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工人階級談香港社會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香港：左翼人士被判監

東區法院昨天的裁決，是向所有反對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及日益加強鎮壓的示威者發出預兆警告。

兩名香港的左翼活躍分子（23歲的黃軒瑋及27歲的周諾恆）因2011年抗議港鐵加價，被判監兩星期。港鐵於豐厚利潤情況底下提高票價，令民眾更甚憎恨政府持有的港鐵。港鐵公司不單於全球營運公共交通，同時更是房產的一大炒家，令香港房產市場價格高踞不下。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指：「此裁決是政治檢控，旨在傳遞一個政治訊息 ── 抗議行動若不溫馴，將會面臨嚴刑峻法。」

去年4月，兩名示威者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演講時，衝上講臺抗議而被重判，可見所謂「獨立司法機關」的過度反應何其荒謬絕倫。黃軒瑋及周諾恆被控「擾亂公眾秩序」，而法官李國華為合理化判刑，指此行動引起其他人仿傚。黃軒瑋是社會民主連線(LSD)成員，是該黨去年區議會候選人之一；而周諾恆並非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但受社民連線前主席陶君行雇用為助理。

抗議權利被判定為犯罪

正如我們先前於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警告，政府及資本主義建製試圖限製香港的群眾抗議，包括對反對政府的批評人士「政治暴力」的荒謬指控、加強警察鎮壓等，以及一連串如採用會打壓現有民主權利的措施。相比起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香港的民主權利已受更大限製。

中港兩地情勢互相映照，香港進一步趨向更專製的統治模式，而中國內地則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加強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北京政府控製香港政府，並透過與財團、媒體和學術精英的牢固紐帶去操控香港政治。中央當今視香港的激進抗議文化為威脅，恐懼其擴散至中國內地。尤其是遍布內地的「群體性事件」（2010年超過18萬件）、如烏坎村(2011年9月-12月間)所展示部署精密、組織強大及有計劃的抗爭行動，以及最近的連串罷工事件，可見中央政府的恐懼。

被拘捕示威人數上升8倍

為了緩和極權政府的憂慮，香港政府盡其所能去展開本地的鎮壓，使很多評論員指出香港政治情勢正在「大陸化」。統治階級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重新恢複臭名昭著的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立法。2003年群眾抗爭運動曾阻止廿三條。

自從去年鷹派作風的警務署署長曾偉雄上臺後，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以更強硬的警察打壓及法律檢控手段對付社運分子。曾偉雄上臺首年，總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前年數字為50名），增加了8倍，是1967年六七暴動以來最高的一年。大約20名示威者因去年各抗議場合中所謂違法，仍然等候審判。2010年被逮捕人士中沒有人被判監。但從本案例可見，法庭可能於未來案件中採取更強硬的姿態。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政府及其司法機關改變其政策及措拖。

社民連受到打擊

資本主義建製目標明確的要打擊社民連及其同盟（即被媒體標籤為「激進派」各類分子），試圖將該黨的行動分子打成「搞事分子」的公眾印象。政府更嚴苛的起訴及裁判是打擊社民連的手段之一，以懲罰其作為反政府的角色，尤其是2010年5月組織「五區公投」運動，而獲得反政府的五十萬票。北京極權及其香港傀儡政客決心要以打擊社民連為示範，表明對任何抗爭及挑戰零容忍。

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重判仍於上訴中，但應該以連串抗議行動作出反擊。除非如此，統治階級必然更進一步採取手段打擊社民連及其他抗議人士。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等人被告「刑事毀壞」及「行為不檢」，正在等候判決。有很大風險，法庭會基於政治考慮會宣布類似的重判，而「長毛」若被重判，有風險會被禁止於本年9月份的選舉中捍衛其立法會的議席。2008年選舉中，「長毛」第二次被選進立會，獲得民選立法會議員中第二高票。

可惜最近泛民主派政黨分裂，而右翼政黨進一步靠攏北京，並鼓吹民主抗爭中「妥協」，令動員群眾反對政府鎮壓的任務和捍衛基本民主權利變得更為困難和複雜。

我們需要發動強大的抗議行動去反對這件政治檢控事件。現在必須立即開始動員青年及工人去捍衛「長毛」、黃軒瑋、周諾恆等政治被告，並揭露香港統治者的專製。遊行示威的「暴力」無疑是被資本主義媒體及政客誇大渲染，但同時我們必須正視，衝突行為會被親政府陣營（受右翼泛民主派的縱容下）借助去混淆視聽，令一部分本來同情抗爭運動的民眾失去正確判斷。

遊行應該作充足準備，選舉產生的代表及幹事去管理安全問題，並應對警察的衝突策略。於當前形勢中，佔領行動、靜坐抗議等抗爭策略是正當的，應該透過參與組織及政黨選舉代表的委員會，以最民主的方式去作準備及協調。為達到最佳效果，示威方式必須高度紀律，以及有意識地呼籲無經驗的新的不滿的階層 （包括工人、青年及普通群眾等）加入陣營。

團結抗爭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呼籲左翼分子緊急回應對黃軒瑋及周諾恆的裁決。我們必須於上訴程序完結前，立即組織抗議行動。我們應該立即召開一個協調會議，邀請各界希望反擊政府打壓的人士，擴展及協調抗爭陣線。如果被告的上訴被否決，我們更要呼籲國際性的擴爭行動，針對於澳州、英國和瑞典有營運的港鐵公司。

「反廿三條、捍衛民主的抗爭已經受到威脅，我們要立即開始，以抗議及活動去反對法庭苛刻的裁決。」鄧美晶說。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對黃軒瑋和周諾恆的裁決
反對政治檢控，捍衛香港示威權利
反對廿三條重新立法
支持群眾抗爭、建立真正群眾工人政黨，是爭取民主權利的不二法門

香港討論會：年青人如何組織起來？

澳州社會主義黨（即工國委CWI澳州支部）墨爾本市議員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於1月10日-13日期間來到香港，與香港左翼青年交流抗爭經驗。 1月12日(星期四)晚上，社會主義行動於社會民主聯機總部舉行討論會，有約二十人參與。會中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介紹維多利亞州一個代表快餐店和零售業工人，名為「聯合」（UNITE）的戰鬥性工會。 「聯合」工會旨在廢除「青年工資」、工作零散化和低工資水平。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亦是講者。

安東尼‧緬恩（Anthony Main）簡介澳洲的情況：

相對於陷入經濟崩潰的歐美，澳洲的經濟仍未陷入實時危機。澳大利亞經濟以中國為緩沖區，向其輸出大量礦產，使國內礦業十分發達，不過這只是單一行業發展。只有資本家賺錢，其他產業的工人收入都不斷下降，特別是年青人。所以在2003年，「聯合工會」成立了，為了對抗剝削，重建具階級意識的工會，並取代現時的工會官僚。

新自由主義肆虐，使公司利潤不斷上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水平卻不斷下降。同時，舊工會並沒有激化階級鬥爭，更向資本家靠攏，以致成員數量不斷下降。現在最受剝削的工人為：女工、青年和外勞。

安東尼重點指出了澳洲工人兩大問題：散工漸漸取代長工，工資不斷下降。

A. 散工問題：

在互相競爭的情況下，老板爭相剝削工人，紛紛把長工轉為散工。以件薪、日薪、時薪等計算工資的散工，使工人工作去規化，同時減少工資，工時不穩，無有薪假，也無醫療保障；令多為散工的青年人入不敷支，使他們失去前景。

B. 工資低廉：

澳洲有兩種不同的工資，一種是專門給年青人計算的，最低工資是建基於工人的年紀（15歲的青年只能拿一半的成人最低工資）。歷史上，雇主們聲稱女性的經驗和工作能力低，故薪金只有男工的一半。現在，同樣的論調卻套了在青年工人身上。可是，青年人並沒有半價消費，如交通並沒有優惠，所以這是赤裸裸的年齡歧視。當年女工的能成功爭取同工同酬，是由於她們建立了戰鬥性工會，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但今時今日的青年人卻沒有，可見舊工會的無能。

今日「聯合」工會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對青年工人提出清晰堅定的立場，形成新力量。他們近年的最大抗爭針對大型連鎖便利店7-11，那裏的工人多為外勞，是來澳讀書的國際學生，他們領的工資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還要低。然而，7-11的利潤是十三億澳幣，都是從工人身上剝削而來的。

但要組織國際學生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學生簽證是有限製的，一星期只有20小時的工作時間。為了幫補日常開支，只能被迫違反逗留條件，超過工作時間上限。要為他們爭取權益更為復雜艱難，因為不少工人害怕參與工會活動而被革職，故此「聯合」工會很多時只能作暗地裏組織，當有必要時才高調抗爭，於媒體曝光。

C. 工人抗爭：

因為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迫使政府介入其中，令7-11把克扣了的工資還給工人，更把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剝削犯雇主判監。但後來7-11的回應卻是把店鋪易手，變相解雇了現有的一批工人。舊工會普遍不支持「聯合」工會這青年力量，但此事已可能使更多年輕工人加入工會運動。

安東尼認同，工會必須政治化，且具戰鬥性和進行階級教育。要想辦法組織青年工人，反對舊工會的官僚；歷史會把工會官僚丟進垃圾桶。未來的經濟危機，會使資本家變本加厲地壓迫工人，所以「聯合」工會會提供一個戰鬥性的替代，以身作則，作為一個抗爭模範，教育工人。

長毛發言：

長毛又簡介了香港的工人運動之現況，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香港仍有工會組織，但其參與率低，也不積極去從事抗爭，所以舊工會領導下的工人難以爭取成果。

因此，香港的工人鬥爭多數是防守性的野貓式抗爭，隨著危機解決，抗爭便會結束；難以發展成獨立工會運動，更難使工人們產生階級意識。不過，大量的野貓式鬥爭，也可以刺激主體抗爭，但前景未明。可是，也有成功例子：擊退快餐連鎖店大家樂的＂扣飯鐘＂政策（不把工人的用飯時間計入工資，變相減薪），社民連和社義行動等組織進行一系列的野貓式抗爭，爭取了媒體的關註和群眾的支持，更有網民發起抵製行動，終迫使大家樂高層屈服。

長毛略述了香港的經濟特點：由地產及金融霸權掌控。而工人階級的成份，則由原來的傳統工業工人，轉移成為保安和清潔（多數是中年工人），還有連鎖店的服務員（多數為青年工人），也有公共事業員工。

他又舉出以往的失敗工潮為例：

1985年地鐵地勤工人的工潮。工潮引起了激烈爭論：罷工應否影響香港地鐵的運作？但當時的地鐵工人警告資方太久了，卻無更多行動，結果遭資方各個擊破。 1992年春節，國泰空中服務員及機師罷工，工業行動會對資本主義有決定性的破壞，但工會卻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不在春節客貨運高峰期罷工，而在假期之後；這當然就導致了工潮的失敗。

另外，資本家利用女性歧視降低工資，現時工會都沒有處理。今日的青年被外判化和中介化，以致入不敷支，成為失業後備軍。

兩位講者的發言結合討論了澳洲和香港的青年與工運發展。這凸顯出香港工人階級與青年要捍衛自身的權利與利益，必須要推動和建立有組織的戰鬥工會和工業行動，並將之與政治教育和階級鬥爭聯系起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張蜀傑被迫逃離中國

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 工國委CWI）支持者24歲的張蜀傑的遭遇充分說明了中國日益嚴峻的鎮壓形勢,越來越多的左翼活動分子和批評者正成為當局打壓的目標。

張蜀傑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一直以來致力宣傳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捍衛工人權利。他是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的撰稿人和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工國委（CWI）在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等眾多國家地區擁有廣泛的成員和支持者。自2009年以來，張蜀傑成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的記者。網站和雜誌都在中國大陸境內都遭到了全面禁止。

2011年2月，張蜀傑成為中國最新一輪鎮壓浪潮的無數受害者中的一位。北京專製當局極端恐懼因埃及穆巴拉克專製統治倒臺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爆炸性的革命鬥爭在中國引發連鎖反應而采取這一輪新的鎮壓。中國左翼活動分子日益成為當局鎮壓的目標，而他們的困境卻幾乎很少得到全球資本主義媒體的報導。資本主義媒體喜歡把重點放在自由主義或親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身上，因為他們的思想更接近這些媒體的口味。

張蜀傑2011年10月在工國委（CWI）的同誌們和其他中國大陸、香港和歐洲的朋友們的幫助下，躲過警方的監視而設法離開中國。提供幫助的人包括愛爾蘭社會主義黨（工國委CWI愛爾蘭支部）的愛爾蘭國會議員喬-赫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以及香港社會民主聯機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假如當時張蜀傑繼續留在中國，他將可能面臨長期監禁；國家安全局威脅可指控他犯有「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這可能導致判處長達十年有期徒刑。這些指控今天經常被用於打壓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而「國家機密」的概念非常籠統，既包括質疑政府公布的2008年四川地震中遇難的中小學生人數，也包括中國實際持有的外匯儲備的金額。張蜀傑目前在瑞典，1月末瑞典國會召開的關於中國人權和當局鎮壓的聽證會上將討論張蜀傑的案例。

當局是如何進行鎮壓的

張蜀傑2011年2月24日在重慶市被國家安全局的警方拘傳。這時正值中共當局開始發動大規模先發製人的鎮壓，旨在扼殺由中東劇變引發的在中國發動「茉莉花革命」的討論。張蜀傑被拘傳期間既不允許聯系律師，也不得通知他的家人。國家安全局的警察告訴他，他們知道一切有關他的活動情況；除非他向警方提供所有與他接觸的人的信息，「交待」他與工國委（CWI）的關系，並同意與安全機關合作；否則他可能被無限期拘禁，即「被失蹤」。而這是中國國家安全機構采用的典型的鎮壓手法。

當張蜀傑第一次被警方拘傳時，被控製超過28小時；期間他被沒收眼鏡和被迫站立長達數小時，警方更長時間拒絕提供食物。盡管他從未遭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他的計算機、手機、銀行卡和個人文件等都被警方作為證據沒收和檢查。他被警告可能會因為「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而面臨數年監禁。他只有與國家安全機構「合作」才能避免這一厄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張蜀傑被迫同意他們的要求。但是，不為國安警察所知，與他們指示相反的是，張蜀傑還另外秘密地與工國委（CWI）同誌進行聯系以尋求建議和幫助。

在隨後的數個月內，國家安全警察閱讀了張蜀傑與其同誌之間的往來交流，並指示他如何答復。警方勸說他自願去香港出席會議，而警方將支付所有旅行費用。同時，他們給他詳細的指示，要求他在會議期間用手機拍攝參與會議人員的照片，並收集他人的個人信息。當重慶市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重點主要集中在與工國委（CWI）相關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和中國大陸的支持者的時候，同時也訊問其他相關的激進勢力團體的情況，如香港社會民主聯機（LSD）和其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他們想知道梁國雄與工國委（CWI）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因為張蜀傑在此前參與香港會議時曾見過梁國雄。不過，社民連是一個激進的支持民主的團體，與工國委（CWI）之間沒有聯系。

中國大陸的警方和法院是無權在具有獨立司法體系的政治實體香港進行執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公民的政治結社權受法律保護，大陸的國家機關無權幹預或監視相關活動。

這就意味著，重慶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以監禁相威脅，指示張蜀傑在香港從事違反基本法的活動。這些安全官員隨後還支付了張蜀傑在2011年10月前往香港出席會議的旅行費用，並指示他收集香港政治活動人士的相關信息,其中包括一名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張蜀傑無意為當局進行骯臟的竊密工作。他暗中與工國委（CWI）的同誌進行聯絡，在逗留香港期間離開中國。

一案例充分暴露了中共專製當局的野蠻統治和無法無天，盡管其一直試圖給外界製造尊重法律遵守規則的形象。而外國政府和相關公司為了維持其核心利益近來大幅降低對中共當局侵犯人權和日益嚴重的壓製性統治的批評。任何敢於挑戰這一鎮壓體製，並為此付出代價的人都應該得到所有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支持和聲援。

2011年的「寒蟬」鎮壓

今天，中國正在經歷十多年來最嚴重的警方鎮壓，國際大赦組織將之稱為「寒蟬效應」。數以百計的作家、律師和活動分子遭到警方的拘捕和「被消失」。其中知名度較高的有藝術家艾未未和維權律師高智晟等，警方希望以此來警告其他人，並強調沒有人是「不可觸犯的」。在這輪廣泛的打壓中，尤為針對那些為其他鎮壓受害者辯護的重要維權律師，這對於任何認為中國正在出現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的想法都是巨大的打擊。

在2011年的最後幾天，數個法院重判異議分子的案例完全粉碎了鎮壓開始減緩的想法。在西方聖誕節假期，四川的陳衛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貴州的陳西也應相同罪名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而另一個重要的維權分子，倪玉蘭也正因為「尋釁滋事」而在北京受審，她因為在數起征地拆遷案做辯護而可能面臨嚴苛重判。

去年中國的內部維穩預算激增至6240億元人民幣（約950億美元），甚至超過其軍事預算。政權內部支持鎮壓的強硬派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由於2012年將出現重要的領導換屆輪替，而同時嚴重的經濟衰退帶來的挑戰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政府因此授予安全部門隨心所欲地「製定規則」，從而消弭任何潛在的反對聲音。

安全部門因此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失蹤、秘密拘留和其他「法外的」措施，進一步地限製中國本來就極為有限的合法的表達權利。根據國際大赦組織2011年6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行為越來越明目張膽，官員們甚至放棄了假裝遵守法律的努力。」

當局全方面地提升其專製控製手段，其中包括先進的和更為深入的網絡控製、計劃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安全數據庫以提升其社會控製的能力，對微博等網站采取更嚴格的限製措施，因為微博正在成為揭露官方濫權和報道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的流行通訊工具。

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鎮壓

與國際上類似的發展一樣；近年來，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在中國左翼思想和反資本主義思想有顯著上升。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明確地拒絕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此前，中共當局並沒有太多關註左翼批評力量，認為自由主義和「親西方的」的影響是其最大的政治威脅。但在2008年左右局勢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遭到國家安全部門監控和打擊的左翼團體與個人有顯著增加。

毛派、「新左派」、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捍衛工人權利的群體，尤其是那些主張為勞動人民建立獨立組織的群體，紛紛遭到拘留與監禁，其中一些案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遭到審判。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有數個相關案例的報道。

張蜀傑和其他工國委(CWI)支持者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活動只是文字宣傳性質的。他僅僅是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撰寫與翻譯文章。（在許多勇敢的朋友的幫助下，《社會主義者》網絡雜誌得以在中國大陸地下傳播）。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是工國委（CWI）的成員在2004年建立的，這引起了中共專製當局的極端不滿。網站及其支持者曾在幾個國家組織過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反對血汗工廠的聲援活動。他們還參與各種抗議活動以宣傳中國被捕的異議分子的案例。他們的活動範圍包括聯絡勞工運動人士、農民工維權人士、同性戀平權人士，和其他因信仰和政治活動而在中國被視為「從事非法活動」的人士。

在過去的三年中，有數名與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有聯絡的青年工人和學生遭到警方的拘捕，他們先後都遭遇過與張蜀傑類似的情況。2009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出版的紀念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與北京大屠殺二十周年的書籍《「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遭到中共當局明文禁止。（該書英文書名為「Tiananmen 1989– Seven Weeks that Shook the World」，國際標準書號ISBN 978-91-633-4709-2）。該書與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一起被當局列入當年遭禁的五本「非法政治書籍」。地方政府和郵局奉命追繳該書。張蜀傑是該書的匿名作者之一。

2009年10月，作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創始人之一和《「64」1989——震驚世界的七周》一書的作者之一，瑞典記者勞倫斯-科茨（Laurence Coates）被中共當局禁止入境。他被中國邊境官員指控「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潛在威脅」。

一旦人們克服恐懼之心，無論增加多少鎮壓力度都不可能拯救一個集權政權，而這一進程事實上已經在中國開始發生。隨著經濟日益趨向危機、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和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完全有理由使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共當局」對未來充滿恐慌。對包括工國委（CWI）在內的左翼批判力量的打擊顯示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巨大潛力。工國委（CWI）主張可以概括為：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的全民所有。

張蜀傑的案例和其他數以千計的案例一樣凸現出需要在中國加強鬥爭反對當局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和結束警察恐怖。為此目的，工國委（CWI）準備發起一場大規模支持中國被迫害者的宣傳運動，尤其是針對像張蜀傑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這一宣傳運動將包括團結聲援、呼籲捐款和組織抗議反對中國當局的鎮壓。

香港：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沖突

一月十五日，一千五百多名香港民眾組織遊行，抗議公立醫院產房床位短缺，矛頭直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指責內地孕婦「搶奪香港醫療資源」。香港公立醫院床位不足，醫護人員應接不暇，分娩服務質素受嚴重打擊，激發雙親、孕婦以至醫護人員的憤怒。遊行隊伍提出「港府賤賣香港身分證」、「盲目亂撐雙非嬰」、「出賣港人保雙非」等口號。

民眾對醫療資源短缺的憤怒固然可以理解，但遷怒於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爭奪資源」，只會將政府私有化惡行轉化成地域矛盾，甚至出現種族歧視的反動意識。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中港政府對醫療集團牟利縱欲養惡，才是孕婦床位短缺的真正原因。

民粹主義抗議本身只會導致的是兩地社會底層為爭奪資源而引起的仇視意識。然而我們必須理解群眾的忿怒因由，從而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贏取群眾支持而領導運動轉向左翼。資本建製為求合理化私有化政策而煽動民族情緒，社會主義行動必須堅決反對。然而將所有地域仇視情緒的群眾定性為「種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者」，非贏取群眾支持之道，反而令民眾誤解左翼分子為空中樓閣的道德教條主義者。

醫療產業　人命生意

自二零零三年以來，香港醫院管理局為了削減公立醫療開支，首先縮減兩大醫學院的收生人數（2011年數字為320人2001年數字為340人），繼而推行「自願離職計劃」，大量專業醫護人員流失至私立醫院，令公院人手持續下降六年。很多醫護人員經過公院的專科培訓後，連帶一身技能走到私院工作，公院遂成為私院的人才培訓營，免費為私營財團提供精進的醫護大軍。公院人手短缺、工作環境惡劣、工資又比私院低至一半，因此公立醫院員工更換率奇高。在受到影響最嚴重之一的屯門醫院，前年有四分之一的年輕醫生離職，而繼續堅守崗位的醫生則要承受超高工時。根據去年「前線醫生聯盟」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調查，12%醫生每周工作超過80小時，3%超過100小時。高工時的影響醫護人員判斷能力，醫療失誤的報導在報章上司見空慣。不要忘記，這是一個坐擁六千億財政儲備的香港政府！

政府削減公立醫院開支，目的是要提高私營醫療的占有率，配合自由行政策，促進從事接待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醫療產業」。零三年中央政府宣布開放自由行政策，內地中上階層連帶資金流入香港，帶動香港消費、推高商戶財團利潤，醫療遂成人命生意。從2003年至2011年，內地赴港光顧私院分娩的數目飆升12.5倍。這為財團帶來豐厚利潤，2010年間，內地孕婦在私家醫院產子有3萬名，若以平均5萬港元為基本消費，全港私院營業額進帳15億。更甚者，香港12間私院中有10間皆為「慈善機構」，毋須繳交稅項。2010年，聖德肋撒醫院及浸會醫院分別錄得4.4億元及2.8億元，法例卻保障其合法逃稅。從一開始，政府推行的醫療產業就是有意識地針對內地市場，今天卻要倒過來拒絕內地孕婦赴港產子，何其矛盾！

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不但表現在醫護人員流失方面，公院和私院之間的醫療工作分配亦將之表露無遺。私立醫院中每百宗產子個案裏，平均有2%需要深切治療，私立醫院很少有足夠深切設施，最終大多數高難度個案又推諉至公立醫院一力承擔。公院人手短缺，醫護人員卻要面對挑戰性的工作，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政府玩弄統計數字，將私有化醫療的罪行推諉至內地孕婦身上，激化族群矛盾轉移視線。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署資料，由2006年至2010年非本地孕婦赴港使用公院分娩的數字由11945減至10695，故此孕婦分娩數字上升的是使用私院的中上階層，公院的負擔並非因內地孕婦而加重。政府煞有介事指赴港分娩的內地孕婦增加，而令公院人手緊絀，實際上它自己正是床位不足的真正元兇。

沖關赴港分娩　收緊邊境管製？

據醫管局數字，去年闖急診室產子內地孕婦就1,656人，比前年上升逾一倍。孕婦未經預約而緊急產子，缺乏適當的分娩籌備和安排，甚至有個案沖關孕婦於救護車上分娩，或者匿藏於非法經營的旅館等待分娩，對孕婦及嬰孩本身安全造成重大危險。

香港政府任何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並不能解決沖關問題，只要需求依然存在，反而更多孕婦會鋌而走險。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自從香港政府於去年開始采取「落閘」的措施，由去年4月開始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預約至年底期間的分娩服務，而今年政府亦限製公營醫院只有3400個非本地孕婦產子配額。此措施欲以強行拒絕內地孕婦使用公院分娩，卻不能舒緩人手緊絀，沖關赴港分娩數字反而繼續增加。同時，這亦助長中介公司的新興行業，以幫助孕婦沖關來牟取利潤。

資本主義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基於資本流動為依歸，富人入境視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為求操弄民眾地域矛盾的情緒，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以停收「雙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孕婦赴港產子為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博取民意支持。在當今中港人民利益二元對立的民粹氣氛底下，梁振英借此政策擺出「夠姜同阿爺撐」、「維護港人利益」的姿態。事實上，梁振英等一眾權貴素來對人口政策的取態非常簡單，就是對有錢人無任歡迎，窮人則踢出門外。

零三年時正正是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提倡「六百萬投資移民計劃」，以實時獲得香港居民身分的條件，來鼓勵內地富豪來港投資（根據相關規定，即使投資移民香港的中國內地居民，也必須是中國籍而已取得外國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直至一零年時，將房地產剔出計劃認可投資類別，以免繼續助長內地炒家推高樓價。數年前梁振英歡迎內地人入境，今天又成為港人利益的「守護者」，政客真面目無遺地表露出來。

至於政府排斥窮人入境的手段亦素有歷史。九九年一月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事實上回歸十年來平均每年只有5萬人，葉劉的嚇唬手段得逞，如今在內地孕婦事件上再度促請人大釋法，取消「雙非」孕婦所生孩子的居港權。

過五關斬六將赴港產子，所為何事？

內地孕婦到香港生產的絕大多數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中產以上階層，並不是因為負擔不起內地醫療費所致。如赴港生產，公立醫院需要至少十數萬元的手術、治療、旅行、食宿費用，而私立醫院更是要高達數十萬的支出，非內地基層民眾所能承受。階級社會下，只有少數富裕的人們才有尊嚴生存的權利，窮人則要繼續承受內地醫療下偽造藥品、濫收費用的危險和痛楚。

中國醫療系統全面私有化，造成醫療費用廿年間飛漲十余倍，令「看病難」成為嚴重社會問題。醫療產業和其他產業一樣，成為少數人斂財牟利的工具。雖然目前內地90%以上的醫院是公立醫院，只有10%左右是民營醫院，但所有醫院都以追求利潤為經營宗旨。由於財政撥款不足和保障體系不完善，醫院80%至90%的收入都由自己創收。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和醫生只好想方設法從老百姓口袋中掏錢。

歸納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主要原因如下：

1）香港相對較高的出入境民主權利，孩子獲特區護照可於120多個國家免簽證入境。而中國社會和政治未來局勢不穩，所以希望給孩子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就是辦一張香港護照留出路。

2）中介公司為求謀取利潤，誇口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享八百萬福利。此外，內地給予香港居民的特殊優惠待遇，例如香港學生可以參加難度很低的港澳臺聯考進入內地優秀的大學，北大和清華等。

※事實上，他們相當部分難以享用這些服務。因為除非孩子父母居住香港周邊的廣東臨近區域，否則享用這些服務本身會很昂貴而麻煩，但擁有權利比使用權利更為重要。

3）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內地富有家庭如果在內地生二胎，則面臨的罰款可能不低於赴港產子的費用。如果孩子在香港生產，則可以不受計劃生育配額和罰款的影響。

趨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屬性。內地孕婦赴港生子是國際移民潮的一部分，只要在香港生產就自動擁有香港特區居留權的法令仍然存在，內地居民赴港生子的現象就不會完全杜絕。也不僅是到香港生產，現在中國內地每年有數千富有階層家庭不惜花費數十萬去美國生產，以便孩子能拿到美國護照，這在美國已形成相應的產業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香港和臺灣，以至今天很多俄羅斯、東歐和非洲的富有階層也采取這種方法給孩子獲取美國護照。美國產子是世界範圍內的產業。

部分香港居民在指責不納稅的內地孕婦占用香港資源的同時，同時有幾十萬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十幾年不在香港，但同樣享用香港的福利資源。譬如這次領取六千元政府派錢，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移民十幾年的香港居民沒有換身份證，為了領錢而急忙換舊香港身份證來領錢。

同樣，全球範圍內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到處遍布，移民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和債臺高築前往發達地區。只要資本主義製度仍然存在，各國和地區的貧富差距仍然存在，以民族／政治國家邊境建立的堡壘，那麽這種局面就不可避免。

社會主義者的方案

在香港民眾的地域主義上升時，仇視內地人民占用資源，甚至謔稱內地人為「蝗蟲」，要求限製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的同時；內地居民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亦有提升，認為香港經濟「背靠祖國」，既然享受自由行及CEPA等經濟利益，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事實上現在中央政府所謂扶助香港的重商經濟政策，往往更有益於香港的資本家與上層精英，而並沒有實質改善基層與貧困民眾的生活，反而進一步刺激貧富分化）。所以，這兩端矛盾不能靠民族主義去化解。根本問題是，縮小貧富差距，中港兩地的貧富差距、香港內部的貧富差距、內地的貧富差距，才能減少資本主義邊界間人口流動造成的矛盾。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嬰兒從而獲得居港權，本身就是解決香港低出生率的方案之一。香港出生率為全世界最低，平均一年每1000人之中只有7.63個新生兒童，就算加上4萬名內地孕婦出生的嬰兒，出生率醫也只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若（歐盟千人出生率約為10.8），而數字更不及美國（美國千人出生率為13.83）。假設香港本地人的生產數字升至人類平均生育率的2.49（香港僅1.07），目前香港現有的醫療設施同樣完全不敷應用。而內地來港孩童可以成為日趨老齡化的香港新一批的勞動人口，補充香港人口的人力資源。

資本主義政府的人口政策和邊境管製取態，就是視富人入境為帶來財富，窮人入境則造成負擔，是無法改變的事情。故此，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任何政府收緊入境限製的措施，因為這只會激化更大的地域矛盾，造成種族歧視。勞苦大眾必須奪回邊境的審批權利，取代以利潤為衡量入境指標的政府。對於公立醫院的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必須於醫療體製全面公營化的基礎上，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的委員會，去管製中港孕婦產子配額、以及公平分配醫療資源，終結以利潤為依歸的運作模式。

中港兩地人民團結抗爭，反對私有化及削減醫護人員人手、大量增建公立醫院（香港平均興建一間公院需要40億，政府使用不足財政儲備一成的400億，即可興建10間公院）及增聘人手、恢復公院醫生公務員水平的退休金及各種補償、全面民主公營化醫療系統，以民選產生的中港孕婦、病人代表、醫護人員、醫院工作者管有及控製。

香港：「長毛」梁國雄將赴瑞典　揭露國安迫害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

1 月21日（星期六）上午，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社會主義行動共同召開記者會，揭露中共國安部門威迫內地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張蜀傑，要他前來香港刺探香港社運組織和人物，當中「長毛」梁國雄是其重要目標之一。「長毛」梁國雄將於1月26日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國會關於中國人權與民主問題的聽證會，並為同場發言的張蜀傑提供證詞。參加此次聽證會的，還有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和瑞典左翼黨（Left Party）的國會議員。

張蜀傑與「社會主義行動」同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他自2009年以來一直為本網站（chinaworker.info）撰寫和翻譯文章，支持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和支持工人鬥爭，並數次赴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等左翼會議。2011年2 月，他遭重慶國家安全局警方秘密拘押和訊問，被指控「接觸被取締的組織」與「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有可能面臨數年監禁。國安更威逼他與警方合作，刺探香港與內地的政治人士和社運活動分子，包括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社會民主聯機和「社會主義行動」等。2011年10月，張蜀傑受警方脅迫前來香港參與「社會主義行動」的會議，拍攝與會人士容貌及搜集相關信息。最後，在香港和歐洲諸多左翼人士幫助下，張得以離開中國前往歐洲避難。幫助他的人士包括「長毛」梁國雄、工國委（CWI）愛爾蘭社會主義黨的國會議員喬．希金斯（Joe Higgins）和歐洲議會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等。

張蜀傑的個案顯示，內地國安動用非法手段對香港左翼活躍分子進行刺探，中共當局的政治鎮壓已經延伸到香港。香港所謂的「一國兩製」的自治權正受到嚴重侵害。

從二零一一年初起，阿拉伯世界爆發群眾抗爭，中共當局借「茉莉花革命」進行先發製人打壓（張蜀傑支持的工人抗爭與「茉莉花革命」無關），對無論左右翼的政治異見份子與人權運動者，越益采用強迫消失、秘密羈押、軟禁和人身安全威脅和各種恐嚇行為。近幾個星期，中國當局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三名資深異見分子，四川陳衛（9年）、貴州陳西（10年）和湖北李鐵（10年1個月）。

張蜀傑是中國當局進行專製鎮壓的無數犧牲者之一，「長毛」梁國雄、張蜀傑及其他與會人士將利用此次聽證會作為平臺揭露當局的蠻橫與殘暴。我們希望以此團結國際工人階級共同爭取民主權利。

「長毛」到達斯德哥爾摩，將出席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

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已經到達瑞典，將在瑞典國會出席一個關於中國政府專製鎮壓的聽證會。瑞典左翼黨（The Left Party）將於1月26日（星期四）舉辦此次聽證會，聽證會主題是「中國民主權利問題——見證中國政府專製鎮壓」。

除了「長毛」，其他與會的發言者包括，24歲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他數年來為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寫作，2011年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迫逃離中國，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和國際特赦的發言人。

由於一黨專製當局對群眾性反抗極端恐慌不安，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發生針對專製政權的大規模反抗之後；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正在經歷十余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鎮壓浪潮。在最新的鎮壓中，已經有包括博客作者、維權活動人士、記者和維權律師在內的數千人受到打擊。在過去幾個星期裏，當局做出了數起嚴厲的判決，——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陳西、陳衛和李鐵，合計被判29年有期徒刑。根據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報告，去年中國有34名記者被監禁。

張蜀傑的案例日前已經得到香港媒體的廣泛報導，他去年二月遭到的逮捕其實是中國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先發製人打擊行動的一部分。

張蜀傑被威脅除非他同意與國家安全人員「合作」，否則將被判處可能長達十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要求他參加一個在香港舉行的政治會議，以收集香港當地和內地左翼活動人士的信息。張蜀傑不願意出賣同誌，而暗中聯絡工國委（CWI）的同誌；經安排從香港逃到歐洲。

「與其成為專製當局的間諜，我寧可選擇離開中國」，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這是我唯一能捍衛我說話權利的辦法，只有這樣我才不像其他眾多被專製當局鎮壓的人一樣保持沈默。」

國家安全局的主要目標是與工國委（CWI）有聯絡的社會主義行動，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對包括「長毛」本人和他所在的社會民主聯機（LSD）的活動感興趣 。

「長毛」告訴香港的《東方日報》（1月22日）張蜀傑的案例說明，雖然香港有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完全獨立司法體系，但國家安全局公然違反「一國兩製」。

張蜀傑的支持者將在香港於周四晚上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呼應斯德哥爾摩同時舉行的聽證會。

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今天在《蘋果日報》上刊登的針對內地人的廣告反映出香港正面對種族主義言論及政治行動主義的新低點。

種族主義正於香港擡頭。當內地新移民及自由行旅客被謔稱為「蝗蟲」，如《蘋果日報》廣告所描述，北大教授孔慶東則辱罵「很多香港人是狗」。政府及建製派政黨幕後推波助瀾下，不少似是而非的「非政黨組織」冒起，組織遊行示威以至簽名行動，攻擊外傭和大陸人為「侵略香港公共資源」。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建製派為了催谷選票，扭曲外傭爭取永久居港權事件為「侵占香港」，製造恐慌掩蓋真正的社會問題。

種族主義的擡頭是為中港兩地社會危機的警號：貧富差距日益加劇、愈多人民為求謀生計以及尋一容身之所，不得不掙紮於痛苦之中。政府和統治精英利用種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去保衛自己的統治權，並分裂和迷惑群眾的反對運動。這和世界上其他的例子一樣，政府加強鼓吹種族主義，推行反穆斯林、難民以及其他族群的政策。它們被利用作為政府變得更加專製的借口。而最極端的表現是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時主張剝奪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及任何工人組織抗爭的能力。在今天的中國，最專製的執政黨反對基本的政治改革，並且利用極端民族主義。

資產階級政府清楚知道，「99%」憤怒的群眾對「1%」貪婪的有錢人和資本家恨之入骨。故此，當抗爭者呼喊要求權利平等時，種族主義者就用外來者和少數族裔作為「代罪羔羊」，從而轉移憤怒的焦點。

最近， 尖沙咀名店D&G不容本地人拍照，赤裸裸的歧視激怒很多香港民眾。可惜，族群仇視的情緒徘徊於民眾中，令矛頭直指大陸遊客，忘記高檔品牌蔑視窮人的暴行！

《蘋果日報》的廣告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論點，而且已被用過很多次。它使用虛假的「事實」而得出不明確的結論，表示更加專製（更少民主）才是解決方案－加強出入境限製及警察執法、減少出入境自由、排斥「難民」（即使被國際法公認擁有權利）等。而實際上這其實是要求香港實行內地現有的「戶籍」製度，連中國地方政府也正步向廢除這令人反感及歧視的護照系統。《蘋果日報》的廣告要求修改基本法，若果推行，將等於加強中央政府的控製以及減少香港自主權。廣告寫道「忍夠了！」對此我們也同意，「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的謊言！」

不受種族主義迷惑！不受小圈子選舉蒙騙！

特首小圈子選舉正在進行，三名候選人都利用種族主義博取民心，尤其煲大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議題。不單止是專製當局的「豬狼」兩營站出來反大陸人，裝模作樣「維護港人利益」，就連民主黨的「陪跑小醜」何俊仁都樂於參與其中。

下屆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權貴可以投票，占香港人口0.017%，但專製當局卻要愚弄我們，令我們誤以為香港有「民主」。建製當局拾起「種族主義」此工具，去打擊內地人和菲藉家傭，從而掩飾自身的罪行。面對本地孕婦要忍受大排長龍、公營醫院不勝重負的困境，「豬營」的唐英年和「狼營」的梁振英貓哭老鼠，對香港媽媽「深表同情」，但正正是唐梁任內的政府埋下當今的醫療危機。政府為取悅「1%」的醫療集團，在合同和土地契約中輸送利益，對惠及「99%」的公院醫療開支卻一毛不拔。「反種族主義青年」認為只有全面公營民主控製醫療服務，才可確保得到它所需的大規模聘請、訓練人手、大額投資。我們反對私家醫藥服務侵蝕公營醫療服務，偷取專業人士和資源。

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

公營醫療服務因資源不足而負荷過重。政府有意識地犧牲公院資源，推動醫療私營服務。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都是私營的，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近年政府對內地孕婦施加配額，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造成今天的公院醫生嚴重不足和長期工作超時
唐英年和梁振英假惺惺站在香港的普通家庭一方，忽然對惡劣的公共服務表示憤怒，但他們卻支持一個基層家庭無法參與的小圈子選舉。唐英年和其他建製派政客現在呼籲北京介入，修改基本法，甚至釋法以阻止內地孕婦，讓中國獨裁政權有機會再次幹預香港事務。
政府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縱容「地產霸權」。它推行全世界最低的利得稅率（比起華爾街更低）和給予投資香港的有錢人實時享有居留權。只有一個方法讓香港和大陸的貧苦家庭得到公平對待，就是廢除以利潤為依歸的製度，將建造業、醫療、學校以至更廣大經濟範疇置於公共民主控製之下。
這群正在煽動種族主義的建製派政客，曾經撒謊指最低工資立法會導致裁員十萬人。但是，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實施最低工資以來，共創造了四萬五千份新職位！我們永不能相信他們的謊言！
反種族主義青年．消滅歧視！

剛成立的「反種族主義青年」(Youth Against Racism)旨在建立一個戰鬥性的青年團體，以揭露和駁斥種族主義的謊言。鼓吹種族主義的團體和政黨散布仇恨意識，使各國勞動者難以（甚至不可能）團結抗爭，以得到社會變革。因此，種族主義對各國的勞動人民都是個威脅。種族主義者想要把人民的註意力轉移開去，忘卻政府的惡行。我們要不分族裔團結青年、學生和工人，為香港、中國以至國際上的製度變革去奮鬥。

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們希望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我們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一黨專政的政權及其政治爪牙，並不屑拾人牙慧，講什麽虛無的「香港核心價值」，而團結中港兩地的抗爭，打破中共專製以及其所袒護的財團利益。

反種族主義青年主張：
反對《蘋果日報》廣告煽動種族主義－我們忍夠了種族主義！
團結抗爭 ——對一個人傷害，即是對所有人的傷害
消除所有歧視，——女性、新移民、性小眾、少數宗教／族裔共享平等權利
反對地產霸權、反對資本主義！
結束一黨專政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

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在嶺南大學遊行反對族群撕裂

2月3日，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是「反種族主義青年」（YAR）團體發起的，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余煒彬表示，遊行目的旨在反對《蘋果日報》作為媒體平臺刊登此類種族主義廣告，意圖製造族群沖突。

活動參與者同時包括上述大學的本港學生和內地學生。示威者的主要口號是「蝗蟲與狗團結抗爭！」，不少示威者戴有「蝗蟲」或者「狗」的面具，以反對最近在香港與內地出現的歧視性和族群撕裂的言論。在遊行中，示威者散發「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的宣傳單張。之後示威人群在嶺大正門外焚燒刊有該廣告的《蘋果日報》後和平散去。

余煒彬表示，當前出現的種族主義情緒是在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對立情況下，統治精英分化群眾和轉移註意力的重要手段。所以主張香港青年應該從學校、校園以至工作場所開始，我團結組織抗爭，爭取往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等公共服務投放更多資源的運動。反對一切歧視：不論是國藉、性別、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視。

此次遊行只是系列反種族主義活動的一部分，示威活動前數日「反種族主義青年」曾經在嶺南大學設立街站進行宣傳，而下周日他們還將在中環時代廣場設立攤位繼續進行反種族主義的宣傳，團結更多青年與群眾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

香港： 反對立法會議員無恥加薪

立法會小組於二月七日提出下屆議員加薪一倍，由現時的7.4萬增加一倍至14.1萬元。此提議惹起大部份市民的反感是理所當然，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會中，高達30位的議員不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60位立法會議員當中有一半為代表財團商家利益的功能組別，包括出席率最低（於去年大會會議52次缺席23次）、連續10年從沒有提出過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霍震霆，以及在任20年來從無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這些毫無作為的寄生蟲卻能每月拿取高薪7萬元，穩坐議席十年之多，而今還還要再增加薪金一倍，絕對能擔當「屍位素餐」四字！

試問勞動大眾怎能不氣得咬牙切齒？社會主義行動堅決反對立法會議員增加薪金，並要求所有議員削減薪金至一般市民的平均入息水平，不得享有任何特權。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五名功能組別的紙板議員劉皇發、霍震霆、詹培忠、李國寶及李鳳英於去年全年無提出過任何動議和修正案（2010-11年度）。劉皇發自1991年以來，20年從沒有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李國寶20年來只提出一次修訂、缺席投票率高達87%；霍震霆連續10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參與七個事務委員會當中六個出席率不足五成；詹培忠連續7年無提出任何動議或修訂、缺席投票率達64%（數據源：立法會天主教監察組），而他們五人也恰恰都是於08年立會選舉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在不民主的議會製度下，他們不受人民所監督，人民無法透過選票製裁功能組別議員，可見其腐朽之程度令人民恨之入骨。

高薪厚祿　不知民間疾苦　議員薪金嚴重脫離市民

香港去年第四季個人入息中位數為$12,000，現時一名立法會議員的月薪為$73,150，已是一名香港普通勞動市民收入的6倍，若通過加薪後將為$141,000，議員薪金和市民的平均入息差距將超過11倍！

除了基本薪金，立法會議員每年享有醫療津貼近三萬元以及約滿酬金15%，單是一個議員的一年醫療津貼$28020便已超過一個跟最低工資出糧的打工仔四個月的人工！

難以維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28於去年五月實施，但勞動市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此而改善，受到通脹影響，去年第三季實質工資只上升1.6%，打工仔增加的工資大部分被通脹抵消（《東方日報》, 30-12-2011）。

香港貧富懸殊為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乃是眾人皆知，勞動人民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著交通費上升、兩電加價、食物通脹、高企不下的樓價及房租，付出勞力的勞動者生活苦不堪言，依靠微薄的工資生活，但另一邊廂，一些現在穩拿7萬一個月的功能組別議員屍位素餐安坐於立法會中，為維護財團利益，否決所有保障基層市民權益的決議，包括在最低工資和全民退休保障問題上節外生枝，阻擾民意！

削減高官議員薪金　踢走腐朽功能組別

立法會充斥著服務商家財團以及獨裁中共的議員和傀儡政黨，包括支持是次加薪的立法會議員酬金小組主席劉慧卿及其擔任副主席的民主黨。正是民主黨於2010年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五區公投，向獨裁的中共政權妥協，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維護資本家權力，令今日的香港將更難取消功能組別！而劉慧卿不知所謂地支持加薪一倍的建議，簡直是厚顏無恥，完全揭露了民主黨是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醜陋事實。

名義上議員應是人民的政治代表，被授權進入議會，根本不應享有任何特權。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謂的「民主議會」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議事堂，大多數議員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無非是為了個人名利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謀。

更何況香港這個立法會還是個「半身不遂」的偽民主議會，半數席位非普選產生，而是由統治精英與資產階級在小圈子內可恥地私相授受及世襲罔替！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治體製豈能不激起七百萬香港民眾之憤怒？

故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削減現時所有高官及議員的薪金至普通市民的入息中位數（$12,000），反對不民主的權貴議會，廢除作為財團商家之政治工具的功能組別，全面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建立真正的「勞動人民的議會」取而代之。

香港：反對劫貧濟富預算案

小圈子政府貫徹其厚待財團的本色，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跟去年同樣差劣。盡管過去五年累積的經濟增長為19%，人均生產總值升至34,200美元的水平，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投入仍然缺乏。曾俊華寧願花巨額退稅中產並推出令商家財閥更富有的措施，卻不打算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根據社聯的報道，2011年上半年度仍然有120萬貧窮人口，跟2010年相比並無任何改善。

建製派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及一眾親財團媒體近日不斷利用雙非議題把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短缺的原因隱藏，政府眾多劫貧濟富的措施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本次預算案派糖八百億元，計劃退稅中產的款項達百億元，醫療開支只增加30億元至450億元，教育開支僅增加40億元至600億元。退稅及增加免稅額是富人的遊戲。若按就業人士每周平均工作46小時（統計處）計算，只有時薪高於58元的人士才須要納稅，統計處2010年第二季數字顯示接近70萬人的時薪低於39.5元，140萬人士的時薪低於59.5元。補貼電費、差餉也是跟基層群眾亳無關系，現時接近一半的家庭並不擁有自己的物業。政府又提供1,000億元的信貸保證矛中小企，以公共財富補貼私營企業，配以進出口報關費減半、免商業登記和減利得稅等措施，令財團更富有（大型財團往往會把其大量及不同範疇的業務放在不同的有限公司，真正的小商戶往往只持有有一間公司）。

政府早在二零零二年就開始大幅度減少培訓醫生，並不斷減少孕婦床位，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由私營的醫療機構「填補」了。事實上，現在香港有一半花費在醫藥的開支產生在私營醫院中，但卻只服務了百分之十的病人。現時公立醫院的孕婦床位則比1997年少了1,000個。教育方面，學生向來就面對學額嚴重短缺的況，每年約12萬會考生被淘汰至只有5萬人能入讀高中教育，而能透過高考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就只有1萬2千個。教育需求的真空就由私營的學院和補習社填補了。政府又從2000年初開始把教育產業化，引入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再引進334學製，把原來由政府負擔費用的中七學年變成由每個學生因學士學位課程增加一年而多付4萬多元。學前教育在本地全部是私營的，新預算案繼續推行學券計劃，繼續把金錢送給私營機構，把每個孩童和青年必需的教育服務當成賺錢工具。值得一提的是醫療和教育都是香港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中的行業，政府將來並只會不斷把更多的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私有化。

老人問題也十分嚴重，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現時政府並無投放資源實行公營長者照顧服務，只有由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提供的資助宿位。全港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的7萬5千個宿位中，有6成即4萬5千個是私營的非資助宿位，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輪候資助安老院舍的長者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有接近2萬8千人。輪候護理安老院的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宿位平均時間長達34個月，輪候護養院宿位的平均時間則為35個月。預算案計劃增加的1千個資助宿位只是杯水車薪。跟其他範疇一樣，政府對公營安老服務缺乏投放資源則令私營機構大大發財。除非能夠花費每月6千元或以上光顧私營機構的長者宿位，否則就只有等。現時全港約1.5萬名長者需要依靠收拾和售賣紙皮維生。

從小學教科書開始，統治階級就欺騙我們香港地少人多雲雲，然而現時本港的空置單位有22萬8千個，預算案計劃於港鐵錦上路站和八鄉車廠上黃蓋再提供8,700個單位及5,000個置安心單位予人作投機炒賣。超過30萬人正輪候公屋，計劃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只有1萬5千個。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每年興建的公屋單位元元數量需要5萬個。

我們不能寄望這不民主的政府會有何舉措造福社群，即使設立最低工資等改革也是基層群眾自己爭取得來的，我們必需團結更多的基層群眾參與抗爭，捍衛我們勞動者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撤銷800億劫貧濟富預算案，反對親富退稅政策，增大公共教育、醫療、福利開支
獨立調查房屋投機，收回228,000個空置單位, 每年興建公屋50,000個單位
全面公營化醫療系統，增大公營醫療開支兩倍
廢除高官及議員特權，與基層民眾同薪同酬
公營化所有大企業及銀行，由工人民主控製與運作

香港： 訪問「反種族主義青年」活動發言人余煒彬

2月3日，在嶺南大學校園，約20名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等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蘋果日報》刊登種族主義廣告。本次示威由「反種族主義青年」（YAR）發起，活動發言人為嶺南大學學生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余煒彬。以下與余煒彬的對話：

1) 為什麽你和你的同誌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

香港一直彌漫著種族主義的氣氛，二月一日《蘋果日報》刊登的「反蝗蟲」廣告是一個轉折點，令我們認為迫切需要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我們廿多名來大學生在嶺南大學抗議蘋果日報散布仇恨言論，當場焚燒「反蝗蟲」廣告。種族主義是鼓吹暴力，以限製民主自由來達致排外目的，威脅普羅大眾的民主權利和人身安全，它排他的邏輯不單單是針對「外來者」，更會延伸至其他弱勢群體如領取綜援人士。右翼民粹在政治真空中發展迅速，一次性的抗議行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建立堅實的組織進行長久戰，提供一個左翼的論述以揭露社會的真相。

2) 種族主義在香港是個嚴重問題嗎？

由英殖時期，建製有意識煽動起的對越南船民和香港艇戶的歧視，或對南亞英軍後代的歧視。到今天，政府利用港人內地非婚生子女居港權、外傭居港權或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議題，大打種族牌以達致其一時目的，如轉移公眾對政府親商政策、公共開支不足、利得稅率甚低等問題的視線。縱然，現在的香港與國外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圍繞著嶺大種族主義教授陳雲＜城邦論＞的，是自覺的種族主義者，明明白白的主張香港的「文化優越論」，又指大陸人是蝗蟲，用的是殘體字。種族主義者的仇恨言論更有從虛擬世界走到現實的趨勢，例如「唱蝗團」和有人報稱看見內地人推嬰兒車路過而上前撞了一下。若果沒有人組織青年反抗，種族主義可以走向更危險的情況。

3) 對於公共開支不勝負荷，你認為如何解決？

公共服務不足源於政府不斷的私有化方案，最嚴重的要算是醫療和教育的私有化。例如醫療開支在歷年削減之下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二點八，公立醫院的床位比九七年還要少一千張。教育的開支亦僅得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點六，比例上比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更低。這些問題都源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方法是立即公有化所有醫療設施、公共事業，受工人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充公所有空置房屋和個人的第二套住房，供有需要的人入住，大幅度提高公共開支，廢除資本主義利潤製度。

4) 對於外傭居港權議題，你的看法如何？

外傭居港權議題是由統治階級煽動起來，以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打擊參加五區公投的政黨。他們以誇大事實、偽造數據來煽動起香港人的犬儒主義。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一向對外傭實施歧視政策，例如外傭的最低工資（即同時是最高工資，大多數雇主不會支付高於最低工資）遠低於本地人，以維持本地的廉價勞動力。所以本地勞動人民的利益和外傭實際上是扣連在一起的，應該團結反對資本剝削和兩地腐敗的統治當局。我們應以由兩地勞動人民所組成的出入境委員會負責審查移民要求。

5) 今天香港的反種族主義鬥爭水平如何？

我們第一次焚燒「反蝗蟲」廣告向種族主義者迎頭痛擊，於一面倒的仇視內地人氣氛下出現了反輿論，連蘋果日報都忽然轉駄，急急出了一篇「要旗幟鮮明反對『蝗蟲論』與歧視」。然而，今日整體香港反對種族主義的水平是非常之低層次，右翼及中間派政客固然走上歧視內地人的立場，外傭工會以至泛左團體皆沒有信心采取行動，只想消極地逃避，期待有一天種族主義情緒會自行消失。今天的香港事實上很需要一個隨時能動員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活躍分子的反種族主義統一戰線，才有望把種族主義扼殺在萌芽時期。

6) 國際經驗及例如對於你組織「反種族主義青年」有幫助嗎？

我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工人國際委員會在各地對抗種族主義的經驗，例如在政治運動上，瑞典、澳洲捍衛難民權，以及直接行動上阻截種族主義政團遊行，或者阻截政府遣返難民回國，故此與國際同誌定期交流，都可以作為借鏡。我們瑞典支部有同誌曾經被納粹分子列入暗殺黑名單中的第二名（原來的第一名已經被殺了！），試問在香港面對些許電話滋擾和網絡上的人身攻擊，又怎能阻止我們繼續鬥爭？

7) 「反種族主義青年」未來有什麽計劃？

我們會繼續深化在大學的組織，建設堅定的反種族主義團隊。我們目前有來自嶺南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等會員，要加強在重點院校例如嶺南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組織工作，設立街站和派發傳單，並且要舉行定期的政治討論會，加強會員的政治教育，增加會員人數。日後如果我們組織力量夠強大，除了與工會及左翼團體組織抗議，更會去進行反抗議反宣傳，例如種族主義的建製組織「愛護香港力量」有宣傳時，我們會組織更多人到場抗議，甚至阻止他們的宣傳行動。

8) 什麽人可以加入「反種族主義青年」？會員需要幹什麽呢？

參加反種族主義青年的唯一資格限製是參加者必不認同種族主義觀點，並以左翼理念與之抗爭。我們既有十三歲的會員，亦有六十歲的會員；既有本地人參加，亦有內地人、美國人、墨西哥人等等參加；既有學生，亦有職業青年。我們不要紙面上的會員，需要成員挺身而出切實參與抗爭，並勇於招募更多成員加入。作為我們的成員將會有一張會員證，會員應該公開自己的身分，在朋輩中建立一個拒絕種族主義的氣氛，並且參與反種族主義青年的政治活動。

香港：小圈子選舉自尋死路

香港的特首小圈子選舉淪為一場醜聞纏身、醜態百出的鬧劇。最近幾周接連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好像天天反復印證一句俗語 – 真相比小說還離奇。香港親北京的統治權貴和商業巨子的貪瀆腐敗、無恥謊言、犯禁違法和任人唯親的醬缸文化暴露無遺。更甚者，醜聞涉及三個月後將卸任的在任特首曾蔭權。由於接受款待、乘座私人飛機，曾蔭權在立法會道歉，指「連串事件動搖市民對製度的信心」。

我們目睹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群眾群起反對操控政經決策的「1%」資本家。但香港的小圈子選舉製度甚至沒有向1%的選民開放！ 0.017%的香港市民組成的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選擇決定下一任特首。該委員會主要是由商家和有錢人組成，還包括少數的所謂「業界利益團體」以略作裝飾。無論如何，最終還是由中共當局一錘定音。

假戲真做　東歪西倒

上兩屆的2002年和2007年特首選舉中，北京只派出一名候選人，令其當然「當選」。這一次，當局有種種原因，要假戲真做，從建製陣營中推選出了第二名候選人，應付民間要求實現真正民主的聲音。小圈子選舉聲名狼藉。因此，為了給予獲勝的候選人一定的「合法性」，北京精心編排一場「競選戰」，並安排了所有選舉需要的真實內容（競選宣言、民意調查、競選集會和辯論），但是恰恰沒有真正的選民！自編自導的「偽選舉」令北京未來多一個操控局勢的手段，以便去把弄和限製群眾要求普選的要求，維護自己的牢牢手握大局的「底線」。 根據他們的計算，無論未來選舉權如何擴大，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改組成為提名委員會，成為「過濾系統」以排除建製不想要的候選人。

但中共預想的「紳士之間的較量」徹底崩潰。香港人目擊一場唐梁兩營之間的殊死混戰。毫無疑問，這反映了香港的資本權貴內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候選人激烈沖突幕後的陰招詭計更反映出中國專製當局自身出現的分裂。

唐營節節敗退

從一開始，北京青睞的特首候選人就是商人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一個惡名遠播、昏庸無能的「紈褲子弟」。但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他今天竟然會在競選中節節失退，當中他的行徑暴露其愚蠢無能的特征。同時，唐營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所謂商業天才組成的「強大團隊」到底是些什麽貨色。唐英年的競選團隊是由東亞銀行老板李國寶領銜、前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誌剛作為「高級顧問」。另外，助選團隊中的劉鑾鴻（劉鑾雄的胞弟）近來也惡名遠揚，因為他動用價值1.52億的豪華遊艇，「順道」將出席完澳門賭場春茗的特首曾蔭權及其妻子載回香港。

唐英年一家的九龍塘豪宅非法僭建揭示出一個宏大的「地下行宮」，擁有葡萄酒品酒室、健身房、美發沙龍、多用途影院和日式浴堂等設施。唐宅圖則暴光後，唐英年的謊話連篇、諉過於人，無恥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最初他先是根本否認地庫的存在，接著又聲稱非法僭建物不過是個「儲藏室」，最終竟然諉過於他的妻子！如果當初2007年修建房屋時的設計包含了此非法地庫的話，唐英年及其妻可能會因為欺騙屋宇署而入獄兩年。兩人已經被下令拆除地下室，被傳需要以混凝土灌入填補空間！

遊艇和僭建醜聞揭示的資本權貴窮奢極欲、腐敗不堪的生活，與香港稠密的居住環境和驚人的生活成本對比鮮明，使絕民眾感到惡心與憤怒。拜曾蔭權的商家朋友所賜，世界上最難負擔的住房價格（與收入比）就在香港。據報的唐英年2400平方英尺的地庫面積要比香港普通住房單位的平均面積大5倍，是我們惡名昭著的木板隔間房面積的40倍！

最近美國國家科學院一份調查發現，「富人比那些不富有的人更可能撒謊、欺騙和違反法律」。這一調查結果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不但不意外，還恰恰為唐英年和他同夥加以印證。唐英年自己是政府打擊非法僭建物的一個負責人。去年五月，在曾蔭權住所非法僭建醜聞曝光後，政府成員被勒令「妥善整修房子」，並要申報告所有非法建造，當中有五名政府成員被發現違反法律。不僅是違法越軌行為本身，真正惹怒了百萬民眾的，是權貴自以為是，超乎於自己製定的法律之上的心態。唐英年聲稱他的競選是「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如《南華早報》一位專欄作家指出：「（核心價值就是）富人擁有知法犯法的權利。」

唐英年為何不退選

《南華早報》的社論表示，「唐英年已別無選擇，只有退出競選」；《蘋果日報》則說，他的信譽已經被「埋葬在地庫」下。然而，唐英年仍然步履蹣跚地繼續競選，被人們形容為「無恥的」、「荒謬的」與「滑稽的」。這顯然不只是唐一個人的決策（說起來唐英年自己有否曾經做出過任何決定），而是反映了北京當局和富豪推波助瀾。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說他應該退出競選。即使是當年唐英年有份成立的自由黨，也機會主義地表示，「如果民意仍然不接受唐英年，自由黨選委不會投票給唐英年」。

這不只是唐英年個人的「無恥」和「荒謬」，而是製度本身帶來的問題。從一開始，何俊仁參選特首就是為了爭取民主黨的曝光，並對北京當局顯示他的政黨追求「通過談判實現民主」的幻想。更難堪的，是民主黨何俊仁決定繼續作為「陪跑小醜」，在這場鬧劇中折騰。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始終強調的，真正的民主權利從來不是「仁慈」的專製當局授予的。民主必須通過群眾鬥爭去爭取，不僅在香港，還需要與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系起來。泛民主陣營中的妥協派，沒有真正地抵製專製政權，反而為小圈子選舉與2010年政改方案保駕護航，以粉飾「民主的」門面，註定被中共當局玩弄於股掌間。

候選人唐英年是一個上海紡織名門家族的後裔，其父親唐翔千在2010年被列為香港第40位最富有的人（「福布斯」雜誌），據說與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關系密切。他是統治權貴的首要選擇，得到香港一批「知名的」銀行家和地產商的支持。12個大型地產集團掌握著選舉委員會中的64票，其中38票已經明確指定支持唐英年。此外，匯豐銀行的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最近剛剛下令在香港裁減3,000個職位，他與香港首富李嘉誠一樣都是唐英年的重要支持者。

商家想在禮賓府裏安插一名恭順聽話的自己人。他們對雄心勃勃的梁振英心懷警惕、疑慮重重，視他為對大亨們統治製度心懷不滿的二線商人們的代言人。雖然兩者都清晰擁護資本主義，但是唐英年更是篤信「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正統教義；而梁振英則更類似社會自由派，傾向於在養老金和住房等領域的政府幹預。有反梁營的商家攻擊他為「社會主義者」，但正如極右翼共和黨人對奧巴馬也有類似的攻擊，是極其荒謬的。

危機在此，下一步怎樣走？

不管誰能在選舉中勝出，北京現在都面臨嚴重困境和政治危機。在地下行宮曝光後，許多人認為北京會匆忙推出「B計劃」，在二月底的提名最後期限前，派出新的候選人，如民建聯名譽主席曾鈺成。但目前暫時北京仍然堅持「A計劃」，一方面是因為當局認為，當前的任何計劃改變都會表現自己驚惶失措，另一方面當局亦正猶豫於下一步棋怎麽走。如果推出第三名建製派候選人，會令在3月25日的選舉中將沒有人能得到所需要的601票，增加流選風險，而不得不在5月重新進行選舉，導致出現更尷尬的局面。

如果唐英年在群情洶湧下被當選的話，香港將面臨「管治危機」。甚至唐英年的前戰友、自由黨名譽主席田北俊也警告，2003年七一大遊行反對廿三條、數十萬人走上街頭的一幕可能重演。如果成真，影響波及範圍將超越香港。習近平作為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繼任人，是中共當局中香港事務的最終負責人，對選舉失控亦要負上責任。一位與中央政府關系密切、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進一步說明：「如果香港局勢失控，這將對（中國）新的領導班子帶來負面影響。這不只是香港事務。」(《南華早報》，2月29日)

唐梁之爭的激烈程度連北京都被嚇了一跳。這反映，在「選舉」工程和與之相伴的互相抹黑，大大激化資本建製派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也是中共當局不想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的主要理由，因為它深知，現階段當局內部的權力鬥爭仍然受到專製製度這一「束身衣」的束縛與壓製，任其爆炸將對自身的統治構成威脅。這種上層的內部分裂也是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的表征。大陸即使要推行限製重重的香港式假選舉，也很可能會形成統治危機。如今北京對香港選舉的局況未能牢牢在握，這對中央自身都是一個警號，未來任何「改革」的想法對其統治皆極其危險。

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共當局就與香港的名門望族建立起密切聯系。自1997年以後，當局更願意透過這批富豪來統治香港。中共當局之所以支持唐英年，因為他是豪門眼中的「安全可靠的代言人」。北京方面之所以給梁振英參選開綠燈，不過是為了增加一些「有選擇、有競爭」的錯覺。梁振英的盤算的，很可能不是今屆當選，而旨在下一屆2017年的特首選舉。但選舉就像任何領域的鬥爭一樣，它自有其邏輯。梁振英自己可能都沒預料到，由其陣營發動的「地庫醜聞」會發展成災難性的政治局面。但是覆水難收，如今這對於整個體製的損害已經是木已成舟。

甚至比中共當局，資本權貴更不漠視民意調查，更不拘泥於民主小節，至今似乎堅持要挺唐英年。他們對梁振英的不信任、擔心他過於「獨立」的想法，隨著梁營競選工程的作用日漸提高。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背後泄漏相關信息，重重打擊唐英年信譽的是梁振英陣營。而且，最近也是梁營泄漏曾蔭權的相關醜聞，以打擊「現屆政府」的威望，順水推舟抹黑卸任政務司司長不久的唐英年。商界巨頭可能會遊說北京堅持挺唐英年，一是因為「無法與梁振英合作」，二是因為他兇狠的競選戰術嚴重損害了整個統治根基。

北京當局可能仍然選擇支持唐英年嗎？當前不可能作出任何確切預測。但是，從很多場合所示，香港民眾群情洶湧，對中央的大為不滿。中共威權統治的性質意味著，它缺少合適的政治工具管理一個「民主」，日間更復雜的局勢不是依靠官僚發號施令就能解決的。尤其是如果群眾的反對沒能通過街頭運動表現出來的話，唐英年仍然有一線生機。

正當選舉鬧劇令局面崩潰，對於所有反專製、反對「1%」資本家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今天群眾的不滿超越了針對不民主選舉製度，更去到對整個統治階級的深痛絕惡，必須以有組織的方式宣示出來。必須組織街頭抗議及群眾運動揭露三名候選人、其親資本主義方案，以及令人憎惡的小圈子選舉。社會主義行動將在這場鬥爭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舊的泛民主陣營已經崩潰，右翼泛民主派可恥地投降，現在有必要在群眾鬥爭、民主基層成員架構、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綱領等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的。在這方面決定性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他們必須創建一個新的擁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基層工人政黨。

香港外勞的心聲

有301,000名外勞在香港生活工作。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也有少部分來自泰國、尼泊爾和斯裏蘭卡等地。她們負責照顧孩童、老弱，並確保香港眾多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務。而外傭得到的回報卻是社會上的歧視與指責。去年，外傭被親建製的組織和政客攻擊。最近，兩名建製派的政客投訴星期天的市中心人頭擁擠。好像外傭們在一周這唯一的假日中能夠有其他選擇，她們大多都沒有私人地方來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權官司中反抗歧視的外傭們成了城中熱話。這被政府和資產階級建製來攻擊外傭，並將她們變成政府對於公共服務的失敗之替死鬼。外傭居港權的問題並非是特權，而是平權。為甚麽對銀行家與律師們——事實上前面兩者在社會中的「貢獻」更為成疑——與對外傭們適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傭們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權，並認為工資以及工時的問題更為重要。《社會主義者》雜誌與都是來自菲律賓的Divina、Elsa和Glenda，討論她們的經歷。

Divina：我想念女兒們

Divina十二年前來到香港。在馬尼拉，她曾經是位會計經理，但跟公司發生矛盾後離開。她毅然到香港成為家庭傭工，為家庭賺取更多的收入，並負擔兩名女兒的教育。

她說到海外工作帶來許多困難與問題，尤其是孩子們要在缺乏母親照料的情況下成長。這往往導致許多的問題，例如未成年懷孕、濫藥和暴力等。她大女兒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讓她感到非常擔心和心疼。她女兒跟其他女學生在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個單位，而這次的遭遇不單是女兒的手機和財物被盜，更使她們成了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與她女兒同一所大學的女生在數月前遇害。這令到離鄉別井打工的母親更為擔憂。

Divina早年都能夠每年回家探親，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負擔不起兩名女兒來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兒來。她非常掛念小女兒。

外傭在香港第一次訂立的最低工資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顯地在歧視。外來勞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沒什麽兩樣，我們都是工人！」她說。

Elsa：居港權的議題反映出不僅僅是種族主義，還有是階級歧視

Elsa在香港已經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從她守寡以來，她成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來源，需要養育兩名在學的女兒。在菲律賓，她曾經當過小商販。然而她丈夫得癌癥過身後，這一切就改變了。她的經濟狀況讓她別無選擇。「離開我兩名才十幾歲大的女兒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難的決定。」Elsa說。

外地家務傭工完成了兩年期的合約後才能夠有一次兩星期的回家休假。對於Elsa來說，到外地打工的問題之一是：她長期的離開並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兒在十七歲就懷孕了。Elsa的極力支援下，她女兒還是獲得了大學學位。「我上次回菲律賓是在2011年四月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她說。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歲，已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她自2003年開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三年，那時候她才二十歲。Glenda來自貧窮家庭，但她也擁有大學學位。由於在菲律賓難以尋找工作，為了幫補家計，她毅然出國找尋「更好的機會」（greener pasture）。對於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沒了一個二十歲少女本該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來養活家人。像許多其他外勞一樣，她經歷了抑郁、情緒緊張和嚴重的思鄉病。

「那時候非常辛苦。」Glenda說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時起床並工作至晚上十時，不過她還是有每周一天的假期。她現在的工作更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負責照顧一對老年夫婦。老婦人患有老人癡呆癥，並經常對Glenda和她姊妹惡言相向。

她們的生活環境非常擠迫，而她倆連基本的舒適也沒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僅僅墊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婦人不讓她們睡在多余的床褥上。晚上她們甚至不允許在工作情況之外使用電燈，因此她們只用手電筒。她們的食物還可以，只是老婦人總是在吃飯時不停咒罵她倆，經常以「蠢豬」相稱。

她們不但在家裏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無論在餐廳、商店甚至醫院。她認為這種歧視不單是針對她作為菲律賓人，也是在歧視家庭傭工。

「一次我永遠都忘記不了的歧視經歷是早年我主人讓我帶他兒子到私人遊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讓家傭們在池裏遊泳。這讓我聯想到以前美國白人與黑人的隔離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資只有港幣3,580，而她投訴發薪永遠會遲五天。「我要附賬單，買東西，我在這裏付的是港幣，不是披索！我們的工資根本不能讓我們有尊嚴過活。」

Glenda對外傭被排除在最低工資之外感到失望：「將我們排除在外實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全世界的女性都會參與遊行活動來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香港亦會舉行不同的集會。女性外勞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來抗爭。我們需要屬於外勞真正的民主工會，並將他們的抗爭聯系到本地工人的抗爭－為了平等權利、生活工資和工作保障。

沒有團結抗爭就不會有改變！

香港：「長毛」被判囚兩個月

社會民主連線（LSD）主席「長毛」梁國雄被控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的莫須有罪名，並判囚兩個月後，將可能面臨被立法會開除議席。而其他示威者－黃洋達、容偉棠，鄧建華及陳倩瑩－則被判三周徒刑。

案件針對去年九月抗議政府所舉辦的就遞補機製的咨詢論壇的示威，這再一次反映出對反政府示威的打壓。去年七一遊行有超過二十萬人抗議政府這個不民主的方案。 ｢咨詢」論壇只不過是政府裝模作樣的拖延策略，來轉移公眾的不滿，並準備在將來再一次硬推舊方案的修改版本。

此次法院的判決是對正義的效顰。所謂刑事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嘴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而對示威者加起來的刑期卻是五個月。被告們同時被控擾亂公眾秩序，但事件的成因事實上是政府拒絕示威者參與那個「公眾論壇」。

示威者被刑事檢控

「囚禁『長毛』的決定是一個恥辱。」曾經多番與這位社民連議員共同抗爭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ＣＷＩ）的鄧美晶評論道：「這證明了我們社會對於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有一套法律，而其他普通人則有另一套法律－示威者被刑事檢控，但另一方面政府高官和特首候選人可以隨意違反法律、收受奢侈禮物、並與黑勢力聯誼。」

進行中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將會在星期天由一千二百個精英選委投票舉行，而這個選舉自身已經變成一個鬧劇，(特首)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接二連三地被揭發肆意違法和與犯罪分子狼狽為奸的醜聞。但是挺身對抗這完全反民主製度的人士卻遭到警察的鎮壓、法律與媒體輿論的嗜血攻擊。

正當香港要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群眾對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越來越深，由中央支持的資產階級建製正尋求新的打壓方法。針對「長毛」的法院案件是明顯的政治檢控，是對他和他的政黨的報復，只是因為他們在2010年為抗議龜速的民主進程而發起的變相公投運動中反政府的角色。

四十五年來最多打壓的一年

政府對示威抗議愈來愈有出的對抗性和強硬手段的趨勢，並在一年前委任了鷹派的曾偉雄作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領導的警隊明顯地改變了作風，在2011年拘捕了416名示威者，相對前年只有50人。這是自1967年導致數十人死亡的反英暴動以來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年。

立法會議員如果被判囚超過一個月就可以被解除議員席位。我們現需要一個有力的群眾抗議運動來要求解除對這五名人士的莫須有指控，並揭露這法院判決的階級偏見。

•撤銷對「長毛」梁國雄和其他四名被控人士的罪名
•停止任何褫奪「長毛」立法會議席的行動
•提升對不民主的政府與選舉製度的抗爭，​​反對社會中1%的資本家

香港元州：領匯漠視居民需求建製議員敷衍塞責

居住於深水埗元州村元和樓十多年的街坊周先生，本月聯絡社會主義行動元州村區議會前仗候選人鄧美晶（Sally），表示希望我們能協助元州村特別是元和樓的居民解決兩項與元州領匯商場內設施有關的問題。

首先，由於領匯商場二樓可直接通往長者宿舍元和樓，而同時商場有自動扶手電梯通往二樓，因此元和樓的長者一般習慣經由元州商場回家。然而，商場近發祥街出入口的電梯每日會運行至淩晨十二點，而迎長發街一側的電梯卻會在十點鐘停止運作，這樣就對元和樓的長者造成極大的不便，令他們不得不多繞超過一百米的距離方能回家。

另外，近發祥街的商場出入口兩道玻璃門中其中一道長年累月失修損壞而不予開放，由於該出入口可直接通往保安道街市亦較接近地鐵站，因此人流量甚多，一道玻璃門的損壞足令街坊不得不集中擁擠在另一道門通行。周先生指，該玻璃門經常損壞，多次維修後不久卻又再次因損壞而不予開放，而今次更關閉了四個月仍未修復，令街坊感到相當不滿。

對於上述兩項情況，周先生無奈地告訴我們，無論是當區民建聯的區議員陳偉明，抑或辦事處就設置在元州村內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還是民協的施德來等，對於這些問題表現出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要麽稱愛莫能助，要麽說自己不太了解情況。因此，周先生希望我們能夠給予協助，跟進這些問題。

不到半年前，在一片涉嫌舞弊和種票的陰霾下，建製派得以在選舉中「大勝」。當時，我們社會主義行動聯合社會民主連線組成選舉同盟參予了這一場選舉，以我們激進進步的政綱為元州村的居民提供一條左翼的替代方案。最後我們得到了近五百票的支持，百分之八的得票率。這對於我們，一個年青的激進力量，而言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成績。

在該次選舉中，建製派民建聯的候選人獲得了三千多票而連任。選舉期間，我們指出建製派乃至右翼政黨民協只著眼於對居民以小恩小惠的籠絡，卻在實質的工作上推諉責任、腐化無能。特別是對領匯瘋狂加租，漠視區內民生束手無策。很不幸地這一個情境，卻被我們再一次所言中。

當我們的成員與周先生面談並到元州商場了解情況後，立即就前往元州商場的領匯辦事處跟進問題。一如所料，領匯方面采取推諉的態度，他們表示，商場本應十時正關門，只是近發祥街一側由於二樓酒樓客人未散，所以才讓電梯運作至十二時；至於玻璃門的問題，他們側推諉於「承建商」身上，指正在等待他們提供合格的零件以作維修，並稱「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但直至臨離開之時，領匯方知道我們成員的身份並交換了名片。

結果，當我們正準備動員受影響的街坊舉行一次反對領匯漠視街坊需求的示威集會，與領匯交涉兩日後，鄧美晶再次接到周先生的來電，表示雖然電梯問題仍未解決，但那「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的玻璃門卻已經完成維修並重新開放了。

一方面，這充分暴露了右翼政黨政客的無恥無能。這一事例非常生動而現實地說明了民建聯無論在選前或選後如何大灑金錢以圖籠絡或聲稱自己如何「務實」，最終都會原形畢露。同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半年前有人曾經口口聲聲的標榜自己「服務社區」多少年，或稱自己如何「熟悉社區情況」。平日裏高薪厚祿，堂而皇之地居廟堂之上，但卻對社區小小一件舉手之勞的事情卻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從與周先生的訪問中得知，事實上在領匯上市前，元州商場兩側的電梯都是開放至淩晨十二時，相信領匯是為了節省電費成本而縮短開放時間。領匯一直以來漠視民生需要，一味貪得無厭追蹤利潤。我們的政綱早已提出過「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亦多次發動示威反對領匯霸權。而這一次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領匯由一開始意圖推搪拖延，到知道我們成員身份後由於畏懼群眾抗爭而加緊維修。說明社區事務，不能信任由政黨政團包辦，民眾必須親自投入參與，方能為自己爭取到改善。

雖然現時玻璃門業已修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工作到此為止。電梯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正計劃發動新一輪抗爭行動向領匯施壓；周先生亦表明願意協助，並已有十多名受影響的街坊願意參與。

當然，我們亦不會忘記，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匯私有化本身！因此，我們亦同時堅守我們的立場，——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

香港：豺狼上臺　民主鬥爭的暴風雨

3月25日，正當權貴主導的選委會宣布梁振英「當選」為候任特首之時，3000名示威者於投票中心開始高喊「梁振英下臺」，這是中央極權傀儡的一個不祥的新開始。示威者受到警方胡椒噴霧的攻擊，顯然亦是大事發生前的警號。在這場不民主的選舉鬧劇結束一星期後，成千上萬的民眾勢要參與4月1日首個反梁振英的遊行。

上星期投票後，一場前所未有最惡劣的選舉「圓滿」結束。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場政治惡夢，破壞了所有候選人的聲望，更進一步令香港不民主的政製惡名遠播，而北京幾乎無掩飾地控製是次選舉，深化了公眾對中央的對立意識。更甚者，是次小圈子選舉離不開貪汙醜聞、違法事件、官商勾結，連帶大力打擊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即使選舉已過，醜聞依然繼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以及兩名地產界鉅頭（敦氏兄弟）正涉及貪汙事件的調查，事件前所未有地惹人註目。醜陋的選舉工程不免危及勝出者，為下屆特首造就不利條件，而非如北京所願令其取得「公眾合法性」。

只有57%的選委會(689票)投票給梁振英，是1997年香港開始特首選舉的「表演」以來最低的得票率。（小圈子選舉只有1193名名人精英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數是最有錢的資本家）。梁振英於北京控製的選委會內僅僅取得多數，但他在社會上真正的支持度卻低得多。一個由數間大學合辦的模擬投票（民間選舉）吸引了223,000人投票，更準確地反映了民意：54% (119,000)投白票，只有17.8%票投梁振英。

超出中共政權的意料，是當初讓兩名親北京候選人競選，原本為製造「民主選擇」的遮醜布，結果卻引發一場唐梁兩營之間完全失控的鬥爭。一名評論員適切地將是次選舉總結為「政治宰殺場」，而令香港資本權貴展開前所未見的分裂。

「防暴警察及催淚彈」

選舉接近尾聲之時，資本權貴陣營分裂的激烈程度展露無遺。當時已無望獲勝的唐英年指控梁振英於2003年的一個高層秘密會議中，建議使用「防暴警察及催淚彈」鎮壓反對廿三條國安法的示威者。唐英年又指梁振英又想限製商臺的牌照，以懲罰它宣傳鼓吹反政府抗議活動。雖然梁振英強烈否認，但超過一半人口相信指控屬實。事實上電臺牌照一事並非什麼新事，當時報章亦有報導過梁振英的立場。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2003年時梁振英並非唯一一個考慮使用鎮壓手段的人。唐英年的指控引致其他秘密洩漏，例如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數星期後引咎辭職）曾經與自由黨黨首田北俊討論可能要動用解放軍。政府當時退讓的主要原因，並非基於「和平主義」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是因為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遊行上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當時民眾的憤怒情緒。在此情況上，政府使用殘酷鎮壓可以促發反彈，發展出半革命的氣氛。

唐英年因為散播這些資訊，被一些資深的政治人物嚴厲讉責。北京對於他的講話大吃一驚，並毫無疑問地十分忿怒。唐英年的指控關乎到資本權貴極力隱瞞的最內部秘密，即「國家」的真正本質，以列寧的語匯《國家與革命》可以將之歸結為「特殊的武裝隊伍」。

唐英年打破此「禁忌」，足以証明了資本建製內的鬥爭是如何激烈和嚴峻。他後來坦承，當知道「梁振英有機會勝出」後，便決定打破政府的保密協議（對此他可能會面對紀律處分）。但事實上，唐英年及其強大的利益後臺一定知道，最後階段時唐英年的選舉工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唐英年選舉期間醜聞不絕，如果他勝出將會造成即時的管治危機。對梁振英的攻擊是用來摧毀整個選舉，造成僵持狀態，迫使發生以新候選人參與的第二輪選舉。選舉前的一個民意調查指出，四分之三人口對流選及新候選人表示歡迎。大部分人對唐、梁、陪跑小醜民主黨何俊仁的態度是「別吵了！你們都去死吧！」。

但中共不想有任何重選發生，故此於3月14日人大會議閉幕後，中央政府開始遊說選委會投票支持梁營。「我們的底線是不想見到流選發生。」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北京人士消息指：「拖延多數星期只會引發更多互揭隱私以及建製陣營的分裂。」(《南華早報》, 3月21日)

最後數天，選舉工程變得更公開及笨拙。中聯辦不但派人到處遊說，更向報章施加壓力不得刊登批擊梁振英的報導。樹仁大學新聞系教授梁天偉指，中聯辦幹預媒體是一個趨勢，現在做法更為赤裸。

此外，有報導指李嘉誠曾於人大會議後於北京與接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當中習近平要求他轉向支持梁振英。「李超人」不但拒絕，更將此事透露公眾。

即使在選委會的權貴陣營之內，梁振英的支持度都難以令人信服，卻邁向成為97年以來香港最脆弱的候任特首。正如很多評論員所指，即使如預期一樣，梁振英會於上任早期實行一些民粹的開支政策，但他似乎也不能享受任何政治蜜月期。正如低收入家庭、無家者、老年人需要大量政策援助之際，梁振英將面對來自資本權貴的壓力。這些權貴深深分裂，又對梁心抱懷疑，如果梁振英有響起任何警號，要放棄香港傳統的「小政府」教條，他們一定會怒吼。在選舉的最後數星期，梁振英已經開始減少談及社會政策綱領。《南華早報》發現，唐英年的選舉綱領其實比梁振英的包含更多開支計劃。

廿三條立法

梁振英是強化國家機器鎮壓、勒緊香港「抗議文化」的強硬派，去年有數千個大小的抗議活動，議題包括社會議題以及民主訴求，而警察愈來愈以強硬取態對付。盛傳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他多番否認。數年來即使他自己是政府一員，卻有技巧地向特首辦發動挑戰，扮演著批評政府的角色。（由1999年來他一直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直至2011年辭職參與此選舉）

梁振英於選舉後翌日到訪中聯訪，證實了廣泛公眾的看法：北京比以往更多地控製大局。現時有傳中間有一個交易，為回報中聯辦遊說有功，梁振英會從事「四大政治任務」：通過廿三條立法、實行國民教育（親中國／中共）、扼製港臺（時常直言批擊建製的公營大氣電波）、政製發展（以北京可接受的方式實行普選）。

特別是，梁振英力圖推行廿三條立法（很多人假定2003年事件後廿三條已告一段落）。那年夏天的群眾運動觸發了政府重要的管治危機，以及特首董建華（也是梁振英的「良師益友」）的辭職。如果廿三條當時通過，會深化香港政局的「大陸化」，引入中共對集會及組織自由的嚴苛打壓，進一步箝製媒體（現時已被依照北京意願扭曲），禁止公眾鼓動反對一黨專政。廿三條會給一張空白支票，讓政府可以鎮壓任何挑戰北京專製政權及香港資本主義的運動或鬥爭。這會將香港轉向至警察國家。

反對派政治領袖警告，梁振英會預備「白色恐怖」的統治，不是沒有理由，縱然他脆弱的選舉會令他面對很大問題。在鷹派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警察採取更衡突性的策略，使去年有440名示威者被捕（相比之下2010年數字為50人）。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正在鬥爭反抗報復性的兩個月判囚，法庭聲稱他擾亂一個政府諮詢論壇，其他幾個示威者亦面臨相關判監。這些都是政治大陸化的警號，而梁上任後很可能會被強化。

為了反對鎮壓手段以及新政府推行廿三條立法，需要一場與以往不同的群眾運動。2003年的遊行展示了民眾對此議題的深刻感受，而今天中國日益加強鎮壓下，已經大致上否定了對中共「民主化」的希望，民眾對廿三條更為反感。這運動可以並必須以街頭抗議開始，但不能停留在此水平，這是不足以對抗的政府製止抵抗的決心。

反廿三條、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必須連繫至其他政治武器，例如罷工、杯葛運動等群眾集體行動。今天歐洲工人正反削支政策以及「三座大山」(國際貨幣基金、中央銀行和歐盟)的不民主統治，例如愛爾蘭的集體拒絕付款運動以反對緊縮稅項。這運動是由左翼領導的，當中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行動的姊妹組織）扮演重要角度。在香港，我們必須引領大中學生加入反廿三條的陣營，推動一天罷課為開始的理念，以至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從而將抗爭擴散至其他領域。

未來迎戰鷹派梁振英的鬥爭必須要充分組織和準備，需要有糾察隊以及更自律的遊行，去迎接去挑釁性的警察（包括混入搞事分子）。這表明需要建立民主群眾組織去鬥爭：戰鬥性工會，更重要的是真正基層工人政黨。

政治震盪

梁振英的勝利標誌著由過往政府重要的轉折。他是精於計算的資本主義政客，並曾經使用民粹主義去營造「親窮人」的形象。有些反梁的富豪甚至攻擊他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可笑的指控！梁振英在香港和中國建立了與中共派系及商業利益的連繫，明確地支持資本主義政策。在1990年代末，他幫助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的政府起草了《物權法》草案。「他因為推動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政策的改變而備受讚賞。」1997年5月《亞洲週刊》寫道。

曾蔭權的領導班底是富豪的走狗（固此富豪較支持唐英年）。梁振英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能會嘗試利用社會民粹政策，例如房屋和退休金等，去粉飾對公民自由權利及民主鬥爭的攻擊。他繼承了庫房水浸的政府，有$65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這給予他的政府一些餘裕，而北京的「競選管理者」會要求梁振英展開新政府的一些開支計劃，盡快克服他低民望的形勢。 但是，小圈特首選舉鬧劇展開統治階級歷史性的分裂，令梁振英的任務更為複雜。

統治階級分裂成兩個陣營

《南華早報》的社論指：「梁振英面臨的首個挑戰是令人卻步的。激烈的選舉期間兩個親建製陣營前所未有地分裂，梁振英必須將之修補。」

馬克思解釋過，當統治階級失去信心去繼續現行製度時，革命因統治階級分裂由上層開始。唐梁兩營的選戰展開了資本建製間激烈的分裂，難以修補，反而可能會因為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而「製度化」。這是北京所恐懼的。

挺唐的主要富豪正在為他們的挫敗療傷。對這群習慣呼風喚雨的人來說，這是97年回歸以來首個挫敗。尤其是當梁振英企圖爭取民心而動用一些民粹政策時，會侵犯到富豪的壟斷利益，而選舉期間權貴間殘酷的內鬥會繼續，反梁的資本主義勢力會嘗試打擊及懲戒他的政府。北京正緊急調和，拉近戰鬥中的建製派系，但處於現時經濟危機深化、社會分化嚴重的環境，這似乎難以成功。

資產階級的分裂亦與中共日益尖銳的權力鬥爭有相當密切關係。清洗薄熙來標誌住主要派系鬥爭正在展開，當中圍繞住現任領導胡溫的團體與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組成聯盟，去排擠親江澤民的派系（例如薄熙來及唐英年）。從1990年代以來，江澤民的「上海幫」在中共把持很大權力，現在可能有所改變。這過程只是開始，隨著新一輪震盪及危機，當時中共領導班子交替愈近時，鬥爭會進一步激化。這反倒過來會波及香港政治，並影響兩個建製陣營的形勢。

香港正處於風眼位

這不僅是新屆特首面臨的問題。當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的極新自由主義及開放市場經濟之時，唐英年可能會感謝梁振英搶走他的工作。對香港資本主義來說，現時兩條陣線上會有很大麻煩：歐洲及中國。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響起了震驚的警告，中國硬著陸的話，香港比中國會受到更嚴重打擊。國際貨幣基金(IMF)警告，中國房屋泡沫崩潰可以觸發銀行危機，抵消年度4.5%的經濟增長（將預料的8.5% GPD增長減至「硬著陸」的4%）。它亦警告，當中國經濟增長每下降1個百分點，香港則會下降1.25個百分點。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銀行龐大地涉及內地業務及其房產市場（現相當於香港GDP的200%）。這份報告亦警告，歐洲的蕭條對香港的影響比歐州本身更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每下降1%就會演變成香港經濟增長下降1.5%。這是因為香港與歐洲的龐大貿易（輸入、輸出、和對內地輸出輸入的轉口貿易），亦因為歐洲的銀行在香港經濟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泛民分裂繼續深化

新民黨領袖田北辰警告，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版圖會更為分化。他指泛民主派及建製派內部都會有「進一步分裂」。

何俊仁參選小圈子選舉以至難堪慘敗，但民主黨顯然不會得到任何教訓。(何俊仁連泛民選委的一半票數都拿不到)。無論是競選期間還是梁振英勝利後，民主黨領導人均表示願意與新屆政府展開會談。

梁振英會試圖平衡不同陣營和派系，在它們之間挑撥離間。不能排除他會試圖拉攏反對抗爭的泛民溫和派， 甚至在更遠的將來讓他們擔任政府職務。民主黨明顯不會排除會這樣做，雖然現時梁振英欠缺民眾支持，但讓泛民擔任政府要員實為言之過早。梁振英亦會謀取北京支持，利誘泛民領袖更多交談，從而令泛民由反對及鬥爭的道路上離開得更遠。

因此，香港正進入新時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今年七一遊行數字將會期望更高，而廿三條會成為焦點。當天正是梁振英接任的第一天！

當務之急是為反梁振英不民主、反親資本政策的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提供一個組織平臺。舊有的泛民主派運動顯示，受製於其親資本主義觀點以及對群眾鬥爭的畏怕，它已不能為民主權利和全民普選展開真正的鬥爭。社會主義行動(CWI)為群眾性工人政黨及戰鬥性工會而努力，我們強調，要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繫至內地日益壯大的反中共獨裁運動。

五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香港：五一是慶祝國際工人運動的傳統節日。勞動節源於120年前，自此五一經已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尤其是八小時工作天）密不可分。
至今21世紀勞動者仍在爭取同樣的要求。50小時工作周是美國1913年的狀況，但今天在香港仍然相當普遍。學校教師和「辦公室行屍」工時過長的境況也是見怪莫怪。BBC報導，2011年在臺灣過長工時導致超過40多宗的過勞死

支持消防員！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最高工時八小時與五天工作周，同時不得扣減工資！工會一定要為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並與縮短工作周的目標鏈接起來。

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民主的製度，由「1%」的超級富豪統治真正創造社會經濟財富的「99%」大多數人。由美國「占領」運動的群眾抗議，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至歐洲工人的反抗與大型罷工（詳情請參考本期關於西班牙、愛爾蘭以及美國的文章），全球群眾都在反對這個邪惡的製度。
我們不會為資本家們的危機埋單！

零八年，全世界的大銀行製造金融危機後置身事外、本性不移繼續撈取大量利潤。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巨子卻豬籠入水。

香港最富有的40個富豪的總身家為17,170億港元，是香港政府每年醫療開支的三十倍！一直以來，資本主義信徒不斷告訴我們，如果有錢人可以「投資創新」 （即投機）的話，財富就會「向下滴漏」。天大謊言！貧者愈貧才是現實，現在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下，自從1997年以來明顯上升。即使在世上最富有國家美國，全國學生借貸超過1萬億美金（約合7,760億港元），最近有數千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免貸文憑」。

在五一勞動節之際，必須要指出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首先，通漲問題惡化，尤以房屋和食物價格直飆，勞苦大眾十分耘耕，一分收獲。公平工資網絡（ Fair Wage Network）警告，實際工資「凍薪」將會是香港2012年打工仔的趨勢。當然，比起2011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 1.7%，這已是有所「改善」了。

支持最低工資40港元——反對歧視

同樣，經過多年爭取，最低工資去年終於落實，但每小時$28即要工人挨餓，我們亦要加大施壓力度。單單要彌補一年來的通漲幅度，今年最低工資至少要提升到$35。我們需要發起運動，組織起低收入、年青和年老工人，並發動工會「戰爭」向惡名昭著的高度剝削行業（包括快餐店、便利店、餐飲與酒店）宣戰。最基層的工人由自身組織、為自己鬥爭，能夠強化工會，並將之演化成戰鬥組織，增大所有階層的工人的議價能力。當然，雇主已經組織起來反對工人福利，工會領導必須以抗議迎頭痛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招待會，而是切切實實展開鬥爭！

更可恥的是，外地傭工的歧視正在繼續，並不斷惡化。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對種族主義！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中介公司，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中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資本建製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同樣，血汗工廠為全球億萬富豪茹毛飲血的工具，而當中工人無數的抗爭果敢堅毅，令我們不得不致以崇高敬意。

我們要求中國允許真正的工會和罷工的自由，並建立群眾運動來打倒親商賈的「中共」獨裁。五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重溫過去全世界工人艱苦鬥爭中贏得的經驗：「一方有難，八方支持　－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兩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的黨派，在40多個國家進行五一遊行，槍口一致高喊：資本家，滾蛋！

資本家，滾蛋！
在中亞，工國委(CWI）積極支持哈薩哈斯坦石油工人抗爭，捍衛工作職位並反抗暴力鎮壓。在歐洲，工國委（CWI）愛爾蘭的同誌亦發起了百萬人運動，抵製政府強推的住戶稅，反對工人倒貼銀行家。在尼日利亞、希臘和西班牙，工國委的成員都活躍地參與總罷工，以反抗政府推行反工人政策。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張，欲強化反抗「1%」資本家的鬥爭，請勿猶豫，立即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專訪社會主義行動新成員 NATE

同誌，你能首先簡單介紹下自己嗎？

大家好，我叫NATE，16歲，仍在香港的高中讀書。我在差不多一個月前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我是在一個反種族主義的集會活動時認識他們，而自此我一直很活躍地參與他們的活動。

你能說下你為甚麽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我有一次被邀請出席他們的支部會議，我感覺到社會主義行動他們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躍，並且非常有組織性。他們也對香港以致全世界的政治議題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夠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在實際社會政治上來贏得改變。相對來說，其他的組織一般都只會關心特定的議題，例如選舉。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面對任何政治議題都是十分活躍的。

你為什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呢？

我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帶有左翼傾向，而自從我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以後，我越來越明白到社會主義的邏輯性和必要性，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建立在貪婪之上。社會主義是建立於大家群眾的民主合作與分配，是一個人類更進步的社會製度。


我如此關心左翼政治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政治決定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命運，現今的製度是完全不公平的，是靠剝削大多數群眾來運作的，這樣的一個製度怎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雖然我來自於中產家庭，但我知道貧窮正存在於社會之中，社會的上層幾乎壟斷了社會中所有的資源，而下層的人卻一無所有。我希望可以參與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而這是在資本主義下不可能完成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有聯系，你為甚麽選擇支持工國委？

我了解到工人國際委員會非常有組織性，並在國際上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他們在全球都有就著不同議題都有許多的運動。他們對於政治也是非常清晰的，從不會怯於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你會有甚麽跟你身邊的年青人說的嗎？

我想說政治會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如果大家年青人都對政治不聞不問，我們就不可能改變任何問題。年青人活躍參與政治行動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讓政府知道他們不能夠一如以往地一意孤行，而人民其實是可以自我民主管理並滿足群眾的利益。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 需要繼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但這並不值得高興，去年最終落實的水平遠比勞動者所爭取的每小時33元為低。政府將會於今年十一月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為爭取真正能改善基層工人生活的最低工資，我們需要組織更多大型的抗爭。

太低的最低工資

28元的時薪根本不是一個生活工資。以工時中位數每周45小時計算，每月只能獲得5,400元。根據經濟日報的資料，本港現時的貧窮人口有120萬人，相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並無改善。而樂施會的報告顯示，四成低收入住戶於最低工資實施半年後生活仍然匱乏，基本生活支出如定期檢查牙齒、看私家診所急癥、供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等，仍未能負擔。隨著每年的通脹（本年首兩個月的通脹率為6.1%）影響，現時的每小時35元才相等於去年的每小時28元，而這是一個過低的水平，而去年工會提出的33元亦已經跟不上通脹，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最低工資應設置於40元，這才是能滿足工人和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的生活工資。而圍繞這一要求需要組織群眾性的宣傳運動。而最低工資亦必須把外勞、青年和學生實習生也包括在內。

影響社會？

今次最低工資水平檢討，一眾財團代表一如以往對最低工資大肆抨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聯僑企業行政總裁）黃友嘉表示目前最低工資時薪28元（即每月只有5,400元）已不算低，若上調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影響，香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新光酒樓主要擁有者之一）表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到最高35元和落實標準工時，將會有不少食肆結業。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前，資本家一直恐嚇群眾，表示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勞動者失業、雇主需結業或撤資等等。例如大家樂主席就曾於2010年6月表示，若最低工資為33元，其集團「可能要發出盈利警告」，然而該集團2011年中期報告顯示它在去年4至9月期間仍錄得1億9千萬元的巨額利潤。最近它亦計劃將內地分店從100間倍增至200間（內地省市亦已實施最低工資），可見最低工資對大型企業的利益根本絲毫無損。另外，據統計處資料，最新的失業人數和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下降了1萬3千人。領取綜援個案中，今年2月的失業類別個案和低收入類別的個案則比去年4月分別下降了10%和14%，最低工資鼓勵了更多人參與勞動。資本權貴竭力告訴我們最低工資的害處，就是為了令財團能持續得到大量廉價勞動力，並削弱群眾的抗爭意誌，以保持他們的經濟特權。而我們並不需在得到生活的權利前先為財團取得巨額利潤，如果資本主義不能支付給工人足以維持生計的體面工資的話，那麽我們也負擔不起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堅持，任何不能支付$33元最低工資的商業機構，應該轉型為民主公營事業，以保工人飯碗和權益。高昂租金才是小商戶的致命傷，因此我們要求凍結租金，並推行打擊地產投機的措施。

工人階級團結抗爭

梁振英接任特首後很可能會推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表面上應建製派政黨如工聯會和民建聯要求，把最低工資作些微的上升，為它們在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支持，及減低群眾的抗爭情緒。如果最低工資的檢討結果並不為群眾滿意，梁振英則可以躲在「委員會的決定」後面，把責任推到委員會身上以避開批評。一個代表財閥的政府並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由公眾民主計劃生產的工人民主政府。民主派右翼如長期反對最低工資的民主黨亦不能被倚賴。工人們需在工作場所進宣傳，呼籲青年工人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我們必需組織一個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為爭一份體面的最低工資及其他的勞工保障，包括為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而抗爭，並與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結合，以團結所有群眾、壯大抗爭運動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40，並與通脹掛勾
立即訂立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捍衛勞工權益
一視同仁，最低工資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傭及實習生，團結抗爭

香港：徹底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唯有罷課抗爭

政 府由強推的「德育及國教育科課程」受到民眾質疑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惹起強烈反彈而 鬧得滿城風雨。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動員了約二千名中學生參與七一遊行後，獲得了家長及教師的同情，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從逾千名家長募捐了 12萬元刊登反國民教育聯署廣告，向當局施加壓力。家長代表陳惜姿更揚言，學生罷課抗爭是最後一步。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號召七月廿九日（星期日）反國民教育大遊行，下午二時半銅鑼灣維園集合，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相信超過一萬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遊行。

煽動愛國主義的洗腦課程

一 直盛傳推行國民教育科課程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與推行廿三條立法、扼殺香港電臺廣播、實現假普選三個任務並駕齊驅。梁振英的當選令民眾更警覺中共 政權進一步牢握香港政局。中國內地的教育課程向來一面倒歌頌政權和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而國民教育科由直屬中共教育部的北京師範大學參與製作教材，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早前發表「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的言論，進一步師生及家長對於思考及言論空間被扼殺的恐懼。

國民教育製服團體「國民小 先鋒」曾被內地傳媒形容為中共領導下的少年兒童組織，近年在香港積極舉辦升旗禮和訓練學生步操。最近，其油塘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分隊，被 指在步操練習中加入槍操和劍操，要小學生要手持道具兵器操練。事件惹起學生及家長憤怒，質疑國民教育會否宣傳軍國主義和武力衛國的思想。

近 日由教育局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的參考書目大部分來自內地，包括引用中共青島市委黨校、教育部豁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的 文章。當中形容中共政權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更指一黨專政有助「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而不批評獨裁政府下的官員貪腐及民主權利受打 擊。選材內容更為偏袒政權，對於八九六四屠城以至當今內地群眾鬥爭四起等議題只字不提。由於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有份編寫教材內容，教材推出後，浸會大學教 職員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主編者不負責任，指事件嚴重損害浸大聲譽，要求所長薛鳳旋教授向公眾交代事件。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受到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手冊 容有偏頗。

中外的統治階級向來皆以洗腦教育煽動愛國主義，麻醉學生對統治者的反抗意識。日本的「愛國教育」《教育基本法》於零六年被強行 通過，迫令學校灌輸愛國意識。零八年，大阪府門真市數位中學老師在畢業典禮上，拒絕起立齊唱國歌，並對學生說有自由選擇是否齊唱，最後全校160名畢業生 當中159人沒有起立。九名老師因違反教師指導條例被處分，老師到市政府起訴要求收回處分，但最終被駁回不予受理。而美國方面，更有許多擁有強烈宗教背景 的中小學校禁止教授一切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課程！

強推國民教育　政府自取其辱

事 實上，小圈子選舉令香港統治階級四分五裂後，建製當局已經於本年五月就國民教育科被迫妥協而提出三年開展期，即表示本年九月分不會強迫性要求學校推行課 程，而給予三年寬限期作為「準備」。如今面臨震天架響的反對輿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復強調學校可以自由選擇課程的方針及推行時間， 可見即使九月分政府方案能夠通過，實際實行的力度和效果已經被大大削弱。當局畏怕群眾反抗而被迫讓步的同時，亦盤算溫水煮蛙的狡猾策略：九月後以「自願」 推行國民教育的中學（尤其是具親中共背景的中學）為「先鋒」例子，向其他學校施加壓力，以迫使全部學校2015年全面推行洗腦課程。

新任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十二日後，因為嫌涉貪汙辭職，梁振英政府本已經陷入嚴峻的危機，而反國民教育的怒火更令新政府四面楚歌。就連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 都警告，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勢必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臨近立法會選舉，爭議性議題令建製分裂陷入難以收拾的地步。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害怕失去選票而偽裝站在人民 一方，指國民教育需要「小心處理」，更罕有地動員20名黨員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押後推行國民教育，事後被中共喉舌《文匯報》批評「搖擺不定難以取信於 人」。

在強大的群眾力量面前「強人政治」的形象是如斯不堪一擊。梁振英政府本來以國民教育作為探測民情的工具，以預計未來推行廿三條立法 的「可行性」，豈料遇上激烈的反抗聲音，再次證明深陷統治危機的政府將會寸步難行，推行廿三條的政治任務對政府來說將更為兵行險著，為避重復零三年董建華 下臺的復，加上為了讓中共政權安然渡過領導層換屆，中港政府將更為如履薄冰，在民意沒有顯著降溫之前很可能先將立法擱置。

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必須罷課

遊 行是動員群眾對抗政府不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單靠遊行是不足夠的。我們應該讓學生及教職員討論並設定罷課一天的確實日子。如果有認真嚴謹的準備公眾宣傳 運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地區舉行會議，罷課將成為擊倒洗腦教育的關鍵鬥爭。學生需要建設自己的學生會，以組織起來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群眾性的學生會可以於罷 課及抗擊國民教育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教師、學校職員和學生罷課一天
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課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立即下臺
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
建設學生會組織，組織起來並為學生權利戰鬥。校方當局必須認受此組織，並給予等同教協等教員組織的資源和設施
踢走教育局官僚，由師生及學者代表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去討論及製定學校課程
徹底的教育民主化及社會化要徹底進行，需要組織基層民眾及工人階級的政黨去鬥爭

香港：九萬人上街反洗腦　要求撤回國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超過九萬人上街參與了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遠比主辦單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預期的一萬人多。遊行隊伍在下午三時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約五時隊尾才走出維園，人群到達終點金鐘新政府總部的集會時，仍久久未能看到隊尾。

參與今天遊行的人士為學生、家長、教師和普通市民，非常多家長帶同子女參與，讓子女上一課公民教育課。烈日當空下不乏孕婦參與，亦有推著嬰兒車的父母，聲言要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不同政黨及團體也參與了這場遊行，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民連線、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等政黨亦動員支持者參與。沿途示威者高喊「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洗腦教育」、「吳克儉下臺」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高舉「取消洗腦國民教育　團結師生罷課一天」的橫額，向群眾提出呼籲老師、學生及教職員罷課一天的訴求，得到過千市民聯署支持，包括家長、老師及學生也認為唯有通過罷課，才能迫令無視民意的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的課程。

在傍晚遊行龍尾即將抵達政府總部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同會見傳媒回應遊行人士訴求，重申會繼續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政府態度強硬，只靠遊行並不足以擊倒國民教育。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學民思潮及教協等學生及老師組織應該積極籌備罷課行動。距離開學尚有一個月時間，當務之急是於學校和地區設立學生會組織，民主討論罷課的確實日子和運動策略。

香港：群眾抗議反對洗腦教育

7月29日(星期日)龐大的遊行為香港新政府及其領導梁振英上任的首個月寫下災難的一頁。當天超過90,000人– 包括學生、家長、老師等– 擠擁在城市的中心，以反對政府的愛國教育課程。這一政策是中共專製當局企圖進一步加緊控製香港的又一嘗試，尤其是用以遏製青年人中日益升高的反政府的情緒。此計劃將於九月小學開學後以自願性質推行，並將延伸至中學，在2015年將定為必須課目。正如本次龐大遊行隊伍所展示的，群眾中廣泛存在對於被定性為親政權的「洗腦」課程的反對情緒。僅僅在遊行的數天前，主辦單位預計遊行人數只有10000人。

人群在遮擋烈日的雨傘下叫喊口號，並手持標語的紙牌：「不要思想控製」、「反對洗腦」，甚​​至有一張紙牌寫上「戈培爾正在香港復活！」。

「中國想香港下一代只知道國家有多好，而不知道壞的一面。」，一個9歲的遊行人士向美聯社說。 「國民教育就如毒奶粉，毒害下一代。」一名攜著蹣跚學步的小孩的家長向<南華早報>說。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去年一個調查指，7成教師反對國民教育課程。自此，反對情緒愈演愈烈，不僅是教師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中，周日的遊行就是例證。香港大學上周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只有12%的受訪者支持推行新的課程。此次遊行不但是遊行人數驚人，而參與者平均年齡之低亦是一新紀錄。

支持學校罷課

工國委(CWI)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罷課一天的訴求，以在遊行後延續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回響。我們是在遊行當天唯一一個提出罷課口號，並為此展開宣傳運動的組織。民眾在社義行動的攤位外列隊簽名支持罷課，雜誌「社會主義者」亦迅速賣光（賣出超過200份）。

政府推出的課程旨在宣揚經北京過濾過的中國近代史、否認政權的壓迫性、抹去一切關於八九屠殺民主運動分子的事實。如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樣，北京正加強利用民族主義去合理化自己的統治。一本新推出的教材<中國模式>派發到學校，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歌功頌德。該書宣稱專製製度造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所謂「穩定」。

星期天遊行的一位搞手提及該教材，說：「這本教材比中國內地的教科書更生硬惡劣。」

當中共獨裁的喉舌攻擊美國的「多黨製」(<中國模式>將之定為無效率)時，其真正討厭而針對的是例如遊行權利、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組成工會權利等。這些權利都是歷史上群眾鬥爭贏過來的，並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工人和受壓迫者與資本主義和剝削製度鬥爭。然而，美式製度反動落後的一面，例如華爾街對政局的操控、百萬富翁占議會人數的47%、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打壓、不民主的媒體壟斷，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反對的，卻又是符合中共獨裁所需。

政局危機

梁振英上任只有一個月，國民教育課程成為了對抗受人唾棄的政府的首要議題。 7月1日新特首上任當天，街頭上湧現400,000人要求梁振英下臺，遊行人數為九年來最高。梁振英3月份在小圈子選舉下得到富豪689票而「當選」，但今天有傳北京準備「B計劃」去取代梁振英。

梁振英已經面臨政治大量醜聞，包括發展局局長上任12天後被捕然後辭職，現正面臨貪汙起訴。梁振英於3月的假選舉踢走其對手後，促發資本權貴的分裂，削弱了其領導班子，亦限製了梁振英以增加公共開支去減低反對聲音的能力。對民主權利的渴求、驚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房屋危機交結在一起，形成相當大的群眾壓力。

不僅是反國民教育的鬥爭，顯然梁振英企圖重新推出鎮壓性的國安條例「廿三條」，以打擊香港的「抗議文化」。廿三條打擊示威權利，並取締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組織。今天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實質上是未來更大規模反廿三條的預演。

「這一反愛國教育的群眾運動反映對梁振英班子的不信任。」作家和評論員林和立說。一名遊行的長者告<英文虎報>說：「我害怕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會​​很快會侵蝕。」

政府面臨多方面的社會壓力，令保皇政黨對國民教育的立場搖擺不定。它們害怕，如果被公眾認定為親梁振英及其政策，9月份立法會選舉會失利。北京上星期向其傀儡政府示意，不要在選舉期間批評梁振英，為擊倒邪惡的國民教育的運動增加優勢。

設定罷課日子

但要成功擊倒梁振英及北京，鬥爭運動必須要升級，並將準備罷課定為問題的中心。單靠遊行很少機會能夠擊倒政府的政策，這些政策本身牽涉到相當程度的政治威望。如果梁振英剛上任不久就在此議題上作出退讓，將重挫其極力表現的「強人」形象。

整個統治建製明顯受到729的遊行數字和反對的暴風浪動搖，但政府過往曾經作短期的退讓和拖延詭計，以分化、誤導和擺脫群眾對抗。最近兩次政治製度的改動正是例如– 限製補選的惡法本年較早被強行通過，而不民主政製方案亦為小修小補下在2010年被通過。同樣，面對星期日的遊行，政府宣布成立委員會去「監督」新課程的推行。星期日遊行的搞手（包括迅速擁有5000名成員的學民思潮和教協）正確地拒絕參與這騙局。

學生、教師和家長的活動分子正在討論下一步行動，當中提出幾個策略，包括罷課行動和杯葛國民教育課。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杯葛可以是行動的一個補充，但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單靠杯葛是遠遠不及罷課有效的。

杯葛國民教育是如​​同一場「遊擊戰」，學校與學校、課堂與課堂之間沒有連系，而學生和老師的個體負上啟動抗議行動的責任。這個戰場會讓學校當局以紀律處分的方式施壓和要脅，孤立「搞事份子」，故此遠遠不及罷課行動有效率。罷課的行動性質可以團結最廣泛的專業教育人員、學生和家長作出集體行動。罷課同時一定要是積極行動，若果政府拒絕讓步，就以群眾遊行和集會去討論進一步的行動，而不是呆在家中休假。故此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罷課一天作為第一步，並於新開學期首幾天就該實行。

社會主義行動是在729遊行中唯一一個提出罷課訴求的組織，並獲得巨大回響。教協感受到家長和自己成員的巨大壓力，故此在7月30日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就考慮罷課。這是踏出正確的一步，但是不足夠的。明顯政府正在等待並希望在新學期開始時首先讓某些學校「自願」推行課程，然後削弱群眾反對。故此，需要由教師、教協會員、家長和​​學生活動分子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設定全港一天大罷課的日子，是極為重要的。學生和家長團體不應再等待教協了，應該燃起自己的討論、地區會議和活動，去建立對罷課的支持。

群眾性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學生在自己的學校建立活躍的支部，並連結至整個城市。現存的學生壓團體在現階段是較松散，大多數是在Facebook等的「虛擬」網路，而非具有民主架構的群眾性運動組織，而這在對抗像梁振英這樣如狼似虎的資本政客的鬥爭中是必須的。

罷課一天反對政府洗腦將會讓香港的資本建製感到恐懼，意味著運動重要的升級：從既龐大又重要的街頭抗議提高意識，升級至工作場所內的集體鬥爭（即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案） 。由於歷史原因這是在香港稀見的。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
•立即取消國民教育課程
•師生及相關團體全港罷課一天，反對國民教育！
•向教協領導層遞交申訴施壓，促使其啟動罷課行動！
•在所有學校建立學生民主委員會，準備罷課行動– 需要一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年青人發出有力的聲音！

香港：市民到教協請願要求立即啟動罷課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60名支持罷課的市民、教師（其中包括教協會員）、教職員、家長、大中學生及不同團體成員參與了「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到教協的請願行動，促請教協立即設定罷課確實日子。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亦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於起行前集會，「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目前有必要將反對國民教育的行動升級，並以推動罷課作為推倒國民教育課程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她又認為，從729遊行至今已從街頭收集到超過4600位市民支持罷課的簽名，足見師生及家長已有策動罷課的準備。但教協理事領導層迄今還沒有公開地表達一個清晰的立場，聲稱等待政府「若不撤回」才考慮啟動罷課。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表示，十分支持是次行動，認為教協應發動罷課，迫使梁振英政府完全徹回國民教育科。另外，參與遊行的中學生Nate表示，反國民教育的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這將連系到未來反對廿三條的抗爭。家長Mandy及Andrew也各自分享為人父母的感受，認為政府無視大部份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罷課是現時的唯一出路。

隊伍於八時半起行，從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教協位於山東街的總部。社會主義行動高舉「教協領導站出來立即組織罷課！」的橫額，與群眾高呼「教協教怯不要妥協！」、「支持全港大罷課」、「罷課抗洗腦教育！」口號。遊行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更有路過的市民表示支持而馬上加入到遊行隊伍中。

遊行隊伍到達教協總部後，「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與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及代表會面，再次朗讀聲明，遞上請願信以及4600個支持罷課的市民簽名，要求教協作為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必須擺出領導姿態，組織罷課及決定罷課的實際日子。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在回應媒體發問時卻表示，正等待政府今個月內的回覆才會再考慮進一步的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政府現時正采用拖延的手段應付群眾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直至九月份開學，政府必定先讓親中共學校先「自願」推行國民教育後，米已成炊再向其他學校施壓，展開洗腦工程。我們認為，要真正擊倒國民教育，唯有將抗爭升級，以罷課作為打倒洗腦教育的武器，迫使政府真正徹回國民教育科！

香港：九月九日票投社民連！製裁梁振英，製裁腐敗的建製保皇黨政客！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下揭開序幕。 <!-​​-more–>六四燭光晚會維園人頭湧湧、六月十日為李旺陽慘死擠擁中聯辦、七一40萬人上街爭民主、七月廿九日9萬人遊行反洗腦，以上事件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在向當今建製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行動正組織選舉工程，支持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由於社義行動乃相對新生之勢力，難以負擔立法會選舉高昂成本，故此本屆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但我們現在與去年參與區議會選舉一樣，目的並非只為了贏取選票，更是為了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建立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並要招募新的活躍分子加入。故此，我們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線，作為是次選舉中最激進的一個選擇，而其選情的報捷將為未來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礎。但是，我們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讓大眾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進而呼籲工人及青年加入社會主義行動而投入鬥爭，借以創造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危機中的政府

資本建製日趨貪汙而爆發醜聞、「民主進程」不進反退、各亞洲經濟體系中最嚴重之貧富懸殊，皆令香港愈來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獨裁政府以最可笑的偽選舉強行委派梁振英為特首，只在激發群眾不滿的怒火。

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並沒有享受過新政府應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個星期內已有三名局長爆發醜聞，陷入即時性的危機。上任首日40萬人遊行要求梁振英下臺，被大部分時事評論員將形容是個「壞開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爺後來重新將落敗候選人唐英年視為更穩陣的特首，可謂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南華早報》(2012年7月21日)報導，有傳北京謀略家流傳一個「計劃B」去替換梁振英，正如2005年時董建華「腳痛」下臺。由於替換梁振英會令中央政權的面子受重挫，故此這似乎不會於目前發生，但我們不能排除未來事態會這樣發展。中國局勢日趨不穩，中共獨裁需要穩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對此力有不及。

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政府內部人士都認為新政府是一個「大爆煲」。梁振英不僅面臨公眾對國民教育的激烈反彈，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鮮恥的騙子作為政府高官，促發民眾更大忿怒。現在政府高官就如奧運比賽一樣，競逐「辭職下臺」的金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臺，並因涉嫌詐騙房屋津貼被捕。他的繼任人陳茂波隨即被卷入經營劏房的醜聞。陳茂波企圖掩蓋事實也在數天內被揭穿。陳茂波的位子現正搖搖欲墜，新政府可謂完全失敗。

住屋危機

由於這些危機都涉及了地產界，因而令人民對此更為憤怒。這個行業由富豪和投機者前行著獨裁統治，令受害者已不止於工人階級，甚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也深受其害。香港樓價在過去三年中飆升了80%，高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2年4月28日發表的季度房屋價格指數發現，香港物業價格高出「公允價值」58%，使得它作為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公屋輪候名單上有18,9500戶，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冊上的這個數字低估了住房危機的真實程度，因為至少有10萬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衛生或臨時性的住宿。同時，根據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單位，主要用於金融投機炒賣。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一個獨立的部門調查和沒收這些空置單位－只要發現其交易中存在投機炒賣行為的證據。我們還緊急呼籲計劃每年興建五萬套公屋單位，但這必須在民主的公共控製下將地產公司和銀行公營化，只有這樣才能打敗敲骨吸髓的富豪。

梁振英一直試圖贏得一些民眾的支持與承諾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與大亨李嘉誠發生沖突，因為李嘉誠反對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在富豪的壓力下中止的居屋計劃。梁顯然感謝李嘉誠暴殮的財富和貪婪，讓他能簡單地製定一個政治目標，試圖贏得一些輿論支持「復建居屋」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關註這場虛張聲勢的戰爭背後的實際的事實，梁振英的住屋計劃其實沒有多「大膽」。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居屋重啟計劃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會對地產市場有影響，而在此之後，建屋計劃將被限製於極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個單位。對於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復建與否根本分別不大，因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額的補貼，而非租金補貼。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計劃的門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應量－而這部分梁振英卻蕭規曹隨，與之前的政府沒有多大差別。

貧富差距

住屋的危機與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密切相關。最貧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政府最近人口普查報告承認，現在貧富懸殊是1971年有記錄以來最惡劣的。同時，工人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的工人，從1997年的44萬人上升到62萬人。這主要是由於雇傭合約員工的爆炸性增長，極大地取代了永久性員工。
梁振英已采取一些小措施，如高齡津貼增加一倍至每月港幣2,200元，成本約每年52億港元，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累積盈余超過6000億港元！他的政府正準備以灑一點「糖」來掩蓋有毒的反民主的政策。但令人驚奇的是，考慮到政府支持率幾成赤字，而當前又處於立法會選舉期間，——政府提出的新的支出竟然少得如此可憐！

誰在阻撓民主？

這些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問題與香港民主鬥爭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製度－首先在英國、當下則在中國控製下－通過政策的延誤，謊言和拖延來阻礙引入「正常」的議會製度。

據其擁護者所說，資本主義與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在仔細觀察下，我們在這裏看到一個明顯的矛盾。腐敗醜聞表明，不僅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們也反對擴大民主權利。許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領導人，誤以為​​中國當局是唯一反對真正普選製度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製政權，中共的反對民主權利是明確的– 但它不是獨自在此。如李嘉誠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如人大，政協等），他們同時也是23條立法和其他限製民主權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沈浸在反民主的情緒中，擔心如果人民群眾加強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則會導致「福利主義」和他們夢幻般的特權遭到侵犯。

回顧歷史，當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爭取民主權利的擴展是作為反封建主義和專製君主製的革命鬥爭一部分－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動員更廣泛的鬥爭人數。今天，革命鬥爭，也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唯一途徑。

但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亞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後開發國家或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種鬥爭懷著恐懼與矛盾。面對鎮壓勞動群眾，壓擠工資和增加工作時數的必要，他們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臘－反民主的銀行和如歐盟等國際資本主義機構扶持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過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這就解釋了香港資本家的利益與中共獨裁是互相掛勾的－同樣的都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恐懼。因此，僅僅只與其中一方戰鬥是不可能的。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泛民主派，並聲稱它是最有利於民主自由的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可恥的「溫和」泛民尋求與獨裁政權進行腐敗的妥協，顯示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破產。

「超級議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會選舉新增了五個所謂的「超級議席」五個－對應五個地方選區的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別。對這一創新來推銷「一人兩票」（一票為地方選區和「超級」功能組別之一）的想法持懷疑態度的市民絕大多數贊成徹底廢除功能界別。

五個「超級議席」只是一個裝飾，民主黨可恥的應上屆政府懇求同流合汙，掩蓋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組別的性質。這些特權與親當局力量的堡壘被設計用來「淩駕」於群眾選舉結果之上，並保證當局可以控製立法會。 「超級議席」沒有改變這一點。其余30個功能組別，由低於香港2.5％人口的少數人​​決定。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這些議席中有14個候選人沒有競選對手而自動當選－他們的資格得到銀行家和地產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們的利益，並抗衡受民眾的壓力影響的另外半個立法會。

最後一次的小圈子選舉行政長官，令人誤以為北京允許一場民主競爭進步的錯覺（本是操縱手法，但事與願違，兩個建製派的候選人卷入一場「內戰」）。同樣的設想，「超級議席」選舉將產生很多的「民主」的錯覺，卻同時保持目前的不民主製度的主要核心。在現實中，沒有規定「超級議席」參選人必須是區議員－真正能代表一個挑戰或替代現行製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長官選舉失控，「超級議席」選舉也可以令親北京陣營事與願違。目前，親建製的候選人被迫疏遠過於梁振英和其不受歡迎的政策，如學校洗腦計劃。這導致了北京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王光亞前所未有的幹預，在7月訪問深圳告訴親政府的政黨，「不要依靠攻擊政府在選舉中政治上得分」。

這些分歧並不反映任何真正的親政府陣營核心部份的轉變，而只是為選舉而作出機會主義的變化。只不過，這種情況下政府創造了新的困難和矛盾，強化了危機氣氛，並可能導致如學校課程計劃等關鍵政策擱淺，尤其是如果教協和其他抗議團體能充分利用危機升級的機會，通過罷課行動的鬥爭建立鬥爭的基礎。另一個建製陣營分裂的標誌是，梁振英的頭號支持者與選舉顧問劉夢熊催促梁振英推遲國民教育科計劃，劉夢熊也是全國政協委員。

二十三條

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可以說是未來更為艱巨的反二十三條鬥爭的「預演」。自1989年以來首次的一天總罷課將會嚴重動搖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發動的話。這會讓反二十三條運動獲得寶貴的經驗，顯示群眾抗爭需要何種形式。現在證明了單靠遊行示威已經不足夠。當然遊行示威會對提升群眾意識其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惡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動。

二十三條通過之後將會在香港引入中國大陸獨裁政府的打壓手段。警察會獲得大量的權力來禁止「搞事」的遊行，而對中共獨裁的公開批評將會受到打壓甚至監禁。與一些外地「不受歡迎的」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系將會被禁止，以阻隔國際上的支援和聲援。但是擁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義）目的的大財團、金融機構或其他資本家的打手當然不會被限製。就算沒有二十三條的今天，香港記者協會指出87%的記者認為今天的新聞自由比2005年還要差。

二十三條明顯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務的核心。因此，反對此惡法通過的抗爭需要立即開始，而需要在接下來的立會選舉作為主要的議題。 「溫和派」的泛民已經表明他們不能在民主的議題上作出有力的抗​​爭。推倒二十三條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歷史性的50萬人遊行是在泛民領導們的悲觀與消極態度中發起的。當年爆炸性的動員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於當時的實際局勢，包括經濟衰退、房價崩潰以及對董建華政府的不滿。

我們不能夠期待同樣的因素會在今天重復，所以任何現實的反二十三條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遊行示威以外的手段。與更廣泛的反專製鬥爭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要在廣大工人群眾、工作場所以及社區當中建立起群眾運動，發起不同的杯葛運動、占領甚至使用（極為重要的）罷工武器。反對二十三條而發動的一天總罷工將會是群眾展示巨大力量的機會。這不單會讓本地的資產階級精英感到害怕，甚至會影響到中共獨裁，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內地的遭受超剝削的工人階級會模仿反抗。

鬥爭的策略

作為反二十三條的策略之一，社民連承諾其立法會議員會隨時準備好辭職來迫使全港性的補選，就像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那樣。這個策略需要作為更廣泛反對惡法的群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來考量，而同時還要考慮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實采取這個策略。後來組成社會主義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在2010年的補選運動中積極參與。

社民連的領導們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義，並反映出態度上的巨大變化。跟我們組織不同，許多人－包括一些社民連成員－對於2010年「變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喪。而我們認為，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這些錯誤的「悲觀」結論間接導致後來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相對來說，社會主義行動強調50萬反政府的選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並可發展起來。

社民連提出的總辭以及反二十三條的新「公投」反映出社會情緒的改變。街頭示威的增加趨勢和對於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以及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在立法會拉布戰的巨大支持（反對替補機製）都反映出這點。拉布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大部分的「溫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眾意見下被迫改變初衷並支持「激進派」的行動。

人民力量在近月來在示威遊行中的動員也更為成功。其得到許多痛恨建製派和偽民主派民主黨的基層青年和民眾的支持，並且提出了與社民連咩有多大差別的選舉綱領。但是，盡管有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其並不是由成員們民主地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幾個出位的領導所壟斷。加上其隱藏的與「泛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並沒有公開的顯示出來）的連系，都局限了人民力量無法被推進成激進左翼，或是成為群眾運動的承載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黨

這些例子都顯示立法會的議席－用來做為動員群眾的平臺－可以是鬥爭的重要力量。這尤其是在當一個工人政黨透過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贏得議席。社會主義行動從來不像其他左翼或無政府主義人士那樣采取​​一個僵化的反議會立場，我們明白利用選舉的議席來提升意識和發動鬥爭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在2010年的運動中指出，選票數字（也包括補選公投）並不是一切成敗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議會」外動員和組織的成功還更為重要。

議會和選舉策略有時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透過其獨立組織的角色，以至發動罷工的武器。當香港現時的工人組織由於歷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國的更是如此），未來的鬥爭將會是「後追」的機會，​​到時候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政黨－將會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為此準備並推動著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帶領的工人群眾政黨的建立。我們所謂的工人群眾政黨跟香港職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黨完全不同。這個新的政黨是建基於英國「新工黨」的模型，該黨已經清楚地跟工人階級劃清界線。放棄了參與和領導鬥爭，新工黨不斷跟「激進示威者」割席，因此我們認為其只會是一些中間偏左政客們的平臺，而不是工人階級運動真正的承載工具。

在這次選舉中我們呼籲支持社民連，一個對政府和保皇黨派最激進的挑戰代表。社民連提出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反對私有化並為民主權利而鬥爭－一些社會主義者也爭取的政策。不過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強調需要與資本主義完全切割，而這些政策本身並不足夠。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著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提出將壟斷香港的銀行及大財團收歸公共民主的控製底下。我們一方面積極地與社民連的成員在不同運動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個擁有活躍群眾成員的工人政黨，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獨裁者並改變社會。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呼籲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連的同時，我們也不會就此止步。加入實現社會主義替代的鬥爭－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大規模抗議運動反對洗腦教學計劃

大規模運動迅速發展，其領導人們卻突然叫停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 香港支持者）評論：
很少有政府能像香港特首梁振英這樣在就任沒過多久的時間內就把這麽多憤怒的人推上街頭。梁振英在上臺後11周裏片刻不寧，在7月1日就任第一天就有40萬人遊行抗議他出任特首，7月29日9萬人遊行反對他的愛國主義教育科目，在開學後添馬艦政府大樓被包圍9天，人數最多時達到12萬。民調顯示77%的人反對新的教育項目煽動民族主義和為中共這個所謂的「共產黨」專政的角色唱贊歌。

可惜，在沒有任何民主討論之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反國教大聯盟領導人突然通過媒體宣布結束占領。這一轉折在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前一天晚上（9月9日星期日）宣布，當時梁振英剛剛宣布取消強製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期限。由工國委同誌發起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學生運動在占領政總中積極活動和成長。 「全港大罷課」在一份新聞稿中稱：「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

解散占領政總的決定，沒有讓「反洗腦運動」、憤怒的青年、教師和其他參與者感到滿意。在9月11日，大學進行的半天罷課得到了正面的響應。八千人參加了抗議集會，這是香港大學生在1989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行動。下面的文章是一個訪港的工國委同誌所寫的關於上周群眾動員的目擊報告。此後是鄧美晶代表「全港大罷課行動」所寫的關於批評解散占領政總決定的聲明。

在香港的目擊：反洗腦抗爭和占領政總行動

訪港工國委同誌

在過去一周，「占領政總」運動在香港迅速發展，對親北京「強人」梁振英而言是個巨大的挑戰。那是反對實施「國民教育」運動的一部分。這一計劃通過在所有香港學校教授一系列民族主義課程為中共唱贊歌。
面對持續的占領和連日的抗議，梁振英政府被迫在星期六（9月8日）晚上作出部分讓步，宣布取消學校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死限。當晚在添馬艦廣場聚集的10萬人，對運動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激動，並感到能夠令政府作出更大的讓步。

在星期天淩晨，運動的領導層突然宣布占領結束。 24小時後，政府總部外的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前一晚勝利之時還高高懸掛的橫幅被棄之如敝屣。這一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反洗腦群眾運動

親政府的教育計劃最初由上屆政府所推動。新特首梁振英宣布他將落實這一計劃，盡管抗議聲不斷，並迅速引發了民憤和抗議的浪潮（參見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850/）。 9萬多人在7月29日上街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其中並呼應中學罷課迫使政府取消該計劃。

在接下來的幾周，社會主義行動幫助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得到中學生和大學生以及其他當地支持者參與。他們每周設立街站，邀請人們簽名呼籲罷課。市民對此積極回應，多達數千人簽名支持。在8月13日他們組織了60多名抗議者到教協（香港80%的教師參加的教師工會）辦公室請願。反國教聯盟組織了添馬艦占領行動，當中的的核心成員有與民主黨關系密切的溫和派教協領導層，而教協在罷課問題上立場消極。

局勢在9月1日發生了改變，當時大聯盟發起的在立法會大樓外的抗議。超過一萬人冒著大雨參加，並在立法會外留守到晚上10點以後。 「全港大罷課」行動派發了數千張傳單，我們的口號得到積極響應。

由於把握了群眾愈加強烈的罷課情緒，我們運動的影響力得以提升。當臺上一名發言者說她不知道還能做什麽來阻止洗腦計劃時，她的講話被數百名學生高呼「罷課！」的口號打斷。

這一運動的迅速激進化迫使大聯盟的領導層在9月3日星期一發起另一場示威。這是大多數中學開學第一天，超過一萬人參與示威。這一抗議和占領運動被稱為「占領添馬艦」，因為立法會大樓周圍區域被稱為添馬艦。

示威連日進行，運動發展勢頭迅速。專上學聯呼籲大學生在之後一周的9月11日進行罷課。一個學校的學生送來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那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象征之一。我們的同誌和「全港大罷課」運動每晚派發數千張傳單，到周末已經派發了超過三萬張。在星期五，超過12萬人聚集在添馬艦。運動的發展勢頭及其能夠取得的成果看起來不可限量。

在「占領添馬艦」運動中的爭論和分歧

但是運動並不盡如人意。在周一示威之後，全港大罷課開始遇到了來自示威的組織者的刁難。其中包括一個名叫「學民思潮」的中學生運動團體，他們被廣泛視為該運動的推動者。盡管他們稱不反對罷課，但實際上卻並不支援罷課，相反他們呼籲其他更加模糊的鬥爭形式如「公民抗命」。

在添馬艦，學民思潮的糾察向「全港大罷課」成員施壓，要求其收起呼籲罷課的街站。其中一些人聲稱全港大罷課嘗試偽裝成學民思潮以得到支持和簽名。因此我們的同誌製作了數張「我們不是學民思潮—支持全港罷課運動」的告示牌。

學民思潮擁有大約400名成員，其臉書得到160,000個「贊」。盡管作為一個新力量—其發言人只有15歲，他們作為反抗梁振英政府的象征而得到廣泛支援。但是他們看起來沒有任何民主架構得以讓中學生能夠影響其策略和提出要求。同樣大聯盟組織示威的方式也沒有任何民主的成分。這場示威由於藝術和音樂演出變得越來越非政治化，這與示威者越來越政治化的情緒南轅北轍。

「全港大罷課」運動曾要求成為大聯盟的一部分，並和其他團體一起組織示威，但是他們充耳不聞。當學民思潮的成員得知這一要求時，他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加入聯盟的方式。」事實上，運動領導層和所有綱領都來自一個和教協及其他NGO聯系緊密的非選舉產生的圈子。從這個圈子他們能夠得到示威的技術設備（音響、急救帳篷以及資金）。

在上周中期，全港大罷課運動在政總外的街站受到一個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攻擊，並且在臉書和報紙上受到攻擊。他們宣稱我們偽裝成學民思潮，嘗試「騎劫」這場運動。我們的運動受到的另一個批評是在我們的簽名單上收集捐款和電郵地址。之所以出現這些攻擊是由於全港大罷課越來越能有效地提出其要求，而這不合希望防止運動激進化的人的口味。

這些攻擊在星期三達到了頂點，一個人民力量的女性支持者煽動周圍一群老人攻擊了全港大罷課的街站。

一天之內兩個轉折點

盡管有這些內部矛盾，​​占領政總運動在周末時充滿了動力。全港大罷課在9月8日召開了其成立以來最大的組織會議。在會議之後的新聞發布會得到了許多電視和報紙的報道。會議決定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在九月底組織中學生罷課。就在會議結束之際，訊息傳來：梁振英讓步了。

但是這只是部分讓步，國民教育政策仍然能夠在學校「自願」的基礎上實施。這意味著被親中共勢力控製的學校會首先實施國民教育，然而再向其他學校施壓。當晚我們來到占領政總現場，人群感到自身力量，充滿了喜悅的情緒。超過十萬人聚集在一起慶祝。數千張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被派發，看起來9月11日的大學生罷課參與人數會超過之前預期。這場運動勝利的可能性大增—不僅擊敗洗腦計劃而且更可能給命懸一線的梁振英政府予以致命一擊。

在集會之後，大多數人回家，占領者開始過夜。突然，在淩晨兩點左右，添馬艦群眾抗議被宣布中止。所有帳篷都應該在第二天星期日拆除。

星期天晚上，政總外的廣場已經空空蕩蕩，只有一些家庭攜帶小孩途經廣場。但是像前一天晚上大規模抗議的痕跡已經消失了。

一個由30到40人組成的團體嘗試繼續占領。一個青年教師說他不知道結束占領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他認為不應該叫停占領，而有必要繼續鬥爭直到徹底消滅國民教育。

反國教大聯盟領導層似乎不受群眾組織民主控製，而抗議規模發展愈大和愈趨1激進化，使領導層越來越不安。他們也承認他們對梁振英的讓步「不夠滿意」，但是仍然在沒有提供任何另外繼續鬥爭方式的情況下中止了占領。

大聯盟的領導層堅決反對發起罷課的立場越來越清晰，他們害怕連日的抗議集會成為罷課運動的跳板。工國委同誌和全港大罷課行動正是罷課行動的積極呼籲者。幸運 的是，運動沒有被解散。大學生在9月11日進行的半天罷課是20年來最大規模的。梁振英註定只能在添馬艦抗議被解散後茍延殘喘於一時。在未來數周，鬥爭將繼續進行，程度將上升到更高，並有可能實現全港學校大罷課。

為什麽解散占領政府總部行動是一個嚴重錯誤？
鄧美晶，全港大罷課行動，9月10日

9月9日，十萬市民占領政府總部，是7月29日以來第三大的示威抗議。淩晨1時半，在大多數人都已回家之後，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行動。這是由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作出的決定，「全港大罷課行動」一不認同解散的時機，二不認同作出決定的方法。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甚至要為自己的存亡而寢食不安。如果占領運動能夠繼續，哪怕只是一兩天，政府很有可能會無條件地徹底取消國民教育。現在我們必須認清，一次歷史性的機遇被不幸地浪費掉，必須重建運動，重新組織並繼續前進。 「全港大罷課行動」相信，當務之急是汲取運動中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達到了其目標嗎？

即使連反國教大聯盟的發言人在取消行動的時候也承認，鬥爭還沒有取得勝利。梁振英取消三年展開期，作出些微的讓步，但當局依然能夠暗中地在逐間學校強推國民教育。在解散運動之後，大聯盟領導稱，擔心政府繼續向學校派發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在匆忙結束運動之前，原來「魔鬼細節」尚未得以解決。大聯盟的團體（學民思潮、教協、家長關註組和教會組織）曾誓言堅持抗爭，直到完全撤回國民教育。占領政總行動只持續了一周，仍然處於發展中的階段。但是，大會突然中止「現階段」的抗爭，而事前並沒有進行充分和公開的討論。此舉中斷了運動原本強大的氣勢，今後要重新動員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實為困難－群眾運動不是任你隨意開關的按鈕！

不少參與者希望這不是運動的終結，「全港大罷課行動」當然不會就此退縮，會繼續推進罷課的宣傳活動。但是，我們亦同樣要面對一現實：原本在上周仍然一鼓作氣的占領行動在不恰當的時間、以不恰當的手法「被解散」，今後抗爭將陷入復雜難料的境地。

占領運動是什麽類型的運動，為什麽被提前中止？

國民教育是占領政總行動的導火線，但整場運動的議題不只涉及洗腦課程。連日的大型群眾示威可以媲美阿拉伯之春和美國占領運動，規模遠遠超越了大聯盟的預期。運動發展之際，開始超越其最初目標，演變成一場廣泛地反梁振英不民主政權、反中共一黨專政的抗爭。 「梁振英下臺」口號響徹政總廣場，反映群眾的憤怒。可是，大聯盟的領導層希望把抗爭議題限製在國民教育上，防止運動「過於政治化」。首先，次要的音樂表演占用愈來愈多的時間，而大聯盟更將被搬至政總外的民主女神像搬走。大聯盟憂心忡忡，避免群眾將反國教運動和八九六四直接比較，故此占領行動在一周內不斷被「去政治化」。大聯盟的領導層害怕運動染上激進的政治色彩，會令自己失去其控製。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義工被大聯盟的義工騷擾，阻止我們派發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我們捍衛我們參與的民主權利，並得到場內參與者的支持，收集了過萬個呼籲罷課的簽名。

「全港大罷課行動」有權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簽名、募集捐款和派發傳單）參與運動。我們不只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捍衛所有參與團體的民主權利。群眾運動不能被單一的立場操控（這正是我們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原因），必須包容異見，在抗爭路途上讓所有團體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聲音。大聯盟意圖在運動中推行由上而下的控製，並避免「政治」和「激進」的做法。這正是他們如此突然決定取消占領行動背後的重要因素。

怎樣的決定應該被采納？

在9月9日淩晨，在10萬多人抗議後，大聯盟的代表宣布結束連日的占領行動。任何參與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權利詢問：這決定是如何作出的？為什麽沒有訴諸更廣泛的討論和咨詢？不管大聯盟分子如何努力進行組織，一個數十萬人參與的運動不是屬於任何組織的「私產」。一個民主的領導層有責任保障所有重大決定（特別是取消運動的決定）是建立於參與者廣泛討論和理解之上的。但是9月9日大聯盟並沒有這樣做。當宣布決定的時候，數千青年​​仍然在添馬艦，非常多的人高喊口號，希望繼續留守，但是大會無視他們的訴求。據我們所知，連學民思潮的大多數基本成員亦沒有被咨詢過。

大聯盟領導以「小圈子」的方式運作，使其有了利用媒體終止運動的專權。大聯盟向媒體宣稱參與者「疲勞了」，但現場不乏新人願意成為義工。如果大會有民主的架構和組織，就能夠更易讓更多的人參與抗爭的日常運作。相反，在政府一方威逼和詭計的影響下，若果沒有民主的決策和參與，不管任何主辦團體如何努力和真誠，都可能誤判群眾的情緒而作出策略上的嚴重錯誤。通過在各組織級別選舉委員會，使群眾抗爭民主化，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運動成功的關鍵！

反洗腦運動不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進行嗎？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繼續積極推動運動，直至取得全面勝利。但是，我們也必須歸於現實，從9月9日的事件汲取經驗與教訓，明白占領行動以粗暴的方式突如其來「被取消」，令下一階段的鬥爭更為艱難。如果占領政總的集會能得以繼續的話，那麽學聯9月11日的罷課行動會更有效。再者，同時采取幾種不同形式抗爭並無矛盾，占領行動和罷課是可以同時進行，相輔相成。有誰說過一場運動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如果能在所有的學校和社區建立起民主委員會和民主組織，而不是將決定權留給少數的「領導層」，運動的能量將會無限，群眾即興發揮的創新行動亦會層出不窮。

如何應對關於罷課的問題？

「全港大罷課行動」自七月以來一直倡議，發動學校罷課是反洗腦運動贏得勝利最有效的方法。罷課直接提出了工作場所和學校的權力問題，代表對國民教育政策更直接的挑戰。反國教大聯盟的領導人曾經公開反對我們罷課的建議，認為「這過於激進」，而其他人（包括學民思潮的一些成員）表示仍未就罷課「進行討論」。所以， 與其說反國教大聯盟是在領導反洗腦運動，不如說他已經落後於運動的形勢。現場大量無組織的青年已經表現出更激進的念頭，而反國教大聯盟則試圖壓製運動的前進發展。
因此，反國教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後，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的抗爭方法或策略，例如罷課。抗爭運動放下了一件武器，而沒有拿起另一件武器，如今它已是赤手空拳！

本來在10萬多人聚集政總時，反國教大聯盟可​​以宣布罷課一天的具體日期。這不但確保大多數人參與罷課，而且梁振英正處於巨大壓力，僅僅宣布罷課就可能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讓步。但與之相反，大聯盟的領導人似乎在說，群眾應該回家等待他們決定下一步怎麽做。這並不是群眾運動取得勝利的方法。

關於疲勞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指主辦單位已經非常疲倦，為9月9日結束行動自圓其說。這個解釋令人震驚，占領行動只持續至第七天！舉世共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紐約的第一場密集占領活動持續了兩個月以上，而且他們並不是自願離開的，是被警方強行驅離的。

一小群核心組織者的疲勞是否能成為，不僅他們停止活動，而且也停止動員群眾集會的合適理由呢？這似乎是個借口。即使沒有添馬艦的帳篷營地，主辦單位仍然可以呼籲群眾繼續每日的集會。營地並不是必要的，動員群眾才是關鍵。 1989年，東歐斯大林主義一黨專製的政權垮臺時，並沒有「占領」運動，只有一浪接一浪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和一些國家的罷工。再者，如果主辦單位因疲勞而減低了活動能力，則應該面向其他組織和更廣泛的群眾。反國教大聯盟動員這場運動的一個主要弱點是他們將相對一小群「內部人士」當作主角，而群眾只被看作是臨時演員。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想法偏偏相反。整個運動本身才是關鍵，而臺前表演則是其次。

當群眾運動被取消時，事實上仍在發展。部分學民思潮的支持者指因為9月8日（周六）「只有」10萬參與占領，而在前一晚則有12萬人，故此運動正陷入低潮的證據。這根本不是證據！任何一場運動都不能以數學方式精確預測其發展，而一定是有周期性的高低起伏。特別是如果反國教大聯盟能夠以學聯9月11日罷課為例，呼籲中小學生罷課一天，那麽運動就會變得更戰鬥性，可以繼續擴大。

關於絕食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的另一個類似說法是，取消占領是因為絕食者的健康問題。但是絕食明明可以取消，並同時與占領繼續進行的。絕食帶來的健康風險本身就是一種抗議，而政總的絕食者每人輪流絕食數天，本身也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活動。真正的絕食（禁食直至死亡）是一種極端的鬥爭方法，需要非常謹慎行事。參與者非常感謝政總外的絕食者所作出的犧牲，但為了讓運動繼續發展，我們不能只依賴於這種方式。

我們應該汲取什麽教訓？

在一場群眾抗爭中，單靠努力、熱情和善意是遠遠不夠的，戰術、理解群眾運動以及民主負責的領導層也是必不可少。在啟動「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時候，我們都認真地汲取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群眾抗爭、以及中國八九六四的教訓。在所有這些運動中都有著一些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沒有運動的發展是直線性的，其中必有高潮和低落。 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在某些日子裏解放廣場的示威者下降到只有幾百人，但人數在之後又回到新高點，而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亦如是。群眾不可能成為「專業示威者」，他們都有家庭、工作或學業需要兼顧。特別是當他們感受到運動有明確的目標與策略，他們就會來參與示威，而不是日復一日，一味重復同樣的事情。最關鍵的是負責的領導層，其應該是由群眾通過選舉產生的委員會組成，在需要的時候提出戰術上必要的創新和發揮，從而提升鬥爭的層次。

在當初的北京和埃及也是如此，工人們提出了罷工的問題（包括總罷工）。因為學生領袖反對總罷工，在北京當時已為時已晚。當群眾開始疲勞之時，當局就將運動鎮壓了。在2011年2月，埃及眾多工廠罷工，是推翻獨裁者穆巴拉克的決定性因素。為了能建設一場成功的群眾運動，不僅挫敗國民教育，而且打敗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我們必須從重要的鬥爭中學習經驗與教訓，了解其長處和失誤。

香港立法會選舉簡報

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結束。盡管建製派政客傾盡龐大資源成功配票下，在直選拿下17席，民建聯和工聯會分別增加3席和2席。另一方面，但是選舉在一片反梁振英和反國民教育的高漲情緒作為背景，結果的反映出香港政局出現兩極化的現象，激進派的議席由過去的3席增加至4席，未來將令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進入更嚴重的管治危機。

五區公投深遠　影響激進派選舉大幅上漲

是次選舉激進民主派勢力急升，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得票總和比上屆上升七成，共得約26萬票（社民連得票約8萬7千票，而人民力量獲得超過17萬票），增長十分驚人，足見民眾對激進反政府路線日漸認同。人民力量取得三席（新界東陳誌全、九龍西黃毓民、新界西陳偉業），社民連則有新界東的梁國雄（長毛）當選連任。而同樣參與五區公投的公民黨亦獲得26萬選票，透過直選得5席。假如將人民力量、社民連與公民黨的得票加起來的話，合共約52萬票，恰恰是2010年五區公投時的票數，可見五區公投運動成功鞏固支持普選民主的群眾支持，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一幕。

民主黨民協萎縮　妥協派路線破產

整體泛民主派的得票卻未如期理想，總得票只有101.9萬（約55%），打破了傳統泛民主派比建製派的「六四黃金比例」，原因主要是溫和民主派（民主黨及民協）流失大量選民的支持。民主黨總得票為24萬7千票，直選僅獲4個議席，並只能依靠由臺底交易換來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來維持泛民的最大黨派。同樣反對五區公投的民協，也是靠超級區議會議席來免於「亡黨」的命運。民主黨與民協同樣是提倡與中央密室談判，而其於2010年支持並通過的宣稱帶有「民主進步性質」的政改方案的荒誕，在今年3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的大龍鳳中表露無遺，足見妥協派路線的破產。民主黨是次選舉中得票比公民黨，或激進派總和還要低，反映出群眾經已看穿傳統泛民右翼政黨支持政改、民主進程毫無建樹的本質，而轉向支持激進派。

超級區議會廢票

本年新增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的五個議席，由區議員擁有參選權、提名權，並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議席。這是2010年的不民主政改方案下通過的​​，用以優惠坐擁較多區議會議席的妥協民主派和建製派。

超級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獲得三席（民主黨塗謹申及何俊仁、民協馮檢基），建製派則取兩席（工聯會陳婉嫻、民建聯李惠瓊）。值得註意的是，超級區議會的白票和廢票高達八萬票，可見選民對偽政方案新增的非直選議席的不信任。更多的群眾已經意識到，超級區議會只不過是傳統泛民右翼政黨與中央的一場政治交易，而非是走向撤銷正個功能組別邁向普選的真正道路。

新晉議員、意識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選舉中出了傳統的勢力贏得議席，亦見泛民中有新晉的議員成功進入立法會，當中包括工黨的張超雄與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這些新勢力的崛起，反映出在經濟環境陷入危機下，群眾對傳統泛民的失望，以及對尋找真正代表基層利益的焦慮。必須要指出的新晉議員都並不具備清晰的政治意識，並利​​用不同的民粹政治，來填補群眾間缺乏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之真空。

香港工黨並不是一個真正建基於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沒有清晰的左翼綱領來達至工人民主，亦沒有嘗試在工人間組織群眾黨員。頂多而言，工黨只不過是以數個立法會議員為核心，並加上不同小型民間團體組合而成的合作聯盟，亦似乎沒有準備切實參與群眾抗爭，沖擊現存的財團壟斷的製度。加上工黨成立初期經已表明不會參與「激進」抗爭，可見其並不能夠在未來為建立反抗不民主製度和資本主義剝削中的抗爭運動。

另一個受人矚目的新晉議員為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表面上，新民主同盟為一些不滿民主黨支持前年政改方案的前民主黨二線黨員組成，走於激進民主派與妥協民主派中間的路線。不過其政治路線始終離不開右翼，在是次選舉中更利用民粹種族主義為政綱，當中「反對香港赤化」的模糊口號，除了反映出民眾恐懼中共而渴求民主的進步元素，更多反映的是反內地人的排外民粹。範國威的選舉工程不離開「香港人優先」的民粹口號，以雙非孕婦、「捍衛正體字」等煽動反內地群眾的民粹種族主義。這是一個危險的現象，不但將群眾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下不滿的矛頭從資本家轉移至內地基層群眾與新移民身上，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正中此產階級的下懷；更會為本土大香港主義提共發展的土壤，甚至未來會發展成極右排外的專製主義。

需要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

是次選舉中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參選，以挑戰主流的資產階級政客。在中共進一步鉗製香港政治，而未來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是次選舉已經反映出群眾正被激進化，但群眾現時缺乏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因此正焦慮地尋找出路的大眾部分亦出現走向排外民粹的端兒。在未來資本主義危機的惡化、獨裁的梁振英政府在政治上的加大打壓（現在的國民教育與未來的二十三條立法），群眾需要組織成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並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才能免於資產階級政客的混淆視聽，為工人階級建立工人民主提供正確的路線。

最低工資繼續拉鋸30元水平遠不足夠

政府欽點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根據政府兩年一檢的政策，商討最低工資的水平，並於本周二達成「共識」，決定將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最快於明天5月實施。加幅僅為7%，追不上兩年來整體通漲的數字（香港去年通漲率已經為5.4%），而影響基層工人及老人最深遠的食物價格上漲更遠遠超出這幅度。根據統計處去年報告，目前仍有有近33萬人時薪不足30元，當中以物業管理、保安、清潔行業為數最多，是本港最受剝削的工人之一。有調查指出，若果以前年設定的28元為基數，只計算通漲上升對物價的影響，最低工資應該調整至3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內，商界代表竭力阻止最低工資有「三字頭」出現。代表商界的自由黨議員、曾因最低工資爭議被稱為「廿蚊張」的張宇人以歐債危機及經濟不明朗為理由，指出時薪水平應維持不變。社會主義行動的回覆是，資本主義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工人階級，而我們絕不會為投機炒賣者的輸局埋單。

此外，最低工資實施兩年來，資本家不斷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的實施。商鋪高昂的租金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實為資本家愚弄人民的詭辯。再者，地產霸權底下高昂的租金才是小商店經營艱難的最大原因。根據高緯環球和國際購物中心協會最新公布的全球購物中心報告顯示，旺角街鋪每月呎租1000元，較去年同期升67%，升幅高於銅鑼灣及中環的40-50%，而全港平均計全年商鋪租金料升百分之5-15%。

無論是建製派還是泛民主派陣營都異口同聲指出30元最低工資不足夠。 9月19日六名現任及候任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同出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記者會，除了民主黨表示最低工資水平應不少於33元，其余五名代表的黨派都明確支持最低工資35元的水平。而職工盟20人亦於9月27日於政府總部外抗議，要求最低工資上升至35元。

建製派工聯會如候任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陳婉嫻亦表示，支持最低工資提升至33元。梁振英政府深陷統治危機，來自四方八面威脅政府的壓力間接​​增加了勞方的議價籌碼，而資本建製亦想利用最低工資輕微的上調換取民意的支持。

前年最低​​工資一役，資方壓低水平至28元，漠視工人對最低工資33元的訴求，由於通漲，現在爭取33元的水平實際上已經比起前年退步。社會主義行動堅持最低工資40元，並必須與通漲掛勾，並需要成立由工人代表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調查和監督物價上升情況。

政府退讓含糊不清反國教運動尚未勝利

9月27日下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示：「委員會今日會議有部分共識：國教科在政策修訂下不用獨立成科，故認為不需要有官方課程指引；既然不用有課程指引，亦不用再作修訂。因此，官方指引已失效。」受梁振英操控的委員會顯示政府進一步的退讓，可是基於要維護面子，政府含糊其辭而不願公開表示撤回國民教育。即使國民教育幾乎胎死腹中，但政府始終並非真正撤回課程，我們不能排除政府仍然會以教育津貼或施加壓力的方式，令部分學校暗地裏推行國民教育。

我們需要回顧整場反國民教育的抗爭，並從大聯盟錯誤的決定中汲取當中重要的教訓：

九月九日淩晨二時左右，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突然宣布解散一連十日的占領行動。占領行動令反國教運動邁向高峰，對整個梁振英政府造成重大威脅。推動罷課正是將運動遍地開花的最佳方法，然而解散占領行動等於棄械投降，「全港大罷課行動」曾就此​​作出強烈抨擊，並預見占領行動被解散後，沒有了整場運動的一個中心陣地，下一步的抗爭將會陷入復雜的困境。林鄭月娥對結束占領和絕食的決定感到安慰，足見大聯盟的錯誤決定讓政府舒了一口氣。

即使如此，9月11日專上學生聯會號召的大專生罷課依然相當成功，共八千人參與於中文大學的集會，表現了學生反對國民教育的決心。之後更有9月xx日城市大學的500人的反洗腦大集會，還有9月24日起連續兩天公開大學部分學生進行罷課，顯示了大學生亦勇於站起來反對洗腦教育。可是，各院校的集會行動未見有協調統一，未有重新整頓反抗運動的士氣，對梁振英政府的威脅亦大不如前。

反國教大聯盟在解散占領行動後，沒有提出進一步將運動升級的策略。主要是將反洗腦的責任推回個體的學生及家長，並采取被動的態度去「監察」學校推行學民教育的情況，甚至勸喻家長日常要留意子女的教材有沒有愛國教育的成分。集體的抗爭轉向單獨的監察，使運動去政治化和去組織化，一場大規模的抗爭機會白白流失。這錯誤的決定當時甚至令不少民眾混淆起來，誤以為國民教育已經被撤回。

9月21日學民思潮號召全港中學的國民教育關註組和學生會，會議後總結下一步主要行動只是派發宣傳反國教的小冊子。不少參與者表示，會議中召集人黃之鋒被問及推動罷課的問題時，只以「罷課不是設定日期就可以」和「不是我們說要罷課就可以罷課」回避問題，沒有以準備抗爭的心態和意願，與學生切實討論組織罷課的可行性。 「全港大罷課行動」深明組織罷課不是輕然設定一個日子就可以自動成事，而是需要經過周詳的計劃和討論，並設立民主的罷課委員會去策劃和協調整個罷課運動。學民思潮作為反洗腦運動的中學生焦點，如果設一定個目標的罷課日子，可以讓學生盡快動員及籌備。可惜教協和學民思潮似乎不願意承擔這個鬥爭的責任。

作為規模較小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我們仍於不同學校宣傳和組織獨立的罷課委員會，給予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由下而上推動罷課，並讓學生和參與者民主討論和決策罷課安排。我們努力維持組織的民主和開放，讓支持反洗腦的學生、舊生、家長和教師都可以加入罷課委員會，向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推動罷課。不少表示持有反國民教育的學校允許學生，但全港大罷課行動成員在學校組織罷課委員會後，受到校方巨大施加壓力以圖停止其組織行動，包括沒收學生的傳單、受到校長紀律處分的威脅，甚至要求學生會見輔導。真正威脅政府的抗爭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校方打擊，而全港大罷課行動亦支力支援和協助學生抵抗打壓，鼓勵學生親身將事件向公眾及媒體曝光。

正當大學罷課泛起抗爭的漣漪，中學罷課行動能激起巨浪，不僅能對梁振英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甚至有機會迫使梁振英下臺。政府含糊的退讓無非要收買群眾的民意，事實上亦可能降低反國民教育的意欲，但我們需要隨時準備繼續鬥爭，以罷課推倒國民教育的討論在未來可以再熾熱起來。

沈痛哀悼南丫島海難39人

十月一日晚上8時20分左右，港燈一艘名為「南丫四號」的客輪在南丫島受到港九小輪「海泰號」高速撞擊，船尾受到嚴重破壞，乘客全部墜海，客輪被撞擊後約兩分鐘船身傾斜下沈，釀成101人受傷，現時仍有13人留醫，死亡人數目前增至39人。事件為1996年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公共安全事故，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註。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罹難者，並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發生事故時港燈船上載有121乘客及3名船員，船員與乘客比例極為懸殊。乘客當中估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港燈員工，其余是他們的親友；而港九渡輪則有95名乘客及4名船員。兩名船長均為超過十年經驗的資深船長，「南丫四號」客輪周姓船長右手骨折及肋骨骨裂，傷勢嚴重但神誌清醒；而港九小輪的黎船長被問及意外情況時，則表示頭暈及頭痛，懷疑患上創傷後遺癥。根據星島日報10月3日報導，「搜救人員通宵搜索，赫見船艙座椅壓死人及『屍疊屍』恐怖情景」。同日的太陽報則指出：「上層船艙的長凳，在撞船及船身直插水中後全數倒塌，壓著上層乘客並帶入水中，形成『人疊人、凳疊人』的死亡陷阱… 」此外，搜救人員亦稱搜救期間受到重物擊中而受傷，但由於時間倉卒只有負傷繼續救人。

港九小輪「海泰號」船長被指於撞船後迅速離去，根據明報10月3日報導：「目擊經過的『海泰號』乘客說，船上層10多名乘客眼見『南丫四號』下沈，曾自發收集救生衣和救生圈，準備拋下海救人，多名乘客曾大呼『停船』，更目睹一名乘客沖往船長駕駛室，要求駛回頭救人，但『海泰號』除一度減速，最終還是沒有折返救人，並迅速駛回榕樹灣碼頭泊岸。」明報報導亦指出，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鐘東堂亦認為，港九小輪應留下協助救援墮海乘客。有超過三十年船長經驗的余誌明表示，按照慣例，如果兩艘船相撞後船體相接，雙方應交換船只損毀程度，才判斷應否離開。

港燈船只由於沒有備載客名單，故此未能提供登船人數及名單，令至今失蹤人數仍未能確定，涉嫌違反海事處指引。此外，船員亦沒安排所有小孩全程穿救生衣。南丫四號船尾短時間內下沈的原因，是因為船尾兩個船艙的防水分隔懷疑剛被撞破而未能發揮作出，而船頭的水密間封卻成功阻止入水，因為只有船尾下沈而船頭仍然浮面，發揮浮標效果。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程岸麗昨探望南丫四號周船長後引述他指，「南丫四號」每年均有驗船，事發前不久亦剛完成驗船。港九小輪迎亦於10月3日召開記者會，表示「海泰號」當時的航速二十幾海裏，沒有超速。而船只在九月才做過檢查，船上儀器正常。

撞船意外責任誰屬，仍然未有確切的定論。肇事兩船共7名工作人員涉嫌違反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罪被捕，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海事處表示，會調查「南丫四號」的船身結構，相撞過程，安全設備是否足夠，船員駕駛航行是否違規，預計半年完成調查報告。

中共「國慶」煙花的五光十色與海難受害者的沈痛心情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府定10月4日起連續三天為降半旗致哀日。港燈作為公共交通的私營公司，對員工有否有足夠安全訓練及人身保障、船只維修及安全設備是否足夠，仍然有待調查。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事件必須由死傷者家屬代表、渡輪員工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才能徹查真相。

香港：長者生活津貼免入息審查

小恩小惠　諸多阻撓

現時香港有53萬老人領取俗稱「長者津貼」的高齡津貼，每月為$1,090元。梁振英競選小圈子特首時，曾經開出長者生活津貼（俗稱「特惠長者津貼」）計劃的支票，爭取基層的民意支持，但裝扮親基層的面具在當選不久後很快被撕破。政府提出每月$2,200的特惠長者津貼，每年耗資約62億，因為需要設置資產審查機製，惹起基層長者及貧困人口的不滿。10月20日(星期日)社民連、街工和民協共同發動抗議，總共約100低收入人士及長者在政府總部外進行抗議，要求長者津貼免除入息審查，並以此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基礎。

特惠長者津貼限製65歲以上單身長者月入不超過$6,60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186,000元；而長者夫婦月入不超過$10,52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281,000元才有符合申請資格，同時一如過往的長者津貼，受惠人不能同時領取綜援、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門坎之高除了對待長者苛刻，還浪費估計總共5億的龐大行政費用。如果長者毋須申報資產，估計政府每年額外開支多33億元，以政府現時水浸的庫房絕對可以負擔。

現時65-69歲長者領取每月$1,100的長者津貼需要經過入息審查，而70歲以上長者。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宣告將長者津貼金額劃一增加至每月$1000，但同時表示有可能要對70歲或以上的申請者引入入息或資產審查製度。結果惹來泛民主派以至部分建製派議員的反對，加上當時剛進入議會的激進派政黨社民連在議會內大聲抗議，最後曾蔭權在眾怒難犯的情勢下被迫妥協，取消侮辱長者的審查製度。

人口老化　長者貧困

資本主義國家，尤其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醫療服務和兒童照顧服務欠奉、房屋保障蕩然無存、教育機會以至工作機會雕零，因此生兒育女的負擔沈重，令香港以至亞洲的出生率長期處於低位，年老人口比例不斷加大。香港2009年的長者人口占總人口的13%。根據政府統計署的預計，到2039年此比率將上升至28%。單是長者人口的增長，已使長者貧窮人口由2006年的26萬上升至2039年的71萬。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是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為貧窮線，生活於低收入或貧窮家庭人口約有115萬，高企的數字向政府響起社會危機的警號。雖然因為年輕及中年人士受惠於最低工資實施，令2011年貧窮人口去年的貧窮人口較2010年減少5.5萬，但本港的長者貧窮率不跌反升，人數高達28.8萬人，即平均每三名長者便有一人貧窮。

政府企圖強行通過方案

在反對聲音群情洶湧的形勢下，泛民主派各政黨以至部分建製派政黨均表示不能接受政府苛刻的方案，表示會投票否決議案。工聯會議會內手握六票、可能是政府關鍵的遊說對象，其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則表示，難以接受政府現時方案，可能與政府談判折衷的方案。然而，葉劉淑儀的保皇態度依舊強硬，批評長者津貼「民粹當道是民主政治必然的產物」。連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都反對政府方案，要求65歲以上長者劃一取消入息審查。

可見即使是寸進的福利改革對於資產階級來說都是利益的威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認立法會內仍然未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但可能會以些微讓步（例如提高資產限額）令政黨讓步。政府稱聲撥款會耗用大量公帑，卻僅得五日讓立法會討論，就要在本周五交財委會表決，不過是想快刀斬亂麻急急通過，以防民間有時間凝聚抗爭力量，令梁振英再次焦頭難額。

廢除強積金

政府為了讓銀行家和投機者獲益，在2000年引入強積金製度，強迫香港工人階級要每月供款5%收入至強積金戶口，將血汗錢變成金融機構的賭本。強積金平均管理費為1.74%，高昂的行政費用一直惹起工人怨憤，銀行不過用這製度作為劫貧濟富的工具。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風眼自然受到歐債危機波及。由於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危機，本年初至五月分強積金計劃的總凈資產共蒸發約$234億元，以全港257.3萬參與強積金計劃的雇員及自雇人士計算，平均每個強積金戶口蒸發逾$9,000元。

對金融投機者來說這不過是冷冰冰的數字，但對工人階級來說這是高工時高壓力底下工作的血汗成果，廢除敲骨吸髓的強積金製度可謂刻不容緩！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特惠長者津貼免入息審查
廢除強積金製度，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向有錢人征重稅
民主公營化大銀行及企業，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香港：反對人工沙灘　守護龍尾生態　痛擊地產霸權

正當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風波未平，大埔龍尾人工沙灘又快將上馬。政府為求滿足地產發展商打造旅遊熱點的商業野心，不惜踐踏稀有海洋生物，
大興木土將龍尾打造成水療酒店、購物商店及洋房項目林立的「香港芭堤雅」。

環保團體及廣大民眾的沖沖怒氣要將此二億八千萬元的工程剎停。各環保團體及政黨組成「守護龍尾大聯盟」，準備十一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草地舉行「守護龍尾大集會」。

官商勾結　吸血大計

環保團體建議，政府應在烏溪沙渡頭的天然沙灘增建設施，將之改建成人工沙灘。但當局無視其要求，堅持要在水質被評為「極差」的龍尾動工。為何？地產商會德豐及發展商偉都集團於08-09年，已經準備興建水療渡假酒店，總共提供467間房間，並設有會議設施、購物商店及一座婚禮教堂。長實集團亦看透無限商機，遂「慷慨」捐出10億元，在龍尾附近興建觀音像，現時已幾近峻工。只要將大埔汀角一帶樓價推高，李嘉誠的鳳園洋房項目可以賺得盤滿砵滿。

大埔汀角樓價過去六年已翻倍，今年也有15%至20%升幅，例如高層連天臺村屋呎價已經突破6,000元。長城物業經理錢淑敏指，估計沙灘落成，樓價可再升2-3成。(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25日) 發展商近年積極收地準備工程，令龍尾的丁屋售價較去年升高一倍，因此人工灘亦獲得鄉議局土紳劣豪的支持。

政府強調區議會已經通過方案，因而難以挽回。恰恰是腐敗的區議會反映出政商利益的勾結。大埔區議員所屬政團不是民建聯，就是經濟動力，均為財團的買辦走狗。各議員都身兼新界地產商會要職，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在大埔持有一棟三層高丁屋和六幅地皮，並透過公司在大埔擁有一個物業和一幅土地。商會主席則是早已江庫集團主席柳明心。江庫集團是大埔最大的村屋地產商，過去幾年密密向原居民購地，興建別墅式村屋屋苑。建製派壟斷的區議會不過是通過親商政策的橡皮圖章，沒有真正的民意基礎！

香港政府繼承了殖民地時代，為了討好土紳劣豪的丁權製度，讓成年男性原居民可在新界土地上認可的範圍內興建「丁屋」。這本身就是性別歧視的政策，持有丁權的原居民搖身一變成地主土豪，甚至讓不少新界鄉紳實際就是土地發展商，或與其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這一撮特權分子往往支持地產發展的硬道理，好讓自己土地變賣致富。因此，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往往在這些發展議題上對立起來，在9月22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上水咨詢會衡突正是一個例子。

破壞生態　踐踏環境

龍尾灘是一個位於大埔船灣汀角路旁、毗鄰大美督的一片天然潮間海岸，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包括魚、蝦、蟹、蜆、螺、海星、海膽等等２００多種，具保育價值物種達14種。人工沙灘計劃將會迫使生物向西「大遷徙」至汀角東海岸，對遷徒生物及原居生物來說，都是生態的大災難，政府卻以皇恩浩蕩的姿態表示讓生物「原區安置」。例如，當中的管海馬為香港罕見魚類品種，繁殖力偏低，懷孕期又長，若環境大變族群就很難生存下去。

龍尾灘位於吐露港的內灣位置，水流十分緩慢，汙染會容易停滯在泳灘，較難擴散和稀釋。有實驗所揭發，龍尾灘的大腸桿菌含量驚人，遠高於零四年因水質差劣而封灘的深井釣魚灣泳灘四倍。故此，龍尾灘水質為「極差」等級，每1,000人落水後，將會有15人有機會感染輕微疾病（例如紅疹），根本不適宜遊泳。遊泳旺季夏季時期，雨水帶來的細菌和汙染物，加上日後落成的水療酒店將會排出更多廢水。

政府聲稱，建設人工灘是為了新界東北居民的休閑福祉，其謊言不攻自破。整項工程根本是本末倒置，沙灘成了配置設施，商業區才是主角！

政府強調計劃已經通過環境評估，合乎「程序」，卻受到環保組織指責環評報告避重就輕。零八年龍尾泳灘進行的環境評估報告數據不足，立場偏頗，包括當年沒有一並評估烏溪沙兩個天然沙灘的選址，亦無發現生態物種多達二百種，以及水質含有大腸桿菌及重金屬等。

寧波抗爭成功　香港不甘後人

資本家可以為了利潤，不惜於2010年迫遷菜園村居民，斥資669億建設富人專享的高速鐵路，目的是推高西九龍一帶豪宅的樓價；梁振英上任後又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古洞北、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打造富豪後花園，大量收購土地和迫遷居民，目的是設立服務內地富有旅客的商用區。購地迫遷成為了地產霸權的發展公式，多數人的土地和公共空間被少數富豪操控。

浙江省寧波民眾上街示威七天，反對當局政府興建煉油化工廠PX。事緣中石化在鎮海區的最大煉油企業「鎮海煉化廠」，準備投資逾五百億元人民幣擴建，惹起民眾對空氣和水質汙染的擔憂和憤怒。群眾包圍市政府總部，要求市長劉奇下臺。由於中共十八會議即將開幕，加上統治危機一觸即發，為免點著火頭而烽煙四起，故此最終妥協擱置擴建計劃。梁振英政府同樣深陷危機，繼反國民教育運動後，再次的政總集會可以給予政府巨大壓力。

我們必須要堅定抗爭，捍衛受盡資本摧殘的環境，揭露資本家可恥的牟利大計。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守護龍尾大聯盟」的行動，我們有以下要求：

全面取消大埔龍尾人工灘計劃
踢走地產財團，不要暴利發展
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營化，由居民、環保分子和工人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規劃和控製

香港：性平權的抗爭近況

迎接同誌大遊行

今天適逢臺灣同誌遊行的十周年，10月27日臺北舉行了以「革命婚姻 – 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為主題的大遊行。今年有65,000人參加，破了歷年的紀錄，場面非常浩大。此外，是次遊行亦吸引了來自23個不同國家的外國同誌參與，大會保守估計有3000多名外國人遠道而來參加。臺灣不少工薪階級認為，在職場受到歧視仍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正推出民間版民法修正草案，要求同誌婚姻、伴侶製度和收養、多人家屬製度，並正在發動「百萬聯署」運動，盼在明年九月能將民間版草案送進立法院。

今天香港同誌遊行亦不甘後人，今年的同誌遊行亦表現了民眾香港不分性傾向抗爭的團結。今年女同盟會、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和大同主辦，將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大會為支持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在工作不受歧視，呼籲參與者穿著代表不同職業的服飾出席，以突顯主題，而立法保障同誌免受歧視亦是主打要求之一。

LGBT在香港

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並不像其他有強烈宗教背景的國家，對同性戀歧視表現為外界幹預性的歧視，但社會的主流意識中仍然明顯對同性戀持有反感，而且家庭內部的壓製更為厲害。早前，香港的名媛趙式芝與波爾表富商家族的太子女楊如芯，在法國舉行了一場同誌婚禮。趙式芝的父親趙世曾大力反對女兒的性取向自由，還擲出五億巨款為女兒招婿，務求要令女兒「拗直」。

