活在非常有利於人口增長的條件下。移民源源而來，就能證明這一點。而要使人口增長一倍，仍然需要30年以上。這沒有什麽可怕的。

    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節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節，那麽正是這個社會，而且只有這個社會才能無困難地做到這點。在◎第641頁◎這樣的社會里，有計劃地達到現在法國和下奧地利在自發的無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那種結果，在我看來，並不是那麽困難的事情。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們自己會決定，是否應當為此采取某種措施，在什麽時候，用什麽辦法，以及究竟是什麽樣的措施。我不認為自己有向他們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和勸導的使命。那些人無論如何也會和我們一樣聰明。

    其實，早在1844年我就談過這個問題（《德法年鑒》（注：《德法年鑒》是馬克思提議創辦、由阿·盧格和馬克思在巴黎編輯出版的德文雜志，僅僅在1844年2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頁和本選集第1卷第1—16頁），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頁）。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轉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盧格之間存在原則分歧。——196、578、642。）第109頁）：“即使馬爾薩斯是完全正確的，也必須立刻進行這種（社會主義）改革，原因是只有這種改革，只有通過這種改革來教育群眾，才能夠從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馬爾薩斯本人也認為這種限制是對付人口過剩的最有效和最容易的辦法。”（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0—621頁。——編者注）

    暫時告一段落——其余的問題等以後和您面談。您要到這里來，很好。您是年輕一代中真正想學到點東西的少數人之一，而在無批判的氣氛下，現在德國出的一切歷史和經濟書籍越來越糟，對您來說，擺脫這種氣氛將是很有益處的。

    衷心問好。

    　　　　　　　您的　弗·恩格斯

    45.馬克思致斐·多·紐文胡斯　　　 1881年2月22日於倫敦

    ……您告訴我的要在即將召開的蘇黎世代表大會上討論的◎第642頁◎“問題”（注：斐·多·紐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的信中請求馬克思對一個問題作出回答，即社會黨人如果取得政權，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他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應當是什麽。紐文胡斯告訴馬克思說，荷蘭社會民主黨人打算把這個問題提交即將召開的蘇黎世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討論。大會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是不合適的。

    由於蘇黎世州委員會不允許在當地舉行大會，所以由比利時社會黨人發起召開的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於1881年10月2—12日在庫爾（瑞士）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有12個國家的代表。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是關於社會主義力量的國際聯合的問題。大會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為各國社會黨的形成時期還沒有結束。代表大會決定下一次國際代表大會在巴黎舉行。——643。），在我看來提得不正確。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麽，應該馬上做些什麽，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但是，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不著邊際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覆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不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就無法解這個方程式。此外，一個由於人民的勝利而突然產生的政府陷入窘境，這決不是什麽特別的“社會主義的”東西。恰好相反。勝利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由於自己的“勝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腳，而社會主義者至少可以無拘無束地采取行動。有一點您可以深信不疑，這就是，如果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發展到能讓社會主義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廣大資產者威嚇住，從而贏得首要的條件，即持續行動的時間，那麽社會主義政府就不能在那個國家取得政權。

    也許您會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說這不過是在例外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然而，只要懂得一點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爾賽達成一種對全體人民群眾有利的妥協——這是當時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奪取法蘭西銀行，就能嚇住凡爾賽分子，使他們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

    法國資產階級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變之外，大體上同無產階級當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樣明確，而無產階級的這些要求在資本主義生產占統治地位的一切國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紀有哪一個法國人曾經事先、先驗地哪怕是極模糊地意識到用什麽方式實現法國資產階級的要求呢？對未來的革命的行動綱領作純學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預測，只會轉移對當前鬥爭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臨近的幻夢曾經煽起◎第643頁◎原始基督徒反對羅馬大帝國的火焰，並且給了他們取得勝利的信心。對於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秩序所必然發生而且經常在我們眼前發生著的解體過程的科學認識，被舊時代幽靈的化身即各國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來的群眾，同時生產資料大踏步向前的積極發展——所有這些就足以保證：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一旦爆發，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動方式的種種條件（雖然絕不會是田園詩式的）也就具備了。

    我確信，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工人協會的關鍵性的形勢還不具備；因此，我認為，任何工人代表大會或社會黨人代表大會，只要它們不和這個或那個國家當前的直接的條件聯系起來，那就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們只能在沒完沒了的翻來覆去的陳詞濫調之中化為烏有。

    友好地忠實於您的　卡爾·馬克思

    46.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1881年

    　 3月12日)　　　 1881年3月12日於倫敦

    ……把國家對自由競爭的每一種幹涉——保護關稅、同業公會、煙草壟斷、個別工業部門的國有化、海外貿易公司（注：海外貿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國家特權，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實際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板和財政部門經紀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為普魯士國家銀行。——644。）、皇家陶瓷廠——都叫作“社會主義”，純粹是曼徹斯特的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說。對這種胡說我們應當批判，而不應當相信。如果我們相信它，並且根據它建立起一套理論，那麽，只要提出下面的簡單論據就會使這套理論連同它的前提一起破產，這種論據就是：此類所謂的社會主義一方面不過是封建的反動，另一方面不過是榨取金錢的借口，而它的間接目的則是使盡可能多的無產者變◎第644頁◎成依賴國家的公務員和領養老金者，同時，除了一支有紀律的士兵和公務員大軍以外，再組織一支類似的工人大軍。在國家長官，而不是在工廠監工的監視下舉行強制性的選舉——好一個美妙的社會主義！但是，如果相信資產階級這一套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裝相信的說法，那就會得出結論：國家等於社會主義……

    47.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1年10月25日於倫敦

    ……但是蓋得的確到這里來過，當時是為了起草法國工人黨的綱領草案（注：指法國工人黨的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在法國叫作集體主義派綱領）。1879年在馬賽舉行的社會主義者代表會議上成立法國工人黨以後，以茹·蓋得為首的一批法國社會主義者決定請求（通過保·拉法格）馬克思和恩格斯幫助制訂工人黨的競選綱領草案。1880年5月蓋得抵達倫敦，在那里同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法國工人黨綱領。綱領分為理論部分和實踐部分。綱領的理論性的導言是馬克思起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參與制定綱領的實踐部分。綱領發表於1880年6月30日《平等報》，1880年7月10日《無產者報》和1880年7月20日《社會主義評論》。1880年在法國工人黨勒阿弗爾代表大會上這個綱領作為“最低綱領”被通過。綱領的譯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634—636頁。法國工人黨分裂以後，在1882年9月聖艾蒂安代表大會上，這一綱領被機會主義分子（可能派）否決了，他們通過了一個新的改良主義綱領，但同時召開的馬克思派的魯昂代表大會確認這一綱領仍然有效。——645。）。導言（注：馬克思《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頁。——編者注）就是在這里，在我的房間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場，由馬克思口授，蓋得筆錄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們的勞動資料的占有者時才能自由；這可以采取個體方式或集體方式；個體占有方式正在被經濟的發展所消除，而且將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等等。這真是具有充分說服力的傑作，寥寥數語就可以對群眾說得一清二楚，這樣的傑作是我少見的，措辭這樣精練，真使我自己也感到驚嘆。接下去就討論綱領的其他內容，在這里我們作了某些增減，但是很難說蓋得是馬克思的傳聲筒，這可以從下列事實中看出來：蓋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資最低額的謬論放到綱領里去，因為對綱領負責的不是我們而是法國人，所以最後我們只得隨他的便，雖然他也承認這一點在理論上是荒誕無稽的。◎第645頁◎

    布魯斯當時在倫敦，他是很樂意出席的。但是蓋得的時間很有限，並且不是沒有根據地預料到布魯斯會引起一場關於他自己也不懂的無政府主義論調的無聊爭論，所以堅持不要布魯斯參加這次會議。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魯斯對蓋得的這種做法耿耿於懷，從此他那反對蓋得的小集團便產生了。

    法國人後來討論了這個綱領，作了一些改動以後便通過了，其中馬隆所作的改動決不是什麽改進。

    後來，我還在《平等報》（注：《平等報》是法國的社會主義周報，1877年由茹·蓋得創辦，1880年至1883年為法國工人黨的機關報。該報斷續地分為六種專刊出版：第1、2、3三種專刊每周出一次（共出過113期），第4和第5兩種專刊每天出一次（共出過56號）。本應每周出一次的第6種專刊在1886年只出過一期。每一種專刊都有它的刊名。80年代初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該報於1889年2月重新出版。——646。）第2期（注：指《平等報》第2種專刊。——編者注）上寫了兩篇關於《俾斯麥先生的社會主義》的文章，就我所知，這就是我們積極參加法國運動的全部經過。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滿腹牢騷的小人惱火的是：馬克思由於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成就已經贏得了這樣的地位，各國工人運動的最優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們在緊要關頭都向他請教，而且總是發現他的建議是最好的。他已經在德國、法國、俄國贏得了這種地位，至於在比較小的國家就更不用說了。所以，並不是馬克思把自己的意見，更談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而是這些人自己來向他求教的。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對運動極端重要的影響，正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

    馬隆也曾想到這里來，但是他想通過拉法格得到馬克思的特別邀請；他當然沒有得到這種邀請。我們願意同其他任何懷有良好意願的人，也願意同他進行商談，但是要邀請他！為什麽？我們什麽時候這樣邀請過人呢？

    馬克思，其次是我，對其他國家的運動所持的態度同對法國人的態度是一樣的。我們總是同他們保持接觸，如果值得花力氣這樣◎第646頁◎做，而且有機會這樣做的話；但是，違反別人的意志去影響別人的任何企圖，都只會對我們有害，只會毀滅在國際時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業中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實在太多了……

    1882年

    48.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2年1月25日於倫敦

    ……關於德國“領袖”中的事態的報道，使我們很感興趣。我從來不諱言：在我看來，德國的群眾要比領袖先生們好得多，特別是在黨由於報刊和宣傳而變成了為這些領袖提供黃油的奶牛，而俾斯麥和資產階級卻突然宰了這頭奶牛（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21日通過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恩格斯對這一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麥和德國工人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頁）。——402、647、663、686、692、693、707、712。）之後，情況就更是這樣了。1 000人因此一下子被剝奪了生存條件，他們沒有被直接置於革命者的處境中即沒有被放逐到國外去，這是他們個人的不幸。否則，許多現在垂頭喪氣的人都會轉到莫斯特的營壘里去，或者無論如何會認為《社會民主黨人報》（注：《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的一家周報，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生效期間，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蘇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倫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該報的編輯是格·福爾馬爾，1881年至1890年編輯是愛·伯恩施坦；馬克思和在該報整個出版時期為該報撰稿的恩格斯，都積極幫助該報編輯部執行黨的無產階級路線，批評並糾正它的個別錯誤和動搖。——397、400、647、661、662。）是過於溫和了。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國，而且必須這樣做；他們大部分都去了相當反動的地方，受到社會排斥，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數人也被庸俗習氣所侵蝕。他們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廢除反社會黨人法上面來了。在庸俗習氣的壓抑下，在他們中間產生了一種確實荒唐的幻想：只要溫順就可以達到目的，這是毫不足怪的。對意志薄弱的人來說，德國是一個很壞的國家。日常關系和政治關系的狹隘瑣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小城市風氣，在同警察和官僚進行鬥爭時總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層出不窮的刁難——這一切把人弄得◎第647頁◎精疲力竭，而不是激發人起來反抗；於是，在這個“大幼兒園”（注：套用亨·海涅《時代的詩》里的一首詩《安心》中的說法：“德意志是溫馴的幼兒園，不是羅馬的兇手窩。”——648。）里，許多人自己也變得很幼稚了。生活條件的狹隘造成了眼界的狹隘，以致生活在德國的人，必須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邊的事物而看得更遠一些，才能看見世界大事的巨大聯系，才不致於陷入自滿自足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遠，因此恰恰是最狹隘的主觀性，雖然它是成千的這種人都具有的。

    但是，無論這種用“客觀的”過分聰明來掩蓋自己缺乏判斷力和抵抗力的傾向是怎樣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我們還是必須對它進行堅決的鬥爭。而在這里，工人群眾本身是最好的支點。在德國，只有他們是生活在比較現代的條件下，他們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資本的壓迫所造成的；德國的其他一切鬥爭，無論是社會鬥爭或政治鬥爭，都是瑣碎的和微不足道的，都是圍繞著一些在別的地方早已解決了的瑣碎的事情打轉，而工人的鬥爭是唯一偉大的、唯一站在時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戰士軟弱無力而是不斷加強他們的力量的鬥爭……

    49.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2年9月12日於倫敦

    ……您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這和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和資產者對它的想法一樣。這里沒有工人政黨，有的只是保守黨和自由激進黨，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和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歐洲移民占據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第648頁◎亞，都會獨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爾及利亞以及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領地，無產階級不得不暫時接過來，並且盡快地引導它們走向獨立。這一過程究竟怎樣展開，還很難說。印度也許會，甚至很可能會鬧革命，既然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不能進行殖民戰爭，那就必須容許它這樣做，那時自然不會沒有種種破壞。但是，這類事情恰恰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爾及利亞和埃及，也可能發生同樣情況，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事情。我們在自己家里將有足夠的工作要做。只要歐洲和北美一實行改造，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極好的榜樣，使各個半文明國家完全自動地跟著走，單是經濟上的需要就會促成這一點。至於這些國家要經過哪些社會和政治發展階段才能同樣達到社會主義的組織，我認為我們今天只能作一些相當空泛的假設。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不能強迫他國人民接受任何替他們造福的辦法，否則就會斷送自己的勝利。當然，這決不排除各種各樣的自衛戰爭。

    埃及的事件（注：指從1879年延續到1882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鬥爭的那些最後的事件，鬥爭的目的是反對已對埃及實行財政監督的英法資本家對埃及進行殖民掠奪。運動的導火線是英法代表以債權強國的身分於1878年進入埃及政府（當部長）。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和以曾經提出過“埃及是埃及人的”這一口號的阿拉比帕沙上校為首的進步軍官的代表。由於開羅衛戍部隊起義，埃及總督（執政者）被迫於1881年9月實行憲制；12月埃及召開了國會，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1879年成立的“祖國黨”，它是那些對外國資本的把持感到不滿的自由派的地主和商人同依靠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支持的、懷有愛國主義情緒的軍官和知識分子的聯盟。“祖國黨”的目的是要實現埃及獨立並在國內建立憲制。1882年2月，埃及組成了一個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擔任陸軍部長），它開始解除外籍官員在埃及擔任的職務，並計劃實行民主改革。但是，1882年夏天，英國挑起了和埃及的沖突，開始了反對埃及的軍事行動，雖然埃及軍隊（在阿拉比率領下）和人民群眾進行了英勇抵抗，結果還是英國侵略者獲得了勝利。英國占領者在1882年9月占領開羅以後，對民族運動的參加者進行了野蠻的屠殺。埃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

    馬克思在這里所講的抗議英國進攻埃及和炮轟亞歷山大里亞的公開集會，是蓋得派的中部聯合會在《公民報》編委昂·布里薩克、茹·蓋得和保·拉法格的參與下，於1882年7月底在巴黎組織的。蓋得派關於埃及問題的決議，向阿拉比帕沙和“祖國黨”表示敬意，認為他們無愧於自己承擔的偉大任務。——649。）是俄國外交制造的。讓格萊斯頓侵占埃及（埃及還遠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夠得逞，也還遠不能保持住埃及），以便俄國占據亞美尼亞，按照格萊斯頓的說法，這樣做又可以把一個基督教國家從伊斯蘭教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在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托詞、借口。這種企圖是否會成功，很快就會見分曉。

    熱情問好。

    　　 您的　弗·恩·◎第649頁◎

    50.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2年10月20日於倫敦親愛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寫信告訴您法國的情況，但是一直到現在才動筆。也好，這樣倒可以一舉兩得了。

    (1)聖艾蒂安。盡管有比利時人的好意勸告，不可避免的事還是發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經分開。（注：指1882年秋同時召開的兩個法國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在聖艾蒂安召開的可能派代表大會和在羅阿納召開的蓋得派（馬克思派）代表大會。

    1882年9月25日在聖艾蒂安召開的法國工人黨例行代表大會上，黨的右翼的擁護者（可能派）在代表資格證上耍盡種種詭計從而取得了多數，大會發生了分裂。馬克思派小組（蓋得派）退出大會，並於9月26日聚會於羅阿納，舉行了法國工人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留在聖艾蒂安代表大會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馬克思參加制定並在1880年11月勒阿弗爾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黨的統一綱領，並且賦予一些區制定自己的競選綱領的權利。在聖艾蒂安代表大會所讚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綱領導言中，用恩格斯的話說，“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已經被拋棄”（見本卷第650頁）。代表大會把黨內馬克思派的領袖和積極活動家——蓋得、拉法格、馬薩爾、傑維爾、弗羅什和巴讚開除出黨，並確定了黨的新的名稱——革命社會主義者工人黨，即所謂可能派的黨。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羅阿納舉行的馬克思派代表大會確認自己忠於1880年批準的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宣布它是黨的所有聯合會和小組統一的和必須遵守的綱領，肯定全國委員會背叛了黨的原則，剝奪它的權力並將其成員開除出黨。分裂的結果，法國工人黨（羅阿納代表大會保持了這個名稱）在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而進行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雖然黨在人數上減少了，但在組織上鞏固了。國內大工業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廠的巴黎無產階級的一些小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礎。跟可能派走的是還受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巴黎手工業工人，以及南部（馬賽）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組（合作社派、工團派、蒲魯東派等等）。——650、652、653。）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黨創立的時候，必須容許所有接受綱領的人參加到黨里來；如果接受綱領的時候暗地里還有保留，這在以後是一定會表現出來的。在這里我們從來沒有被馬隆和布魯斯所迷惑。他們兩人都是在巴枯寧的陰謀學校里培養出來的；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寧的秘密“同盟”（注：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寧於1868年創建的。同盟的盟員宣布以無神論、階級平等和取消國家為自己的綱領。他們否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必要性。同盟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綱領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工業不發達地區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總委員會申請加入國際。總委員會同意在解散同盟這個獨立組織的條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實際上，同盟盟員參加國際以後，仍在國際工人協會內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組織，並以巴枯寧為首進行了反對總委員會的鬥爭。在巴黎公社被鎮壓以後，同盟反對國際的鬥爭更加激烈，那時巴枯寧及其擁護者特別激烈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加強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建立的工人階級獨立政黨的思想。1872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將同盟頭目巴枯寧和吉約姆開除出國際的決定。——594、608、650。）的共謀者（他是17個創始人之一）。但是，畢竟還應當給他們一個機會來表明，他們是否連同巴枯寧的理論一起放棄了巴枯寧的實踐。事情的進程表明，他們接受了綱領（同時歪曲了它，馬隆給它加進了許多壞的東西），不過暗中卻想推翻綱領。在蘭斯和巴黎開始的事情（注：指法國工人黨蘭斯代表大會關於黨綱的決定和巴黎中部聯合會聯盟代表大會的決定。

    蘭斯代表大會於1881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有44名，其中絕大多數是馬隆和布魯斯的機會主義派別的走卒。代表大會批準了根據馬隆和布魯斯的創議而於1881年10月中旬成立的法國工人黨民族委員會。

    在蘭斯代表大會上，馬隆和布魯斯力求通過自相矛盾的關於“最低綱領”的決定。代表大會認為這個綱領“不完全”符合“勞動者的意圖”，它實際上由於選區的每一個社會主義委員會都被賦予制定自己綱領的權利而被取消了。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大會決定在新的綱領通過以前這個綱領仍然有效。這一決定旨在反對聯合在由茹爾·蓋得領導的《平等報》周圍的馬克思主義小組。機會主義一翼的首領進行反對馬克思主義綱領的鬥爭，指望迫使蓋得派首先公開起來反對他們，然後指責蓋得派搞分裂活動並把蓋得派作為分裂主義者開除出黨。

    中央聯合同盟代表大會於1882年5月14—21日在巴黎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平等報》代表被開除出黨。——650。），在聖艾蒂安完成了。綱領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已經被拋棄。1880年的共產主義的導言（注：恩格斯指的是馬克思在1880年起草、並由勒阿弗爾黨代表大會（1880年11月）通過的法國工人黨綱領的導言。由馬克思、恩格斯、蓋得和拉法格擬定的綱領的實踐部分雖被代表大會通過，但接受了馬隆提出的某些使綱領大為遜色的修正。——650。），已經被1866 年國際章程的導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國際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麽一般地表述，正是因為法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非常落後，而又不能把他們屏除在外。綱領的正面要求都被取消了，因為每個地方組織有權為了任何一種它們隨意設定的特殊目的制定自己特有的綱領。這個所謂的聖艾蒂安黨，不僅不是工人黨，而且根本不是一個黨，因為它實際上沒有任何綱領：它至多只是一個馬隆—布魯斯黨。這兩◎第650頁◎個人能夠對舊綱領提出的最嚴厲的責難，就是這個綱領推出去的人比吸收進來的人還多。這一點現在已可以補救：蒲魯東主義者和激進派（注：激進派是19世紀80—90年代法國的一個議會黨團。它是從資產階級溫和共和派（“機會主義派”）的政黨中分裂出來的。這個黨團繼續堅持事實上已被共和派拋棄了的一系列資產階級民主要求：廢除參議院，教會和國家分離，實施累進所得稅，等等；它為了把大批選民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頒發殘廢撫恤金和實行其他一些社會經濟性質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進派的首領。1901年激進派在組織上形成為一個主要是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651、734、736。）再也沒有理由留在黨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馬隆這一幫人所希望的那樣發展，那麽福爾馬爾所抱怨的“革命稀粥”（注：福爾馬爾在其《廢除非常法嗎？》一文的第二部分曾談到“反對派的和自由派的’稀粥’”。——651。）就會成為法國無產階級的正式說法。

    在所有的羅曼語國家中（可能還有其他地方），對待代表大會的代表資格證向來很寬。這些代表資格證很多都是見不得陽光的。當這種事情還沒有做得太過分的時候，當這還只涉及次要問題的時候，其危害性還不那麽大。但是巴枯寧主義者把這種做法變成了（最初是在汝拉）常規，他們一貫地偽造代表資格證，企圖用這種辦法來竊取領導地位。現在在聖艾蒂安就是這樣。在籌備代表大會的時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寧的一整套舊策略，不惜采取撒謊、誹謗、搞陰謀詭計等一切手段。只有在這方面布魯斯才是能手。但是這些人忘記了，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這樣小的地區能夠得到成功，而在一個大國的真正的工人黨內就必然要使那些幹這種事情和耍這種手腕的人遭到毀滅。聖艾蒂安的表面的勝利不能長久保持下去，馬隆和布魯斯很快就會徹底完蛋。

    看來任何大國的工人政黨，只有在內部鬥爭中才能發展起來，這是符合一般辯證發展規律的。德國黨就是在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注：全德工人聯合會是1863年5月23日在萊比錫各工人團體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德國工人的政治性組織。從成立時起，全德工人聯合會就處於力圖使工人運動按改良主義道路發展的拉薩爾及其追隨者的有力影響之下。故又稱拉薩爾派。聯合會把自己的宗旨限於爭取普選權的鬥爭和和平的議會活動。全德工人聯合會一方面否定工人階級的日常經濟鬥爭，同時卻主張建立由國家幫助的生產合作社，認為生產合作社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在對外政策問題上采取民族主義的立場，讚同普魯士政府的反動政策和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實現德國的統一。

    隨著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的機會主義策略就成了在德國建立真正工人政黨的障礙。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不渝地同拉薩爾主義進行鬥爭，到70年代初，先進的德國工人就拋棄了拉薩爾主義。1875年5月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全德工人聯合會同愛森納赫派（見注519）實行合並。統一了的黨采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名稱。

    全德工人聯合會大會於1864年12月在杜塞爾多夫舉行。——568、582、616、651、687。）的鬥爭中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的，在這個鬥爭中連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被拉薩爾特意豢養起來充當其工具的一幫惡棍垮下來以後，合並才有可能，其實就在那時從我們這方面來說去謀取合並也是過於匆忙了。（注：指兩個德國工人黨——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的合並，合並是1875年5月22—27日在哥達的合並代表大會上實現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兩個工人黨的合並抱肯定態度，但是同時他們認為，必須在原則上健康的基礎上，在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上不向已經在工人群眾中失去自己影響的拉薩爾派讓步的條件下，才能實行合並。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個問題所持的共同意見反映在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給奧·倍倍爾的信和馬克思1875年5月5日給威·白拉克的信以及馬克思寫的《哥達綱領批判》（見本選集第3卷第295—327頁）中。——651。）在法國，有些人雖然拋棄了巴枯寧的理論，卻繼續運用巴枯寧的鬥爭手段，同時還想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犧牲運動的階級性質，這些人也必須先垮下來，然後重談合並才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宣傳合並就是十足的愚蠢。道◎第651頁◎德的說教對於反對目前情況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沒有幫助的。