趙世曾時常在公眾場合左擁右抱，女伴不停更替，對自己的性態度十分「開放」，卻對其女兒的同性戀取向態度保守。堅持十多年的認真感情如此打壓。對趙氏富豪來說，以金錢堆砌的異性關系比女兒多年堅貞的同性愛情更為珍貴。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下，家庭延續和傳宗接代的思想令女性家庭地位一向較低，而同性戀違反了核心家庭的基本構成，自然不能為父權社會所容忍。這既是性別歧視，亦是性傾向的歧視。後來，趙式芝在她的臉書上寫道：「為何中國社會可以接受並歌頌男人擁有五個妻子，卻不可以讓女人選擇不要丈夫？有趣！」這句話真實地諷刺父權社會下男女不平等的現實。

新任立法會議員人民力量陳誌全出櫃（公開表示自己是同性戀者），是一件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是香港回歸15年來首次發生。陳誌全很快受到同誌團體的青睞，亦成為了本年同誌遊行的發言人之一，為性平權抗爭充了信心。11月9日，多個同誌團體（包括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女同盟等）中午在立法會外進行抗議，要求政府盡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咨詢。議會辯論期間，右翼保守的建製派發表了荒謬絕倫的言論。自由黨張宇人表示會有有偽裝同性戀伴侶而欺騙雇主福利；民建聯葉國謙更直指，立法對華人傳統製度造成破壞，引發社會沖擊，對宗教團體帶來極度震撼，直接道出同性戀不為現存製度所容許。最後，咨詢動議被功能組別否決。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障同誌的法例，這是依靠群眾抗爭向建製施壓爭取回來。但是，即使在有反歧視同誌法例的國家，資產階級政府在必要時仍然會動員落後保守思想的階層，以分裂不同性傾向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並以「完善道德」為口號維護核心家庭製度。因此單靠立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從製度上作出根本的改變。

美國對性小眾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不是由美國資本家或政府恩賜的，而是群眾和工人運動多年鬥爭爭得來的成果。在總統選舉期間，美國有三大州（馬裏蘭州、緬因州和華頓盛州）通過了同誌婚姻的公投，使美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和地區擴大到10個。但是，美國聯邦依然未認可同性婚姻。因為共和黨的濃厚基督教背景勢力，令黨更鮮明站在反同誌的一方，這令奧巴馬成功製造不少幻想，在選舉中爭取到不少「粉紅選票」。但這不意味著民主黨政府會真正保障同誌的利益，也不意味著同性戀的普遍歧視就會在美國社會消失。

企業近年高調支持LGBT或贊助，除了是資產階級要收編同誌運動，避免其激進化成反財團或反政府的運動，更是要收割同誌運動商業化的市場。市場公司估計，單在美國有高達1,800萬人的LGBT市場，每年可消費收入（即空閑錢）高達7,900億美元，平均每人約4.4萬美元，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數2.6萬美元。紐約州去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紐約審計辦公室亦預計3年內，可帶動婚宴及蜜月旅遊的消費力，涉及1.42億美元。如此龐大商機，有公司明明槍打著服務LGBT的旗號，美林銀行成立專門服務LGBT的理財顧問團隊。但是，企業所提倡的「性平權」是虛偽的，為的是牟取利潤，只為中上階層有消費力的人士服務，基層民眾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外。

LGBT在中國

近年中國內地（尤其是發達城市）社會風氣對性小眾放寬不少，尤其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發達成市，但中國政府的政策始終對同性戀者抱有歧視，未有反對歧視同誌的法例，同性婚姻亦沒有得到法例條文的保障。因為家庭壓力和社會壓力，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者都刻意隱藏自己的身分，被迫和異性結婚。根據長期研究同性戀問題的青島大學教授指出，中國同性戀群體的一大特點是80%以上的人迫於世俗壓力結了婚或者將要結婚。

張北川估計，中國內地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在中國大陸有超過500個的同誌網站，全國各地大大少少的同誌酒吧，不時被公安封查或騷擾，甚至向同性戀者金錢勒索。近年中國出現愈多的同誌非政府組織，例如最大的是「中國彩虹」，但它們的行動都受到當局嚴密監管和限製，任何有可能組織群眾挑戰製度的行動，都會受到警察當局打擊和阻撓。在中國，同性戀者沒有基本的組織、集會和示威權利，都是比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其中一方受害者！為了未來的同性戀發展出一份力，無懼國家機器公安的加壓，因為在中國很多的同性戀者都只是中下階層，連民主都有，他們都因為害怕公開自己的同誌已失去工作和人生安全等問題，所以我們更加應支持他們！

但即使這些團體的活動亦非常有限，例如組織酒會或晚宴等聯誼活動，令同性戀或跨性別人士自成一角，難以說服不同性傾向人士團結一致。加上這些活動都只能照顧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中上階層，難以想象埋首在血汗工廠的工人能夠有機會參與。工人階級占中國龐大人口，作為工廠或職場中受到欺壓的階級，往往是同性戀中最受壓迫而申訴無門的一群。

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

政府、右翼宗教和政治勢力反對寸進的同誌平權，是資產階級分化勞動人民團結的表現。這些反動勢力除了打壓同性戀或跨性別階層，往往同時打壓少數族裔權利、女性權利、外來移民權、貧窮及邊綠人士權利，以維護自己占上位的統治製造。正如以「道德塔利班」惡名昭著的明光社，其宗教勢力是依靠政府高官和資本家支撐的，而且在政治立場上是反民主和反工人的。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運動的抗爭，包括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在鬥爭路途上揭破資本家和宗教勢力互相勾結的真面目，將性平權運動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香港：爭取性平權　4000人參與同誌遊行

今天舉行的第四屆香港同誌遊行，一共有4000人參與，比上一屆的2500人大幅增加！不少公眾人物參加是次遊行，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範國威、及公開自己同性戀身份的陳誌全，藝人則有黃耀明及何韻詩。何韻詩更於今天首次「出櫃」，公開宣布自己是同誌的身份，她是繼黃耀明後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是同誌的香港藝人。

參與的團體包括主辦單位（香港女同盟、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及大同），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slutwalk HK（中譯：香港蕩婦遊行）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會主義行動舉起「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的彩虹橫額，參加是次遊行，共賣出60本性平權小冊子。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性平權的抗爭，支持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包括在工作場所不受歧視，家暴條例保障同性同居者，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性小眾在社會的不平等地位其實是資本主義鞏固剝削製度的一種手段，這包括維系異性戀霸權及核心家庭概念。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的性平權運動必須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與內地的性小眾團結，更進一步推動社會製度上的變革，才能真正消除對性小眾的壓迫。

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 ——東亞民族的歷史傷口、現實的資本主義沖突與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

從今年8月中旬起，中國、日本和臺灣三方在釣魚島控製權與主權問題上的沖突歷時已二月有余，迄今未見緩解，而相反軍事對峙的局勢有增無減。

統治階級方面，日本右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極右翼勢力頻頻挑釁，日美軍事演習頻頻，中共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則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以近數十年來少見的強硬方式進行回應，臺灣資產階級朝野兩黨也采取種種手法聲張臺灣在釣魚島（釣魚臺）的主權要求。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近兩百座城市發生上百萬民眾卷入的長達月余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部分騷亂，在香港和臺灣乃至海外諸多地區也發生近年少見的華人保釣反日遊行。而日本國內，尤其是在沖繩地區，日本進步民眾反對美軍駐紮和日本當局的軍事化鬥爭正方興未艾。

近 來圍繞釣魚島發生的沖突與對抗是東亞矛盾局勢的綜合表現。作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日本、臺灣和美 國統治階級間矛盾不斷，沖突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值得註意的是諸國統治階級間仍然存在諸多勾結與妥協，面對危機維持現行「穩定」秩序的基本目標 仍未改變，迄今為止國際資本主義強權間仍然處在「鬥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慮到整個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經 濟前三強 （美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核大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四大海軍（美國、俄羅斯、日本和中國）、四大空軍（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可想而知東亞地區發生的任何地緣沖突和階級鬥爭都將對世界經濟與安全局勢 產生巨大影響。

國際主義左派關於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遊行的立場

針對這一嚴重影響東亞局勢和各國民眾意 識的事件，國際主義左派自然也極為關註，紛紛發表評論和主張自己的立場。此處國際主義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則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 括國際上一些比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也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等地的華人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本文的分析將主要關註一些國際主義左派組織在 釣魚島問題上的聲明。

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國際主義左派（托洛茨基主義派）關於釣魚島問題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誌撰寫的《中日島嶼沖突的背後？》（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簡稱《沖突》，https://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該文不僅提及了中日釣魚島沖 突本身，也涉及到相關群眾運動和更大範圍的東亞諸國（包括中、日、臺、俄羅斯和韓國等）領土領海爭端，以《釣魚島爭端背後的帝國主義沖突》的中文譯名發表 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會主義者》雜誌上）

2）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ICFI) 陳駿（Chan John)撰寫的《反對中日民族主義》（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簡稱《反對》，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 s21.shtml ， 事實上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還有數篇相關釣魚島沖突的文章，但由於該文以社論形式出現，且其他後續文章的立場基本相同，所以以該文為準

3） 第五國際/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寫的《中國：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義宣傳的動員》（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簡稱《動員》，
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 ... chauvinist-campaign

4）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寫的《不要中日帝國主義煽動的沙文主義戰爭！》（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簡稱《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 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於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寫，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譯件，所以為確保盡可能忠實於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時，將直接引述和翻譯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內容有所不同的，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說明）。

幾 家國際主義左派雖然具體分析和立場略有不同，但在主張立場和訴求時容易將完全抽象的原則和理論簡單地套用到復雜的現實事件，無視社會條件、客觀環境和群眾 覺悟，陷入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迷思之中。由於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賴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信息和資料（尤其是英文資料），而這些資料和信 息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先驗性和選擇性地挑選與過濾的結果，更往往導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現西方中心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

歷史唯物主義者不 是唯心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 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F. 恩格斯，1885.04.23, 書信《致維拉. 伊萬諾夫娜. 查蘇利奇》）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群眾運動雖然強調了國際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宗旨下，但忘記去「了解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所以欠 缺從無產階級立場的分析和對於未來革命的展望，在事實上也違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過渡綱領》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國、日本、臺灣乃至亞洲其他地區無產 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局面。

被誤讀的中國反日群眾運動

首先，國際主義左派在對釣魚島事件和相關的群眾運動分析 時，有意無意間將中國各地發生的自發的群眾性反日運動等同於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官方宣傳和軍事主義煽動，將遊行中出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口號和現象等同 於群眾正當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右翼擴張主義的情緒，將遊行、示威乃至罷工的參與主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等同於富裕的親資本的新興中產階層， 將歷史上的反殖民鬥爭和民族情緒等同於純粹的釣魚島領土爭端。由此得出中國民眾自發性反日群眾運動本身是反動的、負面的、沙文主義的和為統治階級服務利用 （不僅是中國統治階級，也包括日本和美國的統治階級）結論。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分析，「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 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 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 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 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被中共大 開綠燈的中國反日示威，也同樣反動。主導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認為自己的未來與中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同 時對中日兩國工人階級都存在深深的敵意。這反映在他們的「抵製日貨」的口號，其實質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礎上去提升中國企業的地位。中 國的示威活動中有一種公然的種族主義性質。許多橫幅和標語譴責「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說那些針對在華日本國民的隨機性襲擊。最具挑釁性的是要求中 國政府向「日本宣戰」的呼籲以及日本出現核蘑菇雲的橫幅。這些軍國主義情緒是直接受到了中國的媒體評論員和軍官們的鼓動。他們在電視上吹噓說，如果戰爭爆 發，中國可以發揮它的「殺手鐧」，對日本發動核打擊。這種野蠻的建議無異於引發一場全球性核沖突，因為這樣的攻擊馬上就會牽動美國。

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描述為，這種廣泛傳播的是為無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員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導致了抗議者與警察間暴力沖突，並發聲打砸搶日資商店和焚燒日本車的現象。而且很多標語在譴責日本入侵和收復中國釣魚島的主權外，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更強硬態度和處置官員腐敗。

普 勞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寫，在日本街頭沒有發現好戰的群眾示威氣氛時，在中國則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眾，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則充滿反日情緒與中華沙文主義。根據報道，在全國至少108座城市發生示威，在許多城市這些示威轉化為反日騷亂，例如深 圳、廣州、東莞、長沙、西安和青島等地。根據報道，示威者的口號充滿沙文主義，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製日貨！」、「釣魚島屬於中國！」、「對日宣 戰！」等等。 大量的日本產汽車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燒，日本大使館也成為抗議示威的目標。這導致例如豐田、本田、馬自達、佳能、松下和優衣庫等暫時中止生產經營。根據香港 報道，在北京街頭張貼有招募「強奸日本女性」的海報。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絕不會否認過去1個多月的反日群眾遊行、運動、示威和罷工中 存在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小部分群眾中乃至有嚴重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傾向。但是，不能將意識混亂的部分群眾右傾和錯誤的口號等同於遊行群眾的主 體。現實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永遠不可能存在於「意識真空」中，但這些反動的、消極的非主流因素並不應該構成我們判斷整個群眾運動的依據。事實上發生在全球 各地諸多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中東群眾發生的反美大遊行，歐洲希臘和西班牙群眾組織的反削支和反歐盟（以及反德）遊行，乃至日本沖繩地區民眾反對駐日美軍運 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少部分種族主義言行。

從8月15日港澳保釣船只登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抓捕到9月24日中國全國範 圍的反日遊行基本趨於結束之間的一個多月時間，在中國近200座城市發生各種形式的反日遊行、示威和罷工，上百萬群眾卷入其中，自發參與的主體是工人階 級、青年和中下階層市民等，同時也必然有少部分中產階級和極少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和官僚。參與的大部分群眾雖然在政治意識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數人有強 烈的反對專製當局和反對其資本主義政策的傾向，包括以毛派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親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參與其中，但是後者的主體事實 上是以反對這場群眾運動為主。

在科洛的《沖突》和梅因的《動員》都有所提及運動中出現的大量毛澤東畫像的現象，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強調群眾 中舉毛的畫像是中共政權內部派系鬥爭， 支持對日宣戰和支持薄熙來，並且將之稱為是中共政權內部拍戲策劃的結果，卻沒有承認這種行為在民眾中的基礎和其自發性，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現在中共專製當 局和其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中國毛派和泛左翼勢力復蘇遠早於薄熙來機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地左轉。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共 政權強製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在前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和普通勞動群眾（也就是當局所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就出現對於前計劃經濟毛時代的思念和對當局 資本主義政策的抨擊。在當時這股思潮集中於中老年，尤其是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中，也出現了各地自發的群眾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和唱講革命歌曲行動。這些群眾 性自發的集會與悼念十多年來一直面臨著當局的鎮壓與打擊，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化卻也在不斷發展。但是資產階級媒體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歪曲 報道。薄熙來在前幾年推行的唱紅講傳和打黑活動不過是對這些群眾行為的東施效顰和迎合投機而已。不能將群眾的自發運動與政客的投機行為混為一談。相當一部 分毛派活躍分子也承認，薄熙來搞的不過是資本主義改良行為。有資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確地說明，他投機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上層矛盾，重要的是不為其所用 和發動群眾。而且，即使在這些群眾中存在各種混淆意識，譬如將現在的中共政權仍然視為「修正主義政權」，希望中共黨內的「健康力量左轉」，但群眾中反對現 行資本主義政策是明確的，要求左傾的訴求是真誠的。

而且，很遺憾在國際主義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數參與遊行示威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左 傾勞動群眾的主流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收復釣魚島」這兩個口號，並非所謂仇恨日本民眾的種族主義清洗口號。種族主義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 狗」確實存在（如陳駿文章《反對》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現象，至於所謂鼓吹「中華帝國主義」和「強奸日本女性泄憤」的極右口號則更是極少數中的極 少數現象（如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大量圖片和視頻為證，只要不帶有偏見，就一定會承認主流口號並非是種族主義的。當中國 廣大群眾主流仍然在強調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日本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時，假如不承認這一口號本身具有進步性，將群眾中樸素的義憤等同於支持「中國 帝國主義」，這對群眾運動本身是一種不公正的選擇性的態度。

西方的左右翼由於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而往往對中國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作出 誤判。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假如群眾運動高舉毛像，至少在言辭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認自己為左派和傾向社會主義，乃至明確支持馬列主義 （雖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義認同的）。而這種在理論上對於馬列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依賴，使其民族主義的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遏製。根據現實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 主動強調民族主義，必然會對毛派本身的階級理論進行修正，最後走向資本主義化。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表現在左傾群眾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表現在右 傾的社會力量中，甚至表現得更為反動。右翼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主要利用的對象，而非左翼民族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的漢服國學運動和儒教基督教主義者就是這 種右翼民族主義力量的反映。他們並不需要高舉毛像和唱紅歌，而是身穿漢服和背誦四書五經，甚至信奉基督教，他們是更為明確的反動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與皇漢 分子，而且在中國各民族內部進行挑撥分化，並進一步爭取新興中產階級和工人上層。他們往往以明確的反共立場（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 退到反對一切革命），有些傾向於美國和國民黨勢力，有些則直接以德國納粹為模板。

誤入岐圖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

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

如科洛同誌在《沖突》的，中國的公司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更廣泛地建立起來，中國帝國主義的出現已經是一個不斷增長的事實，並且也反映在當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對日本的態度。

梅因在《動員》一文提及，在關於島嶼主權爭論中，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爭相控製本地區的資源。

在 這一問題上，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遠，機械地照搬列寧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失敗主義」 （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論。 普勞勃斯登明確主張中國和日本無產階級在未來發生的無論何種戰爭中都應該采革命失敗主義，認為如此方有力於削弱本國統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

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關於「革命失敗主義」的說法恰恰反映了嚴重的機械主義和宗派主義，為了所謂的原則，而無視客觀事實。事實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而言，革命失敗主義從來不是什麽放之四海皆準的政治原則，而只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時一地根據力量對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 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是因為以此來打擊沙皇專製統治的力量，而且民眾中有強烈的反戰和平情緒。而一旦十月革命爆發，為了防禦德軍入侵革 命中心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部隊可是立即進行革命防衛主義，而不是坐視德軍進攻。此後，蘇德的停戰條約談判中，也並沒有為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或者支持 德國工人革命，而主動對德國帝國主義無條件讓步，只是為了維護新的蘇維埃政權生存而被迫讓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在作為半殖民地 資本主義中國的老一代托派，還是在歐美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多數托派，面對本國政府與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戰爭，也都沒有推行所謂的「革命失敗主 義」策略。在中國，托派組織甚至自組遊擊隊，直接參與抵抗日軍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數派則是堅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號召成員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與所有的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成為一個好士兵，呼籲由士兵委員會等民主控製軍隊，在軍隊中繼續捍衛普通工人 階級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時任第四國際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領導人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詹姆斯·坎農（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後對美國卷入太平洋戰爭的聲明: 大多數美國民眾積極或者消極地支持羅斯福政府的戰爭計劃。作為少數派，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派。我們不破壞戰爭或者反對軍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與 他們同時代的人民一起參與軍隊。我們服從多數派的決定。但我們保持我們的立場和堅持我們表達的權利。今天工國委（CWI)英國支部的前身工人國際聯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領導人已故的泰迪·格蘭特（Ted Grant)當時也是積極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靈活利用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面向工人階級的重要手段。

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間發生的戰爭上采取所謂「革命失敗主義」的立場，難道一定會如普勞勃斯登所描述的帶來更容易的改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和最終實現工人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嗎？ 這個設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結論。

最 近十年，美帝國主義野蠻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現實例證，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伊拉克前薩達姆政權是個專製的軍事強權，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發生戰爭，此後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也是有著嚴重封建殘余的政教合一的神學政 權。我們從不否認這兩個政權的反動性，但是難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面對美帝國主義入侵需要采取所謂的「革命失敗主義」？

兩 國遭到美軍入侵和占領後的現實是，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沖突不斷，被各種專製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統治著，數十萬平民遭到殺害，基本公共服務 和保障嚴重缺乏，本地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敲骨吸髓地盤剝自然資源和奴役人民。薩達姆死了，換來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薩達姆，塔利班退入農村，卻 並沒有被消滅，而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政權在經濟上更腐敗，在宗教上同樣甚至更反動。這樣的局面真的有利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本國統治階級和 帝國主義的統治嗎？

如今中東戰雲密布，專製的政教合一政權伊朗也正面臨美帝國主義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國主義武裝入侵的威脅。國際主義左派 難道認為一旦戰爭爆發，伊朗的工人階級也應該采取革命失敗主義的做法，反對本國專製神學統治階級，幫助或者坐視美軍和以色列軍隊的入侵嗎？ 假如采取這樣的策略，能真正有助與伊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行進步革命嗎，有助於削弱世界範圍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嗎？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資本 主義政權的雙重性和部分資產階級統治精英的對外依附性意味著，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即使今天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垮臺，沒有足夠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就無法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那麽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新出現的依附性政權或者數個政權，只會更加反動野蠻地鎮壓和分化工人階級，而根本談不上有利於削弱統治階級力量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實現。反對「革命失敗主義」的口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無條件支持如今的資本主義當局，反對戰爭和反對軍事擴張是中國無產階級的 支持原則。

兩元性中國資本主義專製當局與群眾性保釣反日運動

中國自從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主義復辟 以來，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成熟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毫無疑問，其也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上升中的新興帝國主義的特征，包括在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資本輸出，持有包 括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巨額債務和外匯儲備，在亞非拉等邊緣經濟體（新殖民世界）進行投資和大規模勞動力輸出。

但同時，中國仍然尚具 有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並控製關鍵產業，外國資本和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享有特殊權益，大量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外 國資本奴役和壓榨。而日本資本更是從1970年代末起，就積極參與對中國資本輸出和對中國工人階級經濟剝削，而這種資本輸入帶來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特 別是存有歷史情結的情況下，往往容易交織在一起。

中國資本家對非洲的資本輸出、資源掠奪和勞動力剝削，會引發非洲當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對中 國資本和帝國主義不滿，因而擴展為排華情緒。而這種針對中國人，而非資本的排華情緒可能會被非洲當地民族資本家乃至西方帝國主義利用，但是並不意味著非洲 本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反對中國資本家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情緒就是不合理不正當的。同理，可以應用到中國工人階級與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關系。

而 且，值得註意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外逃，以及資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國並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擴張型的資本輸出。事實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誌曾經在其他文 章引用過中國有7成左右千萬富翁計劃移民他國的數據，很多官員以轉移個人資產和家屬去他國為要務，而且他們所要移民的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發達國家。 而且，絕大多數高層官員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國等歐美國家接受教育的背景。無論是已經下臺的薄熙來、最近剛剛暴露腐敗醜聞的總理溫家寶，乃至即將接掌大權的習 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國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級官員前往哈佛大學等歐美精英學校接受培訓，因此哈佛大學被稱為「中共第二黨校」。在中國民眾 中有廣泛的傳說，如果中國與美國發生正面沖突，美軍甚至不需要對中國本土進行攻擊，只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美國國內按圖索冀，將官員家屬子女與 情婦扣押，將外逃的官員與資本家財產沒收，中共政權就不戰自敗。一戰和二戰時期的軍事帝國主義日本、俄國和德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並沒有在與美英法等國爭奪霸 權時集體移民去「敵國」的想法。

假如說中國資產階級一面雄心勃勃地要與美日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控製權，一方面又要想盡方法攜帶資本成為這些「敵國」的公民，這本身不是顯得自相矛盾嗎？這種矛盾對於矛盾的資本主義製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常態。

中 國資產階級並不是單一的均質體，而是極端自我分裂的階級，這種自我分裂甚至可以體現在資本家個體身上。而資產階級內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 有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傾向。這種資產階級和統治精英的內部分裂，也證明了資產階級的虛弱性和中國資本主義政權的雙重性。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這種雙重性也 反映在其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來中共外交政策越來越表現強硬與擴張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對內剝削和對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退讓的特征。事實 上，在釣魚島和對日沖突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對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親日政策，甚至同一個高層官員，在不同時間都可能表現出前後不一致的 態度，如現任總理溫家寶即是如此。他們對此問題的解讀從來都從如何維持其統治的角度考慮，而並不是單極擴張與對抗思維。國際主義左派在分析中只考慮到中國 政權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其向外國帝國主義投降退讓，出賣民眾利益的一面。

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殘留的前斯大林主 義畸形工人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特征和形式。作為一個執行資本主義製度的專製政黨，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政製仍然標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治集團仍然 宣傳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政黨」。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不會以這些意識形態為標準，這些宣傳主要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廣大民眾。但既然如此，不 就是恰恰證明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基層群眾中仍然存在「對社會主義統治合法性「和「馬克思主義進步性」的認可嗎？ 否則當局何必要進行這種欺騙？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誌此前提出的反日運動中群眾高舉毛像不一定是傾向社會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判斷。假如沒有群眾這種自發反對和抵製，中國的統 治精英與資產階級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蘇聯和東歐一樣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應該在明確反對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和其資本主義 政策同時，盡一切可能與勞動人民一起捍衛1921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所取得的一切進步成果。

而且，我們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國主義國 家，其國內任何有民族意識的民眾運動都是反動的結論。與國際主義左派和中國的某些反民族主義左派機械化的設想不同，現實情況總是復雜的，對於個體的帝國主 義國家和個體的群眾運動，我們只有結合客觀環境和實際力量對比進行個別分析，沒有簡單而劃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為例就足以說明問題。

今 天的日本政權無論是在經濟規模，資本主義屬性、資本輸出和軍事擴張的程度上，與中國相比較也都算是「當之無愧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具體情況將在下文中關於日本的問題具體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其軍事和外交仍然受製於美國，美國軍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實上的法外治 權。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民眾發動的反對美國駐軍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民族解放鬥爭能被界定為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嗎？ 這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現實中，顯然無法自圓其說。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眾反對安保條約和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承認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無 產階級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 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民族 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眾參與的具體的民族運動本身的性質和參與其中的階級構成，而並非是統治階級政權的一般性質，否則顯然就是墮入了將該國人民等同於該國統治 階級的陷阱之中。這既適用於日本人民反對美國駐軍和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也同樣適用於中國人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

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和親西方民主派對釣魚島問題的態度

我們判斷一場運動進步性為主，或者反動性為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參與運動的階級和階層構成。誰在支持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支持誰，誰在反對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反對誰？

陳 駿在《反對》一文中將參與遊行的主體歸類為「富有的中產階級（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顯然是一種誤讀。正如前面對中國現政權和資產階級性質的分析，事實上中國真正傾向資本主義和所謂西方民主的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精英 對於群眾運動即使不懷有強烈的敵意，至少也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們強烈反對任何破壞維持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行為，並將任何涉及自發的有反對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傾向的群眾運動攻擊為「義和團運動」或「文化大革命」，把參與其中的群眾藐稱為「愚民」或者「暴民」。

他們固然反對中共專製當 局，但並不反對其執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而是認為遠遠不夠，並要求當局切實執行親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政策和尊重現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他們固然宣 傳要民主權利與自由，但事實上他們所要的是以私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眾的民主與權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億萬富翁聯想集團董事 長柳傳誌強調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對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層應該有經濟精英選舉產生。而《08憲章》聯署人經濟學家茅於軾則強調，「釣魚島是無人小島， 丟掉又與我何幹」？如果是為了資源，應該由中日雙方專家討論共同開發實現「雙贏」。所以，中國的主流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並不贊同與支持自發的群眾運動，他 們將釣魚島問題視為中日兩國資產階級之間就利益分配進行「協商」。

這也是中國親西方民主製度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主流整體傾向。如在反 日群眾運動高漲期， 一直傾向政改的《中國青年報》和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雖然韓並非正式的《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但確實是《人民日報》在日本的總代理，而且她在國內從 事官方活動或講學時確實使用《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顯然得到官方的默許。）則一再宣傳「保釣害國論」，認為香港民間保釣登島是「害國行為」，而群眾自 發遊行更是破壞社會秩序。傾向中產民主派的《南方報業》和香港有線電視臺的報道，以及上海、廣州等地網民在網絡上的討論，也紛紛指責各地參與遊行的都是外 地人和底層外來工人，他們甚至將參與遊行的人員沒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會說本地方言視為非本地人證據，以此證明大城市中多數保守的本地富有階層並不屑於參 加這種群眾運動。遊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壞發達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憤怒與抗爭

至於在 示威和隨後發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擊性行為，與其說是明確的排日的種族主義攻擊，不如說是在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 反映。這與世界各地發生的底層民眾騷亂非常類似，如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發生的以少數族群為主的各種騷亂，也和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騷亂型泄憤型的群體 事件沒有多大差別，譬如2011年在廣東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發生的外來工人和小商販群體與當地軍警乃至本地居民發生族群沖突和暴力事件。

而 且，事實上中國近來發生的泄憤型群體事件和各地發生的針對城管和警察的群眾騷亂中暴力程度要遠遠勝於反日遊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範圍遠不可同日而語。反 日遊行中暴力行為的參與者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事實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職業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則是被煽動和迷茫的底層青年和勞動人民。一些中國自由 主義右派在網絡上盛傳的所謂軍警組織參與打砸的情況，往往已經被辟謠和查實自相矛盾。而從中共當局的角度出發，也不可能會去組織或者容忍這種危害其「自身 穩定」的打砸，特別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車和防暴車輛。至於所謂左翼群眾和毛派有組織打砸更是一種汙蔑，事實上根據各方面消息有組織的左翼群眾遊行，其 紀律相對更完善，而且口號也更理性，而不是強調種族主義和全面仇日的。同樣部分毛派在網絡上指參與打砸事件的是來自香港等地的民運分子，也沒有確實的證 據。

根據目前中共當局和媒體披露的被當局警方抓捕的參與示威打砸和騷亂人員的信息資料來看，也基本都是從偏遠農村和小城鎮來的外來工人為 主。譬如在所有反日遊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嚴重（在西安砸日系車與車主發生沖突，導致車主重傷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後抓獲的嫌疑人是來自河南南陽農村21歲 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學即已輟學。而在深圳披露與警方騷亂中打砸警方防暴車的也是來自河南農村從事保安行業的外來工人等。

日 本的一些媒體也註意到在中國深圳、成都和蘇州等地的抗日遊行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不是簡單地對日本宣泄，而與中國國內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有直接關 系。諸如日本大報《讀賣新聞》文章《反日遊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資的勞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賃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遊行抗議者看似說湖南口音普通話的外來務工人員。日本料理店在中國通常 是只有高收入階層才能進出的場所，這本身就成為底層民眾仇恨的對象。

在日資企業投資密集和號稱有親日氣氛的東部重要經濟城市蘇州，在這次 反日遊行中，數十家日資餐廳和酒吧被打砸，而參與打砸的主要也是外來工人和當地青年。其經濟開發區「蘇州新區」內有著名的「日本一條街」，街道上有上百家 日式餐館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飲、娛樂乃至色情服務，是當地投資的日本資本家、中國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級管理人員進行應酬消遣的場所。其中一些服務場所場所甚 至明確規定，無外籍人士參與，不接待普通中國人，往往一晚消費等於普通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收入。這些場所歷來被當地底層民眾和外來工人看做是階級壓迫和 民族歧視的象征，在群眾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並非是什麽難以理解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的遊行和抗議失控而引發騷亂中打砸燒汽車 和高檔場所並不是什麽少數現象，亢奮而憤怒的群眾沒有組織的約束和紀律，必然會將憤怒以破壞性和反生產力的方式發泄出來。不僅遊行與抗議如此，甚至在包括 群眾性的聚集，如露天音樂會和各種體育比賽的觀眾，都會引發類似情況。而在中共專製當局的專製控製下，群眾往往缺乏遊行與示威的經驗，又加之不可能有組織 規劃，無專門的路線和維持秩序的糾察，所以更容易導致在示威和遊行中一旦沖突發生出現失控局面。而由於遊行和抗議活動的議題不同，自然也針對打砸的對象有 所選擇。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右派正在用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層勞動人民。

而且，國際主義左派的文章分析顯然都沒有提及值得註意 的反日群眾運動中國日資企業工人罷工和他們的訴求。根據不完全統計，在9月反日運動中全國由南到北至少有十余家工廠近十萬日資企業工人參與罷工。根據紅色 中國網、茉莉花網站和自由亞洲電臺等報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資企業富士施樂廠、珠海的日資企業三美電機﹑藤倉電裝、美培亞精密馬達、松下電子、佳能數碼 等數家員工人數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資工廠。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部分工廠工人也提出了「收復釣魚島」和「日資企業收歸國 有」的要求。雖然這些罷工行動仍然只是局部現象和小規模行動，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階級通過這一群眾性自發進步運動而逐步導向現實工人階級鬥爭。事實上在 2005年和2010年大連經濟開發區中日資企業的外來工人連鎖罷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罷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資本家！」、「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和「打倒漢奸！」的帶有民族意識的口號，並且2005年大連外來工人罷工還有意將罷工與紀念「918」事件聯系起來。而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 的中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仍是相互交織和並存的，也說明了在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

一直主張關註工人階級抗爭的國際主 義左派卻將這一階級鬥爭重要現象視而不見，實在是令人遺憾。而且更令人遺憾的是，在科洛同誌的《沖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龔炯的觀點以說 明中日經濟關系緊密和抵製日貨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工人的影響。但很遺憾，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維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緊密聯系 和貿易自由化不是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我們也不應該是現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辯護士。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還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堅定反 對外來資本輸出（帝國主義特征）和對本國勞動力的剝削，支持經濟國有化和工人階級為此而進行的鬥爭。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中國毛派力量都 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保釣反日運動，如毛派中國工人論壇的活躍分子石秋在8、9月間就從宗派主義角度得出結論，保釣和反日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因此 「工人階級應該更關心自己的工資，而非釣魚島」，並在網絡上積極反對工人階級參與反日群眾運動。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國工人論壇不得不調整立場，承認 「反日運動隊伍中，我們發現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這期間，從各個地方不斷向我們傳來日資工廠工人的「反日」罷工和遊行的消息」的現實，並得出結論「這一 次以釣魚島問題為核心的反日運動幕後主要由資產階級勢力組織和推動；有大量的工人群眾參與運動；運動企圖利用工人，但同時也被工人利用，小資運動演變為工 人運動的現象在某些地區局部上呈現蔓延趨勢。」

民間保釣運動與反對秘密外交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 了證明保釣運動的反動性，特別有專門章節分析香港的保釣運動是為香港特區政府從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時為中共政權服務，而且接受了大量親中共的建製派人士如 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人的捐款。但這個分析顯然是有失偏頗。科洛同誌問，如果如同某些保釣活動人士宣稱的，他們的抗議代表了某種向中共政權的挑戰，為什麽這些 民主權利的敵人會資助這一宣傳活動？

科洛同誌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維困境中。正如其承認的，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一直是采取 種種手法阻撓保釣運動和民間反日和索賠運動的，而且本次釣魚島沖突激化後，中共當局雖然派了海監船等前往當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釣運動人士再次出海，並且對 參與此次等島的大陸人士進行打壓，禁止其進行宣傳，並企圖迫使他離開深圳。不僅香港的保釣運動曾遭到阻撓和收買（如古思堯等人反映的，中共當局為了阻止他 們出海，甚至采取收買手段，表示願意給參與者個人經濟補助）。而且不僅保釣的反日運動，中國大陸的反日民間索賠運動和慰安婦真相調查人士也屢遭當局打壓。 2005年中國反日遊行的一些積極參與者也被當局重判和恐嚇，而當年反對日本天皇訪華的民間異議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國。

按照科洛同誌的邏輯，我們反問，假如這些行動不被中共當局視為某種挑戰，而只是有助於現政權的話，那麽中共當局為何幾十年來要一貫對民間保釣運動進行打壓呢？

劉 夢熊作為金融資本家又是親建製的政治人物，其資助某一運動本身並不意味著這一運動必然反動，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專製政府進行捐助。正如二戰與德國納粹和日 本軍國主義作戰時期，蘇聯和中國都曾從美國接受軍事援助，並不能因為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就得出結論蘇聯和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的托 洛茨基主義者也沒有反對斯大林主義工人國家蘇聯和爭取民族解放的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

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就如香港極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發生如此激烈的沖突，可見其階級內部的矛盾。而這種資產階級建製精英之間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 如，歐洲各地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甚至保守的工會和教會等組織都反對歐洲各國加入歐元區，而工國委（CWI)在歐洲的基本立場也反對資本主義的歐元區和歐 盟。而參與這些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活動的民眾政治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們能由此得出結論工國委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是這些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是相同，並是 在幫助這些右傾政治力量嗎？

而且，與國際主義左派和親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設想的相反，中國的國家主義右翼勢力和偽左並不支持民間保釣 運動和反日遊行。譬如不少國內論壇上的國家主義分子和「五毛」們（包括著名的司馬南等人在微博中）紛紛指責香港保釣分子的行為是「害國」，影響中共資本主 義專製當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與代理人。以所謂揭露香港保釣活躍分子都是泛民反對派中的「反華亂港」分子，譬如古思堯等曾經在香港抗議活 動中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作為論據，甚至推導出香港民間保釣是所謂美國政府陰謀策劃的「反華行動」的荒謬結論。

這其實也反映了當前局勢 下，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和其支持者在所謂「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保釣賣國論」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論」和「抗日亡國論」 如出一轍，其本質就是「群眾運動亡國論」，也就是國家大事應該聽從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幹預，更不可以自發的群眾運動參與。這宣揚的其實就是「精 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間的保釣運動和反日遊行恰恰挑戰了這種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眾對專製統治者的不信任，同時也是民眾 針對國家事務爭取民主權利的具體表現。因為，我們如果追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是因為學生和市民懷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簽署 不平等的《凡爾賽合約》放棄山東主權而發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最初是臺港等地學生和民眾反對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反對臺灣當局（因為當初在西方 資本主義陣營中，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代表中國）在此問題上軟弱退讓而引發的。而香港保釣運動更具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集會自由與遊行自由的民族解 放和民主權利鬥爭的雙重特征。而這一保釣運動延續到今天，則更是直接明確地針對接受香港主權的中共當局和反對其專製政治體系和秘密外交。而這也是香港部分 保釣成員所談及的「挑戰中共當局的意義」。

無論是2010年的釣魚島海域漁船沖撞，還是2012年的香港民間保釣運動人士登島，都是發生 在一個前提下。即中國方面是民間的手無寸鐵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對釣魚島實際控製且全副武裝的國家暴力機器。中方的保釣人士行為是在日方挑釁下做出的。香 港保釣運動決定8月15日登島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此後日本政府宣布國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8月15日亞洲太平洋地區二戰 勝利日當天日本朝野政客參拜靖國神社，8月19日將登釣魚島悼念二戰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員在登島後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武裝人員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余 人右翼前往釣魚島海域並登島，雖然違反日本本身法律，卻安然無恙。

香港民間保釣運動的登島行為其實更類似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興建 定居點的防禦性行動，而且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帶有攻擊性。就連保釣積極分子也認為，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還是需要與日本民眾的溝通。而登島的主要意義在於民 間的自發的權利主張。假如沒有這種民間登島行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釋為中國民眾對釣魚島及其權益絲毫沒有興趣？

科洛同誌為了強調民主 權利和反對民族主義，在行文中將兩者對立起來，而其他國際主義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這種傾向。但是，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討論 民主權利必然是在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框架中才有意義，而不實現民族解放也無從談及民主權利，任何現實的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於某種民族或者國家意識的框架 下。假如以為，具有民族意識的群眾運動可能有利於本國民族資產階級，那麽爭取民主權利的群眾運動本質上不也可能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嗎？ 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獨立地參與民族運動則必然會提出民主權利的要求。

將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看做是黑白對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實是自由主義者 的立場，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 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11頁）

被誤讀的大連親日情結和前殖民地宗主國情結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舉例薄熙來曾經任職大連市市長（1993-1999）大舉吸引日資， 並因此推導出大連當地的親日情緒和薄熙來推行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所致，並因此得出部分毛派（並非所有）群眾支持薄熙來是自相矛盾的問題。

「薄 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 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道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 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薄熙來無論是在大連、遼寧、重慶主 政，還是中央政府擔任商務部長確實都執行過親資本主義政策，但這是整個中共官僚集團的大政方針，與是否薄熙來擔任這個職位沒有必然聯系。而且具體到大連當 地民眾中的親日情結，大連早在1984年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規定的沿海開放城市，在80年代大連街頭非法走私的進口車輛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上路行 駛，這比薄熙來主政早10年。而大連的親日情緒更是有其歷史因素。科洛同誌的觀點很遺憾又是接受單方面信息誤讀導致的。

根據親法輪功海外 中文報刊《大紀元時報》網站報道，在今年8月下旬大連事實上也曾經發生小規模反日遊行，只是其未能提供進一步細節。但如果回顧近幾年大連發生的工人鬥爭， 事實上與反日本資產階級情緒密切相關。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連經濟開發區內曾發生連鎖型的數十家外資企業數萬工人發動的罷工。這些 工人以來自其他地區的外來工人為主，他們除了經濟訴求外，同時將之與9月18日的反日紀念日相聯系，並且在罷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倒日本資 本家」的口號。可想而知大規模日資企業投入並沒有消除外來工人的反日情緒，反而將之與階級矛盾聯系起來。

大連本地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習 慣學習日語、在日資企業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據說大連600萬人口中赴日工作與學習人員高達30萬），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歷史性親日氣氛導致的結果，而並非 是導致親日氣氛的原因。否則，無從解釋上面提及的像蘇州、南通、深圳這些有大量日資企業和學習日語人口的地區發生的反日遊行乃至嚴重的暴力騷亂的現象。

大連的歷史性親日情結從何而來呢？大連有「北方香港」的綽號，這不僅是因為大連作為港口城市的商業繁榮，也是因為大連和香港極其類似的歷史，因為大連恰恰是俄國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國國土上從無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戰敗，日本侵略軍占領現大連轄下的旅順縣（當時只有大連灣，而無大連市）和清朝北洋艦隊在旅順的軍港，大肆屠殺戰敗清軍士兵和普 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後只留下36名負責掩埋屍體的中國民眾。當時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相繼報道日軍這一暴行，並評論道， 「日本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

這次野蠻屠殺事實上導致大連灣當地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讓整個遼東半 島，但因屠殺致外界輿論嘩然，而且俄國、德國和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深恐日本獨占東北利益，所以派出海軍進行武裝幹預。日本被迫放棄割讓要求，而向清朝政府 索要三千萬白銀賠款。俄國則趁機要挾清政府租借大連灣，在當地規劃建立殖民城市達裏尼（Dalny)和亞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順港)。

1905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將正在興建的殖民城市達裏尼和亞瑟港割讓給日本。 從1905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日本殖民統治大連40年，是舊中國，除臺灣以外，日本殖民時間最長的地區。日本政府將當地命名為關東州， 包含大連和旅順兩座城市，並歸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直接管轄。大連由此成為日本帝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軍港和經濟城市，後來臭名昭著的關東軍本部設立於此， 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關東州實有人口70萬左右，其中中國人40多萬，多數是從山東遷移過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鮮移居當地人口合 計三分之一，有20萬左右。關東州完全進行日式教育，目前大連75歲以上老人從小接受的都是日語教育。作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軍事重地，大連得以躲過日 本侵華的戰火和日軍暴行。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未經戰火直接被蘇聯紅軍接收。蘇聯將大連作為其太平洋艦隊的軍港控製到1955年，此後根據中蘇協議歸 還中國。至此，大連在日俄兩國統治下合計達60年之久。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可以認知這些前外國殖民地的部分階層居民對於前殖民者的 好感和客觀理解這種情緒的出現。特別是殖民宗主國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情況下，被殖民民眾中的中上階層和資產階級得利群體會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結束後 仍然保持親近感。其實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這種想法屢見不鮮，無論是臺灣的親日情結、香港的親英情結，乃至上海和大連的小資中對宗主國情結都是例證。事實 上，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國，這種宗主國情結不少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反法獨立戰爭中，也有至少數十萬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親法，並為法國殖民政府當兵和服 務。而在當地脫離殖民統治和民族解放後，由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精英集團的統治無能、腐敗和野蠻，也會導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階層和部分對歷史無知的青年人出 於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懷念前殖民統治或對前宗主國存在各種幻想。

不過並不意味著縱容乃至支持這種情緒。如果把這種情緒視為反抗 專製統治，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情緒，那就實在是大繆了。因為殖民統治下中上階層的利益其實是建立在剝削其他更廣大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的，無視殖民者的殘暴 侵略和專製統治，無視受壓迫和受剝削勞動人民的抗爭，是對進步的民族解放鬥爭歷史的否定。「97前，我們家頓頓都吃魚翅撈飯……」和「假如還是關 東州，我們人均收入4萬美元，去美國不用簽證」，絕不是什麽進步的爭取民主權利的勞動人民的呼聲。

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這種對歷史的誤會 在國際主義左派的行文中屢屢出現。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立場並非如同科洛同誌說的，是建立在屬於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基礎上，也並不是只有在臺上 的泛藍的國民黨政府才予以關註。在爭端中組織宜蘭縣當地漁民和議員出海護漁的宜蘭縣縣長恰恰是民進黨政客，而且在臺灣立法院通過保釣決議時，傾向臺灣獨立 的民進黨投的是贊成票，而主張急獨的臺聯黨投的是棄權票，也非反對票。中國政府對釣魚島主權邏輯一直是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 釣魚島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張中國主權，並不是臺灣當地人民主張釣魚島權利的依據。將釣魚島問題與統獨問題聯系起來，其實無視了臺灣 人民和漁民的歷史權利。

被忽視的沖繩人民自治訴求和反美情緒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了說明中共當局和軍方進行的擴張主義宣傳，而特別提出了中共軍方和智庫主張「琉球地位未定論」，及在反日遊行中極端民族主義者「收復琉球」和「鼓吹琉球獨立」的主張，其原文如下：

「解 放軍將軍和學院呼籲把現時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依據在於一個含糊的主張: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兩朝的朝貢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幾 乎不存在支持該島獨立,亦沒有支持中國接管該島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當然絕不支持中共政權和右翼民族分子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 主張，而且更要明確反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收復琉球「這種無視沖繩人民意願的擴張主義叫囂。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誌的文章在這一點上再次出主觀判 斷，武斷地得出「沖繩當地人民幾乎無人支持獨立」的結論。這其實恰恰違背了國際主義左派一直以來的主張，未能尊重弱勢民族群眾自決和現實利益，忽視沖繩人 民反美反日情緒與自治訴求的鬥爭。

雖然由於歷史原因，琉球曾經在文化和語言上更接近中國文化，但「琉球主權未定論」的依據並不是簡單的所 謂「在明清時代琉球曾經是中國的朝貢國」的問題。因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爾等在歷史上也都是中國的朝貢國，而中國朝 貢體製下這些的藩屬國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原封建王朝無從幹涉其內政。現在確實也有極少數極端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在網絡上提出所謂吞並日本、越南、朝鮮 半島和蒙古等國的主張，但這從來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主張，更不用說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只有絕對的極少數，這也不會成為主張主權訴求的依據。

中國部分國家主義者提出「琉球主權未定論」的真正依據恰恰來自於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和東亞統治秩序。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羅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戰勝國單方面指定日本領土主權不涉及琉球群島，琉球群島主權由簽署宣言的戰勝國中國（中華民國）、美國、蘇聯和英國決定。而且，時任美國總 統的羅斯福曾主動向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提出由中華民國托管琉球的問題。1947年時中華民國臨時立法咨政機構國民參政會曾經也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琉球主 權問題。甚至，臺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日本沖繩那霸縣的外事機構數十年間一直沿用「中琉經濟文化協會」的名稱，以示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直到民進黨執政 期間2007年，臺北政府才將「中琉經濟文化協會」改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

二戰後，美國軍事當局管製沖繩時，為了鉗 製日本戰後當局，曾經推動琉球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運動。而當美方確認冷戰期間要依靠日本製約中蘇力量時才放棄對琉球獨立運動的支持，但也只承認日本對 沖繩的「剩余主權」（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國向日本轉移的也是沖繩的行政權，而非完全主權。

在1970年代前，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恰恰是一直支持沖繩人民復歸日本鬥爭，反對美軍駐紮沖繩，將這一鬥爭與支持日本進步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相聯系。這也是當時的中共政權在冷戰中爭取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反對日本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琉 球並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並」（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裝吞並」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中通過武力強行占領琉球群島，廢除當地王室，改設縣治，大舉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當地居民使用琉球語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面臨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者又逼迫沖繩居民自殺或自殺攻擊美軍。即使今天對沖繩居民和地區，在日本 國內仍然存在體製性和民間的雙重歧視。

戰後，琉球群島又成為美國獨享的軍事托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樂得將駐日美軍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轉移給作為「二等公民」的沖繩縣。琉球群島總面積只有日本全國國土面積的0.6%, 但承擔約75%的駐日美軍基地，超過一半以上美軍長期駐紮在沖繩。而由於美軍駐紮的影響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輕視，迄今沖繩當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沖繩地位問題上，社會主義者和左派需要謹慎地了解沖繩人民自身的真正願望，才能做出判斷。現實狀況中是否如科洛同誌所 說的沖繩居民中幾乎不存在對於琉球群島獨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學副教授的香港學者林泉忠實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獨立問題針對1000多名沖繩 居民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支持沖繩獨立，七成反對獨立。在族群身份認同上，五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認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約二 成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在臺北政府拒絕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的問題上，半數受訪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臺北政府仍然將沖繩稱為琉球的問題上，七成五受訪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對沖繩政策的問題上，七成受訪者表示反對日本政府對沖繩的政策。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經公開說過，沖繩是日本國內最親華的 縣，並以本人是琉球華裔後代為榮。這一結論顯然與科洛所說的「沖繩人民中幾乎不存在支持獨立的情緒」相去甚遠。

由於《日美安保條約》下的《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美方對美軍士兵有優先司法管轄權；即使在日美軍在公務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訴前無需將嫌疑人移交日方。這也就在事實上賦予了駐日美軍「法外治權」，眾多違紀美軍可以逃脫法律處罰。據沖繩縣議會的決議和意見書中記載，自1972年美國將沖繩「歸還」給日本以來，記錄在案的美軍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兩三天，美國士兵就會在沖繩製造一起違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繩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軍士兵輪奸沖繩少女案引發數十萬沖繩和日本各地民眾抗議，要求美軍撤離沖繩和日本。為表示向民眾意見妥協，日美政府曾表示將遷移走設置在宜野灣的普天間軍用機場。該機場設置在市中心，且占據市區要津，占地面積超過25%， 被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基地」。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屈從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達成協議，引發沖繩民眾集會抗議，並因此在2010年導致前民主黨鳩山內閣垮臺。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訂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殖民歷史和二戰罪行，包括否認強迫沖繩居民服役和戰時自殺。這一版本教科書得到日本文部省批準許可，不僅在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而且在沖繩當地也引發包括行政長官縣知事參與的11萬群眾集會抗議，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許可，立即修改教科書中美化日軍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軍為增加在亞太地區軍力，向普天間機場增派魚鷹戰機，9月曾引發10多萬沖繩居民抗議。就在科洛同誌文章發布前後的10月16日，駐沖繩美軍士兵再次輪奸當地女性，引發十數萬沖繩居民和日本民眾參與的數十次大規模抗議，沖繩當地議員和政府官員也準備前往首都東京和美國首都華盛頓抗議。

而且，在沖繩民眾抗議美軍基地的示威和運動中，也出現 「畜生（美國人）滾出沖繩！」（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號和標語。筆者認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謂沖繩人民反對美軍的遊行與示威就是一場種族主義遊行，雖然其中民族主義的情緒非常強烈。

以上事實說明，在沖繩島內民眾中存在至少強烈的自治情緒。而按照支持沖繩獨立自稱出身「琉球石垣島」的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接受媒體采訪時警告：琉球人對日本的絕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獨立」正在成為一種現實選項。

中國民眾中的仇日情緒與未清算的日本世襲右翼政治體製

無 庸諱言，在中國的廣大民眾中存在強烈的仇日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近年來有增無減，這與資本主義製度下民眾受壓迫情緒日益激烈有關，正如同中國民眾仇富和仇官 情緒不斷激化一樣。而且，近來反日遊行中出現不少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是階級壓迫通過民族主義異化的一種反映。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專製當局無疑會試圖利用此加強 其統治和轉移矛盾註意力。

自由派資產階級媒體習慣性地將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稱為中共當局官方煽動的結果。陳駿在《反對》一文中聲稱，正如那些反日口號一樣，中共的宣傳也是基於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觀點。國家媒體刻意培養對全體日本人的仇恨，不斷聲稱整個日本社會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早期殖民戰爭中在亞洲犯下的可怕戰爭罪行負有責任。

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在二戰後，中國政府（無論是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恰恰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要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仇恨主流上絕對不是針對日本全體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還以此為理由拒絕向戰爭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婦」和強迫奴役勞工，以及二戰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賠償。固然這一放棄戰爭賠款的決定其中有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美國政府的操作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被單方面排除在1951年 同盟國與日本諦約的《舊金山條約》之外），此後中國政府在與日本建交時也是因為不對希望將戰爭賠償的責任加諸在普通日本民眾身上，將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普通 民眾分開而放棄戰爭賠款。（日本在戰後雖然向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政府發展援助，但是其中絕大部分資金都需要償還的。）

而且環顧亞洲，這種對日本右翼統治階級的仇恨情緒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種族主義宣傳無從朝鮮、韓國和臺灣民眾，乃至日本本國民眾中也蘊藏對日本資產階級右翼的憤怒。

在釣魚島問題上，恰恰不是因為領土爭端的沖突產生民族仇日情緒爆發，而是因為中國民眾長期積蓄無法發泄的仇日情緒導致了在釣魚島沖突問題上的激烈表現。在今年反日遊行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反日遊行發生在2005年， 而當時與釣魚島領土沖突無直接關系，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歷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競選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時，不僅在中國和韓國引發反日運動， 甚至日本國內和沖繩民眾大規模遊行，而日本的反戰運動不僅在於反對日本美化戰爭罪行，更是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參與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 為美軍提供後勤援助和軍事擴張。

而 這種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於中共專製當局限製民眾的基本權利，禁止他們日常發表自己主張的導致的結果。這不同於一般的領土爭端引發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 也不同於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領海爭端問題。很難想象由於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巖礁的主權爭端上，在中國能動員起數百萬人參與的反菲遊行。（事實 上，中國與越南等國在領海和領土問題面積上的爭端遠遠大於與中國和日本之間就領海問題的爭端）

假如這種民族仇恨不僅是來自中共當局的宣傳，而群眾運動又不是以民眾自發為主的，那是否該關註真正刺激其發生的重要來源呢？ 西方國際主義左派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今天的憤怒只歸結於歷史上百年和數十年前日本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的不滿。他們的文章中都簡略地提及了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犯下的種種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沖突》一文中提及中國民眾中對日本戰爭時期殘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擔憂與憤怒。陳駿在《反對》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權宣布國有化釣魚島恰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也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提及中國反日遊行高潮主要是圍繞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的「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普勞勃斯登也對中日歷史戰爭背景進行了簡略介紹。

但 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這種半個世紀前的歷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續積累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戰後繼續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體製所導致的。並且與經濟和政治危 機下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勢力得以大規模擴張有關。換而言之，如果當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發展的趨勢沒有得到遏製，那麽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很難得以平復， 這是空喊階級團結和超然中立所能解決的。

實際上在1970到1980年 代間，中日兩國間民間關系曾經處在相當親密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是由於中日兩國左翼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左翼群眾二戰後反對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反 對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歷史貢獻。而隨著世襲化的體製性右翼政治體製獨家掌握大局和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鎮壓的結果，導致中日工人階級和民間關系的惡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獨裁者墨索裏尼的孫女亞力山德拉·墨索裏尼（Alessandra Mussolini，現為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的右翼「自由人民黨」的國會議員） 當選出任意大利總理，想來這在歐洲必然會引起左派的軒然大波。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包括總理和議會議長在內的政要近幾十年來多次在歐洲戰爭紀念日公開前往希 特勒和墨索裏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必然會在歐洲和以色列等國引起強烈抗議。假如德國法院總是裁定德國現政府不必賠償二戰德國納粹遺留毒氣彈導致戰 後他國平民傷亡和戰爭奴役勞工帶來傷亡（非政府間戰爭賠償），想來也會引起歐洲左派群起不滿與抗議。

但是，類似事件在日本戰後歷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來屢屢發生。10月17日，重新當選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而安倍晉三當選自民黨總裁其實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勢力選擇的結果，其個人背景更能說明戰後日本世襲化右翼政治體製。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榮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戰後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襲家族政治使岸信與安倍家族壟斷山口縣半數選票達半世紀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戰期間1940年代曾經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1930年 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國滿洲國的工業部長，大量使用中國奴役勞工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曾經名列東京國際法庭的甲級戰犯。但是，美國軍事當局為扶植日 本親美右翼政權，未對其審判即釋放。此後岸信介旋即成為日本民主黨（前）和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內，為通過與 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罔顧日本國內左翼和數百萬群眾參與的反對安保鬥爭，采取強力鎮壓。其弟佐藤榮作在出任首相期間，為確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條約》 順利延期，鎮壓第二次群眾反對安保鬥爭和70年代左翼抗爭運動，分化沖繩人民反對駐日美軍鬥爭，而且在其任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內就將日本自衛隊機構從防衛廳提升至防衛省，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曾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並聲稱「日本二戰戰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與安倍晉三家族之外，另外還有與之有聯姻關系的吉田與安信家族。日本二戰後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兩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駐中國東北奉天（現沈陽）總領事和外務省次官，並在1927年參與當時首相田中義一組織的東方會議，為入侵和瓜分中國東北及內蒙等地（滿蒙）製定戰略性計劃。吉田茂在美國占領軍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並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萬二戰後被禁止從政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內五次參拜靖國神社。吉田茂的外孫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並積極推動日本天皇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麻生太郎在從政前曾出任家族企業社長，而麻生會社的礦業公司曾經在二戰期間非法奴役1萬名朝鮮勞工和300名歐美盟國的戰俘從事強迫性采礦服役，並導致大量勞工和戰俘死亡，迄今未有賠償。日本戰後大半首相之間都存在各種聯姻親戚關系，並且與眾多二戰戰犯有直接關系。

美 國二戰後出於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秩序需要，從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罪行，帶有封建世襲家族製的財閥政閥體系並未得到廢 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內的眾多日本戰犯都未收到懲罰，並在戰後繼續在日本政治體製內占據高位。根據相關統計，包括岸信介在內的48名甲級戰犯嫌疑人未經審訊即行釋放，數千名乙級丙級戰犯全數釋放。如日本黑社會黑龍會頭目海軍少將兒玉譽義夫身為乙級戰犯向美軍提供供數億美元從亞洲戰場掠奪來的財富和情報，即被釋放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工作人員，並成為自民黨創始人之一。被認定為甲級戰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戰敗前出任日本外務大臣，並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7年監禁出獄後。1954-1956年 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務大臣。而包括東條英機秘書在內的一些日本將領直接成為美國占領軍的顧問而免去任何處罰。正是這一世襲性的右翼政治體製決定日本歷屆政府 和自民黨在戰後一直未能反省戰爭罪行，並且鎮壓日本國內反戰運動和左翼運動，通過否認侵略、篡改歷史、悼念戰爭罪犯、軍事擴張的挑釁東亞各國曾遭受日本軍 隊侵略的人民。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事實上，日本工人和貧苦農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下遭受的苦難並不比中國人民少。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都遭殘酷鎮壓，迫使數百萬計的年輕人加入軍隊，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當炮灰。正由於勞動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敵視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對於除去該國憲法中的所謂和平條款，仍面臨著深刻的困難。而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則列舉了日本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長官的右翼言論。

兩者之間的觀點顯然發生了沖突。日本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所有的臺上政客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而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總計人口近2000萬。如果沒有相當民意基礎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論，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當選。這也是為什麽社會主義者要強調不能迷信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同樣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義情緒的「靈丹妙藥」。德國納粹上臺時，恰恰是在所謂民主的魏瑪政府體製下通過選舉實現的。近來橋本龍太郎和橋下徹積極組建新黨參與政治活動更說明在經濟危機下日本社會中政治意識右轉。科洛在文中列舉了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而自民黨則有35%的支持率。這並不是說明日本社會中對於右翼的抵製，而是恰恰在於日本左翼的失敗，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失敗後，普通民眾對政治失去興趣，而使右翼獨大的結果。

雖 然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團體規模並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識就是右翼思想，並一直有強烈的保守民意基礎。這也是主流政客為什麽經常有參拜靖國神社和為日本歷史 戰爭罪行辨護的言行。譬如，和自民黨聯系密切的日本遺族會就是一例。日本遺族會是由二戰後日本軍人的遺屬組成的民間協會，其主要目標是表彰為日本戰死的英靈，促使政府官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並保護靖國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遺屬補助金。日本遺族會核心成員包括前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孫女東條由布子等眾多甲級和乙級戰犯和其家屬，日本多名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森喜郎和小淵慧三是遺族會的會長。目前日本遺族會有800多萬會員，其中近20萬是自民黨黨員，是自民黨最重要的票倉之一。而日本遺族會一直推動官員正式參拜的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場所，軍國主義的重要象征，1978年，靖國神社將包括被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近2000名戰犯列入供奉供奉名錄內，而歷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被普遍認為是應遺族會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 方面，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其國家體製並不獨立與完善，日本受到二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放棄了所謂的國家交戰權和擁有核武器的權利。而自二戰以 來，美軍就長期駐紮日本各地，並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轄，加之日美軍事同盟、《日美安保條約》和《美軍在日地位協定》等不平等條約約束，美國很大程度上控製與 影響日本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國內普通民眾和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都長期具有受壓製感和屈辱感，而與中國的釣魚島爭端問題則成為這種屈辱感 的一個發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從冷戰時期以來，日本一直在大力擴充和發展軍事力量，日本軍力一直雄踞亞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國軍費開支約為550億美元，總額排名世界第六，但國民人均軍事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軍費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時，在技術和規模上，日本擁有亞洲實力第一的海軍和第二的空軍。加之，日本從1970年代起就長期承擔駐日美軍多項開支，若加上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務方面的總開支約為1000億 美元左右，與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的軍事開支相當。而且，從上世紀海灣戰爭開始，日本政府就積極承擔美軍侵略戰爭的軍費開支。本世紀初更直接派出自衛隊 參與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後勤援助和索馬裏沿海巡邏任務，並且據說還派出特種部隊接受美軍指揮，直接參與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務。日本的資產階 級政府同時又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忠實走狗」。

二戰後軍事占領琉球群島的美國單方面決定將琉球群島和並非是琉球群島附屬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罔顧當時斯大林主義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其軍事盟友國民黨的臺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於對於美軍占領沖繩和罔顧法紀不滿，沖繩當地屢屢發生農民暴動和市民。迫於大規模群眾抗爭，美日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同時采取暴力鎮壓和懷柔安撫以挫敗左翼群眾運動。1970年，日美需要延續已經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全國發生了數百萬群眾參與的激烈反安保鬥爭，甚至出現占領大學、機場和激進分子與警察發生暴力沖突情況，當時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鎮壓，以維持日美同盟關系。回顧1972年日本獲得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背景，美帝國主義之所以決定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交給日本，簡單地說就是對於日本資產階級的「褒獎」和對日本左翼群眾鬥爭的安撫。

同 時，美國通過釣魚島的主權懸置，在中國大陸、日本和臺灣勞動人民間製造不和，進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日本民眾對於美帝國主義控製與占領日本這 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權益和主權的關註。而今天日本右翼資產階級獨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國政府為在亞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反對中國、蘇 聯等共產主義陣營，蓄意培植的結果。中國和韓國等東亞國家民眾的仇日民族情緒顯然很大程度上是這一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體製的產物。

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對待自發性群眾運動的態度

任 何群眾運動的性質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涇謂分明的，總是同時存在著各種進步的和反動的因素。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力量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其中哪些是 進步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反動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運動的主流，哪些是運動的旁枝末節，而這些運動是否有利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認 真分析後，才能選擇政治上的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國際主義左派先驗性地判斷反日遊行一定會把參與群眾引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方向，換而言之，就是群眾會通過反日遊行支持現中共專製政權。並強調其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會起到負面效應，把中國群眾運動的表現等同於帝國主義宣傳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負面印象」的出現與中國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媒體的誇大宣傳有關。國際主義左派的這一立場顯然有所傾向於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關的民眾賠償訴求： 另 一個重要問題是訴求立即給予數百萬中國、韓國和其他二戰受害國的人民合理的賠償，他們是二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恐怖占領的犧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數十萬日本軍 隊強征而遭到強奸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婦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認這一事實）。同時，日本應該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認朝鮮，並賠償由其1910 -1945對朝鮮進行殖民統治的損失（註：日本帝國對朝鮮的正式吞並始於1910年，但其殖民統治開始於1895年）這一賠償不應由日本工人承擔，而通過向超級富裕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征稅實現。

這一建議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實現要求日本資產階級支付賠償的訴求呢？ 難道是依靠普勞勃斯登提議的「革命失敗主義」嗎？ 如果沒有廣泛的中、日、韓、朝和臺等地群眾自發進行的群眾運動，包括遊行、示威和罷工，而且反對各國統治階級政府，日本統治階級如何會屈服而主動賠償呢？如果要求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民眾放棄通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民主權利方式鬥爭，普勞勃斯登又有什麽建議能實現這一目標呢？ 國際主義左派這一超然中立和雙重否定的態度事實上不正是在縱容日本右翼資產階級政府和軍國主義復蘇嗎？

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上所犯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在國際共運歷史上並不鮮見。而且那些錯誤對中國革命曾經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1929年，斯大林主義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後，又極左關門主義地跳到了另一端，在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與東北軍閥張學良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機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國民黨利用中東路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粗暴宣傳將蘇聯指為「社會帝國主義」，並將中國共產黨稱為「拿著盧布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這在結果上確實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城市地區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民眾中的形象，對19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無法繼續工人階級鬥爭而轉入農村軍事鬥爭具有一定影響。

正如當時與中共決裂前陳獨秀指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口號「未曾用群眾所能了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恰恰幫助了國民黨維護狹隘民族主義利益的欺騙。陳獨秀當時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口號，再輔以如下的宣傳：不讓帝國主義借中東路事件進攻蘇聯；不讓帝國主義者因爭奪中東路而相互戰爭。（其實陳獨秀提出的口號尚不清晰，如能明確提出「保衛社會主義鐵路，支持蘇聯武裝托管」的口號更能清楚解釋階級立場和說服中國普通群眾）

社 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不支持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戰爭，而且我們也不贊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寄望由中共當局的國家機器與軍事力量實現這一任務，同樣 我們也不會為了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而支持中共資產階級政權的軍事擴張行動或為其行動背書。這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當局的擴張主義可能引發犧牲民眾為代價的軍 事沖突，也是因為當局的投降退讓可能會最終出賣中國工人階級和民眾利益。

但 是無視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合理正當的呼聲，將遊行、示威與罷工的鬥爭方式和其中出現的種族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混為一談，不僅無助於解決中國反日遊行和群眾運 動中的出現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反而在幫助中共當局和右翼民族主義獲取支持基礎，並使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進一步邊緣化，而重蹈歷史上左派關門主 義的錯誤。因為普通的工人群眾無法通過自己組織活動進行鬥爭，則只會將希望寄托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身上。

同時，左翼的這種指責也無助於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的發展與其反抗資產階級右翼統治的鬥爭。恰恰正是因為亞洲資本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權，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縱容日本右翼勢力和他們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運動的鎮壓，才導致日本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一蹶不振和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組織。自1970年 代反戰和左翼運動失敗後，日本左翼力量極端邊緣化。甚至被稱為修正主義的日本共產黨事實上也處於政治打壓中，其普通黨員在生活和就業等各方面都遭到嚴重歧 視。在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力量壟斷日本政壇的情況下，假如沒有來自受害國人民的遊行示威抗爭，以民眾意見表達訴求，只會進一步擴張日本國內右翼聲望而打 擊左翼，在事實上幫助了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資深的反戰活動人士對中國調查二戰歷史真相的活動人士說的，假如你們都忘記了，我們還會記得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絕對不能支持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以「保衛釣魚島」的名義發動戰爭，但同時必須強烈譴責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釣魚島問題上侵犯中國和臺灣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並通過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在運動中引導群眾從階級立場出發，反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消極因素，而且通過這些群眾運動也可以鍛煉群眾，發展骨幹組織力量，實踐真正基本民主權利。

資本主義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愛國主義」的 名義蠱惑民眾發動對外戰爭，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人民充當炮灰為其火中取栗，但同時也可能為維持統治，而隨意犧牲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整體權益。所以， 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勞動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實現在釣魚島及附屬海域的權益，只能訴諸於日本勞動人民，通過與日本工人階級的聯合，才能避免民族沖突和戰 爭，而實現工人階級的共同權益。

日本工人階級分享釣魚島及其附屬海域和東海權益，也不能寄希望於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國內的右翼政黨與組織，必須訴諸於與中國大陸和臺灣工人階級的聯合，並深切認識到中國大陸和臺灣勞動人民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和切實需求。

只有中日臺三方的工人階級在東亞地區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同反對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外部幹涉勢力和軍事存在，那麽才可能真正實現和平、民主、環保的共同開發。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須建立在客觀認識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基礎上。

要在東亞地區真正解決包括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等領土糾紛和實現永久和平，只能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能實現。

美軍立即無條件撤離整個東亞地區，立即廢止《日美安保條約》！
支持日本人民和沖繩人民反對美國駐軍與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
反對東亞地區的中美日臺的軍事競賽！
面向中日臺美無產階級與進步勞動人民，實現國際無產階級團結！
團結日本勞動人民和進步力量，反擊日本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二戰罪行！
要求日本資產階級和大企業賠償二戰民間受害者損失，反對日本民眾承擔賠償！
反對本地區任何帝國主義和強權軍事聯盟，包括美日韓臺的軍事同盟和中俄等國的軍事合作！
反對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要求實現民眾的民主政治！
日本軍事和警察力量立即撤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區域！
反對任何一方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力量進入和長期占據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反對任何激化釣魚島沖突和軍事化沖突的舉動！
反對中日臺政府和右翼力量煽動民眾民族主義對立和種族主義仇恨！
絕不信任中日臺三地資產階級政府或其中任何一方能解決領土糾紛問題！
中日臺三方工人階級聯合團結起來，實現本地區永久和平和資源有計劃的民主和平共享！

釣魚島問題：反對戰爭和軍國主義，支持工人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

回應陳墨首次發表在紅色中國網站上的文章《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工國委對於自稱托派的陳墨發表這篇為民族主義辯護的文章，感到非常驚訝。

由於陳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內容，本文無法一一回應，但我們從陳墨錯誤的結論 –中國民族主義立場 -作出回應及總結經驗。我們歡迎繼續與各界左翼分子辯論，認真的分析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裨益的。

「國際主義左派」？

工國委是認真看待不同意見，不會將之扭曲。可惜陳墨沒有針對性地處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內容(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陳墨將工國委(CWI)與其他面目模糊的「托派」團體混為一談。工國委在全球50多個國家工作，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很多亞洲國家，其中國同誌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數量的讀者間傳閱，我們亦面對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過的鎮壓、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過罷工，並打著社會主義綱領參與過2011年香港的選舉，亦投入過很多群眾鬥爭，包括展開香港唯一一個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反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可是，我們卻被陳墨一並打成「國際主義左派」，與「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這個只存在於奧地利沒有領導和介入群眾鬥爭經驗的細小宗派團體等並列起來。陳墨以這種混淆視線的論述，以偏概全地攻擊我們的「錯誤」，暗示所有具有國際背景的團體是有一模一樣的立場——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遊行的民族主義

陳墨的文章是捍衛反日遊行，其主要的結論是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對此作出批評，而應該支持這一「自發」的運動，甚至根據他的說法是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即使我們接受這一說法，這種極度中國中心的看法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抗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識的影響。他忽略了抗議和其中的種族主義言辭對日本以至菲律賓、越南以至其他地區群眾的影響（他視之為極小數，但這些言辭被媒體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間的沖突和中菲之間的緊張局勢。在更落後的越南，就南海爭端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抗議是進步的嗎？我們應該以半殖民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去看待越南及菲律賓與中國的島嶼爭端嗎？實際上越南和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中的島嶼爭端變相服務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可見，這問題是復雜的，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不能以單向的民族主義分析去解釋。

陳墨誇大反日抗議的進步性、無產階級性和自發性，在他的文章總共用了16次「自發」兩字。如果這些抗議真的是自發及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話，為什麽它們沒有繼續和發展？至少，這顯示了其自發性是有限的。事實是，反日抗議服務了政權，被利用為向日本和其他相關的政府發出警告，並讓群眾對當局的憤怒轉移至日本政府。「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因為欠缺具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在沒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挑戰當局下，反日遊行不可避免地被當局利用。當局利用這個運動，甚至內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運動，以確保不會對當局構成真正威脅。我們不會盲目崇拜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從運動中學習，並提出綱領將鬥爭引至階級戰線上。

陳墨指由於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貧窮階層組成，所以順理成章是「進步」的，但他完全忽視重要的問題，運動領導層的性質和鬥爭的訴求及綱領，以及主導運動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關鍵。在越戰中，美國的反戰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戰論調蒙上眼睛的建築工人）攻擊和毆打。即使不可否認這些工人都是無產階級，但沒有社會主義者會將之認定為進步。有很多工人階級基礎的運動都不是進步的。反日示威運動同時受到政權外部和內部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在西安有歐洲豪華汽車組成車隊參與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滾出釣魚島」等反日的口號。

在這場反日遊行潮不是由工人階級群眾領導的，很多遊行中中小資產階級和地方上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領導成用。況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參與的運動就自動是進步的話，哪麽我們為什麽還需要領導工人的組織——革命政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陳墨為了製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臘和西班牙反歐盟和反削減開支的遊行中有種族主義的口號。事實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眾鬥爭限製了種族主義的危險！在希臘近幾年有超過16次反對資本家削減開支的總罷工，當中帶有前革命狀況的特征。同時由於缼乏缺命政黨，加上國家工會領袖軟弱，令鬥爭變得復雜，並為金色黎明黨打開了發展空間。現時金色黎明黨在國會有18席，對外來移民進行殘酷的攻擊。這些發展表現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時進行。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將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來！

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已經不再是「半殖民」國家，即使陳墨正確地指出中國有落後國家特質以及被外國資本剝削。但中國同時愈來愈扮演帝國主義的角色，經濟上剝削東亞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國家。在一戰時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知道俄國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資本支配）但同時又是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烏克蘭和波蘭等非俄裔的群眾）。他們沒有視俄羅斯民族主義是進步的，或者支持對德國開戰。而且，陳墨再次只看到問題的一方。現在的情況不是帝國主義軍隊占領中國領土，而且在現時條件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下，在短期內美國或其他帝國主義競爭勢力（這競爭正在尖銳化，但現時受製於經濟互相依賴，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並不會侵占或攻打中國。陳墨機械地將釣魚島事件與狀況不同的進步的反軍事占領民族運動（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國、法屬印度支那）相提並論。對於這些情況，社會主義者不會只限於支持抗議和鼓動，並支持群眾武裝抵抗的權利。雖然他提出的例證中社會主義者都會支持軍事行動，但陳墨沒有提倡中日開戰，卻沒有作出解釋。

然而釣魚島事件背後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統治規則去控製該區的海洋和資源，也是中美之間對於地區主導權的爭奪。而如果在釣魚島上發生武裝沖突，將可能讓中國當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國的外交危機，對內大力鎮壓反對勢力，同時加大對勞動人民的壓迫，藉此推動更快和更殘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戰爭之後，鄧小平大力藉此推動資本主義復僻和市場改革。戰爭令越南和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而鄧小平利用這場戰爭鞏固統治集團，並加快改革和開放。對於如何對待中國統治精英未來可能發動的軍事沖突，這是很大的教訓。

即使陳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但整篇長達三萬字的文章的立場實際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與這目標違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強調不要全盤否定受法殖壓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眾的民族主義，托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將民族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連結起來。這不是基於教條的原因，而是對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東帝汶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沒有前途的。陳墨把這事情混淆起來，混淆了反對殖民侵占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在無人居住的島上的領土爭端以及海軍力量競賽。

工國委(CWI)反對任何政府對東海和南海漁民的騷擾。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的軍事擴張，反對日本資本階級家最近挑釁的行動，但同時表明要達至目的，只能透過建立國際戰爭性工人運動，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義。相反，反日民族主義會混淆群眾的意識，將日本群眾推向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

很多左翼組織都機會主義地墮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歷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條的方式對待民族問題，令其在1982年福克蘭群島/馬維娜斯群島戰爭上，要求其成員自願參加阿根廷的軍隊反對英國。彼特．塔夫在其小冊子《阿富汗、伊斯蘭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們[LIT]限製自己的民族問題的訴求在「獨立」上，但沒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從LIT的立場唯一的結論是，它在民族問題上是建基於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階段論。根據他們的方法，一塊領土曾經在某一階段屬於特定的國家，是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陳墨犯上很多類似的錯誤。而我們會對民族主義情緒采取敏感的態度，同時提出過渡訴求去接觸被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的階層。基於他們直覺上對統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爭取他們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

陳墨沒有提及中國作為對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壓迫者。中國當局在釣魚島上展示軍事實力除了向東京施壓，亦有其內部的議程，就是要警告非漢族區的群眾不要挑戰中央或推動民族獨立。同樣，在此情況民族主義亦有其雙面性。社會主義者不會全盤否定藏族及突厥語群眾的民族渴求，但我們指出藏族及烏魯木齊民族運動的親資本主義領導是完全不能挑戰當局的殘酷統治，因為只能透過革命社會主義鬥爭，尋求團結漢族工人和國際工人階級，才能推翻現今政權及帝國資本主義。

抵製日貨？

陳墨抵製日貨上的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不會支持抵製日貨，陳墨表示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他拒絕承認今天供應和生產鏈全球融合的情況下，事實是更為復雜的。即使工人階級有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綱領，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解決問題，但當然這不意味著「等待」國際社會主義來臨，而是各國都同時進行鬥爭。抵製日產汽車和電子產品將會打擊中國工人，令工廠關閉和失去職位。中國第六大汽大公司廣州汽車集團報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潤來自生產日本品牌的汽車（豐田和本田）。蘋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廠富士康生產，當中的內存來自東芝，屏幕來自夏普，還有新力的攝像頭、村田的藍牙設備、松下的電池。社會主義者不會反對全球勞動力分工，這可以達到節約時間的效果，是進步的。但社會主義者堅持這過程要從資本家貪婪的手中奪過來，而由國際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計劃。社會主義者支持國有化和工人民主控製，反對外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但不是以抵製的方式反對所有外國投資。這將會淪為一個孤立的經濟，並阻止對經濟重要的技術和專門知識輸入。再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事實，抵製外國貨品根本不可能發展為持續的群眾運動，這也是現實，與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場無關。我們支持國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民主規劃，包括群眾控製跨越邊界的投資。

社會主義者不會輕易提出抵製外國貨品的訴求。如果我們提出這個訴求，我們會強調工人組織以工會的單位共同行動——例如以碼頭和鐵路工人去阻擋貨品，而不是以消費者的個體行動。例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非反對白人種族隔離獨裁政權的鬥爭，當時的抵製行動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們的支持。今天中國並不能以抵製日貨的訴求建立集體鬥爭。當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鼓勵這行動，以作為引導群眾憤怒的安全網，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

香港「保釣」運動

陳墨錯誤地指出，因為釣魚島活動分子很多次出海登島被阻止、被當局打壓，就證明這是對當局的政治威脅。這再次美化了這個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運動。北京阻止保釣行動委員會出海以避免不可預計的事件（任何國家機器都會捍衛自己壟斷勢力）。當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義示威增強自己在亞洲向日本和美國的實力和地位，一方面卻害怕「過激」的民族主義會失去自己的操控，這是典型資本主義建製看待民族主義的方法。當局一直以來都阻止登島行動，但正是在這次的中日沖突中香港出海登島的行動有利當局的外交，所以當局才拉起閘門讓他們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題為「中國官民默契是保釣成功之本」的社評指出，解放軍不派軍艦為保釣人士護航，並非軟弱，又指中國如果現在「奪回」釣魚島，會觸發大規模戰爭。稱「民間保釣行動都是由國家綜合實力做支撐的。政府未對保釣人員登島提供公開支持，並不意味著保釣人士是孤立的。」這正好駁斥了陳墨指當局鎮壓「保釣」行動。

其中一名保釣分子、香港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領導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經在黃巖島議題上於2012年4月發動抗議反對菲律賓，焚燒菲律賓國旗。香港有15萬菲藉外傭，她們面對壓迫、歧視和種族主義，特別是在2010年馬尼拉的人質慘劇案時。曾建成的抗議在這反菲情緒的背景下是特別有害的，但他同時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支持更強硬的邊境管理政策。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對曾建成的沙文主義立場。

如果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真的代表著挑戰政權的話，為什麽政府還是大搞火箭升空和愛國教育等工程來煽動民族主義呢？為什麽香港政府又要推動愛國國民教育挑戰自己呢？

關於日企罷工

陳墨通過9月份在日企工廠和前幾年大連開發區發生的罷工潮說「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然而陳並沒有解釋工人的提出了怎樣的訴求，罷工取得怎樣的成果。

然而，少數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廠發生了打砸設備的事件。和陳墨的看法相反，在這些工廠中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起到了負面的作用。

我們當然支持工人們利用這一時機在進行罷工爭取提高工資待遇和要求獨立工會的權利的時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罷工中使用反日口號，在中日關系緊張的形勢下給與工人一定的「保護」，給當局鎮壓製造困難。

在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介入日資工廠的罷工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建立獨立委員會，將鬥爭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會，保持對鬥爭的獨立控製，向日本姊妹工廠的工會（佳能、松下等）發出團結及聯系未來鬥爭的呼籲。我們提出充公日本資本及中國資本的訴求，並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們強調需要有紀律的鬥爭，不要破壞機器和財物，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眾運動

陳墨文章提到：「誤入歧途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這是捏造事實的，工國委(CWI)並沒有認為不應該介入反日群眾運動，反而陳墨沒有提及過社會主義者應該如何去介入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介入運動，與群眾展開對話並提高他們的意識，與誤導性的或反動的「方案」戰鬥。反日遊行由於被國家機器嚴密監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脫離當局默許的民族主義訊息的橫額和口號會被禁製，我們的同誌會被驅趕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義分子亦可能會煽動身體上的攻擊。社會主義者可以試驗性地到遊行路線，提出「不要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不要戰爭！中日工人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秘密派發傳單可以更全面地解釋社會主義的立場，需要工人階級團結、民主權利、以獨立工會聯系日本以至國際群眾進行團結鬥爭反對中日政府。

我們應該從2011年6月內蒙古的群眾抗議學習，那是當地30年來最大的抗議。當時內蒙古土地維權分子被一名受雇於大型媒礦公司的漢人貨車司機殺死後，蒙古青年發動抗議。他們是反對媒礦公司和環境破壞，而不是漢人。這運動贏得了全國網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騷亂，被國家媒體演繹成反漢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動。陳墨忽視了重要的教訓，低估了群眾反日情緒的負面影響。

關於如何對待遊行中的暴力

陳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反映」，卻沒有提出策略帶領工人作出有效的鬥爭。工國委(CWI)沒有單純對把反日示威的暴力與種族主義攻擊等量齊觀。我們不是將騷亂浪漫化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這本身不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而是受欺壓階層找不到出路時作出的盲目反應。陳墨用大篇幅指出騷亂緣自工人階級的仇富憤怒，卻沒有指出這不是工人有效的鬥爭方法，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在群眾面臨類似的條件下，我們對待騷亂的立場在各國是一貫的。在2010年英國的騷亂中，我們指出騷亂的責任在於資本主義的卡梅倫政府，以及無法帶領鬥爭捍衛工人生活水準、無法為年青一代爭取工作職位的工會領袖。我們反對國家機器在騷亂施以鎮壓的手段，縱使因為有很多工人階級因為工人區受到大肆破壞而不同情騷亂，支持這些鎮壓。例如，在騷亂後的民意調查中，90%英國成年人支持警察使用水炮。但是，同時我們不像其他左翼團體盲目褒揚這些暴動。例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將搶劫商店的行為描述為「強烈的政治行動」。正如我們的文章(騷亂：是誰毀掉了英國？ )指出最大的搶劫者是資本家，但同時騷亂不會改變世界，而工人以罷工、占領和建設革命黨的鬥爭方式是當務之急。我們對待反日示威的立場亦相近。我們認為中共獨裁應該為騷亂和搶劫負最大的責任，反對警察鎮壓，但同時我們清楚指出騷亂不會實現政治上真正的改變，也不會幫助工人群眾建立替代方案。

總結

社會主義者了解運動的進步與反動元素，但我們不是單純的評論，而是要方方面面考慮如何介入運動。陳墨的文章沒有提及工人階級組織應該如何獨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卻偏面地褒揚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實際上就是迎合群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的立場。

中國、日本和國際的資本主義正引領群眾走入災難。工人階級的大型運動正在來臨，這力量可以改變全球。各處的統治精英恐懼未來的這些運動，因而瘋狂地囤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戰鬥性組織，以介入鬥爭、提出口號和方法，令群眾無意識的行動變為有意識的，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在鬥爭裏會看到群眾情緒在希望與絕望間迅速轉變，而現行既得利益者將會誓死捍衛自身利益。中國、日本以至其他亞洲國家的沖突會為馬克思主義帶來考驗，只有以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我們才能通過這些考驗，發展壯大。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沖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沖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卷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製，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沖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並臺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臺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製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裏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裏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巖島）的沖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製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製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註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製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沖突，控製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汙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凈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麽他們為什麽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臺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臺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臺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沖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沖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而沖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沖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卷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沖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製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盡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沖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製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沖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臺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盡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沖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沖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製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系。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註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沖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臺上的「新興」力量。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沖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註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並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征。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系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麽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製，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樸鐘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製朝鮮，並間接壓製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系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只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復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臺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系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並」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樸正熙，其女兒樸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征。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沖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裏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製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擡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製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沖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製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系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製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製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鑒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盡管當局批準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復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麽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復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系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沖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很明顯，中共政權的殘酷的內部鬥爭的影響遍及反日遊行，使其帶有混亂和矛盾的特征。這顯示了當前政權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製力」的局限。而這使得當前領導集團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將人民的不滿通過「官方」管道發泄。無人能保證這一做法會產生效果，也無人能排除會發生新的動蕩（可能由內部派別沖突引發）。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註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盡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巖島的「國家主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製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劃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製、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製權，以及與島嶼控製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征兵製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製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沖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製，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製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製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製。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製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裏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麽為什麽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臺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國際聲援日抗議：要求愛爾蘭合法化墮胎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將會是就愛爾蘭被拒墮胎而慘死的婦女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要求當地政府立即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世界各地都會進行抗議，來表達我們對此事件的憤怒。現時愛爾蘭的墮胎法已經過時並需要改變。如果女性在愛爾蘭有選擇的權利的話，這悲劇就不會發生。我們要求立刻的改變，11月21日下午2時到愛爾蘭駐港領事館抗議。我們屆時會向的愛爾蘭政府提交抗議信。

抗議信：
致愛爾蘭共和國總理：

我們對於貴國的醫院由於拒絕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終止懷孕的要求而導致其慘死的事件感到驚訝。她在懷孕十七周時出現自然流產，但被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其原因是因為當時胚胎的心跳仍沒有停頓，而根據她丈夫的說法當時的醫生跟他說：「我們住在一個天主教國家。」我們向其家人和親友致以深切的同情。

這個慘劇反映出愛爾蘭需要立即將墮胎合法化。雖然愛爾蘭的最高法院的在「Ｘ案件」的判決指名墮胎應當在母體受到危險的情況下被允許，但是歷屆政府都拒絕為此立法。甚至歐洲人權法院亦發現現時愛爾蘭的法律不足以保障婦女合法墮胎的有效途徑與程序，並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

為了給予醫療專業人員充足支持以及法律的清晰度，我們要求愛爾蘭當局立刻下達政令允許墮胎以保障母體健康與減低婦女痛苦。

哈拉帕那瓦正是這長期原地踏步下的受害者。今天是要求愛爾蘭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我們認為愛爾蘭政府應當立即立法以允許在母體健康受到威脅下的墮胎，作為保障愛爾蘭女性對身體選擇權的第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香港：支持外藉工人的鬥爭

香港是超級富豪的天堂，卻是一般工人的地獄，尤其是對於從事著「3D」工作 – Dirty(骯臟)、Difficult(困難)和Dangerous(危險)的家務工人而言。

新移民面臨著政府有系統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打擊，工時長、工資低、缺乏勞工保障。政府和政客故意建起一堵圍墻，將外藉工人與其余工人階級分隔開，以防止外藉工人為爭取合理保障的鬥爭，與香港群眾爭取民主權利、工人權利，以及更多的基本福利保障的鬥爭連合起來。

「沒有母親的一代」

社會主義行動為建立工人階級鬥爭的團結而戰，反對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今天，於聯合國國際移民日，我們支持外地工人的示威活動。外地工人所面臨的困境，乃是由於他們不得不在國外從事粗重勞動，以支持他們在本國的家庭。他們的數量已從2000年的一億五千萬人增長到今天的二億一千四百萬人。由於在國外工作是長期而非臨時的，這就導致了愈來愈多國家出現了「沒有母親的一代」，如菲律賓。移民是資本主義製度深層次危機中的最大輸家。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鉅子卻豬籠入水。

反帝國主義！

菲律賓、印尼和尼泊爾政府如同香港親富豪政府一樣，都遵從著跨國公司的曲調而起舞。過去二十年內，在菲律賓和印尼等亞洲國家都爆發了低收入和欠缺勞動合同保障的社會問題。在資本主義的製度下，大型企業將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實際工資在各地拖低，以「競次」的方式增加利潤。這個國際體系令1%的鉅富得以專製地操縱著99%人的命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命運；同樣地，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亦得以操縱著貧窮國家的政策，一如發生在亞洲各國的情況。

在愈來愈多的國家，工人紛紛起來反抗這種壓迫。最近幾年在印尼已經形成了新的戰鬥性工會。在十月，二百五十萬印尼工人舉行了幾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並禁止缺乏保障的合同工。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數百萬人參加了總罷工，對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央行強迫他們的國家實施緊縮政策。

聯合國不是工人的盟友

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各民族的工人間進行組織，加強反擊的力量，並提出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工人不能信任聯合國，因為它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的清談俱樂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薪金為每月146,700港元，還有免費住房！他與其他資本主義的政客一樣，根本不知道99%人民的實際生活。聯合國通過ILO（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移工日」（十二月十八日）等活動，試圖為資本家的全球搶城行動塗脂抹粉。二零一零年在柬埔寨二十萬紡織女工發動了大罷工，在這次事件中，國際勞工組織表現出它的真面目－它破壞了這場大罷工，迫使工人接受極低的工資調整水平，並承諾不再罷工！

當然，十二月十八日給我們的，並不是對聯合國的信任，而是一個建立自己組織的機會，外藉工人應該把握這個機會與我們並肩而戰。應該指出，我們只能相信我們自己的組織力量，而非聯合國的決定和要求。我們要求民主地控製工會，由選舉產生代表，這些代表並只能領有普通工人的工資，以真實地反映基層和外地工人的訴求。

最低工資四十元－不要歧視，人人享有！

香港明年的最低工資將調整為每小時三十港元，這依然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我們要求提高至四十元，並呼籲工會為此訴求戰鬥，向印尼工人的例子學習，準備基層工人一天的罷工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種族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招聘機構，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仲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香港政府和媒體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我們爭取婦女權利，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宗教或性別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三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者共同推翻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資本家，滾！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讓工人民主地管理和規模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觀點－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我們會在每周五和周日舉行以中英文雙語進行的定期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積極分子，並會規劃我們的選舉活動，以確保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聲音變得更強！

二零一三年

十三萬人參與元旦大遊行

一月一日元旦日，估計有十三萬人參與大規模反政府遊行，要求特首梁振英立即下臺。梁振英政府剛剛執政半年，這次元旦大遊行是民眾對非民選的政府表達強烈的憤怒，並施加強大的壓力。

遊行中示威者指梁振英是「狼」、「吸血鬼」，並且由於梁振英多次以謊言欺騙民眾而被諷為「長鼻木偶」。同時，很多示威標語上寫著「689」，指梁在去年三月的小圈子選舉中只得微乎其微的689票，並將99.9%的民眾排除在這場選舉之外。

示威者高呼「打倒梁振英」和「立即普選」。示威後的一星期，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將會在跛腳的假議會內提出彈劾特首的議案。而在元旦日，香港的親中共團體還組織起細小的遊行以示支持梁振英，而隊伍中絕大多數是老年人。即便是警察公布的數字，也不得不說反梁遊行的隊伍人數是支持隊伍的三倍。

在香港，警察監管大規模抗議活動愈益嚴厲，在元旦日，全港三分一的警力的部署在遊行區域上。在遊行數星期前，警察表示他們將禁止參與團體在遊行路線上擺設街站籌集資金。而擺街站是反對派爭取民眾支持的傳統方式和重要的民主權利，因此必須積極捍衛。當日，幾乎所有參與團體都無視這一禁令，繼續在沿路設立街站。

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警察封鎖了通往禮賓府和中環其他地區的道路，以圖阻止企圖進行占領的遊行隊伍前進。在午夜警察拆除了示威者在禮賓府架設的帳篷並逮捕了多名示威者，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

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興趣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設立了兩個街站並發行二零一三年一月的新雜誌，以傳播社會主義的理念。我們街站籌措了超過三萬一千港元，並銷售超過三百四十本雜誌，展示群眾拒絕警察鎮壓民主權利。

對於一些示威者在遊行中展示港英殖民時代旗幟一事，香港和國際媒體都作出了相當多的報導。這個趨勢持續了幾個月，而中共領導人亦會以此借題發揮，證明有「外部勢力」幹涉香港政治問題，並將之連系至需要就鎮壓性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雖然現時一些打出殖民旗幟的相對的小團體主要是為了爭取更大的自主權甚或香港獨立，但同時亦表達一些反中國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成分，一些通過互聯網松散地連系的階層亦卷入這趨勢。對後者而言，殖民標誌是一種表達反中共的方式，就如愈來愈多人戴上Ｖ煞臉具遊行。社會主義者捍衛民主權利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反對殖民旗幟象征著的混亂的理念和反動的思想。

整個製度的危機

與其說是一個政客的「失敗」或欠缺誠信，不如說是香港面臨整個政治製度的危機 – 讓中共獨裁強加的資本主義領導欺壓人民對民主的渴求。

梁振英的領導班子雖然上任不久，但已經引發千千萬萬的示威者上街－包括在七月一日他上任時四十萬人遊行和九月超過十二萬人包圍政總反國民教育。隨著未來威脅民主的新法案 – 廿三條 – 來臨之際，未來抗議很可能會繼續。最近新委任鷹派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政治局常委的張德江，可見惡法將至的蛛絲馬跡。北京利用委任張曉明去加大香港政客對廿三條立法的壓力。2005年的時候，張曉明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汕尾發生了一場鎮壓示威的大屠殺，造成了二十名示威者被槍殺。

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未來的鬥爭必然會面臨這種威脅，可見需要以民主的架構 – 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組織倒梁的群眾鬥爭。

梁振英在與唐英年600票的搶奪戰中，曾經拋出一些民粹承諾，包括處理房屋危機、增建公屋和使政策傾斜窮人。但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當時警告，沒有一樣會得以實現。政府推出了一些小措施（例如增加印花稅）去打擊樓市，但2012年大眾市場的房屋價格上升超過23%，樓房暴漲情況惡化令數以百萬計家庭置業無望。

但對社會最窮的人來說，房屋危機已經造成慘痛的苦難。有報導指木板隔間房住戶醜聞惡化，估計25萬人要住在這種狹窄的空間裏，數字是之前估計的兩倍。因此民眾對梁振英數間高價房屋僭建憤怒，是可以理解的。

二零一七年的普選？

經過數十年的拖延、謊言和耍手段，北京與香港的菁英們越來越難於阻隔落實普選。群眾的壓力再增加，這反映在對梁振英的不滿，而這也迫使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在2017和2020年的選舉方案給予「發展進程」。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會落實真正的普選，甚至遠比不上政治上（更有技巧地）被財團商家壟斷的西方民主製度。這個問題的結果將取決於未來幾年的群眾鬥爭。

時間愈接近2017之際，我們必須要準備好應對他們更多的手段和奸計。政府將代表資本家尋求維持不民主的防衛網（雖然稍作改動）去確保高門坎的提名資格，因此不想要的候選人永遠不會出現在選票上。

我們再次見到右翼泛民政黨恐懼真正的反政府鬥爭，並不意願領導運動。在2010年他們抵製「變相公投」和與北京代表秘密交談，支持「改善」和延續功能組別。因為這個背叛，特別是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重罰，比起上次2008年選舉損失了10萬票。

反抗國民教育的群眾運動的經驗對於未來反對梁振英和二十三條抗爭中非常重要。這個運動在去年秋季已經有潛力打倒梁振英，迫使他下臺。占領行動的參加者日益增加，甚至超出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預料，而其當中主要由民主黨及其緊密盟友教協控製，並以年輕的學民思潮為外衣，因其年青新鮮的形象大受群眾支持。這個領導層遠遠落後於群眾抗議的政治情緒，例如當中要求梁振英下臺的口號，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的全港大罷課的要求。大聯盟將自己與這些「政治」口號劃清界線，強調改運動「只是」反對國民教育－但實際上這是群眾對更廣泛的普選、反二十三條和反抗整個腐敗製度鬥爭的預演。

前進之路

9月的反洗腦抗議原本可以獲得更大的退讓，但反國教大聯盟領導與政府談判者背著群眾進行暗室交易，令他們突然解散運動。

很多活動分子和年青今天在討論將倒梁運動升級的方法，當中包括占領和政總紮營的可能性。在反國教行動中，我們提出以罷學作為反抗升級的第一步以擊倒國民教育，在將來，罷工罷課等行動會再次成為鬥爭的一個關鍵，不只是學生的罷課，而工人階級的罷工會更有力量製造改變。

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堅持民主組織原則的戰鬥性組織是現時急切必須的，同時民主的運動架構以確保所有提議可以被廣泛討論，並紮根於最廣泛的活動分子之間。這是一個問題 – 關於群眾鬥爭的領導層和綱領，也是關於哪種組織形式能最佳地促進揀選和測試可以帶領鬥爭勝利領導層。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會繼續活躍於未來抗議，並主張將香港和內地的民主鬥爭連結起來，打倒梁振英和一黨獨裁，並需要建立工人群眾政黨和推翻資本主義。

香港：百人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

增加有薪假期及男士有薪待產假

今天下午三時，職工盟發起遊行，聯同多個工會與市民約一百人從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未來的施政報告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包括立法標準工時44小時、增加勞工假期17天、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職工盟成員舉起三個8字的大汽球（見圖），代表「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自主時間、八小時休息時間」。遊行口號包括「加班要補水」、「標準工時要立法　照顧家庭盡職責」、「爸爸媽媽工時長　無人陪我好淒涼」。

參加的工會包括「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及「保安及物業管理工會」等。小區組織「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政黨社民連亦參加了是次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舉起「八小時 x 五天工作製　有薪假期最少17天」的橫額，參與遊行，並訪問了數字基層工人及婦女。

28歲的余先生，任職飲食業，為全職清潔工人，每天需工作十小時，每周上班六日，他感到現時的長工時非常辛苦，認為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六小時對他來說才是合理，於是參加這次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余先生與家人同住，一家五口，月薪僅有$7200，並不夠照顧家中成員。他認為，最低工資$28或$30不足以應付生活，認為最少應該$33。另一位清潔工人邵小姐59歲，為幫補家人及丈夫外出做兼職，每星期上班六日，每天工作五小時，也希望能立法製定標準工時及增加有薪假期。

即將退休的鐘女士為兼職家務助理，獨居，今年已經65歲，但仍需依靠工作維持生計。她表示參與遊行的原因是眼見其兒子每天上班十多小時但沒有任何補水，認為必需落實最高工時。她兒子為大廈冷氣工程人員，即使是假期，公司若打電話要求上班，也需要立即工作，並且不會補水。她又指，現時百物騰貴，吃一個午飯也需要$30-40，所以最低工資最少應為$33。

全職運輸工人陳先生表示，他的工作沒有固定時間，公司表示需工作多久便多久，現時每星期需工作50-60小時，他的主要要求是要求立法規定紅色假期，以及最高工時44小時。

陳先生的極長工時不是個別例子，香港眾多在職人士工時長，並且加班沒有任何補水，失去照顧及陪伴家人的時間。65歲的鐘女士到了退休年齡仍然需要兼職工作，是因為香港政府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職工盟有薪假及男士待產假的要求，將法定有薪假期增加至最少17天（現時為每年12日），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我們認為，需要落實每天八小時、每星期五天工作製，並增加最低工資至$40，本勞及外勞一視同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全力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的罷工抗爭，認為必須終結新聞審查製度，捍衛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抗爭！
捍衛新聞自由，不要審查製度！
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及一切民主權利

香港：元旦倒梁後，梁振英深陷窘局

梁振英深陷窘局

元旦遊行十三萬人上街「倒梁」，是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最大型的元旦反政府抗爭行動，令政府的統治進一步陷入四面受敵之窘局。中央政府顯然被群眾的威力震懾，對梁振英作為統治傀儡的信心有所動搖，香港資本家亦不信任政府維護商界利益。對梁振英能否熬過五年任期，唐營的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以及梁營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都表示不予置評。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更直指，梁振英現為跛腳鴨政府，難以在一七年普選連任，不排除中途會換特首。

遊行翌日，中共黨喉舌報新華社發出新聞稿，清楚報道元旦示威者「提出要求梁振英下臺」，與過往掩蓋遊行要求的做法回異。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新華社做法實屬罕見，中央或是藉此向梁振英示警，要他加把勁改善施政。但是，報導並沒有出現在新華社的網頁上，似乎是避免內地網民看到而鼓起抗爭的信心。雖然新華社及後再報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12月31日拜會梁振英的新聞，並重申中央領導人「充份肯定」梁振英，以平衡一下對梁的嚴苛責罵，但主子大膽地動用媒體暗斥，足以已令奴才額角不禁冒汗。

中聯辦正副主任在去年三月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最後關頭時，為了急切挽救唐梁兩營互相惡鬥的局面，呼籲選委轉投梁振英，結果換來今天政府統治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從中聯辦高官調職一事亦可見梁營官員受懲罰之端倪。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卸任後，沒有按以往之慣例升職至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務，只是調職至同等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而前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亦只調職至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而中央政府任命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兩名政治局委員李源潮和劉延東為副組長，可見中共對香港更為重視，有意將管治權集中在高層手裏。

梁振英上任時，溫和泛民主派拒絕支持彈劾梁振英的議案，但半年來民怨載道，畏縮在群眾尾巴的民主黨和公民黨不得不追趕民意，連同其他反對派共27名議員簽署議案，準備在1月9日（星期三）彈劾梁振英。在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的製度下，議案是必然被否決的，但作為立法會史上首次彈劾行政長官，可見香港民主運動正處於至少廿年來的高潮。當晚在政府總部門外有三百群眾集會，直播彈劾辯論。

廿三條換普選？泛民主派暗室交易的可能…

正如公民黨梁家傑所指，現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共十八大後發表的報告，反映廿三條立法是行政長官的政治任務。但作為資產階級的法律塔利班，民主黨和公民黨是不敢超出統治階級所訂立的法律框架的，始終認為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勢在必行。他們相信依循中共政府的引領下香港可以逐步邁向民主。因此，經常強調所謂「未有真普選，不談廿三條」原則底線的反面，實質上是指只要中共政府設計一個完善的「民主安全閥」，他們就會允許鎮壓式的法律在香港通過。梁家傑最近在電臺訪問時，表示同意以廿三條換普選，受到公眾強烈非議。正如我們《倒梁憤怒激增》一文（社會主義者雜誌19期）指出：「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因為對中共的法治圈套有所幻想，公民黨未來難免走上民主黨2010年的妥協之路。

現時中央政府為2017年的「民主安全閥」急忙籌備，包括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以確保只能讓中央可接受的候選人當選。此外，中央政府要確保五年後現任特首可以在「普選」機製下順利連任。在有假普選的機製下，中共將更容易分化和收編溫和反對派，並就國安條例立法後削弱香港的民主權利。

民主黨的立法會超級議席議員何俊仁最近在公開論壇上表示，若果在2017年的普選未能達致共識，會考慮辭職發動公投。2010年民主黨抵製五區公投，2010年進入中聯判就政改方案談判妥協，繼而贊成政府的方案，無限期拖延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背叛民主。去年年末民主黨領導層換屆後，當上黨主席的劉慧卿，一直強調與中聯辦談判為正確之舉，可見民主黨背叛之路只會愈走愈遠。今天何俊仁的言論，不過反映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懲罰而喪失10萬票後，被迫披上反抗的面紗混淆視聽，拖延群眾揭破其真面目的日子之來臨。溫和派未來即使真的發動公投運動，不會視之為凝聚群眾反抗的力量，而只是挾群眾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將選票作為向中央乞求的請願書。

廿三條換普選很可能成為收編泛民主派的糖衣毒藥，然而民眾必然會緊記零三年拉倒惡法的是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一直遏製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對派。

真正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不相信依循基本法的道路能帶來真正民主，只有依靠群眾運動打破中共的一黨專政，在任何條件下反對廿三條國安法，反對禁製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和示威自由。我們支持普選權的鬥爭，並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現時跛腳的立法會，將資本家的代表排除議會之外。政治代表由工人和窮人選舉產生，只能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被隨時召回。

香港：二百人遊行要求梁振英扶貧

今天下午二時，多個團體及政黨，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施政報告落實扶貧政策，包括參考國際標準，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六成定為貧窮線、設立全面低收入生活補貼，改善綜援製度（包括標準金，租金津貼，兒童學習津貼）等。 遊行人士包括低收入家庭，本地及新移民婦女，其中不少帶同子女參加。大專院校學生也到場支持。主辦團體「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包括關註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屯門婦女貧窮關註會、同根社等組織，參與政黨則包括工黨、街工、社民連。不同團體帶同標語及橫額表達其訴求。

低收入家庭生活艱苦

34歲的林太是新移民，居於天水圍，育有兩名小朋友。她表示，來到香港感到很無助，家中只依靠丈夫收入，但日用品如奶粉及尿片等價格甚高，負擔困難，根本無法再花錢讓小孩參加興趣班發掘不同興趣。她希望政府能資助小朋友上興趣班。

同樣是新移民的陳太住在深水埗區，家中包括其丈夫與三位子女，五人住在少於一百尺的劏房中，月租更高達$2800！丈夫在酒樓全職工作，月薪$12000，但因為要供強積金，加上食物價格、租金上漲，每個月幾乎不能儲半點錢。她剛升上小一的兒子有需要補習英文，但她與其新移民丈夫沒接受過英文教育，無能力教導，需要再花錢外出補習，但憑家中收入根本無法負擔。她參與遊行，希望政府能幫助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

43歲的呀Sue住在深水埗區公屋，與丈夫和兩名孩子同住，她表示，因為外出費用太高，交通費如地鐵、巴士加價令她不敢外出，即使外出也寧願步行兩至三個地鐵站而節省高昂的車費。她與其他受訪者一樣是家庭主婦，因為需要照顧小孩及處理家務而不能外出工作，但現時物價高企，僅是兩個孩子（幼稚園低班及中三）一個學期的費用便超過六千元，所以正在尋找兼職，希望能幫補家計。她對政府的無能感到憤怒，於是參加遊行，希望發聲表達不滿。

駕院馬師傅「巧遇」車禍　

1 月29日被駕駛學院無理解雇的資深導師之一馬偉雄，在青山公路深井段練習跑步期間，突然被一輛失控鏟上行人路的私家車輾斷右腳腳掌。手術後，情況由危殆轉為嚴重，腳掌成功駁回，但日後的活動能力仍是未知之數。

事發前的同一天，馬偉雄曾接受NOW 電視臺訪問，講述自己籌組工會受打壓的情況，並在電話中與行政總裁梁霆鈞公開對質，準備透過職工盟起訴資方無理解雇。

由於駕院打壓工會的醜惡形象深入民心，車禍發生後，極多網民質疑車禍是否與是次勞資糾紛有關。車禍的確疑點重重，肇事司機聲稱，因為被一駕平治房車撞其車尾，以致失控沖向行人路，平治房車更不顧而去，導致未能追查其下落。但警方在場卻發現肇事私家車並無被撞痕跡，現場路面上亦無煞車駄痕，馬偉雄妻子向警方報案，要求徹查。

在公眾壓力底下，駕駛學院管理層於車禍翌日早上到醫院探望馬偉雄，一改數天前談判時的囂張態度，帶同五萬元體恤金給予馬偉雄的妻子，但遭到拒絕。駕院資方期後更承諾會讓兩名員工無條件復職，會先安排馬偉雄擔任文職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但另一名被解雇師傅何德明斥責公司無良，拒絕復職，就算「乞食都不會回去」。學院市務及傳訊主管宋偉梁表示，重聘兩名員工是「基於人情考慮」，而行政總裁梁盈鈞又指「以前件事當粉筆字抹咗佢」，資方似乎有意抹去公司打壓工會的惡行。

此外，1 月28 日談判時暈倒的練國亦已出院。

年青廚師被拖欠工資　勞工處草率了事

任職飲食業的二十三歲年青人阿豪，自中五畢業後便出來社會工作，已有五年全職廚師的工作經驗。於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工作三年多後，轉職至另一家西餐廳工作至今，已經有任職一年多。阿豪表示，上一次轉職的原因是因為被公司拖欠部份工資接近萬元，到勞工處詢問，職員建議他透過申請索償，取回十八個月的拖欠工資（共港幣九千元），但最後卻遭裁判官判其敗訴，並受到出言威嚇，指若果決定繼續追討，第二堂聆訊的費用將會非常昂貴，意圖阻止其上訴！阿豪為此辭去工作，並感到非常灰心。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拖欠薪金近萬元　勞工處索償無果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加州薄餅，簡稱CPK） 是一間國際連鎖餐廳，全球有超過240家分店。阿豪上一份工作就是在CPK任職廚師，工作三年，由最低級的助理廚師開始，直至升職兩級後，餐廳總廚向阿豪建議其擔任多一個額外職務，作為培訓師訓練剛入職的新人，此額外職務可在月薪外再多發$500薪金。阿豪答應後，擔任了一年半的額外培訓師，並因此由原來九龍灣的分店轉到尖沙咀分店培訓新人。公司一向的慣例是培訓師這職務從不需簽任何合約，但十八個月來，公司從沒向阿豪發那額外的$500工資，於是他向其上級經理查德問，三位經理曾經幫他追問總廚，但總廚總是再三推卻：「所有拖欠的工資會遲些會一次過發支票給他，不用擔心。」阿豪於是到勞工處查詢，勞工處調查主任了解後向他表示，口頭承諾也具法律約束力，建議他透過勞資審裁處申請索償，追討他被拖欠的部份薪金。

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每星期只有一天假期的他用了大部分時間處理這件事，包括請其經理及店長作證人寫口供、自費索取公司的商標、處理文件等。到了聆訊當日，裁判官用數分鐘聽完阿豪講述事件經過後，一句也沒問過作為公司總廚的被告，就對阿豪破口大罵：「口頭承諾唔會計數，唔好以為你有幾個人寫幾封信就得！」還出言相嚇：「如果你仲要再打第二堂，第二堂（費用）好貴架！」聆訊居然不夠五分鐘便結束了！

聆訊終結後，阿豪與被告被請到和解區，和解員再三提及下一次的聆訊費用將會非常高昂，勸阻阿豪上訴。由於第一堂聆訊是免費的，阿豪自己根本無法負擔以後的堂費，聽到裁判官的判決後已經感到非常灰心。

「調查主任、個官、和解員三人分別同我講如果再上訴會好貴，慫恿我不要再追究下去。明明系個調查主任話口頭承諾有法律效力，叫我去申請索償，我花左好多時間、精神、洗左千幾蚊，法官一句話口頭承諾冇用就咩都冇曬」。喪失萬元的阿豪對判決感到非常失望，「普通打工仔根本不會有任何法律常識，勞工處要我們靠自己去找數據，根本沒有幫我哋，做事非常草率馬虎，只系想盡快了結件事。」

強製性無薪「落場」時段　變相加班無補水

阿豪表示，飲食業大部份餐廳都有一「落場」慣例，如他在CPK工作時，月薪$8500，理論上公司規定每位全職員工每天工時九小時，但必須於中段時間「落場」，即是不計薪的休息時段，工作時間從早上九時至下午二時；五時半至九時半，而中間落場的三個半小時不計薪，這包括員工午膳時間。用膳時間不計薪這種剝削員工手段，大家樂兩年前也嘗試過，但遭到群眾發起罷食抵製運動才收回。事實上這些都是資本家為求將利潤最大化而剝削員工，節省成本的手段。

阿豪繼續解釋，在餐廳客人多的繁忙時段，原本的休息時間也可能隨時失去，在落場時段也需要繼續工作，變相是加班而不會補回工資！

「因為隨時要繼續工作，員工連食飯也沒有固定的時間。」阿豪無奈表示，飲食業多數情況都是一樣。

工人階級需要戰鬥性工會　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阿豪所遭遇到的剝削及拖欠薪金只是冰山一角。這件事揭露政府勞資審裁處之虛偽，表面上為工人爭取應有權利，但如今次事件所見，勞工處將工人的投訴案件草草了事，實際上其角色是為維護資本家的利益，只不過是借助不公平的法律遏製工人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站在資方角度盡快平息工人反抗。

面對香港服務業主導的職場環境，財團實行的工人零散化和短期工作合約大行其道，令工會尚未緊密連系至青年工人階級。但隨著青年政治意識的激進化，青年群眾運動將會蔓延至有意識的青年工人。改變需要透過抗爭獲得，而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呼籲工人積極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捍衛自己的權益，挑戰現時的剝削製度。需要以抗爭意識武裝工人，並將之組織在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的旗幟底下，以爭取基本的工人權利（如追討拖欠薪金）為開始，並要求設定標準工時40小時、提升最低工資至每小時40元的水平、爭取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及工會集體談判權）。工人起來抗爭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就是對不民主政製的最大挑戰。

香港：嚴重的環境汙染及破壞

要講地球的環境及資源如何被利潤第一的資本主義破壞得體無完膚，起碼要講三日三夜。今期就只講近年的香港。由反高鐵至反對龍尾人工沙灘的抗爭，環境破壞及地產霸權的禍根，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抗爭，群眾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

龍尾生態災難　利潤發展不離官商勾結

政府嘗試強行於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沙灘，動用二億八千萬公帑，讓地產商將龍尾發展成旅遊區。無論是否住在大埔區的居民均一致反對，十一月首三千群眾在政府總部外公園集會，要求政府撤回計劃。

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公開撰文，懷疑龍尾人工沙灘計劃涉及利益輸送。他表示，由政府委托的環評報告用了近兩年時間，只發現三十多種生物，並指龍尾屬低生態價值，而業余團體僅用了三日，已發現二百多種生物，包括全港罕見的管海馬（國際瀕危的二級受保護海洋生物）。

事實上，龍尾一帶早已成為財團牟利大計的囊中之物，將該區樓價推得更高。而李嘉誠早在桐梓開始巨型觀音像的工程，其鳳園的豪宅項目亦在進行中。兩間地產發展商德豐及偉都集團將在龍尾隔壁興建水療度假酒店。

龍尾方案在由建製操控的區議會中獲得通過，大埔區24名區議員中，9人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成員，大埔區議會副主席文春輝，同時是新界地產商會副主席！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

龍尾的人工沙灘毫無疑問將是一場生態災難，需要的是群眾抗爭，連系至民主及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才能避免未來更多的自然生態再受破壞。更多關於龍尾抗爭，請見由左仁撰寫「反對人工沙灘」一文。

高鐵、新界東北、龍尾：為誰發展？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東湧填海計劃、高鐵，都是政府為資本家謀利的種種政策，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犧牲的是大多數人的公共資源、家園、多年謀生的工作、以及大量生物的性命。

新界東北發展，主力興建低密度豪宅及商場等，為了更進一步引入內地資本，興建富豪城鼓勵投機炒賣。政府於07年提出計劃後，一眾地產商已開始在區內買地。新界東北發展區內大量農業的農地（約400公頃)，以及本地鄉郊產業（工業、物流、傳統製造業），都會因為此計劃而徹底消失。

有「香港後花園」之稱，深受市民歡迎的西貢大浪灣，於2010年被蒙古能源集團主席魯連城以1,600萬元收購十萬呎土地興建私人別墅，沙地被推平、樹木遭砍伐。此事引起群眾強烈反對，並成立「大浪西灣關註組」，到長沙灣政府合署門外示威，社會主義行動亦是其中一員。

由於群眾抗爭，政府受到壓力，最終承諾將77幅位於郊野公園內的私人土地納入保護範圍，但至今仍有34幅土地未受任何保護。直到2012年10月，漁護署才宣布將落實把17公頃的大浪西灣土地納入郊野公園，指該處自然資源豐富，有一個沒汙染的天然海灘、林地、溪流及茂密紅樹林。事實上，大浪西灣事件只屬冰山一角，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調查顯示自03到10年全港疑有55個自然風景地區遭到破壞。

香港環境汙染及破壞問題存在多年，並由於官商勾結利益龐大而糾結復雜。政府同於10年強行通過高鐵項目，僅26公裏的高鐵斥資669億，為全球每公裏造價最貴之鐵路項目。高鐵穿過三個郊野公園，破壞自然環境及僅有的本地農業，同時強行迫走菜園村原住民，又以警察打壓反高鐵集會，可見新自由主義政府犧牲環境及人民利益，為建築商利益保駕護航之真面目。

機場第三條跑道　嚴重威脅中華白海豚

政府計劃花費1,300億元公帑，於機場建設第三條跑道，將嚴重威脅白海豚的生存。事實上，在短短8年間（2003-2011），大嶼山水域的中華白海豚數目已經劇減一半，由158減至78條。
大嶼山北面是中華白海豚的主要棲息地，雖然群眾及多個環保團體過去大力反對第三條跑道計劃，但政府仍打算一意孤行。環保團體「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周月翔表示，機場擴建是本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基建項目，但機管局卻走精面，對有機會超目標回避不做。「環保觸覺」亦指，第三條跑道環評涉及的工程項目簡介有多項缺漏，並無包括中華白海豚大幅下降的數據。
香港機場管理局就擴建機場第三條跑道，向環境保護署提出「工程項目簡介」。地球之友發現，簡介出現嚴重疏漏，如沒打算評估二氧化氮（NO2）、微細懸浮粒子（PM2.5）等威脅公眾健康的汙染物，更故意不去評估擴建後引發海陸交通排放的大量汙染，對東湧未來20萬居民帶來的健康風險。

有人經常講所謂「香港的核心價值」，事實上核心價值沒有地域之分，只有階級之別，政府及資本家的核心價值就是維護社會上少撮人的利益，包括李嘉誠及四大地產商等財團的豐厚利潤；而占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是每天朝九晚六默默耕耘的勞動者，亦即是工人階級，我們是屬於社會上的99%，我們的核心價值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99%一樣，我們要的都是作為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有秩序的持續發展，住屋權利、醫療、教育、以至是共享這個世界的天然資源－這包括最基本的空氣和水。

香港每年1,200人空氣汙染致死　*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

香港空氣汙染嚴重眾所周知，原來香港的空氣質素25年從未達標，香港大學研究更指出，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氣汙染致死，即每日平均有近3.3人因空氣汙染喪生。
2011年，路邊二氧化氮的全年平均濃度水平，不但超出法定上限53%，更比世衛組織標準高出逾兩倍。另外，高汙染水平天數由07年的74天增至去年的175天，增幅高逾1.3倍之多。
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於05年訂立新的指引，但香港的指標自1987訂立30年，政府依然不肯更新，即使將在2014年實施的新指標亦不合世衛標準。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指，政府建議的空氣質素指標過於寬松，無助改善本港空氣汙染，並推算因汙染空氣致病的公共醫療開支每年達200億元。他們認為，政府建議的指標只會容許更多超標次數，且未有計算暴露於汙染空氣人口、路邊汙染水平、健康影響評估，有關建議指標製定方法欠缺科學根據。

本港車輛排放問題惡化，許多高汙染車輛仍在路面行駛，而專營巴士廢氣排放量占總排放量四成。香港的車輛密度屬全球最高，使用柴油的貨車和巴士是道路上最嚴重的汙染源，共產生路面上88%的有害微粒，75%的氧化氮和其他汙染物質。約1/3的商用巴士和貨車，117,000車輛當中有38,500架是仍然使用歐盟前期和歐盟一期引擎，占路面微粒性排放73%。
由於公共交通的私有化，私營巴士公司縱使利潤每年至少數千萬，卻懶理空氣汙染，只能在政府補貼提供「誘因」的情況下，才去轉換更環保的引擎。我們認為，必須公有化所有私營巴士公司，配合擴建地下鐵路，升級某些必須的巴士至低汙染型號，達致全民免費使用交通工具，以此限製過度使用汽車和由此帶來的空氣汙染。

地產霸權賺到盡　屏風樓加劇空氣汙染

資本主義下，房屋瘋狂的投機炒賣使地產商興建愈來愈多高樓大廈及屏風樓（即接近「一」字排開，高度密集的樓宇），造成熱島效應，城市內的空氣流動減弱、氣溫升高、加劇地區性的空氣汙染問題。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表示，全港至少有逾百個樓盤屬屏風樓，屏風樓能令更多單位享有更佳景觀，使單位價格更高賺取更多利潤，但卻害了區內其他住宅居民，加劇空氣汙染。

香港：吝嗇的財政「騙」案

曾俊華的第六份財政預算案在二月尾發 表，預算案一貫既往的吝嗇哲學。除了一些司空見慣的「派糖」措施（電費和租金減免），這只是政府在坐擁大量現金的情況下細小的零錢，這份財政預算案仍然無 法幫助草根工人、年輕人、窮人和不斷增長的需要房屋的人。在國際婦女節(三月八日) 的前一個星期，女士們受此預算案的打擊卻是最深。

南華早報訪問一名女建築工，她月薪一萬元，需要照顧患病丈夫和兩個兒子，她的心聲基本上代表著廣大民眾：「我感到失望…我認為今年與去年一樣，但政府派糖更少。」

曾俊華年年使用一次性的措施，避免打開實施真正福利的缺口。今年政府撥款$330億作出一次性「紓困措施」，比起去年800億的一半還不如。減少派 糖的藉口是：全球經濟危機，香港去年GDP只緩慢增長1.5%。此外，政府援引歐洲破產國家為例，指退休保障令西班牙、希臘等國債臺高築，繼續拒絕承諾實 行全民退休保障，縱使這是最有效減少城市貧窮的措施。

這位忽然中產的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在下個財政年度會有650億的盈餘。650億有幾多？

• 650億港幣幾乎是政府在醫院和保健一年開支的1.5倍。•這是連續九年政府錄得財政盈餘。政府年年預料財政赤字，今年亦如是。這究竟是錯誤的計算，還是假裝財政困難，以欺騙市民？• 在錄得多年的財政盈餘後，政府有多達7,340億的財政儲備，等於政府23個月總共的開支
在波斯灣的石油國家外，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如此的富有，曾俊華一貫吝嗇作風，繼績拒絕使用儲備去支援公共服務，減輕房屋危機。

隨便訪問街上一名市民，問他財政預算案需要什麽，可能會有以下回答：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製度—超過十萬個老人家(全港三分之一老人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政府立刻采取措施去解決房屋問題—要解決公屋輪候冊上三十萬人的需求，就只有興建比現時多雙倍以上的公共房屋。
因為政府囤積資金，推動私有化，迎合資本家，令公共服務正資金短缺。要增加教育、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基本褔利。
普羅大眾的憤怒已達到臨界點。窮人更窮，富者越富，達至瘋狂狀態！李嘉誠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20億港元，與政府盈餘不相伯仲。李嘉誠可以為全年的教育開支供應資金，同時繼續和上年一樣穩坐亞洲第一首富。

香港首五十名富豪的總資產有15,810億港元。根據褔布斯在一月公布的富豪榜，李嘉誠的財富上升36.4%至2,330億港元。其他財閥財富也增加了數以百億，例如貪汙而被補的新鴻基郭氏兄弟，以及恒基地產的李兆基。

財爺扮中產

曾俊華月薪為$368,220，高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卻不知恬恥聲稱自己是中產，所以也明白社會上的問題。其後，他更辯稱中產是「生活態度」，由於他喜愛法國電影和茶，所以他和中產人士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分別。

可見，政府是如何脫離現實，低估反抗情緒的高漲，而其所服務的商業精英是如何傲慢。在受人唾棄的梁振英（民意現落至27%）任內的第一份預算案，清楚顯示新政府不會將政策轉向「民粹」方向。我們可以一致裁定，梁振英政府和預算案沒有帶來半點改變。

政府對於廣大民眾要求聽而不聞，是植根於資本主義製度以及香港半獨裁政治製度。這個財政預算案只會增加人民的憤怒，令更多人反對服務1%的富人，兼 且沒有民意基礎的不民主政府。現時製度的設計是用來排除群眾的聲音的，所以反對這些政策的抗爭將會連系到民主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是在全球50多個國家組織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為其一員。我們組織年青人和工人鬥爭，反對資本主義，並主張以 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我們為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奮鬥，為多數人提供政治聲音和組織力量。如果你忍夠了今天的腐朽製度，加入我們，並為以下戰鬥：

公營的全民退休保障，與最低工資的水平掛勾
奪取鉅富的財富！立即實行財產稅，支持急切的房屋、退休金和福利開支。增加企業稅至少與國際水平看齊
大大增加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的開支。結束外判和私有化 – 踢走從福利部門牟利的吸血鬼。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理和控製公共服務
最低工資40元，復蓋所有工人，不要歧視
將私營的公共交通、基建和設施重新公營化
急切的房屋計劃，每年建設公屋五萬間。將地產集團和銀行置於民主公共擁有，踢走鉅富和投機者！
向政府和資本主義宣戰，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政黨，組織群眾為社會主義鬥爭！

香港：罷工！支持貨櫃碼頭工人抗爭

三 月廿八日早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約300名外判工人宣布罷工，在六號碼頭閘口示威，並沖入貨櫃碼頭示威，然後組成人煉阻擋貨櫃車出入。下午，工 人堵塞六號碼頭大部分行車通道，但留下一條通道讓貨車進出。現時八號、九號和十號碼頭基本上停止運作，有效降低碼頭的運作效率。隨後陸續有更多工人自發參 加罷工，晚上約一百名工人和學生通宵留守示威。

三月廿九日，約三百名工人在碼頭遊行，高呼「罷工！撐到底」、「加人工」、「永豐可恥」等口號，進取地呼籲其他碼頭工人響應和加入罷工。另外有五十名大專生到長江中心門外向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抗議。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隸屬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為全球最大型的貨櫃碼頭經營商，擁有四號至七號和九號泊位，並與中遠太平洋合資經營八號兩個泊位。公司最終持有人是香港首富李嘉誠，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

由 於工人長期受盡剝削和壓迫，這次罷工在農歷新年前已經開始蘊釀。直至三月廿日，80名工人首次在碼頭發起抗議。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工聯會）跟和黃旗 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開了閉門會議，達成所謂加薪5%的「共識」。這侮辱工人的加薪幅度激發工人憤怒，成為罷工的導火線。

薪金低　工時浮動

現 時大約300名工人進行罷工，分別屬於永豐外判商（八號至十號泊位）和現創外判商（四號、六號和七號泊位），占全體外判工人的一半。工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 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目前日薪是1,150元，要求增加至1,600元。但是，昨午承判商只承諾時薪增加3元。HIT推卸責任，指外判工人並非由 其直接聘用，故此不會負責，又否認工人十年來沒有加薪。事實上，公司每年只加人工給判頭，工人完全沒有受惠。

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 工資，前年工資更由日薪（24小時）1,480元減至1,300多元，比起九七年的水平更低。參與罷工的布先生怒斥：「我們不能再忍受剝削，資方抹黑罷工 是勒索，我們只是要求合理的薪酬。現在資方承諾只增加5%工資再加送什麽禮物，簡直是侮辱我們。」

碼頭不分晝夜運作，工人連續工作24小 時為家常便飯，有時甚至需要工作48小時以至72小時。由於早年公司將每天5-8更的製度改成每天3更，令工作量更為浮動，不少碼頭工人基本上廿四小時隨 傳隨到，有時因為沒有貨櫃船停泊而連續十六時沒工開，有時又被急忙召回工作。布先生感嘆道：「…就像賣身給公司。」

工作環境惡劣，工傷頻頻發生，即使八號風球亦要如常工作，並需要人手吊繩固定貨櫃，極度危險，甚至有工人指曾經有貨櫃倒塌傷人而無人知道。理貨員郭生表示：「休息室沒有冷氣，沒有自來水，老鼠昆蟲又多，環境比天橋底更惡劣。我們要自己湊錢購買物資。」

資方還擊　準備鬥爭

資方發動全面的攻擊破壞罷工。不少工人曾經受到經理恐嚇，指若果參與罷工將被解雇。此外，判頭臨時聘用70多名不符合安全資格的臨時工，不惜一切破壞罷工。

為了長期留守抗爭，工人現時在六號碼頭下通宵留守，需要大量物資，包括帳蓬、地墊、衣物、飲品等。

現時公司派出保安嚴陣以待，打壓集會和示威自由的民主權利，卻反過來抹黑工人與保安爆發衡突。資方要脅海事處與警方介入，工人必須準備加大動員和宣傳能力，抵抗暴力清場和政治打壓。

社 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包括所有工人時薪增加12.5元、按年薪酬調整、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我們主張民主公開的工人運動，任何與資方 的談判必須公開透明，並號召所有支持罷工的團體參與行動，確保所有團體的宣傳和言論自由。工運中的民主不是奢侈品，而是今次碼頭罷工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社會主義行動訴求：

資方須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

立即滿足工人的加薪要求

立即取消外判製度，直接聘用工人

踢走和黃集團，公共擁有碼頭業務，由碼頭工人控製和管理

資方打壓升級　碼頭工人需要還擊

法院可恥！禁製令是為李嘉誠服務的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罷工現場及募捐街站派發的傳單：

碼頭工人的罷工展示了工人鬥爭的決心，罷工人數至今有增無減，葵湧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癱瘓七至八成，令公司每日損失約600萬元。在碼頭委屈多年的工人鼓起信心，瞬間發現掌握著碼頭控製權的是自己，而不是大老板李嘉誠。

工 人要求與資方立即進行談判，增加時薪12.5元（即每更增加100元），這是合情合理的加薪幅度。碼頭工人已經有十年沒有增加工資，現時日薪（24小時） 為1,300元，比九七年的1,480元更低。和黃港口集團在零九年的盈利高達13.9億元，工人受盡超額剝削，最終持有人李嘉誠實為可恥。

碼頭公司竟然指為公司拼搏多年的工人不是他們的工人，因此不用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可見外判製度是讓公司推卸責任的製度。

罷工引來外界政黨、工會、社運團體以至普通民眾洶湧而至的聲援，大量物資和捐款鼓動工人的信心，可見罷工是爭取到公眾的廣泛支持。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這場壯大的運動已為香港工人鬥爭史寫上光輝的一頁。

禁製令 – 工運廿三條！

和 黃集團說罷工工人並不是直接受雇於工人，因此不會負責工人的福利保障，但入稟法院申請禁製令的，卻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可見資方是何等虛偽！李嘉誠寧願花 錢請大狀申請禁製令，外判公司寧願虧損數以百萬元，都不願意滿足工人日薪加三百元的訴求，可見資方視工人為敵人，視這場為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

法 院的禁製令根本是資本家的工具，用來打擊碼頭工人的罷工。四月一日禁製令頒布當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法庭和法律從來不是中立的，往往是資本家鎮壓 工人的工具，尤其在勞資沖突中，法庭往往偏袒有錢人和資本家的。香港首席法官的月薪系$21萬，幾乎是碼頭工人一年所賺的錢。他們當然是用老板的角度去看 待事情的。法官李瀚良指出「工人的示威權不能淩駕私人業權」，可見法院的最終任務是保護有錢人的財產，而非大眾的權利。

禁製令打壓工人基 本的民主權利–罷工權，破壞香港的民主權利，禁製令簡直就是工運廿三條。各國政府以專製手段打擊罷工，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例如，在2010年，英國航空在 公司92%工人投票贊成罷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頒布禁製令。在2011年，美國威訊通信取得禁製令，打壓45,000名工人的罷工。本年年初，希臘政府頒 布戒嚴令，勒令渡輪及地下鐵路工人結束反對減薪的罷工，這法令是70年代時期專製政府打擊罷工所用的。

各地的工會都站在民主鬥爭的前線，因為攻擊工會權利等於攻擊民主！

行動升級　抗爭到底！

禁 製令頒布之後，工人被迫撤出六號碼頭閘口，激起更強烈的反抗情緒。現在我們要將行動升級，呼籲其他行業的工會、工人和大眾聲援，並向法院進行抗議，揭破其 階級歧視的本質。資方利用法院打擊罷工權的手段會陸續有來，甚至有可能申請新的禁製令去對付碼頭工人，在未來甚至對付其他工人。禁製碼頭工人，等於禁製全 體工人階級！我們需要各種方法還擊，例如在4月5日雙方再出庭應訊時，動員工人和聲援者到法院外抗議，可以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案。

工人階 級需要以集體行動和團結聲援，抵抗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法例，贏取更廣泛對罷工的支持。現在六號閘口被迫清場後，鬥爭有必要有進一步的形式。我們需要群眾糾察 隊，這是對法院禁製令最有力的還擊。數以百計支持者組成的群眾糾察隊在過往很多鬥爭中都是有效的工具，用以堵塞關鍵的出入口或交通。群眾大會可以用來以投 票方式決定鬥爭策略，並組織和吸納大量聲援者，讓工人的意見得以傳播。糾察隊亦用來應付警察騷擾和打擊，維持罷工現場的秩序。在資方的攻擊升級之際，警察 之後很可能會逮捕工人，或者動用流氓騷擾罷工，糾察隊的角色是猶關重要。

雖然碼頭工人不免要在法律條文上與資方角力，但工人的戰場始終在於鬥爭本身。碼頭工人罷工要徹底成功，必須要繼續強化組織力，進而擴大罷工規模。

百多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迫轉外判　李嘉誠再向工人宣戰

有指資方準備向被解雇的一百名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現在是整體工人階級向外判製度反攻的大好時機，如果今天工人錯失反抗機會，外判製度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是當務之急！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如火如荼之際，和黃集團董事局主席李嘉誠淪為眾矢之的。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公司昨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屈臣氏蒸餾水公司為了逃避工人的福利保障，推出「自組車隊計劃」威迫利誘工人轉去自雇人士，要員工自組公司承接為期兩年的送水服務合約，又發放「特惠金」給工人所謂「自組公司」。同時，拒絕的員工則經常被調派偏遠地區送水。這實際上是將工序外判，利誘並分化工人，瓦解工會的力量。

和黃集團的零售業務2012年的收益總額1486.26億港元，而工人則每日需運送約30,000桶蒸餾水，占全港大約50%的辦公室的送水工作。

事件於本年年初已經開始蘊釀，去年12月31日，30多名屈臣氏公司職工會員工早前屈臣氏大埔工業邨廠房外抗議，舉著「反外判」、「名為外判車隊，實為打擊工會」、「我們要穩定工作，不要外判和內判」的紙牌抗議。

這並不是送水工人遭受的第一次進攻。在2008年7月11日，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無理解雇一名活躍維權的員工，並扣減工人的傭金報酬，激發了一 場大罷工，在200名工人的團結鬥爭下取得相當的成功。這場罷工亦激發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於同年7月22日進行罷工，抗議資方自2003年起減少工人 的傭金，最後也成功迫使資方讓步。

資方一直嘗試縮減工人人手以及減少工人傭金，及後的2009年和2012年亦爆發送水工人的罷工鬥爭。但資方近年來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去年的罷工最終在公司的分化策略下未能迫使資方讓步。

碼頭工人罷工已經成為香港工運的焦點，必將鼓動其他行業的工人起來鬥爭。反外判製度和反資本家剝削的鬥爭戰線正在拉開。送水工人同樣受到李嘉誠的財團壓榨以及外判製度的分化，因此與碼頭工人聯合鬥爭，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勝算，更可以強化碼頭工人的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 廢除外判製度，重新聘用100名被解雇工人

· 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聯合抗爭，反抗吸血的和黃集團

· 將和黃集團業務實現民主公營化

碼頭工人 – 香港工人的典範！鬥爭要立即升級！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碼頭罷工已經超過十天，各大工會、社會各界和學生都積極聲援，包括昨日在各大百佳門外的抗議行動，而「碼頭工人罷工基金」已經籌得超過240萬元， 證明罷工得到基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對工人來說是一大鼓舞。李嘉誠不但是百佳與HIT的大老板，其生意更遍布全港每一角落，因此，罷工開始演變成一個挑戰李 氏經濟獨裁的社會運動。

資方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談判，除了向未罷工的工人派5,000元利誘外，又以法院的禁製令打擊罷工。但罷工的勝負關鍵始終在於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 作，並聯合其他更廣泛的行業共同抗爭。下一步的鬥爭需要激起更多碼頭工人參與罷工，並聯合其他行業的工人加入鬥爭。同時，資方準備繞過香港，在深圳碼頭落 貨，因此必須製訂策略以應對打壓。

呼籲直屬工參與罷工

在四月五日，法院拒絕撒銷禁製令，工人依然要留守在碼頭閘口外。「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法院為有錢人服務，強烈譴責禁製令保衛老板利益、對罷工權（基本的民主權利）施加重重限製。

在工人罷工的壓力下，法院被迫將禁製令松綁，容許八十名工友進入碼頭停車場。仍在工作的HIT直屬員工因為外判工的罷工，工作負擔加重，早已疲累不堪、士氣低落。三百名直屬員工已經開始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貼。

工人在四月六日開始，將會安排工人輪流進入碼頭，說服尚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雖然允許工人聚集的停車場距離工作地點甚遠，但如果有組織及系統地進行，以揚聲器呼籲，並設法將傳單交至直屬工手上，絕對有成功的機會，激起更多工人參與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

定期的罷工工人大會可以吸納沒參與罷工的工人加入到罷工行列。工人大會必須確保所有工人的民主參與，才可以維持工人的高度參與，並鞏固罷工的韌力。

廢除外判製！

同樣，和黃集團旗下的屈臣氏蒸餾水的送水工人亦面對外判的剝削，公司在四月一日起遣散100名跟車送水的工人，迫使他們轉去外判的特許經營商工作。 雖然有傳資方準備向被解雇的工人派發一定水平的賠償，利誘工人妥協接受外判。但從碼頭引入外判製十五年來的經驗來看，公司的目的是瓦解工會力量，讓外判製 度長存，未來只會再次在未來壓榨工資，加重工作負擔。因此，當務之急是送水工人與碼頭工人的聯合鬥爭，並連結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反外判的抗爭。

在印尼，去年十月有二百萬人罷工，反對外判製度，迫使不少老板簽訂永久合同。在埃及蘇克哈納，去年二月杜拜環球港口有千二名工人罷工十六天，最後成功爭取全部由外判工轉成直接聘用。

和黃集團的嚴磊輝同時為外判商「富大」和「成功」的董事，是罷工揭破了的重要黑幕。事實上，外判不過是弄虛作假的技倆，除了為雇主提供雙重剝削，亦掩飾剝削的幕後黑手 – 和黃集團及李嘉誠的商業王國。

和黃轉用鹽田港口　呼籲深圳碼頭工人抵製！

在450名工人罷工的情況下，葵湧貨櫃碼頭癱瘓接近一半，令公司每日損失$500萬。資方正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 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製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例如，澳門有三分一凍肉經香港入口再轉到澳門，現時部分貨主擬 改經深圳轉運到澳門。

鹽田碼頭同樣由和黃集團擁有，資方如果調動業務，繞過香港碼頭落貨，對罷工是一大打擊。我們需要聯合深圳的工人共同鬥爭，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呼籲深圳 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的力量。當然，深圳工人面對更嚴峻的處境，例如鹽田工人只有官方控製的工會，也要面對 中共公安的暴力打壓。

若內地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的團結抗爭遭到警察鎮壓，香港的工人應保證支持內地的碼頭兄弟，亦應呼籲國際上的碼頭工人支持，發起抗議並將聲援行動升級。

這是中港兩地工人反擊李嘉誠和中共獨裁的好時機，我們可以錯失嗎？

同樣由李嘉誠控製的鹽田港碼頭，工人工資只有約三千至四千人民幣，九成的低技術工人也是受聘於不同的外判公司，與HIT的工人狀況相似。在零七年， 超過700名鹽田碼頭工人曾發起罷工，在中共的獨裁下罷工，所需要的鬥誌絕不比香港工人少。老板的組織跨越國界，令他們更有效地剝削勞動力，盡量遏製工人 組織起來反抗。因此工會也必須跨越國界，通過真正的組織，將香港和內地的工人連結在同一陣線，捍衛工人的飯碗、工資和工作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其他聲援罷工的團體一樣，一直積極參與罷工，支持工人的合理訴求。我們至今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得超過二萬元，亦為是次罷工出版《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碼頭罷工特刊」，將所有捐款捐至職工盟的罷工基金。

作為與「工人國際委員會」聯系的戰鬥性社會主義組織。我們站在工人身邊，投入整場鬥爭，分享工人鬥爭的經驗（包括從國際鬥爭的經驗），並協助建立戰略和方法以贏得勝利。

我們通知了工國委不同國家的工會成員，呼籲作出聲援香港碼頭工人的行動。我們瑞典的同誌已發起了反對李嘉誠３（電訊）的行動，在瑞典的3分店門外抗議。

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加薪兩成，絕不妥協！
譴責和黃HIT公司拒絕談判！要求集體談判權
廢除外判製　－　外判製只是資本家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工時、削弱工會的技倆！
積極利用禁製令的松縛，進入碼頭說服未罷工的工人參與罷工
呼籲深圳四大碼頭（特別是鹽田港口）的工人抵製香港轉過來的工作－工人階級大團結，對抗資本家的技倆！
打倒李嘉誠和大商家的經濟獨裁！民主公有大企業，經濟發展應為人民需要，而非為少數人的利潤
團結聲援碼頭工人罷工！

碼頭罷工 – 勞資談判僵持不下　要真正的行動升級

今天，碼頭工潮進入第三輪談判，逾百名碼頭工人遊行至談判地點葵興政府合署外示威，向資方施加壓力。目前，外判商「永豐」拋出加薪7%的方案，而「高寶」則只願意加薪8.5%，與罷工工人要求的20%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罷工工人絕不會接受這屈辱的不平等條約。

此 外，沒有參與罷工的建製派工會 – 勞聯和工聯會表示會接受加薪12%，顯然這是工會官僚與資方達成的「協議」，用以向職工盟施加壓力。此外，每年外判商會在七月與HIT續約，有罷工工友表 示，在最壞的情況下，外判商有可能會準備在今年七月續約前結業，逃避對罷工工人的責任。碼頭工人必須準備抵抗資方的技倆。

由於資方不答應 每更加薪90元（即18%），職工盟宣布將行動，會呼籲HIT直屬工和外判內運車司機加入罷工，並移師至長江中心外繼續紥營留守。4月17日中午，約二百 名工人已經抵達長江中心外示威並紥營留守。為了爭取公眾關註和支持，留守長江中心外可以是其中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罷工進一步癱瘓碼頭的運作，令公司 董事損失盈利才能擊中其要害。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碼頭工人罷工抗爭。罷工勝負的關鍵在於能否癱瘓碼頭的運作，碼頭工人的當務之急是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並號召國際碼頭工人團結鬥爭，包括深圳碼頭工人。

呼籲HIT直屬工和內運車司機參與罷工

在外判工人罷工後，碼頭公司的四十七個吊機，現在只有三十四個運作。現時HIT直屬工（主要為吊機操作員）工作負擔加重，疲累不堪。300名直屬工按章工作，爭取超時補水1.5倍，更不排除會將行動升級。

HIT 更聘請了沒有考獲安全證的南亞裔工人，不少未有罷工的工人指工作險象環生。部分復工的工人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指，四十名的船上裝卸員最少已連續工作三 天，當中有六人自上月底工潮起，不斷在碼頭內「車輪式」工作，至今已半個月未嘗回家。法院的禁製令打壓工人合法的糾察權，卻連最基本的勞工權益都不能保 障，可見「法治」的雙重標準昭然若揭。

在工潮後，碼頭內的工人工作士氣低落，工作負擔更為沈重，有組織和耐心地呼籲他們加入罷工的戰線，是絕對有可能的。

在 4月15日晚上，數十名罷工工友嘗試走進碼頭內，呼籲內運車司機參加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持續的和有系統的呼籲行動，包括清晨在葵芳及荔景地鐵 站擺設街站，呼籲正在上班途上的內運車司機和HIT直屬工參加罷工。此外，將工友呼籲罷工的演說錄音，並以揚聲器在碼頭內不斷播放，亦是另一選擇。這種堅 定的集體行動可以說服更多工人參加罷工，狠狠教訓一下外判商和和黃集團！

國際團結聲援行動

國 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昨日再發出聲明，指工潮下每天處理貨量運力維持八成六。這說法是誇誇其談，以打擊罷工工人的信心。根據職工盟的聲明所指，現時貨 櫃碼頭內每隊裝卸工人平均每小時能處理7至8個貨櫃的起卸工作，比起正常運作時的25個少於三分之一。工會估計，現時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只及正常水平的三 成。

但是，HIT的確準備轉用廣東省鹽田、蛇口等四個貨櫃碼頭落貨，甚至促港府向廣東省「求救」，特批貨櫃迅速來港，甚至製訂新航運路線繞過香港，從而瓦解罷工的力量。

李 嘉誠的剝削爪牙遍及全球，鹽田港同樣由其控製。和黃集團可以繼續剝削深圳工人牟利。工人唯一反對老板全球化的武器，就是國際團結抗爭的行動。在零七年曾經 出現過罷工，抗議公司十年只加薪100元人民幣。在香港的工會應該動用媒體，呼籲深圳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絕處理從香港繞道而來的貨物，捍衛香港碼頭罷工 的力量。

我們明白到內地當局必然會阻止任何與深圳工人的連系，但即使單單公開呼籲團結深圳工人的舉動，就足以引起各界高度關註，更會挑起 雇主一方的神經。香港的碼頭工人應該承諾，未來深圳工人起來抗爭的時候，香港一方都會全力團結支援，絕不會沈默 –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深港工人的團結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目前將罷工升級的必要任務。

4月16日，澳洲海事工會的八名代表親臨罷工現場聲 援，捐出12.8萬港元致罷工基金，並與百多名罷工工人，由葵湧貨櫃碼頭出發，遊行至勞工處的葵湧辦事處（即談判地點），一起喊「罷工！撐工人！」的口 號。國際上的工會已經展開討論實際行動支持香港碼頭罷工，包括慢駛甚至停駛來港的船只以幫助拖延貨期。可見，國際上的碼頭工會已經積極前來聲援，香港工會 應該有更進取的行動，呼籲國際碼頭工人參與鬥爭。

撒切爾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結束

撒切爾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尊崇為女英雄，最近亦被內地官方媒體譽為「偉大的」領導人，但她在上世紀80年代與中共的談判時，卻表現得相當無助和不諳時勢。這場 談判為1997年的主權移交鋪平了道路。《環球日報》一篇社論談及香港問題，稱撒切爾「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確妥協」。

從歷史 去看，這是不正確的，盡管有其「鐵娘子」的形象，撒切爾實際上數次在有組織的勞工的堅決抵抗下，作出過重大的退讓（正如所附文章解釋的）。例如在利物浦 市，工人運動是由托派組織「戰鬥派」（與「社會主義行動」結盟的工國委 [CWI] 的一員） 所領導的，當時的群眾鬥爭，包括總罷工迫使撒切爾退讓，並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務的經費增加。

在英國與鄧小平及中共獨裁的交易中，撒切爾的妥協實際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國高官從一開始所說的話 – 在轉折點1997年後，放棄延續英殖統治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官員，包括當時的港督曾經探測過北京水溫，確切告訴她，北京在收回香港這一點上是「不容談判」的。

在 福克蘭群島戰爭戰勝阿根廷後，撒切爾意氣風發，在1982年9月赴北京會見鄧小平。傅高義在《鄧小平傳》中指：「撒切爾後來描述，會面令人苦惱，但是與會 的英國官員指證說，撒切爾匯報時大大誇大了與鄧小平的對峙。她在會後的新聞稿和中國隨之而來的反應，才是對峙感的源頭。」

因而根據傅高義的消息來源，「和鄧小平對峙」僅僅只是媒體技倆，用以掩蓋英國政府的順從。

撒切爾訪京的一星期內，恒生指數下跌了25%，而在一個月內暴跌了一半。這段時期，從港幣的崩潰可見到經濟的不確定性，並導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註一擲的決定 – 港幣與美元掛鉤。這就所謂的「平穩」過渡！

無 論撒切爾或者其他領導人的意願如何，一旦中國決定收回香港，英國作為一個衰落的帝國主義勢力，顯然無法與中國對抗。相比起毛澤東滿足於將香港主權的問題 「留給後代」去解決，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本身標誌著其焦點有所轉移。在北京走向資本主義瓦解國有行業、免費教育和醫療、廉價住房等等後，難以繼續濫用「社 會主義」的名義維持統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義的措辭，也更需要復興大中國的願景，因此要收復香港。

「英國首先退縮。」陸恭蕙在其《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說，「畢竟，英國需要考慮中英的長遠關系。」意思是，英國資本主義不會為了無從把握的香港，而妨礙其涉足準備打開的中國巨大「市場」。

撒切爾真正關心的，不是香港群眾的困境，也不是他們在中共統治下會否面臨鎮壓（正如英治時期就多次發生鎮壓）。1981年，和中國開始談判的一年前，戴卓 爾推動種族歧視的《英國國籍法》，剝奪三百萬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數百萬人）的居英權。撒切爾當時在演講稱，英國被「外來文化所淹沒」。撒切爾收 緊移民法主要目的，是製止香港移交中國後引起的逃亡潮。

撒切爾、鄧小平和其各自的統治菁英，不僅不是敵對關系，而且還基於經濟利益而達成 了諒解。撒切爾將鄧小平的一國兩製以「精妙」來形容。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撒切爾主義，也反對鄧小平主義，對於中共官員現在得傳於撒切爾的階級鬥爭的謀略， 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每日電訊報》報道：

「在位於上海的中國最精英的黨校之一 –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危機管理』課程已經包羅了撒切爾的哲學，當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國騷亂。」

「…李敏教授，在一次學院的課程上說，就危機管理而言，英國這位前首相堪稱楷模。」

據估計，中國每天發生500件的「群體性事件」，而警察和國內安全的維穩費甚至高過國防。因而不難理解中共癡迷於撒切爾的鎮壓政策，如加強警察，以及在歐洲最不民主的反工會法律。

今天，對於英國和撒切爾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廣泛的誤解。或許其中最極端的表現，是有被誤導的香港青年在反政府示威中揮舞英殖民旗，並錯誤視之為抵抗中共獨裁的象征。事實上，這種政治混亂始於上層，在政治建製中，特別是在泛民主派的領袖人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最近評論說，撒切爾「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福祉」，並補充說「這是英國歷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頁」。如果有人相信這說法是一種諷刺，是可以理解的。

那 麽劉慧卿又認為英國哪一次的軍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電訊報》指出，英國前前後後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個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作家理查德． 戈特（Richard Gott）在《衛報》中寫道：「當前世界上的許多沖突，發生在英國已經拋棄、耗盡和一貧如洗…的前殖民地」。 戈特列舉斯裏蘭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韋、肯尼亞、巴基斯坦和印度作為例子，在這些國家中，英國「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沖突和不穩定 一直持續到今天，奪去不計其數的性命。

撒切爾代表著資本主義製度，並特別野蠻殘忍地捍衛它。她在中共體製內贏得眾多崇拜者，是不會令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吃驚的。社會主義者理解，無論是在東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戰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反李嘉誠的鬥爭需要團結！

致左翼廿一公開信：你們捍衛言論自由嗎？
葵湧國際貨櫃碼頭的工人爭取合理工資的鬥爭，凝聚起公眾、青年和社運人士的大量支持。不少學生和市民都站在碼頭工人的背後，提供財政和物資上的支 持。「社會主義行動」也不例外，除了每日到場支持罷工，至今已為「碼頭工人罷工基金」籌募了超過一萬一千元（註：至本刊出版之時，數字為三萬六千元），並 將會加強街站募捐及到場聲援的工作。各組織（包括「左翼廿一」）和個人都做了重要的聲援工作，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可惜，對於「左翼廿 一」 的部分成員阻撓「社義行動」成員的民主權利，我們深表遺憾。四月一日，二千人由荔景地鐵站遊行至碼頭，在碼頭舉行集會期間，「左翼廿一」的主持向我們表 示：「『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不可以發言，因為你們出售雜誌。」所指的是《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罷工特刊。我們向「左翼廿一」成員解釋，罷工特刊的收益將全數 捐贈予罷工基金。

職工盟代表表示，完全沒有禁止《社會主義者》雜誌在罷工現場或其他地方發布，更感謝我們支援罷工基金。然而，即使「左 翼 廿一」得知這消息，在四月二日晚上打氣晚會期間，仍然阻止我們的成員發言。即使我們解釋雜誌並非向罷工工人籌錢，而是向外界人士募捐，「左翼廿一」仍然繼 續抵製我們。這等同審查和禁製政治觀點，違反民主原則，令我們極度震驚。

我們相信大多數「左翼廿一」支持者並不認同這些不民主的行為。希望此抗議信能夠提醒「左翼廿一」，你們部分的代表成員不幸持有非常危險的立場。

我們將繼續聲援工作。事實上，我們寧願將精力集中對抗資本家，向服務李嘉誠的法院頒布的禁製令反擊。但為了捍衛工運中不可或缺的透明和民主，我們不得不發表此公開信致「左翼廿一」，以示抗議。

我們要求「左翼廿一」清楚表明立場。　貴組織是否支持新聞自由？抑或是僅僅支持除「社義行動」外的新聞自由？這場鬥爭實在非常重要，不能因有違民主原則的騷擾行為而蒙上陰影。請以民主的方式合作，團結鬥爭！我們的立場都是支持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並為之而鬥爭的，不是嗎？

資方在禁製令的護航下已經清場，罷工進入關鍵的階段。我們必須更堅定、更團結地揭破和反抗資本家的剝削製度。

碼頭彥將李李嘉誠的商業王國暴露於鎂光燈下

碼頭罷工震撼人心， 一個多月以來，揭露了李嘉誠等權貴治港的現實，令愈來愈多人睜亮了眼睛。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料，六大企業集團支配著香港經濟，包括超市銷售額的90%及 私人屋苑市場的三份之二，在每$1的花費中最少吞下23仙。他們的商業帝國遍及各行各業，你每次乘一程巴士、在一商場購物、撥一次電話、住一次酒店、看一 套電影，或照亮你的家，更勿論買一個單位，都不得不令這些富人更富有。財閥大亨控製地產市場，「地產霸權」一語由此衍生而來。

在這權力架構的頂端是李嘉誠。據福布斯雜誌，李嘉誠在富豪榜排行第八，坐擁$310億美元（$2,410億港元）的個人財富。按股票總值計算，他擁有的公司占股票市場的15%。去年，李氏等香港富豪豬籠入水，李氏身家上升了$80億美元（$620億港元）。

算 一算，李嘉誠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的增幅幾乎足夠支付香港一年的教育預算（$630億港元），幾乎相當於香港政府去年的賣地收入（$690億港元）。其他 一級富豪即使未如李氏，也賺得盤滿砵滿。恒基兆業主席李兆基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230億港元，達到$1,550億港元。郭氏兄弟沒有受嚴重的貪汙指控 及家庭內哄阻礙，財富於去年增加$310億港元（來源：福布斯富豪榜）。

對香港大眾而言，故事則截然不同。現時的貧富差距是已發展經濟中 最極端的。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貧窮成為這城市「地方獨有」。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香港平均工資在上個年代每年只增加了1.5%，低於通脹。而生活在 貧窮線下的長者數目首次突破三十萬，達到305,000。

裙帶資本主義

「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傳說。李嘉誠並無真正的白手興家，而是靠剝削 工人賺錢。無論在昨天的英殖政府，還是今天的中共獨截及其香港傀儡下，他都大大地受惠於國家，通過「裙帶」關系中受到特別厚待和保護。李氏在1972年成 立的長江實業，現今是香港第二大的地產集團，在香港7個單位中有1個由其建築。

在毛派影響下的六七暴動後，李嘉誠趁著房產投機熱潮中建立 長實集團。在英政府的允許下，長實集團分支到公共事業，並於1979年收購了控製港口的和記黃埔，又於1985年收購了作為香港第二大的能源公司港燈，成 為打入批發、電訊及媒體等經濟領域的跳板。李氏的屈臣氏集團擁有超過7,800間分店，包括百佳超級市場（在香港有250間分店並於國內有50間）及其他 品牌例如Taste和豐澤。

在1970年代後期，全球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助長了李嘉誠尤其在英國（因當時英殖治港）擴張公共事業和基礎建設的生意。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李氏家族真的會靠穿膠花白手興家？

新 自由主義聲稱國營部門「沒有效率」，而要盡可能私有化最多的部門，水、能源、交通、學校、醫院，甚至監獄，被私人資本家以利潤模式營運。李氏等大亨及其國 際上的同類人物一直大有影響力，令政客們采用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私有化、去管製化（降低服務質素和對客戶的保障，以增加利潤）、外判製（正如我們在 碼頭業中所見，「血汗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削弱工會的議價能力）。

但當新自由主義攻擊政府的福利和扶貧措施時，財團卻受著政府的政策庇蔭， 來保障土地的供給、超低的稅率、縱容資本寡頭（財團之間達成控製價格的協議，操控市場）。因此，香港是個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官商勾結，這完全粉碎了 右派智庫指香港為世上「最自由」經濟體的神話宣揚。

自由派經濟學家往往回避這些問題，但事實上世上並不會有一個沒有「裙帶」關系的資本主 義經濟。當梁振英「選上」了香港特首的時候，曾經揚言要挑戰大財團（當中大多數支持其對手唐英年），尤其是他們對房屋市場的壟斷，並提出要增建公共房屋。 但這並沒有兌現。以李嘉誠為首的一眾財團，在北京的盟友的幫助下，迫使梁振英乖乖聽話，淡化其建屋的計劃。

海外擴張

香港資本主義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其經濟幾乎完全是寄生性的，建基於錢滾錢，而非建 基於民眾可消費或可使用的生產來創造財富。大多香港的利潤來自外地，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血汗工廠勞工。今天，金融的投機製造了鉅額金錢，製造了連中產都透 不過氣的房屋惡夢。25萬人住籠屋與板間房，被剝奪了基本的住屋權利。但正如列寧解釋，「剩余資本」在此狹小的市場中出現，導致資本家需要向外擴張。李嘉 誠可以說是這個現象活生生的教材。

李嘉誠擁有一系列的港口、電信、媒體和公共事業，全球雇用25萬名工人。他控製了世界上港口總貨運量的13%，營運將近30個國家的碼頭。李嘉誠的旗艦港口企業「和記港口控股」是和記黃埔的一部分，其亦與中國的國有企業合作，包括營運深圳的港口業務。

李 嘉誠在中國的投資不止於此，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其建築項目。在農歷新年前，吉林省有100名工人在和黃擁有的豪宅外抗議，追討$2,000萬的欠薪。香港 財團在鄧小平的走資改革後，很快便擁護中共獨裁，而這些權貴家族甚至被「選上」為半官方職位的政協或人大，包括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

歐洲 爆發債務危機，該區成為了李嘉誠收購的目標，購買私有化的公共事業、能源公司和電訊。和黃的收入有42%是來自歐洲。一個財經分析師對於李嘉誠最近收購供 給英國四份一人口天然氣的威爾斯與西部事業（Wales & West Utilities）後感嘆道：「歐洲成為了李嘉誠新的寶貝。」李嘉誠擁有的其他英國公共事業為英國電力網絡（UK Power Networks）、北方天然期網絡（Northern Gas Networks）和南方水業（Southern Water）。去年，和黃花了200億歐元來入股愛爾蘭的電訊商Eircom，花了130億歐元入股另一奧地利的電訊企業Orange。李嘉誠的屈臣氏集 團擁有英國及愛爾蘭超過900所分店的連鎖藥房。

社會主義的解答

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盟友，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爭取生活工資的鬥爭。我們與碼頭罷工工人 以及通過工國委與世界上社會主義者討論，我們正在協助這場鬥爭，並推動全球的聲援行動。根據國際工人鬥爭的經驗，例如去年葡萄牙的碼頭罷工得到歐洲八國碼 頭的罷工一小時聲援，我們提出全球碼頭工人罷工，聲援香港的階級兄弟。在李嘉誠擁有全球多個港口，在其工會中特別可以提出這呼籲，包括在亞歷山大港、布裏 斯本、布爾諾斯艾利斯、雅加達、卡拉奇、倫敦、洛特丹與悉尼。

碼頭工人的鬥爭贏得了香港普遍群眾的巨大支持，激起了對貪婪狂妄財團的憤 怒。工人需要強大而民主的工會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同時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終結財團的專製與經濟壟斷。這個任務源於國際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 政治的激進化，對「1%」貪婪富豪和資本主義日益憤怒。現在極需要新的工人政黨，爭取對社會主義綱領的支持：

讓財團為危機埋單－向財團征收富人稅，並終結香港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
終結所有外判與合約勞工－捍衛真正的工作，並要求工資增幅水平超過通漲！
建立戰鬥性的工會與新的工人政黨！支持國際主義、團結聲援和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與歧視！
要求立即增建廉價公屋，每年5萬間－踢走財團，並將銀行和地產商民主公營化！
打碎資本家的寡頭，終結地產霸權！唯一方法只有將長實、和黃等財團擁有的企業國有化，並實行工人與大眾的民主公共管理。

香港：五一勞動節 爭取標準工時的抗爭

巴菲特的名言與李嘉誠所思所想一脈相承。李氏發動階級戰爭，通過和黃集團和HIT的奴才，還有作為「爛頭卒」的外判商，向碼頭工人發起進攻。但是，碼頭工人展示了還擊的方法。

葵 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抗爭，增取加人工，得到廣大群眾支持，可見群眾反資本霸權的情緒高漲。日本、澳洲、瑞典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碼頭工人和海員紛紛團結聲援香 港碼頭工人，可見國際主義是工人的階級本能，更呼應五一節的主題 – 「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物價飛漲、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深化、雇主打壓愈發嚴苛，今年的五一遊行繼續是勞動者重要的行動，以捍衛自己生活水準。最低工資已 經在兩年前實施了（盡管其水平遠低於群眾需要），勞工三寶中的標準工時將是下一個勞資對抗的戰場。

極長的工時

作 為全球國家和地區中人均生產總值排行前三十名的地方，香港勞動者的工時之長在世上也是諷刺地名列前茅。根據瑞銀2012年9月的「價格與收入」報告，全球 72個被調查城市中香港人均年度工作時間為2,296小時，高於全球（1,915小時）和亞洲（2,154小時）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時間，位列全球第五高。 東京的人均年度工時為2,012小時，芝加哥為1,854小時，倫敦為1,787小時，最低的巴黎僅為1,558小時。

而統計處亦在今年 三月公布了去年（2012年）本地雇員的工時資料。去年，全港雇員每周工時中位數是45小時（國際勞工協會規定每周工時四十小時，超過四十四小時已屬嚴重 長工時），相比前年（2011年）並無下降。年長人士工時更長，年逾五十五歲的雇員，每周平均工作達48小時。四大低薪行業中，保安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長 達64.7小時，最長工時的保安員每周工時更高達72時。飲食業中，中式酒樓菜館員工，每周工時中位數是60小時，最長工時高達63小時，港式茶餐廳員工 每周工時中位數是57小時，最長工時可達61.3小時。

真實情況很有可能比以上數據嚴重，因有其他因素沒被納入調查中。最常見的情況是雇 員加班了但不被雇主記錄。例如，在本文撰寫時還在進行的葵湧貨櫃碼頭工人罷工中，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就曾指出他們每次工作時期名義上是24小時，但連續工 作48或72小時（即整整兩天或三天！）是常有的，一位工人表示最長曾經連續工作96小時！

外判是香港和世界上都存在的大問題。印尼和南 韓近年都爆發了反對外判和分判的罷工，亮起了引領香港工人前進的明燈。資本家用來增加工作時間和削減實際工資，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將其罪行一一揭破。不僅是 碼頭工人，保安、清潔工、公共機構如大學的食堂，甚至是公立醫院的醫生都紛紛被外判。在香港外判工人占勞動力比例愈來愈高。200個公屋商場賤賣給領匯 後，雇員工作條件急劇惡化 – 保安由8小時一班改為12小時一班，而且超時補水沒有增加。工會必須抵抗攻擊，首先在群眾面前揭破外判的邪惡本質，然後通過精密部署的工業行動，要求永久 工作，結束外判和分判。

外籍家庭傭工也是工時極長，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200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的外傭每日平均工作長達15小時，當中四成七的工時介乎15至20小時之間。這令已經受著種族和婦女問題深深壓迫的群體更加受苦。

爭取標準工時

群眾長年深深體會高工時之苦，樂施會於2010年的調查顯示，逾八成巿民認為本地人超時工作的問題「嚴重」，接近三分二人支持立法訂定立最高工時。

去 年三月，超過一千名消防員為爭取將每周工時由54小時縮減至48小時參與了其工會發起連續三日按章工作的行動。近日，消防處提出減低每周工時的方法竟然是 透過縮減夜更消防車及執勤人手數目，而非投入資源增加人手。每周工時只減少至51小時，這令服務質素下降的措施因遭大批前線員工反對而擱置。最近的新方案 （新「五一方案」）是透過把每輛出動消防車的人手減少一人，繼續堅持不增加人手和資源，這正是小圈子政府一向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做法之一。

政 府剛於4月初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跟最低工資委員會一樣，標準工時委員會充斥著資產階級的代表。23名委員中有12名勞工顧問委員會成員，除了名正言順 的雇主代表，勞顧會的所謂雇員代表就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和勞聯財務主任周小松等建製派人士。其他委員除小圈子政府的代表，則有會計師公會會長（趙麗 娟）、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及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等依賴資本家給予龐大利益和極力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人。正在領導碼 頭罷工的職工盟則被排除在外。委員會並表示需要花3年時間討論才能提出最高工時的建議，可以想像，屆時只會因應資本家而非勞動者提出建議。

連結其他訴求並抗爭

為確保享有合理的工時，我們需要把爭取最高工時的訴求連結至生活工資（最低工資至少40元時薪）和集體談判權等訴求，通過民主公有的綱領把經濟的控製權從一小撮反民主的有錢人中奪過來。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但不能失去勞動者，因為工人階級才是維持社會運作的一群。

今 年五一勞動節，將圍繞著碼頭工人英勇罷工的氛圍，可見階級鬥爭是今天的現實，也是工人階級歷史得出來的經驗。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永遠都如此貼題。工人需 要建立工會，將工會民主化，並將其改造為一個戰鬥的組織，以清晰的訴求向老板還擊。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有力的工人政黨，把包括外傭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抗爭 團結並壯大起來。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訪問系列

罷工第三天
30.03.2013

橋邊理貨員蔡生：「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我們工人的力量很大！」

蔡 生是俗稱「摣紙」的橋邊理貨員，在碼頭工作了17年，之前是在另一間公司工作，到一年半前才到永豐工作。他現時的工資是1,315元（24小時），比起 96年時的1,480元更低。由於工作時需要用梯爬高爬低，容易滑倒跌傷，在八號風球時工作更是危險。平日要擡高頭，拿著打掣棒工作，手容易疼痛。

問到有什麽激發他決心罷工，他說：「公司跟我們說要接受5%的加薪，並說會加送「禮物」，對我們簡直是一大侮辱！」他認為現在需要加薪300元（25%），其中20%只是追回以前的水平，然後另外再加5%罷了。

他 說，第一天早上罷工人數只有120-150人，但兩天後早上在碼頭內遊行已經有200人，並有各大工會和年青人到場支持。蔡生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力量，顯得 相當有信心，說：「公司竟然說我們不是他們的工人，現在我們要迫大老板向永豐交代。」他認為罷工已經開始，並不能回頭：「無論今次罷工成功與否，我也絕不 後悔。我們可以停止碼頭運作，由少數人聚集到現在的大力量，滿足感難以形容。我睡在這裏也很開心！」

貨櫃裝卸員：「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

「姑 爺」（即苦力）是貨櫃裝卸員，三位不願留名的拆卸工人，由第一天參與罷工到今天晚上，坐在地上與我們閑聊。兩位均是永豐外判公司的「抓結」工人，負責在船 上裝拆貨櫃。當記者問到他們對工作的感受時，其中一名工人表現出百般無奈，他說：「我做咗廿四年，有一仔一女，為咗層樓，做到死，忍無可忍才罷工。」他們 表示，做這一行經常有工傷，因為他們每天重復同一個動作不下三百次，所以非常容易受傷。工作沒有安全措施，非常危險，「因為拉繩很重，隨時可能不夠力便跌 下來。而且每只船的船齡不一樣，一些較舊的船只，會令工人更易踏錯腳墮下。曾經有工人因此而受傷」。

他們工時極長，最少要連續工作廿四 小時，有時還需要加班至九十六小時（連續四天）！「打風落雨，八號風球更加要上班，我試過四日不停工作。即使橫風橫雨，也要繼續工作，需要完成工作，只船 才走得」。關於下一步的行動及罷工運動的發展，他認為等待假期後，罷工的威力將更大，「放完假，街車便會入來，到時殺傷力更大」，對罷工有一定的信心。

機手吳生：「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

旁 邊站著的一名機手吳生，在碼頭工作十多年，也對於工作環境非常不滿，「工作未完結時不可以停下吃飯，好苛刻，若果你部機持續十五分鐘不動的話，便會有幾十 個電話叫你工作，根本不讓你休息。又每日吸廢氣，好大塵，有工友因為咁而患肺癌」。他憶起工作情況，「每日都有十字車，每日都有工友受傷。工友要爬上爬落 貨櫃，好危險，有工人連櫃跌落海我都見過」他手指旁邊的工友，「佢可以由呢度（地面）爬上第六層櫃，你見過未？」

他希望罷工運動能完全癱瘓碼頭的運作，迫使資方談判及答應訴求，他認為堵塞行動可以更進一步，亦希望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碼頭工人加入罷工，「如果用兩架貨車塞住便可能癱瘓成個（碼頭）運作。如果四間（外判公司）一齊罷工，培記、永豐、高寶、聯永，便可以癱瘓碼頭！」

罷工第三十天
26.04.2013

這天晚上，我們與工友在長江中心外集會，之後沿著花園道，一同遊行到禮賓府，要求梁振英面對工人。以下是幾位工友罷工一個月的心聲，他們都是高寶外判公司的塔機操作員。

張先生：支持廢除外判製

被問到罷工將近一個月來的感受，張生先表示仍然非常樂觀，堅持到底，並且十分感謝市民連日來的支持。他認為資方連日來的打壓（包括外判公司高寶倒閉、申請禁製令、和黃公開聲明等）某程度反映他們開始焦慮，因此工人反而可以不用著急，他亦希望罷工能夠繼續和平地進行下去。

張 先生認為，這次的罷工不單單是碼頭工人的事，而是將影響到全港所有的外判工人，能夠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希望碼頭工人的罷工能成為香港其他工人抗爭的重要榜 樣。對於罷工的未來發展，張先生希望罷工運動能夠擴大，但無奈內運車司機被十多間外判商操控，力量非常分散，難以團結起來，而HIT的直屬工又享有與外判 工人更高一等的薪酬福利待遇，令他們更難走出來罷工。因此，張先生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立即廢除外判製」的訴求。同時，他亦支持國際上的工人團結聲援抗 爭，可以將事件成為國際工人共同反李嘉誠的運動。

至於被問到他家庭與身邊朋友對他參與罷工的態度，他說起初他們都不太支持，通常是受到主流傳媒偏頗報導的影響。其實早在反國教運動的時候張先生已經察覺到傳媒不中立的角色，而身邊的人在更多的了解事實後都會站在工人的一方。

陳先生：高寶結業不負責任，可能會另開新的外判公司

經 過幾十日罷工，陳先生認為整個運動最終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一方面資方HIT由於碼頭運作減慢而蝕錢，另一方面工友可能無法得到合理待遇。陳先生認為高寶 公司行事「縮骨」，結業時間由最初的六月三十日改至四月三十日，從而避過四月後的薪金結算，他批評這樣的做法是不負責任。他認為，高寶的領導層可能事後會 另開一間新的外判公司，就像坊間酒樓倒閉後再開一間。據他了解，十年前有外判商也做過類似的事。但不同於其他罷工工友，陳先生認為罷工運動無需升級，他對 現在情況合乎當初目標感到滿意，通過和平、理性的手段達到訴求，並希望運動可以停留在現階段狀態，但被問到認為怎樣才能有效達到罷工工人的加薪及各種訴 求，陳先生表示想不到辦法。

爆哥：呼籲參加五一遊行！

爆哥已在碼頭工作了十二 年，在高寶受雇四年。於罷工的第二天跟一眾高寶工友加入罷工。罷工的抗爭一直受資方不斷打壓，包括突然把高寶結業，以及向法庭申請禁製令，禁止工友進入長 江中心（已被法院通過），但他對抗爭前景並不擔心。他相信罷工仍能持續一至兩個月，因他自己是技術工人，會有信心資方難以另找員工取代自己（以及其他機 手）。他昨日亦有參與返回碼頭的示威遊行。他希望能把運動壯大，亦希望在此呼籲群眾參加五一遊行。

香港：曾蔭權造「一晚總統夢」

英文有一諺語：「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屋漏偏逢連夜雨，那香港正適逢貪汙的雨季。若用之描述貪汙，那香港正適逢雨季。這一年，可恥的小圈子選舉過後，緊連著連串醜聞，赤裸呈現官商勾結和政客奢華生活。同時間，廉政公署正著手調查其成立38年來最大型的貪汙案件，涉案人士包括香港地產富豪郭氏兄弟。百萬群眾看清楚了以「廉潔」自居的香港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

監察全球貪腐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年的調查指出，香港排名全球最不貪腐的第13位，分數為8.4/10。相對之下，臺灣排在33位（5.8分），中國則在78位（3.5分）。

看罷以上調查結果，相信大多香港人都根本不信。因為大家都出離的憤怒，根據最新曝光的醜聞，將離任特首的曾蔭權到訪巴西的時候，入住當地一所全國最高級之一的酒店，下塌一晚房價高達6,900美元（約合$54,000港元）的「總統套房」。曾蔭權早前收受富豪利益，分別乘坐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到澳門和泰國布吉，已經面臨立法會的彈劾，而且更可能涉嫌利益衡突，正受到廉政公署調查。但是，廉政公署只對曾蔭權本人負責，如此我們對其所謂的全面調查和「公正」又如何能有信心呢？一場人民調查，由普通工人和市民選舉產生的委員會負責調查，他們直接對公眾負責，這是唯一能弄清真相的方案。

事實上，行政長官正是政府行政體製內規範公務員收受利益的各項規條的最後仲裁人；而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固此，法例向坐擁特權的權貴傾斜，香港政府自詡的「廉潔」不過為空談。

二月時被傳召到立法會解釋事件，曾蔭權哽嗯「鄭重道歉」，承認「跟公眾期望有落差」，被迫放棄早前與內地富豪黃楚標簽訂的、價值5億港元深圳單位的優惠租約。自稱天主教徒的他，只不過是在立法會「告誡」後幾個星期，又再次「犯罪」了。

「造一晚總統夢」

曾蔭權在巴西皇家郁金香巴西利亞阿爾沃拉達酒店的總統套房一晚的住宿費，相等於一名普通餐飲業工人十個月的薪水（每小時$28）。曾蔭權辦公室辯稱，只有總統套房才配備特首開會使用的設施，但媒體報導揭發他逗留酒店期間，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會議。曾蔭權的酒店開支超過了政府準許公務員海外公幹的每天支出上限的23倍。更離譜的是，超過十二個華盛頓的香港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官員從美國飛到巴西「預備」曾蔭權的短暫訪問，而單是機票就花了$760,000港元（當然是頭等艙了）。

奢華的官方騷高額揮霍公帑，顯示了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脫節」。這個城市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迫使30萬長者要拾荒維生。官方統計亦指出有120萬香港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前政務司司長早前被揭發隱瞞九龍塘的僭建，其面積是香港平均房屋的四倍，現在恐怕一輩子都會被人聯想到他惡名昭著的「地下皇宮」。不過，唐英年的前任許士仁正就更嚴重的罪行被調查。他在三月二十九日與同其好友，亞洲最大地產商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江和郭炳聯被捕。他們雖被準許保釋，但作為廉署有史以來最大的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930萬港元；他們涉嫌賄賂政務司長許士仁，他是僅次於曾蔭權的第二號人物。所付的款項與郭氏的公司直接相關。5月3日，廉政公署逮捕了郭家第三個兄弟郭炳湘，他為了排除他的兄弟而控製新鴻基地產而發動了一場權力鬥爭。據推測郭炳湘可能與廉政公署達成協議，在可能的起訴中指證他的兄弟們。

福布斯估計郭氏兄弟的財產為一百八十三億，在香港僅次於「超人」李嘉誠。郭氏的生意與與其他商賈鉅頭一樣，像八爪魚般四通八達，其企業帝國的業務從房地產（IFC）、酒店、到巴士（九龍巴士）和電訊（數碼通），以至香港駕駛學院。地產霸權勢力龐大，其爪牙怎能不深入政府？

無論廉署的調查如何，焦點已聚在不民主政府與壟斷財團之間的裙帶資本主義。自2005年，許仕仁便住在禮頓山上新鴻基地產一座5000平方呎的豪宅，遠眺跑馬地馬場。當年他搬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聲音指，這與公職身分有沖突，並會在政策上偏幫郭氏。而2007年上任時，許仕仁承諾會以每月十六萬港元繼續租用單位。

史無前例的醜聞
政治分析員劉銳紹提到：「特首與前政務司司長涉嫌的貪汙案件是史無前例的。」就連梁振英亦不例外，涉嫌在西九文化藝術區設計比賽有利益沖突。梁振英小圈子選舉的「勝利」付上代價，資本建製的嚴重分裂。梁營的內地資本家與北京一派，正著手修補唐英年落選後的建製破裂。

貪汙醜聞不單破壞唐英年或曾蔭權的個人聲譽，亦令大眾開始註意到整個製度的腐敗。群眾不信任候任政府，使梁振英未上任已經低民望。故此，梁振英要謹慎避免下屆政府人員會被揭發醜聞，令其組班進度緩慢。最近，溫家寶引用《論語》告誡梁振英政府要「清廉」。大家可能在想，影帝溫總統治下的內地貪汙腐敗之嚴重，怎能面不改容說這番話？

我們的回應

社會主義行動指出我們根本信不過現行的政府製度是能夠自我「改革」或清理的。資本主義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扭曲成追求利潤的工具，而當然其政客亦不例外。銀行家和投機者既然可以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寄生蟲般地牟取暴利，他們就想，為甚麽政客就分一杯羹？

要根治問題，我們回歸問題核心。我們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共民主的管理之下。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那些公司需要融入民主計劃管理，來滿足社會的立即需要（廉價房屋、有尊嚴的工作職位、環境保護和強化的福利製度）。



社會主義者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普選權的投票年齡應該降至16歲，取締特首職位，由真正的人民製憲會議產生新政府，並取代現在被功能組別壟斷的橡皮圖章立法會。所有被選舉的代表的任期應被縮短（如兩年），並且可以隨時被選民召回。

應該削減民選政治人物的薪金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這同樣適用於政府首長（今天行政長官的月入比美國總統奧巴馬還要高！），以至立法會議員和委任官員。在2011年的區議會直選中，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承諾，若果當選只會支區議員的1/3工資。這承諾未來立法會選舉中尤關重要，尤其對於聲稱要代表基層草根的政治人物，這承諾可以考察他對反貪汙、反裙帶利益的決心。若果是真有必要的公共開支，也應斷然拒絕「七星級」的奢華服務！我們不需要「外部」機構來審核其開支，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民選與委任公仆的支出。
政府貪汙腐敗的惡臭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掉，尤其是要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其政治代表宣揚並身體力行與其他工人享受同樣的工資生活。

碼頭罷工四十天後結束

勞資達成協議

5 月6日，碼頭罷工第四十天，四大外判商（永豐、現創、聯榮及培記）與職工盟達成共識，所有貨櫃碼頭的員工從5月1日起加薪9.8%。職工盟宣布停止罷工， 但尚未決定復工的日期。加薪幅度與工會最初提出的20%有一段距離，令部分工人感到失望，但由於外判商態度強硬，指不會再返談判桌，大部分工人認為，目前 形勢僵持不下，這已是最好的結果，因此只好接受停止罷工。

四十天的罷工迫使和黃作出一小讓步。除了罷工的四大外判商加薪9.8%外，外判清潔工和保安員亦連帶加薪9.8%，碼頭內河非HIT的員工亦連帶加薪9.4%。面對世界八大首富李嘉誠，500名罷工工人面對重重困難，但仍然迫使公司作出一小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強大力量。

但 外判商故意設定加薪幅度僅僅低於兩位數字，是要擺出不會屈服的強硬姿態，在待遇細節上的談判，工人未見可以取得優勢。雖然協議包括不追究曾參與罷工的工 人，但公司違反承諾的例子可謂司空見慣。零八年，和黃巴拿馬港口公司，就在平息了碼頭工人一天的工潮後，慢慢對工人秋後算賬。而所謂「讓員工自行選擇停機 吃飯」，在具體落實時並無保障，例如吊機上的攝錄機很大機會不會拆除。北京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曾經以同樣的邏輯諷刺地說，工人有權「自行選擇」工作時 間，無人可以被迫工作24小時。同樣，協議在職安健的問題上也未有任何具體方案。

碼頭罷工令人鼓舞，亦為工人鬥爭上了重要的一課。對社會 主義者來說，當務之急是總結罷工的教訓，認清這場鬥爭我們贏了什麽，並問：工人可以贏得更多嗎？職工盟代表、聲援罷工的民間團體和學生對結果過於樂觀，也 回避了一些必要的問題。工人在經濟上作出重大犧牲，甚至冒著被解雇的危險罷工，我們不能一句「鬥爭尚未完結，市民仍需關註」就草草了結，要對罷工作出認真 嚴謹的總結。

高寶問題未解決 – 「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

前高寶機手的復工安排尚未明朗，不少員工都擔心能否保障就業崗位。在決議投票的工友大會上，有10多名機手表示不欲停止罷工，認為各工種工人應該支持到底。

四大外判商所簽署的文件並無提及前高寶機手的安排。由於吊機手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和黃另起一間名為「捷旺」的新外判商，表示會接手前高寶機手。但由於「捷旺」的管工（俗稱「科文」）與前高寶的為同班人馬，因此前高寶員工拒絕轉投「捷旺」，只願意投向永豐和培記。

職 工盟指工人復工的細節尚待處理，這情況顯然應該避免的。即使工人有口頭協議，在未解決前高寶員工復工安排前，不能復工，但迅速宣布停止罷工，工人會視之為 可復工的訊號。若果工人現時復工，會令前高寶機手因此會喪失談判的籌碼。尤其是和黃為了清洗有鬥爭經驗的前高寶機手，以免他們令碼頭工會的實力坐大，前高 寶機手，尤其是籠機操作員，會有被遺棄的危險。有前高寶機手向我們表示失望，認為自己在罷工的角色未受到相應的尊重。

吊機操作員作為技術工人，其操作執照需要至少三個月時間才能考獲，公司因而難以即時重聘新的工人補充勞動力，150名吊機手成為整場罷工的骨幹。若果「和平協議」要犧牲前高寶機手，有違「一齊走出來，一齊入返去」的團結承諾。

總結與前瞻

和黃惡毒攻擊罷工，先以法院禁製令限製罷工者的糾察權，繼而聘請新手代替罷工工人，接著高寶又突然結業。另一打擊罷工的是黃色工會工聯會，在整場罷工潛水，更刻意遏製旗下工人參與罷工。

為了向和黃反擊，「社會主義行動」曾在罷工中提出，有需要組織更有力的糾察隊堵塞馬路，並強調4月25日早上的突擊堵塞葵湧馬路行動，是罷工策略的轉捩點， 應該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此外，我們認為有需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故此連同罷工工友早上在地鐵站外進行街站宣傳。法院禁製令大大限製工人的糾察權，應該 更強硬挑戰。

政治上屬於泛民主派的職工盟，在整場罷工的策略上步步為營，害怕失去外間公眾的「輿論支持」。事實上，罷工在公眾輿論占上 風，失去公眾支持的危險性並不嚴重，而有力的糾察工作與爭取外間支持並無矛盾。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激發警察鎮壓和逮捕。當然，工人被逮捕是嚴肅的問題， 不能輕率對待，但不能因此在原則上否定堵塞碼頭出入口。如果罷工者因此行使糾察權而被逮捕，可以引起公眾的同情，碼頭公司在政治上會受到唾棄。

職工盟竭力避免與法院有沖突，實際上卻是限製了罷工的力量，讓和黃可以維持碼頭一定程度的運作。過了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工 會的力量和統一性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統一性，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

世 界第三大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500名工人罷工40日後，宣告結束工潮。職工盟代表罷工工人與資方達成協議，於五月一日起加薪9.8%。這是自1922 年著名的海員大罷工（長達55天）以來香港最長的工人鬥爭。階級鬥爭原本在這個資本主義堡壘中缺一席位，但現在也重臨香港。在長年剝削加深、工作條件惡化 （尤其對外判工來說）的情況下，現時的實際工資比90年代中還低，結果觸發這場罷工。這場罷工大大地影響了香港的港口業，振蕩了政治環境，並曝露了世界第 八首富李嘉誠和與其一夥的資本權貴的貪婪和冷血。

罷工表明工人階級作為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並引起部分中產階級，例如學生和社運人士的鼎力支持。整場罷工中，參與的工人只占少數，可以想像一下，未來的階級鬥爭中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罷工，影響力會是如何。

罷工贏得了什麽？

職工盟形容結果是「半杯水的勝利」。這次罷工迫使資方從原先「5%+2%」（前者是底薪，後者是津貼）的方案上作出讓步，調升至9.8%。但5月6日達成的協議依然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職工盟本已降低了工人最初加薪20%的要求，並在談判時一再強調不會接受任何低於雙位數增長的方案，資方則故意拋出9.8%作為最終方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資本家在乎的並非那小數點上的加加減減，而是背後的精神勝利。因此，許多工人對於無法爭取到雙位數加薪感到沮喪。

工 友大會在5月3日拒絕了9.8%的方案，但在三天後卻轉而選擇了接納。據報導，在5月6日的大會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深感憂慮，並投票反對接受方案。但亦 有很多工人感到，資方是擺出強硬的姿態，表明不會再重返談判桌，在經歷了六個星期的戰鬥後，這是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了。

這場罷工令人印象 深刻，對當下更廣泛的工運而言，有很多有價值的經驗。必須寫出成績表，認清鬥爭取得了什麽成果，同時提出一個問題：罷工工人可以贏得更佳的方案嗎？在我們 看來，職工盟領導人和許多支援團體及學生對於結果都過於樂觀，忽視了可否贏得更多、用什麽策略可以贏得更多的問題。「鬥爭尚未完結，要以不同的形式繼 續……」之類的籠統建議是遠遠不夠的，在任何罷工也可以這樣說。

工人在這場罷工作出巨大犧牲，並面臨可能被解雇的威脅，我們須要更認真的 檢討。「社會主義行動」積極支持罷工，為罷工基本籌募了近$36,000元。我們亦提出了具體措施，例如在碼頭工人上班的清晨時分，於地鐵站外散發傳單， 呼籲未罷工的工人加入。我們亦指出，工人於4月25日占領馬路，暫時封鎖碼頭出入口，並取得貨櫃車司機的支持，是一個成功而進取的策略。可惜，職工盟的領 導人寧可將其視為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而非利用該次作為模範，將罷工行動升級。

對被解雇工人的保障？

另 一個關鍵問題，是雇用了約100名罷工工人的外判商「高寶」在罷工期間結業。高寶結業並解雇工人，是為了對罷工工人施加壓力。「高寶」與其他外判商都充當 李嘉誠的和黃港口控股（HPH）的馬前卒，而非資本家想讓我們相信的獨立公司。雖然罷工的核心起因是外判和合約工的問題，但至今這些問題也未得到解決。

顯 然，「高寶」工人一直作為罷工支柱，在罷工期間失去工作，除非能保證他們重返工作崗位，否則不應接受任何協議結束罷工。對於罷工結束，「高寶」工人向「中 國勞工論壇」表示失望，認為工會領導沒有足夠重視其處境。職工盟業已宣布於5月9日開始復工，但他們除了呼籲政府「幫助」高寶工人復工外，就沒有更具體的 行動去保障他們再就業。

重要的一課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視這場罷工為工人階級的榜樣，但同時需要總結一些重要的教訓。在 罷工初期，職工盟領導層低估了資方反抗的強硬程度，並相信單靠公眾支持與同情就能贏得戰役。尤其是只有未過半數的工人參與罷工，寧願高估敵人也不要低估敵 人。除了遊行示威（當然這很重要）以外，重點應該放在不可替代的傳統工人鬥爭的行動上，例如組織糾察隊、堵塞要道，以及呼籲其他工人參與罷工，或者拒絕做 罷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這些都有計劃地進行的話，這場罷工肯定會更有牙力。

職工盟領導在政治上親近泛民政黨領袖，並受其影響，在許多關鍵時刻采取保守的策略，以免「失去社會支持」。但這從來都不是個嚴重的威脅，社會大眾的支持非常之大，罷工基金從外界籌募到超過$900萬元。再者，組織糾察隊與獲得社會支持之間時沒無矛盾。

在 和黃屬下的外判商肆意攻擊抹黑下，需要以此角度觀察策略問題。資方指控工會搞「階級鬥爭」（恍如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似的），並以骯臟的手段來打壓罷工，包括 三次動用法院禁製令來限製罷工工人的糾察權和示威權、聘請頂替工來破壞罷工、讓外判商高寶結業。另一個主要的障礙，是親北京的黃色工會工聯會。工聯會竭力 來破壞罷工，讓沒有參與罷工的大多數碼頭工人（其中一些為直屬工）反對罷工的外判工。

在罷工期間，「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需要在碼頭將罷工 行動升級、組織糾察隊並嘗試堵塞馬路，同時要呼籲更多工人參與罷工。法院的判決嚴重限製了罷工的場地範圍，因此應該更盡力的向其反抗，不是單靠法院程序， 而是發動抗爭運動，揭露判決階級傾斜的本質。這同時會提出一個問題：工人在鬥爭時有必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應該如何抵抗惡法。

職工盟領袖強調要避免觸發警察鎮壓與拘捕的行動。警察打壓是嚴重的問題，不能輕率以待。但是，我們不應以此概略地否定組織糾察隊來癱瘓碼頭運作。如果罷工工人因為行使糾察權而被拘捕，將會引發更多的大眾支持，激發輿論反彈，令本已受人唾棄的碼頭公司受到更大壓力。

由於全力與法院和警察避免沖突，職工盟領袖不幸地限製了罷工的效果，使其未能發揮最大的力量，變相讓和黃保持碼頭相當的貨運量。幾星期後，罷工令人感覺進入了僵持狀態。

雇 主與建製陣營正在嘗試利用罷工的結局（尤其未能獲得雙位數加幅）來增大宣傳力度，謊稱抗爭不能帶來任何改變。當中工聯會的黃國健更明言：「罷工組織者成功 地動員各大政黨和社區組織參與，（使其）持續一段長時間。即使如此，工人未能成功加薪雙位數字百分比，令公眾覺得這種策略並不湊效。」

但是，事實上，如果碼頭工人的鬥誌與決心能夠結合起一個戰鬥式的策略、組織和行動的話，正如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是個無堅不摧的力量。

外判製的騙局

15年來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房價和生活開支不斷飆升，是碼頭罷工的背景。香港 碼頭工人在罷工前每小時工資約55港元，比1995年外判前的60港元還要低。職工盟並沒有明確反對外判，也沒有將反外判作為鬥爭的核心部分，但是外判的 確是碼頭工潮的核心，需要與之對抗。屈臣氏集團同屬李嘉誠商業王國底下，在四月100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轉至外判工作，但職工盟卻接受了。

和 黃集團如其他亞洲的企業一樣，利用外判製度來減低工人工資、醫療補貼和其他福利，並且來削弱工會力量。澳洲和荷蘭到訪香港的工會分子，同樣是在和黃（全世 界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者，占全球13%的占有率）旗下的碼頭工作，為香港的罷工帶來了國際的團結聲援。但同時，也突顯出外判泛濫的香港與國際上工會成功阻 止和黃外判，迫使全部為直屬工的港口之間，在工作條件和薪金上的天差地別。

到訪的澳洲海員工會的碼頭工人稱，香港的碼頭工作環境為「活地 獄」和「近同於奴隸」。他們指出，澳洲的碼頭工人每年工資為HK$647,000，每天工作八小時，香港碼頭工人則每天12到24小時卻只拿到三分之一的 工資（一年$216,000）。香港碼頭的外判工加班工作並沒有額外補貼，協議亦未能復蓋超時工作的問題。雇主只是同意「繼續討論」相關問題。

同樣，到訪的荷蘭鹿特丹港的碼頭工人是和黃集團直接聘請的，他們的工資比香港的同工多出50%到60%，而每月工時只有178小時，比起香港平均330小時的工時少一截。

建立戰鬥的工會

工 會的力量和凝聚力是評估罷工目標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碼頭工人沒有澳洲和歐洲工會般強大，加上工聯會和勞聯的角色破壞了碼頭工人的凝聚力，限製了罷工的力 量。未來，工人將罷工的經驗帶回碼頭，建立更強大、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為其他行業的工人樹立榜樣。就此，我們認同「鬥爭仍會繼續」，亦會繼續支援。但 是，職工盟領袖的策略過於謹慎，不願以糾察隊堵塞碼頭，全面運用罷工的力量。為了未來的鬥爭贏得整杯水的勝利，我們同時要緊記這個教訓。

加價潮此起彼落 波及學校學費

自資專上院校課程 學生墮下沈重陷阱

自 2000年起，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打著「教育普及化」的旗號，引入大專學歷的副學士學位及同等級的高級文憑，將專上教育學位數目由28,000個增加至 約55,000個。自此，副學士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資料顯示，自資專上教育的全日製課程數目，由十年前 84 個增加至今個學年的 532 個，就讀的學生人數去年更超過 7 萬人。由2000年2006年短短6年間，自資副學士學額供應量增加了9倍之多。 在特區政府追求十年內達到目標的背後，引伸出來的問題卻是欠缺監管、各自為政、教學和課程質素參差、門檻降低、濫收學生，犠牲學生之余，自資學位學費近年 加價更拙拙逼人，誓要將莘莘學子在成為社會上的「樓奴」前，率先一步改造他們成為「學奴」，畢業後債臺高築的學生，前路茫茫，這條路如何走下去?