    此外，甚至羅阿訥派也很需要經常的尖銳的批評。他們常常醉心於革命的詞句和軟弱無力的行動要求……

    51.恩格斯致奧·倍倍爾　　　 1882年10月28日於倫敦

    ……第二篇文章我相當匆忙地看了一遍，當時有兩三個人一直在旁邊談話，否則我就會從作者對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國的影響，同時大概也就認清了我們的福爾馬爾。你在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注：恩格斯指的是奧·倍倍爾的文章《廢除反社會黨人法嗎？》。這篇文章發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294）第42號上，旨在批駁《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並以單行本出版的福爾馬爾的兩篇文章。倍倍爾主要是對福爾馬爾的第二篇文章（見注518）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因為作者在那里號召采取暴動和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的策略。倍倍爾譴責了這一策略，認為這對黨來說是不能容許的和極為有害的。他在1882年10月1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像福爾馬爾這樣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謹慎的腔調和語言，只會給黨的隊伍招致不必要的犧牲。——652。）“只是反動的一幫（注：拉薩爾關於”只是反動的一幫“的論點被載入由1875年5月哥達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德國工人黨的綱領中。綱領寫道：”勞動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的事情，對它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幫。“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見本選集第3卷第306—308頁）對這一拉薩爾主義論點進行了批判。——652。）”這種說法終於在長久期待之後被實現了。這邊是所有的正式黨派糾合在一起，那邊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組成嚴整的隊伍；一場大決戰，一舉而全線勝利。實際上事情並不那麽簡單。剛剛相反，實際上，正如你也指出過的，革命是在絕大多數人民以及正式黨派聯合起來反對因此而被孤立了的政府並要推翻它的時候開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還能繼續存在下來的正式黨派在相互鬥爭中一個促使一個和一個接著一個地垮台以後，只有在這以後，才會出現福爾馬爾所談的徹底分裂，與此同時，我們取得統治權的時機也就來臨了。假如我們和福爾馬爾一起立刻從革命的最後一舉開始革命，那對我們將是非常不利的……

    在法國，早已預料到的分裂發生了。（注：指1882年秋同時召開的兩個法國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在聖艾蒂安召開的可能派代表大會和在羅阿納召開的蓋得派（馬克思派）代表大會。

    1882年9月25日在聖艾蒂安召開的法國工人黨例行代表大會上，黨的右翼的擁護者（可能派）在代表資格證上耍盡種種詭計從而取得了多數，大會發生了分裂。馬克思派小組（蓋得派）退出大會，並於9月26日聚會於羅阿納，舉行了法國工人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留在聖艾蒂安代表大會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馬克思參加制定並在1880年11月勒阿弗爾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黨的統一綱領，並且賦予一些區制定自己的競選綱領的權利。在聖艾蒂安代表大會所讚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綱領導言中，用恩格斯的話說，“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已經被拋棄”（見本卷第650頁）。代表大會把黨內馬克思派的領袖和積極活動家——蓋得、拉法格、馬薩爾、傑維爾、弗羅什和巴讚開除出黨，並確定了黨的新的名稱——革命社會主義者工人黨，即所謂可能派的黨。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羅阿納舉行的馬克思派代表大會確認自己忠於1880年批準的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宣布它是黨的所有聯合會和小組統一的和必須遵守的綱領，肯定全國委員會背叛了黨的原則，剝奪它的權力並將其成員開除出黨。分裂的結果，法國工人黨（羅阿納代表大會保持了這個名稱）在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而進行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雖然黨在人數上減少了，但在組織上鞏固了。國內大工業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廠的巴黎無產階級的一些小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礎。跟可能派走的是還受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巴黎手工業工人，以及南部（馬賽）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組（合作社派、工團派、蒲魯東派等等）。——650、652、653。）在建立黨的時候，蓋得和拉法格同馬隆和布魯斯之間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幻想這種合作能夠長期維持下去。爭論的問題完全是原則性的：是應當把鬥爭作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來進行呢，還是應當像機會主義者（翻譯成社會主義者的語◎第652頁◎言就是：可能派）那樣，只要能獲得更多的選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運動的階級性和綱領都丟開不管？馬隆和布魯斯讚成後一種做法，從而犧牲了運動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並且使分裂成為不可避免的事。這也好。無產階級的發展，無論在什麽地方總是在內部鬥爭中實現的，而現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黨的法國也不例外。在德國，我們已經走過了這種內部鬥爭（同拉薩爾派）的第一階段，其他階段還擺在我們面前。在可能團結一致的時候，團結一致是很好的，但還有高於團結一致的東西。誰要是像馬克思和我那樣，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所作的鬥爭比對其他任何人所作的鬥爭都多（因為我們把資產階級只當作一個階級來看待，幾乎從來沒有去和資產者個人交鋒），那他對爆發不可避免的鬥爭也就不會感到十分煩惱了……

    52.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2年11月28日於倫敦

    ……巴枯寧主義者也完全是這樣做的。據拉法格說，可能派只是在蒙馬特爾才真正有些勢力，並且在那里也組織得很好。

    暫時處於少數——在組織上——而有正確的綱領，總比沒有綱領而只是表面上擁有一大批虛假的擁護者要強得多。我們一輩子都處於少數，我們覺得這樣也非常好。巴黎的組織數量不多（果真如此，我還遠不理解可能派為什麽不敢出席羅阿訥派舉行的關於兩個代表大會（注：指1882年秋同時召開的兩個法國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在聖艾蒂安召開的可能派代表大會和在羅阿納召開的蓋得派（馬克思派）代表大會。

    1882年9月25日在聖艾蒂安召開的法國工人黨例行代表大會上，黨的右翼的擁護者（可能派）在代表資格證上耍盡種種詭計從而取得了多數，大會發生了分裂。馬克思派小組（蓋得派）退出大會，並於9月26日聚會於羅阿納，舉行了法國工人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留在聖艾蒂安代表大會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馬克思參加制定並在1880年11月勒阿弗爾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黨的統一綱領，並且賦予一些區制定自己的競選綱領的權利。在聖艾蒂安代表大會所讚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綱領導言中，用恩格斯的話說，“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已經被拋棄”（見本卷第650頁）。代表大會把黨內馬克思派的領袖和積極活動家——蓋得、拉法格、馬薩爾、傑維爾、弗羅什和巴讚開除出黨，並確定了黨的新的名稱——革命社會主義者工人黨，即所謂可能派的黨。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羅阿納舉行的馬克思派代表大會確認自己忠於1880年批準的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宣布它是黨的所有聯合會和小組統一的和必須遵守的綱領，肯定全國委員會背叛了黨的原則，剝奪它的權力並將其成員開除出黨。分裂的結果，法國工人黨（羅阿納代表大會保持了這個名稱）在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而進行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雖然黨在人數上減少了，但在組織上鞏固了。國內大工業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廠的巴黎無產階級的一些小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礎。跟可能派走的是還受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巴黎手工業工人，以及南部（馬賽）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組（合作社派、工團派、蒲魯東派等等）。——650、652、653。）的辯論會），這可以通過報刊的影響而兩倍三倍地得到彌補。

    在這樣的情況下，您的巴黎記者們怎能認為聖艾蒂安派是“真◎第653頁◎正的工人政黨”，我真是無法理解。首先，這幫人根本不是什麽黨，更不是什麽工人政黨，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樣。但是他們從骨子里就是激進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正像此地的工人已經完全變成的那樣。把他們維系在一起的唯一的東西，就是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他們根本沒有工人的綱領。那些為激進派搜羅這類工人投票工具的工人領袖們的行為，在我看來，是直接的背叛……

    1883年

    53.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3年3月1日於倫敦

    ……菲勒克就電工技術革命掀起了一陣喧嚷，卻絲毫不理解這件事的意義，這種喧嚷只不過是為他出版的小冊子做廣告。但是這件事實際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機教我們把熱變成機械運動，而電的利用將為我們開辟一條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熱、機械運動、電、磁、光——互相轉化，並在工業中加以利用。循環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發現在於，能夠把高壓電流在能量損失較小的情況下通過普通電報線輸送到迄今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遠距離，並在那一端加以利用——這件事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這一發現使工業徹底擺脫幾乎所有的地方條件的限制，並且使極遙遠的水力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麽到最後它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杠桿。但是非常明顯的是，生產力將因此得到大發展，以至於越來越不再需要資產階級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從這里只是看到了自己所喜愛的國有化的新論據：◎第654頁◎資產階級辦不到的事，應當由俾斯麥來做……

    54.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內西

    1883年3月14日於倫敦

    親愛的李卜克內西：

    從我給倍倍爾夫人（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訊處）的電報里，你們大概已經知道，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黨遭受了多麽嚴重的損失。上星期五醫生——倫敦最好的醫生之一——還告訴我們，只要營養跟得上，維持住他的體力，他完全有希望恢覆得像以前那樣健康。而且正是從那時候起，他的胃口又開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兩點多鐘我去的時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淚，說他異常地虛弱；琳蘅叫我上樓去看他，說他處在半睡的狀態，當我上了樓的時候——此時她離開房間不過兩分鐘光景——他已完全睡著，但是長眠不醒了。19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頭腦停止思考了。關於致死的直接原因，沒有醫生的意見我不好判斷；整個情況是這樣覆雜，以致醫生們要把它詳細寫出來，也要花費許多筆墨。然而，現在這畢竟已經不是那麽重要的了。最近六個星期以來，我飽受了驚恐，而我所能說的只是，在我看來，起初他的夫人去世，接著，在他非常危急的關頭燕妮（注：馬克思的大女兒。——編者注）又去世，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

    雖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臥在床上，面孔也永遠不動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這個天才的頭腦不再用他那強有力的思想來哺育兩個半球的無產階級運動了。我們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應當◎第655頁◎歸功於他；現代運動當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他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活動；沒有他，我們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

    　　　　　你的　弗·恩格斯


馬克思和恩格斯　書信（之五）

    55.恩格斯致菲·範派頓（注：恩格斯這封信是為了回答範派頓1883年4月2日來信而寫的；範派頓說，不久前舉行紀念馬克思的遊行時，約·莫斯特及其擁護者聲稱，似乎莫斯特個人同馬克思交往密切，曾在德國協助過《資本論》的通俗化工作，似乎馬克思讚揚了莫斯特所作的宣傳。恩格斯把自己的信用德文發表在1883年5月17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21號《卡爾·馬克思的逝世》一文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85—388頁），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還摘引了範派頓上述來信中的一段話。——656。）

    　　1883年4月18日於倫敦

    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在4月2日來信問我，卡爾·馬克思對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對約翰·莫斯特抱什麽態度，我的答覆是簡短而明確的。

    馬克思和我從1845年起就持有這樣的觀點：未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結果之一，將是稱為國家的政治組織逐步解體直到最後消失。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從來就是依靠武裝力量保證富有的少數人對勞動者多數的經濟壓迫。隨著富有的少數人的消失，武裝壓迫力量或國家權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時我們始終認為，為了達到未來社會革命的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階級應當首先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並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這一點在1847年寫的《共產黨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經闡明。

    無政府主義者把事情顛倒過來了。他們宣稱，無產階級革命應當從廢除國家這種政治組織開始。但是，無產階級在取得勝利以後遇到的唯一現成的組織正是國家。這個國家或許需要作一些改變，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職能。但是在這種時刻破壞它，就是破壞勝利了的無產階級能用來行使自己剛剛奪取的政權、鎮壓自己的資本家敵人和實行社會經濟革命的唯一機構，而不進行這種革命，整個勝◎第656頁◎利最後就一定歸於失敗，工人就會大批遭到屠殺，巴黎公社以後的情形就是這樣。

    這種無政府主義的謬論從巴枯寧用現在的形式把它提出來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馬克思的反對，這難道還需要我特別證明嗎？國際工人協會的整個內部的歷史證實了這一點。從1867年開始，無政府主義者就企圖用各種最卑鄙的手段奪取國際的領導權；他們遇到的主要障礙就是馬克思。經過五年的鬥爭，終於在1872 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會（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和過去歷次代表大會相比，海牙代表大會按其組成來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大會。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代表15個全國性組織的65名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領導了這次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上，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戰友們多年來為反對工人運動中的各種小資產階級宗派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勝利結束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分裂活動受到譴責，他們的領導者巴枯寧等被開除出國際。——618、620、657。）上把無政府主義者驅逐出國際；在驅逐無政府主義者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馬克思。如果你們希望知道更詳細的情況，我們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會的代表，霍博肯的弗·阿·左爾格可以告訴你們……

    56.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3年8月27日於伊斯特本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體（它的特點，馬克思和我分別在《霧月十八日》（注：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本選集第1卷第579—689頁。——編者注）和《論住宅問題》第二篇（注：見本選集第3卷第163—197頁。——編者注）以及其他地方闡述過）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同舊的專制君主政體在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但是，正像後一種鬥爭不能在舊的專制君主政體下而只能在立憲君主政體下（英國、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國）才能◎第657頁◎進行到底一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只有在共和政體下才能進行到底。因此，如果說，有利的條件和革命的經歷曾經幫助法國人打倒了波拿巴（注：拿破侖第三。——編者注），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那麽，同依然停滯在半封建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的混合體中的我們相比，法國人有這樣一個優越性：他們擁有一定會把鬥爭進行到底的形式，而這種形式我們還有待於奪取。他們在政治上要比我們先進整整一個階段。因此，如果君主政體在法國覆辟，其結果必然是爭取恢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鬥爭又出現在日程上；而共和國的繼續存在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直接的、非隱蔽的階級鬥爭將日益尖銳化，一直到發生危機。

    在我們這里，革命的第一個直接結果，按其形式來說，同樣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它在這里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因為我們很幸運，沒有一個純粹共和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這個也許是以進步黨（注：進步黨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魯士資產階級進步黨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爾德克、微耳和、舒爾采－德里奇、福爾肯貝克和霍維爾貝克。進步黨要求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召開全德議會，建立對眾議院負責的強有力的自由派內閣。由於害怕工人階級和仇視社會主義運動，進步黨在半專制的德國的條件下容忍了普魯士容克的統治。進步黨政治上的動搖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業資產階級、小工業家和部分手工業者的不穩定性。1866年，進步黨分裂，其右翼組成了民族自由黨。——569、658、686。）為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我們可以利用它首先來為革命的社會主義爭取廣大的工人群眾；這件事將在一兩年內完成，並將引起除我們以外還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間黨派徹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勝利地取得政權。

    德國人的重大錯誤就在於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間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實上，它是群眾在加速情況下的多年發展過程。任何一個一夜之間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過是推翻一個早已毫無希望的反動政權（1830年），或者直接導致預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國）。　 您的　弗·恩·◎第658頁◎

    1884年

    57.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年2月4日於倫敦

    親愛的考茨基：

    郵班快停收了，匆忙寫幾行。

    請您趕快告訴我，您對傑維爾的書（注：加·傑維爾《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編者注）打算怎樣加工，是整章地保留，逐字逐句地翻譯呢，還是按我所建議的加以壓縮。只有等我知道了這一點，我才能夠向邁斯納征求意見，因為我得告訴他一個確定的消息。已經在巴黎給邁斯納定了一本；等書來的時候，您的回答大概也到了。

    理論部分我很願意校訂，雖然我並不認為有必要這樣做。至於敘述部分，校訂沒有意義，因為您會避免傑維爾的錯誤。他的主要錯誤在於：他把馬克思認為只在一定條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釋成絕對的原理。傑維爾刪去了這些條件，因此那些原理看來就不正確了。

    其余的問題過幾天再談。

    　　您的　弗·恩·◎第659頁◎

    58.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年2月16日於倫敦

    ……如果有人肯花點力氣用爪哇（國家社會主義在這里極為盛行）的實例來說明猖獗一時的國家社會主義，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莫尼律師著的《爪哇，或怎樣管理殖民地》（1861年倫敦版，共兩卷）這本書里。從這里可以看到，荷蘭人怎樣在古代公社共產主義的基礎上由國家組織生產，並且怎樣保證人們過一種他們所認為的非常舒適的生活；結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階段上，而荷蘭的國庫卻每年得到7 000萬馬克的收入（現在大概還要多）。這種情況很有意思，而且很容易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這也附帶證明了，那里的原始共產主義，像在印度和俄國一樣，今天正在給剝削和專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廣闊的基礎（只要現代共產主義的因素不去震動這種原始共產主義），並且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它和瑞士各舊州（注：所謂各舊州是指瑞士的山區各州，這些州在13—14世紀是瑞士聯邦的基本核心。——660。）的獨立的馬爾克公社一樣，成為極其引人注目的（或者應當被克服或者應當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歷史遺跡。

    在論述社會的原始狀況方面，現在有一本像達爾文的著作對於生物學那樣具有決定意義的書，這本書當然也是被馬克思發現的，這就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1877年版）。馬克思談到過這本書，但是，當時我腦子里正裝著別的事情，而以後他也沒有再回頭研究；看來，他是很想回頭再研究的，因為根據他從該書中所作的十分詳細的摘錄（注：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編者注）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該書介紹◎第660頁◎給德國讀者。摩爾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領域內獨立地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最後還對現代社會提出了直接的共產主義的要求。他根據野蠻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組織，第一次充分地闡明了羅馬人和希臘人的氏族，從而為原始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假如我有時間，我倒想利用馬克思的劄記把這些材料加加工，為《社會民主黨人報》（注：《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的一家周報，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生效期間，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蘇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倫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該報的編輯是格·福爾馬爾，1881年至1890年編輯是愛·伯恩施坦；馬克思和在該報整個出版時期為該報撰稿的恩格斯，都積極幫助該報編輯部執行黨的無產階級路線，批評並糾正它的個別錯誤和動搖。——397、400、647、661、662。）的雜文欄或《新時代》（注：《新時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雜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圖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後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雜志的編輯從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從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庫諾。1885—1894年恩格斯在雜志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經常提出忠告來幫助雜志編輯部，並且不時地批評編輯部背離馬克思主義。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後，雜志開始系統地刊登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雜志采取中派立場，實際上支持社會沙文主義者。——4、424、661、662、728。）寫點東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慮這一點（注：恩格斯利用馬克思的意見並且根據自己研究積累的許許多多和各種各樣的材料，在兩個月時間內（1884年3月底至5月底）寫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著作（見本卷第18—179頁）。恩格斯關於泰羅和拉伯克著作的批評性意見，見他為1891年出版的此著德文第4版所寫的序言（見本卷第4—17頁）。——661。）。泰勒、拉伯克及其同夥所搞的整個騙局，不管是內婚制、外婚制，還是其他各種荒誕無稽之談，現在都被徹底揭穿了。這些先生們在這里拚命抵制這本書，它是在美國印刷的，五個星期以前我就訂購了這本書，但收不到！雖然在扉頁上還印著一家倫敦書局作為共同出版者。

    衷心問好。

    　　　您的　弗·恩·

    59.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1884年3月24日)

    1884年3月24日於倫敦

    ……關於三月的文章不管怎麽說還是很好的，主要點都強調得十分正確。刊登在下一號里的那篇論述人民黨員對農民進行說教的文章也很好，其中只是對民主這個“概念”的引證是糟糕的（注：恩格斯指的是《社會民主黨人報》（見注294）發表的兩篇文章：1884年3月13日第11號上作為社論刊載的愛·伯恩施坦的文章《紀念三月戰鬥》和1884年3月20日第12號上以《論人民黨的自然歷史》為題的社論。——661。）。這個概念每次都隨著人民的變化而變化（注：“民主”的原文是“Demokratie”，這個詞來源於希臘文，在德文中有“人民當權”的意思。——編者注），因此它沒有幫◎第661頁◎助我們前進一步。照我的意見，應當這樣說：無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種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樣，只是一種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農民和小資產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滅亡的階級，而這些階級只要想人為地保全自己，那他們對無產階級說來就是反動的。其次，不應該忘記，資產階級統治的徹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國，雖然這種共和國由於無產階級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而面臨嚴重的危險，但是，像在法國和美國所表明的，它作為單純的資產階級統治，總還是可能的。可見，自由主義的“原則”作為“一定的、歷史地形成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一種不徹底的東西。自由主義的立憲君主政體是資產階級統治的適當形式，那是(1)在初期，當資產階級還沒有和專制君主政體徹底決裂的時候，(2)在後期，當無產階級已經使民主共和國面臨嚴重的危險的時候。不過無論如何，民主共和國畢竟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資產階級統治將在這種形式下走向滅亡。就此結束我的贅談……

    60.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4年6月5日於倫敦

    親愛的愛德：

    在海濱住了一個星期（注：1884年5月29日至6月4日，恩格斯在黑斯廷斯（英國南部海濱）德國民主派政論家西·波克罕家中作客。——662。）。右手食指割破，很厲害，所以寫得簡短而潦草。這樣一來，考茨基只好等一等了，因為《社會民主黨人報》（注：《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德國的一家周報，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生效期間，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蘇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倫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該報的編輯是格·福爾馬爾，1881年至1890年編輯是愛·伯恩施坦；馬克思和在該報整個出版時期為該報撰稿的恩格斯，都積極幫助該報編輯部執行黨的無產階級路線，批評並糾正它的個別錯誤和動搖。——397、400、647、661、662。）比《新時代》（注：《新時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雜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圖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後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雜志的編輯從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從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庫諾。1885—1894年恩格斯在雜志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經常提出忠告來幫助雜志編輯部，並且不時地批評編輯部背離馬克思主義。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後，雜志開始系統地刊登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雜志采取中派立場，實際上支持社會沙文主義者。——4、424、661、662、728。）更重要，況且後者的情況是這樣的：不論我是否參加意見，反正一樣。不過，考茨基的一切行動，就他告訴我的和就我對事態的判斷而言，我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注：1884年5月29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寫信給恩格斯說，《新時代》（見注3）雜志編輯部內，考茨基同出版者狄茨及一批撰稿人之間存在意見分歧，因此暫時不要在該雜志上發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662。）◎第662頁◎

    《社會民主黨人報》情況有些不同。自從抱怨派（注：抱怨派是1848—1849年德國革命期間民主共和派給資產階級立憲派起的綽號；恩格斯在這里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右翼的代表叫作抱怨派。——663。）先生們形式上聯合成一個政黨並在國會黨團中占了多數之後，自從他們意識到他們這種由於實施反社會黨人法（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21日通過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恩格斯對這一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麥和德國工人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頁）。——402、647、663、686、692、693、707、712。）而取得的力量並利用這一力量之後，我認為，我們尤其必須竭盡全力守住我們掌握的一切陣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陣地——《社會民主黨人報》。

    這些人是靠反社會黨人法過日子的。假如明天能公開論戰，我主張立即出擊，那時他們馬上就會完蛋。但是目前任何的公開論戰都不可能，目前所有在德國出版的報刊都在他們手中，而且他們的人數（在“領袖”中間占多數）使他們有可能拚命造謠中傷，施展陰謀和暗中破壞，——我認為，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應當避免一切使他們有口實說我們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們身上的行動。這是黨內鬥爭的常規，而現在比任何時候更應當遵循這一常規。若是分裂，我們應當繼續掌握老的黨，而他們或者退黨，或者被開除。

    再來談談時機問題。現在一切都對他們有利。我們不能阻止他們分裂後在德國誣蔑和誹謗我們，不能阻止他們冒充群眾的代表（因為群眾真會選舉他們！）。我們手中只有《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國外的報刊。他們的話能夠被人傾聽，而我們卻很難辦到。如果我們現在就造成分裂，那麽全體黨員群眾就會不無理由地說，黨費了很大力氣，冒著種種危險，剛剛在改組，而我們卻在這時候制造不和，瓦解黨。如果我們能夠避免這一情況，那麽我仍然認為，分裂應當推遲到在德國發生某種變化的時候，那時我們就會有較大的行動自由。

    但如果分裂還是不能避免的話，那麽它決不應當帶有私人的性質，不應當成為個別人之間的爭吵（或某種可能被描繪成這類爭吵的東西），例如，你和斯圖加特分子之間的爭吵，而應當在某個十分明確的原則性問題上發生，也就是說，在當前應當由於綱領（注：指1875年5月在哥達召開的合並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綱領。這個綱領中包含著一系列反科學的荒謬論點和對拉薩爾派的許多讓步。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以及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的信和1875年5月5日馬克思給威·白拉克的信（見本選集第3卷第295—327頁），都對這個略加修改便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草案作了評述和分析批判。——663。）◎第663頁◎遭到破壞而發生。綱領是這樣地壞，你對它稍加研究就會發現，對你來說，那里有足夠的立腳點。況且，國會黨團是管不著綱領的。其次，分裂必須經過充分的準備，至少要使倍倍爾同意這樣做並立即跟我們一起走。第三，你自己應當弄清楚，分裂一旦發生，你打算怎麽辦和你能夠怎麽辦。如果讓《社會民主黨人報》落入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敗壞德國黨的聲譽。