學費年年加　自資院校變學店

學 費一直也是貧苦學生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整個2年製的自資副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已經大概是10萬元，與學生的負擔能力越走越遠。 自資院校年年加學費，每次加幅也超過通漲。根據「大專反加學費聯席」的資料顯示，院校為求加學費，往往以一次性增加校內設施為藉口，但只要細心想一想，這 些一次性的支出與持續性的學費增加並沒有任何關連。

聯席發言人陳樹暉表示，珠海書院10個四年製的自資學士課程由2012/2013年的 整筆學費 – 22萬， 將會升至24.6萬，加幅高達11.8%。另外根據「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顯示，理大香港專上學院的課程將加價2.4%，而香港專業進修 學院則會加價 2.3%。對於學生來說，學費增加就代表他們將來畢業後的還債負擔更沈重，政府完全將教育拋給巿場，在商業化的教育模式下，每間院校為渣取更多利潤的個中 手法，可從一名就讀高等文憑課程的周雪凝同學的說法中清晰可見:「一個課程內的700名學生，居然超過1成學生未達到最低入學資格， 更有些課程還沒有通過資歷評審就已推出，我不明白為何教育變得像有限公司一般為了盈利不斷開辦不同課程為賺取更多的錢，教育在現今社會是否已變成了商 品?」在商品化的教學模式下，利益最大化必然導致教學質素下降！

缺乏監管 學生成犧牲品

在 2012年11月初，教學局首發布28所自資副學位及學位課程的院校預期及實際收生人數，揭露出缺乏管理，緃容學院濫收等問題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如香港 大學轄下兩所社區學院，由當初預計的5,500名學生，超收取錄至8,000名學生。 超收的情況並不是只在香港大學獨有，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由原本只收5,800 人，突升至8,000人，超收達4成。而恒生管理學院也超收486人。超收情況嚴重，導致教學配套不足，教學質素下降，政府對自資院校缺乏監管。香港大學 便在超收的情況下，掠奪1億元的學費。而嶺南大學的自資課程，3年內的盈余則提升了5.8倍。

自資課程背後的深遠商業利益

梁 振英政府雖然在施政報告中表明 「讓七成適齡人口（17-20歲）就讀專上課程」，當中三成三為學士學位課程。可是說穿了，受到教資會資助的學額比例卻只是占兩成，余下的8成就是自資院 校的學士和副學位課程。其實資助學額在這10年內仍然維持在18%水平，遠遠偏低和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要。政府不欲增加教育開支，卻又急欲提高接受專上教 育的人口比例，無疑把青年學子推向教育商品化的火坑。

現在的大專教育，就是要將整個教育過程，由開發以至到老師薪酬，全部由學生承擔，最 後學生得到的未必是高等質素教學，反而是一身債務。政府清楚明白在剛過去的雙軌年會有大量學生尋找出路，所以積極鼓勵院校取錄學生，因為政府明白如果有大 量學生未到找到學校，必然會令社會承受沈重負擔，所以變相就是縱容大專學院各自為政，置教學質素於不顧，令收生門檻下降，配套設施不足等問題無日無之，學 生面對學院持續將學費上調，只可以繼續成為待宰的羔羊。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說：「現在政府的政策就是借錢予院校作增加校舍和設施，但最終就是將這些投資轉介去了學生的口袋，實際上學生付出在教育上的支出卻很少。」

政府的象征式政策

對 於超收情況泛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政策卻沒有對政府在教育資源投放不足這核心問題上對癥下藥，只是在現行商品化的教育模式下作出例行的監察，這無疑就是 偷天換日，以圖掩飾政府在教育上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近年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危機下削減開支，但奧地利、芬蘭、挪威、瑞典等國家的大專教育仍是免費的。而 香港學生在飽受學費加價壓力和被忽視之下，政府卻居然可在財政預算報告裏撥出每年4.8億去資助20名菁英學生到海外升學，對普遍學生的教育問題卻只字不 提，反映出這個政府如何與真實情況脫節。

貧富懸殊反映在教育機會上

十多年來政府竭力 推行教育商品化，令貧富懸殊與社會的不平等進一步反映在教育機會上。教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過去20年間，窮學生升大比例一直停留在平均每10人有1 人可讀大學，但富學生升大機會卻急增，由1991年每10人有1人升大學，增至2011年每2人有1人升大學。由於公共教育開支短缺，師生比例高達1比 40下，學生缺乏老師協助。中上階層的學生可以接受課外補習，相對有更多機會參與海外交流增進語言能力，但窮苦學生則要受填鴨式教育之苦，在艱澀和單一的 教學方式下「寒窗苦讀」，缺乏老師的援助。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表示，2011年富有家庭的學生升大學比率（48.2％）是貧窮家庭學生 升大學率（13％）的3.7倍，差距較二十年前（1.2倍）顯著擴大。教育製度顯然按階級分化。

今天香港貧窮人口超過100萬，因家庭開支不足而無法升學的個案比比皆是，絕不是在封建時代才出現的故事。一位貨櫃碼頭的年輕罷工工人向「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說，因為家庭負擔沈重，他就學至中四後就被迫出來尋找工作。

「社 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教育開支，令所有教育開支全數由公帑支付，大幅增加大學學位，令大專教育普及化，讓人人可免費享有公平和優質的教育機會。現 時，政府以「教育普及化」為名，實質縱容學店林立，讓劣質學校為了牟取暴利，課程粗製濫造，令學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機會。

國際反加學費的鬥爭經驗

2010 年，英國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政府上臺後，大幅將大學學費提高三倍，由3,000英鎊提升至9,000英鎊，並挖走八成教育學支。事件激發五萬名學生群 眾上街示威，面臨警察暴力鎮壓。政府最終勝利，但這場運動成為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向政府施加重重壓力。在加拿大魁北克，去年三月因為政府要加學 費75%，激發廿二萬名學生示威，超過十五萬名學生罷課超過四個月。抗爭得到各大工會支持，最後令魁北克成為加拿大學費最低的一個地方。這些都是香港學生 可以效法的鬥爭經驗，各國政府在削減教育開支的同時，亦打擊房屋津貼、老人福利、醫療保障等。因此，反對教育私有化不僅是學生運動，也是工人階級反對削減 開支、反對公共服務私有化的鬥爭之一。由罷課運動開始，並與工人階級鬥爭連成一線，共同反對貪婪的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大專生#反加學費的鬥爭：

1. 學院帳目全面公開，讓學生、家長和教職員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日常監督

2. 大幅增加教育開始，全部學位由公帑資助，人人可接受高等教育

3. 在學校組成學生群眾組織，以罷課運動為開始，連系至工人階級的鬥爭，共同反對私有化政策

香港：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

黃毓民決定即日起退出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人民力量執行委員會及民主倒梁力量。繼2010年黃毓民退出其本人創辦的「社會民主連線」後，激進勢力再一次陷入分裂。

蕭若元為人民力量的最大財政支柱，其創辦的香港人網為人力提供強大的網路動員力量。然而，在本年三月底，蕭若元突然宣告香港人網結業，揭開了「蕭派」與「黃派」分裂的序幕。

政治分歧

與三年前社民連分裂一樣，人民力量今次的分裂牽涉錯綜復雜的人事和金錢糾紛，背後細節難以一一厘清，但政治分歧始終是蕭黃兩派決裂的導火線。
黃毓民在網臺要求人力主席劉嘉鴻下臺，斥其擅自在報章上發表文章，表示接受有提名委員會的「真普選」方案。可 見，在2017年關鍵的民主鬥爭來臨之前，泛民主派開始降低叫價，連人力一派也立場軟化，開始接受有篩選機製的假普選。社會主義行動同樣反對一切的篩選機 製，然而，黃毓民提出的反建議 – 「公民連署」提名特首，方案亦未見清晰。
此外，黃毓民近年由國民黨的愛國主義急轉為所謂「本土政治」，靠攏右翼民粹的族群主義，甚至在網臺宣稱自己是極 右民粹主義學者陳雲的追隨者。相反，蕭若元坐擁內地生意，傾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立場，支持中港資本融合，遂以「普世價值」為名反對排斥內地人（所帶來的資 金），造成了關鍵的政治裂痕。
激進政治走向右翼民粹？

黃毓民在社民連時期領導的五區公投運動，是香港近年最有力反中共獨裁的民主運動，造成了香港的政治震蕩，並奠定香港「三分天下」的政局，自此建製派、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割據一方。而黃毓民亦因為前年七一遊行占領馬路，受到可恥的政治檢控，被控非法集結罪成，在5月21日判刑六周，緩刑14個月。

但 由於未有建設民主的架構，且因為急促廣納不同階層的支持者，令政治綱領模糊，激進政黨未能應付發展急促的局勢。反映這些黨派的基礎來自中產階級，欠缺反資 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人民力量的分裂，意味著黃毓民從人力自由派一翼「松綁」，未來很可能走向更「激進」的右翼民粹路線，露骨地煽動族群沖突的同時，繼續打 著激進民主和福利改革的旗號，令支持民主的激進青年以及中產階級陷入意識的混亂。「溫和」的民主黨由於在2010年支持不民主政改方案，又杯葛五區公投，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受到選民合理的懲罰而徹底失敗，但今後可能會重奪主導地位，令香港的民主鬥爭陷入復雜的境地。不幸的是，根據人力和黃毓民飄忽錯亂的民粹路線，並不能建立一個取代妥協黨派的群眾力量。

要挑戰民主黨的妥協路線，亟需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並在工人社區和職場紮根，而黨領袖需向黨員負責，受到民主控製。黨綱不僅挑戰中共獨裁，亦要挑戰不民主的病態資本主義製度。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激辯「占領中環」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證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製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幹」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製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占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占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占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占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占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占領的目標是什麼？

集體占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采取這方法，而是將「占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占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臺，並嘗試控製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製占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製，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占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占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占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占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臺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占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占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製香港的政製，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製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占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麼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製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裏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製由現時建製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臺，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製（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汙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裏，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製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製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裏，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製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占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製的政黨采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於禁製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製，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製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裏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製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著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反洗腦占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占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製，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松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占領中環」運動裏，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占領政總還是占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誌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製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製占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占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占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采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占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占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占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占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占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製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香港：六四悼念晚會，警告中國新領導人

今天六月四日，是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二十四周年。再一次，數以萬計的人集合於香港維園，抗議中共一黨專政。今年令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一枝枝在雨傘下的蠟燭。狂風暴雨在公園裏灑下了每小時30毫米的雨水，引致水浸和停電，令燭光集會在僅僅開始50分鐘後就不得不中斷。

六四當天，工國委（CWI）香港和大陸支持者在維園周圍擺設三個街站裏，進行了一整天的活動，籌得了超過三萬港元的款項，用來支持我們社會主義者結束一黨專政的鬥爭。感謝所有捐款支持我們鬥爭的人，很多紙幣被雨水弄濕，但仍會被善加利用！

香港是全中國唯一能進行這樣的集會的城市。據主辦單位統計，當晚約有15萬人出席。出於政治理由，警方一如以往在人數上打折扣，聲稱只有54,000人參加。許多全身被雨水沾濕的參與者（包括本文記者）流露出熱烈的反抗情緒。中國「共產」獨裁的新領導人必定憂心忡忡，擔心這城市掀起激烈的民主鬥爭，這同時也是審度中國反政府情緒的指標。

加大審查和鎮壓

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八九年鎮壓時街上坦克和裝甲車的照片遭到嚴格監控。廿四周年前幾星期，政府如常加強對異議者和維權人仕的鎮壓和日常監控。今年，新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鎮壓力度比過去更為大。死難者家屬和批評政府的人再次被軟禁家中，而且更為嚴格。天安門老將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被軟禁了幾天……甚至現在跟你說話都非常不方便。」李旺陽在一九八九年嘗試組織罷工，後來拒絕妥協屈服，而被囚禁了廿一年。去年，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采訪後不久，於去年六月六日發現被吊死。

一位來自福建的年輕人被香港的電視臺拍攝到舉起寫上「感謝香港」的標語牌，在回程的時候被逮捕。然而，即使中共加強了威脅和騷擾，估計仍有超過一萬名大陸遊客參與了集會。

新一屆由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下，六四的鎮壓加強政府鎮壓的一部分（太子黨是前「共產黨」領袖的後代，包括習近平本人）。這屆領導層承諾，會推動自十五年前朱镕基改革以來最大一波親資的結構改革，但任何政治放寬的希望都已經破滅。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聯署的公開信予習近平，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

同時，主辦燭光晚會的支聯會領導人李卓人表示：「習近平上臺後，我們只見到收緊，而非放松。」

害怕革命

習近平統治下加強鎮壓，反映了統治菁英的共識，驗證了《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在去年十一月領導換屆期間對中國自由派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警告。他們只會繼續沿著六四屠夫鄧小平的政治模式走下去 －「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市場化，同時獨裁的控製不減。

在新上臺最初幾個月，習近平發表了民族主義的言論和一些象征性的反腐敗措施，兩者都只是中共用來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他愈來愈多地談論到毛澤東的名字，但只不過是用作維護中共持續及不可挑戰的統治，並非有意效法毛澤東「左」經濟政策。與此同時，習近平製定了「七不講」，七個大學課堂不能討論的話題」，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權利等，值得註意的是還包括了「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可見，獨裁統治者如何利用「毛派正統」來保護中國鉅富菁英的權力和「私隱」。

太子黨在新一屆領導層中大力掌權，將是中共政權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統治菁英拒絕那怕局部的民主「改革」，會令公眾監督更有力，揭露他們坐擁鉅額財富，並可能因此打開大規模反抗的閘門。然而，中共獨裁者面臨著兩難的困境，愈來愈加強鎮壓的話，令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即將到來的鉅變可能比歷史性的八九六四更為波瀾壯闊。

在香港的爭議

今年的晚會較往年有更多的爭議和宗派分歧。這是政局不斷激進化和政府危機深化下，群眾對資產階級「泛民主派」希望幻滅的結果。一個報紙的專欄作家以「無膽」形容泛民。一些青年對中共的敵意異化成對「本土主義」的支持（一個香港獨立國），甚至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

主辦晚會的支聯會是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小圈子」委員會，近年和「溫和泛民」一起失去了威信。由於長期以來向中共獨裁作出政治妥協，接受中共統治為必然，並因而降低訴求。這表現在今年的大會口號，淡化了「結束一黨專政」而強調「愛國愛民」。此舉適得其反，支聯會尋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支持，後者卻抨擊新口號「愚蠢」和「與中國脫節」。支聯會一直希望丁子霖能協助抵抗「本土派」的攻擊，向針對「愛國」口號而號召抵製晚會的香港自治運動反擊。

在燭光晚會的前四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迫宣布放棄有爭議的口號。他表示與丁子霖曾存在分歧，但事實上，支聯會在香港亦備受批評，甚至擔心會被杯葛會見效。杯葛行動最終失敗，揭露出「本土主義」勢力背後缺乏真正的力量。燭光晚會的高參與率，反映了廣大群眾對六四仍未忘記，並希望繼續民主鬥爭。但同時，支聯會的領導人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已受到嚴重打擊。許多冒著暴雨參加的人表示，他們是為了悼念六四，而不來支持支聯會！

需要民主的組織結構

燭光晚會後，支聯會表示在明年舉行重要的六四廿五周年紀念時，將作出重大「調整」。但只是次要的技術層面和組織方面，而不是調整支聯會政治立場，主導支聯會的「溫和」泛民不會沖擊中共政權，也不會提供大規模反獨裁鬥爭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支持者一貫批評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而且近年來由於被支聯會企圖壟斷晚會，令其他團體難以籌集資金而變得限製重重。民主黨在支聯會中占有主導地位（諷刺！），並拒絕將支聯會開放和民主化。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策，以維持對支聯會的控製，並遏製那些反對向中共妥協的更激進的力量。在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中以「小圈子」強加控製，在去年九月的反國教和（泛民發起的）2014年「占領中環」方案中，都看到一個相似的模式。

社會主義者和所有真正爭取民主權利的戰士，都必須反對這種自上而下組織抗爭的模式。這模式將令運動一次次地錯失機會，並面臨失敗。要取得成功，需要一個群眾鬥爭的民主架構，共必須建基於社會上最受剝削的階層 － 工人階級和青年。這種路線需要連系到大規模行動的策略，並有意識地連結上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及其親資政策的群眾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戰勝獨裁，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香港：一千人示威保護告密者斯諾登

前美國CIA網路技術人員斯諾登來港，成為告密者揭發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通訊網路。不僅包括普通民眾的電話和互聯網，連香港的政府部門、大學和普通學生也受監控，全面威脅人民的私隱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被揭發在2013年3月收集了970億項情報。

斯諾登亦揭發「稜鏡行動」，國家安全局在美國以至全球從私人帳戶中獲取資訊。Google、Facebook、Skype、PalTalk、微軟、蘋果和雅虎也有與稜鏡行動合作，可見網路大企業的惡行。美國政府其身不正，卻經常指控中國政府不民主，打壓民主權利。

斯諾登警告，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迫使香港引渡他。而FBI亦表示，斯諾登洩露美國監控資料，會對他展開全面追捕。另一「民主大國」英國亦急急列斯諾登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要求航空公司拒絕斯諾登乘往英國航班。

梁 振英作為中共傀儡，不敢自作主張，要等待北京阿爺落命令。中央政府一定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其關心的不是人權和言論自由，而是地緣政治的利益考慮。中美局勢 愈趨緊張，北京一方面想收割今次事件的政治資本，向美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又緩和來自美國的壓力（在貿易、貨幣戰爭、美軍重返亞洲圍堵中國方面）。中國政 府自己的監控系統不相伯仲，如果斯諾登事件過了火，會造成中美的雙輸局面。

美國「民主」的虛偽

2010 年，維基解密洩露美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包括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罪行。美國政府不擇手段追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他至今仍被軟禁在厄瓜多爾駐英國 的領事館。而另一洩密者曼寧，因為向維基解密提供70萬份以上的機密文件，被美國政府拘禁接近三年，期間受盡酷刑，今個月才受審。美國政府打著「人權」的 旗號，但一旦言論自由威脅到統治菁英的利益，就會如中共獨裁一樣瘋狂打壓。正如金培力在《南華早報》(6月5日)指：「中美不僅在經濟上愈趨睇齊，兩國對 真相的詮釋權和對資訊的控製力亦愈來愈近似。」

美國政府聲稱保護全球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其最重視的是企業的利潤。此外，近年美國政府通過不民主的法案，限製網路自由，因而激起群眾抗議。斯諾登事件證 明，美國政府將「民主」作為政治武器，向中共獨裁施壓，為的是本國資本家的利益。民主權利、私隱權利、免受政治打壓的權利，並不是靠帝國主義政府賜予，而 是透過群眾鬥爭贏回來的！

倡議「占領中環」的戴耀庭講過，香港的民主要符合「西方標準」。斯諾登事件正是一幅諷刺的寫照，揭示1%的統 治階級不民主地控製著美國社會。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如果群眾不去抗爭，不去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們的權利就會被統治者不斷侵蝕。「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為 全面民主權利而鬥爭，我們警告，資本菁英會竭力阻止我們，因此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確保穩固的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護斯諾登行動：

反對引渡斯諾登，要求其政治難民身分
停止迫害斯諾登，釋放告密者曼寧
停止「稜鏡行動」，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老大哥」國家，廢除秘密和反民主的國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報局(CIA)
停止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學民政改方案妥協　引起成員退出潮

「學民思潮」最近公布政改方案的立場，建議立法會選舉將地區直選比例增至六成，即承認保留功能組別，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此外，「學民思潮」 又提出2017普選行政長官，並由全港選民組成提名委員會。這實際上與循序漸進的路線自相矛盾，因為在北京的普選（即基本法）架框下，根本不可能開放提委 會讓全民提名。

雖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強調，方案在成員全數贊成下通過，但不幸地，政改方案公布後，其妥協的立場激起成員不滿，近日不少更紛紛退出組織，促成近來反對派組織的再一次分裂。

正如我們一貫指出，「學民思潮」的領導人物不過是溫和泛民的一塊年青面紗，掩飾泛民老政客的陳腐守舊。民主黨的妥協立場令其近年進退維谷，恰巧學民推出政改方案後，亦陷入同樣窘境。

學民發言人張秀賢在《NOW TV》節目「時事全方位」時表示：「學民思潮現時十分尷尬，因為他們在被人罵保守的同時，亦被人視作激進。」所指被視作「激進」，不過是建製派的輿論攻擊。

「學民思潮」領導層妥協素有前科。在反國教運動時，學民領導層依循教協的妥協路線，拒絕嘗試號召全港罷課運動，最終在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下，突然解散運動，連不少學民成員事前亦矇在鼓裏。由於抗爭的不徹底，不少國民教育中心繼續營運，梁振英的洗腦計劃將會死灰復燃。

從這事件可見，亟需戰鬥性的、具民主架構的青年學生組織。社會主義行動會與任何真誠的力量共同奮鬥，包括對「學民思潮」幻想破滅的前成員，去建立這個運動。

香港：43萬人七一上街

今天是香港主權由英殖政府移交至中共獨裁的16周年。自從2003年，50萬人七一上街後，七一變成群眾表達不滿的抗議日。今年是2003年大遊行的十周年，在三號臺風和滂沱大雨下，在香港的群眾堅持上街。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有43萬人參與遊行，而警方數字則只有6萬。如此眾多的遊行人數是反映群眾不滿的指標。建製派勢力為了降低遊行人數，斥資巨額大搞維穩音樂騷和購物優惠，但都無功而還。然而，中共的喉舌《環球時報》將遊行貶低為「新傳統節目」，是港人撒嬌的好機會，擺出無視群眾對民主權利和社會公義的訴求。統治菁英和梁振英政府拒絕改變，將會繼續累積民憤。

「梁振英下臺」的口號在人群中響徹天際。去年梁振英上任時，40萬人要求他下臺。在過去一年，由反洗腦國民教育的群眾鬥爭，到警察鎮壓社運分子，到逐一打破選舉承諾，令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有謠言指出中共正在討論「B計劃」，在梁振英完成任期前將他撤換，因為他的不受歡迎會令政府更難在普選問題上蒙騙群眾。政府幾名局長相繼爆出醜聞，有些甚至被迫下臺。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去年上任12天後，被揭發騙取租金津貼而被辭職，在七一的一星期前，法院更裁定他有罪，令他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級的犯罪官員。

參與遊行的團體包括溫和泛民（例如民主黨和公民黨）、較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有從人力分裂出來的普羅政治學苑。很多細小的民間團體和政治組織也有參加。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及灣仔擺設街站，提出「梁振英立即下臺」、「廢除外判製」、「民主公營企業」、「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的口號。

占中集會

今天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花園，作為「占中預演爭取民主」的象征。從「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團體籌得80萬元，可見明年占中的方案受到很多普通民眾（尤其是年青人）的歡迎。人民更有決心爭取民主、反對現存製度，一方面是好事，但不幸占中領袖沒有表現出真正鬥爭的決心和意願。占中三子在集會中的發言，強調需要「愛與和平」，而沒有提及所需的戰略和策略去打倒中共獨裁。

七一的集會令現實與理想的隙縫更明顯，令很多有意識的青年失望。根據《蘋果日報》的調查，6成受訪的遊行人士表示會參與占中，而7成更支持罷工和罷課去爭取真普選。群眾特別是青年似乎比起占中運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更有決心、更激進。社會主義行動是目前唯一清晰宣傳推動罷工罷課的組織，在支持占領行動作為開始的同時，解決民主鬥爭需要更果斷的方法和戰鬥性的訴求。

可見，現在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有決心的戰士（特別是工人和窮人）尚未足夠地組織起來，爭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相反政治上既軟弱又無經驗的資產階級明星突然跑到鏡頭面前，獲得短暫的人氣。在未來爭取真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裏，亟需一支以戰鬥性工人和窮人為基礎、並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起來的左翼力量。

學校轉直資：埋下拉闊貧富懸殊的種子

最近多間傳統名校，如聖士堤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聖保祿中學等相繼轉為直資學校。在中西區內的12所津貼中學裏，已有3所轉為直資。直資製度的支持者聲稱這可令學校享有收生自由、財政獨立、課程自決等「優勢」，說穿了，這不過是方便學校篩選有錢學生入讀的途徑。但是，追捧直資製的名校往往會把學費提升。有統計顯示，2012-2013年，在61所的直資學校裏，有近4成的全年學費高達2萬元以上。面對教育商品化，貧窮的基層巿民奈何喪失更好的教育機會，畢業後在職場上吃虧，造成隔代貧窮，這是公平和教育的本義嗎?

直資製始於1998年，現時直資學額占總學額的12.3%。名校相繼擁抱直資製，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可以自行彌定學費，如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士堤反書院的學費高達每年5萬元或以上，讓教育進一步進入市場製度，集中為富人服務而牟利。教育局長吳克儉指，超過三成的直資學院學費是每年5千元以下，但根據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指出，單單是2002年由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他們的平均學費已是3萬多元了，所以這直資趨勢和學費加價風潮絕對不容忽視。在喇沙書院升讀中五的Derek同學也表示，自己本身是中產家產出身，家庭支出也是頗大，而因為現時學校仍是津貼學校，所以只需支付每年300元的堂費和書簿費，但如果轉為直資模式後，相信家裏也不能支付起學費。而對於直資製度，他則表示這是對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十分不公平。

審計署揭露直資監管不足

現時有規定直資學校要提供至少1成學費收入作為助學金以紓解基層家庭在學費上的壓力。但是，在2010年審計報告揭發有22間直資學校助學金撥款不足，直資學校更使用捐款作為那1成的助學金，這揭露教育局的監管不力，有法不依。巿場化做就直資學校財政自主的能力，而家長熱捧直資製度同時，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卻撰文指，直資製削弱平等教育機會，原因是直資學校擁有收生自由的權利，它們可以跳過中央派位機製收取學生，令經濟困難的優異生失去入讀名校的機會。

教資會腐敗　教學經費被操控

當高中受到直資製度的張牙舞爪的同時，大學教育模式也在官僚之風下被一一整頓。教資會(UGC)和大學學術研究發展關系密切。教資會負責管理大學資源經費分配。可是實際上，教資會成員卻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在沒有民主的管理架構之下，權力傾側於行政長官，令他可以操縱各大學的校監人選、校董會成員，令教育資源調配更切合搞「教育產業」的資本家所需。

大學的學術自由也響起警號。如在最近4月時，在反對聲之下，梁振英硬推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製研究中心總裁張誌剛上任的教資會委員，引起學界人心惶惶。張誌剛曾公開表明支持國民教育，又撰文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民望調查混肴視聽，都顯出其聽命於梁振英和中央的號令。此外，曾經支持廿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梁粉」，準備九月上任為嶺南大學的新校長 － 鄭國漢，激發起200多名嶺大學生在6月17日的假諮詢會上示威。嶺大學生不排除在九月發動罷課抗爭，要求由學生選出校長的聲音開始響起。

在2011年，教資會更推行學額回撥機製，要求八大資助學院撥出百分之六學額重新競逐，令院校為了爭回學額數目而加大競爭，機製欠缺透明度之余，亦令院校為取悅教資會，開設迎合巿場的課程，令冷門的科目更被邊緣化。在互相競爭之下，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學術的需要和價值，令教育加速地配合官僚背後的利益整治手段。

教師不再中產　政府津貼成泡影

教師一向被視為中產工人，但最近「香港女教師協會」一項調查發現，在761名教師中，約三成受訪教師沒有自己的物業，加上合約教師前景難料，而政府也一直對教師的津貼輔助不足，令教師士氣低落，而正直暑假來臨，有6成教師也表示暑期內充斥補課、當值等工作，長遠令教學質素受影響。在以利潤為依歸的巿場經濟下，工人階級被壓迫的情況不斷惡化，社會只有透過真正的民主規劃，消除政府以至財團對工人的勞役，才可真正改善教學質素。

社會主義行動堅決表示：

1.  大幅度投放教育資源，人人享有教育福利

2.  教育全面公營化，反對商品化教育

3.  由學生、家長和教職人員民主決策教育製度，民主管理教育機構，享有獨立自主，拒絕背後獨裁及商業製

聲援林慧思老師　抵抗建製組織打壓言論自由！

小學教師林慧思因不滿親政府組織「青年關愛協會」騷擾法輪功街站，以及警方執法不公。被指「粗言穢語」謾罵，其影片被剪輯上傳上網。頓時引起建製團體群起圍攻，先是於網上製造輿論，將「粗言穢語」放大成焦點，並向林老師所屬學校投訴要求將其撤職，更於八月四日動員遊行「支持警察執法」。如此謊謬的集會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自發動員反遊行，使得當天雙方一共有三千人在旺角街頭對壘。整個事件可以看到親北京團體的組織本質，其甚囂塵上的流氓手法，是政府當局打壓反對聲音日趨猖獗的表現。

事件的起因源於七月十四日，法輪功團體如常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街站，和平抗議中共打壓以及一黨專政，並宣傳自己的宗教觀點。期間，青關協成員帶同標語橫額，包圍並阻擋法輪功的攤位，引發許多在旁路過市民的不滿。及後，警察到場封鎖該區，但並未阻止青關會對法輪功的騷擾行為。警察的縱容與青關協的野蠻行為引發民眾憤怒，許多途人開始斥責抗議，林慧思老師亦是其中一人。最終，青關協成員在群眾的叫罵聲下落荒而逃。

過後，有人將事件的錄像剪輯上載網上，刪除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突出林老師用「what the fuck」斥責警察不公的片段。親北京的所謂愛國團體（「香港家長聯會」、「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乘機藉此攻擊林老師，將焦點完全擺在「粗口」上面，指其言行失德，辱罵執法警方，並公開支持警方執法。而代表警察上層的「警察員佐級協會」更發出聲明譴責老師「侮辱」警員。及後雖然林老師就失言道歉，但「香港家長聯會」不斷寫信要求校方開除老師，更動員集會支持警方。這完全是毫無掩飾地為政府與國家機器站臺的行為！

事實上， 這幾個團體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以流氓手法打壓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青年關愛協會」長年騷擾法輪功，典型的手法就是直接用巨大橫額遮掩及包圍法輪功的街站，阻止其和平宣傳。而「愛護香港力量」早前亦闖入「占領中環」的論壇叫囂，以圖破壞會議的進行，其成員亦曾在遊行期間襲擊記者。社會主義行動在5月19日的旺角宣傳街站，亦曾經遭到「愛港之聲」成員的騷擾，拍跌我們成員手上的電話，並將其推跌在摺臺上。顯然，他們已經熟練地運動流氓般的暴力手法來打壓異己聲音。

雖然掛著「民間」名義，這些名稱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實際上也與中共專製、官方建製黨派，或資本家們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愛港之聲」的召集人高達斌是新民黨員， 而「愛港力」的陳靜心早前亦被揭發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誌祥在深圳密會。而所謂「香港家長聯會」只不過是建製派控製的空殼機構，其主席李偲嫣被揭發受聘於建製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之下。早在去年激進民主派因反對長者津貼的入息審查而發起議會「拉布」戰時，這些建製團體發起「反拉布」集會遊行支持政府， 參與者後來被揭發是日薪300元雇用來的，當中許多人都是流氓，亦發生辱罵，襲擊徒人的情況。說穿了，這些建製組織就是中共專製，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雇傭兵！

這是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使用暴力手段打壓群眾民主運動，並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是極右勢力的一貫手法。雖然將香港的愛國極右勢力稱為法西斯，實為言之過早，但如果這些組織繼續激進化，脫離政府控製，是有可能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組織的。在日本，極右在七十年代 重新活躍。其組成背後獲得右翼政客及財閥支持，通過黑幫聘用打手來執行暴力手段，一般包括圍攻、滋擾、恐嚇等行為。這些團體嘴上掛著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實際上是要用暴力去威嚇和打壓社會上的民主進運動與工人鬥爭。而極右團體因勾結政客，因此其暴力威嚇手段亦往往得到警察包庇。希臘的警方被揭發與金色黎明成員勾結，打擊外來移民社區。

事件中，警察執法顯然縱容青關協的流氓行為，才會惹起林老師與一眾徒人的憤怒斥罵。而「警察員佐級協會」的聲明，和休假警司劉達強在八月四日的集會中為建製派站臺，赤裸裸地看到警察並不是中立的，而是站在政府一方，與建製組織互相勾結。社會主義者指出，警察從來並不是中立的，隨著群眾鬥爭走向激進的局面，警察為資本家犬馬的角色，將會更暴露出來。

自梁振英上臺後，警察打壓不斷升級，這些親建製的團體如今亦變的囂張起來。今天林老師的事件再一次警惕著香港的群眾，統治精英正朝著更專製更右翼的方向前進。社會主義者雖然不認同法輪功的政治和宗教立場，但我們捍衛一切組織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政府借助極右勢力打擊反對聲音，可見群眾鬥爭已經進入更激烈的階段，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嚴陣以待。

訪問何生：碼頭罷工過後，生活怎樣？

「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

記者：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何生（碼頭罷工工人）、譚生（電話訪問、碼頭罷工工人）

何生是今年碼頭罷工工人之一，在罷工的四十天，看穿了公司如何看待員工，亦不見公司日後會有什麼重大改變，唯有轉行至建築地盤業。罷工完結後，何生考獲了地盤鏟車的駕駛牌照，唯目前尚未找到相關職位，因此先任職雜項工人，在港鐵車廠外判的一間上市承辦商上班。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時，我與何生會面，談談近況。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皮膚變得黑黝黝，身體也消瘦了。何生新工的日薪為$530，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六時收工，六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新工的好處，在不用上夜晚，星期日可以休息，可以有些社交生活。」

八月天氣酷熱，何生每天都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不戴手套的話，泥鏟的手柄是辣手的！」休息室只是一隻貨櫃，沒有冷氣風扇，只有一堆雜物，一扇小窗子，空氣不流通。「有天，我午飯後在休息室內睡一睡，汗一直在滴。」

地盤的工作環境惡劣，工作設備和指引嚴重不足。何生幹了一星期多，發了工作安全大有問題，擔心其他新入行的工友稍有疏忽，會危及生命安全，他希望工友加以警惕，安全至上。

何生板著臉地說：「地盤的工作安全有很多甩漏，安全措施、裝備都不足，跟碼頭差不多。新人沒有上頭帶領，對初入地盤的新人，是比較危險的。」他續說道，「第一天，居然要我在休息室100米之外，獨自工作，中間又有雜草遮擋，上頭多個小時不在，什麼都無安排，聯絡電話也沒有。」

工作與工具不配合，上頭要何生拆除鐵絲網的焊接位，但沒有磨機，只有鎚和鑿可以用。「看下去沒有什麼問題，但鐵粉可以飛入眼睛，非常危險。」地盤的工作環境比碼頭更為危險，因為工場都是臨時搭起的。

「這職位是卑微的，但我想考驗自己，阿頭的指示我都服從。」每次談起工作經歷，何生如數家珍，常常強調不要計較小得小失，應該盡力去幹，但他不會盲從老闆。記得有次，他談及多年前搬火水罐的經歷，為了保護雙手多帶一對手套，老闆卻怪責他浪費物資。「我保護好自己的手，都是為了搬多幾罐呀，他卻來跟我計較，這老闆跟不過！」他當時立即辭職了。

在地盤，上頭在何生心目中也是差不多。開始上班頭幾天，判頭呼喝道：「（上頭）巡得好密的，不要『蛇王』呀！」何生既是憤憤不平，又以嚴正的態度批判，說：「一睇就知這個阿頭無料到！這天氣，如果太辛苦，有需要休息，難道不停一下嗎？工作表現不是一時一刻的，做阿頭要懂得判斷夥記的狀態。」

其他工友有不滿嗎？「全部都很不滿，但只會埋怨，不敢出聲。」何生未知會否長做這份工，但已成為了職工盟地盤建築工會的理事。「建築行業的職位比碼頭更散，一重判一重，工人很少接觸爭取權益的事。要在他們身上灌輸概念，帶給他們一些成功的例子，思想上打好基礎。當有事殺到埋身時，有個工友代表可以聚集大家在一起。」

談及碼頭的近況，何生自己也不太清楚，立即幫忙聯絡另一位碼頭罷工工友譚生，做一個電話訪問。

譚生說：「判頭名義上說加9.8%，但就如培記，根本加不到9.8%。」

「現在，有15分鐘的食飯時間，有飯鐘錢的，總算不用邊工作邊吃飯，但還是很倉卒，而且還是用繩子把飯盒吊上去，在吊機內進食。機手可以選擇一小時午膳時間，但沒有飯鐘錢。」

「機手是可以要求地勤用車接送去廁所的，但地勤很多時有事在身，至少也要等五分鐘，因此機手很多時還是在吊機內解決。」

「塔機手有40人左右返到碼頭工作，但HIT從其他碼頭（例如MTL）聘請機手，都不想找回我們。一些在罷工期間拋頭露面的，也被列入黑名單。」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言，「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罷工展現了工人的鬥爭精神，但與勝利相距甚遠。對未來再罷工抗爭，還有信心嗎？何生淡然回答：「我不能答你有無贏的信心，但這運動是大家的一種團結，保障工人的一種做法，要做就做。」

有了罷工的經驗，何生有信心未來可以助一臂之力。「紀律要明確，工人代表與工友商討後的決定，應該在大會一起講、一起聽，決定後人人遵守。」何生憶起，上次罷工時，消息發布比較分散，很多時工人自發進行小組討論，商討的集體性不足夠。此外，何生認為，要培養工人集體紀律的意識，有事宣布時，大會要集中精神去聽，去想，每個工人都應有規定時間留守碼頭或中環。

列寧說過，罷工是工人階級「戰爭的學校」。從碼頭罷工經驗裡，何生學習到工人鬥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鐵的紀律、集體商討、一致行動。記得罷工期間，我跟何生略談過俄國革命史，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訪問完結後，我送了何生一件托洛斯基的紅色T-shirt，以作戰衣，何生說：「紅色很有革命的味道。」

香港：抗議埃及軍方血腥鎮壓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時，社會民主連線舉辦到埃及領事館的抗議，反對軍方政權屠殺數以百計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高呼「反對血腥鎮壓」、「埃及工人獨立鬥爭」、「打倒軍方、穆兄會」的口號。

埃及軍政府卻在8月14日以裝甲車，堆土機，真槍實彈大規模血腥屠殺穆兄會支持者，最後導致超過2千死亡，1萬多人受傷。穆兄會支持者對軍方政權並無構成即時威脅，可見屠殺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軍隊的實力。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埃及軍方鎮壓任何政見的陣營，因為加強專製暴力最終的傷害是工人階級。軍方政府現在把反對2011年革命的政客安插在各省政府，並利用官方工會煽動支持軍政府的遊行，同時竭製罷工。

穆爾西絕對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軍方或穆兄會任何一方的陣營。埃及2012年的示威次數為3,400次，是過往13年任何一年的5倍，其中有2/3是在穆爾西六月上臺後發生的。穆爾西鎮壓示威、罷工和占領的力度與穆巴拉克時期並無分別。

現時，穆兄會將會利用軍方的鎮壓，包裝自己為親民主的受害者，並煽動伊斯蘭宗派分裂的情緒，攻擊被視為擁護軍方的基督教派系，以收割政治上的優勢。伊蘭斯教派的反動思想亦增加了開羅廣場的性暴力事件，軍方甚至對強奸受害者進行「處女驗身」。極右的伊斯蘭派光明黨亦企圖在反對運動中獲得增長。

只有透過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跨越不同的宗派團結起來，才可以打倒軍方的殘暴統治，並帶來真正的清除埃及代表資本主義的舊政權。

香港：林慧思不滿校方屈服　必須加強聲援行動

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

寶血會培靈學校於今天發表聲明，內容單方面指責林慧思的個人操守，並指會給予「適當處分」，卻只字不提事件背後的根源：青關會打壓言論自由、梁振英動員流氓勢力、警察縱容暴力，顯然屈服於政府底下的政治壓力。林慧思亦公開表示不滿學校的聲明。

建製派目前的攻擊只是開始，之後必然繼續窮追猛打。兩星期前的天水圍論壇，梁振英高調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事件提交報告；警方重案組高調調查林慧思「阻差辦工」；組織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更準備在九月開學日動員「林慧思下臺日」。建製派一旦加大施壓，校方將會進一步屈服，令林老師有可能教席不保。這場抗爭是民主運動中重要的一役，絕對不能逃避。

建製派的打壓激起了普遍民眾的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一星期以來舉辦多次聲援林慧思的街站，得到大批路過民眾支持，總共收集到2千多個簽名。動員支持林慧思將會得到龐大的群眾支持。

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妥協民主派，在聲援林慧思的立場上避重就輕，立場模糊不清。民主黨政客控製的教協亦立場軟弱，表示「尊重學校處分林慧思決定，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對這群紳士淑女來說，粗言穢語乃「敏感話題」，可以蓋過言論自由的民主大義！

建製派不會就此罷休，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團體和人士，必須支持公開的反擊，以街站、集會、遊行以至動員罷課的手段，建立捍衛林慧思的運動，要求校方撤回聲明，保衛林老師的教職，揭破政府、警察與愛國流氓組織的暴行。

香港：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一天現已答應復工

葵湧石蔭昌榮路的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今早發動罷工，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今早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半小時工資，遲到十五分鐘或早退，則要扣減一小時工資。

工人曾經發動簽名行動，投訴工作環境差劣，卻沒有得到資方回應，終於要發動罷工抗爭。約200名日更工人參加罷工，地盤工程全面癱瘓一天。地盤早晚更分別約有200名直屬工人，另外約有150名外判工。早更公司工罷工一天，約150名外判工雖然沒有留守罷工現場，但亦停工一天。到晚上，工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夜更工人已經復工。

今次罷工迫使資方立即作出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力量。雖然罷工時間短促，但罷工工人均為承辦商直接聘用，有更大團結鬥爭的潛力。不少工人在首天罷工就付出會費加入工會，是罷工工人之決心的證明之一。

這地盤工種超過20個，包括泥水工、釘板（木工）、紮鐵工、爆破工、運石司機、督導員等。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南亞裔的工人，包括巴基斯坦、印尼、尼泊爾等。公司工工時為12小時，視乎工種，每月底薪為$400-600左右。

底薪主要分三級（九小時）：

雜工－$400/ 9小時
力架 －$500/ 9小時
釘板（木工）－$600/9小時
－另加3小時 x 1.5的超時補水

罷工工人的主要訴求：

取消遲到克扣工資
改善工作環境，特別是隧道內的空氣質素
午飯時間可以到地面用膳
增加工資，減少工時

工作威脅安全，損害健康

大部分工人在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溫度高達攝氏40度，而且通風設備嚴重缺乏，空氣極度汙濁。工人表示，進入隧道必須配戴口罩，但十分鐘內便會變黑，每天至少要更換十多個，因此對於公司強迫在地底午膳，深感憤怒。工友阿豪怒斥：「現時還要求我們十二小時不見天日，在隧道裏吃飯，飯盒十分鐘已經變黑和濕曬，點接受？」

爆破工程進行時，地盤工人不被允許離開隧道，工人即使帶著耳塞，也要受五雷轟頂之罪，而且要吸入爆破後的煙塵和石粉，危害呼吸系統的健康。很多時工人感到難以呼吸、心短加速，前兩天才有兩個工友缺氧暈倒。更嚴重的是，泥沙走入眼睛，會割傷眼角膜，因此地盤工人容易老花。清石時又可能有石頭跌下，非常危險。

此外，地盤工人喝的是「環保水」，即用廢水簡單過濾後用來飲用。周生憤怒地說：「空氣差、水質差！老了後，後遺癥就會出來，血管病、腦退化、肺塵病甚至肺癌。」

公司對員工的安全都是茍且了事。阿豪說：「之前在隧道，暈過很多人，多到數不到。如果我們不舒服想上去（地面），也不能自行離開，要公司『安全部』人員下來批準才可以。」

前地盤工人才哥表示，工傷次數多不勝數，但公司不會公布。 「公司會在病假裏給你工資，以避免公布工傷，工人的後遺癥也可以不管。一出事，公司要掩蓋事件，只會打給救護車，或用私家車直接送入醫院，不會打九九九。」

外判製分化同工不同酬

上個月，公司突然聘請150名外判工（稱為「代工」），現時另外還有50多名外判工正在受訓，工資比公司工更高，工時卻較短。燒焊工人孫先生指，這是利誘並分化工人的手段，公司想解雇公司工，用外判工代替，令工作零散化，日後更易打擊工人。

以雜項工人為例，公司工每日底薪為$400多元，但外判工卻高達$1,300元。工友來哥任職信號員，俗稱「力架」，是公司工，負責指揮吊運，工時為12小時，人工只有$900；但外判「力架」工時為10小時，工資卻有$1,700。

從碼頭工人、屈臣氏送水工人到地盤工人，外判製度都是剝削的罪魁禍首。

女工權利受壓

地盤也有少部分女工，工作是「打交通」，即督導和指揮，沒有男地盤工人般體力勞動，但環境同樣惡劣。一位女工辛酸地說：「你看（她把手掌攤開讓記者看），手指罉全部都長了濕疹，我的胸口也是一樣。汗一直長時間腌著，非常痕癢。」

女工放工後還要照顧家庭，但公司想通過新條例，延遲下班時間，由過往的六時左右延至七時十五分。 「現在規定，離開隧道的時間是七時十五分！」從隧道離開，還要洗澡換衣服，離開地盤時已經八時。 「我家在上水，回到家已經九時；煮好飯給子女時已經十時了！」

地底隧道沒有女廁，只有流動廁所，衛生極度惡劣。 「打開門連早餐也想吐出來！我們是女性，每月不方便時怎辦？」

「我從來不會在下面解決，每天只有早上一次，午飯時間一次，下班一次。現在連午飯時間也要在下面，我不能再接受了。」

談判結果

晚上，八名工頭作為談判代表，與資方達成協議，工人已經準備復工。資方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及設置冷氣貨櫃讓工人休息，而工人毋須在地底隧道內用膳。但改善空氣質素的實質方案卻未有談好，而加薪的訴求亦落空。

碼頭罷工展示了香港工人鬥爭的新一頁，雖然只有「半杯水」的勝利，但工人階級逐步認清自己的力量，造就了今次地盤業勞資的短兵相接。如果職工盟希望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鬥爭，對抗腐敗官僚的工聯會，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組織工人，讓工人集體決定協議，提供罷工抗爭的策略。可惜，從碼頭罷工到地盤工人罷工，讓工人民主決策及發聲的平臺始終欠奉。

雖然今次罷工事件告一段落，但工人長遠的工作條件尚未得到解決，包括公司有可能預謀解雇公司工，以外判工取而代之。目前外判工待遇反而較為優厚，但這只是資方利誘分化的手段。

此外，政府有計劃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分化本勞與外勞，壓低工資成本，甚至造成更大「反內地人」的族群情緒。工人鬥爭需要以堅定的政治路線避免工人墮入狹隘本土利益的陷阱，團結本勞外勞的鬥爭，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抗議教育局政治迫害聲援林慧思老師

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約十五人，於昨日中午遊行到灣仔的教育局辦事處，抗議教育局向培靈學校施加壓力，迫使校方提交立場偏頗的報告。社會主義行動攜同過去一星期「聲援林慧思」街站所收集到數千個市民的簽名，表達對林慧思老師的支持。

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捍衛言論自由，反對警察偏袒建製流氓組織，是為教師的典範，卻因講粗口而遭到建製陣營無限上綱，進行政治迫害。培靈校董局早前突然發表偏頗的聲明指責林慧思，而吳克儉於期後稱贊培靈校董會「客觀」、「專業」，教育局實有向培靈校方施壓之嫌。林慧思一人受害，將是對整個民主運動的打擊，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組織和人士，都必須公開以行動支持林慧思。

反國教占領政總一周年

又踏入九月，標誌著反國民教育的抗爭高潮過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臺就任特首，隨即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廣，並試圖在三年內於全港小學強製推行。

國 民教育科以國族主義與吹捧中共專製來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當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雲雲，以此來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過是要為獨裁者培養毫不反抗的「順民」以鞏固其統治。由此掀起一個夏季的反國教群眾鬥爭。

從 九萬人參與七二九反國教大遊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學民思潮學生絕食所出發的連續九天占領政府總部的運動，高峰時期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然而，在運動被認為所 向無敵之際，占領行動竟然在未有贏得徹底勝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終政府免於完全撤回國民教育，所謂的讓步不過是將計畫變成「學校自願推行」，實際上某部分小 學以至中學已經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國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過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團等隱性途徑植入「洗腦」教育，已經有新版教科書的內容被指煽動「愛國情 懷」。如此強大的群眾運動，最終卻未能贏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再次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未來更激烈廣泛的鬥爭作好準備。

1. 需要連結起更廣泛的議題與行動升級

反 國教的占領政總的運動一開始就打著單一的旗號，只針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運動期間，主辦的反國教大聯盟竭力將運動去政治化。曾經有學生將「民主女神 像」帶到占領現場，象征反國教的運動與民主運動互相連結，卻即時遭到主辦者及學民思潮割席，表示運動只反對國民教育，並不關系到反對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獨 裁。

這實際上是個反智的行為。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的落實作為梁振英政府上臺「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背後亦是中共企圖將大陸的「洗腦」教育 輸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爭意識。這就代表爭議並不能與小選子特首，與及中共一黨專製切開。反國教運動本身就是在挑戰政府與中共的獨裁，這是無法逃 避的現實！然而反國教運動所奉行的這種「單純議題」手法，不僅無助民眾了解真相、提升鬥爭意識，更不過是右翼泛民領導為向政府妥協、出賣運動，所留有的一 條後路而已。

同樣地，占領行動雖然動員大量準備好戰鬥的群眾，但是主辦者卻放棄一切提升鬥爭的策略。鬥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與統治階級的力 量對比，計劃、策略、行動升級等議題尤其重要，將會決定運動的成敗，理應推動全部參與的討論。相反地，占領晚會只有「學民思潮」等組織的煽情演出，並以音 樂晚會掩蓋政治討論，從不討論抗爭運動的計畫與策略，占領十天連一張討論運動前路的傳單都沒有！這正好是運動領導「去政治化」的計畫，讓運動牢牢控製在不 願徹底抗爭的人手中。

社 會主義行動在去年七月反國教運動之始已經提出要擴大運動、發動罷課才能完全擊倒國民教育，並且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抗爭，得到超過四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我們於八月發起到「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之一的教協總部門外請願，展出街頭所得的市民簽名，呼籲發動全港一天大罷課來反抗國民教育。在占領運動期 間，我們倡議罷課的傳單就如火種，看過的人群不時叫出「罷課」的口號，但卻沒有得到大會的回應。顯然民眾的意識與意誌已經超出主辦者的層次。

及後雖然專上學生聯會在九月十一日發動大專生罷課，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先發製人」地於九月九日淩晨解散占領運動，直接導致反國教運動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黨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對五區公投，並與中共妥協支持政改時露出了背叛民眾的狐貍尾巴。然而，去年反國教運動的領導權卻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家長關註組以及教協主導。學民思潮的學生在運動初期的確擺出了戰鬥的決心，但組織的領導層卻與 官僚的教協的官僚愈走愈近。運動方向的決定者是教協和中間派的社運分子，學生們不過成了民主黨政客的公關外衣而已。

因此，占領運動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運動的「去政治化」以及後來的腰斬，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國教大聯盟聲稱解散運動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讓步，以及學民思潮的學生感到 疲累，「再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為的讓步並不是真正的讓步，甚至在結束占領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與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召集人陳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課程指引，故抗爭仍會繼續」，此言猶如自打嘴巴一樣！又或學民思潮的學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國教運動已經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 市民參與，實質上是個全民運動，若學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預先公開向在場參與群眾提出，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團體願意接力鬥爭，讓運動成為真正由群眾參與的民主 鬥爭。如果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大會不是應該將行動升級，號召罷課抗爭，徹底擊倒國教嗎？罷課會是鬥爭的新階段，群眾運動是不退則進、不進則退的。當大 聯盟害怕將鬥爭升級時，就只有解散運動。

而大會選擇在淩晨兩時宣布解散占領，就如「政變」一樣，是在趁民眾回家的時候作出的反民主決定！ 背後主導運動的教協與泛民右翼，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與政府妥協，避免在立法會選舉前與政府有「過激」的沖突。顯然，對他們來說，選票與議席遠比實際抗爭勝利 重要！因此在鬥爭中，往往向運動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鬥爭，是與向統治階級作出抗爭同等重要。

3. 民主運動自身也需要民主化，應讓各不同團體參與並表述自己立場

民主黨與泛民右翼為了控製運動，必然地會不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盡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場的團體參與。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旨在於反國教運動中推動全港一天總罷課的鬥爭策略，用以徹底擊敗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既然是屬於群眾的鬥爭，理應不屬於個 別團體的私有活動，而該開放予所有意見參加。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多次拒絕全港大罷課加入聯盟的申請，更企圖抹黑全港大罷課在政總的宣傳街站，冠上「冒 認學民思潮」、「騎劫運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學民思潮甚至指在政總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的團體是「外來團體」。

一 場社會鬥爭的成功，在於鼓動及凝聚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意誌，與統治階級進行對抗。運動自身的民主程度將決定群眾鬥爭的力量，這代表了恒常讓參與民眾討論運動 的目標和策略、選舉抗爭的領導層、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進行就不同議題的公開辯論等。而去年反國教占領行動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動員出來的群眾只是被 邀請參與音樂嘉年華會，實際抗爭的決策與工作則壟斷在少數未被民主授權的泛民右翼領導手中，全港大罷課行動等的其他組織則被排除在運動外。

民主並不僅是普選製度，更重要的是群眾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民主傳統。而這些都是只能透過民主運動自身的實際民主經驗中累積而成的。在未來「占領中環」以及其他的民主鬥爭中，去年反國教占領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必然會再一次影響著群眾鬥爭的成敗。

壓榨・鎮壓・掠奪・愚化: 雀巢公司簡史

正 如英國學者Tom Standage於其著書《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於現代，食物不再單純是一種用以維生、果腹，或滿足食欲的物品，它更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 下，跨國企業的壟斷達至史無前例的水平，無孔不入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於1866年於瑞士成立，早於20世紀初即成為當時食品巨擘之一。今天，從咖啡到雪條，我們每天也食用或飲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產品，雀巢似乎與現代人生活不能脫軌。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於何物的？還是逃不開全球剝削、跨國搶掠和蒙騙大眾。

壓榨

赤 貧國家埃塞俄比亞（下稱埃國）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點生產國。這個貧窮的東非國家經歷了多年戰亂，百廢待興，但現在卻毫無寸進，除了政府的 官僚架構外，也「多虧」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國，斯大林主義政府倒臺，重新對外開放時，吸引了一直覬覦這個傳統咖啡大國的跨國企業註資埃國，當中 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與其他咖啡業巨擘合作壟斷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並把咖啡豆價格不斷壓低，務求達至利潤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紐約期貨 交易所內，來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員不斷嘶叫著殺低喊價。每一聲，便抹殺了一群埃國咖啡農的未來。據統計，於2002年，埃國咖啡豆的價格只有1960年 的1/4；於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壓低至0.86美分，令埃國這個赤貧國家每年損失近8.2億美金。這筆資金，已可於當地興建2000所 小學，開展掃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這些由埃國咖啡農以賤價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國企業的咖啡豆，到了英倫半島，竟可以188倍的價錢出售，成為中產家庭或 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與它的壟斷夥伴掌控著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令埃國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無法脫貧。在一股抗議聲中， 雀巢在2006年已開設了所謂公平貿易咖啡品牌，作為平息抗議的技倆，建造企業良好形象的宣傳手段。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了雀巢咖啡的產品不足 一成。雀巢公司對發展公平貿易的熱誠與決心顯而易見。雀巢公司與Starbucks一樣，賣幾粒「公平貿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擺出一副正義使者、道貌 岸然的姿態，裝公平貿易的代言人，相當嘔心。

非洲的另一邊，卻有另一幕雀巢的惡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一個供應全球 40%可可豆的國家，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虐待與強製勞動。可可豆童工雖有「工」之名，卻無「工」之實，他們只是一群奴隸：生命只 值200港元左右、沒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時、嚴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時而被監工鞭打及毆打。這種帝國主義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島（Sugar Islands）的黑奴們。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權及勞工組織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責任。雀巢不但壓榨埃塞俄比亞咖啡農，更進行人口 販賣及利用童工，至此，有關雀巢的企業道德，相信讀者也是相當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為反抗雀巢的帝國主義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斷爆發工人 罷工及示威。但對雀巢這等「泰坦企業」而言，瓦解工運毫不困難。雀巢雇用了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又或是壟絡當地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對付工人。前菲律賓雀巢工 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倫比亞的雀巢公會領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體透露美祿內含過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將罷工工人編入當地工廠的黑名單，令罷工工人全數長期失業，甚至賄賂當地政府，以捏造工會領 袖的犯罪資料，實行趕盡殺絕。壓榨與鎮壓: 雀巢是資本主義的最佳體現。

搶掠

一個印 度洋之隔，在東亞的巴基斯坦，旱災問題一直纏繞著當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卻無視大眾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億加侖的地下水，又在水資源供應緊 拙的拉合爾大舉搶奪水資源，令拉合爾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當地大力開采資源，但卻從未顧及當地人民的苦況。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錢利益，其他一 切都是虛無且不存在的。

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時，曾接受一輯記錄片的訪問，他竟毫不猶豫說：「我認為一般NGOs所說，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種論調相當極 端。」他更稱水資源應被私有化，人人應付得起錢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稱，他認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潤最大化，便不需要負上其他社會責任。這完全反映 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 金權至上，利潤至上。雀巢無視人類利益、壓迫勞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們聲稱的「社會責任」。

回到 非洲，於2010年，雀巢被揭發對南非茶及蜜樹茶這兩種土生南非草本植物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打算將這兩種土生植物製成多種商品並申請專 利。根據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樣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獨有及土生生物資源作商業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準及與南非政府分享產品利潤。但雀巢卻從未知會當局及得到批準，這表示了雀巢是一 間流氓公司，不但踐踏工人及農民，更每每視法律為無物。

雀巢猶如達伽馬那幫暴徒般 － 周遊列國，四處虜掠，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縱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蠻暴戾，它還是有些「文明」一點的技倆的。雀巢是誤導消費者的專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鐵證。

我 們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來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卻為保護自己產品的銷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親強銷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裝健康的金發白人嬰兒，誤導 目不識丁的母親，令她們認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時常誇大HIV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嬰兒的風險，最終令文盲母親紛紛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積蓄。 但事情還未畫上句號。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汙染，都是不潔凈的食水，但母親們卻以這些汙水沖泡雀巢奶粉予嬰兒飲用。結果是在第三世界內，飲用奶粉飲料 的嬰兒比飲用母乳的嬰兒，死於腹瀉的機率高出了25倍。現時每年約有1,500,000名新生嬰兒死於非母乳餵哺，每年投放70億美金蒙騙第三世界母親的 雀巢公司實在責無旁貸。

在第一世界國家，雀巢亦毫不忌諱地愚化大眾。在宣傳單張中，雀巢不斷誇大其奶粉的營養價值，經常曲解研究數據，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它亦經常贊助及捐款予一些專業醫學組織，拉近雙方關系，令消費者產生錯覺，以為雀巢具有一種醫學權威，從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鬥爭　打倒雀巢資本家

雀巢在2005年榮獲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並成功入選 『Hall of Shame』。8年過去，雀巢行商手法依舊卑劣。

在 每年9月21日國際反雀巢日，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都會發動「良心消費計劃」或推行「公平貿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製，以利潤為依歸 的營運模式就不會停止。大企業的爪牙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單靠自發的消費者運動，沒有可能動員大多數群眾反對雀巢。

大財團的洗腦廣告遍布我們生活每個角落，消費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隨時跌入危險食品的陷阱。而所謂「公平貿易」不過是將財團宣傳技倆的負擔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為吸血企業購買贖罪券。故此，大眾不應盲目信任公平貿易產品；反之，應對大企業宣傳手段的標簽更為小心。

鬥 爭的出路是，組織雀巢公司的工人進行罷工抗爭，支持農民組織起來示威，反對跨國財團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近年中國青島、香港、菲律賓都有工人罷工 反抗，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鎮壓工人。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監督勞 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雀巢及與之有聯系的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才 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建國六四周年　十一大遊行

十月一日早上，職工盟發起遊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吳貴軍及在囚工運人士。約五十人的遊行隊伍在早上十一時於西區警署出發前往中聯辦抗議。中國勞工論壇的香港支持者亦有參與是次遊行。

遊行的訴求之一是釋放不久前因參與罷工而被公安拘捕的工人吳貴軍，吳貴軍被拘留超過一百天，其間並未作出任何指控或公開審訊。同時，自習近平上臺以來，除吳貴軍外亦有多名工人因組織工會或參與罷工等原因而被逮捕甚至而重判，因此遊行的主要訴求亦包括釋放所有工運人士等。

遊行隊伍抵達中聯辦後各團體開始發言。張蜀傑因為在《社會主義者》雜誌及本網站宣傳罷工而被逮捕，被監視、被迫害。中共政府表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恐懼，而本年九月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的成功，指出中港兩地工人階級團結的重要性。中港兩地的工人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獨裁政權，只有共同團結鬥爭才能奪回勞動成果和民主權利。

職工盟代表在所有團體發言後遞交請願信，但中聯辦方面拒絕接收。最近代表將請願信貼在中聯辦大門的門牌後散去。

支聯會、正委會及中國維權律師關註組等團體於中共建國六十四周年之際發起遊行，由銅鑼灣時代廣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約有一百名市民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是次遊行，舉起「反對白色恐怖　釋放所有政治犯」的標語。

支聯會一行人掛上近日被捕的140名異見人士名牌及其罪名(如吳貴軍及許誌永)，戴上面具，並綁上繩索，而遊行全程並無高叫口號，象征被捕人士失去自由，被迫沈默。遊行隊伍中亦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

遊行隊伍到達金鐘政府總部後，參與者高叫「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結束一黨專政，釋放異見人士」及「釋放許誌永」等口號，並將遊行時的名牌除下，象征被捕的異見人士最終獲釋。集會結束後人群陸續散去。

另外，社民連發起，並聯同保自聯、社會主義行動等參與組織，近百人下午二時由中環皇後像廣場計劃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中共一黨專政，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一如往年擡著棺材遊行，悼念在中共政權下被迫害的群眾。但遊行開始未幾，當隊伍步行至皇後大道，匯豐總行後方時，警察突然將遊行隊伍攔下，指遊行未根據公安條例向警務署申請批準，因此屬非法集結，要求示威者撤離馬路並服從警方指示。

「長毛」梁國雄公開反駁，指警方過去數年來一直允許同樣的遊行，指責警察的執法不公，是有意的政治打壓。其後，示威者與警察一直原地對峙數小時，並高叫「中共政治打壓可恥」、「我有權示威，無須警方批準」、「警察開路」等口號。示威期間，有十數手持五星紅旗的親建製人士在馬路的另一方集結，並向社民連等的隊伍叫囂，但警察並無阻止。

至大約四時，警察突然組成人鏈縮窄防線，警告會拘捕在場的示威者。最後，有包括梁國雄、古思堯、嚴敏華等十多名人士被警察封鎖包圍，至晚上約七時全部被警察強行搬離馬路。遊行正式結束。

過往十一的和平示威都沒有申請而順利進行，顯然今年梁振英加強對抗議聲音的打壓，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港府扶貧政策的偽善

有關貧窮問題的討論這幾年來日漸升溫，香港在近年已成為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也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大眾對「香港繁榮富裕」這自小被灌輸的概念，已經完全幻滅。

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在9月28日公布了香港首次製定的官方貧窮線。筆者一心以為港府不論是如何的不濟、腐敗、官僚，盡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攏絡人心之法，算是開始扶貧工作，好讓梁振英班子的民望從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見那條所謂的貧窮線時，卻揭破梁振英政府的不可救藥。

港府向大眾公布的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簡的來說，單身人士的貧窮線訂於$3,600，二人家庭為$7,700，三人家庭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沒錯，單身人士月入$360才稱得上是貧窮。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本港有131萬二千人活在貧窮線下，計算福利後，貧窮人口則跌至約102萬。數字淡化了香港貧窮的實況。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時，強調滅貧是不可能的事，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異。可見，貧窮線不過是花瓶而已，政府不會以此設定實際的扶貧措施。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一般基層市民月入都會超過$4000，港府居然把單身人士貧窮線訂於$3,600，明顯過低，形同虛設。在今天樓價物價高企的香港，個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應付基本開支。記得在本年公布財政預算案時，月入超過30萬元的曾俊華聲稱自己是「中產」！

再者，近年通漲猛於虎，7月分按年整體消費物價上升6.9%。去年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增長比通漲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資都被拖低。通漲特別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對基層的負擔特別沈重。純粹以入息中位數為標準，等同令窮人的生活水平隨著整體水平降低而進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在政府網頁說:「具體來說，只計算收入無考慮資產，或會將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 (如較富裕的長者或退休人士) 界定為貧窮，因而誇大貧窮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港府的房屋政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2萬戶，但自曾蔭權時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應15,000個公屋單位，令大量基層市民不能上樓。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總數為230萬，而住宅單位數量卻有260萬間，即全港空置住宅單位數量差不多有23萬多間，占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單位只作炒賣，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頃的官地，但為什麽一直不加建公屋？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囤積土地，推高房價，。明顯，公屋問題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產因素產生的。

政府不願增建公屋解決房屋問題，現在卻提出發牌管製劏房，將「劏房合法化」。現今逾20萬的基層只可蝸居於不足200尺的劏房之中，不少單位尺租比山頂豪宅更貴。政府的思維是劏房有價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違反了不少樓宇結構條例及消防條例，根據政府過往監管房屋安全的壞紀錄，可見劏房合法化後只會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會有任何改善。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業主的劏房改變了樓宇結構；2011年花園街排檔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設施極為貧乏。

在 香港壟斷市場造成小撮人的繁榮幻象背後，是一個20多萬人不能找到「瓦遮頭」，只能任由地產商宰割的「國際都會」。面對無視基層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我們除了起來抗爭便別無他法。反劏房合法化、爭取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窮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太古飲料工人罷工一天

太古飲料約250名運輸工人於10月3日（星期四）發動罷工，要求公司承認工會，要求公司增加人手減輕工作負擔，反對業務外判。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影響到全港的麥當勞、7-11、機場、茶餐廳等飲料供應，包括可口可樂、陽光紙包飲品、糖漿等。罷工在一晚內迅速結束，勞資雙方達成三點基本訴求，但當中兩點的落實時間仍未確定。

公司業務外判

運輸工人的工資是底薪加傭金。新入職員工底薪為$180一天，傭金是根據工人運貨量而計定，例如紙包$0.36、罐裝$0.61等等。運輸工人主要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尤其是走一趟運貨量大的業務，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公司近年將賺取較多薪水的工作外判，以削減工人的工資，並打擊工會的力量。去年，工會反對公司將機場禁區運輸的業務外判，最終在公司與客戶簽署協議後，仍能成功阻止外判。但目前，外判製依然慢慢滲入公司，例如家興超市的業務已經外判至「安平」、「汝誠」等公司。

取消執貨工作

工人每天早上要負責「執水」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這項工作原本由其他部門負責，因人手短缺而將負擔加在運輸工人身上。工人須要預早時間上班「執水」，而不時更因貨品分配不均而發生衡突。公司一直無誠意解決這一問題。

談判結果

淩晨時分左右，工會會長陳慶龍在罷工現場表示，要求公司立即簽訂草擬的八項勞資協議中的三點訴求，否則會繼續罷工。1) 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2)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 3) 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

最後，陳慶龍向在場40多名留守工人表示，公司大致同意三點訴求，雖然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但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根據職工盟網站的聲明，勞資最終達成四點協議：

1. 集體談判權

1.1 勞資定期會議：公司書面確認，同意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1.2 集體談判框架：工會在會議上草擬了一份集體談判協議框架，內容包括確認工會為唯一談判對象、公司如有涉及員工的權益和工作的變動，需事先和工會商討、工會理事可享有每月兩天的工會事務假等等。公司書面確認，同意在兩個月內雙方同意草擬與簽署一份有關與工會的合作關系和溝通模式的文件。

目前概況：公司承諾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2. 車長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公司表示會在今天和該車長與工會代表開會，即時安排他復職，擔任其他崗位，公司會提供與原本工作相若的薪酬。

目前概況：根據罷工工友表示，公司已經安排事故司機復職。

3. 沙頭角客戶：公司表示轉由沒有傭金的部門（中央倉車隊）進行運送是客戶要求，絕對不會外判。之後沙頭角的客戶的運送安排會再交由營業部的同事跟進，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分銷部車隊）負責。

目前概況：在沙頭角業務外判問題上，公司答應「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負責，目前仍未有進展，實際落實的情況仍有待觀察。

4. 車隊及分銷部的執水安排：公司承諾在三個月內和工會繼續溝通，雙方同意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

目前概況：工人不應該負責執貨上車，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但公司只表明會於2014年內解決，沒有表明確實時間，不少工人憂慮這只是無了期的等待。

總結

由碼頭罷工、高鐵地盤罷工到今次太古飲料罷工，都與工人反外判有關，可見香港工人的鬥爭信心有所提高。太古飲料的運輸工人作為直屬工，令工會的團結性更高，更有意識反對外判製度。

占領中環： 北京打擊占中，如何還擊？

占領中環激起民主運動辯論，建製派正積極動員反「占中」勢力，除了以「愛字堆」為首的激進建製派外，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等亦組織「幫港出聲」，動員「沈默大多數」的保守中產階級反對占中。警察執法對其偏袒愈來愈明顯，動員流氓打壓反對者愈來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9月首會見保安局局長及各紀律部隊首長時，高度贊揚紀律部隊表現。可見，這是中央未來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部署。

「占中」運動需要前進，就需要回應統治階級的攻擊，解決目前的政治任務。

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攻擊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亦有財團威脅占中甚至資本家會因此撤資。運動從一開始就要準備商家的反擊，由工人階級成為中堅的力量，提出要挑戰商家的經濟統治權，才能迫使統治者妥協。因此，占中必須發展為工人罷工，影響現存經濟的運作，反對商家壟斷和私有製橫行。鼓動工人告訴資本家：在今天的製度，「經濟利益」是商家剝削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無關。

因此，面對資本家打擊「占中」，例如關閉工作場所而拒絕資薪，甚至撤資，我們要麽宣告運動失敗，要麽鼓動工人向前進一步，占據企業並置之於民主掌控。如果占中運動要成功爭取普選，必然挑戰資本家的統治利益，而連系至激進的社會變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公營化公共設備。群眾運動的動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製的。

可惜，中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幻想一個不挑戰商家的占領中環運動，於是采取的是駝鳥政策，一邊安撫資本家不會利益受損，一邊欺騙群眾占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謂「占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東豪就在訪問中說：「商界是應該支持真普選，因為真普選是一個保障、一個護身符，是可以幫到商界。」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提名權的爭議

中央政府會在普選設立篩選機製，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阻止「反中亂港」的候選人參選。提名機製成為了重要的魔鬼細節，在親民主的民眾之間廣泛辯論。

「真普選聯」拋出三個普選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區選舉產生4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占中」發起人陳健民說，若中央接受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占中。這表示「占中三子」會接受間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運動。民主黨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遙不可及的方案，強調只要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選，就會接受。民主黨追求的民主，不過是民主黨的參選權罷了。

學民思潮邀請泛民簽署《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得到公民黨、社民連、工黨等支持，但遭到民主黨和民協拒絕。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那麽真普聯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權」

當然，似乎較進取學民思潮本質與泛民無異，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內，但他們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的。由於不少學民成員認為方案妥協，加上有成員聲稱組織內部決議的不民主，是受到領導層壓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這事件引發多名成員退出。

事實上，單靠「公民提名」並不足以確保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央政府可以設定高昂的參選保證金，篩走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而且特首選舉的高昂經費，也會隔絕代表基層和工人的力量參選。將會資產階級普選的不平等，還有巨額和媒體。愈靠攏有錢人的政黨，就愈能控製媒體，

擁有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臺灣同樣有「公民提名」機製，表面讓普通群眾有參選可能，但門檻卻設在參選和競選的經費上。去年統領聯署運動、幫助宋楚瑜參選的親民黨發言人吳玉昆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連署方式提名參選，單單花在廣告征求聯署已800萬新臺幣(207萬港元)（《信報》，8月29日）。連資產階級的小政黨都叫苦連天，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沒有財團的鉅額資助，在這製度要參選是幾乎不可能。這解釋了為什麽臺灣藍綠兩黨即使腐敗不堪，但貧苦大眾卻不能在選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國，參選總統所須的選舉經費極為龐大，選舉經費變成資本家的維穩費用。去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經費合計為156億港元，大部分是來自大財團。因此，兩黨無論哪個政黨進入議會後，自然都為商家服務。

占中會壤成暴力？

梁振英講過占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嚇群眾不要參加。正如筆者提過，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激辯「占領中環」（二），本刊第22期）。建製派的言論，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7月問特首，向特首梁振英問及若占領中環真的實行，會否向中央請示，出動駐港部隊。民建聯區議會議員亦開腔，威脅解放軍會鎮壓「占中」。

「占中三子」顯然低估政權鎮壓的威脅，陳健民說：「中產階級人口較多，思想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會沖突不會嚴重。」社會衡突的嚴重與否，並非由「理性中產」的數目多寡而定，而取決於多方面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失業率、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程度等。中產階級比例與香港差不多的倫敦，就在2011年發生了一場暴動。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槍殺後，群眾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車、縱火和搶劫的暴力行為。這不但沒有改變英國政府打擊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鎮壓。要避免暴動爆發，不能單靠學者道德說教、倡議和平，需要組織受壓迫的群眾鬥爭，工人階級愈組織在工會、社區組織和少數族裔團體進行反抗，就愈能將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體製鬥爭，減少渲泄性和破壞性暴動的可能。

但在群眾運動中，率先動武的往往是國家機器，暴力的責任也應落在統治階級，而非群眾。就如梁振英將會動用建製流氓勢力伺機搗亂，與其消極恐懼群眾會「失控」，不如積極組織群眾的糾察隊進行防衛。因此，今天「占中」搞手發動的約章簽署要群眾自我克製，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但這是突發和自發性的。尤其在香港工會力量相對薄弱下，「占中」運動需要更早作出準備，今天就應爭取工會支持以罷工強化「占中」。

不允許政黨參加？

「占中三子」曾經表示，政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與行動，避免運動被政黨「騎劫」，得到泛民主派政黨附和。這是虛偽的，占中三子本身就與黨派有很大聯系。「三子」中的陳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而「占領中環」的捐款也是由民主發展網絡代收。民主發展網絡和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關系密切，同為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現則同為「真普選聯盟」）成員組織。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曾共同撰書《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來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辯護。

中共向來以軟硬兼施的復雜手段對付反抗運動，沒有人能完全預計運動時發生的一切，因此抗爭目標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錘定音。如果確保「占中」，在運動中必須讓群眾表達不同的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因此，任何參與者的的組織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都有較優越的話語權，尤其占中三字可以通過主流媒體講述自己立場，但勞苦大眾在占中只有依靠組織大會、舉起橫額、派發傳單、呼喊口號，去爭取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不同的組織派別代表著不同意見，只有容許有組織或政黨參加，才能讓普遍參與者有充足的表達自由，且令政黨和組織的立場曝露在陽光之下。在「個人名義」製度下，少數運動菁英更容易隱瞞背後的議程，背著公眾監督騎劫運動。

準備鬥爭

在地區成立占中的群眾委員會，並以選舉產生代表，讓社區自我組織和策劃占中運動。在街頭上的宣傳鼓動也要立即起來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奮鬥，宣傳罷課和罷工的必須性，鼓動民眾準備鬥爭。群眾會逐漸認清這場民主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大專學界「占中」商討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10月13日舉行了名為「大專學界商討日」。在香港的七所大專院校裏同時間舉行有關政製發展的學生會議，總共有724名學生參加，討論氣氛熱烈，可見學生爭民主的情緒愈來愈高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商討日以小組形式進行，具體將參與討論的學生分為6– 8個小組，每組12人進入不同房間進行會議。

由於中央政府會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進行篩選，阻止不「愛國愛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所以普選的爭議自然落在提名辦法之上。對於是否認同提名委員會，小組都認為提名委員會是會削減公民的權利，是一個間接和小圈子的題名，各人也是反對需要有提名委員會的存在的。基本法限製行政長官的產生，學生持有不同見解，例如部分學生認為基本法不民主，不是以民眾利益出發。

討論項目已經設定圍繞2017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對於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小組內的學生討論由是否需要普及和平等和對它的定義，行政長官的權力、提名權在基本法下的條文、參選權和投票權應否涉及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等都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結論是，學生一致認同對於普及和平等在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上都有一致的認同，並贊成「公民提名」。但在各細節上，例如何謂公民的定義，少數種裔及新移民是否也是公民和享有以上權利，學生也各抒己見。

在「公民抗命爭普選」是否合理的問題上，最後結果是82%學生們認為，有效阻礙經濟運作來達致目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對於合理的阻礙程度、政權會動用的武力的可能性、現在運動的部署的否循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等，依然有很多地方有待討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並在會議內積極發言。我們強調學生（由中學以至大專生）需要準備組織罷課，作為強化「占中」的有效手段，並且應該在第二次商討日進行投票決議。商討日應該是議行合一的大會，討論的結果必須如果大專生要在占中發揮影響力，目前就應該討論罷課議題，不應拖延。

我們贊成公民提名，並以目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門檻的5倍，作為特首的提名門檻，即500個提名。商討日的討論不應限製在選舉辦法的細節上，雖然這是重要的，但學生占中的抗爭路線更需要討論並決定。例如，爭取民主普選必定要透過鬥爭，而非與政權談判妥協，占中必須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運動必須由下而上組織，開放讓參與者民主決策，容納不同的聲音。

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港府宣布發出免費電視發牌，但三間申請的電視臺中，只向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以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獲得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網路則不獲發牌。政府拒絕解釋不發牌的原因，被指有政治審查及黑箱作業之嫌。事件激起群眾憤怒，準備於10月20日包圍政府總部。

由於無線亞視多年壟斷免費電視平臺，節目質素每況愈下，題材單一乏味，令觀眾沒有選擇。加上新聞報導政治審查日趨嚴重，時事評論往往偏袒建製一方，分別被謔稱為「CCTVB」和「中央臺」。香港電視是四十年來首次出現的新媒體企業，觀眾翹首以待，視之相對獨立的新選擇。香港電視本來打算開6條頻道，即使王維基表明主打娛樂節目，牽涉政治的成分少，但中港政府都害怕開放免費電視頻道，擔憂未來要審查言論需要更多成本。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二，成為本港電視史上最大規模裁員。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5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

雖然港視被拒絕發牌，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政府視王維基為難以駕馭的人物，但王維基本身是第十屆浙江省政協委員，與中共關系密切，其「魔童」稱號只在於他大膽冒險的經商手法，與政治上的敢言沒有關系。他不會出席今次遊行，也不足為奇。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最近又因惡意壟斷的經營手法，受廣管局輕輕罰款90萬元以作「交待」，但這筆數目以10億計的大臺來說，可謂微不足道。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早前，亞洲高層多次在政府總部集會，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媒體在李氏皇國底下。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於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中共近年就以商業手段操控臺灣輿論。擁護北京的旺中集團收購臺灣《蘋果日報》，鬧起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風波，激發數千群眾上街反對。《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談判不成。

可見，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政府立即發牌港視 ，全面開放免費電視牌照，人人可以使用
反對一切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
320名被裁港視員工立即復職，不扣減工資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由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打倒媒體資本壟斷

十二萬市民黑衣上街　反媒體壟斷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超過十萬市民走上街頭，不滿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不發牌予香港電視，並拒絕公開發牌決策。由多個民間團體及政黨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遊行下午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下午兩時陸續有大批市民到達，由於人數遠高於預期，東角道迅速被迫爆，人潮一直迫至紀利佐治街及駱克道。社會主義行動在紀利佐治街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準備新一輪的抗議行動。

隊伍於三時起行，有市民不斷途中加入，龍頭到達灣仔修頓球場時，在東角道的龍尾仍未起步，可見人數眾多。市民沿途高叫「拒絕黑箱作業」、「梁振英！落臺！」等口號。社會主義者要求媒體全面公共擁有，舉起「抗議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反對媒體壟斷　媒體全面公營」橫額參加這次遊行。

另外，約二千名香港電視員工下午二時在中環碼頭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藝人和員工隊伍沿途高叫「解釋！解釋！」、「還我夢想！」。藝人遊飆憤怒表示，政府令香港電視數百員工失業。

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由下午三時起，人潮已經站滿政府總部外，人群擠滿添美道及行人天橋。香港電視職工會表示，至晚上7時，參與集會及遊行人數達8萬。大會估計有12萬人參與。香港電視員工輪流到臺上發言，其間有員工及藝人一度咽哽，為香港的媒體前路感到難過。

參加集會的市民普遍對梁振英施政和不民主的政治製度不滿。任職設計的陳先生表示今次上街是抗議政府發牌決議絕無透明度，不相信政府「沒有政治考慮」的聲稱。三十歲的何小姐表示，反對無線電視長期壟斷市場，扼殺創意行業，她又言，自己不看無線電視，因其節目內容實在太「hea」（馬虎）。47歲的主婦戴太，帶同一家大細參加集會，要求政府公開拒絕發牌港視的原因，又表示反對無線電視的「河蟹」（和諧）新聞。被問到如何評價梁振英施政，她表示政府「不知所謂」，如香港住屋問題嚴重，但政府沒有興建可讓市民居住的房屋，她不滿香港的官商勾結。50歲教師蕭先生，認為政府發牌真正只有一兩人決策，而且沒有考慮過大眾的意見。他認為梁振英施政從沒為人民利益著想。就讀機電工程的Ive學生Jones表示上街為了捍衛新聞自由，指現時官商勾結嚴重，如三月份碼頭工人罷工，勞工處只偏幫資方李嘉誠，並沒真正為工人處理事件。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支持普選的抗爭，並會為爭取民主參與未來的占領中環。

香港電視員工將會通宵留守政府總部。預計明天（21日）會有後續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聲援香港電視的員工。社會主義行動將提出，所有媒體的員工應聯合發動一天罷工，聲援港視員工，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行動。

反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提案

政府在免費電視發牌過程中黑箱作業，觸發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至「香港電視網路」，扼殺創意媒體發展，更造成香港電視業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激起港視員工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行政會議盡快交待發牌事件。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六成之多。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2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這場抗爭得到大規模群眾支持，不再局限於香港電視網路本身，由支持發牌予港視，擴展成全港民眾反對媒體壟斷、爭取資訊自由，並宣示對梁振英專製的忿怒。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以「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言論新聞自由，但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全球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占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製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炮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製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占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占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製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占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占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沈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盡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面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裏，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製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占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占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占領中環」那麽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占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證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占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製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淩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製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湧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占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後，「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占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製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鑒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製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製，「占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占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占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占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占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占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2013蕩婦遊行宣傳：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

本年度香港的「蕩婦遊行」將於11月24日舉行。為宣傳來周的「蕩婦遊行」(Slut Walk Hong Kong)，11月15日晚上8時，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香港蕩婦遊行，由中環地鐵站遊行至蘭桂坊。遊行約有十多人參與，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沿途高叫的口號包括「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D人咪強奸」、「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女性不是性工具」等，吸引大批市民駐足留意。

遊行隊伍抵達蘭桂坊後，各團體代表開始發言，當中社會主義行動的代表鄧美晶表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5月談及強奸案數字上升時，公開建議年輕女性不要喝太多酒。言下之意，即是說「女性被強奸是其咎由自取，並不是強奸犯的錯」，是公開歧視女性及責備受害者的言論。由於社會和經濟權力由男性主導，對女性的歧視變成責備受害者的父權意識形態。女性必須走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對抗父權資本主義。

長毛譏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他叫人不要喝酒，以為是叫人避免肝硬化，豈料是叫人避免被強奸。

遊行參與者隨後亦在場向路人派發宣單，呼籲參加來周的「蕩婦遊行」。希望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宣傳婦女身體自主權和人身安全權利。

回應本土派的攻擊：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捍衛群眾運動中的組織和宣傳自由

近日，在《熱血時報》上一篇文章攻擊政治組織在遊行集會中「非法募捐」，當中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我們反對這些荒謬指控，並作出以下回覆：

禁止籌款、組織旗幟 － 中共打壓異己的手法

各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同時保持合作精神，對抗梁振英政府這個共同敵人。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本土派提出「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與中共立場如出一轍！若果縱容這種專製手法，群眾運動必招潰敗。

政治組織要在街上募捐，需要經過復雜的申請程序，對沒有財團資助的基層組織來說，合法籌款是不可能的事。民建聯及民主黨每年分別都獲取來自中共和財團的鉅額資助，街上募捐之收入對其來說，可謂微不足道。打壓街上的籌款權利，只會扼殺基層和工人團體的組織權利，讓有資本家支持的政黨繼續獨大。

群眾有選擇自由，並根據組織的政治理念和抗爭紀錄，決定是否值得捐款支持某一團體。例如，在港視事件上，「社會主義行動」一連兩星期在旺角及政總集會進行街站，共收集到7千多個簽名，於11月6日集會中，交給港視留守員工代表蔡錦源導演（見圖），大會亦在當晚宣布我們的成績。這是群眾支持我們的原因之一。

警察打壓組織自由　本土派淪為幫兇

自從「愛之堆」冒起後，建製派打壓街上活動日趨猖獗，我們的街站亦時常受到流氓騷擾。例如，在八月份我們進行十多次聲援林慧思街站，期間除了受到流氓騷亂外，亦受到警察曾經威脅票控阻街。建製派的目的是阻止更多激進組織發展，現在本土派報警指控有團體的街站「非法籌款」，實際上是愛之堆的幫兇。

文章寫到：「警方要『收你皮』，對公關形象之破壞非一隊藍帽子所能承受！」，可見作者天真無知，完全低估了梁振英政權下警察打壓的程度。今天，政治打壓已經愈來愈露骨，在今年遊行集會或街站上，團體籌款遇到的風險愈來愈大。

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騎劫」、「抽水」- 莫須有罪名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大聯盟為了操控運動，一直以「騎劫」、「抽水」，甚至「冒認學民思潮」等莫須有罪名，排擠任何不受其控製的團體參與。最後，更於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前夜，突然宣布解散占領政總。決定沒有經過民主討論，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令不少想繼續抗爭到底的參與者深感被出賣。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投票決定。

今次港視事件中，同樣由左翼廿一等一小撮人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自封主辦單位，主導了10月20日的遊行，激起積極參與者累積多時的怨憤爆發。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本土派指出主辦單位的不民主，是正確的，但並沒有提出運動民主化的出路，反而令情況更惡劣。

在當日港視政總集會中，本土派與主辦單位發生沖突後，間接令港視員工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令集會進一步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爭取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廢除功能組別等訴求，都被排除於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本土派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左右膠」雖然表面對立，但兩派的所為帶來的客觀效果，可謂如出一徹。去年「反國教大聯盟」煽動反政黨的情緒、排斥政治組織介入群眾運動，今天本土派以「非法籌款」阻止任何政治組織參與；當日反國教大聯盟與今天本土派一樣，都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將運動去政治化。反國教大聯盟將運動主導權交到教協（民主黨政客）手上，最後妥協收場；本土派則將運動主導權交到公民黨政客手上，消耗28萬人的鬥爭意誌。

群眾運動自身必須民主，開放予不同的黨派參加。在同時在不違背整體目標的前提下，所有團體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和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例如，在反國教運動裏，社會主義行動推動「罷課」這特定策略；在港視集會裏，民間電臺提出「開放大氣電波」的理念。這不僅不會分裂運動，反而是動員更廣泛群眾參與、強化運動的必要手段。

捍衛出版言論自由

本土派攻擊我們售賣刊物籌款。然而，出版定期刊物是工運民運的傳統，以抗衡資本家操控的主流輿論。諷刺的是，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過往都攻擊我們售賣《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售賣的《社會主義者》雜誌，除了為群眾運動做紀綠，亦是捍衛內地新聞自由的工具。《社會主義者》簡體電子版在中國大陸有不少訂閱者，是被當局禁製的刊物之一。2011年，《社會主義者》的內地撰稿人張蜀傑被公安逮捕，當時公安指他可被控「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後來在梁國雄（長毛）和工國委（CWI）協助下，張氏才得以逃離中國，在瑞典得到政治庇護。

社會主義行動沒有政府、財團和NGO的支持，售賣本刊的收入是我們主要的財政來源，用來建立我們的組織和運動。我們絕不會屈服於本土派的攻擊之下，繼續支持港視事件的抗爭，並捍衛任何團體在集會中宣傳組織的自由。我們強烈要求《熱血時報》回應：該報是否支持言論自由、組織自由及出版自由？

捍衛公共空間　反對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

11月21日，油尖旺區議會通過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由一星期七天縮減至兩天，非開放時間期間行人專用區將會改成馬路。樹仁大學進行了一個訪問，非居民或商戶的途人中，近六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四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而，居民和商戶中，近兩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八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

行人專用區不但成為悠閑街道，更演變為香港僅有可讓市民表達意見，享受藝術的的公共空間，歌舞表演、繪畫、雜耍、戲劇等藝術表演者林立，令其成為香港特色街道，不但娛樂到旺角消遣的市民，也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此逐漸形成一種香港的街頭藝術文化。

綜觀世界上不同城市，都有讓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和藝術的公共空間，如奧地利國家劇院附近有步行街，供當地人表演音樂；法國巴黎文物建築物附近也設有步行街，作保育及藝術表演；亞洲則有臺北西門町、澳門步行街。

封街不能解決噪音阻街問題　

近年來行人專用區接收到不少居民投訴，指街頭表演的音量過大造成滋擾。自去年六月，運輸署將行人專用區時間提早至晚上十時關閉。區議會也聲稱因為「居民投訴受到噪音滋擾」而動議封街決定。事實上，日後周一至五街道改回馬路後，問題並不能解決，人車爭路將會再次發生，汽車所產生的廢氣和噪音問題也將卷土重來。區議會在沒有嘗試任何咨詢，監管和規劃底下，決定「一刀切」封街，並不能為居民解決任何問題。

行人專用區自2000年開始啟用，當年因旺角西洋菜南街人流太多，人車爭路問題嚴重，汽車排出的廢氣和噪音又滋擾居民，政府在壓力底下而建立部份時間行人專用區，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至午夜十二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中午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禁止車輛駛入。此措施成功解決了人車爭路，車輛廢氣和噪音汙染問題。

封殺行人專用區決議單在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沒有充分咨詢廣大市民。區議會由建製派政客壟斷操控，單是油尖旺區議會，便由保皇黨民建聯和所謂「獨立」的區議員組成。上月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令市民對政府和建製失去信心，建製派區議員為取回旺角區居民的選票作此決定，是逃避問題，更是扼殺全香港市民僅有的公共空間。

整個油尖旺區議會在無人反對下，以24票通過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後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放。這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民調顯示，六成行人支持旺角行人專用區，維持現時每周7日開放。

同時，行人專用區也被越多越多的「寬頻」檔和「易拉架」阻塞街道，銷售寬頻和電話計劃的檔口占滿整條行人專用區，阻礙行人走動。而單是登打士街開始，一整條街便樹立數十個易拉架霸占，全為商業廣告。近日《蘋果日報》揭發，大部份易拉架由集團式經營，以一小時數十元聘請中年婦女看管，集團月入達二十萬元！

保留街頭藝術　捍衛言論空間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藝人絕大多數為有正職或已退休，希望發揮自己的興趣，在下班後走上街頭，從中賺取微薄收入，娛人自娛，也為有「藝術文化沙漠」之稱的香港發展一些本地藝術文化。

SMS樂隊在旺角表演多年，有一定名聲。成員之一威哥，有「旺角John Lennon」之稱，是退休人士，每晚7時至10時在行人專用區表演，都吸引過百市民圍觀。樂隊另外兩名成員Tony和Connie是夫妻，為歌唱導師，晚上業余到行人專用區表演。「我們廿多年前已開始在街頭表演，沙田、尖沙咀星光大道等，政府不願意開放公園讓更多藝術發展，我試過在沙田公園唱歌，所有居民也很支持，但康文署為了阻止我們在公園使用揚聲器，曾試過報警和派人在那時段洗地數小時！」Connie憤怒表示。

由於香港沒有噪音標準的相關法例，現時法例容許警察由其主觀感覺判斷聲量是否為噪音，SMS樂隊在去年曾被警員一晚連續五次要求調低音量，該名警員更說：「我的耳朵認為你是噪音便是噪音！」，繼而票控他們，過百市民當時批評警察執法不公。

包括社會主義行動在內，不少政治組織也在行人專用區擺設宣傳街站，是市民向政府發聲的重要渠道。梁振英政府過去多次逆民意而行，令市民民怨一度累積。不論是反對國民教育，林慧思受政治迫害，電視發牌黑箱作業等社會事件，不少團體都到西洋菜街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市民意見。今次封街，令這些民間聲音在日後更難表達。

噪音管製需立法　街道要規劃

我們和大部份街頭表演者一樣，反對在沒有任何咨詢下，「一刀切」封殺行人專用區。我們認為，要解決噪音、人群聚集阻礙街道問題，需要透過規管和發牌等方式解決，如立法管製噪音（現時香港並沒有這法例）。旺角著名的「女人街」因為有劃分攤位和行人通道位置，攤檔大小有標準，一直以來並沒有阻街問題發生。我們提出以下管製方式：

■設立噪音管製，每個表演單位必須在一定分貝標準下進行活動

■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每一單位可在指定時期內進行一定次數表演（如一個月使用五次，每次兩小時）

■在行人專用區劃分表演區及通道區，攤位之間距離設立標準，確保行人有足夠地方流動

我們要求：

■立即撤回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的方案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權遊行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職工盟及屬會過百人發起了「爭取集體談判權大遊行」，從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特首官邸禮賓府。是次遊行參與的屬會包括巴士、國泰、碼頭、地盤、飲品、外勞及個人行業等工會。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是個人行業工會的成員。她表示作為個人服務行業的一員，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爭取集體談判權就是為了讓工人得到較有力的談判位置。她提到，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等如工人不能發聲、不能團結。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最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雖然自己的工作待遇相對合理，但今天仍然站出來遊行，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集體談判權除了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工人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在現今政府奉行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工人只有更團結的鬥爭，建立戰鬥性的工會運動才能捍衛每一項工人權利！

黃毓民的「掟汽油彈」言論

12月9日，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討論政改諮詢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改方案假諮案，聲言香港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出路，表示「唔系掟你雞蛋，就來掟你汽油彈」。

建製派攻擊這言論。特首梁振英表示，黃毓民的說話具恐嚇成分，社會完全不能接受，政府不會姑息，揚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愛港之聲、保衛香港運動、沈默之聲及匯賢起動舉行聯合記者會，譴責社民運梁國雄及泛民議員黃毓民煽動及破壞社會秩序，要求二人引咎辭職。社民連成員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地區論壇時，兩名社民連成員陳德章和曾浚锳向他投擲雞蛋，誤中曾俊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7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最近政府擺出強硬姿態，抵製真普選，先有李飛來港宣布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後有林鄭月娥開始政改諮詢，民怨幾何級上升，可預見來年政局會更兩極化。然而，中共在三中全會後，習近平進一步獨攬權力，並加強鎮壓異見聲音，斷然拒絕自由派的改革訴求。這自然連系至對香港的管治，不難想像，李飛的言論是三中全會後中共高層拍板決定的。在這局面下，依靠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不可能爭取到任何東西，正如黃毓民所言，香港只有革命性鬥爭的出路。

黃毓民澄清，並非威脅要向政府掟汽油彈，而只是預視民怨升級，有朝一日不止是掟雞蛋，而是掟汽彈，溫馨提示政府會出現這個問題。

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局面，黃毓民近來愈來愈多使用「革命」、「勇武鬥爭」等激進修辭。11月6日，立法會辯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事發牌事件，五萬人集會支持。黃毓民發言時，指示威者唯有沖擊政府總部，才能令迫使政府就範。然而，這些不過是他空泛的民粹修辭，將民怨收割為政治資本，未見會連系至行動上。黃毓民無論在過去組建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是他自己的參選政綱，都沒有提出革命的立場。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系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傳單：中央堅拒實現真普選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占中商討日派發的傳單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拒絕任何與政府對抗的人參選。林鄭月娥帶領政改假諮詢，清晰表示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篩選，不可能允許公民提名。

中央堅絕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真普選聯並無批評湯家驊的取態，因此與其說湯家驊「另起爐竈」，倒不如說他為泛民主派作好兩手準備，為這群政客打開與中共密室談判的後門。

政府為普選架設「基本法」的鳥籠，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法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臺底交易後，又轉馱支持。

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我們警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在上次商討日，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沒有團體可以壟斷占中

最近，「和平占中」發表聲明指，支持占中的團體要先知會主辦方，強調其他團體要扮演「後援」角色。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占領中環是屬於所有群眾的，並非任何團體的專利，「和平占中」並無權壟斷運動。任何人都有權成立組織支持占中，不受限製地獨立行動，提出自己的策略，爭取群眾支持，包括集會和募捐。

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項裁決，這將為減輕內地新移民貧窮邁向一小步。然而，右派民粹政客，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和自由民李梓敬之流，伺機抹黑「內地人來港搶福利」，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分化中港兩地群眾的團結。這群政客同時亦打擊勞苦大眾的社會福利（包括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增加富人稅）。香港的福利、學校和公屋資源短缺，是因為政府吝嗇的理財方法，不是因為內地新移民！港府福利開支的水平占本港GDP的5.8%，是經合組織裏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水平(19.2%)的四分之一。當務之急是，要打破香港作為「避稅天堂」的困局，由有錢人支付增加公共服務的開支，將財富重新分配予勞苦大眾。

右派民粹抹黑內地新移民

多年來，社福署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輿論抹黑窮人，又要申領綜援的老人之子女簽署「衰仔紙」（承認自己無能力供養父母），竭力逃避政府公共開支的承擔。今年，自由黨的李梓敬發起運動抹黑領取綜援人士，舉起「反對濫用綜援大聯盟」招徭過市，合理化政府的重商政策。此外，「激進」的本土派更提倡「蝗蟲論」，發表內地人侵蝕香港資源的仇恨言論。

自1970年代起，申請綜援的資格為居港滿1年。直至03年，在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以「經濟不景」為由修改規定，在翌年實施「領綜援需居港7年」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新移民領取綜援占整體綜援開支不過是一小部分。根據終院的判辭所指，以2001年至2002的財政年度為例，即使當年實施了「居港7年規定」，政府實際上可節省的綜援開支大約只是7億多港元。可見，曾蔭權當時的政策不是為了節省開支，而是為了將對政府的憤怒轉嫁至窮人身上。

根據《主場新聞》報導：「終院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即未實施7年居港限製的時期，新移民占申領綜援總人數大約12%至18%，認為即使讓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申請綜援，對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

此外，判辭又指出：「估計花在新來港人士的綜援開支，由1999/2000年的1.467億港元（相當於綜援開支總額的10.8%），增至2001/02年的1.728億港元（比率升至12%）。」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居港未滿7年的綜援受助人由2001年12月底的58,576名，減至2010年底的19,127名。此外，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若以每人領取2,000元計算，2010年內地新移民的綜援受助額不過$3,800萬港元，與當時政府6,000億港元財政儲備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人口政策仇窮迎富

政府的人口政策向來仇窮迎富，富人可輕易付「路費」跨越邊境，相反不少貧窮家庭中港相隔而不能團聚。今年正為本港推出投資移民計劃10周年，讓來港投資650萬元的內地富人獲得居港權。自03年10月起接受申請至2009年，投資移民成功批核個案逾4,350宗，以每個個案最少來港投資650萬元計算，香港最少已有逾282.75億元進帳。當然，豬籠入水的是地產商和炒家，而不是普通市民。

99年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

然而，根據統計署資料顯示，2013年申請單程證來港的只有約47,000人，根本未用盡每天150個的限額，「陸沈論」早已破產。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今天攻擊「內地人搶福利」，實質上與建製派葉劉淑儀當年的荒謬理論如出一轍。

敵人是政府和資本家　不是內地新移民

目前房屋、教育和醫療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投放公共開支極為吝嗇，香港公共資源的不足，在於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而非「被內地人搶福利」。無論是「親政府」的自由黨還是「反政府」的本土派，其所抹黑內地人的歪論，最終只會是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轉移視線的幫兇。香港的工人和基層的矛頭應該指向掠奪財富的資本家和政府。

二零一四年

中央堅拒真普選　政改假諮詢激化群眾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不得與中央政府對抗。他亦指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將會承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由商界菁英和建製政客主導的四大界別組成。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公民提名方案只屬於公民推薦，無論什麼方案，最重要是無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提委會的特首提名權是「排他」及「專屬」的，不可被架空和削弱。此外，建製派亦會限製候選人數目，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暗示，特首是不出二至四個候選人參選。

可見，中央政府必定牢牢控製，無論泛民主派提出什麼提名方案，如果不廢除現時的提名委員會，最終還是受提委會主導。溫和派的民主黨和工黨，提出公民、政黨或提委會任何一渠道取得有效提名，便可入閘。所謂「三軌製」最後會是由提委會主導，另外兩種提名方法不過是「諮詢性質」的政治花瓶。而激進派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為接受提委會與公民提名留下一道後路，沒有信心打破中共體製的框架。

泛民主派在政府架設的「基本法」鳥籠打轉，不敢從事體製外的抗爭，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反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枱底交易後，又轉駄支持。

泛民妥協　占中猶豫

中央堅拒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

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湯家驊接受訪問時，表示北京很怕特首選舉出亂子，偏激的候選人會在選舉論壇大聲疾呼「打倒共產黨」、「推翻一黨專政」，中共或會覺得未必可以處理。真普選聯並無公開批評湯家驊的取態。

民眾對占領中環愈來愈失去耐心，最近梁振英的落區宣傳演變成反對者的抗議，元旦遊行將會見到大批群眾上街，政治氣氛勢比去年更為激進。

政府拒絕真普選的態度昭然若揭，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教育群眾已經與中共沒有妥協空間，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在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商討日中，我們成員鄧美晶抨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欠缺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在第一次商討日中，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廢除提名委員會，爭取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民主鬥爭何去何從？

元旦大遊行再一次動員了香港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捍衛真正的普選，並反對北京當局委派的非民選政府。但是今年的參與人數明顯比去年的13萬人（元旦遊行的最高紀錄）回落，這反映出現時局勢的復雜性，並突出了民主陣型中激烈的矛盾與分裂。

這是個反對2017不民主的行政長官選舉製度鬥爭的關鍵時刻，屆時將會是首次全部選民都能參與其中。縱使如此，這個選舉製度（主要由英國人發展出來的）允許中共專製可以通過財團菁英壟斷政治架構淩駕於民眾的選擇。他們刻意誤導公眾可以在2017年獲得「自由」的選舉（沒有操控的），但群眾變得日益憤怒因為越發明顯地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騙局。於此同時，北京不斷提升警告與威脅，將任何挑戰其立場的方案稱為「不愛國」和「不合憲」。

遊行參與的人數並不能夠作為唯一衡量公眾情緒或鬥爭的意誌的標準。但無論如何，三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的數字）抑或萬三到萬六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數字）的參與數字，是對現時民主運動的手法和其實際領導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溫和的」民主黨。正如民陣的發言人楊政賢對《英文虎報》評論遊行的低下參與：「反映出有些人認為單純的遊行並不足以表示憤怒」社會主義者更會加上，群眾需要的並不只是要「表達憤怒」，而是需要一個能夠擊敗現政府的鬥爭策略和手段。

元旦遊行的參與人數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眾感到每半年一次的遊行並不能夠帶來真正民主改變的一個征兆，就算其中的一些遊行有龐大的參與人數（譬如去年七一遊行的四十三萬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數）。民眾開始對泛民領導的無為感到沮喪，他們明顯只尋求與中共專製達成妥協。我們從他們不斷降低對未來選舉製度的政治要求，並越來越減少反政府的群眾動員中看得出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一直重申中共政權並不會被「理性」論點所說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統治的土地）落實真正的普選，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協」――一個調控至並接受中共專製的繼續――只會導致今天不民主製度的不斷重復。表面上可能會出現改變，但這不會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變必須要擊倒獨裁統治，而這只能夠透過香港的群眾鬥爭，采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眾罷工等，但同樣關鍵的亦是要連結中國大陸被壓迫的群眾，建立團結民主抗爭並終結專製統治。

占領中環

非民選產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並不會因為元旦遊行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個親政府智庫的前主席劉紹佳警告說：「政府沒有感到自滿的空間…民調都在顯示不滿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個戰線都困難重重，從經濟下滑和爆發性的貧富差距，到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與官員辭職以及民意的崩潰。十一月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評分已達到40.6 分（100分為滿分），是自2003年大遊行以來所有特首的最低評分，當時的運動迫使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臺。中國政權繼續拖延民主的舉動是民怨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這股民怨在遊行當中以要求梁振英下臺而呈現出來。但是，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帶領鬥爭向前走的策略，而這也是過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遊行有13萬人參與，當時關於「占領中環」的概念還在最初的階段。當時的計畫是一個無限期占領主要商業區域的群眾運動，而當初計畫會在本年七月緊接七一遊行後發動。在過去的一年以來的「占中」運動，一開始吸引了青年人與民主運動中活躍分子的廣泛回響。社會主義行動歡迎占領的提案並在運動中積極的參與，同時也指出運動的局限性（占領運動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級至群眾性的罷工罷課）。我們亦批評由「溫和」泛民主派主導的「占中」領導層綱領的缺陷，其不過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麽選舉辦法才能夠終結中共專製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占中」領導層更再次降低抗爭的言論，無論是就占領運動的廣泛性抑或是組織性，並進一步模糊2017選舉的訴求。在中國政權和其扯線公仔香港政府的壓力，但同時亦關鍵性地受到香港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其不斷批評占領「擾亂社會」而歷史上亦一向反對民主普選――，「占中」的領導層動搖了並往後退，隨時會犧牲群眾對占領運動的支持。

鎮壓的威脅

建製派與其控製的媒體的言論越來越變得強硬，警告占領行動會變成「動亂」，甚至指責「外國敵對勢力」的幹預（暗指英美政府，縱使他們都未嘗支持民主）。一些親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軍可能的鎮壓。梁振英不斷地強調占領運動「不可能」會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紙面壓力團體頓時冒起來反對占領――實際上由建製派所組織的――，並準備攻擊或挑釁沖突來作為警察鎮壓占領的藉口。這些組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日益自信和強硬，並首次在元旦遊行舉行的同時擺設街站――明顯的挑釁行為。

建製的壓力堆積在泛民及「占中」領導層身上，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合法」，但實際上是要迫使他們一些領導們放棄占領的概念。這個「非暴力」的宣傳由這些同時支持北京當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鎮壓的政客推動，顯得額外偽善。

與其認真辯論關於真正民主選舉製度的論述，建製派的政治恐嚇宣傳更激起廣泛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擁有清晰而堅定的領導層帶領，對於占領運動以至長遠反專製的策略的支持將會倍增。不幸地，這並不是實況。建製派的壓力與「占中」和泛民領導層的越發龜縮，正積極地製造能達至2017選舉製度妥協的幻想。我們重申：任何與中共獨裁達成的妥協，正如過去多次證明一樣，只會是表面上的修飾。

「占中」領導層最近宣布占領行動會由2014年七月延遲至2015年三月，來迎合政府的諮詢過程與報告。但這個「諮詢」只不過是場戲，政府一直都有前設立場。這個醜陋的諮詢過程就連前政務司司長（香港政務官員首長）陳方安生都稱為「不誠實和具誤導性」。

「明顯地，無論是根據政府文件或者官員們近來的言論，都顯示落實普選的尺度都已經被事先決定下來，並受到北京中央勢力的嚴重影響。」陳說。

縱使群眾鬥爭的時機可能會隨著某些客觀因素影響，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風使得早前「占中」領導層提出的民主討論大相逕庭。這樣對待群眾鬥爭的態度――以為能好像水龍頭般隨時打開關閉――完全違背了全球大型群眾運動，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爭經驗。

延遲行動會導致士氣的瓦解並在未來更難去動員。這樣卻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們實際上卻非常不願意進行占領行動，恐防運動會脫離他們的控製。與其建立認真的運動挑戰政府，他們尋求一個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領使他們可以「嘗試過」。一些泛民領導層充滿愧疚的語調，不斷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們發動占領。

這種缺乏戰鬥性的態度，導致民主運動的廣泛層面當中出現兩極化與沮喪感。這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包括越來越高調的「本土」極端分子（右翼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者），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派別，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貫徹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鬥爭架構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員會

關於反民主和泛民主陣型的核心分歧在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堅持需要提名委員會，並透過它篩選走「不合適」的候選人。這個委員會是參照過去小圈子選舉中的由精英壟斷而極度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所組成的，兩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個非民選的代表組成並被大資本家所壟斷的委員會所揀選的。

為了披上一個「聆聽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擴大委員會並接納民眾直選代表作為其組成部分，但同時會保障建製派的壟斷地位。無論如何，中共會確保擁有最終的控製。其與泛民領導層辯論的「絕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民大會的橡皮圖章中所規定的。這個「憲法」論就好像球證的「紅牌」一樣，北京當局能夠否決任何不屬意的方案。至今這個法律緊箍咒很有效，因為泛民的領導層都中了咒語般墜入了維護基本法的迷思中。

與其反對這些不民主的規定，甚至提出憲政修改，泛民的領導層允許自己被拉進這個無意義的討論和「詮釋」基本法裏甚麽允許不允許。但這個文件本來就是個精英製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紀前由中共專製與香港資本家們聯手製定的。其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資本主義製度，並根據基本法規定是一直不變至2047年的。這樣的一份文件中充滿專製的法律條文並不是個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黨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夠獲得足夠的公眾連署就有權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時這些政黨卻不反對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這個「墻頭草」立場是政客們企圖建立談判的平臺，來達至某個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間接（提委會）的雙軌方案。社會主義行動批評這個立場，首先這樣是在散播中共會願意妥協（其往往會表面上妥協――但不會放棄控製），第二這會是右翼泛民領導妥協的前提（我們已經察覺到了）來放棄公民提名並接受提名委員會，讓中共可以篩選走任何能夠不在中國政權控製下真正具有威脅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斷強調他們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指其「違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馬行空」。這是就元旦日當天占領中環運動發起的「公投預演」民調的回應。這個民調主要透過網上及電話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數。其中，94%的票數支持選舉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這故意使用模糊的詞語――「…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領導層更進一步準備妥協的證明。但是，正如我們警告著一樣，就連這個被模糊化的立場也會被政府否決。

因此，泛民領導層將自己帶進談判的死胡同，一個很腐爛的並由精英壟斷的提委會加上一些「民主」修飾方案將會是很可能出現的結果，讓中國專製繼續控製選舉過程，除非社會爆發由下而上的巨型運動打破這個局勢。

元旦遊行後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的低落是人民對於一次又一次重復的行動，以及反政府陣營的內部分裂甚至活躍分子之間尖銳的矛盾情緒的一個反映。雖然這並不就意味著群眾運動的低潮，但確實曝露了資產階級政客的無能和對抗中共時的軟弱。去年十月政府堅持媒體壟斷政策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的事件中，近二十三萬人次共參與了三次巨大的集會行動，顯示了有相當多的群眾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顯然，泛民主派的領袖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並藉此契機認真地準備未來的普選抗爭，反而在過程中一直保持低調，不給予群眾任何期望並隨時將之解散。

元旦大遊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更復雜的情況：「占中」的領導者宣布他們要將行動推遲至二零一五年以遷就政府的所謂「咨詢」時間表，甚至表明不會參與元旦大遊行。這無疑是對群眾發出了一個負面且混亂的訊號。盡管如此，兩名「占中」的領導者卻在遊行後的集會中上臺發言，而他們所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卻主導了運動。運動的參與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練「非暴力」的手段去對抗警察的鎮壓。這種所謂的「甘地精神」是出自於「占中」領導者對於印度獨立鬥爭片面而膚淺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鬥爭的勝利，有賴於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面性罷工、農村起義、群眾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義革命的國際浪潮。這些鬥爭都沒有因為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則而自縛手腳。（何況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國家機器的鎮壓。）

「占中」領導者沒有考慮到親政府團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警察鎮壓行動的前鋒。社會主義行動不提倡暴力，我們強調良好的組織和群眾運動中堅實的紀律是最有效的抗爭方式。這包括在民主監督下組織糾察力量和巡察行動以作自衛。我們亦呼籲香港的工會承諾假如政府采取暴力行動或鎮壓「占中」時發動罷工與之對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眾運動中公共部門工會所做的那樣。

意義重大的諸多問題

「占中」領導者發起智能手機「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批評者之一。雖然他亦有呼籲群眾投票，他認為過於強調投票而掩蓋了參與遊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遠，「公投」所設定的三個議題中有兩個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三個議題分別為：１）提名委員會代表性應予提升。（！）　２）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３）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這次「公投」包括網上投票，以及在元旦遊行的維多利亞公園起步點設有實體票站，在實體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議題質詢投票主辦方並呼籲群眾不要投票，因為這將變相贊同其妥協方案。在最後的集會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即使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可以接受」，隨即被參與的群眾大喝倒采。她的發言顯露了民主黨的小算盤－他們準備以拋棄公民提名作為妥協以換取將來重新設計的提委會。這樣的方案甚至不能稱之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黨向我們展示出他們的「妥協」其實是變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領導這樣的倒退令那群揮舞著殖民地旗幟的「本土派」得以立足。這個松散的組織活躍於網絡社交媒體，主張與中國大陸區別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權，但卻混合了針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責難，甚至指組織元旦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為「親中國組織」。即使他們參與遊行的人數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聲勢卻日漸增長。一個自稱「香港人優先」的團體在元旦大遊行中展示了一個易拉架，上面寫有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口號（針對「蝗蟲」），並帶來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擲。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圍堵和威嚇，但卻並非因為他的黨準備在普選議題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於他協助一名內地新移民婦女就香港政府對綜緩居港年限的訴訟中勝訴。

盡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們力量的增長代表了另一個妨礙反擊中共爭取民主權利和反對香港資本主義當局的鬥爭的障礙。去年十二月，「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攜帶著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大門。這次只有三個成員以及若幹攝影者參與的行動純粹是為了宣傳，但實際上卻為對抗中共統治的鬥爭帶來了反效果，中共的媒體和宣傳機器借用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鬥爭是「親外國」的。但同時，我們亦全力反對對這些示威者（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隨之而來的嚴懲，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對這一示威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泛民的高層，為的是借此抹黑「激進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們看到右翼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團體都在親中國和親香港的陣營中出現，而同樣的都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分化和破壞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這類團體的出現是由於民主鬥爭中領導力量的真空所引發的病癥之一。這些團體的核心思想－排外主義－沒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泛民政黨甚至「左翼」團體都不敢公開挑戰和組織對抗。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通過我們「反種族主義青年」的運動，在這個重要議題上作為少數的聲音去表明我們的立場，通過示威行動和呼籲組織聯合鬥爭以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專製。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政治的緊要關頭，民主鬥爭缺乏領導力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確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來並會提出一個必要的政治綱領去建立一個勢不可擋的群眾民主運動。就如我們一直所說，不論在香港抑或中國，這場鬥爭的關鍵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人，並且必須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假如群眾在「2017之戰」中再次被出賣將引發爆炸性的反彈，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領導以及整個政府。

反中共獨裁的鬥爭不能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分割開，香港的富豪一直與中共專製狼狽為奸以保護龐大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者將當下為爭取僅僅是部分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運動與持續的運動想結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體面的生活都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元旦遊行後：泛民妥協　民主黨投降

今年元旦遊行，大會民陣宣稱有3萬人上街，數字比去年的13萬人驟然下降。梁振英的統治下民怨沸騰，特首民望凈值只有- 46%，而中央政府清晰表示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會篩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為政改一役揭開序幕。政治氣候驟變，在混沌無序、錯綜復雜的局勢下，民主派無心亦無力號召群眾反抗，泛民陣營內的政治矛盾亦變得尖銳。

占中三子猶豫不決

政改諮詢展開後，占中三子猶豫不決，沒有積極動員反抗，也沒有推進占中的具體策略。「和平占中」原本宣布不會參加元旦遊行，並且會將占中拖延至2015年3月舉行。這將令未來占中的議題繼續淡化，更難動員群眾參與。群眾對年復一年的遊行感到疲憊，難免失去信心。民陣發言人楊政賢指：「市民認為遊行已無用，希望用更激進或高層次手法表達意見……」如果民主運動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提出清晰進取的抗爭綱領和策略，可以鼓動更多群眾元旦上街，準備動員更有力的行動。

但是，「和平占中」卻在元旦遊行日舉行政改公投。公投的方案玩弄細節，半遮半掩地推行妥協的議程。這是占中三子進一步妥協的征兆。

公投項目包含三項議題：

1)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
(預設議程：承認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順應了泛民妥協派擴大提委會、保留小圈子提名方式的方針)

2)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3)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預設議程：公民提名「元素」，意味著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由提委會篩選。)

最後，有6萬多人通過手機、上網或親身到維園遊行現場投票，當中64%來自手機程式投票，大多數人均支持三項議程。建製派（例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故然無視投票結果，指其沒有參考價值；對支持民主的群眾來說，這也不過是一場不能凝聚民意的鬧劇。

此外，在元旦遊行後的集會裏，戴耀廷強調占中參與者要竭力避免暴力，並列出「和平理性」的守則，包括被警察拘捕時，要蹲下雙手放上頭上，表示不會反抗。社會主義行動同樣不支持個人暴力行為，但我們需要組織動員挑戰政府的群眾運動，如罷工、罷課、罷交稅等，而非占中三子宣揚的象征式反抗。

公民提名 + 提委會確認 = 公民推薦

在遊行裏，除民主黨外，各泛民政黨都打著「公民提名」的旗號，但同時接受小圈子提委會並存。甚至是激進民主派「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訴求，亦是留有一線，願意保留小圈子提委會的提名方式。提委會的提名權力一定遠遠淩駕其他提名方法，令官商權貴享有更大的提名權。甚至提委會會劃走由公民提名產生、但不「愛國愛黨」的候選人。

在元旦遊行一周後，真普聯公布普選方案，提出「三軌製」的提名方法，包括提委會提名、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後兩者需要由「提名委員會」予以確認。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需要由提委會確認，實則上等同接受小圈子的篩選，與建製派所講的「公民推薦」無異。再者，建製派只需要千多名官商權貴支持，即可通過小圈子提委會入閘，遠較公民提名容易。這猶如特權分子享有通關的特快通道，違背了平等被選舉的原則。

即使真普聯的「三軌製」已經是妥協的爛方案，但民主黨提出更倒退的立場，在1月9日發表聲明澄清，指三軌製並非缺一不可，暗示可以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可見此黨已走上投降的不歸路。而元旦集會期間，民主黨劉慧卿亦在臺上表示，公民提名並非不可或缺，當時被群眾以噓聲回應。愈來愈多人看穿民主黨希望可以與中共達成交易，旦求自己能入閘參選特首。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在1月11日《明報》撰文表示，民主黨劉慧卿、新民黨葉劉淑儀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如可一起成為特首候選人，必然獲得公眾歡迎，「也許可以破解當前提名問題的悶局」。

真普聯由泛民妥協派主導，對民主黨的立場自然得過且過。在公布方案的新聞發布會上，召集人鄭宇碩最初表明三個機製缺一不可，並多次重申三軌是一個整體。然而，在1月10日鄭又改口風，表示記者會上從沒有說過三軌「缺一不可」。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指，三軌製是否缺一不可，由政改的占中公投決定。不難想像，屆時的所謂「民間公投」又如元旦公投般，預設妥協的議程，方便泛民主派公然放棄公民提名。

真普聯包庇民主黨，可見這個泛民妥協派主導的賊窩，讓政客互相掩飾其叛賣群眾的行為，並不可能在當中推進民主抗爭。泛民妥協派的其他政黨，如公民黨、民協和工黨等，希望由民主黨當「擋箭牌」，躲在民主黨背後走妥協之路，這些政黨都準備妥協。據報道，民主黨內有人埋怨：「沒理由次次都犧牲民主黨、其他泛民不出聲…」

「進步民主派」接受真普聯方案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隨後召開記者招待會，指控民主黨違背了真普聯的共識，要求該黨退出聯盟。但是，兩黨卻接受真普聯的妥協方案，沒有提出提委會的「確認」程序等同篩走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唯有直接要求廢除提委會，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提名權。

《基本法》的鳥籠

學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的方案，即由350萬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進取的方案，成為了元旦遊行的焦點。然而，學民思潮始終強調，真正的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不會挑戰現存體製。他們沒有告訴群眾一項事實：如果不打破基本法的框架，不挑戰中央統治的權力，並不可能爭得真正民主。

不少與中聯辦關系密切的高官，例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都表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在1月10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就出席了一個閉門午宴，指《基本法》已經非常明確、清晰規定提名委員會的職權，任何削弱及架空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精神。可見，真正的公民提名，而非目前真普聯提出的「公民推薦」，在中央的法製內是不容許的。

《基本法》由英殖時期的資本家與鄧小平下的獨裁者製訂而成，最後的解釋權亦在大陸的人大常委，以確保箝製香港的民主運動。中央政府向來「法為己用」，曾經以人大常委決定兩次否決普選。最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更引用《基本法》18條，如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可命令香港實施中國法律。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威脅到大陸統治，基本法和解放軍可說是同一級別的鎮壓機器。

現在就需要向群眾解釋，如果《基本法》不容許真正普選，我們不應受製於法製框架，應該將之打破，並且以新的人民議會取代權貴控製的立法會。

本土派崛起的危險

打著反大陸人旗號的本土派有崛起之危機。元旦遊行當日，約30名「反蝗蟲」隊伍參與民陣的遊行大隊，沿途高呼「左膠賣港賊」等口號，以大香港民族主義攻擊社會主義行動。

此外，「反蝗大行動」有100多人由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主要攻擊最近終院裁定內地人申領綜援的「七年限製」違憲，亦以「反殖民、反赤化」等口號，將大香港民族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本土派遊行隊伍遇上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蔡耀昌在綜援「七年限製」一案裏，幫助內地新移民打官司，因而被本土派人士圍堵，最後需要受警方保護下，沖上的士離開，混亂中蔡耀昌疑被紙牌擊中。

12月，本土派組織「香港人優先」舉著港英旗沖入中環解放軍駐港總部，被軍方人員阻止。其後，該組織四名人士被逮捕。這行動為整個民主運動帶來反效果。大陸官方媒體誇大這次的行動，並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勾結外國勢力」，製造加強鎮壓的藉口。但同時，該行動是和平的，我們必須反對逮捕或檢控四名示威者。

由於泛民領導的失敗，不少激進青年不再信任傳統民主派政黨，而有可能將希望投放在本土派身上，將之視為更激進的反獨裁力量。然而，這些大香港的民族主義主張排拒內地人，只會分裂中港兩地的群眾運動，削弱反抗中共的力量，並為打擊整體工人福利的論調護航。另一方面，建製派趁著群眾對民主派失望沮喪，伺機推動大量親中建製勢力發展，例如「愛字堆」和「保衛香港運動」等，當中有些是極端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現時，港獨與親中兩派民族主義勢力的對立，令左翼和民主運動陷入更復雜的局面。

2014年的政治任務

泛民主派進一步背叛，在欠缺左翼運動的出路下，反動的右翼勢力有崛起的危機。如果群眾在2017年的普選路上再度被右翼泛民欺騙，將會製造更大的政治反彈。社會主義行動在2014年民主鬥爭的路上，會繼續提出徹底的民主訴求，以及推進更有力的抗爭策略。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註定失敗，民主抗爭與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在政治氣候混沌的時期，建立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群眾政黨，是勝利的基本條件。

明報撤換總編　AM730廣告被抽起

2014年，面對民主抗爭運動枕戈待旦，中共與特區政府業已打響前哨戰。梁振英政府民望江河日下，深陷統治危機，管治威信蕩然無存，連最後一根稻草的壓力也承受不下。在新一年，梁振英要收復輿論陣地，「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即便是媒體不時的「小罵」也讓他食不下噎。香港在世界的新聞自由排名已經連續兩年下跌，從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

新年伊始，政府明目張膽破壞新聞自由。《明報》傳出，疑因其一連九天頭版報導港視發牌風波，觸怒梁振英權貴，任職兩年的總編緝劉進圖因而被粗暴撤換，並安排一名馬來西亞藉人士掌管編采業務。《明報》的立場近年愈趨親建製，在前年特首選舉期間，劉進圖被認定為「梁粉」，多次延遲報道梁振英的僭建新聞。但梁振英似乎連這樣的報章也容不下。

此後，再有報導指，由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所創辦的免費報紙《am730》，懷疑亦因其編采方針，被兩至三間中資財團在未有解釋原因下，統一地抽起廣告。施永青指，被抽起的廣告份額超過1,000萬元，報章每年盈利約1,000至2,000萬。施永青本身是地產霸權一分子，《am730》亦非反對派報章，只是有些民主派人士在此報撰寫專欄，例如公民黨余若薇、人民力量劉嘉鴻等。

私人媒體為求牟利（或者那怕只是為求茍存），極為依賴廣告收入，因此廣告客戶對該行業的報導方向和立場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隨著中資財團在香港影響力愈來愈大，不少報章老板與內地人大政協關系密切，甚至本身就是這些高官，專製爪牙更容易以國家資本侵蝕新聞自由。基於政治因素扼殺新聞自由，卻被包裝為「商業決定」。例如，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多次在碼頭罷工期間批評李嘉誠，李氏於是抽起所有壹傳媒的商業廣告。

《明報》老板背景

《明報》大股東張曉卿是馬來西亞第九富豪，身家超過100億元。張曉卿旗下的世界華文媒體， 在馬來西亞的六分華文報章中持有四份，包括《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同《光明日報》，占據當地整個華文報章廣告市場超過七成的份額。這些報章的立場都親建製，並曾經因為淡化六四報道，支持香港國民教育，引起當地華人反感。

根據《主場新聞》報道，張曉卿創辦的常青集團，根據集團網站，形容公司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的總投資額近20億港元，其商業活動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2011年中，貴洲省僑聯曾指出，常青集團擬在貴州投資100億美元興建中馬產業園區，張曉卿並親身到當地考察，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只有掌握財力的老板才有資源控製媒體，代表工人發聲的媒體故然無立錐之地，連立場靠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媒體亦難以生存。在「自由市場」和官商勾結的陰霾下，反政府的媒體不是被絞殺，就是被收編。

在資本壟斷下，私營媒體要麽造成無線電視式的一言堂大，要麽就如今次財團以商業手法幹預編采方向，永遠不能確保編采自主和新聞自由。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由根據群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這才能確保職能可以不受幹擾，切實監督政府，如實地反映社會的真相。同時，假如民眾認為公營媒體的報導偏頗或失職，可通過民主程序，隨時罷免編輯委員，確保媒體能如實反映民意。

支持傳媒工作者抗爭

去年，內地報章《南方周末》因為被中宣部抽起一份《憲政夢》的文章，激起記者罷工一星期抗議。明報員工組織了關註組，發起聯署尋求外界支持，可見員工堅守新聞自由的底線。相反，傳媒老板往往為了金錢利益，往往在關鍵時候放棄編輯自主。例如，親北京的旺中集團去年欲收購臺灣《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達不成交易。可見，站在前線捍衛新聞自由的，不是媒體老板，而是傳媒工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記者組織獨立工會，以罷工對抗政府和財團扼殺新聞自由。

五千人遊行聲援受虐外傭Erwiana

中午十二時，眾多的印傭和菲傭團體，聯同香港各政黨和團體，先在修頓球場集合，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群眾高叫「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到達警察總部後，隊伍於門外呼叫口號，要求警察檢控雇主，還Erwiana一個公道。期後，隊伍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合。大會宣布是次遊行共五千人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舉起橫額：

「Justice for Erwiana! （為Erwiana討回公道！） No violence, No racism! （反暴力，反種族主義！）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途中我們派發傳單，與外傭討論資本主義政府如何與商家聯手打壓工人的權利，縱容中介公司謀財害命，大行其道合法地剝削外傭。她們非常支持廢除中介公司製度，支持立法八小時工作製，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家務傭工，並且提供宿舍讓外傭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Erwiana除了在身體上被虐待至嚴重受傷外，雇主只準許她每天睡四小時、從來沒有休假、以及扣除她所有工資。當她被虐至重傷以致不能工作後，雇主便立即把她辭退，並送回印尼老家，行為可恥卑劣！這件事只是整個香港的冰山一角，反映了中介製度、「兩星期條例」等歧視性製度，令她們即使飽受欺壓甚至虐待，也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發聲。此外，強製雇傭同居除了剝奪了外傭的私人空間（如雇主突然要求晚上工作），亦令受虐待的外傭不能遠離施暴者。Erwiana的事件爆出後，令更多外傭勇於站出來揭發雇主的惡行。

我們認為，除了要求檢控虐待Erwiana的雇主外，曾拒絕協助受害者的「兆暉中介公司」應被立即停牌，然後進一步！

廢除歧視外傭的「兩星期條例」
廢除剝削外傭的中介製度，外籍家務勞工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
取消強製雇傭同居，每年興建50,000間公屋，本勞外勞共享
建立不分種族的戰鬥工會，共同爭取權利：八小時工作、提高最低工資，外勞與本勞一視同仁，反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反對剝削和壓迫！

香港去年罷工：工人階級意識蘇醒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然被資方擊敗，但工人的抗爭意誌卻啟發了其他行業的工人敢於罷工，爭取改善工資及工作環境。高鐵地盤罷工、太古飲料廠罷工和日出康城三期的地盤罷工，都與碼頭罷工不無關系。幾場罷工的都是技術工人，薪水與最底層的工人相比都較高，更有信心團結一致挑戰資方。但外判製度的剝削，加上極高的工時，令他們處於奴隸式的生活。

有組織的罷工是跟資本家抗爭的有力武器，可以部分停止、甚至全面癱瘓企業運作，展示企業的真正主人是工人階級。政治罷工更是社會激烈變革不可或缺的鬥爭手段，威力遠高於遊行集會。罷工運動發展過程中，工人從經驗可以迅速學習到階級鬥爭的，工會意識乃至階級意識可以幾何級地提高。就如碼頭罷工爆發一星期後，李嘉誠置若罔聞、態度強硬，令工人開始認清到，敵人不只是騎在頭上的經理，也是自己的大老板。

廢除外判製度、恢復集體談判權、建立戰鬥工會，都是香港工人當務的重要任務。

高鐵地盤

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於2013年8月31日罷工了一天，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當天早上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工資，並要求工人在隧道裏用膳。

工人的不滿還包括工作環境的惡劣，大部分工人在溫度極高並且空氣汙濁的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沒清潔的食水，工人患病和工傷被忽視。

最後，承建商宣布取消遲到早退扣錢，亦準許工人吃飯時離開地底，在隧道外用膳，並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工人才結束罷工，但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的具體方法仍不清楚。

太古飲料

太古飲料約300名運輸工人亦於2013年10月3日展開了一天的罷工，因資方擬將運送汽水工作外判，及準備對早前曾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司機作處分，資方5年來未有增聘人手，而運輸工人因人手短決而須預早時間上班負責行內稱「執水」的執貨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

工人運輸工人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令全港的大量餐廳和店鋪的飲料供應受影響，以增加其談判力量。

罷工當晚，資方表示同意工會的三點訴求：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及；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然而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只表示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工會則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屋宇署

屋宇署約100名員工於2013年10月31日，中午罷工一個半小時，並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增加前線員工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

長期人手不足令未處理的已發出清拆令個案不斷增加。積壓的個案從2009年的3萬宗暴增至2012年底的5萬千宗。去年度因業主拒絕執行清拆令而發出的檢控卻比2007/08年度少30%。

政府的「肥上瘦下」做法令前線員工壓力日增，經常被迫於星期六、日，甚至假日加班。2011年起，大量技術人員不再續約。

工會要求增加人手500人。罷工過後，發展局於11月底則只向立法會申請190個常額公務員職位，卻包括一個常額助理署長職位掌管強製驗樓部，涉及的每年開支約227萬元中竟有173萬是用以支付該名常額助理署長的年薪。該申請將於明年二月被處理。

日出康城3期地盤

約100名工人於2013年11月17日發起罷工，並堵塞地盤出入口。事源地盤的二判公司聲稱資金周轉不靈而破產，拖欠逾兩個月合共約900萬元薪金。

這是繼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後，李嘉誠旗下的企業又一次被牽涉及在內，長實發言人則指事件是二判淮輝工程與大判亮雅發展之間的糾紛，與該集團無關。

罷工開始兩日後，只有約一半工人已領取全數欠薪，故仍有40名工人在地盤罷工。翌日即11月20日，被工聯會控製的工會的代表、大判公司和勞工處進行會議後，罷工卻在亳無成果下被結束了。大判公司「承諾」約80名工人於填寫欠薪資料及出勤紀錄，給予勞工處核對後，盡量支付9月至當時拖欠的薪金，總共500萬元，即並非真正承諾。勞工處則向工人派發破欠基金申請表（因二判公司申請破產），而申索上限只有3.6萬元，故不少工人擔心未能全數追回薪金而未有交回。工會則指會給予大判一兩日時間考慮墊支欠薪，如大判不回應訴求，工會將再商討下一步行動。跟其他被少數官僚解散的抗爭運動一樣，這「下一步行動」於罷工結束後從未出現。目前仍未有消息指其余當時未取得欠薪的工人於其後能取回。

低薪工人組織起來

近月，美國低薪的快餐店工人進行了罷工，爭取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是底層工人抗爭的。香港的飲食業工人、清潔工、保安的平均年齡愈來愈低，可見青年的就業和晉升機會每況愈下，而外判製度令工會組織薄弱。但同時青年入行，如果能夠組織起來，會為這些領域的工會註入力量。年青工人需要建立戰鬥工會，團結工作零散化下的受害者，切實參與抗爭。

工會的民主

在罷工爆發後，如果工會都有召開大會，與工人討論出清晰目標，會更能增強團結力，但工會並沒有這樣做。而工會領袖應當就談判結果諮詢工人，並投票決定，令工人日後更有信心建設工會、參與行動。但工會欠缺民主，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在晚上甚至午夜時急急宣布解散罷工，令不少工人憂慮訴求未能達成。工會讓工人發表意見，民主決定罷工訴求和策略，不是奢侈品，而是抗爭成功的必要條件。

政治罷工

在占領中環運動中，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工人罷工是更有力的抗爭手段，威脅資本主義政府的運作。工會應該立刻鼓動工人組織起來，提高工人政治意識，未來切實參與民主抗爭（包括占中）。每場帶來社會變革的民主運動，一定以經濟訴求號召工人支持（解決貧窮、增建公屋、退休保障等），才能成功。而只有工人組織起來領導民運，反專製的抗爭才能走得最徹底。

實際窮人147萬　打工仔越做越窮

大堆數據可能會令人眼花撩亂，每個基層勞動者的切身困境才是貧窮最真實的反映。12月1日，職工盟發起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遊行，許多普通打工仔都是帶著自身經歷，憤憤不平參與鬥爭：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根本追不上瘋狂上升的物價。她表示作為一個勞動者，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極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更表示樂於與本地工人一同抗爭，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

港府於九月發布了《二○一二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同時訂立出本港第一條的貧窮線。根據政府數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標準，全港貧窮人口為131萬，占總人口的18%！其實，將貧窮定義為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當中一人貧窮線月入3,600港元、二人家庭為7,770港元，標準實在低得可憐。若果將福利輔助計算在內，官方貧窮數字仍高達102萬，貧窮率為15.2%！梁振英更直指：「當局不可能滅貧……滅貧目標是不實際也無必要……」

政府劃出貧窮線的目的，似乎是炫耀扶貧「政績」。政府誇口福利政策令到近30萬人「脫貧」，但實質上這占貧窮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可見扶貧政策一直是杯水車薪，更不用說所謂「脫貧」只是個不溫不熱的超低標準。在政府眼中，財爺曾司長月薪36萬只是中產，個人月入4,000元卻不算貧窮！

政府在貧窮狀況報告中，刻意將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在開支內，製造舒緩貧窮的假象。「計算一次性寬免措施如公屋免租、關愛基金的非恒常現金福利轉移後，貧窮人口降至八十萬五千人；再計算公屋補貼後，窮人剩六十七萬四千人。」

再者，貧窮線以上不代表能夠負擔合理的生活開支，政府的標準根本形同虛設。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布裏斯托大學的共同研究，計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開支，推算出全港未能負擔合理生活水平的貧窮人口高達147萬，比官方數字高出45萬！每5個人就有1個貧窮，16,000人一日無法吃足三餐，4萬多人沒有足夠禦寒衣物，猶如第三世界地區。

要解決貧窮問題，我們需要增加失業和傷殘援助金、直接落實增建公屋至五萬、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與通漲掛鉤等公共政策，並將財團私營的地產商、銀行、媒體及公共事業公營化，由工人民主控製自己的經濟。

為什麽政府不去做？原因很簡單，財團商家對工人的剝削可以有一百個「合理」理由，但要向有錢人征重稅，將資金投入公共開支，來應付民眾的合理生活水準，卻是萬萬不能。資本主義製度就是有錢人的製度！

政府和資本家不會容易就範，工人要實現這些訴求，一定要切實進行抗爭。在低工資的行業先組織起來，特別是年青工人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是當務之急。

大香港民族主義的危機

近年，反大陸人情緒再度升溫。右派民粹政客爭相高呼「本土優先」，並將矛頭指向菲律賓外勞。這趨勢的背後是什麽？左翼應如何應對？

在中港經濟融合的政策下，港資為了從大陸市場牟取暴利，迅速將市場轉向迎合大陸消費者的需求，服務大陸的中上階層。市場經濟不受規劃，只會盲目追求利潤，大陸國內龐大的資金湧流至外地市場時，造成供應與需求的不平衡。再者，資本家刻意製造供應短缺，從而投機炒賣產品和服務。生活消費品價格飆升、基本服務資源短缺乃至生活空間縮窄，令中港兩地的勞苦大眾都感到困苦。

「大陸人搶奪資源」？

自由行政策帶動了大陸旅客來港消費，擡高了零售業、地產業等企業利潤。繁忙地區鋪租高昂，只有做遊客生意的超級市場、珠寶店和藥房才能承受，令香港居民埋怨生活需求受到忽視。同時，自由行的消費帶動了通漲，生活消費品價格高企，加劇貧富懸殊。中港基層人士都同時受害，獲益的只有零售商和地產商。

「搶奶粉潮」就是一例。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大陸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因而造成大陸人來港的搶購潮。大陸人對生活消費品的龐大需求，造成市場供需的不平衡。奶粉商有意識地強化市場不平衡，例如耗資廣告洗腦，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製造需求；又恃其寡頭壟斷地位，迫使零售商以卑劣手法控製供應。奶粉零售價格被大大擡高，而水貨市場正是商業投機下的產物。（詳見：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0期）

擠擁在鬧市的大陸旅客和邊境車站外的水貨客，成為了民粹政客針對的對象。右派排外政客散播「蝗蟲搶奶粉」的言論，將資本家投機炒賣造成的經濟困局，渲染成大陸人製造的禍端。

同樣，大陸人在國內得不到基本生活需要，較富有的中上階層自然求諸境外。香港的財團看準這個商機，而政府亦縱容基本生活設施私有化，以利潤為先的服務不能滿足需求，造成學位和床位不足現象。

大陸醫療質素慘不忍睹，又經常濫收費用，大陸孕婦尋求香港質素相對較好的醫療服務。醫療產業變成人命生意，迎合大陸市場，孕婦產子費用高達10多萬元，甚至提供由安胎至產子的一條龍服務。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僅得GDP的2.8%，而政府政策長年助長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令公立醫院的床位比97年還要少1,000張。此外，參考本刊《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一文，亦可見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是資源短缺的原因。

危險的文化優越論

尤其是受到97亞洲金融風暴打擊，因而失去過往優越地位的中產階級，甚至在英殖經濟繁榮時待遇較優厚的工人階級，都容易產生懷緬英殖統治的迷思。泛民主派不時贊揚英殖的「法治人權」，亦強化了這種幻想。民怨沸騰而苦無出路，民眾對港英時期的幻想逐漸變成反大陸人的情緒。

本土派經常打著「保衛本土文化」的旗號，強調香港文化之優越，鼓吹區隔大陸人以免港人被溝淡。同時，他們指控中共在香港實行「殖民」政策，像西藏和新疆將漢人移植而侵略經濟和文化，因此區隔大陸人是為了保衛「自治權」。這技倆將大香港主義精致地包裝起來，列寧在1914年早就提及過這種「精致的民族主義」：「精致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聽的借口下，例如在保護『民族文化』利益、保護『民族自決或獨立』等等借口下鼓吹無產階級實行分裂。」《腐蝕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義》列寧

雖然香港本土派目前尚未成為納粹組織，但其論調與不少歐洲新納粹組織一脈相承。在歐洲經濟崩潰的情況下，歐洲弱國的新納綷提倡強人政治，反對歐洲強國進行經濟殖民，以保衛「自治權」去包裝背後極端民族主義議程。

此外，香港本土派攻擊大陸人的語言、文字和文化侵蝕香港，形容簡體字為「殘體字」。在歐洲亦有極右排外政黨，例如英國「捍衛英語聯盟」會抹黑穆斯林人溝淡白人血統，要求驅逐他們出社區；意大利「北方聯盟」則指控意大利南部人的文化被阿拉伯國的移民溝淡，要求北方擁有「獨立自治權」。這些黨派在議會內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亦打壓左翼和工會運動，煽動種族對立而分化底層工人階級。

社會主義者捍衛不同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權利，亦支持少數民族的本土文化和自治權利，但這必須建基於工人階級不分種族的團結鬥爭，共同反對壓迫者的統治製度。鼓吹種族撕裂只會分化反抗的群眾，助長資本家和獨裁者的壓迫。

人質慘劇案 – 反菲種族主義

此外，反菲種族主義亦是另一危機。2010年，港人於馬尼拉發生人質慘劇事件，眾多港人對菲國政府和警隊深痛絕惡。直至今天，由於總統阿奎諾拒絕向死難者家屬賠償道歉，態度囂張跋扈，進一步激起港人的仇菲情緒，甚至有受害者家屬要求梁振英要「強硬起來」，對菲國實行經濟製裁。11月香港大學進行了民意調查，訪問港人對16個國家及地方的觀感，當中港人對菲律賓人及政府的觀感最差，90%港人對菲律賓政府表示反感，32%人稱對菲律賓人反感。

然而，各黨派為了收割民粹政治資本，提出各項措施製裁菲律賓。人民力量提出最「激進」的措施，要求停止輸入菲國外藉家勞，直接打擊菲侓律賓工人飯碗。公民黨和民主黨則提倡杯葛菲國產品等較溫和的政策，不敢支持人力的方案。兩個溫和中產政黨並非為了保護菲律賓工人的飯碗，只而是為了避免為中產雇主帶來不便。在11月分，人民力量陳偉業提出無約束力的法案，要求政府製裁菲律賓措施，在建製泛民兩派「團結一致」下，在立法會大比數通過。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這反動的議案。我們支持死難者家屬得到合理賠償，但經濟製裁措施若果實行，首當其沖的會是菲律賓勞動人民，而非菲國總統和警隊。例如，經濟封鎖造成菲律賓企業利潤下降，但菲國資本家會合理化裁減工人和壓低工資，甚至造成物資短缺而價格飆升，出現投機炒賣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製裁措施會在香港會彌漫一片仇菲情緒，加劇菲港群眾的對立，讓港府分而治之，打擊港菲工人的權益。要記得，當年人質慘劇案發生的翌日，曾蔭權政府宣布凍結外藉家勞的最低工資。我們絕不能輕易被政府的分化技倆蒙騙。

中港區隔不是解決方案

由於生活困乏和經濟不景，而香港的工會和左翼力量薄弱，受壓迫的中下階層未能找到抗爭的出路。公民黨毛孟靜、新民主同盟範國威等民粹政客，以「香港人優先」的旗號將自己包裝成激進的新選擇，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回響。9月，這兩人連同其他本土派人士，於《明報》、《都市日報》登聯署廣告，指責「新增人口實在太多」，建議政府實現「源頭減人」以解決房屋問題核心。這是徹頭徹尾歧視大陸人的論調。

本土派提出的「中港區隔」是不切實際的，只要兩地仍是資本主義統治，即使香港「獨立」，中港商家為求牟利仍會繼續跨境通商，打擊勞苦大眾的利益。依靠收緊入境人口限製，是不能解決經濟融合所帶來的中港矛盾。就如實質上「獨立」的臺灣，資產階級的馬英九政府為了營商利益，都竭力促進兩岸通商，務求打進大陸市場。

「中港區隔」這種排外論調，將資源不足歸咎於外來人，為掠奪99%資源的資本家轉移視線，然後迷惑窮人為1%的餅碎內鬥，只會淪為「地產霸權」和「財團壟斷」的幫閑。真正解決之道是打破盲目牟利、令資源分配失衡的資本主義製度，以民主委員會監督消費品價格，調查消費品投機的情況；以民主委員會控邊境人口流動，擺脫以錢為先的人口管製政策，並公平分配公共資源。

右翼民粹肆虐　左翼的出路？

大香港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冒起，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領土；另一方「愛港力」等愛國流氓組織，則是中華民族主義論調的代言人，強調國家需要維穩，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擊左翼組織權利，反對工運團結爭取福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未來政局陷於復雜境地。

傳統泛民黨派無能力挑戰獨裁爭取民主，加上泛民社運屢次出賣群眾運動（解散反國教運動），在強而有力的左翼領導缺席下，激進中產和青年感到苦無出路而鼓噪起來，繼而尋求右翼民粹為「激進」道路。強化獨立於泛民主派的激進左翼力量，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群眾工人政黨，不是陳義過高的理想，而是當前鬥爭生死攸關的任務。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為此目標奮鬥！

食環署洗太平地　連串檢控街頭藝人

從1月20日開始，政府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由每周開放七天，改為只開放周六、日。不少街頭音樂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然而，食環署在殺街前後「洗太平地」，連串票控街頭表演者。1月19日殺街前，國畫藝人梁小姐在行人專用區被檢控，而在1月22日，SMS樂隊和雄樂館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亦被票控。

行人專用區的封街後遺癥

西洋菜南街行人路狹窄，但人流眾多，恢復通車後，不少行人被迫走出馬路，人車爭路情況嚴重，險象環生。此外，現時電訊公司的推銷員把攤檔放在行人路邊，阻街情況進一步惡化。

不少藝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以致觀眾人數大幅下降，但環境比以前更為擠迫。

無理檢控街頭藝人

1月19日（星期日）傍晚，「保衛旺角行人專用區行動」成員之一的梁小姐，如常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檔攤。在沒有任何預先警告下，梁小姐突然被四名食環署人員拘捕，然後帶回旺角警署。她被票控「無牌小販」和「阻街」兩條控罪，沒收攤檔物資，並將她帶回警署。梁小姐並沒有涉入金錢交易。

當時，梁的國畫攤檔只有約2米乘2米，擺放在路旁位置，根本不構成阻街。況且，當日食環署的行動只針對數個一人的攤擋，對其他人數較多的攤檔則沒作出任何檢控，可見署方針對勢單力薄的個人藝術者選擇性執法！

梁小姐是內地國畫及美術教師，對國畫藝術有一股熱誠。她幾年前來到香港，但因其內地文憑不受本地承認，所以不能在香港當美術教師。梁小姐沒有學歷，唯有於茶餐廳兼職維生，在空余時間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檔，繪畫國畫和寫生贈予途人，為的是推廣藝術。由於收入不穩定，她在租房時屢屢受業主歧視，現在只能居住板間床位。

梁小姐的攤檔面積細小（見圖），亦沒有涉入任何金錢交易，但警方正式落案起訴梁小姐「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沒有牌照而販賣」兩條控罪。她不岔被打壓，否認控罪，以100元保釋離開。但十多件攤檔物資則被扣留，包括臺凳、推車、畫具等。直至2月25日上庭抗辯，才可取回。

此外，在殺街後，不少樂隊（例如SMS）被迫移師至旺角東行人天橋表演。SMS樂隊、雄樂館樂隊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分貝機標示聲量並無違反噪音條例，但警方仍然以《噪音管製條例》第400章第5條，無理票控樂隊成員TONY。

抗議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1月26（星期日）下午三時，由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旺角警署，抗議警方無理檢控街頭藝術家。同時，我們要求政府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保留藝術公間。

■ 撤銷所有對街頭藝人的檢控

■ 立即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

■妥善管理規劃行人專用區，設立噪音管製，劃分表演區，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

■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再有抗議行動，為外傭爭取公義

23歲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受虐打事件發生後，香港外傭發動了一連串的抗議，特別是14萬人的印尼人群體。1月19日，約5,000名家傭與其支持者遊行，要求討回公道，並結束限製外傭自由和權利的嚴厲法律。1月26日（星期日）將會再有抗議，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印尼領事館。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這次遊行的聲明：

立即取消雇傭同居限製！
廢除吸血中間公司，要公共聘用製度
團結鬥爭，反種族歧視，反資本主義
Erwiana Sulistyaningsih的受虐事件震撼全港，令香港「現代奴隸製」的真面目成為國際媒媒的焦點。今次事件開始激起了社會對外傭的同情和支持，民眾打破了政府和資本菁英的種族分化，這可以說是外傭今後爭取工人權利和法律保障的轉捩點。外勞占全港勞動人口10%，外勞的抗爭若果勝利，足以增強全體工人的力量。

Erwiana的慘劇打開了媒體和很多民眾的眼睛，讓各位認清現時外傭聘用製度之惡。政府就如獄卒一樣，死守苛刻的「雇傭同居限製」和「兩星期條例」，嚴重限製外傭的自由和法律權利。最近一項調查顯示，58%的印傭曾經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經受到身體虐待。今個月，兩名印傭抹窗期間墮樓身亡。事實上，很多家傭都不敢拒絕這些危險和無理的工作。

政府竭力淡化自己在Erwiana事件中的罪行，裝作「第三方」旁觀者。我們是不會被騙的！事實上，正是政府的政策製造了虐待案的土壤。整個製度該當受到譴責，必須徹底改變。

現時外傭聘用製度的設計，是用以最大化地剝削外傭，視之為廉價和馴服的勞工。這符合那些有錢人（香港真正決策者）的利益。他們為了保護龐大的利潤，反對福利製度 – 全民公共托兒和護老服務，而轉向剝削低薪外傭以提供這些服務。

團結抗爭，反對種族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部。從馬來西亞到美國，我們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戰鬥組織。我們曾積極參與幾場反種族主義、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統治者以種族主義掩飾自己製度的失敗。在居港權議題上，香港右翼政客攻擊外傭；在馬尼拉人質事件上，利用外傭作為國際政治沖突的棋子，在工人階級之間製造分化。只是本地工人和外傭之間團結抗爭，才能贏得真正的變革。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取消「雇傭同居限製」，容許家傭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對於爭取標準工時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平均居住面積是全球最細。政府堅持雇傭同居，是要維持傾向地產商傾斜的房屋政策，避免為人民建立可負擔的房屋。我們亦要求廢除中間公司，並以公共控製的非牟利聘用製度取而代之。我們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建基於虐待和不公義、令一小撮人致富的製度，另一個選擇則是與建基於公眾利益、以民主控製的製度。資本政客就如非民選的港府般，永遠利潤行先，而社會主義是完全相反的！

團結、鬥爭

在港外傭的鬥爭是全球女性抗爭的一部分，反對種族主義法案，這些法案在世界各地愈來愈嚴重。可見，有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可見向資本家和政府反擊。此外，有需要為工人階級的替代製度，取代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讓多數人得益。為爭取外傭權利的持續抗議，以推倒現時不公義的法例，愈來愈能夠爭取普通港人的支持。就像從前的奴隸主一樣，港府在壓力下是可以被迫妥協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就是出路！

數千名外傭促結束不公平法例

在港的外傭憤憤不平。1月26日，超過4千名外傭和支持者再次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壯觀遊行。

Erwiana事件不僅觸發了大型遊行，更重燃了女性外傭旳戰意。她們為自己在今天不公平的雇傭製度下所受到的不公義吶喊。這場示威運動動搖了種族「區隔墻」，這道墻由政府架起，用以區隔和排斥外傭，以維持其超額剝削。以前，外傭抗議往往受到本地港人冷待，但現在有更多港人關註。

今次遊行主辦單位為「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是外傭組織、工會和聲援團體的聯盟。今次和上周（1月19日）的遊行都吸引了大量媒體關註。

「這只是運動的開始，而不是一次性的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鄧美晶表示：「印尼女工、家傭都意識到，社會現在已開始關註她們，而且愈來愈支持她們的目標，即是基本的權利，還有法律保障。」

香港有31萬名外藉家傭，來自印尼的占差不多一半。她們工時非常長，又被迫與雇主同居，很多時都沒有自己的房間。標準工時、晚上的私人時間、私隱，對外傭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Erwiana殘酷受虐的事件震驚了香港，令更多外傭敢於發聲指控她們雇主虐待。

「我們沒有選擇，要賺錢寄回我們家鄉，我們一定要來這裏。」遊行至印尼領事館的Lia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是很好的工作地方。在印尼，我們每月賺得少過1千港元，但在這裏做家傭的人工差不多高四倍。」

但即使如此，外藉家傭的工資仍然十分低。香港外傭每月的最低工資為$4,010，相比之下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為$30一小時，若以典型的每周48小時計算，每月最低工資為$6,240。很多家傭每周工時高達60-70小時。

運動發展起來

顯然，在過去兩星期，外傭的抗議運動發展起來，並且信心大增，提出針對香港和印尼政府的明確訴求。除了為Erwiana討回公道（其雇主被起訴連串虐待，並在1月22日保釋），星期日的遊行亦要求三個領域上的法律改變。

此外，外傭團體亦要求「自決是否雇傭同居」，容許家傭可以選擇外出找居所。

鄧美晶表示：「為什麽政府這麽強硬，不容許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個訴求十分合理。這不是政府開支的問題，而是進行社會控製，要令外傭置於極度弱勢。」

現時的抗議亦針對惡名昭著的1,200間中介公司。在1月26日的遊行裏，這顯然是印傭面對的首要問題。一提到關於中介公司，她們的憤怒水平顯然提升。招聘公司鮮有受到規管，而且普遍有實行不當的習慣：過度收費、假帳戶、無視投訴，收起例如護照等文件。

與「兩星期條例」一樣，高昂的中介費令外傭即使遇上差劣的雇主，都不敢辭職，因為她們要再付費用，成本倍增。法律上，中介公司只容許收取外傭月薪10%的費用，但正如《南華早報》報道：「現時香港的費用是$28,000，大約是工人月薪的7倍，高於法律限製的70倍。」

印傭工會（IMWU）的示威領袖Sringatin向《英文虎報》表示：「印尼政府迫我們借貸，以及通過中介公司找工作。我們的護照被沒收。投訴不被鼓勵，我們不容許轉雇主，直至完成付款。」

增大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外傭的抗議，以及她們非常合理的訴求（參考我們聲援的傳單）。在印尼領事館外，鄧美晶向遊行隊伍發言，表示支持她們三個主要訴求，並支持團結鬥爭以擊倒政府。社民連的梁國雄亦發言，他是唯一一個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印傭工會（IMWU）、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香港職工盟亦有發言，其中職工盟呼籲外傭加入工會。

清楚的是，勞工處和港府面臨的壓力正在增加，針對其嚴厲的外傭政策和歧視性法例。Erwiana受虐的醜聞令香港本地人改了看法。外傭感受到廣泛社會上更大的支持和同時，現時是時候將壓力升級。未來數周將會是將抗議運動升級、贏得更多普遍港人支持的重要時刻，兩種壓力結合起來，可以迫使港府退讓。

「政府想我們閉嘴」

「我有兩個孩子和雙親等著我供養。我必須每月寄錢回家給他們；如果我不養他們，誰會？這就是為什麽我繼續撐下去。」Nisa自零八年來港工作，她的故事解釋了千千萬萬的印尼女性離鄉別井到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打工的原因。Nisa在香港的首個雇主非常刻薄。她被雇主用語言，有時甚至身體上的暴力對待。她選擇默默忍受，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工作，是因為中介公司高得離譜的收費。「就算我被她（前雇主）侮辱，我也需要完成那兩年的合約，因為一旦我轉工，就是違約。中介公司會要求我重新再付一次中介費，那相等於我七個月的薪金。」

筆者訪問了四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外勞，Nisa、Eny、Lanny和Lia，她們已經在香港工作五至十二年了。她們為了養家，在香港曾經歷過艱辛的日子。她們四位正在積極參與「為Erwiana討回公道」運動。在短短兩星期之間，運動已經發動多次抗議，以及數千人遊行，要求停現時外傭的聘請製度、中介公司吸血鬼的剝削。

Lanny在港工作了八年。她對印尼政府不負責任的回應態度尤其震怒。「政府只想我們閉嘴，說會付錢給Erwiana的家人，然後要他們和所有的外傭閉咀。政府從不在乎我們的性命！」

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外傭的困境是「現代奴隸製」。她們幾乎沒有任何私人時間和私隱，超長的工時令她們無可能有八小時休息。因為「雇傭同居」製度，老板可以隨時要求她們工作。中介製度令她們只有極少權利轉換工作。

「我曾在洗手間做功課。。。」

Lia在香港工作七年。跟很多其他外傭一樣，她需要每月寄錢回鄉，同時她在香港自付報讀一個電腦的文憑課程。在她的第一份合約工作的家庭裏，即使有多出一張床，家中的婆婆也不準許她睡床，只能夠睡在客廳的梳化。「一天晚上，我正睡到一半時，她突然在床邊扯我的腳，叫我下床，然後要求我以後只準睡沙發。」Lia唯一可以做學校功課的時間，是每天完成工作後，即是午夜十二時後，但她不準開客廳的燈。「最後我唯有在洗手間做功課。因為那裏是唯一他們不知道我做什麽的地方。」

Nisa的第一名雇主經常語言上侮辱她，叫她做「白癡」、「死蠢」，這樣的侮辱天天發生，長達兩年，甚至連雇主的兩個小孩也有樣學樣，用相同的態度和字眼對待她。

對於這些外傭來說，早上六時開始工作是平常事，很多人需要工作至午夜。尤其是因為「雇傭同居」的強迫性製度，她們等如24小時待命工作。Nisa憶述她的第一個雇主說：「那時是淩晨三時多，我在客廳梳化熟睡中，突然被老板叫醒。老板當時很生氣，她說她女兒的一件衣服洗得不夠幹凈。她要求我立即起床從頭再洗…淩晨三時！」幸運地，現在Nisa已經脫離這些可怕的日子，找到一個正常的雇主。

她同意廢除強迫性「雇傭同居」的製度，讓家務勞工自決是否與雇主同居。「我有些朋友每天工作十八小時，就是因為這強製性法律。」

每天二十小時工作

Eny第一份工的家庭住在元朗。一開始，她的雇主要求她到距離三十分鐘的一間獨立屋打掃，這代表老板違法，要求她替兩個雇主打工，若果被揭發，雇主可以被檢控。每天Eny要由早上六時工作至淩晨二時──二十小時工作和不夠四小時睡眠時間！

她的老板經營燒烤場生意，曾經要求Eny幫兩個雇主打工後，又要她幫忙在燒烤場燒食物。這不是任何家務勞動，完全違反法例規定！她不能承受極長的工作時間和環境，所以她在工作六個月後決定辭職。但後果就是她被迫重新繳交中介費，這等於是失去她工作半年以來的所有工資！十四個月的工資被扣走，這還不是奴隸製嗎？

踢走中介公司！

所有印尼的家務勞工都必需透過中介公司到外地工作，否則她們的合約不被承認。這是政府刻意的一項政策，去縱容1,200間「販賣」外傭的中介公司合法地牟取暴利。菲律賓政府沒有這項條例，因而菲傭相對地幸運。每介紹一位印尼外勞來到香港，中介公司就能賺取$21,000港元，這通常是她們足足七個月的工資。一些中介甚至被揭發收取外傭比上述更多的額外費用！

Nisa說，中介製度欺騙所有外勞。「所有人必須到中介中心找工作。我曾被迫付錢上一些教導如何成為家務勞工的『訓練課程』。」但這些課程根本是不必要的，中介公司實際上只是用另一種手段，讓它合法地索取更多額外收費。而即使你付錢完成課程，中介也不會保證你會找到工作。

中介公司一直惡名昭彰，過度收費和發生問題時不負責任非常普遍，但外傭一旦簽約，便不能要求轉換公司。正正是這些吸血中介公司，令眾多外傭在受到雇主虐打、被扣薪、扣假期時，都不能反抗。在Erwiana事件的醜聞爆發後，更多外傭勇敢地走出來，為對抗不公義而抗爭。現在最急切需要的，是透過工會組織起一場戰鬥性的運動，並與社會上其他的工人階級連系起來，共同戰鬥。

訪問韓連山：「進師盟」參選教協理事

由韓連山、等人組成的「進步教師同盟」，準備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選舉將於2月21日至3月14日進行投票。教協坐擁9萬教師會員，但長期在民主黨政客的主導下，工會怠於抗爭，未能為教師爭取權益。進師盟的參選，有機會為教協帶來新氣象。社會主義行動記者特意與「進師盟」成員韓連山進行電話訪問。

記：進師盟的參選目的是什麽？

韓：我們是一群教協會員，看到教協最近處理教育和政治議題的事務上，與會員期望愈走愈遠。因此，我們組成「進步教師同盟」，討論如何改善教協會務。經商討後，決定派19人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希望監督理事會工作，改革監事會不足，要求會務公開透明，讓會員有更大發言權；在理事問責、教師專業、教育生態、民主政治方面，希望改善得更好。

政府在教育改革時，教師的權益受到挑戰：工作量增加，職業不穩定，入職困難，只有朝不保夕的短期合約，但教協力度不足，未能維護教師權利。

記：在教師權益方面，你們有何看法？

韓：教協立場要更硬凈，向教育局爭取權益，問題是可以改善的。就如小學縮班殺校的慘況，政府殺了一百幾十間學校，令教師們流離失所。教協一直聲稱爭取小班教學，但只有叫喊口號，看著學校每年被殺，數千教師失業，教協卻沒有和教育局攤牌，讓政府殺校成功，在殺校後才推行所謂的小班教學政策。

從另一面看，教協與教育局合作得好。未來中學都會有殺校情況出現，但現時教協維護權益的力度並不足夠，否則教育局不會如此猖狂。

在林慧思事件上，教協最初立場曖昩，只將焦點集中在老師言辭過激過火，但不看林老師行俠仗義，抱打不平，對她十分不公道。到見到社會回響很大，很多人支持林慧思，教協才能另外一些聲明。我們「進師盟」也不認為講粗口是對的，言辭不當是犯錯，但焦點不應在那裏。相反，我們應該教導學生，遇到不公義時，應該采取林老師的立場。

在反對國民教育科上，教協一直非常被動，只要求再修訂指引。修訂後教協認為指引有進步，所以在反國教上放軟手腳足。後來反國教的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直至教協不得不加入後，教協才加入反國教大聯盟，但始終是後知後覺，作為一個工會，是要不得的。

記：你們的選舉工程如何進行？

我們正在以網頁和文章宣傳，並在教協會所樓下派單張，讓教師聽到我們的聲音。未來，我們希望舉行諮詢論壇，目前選委會未答應，但「進師盟」自己無論如何都會舉辦，並會邀請所有候選監事來辯論，辯論會公平公正公開，讓會員決定投票意向。

勝算方面，很難講，要看宣傳攻勢、會員關註度，而且會員可能出現慣性投票取向。

另一點我要澄清，坊間說我們奪權、搞內訌，我們並非這樣。監事會並沒有權力的。會務運作是由理事處理，監事只是給予意見，在會務上提醒理事。權力不在我們手上，也不在張文光「薪火相傳」名單的10人手上。權力是在會員手上的，會員有權去投票選擇能讓會務進步的監事，教協並非私器。

記：未來會否參選理事？

韓：這要看將來發展。如果理事非常長進，可以改善會務，我們就沒有必要參選。如果來屆理事會也達不到我們的期望，相信其他教師會員都會有意見，去組成另一內閣參選理事。

記：如何增大教協力量？

韓：一個接近9萬人的工會，如果立場堅定，力量是可以很大的。但教協多年來采取溫和路線，與政府多方面合作，領導會員方面則做得不足。會員會否企出來爭取，很視乎領導人的風骨和能力。如果工會有領導力，不是次次和政府合作，你是有工具要求政府退讓的。

工業行動，是隨時可以啟動的，但教協自1973年罷課後，之後基於種種原因，一直走溫和路線，都沒有強硬的行動。工會應該在適當時候采取工業行動，要改善教師權益，這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回應《熱血時報》抹黑社義行動籌款

近日，《熱血時報》試圖大肆抹黑社會主義行動，指控我們在眾多議題上發聲、以及在社運活動上籌款。以下是我們的回應：

撈政治油水的是「熱血公民」

社會主義行動在各項社會議題上積極行動，符合我們理念的議題都會全力參與，對抗社會上的不公義。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新工人政黨，自然要從街上小額募捐，爭取勞苦大眾的支持。我們旨在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組織，讓普遍群眾自身參與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參選2011年區議會選舉時，承諾若果當選只會領取基層工人的薪金，將其余收入會捐予社會運動。這與立法會議梁國雄（長毛）的做法一樣。「熱血公民」的黃洋達在2012年參選立法會時，並沒有提及這一承諾。

相反，「熱血公民」要建立的是圍繞一個「政治明星」的宗派集團，只容許追隨者為首領搖旗吶喊，但不能參與組織的決策。《熱血時報》年用120萬，恃著坐擁龐大資金，操控網上輿論機器，到處造謠抹黑其他組織。

政治團體應該以政治活動吸納群眾支持，例如街頭宣傳、出版刊物或支持者捐款等。《熱血時報》沒有信心在政治上獲得支持，就以商業模式運作，製造明星效應，依靠商業產品和廣告收入維生，例如在年宵售價的黃洋達人形公仔，價值竟高達8萬元！將賺回來的利潤供養其政治宣傳，例如免費報紙、網上電臺等。這是本末倒置的。「熱血公民」的立場只會隨著市場趨勢左搖右擺。

雖然在一些特定的政治議題上，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有一致的立場，例如指控「反國教大聯盟」解散運動、攻擊民主黨舍棄公民提名、反對真普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妥協方案。然而，《熱血時報》以造謠抹黑和人身攻擊的手段對付政敵，以誇張失實的手法做政治宣傳，務求刺激官能，煽惑支持者淪為辱罵政敵的流氓，不能提高群眾政治意識。

不可以介入國際議題？

《熱血時報》指控社義行動就「以巴沖突」的議題進行宣傳，稱這議題「與香港無關」。「熱血公民」又指控「什麽議題都與你們有關」，可笑的是，你們只有一個議題，就是讓黃洋達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避談一切政治理念，就是你們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在以巴組織名為「社會主義鬥爭運動」。我們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主義，亦反對暴虐的阿拉伯政權。我們提出以社會主義方案解決以巴沖突，支持以巴工人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統治者煽動種族沖突。我們一以貫之，在香港痛擊「熱血公民」之流煽動族群沖突！

可笑的是，《熱血時報》以為我們只能在以巴兩方的統治陣營之間選擇其一個，可見這群人骨子裏的種族主義之毒是何其之深，在政治上是何其無知。

社會主義行動曾籌款支持我們在南非以至埃及的組織，幫助他們反對資本主義與獨裁鎮壓。對國際主義者來說，這是自然不過的事。《熱血時報》抱著狹隘的大香港主義，不明白任何地方的鬥爭要勝利，都不可能孤立在一個地方/城市，不可能得不到海外群眾的團結聲援。諷刺的是，《熱血時報》在曼特拉逝世時，發表文章贊揚曼特拉的抗爭，但似乎你們不知道這場鬥爭曾經得到全球群眾的支持，包括在金錢上和行動上。

誰是民族主義者？

「熱血公民」經常扭曲左翼分子的立場，抹黑任何反族群仇恨者為「大中華派」、「支持中共殖民」。我們支持中國的地下組織，亦有同誌因為反中共而被捕。

社會主義行動是最堅定反中共殖民的團體。我們曾多次到中聯辦示威，支持藏族、維吾爾族的自決權、文化和宗教自由。「熱血公民」自詡反中共殖民，何解在這些行動上，從未見其蹤影？同樣，如果香港大多數群眾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會支持社會主義的獨立香港。然而，我們始終強調，勞苦大眾需要不分族群團結鬥爭，共同打倒中共獨裁政權，才能贏得真正的民主，包括自治權利。相反，煽動種族沖突，只會為中共鎮壓製造藉口。2009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維吾爾族人與漢人爆發種族沖突，中共伺機大力鎮壓，打壓穆斯林的宗教自由。

在2010年，廣州市政協企圖將粵語的廣州電視臺改為主要使用普通話廣播，激起廣東省地區人民不滿。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反對中共扼殺語言自由，捍衛使用廣東話等所有方言，以及普通話的權利。同時，我們在遊行現場強烈批評「香港人講廣東話　唔識聽就返鄉下」等族群歧視的口號。

目前，香港存在兩派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香港領土；另一方是支持政府的「愛之堆」流氓組織，以「愛國」名義強調國家需要維穩。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壓左翼的組織權利，為專製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

「熱血公民」推祟大香港民族主義，煽動族群沖突。以民族主義對抗民族主義，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只有群眾不分族群和語言共同鬥爭，才能打倒中共這個世上最強的獨裁政權。

訪問黎汶洛：政改何處去？

社會主義行動邀請了學民思潮的黎汶洛，參與以下論壇：

為讓各位先了解「學民思潮」對普選的看法，我們在1月30日跟黎汶洛對談：

記：學民思潮提出「五區總辭」，可否說明一下？

黎：政府不斷拖延諮詢期，令占中運動慢慢被陰幹，所以我們認為應該選擇三至五月期間總辭，七至十月期間進行補選。公投的議題應該是原則性的，例如「公民提名是否不可或缺」、甚至是「公民提名是否需要提委會確認」等等。

有人說，學民思潮倒不如推動在2015年年初公投，並以完整的政改方案進行公投。但是，政府狡猾的地方在於控製補選期。若果在半年前辭職，政府不可能半年也不讓我們補選，這是法律上的限製。

但如果我們在2015年年頭才進行辭職，倘若公投拖延至下年5月，變相公投時限性被破壞。所以，如果以方案公投，變數很多，可能政府提出的方案會玩弄細節，調整數字，混淆視聽。例如，沿用現時選委會過渡的提名委員會，但將1,200人加至1,500人。

記：對民主黨和真普聯的方案分別有何看法？

黎：現階段民主黨的方案，只為自己政黨鋪一後路，讓「阿爺」看穿底牌。我們不知道，民主黨在未來短時間內，立場會否有轉變。現在我們還未約到民主黨會談，所以不會批評民主黨。在會面後看看他們的立場，我們再作回應。

我希望民主黨站在民意一方，與我們團結一起。張文光指我們分裂泛民，但現在看看誰與泛民的立場不同？我不能說學民是泛民的核心，或具有什麽影響力的，但大家理念是相同的。大家都在推動民主運動，當大家都在說「公民提名」時，為什麽你在真普聯裏唱反調呢？這令很多市民解不通。

至於跟真普聯會面時，我認為真普聯只是一個空殼，是一個平臺讓各政黨各自表述，然後收窄分歧，即是叫各黨讓一步。如果泛民不能在真普聯達成共識，一起通過政改方案也好，一起否決也好，那麽真普聯不如不要繼續下去了。反而將力量放在占中，甚至是街頭宣傳「全民提名」直接平等的選舉。

記：即使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保留「公民提名」，都與你們的方案有出入，你們如何推進自己的方案？

黎：有時也挺辛苦的，與政黨討論時，他們都說「我明白」，敷衍我們後，當我們純粹空談，甚至在背後寫文章批評我們。學民思潮會繼續遊說政黨、團體和占中三子，接受我們全民代表提委會的方案。

我們提倡350萬選民組成提委會的方案，實質上令提委會名存實亡。但是他們（泛民）不想那麽前進，要保留提委會，就像學聯前幾天搞了學界公投，竟然連「增加提委會人數」都當成一個論點。

記：那麽學民對《基本法》有什麽立場？

黎：我們的方案自稱，是自稱，符合基法的，包括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我們未至於要求廢除《基本法》。政府叫我們按照框架走，你可以說我們與政府在玩弄字眼，但我們提倡的是直接、平等的選舉模式。

雖然我不認同基本法，例如起草時只有10-20人，但不會要求廢除《基本法》。我們希望有一天官員自己出來解釋：「是，當時《基本法》字詞有問題」，透過官員的口說出來。這是技術上或策略上的論述問題。

記：對占領中環有何看法？

黎：學民支持占中，也認同公民抗命彰顯社會不公義。在反國教時，我們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是「非法集結」的，學民過往遊行都不申請。我們明白並同意這一點。但在實際操作上，占中是否像嘉年華一樣，象征性占領廿四小時後就散水呢？能癱瘓經濟?

我們希望占中可以癱瘓經濟或社會運作，才能有談判籌碼。若果「占中三子」只是劃分區域去占領，或者短時間占一占就當完成，並符合占中的本質。日後，我們希望繼續與占中三子在技術、人手、資源上再交流。

戴教授不希望我們參與占中，說18歲以下要簽回條。但我要提醒一下，歷史上很多群眾運動都是學生和勞工推動。學民會出席占中，但要看運動本質有沒有變，如果是象征性的占領，就與我們想要的大有不同。

至於罷課，反國教時大專曾經罷課，但都是象征式的。我認為，是否推動罷課，要看群眾情緒，如果氣氛高漲，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貿貿然推動，就會讓建製派有攻擊的機會。我對罷課持開放態度，有需要時應該發動，但重點還是要看運動的性質有沒有變。

香港：「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為外傭權利發聲

二月九日的香港是個下雨天，雨勢有時甚至頗大，但眾多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尼泊爾的家務勞工依然氣氛澎湃，來到維多利亞公園聚集，為的是參與這個全球的反對針對女性暴力活動－「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紫色是今天的主題顏色，參與者戴上「為公義站起來」的紫色頭巾，跟著英文、菲律賓和印尼語的音樂共同起舞。

「十億人起義」是跨越二百個國家的全球性舞蹈運動，在情人節當天，喚起社會對於強奸和針對女性暴力的關註。這運動由美國一位女權劇作家Eve Ensler發起,其中「十億」代表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便有一名在人生中曾受到強奸或虐打的數字（聯合國數據）。

在香港，這個活動由最近成立的「為Erwiana和所有外傭爭取公義委員會」舉辦。由於香港三十萬的外籍家務傭工只能在星期日休假，所以這場活動改至星期日舉行。現時香港最重要的女性工人抗爭，是反對歧視外傭的雇傭條例。

現時的條例令外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於是非常容易能被雇主暴力對待。Erwiana這名二十三歲印尼家務外傭，就是被其雇主殘暴地虐打、禁錮和不給予食物，這事件在被揭發後引起社會廣泛關註，人們發起連串的大型遊行示威，要求對外傭有更多法律上的保護。她們要求享有不與雇主同住的選擇權利，以及嚴厲打擊那些以販賣外勞來謀取暴利的中介公司。

今天「十億人起義」的活動上，她們再一次喊出這些訴求，在一片色彩燦爛的舞蹈下，臺上臺下的人一同喊出她們的口號：「我們要公義！」「現在！現在！現在就要！」

亞洲外勞協會（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Eni Lestari在臺上表示，印尼政府將外勞當是商品。其他發言人則批評香港政府在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縱容著現代奴隸製。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臺上表示，全力支持外勞要求徹底改變現時的製度，「這些政府只為有錢人和財團服務，政府從不在乎工人的性命！一個工人看似勢孤力弱，但眾多工人的團結能使我們有力量迫使政府讓步，改變這個製度，廢除兩星期條例、給我們外出居住的權利、終結中介公司的剝削！」

香港外傭：「是時候組織起來！」

「在港的外籍家傭視Erwiana為他們的縮影。」外傭權益運動老將、在港菲傭工會的副主席Eman Villanueva表示：「她是長期暴力的受害者，但現在她表示自己會抗爭，令她成為許多外傭的榜樣。」

訪問當日，傳媒報導印尼政府官員公布一項計劃，指將在未來數年向香港供應技術工人 － 包括供應駕駛員、建築工人和護士 － 以填補勞動力的短缺（雖然更準確地說，是去滿足香港雇主對更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來自雅加達的一隊隊伍已經正式到達香港，來商討涉及23歲的Erwiana Sulistyaningsih案件的影響。Erwiana經歷數月被傭主有系統虐待和饑餓後，在一月離開香港。Eman表示，印尼政府和香港官員會面，表面上是表示對印傭的「關註」，但實際上是用這次機會談生意，開拓新的勞動力市場。在這時機提出這項計劃，是「厚顏無恥」。像菲賓律和印尼等的較貧窮國家，因為外傭會匯款給自己的家庭，政府主動地鼓勵輸出外勞，以促進國家支出的平衡。

在2014年的首幾個星期，數千外傭女性已經走上街頭，要求為Erwiana討回公道，並將事件擴大為爭取外傭權益的運動，而在筆者書寫的同時，Erwiana仍因為可怕的創傷而留院。這些抗議，和社會上有關這些外傭被超額剝削的正在擴大的議論，代表香港一個重要的形勢轉變。

「這案件牽動了大量情緒。很多的外傭，甚至是那些無加入工會的外傭，也對抗議有回應。這代表形勢已有利於組織外傭起來。」

組織與教育

「這是一個組織和教育外傭的好時機，包括教育外傭，為什麽有被迫勞動存在。」Eman說；「這個案件帶出奴役的問題。在我於香港22年的時間，我從未聽過這樣的事 － 『現代奴役』這個字竟可用得如此盡致。我們一早就這樣說過。但現在社會和傳媒評論員已經意識到這問題。甚至梁振英也被迫就案件表達意見，說不能接受暴力。」

「我們知道Erwiana不是一個獨立的個案 。只是去年，就有Kartika Puspitasari的案件（Kartika的前雇主因身體虐待她，而被判入獄數年）。這案件令港府十分尷尬，並破壞了其國際形象。」

目前，超過300,000在港外傭面對的問題是私人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強收大量費用，來換取簽署工作合約。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的數月薪水，也因其他的過犯而被各方指責。在今日賺大錢的人口販賣行業裏，這些欠缺規管的公司是關鍵部分。

印尼政府和菲律賓政府也實行有助於中介公司的政策，並給中介公司以處理合約的方式，強力地控製外傭。

債務束縛

「如果一個外傭就其工作條件向中介公司投訴太多，中介公司就會拒絕幫助，那這個外傭就會被困在那裏。」Eman表示。「法律只許中介公司收取外傭工作首月的薪水的10%作為費用，約港幣401元，但實際上中介公司收取更高費用，最高可達港幣25,000元。對外傭而言，這就代表無首六至七月幾近無薪工作，類似受契約束縛而必須工作的勞工。」

這個強迫勞工製度曾被英法殖民地使用，是一類債務束縛。據此，窮人，有時是整個家庭也被縛於一個雇主（一般是一個莊園主）下無薪工作一定年期，來作為他們去殖民地的旅費。

「在2006年，菲律賓政府取消中介公司收取的舊的『職業介紹費』，以『強製訓練費』代替，雖然這新例也是一樣的，為中介公司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

出外居住權

Erwiana事件帶出另一個當紅的問題，是外傭要求可以選擇出外居住，來代替今日的強製外傭留宿雇工家中。Eman同意這點，香港政府堅持強製留宿的規定，是因為它是對外傭的社會控製，限製他們和社會互動，而不是主要是經濟問題的考慮。

「我們想要靈活性。有些外傭選擇和雇主同住，有些想出外居住。強製留宿也是對香港家庭的不公平規定，許多家庭住於非常小的套房。政府在2003年前采用一個較靈活的方法，容許出外居住，但現在收緊了控製。現在更嚴格執行這項規定，甚至進行突擊檢查！」

現在，外傭的抗議運動的三個主要訴求是，容許選擇是否出外居住、廢除兩星期規定，以及嚴格規管中介公司，包括懲罰過度收費或觸犯其他法規的中介公司。

Eman表示，現在教育是外傭組織活動的關鍵焦點。他相信在今年稍後，Erwiana回港出席其前雇主的審訊時，將是抗議運動的新高潮。

外傭作為香港勞動力的差不多10%，2014的大型抗議標誌著抗爭的新階段。建立他們的組織，更重要是戰鬥工會，並與其他行業的工人階級連系，這些需求是前所未有地清晰可見。

李慧玲被封咪　新聞自由屢受打壓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新一輪打壓。商業電臺「名嘴」李慧玲，昨日突然被解雇，引起媒體工作者及社會一片嘩然。上百市民及傳媒工作者昨晚在商業電臺外集會，包括商臺節目員工、資深傳媒人程翔、碼頭罷工代表和駕院絕食師傅練國等，舉起燭光示意「商臺已死」，批評商臺要滅聲，香港言論自由進一步縮窄。

容不下溫和的反對聲音

李慧玲在商臺擔任時事節目主持近十年，在陳誌雲轉任首席智囊翌日突然被辭退，眾多商臺員工對李被滅聲表示氣憤。李慧玲經常在電臺節目批評梁振英政府，曾經幫助反國民教育、駕院絕食以至碼頭罷工宣傳。由於她站於溫和泛民的政治取向，商臺在2004年辭退黃毓民後，容許她擔任主持。近年，聽眾一度批評她立場過於溫和，未能「緊貼形勢」，例如向五區公投運動大潑冷水。但對商臺高層來說，她的言論已經過於刺耳。

在去年11月已經由一直主持的早上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被調離，調到傍晚節目《左右大局》，《晴朗》則由時任行政總裁陳誌雲頂替。李在當時亦此調動在事前沒有諮詢，揭發陳威脅她若不接受安排就會被解雇。此舉在當時已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對於今次的解雇，李慧玲表示，昨天黃昏才被知會解雇，即時終止合約，而且商臺沒有交代任何原因。

商臺牌照將於2016年屆滿，有傳政府要商臺除去批評梁振英的聲音，作為續牌的交易條件之一。商業電臺並非第一次封殺批評政府的節目主持人。2004年，節目主持鄭經翰及黃毓民，因為在節目一直狠批政府，尤其在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懷疑受到背後政治壓力，二人在十日內相繼辭職。

香港新聞自由度連創新低

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多宗新聞自由被打壓事件，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明報》撤換總編輯、《蘋果日報》及《AM730》被抽廣告等，新聞自由面臨極大威脅。

此外，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佩瑩，在去年底的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中，曾作「吹哨者」，踢爆特首梁振英與行政會議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時，扭曲顧問報告原意，指政府發牌猶如「造馬」。發牌事件後，伍佩瑩的總公司被投訴，令她早前「被離職」。《壹周刊》報導，投訴信批評伍佩瑩「站在公眾一方」、「質疑顧客(特區政府)」、「違反顧問生意規矩」。這秋後算賬事件，是政府幹預言論自由的又一例證。

「無國界記者」昨日公布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排名連續三年下跌，由去年第58位下滑至61位，在12年間下跌43位。香港記者協會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已低於臺灣、南韓、南非等地，而早前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09年的74.6%跌至去年的27.1%。

罷工反封咪　媒體要公營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商業電臺打壓李慧玲，並全力支持傳媒工作者捍衛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抗爭。抗爭行動需要升級，商臺員工若果以罷工24小時作開端，將更有效迫使高層讓步，撤回封咪的決定。

香港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威脅，一方面是今次商臺及《明報》的粗暴政治幹預，另一方面是企業實行經濟施壓，抽起《蘋果日報》或《AM730》等報章的廣告。要保證真正的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臺），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在港尋求庇護者占領社會服務社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開始，約一百名尋求庇護人士占領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發起靜坐抗議。今天是抗議的第四日。本網記者探訪新成立的「難民聯會」。服務社受政府資助，作為社福基金幫補尋求庇護人士的房租，並提供緊急食物援助。可是，補貼的水平極低，難以想像任何人能依靠這些津貼維生！服務社沒有履行職責，妥善運用津貼金，令五千個尋求庇護人士積壓著越來越多憤怒。

來自孟加拉、中非共和國、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和斯裏蘭卡的示威人士，向本網記者表示，無人對服務社有半點信心。其中，有人在港申請庇護超過十年，但法例禁止他們在港工作。而且，社會福利署所分配的津貼金是直接繳至業主或食品供應商手上，尋求庇護者自己從來沒有發過一分錢。他們就是這樣，被迫在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忍受煉獄般的生活！

一位來自斯裏蘭卡的泰米爾難民向筆者表示，他最近才從監獄釋放出來，在十八年來香港最寒冷的冬天裏，連續七晚露宿街頭。最後，他告訴社福署職員，如果無人幫他尋找容身之所，他會「做點事」令自己回去監獄，至少那裏可以有容身之所。

事實上，國際社會服務社早已惡名昭彰，觸發過憤怒爆發。《南華早報》於去年八月報導，一班尋求庇護人士擠進屯門一個由豬欄改建、缺乏食水和熱水淋浴的地方。國際社會服務社營運此「貧民區」，負責人向難民們表示「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一人在飲過被汙染的水後送進醫院，令這醜聞曝光。

政府給國際社會服務社的撥款，在2012年高達二億三百萬，原意讓服務社運用這筆撥款，向難民提供食物及容身之所。可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世代下，可怕的外判製橫掃香港以至全球，是次事件成為另一例子。政府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將服務外判，從而「節省納稅人的錢」。可是，政府庫房坐擁7,340億，相當於GDP的36%，卻不願投資於社會服務。政府將服務分隔，從而逃避對在港難民困境的責任，免受公眾批評。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是「非牟利」機構，總部位於瑞士。「難民聯會」指，這機構剝削在港難民，尤其是操控政府規定的「十天緊急食物津貼」，將每月$1,200元的資助金額扣除至$6-700元。聯會不排除當中牽涉犯罪行為，要求政府徹查。此外，占領者亦要求服務社立即公開食物分配的價目表，但遭到拒絕。

組織「難民聯會」

全球的尋求庇護者都遇上生活困境。但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港府的難民政策是更為不人道的，需要迫切的改革。團體Vision First的Cosmo Beatson解釋，近年尋求庇護者一連串的抗議行動，成功迫使政府改進，並實施了輕微但重要的改善措施。自2004年後的數年，沒有難民完成過申請個案，但自2012年以來，由於該團體、難民與媒體持續向政府施壓，50個案例成功獲得處理。「難民聯會」要求，難民在辦理申請手續期間應該享有工作權，並以超市現金券取代現時不公平、不透明的食物津貼製度。現時，尋求庇護者約被發現非法工作，可被判監15個月。

占領香港社會服務社辦事處的行動，顯然很有協調和紀律，是受歧視群眾組織起來，向不公義又專橫的當局反擊的好例子。社會主義行動探訪占領者，表示支持，並邀請他們到會議講述抗爭經歷。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外判製，要求政府恢復直接管製難民服務處，而部門需要全面的民主控製。

停止向Satinah執行死刑！

約40名外勞及其支持者聚集於灣仔沙特阿拉伯領事館外，就當地印尼外勞Satinah Binti Jumadi Ahmad的死刑案件發起抗議。該案的死刑斬首處決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執行，示威者要求寬大處理。

Satina是沙特阿拉伯當地接近400萬名的外勞之一，她被裁定於2007年謀殺雇主。就像許多前往波斯灣國家的印尼外勞一樣，她堅稱犯案前遭到雇主一連串的施虐。沙特是一個極端壓抑的封建國家，殘告壓迫當地的婦女、少數民族和多數的外來工人階級。因此，當涉及基本的法律權利時，像Satinah的女性外勞必然是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

在當地的監獄中，有27名來自印尼和140名來自菲律賓的外勞等待處決。現代的奴役的現實曝露在鎂光燈，全球共有1.5億外勞被販運地世界各地，作為廉價勞動力而遭到剝削，例如於索契冬奧運和多哈世界杯（當中造成了185名尼泊爾建築工人殉職）等面子工程之上，也有從事家務勞動，在不穩定的條件下日以繼夜地工作。

香港的示威者高呼「Save the Life of Satinah!」（拯救Satinah！）、「Justice for all migrant workers!」（為所有外勞爭取公義）。對於印尼政府和其他政府的無所作為，她們感到憤怒。

Satinah的案件是一宗悲劇。在2010年由於王室的幹預而推遲執行死刑，容許她的家人和印尼政府給予被殺者家屬贖金以換取赦免，總額為700萬沙特裏亞爾，即190萬美元（約1,450萬港元）！印尼政府已經設立了財政募捐，但至今只籌得該數額的一小部分。

組織抗議的香港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說：「由於印尼政府未能籌得贖金，Satinah即將被處決。」幾位組織代表也在集會中發言，包括AMCB的Eni Lestari 和印尼外勞工會（IMWU）的Sringatin。社會主義行動的 Vincent Kolo 亦發言表達了支持。

在港難民抗爭　得到愈來愈多支持

2月14日（星期五），在港難民連續第四天占領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向國際社會服務社抗議，行動得到愈來愈大的支持。國際社會服務社總部位於瑞士，受到港府每年2億元的資助，但經常引起尋求庇護者大量投訴。

其中一名占領者身處太子辦事處一樓，向窗門外空地的支持者叫喊：「我們被當成動物般看待！但我們團結起來，展示我們強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現狀的。」該機構分配予難民的食物遠少於政府規定的金額，因而受到很大關註。

在星期五晚上，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親臨太子辦事處，向占領者致敬，並承諾會與廉政公署等機構會面。超過60名示威者聚集於太子辦事處，《蘋果日報》及《無線電視》明珠臺都有采訪。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占領行動，並要求改善難民的權利。我們反對政府將難民服務社瘋狂外判（例如ISS），主張所有福利部門應當置於公共民主控製。社義行動成員正致力協助是次占領行動，並在實務上支持新成立的「難民聯會」，包括提供擴音器、中文的示威牌及橫額，以至聯絡中文媒體。難民需要更大支持，如果施壓力量在未來升級，可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大讓步。這將代表所有在港工人和受欺壓者的勝利。

「普教中」政策：扼殺語言文化自由

近日，教育局將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又突然將網站上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缺點刪除。教育局刻意貶低廣東話的地位，似要為普教中政策造勢，逐步在學校強行「推普廢粵」。由於中小學現已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普教中」政策本是畫蛇添足。在國民教育洗腦科後，中共再次企圖操控香港教育政策，普教中被認定為「國民教育2.0」。群眾不忿大陸攻打擊香港獨有語言文化，激起強烈的抗拒意識。

學生淪為「白老鼠」

2000年，教育局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一份《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當中寫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普教中政策早已推行，政府在國民教育科語常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宣布，撥款港幣兩億元，從2008年9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4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每年有30所小學和10所中學參加，共 160 所中小學參加上述計劃。在國教科一役，政府聲稱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但在銀彈攻勢和政治壓力下，令學生根本無從選擇。今天，政府再用同樣手段推普教中政策，惹來學生的反感。

教育局網頁上，被問及普教中是否能提升中文能力，回答指：「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未有證據證明普教中可以改善語文能力，但政府先斬後奏，當學生為白老鼠，背後的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而是政治性的。

政府並非首次將學生當實驗品。90年代初，政府不顧師生和家長的反對，強推母語教學政策，令大部份中學非中文相關科目的教學語言由英文轉為中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幅下降，令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不得不承認政策失敗。最後，教育局轉回讓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最後無疾而終。

凍結「普教中」政策

社義行動支持學習不同語言（包括普通話）的權利，但在十年母語教學政策失敗後，政府今天再次在未有充足研究和準備下，急急推行普教中政策，扼殺學生的選擇權，目的只是為中共煽惑愛國主義服務。我們要求教育局立即凍結「普教中」政策：在現正推行普教中政策的學校裏，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應該有權自決是否繼續執行。此外，在未有詳盡研究並獲得師生家長認同前，停止將這一政策擴散到其他學校。此外，政府亦應加大教育投資，改革現時千瘡百孔的語言教育製度。

一刀切的語言政策

大陸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向來官僚僵化，普教中政策只是一個例子。在西藏和新疆，中國以大漢民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迫使他們學習漢語，暴虐的壓迫語言文化自由。中共不但不能如其所願，收復離心離德的少數民族，反而造成激烈的社會沖突。90年代之後，西藏許多學校的藏文授課班被取消，除了藏語本身之外，其他課程全部都用漢語教學。在西藏和新疆，由於高等院校只用漢語為教學語言，少數民族的學生為了升學，被迫學習漢語。2012年11月9日，數千名學生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上街和平示威，高喊「民族平權」、「語言自由」等口號，要求藏語成為學院的教學語言，結果組織抗議的學生旺秋多傑在去年被判監四年。

「大國崛起」下，中國除了擴充在世界上的經濟影響力，更要擴充文化影響力，控製社會輿論。自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總共花費5億美元在「孔子學院」。孔子學院雖然以漢語教育和文化交流為名，但事實上卻灌輸擁護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今，大陸政府在香港重蹈覆轍，將可能引爆族群矛盾的計時炸彈。

今年一月，加拿大大學教師協會在網站上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和學院校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會執行總監托克批評：「孔子學院本質上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機構，限製討論中國政府認定有爭議的話題。」

世界各地的語言教育政策，都相對中國的具彈性。在星加坡，所有學校均以英語為首要語言，然後根據族裔學習自己的語言，包括華語、馬拉語和塔米爾語等。在瑞士主要有三個族裔（法裔、德裔、意大利裔人），學校會以相應的本土語言教學。在高年級的班別，學生會學習其他語言。例如，德裔學生會在GRADE3學習英語和法語。

大陸政府譴責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煽動港獨」、「分裂祖國」，但自己箝製香港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政策，正正就是助長這種論調的幫兇。社義行動反對舉港英旗的反智行為，我們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大陸政府一樣，從來沒有捍衛本地的語言文化自由。

舉港英旗捍衛粵語？

在英殖時期的60年代，港英政府刻意貶低中文地位，除了華文報章的輿論不受重視，中文的地位被邊緣化，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文書，亦必須以英文書寫。倘若要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或投訴，只有寫信給《南華早報》方有實效。當時，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統治階級有意限製學習英語的普及性，排除勞苦大眾在外，加強社會的階級分化。

直至1970年代中大學生發起中文運動，加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需要控製華語媒體的輿論，才被迫確立中文的法定地位，達至今天相對的平權。今天，舉港英旗的本土派高舉港英旗幟，聲稱要「保衛粵語」，但可笑的是，今天中文的法定地位，不是靠港英政府賜予，而是前人反英殖政府的抗爭贏回來的。

正因為社義行動捍衛語言的平等權利，所以才強烈反對「本土派」倡議的文化優越論。這種妄言廣東話優於普通話、謔稱簡體字為「殘體字」等族群歧視的論調，實則上是中共橫蠻政策的另一面鏡子。

社義行動支持不分族群、語言和文化共同抗爭，打倒中共民族壓迫的語言政策。唯有打倒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才能結束這種官僚橫蠻的統治。

近百名示威者參與排外遊行

2月16日，近百名示威者參與名為「尖沙咀驅蝗大行動」的排外遊行，由尖沙咀鐘樓出發，沿著廣東道遊行，沿途指罵自由行旅客，期間兩批人多次發生推撞。團體「熱血公民」、「香港人優先」都有參與。

反自由行示威者打著煽動族群仇恨的口號，包括「大陸蝗蟲打橫行，港人塞住無得行」等。反自由行示威者沿途於各大名店停留，向店內大陸旅客重復叫喊「蝗蟲！」，令多間名店要拉閘鎖門。遊行前，示威者聲稱會向大陸旅客噴殺蟲水，但最後沒有發生。

另一邊，除了有親中團體「愛港之聲」廣東道新港中心擺設街站，宣傳「歡迎自由行旅客」外，亦有「保衛香港運動」高舉中國國旗到達現場，與本土派示威者隔著鐵馬對峙。

政府為了摧谷旅遊業的利潤，推高鋪租樓價，大力推動自由行政策。由於欠缺強而有力的左翼力量對抗政府的重商政策，本土派示威者利用群眾反對財團的忿怒，將之扭曲至族群沖突的民粹方向。例如，「旅遊賺咗幾十億，市民幾時有得益」、「陸客購物一團團，錢銀俾曬大財團」等口號，都夾雜著反財團的意識，將族群仇恨精致地包裝起來。吊詭的是，示威者打著「反殖民」的口號，卻高舉代表殖民統治的港英旗。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為開發大陸市場的「中港融合」政策，包括自由行政策。這些政策只為令旅遊業界和地產商得益，加劇貧富懸殊。但本土派將矛頭指向大陸旅客，只會為背後既得利益者轉移視線，並將大陸群眾推向支持政府的一方，分裂兩地的群眾運動。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講過，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與親政府的愛國派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抗，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當務之急是重建左翼運動，將矛盾指向中港資本融合的真正元兇 － 政府和財團，才能抑製這種排外意識。

法院頒布禁製令　打擊難民占領行動

由數百名尋求庇護者及難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連續七天占領ISS-HK太子辦事處。今日高等法院頒布禁製令，勒令占領者撤離場地。

ISS-HK在二月十七日（星期一）向高等法院申請禁製令，打擊占領行動。司法系統再次曝露其階級歧視的本質，同時禁止未經許可的抗議人士進入ISS-HK福利辦事處。ISS-HK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分部，總部設於瑞士，但實際上是以「有限公司」註冊的。ISS在2006年投得每年2億300萬港幣的政府合約，承包香港約5千名難民的支援服務。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成員鄧美晶表示：「法院的判決一如既往靠攏財團。去年，碼頭工人罷工也曾面對過類似打壓工人的判決。」

十七日晚上，「難民聯會」成員召開會議，決定在翌日繼續新一輪的抗爭。

「我們不是停止鬥爭，只是改變策略。」一名占領者Raymond說：「法院的判決反映出，ISS-HK正感受到壓力，且未來感受到的壓力會更大。」

占領人士不滿ISS-HK克扣每月的食物津貼、提供不合格的房屋等瀆職行為。在上星期，難民正式向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ISS-HK。

「全港基層和工人都應全力支持參與占領的難民。」鄧美晶說：「我們聽到很多難民控訴，，ISS-HK沒有履行責任。這社群被嚴重壓迫，但他們堅決的勇氣和鬥誌大大激勵了我們。」

「香港難民聯會」開了一個新的Facebook專頁，請「Like」及「Share」幫忙宣傳。

「香港難民聯會」到ISS-HK 灣仔總部抗議

2月18日（星期二），「難民聯會」40名成員到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灣仔總部抗議，並呼喊「ISS可恥！ISS可恥！」等的口號。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亦到場聲援。

「在政府及社福署重新擯製難民福利服務前，我們不會放棄鬥爭！」「難民聯會」發言人Raymond表示。

遊行隊伍首先在總部大樓外的街頭示威，然後走上位於六樓的ISS-HK辦事處抗議。

遊行人士不滿高等法院昨日發出禁製令，禁止示威者占領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難民聯會」成員自二月十一日起進行為期一星期的占領，要求徹查ISS-HK 的涉貪，引起了媒體的關註。

「ISS以為他們驅趕了示威人士，但這運動會繼續，直至政府取消與ISS的優厚合約。」遊行組織者之一、社會主義行動的Vincent Kolo 指出。

法院判決，禁止7名人士及其他沒有指明道姓的示威者，進入及逗留ISS-HK三個辦事處。除此之外，ISS-HK在網上展開宣傳攻勢，否認克扣$1,200的食物津貼。「難民聯會」回應，ISS「以大話掩飾大話」。

今次的抗議表達的信息是，在占領結束後，反ISS-HK 的抗爭將會繼續，並在未來以新的策略進行。占領運動在這個鬥爭中意義重大，強化了「難民聯會」過百成員為公義而戰的決心。

「難民聯會」舉行大會　超過100人參與

2月24日，「難民聯會」過百名成員舉行大會，討論組織下一步的行動。這次是占領行動後的首次會議，參與人數上升了三成，共有十多個不同種族的難民參加，體現了跨越種族的團結鬥爭。

在法院頒布禁製令，打壓占領ISS辦事處的行動後，難民被迫撤離。然而，持續七天的占領行動向ISS造成巨大壓力，三間辦事處至今尚未恢復開放，似乎要逃避難民的追究。

聯會的成立令與會者都十分鼓舞，無論男女發言都慷慨激昂。本地港人與會者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外，以及一名關心難民的社工。

難民爭相發言，怒斥ISS乃至政府的不人道。一位來自非洲的女性難民表達了鬥爭的決心：「我們被抹黑為破壞法律者，但我們只是爭取權利。我們應該團結一致發聲，把自己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有朋友叫我們不要來參加聯會，說會有問題，說我們會被遣返。但不是這樣的！我們一定要爭取應有的權利。」

另一名來自中非共和國的難民激昂地說：「我們在媒體、警察、律師和公眾面前，揭露了ISS的貪汙腐敗。現在，所有港人都知道真相。若我們談到『難民聯會』，是很好的，但若果談革命，就更好了……現在，跟進我個案的人員每日到打電話給我，問我生活是否OK。」

另一名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領悟到，抗議已令ISS態度改變，說：「現在，ISS的跟進員變得很有禮貌。他們說：『如果你們有什麽問題，告訴我知。不要去抗議，來向我們解釋，我們是會幫你的。』…」

社義行動亦到場表示支持，成員鄧美晶說：「對香港來說，我們占領ISS辦事處7天，是十分前進的抗爭手法。本港政客口講「占領中環」爭取民主，但卻遲遲未敢行動，你們作出了最佳示範。」

會議亦討論到日後的抗爭行動，包括如何進一步向政府施壓，以及參與國際婦女節大遊行等。會議後，來自伊朗的Raymond被選為「難民聯會」的首任主席。這是建立「難民聯會」組織架構的重要一步。若要對抗龐大的官商勾結製度，難民需要民主辯論、行動一致的緊密組織。

2月26日（星期三），難民聯會代表將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義行動代表，到灣仔社福署辦事處與當局人員會面。談判若果破裂，我們將會發動下一輪的抗爭。

外傭遊行：抗議入境處拒絕百多名外傭工作簽證

2月26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外傭團體發起遊行，抗議入境處無理拒絕170宗外籍家庭傭工的工作簽證申請。30多名外傭及支持者由灣仔地鐵站出發，沿行人天橋遊行至入境事務處外抗議。示威者沿途高叫「We are workers, not criminals!（我們是工人，不是罪犯！）」「Abolish 2 w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Make live-out an option!（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警察在入境處門外架起鐵馬，遊行隊伍只能於示威區內抗議。參與團體包括亞太移民事工中心（APMM）、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IMA）、 在港菲律賓移民工聯會（UNIFIL-HK）、菲律賓外勞工會（FMWU）、亞洲和平協會、社會主義行動等。

遊行的主辦單位之一Dolores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拒絕外傭工作簽證的理由，如懷疑外傭「跳工」騙取金錢。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希望這裏所有經過的市民都見識到香港政府是多麽可恥，由始至終都打壓本地和外地工人的權益，這個抗爭一定要連結起兩地的工人團結，反抗今天的壓迫性製度。」最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之主席Raymond也有參與表示支持，他在發言提到，「我們一定要站出來發聲，一個人的力量很少，需要團結抗爭才能勝利！」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早前表示，入境處在處理外傭的工作簽證申請時作出審查，指若申請人過去有提早終止合約的經驗，則可能拒絕其申請。

黎棟國誣蔑外傭「跳工」，即是迫使雇主中止合約後，騙取代通知金及機票錢。這並無任何實質證據，是謊話連篇。Erwiana受虐慘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外傭受盡今天的製度壓迫，如中介公司剝削、強製性雇傭同住、「兩星期條例」等。政府不但沒有反省並修例，反而抹黑外傭，試圖淡化Erwiana事件和背後整個壓迫家傭的製度，從而分化本地和外籍工人的團結抗爭。

千名外傭遊行爭取權利

三八國際婦女節翌日，一千多名外籍家務勞工趁著星期日唯一一天的假期，上街爭取權利。

三月九日下午一時許，眾多印尼外傭在銅鑼灣百德新街出發，遊行到印尼駐港領事館，再到金鐘政府總部抗議。遊行隊伍沿途高呼「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Abolish two-we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Abolish Agencies!」（踢走中介！）等口號。不少外傭是人生第一次上街。印傭Mei和Ally向我們的記者表示，這是她們第一次參加遊行，因為最近看到Erwiana及其他在港外傭受虐的事件，令她們認為必須站出來抗爭。

隊伍期後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遊行發言人Dolores表示，今天的奴隸製度必須終結，要求政府廢除不公平的「兩星期條例」、要求讓外傭享有外出住宿的權利。不同聲援團體也發言表示支持。最近在政府社福署外發起占領行動的「難民聯會」一行十多人，帶著一家大小參與這次外傭遊行。本身是印尼難民的婦女Puji在政府總部外發言：「這不單是Erwiana一個的事，是政府對我們所有女性的壓迫。難民聯會會與你們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不單是外傭受到壓迫，全世界的婦女也是。全球貧窮人口中有七成是女性，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歧視女性的社會製度下。在此呼籲所有受壓迫的女性，在今天的階級社會團結反抗！」社義行動全力支持本勞外勞的共同抗爭，要求立即廢除中介製度及所有壓迫性條例。

六十多名難民抗議　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汙機構ISS

星期四（13日）早上11時，六十多名難民遊行到禮賓府，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又批評她拒絕與難民會面，間接支持政府對待難民的不人道政策。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以及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有參與遊行。

一批「難民聯會」成員及支持者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到禮賓府外抗議。他們帶同印有「打倒貪汙」、「廉署查特首　左手查右手」、「停止贊助貪汙機構」等示威牌和橫額，沿途一直呼叫「We want justice! （我們要公義）」、「Who took our money? ISS!（誰偷了我們的錢？ISS）」、「Who sponsors corruption? Ms CY!（誰贊助貪汙？特首夫人！）」等口號。

「難民聯會」成員Adella指，他們在香港受到極不人道對待，包括被克扣津貼，給予極少和過期食物、又被安置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非法寮屋。香港政府社福署每年花費逾2億公帑，將難民服務外判至ISS-HK，但當難民被ISS克扣津貼時，社福署卻繼續包庇ISS的貪汙惡行，特首夫人又置之不理。

「難民聯會」已連續兩星期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2月底曾到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社福署外判的難民服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嫌貪汙，然而迄今杳無音訊。由於廉政公署直接隸屬於特首梁振英，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ISS-HK贊助人。難民聯會關註到，特首夫人的角色會妨礙廉政公署公平公正調查事件。

特首辦昨回應，拒絕與難民會見。難民聯會指，他們會繼續抗爭及有進一步的行動，直至爭取到應有的權利為止。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

「我一家四口住在深水埗的唐樓，依靠丈夫做快餐店，加上自己的微薄薪金過活…我子女書簿費很貴，唐樓居住環境又狹窄，很艱苦。」在醫院任職清潔工的張太，是3月16日（星期日）的遊行人士之一。她抱怨道：「$30最低工資，只能僅僅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因此現時最低工資必須調整。

星期日，香港職工盟屬會 －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有超過60多名工會分子參與。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高喊「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八小時工作製」、「加班補水一倍半」等口號。工會表示，雖然最低工資從去年5月1日開始得到調整，由時薪$28提升至$30，但過去多年間通漲加劇、百物騰貴下，在職貧窮的家庭比比皆是。保安員及清潔工就是最受影響的一群。

另一位屋苑保安員黃太表示，現時保安員的「兩更製」令他們長時間工作。「每天12小時工作，加上往返的交通時間，總共超過14小時。」工作占生活的一大部分，令她回到家中也失去照顧家庭（如為家人煮食）的意欲。黃太無奈表示：「與子女關系只是一般，長時間工作令家人欠缺溝通。」

此外，她更憂慮到65歲時會失去工作，由於現時政府規定65歲或以上人士只能到單幢式樓宇工作，而相關的空缺只有很少。「我現時已差不多60歲，故很希望放寬牌照年齡的限製。」

在沒有全民退休保障的情況下，不少老人都被迫打工賺取微薄收入渡日。因此，保安員亦支持政府放寬保安乙牌年齡上限，由65歲的退休年齡改至70歲，令他們可以繼續工作。

社會主義行動舉起「規管工時40小時」、「廢除外判製度」的橫額。在沒有全民退保的情況下，保安員與清潔工變成老人爭相競逐的職位，令老人未能安享晚年。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戰鬥性工運，推進反外判、規管工時的運動，挑戰整個資本剝削的製度。

男女平權：讓女性站在工人抗爭的前線！

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是女性站起來為自己權利鬥爭的一天。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不斷剝奪女性的權利，令女性飽受貧窮、失業、性暴力等折磨。

女性貧窮　同工不同酬依舊

在鄰近的臺灣情況也是一樣，上星期臺灣政府公布男女平均工資，顯示男女同工不同酬情況非常嚴重，女性要賺到男性一年的工資收入，需比男性工作多59天！根據2010年職工盟婦委會公布的數字，在香港，女性工資平均也比男性低三成。性別歧視顯然易見，但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市場」底下，政府和平等機會委員會卻對同工不同酬表示認可！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最新人口數據指，女性勞動人口於11年間增加了35萬人。可是同工不同酬沒有絲毫改善。

根據《Randstad 2013/2014 工作世界報告》近期發表的第三期調查報告顯示，在香港超過60%女性雇員因缺乏發展機會及薪金欠競爭力打算於今年離職。近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只維持約50%，部分原因是由於缺乏產假和育兒等支援。

服務性行業女性沒法律保障

平機會於本年二月發表一項關於空中服務員受性騷擾的調查，337名女性受訪者中，29%曾受性騷擾。平機會指現行無法律保障服務提供者免受性騷擾。39%受訪者認為，公司沒有或不清楚有關政策，68%人表示未曾受過防止性騷擾的培訓，遭性騷擾空服員中僅3%有向公司舉報，舉報率非常低。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副主席胡綺薇指出，調查中有27%空服員曾受性騷擾，實際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胡綺薇表示，曾經有工會會員及空服員就受性騷擾向公司投訴，惟公司其後不交代如何處理，事件變成不了了之，令員工十分灰心。

家庭主婦及新來港婦女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在職新來港婦女權益關註組」 的調查發現，新來港婦女出外工作中，有超過九成的原因乃是為了幫補家計，另有逾五成婦女求職是因為不想依賴政府。可是，大部分受訪者也要擔當家庭主婦角色，93%要打理家務，而83%和74%要照顧子女和照顧各家庭成員起居飲食，亦有63%要處理子女學校事宜，但這樣雙重身份令她們感到吃力，57.5%需要放棄休息時間。83.8%當兼職和散工的受訪者，主要是因照顧年齡較小子女而不能全職工作。

這反映政府長期以來不願意提供公共的托兒和護老服務，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令女性被迫擔當家庭主婦的角色，也是為什麽令女性只能從事低收入的散工或兼職工作，而當中新來港婦女更受到歧視。根據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七成新來港人士任職低技術工作。

建立戰鬥性的運動

最近，外籍家務勞工的抗爭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單靠法律的保障並不能保障女性和工人權利，而需要建立群眾運動才可以有效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團結起不同種族的婦女，共同爭取同工同酬，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公共醫療及托兒，護老服務，以致終結現今為資本權貴服務的腐敗製度。女性絕對可以站在工人抗爭的最前線！

支持在港難民抗爭

「誰克扣我們的金錢？ISS！誰資助貪汙？特首夫人！（Who took our money? ISS! Who sponsors corruption? CY』s wife!）」3月13日（星期四），超過六十名難民遊行，繼續反對社署外判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貪的鬥爭。示威由「難民聯會」發起，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成員及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亦有到場支持。是次行動強調，梁振英妻子唐青儀是ISS的贊助人。

社義行動成員鄧美晶指：「ISS的醜聞直指香港的權力核心 － 特首家庭！」

特首夫人的身分與調查ISS涉貪存在沖突。雖然ISS貼上「非政府組織」的標簽，但事實上ISS卻每年承包港府的難民服務合約（本年為2.8億元），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這機構為在港難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其水準達不到香港貧窮線的25%。早前，三名「難民聯會」成員到廉署報案後，ISS正受到調查。

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負責，因此只要特首夫人維持與ISS的關系，則意味著潛在的利益沖突。在禮賓府的示威者要求唐女士辭任ISS贊助人一職，並批評她拒絕難民的書面要求與她會面，以及聆聽他們的訴求。

「唐青儀不答應你們的要求，不肯與你們會面，相當無賴。」長毛在示威中說：「假如她認為自己的一方沒有犯錯，她應該出來澄清；假如她不了解情況，她應該出來與你們會面，聆聽你們的訴求；假如她認為ISS有犯錯，她應該辭職。」

鄧美晶提出質疑：「特首夫人在ISS身居要職，（對ISS的）調查怎能公正在獨立？」

在港難民的鬥爭已經成功加大對當局施壓，也讓群眾更清楚認知到：梁振英政府坐擁足以應付21個月開支的財政儲備，是世上最富裕的政府之一，卻不人道對待難民。Tania Branigan最近在英國《衛報》發表一份報告，指香港的難民庇護製度「殘暴不仁」（draconian），難民受到的待遇比囚犯還差！

正在贏得更多支持

一個月前，難民一舉占領了ISS三間辦公室，抗爭運動開始進入媒體鏡頭，後來轉移至灣仔社會福利署外，無限期紮營留守抗議。「難民聯會」已經開始自我組織起來，開始爭取到公眾輿論支持。對此而言，橫額、標語、以及中英文錄音演講都是必要的，這才能將訊息傳達至多數人的華語社區。

行動開始有所收成，有熱心人士探訪營地，並提供支持。難民運動的目標，是要挑戰政府將難民妖魔化的宣傳攻勢，試圖抹黑其為「犯罪分子」、「假尋求庇護」和「納稅人的包袱」等。難民下一階段的行動必須升級，拉闊戰線至同樣深受政府反民主的重商政策所害，因而普遍不滿政府的青年、工人等階層，爭取他們過來支持「團結抗爭，對抗共同敵人」的理念。是次行動只是第一步，「難民聯會」及其支持者不會讓特首夫人甩身。相反，向公眾揭露她與承包商的關系的行動，只是剛剛開始。

反政府鬥爭

尤其是「激進」和左傾政團，應該結束沈默，明確支持難民的鬥爭，從而提高施壓力度。可惜，迄今只有梁國雄以個人身分站出來，與社義行動的成員並肩作戰，而很多坐擁更多資源的反政府黨派，卻仍在作壁上觀。無疑，有些組織誤以為公開支持難民，會令他們失去自己選民的支持，因而害怕公開表態。

即使真的會失去選民支持，這場鬥爭牽涉到重要的原則，例如民主權利（避難權、問責權）、工作權、反貪汙、反官商勾結（ISS是外判製帶來的典型禍害)、以及反對歧視。況且，從難民運動已經開始展現到，政府妖魔化難民的輿論攻勢獲得很小社會支持，甚至與偽政改方案、新自由主義的預算案以至其他經濟政策相比的支持更小。

「難民聯會」在短短個多月間已經建立了一個出色的組織機器，並開始打破難民的政治孤立。當然工作仍然接踵而來：新一輪抗議、出版刊物，以建立積極的支持。假如政府認為，難民最近幾星期的反抗只是曇花一現，那就大錯特錯了。難民反抗行動已在香港政治版圖占一席位。

香港：為婦女權益而戰

三月八日（星期六），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連續第四年發起國際婦女節集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聚集起不同國籍的婦女，大約有40人出席。重要的是，這是香港唯一真正的「國際」婦女節活動，目的是從不同的族裔社群和各分散的鬥爭中，展現出需要團結抗爭，打倒歧視和女性壓迫。

國際主義

在今年的集會裏，有來自非洲、中國內地、印尼、菲律賓、斯裏蘭卡的婦女，與香港的男女社運分子參與。多個組織有發言人，包括「難民聯會」。難民發動了數月的占領行動，反對政府營運的難民服務歧視和貪汙。社民連、蕩婦遊行香港、香港女同盟會也有發表講話。

2014年，外傭對抗奴隸式的雇傭法律尚在進行，這是香港最受註目的婦女與工人抗爭。印傭Erwiana被雇主暴力虐待七個月，演變成國際議題，香港被稱為「現代奴隸製」社會。就此，本年舉行了幾場大規模的遊行都相當成功。香港約有330,000名家庭傭工，在歧視性的法律中生活和工作，大多數來自菲律賓和印尼，也有些來自泰國、尼泊爾和緬甸。她們工時極長，現時幾乎沒有法律保護她們對抗無情的中介公司的經濟勒索，或者在家中遇到的身體虐待。

對外傭的剝削

常見到，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介紹費」或「合約費」港幣21,000元，等於她們首七個月的薪金。每次外傭找新雇主，就要再次征收此，所以就算遇到雇主暴力虐待，也嚇得不敢終止合約。政府的「雇傭同居」規定， 令外傭要24小時隨時候命。許多外傭一日工作18-20小時，而因為香港的居住空間細小，在家中毫無私隱。外傭一般睡在客廳，有時睡在走廊，或廚房地上，令她們更易受暴力對待、騷擾，甚至是是性騷擾。對外傭的壓迫是對所有婦女製度性壓迫的極端例子，影響到所有本地工或外勞。

三月九日（星期日），是外傭一周裏唯一一天的假期，由多個外傭團體組成的聯盟舉辦遊行，超過1,000名外傭參加。「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的口號響徹天際，獲得不少旁觀者的支持。

是次遊行特別針對政府最近輿論上攻擊「跳工」，同時港府企硬反對廢除壓迫外傭的雇傭條例，例如雇傭同居規定和兩星期條例。後者強令外傭需在合終結束後十四日內離開香港。

最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表示：「…容許外傭在外居住，會偏離輸入外傭的基本原則。」但如印傭工會（IMWU）代表Sringatin在遊行當天向傳媒表示，這規定阻嚇外傭投訴雇主，因為她們不單會失去工作，還會失去居住地方。遊行者譴責政府指控她們「跳工」， 在現行規定下這實質上並不可能。

盡管這是國際婦女節最大規模的遊行，任何支持婦女權益或女權主義的組織明顯都應參加，但除社會主義行動外，當日參與的香港團體寥寥可數。多名外傭組織發言人也有講話，包括「Justice for Erwiana!」運動的Eni Lestari，她報告說她最近曾到印尼探訪Erwiana，以及她的家人和支持者。「香港難民聯會」的Puji Babul亦以印尼語發言。

暴力對待女性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的三八婦女節集會得到「香港蕩婦遊行」的支持。「蕩婦遊行」以反對性暴力為題，而社會主義行動幾年積極協助建立。根據「關註婦女性暴力協會」的數據顯示，在香港，每七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是曾經歷過性暴力對待。社會主義者解釋，資本主義建基於性別和階級壓迫，是女性受暴力對待的根源。

從很多例子可見，國家機關中（法官、警長以至右翼建製）鞏固性別壓迫、宣傳剝奪女性權利和自由的思想。上年，保安局局長黎楝國批評女性應該少飲酒免被強奸，就是當中的「典範」。這言論觸動激怒很多人（尤其是女性），令她們更積極去挑戰性別主義思想，以及製造此思想的製度。

嗇吝的福利開支

同一群政客在兜售守舊的女性觀念之余，亦延續性別不平等的經濟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政策下，公共開支變得傾斜向大財團（《經濟學人》將香港評為裙帶資本主義之中的首位），而忽視老人和兒童的護理服務。這迫使很多貧窮家庭的婦女留在家中，無償照顧家庭。或者如果家庭較為富庶，則聘請低薪家傭，以照顧兒童或老人。

在三八集會裏，社會主義行動其中的一個主題是全民退休保障。香港作為全球最發達經濟之一，卻沒有這一保障。現時製度排除了未經正式聘用的家庭主婦，剝奪了女性應有的退休保障。

因此，在香港每三名老人中就有一名是活於貧窮，當中的大部分是女性。超過3萬名已介乎退休年齡的女性，依靠每天在街道上執拾廢紙皮謀生。

難民抗爭

本年度三八集會的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有女性難民參與。她們現正在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外的街頭。「難民聯會」派了大群人參與活動，一名來自烏幹達的女難民Adella講話，解釋為何她們正在抗爭，以及女性在當中的重要角色。社會主義行動支援「難民聯會」的占領行動，尋求方法克服政府造成難民的孤立，並將事件向外宣傳。當天，「難民聯會」的街站反應良好，可見到有潛力爭取很大公眾支持。

除了出版中文雜誌之外，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中國和臺灣的支持者也出版了女性抗爭特刊，紀念國際婦女節，並接觸到不能閱讀中文的女性（例如外傭和難民）。較早前，我們派發了四種不同語言的傳單（中文、英文、菲律賓語和印尼語），聲援外傭抗爭。

印傭舉行燭光晚會　Erwiana受虐案再次提堂

昨晚（24日）六時半，亞洲移住人士聯盟（AMCB）與自治八樓在尖沙咀天星碼頭（五支旗桿旁）舉行燭光晚會，要求為受虐印傭Erwiana討回公道，約有30名印傭與20名香港支持者到場參與。Erwiana受虐案將於翌日（25日）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涉嫌虐打的女雇主羅允彤將會上庭。

印傭工會代表Sringatin表示：「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我希望Erwiana事件是最後一個的個案，雇主對工人的殘酷對待從此結束。」

香港外傭運動的代表Tom Grundy說：「香港還有58%外傭曾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受到身體虐待。香港是一個現代奴隸製社會。」

社義行動的Pahsa亦發言表示支持：「這不單單是外傭的事，也是本地工人的事。因為政府正在打擊所有工人的共同權利…你們的抗爭令我們十分鼓舞，請繼續戰鬥下去！」

最後，在場參與者拿起燭光，高唱「We shall overcome」等歌曲結束晚會。

3月25日（星期二）早上9時，約20名外傭在觀塘裁判法院外聚集，高喊「Justice for Erwiana! Justice for all migrants!」，然後進入法院旁聽。女雇主羅允彤被控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4項刑事恐嚇等共7項罪名。控方表示，尚在等候印尼當局4份醫學報告及一份病理學報告，因此要押後至4月29日再提堂。

印傭工會不滿案件一拖再拖，要求特區政府促請印尼方面，盡快準備好案件所需的文件。印傭工會代表Eni表示：「印尼領事館應該合作，盡快交出文件，不應再拖一個月。案件結果是怎樣，很視乎裁判官的取態，目前尚未清楚。我們希望這次能夠勝利，未來可以再打破不公義的外傭條例。」

控方較早時已向印尼駐港總領事館提出要求，希望Erwiana來港出庭作證。若果Erwiana來港作證，相信會再度哄動全城，並引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長毛撐難民：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難民占領灣仔社福署大樓外，已經持續了四星期。3月19日（星期三），社義行動成員到金鐘議員辦事處訪問長毛，談談在港難民情況。

左：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毛：ISS（註：國際社會服務社）涉嫌貪汙，私相授受。政府以為外判可以慳錢，但只造成損失公帑。而且，梁振英老婆（註：唐青儀）就是ISS的贊助人，譚耀宗（註：民建聯主席）又是委員，這種情況在香港很普遍，官商勾結，裙帶資本主義嘛。所以，對抗ISS貪汙是正確的，我絕對支持。

從人道立場來看，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因為國際上需要吸納勞動力就接收難民或輸入外勞，但卻不照顧有需要的時候就排斥外來者。香港是富裕的地方，政府有責任保護他們起碼的生活權利。

更遠大的來說，我和你都是國際主義者，難民與我們一樣都是受到製度壓迫的，所以也是我們的兄弟。

左：對在港難民狀況有何看法？

毛：我也做過酷刑聲請的一些個別案例，但這樣大規模的難民抗爭卻是第一次。這是結構性的問題，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有責任接收面臨酷刑的難民，但對其他形式的難民卻繼續置之不顧。而且，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香港審查難民的程序極慢，又不容許難民工作，很多在香港白等十年八年，沒有結果，浪費了光陰。

至於難民為何如此孤立，這是因為政治運動的意識水平，未去到跨越種族的連結。香港人不明白，是有政治難民、酷刑聲請者存在的。他們被遣返就要受到迫害。目前的運動水平是防守性的，只達到反對濫用公帑、反對裙帶關系的層次，未去到「國際主義」的層面，視海內外群眾皆為兄弟。

我希望難民聯會會繼續擴大發展下去，未來的抗爭的意識和力度進一步提升。

【聲明】難民占中　對抗貪汙

香港難民聯會

難民聯會占領了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超過六星期，參與的難民愈來愈多，因而決定將行動升級，一方面繼續留守灣仔，同時亦占領中環擴大戰線，進一步向梁振英夫婦及政府施壓。占中是因為中環是香港最繁忙的金融中心，而政府亦因為反對陣營倡議的占領中環而坐立不安。

六星期的占領行動以來，我們已經成功向貪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者」（ISS-HK）施加一定壓力。難民聯會每天不斷向社福署遞交投訴個案，成功迫使ISS改善部分難民的房屋和食物問題。在占領行動開始前，社福署一向無視難民的投訴。

社會熱烈討論占領中環爭取民主。在香港不民主的政策下，官商勾結橫行無忌，窮人與少數族裔受盡壓迫。社福署與「國際社會服務者」的互相包庇，壓迫難民，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難民聯會認為，尋求庇護權也是民主權利之一，因此我們亦支持占領中環。如果未來民主派發動真正的占中運動︳我們亦會積極參加。

ISS克扣難民津貼

ISS-HK乃社福署外判承包商，從政府利潤豐厚的合約中（來年政府資助2.8億）牟利，但卻克扣難民的食物與租金津貼。《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早前傳媒亦發現，難民被迫住在豬欄改建的非法寮屋。

官商勾結

特首夫人唐青儀正是ISS-HK的贊助人，而ISS正受廉政公署調查，但廉署是直接向特首負責的，可見這關系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因此特首夫人與ISS的關系可以影響調查。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是ISS委員會成員之一。譚耀宗及民建聯因其親北京、親財團，又反對真正的民主權利與新聞自由，早已惡名昭彰。建製派政客為ISS管理層一員，政府包庇貪汙機構。

後續行動

難民聯會將會於4月20日（星期日）下午二時，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表達對政府不人道難民政策的不滿，並邀請香港各大支持基層的團體參加。此外，我們將會發動一系列狙擊譚耀宗的行動，揭露政客假汝「慈善」之名，實為政治分贓的惡行。

難民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輸，我們會戰鬥到底！

「難民聯會」要求：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調查ISS貪汙！
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實施人道的難民政策！

預算案：未來基金沒有未來

2月底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一如既往並無令勞苦大眾受惠。香港的貧窮人口已接近120萬，長者貧窮率更達32.6%，有大約27萬人，政府於2013/ 14年度的預計盈余為120億元，財政儲備預計增加至7,459億元，但吝嗇的理財方式始終不變。政府謹守「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維護商家財團的經濟特權。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但其重商取態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政府預測來年經濟有增長，但一次性的寬減措施由去年的330億減少至200億，公屋免租由兩個月減少至一個月，取消電費補貼。此外，曾俊華更以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以此把更多資源投放在地產基建項目上，對教育、醫療和房屋等生活所需的投入則仍舊缺乏。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許下多個惠及基層的政策承諾，但不到兩年原形畢露。在今年的預算案，政府正準備打擊全體工人階級的工資與條件。今年減少派糖只是開始，從1998-2003年的經驗就可見到，當經濟放緩甚至有「硬著陸」的危機時，政府的打擊會更為猛烈。

未來基金：資本家為經濟危機的準備

預算案計劃以2,200億元設立「未來基金」，在首十年用作高風險投資。「未來基金」用於多項大白象基建工程。在未來經濟危機時，政府將全面緊縮其他項目的開支，「未來基金」的作用就是先將大資本家的財寶分開存放，確保其利益不少減少。



基建投資包括在施政報告中提過的「東大嶼都會」，在大嶼山東部興建人工島，將之發展為商業都會，作非住屋商業用途。與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等大白象工程一樣，僅為建造商和地產商製造牟利機會，特別是中資財團提供大量項目以牟利，同時提供更多空間給予地產發展商的貴價住宅項目。工人階級與窮人根本不能受惠。

預算案所增加的公共開支，是對基建的投資，為發展商牟利，而不是增加教育、醫療、公屋等開支惠及窮人的。今年，港府將會耗資781億在基建項目上，數目遠超過社福開支。政府近年對生活所需範疇的資源投入有減無增，各項目開支占所有公共開支比例中，最明顯的是，由2005年至今基建增加了37.1%，而教育則暴跌了21.3%。可見，梁振英的經濟政策更傾斜於商家，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新成立的反未來基金組織「青年重奪未來」的資料，2,200億足以香港所有大專生，免學費31年；4次全民退休保障的種子基金；興建36萬間公屋。

此外，在官商勾結與官僚架構底下，近年的基建投資不斷「結構性」超支，高鐵在2013 年已超支44億，約 12%；港珠澳大橋超支88 億；西九文化區2008 年預算216億；2013年預算近500億。

向富人派糖

曾俊華假惺惺投訴梁振英派糖太多，但派糖最大的受惠者是資本家。代繳一個月公屋租金和發放一個月額外津貼合共只用了37億。相比之下，寬減薪俸稅、利得稅和寬免差餉合共則需163億。再看每項一次性的優惠，政府是對中上階層與商家財團大搞「民粹」。

寬免差餉的最大得益者，是坐擁大量物業的財團，包括寫字樓和商鋪等非住宅物業。據估計在差餉寬免中最受惠的機構可獲寬免高達大約三千多萬元。持有自住物業的中產人士，尚可以在寬免兩季差餉中得到2千多元優惠，但無上車的貧民就一無所得。薪俸稅寬減是把錢給予工資較高而有納稅的人士，但在職貧窮人士卻不能受惠。一年收入少於12萬元而不用納稅的更不能獲得分亳，而現時有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是這類別的，有超過200萬人。利得稅寬減是只是輸送利益至大財團的手段，大企業擁有大量分公司和子公司，可以獲得多重寬減優惠。

特首財爺理財的分歧代表什麽？

今年預算案吝嗇至極，是香港開始進一步轉向緊縮經濟政策。偏向唐營的曾俊華以「人口老化」和「結構性財赤」作為新的恫嚇詞，警告香港不能走向「福利民粹主義」。這似乎是唐梁之爭在經濟政策上鬥爭的延續。梁振英大舉投資基建，目的之一是引入中資財團勢力，鞏固自己的黨國資本在港的統治勢力。曾俊華代表的則是自由市場派的金融界利益，要確保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兩人的理財哲學上的不同之處，在於要侍奉不同派別的資本利益，但兩人都是勞苦大眾的敵人。

反預算案的抗爭

社民連、人民力量與黃毓民於4月16日開始拉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對預算案的未來基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抗爭，認為政府應該大幅增加醫療、教育、房屋、退休保障等社福開支。汲取過去的高鐵的教訓，大白象工程並不能為工人提供良好的就職機會，反而建築工人會受到削剝。因此，建立戰鬥性的工會力量，是未來增強反重商政策的重要一環，迎接未來新自由主義的攻擊。

香港：Erwiana回港　再次受到折磨

對33萬名在港外傭而言，Erwiana回港是一件大事。4月29日，Erwiana前雇羅允彤的虐待案將會續審。4月7日，在家人和支持者的陪同下，Erwiana自印尼返港準備出庭作證。羅允彤面對的指控，包括嚴重傷害Erwiana和另外兩名前雇員的身體。在Erwiana案受到國際關註後，這兩名外傭也鼓起勇氣，挺身而出指證其前雇主。

1月10日，Erwiana在滿身傷痕的情況下，被雇主以一張機票送回印尼，迄今是她首次回港。此前的8個月，她一直遭受到虐待、毒打和營養不良等折磨。在印尼治療她的醫生指她大腦嚴重受損，還有其他傷害。入境處官員被問及為何在機場時對Erwiana的傷痕視而不見，他們回應指，由於她的「皮膚較黑」而無法察覺。

被官員「軟禁」

但不公義仍未停止，Erwiana回港後又再次受到折磨。在香港警察的合作下，印尼官員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一群香港支持者與外傭權利分子因而不能與她會面。外傭團體的法律顧問，大律師Robert Tibbo說：「Erwiana返港後的情況令人震驚。」據報告，香港警察威脅Erwiana，假如她不聽從領事官員的指示，就會將她驅逐出境。

翌日，在印尼領事館外有一場示威，約有50名外傭和支持者參與，要求「釋放Erwiana！」。領事館受到壓力下，扣留Erwiana 24小時後允許她離開。「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解釋：「她覺得自己在坐牢。領事館違背她的意願，強迫她留下來。假如她拒絕，領事就不會跟進她的案件。」

從這荒謬的事件可見，香港和印尼當局相當恐懼Erwiana事件帶來的政治影響，以及有可能威脅對外傭的「人口販賣業」，從中兩地政府都能獲利。兩地政府都想控製對審判的輿論，以阻止外傭爭取權益，妨礙外傭爭取香港民眾的同情。

現代的奴隸製

Erwiana受虐的醜聞標誌著在港外傭反剝削鬥爭的轉折點。在去年，有一個調查受廣泛報導，當中國際特赦組織將香港的外傭待遇定義為「現代奴隸製」。

報告指：「在港外傭經常遭受雇主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毆打辱罵、限製人身自由、禁止他們進行宗教行為、支付的工資不達最低工資標準、不給予足夠的休息時間，有時甚至與中介機構合謀，無理終止合約。」

Erwiana 的案件激起香港家庭女雇發動大規模示威運動，並有一連串遊行，要求改變現時苛刻的雇傭法律。這些法律把她們困在勞動市場下不受管製和保護的灰色地帶。

各大外傭團體和新興工會有三項主要訴求：

廢除「兩星期條例」。該條例要求，外傭被終止合約14天內必須找到新的工作，否則就要離開香港。
彈性執行「留宿條例」，允許外傭於雇主住所外居住。
反對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這是一種債務奴役，即使外傭在遭受虐待，或權利受侵犯時，也被迫留在工作崗位。
羅允彤受審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一直積極反對種族主義，並捍衛外傭權利的指：「在即將到來的審判中，被告席上不僅有Erwiana 的前雇主，也應有香港和印尼政府。兩地政府的政策令虐待變得泛濫。」

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雇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法律規定，家庭傭工享有每星期一天休息，以及一年12天的法定假期。政府一直等到Erwiana回港，且媒體充分曝光後，才對羅作出上述指控，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就像「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所講：「該部門終於做了早就該做的事，令人安慰。」

在Erwiana的案件中，她的假期被剝奪，並被迫每天工作21小時。在她試圖投訴時，就被反覆毒打。雖然她受虐的案件較為極端，但她所面對的待遇，例如休息時間被剝奪、工資不達法定標準、沒有法定假日等等，在香港並不罕見。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發現，印尼家傭在香港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沒有外宿權利，外傭就等於要隨時候命，沒有工時監管。在中介機構的債務和「兩星期條例」的壓力下，她們絕大多數都不敢追究雇主的違法行為，以免雇傭合約被終止。

嚴待外傭　寬待中介

即使港府和張建宗被Erwiana受虐醜聞所動搖，香港的國際地位亦因此而受到打擊，但他們仍然拒絕改革雇傭條例。作為對Erwiana案的回應，今年二月的政府文件表示：「兩星期條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外藉家傭有足夠時間準備離開，而不是為了讓她們尋找新雇主。」

由於本案產生了巨大壓力，港府口頭上答應會嚴格控製「吸血」中介公司，但卻不付諸行動。香港的外傭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已是常態，數額通常超過2萬元，相當於外傭七個月的薪金，遠超法定上限的首月工資10%（即$401港元）。印傭工會（IMWU）的調查發現，近六分之一的印傭在還清中介費用之後就被終止合約。盡管張建宗說，政府將采取強硬措施對付「害群之馬」，但即使根據政府部門的數字。在2013年，1,200多家中介公司中只有六家被裁定違規。

印尼的角色

從Erwiana在香港機場被企圖「綁架」的事件可見，印尼政府重視與港府的商業關系，更甚於保障其工人的法律權利。兩地政府都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利潤製度上，在全球「競次效應」下，爭相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為大企業和商賈鉅富製造了龐大的利潤。

雅加達和香港簽訂了一項協議，據此港府獲得嚴格控製的廉價勞動力，以填補因公共開支不足而造成的社會服務空洞（如安老服務和幼兒托管等），並減輕工時過長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在香港，平均每周工時為48.7小時，比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高出22%。

為此，印尼政府願意為香港出口廉價勞動力，並希望在未來幾年內輸出半技術勞工到港，令兩地政府的關系升格。這等同承認了印尼資本主義的失敗，盡管該國自然資源豐富，但當地數以百萬計的人卻連生活工資都得不到保障。從新加坡到沙特阿拉伯，600萬印尼外傭每年匯返本國的外匯中，在2013年高達88.6萬億印尼盾（600億港元）。數額龐大，相當於其中央政府總支出的7%。這些資金數額解釋了，為什麽印尼當局與港府緊密合作，淡化Erwiana受虐的醜聞。

工人和外勞無法指望從資本主義政府能得到任何公義。只有受壓迫者的群眾鬥爭與自我組織，為真正的變革奮鬥，才是政府會聽的訊息。這即是要將外傭的抗議行動升級，在爭取她們非常溫和的即時訴求時，將之連結到香港、印尼以至亞洲地區廣泛的工人階級鬥爭。這場鬥爭由組建具戰鬥性而民主的工會為起點，以對抗雇主和捍衛工人權利，但同時亦要包括一個取代資本壓迫的群眾政治方案 － 國際社會主義！

無懼ISS司法打壓　難民繼續反貪抗爭

4月20日（星期日），難民聯會發起遊行，抗議「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入稟法院控告協助「難民聯會」之一的團體Vision First Limited誹謗，否認自己克扣難民食物及租金津貼，中飽私囊。難民聯會要求ISS立即撤銷指控。

下午二時，約60名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簡稱「難民」)在遮打花園集合。「難民聯會」手持寫上「有錢誣告難民　無錢解決貧困」的橫額，諷刺ISS-HK將資金投放在打壓難民發聲的自由。「難民聯會」強調，對ISS的貪汙指控是有證明據的。此外，《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聯會於2月15日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廉政公署報案。

遊行隊伍高喊「Down Down ISS！Down Down CY Leung！Down Down 唐青儀！」、「We want! Justice!」、「Stop! Stop! Corruption!」等口號，經太古廣場遊行至政府總部。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指，唐青儀將自己的社會地位押在ISS上，但到難民有申訴時卻不出來交代及會面。此外，他的立法會「同事」譚耀宗是ISS的委員，亦從來沒有出來面對難民的質詢。

聯會主席Raymond說，他們被禁止在港工作，打黑工的話就要坐牢15個月，或者選擇販毒。政府只提供$1,500元的租金津貼，根本不能找到正常居所。有些難民不想露宿街頭便只能故意犯法坐監，起碼在獄中有基本食物及住所。

社會主義行動JACO表示，建製派報章正在發動輿論攻勢，抹黑難民為製造罪案、浪費公帑等。可見ISS正在感受到難民抗爭的壓力。難民會積極進行反宣傳，對抗無理的抹黑。

「難民聯會」從2月27日開始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並從4月12日開始同時占領中環天星碼頭天橋，抗議政府縱容ISS-HK克扣難民津貼。難民會繼續抗爭行動，直至政府取消與ISS-HK的外判合約，並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

難民聯會要求：

ISS立即撤銷指控
政府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公開調查ISS貪汙！

香港：難民向不公製度反抗

在港難民團結起來，不再甘心被社會忽視。 1月27日，數十名難民組織成「難民聯會」，並在兩星期內和平占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的辦事處，抗議食物及租金津貼被克扣，以及不公的福利政策。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難民往往被無視、被指責為社會負擔，為一群被遺棄的窮人。在港難民法律上被禁止工作，不能為本地經濟作出貢獻，因而被迫依賴ISS-HK微薄的援助渡日。ISS-HK是社會福利署的一間私營承包商。這是香港瘋狂外判與私有化政策的又一例子。

「ISS只會跟隨命令」

「港府不想難民有保障，他們誣稱這會吸引更多尋求庇護者。」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所以ISS只會像奴才一樣跟從主子命令。」

為了能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並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難民聯會早前到廉政公署報案投訴ISS。不久，ISS在法院取得了禁製令以驅趕占領ISS辦事處的難民。2月27日，抗議者轉移陣地至社福署灣仔總部大樓外的公共區域，繼續占領。

「我們不想犯法，冒上被逮捕的風險。」Raymond說：「犯罪紀錄會影響我們在聯合國難民公署的庇護申請，令我們更難遷移到其他國家。」他說，占領行動是最後手段，以抗議不能公平獲得香港法律下應得的援助。

至2014年年初，社福署指明每名難民每月可獲得$1,500元的租金津貼，並在自己尋找住宿後由社署直接向業主繳付租金。他們每月亦可獲得價值約$1,200元的食物包。但是，這些津貼根本不能滿足香港的基本生活水平。

據Raymond所指，難民聯會在2月與社福署官員會面談判，但完全沒有成功。聯會其中一個訴求是確保ISS-HK的運作透明並被問責，並公開食物包的價目表。

他續說： 「ISS的資金來自港府（註：2014年為2.8億元），而港府的公帑而由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支付的。換句話說，政府正在透過ISS-HK欺騙難民與港人，並逃避問責。」

《南華早報》發現ISS-HK日常派發的食物包少於政府規定的30%，確認了難民的控訴有所理據。

Raymond表示：「從我們的津貼裏，納稅人有至少$2,000萬被中飽私囊。」

「貧窮的瘋狂」

對ISS-HK和政府的批評是有歷史前科的。根據前政府顧問Leo F. Goodstadt直言：「難民與定居者持續被認定為威脅香港的生存與可管治性。當局官員堅持任何對新來者的福利或者同類援助，會鼓勵更多人湧入。」Goodstadt續稱：「官員保證不能獨力維持生活的人會被給予收入以維持基本需要。食物援助裏也對難民充滿疑心，當局認為不可信任窮人而讓他們拿現金到手。」

Raymond解釋：「很多難民並不清楚自己的人權，因此政府能達到目的。他們折磨並壓迫我們，希望我們離開香港，不惜冒生命危機回鄉。」

多份本地及國際新聞報道也透露到，很多難民被迫睡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這些地址登記都是假的，並與業主簽署的正式租約上所描述的不符。

「誰製造了這貧困的瘋狂？不要責怪難民製造貧困的瘋狂。不幸很多人只看到香港美麗的一面，因此很多人不知道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存在，更莫說知道我們在香港受苦。」Raymond解釋道。

「最近，一位尼泊爾難民孕婦加入了我們在灣仔的占領行動。她寧願與我們紮營路宿，也不想與業主爭論ISS拒付租金的問題。」他說。

極端貧窮迫使一些難民去盜竊和打黑工，冒上被逮捕和監禁的風險。申請定居的案底就被罪案紀錄劃花了。

「香港的法院製度是歧視窮人的。很多難民最後被關在監獄或拘留所，並面對不人道的對待。」Raymond說道：「很諷刺，有些難民說，比起活在外面，活在監獄內會少一點即時擔憂，因為至少有居所。我們已經輸掉一切。我們沒有什麽可以再輸。」

「還我工作權」

最近終審法院有一個重要而荒謬的裁決，判定可容許難民選擇職業，但卻不能工作。「我們寧願獲得合法工作權，就不用再投訴差劣的社福政策，像腐爛食物與籠屋。給我們工作權吧。」Raymond評論道。

正當本刊準備印製之時，難民聯會繼續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並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旁展開第二個占領營。

Raymond解釋這裏如何運作：「平均來說，每晚約有10人在占領的帳篷留守。每朝有很多人趕上班經過占領營地，很多有興趣的人、難民和香港人都會來探望我們，給予支持和捐款。為保安全，我們有記錄名冊。請求每名探訪者寫下名稱、出生國、電話號碼和探訪時間。這樣，聯會更有效去聯絡人更新資訊，並組織未來難民運動的計劃。」

難民聯會繼續向ISS和社福署施壓，令他們更受問責。難民歡迎捐款支持，以及來到占領營探訪討論。

「我們難民從未如此團結。我們想多謝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以及Vision First，在香港政治上給予我們意見、製作橫額，並教我們如此募捐。如果他們不幫助我們製定計劃以繼續下去，可能我們已經放棄了。但現在，我們會戰鬥到底，直至勝利！」

關於難民的資料

根據聯合國資料，目前全球有4,500萬名難民，是14年來最多。不論是戰爭逃難或者逃避迫害，這些大多數都是沒有離開自己國家邊境的「國內難民」，有2,880萬人，占全體人口的64%。與一個廣傳的迷思截然相反，只有少數難民能走到富有國家，大部分都生活在貧窮國，例如大部分國內遷徒者都住在以下國家：哥倫比亞（490萬）、敘利亞（300萬）、剛果民主共和國（270萬）、蘇丹（220萬）、伊拉克（210萬）。

根據社署數字顯示，香港有超過5,700名難民。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格，即使與其他已發展經濟相比，只會收留少數難民。

難民的定義是，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拘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由於人權被極端侵害，包括酷刑甚至死亡，他們被迫放棄擁有的一切。為了在香港尋求短暫保護，難民可能會申請「尋求庇護」或「酷刑聲請」。

難民被困在香港的法律籠牢，如果回國就會身處險境，他們亦依賴香港政府和聯合國難民公署去處理自己的個案。

根據學者Gordon Mathews表示，難民「持續在香港勉強維持生活，不能離開當地，無止境地等待自己個案的結果。」有些難民被困在這個過渡的暫停地，等待超過16年當局才有結果，才能定居於其他國家，而且遞交投訴信後經常被無視。

社會主義行動：我們的主張

尋求庇護權作為基本民主權利之一，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捍衛。歷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尋求庇護者，包括馬克思、孫中山和愛因斯坦。港府的政策不人道，實際上拒絕承認尋求庇護權，我們對此表示反對。右翼資本主義政府和政客拒絕尋求庇護權，且抹黑難民是來「搶福利」，往往這些政策同時也打壓整體上的民主權利與福利系統。這是鉅富菁英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攻擊，而唯一的答案就是所有受壓迫的群眾聯合起來鬥爭。

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就如烏克蘭和敘利亞。利潤製度正面臨危機，令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並支持各個獨裁政權。這倒過來製造了「失敗國家」，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資本主義的「解答」是國家鎮壓強化，邊境軍事化，種族主義加劇。我們的答案是以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改變世界，令社會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不是少數人的利潤。

五一勞動節　工人大團結

五一勞動節，是工人大團結，從財團老板身上奪回勞動成果的大日子。去年五一，碼頭罷工的鬥爭如火如荼，激起全城反李嘉誠剝削的抗爭熱情，向資本家表明香港工人階級不甘沈默。罷工結果雖然未如理想，但也為香港工人鬥爭累積了寶貴的經驗。

一年過後，碼頭工人面對的外判工、臨時工、低工資、高工時問題，仍是普遍香港工人面對的困境。此外，現時物價上漲、生活費飆升、強積金壓榨血汗錢，打工仔女苦不堪言。在外勞方面，印傭Erwiana受虐事件也掀起全城哄動，受害人更獲選《時代》雜誌年度百人，令香港「現代奴隸製」醜聞傳遍國際。此外，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組織難民抗爭，因為難民長年被禁止工作，在五一勞動節當天會上街爭取工作權。

在職貧窮

現時政府訂立的貧窮線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即一人家庭貧窮線訂於月入3,600元、四人家庭14,300元，按這標準香港的貧窮人口高達130萬人，貧窮率高達近兩成。而在職貧窮今年更超越65萬人，創近10年新高，每6名港人便有1人是貧窮。現時本港的勞動人口大約是380萬，官方失業率雖然為3.1%，但當中大量企業聘請的是臨時工和短期合約工，就業不足的問題嚴重，有些工作甚至與失業無異。

爭取標準工時

中大社工系家庭小組實務研究中心一份調查指出，近四成港人每周工時長達70小時或以上，遠超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

現時工人既無加班補水，工時過長也令家庭生活越來越少。香港鄰近地方如南韓及日本，標準工時已設定為40小時，而新加坡則為44小時，臺灣為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行上各地資本家往往可以鉆法律隙。在上年2013年，由五十四個商會組成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恐嚇標準工時立法會令企業成本大增兩至六成。這些財雄勢大的企業控製輿論，在沒有證據顯示之下製造恐慌。

為壓低工資而輸入外勞

工人待遇極差令行業流動性高，造成「勞工短缺」的假象。據統計處數字反映，現時所謂「勞工短缺」較嚴重的行業，例如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在扣除通脹後，由2003年至今工資水平沒有上升，而同期的人均生產總值大幅增加60%。

政府伺機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壓低香港工人的工資，並更大力地剝削欠缺保障的大陸外勞。今天的資本剝削是跨境跨國性的，因此中港工人亦需要團結鬥爭。我們當然明白輸入外勞為資方壓低工資的手段，但「反對輸入外勞」的口號只會造成排斥大陸工人的情緒，分化兩地工人的團結。社會主義者支持打著「本勞外勞同工同酬」的旗號，同時吸納中港兩地工人加入工會聯合抗爭，才能抵抗資本家的分化技倆。

未來的鬥爭

歐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蔓延至亞洲，從南韓、柬埔寨到中國大陸，亞洲區的工人都激烈反抗。東莞裕元鞋具代工廠爆發4萬人罷工，並掀起全國不同行業的罷工浪潮。在香港，碼頭工潮過後，高鐵地盤罷工、太古可樂廠工人、康城地盤罷工雖然都是小規模的行動，但可見工人階級意識的正在醞釀蘇醒。未來工人需要更具戰鬥性的組織，挑戰資本家的既得利益。

現時，社會經濟的控製權由一小撮資本家不民主地把持著，改善工人待遇的合理訴求，需要連系至廢除外判製、爭取集體談判權的抗爭，以至將企業公營化，並置於工人民主管理之內，才可以徹底地扭轉剝削的局面。在今天資本主義衰落的時期，資本家難以承接持續而大幅度的改革，因此工人只有挑戰整個經濟體系，才能穩住鬥爭的成果。

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建基於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之上。要達至這點，必須要在全球積極建立強而有力的工人政黨。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最低工資40 元，標準工時八小時，覆蓋全體工人，包括外藉家務勞工
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抵抗輸入外判分化技倆
還在港難民的工作權
廢除外判製度，爭取集體談判權
組織具戰鬥性的工會，並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工人政黨，打倒資本主義製度

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

五一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在Nike、Adidas、Timberland及三間鞋店，抗議國際品牌企業剝削工人。這些公司與中共緊密合作，鎮壓罷工工人，逮捕林東等工運人士。裕元罷工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在慶祝五一勞動節之際，我們向裕元罷工工人致敬。

四月，大陸東莞高埗的裕元鞋具代工廠工人，不滿公司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掀起了兩星期的大規模工潮，總共超五萬名工人參與。裕元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閑鞋製造商，占全球市場的20%，每年為Nike、Adidas、Puma、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而Nike是裕元的最大客戶。

反對血汗工廠剝削工人

在時代廣場公眾空間宣讀聲明後，十多名示威者先後到商場7樓的Nike、Adidas、Timberland鞋店，沿途高喊「聲援裕元工人」、「血汗工廠　剝削工人」、「跨國企業　牟取暴利」、「爭取三八工作製」、「支持獨立工會」等口號，並將諷刺三間血汗鞋店的海報貼在玻璃窗外。

社義行動的Pasha表示：「這些跨國公司之所以在中國投資，是貪圖中國廉價勞動力，而且中共政權下工人沒有組織工會權利。今天五一勞動節，我們支持裕元工人抗爭。」

這些跨國企業在中國建設血汗工廠，超額剝削工人，欠交社保費用是全國常態。

譴責裕元及中共暴力鎮壓

在一黨專製下，工人的罷工權被剝奪，罷工期間受到警察暴力鎮壓。中共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歐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此外，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林東，遭到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蕩。

長毛發言表示：「百多年的五一勞動節，工人已經在爭取三八工作製，就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悠閑……林東不是裕元工人，只是非政府組織人員仗義幫助罷工，但被中共指控他造謠。就像我在立法會說政府有多無能時，他們都是說我造遙，只是我未至於要坐牢罷了。」

現時，很多裕元工人被趕回廠房內，有些被迫復工，但是很多工人進廠後是怠工的，像Adidas生產線。有管理層人員毆打不肯復工的工人。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裕元資方及中共的暴力打壓，支持工人抗爭到底！

社義行動的JACO表示：「工人不信任官方工會，有報道指工人在廠房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因為信件叫他們復工。中華全國總工會與政府和資本家勾結，中國工人要有權組織獨立的工會。」

大氣電波占領天星

民間電臺臺長曾健成（阿牛）接受訪問時，仍舊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難以在他的臉上找到一絲抗爭歲月痕跡。

問到阿牛為何要占領天星，非法廣播，他表示：「因為現時政改勢危，一連串事件，就如封殺商臺李慧玲，暴力襲擊傳媒人，打擊新聞自由，所以必須要繼續公民抗命。」誠然，李慧玲忽然被「商業電臺」解雇、《明報》撤換總編輯、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等，一波又一波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接踵而來，正如《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專欄裏表示：「現時要保持中共所不容許的新聞自由，難度不比攀梯登月低，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民間電臺與一眾團體組織，如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社會民主連線、天外有天＠謎米香港等，成立「大氣電波占領天星」，宣布由4月12日開始，一連12天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紮營留守，以非法廣播的形式公民抗命，讓各組織參與節目，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反對不公義的《電訊條例》。

此舉挑戰由殖民地時期已訂立的廣播條文，規定「藉未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訊息」即屬犯罪。自2005年9月成立以來，民間電臺在過去9年裏裏不斷抗爭。阿牛更因為故意拒絕繳交4,000元的無牌廣播罰款，準備在六月進入監獄。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了三晚的非法廣播，並在帳蓬留守了四晚，合力支持這一運動。我們分別邀請了難民聯會代表講述難民的抗爭運動，又與阿牛談論政改，最後一晚則有社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講述到臺灣參與占院運動的經歷。

阿牛稱，自己入獄期間，民臺不會停止抗命，會在街頭繼續廣播。「出獄後的第二天，民間電臺便會到廣管局（註：廣播事務管理局）樓下廣播，繼續追擊！」廣管局曾經多次充公民間電臺的發射器、天線等儀器。在現今法律下，如擁有發射器是足以罰款十萬和判監兩年，可是民臺多年來也無懼封鎖，不斷以身試法，挑戰不公義的法律。

因為他堅拒繳交罰款，法官本應判他入獄，但多名法官只知道他是犯法而不犯罪，因此不敢做判決的「罪人」而拖延審訊。他憶述上庭自辯的過程說：「法官你今天可以判我坐言論自由的小監獄，但包括法官你在內，也坐在言論自由的大監獄。」

阿牛認為，民間電臺的責任除了是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外，還要呼籲更多巿民關心現時的普選運動。阿牛指，搞運動要有理想，要在波平如鏡的湖水上擲出石頭，擊起漣漪。相反，民主派大佬多年來等待運動來到時，才上臺做領袖，是極其愚昧的。

阿牛表示，未來如果香港發生「占領中環」，他不會理會戴耀廷是否接受民臺廣播，無論如何也必然會堅持開咪，以中立的轉播方式，保衛民眾對於運動的知情權。

阿牛強調，在支持開放大氣電波的前題下，參與今次行動的組織都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政見，掛起自己組織的橫額，派發或售賣自己的宣傳刊物，體現運動中的開放與民主。相反，在很多其他團體舉辦的運動裏，禁止不同立場的討論，甚至禁止組織的獨立宣傳和組織自由，仍是常態。民臺容納不同意見的取態是值得學習的。

勞動節：三千人參與職工盟遊行

五一勞動節，職工盟發起遊行，共有3千多人參與。參與的本地團體包括通訊業總工會、電訊盈科職員協會、碼頭業職工會、社會民主連線、青年重奪未來、專上學生聯會、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等等。社會主義行動亦與約50名「難民聯會」成員一同遊行，讓今年成為香港勞動節首次有難民組織上街。

職工盟三名成員帶上道具手銙，控訴工人「假期少、長工時、無補水」，諷刺工人生活受到束縛。工會主要訴求為落實標準時工時、提升最低工資至35元、加班要補水、取消強積金對沖、全民退休保障等。此外，曾俊華在今年的預算案裏，宣布投資$2,200億在未來基金，用以興建大白象工程項目。各團體都指責政府浪費公帑，倒不如花錢於民生上。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正在拉布反對財政預算案。社民連指責政府寧將2,200億投資在大白象基建上，也不願花費500億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拉起寫上「全民退休保障」的紅色長布。

專上學生聯會成員則拉起「捍衛勞動尊嚴　不要血汗校園」，反對大學剝削低薪工人，要求廢除校園保安和清潔工的外判製度。

近日東莞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特意在勞動節早上，到時代廣場三間血汗鞋店示威（另見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一文），期後在下午加入職工盟的遊行隊伍。社義行動拉起「裕元罷工工人萬歲」的橫額，並出版了第26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詳細報導整場罷工。香港政府通過輸入外勞的政策，以圖壓低工人工資，我們認為，本勞外勞需要團結抗爭，透過戰鬥性的工會運動，要求同工同酬，反抗資本家分化工人的手段。

與社義行動同行的難民聯會則主力要求有工作權，因為早前終審法院裁決在港的5,600名難民在香港不能工作，這事實上迫使更多無法生活的難民鋌而走險犯案。政府抹黑難民為社會負擔，卻禁製難民工作權利，令他們不能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難民隊伍士氣高昂，又特意學喊中文口號「我要！工作權」，希望爭取本地港人的支持。

印傭：「我們都是Erwiana」

此外，印傭Erwiana事件亦激起更多外傭參與勞動節遊行。過千名外傭亦由維園遊行至領事館，反對中介公司剝削，然後再到維園跟隨大隊遊行至政府總部。大批印傭參與者帶上Erwiana的面具，並拉起「We are all Erwiana」的橫額，喻意一人受難，八方支援。

五一勞動節，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太陽花運動對香港的影響

臺灣示威者坐言起行闖入立法院示威，激勵了香港抗爭者的士氣，並爭取了普遍群眾的同情。占領中環還徘徊在無了期、無結果的商討，令群眾的熱情減退。相比之下，香港民主空談家相形見拙。

臺灣群眾看到香港簽訂CEPA後，經濟與政治更受大陸政府控製，是為太陽花運動反服貿的因素之一。倒過來，梁振英為了鞏固其統治勢力，近年大舉引入中資財團進駐香港，而十年多自由行政策優惠香港財團、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吸引大陸市場、豪宅林立炒高樓價，群眾早已對中港資本融合深感憤怒。太陽花運動對港人有啟示作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商業協定。

占中三子受盡壓力

在香港「占領中環」由去年開始激起熱烈討論，卻因為領袖的猶豫不決而暫時走向低潮，但臺灣占領立法院行動激勵人心，令香港群眾看到占領行動不是遙不可及的。群眾心急如焚，質問占中三子為何不行動走來，為其造成不少壓力。

占領中環作為公民抗命的手段，本來就是打破政府的遊戲規則。但是，戴耀廷的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是因為「特區政府把那『爆發點』拖後」。占中三子一直依循政府所謂的「政改五步曲」，被中央牽著鼻子走，脫離了群眾運動的脈搏。

政府故意拖延政改諮詢，並在期間發動輿論打擊。率領「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表「一錘定音論」，加上中共護法強硬表明任何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是「違反基本法」，獨裁者的攻勢可謂來勢洶洶。

占中三子的回應是七一不會「全面占中」。面對各方批評，戴耀廷的回應是，臺灣占院運動是「多元」的，因此香港其他團體可以先占，換句話說是「有本事你們自己做吧！」這態度是傲慢而不負責任的。

臺灣占院運動也有類似教訓，因為在議場的學生領袖排除更激進的聲音，令部分學生不耐煩下與主流派別分裂，繼而沖進行政院。如果議場內能容納不能的聲音，經過民主決策而共同行動，運動就能更為團結。

在占中提出不久後，議題壟斷了社會輿論，占中三子在資產階級媒體吹捧下掌握了運動大權，面對激進聲音的批評時，卻不以開放態度討論，反而指「我決定了這樣，你不接受就不要來參加。」戴耀廷「你們先占」的立場實際上是分裂運動。

無錯，在爆發點來臨前，帶領討論運動策略與目標是必須的。但占中掌握了話語權後，卻沒有動員群眾上街支持，又暗示可接受不民主的提委會，占中三子就是拖延運動爆發點的始作俑者。試想如果臺學占領者在闖入立法院前就表示不會堅持退回服貿，還有人會冒流血的風險去抗爭嗎？

可惜，正因為占中三子不敢與中共對抗，以致沈醉在「三軌製」、「提委會組成」、「公民推薦」、「學者方案」等繁瑣的詞語，令群眾望而生厭。六月的電子公投並不能凝聚民意，尤其如果投票選擇模糊不清，只會更難動員群眾鬥爭。

回望五區公投之所以能促成香港廿多年來最進取的民主運動，是因為「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口號清晰明確，號召群眾與港府和中共一決勝負。製定今天爭取真普選的口號，號召堅決的鬥爭，就不如清脆俐落「取消提委會，公民直接提名」吧。

臺獨意識升溫　醞釀港獨情緒

臺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對中國的恐懼，尤其是中共對臺灣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控製。近年，中資財團收購臺灣媒體，威脅了島上的言論自由；加上馬英九愈加與中共互相合作，讓中臺資本家更大力剝削兩地的勞工。綠營背後的資本家勢力也爭相投靠中國，開發大陸市場，因此民進黨領袖近年不斷淡化臺獨言論，但為了在11月的七合一選舉撈選票，民進黨有可能會再打臺獨牌。反服貿運動與擺脫中國控製緊密扣連，令沈寂了一段日子的統獨議題重新熾熱起來。

太陽花運裏出現「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表示臺灣人若不想步香港人後塵，生活被大陸控製，就要起來反抗。

這反倒過來激化了港人的自治甚至是獨立情緒。普遍港人揭穿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謊言後，對中共的憤怒轉化成抗拒大陸的情緒，當然可以理解。臺灣實際上已為獨立國家，而香港在中國底下統治，臺聯等右翼臺獨勢力雖然有介入運動，試圖煽動反中國人的國族情緒，但似乎效果不大。臺灣具臺獨意識的激進青年，很多都支持與中國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在最近臺灣聲援中國東莞裕元罷工的行動就可見到。相反，港獨情緒為小撮右民粹分子主導，他們舉港英旗散播對殖民地的幻想，並具有強烈的反大陸人意識，甚至主張杯葛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群眾運動。

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相信離不開復雜的港獨問題，將令泛民主派進一步分裂。社會主義者支持各地的自決權，如果港人大多數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支持香港有獨立的權利，但是，唯有中港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挑戰中共一黨專政，才能確保真正的自治權。

百多人遊行反大白象工程

高鐵接二連三爆出醜聞，令群眾對政府和港鐵愈加不滿。5月4日（星期日），在學聯學生團體支持下新成立的「青年重奪未來」發起「毋忘反高鐵誓反大白象」遊行，於下午2點集合，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新政府總部，反對政府斥資鉅額興建大白象工程。百多人參與了遊行，包括社民連、保自聯、土地正義聯盟、環保觸覺等十多個團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政府大花公帑投資高鐵等大型工程，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飛機場第三條跑道、東大嶼人工島等等，造價昂貴，合共6,000多億港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預算案中計劃投放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用作更多基建和高風險投資。主辦單位的訴求是，停止準備落實的大白象工程，例如新界東北計劃及已進行的工程例如高鐵項目，並擱置「未來基金」。

警察暴力打壓

遊行隊伍於大約三點出發，遊行非常和平。但當隊伍行至金鐘添馬街，因有一個團體的示威物品較大（一個木板製的寮屋），故要求警方開路，讓整條隊伍經馬路行到政府總部。雖然這只會封路約15分鐘，但遭到警方無理拒絕。警方要求示威者使用天橋，但木板寮屋尺吋過大，根本無法上橋。

雙方對峙了接近兩小時，部分示威者不憤而推向鐵馬，走出馬路抗議。警方向推鐵馬人士施放胡椒噴霧，中椒人士包括社民連的梁國雄（長毛）。沖突中有一人受傷，救護車到達現場。最後，遊行隊伍被迫跟從警方指示，經天橋到達政總，而木板寮屋則以另一道路到達。

「青年重奪未來」成員表示，警方明知示威道具不可能上天橋，卻不願意開馬路，極為不合理。

社會主義行動發言時表示，未來基本是曾俊華要確保未來經濟危機時，要削減公共開支，但基建工程的開支不可以削減。除了4年前的反高鐵運動，去年的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亦是一個佳例，從中見到基建工程下地盤工人受到剝削，被迫在空氣汙染的地底吃飯。因此，反大白象的鬥爭需要更具戰鬥力的工會力量，連系至工人運動。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臺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普選篩選　一錘定音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竈、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製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製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製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製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製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臺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製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製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製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臺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占中選出三個公提方案

五月六日（星期日），「和平占中」在占中商討日（三）舉行投票，選出三個政改方案，作為6月22日的占中電子公投的選擇。投票方案主要被視為有三大類別：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公民推薦方案，以及建製派方案。2,508名參與者投票，結果公民提名方案大勝，三個入圍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包括學界方案（1,124票）、人力方案（685票），以及真普聯方案（445票），得票占接近9成。有意占中者一面倒支持較進取的方案。

全港五個商討日場地，共超過2,500人參與，可見群眾仍熱切尋求爭取民主的機會。然而，大會一如既往以沈悶的法律與技術細節開首，卻無提及整體的政治局勢。對於中共堅拒無篩選的普選，占領中環受到來勢洶洶的輿論攻擊，以及未來占中所需要的策略等，都沒有機會得以討論。

民意逆泛民意願而行

過去三場占中商討日裏，都有引導參與，包括在商討日的討論框架都在方案的技術細節上，而非整體政局分析如何對抗中央政府。而且占中三子無視占中參與者，往往擅自向媒體發表未經討論的言論：由不動員元旦上街、參與者要自縛手腳以「避免暴力，到七一不會全面占中、推遲占中至2015年等等。事實上，商討日的參與者從來沒有權力改變運動決策，而被占中三子當作民主花瓶。學者恃著自己在不平等的社會階梯上有優厚的地位，透過資本建製（法律、學者及媒體機器）牢握運動的主導權。

但即使如此，由於整體香港政局的激進化，加上中央政府的強硬態度打破了談判的幻想，群眾還是投票支持相對進步的三個方案。

真普聯瀕臨分裂

社民連在投票前的幾天，宣布支持人力的方案。因為幾個有機會跑出的公名提名方案中，人力的方案較少支持，因此社民連呼籲集中票源支持人力方案。而工黨、街工、職工盟在群眾壓力下，亦在最後關頭轉投學界方案。

民主黨及公民黨攻擊真普聯內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轉馱，指兩黨在商討日（三）轉馱支持人力的方案，沒有投票予真普聯的方案，違反了聯盟的協定。保守泛民的代表陳方安生與公民黨湯家驊都抱怨道，6月22日的公投「沒有選擇」，甚至暗指激進派騎劫占中。

當初真普聯公布三軌方案時，民主黨在翌日即指可以拋棄公民提名一軌。現在，民主黨卻反指人力與社民連沒有投票支持真普聯方案，表示因無法合作而考慮退出聯盟。

可見，各黨派在普選上的最終立場，是建基於政治力量鬥爭的結果，而非只靠真普聯這個空殼組織去捆綁各黨派遵守共同紀律，或者靠一場偽客觀的投票就能停止泛民分裂。在政治鬥爭愈迫近之時，泛民內部只會隨著群眾的兩極化進一步分裂，所謂「團結泛民」只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如果激進派（例如社民連）一早退出真普聯，表達對三軌妥協方案的不滿的話，可以讓民眾更清晰見到妥協派與抗爭派之間的決裂，令激進派從分裂中為抗爭派在真普選運動中贏得更好的位置。

6.22電子公投

無論占中三子如何表現自己的超然獨立，客觀上還是順從保守泛民的立場。即使電子公投勝出公民提名的方案，占中三子也不會自然順應民意，立即發動占中。

因此，目前來看，6月22日的電子公投投票率不會高，更不會促成一場群眾運動，不能像過往的五區公投透過街頭宣傳而凝聚民氣。建製派很可能會將電子公投結果貶低為「民意調查」，削弱其政治權威。沒有政治運動，群眾也不會重視無效果的投票。

現在，有不少民間團體及學生組織準備七一發動「民間占中」，社義行動支持此一行動。

裕元罷工一個月　要求釋放工運人士林東

5月14日，一個月前的今天，東莞裕元鞋廠爆發罷工，抗議公司欠交社保及住房公積金，掀起全國一片工運浪潮。罷工期間，林東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結果在4月22日遭到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並同時該處兩臺電腦受查封。警察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蕩。

今天，社會主義行動由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要求釋放被捕工運人士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沿途高叫口號「釋放林東！」、「工人有權組織，工人有權罷工！」、「跨個企業，剝削工人！」、「打倒中共獨裁」。

社義行動Nathan表示：「繼去年港資迪威信家具廠罷工，工人代表吳貴軍被捕後，中共現在連非政府組織人士林東也不放過。兩人也很可能被判坐監4-5年，可見中共加強了鎮壓。」

中國工人沒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全國只有一個被政府牢牢操控的官方工會。根據媒體報導，罷工期間官方工會向工人發出信件，要求工人立即復工，有工人深深不憤，於是在廠房內撕毀該信件，可見工人對官方工會極不信任。裕元罷工期間，曾經要求有選舉產生工人代表的權利，但由於政府往往會大力迫害拋頭露面的工人領袖，因此工人難以組織起來。

社義行動Jaco表示：：「中國工人沒有罷工權利，往往被政府、資方及官方工資打壓。跨國企業與中共勾結一起，全力打壓工運，前者為了利潤，後者為了統治穩定。」

這場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中共一黨專政下，工人每次罷工都遭到血腥暴力的鎮壓，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毆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

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打倒獨裁中共。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釋放林東，釋放被捕工運人士
打倒跨國企業剝削工人
打倒獨裁中共，確保工人組織工會權利

Erwiana受虐案：羅允彤被控20項控罪

昨日，Erwiana受虐案第四度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約20名外傭在法院外拉起橫額表示聲援。羅氏被控一共20項控罪，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等10項罪，共有三名外傭涉被虐待。

有關新增罪控，是由於勞工及福利局受到群眾壓力，於是加控女雇主羅允彤10項涉違反《雇傭條例》的控罪，指她拖欠Erwiana近29,000元工資。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雇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

較早前，由於證據未準備好，而Erwiana需要來港進行檢查以撰寫傷勢報告，審判幾度被拖延。在Erwiana回港時，香港警察與印尼領事館緊密合作，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直至百多名外傭工會分子到領事館外抗議，她才得以釋放。

被問到希望羅允彤得到怎樣的懲罰，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代表Eman表示：「所有虐待外傭的人都不值得到輕判，我希望這名雇主會得到法律上最高的懲罰，因為要避免下次還有其他外傭受虐待。」

案件將提堂至地區法院，於6月10日正式開審。屆時若果有需要由Erwiana本人作證，她有可能會來港出席，但目前尚為未知之數。

撐同誌與反同誌勢力對壘

5月17日（星期六）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各個同誌團體則於銅鑼灣舉行街頭活動，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活動合辦者為大愛同盟、香港女同盟會和彩虹行動。而社會主義行動亦進行街站宣傳，掛起「張宇人抹黑可恥　捍衛性小眾勞動保障　不分性向抗爭」的橫額。我們強調，反對同誌平權的勢力往往都是一樣的反民主、親財團的。

譬如，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翌日，5月18日（星期日），由不同保守團體組成的「維護家庭基金」，發起名為「愛爸媽，愛我家運動啟動禮」遊行，從尖沙咀九龍公園出發，沿柏麗大道到文化中心對開的廣場，宣揚所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價值，發動針對性小眾權利的輿論攻勢。遊行隊伍遠途高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等口號，事後大會宣布有32,000人參加集會。

建製勢力選擇在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的翌日舉行反同誌遊行，是要與同誌團體的對壘。組織遊行的「維護家庭基金」，號稱有超過90間支持機構參與，當中包括如浸信會、宣導會等多間主流教會，亦有如維他奶、3電訊、新巴、AM730、明報等商業財團支持。雖然大會不斷重申遊行與「反同」無關，但官方口號中一再強調「一男一女」的核心家庭，明顯要排除其他自由結合、多元成家的可能。大會更被揭發註冊地址與頭號反同誌組織明光社相同！最近，明光社大力攻擊小童群益會協辦同誌友善的活動。

此外，建製派政客亦有動員參加，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高舉「反對跨性別婚姻」標語，而去年抹黑林慧思老師的李偲嫣也組成「正義聯盟」，其標語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由於建製勢力要竭力維護固有的經濟製度，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需要與保守宗教勢力互相勾結，資助其宣揚保守家庭觀念。

社義行動完全支持同誌平權的運動，包括性傾向條例立法與同誌婚姻合法化，而這鬥爭需要連結至同誌的勞工保障，且作為家庭單位獲得房屋醫療教育等基本生活需要。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

18萬人參與六四維園晚會　尖沙咀集會顯示政治兩極化

八九北京大屠殺25周年，參與悼念六四死難者的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18萬，創近兩年來新高。由於中國其他地區嚴厲禁止此類集會，維園的大規模悼念傳遞出強烈的訊息。「毋忘六四」響遍維園，激勵港人堅持對抗極權中共。

在中國，在工人、學生和少數族裔都處於動蕩不安，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斷加強國家鎮壓箝製，對異見分子、罷工領袖、博客和維權律師進行新一輪的鎮壓，連那些不反對中共的溫和批評者也不放過，他們往往僅僅呼籲改革，以及增強政府透明度的。在香港，中共要牢牢箝製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即將到來。在六四晚會上，這些緊張情緒隱隱可見。

爭取公民提名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呼籲群眾參加七一遊行，爭取沒有篩選的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中共阻撓公民提名的態度強硬，要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

來自北京的維權律師滕彪得到了當晚最響亮的歡呼聲。他呼籲人們支持占領中環，在香港爭取真正的民主。他說，中共已將其惡名昭著的維穩升級為政治清洗，一波接一波地采取逮捕行動。

親中共團體「愛港之聲」在維園外組織了一場小規模的反示威，提出口號「放下包袱，釋懷向前」，可見香港政治的兩極化。與大部分中共辯護者的說法相呼應，「愛港之聲」叫民眾忘記89大屠殺事件，把焦點放在當今中國「出色的經濟發展」上。

雖然六四燭光晚會出席人數眾多，然而，主辦單位「支聯會」近年來卻屢屢受到批評。支聯會企圖把天安門事件去政治化，將晚會單純地變為一場悼念活動，而非以此作為中港民主鬥爭的凝聚點。近年，主辦方愈加嚴格限製維園內參與活動的政治團體，也由於支聯會每年采用的口號愈來愈引發爭論，就可見其受到抨擊。

大會去年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飽受抨擊，一來因為立場軟弱，二來是屈服於中共宣傳的大漢民族主義。在輿論壓力壓力下，「支聯會」最後不得不放棄這一口號。今年則采用了聽起來更具鬥爭性性的口號「平反六四，戰鬥到底」。盡管要求「平反」是挑戰北京官方對八九民運的定性，但更需要的是，清晰號召群眾抗爭把獨裁政權中共拉倒下臺，才是最有力的「平反」。

幻想破滅

這些政治爭議並非僅僅關於歷史，也反映著如今的抗爭狀況。泛民主派領導者，尤其是主導支聯會的民主黨大佬，已經準備與中共妥協，在中國拒不讓步的強硬態度下節節敗退。泛民領袖並沒有充分運用群眾抗爭的力量，反而僅將此作為與北京談判的平臺。這根本不能幫助香港的民主鬥爭取得重大進展。

令許多年輕人和網路激進分子失望的是，主流泛民過於「軟弱」，同時缺乏真正的鬥爭野心。這也可以從香港本土派團體「熱血公民」在六四當晚另起爐竈，在尖沙咀搞了一場集會，有7,000人參與。盡管與維園的人數相形見絀，但與去年200人的數字相比是巨大的增長。

本土派集會代表著更加激進的民主訴求和戰鬥性修辭的奇特結合，並帶有右翼民粹、族群主義的危險思想。當晚主辦單位的演講只有少量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而晚會參與者並非帶有強烈的族群仇恨，而主要是因為泛民利用六四作為政治資本，故此感到失望和反感，因而想尋求對支聯會以外的選擇。晚會結束之後，集會人士發起在廣東道「自由行」，高喊「打倒共產黨」，令街道廣東道被短暫封鎖。這些行動令他們看起來比「支聯會」激進得多。

需要革命性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工國委（CWI）的香港支持者，大力介入維園的燭光晚會中，在三個入口處擺設街站。我們強調，普選永遠不可能在中共統治下實現，因此中港兩地的群眾抗爭密不可分。從八九大屠殺中最重要的一課是，既獨裁、又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中共政權，永遠不可能被改良，只能通過群眾運動來推翻。從今年四月份，五萬名鞋廠工人參與的歷史性大罷工，也可見工人階級主導社會變革的巨大潛力。

八九民運是一場革命性的鬥爭。但可惜的是，當時只有中共獨裁者一方擁有著清晰的策略和明確的領導，並為了戰勝群眾而無所不用其極。這個用鮮血換來的教訓，對於組織一個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並以結束一黨專政，並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並且對經濟實行民主控製，以滿足社會需求。

反東北計劃　兩百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堂

二百多名新界東北村民及聲援市民到立法會抗議，要求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審議最後在晚上暫停，會議結束。示威者表示，下星期五會再次集會。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涉及3.4億元。一批來自粉嶺北、古洞北及石仔嶺的新界東北村民、聲援團體和學生到立法會外示威區抗議。直至下午五時許，約五十人沖進立法會大堂，於地下靜坐。期後越來越多人參與聲援，晚上有二百多人在場內外聚集。財委會會議最後於晚上九時許結束，撥款未通過。

村民及聲援人士高喊「保衛家園　不遷不拆！」，要求撤回計劃。示威者一直和平靜坐抗議，直至晚上，二百多名警察到場，試圖包圍封鎖立法會門口，使場面一度混亂，有示威者受傷。

古洞村民：「一定要撒回」

來自古洞的村民呀祥今年已經60歲，數十年來靠耕種賣菜維生。他認為，這個不公義的計劃「一定要撤回」。「政府經常講大話，說東北發展能夠解決房屋問題。如果是用來建公屋，幫助社會上的基層市民，我不會反對，但如果是建高級住宅，就如當年興建高鐵一樣，是不合理的。我們農民耕作，地產商囤地收地後，很多村民像我一樣，很想種也沒得種。」他又指，地產商用非常卑劣的方法收地，迫走村民。

呀祥每天早上三時起床割菜，到古洞的兩個菜站賣菜維生，「東北發展令我們失去維生的工作」。

政府假咨詢　建製派村長出賣村民

呀祥又指，政府聲稱所辦的公眾咨詢，只是表面的。他也非常後悔當初投票選了建製派的村長，讓其出賣了他們。「諮詢會並不在新界，而是在北角！政府想咨詢的對象不是我們，是鄉事委員會、村公所等，我們村民什麽都不知道。我們村的兩位村長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他們開會都是鬼鬼祟祟的。我們村民辦過兩次村民大會，他們故意不出席，寫信給他們又不接，在逃避責任。」

從事教育的Ellis今天到場聲援，她表示，留意東北發展已有一段時間。「我在反高鐵的時候已經有留意，我很討厭這個很不公義的製度，官商勾結，為什麽城規未通過，立法會財委會仍然可以審議撥款？地產商多年來不斷滋擾村民，迫他們搬走，到最後把土地都荒廢掉。這件事也令我更痛恨那些保皇黨議員，功能組別和整個分組點票的議會製度。」

就讀中文大學地理系的學生陳樂彤也前來參與示威，她認為，政府聲稱香港沒有土地興建房屋，卻不利用現有的土地，如哥爾夫球場，空置用地等。她又認為，所謂的公眾咨詢只是一個形式，「就算有很多村民在會上問了很多問題，那些高官也沒有回答過，但民眾並沒有實質的權力。即使有六萬人的反對書，政府也沒有反應。」

示威者和平散去　抗爭將會繼續

占領行動一直相當和平，但到9時左右，立法會外開始有二百多名警察部署，準備進入立法會大堂清場，期間製造了混亂及沖突。由於撥款沒有被通過，東北村民與聲援團體認為，已經成功迫使財委會主席吳克星休會，決定撤出立法會大堂，行動暫時結束。

下星期五下午三時，示威者將會重返立法會抗議。

反巴西世界杯的示威

6月13日（星期五），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支持者到巴西領事館抗議，響應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聲援巴西的群眾運動。巴西群眾抗議，反對在世足期間鎮壓社會運動，並聲援「人民世界杯」運動（由「無家者工人運動」組織的占領土地運動）。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在示威中相當活躍。

今屆世界杯於6月12日開幕，但群眾鬥爭的浪潮掩蓋了賽事內容，他們反對揮霍無度的迪爾瑪．羅塞夫政府斥資115億美元於世界杯上，超出原定計劃的10億美元。

這筆錢花在富麗堂皇的體育場館和「政績工程」中，但沒有用在急需資金的醫院、學校和住屋。普遍的感覺是世界杯只服務富人、建造業等商業利益。許多普通市民都無法承受昂貴的票價去觀看比賽。

「隨著世界杯的來臨，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在城市的某些地區高達200%），房租急劇上漲。」「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Andre Ferrari解釋：「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在遠離工作場所的地方生活，進一步加劇了城市交通的問題，例如在聖保羅市。」

在世界杯的開幕之前，地鐵員工在聖保羅進行了五天的罷工，並表示除非讓42名因罷工而被解雇的工人復工，否則準備再度罷工。在巴西其他其他抗議和罷工則繼續進行。這包括在裏約熱內盧的三個主要機場的24小時罷工。世界杯開幕伴隨著的是額外的國家鎮壓，巴西軍警用催淚氣體和橡皮子彈，驅散在幾個城市中的示威。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羅塞夫政府在世界杯期間的保安支出達到19億雷亞爾（8.55億美元），部署了57,000軍隊和大約10萬名警察，再加上新的設備和武器裝備。因此，難怪根據一項民意調查指，61%的巴西人認為，世界杯對於他們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壞事。

在香港的抗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將抗議信交給巴西的總領事蘇亞雷斯。他們高呼「血汗世界杯可恥」、「鐵路員工立即復工」等口號。總領事回應稱，解雇在聖保羅的地鐵員工是一個「法律問題」，而巴西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示威者質疑他的講法，並指中國也有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他回答道：「這是兩碼子的事情！」

除了大規模的示威浪潮席卷巴西外，在德國、印度、英國、瑞典等國家也有聲援行動。

長毛被判入獄四周

「長毛」梁國雄於2011年抗議遞補機製論壇，被法院政治檢控，被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兩項罪名，判監四周，即時入獄。至於其余四名被告（鄧建華、容偉堂、陳倩瑩，及已服刑的黃洋達）則上訴得直，當庭釋放。這是長毛自2000年及2002年以來，再一次受到政治撿控的冤。

咨詢論壇只是面門功夫，讓親政府人士優先進場，長毛等人被擋在門外。而所謂被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咀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但在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毀物件是由長毛本人破壞的。但法庭以長毛為抗議行動的帶領者而將他入罪。在論壇的沖突中，有兩名親政府阿伯叉頸襲擊長毛，但卻無被逮控及檢控，可見法庭的政治取態是反人民的。

法院拒絕讓長毛保釋，即時判監入獄，是為相當嚴厲。長毛正於立法會「拉布」，與議會外的群眾共同對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梁振英政府選擇在此時囚禁長毛，可以打壓目前的抗爭，也令他缺席七一遊行，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撿控。

6月10日，社民連於高等法院外發起聲援長毛行動，過百支持者到場聲援，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都有參與。

長毛入獄被迫剪發，其象征「長毛」被削成「短毛」。據其社民連的重要戰友唐婉青說，長毛會被單獨囚禁於「水飯房」內，一個月只能有兩次的探監機會，不過其律師與其他立法會議員的公務探訪則不在此限。作為一等一的球迷，長毛未能觀看世界杯賽事，但據說他拿了套關於托洛茨基的《先知三部曲》，以及一本瞿秋白的詩集，相信在牢房中的時間不會被白過。

事實上，長毛的這次入獄並不是件個別事件，而是北京與梁振英政府近期一系列有計劃的白色恐怖事件。在長毛被囚禁一天，國務院就發表了《「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聲言「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雲雲。至於在香港，建製派別亦來個趁火打劫，企圖在立會硬闖東北發展的撥款。

六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市民趁立法會辯論東北發展的撥款，到場包圍立法會抗議，及後警察淩晨清場並拘捕二十多名示威者，當中甚至有七十多歲的東北村民，其後又拘捕於網上討論沖擊立法會的十五歲青年，另有示威者被捕後困在警車內遭警察毆打​​。

另一方面，政府點名批評八個社運組織於東北抗議中的「暴力」行為，而建製派報章《大公報》則大肆抹黑長毛以及社義行動，指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與長毛雖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與綱領，但在多場抗爭裏有合作行動，我們反對所有人的政治檢控，反對警察暴力。政府打壓愈趨猛烈，警察暴力正在升級，警民的對立更為鮮明，我們需要更有力的組織，包括示威的群眾糾察隊，並提出民主控製警隊的訴求。

中央發表白皮書挑起群眾憤怒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長《「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明文提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權力的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

國務院於七一遊行前發表這份白皮書，在時間上不是偶然的，而顯然是要減少群眾七一上街。雖然占中領袖一退再退，拖延發動占中的日子，運動正走向下坡，但中央要進一步向泛民領袖施壓，令他們不敢支持群眾運動。尤其從最近的反東北占領立會可見，社會的激進化令中共憂慮溫和泛民不能抑製群眾反抗。

白皮書強調，基本法內所講的「兩製」從屬於「一國」，國家領導人就重大事項「指導」行政長官，中央政府擁有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此外，白皮書在第五章論及香港的政製發展，指特首需要「愛國愛港」，候選人須由提委會提名產生。這顯然是要扼殺公民提名特首的可能性。

中共在主權移交時，為了安撫港人，在《基本法》上加上「一國兩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定義含糊的字眼，讓香港在警察、法院、議會等機關上有一定的自治權。但多年來，中央力圖挑戰香港民主的底線，而白皮書的發布是一個轉捩點。中央政府重新解讀這些字眼，中央政府全面撕破自己的假面具，要更牢牢箝製香港的民主權利。

白皮書最為刺眼的一點，是表明治港者首要條件是愛國。而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亦被公開「治港者」之一。在不少港人眼中，法院尚有僅存的「獨立性」。相比中共全面控製的黨國機關，香港固有法院製度更為隱敝精密，一方面維持表面上的「獨立性」，但在最終的決定上還是順服資本建製的秩序。但在中央不斷箝製和收編，要將香港法院變成鐵板一塊的黨國機關，更為直接受到黨的決定。

近年曾任全國政協的袁國強為律政司司長，加上愈來愈多政治審判，整個司法機關愈來愈收中共箝製。

白皮書發表之際，剛好是最近法院新一輪的政治檢控。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因為三年前於替補機製示威而被判監4周，而反東北計劃占領立法會的三名示威者亦被逮捕。不難令人聯想到，白皮書是中央向香港民主權利下的一份戰書。

勾結外國勢力

白皮書的結語又提到，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幹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製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幹擾，又強調中央可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將本土派舉港英旗說為港獨行為，藉以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反中亂港」。

在白皮書發表的同日，《大公報》在頭版「長毛暴行大起底」，以兩頁篇幅抹黑在獄中的梁國雄（長毛）成立極端暴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並大幅報導我們組織的國際連系，渲染工國委（CWI）在瑞典及巴西的支部為暴力團體。有關我們對大公報抹黑的回應，可參看：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挑起更大反抗

中央在七一遊行前發表白皮書，只會挑起群眾憤怒，勢令更多人上街遊行。占中運動由於泛民領袖的軟弱無能，三子想設法逃避實際行動。但白皮書激起群眾反彈，對中共更不信任急增，因此溫和泛民要走中間妥協路線就更為困難。民主黨害怕承受政治風險，被迫擱置於中聯辦會面。

中央政府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態度強硬，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占領中環可作為起步，需要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才能有足夠力量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運動將要擴展為帶來中港製度變革的運動，不只是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反對不民主不公平的資本主義製度，打倒腐敗的鉅富菁英。

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中共喉舌《大公報》在6月10日的頭版新聞抹黑長毛及社會主義行動。在報道刊登當日，剛巧長毛被政治審判而入獄，需要坐牢四周，加上七一遊行在即，香港的民主鬥爭進入關鍵的時刻。報道刊登的日子絕非偶然，中共政權要將抗爭組織渲染為「外國勢力」和「極端組織」。

《大公報》對我們組織的毀謗錯漏百出，我們未能逐一回應，在此只能澄清當中最荒謬的幾點。我們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也在政治上進行頑強的辯護，揭露其可笑的謊言。

1)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在占中時罷工罷課，渲染罷工罷課等同激進與暴力。事實上，罷工罷課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抵抗政府和資本家，有效將群眾憤怒引導至集體鬥爭手法上，避免因警察打壓而激起暴動。相反，從去年的香港碼頭罷工，到今年的東莞鞋廠罷工，都可見到工人發動罷工時是和平行動的，而施用暴力鎮壓的是資方和政府。

建製派與《大公報》近年大力抹黑激進民主派（包括長毛）「暴力」，向溫和泛民主派施壓，迫使他們與「激進極端」勢力割裂。中共在八九六四時殘暴屠城，《大公報》之流今天卻為其暴行護航，可見其對所謂「暴力」的譴責是虛偽的。

2) 報道指：「他們的示威手段非常暴力，2013年5月20日，『工國委』瑞典支部、亦即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發起示威，抗議政府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務不善，示威者放火焚燒汽車、破壞購物中心，以及襲擊警察局，造成3天的大騷亂，警民多人受傷。」

以上全為捏造事實。2013年5月20日，瑞典爆發的一場暴動，是由於當地警察槍殺一名69歲手無吋鐵的老人，激怒了當地居民。「工國委」瑞典支部呼籲停止打砸放火等暴力行動，反而應集中力量發動街頭抗議及工人運動，團結對抗政府削減開支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

3) 報道指：「同年6月17日，巴西全國各地逾30萬人上街示威，要求降低公交車輛票價，示威者癱瘓各地主要公路，當中裏約熱內盧的示威者最為激進，引發警方鎮壓並逮捕大批示威者，並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當中包括不少被告是『工國委』巴西支部、亦即巴西『自由、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員。」

2013年6月，在巴西反車費加價的示威裏，「工國委」巴西支部竭力介入鬥爭，宣傳以工會鬥爭和集體占領的力量打敗政府，完全沒有參與打砸暴動的行為。《大公報》指我們有多名同誌被逮捕，並被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完全捏造事實。

4) 工國委（CWI）從不認為群眾應以暴動作為反資本主義、反失業與反貧窮的鬥爭手段，同時了解到，群眾在絕望的社會條件下會以暴動作為反應。我們主張以有組織（工人政黨與戰鬥性工會）、有紀律的集體行動，例如工人罷工和占領手段，作為群眾鬥爭的方法，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5)  報道誣陷我們企圖以難民作為「打手」，並引述所謂消息人士稱：「這些難民坐監都不怕，皆為監中有得食、有得住，仲有人工收，總比遣返好，可以說他們無得輸，故他們一旦被政黨利用沖擊政府或參與占中…」。

這段抹黑是對抗爭中的難民極大的侮辱。事實上，由於難民處於社會弱勢，警察的政治打壓更為肆無忌憚，被政治檢控的話甚至面臨被遣返的風險。他們參與政治抗爭需要付出比香港居民更大的代價和犧牲。難民發起紮營占領120日，爭取人道的難民政策，反對贊助機構的貪汙，整場運動展示了高度的紀律，完全沒有出現報章所渲染的犯罪行為。

6) 報道指：「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於2010年7月，政壇消息，指稱是社民聯的梁國雄指示鄧美晶牽頭成立。」
「早於3年前透過『入室女弟子』鄧美晶，成立隸屬國際極端組織『托派』的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
「『長毛』梁國雄在該組織雖無實際職位，但卻是核心成員…」

以上完全是捏造事實。長毛與社會主義行動即使在很多鬥爭運動中有共同合作與行動，但由於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和綱領，我們參與的是完全兩個獨立的組織。

7) 最可笑的是，報章將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並列為「合作組織」。熱血公民為極右民粹主義組織，煽動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撈取政治資本。熱血公民為了打擊左翼勢力，不斷瘋狂抹黑社義行動，與我們是截然對立的，沒有任何合作空間。

8)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83年，總部在美國加州奧克蘭…」
「工人國際委員會（工國委）也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47年…」

社會主義行動為工人國際委員會的香港支持者，而工國委（CWI）的總部設於英國而非美國，於1974年成立（而非1947年）。《大公報》強調長毛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難民聯會有連系，又指社義行動有「外國成員」，極力渲染「勾結外國勢力」的印象。這是中共典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宣傳技倆，抹黑任何反對力量為「分裂祖國」。要記住，若果廿三條立法通過，任何與外國組織有連系的政治力量都會被禁製。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資本主義體製為全球化的，而中共獨裁政權以銀彈子彈，將爪牙遍布國際，因此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組織起來，在48個國家設立支部，挑戰這個腐敗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9) 報道指：「『托派』全名為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激進極左派系，源於前蘇聯暴力理論家托洛斯基…」

報道以毛澤東式語言渲染托洛斯基主義為「極左暴力」政治流派，又誣陷「不少國家都視他們為僅次於恐怖主義的極端組織」，更抹黑不斷革命論為「不斷搞暴動」。事實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精辟地指出，在殖民與半殖民的國家裏，資本家無能力完全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統一國家或解決其他封建社會遺下的問題。香港、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都證明了這理論的正確性，因而解釋了為何工人需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群眾力量，而不能把反獨裁、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拱手讓給資產階級的任何一派。

總結

中港都進入暴風雨的階段，獨裁者正在搜獵並中傷其政敵，能被敵人點名批評，反倒證明我們做了正確的事。整份報道唯一正確的地方是，社會主義行動「關心的議題非常廣泛，從滯港難民、新界東北發展、同性戀、新聞自由、中國工運民運、支持疆獨和藏獨、臺灣反服貿、國際環保汙染、愛爾蘭墮胎合法化到哈薩克政府屠殺等等，講得出都有，因而被溫和反對派人士諷刺為『什麽都關你事，點同你玩呀！』」社會主義者不會因被攻擊而畏縮，反而會更有決心建設工人階級及青年的群眾組織，打倒獨裁製度與資本主義。

外傭團體遊行到入境處示威

6月15日，約一百人參加由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發起的遊行，當中包括外傭及本地支持者。遊行人士一面高喊著「加人工！」、「廢除《兩星期條例》」、「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承認《C189》公約！」等口號，一邊遊行至入境處門前集會。

當日遊行的主要訴求為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正名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慣例，廢除兩星期條例和其他歧視外傭的簽證政策；提升工資至4500元等。

為外出居住權抗爭

菲律賓外傭工會成員Olive來港工作約四年，她表示，現行的雇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令外傭24小時待命工作，也令像Erwiana和其他外傭被虐的案件出現，所以需要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另一方面，《兩星期條例》讓外傭在和舊雇主解約後，只讓她們有14日尋找新的好雇主，根本不夠時間。她又指出，中介公司不但收取高昂費用，還有巧立名目的額外費，如醫療、訓練費等去剝削外傭。

同住政策下外傭面對不衛生的休息環境

一名未有透露名字的印傭以流利的普通話接受訪問。她認為，香港的房屋空間本來已很小，令很多外傭在同住政策下需要在廚房，甚至洗手間休息，這些環境的衛生狀況非常不理想。所以她認外傭需要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壓迫外傭的不只是個別雇主，而是整個製度

菲籍外傭的Nancy已來港工作超過八年，她表示，政府常宣稱像Erwiana等的事件是獨立案件，雖然不是每個雇主也有虐待傾向，但卻是整個政策令外傭處於困境，例如《同住條例》令外傭無時間進行投訴，加上在施虐者家中也難以進行舉報。

她要求政府給外傭「好的工資」，因為目前的工資已經不夠應付如交通等日常生活支出，而政府給予外傭的食物津貼也非常不足。所謂食物津貼，是指如果雇主決定不和外傭一起用膳，政府就需給外傭食物津貼。但目前政府給的食物津貼似乎最高只有九百二十元（一個月），根本不足應付生活。而且她們身上背負的，還有在故鄉的家人的生活所需。

提到工時的問題，她表示目前有的外傭每日工作十六至十八小時，但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條例，聲明家庭勞工應享有八小時工作製的權利。她認為，香港政府必須承認這公約，保障外傭的基本權利。

Nancy曾在臺灣的工廠工作兩年，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加班有額外補貼。相反，在香港同住政策和沒有標準工時的立法下，她的工時十分長，又被雇主要求做額外（非家務）的工作，如洗車等。

「我們來這裏集會，是要改變現況。法律必須改變。」Nancy表示。

香港貧窮問題比政府所言更加嚴重

清婆婆，78歲，過去十四年來一直靠拾紙皮維生。旺角的一條繁忙街道裏，她在濃煙中艱辛地工作，每公斤廢紙換70分錢。我問她為什麽做這個，她的第一反應是「我別無選擇呀。」正如其他許多老年人一樣，除了每月1,180港幣的「生果金」，她無法從政府獲得任何養老金。香港成千上萬的老年人靠撿垃圾維生。國營報紙《中國日報》2012年評論道：「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這數字還在增加。」

這就是中國恢復對香港統治十七年後的驚人現實。盡管在80年代，戴卓爾夫人領導下的右翼反工人階級政府在英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實際上，香港在主權交接後變得愈發不平等（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在香港，每三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老年人口貧困率最高的發達地區之一。其他群體也生活在極度經濟困難中。全港高達四分之一的兒童無法保證一日三餐。

與此同時，香港富豪的排名在2013年上升了22%。世界排名第八的富豪李嘉誠，近日指責某些全球財富研究在過去十年間將其資產低估了40%左右。這些雜誌忽略了李嘉誠在加拿大獲得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利益。據估計，李嘉誠身價達2,480億港幣。

政府誤導性數據

梁振英在解決貧窮問題上空話連篇，更在今年年初的施政報告中，針對貧窮問題提出所謂「一百六十項措施」。但正如被指責為「空談俱樂部」的扶貧委員會一樣，這些措施在應對貧窮問題上無疑是杯水車薪。盡管如此，由建製派企業巨頭們控製的行業不信任梁振英，抨擊梁振英提出的措施是政府「無力支付」，威脅香港的「競爭力」。

國際非政府機構樂施會（Oxfam）近期一份報告揭穿政府有關貧窮問題的不實數據。據官方稱，13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對於總人口720萬的城市來說已經非常糟糕。

而樂施會六月份發表的研究發現，單身人士的狀況較政府設定的貧窮線更差。樂施會指出，單身成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花銷是$7,344，單身老人是$4,613。但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卻把貧窮線設為$3,800。二者間的巨大差距是由不同的計算方法造成的。政府是根據「相對貧窮」，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來設定貧窮線；而樂施會是按照「絕對貧窮」來計算，即需要多少錢才能生存下去。

大多數人的貧窮與少部分人對奢侈品與財富的炫耀就這樣並存著。它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核心出現了嚴重問題。針對北京最近的不民主操控（提名委員會）的抗爭，不僅僅是在爭取選出我們自己的特首候選人和政府的權利，更是要組織起來將特首拉下臺，更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者將民主抗爭與解決貧窮問題、住房危機以及增加公共服務開支聯系在一起。我們要求廢除強積金，因為它將許多人排除在外，最主要目的是幫助銀行和股票市場的投機者獲利。強積金應由全民退休保障製度取代，其最底保障應與最低工資相同。我們也提倡將最低工資大幅提升到至少45港幣每小時，以此應對房價及租金上漲、票價上漲以及食品通脹等。

這些要求只能通過大規模群眾抗爭來實現。但群眾抗爭需要有組織地進行，也需要有一個指導社會變革和政策變革的方案。這正是為什麽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新工人政黨。它的目標無疑是爭取社會改革和民主，破壞企業巨富們的力量，摧毀以保障其利益為目的的獨裁政權。一個經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代表著基層工人、退休人士和廣大的窮人。這樣的政府會將銀行和大型企業民主公營，針對大多數人的需求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讓有錢人變得更富有。

世界難民日：香港 300名難民團結抗爭

6月20日（星期五）為聯合國世界難民日，400名在港難民於發起遊行。難民高喊「打倒ISS」、「打倒貪汙」、「我要工作權」等口號。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香港難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中，ISS克扣我們的津貼，給我們吃腐爛的食物，要我們住非法寮屋。政府要我們不發聲、不反抗，要這裏的人不知道。但今天我們告訴政府，香港的難民是可以團結抗爭的。」

遊行隊伍士氣高昂，到達政府總部後，與正在反新界東北的示威者聚合起來，雙方互相支持打氣。社義行動的鄧美晶發言：「難民與東北村民都是被梁振英欺壓的，政府要用種族歧視分隔我們的團結，我們要連結在一起。只要是反梁振英的抗爭，我們都會全力支持，希望反東北的市民也支持我們。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今年，在港難民第一次自我組織「難民聯會」起來，發起了持續130日的占領行動，至今尚在進行。難民抗爭的訴求也明確化、政治化起來，有別於過去籠統要求「人道政策」，而將矛頭指社福署外判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要求社福署中止與ISS的合約。 ISS以援助難民為名克扣食物及房屋津貼，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調查。

難民隨後發動了果敢的抗爭，占領行動。在2月10-17日期間，難民占領了ISS三間辦事處，一度癱瘓了ISS運作一星期，及後2月27日亦於灣仔社福署大樓外紮營留守，在4月12日更移師中環天星碼頭天橋，將難民運動連系至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占領中環」。關於ISS如何克扣難民津貼，並牽涉到官商勾結，可閱《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6期的文章「難民向不公製度反抗」。

工作權

今年也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有在港難民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爭取合法的工作權利。在港難民得到的福利援助匱乏，不足以渡日，不少都被迫打黑工，一旦被發現，最高可判監15個月，而犯上店鋪盜竊罪一般也是判監數個月之久。正因為政府禁止難民合法工作，才迫使他們部分人鋌而走險。建製當局抹黑難民社群為罪惡溫床，自己才是最大的罪惡元兇。

聯合國與港府的虛偽

在落後國家裏，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洗腦宣傳特別行之有效，因此不少尋求庇護者都選擇香港，希望覓得容身之所，安居樂業。

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是來自伊朗的小商人，因受到當地的恐怖主義威脅人身安全，決定來香港避難。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就曾講過：「起初我以為香港是國際大城市，高樓大廈，五光十色。來到後，我被拘押在羈留所七個月，當時還在想只是因為自己越境闖關，觸犯入境法例，才遭到這樣的待遇，獲釋後就會有好轉。但生活久了，我才慢慢醒覺，這裏的政府對待難民與第三世界沒有分別。」

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該公約禁止締約國將人送回可能使該人遭受到酷刑的國家。但是，可是22年來，在來港尋求協助的13,000名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者中，只有0.2%成功獲得難民身分，而全球的平均的成功率是38%。連落後如南非這國家的成功率也有5%，是香港的25倍！

港府對難民的甄別程序極為緩慢，不少難民滯留在港10-20年，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浪費光陰。即使通過了甄別程序，難民仍然無法獲得香港居民身分，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工作權，也不能獲得香港居民的福利，而只能等待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若果一名難民在港找到伴侶組織家庭後才獲得難民身分，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的話，就要與家人分離。

可是，聯合國對於締約的香港政府，從來都是小罵大幫忙。面對難民的占領行動及大遊行，聯合國難民署至今仍是緘默不言，根本不會支持抗爭。今年的難民日，聯合國難民署更是無所作為，只舉辦優雅高尚「難民電影節」，讓一小撮知識分子和社會菁英在冷氣房內互相取暖。難民連最基本的生活費也缺乏，何來有錢享受電影？

難民聯會正在急速擴大，短短成立了4個月已經有約400名成員，並發動了組織強而有紀律的占領抗爭，是在港難民的歷史新一頁。難民會抗爭下去，直至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六二二公投：投票人數超預期群眾占中心不死

中共公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言可以「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加上電子公投系統受到國家級的駭客入侵，反倒激起了大眾的投票意欲，六二二電子公投變成了反政府的抗議票。至本文截稿時，已經有超過70萬人投票，反應比預期熱烈得多。

社義行動批判性地支持票投3號的學界方案，雖然方案沒有明確指出廢除提名委員會，而只是以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委會，但仍然是三個方案之中最進步的一個。但我們認為，即使是由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委會，也會受到建製當局的壓力而造成不平等，因此我們拒絕任何形式的提委會。

「和平占中」於較早的商討日投票中，選出了三個普選方案作為今次電子公投的選擇，包括學界方案、人民力量方案以及真普聯方案。由於三個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都不會為政府所接受，因此票投哪一方案已經變得次要，各黨派的宣傳活動都集中於摧谷投票率，以求表達群眾為真普選占中的意願。

「占領中環」在一年半前被提出，一開始本受到大眾支持，尤其是年輕一代都熱切期待這場運動。可是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提出占中至今猶豫不決，拖延發起占領中環的日子，令群眾對占中領袖愈來愈失望。因此，原本預計6.22的投票率並不會高，但在近幾個月，北京政府歇斯底裏的打壓抹黑占中，反而令公投起死回生，群眾視投票為反抗的手段。雖然占中領導層逃避抗爭，但群眾卻公民抗命為重要武器，可見兩者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構。

中央對待公投的策略原本是冷處理，以免激起民情反彈。但是，發現投票人數比預期多得多後，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攻擊全民投票。港澳辦指全民投票「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中聯辦則稱全民投票結果「不具任何參考價值」，「是一場鬧劇」。這只會加強公投的對抗意味。
占中三子較早前講過，如果投票人數少過10萬人就會退出占中領導層。但是，如今的投票率反映出普遍群眾爭取真普選的決心，再次推進了占中運動，實令占中三子騎虎難下。

鼓動群眾反抗信心

在短期內，電子公投的高投票率可為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贏得權威，迫使泛民向中央政府擺出高姿態。此外，群眾亦會更有信心參與群眾鬥爭，經歷過政府一連串的輿論攻勢、警察暴力與政治檢控，一個新的反擊浪潮將會來臨。

從六二二公投的高投票率，可見群眾對現存製度的不滿，並將給予占中三子及泛民領袖巨大壓力，迫使他們不敢過於保守。但是，泛民領袖還是會主張與中共政府談判，又害怕民主鬥爭會變得過於「激進」，還是會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因此，社會主義者強調由下而上民主建設群眾組織，而非泛民主派主導的運動架構。電子公投投票率高的話，可以向政府施加一定壓力，但不能取代工人及青年的群眾組織。

目前，各溫和黨派都口講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問題是有多少決心去爭取​​，願意用什麽手段去爭取。泛民主派內部本來就沒有堅實的政治立場，組織也相當松散，因此在政局愈來愈兩極化下四分五裂為不同的陣營。不少人希望占領中環可以團結泛民，而透過電子公投令各黨派信服一個共同占中方案。

在商討日（三）選出三個公民方案後，民主黨對投票結果不滿，表示正在考慮退出真普聯；加上資產階級媒體竭力渲染占中被激進派「騎劫」，令占中三子屈服於壓力下，突然繞過商討日的機製，擅自加上另一項投票選擇 － 「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應予否決。」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表示，這裏做是為了讓溫和泛民可以繼續參與公投！相信不少投票人士會在此項投棄權票以示不滿。

公民黨湯家驊因為公開表示公民提名方案是不務實，最近於城大舉辦「政改研討論」，與基本法委員饒戈平討論「如何將提委會民主化」，向傳媒放風可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此外，在最近反東北計劃在立法會的抗議裏，警察暴力鎮壓示威者而爆發沖突，建製派媒體全力開力輿論機器，抹黑反東北運動是「占中預演」，誣陷占中必然會釀成暴力。民主黨、公民黨及工黨何秀蘭立即與反東北示威者保持距離。在未來這些抹黑只會有增無減，泛民主派即使不會全面屈服於輿論壓力而取消占中，也會用種種方法限製占中的規模與抗爭手法，避重就輕。

七一上街倒梁

六二二的投票率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接著的就是七一上街。

高投票率最多也只是凝聚了民氣，但要發動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占領中環），需要的是更有力的群眾組織力量。占領立法會的行動讓我們窺探到占中運動會面對如何強大的警察暴力，因此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挑戰整個政權。我們需要在工會及工人階級之間宣傳，令工人有準備以罷工的手段參與占中，並改變香港奴役工人的製度。只有工人階級成為群眾鬥爭的領導力量，才能有徹底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歷史上的社會變革的運動，都不會僅限於改變政治製度的鬥爭。曼特拉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的運動裏，就提出一系列改善工資、工人權利、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政策，然而由於非洲國家大會沒有提出打破資本主義的綱領，令「民主化」後的南非墮入了新自由主義的陷阱，使今天南非的底層工人仍然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在2012年屠殺罷工的礦工裏，可見國家的鎮壓力度更強。

占中運動若果要動員普羅大眾與工人階級的參與，就不能限製於普選製度的問題上，而要提出工人權利、改變經濟製度的訴求，結束巨富權貴的不民主統治。這是唯一的道路可以爭取群眾支持，並為群眾（特別是中國大陸受壓迫的血汗工廠工人）指明一個方向。由下而上的跨境團結運動，從而反對獨裁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是唯一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新議會有權實施大幅社會改革，打破巨富權貴的經濟控製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東北發展：粗暴的計劃　暴力的鎮壓

東北發展計劃近日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在六月六日首次會議進行期間，一批受影響的居民和聲援團體等沖入立法會大堂靜坐抗議，成功迫使會議中止。一星期後，財委會再次討論有關議案。

同時，再有數百人在立法會外示威，而議會內有議員采取拉布手段以拖延表決，但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試圖「剪布」粗暴闖關，激起在場民眾的憤怒和不滿，部份人試圖沖進立法會大樓，遭遇到警察武力鎮壓，並在淩晨清場，逮捕部份示威民眾。而在本文截稿前，警方仍在逮捕當晚參與示威的人仕，包括社民連成員曾浚锳、廿一世紀少年成員林朗彥等。

所謂的「充分諮詢」

梁振英政府強行推動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早被質疑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而負責推動計劃的陳茂波則一直堅稱計劃已「充分諮詢公眾」，但被揭發原來五萬份意見書中只有七分是支持計劃！此外，發展局通過互聯網發布數據試圖反擊反對聲音，然而那些數字卻籠統而含混不清，試圖混水摸魚。而陳茂波稱願意與反對者商談，但條件是不撤回不押後計劃，亦不會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這不單是毫無談判誠意，更是對反對民眾的羞辱！

警察暴力

在沖突當日，資產階級媒體極力放大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大樓門外的畫面，又反覆播放高官「不容示威者暴力」的說辭，卻對警察暴力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內地官方媒體亦反覆播放沖突畫面，渲染香港示威者為「極端暴力」。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暴力的來源是政府和警察，而不是示威者。立法會有建製派及功能組別保駕護航，只要舉手投票就必能通過受人唾棄的東北計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剪布更是挑起示威者沖擊的導火線。6月6日占領立法會的行動本來相當和平，但警察卻煞有介事要在第二周嚴密布防，甚至派人混入人群中搞事，刻意挑起示威者的憤怒。

今次，警隊出動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暴力手段全面升級。有被捕示威者稱，反黑組警員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在清場過程中被擡走的示威者亦指，被擡時警察故事屈扭他們四肢關節，有示威者因而脫臼等身體損傷。甚至有兩名被捕者黃永誌及周諾恒指出，警察將他們押上警車，關燈落簾後毆打他們，向他們吐口水，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香港警察「公安化」的形象已經深入民心！建製派輿論抹黑示威者視今次為「占中預演」，但操練占中部署的卻是警隊。

另一方面，警察被質疑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給予其同僚暴力鎮壓的口實。保安局近日一口否認有此事，但當日有示威者稱親眼看見藏有警員證件的人混入人群中煽動群眾情緒，亦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未有配戴警員委任證的便衣人員在示威群眾中活動，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此外，6月13日沖突當日，有一批陌生的蒙面示威者多次帶頭與警察沖突，但在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前離去。

這些對付示威者的技倆，在全球的群眾運動都相當普遍。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並支持撤回東北發展方案。警察狡猾的伎倆令整場運動陷於復雜，提高了對示威者組織紀律水平的要求。我們支持組織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反東北計劃需要民主組織的抗爭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七一上街】參與抗爭　支持社義行動

今天七一遊行很可能是多年來最大規模及最重要的一年。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因此需要大量義工，讓我們拒絕妥協、反對資本主義聲音響亮起來。

中央發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白皮書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挑起群眾的巨大憤怒，因而占中電子公投的人數遠超預期。去年七一遊行有40萬人上街，今年七一上街人數很可能會更多。

中共的打壓歇斯底裏，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又勤加操練和部署警隊，甚至騰出監獄空間準備囚禁示威者。隨之而來的是警察暴力的升級，反東北計劃示威者在立法會抗議，受到「公安式」的警察鎮壓，有示威者被拉到警車關燈拉簾，打至頭破血流。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警察及法院發動連串打壓的時間絕非偶然。

社會主義行動受到中共喉舌《大公報》以頭版篇幅抹黑我們，指控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以及「勾結外國勢力」。

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雖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以換取半假不真的普選方案，一直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但是，群眾已經愈來愈不耐煩，在七一不排除會有局部的占中行動發生。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除了占領行動外，更需要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運動，並堅拒與中共妥協。香港的民主鬥爭要徹底勝利，必須要連結至中國大陸反獨裁的鬥爭，推翻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正因於目前的民主運動由資產階級政黨把持，其在中共及資本家面前只會退讓屈服。因此民主運動要徹底勝利，需要工人階級來領導。

我們組織把握七一當天宣傳社會主義的聲音，為宣傳未來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而奮鬥。當天我們會售賣新一期《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7期，籌得的款項會用於建立我們中港臺的組織。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希望各位踴躍出席。

七一留守　占領中環　Delay no more!