    在這個問題上，再沒有什麽比急躁更壞的了；一時激動作出的決定在自己看來似乎總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義的，但是通常會導致蠢舉，這一點我從千百次的親身經驗中知道得太清楚了。

    總之：(1)分裂應當盡可能往後拖；(2)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話，那就應當讓他們提出來；(3)同時作好一切準備；(4)至少要有倍倍爾，而且盡可能還要有李卜克內西，否則不采取任何行動，李卜克內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會又轉變過來（也許，甚至會矯枉過正）；(5) 不顧一切地竭盡全力守住《社會民主黨人報》這個陣地。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對待這些先生們的“傲慢態度”，你們完全可以以千百倍的傲慢回敬他們。你們本來是很會講話的，你們完全可以用相當尖刻和相當諷刺的話去對付這些蠢驢，以便消除他們的此類癖好。同這些不學無術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沒有必要進行認真的爭論，而應當挖苦他們，用他們自己講過的話嘲弄他們等等。

    同時你別忘了，我的手腳已經被我承擔的大量工作束縛住了，所以，如果發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不會有時間像我希望的那樣參加進去。

    我還想從你那里比較詳細地了解這些庸人不滿的是什麽和他們要求的是什麽，而不是對這些庸人的一般的怨言。你要記住，你同他們談判越久，他們向你提供的可用來指責他們自己的材料就◎第664頁◎越多！

    請來信告訴我，我在和倍倍爾通信中關於這些問題可以談到什麽程度。我這幾天本應該給他寫信，但我想拖到星期一，本月9日；到時我可能接到你的回信。

    問候考茨基。

    　　　你的　弗·恩·

    61.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4年7月於倫敦］

    ……（注：信的開頭部分殘缺。——編者注）我硬著頭皮看了幾期《新世界》。（注：《新世界。大眾消遣畫報》是德國的社會主義雜志，1876年至1883年在萊比錫出版，後來在斯圖加特和漢堡出版到1919年；1876年至1880年威·李卜克內西任該雜志編輯；在70年代，恩格斯曾為該雜志撰稿。——665。）這個雜志無聊透了，沒法看下去。至於蓋澤爾先生，他的“科學”是碰不得的。一個人在如此低賤的雜志上炫耀他的科學，就證明他實際上什麽學問也沒有，何況他還一直把“bacillus”印成“Cholera—Baccillus”，好像這個詞是來源於bacca，而不是來源於baculus。而這個詞是任何一本拉丁文詞典里都有的。說什麽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一樣，二者都有片面性，應當結合為一個更高的統一體（注：布·蓋澤爾《地球的內部結構》。——編者注），這種說法是陳詞濫調，你不必去管它。至於無神論只是表示一種否定，這一點我們自己早在40年前駁斥哲學家們的時候就已經說過了，但是我們補充說：無神論單只是作為對宗教的否定，它始終要涉及宗教，沒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還是一種宗教……◎第665頁◎

    62.恩格斯致卡·考茨基（注：在這封信中恩格斯評論了考茨基駁施拉姆的文章。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者卡·奧·施拉姆曾把他的《卡·考茨基和洛貝爾圖斯》一文的手稿送到《新時代》（見注3）雜志編輯部發表，他在該文內猛烈攻擊以前在該雜志發表的考茨基的一篇文章《洛貝爾圖斯的〈資本〉》。施拉姆的文章和考茨基的題為《答覆》的答辯文章，發表在1884年《新時代》雜志第11期上。——666。）　　　 1884年9月20日於倫敦親愛的考茨基：

    隨信將稿子掛號寄還。

    你評洛貝爾圖斯的文章（注：卡·考茨基《洛貝爾圖斯的〈資本〉》。——編者注），有關經濟方面寫得很好；我又要指摘的地方是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沒有把握的領域所下的不容爭辯的論斷，你這樣也就把弱點暴露給施拉姆，這個人是很會抓住這些弱點的。

    這特別表現在對待“抽象”這個問題上，你的確過於一般地貶低“抽象”了。這里的區別在於：

    馬克思把存在於事物和關系中的共同內容概括為它們的最一般的思維表現，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維形式反映出已存在於事物中的內容。

    與此相反，洛貝爾圖斯給自己制造出一種或多或少是不完備的思維表現，並用這種概念來衡量事物，讓事物必須符合這種概念。他尋求事物和社會關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內容，但是它們的內容實質上是暫時性的。這樣就有了真正的資本。這不是目前的資本，這不過是這個概念的不完備的體現。他不從目前的、唯一實際存在的資本里面得出資本概念，卻為了從今天的資本達到真正的資本，去求助於孤立的人們，詢問在他們的生產當中能體現為資本的是什麽。當然是單純的生產資料。這樣一來，就幹脆把真正的資◎第666頁◎本和根據不同情況有時是資本有時不是資本的生產資料混在一起。這樣一來，一切壞的特性，即一切真實的資本特性就都從資本中排除掉了。於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實的資本必須符合這個概念，就是說，它只行使單純的社會生產資料的職能，拋棄一切使它成為資本的東西，然而它必須仍舊是資本，也正因為如此，它才成為真正的資本……

    63.恩格斯致約·菲·貝克爾　　　 1884年10月15日於倫敦

    ……你不必為我的健康擔心。我的病是局部的，雖然有時令人厭煩，但是對整個健康毫無影響，而且決不是什麽不治之癥；它最壞不過使我不適於服兵役，但是也許過幾年我還能夠騎馬。四個月以來，我不能動筆，但是我口述並幾近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冊，還校訂了第一冊的英譯文（已譯完的那部分，占全書的3/8）。另外，我現在找到了一種藥。它使我的病好了一些，但願不久會進一步好轉。不幸的倒是，自從我們失掉了馬克思之後，我應該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還不錯。我高興我有像馬克思這樣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當現在突然要我在理論問題上代替馬克思的地位並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時，就不免要出漏洞，這一點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強烈地感覺到。而且只有在時局變得更動蕩一些的時候，我們才會真正感受到失去馬克思是失去了什麽。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像馬克思那樣高瞻遠矚，在應當迅速行動的時刻，他總是作出正確的決定，並立即切中要害。誠然，在風平浪靜的時期，有時事件證實正確的是我，而不是◎第667頁◎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時期，他的判斷幾乎是沒有錯誤的……

    6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年11月8日於倫敦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國的工業落後，給我們事業的進展幫了大忙。英國和法國向大工業的過渡大體已經完成。無產階級所處的境況現在已經穩定；農業區和工業區，大工業和家庭工業已經分離，並且按現代工業所能容許的程度固定下來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機引起的波動，也已經成了習以為常的生存條件。工業變革時期出現的政治運動或直接社會主義運動（那時還不成熟）遭到了失敗，遺留下來的與其說是鼓舞，不如說是沮喪；資產階級的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證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對資本主義生產，就需要新的更強大的推動力，例如，英國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場上的統治地位或者法國發生某種特別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國大工業的發展在1848年才開始，這是那一年最可觀的遺產。工業變革仍然在繼續，而且是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繼續著。以小塊自由地產或租佃地產支撐的家庭工業，仍然在同機器和蒸汽抗爭；瀕於毀滅的小農抓住家庭工業作為最後的救命稻草；但是，剛剛被卷入工業，它又被機器和蒸汽壓下去。農業的輔助收入，自己種的馬鈴薯，成為資本家壓低工資最有力的工具；資本家現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價值贈送給外國買主，只靠這種辦法才在世界市場上保持住競爭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潤則通過降低正常工資來榨取。同時，由於大工業突飛猛進的發展，工業中心的整個生活◎第668頁◎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這樣，整個德國（也許只有容克的東北地區除外）都卷入社會革命，小農被拉入工業，最守舊的地區也被卷進這個運動，因而整個德國的革命化比英國或法國徹底得多。而這場最終導致剝奪小農和手工業者的社會革命，又是發生在這樣的時候：恰好一個德國人——馬克思已經從理論上總結了英國和法國的實踐和理論發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本質，從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終歷史命運。這就給德國無產階級提供了它的先驅者英國人和法國人從來沒有過的綱領。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是人們更加心明眼亮，——這就是德國工人運動勢不可擋地發展的奧秘……

    1885年

    65.恩格斯致維·伊·查蘇利奇　　　 1885年4月23日於倫敦

    ……首先，我再對您說一遍，得知在俄國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誠地、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偉大的經濟理論和歷史理論，並堅決地同他們前輩的一切無政府主義的和帶點泛斯拉夫主義的傳統決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馬克思能夠多活幾年，那他本人也同樣會以此自豪的。這是一個對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將會具有重大意義的進步。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至於我，對俄國現◎第669頁◎狀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對那里在某一時期所應采取的策略的細節作出判斷。此外，對俄國革命派內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別是近幾年的事情，我幾乎一無所知。我在民意黨人中的朋友從來沒有對我談過這類事情。而這是得出肯定意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為知道的俄國情況，使我產生如下的想法：這個國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會在某一時刻爆發；它每天都可能爆發。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國家就像一顆裝上炸藥的地雷，所差的就是點導火線了。從3 月13日（注：1881年3月13日，民意黨人根據“民意黨”執行委員會的決定，在彼得堡刺死了俄皇亞歷山大二世。——670。）以來更是如此。這是一種例外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一小夥人就能制造出一場革命來，換句話說，只要輕輕一撞就能使處於極不穩定的平衡狀態（用普列漢諾夫的比喻來說（注：恩格斯指的是普列漢諾夫在他的著作《我們的意見分歧》中一再使用的說法，即俄國的公社關系處於不穩定的平衡狀態。——670。））的整個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個本身是無足輕重的行動，就能釋放出一種接著便無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說布朗基主義（幻想通過一個小小的密謀團體的活動來推翻整個社會）曾經有某種存在的理由的話，那這肯定是在彼得堡（注：草稿中這里刪去了：“我不說是在俄國，因為在遠離行政中心的省份，這樣的打擊是無法進行的。”——編者注）。只要火藥一點著，只要力量一釋放出來，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變為動能（仍然是普列漢諾夫愛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注：指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中以下的一段話：“我認為，俄國革命的位能是巨大的，不可戰勝的，如果說反動勢力日益擡頭，那只是因為我們不善於把這種位能變成動能。”——670。）），那麽，點燃導火線的人們就會被炸得粉身碎骨，因為這種爆炸力將比他們強一千倍，它將以經濟力和經濟阻力為轉移盡可能給自己尋找出路。

    假定這些人設想能夠抓到政權，那有什麽關系呢？如果他們鑿穿堤壩引起決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會把他們的幻想沖得一幹二凈。但即使這種幻想偶然賦予他們更大的意志力，這有什麽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誇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總是看到，他◎第670頁◎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麽，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們原來打算的那個樣子。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諷刺（注：恩格斯在這里引用了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2卷中的說法。黑格爾在那里解釋“蘇格拉底式的諷刺”時作了如下評論：“所有的辯證法都承認應該承認的東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後讓它的內部解體自行發展，——這可說是世界的普遍諷刺。”——671。），免遭這種諷刺的歷史活動家為數甚少。（注：草稿中這里刪去了：“也許我們大家的命運都會是這樣。”——編者注）您不妨看看違心的革命者俾斯麥，看看到頭來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注：亞歷山大三世。——編者注）鬧得不可開交的格萊斯頓。

    據我看來，最重要的是：在俄國能有一種推動力，能爆發革命。至於是這一派還是那一派發出信號，是在這面旗幟下還是那面旗幟下發生，我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如果這是（注：草稿中這里刪去了：“貴族集團或交易所投機分子集團，好吧，歡迎！直到”。——編者注）一場宮廷革命，那它在第二天就會被一掃而光。在這個國家里，形勢這樣緊張，革命的因素積累到這樣的程度，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狀況日益變得無法忍受，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從原始公社到現代大工業和金融寡頭——都有其代表，所有這一切矛盾都被舉世無雙的專制制度用強力禁錮在一起，這種專制制度日益使那些體現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嚴的青年們忍無可忍了，——在這樣的國家里，如果1789年一開始，1793年很快就會跟著到來……

    66.恩格斯致蓋·吉約姆－沙克

    　［1885年7月5日左右於倫敦］

    ……法國人在要求限制婦女勞動方面不像德國人那麽迫切，這是由於在法國，尤其是在巴黎，婦女的工廠勞動只起比較次要的◎第671頁◎作用。就我所知，在工資還根本沒有廢除以前，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終是所有社會主義者的要求。勞動婦女，由於她們的特殊生理機能，需要特別的保護，來對抗資本主義的剝削，我認為這是很明顯的。英國婦女界爭取婦女形式上的權利的先驅們，即主張讓婦女和男子受資本家同樣厲害的剝削的那些人，自己也多半同資本主義對男女勞動者的剝削有直接或間接的利害關系。我承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最後年代里，我關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於關心兩性在形式上的絕對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廢除了資本對男女雙方的剝削並把私人的家務勞動變成一種公共的行業以後，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實現。

    6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注：這封信是對卡·考茨基的母親敏·考茨基1885年10月15日來信的覆信，敏·考茨基是1885年夏天在倫敦同恩格斯認識的。——672。）

    1885年11月26日於倫敦

    ……《舊和新》（注：敏·考茨基的《舊和新》。——編者注）我已經看過了，衷心地感謝您寄給我這本書。您在這本書里對鹽場工人生活的描寫，就像在《斯蒂凡》（注：敏·考茨基的《格里蘭霍夫的斯蒂凡》。——編者注）里對農民生活的描寫一樣出色。對維也納社交界的描寫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維也納的確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意志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寫文人、官員和演員的那種小說才能找到地盤。在您的作品的這一部分里，情節的發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斷；使我們的人得到這種印象的某些東西，在維也納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第672頁◎為那里具有把南歐和東歐的各種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獨特的國際性質。對於這兩種環境里的人物，我認為您都用您平素的鮮明的個性描寫手法刻畫出來了；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而且應當是如此。但是，為了表示沒有偏頗，我還要找點毛病出來，在這里我來談談阿爾諾德。這個人確實太完美無缺了，如果他最終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麽，除非人們推說他不見容於這個世界，才能把這種情形同文學上的崇尚正義結合起來。可是，如果作者過分欣賞自己的主人公，那總是不好的，而據我看來，您在這方面也多少犯了這種毛病。愛莎即使已經被理想化了，但還保有一定的個性描寫，而在阿爾諾德身上，個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則里去了。

    可是，產生這個缺陷的原因從小說本身就能感覺到。顯而易見，您認為需要在這本書里公開表明您的立場，在全世界面前證明您的信念。這您已經做了，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用不著再以這種形式重覆。我決不反對傾向詩本身。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和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強烈傾向的詩人，但丁和塞萬提斯也不遜色；而席勒的《陰謀與愛情》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是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現代的那些寫出優秀小說的俄國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傾向的作家。可是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無需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此外，在當前條件下，小說主要是面向資產階級圈子里的讀者，即不直接屬於我們的人的那個圈子里的讀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系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懷疑，那麽，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第673頁◎辦法，甚至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對奧地利農民和維也納“社交界”的透徹了解以及您對他們的出色的生動描寫，表明在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證明您還善於用巧妙的諷刺處理您的主人公，這種諷刺顯示出作家能駕馭自己的作品……

    1886年

    68.恩格斯致奧·倍倍爾　　　 1886年1月20—23日於倫敦

    ……至於我提的關於在國有土地上建立生產合作社的建議，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給當時讚成輪船公司津貼299的多數派指明一條出路，告訴他們怎樣才能不失體面地投票反對這個提案，走出他們已經陷入的死胡同。而在我看來，這個建議原則上是完全正確的。我同意，如果我們提出積極的東西，那我們應該只提可行的建議。但是，它們應該是實際上可行的，不管現政府會不會實行。我還走得更遠。如果我們提出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崩潰的社會主義措施（如上所述），那只能是一些切實可行、但對現政府說來是不可行的措施。因為，這個政府會敗壞和糟踏任何類似的措施，政府實行這類措施僅僅是為了斷送它。而這個建議是任何一個容克的或資產階級的政府都不會實行的。給東部各省的農村無產階級指明道路，使他們本身走上一條他們能夠消滅容克和租佃者的剝削的道路——把恰恰是這樣一部分居民吸引到運動中來，這部分居民的被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撐整個普魯士的團隊能從他們中間得到兵◎第674頁◎員的補充，總之，要從內部，從根基上炸毀普魯士這樣的建議多數派是想不到的。只要那里還存在大土地所有制，這個措施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堅持，而我們一旦掌握政權，我們自己就一定要付諸實施：把大地產轉交給（先是租給）在國家領導下獨立經營的合作社，這樣，國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這個措施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它在實質上是切實可行的，但是除了我們黨以外，沒有一個黨會實行它，因而也沒有一個黨能破壞它。而僅僅這一個措施就能使普魯士完蛋，我們越早宣傳這個措施，對我們就越有利。

    這件事無論同舒爾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薩爾都毫無共同之處。他們兩個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個是靠國家幫助，另一個是不靠國家幫助；但他們兩個人都認為，這些合作社不應占有現存的生產資料，而只是同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並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產。我的建議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現存的生產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經營被工廠主關閉的工廠那樣，應該將土地交給合作社，否則土地會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去經營。這是一個巨大的差別。至於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事情必須這樣來處理，使社會（即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壓過全社會的整個利益。至於德意志帝國沒有國有土地，那無關緊要：總是可以找到適當方式的，就像在波蘭問題的辯論過程中那樣，當時驅逐出境的事（注：指非德籍波蘭人被驅逐出普魯士東部各省一事。1885年11月26日波蘭黨團就此向帝國國會提出質詢，這個質詢得到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持。在1885年12月1日的帝國國會會議上，俾斯麥宣讀了威廉一世的通告，宣稱這個問題屬於普魯士政府的職權範圍，帝國國會不能討論。倍倍爾在同一天的會議上發言，闡述了社會民主黨黨團支持這個質詢的理由，並指出這個問題屬於國會的權限，必須進行討論等。最後帝國國會在1886年1月15—16日就此進行了一場辯論。——675。） 同帝國政府也並沒有直接的關系。

    正因為政府決不可能接受這類東西，所以，提出我所建議的津貼來同輪船公司津貼相對抗是沒什麽危險的。如果政府能同意這一點，那你當然是正確的……◎第675頁◎

    69.恩格斯致愛·皮斯（注：恩格斯的這封信是給費邊社的一個領導人愛·皮斯的回信的草稿。皮斯請求恩格斯為費邊社準備出版的小冊子《什麽是社會主義？》寫一篇文章，簡要地敘述一下社會主義者提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基本要求。

    費邊社是一批英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於1884年建立的改良主義組織。它的主要首領是悉·韋伯和比·韋伯。費邊社的名稱來自公元前3世紀的羅馬統帥費邊·馬克西姆的名字。這個統帥曾在同迦太基統帥漢尼拔的戰爭中采取待機策略，因而得到“孔克達特”（緩進者）的綽號。費邊社的成員主要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反對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鼓吹通過細微的改良來逐漸地改造社會，宣揚用所謂“地方公有社會主義”的辦法使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676。）［草稿］　　　 1886年1月27日［於倫敦］尊敬的先生：

    對您昨天親切的便箋，很遺憾，我只得告訴您，我的時間現在已被無法拖延的工作完全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無法承擔任何新的義務。

    如上所述，我無需再申述其他理由，來說明為什麽我不能寫您所請求的文章。但是無論如何應當聲明，我所在的黨並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這些特征的經濟方面，我在自己的《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書中曾試圖加以敘述和解釋，見該書第2版第253—271頁，轉載於我的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3版第28—48頁。（注：見本選集第3卷第617—634頁和740—760頁。——編者注）這樣一個無論是政治的還是非經濟的社會問題都根本未觸及的特殊的概述，我無法寫得更簡短。因此要為您寫600 字的提要，對我來說是一項力所不及的任務。

    　忠實於您的◎第676頁◎

    70.恩格斯致弗·阿·左爾格

    　 1886年11月29日於倫敦

    ……亨利·喬治的成就（注：1886年秋天，在準備紐約市政選舉期間，為了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政治行動，建立了統一工人黨。建黨的倡導者是紐約的中央勞動聯合會，即1882年成立的該市工會的聯合組織。以紐約為榜樣，其他許多城市也建立了這樣的政黨。工人階級在新的工人黨領導下，在紐約、芝加哥和密爾沃基的選舉中獲得了重大的成就：統一工人黨提出的紐約市長候選人亨利·喬治得到全部選票的31％；在芝加哥，工人黨擁護者把一名參議員候選人和九名眾議員候選人選入了州的立法議會，工人黨的美國國會議員候選人僅以64票之差而未當選；在密爾沃基，工人黨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市長，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州的立法議會的參議員，六名候選人當選為眾議員，並有一名候選人當選為美國國會議員。——388、677。）當然已經暴露了一大堆騙局，我感到高興的是，我當時沒有在場。但是，盡管如此，那還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德國人一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推動美國群眾的杠桿；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一切需要。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此外，他們原則上是不學英語的。因此，美國的群眾不得不自找出路，看來他們首先在“勞動騎士”（注：“勞動騎士”即“勞動騎士團”的簡稱，是1869年在費城創建的美國工人組織，在1878年以前，是一個秘密團體，成員大部分是非熟練工人，其中包括許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組織。騎士團雖曾參加工人階級的行動，但是，它的領導實際上反對工人參加政治鬥爭，主張階級合作，反對1886年全國性罷工，禁止它的成員參加罷工，盡管如此，騎士團的普通成員還是參加了罷工。此後，騎士團失去了它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到90年代末就瓦解了。——390、677、679。）里找到了這種出路，這一團體的混亂的原則和可笑的組織看來是同他們自己的混亂情況相適應的。但是根據我所聽到的一切來判斷，“勞動騎士”已經成了一種真正的力量，特別是在新英格蘭和西部地區，而且，由於資本家的瘋狂反對，這種力量將日益增大。我認為，必須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在這批還完全可塑的群眾中培養一個核心，讓這一核心了解運動和運動的目的，從而在目前的“騎士團”必然發生分裂的時候能自然而然地把該團的領導權（至少是一部分領導權）抓到手中。“勞動騎士”的最大的弱點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中立態度，結果出現了鮑德利等人的十足的欺詐行為。可是這種中立態度的勢頭已經在11月選舉時期，特別是在紐約，由於群眾所采取的行動而被打掉。每一個新參加運動的國家所應采取的第一個重大步驟，始終是把工人組織成獨立的政黨，不管怎樣組織起來，只要它是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就行。而這一步已比我們所預期的還要快得多地實現了，這是最主要的。這◎第677頁◎個黨的第一個綱領還是混亂的和極不完備的，它還打著亨·喬治的旗號，這都是不可避免的缺點，然而也是暫時的缺點。群眾需要有時間和機會來成長，而只要他們有了自己的運動——不管這種運動采取什麽形式，只要是他們自己的運動——，他們就會有這種機會，因為在這種運動中，他們將通過本身的錯誤、通過親身經歷的痛苦經驗而前進。

    美國的運動正處於我們在1848年以前所處的那種階段上，那里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應當起共產主義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個工人聯合會中所起的那種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國，這一切目前將進行得無比迅速；運動開展不過8個月，就能在選舉中取得那樣的成績，這簡直是聞所未聞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夠的地方，資產者就會去補做；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地方的資產者像你們那里的資產者那樣無恥和專橫，你們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麥手下的那幫帝國訟棍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是資產者用這種手段進行鬥爭的地方，鬥爭很快就得到結局，如果我們在歐洲不加緊行動，那麽美國人很快就會超過我們。但是正好現在，你們那里加倍地需要有幾個我們方面的人，他們要在理論和久經考驗的策略方面毫不動搖，同時要能說英文和寫英文，因為美國人由於各種顯而易見的歷史原因在所有理論問題上都遠遠落後，他們雖然沒有從歐洲接受中世紀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紀的傳統、宗教、英國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術，總之，接受了過去對做生意並不直接有害而現在對愚化群眾則非常有用的各種荒唐的東西。如果那里存在著理論頭腦清醒的人，能預先告訴他們，自己的錯誤會造成什麽後果，能使他們弄清楚，任何一個運動，要是不始終把消滅雇傭勞動制作為最終目標，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敗，那麽，許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個過程也將大大地縮短。可是，這必須按英國方式◎第678頁◎進行，德國的特點必須拋開，《社會主義者報》（注：《社會主義者報》是一家周報，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機關報，1885—1892年在紐約用德文出版。——679。）的先生們未必能勝任這一工作，而《人民報》（注：《人民報》即《紐約人民報》，是美國的社會主義日報，1878—1932年在紐約用德文出版；90年代海·施留特爾曾為該報撰稿。——679。）的先生們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們聰明一點……