占中電子公投總共有78萬票，遠遠超出預期，可見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已極為洶湧。

現時群情洶湧，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應該把握時機，發起占領中環運動。然而，占中三子繼續采取拖延策略，如此民氣有消散的危險。我們歡迎學界組織在七一當晚留守占領的決定，並會參與其中。在任何政治鬥爭裏，時間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幾點原因令今年七一的政治形勢特別有利：

中央頒布白皮書，全面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令群情洶湧
占中公投的投票人數極多，連和平占中領袖都感到驚訝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令梁振英政府的支持度再度崩潰
建製陣營受到動搖，又不知如何回應

到中共政府未來再發動攻勢時，政治形勢未必會如目前大好。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堅拒在今年七一發起占中，依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這是重大的錯誤，而需要從下而上施加壓力去與之抗衡。

中央發布《一國兩製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且「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除了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政府又加強法院、警察及監獄等國家機器的鎮壓。在反新界東北計劃示威者被「公安式」的警察鎮壓，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

現在就是反擊的機會，在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遊行人士七一當晚參與占領中環行動。

占領的下一步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經濟運作，迫使統治階級妥協。雖然占領是好開始，但僅僅占領並不能達致這目的，加上政府出動前所未有的警力對付示威者，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對抗政府，而需要將行動逐步升級為更有效、更有組織的行動。學生若果準備在開學時進行罷課一天，以此作為開始，可以推動罷工運動。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運動提出罷課後進一步鼓起群眾，香港需要學習這群眾鬥爭的新方法。

有內地網民聲言在七一發起「占領深圳」及「占領天安門」，且在湖南有民眾拉起「支持香港公投，湖南也要公投」的橫額，可見香港民主運動也鼓動了內地人的反抗心。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內地的團結聲援行動。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單單香港有民主普選，而是一旦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各省各市，將會陷入失控的局面而威脅一黨專政。香港民主鬥爭該當鼓勵這些內地的行動，並有意識地連系至內地反獨裁的鬥爭，並挑戰 － 依賴中共獨裁政權牟取暴利的 － 資本主義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立即建立占中運動 － Delay no more!
梁振英政府下臺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公民直接提名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並實施政策對抗鉅額權貴的經濟控製
將民主運動結合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七一大遊行後　香港將何去何從？

本年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乃近十年來最大型的抗議遊行之一。主辦單位估算遊行參與人數超過51萬人，就好比2003年的遊行。許多參與者甚至認為總人數更高達70萬。遊行於當日下午3時開始，隊伍龍尾至晚上11時才到達終點。
這次的巨型遊行再一次地反映出香港不斷尖銳化的政治危機。最近數星期，反對中共獨裁的群眾抗爭此起彼落，抗議中央政府拒絕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 18萬人參與了紀念北京六四屠殺的二十五周年集會。就在七一遊行前夕，近79萬人參與了「和平占中」發起的非官方「公投」。公投的參與人數甚至連占中領袖也感到震驚，是其預計人數的四倍。而北京方面則指這個公投為「非法無效」。

中共政權不斷拒絕向香港下放更多的政治權力。中共擔憂一旦失去對香港政府的控製將會波及整個中國，鼓勵更多公開挑戰一黨專政的反叛。我們已經留意到在中國有關「占領深圳」甚至「占領天安門」抗議活動的消息，縱使現階段只是在網上──在中國一個主要的反政府論壇提出，這明顯是受到香港的啟發。網上評論指，香港的占領中環將會是未來「占領天安門廣場」的預演。在湖南長沙，示威者舉起橫額聲援香港的非正式公投，並要求「湖南也要公投」。

北京對香港2017年能夠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經過多年的阻滯，如今已被揭穿成中共另一個騙局──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預料一樣。北京堅持利用提名委員會來篩選候選人，以控製選舉結果。這次的政治危機源自於過去數十年來被不斷違背的承諾，首先是被英國，然後過去十七年來是被中共專製。他們欺騙、操縱並設立假局來回避對自由選舉的要求。

北京的白皮書

正當鬥爭進入了關鍵階段，香港政府將在年底前提出其（也就是北京的）2017年的選舉方案，而中共亦向民主運動發起了更激烈的宣傳戰。資產階級「溫和」泛民政黨與占領中環的領袖們，實際上正積極地避免進行全面的抗爭，但也被北京抹黑為「極端」民主派和「外國反華勢力」的傀儡。

政權的發言人最近發表的言論和文章警告著「危險的後果」，並威脅會進行鎮壓。北京更首次地在6月10日重錘發表了關於香港狀況的白皮書，這相當於向民主運動宣戰。白皮書中強調香港自治的界限，並且指出北京可以宣布「緊急狀態令」（用來實施直接管治）。七一過後，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國營媒體對巨大的參與人數「無動於衷」，而香港的傀儡政府提升了對遊行示威的打壓，進行了對參與者的集體逮捕並刑事起訴主辦遊行的民陣成員。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七一社論，警告香港可能會「變成烏克蘭或泰國並發生不同的危險狀況」。 《環球時報》立場屬於鷹派，利用內戰或政變的恐嚇進行宣傳戰。

香港的親中報章《大公報》最近也頭版抹黑了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以及激進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並恐嚇參與公投的人們未來將自作自受，承受金融中心與社會混亂的惡果。警察將會非常忙碌，而駐港解放軍也可能被動員處理危機。

而香港警察正將這些威嚇實現，明顯受到高層的政治命令，在七一遊行使用暴力手段。

激進化

在過去數周，尤其是伴隨著白皮書的爭議，中共的強硬手段不但無法讓民主情緒退縮，反而更激發廣大的反抗。七一大遊行的人數就證明了此點，而且示威群眾的情緒也變得更憤怒、更不耐煩。泛民領袖也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反對聲音，尤其是年輕人，指責泛民領袖「太軟弱」，嘗試拖延或回避鬥爭行動的升級。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當日提出「Delay No More」（不要再拖延），呼籲立即開始議而不決的占領行動──以及「我要真民主，打倒財團專政」等的口號。得到眾多支持。

對「溫和」泛民領袖的不滿也明顯地反映在各黨派的籌款數字上。縱使遊行規模更大，所有「溫和」泛民政黨都比去年錄得更低的籌款數字：
公民黨 （41萬元）
工黨 （18萬元）
民主黨 （20萬元）

相對而言，屬激進派的社民連，因應其領袖「長毛」被監禁4周而缺席遊行，在七一當日募得93萬元，比去年增加近50％。至於募款金額第一的，則是「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運動，籌得近140萬元。 「和平占中」運動被視為香港下一階段的主要抗爭行動，雖然其領導的態度傾向妥協並與「溫和」泛民緊密合作。

棄掉「羊皮」外衣

群眾日益上升的不滿與沮喪不單是針對北京，也是對「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不斷在拖鬥爭的後腿。這股壓力導致了學生團體們在七一當天的遊行後自行發起了具象征意義的占中「預演」。他們的行動卻沒有得到「和平占中」發起人的響應，陳建民更聲言不希望任何團體啟動占中「預演」。 「和平占中」領袖的立場堅持要等到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後（年底前），才可以啟動運動。實際上，政府明顯地會堅持保留「提名委員會」，並已經否決了「公民提名」（普及的參選權）的訴求。 「和平占中」領導層尤其是在過去數星期，等同放棄了群眾運動打鐵趁熱的機會，讓政府肆無忌憚地進行大量的抹黑宣傳和政治打壓。

政府方面的回應是明顯的。香港警察在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中拘捕了511人。這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在單次遊行中最多的拘捕人數。被捕人士包括了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Nathan Leung。警察的大型行動與暴力手段都是為了表達政治訊息。警察使用「按穴」來凍結只是和平靜坐的示威者。警方的擴音器不斷重復要求記者離開現場，公然打壓新聞自由──香港的新聞自由最近受到政府的多次打壓。律師們也被拒絕參見被捕的示威者，明顯違反法律。

大部分的示威者都被警告後釋放，代表他們可能會在之後被警察秋後算帳，控以「非法集會」和「阻街」等。其中25人需要保釋。政府與警方的舉動同樣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反撲，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在社會中獲得大量同情，並向「和平占中」領袖施加更大壓力，要求結束推諉的政策。

緊接著的數天，七一大遊行的五名組織者被捕，並控以「沒有跟從警方指示」的罪名。警察指控遊行速度「太慢」！這是對每年舉行的七一遊行前所未有的打壓，顯示中共和港府都視其為眼中釘。抗議警方行動的包括剛出獄的「長毛」：「我被監禁26 日，不過只是從一個小監獄釋放到香港這個大監獄。」

這些打壓手法於中國大陸乃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在香港是一個新階段，國家機器有計劃地進一步加大鎮壓。其目標是要讓公眾「習慣」警察的暴力手法，並視暴力鎮壓是反政府示威為一個新的「慣例」。這被香港群眾廣泛地視為警察的「公安化」。
香港政府與資產階級精英，在北京的敦促下正準備應對民主運動的升級。政權的策略是要加大對「溫和」泛民與「和平​​占中」領導的施壓，攻擊他們在鼓吹「暴力」與製造「混亂」，試圖分裂他們。將部分泛民成員分裂，讓其倒戈並支持政府的「方案」（只能是北京的方案），導致民主運動的瓦解。

社會主義者與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廣泛的民主鬥爭，並自一年半前占領中環運動提出以來就積極參與。我們會為每一寸民主進步甚至部分改革而戰鬥，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同時批判著今日泛民領導層尋求妥協的態度與策略。民主鬥爭要勝利，就需要階級鬥爭的分析，並將民主訴求連結起廢除資本主義的社會災難。香港的民主鬥爭只能透過聯結起中國的群眾鬥爭──尤其是大量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才能成功。今年四月便發生了中國近30年來最大型的工廠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占領行動是一個發展群眾運動的重要平臺，但單靠這樣並不足以結束中共的專政。我們需要升級至更效的策略，例如臺灣「太陽花運動」的學生罷課，去引發工人們組織罷工。在占領運動面臨著國家打壓之下，──包括那些親北京流氓「誌願團體」的威脅下，這是非常重要的。

占領中環運動的領導者們（在沒有經過真正的民主討論下）決定將運動名稱加上「讓愛與和平」的字眼，不幸地反映了對鬥爭的關鍵問題的一種鴕鳥政策態度。反而面對北京與港府「仇恨與暴力」，包括可能動用解放軍的打壓威脅，才是應該正視的問題！
我們將會發表新的文章討論如何讓民主運動向前走，檢視主流泛民的綱領、鎮壓的威脅，以及中國內部潛在的社會政治不穩。

難民Ibrahim說：「法律是不公平的。我們需要工作！」

香港難民持續占領120天後愈變強大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Nate Norman對來自多哥的Nino Ibrahim進行了采訪。 Ibrahim是一位已經留在香港超過九年的難民。

你來香港多久了？你為何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

明年二月就滿十年了。

在我的國家多哥，社會製度十​​分不公平。政府從1967年起就在同一個家族的控製之下。 2005年的總統選舉有人在幕後操縱，我哥哥參與了一些反政府抗議，隨之被逮捕。三個月過去了，還沒有見到我哥哥。我向軍方和警方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打聽，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他在被捕當天就已經被殺了。」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不能讓我哥哥白白死去。之後我開始組織反政府抗議，軍方註意到了我，所以我只好離開，否則會被殺掉。

你為什麽選擇來香港？

我的朋友說香港很安全，而且我們從多哥來這裏不需要旅行簽證。

在這裏申請得到庇護的過程要多久？

我在申請當天就得到了。但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他們允許我呆在香港，但不讓我工作，也不給予任何幫助。

你在無法工作的情況下怎樣生活？

第一年我在天星碼頭靠乞討維生。一天晚上，淩晨三點左右，我實在餓得睡不著，就慢慢走到了重慶大廈。一些警察攔住我要查身份證，而我只有庇護證明，他們就把我關進了監獄。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呆在移民羈留中心。被放出來後，我在朋友的幫助下得到了一些政府援助。

你在香港有家人嗎？你們住在哪裏？

2009年我妻子來到了這裏。我們現在有兩個孩子，大的4歲小的3歲。生活非常艱難。孩子們上幼稚園的費用要先由我自己支付，半年後政府才為我報銷。但不允許我工作，我怎麽可能支付得起？這個法律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們需要工作。如果香港政府不改變這個製度，我們怎麽能夠把孩子們養大？住在「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收容所裏。那裏還可以，能夠勉強度日，但實在沒有空間養孩子。

你能講一些關於香港難民的抗爭和難民聯會的事情嗎？

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抗議，以便我們的訴求得到關註。占領行動已經超過120天。我們深知，想要爭取到工作權和正常的居住條件，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會堅持下去，不會放棄。反正我們沒有工作，更有充足的體力去抗爭。

占領中環：學生表示發起罷課　展示了鬥爭前路

最近幾星期，香港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主運動兩邊陣型之間的鬥爭愈加尖銳。學聯代表提出在八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當中很可能會否決公民提名）後發動罷課。這意見該當受到熱烈歡迎。此外，和平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甚至提出了罷工，都是極之重要的發展。不論這些言論背後有多少認真的成分，單單是公開提出罷工罷課作為鬥爭的可能武器，已經是前進了一大步，也展示了民主鬥爭要勝利所需的運動模式。

北京的白皮書、79萬在公投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0萬人遊行、警察於七一後占中預演拘捕511人，可見反政府的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層次。政府最近發表政改公眾「諮詢」報告，不敢猛烈攻擊公民提名，反映了政府懼於民情反彈而促發大規模群眾運動。

可惜，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並沒有呼應形勢的急變。戴耀廷最近向前線警務人員發表公開信，贊揚其於七月二日占中預演行動中「克製的專業態度」，根本完全脫離現實。就連溫和泛民的陳方安生也都批評了警察的行動。戴耀廷應該收回信件，否則只會助長親北京組織更肆無忌憚地抹黑示威者「暴力」。

如何組織罷課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直在民主運動的場合中提出罷課罷工，包括於和平占中的商討日。在本周之前，我們的建議並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甚至有工會領袖曾指出政治罷工「不切實際」。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我們完全支持占領行動，並認為不應繼續拖延，否則有機會讓中共獨裁者先聲奪人。然而，我們認為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打倒中共，而罷課罷工是比占領更有效的鬥爭手段。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始，並以啟發香港工人罷工作為目標。

當然，純粹宣布罷課以威脅政府與切實組織罷課是兩碼子的事。和平占中領袖似乎天真地將宣布罷工罷課當為談判的把戲。現在需要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罷課需要是集體而主動的，而非個人自發式的行動，或者消極的走堂，也不應是學院單方面以行政手段決定罷課，而忽略了普通學生的積極參與。如此才能建立紮實而具代表性的罷課運動。這也是一個從臺灣太陽花運動得到的重要教訓，當時有超過80所大學參與行動。

隨著中央發表白皮書等強硬舉動，民怨不斷升溫，占中三子和溫和泛民領袖們正面對巨大的群眾壓力，因而迫使他們有些人的言辭愈趨激進，也許朱耀明牧師發表罷工的言論也是同樣道理。溫和泛民的領導感到自己正失去運動的主導權。剛在五月份，占中三子才威脅會退出運動領導層，等同表示要結束運動。但如果今天他們再這樣做，恐怕會讓其他的勢力走進來，在「和平占中」單位缺席下先行占領。因此，不但是中共與港府，連資產階級反對派都正在群眾的情緒上騎虎難下。

學聯以及其他真心希望鬥爭向前走的組織實在不能浪費半點時間，要立即為開學時發動罷課作準備功夫。為達到目的，關鍵就是要在校園裏切實建立罷課委員會。社義行動及其支持者未來將會全力為此奮鬥。

為九月開學後發動全港大罷課作準備功夫
Delay no more！立即啟動占領中環，向政府施壓。
由下而上建立罷課委員會與民主的鬥爭組織
廢除提名委員會，要求公民提名與真正民主，絕不妥協！

政改假諮詢激起憤怒

立即占中　全港罷課！

特首梁振英公布提交人大常委會的政改諮詢報告。這份所謂諮詢公眾的文件，得出的結論卻完全違反民意，挑起群眾更大憤怒。

報告指所謂「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顯然是北京政府及香港財團屬意的人把持，報告內提及將提委會「民主化」根本毫無意義。諮詢報告指，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在去年年底，基本法委員主任李飛發表特首須「愛國愛港」言論後，港府與建製黨派齊聲和應，今天就成為了所謂「民意」！

民情洶湧的情況下，港府不敢明確否決公民提名，以免觸發大規模群眾反抗。但這不過是援兵之計，梁振英要把否決公民提名這艱鉅任務留給中央政府，待人大常委在8月公布的政改決定再「一錘定音」。

最近一國兩製白皮書發布後民情洶湧，激起80萬人參與公投支持公民提名，51萬人七一上街，年七月二日511人因參與占中預演被捕。群眾運動本是民意最有力的表現，但在報告內全無提及。而報告指亦提出公民提名的只是「有一些團體和人士」，也沒有提及香港群眾準備占領中環爭取公民提名。

戴耀廷對報告不滿，但表示不至於要馬上啟動占中，繼續其拖延本色。他甚至懇求中央不要在8月，而在10月才決定，「可以爭取更多對話時間」。戴耀廷為中央獻上援兵之計，可謂用心良苦！

較激進的學聯表示，一旦人大常委會8月否決公民提名，勢必會在9月發起罷課。學聯也表示正與教協商討中學罷課的可能性。秘書長周永康表示，也會聯絡不同團體準備罷工罷市，希望罷課會鼓勵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對此表示歡迎，並就此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現在就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八月底人大常委的決定公布時，將會是另一場重要的抗爭。現在就應該加緊時間，為九月開學罷課做最多的準備。爭取公民提名，廢除提名委員會，立即占中，準備罷課！

泛民收受《蘋果》黎智英捐獻 － 我們的看法

近日，建製媒體報道黎智英多年來資助泛民團體合共逾4,000萬港元。在社會討論占領中環得如火如荼之際，建製派企圖利用此事渲染整場民主運動都是背後財主搞的「顏色革命」，以打擊占中以至整場民主運動。然而，民建聯卻每年接受建製派七千萬的捐款，與財團及北京的關系最為緊密。建製派的道德指控故然是極度虛偽，但黎智英金主事件的確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泛民黨派需要正面回答。黎智英捐錢後當然不可能沒有回報，而是要向泛民的政策及行動施加壓力和影響。

報道稱，當中以陳日君收款最多，兩年內前後兩次合共收取600萬元，陳方安生則在2013-14年期間，分三次收取黎智英共350萬元，李柱銘則在13年收取30萬元。

受惠人有民主黨及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也有社民連梁國雄及工黨李卓人。民主黨獲得黎捐款500萬元、公民黨則獲300萬元，而工黨主席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占中發起人朱耀明出任主席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都各獲捐50萬元。』

《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喉舌，雖然持有反政府的立場，但卻往往為溫和泛民保駕護航，抹煞更激進的抗爭聲音。《蘋果日報》控製了民主運動的話語權，在關鍵時候卻剎停運動避免「過火」。

在2010年6月23日政改方案通過前，《蘋果日報》為民主黨做蠱惑宣傳，合理化其投票支持政府方案的惡行。今年，在爭取公民提名，《蘋果》又為18學者、陳方安生的公民推薦方案造勢。甚至有傳言指，在今年七一遊行前，黎智英密會多名泛民領袖，要求他們不要在七一發起全面占中，避免「過早」與中央政府對抗。

此外，《蘋果》於2012年頭刊登了「蝗蟲論」廣告，社義行動當時組織學生焚燒廣告，對抗族群主義。

可惜的是，即使是民主派的激進陣營，往往都畏於《蘋果》的強大宣傳力而不敢與之徹底決裂。工人鬥爭與民主運動需要自己的獨立性，不能依賴商業媒體作為宣傳工具，而要創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媒體和組織。這也是《社會主義者》雜誌堅持獨立出版的原因。

近年，一些左傾社運人士以及右翼本土派大力抹黑社義行動「只會籌款」，而這些組織往往直接簡接收受財團或政府的資助。社會主義行動為以工人階級和底層群眾為依歸的組織，絕不接受財團一分一毫的資助，我們所有收入都從街上小額募捐、售賣政治刊物以及會員捐獻收入籌得來。若要堅決拒絕財團資助，就更需要群眾的財政支持，因此在街上募捐是完全合理的。

近年連串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的事件發生，可見我們需要受公共控製、讓任何群體都可自由使用的民主大眾媒體，而非今天由有錢人壟斷的私有媒體。

澳門：二萬人上街反離補法的鬥爭

對於關心政治的大眾來說，一般不會對澳門有太深刻的印象，澳門往往只是一個賭風彌漫的城市，金碧輝煌與霓虹光管似乎掩蓋了貧苦大眾真實的生活實況。澳門於2009年已經率先通過基本法廿三條，並且近年來年年「派錢」維穩，而立法會中被保皇黨占據，只有寥寥四位的民主派（總共33席）。難怪當香港年年六四七一數以10萬計上街抗爭之際。有澳門人卻概嘆遠在主權移交前澳門已經是「解放區」。

整體社會氣氛被牢牢「和諧」、立法會早已淪為建製派的橡皮圖章，澳門特首崔世安於五月一如既往地將議案送往立法會作象征式的通過。此時，手中的議案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製度》，簡稱「離補法」，而內容大致如下：

● 特首離任後可取得相等於月薪7成的長俸（以現任特首崔世安為例，他於1999年至2009年擔任社會文化司長10年，可獲700多萬元離　　    任補償，離任特首時另可領取每月約18.9萬元「長俸」。）

● 主要官員離任則可獲得額外一次過補償，相當於任職月份乘以月薪的14%至30%

● 建議特首在任期內可享有刑事豁免權

此案早於去年12月的時候已經於立法會「一般性討論及表決」獲得通過，這次只是按程序計畫於5月27日在立法會正式通過。澳門對上一次就政治議題而起的抗爭是2008年的反廿三條遊行，當時只有過百人參與示威。崔世安心想，這次也不可能出什麽岔子吧？

5月25日，「澳門良心」發起遊行反對離補法案。遊行由塔石廣場走至政府總部，起初大會預計只有1千人參加，但當天卻有超過2萬人走上街頭，超出預期二十倍！澳門人口只有61萬人，以人口比例來說相當於有22萬人在香港上街。示威者要求政府撤回離補法，而當特首拒絕撤回，群眾即時號召行動升級，於27日表決日當天包圍立法會，再有超過7千人集會。最後，特首崔世安於29日宣布撤回草案，反離補的抗爭最後以勝利告一段落。

事實上，反離補的抗爭能夠動員如此廣大的群眾參與，除了法案本身的荒謬與高官貪婪自肥外，亦是澳門經濟社會危機累積起來的民怨所致的。正如沒有沙士所致的失業及經濟危機，香港2003年也不會有50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澳門自主權移交以來加速發展賭業資本，近年人均生產總值已經一躍成為亞洲第一（每月約58,000港元），是香港的兩倍多，但總體勞動者的個人入息中位數只有每月約13,000港元，與香港的水平差不多。可見澳門的就業狀況與工作條件非常差，財富集中在小撮人手裏。

適逢今年八月底為澳門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在接任期間雖然在小圈子的欽點下現任特首崔世安乃唯一候選人，無疑兩萬人的抗爭在此刻對統治階級來說尤為尷尬，加上澳門政府少有處理突發示威運動的經驗，今次犯了眾怒後可謂手足無措，唯有立即撤回方案。

與香港同樣，新任特首亦需要處理2019年的「普選」政改問題。反對小圈子選舉、反對假普選的鬥爭亦會在澳門掀開。澳門正仿效香港「和平占中」發起民間公投運動，抗議特首小圈子選舉，可見兩地運動會互相鼓舞。

在未來的鬥爭中，應當將民主普選的議題，結合群眾反對貧富懸殊、資本壟斷、官商貪腐的勞動者議題。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需要完善退休保障製度的是窮人而不是高官。而政治代表的薪津應該與普通工人工資相等，不應享有經濟或政治特權。澳門群眾及工人也需要廣泛群眾性工人政黨，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挑戰當今的資本主義製度，才能達至真正的民主。

300名救生員罷工抗議康文署欺壓

8月5日（星期二）約300名公共泳灘的救生員發起罷工，於早上11時開始在沙田康文署總部集會。罷工員工所屬的港九拯溺員工會為職工盟的工會之一，員工舉起「無前景，新人不入行」、「脫離技工　設救生員獨立職系」、「泳客激增　壓力爆煲」等示威牌。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並了解救生員的狀況。

據媒體報導，工會估計約15個泳池或會受影響，較大規模的罷工行動發生於城門谷泳池、灣仔摩利臣山泳池、大圍顯田泳池；亦有至少8個沙灘受影響，當中蝴蝶灣全體33名救生員都會罷工，而舊咖啡灣和屯門黃金海岸也有逾半員工參與。

要求增加人手

工會要求署方盡快增加人手，以及讓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設立獨立職系，將起薪點由每月13,000元升至17,000元，跟救護員看齊。

工會副主席郭紹傑表示，由於政府近十年來不斷削減人手，加上多了自由行泳客，令救生員的工作負擔百上加斤。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泳池救生員的人手持續緊張，由2004年每個泳池有10人，降至現時6至7人，人手卻不加反減。郭紹傑指，內地泳客激增，很多人不遵守泳灘守則，加大了救生員工作負擔，但救生員歡迎任何人士到泳灘遊泳，解決方法應該是增加人手。

一位救生員張生談及工作苦況：「我們除了看守員和巡池員外，還有負責救生站的同事。但康文署不斷縮減人手，編排只有一人在救生站，如果譬如有人在更衣室發生意外，一個人根本擡不起擔架，變相要調動其他救生員來幫忙，這會影響到泳客安全。」此外，城門谷遊泳池因為人手不足，曾經試過封池。現在，這個泳池要訂明新規定，同事想放假就需要用申請形式，由主管批核，令放假比以前難很多。

僅為「技工」　沒有前景　流失量高

救生員需要經過訓練、視力測試，還要考取多項專業資格，但是此職業在公務員體系只屬「技工」。最基本的牌照包括（1）泳池救生章（2）沙灘救生章（3）急救牌，每隔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季節性的兼職工更要付出$5,000-$6,000元考試費。政府準備在2015年要求新入行人士考取水上電單車牌或獨木舟牌，方可再考取救生章以成為執業救生員。

由於入行要經過訓練和考試，但泳灘救生員的職位級別卻被貶低，因此不少年輕人寧願投考紀律部隊。康文署對核下泳池和池灘救生員的要求對比起其他私營的泳池更高，

發仔埋怨道：「我們需要每隔三年就考取不同牌照，有機製設定不同測試，可以給予公眾信心我們是可以保護到巿民安全，可是外間的私營遊泳池，卻只是有泳池救生章就可以，我們的付出和成果根本不成正比，實在是很不公平。」

入職後難有晉升機會，工資也難隨著年資增加，不少做了10-20年的資深救生員也只有15,000 – 16,000元左右。發仔表示：「與外國相比，這裏工作沒有前景，管理層又無視野。外國是從交流生開始做，其後認為適合當救生員後再給予進修，然後成為救生員，又有機會晉升為管理層。這裏什麽也沒有。」

康文署長期想將救生員工作變得零散化，2000年-2009年期間就涷結了長工，變成只有臨時工，當時令大量救生員流失。發仔自己是2009年恢復長工申請後，才成為長工。

可惜，至今救生員的流動率非常高，新入職差不多8-9成上班半年多就暫停或完全停止上班。救生員蕭生說，原本救人工作是有使命感的，可以處理好事件會有很大滿足感。但他慨嘆這行業不受重視，沒有前景，因此難有年輕人再入行。他有點憤憤不平，說：「為什麽我們一隊救生員要自己操練，就是為了有突發事件時可以有默契地協調工作，但現在新人入行上班兩三個月又不做，或者間間斷斷的上班，我們怎樣操練？」當了14年救生員的發仔更表示：「每次考核都要安排在11月份開始，這分明是有心戲弄我們！那時正值冬天，要落水考試、又要冬天跑沙灘，康文署的安排實在很過份！令一眾兄弟也捱得很辛苦！」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今次只是「警告性」的罷工，如果康文署不改善工人狀況，未來將會有更大規模的工業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合理的訴求，更大規模、更持續的行動將會獲得廣大市民同情和支持。

反占中遊行抹黑民主運動為「暴力」

經歷了個多月抹黑占中的工程，8月17日「反占中大聯盟」動員大規模親政府遊行，打著「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占中」旗號，指控占領中環為激進暴力，會破壞香港穩定。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聲稱，遊行人數為25萬人。遊行隊伍比七一疏落得多，且較七一遊行更早完結，但警方公布遊行人數為11萬，多於今年七一遊行的9.8萬，其偏頗顯然易見。

「保普選、反占中」意思是要香港民眾放棄公民抗命，先接受2017年中央安排的提委會篩選方案。在遊行前，有建製陣營放風威脅，如果2017年政府的政改方案不能通過，就要等多十年才有普選。如果2017年的假普選得以通過，政府並不會「循序漸進」將假普選民主化，反而會視之為一次專製政府的勝利，從而進一步打壓民主權利，包括為廿三條立法等。

建製派以大量人力物力動員支持者上街。通過社團聯會及鄉議局以金錢利誘動員，向每名參與者派發$200-500元的報酬，並贈送免費海鮮餐。亦有不少中資財團向員工施壓，要求他們上街；而親中學校亦組團帶學生充撐場面。當傳媒訪問參與者上街原因時，很多都答得胡裏胡塗。

與對待七一遊行截然不同，警察幾乎為親政府示威者開路，甚至縱容遊行人士到未封鎖的馬路上遊行，造成交通堵塞。相反在七一遊行時在交通安排上就諸多留難，更指控主辦單位的領頭車司機慢駛而將他逮捕。邐外，有親政府人士向人民力量反示威者擲雞蛋而誤中警員，但警方卻完全沒有追究。

建製派大動員

無疑這場是主權移交以來建製派最大規模的一次動員。參與遊行的建製派政客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張誌剛、新民黨葉劉淑儀、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等。而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都在遊行前高調簽名反對占中。

在7月至8月，建製陣營全力開動輿論機器，向占領中環運動作出反擊。反占中大聯盟在全港擺設400個街站，聲稱總共收集了150萬個簽名反對占中。這是建製派向六二二公投80萬人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1萬人遊行、千人占中預演（511名示威者被捕）所作出的回應。

無論中共及其屬下團體的動員手法如何醜態百出，這次可謂與反對陣營作出一次較量，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的「普選」前，中央政府要進一步強化自己的選票機器及上街機器，就如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所指，要確保特首選「零風險」，不僅要牢牢操控選舉結果，還要操控整個選舉過程，以免2012年的唐梁之爭翻版再現，曝露統治階級的內部權鬥。

未來群眾反抗愈趨激化時，建製陣營會更大力動員這些愛國勢力，而這些勢力往往有失控的危險，釀成「激進」的愛國群眾運動。

泛民回應蒼白無力

對於反占中遊行，占中領袖之一的戴耀廷表示「尊重市民權利」，又強調占中是「迫不得已」才做。

因為八月人大決定公布在即，自七一遊行後，建製派發動了一連串的抹黑工程，旨在壓製占中運動的勢頭。中央政府顯然態度極為強硬，提出要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門檻極高。但是，泛民主派依然寄望與中央談判，哀求政府不要過於強硬而「扼殺談判空間」。民主黨、公民黨與民協等近日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後，語調非常溫和，沒有準備動員群眾反抗之勢。

此外，溫和泛民不斷淡化「公民提名」的議程，以更抽象的「國際標準」代替，而什麽是「國際標準」的普選並無明確定義。溫和泛民務求令群眾忘記公民提名，方便與中共日後談判妥協。

目前群眾普遍的反抗決心已經超越了泛民領導，因此泛民也十分畏怕與中共妥協會受群眾唾棄。如果人大決定將普選門檻「定死」，泛民因為害怕失去運動主導權而不得不發動一些抗議，但同時要削弱和壓製運動，避免與中央全面對抗。因此，近來溫和泛民有提及「局部占中」、「分批占中」、「流動占中」等光怪陸離的策略。

人大決定公布在即，社會主義行動繼續為占中和罷課運動竭力宣傳。罷課和占中可以作為運動的開始，繼而發展為罷工等更有力的抗爭，挑戰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央政府和中港資本家。

《主場新聞》結業 － 論新媒體運動

網上媒體《主場新聞》創立不夠兩年，在7月26日突然宣布結束營運。創辦人蔡東豪於其網站僅留下一篇聲明，表示由於收支不平衡，以及受到政治打壓，決定正式結束運作。蔡又指，現時社會彌漫一片白色恐怖，令他和其家人感到恐懼及困擾，加上收支未平衡，唯有結業。

近年傳統主流媒體受盡打壓，《明報》被撤換總編，《商臺》李慧玲被解雇，《蘋果日報》被抽起廣告。網上媒體開拓了新空間，成為傳統媒體的暫時代替品。 《主場》平均每日「獨立瀏覽人次」有30萬人，是眾多網上媒體之冠，短時間內躍居為新聞自由的希望，其結業引發眾多讀者的同情。

蔡東豪主張普選可以維護商界的穩定，呼籲商界支持為普選占中。當然這只是烏托邦的主張。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也表示關註事件，「主場新聞結束，可能與蔡東豪占中十子身份有關。」

《主場》資金主要來自《蘋果日報》資助

《主場》雖然沒有直接接收廣告贊助，但營運資金大部分來自蔡東豪與《蘋果日報》的合作計劃，實則上也擺脫不了市場製度的局限。自今年4月份，《蘋果》宣布削減5%開支預算，變相令《主場》收入大減。但對於蔡東豪一名年薪過千萬的富豪來說，《主場》的營運資金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真正令其結束《主場》新聞的原因更是其在內地龐大的生意。

據報道，蔡東豪是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去年度薪金、酬金連花紅為1066萬元。精電國際工廠設於大陸，蔡受到了當局的政治壓力，要求停止繼續製造反北京的輿論平臺。

員工不知情沒有遣散費

按照勞工法例，員工工作滿兩年可獲遣散費，但蔡東豪於兩周年的前兩日突然結束營業，事前只有知會其他創辦人，其16名員工全不知情，不少也是在「主場新聞」的網頁上看到蔡東豪的告別信才得知結業事件，所有員工到最後只能獲發一個月代通知金遣散。

從此也看到「民主媒體」內部的不民主，只有掌握資本的人才有話事權。 《主場新聞》由一眾員工並無決策和知情權。

媒體不能依靠財團資本需要獨立民主公營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網媒還是逃不過利潤製度的製肘。至今網媒仍然未如傳統媒體般被財團全面操控，只是因為網媒生意尚未能為資本家賺大錢。但所謂「新媒體運動」發展下去時，大資本就會入侵這片「最後樂土」，親商建製的言論還是會大行其道。資本家首要關註的不是民主，而是追求利潤，不能依賴他們維護新聞自由。新媒體運動只是改變了資訊發布的形式，但資本家操控話言權的製度若不改變，長遠來說網媒領域絕不能獨善其身。

傳統媒體始終會占據社會上絕大部分的言論空間，如果以網媒作為代替品，而放棄在傳統媒體陣地上抗爭，只是積極的逃避。要徹底捍衛言論自由，對抗政治打壓，打破資本家壟斷輿論的局面，爭取真正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需要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人大常委為香港普選「落閘」

全國人大常委就普選框架「落閘」，堅持特首候選人必須為親中共人士，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無視民眾對普選的訴求。此舉形同清楚證明了一個殘酷現實：中共一黨專政下並不可能有真普選。北京不但落閘，更準備放狗咬人。

人大決定令公眾震驚、憤怒、絕望甚至是被背叛。民主鬥爭若要前進，就需要一場群眾運動去引導社會上的憤怒。這場運動一定要包括罷課罷工、占領行動、杯葛等公民抗命。

人大決定的提名程序的門檻比現時小圈子選舉的更高。連曾經提倡妥協方案的溫和派湯家驊都坦承方案「比想像中更不民主」。六月湯家驊與親中人士舉行政改論壇討論妥協方案，社會主義行動當時到場抗議。

人大決定的重點不僅在其內容，其強硬語調亦不可忽視。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明言中央已「心理上準備香港會有事發生」。建製陣營猛烈抹黑民主勢力與占中運動，尤其最近幾個月指控其為「違法行為」。

「堅持占中只會頭破血流」

人大決定發表之際，當局發言人驟然改為強調「國家安全」，外國勢力借香港顛覆中國。這指控是毫無根據的，英美等西方國家政府與中國交涉時從來都是商業利益行先，人權為後，根本不會關心香港是否有民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中共獨裁者只讓「愛國人士」出選特首，正如美國也不會容許恐怖分子的首領擔任州長。陳佐洱在港臺節目更表示，如果堅持占中「只會是頭破血流」，近日也有不少中共高官發表過同類言論。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社評指，香港不免面臨攤牌，而中共及其爪牙有「資源」（即國家鎮壓力量，包括解放軍）去應對危機，這闡述了人大常委強硬立場背後的「戰略意義」。

《環時》8月26日的社評指：「香港反對派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我們有不允許香港淪為西方勢力範圍的決心，中國內地和香港社會就有取之不竭的資源，將極端反對派和其背後支持力量最終推向絕望。」

人大決定等同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中共似乎計算到之前與資產階級反對派領袖（泛民）的所謂「對話」已再無價值，現在是他們擺出強者姿態，在香港重新樹立權威。北京可能預計不免會有一些抗議發生，但他們有信心將其抑製，並重挫泛民主派的力量，令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鬥爭敗退。這些舉行無疑反映出中共政權深陷危機，激烈權鬥正在進行。習近平需要展示其「強人」作風。

張德江等官員表示，當局已經準備鎮壓，由大規模逮捕清場，以至檢控或有可能拘留活動分子及公眾人物。這戰略可以惹來反彈，激起更大規模的抗議。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共可能會發現自己與大批港人長期僵持不下。

歷史性的挑戰

北京不僅想令香港民主進程停滯不前，更要令其倒退，因此開始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打壓新聞自由，從而恫嚇並打壓批評政府人士。最近資助並動員反占中等親政府「示威軍」，當然據稱的19萬反占中遊行人士只是收錢的臨記，並非親政府的真正勢力。如果中共成功推動這些反革命措施，他們會繼而步步進迫，試嘗重推廿三條國安法，並對香港強加其他政治束縛。

因此，最近的事件為中港的民主鬥爭帶來歷史性的嚴峻挑戰。當務之急是要有果斷而有力的回應－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去挑戰人大常委的政改框架，並向中共妖魔化占中以及整場民主運動的輿論反擊。然而，為了這場反抗運動得以勝利，必須從最近的鬥爭經驗中汲取教訓，當中曝露了泛民領袖在綱領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他們偏好妥協和逐步改革，避免以群眾鬥爭去公開挑戰獨裁統治。

占中三子也是如此，他們政治及策略上親近溫和泛民，不斷拖延發動占中，令運動的民氣不斷消耗，寄望於與港府及北京達成協議，但最後也不能說服北京不落閘。相反，他們一直拖延而導致錯失了建設運動的時間，而單單空談占中去威嚇中共反而只勾起了中共對八九時的回憶，當時的危險幾乎令中共失去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貫批評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拖延發起占中及其犬儒懦弱的路線。我們強調若果要取得勝利，要打倒獨裁政權而不只搞一場象征性的抗議，占領只是運動開始的一塊跳板，讓運動升級至真正的群眾運動，包括罷課罷工是關鍵的元素。這連系至建立群眾組織，尤其是戰鬥性的工會及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民主鬥爭賦予經濟實力及政治領導。要拉闊民運戰線，從而取得中國群眾的回響，就是要令民主運動走向反資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將民主訴求連系至需要消滅貧窮、長工時及高樓價等民生問題。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在香港的一場論壇說：「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製著香港的命運。」他這樣說是為了合理化構成提委會都全是菁英。香港商界如何敵視占領中環，而加拿大、印度及意大利在港的商會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家對民主的態度。

「我們被騙了」

前民主黨領袖李柱銘表達了很多港人的共同意見：「我們一次又一次被騙，民主一次又一次被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一路以來警告，不能信任中共之前落實普選的承諾。期望獨裁者去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是荒謬的。可惜，泛民領袖的綱領和政策正是以此為前題的。在歷史上，民主權利都是直接間接通過反獨裁的革命性鬥爭中贏回來的。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在1917年革命前並沒有普選權，因為1917年俄國革命後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歐洲資本菁英害怕革命會蔓延至他們的國家，才在民主權利上作出退讓。

今天我們所需的是推倒一黨專政的戰略，這戰略是建基於香港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群眾抗爭。如果沒有這場鬥爭，尤其如果沒有面向中國受盡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單靠香港單方面的鬥爭是不能贏得民主訴求。

由於泛民領袖不願抗爭，香港「本土派」在這一片失望與沮喪中冒起，但他們並不明白這一現實。溫和泛民相信香港單獨與中共獨裁者媾和，而本土派則認為可以單靠香港與獨裁者對抗，其實只是同一錯誤的兩面，都無視中國當權菁英與工人群眾的截然對立。本土派種族主義的言論是團結兩地群眾反對中共的障礙，而兩地群眾團結抗爭是唯一出路。同時，人大決定及北京的強硬立場不免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支持「真正港人治港」甚至港獨，而本土派可以從這情緒中收割政治資本。

泛民主派誇大了中共對改革的空口承諾的價值，為他們的騙局作掩護。正如李柱銘所言，這一次又一次發生。

運動若要向前走，就必須放棄幻想中共有心或有力在民主上作出退讓。在人大決定公布後，顯然至少在基層活動分子、工人與青年之間，愈來愈多人終結這一幻想方面踏出了一大步。中共若果稍作讓步可能會贏得一些民意，乍看起來現在它寸步不讓的取態似乎難以理解。然而，中共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邏輯的，因為它害怕若果未來香港的管治班子不受控製，將會波及全中國，有可能威脅獨裁者的存在。

要就要，不要就罷！

中共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向泛民領導威迫利誘，從而令泛民陣營分裂。溫和派害怕群眾鬥爭，更特別害怕占領運動會失去他們控製，中共期望這會向泛民造成壓力而倒戈支持政府。雖然最有機會叛變的民主黨對人大決定深表震驚，但不能排除他們日後會倒戈。教協立法會議員、溫和派代表葉建源坦承評人大決定「比想像中更差」，民主黨劉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嘔」。

對北京來說，似乎要準備出動Plan B。如果泛民沒有倒戈支持政府，而否決了政改方案，北京就會將責任推向泛民，指控他們阻礙落實普選的進程雲雲。

這會造成民怨爆發，民主運動進一步激進化，造成政府嚴重的統治危機。如果泛民倒戈支持政府方案，2017年特首普選可能會有大規模杯葛運動，造成大量白票。

泛民主派的危機

面對人大決定的結果，溫和泛民完全沒有預見這一情況，因而陷入了震驚與絕望。但這震驚不必令他們反省。雖然在本文撰寫之時，泛民領袖在群眾壓力下強烈譴責人大決定。中共的政策引致非常尖銳的政治兩極化，而令寄望於當權者賜予政改的所謂「中間道路」愈來愈窄。溫和派代表的湯家驊指溫和民主派在港從政「無路行」。

未來幾個月，中共會向這批政客施加心理壓力，令泛民支持政府方案從而防止這場「歷史性危機」。北京威脅如果政府方案被否決，香港未來十年都不會有普選。因此，現在只有群眾由下而上的壓力才能保證溫和派不會重犯2010的錯誤，讓政府通過方案。現在需要發起一場運動去鞏固關鍵的反對票，通過要求溫和派議員簽署承諾書，向他們施加壓力。

激進勢力，例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希望再來一次「變相公投」，通過議員辭職去促發一場全港的補選。如果這可與切實的群眾運動配合起來，可以向溫和派施加最大壓力，迫他們否決假普選，成為鬥爭的重要平臺。

雖然很多活動分子希望並假設人大決定會是占中的開始，但占中領袖面對鬥爭時一再表現得猶豫不決。戴耀廷現在提出「持續長期」、「一波又一波抗爭」的公民抗命。這本身不是錯誤的想法，但他可以用此作為掩飾自己無心行動的借口。局部、分散的抗議只會消耗民氣。

社會主義行動從沒講過占領是唯一或主要鬥爭策略。由和平占中提出開始，我們認為占領可以是一個開始，但需要更有效的集體行動，例如由學校罷課開始，繼而推動罷工。我們亦解釋到無限期的占領運動是十分難以持續的。從美國、西班牙、希臘以至其他國家中占領運動的實際經驗，就可看到這一點。

組織起來　罷課罷工

現在民主鬥爭的一個極為正面的發展是，愈來愈多團體開始提出大學中學罷課（包括學聯），社義行動一直竭力倡議這抗爭方法。有組織的全港罷課，可以有力的指出鬥爭的前路。雖然歷史上工人組織在香港非常疲弱，而罷工很少發生，但學生的罷課可以掀起工作場所的罷工發生，而罷工是勝利的關鍵。

社義行動正於中學大學為建設罷課奮鬥，強調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委員會，集體行動。有部分人認為讓個別學生「走堂」，或者由學系從上而上去領導一場被動的罷課，會是較易走而避免沖突的方法，但鬥爭若要成功，就要依靠大規模集體行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工作場所建立民主的戰鬥性組織。

人大決定打破了談判的幻想，削弱了妥協派，令社會上政治兩極化起來，為中港的民主鬥爭揭開新一頁。在這形勢，革命與反革命的元素都顯然存在，更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將民主訴求連系至推翻貪汙專製的資本主義。

群眾抗爭激化　揭露警察鎮壓本質

近年來，香港發生越來越多政治檢控、政治審判、警察選擇性執法、暴力濫權等事件，六月份，警察在立法會的反新界東北集會中，動用反黑組將示威者拘捕並私下毆打和淩辱；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因為三年前示威而被判入獄一個月；七一大遊行，五十多萬人上街，警察在翌日清晨拘捕511位預演占中的和平學生和民眾，並在數日後拘捕遊行主辦單位的五名成員，作秋後算帳。

這些政治打壓令普羅大眾對警察的角色產生更多不信任和反感。在反新界東北的立法會示威後的一份港大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凈值，跌至回歸以來新低，只有36%。警察暴力鎮壓和平的學生與民眾，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和違法手段恐嚇示威者，故意阻嚇民眾參與反政府運動。

預演占中當日511人被捕97年以來最多

警方在七月二日清晨，拘捕共511名在中環遮打道參與占中預演的和平靜坐示威者，這個數字是自97年主權移交以來，不單破了單日被拘捕示威者的記錄，更是除05年反世貿示威外因遊行集會而被拘捕的最高全年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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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集會被捕人數：
2010：57
2011：444
2012：56
（單日）2014年7月1日：5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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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7月2日當天侵犯人權的行為令人發指。示威者被拘捕後需留在旅遊巴上，然後被帶到黃竹坑警察學院，必須留在的狹窄座位好幾小時，多個小時不被允許飲食或上廁所。筆者也是被捕的其中一人，當日我便親眼見證著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在旅遊巴上要求去洗手間而多次被拒，擾攘約一小時才讓她下車。警方又阻止律師與被捕人士見面，被捕人士不準使用手提電話。警察不但侵犯最基本的權利，並且違反了警察內部守則。

不但是7月2日的511人被捕，5名七一遊行組織者的民陣成員，在遊行數天後被捕，這是自03年有七一遊行以來從未試過的，他們涉嫌的罪行包括「公眾遊行組織者沒有遵從警務人員所發出的指示」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警方表示他們令遊行「走得太慢」。

七月二日被捕的511人中，有25人被控協助及組織非法集結等罪名，保釋後定期到警署報到，但警方要求延長保釋期，其中十六人不滿，將會拒絕保釋，改為要求即時檢控或無條件釋放。

香港警察「公安化」　暴力毆打示威者

在六月反對新界東北的集會中，警察在立法會外擡走190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者。當日警察動用了「反黑組」 －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來處理示威者！反黑組警員在警車上將燈關上，對被捕的示威者毆打、「吐口水」、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便衣警察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建製派輿論抹黑示威者「預演占中」，但實際上，預演占中的卻是警察！

指示威者「尋釁滋事」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在七一遊行後，發聲明批評遊行有人製造混亂，並首次在正式聲明中使用只有大陸公安才使用的名詞，將和平示威者說成是「尋釁滋事」。

尋釁滋事罪是中國刑法（第293條）下的罪行，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維權人士如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內地維權律師浦誌強就是被內地公安以「尋釁滋事」的惡法將其拘留。該罪名指：1.隨意打人；2.追逐、辱罵他人；3.強拿或損毀、占用公私財物；4.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混亂。此罪名現被香港警察用作公開聲明，反映日後警隊作風將更強硬，將內地公安打壓異見人士的手段在香港恒常化。

香港警察世界第五多開支龐大

香港警隊人數眾多，成為全球警力最高的五強地區之一，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統計，本港每10萬人口有約450名警察，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中屬第五高，比哈薩克在亞洲區更屬最高，比例較新加坡多近兩倍。香港警隊整個部門的人手編製接近3萬人，另外還有數千人屬於輔助警察隊。但警隊人數每年仍然不斷上升，公帑開支一樣上升，每年政府開支百多億元，2013年警隊開支為146億元，本年的預算開支是155億，其中「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比例占最大，而且近年更大幅增加，翻查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維持社會治安」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1.5%，達2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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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每年財政支出
2008：115億
2012：138億
2013：14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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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警方、入境和海關更突然增設助理職位的臨時工，其中警方短期內以時薪聘請退休員佐級人員擔任新設的警署助理以應付占中。這些屬於人民的錢，本應用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等公共開支之上，政府對此一毛不拔，但卻每年增加這些「維穩費用」開支。

中國的維穩開支超出軍費開支，超過8千億人民幣。實際上，各國統治階級亦在面臨同樣情況，面對著社會危機，群眾運動四起，資產階級不得不利用更大力度的鎮壓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和私有財產，在巴西，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示威要求基本的住屋，醫療和教育權利，政府卻動用警察鎮壓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和罷工，花高達8億美元，動用17萬軍警在世界杯期間維穩。美國警察在占領華爾街運中也暴力清場。

警察作為政府和統治菁英的工具，在必要的時候，將會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去鎮壓群眾抗爭。而且隨著近年來香港的社會政治局勢越趨尖銳化，貧窮、房屋、物價等民生問題沒有解決，資本家依賴不民主的議會製度通過打擊普羅大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共獨裁對於普選的承諾又一次次地落空，這導致群眾運動激化，統治者不得不動用更強硬的鎮壓手法來維持「穩定」，這便進一步揭露了警察作為國家機器鎮壓群眾抗爭的本質。

反抗運動需要有組織、有紀律

中共獨裁及香港政府很明顯不會在普選的抗爭上作出任何讓步，而現時政府建製已為對付可能隨時發動的占領中環作出準備，可以預見，統治者已準備在未來加大警察的暴力和政治檢控等打壓，所以我們急切需要的，是討論如何對抗警察的暴力和如何保衛這場運動。可惜的是，面對著國家鎮壓靜坐示威者，占中發起人戴耀廷不但沒有譴責警察暴力，捍衛那些勇於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相反地，戴耀廷更反過來贊揚警察「盡忠職守及克製的專業態度」！

我們強烈譴責警察的暴力、濫權和政治檢控。我們支持在群眾運動中組織起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群眾運動都需要民主組織的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共同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現時迫在眉切的，是建立起一場抗議警察暴力和「公安化」的運動，我們非常歡迎民陣發起的聲援511名示威者的遊行，這將號召更多願意鬥爭的人投入到這場運動中。

警察需由社區民主控製

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運動和群眾反抗運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國家機器包括警察、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目的是為了打壓工人、社運分子，尤其是打壓群眾抗爭。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必須爭取對警察的民主控製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全港大罷課：分析罷課形勢，如何組織？

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了關鍵時刻，八月分是抹黑中傷的一個月，建製派大灑金錢動員反占中的宣傳，在各區大規模組織街站，並於8月17日舉辦遊行，將領占領中環說成是「極端暴力」。

7月底，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學民思潮表示，若果八月底的人大決定否決公民提名，或者會發起罷課行動。這是民主運動廿年來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過往的鬥爭手法最多只是遊行集會，而罷課將會是更有組織、更有效的抗爭手法。若果以正確的方法發動罷課，將造成震撼的輿論效果，將香港民運的群眾組織力提升至另一​​層次。

社會主義行動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這一推動罷課的組織。我們提出組織罷課的方法，並吸引學生率先行動，再向學生會及校方施加壓力，從而推動罷課。固然我們並非龐大的群眾組織，而大學及中學罷課始終需要由學聯及教協發動。但我們提出罷課所需要的組織方法及策略，並以一些學生開始做帶頭效應，可以影響及強化罷課。

如何組織罷課？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在8月9日我們的首次罷課義工會議上，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的韓連山表示：「1973年教師的反減薪罷教運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真的能癱瘓教育製度。」

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民主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不同於現時學聯主要依靠聯絡教授或院方，而希望對方可以允許一段罷課日子，但欠缺在學生之間進行組織宣傳。

全港大罷課行動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具體的組織步驟在末段談及。

罷課的日子、策略

罷課要向政府構成壓力，選擇的日子會是關鍵。有傳學聯考慮於9月第一個星期罷課，全港大罷課行動對於這個日子極有保留。因為9月第一個星期正式教學多數尚未開始，罷課並不能達致癱瘓教育製度的效果。

罷課應該設定為正式教學的時期，才能真正中斷課程。而且發動罷課的前一天與翌日一定不可以是假期。因為如果前一天是假期，很多學生只會是消極的休假多一天，而難以號召他們回校積極集會。而如果罷課翌日為假期，就會打斷罷課開始的勢頭。

此外，學聯講過有可能會罷課一星期。以此為目標是好事，但應該先以一天罷課為開始向政府發出警告，然後經過民主商討再作決定課。因為持續多天的罷課會開始涉及更復雜的問題，例如教師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或被解雇而不願支持，或者學生受到校方政治打壓等問題，都需要嚴謹處理才能避免被敵人打擊。

所以，在罷工罷課經驗較豐富的歐洲國家，都以罷課／罷工一天為開始，造成時勢後進而決定後續行動。

民主決策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不能單靠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這樣，運動才不會感到疲累（「疲累」是2012年反國教大聯盟解散占領政總運動的解釋）。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提出看似讓步的方案，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生運動中要有民主的機製決定是否接受政府所提出的條件。

例如，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學聯正在組織罷課，為什麽要發起一個「全港大罷課行動」？

目前，全港大罷課行動是支持罷課的壓力團體。學聯與學民思潮宣布罷課固然值得鼓舞，但若果不以由下而上、紮實組織及具代表性的方法推行罷課運動，將會削弱抗命的效果。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指，未有罷課時間表和行動方案，仍在聯絡大學教授和組織工作，這實在令人著急。

因此，我們提出罷課運動所需要的組織方法，但需要學聯等大規模的學生組織全面支持，才可以全盤實現。相比於空談，我們先實踐自己的方法，希望得到初步的成功成為示範效應，從而令學聯或各校的學生會采納我們提出的罷課模式。

罷課的下一步是什麽？

罷課若果成功，社會風潮會得以改變，從而鼓動工人罷課或市民發起占領中環。正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宣布罷課的記者會上講過，希望罷課可以鼓勵工人罷工。工人有經濟實權，政治罷工將會非常有效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由零開始在學校建立組織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

1. 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 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一開始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 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lunchtime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 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呼籲其他學系同學也組織自己的罷課委員會

5. 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召開記者會，呼籲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如果你的罷課委員會吸引到同學一定回響，你已經成功了一半，接下來就是設定一個罷課日期，公開呼籲學生會支持

全港大罷課行動鼓勵學生自我組織起來，得到宣傳的成效後，可以向學生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采取我們的罷課模式，鼓動全部學系成立罷課委員會。

校方會支持還是打壓？

對於校方支持罷課，我們不能寄予厚望，相反，只有在學生之間造成罷課的聲勢時，校方才會有機會妥協。在2012年我們組織「罷課抗洗腦」的經驗裏，很多學生受到校方嚴厲打壓。因為愈高級的校方人員就愈受到建製方面的壓力，所以就會愈保守。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以上僅為行動概要，行動的實踐需要持續研究和討論。讓我們掃除障礙，發起罷課運動，打倒梁振英！

香港：戴耀廷發表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的懷疑

人大決定為香港普選框「落閘」，將特首選舉的篩選門檻提到極高，準備強推假普選。這決定打破了與大陸政府談判妥協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眾抗爭的決心。香港正陷入動蕩不安的時期，大規模群眾反抗可以一觸即發，而政府亦磨拳擦掌準備加強鎮壓。受壓迫群眾與統治階級的對立愈趨激烈。

「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

現時群眾情緒正進入全面抗爭的狀態，愈來愈多人問「幾時占中」，只欠堅決有力的領導去帶領運動。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占中的戰略目標「到目前為止已經失敗」，又表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我們的人數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多」，更指不會再期望這一運動能改變人大決定的「政治現實」。這番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計劃的懷疑，不少民運活動者對此深感震驚。

資產階級媒體抓住了戴耀廷這番言論，政府及反占中陣營亦將之加以利用。翌日《南華早報》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為頭版大標題，《商報》亦有一篇「戴耀廷認衰　占中戰略失敗勢趨弱」。

學生準備9月22日發動罷課，抗爭分子醞釀10月1日占中，甚至社會開始討論罷工、罷市。據今天報章引述戴耀廷所講的言論將對整場運動帶來負面影響，肯定無助抗爭者動員群眾並將行動升級。

戴耀廷認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因為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這一結論低估了人大決定公布後的民憤，也低估了普選框架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況且，如果人大決定落閘後對占中的支持就會減少，為何當初不順應社義行動及其他很多團體的倡議，早點發動占中呢？

更深層次的問題

及後，和平占中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聲明，與戴耀廷對《彭博》發表的言論保持距離。陳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觀論調不能準確反映占中行動的主流情緒。「但也有許多立場溫和的民眾發來電郵，他們對人大決議感到憤怒，說如今更有決心要參加占中。」現在，占中領袖受盡群眾的壓力，雖然有可能會於10月1日發起占領中環，但是戴耀廷的言論可見占中領導層欠缺決心及戰鬥性的戰略。他指現在運動的目標是達到「公民覺醒」而不是「戰略性」之爭，這表示他與其他占中領袖想可能將占中收窄為短期的象征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眾情緒。今天對民主的渴求一早「覺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尋求改變的方法和行動。

然而，戴耀廷的言論反映出占中三子及溫和泛民的一些更深遠的路線問題。占中領袖一直都視公民抗民為威脅手段，而非認真的實際行動，天真以為只要高喊「占中」就會令大陸政府妥協，並視之為與中共博奕的「談判籌碼」。戴耀廷及部分溫和泛民過往曾經講過希望不需要占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正如戴耀廷表示：「我們過去的計劃是，以（占中）行動為威脅創造壓力。」

溫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對抗中共所需要的鬥爭力量，而北京的強硬立場令他們為之震驚。

占中領導層不斷拖延，希望能與中共對話，錯失了很多良機，令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愈來愈失望沮喪。占中運動欠缺準備，讓中共從中取得優勢，因而恃勢淩人強硬落閘。當然，即使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誌，但北京落閘後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彈。

人大決定公布後令群情洶湧，如果占中領導層堅決果斷地發動占中或其他抗命運動，很有機會可以亡羊補牢。但是和平占中在這幾天卻繼續拖延，只會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集會。

民主架構

占中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運動內部欠缺民主架構，例如占中「三子」就是由由資產階級媒體欽點出來，但掌握了整場運動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問題的決策權。和平占中雖然以「商議式民主」之名舉辦多次占中商討日，但參與者的意見從來不能反映在領導層的決策，尤其是發動時間與運動性質等關鍵的策略問題。

所謂商討淪為民主花瓶。戴耀廷沒有經過任何集體商議，就向公眾表達「占中失敗」這一重要的看法，對目前如箭在弦的運動有相當大的破壞。

在香港內外的各場鬥爭裏，我們多次見過這種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由於受到建製當局的壓力，在關鍵時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也遇過同一問題。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特別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此外，大聯盟一直與更激進的訴求保持距離（例如要求梁振英下臺），脫離群眾的抗爭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時迫切需要召開一場大會，召集所有反對人大決定的組織和人士，當然包括和平占中，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壟斷運動，而是要民主方式決定抗爭運動的下一步，並為群眾鬥爭的行動升級製定戰略，決定哪種形式的公民抗命，並將之建立起來。整場運動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從而製定出戰鬥性的策略，不能單靠自我欽點的團體或個人去控製整場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選，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製度。

非「三堆一爐」不可？

香港現時每日棄置九千噸廢物，這些廢物除回收外完全依靠將軍澳、打鼓嶺及屯門等三個堆填區處理，而這三個堆填區亦將於2015、2017、2019年相繼飽和。現時政府提出方案要求擴大三個堆填區及於石鼓洲興建焚化爐，但受到群眾大力反對。在爭議持續的情況下，廢物處理飽和的危機卻日復一日地迫近，到底誰該為此負責？

「源頭」在哪？

對於解決都市廢物，最理想的方案固然是從源頭著手，減少廢物的產生。但不論現時政府日以繼夜鋪天蓋地地宣傳所謂的「源頭減廢」抑或呼籲「惜食」減少廚余都不過是將產生廢物的責任推諉於個人，這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廢物問題，更為真正的廢物源頭扯起一塊巨大的遮羞布。
誠然，作為個體理應負擔起減廢的責任，筆者就在工作場所帶動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但放到社會層面上，政府現時的政策和宣傳卻是把資本企業的責任轉嫁往群眾個人身上。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廢物的產生是由於其不合理的、和刻意浪費產品設計，甚至提高損耗率故意降低產品的使用壽命，縮短消費者的消費周期而從中獲利。

同時，根據環保署二零一一年《香港固體廢物監測報告》的數據指出，自二零零七年開始，工商業廢物公噸數平均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長，而家居廢物公噸數則每年平均下降5.7%（圖表1）。再者，由於不少工商業廢物處置不善，因此在收集的過程中被統計為家居廢物。因此，香港都市多數廢物的源頭實是於資本家而非個人！

需要民主決策解決方案

香港的都市廢物問題的確需要一個迫切的解決方案，但擴建堆填區只不過是飲鴆止渴。堆填區再大，終有飽和之日，屆時難道又再將其沒完沒了地擴建？焚化爐似乎是唯一一個合理選擇。過往焚化爐由於會產生極大的汙染和致癌物二惡英而令人聞之色變，事實上隨著技術的進步，現時的焚化技術多采用高溫燃燒室、空氣洗滌系統等，幾乎已過濾所有二惡英。如在美國全國87座焚化爐，每年只排放10克二惡英，相比87年每年排放10,000克減少了99.9%。此外，也有人提出的高溫處理技術加外海垃圾島的方案。

政府現時的焚化爐計劃問題出於缺乏民主而透明的程序讓民眾參與和了解決策的製定和內容，無法改變民眾對焚化設備的壞印象，令政策陷於僵局。而無論任何更先進的處理垃圾政策，都應該有民主選舉的居民委員會共同商議並決策，而非政府在議會強硬通過！

企業的源頭減廢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求資本家為從浪費型消費市場中獲利而負上主要的責任，零五年已公布的《都市固體廢物大綱》已提及生產者責任製，但至現時已近十年卻仍只聞樓梯響。生產者責任製要求生產商、分銷商和零售商負上廢物生產的責任，要求他們在生產和設計產品時更符合環保原則、減少不必要的包裝，以及令產品具體高維修性和可重復使用等，並對固意浪費的企業廠商征收高額的懲罰性稅款！

然而，香港政府作為資本家的服務機關，絕不敢動財團利益一根汗毛，因此要實施這些政策，就必然要將企業民主公營化，並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控，才能打破資本家對經濟政策的控製。

由於環保事業難以產生利潤，尤其在極端新自由主義的香港社會更是寸草不生，只有政府應該全面公營城市的環保事業，大幅增加環保的開支，才能令環保業興旺起來，製定更全面和高效的資源回收計劃。相反，撒手交予私人營運，令大量本可回收減廢的物品因無利可圖，從而變成掩埋在堆填區內的「純粹廢物」。環境破壞造成的社會代價不會計算入企業支出或國家生產總值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本身就迫使社會走向環境汙染。

近二十年，世界各地資本家為了縮短利率周期，設計並生產了大量容易損壞、不可修復的商品，甚至鼓吹追求時尚而棄置尚未損壞的產品，從設計到生產，從生產到銷售再到棄置這一個過程中製造了環境災難。一城一地的小修小補政策或可挽救該區的環境於一時，但對全局而言卻甚至遠遠談不上「杯水車薪」，就如同香港實施膠袋征費計劃一般，筆者早就指出這或者可以稍為減少香港一地的膠袋廢物產生量。但更長遠而言，因為膠袋的供應量是建基於利潤而非需求，而精煉塑膠原料的石油壟斷企業往往可以操控這些供應，因此塑膠原料產量絕不會因此而減少。

反對「三堆一爐」議案

立法會在今次會期結束前，因為反對派議員拉布令「三堆一爐」方案暫時未能通過，但在10月議案再審議時，功能組別必為這個可恥的方案保駕護航，屆時全港居民都要為自己的健康和環境而抗爭！我們在關註香港的廢物政策同時，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最終的「源頭」就是奢靡浪費的資本主義本身！

標準工時立法拉鋸

去年香港政府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標準工時，並表示三年內提交報告。首階段公眾諮詢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完結，一如過去最低工資的立法鬥爭一樣，本地資本家紛紛兇相畢露，群起抹黑標準工時，意圖維護其剝削地位。

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地區，卻一直沒有任何法律規管工作時間，那怕在全亞洲各國之中，也僅有緬甸沒有工時規管法例。相比其他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日本和南韓分別在1997和2011年將每周標準工時減至40小時，而臺灣亦於2000年將工時由每周48小時減至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踐起來時資本家往往「走數」，沒有工人階級的持續鬥爭這些法律都是一紙空談。

反觀香港，在缺乏標準工時的保障下，根據去年的統計數據指出，工人平均工作時數為年周52.2小時，遠高於全球平均值44.6小時，而且加班工作缺乏額外薪金補貼更是常態，形同變相減薪，損害工人的經濟權利和健康。

現時，香港有多達34萬打工仔要無償加班，平均每周8小時，單是加班補水費用就高達141億元。筆者的工作在繁忙季節需長時間加班而且連續兩個月沒有假日，平均每周工作超過66小時，雖有加班補貼，但連續長時間的工作對個人身心造成極大的壓力，因此標準工時對筆者而言本身就相當重要。

曾參與去年貨櫃碼頭罷工的何生抱怨道，現在碼頭的長工時問題毫無改善，因為工作浮動，有時更要突然加班。他是塔機操作員，每更工作12小時，有時要由早上8時工作至晚上11時半，雖然中間有休息時間，但都要留在碼頭內，無法處理私人生活事情。此外，1個月只有4天假期，工作是高度專註和集中的，疲勞工作很容易釀成意外。

塔機內的設備破舊，令很多機手坐姿不好，加上長時間工作，造成腰骨、頸椎和手的勞損。最近就有一位籠門操作機手，腰骨勞損至無法繼續工作，現正申請向公司索償。

在標時委員會諮詢會裏，資本家抹黑標準工時是伎倆和措辭不過是令人發笑的謊言。諸如物價上漲、企業裁員撤資、失業率飆升等，在最低工資立法時的恐嚇再一次被用於抹黑標準工時。有清潔公司老板預言商家在立法後將大規模裁員，失業市民勢必上街抗議，「到時可能唔止51萬，而系500萬人」。

人力資源公司代表則稱最低工資已導致「出街食個雙拼飯要八、九十蚊」，將通脹問題歸咎於最低工資與標準工時。香港工人階級早晚會認識甚至親身體到這些謊言的破產，老板們歇斯底裏的吼叫只能自欺。

在缺乏民主權利的環境下，香港政府一直赤裸裸地推行著親商政策。顯然而見的是，梁振英政府根本無心推動標準工時立法，所謂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全數委員由梁所委任，根本不具有工人階級的代表性，標準工時委員會委員劉展灝在一個諮詢會上公然稱「員工就系做莊，老板就系做閑」，而劉展灝本身作為運年表業集團董事總經理及創辦人、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卻身兼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強製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委員，可見這些所謂的「勞工委員會」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另一方面標準工時的立法報告更要長達三年才提交予立法會。整個過程猶如復製一個滿清皇族內閣立憲的騙局！

我們很清楚，標準工時是香港勞工權益保障的重要一環，即使諮詢期完結，資本家對它的攻擊只會更為兇狠，工人階級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必需準備為此而團結鬥爭。因為就如港九粉面製造業總商會永遠會長馮秉孝稱：「標準工時不應由工人階級倡議，再由政府立法製訂。」

今年五月，在美國150個城市裏，快餐連鎖店工人罷工示威，爭取提高最低工資，最後在西雅圖成功爭取到15美元的最低工資，運動勢會蔓延至其他地區。而社會主義行動在美國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替代」的西雅圖市議員Kshama Sawant在運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與香港一樣沒有深厚的工運傳統，而且工作零散化令工人階級組織困難，這個城功例如可作為借鏡。香港工人現在就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強化工人階級的團結，準備向資本家還擊。 需要有認真的組織和準備，才可以在與雇主公開的鬥爭中勝利。大規模招募未被組織的行業，例如飲食業和快餐店工人，並組織抗議爭取廣泛社區的聲援。年輕工人在這場鬥爭是關鍵所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方和資方之間唯一的「共識」就是階級鬥爭！

700救生員發起罷工　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

九月九日中秋節假期，香港救生員發起罷工，這是繼上月初400名救生員罷工後，港九拯溺員工會再次發動罷工，超過700名救生員參與。他們早上於尖沙嘴跳海遊泳抗議，中午由文化中心遊行至九龍公園集會。他們高喊「脫離技工、還我專業」，「人手唔夠，危害泳客」口號，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以及要求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

今天的罷工行動令全港9個公眾泳池需要關閉，20個泳池局部開放。另外有13個泳灘因為救生員不足懸掛紅旗，顯示工人的力量。可是，康文署沒有正視救生員訴求，更回應表示「呼籲罷工同事盡快返回崗位，繼續為市民提供專業的救生服務」，回避救生員長期不足問題，妄顧人命的正是康文署！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及采訪。

人手嚴重不足　康文署漠視公眾安全

現年30歲，入行已超過10年的姚生參與罷工，他認為，救生員是專業工作，但職業卻被歸類為技工，工資比郵差更低，希望爭取加薪。另一方面，他感到泳池長期人手不足，尤其是6至8月的暑假旺季，以及近期內地泳客增加，令他們工作量增加，一個標準泳池需要4至6人當值，但現時只有3至4人。

姚生曾參加2004年的罷工，反對政府計劃把兼職救生員的工資由11,000元削減至8,300元，該次罷工成功令政府取消這安排。

他認為，康文署長期沒有聆聽及註重救生員的訴求，希望這次罷工能爭取改變。

救生員多為男性，今天的集會也有數位女救生員參與。20歲的陳小姐入行數個月，也感到人手不足的問題嚴重，「政府削減救生員人數，但同時香港的公共泳池增加了很多，人手非常不足，如有人請病假，我們的工作量更大增，休息時間完全不夠」。

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

25歲的鄭生在06年入行至今，他表示，救生員需要經常考章，例如銅章、急救牌、沙灘及泳池救生章等，每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兼職救生員，更要付數千元的考試費。

工會指，收集現場救生員意見後，發現98%贊成若署方不回應訴求，支持發動罷工3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罷工行動及救生員合理的訴求。今次罷工是繼上月400名救生員罷工後再次發動的行動，參與人數大幅增加，全港約有1100名長工救生員，今天700人參與罷工是非常成功的動員。

香港民主鬥爭面臨重大考驗

8月31日，中國政府為香港未來的選舉加設了非常嚴謹的規定。這對民主鬥爭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2017年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將會被獨裁政府操控。他們強加了一個伊朗式的提名委員會，只有親中共傀儡才可參選。我們一直在抗議，香港也有大型示威，要求『公民提名』，讓人人都可參選，但北京誓死反對。」

「全國人大常委是一個由中共控製的偽民主國會，最近頒布了決定。現時香港特首由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人大決定意味著選委會會變成未來的提名委員會。提委會是1,200人的菁英機構，當中主要是親中共的有錢權貴。這模式讓中共100%全權控製。選民只能在爛蘋果丶爛橙和爛蕉之間揀一個！」

在香港的人有何反應？

「公眾非常憤怒甚至震驚。學生準備罷課一星期，也有占領市中心的計劃（占領中環）。群眾都非常沮喪，因為為民主普選權利的鬥爭從英殖時代開始，已經持續了超過30年。」

「今日，情況實際上是倒退了。媒體愈來愈受控製，警察更強硬對付示威者，中共愈來愈加大對政製的控製。所以，整個大勢是北京收回香港僅有的民主權利，這些權利過往是通過群眾壓力贏得的，北京的決定是當中的一部分。」

「從中也可見到民主派領袖在政策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香港有名為大規模抗議的城市，有些遊行超過50萬人參加。但這還是未能爭取到民主選舉。我們曾解釋過，獨裁者不會被『說服』或受壓而允許民主，因為他們是獨裁者，他們想全面控製。」

「當然，如果北京面對足夠的群眾壓力，是可以作出一些讓步。但任何讓步都不可以過界，不可以削弱他們的權力和控製力。在2003年，政府撤回違反民意的廿三條國安法，成為了抗議運動中重要的勝利。但這與今天形勢不同，當年他們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威脅。但如果他們接受真正的一人一票選舉，他們害怕任何不受其控製的人當選，而在群眾壓力下這點造成與北京的沖突。這可以造成在中國的連鎖效應，令人民有膽公開挑戰這個獨裁製度。」

那麼這是否代表沒有可能打倒中共？

「不是這個意思。所需要的是群眾鬥爭去結束一黨專政，在中共控製下並不會有民主選舉，這是顯然易見的事實，我們從一開始就這樣說。香港的鬥爭可以是催化劑，但需要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但這顯然不是泛民領袖的戰略和路線，他們寄望於與中共妥協。他們視香港的群眾抗議為談判的籌碼。我們經常講這是不足夠的，對中共這一個政權來說是不足夠。人大決定就證明了這一點。」

你提出甚麼替代方案？

「我們支持所有群眾抗爭的建議，例如罷課。事實上，社會主義行動是香港第一個提出罷課的組織，我們在幾年前已經提出，但其他組織認為這訴求太過『激進』，或者不明白罷課的潛在力，因而不願意支持。我們支持占領，盡管我們強調占領只能作為運動的跳板，然後將行動升級。運動不僅限於在香港發生，也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香港泛民主派從來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這樣會激怒中共而令一切的談判破裂。」

「占領中環可能即將發生，問題是它會以甚麼形式進行。占中的領袖現在不斷提出『一波又一波』的抗爭和『長期』抗爭的字眼。實際上，這三十年以來已經是『長期』抗爭，占領之所以得到群眾支持，是因為群眾已經理解到『一波又一波』的遊行集會已經不能改變現況。我們認為，占中領袖已經拖延太久，因此中共政府才擺出強硬姿態。

正如我們一早提出過，若果占中一早開始是可以真的動搖政府，可以成為運動升級至罷工罷課等群眾抗爭的跳板。現時我們可以做的是由下而上建立運動，例如在學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將罷委會蔓延至工作場所。這場運動需要民主，不只是幾個自我欽點的領袖指揮群眾。」

社會主義者在這場民主鬥爭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支持任何民主改革，即使是局部的，這可以令工人階級處於較大優勢去在爭取權利，例如集體談判權丶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40小時，結束外判製度等等。我們警告，香港及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不會支持民主改革，而是反對民主權利，即使只是泛民領袖所提倡的『國際標準』。而我們則指出歐美的例子遠遠還不是民主製度。資本家支持中共獨裁者，因為中共保衛他們的利潤，而且一直與他們有良好的商業來往。中港的狀況正好印證了托洛斯基是對的，他的不斷革命論指出，在殖民地及前殖民地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是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香港資產階級『反對派』軟弱無能，且在政治上迎合中共獨裁者，就正好顯示了這一點。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是香港及中國的工人階級。我們為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奮鬥，這個黨必須將革命的民主訴求連系至推翻資本主義的需要。這些訴求包括廢除獨裁者的不民主控製，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以全面民主的真正人民議會取代香港現時的橡皮圖章立法會。這議會有權接管大企業及銀行，提升工人工資，包括目前非常低的最低工資水平，增加醫療及公共服務的投資。」

學生罷課前瞻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大專生宣布9月22日罷課一星期。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目前有15間大專院校表態支持，而中學生亦正在推動罷課。自1973年以來香港都沒有大規模的罷課，今次是將民主運動升級的重要一步。罷課是比過往遊行集會更進取的抗爭摸式，將可以對政府發出強烈的訊號，引起全世界民眾的關註。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了40萬人上街遊行。

由於香港中學生只有像學民思潮般的民間團體，欠缺學生的群眾組織，要發起真正的集體罷課可謂舉步維艱。此外，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袖被民主黨政客主導，目前對發動罷教仍然拖拖拉拉不肯回應。

反占中大聯盟的周融近日發起舉報中學生策動罷課的熱線，從而向校方及組織罷課施加壓力。可見，反占中行動背後的目的並不是所謂「保和平」而針對所謂的「激進違法行動」，而是要攻擊一切支持民主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竭力推動罷課，作為群眾運動升級的重要手段。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中共一黨專政底下香港並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全國群眾都起來抗爭，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

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誌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罷課的下一步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顯然不足以拉倒人大決定。學聯也表示將會準備行動升級。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人大決定公布後，民主派的溫和談判路線正式宣告破產，並證明了單靠香港一城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挑戰整個中國的一黨專政。香港學生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的群眾也為民主權利反抗。在罷課期間，學生可以。以目前內地的狀況，即使未必能鼓起內地學生罷課反專製，但這是加強兩地群眾鬥爭的連結。

學生及年輕人往往是掀起群眾運動的先頭部隊，讓學生團結起來，繼而將行動升級，反對假普選，挑戰梁振英政府及一黨專政。

中學生發起遊行　支持罷課反假普選

9月19日，廿多名「全港大罷課行動」中學罷課委員會（將軍澳區）的中學生，於午飯時間發起遊行，由天主教鳴遠中學遊行至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呼籲全港中學生站出來，參加9月26日罷課。他們沿途高喊「926！大罷課！」、「人大不代表我」、「不要假普選」、「我有權罷課，毋須校方批準」等口號。遊行學生在校服貼上「全港大罷課」貼紙遮蓋校徽，喻意校方打壓學生宣傳罷課。

無懼校方打壓　呼籲926中學大罷課

就讀中五的慕德中學代表黃同學表示，在校內宣傳罷課時，受到校方施加壓力，曾經被召見與校長單獨會談施壓，又禁止在校內派發立場的宣傳單張，連在校外也禁止穿著校服宣傳罷課。他認為不合理，「學生無論在校內或校外均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聲音，校方無權打壓學生。」

鳴遠中學罷委會代表阿King則指，由於學校與民建聯關系緊密，打壓尤其嚴重，他曾被拉進副校長室施壓，小息時用揚聲器宣傳罷課時被老師阻止。他又指在校外派發宣傳罷課的傳單時，老師禁止他穿著校服，他和同學被迫脫下校服繼續宣傳。他指，這次遊行是要求校方停止打壓學生宣傳罷課，還我校園民主。今天遊行開始前，學生均用罷課貼紙蓋過校章。

「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呼籲中學生在各自的學校自發組織罷課委員會，以集體行動抗爭。如任何學生受到校方打壓，可向傳媒揭露，並動員其他學校的罷委會發起聲援行動抗議。她表示，教協作為全港最大教師工會，應站出來公開支持中學生罷課，並呼籲教師罷教，強化罷課運動。

不要假普選　罷課抗爭　打倒中共專政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拒絕中共篩選的假普選，大專生9月22日罷課一星期，中學生亦會於9月26日罷課一天。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這將會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罷課會產生示範效應，掀起新一波的抗爭行動。在臺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50萬人上街遊行。

罷課的下一步 –呼籲罷教、罷工、占領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後，行動必須持續升級。罷課會成為整場民主抗爭的風眼點，如果在罷課期間召開抗爭大會，呼籲所有反假普選的團體和人士，討論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包括占領行動、罷交稅、罷工等公民抗命運動，將可以燃起各處的抗爭之火。 罷課支持者若果呼籲教師罷教，可以令中學罷課更為徹底有力。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導層被民主黨政客主導，教協甚至表示不鼓勵中學生罷課。

由於工會領袖立場軟弱，令教師欠缺了團結的力量，即使教師心裏支持罷課也不敢單獨出來表態。罷課學生可以公開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要求他們發動教師罷教，承擔起工會應有的責任。 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在太陽花學運裏，即使很多親建製工會的立場靠攏國民黨政府，但在學生公開呼籲工人罷工後，也獲得了一些工會的響應。香港罷課的學生若果呼籲罷工，將會發出強烈的訊息，令香港工人階級意識到民主運動與自己的緊密關系。

打倒一黨專政　連結內地抗爭

在獨裁的國度裏，統治者絕不會讓香港一城擁有真正的民主，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促成全國性的反抗運動，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共全力打壓香港的普選權，因為若果香港有自由選舉，會造成示範效應，令中國其他省分的群眾都會要求有權選舉領導。繼622香港80萬人參與電子公投，支持公民提名後，澳門人也仿效香港，內地湖南人民表示「香港有公投，湖南也要公投」，可見民主運動在兩岸三地的連鎖效應。 盡管內地生罷課比香港學生面臨更大的風險，今次的罷課運動仍然獲得不少在港的內地生響應，可見內地學生非常關註中港的民主。香港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群眾為民主權利反抗中共專政。

近年，內地學生罷課運動崛興，多場反環境汙染的運動中都是以學生的罷課作為骨幹。 如果香港罷課的學生公開呼籲內地學生也罷課爭取民主，並向內地民眾發出強烈的訊息，將令更多群眾認知到兩地團結抗爭的強大力量。

罷課委員會

罷課的力量除了在於強烈的訊息，更在於學生有組織地參與群眾運動。作為抗爭的手段，罷課的組織力遠超過過往遊行集會的形式。這組織就是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誌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會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運要有民主的機製決定重大的策略，否則就有可能重犯2012年反國教運動的錯誤 – 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運動相當成功，最後政府撤回加學費的議案，撤回打壓示威權利的法案，令魁北克省長下臺。罷課學生領袖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製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抵抗校方打壓　我要校園民主

建製派近日瘋狂抹黑學生罷課，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抹黑學生為紅衛兵，又指搞罷課等同文革；反占中大聯盟設立舉報熱線，呼籲舉報策動罷課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 很多中學的校方禁止同學宣傳罷課，甚至以紀律處分威脅同學。有些校長指學生年紀太小，思想未成熟，不應接觸政治，但這是虛偽的講法。

最近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決定蘇格蘭是否脫離英國獨立成國，16歲以上的居民均享有投票權，在民族自決的國家大事上表達竟見！而在奧地利、尼加拉瓜等國家，政府允許16歲的年輕人有投票權。 此外，梁振英於2012年試圖將洗腦國民教育帶入中學，現在反對「將政治帶入校園」的校方當時都沒有反對梁振英，甚至為了拿取辦學經費而舉腳支持。難道國教科不是政治嗎？說穿了，建製派只想將親政府的聲音帶入校園，排斥學生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 我們不能輕易屈服於校方反民主的行為。

面對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全港大罷課行動」，然後一起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學生在校園內贏得民主，關鍵是建立獨立的學生群眾組織，加強中學生的團結力量。目前香港的學生會往往是校方的半官方組織，受到校方直接間接控製。中學生需要組織起全港性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自己選舉產生代表，並參與學校的決策，捍衛校園的民主權利。

連系至社會經濟訴求

在今天不民主的政製下，任何有利民生的政策在議會內都被資本家「零風險」地否決。而特首要經過提委會篩選，目的也是要保障特首不會推動有利民生而背向商家的政策。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 民主運動若果要動員廣大的基層群眾和工人參與，必須將政製民主訴求連系至社會經濟的訴求，包括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地產霸權、反對私有化、反對勞工剝削、要求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等。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打破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

誰是全港大罷課行動？

「全港大罷課行動」於2012年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學生成員成立，只要有誌推動罷課抗爭，反對不民主的政府，歡迎任何政見人士參加。我們一直竭力推動罷課，早在反國民教育科時在中學宣傳組織罷課，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今次反假普選的運動中，全港大罷課行動與學生一起推動罷課，鼓勵中學及大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

立即加入罷課運動！

★ 不要假普選，人大不代表我，公民提名，廢除提委會

★ 在學校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由下而上發動罷課抗爭

★ 全港群眾發動公民抗命

★ 要求教協支持中學罷課，支持教師罷教

★ 呼籲中國內地、澳門學生罷課聲援

呼籲中學生延長罷課　聲援被捕學生　譴責警察暴力

9月26日千二名中學生罷課，反對人大落閘及假普選。晚上二百多名學生闖進政府總部，引來逾千市民聲援。過千名警察嚴密怖防，進行暴力鎮壓，多次動用大支裝胡椒噴霧，並展示伸縮警棍威嚇學生。學生領袖黃之鋒被指襲警而被逮捕，被拘留警署不許保釋。

警察政治打壓學生領袖，目的是殺一儆百，令其他學生不敢參與抗爭。此時警察進行政治檢控，也是為了製造白色恐怖，阻嚇我們參與十一占中。然而，暴力鎮壓只會激起更多人的憤怒，我們必須把行動升級，予以最大的還擊。 全港大罷課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清場，將會繼續留守政府總部。

我們認為，全港中學生需要於10月1日前延長罷課，並到政總集會抗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中學生會嘗試竭力推動9月29日罷課，要求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我們的訴求：

★ 延長罷課，抗議警察暴力
★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 譴責警察襲擊示威群眾，曾偉雄下臺，梁振英下臺！

香港：警察鎮壓後，爆發大規模占領運動

上周本香港徹底變天。在一星期的罷課後，大批以年輕人為主的群眾不分晝夜進行街頭反抗，聚集了10-18萬人，成功迫退了港府及防暴警察。

事件前所未有，全球媒體稱之為「歷史時機」。占領運動繼續擴大，而在星期日群眾成功抵抗警察鎮壓後信心大增，《美聯社》稱這場運動代表著北京政權在中港推動反民主立場的「重大挫折」。

9月28日警察暴烈的鎮壓引來社會前所未有的震驚及憤怒。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目前出現了一些前革命形勢的特性，政府深陷危機，並失去控製及統治權威。國家機關（特別是警察）受盡唾罵和不信任。大部分香港人不再信任所謂「高度自治」。

但這場運動幾乎完全沒有組織、綱領和領導層，與全世界各地這類示威的模式相似。示威中有強烈的抗拒政黨情緒，即使泛民及和平占中不斷發聲明，表明自己與運動掛勾，壟斷了媒體曝光，這些政黨在占領實地上幾乎完全缺席。

即使這種「自發」模式達成了啟動占領街道的任務，現在進一步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罷工委員會、建立占領委員會、製訂清晰綱領，以推進鬥爭去打敗不民主的政府。

有重要的一點是，需要透過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及年輕人加入鬥爭，以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共同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只要仍受中共統治，香港並不可能會有民主選舉，只要打倒中共政權才會為此開路。

這任務不能單靠香港群眾完成，需要更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像一些泛民團體浪費時間於呼籲英美政府支持，而應該尋求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工人及年輕人支持。對英美資本主義政府來說，與中國的商業來往永遠比民主及人權更重要。

兩傘革命

由於示威者反起兩傘保護抵擋催淚彈及胡椒噴霧，運動在社交媒體被稱為「兩傘革命」。警方承認在9月28日（星期日）總共投擲了87枚催淚彈，企圖驅散在金鐘政總外的示威者。自1967年英殖統治以來，從未試過對香港示威者施放催淚彈（2005年反世貿示威時，警方向韓農施放催淚彈）。

9月29日（星期一）晚上，約18萬示威者占領香港三處，在主要大路上架起了零散的路障。在星期日晚上，職工盟號召全面罷工。宣布政治罷工對香港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極度重要的發展，也一直只有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者倡議，但罷工的參與度在現階段還是非常有限。

大學生延長罷課，而中學生即使受到校方的巨大壓力和威脅，也愈來愈多人罷課，在學校靜坐抗議的人數增加。運動的主要焦點在要求梁振英下臺。梁振英在星期日指揮鎮壓，使其本人更為罄竹難書，受盡唾棄。

年輕人的角色

這不僅是香港統治菁英的危機。政府受到北京的壓力，加上想展示對北京的忠誠，因而要展示強硬手段而鎮壓示威。

「這已經比北京或香港當局預期大得多。」《紐約時報》史丹福大學的Larry Diamond指出。「他們沒有戰略和平驅趕運動，因為這需要談判，而我不認為習近平會容許談判。」他補充。

不出所料，中國收緊網路控製、封鎖網上搜尋器「催淚彈」、「占領」等關鍵字、封鎖Instagram。

這場運動有一點極度重要，就是與世界各地的運動一樣，以年輕人為開始，尤其是9月22日的罷課。過去兩年，唯有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及學生成員在倡議全港大罷課，並以此激起工人罷工，作為民主鬥爭的關鍵武器。在過去一星期的事件將這一願景徹底驗證了。

13,000名大學生參與了罷課一星期後，激起了目前大規模示威和占領。9月26日，1,500名中學生（有些年齡僅為12-13歲）參加罷課。在當天晚上，一群學生闖進架起了圍欄的「公民廣場」開始占領。

大約80名學生及其他示威者於星期五及星期六被捕，警察動用胡椒噴霧等強硬手段。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被捕，被拘留40小時後無罪釋放。起初警察表示黃之鋒受襲擊這項嚴重罪行。學生活躍分子被捕，加上警察嚴重施用暴力，成為了這場群眾占領的火花。

威脅鎮壓升級

在高峰期，12萬人在香港下午抗議警察鎮壓學生。星期日下午，5萬人繼續留守，與防暴警察對峙。有傳警察準備使用橡膠子彈及備有聲波炮的裝甲車，但後來警方否認。在混亂的局面裏，非常難知道這些是否流言，也能故意流傳的，也可能是傳聞本來屬實，但政府及警察猶豫過後就退縮。和平占中領袖非常重視這些報告。但占中三子在罷課及占領運動裏，完全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更準備地說，他們只是在運動發展起來後自封為運動領袖。

星期日晚上，由於有傳警方出動橡膠子彈及裝甲車，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呼籲示威者從金鐘撤退。他指：「這是生死問題。」即使是學聯的領袖也呼籲示威者離開當區，而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就公開批評這一決定，呼籲示威者堅守留低。

雖然大部分示威者退出金鐘夏愨道，占領在旺角及銅鑼灣又再開始。3,000人聚集在旺角，封鎖了交通重點彌敦道。在本文撰稿之時，「占領旺角」的人數仍在壯大，在星期一晚上有約3萬人參加。此外，銅鑼灣也有群眾通宵留守。因此，警察武力並沒有如預計般成功驅散占領運動。相反，占領運動不斷擴散為多個地區，以此策略應付警察，令其更難鎮壓。

這結果代表著巨大勝利，示威者成功抵抗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形容的「警方攤牌」。自占領中環宣布以來，兩年來香港警察一直在極度細致地準備應對。警察轉化為準軍事力量，令警察變成政治工具。但即使在現階段運動欠缺有凝聚力的組織，警察鎮壓在頑強英勇的抵抗下還是失敗。

幻想破滅

這是一個月內第二次，在英殖及中共統治下的幻想破滅。第一次是8月31日人大決定令下屆特首真普選的希望幻滅。這次，對香港警察的幻想也在一夜晚徹底消失。即使是溫和派的教協會長馮偉華，也表示「警察令自己變成了人民公敵」。

重要的是，占領運動中群眾喊得最多的口號之一是「警察罷工！」，呼籲警察拒絕接受命令。這無疑令警員士氣低落，對警方指揮官造成問題，因此他們被迫重新部署。

中共立場愈加強硬、鎮壓性和僵化，本身就是獨裁政體深陷危機的表現。這令人們數十年多對國家機器中立以及「法治」的幻想破滅。中共就如一部只懂鎮壓的機器。中共政權不能進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以滿足資產階級自由派，中國未來的願景會是走向社會爆炸的局面。香港目前的形勢就是走向革命性鬥爭的先兆。

對新疆穆斯林地區的國家鎮壓不斷加劇，今年有數百人在與國家機器沖突時喪生，最近更在一些地區禁止留須！上星期法院更以「分裂主義」判決一名新疆學者伊力哈木．土赫無期徒刑。而土赫只是一名對中共政權的溫和批判者，倡議改革而非革命。

在香港也如是，主張就政改談判的溫和泛民也被狠狠刮了一把。他們準備接受北京不民主的統治，以換取小修小補的改革，但即使如此中共也不接受。

「一國兩製」受到壓力

這強硬路線很快令香港人無法再容忍。過往不少人認為香港可以在中共獨裁的統治下享有相對的，與專製的中共和平共處。工國委（CWI）在中港兩地的支持者一路以來解釋這並不可能，民主鬥爭可以從香港可能點起火花，但只有蔓延至中國大陸打倒獨裁政權才能勝利。否則中共會不斷嘗試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我們今天就見證住這一動態。

在占領運動爆發前，《南華早報》的一份民調發現，53%香港市民對現時「一國兩製」沒有信心，而37%則有信心。這與2007年時的76%大幅下周。正如我們之前解釋，在獨裁者現在的政策下，香港「分離」的情緒及支持港獨會不免升溫。

但是如果北京（特別是在習近平執政下）容許小許所謂「西方式」的自由選舉，會恐懼失去對中國的控製。他不僅是停止香港的民主進程，但相反強加更大的政治控製。

八月的人大決定是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一環。除了要軍事化警隊，加緊對本地媒體的控製，這計劃也包括削弱本已跛腳的立法會的權力，以及讓下屆「普選」的特首有更大權力，例如控製預算支出。這將香港帶向更專製的統治的計劃，引發了過去幾日的群眾反抗。

大量的支持

政府計劃要瓦解和抹黑「占中」，並以此強渡就北京不民主的選舉方案的抗議浪潮，但這如意算盤已經打不響了。縱使反占中的大型宣傳，甚至渲染「混亂」和「暴力」，但是周末發生的事情完全證明了哪一方贏得民眾的支持。

《南華早報》報導有白領工人在星期一返工路上向占領銅鑼灣的人士喝采。該報還引述一名會計師控訴政府「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許多途人也向占領者捐贈許多食水與食物以示支持。

星期一晚上的集會有大量市民參加，並集體高叫「梁振英下臺」。運動已經發展到首次出現了工人階級參與的先兆，而這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是尤關重要的進展，雖然到現在為止工人階級仍然未有作為一股獨立、有組織的勢力參與。關於號召罷工的反應一般，這反映出香港工會長期以來的力量薄弱，但還是有一些重要的組織停工來抗議警察的鎮壓。這包括了沙田太古可口可樂工廠的兩百名員工、送水工人、巴士司機、部分銀行職員以及學校教師。

超越和平占中

這次的鬥爭，一下使歷時兩年的「和平占中」運動不過為歷史的小註腳，而紙上談兵的計劃並被由下而上自發的「雨傘革命」所取代。正如我們對於占中領導層的批判所指出的，他們構想的只是更小型和純粹象征性的抗議，預算只有一萬人參加，甚至在初期打算排除青年人參與。他們計劃中的每個部份都是為了防止「激進行動」與自發行為。不過，現實已經全盤逆轉。

因此，當資產階級媒體──我們明白為什麽他們會這樣做──繼續將占中領導們視為本次群眾運動的牽頭人，但事實並不如此。現在的運動是獨立於占中領導層而爆發的，而他們只是隔岸觀火，並沒有參與學生罷課或反抗警察暴力的第一輪示威。他們直到9月27日晚上才加入，而當時的運動已經迅速擴大，占中三子不過是在「趕尾班車」。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3年和平占中剛剛提出的時候，除了支持對號召群眾占領外，也指出了和平占中不過是「溫和」泛民領導們嘗試重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在青年人和社運分子抗議政改運動的當中帶頭。占領運動的構思的確符合了群眾對於民主運動激進化的渴求，而「溫和」泛民正好就是利用了「占中」的標簽來阻止由下而上的激進運動。「溫和」泛民在政治上與占中領導層走得很近，而直至上個月他們仍然試圖與北京達成妥協。他們在過去數年間的背叛和與獨裁者的妥協，尤其是2010年投票通過政改，使得他們在選舉中遭受挫折。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曾經指出：「占中三子猶疑和拖延了很多次。在學生們與警察對峙了兩天後，戴耀庭才走到現場宣布啟動占領中環，當時有很多人向他們喝倒采並憤而離開。」

在幾乎所有的方方面面──時機、組織、策略、以致他們非常局限的「溫和」綱領，占中領導層都與現實和群眾的情緒脫離。甚至他們計劃的地點中環，在今天的鬥爭中淪為配角。這個運動更像是「占領去中心化」──不斷以化整為零的策略來製勝警察的驅趕。現在的占領行動是由下而上爆發的，由冒死抵抗警察鎮壓的示威者發起，而不是自封為王的「領導者」。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如今需要的民主領導層，組成行動委員會來決定策略與戰術，並向所有團體、政黨和工會開放參與，而不讓任何一個組織獨大。

又一次的天安門？

周末的事件再一次地令許多人聯想起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及接續發生的血腥鎮壓。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討論了中共政權為阻礙香港自由選舉所可能做的極限。中共專製現在內部出現非常嚴重的權力鬥爭。習近平將難以就香港的危機示弱或任何行差踏錯。這可能引發由在過去兩年的反貪被針對的「既得利益者」和「老虎」們（中共高層）向習近平的反撲。

與此同時，習近平手中集中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同於過去三十年的「集體」專製。在政權對香港的政策嚴重失敗後，這將會使他成為了眾矢之的，無法躲在其他人身後。《紐約時報》有評論指出：「就連最保守的妥協（向香港的示威者）將會向大陸的人發出一個訊號，就是群眾運動是可以帶來改變的，而大陸的評論者指出一直形象強勢的習近平是不會希望露出如此的弱勢。但是細小的讓步也很可能不能滿足已經占領街頭的香港群眾。」

中共在八月的決議中一錘定音，甚至將「溫和」泛民的最低要求排除掉，計算著他們能夠瓦解由懦弱的占中領導所控製的反抗。社會主義者此前也一直在警告，北京的挑釁使得運動超出「溫和」領導的限製。

警察施放催淚彈鎮壓，使得反抗運動更為強大。這迫使梁振英和本地的國家機器暫緩片刻，政府在星期一宣布撤離所有防暴警察（雖然實際上並非完全撤離）。

星期一的早上，警察公共關系科的「好警察」派出談判專家與示威者談判，「友好」地呼籲是否能打開通道讓交通恢復，就好像昨晚沒有發生過什麽事情那樣！在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則幾乎沒有警察在場，而警察則重兵把守金鐘的政府總部，並與示威者對峙。

由於政府憂慮示威持續，甚至取消中共建政六十五周年的十一國慶煙花匯演。可見香港的危機導致習近平建立的強勢領袖形象的破滅。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一篇英文社論寫道：「激進分子只有死路一條。」而在報章中文版中，此文章被刪除，但指出中國武警可以協助香港警察鎮壓示威。其報導「武警的支援可以更快地恢復穩定」。他們開始意識到這些言論與在地的現實脫離，因此也被低調處理，並理解到需要小心處理這次爆炸性的政治危機。

就連駐紮在香港的5千名解放軍，也未必有能力重挫占領運動而「恢復秩序」，尤其占領運動越來越分散。出動軍隊更可能引發更進一步的政治反撲。對於中共政權和香港的資產階級建製來說，目前駐港解放軍更重要的角色是震攝和威嚇，而非真正出擊。

這不代表說，解放軍一定不會出動，甚至不能排除會從大陸增援到港，假如危機去到香港的統治機器和警隊出現分裂的時候。但是在短期內這是不大可能的。政府在接續數天的策略，會好像臺灣當局在今年初的「太陽花學運」那樣，利用雇用黑幫或親政府社團來挑釁並試圖引發沖突，抹黑運動並讓警察有藉口再次鎮壓。

梁振英下臺！

雖然局勢的發展迅速，有很多可能性和改變，但暫時來看政府會暫緩發動新一輪的鎮壓，並試圖透過讓步，甚至辭掉一些不受歡迎的官員（這以前曾經發生過）來拖延並渡過危機。

我們並不能排除梁振英將會下臺，來換取香港恢復「穩定」，但面對群眾抗爭而下臺將會對香港和中國政府帶來巨大的成本。這會大大地提升群眾的自信，證明戰鬥性的反抗是可行的。要求梁振英下臺是目前的核心口號。就連占中領導們也在提出特首的請辭，反映出運動底層的民憤。在星期一早上，梁振英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他將「不會讓步」，但危機持續下去，嚴重的壓力將導致政府陣營分裂。

社會主義行動非常活躍於運動中，並透過「全港大罷課行動」組織中學生罷課。社會主義行動提出要贏得真正的民主，就必須要將香港的群眾運動與中國大陸的革命連結起來，工人階級將會是結束專政和改變社會的關鍵。爭取真民主的鬥爭並不能夠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完成，泛民傾向的「西方民主製度」也只不過是讓非民選的有錢人和財團壟斷政治。無論是由專製政權還是金融市場統治，資本主義就是獨裁製度        。我們另一個的選擇就是社會主義製度，並且民主地計劃經濟，來終結不斷惡化的貧窮、樓奴、失業者和低薪合約勞工。

在現在的群眾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建立中港的工人群眾政黨，將革命性的民主綱領連結起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團結聲援香港「雨傘革命」的不合作運動、罷工罷課和占領運動！
打倒梁振英政府！
反對鎮壓，天安門事件不要重來！
建立工會、學生會和罷委會，將罷工罷課蔓延
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打倒中共一黨專政！

不與暴虐的港府談判！

最近幾日，反占領流氓暴力襲擊占領運動，警察袖手旁觀，縱容暴力，放走一個個被拘捕的暴徒！中共及港府資助愛護香港力量及藍絲帶勢力，策劃這場暴力事件。

同時，警察施用狡猾的手段，向特首辦駛進載滿催淚氣體丶橡膠子彈等武器，試圖恐嚇占領人士。政府於9月28-29日派出「第一梯隊」施放催淚彈鎮壓失敗，挑起了民情反彈，現在派出親政府流氓作為「第二梯隊」發動攻擊。

在旺角，群眾英雄式地回應了這些攻擊，約1萬平民到旺角抵抗暴力。雖然占領運動的「官方」領袖學聯丶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呼籲群眾撤離旺角及銅鑼灣，但仍然有過萬人到旺角留守，這本身已令人驚嘆不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活躍於旺角占領區，我們認為必須保衛旺角區。民主地組織起來，成立行動委員會協議日常鬥爭。

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不同派別的力量正受到壓力，「溫和泛民」往往害怕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激進化而失去控製。他們在壓力下可能以「保持民意支持」的名義解散運動或向政府作出退讓。這會削弱運動的力量，令我們更難勝利。

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暴力襲擊是政府戰略之一，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施加壓力，要他們尋求妥協的道路。任何與梁振英及中共的妥協只會拿到小修小補的退讓。這絕不能帶來群眾要求的全面民主。

與政府談判？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虐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立即實現真普選，而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丶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臺！
★不要假妥協丶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 ─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香港：警匪合作，政府和警方製造襲擊事件打擊「雨傘革命」

10月3日（星期五），占領運動進入進入第六天。經歷過與警察對峙，兩天的公眾假期結束後，占領運動受到有組織的暴力襲擊。社會主義行動（CWI）活躍於旺角占領區，這一帶多日來受到黑幫和愛港力動員出來的流氓暴力襲擊，拆毀拆毀帳篷和路障，襲擊占領人士，而警方則袖手旁觀。警方指星期五有37人受傷，當中旺角就有18名傷者。有19人被捕，根據警方資料，有一半被捕者有黑幫背景。

在銅鑼灣，同時有黑幫分子及親政府勢力發動同類襲擊，讓警察有藉口介入並清走圍欄及帳篷，從而結束占領。有報導指有暴徒推撞及性騷擾女占領者，又說「出得來示威預左俾人非禮」。本星期更出現一群親政府的「藍絲帶」勢力，支持警察執法，對抗佩戴黃絲帶的支持民主人士。這群所謂的「反占領市民」實際上來自中共的外圍組織。在一段廣泛流傳的視頻中，警察在銅鑼灣警署附近向一批中年男子分發藍絲帶，隨後同一批人被目睹襲擊占領人士。

在昨天的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前，新界鄉議局於兩日前襲擊了職工盟的街站。來自運輸、教育及服務等領域的大約一萬名「職工盟」成員，從星期一就加入了示威，支持此次運動。建製派媒體抹黑占領運動「現場混亂」且「癱瘓經濟」，將罪名歸咎於占領人士。

與此同時，在金鐘占領區，當務之急是組織認真的防衛，對抗右翼親中共流氓和警察的新一輪攻擊。警察的狡猾且挑釁性的策略激起了警民沖突。在星期五早上，警察要求示威者開路讓救護車通過，但卻利用缺口運送大量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一名CNN記者報導，目睹星期四晚運往特首辦的貨物上標簽為「round, 38 mm rubber baton」，即橡膠子彈。

集體捍衛占領區

警察實質上將特首辦轉變成堡壘，以應對激進學生的包圍行動。可見愈來愈多的激進學生對政府的拖延戰術及暴力襲擊不耐煩，以及愈來愈憂慮「溫和」泛民會試圖解散運動。

襲擊各占領據點的行動顯然是有組織的。每次襲擊的時段和模式幾乎一樣，在日間占領人數下跌時進行。「雨傘革命」示威者毫無懷疑地相信，對占領的暴力襲擊是由梁振英政府和警務處上級組織策劃的。

為響應號召重新占領旺角，鞏固示威運動，星期五晚旺角的占領人數增至一萬人。如此回應著實令人吃驚，因為包括「學聯」和「學民思潮」在內的「官方」組織者都呼籲人們前往被包圍的政府總部，將金鐘作為此次運動的主要示威地點，而保衛旺角的動員來自更激進的「非官方」示威團體和普通市民。

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本來已在旺角地區活躍多年，我們也在占領旺角最薄弱的時間中午的時候，與其他示威者聯手保衛占領區。在被親政府暴徒以二十比一的數量下包圍，守方被迫後退。其中一個困擾許多社運分子的問題關於所謂「本土派」的角色──他們乃一群松散的網絡組織，主要在網上動員並結合「無政府主義式」對所有政黨及「領導」的批鬥，帶有傾向獨立的思想，同時亦有粗疏的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這些團體也活躍於旺角占領區。但是他們的「行動」則更多地針對其他在場組織，尤其是社會主義行動，試圖在我們派發傳單的街站製造混亂和騷動。但是這些「本土派」在星期五親政府分子圍堵進攻占領行動時（當天最主要的新聞）卻神秘地消失掉。

有證據顯示「本土派」被中共滲透。去年十二月，一群「香港人優先」的示威者沖進解放軍軍營，並揮舞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旗，要求解放軍「滾出香港」。該組織的一名主要成員及後被發現為中共臥底並因此而解散。即使北京當局支持或操控港獨組織，表面上自相矛盾，但中共一直擅長使用這些手法。中共當局對於這些團體的滲透程度仍不清楚，但無疑北京正利用反大陸人的「本土派」──讓他們獲得大量的外國媒體關註──來將民主運動抹黑為「反華勢力」並將更大的政治打壓合理化。

分散占領

保衛多個占據點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分散占領一方面可以增加運動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政治效果。最重要的或許是令警察難以全面清場。群眾分散占領成四個不同區域，是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也突顯了警察的戰術問題。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一些派別的力量正在施加壓力，這派別不想有多個占領據點，令這些自我欽點的領袖難以控製。「溫和」泛民壟斷這場運動的政治路線，但他們幾乎與中共與香港政府，完全被示威者的戰鬥精神所震攝。這些政客們一直都恐懼於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被激進化並失去控製。

民主黨何俊仁說：「現在情況混亂。」何俊仁等泛民政客過往多次反對群眾鬥爭，附和政府關於「極端政治」和「暴力抗爭」的恐嚇輿論。在2011年一場替補機製的論壇裏，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會場示威後，泛民政客對其予以譴責。「長毛」最近就此案坐牢一個月。

因此，何俊仁等溫和派對今天空前的群眾鬥爭感到「困惑」，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運動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年輕人、學生和普通勞動大眾，每天與政府和警察對峙中清晰的目標和有決心的行動。

「溫和」泛民的目標是要尋求妥協，一個所謂的「現實方案」，而這只會是小修小補的讓步，並讓本來的專製政府得以繼續執政（無論梁振英是否下臺）。這並不是群眾要求的「真民主」，而這樣做也可能會引發起民眾的大量不滿。

社會主義行早前已經告誡過，暴力襲擊示威者是政府的戰略之一，這是來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等施壓，讓他們接受那個爛「妥協」。這也會增加「溫和」泛民的影響力，讓運動從新集中到單一、更易控製的地方。這解釋了為什麽（一定程度地）譴責警察與暴力攻擊，但卻沒有任何意誌試圖保衛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

談判？

鬥爭經過了起初的高潮後，在現階段已到了停滯時期，加上欠缺清晰的戰略和真正的領導，運動的路向及訴求仍然不明確。其中關鍵的一點是對談判的態度。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主導民主鬥爭的泛民領袖不想有雨傘革命發生，因為他們與資本家階級一樣恐懼，運動會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一人一票的訴求，開始將矛頭指向掠奪財富的大財團和銀行。泛民領袖往往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就談判問題，在運動內部已開始出現分歧。學聯起初決定正確，宣怖梁振英若不下臺就不會談判。這是底線！但在10月2日（星期四）晚上，政府顯然受北京指示下，表示願意與運動領袖會面，溫和派（等別是占中三子）似乎向學聯等人施壓，表示願意談判。這與泛民政客害怕失去運動的控製權不無關系。

旺角及銅鑼灣受到襲擊，令運動形勢有所改變，學生領袖受到的群眾壓力增大，令他們改變立場，不再與政府談判。但是，「和平占中」領袖仍暗示願意與政府談判。他們希望將街頭運動變為領袖圓桌會議，正是溫和泛民的政治基因。他們想透過談判去宣布「道德勝利」，主張占領者應該「暫時」撤退。但這立場將造成災難，會令我們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功，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這代表殘暴而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並拒絕任何除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繼承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對參選人有任何的限製。對於社會主義行動來說，這也應該聯系到將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並由一個真正的人民議會所取代，其中的所有成員皆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正如蘇格蘭最近的公投，投票年齡應降到16歲，我們已經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會主義者並非原則上絕對反對談判的教條主義者。在許多情況，無論是工人鬥爭或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的領袖都需要談判，但必須有群眾運動的壓力作為後盾。但港府受獨裁者的命令，絕不會放下權力，與它談判只會是註定的失敗，特別是，如果參與談判的都是溫和泛民領袖。今次的占領運動他們完全沒有發揮過角色，而在過去三十年，他們的妥協路線從來沒有為民主運動贏過絲毫的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目的就是要成為工人階級運動的記憶體。我們不斷提醒群眾過去的失敗經驗，告誡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中痛苦的背叛，避免今天的鬥爭再次錯失良機。

這個偉大的群眾運動得到了全世界的註目，尤其是工人和年輕人們。全球都發起了不同的聲援行動，包括從菲律賓到英國的工人組織。在「十一國慶」假期期間，參與香港運動的群眾數字超過20萬。

社會主義行動在占領運動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並竭力推動罷課中。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運動中少數聲音，呼籲將運動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裏的非法工人鬥爭和反抗國家機器鎮壓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共產黨的策略，而共產黨本身就是香港（乃至中國）通往民主的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不幸地，許多示威團體，例如民主黨，都不這麽認為，甚至覺得「幹預」中國內政會激怒獨裁者采取更強硬的立場。

但這種「自我審查」並試圖將兩地的鬥爭分開乃是個嚴重錯誤的想法，實際上更會強化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到中國，並且越早越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以反抗堅定地站在反民主陣型的資本家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以來都強調群眾的民主示威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民選行動委員會並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的所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接納未來政府所作出的談判讓步。

而當2012年反國教運動時，我們遭受一些民主陣營內的團體抨擊，被以官僚的手段阻止我們行動。我們已經告誡過「小圈子」的領導層在沒有民主程序下獨斷所有決定的後果。當年的運動後來在政府沒有完全撤回國教時被突然解散，這就凸顯出問題的重要性了。

不幸的是，今天的運動同樣缺乏民主的架構，而當自發而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使得占領初期數天運作尚算流暢，這種群眾鬥爭的模式正在政府的圍堵攻擊下受到嚴重的試驗。反占領的暴力更突顯了民主組織的重要性。解決出路在每個占領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組建自衛防禦，類似的民主組織也可以在學校和工作地點中推動罷課罷工的行動。這些委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的策略，並透過公開而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只有運動的內部全面民主，我們才能擊敗政府。

可惜，今天的占領運動同樣欠缺民主架構。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暴力襲擊令民主組織變成為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臺！
不要假妥協和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支持並延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來決定下一步的計劃，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學校罷課！支持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本身也是階級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重新啟動罷課　必須踢走梁振英！

香港的政治危機再次有戲劇性發展。政府企圖透過一次假談判來結束占領運動，但失敗而回。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不但用暴力催淚彈鎮壓群眾，現在更被揭發涉嫌貪汙！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這件醜聞更為現時政府的危機火上加油。這也是為什麽林鄭月娥突然宣布拒絕與學生對話，政府權威經已重挫，害怕談判可以變成群眾動員新一輪抗爭的機會，去要求梁振英下臺。

政府希望「擴大」談判的對象，將最保守的泛民溫和派也包括在內，這包括「和平占中」，但群眾在這場運動中，已經越來越看清他們阻礙群眾運動前進的妥協角色。相比起學生，政府當然希望與這些溫和派對話，因為他們曾經表示希望大家撤離並結束占領。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一定要重新啟動群眾抗爭，尤其是清晰呼籲全體香港學生重新啟動罷課。我們沒有時間猶豫。占領一定要繼續，不能作半點讓步，需要組織民主的行動委員會，爭取當區居民和小商戶的支持，同時組織自衛隊抵擋攻擊。

要確保新一輪的抗爭成功，並鞏固占領的話，我們一定要克服在雨傘革命所面對到的最大困難：基層組織與民選領導。我們必須由下而上建立這個領導層，取代現時幾個自我欽點的「小圈子」領袖，他們口頭上代表「占領」發言，實際上卻叫人撤離！

雨傘革命從此改變了香港。無論現在發生什麽，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投入到政治抗爭之中，他們更有鬥誌去為真正的民主而戰鬥，並且不希望像過去那麽多次受到背叛。

我們不能相信這個卑鄙暴力的政權。政府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的失敗後，改變策略利用「藍絲帶」和黑社會襲擊占領示威者。政府試圖製造恐慌，讓運動中的妥協派動搖，並結束占領和罷課行動。他們成功影響了那些一直質疑並拖延運動的領袖們。

這場運動的核心是最積極參與的普通勞動者和年輕人，對於結束運動的呼籲，他們大力反對。運動仍然得到大多數的公眾支持，有六成的香港人反對八月的人大決議，而只有五分一的人支持。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製。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力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墻」，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至今已經有約四十名維權人士在中國發起聲援香港的「雨傘革命」而被當局拘捕。縱使中共獨裁在大陸實施全面的媒體封鎖，並將香港的運動抹黑為「西方陰謀」，還是有人計劃在未來數天，於天安門廣場舉起雨傘進行抗議。大家試設想下，假如香港的占領運動能夠清晰地呼籲中國大陸人民聲援，在中國的反應會如何？至今未有運動的領導層願意作出這樣的呼籲。所謂如果我們避免幹預中國「內政」，中共就會恩賜民主給我們，這完全是個誤解。民主鬥爭是沒有中間余地的：要不獨裁者勝利（香港沒有民主），否則就是他們的失敗（在中港兩地都能實現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踢走梁振英！
不要假妥協、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梁振英涉收受澳洲財團賄款5千萬

香港「雨傘革命」踏入第三個星期，在林鄭月娥拒絕與學生談判後，有10萬人參與占領金鐘的集會。梁振英政府受盡壓力，連日來不斷有流言傳出，指中央會撤掉梁振英來平息民憤。

十月八日，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突然報導，梁振英在2011年11月底宣布參選特首後，隨即於12月與澳洲財團UGL簽署秘密合約，承諾繼續擔任其顧問並支持其在亞洲擴展業務，作為回報金額高達400萬英鎊（約5,000萬港元）。自梁振英2012年正式上任特首以來，更兩度收受報酬而並未申報。梁振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

UGL乃澳洲的跨國企業，業務包括工程、地產項目等。該公司於2011年12月收購戴德梁行，而梁振英則時任戴德梁行的亞太區主席。現在UGL企業與港鐵公司（港府為最大股東）有至少三項香港及澳洲的合作項目。

「雨傘革命」的群眾高呼梁振英下臺，警察於9月28日投擲催淚彈鎮壓示威者後，警隊內部士氣低落，軍心動搖。甚至有傳梁振英曾與政府高層商討，要犧牲曾偉雄一人以平息民憤。不難想像，今次針對梁振英的貪汙醜聞，是建製陣營為隨時準備犧牲梁振英而鋪路。

梁振英面對貪汙醜聞，政府正陷入新一輪的危機，但未必代表會因此立即下臺。董建華在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也繼續任職至05年才「腳痛」下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派別會想犧牲一個傀儡而保存整個製度。

2012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就是以揭露對手唐英年僭建和婚外情的黑材料，才得以當上特首，自始唐梁之爭引起了香港統治階級之間持續的分裂。梁振英上臺後，政府內閣的醜聞繼續被揭發，涉及面包括上臺數天便下臺的麥齊光、前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等。這不是香港製度的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的反貪權鬥搬到香港上演。梁振英收受的金錢資助，不過是整個腐敗政府的冰山一角罷了。雨傘革命不要只換人而不換製度，踢走梁振英，革走整個腐敗政府，實現真普選，打倒財團專政！

雨傘革命分裂危機 － 背後原因是什麽？

要打倒梁振英政府，要爭取到真民主，就要團結起來抗爭。但只有民主決策及自由討論才能達致真正的團結！

雨傘運動踏入第三星期，抵受了警察暴力、黑幫襲擊及反占中的輿論抹黑。但是，運動內部正就路向分歧而陷入分裂，為什麽會出現這情況？

占領群眾深深不信任泛民及占中三子等團體，認為他們會背叛運動。經過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這些批評是合理的，有必要公開討論。可惜，盤踞於旺角的本土派並非以討論作為手段。本土派沒有提供一個替代妥協派的方案，從而建設更強大、更團結的運動，而是用散播謠言和抹黑的手段排斥異己，甚至傷及反對妥協的組織。本土派以流氓惡霸的手段，歇斯底裏攻擊「左翼」（有很多實則上並非左翼）以及任何異見者，令運動愈來愈專製。這嚴重危害運動內部的言論自由及組織權利，有違民主原則。

學民思潮及學聯表示，願意以撤離金鐘道作為交換條件，要求政府重開公民廣場作為集會用地。黃之鋒宣布決定時，雖然聲稱是與占領現場人士商討後共識決定，但金鐘道不少占領者表示反對，甚至表現出憤怒。

學民及和平占中表示，為了爭取所謂「中間派」的支持，因此要向政府釋出善意，但換來的是政府立即清除金鐘一帶的路障，可見尋求談判根本不會有結果。

占領當然需要策略調配，但運動欠缺民主的組織架構，令群眾不能集體民主決策。現時學聯、學民及和平占中成為了金鐘區的談判代表，但由於沒有組織行動委員會，與占領者民主商討決策。黃之鋒於深宵宣布可以撤離金鐘道，只是在重覆反國教解散運動的錯誤。

只有繼續堅守占領運動，並將行動升級（尤其要將雨傘運動從香港蔓延至中國），向大眾展示勝利的可能，才能爭取遊離群眾的支持。相反，妥協只會令群眾感到運動走向下坡，令民氣消散。

金鐘代表泛民勢力，泛民視群眾力量為談判籌碼，想重用過往由上而下的方式控製運動。旺角則代表了本土派的勢力，吸引了一批不滿泛民及學聯的激進年輕人。熱血公民為了收割年輕人抗拒組織的情緒，打著「沒有大會」的旗號，禁止其他組織參與運動，實質上要令自己成為單一領導。在沒有民主的組織下，旺角、金鐘兩派的對立令運動有分裂之危機。

本土派的攻擊分裂運動，讓政府、警察及反占中流氓坐享漁人之利，對這場鬥爭造成具大危險。本土派充當運動的警察，只要參與者不聽其指令，就指控其為「共碟」並圍堵驅趕。社會主義行動都曾經被流氓叫囂圍堵，甚至破壞物資。我們強烈譴責這種反民主的惡行。

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過往壟斷群眾運動，在關鍵時候煞停運動，激起了群眾不信任組織的情緒。極右本土派從中得勢。現在本土派只是復製泛民的控製手段，只是做得更專製、更歇斯底裏：嚴格控製運動「紀律」，扼殺活動自由；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不能各自表述政治理念；抗拒組織參與，實質上要令運動只有單一領導。更重要的是，本土派長遠會令香港民主運動扭向族群衡突的方向，撕裂中港兩地反獨裁的運動，反過來只會讓中共得益。

為了令運動團結，堅持抗爭下去，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可以共同參與決策。香港民主鬥爭的一大弱點是欠缺具群眾基礎的基層組織。最大的缺失是欠缺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將反獨裁運動連結至反對低工資、高工時及反對商家操控經驗的鬥爭，這場鬥爭可以由香港開始，但唯有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工人和年輕人，推翻中共政權，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及新的工人政黨是當務之急，要求向領袖問責，並民選產生基層代表取而代之。這些基層代表必須真的來自基層，並切實為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發聲。

人大決定不撤回，真普選未實現，我們絕不退縮！

美國正在香港搞「顏色革命」嗎？

官媒聲稱香港的占領運動是西方勢力背後策劃，以分裂國家，阻止中國經濟增長。這論調在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中占重要，透迥指控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並會破壞社會穩定，以遏製在中國對民主的呼聲。

中共「顏色革命」的陳腔濫調被眾多事實否定。首先，社會主義者及很多左翼分子都積極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軍事侵略，我們這群人在現階段是運動中的少數，但也非常活躍於民主鬥爭。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有份舉辦聲援斯諾登遊行、聲援加沙（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行動）、反對美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爭。我們同時反對中美政府兩方是沒矛盾的，因為兩國政府都代表著商家鉅富的利益，壓迫大多數的人民。

第二，中共選擇性地利用「美國威脅」去迎合自己的輿論宣傳，是虛偽的做法。事實上，中國的統治菁英與美國資本主義是一個龐大復雜的夥伴關系。的確，隨著中國崛起而蠶食美國在世界多處的利益，兩國關系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但從經濟來說，兩國關系仍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龐大、最重要的關系，迫使兩國政府面對紛爭時要小心處理。

兩國經濟是由龐大貿易及金融關系緊密連系，同時中國持有龐大的美債。美國最大的企業都是中國的主要投資者，例如通用汽車、百勝（肯德基）、波音和蘋果，他們在中國售賣的貨品比美國更多。但今年也可見到一個歷史上的轉折，就是中資在美國的投資超越了美資在中國的投資。阿裏巴巴在紐約上市的股票，總共集資250億美元，令主席馬雲一夜變成中國首富，也令另外10名阿裏巴巴董事變成百萬富翁。

這種盈利關系解釋了中美政府想淡化香港的示威事件，確保不會影響生意。正如據報道前國務卿希拉裏說：「就人權問題批評你的莊家是不好的。」這正正是美國駐港領事在9月28日警察投射催淚彈後的回應，美領事發表聲明指美國「不會在香港政製發展問題上有立場」。

基於同樣原因，中國指控「美國幹預內政」和「顏色革命」時，通常透過《環球時報》等更強硬的官媒，但有時也會出自其母報章《人民日報》，但很少直接出自中共領導高層的口中。這些喉舌報的作就是令人覺得政府發言人的言論相對「合理」。

與美國「新保守派」友好

有些泛民領頭人物與美國右翼政客有連系，是事實來的。最近，前港督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為《蘋果日報》的黎智英安排居英權（彭定康拒絕了10萬港人申請居英權）。據報道，黎智英與美國新保守派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是好友。沃爾福威茨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也是因為他令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冒起。

黎智英的政治顧問Mark Simon是共和黨香港支部的領頭人物，也曾為喬治布殊助選。另一外美國「新保守派」愛倫（Ellen Bork）與李柱銘是好友。中國媒體大肆報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旳角色。NED是一個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智庫，資助不同的非政府組織，2012年在香港用了75.5萬美元，2013年用了69.5萬美元。

對於香港泛民與美國不民主的資本主義代表有連系，社會主義者並不感驚訝。雨傘革命並不是因為這些領袖而爆發的，而是因為沖破了這些領袖阻礙而爆發！從此可見泛民的政治矛盾，他們對民主的願景是建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因此主張妥協及逐步改革，但這路線經歷了30年的考驗都無功而還。中共獨裁者在全世界的企業都有一班有權有勢的好友。這批人與香港的商家一樣，認為民主對中國是壞事。

泛民領袖及其美國好友害怕，鬥爭的群眾不會停留於要求民主，而要求更進一步的社會變革，這將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從雨傘革命可見這一點，而泛民之前並無預計或希望運動會發生。

泛民領袖的美國好友不但沒有煽動顏色革命，反而不鼓勵群眾示威。美國領事在今次事件采取中立，而有傳沃爾福威茨在七一前與黎智英在遊艇聚會時，要求他不要發動占中。不論這是否屬實，占中的確被推遲了。

這立場與美國對港政策是絕對吻合的。在2010年，當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起「五區公投」時，《蘋果日報》並不支持五區公投，反而支持泛民妥協派。溫和泛民後來與中共密室談判，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其中有份參與密室談判的就是今天的「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

美國「重返亞洲」？

親中共的陰謀論者以美國「重返亞洲」作為例子，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可參考「多數中國人預料對日開戰」）為「外國勢力陰謀」，包括一些國際前斯大林派左翼也如是。雖然奧巴馬政府無疑想在亞洲建設軍事及經濟聯盟，包圍中國以阻止其經濟影響力增加，但這不代表他們想就香港問題與北京立即沖突。如果認為美國資本家階級主張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希望可以圍堵中國， 但仍然希望與目前獨裁的中共政權打交道，因為中共也主張穩定的盈利環境，而不想由未知的勢力取代中共。

特別現時伊拉克及敘利亞處於尖銳危機，伊斯蘭國控製了兩國約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美國發起的空襲未來阻止其得勢，白宮希望避免與中方進一步對峙而造成後顧之慮，而不想進一步刺激中俄正在萌芽的聯盟。正如《華爾街日報》於9月29日指出：「美國政府正面對多處的地緣政治問題，預計因此會小心處理與北京的外交。」

同樣，英國更加如是，右翼政府深陷危機，希望可以安撫北京，避免就香港問題發生糾紛。英國國會決定派員到香港調查，其實只是無意義的姿態，但大陸官媒就此事大肆攻擊。但今年6月李克強到訪英國時，總理卡梅倫就有相當關註一點：要確保價值2200億港元的中國投資合約，包括能源、鐵路和銀行。倫敦已經向中方代表保證，不會再發表「人權講話」，卡梅倫也不會再如2012年時般與達賴喇嘛會面。當時北京要求英國道歉，而英國也跪低了。

在今年夏季，陳方安生及李柱銘到訪英國，希望爭取英國資本家政客的支持，但以失敗告終。最令人註目的是，卡梅倫拒絕與他們會面。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卡梅倫保持緘密，並將香港問題交由副首相克萊格處理。克萊格是自民黨黨魁，將於下屆選舉受到重創。因此他們用盡任何機會爭取曝光，但他對香港的民主鬥爭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泛民認為民主鬥爭需要尋求外國政府或商家領袖的協助，社會主義者徹底反對這一立場。香港群眾需要贏爭取境外盟友的支持，但對象應是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年輕人，尤其是中國，因為反中共的關鍵地方就是中國。香港本土派團體舉港英旗爭取民主，是自討苦吃的，英國政府及資本家階級並不是示威的得益者，因為他們正忙於與北京做商業勾當。

反占中暴徒攻擊占領者街站

強烈譴責暴力

10月19日下午三時半，社會主義行動在藍田地鐵站A出口外擺設街站，呼籲支持雨傘運動。期間突然被十多名自稱反占中的中年男士滋擾，除粗言辱罵外，亦推撞及拍打我們義工的頭、胸及背，又以腳踢臺及揚聲器，令部份街站物資損毀，活動被迫中止。警員到場，護送其中一名成員上警車，但沒有逮捕任何暴力襲擊人士。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使用暴力，打壓言論的行為，此次事件證實站在暴力一方的是建製和政府。這些可恥的暴力行為並不會窒礙我們爭取民主、打倒中共專政的決心。我們將會抗爭到底！

對抗警察暴力　需要號召罷課罷工一天

雨傘運動經過了三個星期，為了實現真普選，打倒梁振英占領者抵抗了警察近乎失控的暴力，堅忍黑幫的暴力襲擊，被驅趕後又再度重新占領。在10月18日淩晨，9千名群眾重奪旺角占領區，遠遠出乎政府和警察的預算，群眾即使面對警察多次以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但仍然成功奪回旺角街道，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退後防線至登打士街，群眾又一次擊敗警察！

著名美籍戰地女記者波恩斯坦（Paula Bronstein）站在私家車頂上，遭警方以刑事毀壞罪拘捕，也有其他記者被警棍打中。有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是六七暴動以來首次發生的。

政府采取拖延策略，等待民氣消耗。政府目的是分裂運動，然後讓泛民政客及占中三子等妥協派宣布撤離，甚至批評「激進分子騎劫」。政府想孤立不妥協的年輕人，然後加強鎮壓去驅散整場運動。

可是，政府一再計算錯誤，不斷惹起民情反彈，包括反黑警員在龍和道曾毒打示威人士曾偉超、警察強行在旺角清場，再一次激起群眾重新占領。由928警察投射摧淚彈、10月3日的黑幫襲擊、警黑合作、到龍和道及旺角暴力清場，每次都是政府的計算失誤而令民氣再度凝聚起來。

單靠占領並不足夠 － 如何升級？

面對著警察、黑社會的暴力，市民依然不斷回到占領場地，顯示群眾的勇敢和鬥誌。然而，一批年輕占領者對於現時運動停滯不前感到不耐煩，發起零散的堵塞行動，但這種「快閃」行動難以長期鞏固占領，若果誇大直接行動，而忽視了集體力量的話，占領將難以長久持續下去。要真正保衛占領區只能依靠說服群眾，改變民意，動員更多市民上街，才能打倒梁振英。群眾動員不能依靠小撮人的直接行動所取代。十月十八日，我們在旺角的勝利示範了如何保護占領區：團體和普通市民大規模動員群眾參與。若果占領區中有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將更有效地鞏固占領區，而且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討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

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此外，罷交稅及罷工等抗命手段，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不是取代了占領堵路，但會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中共實際上比想像中脆弱得多。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

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雨傘運動亦需要支持以下訴求：

★全民退休保障 － 不要老年貧窮
★最低工資$40，標準工時40小時，外傭得到平等權利及保護
★凍結租金，大量增建公屋，給予年輕人居所

雨傘運動若要擴大，爭取更多支持，抗衡反占領陣營，就要支持這些訴求。梁振英會說這些訴求也是「不切實際」。但若果將真普選的抗爭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將可創造勢不可擋的運動。

延續雨傘革命　在中學組織真正的獨立學生會

為了爭取真普選，要求撤回人大決定，「雨傘革命」撼動了港府及中共，讓我們見證了香港的歷史。運動得到了全世界關註，全球數十個城市發起聲援行動。學生帶頭於9月22日發起罷課，超過24所大專院校及百多間中學罷課，後來200多人闖進公民廣場受到警察鎮壓，然後燃點起了這場運動。

組織起來，對抗梁振英！

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我們不能姑息梁振英及整個腐敗的製度！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9月28日，警察動用87枚催淚彈鎮壓手無吋鐵的學生及普通市民。自人大8月31日的決定以來，新一輪的政治打壓陸續展開。在這場運動中，被逮捕的學生很可能會被秋後算帳，受到比以往加倍的政治檢控。我們絕不能以沈默縱容政府的惡行，當務之急的是組織起獨立戰鬥的學生組織！

抵抗學校打壓

罷課運動期間，許多中學生希望在學校自發罷課，都被校方阻止。一些學校校方雖然被迫退讓，但仍以高壓方式壓製學生。部分學校「安全」名義把學生困在校內，不允許外出，甚至禁止同學去洗手間。也有學校致電家長施壓，要求將同學帶走。教聯黃楚標中學學生在操場邊一字排開坐，再輪流被老師問話。學校變成了一所監獄，校長變成了獄卒，阻止同學組織會議、派發宣傳罷課的單張，甚至一些學校連派黃絲帶也被禁止！
雨傘運動期間的罷課組織面對重重打壓，包括建製派抹黑、校方威脅「記大過」、「不準升班」等。

建立具戰鬥力的真正學生會

因為中學生之間欠缺一個獨立、由下而上的全港學生組織，當組織罷課的學生受到打壓時，往往不清楚如何應對，與其他學生之間也沒有協調。全港的中學生需要一個貫穿所有中學的機製，讓所有希望參與鬥爭的學生都加入到這個獨立學生會中，定期舉辦會議，討論及投票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如果香港有一個真正為學生爭取權利的學生會，在罷課期間，若有任何一間中學受到校方打壓，我們可以將消息立即向傳媒公開，向學校作出反擊，發起聲援行動等。一個真正的學生會不應受到校方任何控製，面對打壓時，可以有效團結集體力量，不會孤軍作戰。

現時全港各中學的官方學生會都受學校校方控製，所有決策及行動都需要經過校方批準，學生並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當學生嘗試爭取權利或校製的改革時，往往處於弱勢。我們於將軍澳中學生成員便反映，他代表學生會與校方開會時，曾提出一些校內改革，例如修改只能在地下操場飲食、早上必須於操場集會等條例，老師立即回應「校規上已有的條例不用再討論，沒有可能修改」而終止對話。事實上，學生會只是像政府的一個假諮詢民意的機構，實際權力始終在校方一邊。

學生應該有權組織屬於自己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選舉產生代表，並且有權力與校方共同製訂校政。只有具戰鬥力的學生會，才可團結學生，捍衛校園民主！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課委員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學生會，不受校方控製。為了在日常捍衛中學生的權利，也為了重建民主鬥爭的群眾基礎，指明戰爭的新路向，獨立學生會是必須的。

雨傘運動給予我們真正徹底改變香港的機會，實現我們久等的真民主。我們受夠了那些欺騙與語言偽術。但是，要達到最終勝利，群眾需要更有組織，包括工人組織工會、學生需要組織獨立的學生會，為了抵抗未來政府、主流媒體和警察的攻擊。從雨傘運動中再次見到，泛民領袖及和平占中並無能力帶領鬥爭，相反，他們正充當著運動的煞車掣。這批政治明星和學者害怕群眾會「失控」，往往寧願與政府談判，即使只是沒有結果的假談判。雨傘運動反映了群眾有能力擺脫這批領袖，建立起新民主運動。這個組織需要由下而上民主地建立，不可能一日達成，需要由零開始。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委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的中學學生會。

占領者無視禁製令　堅決留守

高等法院頒布禁製令，禁止示威者占領旺角及金鐘部分占領區，有效期至星期五早上十時。經過了一輪警察暴力，建製陣營動用法院國家機器作為恐嚇手段，但占領人士無視禁令，繼續堅定留守。

示威者抵擋了警察的胡椒噴霧，以及警察毆打的致命武力，且本身為了堅守占領已經犯上非法集結罪。禁製令決不會成功驅趕示威者，在法律技術上本身也難以執行。因此，這最多只能造成輿論恐嚇，令未加入占領的市民不敢加入。梁振英政府要妖魔化旺角占領區，宣傳示威者為「激進勢力煽動」、「外國勢力介入」，務求令其失去大眾支持。現在除了堅守占領區，亦需要有組織的宣傳行動，說服更多群眾參與。

正如梁振英之前所講，談判不代表不清場，政府現時兩手準備，在今天（10月21日）準備與學聯談判之際，背後繼續放劍打壓運動。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態度非常強硬，談判不會有任何實質結果，而只是梁振英拖延戰的手段，令占領運動的民意消散。此外，學聯代表了整個運動去作談判，容易讓政府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去分化運動。

談判應該作為平臺，去宣布下一輪的抗爭行動。從社會討論「占中」開始，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單靠占領運動的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需要將運動進一步升級，例如罷課、罷工、罷交稅等。現在迫切發動罷課罷工，以進行一天為開始，然後逐步延續及升級。10月28日正值警察投擲催淚彈一個月，在當天發動罷課罷工將對一個月以來警察暴力的最好回應。

有說法指現在占領人數正在下降，不是行動升級的時候。社會主義行動的看法正好相反，若果運動領袖發起升級行動，才能加強群眾再參與的信心。正如《明報》最近一份民調，超過75%成受訪者贊成行動應該升級，如展開「不合作運動」、持續占領及罷工等。現在欠缺的是一個由下而上組織的民主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決定下一步的抗爭方式。

香港雨傘革命深入探討

從尚在進行的雨傘革命中，得出了什麽重要經驗？

這次運動參與者數以十萬計，其豐富性及創造力，即使我們社會主義者也未能想像到。我們不像政府及其他人，我們一早預計到會有運動爆發。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香港形勢愈來愈趨向爆發局面。香港貧富懸殊在已發展經濟體最嚴重，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處於貧窮。最近一項調查發現，41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資產，等於香港74.4%的GDP，只有斯威士蘭的財富集中度比香港更高。香港的房屋是全球最貴，很多正在占馬路的年青人預期要與父母同住至40歲。

現時，民主抗爭陷入僵局，加上中共拒絕退讓，是社會矛盾爆發的觸發點。雖然香港人在2017年選舉特首有投票權，但卻不能選出心儀政府，而這權力正在中共手裏。

以往的大規模遊行都失敗告終，原因在於資產階級民主領袖的錯誤政策。他們為了不要驚動北京，就堅持香港民主是香港事務，而不將運動連系到中國大陸這個更缺乏民主的地方。這就如我們說，機艙裏有吸煙與非吸煙座位 － 但兩邊乘客卻是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中共可以在香港受到挑戰，但只有在中國才能被完全打倒。同樣，這些領袖支持資產階級「民主」，但資本主義根本不想中港有民主。資產家與獨裁製同床共枕，他們懼怕民主「改革」會如水壩排洪，小小修改會激起洪流，淹沒獨裁者以至整個資本主義製度。特首梁振英最近就不慎脫口，說如果有真民主貧窮人士就會主導選舉。一名中共高級顧問王振民講明「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會停頓」！

當全球資本家也賴以中國經濟生存之時，中共獨裁者認為自己實力雄厚，根本不用作出半點讓步。表面上這論述是正確，但事實卻是相反。中共正處於嚴重分裂及掙紮求存的邊緣，這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理解到。

民主陣營內部有什麽勢力？

今次的運動參與者涵蓋不同階層，有老有嫩，而大部分人也不是任何政黨的支持者。在跛腳立法會內，民主派各大黨代表著各派的自由主義，一些團體較接近瑞典的右翼社民黨。民主黨等所謂 「溫和派」政客一直主張和獨裁者妥協，循序漸進的路線。但這種方式已經沿用了超過30年，並沒有帶來任何出路，雨傘革命正正在這背景下爆發。即使如此，這次運動還是爆發了，並將這些領袖貶為配角。

此外，也有另一「占領中環」運動，雖然名為「占中」但卻在今次運動毫無角色，且一直設法避免現時的運動。它原意是以一個平淡的占領行動「交差」，占領五日後向警方自首。「占中」領袖拖延運動超過一年時間。 最後，年輕人等得不耐煩，尤其是罷課一星期的學生，在沒有這些「領袖」帶領下行事。

如果當初運動是由這班領袖主導的話，規模和膽量一定不能與現時相提並論。 WPZOOM在9月28日，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後，「占中」領袖已經呼籲群眾撒離，之後亦再不斷發表同類講話，要求縮小占領規模，甚至全面撤退。但是，他們也承認了自己不能控製運動。

可惜的是，當這些領袖大大被邊緣化時，他們混亂而錯誤的思想仍廣泛流傳，例如就如何挑戰獨裁政權、該提出什麽訴求等問題。原因是他們並沒有被挑戰，沒有被清晰的替代方案所取代。

現時出現了政治理念的真空，且過度依賴 「行動」。行動固然重要，但很多年青抗爭者只是集中於行動，而忽視了思想的重要性，忽視了需要透過辯論得出的一個致勝的戰略。很多勇敢的參與者說 「我要站出來」，但他們並不相信可以打倒中共獨裁政權，也不相信中共會改變對香港普選的取態。關於綱領和策略的鴻溝，就是社會主義行動通過活動去填補的地方。

現在形勢如何，下一步會發生什麽？

情況每日都在變化，突然而來的變化可以影響整體的方向。占領行動已經持續了三個星期，盡管政府大規模使用暴力、警察搜捕、甚至流氓打手的襲擊，但都徒勞無功，反而激發了民情反彈，擴大了占領規模。在10月18日，旺角這個社會主義行動所活躍的工人階級社區，更取得了一場大勝。警方早上發動突襲，出動泥頭車等重型機器搗毀了占領區的街壘和帳篷。但當天傍晚超過一萬名群眾反攻，重建街壘並迫使警方後退。而由於警察使用愈來愈危險的武力，令民眾也付出了不少受傷的代價。警察甚至有意地襲擊和逮捕記者，因為要控製新聞發放。

今次是集體行動的典範，要在此之上建立運動，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基層組織。我們多次強調，需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以維持占領行動，可惜現正缺乏這點。現時運動沒有領導也沒有組織。長遠而言，任何占領運動都難以維持長時間的，因為參與者會疲勞，人數會下降。因此我們強調，要使運動成功就必須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行動，以一天的罷課罷工作為開始。

香港現時僅有的自由空間會否進一步收窄，或是相反？

這取決於鬥爭如何展開。毫無疑問，中共專製政權及其香港傀儡想剝奪民主權利、打壓更「激進」的政團，以及操縱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以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他們熱切希望通過廿三條，方便打壓抗議權利及以言入罪。假如廿三條獲得通過，工人國際委員會 － 就如在中國境內一樣 － 將被取締。

但即使現時的運動不能取得成功，變得筋疲力竭，也並不一定表示政府能夠徹底通過這些反民主的計劃。他可能會蠢蠢欲動，但卻會面臨阻力。這場鬥爭已經使數十萬人變得更激進和憤怒，尤其是年青人。警方淪為政權打手，而被視為過街老鼠。從現時示威者稱警察為「黑警」就可見這點，指的是警察與黑社會狼狽為奸。

無論短期結果是什麽也好，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政府面臨長時期的政治危機，並隨時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

工國委在鬥爭中起到什麽作用？我們面對著哪些困難？

這場運動非常復雜，且包含著很多不同的甚至相沖的派別。除了要面對警察和流氓暴徒的外來攻擊，同時也存在著內部隱憂。內憂包括了不停宣揚失敗主義的「和平占中」和妥協派，亦包括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極右本土派，粗糙而民粹地批評妥協派政客，並混合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和反左翼的威脅。因此，鬥爭中存在著一些「烏克蘭特征」，幸好沒有烏克蘭那麽強烈。

本土派顯然存在於占領區，特別是旺角。相比起政總和金鐘的占領區，旺角占領區更強硬和「反領導」。本土派也以民粹的方式來收割獨立的情緒，但他們沒有任何實行的策略。有些本土派對西方帝國主義存有幻想。不過西方國家多半只是在細枝末節上譴責獨裁的中國，仿佛這樣就足以打垮這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多次受到本土派的攻擊和抹黑。他們曾對我們街站包圍叫囂，並在網上威脅要將我們趕出占領區。當我們的成員遭到親政府暴徒的肢體攻擊時，本土派加入襲擊，並叫囂要我們關閉街站。我們已經製作傳單曝露他們的目的和手法，堅守自己立場。有時我們能夠分割他們，並令群眾反對他們。在目前的鬥爭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偽激進派」，例如他們在10月18日早上警察清場時消失了，卻把占領區丟給其他人來保護。而且有本土派團體愈來愈被懷疑有中共滲透。

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一個政治團體將民主鬥爭連系到反資本主義鬥爭上。我們認為這種連系不單單是一個「好主意」，而是民主鬥爭能夠通往勝利的唯一道路。不但因為資本家支持著獨裁政權，而且民主運動要推翻獨裁政權的話，就不能將自己限製爭取「真普選」之內，更要爭取一個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徹底改變這個導致貧窮、剝削的經濟製度。只有社會主義行動說雨傘革命必須蔓延到中國。

我們的任務就是嘗試指出前進方向，提出分析和戰鬥口號，避免運動偏離正軌。同時，無論是整個左翼，還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左翼群體中，可惜的只是一個少數派。雖然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占領行動，但工人階級還不是一個有意識、有組織的力量。需要社會主義者，工國委，要成為更強大的聲音，所以要嘗試建立和政治化群眾鬥爭。比如我們在推動罷課扮演先驅的角色，同時我們也希望招募更多的成員，增強力量。這最能夠保證未來的鬥爭浪潮會在一個更強大和更清晰的位置上展開。

反對占中搞公投　引導群眾妥協

學聯、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於10月23日晚突然宣布，將於周日在金鐘集會現場舉辦電子公投，決定是否接受以下兩個政府的談判條件：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份民情報告，以及設置多方平臺討論2017年後的特首選舉。

占中三子急急兩天內舉行公投，從沒有在占領區內與公眾討論，更沒有讓參與者製定公投選項。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集中討論是否接受政府的爛回應，而不是抗爭下一步如何走。

這是占中及泛民重奪運動主導權的手段，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最令人失望的是，學聯及學民思潮都為這場公投站臺。

每次學聯及學民違反占中意願，所作出的決定往往是正確的。無論是七一占中預演還是九二二罷課，學生都沒有占中三子的背書，但卻能反映到群眾的鬥爭情緒。可是，現在學聯/學民為戴耀廷站臺，此人曾多次公開呼籲撤離。是占中改變了立場，還是學聯/學民？

泛民及占中只有信心掌握金鐘的話語權，因此只有金鐘占領區才可投票，而「失控」的旺角及銅鑼灣則無票可投。這種公投由上而下官僚製定遊戲規則，架空占領者的決策權，正是我們正在反對的小圈子選舉。

學聯否認公投與撤離有關系。但恰巧的是，戴耀廷在同一晚在社交網路撰文表示，「占領行動不可能無了期進行」…「占領日子必有完結的一天」，而「延續運動占領行動結束後必須有其他行動，延續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我們必須緊記反國教運動的慘痛教訓，在主辦方宣布「階段性勝利」、「運動要遍地開花」後，整場抗爭無疾而終。

學聯表示今次公投可作民意回應，向政府施壓。談判後群眾繼續占領，已是最清晰的民意表態，再作公投根本多余。真正要向政府施壓，應該集中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強化群眾力量。

占中發起人在整場運動裏，除了多次呼籲撤離，就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學民及學聯代表了促發運動的罷課學生，但由於兩個組織政治上都歸屬泛民主派，因此與之緊密合作，不敢打破他們的政治框架，限製了運動進一步發展。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反對就運動策略進行商討和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公投議題及機製，否則公投遊戲只會淪為小圈子操控運動的手段。不少獨裁者都曾利用公投弄權，合理化專製統治，真心爭取民主的人，絕不應該仿效壞榜樣。

廣場投票擱置後，占領運動如何走下去？

和平占中、學聯及學民思潮決定擱置廣場投票，承認今次決定投票前，與群眾商議不足，為此向公眾道歉。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一決定。在戴耀廷提出公投後，我們指出投票的選項及機製未經群眾商討，倉卒進行投票，對凝聚民意及團結群眾並無幫助。我們支持運動要有商討及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投票議題及機製。這需要由下而上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開放予占領人士及團體參與。

網上及占領區都有很大反對今次公投的聲音，但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的團體，正式表明不支持舉辦是次投票。

我們分別在旺角及金鐘派發傳單，解釋反對是次公投的原因，但在金鐘占領區，和平占中單位阻止我們。其中工黨的郭紹傑更威脅我們收起橫額，否則「搵人過來搞你」。及後，有約20名金鐘義工到場，但經過社義行動成員解釋後，他們贊成我們的立場，並表示支持廣場的言論自由，然後散去。這些普通的義工並非完全受泛民控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民主意識比所謂的泛民更高。

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並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升級行動。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2014同誌遊行：撐同誌！反歧視！

一年一度的同誌遊行將於11月8日舉行，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添馬艦公園，與占領金鐘的群眾會合。群眾正在堅守雨傘廣場，也不忘同誌權利也是民主權利的重要一環。

雖然香港沒有統計同性戀人數之正式調查，根據現代學者一般同意認為同性戀者人數約占整體人口的6%至10%。按此推斷，本港的同性戀者人數估計約為60-70萬。如果有效組織起來，爭取同誌工人的平權，將是一股強大的抗爭力量。

為保障同誌條例而抗爭

保障同誌的法案受到建製派大力反對，保守的教會、家長及辦學團體也不支持，聲稱會沖擊傳統一夫一妻製的觀念。《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在立法會討論也被禁止。平等機會委員會正檢討現行歧視條例，當中建議將異性及同性關系的「事實婚姻」納入保障範圍，也受到建製派反對。李偲嫣組成的建製流氓組織「正義聯盟」，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

當然，單靠立法並不足夠保障同誌權利，因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法院和警察往往都立場偏頗，而起訴人亦要付出大量時間和金錢代價。如果歧視的風氣不滅，不少受欺壓的同誌也不敢提出申訴，真正能申張公義的個案可謂萬中無一。

保守的經濟政策

近年，撐同誌與反同誌的沖突愈加激烈，並不是偶然，而是整體社會及政治鬥爭激進化的背景下帶來的。同誌平權並非單純抽象的改變社會觀念，而是挑戰背後的政治經濟製度。

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建製派除了要維護保守家庭價值，更要保護既得利益。如果同誌在法律上可以組成家庭，也就可以以家庭為單位申領房屋、醫療和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對資本家和政府來說，這會打破「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條。

粉紅鈔票 － 不要商業化！

去年，香港同誌遊行的贊助商數量創下新高，多達26家，其中不乏醫療、保險、銀行、婚姻中介等新近開發同誌業務的產業。六間有資金贊助的公司贊助額分別從1萬到10萬港元不等。資本家看中同誌群體是新消費市場，急急打著支持平權的名義，撈一筆「粉紅鈔票」（Pink Money）。在美國、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國家，財團的入侵令運動趨商業化。

這些商業機構一方面在香港表面支持同誌，但它們也不介意與嚴酷迫害同誌的獨裁政府（與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等）合作，在那些地方對同誌權利緘默不言。花旗銀行及摩根士丹利尤其如此。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有更好的社會服務，但商業機構只會照顧到中上階層的小撮人，絕大部份的基層同誌被視若無睹。粉紅鈔票將運動去政治化，變成自成一角的消費活動，而非挑戰製度的抗爭。高消費力的階層的聲音淩駕基層，掩蓋基層及工人階級同誌的訴求：同誌勞工保障、加大同誌公共服務、防止學校及職場欺淩等。

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同誌工人需要大量加入工會，並將同誌議題納入工人抗爭。工人階級與窮人要跨越性傾向歧視的分化，團結抗爭。只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徹底消滅性傾向歧視、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

保衛旺角占領區　抵抗法院警察打壓

需要組織民主糾察隊　有效守護陣地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40天，警察多次用盡暴力清場，始終無法驅散勢不可擋的民意。APEC會議於11月11日結束，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針對的地點包括介乎亞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之間的彌敦道、介乎通菜街及砵蘭街之間的亞皆老街西行路段、及中信大廈龍匯道及添美道的出入口。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

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運動需要升級

梁振英恃著背後的大陸政府撐腰，態度非常強硬，在普選立場上不讓半步。現在單靠占領的力量不足以迫使他妥協。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為了面對更大的挑戰，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更重要是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包括集體罷交稅、罷交差餉等群眾抗命運動，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背後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保衛旺角　行動升級　罷課罷工一天

需要召開群眾民主會議　決定下一步行動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六個星期，占領群眾爭取民主的意誌堅定，無懼警察多次暴力清場，民意勢不可擋。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於北京APEC會議結束後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行動升級　占領學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但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占領運動可以擴展至大學，由學生及市民占領校園，並將之化為鬥爭陣地，舉行群眾會議、紮營留守、爭取公眾支持。學生罷課激起了雨傘革命，如果認真呼籲占領學校，可以展開新一波的鬥爭。占領學校應該與新一輪的罷課連系起來，我們曾經提出過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罷課後更要呼籲工人罷工。罷工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影響，其效果比罷課更強大。

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會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不論是參與人數、抗爭手法與意誌，雨傘革命是香港多年來最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應對更復雜的局面，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現時運動欠缺內部民主，沒有平臺讓參與者共同商討及決定下一步行動，令運動欠缺清晰的方向。

我們將面對警察政府清場，加上占領區附近的居民及商鋪受到影響而產生怨氣，但如果能令群眾對運動的成功有更高期望，就可令更多人準備為運動付出更多。由於運動「領導層」未能給予清晰方向及計劃，令占領群眾感到運動失去方向。

運動的重大決策由泛民政客、和平占中、學生領袖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臺」主導，但沒有經過占領群眾授權。和平占中從開始以來不停呼籲撤離，遏製運動進一步發展。這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一樣，當時反國教大聯盟組成小圈子領導層，最後私下決定解散運動，沒有經過民主商討，令運動無疾而終。

五方平臺往往在閉門會議後，沒有與群眾商討，直接通過媒體向公布決定。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由上而下的手法，我們認為運動需要行動委員會及定期的群眾會議。現時占領區的論壇多為抒發意見，但沒有實質決策權。民主的領導已是當務之急。現時的領導不是準備投降（例如占中及泛民），就是不知下一步如何走。

本土派在運動裏唯一所做的只是批評泛民領導，但他們提出的「沒有大會」只是一句空泛口號，沒有為運動帶來明確方向。實際上，因為領導層沒有民意授權，而且對下一步行動不知所措，愈來愈陷入分化，現在運動已無領導可言。這就是本土派提倡不要領導的結果！

我們面對有強大組織的獨裁政權，自己當然需要有力的領導會議，去討論行動策略及政治訴求。這個領導層需要由運動內的底層選舉出來，並受其監督。領導層的討論需於群眾會議討論（反對由上而下的「大臺」），讓參與者提出不同的建議並互相辯論，不要篩選發言者。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召開群眾會議，公開民主地討論運動的下一步，如何行動升級，以及如何對抗政府打壓。

運動要面向工人窮人

梁振英早前說不能讓月入萬四元以下的窮人有平等選舉權，否則「政策會傾斜於窮人」。政府搞假普選的目的可謂呼之欲出，就是為了維護富人當道的精英製度。因此，爭取民主本身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勞苦大眾不僅挑戰中共獨裁政府，更挑戰香港的資本家。不民主的政製得以維持，資本家就更容易否決一切威脅其利潤的政策。

運動若要動員廣大的工人階級參與，尤其是升級至罷工這有力的抗爭手段，就需要納入勞工訴求，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等，連系至打破商家權貴操控經濟的亂局。這不但不會分散焦點，反而更能凝聚抗爭力量。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換人更要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幾點鬥爭：

捍衛旺角占領區　–　召開民主群眾會議，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下一步及路向
占領校園，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呼籲工人罷工
踢走梁振英，立即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社會主義者對沖擊立會事件的立場

11月19日淩晨，有數十示威者試圖闖進立法會，用鐵馬撞破玻璃門，但未成功進入立會，警察動員胡椒噴霧及警棍暴力鎮壓，有6人被拘捕。雨傘革命持續了五十多天，梁振英政府及大陸政府寸步不讓，唯一的回應就是警察、法院及流氓的暴力攻擊，激起民憤。

警方及港府譴責沖擊者「暴力」，利用輿論抹黑整個運動。事實上，50多日來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才是製造暴力的最大源頭。即使示威者撞破立法會玻璃門，但未至於胡亂打砸的行動，期間亦沒有襲擊任何人，因此不能構成「暴力」。

然而，泛民議員及和平占中立即譴責沖擊行動，與示威者劃清界線，卻沒有譴責警察暴力！這只會附和了建製派「示威者暴力」的言論，客觀得益的是政府及警方，合理化未來的清場行動。

雖然不排除今次的沖擊行動有警方臥底滲透，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行動反映了激進占領者欲尋找出路的情緒。任何希望運動團結的人都不應譴責今次的沖擊者，而應將矛頭指向政府及警方。同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沒有動員群眾的準備，零散的沖擊行動並非有效的升級手段。

運動內部缺民主　部分人寧願零散行動

雨傘革命陷入僵持狀態，沒群眾授權的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主導了運動，卻未能提出行動升級的策略，令不少參與者（尤其年輕人）感到不耐煩。愈來愈多人希望行動升級，卻得不到泛民政客回應，唯有繞過「大會」發起零散沖擊。

更重要的是，運動欠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占領者具實質的決策權，商討下一步行動。不少占領者不滿「金鐘大臺」壟斷了話語權，扼殺運動內部的聲音。由泛民、和平占中、學聯、學民及「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組成的五方平臺，只是一個小圈子的菁英領導層，與前年出賣運動的反國教大聯盟性質相似。特別是所謂的「聯合陣線」只是一堆親泛民的民間團體，沒有經過群眾授權，又封閉起來不讓外界參與，但卻突然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和平占中」糾察隊並非由占領者選舉產生，不受占領者監督，多次作出不民主的行為。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曾在金鐘占領區擺設街站，反對和平占中的廣場公投，被和平占中糾察領導包圍，威脅要立即停止。

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社會主義行動理解這種情緒，也認同行動需要升級。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沒有準備動員的情況下，徒具形式的行動難以成功，甚至讓警方伺機製造混亂，為清場製造藉口。

「沒有大會，只有群眾」？

熱血公民為了收割這批沖擊分子的支持，無條件「支持」今次沖擊行動。他們的目的是突顯自己比泛民「激進」，卻沒有指出提出運動升級的正確策略。「沒有大會，只有群眾」不過是騙人的口號，正因為本土派倡議「不要領導」，令今天運動陷入僵持狀態。運動面對有組織的警察、法院、黑幫及資產階級傳媒，自己又怎不能不組織起來迎擊。

單靠占領不足　行動需要升級

在雨傘革命最初，自發堵路雖然展示了強大力量，但我們由始至終強調，運動需要延續下去，就一定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者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運動必須升級，應朝著有組織的方向走，包括重啟罷課、發動罷工等。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最重要的是，運動需要公開提出推翻中共政權，呼籲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鬥爭，只有如此才能為中港兩地贏得民主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以下幾點：

譴責警方暴力襲擊立法會外的示威者
暴力源自警方，停止譴責占領者「暴力」
重啟罷課，鼓動罷工，以有組織的方式行動升級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訪問韓連山：良心抗稅運動

雨傘革命尚在進行，不少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展開更多方面的公民抗命。最近，港大講師蔡先生發起「良心抗稅運動」，連同一班藝術界朋友以及韓連山老師組成。社義行動成員訪問運動成員韓連山，了解抗爭的理念及操作。

運動呼籲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表達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這手法固然不能癱瘓政府運作，只是姿態性的抗爭，但希望激起更多人對抗稅有興趣。此外，立法會有權查到響應抗稅的人數，等於變相公投，可以量化民意。

韓連山表示，雨傘革命經過了這麽久，政改三子不理，建製派議員不理，政府的全是庸官廢官，但市民還要交稅出糧給他們，一定要有堅定的心態，跟它們對著幹。希望即使雨傘革命結束後，會有團體展開其他不合作運動，遍地開花。

第一階段，運動呼籲市民在今年年底交稅時，分開幾時邀交，每次繳付$68.9或$689元。他們製作了一批原子印，例如 「陸佰捌拾玖圓」($689)、 「陸拾捌圓玖角」($68.9)、「陸圓捌角玖分」($6.8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我要真普選」等，供市民借用，方便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

抗稅運動上周在金鐘進行街站，每天有8-10人立即蓋印參與。韓連山說：「很多市民都贊成，覺得好玩有趣，而且合法，不會有太大後果。」

此外，市民也可於透過網上銀行或信用咭，分開幾次納稅。

策略上，由於第一期少交稅項，會罰款整筆稅項的5%，成本較沈重，因此暫時只是分數次繳交的方式，作出姿態性的抗爭。在下年4月前，將是第二期繳稅，屆時就會呼籲市民少交10元，這將會造成更大壓力，同時罰款只占10元的5%（0.5元），成本較輕。

事實上，保自聯兩年前曾經發動少交10蚊稅運動，但韓老師表示，那時社會氣氛仍未激烈，當時響應的人不多，運動未能成功。但人大落閘後，社會形勢不同了，相信會有更多人響應。

其他團體亦有發起遲交公屋租金，也有討論關於在差餉和水費方面的不合作運動。他有信心，占領區即使清場，也會有更大規模運動，下一波的對抗行動將更厲害。

澳門博彩業工人運動及獨立工會

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柱，一直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並為澳門經濟在帳面上帶來了可觀的增長。然而，就如同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體製社會一樣，帳面上漂亮的GDP增長根本不會惠及基層勞動人民。澳門賭場老板賺得盤滿砵滿，員工卻深受剝削。近期澳門澳博、美高梅、星際三家娛樂場的員工自行發起了工業行動，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廢除不合理的職位製度等。就此我們訪問了協助這次工業行動的獨立工會「FMGI 澳門博彩最前線」副理事長李國強，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澳門博彩業工人的現況。

對於近日博彩業工人發起的集體請假及按章工作行動，李表示這是要趁「黃金周」時段所作的抗爭行動，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工運的延續。澳門現時六家博彩業公司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他舉例指同樣是監場經理一職，永利的薪金要比澳博高出整整一萬（澳門幣，下同），因此具體對工作待遇的的訴求各有不同。比如澳博由於薪金普遍較低，因此他們爭取加薪10%其實也是很低的要求。此外他們也要求與永利及銀河一樣發放十四個月的月薪，要求工作待遇達到市場上的平均標準，亦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訴求。

同時，這次工人運動的另一個訴求是在於要求廢除「實習主任」這一職位。李國強向我們解釋，實習主任簡單來說就是資方由於人手不足以負擔主任的工作，又想要節省資源而開設的一個所謂「實習崗位」，「其實就是製造了『高級打雜』出來」。六家博企對這個職位都沒有清晰的定義，而且所謂的「實習」也沒有時效性。他指有個案一名實習主任「實習」了七年都未能晉升為正式主任。相反一些與高層關系密切者，「實習」一兩個月就能正式晉升。同時「實習主任」的工作內容包括了一般莊荷和主任的範圍，工作量相當大，而薪金卻只比普通莊荷高二千元，因此有些人寧可拒絕晉升。

澳門從事博彩業的工人占整體勞動人口相當大的比例，但李國強向我們指出，澳門現時沒有正式的工會團體，只有親政府的博彩社團，他們支取政府巨額資助，因此當然不會站到勞方立場去爭取福利。另外也有一些博企自身的員工團體如澳博的福諮會等，基本上不具備工會的性質，多是搞些社區活動。平時並不活躍，但選舉前夕就會舉辦很多免費旅遊，吃喝玩樂（如香港著名的「蛇齋餅粽」）。同時他亦向我們透露澳博是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公司，在澳門立法會選舉期間，澳博會動員旗下員工和資源去助選，已有可能觸犯了上市公司的一些規定。他指這是公開的秘密，希望香港聯交所介入調查。

李國強向我們介紹到，澳門博彩最前線成立兩年，曾發起無數次簽名運動、集會和遊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遊行十天後，治安警察無理指控他們沖擊警方防線，博彩最前線的五位成員被捕，包括李國強本人，他懷疑是由於資方向政府施壓而作出的政治檢控。

一直以來資方和政府對他們多次的示威行動都反應冷淡甚至置之不理。他認為這是由於澳門沒有工會法的關系。他表示博彩最前線雖然以工會形式運作，但實際上只是澳門政府登記的非牟利社團。這次工會運動他們在初始階段主動接受求助個案，並協助整理訴求的。直到最近，美高梅和澳博員工自發舉行工業行動，博彩最前線更變為協助角色。同時亦由於沒有工會法的關系，無法啟動三方會談，集體談判也不過是流於紙面。所以他們未來的目標走上街頭向工人介紹工會法的重要性。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深知澳門博彩業工人階級是社會中一股極其巨大的潛在力量。假如能夠充分地組織起來必將是改變社會製度的中堅力量。澳門的工人能夠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論在爭取經濟訴求抑或是政治訴求的抗爭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支持博彩業員工加入工會，組織起來，爭取工資及工會法例上的保障，向掠奪財富的賭場大亨鬥爭！

澳門博彩業實況：

澳門博彩業發展蓬勃，目前已有35家賭場，市值約3,500億港元。
今年，澳門博彩業員工發動過8次遊行，最近一次為9月13日，有700名澳門博彩控股的員工遊行，要求提高工資及福利待遇，並實施賭場禁煙。
10月3日，「博彩最前線」號召3家博企員工發起按章工作及集體請病假。美高梅約有200-300人響應請病假，澳博則有約100名早更請假，星際有約60名早更請假。

旺角形同戒嚴　占領區被清場

旺角占領區清場後，警察在旺角高度戒備，呼喝並驅趕行人路上的市民，截查路人的身分證及攜帶物品。多段影片拍到，警察亂揮警棍，毆打無反抗、無挑釁的路人。情況形同戒嚴。示威者手無吋鐵，但警察突然以催淚水劑驅趕占領者。

由於香港警隊權威盡失，梁振英唯有躲在法庭背後，用「法治」之名義暴力清場。尤其在彌敦道的清場行動中，執行禁製令的原告代理人就是一批反占中人士，其完全是裝飾工具，為警察暴力清場作掩護，因為以刑事藐視法庭檢控占領者的罪名，會更有阻嚇力。在群眾運動愈趨激烈的年代，不只警察，連法庭的鎮壓本質也表露無遺。

警察禁製令執行期間，以涉嫌藐視法庭、刑事毀壞，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罪名，拘捕占領人士，人數達148人，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社民連5名成員、學生領袖岑敖暉及黃之鋒等。

當務之急：行動升級、運動內部民主化

在9月28日，警方投射催淚彈後激起民憤，令雨傘革命爆發；10月3日的黑幫襲擊不但沒有嚇怕占領者，反而將運動推向另一高峰。今次的警察暴力是運動發生以來前所未有的，學聯表示，會有下一步針對政府和商家的行動，很可能會是重占旺角或者包圍政府總部。旺角清場後，相信警察的下一個目標將是金鐘。現在就是行動升級的關鍵時間。

如果可以重新占領旺角，或者占領新的地區，的確可以鼓舞群眾士氣。但愈來愈多群眾認知到，運動要勝利就要超越獨沽一味的占領策略。從過往中國、美國以至埃及的經驗，占領運動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面對兩難局面：單靠占領並不足夠，甚至會消耗鬥爭的力量，而不能有效打擊政府。顯然不能迫使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妥協，因此有必要與占領者共同決定戰略去延續運動，包括在占領的同時，發動學生罷課，罷工。

雨傘革命至今其中一個弱點是，罷課罷工這武器未完全被派上場。只有9月底五天的罷課，而罷工這更具殺傷力的工具並未真正上場。由於罷工的經濟影響及組織力量，會更有效迫使政府讓步。關鍵的因素是如何將這場鬥爭提升至更高水平，蔓延至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專政。除非中共被20-30個兩傘革命包圍，否則不會感受到威脅，只會如過往幾星期，繼續打拖延戰。

五方平臺內的泛民顯然不想行動升級，並建議退場，與占領者的鬥爭情緒背道而馳。抗爭愈持久，雙學與泛民的意見分歧就更明顯，運動「領導層」失去決策能力。

現在將運動內部民主化，公開與占領者商討及決定下一步的行動策略，是為當務之急。內部民主是什麽意思？這表示由下而上建立民主架構，建定運動去向。這表示支持有領導層（所謂「大會」），但領袖必須是選舉產生，公開透明進行商討，而不是把幕後討論好的計劃直接向傳媒公布。需要群眾大會討論及決定所有重要問題。不要小圈子領導層，但要真正的基層組織和民主。只有這樣，運動才能升級，改變運動方向至將鬥爭蔓延至中國，以推翻中共專政。

難民抗爭略有所成政府小讓一步

經過了今年難民200多日的佔領行動，對抗貪汙的難民外判機構ISS，改變開始到來！最近有消息指，政府改動難民外判服務政策，由現時讓「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壟斷全港的難民服務（每年政府資助2.5億），改為將難民服務分成香港、九龍及新界三區，讓各非政府團體或企業投標，而一個團體或企業最多只能投到兩區的服務。換言之，來年至少會有一區是由新的企業援助。

此外，難民目前的食物援助是收實物的，今後很可能會改變現金券製，讓難民到指定地點換取食物，選擇相對多了一點，相信可略為改善剋扣食物的情況。

ISS壟斷了難民外判服務廿多年，難民成功施壓，迫使政府作出小退讓，可謂踏出歷史性的一步。今次小勝一仗，要徹底改變，必須打倒貪汙的ISS，廢除外判製，迫使政府加大對難民的援助，降低審核的門檻。難民聯會創辦人之一Raymond指：「感謝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我們的抗爭。他們組織遊行，向ISS及社福署抗議，並將我們的訊息傳播至香港本地人社區。另外也感謝長毛，很多香港的政黨都不支持我們，因為我們沒選票。」

政府新機製備受質疑

最新數字顯示，香港已有超過9,500名難民，其中大部分已被迫滯留香港多年。由於難民身份確認過程曠日持久，動輒十餘年，其間沒有工作權令他們的生活舉步維艱，醫療教育等權利更是無法得到保障。

香港政府於2014年3月3日開始實施「統一審核機製」，即由入境處一次過審核免遣返聲請（non-refoulement claims）。過往，來港尋求庇護者可基於《酷刑公約》向入境處申請「酷刑聲請」，或按《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向香港聯合國難民署提出「不人道待遇」，及按《難民公約》提出「難民迫害」申請。新機製下，難民申請交由入境處一併審核，難民署僅擔任顧問角色。

但之前經入境處審核的案例成功率一直很低。至2013年三月，入境處在過去二十年收到逾1.2萬宗「酷刑聲請」申請，僅2008年和2013年兩宗斯裏蘭卡籍人士的聲請獲確立，成功率為0.016%，而通過難民署申請的成功率略高。除此之外，一些早前已由難民署確認的難民身份也可能會重新經過法院審查而被宣告不合法，屆時難民需要向法院申請上訴，若果失敗就要被驅逐出境。因此，這一新機製很可能導致收緊審批或驅逐一些難民，甚至很可能會否決過千名難民的申請。截至11月，僅有504位聲請者接受審核，9,500人依然處於等候之中，即僅有0.2%被受理。

難民生活窘境毫無改善

儘管近期由於「難民聯會」的成立，並發動了200天的佔領行動，難民極端艱辛的生活條件稍稍為外界所知，但改變卻遲遲未發生。因為被禁止工作，他們被迫依賴ISS（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微薄的援助渡日。每月獲準只有價值$1,200的食物包，但很多時候只收到價值$700-800的食物，當中更有不少腐爛過期食品。他們每月只有$1,500房屋津貼，不得不常年居住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和貧民窟，很多人由於房租上漲，ISS又拒絕提供更多資助，甚至連貧民窟內的住所也失去。許多新來港難民由於沒有及時得到經濟援助，只能被迫露宿街頭，以乞討維生。

難民子女的受教育權更是難以得到保障。他們即使在香港出生，也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更沒有外國的戶籍，基本屬於無國籍人士，無法享受教育的權利。即便有些兒童被安排就學，ISS的學費資助往往乏善可陳，難民要自行尋求慈善機構援助，即使入讀公立學校，交通膳食、課外活動等開支也是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少人祗好鋌而走險去做黑工，被發現便會面臨15個月監禁。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利潤製度面臨危機，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各個獨裁政權得到支持。這些進一步導致了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

同樣在資本主義不民主的政策下，香港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又不容許難民工作。社會主義者竭力支持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難民鬥爭，並會繼續幫助「難民聯會」擴大發展下去，進一步提升抗爭的意識和力度，直至政府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同時團結全世界受壓迫者去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二零一五

14歲女童粉筆塗鴉被政治檢控

一名14女童於12月23日在金鐘政府總部「連儂墻」上用粉筆塗鴉，突然被20多名警察包圍，並被以涉嫌刑事毀壞捕。在雨傘革命期間，市民把抗爭訴求張貼在「連儂墻」上。該名女童一度被送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現時暫時保釋，但需要遵守宵禁令。

警方通宵扣查該名女童17小時，並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雖然女童的父親已表明有能力照顧其女兒，但法庭仍執意將女童判入兒童及青少年院至本月19日再聆訊，但因女童家人申請保釋才暫被釋放。社工界人士均表示這樣的判決極為罕有，顯然與政治打壓有關。警察和法院剝奪兒童人身自由，製造白色恐怖，想殺一儆百，恐嚇群眾不要抗爭。

1月1日，有近百名市民聚集在連儂墻附近，聲援該名少女，高叫「梁振英下臺」、「我要真普選」等。警方高度戒備，圍成人煉不許市民走近墻壁。

雨傘革命完結後，警察和法院正在準備秋後算賬，加強對抗爭人士的監控和政治檢控。這些惡行只會激起後雨傘時期的更大反抗。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方及法院的政治拘捕和裁判，停止對該名女童的宵禁令，停止打壓言論及人身自由。

許仕仁及新地集團世紀貪汙案

法院裁定，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五項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獄七年半，並要向政府歸還涉案的1,118萬。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則判囚五年，違款50萬元。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判囚6年，罰款50萬，6年內不得擔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被判囚五年。

經過了兩年調查後，這宗「世紀貪汙案」終於落幕，許氏成為有史以來最高級的階下囚官員。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揮霍無度

許仕仁2000至03年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萬的禮頓山一相連單位。許仕仁亦隱瞞與新鴻基地產洽談顧問合約，及獲得新地旗下財務公司的兩筆分別為90萬及150萬元的無抵押貸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謀時任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優待新地以換取850萬元。

金額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過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收到1,118萬元，而款項非來自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並相信是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港澳辦主任的廖暉。

兩年前，在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招標項目中，其中一間參與單一招標的公司，是長實及新鴻基地產合資的財團「活力星」。許仕仁在2003年曾於新鴻基地產任政治顧問，但於2005年7月上任後，正式接手整個西九發展計劃，涉及利益沖突。

據傳媒報道，許仕仁生活極為奢華，每月領取8萬元長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飼養多匹馬，每月花數萬元買紅蘿蔔、幹草飼料予他擁有的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費10萬，又到倫敦看歌劇，行程用了15萬。他也曾在港麗酒店的意大利餐廳，一頓飯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買一只Bvlgari名表；花逾10萬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義」彰顯了嗎？

這場判決遠不是彰顯了什麽法治公義，反而審判揭露了法院的階級本質。整場貪汙案涉及的款項高達1,900萬，一個普通工人勞碌一輩子也賺不到，判刑數年根本過輕。

權貴犯法有一堆社會「名人」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蔭權、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法院會因為求情者的資產階級社會地位而加以重視。曾蔭權的求情信當然寫得落力，難道他不怕下一個就是自己嗎？

此外，法官的判詞也自揭了其骨子裏的階級不平等。裁判官麥機智稱贊許仁是最優秀的政務官，在1998年采取「救市」行動，因此減刑9個月。我們應該反問，作為政務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祿，貪贓枉法理應罪加一等，為何因此反而減刑？何況，所謂「打大鱷」的救市行動有救過人嗎？有減輕過金融風暴為多數人所帶來的痛苦嗎？這可以叫為社會貢獻嗎？

廉署無力反貪　貪汙日增

兩年前，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以低價租住「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慶首富張松橋的私人飛機往泰國布吉及日本旅遊。未來曾蔭權也有可能面臨刑事起訴。事件引起了大眾關註香港貪汙狀況，根據「透明國際」公布2014年環球清廉指數，香港得分則連續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許仕仁案件並不代表廉署更有決心肅貪倡廉。廉署有足夠證據起訴許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為新地集團內部爆發家族內鬥，有傳郭氏第三子郭炳湘與廉政公署一度達成協議，為案件提供證據。

此外，廉署在官員面前多是無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貪汙已上升至特首層面。在雨傘革命期間，特首梁振英被揭發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臺，喪失其政治權力，否則廉署並不可能調查此案。因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屬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還是要收復廉署的。最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獲委任為廉署的審查貪汙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譚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著其身不正的紀錄。1990年，她同時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區議會四職，後來被揭發持有「先達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報，跟交諮會主席的公職，有嚴重利益沖突。事後，她更涉圖借跟無線高層的關系向記者施壓，幹預新聞自由。

打破資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現行製度下，銀行家和投機者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牟取暴利，坐擁公權力的政客自然會想分一杯羹。擁有無限金權的資本家必然可以繞過這些「法治」的製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況下是無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約482萬元，政務司司長年薪也達429萬，比起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更高。所謂「高薪養廉」這句騙人口號，只是合理化資產階級官員享有經濟特權。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政治代表只應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決問題的核心是，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審核機構不能依靠資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機製，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公仆的支出。貪汙的濁水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由領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職，才可打破資產階級政黨操控政治的局面。

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

雨傘革命持續幾乎三個月，徹底改變了千萬香港群眾運動的遠景，現在暫時偃旗息鼓。運動發展達至極限，面對政府的施壓，沒有清晰的戰略繼續下去。

雨傘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發群眾運動，不但徹底撼動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領袖原來的劇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來想堵路三天後就回家。今次運動的一大成就是，這堆「領袖」受到猛烈抨擊，被大大邊緣化。

但是，群眾雖然有自發性，但欠缺組織和戰略，僅能在起初避免運動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帶領運動超過首幾個星期。運動單單聚焦在佔領這一招抗爭手法，之後能量消耗，想法殆盡了。佔領行動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需要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有效的鬥爭手段。為了動員新力量加入，向媒體抹黑還擊，智勝強大政權的代表人物，透過民主行動委員會組織起來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個新轉折點，就策略和訴求展開真正的民主辯論也十分必要。

在這場歷史性的鬥爭後，群眾一方面不免會有百感交雜的失望情緒，同時也會繼續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戰鬥下去的決心。在後雨傘時期，《社會主義者》雜誌要強調今次運動的成就，也想重提運動的問題和政治弱點，讓政府無須作出讓步而結束了佔領。

梁振英及香港統治菁英的「勝利」將是對其的小補償，但他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態」了。9月28日後，香港從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紐約時報》寫到:「示威後這地方會深深兩極化，統治將更棘手。」中港經濟體難以逃避未來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屆時政府統治將可被進一步削弱。

雨傘成為違禁品

「雨傘運動」雖然被清場，但慘勝的政府將會更為弱勢，更為不受信任。公眾對警隊的態度從此不再一樣，對待北京最緊密的盟友 – 鉅富菁英 – 也如是。現存的資本主義製度除了貧窮加劇、沒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貴的房屋外，還能給香港什麼?撐起的雨傘引起了統治菁英心中的恐懼。習近平12月到訪澳門，利用訪問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發出警告。當時當局禁止記者在微雨時撐起雨傘，改為派發雨衣!