    71.恩格斯致弗·凱利－威士涅

    　 威茨基夫人　　　 1886年12月28日於倫敦

    ……我的序言（注：見本卷第387—396頁。——編者注）當然將完全論述美國工人最近10個月來所取得的巨大進展，自然也要涉及亨·喬治和他的土地改革計劃。但是不能要求非常詳盡地談論這個問題。而且我並不認為這樣做的時機已經到了。使運動擴大、協調地發展，紮下根子並盡可能地包括整個美國無產階級，要比使它從一開始就按照理論上完全正確的路線出發和向前進展重要得多。要獲取明確的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而對於整整一個大的階級來說，特別是對於像美國人這樣一個如此重視實踐而輕視理論的民族來說，別的道路是沒有的。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階級作為階級來行動；一旦做到了這一步，他們就會很快找到正確的方向，而一切進行阻撓的人，不論是亨·喬治還是鮑德利，都將同他們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拋棄。因此，我也認為“勞動騎士”（注：“勞動騎士”即“勞動騎士團”的簡稱，是1869年在費城創建的美國工人組織，在1878年以前，是一個秘密團體，成員大部分是非熟練工人，其中包括許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組織。騎士團雖曾參加工人階級的行動，但是，它的領導實際上反對工人參加政治鬥爭，主張階級合作，反對1886年全國性罷工，禁止它的成員參加罷工，盡管如此，騎士團的普通成員還是參加了罷工。此後，騎士團失去了它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到90年代末就瓦解了。——390、677、679。）是運動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不應當從外面冷眼看待它，而要從內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認為，那里的許多德國人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們面臨一個強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運動時，竟企圖把他們那一套從外國輸入的、常常是沒有弄懂的理論◎第679頁◎變成一種“唯一能救世的教條”，並且和任何不接受這種教條的運動保持一個遙遠的距離。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希望美國人一開始行動就完全了解在比較老的工業國家里制定出來的理論，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德國人所應當做的事情是，根據自己的理論去行動，——如果他們像我們在1845年和1848年那樣懂得理論的話——，參加工人階級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運動，接受運動的實際出發點，並通過下列辦法逐步地把運動提到理論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個錯誤、遭到的每一次失敗都是原來綱領中的各種錯誤的理論觀點的必然結果。用《共產黨宣言》里的話來說，就是他們應當在當前的運動中代表運動的未來（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306頁。——編者注）。可是，首先要讓運動有鞏固自己的時間，不要硬把別人在開始時還不能正確了解、但很快就會學會的一些東西灌輸給別人，從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亂現象變本加厲。一二百萬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擁護真正的工人政黨，在目前來說，要比十萬人投票擁護一個在教條上十全十美的綱領更有價值得多。一旦運動向前發展，馬上要作的第一個嘗試，就是要在全國規模上把卷入運動的群眾聯合起來，從而使所有的人——喬治的擁護者、“勞動騎士”、工聯主義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處於面對面的地位。如果我們的德國朋友們到那時把這個國家的語言學得很好，能夠參加討論，那時他們就能批評別人的觀點，通過揭發各種立場的內在矛盾，逐步地使這些人了解他們本身所處的實際地位，即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相互關系給他們造成的地位。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撓工人政黨在全國範圍內鞏固起來（不管根據什麽樣的綱領）的舉動，我都認為是個大錯誤，因此，我認為全面而詳盡地談◎第680頁◎論亨·喬治或“勞動騎士”的時機尚未到來……

    1887年

    72.恩格斯致弗·凱利－威士涅

    　 威茨基夫人　　　 1887年1月27日［於倫敦］

    ……美國的運動，我認為正是目前從大洋的這一邊看得最清楚。在當地，個人之間的糾紛和地方上的爭論必然要使運動大為失色。真正能夠阻礙運動向前發展的唯一東西，就是這些分歧的加劇並從而導致宗派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情形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越少越好。而德國人尤其應當提防這一點。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覆的教條。越少從外面把這種理論硬灌輸給美國人，而越多由他們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去檢驗它，它就越會深入他們的心坎。當我們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國的時候，我們參加了民主政黨，因為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階級注意的手段；我們是該政黨的最先進的一翼，但畢竟是它的一翼。當馬克思創立國際的時候，他草擬的總章程使當時一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蒲魯東分子、皮埃爾·勒魯分子、甚至英國工聯中比較先進的部分都可以參加國際；就是由於這種廣泛性，國際才成為它當時的那個樣子，即成為逐步融解和吸收除無政府主義者外的各個比較小的宗派的一種工具，無政府主義者在各個國家里的突然出現不過是公社失敗以後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泰然地讓他們壽終正寢，事實上也已經是這樣了。如果我們在1864—1873年間堅持只和那些◎第681頁◎公開承認我們綱領的人合作，那我們今天會處於什麽境地呢？我認為，我們的全部實踐已經證明，可以在工人階級普遍性的運動的各個階段上同它進行合作，而無需放棄或隱瞞我們自己的獨特立場甚至組織；我擔心的是，如果在美國的德國人選擇另一條道路，那他們要犯大錯誤……

    1888年

    73.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

    　［1888年4月初於倫敦］

    尊貴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謝您通過維澤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轉給我。我無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讀完了它。的確，正像我的朋友、您的譯者艾希霍夫所說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藝術品。他還說——您聽了一定會滿意的——，他幾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譯，因為任何省略或試圖改動都只能損害原作的價值。

    您的小說，除了它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以外，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這種勇氣不僅表現在您敢於冒犯傲慢的庸人們而對救世軍（注：救世軍是英國的宗教慈善組織，1865年由傳教士威·布斯創立。該組織的活動後來擴展到其他國家（1880年按軍隊編制改組後開始采用這個名稱）。在資產階級的大力支持下，該組織進行廣泛的宗教活動，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機構。——682。）所作的處理上，這些庸人也許從您的小說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軍為什麽竟對人民群眾發生這樣大的影響；而且還主要表現在您把無產階級姑娘被資產階級男人所勾引這樣一個老而又老的故事作為全書的中心時所使用的樸實無華的手法。平庸的作家會覺得需要用一大堆生造的情節和曲意的修飾來掩蓋這種他們認為是平凡的結構，然而他們終究還是逃不脫◎第682頁◎被人看穿的命運。您覺得您有把握敘述一個老故事，因為您如實地敘述了它，使它變成新故事。

    您的阿瑟·格蘭特先生是一個傑作。

    如果我要提出什麽批評的話，那就是，您的小說也許還不夠現實主義。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們本身而言，是夠典型的；但是環繞著這些人物並促使他們行動的環境，也許就不是那樣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階級是以消極群眾的形象出現的，他們無力自助，甚至沒有試圖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這樣的工人階級擺脫其貧困而麻木的處境的一切企圖都來自外面，來自上面。如果這是對1800年前後或1810年前後，即聖西門和羅伯特·歐文的時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寫，那麽，在1887年，在一個有幸參加了戰鬥無產階級的大部分鬥爭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來，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階級對他們四周的壓迫環境所進行的叛逆的反抗，他們為恢覆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極度的努力——半自覺的或自覺的，都屬於歷史，因而也應當有權在現實主義領域內要求占有一席之地。

    我決不是責備您沒有寫出一部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的小說，一部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傾向性小說”，來鼓吹作者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我決不是這個意思。作者的見解越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不顧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讓我舉一個例子。巴爾紮克，我認為他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他在《人間喜劇》里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第683頁◎這一貴族社會是在1815年以後又重整旗鼓的，並盡力重新恢覆舊日法國生活方式的標準。他描寫了這個在他看來是模範社會的最後殘余怎樣在庸俗的、滿身銅臭的暴發戶的逼攻之下逐漸屈服，或者被這種暴發戶所肢解；他描寫了貴婦人（她們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過是維護自己的一種方式，這和她們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適應的）怎樣讓位給為了金錢或衣著而給自己丈夫戴綠帽子的資產階級婦女。圍繞著這幅中心圖畫，他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里，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諸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不錯，巴爾紮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注：指19世紀上半葉法國資產階級的兩個保皇黨——正統派和奧爾良派。

    正統派是法國於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長系的擁護者。在1830年，該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後，正統派就組成了政黨。

    奧爾良派是金融貴族的大資產階級的保皇黨，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這段時期執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奧爾良公爵的擁護者。

    在第二共和國時期（1848—1851年），兩個保皇集團成為聯合起來的保守的“秩序黨”的核心。——513、684。）；他的偉大作品是對上流社會無可阻擋的崩潰的一曲無盡的挽歌；他對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盡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恰恰是這個時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諷刺空前辛辣。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讚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注：恩格斯這里指的是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義，參加起義準備工作的有共和黨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團體；拉馬克將軍的出殯是起義的導火線。參加起義的工人構築了街壘，異常英勇頑強地進行了保衛戰。有一個街壘構築在聖瑪麗修道院原來所在的聖馬丁街。這個街壘是最後陷落的街壘之一。巴爾紮克在長篇小說《失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說《卡金尼揚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繪了“在聖瑪麗修道院墻下陣亡”的共和黨人米·克萊蒂安。巴爾紮克稱他為“能夠改變社會面貌的偉大的政治家”。——684。），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年）的確是人民群眾的代表。這樣，巴爾紮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而行動；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是老巴爾紮克最重大的特點之一。

    為了替您辯護，我必須承認，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眾都不像倫敦東頭（注：倫敦東頭是無產階級和貧民的居住區。——編者注）的工人群眾那樣不積極地反抗，那樣消極地屈服於命運，那樣遲鈍。而且我怎麽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第684頁◎的理由這一次先描寫工人階級生活的消極面，而在另一本書中再描寫積極面呢？

    1889年

    74.恩格斯致格·特里爾　　　 1889年12月18日於倫敦

    親愛的特里爾先生：

    衷心地感謝您8日的有趣來信。

    如果要我對最近在哥本哈根演出的大型政治歷史劇（注：恩格斯指的是1876年成立的丹麥社會民主工黨的改良主義多數派和以特里爾及尼·彼得遜為首的革命派之間的鬥爭。聚集在《工人報》周圍的“革命派”反對該黨機會主義派的改良政策，為把該黨改變為無產階級的政黨而鬥爭；1889年中央理事會把特里爾和彼得遜開除出黨。革命少數派於是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但是由於領導人的宗派錯誤這個組織未能發展成為群眾性無產階級政黨。——685。）（您成了它的犧牲品）發表意見，那麽，我就從和您的意見不同的一點開始吧。

    您原則上拒絕同其他政黨采取任何共同行動，甚至是暫時的共同行動。即使我不絕對拒絕在采取共同行動比較有利或害處最小的情況下采取這種手段，我仍不失為一個革命者。

    無產階級不通過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奪取自己的政治統治，即通往新社會的唯一大門，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要使無產階級在決定關頭強大到足以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必須（馬克思和我從1847年以來就堅持這種立場）組成一個不同於其他所有政黨並與它們對立的特殊政黨，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

    可是，這並不是說，這一政黨不能暫時利用其他政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同樣也不是說，它不能暫時支持其他政黨去實現或是直接有利於無產階級的、或是朝著經濟發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進一步的措施。在德國誰真正為廢除長子繼承權和其他封建殘余而鬥◎第685頁◎爭，為廢除官僚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而鬥爭，為廢除反社會黨人法（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21日通過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恩格斯對這一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麥和德國工人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頁）。——402、647、663、686、692、693、707、712。）和對集會結社權的限制而鬥爭，那我就會支持誰。如果我們德國的進步黨（注：進步黨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魯士資產階級進步黨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爾德克、微耳和、舒爾采－德里奇、福爾肯貝克和霍維爾貝克。進步黨要求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召開全德議會，建立對眾議院負責的強有力的自由派內閣。由於害怕工人階級和仇視社會主義運動，進步黨在半專制的德國的條件下容忍了普魯士容克的統治。進步黨政治上的動搖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業資產階級、小工業家和部分手工業者的不穩定性。1866年，進步黨分裂，其右翼組成了民族自由黨。——569、658、686。）或者你們丹麥的農民黨（注：農民黨（左派黨）是1870年建立的丹麥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在20世紀，該黨代表大地主、中等地主和一部分城市資產階級的利益。——686。）是真正激進的資產階級政黨，而不僅僅是一些一受到俾斯麥或埃斯特魯普的威脅就溜之大吉的可憐的說大話的英雄，那麽，我決不會無條件地反對同他們一起采取任何暫時的共同行動，來達到特定的目的。當我們的議員投票讚成（他們不得不經常這樣做）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議時，這也就是一種共同行動。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況下才讚成這樣做：對我們的直接的好處或對國家的朝著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進的歷史發展的好處是無可爭辯的、值得爭取的。而所有這一切又必須以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致因此發生問題為前提。對我來說，這是絕對的界限。您在1847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可以看到對這種政策的闡明，我們在1848年，在國際中，到處都遵循了這種政策。

    我把道德問題拋開不說——這里不是談這一點的地方，所以我把它撇在一邊，——對於作為革命者的我來說，一切達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論是最強制的，或者是看起來最溫和的。

    這種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堅強意志，但是什麽政策不要求這些呢？無政府主義者們和朋友莫里斯說：它使我們有腐化的危險。是啊，如果工人階級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幹脆賣身投靠的無賴，那我們最好馬上卷起鋪蓋回家，那無產階級和我們大家就在政治舞台上毫無作為了。和其他一切政黨一樣，無產階級將從沒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錯誤中最快地取得教訓。

    因此，在我看來，您把首先純屬策略的問題提高到原則問題，這是不正確的。而我認為這里原本只是策略問題。但是策略的錯誤在一定情況下也能夠導致破壞原則。◎第686頁◎

    但是在這方面，據我判斷，您反對中央理事會的策略是正確的。丹麥左派黨（注：即農民黨。——編者注）多年來充當反對派，表演著這一出有失體面的喜劇，不遺余力地一再在全世界面前顯示本身的軟弱無力。它早已放過拿起武器來懲罰憲法的破壞者（注：指1875年開始的丹麥的憲法沖突。沖突的實質是組成議會多數派的農民黨力圖在憲法上限制國王的權力。組成政府的民族自由黨人和議會多數派之間最尖銳的沖突發生在財政問題上。丹麥議會以憲法第49條關於未經議會決定不得征收任何稅款為根據，從1877年起經常否定政府提出的預算。針對這種情況，政府便實行臨時預算等等，廣義解釋憲法第25條，這一條授權國王必要時得以頒布臨時法律。沖突一直繼續到政府和自由主義反對派在1894年達成協議為止。——687。）的機會（如果曾經有過的話），並且可以看到，這個左派黨的越來越大的部分力求同埃斯特魯普和好。我覺得，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同這種黨共同行動，否則長此下去就要喪失其工人政黨的階級性。所以，您反對這一政策，強調運動的階級性，我只能表示同意。

    至於說到中央理事會對您和您的朋友們采取的行動方式，那麽在1840 —1851年期間的秘密團體中確實發生過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地開除反對派出黨的現象，而秘密組織這樣做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英國憲章派中物質力量派（注：物質力量派是憲章運動兩個派別中一派的通稱。和道義力量派相反，物質力量派運用革命的鬥爭方法，主張憲章運動的獨立性，防止憲章運動服從於資產階級激進派的危險。這一派的領導者是奧康瑙爾、哈尼、瓊斯等人。——687。）在奧康瑙爾獨裁時期也相當經常地采取這種做法。但是，憲章派正像其名稱所表明的，是一個直接為進攻而組織起來的政黨，所以他們服從獨裁，而開除則是一種軍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時期我只知道約·巴·馮·施韋澤那個“嚴格的組織”的拉薩爾派有過類似的專橫行為。馮·施韋澤由於同柏林的警察有著可疑的聯系而有必要這樣做，其結果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聯合會（注：全德工人聯合會是1863年5月23日在萊比錫各工人團體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德國工人的政治性組織。從成立時起，全德工人聯合會就處於力圖使工人運動按改良主義道路發展的拉薩爾及其追隨者的有力影響之下。故又稱拉薩爾派。聯合會把自己的宗旨限於爭取普選權的鬥爭和和平的議會活動。全德工人聯合會一方面否定工人階級的日常經濟鬥爭，同時卻主張建立由國家幫助的生產合作社，認為生產合作社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在對外政策問題上采取民族主義的立場，讚同普魯士政府的反動政策和通過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實現德國的統一。

    隨著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聯合會的拉薩爾主義領導的機會主義策略就成了在德國建立真正工人政黨的障礙。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不渝地同拉薩爾主義進行鬥爭，到70年代初，先進的德國工人就拋棄了拉薩爾主義。1875年5月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全德工人聯合會同愛森納赫派（見注519）實行合並。統一了的黨采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名稱。

    全德工人聯合會大會於1864年12月在杜塞爾多夫舉行。——568、582、616、651、687。）的瓦解。任何現有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在美國羅森堡先生自己幸運地退出（注：指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執行委員會成員的變動，這些變動發生於1889年9月，反映了黨內不同派別的鬥爭。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中去掉了羅森堡、欣策、騷特和葛利克，選進了舍維奇、賴默、易卜生和普拉斯特。這就導致了黨的分裂，例如9月底和10月12日在芝加哥分別召開了兩個單獨的代表大會，就是這種分裂的表現。由聚集在《紐約人民報》周圍的黨員召開的10月12日的代表大會，通過了反映黨的先進一翼的觀點的新黨綱。——687。）以後，當然未必會想到按照丹麥的方式對付自己隊伍中產生的反對派。每一個黨的生存和發展通常伴隨著黨內的較為溫和的派別和較為極端的派別的發展和相互鬥爭，誰如果不由分說地開除極端派，那只會促進這個派別的增長。工人運動的基礎是最尖銳地批評現存社會，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麽能逃避批評，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第687頁◎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

    如果您希望全文發表這封信，我絲毫不反對。

    　　　忠實於您的

    75.恩格斯致保·恩斯特（注：鑒於1890年9月16日《人民呼聲報》上發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恩格斯的意見，企圖把恩格斯說成和“青年派”持有一致的觀點，恩格斯寫了《答保爾·恩斯特先生》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3—99頁），其中附有恩格斯這封信的部分內容。——688。）

    　　1890年6月5日於倫敦

    ……至於談到您用唯物主義方法處理問題的嘗試，那麽，首先我必須說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如果巴爾先生認為他抓住了您的這種錯誤，我看他是有點道理的。

    您把整個挪威和那里所發生的一切都歸入小市民階層的範疇，接著您又毫不遲疑地把您對德國小市民階層的看法硬加在這個挪威小市民階層身上。這樣一來就有兩個事實橫亙在您的面前。

    第一、當對拿破侖的勝利在整個歐洲成了反動派對革命的勝利的時候，當革命還僅僅在自己的法蘭西祖國引起這樣多的恐懼，使從國外返回的正統王朝不得不頒布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憲法的時候，挪威已經找到機會爭得一個比當時歐洲的任何一個憲法都要民主得多的憲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20年中所出現的文學繁榮，在這一時期除了俄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能與之媲美。這些人無論是不是小市民，◎第688頁◎他們創作的東西要比其他人所創作的多得多，而且他們還給包括德國文學在內的其他各國的文學打上了他們的印記。

    在我看來，這些事實使我們有必要對挪威小市民階層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這里，您也許會發現一個極其重大的區別。在德國，小市民階層是遭到了失敗的革命的產物，是被打斷了和延緩了的發展的產物；由於經歷了三十年戰爭和戰後時期，德國的小市民階層具有膽怯、狹隘、束手無策、毫無首創能力這樣一些畸形發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這段時間里，幾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發展。後來，當德國再次被卷入歷史的運動的時候，德國的小市民階層仍然保留著這種性格；這種性格十分頑強，在我國的工人階級最後打破這種狹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為一種普遍的德國典型，也給德國的所有其他社會階級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國工人“沒有祖國”，這一點正是最強烈地表現在他們已經完全扔掉了德國小市民階層的狹隘性。

    可見，德國的小市民階層並不是一個正常的歷史階段，而是一幅誇張到了極點的漫畫，是一種退化，正如波蘭的猶太人是猶太人的漫畫一樣。英法等國的小資產者決不是和德國的小資產者處於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多少摻雜著一些中等資產階級的小農和小資產階級（大致和17世紀時英法兩國的情形一樣），好幾個世紀以來都是正常的社會狀態。在挪威，談不上由於遭到了失敗的偉大運動和三十年戰爭而被迫退回到過時的狀態中去。這個國家由於它的閉塞和自然條件而落後，可是，它的狀況是完全適合它的生產條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這個國家才零散地出現了一些大工業的萌芽，可是在那里並沒有資本積聚的最強有力的杠◎第689頁◎桿——交易所，此外，海外貿易的猛烈擴展也正好產生了保守的影響。因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擠帆船的時候，挪威卻在大規模地擴大帆船航行，它所擁有的帆船隊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無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這些船只大部分都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左右的英國那樣。但是這樣一來，運動又回到舊有的停滯狀態，這種運動也表現在文學的繁榮上。

    挪威的農民從來都不是農奴，這使得全部發展（卡斯蒂利亞的情形也類似）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資產者是自由農民之子，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比起墮落的德國小市民來是真正的人。同樣，挪威的小資產階級婦女比起德國的小市民婦女來，也簡直是相距天壤。就拿易卜生的戲劇來說，不管有怎樣的缺點，它們卻反映了一個即使是中小資產階級的但是比起德國的來卻有天淵之別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們還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創精神，並且獨立地行動，即使在外國人看來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對這類東西作出判斷以前，我寧願先把它們徹底熟悉一下……

    7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於倫敦

    ……我在維也納的《德意志言論》（注：《德意志言論》是奧地利的一家經濟和社會政治雜志，1881年至1904年在維也納出版；1881年至1883年6月是周刊，1883年7月起改為月刊。——690。）雜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維爾特這只不祥之鳥所寫的關於保爾·巴爾特所著一書（注：保·巴爾特《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編者注）的評◎第690頁◎論（注：莫·維爾特《現代德國對黑格爾的侮辱和迫害》。——編者注），這個批評使我也對該書本身產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這本書，但是我應當說，如果莫里茨這家夥正確地引用了巴爾特的一段話，在這段話中，巴爾特說他在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學等等依賴於物質生存條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兒宣稱動物是機器，那麽我就只好為這個人竟能寫出這樣的東西感到遺憾了。既然這個人還沒有發現，物質生存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並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這些物質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麽，他就決不能了解他所談論的那個問題了。但是，我已經說過，這全是第二手的東西，而莫里茨這家夥是一個討厭的朋友。唯物史觀現在也有許多朋友，而這些朋友是把它當作不研究歷史的借口的。正像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曾經說過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人民論壇》上也發生了關於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是按照勞動量分配呢，還是用其他方式。（注：關於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1890年6月14日至7月12日《柏林人民論壇》在總標題《每個人的全部勞動產品歸己》下面連續刊載了紐文胡斯、恩斯特、費舍以及署名“工人”的文章和這一辯論的結束語。《人民論壇》即《柏林人民論壇。社會政治周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同半無政府主義的“青年派”接近；1887年至1892年出版。——691、721。）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一反某些關於公平原則的唯心主義空話而處理得非常“唯物主義”的。但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於有多少產品可供分配，而這當然隨著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從而分配方式也應當改變。但是，在所有參加辯論的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所以它應當也有個一成不變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 設法發現將來由以開始的分配方式，(2) 盡力找出進一步的發展將循以進行的總趨向。可是，在整個辯論中，我沒有發現一句話是關於這方面的。

    對德國的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第691頁◎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訣竅。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在這方面，到現在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點工作，因為只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這樣做過。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很大的幫助，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但是，許許多多年輕的德國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繈褓之中呢！）盡速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那時就可能有一個巴爾特冒出來，並攻擊在他那一流人中間反正已經退化為空話的問題本身。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會好轉的。我們在德國現在已經非常強大，足以經得起許多變故。反社會黨人法（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21日通過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恩格斯對這一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麥和德國工人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頁）。——402、647、663、686、692、693、707、712。）給予我們一種極大的好處，就是它使我們擺脫了那些染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德國大學生的糾纏。現在我們已經非常強大，足以消化掉這些重又趾高氣揚的德國大學生。您自己確實已經做出些成績，您一定會注意到，在依附於黨的青年著作家中間，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鉆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還對他有更多的認識呢！在這里新聞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過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這些先生們往往以為，一切東西對工人來說都是足夠好的。他們竟不知道，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最好的東西對工人來說也還不夠好，他認為給工人提供的東西比最好的稍差一點，那就是犯罪！……◎第692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　書信（之六）

    77.恩格斯致奧·伯尼克

    　 1890年8月21日於多佛爾附近的福克斯通

    　 奧托·伯尼克先生

    　 布雷斯勞（注：弗羅茨瓦夫。——編者注）

    尊敬的先生：

    對於您的問題（注：伯尼克準備作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1890年8月16日寫信給恩格斯，請恩格斯回答，在社會各階級的教育、覺悟水平等等方面目前存在差別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改造是否適宜和可能。伯尼克的第二個問題涉及燕妮·馬克思的家庭出身。——693。），我只能給予簡短而概略的回答，否則，為了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就得寫一篇論文。

    一、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於，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即便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我國工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已經由他們的許多個生產和分配合作社所證明，在那些沒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壞的地方，這種合作社同資產階級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樣好，而且廉潔得多。我國工人在反對反社會黨人法（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21日通過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恩格斯對這一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麥和德國工人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頁）。——402、647、663、686、692、693、707、712。）的勝利鬥爭中出色地證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您還談論德國群眾的無知，我是難以理解的。我覺得，我國所謂有教養的人那種好為人師的狂妄自大倒是更嚴重得多的障礙。當然，我們還缺乏技術員、農藝師、工程師、化學◎第693頁◎家、建築師等等，但是在萬不得已時我們也能像資本家所做的那樣收買這些人來為自己服務，如果再對幾個叛徒——在這夥人中間一定會有叛徒的——給以嚴厲的懲罰以儆效尤，那麽他們就會懂得，就是為自己的利害著想，也不能再盜竊我們的東西了。但是除了這些專家（我把教員也包括在內）以外，我們沒有其他“有教養的人”也是完全過得去的，而且，比方說，目前著作家和大學生大量湧進黨內，如果不把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還會帶來種種的危害。

    易北河以東地區的容克大莊園，可以在必要的技術指導下毫不費力地租給目前的短工或雇農集體耕種。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出一些亂子，那麽應由容克先生們負責，這些先生們無視所有現存的學校法，把人們弄得如此野蠻。

    小農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聰明絕頂的有教養的人，是最大的障礙，這些有教養的人對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裝出一副無所不知的樣子。

    總之，一旦我們掌握了政權，只要在群眾中有足夠的擁護者，大工業以及大莊園式的大農業是可以很快地實現社會化的。其余的也將或快或慢地隨之實現。而有了大生產，我們就能左右一切。

    您談到缺乏一致的認識。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但缺乏認識的是那些出身於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他們甚至想象不到，他們還應當向工人學習何等多的東西。

    二、馬克思夫人是特里爾政府樞密顧問馮·威斯特華倫的女兒和曼托伊費爾內閣的反動大臣馮·威斯特華倫的妹妹。

    致以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第694頁◎

    78.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1890年8月27日於福克斯通

    ……德國黨內發生了大學生騷動。（注：1890年3月底，柏林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其中包括席佩耳，公布了題為《五月一日應當做些什麽？》的呼籲書，號召工人在這一天舉行總罷工。這一呼籲書反映了“青年派”的立場。“青年派”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於1890年最後形成的小資產階級半無政府主義的反對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黨的理論家和領導者自居的大學生和年輕的著作家組成的（它的名稱就是這樣得來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麥爾、漢·彌勒、布·維勒等人。“青年派”忽視在廢除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之後黨的活動條件所發生的變化，否認利用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議會選舉和利用議會的講壇，指責黨及其執行委員會維護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奉行機會主義、破壞黨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反對派的一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

    黨的領導在社會民主黨黨團1890年4月13日《告德國男女工人書》中，對上述呼籲書作了回答。——695。）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著作家和其他沒落的年輕資產者紛紛湧入黨內。他們來得正是時候，在種類繁多的新報紙的編輯部中占據了大部分位置，到處是他們的人；而他們習慣性地把資產階級大學當作社會主義的聖西爾軍校，以為從那里出來就有權帶著軍官軍銜甚至將軍軍銜加入黨的行列。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他們屬於10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這些老兄的無能只能同他們的狂妄相比擬，他們在柏林的新黨員中找到了支持，在厚顏無恥、膽小怯懦、自吹自擂、誇誇其談這些特有的柏林習氣中找到了支持，而這些東西現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來；這就是大學生先生們的合唱……

    79.恩格斯致約·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於倫敦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第695頁◎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系並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系）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普魯士國家也是由於歷史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而產生出來和發展起來的。但是，恐怕只有書呆子才會斷定，在北德意志的許多小邦中，勃蘭登堡成為一個體現了北部和南部之間的經濟差異、語言差異，而自宗教改革（注：指16世紀德國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參看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第2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頁）。——255、558、696。）以來也體現了宗教差異的強國，這只是由經濟的必然性所決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決定（在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這樣一個情況：勃蘭登堡由於掌握了普魯士而卷入了波蘭事件，並因而卷入了國際政治關系，這種關系在奧地利王室領地形成的過程中也起過決定的作用）。要從經濟上說明每一個德意志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台德山脈至陶努斯山◎第696頁◎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語的音變的起源，那麽，很難不鬧出笑話來。

    但是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這的確要容易得多。馬克思所寫的文章，幾乎沒有一篇不是由這個理論起了作用的。特別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584—689頁。——編者注），這本書是運用這個理論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資本論》中的許多提示也是這樣。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注：《反杜林論》，見本選集第3卷第343—676頁。——編者注）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第697頁◎古典哲學的終結》（注：見本卷第214—258頁。——編者注），我在這兩部書里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為詳盡的闡述。

    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關系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系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里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並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論並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在這方面，我是可以責備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而他們也的確造成過驚人的混亂……

    80.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於倫敦

    親愛的施米特：

    我現在剛剛抽出空來給您寫回信。我認為，如果您接受《蘇黎世郵報》（注：《蘇黎世郵報》是瑞士的一家民主派日報，1879年至1936年出版。——698、706。）的建議，那您做得很對。在那里，您總可以在經濟方面學到一些東西，特別是如果您注意到，蘇黎世畢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機市場，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於雙重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會在實踐中熟悉全部機制，並且不得不研究來自倫敦、紐約、巴黎、柏林、維也納的第一手交易所行情報告，這樣，您就會看到反映為金融和證券市場的世界◎第698頁◎市場。經濟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樣，它們都通過聚光透鏡，因而表現為倒立的影像——頭足倒置。只是缺少一個使它們在觀念中又正過來的神經器官。金融市場的人所看到的工業和世界市場的運動，恰好只是金融和證券市場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們看來結果就變成了原因。這種情況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徹斯特看到過（注：恩格斯指1842—1844年自己在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公司所屬的紡紗廠實習經商。這幾年在恩格斯世界觀的形成以及他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699。）：倫敦的交易所行情報告對於認識工業的發展進程及其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絕對無用的，因為這些先生們想用金融市場的危機來解釋一切，而這種危機本身多半只是一種征兆。當時的問題是有人要否認工業危機來源於暫時的生產過剩，所以問題同時還有促使進行歪曲的傾向性的方面。現在，至少對我們來說這一點已經永遠消失，而且事實的確是這樣：金融市場也會有自己的危機，工業中的直接的紊亂對這種危機只起從屬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這里還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問題，特別是要考慮到最近20年的歷史。

    凡是存在著社會規模的分工的地方，單獨的勞動過程也都成為相互獨立的。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東西。但是，產品貿易一旦離開本來的生產而獨立起來，它就循著本身的運動方向運行，這一運動總的說來是受生產運動支配的，但是在單個的情況下和在這個總的隸屬關系以內，它畢竟還是循著這個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規律運行的，這個運動有自己的階段，並且也對生產運動起反作用。美洲的發現是在此以前就已經驅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種黃金欲所促成的（參看澤特貝爾《貴金屬的生產》），因為14世紀和15世紀蓬勃發展的歐洲工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貿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換手段，這是德國——1450—1550年的白銀大國——所提供不出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500—1800年間侵占印度，目的是要從印度輸入，誰也沒有想到要向那里輸出。但是這◎第699頁◎些純粹由貿易利益促成的發現和侵略，終歸還是對工業起了極大的反作用：只是由於有向這些國家輸出的需要，才創立和發展了大工業。

    金融市場也是如此。金融貿易同商品貿易一分離，它就有了——在生產和商品貿易所決定的一定條件下和在這一範圍內——它自己的發展，它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特殊規律和獨特階段。此外，金融貿易在這種進一步的發展中擴大到證券貿易，這些證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也包括工業和運輸業的股票，因而總的說來支配著金融貿易的生產，有一部分就為金融貿易所直接支配，這樣金融貿易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就變得更為厲害而覆雜了。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鋼鐵廠等的占有者。這些生產資料獲得了雙重的性質：它們的經營時而應當適合於直接生產的利益，時而應當適合於股東（就他們同時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關於這一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鐵路。這些鐵路的經營完全取決於某個傑·古爾德、萬德比爾特等人當前的交易所業務——這種業務同某條特定的鐵路及其作為交通工具來經營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幹的。甚至在英國這里我們也看到過各個鐵路公司為了劃分地盤而進行的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鬥爭，這種鬥爭耗費了巨額資金，它並不是為了生產和運輸的利益，而完全是由於競爭造成的，這種競爭的主要目的僅僅是為了讓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於經營交易所業務。

    在上述關於我對生產和商品貿易的關系以及兩者和貨幣貿易的關系的見解的幾點說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經回答了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問題。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一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於是就出◎第700頁◎現了國家。然後便發生像在商品貿易中和後來在貨幣貿易中發生的那種情形：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說來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於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一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正如在貨幣市場中，總的說來，並且在上述條件之下，是反映出，當然是頭足倒置地反映出工業市場的運動一樣，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著並且正在鬥爭著的各個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同樣是頭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作為階級鬥爭、而是作為維護各種政治原則的鬥爭反映出來的，並且是這樣頭足倒置起來，以致需要經過上千年我們才終於把它的真相識破。

    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既定的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

    此外，還有侵占和粗暴地毀滅經濟資源的情況；由於這種情況，從前在一定條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經濟發展可能被毀滅。現在，這種情況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第701頁◎間是如此：戰敗者最終在經濟上、政治上和道義上贏得的東西往往比勝利者更多。

    法也與此相似：產生了職業法學家的新分工一旦成為必要，就又開辟了一個新的獨立領域，這個領域雖然一般地依賴於生產和貿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對這兩個領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相抵觸的一種內部和諧一致的表現。而為了達到這一點，經濟關系的忠實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壞。法典越是不把一個階級的統治鮮明地、不加緩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現出來（否則就違反了“法的概念”），這種現象就越常見。1792—1796年時期革命資產階級的純粹而徹底的法的概念，在許多方面已經在拿破侖法典（注：恩格斯在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侖法典，不僅僅是指在拿破侖統治時期於1804年通過並以《拿破侖法典》著稱的民法典，而是廣義地指整個資產階級法體系，即1804—1810年拿破侖第一統治時期通過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業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這些法典曾沿用於拿破侖法國所占領的德國西部和西南部，在萊茵省於1815年歸並於普魯士以後仍繼續在該省生效。恩格斯稱法蘭西民法典（《拿破侖法典》本身）為“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見本卷第253頁）。——183、702。）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這個法典中的體現來說，它必定由於無產階級的不斷增長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種削弱。但是這並不妨礙拿破侖法典成為世界各地編纂一切新法典時當作基礎來使用的法典。這樣，“法的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於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於將經濟關系直接翻譯成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的體系，然後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一再突破這個體系，並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里我暫時只談民法）。

    經濟關系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以前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發展階段為前提，繼承法的基礎是經濟的。盡管如此，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第702頁◎由的嚴格限制，在一切細節上都只是出於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

    至於那些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即宗教、哲學等等，那麽它們都有一種被歷史時期所發現和接受的史前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今天不免要稱之為愚昧。這些關於自然界、關於人本身的性質、關於靈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觀念，多半只是在消極意義上以經濟為基礎；史前時期的低級經濟發展有關於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但是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雖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進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要給這一切原始狀態的愚昧尋找經濟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學的歷史，就是把這種愚昧逐漸消除的歷史，或者說，是用新的、但越來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歷史。從事這些事情的人們又屬於分工的特殊部門，並且認為自己是致力於一個獨立的領域。只要他們形成社會分工之內的獨立集團，他們的產物，包括他們的錯誤在內，就要反過來影響全部社會發展，甚至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盡管如此，他們本身又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之下。例如在哲學上，拿資產階級時期來說這種情形是最容易證明的。霍布斯是第一個現代唯物主義者（18世紀意義上的），但是當專制君主制在整個歐洲處於全盛時期，並在英國開始和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他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妥協（注：指1688年英國政變（又稱“光榮革命”）。由於這次政變，在英國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確立了建立在土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妥協基礎上的、以奧倫治的威廉（從1689年起）為首的君主立憲制。——256、703。）的產兒。英國自然神論者（注：自然神論者是一種宗教哲學學說的擁護者。這種學說認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幹預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在封建教會世界觀統治的條件下，自然神論往往站在唯理論的立場上批判中世紀的神學世界觀，揭露僧侶們的寄生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為。——232、703。）和他們的更徹底的繼承者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法國人甚至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家。在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中始終顯現著德國庸人的面孔——有時積極地，有時消極地。但是，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第703頁◎提。因此，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後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但是，不論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普遍的學術繁榮一樣，也是經濟高漲的結果。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也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這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這種至上權力是發生在各該領域本身所規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例如在哲學中，它是發生在這樣一種作用所規定的條件的範圍內，這種作用就是各種經濟影響（這些經濟影響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對先驅所提供的現有哲學材料發生的作用。經濟在這里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著現有思想材料的改變和進一步發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間接決定的，因為對哲學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關於宗教，我在論費爾巴哈（注：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見本卷第214—258頁。——編者注）的最後一章里已經把最必要的東西說過了。

    因此，如果巴爾特認為我們否認經濟運動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對這個運動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簡直是跟風車作鬥爭了。他只需看看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注：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本選集第1卷第584 —689頁。——編者注），那里談到的幾乎都是政治鬥爭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當然是在它們一般依賴於經濟條件的範圍內。或者看看《資本論》，例如關於工作日的那一篇（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頁。——編者注），那里表明立法起著多麽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種政治行動。或者◎第704頁◎看看關於資產階級的歷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1—832頁。——編者注）。再說，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麽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鬥爭呢？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

    但是我現在沒有時間來批評這本書（注：保·巴爾特《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編者注）了。首先必須出版第三卷（注：指《資本論》第3卷。——編者注），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只存在於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決定性的），這里沒有什麽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對他們說來，黑格爾是不存在的……

    1891年

    81.恩格斯致卡·考茨基（注：恩格斯說明發表《哥達綱領批判》的意圖、揭露拉薩爾真面目的這封信，雖是寫給考茨基的，實際上是寫給倍倍爾看的。恩格斯在同時給考茨基的另一封短信中寫道：

    “禮尚往來：鑒於你把倍倍爾的信寄給了我，我就把附上的信寫成這樣，以便你也可以把它寄給倍倍爾，假如你出於和好的考慮同樣認為這合適的話。此事完全請你酌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5頁）——705。）

    　 1891年2月23日於倫敦

    親愛的考茨基：

    我前天倉促發出的賀信，你大概已經收到了。現在還是言歸正◎第705頁◎傳，談談馬克思的信（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見本選集第3卷第293—319頁。——編者注）吧。

    擔心這封信會給敵人提供武器，已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惡意的誹謗當然是借任何事由都可以進行的。但是總的說來，這種無情的自我批評引起了敵人極大的驚愕，並使他們產生這樣一種感覺：一個能夠這樣做的黨該具有多麽大的內在力量啊！這一點，從你寄給我的（多謝！）和我從別處得到的敵人的報紙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坦白地說，這也是我發表這個文件的用意。我知道，這個文件最初一定會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來，文件的具體內容綽綽有余地補償了這一點。同時我知道，黨很堅強，能夠經受得住這件事，而且我估計，黨在目前也會經受得住這種在15年前使用的直率的語言，人們會懷著應有的自豪心情提到這次力量的檢驗，並且說：哪里還有另外一個政黨敢於這樣做呢？可是，這一點已經由薩克森的《工人報》（注：《薩克森工人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90年代初是半無政府主義反對派“青年派”的機關報；1890年至1908年在德累斯頓出版。——397、706。）、維也納的《工人報》（注：《工人報》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1889年至1893年在維也納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兩次，從1895年1月1日起每天出版；編輯是維·阿德勒；在90年代，該報發表過恩格斯的許多文章；為該報撰稿的有奧·倍倍爾、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運動活動家。——706。）以及《蘇黎世郵報》（注：《蘇黎世郵報》是瑞士的一家民主派日報，1879年至1936年出版。——698、706。）說了。（注：1891年2月6、7、10和12日《薩克森工人報》轉載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並加了編者按，指出它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具有特殊的意義。

    1891年2月6日，維也納《工人報》的一篇柏林通訊寫道，恩格斯在德國發表了一個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文件——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通訊還指出，現在“在綱領中十分明確地、毫不妥協地闡明我們黨的理論原則的時候到來了，在此刻公布這個文件也是完全適時的。”

    1891年2月10日《蘇黎世郵報》（見注553）發表了一篇由弗·梅林起草的社論《艱苦的努力》，強調指出：馬克思這一著作的發表，表明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力求以其固有的客觀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闡明自己的鬥爭目標，表明了黨的威力和戰鬥力。——706。）

    你在《新時代》（注：《新時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雜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圖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後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雜志的編輯從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從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庫諾。1885—1894年恩格斯在雜志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經常提出忠告來幫助雜志編輯部，並且不時地批評編輯部背離馬克思主義。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後，雜志開始系統地刊登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雜志采取中派立場，實際上支持社會沙文主義者。——4、424、661、662、728。）第21期上承擔起發表的責任（注：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在1891年2月13日《前進報》（見注561）發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內西起草的社論，指出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同時它也試圖削弱馬克思批判哥達綱領和拉薩爾的實質性內容，尤其是要證明哥達合並大會的妥協綱領是正確的。

    1890—1891年《新時代》（見注3）第21期轉載了這篇社論，並加了一個簡短的引言。編輯部加的一個腳注中寫道：“我們當然不認為自己有義務把馬克思的這封信提交黨的領導機構或國會黨團審查批準……發表的責任只由我們承擔。”——706、708。），你這樣做是很值得稱讚的，但是不要忘記，第一個推動力畢竟是我給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我使你沒有選擇的余地。所以我要承擔主要的責任。至於細節，那麽在這方面總是會有不同意見的。你和狄茨所反對的每一個地方，我都已經刪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標出更多的地方，我也會盡可能地考慮，我總是向你們證明我是好商量的。至於說到主要之點，那麽我的責任就是：綱領一提出討論，就發表這份手稿。況且，李卜克內西在哈雷作了報告（注：指威·李卜克內西在1890年10月12—18日於哈雷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的報告。在分析哥達綱領時，李卜克內西不指明出處地引用了馬克思批判綱領的某些論點。根據李卜克內西的建議，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為將在愛爾福特舉行的下屆黨代表大會起草一個新的綱領草案，並在代表大會召開前三個月公布，以便在地方黨組織和報刊上討論。——706。），在這個報告中他一方面把抄自馬克思手稿的東西放肆地當作自己的加以利用，一方面不指名地對這份手稿進行攻擊。馬克思如果還在世，一定會拿自己◎第706頁◎的原稿來同這種篡改相對證，而我是有義務替他做這件事的。可惜，那時我手頭還沒有這個文件；我只是在找了很久以後才找到的。

    你說，倍倍爾寫信告訴你，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態度激起了老拉薩爾分子的惱怒。這是可能的。這些人並不知道事實經過，看來在這方面對他們也沒有作過什麽解釋。拉薩爾的整個偉大名聲是由於馬克思容忍他多年來把馬克思的科學研究成果當作自己的東西來裝飾門面，而且因為缺乏經濟學素養還歪曲了這些成果，如果這些人不了解這一點，那並不是我的過錯。但是，我是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遺囑執行人，所以我是有義務的。

    拉薩爾屬於歷史已有26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是俾斯麥政府在帝國國會多數的支持下於1878年10月21日通過生效的一項法律，其目的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這個法律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置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群眾性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會主義著作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鎮壓。但是，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幫助下戰勝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極“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確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機會結合起來，大大加強和擴大了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在群眾性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非常法於1890年10月1日被廢除。恩格斯對這一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麥和德國工人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頁）。——402、647、663、686、692、693、707、712。）時期沒有受到歷史的批判，那麽現在終於到了必須進行這種批判並弄清拉薩爾對馬克思的態度的時候了。掩飾拉薩爾的真實面目並把他捧上天的那種神話，絕不能成為黨的信條。無論把拉薩爾對運動的功績評價多麽高，他在運動中的歷史作用仍然具有兩重性。同社會主義者拉薩爾形影不離的是蠱惑家拉薩爾。透過鼓動者和組織者的拉薩爾，到處顯露出一個辦理過哈茨費爾特訴訟案（注：指拉薩爾在1846—1854年辦理的索菲婭·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離婚案。拉薩爾過分誇大了這件為一個古老貴族家庭成員作辯護的訴訟案的意義，把這件事同為被壓迫者的事業而鬥爭相提並論。——707。）的律師面孔：在手法上還是那樣無恥，還是那樣喜歡把一些聲名狼藉和賣身求榮的人拉在自己周圍，並把他們當作單純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後一腳踢開。1862年以前，他實際上還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波拿巴主義傾向的、典型普魯士式的庸俗民主主義者（我剛才看了他寫給馬克思的那些信），由於純粹個人的原因，他突然來了個轉變，開始了他的鼓動工作。過了不到兩年，他就開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權方面來反對資產階級，並且同品質和他相近的俾斯麥勾結在一起，如果他不是僥幸恰好在那時被打死，那就一定會在實際上背叛運動。在拉薩爾的鼓動著作中，從馬克思那里抄來的正確的東西和他自己的◎第707頁◎並且通常是錯誤的議論混在一起，二者幾乎不可能區分開來。由於馬克思的批判而感到自己受了傷害的那一部分工人，只了解拉薩爾兩年的鼓動工作，而且還是戴著玫瑰色眼鏡來看他的鼓動工作的。但是在這種偏見面前，歷史的批判是不能永遠保持畢恭畢敬的姿態的。我的責任就是最終揭示馬克思和拉薩爾之間的真正關系。這已經做了，我暫時可以因此而感到滿足。況且我自己現在還有別的事情要做。而已經發表的馬克思對拉薩爾的無情批判，本身就會產生應有的影響並給別人以勇氣。但是，假如情況迫使我非講話不可，我就沒有選擇的余地：我只有一勞永逸地肅清有關拉薩爾的神話了。

    在國會黨團里有人叫嚷要對《新時代》進行檢查，這確實太妙了。這是反社會黨人法時期國會黨團獨裁（這種獨裁當時是必要的而且實行得很好）的幽靈再現呢，還是對馮·施韋澤過去的嚴密組織的留戀？在德國社會主義科學擺脫了俾斯麥的反社會黨人法以後，又要把它置於一個由社會民主黨的機關自己炮制和實施的新的反社會黨人法之下，這實在是個絕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會讓樹木長得戳破了天。（注：德語成語，意思是萬物都有限度。——編者注）

    《前進報》（注：《前進報》原名《柏林人民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1884年創辦。根據哈雷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該報從1891年起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並用《前進。柏林人民報》的名稱出版。威·李卜克內西任主編。恩格斯為該報撰稿並糾正該報編輯部的錯誤和動搖，幫助它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後，《前進報》編輯部漸漸轉入黨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上的文章（注：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在1891年2月13日《前進報》（見注561）發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內西起草的社論，指出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同時它也試圖削弱馬克思批判哥達綱領和拉薩爾的實質性內容，尤其是要證明哥達合並大會的妥協綱領是正確的。

    1890—1891年《新時代》（見注3）第21期轉載了這篇社論，並加了一個簡短的引言。編輯部加的一個腳注中寫道：“我們當然不認為自己有義務把馬克思的這封信提交黨的領導機構或國會黨團審查批準……發表的責任只由我們承擔。”——706、708。）很少能觸動我。我將等待李卜克內西說明事情的經過，然後再用盡可能友好的語調對二者一並答覆。對《前進報》上的文章，只要糾正幾個錯誤的說法（例如，好像是我們不願意合並，事實似乎證明了馬克思不正確等等），並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東西就行了。如果不再發生新的攻擊或出現錯誤的論斷迫使我進一步采取行動，我想，從我這方面來說就以這個答覆來結束這場爭論。◎第708頁◎