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獨裁政權背後的大問題，今年中共的週邊被港臺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動。正如臺灣總統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陽花運動」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讓，但在11月的九合一選舉受到重挫，當中反映出群眾抗拒其親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態發展都是中國未來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為當地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也面對類似問題:沒有民主、工作不穩定、不平等日趨嚴重。這個害怕在官方場合見到雨傘革的政權是色厲內荏的。

態度轉趨強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將會再展開。政府可能會變得更強硬，並針對性打壓一些反政府團體。警察手上有一張200多人的名單，準備對參與過佔領的人士以嚴重罪名起訴，例如襲擊、阻差辦公或組織非法集會等。白色恐怖的氣息彌漫半空。但這可以激起民情反彈，引發新一輪的示威。不排除未來會重推廿三條國家安全法。曾經警告佔中會「頭破血流」的中共高級顧問陳佐洱，高呼廿三條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將在1月7日開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會對泛民作出退讓。現時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會變成提名委員會，最多只會有小幅度改變。北京和港府現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令下屆選舉繼續現時的小圈子模式。因為他們害怕2017年會有杯葛選舉的白票運動，令這場假普選的僅有合法性都被打擊，下屆特首將會蒙羞上臺。此外，臺灣選舉的大地震也會是一個因素。

為什麼雨傘運動連政府些許的讓步都贏不到呢?這是因為運動內部矛盾 – 尋求「體製內改革」的綱領和領導層。運動綱領有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與中共獨裁政權並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視野。這成為了社會和民主發展的障礙。在整場雨傘運動裡，工國委香港和中國強調，民主鬥爭必須也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才會勝利。

一場群眾運動可以迫使不願改革的政權讓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條，以及今年較早的澳門反對離補法案。北京可以不情願的同意這些讓步，因為這些讓步不會威脅到其統治。但是，今次香港的鬥爭並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報》(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們讓一步，水壩就會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決定，就會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陸地方引發骨牌效應，各處也要求選舉權。」

這証實了《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說的，香港的民主鬥爭必須積極在中國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階級之中，反對獨裁統治，反對資本剝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間也是極小數認知到這一點。「很多香港學生也是只想本地，對外隔絕的。」《時代週刊》(10月10日)寫到。該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輕示威者的話:「我對改變中國政局無興趣。」但是，推翻中共專製政權是勝利的唯一道路。

領導層問題

雖然泛民妥協派和戴耀廷很久以來已經不受公眾支持，特別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後，他們仍然無動於衷，因而更受人唾棄。但從上一段所述的劃地為牢的政治弱點，可見他們的政治路線仍然大大地影響運動。他們拖延佔領行動，避免運動爆發，令他們不能成為運動的正式領導。相反，他們被迫躲在學生背後，依賴著群眾對學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華早報》承認他不享受這場佔領行動，說:「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萬人自發上街佔領，加上群眾怒火一發不可收拾，迫使這群領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遠。學生領袖呼應群眾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雖然後來這訴求在沒解釋下消失了。10月4日，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在金鐘說:「我們不是要革命，我們只想要民主。」這就是學生領袖在10月11日的演說及致習近平公開信的主題。

由於沒有一貫的戰鬥性戰略，不論是策略上(目光超遠佔領一招抗爭手段，尋求罷課罷工等形式的集體行動)，還是政治上(解釋香港要有民主，必須結束中共獨裁統治)，因此運動領導層撕裂為兩邊。一邊是學生，他們靠受由下而上的壓力所影響；另一邊是泛民領袖和佔中三子，他們竭力盡快退場。

在12月22日《有線新聞》節目《新聞刺針》的訪問裡，戴耀廷暗示曾與林鄭月娥達成幕後協議，當時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報告，作為慢慢退場的轉折點。在10月21日，林鄭與學生代表在電視談判後，學生領袖面對示威者反對退場的群眾壓力，所以拒絕接受政府的條件，戴耀廷在訪問中表示當時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學聯起初的支持下，在廣場推動所謂電子公投，當中投票選項提到政府的民情報告。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是唯一公開表態反對公投的組織，指出這是以「公投」之名引導群眾退場的手段。《明報》當時報道我們反對公投的立場:「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形容是佔中及泛民…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之後，在群眾壓力下公投取消，學生收回對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認與希望談判後退場，正好為我們當時的立場平反。

這次披露証實了運動領導層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領導、有意識的「退場派」，他們害怕運動激進化；另一派則非有意想退場，但欠缺一貫的戰略去帶領運動向前。因此，學生沒有準備公開與「退場派」沖突和決裂。《有線》同一節目亦指出，民主黨的何俊仁曾向學生開條件，如果學生願意退場，他就可以辭去立法會議席發動變相公投。公投運動是好是壞可另作討論，但如果當時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議就必然是重大錯誤，對運動是一大傷害。

建立有內部民主的民主運動泛民領袖長期以來將自己小圈子領導層的模式強加於香港民主運動之上。他們傾向暗室討論，避免政治技倆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不是向群眾公開拋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場」)。運動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構，而領導層不公開民主，是雨傘運動的致命弱點。

在鬥爭中的確有一股強烈的沮喪情緒。即使本土派組織利用這一情緒，進行「拆大臺」行動，從而爭取曝光，但不可否認這股情緒的真實。因為「大臺」以官僚的方法運作，由小部分團體壟斷，避免有人上臺批評泛民的錯誤方法和路線。本土派並沒有主張建基於民主架構的另一種組織模式。他們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無政府主義 – 不要任何領導。

社會主義者主張運動內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討論及問責製度，但我們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領導層，而是要領導層受到運動底層的民主控製。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訴求的討論，應該通過民主架構進行。鬥爭的領導層一定要開放予所有參與鬥爭的組織，讓其派出代表參與。顯然，運動當時的「聯合陣線」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封閉的小組，其組成也是泛民領袖的小圈子。除了學生組織和政黨外，有一堆「民間團體」成為了領導層的代表。這堆團體的名字從沒對外公佈，即使連核心的佔領者也不知道。誰決定這個聯陣是領導層的呢?

在鬥爭裡，所有重大的提案應該提到群眾大會上。我們拒絕本土派「沒有大會」的幼稚路線，並指出運動的公眾代表應該受到真正的民主監督，這才可以打倒妥協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響，並建立戰鬥式的民主運動，讓雨傘革命的無畏精神和堅毅決心不至枉費。

雨傘革命撕破警察真面目

經過雨傘革命後，群眾遭受過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等警察暴力，是六七暴動以來香港最猛烈的鎮壓。此外，警察與黑幫攜手合作襲擊示威者，令「黑警」一詞家傳戶曉。甚至9月28日當晚，警察一度高舉「速離否則開槍」的橙旗，有傳警察準備動用橡膠子彈和音波炮，後來是中央政府為免民情反彈而煞停。

在9月28日、10月3日、10月17日裡，警察暴力不但沒有撲滅佔領運動，反而惹來民情反彈，原本正走下坡的運動起死回生。從梁振英的角度去看，警察多次犯下致命的策略錯誤。

在雨傘革命的初期，群眾一度高喊「警察罷工」的口號，喻意要求警方停止執行上頭指令。政府多年來竭力宣傳，製造警察「廉潔奉公」、「保護市民」的虛假形象，全部毀於一旦。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本質揭示於群眾眼前。最近港大民意調查發現，警隊的民望為61分，比解放軍的63.1分更低。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贊揚警察「專業克製」，臉不紅、耳不熱，最近更指警察保護學生，就如慈母保護孩子一樣！

9月28日，示威者和平堵路，但警方瘋狂投擲87枚催淚彈，不少在示威者頭上爆開。當時，筆者站在金鐘夏愨道，眼見催淚彈清場完全無效果，但警察沒有停止，與其說是為了清場，倒不如說是為了挑釁示威者。警方高層稱催淚彈不會傷人，但本港呼吸科專家表示，催淚彈可引致人體九個身體部份出現不同徵狀，包括皮膚出紅疹、眼結膜炎、呼吸困難甚至腦出血等。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

警察縱容黑幫襲擊旺角的佔領者，企圖製造混亂場面，乘機清場。10月3日晚上是整場運動裡民憤最高峰的一夜。警察受盡千夫所指，士氣低落，黑警一詞家傳戶曉。到了運動的中後時期，前線示威者清楚見到警察情緒已經失控，胡亂揮舞警棍攻擊示威者，甚至途人、記者、醫護人員也無一倖免。整場運動中過千名示威者被捕。

警隊內部作為統治階級的機器，本身就充斥著其代表的反動意識，例如盲目祟拜權力，蔑視低下階層，還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這是製度造成的問題。有警察曾經叫印度裔女示威者「返印度啦！」，還有警察威脅女示威者「再嘈捉你返差館強姦」。在埃及2011年的革命裡，有警察在開羅廣場強姦女示威者，甚至強迫驗證被拘捕的女示威者是否處女。

監警會不過是政治花瓶，完全沒有實際作用。民陣警權關註組召集人陳樹暉回應警方言論指，由928開始，警方共收到1324宗投訴個案，是關於警方疏忽職守以及濫用暴力，但警方至今從沒有公開任何內部調查進度，而且一宗都沒有證成。

現任監警會主席為郭琳廣，曾任廣西政協及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該社團總會去年曾經在報章登廣告，強烈譴責反對警察執法不公的林慧思辱警。

從監警會2013年至14年度工作報告的資料，總共審核2，591宗投訴警察個案，涉及超過4，700項指控，經過「全面調查」案件有1，300項指控，結果獲「證明屬實」只有86項，佔總調查指控總數6.5%。

在雨傘革命爆發前，戴耀廷曾經表示要限製示威者的各種行動，去避免佔領運動釀成騷亂。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非暴力教條根本捉錯用神。單靠「道德」並不可能感召警察，而暴力的源頭來自警察而非抗爭者，即使群眾和平克製，也不能避免受暴力對待。若果遏製群眾的行動，只會聚積怨憤，繼而走上騷亂甚至暴動的絕路，沖擊立法會的行動正反映這股沮喪的情緒。這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

真正避免血腥沖突的方法，將行動升級(尤其是罷課罷工)，將群眾的忿怒情緒引導至有紀律、有組織的鬥爭，而且政權鎮壓的話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價。這種行動必須要建立群眾學生/工人組織，並以社會主義綱領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

由社區民選代表去組成審查委員會，委員會有權僱傭和解雇警察，獨立調查雨傘革命中的警察暴行，嚴懲施暴警員。這是民主控製警隊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扶貧」假大空

就在雨傘革命相峙之時，香港政府扶貧委員會提交報告指，貧窮人口下跌至百萬以下，並稱這是扶貧政策「初見成效」。實情是梁振英政府玩弄修辭、將數據解讀成有利自己的一方，以為自己功在社禝，這些伎倆早已為民眾所司空見慣。貧富差距未見收窄，富豪在香港依然窮奢極侈，拾荒老人依然隨處可見，正是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和民主權利被剝奪，才觸發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佔領行動！莫非梁振英政府天真地作出「其實你們生活得很幸福」的北韓式官方宣傳，就能以此障目，消解民眾的怒火？

老有所養　應有之義

政府報告指長者貧窮的情況改善最為顯著，貧窮率下跌至約三成。事實上，政府所宣稱的貧困人口下跌是由於恆常補貼(包括長者生活津貼、綜援以及生果金等)發放後才令三十多萬人藉此勉強擠過貧窮線。假如不計算恆常補貼，按政府自己製訂的貧窮線作標準的話，2012年時貧窮率為19.6%，而2013年的貧窮率是19.9%，增加了兩萬人，人數高達133萬6千人！這代表著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勞動環境比去年更惡劣！所謂的扶貧不過是香港資產階級專製政府為了粉飾太平，替資產階級刷屁股之舉，好讓社會從紙面上「看上去沒那麼不平等」。

退一步說，老有所養難道不是社會和政府的應有之義嗎？當下十個長者中仍有三個被政府界定為貧窮，換言之有二十九萬老人仍處於貧困之中。這對於像香港這樣一個發達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恥辱，然而政府寧可用一堆架牀疊屋的高齡補貼去敷衍，也不願意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一勞永逸乾淨利落地解決老人貧窮問題。

去年香港有75名超級富豪控製著17,360億港元的資產，相比之下本年則增長至82個億萬富翁掌控了26,583億港元。而同時正如前文所述，貧窮人口在扣除政府零星落索的補貼後實質增長了三萬人，這是典型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反映。

一方面，路易十三集團聯席主席洪永時一口氣買下三十輛勞斯萊斯，總值1.55億港元，創下史上最大單一交易額。洪永時將於澳門投資名為「路易十三」的賭場度假村，當中將有全世界最奢華套房的酒店──達20,000平方尺的套房(每晚收費約100萬港元)。另一方面，基層民眾卻面對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只能眼巴巴的等待著政府的「扶貧政策」去「脫貧」，成為梁振英的報表上一個冷冰冰的數字。

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宣稱貧窮人口的下跌是「受惠於工資增長和就業情況改善」。同時，政府卻與資本家狼狽為奸，聯手壓抑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假如政府當真認定工資增長能有助脫貧的話，何以在最低工資的調整上錙銖必較？以致在今天最低工資都未能達至當初所提出的每小時三十三元的水平？梁振英不過是口頭扶貧，兩手卻將基層民眾-特別是年青工人-推到剝削更深的位置。

政製民主　經濟民主

正是這種向資本家一面倒的政策，梁振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媒體前公然說出他認為「月入一萬四千元以下不配享有平等政治權利」這句實話。民眾對民主權利的熱忱，同樣也是由於他們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梁振英所吝嗇的「福利社會」，不過是有利於基層勞動者的福利社會，自己卻一心將大把利益分予資本家，維護他們既得利益。因此勞動人民除了要奪回政治民主權利，仍不忘要求經濟的民主權利。

不要白象基建 不要發展商掠水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府的大白象工程不斷出臺，當中為人所熟悉的有高鐵工程、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等。這些基建工程耗資百億，超支延期卻屢見不鮮。就九大基建項目來說，最新總開支超過4,000億元，比最初政府所估算數字超支逾1,600億元，幅度達66%。工程所花的公帑昂貴得令人咋舌，納稅人的金錢白白流失，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麽事？這些財政黑洞工程均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麽關系？

基建超支 浪費公帑

政府刻意引導輿論，營造興建基建的必要性，如機場第三條跑道花費2,000億，政府指雙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但遭到前天文臺臺長林超文撰文駁斥。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機場有充裕的容量處理人流和貨運，跑道看似飽和是機管局低效率使用跑道闖的禍…」

近年已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嚴重超支，其中原本建造費650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65億元，超支幅度10%。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的工程費原本預計費用為281億元，超支79億元，超支幅度28%。蓮塘口岸的工地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預算費用由162億港元，增至約249億港元，超支約87億，超支幅度達5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超支達50億元，是最初預告的10倍。大橋口岸因工資及建材價格上漲，最新建造費上升至354億多元，升幅達16%，超支幅度比嚴重延誤的廣深港高鐵更高。

今年六月底，在立法會通過上期撥款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整個工程合共1,200億公帑。當中發現，大量土地被發展商囤積，公屋興建只占土地使用的百分之六。而且各大地產商已早在新界囤積大量土地，透過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原址換地」方案，即改變土地用途，由農地發展成高增值的私人項目，說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

不要爛基建 我要生活保障

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為7,425億港元。政府的施政妄顧社會大部分人利益，尤其是勞動階級。港府投放教育資源不足、興建公屋數量極小、醫療私有化、退休保障遙遙無期，但港府說要避免「財政赤字」而不肯增加公共開支，卻拿出2,200億促成「未來基金」來興趣基建。這筆錢可以免卻大專生學費37年、回購東西隧、足夠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四次500億元的種子基金。

北京代言人以至港府官員經常強調「行政主導」，立法會有一半非民選的議員，議會也只是橡皮圖章。梁振英政府可以透過建製派大多數下強硬通過議案，背後其實是要維持香港的資本家的壟斷地位。從梁振英就坦白向外媒說，香港不可以讓窮人「主導」政治，就可見一斑。

今天，香港的大大小小工程已總共耗資超過6,000億，它們與民生所需完全背道而馳。6,000億足夠興建逾百萬間公屋，以及每名市民發放8.5萬元。社會主義行動並非反對發展，更便宜發達的交通設施是必須的。香港作為經濟發達的城市，若果經濟不是由資本家操控，絕對可以負擔人人免費的交通服務。但政府的基建項目只會浪費公帑、破壞環境、剝削工人，並擡起房地產價格，向商家鉅富輸送利益。只有將土地及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有化，置於工人和居民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打破這個局面。這會讓香港人民民主規劃「綠色」的市區發展，建設一個綜合性、現代化和環保的公共交通網路。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佔領，克服了兩萬警力的嚴峻打壓，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製。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佔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佔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

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繫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四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製下」實現真普選。所以，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裡，他們表示爭取民主「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製，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復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裡，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麼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麼香港也會走向專製，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會逐步體製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臺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臺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臺灣經濟的控製。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合作營商，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臺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裡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我們在中港臺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訪問佔鐘留守者：為什麼堅持至最後？

12月9日，佔領運動進入第74天，自從旺角佔領區被清場後，只剩下金鐘和銅鑼灣的佔領區。清場的聲音甚囂塵上，社義行動記者訪問一下佔領人士的看法。

從事貿易行業，曾小姐回憶起催淚彈的一幕，仍感相當震撼：「我是自從警方在9月28日發放催淚彈後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雖然我不是每晚都留守，但我仍然盡我一分綿力。」

金鐘已頒佈臨時禁製令，面對清場在即，曾小姐表示會留守到底，但也對佔領運動作出反思：「我對現時佔領的方向也抱有疑問，感覺對政府影響效力不大，所以我會支持其他不合作運動、例如罷交稅、罷工、罷課等等，因為可以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具體操作仍是其次，最重要是令社會多認識為何要抗爭。」

曾小姐認為，無線亞視等媒體很多的新聞偏向建製，政府在輿論戰方面一直也是佔有優勢。「我認為可以做的，就是盡量與身邊朋友多點解釋真普選，多些參與社會上的抗爭，例如參與街站的宣傳。我認為經過今次佔領行動後，整體香港人的意識也大大提高，例如警察與黑社會勾結、濫用暴力、梁振英不斷抹黑運動等。」

運動策略方面，曾小姐認為現時運動裏有一些採取較溫和方式與採取激進方式的不同派別人士，而沒有渠道商討決策。政府強硬，是因為背後中央政府的力量強大，但支持民主者不應灰心，期望未來會有更大的運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走出來。

另一位留守金鐘人士叫Tony，是動畫設計師。他回億起兩個半月前的情境：「我是由9月27日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當時是因為8‧31人大落閘令我感到不滿。」

Tony 對金鐘快要被清場，他會考慮回到佔領區守護，但會盡力避免被捕。他對現時佔領運動感到不樂觀，原因是未能找到方向。「我認為佔領欠缺力量，影響不到政府，但可幸的是運動成功揭示了政府的不民主。政府態度強硬，甚至動用警察暴力攻擊示威者，可恨的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警方的高層都不斷製造謊言、抹黑示威者暴力。」

對香港的前景，Tony 認為香港發展是一個完全單一的模式，例如一切以大財團利益為先、小巿民生活越來越艱苦。「例如觀塘的密集工廠區，有大大小小的藝術工作室，藝術家們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個生存的空間，但可惜現時租金不斷上漲，甚至工廠區被收購後改建成酒店，酒店房價起碼也要二千元一晚，可想而知大財團的霸權將多少弱勢人士推向社會邊緣。」 冷冷的風吹過空曠的佔領區，帳篷顯然抵擋不了寒風侵襲，但佔領者的心從未冰冷下來，仍然聚精匯神地堅守崗位。

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

近日，香港奶粉供應短缺，離奇現象令全城哄動，不少藥房和超市掛上「無貨」的告示。事實上，被搶購一空的是多款熱賣的大品牌（又稱「配方奶粉」）。熱賣品牌的奶粉價格迅速飆升，香港父母既困惑又忿怒。這並非離奇，而是中港資本融合的必然現象，繼房屋與醫療成為「產業化」的目標後，連嬰孩的生活必需品都無倖免，淪為中港外資本家的投機工具。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的「自由市場」，但因為眾怒難犯，被迫推出治標不治本且沒長期效果的政策 – 限製每人帶兩罐奶粉出境。此外，政府更動用公帑設立訂購熱線，倒過來幫助製造災難的罪魁禍首。

市場失衡有眾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零八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災難，令內地消費者對國內奶粉信心盡失，而冒牌假貨在內地盛行，消費者也不願購買內地貨架上的進口奶粉。因此，中國內地的中上階層有消費力，自然南下或網上辦貨，設法直接購買境外的洋奶粉希望趨吉避兇（但「洋奶粉」也不安全），底層工農的下一代則要繼續冒險吃大頭奶粉，甚至更劣質的嬰孩食品。2012年中國內地出生人口為2,000萬，龐大的市場令奶粉商磨拳擦掌。據近日媒體報導，去年香港本地奶粉出售量比6年前激增約4.5倍，但同期香港嬰兒出生率只增加約1.3倍。

右翼民粹派（如陳雲之流）伺機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以反政府的修辭吸納憤怒和困惑的群眾，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內地人越境走私，講成要將自主權「從大陸人手上奪回來」。陳雲甚至公開發表法西斯傾向的論調，表示「一場族群鬥爭不可避免」。同時，可笑的是，這群「港獨派」和「自治派」最近在網上呼籲聯署向美國總統申訴奶粉短缺問題，美國奶粉商在最近事件中發了災難財，試問服務美國資本家的奧巴馬政府又怎會出手營救？激化中港兩地人民的對立，將群眾對奶粉商惡行的視線轉移開去，又散佈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幻想，只令資本家坐享其成。

最大贏家 – 奶粉商

奶粉荒成為最大贏家，供應商恃財團勢力幕後操控供應，化嬰孩生活必需品為投機工具，製造供不應求的現象，從而擡高價格牟利。美國奶粉品牌美贊臣，2012年第四季純利為10.46億元， 比前年同期上升57%，創下零九年二月上市以來最大漲幅。該公司2012年全年純利升19%至47億元。

六大奶粉商市佔率逾九成，要操控市場供應實為易如反掌。近日最大的幾間供應商被揭發「綑綁式銷售」，美贊臣和美素佳兒的初生嬰兒奶粉需求量最大，但供應商要求藥房綑綁式訂購同樣數量的1至4號奶粉，不容許他們只訂購需求較大的初生嬰兒奶粉。奶粉商又減少供應至小型藥房，主力供應至售價較高的壟斷超市，甚至威迫藥房要以「建議售價」出售，否則截斷供應。

內地的嬰兒食品市場2011年達到60億美元的規模，有美資行更預期3年後會倍增至120億美元。在自由行政策推出後，奶粉商看準內地出生率高的龐大市場，開始大幅增加廣告費。美贊臣在2010年年末時，每月的廣告費用幾近2,000萬。2012年，各大奶粉商的總廣告費用達16億元。

現時市面上被搶購一空的，只屬於幾個「配方奶」品牌。這些品牌的公司斥資巨額大賣廣告，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例如廣告經常宣傳DHA和Choline有助兒童腦部發展，但事實上這並無科學証實，實際作用鮮為人知。近日，愈來愈多醫生指出各品牌的奶粉其實大同小異。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利益，對廣告的監督蕩然無存，「洗腦」廣告在大氣電波天天傳播，務求將家長的擔憂化成賺錢的機會。

水貨客由集團操控

水貨奶粉在內地大有市場，因為不僅國內品牌奶粉不安全，內地零售店的進口奶粉也充斥著冒牌貨，貨源來自香港的水貨反而更有保證。通過水貨客直接搬運奶粉，可以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和轉售貨品的增值稅，價值貨品買賣差價的17%，水貨集團因而有利可圖。香港每月入口約400萬罐奶粉，本地嬰兒每月消耗約60至70萬罐，即是每月約300萬罐奶粉經香港轉出口，按水貨奶粉每罐利潤200元計算，即是水貨市場每月利潤高達6億元。

事實上，水貨客有六成是香港人，四成是內地人，右翼民粹派宣傳「水貨客都是內地」以煽動族群仇恨，但事實上沒有中港兩地的資源和人脈，水貨集團根本不得以經營。有報章揭發香港超市的經理有限製面市的供應，以確保水貨客有穩定的供應量；也有業主將單位屋苑單位改為貨倉，出租給水貨客牟利。

這行業能夠興起，本身反映著中港兩地之間、中國大陸以內和香港以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水貨集團聘請退休老人在店外排隊搶購，香港三名老人有一名活在貧窮線下，而內地工人的工資被瘋狂壓榨，加上拖欠工資問題蔓延全國，走水貨一趟雖然只有70-200元的報酬，但對內地工人來說已是相對高的收入。

任何限製邊境人口進出的措施並不能解決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問題。只要內地人對進口奶粉的需求仍然不得以滿足，加強邊境機關的鎮壓，只會令水貨集團以層出不窮的手段鋌而走險，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治安問題。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水貨客是奶粉投機下的產物，要消滅投機的根源，必須將奶粉供應商公有化，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監督和管理。這才能阻止水貨集團的投機。

「洋奶粉」就安全嗎？

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內地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2011年中國進口奶粉的進口額達25億1000萬美元，排名前三的奶粉進口國分別是紐西蘭、澳洲與新加坡。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經濟下， 奶粉供應鏈往往一環扣一環，為了節省成本，進口奶粉的奶源供應很多時都是來自中國公司，而在中國由於缺乏食品安全監管。洋奶的品牌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一種掩眼法。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時，恆天然乳品集團（Fonterra）就是三鹿集團的第二大股東。旗下的兩個奶粉品牌安怡和安滿也由三鹿經營、部分奶源由三鹿供應，但在當時退出中國市場的一年後，在零九年八月又再度重新在中國銷售。可見，中資和外資企，所謂洋奶粉較安全的品牌效應，實際上只是廣告效應作祟。

恆天然佔全球近40%左右的乳品交易，其乳製品近日被檢測出有雙氰胺的殘留，在事發後仍拒絕披露所供應的乳品企業，又不承認事件涉及食品安全問題。內地民眾對紐西蘭的奶粉愈來愈不信任。

消滅奶粉投機，改善育嬰條件

極右本土派將奶粉荒問題歸咎於「大陸人搶資源」，掩蓋背後資本家投機的根本問題。

奶粉的進口公營化，由中港兩地的消費者代表、母親代表和醫護人員民主選舉產生，除了嚴格監督奶粉廣告的失實，也要確保公布現時奶粉的真確資訊，並禁止零至36星期的奶粉賣廣告。消費者需要成立民主監督委員會，調查奶粉商操控供應和推高價格的情況，阻止通過兩地差價進行投機。

現時香港公營醫療對母乳餵哺的支援不足，令不少母親在開始不久後被迫放棄。私家醫院與奶粉商的利益關係千絲萬褸，因而多數不鼓勵母乳餵哺。所以，香港母乳餵哺率偏低，嬰兒以純母乳餵哺四至六個月的比率只有15%。母乳含200多種營養，比奶粉（含70多種營養）更為天然和優質，政府應該創造良好的條件，包括加大宣傳教育母乳餵哺乳、建設大量公共哺乳室，以鼓勵母乳餵哺以逐步取代奶粉。

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北歐等都有母乳庫的成立，儲存母親們捐贈的母乳給予有需要的母親。香港的公立醫院應該向不適合哺乳的母親免費供應奶粉，更應逐步成立乳庫供應健康的母乳。

婦女產假香港孕婦產假僅有10星期，瑞典與香港財富收入差不多，但父母可共享16個月產假，可謂天壤之別。香港男士沒有有薪侍產假，令孕婦身心壓力倍增，影響產後分泌乳汁的能力。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包括8小時工作製、女性16個月有薪產假、男士有薪侍產假七天，減輕產子帶來的壓力，讓婦女有健康的身體哺人乳。

內地食品安全是問題關鍵，只有食品供應商民主公有，置於人民民主監督底下，才可以取代官僚貪汙和資本家牟利的現狀。毒奶粉事件和香港奶粉荒的震盪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關綜聯遊行：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

1月11日，「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簡稱關綜聯）發起遊行，在施政報告出爐前表達「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的訴求。主辦單位不滿政府扶貧無效，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要求當局製訂有效及公平的長遠財富分配。遊行有16個團體支持，近百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玚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門外。

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將於本周三（14日）發表，政府一直不能對貧窮問題采取有效的施政，上年施政報告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也只是動用每年30億的公帑，資助少且條件嚴苛，還要在2015年下旬才正式接受申請。

我們記者在遊行途中訪問了陳女士，她一手推著女兒的嬰兒車，一手系著兩名兒子。她是內地移民，來港生活了7年。當問到她為何參加遊行時，她表示「政府應該加大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資助」。陳女士來港後，居於上水狹窄的劏房達4年之久，其後終於成功入住公屋，但生活仍是足襟見襯。

「我要照顧三個子女，沒工作，試過找托兒服務，但一直也沒有空缺。我先生也是從大陸過來香港，當雜工，月薪只有12,000元。我自己教育程度不高，本來來香港讓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但可惜在港教育開支高昂，幼稚園沒有資助，政府講過15年免費教育，但一直回避承諾。」

陳女士沒有太大期望脫貧，因為她一直是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出來巿區走走，對於她和子女們是難得的機會，她表示曾因為子女在校遺失校服而大動肝火，因為各項書薄費也要每名子女約一千元，還有每個子女每月$850的補習費，沒有錢讀幼稚園又會犯法，經濟上的折磨令家庭產生更多糾紛。

「我沒有任何娛樂，家裏所有的錢也用作購買食物、生活費，並給丈夫作為交通費。他是家庭的唯一支柱。現時電費、水費和房租又加價，但反而一些生活津貼如房屋津貼、電費補貼正在不斷削減，生活沒有曙光。在4年前最艱苦的時間裏，我曾有輕生的念頭，更患上了抑郁癥，幸好有其他媽媽扶持，才捱至今天。」陳小姐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港府的扶貧方案到喉不到肺，還厚顏吹噓扶貧政策有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裏舉起「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廢除強積金，權力歸於勞動者」的橫額。我們的發言者Jaco反對政府花500億搞自願醫保計劃，這等同用公帑補貼保險業。而政府對待殘疾人士和難民這些社會最邊緣人士也極為苛刻。要真正解決貧窮，必須政府必須加大公營開支，將社會福利訴求連系至民主抗爭，將銀行及大企業民主公有化，打破商家操控經濟的亂局，才能讓窮人有公權力合理分配資源。

施政報告假扶貧

施政報告出爐，梁振英早前敲鑼打鼓，四處叫囂扶貧有效，卻被發現搬弄數字，文過飾非。事實上，去年香港貧窮人口仍有133萬，每7人就有一人是貧窮。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並沒有帶來新希望。梁振英施政依循自由市場的教條，私有化政策大行其道，擴大公營部門則要小心翼翼。如此，今屆施政報告就一如既往了無新意。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中心點，大商家把持整個政治和經濟生殺權，整個製度必為金融體系服務。資本利得稅率極底（16.5%），工資受嚴重壓榨（今年最低工資$32.5），房屋全球最難負擔，這是所謂「自由經濟」。

「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

正值施政報告發表前，港府委任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在電視訪問中直指，大學生畢業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陳振彬並於早前占領運動期間建議舉辦多個青年舞會，讓青年宣泄精力，便不會「上街搗亂」。可見，激發年輕人抗爭的是社會矛盾和經濟問題，但政府卻對其視若無睹，何其脫節！

政府打算興建「廉價居屋」，即將新建成的公屋以市價五折出售，協助公屋戶置業。但這是糖衣毒約，如果計劃的廉價居屋數量小，就根本無助年輕人和基層置業；如果廉價居屋興建數量多，則等同動用大量公帑擴大私人房產市場，推高樓價。二手居屋投入市場後，價格正在不斷攀升。政府數字又顯示，由前年八月至去年六月，居屋二手市場樓價上升三成半，比私樓升幅更高。

港府向來以為穩住中產民心就可以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然後可以繼續無視水深火熱的底層民眾。香港有8.64萬劏房戶，不少尺租比豪宅更貴。但是，政府斷然拒絕恢復租金管製，恐惶違反市場信條。

退休保障要入息審查

政府在施政報告中表明會預留500億成立養老基金，但將會設立資產審查。梁振英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2,285）的資產上限為18萬元，未來所謂「退休保障」的條件將更為苛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再重覆「財政赤字」、「誰來付鈔」等陳腔濫調，說到底，政府害怕威脅到強積金公司的利益。

國教復活　學店狂賺

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甚至組織解放軍夏令營的參加者成立製服團體，種種政策與宣揚愛國主義不無關系。據《明報》最近報道，有政府中人承認，政府正在低調推動國民教育。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最近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梁振英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惹來白色恐怖的質疑。

政治壓迫以外還有經濟壓迫。香港各大學學費年年上升，令香港大學畢業生平均欠學債10.9萬元。但最近港府消息透露，八大院校的附屬公司總盈余高達42億，其中中文大學附屬社區學院盈余更達15億。施政報告呼籲八大院校回饋學生，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措施。這是政府多年來推動教育商品化造成的惡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施政報告假扶貧。經濟壓迫已激起怨憤，只欠一個平臺讓香港工人和窮人以行動表態。呼籲工人加入工會，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是當前重要的任務。

立即落實八小時工作製，立即實行全民退保
提高最低工資至$45元，跟隨通漲升幅
八大院校全數退回盈余，用作公共教育經費；教育全面公營，全民免費
恢復租金管製，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
民主公有化銀行、地產商等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英國為香港假普選方案背書

經過去年秋天的雨傘革命，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認識到香港的「民主」只是謊言，但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政府卻屬於冥頑不靈的少數。

在倫敦國會委員會最近的一份聲明中，英國外交部宣稱2017年的伊朗式選舉方案（當中只允許三名經篩選的候選人參加）能為香港選民提供一個「真正的的選擇」。這可能是自貝利雅聲稱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後，英國國會最大的ㄧ個謊言。外交部次長施威爾（Hugo Swire）承認香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但縱使如此，他仍然呼籲泛民不要否決政改方案。施威爾向委員會稱：「總好過什麽都沒有」。與施威爾同為保守黨政客的巴倫（John Baron）亦稱外交部的立場好像「刻意地模糊掉」。

應聲蟲

施威爾和英政府的言論將會使香港的建製派歡喜若狂，他們會視其為重申自己的論點。這些言論，加上一份即將公布的報告中，提到英政府認同香港警察在79日占領運動中的處理手法，無疑會觸怒許多香港的民運分子。特別是那些對英國當局存有幻想的「歸英派」，他們誤以為英國是香港民主抗爭的盟友。在雨傘革命的尾聲期間，有些受受本土派思想感染的青年甚至於十二月在英國領事館外發起了一場占領行動，呼籲英國政府采取強硬的立場。如今外交部已經作出了回覆。

英國在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手上奪得香港，當年的戰事就是為了捍衛英國商人向中國民眾販毒的「自由」。直至1930年代英國和各列強的海軍，都在長江自由進出。風水輪流轉，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拋離英國，中國更拒絕了一個英國議會代表團在十二月一日到訪香港。該代表團計劃檢視中英在1984年簽訂的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英國方面及後並沒有就這個事件向中方發出任何外交抗議，甚至乎一封發給駐倫敦大使的抗議信也沒有。不過，外交部卻否認向北京跪下。「我不認同我們以任何形式向中國政府叩頭。」施威爾向國會說。

在商言商

最近，《明報》報導一份政府內部文件顯示，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英國當局即場帶商界訪問團招商，來順便締結有關向中國出口核能科技和武器的協議。但這在當時的港督反對下擱置，理由是這「太過明顯」了。

卡梅倫政府幾乎沒有掩飾自己迫切尋求增加與中國的經貿投資。英國在中國的投資於2014年增加了28%，與此同時來自歐盟的總投資下降了5.3%。事實上，根據《電訊報》（一月19日）的報導，英國在華投資會於未來五年翻四倍。反過來，中國公司現控有北海油田、希斯路機場和曼切斯特機場、谷麥生產商Weetabix 以及連鎖餐廳Pizza Express的股權。中英政府於去年六月簽署了價值3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並包括銀行、鐵路和核能產業的中國投資。「我認為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幾個字來總結：增加對中國的貿易。」這是民主黨元老李柱銘的話。

警察反應「恰如其分」

英國政府對於十二月被拒入境事件（英國公民入境香港本不須簽證）的懦弱回應，並接續支持北京的偽民主選舉方案，清楚地反映了它對雨傘革命所抱有的立場。同樣，大家並不驚訝其在即將公布的報告《英國外交部關於香港的半年度報告，2015年一月》（Half-yearly report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on Hong Kong, January 2015）中為梁振英政府背書，並指警方的「反應恰如其分」。畢竟就是英國向香港警察出售催淚彈的！但是，這些外交措辭正好駁斥了中國官媒對於雨傘革命和其民主訴求是「西方顏色革命」的指控。

縱使卡梅倫政府矢口否認，但最近又再向中共專製叩頭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習近平計劃將於今年訪問倫敦。上一次中國最高領導人參訪英國，就已經是2005年的胡錦濤了。當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英國排在第四；如今中國已是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一些其他機構甚至將其排在第一），而英國則跌至第六。當北京承諾加大金融體製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幣的自由化之際，英國資本家已迫不及待，要求將倫敦變成中國金融貿易的主要離岸中心。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比空談所謂「民主」更重要。

習近平向倫敦回禮

習近平即將到訪英國，顯然是獎勵卡梅倫政府的自我審查和馬屁工夫。「我認為習近平訪問英國的部份原因，是北京對英國就香港占中問題的反應沒有太不高興。」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者陳誌敏指出。在2012年五月，卡梅倫在倫敦接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引起了與北京之間長達18個月的外交冷戰。自此以後，英國政府便對商貿合約虎視眈眈，並小心翼翼避免觸怒中共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反駁北京的「顏色革命」抹黑，並指出這只是專製當局掩飾自己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之間密切的政經關系。同樣，我們警告過，若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對卡梅倫等西方資本主義和右翼反工人的政府抱有幻想的話，只會有災難性後果。若要成功，反抗獨裁的鬥爭需要是世界性的，反對滿口謊言的資產階級菁英，並聯合起中國以至全球的基層青年和勞動者。

錦上路鐵皮屋發生火警　一名難民喪生

1月29日早上10時半，元朗錦上路吳家村一貧民窟發生一宗火警，導致一名33歲斯裏蘭卡難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貧民窟約有30名難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豬場和農地改建而成，環境極度惡劣。房屋由鐵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環境擠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規格，發生火警時容易造成傷亡。火警發生時，就有三間這些鐵皮屋被燒著。

政府、社會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視難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會福利署將服務外判給「國際社會服務社」（ISS），服務差劣，惹來激烈批評。這次發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難民入住的。

我們深切哀悼這名死難者，並且強烈譴責港府及ISS無視難民的住屋安全，導致今次的慘劇發生。我們支持難民的抗爭，反對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訪問城巴司機：職場裏的委屈與壓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會主義行動在深水埗街站宣傳時，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機阿趙（化名），於是約了他作一個訪問。這天他受訪時，剛完成了大廈立案法團的義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經快踏入第13個年頭。阿趙也許只是個生活平淡的工人，但從他的言談裏卻最能體會基層在今天社會受到的委屈。

訪問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阿趙（城巴司機）

麗：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

趙：我現年 54歲，已經做了城巴司機差不多13年，我是一個有五名子女的父親。我是1997年後入行，之前是駕駛「拖頭」，我是70年代來香港的，已經在香港超過40年。

麗：你對於城巴的工作有什麽評語？

趙：公司的福利和薪金製度令同事之間產生摩擦。我是1997年後入職，屬於「新製」，當時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後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調升至11,000元。我超時工作一小時只有70元，而舊製度的司機卻有100元，新入行司機更只有60幾元。底薪內亦有「跳分」製度，同事每做滿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換句話說我的底薪是經過3次「跳分」，但舊製同事卻有10次「跳分」機會，新入行的司機雖然開始底薪只有大約9,400元，但他們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們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舊製」司機可享24次看醫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間產生矛盾。另外，雖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會調升，但非常緩慢，每年我只有數百元的升幅。

麗：你在城巴工作有什麽壓力？

趙：我們只靠底薪並不足夠生活，我們還有一部分工資是稱作 「酬金」，包括在司機在路上的安全獎、城巴專利獎、總共大約是3,200元，但這是要建基於司機工作的質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現良好，我總工資大約會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卻要將它連結至我們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體不適要請病假，公司會扣減「酬金」，現在社會怨氣越來越重，乘客很輕易會投訴司機服務，或有交通意外，扣減「酬金」之余，司機更可能要入獄，令我們生活壓力很大。現在物價上漲，普通午飯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樓」，否則負擔更大。

麗：你在城巴服務多年，你對公司服務巿民有什麽看法？

趙：我認為公司不斷削減成本，令服務質素下降，犧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會要求驗身不合格，或快將退休的司機轉做兼職，就可以逃避驗身的成本。當巴士司機工時長，我年輕時也經常超時工作至每日15小時，但現在年紀大所以我回復每天工作8小時，反而現在會留給新入行的年青人，因為新入行的年輕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時，他們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機也捱病了，腸癌、鼻煙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機也因病死亡，也是因為公司限定1小時食飯時間，時間倉卒大家也變得飲食不太健康。現時有很多乘客投訴巴士 「脫班」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司機的角度看，問題是因為公司對巴士司機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過大、年輕人也不願入行。惡性偱環下，司機都寧願請病假也不願上班，導至「脫班」。

麗：之前發生「占領」事件，對司機有什麽影響？

趙：老實說「占領」事件對司機沒有什麽影響，因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會刪減，工作量減少，司機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對某部份想超時工作的司機，公司會因應情況刪減班次，對他們來說可能賺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為現時社會氣氛變得暴躁，由董建華開始後到現在梁振英管治，不斷製造社會自相殘殺，政府刻意製造攻擊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論，很難怪年青人出上街頭抗爭的。

香港：三萬人上街爭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遊行是自雨傘革命後首次大規模動員，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黃傘之海，遊行很大程度上是表達不曾遺忘去年79天的占領運動。

傳統的元旦遊行推遲，變成今次的二一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選」。雖然占領似乎不會這麽快就再次爆發，但警方就如驚弓之鳥，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場戒備，唯恐會有新一輪占領行動發生。

雨傘運動後可以見到政府的立場強硬起來，提出一系列的計劃，企圖打壓民主訴求。由從重推國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大會裏斥責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倡議「港獨」。這些做法伴隨著中共獨裁者在背後持續施加的壓力，他們聲稱「國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訴求威脅。

最不祥的是，北京與香港政客多次發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言論。最近，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就在立法會宣稱「外國勢力」正在幹預香港，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曾推動廿三條立法，因為大規模反對而失敗告終。她正在主張廿三條的強化版，包括禁製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團體。

建製派加強反擊，也令資產階級泛民領袖承受巨大壓力，同時也是在測試一下泛民否決政改方案的決心。在八月份，當人大常委頒布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篩選規則後，泛民主派表現得堅決反對這伊朗式的假普選。但是，最近北京與香港政府對於泛民在壓力下轉馱，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陣營人士轉馱，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內部分裂和矛盾

從星期日的遊行，可見群眾持續反對北京的假普選。但同時，與雨傘運動相比之下，遊行人士明顯以年長一輩居多，這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內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征意義，與重建群眾鬥爭和行動升級沒有關系，而似乎決定不參與這次遊行，。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但由於運動的綱領極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運動受到挫折，無法迫使政府妥協，之後內部的政治分歧就越來越尖銳。可逐步改革獨裁體製而贏得民主──這信仰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使運動內部底層（尤其是年輕人）對泛民領袖越來越抱有懷疑，但他們對運動的影響仍然揮之不去。

2月1日的遊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導，但在雨傘運動裏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與學生組織，在遊行裏卻顯得較為低調，可能代表著他們對老一輩的不滿。

「占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和朱耀明帶頭遊行。但雨傘運動的爆發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終躲在後方，不斷呼籲與政府妥協，力勸占領者撤退。無論那時和現時也好，他們的思維反映了泛民政治領導害怕被更激進的勢力、思想以及鬥爭形式所取代。

左搖右擺的泛民

在幕後，泛民的右翼陣營已經彌漫著新ㄧ輪的妥協氣氛。最近《南華早報》的ㄧ項民調顯示，過半受訪者希望泛民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議員通過）。政改方案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即47名）投贊成票方能通過，泛民控製了70席立會議席中的27席。否決後選舉製度會原地踏步，由鉅富壟斷的1,200人選委會欽點下屆特首。但寧願這樣，也不要為北京的「中國特色的普選」把戲擡轎。

雨傘運動造成的群眾壓力看來有下降的跡象，泛民上層顯然開始動搖起來，一些較直言的妥協派正在尋求「袋住先」的方法。在這個階段，這些舉動只是試探性的，但除非組織起群眾反抗，否則這可以令民主鬥爭再次被「溫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在《無線電視》的訪問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諾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話，泛民則應該「袋住先」。此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迫使莫乃光在數小時內收回言論。他聲稱不是認為如果中央願意就此作出承諾。

不過，莫乃光的言論並非單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組別的議員李國麟表示，他可能會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同樣表明可能接受類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選舉來換取廢除功能組別。這所謂的「妥協」──將假普選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會兌現與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協」，就好像2007年時所「承諾」的2017年普選那樣。

打倒獨裁體製！

功能組別確立了股票市場與資產階級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權力，與親北京菁英的提委會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在他們眼中，犧牲任何一方都會威脅另一方。這不代表功能組別不能廢除，但與香港政製的其他專製面貌一樣，是需要大規模群眾鬥爭與一個綱領才能掃除，而非拙劣地修補現存的不民主政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拒絕假民主，拒絕提名委員會，拒絕所有腐朽的妥協！
廢除功能組別！以真正民選的人民議會取代橡皮圖章立法會，新議會有實權向富人征重稅、消滅貧窮、落實體面的最低工資、逆轉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賈鉅富的經濟束縛。
投票年齡限製降至16歲，包括外勞。
政治代表只領技術工人的薪金，將開支合理地公開受公眾審查。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建設運動內部民主，協調集體行動（強調罷課罷工），從而重建雨傘運動，聚凝爭取這些訴求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公有化銀行及大企業，置於全面民主管控，采取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權利、保障就業職位、可負擔房屋，以及生活工資。
雨傘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國，打倒一黨專政！

百多名難民指控社福署為殺人兇手

二月六日中午時分，難民聯會率領百多名成員到灣仔社會福利署總部示威，抗議社福署無視在港難民的安全，多年來將難民服務外判，縱容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法及極不安全的房屋，導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錦上路八鄉吳家村鐵皮屋的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燒死。社會主義行動協辦這次遊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殺害難民）、「Down down ISS！」（打倒國際社會服務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締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頭默哀一分鐘，然後要求社福署代表回應事件。當局人員如臨大敵，早於難民示威前鎖上辦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殺了Lucky，政府從不在乎難民的生死！」難民聯會成員Raymond怒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到場支持難民的抗爭：「寮屋被發現是違法的，但為什麼政府不在悲劇發生前執法？」社福署對難民惡劣的居住環境一直知情，卻置難民生死於不顧，在火災發生時，鐵皮屋溫度極高，加上每間屋住20-30人，環境擠迫、密不透風，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為了逃避援助難民的責任，將援助服務外判予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社只給予在港難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貼，連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負擔。」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要求政府難民停止服務外判，由政府直接營辦，收歸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這次悲劇令我覺得要更堅決走出來打倒ISS，他的死正證明了ISS的所作所為。政府很早便知道這些鐵皮屋是違法的，這些屋由農地改建，它們的結構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規格，但政府無所作為。」居住在粉嶺鐵皮屋的難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鐵皮屋超過兩年。ISS多年來不人道對待難民，包括分配難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帶由豬場雞場改造的違法鐵皮屋。

「大約800-1000名難民住在鐵皮屋區，除了錦上路還有錦田、粉嶺、屯門泥圍等。在這次悲劇發生後，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們都很想搬走，他們不想住在鐵皮屋。我們要求政府增加難民的住屋開支，不只是現在的$1,500。」

來自埃及的難民Hanna要依賴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間很小的房間，那裡的洗手間的裝置極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經向ISS投訴過兩次，但沒有任何回應。最後在去年底，意外發生了，我跌倒了並跌傷了腳，要在廣華醫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後才願意為我更換房屋！」

難民聯會要求政府立即取締違法寮屋，大幅增加難民住屋津貼，停止將難民服務外判。社福署公開指如果對待難民「太好」，會造成磁石效應吸引難民湧港，這態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政府種族主義的本質，歧視窮人，只為富人服務。政府的難民政策一日不改變，難民必定抗爭到底。

Erwiana案件勝訴　現在加強外傭權利鬥爭！

香港法院裁決雇主嚴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將成為香港外傭反歧視、反虐待的持久鬥爭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決雇主羅允彤在20項罪名中有18項成立，持續八個月襲擊、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並導致她挨餓。這事件被《時代雜誌》等主流媒體形容為「重大案例」。《每日電訊報》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經歷「激起了全球義憤」。

「我希望他們會開始像對待工人和人類航對待外勞，停止待我們如奴隸。」Erwiana在六個星期的審訊結尾中說道。

群眾示威

之前香港一連串數以千計外傭的示威，顯然爭取到社會上各界層的廣泛同情，向當局（包括司法製度）施加了壓力，揭露了香港不公義的外勞雇傭製度。

「這次勝利令我們很鼓舞。我們會運用今次的勝利來推動外勞權利的鬥爭。」亞洲移工協調會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

很多人都認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壓。

「今次的判決雖然很好，但可惜不會就此改變政府的種族歧視外傭的政策。」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雇傭同居限製』以及『兩星期條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用來分隔和控製一批受超額剝削的工人。」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指「外藉家務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對外籍家務工無從保障」。在2013年，國際特赦組織譴責印尼外勞「奴隸般」的生活條件，控訴港府「不可寬恕」的無所作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傭的大規模示威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若果沒有這場運動，政府只會無視這宗案件。正是這場運動令全港和國際社會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動。」

「猶如囚犯」

從法院審訊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對待。她曾被雇主打臉至牙齒脫落，被雇主用吸塵機塞進口裏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餓，只允許吃小量的面包和白飯，每晚只可睡四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猶如羅允彤家中的「囚犯」。羅允彤曾威脅如果Erwiana報案的話，會殺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無薪資的奴隸」──Erwiana從未收過羅允彤的工資。法院裁決，羅允彤要向涉案三名傭工繳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總共有約32萬名外藉家庭勞工，有一半來自菲律賓，其他大部分來自印尼。近年，她們的力量愈來愈壯大，以高調的示威行動要求改革不公義的雇傭法例，也要求對中介公司采取行動。中介公司往往違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費，迫使她們成為債奴。

廢除「雇傭同居限製」

在「雇傭同居限製」條例下，外傭被迫與雇主同住。這條法例只是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避免外傭獨立居住，在社會上紮根，從而增加她們經濟上的議價能力。「雇傭同居限製」剝奪了外傭的私隱權，而雇主同時為「房東」的情況下，她們更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點不免令工時更難管製，令家傭受到壓力而工時極長。國際特赦的調查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間接承認了這悲慘的現況：「說得好聽一點，她（Erwiana）猶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長時間虐打亦沒有作出相應反抗，也不為外界所知。」

對香港大部分的外勞來說，雖然虐打和暴力並非尋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覺卻是普遍切實的。判詞本身就是廢除「雇傭同居限製」的有力論據。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強執行這條法例，在數星期前警方突擊檢查，打壓外出居住的外傭。

Eman Villanueva說道：「如果港府堅持現時的政策，只會有更多『Erwiana』出現，更多虐打外傭的案件出現。」

港府無恥無極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歡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決，說道：「這亦顯示出政府當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視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權益和他們的人身安全，這一點是重要的。」

工人並不期望港府會帶來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賈鉅富。今天法院重要的勝利一定要作為一個裏程碑，在未來建立更有力的鬥爭以爭取外傭權利。外勞的鬥爭會作為所有工人團結鬥爭的一部分，對抗這個反工人的政府。

財政預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大家可能會感到似曾相識的感覺。兩年前，本雜誌評論2013年的預算案：「與過去的一模一樣，吝嗇得難以置信。」而這次同樣是照辦煮碗，所謂的一些「派糖」措施不過是庫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裝，用以掩飾預算案優惠富豪菁英的本質。

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期間，曾俊華嘗試將經濟的放緩歸咎於去年的雨傘抗爭運動。去年政府所預計的GDP增長為3%，但實際增長只有2.3%。事實上，經濟正瀕臨衰退，而財爺對於今年的增長預測只有1-3%。中國越來越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隨時會海嘯航沖擊香港，並將重創金融及地產市場。

中國的「次按」放貸

隨著香港經濟「金融化」越來越猖獗，經濟危機越可能出現。香港經濟複製華爾街的那種高風險銀行產品，七年前就是這些玩意觸發美國經濟爆破。香港經濟上一次出現衰退（負增長）是於2008年，當時整個香港銀行的債務總值7萬億港元，但今天已經膨脹到26萬億港元，超過當年的三倍。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這些借貸增長當中，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貸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時候只有10%。

這些對中國的借貸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風險「次按」放貸，可以對整個香港的經濟造成沖擊。香港銀行的高度參與也令更易受到中國地產泡抹和壞帳的影響。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積盈餘，庫房儲備已快達到8,560億港元，相當於政府23個月的開支。政府要準備好註資拯救大富豪和投機者。

曾俊華在發表預算案時承認未來一年的經濟將會面對眾多挑戰，並指出歐洲和日本的通縮有可能使經濟進一步萎縮。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會沖突正在激進化，但是這份預算案卻沒有任何解決房屋問題、拉近貧富差距的政策，沒有措施能夠減低沖突。

五分四的資源到了中上階層手上

一些媒體稱曾俊華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轉變，他去年說過派糖和一次性紓困措施「將會成為歷史」。《英文虎報》甚至預測可能「背後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後撰寫這份預算案，亦可能是為2017年選舉鋪路。

可是，對於有輿論將這份預算案形容為「慷慨」甚至「民粹」、「贏盡年輕人的掌聲」等，我們則完全感到摸不著頭腦。所謂340億的派糖措施，但實際上當中五分之四的金額皆是去到中產上層的群體，而基層群眾只分到剩餘的20%。

荒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論調指新移民濫取綜援。事實上，在去年綜緩七年限製撤回後，領取綜援的總金額下跌了21億。領取綜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傷殘、單親等社會最底層。而新移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只是約5%，而且當中絕大部分都是18歲以下的兒童。「反政府」的本土派與建製派自由黨一氣連枝，將資源不足歸咎於新移民「搶福利」，煽動排外情緒。從這點就可見，本土派不過是建製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錯盈餘，今年財政年度的盈餘估計為638億，遠超於曾俊華去年估計的91億。這些盈餘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擠出來的，主要透過高企的樓價向香港工人、小企業和消費者徵收間接稅。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餘會重新回到社會上的底層，而且只是透過一些沒長遠目標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個月及綜援三糧。

財政預算案簡介：

稅收：正如《南華早報》報道：「中等收入家庭繼續從增加子女免稅額和薪俸稅優惠中獲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麼也沒有。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料，額外援助沒有照顧到在職貧窮人士，因為這些月入二萬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納稅。」

房屋： 沒有大改變，政府承認不能達到每年興建兩萬間房屋的目標。政府雖然實行所謂樓市加辣，價值七百萬元以下的自用物業，由過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數，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華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續」，因此不能落實。香港老人是最貧窮的一群，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住宿服務：政府承諾增加1,200個照顧及康復服務的宿位。有些地區的殘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這根本完全不足夠
醫療設施：醫療開支增加至706億，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開支（100億）是用來註資自願醫保計劃，即「鼓勵」病人從公立醫院轉用私立醫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個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對待的個案正在增加，響起了警號。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個案均有上升，而兩者之間是有關的。不論是肢體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對女性的暴力都是關於「控製」的。我們身處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有著奴役女性的權力結構；女性被限於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為例，社會福利署的數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報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體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獲的首次呈報性暴力個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個月更接獲874宗，超過2013年的總和。真實的數字遠遠更為驚人，很多受害人懼怕「責備受害者」或遭到社會標簽等的原因不敢舉報。

特定群體

性暴力也影響到性小眾中的女性。一個LGBTQ團體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統計並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對待的性小眾。他們曾向社署要求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協助，但這些案件並不被紀錄為性暴力個案。

一名跨性別的青年被家人趕走而無家可歸，也找不到任何協助，因為香港的庇護中心一聽到她是跨性別人士，都立即掛斷電話，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眾的受害人，因為前線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處理性小眾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針對女性的暴力數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個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這些案件當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東華三院轄下芷若園指出，輕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單純、容易受騙，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傳統家長禁製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間接令這些女性處於容易受害的位置。資本主義社會要竭力控製女人的性自主，無法提供正確的性教育，包括教導女性（及男性）何謂健康、互相尊重的關系，何謂侵犯性行為。

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個問題。關註少女及兩性平權議題的機構Miss Alpha就年輕情侶戀愛期間的暴力態度進行調查，發現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響正常社交活動，38%受訪者曾遭伴侶企圖操控，12%人更被對方強行愛撫或性行為，涉遭非禮或強奸，當中一人更是十六歲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體暴力對待。同一份調查指出，社會中對「約會強奸」、在關系中被伴侶暴力對待等的意識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沒有觀念，令不少人受到傷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

新自由主義對整體公共服務的打擊，令香港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提供給女性，例如女性庇護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尋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難。香港現時只有五間女性庇護中心，三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政府沒有提供公共的服務中心。所有中心加起來只有260個宿位，完全供不應求。一些庇護中心更缺乏托兒服務，一些有其他限製如煮食的時間限製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現存的組織架構，女性庇護中心缺乏足夠的支援，中心不會協助受害人處理如托兒、申請公屋、綜援或離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務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婦女團體也批評，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門，迫使受害者必須到不同的部門，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經歷。

總結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強抗爭的力度來提高社會關註，並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資源。需要結束保守及有害的社會態度，如為「保護」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們提供足夠的性教育、責備受害者等的觀念。對性小眾的保守態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應有的協助。同時，我們必須加強鬥爭，為女性和其孩子爭取更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們脫離受虐的環境。提供足夠的庇護中心宿位，成立處理性暴力的部門，以一站式的社會服務提供協助。這一切對女性反抗性暴力運動中都至關重要。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對女性的壓迫，由職場歧視到媒體廣告的性別歧視和暴力，根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中。世界上70%的貧窮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這樣的「富裕城市」裏，右翼的建製派政客、大媒體、以至國家機器—高級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輸保守的意思來強化性別的壓迫（如認為女性要避免被強奸就不要飲醉酒！），目的是限製女性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主義者反抗這些思想和態度，並為加大公共服務如全民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而抗爭，從而減低女性的負擔。我們支持法律改革的抗爭，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但這連系至與資本主義完全決裂的必要。我們為社會主義政策而抗爭——民主控製經濟——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礎。

各大院校出現退聯潮

香港大學通過退出學聯決議後，學聯面臨分裂的危機。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聯關註組，無疑反映本土派勢力日增。本土派學生策動退聯，只求嘩眾取寵，但卻沒信心爭取學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種族主義綱領，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聯並不會將學生會的民主化，也不會強化學運的力量，反而只會令民主運動更為零碎化，組織更為困難。

但普遍學生之所以大力批評學聯，並不只是因為本土派的影響，而是對學聯官僚體製的不滿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將對學聯的真誠批判與本土派嘩眾取寵的技倆分開來看。學生在民主運動中地位崇高，退聯事件提出的問題相當重要：如何避免學運分裂，同時改變學生會架構和領導層的不民主，要建設戰鬥性學運。

香港大學舉行退出學聯的公投，結果為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權，以224票之差通過退聯。事件引起連鎖效應，嶺南大學也有同學成立了退聯關註組，將於三月初舉行退聯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學生成立退聯關註組，中大的「本土學社」亦表示或於下月發起退聯公投。

退聯關註組的學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響，其中嶺大退聯關註組的周韋樂就是熱血公民成員。各大院校的學生會都愈來愈受本土派的意識形態影響。嶺大三年級生的余同學就向筆者表示，新一屆的嶺大學生會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區隔」、「香港獨立建國」等右翼民粹思想。他們利用退聯議題為自己造勢。但支持退聯的學生只有少數是明確的本土派，多數是泛泛不滿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我們一定要將兩者區分。

學聯雖然承諾會進行「體製內改革」，但沒有實際方案。兩方都沒有將背後的政治鬥爭放在枱上公開辯論，而只集中在於繁複的技術性問題。沒有人提出戰鬥性學運的新選擇。

組織官僚化

在雨傘運動中，群眾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運動後腿，因此大力支持學聯，令學聯一躍成為運動領袖。但同時，學聯卻沒有與泛民過往小圈子的組織方式決裂。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親泛民的民間團體開閉門會議，決策後通過媒體「知會」學生及群眾。這令學聯與普遍學生愈來愈脫節。嶺大的同學又表示：「罷課委員會應該盡量吸收同學進去，但他們點到即止，有很多同學來開會後，認為自己沒有實際權力和位置，就沒有意欲再來。」

由反國民教育到去年的雨傘革命，學生愈來愈投入政治運動，開始與學聯由上而下的組織方法發生沖突。各大學生會未能在學生群眾中紥根，建立有實體架構和具動員能力的組織。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會往往以「學生純潔性」的名義，排斥不受泛民控製的組織參與，令不同意識形態的辯論受到扼殺。如果有學生提出更鮮明的立場，就會被指控為「騎劫學生會」。「政治背景」不應該是禁忌，任何學生組織都會有其政治傾向。在群眾運動成熟的地方，各政黨都會有青年部在大學裡公開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讓學生在民主辯論的環境下選舉。

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野草」的會長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員，被本土學社揭發後進行「公審」。這種獵巫行動製造一種反左翼的白色恐怖，從而貶低整個左翼運動。我們捍衛任何政見人士參選學生會的權利。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候選人都不應隱瞞自己的政治背景，而應該公開其政治身分、公開明確的政治立場爭取支持。

共識製的不民主

本土派虛偽地批評學聯決策不民主，學聯回應指自己向來以共識製決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討論直達全體一致的立場，就成為學聯的立場），可以保障各大學生會的自主性。共識製聽起來很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各大學生會為了勉強達成共識，連夜開會通宵達旦而不能明確決策，結果最後由一小撮人決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種情況，就是少數派在「團結」的壓力下被迫拋棄自己意見，令民主辯論窒息。專製者往往用「共識製」獨攬決策權，歐盟在共識製下還是由德國支配，美國政製也充斥著共識製。共識製在操作起時，只要有一方阻撓就可以停止一個議案或行動向前行。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多數製的民主概念，在重大問題上公開投票，並容許充足的討論和辯論。

學聯既然是一個平臺。各大學生會毋須在政治立場上達成一致共識，而應該各自表述爭取學生支持。在具體行動（例如組織聯校罷課）上盡量協調和團結。

與泛民緊密合作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民間團體緊密聯繫，深受其政治立場影響。在雨傘革命退潮後，年輕人及學生愈來愈激進化，尋求變革的出路，但感到絕望與不耐煩。泛民領袖無心無力帶領群眾鬥爭，又將小圈子領導層強加在運動上。雨傘革命期間，自封為領導的「五方平臺」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學聯及學民思潮，還有一堆從沒公開團體名的民間團體。學聯在「五方平臺」與泛民緊密合作，縱有分歧也不公開表態。因此，本土派伺機指控學聯「勾結」泛民，從而收割學生不滿泛民的情緒。這做法與他們在雨傘革命裡提出「沒有大會」、「不要領導」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在雨傘革命期間，學聯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懇求中共獨裁者容許香港落實真普選。學聯與泛民政黨的立場一樣，為了避免觸動中共的神經，沒有鼓動中國內地群眾起來抗爭，將雨傘革命蔓延至中國，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黨專政。本土派學生團體更走得更遠，倡議中港區隔，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提出要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若果這一立場主導整個民主運動，只會招致鬥爭的失敗。

學生福利的鬥爭

退聯表面是技術細節的變動，但實際上這代表著香港學運反動倒退的一步，將令團結抗爭更加困難。當要發起聯校抗爭的運動，未來將會更為困難。學聯過往發動過抗爭爭取學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例如反加學費運動都需要聯校參與。實際鬥爭將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場，他們嘩眾取寵的技倆只會危害學運。

退聯無補於事
清除官僚體製　建設獨立民主學生會

本土派策動的退聯成功後，會令他們的信心大增，從而逐步把持學生領袖席位。但同時若果學生會沒有製度變革，即使學聯全面瓦解，八個學生會還是會繼續官僚。此外，沒有各院校學生會聯合行動的平臺，社會運動更為零散化，學運的組織力量不但不會加強，反而將會倒退。因此，我們認同現行學生會及學聯的架構並不完全民主，但我們反對退聯。

學聯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夠的，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向學聯領導層施壓，清除學生會的官僚體製。現時學聯架構冗贅，作為一個協調各學生會行動的平臺，完全可以簡化。此外，學生會往往受校方製肘，沒有真正獨立性，因此有需要與校方官僚抗衡，爭取學生會的自主權。

學聯過往召開的全民大會很多時淪為空談俱樂部，實際決策權還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9月28日雨傘革命爆發當晚，城大舉行的罷課會議後，完全沒有落實討論的結果，學聯號召「無限期罷課」後並無做過動員和組織工作。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當有大事發生時，學生是會全程投入鬥爭的。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雨傘革命退潮　政改風暴醞釀

在雨傘革命結束後，政府開動輿論機器，宣傳所謂「民意逆轉」，製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對政府的壓力，把民主運動變為防守。沒有在政治檢控和愛國教育等議題上反攻，反而靜待政府拋出的方案，最多只會在六月分時投票否決，但沒想過發動大規模鬥爭推倒人大決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見雨傘運動退潮後，開始再吹起妥協之風，準備轉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準備安排與中央會面，討論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條件。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誌源表示，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由「極度悲觀」改為「審慎樂觀」。

只要有4名泛民議員轉投贊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會有足夠票數通過。最有可能轉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分別是：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教育界葉建源、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務界李國麟、會計界梁繼昌。他們提出各種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條件，表示會考慮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誠在長實業績發佈會上，亦三度呼籲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則會成為「輸家」。在去年雨傘革命期間，《環球時報》曾經有一篇文章指責香港富豪沒有出面反對佔中，其後被迅速刪除。現在從李嘉誠的論調可見中共與港商又再一氣連枝了。

英國政府在一月份呼籲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後，最後又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明確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並認為人大決定對香港進一步邁向民主仍存在空間。可見，所謂外國勢力支持雨傘運動並不存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心的是與中國作生意勾當，而不是民主價值。

中共標籤：「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

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反而挑起公眾對民族自決的興趣。中聯辦、鄉議局、建製黨派也齊聲譴責港獨，好像港獨是民主運動的主流路線。政府從而有藉口合埋化鎮壓，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雖然中共表面對港獨恨之入骨，但卻刻意挑起中港矛盾，製造「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的標籤。中共最害怕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這一標籤煽動族群分化，從而孤立香港的民主運動。愛國流氓組織領袖在網上散播黃絲帶即港獨的訊息，甚至捏造「香港導演彭浩翔罵大陸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網軍亦假裝大陸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極右本土派，通過反水貨客、指罵大陸旅客的行動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優先」、「中港區隔」客觀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無疑，港獨與民族自決的思想正在醞釀發酵，由於中共加大政治箝製，而中國資本輸出造成香港的經濟問題，愈來愈多年輕人視之為政治抗爭的出路。但在現階段，與其說他們真的準備為港獨而戰，不如說只是一種宣示式的叫喊。

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決權，獨立臺灣，只有能團結中國大陸群眾，打倒一黨專製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才能確保每個民族的真正自主權。

鎮壓加強

建製派早前大談引入國安法，製造輿論恐嚇，目的是為廿三條立法鋪路。葉劉淑儀倡議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更要加強防止外國勢力幹預的條例。目前群眾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貿貿然推行廿三條立法。但新一輪的政治檢控準備開始，不排除會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殺一儆百之效。

雖然洗腦教育在2012年的抗爭後被迫擱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繼續推行。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每間學校提供12萬元資助。很多校方面對這招銀彈攻勢都會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早前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軍總會由梁振英擔任榮譽贊助人，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總司令，在成立典禮上建製派政客濟濟一堂。青少年軍具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詞中包括了「報效祖國」。

同時，中共在內地加強網路審查，封鎖翻牆軟件，令內地網民不能登入多個熱門網站。此外，中共對大學作出一次愛國大清洗，教育部長袁貴仁指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中國政府禁製了載有「西方價值」的教科書，撤換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學學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發動的反水貨客的行動，吸引了一部分激進年輕人參與，被視為憤怒的出發點。在商場的沖突中，示威者與警察激烈對峙，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和展示警棍。雨傘革命由於欠缺強有力的組織領導，為行動至上的抗爭模式製造了土壤，當時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紙短暫堵路，乃至打爆立法會玻璃門的行動。反水貨客的行動模式可說是後雨傘的延續，

示威者感到傳統的遊行集會無效，要加強組織化的抗爭路線（例如罷工、罷交稅）又非能短期內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這一不耐煩的情緒，為所謂「勇武抗爭」推波助瀾，強調與警察激烈沖突，同時煽動驅逐大陸人的種族主義。

在群眾鬥爭的一定階段，成立自衛委員會甚至武裝起來是有必要的，但這必須置於運動的綱領和組織之下。本土派無序的沖擊行動，甚至走向個人恐怖主義的路線，只代表一種絕望中還擊的情緒，對於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並無幫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學校、社區和工作地點建立強有力的組織，建立集體化的抗命行動，並以工運鬥爭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軸。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將於立法會投票，將成為民主抗爭的一個風眼點。社會主義者會堅持反對中共篩選，立即廢除功能組別，降低投票年齡到16歲、外傭的投票權、立法會議員領取技術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從而令議會有權向富人徵重稅、消滅貧窮、實施體面的最低工資、重有公有化私有產業，創造真正的工作職位。只有將民主鬥爭連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才可見帶來真正的變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風的最有效方法。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製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製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製。在這個製度下，女性受盡製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製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三八婦女節　國際婦女大團結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這是為了紀念百多年來女性和工人階級為爭取權利而上街抗爭的一天。

在婦女節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難民聯會、社民連、香港蕩婦遊行數十人一同發起抗議行動，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正視香港性暴力日趨嚴重的問題，提供公共庇護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們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護中心！」、「我要公共托兒服務！」「立即落實全民退保！結束女性貧窮」，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現時社會上只有280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庇護中心宿位，絕對供不應求她又指，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從事無薪家務勞動的女性不受強積金保障，造成女性貧窮的現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湊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萬名外籍家務勞工的假期。下午一時，數百印尼及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喊「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廢除兩星期條例！」、「我要外宿選擇！」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也有參加這次遊行集會。我們一直以來支持並積極參與外傭的抗爭，支持結束香港現時歧視外傭的條例，將外傭置於極易受虐的情況。在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證明群眾示威是可以帶來改變的，這是外傭鬥爭的重要勝利，也強化整體工人及女性的抗爭。

下午四時，我們舉辦了國際婦女節的街頭活動，香港、菲律賓、印尼的女性都團結在一起，向大眾講解女性要站起來抗爭反對性別歧視製度的必要。我們也特別製作了四種語言的婦女節單張，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衛外傭權利的抗爭。

反對性別歧視　反對向女性施加暴力

爭取同工同酬　擴大公共服務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數千人的遊行，為女性權利而抗爭。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組織，屬於「工人國際委員會」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為工人和女性權利抗爭。過去多年女性所贏得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工運和婦運中群眾鬥爭贏得的成果。

外傭勝利，就是全體女性的勝利

今年，印尼外傭Erwiana的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成為外傭鬥爭的裏程碑。這次勝利推進了外傭運動，增強了整體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證明群眾運動是可以向政府施壓，帶來真正的改變。

外傭抗爭必須升級，爭取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及「兩星期條例」，避免外傭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須關閉，中介工作應由公共部門負責，由公帑支付，民主運作。

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權持續受到打壓。港府寧願花錢在千億基建項目上，輸送利益至大財團，也不願花錢在公共服務，改善托兒及老人服務，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們的經濟。

「男主外，女主內」這種過的父權觀念貶低女性，只會被親商政府利用來推動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資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為照顧家庭，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貧窮。我們要結束這些不等的製度！

停止暴力對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勞動市場不但鞏固女性對男性經濟上的依賴，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縮減公共服務，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離開一段惡劣關系。

女人的身體一直被物化來為財團大企業賺錢。在主流媒體中，對女人的焦點總是其身材、年齡。無處不在的廣告及媒體渲染「女人一定要靚」才達到社會的成功標準，令很多女性花費幾萬至幾十萬光顧無安全規管的美容集團！最後往往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賠上性命。

社會主義行動對抗鼓吹歧視和虐待女性的性別觀念。我們要求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護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我們主張團結抗爭，對抗資本主義和性別歧視，為一個平等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抗爭！

為什麽最低工資最少要每小時$45?

政府將於今年五月調升最低工資至時薪32.5元。底層打工仔等了足足兩年終於加薪。但是，這足夠嗎?

在2011年首次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時候，兩大工會已經要求每小時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資水平還未追上當時要求的數額，更莫說將物價升幅計算在內！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最低工資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開支持續上升，是次的調升不過是杯水車薪。

另一邊廂，月入9萬元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在2015年將會加薪9%，而特首亦會將每月薪酬增加兩萬元，達到約39萬元一個月。

相對2011年的28元，四年來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來的物價變動，如以低開支範圍的住戶計算(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其升幅至少為22%。換言之，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通脹，實質工資變相被削減6%！連保守如工聯會亦要求將最低工資升至時薪39.7元。

為什麽要設立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層的工人，確保他們付出的勞動力能夠為他們賺取其個人及贍養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時的33元計算，根據四年來的通脹升幅應該達到至少每小時40元。其實，時薪40元一點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每月收入也不過是6,880元，亦未能足夠應付工人的合理生活開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資應等於其「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據各工會於2014年的計算，每名勞動者的最低月薪，應為8,066元(職工盟)至8,248.5元(工聯會)，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下，這代表每小時的最低工資至少要$46(兩大工會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時計算，因此倡議的水平較46元低)。因此，工人們要求最低工資45元只屬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訂立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此低廉，與香港作為富有資本主義社會不符。相比其他經濟發展相若的地區，本港的工資保障最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產總值只與香港相差約40美元(港幣312元)，但其最低工資水平每小時平均6.94美元(港幣54元)，超過香港1.5倍。這代表雖然社會的財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層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勞動成果要遠遠的少！難道香港的勞工天生只配當個廉價勞工嗎？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21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獎座代表香港的勞工最沒有保障、勞工法例最寬松、去管製化最嚴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稅率最低，絕對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資只是蕓蕓眾多勞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衛普羅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我們同時要爭取八小時工作製(香港的工時是比起鄰近地區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才能為所有付出血汗的勞動者提供最基本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製度已經無法滿足勞動大眾的基本需求，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這個製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傭Elis　周日上街討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勞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陽光女傭中心留宿時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擊中，經送院多次搶救、留醫六日後終告不治。昨日多個外勞團體約六十人到北角陽光女傭中心門外集會，要求立即檢控中介公司，還Elis一個公道。「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不是奴隸！立即檢控陽光中介！」的口號響遍整條街。

三十三歲的Elis是一名單親媽媽，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供養一對高齡父母及兩名分別十歲及十三歲子女。她同時是工會的活躍成員，是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TKI-HK）的一員，數月前曾參加為Erwiana爭取公義的遊行。悲劇發生之際，Elis剛獲發新的工作簽證，正等待新合約開始。

事發地點位於露天平臺，而中介公司安排給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頂。「這個安排導致檐篷石屎跌下時，Elis得不到適當的保護而被砸至重傷。」印尼移工工會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並非意外，而是人為慘劇，因事發地點為陽光女傭中介公司，中介為了防止外傭找新公司，在轉約期間，公司強製外傭居於其提供的地點。

事發地點屬「陽光女傭中心」持有，該公司總經理陳國梁承認，案發地點屬於僭建。警方將事件列為誤殺案處理。

「這個絕對不是意外。是陽光女傭中心殺死了Elis！」亞洲移工協調組織團體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動地表示，Elis曾聲援過Erwiana，但現在她正正死於現代奴隸製下。

香港有超過一千間外傭中介公司，而陽光女傭中心是全港最大規模的中介之一，而過去已有不少關於此公司的批評和投訴。當日參與集會的一名印尼外勞也是由陽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說陽光為了防止外傭轉公司，會強製扣起她們的護照證件，這屬違法行為，但沒人監管。

在港外傭超過三十萬人，面對著私人中介公司的剝削。中介公司在外傭簽署工作合約時，強製收取大量費用。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數個月的工資。這令外傭像奴隸一樣工作，當受到不平等對待如被雇主毆打時被中介公司無視，正正導致Erwiana的慘劇發生。

而印尼政府強製所有外勞都必須經過中介公司安排，才能來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領事館更禁止外傭在兩年合約期滿之前更換中介公司。這令私營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壓榨外勞，牟取暴利。

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Elis，支持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支持立即檢控陽光女傭中心、註銷其牌照，然後廢除私營的中介製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門安排外籍家務勞工來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勞的基本權利。

呼籲各位與星期日（22日）由外傭團體發起的遊行，將於下午三時從印尼駐港領事館出發，往導致Elis死亡的陽光女傭中心抗議。團體呼籲參加人士穿著黑衣，以示哀悼。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行政會議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三跑）工程計劃，造價高達1,415億，不但是香港歷史上最昂貴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國家的跑道造價亦遠遠超出數倍。

三跑造價冠絕全球，但跑道卻只能降落不能起飛。而政府尚未解決空域問題，跑道落成後未必能增加飛機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龐大資金、落成後的可用性、以致對環境生態的汙染問題，全部沒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計劃作公眾咨詢，就突然繞過立法會，由機管局直接撥款，令社會出現極大回響及反對聲音。政府連跛腳的民主機關都想繞過，強推向富豪輸送利益的政策。群眾必須動員起來抗爭，否則為政府這種不民主的施政手法開了先例，日後變本加厲。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三跑工程計劃花費1,415億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國家如澳洲布裏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三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裏斯班的新跑道長3,300米（造價相等於80億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億），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獨立媒體）

大部份市民均反對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八人認為機管局應先集中力量改善雙跑道的效率，並在未用盡雙跑道的能力前不應考慮第三條跑道。六成四被訪者認為政府不應繞過立法會，讓機管局透過融資興建第三條跑道（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2-03-2015）。

機管局計劃耗資1,415億元，利用本來上繳政府的收入攤還，再增設離境稅作幫補及發債解決。三跑計劃繞過立法會，不用透過財委會撥款，也免除立法會議員反對計劃而拉布的「煩惱」。如果一項造價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實，日後必定會有更多類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繞過立法會而強行推出。

由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項目超支延誤已成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其中原本建造費669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至715億元，而這次三跑造價更比高鐵高出一倍，將來超支的責任，又是用人民的錢去負擔。

政府指，現時兩條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所以有建第三條跑道的必要性。但就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撰文反駁，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結論是，只要妥善規劃現時的兩條跑道，根本無需要再興建新一條跑道。

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預計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現時香港三跑計劃的空域問題尚未解決，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卻稱由於「涉及商業及戰略資料，所以不能公開詳細內容」！

「基建創造就業機會」的歪理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顧問報告指，三跑落成後有望提升本地生產總值4%至5%，可額外帶來4,500億元經濟效益，並創造逾10萬個新職位。縱觀過去的基建工程，沒有一項實際令基層工人得益，結果反而是眾多建造業工人被外判商壓榨剝削，2013年4月便爆發了200名高鐵地盤工人罷工的抗爭，抗議禮頓承建商為了趕工，強迫工人在地底內進食午餐、以及遲到五分鐘扣半小時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該地盤工人工時高達每天十二小時，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勞工保障缺乏，可見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無助工人階級的利益，反而是地產發展商、外判商從中獲取巨大利潤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斷超支，但香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卻嚴重短缺。單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億，便可興建十四萬個公屋單位、可讓香港十六萬名學生免費讀大學、可興建十間公立醫院、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項目。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

本文於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將會是新一屆的區選，社會主義行動準備參與，因此重登這篇文章，解釋社會主義者整體上如何對待選舉，作為爭取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的手段。

作為成立於短短十八個月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1月6日區議會選舉對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大考驗。廿二歲的鄧美晶代表我們於工人階級地區元州及蘇屋區出選（當區選民大概有10000人）。在選票層面上，當區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最穩陣的一席，故此我們的候選人並無勝算可言。結果，我們拿得493票（8.4%），是一個好開始，然而選舉運動中獲得的支持、經驗和影響力是更為重要的成果。

我們於此地區運用選舉作為平臺，宣揚社會主義解決方案。此地區年青失業率高企(12%)，而五個家庭之中有一個生活於貧窮線以下。香港縱然財富豐厚，卻患上長期的社會疾病。例如有數據指出，在34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經合組織）中，平均使用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9.2%於房屋、醫療、老年人、就業培訓、家庭服務等開支上，但香港於2010年的數字卻 只有5.8%。

對工國委(CWI)的支持者來說，11月6日面對中國地區首次舉行的選舉挑戰，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目標是增強組織、招募和建立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左傾青年展示社會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我們跟從列寧的建議，即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參與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猶如「打作客賽」，即屬於我們的天然平臺是工人鬥爭和罷工等，而非選舉。外國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是諸多製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更是優待資本主義建製的。

選舉公平嗎？

香港是一個「受箝製」的資產階級民主之地，受中國獨裁繼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機器而統治。英殖統治時期，政府為製造「民主參與」假象而創立十八區區議會，實際上是純粹的諮詢架構。現今，五分之一議席由非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委任，而整個體製由政府官僚主導，聯合財團利益。

儘管行政長官曾蔭權可笑地指：「香港的選舉製度是公平、公開、公義和透明」，經已有證據揭露出大量親政府陣營的選舉騙局。於美孚南選區，有一個住址登記了13個選民的名稱，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所持有的。另外，有選民於一幢只有21層的樓宇上登記了32樓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製極其寬鬆，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門的反復核對，令最有錢的親北京陣營可以於關鍵議席登記「選民大隊」去操控選舉。相比2007年區議投票率38.8%，本屆投票率相對較高，達到41.4%。本屆有120,000新登記選民，當中有90,000人年齡高過50歲。年輕人的參與度相對較低，與去年反建製的五區補選形成強烈對比。

為2010年尋仇報復

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選舉舞弊和騙局的規模，但肯定是相當大的。於區議會進行選舉操控比起立法會相對容易。由於區議會選舉使用的是「英國西敏宮」（Westminster model）的單一選區製，所以相比於使用比例代表製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會，更容易發生濫用操控選舉的現象。

北京當局精心策劃，甚至有部分針對逐個議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擊敗泛民反對派，為來年更重要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

去年五區總辭觸發全港補選爭取民主權利後，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懲罰三個向其挑戰的「激進」政黨。去年補選勝利的五個議員中，有三位（公民黨陳淑莊、人民力量陳偉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不必要地）落敗。正如公民黨領袖梁家傑評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們很驚訝他們的票從哪裡來。」

對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來說，是次選舉亦有其他難題需要克服。建製派長期培養一個意識，令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受到很大壓力，視區議會選舉為非政治化的平臺，強調候選人的「地區工作」及「良好地區紀錄」，反對「空喊政治口號」。大部分政黨（包括泛民陣營）滿足於玩這遊戲，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諸如派月餅或撿垃圾。當然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不會逃避跟進地區個案，盡可能幫助居民與政府官僚抗爭及捍衛個人公義，但是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墮入「蛇齋餅糭」的陷阱。建製陣營如民建聯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餅，我們要提出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以外的政治選擇。

群眾選舉運動

縱使有很多障礙及限製，社會主義行動判斷區議會選舉依然會給予我們一個平臺，讓我們宣揚社會主義理念、連繫地區抗爭、累積組織及政治經驗，以及擴大周邊的支持範圍。此判斷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首次運作一個群眾性的運動，當中我們在元州及蘇屋派發超過50,000張宣傳單張、拍門訪問超過5,000戶、並致電承諾過投票給我們的數百選民，提醒他們緊記投票。縱使是對手陣營的義工都稱贊社義行動選舉工程的專業，包括派發四種語言的宣傳單張（中文、英文、泰加羅語及烏爾都語）。我們特別從少數族裔得到很大迴響，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們。

我們派發12,000份選舉宣言，當中解釋社義行動是工國委(CWI)的一部分，以及爭取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選舉工程的重點是我們於六星期間每天進行的街站，在攤位豎起橫額、拉起易拉架和用揚聲器。同誌們無薪休假數天助選，更有一位同誌辭去工作成為選舉期間的全職人員。社民連成員告訴我們，以單一選區計算，我們的助選員人數比他們更多。除了在投票當日，我們每天活躍的助選員比兩個對手陣營多得多。投票當天，我們全天總計有26名義工，但仍遠遠少過兩個對手陣營。

我們製作的傳單合共復蓋了超過16個議題，即每星期兩份或更多，包括醫療保障、種族主義、政治暴力、警察鎮壓、民主、房屋、最低工資、交通、私有化等等。我們一星期的每天淩晨於地鐵站外派發數以千計的傳單，於選舉期間亦有介入其他運動，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領日。當天，鄧美晶接受給《南華早報》等媒體的訪問。十月份，我們的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銷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績，共賣出208本。

選舉工程中亦有組織數個規模細小的遊行和抗議行動，包括抗議領匯（領匯營運180個私營購物商場）。我們的候選人向領匯小商戶進行訪問，發現公屋商場私有化後，租金上升300%而令數間商舖被迫結業。這消息被印製成超過2000張的傳單並散播至媒體。我們亦將此議題連繫至十六年來最高的通脹問題，以及對手候選人支持領匯上市的紀錄，更於商場門外將一張模擬的$900萬的巨型支票撕毀，喻意打破領匯行政總裁黃國龍的高薪厚祿。

透過此選舉運動，社會主義行動能夠招募新成員，達到我們招募目標的80%。我們正在開始成立組織第二個支部，這也是我們選舉運動的一個重大目標。

聯盟及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與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達成協議參選。由於社義行動並非註冊團體，沒有這協議，我們的候選人就沒有被選的資格。我們曾經與社民連於幾個運動中有所合作，而此選舉聯盟意味著，我們的選舉工程以自己的綱領及口號參選，而選舉材料及單張都是我們寫的。同時，我們呼籲其他地區的選民投票支持社民連，其作為主流政黨中最激進的政黨，並為選舉過後的鬥爭提供最好基礎。

此聯盟成為與香港及中國其他左翼分子的辯論焦點。有些左翼分子聲稱工國委支持者「加入社民連」（在特定情勢下，我們未來不排除會這樣做，但現在這不是真相），又指我們提出了非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們重蹈中國共產黨的復轍，即其1920年代機會主義地融入國民黨。先不講1920年代的國民黨與今天的社民連之特質大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國共產黨錯誤地融入國民黨，但提議與國民黨達成共同行動的聯盟，同時保持獨立組織及社會主義的政治身分。實際經驗告訴我們，元州及蘇屋區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們選舉聯盟的策略。

與社民連的討論及分歧

即使我們選舉的焦點不在於影響社民連，但社會主義行動的取態及政治立場對社民連部分會員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例如我們的候選人承諾當選後仍生活於工人工資水平。雖然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採取此立場，但此並非社民連的整體立場。

社會主義行動認知到反外傭種族主義議題將於選舉中至關重要。我們計劃進行回應，並主張社民連亦要這樣做。社民連原則上採取了支持外傭權利的立場，拒絕附和建製派（例如民主黨則可恥地支持建製派的立場），但可惜社民連沒有於選舉工程中公開正視此議題，並錯誤地認為可以拖延至選舉後進行。親北京陣營散播荒誕的種族主義謊言，輔助其選舉騙局。選舉工程當中，這謊言並無以群眾規模的揭露及回應。很多社民連成員現在承認，迴避此議題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行動於元州及蘇屋區派發三千張題目為「外傭居留權之真相」的傳單（點選連結閱讀傳單），警告親政府陣營的謊言，並呼籲所有種族團結為工作職位及福利抗爭。我們於地鐵站外及街站派發大量傳單，亦面對一些種族主義的攻擊（有人問我們的候選人是否「菲律賓人」）以及大量混亂意識，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製一方的技倆。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組織規模細小但有所迴響的反遊行，對抗種族主義團體「愛護香港力量」（一個帶著偽裝面具的、親民建聯及政府陣營的陣線）。我們的抗議行動受到媒體復蓋，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堅定立場的機會，反映出嚴重低估種族主義的威脅，以及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

選舉結果出來後泛民主派遭遇暫時挫敗，妥協派及抗爭派的分裂更為明顯，前者繼續靠攏「勝出」的建製一方（包括在攻擊外傭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鬥爭運動的力量，而社民連可以為此提供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與社民連及其他組織站在一起，為民主權利及社會公義努力抗爭。同時我們強調三件事：以社會主義綱領取代崩壞的資本主義之必要、不要墮入本土主義的死胡同（事實上香港的命運是連繫至中國內地的反獨裁鬥爭的）、需要建設工人政黨作為改變社會的主要力量。

元州及蘇屋區的成績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競選的元州及蘇屋區議席，本來是屬於兩個選區。民建聯長期割據蘇屋，當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經遷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聯於選舉工桯期間極少作公開活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當日他們動員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選民。可見，他們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選舉機器。

2007年的選舉成績

元州：民協 2,420票，民建聯 1,736票

蘇屋：民建聯 3,074票，民協 1,245票

2011年選舉成績

元州及蘇屋：民建聯 3,403票，民協 1,947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 493票

縱使此運動的重點不是選票，493票仍是一個好成績。社會主義行動於六個月前在選區開始定期活動，而之前不論社義行動或社民連於當區都沒有活躍成員。

社民連出選27個議席，平均得票率為24%（資本主義媒體所宣傳的「徹底失敗」與事實很大距離）。在社民連其他4名與泛民主派候選人對撼（即除了建製派或所謂「獨立」候選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選人競逐）的選區中，平均得票率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協擁有穩健根基，但其在當區以至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與2003年選舉比較，民協由25席跌至15席。鄧美晶的8.4%投票率不僅是反對民建聯的一票，同時亦反對民協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及與北京方面妥協。故此，這一票是有意識地支持年青的社會主義基層鬥士，令人鼓舞。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標準」再到「合約」

三十歲的順豐速遞員的陳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後的高峰期工作12小時，甚至試過工作至淩晨十二時趕尾班地鐵回家。這就是香港工人階級的寫照。

香港自2011年起開始落實最低工資之時，民眾就一直要求同時將最高工時納入法律規管。蓋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必須要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並行，方可堵塞資方以加班之名變相減薪，以及強迫工人長時間工作的漏洞。一直以來，香港工人工時之高冠絕亞洲，半數工人每周工時長達40-50小時。而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時超過51.5小時。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時工作，但當中有71%沒有超時補水，有逾76%人從事清潔、保安及機械操作員等低技術工作，23%人則從事教育、會計等行業。因此對香港的工人階級而言，落實最低工資後的下一步必然是爭取製定最高工時。

而當時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之下，才於2013年不情不願地成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言將通過此委員會「研究」規管工時的問題。事實上，在此時已經可以看出政府將工時規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將民眾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意味著不會為資本家畫下死線，強製要求他們不得讓工人工作時間超過某個時數，而是變成強製力薄弱、不痛不癢的「標準工時」，即便如此，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緩兵之計，就著工時問題竟然稱要「研究」整整兩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競爭力為由，拒絕規管工時，然而香港多年來作為全球經濟自由第一、競爭力名前前茅的地區，但基層工人的生活卻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最終所拋出來的「研究報告」出爐。隨報告而來的是一項所謂的「初步共識」：委員會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但並不會就標準工時立法，而是建議雙方在僱傭合約內訂明工時給補薪安排，並且不會一刀切規管不同行業之工時。

換言之，規管工時的議題從一開始就自「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到最終則是連「標準」都被拋棄，只餘毫無意義的「合約工時」。「合約工時」即表示政府不會規定工時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議價條件的不對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資方隨意擺布合約內的工時條款，也就意味著屆時不管多長的工時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亦不會強製要求資本家為加班工作而補薪，資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不予任何補償，等同將剋扣工資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終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話，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工時安排在法律上仍只會停留在民事關係中而失去公權力介入保障，簡單而言即假如資方故意違法合約條款（比如合約上列明加班可獲補薪，最終卻沒有給予），政府一方也不會介入，只能由僱員申訴僱主違反合約，同樣在地位不對等以及政府官僚機構一直明顯包庇資本家一方的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可謂毫無保障。所謂「合約工時」唯一餘下的強製力竟不過是強製要求合約需列出的條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說，即使那是一份奴隸販賣協議，只要格式合乎規範，也會被「法律」所認可。

事實上，整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根本不過是徹頭徹尾政府公關機器，所謂的勞工代表多是工會官僚甚至根本是建製派的中堅，如勞方代表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這廝不久前因建議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遠揚）在報告發表當日竟然表示僱主對標時立法有強烈顧慮，要求工會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儼然一副資本家代言人的嘴臉。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當初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之時，資本家一方同樣囂張拔扈，更有張宇人之流公然聲稱應訂立在每小時二十元的水平。當時群情激憤，工人組織起輿論反擊，讓他們悻悻而回，「廿蚊張」之名至今仍為群眾之笑柄。當下工時規管之議題莫不如是，政府與資本家一方仍在想著開天殺價，試探工人階級底線，我們就必須予以還擊，捍衛工人休息權利，聲討吳秋北工聯會與資本家私相授授，出賣工人權益的行徑！

而職工盟也需要以切實行動拒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動員工會成員發起規管工時運動，在職場召開會議，大規模招募工人加入工會，發起抗議以至停工行動，以此為開始爭取最高工時40小時。

香港工時的資料：

每周工時長達50小時或以上的僱員，由九七年的佔整體僱員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員，每周工時更長達65小時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半日。
根據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即使有合理補水，五成八受訪僱員也不願加班。

青年上樓遙遙無期　長策會紙上談兵

不打破地產霸權，何從解決房屋問題？

眾所周知，房屋問題是香港人面對的第一大問題。普通市民連覓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難題，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輪候人數每況愈上，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當中未滿30歲的單身青年申請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體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情況令人擔憂。

每當談及青年人大量輪候公屋的現象，政府輿論和資產階級政客往往歸咎年輕人「不思進取」、「懶惰」雲雲。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跟不上樓價的升幅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在自2001年以來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實質工資（扣除通漲影響）的話， 2014年度的實質工資更下跌了7.4%！相對而言，房價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則增加了一倍。根據知名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調查，香港樓價中位數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的17倍，這難以負擔的程度不單是冠絕全球，更是史無前例！該研究認為3倍以下才屬於「可負擔」的水平，並指出澳洲的6.4倍已經是「令人擔憂」。在這樣絕望的條件下，廉價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與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就連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在《南華早報》的撰文中承認，本港的問題「極端」。而長策會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長遠房屋策略」，並提出十年房屋供應47萬個單位的目標。但實際上原來只有六成是公營或資助房屋，亦即是說只有28萬個單位（當中20萬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應量為2萬間)。只要屈指一算，現時有超過27萬個公屋申請，就算未來沒有新的申請，也要13.5年才能讓所有人上樓，而近年來每年的公屋新申請都超過3萬單，也就是說公屋不足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惡化。

況且，房委會承認在未來五個年度只有77,100個新公屋單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個單位落成，遠低於長策會提出每年平均興建2萬個單位的目標。特區政府亦會在2017年換屆，到時候「長遠房屋策略」大可以像當年的「八萬五政策」那樣「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經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歸咎市民反對開發東北或郊野公園，來為其低下的公屋供應做擋箭牌。住宿作為人類的必需品，社會主義者提出廉價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應量應至少5萬間，抗衡現時私樓支配房屋供應的困局。

事實上，政府預設的公私營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私營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雖然說單位數量只佔40%，但實際土地資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達到50萬，平均每年5萬間公屋單位的目標是絕對有可能的。

政府聲稱增加私營房屋的供應就能｢解決問題」，陳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說香港現在不可能使廉價社會房屋佔整體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樓宇價格瘋狂，假設房價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數的8.5倍。再者，香港業權壟斷非常嚴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擁有超過4萬單位，首100名更擁有7.9萬個。房屋被視為投機的工具，更多的私營房屋只會淪為資本雄厚的財團地主作囤積及炒賣之用。而有研究認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紓緩公屋輪候時間。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許仕仁與郭氏兄弟的世紀貪汙案，可以窺見一直以來官商勾結之嚴重。今天這已變成不個可調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打破所謂的「地產霸權」，將地產發展商、銀行及金融企業公有化，由大眾民主管理，才可決定房屋乃至社會的發展。

勞動節2015：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五一勞動節是紀念國際工人鬥爭運動的傳統節日。130年來，五月一日就等同於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八小時工作製。

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要為這些權利而戰鬥。自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工人階級受到新一輪打擊，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緊縮政策等。勞動群眾需要在五一當天動員起來抗爭，並建立自己的組織，討論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會主義政策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天堂」，香港對草根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內部的憤怒日增。工時過長，令很多基層家長幾乎沒有時間與兒女相處，但政府今年否決了製訂最高工時，以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合約工時取代，只會讓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時。實質收入在過去15年來沒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傘革命」不單單為了爭取民主，而且不滿樓價高企，工作條件差，沒有未來。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歲）為在職貧窮人士，一個月工資低於8,315元。超過130萬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貧窮線以下，諸如樂施會的非政府組織認為實際情況更為嚴重。香港老人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長者在輪候安老院宿位期間去世，可見香港政府的涼薄。

全球：面對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勞動者的工資被壓榨，就業保障受到打擊。從美國到南韓，各地政府們都紛紛推出反工會法例。五一遊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戰鬥性的民主工會，並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打好基礎，以擊敗資產階級政客。

女性權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貧窮人口皆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來，女工受到最大的壓迫。在深陷危機的希臘裡，女性的失業率飆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兒教育和托兒服務的投入被削減、而老闆們也不再遵從法定產假等。在中國，萌芽中的女權運動被習近平嚴加鎮壓。反歧視、反壓迫的平權鬥爭會是重建並強化工人組織的強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達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庫房儲備充足，但不願加大投入社會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兒設施，全港有295,700名0-6歲的兒童，但全港幼兒中心只有26,000個名額，婦女很多時一力承擔沈重家務。九成的家庭因此認為不會生第二胎。社會欠缺庇護中心等設備，女性面對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無處容身而不敢舉報。

香港：《福布斯》雜誌報道，香港的富人的財富從上年的166,00億增加至今年的19,200億，增幅為14%，商家財團又再豬籠入水！難怪有錢人都支持中共獨裁體製製，拒絕香港有真普選。正如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時所講，政府政策不能「傾斜於窮人」！

李嘉誠的身家為2,600億，比波利維亞或約旦的年均生產總值更高。這筆錢等同香港四年醫療開支。愈來愈多人認清一個事實：極端的財富累積與「勤奮」或「聰明」沒有關係，而是靠裙帶關係，靠與政府勾結。尤其是房屋政策成為鉅富進一步搜括財富的工具，令愈來愈多人住劏房板間房，公屋輪候冊大排長龍。最近一項民調顯示，77%受訪者認為不能負擔今天的樓價（南華早報，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製度崩潰後，令全世界陷入危機，但之後卻富者越富。樂施會報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擁有的財富會比其餘99%多。這極端的財富不均是前所未見的，愈來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對種族歧視！

全球：在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及也門等地爆發戰爭，令全世界都處於危險。敘利亞有一半人被迫遷離家園。即使難民遷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這難民的地獄），也會被檢控、逮捕或者過不人道的生活。

腐敗的獨裁者、石油戰爭，美國作為「世界警察」造成的亂局，都是這些破壞的源頭。在美國，數百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警察種族歧視射殺黑人，令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再次重燃反種族歧視、反建製的運動。五一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節日，應藉此展示一個取代今天世界亂局的替代：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及社會主義。

香港：葉劉淑儀最近發表針對菲律賓外勞的種族歧視言論，可見香港建製派正煽動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是為了分化工人，禍害全體工人，我們必須以團結鬥爭作回應。在中國內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不要排外主義，而需要兩地團結抗爭，反對政府親商政策造成的資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來3年輸入中國內地1萬至1萬5千名工人，以輸入外勞的手段壓低香港工人工資。我們支持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誰是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亂局及苦難。五一勞動節，我們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40多國的姊妹組織一起參與遊行，共同發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種族主義、打倒獨裁！
在美國，工國委的民選西雅圖市議員為15元美金最低工資打先鋒角色。西雅圖上個月開始實施15元美金最低工資，是美國首個城市達到這目標。4月15日，6萬快餐店工人發動全國大罷工。在愛爾蘭，工國委的同誌正在領導一場集體罷交稅運動，反對政府強推水務稅壓榨工人。在英國，工國委成員將與工會及社會主義聯盟（TUSC）組成聯盟，參與將於5月7日舉行的全國大選，挑戰親商政黨（包括工黨）。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統治中國及香港。但我們將反獨裁的鬥爭連繫至打倒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將大企業及大銀行置於公共民主擁有，用來計劃增加就業職位，增建廉價公屋，擴建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活躍於今天的鬥爭，支持最高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歧視，但我們也將這些議題連繫至製度變革的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五一遊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資本剝削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抗爭捍衛權利的一天。在香港，職工盟發起「拼尊嚴，五一大遊行」，職工盟各屬會（碼頭業工會、巴士業工會、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外勞工會、大學學生會等多個團體都有到場參與。

遊行隊伍下午由銅鑼灣維園出發，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並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訂立標準工時」等口號。主辦單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參與遊行。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遊行，舉著「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剝削」的橫額。

參與遊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職維他奶公司當送貨員的張先生認為，現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強積金殘缺不堪的製度，並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來自鐵路工會的三位工人，任職港鐵公司的司機、維修人員。三人都認為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工人的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都是相輔相成的權利，缺一不可。現時的狀況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勞工政策」。除此之外，他們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對強積金，並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於政改問題，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謂的提委會根本就是要延續少數人壟斷的「小圈子選舉」。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每周工時四十小時、最低工資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廢除外判製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政府分化勞工等。

此外，工聯會亦有3,000人於另一隊伍遊行，但工會理事長吳秋北亦借機呼籲市民接受假普選，稱這才可以改善勞工問題，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有參與遊行。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葉劉淑儀種族歧視　被迫道歉

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4月25日）發表聲明，就其近日在報章一篇針對在港菲律賓外勞的言論道歉。她早前在報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又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大量菲傭為外國男士提供性服務？」的圖片，惹來外勞及左翼人士批評其種族主義及歧視女工的立場。

4月23日，外傭團體到新民黨總部外抗議，舉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葉劉淑儀可恥）」、「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種族主義是社會病毒）」等標語。亞洲移居人士聯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論已經冒犯了在港17萬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將要求消除社會對外勞的種族歧視。在葉劉淑儀收回言論後，團體在星期日（26日）繼續上街，拒絕接受葉劉虛偽的道歉。菲勞Stella來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論是種族歧視，令我很憤怒。我看過她的道歉聲明，根本完全不真誠，只是受到壓力，想平息事件。」來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來港是為了生計，是為了賺錢養家，不是為了所謂的勾引僱主！」

群眾壓力　虛偽的道歉

葉劉自言論公開後一直態度強硬，拒絕道歉，直至受到社會極大譴責的壓力下才作出讓步。她在道歉聲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奮工作及對香港的貢獻，又說她對待自己的傭人如家人，對於文章引起誤會深感遺憾。可惜，這只是為平息事件的虛偽言辭，更有可能是因為她剛巧正部署參選特首，為了爭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選製度下穩定民心，起碼暫時要避免負責新聞。實際上，葉劉過去反外勞、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場已經惡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擊外傭權利。

反外勞　反工人　反民主

葉劉淑儀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長，她的此番言論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員、建製上層的思維，態度囂張地打壓工人階級。

葉劉曾經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又倡議要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伺機讓中共加強控製香港法律機關。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僱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僱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僱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僱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也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03年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強推廿三條惡法，在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在兩個月前更重新提及「當局需重研23條立法」。

反種族主義運動需要持續　對抗排外主義

2013年底，一項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日工時達17小時，2/3受訪者曾受身體或精神虐待，強製留宿規定令外傭在面臨虐待時難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卻回應指香港法例沒有問題，指外籍家務工的工作本質如此，工時長屬理所當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現代奴隸製，外勞的示威迫使法院製裁暴力僱主，可謂戰勝一仗。本港外勞抗爭的信心大大加強，在其他被虐外勞事件上更大力發聲，希望可以改善權利。葉劉淑儀的言論証明有錢人及老闆已經感到壓力，因此氣急敗壞，散播荒謬言論以作反擊。但這只會激起更大憤怒，令外勞鬥爭的士氣持續高昂。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對抗像葉劉淑儀這般可恥的資本家及其代表。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抗爭：

不要種族歧視，不要性別歧視
廢除兩星期條例，廢除外傭留宿限製
廢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門接管
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剝削

退聯潮一浪接一浪

繼香港大學退出學聯後，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最近也通過退聯公投，而嶺南大學的退聯公投則未成功。這可以說是對學聯的一大沖擊，有報章報道，學聯最近由於忙於處理退聯事件，無暇關註政改問題。

各大院校的退聯關註組都有本土派組織的影子，或者組織人士受到本土派影響，但投票支持退聯的學生大多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而是泛泛對學聯不滿──包括學聯由上而下的官僚體製、與泛民有緊密的政治連繫。支持退聯人士寄望退出學聯後可以由學生「自主」，決定，但是只要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沒有改動，沒有在廣大學生之間根，大規模組織活躍的學生，學生最終還是由一小撮人控製，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自決」。

這些不滿都是合理的，也由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提出。但退聯並不能解決學生會官僚化的問題。我們支持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用外來的壓力清除學聯的官僚體製，建立民主的學運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學聯。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學聯的力量，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報》、《文匯報》、《東方日報》等建製派報章都大幅報道退聯事件，並為本土派的輿論推波助瀾。退聯派指退聯是為了「走更遠的民主路」，但為什麼走這條路會受到中共喉舌夾道歡迎呢？

在雨傘革命之前，學聯並不為普遍學生所熟悉，在廣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傘革命爆發後，由於溫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協作風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現一種「抗拒政治」的情緒，學聯慼著無政黨背景的形象得到廣泛支持，一躍成為運動領袖。可是，學聯沒有在學生群眾中根，也沒有大規模的活躍成員應對雨傘革命這個大型運動的挑戰，因此決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學學生刊物《大學線》調查發現，51.4%受訪學生對退聯持中立態度。調查又指出，61.2%受訪學生認為，大專學界需要一個聯合組織，推動聯校參與政治和社運事宜。兩個結果結合起來，可見學生普遍支持一個學運的聯合平臺，但同時也不想維持現狀。因此，學生需要的是一個由下而上決策的學生群眾組織，讓同學決定政治路線及學運訴求。

右翼本土派攻擊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因此今年學聯在壓力下不參加六四悼念。這是對泛民的一個大沖擊。

由於近年由民主黨主導的支聯會愈來愈不受年輕人支持。然而，關鍵不在於六四集會的節目安排(事實上本土派六四集會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聯會(即泛民)沒有提出一個切實打倒中共的綱領，甚至愈來愈淡化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愈來愈多年激進化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感到泛民對待六四只是行禮如儀，沒有連結至實際抗爭。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只是一個退步。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也就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爐 再度激起民憤

政改方案出爐 民意戰開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出爐，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通過提名委員會全面操控特首參選人，沒有任何放寬的空間。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的四大界別組成，候選人需要過半數提委會支持才能出選。有傳北京打算讓一名泛民候選人參選，但這只是討價還價的誘餌，令泛民墮入陷阱後淪為民主花瓶。

各大報章由建製派控製，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報章紛紛打出支持「袋住先」的頭條。建製派政客紛紛出言護駕，有的恐嚇，有的美化腐敗製度。

高官落區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揮手微笑，不敢落地，因為車下就有數百示威者「狙擊」抗議。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稱，五年前與今次氣氛很不同，現在的氣氛是劍拔弩張。

政改方案公佈後，旺角舉黃傘示威者再度出現短暫的佔領行動，一度沖出馬路與警察爆發沖突。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傘運動受挫折後，群眾一度跌入失敗的情緒，目前再度爆發大規模的佔領似乎不可能，但潛在的憤怒足以令國家機器提心吊膽。

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你愛要就要　不要拉倒）

雖然政府現時，但內裡顯然。對北京和港府來說，能夠通過今次假普選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後長時間的選舉製度，表面上為這十多年來的「爭拗」畫上句號(當然這個算盤不會打響)。經過假普選欽點出來的特首，將會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動親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例如廿三條立法，並且削減公共開支。

但同時，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決，因為反正資本建製已經向人民開戰，倒不如追求一場徹底勝利。政改方案否決的話，政府會散播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指不會再給「機會」泛民。此外，政府亦擔憂2017年的假普選會面對杯葛潮，特首當選的得票率低的話，將會重挫政府的權威。

政府目前擺出強硬姿態，你要就要，不要就罷。在此局勢，中共和港府短期內似乎公字都贏，但長遠這只會令香港政局更為兩極化。可見政府未來的統治愈來愈不穩定，只能靠更大的鎮壓。

最大施壓 阻止泛民轉向

八三一人大決定對溫和泛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令香港政局的中間路線從此收窄。任何走向與政府談判妥協的泛民政客，都會被與雨傘革命的示威者對著幹。現時，雖然政府一直有幕後與溫和泛民會面，嘗試撬走四票通過政改。其中大熱轉向的泛民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會計界梁繼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興趣似乎減低了，而泛民在壓力下也步步為營不敢談判。

《無線電視》最近一項民調顯示，若受訪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會再投票給該名「轉軚」的泛民議員，可見群眾的憤怒令泛民受盡壓力。加上五年前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後受到猛烈抨擊，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輸掉10萬票。因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溫和派政黨內部就此問題出現分裂，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支持應該對政改「袋住先」，駁斥自己黨內的成員，及後他退出民主黨中委。另外，公民黨湯家驊也公開批評泛民(包括自己的黨)太強硬。溫和政治在香港已經無路可走。

現時故然必須向泛民施壓，讓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將會受到群眾唾棄。但僅此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場民主大會，廣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團體和政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何重啟雨傘運動。但上次雨傘運動陷入僵局，是因為運動領導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戰略和訴求，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打倒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新的議會必須有權通過八小時工作製、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營化大財團及大企業，打破資本家操控香港的經濟。

國泰員工不滿剝削　八月發動罷工

近千名國泰空中服務員在5月19日開始於機場發起靜坐抗議，抗議資方剝削員工，不滿國泰剝削員工的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對員工的法律保障。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對資方發出回應的截止時間為今早（25日）十時。數百名國泰員工今早遊行至國泰城外，包圍國泰總部，高呼「國泰可恥！最佳無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資方的正面回應，工會表示會將行動升級，於八月份的旅遊旺季發動罷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會外務副主席丘誌雄表示，國泰有一萬名員工，工會約有6,300名成員，如發動罷工，將對公司影響很大，並歡迎更多人加入工會。工會又在下午四時率領員工到中環市區向公眾宣傳，在交易廣場天橋上示威及派發單張，得到市民支持。

扣減津貼　實際減薪

在國泰任職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國泰航空公司一向給人良好的形象，但實際上她見證到員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滿是公司對外宣傳我們加薪，但事實上在減我們的福利。機票越來越貴，但錢都沒有回報給一班不斷付出的前線員工。」

潘小姐指，經理楊詠儀向外公布員工有雙位數字的升幅，但實際上員工的外站津貼不斷被削減，變相不但沒有加薪，實際上是減薪。

空中服務員抵達外國時屬於休息時間，公司提供站外津貼，覆蓋員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現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質素下降，我們的合約也規定，公司需要提供我們享用中等價錢的膳食，但這些質素也不斷下降，變相就是扣減了津貼！」

最令這些員工不滿的其中一項，是休息時間被縮減。公司扣減了外站所逗留的時間，空中服務員休息時間少了，其實直接影響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職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奧克蘭、四日波士頓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奧克蘭為例，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時的長途機，但我們站外的休息時間只有廿四小時，奧克蘭的時差快香港五小時，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國泰扣減成本　前線員工壓力大

「現在油價這麽低，為什麽機票（價格）年年加？我們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職的同事合約條款不同，導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一名任職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滿，「長約的時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為什麽會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發生？站外津貼對於新入職的同事來說是他們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現在扣減了對他們是很大影響的。」

實際上，國泰對機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務也不斷下降，這名空少表示，其實餐盒內的份量減少了。潘小姐又指，飛機餐的數量減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選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務員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時候我們要犧牲自己的餐盒去給客人。為什麽要我們這樣？公司的成功是依賴我們一班前線員工做出來的，但公司沒有照顧我們。」很多員工在抱怨，他們連工作時本來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減了。

國泰員工上一次罷工在1993年，約3000名空中服務員在農歷新年期間發起了長達17天的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國泰員工的鬥爭，爭取應有的工資和津貼，反對同工不同酬，團結一致對抗剝削！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香港：假普選方案的殘局

隨著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後方案，2017特首選舉製度之爭經已進入新階段。去年，人大八三一決議觸發了79日的雨傘運動。但政府仍根據人大決議的框架，提出篩選候選人的「伊朗式」選舉製度。

要通過政改方案，必須得到立法會議員中三分二的支持。有關表決將於六月進行，如無意外很大可能會被否決。縱使建製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恐嚇宣傳──從股市崩潰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國兩製，政府的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至今這只成功地激發公眾的反感，因而未能像當初計劃那樣從泛民手中奪走四張倒戈票來通過政改。

這些資產階級反對派政客為甚麼突然有「腰骨」起來，背後原因很簡單：雨傘運動雖然未能贏得真正的普選，但卻完全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氣氛。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支持者）與中國勞工論壇當時指出，雨傘革命雖然未能贏得任何讓步，令部分的參與者認為運動失敗，但縱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慘勝。正當立法會的表決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會有人最後轉軚（關於這點本文稍後討論），明顯泛民領袖受到了更大群眾壓力而要去反對政府的方案，否則隨時自己會被政治滅門。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傳攻勢「2017一定要得」來試圖爭取公眾對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歡方案也應策略性地「袋住先」，來讓所謂的「民主進程」有所邁進。他們說，假若政改方案被否決，未來數年內將不會再有民主化的機會。據報，不單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會原地踏步，就連立法會也不會得到普選。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經已看穿這些謊言。過半市民反對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廣泛明白這個中共設計的假普選只是為了使獨裁者欽點的候選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稱政改將會是邁向民主的踏腳石，但實際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發展」，因為對北京來說香港越來越是眼中釘，尤其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對所有方面都收緊了控製。中共當局希望將權力集中到特首手中，並利用假普選來為此爭取合法性，同時間將立法會等機構的權力削弱。雖然立會本身有許多局限，畢竟其還是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定的製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計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條立法，打壓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們認為假普選產生的特首會更有能力地推動二十三條。

然而，當假普選被泛民議員否決後，中共對香港民主的敵意就會更深，並認為民主不單疾礙中共對香港的控製，更會為中國自身帶來不穩。

支持度下滑

明顯地，政府的宣傳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遊擊式」的突然落區來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個宣傳運動已變成個鬧劇，一些建製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斬宣傳。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從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華早報）。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標要將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當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壓力能讓四名泛民議員轉軚，但另一方面這個宣傳運動也是在為方案被否決作出準備，屆時北京的輿論機器就會歸咎泛民斷送香港的「普選」了。

泛民的領袖試圖利用當前的對立來挽回他們過去在雨傘運動時期所失去的支持，當時他們淪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時間，右翼及溫和泛民仍相信他們能夠從北京手中贏取一些妥協，並接受遠離自己原則上的「真普選」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決定卻對此關上大門，亦令主張妥協的泛民領袖們手足無措。

去年群眾運動的爆發導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爭的時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對政府來說這也更為棘手。

雖然今日並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這樣認為「溫和派」會變得更有戰鬥性那就大錯了。不幸地，這些政客們尋求循序漸進的多餘策略依舊是階級鬥爭的絆腳石，而只有建立這樣的鬥爭才能擊敗專製當局。

不過縱使如此，政府現在絲毫不讓，就連一些象徵性的讓步也不作出，同時間雨傘革命的餘燼猶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這個時候倒戈是很困難的。無線電視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們不會在選舉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選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體都有著一份公開的「倒戈嫌疑犯」名單。當然在現今的力量對比下，就連這些嫌疑犯也準備否決方案，因為他們意識到一旦倒戈的話，他們隨時會變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時候不同，泛民陣營不可能讓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臺。

2010年民主黨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點兒的可能能夠贏得四張倒戈票。一些流傳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夠讓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認為其無威脅的）出閘作為三名特首候選人之一。當然一旦政改通過後，沒有人能保證中共方面會恪守這些承諾。這些協議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建製派有著壓倒性的資源操控輿論及選舉，但北京仍是會擔心有泛民參選的話會讓他們失去對選舉的控製力。

最後，倒戈者可能藉口說通過政改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因為政府作出各種口頭上要脅，包括取消未來重啟政改的可能、甚至終止「一國兩製」並由中央直接控製香港。

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些威脅又有多大可能實現呢？這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憲製」上的權力，而是實際上的政治力量對比。北京方面在雨傘革命期間抑壓著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對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態發展會蔓延到中國大陸。這關係到習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黨內權力鬥爭、國際外交爭端，而且未能改善經濟嚴重放緩。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話，可說是後雨傘革命的勝利，中共和港府會因此損失政治權威，對它們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敗。

泛民在今天攤牌過程中沒有變強，反而愈來愈進退失據和分裂。他們認為否決政改只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而不想為新一場戰鬥作準備。

民主黨的何俊仁曾經提出今年稍後辭去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以足發一場全港補選運動。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黨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進派對手。愈見明顯的是，2015年版本的辭職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製，且受民主黨機器由上控製。這些組織上的束縛肯定會令綱領更為溫和，而且更難吸引年輕一代投入運動。

由於種種局限，學民思潮拒絕加入公投委員會，加上內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對公投而分成兩派，足以令民主黨高層說要重估形勢，在政改表決後再決定是否發動公投。學聯則陷入嚴重內部危機，因此似乎也會與民主黨領導的公投保持距離。

學民思潮表示「不敢茍同」民主黨堅持公投委員會「擱置泛民主派間的爭拗」。我們認為學民是正確的。泛民這句聲明是荒謬絕倫的，但可惜這卻是他們的典型──泛民機器主導的運動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內部民主。為什麼一個聚合不同力量去達成特定行動（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運動）要製止參與團體提出不同的意見？

正如雨傘運動期間，泛民領導層及其盟友設立空殼的所謂「五方平臺」，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運作群眾運動，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黨企圖禁止「爭拗」（與自己的思議）的手法是與中共的政治一脈相承的。可見2015的公投運動與之前的分別。如果不斷然拒絕這種不民主的手法，就會令運動不能有效成為真正反政府鬥爭的平臺。民主黨害怕民主辯論和基層參與，是與它避免激進政治和群眾鬥爭相承的，它寧願附和建製當局。

學聯分裂

同時，八大院校的學生會中有四間退出學聯，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本土派發動退聯行動，往往以歇斯底裏的方式人身攻擊學聯的領導層，得到一群不滿學聯官僚體製的學生的和應。這些不滿的學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場。

可惜，泛民領導的不民主手法及其與政府枱底交易的歷史，為本土派混亂而矛盾的政治立場製造了土壤。學聯在政治及方法上沒有與泛民領導保持距離，甚至用類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領導群眾鬥爭（包括雨傘運動），現在因此付出代價。同樣，「左翼廿一」近年來都有成員在學聯領導層具影響力，但卻沒有鮮明地爭取對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為領導層的基礎。

他們慣用「委員會式手法」，鮮有在校園發起群眾活動去組織活躍的成員基礎，也沒有民主架構，不幸為本土派及其網戰開了打門，讓其在短期內成功。若學聯是群眾學生組織，具有民主傳統和政治意識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壞行動的。

退聯事件不但是學運的挫敗。事件會令大學的政局更為複雜，令學生更難聯合發起運動。本土派自己沒有能力領導任何真正的鬥爭，也不能在建製當局面前取得勝利。他們「什麼都反」都教條，他們不會嘗試建立替代現存領導層的選擇，而主要想關註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權註視著政改方案的挫敗。中共雖然可讓這情況發生，但這代表它失了預算，而香港政局會持續不穩並可能感染中國。現況是欠缺工人群眾的替代方案來運用政權的不安局面來帶領前路。

這是雨傘運動的關鍵教訓。泛民陣營的領導沒有戰鬥性戰略，只在盲目信仰資本主義的願景：自由市場經濟是民主製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實況都反証了這點，當獨裁製度有利資本家時，他們會誓死保衛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導的中共獨裁體製，才能實現中港兩地的民主。為了實現這個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國際上建立一個走社會主義政策的新的工人政黨。

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及教育權

工聯會陳婉嫻召開記者會，高調要求政府讓一名無證逗留香港的十二歲小童獲得居港權。肖友懷06年經雙程證來港，後逾期與外婆同住，多年來沒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紹璇說，肖友懷出世時被棄置紙盒內，母親懷孕時患乳癌、父親又因工傷需截肢。父母並無為他申請戶籍。事後曝光後，肖友懷現時只獲得臨時身分證明書（俗稱「行街紙」），未能獲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他們指如果肖友懷獲得居港權，會有大量內地人跟隨湧至香港，分薄公共資源。事實上，入境處過去3年來只酌情容許38名無證人士留港，與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比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個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懷。他們亦到一間幫助肖友懷辦入學手續的大成小學示威，甚至嘗試到肖友懷住所滋擾他，令他被迫遷離。

本土派對待內地移民的立場是與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出生的子女，都可獲得香港的居留權。政府為了推翻判決，肆意製造恐慌，當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將會有多達167 萬港人內地生子女湧入香港。但從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萬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

建製派通過誇大，製造內地人來港搶公屋、學校和床位等輿論，從而將公共資源不足的責任歸咎外來人（包括內地及南亞裔移民、外勞和難民）。如今，本土派卻成為這些政府輿論的流氓打手。

工聯會陳婉嫻忽然高調處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調譴責本土派示威者，借機抹黑整個民主運動。令人質疑建製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改方案的憤怒。

無論是中共還是港府都越來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來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貨行動中，中央電視臺早前大肆播放（平時不會播放香港的反政府運動），而大陸五毛網軍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論。

香港公屋、醫療、教育和老人服務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對公共服務一毛不拔。本土派製造族群分化，只會為政府轉移視線。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排外主義，從去年開始我們支持香港的難民鬥爭，反對政府極不人道的難民政策。政府階級歧視及種族歧視的入境製度是針對窮人、有利富人。

我們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和教育權利，支持不同族群/種族的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掠奪我們資源的政府和資本家。

六四26週年：支聯會燭光晚會淪為儀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後，全中國只有香港可以公開舉行集會，控訴一黨專政的殘暴。

近年的六四集會都接近廿萬人參加，是90年以來的高峰，而內地來港觀摩人數也在上升。六四集會的人數多寡反映社會對政府的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稱，不能保證廿三條立法通過後，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會受檢控。可見，六四集會多年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

近年，支聯會領導下六四悼念晚會受到連番批評，被指為行禮如儀而沒有戰鬥性，也不能連繫至今天的民主鬥爭。溫和泛民只把六四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沒有將其發展為一場有力的抗爭運動，往往流於哭訴和渲泄情緒，沒有推翻中共專政的綱領和願景。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劃退聯行動，八大院校中有四間退出了學聯。退聯派攻擊學聯支持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本土派主張中港區隔，認為反對中共獨裁與香港無關，幻想可以在中共統治下「保住香港」。

面對批評，支聯會出版了《六四小冊子》回應，但論據卻十分薄弱。支聯會認為，「建設民主中國是出於中華民族感情」，但中華民族主義往往是中共用以統治的手段，強調愛國因此需要維穩。習近平上臺後，更要在國際上裝扮成強人角色，強調要維穩。此外，支聯會因此不支持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於藏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受到的壓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時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繼承英殖的「法治民主價值觀」，可以逐步改革邁向主。「我們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憲政民主的價值觀，並爭取在香港實現，以成功的經驗提供示範作用。」因此，支聯會持有中國自由派的觀點，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獨裁體製，而要讓其自我改革慢慢開放。

此外，支聯會長期被溫和泛民政客操控，內部運作不民主，兩年前有傳出過很多組成團體只是掛名，讓保守的領導層可以控製選舉保持領導地位。這些組成團體看似來自不同背景，但實際上都是溫和泛民各界別的組織，而一些政治立場更激進的團體則會受到排擠。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的立場卻是比泛民更為退步的。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因此香港尋求變革的群眾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爭取民權和抵抗鎮壓的鬥爭要擴散到越廣泛的地區就越有可能勝利，相反孤立在一個城市或國家就更易被當權者鎮壓。從香港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到今年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權人士最後被釋放，都可見到基層民眾的跨境聲援是必須的。

六四集會應該變成一個動員群眾鬥爭的平臺，並開放讓不同團體民主組織和發言，結束由溫和泛民壟斷的情況。此外，只有一個以推翻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的綱領，才可將八九民運的戰鬥遺產延續下去，直至勝利。

日灑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們對「電話銷售員」這行業並不陌生，因為每天總有一個在街頭的易拉架檔站著。24歲的新仔（化名）剛剛從IVE畢業，便做了一間電訊公司的全職電話銷售員。

他的工作就是推銷電話，幫客人提供出電話卡或購買電話的服務。他說，從前的電話推廣多數在商舖門市進行，但電訊公司為節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現了越來越多在街頭的易拉架檔，俗稱「街霸」，即是他的工作。這種模式為公司節省成本，但員工就需要日曬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著，而且工時很長，朝十二晚十，十小時工作，還要經常加班。「一日十小時工作，這只是在街上的時間，員工通常都經常要加班，例如開單後，客人必須在某一天前上臺，開單後員工需要回公司處理單據等工作，沒有其他同事會幫你，必須親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時開檔，也需要早上9時回公司先處理單據；有時候公司開會，也是在開站外的時間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為一下雨就不能擺站了，太熱太曬的話，客人也不一定會停下來。所以有時候，晚上十時後人流也多，就不會那麼早收檔，會做晚一點，多開一些單。所以即使正常規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實因為追單，我通常兩星期才放假一天。這份工作很長時間，其實也蠻辛苦的。」

「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處去開站，有時候遇上對臺公司，見你是新人不懂規矩，會表示他擺開的位置不準你擺。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請，很多時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別的公司員工鬥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間公司，一些外判工，稱「特許經銷商」，他們可以佔的位置是優先的，我們不能和他們爭奪。這些外判工沒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屬員工，底薪有沒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規定他們的位置優先，我們不能將站放在他們的位置。」

「這份工作很大壓力，正常員工都需要『追數』，因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開單的傭金，每張單的傭金約二百元，每個月至少要開四十多張單才僅僅夠收入，也很辛苦。現時我月入兩萬多，自己每月給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現在我覺得甚麼都關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們（社會主義行動），因為我會想，為何要起機場第三條跑道？為甚麼樓價會貴了？買一個麵包會貴了？為甚麼坐巴士又貴了，很多這些為什麼，原來都與政治有關。」

「我以前認為這些與我無關，因為由媽媽去為我交學費交租。現在自己出來工作，我改變了。尤其是自從我成為『黃絲帶』後，在雨傘運動坐了二十多天，變化很大，我以前是鍵盤戰士，現在認為不應純粹宣泄，一定要出來發聲表達訴求。」

政改方案被否決　表決淪為鬧劇

政改方案表決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被否決已成大局，曾經被質疑會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李國麟、梁繼昌等，也因為後雨傘革命的群眾壓力而否決方案。此外，功能組別醫界學的梁家騮也加入反對陣營，令最終有28票反對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場鬧劇令建製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於建製派想等待遲到的劉皇發回來一起投票，故集體離席希望令法定人數不足，但最後因小部份建製派仍在席中，人數足夠進行表決，方案順利被否決。雖然方案被否決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結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顏面無存。

由於建製派想將政改被否決的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本來準備在方案被否決後向媒體「強烈譴責」反對陣營。但今次卻是建製派庸碌懶散和欠缺組織，放棄了投贊成票的機會。建製派召開記者會低頭致歉，成為政改方案荒旦劇的最後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選的計劃雖然失敗，但民主鬥爭也遠遠未算勝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如何準備下一步的鬥爭？

溫和泛民雖然因為受到壓力而否決方案，但即使在普選路線圖幻滅，循序漸進改革路失敗後，似乎仍然堅持期望在現存體製內爭取民主。溫和泛民政客的思維始終是不會改變的。在否決方案後，泛民議員拉起要求政府「重啟政改」的橫額，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口號會實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呼籲中央和特區政府盡快重啟政改」。溫和泛民極力喚醒「逐步改革」的死屍，只是想避免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路線。

中共知道若果給予香港真正普選，會引發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統治。除非中共面臨革命性的倒臺危機，否則不可能撤回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決定。但如果爭取民主的群眾起來革命了，還會停留在懇求中共重啟政改嗎？

在人大八三一決定一錘定音後，基本法框架內跟隨普選路線圖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經破滅。今後中共會準備加強媒體審查、加強警察暴力、為廿三條立法鋪路，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也準備向民主派發動攻擊。泛民主派30年來向中共談判妥協爭取民主的路線被證實徹底失敗，事實擺在眼前，要爭取民主就必須打倒中共專政。溫和泛民右翼的經濟主張，希望在不觸碰大資本家利益的同時爭取民主，也應被徹底摒棄。

雨傘運動的一大弱點就是運動內部欠缺基層的民主監督，令運動不能蔓延更廣，也不能持續升級至更有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乃至政治總罷工。新一輪的民主運動需要有戰鬥性的新領導層，也需要建基於基層民眾鬥爭的組織，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也需要將運動積極蔓延至中國內地以至國際，爭取各地的群眾聲援行動。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具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連系至革命的民主訴求，以及需要廢除商家財團操控的經濟製度。

香港：七一4萬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遊行有4萬8千人上街。遊行人數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來第三低的遊行數字。經過了去年79天的雨傘運動，加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民主運動似乎走入喘息的階段。

主辦方民陣今天的主要訴求是「梁振英下臺」、「追究黑警責任」、「廢除公安條例」，而「踢走提委會」和「修改基本法」這兩句新口號，也意味著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討論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爭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黨，在雨傘運動後冒起了眾多新成立的組織，一方面代表著多了群眾希望自我組織投入抗爭。這些組織通常是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例如關註煙民權益、社區議題組織、捍衛同誌權益等。另一方面，可見目前欠缺有力的群眾政黨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顯得零碎化。

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條文提到要維護港澳治的「國家主權」。中國經濟衰退及政治動蕩，促發愈來愈多群眾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強箝製內地的反抗聲音。而近年，港臺澳都分別出現大規模示威運動，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強控製。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為廿三條國安條例立法。而作為實質上獨立國體的臺灣，也不過是一種權力宣示罷了。

梁振英下臺？

最近習近平在首次與曾俊華握手，而唐英年與田北俊這些建製派唐營人士都公開表示支持曾俊華當特首。不少人預計中共政府準備2017年換上一個較能穩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測如果局勢繼續不穩，中共準備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臺。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今年遊行人數下跌，不少聲音表示遊行已經無用，不是對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單靠遊行並不足以對抗政權，而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行動）。但是，七一遊行是動員運動和燃起討論的重要平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未有一個有力的工人群眾政黨能夠帶領更有效的鬥爭。

在後政改時期，社會主義行動今年在七一的口號為「當循序漸進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為政改方案後民主鬥爭進入新階段，再沒有所謂「中共承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突顯中共不會讓香港有吋進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獨裁體製才能成功。此外，我們不能像泛民幻想能爭取商家支持民主運動，因為他們與中共獨裁有著共同利益，因此「資本家不倒　民主不會到」。「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打倒中共專政」，我們強調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擺脫過往的失敗，必須要蔓延至中國大陸，連系內地的群眾鬥爭才能成功。未來民主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壯大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以階級鬥爭為路線。

政治檢控加劇

香港政府展開新一輪政治打壓，而且更比過往變本加厲，遭到政治檢控的市民越來越多。相反，去年雨傘佔領運動期間毆打市民的七位警員及警司朱經緯則遲遲未有下落。

7名警員於去年10月將佔領人士拖至暗角毆打的事件，發生至今超過10個月仍未有任何進展。去年11月，時任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被多間傳媒拍到在旺角佔領區用警棍毆打途人，事後朱經緯如期退休，調查工作事件不了了之。

女示威者「以胸襲警」罪成判監

法院早前裁定4名參與反政府活動的示威者襲警及阻差辦公罪成，當中一名示威者被判入獄超過5個月。另一位女示威者吳麗英遭男警推跌至鼻骨骨折，頭破血流，卻反被控「以胸襲警」，控罪之荒謬程度令人發指之餘，吳更被判監禁3個月15天！

反佔中男士非禮罪成　僅輕判罰款

另一邊廂，一對反佔中退休夫婦在去年佔領旺角期間襲擊及非禮一名女子，因不滿被拍攝，女被告搶去其手機，男被告陳南星則不斷大力觸碰其胸部，影片被傳媒廣泛報導。夫婦二人分別被裁定非禮及普通襲擊罪成，但法官卻因為其健康狀況以「人道理由」判處「非常特殊的判刑」，輕判夫罰款8千元，妻則監禁14天緩刑一年。

「胸襲」二字的意義自此被改變：當一位女性面對真正的性暴力時，性暴力罪犯不需要受到應有的製裁（猥褻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10年監禁）；相反，參與反政府抗議的女性卻被控「以胸部作為武器」襲擊警務人員。

要增加的是公共開支　不是維穩費！

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警務處「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成！本年度的警方開支預算為168億，是全港花費最高的紀律部隊。全港另外五支主要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消防、海關、懲教署，飛行服務隊）的總和（155億）都比警隊開支要低！

警務處更預算以2700萬元購買3部水炮車，增強警隊鎮壓的力度！當社會的公共房屋、醫院等公共資源嚴重短缺的時候，政府往往推說沒有足夠的資金，但花在維穩費上卻如此闊綽！

白色恐怖如濫捕、打壓言論、示威自由等越來越倡獗。我們需要堅定地組織起來，現時唯有組織一場積極的反抗運動，才能有效對抗政治打壓。

立即停止政治檢控，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捍衛集會、言論、新聞自由，反對廿三條立法
我要真民主，打倒中共專政
大幅增加公共開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公共護老及托兒服務、增建公屋至每年5萬間
公共事業（如港鐵、領匯、東西隧道）民主公有化，結束財團專政

香港難民鬥爭取得重要勝利

香港難民成功改變當局的食物援助政策，是難民鬥爭的一大突破。

自五月底起，難民開始以食物劵的形式從超級市場購買食物，毋須被迫到指定店舖領取食物包，以供他們有更多選擇，食物質素也較佳。但是，食物券不能領取巧克力、薯片、藥物、酒精等食物。這轉變消除了社福署官僚對難民的社會控製。這種控製是基於政治理由多於經濟理由。

今次成果是難民一年多以來的抗爭所得的成果。政府今次的讓步具重要的意義，因為過去幾年在梁振英政府統治下，甚少組織能夠在抗爭中贏得訴求。難民只有很小的討價能力，加上在香港嚴苛的庇護政策下被嚴重孤立，是次抗爭是一次重要的勝利。可見，有決定和組織性的抗爭是可拿到成果的。

二百天佔領運動

在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幾十名難民成立了香港難民聯會，並佔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辦事處，抗議食物與住屋津貼不足，以及不公平的福利政策。ISS是非政府的援助組織，但同時也是有限公司，獲得與政府的合同，並執行港府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從二零零六年開始，ISS香港支部每年從政府取得兩億三百萬的巨額去援助香港約五千名難民（這數字在上升）。

佔領開始不久，ISS申請禁製令驅逐示威者。示威者在佔領期間跟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討論，決定轉移到社會福利署灣仔總部外的公眾用地，及後再轉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外，繼續和平佔領運動。整場運動持續了兩百天，期間舉行過大大小小的示威，建立起香港難民聯會，獲得了傳媒的曝光機會。

難民被法例禁止工作，因此被迫依靠慈善團體和ISS少量的援助過活。他們投訴食物包原應有值一千二百元的食物在內，卻持續被剋扣。《南華早報》於2014年二月進行問卷調查，發現ISS提供的食物包價值少於法定指引13-30%，即ISS每月從中取走了每人價值300-400元的食物。香港難民聯會懷疑ISS跟食物供應商勾結，收取高價去提供劣質甚至過期食品。

及後，香港難民聯會向廉政公署報案，但調查聲稱因「證據不足」而被撤銷。為何會有此結果？廉署雖然聲稱「獨立」於所有政府部門，但卻直接隸屬於行政長官梁振英之下，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就是ISS的資助人。很有理由涉及利益沖突。可見司法製度的階級歧視，可見「法治社會」的偽善。

誰是真正的社會負擔？

香港政府常把抹黑難民為香港經濟「負擔」，卻同時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不能貢獻本地經濟。

政府迷信所謂「磁石效應」，認為一定要製定嚴苛的政策，把來港的難民嚇退。但從經濟角度來看，把福利服務外判給ISS此等黑店，令難民和香港市民都淪為受害者。政府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才是勞動者的真正負擔。不論是難民、本土地低收入人士還是老人，政府都以守財奴的思維對待，令香港成為所有已發展經濟體系中福利最匱乏的城市。

在現時政策下，每名難民只可獲得1,500元作為租金津貼。香港樓價高居全球首位，根本不可能足夠租到單位。難民聯會創會成員Sabir Butt表示，1,500元甚至不足以用來租電單車的車位。所以，難民常居住非法寮屋，如廢棄的豬欄或養雞場，造成安全問題。今年年初，三十三歲的斯裏蘭卡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在鐵皮屋裡被大火燒死。因此，香港難民聯會會持續抗爭，並在政府在食物援助的政策上讓步後升級，要求政府取締非法寮屋。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在這場抗爭裡，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難民聯會，包括鼓勵難民抗爭，提供政治建議及實質協助。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是基本的民主權利，因此社會主義者會全力捍衛。港府不人道的政策拒絕承認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我們大力反對。

資本家政府和政客一方面否認尋求政治庇護的權利，甚至抹黑難民為來港騙褔利，一方面也更廣泛的打擊民主權利和福利製度。面對商賈鉅富這樣攻擊工人階級，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團結所有被壓迫的社群起來抗爭，改變製度。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在烏克蘭、也門和敘利亞的戰爭和內戰。逐利製度正陷於危機，令軍費上升，民主權利被摧毀，專製政權冒起，民族主義升溫。因此，世界上出現一個個「失敗國家」，民眾變得貧窮，種族及宗教沖突令無數人逃離家園。資本主義的回應竟是加強國家機器鎮壓，邊界軍事化，種族主義團體擡頭。我們要以這答案回應：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改變世界，以人民的需要為本來運行社會，而不是以少數人的盈利為本。

食物券製度令惠康盈利再升

總體來說，食物券製度受到廣大難民的歡迎。但大贏家還是惠康連鎖超市。至今，派發予難民的食物券一年總值1億800萬，只能用於惠康。即使我們的鬥爭令難民獲得較平等的待遇，但政府也要從中優惠大財團。

惠康由國際牛奶公司擁有，而國際牛奶公司又屬怡和洋行旗下。怡和的收益遍及房產、交通、旅遊業、和零售。萬寧、7-11、美心、Oliver』s、宜家傢俬（香港）和文華東方酒店集團，都是怡和企業帝國的一部份。怡和老闆皆是那些商家之流，一直警告香港會走入「福利主義」，並要政府減少社會支出，但自己反倒是政府輸送利益的最大受惠者！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九月十二日】全球聲援難民日

敘利亞三歲難民小童伏屍於土耳其海灘的照片轟動全球，觸發全球民眾上街，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安全和權利。九月十二日將會是全球聲援難民日，由澳洲、英國、瑞典、德國，歐洲各地以至鄰近的臺灣也有人發起聲援行動。

數以萬計的難民正在逃離中東和非洲的戰爭、專製與動蕩。他們大部分都因戰亂而身無分文，並在國內或鄰國流離失所。而當中的一小數人（有少許金錢的），則被蛇頭帶走並賭上生命試圖橫跨地中海。歐洲資本主義「堡壘」充斥種族歧視的入境政策，建立了一道無形的長城，使得數以千計的難民無辜犧牲。

所謂資源匱乏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三叉戟」核武器計劃預計會花費1千億英鎊（1.1萬億港元）。而英軍每年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費用就高達3百億英鎊（3千5百億港元），也就是每個納稅人需要分擔1千英鎊（1.1萬港元）。

政府花費大量資金投入戰爭，但卻對於飽受戰亂而無家可歸的難民視若無睹。我們不能夠將審批庇護權的生殺大權交給這些虛偽的歐洲政府手中。

在香港，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梁振英政府一直以極苛刻及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對待9千名尋求庇護人士，社福署安排難民入住違法鐵皮屋，導致一名難民喪生。

我們展現國際團結，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我們亦支持為家庭團聚，反對歧視，結束與監獄無異的難民營政策。

我們呼籲大家參與九月十二日的全球聲援難民日集會，捍衛難民權利，要求安全引道難民逃離戰亂國。

9.12 全球聲援難民日香港百多人遊行

「Refugees! Solidarity!  EU』s wall, has to fall! Stop the killings, stop the war（聲援難民！拆走歐盟高墻！停止戰爭，停止殺人）」九月十二日，全球多個國家城市，包括澳洲、英國、瑞典、德國、以至臺灣都有集會聲援難民。

香港響應全球聲援難民日，約二百人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至歐盟駐港辦事處抗議。到達歐盟駐港辦事處外時，辦事處鎖起整棟大樓，禁止所有示威者及難民進入，二百人在外面為所有因逃亡而喪生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

社會主義行動和難民聯會共同發起這次遊行，而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進步外勞聯盟（Migrant Progressive Alliance）、居留權大學。

難民聯會代表Arif及Peter支持歐洲的難民抗爭，也表達大家的共同訴求是一致的，包括爭取工作權利，基本的生活權包括住屋權利等。他們控訴香港的難民政策不人道，審批難民的時間極長，往往要等五至十年才有結果。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的審批率不足1%，而且審批過程極長，令難民平均苦等5-10年才有結果。政府不允許香港難民工作，一旦被發現打黑工要坐牢15個月。

進步外勞聯盟的Elis表示，外勞和難民都是香港最受壓迫的底層，希望可以團結起來抗爭，亦希望香港普通人民明白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甘浩望神父彈奏國際歌，象征國際主義及工人團結，表示聲援國際所有被壓迫的人。

遊行發起人鄧美晶表示，歐洲各國一直指因為資源匱乏而不能接收難民，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他們有份製造戰爭，卻拒絕為戰爭所受害的難民負上責任。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提到，香港民建聯近日公開要求堵截尋求庇護人士，又抹黑難民為罪犯。也有極右本土派團體煽動反難民和內地新移民的排外情緒。他們想製造公眾對難民的恐懼，從而分化香港和少數族裔的基層鬥爭。這些自稱為「反建製」的本土派也只是親政府輿論的打手。

保自聯的代表Donald表示，為敘利亞難民的遭遇感到難過，要求歐盟政府提供安全的通道讓難民逃離戰爭。即使在歐洲社會對難民的歧視其實很普遍，政府援助難民的政策也是很不足夠。

社民連的周嘉發表示，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至承包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反安全條例的鐵皮屋，反對香港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權利。

代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社會主義行動的美國姊妹組織）的Alec表示，美國黑人一直被嚴重歧視，所以反種族主義運動也不斷持續。

難民的權利和所有勞動者的權利一致，我們主張團結抗爭，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沖突和專製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

遊行的訴求包括：

。捍衛全球（包括歐洲及香港）的難民庇護權

。要求提供安全通道讓難民逃離戰亂國

。反對香港及歐盟的種族主義邊境政策

。支持香港難民工作權

。停止將資源用於戰爭，將公帑建設公共房屋、醫療、教育

香港雨傘革命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警察前所未有地猛烈鎮壓，投擲了87枚催淚彈，因而激起了「雨傘革命」。這是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三個月期間總共有120萬人參與。可是，即使群眾有著無比的勇氣，還有大膽的自發行動，但運動始終不能從中共獨裁者手上取得政治退讓。

我們認為原因是組織的不充分，欠缺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民主架構去運作鬥爭。此外，從運動的經驗可見，未來需要以建基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為方向，而不是依賴律師、媒體明星和中產政客，並要將民主訴求連系至工資、就業和房屋等民生議題。因為打破資本權貴的操控是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

從這場歷史性事件中得到的另一個教訓是，需要更替泛民領導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失敗的政策和策略。大眾媒體仍然將占中三子捧為去年運動的領袖，今天他們發表的言論比去年更為思想混亂，充斥著更多的失敗主義。

以下是我們的分析和回答：

占中三子盡可能避免香港發生大規模占領，因為害怕「激進派會騎劫」。他們提出短暫而象征性的占領，當然這從來沒有發生。
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公布後，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接受《彭博社》訪問時指出抗議「不會改變政治現實」。那時是雨傘運動爆發前的三星期。
正是罷課激起雨傘運動的，和平占中和戴耀廷都與學生罷課保持距離。
在9月27日當天，警察鎮壓和逮捕學生後，戴耀廷終於在集會現場出現，並宣布「占領中環　正式啟動」，但大部分現場的年輕人發出噓聲，並離開抗議現場，反對他突然變成運動的領導人。
9月28日晚上，有傳言指警方出動裝甲車及真槍實彈，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呼籲金鐘的示威者撤退。但群眾將占領擴展為三區！
10月21日，學聯與政府在電視機辯論後，戴耀廷想舉行電話公投去解散占領。一年後的今天，他說他當時應該更堅持舉行公投，當時退讓是一個錯誤。當時在群眾反對的壓力下，戴耀廷等人被迫取消電話公投，並走上金鐘大臺為提出公投而鞠躬道歉！幾天後占中三子宣布離開占領區，因為要「保障公眾安全」。

占領中環在社會裏討論了兩年但完全沒有結果：最後占領的是金鐘、旺角和銅鑼灣，而不是中環。這是因為占中三子不斷拖延，最後被真正運動的洪流淹沒。及後，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嘗試解散和結束鬥爭。

媒體企圖恢復這堆人的名譽，再度吹捧他們為去年運動的領袖，根本就是篡改歷史。無論媒體如何誇大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都掩蓋不了他們在運動中被邊緣化的事實。而媒體這樣做背後是有個中原因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繼續作為運動領袖，對媒體和親政府陣營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只要民主鬥爭仍然受到他們的影響，仍然尋求與中共談判妥協，就不會威脅到現存的不民主製度。

社會主義者主張截然不同的路線。當占中三子及泛民頭面人物在散播悲觀主義，甚至認為群眾鬥爭根本沒用時，我們指出一定要重建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建設運動的內部運動。若果中共獨裁政權不倒臺是不可能有真民主的，最近北京官員陳佐洱及張曉明的言論就將這點說得非常清楚。因此，群眾鬥爭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一年來我們更清楚見到循序改革是一條堀頭路。只有革命性的群眾鬥爭，將香港的民主訴求傳播到中國大陸，並將之連系至社會主義政策與民主掌控經濟，作為改善就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房屋和完善公共服務的唯一出路。

工國委中港臺支部第二次大會完滿結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舉行了工國委（CWI）中港臺地區的第二次大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會議。與會者相當年輕，而大會討論以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即時傳譯，表現了工國委在中國和該地區的跨國性。在大會最後，來自從臺灣到印尼八個不同民族的與會者，以不同語言合唱《國際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種成就。此外，大會募集了港幣$4,990的捐款，也強烈表現出工國委中港臺的工作是認真的。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過去的一年充滿著動蕩，有香港雨傘運動的結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國經濟危機。

鄧美晶就香港局勢發表引言，她表示「雨傘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最大的群眾運動」，而「在這場鬥爭結束後，社會危機進一步惡化」。她說：「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擁1.5萬億港元的財富，比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還多。」政府一邊說貧窮人數正在下降，但在職貧窮的人數卻不斷攀升，那是因為官方把貧窮線設定得相當低。

雨傘運動沒有贏得真普選這目標，因為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由一個革命運動推翻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雨傘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無論泛民黨派、學生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提出一個從根本上去變革的綱領，而單純的占領策略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自運動平息以來，對立的局勢依然繼續。政府以打壓的手段進行「消耗戰」，例如在港大副校長的任命上阻撓陳文敏上任。但就如鄧美晶所指，政府擔心會再度觸發群眾運動，因而沒有信心在短期內通過廿三條立法。

來自香港的Nathan報告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和難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勞再度發起抗議，突顯了香港雇傭條例的不平等和歧視性。 Nathan解釋道：「外勞團體在九月爭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離，外勞的情況更為嚴重。由於現在香港未有標準工時立法，外勞每星期工作60-70小時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願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實上，外勞工資過去17年來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國每五天就產生一個億萬富豪，同時每五天就有41,000名農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氣汙染相關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

中國的討論是大會中最好的一節，帕莎就此題目發表引言。而中國大陸的同誌也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了大會。

帕莎解釋道，中國龐大的民工群體工資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了21.7%，後者的升幅主要來自於住房開支。住房開支目前占農民工總生活費的50%左右。這是在今年經濟危機全面襲來前的情況。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個月的經濟衰退令勞資糾紛大幅增加，總共爆發了1,642宗罷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罷工數字為1,379宗，而2013年則是656宗。超過75%的罷工事件是由於拖欠工資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況，過程中蒸發了40%的市值。債務、產能過剩和通縮水平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是更深遠的經濟困境的癥狀。

工人罷工

一位任職店員的年輕人Gary說，中國官方工會只是代表公司利潤或國家「維穩」。因此官方工會的威信極低。 2010年廣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罷工年是一個轉折點，官方工會獲得「黑色工會」（指他們與警察勾結）的稱號，這比「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更不堪。

他引用一個訪問廣東省工廠工人的民意調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誰是他們工會的領袖，而95%的工人從未參加過工會選舉。這數字駁斥了中共宣傳聲稱工人可以選擇他們的工會分會理事長的說法。

非政府勞工團體經常支持工人鬥爭，為他們提供意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說過，只要工人不要激進起來，不要與政府發生衡突，就不會受到鎮壓。」Gary說：「但現在改良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也受到鎮壓和禁製，所以除了激進化外別無選擇。」

大會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社會主義者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以及日益升溫的自決訴求。這點與近年世界的事件不無關系，包括烏克蘭的內戰、克裏米亞被並入俄羅斯、工人階級因反緊縮而令蘇格蘭獨立情緒升溫、加羅隆尼亞的事態發展等。來自香港的Jaco解釋道，若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領袖沒有對俄國少數族裔的民族訴求采取敏感的態度，工人階級並不能在俄國革命中取得勝利。俄國革命領袖依據群眾的意願保證分離權，將​​受壓迫民族爭取到自願社會主義聯邦的理念之下。

他說：「在中國，習近平為了鞏固統治權而推動大漢民族主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文化壓迫、監視宗教場所、禁製各種衣著服飾和宗教儀式，這些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令局勢緊張，為恐怖主義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壞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例如修建大水壩，也令獨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漢民族主義

習近平推動大漢民族主義，加上中國經濟力量擴張，為臺獨情緒提供養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間。同時，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解決。 「今天臺灣已經接近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獨立，但仍持續受到中國的壓力。」Jaco表示：「獨立派，即使是當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國主義的目光。他們集中在修改國號和憲法等次要的問題上，但沒有指出哪個階級、什麽國家行使權力、怎樣的運動才能帶來出路。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出路。」

來自臺北的Vincent概述了臺獨陣營裏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說，有親獨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國家」而爭取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成分，利用反中國人的論述爭取支持。

Vincent說，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獨勢力正在增長，他們正確地批評馬英九的親中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泛左或反資的論述。但這批左獨團體中，有些誤以為日本軍事化可以製衡中國，因此在這方面的立場就顯得雙重標準和混淆不清。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進行鬥爭，並在國際上團結起來，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為真正的自決掃平道路。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臺獨的民族自決，作為全亞洲乃至全球反資鬥爭的一環，為東亞的自願社會主義聯邦奮鬥。

大會其他部分亦討論到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的選舉運動，以及建立黨組織的關鍵要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國際書記處秘書Tony Saunois通過視像會議就國際展望發表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大會的討論令我們的政治分析更為尖銳，為建立中國乃至更廣泛地區的真正社會主義力量打好基礎。

七警暗角打人案原告變被告

去年十月十五日淩晨，正值雨傘運動期間，七名「黑警」將一名示威者曾健超擡到添馬公園的一個暗角，拳打腳踢四分鐘，過程被無線新聞的記者拍攝。雖然影片拍攝位置與施暴地點有一定距離，但影片也清楚傳出「呯呯」的聲音。警察動用私刑的畫面轟動全城，讓廣大群眾一夜間學習到國家機器的本質。在事件發生一年後香港政府才作出起訴，而令人髮指的是原告曾健超變成被告，被控涉嫌襲警及阻差辦工罪！同時，律政司落案起訴七名警員「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以及其中一名警員「普通襲擊」罪。

曾健超指出，警方拘捕他是「向市民宣戰」，而選擇同一天拘捕兩方，是「對沖做法」、「公關手段」。意思是政府在群眾壓力下不得不檢控七警，但為了不失面子，就同一天向曾健超羅織罪名。

「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禁。但是，律政司作為控方，只將案件提堂到東區法院裁決。由於在區域法院裁決的案件，最高判刑只有七年，可見政府用盡陰招令黑警獲得輕判。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甄啟榮的黨友梁美芬為了幫警察護航，指警察只是低學歷兼培訓不足，遇到示威者挑釁容易失控。但是，黑警的暴行一看就知不是一時沖動。

當晚，毆打過程相當有組織，兩名督察級警員（黃祖成及劉卓毅）帶領五名初級警員行事，其中幾員四周張望負責把風。曾健超被帶回警署後，警員的「一時怒火」理應平息，但他再度被其中一名警員掌摑，可見警察是有意識施暴的。

警察恃著有政權的偏袒，在執行「政治任務」時往往被賦予極大的權力，而且司法製度會保障他們濫暴的特權，所以才可以狐假虎威，如斯放肆！即使七警就被停職拘捕，但至今一直獲支全額薪水。另一例子，就是前香港警司朱經緯於佔領期間，於旺角區以警棍毆打途人，激怒全港市民。有示威者只是以電話擾騷朱經緯以洩憤，急急被判有罪，但朱經緯卻遲遲未被檢控，還在今年七月退休領長俸！

無線新聞　事事旦旦

無線新聞因為政治審查而謔稱為「CCTVB」，七警打人的影片於《無線新聞》播出後，他要求旁述及字幕裡刪除「拳打腳踢」的字眼，並加上「懷疑」或「涉嫌」詞語。無綫新聞部總監袁誌偉向來因政治審查而惡名昭彰，日後他報道八九六四時會否寫成中共「涉嫌」屠城呢？

這次政治審查激怒了無線的前線員工，新聞部共有近八十名員工發起聯署抗議。無線在事後發起秋後算帳，將報道事件的員工調職，令新聞部有五分之一的記者辭去工作。

「慈母」民望一沈不起

去年九月，警察施放87枚催淚彈襲擊佔領金鐘的示威者，促發了79天的雨傘運動期間。警察在六七暴動以來首次以警棍襲擊示威者，向和平示威者、醫護人員甚至記者亂噴胡椒噴霧，與襲擊佔領區的黑社會勾結，刻意保護並放生反佔領暴徒，對示威者則動輒以「襲警」罪名逮捕。

這些情景，任何一位雨傘運動的支持者都瀝瀝在目。然而，時任警務署署長曾偉雄還厚顏宣稱警察像「慈母」般對待示威者。

在佔領運動後，警察民望跌至主權移交以來新低，比解放軍更不受歡迎。即使去到今年六月，港大民調顯示警隊滿意度淨值再創新低，跌至21%。即使雨傘革命消散後，政局繼續兩極化，因此群眾仇警情緒並不會消減，而警隊民望只會一沈不起。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政治幹預七警案，反對政治審查幹預新聞自由。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察在雨傘革命裡的暴行，並賦予委員會有嚴懲警察的權力，而不能依靠官官相衛的律政司提出起訴，然後由被特首侵蝕的法院作出裁決。只要警察繼續由資本權貴掌控，資本家和獨裁者會維護讓黑警施暴的特權，類似暗角打人的警察暴行只會重復。因此，我們支持民主控製警隊，打破資本家和獨裁者的掌握。

鄧美晶：「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

你認為這次選舉最重要的議題是甚麼？

我參選的目標是希望利用這個選舉，作為發動抗爭的平臺，帶領居民爭取我們原來應有的公共財富和政治權力。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認為如果經濟繼續由少數有錢權貴把持，勞動者、長者和年輕人都不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由於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即將到來，對香港也會造成海嘯式影響。政府和建製現在粉飾太平，一面倒唱好，但如果經濟危機真的來臨的話，可能是明年，政府和資本家將會削減工人工資，打壓公共部門，重復他們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的惡行。群眾需要準備組織起來，抵抗這些攻擊──這就是我的選舉運動要重點帶出的訊息。

建製派資源充裕，你如何與他們競爭？

代表權貴、財團、中共的建製派政黨多不勝數，他們財鴻勢大，利用「蛇齋餅粽」等小恩小惠來賺取支持。我參選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揭露他們表面「服務基層」，實際上出賣草根階層的利益，在議會裡否決的民生議案，通過向地產商利益輸送數百億元的方案！沒錯，我們沒有中共的維穩費，沒有月餅派，但我們做的是以抗爭迫使政府讓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

你在雨傘運動非常活躍，而你的文宣裡都有黃傘標誌。為什麼你在選舉中打出黃傘旗號？

「雨傘革命」改變了香港。黃傘代表抗爭、反獨裁、反警察暴力，我正是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中提出需要抵抗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壓，並且開拓戰鬥的民主運動。我們需要將民主運動重新鑄造為群眾力量。民主運動一定要由基層參與者控製，內部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被幾個由傳媒挑選出來的政客和領袖把持。因此，我們需要從過往運動的錯誤中、缺點中汲取教訓，重建一場勢不可擋的民主運動。

你表示若當選只會領取三分之一的區議員薪金，為什麼？

香港的達官貴人高薪厚祿，官員薪金冠絕全球，遠遠拋離外國官員，梁振英年薪4百多萬，比美國總統奧巴馬更高！局長月薪30多萬，卻不斷有高官被揭發貪汙事件；立法會議員的月薪則有8萬！高官、議員的生活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令他們不願改變，寧可安坐現在舒適的席位，維護現時的製度，成為既得利益者。

全港打工仔的平均月入中位數是$14,800，區議員的月薪已超過普通打工仔月入中位數的一倍！新一屆區議員將加薪15%，達到差不多三萬元，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平均只每年只增加3至5%！加薪與否以及加薪的幅度，應由市民民主決定。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一萬元左右，其餘全部投放於抗爭運動之用。

深水埗是全港最貧窮的地區，你認為需要怎樣改變這情況？

立即落實全民生活退休金，解決老人貧窮的問題，讓老人可以有錢看醫生，做到老有所養！第二，立即落實最低工資每小時$45，舒緩在職貧窮；第三，全港有超過二十萬劏房，深水埗是其中最多的地區，我主張立即實施租金管製，並每年興建最少五萬間公屋單位，解決20多萬公屋輪候冊的房屋問題。

區議會的架構官僚，而且權力有限，若你當選，你會怎樣帶來改變呢？

區議會充斥著建製派保皇黨，還有表面「獨立」實際保皇的議員。將我這個基層鬥士送進區議會，代表各位揭露區議會的陰謀，監察政府在推出項目時是否利益輸送，究竟如何利用公帑，並在每次區議會會議前，動員居民到場抗議。

商家權貴有建製派政黨為自己的利益保駕護航，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的政治工具，就是一個獨立的代表群眾、工人的政黨。我參選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創立這樣的政黨蘊釀條件。

你的對手甄啟榮代表經民聯及西九新動力。你可以給三個例子顯示你和他的差別嗎？

甄啟榮是經民聯和西九新動力的成員，即惡名昭彰的梁美芬所屬的政黨，經民聯是全港第二大的建製派政黨，第一是民建聯。第一，他在區議會曾投票支持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第二，他所屬的經民聯在立法會曾投票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立法等方案；第三，經民聯支持地產霸權，曾在立法會投票反對回購領匯！

香港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民主抗爭，但似乎敵不過中共政府。你認為現在應怎樣走下去？

我們面對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過去數十年來，溫和泛民主派主張與中共對話，希望中共可以給予民主權利，這路線已經徹底失敗。中共獨裁不願給予香港民主，怕的是在中國內地所造成的骨牌效應。要捍衛民主，就必須將群眾鬥爭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大陸群眾連結起來打倒中共專政，這樣我們才可能有民主。

你的選舉運動如何？你會怎樣宣傳你的訊息？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選戰，現在選舉工程良好進行。我們每天在區內宣傳，派發單張、逐家逐戶家訪、組織地區抗議、遊行，向群眾解釋需要組織起來抗爭的重要性。

我將公開邀請甄啟榮來一場公開辯論，讓他向所有居民交代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將會質問他，為何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維護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何反對標準工時立法？

這場區議會選舉是一場硬仗，一場權貴與基層、獨裁與民主陣營的對決！對抗專政獨裁、財團霸權，我們唯有抗爭才有出路！請你投票給我，將一個基層鬥士送進議會！

蝸居老人：訪問白田邨譚婆婆

房屋署拖延個案逾一年

居住在白田邨十多年的譚婆婆今年已79歲，退休多年，與女兒同住，但自從去年女兒結婚，女婿搬進來後，一直沒有足夠的居住空間。

雖然房署批準譚婆婆一家三口申請更換三人單位，但等了整整一年也沒有回音。筆者曾到訪譚婆婆家，單位非常狹窄，不但沒有房間，除洗手間及廚房外，只有兩張雙人床拍在一起，連書桌和餐桌也放不下。

房署條例表明，任何公屋居民，必須擁有不少於平均每人 7 平方米(75 平方呎)的空間，而譚婆婆的人均空間只有5.9平方米(63平方呎)。三個人，怎樣在不到200平方呎的空間生活呢？梁振英常常落區做戲，請問特首是否願意在譚婆婆的居所住一個月，甚至一星期？

「沒錢看醫生」

婆婆的活動空間非常少，令她長年的病痛更加嚴重，尤其是手腳，吃飯時手麻痺得不能正常拿起碗筷。患有白內障的她視力模糊，上半年她在家中不慎滑倒，撞傷腰部，至今仍未康復，經常疼痛，但由於她每月只領取2千多元微薄的生果金，她寧願忍痛不看病，因為看醫生一次便花費幾百元。

譚婆婆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過去做酒樓待應、清潔工等，退休後申請綜援，但自從去年便被強製終止。筆者曾致電負責譚婆婆的社工，但無法聯絡。婆婆稱自己不識字，不懂閱讀文件內容，希望可以申請綜援，有錢看病。

梁振英政府在十月公布最新貧窮報告，聲稱貧窮人口下跌，事實是把貧窮標準定得極低，玩弄數字。但現實是貧富懸殊加劇，香港1%人口擁有本地超過一半的財富！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懸殊世界第一，而老人貧窮就更不用說，全港每三名老人便有一名活於貧窮線底下。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政府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醫療、護老院等公共服務被不斷私有化。基層老人的生活艱苦無比。

要老有所養 抗爭才是出路

筆者在一次白田邨宣傳全民退休保障的街站中認識譚婆婆。她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是典型香港貧窮老人的悲劇，儘管年輕時曾努力工作貢獻社會，但退休後老無所養。

可能有人會覺得，婆婆的家人應該供養她，但在今天工資低微，物價如此昂貴的香港，打工的子女有可能供養父母嗎？最低工資調整累積升幅只有一成六，但同期通脹卻高達兩成，香港的在職貧窮家庭數目五年來由增加一成，在職貧窮人口亦增至近65萬人，佔人口近一成之多！但是，港府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之一，財政儲備高達8,200億，足以應付政府兩年的開支，但對有利平民及長者生活的政策卻一毛不拔！我們必須團結抗爭，爭取全民生活退休保障，廢除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立即增加最低工資至$45。

公屋縮水變「劏房」 深水埗淪偽豪宅區

政府計畫將白田邨重建，並且將居民安置於新造的公屋中。但實際上，正在興建的白田新邨的面積較早前已獲安置的首批住戶的石硤尾邨單位面積縮水約13%。由本來的430至450平方呎減少到370至390平方呎。受影響主要為4至5人家庭的單位，亦即是說每人所分享到的平均空間只有80平方呎左右，大小根本與「劏房」無異！

實際上，公屋縮水並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現的，而是近幾屆政府持續的政策。三任特首以來，公屋卻越起越小。在董建華時代落成的白田邨昌田樓，兩房單位約470平方呎，而曾蔭權時代落成的石硤尾邨第二和第五期，同款單位約440平方呎，到現在梁振英時期進行重建的白田邨，同款單位再縮至約380平方呎，比起最初的單位少約90平方呎。

「因地製宜」？

就白田新邨單位大大縮水的爭議，運房局常任秘書長應耀康稱政府採用「因地製宜」設計。而所謂因地製宜，實際上就是政府為了追趕公屋單位興建數字，卻又不願意增加土地資源供應的結果。當局在2012年指白田邨重建4座可建成1，200個單位，但其後秘密提高發展密度。最新資料顯示同樣的4座加上巴士總站地皮共提供3，100個單位，比之前大增逾1.5倍。

政府又再一次借「土地問題」避免增加對公共房屋的開支與投入。但弔詭的是，深水埗雖然作為全香港最貧窮的一區，近年來卻越來越多「偽豪宅」出現。市建局過去數年來在深水埗進行重建的項目皆為私人樓宇，當中更有貴價偽豪宅「禦匯」、「海峯」等。將窮人居住的地方迫遷，新造的卻是有錢人才買得起的豪宅，變相將基層趕盡殺絕！

地產霸權製造房屋危機

衣食住行乃一般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香港，私人財團壟斷導致樓價居高不下，加上政府的廉價公共房屋連年供不應求，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住屋成為市民大眾一大難題。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埋下社會忿怒的計時炸彈。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而區議會及立法會內一種保皇黨建製派議員亦不遺餘力地為各個官商勾結的政策保駕護航。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

支持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今天香港樓價和租金都創下歷史顛峰，一間300呎的私樓平均月租要過萬元！深水埗是全港最多貧窮人口的地區，許多赤貧家庭捱不了貴租，唯有租住區內的私人唐樓的板房、套房、天臺甚至籠屋。而當中最惡名昭著的，是將一個板間房再井字形劏成六間細房，每間房只有棺材大小的「棺材房」。這些被「劏」開的房間一般大約幾十到200平方呎不等，居住環境十分惡劣。社會主義行動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候選人鄧美晶支持租金管製，限製業主的租金上限及加租幅度。

社義行動及鄧美晶亦支持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既然政府的長策會認為以6:4的比例十年內能提供47萬個單位，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絕能達到50萬有餘，可見香港絕對有土地每年興建5萬間公屋單位。只是政府要維護地產商利益而不為！

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社義行動及鄧美晶認為，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用作公共住宅。

地產霸權恃著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會全力抵製和破壞這些政策。要有效落實租管，必然要將地產商和銀行民主公營化，由工人和居民民主管理，打破地產商和銀行家的權力壟斷。

看不見的群體──與視障人士對話

大家可知道，原來視障人士在數十年前是被禁止乘搭地鐵的！現在聽來很荒謬，但這種不平等確實存在過。

「地鐵過去拒絕任何殘疾人士使用，原因是認為我們是『造成阻礙』，現在當然改例了。約三十年前，我們曾透過發起社會行動，來爭取權利，例如提出道路安全等問題，所以現在的設施才比較完善了，增設了有聲交通燈、引路徑等無障礙設施。」失明人協進會的一位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

香港有17萬已登記的視障人士，但受訪者都表示實際上有更多，因為不少後天失明的人士並沒有正式登記。在深水埗白田邨和石硤尾邨，都住了不少視障人士。筆者走訪數個盲人中心，與不同的視障人士對話。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要求，就是認為政府需要提供就業機會給所有殘疾人士，包括視障人士。

就業困難 政府不聘請殘疾人士

不時在街上或地鐵站，都會遇到用手仗拍打地磚找路的視障人士，但社會對視障人士的認知不多，很多人都不認識這個群體。直至一天，筆者在白田邨做街站時，數名視障人士前來表示支持，其中一位是林小姐Maxine。

「政府也不帶頭聘請視障人士，何況是私人企業，雇主一聽到是視障人士就不想請我們。」Maxine表示，很多視障人士都希望可以透過工作自力更生，但認為就業困難，而且特區政府沒有提供新的職位聘請殘疾人士（包括視障、聽障、長期病患等）。

已退休的林先生憶述，過往英殖政府會雇用傷殘人士，為他們編配特定的工作。「過往你只負責一種特定項目，但現在一個崗位，需要兼顧幾種工作，視障人士過往普遍當電話接線生，但現在除了接聽電話外，還需要做文書工作，如填寫表格、計算機數據輸入等，這是我們不能兼顧的。」可見，政府部門為了削減開支，將部門外判出去，令一名職員要兼任多項工作，連視障人士的工作機會也被打擊。

「政府聲稱有聘用殘疾人士，但其實他們是原來的公務員，遇到一些突發事故後變成殘疾人士而調職至其他部門，政府就說這是雇用殘疾人士。但當這批員工退休後，政府並不會創造新的職位。」另一位受訪者馮寶華不滿表示。

馮寶華於一間聘請視障人士的社會企業兼職工作。她認為工作只能幫補一部份的開支，並不夠應付生活，而且大部份視障人士有領取綜援。可是綜援人士有收入上限，若果工資超過限額，需要在綜援金扣除，實際上變相不鼓勵綜援人士工作。

另外，政府需要視障人士證明自己是沒人照顧才會給你申請補助，所以不少視障人士為了得到補助，要被迫獨居，與家人分開，更難自理生活。但若果沒有補助金的話，就要完全依賴家人的經濟支持，對他們來說是種兩難。

現時政府沒有一個統一部門為視障人士服務。雖然社會上有不少盲人中心，但若果沒有醫生或朋友介紹，視障人士是不會知道有這些機構的存在。尤其是因意外而突然失明的人士，往往不知道有甚麽途徑或部門可尋求協助而變得抑郁。

經濟轉向新自由主義，企業為了賺取最大利潤，壓低成本工資、裁減員工，導致一個人需要承擔數個人的工作量，雇主只想員工在最少時間完成最多工作，所以不雇用殘疾人士。

政府應立即增設殘疾人士的部門，為所有視障、聽障、弱智、長期病患人士提供免費而優質的服務，大幅增加殘疾人士的生活津貼、服務設施、交通津貼、醫療服務，並提供適合的工作職位，讓他們能自力更生。

政府一方面將數千億倒進基建面子工程的大海，像機場第三跑道以及無限延期的高鐵，由視障人士、殘疾人士到護老院，公共服務都資源匱乏。因此，視障人士的鬥爭是爭取擴建公共服務的鬥爭的一環。

投機政客首鼠兩端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下稱經民聯）是立法會內第二大保皇派，更是僅次於民建聯的建製爪牙。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的甄啟榮就是經民聯一員。

不民主製度的既得利益者

單從其立法會內的議席構成而言，七名議員當中有六名是由小圈子功能組別選舉中所產生，當中有四名是「零票當選」，另外兩名功能組別議員所得之票數加起來亦僅得區區3，019票！由此可見這個黨派不過是一群賴在穀倉內，肚滿腸肥的無恥碩鼠。經民聯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都堅定支持特首假普選，而且一直反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今年三月，甄啟榮在區議會投票支持通過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而經民聯去年更高調組織《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大行動，其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更一度倡議要組織自願軍對付佔領！

三姓家奴 立場飄忽

區議會內不乏首鼠兩端、蠅營狗茍的朝秦暮楚之輩，甄啟榮先生當屬其佼佼者。甄先生於零七年選舉前臨陣退黨退出民協，於零八年為現時的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助選，突然由民主派走入建製派中。在2011年上屆區議會選舉中，甄先生以「獨立」的面目示人，而且立場一百八十度轉變，支持激進民主派人民力量。

甄先生政治立場和思想取態突然如斯急遽調頭，想必經一番痛苦思想鬥爭理念糾結，未知是否午夜夢迴幡然醒悟：「民主」「民生」不過是佔佔口頭便宜，萬不可認真？

本來政治理念人言人殊，政治形勢的變化也是無日無之，驀然回首忽覺今是昨非擇木而棲也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只是時至今日，他又回到娘家，堂而皇之地代表經民聯參選下白田選區的選戰，在眾目睽睽之下用盡全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耳光。

反窮人的立場

甄先生的立場實在教人摸不著頭腦，甄先生既表示自己關註民生，但經民聯在民主議題上的取態都是打壓窮人、反對民生的。

罪行一：否決標準工時

香港基層工人工時長度高居世界第三，工時過長令基層民眾健康受損，與家人相處之時間亦不足，引申眾多家庭問題。這可是地地道道的民生問題，經民聯一眾功能組別議員卻是堅決反對（梁美芬棄權）標準工時，令工人工時極長，加班沒有補水！未知甄先生對黨友的投票取向可有非議之處？還是覺得香港打工仔女低處未算低，還有可供壓榨以供奉肉食者的空間？

罪行二：支持領匯霸權

公屋商場過往通常是基礎民眾的廉價低消費場所，然而領匯陰霾所過之處，卻成了昂貴高消費連鎖店盤踞之處，與民眾生活水平徹底脫節，白田商場至今萬幸未被領匯私有，但面臨白田重建計劃，難保不被領匯相中，社區小店絕跡，物價脫韁，甄先生又有何對策？而黨友在立法會內憑功能組別之特權，逼使多數屈服於少數而否決回購領匯議案，甄先生又有否向黨友進片言隻語，求上大人高擡貴手，放民眾一條活路？

罪行三：維護強積金 反對全民退保

經民聯站在資本家的一方，不但口出狂言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讓老闆繼續可以挪用工人自己的退休積蓄當作遣散費。但卻又不見甄先生對黨友這種與打工仔女為敵的舉動有半句微言，莫非認為這是合情合理？而經民聯一直阻撓全民退休保障，指其是「下一代的計時炸彈」。甄先生似乎聽之任之，這又是如何關懷區內的基層父老？

甄先生對黨內保衛財團利益，刮地三尺盤剝基層民眾之舉，又拿不出當年退出民協的勇氣和決絕，與經民聯碩鼠劃清界線。這到底考慮的是個人仕途，還是口中大義凜然所說的「民生」？首鼠兩端的投機者，我們還應該容忍他在政治舞臺上繼續跳樑嗎？

如果建製派議員在地區久不久派一下蛇齋餅粽，就叫做紥紮根基層的話，這些植根也不過是權貴茹毛飲血的吸血罷了。打倒經民聯，踢走甄啟榮，票投鄧美晶，選一個真正支持勞工和窮人的鬥士。

白田重建計劃：無視人民利益！

根據白田村的重建計劃，政府房屋署一鎚定音，決定於2018年清拆多幢舊樓、白田巴士站及白田商場。政府官僚主義橫行，重建過程漠視居民的生活需要，也沒有妥善安排白田商場租戶往後的生計，令白田邨內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10月11日，筆者與社會主義行動區議會白田邨候選人鄧美晶走訪白田商場，接觸當地的居民及租戶瞭解情況。現時商場的大多數租戶都遷出了，環境顯得雕零。