    請告訴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本卷第1—179頁。——編者注）。可是今天費舍來信，又要我寫三篇新的序言（注：在1891年2月20日的信中，理·費舍把黨的執行委員會關於再版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雇傭勞動與資本》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著作的決定通知恩格斯，征求他的同意並請他寫序言。——709。）！

    　　你的　弗·恩·

    82.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1年7月1日於懷特島賴德

    ……巴爾特的書（注：保·巴爾特《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編者注），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為不會有那麽多淺薄和輕率的東西。一個人評價每一個哲學家，不是根據他活動中的永恒的、進步的東西，而是根據必然是暫時的、反動的東西，根據體系，——這個人還是少說為佳。在巴爾特看來，整個哲學史只不過是已經坍塌的種種體系的“廢墟”。同他的這個所謂批評家相比，老黑格爾顯得多麽高大！巴爾特以為，他在這里或那里搜尋到黑格爾（像其他任何一個建立體系的人一樣）在創造自己體系時不得不采用的一點牽強附會的東西，就是對黑格爾的批判！說黑格爾有時把相反的、互相矛盾的對立物混為一談，這真是偉大的發現！如果值得花氣力的話，我還可以向他揭露一些完全不同的手法！巴爾特就是我們萊茵河畔稱之為哥林多懦夫的那種人，他把一切都看成微不足道的，如不去掉這種習慣，他就會像黑格爾所說的，“從無通過無到無”（注：“從無通過無到無”引自黑格爾的著作《邏輯學》第1部第2冊；《黑格爾全集》第4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15、72、146頁。——709。）。◎第709頁◎

    巴爾特對馬克思的批評，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種歷史發展的唯物主義理論，說什麽這應當是馬克思的理論，繼而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這麽回事。但他並未由此得出結論說，是他，巴爾特，把某些不正確的東西塞給了馬克思，相反的，卻說馬克思自相矛盾，不會運用自己的理論！“咳，這些人哪怕能讀懂也好啊！”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總是這樣感嘆的。

    我手頭沒有這本書。如果有時間，我還可以給您一一指出幾百個歪曲之處。真是可惜。顯然，此人如果不是這樣急於下最後的結論，是能做些事情的。希望他最近再寫點兒東西，這一定會引起更激烈的抨擊；給他一頓應得的痛斥，對他會大有好處……

    83.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91年10月14日於倫敦

    親愛的考茨基：

    在《前進報》（注：《前進報》原名《柏林人民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1884年創辦。根據哈雷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該報從1891年起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並用《前進。柏林人民報》的名稱出版。威·李卜克內西任主編。恩格斯為該報撰稿並糾正該報編輯部的錯誤和動搖，幫助它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後，《前進報》編輯部漸漸轉入黨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刊登的你那個草案（注：德國黨的執行委員會鑒於愛爾福特代表大會即將召開，在1891年10月6日《前進報》（見注561）第233號附刊(1)上，轉載了自己的黨綱草案和《新時代》雜志編輯部提出的草案，並發表了各地黨組織和個人在討論綱領過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議。恩格斯在這里所發現的“反動的一幫”是拉薩爾的論點，曾寫入1875年在哥達舉行的合並代表大會通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最後，代表大會通過的愛爾福特綱領刪掉了關於“反動的一幫”的段落。——710。）中，我突然發現寫上了“反動的一幫”，甚為驚異。我立即就此寫信給你，盡管我擔心已經太晚了。這一鼓動性的詞句，猶如一個刺耳的不諧和音，破壞了措辭簡明的科學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這是一個鼓動性的詞句，而且又是極端片面的，它只能使人產生武斷的和絕對的印象，所以是完全錯誤的。

    其所以錯誤，是因為它把本身是正確的歷史傾向當作既成的事實。在發生社會主義變革時，其他一切政黨對我們來說，都將表現為反動的一幫。可能它們現在已經是這樣的了，已經喪失采取任何進步行動的一切能力，雖然這並不是必然的。然而在目前，我們◎第710頁◎對此還不能像闡述綱領的其他原理那樣說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國，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些左翼黨，不管它們怎樣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國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資產階級的、官僚主義的和封建主義的垃圾。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也就不是反動的一幫了。

    只要我們還沒有強大到足以自己奪取政權並實現我們的原則，嚴格地講，對我們來說就談不上什麽反動的一幫，不然，整個民族就要分為反動的多數和軟弱無力的少數。

    一些人摧毀了德國的小邦制度，給資產階級提供了實行工業革命的行動自由，實行了物的和人的交往條件的統一，從而也不得不給我們自己提供了較大的活動自由，他們是作為“反動的一幫”做了這些嗎？

    法國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在1871—1878年間徹底戰勝了君主制和僧侶統治，給法國帶來了過去在非革命時期聞所未聞的新聞出版、結社和集會的自由，實行了義務教育，把教育普及和提高到我們德國人可以向他們學習的程度，他們是作為反動的一幫這樣做的嗎？

    英國兩個官方政黨的活動家大大擴大了選舉權，使選民人數增加了四倍，使各選區一律平等，實行了初級義務教育，改進了教學制度，他們直到現在還在議會的歷次會議上不但投票讚成資產階級改革，而且總是投票讚成對工人的新的讓步，——他們是在緩慢地、委靡不振地前進，但是任何人也不能簡單地責罵他們是“反動的一幫”。

    總之，我們沒有權利把逐漸成為現實的傾向說成既成的事實，何況這種傾向，例如在英國，永遠不會徹底成為事實。如果這里發生變革，資產階級還會願意實行種種微小的改革。只是到那時，對將被推翻的制度進行某些微小的改革將失去任何意義。◎第711頁◎

    鼓動中使用拉薩爾的用語，在一定的情況下是有理由的，盡管我們的人，例如在1890年10月1日302以來的《前進報》上，用得太濫了。但是，綱領中不容許這種用語存在，它用在那里是絕對錯誤的，而且會把人引入迷途。它用在那里，就像銀行家貝特曼的妻子要坐在別人打算給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陽台上一樣：“如果你們給我修建一個陽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樓房的整個外觀就給破壞了！”

    關於《前進報》刊登的草案中的其他改動，現在無法談了，這份報紙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而且已經到了發信的時間。

    黨代表大會（注：指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在愛爾福特舉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

    這次代表大會以前，黨的革命核心反對大肆活動的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分子的思想鬥爭已經激化。這些分子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造成了嚴重的黨內危機。愛爾福特代表大會面臨著的首要任務，是克服黨內危機、鞏固德國黨的隊伍。

    代表大會討論了下列問題：黨的執行委員會的總結報告、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的活動、黨的策略、新綱領草案、組織問題。

    代表大會前的思想鬥爭也在代表大會上繼續進行，特別是圍繞著黨的策略問題。奧·倍倍爾就這一問題作了報告。倍倍爾在自己的報告和發言中，以及其他在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爾、李卜克內西、費舍）給“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分子以堅決反擊。大會的多數代表讚同倍倍爾提出的關於黨的策略的決議。決議著重指出，工人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達到這一目的絕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眾中堅持不渝地進行工作和巧妙地運用無產階級鬥爭的一切途徑和手段的結果。決議指出，德國黨是鬥爭的黨，它堅持過去的革命策略。福爾馬爾及其支持者陷於孤立，不得不實行退卻。大會通過了關於把“青年派”首領威納爾和維耳德貝格爾開除出黨的決議，因為他們進行了給黨帶來危害的分裂和誹謗活動。這個集團的一些積極活動的成員自動宣布脫離黨，閉幕前即離開了大會。

    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新綱領。李卜克內西在大會上作了關於綱領的報告。

    愛爾福特綱領比哥達綱領前進了一大步，從根本上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它摒棄了拉薩爾派的改良主義教條；綱領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滅亡和被社會主義制度取代的必然性，並指出：為了對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

    此外，愛爾福特綱領也有嚴重缺點，其中最主要的是沒有提到無產階級專政是對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手段這一原理。綱領也沒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國、改造德國國家制度等要求。在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對綱領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頁），也適用於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

    愛爾福特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地位的確立。——712。）在一個光榮的日子里開幕了。10月14 日是耶拿會戰和奧爾施泰特會戰的紀念日；正是在這一天，革命前的舊普魯士宣告崩潰。讓1891年10月14日對普魯士化的德國來說，成為馬克思所預言的“內部耶拿”（注：顯然恩格斯指的是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一文的結束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6頁）。

    耶拿會戰和奧爾施泰特會戰發生在1806年10月14日的同一天，通常統稱為耶拿會戰；這次會戰以普魯士軍隊被擊潰而告終，普魯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員國）投降了拿破侖法國。這次失敗暴露了霍亨索倫封建王朝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712。）的開端吧！

    你的　弗·恩格斯

    84.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1年11月1日於倫敦

    ……不讀黑格爾的著作，當然不行，而且還需要時間來消化。先讀《哲學全書》的《小邏輯》，是很好的辦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六卷的版本，而不要采用羅生克蘭茨編的單行本（1845年版），因為前者引自《講演錄》的解釋性的補充要多得多，盡管亨寧這個蠢驢自己對這些補充也往往不懂。

    在導言中您會看到，首先是第26節等批判沃爾弗對萊布尼茨的修改（歷史意義上的形而上學），其次是第37節等批判英、法經◎第712頁◎驗主義，再其次是第40節及以下各節批判康德，最後是第61節批判雅科比神秘主義。在第一篇（《存在論》）中，您無須在《存在》和《無》上花費過多的時間；《質》的最後幾節，以及《量》和《度》，就好多了。但是，主要部分是《本質論》：揭示了抽象的對立是站不住腳的，人們剛想抓住一個方面，它就悄悄地轉化為另一個方面，如此等等。在這里您隨時可以通過一些具體的例子弄清問題。例如，您作為未婚夫，會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異的不可分離的鮮明例證。根本無法判明：性愛的歡娛，是來自差異中的同一，還是來自同一中的差異。在這里，如果拋開差異（這里指的是性別）或同一（兩者都屬於人類），那您還剩下什麽呢？我記得，正是同一和差異的這種不可分離，最初是怎樣折磨我的，盡管我們每前進一步都不能不碰到這個問題。

    然而，您千萬不要像巴爾特先生那樣讀黑格爾的著作，即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尋找作為他建立體系的杠桿的那些錯誤的推論和牽強之處。這純粹是小學生做作業。更重要得多的是：從不正確的形式和人為的聯系中找出正確的和天才的東西。例如，從一個範疇過渡到另一個範疇，或者從一個對立面過渡到另一個對立面，幾乎總是隨意的，經常是通過俏皮的說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120節）“滅亡了”，這樣黑格爾就可以轉到“根據”（注：“滅亡”的原文是“zu Grunde gehen”，而“Grund”有“根據”的意思。——編者注）的範疇上去。在這方面思考過多，簡直是浪費時間。

    在黑格爾那里每一個範疇都代表哲學史上的一個階段（他在多數情況下也指出這種階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學史講演錄》（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來作一比較。建議您讀一讀《美學》，作為消遣。◎第713頁◎只要您稍微讀進去，您就會讚嘆不已。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所以是顛倒的，是因為辯證法在黑格爾看來應當是“思想的自我發展”，因而事物的辯證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實際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中進行的並服從於辯證形式的現實發展的反映。

    如果把馬克思的從商品到資本的發展同黑格爾的從存在到本質的發展作一比較，您就會看到一種絕妙的對照：一方面是具體的發展，正如現實中所發生的那樣；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結構，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極為正確的轉化，如質和量的互相轉化，被說成一種概念向另一種概念的表面的自我發展。這類例子，還可以制造出一打來……

    85.恩格斯致尼·弗·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日於倫敦

    ……1890年，俄國作為出口糧食並以此換回外國工業品的純粹農業國，能夠存在下去並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嗎？我想，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不能。一個在世界歷史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擁有一億人口的民族，在現在的經濟和工業情況下，不可能繼續停留在俄國在克里木戰爭以前的那種發展階段。采用蒸汽發動機和工作機械，試用現代生產資料來制造紡織品和金屬品（至少是為了國內的需要），或遲或早，想必已經實現了，無論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間的某個時期實現的。如果沒有實現，你們國家的宗法式家庭工◎第714頁◎業也就會被英國機器的競爭所破壞，結果就會成為印度，成為一個在經濟上受世界大工場英國支配的國家。可是，連印度也通過保護關稅來抵制英國棉織品，而不列顛的其他殖民地也是一獲得自治，就立即保護本國的工業，抵制宗主國的壓倒優勢的競爭。代表英國利益的著作家不能理解：為什麽全世界都拒絕學習他們的自由貿易的榜樣，而去實行保護關稅。他們當然不敢正視這樣一種情況：目前幾乎普遍實行的這種關稅制度，正是對付使英國的工業壟斷達到頂峰的這同一個英國自由貿易的自衛手段，這種手段或多或少是明智的，而在某些場合下是絕對愚蠢的。（例如對德國來說就是愚蠢的，德國由於實行自由貿易已經成了一個大工業國，而它現在把保護關稅推行到農產品和原料方面，這就提高了工業生產的費用！）我認為，這種普遍倒退到保護關稅的做法不是一種簡單的偶然現象，而是對英國那種令人不能忍受的工業壟斷的反應。這種反應的形式，正如我說過的，也許是不適當的，甚至更壞，但是，這種反應的歷史必然性，我覺得是顯而易見的。

    一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這一任務；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俄國實現工業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適宜的手段，是另一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會使我們離題太遠。只要我能證明這一工業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第715頁◎

    86.恩格斯致弗·阿·左爾格　　　 1892年12月31日於倫敦

    ……在這里，在古老的歐洲，比你們那個還沒有很好地擺脫少年時代的“年輕的”國家，倒是更活躍一些。在這樣一個從未經歷過封建主義、一開始就在資產階級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年輕的國家里，資產階級偏見在工人階級中也那樣根深蒂固，這是令人驚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國工人正因為同還披著封建外衣的宗主國相比較，便也以為傳統的資產階級經濟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時候都是先進的、優越的、無與倫比的。這同新英格蘭的情況完全一樣，在那里，清教主義這一整個殖民地產生的根源，正因為如此變成了傳統的遺產，而且同它的地方觀念幾乎不能分開。無論美國人多麽神氣和執拗，也不能把他們那個確實宏偉的未來像期票一樣貼現；他們必須等到支付日期，正因為未來是如此遠大，他們的現在主要是為這個未來作準備工作；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個年輕的國家里那樣，主要是物質性質的，它會造成人們思想上某種程度的落後，使人們留戀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聯系的傳統。盎格魯撒克遜種族——這些可惡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人，馬克思總是這樣稱呼他們——本來就腦筋遲鈍，而他們在歐洲和美洲的歷史（經濟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發展），使他們的這一特點更加突出。在這里，只有發生重大事變，才能有所幫助；國有土地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轉為私人占有，如果現在還能在不太狂暴的關稅政策下擴展工業，並奪取國外市場，那麽，你們那里的事情也就好辦了。階級鬥爭在英國這里也是在大工業的發展時期比較劇烈，而◎第716頁◎恰好是在英國工業無可爭辯地在世界上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沈寂下去的。在德國，1850年以來的大工業的發展也是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同時出現的，美國的情況大概也不會有什麽兩樣。日益發展的工業使一切傳統的關系革命化，而這種革命化又促使頭腦革命化。

    此外，美國人早就向歐洲世界證明，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資本主義生意人的共和國；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樣，只不過是一種買賣。法國人通過巴拿馬醜聞（注：巴拿馬醜聞是巴拿馬運河股份公司通過收買法國國務活動家、官員和報刊而制造的一個騙局。為了給開鑿經過巴拿馬地峽的運河籌措資金，工程師和實業家斐·萊塞普斯於1879年在法國成立了巴拿馬運河股份公司。1888年底，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東的破產和無數企業的倒閉。後來，到1892年才發現，該公司為了掩蓋它的真實財政狀況和濫用所籌集的資金，曾廣泛采用收買和賄賂手段，法國前內閣總理弗雷西納、魯維埃、弗洛凱和其他身居要職的官員都接受過這種賄賂。巴拿馬運河公司的案件被資產階級司法機關悄悄了結了，被判罪的只限於公司的領導人萊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馬”一詞在一段時間里就成了表示大騙局的普通名詞。——717、719。）也終於在全國範圍內開始領悟這個道理，那里當權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早就懂得了這一點，並且不聲不響地付諸實踐。而那些立憲君主國也無法以品行端正自詡，它們個個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馬：英國有建築公司醜聞，其中有一個“解放者公司”，把一大批小存戶從大約800萬英鎊的存款中徹底“解放了”；德國有巴雷醜聞（注：波鴻鋼鐵公司的總經理巴雷因為企圖漏稅而隱瞞公司收入、偽造印章和提交質量低劣的鐵軌而被控告。——717。）和勒韋的猶太槍醜聞（注：勒韋公司兵工廠的廠主故意向國家提供劣質武器，同時對國家高級官員進行賄賂。海·阿耳瓦爾特在他寫的小冊子《新的揭露。猶太人的槍》（1892年德累斯頓版）中，揭露並譴責了這個猶太人工廠主。——717。）（這證明，普魯士軍官仍在偷竊，不過是零星地幹——這是他們唯一有節制的表現）；意大利有羅馬銀行醜聞（注：1892年對羅馬銀行檢查的結果表明，這個銀行違法發行了價值13300萬的紙幣（限額是7000萬），並且用一大筆款項賄賂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議員以及其他接近政府的人員。參見恩格斯《關於意大利的巴拿馬》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18—426頁）。——717。），它幾乎已經可以和巴拿馬醜聞媲美了，這家銀行收買了約150 名眾議員和參議員；我聽說，關於這件事的文件不久將在瑞士發表。施留特爾應該注意報紙上有關羅馬銀行醜聞的一切消息。而在神聖的俄羅斯，有古老俄羅斯公爵稱號的美舍爾斯基，由於在俄國對揭發出的巴拿馬醜聞無動於衷而大動肝火，他認為這只能說明俄國的道德已經被法國的榜樣敗壞了，而且“我們自己家里不止有一個巴拿馬”……◎第717頁◎

    1893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　書信（之七）

87.恩格斯致弗·阿·左爾格　　　 1893年1月18日於倫敦

    ……在倫敦這里，費邊派是一夥野心家，他們有相當清醒的頭腦，懂得社會變革必不可免，但是他們決不肯把這個艱巨的事業交給粗魯的無產階級單獨去做，所以他們慣於自己出來領導。害怕革命，這就是他們的基本原則。他們多半是“有教養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是市政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應當歸公社所有，而不應當歸國家所有，至少在開頭應該這樣。此外，他們把自己的社會主義描述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種極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因此就產生了他們的策略：不是把自由黨人當作敵人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而是推動他們作出社會主義的結論，也就是哄騙他們，“用社會主義滲透自由主義”，不是拿社會主義候選人去同自由黨人相抗衡，而是把他們塞給自由黨人，強加給自由黨人，也就是用欺騙手段使自由黨人接受他們。他們這樣做不是自己被欺騙，被愚弄，就是欺騙社會主義，這當然是他們所不了解的。

    費邊派除了出版各種各樣的惡劣作品外，還盡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傳品，這是英國人在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東西。但是他們一談到他們的特殊策略——抹殺階級鬥爭，那就糟糕了。他們之所以瘋狂地仇視馬克思和我們大家，就是因為階級鬥爭問題。

    費邊派當然有許多資產階級信徒，所以也有錢……◎第718頁◎

    88.恩格斯致奧·倍倍爾　　　 1893年1月24日於倫敦

    ……《前進報》（注：《前進報》原名《柏林人民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1884年創辦。根據哈雷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該報從1891年起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並用《前進。柏林人民報》的名稱出版。威·李卜克內西任主編。恩格斯為該報撰稿並糾正該報編輯部的錯誤和動搖，幫助它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後，《前進報》編輯部漸漸轉入黨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刊登的辛格爾關於交易所的演說（注：1月20日《前進報》第17號詳細報道了辛格爾就交易所稅務法附則發表的演說。——編者注）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記稿。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有一點是我們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並不是資產者剝削工人的機構，而是他們自己相互剝削的機構；在交易所里轉手的剩余價值是已經存在的剩余價值，是過去剝削工人的產物。只有在這種剝削完成後，剩余價值才能為交易所里的爾虞我詐效勞。交易所首先只是間接地和我們有關，因為它對於工人所受的資本主義剝削的影響和反作用也只是間接的，通過迂回曲折的道路實現的。要求工人直接關心容克、工廠主和小資產者在交易所里受到的盤剝並要求對此表示憤慨，這等於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護這些工人自己的直接剝削者從這些工人身上榨取來的剩余價值。我們敬謝不敏。但是，作為資產階級社會最高貴的成果，作為極端腐化行為的策源地，作為巴拿馬（注：巴拿馬醜聞是巴拿馬運河股份公司通過收買法國國務活動家、官員和報刊而制造的一個騙局。為了給開鑿經過巴拿馬地峽的運河籌措資金，工程師和實業家斐·萊塞普斯於1879年在法國成立了巴拿馬運河股份公司。1888年底，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東的破產和無數企業的倒閉。後來，到1892年才發現，該公司為了掩蓋它的真實財政狀況和濫用所籌集的資金，曾廣泛采用收買和賄賂手段，法國前內閣總理弗雷西納、魯維埃、弗洛凱和其他身居要職的官員都接受過這種賄賂。巴拿馬運河公司的案件被資產階級司法機關悄悄了結了，被判罪的只限於公司的領導人萊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馬”一詞在一段時間里就成了表示大騙局的普通名詞。——717、719。）和其他醜聞的溫室，因而也作為積聚資本、瓦解和摧毀資產階級社會中自發的聯系的最後殘余以及同時消滅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並使之轉變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為無比的破壞因素，作為即將爆發的革命的最強有力的加速器——在這種歷史意義上，交易所對我們也有直接的關系……◎第719頁◎

    89.恩格斯致弗·雅·施穆伊洛夫　　　 1893年2月7日於倫敦

    尊敬的同志：

    您友好地祝願我活90歲，我非常感謝；如果我仍然能夠像現在這樣，我並不反對，但是，如果我的肉體和精神注定要像許多人那樣變得呆滯的話，那就敬請原諒，我不能從命了。

    您在馬克思傳記方面的要求（注：俄國流亡社會主義者弗·雅·施穆伊洛夫在1893年2月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他應彼得堡《名人傳記叢書》出版者巴甫連柯夫的要求，準備寫一本篇幅6至8個印張的詳細的馬克思傳記。施穆伊洛夫請求恩格斯提供一些有關材料：(1)傳記本身；(2)馬克思的實際活動，特別是1847—1849年和國際工人協會時期；(3)馬克思主義的起源。施穆伊洛夫還請求恩格斯求給他寄去一本《神聖家族》，如不可能，則把主要內容告訴他，或者摘出書中要點寄給他。他寫道，如果在俄國不能發表這本著作，那他就在國外把它印出來；但是施穆伊洛夫並未實現他的願望。——720。），很遺憾，我只能略做一點：我沒有時間做，我正忙於《資本論》第三卷，一時一刻也不能丟開。

    關於第一點。除了您已經有的傳記材料，我介紹不出更多的。至少沒有什麽可靠的東西。

    關於第二點。馬克思1844—1849年的實際活動，一部分是在工人協會，特別是在1846—1848年布魯塞爾協會（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7年8月底建立的德國工人團體，目的是對僑居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向他們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戰友的領導下，協會成了團結僑居比利時的德國革命無產者的合法中心，並同佛蘭德和瓦隆工人俱樂部保持了直接的聯系。協會中的優秀分子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布魯塞爾支部。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見注121）後不久，由於該會成員被比利時警察當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協會在布魯塞爾的活動即告停止。——197、720。），一部分是在同盟。（注：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1847年在倫敦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義者同盟，這是一個主要由無產階級化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德國政治流亡者秘密組織，後期也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參加，隨著形勢的發展，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成員終於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確，並認識到必須使同盟擺脫舊的密謀傳統和方式，遂於1847年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正義者同盟，協助同盟改組，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同盟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還批準了以民主原則作為同盟組織基礎的章程草案，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代替了正義者同盟原來的“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舉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章程，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

    由於法國革命爆發，在倫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於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領導權移交給了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在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並遷居巴黎以後，巴黎於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駐在地。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和數百名德國工人（他們多半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回國參加已經爆發的德國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寫成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頁）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這次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見注119）已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和指導中心。

    雖然革命的失敗打擊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它仍然於1849—1850年進行了改組並繼續開展活動。1850年夏，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策略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達到了很尖銳的程度。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多數派堅決反對維利希—沙佩爾集團提出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反對它無視客觀規律和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的現實政治形勢而主張立即發動革命，1850年9月中，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分裂活動終於導致了同盟與該集團的分裂。1851年5月，由於警察的迫害和盟員的被捕，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的活動實際上已陷於停頓。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發生後不久，同盟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宣告解散。

    共產主義者同盟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學校，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前身，相當多的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都積極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工作。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見本卷第190—210頁。——180、720。）但是您在印刷品中，如我們給《宣言》（1892年柏林最新版本）所寫的序言和附有我的引言（注：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見本卷第190—210頁。——編者注）的《揭露共產黨人案件》（注：馬克思《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頁。——編者注）（1885年蘇黎世版）中，只能找到某些有關他在同盟活動的東西。關於國際，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注：威·艾希霍夫《國際工人協會》。——編者注），他是根據馬克思的批注寫作的；其他◎第720頁◎所有人的東西，從弗里布爾（注：厄·愛·弗里布爾《國際工人協會》。——編者注）到拉夫萊（注：埃·拉夫萊《現代社會主義》。——編者注）和察赫爾（注：格·察赫爾《赤色國際》。——編者注），完全是謊言和神話。寧可自己動手寫一大本書來正確地闡明事實，也不願把材料交給第三者去加工。但是我可以向您提供總委員會同巴枯寧進行決定性鬥爭的兩個出版物（《所謂的分裂》（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55頁。——編者注）和《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注：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頁—515頁。——編者注））。埃里蒂埃給《柏林人民論壇》（注：關於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1890年6月14日至7月12日《柏林人民論壇》在總標題《每個人的全部勞動產品歸己》下面連續刊載了紐文胡斯、恩斯特、費舍以及署名“工人”的文章和這一辯論的結束語。

    《人民論壇》即《柏林人民論壇。社會政治周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同半無政府主義的“青年派”接近；1887年至1892年出版。——691、721。）寫的《汝拉聯合會和米·巴枯寧》一文，滲透著對無政府主義者編造的一切謊言的盲目信任（注：《柏林人民論壇》（見注550）從1892年8月6日至12月24日發表了系列文章《汝拉聯合會和米哈伊爾·巴枯寧》。作者的名字——瑞士社會主義者路·艾里蒂埃在最後一篇文章才出現。這組文章依據巴枯寧的材料捏造在瑞士的國際工人協會的歷史，企圖為巴枯寧派，尤其是巴枯寧派的汝拉聯合會的分裂活動辯護（汝拉聯合會是在1870年4月4—6日拉紹德封代表大會上從瑞士羅曼語族區國際各支部中分裂出來的）。這組文章還對總委員會，對馬克思和他的戰友們，尤其是對約·菲·貝克爾進行誹謗。特別是1892年11月12日發表的第10篇文章中有很多歪曲事實的地方。

    恩格斯決定不等所有文章登完，就予以反駁。他於1892年11月15日把聲明寄給奧·倍倍爾（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4頁）。聲明發表在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論壇》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5—408頁）。

    1892年12月24日，該報在最後一篇即第13篇後面還刊登了埃里蒂埃的答覆。埃里蒂埃在答覆中，以及在1892年11月25日給恩格斯的信中，企圖反駁對他歪曲國際工人協會的歷史所作的譴責。恩格斯給埃里蒂埃的回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0—12頁。——721。），這種信任超出了單純幼稚的範圍，而譯者，正如埃里蒂埃給我寫信所說的那樣，又進一步作了無政府主義的歪曲。（不過，俄國書報檢查機關的大刪大砍，倒可使您避免許多錯誤。）

    關於第三點。《神聖家族》（注：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頁。——編者注）無論如何您必須弄到；我自己的這一本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拿出去，而敘述書的內容是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摘出要點，也是辦不到的。您應該了解全書。在柏林大概可以找到這本書。

    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在我看來，您在我的《費爾巴哈》（《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就可以找到足夠的東西——馬克思的附錄（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見本選集第1卷第54—61頁。——編者注）其實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第721頁◎（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產黨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

    馬克思在50年代一個人埋頭制定了剩余價值理論（注：指馬克思在1857 年10月至1858年5月所寫的經濟學手稿。——編者注），在他沒有完全弄清這一理論的所有結論以前，他堅決拒絕發表關於這一理論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分冊及以下各分冊都沒有出版。

    給您寄去《分裂》和《同盟》，希望這些足夠您用了；很遺憾，這就是我能為您做的一切。

    衷心問候格拉德瑙爾和當地的全體同志們。

    　　　　　您的　弗·恩格斯

    90.恩格斯致尼·弗·丹尼爾遜　　　 1893年2月24日於倫敦

    尊敬的先生：

    很久沒有寫信，請原諒。這也是不得已。我必須努力——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在這個冬春把第三卷（注：指《資本論》第3卷。——編者注）完成。為此我只好放棄所有其他工作，甚至連信也不寫，只要不是非寫不可。否則，我不會中止同您繼續圍繞那個十分有意思而且重要的問題進行討論。（注：見恩格斯1891年10月29—31日、1892年3月15日和9月22日給丹尼爾遜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93—196、304—308、464—468頁）。——722。）

    現在，除了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經結束了第五篇（銀行和信用）的編輯工作，這一篇無論從內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狀◎第722頁◎況來說，都是最難的。現在只剩下兩篇，占全卷1/3，其中的一篇（地租）內容也很難，但這一篇的手稿，我記得，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仍有希望在預定期限內完成任務。原先一個很大的困難，是保證在3—5個月的時間里工作絕對不要間斷，把全部時間都用在第五篇上，現在這一篇幸而已經完成。在工作的時候，我時常想到這一卷出版之後會帶給您多麽大的喜悅。我將把清樣寄給您，就像過去第二卷那樣。

    現在來談我們原來的題目。

    我們似乎在所有各點上都已取得一致意見，只有一個問題除外；您在10 月3日和1月27日的兩封信里都涉及了這個問題，雖然兩封信是從不同角度談的。

    在頭一封信里您問道：1854年以後不可避免地發生的那些經濟變化，不但不能促進俄國歷來那些制度的發展，反而必然從根本上破壞它們嗎？換句話說，農民公社不能作為新的經濟發展的基礎嗎？

    在1月27日的信中，您用下面的方式表達了同一思想：大工業對俄國來說已經成為必然，但是它以資本主義的形式來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嗎？

    好吧，我們來看看。在1854年前後，俄國的起點是：一方面存在著公有制，另一方面必須建立大工業。如果您考慮一下你們國家當時的情況，難道您認為有可能以這樣一種方式把大工業嫁接在農民的公有制上面：一方面使這種大工業的發展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這種原始的公有制提高到世界上空前優越的一種社會制度的水平？而且是當整個西方都還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時候？我認為，這樣一種超過歷史上一切先例的發展，它所要求的經濟、政治和精神條件，同當時俄國所具有的條件是不同的。◎第723頁◎

    毫無疑問，公社，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勞動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展起來，使俄國不必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我完全同意我們的作者有關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見本選集第3卷第339—342頁），是馬克思於1877年底讀到該雜志第10期登載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後寫的。這篇文章對《資本論》作了曲解。馬克思這封信沒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後恩格斯從他的文件中發現的。恩格斯覆制了這封信並將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給了在日內瓦的勞動解放社成員維·伊·查蘇利奇。這封信曾在日內瓦1886年《民意導報》雜志第5期上發表。後來又於1888年10月在俄國的合法刊物《司法通報》雜志上發表。——445、724。）。但無論根據他的意見，還是根據我的意見，實現這一點的第一個條件，是外部的推動，即西歐經濟制度的變革，資本主義在最先產生它的那些國家中被消滅。我們的作者在1882年1 月給過去的一篇《宣言》寫的一篇序言中，對於俄國的公社能否成為高級的社會發展的起點這個問題，是這樣回答的：假如俄國經濟制度的變革與西方經濟制度的變革同時發生，“從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麽現今的俄國土地占有制便能成為新的社會發展的起點”。（注：見本選集第1卷第251頁；恩格斯在這里引用的是普列漢諾夫翻譯的版本，俄文譯文與德文原文有一些差別。——724。）

    如果在西方，我們在自己的經濟發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們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夠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那麽，俄國也許還來得及避開它自己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遺憾的是，我們的進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資本主義制度達到臨界點的經濟後果，目前在我們周圍的各個國家只是剛剛開始發展；當英國迅速喪失它在工業上的壟斷地位的時候，法國和德國正在接近英國的工業水平，而美國正要不單在工業品方面，而且在農產品方面把它們統統趕出世界市場。美國實行一種至少是相對的自由貿易政策，無疑會徹底摧毀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同時會破壞德國和法國的工業品出口貿易；然後危機就會到來，這就是到世界末還剩下的一切。而在這期間你們那里的公社卻在衰敗，我們只能希望我們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過渡盡快發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們國家一些較邊遠的地區，挽救那些在這種情況下負有使命實現偉大未來的制度。但事實終究是事實，我們不應當忘記，這種機會正在逐年減少。

    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見：俄國是被資本主義大工業征服的最後一個國家，同時又是農民人口最多的國家，這種情況必然會使◎第724頁◎這種經濟變革引起的動蕩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強烈。由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土地占有者階級代替大約50萬地主和大約8 000萬農民的過程，只能通過可怕的痛苦和動蕩來實現。但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時期中，都是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驅她的凱旋車。而不幸的是，我們人類卻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幾乎無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麽也不能鼓起勇氣去實現真正的進步。

    　　 永遠是您的　派·懷·羅·（注：恩格斯的化名。——編者注）

    來信請寄給考茨基夫人，而不要寄給羅舍夫人。

    91.恩格斯致弗·梅林　　　 1893年7月14日於倫敦

    親愛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機會感謝您惠寄的《萊辛傳奇》。我不想僅僅是正式通知您書已經收到，還想同時談談這本書本身——它的內容，所以就拖延下來了。

    我從末尾，即從《論歷史唯物主義》這篇附錄（注：梅林的《論歷史唯物主義》一文，於1893年作為附錄刊載在他的《萊辛傳奇》第1版中。——725。）談起。在這里主要的事實您都論述得很出色，對每一個沒有成見的人都是有說服力的。如果說我有什麽異議，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績大於應該屬於我的，即使我把我經過一定時間也許會獨立發現的一切都計算在內也是如此，但是這一切都已經由眼光更銳利、眼界更開闊的馬克思早得多地發現了。如果一個人能有幸和馬克思這樣的人◎第725頁◎一起工作40年之外，那麽他在後者在世時通常是得不到他以為應當得到的承認的；後來，偉大的人物逝世了，那個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過高的評價——在我看來，現在我的處境正好是這樣。歷史最終會把一切都納入正軌，到那時那個人已經幸運地長眠於地下，什麽也不知道了。

    此外，只有一點還沒有談到，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保爾·巴爾特就是個明顯的例子（注：保·巴爾特《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編者注）。

    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虛假的或表面的動力。因為這是思維過程，所以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他從純粹的思維中——不是從他自己的思維中，就是從他的先輩的思維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遲疑地認為這種材料是由思維產生的，而不去進一步研究這些材料的較遠的、不從屬於思維的根源。而且他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在他看來，一切行動既然都以思維為中介，最終似乎都以思維為基礎。

    歷史思想家（歷史在這里應當是政治、法律、哲學、神學，總之，◎第726頁◎一切屬於社會而不是單純屬於自然界的領域的簡單概括）——歷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學領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並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當然，屬於本領域或其他領域的外部事實對這種發展可能共同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種事實本身又被默認為只是思維過程的果實，於是我們便始終停留在純粹思維的範圍之中，而這種思維仿佛順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頑強的事實。

    正是國家制度、法的體系、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獨立歷史這種外觀，首先迷惑了大多數人。如果說，路德和加爾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爾“克服了”費希特和康德，盧梭以其共和主義的《社會契約論》間接地“克服了”立憲主義者孟德斯鳩，那麽，這仍然是神學、哲學、政治學內部的一個過程，它表現為這些思維領域歷史中的一個階段，完全不越出思維領域。而自從出現了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永恒不變和絕對完善的資產階級幻想以後，甚至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克服重商主義者，也被看作純粹的思想勝利；不是被看作改變了的經濟事實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對始終普遍存在的實際條件最終達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獅心理查和菲力浦－奧古斯特實行了自由貿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軍征討，那我們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貧窮和愚昧。

    對問題的這一方面（我在這里只能稍微談談），我覺得我們大家都過分地忽略了。這是一個老問題：起初總是為了內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說，我也這樣做過，而且我總是在事後才發現錯誤。因此，我不僅根本不想為此對您提出任何責備，——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這方面有過錯，我甚至沒有權利這樣做，——我只是想讓您今後注意這一點。◎第727頁◎

    與此有關的還有思想家們的一個愚蠢觀念。這就是：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作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書中第475 頁上巴爾特講到教士等級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興您收拾了這個平庸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家夥。而他們還讓這個人在萊比錫當歷史教授呢！那里曾經有個老瓦克斯穆特，這個人頭腦也很平庸，但對事實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種人！

    此外，關於這本書我只能再說一次當那些文章在《新時代》3 上發表時我已經不止一次地講過的話：這是現有的對普魯士國家形成過程的最好的論述，我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好的論述，對大多數事情，甚至各個細節，都正確地揭示出相互聯系。令人遺憾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麥為止的全部進一步發展也包括進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會做到這一點，連貫地描繪出自選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注：威廉一世。——編者注）為止的整個情景。您已經做過準備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問題上可以說已經完成了。而在破馬車散架以前這件事無論如何是必須做好的。打破保皇愛國主義的神話，這即使不是鏟除掩蓋著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度（因為純粹的資產階級共和制在德國還沒有產生出來就已經過時了）的必要前提，也畢竟是完成這一任務的最有效的杠桿之一。

    這樣您就會有更多的余地和機會把普魯士的地方史當作全德◎第728頁◎苦難的一部分描繪出來。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見，不同意您對德國的割據局面和16世紀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的先決條件的見解。如果我有機會重新改寫我的《農民戰爭》的歷史導言（希望這能在今年冬季實現），那麽我就能在那里闡述有關的各點。（注：恩格斯改寫《德國農民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頁）和擴寫德國史的願望，因忙於《資本論》的出版及其他待寫的文章而未實現。保存的片斷和提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8—460頁。——729。）這並不是說我認為您列舉的各種先決條件不正確，但是除此之外我還要提出其他一些，並加以稍許不同的分類。

    在研究德國歷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難史）時，我始終認為，只有拿法國的相應的時代來作比較，才可以得出正確的標準，因為那里發生的一切正好和我們這里發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國家的各個分散的成員組成一個民族國家，我們這里恰好是處於最嚴重的衰落時期。那里的整個發展過程中是罕見的客觀邏輯，我們這里是不可救藥的，而且越來越不可救藥的紊亂。在那里，在中世紀，英國的征服者代表外國的幹涉幫助普羅旺斯族反對北法蘭西族。對英國人的戰爭可說是三十年戰爭，但是戰爭的結果是外國幹涉者被驅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隨後是中央政權和依靠國外領地、起著勃蘭登堡—普魯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國的鬥爭，但是這一鬥爭的結果是中央政權獲得勝利和民族國家最後形成。（注：勃艮第大公國是9世紀在法國東部塞納河和盧瓦爾河的上遊地區成立的，後來並入大片領土（弗朗什孔泰，法國北部一部分和尼德蘭），在14至15世紀成了獨立的封建國家，15世紀下半葉在大膽查理大公時代達到鼎盛。力圖擴張自己屬地的勃艮第大公國成了建立中央集權的法蘭西君主國的障礙；勃艮第的封建貴族和法國封建主結成聯盟，一起抵抗法國國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權政策，並且對瑞士人和洛林進行了侵略戰爭。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聯盟來對付勃艮第。在反對聯盟的戰爭中（1474—1477年）大膽查理的軍隊被擊潰。他本人在南錫附近的會戰（1477年）中戰死。他的屬地被分給路易十一和德意志皇帝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729。）在我們這里，當時恰好是民族國家徹底瓦解（如果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內的“德意志王國”可以稱為民族國家的話），德國領土開始大規模被掠奪。這對德國人說來是極其令人羞愧的對照，但是正因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從我們的工人重又使德國站在歷史運動的前列以來，我們對過去的恥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德國的發展還有一點是極其特殊的，這就是：最終共同瓜分了整個德國的兩個帝國組成部分，都不純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奧地利是巴伐利亞的殖民地，勃蘭登堡是薩克森的殖民地；它們所以在德國內部取得了政權，僅◎第729頁◎僅是因為它們依靠了國外的、非德意志的領地：奧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說波希米亞了），勃蘭登堡依靠了普魯士。在最受威脅的西部邊境上，這類事情是根本沒有的，在北部邊境上，保護德國不受丹麥人侵犯一事是讓丹麥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則很少需要保衛，甚至國境保衛者瑞士人自己就能從德國分立出去！

    我已經天南地北地扯得太遠了；讓這些空話至少給您作個證據，證明您的著作使我多麽興奮吧。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問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894年

    92.恩格斯致朱·卡內帕

    　［1894年1月9日於倫敦］親愛的公民：

    請原諒我用法文給您寫信。近20年來，我已經失掉在運用意大利文方面所掌握的那點能力。

    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您找出一則您所期望的題詞。（注：1894年1月3日，卡內帕請求恩格斯為1894年3月起在日內瓦出版的周刊《新紀元》找一段題詞，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別於但丁曾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舊紀元。恩格斯在卡內帕來信的頁邊上寫了這封回信的草稿。其中的一段引文，見本選集第1卷第294頁。——730。）我認為，馬克思是當代唯一能夠和偉大的佛羅倫薩人（注：但丁。——編者注）相提並論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除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這句話（意大利文刊物《社會評論》（注：《社會評論》是意大利的一家雙周雜志，是社會黨的理論刊物；1891年至1924年用這個名稱在米蘭出版；雜志的編輯是菲·屠拉梯；在19世紀90年代，該雜志發表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了顯著作用。——730。）第35頁），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第730頁◎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要用幾句話來概括未來新時代的精神，而又不墮入空想主義或者不流於空泛辭藻，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向您提供的這段文字不能滿足您所希望的一切條件，那就請您原諒。但是，由於您要在21日（這是個充滿吉兆的日子，是路易·卡佩公民被處死刑的日子）前作好準備，所以不能浪費時間。

    衷心問好。

    　　　 您的

    93.恩格斯致瓦·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於倫敦

    尊敬的先生：

    對您的問題回答如下：

    1.我們視之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是指一定社會的人們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因此，這里包括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這種技術，照我們的觀點看來，也決定著產品的交換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從而在氏族社會解體後也決定著階級的劃分，決定著統治和被奴役的關系，決定著國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經濟關系中的還有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余（這些殘余往往只是由於傳統或惰性才繼續保存著），當然還有圍繞著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

    如果像您所說的，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學狀況，那麽科◎第731頁◎學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賴於技術的狀況和需要。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整個流體靜力學（托里拆利等）是由於16世紀和17世紀意大利治理山區河流的需要而產生的。關於電，只是在發現它在技術上的實用價值以後，我們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東西。在德國，可惜人們撰寫科學史時習慣於把科學看作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2.我們把經濟條件看作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而種族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因素。不過這里有兩點不應當忽視：

    (a)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並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總是得到實現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於虔誠主義，爾後表現於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一，而這一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在現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b)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據一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一個有明◎第732頁◎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里，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里通過各種偶然性而得到實現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這里我們就來談談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於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沒有拿破侖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這一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凱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麽梯葉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而摩爾根對於同一觀點的發現表明，發現這一觀點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一觀點必定被發現。

    歷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現象和表面的偶然現象都是如此。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越是遠離經濟，越是接近於純粹抽象的意識形態，我們就越是發現它在自己的發展中表現為偶然現象，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劃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範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同經濟發展的軸線接近於平行。

    在德國，達到正確理解的最大障礙，就是著作界對於經濟史的不負責任的忽視。不僅很難拋掉那些在學校里已被灌輸的歷史觀，而且更難搜集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馮·居利希在自己◎第733頁◎的枯燥的材料匯集（注：古·居利希《關於現代主要商業國家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歷史敘述》。——編者注）中的確收集了能夠說明無數政治事實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誰讀過呢！

    此外，我認為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注：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本選集第1卷第584—689頁。——編者注）一書中所作出的光輝範例，能對您的問題給予頗為圓滿的回答，正因為那是一個實際的例子。我還認為，大多數問題都已經在《反杜林論》（注：見本選集第3卷第343—676頁。——編者注）第一編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編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編第一章或導言里，後來又在《費爾巴哈》（注：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見本卷第214—258頁。——編者注）一書最後一章里談到了。

    請您不要過分推敲上面所說的每一個字，而要把握總的聯系；可惜我沒有時間能像給報刊寫文章那樣字斟句酌地向您闡述這一切……

    9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1894年3月6日於倫敦

    ……前激進派（注：激進派是19世紀80—90年代法國的一個議會黨團。它是從資產階級溫和共和派（“機會主義派”）的政黨中分裂出來的。這個黨團繼續堅持事實上已被共和派拋棄了的一系列資產階級民主要求：廢除參議院，教會和國家分離，實施累進所得稅，等等；它為了把大批選民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頒發殘廢撫恤金和實行其他一些社會經濟性質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進派的首領。1901年激進派在組織上形成為一個主要是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651、734、736。）會對你們說，是啊，但是我們法國有共和國！ 我們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利用政府來實現社會主義措施！

    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你們比我們優越◎第734頁◎的地方是，你們已經有了共和國，而我們則不同，我們還必須花費24小時去建立它。但是，共和國像其他任何政體一樣，是由它的內容決定的；只要它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國一樣敵視我們（撇開敵視的形式不談）。因此，無論把它看作本質上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還是當它還被資產階級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命委托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我們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讓步，但是決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工作交給它去完成；即使我們能夠通過一個強大得一天之內就能使自己變為多數派的少數派去監督它，也不能那樣做……