賠償了事 妄顧租戶生計

政府一刀切全部商戶賠償12.1萬，漠視租戶想換鋪繼續經營的訴求。政府供租戶選擇搬遷至其他地區的房委會市檔位，但這些舖位不是距離太遠，就是舖位太細、人流稀疏的舊區，例如在葵青長青邨、屯門兆康苑、天水圍領匯，甚至離島區等。一家文具店店主林太表示：「他們讓我搬到天水圍的領匯街市，但街市的環境會弄濕我的貨物，根本不適合經營。而且領匯年年加租，我怎會夠那些大財團鬥呀？萬一租了一兩年又被加租，我哪有體力再搬舖？」林太只好結業再另謀生計。

大部分租戶十多二十年前花費幾萬元才投得一個檔位，十二萬的賠償金額可謂少得可憐。我們向「人人鮮蛋」的檔主黃小姐打探一下，她這檔位十多年前以四萬元投得，十二萬賠償對她來說只是聊勝於無。她經營了十多年，近年生意銳減，不足以維生，因此她要早上外出打工，下午開舖營業。

在白田商場的一間紙紥舖，擺放著各種拜神用品。由於其他檔舖大多數已經遷離或結業，現在商場人流稀少了、生意慘淡，有時一天只有 30 元生意，店主陳伯（化名）準備「光榮結業」了。十八年前這舖位由另一個檔主投得了，後來轉手給了他做，但由於正式文件上寫的仍是舊檔主的名字，所以他什麼賠償也沒有。 他也沒有拿生果金及退休保障。

聊了一會，陳伯開始怒氣沖心，話題政治化起來，喊道：「現在這個政府四個字來形容──『不知所謂』！各個政府部門互相推卸責任，只顧自己有糧出……後生仔無出路， 香港只有金融股票，打開收音機，你聽聽，日日都在講股票！」

只顧偏袒財團 漠視居民生活

居民起初得知白田重建計劃時，已經向政府反映意見，建議逐步清拆白田邨 1-3 及 12 座而不是一次清拆全部，而第12座因為有食肆方便居民，所以應該最後清拆。廣記菜檔的檔主說：「12座有很多食肆，應該是最後拆的，現在拆了我們很不方便。」居民還提議政府安排白田商場的租戶暫時到 12 座底層的空舖經營，避免白田商場雕零而造成社區真空。但政府房屋署不聆聽市民意見，倉卒把白田邨的1－3座及12座全部拆除，逼令一眾小商戶倉卒遷出，令白田商場人流急劇減少。

居民要買菜的話，要近的話就光顧百佳捱貴菜，要便宜的話就必須坐車到北河街市及石硤尾街市。廣記檔主又道：「很多老人家連上落車都不方便，天天十分鐘車程已好辛苦啦！」重建計劃埋沒了社區內的廉價商舖，但大財團卻得到政府政策的保護。白田商場的百佳早前揚言生意淡薄要結業，房署減一半租留住它，但對待同在白田商場的合興茶樓卻無情講，不願減租，令其結業。

捍衛社區設施—爭取廉價的社區商場

目前尚未知道政府的重建計劃會如何處置白田商場，不能排除領匯（現時改名為「領展」）會進駐，聯手擡高商舖租金，趕走小商戶，然後讓大型連鎖店進駐。大財團壟斷全港公屋商場後，令社區物價高昂，基層居民難以負擔。社會主義行動及我們的白田邨候選人鄧美晶要求保留白田商場，改建為租金便宜的社區商戶，捍衛小商戶和居民的權利，不要被百佳、惠康等大型超市壟斷控製。這次事件突顯了有必要民主監督市建計劃及房屋署等官僚部門。居民及小商戶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深水埗區議會的惡行

．十八區區議會每區浪費一億公帑興建面子工程，與地產商私相授受，無視窮人與長者的生活需要！

．急須增加託兒服務、福利及公屋的開支──區議會選舉是我們反擊的機會！

深水埗區議會有24名區議員，其中有17個議席由建製派（民建聯、經民聯、西九新動力）把持，另外7個議席則由右翼泛民民協則佔7席。

梁振英全港每區撥款1億興建地區工程，但在建製派操控底下，這些項目淪為面子工程。在深水埗區議會，建製派區議員沈少雄提出建設所謂「深水埗文化藝術中心」，完全脫離當區居民的生活需要。深水埗基層居民欠缺的是基本生活保障，一億本應用於增加託兒服務、老人院等公共服務，而不是用在這些無用的工程。

文藝中心計劃的一億當中就有七千萬用於建造費用和裝修費，將整整5千多呎變成商舖收租。即使遇到居民強烈抗議，區議會還是強行通過。此外，觀塘區議會通過了造價5千萬的音樂噴泉、大埔區議會通過了造價5千萬的許願樹廣場（設計極似北京天安門！），花費大筆公帑卻不能改善民生。

趕盡露宿者　打壓小販

根據官員的數字，深水埗區內有334名露宿者，實際上很可能更多。現時的露宿者以往大多在深水埗附近居住，在無法負擔劏房及板間房的租金下，變得無家可歸。在2012年只有35人獲批綜援租金津貼及5人獲上樓。此外，建製派議員向來在地區與政府聯手趕走路宿者。前年經民聯的深水埗區議員李祺逢提出，所有天橋底要加設鐵絲網及警告牌，阻止露宿者在天橋留宿，又要求政府盡快趕走他們。

官方數字往往都低估社區問題的嚴重程度，但連官方數字也指出，自2010年以來香港露宿者的人數上升了兩倍。最近，一名「麥難民」（在24小時麥當勞過夜的無家者）婦女在九龍灣坪石邨的麥當勞過夜時，懷疑心臟病發死去，伏死在餐廳桌上。很多無家者在麥當勞過夜，因而出了「麥難民」這名字。

漠視白田居民訴求

另一重要的議題是白田邨重建計劃。房屋署一次性將白田邨第1至3及12座拆除，無視居民逐步拆除及重建的要求，也將租戶要求換舖的訴求置之不理，造成社區的真空。現任區議員、經民聯的甄啟榮也支持這項重建計劃！

區議會製度的不民主

區議會委任製仍然存在，全港541個議席中，23%為非民選議員。建製派用小恩小惠攏絡選民，令意識落後的群眾在選舉中發揮了較大影響力。中共在近兩屆選舉大力強化投票機器，利用種票手段操控選舉，扼殺了競選過程的政治辯論空間。雖然立法會選舉中泛民主派通常都拿到約60%選票，但十八區區議會卻全部被建製派控製。

保皇黨在區議會選舉提倡「不談政治、只講民生」，但在政治議題上一定大力支持政府。去年建製派區議員在地區就大力組織反佔中大聯盟，而十八區區議會都通過支持政府的假普選方案。可見，建製派不是不談政治而是想避免在選舉中有真正的政治辯論，以免揭破他們親財團、親政府的真面目。

另一事件也揭露了區議會的不民主。屯門居民已飽受堆填區汙染之苦，極力反對「三堆一爐」政策，因此今年年初屯門區議會的建製黨派在壓力下全體反對。但是，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卻在立法會急急投票通過，完全違背自己黨裡區議員的立場！區議會的投票沒有任何實質權力，只是一個偽諮詢架構，扼殺了居民在地區政策的發聲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最重視的是通過選舉運動接觸基層群眾和青年，切身了解工人階級面對的困境。我們希望藉以選舉作為平臺，更響亮的提出社會主義的綱領，提高群眾的意識，有機會的話 可以組織群眾鬥爭，向政府施壓以爭取窮人的權利。如果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當選，她作為議員的行事作風會與現任議員截然不同。她會成為代表人民的間諜，將議會內建製派的權力關係和私相授受曝露於陽光之下，並號召居民抵抗這些政策。票投社會主義的基層鬥士，送鄧美晶入議會，將會是為真正變革而鬥爭的第一步。

感激各位：成功奪走保皇黨五百票

我們會留在白田　令甄啟榮惡夢成真

鄧美晶在深水埗下白田選區獲得1,152票，三票中有一票投給本人。在此感激每一位票投我的選民。雖然保皇黨未被踢走，甄啟榮成功以2,320票連任，但他跟上屆比流失了兩成選票（568票），實在令人鼓舞。

我的對手縱然當選，但他對得票結果還是不甚滿意。我的得票率比上屆民協候選人高出5%（由28%上升至33%）。深水埗區議會向來是民協的重鎮，該黨有著深厚的地區工作傳統。本人的得票率比上屆的民協更高，是為任職了廿三年的甄啟榮響起了嚴重警號。可見，白田居民已忍夠了現狀。今屆是他的區議會生涯以來，首次正式以保皇黨的名義參選。他流失了選票，銳氣定當受挫。

今屆區選是雨傘運動後香港第一次的選舉，選民愈來愈傾向票投一個能代表自己政治立場的候選人，政治視野超越了一條邨的範圍。在選戰中我堅定站在勞工民主的立場，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四十小時、公屋租金封頂、打倒中共專政，與反對這些立場的經民聯（姓甄所屬的政黨）形成強烈對比。

兌現承諾：我會留在白田　持續抗爭

我所屬的社會主義行動會留在白田邨，建立我們的支持基礎，與居民一起戰鬥，爭取權益。我們會監察甄啟榮議員。如果他又再經常缺席會議，我們會質詢他何故偷懶；如果他所屬的經民聯提出反民主、反民生的政策，我們會組織白田居民將其阻止。

賽後回顧　我與對手的角力

社會主義行動的政治立場鮮明不晦，直接將選舉連繫至反專製、反剝削的鬥爭。選舉結果驗証了這條路線的正確。地區工作故然重要，但我們不能墮入保皇黨的陷阱，任由他們利用「地區往績」來合理化自己欺壓工人的政治立場。

起初社會主義行動決定由我參選時，不少為我憂心的居民跟我說，保皇黨在區內勢力龐大，因此我難有機會獲得佳績。誠然，我的對手依靠長年積月的蛇齋餅粽，加上依附著龐大的建製地區組織，成功穩住了一批基本盤。在各位居民的支持下，我撼動了這些保皇勢力，但在短短半年的時間未能完全將其瓦解。今後我們一定要繼續這場抗爭，令白田出現一名為基層利益奮鬥的地區代表。

雖然我的對手抹黑我主張「極端暴力社會主義」，又誣賴我的宣傳失實，但這些保皇黨的陳腔濫調並沒有發揮任何效果。到了選舉的中後期，當愈來愈多民主派選民驚覺到姓甄的跳槽到保皇黨後，就斷然摒棄這名民主叛徒。尤其年輕及中年的支持者，反過來更堅定支持我。有了這份堅定的支持，我們今後才能將長者居民也爭取過來，一起贏得改變。

區議會政治化了！

在選舉前，民主派不預期雨傘運動會推高他們的得票，而建製派甚至豪言選民會因為厭惡佔領運動而唾棄泛民。大部分泛民候選人因為害怕流失選票，都不敢在選舉中打出鮮明的雨傘旗幟。但選舉結果出爐後，我們見到即使泛民及傘兵淡化自己的政治立場，議席還是增加了廿五個，證明雖然泛民抗爭力有不逮，但選民還是亟欲踢走建製派。無論是泛民還是建製派，都承認區議會選舉愈來愈政治化。

政治覺醒的時代已經來臨，只有清晰的反專製、反剝削的抗爭路線，才能爭取到廣大選民的支持！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獲得佳績

「我們結果得到三分之一的選民支持，對此感到非常滿意。」鄧美晶稱道。鄧美晶代表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出選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對於工國委（CWI）的中港臺支部來說，這次選舉工程是一個裏程碑，而且應可能從中為社會主義思想建立更強大的基礎。

這次是自去年「雨傘革命」以來第一次的選舉，因此是運動後群眾情緒的試金石。社會主義行動去年積極投入這場運動，並主張有必要將群眾鬥爭傳播至中國，公開指出推翻中共專政的目標。

白田邨位於深水埗區，深水埗是香港最貧窮的社區，而下白田選區九成的選民都是公屋住戶。鄧美晶首次在該區參選就贏得了1,152票支持，可謂表現出色。而對手乃任職了23年的現任區議員甄啟榮，他屬於親北京、親財團的政黨經民聯。

鄧美晶解釋：「我對手是一條政治變色龍，由最初屬於泛民陣營，後來多次轉舦，現在加入了經民聯。許多投票給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現在已經背叛民主陣營，並加入了個親中共的政黨。」

與很多其他區議員一樣，甄啟榮的支持主要來自較年老的一輩，往往依靠「蛇齋餅糉」網絡維繫，與政治立場沒什麼關係。社會主義行動的選舉運動其中一項重點，就是揭露甄氏及經民聯反工人階級的劣跡，包括反對基本的民生政策，譬如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等。這種政治攻勢明顯擊中了甄啟榮的死穴，令其得票從上屆2011年的2,888票跌至今年的2,320票，損失了568票。另一方面，鄧美晶得票率為33%（1,152票），比起2011年時挑戰甄氏的民協代表楊彧的28%（1,119票）要高。

外界曾有聲音力勸鄧美晶及社義行動淡化激進色彩，以免嚇跑泛民中間選民。上述的選舉結果就是對此的最佳回應。譬如，鄧美晶的選舉文宣、傳單、橫額、海報上皆印有黃色雨傘，清楚將區選連繫至去年的傘運。單單這點已令鄧美晶的選舉工程在全港獨一無二。

就連一些被主流媒體冠以「傘兵」之名的團體或個人，在區選中皆紛紛淡化傘運，或收起與傘運的連繫，並在整體上淡化政治色彩。這些新勢力獲得了許多媒體焦點與公眾支持，並最終奪得了約7萬票，贏得了八席。但是，除非贏取議席本身連結至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否則並沒有太大意義。不幸的是，這正正就是各個傘後團體的弱點，他們只是比泛民政治立場更模糊的泛民。

在白田，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提出一個具戰鬥性的政治替代，令甄啟榮的票倉出現一個大漏洞。因為選區重新劃分，所以選民基數減少。甄氏的票數比上屆下跌，而社義行動令倒甄票無論在得票率抑或得票數都有所增長。在選舉過後，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留在社區累積支持，並打算組織反對力量，準備在來屆選舉擊敗甄啟榮。

雨傘因素

雨傘因素無疑在全港發揮了效果，使得投票率比起往屆急升6%（從41%上升至47%），而多個建製派政黨的議席數目亦都減少。建製陣營一直利用大量資源買票種票來壟斷選舉，今屆十八區區議會仍是由建製派所操控。

「雖然區議會本身並不民主，但我們依然決定再次參選，原因是我們需要利用每個平臺去宣揚我們的理念。」鄧美晶說：「即使是泛民，在區選也是只談地區議題，甚至派餅派米去收買選民，我們並不會認同。我們的選舉工程主打廣大的政治議題：反對中共專政、反對財團壟斷、要求租金管製和封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四十小時工作週。」

「我的對手抹黑我為『極端暴力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在整個選舉運動期間唯一一宗暴力事件，就是他的支持者襲擊我們的一名同誌。」鄧美晶繼續道：「甄啟榮攻擊我們發動文革式批鬥，但弔詭的是他才是親中共的一方。這給予了我們機會去揭穿他的謊言，並且向公眾解釋社會主義的真正意義。」

社會主義行動的選舉工程

「當我們決定參選的時候，我們強調主要目標並非選票，而是爭取對社會主義替代的支持。」鄧美晶指出：「不過我們的得票結果也很好！不只在於票數上，也在於支持者的踴躍程度。他們不畏懼建製派區內老大哥式的監視手段。」

選舉運動為期六個星期，在這個7,500名選民的選區中，社會主義行動派發了超過4萬張傳單，總共十款，涵蓋不同議題，例如全民養老金、租金管製、民主權利等。另外，我們也派發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英文、泰加洛語以及烏都語傳單。

選舉團隊進行家訪活動，逐家逐戶探訪了全屋邨一遍，有些單位更是到訪兩次。選舉工程中成功取得了接近700名居民的投票承諾，並留下聯繫方式，讓義工團可以在投票日前一週致電動員投票。在選舉日當天，社義行動一共動員了49名義工，其中一半的都是首次參與社義行動的活動。在港沒有投票權的難民支持者，在助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協助將社義行動的傳單派發到每家每戶的信箱中。票投鄧美晶的選民大多都會仔細閱讀這些文宣，並為運動提供很多正面的意見。

與2011年鄧美晶出選元洲區時一樣，今次社義行動與社民連組成選舉聯盟參選。與上次一樣，社義行動以獨立政綱參選，文宣也是獨立撰寫，但宣傳品上印有兩個組織的黨徽。社會主義行動完全自主控製白田區的選舉運動，同時在技術和法律等層面上得到社民連的大力支援。此外，社民連主席「長毛」多次親自落區為鄧美晶拉票，而該黨亦協助鄧美晶製作專業的宣傳短片，在社交媒體上獲得大量觀看率（第一段影片的觀看次數為71,744）。在財政上，社義行動完全保持獨立，並為選舉基金籌募了超過3萬元。

由於上屆社義行動還未成為註冊社團，當時鄧美晶因而以社民連名義報名參選，而今屆鄧美晶在官方選票上的政治聯繫是社會主義行動。對社義行動來說，這次是雙贏的合作。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得到社民連的重要支持，一方面發起了一個年輕有活動的選舉運動，令雙方互相受惠。

社民連另外派出五人參選，與上屆一樣全部落選。但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成敗的條件並非由議席的得失衡量，而是運動有否提升群眾意識，並為未來的鬥爭打下基礎。但是，資產階級與親政府媒體利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敗選來宣告「激進政治」的末落，目的是誤導群眾，並向溫和泛民招手。社會主義行動即使拒絕淡化鬥爭與政治，在白田仍可獲得佳績，就是對建製派輿論的最佳駁斥。

選舉結果代表了甚麼？

過去，建製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選舉，主要依賴選民的被動和低參與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創了新高，削弱了建製派的操控能力。以建製派優厚的資源來說，今次選舉結果可謂出乎意料。建製派仍然控製著全港十八區的區議會，但是這不代表他們獲得多數支持。例如在沙田區，反對派贏得了過半數的議席，但是中共的代理人依靠著鄉議局的當然議席來維持控製。

中共的選舉機器將資源集中在一些關鍵地區，從而操控選票結果。民協的馮檢基和民主黨的何俊仁在「民主派」人士鎅票下敗選，尤其是馮檢基因選票被分薄而以些微票數落選。但同時間，建製派整體上卻減少了議席，可見中共並不能隻手遮天，也可見北京礙於民情反彈，不願意過於公然地進行選舉舞弊。

在這個方面看來，今屆區選結果對北京來說是個打擊，因為如果區選的結果有利於他們的話，可以在來年立法會選舉前先聲奪人，準備奪走泛民三分之一議席的否決權。北京的政治目標是消滅泛民，以求為了加大對香港事務的控製，並打壓反政府的力量。

民建聯的議席由上屆的136席減少到119席，而自由黨由10席跌到9席，新民黨則由31席到25席，同樣遭受挫折。葉劉淑儀稱選舉受到「不同的政治氣氛」所影響，甚至連中產之間都瀰漫著反政府情緒。在工人階級社區中，這種情緒就更為強烈。在選舉之後的分析，無論是建製還是泛民派別都承認這次選舉政治化了，可說是為社義行動的取態作出了平反。

這政治化的現象是由下浮現上來的，雖然主流媒體極少篇幅報道，加上政府企圖利用宣傳抹除群眾在傘運的集體記憶。縱使如此，正如社會主義者指出，去年的傘運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政府對開放民主寸步不讓，使得反政府的情緒日增。同時勞動階級和中產們受到高樓價、通漲、公共服務的惡化所影響，生活水平多年來停滯不前。

因此，即使區議會選舉本身非常畸形而不民主，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憤怒還是被從中宣洩出來。投票率創下47%的新高，比起2003年反廿三條歷史鬥爭時的44%還要高。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在選舉中一敗塗地。該組織派出參選的六人全數敗北，當中更有兩人未能達到5%的得票率，因此失去保證金。該右翼民粹組織主打種族主義議題，過去在網絡虛擬虛世界中看似強大，且瘋狂抹黑社會主義行動。但其選舉結果證明，這類組織在現實世界中並無能力發起持續的運動。

白田邨選舉運動的佳績點出了未來可以怎樣爭取對社會主義替代的支持，而全港的選舉結果再次對中共當局以及香港的資本權貴敲響了警鐘。

香港：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

政府再次推出俗稱「網絡廿三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新增一條「傳播罪」，將電子傳播納入版權法下規管。浪費公帑的創新及科技局通過後，政府打著保障業界權益的名義，實質上是打壓網路傳播及創作自由。政府在2011年首次提出網路廿三條時，面對群眾大力反對，被立法會拉布阻止通過，令法案一直擱置至今。事件令梁振英政府面子受損，因此今次特首開腔鞭策建製派，表示要盡快通過條例。

今次政府再度推出法案時，為免民情再度反彈，作出了一些退讓，將批評或評論某作品、評論時事、戲仿等目的，納入豁免範圍內。但是，如果二次創作品只是抒發個人感情或展示才藝，將得不到版權豁免。例如，演唱填上新詞的歌曲並上載至互聯網，有可能構成侵權。至於被網民經常使用的電視及電影截圖，用戶必須作出確認聲明，清楚標識引用來源及相關資料，否則不獲豁免。此外，認真翻唱、漫畫同人誌、串流打機、抒情改詞等，統統都不獲豁免，屬於「網絡 23 條」下的刑事罪行。

「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是以言入罪

在網路廿三條通過後，版權人可就「侵權物品」作民事追究。而如果「侵權物品」損害版權人利益，則有可能須負刑事責任。此外，像無線電視這種影視霸權公司，也可以用違反合約條款為由民事起訴網民，意味著何謂侵權將由大企業來定義！此外，未來當網民的二次創作被界定為「刑事侵權」時，政府可以繞過版權人，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起訴網民。其實這早在2005年時就有發生，當時一名網民上載三部侵權電影後，警方用上「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及版權刑事罪提出控告。

政府警察早就想將「網絡廿三條」與「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混合使用，方便直接發動政治打壓。這條罪美其名是保障網民免受黑客攻擊或網路詐騙，實質上已淪為政治工具。去年傘運期間，不少網民因呼籲參與占領行動，遭警方以該罪拘捕。早前保安局明言，哪項罪名較易入罪就會控告哪條，顯然「不誠實使用電腦」將是另一條「莫須有」的罪名。即使說即使到最後罪名不成立，單單警方有權扣留網民於警署達四十八小時，已經足以令網民提心吊膽，被迫自我審查。

根據保護網絡自由的組織「鍵盤戰線」表示，無線電視曾經要求政府將分享有侵權內容的超連結刑事化。雖然政府不敢立即公開答應此建議，但卻承諾將會於「網絡廿三條」通過後，考慮讓政府和企業有權申請禁製令封鎖「侵權」網站。屆時港府會像大陸政府一樣封鎖網站。

泛民主派猶豫不決

為了顧及跨國企業的商業利益，加上美國近年加強打擊盜版以強化知識產權的壟斷，泛民主派在網路廿三條的立場上猶豫不定。根據建製派報章《東方日報》報道，美國領事館、美國商會及部分本地的影視娛樂音樂企業，多次向本港不同黨派議員施壓要求盡快通過草案。公民黨毛孟靜坦言，被版權持有人及網民代表「夾實」。工黨何秀蘭表示，該黨或全投棄權。而民主黨單仲偕會建議該黨支持草案。

美國近來與多個亞洲國家簽署TPP，其中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加強知識產權的專利權，穩固科技及影視企業的資本壟斷。雖然香港並沒有參與TPP，但今次美方向泛民施壓也是一脈相承的，可見為了維護跨國企業的利益，不惜打壓民主權利。二零一零年，美國司法部曾考慮動用知識產權法例控製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指控他在網站發布機密文件侵犯版權。

社會主義者當然支持保障創作人和科研人員的勞動成果，確保成果免受抄襲或冒認。但是，現今資本主義政府的版權條例只是保障這些公司老板的利益。跨國資本恃著財雄勢大，可動用資金吞噬知識產權的專利權，在這過程中知識產權被資本家掠奪，然後用來變賣、交易及牟利，創作人及科研人員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根據Ernst &Young 和SNEP的一項調查顯示，如果藝人在流行媒體音樂平臺上發行音樂，唱片公司和音樂平臺共獲得66.4%的收入，扣除各項稅費後，製作人/詞曲作者抽取10%，而剩下的留給藝人的收入僅為6.8%。這是一線藝人的待遇。可見，無論版權條例如何嚴苛，也不能保障創作人能享有勞動成果。

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

社會主義者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法案，反對網路白色恐怖和政治打壓，也反對知識產權的資本壟斷。只有同時在這兩方面鬥爭，才能爭得真正的言論自由。

在網路科技發展的年代，資訊傳播自由與私有財產權的矛盾更為激烈。資本家一方面希望牟利而發展網路市場，一方面卻要更嚴加阻止網路傳播自由，可見資本主義製度的自相矛盾。為了讓知識和資訊得以自由傳播，讓人人方便取用，唯有將創作公司、科研企業和媒體公司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資支持自主的科研、創作和媒體發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撤回網路廿三條，停止網路白色恐怖
打破媒體企業壟斷，由民主監督的公帑出資營辦公共媒體，確保真正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反對財團壟斷知識產權，將創作及科研企業民主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資支持自主的科研及創作

香港抗議行動：反對阿裏巴巴收購《南華早報》

12月19日（六），社會主義行動於《南華早報》公司進行抗議，反對阿裏巴巴收購該報。社會民主連線亦有到場參與。示威者高喊「捍衛新聞自由」、「不要中共傳媒王國」、「反對媒體壟斷」等口號。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抗議聲明：

阿裏巴巴宣布以20.6億元收購《南華早報》，並正在洽購《明報》，以金錢建立親中共的傳媒王國。

《南早》的編輯自主的空間進一步收窄，令新聞自由受到進一步威脅。《明報》去年發生前總輯劉進圖遇襲事件，現在由親中的《南洋商報》總編輯鐘天祥接替劉進圖，令人擔憂報刊立場愈來愈親北京。

馬雲作為中國企業阿裏巴巴的總裁，與中共領導層關系密切，而中共亦希望透過收購媒體來控製言論和資訊。馬雲接受《南華早報》的專訪時，表示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1989年下令鎮壓「六四」是「最正確的決定」。而阿裏巴巴執行副主席蔡崇信，希望《南早》用「另外一個角度」，「更客觀」去看中國。《南華早報》由這種立場親中的老板接任，實在令人有理由相信新聞報道將會受到限製。

近年，《南華早報》的高層與中共關系愈來愈密切。最近上任的總編輯譚衛兒曾任亞視新聞部副總裁，被認為立場非常親梁振英。上任的總編輯王向偉更曾任吉林省政協，2012年中國發生湖南工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事件，當時王向偉親自刪節報道，以極小篇幅刊登事件，更用威嚇性的言論回應員工的質疑。種種事件見到《南早》的編輯自主不斷受到打壓。

此外，去年雨傘運動後，中國封殺《南早》網站近一年，近日才解封，阿裏巴巴作為中國大企業，必然令該報自我審查以求被允許在內地瀏覽。《南華早報》是國際媒體報道中國消息及中共政策的消息來源，今次阿裏巴巴收購該報，是為了讓中國政府透過金權來擴大對國際傳媒輿論的影響力。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媒體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反對中共鎮壓新聞自由，亦反對任何私人企業操控媒體，支持媒體企業民主公營。

「傘兵」區選製勝之後

去年為爭取民主丶反對假普選的「雨傘革命」，無疑在香港社會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雨傘效應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發揮出來，令更多選民用選民表態，投票率被推至47%的歷史新高，甚至比2003年反二十三條運動後的投票率44%還要高。

過去，建製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選舉，主要依賴選民的被動和低參與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創了新高，顯然是雨傘運動將選舉政治化，並削弱了建製派的操控能力。選舉結果，而多個建製派政黨的議席數目亦都減少。民建聯的議席由上屆的136席減少到119席，而自由黨由10席跌到9席，新民黨則由31席到25席，同樣遭受挫折。甚至出現如民建聯的大人物鍾樹根丶葛佩帆等下馬，經民聯梁美芬也差點丟掉議席。

但今屆區選的重點仿佛不在這些傳統政治勢力，而是一眾在雨傘運動後首次參選，並被主流媒體冠以「傘兵」之名的年青新人（他們皆非以傳統泛民政黨名義參選）。

大約60名「傘兵」共奪得超過8萬票，並一舉拿下8席。在資源優厚的建製派壟斷下，「傘兵」的區選結果可謂出乎意料，這似乎令許多自雨傘運動以來被政治化及激進化的年青一代亢奮一會。尤其是溫和泛民一直以來在民主運動中毫無建樹，甚至充當煞車掣，這也反映了年青人希望在這些老舊泛民以外尋求一個新的替代丶選擇。

從這方面來看，這是一個新希望，承載了許多民眾的求變期望。但興奮過後，這些新興「傘後勢力」實際上又是代表了甚麼改變呢？

在蕓蕓眾多傘後團體中，最受觸目的就是「青年新政」。這個團體在區選一共派出9人參選，並最終贏得1席，由出選黃埔西區的鄺葆賢贏得2114票險勝，以39票之差險勝建製假獨立的原任區議員劉偉榮。另外，參選黃浦東區的遊蕙禎對壘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僅以300票之差高票落敗。青年新政的成員在雨傘運動中並不顯眼，其組織在運動結束後才正式成立，但其「年青丶專業丶本土」的形象迅速獲得輿論的追捧，一度成為城中熱話。

沒有舉傘的「傘兵」

可是，雖然如青年新政的一眾「傘兵」和「傘後團體」源自雨傘運動，但在本次區議會選舉中卻紛紛收起雨傘丶避談民主政治，仿佛要與去年的抗爭割席。觀乎青年新政得票率最高的兩位遊蕙禎和鄺葆賢的共同政綱，所提及的只有「增加小巴座位」丶「解決紅墈海旁臭味問題」丶「爭取渡海小輪服務」等地區議題。「民主」丶「雨傘」二詞竟然沒有一次出現！不是說地區議題並不重要，而是他們根本沒有將選舉議題連結至政治製度的變革。誰說區議會與政治無關？十八區區議會去年就曾通過支持人大「八三一方案」，為政府製造虛假民意。

至於其他「傘兵」同樣如是，譬如當選大坑區的「灣仔好日誌」成員楊雪盈，當選後甚至否認「傘兵」標簽，更表示考慮加入政府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另一「傘兵」，最年輕當選區議員「沙田社區網絡」的黃學禮，本身在學時期為「中大本土學社」成員，但在區選中大搞派粽丶量血壓丶旅行團等「蛇齋餅粽」等建製派式的活動吸票！

雖然無論建製或泛民的傳統政黨皆表示，今屆區議會被政治化。但吊詭的是，各個當選「傘兵」不約而同地表示選舉中並無將重點放在占領運動，原因是害怕市民會抗拒。淡化政治立場，不提政治綱領，沒有遠景，這些「傘兵」在政治實際上只是立場模糊的泛民翻版。在香港民眾求變心切的時代中，或許單靠年青新穎的形象就能暫時內充填這個政治真空。但是，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抗爭路線，挑戰現時的專製製度和資本建製，長遠而言他們並不會帶來實質改變。

區議會選舉一落幕，各路人馬經已對來年立法會選舉虎視眈眈，包括年初因湯家驊辭職而出現空缺的新界東立會補選。當中最備受爭議的是青年新政有意角逐立會補選。由於傳統泛民早以「內定」由公民黨派員參選，青年新政要求泛民舉行初選，決定由誰參加補選，以免分薄民主派的選票。泛民勢力因為感到受到威脅，因此動員《蘋果日報》等媒體對其口誅筆伐，特別指該組織召集人梁頌恒過往與中聯辦有密切關系。社會主義者當然認為任何黨派都有權參選，並不認同所謂以道德原因「讓賢」某黨參選。由於青政立場模糊，也不曾提過雨傘運動期間作出怎樣的貢獻（甚至連一張照片都沒有），因此惹來群眾的不信任。

青年新政綱領與自由黨無異

青年新政在選舉期間淡化自己的本土政治立場，但從其官網上的政綱卻可以對此組織的取向略窺一二。

在移民政策方面，該組織要求新移民考核「粵語及正體字」或英語，以及通過有關香港歷史和文化的考試，才予公民權及香港藉。這些政策與歐洲極右排外政黨如同一轍，難怪他們早前積極參與反肖友懷的排外遊行。

至於經濟政策方面，青年新政支持「政府不幹預市場操作」的自由市場，甚至在福利政策上主張要「收緊福利門檻」丶認為公屋輪候時間過長是因為「部分無迫切需要人士霸占資源，令最有需要的人士被迫租住劏房」。至於長者貧窮問題，青年新政有文章認為「強積金計劃對社會有意義」，認為只需要改革而非廢除，退休保障只是充當輔助角色，甚至指全民退休保障會造成青年及勞動者沈重的經濟負擔，又說全民退休金會不分貧富派錢導致資源錯配。若非看到黨組織名稱，大家甚至會認為這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黨綱呢！

在危機日益嚴重的香港，民眾求變心只會越來越強。但要帶來真正的改變，需要的不是立場模糊而飄忽的新鮮面孔，而是組織起基層勞動者的政治力量，並建立反對當今資本主義的替代政治才是出路。

維珍罷工：空中服務員抗議公司裁員

12月19日，約40名維珍航空空中服務員聚集在香港國際機場，抗議維珍航空上月初宣布裁減51名空中服務員。是次行動在晚上約八時進行，在工會帶領下員工首先向機場的乘客派發傳單，並在機場遊行大聲疾呼「維珍航空無陰公」、「停止對沖」、「還我血汗」、「立即談判、不能再拖」。員工手持標語，痛斥維珍航空老板理查德．布蘭森是一名大騙子。

工會強烈要求資方盡快與工會談判，並反對公司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規避員工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並且工會表示於12月21日至明年1月1日期間，隨時發動「野貓式」罷工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的抗爭訴求。我們記者到達抗議現場，訪問了數名空中服務員。

記者：今次抗議的主因是什麽？

李小姐（工會成員）：當然是反對公司裁員。過往經歷很多艱難的日子，例如是03年爆發SARS，911恐襲、08年金融風暴，上年也發生了因悉尼航線經營困難，公司要求員工離職或接受無償上班、減薪、停薪留職或轉為兼職等方法共渡時艱。我和其他同事一直也是對公司不離不棄，作出很多犧牲，但意想不到的是公司可以這樣無情。這次裁員連給予員工選擇的機會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封電郵和兩張Powerpoint幻燈片，就宣告工作10年或甚至超過20年的員工被裁員的事實。我實在感到極度憤怒和失望。我在維珍航空工作了15年，我試過接受半年無償上班，自願轉去兼職令收入減少一半，又試過涷薪仍堅持工作，我感到公司非常無情。

記者：維珍航空空中服務員的工資如何？

李小姐（工會成員）: 如果是全職的空中服務員，底薪是12,000元，後加每飛一個航程有230英磅的膳食津貼，每個月大約有3至4次飛航班的安排，而兼職底薪則只有6,000元，兼職更是每隔一個月才有飛航班的機會。老實說，這薪金已是非常低了，其他航空公司的膳食津貼可以是我們的一倍，但很多同事仍想與公司一起奮鬥，沒有考慮轉去其他航空公司。

記者：你在維珍航空工作了多少年？你覺得公司為何會下令裁員？

溫小姐（工會成員）：我工作了16年。其實公司一直在削減資源，香港至倫敦這航線，最高峰期是有200位空中服務員的，現在減剩30人，航機上8位空中服務員減至6位，工作量不斷加大。公司有意要裁減資深和富經驗的員工，然後聘請新的空中服務員以節約成本。在英國我們的母公司就是這樣，但其實我們經驗豐富，如果在旅途中發生緊急情況，如有乘客暈倒需要醫療協助，我們可以更有效處理這類突發事情。我們可以為乘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這不是經驗尚淺的空中服務員可以一下子就能勝任的。公司向我們開刀，其實是影響巿民乘客安全和服務的。

記者：你們最感到憤怒的是什麽？

李小姐（工會成員）：公司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令我們辛苦多年的長期服務金被抵銷。我為公司工作了15年，到頭來被裁員後，我計算過我連1元長期服務金也沒有，689梁振英本來上任時承諾取消強積金對沖，現在我們被裁員了，血本無歸了，是否要迫我去領綜援？公司又諸多藉口推搪與我們或工會坐下來談判。公司曾經在關閉悉尼航線時向員工許諾不會再裁員，18個月後就反悔了。

梁小姐（工會成員）：公司曾經歷3次低潮危機，要求我們為公司設想，接受無賞上班、轉為兼職等等措施去為公司繼續並搏，其實公司有意要員工轉去兼職，因為底薪會減少一半，所以裁員時，能保證計算下長期服務金會被強積金對沖全數沖走，一毫子也不需要向員工支付。空中服務員的退休年齡大約是40歲左右，我已不再年青，也恐怕找不到工作。家裏並不算富有，也有小朋友要照顧和承擔租金的開支，生活實在迫人。現在突然失去工作和血汗錢，我感到非常仿惶和無助。

沸騰的初冬

剛剛過去的十一月被稱為有史以來最熱的十一月，根據天文臺相關資料，十一月的平均溫度為24度，比正常水平高出2.2度。一般而言，十一月的正常日間平均最高氣溫為24.1度，可怕的是，過去整個十一月似乎連最低氣溫也沒比24.1度低多少。種種跡象顯示，全球暖化問題在今年全球各地──包括香港－－都將來一次充分的「火力展示」。

暖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聖嬰現象的影響令南中國海水溫異常的高，同時北方的冬季高壓減弱，未能將冷空氣自北推往香港。然而更令人憂心的是全球暖化對香港最直接的影響，第一是令七八月的日子熱上加熱，上世紀香港的平均氣溫上升了1.2度，是全球平均上升幅度的兩倍。此外，更可能包括海平面上升最終令香港「陸沈」。這絕非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假如全球平均氣溫上升4度，海平面就會上升9米，足以淹沒港島北岸及九龍等市區。而現時的巴黎氣候峰會上，僅僅討論如何將氣溫升幅控製在2度以內都已經令各大國互相傾軋扯皮了。

對於氣候環保問題，香港政府與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府一樣，熱中於將責任推到個人層面，千方百計要把包括你我在內我的個人塑造成環境問題的元兇──比方說政府的宣傳廣告上一直強調叫你節約用電，叫你「惜食」，鼓吹所謂低碳綠色的個人生活方式。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個人自發的環保自律生活固然值得鼓勵和稱道，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始終是政府的政策和經濟運作的模式。舉例而言，香港政府鼓勵個人節約用電無可厚非，但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老老實實的指出家用電量只占全港用電量的25%，工商業用電量則占了超過70%！這就意味著在個人層面而言，那怕全港市民下班回家之後茹毛飲血一點電都不用，最多也就只有「節約」掉25%的用電量，真正「大宗」的用電量卻是雷打不動穩如泰山。電力公司對商業用戶「用電愈多電費愈少」這種鼓勵浪費的荒謬設定也是在各方聲討圍剿下近年才予以取消。

根據樂施會的資料顯示，香港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如果將城市排碳及入口運輸計算在內，香港人均排碳量是世界第二，僅次於盧森堡。而電力公司──尤其是中電－－更一直借環保減排為名大加電費，而其減排方案亦不外是增加石油或天然氣，甚至是核電廠的發電比例而已，實際上能有多「環保」？此外一直為外界所忽視的一個嚴重排放汙染的區域－－船舶燃料排放問題從來都未有得到重視，香港作為世界最高吞吐量的貨運港口之一，港口和外海都吸納了大量的貨輪，當中不乏數十萬噸級的巨型遠洋貨輪。這些貨輪上那超大功率的引擎發動機基本上只能采用最粗糙的柴油，其排放量可想而知，而政府對此卻是放任自流。

另一方面，香港的城市設計過於擠迫，市內缺乏公園廣場等散熱空間形成的熱島效應亦加劇的全球暖化對香港市內的影響。特別是中區至中西區一帶林立的商業大廈玻璃外墻，加上狹窄得令人窒息的街道（街道上還堆滿了汽車！），陽光和熱輻射在大廈外墻來回照射，幾乎就是一個巨型溫室了。針對這一狀況，各團體提出將德輔道中劃為行人專區，只讓電車從中貫通而行，這個令不少人眼前一亮的方案，政府卻表現出一副意興闌珊的冷漠態度。沸騰的初冬，反而更令不少人懷念起去年無車駛過的占領日子。

當然，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涉及的是一個國際層面的議題，香港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修小補改善一下城市環境，召開過二十多次的氣候峰會，在各國各懷鬼胎的小算盤之下再召開二十次也不會得出甚麼實質成果。唯有將全球跨國的能源公司乃至所有大企業收歸公有，置於民主管理底下，才可以以再生潔凈能源取代石化燃料及核能，大力發展廉價的公共運輸系統，民主理性規劃城市設計。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一天不倒，未來的世界都不會好。

白田居民的心聲

受訪者一：雨雨（學生）

最初接觸社會主義行動，是在街頭接單張。直至有一天，他們來到家訪，我才知道他們參加區選，產生了興趣。我便開始上網搜尋關於他們的理念，也很認同他們的政綱。

當我發現甄啟榮是保皇黨，便很想踢走他。他用「蛇齋餅粽」來得到一些老人的支持，但大多數的居民沒有受惠。我討厭這種所謂的「服務」！我支持社會主義行動，除了他們的立場很鮮明外，也有不同方面的政綱，例如爭取改善視障人士的生活等。

我覺得選舉成績非常好，很鼓舞，甄啟榮流失568票，見到這場選舉真的打擊到他，令他自亂陣腳。

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指甄啟榮於區議會的出席率只有53%，他立即否認。我真的自行上深水埗區議會網頁計算他的出席率，真的是53%！ 甄啟榮不斷說謊，又用盡各種手段去阻止對手擺街站，真的非常離譜。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們，加油！

受訪者二：葉小姐（售貨員）

我早在這組織參選前已認識他們，在石硤尾數次的街站上遇見，也買過他們的刊物。直至選舉，間中也有遇到他們的街站。

我一直也有留意新聞和立法會的投票紀錄，建製派真的是不知所謂，巴結中共，可以在議會內有決定權，向有權有勢的人利益輸送，造成官商勾結。

我約十多年前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那時候租金已經非常貴，一百多呎的單位便要月租3千多元！最後我上了公屋，搬往白田邨，但不是每個人也可以成功上樓的。所以房屋丶地產霸權丶租金管製問題也是我所關心的。

回到白田邨，我認為新設的2E巴士站其實不應該設於偉倫街車房對出的位置。偉倫街的馬路本身經已不闊，加上很多居民會在非紅綠燈的位置過馬路，再加上垃圾站位置已有104巴士站，馬路非常擁擠。若果再於對面線增設2E巴士線，就更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受訪者三：May Ip（長者清潔服務員）

最初認識社會主義行動，是得悉鄧美晶在白田邨參選。為什麼我會支持她？我最初也不知道原來甄啟榮在這區做了廿多年，直至看過社會主義行動的文宣才知道。其實我住在白田邨多年，只見過他一丶兩次。我認為，不只是白田，所有香港市民都在求變，因為大家的生活越來越差，建製派區議員依靠「蛇齋餅粽」當議員幾十年，又做不到實事，非常討厭。

抗議政府及保皇黨妖魔化難民

最近，不時在報章丶互聯網上聽見 「假難民」一詞，他們都聲稱來港的難民越來越多丶指責難民是濫用免遣返保護聲請機製（下稱免遣聲請）來港搶占資源丶加重納稅人負擔，並且造成罪案率上升等等的社會不安因素，但這一切都是謊言和抹黑。

極少數成功尋求庇護

根據入境處數字，香港現時平均每月28.5宗難民進入香港並提出免遣聲請，累積數字已經突破一萬宗。《東方日報》等無恥的建製報章天天渲染「假難民」數字上升，指有集團協助印度藉人士非法闖關。其實這些被拒入境者根本沒有申請尋求庇護，只是無恥的傳媒將其混為一談。

事實上，多年來政府處理免遣返聲請的進度緩慢，難民平均等候審批時間動輒十餘年。保安局指一般難民平均留港只有二點七年，明顯與事實不符。緩慢的審核機製害苦了不少難民，他們在港多年已經落地生根丶組織家庭後，一旦政府審核後否定其難民權利，他們就會妻離子散。

過去二十年通過入境處申請並確立為難民身分的只有兩宗，成功率為0.016%。其餘的只能持行街紙「茍且偷生」多年，還要每周至每月到入境處報道，人身自由慘被剝奪。

在港難民是沒有工作權利的，打黑工要坐牢十五個月。他們被迫依賴每月微薄的現金食物券去領取食物，住房津貼更只有每月的$1,500，香港高昂的房租下令難民只可選擇由豬場改建而成的寮屋和貧民窟。今年一月更有難民因鐵皮屋發生火警而喪生。難民沒有居留權，連基本教育丶醫療等福利也沒有。可見，今天在港難民並不是本港福利的受惠者而是受害者。

保皇黨煽動反難民輿論

在港難民面對生活處境艱難， 同時他們又被右翼和建製政黨不斷政擊。民建聯葛佩帆最近向保安局施壓，將公帑負擔加大丶社會治安等問題歸疚於難民身上，而自由黨更向當局提出取消「行街紙」丶削減難民津貼丶建設「禁閉營」等措施。保安局在雙重夾擊下，已表示積極考慮堵截非法入境丶加快審核程序以驅逐難民丶設立津貼上限等措施。這些虛偽的政黨一方面指控搶港人福利，卻又永遠反對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支持將公帑贈予大財團興建大白象工程牟利。興建高鐵的844億足以援助難民300年！保皇黨只是利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無論是本地人還是難民，基層人民不要被分化，將矛頭對準與民為敵的政府和保皇黨。

保皇黨及建製報章大肆標簽難民皆為罪犯。要知道，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又經常受到業主和警察欺壓，他們生活沒有希望，極少數為尋求保護以及打黑工的途徑，走上冒險之路加入黑幫。保皇黨就將其無限放大，就如他們抹黑新移民騙綜援和公屋一樣。如果可以過正常生活，有誰願意活在暗無天日底下？

社會主義者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這種囚禁難民的方式是徹底反民主丶反人權的，只能令難民更隔絕與社會，造成更多治安問題。各國的難民營往往環境丶衞生及醫療設施惡劣丶內裏並沒有人權可言，而且會成為種族主義者（例如自由黨的外圍組織甚至是極右本土派）針對攻擊的目標。兩個月前，瑞典難民營就發生了三宗縱火案。不要以為聯合國的人權公約可以阻止港府設立禁閉營，專製者為了打壓窮人往往不惜踐踏法律！難民必須組織抵抗政府的暴行。

去年，難民聯會因抵受不住援助資源被外判公司「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克扣，發起200日占領行動，最後成功迫使政府退讓，改善了食物援助的機製，因此難民的鬥爭自信和經驗大大提升。政府及建製派現在感受到威脅，開始加強攻勢抹黑難民，以免他們獲得更多本地人的支持。未來一段時期，難民要有更強的組織力和政治意識，準備迎戰統治階級的進攻。

全球難民危機 劍指資本主義崩潰

「假難民」一詞是以堆砌抹黑的手段去合理化政府歧視和打壓難民的政策。香港今天貧窮人口超越130萬丶租金房價高企令年青人苦無出路時，我們應該認知到政府和財團的剝削才是我們生活困苦的根源。團結本地人與難民要打破種族的圍墻，共同鬥爭，徹底地將製造貧窮丶壓迫的製度向公眾進行展示和宣戰。

傑瑞米柯賓

二零一六

2E新站易生意外　要求新站設於偉倫街長凳位置

政府將於偉倫街加設來往白田邨和九龍城碼頭的2E巴士站，此舉所引起的交通安全問題令不少居民疑慮。

新設的2E巴士站將設於白田邨口消防通道對面（偉倫街中段）。可是，由於偉倫街本身已經非常狹窄，在去年底因為重建工程改路，已將104巴士站移到邨口的垃圾站位置、2E則由行駛南昌街改為駛入偉倫街，進一步減少行車空間，威脅道路安全。最近就發生了兩次輕微的交通意外。

偉倫街中段沒有行人過路處，很多居民會在沒有斑馬線的地方橫過馬路，尤其是老人、媽媽帶著小朋友過路時，當有車輛高速駛過，實在險象環生。若果再於104站對面增設2E巴士新站的話，必定會有更多人橫過馬路，一旦司機看漏眼，就會發生撞倒人的交通意外。

替代方案：偉倫街長凳位置

不少居民提出，新站其實可以設於偉倫街的長凳對出位置，此方案的巴士上落位置不但更有較大空間，亦與垃圾站處的104站有一定距離，減低交通意外風險。這樣，在偉倫街的小商戶及私人樓居民也不會因店外新設巴士站而受到影響。

停止政治恐嚇　我有投票自由

新站的位置妄顧安全，亦會危及偉倫街小商戶的生計，導致小店結業，但保皇黨還是執意推行，恐怕是另有政治目的。白田邨偉倫街中段的其中一間商舖老闆曾在選舉期間公開支持二號參選人鄧美晶，並於店內貼上其海報。他最近表示，在選舉結束過後，一個月內曾有三名男子分別到他的店舖，向他表示「因為你之前支持鄧美晶，所以新的巴士站會在你（舖頭）門口。」我們強烈譴責政治恐嚇行為，我們捍衛投票自由，任何人也有權表達不同政見，不容任何政治威嚇！

銅鑼灣書店老闆店長逐一失蹤　白色恐怖加劇

在香港售賣中國大陸「禁書」聞名的銅鑼灣書店在近月間先後有5名店長、職員、主管神秘失蹤！據悉早在去年十月，書店母公司巨流傳媒的股東和經理桂民海、張誌平與呂波在大陸及泰國，以及店長林榮基相繼失蹤，被指遭中國方面拘禁。而及後十二月底，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失蹤，其妻子報警求助，由於李波是在香港失蹤，人卻後來出現在大陸，而沒有出入境紀錄，因此事件被指是中國人員越境執法，引起社會高度關註。

銅鑼灣書店出售的，是在大陸買不到、無法出版發售的政治「禁書」，尤以銷售中共時政和高層內幕書藉而著名，經常有中國大陸遊客光顧，亦成為大陸人獲取官方以外政治資訊的一個途徑。

在銅鑼灣書店出版的中國政治禁書中佔全香港的三分之一。此次書店五人接連神秘消失，有報導指是當局企圖要阻止桂民海的新書出版，公然打壓出版自由。

近年來北京試圖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假普選、網絡二十三條等惡法，銅鑼灣書店的失蹤事件可謂是中共專製箝製香港民主自由最新的政治打壓。而在中國，過去一年就有超過三百名維權人士及律師被捕，亦掀起了新一輪的白色恐怖。

由於書店成員集體失蹤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註，民間社會相繼組織起抗爭行動，令本身三緘其口的港府不得不開腔回應。保安局表示會追查事件，雖然這只是敷衍式回答，但顯然這是受到巨大的社會壓力下的影響。而事件後來出現的疑似李波的傳真表示「以自己方式到內地」，以及李妻的突然銷案，均是中共的慣常伎倆，以恫嚇和威迫手段試圖平息事件，這亦是政權受到抗爭壓力下的結果。

銅鑼灣書店的失蹤事件與出版言論自由緊密相連，亦顯示香港在中共一黨專政下無法獨善其身的道理。社會主義者捍衛出版、結社、言論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並要求當局釋放所有異見分子及政治犯，解除黨禁、報禁。未來的抗爭需要更有力組織起來，團結中港兩地的鬥爭共同結束中共暴政。

彼特達林被捕標誌著中國鎮壓進入灰暗的新階段

1月3日，瑞典籍人權分子彼特達林（Peter Dahlin）被中國公安拘留。較早前官方報道指，居於北京的達林被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拘留，他的妻子同樣被捕。這案件代表著習近平的專製鎮壓進入令人心寒的新階段。此前香港五名書商被中國公安綁架，包括一名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國失蹤，五人現正被拘留於中國。

兩周以來瑞典當局被拒絕接觸達林，中國方面拒絕透露他是否被拘留，以及他能否獲得罕見疾病的藥物。與很多其他被國家鎮壓的受害者一樣，他不被允許會面律師。中國當局這些做法違反國家協議。「拒絕領事通信是直接違反中國法律以及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再者，當局持續隱瞞彼特的下落，可以造成強迫失蹤，違反國際法。」彼特所屬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的聲明表示。

達林的案件顯然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與中國今天兩個趨勢有關連的：一、去年七月開始大量人權律師及法律助理被逮捕，二、習近平最新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這法例是用來封鎖受海外資助的中國非政府組織，並進一步廢其武功。

這些都是中國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嚴重的鎮壓措施中的一部分。正準備在瑞典國會舉行抗議、要求中共釋放達林的趙大華表示：「在習近平統治下，中國進入鎮壓拘留的黑暗之夜。 」

「（鎮壓的）目標是公民社會、博客、勞權分子和其他挑戰獨裁體製的人士──包括那些在體製內行動、沒有違法的人。政府想展示它可以為所欲為，不用理會其他政府和媒體說什麽。」他表示。

中共獨裁體製愈來愈恐懼群眾動蕩可能將會發生──鎮壓無疑與最近的經濟不穩──所有團體被以民族主義的修辭標簽為「西方價值」。因此，像達林般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分子成為中共大造「反外國人」文章的對象。「彼特作為外國人，表明著專業法援人士在中國被打壓的程度大大提升。」「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發言人向《紐約時報》表示。中國官媒報道協會是「美國非政府組織」，而協會則指這是完全不符事實。

鎮壓加劇

自七月以來，超過三百名律師、律師事務所職員以及其他活躍分子被拘留及審訊。上周，十名律師被控嚴重罪名，意味著預料會被判有罪。在中國司法系統裏，98%的被告會被判有罪──在高調的政治審判中則是100%。

英國《衛報》發表一封由20名國際律師及法學家撰寫的公開信，表達合理的恐懼──被拘留的律師曾面對「高風險的酷刑和其他殘酷而不人道的對待」。

「顛覆國家政權」

最近十名律師及法律工作者面臨「顛覆國家政權」──這些指控極為嚴重，可判終生監禁。諾貝爾得獎者劉曉波在2009年被判監十一年，當時被控的罪名是相對較輕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習近平在國家鎮壓上加重註碼的措施。

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包括曾為「女權五姊妹」（她們去年三月被捕後引起全球抗議，期後獲釋）辯護的王宇、她的丈夫包龍軍，以及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周世鋒。鋒銳律師事務所因為涉及敏感案件，例如協助2008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因而激怒了中共政權。

活躍分子大華表示：「鋒銳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團隊現正被獨裁者粉碎，這是大規模殺一儆百的詭計。」

達林的案件與當局迫害人權律師關系密切。他的朋友表示他在被捕前已經開始擔憂。「在被拘捕幾天前，彼得的名字在對一名人權律師的審問中被提起。」他的同事說。據瑞典的電臺消息指，達林現被控「金融犯罪」─可以指任何中共政權不同意的行為。

香港綁架案

香港五名書商失蹤事件觸發起抗議行動，亦造成了香港政府的政治危機。事件代表著北京的鎮壓升級。與達林被捕一樣，這事件標誌著習近平鎮壓「全球化」，接近無視海外政府會如何反應。五名專門售賣關於中共領導層花邊身邊書籍的書商，過去四個月在詭異的情況下失蹤。據報道他們計劃出版關於習近平性生活的新書──可能因此而令他們被綁架。

新書的主腦桂民海，據其女兒表示，去年十月在泰國被非法綁架。泰國軍方與北京關系密切。上周桂民海在中國中央電視臺出現，明顯是依著講稿哭著說他是自願留在中國，呼籲瑞典政府不要介入。他也表示不希望有抗議和被媒體惡意炒作。

桂民海現身於電視的畫面上，情況就有著史大林大審判的一切特點──欠缺任何邏輯和可信性。他聲稱自願回到中國就十年前的一宗因致命車禍而被判緩刑兩年的案件自首。但為什麽他要路經泰國呢？為什麽他四個月行蹤不明呢？而如何解釋桂民海的四名同事同時失蹤呢？眾所周知中國當局經常用以下手段：除了酷刑、未按法律程序的關押及其他施壓手段之外，如果被告人願意「合作」招供認罪，可以獲得較輕的懲罰。有研究顯示，95%的訴狀中帶有濃厚的供認色彩。

瑞典緘默不言

中共獨裁政府的流氓手段，以恐嚇勒索的方式來誣陷敵人，也延伸至對待其他國家政府的關系。《紐約時報》報道指，瑞典當局在達林失蹤及被捕事件上緘默不言。同樣，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順應整個趨勢。瑞典政府竭力避免得罪北京而招致經濟懲罰。挪威的經驗就是一樁案例，該國頒發諾貝爾獎予劉曉波後，中國凍結與奧斯陸的政治關系，並威脅會杯葛挪威產品。及後，挪威為了討好北京，拒絕藏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到訪。英國總理卡梅倫在2012年與達賴喇嘛會面觸怒北京後，承諾不會再犯。瑞典總理施特凡．勒夫文在去年到訪中國時做得更徹底，一名記者多次報道，勒夫文拒絕以「獨裁體製」稱呼中國，改稱之「一黨國家」。

一定要在國內及國際上作出抵抗中國的鎮壓升級以及最近的抓捕浪潮。在這場鬥爭中，中國活躍分子只能依賴世界各地的活躍分子及基層勞動者的支持和同情。諷刺的是，中共政權宣傳外國資本主義政府想削弱它及在中國挑動抗議，但同時這些政府被證實是維穩的可靠盟友，不會向暴虐的專製鎮壓作出抗議。

抗議行動：不滿瑞典政府漠視彼特達林被捕事件

1月20日，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CWI瑞典）在瑞典國會門前舉行示威活動，抗議中國當局抓捕瑞典籍人權活動人士彼特達林（Peter Dahlin）以及香港政治書店的書商桂民海等五人。

1月3日，瑞典籍人權活動人士彼特達林被中國警方抓捕，罪名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1月19日，達林現身於中央電視臺畫面，稱自己對被捕「沒任何不滿，獲公平對待」，表示自己「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明顯是受威脅下依稿照讀。彼特達林身體狀況堪憂，是否得到有效的治療尚不得知。對此，瑞典政府態度曖昧，閃爍其詞，不願意表態。

「中國已經進入了鎮壓人權人士的黑暗之夜。」示威的組織者，社正黨華人黨員趙大華指出：「中國政府想通過鎮壓社會上的公民和勞權人士維護其獨裁統治，並且不顧忌群眾不滿和批評為所欲為。」

社正黨瑞典籍黨員Per- Ake指出：「中國和瑞典之間有大量的經濟貿易往來，瑞典政府最關心的是在華商業利益，而不是自己公民的權利或者中國的人權狀況。」

抗議結束後，趙大華和Per- Ake 前往瑞典外交部代表CWI瑞典支部和中國支部遞交抗議信，抗議瑞典政府漠視彼特達林的狀況。

三大重設2E新站的理由

自從去年底2E站因為白田邨重建改道（由瑞田樓站搬至安田樓），白田的確需要一個2E巴士站，方便居民在區內上落。可是，保皇黨區議員甄啟榮倉卒推行新站，位置沒有諮詢過大多數居民，也沒有權衡不同人士的利益。甚至至今很多居民還是未知道新站位置，更莫說其位置帶來的危險。

保皇黨議員行事作風一向專橫獨斷，只求草草完工，好讓自己拉橫額出來炫耀自己「成功爭取」，但事前沒有周詳考慮符合整體居民利益的計劃。面對反對居民的意見和質詢，甄啟榮的唯一回應是指控我們「極端偏激」。這就是他一貫對待異見的態度。

新站釀成交通黑點

2E新站位置令該處淪為交通陷阱！該處偉倫街馬路極為狹窄，兩泊又停泊校巴和的士，2E巴士非常容易與對車巴士磨擦碰撞。2E新站位於104站的正對面，在擁擠的環境下令危險程度火上加油。此外，2E新站位於消防通道對面，乘客下車後很自然在無燈位的地方橫過馬路，極為容易釀成意外。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新站應設於偉倫街長櫈位置，因為該處馬路寬敞得多，只要修建一個凹位讓巴士停泊即可。第一，此位置避免了與對頭車碰撞的危險；第二，該處就在交通燈過路處旁邊，乘客下車後可以橫過過路處回家。

甄啟榮質疑這位置會造成交通阻塞，其實修建凹位只屬小型工程。甄生所屬的政黨經民聯，在區議會提出動用一億元，興建不切實際的「深水埗文化藝術中心」，現在居民只是要求花點資源改善交通設施，為什麼要怕麻煩呢？

抵抗政治恐嚇

甄啟榮指控社我們「包庇支持佔中」的店舖，但事實上是保皇黨要向異見者進行政治報復。

有店主表示曾經收到恐嚇，有人到他的店舖說「因為你之前（選舉）支持鄧美晶，所以新站會喺你（舖頭）門口」。保皇黨將社區政策公器私用，變成政治報復的工具。我們強烈譴責此等政治清算行為。任何人也應享有表達不同政見的權利，我們捍衛投票自由，不容政治威嚇！

2E新站落成後，白田購物中心一帶的小商舖生意受到影響，因此多名店主都聯署反對新站，要求重設於更合適的位置。甄啟榮選票至上，因為店主大多不是白田居民，就無視他們的權利。地區小店讓居民有更便宜的選擇，若果它們結業的話，居民只能光顧石硤尾邨的大型連鎖店。居民與小店的利益乃是一致的，大家理應團結起來對抗保皇黨的不義政策。

初一旺角爆發「夜市騷亂」

農歷新年初一，警察強硬趕走夜市小販，激發群眾不滿，釀成猴年夜市騷亂。警察高調打壓旺角朗豪坊一帶的熟食小販，顯然有意展示警隊作為鎮壓機器的權威。事件與民眾爆發沖突後釀成騷亂。警方拘捕至少五十四名男女，而警方發言人表示會陸續逮捕更多人。據媒體報道，受傷人數超過120人。

農歷新年期間的小販夜市一向是香港傳統，但政府自去年起，開始大力打壓所謂「無牌經營」的小販，不再如以前般在新年期間放寬管製，激發廣大市民不滿。今年政府變本加厲，對此不滿的民眾更有準備地動員起來支持小販，在旺角街道充斥對峙的火藥味。

晚上十時多，食環署人員在驅趕小販期間，被大批不滿的民眾包圍，開始醞釀沖突。至十一時許，警察施放胡椒噴霧及揮動警棍襲擊示威者。零晨二時，當示威者於亞皆老街向警察拋擲雜物時，有警員突然向天開出兩槍，再用槍指向民眾，令群眾的憤怒上升至頂點，促發一連串的暴力沖突。香港警例對警務人員使用槍械有嚴格規定，並且不容許人員以向天開槍作為示警方法。開天槍事件意味著警權再一次沖破界限。

警察重演前年雨傘運動時的場景，不但多次出動胡椒噴霧，多名市民被圍毆十多秒至頭破血流，受傷倒地。淩晨四時，一批戴口罩的示威者開始從地上拆路磚及交通路牌，阻止市民及記者拍攝。示威者不斷向警察拋擲路磚，並擊碎一架警車的玻璃，警察亦拋擲路磚還擊。有示威者聚集在山東街與西洋菜街交界堆積紙皮及木皮等雜物縱火，旺角街頭多處起火，亦有的士被焚燒。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警察是挑起今次騷亂的罪魁禍首。政府及主流媒體將會利用今次騷亂，大肆抹黑所有示威者為「暴徒」，藉以合理化擴張警權，加強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此外，本土派一向倡議所謂「勇武鬥爭」的本質就是暴動，雖然本土派團體成員在今次騷亂中只有約廿人左右，但主流媒體會誇大他們的角色，以便發動「港獨勢力發動暴動」的輿論攻勢，阻嚇廣大群眾投入民主鬥爭。

今次騷亂很可能有親政府黑幫在背後挑動，甚至不排除警察互相配合製造「暴徒」畫面。但肯定的是，騷亂手法受到部分群眾的支持，被視為對黑警報仇的手法。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憤怒一直在積累起來，但由於感到「和平抗爭」沒有效果，卻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將運動升級，簡單地以為「暴力抗爭」就是出路，而看不到革命的組織綱領才是關鍵。在欠缺政治出路的情況下，打砸行動與暴力對抗愈來愈受到一批激進的年輕人所支持。

社會主義者支持示威者自衛的權利，但我們強調必須以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進行，而通過民主工人組織來組織自衛力量。然而，騷亂或暴動並不是挑戰政權的有效方法，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社會主義者堅持有紀律、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路線，以清晰的革命綱領來打倒獨裁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將群眾怒火引導至沖擊體製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獨立公開調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現在有必要號召新一場有紀律的大規模示威，反對警察暴力，反對政府將政治鎮壓升級，作為邁向重建民主運動、推翻中港獨裁製度的新一步。

我要全民退休保障！

踏入2016年，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議成為了香港的一個政治炸彈。自梁振英政府進行新一論的退保諮詢，經已面對廣泛社會的口誅筆伐與抗爭行動，但這場鬥爭需要透過清晰的訴求組織起來。《社會主義者》在此討論我們對全民退保鬥爭的立場。

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政府終於在十二月推出「退休保障諮詢文件」。在文件中，政府提出了「不論貧富」和「有經濟需要」兩個方案，而兩者的退保金額皆為每月$3230。其中，「不論貧富」是指無任何審查的全民保障，而政府的方案中指出要增加4.2%利得稅或開徵其他稅項來維持。至於「有經濟需要」則是指需要進行入息及資產審查，單身長者的資產限額（包括儲蓄）為$80,000，夫婦二人的資產限額為$125,000，假若采納這個方案則只需象徵性地將利得稅調升0.4%。

實際上，政府早已對全民退保抱有預設立場，與其說是個諮詢，更多的是在嘗試汙名化全民退保。政府不諱言道，要「維持現行稅製和稅率」，而「引入『不論貧富』方案需要大幅加稅甚或開徵新稅種，都會偏離香港一直奉行的低稅率製度」。但香港的利得稅是全世界發達地區中最低的，只有16.5%，就算增加4.2%的利得稅，稅率仍然是英國的水平，甚至比美國（35%）丶日本（38%）還要低，難道這些國家沒有「競爭力」嗎？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寧可犧牲所有老百姓的生活，也要反對加稅以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當然這亦是要推動各財團已經染指的老年服務之私有化。政府更花大量篇幅推算民間社會的全民退保方案，指全部方案都會在五十年內出現赤字，用來藉詞反對全民性的養老金製度。

現時香港並沒有一套公共的全民性退休保障製度，以保障所有勞動者的晚年生活。全民退保的討論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但一直被商界阻撓。直至1995 年，立法局通過私營的「強製性公積金」，並在2000年12月正式實施。雇主及打工仔要每個月將工資的5%作為強積金供款，並交由私人銀行或基金管理人與自由市場中投機博弈。由於資本主義市場是充滿波動與危機，尤其是自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後，勞動者的強積金往往蝕本，單在2008年就錄得了平均25.9%的虧損，而在2015年間每名打工仔的強積金就平均蝕了近萬元。勞動者只能於65歲後領取金額時往往不足以應對退休生活，但負責管理基金的銀行或金融公司無論升跌卻都穩賺管理費！與其說強積金是工人們的退休保障，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政府對銀行金融界的利益輸送。況且，強積金也沒有包含外勞或者全職家庭主婦，導致貧窮長者中大多數都是女性。

香港資本主義製度下，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官方貧窮線下有超過一百三十萬貧窮人口，貧窮率達18.5%。而當中比例最高的年齡組別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全港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就是生活於貧窮之中。政府的貧窮線訂立之低（單身人士的貧窮線為$3600），令到實際的貧窮問題被嚴重低估，許多低收入的長者都「被富裕」起來。解決年老長者的生活保障已經是破在燃眉的問題。

不計算強積金，現時港府提供給所有長者的社會保障就只有「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凡年滿70歲以上的長者可以領取$1180的生果金（這個名稱就是戲稱金額只足夠買水果之用），而65到70歲的長者甚至要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才可申領。至於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的70歲以上的長者則可以領取$2390的「長者生活津貼」。但這個金額根本不足以應付退休長者的基本生活，難怪香港仍然有許多老年人需要倚靠拾荒或從事低收入工作維生。要消滅老人貧窮，我們必須為全民退保鬥爭作為開始。

全民退休保障─錢從何來？

全民退休保障面對政府和資本家的輿論攻勢──錢從何來。為了作出回應，社會不同界別提出了不同的退保方案，而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需要提出一個改變經濟製度的方案，才能有長治久安的全民退休政策。

民間社會於過去數年間熱烈討論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方案，這些方案提出讓每名65歲以上的老人家給予每月$3,000-$3,500左右的退休金。

民間提出的這些全民性養老金計劃，毋須翻復的官僚審查，所有老人家都能夠獲得比現時更好的退休生活，這是一大進步。

不過，有必要指出現時主流泛民所支持的「學者方案」，抑或其他民間方案都存在著原則性的局限，社會主義者必須要向市民指出所一切。

提出方案的團體包括全民退保聯席、公共專業聯盟、泛民支持的「學者方案」、甚至工聯會也包括在內，可謂五花百門，眼花撩亂。

不過，他們實際上均大同小異：全部都主張「三方供款」成立養老基金的做法，並儘量避免大幅加稅，分別只是在於各方供款的比例不同而已。

所謂「三方供款」，就是政府、僱主、僱員三方出資作為全民退保經費來源，而僱主及僱員的部分從現行強積金供款中抽調，即是說打工仔5%的供款額不變，只是一部分將會作全民養老金用途，另一部分繼續作強積金。至於政府則負責500-1000億的剩餘開支。

但問題來了。首先，這些方案都並沒有廢除強積金製度。這些方案即使嘗試改革強積金，降低其供款額，但實際上卻「默認」強積金製度存在的必要性。

正如上文所說強積金製度將勞動者的血汗錢利益輸送到銀行家手中，因此我們主張全面廢除強積金，並將現有的強積金轉移作為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資金。

第二，民間方案仍然要求工人們利用自己的工資一部份來作養老金供款。沒有減少現時勞動者的開支負擔。「自己供養自己（和父母）」好像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不過，香港一直以來奉行新自由主義，勞動者的保障與工資根本不足。被剝削的打工仔連基本生活（尤其是住屋問題）都成問題，又如何有多餘的錢作退保供款呢？

同樣道理，退休長者在年輕的時候以勞動建設社會，讓資本財團獲得鉅額財富，退休保障不是「工人儲錢供養自己」的製度，而是財富再分配讓退休工人拿回應得的勞動成果，成本應該由富人和政府承擔。

第三，所有坊間方案都試圖在不大幅增加稅項下進行，並且花費大量篇幅證明該融資方案能在五十年內維持。實際上，這正正墜入了政府和資本主義的語境中，要維持簡單低稅率製度、政府財政要量入為出，間接承認了商界利益與香港既有的新自由主義製度的不可動搖性。

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議暴露了建製陣型中的嚴重分裂，一派代表著億萬富豪們的既得利益，另一派嘗試回應普通市民的巨大壓力。

旺角騷亂後：梁振英與警察準備反撲

旺角在大年初一發生騷亂，至今42人被控暴動罪。事件始於政府大力打壓旺角的無牌夜市，激起警察與捍衛小販人士及本土派爆發沖突。沖突中警察向天開槍，成為了整晚騷亂的導火線。警察暴力毆打示威者至頭破血流，騷亂人士向警察拋擲雜物及地磚，總共124人受傷，包括示威者、警察及記者。

旺角騷亂是九七主權移交以來，本港首次定性公眾集會為「暴亂」。在某方面來說，年初一事件是給梁振英的一份大禮物，給予政府有藉口加強警察暴力鎮壓，也為未來更嚴厲重判示威人士鋪平道路。警察聲稱搜查到「武器庫」及撿獲「攻擊性武器」，但該儲物庫只是環保組織的回收中心，儲物品則是製作環保手工皂、酵素的原料以及驅蟲的辣椒噴劑。警方亦逮捕在網上鼓吹參與暴動的本土派人士。但同時，有警長在網上聲稱要將無線記者「女奸男殺」，卻沒有被逮捕，可見警方執法的雙重標準。

建製派的發動空前的輿論攻勢，企圖通過打擊騷亂分子及本土派，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激進暴力」。中國外交部將旺角騷亂事件定性為「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策動暴亂」，與西藏及新疆看齊。港澳研究會兩名副會長饒戈平及劉兆佳都促進23條盡快立法，港區人大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直言要為香港製訂反恐法。由於今年九月將會舉行立法會選舉，政府很可能這些中共附庸力竭聲嘶譴責旺角「暴徒」，從而削弱對整個民主陣營的支持。建製派一方面譴責「暴徒」，但對中共六四屠城的暴力卻只字不提，足見他們的厚顏偽善。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的暴政令政治極為兩極化，梁振英很難從這場騷亂中收割成果。政府暴政和警察暴力製造社會分化，好一部分的群眾，不僅是年輕人，視梁振英為騷亂的始作俑者。雖然如此，但任何支持民主鬥爭的人士，都不應該在現時危險的局勢裏盲目樂觀。

前線警員不滿警隊高層沒有批準用更強硬的手段鎮壓，這種情緒會為警察加強鎮壓提供「民意基礎」。網上流傳一段警隊WhatsApp群組對話，指控高層沒有派足夠的警力增援，令前線警員「用血肉之軀抵擋磚頭」；也抱怨警方高層沒有批準施用更強硬的手段，有警員表示當晚「應該可以開100槍以上」。

由於政府的長期暴政，這場騷亂得到了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同情。八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支持今次騷亂。而泛民主派雖然一直與激進派議員，例如在2011年在立法會沖擊替補機製論壇事件中，民主黨、公民黨譴責示威者暴力，但今天由於害怕得罪年輕選民，使自己在群眾運動中進中步被邊緣化。民主黨及公民黨譴責示威者但做法低調，而當時譴責沖擊的李卓人，今次面對騷亂暴力時卻沒有譴責，可見他們的自相矛盾。

旺角騷亂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政府和警察。梁振英譴責示威者為暴徒，並且加大法律及警察的鎮壓力度，只會製造更多騷亂事件。但是，掟磚、縱火和打砸只是泄憤的行動，令群眾運動走向迷失的方向，只會降低群眾自我組織的意識，增加群眾的無力感。

現時本土派倡議的「勇武鬥爭」，愈來愈有機會走向暴動以及個人恐怖主義。本土派的崛起反映著群眾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的沮喪和焦躁情緒，今次騷亂不是群眾行動的升級，而是陷入僵局的表現。由於目前的鬥爭欠缺一個具備戰鬥性綱領的群眾政黨，大部分群眾未能就雨傘運動的失敗經驗作出正確的總結（關於組織和綱領的問題：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本土派支持者無信心令多數群眾覺醒，說服群眾而加入鬥爭，唯有尋求秘密小組行動的捷徑取代群眾鬥爭。

本土派表面上主張「勇武」行動，但同時其綱領卻極為有限，與泛民軟弱的「改良」政策沒有根本性分別。在二月份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本土派候選人梁天琦在競選政綱並沒有提出打倒共產黨，但只有一些泛民也會說的「貫徹香港自治」、「維護香港自主體製」等體製內改革的訴求。相反，社會主義者明確指出政製改革之路已死。我們不支持盲目及無組織的騷亂或暴動作為鬥爭手段，而主張以革命的綱領和做法建立群眾鬥爭，以掃除資本主義和一黨專政。

梁振英並不會因為旺角騷亂而自我改革以紓解民怨。今天中共政權加大鎮壓，泛民要求梁振英「仿效」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進行改革。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進行了顯著的社會改革的原因，是面對著六十年代的群眾運動和政局不穩，即使是六七暴動之前，工人罷工和貧民示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後來運動走向恐怖手段不是運動高漲，而是運動退潮的表現。此外，當年香港資本主義製度在準備起飛的階段，統治階級能夠忍受這些改革來換取穩定的營商環境，讓倫敦政府推動港英改革。然而，今次中共和港府將迎來空前的經濟危機，準備進一步削減公共開支及打壓工人保障，加上大陸政局的不穩定而加強鎮壓。統治階級往往將社會變革的動力來源矮化為一瞬間的暴力行動，企圖貶低自我組織和集體鬥爭的重要性，令群眾忘記教訓。

群眾運動在一些特定的發展階段時，當然會提出自我組織的防衛問題，在特定的條件下群眾武裝自衛──例如抵抗法西斯獨裁──是完全合理的。但群眾自衛需要通過民主的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有紀律地執行。以八九民運為例，在五月發展至準革命狀態時，工軍廠的工人與部分同情示威者的解放軍部隊，開始給予學生武裝自衛。社會主義者相信，群眾通過嚴肅的組織接收和分配武器是完全合符公義的，這會是展示天安門群眾權力的重要一步，繼而吸引解放軍的士兵站到人民的一方。這種武裝自衛旨在保衛群眾運動，但我們不會如本土派般將騷亂或暴動奉為鬥爭良方。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獨立公開調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社會主義者堅持有紀律、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路線，以清晰的革命綱領來打倒獨裁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將群眾怒火引導至沖擊體製的方向。現在有必要號召新一場有紀律的大規模示威，反對政府將政治鎮壓升級，包括警察暴力及廿三條惡法，作為邁向重建民主運動、推翻中港獨裁製度的新一步。否則，民怨累積下去的話，更嚴重的騷亂甚至是暴動將會發生。

香港新界東補選：本土派的得票造成政治地震

2月28日（星期日）香港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結果對北京造成政治震蕩。公民黨候選人楊嶽橋以160,880票（37%）當選，擊敗獲得150,329票（35%）的民建聯候選人周浩鼎。另一點矚目的是，曾經參選年初一旺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獲得66,524票（15%）排行第三，高票落選意味著本土派的冒起。梁天琦在選舉後向傳媒表示：「本土派與泛民和建製三分天下， 九月選舉每區最少可奪一席是合理期盼。」無論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如何，今次補選的成績已經重新劃分了香港的政治版圖。

梁振英近年嚴厲打壓群眾反抗運動，終於在今次選舉付出代價。這次選舉結果對梁振英及中共政權來說是一場大災難。中共政權、梁振英及香港警察是梁天琦的最佳助選團。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發生之後，中共及梁振英經常指控香港民主運動背後有外國勢力，並誇大「港獨勢力」的影響力，正因如此令公眾愈來愈註意本土派，不少青年因為中共的強硬措辭和打壓手段，而視本土派為反對政府的激進道路。中共令預言自我實現，情況就如他們打壓「疆獨藏獨」一般。選舉成績令中共政權愈來愈擔憂香港局勢不穩，因而將會加速推動廿三條惡法。但是，這些做法只會令香港政局進一步兩極化，令工人與青年對中共政權更離心離德。

本土民主前線被視為策劃年初一騷亂的組織，其兩名帶頭人物都被逮捕並被控暴動罪。整個社會輿論焦點突然集中在本民前上，徹底改變了本土派的選情。群眾不但沒有受到「暴徒」的指控所影響，反而正確認知到建製當局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因此對尋求改變的「熱血青年」感到同情。此外，梁天琦的入屋郵遞政綱因寫有「自治」、「自決前途」、「以武犯禁」等字眼，被選舉事務處禁止寄出，公眾因感到言論自由被打壓而反感。這些都是偶然因素，本土派急速增長的主因，是泛民主派往往作為群眾運動的煞車掣，在關鍵時候與政府談判並解散運動，令對抗政府的市民對他們失去信心。群眾急於尋找新的替代方案，想要一個擺脫老政客形象的新鮮候選人，本土派在這條件下被視為最「激進」的選擇。

楊嶽橋似乎承認泛民的失敗造成本土派的崛起──他主張泛民要進行「改革」。但不幸的是，所謂「改革」或「世代交替」只是公關形象的小修小補，兼且在政治言辭上加一點本土派色彩，以重奪流失的選票，而不是重新反省那「要求獨裁者自我改革」的失敗路線。

雖然不能忽視排外緒在香港升溫，但票投梁天埼的六萬多張票中，明確支持排外主張的選民僅占少數。因為選舉時面對廣大的群眾，本土派知道自己的排外主張難以獲得支持，因此他們在網上和現實世界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綱和面貌。本土派的「核心價值」是極右排外民粹以及大香港民族主義，但梁天琦的政綱內容並沒有明刀明槍，反而與泛民主派的保守政綱沒有太大分別，只是提出體製內的改革訴求，僅在修辭上較為強調「香港人身分」而已。例如所謂的「貫徹香港自治」、「維護香港自主體製」，都是像泛民主派般沒有超出基本法框架下的主張。另外一點是，雖然本土派一向以強硬措辭攻擊泛民來贏取掌聲（而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梁天琦在選舉中對楊嶽橋相當客氣，甚至在選舉後稱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與勇武抗爭道路並行，意味著可以與泛民「分工合作」。當然，這不過是選舉時的公關技巧。

本土派在選舉期間的團結表象並不會持久，他們的增長也不會穩定。而會因為派系利益而互相惡鬥和分裂。熱血公民和黃毓民在補選後急急召開記者會，宣布九月立法會選舉的安排，被本土派內部猛烈攻擊為「收割成果」。本土派內部有一股強烈的抗拒政黨、抗拒組織的情緒。黃毓民和熱血公民本來利用這種情緒獲益的，但他們由上而下的官僚做法也激起這股情緒的反彈。

在2014年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後，所謂「中間路線」早已破產。強調走中間路線的新思維候選人黃成智，以17,295票慘敗，比他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落選時更低，再次證明「中間路線」已走到絕路。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來推翻政府。但改良主義的路線是不能達成此目的的，因為中共獨裁體製的本質是不能逐步改革的。而將香港以排外/ 種族主義孤立起來的做法，只會分裂及弱化中港兩地打倒獨裁者的力量，是不能打倒中共政權的。雖然這場補選的結果向政府和現存製度作出了警告和譴責，但沒有任何黨派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真正替代方案是建立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以挑戰資本主義和獨裁製度為目標，只有工人群眾的社會基礎才能有效填補現時的政治真空，帶領群眾鬥爭走向社會變革的方向。

【聲明】藍絲打人　無罪釋放　反對法庭不公裁決

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的鄧美晶出選深水埗下白田選區，挑戰建製派區議員甄啟榮。2015年11月12日，甄啟榮義工梁誌成於一個競選街站毆打鄧美晶的選舉助理林先生。林受傷流血並送院驗傷，警方經調查後控告梁誌成「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今早九時，鄧美晶及被襲者到觀塘裁判法院為本案作證，但被告最終被無罪釋放。我們對判決結果表示極度不滿，判決反映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不被司法製度所保護，在受害者有實際傷痕（見附圖）及醫院驗傷報告的情況下，此等暴力行為竟然不被製裁。

近年政治審判加劇，「藍絲」建製人士襲擊示威者及記者往往被輕判甚至無罪釋放，而反政府人士被判罪的原因愈來愈荒謬。這不但助長了親建製人士的暴力行為，更打壓社會上的言論自由。保皇黨大力譴責示威者是暴徒，但對藍絲的暴力卻默不作聲，足見其虛偽至極。

我們在此譴責保皇黨政治暴力，並表達對法院裁決的強烈不滿。我們要求律政司對此案提出上訴，要求公正裁決兇徒。

香港騷亂問與答

問：誰要為年初一晚的旺角騷亂負責？

在旺角騷亂之後，親政府的主流媒體發起了一波輿論攻勢，一方面指控本土派為「幕後黑手」，另一方面將所有反政府的運動妖魔化為「暴徒」。

不過，真正要為事件負責的，顯然是梁振英政府乃至北京。政府趨向使用更專製措施，動用更強硬的打壓手段，加上其災難性的經濟政策，製造了政治計時炸彈。

問：社會主義行動對騷亂的立場是什麽？騷亂能帶來改變嗎？

我們譴責建製派的虛偽：親政府陣營一方面為中共殺人政權保駕護航，一方面譴責示威者為「暴徒」。同一堆的政客卻在掩飾、並拒絕譴責北京當局在八九六四屠殺過千名青年和草根工人。他們亦支持中國政府對西藏和新疆人民的鐵腕鎮壓。

與這些歷史性的罪狀相比，旺角的暴力可謂九牛一毛。我們當然明白年青人的憤怒，而年初二晚的事件正正就是這個憤怒的爆發，但我們亦不認同騷亂。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或製度已被騷亂或暴動打倒和推翻的。

要想改變製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製製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此點，而只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因為騷亂的本質只是「盲目」泄憤，沒有任何挑戰政府的實質計劃與綱領。而又因為騷亂不免會波及到其他普通市民、小商販甚至工人階級的基層居民，騷亂或暴動會給予當局多一個鎮壓的藉口。

問：暴力可以是合理的政治鬥爭手段嗎？

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我們反對個人的暴力行為，包括恐怖主義，因為這會分裂並傷害抗爭運動。我們強調群眾需要透過如工會那樣的民主渠道來建立集體自衛，譬如組織工人糾察隊抵禦警察或流氓對罷工的攻擊。

在雨傘運動中，泛民主派領導將運動帶至窮途末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提出在各占領區中成立基層的民主委員會，來將運動的主導權由泛民手中奪回。這些民主委員會的一個關鍵功能就是組織占領區的防衛。

當時，我們的主張不但被泛民的官僚所排擠，而且亦遭受本土派所攻擊。本土派只是關心如何在運動中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上位，但他們卻有取代泛民政客成為運動領導的雄心壯誌。

在騷亂之後，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稱：「我們不喜歡使用暴力，但我們被迫這樣做，否則政府不會聆聽。」（《南華早報》2月21日）但問題是我們不是要政府聽到──我們不可能透過對話來教育對方（這正正是泛民的錯誤想法）。獨裁者需要被推翻，而只有一個擁有清晰思想的群眾運動才能做到。

問：什麽鬥爭手段才能擊敗專製政權？

我們主張工人運動的傳統鬥爭手段：民主組織、集體行動、主張新政府與民主權利的政治性罷工、集體杯葛和罷交稅行動等。這些行動才能組織起數以萬計人參與的群眾運動並贏得勝利！

南韓的軍事獨裁政權就是在1980年代被群眾罷工所推翻──單是1987年夏季就有1,060個新工會成立，並且發動了超過3,500次罷工。經濟被完全癱瘓，而專製當局自此以後一蹶不振。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反面地證明了此點──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領導革命鬥爭，反革命勢力和新的獨裁政府才得以回歸。

問：革命與改革有什麽分別？

革命不是拋擲磚頭，而是思想、綱領與策略。泛民主派過去三十年的「循序漸進」道路經以證實破產。

「革命」是一個飽受抹黑的詞語，泛民甚至焦急地在占領運動中刪掉「雨傘革命」中「革命」這兩個字。革命代表民眾透過集體行動改變製度。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由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提出將經濟民主公有、民主控製的綱領，打破財閥的權力。這才能為大多數的勞動者帶來真正的民主革命與社會進步。

高鐵超支200億　繞過程序強行通過

立法會財委會於周五（十一日）審議高鐵196億元超支撥款，財委會副主席、民建聯陳鑒林在不準議員提問、不讓議員有機會提臨時動議下，突然宣布直接進入表決程序，以不到一分鐘通過議案。建製派強行通過撥款惹起廣泛社會不滿，批評政府一方面將大筆公帤花在大白象基建，另一邊廂削減嚴重短缺的公共醫療開支。

建製派違反《議事規則》強行通過200億撥款

陳鑒林在立法會強行「剪布」通過高鐵追加撥款。會議於周五下午三時許開始，陳鑒林表示不準議員提問，又規定新上任的公民黨議員楊嶽橋只許提問七分鐘，惹起眾多議員不滿。事實上，繼上一次會議完結，仍有17人排隊等候發言，但陳鑒林不準提問外，亦把1200多條臨時動議減至36條。

多名民主派議員對此抗議，包括社民連梁國雄沖到主席臺前向陳鑒林潑墨、人民力量陳誌全搶占主席臺等，陳鑒林將在場抗議的議員全部逐出會議廳。會議兩度暫停後，陳更改會議地點、又命令保安阻止被逐議員進入。會議廳內包括公民黨楊嶽橋及其他泛民議員抗議之時，陳突然繞過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即時就撥款進行表決，在場建製派議員隨即「舉手」投票，連一向需要的記名表決都沒有提出。最後陳鑒林以不記名方式，強行投票通過高鐵撥款。

示威者遭擡走

撥款被強行通過後，議會內外均有抗議。被趕議員一度與保安推撞，要再沖入會議廳。議會外聚集一眾反高鐵撥款示威者，得悉撥款通過後沖入立會大樓，高叫「陳鑒林犯法！非法表決！」一度與在場警員及保安對峙，最終警方於晚上7時半展開清場行動，強行擡走示威者，並記下身份證，有可能被事後檢控。至晚上仍有百多人在大樓外聚集，表示會通宵留守。

寧建大白象　不增公共醫療開支

高鐵超支撥款在混亂中被強行通過，激起社會熱烈討論政府寧起高鐵而不理會公共醫院嚴重爆滿的問題。近日天氣寒冷，公立醫院持續爆滿，所有內科病房入住率繼續超過100%。如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已超收三成病人。有醫護人員表示，如屯門醫院內科「連洗手盆底也加了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也承認，公院情況之嚴峻「以往從沒試過」。

造價844.2億元的高鐵，足以建造21.6間天水圍醫院及2.8間啟德醫院！我們強烈要求停建高鐵，反對削減醫療開支，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公共醫療服務，立即增加醫療開支、增加臨時醫護人員，以解決迫切的急癥室爆滿問題。

青衣長發街巿商戶抗爭

青衣長發街巿的商戶因不滿領展（前名為領匯）在商戶租約未滿前，把街巿外判予建華管理公司承辦，擔心未來鋪租會大幅上漲。2月15-21日，商戶罷巿一星期的行動，要求領展與商戶討論街巿管理的安排。可是，罷巿行動結束後，盡管領展那張牙舞爪般的霸權和恃強淩弱的嘴臉曝露於公眾眼前，仍然絲毫不改其蠶食底層巿民謀生空間的暴虐行徑。

長發街巿商戶抗爭

6年前曾被領展瘋狂加租3成的長發街巿，在1月尾突接獲通知，街巿的管理權將由外判商建華（街巿）管理有限公司接手。大部分商戶感到被領展出賣，而且根據其他已被外判公司接手後的街巿經驗為例，街巿都會被瘋狂加租，最終小商戶捱不起租金而被迫結業。故商戶決定在2月15日起發動罷巿一周的行動，總共130個街巿商戶參與。

罷巿其間，商戶聚集於街巿，高叫「毀我飯碗」、「領展無良」等口號。領展為破壞商戶的罷巿行動，安排穿梭巴士接載居民到鄰近街巿買餸，又找不明來歷的臨時商販進入街巿，企圖維持街巿運作。商戶齊心一致不甘被領展欺壓，築成人鏈阻檔臨時商販販賣貨物。發起罷市的長發邨商戶聯會主席李錦源表示：「領展有心傾就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其後，商戶先後到領展總部和行政長官辦公室門外抗議和請願。2月22日，罷巿結束，街巿恢復營業。領展方面沒有任何意欲與商戶對話，政府也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商會不排除未來會有行動升級。

領展霸權

事實上，領展擁有 90個街巿管理權，並陸續將管理權外判。例如沙田田心隆亨街巿，建華勒令關閉街巿並進行全面裝修，又拒絕賠償給任何商戶在事件中的損失，其後建華更要收取30萬入場費及5萬元裝修費才可續租。目的就是要趕走小商戶，引入大集團的連鎖商店，最後七成檔主結業。建華公司更引入自己旗下的商鋪，令建華可以控製價格。

此外，在農歷新年期間，同樣是外判予建華公司的屯門良景商場，附近空地有一批自稱「管理員」為了阻止街頭小販擺賣，封鎖商場外圍，並騷亂及襲擊小販和聲援的市民。其後被揭發「管理員」是由建華公司聘請，目的就是要趕絕小販，保障領展旗下商場的盈利。當時警方在場，但無視黑幫的暴行，曝露他們助紂為弱的真面目，令黑警形象更為印入民心。

與民生互相扣連

2004年領匯上市後，香港公屋街巿、商場落入大財團手中。領展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大企業欺壓小商戶的事件。在房屋署管理的年代，街市的鋪位招標有規定貨物種類，以確保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務，而且鋪租價錢相對便宜。大型連鎖店進駐後，趕走價廉物美的小商戶，街巿物價被大大拉高。小商戶被迫走後，最終巿民在別無選擇之下唯有光顧大企業，生活質素更見下降，成為最大的輸家。為了對抗領展霸權，全港領展的商販需要建立商販聯會，聯合在同一個組織，共同協調鬥爭行動。如果罷市運動蔓延至全港的領展街市，力量將會更為強大，可以迫使領展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長發罷市：

反對領展將街市管理外判予建華公司
要求徹查領展及建華
公營化領展公司，公屋商場及街市由居民及商販民主管理

維珍員工抵抗資方打壓工會

維珍航空在年賺過百億的情況下，於2015年11月宣布全球裁員，遣散以香港為基地的51名資深機艙服務員。公司在處理遣散香港員工時，並利用強積金對沖機製，沖走將被遣散的雇員應有的遣散費。在2016年2月25-28日，維珍航空工會發起一連四日的靜坐行動，並在3月1日遊行至英國領事館。

強積金對沖機製容許老板使用強積金的雇主供款部份，支付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大大降低老板炒人的成本，根本就是合法盜取工人的積蓄。據工會表示，被裁的51名服務員原本應獲得合共超過700萬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但被對沖只剩下大約60多萬元。有工作超過22年的維珍員工，其中31萬被對沖，只獲2萬元遣散費，將來生活前路茫茫。此外，維珍航空在香港的基地享有免稅優惠。

早在一月份時，工會已經發動了野貓式罷工行動，但公司從英國聘用臨時空勤人員代替罷工員工，不惜工本都要打壓罷工。到了二月份，維珍航空更針對工會成員的正常執勤，將他們的航班編配大幅削減超過六成。根據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HKCCF）表示，「維珍航空竟然紀律處分三位當時參與工會罷工的會員，完全無視香港勞工法例賦予工會的權利。」

全球航空公司站在打壓工人的前線，通過強迫放無薪假和外判製度、招聘無工會成分的員工、削減各項成本等措施，打擊工人的保障和權利。在這背景下，像維珍員工般的抗爭在全世界此起彼落，成為一個趨勢。最近，香港國泰工會快月發起工業行動，而在法國、德國和挪威等歐洲多個國家，航空業員工也起來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專訪兩位參與抗爭的員工，讓她們親身講述自己的處境：

受訪者一、林小姐：

我年資最低，只做了八年，因為遣散費全部被對沖，現在賠償是零元。暫時我未知有什麽工作可以做，維珍方面沒有對我們作出支援，所謂轉介我們到第二間公司的做法，實際只是給我們HK EXPRESS / HK AIRLINE招聘廣告的網站連結，叫我們自己應征工作。八年以來公司經歷了三次危機，三次叫我們做一些措施，像削減自己工時，幫公司渡難關，我們都有幫手。一來是CUT工時，做一年至兩年兼職，我們都有幫手。但現在被對沖後我什麽都換不到。

受訪者二、李小姐：

我在維珍工作了15年半，但今次裁員我是一毫紙的額外賠償都拿不到。這是第三次公司地震，第一次是九一一，要我們放無薪假一兩星期，我們有共渡難關；第二次是沙士，我拿了半年無薪假年；到08年金融風暴要炒人，要我們轉做PART TIME，我當時飛半價，返一個月放一個月，工資只有一半。到今次公司要炒人，只用一封信就交代了。我們的存在是我們懂廣東話和普通話，因為很多英國華僑不懂英語，我們也做很多大陸人生意，所以英國空勤員是不能完全取代我們的。我已到41歲，其他亞洲航空公司空勤員的退休年齡是35-40歲，所以怎會再聘用我呢？我們只能做一些文職工作，但我已做了本行這麽久，是會脫節的。

FULL TIME一個月飛四班機，包括房屋津貼、語言津貼，大概有2萬6千元。但現在我底薪只有6千（港元），現在我們很多時飛兩班機，來回一次我們有460（英）鎊，每個月只有一萬至萬一元。我有一個八歲小朋友，正在讀小學，要靠我們老公了。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誌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誌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墻」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采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采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製。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采取什麼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借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僵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系」。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盡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裏，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製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巴拿馬文件：八名中共領導上榜

沒有哪個政府像中共般竭力隱瞞「巴拿馬文件」所揭露的破壞性內幕。「巴拿馬文件」揭露了全球巨富大量地利用避稅區和虛假公司（據報告所說約有20萬家）來隱藏自己的財富，對全世界都有著潛在的爆炸性影響。

當今全球不平等現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樂施會（Oxfam）的一項研究，62個最富有的資本家所擁有財富，頂得上全球最貧窮的半數人口的總財富。巴拿馬文件被公開，令全世界的權貴難以入眠。該報告是由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一批記者編製的，資料來自從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律師行盜取的大批文件。

在這批偷稅漏稅的世界精英中，140名政治領袖特別受到關註，其中包括八名現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權力人物）。在「巴拿馬文件」榜上有名的，還有英國右翼親華派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他已故的父親曾為了避稅而在巴拿馬設立公司。另一個受醜聞沖擊的是法國極右翼組織國民陣線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包括勒龐父親在內的一眾名人，被懷疑為了避稅而向國外轉移巨額財產，大大破壞了該黨的愛國主義形象。

到目前為止，最嚴重的政治災難發生在冰島總理西格蒙杜爾．戴維．貢勞格松（Sigmundur Davie Gunnlaugsson）身上。群眾在國會外抗議，迫使他宣布辭職。自從冰島經濟在2008年全球銀行危機中崩潰以來，該國人民經受了多年痛苦的緊縮政策。貢勞格松家族在離岸避稅區藏富的內幕曝光，導致群眾的怒火爆發。

空前的新聞封鎖

中共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封鎖關於「巴拿馬文件」的新聞。「巴拿馬」這個詞在網絡搜索引擎上已經被屏蔽，而所有媒體都收到了禁止報道的嚴厲指令。根據位於美國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所獲得的一份副本，一個省級網絡審查機關發出了這樣的命令：「請找出並刪除關於巴拿馬文件的相關平面報導。請勿針對相關內容進行追蹤，無一例外。如果外國媒體攻擊中國的文章在任何一個網站上被發現的話，將會被嚴厲處置。」

一如以往般，官媒有限地報道「巴拿馬文件」時，都以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論調來詆毀。《環球時報》盡管承認「巴拿馬文件」可能是真實的，但卻滑稽地公布文件是美國策劃的陰謀。報章絲毫沒有提到文件與中共領導人的任何聯系，卻為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辯護——後者是與「巴拿馬文件」最有關聯的人物。

中共政權向來慣用這種誤導手段。從冰島的例子可見，「巴拿馬文件」的確對西方資本主義以及為其服務的政客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在許多西方經濟體經歷了近十年的痛苦緊縮和生活水平下降之後，這些文件揭示了政府如何在政治上雙重標準，而統治精英如何隱藏其巨額財富，以逃避公眾監督。涉及文件的許多政客都是戰爭販子，往往打著民族旗幟吸引公眾支持，但而其家族卻想盡辦法規避國家的法律和稅收製度，以免自己的財富受監管。

七名政治局常委中三名上榜

中國情況亦然。國家主席習近平愈來愈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來支撐自己的統治，而來自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文件則指出，他的姐夫鄧家貴和姐姐齊橋橋與兩家位於避稅天堂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有關。關於習近平家族的內幕不是什麽新聞。《彭博社》於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習近平家族的金融資產高達3.76億美元。

總共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在「巴拿馬文件」上榜。除了習近平之外的兩人是劉雲山和張高麗，另外還有五名前任常委。在中國的政治體製中，類似的內幕新聞經常在黨內權鬥中起著重要作用，一派官僚總是竭力揭露另一派的醜聞。因此，政府不顧一切全面封鎖媒體報道。

要空前封鎖媒體的另一原因，是中國涉及此事的規模。通過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成立離岸公司，來自中國和香港占了最大比重。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報道指，自2000年以來，介乎1萬億至4萬億美元的資產以不明途徑離開中國。

因此中國不可能在「巴拿馬文件」醜聞中獨善其身。文件被公開的時間，正值中國經濟危機不斷加重，而且統治精英也隨著經濟脫軌而發生分裂。專製政權擔心在國內也會發生冰島式的反抗行動。

巴拿馬文件：香港抗議行動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抗議，於卷入「巴拿馬文件」醜聞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的尖沙咀辦公室外示威。約二十示威者高呼「向富人征重稅」和「增加利得稅」等口號，要求取締避稅天堂以及重征富人稅。

巴拿馬文件泄漏出來後，揭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腐敗。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專門為富豪設立離岸空殼公司來逃避賦稅和國法。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辦公室，負責占其全球業務三分一的中國及香港顧客。

根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全球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財富隱藏在這些避稅天堂之中。很多出現在巴拿馬文件裏各國政客辯稱這做法是「合法」的。這個講法反而觸發了全世界的眾怒。

據估計世界貧窮國家中企業逃稅的總額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相對來說，讓全世界獲得潔凈水源和衛生只需要每年100億美元，而一年140億美元就足以拯救非洲400萬兒童的生命。

香港自身已經是個避稅天堂，只有16.5%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美國也有35%）。英國的利得稅已經是低得可憐的20%，但假如香港跟隨這一稅率的話，過去一年庫房會增加203億港元的稅務收入，足以興建5所新醫院。

香港也是中國黑錢流出的主要中轉站。過去15年，中國的腐敗權將大約4兆美元的資金暗中轉移出國。在巴拿馬文件曝光後，中共專政下令媒體封鎖有關消息，因為文件中的內容直指政權高層，對其帶來相當大的政治傷害。

示威者亦提出銀行需要民主公有化（巴拿馬文件中500間銀行上榜），因為各大銀行都有積極協助逃稅。

社會民主連線及「長毛」梁國雄亦參與支持這次抗議行動。

民主黨支持預算案的背後

民主黨竟然表示決定支持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全部六名議員將在表決時投下贊成票。這是民主黨走向建製的又一鐵證。今次這份財政預算案劫貧濟富，向富人派糖的預算是向窮人派糖的十倍。曾俊華繼續寬減利得稅和差餉，但沒有理會全民退休保障、公屋免租、十五年免費教育和增加資助大學學額。

民主黨的投票取向被解讀為支持曾俊華參選特首。該黨立法會議員贊揚預算案「講出香港人心聲」，在議會對曾俊華示好，自以為這做法可以在梁振英與曾俊華之間製造分化。但與其說這是民主黨的策略，倒不如說它今次實實在在為自己代表的階級利益投下了誠實的一票。

曾俊華是北京屬意的候選人之一，因為中共經過梁振英時期的慘痛教訓後，會希望有一個香港資本家信賴的人選，以穩定香港的統治。曾俊華較接近傳統資本家「唐營」，民主黨一向與這批大資本家關系良好（例如地產商恒基），梁振英則較接近中資資本家。去年特首梁振英重提需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幹預」思維，與新自由主義教徒曾俊華有所沖突。當然梁振英上任以來完全沒有通過政府幹預改善民生，但他的樓市辣招也沒有降低樓價，但足以令地產商忐忑不安。

近來，曾俊華刻意營造愛港本土形象，扮演開明君主，在一些小問題與梁振英表態有別，例如高調支持香港足球隊、認可本土意識，對港獨思想的批評也較為溫和。但是，在今天中共強硬獨裁的大格局，任何對下屆特首會自願改革政製和民生的期望，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香港政局由過去的泛民對建製局面，漸漸走向香港民族主義對中華民族主義局面。如果局勢更為動蕩，統治階級分裂下去，不排除在更遠的將來會出現由香港資本家會支持本土派勢力，與愛國資本家勢力對立，如此的話工人階級的團結會更艱難。一個團結起整個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才能防止鬥爭運動被民族主義分化。

二千人機場集會　抗議特首「特事特辦」

訪問國泰空中服務員

4月18日（日），空勤總工會發起集會，抗議梁振英濫權讓自己女兒繞過行李安檢，有二千多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現場訪問一位空中服務員。

記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黃小姐（國泰空中服務員）

麗：為什麽要參加「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發起在機場的集會行動？

黃：我很憤怒。因為我作為一個空中服務員，接受過八星期的安檢及其他航空安全學習，一直以來的訓練和知識都是要我們確保航行安全，所以不論乘客的身份、職位有什麽特殊，他們都必須要通過行李安全檢查的規定，確保行李沒有任何違禁品。這是個大眾安全的問題，如果作為特首可以有特權而不需跟從，那他日如有客機因有人利用這個特權而攜帶炸彈、甚至威脅世界安全的 ISIS 伊斯蘭國也可通過這個漏洞而引發航空危機，那應是誰人負責呢？

麗：對於民航處、機管局的回應，你有什麽想法？

黃：機管局聲稱，由航空公司職員代替乘客帶行李通過安檢，是沒有違反機場保安程序。我想問一下，機場保安程序是保密的，現在出了亂子，大家一直沿用的安全守則被當局打破，我們都變得無所適從時，機管局是否可以公開這個程序？現在當局所有的解釋，都是與我們空中服務員所學的完全相反。而民航處指航空公司可以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務，這顯然是推卸責任予我們。

麗：有沒有聽說因這次「特事特辦」事件而有人被解雇？

黃：我有聽說過，是保安公司的人員。相信是保安公司將消息泄漏出去才觸發社會關註的，我都希望他能夠復職，因為這是公眾安全的問題，沒有他的話，可能大家也不清楚事件的嚴重性呢。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臺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盡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麽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蕩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臺。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製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我爸是梁特」 特首破壞航空安全

香港「第一家庭」上演過多場鬧劇！梁振英女兒梁頌昕因乘搭飛機時遺忘行李於禁區外，並涉嫌以特首的權力向機場人員施壓，引發社會關註特首家人為何享有特權並可繞過行李的安全檢查。事件引發梁振英政權下的政治炸彈，保安局、民航處、機管局等接連回應也未能平息事件，香港空勤人員工會則批評民航處漠事航空安全，呼籲業界和巿民參與4月16日在機場的抗議行動。

梁振英一家公開否認有向機場職員施壓及「特事特辦」，但是早前《蘋果日報》記者親身到機場測試可否如梁頌昕一樣透過機場職員取回在禁區外的行李，結果都是被航空公司堅拒，顯示特首一家享有特權。雖然機管局的聲明稱，此舉並沒有違反保安程序，但其實已是嚴重違反一直嚴守的國際安全守則，對行李的安全檢查形同打開一個缺口。而民航處稱「航空公司可視乎實際情況，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務」，企圖將責任推到執勤員工身上。

保安公司職員被解雇

這次事件牽涉的是公眾在使用航空交通工具的安全和大眾的利益，但各大傳媒報道，一名將是次事件泄露出去的機場保安公司職員因而被解雇。機場保安是由機管局和政府共同擁有，機管局董事內也充斥「梁粉」，解雇員工分明是政治打壓，剝奪工人權利。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讓工人復職。

連中共官媒報章《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認為有人以特首之名取得便宜是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民望極低的梁振英受到香港巿民的唾棄，社會隨時能一觸即發地爆發大規模示威。

建製派抹黑難民

政府、媒體和保皇黨正在煽動反難民情緒，令香港難民這個小群體感到恐懼。他們製造「假難民」這個假議題，無視這一現實：全球愈來愈危險，宗教、種族和政治迫害迫使人們逃離家園。

《東方日報》等建製媒體刻意煽動反難民輿論。「假難民」一詞在今年二月於中文報章出現過400多次，而2014年全年只有12次。

保皇黨＝政治暴徒

南亞裔人多數是香港居民而非難民，但這族裔成為了代罪羔羊，可見這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香港的澳裔人口是難民的8倍，比全體南亞裔人口更多，但是建製派沒有提出遣返澳裔人！自由黨將罪案的增加歸咎於難民。但連元朗警區指揮官霍樂生也否認這一點，他提供的數字完全推翻了自由黨的觀點。

建製派在群眾中製造大量難民來港的恐懼。事實上，香港只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獲得庇護權，接收比例為全球最低。相比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別接收了270萬和150萬人。

種族主義（對特定膚色或種族的群體的歧視）總是被專製政權用來分化和統治被壓迫者。梁振英的三年苛政令民怨四起，現在為了緊握權力而打「反難民牌」。在一月份的施政報告，他故意將此議題帶入立法會選舉的政治權鬥。這是為了將人們的註意力從公共服務崩潰、住房價格高企和工作崗位短缺等現實問題上轉移開。

保皇黨跟隨梁振英的尾巴，組成了一群政治暴徒，他們相互競爭，力圖成為最狂熱的反難民勢力。葉劉淑儀、梁美芬和李梓敬是這群瘋狗中的佼佼者。她們要求將所有尋求庇護者拘押在禁閉營內，包括兒童在內。那些打壓難民的政客，同時也支持廿三條立法以打壓民主權利，可見打壓難民與政府專權之間有著明顯的關系。

梁振英甚至威脅要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如果實現的話，香港也就加入了朝鮮和津巴布韋等有系統侵犯人權的「流氓國家」的行列。

拒絕種族歧視，不要被建製派愚弄！所有被壓迫者和底層群眾要聯合鬥爭，從而打倒現有製度，實現真正的變革。

香港醫療猶如「第三世界」！

香港醫療響起嚴重警號，資源貧乏得猶如第三世界國家！近日流感高峰期令公立醫院迫爆，有公立醫院病床占用率高達130%，輪候時間超過24小時。有醫生表示，多出來的病人需要睡在廁所門口、洗手盆底！

面對醫療危機，政府竟計劃再進一步削減醫管局經常性撥款二億五千萬。這令一眾醫護人員忍無可忍，香港護士協會刊登一封致特首梁振英的公開信，形容前線護士工作壓力已達臨界點。

床位人手嚴重不足

國際一直以85%為病床住用率的安全標準，當住用率超過85%，便會增加病人風險，如危急時未獲收納進入病房接受適當護理、增加感染病菌機會等。以現時香港約720萬人口計算，本港需要約4萬張病床，但現時公私營病床總數不足32,000張，欠約8,000張病床，政府所承諾的「10年內新增約5,000張病床」遠遠不足。

現時香港有13,000名醫生，醫生比例是每1000人有1.8位醫生，比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3.2位及新加坡2.7位醫生少得少。
缺乏醫生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自03年削減醫科學生人數，令近年本港畢業醫生數目大幅減少。

醫護人員不足　工時極長

全香港只有4成醫生於公立醫院任職，但這些公營醫生卻要照顧全港近9成的住院病人！即是6成的私立醫生照顧只有一成的病人！

公立醫院醫生超時工作情況嚴重，一項調查指出醫生的每周平均工時達65小時，其中12%醫生說，每周工時80小時以上。八成受訪醫生稱，曾因長時間工作影響臨床判斷、四成醫生更透露曾因長時間工作出現醫療失誤。有一成四的醫生曾於手術中「打瞌睡」！

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以大眾利益為依歸，必須立即增撥大量公共醫療開支、增聘醫護人員，並將醫療系統全面公營化，反對牟利的私營醫療機構才能保障大眾的權利。

大白象工程謀財害命！

港珠澳大橋是一條殺人橋，自2010年動工至今已有8名工人殉職，超過600人受傷。4月23日，泰籍工人Noranin Phai為第八位殉職工人，他在人工島的橋躉工作時，一輛吊臂車意外撞斷圍欄，令其身上安全帶連圍欄跌落海，最終搶救無效而身亡。社會主義行動在此表示沈痛哀悼。

香港工傷情況極為嚴重，2007年香港的建造業工傷意外率是日本建造業的10倍，而建造業的致命意外率是4.5倍！而2012年香港就有56,763宗工業傷亡事故，而那僅僅是有向勞工處呈報的數字，比真正的數字低得要多。香港仍有大量工傷不呈報的情況，不少工人在老板威脅利誘或者不認識法例保障的情況下，不敢申報工傷，通常在賠償不足的情下與老板私下調解。因此，勞工處數字不能反映實際香港工傷問題的嚴重性。去年錦上路高鐵地盤有工人因工受傷，在上司的壓力下沒有報工傷，禮頓公司答應他會支付薪水和醫藥費，但最後不了了之。他最終上吊自殺。

承建商為了獲得政府的工程合約，往往製造所謂「零工業意外」的假象。很多地盤的所謂職安部門實質上是維穩部門，每當有工傷發生時就向工人施壓，迫其隱瞞事件和私下解決。政府規定，違反安全條例五次的承建商會從政府工程的名單中除名，但過去五年竟然沒有一間承建商被除名！

事實上，工業意外最為普遍的行業是飲食業。這與飲食業的超長工時及過勞關系緊密。在2013年本港發生的工業意外中，接近一半與飲食業有關（5,740宗，48.6%），分別是建造業（3,232宗，27.3%）和製造業（1,775宗，15.0%）工業外意外個案的約兩倍和三倍。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停建大白象工程，立即實施八小時工作製以消滅過勞問題，由工人民選的獨立委員會調查工業傷亡事件，迫使資本家給予足夠的賠償，嚴懲妄顧職安的老板。只有強大的工會力量才能迫使政府及資本家增加保障工人職安健。

學民思潮解散　黃之峰另組「香港眾誌」

黃之鋒宣布成立「香港眾誌」，並宣布派至少三人參選。該黨「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並主張2026年舉行自決公投。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黃之鋒成為了民主運動的知名人物。在「世代交替」的潮流下，相信香港眾誌的年輕面孔、進取形象，加上雨傘運動帶來的知名度，會吸走很多傳統泛民的選票。

三月時，黃之鋒宣布解散學民思潮，將分別成立政黨和新學生組織「分工合作」（好像校園工作不政治化似的）。學民並沒具有民主架構的學生群眾組織，而不少加入過的學生亦批評小撮政治明星掌控一切而紛紛退出。此外，近年很多學生愈來愈受到右翼本土派吸引，學民也不免出現內部分歧，黃之鋒想與極右本土派作出分隔，可推斷這也是學民解散的原因之一。

黃之鋒批評泛民的民主回歸論過時，泛民失敗的戰略造成民主運動多年的災難，這批評實在不夠入肉。「香港眾誌」提出聲稱為全新的綱領：在2026年前發動公投決定香港2047年後的前途問題。這方案看似激進，但製訂公投時間表背後的思維，其實只是仿效泛民過去失敗的「普選路線圖」概念，被法製框架拖延群眾鬥爭。在中共統治下香港不可能有真普選、自決權或獨立，就如中國不可能有民主。因此，前題是要一場推翻中共專政的鬥爭，而香港群眾鬥爭可鼓動大陸群眾鬥爭，共同反對中共。沒有這個前題，自決還是獨立也只是延續老泛民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的幻想。

「港版川普」葉劉淑儀

今年九月將舉行立法會選舉，建製陣營透過抹黑難民，製造話題以撈取選票和分裂泛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是其中一人，她提倡在深圳島嶼設立難民禁閉營，稱此措施可發揮很大的阻嚇作用。

這不是葉劉淑儀第一次發表特朗普式的言論。去年，葉劉在報章指有外籍婦女責當局「縱容菲籍女傭勾引其外籍丈夫」，又形容「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這番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言論，激起外勞團體多次示威，最後被迫撤回言論。

葉劉過去一直都反勞工、反民主。2011年時有人司法覆核爭取外傭居港權時，她是其中一名反對的建製政客。剛巧當時正值區議會選舉，可見葉劉等右翼政客散播種族恐懼來撈取選票。

右翼政客散播種族恐懼

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雇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雇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雇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雇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在1999年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事實上這段時期根本沒有多麽人移民來港。

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強推廿三條惡法，促發50萬人上。最終法案被迫撤回，葉劉下臺。她後來抱怨當時自己被迫留在美國，「離開家園三年」。似乎她才是美國的「假難民」！

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最近又重提要為23條重新立法。

去年葉劉淑儀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後，外勞不但透過媒體回應，也立即組織集體行動和抗議，迅速作出清晰的反擊。這是揭露種族歧視政客、建立反種族歧視民意的正確做法。

香港：學聯退出六四維園晚會

專上學生聯會正式退出舉辦六四維園晚會的組織。這決定並不出乎意料之外，它是一個壞決定、一個退步的決定。此外，學聯亦退出每年舉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

社會主義行動對於支聯會一向有很多批評。支聯會刻意將晚會去政治化，將八九民運與今天的鬥爭分開切割，令很多年輕人感到燭光晚會只是行禮如儀。此外，支聯會以由上而下的模式運作，沒有開放讓其他團體民主參與。這種組織手法反映到溫和泛民早已否定了打敗共產黨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者對此絕不認同，相反我們認為共產黨政權已經進入了嚴峻的政治及經濟困境，因此當局才要大肆製造白色恐怖，對付罷工工人、維權律師和非政府組織。今年，中共甚至綁架在國外的人士，將恐怖輸出至其他國家。

六四晚會的群眾性質

然而，學聯退出六四晚會帶來了負面的效果，不僅因為學聯是其中一個支聯會的創會團體，也因為學生在八九鬥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當然，學生在八九運動的作用被泛民領袖和支聯會誇大了。支聯會予人八九民運只是一場學運的印象，但其實學生發起運動後，其角色漸漸被工人和廣大群眾所取代。正因為工人和群眾的參與令中共當時敲起警鐘。

學聯退出六四晚會的做法，完全沒有糾正支聯會的政治弱點。維園晚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群眾性質，每年讓15-20萬人集會，而且近年每年有多達2萬人（主要是內地人）跨境來港參加，表達了八九民運在香港群眾意識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即使大會在晚會只是訴諸情緒，淡化其政治色彩，但大集會具備群眾性質，始終是今天反獨裁鬥爭的重要平臺。

另一方面，學聯提出了什麽替代方案？他們批評晚會行禮如儀，這點固然正確，但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在各院校分開舉辦一場更零散、更小規模的集會，這有何進步可言？這做法不但沒有將行動升級，也沒有為六四註入鬥爭力量，只是舉行另一場更少人參與的儀式！

遊行不足夠

學聯的決定表現了香港學運最近的轉折。本土派近來開始控製了八間大學的學生會，將靠攏泛民的舊學聯領導層踢走。目前只有四間大學留在學聯，其余的已退出，但全都由右翼本土派所控製。

本土派將自己裝扮成「激進」的新選擇，將軟弱的泛民取而代之。但他們的「激進主義」中毫無實質內容，只有空洞的裝腔作勢，就如在六四晚會主張以小儀式取代大儀式，從群眾鬥爭的立場來看只是一種退步。

很多年輕人，但不僅是年輕人，都因為泛民領袖的鬥爭方法和戰略（或說沒有什麽戰略可言）沒有發揮效用而感到失望和挫敗。現在群眾運動中有一種很流行的想法：「遊行示威都試過了，但根本無用。」但這種結論是片面的、錯誤的。遊行示威是必要的，在鬥爭中絕對是關鍵的元素，以凝聚群眾、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來推翻獨裁體製。所有革命運動都由遊行示威開始，當然單靠一場或多場遊行是遠遠不足夠的。

香港民主運動的問題是，主導多年的泛民領袖往往將之局限於一次性的行動，然後盡快叫群眾解散。遊行從來沒有連結至一個以推翻政府、改變製度為目標的戰略。如果要做到這點，當然一定超越遊行示威，因為過去幾年多場大型遊行都沒有成功推翻政府。工人階級要在強有力的工會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而工會則以工人政黨這一個政治力量為首，以進行推翻獨裁體製的革命為目標。

工人運動的鬥爭方法經歷過150多年的考驗，包括罷工、堵路堵門、總罷工，並號召國家機器背叛政權、投向人民的一方。這才是打倒專製政權所需要的方法。不僅如此，今天資本權貴徹底站在中共統治者的一方，因此一定要通過社會主義政策及公有製來消滅資本家的權力，從而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的房屋、創造優質就業，以及提高工資。

「先建設民主香港」

本土派學生會揚棄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從這點足以表現右翼本土派得勢後所帶來的反動效果。學聯表示不再支持中國民主是因為要「先建設民主香港」。

這根本是打稻人，好像支持中國民主會對香港民主鬥爭有負面影響似的。如果以此邏輯來推論，反全球暖化或者反對國外戰爭的運動也會削弱香港民主鬥爭的力量。事實完全相反，不支持中國民主的話，就意味住面對中共白色恐怖、逮捕和綁架異見人士時采取中立的立場。例如，最近本土派組織青年新政表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五月訪港時將不會舉行抗議，因為事件「與香港無關」。單憑這說法就可見右翼本土派立場何等荒謬。

本土派的立場會令中國群眾覺得「香港人不在乎」中國有多少人被逮捕、被綁架、被酷刑虐待、被裁員。對香港群眾也同樣發放錯誤的訊息：中共這個世上最財雄勢大的獨裁集團是否繼續存在，與香港的鬥爭無關。本土派經常激烈抨擊泛民主派，但自己卻采取一樣的鴕島政策，主張單單在香港一城就可以爭得民主。

背棄了中國千千萬萬的工人階級，等同背棄唯一可以打倒中共獨裁體製的力量。將鬥爭碎片化，並以裝腔作勢的「激進」取代認真推翻共產黨的戰略，只會令中共獨裁體製得益。為了重建真正的民主鬥爭，是時候告別偽激進的、裝腔作勢的反動本土派！

三百人參與撐難民大遊行　反對設立禁閉營

社會主義行動及香港難民聯會今天（30日）發起遊行，譴責政府及建製派政客抹黑難民，製造種族分化。約三百人響應，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遊行隊伍於下午兩時出發，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主辦者焚燒抹黑難民的建製報章《東方日報》。

遊行隊伍呼喊「Refugees not fake! CY Leung sick sick!（沒有假難民，梁振英有病）」「No camp no prison!（不要禁閉營，不要監獄）」等口號 。到達政府總部後，難民聯會代　上前發言，反對政府及建製派政黨所提倡的禁閉營政策。一眾團體代表發言，代表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表示支持難民，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保自聯代表Donald表示，難民的權利是基本人權，不容隨便剝奪。甘浩望神父表示，反對種族主義，聲援不但是香港，還有全球的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梁振英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為九月立法會選舉撈取選票。另一成員Jaco指，《東方日報》大肆抹黑難民，但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難民犯案率高。

全世界愈來愈多戰爭和動亂，令難民人數激增。香港只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獲得庇護權，接收比例為全球最低。保皇黨最近提倡以禁閉營拘禁難民，連兒童也不例外，鼓吹以暴力對待難民，是極度專製獨裁的手法。

撐難民大遊行訴求：

停止抹黑難民，反對種族分化
捍衛庇護權利，反對設立禁閉營
港人難民團結抗爭，重奪公共財富，不分種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全民退保、增建公屋、增加公共醫療及教育資源）
發起團體：香港難民聯會、社會主義行動
參與團體：社會民主連線、居留權大學、跨性別權益會、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反惡法！不認罪！抗議港鐵無理檢控

四月十四日，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於粉嶺裁判法院抗議，反對港鐵濫權及無理檢控。鄧美晶被港鐵檢控攜帶大型行李及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兩項控罪，最高可被判監半年，今早於粉嶺裁判法院第三庭上拒絕認罪，案件推至六月八日再審。

在庭上有三十多名被港鐵控告的市民，大部分是基層人士、退休長者、領取綜援或長期病患人士。

大多數人在庭上表示港鐵職員「好像有牌的爛仔一樣」，態度非常惡劣及具挑釁性。

自去年年中開始，港鐵大力打壓乘搭港鐵的市民，拒絕乘客攜帶超過行李規定尺寸的普通物品乘車。

職員權力有如警察

鄧美晶於去年9月25日雨傘落區期間，攜帶旗桿乘搭港鐵至九龍塘站時被港鐵職員阻攔，表示「不能攜帶超過130cm的行李」（相中旗桿）。法庭傳票上指鄧的物品「會有對人造成傷害，或對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認為指控不合理。

港鐵公司以不同惡法控告市民，包括在車廂飲水要罰款二千！港鐵與民為敵，連樂器和體育用品都阻止上車。作為全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很多基層人士和學生根本無經濟能力選搭其他交通工具；而港鐵作為一間私人企業，其職員竟有警察般大的權力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侵犯市民的私隱，極之不合理。

我們強烈抗議港鐵的不公條例，捍衛私隱權，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基本權利。面對不公義，必定抗爭到底！

強烈譴責《東方日報》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

4月30日，250人遊行反對建製媒體及政客種族歧視難民。《東方日報》顯然氣急敗壞，在專欄文章「功夫茶」以性別歧視來攻擊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文章末段寫到「鄧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萬一遇到南亞假難民要求濕吻甚至有進一步動作，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當然喇，以鄧小姐咁有愛心，對假難民咁仁慈，相信一定會好好配合，可能仲覺得系一種享受添。」過去建製媒體一向肆意物化及貶低參與社運的女性。

《東方日報》為了幫政府護航，抹黑難民議題，煽動種族歧視，企圖想群眾視線轉移到少數族裔身上。該報一只是另一份大公文匯。

入境處將酷刑聲請的審批門檻定得極高，九成九申請人士都被拒絕，該章卻抹黑所有被拒絕的是「假難民」。審批程序極為緩慢，難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卻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話，沒有難民會想留在香港這個人間地獄，根本不會會如該報所說「賴死唔走」。該報渲染南亞裔為罪犯，沒有任何實質數據。但連警方都表示，元朗區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亞裔人所為，而荃灣區去年更只有一宗這樣的劫案。

香港人不會被《東方日報》之流愚弄，必定會與難民團結抗爭，要求政府不分種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種族主義，打倒梁振英政府！

聯署團體：

社會主義行動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跨性別權益會
文化監暴
Slutwalk Hong Kong
社會民主連線
香港難民聯會
新婦女協進會
左翼廿一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獨立現實嗎？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將於五月訪問香港。預料他屆時會嚴厲攻擊港獨思想。從港獨議題成為社會討論話題，可見自2012年胡錦濤訪港後香港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在張德江介入之前，多名京官已經向「分離主義」作出一連串的警告，有些說香港獨立不現實、不可行，有些說港獨違法、叛國。如果是「不可能實現」的，那麽為什麽要立法禁止呢，這邏輯真是自相矛盾。

連正在訪問中國的英國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稱獨立「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正如社會主義者們已經多次解釋過的，相比於對前殖民地的緬懷，英國資產階級更加關心同習近平簽訂的商業合同。

港獨支持度的上升，是梁振英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為自己的政治罪行所付出代價。強硬的專製政策，加上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肥上瘦下的副作用，令本土主義上升為香港政治版圖中的重要因素。

建製陣營的力量沒有加強，但是北京方面嚴重削弱了溫和民主派。近幾年來，溫和泛民的軟弱及其對群眾鬥爭的恐懼被充分暴露出來。

泛民主派一直發揮著遏製群眾鬥爭和激進運動的作用，因此北京當局削弱了一支過去對它很有用的力量。北京之所以在香港問題上保持強硬立場，是因為擔心民主運動會在中國引發政治連鎖反應，最終威脅到政權的存亡。

在北京切斷了政改之路後，香港青年陷於沮喪，脫離中國似乎成為了他們的另一條道路。

所以，北京現在是自食其果。相當一部分年輕人認同本土派，在中文大學最近的一份調查中，18-29歲支持本土派的比例達到29.8%。但是同時，這些相互競爭的本土派團體總是在「自決」、「自治」和「獨立」這些概念之間搖擺，但是各口號的實際含義都相當不同。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機會主義，但也因為他們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麽。

更大的問題是右翼乃至極右翼主導了香港本土運動。本土派宣揚針對中國人、部分甚至針對南亞裔移民及難民的種族主義是徹頭徹尾反動的思想，也會很容易被建製派操弄。大多數本土派組織也是資本主義市場製度的捍衛者，甚至視之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支持民族自決權

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個民族被強迫束縛在其所不想從屬的國家之中。香港「不是一個國家」、「香港無法作為獨立經濟體」等理由都不具有決定性，因為在許多現存的民族國家身上這些理由並沒有生效。

一個世紀以前中國還是軍閥割據，可見當時中國尚未形成強大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是可以發展出來的。北京的強硬政策和資本主義危機正在刺激香港發生這樣的變化，臺灣的這一進程則走得更遠。

今天，盡管大多數人擔心香港的自治權正在萎縮，但他們還不想獨立。不過如果大多數人希望香港獨立，那麽應該怎樣實現這個目標？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本土派組織和「香港眾誌」等政團的一大弱點。他們不明白，獨立或者重新確定香港的自治地位，都要正面挑戰中共這個世界第二大國、坐擁全球最龐大軍隊的政權。

若果認為可以迫使北京當局參與某種形式的談判，就是重拾泛民主派的愚見，只不過是把普選權換成了獨立。

資產階級反對獨立

在中共和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無論民主還是獨立都不可能實現的。看看李嘉誠的斥責，就知道資產階級反對獨立，因為這會威脅到他們在中國的市場和經濟利益。臺灣資產階級大力支持馬英九親中經濟政策，他們對即將擔任下屆總統的蔡英文施壓，使她不敢改變馬英九時期的兩岸政策。可見，那些認為資本主義的獨立香港可以不被中國和中共支配的想法是多麽幼稚。

只有通過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真民主和自決權的鬥爭才能成功。廣大中國群眾具備完成這任務的力量，因此必須與他們聯系起來。在民主社會主義和公有製的基礎上，中國各民族以及整個地區都能民主地決定采取怎樣的國家形式，可以是我們倡議的亞洲各國自願組成的社會主義邦聯，同時所有民族都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可以自由選擇自治乃至獨立的。

本土派的立場站得住腳嗎？

本土派組織準備參選立法會，以目前他們的走勢，今屆有可能首次打入立法會。梁振英及中共的強硬路線挑起了年青人的敵意，造成今天的局面。

梁振英的強硬也揭露了溫和泛民欠缺鬥爭的準備、方法和戰略，因此群眾正渴求激進的新選擇。然而，本土思想真的代表激進或新選擇嗎？我們社會主義者對之要作出批評：

中國民運與香港無關？

本土派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只要顧好香港一地的抗爭就可以，他們甚至稱內地人都是蝗蟲，因此中國有民主是對香港不利的。但是，本土派卻自相矛盾地舉行六四晚會，要知道八九六四前香港有一百萬人遊行聲援中國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者主張中港群眾團結鬥爭，打倒中共專政，而香港的民主運動可以作為催化劑。

熱血公民提出所謂全民製憲的口號，並自誇這是革命思想。但黃毓民提出的全民製憲只是要求政府司長局長總辭，在現政權的框架底下重新談判，提出一部新的憲法。沒有打倒中共的鬥爭路線，而期望在政權框架下會容許一部「民主憲法」是不現實的。

本土派不主張港獨

真正的革命議會需要提出打倒中共專政、一人一票普選議會代表、議會代表領取工人薪金、落實八小時工作製和公有化銀行及企業的訴求。

中共和梁振英近年不斷誇大港獨勢力，引起公眾註意本土派組織，他們推動港獨輿論的最大旗手。但本土派的大部分組織其實並不主張港獨，而想乘著這股潮流增加知名度。熱血公民向來支持「維護高度自治」，但最近又開始含糊地提出香港要走向獨立，而陳雲主張的城邦自治論是反對港獨的，而主張在基本法框架裏爭取自治權，與中共和平共處。

實質上本土派只是將泛民的「民主」綱領加上種族主義。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民主運動必須連系至中國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

五一「反水貨」行動被取消

5月1日，本土派「北區水貨客關註組」的召集人梁金成發起反水貨活動，大批人聚集於上水新功街，然而行動未開始就被解散。梁金成在行動開始前，突然宣布由於活動被城邦派的陳雲滲透，會有人刻意挑起仇恨，因此取消行動。

「反水貨」只是幌子，行動實際上是針對內地人的排外行動。活動當日就有示威者在港鐵站舉起「驅逐支那罪犯 ANTI-CHINA」這種族主義的標語。而陳雲是前嶺南大學教授，他經常發表針對內地人的種族歧視言論，又多次以性別歧視言論侮辱參與社運的女性，比美國總統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當日活動開始前，陳雲在Facebook上表示反對支持者參與行動，因為會被政府及旅遊業界借機「誣衊本土派損害香港經濟」。但這並非實際原因。陳雲過去一直倡議反水貨行動，今次突然反對，真正原因是梁金成與他都有意競逐九月立法會新界東議席，故此他要阻止梁通過反水貨行動取得支持。梁金成宣布取消行動時表示，本來有意參與立法會新界東選舉，但現在要「重新考慮」，認為人身安全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暗指如果參選並與「城邦派」撞區，人身安全可能會用到威脅。

今次並不是本土派第一次內鬥。在今天二月新界東補選後，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立即宣布九月立法會參選的五人名單（陳雲是其中之一），遭到其他本土組織抨擊，指他們騎劫本土民主前線梁天埼的選舉成果，企圖壟斷本土運動。本土派雖然聲稱反對「大臺」，但其內部卻相當專製。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抨擊泛民大臺壟斷運動，但他們自己更是等而下之。泛民的確由上而下控製運動、遏製運動發展，但本土派則以謾罵乃至暴力手段，攻擊運動內的其他派系。由於極右民族主義本身是不理性的，本土派對民主的辯論並無興趣，其組織運作往往專製獨裁。

本土派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多個派系，包括城邦派、港獨派、歸英派等等，但具影響力的組織都沒有清晰的立場，往往在「自治」及「港獨」之間遊走。就如熱血公民大多數時間都支持維護「基本法賦予的自治權」（其實就是泛民的立場），但最近他們愈來愈多用港獨的措辭，務求在立法會選舉前突出自己「激進」的形象。形象歸形象，他們是不敢宣傳港獨的政治內容的。最近他們派發一張傳單，提及要由基本法「永續香港主權，穩固內政（?!），確立香港自治」。

極右本土派的冒起反映著香港群眾運動陷入小反動的局面。一方面群眾憤怒沒有息止，因此想尋求更激進的手段對抗梁振英及中共政權，但同時傘運失敗後的挫敗情緒令部分群眾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但本土派的分裂證明他們不會得逞，而且分裂將會陸續有來。如果有強有力的左翼力量，組織一場與中共不妥協的鬥爭，將可以提供一個種族主義本土派以外的選擇。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支持中港群眾團結鬥爭，唯有如此才能打倒中共專政及剝削製度。

再回應《東方日報》對社會主義行動的攻擊

《東方日報》於五月四日再度攻擊本會，在A2版以「揭假難民罪行　《東方》遭針對　議員斥團體幹預新聞自由搞死香港」為標題的報道中，大幅引用建製派議員的言論，為自己抹黑難民的言論開脫。一如既往，該報沒有讓本會作出回應。《東方》的立場與民建聯、工聯會及經民聯一致，從來都是反民主、反基層的。

本會正尋求法律意見，追究該報於五月一日以侮辱女性的言論誹謗本會主席鄧美晶的責任。

《東方》之所以怒氣沖沖，是因為本會組織四月三十日的撐難民大遊行，並在一片歡呼聲中焚燒這份種族主義的報章。我們嚴正挑戰《東方》種族歧視及侮辱女性的言論，絕不會有任何歉意。民建聯議員葛佩帆竟指燒報紙是「暴力行為」，她所屬的正是擁護中共殺人政權、支持黑警暴力的第一大黨！而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竟掛起「新聞自由」的幌子反對我們，是誰在立法會拒絕捍衛新聞自由？《東方》越靠建製政客保駕護航，只會證明他們抹黑難民是為了服務權貴的利益。

澳洲難民營的真相

最近，筆者留意到香港的右翼媒體和建製派政客表態支持澳洲當局的難民政策，實在是感到十分愕然。

澳洲的難民政策既昂貴又殘暴，而且充斥著種族歧視。過去，澳洲當局將許多來自斯裏蘭卡的塔米爾難民遣返回該國，又將越南難民遣返到越共專製政權。當局更任由難民遇海難中喪命。上星期，一名來自伊朗的難民，在一個位於太平洋島國瑙魯的澳洲難民營中自焚身亡，結束了23年的生命。他被關在禁閉營三年，他留下了遺言：「我已經受夠了！」兩日後，另一名來自索馬裏的難民也在瑙魯的難民營中自焚，現在情況危殆。

現時，澳洲政府將大約2,000名難民拘押在禁閉營中，其中兩所位於澳洲境外，環境與監獄無異。澳洲當局收買了巴布亞新畿內亞和瑙魯政府，獲允許在其國土上設立禁閉營。最近，巴布亞新畿內亞的最高法院判處澳洲設立的難民營為非法，令澳洲政府蒙羞。該法庭指出，難民是「被強迫帶進巴布亞新畿內亞」的，並被關閉在「鐵絲網之內」。澳洲的禁閉營一直被稱為「酷刑」。一些難民被囚禁數年，往往受到欺淩，而且支援不足，很多在離開時已經患上精神疾病。過去就有至少一名難民因醫療支援不足而死亡，另外有數十人自殺，而自殘的行為亦很常見。

澳洲政府每年花費超過100萬澳元營運禁閉營，用公帑資助外判私人公司，當中包括一家香港郭氏兄弟擁有的衛遜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也就是說，澳洲當局每年對每名被囚禁的難民花費23.9萬到40萬澳元，相當於八名全職工人的工資！

澳洲社會主義黨（香港社會主義行動的姐妹組織）主張難民融入社區。我們要求花費在難民禁閉營的資金應用在增加本地人和難民的工作、高質公共房屋以及社會服務。

每年有數以萬計的澳洲民眾抗議，反對囚禁難民。在二月，一名叫Asha的難民嬰兒在布裏斯本被送院就醫，政府企圖將她送到一個離岸禁閉營，但遭到院方人員反對。整個社區的居民組成人鏈保護醫院，並阻截車輛進出，確保當局沒有帶走Asha。最後政府妥協，暫時擱置遣返Asha。

種族主義的歷史

澳洲統治階級有著種族歧視、反移民的歷史。在1850年代，當局立法限製華人移民入境。澳洲在1901-1966實施「白人澳洲」政策，限製所有非歐裔的移民。政客經常將「黃禍」等歧視亞裔人的詞語宣之於口。

在1990年代，以反中國移民為目的的「單一民族黨」成立，其領導Pauline Hanson向澳洲人表示，我們正處於「被亞洲人淹沒」的危險中。當時，我們澳洲社會黨組織反對「單一民族黨」，領導學生罷工，參與反對歧視亞洲人的示威。

種族主義一直被用來分化勞動者，轉移澳洲人的視線，將資本主義造成的問題──失業率高企、福利、醫療及教育開支被削減──歸咎於外來人。最近，針對中東人的種族主義也開始冒起，令難民成為受害者。

去年，社會黨組織了3-4,000人的遊行，對抗滋擾穆斯林人的種族主義政黨。香港的親中右翼勢力的立場，與「白人澳洲」政策及澳洲「單一民族黨」的反華種族主義是如出一轍的，實在相當諷刺！他們抹黑香港難民，實際上是與澳洲統治階級的最壞分子站在一起。他們支持澳洲的難民苛政，實際上是反對澳洲及香港的勞動者。

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是國際性的，我們的戰鬥也一定要是國際性的。我們自傲地站在社會主義行動及香港勞動人民的一方，也力挺那些來到澳洲尋求庇護及改善生活的難民。

抗議李梓敬倡議設立難民營　反對種族分化

5月7日，以李梓敬為首的自由黨及遣返難民大聯盟，舉行反難民大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與香港難民聯會到場進行反抗議，反對設立禁閉營，反對種族歧視。

李梓敬倡議設立難民營，是剝奪人身自由、加強警權，以及鼓吹暴力。社會民怨沸騰，梁振英及建製派都受到人民唾棄，唯有製造「假難民」議題轉移視線，並且為立法會選舉造勢。李梓敬此等權貴為了將社會問題歸咎於窮人，而玩弄數字抹黑難民為罪犯。連警方都表示，元朗區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亞裔人所為，而荃灣區去年更只有一宗這樣的劫案。

入境處將酷刑聲請的審批門檻定得極高，九成九申請人士都被拒絕，他們卻抹黑所有被拒絕者都是「假難民」。聲請者審批程序極為緩慢，難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卻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話，沒有難民會想留在香港這個人間地獄，根本不會會如該報所說「賴死唔走」。

不論強迫難民進入焚閉營，還是拘留難民在惡劣環境，都必然涉及施用暴力，加強警權。上周分別有一名伊朗籍及索馬裏籍的難民自焚身亡，因為不滿澳洲政府將他們拘禁在瑙魯共和國的禁閉營，引起國內聲討政府嚴厲的難民政策。

建製派支持設立難民營，另一原因是這盤是有利可圖的生意。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透過離岸公司控製澳洲威信保安公司，而威信則承接澳洲政府不少巨額合約，包括承包造成自焚悲劇的難民營。現在建製派支持在港設難民營，也是為了讓財團開拓多一盤人命生意！

李梓敬之流指控難民「浪費公帑」的政客，但他所屬的自由黨卻支持將公帑用於興建大白象基建工程，浪費數千億的公帑，又反對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八小時工作製這些有利民生的政策。事實上，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高鐵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283年援助！他們的食物援助只有每月1200元，租金援助每月1500元，很多居於豬場雞場改造的非法寮屋，更有難民曾經大火喪生。

香港人不會被自由黨及《東方日報》之流愚弄，必定會與難民團結抗爭，要求政府不分種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種族主義，打倒建製派，打倒梁振英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抹黑難民，反對種族分化
捍衛庇護權利，反對設立禁閉營
港人難民團結抗爭，奪回公共財富，不分種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

【平機會示威】要求解雇東方涉事編輯

5月10日，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多個團體代表，到平機會辦事處示威，要求公正處理《東方日報》侮辱女性的言論。我們認為東方應立即解雇撰寫5月1日「功夫茶」專欄的編輯。社會民主連線、難民聯會、民生議政、香港蕩婦遊行以及新婦女協進會都有代表出席。示威者高呼「譴責東方日報」、「性別歧視可恥」、「解雇涉事編輯」，並將請願信遞交至平機會主席陳章明。社會主義行動於4月30日舉行撐難民大遊行後，《東方日報》翌日於專欄侮辱鄧美晶，寫道：「鄧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萬一遇到南亞假難民要求濕吻甚至有進一步動作，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當然喇，以鄧小姐咁有愛心，對假難民咁仁慈，相信一定會好好配合，可能仲覺得系一種享受添。」。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尋求法律意見，並發起社會抗爭行動，繼續對抗《東方日報》的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言論。

巴拿馬文件：理大校方究竟在隱瞞什麽？

震驚全世界的巴拿馬文件揭露了全球富豪和政客的逃稅避稅醜聞，至少八名中國政府領導層牽涉在內，而香港的郭氏兄弟亦卷入其中。在風波核心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Mossack Fonseca）專門為富豪設立離岸空殼公司來逃避賦稅和國法，其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辦公室，負責占其全球業務三分一的中國及香港顧客。

現在該醜聞越揭越大，連理工大學都被揭發本別在2012及2013年在英屬處女島開設兩家離岸公司，將一個理工大學有份合資的科網公司「新華理大」的股份轉移到海外，而這些交易都一直沒有紀錄在公開的財政帳目上。「新華理大」被指經營困難，有報導指理大後來秘密地將公司股份賣給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涉及金額不詳，資金亦下落不明，但校方至今仍然沒有就此公開解釋或回應。

批準成立離岸公司的，正是時任理大行政副校長、現任創新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在海外成立離岸公司，多是財團或政客隱藏財富、規避賦稅的伎倆。根據《新聞周刊》的報導，全球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財富隱藏在這些避稅天堂之中。據估計世界貧窮國家中企業逃稅的總額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

除了理大，現揭發中大和港大都有在英屬處女島開設離岸公司，而當中港大更開設有五間公司。

理工大學作為一所公立大學，所有師生乃至公眾都是持分者，理應受到公眾民主監督。理大校方秘密開設海外離岸公司，故意不記帳完全是黑箱作業，更不知道有沒有相關人等因此交易而獲得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理大校方立即公開有關離岸公司的狀況與帳目，並且結束有關的公司。
成立公眾民主委員會獨立調查事件，對於涉及利益輸送和黑箱作業的人士予以追究及懲處。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系，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製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采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製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卷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製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製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石硤尾白田購物中心天花倒塌

5月31日晚上七時許，石硤尾白田購物中心二樓電梯位置天花塌下，光管燈箱搖搖欲墜，警察封鎖現場。石屎碎跌至一樓。呼籲各位各位居民請出入小心！

翌日，社會主義行動再到倒塌天花的白田購物中心查看情況。天花倒塌幸好沒有傷及途人，但商鋪負責人均表示非常危險，由於購物中心經常有學生下課後進出上補習班，由下午四時到晚上八時多都會有學生進出商場，昨日沒有傷人是萬幸。

中興洋服的老板周先生表示，昨晚七時多，在鋪內突然聽到巨響，走出店外便看到天花倒塌，支架等壓住電梯，他立即按停電梯，期後消防及警察到場封鎖現場。對面鋪的姜小姐指沒人受傷非常幸運，因為這裏是補習學生上下課經常使用的電梯。他倆均指，惡劣天氣如黑色暴雨、八號風球時商場會水浸。姜小姐指窗戶會滲水，更曾見過雨水由天花滴下。

我們正等待負責商場的法團負責人回覆，並跟進維修事宜。

十二萬五千人參與六四燭光晚會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香港維園再次舉行的燭光晚會，紀念八九年那場為期七周的民主鬥爭，並悼念被中共獨裁血腥殘殺的民眾。

香港享有半自治地位，令其成為全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城市。今年，有12.5萬人參與香港的燭光晚會，再一次凸顯出港人對這個集會和紀念1989民運的重視。

雖然今年晚會的參與人數比起去年 （13.5萬）稍微減少，但港人所發出訊息仍然強烈。香港在經歷了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社會彌漫著一股無助和失意的氣氛，群眾情緒陷入復雜境地。而今年的晚會也在右翼本土派（主張種族主義思想，混雜著香港自治／獨立的修辭）的杯葛壓力下進行，他們的理由主要是認為中國的民主和反一黨專政的鬥爭與香港「無關」，這完全是個反動的立場。

杯葛運動是由本土派控製的學生組織所發起的。他們的舉動未能大幅減少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而自己所獨立舉辦的活動參與人數亦不多，這個結果對於本土派來說是個打擊。

不過，在支聯會和泛民領袖的控製下，維園的六四晚會多年來不斷去政治化，而變得行禮如儀。縱使如此，大批市民仍然參與晚會，反映了香港群眾對中共專政的憤怒，並且希望堅決守護八九民運這個重要的遺產。

工人國際委員會中國及香港（包括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新建立一個民主運動，並強調這個新運動應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有足夠的社會力量和組織力來推翻一黨專政。我們反抗中共及其資本主義政策，並為推動社會主義替代而奮鬥。

上街撐林榮基－－國安滾出香港，打倒中共專政！

銅鑼灣書店被綁架五人之一的林榮基，在被失蹤八個月後首次露面，控訴中共非法綁架書店五人。

林榮基受盡中共威脅下，仍然堅持站出來控訴中共暴行，實在值得敬佩。早前，四名被綁架的書商──李波、呂波、張誌平及林榮基──分別返港向警方銷案，令很多人以為事件已經以諷刺小說《一九八四》的悲劇告終──被迫害者選擇沈默，自己的意識完全被毀，並甘心馴服於當局──豈料林榮基的勇敢作風改寫了結局。

極權者滿口謊言

林榮基的控訴證明了中共在整件事一直撤謊，而建製派至今仍為中共護航而滿口歪理，激起了群眾義憤。林表示被擄人士根本不是「自願返回內地」，而是被中共的「中央專案組」人員擄走。他更表示私下接觸過李波時，對方承認被擄返內地。此外，林被威脅要交出售書紀錄。但他堅稱沒有屈服和出賣讀者。銅鑼灣書店出版揭露中共醜聞及權鬥的禁書，過去一直將書本封面偽裝，寄到中國內地讀者手上。中共顯然要追蹤並打壓購書者。這已造成寒蟬效應，已有其他獨立書店表示會銷毀自己會員的購書紀錄。

國家恐怖主義式迫害

早前，被綁架的三名書商被迫在電視機面前認罪，明顯是中共執導、強迫受害人照稿宣讀。林榮基在記者會透露「認罪影片有導演有臺詞」，證明了將中共的手段形容為國家恐怖主義手段完全不誇張。身處英國的桂民海之女兒，近日拍片上網指自己的父親被綁架，而其父親一直叫她保持沈默，再次證明認罪畫面是編導出來的。

林榮基被綁架的過程同樣駭人聽聞。首先，他表示禁錮他的不是國安、公安、派出所或軍方，而是隸屬「中央專案組」。多名中國研究學者都表示這機構是文革產物，本來用於中共內鬥時整治政敵的工具。他在去年十月回深圳時被11人帶走，其後被迫戴上眼罩乘坐火車13小時到達寧波。他被迫簽字承諾「答允放棄通知家人」及「不聘請律師」，然後被拘禁在一個做足防止自殺措施的小房間內五個多月。

中共跨境犯法綁架引起了港人嘩然，令人憂慮在極權之手的幹預下，發表異見會動輒得咎。而香港政府及警方一直配合內地公安行事，完全沒有保護自己的公民，曝露了梁振英的傀儡嘴臉。林也認為香港警方不是站在市民一方，警方在2014年占領期間「喺金鐘出催淚彈，學生手無寸鐵」。事實上，內地國安在香港秘密行動已不是新鮮事。

目前，林榮基的人身安全令人擔憂。《星島日報》引述寧公安局，稱會適時啟動與香港警方的工作機製，將林榮基引導回大陸接受「法律製裁」。林在內地被指控的「非法經營罪」明顯是政治打壓，再者香港並沒有引導犯人返內地的法例，但沒有可預知中共將如何踐踏法律。

本土派不知所措

剛在六四周年悼念時，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組織反對關註中國民主，因為這是「別國」的事，與香港無關。銅鑼灣書店綁架案一再反證他們的謬論，中共消滅異見的爪牙已經遍及國際，桂民海就是在泰國這個獨立國體被逮捕的。近月在緬甸和寮國也有發生類似事件，在肯亞更有臺灣公民被帶回中國！可見，香港人面對中共爪牙不能獨善其身，而采取無視中共這種鴕鳥政策，只會坐以待斃。標榜捍衛「港人利益」的本土派正在面對兩難，不知如何定性今次事件，是別國事件？還是關乎本土利益？很明顯這是假命題！香港民主鬥爭需要與中國的群眾鬥爭連結在一起，共同以推翻中共極權資本主義為目標，才能徹底勝利。

同時，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泛民領袖有從今次綁架案得出必要的結論嗎？泛民正確的指責中共政府的做法是流氓行徑，但只在質疑政府有無守法。中港兩地的民主運動不應旨在教育中共「文明倫理」，而應動員群眾鬥爭以推翻中共為目標。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　打倒中共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釋放桂民海，並停止政治迫害銅鑼灣書店五人，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為了製止跨境違法事件再發生，我們主張由群眾委員會的代表獨立調查綁架案，研究內地國安機構在港違法行動的情況，並驅逐所有中共國安出港。

病房緊絀　何不用特權？

本港在人口老化和疫癥隱患的雙重壓力下，公共醫療系統早已不敷應用，基層民眾每每聽聞甚或親歷久候「輪街癥」或「等上房」之困境，長期病患的治療排期時間更是以年計。此外，醫護人員亦面對極其沈重的工作壓力。兩項因素造成現今本地公共醫療系統效率低下，醫護人員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環境，病人亦得不到充分的治療救護。

只是，最近的消息顯示出，有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加平等」。建製派大佬之一的民建聯譚耀宗被揭發獲安排在伊利莎伯醫院打尖插隊，獲優先安排進行割除瘜肉手術。此項手術對於我等基層民眾而言，最快也要輪候31星期，即超過半年，而新界東醫院聯網的病患輪候時間更長達104星期，足足兩年！

幾乎同一時間，另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亦被揭其妻準備分娩之時安排以一般病床的價錢（每日一百元）入住獨立病房並被指其主動指定醫生照料。與之相比，一般產婦面對因不斷削減醫療開支而緊張的分娩床位甚至不得不在醫院走廊過道產子。因為香港醫療系統已經陷入崩潰，公立急癥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平均達到118%，其中六間醫院更逾120%。

另一邊廂，在一系列醫療特權消息此起彼落之時，一位元朗的裝修工人工作其間發生意外事故，工地圍欄鐵枝穿臂而過，畫面駭目驚心，但最後竟於屯門醫院等候36小時方能進行手術將鐵枝取出，等候其間只得到抗生素和止痛藥，其痛苦可想而知。

由此可見，為政府搖旗吶喊的建製派議員們享盡經濟與社會特權，就不難明白為何他們支持政府一而再地削減醫療支出—那怕全香港只剩一個醫生一張病床，他們及與之雞犬升天的一家老少都能獲得最優先的照料，為此承受惡果的，就是我們這些「沒那麼平等」的民眾。

醫療資源已經嚴重不足，但梁振英卻要削減多2.5億醫療開支。2013/14年度，醫管局各聯網共有註冊醫生5,365名，以其時全港人口計，即每1,000名市民有0.7名公立醫院醫生。比例少於英國丶新加坡和美國的3.7名（2013年）丶2.8名（2013年）及3.2名（2011年），亦遜於大部分經濟合作組織（OECD）成員。根據國際標準，護士對病人比例為1比6，但香港的比例已高達1比12，夜更護士平均更要照顧23名病人。

難怪2011年度至2015年度期間，公立醫院整體次緊急和非緊急病人輪候急癥室的平均時間不斷增加約半小時。次緊急病人平均輪候時間5年間增加逾31分鐘，由2011年度76分鐘增至2015年度107分鐘；非緊急病人輪候時間亦增加近27分鐘，由2011年度103分鐘增至130分鐘。

在貧富懸殊的香港，大多數病人都只能光顧公立醫院，但醫療資源卻集中在私立醫院之上。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聘用本地約六成的醫護人員，但他們需要照顧近九成病人；私營醫療系統雇用餘下的四成醫護人員，卻只需照顧約一成市民。而政府推動醫療產業化，只會令更多公院醫護人員流失至私院，公院資源進一步萎縮。大部分窮人還是光顧不起，只能等死！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反特權！公共資源公平享用
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增聘醫護人員
取消外判製度，直接聘用全體醫護人員
醫療全面公營，停止私有化
削減高官及議員薪金至普通工人水平

香港蝸居夢何時了？

最近「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通過九月起加租一成，影響全港七十多萬公共住戶。

為表達租金上漲的聲音，「基層住屋大聯盟」於7月10日早上的10時發起大遊行，約 60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檢討拖延12年未曾修改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恢復租金管製等訴求。隊伍呼喊著「無處容身、越住越貴」、「反對剝削住屋權、爭取檢討保家園」、「立即上公屋、租金要管製」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沿途訪問了4位基層住屋人士，了解一下他們的住屋及生活狀況。

現年66歲的江先生是一名退休人士，他現在以每月$5,500 租住西區一個100平方呎的㓥房單位。江先生退休前是任職保安工作的，他稱現時無穩定收入，只能靠積蓄、生果金和打散工過活。「租金占我生活費4成，而租金每年都加二、三百元，實在很難負擔。」江先生稱10年前租金只是$2,000多，自己又因為膝蓋骨老化走路也很困難，他已在1年前申請單身人士公屋分配，但對何時能上樓感到遙遙無期。他認為如果能落實租金管製，是有效並可以令他不用再「捱貴租」的。

遊行上遇到從中國大陸來港兩年的陳小姐，攜著兩幼子遊行的她今年30歲，租住的是西環一個只有80平方呎的㓥房。陳小姐說︰「房間細小，沒有廚房，只能將煮食電磁爐放在洗手盆上。租金一年加一次，最近更由$6,300 加至$6,700。」陳小姐稱來港兩個月後，居於香港的丈夫突然離世，令她頓失經濟支柱，對前路感到仿惶無助。每月的夥食費、水電費及上學開支每月起碼需要$4,300。「我最擔心是我的小孩子，他們年幼我一定要負責照顧他們，這令我不能上班工作，現在只能靠我的積蓄過活。我住的㓥房是一屋再㓥開4戶的，環境擠迫，隔壁住戶曾發生暴力事件，令我倍感擔心。」「我最希望就是可以盡快上公屋、實施租金管際，如果有托兒服務就可以減輕我的負擔，但托兒服務也需要約$1,000，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經濟能力。」

任職地盤的曾先生是租住深水埗的一名㓥房戶，月租連水電費需要$6,000，這小小的100呎空間住了一家三口。「我已申請上公屋達4年但仍未有消息。」租金占他每月3成多的收入，這顯然與政府所說只占1成有很大距離。曾先生更表示租金高昂下他的每月也花盡所有收入，無法儲蓄。曾先生的訴求是立即上公屋和恢復租務管製。

遊行上，一位中年女士接受訪問，她以月租$3,500 租住觀塘一個不足100呎的㓥房，而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居住用途的違法「㓥房」單位。她表示原本住的單位，因為加租$500，令她迫於無奈遷到偏遠的新居所。這名女士是一名領取綜援的單親媽媽，育有一名11歲患有過度活躍癥的小孩。居住地方狹小令她照顧小孩十分吃力，又不能尋找工作。「我認為這居住地方實在太小，連我的小朋友也這麽認為。」「我的小朋友今年升中了，我們都希望可以上公屋，除了地方較大外，也因為公屋有合資格的防火措施，令我若然去工作，也可較安心讓小朋友獨自在家，現在我住的㓥房沒有安全可言，令我不能離開我的小朋友。」綜援的幫補下，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但這只足夠她家中如水、電、夥食等開支。

跨國企業L』Oreal向中共叩頭

法國化妝品公司Lancôme原本計劃與香港民主派歌手何韻詩合作舉行演唱會。但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狠批Lancôme「支持港獨藝人」後，該公司宣布與何韻詩割席，更以「安全因素」為藉口，取消她有份出席的音樂會。事件激起群眾公憤，牽起聲討Lancôme的浪潮。

對於跨國企業來說，利潤先於民主人權，為了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只會屈服於人民幣之下。中國市場排行Lancome母公司 L』Oreal收入的第二位，僅次於美國。2015年L』Oreal總營業額為243億歐羅，其中亞太市場占55億歐羅，近 23%，是相當重要的市場。

何韻詩曾經參與雨傘運動，中共顯然就此作出打壓。中共控製國家市場龐大，可以審查世界各地藝人的言論，阻止不聽話的藝人演出，從而控製國際社會的輿論。早前，韓國女子團隊的臺灣成員周子瑜因在電視上公開表示自己是臺灣人，由於受到經紀公司JYP的壓力，她被迫在鏡頭面前公開道歉認錯。香港九成九藝人在壓力下早已噤若寒蟬，當年聲援八九民運的熱情已化為煙火，剩下人民幣的銅臭。但中共愈強硬審查，愈顯得其財大氣粗，受到全球民眾憎惡。

殺人企業

L』Oreal屬於雀巢公司旗下企業。如果中共是殺人政權，雀巢公司也絕對是一間殺人企業。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丶虐待與強製勞動。在落後國家，雀巢為了鎮壓工人運動，一直雇用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菲律賓雀巢工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

今次事件反映中共政權愈來愈大力操控新聞媒體及演藝事業，不但靠官媒控製輿論，也愈來愈與私營媒體及企業勾結起來，在香港丶臺灣乃至全球皆是如此。可見，僅僅打碎黨國官媒是不夠的，也要打破私營財團對藝術及媒體的操控，才會有真正的表達自由。

鄧美晶上庭自辯：抗議港鐵無理檢控

7月13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到屯門法院自辯。事由她被控告攜帶大型行李及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兩項控罪，最高可被判監半年。當時正值港鐵突然收緊大型行李管製，有乘客攜帶的古箏、桌球棍等用品都被阻止，激起大批市民到港鐵站抗議。鄧美晶就是這次政治旋渦的受害者之一。

鄧美晶於去年9月25日雨傘落區期間，攜帶旗桿乘搭港鐵至九龍塘站時被港鐵職員阻攔，表示「不能攜帶超過130cm的行李」（相中旗桿）。法庭傳票上指鄧的物品「會有對人造成傷害，或對鐵路財物造成損壞的危險，或對使用鐵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認為指控不合理。

港鐵動用八人的律師團隊控告鄧美晶，包括一名姓張之大律師，就是為了控告一個沒有錢聘用律師的普通市民。年賺百億，年年加價，維修服務外判而事故頻生，又被發現在知情下購入次貨列車。賺錢後並不用於回饋市民，而是用於欺壓乘客。政府擁有港鐵76%股權，所以這筆錢好一部分是公帑！

由於控方證人全是港鐵員工，加上港鐵表示當日事發時閉路電視片段已被銷毀，所以鄧美晶合理懷疑證據不中立，要求傳召其他證人上庭。鄧美晶表示，當日港鐵職員並沒有出示委任證及表明身分，因此她拒絕向其出示身分證，並在警察到場後才向警員出示身分證。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撤銷對鄧美晶的控罪
捍衛乘客私隱權，港鐵無權截查身分證
增設大型行李車廂，放寬對有需要乘客的行李管製

南海沖突：海牙裁決對中國不利

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對南海仲裁案做出裁決。該裁決十分有利於提起仲裁的菲律賓。盡管仲裁庭沒有執行權，而且中國當局抵製仲裁，並事先聲明它將無視仲裁結果，事件仍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外交沖擊。

這份長達500頁的裁決書涉及許多問題，但其核心在於判定中國的領土要求——也就是所謂的「九段線」——沒有法律基礎，而且中國在爭議海域侵犯了菲律賓的領海主權。仲裁庭認為中國對爭議群島和海域的歷史性要求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中國是簽約國之一。

盡管目前難以預計各個敵對力量的具體反應，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仲裁結果一定會對東亞局勢和中美關系造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在此闡述他的觀點。

仲裁結果意味著什麼？

仲裁結果當然沒有解決任何沖突。近幾年來，這場沖突變得更加嚴重，也更加軍事化。該地區有引發軍事對抗乃至戰爭的潛在可能，雖然短期內還不會發展至這局面。這份裁決火上澆油。唯一真正有理由慶祝這個裁決的是軍火出口商和希望獲得更多預算的軍方首腦。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聯合國及其公約從來不抱任何希望。聯合國從來沒有成功解決過任何重大危機或者武裝沖突，甚至使之惡化。這份裁決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會給所有敵對勢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南海是海洋上的巴爾幹。沿岸國家提出相互重疊並且激烈沖突的領土要求，它們單方面的行動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反應；沖突方有很多，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

中國會怎麼做？

這是現階段最難估計的事情之一。甚至難以估計中共高層是否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因為可能連習近平一夥人都對裁決的嚴厲程度感到震驚。盡管北京當局聲稱裁決毫無意義，但是它使中國在外交上更加孤立並給中國的對手——主要是菲律賓，但也會包括其他國家——予以巨大的外交和宣傳支持。這次毫無疑問的公關勝利能夠幫助美國帝國主義的「再平衡」戰略，讓它在東亞重新獲得軍事和經濟主動權。但是這場「勝利」也可能給它們造成反沖。

用「勃然大怒」來形容北京當局的反應，或許還是保守的說法。盡管中國選擇無視，但裁決結果還是給了中國一個大大的耳光，一次羞辱。這可能削弱習近平的力量，並給激烈的中共權鬥帶來各種無法預見的影響。甚至連一些北京當局的批評者都對壓倒性的裁決感到驚訝。許多人都預計裁決固然會對中國不利，但以為它會在雙方之間做一些平衡或者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間。但是結果仲裁庭完全否定了北京當局的要求。一位評論員說，這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引發（短暫的）國際製裁後，中國政府所遭遇的最嚴重的外交挫折。《經濟學人》也認為裁決會加劇緊張局勢。它稱之為「迄今為止中國在挑戰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的過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這份裁決會對中國的國內政治造成怎樣的影響？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習近平有可能被視為一個軟弱的丶優柔寡斷的領導人，使四年來樹立的「強人形象」毀於一旦。「強人形象」對於他調整經濟和改組上層權力的計劃至關重要。習近平煽動起民族主義，現在可能會反過來受製於自己的「偉大祖國」宣傳。

砸爛蘋果手機和呼籲抵製蘋果產品（由中國工廠生產的！）的帖子於中國社交網絡瘋傳。習近平不希望街上出現抗議；前任領導人有時默許示威（比如2012年的反日遊行）從而讓群眾發泄怒氣，相比之下習近平有著更強的「控製欲」。如果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開始出現示威抗議，那只能說明中共政權陷入危急局面，上層危機正在激化。[在本文首次刊登後，在杭洲和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肯德基快餐店後出現了小型抗議，但很快被當局停止。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的共青團對抗議予以一定支持，可見中共政權內部緊張對立。]

所以，很明顯，仲裁結果會在中國國內造成重大影響。它向習近平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他一夥人做出反應。在香港，如果中共獨裁政權被視為無力應對南海局勢的「紙老虎」，在青年之間強烈的反政府和反華情緒就會獲得新的動力。西藏丶新疆和其他強烈抵觸北京統治的地區也面臨相同的情況。

仲裁庭將太平島降級為太平礁，使臺灣無法對周圍海域擁有主權。對於民進黨政府下的臺灣來說，裁決可能造成的影響更加復雜，因為作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對南海也有著類似於中國的歷史性要求。仲裁結果同樣削弱了臺灣的領土要求，並使新任總統蔡英文陷入窘境。如果回應不夠有力，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批評她親美或親日而沒有對臺灣自身的利益給予充分支持。仲裁結果公布後，蔡英文立即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被迫前往臺灣控製的太平島重申主權。但是蔡英文也不敢采取任何可能破壞臺美和臺日關系的行動。

仲裁結果會對該地區造成怎樣的影響？

目前我們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為許多問題都取決於美國如何行動，包括它會否設法執行裁決的話，例如增加在爭議海域的海軍行動——這會是對中國的公然挑釁。局勢非常不穩定，而且可能爆發激烈對抗，因為每一方的國內政局和危機（美國即將舉行總統選舉）都會影響它們在沖突中的行動。

此前中國威脅說可能在南海上空設立防空識別區（ADIZ），這會使局勢升級並迫使美國做出回應。中國還威脅要在黃巖島上建設飛機跑道丶港口和軍事設施。這是美國的一條特別「紅線」，因為這將把中國軍隊和菲律賓美軍基地的距離縮小到只有幾百公裏。兩種做法都會加劇沖突升級的風險，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預料後果。

也可能中國會策略性地轉移註意力，增加在東海與日本有爭議的海域的行動。剛剛贏得國會上院選舉的日本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安倍晉三，正打算繼續推進他的日本再軍事化計劃。習近平可能對日本采取更強硬的態度，從而掩飾在南海的軟弱。但是這種方案也包含巨大的風險。

菲律賓政府會利用裁決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但事實上新任總統杜特爾特希望和中國達成協議，至少也要緩解緊張局勢，並啟動更大規模的經濟合作。南海仲裁案的發起者是杜特爾特的前任阿基諾三世。阿基諾三世的親美色彩較為明顯。美國不希望杜特爾特和北京當局走得太近，而美國和菲律賓的親美政客可能利用裁決從中做梗。

我們能肯定的是，這份裁決絲毫不能緩解緊張局勢，只能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沒有「厘清」爭議，而是加劇了武裝沖突或者小規模戰鬥的風險。對於中國丶菲律賓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群眾來說，這完全是一個壞消息；民族主義政客和戰爭販子有更多的藉口把公共資金用於軍事支出，並煽動軍國主義情緒從而把人們的怒火從不景氣的國內經濟上轉移開。

社會主義者一直解釋說，像聯合國這樣的資產階級國際機構無論如何也發揮不了進步作用。沒有哪一個參與這場沖突的腐敗的統治精英給出了解決方案；他們全都是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敵人。我們支持國際團結，並認為現在迫切需要在東亞各國建立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這樣的政黨會反對資本主義和緊縮政策，對抗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100名救生員再次發起罷工

今日早上11時半，約100名救生員響應香港拯溺員工會號召，聚集沙田康文署總部發起罷工行動。救生員指康文署的編製問題令人手長期不足丶職系方面的訴求亦一直沒有解決，故救生員再次發起抗爭行動。上月初工會進行了「野貓式罷工」行動，但是康文署拒絕回應之餘反而更加大打壓，表示會撕毀有關罷工的字條，並會向工會收回有關的行政費用，可見康文署的嘴臉如何惡心。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救生員罷工的抗爭，並在罷工現場訪問了救生員黃先生，他有力地吐出罷工的理由。

「我已經入行 7 － 8 年了，最大令我參加罷工的原因是救生員人手嚴重不足，而我們仍然是屬於「技工」的職系，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的。首先，在香港要成為救生員先要考獲 12個章，由急救丶銅章丶沙灘救生章丶至泳池救生章等等…沒有新人會願意花那麼多時間丶金錢去考取那麼多的專業資格，而且在政府眼裏，我們居然只是「技工」的職系，這點會令新人失去入職意欲，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們也一直對此感到不受尊重。我們起薪點是$14,000，續年遞升至$18,000，但救護員起薪點已是$18,000了。」

「現在康文署對人手不足的回應其實是在「砌數字」，因為它只公布增加入行的名額，但沒有公布實際聘請了的數字。人手不足明顯是康文署造成的，公共泳池的編製慣例是有一定的全職救生員數目去負責夏天和冬天的泳池泳灘服務，而夏天服務需求較高所以需要聘請兼職人員，但是隨著越來越多泳池會提供暖水服務，令冬天變得需要兼職的需求上升，但是政府最不願意改動製度，這最終令我們工作疲於奔命，泳池沒有足夠救生員，最終受害的就是巿民大眾。」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增加救生員人手
滿足救生員的職系訴求
民主管理康文署丶以製訂各項考核等事務

香港社會主義者於比利時機場遭警察粗暴對待

比利時「左翼學生行動」現正於魯汶市舉辦國際夏令學習營。來自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雲集當地，參加這項為期一個星期的活動，進行政治討論、教育和經驗交流。當中獲邀參加的一名香港代表林子龍（Jaco），活躍於中港民主運動，在布魯塞爾機場入境之時遭受到無理而粗暴的扣查。而他所攜帶的政治宣傳品，包括T恤、USB手指等亦被海關沒收。當林詢問有關方面的依據的時候，更被警方再一輪粗暴對待，包括全身搜查。

我們就事件訪問林子龍。

「我從香港出發，經伊斯坦布爾到達這裏，參加左翼學生行動的夏令營。在布魯塞爾機場，海關攔截我並要求我打開行李。他們搜出行李中印有『socialistworld.net』的T恤，還有刻有馬克思語錄的USB手指。他們指控我攜帶這些物件去進行商業行為。而作為一名政治活躍分子，我只是參加一場政治會議，並與其他朋友交換這些政治宣傳品。

「由於我問了太多問題，他們召喚了警察。警員隨即要求了我交出電話，我嘗試關掉手機，他們就說我在『反抗』。他們也就更粗暴地把我扣上手銬，並帶我到另一間房間，要求我脫掉衣服作全身搜查。」

「之後他們詳細審問我所屬的組織，及其政治思想。不過我帶來的社會主義T恤和馬克思USB手指都已經顯示了我的政治立場。警察懷疑我屬於極端組織，我則解釋我曾活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而看來他們覺得這樣也有問題。警察說這並不關於民主權利，而是有關非法行商。他們說如果我不同意的話，我要回去香港。」

「他們總共扣留了我兩小時，並斷絕了我跟我比利時同誌的聯絡。雖然我不斷要求，他們依然沒有向我發出官方文件。最後他們要我簽署一份文件，而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究竟是寫的是法語還是荷蘭語。他們說我要贖回那些被沒收的物件，需要繳付超過500歐元的稅款。就只是30件T恤和多個USB手指，這個稅款甚至比物件原本的價值還要高，完全是不合理！」

「比利時與中共專製之間的經濟利益顯然影響到民主權利。比利時當局不但沒有向中國施壓保護人權，他們更學習了中方打壓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手段。我當然希望可以取回所有物品，來跟其他參加夏令營的同誌和朋友們分享。而比利時當局也應該為他們的政治打壓暴行道歉。」

政治篩選不斷　立會選舉淪為鬧劇

九月四日是香港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日，但今屆與過去不同，隨著社會反對政府情緒日益高漲，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確認書」，並聲明擁護「基本法」及「一國兩製」。至今已經有至少六名候選人因被指不擁護基本法而遭取消參選資格，包括於二月立法會補選時奪得超過六萬票的梁天琦。這是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首次有立會候選人因為政治立場原因被褫奪參選資格，是公然的政治審查行為。社會主義者雖然不支持極右民粹派，但對政治篩選表示強烈抗議。

專製政權利用政治篩選來打壓本土派，反而會讓他們得到更多同情。香港民族黨這個被傳媒嘲諷為「一人黨」的組織，在事件後號召了數千市民於金鐘集會，證明了梁振英就是港獨最有力的鼓吹者。

今次政府引用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指責候選人支持港獨而不擁護基本法。但對梁振英來說最重要不是要阻止本土派當選，而是開一個先例，日後讓政府更大力操控議會選舉。