    95.恩格斯致弗·阿·左爾格　　　 1894年11月10日於倫敦

    ……這里的運動至今仍然同美國的運動相似，只是多少走在你們前面一點。群眾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須建立自己的政黨來同兩個官方的政黨相對抗；這種本能日益增強，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選舉中又表現得比任何時候都更為明顯。但是由於各種陳舊的傳統觀念以及缺乏能把這種本能變成自覺行動並在全國範圍內把它聯合起來的人，運動長期停滯在思想不明確和各地分散行動的早期階段上。盎格魯撒克遜宗派主義在工人運動中也很盛行。社會民主聯盟（注：社會民主聯盟是英國的社會主義組織，1884年8月在民主聯盟的基礎上成立。這個組織聯合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中的社會主義者。聯盟的領導長期掌握在以執行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政策的海德門為首的改良主義分子手中。加入聯盟的一小批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愛·馬克思－艾威林、愛德華·艾威林、湯·曼等人）與海德門的路線相反，進行了爭取同群眾性的工人運動建立密切聯系的鬥爭。1884年秋聯盟發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獨立的組織——社會主義同盟，在此以後，機會主義者在社會民主聯盟里的影響加強了。但是在群眾的革命情緒影響之下，聯盟內部仍在繼續產生不滿機會主義領導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運動高漲的條件下，聯盟改組為社會民主黨，1911年又與獨立工黨（見注582）中的左派合並，命名為英國社會黨。該黨的一部分成員後來參加了英國共產黨的創建。——735。）同你們那里的德國人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注：指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它是由第一國際美國各支部和美國其他社會主義組織合並，在1876年費城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大多數黨員是移民（主要是德國移民），同美國基本工人聯系很差。黨內鬥爭在由拉薩爾派構成的改良主義領導和馬克思恩格斯的戰友左爾格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派之間進行。最終沒有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群眾性政黨。——735。）完全一樣，竟把我們的理論變成了正統教派的死板的教條；它目光短淺，固步自封，而且多虧海德門，它在國際政策中固守著腐朽透頂的傳統，這種傳統固然時有松動，但是還遠遠沒有被徹底打破。獨立工黨（注：獨立工黨是1893年1月在罷工鬥爭活躍和爭取實行英國工人階級的獨立自主政策以同資產階級政黨相對抗的運動加強的情況下，在布拉德福德會議上成立的。一些新、舊工聯的成員和受到費邊社影響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參加了獨立工黨。黨的領袖是基·哈第。該黨把爭取集體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分配手段和交換手段，規定八小時工作日，禁用童工，實施社會保險和失業補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綱領中。恩格斯曾祝賀獨立工黨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義錯誤而成為真正群眾性的工人政黨。但是獨立工黨的領導一開始就采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立場，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議會鬥爭的形式上並且同自由黨進行勾結。1900年，獨立工黨並入工黨。——735。）在策略上十分含糊，它的領袖基爾·哈第是一個極其狡猾的◎第735頁◎蘇格蘭人，對他的蠱惑人心的詭計是絲毫不能相信的。他雖然是一個出身於蘇格蘭煤礦工人的貧民，卻創辦了一家大型周報《工人領袖》（注：《工人領袖》是英國的一家月刊，1887年起出版，最初刊名是《礦工》，1889年起改用本名稱，是蘇格蘭工黨的機關刊物；1893年起是獨立工黨的機關刊物；1894年起改為周刊；在1904年以前，該刊的編輯是基·哈第。——736。），要是沒有一大筆錢，這是辦不到的，毫無疑問，這筆錢是他從托利黨或自由黨人合並派（注：自由黨人合並派是主張保持同愛爾蘭合並的一派，是以約·張伯倫為首的一批人，這批人是於1886年因在愛爾蘭問題上意見分歧而從自由黨分裂出來的。自由黨人合並派實際上依附保守黨，而幾年後連形式上也依附了它。——736。）即從反對格萊斯頓和地方自治（注：地方自治是19世紀70年代愛爾蘭自由資產階級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顛帝國範圍內容許愛爾蘭實行自治。實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主要陣地控制在英國統治集團手里的情況下建立獨立的愛爾蘭議會。——736。）的人那里弄來的。他在倫敦文壇上臭名昭著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資料以及他的政治態度都能證實這一點。因此，由於愛爾蘭選民和激進派（注：激進派是19世紀80—90年代法國的一個議會黨團。它是從資產階級溫和共和派（“機會主義派”）的政黨中分裂出來的。這個黨團繼續堅持事實上已被共和派拋棄了的一系列資產階級民主要求：廢除參議院，教會和國家分離，實施累進所得稅，等等；它為了把大批選民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頒發殘廢撫恤金和實行其他一些社會經濟性質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進派的首領。1901年激進派在組織上形成為一個主要是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651、734、736。）選民的背棄，他很容易在1895年的普選中失去議會中的席位（注：1895年7月12—29日英國舉行了議會普選。選舉結果，保守黨人在下院獲得150個席位，超過半數。獨立工黨的候選人，包括基·哈第在內，都落選了。——736。），這將是幸事，因為這個人目前是一塊最大的絆腳石。他只是在有蠱惑人心的機會時才在議會中出現：說幾句關於失業者的空話來擡高自己，卻不去為他們爭得任何東西，或者在某個王子（注：愛德華·阿伯特，約克親王。——編者注）誕生的時候向女王（注：維多利亞。——編者注）說一些蠢話（這種做法在這里是極其陳腐和極不值錢的），等等。不過，無論是在社會民主聯盟內，還是在獨立工黨內，特別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們很分散；他們至少使得領袖們唆使這兩個組織互相傾軋的一切企圖每次都遭到了失敗。約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當孤獨，海德門和基·哈第都對他進行猛烈攻擊，而他裝出一副似乎對工人的政治組織失去信心、僅僅對工聯還抱有希望的樣子。的確，他同這兩個人打交道是有慘痛教訓的，如果機械工人聯合會不給他支付議會津貼，他就會餓死。他愛虛榮，完全讓自由派即激進黨人“社會派”牽著鼻子走，他無疑過分重視他所爭得的許多個別的讓步；雖然如此，在整個運動中，即在領袖們中間，他是唯一真正誠實的人，並且具有真正無產階級的本能，我認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來，這種本能在緊要關頭是能夠引導他走向比較正確的道路的。◎第736頁◎

    在大陸上，隨著各種成果的取得，渴望獲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強，而名副其實的爭取農民的活動正在風行起來。起初，法國人在南特通過拉法格不僅聲明說（注：指保·拉法格的報告《農民的財產和經濟的發展》是以法國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名義向南特代表大會提出的。拉法格的報告還發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會民主黨人》第38號附刊上。——501、737。）：通過直接幹預去加速小農的破產，這不是我們的事情，這一點資本主義會替我們操心（關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寫信和他們談過）；而且還說：必須直接保護小農，使他們不受國庫、高利貸者和大地主的剝削。但是這一點我們是不能讚同的，因為第一，這是愚蠢的；第二，這是不可能的。接著，福爾馬爾又在法蘭克福發表演說（注：指福爾馬爾1894年10月25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代表大會（見注589）上的發言。關於這篇發言的報道，發表在1894年10月26日《前進報》（見注561）第250號附刊(1)上。——737。），他打算收買全體農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亞要收買的農民，不是萊茵地區的負債累累的小農，而是剝削雇農和大批出賣牲口和糧食的中農甚至大農。除非我們放棄一切原則，否則是不能同意這一點的。我們要把阿爾卑斯的農民以及下薩克森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大農爭取過來，就只有把雇農和短工出賣給他們，而這樣做，我們在政治上就會得不償失。法蘭克福黨代表大會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作出決定；不過也好，這個問題現在可以深入研究。參加代表大會的人對農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關系了解太少，所以他們除了胡說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麽決議。不過，這個問題遲早總是要解決的……

    在中國進行的戰爭（注：指1894年發生的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編者注）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戶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業品），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千百萬人將被迫離鄉背井，移居國外；他們甚至會移居到歐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國人的競爭一旦規模大起來，就會給你們那里◎第737頁◎和我們這里（注：指美國和英國。——編者注）迅速地造成極端尖銳的形勢，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將促進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

    96.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內西　　　 1894年11月24日［於倫敦］

    親愛的李卜克內西：

    我已經寫信給倍倍爾並向他指出，在政治爭論中，一切都必須冷靜考慮，決不要匆忙行事或者憑一時的激動，我自己在這方面也常常吃虧。因此我也要向你提出一個小小的警告。

    倍倍爾在會議上的做法是否不夠聰明，這可以爭論。但就事情本身而論，他無疑是正確的。（注：1894年11月14日，倍倍爾在柏林第二選區黨的會議上發表長篇演說，批評了福爾馬爾以及其他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見注589）上所采取的機會主義立場；他還批評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是模棱兩可的。倍倍爾的發言刊登在1894年11月16日《前進報》（見注561）第268號上，還轉載在1894年12月1日《社會評論》第23期上。——738。）你作為中央機關報的編輯，當然應當起調解作用，通過爭論消除甚至是確實存在的分歧，做到各方都能接受，在黨分裂以前謀求黨的統一。你作為編輯對倍倍爾的行為可能感到不愉快。然而，編輯感到不愉快的東西應當是黨的領袖所期望的東西，就是說，有些人並不總是不得不戴著必不可少的編輯眼鏡，而且還提醒編輯本人，他作為黨的領袖，有時不妨暫時摘掉玫瑰色眼鏡，用自己的肉眼來觀察世界。

    法蘭克福黨代表大會（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於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舉行。在代表大會上，關於主要議程——土地問題——的補充報告人是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人領袖福爾馬爾，他要求把不僅反映勞動農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農村富裕階層、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條目列入正在擬定的土地綱領中去。福爾馬爾雖然也遭到許多代表的反對，但整個說來，他的機會主義立場在代表大會上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擊。代表大會選出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制定土地綱領草案，作為對黨綱的補充。除土地問題外，代表大會聽取了黨的執行委員會和國會黨團的報告，研究了關於托拉斯和其他大資本主義聯合公司的作用、關於慶祝1895年五一節等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的報告的結尾部分載於1894年10月31日《前進報》（見注561）第254號。——738。）前夕，巴伐利亞人在紐倫堡建立了真正的宗得崩德（注：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個經濟落後的天主教州為對抗進步的資產階級改革和維護教會的特權而於19世紀40年代建立的單獨聯盟。馬克思和恩格斯用這個名稱來諷刺1850年9月15日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後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員會的維利希—沙佩爾宗派集團。這個集團的活動方便了普魯士警察當局破獲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德國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於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產主義者同盟著名活動家的案件。——203、209、738。）。他們帶著明白無誤的最後通牒來到法蘭克福。另外，福爾馬爾說什麽各走各的路，而格里洛（注：指卡爾·格里倫貝格爾。——編者注）則說，隨便你們通過什麽決議，反正我們不服從。他們宣布了巴伐利亞的特殊的權◎第738頁◎利，並把他們在黨內的反對者稱為“普魯士人”和“柏林人”。他們要求黨批準他們投票讚同國家預算和同意那種甚至比小資產階級的政策還右的農民政策。這次黨代表大會不是像以前經常做的那樣，堅決制止這種行為，而是不敢通過任何決議。如果說倍倍爾在這種情況下談黨內小資產階級分子活動的加強不合時宜，那麽，我真不知道究竟什麽時候談才合時宜。

    而《前進報》（注：《前進報》原名《柏林人民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1884年創辦。根據哈雷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該報從1891年起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並用《前進。柏林人民報》的名稱出版。威·李卜克內西任主編。恩格斯為該報撰稿並糾正該報編輯部的錯誤和動搖，幫助它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後，《前進報》編輯部漸漸轉入黨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在幹什麽呢？它緊緊抓住倍倍爾攻擊的形式不放，說事情並不是那樣糟糕，並采取同倍倍爾“完全相反”的態度，以致你因倍倍爾的反對者事後產生的必不可免的“誤會”才被迫發表聲明，說你的完全相反的態度僅僅涉及倍倍爾攻擊的形式，而就事情本身而論（在國家預算和農民問題上），他是正確的，你也是站在他一邊的。（注：1894年11月23日《前進報》（見注561）第273號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我們的內部狀況》，作者可能是李卜克內西。緊接著該報在第二天又發表了一篇短文《法蘭克福代表大會討論》。它實際上是社論作者的更正。其中寫道，社論說的僅僅是“倍倍爾對整個協商過程以及黨代會的思想水平……的悲觀評論”，《前進報》編輯部對此是根本不同意的等等。——739。）我覺得，你事後被迫發表聲明這一事實本身就向你證明，你所犯的右傾比倍倍爾可能犯的左傾要厲害得多。

    整個這場爭論所涉及的歸根到底僅僅是巴伐利亞人的策略，這個策略最明顯地表現為以下兩點：為了爭取小資產者而以機會主義的態度讚成國家預算，福爾馬爾為了爭取中農和大農而在農村進行機會主義的宣傳。這兩點和巴伐利亞人的宗得崩德立場，是當前存在的唯一實際的問題。如果倍倍爾正是在黨代表大會置黨於不顧的時候抓住了這些問題，那麽你們應當為此而感謝他。如果他把黨代表大會所造成的這種難以容忍的狀況看作是黨內庸俗習氣日益增長的結果，這也不過是他從正確的總觀點出發來看這個具體問題，這一點同樣是應當肯定的。如果說他急於對這一切進行辯論，那麽，他是在履行自己應盡的職責，是在注意使下一次黨代表大會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對之束手無策的那些刻不容緩的問題上能夠作出完全正確的判斷。

    分裂的危險並不是來自倍倍爾方面，他不過是直言不諱而已。◎第739頁◎這種危險來自巴伐利亞人，他們采取了黨內前所未有的行動方式，使《法蘭克福報》（注：《法蘭克福報》是《法蘭克福報和商報》的簡稱，是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報，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這個名稱。——740。）中那些把福爾馬爾和巴伐利亞人看作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義者歡欣若狂；這家報紙興高采烈，而且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你說福爾馬爾不是叛徒。也許是這樣。我也不認為他自己會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個竟然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使擁有10—30公頃土地的上巴伐利亞大農和中農的現狀（這種現狀的基礎是剝削雇農和短工）永遠不變的人叫作什麽呢？無產階級政黨是專門為了使雇傭奴隸制永久不變而建立的嗎！這種人可以叫作反猶太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巴伐利亞分立主義者，隨便叫什麽都可以，但是難道可以叫作社會民主黨人嗎？！其實，在日益壯大的工人政黨內，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並沒有什麽了不起。這就像“學士”、考試不及格的大學生等的增多一樣。他們在幾年前還是一種危險。現在我們能夠消化他們。但是消化總得有個過程。為此就需要加鹽酸；如果鹽酸不夠（像法蘭克福所表明的那樣），那麽現在應該感謝倍倍爾，他為了使我們能夠很好地消化這些非無產階級分子而加了鹽酸。

    建立黨內真正和諧的關鍵就在這里，而不在於否認和隱瞞黨內一切真正有爭論的問題。

    你說，問題是要“引起有效的行動”。這好極了，但是這種行動究竟什麽時候才開始呢？◎第740頁◎

    97.恩格斯致威·桑巴特

    　1895年3月11日於倫敦

    尊敬的先生：

    在答覆您上月14日來信時，對您惠寄的關於馬克思的文章（注：威·桑巴特《評卡爾·馬克思的經濟體系》。——編者注）謹致謝意。這篇文章，我在亨·布勞恩博士好意寄給我的那一期《文庫》（注：《社會立法和統計學文庫》。——編者注）里已經饒有興味地拜讀了；我很高興，終於在一所德國的大學里也看到對《資本論》（注：《資本論》第3卷。——編者注）作了這樣的理解。不言而喻，我不能完全同意您對馬克思觀點的表述。尤其是第576和577頁上關於價值概念的轉述，我覺得談得太遠了一點。如果是我，那就首先對這一概念從歷史上加以界定，強調它只適用於迄今唯一能夠談得上價值的那個經濟階段，即存在商品交換，相應地也存在商品生產的那些社會形式。原始共產主義不知道什麽是價值。其次，我認為，這個論點還可以有一個在概念上更狹窄的表述。可是這樣會使我們扯得太遠。您所談的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但在第586頁上您直接點了我的名，您這種用手槍頂住我的胸膛的愜意的做法使我好笑。然而您可以放心，我不會要您“相信相反的東西”。馬克思從個別資本主義企業產生的各種數值m/c=◎第741頁◎m/c+v得出一般的、相同的利潤率時所借助的那些邏輯中間環節，單個的資本家是完全意識不到的。因為這些中間環節具有某種歷史類似現象或某種存在於我們頭腦之外的現實性，所以它們在下面的過程里也就獲得了這種現實性：資本家甲生產的剩余價值中超出利潤率、因而也超出他在總剩余價值中應得份額的那部分剩余價值，轉入另一個自己生產的剩余價值通常總是低於其應得紅利的資本家乙的錢袋中。但這個過程是客觀地、在事物中不知不覺地完成的，而我們只是到現在才能判斷，要費多大氣力才能達到對這個過程的正確理解。如果平均利潤率的創造需要單個資本家有意識的合作，如果單個資本家意識到，他是在生產剩余價值、生產多少以及在很多情況下還得把自己的剩余價值拿出一部分，那麽剩余價值和利潤之間的聯系從一開始就相當清楚了，亞當·斯密，甚至配第，一定早就會指出這一點。

    從馬克思的觀點看，迄今為止的整個歷史，就重大事件來說，都是不知不覺地完成的，就是說，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後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要麽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麽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預見到的後果。用之於經濟方面就是：單個資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潤。資產階級經濟學發現：每一單個資本家這種對更大的利潤的追求，產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潤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潤額。但是，不論資本家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價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給總資本。

    那麽平均的過程事實上是怎樣完成的呢？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馬克思本人對此談得不多。但是，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第742頁◎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這里還有一些馬克思自己在這部初稿中沒有做完的工作要做。我們首先看看第三卷上冊第153—156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5—198頁。——編者注）的敘述，這些對您轉述價值概念也很重要，並且證明這個概念具有或曾經具有比您所賦予的更大的現實性。在交換之初，當產品逐漸轉化為商品的時候，交換大致是按照它們的價值進行的。花費在兩種物品上的勞動，正是它們在數量上進行比較的唯一標準。因此，那時價值曾經有直接的、現實的存在。我們知道，在交換中，價值的這種直接實現停止了，現在不再有這種情況了。我認為，對您來說，不用費什麽事就能看出（起碼是大致看出）那些將這種直接的、現實的價值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下的價值的中間環節；後一種價值隱藏得很深，以致我們的經濟學家可以滿不在乎地否認它的存在。對這個過程作出真正歷史的解釋，當然要求認真地進行研究，而為此花費的全部心血將換來豐碩的成果；這樣的解釋將是對《資本論》的十分寶貴的補充。（注：1895年5月，恩格斯寫了《〈資本論〉第三卷增補》：《價值規律和利潤率》和《交易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3—1030頁）。——743。）

    最後，我還應該感謝您對我的看重，認為我可以根據第三卷寫出比它的現有形式更好的東西。但是我不能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按馬克思的文字整理馬克思的手稿，就是盡了我的職責，雖然這可能要逼著讀者更多地進行獨立思考。

    致深切的敬意。 忠實於您的　弗·恩格斯◎第743頁◎

    98.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於倫敦

    ……您在利潤率問題上為什麽走上了岔路，我認為，您的來信已經使我得到了一些解釋。我在這里發現了同一種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我把它歸咎於1848年以來在德國大學中流行的哲學研究的折衷主義方法，這種方法丟掉了事物的總的概貌，過於經常地陷入一種幾乎是無休止、無結果的對枝節問題的玄想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研究得最多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於他那個時代的德國哲學研究的狀況，由於和學究氣十足的沃爾弗式的萊布尼茨主義的對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對這種沃爾弗式的玄想作一些表面的讓步。我就是這樣來解釋您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的，這種偏向也表現在您的來信中談到價值規律的那些題外話里；在這些地方，我認為您沒有經常注意總的聯系，所以您把價值規律貶為一種虛構，一種必要的虛構，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貶為實際理性的一種假定一樣。

    您對價值規律的責難，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完全符合於您舉的圓和多邊形的例子。換句話說，這兩者，即一個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現實，就像兩條漸近線一樣，一齊向前延伸，彼此不斷接近，但是永遠不會相交。兩者的這種差別正好是這樣一種差別，由於這種差別，概念並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於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說，它不是直接地、明顯地符合於它只有從那里才能抽象出來的現實，因此，畢竟不能把它和虛構◎第744頁◎相提並論，除非您因為現實同一切思維成果的符合僅僅是非常間接的，而且也只是漸近線似地接近，就說這些思維成果都是虛構。

    一般利潤率的情況不就是這樣嗎？它在任何時候都只是近似地存在著。如果一般利潤率有一次在兩個企業中分毫不差地實現了，如果這兩個企業在某一年內獲得完全相同的利潤率，那麽這是純粹的偶然性，實際上，利潤率是根據各個企業、各個年度的各種不同情況而變化的，一般利潤率只是作為許多企業和許多年度的平均數而存在。但是，如果我們想要求利潤率（比如說是14.876934 ……）在每一個企業和每一個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數都完全一樣，不然就把它貶為虛構，那我們就嚴重地誤解了利潤率和一般經濟規律的本質。它們全都沒有任何其他的現實性，而只是一種近似值，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但不是直接的現實。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於它們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規律同時起的作用打亂了，而部分地也由於它們作為概念的特性。

    您可以舉工資規律即勞動力價值的實現為例，勞動力價值只是作為平均數實現的，而且就連這一點也不總是如此，它在每一個地區，甚至在每一個部門，都隨著通常的生活水平而有所變化。或者以地租這種從被壟斷的自然力中產生的超出一般利潤率的超額利潤為例。就是在這里，現實的超額利潤和現實的地租也不是絕對地符合，而只是在平均數上近似地符合。

    價值規律以及剩余價值通過利潤率來分配的情況也是這樣。

    1.這兩者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已經充分地實現，也就是說，社會已經被簡化為地主、資本家（工業家和商人）和工人這三個現代階級，而一切中間階層都已被消滅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達到近似的實現。這種情形甚至在英國都沒有，而且永遠也不會有，我們決不會讓它發展到這個地步。◎第745頁◎

    2.利潤（包括地租）是由各種不同的成分構成的：

    (a)由欺詐而來的利潤，它在代數和中互相抵銷；

    (b)由於庫存貨物（例如，當第二年歉收時，上一年收成的余額）的價值上漲而來的利潤。這種利潤如果不是已經被其他商品的價值下降所抵消，在理論上歸根到底也應該平均化，因為，不是買進的資本家必須多支付的正好等於賣出的資本家多取得的，就是當問題涉及工人的生活資料的時候，工資終究必須提高。可是，這種價值上漲的最本質的東西不是長期存在的，因而平均化只是在幾年的平均數中，而且是十分不完全的，顯然要靠犧牲工人的利益才會出現；工人將生產更多的剩余價值，因為他們的勞動力沒有得到十足的報酬；

    (c)剩余價值的總和，但是其中還要扣除送給買主的那一部分，特別是在危機時期，那時過剩的生產會縮減到它的社會必要勞動實際含量以內。

    由此就已經自然地得出結論，總利潤和總剩余價值只能近似地符合。而且您還要考慮到，總剩余價值和總資本都不是常數，而是每天都在變化的變數。於是，很明顯，利潤率由∑m/∑(c+v)來表現，要不是通過一個近似的數列，是完全不可能的；總價格和總價值的符合，要不是經常趨於統一而又經常與這種統一背離的符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換句話說，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這種統一無論在這個場合還是在其他一切場合都是如此。

    難道封建主義曾經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嗎？它在西法蘭克王國593 奠定了基礎，在諾曼底為挪威侵略者進一步發展，在英格蘭和南意大利為法國的諾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於它的概念是在◎第746頁◎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國，這個王國在耶路撒冷法典（注：耶路撒冷法典是1099年第一次十字軍遠征後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國的法律文獻匯編；該法典於12世紀下半葉完成。——747。）中遺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現。難道說，因為這種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過短暫的十分典型的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這也只是在紙上，它就是一種虛構嗎？

    或者，自然科學中通用的概念，因為它們決不是永遠和現實相符合，就都是虛構嗎？從我們接受了進化論的時刻起，我們關於有機體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現實相符合。否則就不會有任何變化；哪一天有機界的概念和現實絕對符合了，發展的終結也就到來了。魚這個概念的內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鰓呼吸；如果不突破這個概念，您想怎麽能從魚轉到兩棲動物呢？而這個概念已經被突破了，我們知道一系列的魚，它們的鰾已經發展成肺並且可以呼吸空氣。如果不讓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這兩個概念中的一個或兩個都和現實發生沖突，您想怎麽能從卵生的爬行動物轉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兒的哺乳動物呢？實際上，單孔目動物有整整一個亞綱是卵生的哺乳動物，——1843年我在曼徹斯特看見過鴨嘴獸的蛋，並且傲慢無知地嘲笑過哺乳動物會下蛋這種愚蠢之見，而現在這卻被證實了！因此，但願您對價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後不得不請求鴨嘴獸原諒的那種事情吧！

    在桑巴特那篇在其他方面都很好的關於第三卷的文章（注：威·桑巴特《評卡爾·馬克思的經濟體系》。——編者注）中，我也發現了這種削弱價值理論的傾向；他顯然也曾希望得到一種稍微不同的答案。

    而您在《中央導報》（注：《中央導報》即《社會政治中央導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周報；1892年至1895年用這個名稱在柏林出版，出版者是亨·布勞恩；1895年同《社會實踐報》合並後改名為《社會實踐》。——747。）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注：康·施米特《〈資本論〉第3卷》。——編者注）卻很好，對於馬克思的利潤率理論——由於它的量的規定性——同舊經濟學的利潤◎第747頁◎率理論之間的特殊區別作了很好的論證。那位著名的洛里亞自作聰明，認為第三卷中直接拋棄了價值理論（注：阿·洛里亞《卡爾·馬克思的遺著》。——編者注），您的這篇文章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很完備的回答。現在有兩個人很關心這個問題，這就是羅馬的拉布里奧拉和正在《社會評論》上同洛里亞進行論戰的拉法格（注：指拉法格的兩篇文章：《略駁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批評》和《拉法格的回答》，發表於1894年10月16日和11月16日《社會評論》（見注579）第20和22期。這兩篇文章是對某些意大利經濟學家的回答，這些經濟學家支持洛里亞在《卡爾·馬克思的遺著》一文（發表於1895年2月1日《科學、文學和藝術新文選》第3集第55卷第3期）中提出的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第3卷的觀點。——748。）。因此，如果您能把文章寄一份給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教授（他的地址是羅馬維克多－艾曼努爾大街251號），那麽他會盡一切可能發表這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譯文；另外再寄一份給保爾·拉法格（他的地址是法國塞納省勒佩勒），這會給他提供必要的論據，他會引用您的文章的。我已經就此寫信告訴他們兩人，說您的文章已包含了對主要論點的現成的答案。如果您無法寄發這兩份東西，請您來信告訴我。

    我必須就此擱筆，否則我就會沒完沒了地寫下去。

    衷心問好。

    　　您的　弗·恩格斯◎第7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