政府未來可以依樣畫葫蘆指所有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國安法）的人不能夠參選。實際上，基本法是一部由中共與港英資本家製訂的憲法，而且十分傾斜於資本家，例如基本法內就明文香港必須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第五條），政府財政需要維持低稅率政策（一百零八條），而立法會議員又不能夠提出任何增加公帑運用的議案（七十四條），雨傘占領所反對的特首假普選也是基本法所規定的（四十五條）。社會主義者反對上述所有的基本法條文，根據政府的邏輯，可能一樣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社會主義者並不支持「本土派」，尤其是他們一些排外、反基層勞動者的主張，譬如反對全民退保、反對租金管製等。但是，專製當局由上而下的政治篩選只是為了進一步操控選舉，令立法會最終淪為橡皮圖章，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統獨自決問題乃一地人民的民主權利，如果大多數港人認為有獨立的需要，社會主義者予以支持，並將之連結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立法會選舉的政治審查使當局撕掉謹余的民主面紗，更證明了中共專製一天存在，香港要實現民主是難過登天，獨立亦然！不幸的是，無論是泛民主派對中國民運只是表達口頭支持，而本土派更是反對中國民主，兩者都不會爭得真正的民主或自決權。現在的當務之急，勞動者和受壓迫的大眾要組織起來，反抗作為資本和中共傀儡的香港政府，並且連結中國的工人民主鬥爭，推翻中共暴政。

澳洲：難民待遇不如畜牲

《英國衛報》披露了超過兩千多份的報告，揭發澳洲的私營離岸難民營，特別是位於太平洋上島國瑙魯共和國的難民營，存在虐待難民的極端狀況。正當香港右翼建製派鼓吹澳洲模式的難民營時，此報告作出了斬釘截鐵的回應。

事件極其嚴重，且牽涉廣泛層面：難民遭襲擊、難民兒童遭虐待、年輕女性遭性暴力和性虐待、自殘、自殺和試圖自殺，以及生活條件惡劣。除此之外，他們被剝奪了醫療的權利，上廁所的次數受限製，蟑螂等害蟲在住處滋生。

尤其是難民兒童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衛報》披露大約51.3%暴力、虐待等事件是針對兒童的，包括被警衛毆打面部，以及提供性服務換取數分鐘的淋浴時間。

2014年9月，在其中一個難民營裏的教師指出，有一名年輕女性難民要求淋浴時間由兩分鐘增加至四分鐘。報告指：「在以性服務為交換條件下，她的請求被接納了。對方是一名男警衛。她沒有說最後有沒有發生性行為。警衛想觀看男或女洗澡。」

兒童精神備受創傷，還要面對更悲慘的情況。一名女童把自己雙唇縫上以示抗議，受到了警衛們的無情嘲笑。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情報是由難民營裏的雇員自己提供的，當中包括教師、警衛、醫護人員、行政管理或者其他工作人員。超過100名難民營的現任或前任工作人員，最近發動了一場抗議，要求將難民遷離營地，因為兒童的生命已被「摧毀」。

從悲劇中收割利潤

這些離岸難民營由澳洲承包給私人公司Broad Spectrum及其分包商威信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營運。公司宣稱已經改善了難民營的條件，提高了難民的生活質素，但事實卻剛好相反。較早前的報道揭露，難民營充斥著欺淩，設施簡陋，並且曾發生多宗自殺案，自殘行為亦相當普遍。很多難民被關押多年，造成極為嚴重的心理疾病。

香港種族主義政客葉劉淑儀、梁美芬之流所倡議的，就是這種不人道的離岸禁閉營。建製派政客打著「反對假難民」的選舉議題，用以掩飾他們的親財團、親專製立場。

在澳洲，難民營每年花費納稅人大約七十億港幣，就像香港的私營公司靠取得政府合同營運公共服務，成本往往由公帑埋單。

澳洲政府一直竭力掩藏難民營的實況，這些流出的消息嚴重打擊了政府。政府宣稱，消息屬於「無法確信的報告、陳述和宣稱，而不具有真實性」。然而，面對愈來愈廣泛的批評，這不過是笨拙的說法。但單單口頭批判是不足夠的。

全球充斥著不人道的難民政策，社會主義行動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結束這種暴政而鬥爭。無論是資源短缺還是恐怖主義，資本主義造成的大量災害，但責任卻被嫁禍到難民身上。建製派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和反難民宣傳，合理化其加劇貧富懸殊的政策。當今發生了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之失敗，是因為這製度造成不停的戰爭和侵略，是因為跨國企業不惜任何代價追求利潤。

為了對抗這一切，必須建立一場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團結運動，為所有被壓迫的群體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立法會選舉：選民踴躍投票　抵抗中聯辦選舉機器

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果出爐。今屆被視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重要的一場選舉。雖然選舉成績結果錯綜復雜，但總的來說建製派受到了挫敗。梁振英未能剝奪反對派的否決權，也未能削減反對派（尤其是拉布派的議員），而且讓自決派及本土派這一不穩定因素進入議會。下屆立法會將會更難被政府控製，他的選舉攻勢可謂全盤失敗。梁振英將更不受傳統資產階級的信任，連任將會受到來更大來自社會乃至資本家的阻力。

最終投票率高達58%，打破了香港選舉史的紀錄。在投票日晚上多個票站大排長龍，不少選民等待至淩晨才能入場投票。梁振英在選舉前多次向民主權利宣戰，先有篩選「港獨」候選人，再禁止校園討論港獨，加上投票當日建製派各種種手法，反倒激起選民的投票意欲。

反對派（包括泛民、自決派及本土派）共獲得19席直選議席，建製派則獲得16席。政局愈來愈動蕩，舊政團紛紛出現分裂和危機，而新勢力也往往內部不穩、曇花一現。上屆的「激進票」（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共26萬張，今屆增加至接近51萬張（計算激進泛民、本土派及自決派）。溫和泛民方面，雖然民主黨和公民黨在直選保住了每區一席，但工黨的直選議席由三席減至一席，而民協失去全部議席，陷入滅黨危機。

自決派及本土派的選票加起來有約19%，成為了立法會內一股新勢力。但這股勢力的內部矛盾卻是各陣營中最尖銳的。極右的本土派雖然獲得了三席（約10%選票），但熱普城聯盟的「教主」黃毓民落選，對他們帶來了一擊重挫。本土派進入議會後，將不能像以往單靠批評泛民獲得支持，其右翼的投票取向會曝露於民眾面前。此外，在投票前的一星期，本土派內部出現互相攻擊，可見其內部極不穩定。這些都是本土派將會受到的現實考驗。

現在還不能排除當局會取消本土派的當選資格，當然這做法會引起激烈反對。正因為梁振英不斷攻擊本土派而令他們坐大，所以愈來愈多人相信：政府剝奪六名本土派候選人的資格，是為了讓其余入局的本土派參選人得到社會同情，以利用他們來分薄泛民主派的選票。

代表「自決派」的新界西朱凱迪、九龍西劉小麗及香港島羅冠聰成功當選。三張新面孔進入立法會，代表著香港人求變心態。三名候選人都靠突出「單一議題」勝出，卻避開提出完整政綱這一被視為「過時」的做法。此外，三人都沒有成形的組織，比以往的激進派更強調個人色彩。他們都迎合了普遍選民在雨傘運動後的抗拒政黨、偏好所謂「政治素人」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在選舉中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候選人，並集中於新界東為梁國雄（長毛）拉票。長毛連任為重建民主鬥爭邁前一步。當今動蕩的政局更突顯出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需要，以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結在一起，從而擴建公共服務、解決住屋及就業問題。

香港立法會選舉改寫政治版圖

立法會選舉於9月4日舉行，今屆被視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重要的選舉。選民改寫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並狠狠教訓了政府一頓。即使梁振英故作鎮定，選舉結果造成的沖擊是不容小覷的。反對派保守了70席的27席，因此梁振英和建製派無法奪走其否決權，全面控製立法會。去年，反對派運用立法會否決權擋下政府的假普選方案，因此梁振英政府與中共政權一直想除去這顆眼中釘。

建製派的得票率從2012大選的44.1%跌至40.3%，這些數據不能比照其他國家選舉的讀法：因為香港並非民主社會；立法會基本上是跛腳鴨，僅有一半席次為直選，所以建製派必然取得多數議席。在有利的條件下，他們今次贏得的席次並不夠多。

立法會選舉本身就充斥操控與扭曲：服膺於財團利益的「功能組別」，由裙帶利益網絡組成的配票機器，但建製派仍是慘淡收場。正在尋求連任特首的梁振英，面對今次強差人意的選舉成績，將會成為被怪責的主要對象，本已犯眾憎的他再次受到沖擊。

今次投票率為58%，比2012年高了5%，是90年代立法會直選開始以來的最高。由於選民害怕反對派選舉失利，在最後時間湧到票站投票，最後高投票率粉碎了親政府陣營精心布陣的選舉機器。按規定投票應於10點半結束，然而許多選區在最後一小時湧現人龍，部份票站被迫開放至清晨2點。

除了建製派未能褫奪反對派的否決權之外，由於梁振英打擊民主的惡行，製造了政治兩極化及民怨沸騰，反對派相對穩定的格局已經一去不返，而變得更為動蕩不穩、碎片化和不可預測。

新興反對勢力在選舉中崛起，在建製派與傳統泛民之外，出現了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社運年輕人。各個新人並非同一陣營，而是屬於從極右派到自由派左翼的各種派別。新面孔包括三名反移民的右翼本土派，以及三名自稱為「自決派」的激進社運人士。但他們有個共通點：被視為更加激進勇武、挑戰中共專政及傀儡港府的新選擇。

「溫和派」人氣銳減

選舉結果反映了傳統「溫和派」的徹底幻滅。前年的雨傘運動未能取得北京的絲毫讓步，最後在失望與挫折中落幕，成為了其中一個轉捩點。

工國委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與中國支部一直解釋過：民主鬥爭若果不力圖打破資本主義製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專政與壟斷資本主義共同統治香港，我們需要一場民主革命，但只能搭配社會主義政策來破除這個製度。資產階級泛民相信民主與專製能夠在一國內並存，但所有歷史都反證了這一點，其中一方必須垮下來！

曾經在反對派占壟斷地位的傳統泛民，如今在立法會卻僅剩11個直選席次，而「激進派」各方則共占8席。多名泛民資深議員沒有連任，民協和新民主同盟被逐出立法會。工黨則從上屆的3席直選議席變成1席。在雨傘運動後，有溫和派人士組成兩個「中間派」新組織，希望讓與中共協商的路線復活，但選舉成績卻不盡理想，沒有拿到任何議席。 據《南華早報》所述：這個現象「再次證明在急速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溫和派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

鎮壓加劇

因此，選舉成績表明群眾強烈抗拒北京的政治幹預，並尋找更具戰鬥性的新反製策略。今年發生的種種事件，令人們更擔憂中共逐漸剝奪香港的自治權及有限的民主自由：諸如五名銅鑼灣書商遭綁架，並囚禁於中國；警察暴力引發了一場暴動，為五十年來首次；港獨派的梁天琦在暴動後的補選獲得6萬6千票等等。

立法會選舉開跑時，包括梁天琦在內的6名本土派人士遭禁止參選，理由是主張港獨有違香港基本法的第一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2月的暴動後，我們曾說梁振英成為了本土派在補選中的助選經理。他越大力攻擊本土派，他們的聲望與曝光度反而越高。

梁振英在九月選舉對本土派的攻擊變本加厲，讓他們的候選人獲得23萬7千票（11%），並首度進入立法會。政府封殺獨派參選人，被視為對民主權利的嚴重打擊，因而引起了強烈的政治反彈。事件成為了本土派當選的關鍵因素。

激進勢力總共獲得了超過56萬7千票（25%），超過上屆選舉的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加起來的激進票（26萬）的兩倍。傳統泛民則獲62萬5,600票（27%）。親政府的陣營獲得87萬1,016票（40.2%），而獨立候選人（建製派占多）則獲10萬3,334票（4.8%）。

這對中共專製政權而言是慘痛的教訓：它的強硬態度反而為上次選舉時幾乎不成氣候的政治勢力奠定了群眾基礎。

「激進派」奪得25%選票：

本土派奪三席，237,959票（11.1%）

民主自決派奪三席，173,122票（7.86%）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聯盟奪兩席，156,019票（7.2%）

*人社聯盟有時被歸類為泛民。

反政府陣營的版圖全面改變，是梁振英乃至北京倒行逆施的證據。一些在上屆選舉還沒出現的勢力，在今屆獲得廣泛支持，是政府強硬專製統治的結果。

立法會的反對派新人座落於整個政治光譜，屬於「一人黨」人士或「無黨派」人士。其中3人是右翼「本土派」；另外3人的立場很不同，分別是一名自由派、一名環保分子及一名社民派。他們都主張「民主自決」，刻意地含糊其辭，但他們不主張反對外來移民，而且會被本土派攻擊為「左膠」。在雨傘運動失敗後，政治版圖變遷的過程十分錯綜復雜，而且充滿矛盾，原因是缺乏具影響力的真正左翼替代選項，以及欠缺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

本土派得勢，然後呢？

本土派方面，青年新政及熱血公民派出兩條對立的名單參選，結果分別奪得2席和1席。但本土派雖然成功當選，不代表他們主張的反移民右翼立場具備堅實的群眾支持，也不代表本土派會出現更有凝聚力的組織或政黨。本土派會繼續作為一股具網上動員力的潮流，而非穩固的群眾運動。

特別在年輕世代廣為傳播的仇恨內地人情緒，無疑是本土派獲得支持的一大元素，然而另有兩個元素更加重要。首先是港獨支持度升溫，盡管大部分本土派都不是明確主張港獨，又例如經常不加解釋地使用自治及自決等詞語，故意把議題模糊化，但他們目前仍對港獨握有壟斷權。第二則是本土派虛有其表的激進形象。

三名本土派議員進入立法會後，將會面對公眾壓力，要表現得更為與別不同、更為勇於對抗政府。目前看來他們沒有什麽好方法。青政候任立法會議員被問到會如何抵抗政府時，表示他們會拉布拖延政府的法案，而新界東的梁頌恒則表示會占領立法會主席位。

這兩招都不是什麽新策略，社民連梁國雄（長毛）等人已經用過。除非有大型民主運動在立法會外配合，這種策略的效果都非常有限。本土派雖然成功當選，但沒法提出一個鬥爭的綱領及方法，而他們的種族主義立場會成為建設運動的嚴重障礙。

港獨禁忌被打破

最近民調顯示，超過六分之一的香港人支持獨立，年輕受訪者的數字更上升至40%。不到幾年之前，港獨的聲音可說是根本不存在；如今在北京的鐵腕策略之下，卻成了香港政治永遠存在的元素。不過，在近幾次選舉中，選民為了對政治篩選與政治迫害表達抗議，即使不支持港獨也票投本土派候選人，另外也有選民認為票投本土派可以最有力向政府還擊。

社會主義者支持自決權（一個現在常遭誤用的詞語），包括順應多數民意的下支持自治或獨立。任何獨立鬥爭都要連結到反資反帝的鬥爭，團結境外更廣泛地區（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勞動群眾，才有成功的可能。這個問題之所以極為復雜，絕不只是關乎香港能不能自力更生之類的論戰（事實上獨立小國的確存在），而是關乎港人基於各種理由不支持獨立，尤其是港獨可能引來北京的武力鎮壓。

很多年輕人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總結到在中共統治下不可能實現民主，於是走向支持港獨。這也是各本土派組織持有的論點，然而他們未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戰略來達成其目標。中共專製這個核心問題如何解決？如果北京拒絕讓香港行民主選舉，又怎麽會同意獨立呢？將「民主」變成「獨立」並不會抹去核心問題：全球最大的專製政權、第二大軍事強國壓在我們頭上。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一直解釋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將香港的鬥爭連結到中國大陸正在萌芽的群眾運動、連結到整個亞洲，推翻資本主義與獨裁製度，並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需要左翼替代方案

社會主義行動在今次選舉為社民連的梁國雄助選，支持這位真正左翼的少數代表。在錯誤的策略性投票下，很多選民相信他相當穩陣，因而轉投其他反對派候選人，使他的得票由2012年的48,295票下跌至今屆的35,595票，幸能僅僅保住議席。

雨傘運動後香港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有些是反動的，有些是絕望的，而很多都是混亂，是一種對舊路線的強烈抗拒。但要建基於這形勢，並把不滿情緒引領至一場成功的新民主運動，需要建設強有力的工會及工人群眾政黨。過去一切歷史，包括近至2011的阿拉伯革命，都證明圍繞在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人階級是打倒獨裁政權的決定性要素。

統治菁英的分裂

梁振英正全力尋求明年3月連任特首。雖然只有1,200名特權選民有權投票揀特首，但即使在香港統治階級內部也愈來愈反對梁振英，將政局不穩歸咎於他的硬派作風；也因為梁振英將中國大陸財團的經濟利益置於香港富豪之上。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的中共政權，尚未宣布其屬意人選－－究竟是要擁護梁振英，或者更傾心於其他新面孔，例如較親港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北京就此至今仍保持緘默，可能與中共內部權鬥激烈有關，因為習近平搶在明年中共領導層換屆前鞏固權位，也因為要等立法會選舉結束後才要評估態勢。

斯諾登感謝香港難民的協助

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斯諾登揭露美國收集情報的惡行，及後逃至香港避難，期間藏匿於難民的居所。一直備受港府歧視和抹黑的香港難民，成為了全球新聞故事的英雄。

斯諾登在2013年5月潛逃香港，揭發美國政府對全球的大規模竊聽和監控，對象甚至包括120多名國家領袖，例如法國、德國、巴西及墨西哥。

斯諾登在香港最初向聯合國尋求庇護，但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苛，他和許多其他難民一樣最終都失望而回。當時他十分擔憂被美國當局追捕，有機會像李波等人被中共違法綁架一樣，甚至遇上更惡劣的狀況。美國也可用法庭引渡他回國。

後來，他戴著黑帽墨鏡，在一名知名的難民人權律師陪同下去到深水埗，藏身於香港的難民社區之中。

對於難民冒著人身風險，即使物資匱乏卻仍慷慨援助他，斯諾登表示感激。最近他在Tweeter發帖寫道：「三年前這幾個勇敢的家庭保護我藏匿香港。至今他們仍在等待庇護。」

菲律賓難民Vanessa：「我讓他睡在我床上。」

來自菲律賓的尋求庇護者Vanessa是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也活躍於難民聯會（一個於2014年成立、捍衛難民權利的組織），她是其中一位接濟過「全球第一通緝犯」、泄密者斯諾登的無名英雄。在斯諾登告密震驚全球後的首幾天，他住在Vanessa位於深水埗一所狹小的單位，居所還有她的母親和女兒。

「我的天啊，全球第一通緝犯竟然在我家中！」Vanessa接受英國《每日郵報》訪問稱，她看到他的照片遍布各大報章，才得知那個客人的真正身分。

Vanessa形容斯諾登當時顯得相當哀傷和擔憂。「他沒有什麽衣服，所以我們幫了點手。」她甚至讓出自己的床鋪來讓他好好休息。「我們為他煮食，幫他購買所需的電腦用品。」她更笑說他愛吃麥樂雞！

斯諾登也提及了他對在成為國際通緝犯之初，為他雪中送炭的難民朋友之感受。「要不是他們的恩情，我的故事結局很可能會不一樣。他們教懂了我，無論你是誰，無論你擁有什麽，有時候一點點的勇氣都足以改變歷史。」

正當由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執導、哥頓．利域（Joseph Gordon-Levitt）主演的電影《斯諾登風暴》即將上映之際，斯諾登在香港藏匿的經歷將會浮面。

不斷抹黑難民為「罪犯」和「假難民」的香港政府，同樣沒有為斯諾登提供保護，反而是社會上最貧困、最備受壓迫的一群對他伸出援手。

「保衛斯諾登」

2013年5月，社會主義行動聯同其他18個團體，組織「保衛斯諾登」的千人大遊行。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是遊行的第一位發言者，我們並派發了數以百計的傳單，要求香港政府為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向港府施壓，尋求當局將其引渡回國。我們在傳單中解釋道，無論是中國抑或美國政府都不可信賴，皆因兩國都在大規模地對人民作出非法監控，以保護權貴的既得利益者。

斯諾登告密的要點：

美國主要的電訊公司及科技公司為國安局提供所有客戶的通話紀錄。
情報機構猖獗竊聽其他國家政府首腦
國安局動用高級駭客團來進入全球的電腦
國安局每天竊取全球2億條短訊

候任議員朱凱迪受死亡威脅

高票當選新界西立法會議員的朱凱迪受到死亡威脅。他在當選後數天，在警署外召開記者會，聲稱在當選以後收到死亡恐嚇，威脅到他本人及其家人，因此報警求助。事件令人憂慮香港政治暴力不斷升級。9月11日將會有聲援朱凱迪的集會。

朱凱迪在選舉工程中，打著「反對官商鄉黑」的旗號，挑戰新界鄉事勢力的利益。他過去活躍於鄉郊土地運動，曾經與村民對抗發展商強行收地、揭發承建商在天水圍非法倒泥等。他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自己因元朗橫洲村興建公屋事件多次受恐嚇。有傳他今次觸動鄉事派神經，是因為掌握了新界原居民的「套丁」資料。

梁振英對事件表示重視，，但朱凱迪之前低。建製派新界西候任議員何君堯表示：「你知道有人販毒，你會不會周圍同人講你知道邊個販毒？」這就是鄉事勢力的嘴臉！

梁振英上任以來，黑幫勢力愈來愈活躍於政壇。雨傘運動期間更出現黑警合作打壓占領人士。今次事件證明，香港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了！

鄧美晶港鐵案──「法律面前，窮人含忍」

9月23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於港鐵九龍塘站攜帶3枝白色膠棍，超出130厘米的長度限製，並拒絕向港鐵職員出示身分證，被港鐵票控「攜帶禁止攜帶的行李」及「沒有提供身份證」兩項罪名。

她於在屯門法院被裁定兩項傳票罪成，共罰款2000港元。判決當日，她在法庭上高呼「法律面前，窮人含忍」，怒斥法律只是保障權貴的利益，表示不服判決。

鄧美晶辯稱，港鐵規列限製單邊行李長度限製為130厘米，是全世界最嚴苛，根本不合理。同為港鐵公司營運的深圳地鐵龍華線、以及斯德哥爾摩的地下鐵、澳洲墨爾本鐵路，行李限製都遠較香港寬松。雖然港鐵專家證人沒有就此提供反駁論點，但裁判官卻說「不能一概而論」。

港鐵曾傳召其雇員陳新國以所謂「專家證人」身分上庭。陳稱根據專家報告，一個乘客如果舉高旗桿有可能會造成觸電。鄧美晶反問，那麽一個成年人在港鐵內抱起一個高過130厘米的小童，也有可能會造成觸電，為什麽港鐵附例沒有禁止乘客抱起。

港鐵年賺百億，但民脂民膏卻用於欺壓市民，竟聘用八人的律師團隊（當中包括大律師張錦榮）控告一名自辯的市民。港鐵害怕今次打輸官司的話，等同去年突然收緊大型行李管製是打壓小市民的做法。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檢控。

鄧美晶表示，在她於粉嶺裁判處上首次上庭否認控罪當天，庭上有其他三十多名同被港鐵控告的市民。從聆訊中得知，他們大部分是基層人士、退休長者、領取綜援或長期病患人士。有長者為了謀生在港鐵站外擺賣。在香港被港鐵控告的傳票案，辯方並不能申請當值律師。很多窮人因為沒錢聘用律師，也害怕審訊過程影響家庭和工作，因此只能默默認罪。

鄧美晶不港鐵在2000年上市後，便以私人公司的模式運作，但卻有如警察般擁有公權力，可以要求市民出示身分證。可見港鐵附例之不堪。

在港鐵霸權下被欺壓的窮人只會無日無之，社會主義行動一定要繼續抗爭！

梁振英會被北京紅牌趕出場嗎？

2017年特首選舉明年3月舉行，梁振英會否連任成為社會關註的焦點。今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奇高，擊倒了建製派的投票機器，最後的成績單對梁振英來說是個大災難。梁振英在統治陣營裏的政敵更有牙力，遊說北京將他踢走。

曾俊華在杭州G20峰會與習近平握手，外界猜測中共為他的參選開綠燈。曾俊華營造「香港人」的形象以爭取民意支持，他與傳統資本家關系良好，又是「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主義者。另一可能的候選人曾鈺成，最近頻頻向公眾塑造開明形象，對民主派表示友好、對「港獨」年輕人表示諒解。

四年前的特首選舉中，唐梁之爭的激烈不但震驚了港資階級，也讓群眾看穿小圈子製度之荒謬而群起反抗。此後，唐梁兩營的裂痕沒有就此縫合，今屆選戰將會延續這場權鬥。過去四年中共派系鬥爭愈來愈激烈，香港特首選戰也會成為其戰場。

習近平發動猛烈鎮壓

梁振英的個人性格不是決定性因素。中共面對經濟衰退，習近平獨攬大權，對群眾運動發動猛烈的鎮壓，對待香港自然也不能放軟手腳，否則會有損其強人形象，在中共敵對派系面前示弱。因此，即使像曾俊華或曾鈺成這種較溫和的特首上任，他們在言辭上可能會較為溫和，但在關鍵的民主製度和經濟政策上與梁振英不會有大分別，更不可能令香港有長期穩定的局面。

過去五年梁振英執政下民怨騰沸，統治階級也忐忑不安。梁振英似乎仿效習近平，在換屆前采用了獨攬大權及民族主義這兩招來鞏固權力。他將行政權力集於一身，削弱任何製衡其權力的機關，例如廉政公署、司法系統和立法會。這做法將令行政機關更為僵化，要轉交權力至下任特首將更為困難。權力交接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公開的政治鬥爭。曾蔭權去年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成為香港史上最高級被控的前官員，而他的密友、同屬港英官僚系統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亦因貪汙而被判監五年。相信沒有讀者會天真以為這是為了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反貪運動」搬到來港，意味著司法機關更為直接由國家機器操控。

同時，他大力鼓吹愛國主義，利用反港獨議題來製造白色恐怖，也是令他集中權力的手段之一。八月底建製報章《成報》開始多日攻擊梁振英及中聯辦推銷港獨，「事實上，『港獨』在香港並無『市場』，『大力打擊港獨』完全是偽命題。梁振英處心積慮助長『港獨』，以鞏固他和鷹派人士的管治權威。」

梁振英很可能樹立「港獨」的稻草人作為攻擊目標，企圖分裂反對派的得票，令部分選民被「極端分子」嚇怕倒向支持建製派，但這策略顯然帶來了反效果。港獨議題固然是政府打破普選承諾後民情反彈的結果，但也不能說是單靠梁振英一手造成的。最終還是北京的鎮壓措施製造了這一只失控的「巨獸」。無論下屆誰任特首，這議題都會纏繞政府。

傳統資本家不信任梁振英能保衛他們的利益，而欠缺資本家支持基礎的梁振英只能依靠集中權力、依賴共產黨在港勢力來獲得支持。去年，李嘉誠被《人民日報》的社論批評「撤資是忘恩負義」。當然李氏撤資部分是因為經濟衰退的因素，但也涉及唐梁兩營的政治鬥爭。

紅色資本與傳統資本家的利益沖突

梁振英較為親近在港擴張的紅色資本，與傳統資本家的利益發生沖突。在今屆立法會選舉，與唐營關系密切的自由黨打著「ABC」（Anyone but CY）的口號，打倒梁牌來爭取對梁振英不滿的中上階層的支持。

只要中共發號施令，選委會內的各派勢力最終都會團結起來，大比數投票支持中央屬意的候選人。但是，統治階級愈分裂的話，中共在政治分贓的過程中更難各方利益。現在各派都在組織自己的勢力來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中聯辦要避免任何一方勢力獨大，以較容易控製局面。《成報》攻擊梁振英及中聯辦「力捧契仔女搞『親西環黨』」、「撕裂建製陣營」，也是有其道理的。但這做法的代價是建製勢力走向碎片化，長遠造成不穩局面。

香港群眾在雨傘運動一度面臨失望與沮喪情緒，但中共及香港統治階級的分裂將力量對比有利於受壓迫階級一方，群眾必定會奮起抗爭，走出困局！

還我校園民主 捍衛言論自由

教育局最近下令封殺中小學校內任何有關「港獨」的討論，打壓教師及學生的言論與思想自由。局長吳克儉表示，即使在校外也不容許學生宣傳港獨，可以尋求警察「協助」打壓！此舉等同已在香港立法廿三條一樣。白色恐怖彌漫校園，學生和老師如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便面臨被處分、趕出校或辭退的危險。

2016年梁振英的打壓來勢洶洶，由銅鑼灣書店的書商被綁架、加強媒體的審查，到現在要鉗製校園的言論空間。學生絕不能容忍！

不許獨立思考

梁振英指，在學校裏宣傳港獨並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將討論港獨比喻為講粗口，屢勸不改會被踢出校。堂堂特首用「校規」來混淆視聽，合理化政治打壓，實在荒謬。政權不許我們思考、不許我們反抗，要學生做默守成規的奴隸，服從洗腦的機械教育！

由反洗腦教育到雨傘運動前的罷課，中學生一直是民主抗爭的先鋒，因此梁振英勢要除去這顆眼中釘！

梁振英政府專製獨裁，引致民怨沸騰，他愈要年輕人愛國，就激起更多「港獨」的情緒反彈。港獨勢力本來不存在，但梁振英卻弄假成真，現在全港「本土學會」紛紛在學校成立。

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港獨，都要學生組織起來，捍衛校園思想、言論和組織自由。為了拉闊抗爭戰線，不能局限於本土組織來發起運動。任何捍衛言論自由的學生都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抗爭：

先向同學宣傳及解釋->收集連署凝聚民意組織學生會議->共同決定抗議的行動計劃

如果凝聚到足夠的力量，學生應該發動一天的罷課，作為將抗爭行動升級的起點，迫使教育局及梁振英讓步。

中港群眾團結鬥爭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站在工人階級的一方對抗財團、反對專製。若要有足夠力量推翻一個統治13億人的中共政權，民主民生的抗爭不能局限於香港，而要串聯中國內地的民主鬥爭，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罷工力量。香港的群眾運動不能局限在香港一城。

我們敵人的爪牙遍及中港兩地，所以我們要跨境聯合鬥爭才會成功。中國與香港的群眾要團結鬥爭，而不是互相排斥分化，才能打倒中共的極權資本主義。我們一定要與中國乃至亞洲的勞苦大眾一起奮鬥，積極串聯各地的鬥爭，以推翻中共專政及資本主義製度──這就是我們與本土派的分別。

我們主張：

梁振英下臺！吳克儉下臺！
討論港獨無罪，停止打壓言論及思想自由
中港群眾團結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印度：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

9月2日，多達1.8億的印度工人罷工，抗議莫迪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工會領導人稱這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一個雇主集團估計，這次罷工造成的損失高達1,800億盧比（216億元港幣）。

銀行、電廠、政府部門、公共交通、學校和醫院的工人都罷工，加入了示威。印度電視臺報道，在很多地方抗議者堵塞了鐵路和公路交通。主要工會聯盟稱，這次罷工反對莫迪政府自25年前開始追隨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和全球化之路」。工會要求提高最低工資到18,000盧比（2,160元港幣），提高退休金，並結束打壓勞權的法律。

自從新自由主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被引進印度後，數以千萬計的印度工人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這是GDP以百分之七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背後的現實。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工人被勞動保護所覆蓋，但印度的資產階級還不斷削弱勞動保護。必要的社會公共服務開支卻被大幅度削減。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印度支部已經發起了每小時100盧比（12港幣）的最低工資運動，並強調今年早些時候在印度很多地方發生了充滿戰鬥精神的罷工，特別是四月份在班加羅12萬服裝業女工罷工。這場罷工是關於工人領取退休基的問題，大部分罷工的是非工會成員。這使國家和地方的工會人員徹底目瞪口呆，並且成功迫使他們迅速背離了莫迪政府的立場。

這些工會的官僚們，包括隸屬於印度共產黨的「印度工會中心」和「全印度工會大會」遠遠落後於工人在今次罷工中展示的憤怒情緒。的確，九月份號召的全印度的一天罷工，剛好在去年罷工一天後一年後，目的是為了緩解工人自下而上的壓力，而不是為了動員工人將行動升級來挑戰政府的反工人政策。對於工會領導人而言，他們缺乏進一步行動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印度支部指出，工人階級的巨大潛能已經在這次罷工中展示出來。我們需要一個在群眾中紥根、內部民主化的工會運動，並采用一個清晰的綱領以反對莫迪政府，建立一個真正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取代被新自由主義資本集團主宰的「全國民主聯盟」和「團結進步聯盟」。

香港新聞短打

快樂地球指數　香港接近包尾

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發表最新「快樂地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140個國家或地區中，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獲評為「最快樂國家」。香港在140個地區中僅排第123位，倒數17位，比2012年的第102位下跌21名，亦是指數發表以來最低名次。

香港環境汙染惡劣，而貧富懸殊是發達城市中最嚴重。2016年政府數字顯示，香港每戶平均每月開支是2萬7千多元，特首梁振英卻說發表「9千蚊養家論」，說月入9千也可養得起一頭家。他自己月薪卻40萬，真的「堅離地」！面對著這種貧富差距，在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社會不平等下，香港人又怎會快樂呢？

家務勞工遊行爭權益

數以百計的外籍家務勞工在9月4日遊行到灣仔勞工處，要求當局提升家務勞工的最低工資以及提供更多保障。發起抗議行動的亞洲外勞協調組織（AMCB）指出勞工的工作安全問題，尤其是當雇主要求工人到窗外清潔玻璃，這項工作本不應屬於工作範圍以內。8月，一名35歲菲律賓籍的家務勞工在將軍澳工作期間墮樓身亡。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今年已經有至少6名家務勞工因工作意外或自殺死亡。

許多報導都指出香港家務勞工的困境。非政府組織正義中心（Justice Centre）發表報告，指外籍家庭勞工每天平均工作11.9小時，近72%工人的工資低於現時每月$4,210的最低工資水平。報告亦發現，約四成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亞洲外勞協調組織要求將外籍家庭勞工的最低工資調升至每月$5,000。

籠屋豪宅？

單位越細，利潤越大！香港住宅單位越縮越細。恒基地產在北角的新樓盤「尚譽」以天價390萬售出一個163平方呎的單位，其面積和一般停車位差不多，打破了香港島最細房屋的紀錄！

樓市放緩，但平均樓價遠超一般中產買家的負擔能力，在幾年前開始出現「微型單位」的趨勢。為維持銷售額，地產商開始將房屋單位縮小來吸引買家。跟租務市場的邏輯一樣，業主將單位分間成「㓥房」來獲得更多租戶和租金！這些單位小到只能擺放特製的家私，跟本不適合人類健康居住。

不過根據測量師行仲量聯行，地產商正不斷建造微型住宅，每年平均建造量是十年前的三倍。香港資本主義地產霸權底下，盡是這些根本負擔不起的微型房屋！

空間被私有化了！

香港公共空間嚴重缺乏。一項研究分析各個城市，發現香港人均公共空間僅2平方米，即只相等於約一副棺材或一個廁格的大小！對比國際，香港公共空間少得可憐：新加坡有7.5平方米，約三分二個私家車位；紐約有29平方米，幾乎是香港15倍，約等於一個310呎單位。

為了讓財團牟利，香港每寸土地都變成私家用地，如商場、酒店、地鐵上蓋私人住宅平臺等，令大眾不能享用。大型商場為了強迫市民消費，鮮有設立公眾座位；在炎炎夏日，一些貧困老人為了節省冷氣費，又不想到公園日曬雨淋，唯有到附近地鐵站的窗臺休息，卻經常被保安和職員驅趕！不只土地、住屋、食水，資本主義連空間都要私有化了。

抹黑難民運動失敗

一項新的調查發現，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該調查由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進行，結果顯示只有約四分之一（26%）受訪者支持興建難民禁閉營。在葉劉淑儀、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不斷煽風點火下，26%是一個非常低的數字。

有更多市民支持難民擁有工作權（32%）。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兩年。研究人員指出，大部分人對難民持有中立態度。可見，建製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社會主義行動活躍於難民抗爭，並主張所有勞動人民團結鬥爭，共同捍衛就業機會、住屋，以及爭取增加公共服務資源。

影評：《斯諾登風暴》揭露美國的「深層國家勢力」

三年前，「告密者」斯諾登揭露了政府龐大的監視活動，包括每天收集兩億條短信。如今上演的《斯諾登風暴》可謂在美國「深層國家勢力」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激怒了其代表。在電影裏，斯諾登說，他明白美國情報機關為什麽入侵中俄的電腦系統和監聽電話，但入侵奧地利的又如何解釋呢？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副主任克裏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抨擊這部電影「荒謬」。是的，他當然會這樣說。斯諾登目前居於俄羅斯（他沒有如一些報道所說去尋求庇護，也沒有獲得庇護權）。他一旦回到美國，就可能被控「間諜罪」而判處三十年監禁。

監控無孔不入

這部電影沒有教我們什麽新事物，但用了不太沈悶的語言告訴我們，全球性的監控無孔不入，確實令我們不安。這部電影若能向公眾範圍傳播這種意識，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如電影所演示的那樣，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手機或者手提電腦，都可能被入侵並轉化成為一個監視設備。斯諾登應對的辦法是把手機的攝像頭貼上膠布，並放進微波爐裏（似乎是很實用的做法）。在小布殊總統任期和「反恐戰爭」期間，禁止竊聽的法律被廢除，並以秘密法庭製度取而代之。面對著這個不受民主監督的系統，斯諾登愈來愈感到恐懼。

電影用圖文表現美國國家情報局如何利用臉書或者谷歌等日常科技來進行監控。戲裏的一幕，斯諾登入侵一個十多歲女孩的臉書帳戶，並提取了一些信息，結果令她企圖自殺。擔任電影非官方技術顧問的斯諾登，及後公開承認電影情節太過貼近現實，因此令他感覺不舒服。

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以及美國中情局和國安局，才是電影裏的超級惡棍。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如恩格斯）描述的那樣，國家是一個特殊的武裝隊伍，包括監獄等等，目的是讓主宰經濟的階級壓迫其他所有階級。在我們的時代，這個特殊的武裝隊伍獲得了網絡科技的戰堡。

因此，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在美國的組織「社會主義替代」要求解散美國國家安全局，廢除《愛國者法案》等反民主的法案。工人和年輕人要為了全面民主控製政府和國家機關而戰鬥，以廢除現有的由精英操控的不民主體製。

奧利弗‧史東向來以拍攝批判美國建製（尤其是軍事政策）的電影而著稱，包括《華爾街》，《七月四日誕生》，和《薩爾瓦多》等。《斯諾登風暴》是另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他的製作面對美國電影界的反對。「大製作公司都不接這部戲」他說：「基本上存在一種恐懼，不敢提及那個故事。」導演不得不轉向德國和法國籌集拍攝電影的資金。

主角喬瑟夫‧高登－李維是一名既出色、又有點偏執的電腦癡，堪比朱克伯格。這部電影涵蓋了2004年至2013年，從斯諾登開始成為國家安全機器一員（他在不同時期分別受雇於美國國安局、中情局和私營安全承包商），直到他作出重大決定，攜帶數千頁機密文件逃亡香港。

斯諾登的政治轉變

電影描繪了斯諾登從維吉尼亞洲開始到瑞士，再到夏威夷的非常政治旅程，由他從布殊戰爭政策的支持者，到因奧巴馬政府未能帶來任何改變而絕望，成為了一位告密者。這部電影加插了真實的新聞片段，當中奧巴馬聲稱主張政府增加「透明度」，實在相當尷尬。2004年斯諾登加入了陸軍特種部隊，他相信這是「幫助人民擺脫壓迫」的好辦法。在安全機構內部，斯諾登發現他的政府恰恰做著反對自己人民的事情。他描述美國國安局的行為是「民主的存在威脅」。

斯諾登的政治理想很難被壓製。根據盧克‧哈丁的書本描述，斯諾登傾向自由主義右翼政客羅恩‧保羅（美國共和黨政客，在1998、2008和2012年三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甚至在2012年捐款支持他的競選活動，之後斯諾登決定同美國安全當局決裂。

美麗華酒店

電影的很多鏡頭在香港的美麗華酒店拍攝。斯諾登在此處把大量的電子文件交給英國《衛報》的格倫‧格林沃爾德（由紮克瑞‧昆圖[Zachary Quinto]飾演）和伊萬‧邁克阿斯克爾（湯姆‧威爾金森[Tom Wilkinson]）。奧利弗‧史東的作品是電影《第四公民》為基礎的。後者為獲獎的紀錄片，由在羅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執導，梅麗莎裏奧（Melissa Leo）主演，整部戲於2013年在美麗華酒店內拍攝。

《斯諾登風暴》的首映剛剛上畫，社會主義行動安排了多位難民入場觀賞，以突顯八位尋求庇護者在保護斯諾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斯諾登的泄密文件由英國《衛報》記者公布後，他被迫裝扮成一名電視攝影記者，偷偷走出美麗華酒店，並向在港的難民中尋求隱身之所。這一幕也出現在電影裏。

出席電影首映禮的難民包括，來自菲律賓的雲妮莎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來自斯裏蘭卡的難民阿吉特（Ajith）。對於雲妮莎和阿吉特來說，他們在2013年英勇的行為沒有為其家庭帶來任何改變。「就像斯諾登一樣，他們沒有國籍」，斯諾登的律師文浩出席首映禮時說道。

不僅斯諾登公開表示支持在港難民，喬瑟夫‧高登－李維也在臉書和推特上發表聲明，支持我們在香港聲援斯諾登和難民的示威。電影末段出現2013年6月社會主義行動有份協辦的保衛斯諾登遊行，我們的橫額也出現在其中一幕。

赦免斯諾登

電影上映的時間，剛好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即將屆滿，社會上出現了要求總統赦免斯諾登的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曾經多次提出這點，包括歐洲議會的前任議員以及愛爾蘭議會現任議員保羅‧墨菲（Paul Murphy）。電影無疑會引起公眾關註這議題。在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之中，目前只有綠黨吉爾‧斯泰因（Jill Stein）支持赦免斯諾登。

特朗普（Donald Trump）聲稱自己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系良好，有助於兩國達成協議，以間諜罪將斯諾登引渡回國審判。三年前希拉裏說斯諾登是一個「雙手沾滿了鮮血的叛徒」，但迫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競選運動帶來的激進浪潮，她淡化了立場，說斯諾登必須「承擔責任」(？)。

這些問題曝露了資產階級建製的雙重標準。歷屆美國總統都赦免了不少惡棍：福特（Gerald Ford）赦免了尼克遜；喬治布殊為做偽證罪被判七年的「滑板車」路易斯‧利比（Lewis 『Scooter』 Libby）減刑；嘉能可公司創辦人裏奇（Marc Rich）因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逃稅案而被通緝，卻獲得克林頓的赦免。

徹查智障女子被奸案　嚴懲性侵罪犯！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涉嫌強奸智障女院友，但律政司因為受害者精神狀況不宜出庭而撤銷控罪。張健華被揭發多宗涉嫌性侵其他智障女院友的案件。事件引起全港市民震怒，公眾質疑為何在證據足夠的情況下仍未能將罪犯製裁。社工及市民發起了連串行動，社會福利署最終在社會輿論及群眾壓力下，決定對康橋之家院釘牌。

製度性壓迫

事件反映這些悲劇只是冰山一角，揭露了今日製度下對殘障人士的嚴重壓迫，令他們在受到性暴力時如此無助。這包括了政府的公營殘疾人士院舍嚴重短缺、社會福利署包庇違法院舍而疏於監管及執法、司法製度無法保障性暴力受害者等。

21歲女受害者為智障人士，被性侵時住在康橋之家，受害人指，院長張健華曾用陰莖插入其下體，後來又給她糖果以圖平息事件。院友親人發現後報警，警方在院長辦公室內找到有張健華DNA的精液和事主DNA的紙巾，張被控「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非法性交罪」。但受害者因為智障及患上創傷後遺癥，被評定不宜出庭作供，最後律政司決定撤銷控罪。法官陳廣池亦指出，這是社會和事主的「不幸」（!!），好像說到是一件意外似的。事實上這是資產階級司法製度造成的人禍。

然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被告張健華為涉案校舍的院長，亦是社工，曾於2002至2004年被指非禮兩名21及35歲嚴重智障女院友，被控兩項非禮罪，最終法官認為兩名女院友證供前後矛盾，基於「司法製度要寧縱毋枉」原則，裁定張無罪。

法律面前非人人平等　智障人士  不被充份保障

這宗悲劇揭露了製度性的壓迫，在現今的法律製度下，性暴力受害者毫無保障。即使搜到足夠物證，法庭仍然由於事主不能出庭作供而終止審訊撤案。這種法律製度明顯讓有表達能力障礙的人士無法得到公平的對待，罪犯可利用智障人士無法上庭指證的弱點從而脫罪。

現時的法律程序規定，受害人出庭作供前須經雙方律師盤問，但受害人因心理創傷無法出庭。外國法律製度則可由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代替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出庭作證，相較之下比香港能保障智障人士。澳洲、英國等國家，智障人士在無能力作供的情況下，曾聽過受害人口述消息的人士亦能代表上庭，也有一些建議第三者作供，或安排心理學家進行心理分析。

法院的盤問過程迫使受害者不斷重覆自己被侵害的經過，以及將受害者的過程曝露於公眾面前，即使是心智健康的受害者也要承受巨大壓力，因而往往害怕審訊而不敢報警。受害人往往在法庭中處於弱勢。

八個月六人死亡　康橋慘劇反映社署包庇惡行

事件揭發了政府及社署才是包庇性暴力的元兇，長年縱容私人的院舍違法，並無所監管，只求將社會服務推給私人企業，減少政府的公共開支，才能讓性暴力罪犯為所欲為。

康橋之家院舍被揭發原來在八個月內，已經有六名院友因不同原因死亡，剛剛八月底便有一名十四歲自閉男院友墮斃，但社署卻對此事毫無反應。而前院長張健華2014年已因涉嫌性侵智障院友被捕，但2015年10月，康橋之家仍然被社署獲批為期18個月的豁免證明書！此舉等同包庇助長院舍的惡行，讓智障人士繼續在惡劣、不人道的環境下生存！

公共院舍短缺　智障人士被迫選擇私營院舍

社署在續牌時，明顯沒有將性侵案件考慮在內，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不想負責，若果吊銷康橋的牌照，便需要安置其數十名院友。社署不想做事，便馬虎了事續牌予康橋之家！

本來應該是公營的公共服務設施，就是因為政府不願提供足夠的公共院舍，才變成今天眾多無監管的私營院舍，以牟利為目的，為了最大化利潤而節省成本，智障人士只是他們的發財工具！有康橋之家前員工揭發院舍長期人手不足。在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智障人士、私營護老院的長者、都不被保障，只是企業賺錢的工具。不能相信資產階級法庭能保障性侵受害者的權利，需要由下而上抗爭的社會壓力抵抗不公義的司法製度。

我們主張：

重新審理案件，由受害人家屬、院友、醫生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
立即吊銷張健華社工牌照，嚴懲性侵罪犯
全面公營護理服務、醫療系統，結束私有化及外判，保障所有病人及殘疾人士

抗議西班牙領事館暴力及搶劫行為

10月24日中午十二時，社會主義行動到西班牙駐港領事館門外進行抗議，聲援西班牙學生將於兩天後（26日）發起的全國大罷課。

示威人士進入領事館遞交信件，期間總領事馬卡羅（Santiago Martinez-Caro）拒絕接信，且突然襲擊正在拍攝的示威者並強行搶去其手機，職員帶走手機至禁止進入區域。事件中兩部含襲擊片段的手機被搶去，一名示威者的左手被打傷，需要由救護員包紮及到醫院驗傷。

兩名示威者的手機被扣留於領事館職員範圍內超過一小時。警察到現場介入事件，領事館最初要求示威者承諾刪去手機影片，才會歸還手機，遭示威者拒絕，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到場聲援，示威者拒絕離開，領事館最終在壓力下歸還手機。

馬卡羅曾被媒體形容為「香港首名億萬富翁的總領事」。這種暴力行為是前所未見的，西班牙政府明顯非常害怕全國總罷課會得到國際關註。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西班牙領事的暴力行為，定當追究到底。我們將會再發起抗議反對馬羅卡的流氓行為。

反對人大幹預立法會宣誓風波

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意味著中共再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發動襲擊。繼政治空間被收窄、媒體被整頓、經濟被操控、司法製度受到幹預、民主權利受打壓後，中共又再發動新一輪的進攻。當務之急是號召大規模示威作為起點，建立一場強大群眾運動，並且務必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才有機會成功迫使中共退讓。

今次立法會危機由10月12日開始。當日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宣誓時用「支那」一詞。政府及建製派如獲至寶，指控兩人倡議港獨及違反基本法，趁機利用此事去動員數千人的「反辱華運動」，並將輿論攻勢升級。他們的目的是打壓整個反對運動，合理化加強專製統治。

今次將會是人大第五次釋法，簡單來說就是一錘定音詮釋香港法律，以「反港獨」的名義阻止梁遊二人上任立法會議員。青政的宣誓花招弄巧反拙，把香港推進中共的陷阱，讓中共的魔爪更大力抓緊香港。

現在建製派不但要堅決阻止青政兩人上任，更趁機操弄政治辯論的議程，以阻止港獨分子「禍港辱國」為名打擊整個反對運動。更重要的是，中共可以利用事件來加強對香港的操控和幹預。在今次人大釋法前，兩年前已經有「一國兩製白皮書」表明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也有否定真普選的八三一大決定。北京不僅想透過人大釋法來幹預香港政局，更藉此為剛成為「黨核心」的習近平樹立黨內的權威。對中共來說，今次做法最重要的是展示中央政府的權力可以淩駕地方（特區）政府，壓倒香港的本土派以至整個民主運動都只是次要目標。事件也反映到中共黨高層的權鬥正在進行，各派正在為明年中共領導層換屆而競逐有利位置。但中央政府向香港施展權威的做法始終是符合中共各派的一致利益。

微觀一點去看，這場鬧劇對梁振英連任特首的工程來說也是一份大禮。就任四年來他民望跌至谷底，不但沒有改善任何貧窮問題及民生疾苦，強硬的統治手段亦令建製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中受到挫折。面對建製派對手的「Anyone but CY」攻勢，他現在利用這場「反辱華」運動來表現自己「平定港獨有功」，博取中共支持自己連任。

青政為何能夠當選？

建製派在立法會選舉遭遇到挫敗，是由於社會及政治危機惡化導致群眾的倒梁情緒升溫。梁振英大力打港獨，在立會選舉作出政治篩選，剝奪了幾名本土派參選人資格，燃點了年輕群眾的怒火。這做法等同將本土派捧為最大敵人，反倒激起選民票投本土派的意欲，以狠狠教訓一下政府。另外，早前中共的政治綁架、政治檢控等惡行，令群眾更強烈抗拒中共的政治幹預，港獨支持度因此上升，本土派的支持度也大大增加。

2014年的雨傘運動沒有迫使北京作出任何讓步，反映中間溫和的路線早已破產。在政治出現真空的情況下，群眾所尋求的真正激進替代選擇並未出現，故此各本土組織雖然規模細小而且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影響力都有所擴大。本土派營造激進鬥爭的形象，滿足了群眾對年輕新面孔的渴望。青年新政正是「機會主義」的極致代表，他們只在適當時候及適當地方出現，在傘運動後跑出來代表「傘兵」參選，但青政遊蕙禎等人根本沒有在傘運中出現過！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據事實解釋，本土派並沒有提出任何鬥爭的綱領及方法，只有煽動排外主義及反新移民。他們是團結反中共民運的一大障礙。很多票投青政的選民視他們為激進新勢力，但卻未清楚他們反動的反工人主張，包括反對最基本的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等立場。此外，雖然港獨的支持度上升，包括青政在內的本土派都刻意把議題模糊化，一味叫喊叫空洞無內容的口號，，沒有明確主張港獨，更沒有解如何爭取港獨的問題。

民族問題

由於香港群眾擔憂中共剝奪香港的自治權及有限的民主自由，因此對獨立的態度會變得愈來愈開放。但諷刺的是，從青年新政笨拙的表現可見，本土派根本不理解民族問題。「支那」一詞具有種族歧視與殖民色彩，正好為中共輿論機器所利用來抹黑香港民運，削弱國內的反專製鬥爭。正當世界各地的經濟陷入危機時， 民族主義往往被各國的統治者利用。歸根究底民族主義是操弄恐懼的工具，用以模糊階級分野，從而避免99%人民起來反抗挑戰1%的暴政。青政向北京呈上了一個如此有用的武器，讓人覺得這份誓詞是中聯辦所撰寫的！

宣誓風波突顯了本土派的致命弱點，他們無法提出清晰的政治綱領及鬥爭方法來帶領鬥爭，因此只能靠驚人言語和花招噱頭來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

為了重建民主運動並抵抗中共對香港幹預，我們必須從今次事件中汲取教訓。民主運動需要組織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及具戰鬥性的領導層。從立法會宣誓的鬧劇可見，小醜式個人表演對反獨裁鬥爭毫無用處。中共獨裁體製在各層面加強鎮壓，面對這場艱苦的鬥爭，抗命行動是必須的，但這些行動需要以強化群眾組織和提高政治意識為目標。而種族主義的言辭不但無助香港的鬥爭，甚至適得其反。

唯有數百萬人群眾團結在一場運動之中，延伸至中國大陸，並串聯至因為中國的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出路！正當中共輿論機器不斷抹黑香港民主運動是「反中國」時，香港民主運動一定要作出清晰回應，而不是以「支那」等詞語來加以附和，才能為香港的鬥爭爭取中國內地人的同情。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以打破權貴和獨裁者的權力操控。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1月7日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展開了對立法會民選議員乃至整體民主權利的深遠打擊。建製派及梁振英虛偽地自稱「守護立法會規則和宣誓的莊嚴」，但事實上他們正在用專製手段扭轉對他們不利的選舉結果。

假如他們成功的話，將會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使數以萬計的選票成為廢紙，並令立會淪為不經民選產生的人大翻版。再者，政府顯然視這次大清洗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跳板。工黨立會議員張超雄形容今次事件「完全是一場政變，不過是由當權者所發動的」。這些發展代表了中共專製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要將過去通過群眾鬥爭贏來的民主權利都要奪走。

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條進行「釋法」，來處理排外本土組織青年新政兩名新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青年新政種族歧視中國人的言論，也反對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綱領。不過，二人宣誓時的宣示行為被當局無限放大，作為打壓「分離主義」的借口，同時也是用來攻擊整個反對派與民主運動。這次攻擊不單針對立法會，而是先發製人地壓製雨傘運動的重演，下次運動可以演變為革命運動挑戰政府。

為什麽北京加強鎮壓？

中共專政的黨內鬥爭正越演越烈，習近平上個月被加冕成為「習核心」，這反映出至少兩件事情：一是習近平仍然在擴展自己的個人權力來控製明年的領導人換屆安排，二是他與中央領導層還在面對國內（尤其是來自地方政府）的不合作乃至消極反抗。

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一直都是以其對全國的影響為依歸。近年來，北京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打壓香港的民主鬥爭，因擔心香港會「感染」全國。

這使中共政權不斷加強鎮壓，去年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五名店員被綁架的事件，今年則禁止所謂「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華盛頓郵報》社論（11月26日）指出：「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就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課堂，讓人學會了打壓如何弄巧成拙。」但是北京不這麽看，在其眼中優先處理的問題是如何統治有可能叛變的13億人口。

當局害怕革命，這解釋了為何習近平要將空前的權力集中到其手中，甚至比起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或江澤民還要多。驟眼看，北京對港政策非常僵化和拙劣，甚至去到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步，最近人大釋法就是一例。在這個階段，還不是太清楚究竟習近平是否希望在香港進行更全面的打壓，抑或是更有可能的，只是想震懾下本土派。但這反映了中國政製的矛盾，雖然表面上是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北京的指令往往會在底下被扭曲和改變，以滿足地方權貴的利益。剝奪本土派的議席只會增加港獨的支持度，但北京更重視在國內製造輿論，要在國內人民面前展示反對「外國勢力分裂中國」的強硬決心。

梁振英的盤算

正因為北京有需要就反港獨強硬表態，特首梁振英正利用這點來為自己盤算，達到連任特首的目的。他希望製造一個需要建製派組成「統一戰線」的狀況，借此讓北京更難於來年的特首選舉中欽點另一候選人與梁振英打對臺。

另一個有關中央政府的復雜因素，就是全國人大是黨內排第三的張德江所控製的，而張德江與梁振英一樣同屬中共的江派。自上臺以來，習近平不斷嘗試打壓其他派系，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因此不，能夠排除江派會在香港煽風點火製造危機，並突顯江派比習派更「堅決保衛祖國」，從而幫助梁振英連任。不過我們亦不能夠想一些評論員那樣將派系鬥爭過份解讀，並幻想中央政府會阻止這場大清洗、甚至會尊重香港的民主權利。無疑中共內部派系林立，但是他們之間對於鎮壓的分歧只在於力度與速度。

無論是否故意都好，人大常委的介入給予了梁振英和建製的瘋狂分子法律與政治上的彈藥。這些人希望加劇現時的危機，並策動更廣泛的清洗，至今已經有高達15名立法會議員被針對，占立會反對派的一半。人大釋法列出了一條非常廣泛的違例清單，使議員可以事後被指其宣誓「不真誠」和「不莊重」而喪失議席，就連「停頓太久」也可以被視為宣誓無效。人大釋法中指「使用道具」也算違反宣誓規定，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也因為宣誓時撐起黃傘而被指控。

人大常委亦指自決與獨立一樣，都是不合法的，並稱議員需要為這些言論而「負上法律責任」。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公然打壓，反映出當局的攻勢並不止於青政的兩個議席。梁振英在《新華電視》的訪問中表示「絕不允許港獨勢力進入政治體製」，而甚至在學校討論也不準。他亦再次強調「須按法律處置好」港獨分子。

建製的進攻

人大釋法後的數天，兩名愛國分子對8名和11名反對派立會議員申請司法覆核。這顯然是有計劃而行的。而11月13日，愛國組織一如所料地出錢聘用3萬人上街集會，反對「港獨」並支持人大釋法。顯然親中陣營裏面已經就清洗要做到哪一步而出現分歧，部分派別害怕進一步的清洗會導致政治上的強烈反彈。他們主張「克製」並希望將清洗局限到兩名青政議員。

人大釋法是否「越權」而違憲亦成為了法律界的爭議。今次釋法顯然超越了「解釋法例，而是變相修改了立法會中有關宣誓的規定，因此在「一國兩製」人大常委的做法是越權的。而香港法院若果就任何宣誓案件的判決出現相抵觸時，法律後果亦不明的。

不過，就基本法憲製與法律技術細節的辯論，並不能夠阻止當局的攻勢。群眾鬥爭才是唯一方法。借革命家托洛茨基反抗專製的經驗，我們應該花1%的精力去準備法律層面的辯護，而99%的精力應該集中於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反擊。

「Anyone but CY」
梁振英正面對反對他連任的強大壓力，不單是普通民眾，而且還有許多資本家菁英也視他為負資產。最近《明報》一項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民望為五位可能參選人之末，不過其余四位仍未正式宣布參選。

部分菁英發起了個非正式的「Anyone but CY」運動，希望說服北京選擇一個較不具爭議性的人物取代梁。香港傳統財團勢力與港英時代培養出來的官僚都不滿梁振英的經濟政策，因為梁允許中國大陸的「紅色資本」侵入本地資本家的壟斷地位。這派別的資本建製亦認為梁振英需要為近年來的經濟動蕩和社會激進化（包括雨傘運動及之後爆發的獨立情緒）負責。香港「民族意識」的出現是北京的壓迫加大下之結果，並導致本土組織的支持度增加。

可惜，這堆本土派組織都是建基於右翼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並不能夠提供任何對於爭取「自決」的策略，甚至連「自決」的明確定義也沒有說出來。他們主張的「勇武抗爭」不過是高喊種族主義的口號和謾罵，就如青年新政二人在宣誓時的行為那樣。他們的兒戲行為正好墮入中共與梁振英的陷阱，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認為如青政等的本土派組織是被建製所滲透、甚至扶植的，用以為推動反革命提供借口。

本土派首次陷入危機

今次立法會宣誓事件讓本土派第一次面對真正的考驗，結果落後一敗塗地，突顯了本土派的內部分化及其巨大的弱點。本土派是力量分散的派系，他們因為社會存在巨大的不滿情緒，加上欠缺真正的戰鬥而爭取民主的替代力量，讓本土主義乘勢擡頭。自2014年中共一錘定音拒絕香港落實普選，而後來雨傘運動陷入僵局後，本土派就開始冒起。

本土派以政治攻擊對手來取得支持，當中尤以網上攻擊最為明顯。他們對於傳統泛民主派的軟弱和被動作出批評是正確無誤的，可是他們並沒有提出或組織起任何有建設性的力量。在雨傘運動期間，本土派呼籲群眾「勇武抗爭」，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訴求，也沒有決心爭取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由所謂「傘兵」組成的青年新政被發現雨傘運動期間幾乎沒有參與過運動。青政的遊蕙禎亦暗認自己從沒有踏足過占領區。最近的危機，三名本土派議席之中有兩個被剝奪，而他們陷入分裂與癱瘓的狀態，甚至淪落到要他們一直鄙視的泛民及「左膠」組織示威來去保衛他們。

在今次危機揭露出本土派「紙老虎」的相貌。政府顯然要褫奪梁遊二人議席，如果本土派無法動員群眾去保衛自己的席位，哪他們又何以領導群眾打倒中共和爭取港獨呢？遊蕙禎宣布她去信英國政府要求當局介入，那不如向天祈禱可能更有效吧！誠然，以本土組織的性質來看他們註定充斥分裂與危機，但香港的民族問題並不會就此消失。相反，建製當局加強打壓「獨立」，反而保證了這種思想的支持度只會向上攀升。目前本土派雖然受挫，但在這政治真空的狀態下，本主主義作為一個潮流仍完全有可能繼續增長。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左翼工人政黨，支持一個所有少數民族爭取自決權的清晰綱領，並在這綱領的號召下團結抗爭去擊敗資本主義和獨裁政權，是可以削弱本土主義的支持度的。

擴大清洗反對力量

今屆立法會本土派第一次取得議席，三名議員所取得的11.1%的選票。另外三張的新面孔以「自決派」自居議員以7.8%的總票數當選，而屬於激進泛民的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共取得7.2%的選票並贏得兩席。 如果梁振英擴大清洗的行動，對象將會是這八名不同的「激進」政治代表。若果清洗了四名反對派議席的話，就可以奪走反對派的否決權。建製派也可以強硬修改議事規則，阻止一直以來建製派與財團代表最痛恨的拉布。

政府在下次補選時可以收緊選舉條例，以篩走反政府的候選人，又或是同一時間將「獨立」的司法製度置於公開的政治操控底下。大人常委釋法後明顯推進了上述發展。「這等同由中國直接挑選立法會議員一樣。」工黨主席李卓人對《時代雜誌》（2016年11月10日）表示：「將來可能連要求結束一黨專政，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也會違反參選資格。」總結來說，今次清洗立法會是八三一人大決定的延伸，特首假普選製度要入侵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如何反擊？

清洗行動已經剝奪了青政兩人的議員資格，現時仍未能預測會否發展至全面鎮壓的地步。未來發展最取決於群眾壓力的高低，尤其是在街頭、學校和工作場所內組織起來的抵抗力量是否夠大。最惡劣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例如等待愛國團體在法院司法覆核多宗宣誓案件。

不幸地，這正正就是泛民領袖自11月6日反釋法大遊行後的策略。其中一個因素是，泛民害怕遊行變成本土派與警察沖突的平臺，造成11月6日那樣不必要的沖突。但這才突顯到需要有組織、有紀律的群眾運動，並且需要民主決定運動策略及糾察工作，而不是以此為借口取消示威！更嚴重的問題是，泛民領袖眼光只有選舉，害怕清洗行動會禍及自己，因此不願意奮力抗爭。甚至有泛民中人會因為有機會在補選競逐本土派失去的議席而暗笑了。

現在所有反釋法的組織應該召開大會，不單討論再次舉辦遊行，而且要達成一個罷課、罷工及其他抵抗行動的戰略。值得再註意的一點是，幾乎所有大學學生會都由本土派控製，但他們卻沒有在這事件上鼓動學生罷課，哪怕是一場校園示威。2014年以泛民為首的學聯領導層最少也有號召罷課，雖然當時已經時機太遲，而且準備不足。
社會主義者反對清洗立法會，也反對建當局加強對司法部門的政治操控。這些機構都是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而且與民意非常隔絕。但政府現時的進攻是為了進一步削弱群眾對這些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影響力，並且令其更為融入專製製度之中，就如中國內地一樣。

因此，我們捍衛所有民選的立法會議席，反對政府、法院以至中共政權篩選議員，甚至扭轉選舉結果。我們反對司法製度及基本法淩駕於港人民主選舉的權力之上，因為前兩者根本不受民主監督。立法會雖然是一個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議會，但在腐敗的建製之中民主議席對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來說仍然是一個揭露及對抗統治精英政治黑幕、發動群眾鬥爭的重要平臺。現在是不受政府幹預自由選舉的權利受到打擊。

社會主義與民主抗爭

社會主義者為每步的民主寸進而奮鬥。我們捍衛現有的權利，但我們並不甘於維持現狀，因為我們離真正民主仍然遙遠。一場捍衛現有民權的群眾運動需要一個綱領來爭取全面民主。這就是意味著需要立即廢除不民主的架構，如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製度。

部分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應該由真正代表民主的人民議會所取代，由人民普選產生，普選權包括外傭，並將投票年齡限製下降至16歲。這議會應該有實權──可以挑選政府、落實大膽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提升工資、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公共房屋，並透過將大財團及銀行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他們的經濟權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的工資應該要削減致香港平均工資。

現時抗爭必須要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群眾運動若果局限在香港一個地區，其力量是不足以勝利的。中共擁有全球第二大經濟實力和軍力，單憑香港一地抗爭等同以卵投石。

期望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他稱六四事件為暴亂，並贊揚中共鎮壓）或其他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去支持對抗中共的抗爭是徒勞的。相反，西方政府在過去廿年對中共的白色恐怖都只是口頭批抨，他們暗地裏都希望維持一個可與他們長期營商的獨裁政權。

過去成功打倒獨裁政權的民主抗爭，例如1980年代的南韓和南非民主運動，都是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所以，工人階級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的工會，是中港兩地推翻中共、取得民主勝利的關鍵要素。而資本家依賴獨裁體製來保護他們的財產和權力，因此打倒中共也連系至打破資本家的權力。只要群眾抗爭接受這一綱領，在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下，民主抗爭將會是勢不可擋的。

青政二人被剝奪議席是政治而非法律問題

政府及建製派媒體不斷幸災樂禍，並企圖進一步踢走更多立法會中的反對派。至於青政二人被指「違反基本法」，不過掩蓋政治獵巫煙幕。

青年新政跌入建製派的陷阱，宣誓時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失去社會大眾的同情而備受孤立。本土派政客並沒有針對政權作出攻擊，反而煽動種族歧視情緒來攻擊同為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中國平民。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一直反對這種立場。不過，我們認為要踢走他們的話，就應該在公開民主的辯論下揭露他們的右翼政治主張，並於下一次選舉由人民眾踢走他們。但相反，當局正利用謊言與脅迫來策動一場反民主的大清洗。政府的做法最終只會引起反彈，增加港獨的支持度。

尊貴議員是誰選出來的？

梁遊二人的命運竟然是由一眾從沒有民主授權的人所決定的：特首、法官、媒體老板以及全國人大。這些人想鏟除我們的民主權利，並將立法會變成港府和中共的「傳聲筒」。青年新政不過是這個大算盤下的一只棋子。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會！

所有支持真正之民主權利的人，一定要在此時站出來抵抗這場大清洗。有大狀黨之稱的公民黨竟然表示「尊重」高等法院的裁決，實在可恥！《香港自由新聞》（HKFP）報導，民建聯政客葛佩帆稱她希望這個判決會成為案例，作為未來案件參考的根據，用來挑戰其他議員的宣誓效力。她這番話正好描述當下實況。

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對青政二人的案件作出了一個公然的政治裁決，而這會對其他案件帶來深遠影響。他將過去法院無權幹預立法會內務（包括宣誓儀式）的原則一掃而空。港大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指，這個判決「減低了立法會的憲製地位」。

基本法雖然是一套非常不民主而未經民主授權的憲法，但也在第79條列名立法會議員只能在「行為失當或背離誓言下以三分二在席立法會議員票投通過」而取消其議員身分。但這個滿口謊言的流氓政府竟然在光天化日竄改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區慶祥法官以指梁遊二人的宣誓行為違反了「一國兩製」中的「一國」。這說法與人大修法的立場一脈相承。人大修法後，要求公職人員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只要求效忠中國香港特區的誓詞內容不同。法官的判決可能會有深遠的法律後果。

青政反抗無力

政府和法院正趕緊完成這場政治判決的程序並啟動補選。法庭公然成為了當局打壓立法會反對派的政治工具。社會主義者並不相信資產階級的法庭。今天的社會越來越不平等、不民主，而法律製度是設計來維護這個社會的「秩序」。這個系統嚴重傾斜於權貴，窮人和被壓迫者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社會主義者將法庭視為平臺，用以向廣大群眾發表演說，以及為自己的政治思想與行動進行辯護。

但青政二人卻顯得垂頭喪氣而不知所措，並將希望寄托在一個不可能的法律奇跡中。可笑的是，梁頌恒指今次裁決會令更多倡議自決的人重新考慮。似乎他從沒預計到會有這一結果。青政二人上訴的訟費將高達數百萬元，而法官裁決他們要邀付80%堂費，但他們的法律團隊沒打算將審判政治化，並將內裏的事實說出來──這是專製政權策動的政治獵巫行動。

百人「蕩婦遊行」反性暴

自2011年起開始主張反對性暴力的國際「蕩婦遊行」運動（International SlutWalk Movement）在香港來到第五屆。十月三十日，過百人在遮打花園出發，沿高等法院遊行至中環蘭桂芳，高喊「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我身體，我話事」丶「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啲人咪強奸！」。

遊行發起人之一鄧美晶指，近日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性侵案被撤控以及酒吧老板涉嫌迷奸一名女客戶被輕判一案，都反映司法製度縱容施暴者，導致性暴力持續地發生。遊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康橋之家性侵案作出調查丶護理院舍服務全面公營，停止私有化，大幅增加公共院舍服務等。

這屆蕩婦遊行亦非常國際主義，有菲律賓左翼婦女組織代表丶來自印尼的在港難民婦女丶一些來自加拿大及歐洲等地的大學及中學生等。

責備受害者文化依舊

發起人Angie Ng指，直至今天，不論是香港或其他先進國家，性暴力（性侵犯丶性騷擾丶強奸等）及社會對性侵受害者的指責依舊存在。菲律賓左翼婦女組織Gabriella代表發言指，香港的外勞政策非常苛刻，例如雇傭同住條例丶中介公司的剝削等等，都是讓外勞女性暴露於性暴力的危險下，而且無法求助。

中四學生Jasmine Chan，亦是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她指希望可以透過抗爭行動來指出社會現時不平等的男女觀念。

「父權社會下被壓迫的女性長期不受到尊重，包括同工不同酬丶身體被商品化等。我聽了犯案者只被判240小時服務令後很震驚。」

最近多宗性暴力案件在法院得不到公義的審判，揭露了資產階級法治內裏的父權主義本質。只有打倒父權的資本主義體製，才能根本性消滅男女不平等及隨之而來的性暴力。

長毛評釋法：「CY製造一個敵人…便有存在的理由」

11月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立法會宣誓爭議釋法，法庭於11月15日裁決青年新政遊蕙禎及梁頌恒二人敗訴。繼遊梁被取消議員資格後，還有15名議員可能會因「不符宣誓要求」而被剝奪資格。

長毛梁國雄在高等法院聲援劉小麗的示威上表示，假如能由法庭頒令褫奪其議員資格，則漠視選民意願，而整個民主陣營的民選議員亦汲汲可危。長毛笑稱，他本人就是最有機會下一個被取消資格。

早前他在《向左望》節目上曾提到，忠誠性是看不到的，就可以讓當局去搜集那人曾作過的言行，則是言論審查丶思想審查。「例如搜查那人兩年前曾講過的言論，指控與誓言不符丶不擁護基本法等，這可以是後患無窮。」

「以劉小麗為例，（當局）可追溯她在網上講過的話，指控她宣誓無效，利用她的政治（立場）來作為證劇去來檢舉她。」

長毛認為，梁振英希望拿回政治資本，製造了一個敵人，而聲稱這個敵人是共產黨的敵人，所以他在香港在抵抗這個中共的敵人，於是他便有存在的理由。這是他發動的權力鬥爭的一環。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到爆竊

12月6日（星期二），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於香港的旺角辦公室遭到爆竊。

事發於日間時分，當時辦公室正值無人（由於該單位亦被用作住所，無人的時間是非常少的），竊匪破門爆鎖而入， 箱子和文件被翻開，水龍頭被打開導致屋內水浸。辦公室位於一棟以劏房貧窮戶為主的唐樓內，過去很少會發生盜竊案件。現估算包括電腦和金錢在內，總計損失超過港幣5萬港元。

「我們懷疑這不是普通爆竊案，可能背後另有內情。」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我們不排除事件具政治目的，今年中國國安在香港的秘密行動有所增加。匪徒將辦公室裏所有的水喉打開故意導致水浸，令我們損失了些重要的文件和記錄，包括一些政治文章和刊物檔案。」

「這單案件很可能是宗政治攻擊，或許是內地國安或是受其指使所做的。為什麽匪徒要偷走全部電腦？幾部電腦加起來十分重，二手賣出去也賺得不多，其中一部更是垃圾機，但也被盜取。唯一解釋是他們想偷看裏面的資訊。竊匪在離開前打開水龍頭導致水浸，也十分可疑。正常只為求財的竊匪並不會這樣做，似乎他們想對我們盡可能地造成最多的破壞。」

該辦公室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同誌所用，也是一些難民活躍分子的資源中心和會議地點，而一些中國大陸的異見者也會不時到訪。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乃一合法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但由於主張推翻專政，其在中國大陸是被禁止的。在2016年，其中國成員被政治迫害和逮捕的程度顯著加劇。

旺角是香港工人階級密集的地區，大多是陳舊的唐樓。有鄰居指過去二十年都未聞發生過入屋爆竊案。

「由於辦公室位於舊樓，保險公司拒絕受保，所以被盜竊的物品和金錢都沒有賠償。」鄧美晶續指：「部份電腦是屬於義工本人的，用來作製作雜誌和網頁。」

社義行動在眾籌網站YOUCARING 上展開「捍衛社會主義行動」募捐呼籲，目標金額為最少5萬港元（$6,500美元）以填補失竊金額。當中的3萬港元將用以重新添置電腦設備。另外，為了加強保安裝置，包括為辦公室加裝厚門、安全鎖、防盜鏡頭系統等，也需要額外開支。水浸也造成相當於數千元的破壞。

「目前最重要是盡快令我們辦公室恢復正常工作。」鄧美晶說：「這對反政府的民主鬥爭來說非常重要。現在抗爭形勢踏入了險峻時刻，梁振英正在加大清洗行動，準備剝奪包括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在內的更多民選議員席位。我們需要回應中共政權新一輪的打壓，我們不能耽誤時間，可惜現在的情況下我們連租金也負擔不了。」

我們懇請各位不論在香港、中國或全球的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者及支持者們，都到我們的「捍衛社會主義行動」網站捐款支持我們。

2016同誌大遊行：反資本主義與性平權鬥爭

11月26日（周六）是一年一度的同誌大遊行，今年將再一片彩虹旗飄揚香港。香港普遍的社會觀念對同誌已經愈來愈開放，反對歧視性小眾已經是社會共識。平機會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有過半數受訪者（55。7％）贊同應該就性傾向歧視立法；而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也有近半（48。9％）贊成立法。然而，香港政府仍然堅拒為《性傾向歧視條例》及同誌婚姻權立法，今年上任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也表明不會立法。可見，對同誌的歧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的政策丶不民主和親商體製乃至父權資本主義造成的惡果。同誌運動的當務之急是建立更強大的組織，更鮮明的高舉群眾鬥爭的彩旗幟。

陳章明是歷屆以來最劣質的平機會主席，他集性傾向歧視丶種族歧視與反民主的立場於一身。他在上任謔稱性小眾為「老同」引起強烈反彈，又表示將民主運動扣連在一起是「不理性的」，亦支持興建不人道的難民禁閉營。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同運本身就是民主鬥爭及反資鬥爭的其中一環，統治階級是多麼害怕我們的綱領！

另一項壓迫同誌的法例，是21歲以下男子之間的肛交行為是觸犯刑事條例。異性戀者的合法性交年齡為16歲，法律視同性戀者的交合行為特別「危險」，本身就是一種歧視。如男子與21歲以下女童肛交更可被判終身監禁！社會主義者支持必要的法例保障兒童免受性侵害，但腐朽的資產階級法製充斥保守反動的勢力，因此法例根本無法與時並進，造成充斥方方面面的歧視與壓迫。

最明顯不過的是立法機關，代表資本家和保守勢力的功能組別議員是非民選的，但可以否決任何推動性平權的法案，甚至連在議會內討論相關議題也竭力禁止。這堆反動勢力害怕同誌平權會沖擊資本主義的一夫一妻家庭製度，因為傳統家庭製度可以幫助他們維護社會現行製度，而同誌成家後也會爭取同誌家庭的福利製度，甚至沖擊既有男性主導的財產繼承關系。不難預料的是，這股勢力也反對一人一票真普選丶全民退休保障丶增加侍產假等進步改革的。

國家機關充斥歧視

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除了充斥階級歧視與種族歧視，也在入境政策上排斥性小眾。今年，2名從泰國到香港的跨性別人士，在機場入境處在沒有任何理由及了解下被拒入境，最後被譴返泰國。其間入境處職員對她們說：「沒有任何理由。我們不會聽你解釋」，及後又問當事人：「You cut already ？（剪咗未？）」這根本是性騷擾！但造成歧視不只是個別職員的卑劣人格，更是背後的製度問題所致。執法機關往往歧視性小眾和少數族裔，而現今的《種族歧視條例》並不會規管政府及執法人員的行為，令他們權力無限大而肆無忌憚。

此外，去年在海外已經與同性伴侶結合的一名英籍女同性戀者，嘗試為配偶申請居港權，行使這個異性伴侶擁有的權利，但是遭到入境處拒絕。政府害怕一旦開了先例會鼓勵香港同誌也爭取同樣的權利。可見同誌婚姻權利與人身自由的問題也扣連在一起，必須反對整個政府落後腐敗的體製。

粉紅財團的虛偽

可恨的是，當同誌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這一政策，並邀請13間贊助同誌遊行的，遭到其中的11間拒絕！那些跨國投資銀行年年牟利暴利，贊助同誌遊行的資金本來只是九牛一毛，除了可以為他們打造「同誌友善」的虛偽品牌，又可以借勢宣傳同誌遊行。但是，當同誌平權令他們與政府當局及現行體製有沖突時，他們就會害怕失去市場而斷然拒絕。就如今年贊助同誌遊行的JP Morgan丶花旗銀行丶渣打銀行丶高盛集團等，在香港他們穿上粉紅偽裝同誌友善，但在恐同宗教國家他們卻以「文化差異」為由對同誌平權緘默不言，乖乖與當地的獨裁政府合作！所以，一場徹底的同誌解放運動要與資本家決裂，由工人階級與同誌團體組織起來，以反資本主義作為群眾的鬥爭路線，例如支持工會反對職場歧視丶支持學生組織起來反對校園欺淩，而不是燈紅酒綠的嘉年華會。

香港恐同勢力不外乎反民主的建製派政客與權貴勾結的保守教會，可見同誌運動本來就是一場挑戰資本建製的鬥爭。資本主義的壓迫除了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包括歧視同誌丶婦女丶少數種族等等。面對近年政治鬥爭激化的浪潮，建製派也加強反動保守的宣傳攻勢，包括動員教會反對同誌丶煽動反難民的種族主義等。資本家為了打壓整體的工人階級，往往將社會少數群眾邊緣化，在經濟危機時針對他們先作出攻擊，以轉移群眾的視線，將社會問題歸咎於他們並且合理化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壓。所以同誌運動本來就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只有社會主義世界才能達致真正的性解放！

梁振英被DQ！

梁振英被DQ，宣布不再競逐連任特首。幾百萬港人在慶祝！正當梁振英想剝奪民選立法會議員資格之時，他自己卻被中央DQ，可說是相當諷刺！過去四年梁振英在香港製造了大災難，民主權利被瘋狂打壓，社會兩極分化，貧窮問題惡化，房屋短缺更為嚴重。由國民教育、加強警察鎮壓、清洗立法會，到準備為廿三條立法，梁振英全力加強內地對香港的政治操控。

但整個體製仍維持不變，民主鬥爭要升級！無論官方說法是什麽也好，梁振英離任的真正原因是群眾壓力和抵抗力量。第一、建製派的立法會選舉得票率從2012年的44.1%下跌至2016年的40.2%，對他們來說是一場恥辱的慘敗。第二、梁振英的離任也是雨傘運動的遺產。他雖然沒有被運動全面擊倒，但已經傷痕累累。

權力鬥爭

北京要在梁振英的賭註上止蝕，避免再激起香港的政治反抗浪潮。正如很多人猜測，中央想要一個沒有那麽好鬥、沒有那麽愛搞派系的特首，以圖緩和香港的政治緊張局勢。在下年三月的特首選舉，中央很可能支持受得香港傳統財團支持的曾俊華。梁振英與內地「紅色資本」關系密切，所以他推行的政策不得港資支持。

香港近幾個星期，香港立法會被大清洗，多名議員因宣誓「不符規定」而被剝奪或準備被剝奪議席。現在很清楚這場政治危機是梁振英博取連任的絕望一擊，並似乎得到了全國人大主席張德江派系的支持，但最後他的謀略還是失敗了。至於清洗行動往後如何發展，以及包括社民連梁國雄在內的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命運如何，還是一大問號。

當政客的政治生命結束時，往往以「健康」或「家庭」作為下臺階，而否認自己民望低落或者受到群眾壓力。但最近《香港自由新聞》的一個民調顯示，只有19%港人支持梁振英連任。梁振英又名「大話特首」，部分民眾甚至懷疑他放棄連任是否在講大話！

幾可以肯定的是，DQ梁振英的決定是由習核心及中央領導層作出的，當中反映出北京的權鬥形勢。政治化的氣氛加上群眾頑強的抵抗結束了梁振英的政治生涯。包括九月立法會選舉成績在內造成的群眾壓力獲得了勝利！

這是雨傘運動遲來的果實。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第二次因為群眾鬥爭而縮短了統治時間，上次則是2003年董建華面對反廿三條遊行而「腳痛下臺」。

這次教訓對重建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鬥爭十分重要。下一任特首還是非民選的，但有可能提出一些「妥協」和「調和」方案，但整個腐朽的不民主製度卻維持不變。梁振英只是專製政權中最可憎的代表，但我們若果要實現真正民主權利，一定要推翻整個建製——資本主義獨裁製度。

元旦上街：打倒小圈子選舉！打倒財團專政！

特首選舉開始進入激烈階段，這是雨傘運動及梁振英時期結束後的第一次特首選舉，中共務必要欽點合適人選以挽救過去幾年的治港之災。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意味著廣大選民沒有投票權，註定這場選舉只會選出代表統治階級的特首。過去四年梁振英的統治，對中共造成嚴重災難。從剛上臺後推動國民教育失敗、民生議題上開空頭支票，到催淚彈引爆雨傘運動，以及立法會選舉建製派受挫。最後立法會的政變不過是他的垂死掙紮的最後一擊。

目前可能出選的包括林鄭月娥、曾俊華、葉劉淑儀及胡國興。林鄭月娥被稱為「女版689」，將在一定程度上延續梁振英路線，但她比梁振英明顯少了共產黨員的色彩，沒有明顯所屬的政治派別。她是典型聽命上級的官僚代表，對中共來說好處是易受控製，就如曾蔭權般毫無政治目光的短視政客。從政府過去兩年反全民退休保障的鬥爭中，可見她執行親資本政策絕不比曾俊華輸蝕，中共可信賴她得到資本家的歡心。

中共正考慮讓林鄭還是曾俊華參選，因為兩人同時出選的話在選委的支持會重疊，所以曾俊華仍未得到中共首肯入閘。從緩和局勢的目的來說，中共理應挑選形象親民的曾俊華，以平息689之災，至少換來一段時間的穩定。然而，中共一直想支持紅色資本進駐香港、在香港坐大，作為在政治操控以外幹預香港的另一手段。曾俊華與傳統港資過於「親密」的關系反而成為負累。而葉劉淑儀可說是比梁振英更梁振英。她在保安系統中勢力最強，是最專製獨裁及種族主義的政客，但目前她當選的可能性最低。

簡而言之，在今天政局紛亂的大環境下，中共不可能找到一個完美的人選。矛盾和沖突註定在未來兩三個月乃至換特首後爆發出來。最終來說是群眾壓力拉他下臺的。梁振英在任期間面對歷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浪潮，並以雨傘運動為高峰，北京因而被迫換人。自主權移交以來的三屆特首都無法完成兩個任期，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中共體製根本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

「梁振英路線」就此消滅？

上屆選戰起初風平浪靜，後來才局面失控並引爆群眾示威，但今屆選舉統治階級各派一早就磨拳擦掌準備內鬥。距離選舉雖然只有兩三個月，但中共仍未決定誰為兒皇帝，不同的利益集團仍在拉鋸之中，可見北京比五年前更沒有把握。顯然在復雜的權鬥中連，有媒體報導民建聯選委將不為任何人提名，以免被解讀為中央開綠燈。

中共內部權鬥激烈，必然反映在特首選戰上。上屆689票當選的梁振英貽人笑柄，突顯了鳥籠選舉的荒謬，大大削弱政治的統治權威。中共現時不想有超過兩個（有機會勝出的）候選人參選，以免分薄選票。從統治階級的利益來看，中共應該想換上一個較能緩和緊張局面、安撫香港商家的特首。單從這點來看曾俊華會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部分保守泛民寄望習近平會「撥亂反正」，讓香港恢復「正常」的一國兩製統治。

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的製度設計，加上其組成充斥代表大資本家及中共附庸，確保了中共屬意的候選人才能出閘。今屆選委會組成的多了一群立場青年中產專業人士，與泛民加起來取得325張選委票，占了當選門檻所需的一半票數。保守泛民的選委可能會全數或部分投票給唐營候選人，確保他當選，妄想通過「造王」可以換到一些讓步（例如重啟政改）。但在中共強硬專製的統治的大局面下，這些都只是不設實際的幻想。真正的政治變革和民主只能由群眾鬥爭贏過來，而不是靠上層之間達成的「協議」。

到今天很清楚，清洗立法會是梁振英為求連任的鬥爭手段，而《成報》過去數月對他的指控看來至少有一定真確性。梁振英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像中央其他省市官員一樣，形成了一個不受中央直接空製的集團，為保權位而自把自為發動派系鬥爭，犧牲了中共長期的治港利益。新一屆政府上任後，中聯辦及港澳辦都將會換人。中共十九大前習近平會發動更大規模的清洗。

但我們不能寄望人變後路線會徹底改變，或者以為香港會返回前雨傘運動的「童年時代」。中共始終需要香港推動廿三條立法及有利中資的政策，總的來說「梁振英路線」只會調整而不會就此消滅。再者，如果中共要徹底消滅梁振英路線，根本不可能考慮讓強硬的林鄭月娥參選。要記得過往幾年的動亂並非由梁振英一派搞出來，有很多是中共直接幹預的，最明顯的是銅鑼灣書店綁架案。而反港獨鬥爭及洗腦教育也與習近平民族主義的宣傳一脈相承。此外，雖然在青政被剝奪立會議席以來本土派組織受到挫折，但港獨情緒已經醞釀在群眾心中不會就此消失。當中共再發動另一波攻擊香港自治權的鬥爭時，港獨勢力可以以其他組織形式出現。

總的來說，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對小圈子權貴選舉有任何寄望，只能打倒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召開真正的人民議會來製訂親工人的經濟政策，才會有真正的改變！

二零一七年

鄧美晶考慮參與立法會補選

本會主席鄧美晶正積極考慮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香港需要一個左翼力量，作為重建群眾鬥爭的支柱，向中共政權作出反擊。民主鬥爭此刻兵兇戰危，未來立法會選舉將有更多人被禁止參選。除非再發動一場強有力的群眾運動，否則今次可能是在立法會選舉中高呼「打倒中共專製」的最後機會，我們務必把握。

梁振英被北京DQ，是因為雨傘運動令北京不能讓他繼續執政。這終究是我們遲來的勝利，證明群眾鬥爭才是變革出路。我們拒絕與建製任何的政治交易。我們與泛民主派不同，絕不幻想下屆特首由明君登位，甚至支持曾俊華等「開明專製者」，我們堅持徹底鬥爭的路線。

中共及港府企圖清洗六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將數萬張選票變為廢紙，分明是一場無血政變。我們反對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的種族歧視及右翼意識形態，但梁振英剝奪青政二人的議席，是為了清洗整個立法會的反對派，將立法會全面變成人大式的橡皮圖章！即使不認同本土派也要反對清洗。

中共從九七年的臨時立法會、解散市政局到今天清洗立法會，每次的政變都在變本加厲。幸好有港人的集體反抗才令當局不敢更為放肆。下一役就是廿三條立法，我們希望能成為民意代表，在這場鬥爭中與各位站在前線。

過去廿年來，民主權利毫無寸進，溫和的妥協路線早已破產。我們與泛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一直不願意面對此現實，還在幻想可以「循序漸進」逐步改革，企圖限製群眾鬥爭的發展，不敢提出爭取真民主所必要的措施。由南韓到南非的歷史都可見，只有集體罷工，加上基層工人與青年的積極鬥爭才可以贏得民主權利。歷史可鑒，這是唯一的出路。同時，新興的本土派卻無法為群眾帶來出路。本土派主張的「勇武抗爭」只是空洞口號。青政更被揭發根本沒有出現過在傘運之中。鄧美晶活躍於雨傘運動，曾在旺角被藍絲暴徒襲擊。在選舉工程中，我們會鮮明打出黃傘旗號，不會因害怕藍絲而隱藏自己的立場。

今次青政兩名議員被清洗時，本土勢力陷於癱瘓，無法動員群眾捍衛自己的議席。此外，本土派的民生主張往往與建製派一致，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觀望美國選民也是渴求變革，早已厭倦希拉裏這種建製代表，但由於沒有左翼候選人予人選擇，讓特朗普這種極右勢力打著「反建製」旗幟成功當選，但他不會為勞苦大眾帶來任何出路。為了避免香港重蹈覆轍，必須緊急建立一個代表勞動者的反專製力量。這就是鄧美晶的參選目標。

我們主張鮮明的左翼政綱，包括立即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選民年齡下限降至16歲、削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高官的工資。如果我有幸當選，將只會領取香港平均的工資水平，其余收入撥入支持社運抗爭。我們主張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增加最低工資至45元、標準工時40小時、停建大白象工程、大力投資公共服務、大量增建公屋，將公共事業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經濟權力。

國民教育2.0：洗腦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教育將在中學卷土重來，初中學生將首當其沖！在11月16日立法會會議通過民建聯議員的議案，將初中中史獨立成科及列為必修科。新科目為名中國歷史，實為向年輕人洗腦，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

此次對歷史課程的「改革」是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的鐵腕手段之一。過去幾年學生在民主運動發揮先鋒作用，中共及梁振英一直希望通過鎮壓與洗腦兩招把這股力量壓下去。加上剛上任時國民教育面對群眾壓力而被迫擱置，立法會清洗事件後梁振英似乎視現在為進攻的時機。最近，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表了一篇《港生必須學習中國歷史》文章，以青年新政「辱國播獨」為推動中學中史科獨立成科的借口。

教協對中史教師作出調查，結果發現，近六成半受訪者認為是次修訂「有政治考慮」。過半數人認為修訂後的政治史過於著重「大一統」和「民族和諧」。五成人認為修訂未能改善中史科教學，認為「有幫助」的僅占6%。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腐敗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

汲取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教訓，單靠占領並不足以迫使政府退讓，需要組織起一天的全港師生罷課，才能迫使政府撤回方案。現在學生和老師有需要在學校由下而上組織起來，製訂罷課日子和運動策略。

桂民海被綁架的一年

瑞典公民桂民海於2015年10月17日在泰國失蹤，他是五名被中共綁架及分開拘留在中國的香港出版商之一。綁架案突顯了北京侵蝕香港的政治自由。

綁架案顯示中共獨裁者的爪牙不僅伸延至香港，更遠至海外更遠的地區。桂及他的四名同事開設巨流傳媒有限公司，出版了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書籍。且中共國安和警察是禁止在香港行動的。

其中三人是在內地被捕的，但桂則被國安在泰國政府縱容的情況下非法「引渡」回中國，而李波則在香港被帶走。因此，正如瑞典報章《Expressen》所指，有理由相信桂是被偷運到邊境到柬埔寨（柬國更加親中），並從那裏飛往中國。

桂民海案以及其他新案例都印證了習近平將鎮壓全球化。中國政府分別在緬甸綁架了一名維權律師的16歲兒子鮑夢萌，還有在寮國綁架了異見記者李信，在泰國最近也有綁架案例。

失蹤一年後仍沒被起訴

桂民海女兒Angela一直為她的父親討說法。瑞典記者和人權活動家越來越擔心，瑞典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對中國施加的壓力太小。在他失蹤的一年後，桂仍然沒有被起訴，無論是瑞典官員還是桂的女兒都不知道他被關在什麽地方。

「瑞典政府沒有足夠重視桂民海。」居於瑞典的異見者王偉指出：「他們希望保持與中國政府的商業聯系。」他向《社會主義者》雜誌表示。

今年一月，桂民海被安排國家電視臺上認罪。「電視審判」已成為習近平常用的打壓手法。通常異見者電視認罪時，其家屬被扣押為人質。因此，當局有部署地逮捕了整個群體──包括維權律師以及非政府組織分子，從而最大化五人被孤立、被拒絕會見律師所帶來的威懾效果，並迫使他們在電視面前認罪。另一名受害者林祖戀，一位72歲的烏坎村委會的民選委員，也遭到了同樣流氓手段的對待。他被控貪汙罪名，被判超過3年的刑期。

從桂民海案可見，揭露中共流氓手段的鬥爭必須升級。從各國資本主義政府的取態可見，他們將企業利益遠遠淩駕於人權之上。

香港未來的討論

香港：暴風雨前夕

1.梁振英時代在香港前所未見的政治風暴之中結束，群眾向建製說不，並在尋求新的替代方案。政治氣氛相當復雜，群眾對中共獨裁製度及其香港傀儡充滿爆炸性的憤怒，同時被恐懼和擔憂的情緒所抑製，對於改變現狀充滿無力感。由於資本主義危機以及獨裁體製相應的危機，憤怒情緒將必然會加強。在現今局勢中註定會有新的政治沖擊，鬥爭將會突然爆發。

2.以下原因造成這種矛盾的情緒：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群眾替代方案引領出路，而泛民領袖毫無政治腰骨。以下現象反映了上述狀況：群眾沒有因為梁振英下臺而自信大增，也沒有認知到這一事實──中共與香港建製在風頭火勢之下被迫策略性撤退。

3.我們是少數能解釋這一點的組織：梁振英統治的崩潰是2014年雨傘運動遲來的結果。傘運鬥爭展現很多正面特徵，但也很多根本性的政治弱點：欠缺一個打倒中共獨裁體製的綱領，戰略單方面地集中在香港一地以及占領一個手段。

4.雨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退讓，但正如我們在其他文宣解釋過，它從此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令局面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但由於反政府鬥爭欠缺清晰領導這一「主觀因素」，因此政治發展過程表現得混亂而不完整。傘運也令北京在香港維穩變得極其復雜了。

5.正如我們當時所說，這場歷史性鬥爭令梁振英遍體麟傷。習近平阻止他連任的決定證實了這一點，即使他在最後一刻為了轉移視線而製造一場憲政危機（清洗立法會）。中共旨在繼續推動強硬的政策以延續對香港的政治及經濟控製，並驅除民主鬥爭的幽靈。中共對港繼續走「梁振英路線」，但換一張新面孔，並容許一些次要的調整。中共希望藉此可以壓倒群眾抵抗的力量。

6.我們對雨傘運動的成績表指出以下幾個重點：政府成功阻止了實現真普選，但付出的代價大大破壞了社會上的政治幻想──政府當局和其國家機關（警察和法院）的公信力丶基本法的魔法力量丶「實現民主只是時間問題」這一迷思，以及泛民主派（向群眾散播對政府的幻想）的公信力都在雨傘運動中受到不可逆轉的打破。

經濟：「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

7.隨著政治急劇兩極化，政府機關陷入歷史性危機，香港極端的壟斷資本主義奉行新自由主義為教條的經濟模式，並進入了空前動蕩和充滿挑戰的時期。中國經濟因負債累累而放緩，以及美國的「特朗普經濟學」的雙重沖擊下，港府警告2017年要密切留意「外圍的不明朗因素」。特朗普經濟學將會吸納投機性資本回流美國，使美元及與美元掛勾的港元匯價升幅更高。如果利率被拉高的話，將會對香港過熱的房產市場造成風險。

8.這情況也會進一步拖累香港的零售及旅遊業。此一行業非常依賴內地人的消費，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加速貶值（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下跌7%）。零售丶進出口貿易丶酒店及飲食業雇用了最多的香港勞工，人數幾近110萬人，但已陷入麻煩。根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資料，2016年總零售消費額下跌了8%，但今年預計將再下跌3%。內地及海外旅客消費占整體30-40%，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將會向零售業造成下行壓力。

9.在如此不平等的社會裏，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可以，尤其在青年之間，造成爆炸性的影響。「香港可怕的貧富懸殊是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南華早報》資深編輯YondenLhatoo寫道：「如果讓它（貧富懸殊）繼續不受製約，會造成歷史性規模的社會動蕩。」從五十萬人七一上街反廿三條的2003年，到雨傘運動爆發的2014年，香港的億萬富翁人數由11人上升四倍至45人。

10.同時，30萬兒童每日三餐不繼。雖然2012年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紓解貧困」，但情況只有每況愈下。最近政府數據顯示，2015年活在官方貧窮線底下的人數比2014年增加2萬人，達到134萬，是2009年以來最高的數字。但這些數字已經被刻意低估了，因為政府將個人貧窮線的收入定在3,800港元以下。貧窮人口之中在職貧窮人數正在上升，在2015年已經超過47.7萬人，當中包括1.42萬名大專或以上學歷人士。

11.工人階級青年乃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青年都面對著暗淡的經濟前景。在此一大前題下，青年世代對現存資本主義秩序愈來愈異化，並愈來愈反對中共獨裁強硬地維護這秩序，都不會令人驚訝的。香港兒童貧窮率在2015年為23.2%，而超過7.3萬名學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少數族裔家庭的貧窮率則高得多，達到33%。

12.歷史上香港工運疲弱以及工會組織碎片化，加劇了社會危機的深化。現在有緊急需要動員工人投入工會運動，例如以最低工資作為議題。就如我們在美國所見的15美元運動（CWI在當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及快餐店罷工。這些運動可以贏得社會上廣泛支持，引發重建真正民主及具戰鬥性的工會組織。

13.現時32.5港元/每小時的最低工資是對勞動人民的侮辱。如果考慮到過去幾年的通漲比率，現時水平比2011年最低工資初實施時的28元更低2元。《香港自由新聞》的MingChunTang表示：「華盛頓州的生活水平與香港差不多，但最低工資達到10.5美元（81.6港元），是香港的2.5倍。」

爆炸性的辯證

14.香港政局被爆炸性的辯證法所推動。北京對民主的打壓刺激了群眾（尤其是青年）的抵抗丶前所未有的民主意識及敏感度，變相令僥幸存活的獨裁體製更為不穩。中共獨裁體則以更為強硬的措施回應。

15.中共的輿論宣傳往往離不開「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但現實上當局政權更恐懼貨真價實的工人階級反抗，不是「外國翻版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註定中港局勢會再爆發，在某一階段會有更大型的運動爆發，令2014年的香港傘運相形見絀。在元旦遊行裏，一名警察就細小的遊行規模作出評論，向我們同誌表示：「這只是暴風雨的前夕。」

16.本土派在這股泉源之中冒起，但由於其政治弱點現正陷入危機。他們利用簡化及詭辯的言辭丶烈士情意結丶在口頭上反對泛民的妥協路線，尤其在青年之間得到了選票和支持，但在清洗立會法第一次接受考驗時就崩潰了。

17.我們反對本土派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及右翼經濟綱領。他們對香港獨立矛盾的主張重覆了所有改良派的基本錯誤──采取非革命的路線。他們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但這塊大陸早已被泛民蹂躪至陸沈了！這路線不惜一切避談需要推翻中共獨裁的問題，而要達到這點就要一場在中國丶香港乃至更廣泛地區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

18.泛民為了避談這一問題，向群眾散播這一幻想：香港人只要務實並進退有時，不要過火，就可以與中共達成民主協議。在這路線下泛民不斷煞停群眾鬥爭丶在政治上限製群眾鬥爭。

19.本土派則施用另一種騙術。他們散播一個更荒唐可笑的幻想：只要有足夠的人數表示想要獨立，並作用一定程度的「抵抗」（例如發動騷亂和以種族歧視的言詞宣誓），中共就會心不甘情不願的容許港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會在不同情況下奇怪地將英國丶特朗普丶聯合國等「民主衛士」視為這場鬥爭的盟友。可見他們的天真無知，不知道這些親資政客和機關的原則和作風都是受市場和金錢丶而不是理念所支配的。

本土派的危機

20.在立法會選舉後的危機發生後，本土派現正陷入危機丶癱瘓和分裂，造成了矛盾的局面，並一定程度上緩沖了政府危機和梁振英下臺所帶來的影響。雖然民意歡迎梁振英下臺，但事件並沒有明顯振奮社會的作戰士氣。很多人視之為統治者之間的派系鬥爭，而不是群眾壓力造成的結果，因此不是普通人所能控製或左右的。

21.這見解是單方面和錯誤的：資本家與親中共權貴之間的派系權鬥是在群眾壓力的影響下加劇的。這種作為旁觀者而無力改變政治狀況的感覺，是雨傘運動的後遺癥之一（「我們已付出一切了」），而現在本土派的崩潰和消沈正加強這一感覺，因為當對泛民幻想破滅達到新高峰時，很多人（尤其是最激進的青年）曾經將希望轉投在本土派上。本土派候選人在雨傘運動後首次的立法會選舉拿到24萬票（11%）。但隨後的事態發展顯示本土派沒有根基，只是乘著選舉的順流丶收割欠缺政治替代選擇的形勢，但受到攻擊時根本不能捍衛自己的議席。

22.本土派在選舉上獲得進帳後，完全不可避免梁振英乃至所有中共派系皆針對「分離主義」發動攻勢。資產階級媒體丶法庭和警察鎮壓等正被動用來打擊及孤立本土派。而本土派團體至今都沒有一個有組織的聯合回應，表明了他們政治及組織上的弱點：混亂和種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丶天真地低估所需要什麼類型的鬥爭以及怎樣的鬥爭水平才能成功丶無政府主義松散和「自發性」的傾向而反對真正的組織和政黨。

23.短期內這會令2017開始時郁悶的情緒，遊行規模會較小，而群眾情緒會較為復雜和低沈。由於上述各種原因，這種情緒可能在青年之間尤為強烈。但是，這只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即使是目前受挫的本土派在未來也可以再次反彈，或者以新的形式再出現。正如我們所解釋，港獨情緒這份梁振英留給下屆政府的禮物，不會被警察打壓消滅，在未來會令統治階級自食其果。

後梁振英時期的展望

24.雖然梁振英下臺而且親北京陣營之間相互公開開火，但泛民領導再次竭力在龍門面前射失。他們現在聚焦在選舉謀略上，甚至可能在腐朽得發臭的選舉委員會之中與建製派進行政治交易，進一步遠離群眾鬥爭的道路。泛民領導人物企圖以「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名支持曾俊華作為下屆特首，以阻止目前最有可能受北京祝福的林鄭月娥當選。

25.欽點誰人為下屆特首是為了損害控製。現在這成為了北京前所未有的問題，今屆比起2012年兩名候選人相互毀滅的惡夢更為惡劣。這情況打破了中共只手遮天的形象。中共為了重新集權而造成今天的政局危機，因此用以行使權力的機關被削弱了，以往不可想像的事情都不能再排除──中共可以失去對小圈子選舉的控製力。《南華早報》引述的一個匿名消息來源指，中共現在只能控製選委會1,194票中的500票。中共現在似乎要竭力避免歷來最險勝的選舉結果，這樣會比2012年梁振英獲得689票更為尷尬，甚至要避免流選的情況發生，因為這等同將小圈子選舉變成一場荒誕劇。因此，不能排除曾俊華會被勸退。

26.香港統治菁英內部的沖突，在支持曾俊華的傳統權貴與親梁振英的「紅色資本家」之間，是中共政權激烈權鬥的一面鏡子。代表不同派系利益的香港媒體，在這場權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共各派系散播謠言和互相攻擊的平臺。親北京陣營的內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親北京報章《成報》發動反梁攻勢，與我們一樣預計他會下臺，並指控中聯辦的「四人幫」集團。這預兆著2017年年底中共十九大前的新一輪派系鬥爭的攤牌，這事件對香港有產生重要的影響。

27.長毛表示有意參選3月26日的特首選舉，利用選舉平臺來動員群眾反對建製的所有派系。這想法應該受到支持。他的參選有潛力改變政局，與美國桑德斯及其「政治革命」運動有相近之處。社會主義者及堅定的民主派一般都反對參選政權的小圈子選舉，但提名長毛參選（需要325名泛民選委之中的150名），並通過向公眾收集提名，動員群眾反對小圈子選舉，抨擊所有建製候選人的政綱，有可能改變現時的群眾情緒，為創造一場戰鬥性反獨裁運動提供一個凝聚點。這也可以向泛民施壓，揭露他們企圖與曾俊華一派達成交易的犯罪惡行。

28.雨傘運動後，我們組織和整個民主運動都經歷了頗為困難和考驗的時期，造成了鬥爭急劇下跌，對於如何恢復運動充滿混亂。現況中有著反動的特徵，但也與持續激進化的特徵相結合，而且鬥爭有潛力會突然爆發。事件可以在下一段時期急促發展，而我們一定要準備迅速適應形勢的新轉變。未來時期似乎對社會主義及工人階級戰鬥性替代選擇更為有利。

29.最重大的問題還是中國的發展，以及未來將會爆發的階級鬥爭──在工人階級及窮人難以忍受的生活狀況使這其必然發生。當五億中國工人階級決然走上反資本主義和反中共政府的鬥爭道路的時候，將會等同一個新的超巨大的力量宣布駕臨。雖然這一進程將會充滿復雜和矛盾之處，工人階級群眾的鬥爭將會削弱種族及族群分化，為階級團結（而非「民族」團結）製造新的推動力。對香港將發揮不可遏製的影響，啟蒙工人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組織起來鬥爭，並回應很多香港群眾的疑惑和問題──如何對抗獨裁體製丶什麼手段才能致勝。我們一定要與我們的敵人一樣，為暴風雨作預料和準備。

香港：旺角騷亂的一年後

去年農歷初一的2月8日旺角發生騷亂。這場香港五十年來首見的騷亂，是梁振英暴政遺下的歷史痕跡。看看今年農歷新年，當警察在旺角管製小販的手法變得小心克製後，氣氛頓時變得緩和，可見去年騷亂是他們強硬手法招致的。

兩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落實真普選而失敗告終後，社會充斥著緊張氣氛，彌漫著強烈的失望情緒，結果去年對「違法」小販的打壓造成了反彈。青年前景尤其暗淡。據2015年一份研究指，香港大學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從1993年的$13,158跌至2013年的$10860，廿年來跌了20%。房屋問題更是惡夢，據一項全球研究香港房價是367個主要城市中最難負擔的。

130人受傷

2月8日晚至9日淩晨，青年與警察爆發大。沖突，造成130人受傷。當晚警方出動800名警員，超過20處的垃圾堆或垃圾桶被縱火。至今總共90人被捕，57人的審訊已經開始。

對大部分在港民眾來說，騷亂象徵強硬的北京政府治下的政局危機及兩極化。為騷亂製造社會條件的梁振英，嘗試從騷亂中收割輿論及政治資本。政府去年進一步加強警隊武裝──增聘人手丶增加精英部隊數目丶增購「維持公眾秩序」的武器，例如更先進的橡膠子彈。自騷亂發生以來，警察更為政治化，更公開地成為政府的工具。

政府企圖煽動公眾對騷亂的憤怒，從而抹黑反政府陣營為「暴徒」，政治打壓所有抗議行動，但這計劃失敗了。相比在英丶美丶法等發生過騷亂的國家，香港群眾更為大力拒絕這種論調。

立法會補選

梁振英政府因為太過受人唾棄，從一開始這種宣傳就徹底失敗。代表這場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在騷亂後三星期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獲得了66,000票，可見政府與人民之間隔著多麼大的鴻溝。

本土派（無政府派的種族主義者）誇耀騷亂為「勇武抗爭」的典範。諷刺的是，一年前的八面威風今天已被最消沈的失敗主義所取代。去年他們錯，現在也錯。本土派缺乏工人階級的思想丶組織和聯系，他們亦沒有被當局大舉拘捕丶取消資格和檢控的準備。要勝利，需要有更高的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相信通過騷亂能夠贏得政治變革。我們理解事件的成因，而政府應負上責任。但是我們要用另外的思想與手段──根據工人階級歷史上的鬥爭傳統──以有效地挑戰專製當局。一年前，我們說過：「要想改變製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製製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這點。」

長毛特首選舉運動問與答

長毛參選會分薄選票， 益了林鄭月娥？

答：小圈子選舉的設計保證特首由中共欽點，特首的權力來自中共和資本家。泛民選委自以為手握三百多票就可以左右大局，有本錢與曾俊華作政治交易， 實在天真無知。根據過往經驗，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曾蔭權的政改方案後，政府完全背棄改革的承諾。只有群眾組織鬥爭才能保證可以迫使政府退讓。

長毛選舉運動就是為了反對泛民支持建製任何一方。泛民選委為曾俊華背書， 只會向群眾散播對下屆政府的幻想，扼殺未來群眾鬥爭的發展。泛民在2015年受到群眾壓力而被迫否決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政改方案，但現在想鬼祟轉身了。曾俊華上任特首後，泛民想與建製達成交易以重啟政改方案，將假普選方案作小修小補而讓它死灰復燃，還接受在2020年接受一個輕量版的廿三條方案。這等同背叛零三年上街的群眾，背叛雨傘運動的示威者，也背叛今後的民主鬥爭。泛民在誇大曾俊華與林鄭的分別，合埋化他們不戰而降的犬儒路線。他們也散播對習近平的幻想，好像只要習派支持的曾俊華當選，香港就會雨過天青一樣，事實上梁振英近年習權於一身、強硬打壓民主、打港獨與愛國主義，都是習近平底下的影子而已！

為什麽之前又反對泛民參加小圈子選舉？

答：2007年公民黨梁家傑及2012年民主黨何俊仁分別都有參與特首選舉。但他們競選中對建製候選人只作輕描淡寫的批評，完全沒有發動群眾鬥爭，以證明自己也有「競爭力」、也可得中共的接納。就如公開說：「阿爺，泛民特首也不會威脅你的獨裁統治的，請你放心實現普選吧。」根本是為小圈子製度塗脂抹粉！

長毛的選舉運動有什麽作用？

答：在小圈子製度下長毛並不可能當選。但反對陣營可以將選舉運動化為激發群眾鬥爭的平臺，有如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發起群眾示威、街頭宣傳甚至是公民抗命。選舉工程將收集三萬個公民提名，鼓動民意反對小圈子選舉！我們要迫使泛民選委支持長毛，阻止他們票投曾俊華。泛民選委將會受到巨大壓力， 被揭露他們害怕激進力量多於害怕建製派。長毛選舉運動造成社會壓力，要求泛民選委投白票，無論下屆特首是誰都會削弱政府的統治權威。

林鄭VS曾俊華：蘋果鬥爛之爭

特首小圈子選舉將至，現時兩位最熱門的候選人為林鄭月娥及曾俊華，他倆所代表的是甚麼？

林鄭月娥作為梁振英政府班子中的高官，曾推行假普選及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是眾所周知代表中共的強硬派，亦獲得中聯辦支持。最近林鄭月娥更宣布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被批評事前未有公開諮詢，惹起全港反感。

她宣布參選時強調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意味著會延續過去的親資政策， 特別是她擔任社福署署長時將社福服務市場化。她沒有曾俊華的香港商家人脈，比曾俊華更需要依仗中聯辦勢力來爭取支持。

林鄭月娥目前受到最大祝福，但2012年唐英年本來也是中共屬意人選，但中共最後也願意保送梁振英，因為兩人根本上都代表建製和中共利益。同樣今天的林鄭與曾俊華也是如此。曾俊華營造開明形象，標榜自己想香港「休養生息」。曾俊華的語言偽術比梁振英實在更勝一籌！在中共今天強硬統治中港的大背景下，下屆誰上任都只會延續梁振英路線，最多作出些微調整。曾為向中共表明心跡，承諾支持廿三條立法及八三一人大決定，與林鄭月娥及梁振英毫無差別。正如他說過「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他無法不依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最近的民調中，曾俊華以超過35%居首。這種調查只是容許民眾兩個爛蘋果之間挑選一個，根本毫無意義。但民主黨議員最近企圖以此「民意」為掩護，合理化支持曾俊華的惡行。大家別忘記， 2011年的小圈子選舉梁振英當時的民意一度超過4成！相反當時在無約束力的民間投票中，超過54%選民投棄權票。

曾俊華曾作為任期最長的財政司司長， 就是捍衛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佳人物。香港貧富懸殊冠絕全球，曾俊華就是主要元兇之一！香港利得稅率全球最低， 是有錢人的避稅天堂，但曾俊華十年來從不增加稅率，為資本家的利益護航。林鄭與曾俊華最近可笑地在否決全民退保的責任上互相推卸，但兩人一直堅定反對這項政策。

政府剛公布的財政儲備達至9083億元的新高。即使庫房水浸，但公共房屋丶醫療丶社會福利等卻沒有增加，曾俊華在上一份預算案中就削減了醫管局開支2.5 億元！曾俊華10年來幾乎每年計錯數， 經常低估財政盈餘外，又大幅的私有化及興建大白象工程。

任何一派建製候選人都不值得信任，社會主義者主張藉長毛選舉運動發動群眾鬥爭，挑戰小圈子選舉，打倒中共及財團專政。

警隊罪行上升是權力無限大的結果

過往一年警員犯案被捕超過四十宗，包括嚴重毆打、詐騙、盜竊、非禮、強奸、妨礙司法公正、藏毒等。警隊佐級協會長回應時表示「聖人也難免犯小錯」，就像時任警務署署長的「慈母論」般諷刺。

代表政權的腐敗

此外，三名警員涉嫌收受黑幫數以十萬計的賄款及嫖妓服務，其中一名被拘捕的O記高級督察陳嘉健更是處理沖擊公民廣場及旺角騷亂事件的主管。警隊高層受到壓力，故此下達加強警員戒律的指令，例如不準同袍在當區酒吧消遣。但警隊的墮落是權力的不平衡使然，就如一隊侵略小國的帝國軍隊即使軍例嚴苛也很難不奸淫擄掠的。

警隊的腐敗代表著政權的腐敗。在雨傘運動結束以來，沒有任何警察因暴力毆打示威者而受懲罰，包括朱經緯警棍毆打旺角途人800天以來律政司仍未提出檢控，去年旺角騷亂向天開槍的警察被頒發「紅雞繩」。政權為警察暴行賦予合法性，他們自然更自以為高人一等，可以任意妄為了。

因為感到有權力的庇蔭而自以為處於「安全區」，使警察以為犯案不用付出代價，很多時只是為了貪小便宜或行個方便。例如高級警員盜取扣押車輛在價值百多元的八達通被判盜竊罪，也有警車撞車後捏造事實而犯上妨礙司法公正，甚至警長盜取百多萬保釋金到澳門賭博，然後要求保釋者放棄追回保釋金。

警察是權力最集中的統治機關，統治階級的墮落自然最明顯地反映在警隊身上了！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民主控製警隊，從警隊經費、招聘、提拔以至運作決策都應由民選公眾委員會控製。

港學生焦慮抑郁 香港教育怎麼了？

香港去年在九天內發生超過六名學生自殺事件，而2015/16學年的首半年，半年內亦超過24宗學生自殺事件。自殺的有大學生丶中學或以下，都無分年級。

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六成中學生有輕微至非常嚴重的抑郁傾向；在經常感到焦慮的學生當中，近半數每日或每周都有超過一半時間有自殺或自殘的念頭。他們認為自己是失敗者，並感到沮喪或絕望。

最近有醫生揭發名校不少學生的家長向醫生施壓，給學生開服治療ADHD的藥物，提升專註力，有精神科醫生表示，這或會對兒童的健康構成傷害，強迫服藥可算是虐待兒童。

香港的學生壓力非常大，功課量為全球第二高，而諷刺的是，香港學生的學習動機丶自信力丶學習興趣及投入度在全球排尾三。這反映在一個強迫性的環境下，不但無助學生的學習，反而令年輕人陷入焦慮抑郁，甚至發生自殺的悲劇。

事實上，香港的教育開支遠遠追不上全球發達地區，僅占GDP約3.4%，是OECD國家平均的6%的差不多一半。單一式的機械操練是為了維持教育低成本，而激烈的競爭則是為了將大多數人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香港大學資助學位的入學率只有18%，遠低於歐美國家的50%。

政府坐擁8千億財政儲備，絕對能夠增加教育開支，推行小班教學丶增聘教師丶社工，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縱使超過8成教師反對TSA，教育局仍然一意孤行，令本來的學生壓力再增加。這就像2012年時的國民洗腦教育，由於梁振英政府的無視民意而爆發起占領政總行動。

我們要求撤回TSA丶要求大幅增加加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反對教育私有化，學位全由公帑資助，確保人人得到平等的教育權利。要改變現時千瘡百孔的教育製度，這需要在學校建立起由下而上的民主學生組織作為開始，反對不民主教育製度的抗爭。

國際婦女節行動香港站

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將有數百萬人上街及罷工。數十年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打擊，加上特朗普上臺，激起了空前大規模的抗爭，各地掀起了新一波的女權運動。三月八日，全球超過五十個國家發動婦女罷工。各地女性藉此機會抗議特朗普的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政策，包括穆斯林的禁境令、打壓性小眾、外勞及難民的權利。

在香港，為響應全球國際婦女節行動，我們發起這場抗議，連同不同種族及宗教背景的女性，包括難民、外傭、本地女性，爭取我們基本的權利，反對性暴力，反對對女性的壓迫。今天是我們上街抗爭的一天，不是逛街購物或舉行晚宴的一天。我們要建立一場戰鬥性的新女權運動，反對不民主的財團統治。

去年世界各地爆發大規模女性運動，包括在波蘭、冰島、阿根廷、愛爾蘭及美國，為今年歷史性的國際婦女節示威鋪下道路。在中國，女權分子被政治打壓、被逮捕、被言論審查，最近更被禁止宣傳國際婦女節罷工。中共獨裁者害怕女權吶喊是有其道理的，畢竟100年前的今天，俄國女工展開反對沙俄獨裁政權的罷工，一星期後革命推翻了沙皇。

停止針對女性的暴力

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全世界大約三分之一的婦女在一生中曾經遭受性暴力。全球女性正在起來對抗性暴力，挑戰暴力背後的權力架構──不公義的法律、主張性別歧視的政客以及製度性的歧視。去年阿根廷一名16歲少女被殘忍地奸殺，激起了一百萬女工罷工遊行反對性暴力。

消滅女性貧窮　為男女同工同酬而戰

女性占全球七成的貧窮人口，全球女性的平均工資幾乎只是男性的一半！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婦女較男性多出一倍。我們要求增加公共開支，提供充裕的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保障就業和女性經濟獨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屬於99%的新女權主義

近年婦女節被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扭曲為刺激消費的日子，鼓勵婦女節應買花送給女士、或推出減價的美容優惠！我們要重奪婦女節，用今天作為反對製度壓迫的鬥爭。我們反對種族歧視、反對對何宗教的歧視、反對特朗普及香港政府不人道對待難民。從前婦女節是屬於勞動婦女的一天，今天也要如此，要為所有被製度欺壓的男女及跨性別人士而鬥爭。我們主張一個草根的、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團結鬥爭捍衛工資、工人權利、公共服務、庇護權利和環境保護。

聲援全球三八婦女節罷工
停止性暴力！捍衛女性身體自主權！
消滅女性貧窮，男女同工同酬
設立富人稅！落實全民退保！
捍衛難民及家務外勞的權利
全球反特朗普，反對性別歧視，反對種族主義！

香港：婦女節遊行反性別與種族歧視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國際婦女節香港站的燭光晚會，有超過70人參加。集會人士站在美國領事館外的鐵馬前大叫口號，反對特朗普及其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的立場，並聲援全球女性罷工與抗爭。

「中國的女權分子被當局禁言和拘禁。」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她們的微博被專製當局封鎖，被禁止支持全球的婦女罷工，被禁止聲援全球的激進女權運動，所以我們為她們發聲。」鄧美晶亦引用1917年的俄國革命作為例子，指：「中共政權懼怕婦女的聲音不無道理，因為100年前的今天，俄羅斯的婦女發起了罷工，並於一星期後推翻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這個當時世界最殘暴的專政。」

參與晚會的婦女來自不同國籍，包括中國、印尼、菲律賓、香港和美國，而當中難民占最多數。來自印尼的難民Mira道出了她所遭受過的性暴力。「家內強暴與性侵是印尼及其他很多國家的一大問題。」她說：「但很多婦女不敢出聲，因為她們害怕執法機關不會站在她們的一方，並可能會失去兒女的撫養權。」她引用了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每3名女性當中就有1 位曾經遭受過一般或性暴力。Mira說：「我們需要團結一致反對這個製度。」

許多在港的難民婦女曾經遭受過強暴、性侵犯或暴力，但是香港政府一直對她們的困境充耳不聞，港府的庇護接收率乃全球最低。香港政府亦跟隨世界各個資產階級政府那樣，抹黑難民為「罪犯」和「非法入境者」，企圖煽動種族主義來對工人階級全體作出打擊。

特朗普最新的穆斯林和難民禁令亦是示威者的眾矢之的。參與者在領事館外大叫「不要禁令、不要圍墻、不要特朗普」。其中一名發言人士指出特朗普來周將會實施新禁令，將禁止敘利亞的難民進入美國，當中78%的是婦孺。特朗普稱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遊行人士亦要求落實男女同工同酬，並開征富人稅來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包括《半島電視臺》在內的多家媒體亦有到場采訪。

正如鄧美晶所說的：「今天是國際婦女節，不是購物、慶祝或搞晚宴的日子，而是我們上街的日子。我們要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女權運動，反對1%富豪們的不民主統治。」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

號稱「梁振英2.0」的林鄭月娥被欽點為下屆特首，意味著政府的強硬路線會延續下去。香港首次有一名民望凈值負分的候任特首，相信未來幾年政局埋伏炸彈。建製派高呼林鄭高票當選，炫耀建製派大團結。中共暫時壓製了建製派之間的糾爭，但不代表他們的統治穩固起來，表面的團結只是假象。

今次中共汲取上屆唐梁分裂的教訓，今屆比以往更大力操控選舉。中共首次支持建製之中其中一名候選人，暗示中共有權不任命林鄭以外的人選，中共喉舌報甚至出現攻擊曾俊華與泛民作「魔鬼交易」的文章。此外，中共大力拉攏唐營商界，難以相信當中沒有包括龐大的政商利益交易。香港傳統資本家勢力的唐營今屆都在中共的箍票下轉投林鄭月娥，但從李嘉誠不願提名予任何候選人的表現，可見當中必然有摩擦發生。中共比過往更大力幹預選舉，不是因為另一名候選人曾俊華會為中共統治帶來威脅，而是因為中共希望林鄭高票當選，維護下屆政府的權威。

特首小圈子選舉結束後的翌日，警方立即控告九名雨傘運動政治人物 。建製陣營發放出清晰的政治訊息。泛民主派當初以中共會與港人「休養生息」為由，製造曾俊華有望當選的幻想。泛民主派第一次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建製候選人，是一次更深刻的背叛。他們聲稱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支持曾俊華，相當於接受了他所支持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及廿三條立法。他們的立場實踐起來就是呼籲港人只能選擇中共接受的候選人，也就是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假普選的篩選邏輯。與2010年接受政改方案一樣，泛民今次與曾俊華的交易是什麽也換不到回來的。唯一做到的就是將民主運動的大權交給了建製派，連梁振英也嘲弄泛民「是否等於曾俊華是他們的代表？」

長毛嘗試參選特首並批評泛民的錯誤立場，這是正確的。可惜在選舉後，他卻公開向泛民道歉並呼籲「團結」。事實上無論是林鄭還是曾俊華當選，泛民向群眾散播對建製其中一派的幻想，都是對民主運動有害的。他們呼籲群眾寄望於一位明君登位，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和動員力。我們不能排除林鄭會實踐一些曾俊華的選舉承諾，例如為廿三條立法作白紙草案諮詢，從而收編溫和泛民的支持。然而，泛民對「休養生息」的寄望換來了林鄭月娥當選翌日的雨傘運動大清洗，林鄭更表示「修補社會撕裂不代表要在法治上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固然支持行動上團結一致反對政治打壓，但這不代表要放棄在運動內的辯論和批評，尤其是今次主流泛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行動上團結對抗建製，與民主辯論運動的出路之間，並沒有任何矛盾，而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會影響至未來民主鬥爭。政治打壓和白色恐怖將臨，建設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是當務之急。

林鄭上臺　新一場戰役開始

林鄭月娥被中共正式欽點為特首。中共大力幹預這場假選舉，製造林鄭高票當選的假象，以確保下屆政府的面子和權威。但對群眾來說只會造成反效果，市民對假選舉的憤怒更深，林鄭未上任， 民望凈值已得負分，是香港首位民望最低的候任特首，比2012年梁振英更甚。

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林鄭政府民望極低之余，亦現正面對組班的困難，建製人士對加入新政府非常猶豫，現任的局長也有人請辭，主動不留任。這反映林鄭可能是一個弱勢政府。

大致上林鄭會延續以梁振英為標誌的中共強硬路線，繼續令香港民主倒退，死守八三一人大決定，更很可能會在未來一個階段推動廿三條立法鎮壓民主權利。同時，為了服務香港資本家的利益，她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有利工人的政策。

建製分裂未完

這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中共透過大力背後操控及幹預，令很多本來支持曾俊華的建製派選委最後臨時轉向公開支持林鄭。這包括了鄉事派及代表香港傳統資本家利益的李嘉誠。難以相信這次轉軑沒有牽涉威迫利誘。就好像債務一樣，在選舉時借了選委的票，林鄭需要在她的任期內「還債」，代表她需要保衛這群既得利益集團及勢力的利益，進行改革的空間將會非常有限。若果如此，如丁權的特權就不會被撼動、保障資本家財團的利得稅也不會增加。

這次小圈子選舉後，中央企圖製造一個「建製派大和解」的假象，希望建製各陣營能不互相攻擊，繼續維持政府統治。由於中共刻意的部署加上壓服建製各派的利益瓜分，今次建製派的分裂沒有像2012年唐梁之爭那般激烈。但建製派的裂痕還是藏不住，這反映在特首選舉期間無法入閘的葉劉淑儀，在選舉後揭露中共背後操控選舉結果的行為。建製派不惜將內部的醜惡公開，反映陣營內部分裂的嚴重性。葉劉的新民黨分裂，田北辰宣布與數名議員退出新民黨，也有可能會另組新的或選舉平臺。

林鄭會有蜜月期嗎 ?

極低民望的林鄭在上臺後會嘗試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表示自己不會請求中聯辦幫忙「箍票」。但都是有姿態無實際的，作為北京欽點的傀儡，她還是會受到牢牢控製。

她以一些看似小修小補的姿勢挽回民望，例如采納曾俊華、胡國興等人在選舉時某部分政綱。林鄭月娥在選舉時一直拒絕對TSA表態，但當選後翌日立即改變立場，由拒絕表態變成認為需要取消小三TSA，這曾經是是曾胡二人的政綱。林鄭可能會跟從這個路線，以極有限的口頭承諾來製造「傾聽民意」的形象， 但實際上在真正影響民生的議題如大白象工程、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保等直接影響現有財團利益議題上，則絕對無可能有退讓空間，所以林鄭難有蜜月期的可能。

香港的樓市泡沫前所未有的瘋狂，但至今都是依靠內地的刺激政策支撐的，但長遠以債務推動的經濟面臨危機時，將會波及香港。同時，當前香港經濟狀況並不正面，面對內地經濟增長放緩，香港零售、酒店及旅遊相關行菜的利潤及銷售量也下跌。李嘉誠最近也指出，長和公司的全世界1.3萬公司中，香港的表現最差，零售額及盈利在過去一年下跌30%。中國的經濟與香港緊密相連，若果中國面臨經濟危機，香港將會無法幸免。

另一邊廂，民主派在小圈子選舉中的分裂更為重要，民主派在選舉中支持建製的曾俊華，是徹徹底底的投降。群眾本對曾俊華無任何幻想，而泛民主派的背叛將不會就止停止，在林鄭的時代，泛民有可能在廿三條立法等民主權利上站在群眾對立面。

民主運動如何走？

從過去南韓及南非過去的民主革命可見，只有革命鬥爭威脅到獨裁者的統治時，政權才會被迫實行民主化。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獨裁者自我改革，這不過是泛民主派的幻想。

為了建立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需要依賴基層工人為核心力量，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屬於工人階級左翼的政黨， 將民主鬥爭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抗爭運動。

支持曾俊華就是繳械投降

泛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支持曾俊華，是一次徹底的投降。曾俊華是中共專製和大資本家的代表，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在選舉期間表明維護八三一人大決定。連梁振英和馮煒光之流也嘲笑道，「今次選舉泛民不是根據信念和原則做人」，反問「曾俊華是否泛民主派的代表呢？」

經歷了人大釋法、議員資格被取消，到一系列的政治檢控和審判，本土派組織陷於土崩瓦解，民主運動的士氣正在回落。因此，泛民主派沒有了群眾鬥爭的壓力，也沒受到其他非建製勢力威脅下，沒有了後顧之憂，妥協以至投降路線走得愈來愈大膽、公然。

泛民散播對小圈子選舉的幻想，降低了群眾的士氣和意識，誤導群眾以為可以在專製製度中選擇一個明君登位。起初泛民表示選擇曾俊華是害相權取其輕，到了選舉最後階段他們與曾俊華握手言歡。在支持曾俊華的集會當晚，有人拿起「民主之父」的紙牌歌頌曾俊華，實在是一大諷刺！曾俊華的民主派支持者迅即幻想破滅，脆弱的泡沫一刺即破，低落的情緒彌漫在「薯粉」之間。

更嚴重的是，通過支持建製的其中一派，泛民主派幻想可以「休養生息」，但正是因為他們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國家機關現在可以更為所欲為，結果換來了更大的政治打壓。

泛民對中共的幻想

此外，泛民主派對於中央政府和習近平抱有幻想。

他們指過去五年香港的亂局只是由於梁振英和中聯辦的幹預所致，因此相信習近平將會出手撥亂反正，恢復過往和諧的一國兩製。事實上，習近平是毛澤東以後中國最大力鎮壓反對聲音、最獨攬大權的獨裁者，梁振英的統治方式只是他的影子而已。泛民主派揚棄了改變小圈子選舉的立場，變成寄望商界支持的「開明建製派」會成為抗衡中共統治的力量。由於中共近年扶持中資在香港坐大，威脅傳統港資的既得利益，泛民以為港資會轉而支持民主派來抗衡中共勢力。

事實上無論是哪派的資本家最痛恨的都是真正的民主變革，因此這會喚起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

泛民不會因林鄭當選而覺醒，他們的投降並不會止於選今次舉中，而會繼續下去。林鄭月娥當選後，泛民突然180轉駄，停止攻擊林鄭是CY2.0，他們相信林鄭會「修補社會撕裂」，因此要給她一點時間空間，甚至反對未來一段時期采用「林鄭下臺」口號。只要林鄭稍為采納曾俊華的公關技巧，即使實際政策上完全沒有進步，已經可令他們俯首稱臣！此外，如果以曾俊華為首「開明建製派」日後組黨參選，泛民會否在他與強硬建製派之間「兩害取其輕」呢？泛民與建製的劃線只會愈來愈模糊了。

泛民「大和解」論激起群眾反彈

民主黨主席胡誌偉於4月18日提出「特赦論」，建議下屆特首林鄭月娥特赦被檢控的傘運人士，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公民黨楊嶽橋也表示贊同。他們試圖將和平抗命被捕的示威者與暴力鎮壓的警察等量齊觀，根本就是合理化政權的暴力。這番言論激起民情反彈，傘運人士尤其反感，最後兩人在群眾壓力下收回言論。

「大和解」並非僅僅胡楊二人的看法，而是溫和泛民亮起向林鄭政府投降的訊號。「特赦論」也是他們試水溫的手段而已，結果遇到巨大的民情反彈。這同時也反映泛民多麽脫離群眾，他們以為群眾已經遺忘雨傘運動，因此可以任意騎劫被捕人士的意向，作為向政權政治交易的籌碼！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溫和泛民在特首假選舉中支持曾俊華，不是策略問題而是背棄過去的立場，徹底向政權投降。

建製派反對泛民妥協派的大和解，但是出於維護國家機器打壓民主權利的立場。曾經在立法會批評七警案判決、要求特赦七警的多名民建聯議員以及經民聯梁美芬等人，現在就180度轉軚，以「損害法治」為由反對特赦雨運人士，可見建製派的偽善可恥！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建民主鬥爭，以抵抗正在來臨的白色恐怖，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唯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並以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群眾運動，才是帶來勝利的出路。

香港：抗議「漢莎天廚」解雇工會主席！

全球最大的航空配餐供應公司LSG漢莎天廚，在上月無理解雇旗下廚師員工、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細輝），明目張膽地打壓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及表達政見的自由。

抗議林鄭後翌日被解雇

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曾在特首小圈子選舉期間到論壇抗議，質問林鄭月娥對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在翌日便立即被公司解雇，總經理丘炳仁在無任何原因下解雇了過去工作表現良好，從未收過警告信的細輝。漢莎天廚承包香港各大機構及學校的飯堂及餐廳，包括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等。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抗爭，過去一個月，我們到不同的學校發起抗議行動，揭露漢莎的惡行。這不單是捍衛細輝一人的職位，這是捍衛所有勞動者組織工會、爭取工人權益、表達政見的基本權利。細輝對我們的聲援表示十分感激。

吳誌輝自2015年5月任職漢莎天廚二廚。他成立了香港廚師聯盟，主張團結工人爭取權利。去年他曾協助其他廚師向公司追討加班的費用，追討成功後立即被經理調職。細輝指，每次參與過公開抗議行動後，翌日上班都遭到經理的無理要求，做合約以外的額外工作。入職以來，他多次遭到公司代表威嚇，向他表示「唔好搞咁多嘢！」

LSG漢莎天廚是漢莎航空公司旗下分公司，年收入超過300億。這間公司在美國西雅圖曾經因違反最低工時薪法而遭罰款260萬港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讓吳誌輝立即復職！

組織工會無罪！捍衛表達政見自由！不容政治打壓！

國際聲援吳誌輝，捍衛勞動者組織工會權利

香港：為什麽難民應有工作權？

社會主義行動為爭取難民權利而抗爭，反對政府極端種族歧視且不公義的政策。香港的庇護審批率是全球最低，大約150人中只審批1人。難民的「援助」服務被外判至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令難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變賣汽水鑵判囚24個月

爭取工作權是難民的主要訴求。這使他們有錢過活，擺脫貧窮與依賴。但政府現時禁止他們工作，違法者最高判監三年。在二月，政府突擊搜查，兩名尋求庇護者被揭發在餐廳工作，被判監15個月，亦有難民因為執撿汽水罐變賣而被控「非法開辦業務」判囚24個月。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

為什麽政府如此強硬？有些歐洲國家接收難民的數字比香港高得多，因此造成了經濟增長。瑞典單在2015年接收了超過16萬名難民（香港難民總數只有1.1萬人），失業率卻因此下降，經濟增長數字增加至4.5%。所以香港政府拒絕讓難民工作是基於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

代表鉅富權貴和中共獨裁者利益的香港政府，想把難民隔離於本地人口之外，從而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雖然很多難民滯留在港十多年，有了在港出生甚至在學的兒女，但政府不容許他們落地生根。禁止工作是隔離政策的重要元素。香港工人恐懼難民如果進入勞動市場，就會讓雇主有另一個壓低工資及待遇的武器。在今天勞動市場的結構下，加上工人向雇主議價的能力很低，這種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社會主義者認為，答案在於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家，要求改善本勞外勞的待遇。我們要一起建立強大且具戰鬥力的工會。最低工資應該提升至每小時45元，包括本勞外勞在內的所有工人都應該受此保護。所有工人都應有權加入工會，爭取合理的工資和待遇：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八小時工作天、充足的假期及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廿三條重臨 群眾如何迎戰？

下屆林鄭月娥的政府很可能會為廿三條立法，抵抗惡法將會是未來的民主鬥爭的重要一環。梁振英時期大力攻擊「外國勢力」及「港獨勢力」，取消右翼本土派的議員資格，就是為了廿三條立法推波助瀾。2002-03年，香港政府推動廿三條立法，企圖令香港政治全面大陸化，大力打壓任何反抗的權利。適逢零三年沙士疫癥爆發，經濟一片死寂，基層勞動者以至中產都民不聊生，最後促發了50萬人參與了七一大遊行。巨大的壓力下最終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立法。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臺，第二屆的董建華政府則「腳痛」下臺。

基本法廿三條要求就有關保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和國家安全等訂立法律。當中涵蓋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泄露國家機密、防範、製止和懲治叛國等法律。這意味著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會成為非法組織，甚至連有時觸及政治議題的國際特赦組織或其他環保團體，也很可能無一幸免！2003年的經驗，若有本地組織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遭取締，法院甚至有權進行秘密審訊。此外，如果中國大陸基於保障國家安全的理由禁製某組織運作後，香港保安局也同樣可基於相同理由，取締其在港的從屬組織。

近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世界各國的政局都變得緊張，各國都訂製或加強實施國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根據《多維新聞》的報導，單在2013年，中國大陸就有2318人因違反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數字是過去10年平均人數的近10倍。2015年中國就曾發生過「709大抓捕」事件，多達319人因維權而被拘捕，使用的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尋釁滋事罪」等「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

最近馬來西亞通過了新國家安全法，賦予首相單獨宣布特定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並可在該區實施宵禁，並在無授權狀況下逮捕、搜索民眾。而鄰近的新加坡一直以來亦有《內部安全法》，容許政府不經審查下，可以將懷疑威脅「國家安全」的市民無限期行政拘留。

泛民的背叛

由於泛民主派奉《基本法》為聖經，他們一向視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而不可避免，法例只要較為寬松即可接受。他們希望政府不要過於強硬，以免引起群眾反抗運動而令他們失去下臺階。他們亦公開承認只要有普選就可以接受廿三條立法──「只要讓我選擇哪個劊子手，我不介意給他一把利刀。」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的法律是保護統治階級利益、鎮壓受壓迫階級的工具，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會接受國家安全法。

在最近的特首選舉上，受泛民支持的曾俊華聲稱，為免香港引入《國安法》，所以有必要推動廿三條立法。曾俊華提出立法廿三條會以白紙草案、較為開放的進行諮詢。這正是民主黨及公民黨2003年時的立場。泛民主派希望政府會既然泛民今天可以兩害取其輕票投曾俊華，明天在廿三條與國安法之間取其輕也不足為奇了。在實踐上這是消極投降的借口。

相比2003年胡溫時期的中共及董建華港府，今天中港的統治集團強硬了極多，一場五十萬人的遊行恐怕遠遠不足以粉碎廿三條。反廿三條的群眾鬥爭要更有組織力量。首先不同類型的公民抗爭也應該開放和容許討論，例如抗稅、罷課、罷工等集體行動。而民主運動要徹底拋棄過往那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參與決策的組識方式，運動只有由下而上、通過民主的委員會定立方向、策略和組織。香港的資本家亦會支持廿三條立法，作為保護他們私有財產的工具，反廿三條立法的鬥爭自然是基層勞動者的階級鬥爭。泛民的妥協退縮證明這場鬥爭需要建設一個獨立於泛民以外的勞動者政治力量。

香港：非建製民選立法會議員面臨DQ

中共正加強以各種各樣的法律手段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繼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青年新政兩人去年被踢出立法會後，現在還有四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梁國雄（長毛）、羅冠聰、姚松炎及劉小麗被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提出司法覆核，名議上要求議員合乎「莊重、真誠」等相關宣誓條件來作政治打壓，企圖取消其議員資格。

政府聘用全香港最昂貴之一的兩名資深大律師及有經驗的律師團隊來針對四名議員，而四名議員若果輸掉官司，不但會失去議席，更或會被刑事檢控，最高可判入獄6個月。

長毛梁國雄指，政府利用龐大公帑、濫用司法程序針對案中四名議員，假若議員輸了，將失去議席；即使議員贏了，也可能因為官司而破產，導致自動失去議員資格。政府是要用「纏訟」的方式褫奪他們的議席。

中共越來越依靠法律製度來進行對非建製派民選議員的政治打壓，在林鄭3月26日當選後的翌日，警方就立即控告9名曾參與雨傘運動的活躍人士（詳見下文）。現時面臨被取消議席的非建製派議員共九人，這就是中共的盤算，以法律及程序手段來進行立法會的政治清洗。去年九月立法會選舉中，雖然建製派動用大量資源及恐嚇宣傳（反港獨、反暴力以及反拉布）但仍未能取勝，因此他們要推翻九月選舉結果，從而未來也可以篩走反對派候選人。由此反映所謂的「法治」實際上只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提供極小保護，往往為權貴的利益服務，並愈來愈成為打壓異見者的工具。現時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反政治清洗群眾抗爭，才能捍衛民選議員的議席及選舉權。

全球聲援行動

「我們來到了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向中國及香港政府表達立場。」帶領示威的澳洲社會主義黨發言人Anthony Main表示：「當局對香港四名立法會議員的指控全屬莫須有，只是因他們的政治主張而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組織了全球行動，包括在澳大利亞、奧地利、瑞典到斯裏蘭卡，示威者到當地的中國使館要求法院撤銷對四名議員的指控。

雨傘運動九人被捕　法律淪白色恐怖工具

3月27日，特首小圈子選舉剛剛落幕，當局最新一輪的政治檢控，並掀開了新一波的白色恐怖。政府當局隨即拒捕了9名參與雨傘運動的政治人物，當中包括「占中三子」，以及立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

今次以「公眾妨擾罪」作為控罪，比過去常用的「非法集結罪」較嚴重，最高刑罰為7年。這個控罪無論在入罪機會抑或是最高刑罰都比，反映當局有意識要為兩年前的雨傘運動作出政治報復。過去幾年梁振英幹預司法界及清洗廉署，就是為此作準備。

除雨傘9人，本土派立會議員鄭松泰亦因倒插國旗及區旗而被警方以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拘捕。包括青政兩名議員，現在可能會被當局取消資格的立會議員高達9人。

另外，法院在過去數星期亦首次引用「暴動罪」判處旺角騷亂的4名參與者3到4年的重刑。當局正學習新加坡那樣，利用法律和法院來進行政治檢控，來打壓反對派運動。有指警方的拘捕名單上人數多達40人，未來白色恐怖的浪潮將會繼續。

這次一連串政治檢控，嚴重打壓了香港的民主權利，而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工具的本質亦越來越明顯。惟泛民各派卻仍然死抱「司法獨立」和「尊重法院」的迷思，而怠於動員社會抗爭。當務之急，反而是要號召群眾上街抗爭，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

香港：高鐵「一地兩檢」引狼入室

廣深高速鐵路除了耗資接近一千億、浪費公帑之外，更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政府強調為了保持車速，避免高鐵要在深圳停站進行邊境檢閱，因而企圖通過「一地兩檢」政策，在西九龍同時處理中港兩地的出入境程序，讓內地的邊境人員在香港行使法律權力。

從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到人大釋法DQ案，中共幹預的恐懼彌漫在社會之中，若果內地國家機關人員公然進駐香港，必然遇到香社會的抵抗情緒。
中共過往用盡所有方法蠶蝕香港民主權利，因此當然有理由懷疑在一地兩檢之下同樣情況會繼續發生。

一旦落實一地兩檢，內地國家機關人員有權在西九龍站的口岸區範圍內實行中國法律，也包括拘捕權。

近日有報章揭發高鐵西九邊檢設施將興建10多個羈留室。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更可明正言順「執法」了，包括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

政府以效率為名強推「一地兩檢」，但《明報》去年報道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一地兩檢能快多少？

民主黨塗謹申居然指出香港可以將部分土地撥予內地，以解決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可見他們的妥協是無底線的。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停止這項引狼入室的大白象工程！除非中港兩地落實全面民主權利，否則我們一定反對一地兩檢政策。

香港：平機會陳章明公開歧視女性

香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男女同工不同酬依然嚴重，公共護老、托兒或殘疾人士服務嚴重缺乏，女性被迫要放棄全職工作成為家庭的照顧者，只能從事兼職的低收入工作，年老時更沒有退休金的保障，導致貧窮人口大多為女性。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父權體製下對女性的壓迫。

就在剛過去的婦女節，被委任將滿一年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在3月8日婦女節竟然公開發言歧視女性：

「香港女性都有兩條『事業線』，包括工作和家庭，而由女性擔當的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例如做家務等等。」

「在香港職場上，男性沒有公平對待女性，但又會要求婦女在家庭擔當如此重要嘅角色，然而女性更從未計較過人工。」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女性細心，所以通常由女性照顧老人…」他指自己老了也會叫女兒照顧，不會叫兒子照顧自己，因男士要出外工作。」

這些言論令人深感憤怒及震驚，陳章明的致辭合理化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合理化女性擔任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面對男女同工不同酬，反而表揚這種不平等的處境！陳更指女性天生較細心，就這樣合理化了女性照顧長者的無薪勞動！

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

這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定性女性的身分為「女兒」、「母親」、「太太」然後才是「職業女性」，並將照顧家庭的負擔壓在女性身上，讓政府逃避建設公共托兒及安老服務的責任。

陳章明的這番言論不單單是個別人士對事情的看法，也反映了整個政府官僚體製都充斥著壓迫少數群體的意識形態，體現在政府支持難民禁閉營、阻礙同誌平權等政策上。要消除女性的壓迫，需要建立新一波的戰鬥性女權運動，反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壓迫，並且要鏟走陳章明這些危害性別平權的社會毒瘤！

香港：學童自殺，還是被製度殺害？

過去兩年至今，已有超過60名學生自殺。不斷有家長及學生發起行動，要求取消TSA製度。什麽是TSA？政府04年實施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需要額外操練試卷，令學生在本來的功課、準備考試增加更多負擔。

林鄭圖少修少補挽民意

TSA惡名昭彰，不論學生或家長都起來反對，組織起眾多反TSA的團體，以不同的方式如罷考及發起示威行動抗爭。教育局的回應是將TSA改為「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但實際上只是換湯不換藥，激起更大憤怒！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表示希望擱置5月開考的小三TSA，被梁振英立即拒絕，指需要在7月林鄭上任後。連建製派議員也贊成取消TSA時，林鄭希望透過少修少補來挽回低落的民意，但即使擱置小三TSA也遠遠不足夠，需要全面廢除此製度。

據基督教團體的調查顯示，有84%受訪者認為學生自殺的原因與考試壓力有關。年輕人患上焦慮、抑郁癥，惡化成自殺輕生。中小學生的壓力主要來自巨大的功課量及TSA、DSE考試。香港的教育製度只著重操練試卷，令學生變成一部考試機器，無非是為了剔除大部分學生在大學教育以外，維持低水平的教育開支。香港，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為62小時，中學生更長達77小時，比打工仔的工時還要長！這種環境下，如何讓年輕人有希望？

香港的教育製度需要一個革命性的改變，由全面取消TSA及BCA開始，要求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來增加學校的資源、實施小班教學。

教育製度需要革命

此外，政府必須大量增設在校的社工和輔導資源，為學生提供充足的服務。所有的教育政策製訂都應由教師、家長及學生民選產生的代表委員會決定，而非交到不民主的官僚手中。然而，高壓教育製度只是社會環境的反映，要解決青年出路、就業問題和房屋問題，需要徹底社會製度的變革。

香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

今年是六七暴動的五十周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罷工開始，警察鎮壓將事件推向暴動，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終。據港英政府統計，暴動中832人受傷，51人喪生，其中15人被炸彈炸死，被捕者達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現了勞苦大眾反英帝國主義的渴望，不甘忍受資本剝削以及種族歧視。然而，軍警鎮壓造成的憤怒一觸即發，但受到毛澤東錯誤的思想及鬥爭手段的影響，這股力量被誤導至恐怖襲擊和暴動的方向，失去了廣大群眾支持而形於孤立，港英統治反倒得以強化起來。

港英統治下的社會矛盾是引發暴動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時極長，沒有有薪假期（連周日也沒有），被解雇時往往拿不到遣散費，社會缺乏廉價醫療及教育系統。60年代免費教育並不存在，15-19歲的年輕人中，只有13%在學校讀書。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萬人住在山邊木屋或天臺小屋。當時居住環境擁擠、貧富極為懸殊、工作環境惡劣、政府部門貪汙猖獗、華人受到歧視，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輪加價激起抗議，後來警察鎮壓挑起民憤，引致騷亂。最後一名騷亂者被殺，超過1,400名青年被捕。這可說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與對待文革的歷史一樣，親泛民的媒體美化英殖民地統治為自由、民主、開明的化身，片面將所有反抗者定性者為受「土共思想」洗腦的暴徒，掩蓋了工人和青年抗爭的正當性，也無視社會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動的主因。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騷亂者為港獨暴徒一樣掩蓋事實。當年一些參與暴動的青年成為了今天建製派的一員，為全球其中一個最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效犬馬之勞，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因為當年派發傳單被捕。親北京建製派視六七暴動為「路線錯誤」，是他們的歷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隊修改網站上的六七歷史，被質疑企圖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體現了他們處理這宗歷史事件的做法。當然，建製派今天變成統治集團的一員，打壓任何形式的反對運動，是已經徹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當他們指責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時，總會被公眾翻起六七的舊帳來嘲諷。

罷工、鎮壓、暴動

在1967年的五一勞動節，九龍新蒲崗的膠花廠工人不滿資方苛刻的條例發起罷工，結果資方解雇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當工人阻止工廠出貨時，警察進行暴力鎮壓，向群眾發射催淚彈和木彈，百多人被拘捕並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後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介入運動。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務、食品製造、零售業、紡織廠以至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6月初警察射殺多名工人，並且不經審訊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廣播，禁止示威者張貼大字報。這些做法都是打壓和平示威權利和言論自由。此時示威者最多投擲物品和縱火，遠遠未稱得上是恐怖主義。6月底，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得到約6萬工人響應，及後還發動了一天的罷課和罷市。

警察瘋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響，運動開始轉向恐怖主義和暴力襲擊。7月8日，共產黨民兵越境到港與港英警察爆發「沙頭角槍戰」，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轉捩點。7月9日觀塘警署發生了第一次炸彈襲擊。毛派工人開始在炸彈襲擊開始對警車、「防暴隊」、警署、警崗、兵營、警察宿舍、政府機關的投彈襲擊。後來襲擊目標擴大至戲院、公園、街市等公眾地方，很多無辜平民受到威脅，後來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輿論被定性為暴徒，失去群眾支持且孤立起來。8月商臺節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燒死，令港英的輿論攻勢更為猖獗。暴動分子在左派辦事處及學校等地方製造炸彈，讓政府有藉口擴大警察對他們據點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開始超出中共控製範圍。中共開始派出解放軍恢復秩序，與此同時北京也對六七暴動鳴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六七暴動最後以失敗告終。 暴動退潮時左派陣營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領袖和示威者（不論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動分子）被逮捕和判監。毛派在香港工人階級之間的實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動的宗派鬥爭和個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眾意識與中國大陸隔離，更集中只關於香港事務。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動社會改革，殖民統治才得以鞏固起來。

文革風潮的影響及中英關系

中英在六七暴動前後的外交關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構成了北京對六七暴動的取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分析這點就先要了解毛澤東政權的政治本質。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斯大林式的民族主義者，對他來說中國外交政策不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國主義陣營之間作出權力平衡。這是為了官僚集團提高在世界政壇上的民族地位，並且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現狀。

二戰後英國明確和美國建立特殊關系的外交政策，在越南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甚至臺灣問題上追隨美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與英國采取妥協調和態度，使它不會與美國的對華政策跟得太緊，靠得太攏。即使1949年革命後解放軍兵臨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內接管香港，但中共決定讓英國繼續治港。原因是毛澤東希望與英國保持亦敵亦友的關系，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為獲取外匯的管道和中國資產階級的聚合點；另一方面爭取英國在外交戰略上與中國妥協，例如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英國則成為了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大國，以求換取香港地位不變，並保障在中國的巨額投資。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戰後經濟的恢復時期，加上美國強硬敵視中共，英商於是把握機會擴展在華經濟利益。這種亦敵亦友的關系形成了中共對港「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針。

在這政治背景下，中共從沒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過六七暴動增加對英的外交的籌碼。網媒《眾新聞》報道了美國中情局當年的一份檔案，當中中情局作出了一個相當合理的評估：「北京不希望開戰，但希望用一年時間，在港做到『澳門123事件』的效果，即雖然法律上和名義上沒取回香港主權，但實際上卻能控製香港，將港英政權架空。」六七暴動開始後，除了口頭聲援和給予少許罷工經費外，並沒有多少實質支持，正如報告總括暴動左派失敗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絕向英國認真施壓，或向港共提供實際援助」。

5月16日，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暴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亦有出席。然而不過是三個月後，當萬多人在北京英國代辦處示威者放火焚燒辦公樓時，周恩來卻譴責領導這場抗議的紅衛兵。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他向英國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毛澤東起初所能想像的範圍，而正如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認為，六七暴動也「是這股追求解殖的歷史欲望在長期壓抑下反彈出來的失控爆發」。的而且確，沒有文革浪潮的話香港毛派不會有自信發起一場持續七、八個月的鬥爭。但與文革一樣，中共希望將六七暴動置於官僚的黨爭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階級鬥爭的利益之下，可以讓他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動也成為了大陸文革中官僚權鬥的另一個戰場。正如文革出現邀進和溫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較溫和的派別由本地紅色銀行家及富商組成，希望可以通過與英國進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進派是由本地底層工人和學生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陸文革「造反派」支持，他們希望通過沖擊港英統治增加在大陸權鬥的籌碼。

後果

暴動後港英殖民統治得到更大民眾支持，警察的權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間實施一定社會改革以買來穩定，包括1970年實施的每周一天強製休息。後來英國工黨執政時期下的麥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計劃，改善並普及化醫療服務，並在1971年開始實施小學免費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資產階級媒體所誇大的，尤其在維護殖民者政治權力上沒有讓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動後停止政製改革，拒絕成立民選議會。而1974年雖然訂明中文是法定語文，但實際上中文繼續在政府部門和法律機關受盡歧視，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頒布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當年的確有很多真誠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擁護毛澤東思想，但錯誤的路線和鬥爭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運動陷於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會主義被資產階級妖魔化，群眾意識大大倒退。左派組織要麽癱瘓和分裂，要麽走向更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線（例如工聯會），工人運動陷入一段時間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騷亂雖然與六七事件有著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歷史條件，但在兩件事中騷亂都運動退潮時的一次冒進主義的反彈，在註定失敗的騷亂後運動則急速擺向保守主義。

社會主義者支持反對殖民地的鬥爭，但我們反對六七暴動中的個人恐怖主義行動。正如我們反對2016年旺角騷亂的手段一樣，因為這不是對抗政權的有效方法，反而會令群眾運動失去大眾支持，並換來國家機關的鎮壓。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來源始終是統治階級及國家機關（警察、法院等）。在港英軍警武裝鎮壓的形勢下，工人階級當然有武裝自衛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過民主組織的自衛委員會，由下而上決策來抵抗警察暴力、捍衛罷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發動無差別的恐怖襲擊。工人階級的解放沒有捷徑，只能依靠集體鬥爭和自我組織才能完成。徹底官僚化的中共當時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國際主義的方式來組織鬥爭，也不能爭取英國工運的階級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眾運動，將之作為中共與資本主義政府博奕的棋子。

香港：廢除外勞「雇傭同住」條例！

根據最新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現時香港聘請有超過34萬外傭，主要來自印尼及菲律賓。
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地牢、櫥櫃、廁所、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
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這些痛苦就是政府的雇傭同住規定所帶來的，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積極反對。」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稱：「我們與同香港其他外勞運動組織，一起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讓她們可以自行解決，而不是被迫接受報告所指的待遇。」
外勞社群Kobumi成員Ilalang Victoria同樣極力反對雇傭同住。「這些非人道的狀況其實並不是個新問題。例如，如果一名外傭要睡在客廳，她往往根本睡不好。許多香港人很夜才入睡，而外傭一般要比雇主更晚休息。假若雇主要求外傭睡在廁所或附近，亦對她們的健康很有影響。」

隔離與社會控製

外傭的外出居住的權利，是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所取消的，唯一的例外是在當時之前已經與同一雇主達成連續雇傭關系的勞工。入境處會定期進行突擊巡查，檢查一些被懷疑不與雇主同住的外傭。一經定罪，對工人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港元，而對雇主的最高刑罰只是終身不準聘請外傭。

「這個法例的目的是為了隔離與社會控製。」鄧美晶指：「這是為了防止外傭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時數、私人時間，使工人的生活可以不完全受雇主操控。這個政策導致了報告中所指的虐待，也包括諸如每天工作16小時或暴力等事情。」
香港的居住環境是世界最擁擠的，根據《南華早報》報導香港住房單位的平均大小為470平方呎（43平方米），是美國紐約的平均大小的一半。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外傭要被迫住進廚房或儲物室，許多家庭根本容納不了雇傭合約中所要求的「合適居住」。政府完全知道這個問題，但仍然堅持雇傭同住的規定。

政府部門幾乎從來不檢查外傭的居住及工作環境，而仲介公司作為雇主及外傭之間的中間人，卻反而令問題火上加油。這些仲介公司經常違法地向外勞濫收仲介費。

違法的仲介公司

印尼及菲律賓政府迫使其公民需要透過仲介公司才能到香港工作。另一項由香港大學學生的研究報告指70%仲介公司超額濫收仲介費，法例的上限為$431，但實際費用往往高達1.5到2萬元。

研究亦確認外傭長期以來的投訴，仲介公司往往會違法地沒收工人的護照或其他個人文件（甚至銀行卡），來作為迫使外傭償還仲介費用債務的抵押。

另外在香港的需要傭工來照顧家中長幼的基層家庭亦面對嚴重的經濟壓力，他們所生活的狹小空間根本不可能另為外傭準備獨立房間。由於政府政策，香港長期缺乏公共托兒及長者安老服務。每年有超過5000名長者在輪候公共的長者宿位時過身，而社會福利署卻利用這個來低估平均輪候時間，指只有3年。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利用公帑來興建鉅額的基建項目上，來利益輸送到大財團手中，卻不會投資於嚴重缺乏的公共服務中。政府的解決方案，就是從其他亞洲地區中輸入廉價勞工，到這個被國際特赦組織稱為「現代奴隸製」社會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廢除「雇傭同住」條例！
取締所有仲介公司，由法定的非牟利公共公司來取代，負責招聘工人和監督，並讓外勞民主參與其中
立刻將外傭的每月最低工資由$4350增加至$5000，並爭取將法定最低工資（現時每小時$34.50）覆蓋包括外勞及殘疾工人在內的所有工人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發展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安老及社會服務：廢除大白象基建，征收富人稅！
建立強大的外勞工會，與本地工人共同團結反對香港和外勞本國政府的親財團、反工人階級政策

悼念六四等於「愛國」嗎？

今年六四大遊行及悼念晚會爭議不斷，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的現況。由於支聯會將六四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為了與「愛國主義」保持距離，大學學生會一如往年杯葛悼念活動，而今年在立法會內部分的自決派團體亦選擇杯葛或刻意低調參與。可是這做法是錯誤的。

天安門運動是由中共走市場化及獨裁統治引爆的。實際上愛國主義與運動本身並無關系，只是中產意見領袖強加的標簽。在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裏，最多北京抗議者高唱的是《國際歌》而不是愛國歌曲。在廣場飄揚的旗幟之間，國旗只占非常少數，但支聯會保守派卻將之放大。今天中國內地的各種抗議場合也會見到示威者舉國旗，很多時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避免中共指控為顛覆政權。

自八九年以來，支聯會的保守派（包括司徒華等人）綁架民意，將八九革命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一來是為了表明香港的聲援運動主張循序改革，而非推翻中共專製。因為當年民主派要避免激怒中共，與中共保持和好關系，祈求專製者可以在主權移交時寬大一點，賜予更多權利。另一原因是保守派可以指控其他激進的勢力並不「愛國」，從而將他們篩選在決策層之外。但到了今天，由於中共在「愛國」名義下製造白色恐怖，打壓香港民主權利，香港群眾（尤其青年）對愛國主義反感，令支聯會屢屢受盡抨擊。他們當年的政治機會主義成為了今天的絆腳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批判支聯會各種錯誤的做法。他們令悼念運動脫離今天的群眾鬥爭，並以專橫、官僚的方法組織（香港絕大多數抗議行動不幸地都是如此）。但是，六四悼念晚會近年都有十多萬群眾參與，是一個大型運動，並且成為了反中共統治的象征，得到國際上的關註。杯葛是不分輕重的做法。支聯會的政治缺陷無疑相當嚴重，但六四悼念活動的重要性乃在群眾的參與，而非在於「主辦單位」那些沒人理會的「愛國論」。社會主義行動會在現場表達自己的立場和獨立的聲音，我們在內地進行地下組織工作，內地成員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故此我們會提出未來打倒中共所需的戰略，挑戰右翼保守的民主派領導。

杯葛六四活動不會增加對支聯會的壓力，也不會改變活動儀式化、與今天的鬥爭分隔開的現況。我們希望「自決派」團體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改為參與未來六四的悼念活動，同時公開否定支聯會的「愛國民主運動論」。如果有團體不公開糾正之前杯葛六四遊行的錯誤，而只參與六四晚會（當晚很多團體會籌款）是搬龍門的做法。

天安門事件是一場被扼殺的革命運動、只有將今天民主運動內部民主化，改換其領導層，並緊記當年的教訓，將之連系至今天打倒中共的鬥爭，才能重奪八九革命的遺產。

工人追討欠薪成功！「彩福皇宴」承諾支付50萬欠薪及遣散費

在港九新界超過10間分店，專門籌辦婚體的「彩福皇宴」公司，日前被揭發拖欠工人薪金丶不願支付遣散費，受影響的員工多達11位。被欠薪員工昨（7日）與香港廚師聯盟（下稱廚盟）及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到彩福的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及與資方談判，期間遭資方管理層不停辱罵及試圖阻止抗議行動。最後公司在抗議行動及工會壓力下承諾，發放11名工人欠薪及其中5名工人的遣散費。

有錢裝修無錢出糧　拖欠工人50萬欠薪及遣散費

早前彩福皇宴皇室堡分店停業裝修，11位廚房工人分別在被誤導丶冒簽的情況下「被自願辭職」。資方沒有發放五月份的薪金丶亦不肯支付各工人的遣散費。

廚盟及街工一同與工友在6月6日找資方談判，但資方竟然要求員工若要取得五月份的欠薪，就必須簽署文件，承諾日後「不得以任何形式追討任何損失或賠償，否則不能領取欠薪及假期薪金」！最後談判破裂，工會帶同工友到勞工處落案，並準備翌日到沙田分店抗議。資方得悉抗議行動一事，更一度騷擾及恐嚇廚盟主席吳誌輝，致電吳誌輝指「我哋已經準備咗十一封律師信俾你哋」。

工人追討欠薪　反被資方恐嚇

昨日，工友與廚盟及街工到彩福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在到達門口前，已被數名大漢尾隨，期後彩福公司行政及財務總監鄧家麟一度沖向工人，並不停以粗言辱罵「X你老母」，場面一度混亂。工人拉起「有汗出，無糧出，還我遣散費」橫額進入酒樓抗議，再與資方進行第二輪談判。最後，彩福婚宴集團董事總經理何健代表資方承諾向所有受影響工友支付遣散費，欠薪及假期薪金。

在彩福任職二鑊廚師四年半的杜生表示對談判結果滿意，他是被公司主管冒簽「自願離職」的一位工人，他表示追討過程非常波折，資方態度惡劣及高傲，最初更拒絕談判。他指工會很幫助很大，為工友們提供所需要的資料及法律程序等意見。

工人團結抗爭　終獲勝利

而在彩福當雜工一年多的黃小姐，由於任職不夠兩年，根據勞工法例無法得到遣散費，但她站出來為了支持其他受打壓的工人。她指一班工人們一直為公司真心貢獻及辛勤工作，應該得到合理的對待。她又表示，基層工人的團結很重要，而工會在這事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街工的譚亮英會在上怒斥資方，除了幾位被主管冒簽的工人外，幾位「自願辭職」的工人是在被誤導及上級施壓的情況下而簽署自願離職的。工人只是合理地爭取本來屬於他們的成果，但被公司恐嚇。廚盟主席吳誌輝表示，資方明顯是因為有媒體在場的壓力，才表現出良好態度。今次談判成功，是因為工友的團結抗爭。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及各團體到場聲援。

香港國際家務工人日遊行：團結抗爭　反對種族主義

6月18日（星期日），為響應「國際家務工人日」這個全世界家務工人捍衛勞權的日子，香港一眾外勞團體，包括KOBUMI（印尼外勞社群）、JAWA、BKB、SERPAN與社會主義行動於發起遊行。街坊工友服務社及廚師聯盟都有到場支持。今年的主題為｢保障外傭　團結反對種族主義　結束現代奴隸製｣。

約60名外勞及本地人都有參與是次遊行，首先在銅鑼灣百德新街集合，然後遊行至印尼駐港領事館，隊伍沿途高叫「停止種族主義」、「抗議仲介公司」、「八小時工作製」、「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發言指：「現時香港政府奉行雇傭同主規定，強迫工人需要留宿在雇主家中。這導致了工人的超高工時的剝削，老板可以要求工人每天早上6時起床，工作到淩晨12時甚至更晚才能休息，每天超過16小時的工作，是現代奴隸製！因此我們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以及八小時工作製。」

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補充：「法例訂明仲介公司只能收取$436的費用，但工人面對的仲介費卻往往過萬，這相當於他們半年的工資。但香港政府從不執法，任由有色人種被宰割，非常種族主義。我們要求取締仲介公司，由公共部門直接聘用這些外傭，停止剝削。」

另外，剛剛成功為本地工人討回欠薪的廚師聯盟主席細輝表示，外傭遠洋而來到香港打工並付出勞動，換來的卻是剝削，本勞外勞應該團結抗爭共同反抗資本家。

遊行人士最後向領事館代表遞上抗議信後結束行動。

保護斯諾登的難民被拒絕庇護

七名曾經協助美國泄密者斯諾登的在港難民，最近被入境處駁回其庇護申請。該四名成年人及三名兒童的代表律師已經提出上訴，反對入境處的決定，並指責處方的行為「完全不可理喻」。

這些難民是本港的英雄，他們在2013年6月曾為前美國國安局員工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泄露國家機密，令他成為了「全球第一通輯犯」。幾位英雄分別是來自斯裏蘭卡的Supun Kellapatha、Nadeeka Nonis 和Ajith Pushpakumara，以及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 Rodel，還有Kellapatha和Nonis 的兩名孩子，與Rodel的女兒全部都在香港出生，在現行政府不人道的庇護法規下屬於「無國籍」人士。

難民的象征

Vanessa Rodel是香港難民權利的鬥士，且活躍於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之中，在難民社群中廣為人知。這宗案件成為了本港1萬1千名難民的鬥爭的重要象征，亦駁斥了建製當局與媒體將難民打成「假難民」及「罪犯」的種族抹黑。

社會主義行動是2013年聲援斯諾登行動的組織者之一，我們亦舉行其他示威揭露政府殘酷對待對整體難民。香港政府不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締約者，因此不會提供任何庇護。難民只能申請酷刑及迫害聲請，而審查期長達等待數年甚至十年以上，而期間他們不能工作，只能生活於赤貧當中。

「零批核率」

「我們不理解為什麽入境處要如此迅速地審查他們的案件──這次決定與他們與斯諾登的關系曝光的時間很接近。」代表難民的文浩正律師稱。另一名難民的代表律師田光譽（Robert Tibbo）同時亦是斯諾登在港的律師，他指這個決定「與香港的零批核率相符，過去也有理據充分的個案被拒絕申請。」

七名難民的支持者認為，入境處的決定與媒體報導他們保護斯諾登有關。四名成人之間除了此事之外並沒有任何聯聯，但是他們的個案卻被同時審核。在加拿大，有人組織起來向該國政府施壓，要求當局為他們提供庇護，但加拿大政府自今仍未有任何回應。

他們的故事於奧利華‧史東的電影《斯諾登》中呈現出來，而斯諾登本人亦為他們大力發聲。「這都是些好人，他們因酷刑、強暴、暴力、脅迫及戰亂而流離失所。這都是有紀錄的，並不是虛構。這些都是事實。」斯諾登在最近一次公開錄像中說道。

政治清算繼續　長毛被重點針對

假和解，真河蟹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當選」特首後，政府立即大規模拘捕及檢控社運分子，至今已有20多名因參與不同反政府行動的人士被捕。林鄭向反對陣營軟硬兼施，另一邊廂則與溫和泛民提出所謂的「大和解」，又試圖拉攏泛民政客進入政府。我們一定要看清真相：和解是假的，河蟹才是真的。沒有鬥爭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讓步。可惜的是，溫和泛民對眾多社運人士及激進派被打壓則毫無反應，沒有意圖動員群眾去阻擋新一波的政治清算。

清算傘運人士

政府的政治清算是有計劃、有策略的，首先針對本土派，繼而打壓激進民主派。繼青年新政梁遊兩名議員自毀長城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後，熱血公民鄭錦滿也因占旺而被判入獄三個月。

最近九名傘運人士被檢控，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及鐘耀華、社民連黃浩銘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他們被檢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連法官也在庭上亦質疑律政司的理據，認為控罪有重復性，在同一個案情告以不同的控罪控被告。

長毛──當局的頭號敵人

長毛現正被控三條罪名，包括立法會議員被DQ案、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以及藐視立法會，隨時被判監入獄7年。長毛受訪時表示無懼入獄，認為當政府可以隨意剝奪民選議員的資格時，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大監獄，已經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可言。

他曾公開表示反對泛民的「和解論」，又強調需要重新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政治清算。他公開表示反對泛民加入政府，指若泛民加入政府，就會變成了官僚一部分。梁國雄（長毛）是統治陣營多年以來都想除去的眼中釘。

現在四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及羅冠聰的DQ案件仍未有定論，相信政府不希望在七一前作出判決，避免刺激群眾上街，有礙習近平訪港時歌舞升平的畫面。

法官：「梁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

長毛被指收受時任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25萬元，沒向立法會申報。法官在結案陳詞時指，梁國雄並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亦質疑本案的嚴重程度。法官質疑，最後該筆款項仍然用於黨內事務，是否仍然會影響大眾對於議員涉及利益沖突的觀感。政治檢控昭然若揭，政府被摑了一巴！

連立法會秘書長在作供時亦承認，從來沒有一名立法會議員因沒有申報而被檢控。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在作供時亦表示，一切捐款均用作社民連的經費。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11月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元朗橫洲發展時，拿走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枱上的文件，被律政司控告藐視罪，最高可判監禁12個月。長毛指，此條例本來用以保障議員，但政府卻用此控告立法會議員。他又指他的行為並沒造成會議中斷。

政府大灑金錢，以「漁翁撒網」的方法控告示威者。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擴大！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不斷增長。縱然我們組織尚未算是龐大，但影響力卻不斷增加，並出一分力為未來強大左翼組織打下根基。過去六個月來，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增長速度為至今最高的。我們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同誌亦是如此，他們的進展啟發我們、推動我們前進。

「我們在2017上半年的成員增長目標為20人。現在我們距離目標很近，已有19人加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稱：「在香港，女性加入我們的人數比男性多，大約占三分之二，這是個大進展。」

在2017年，我們成員人數增加，也在各重要的鬥爭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們與難民、外勞以及工會分子一起組織抗爭，爭取權利。我們的女權及青年運動會繼續下去並且升級，反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思想，以及一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義。

團結反對種族歧視

在中共的專製瘋狂打壓下，民主鬥爭遭受挫折，尤其是雨傘運動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鎮壓，群眾運動減弱，抗爭次數減少、每次人數降低、青年參與度下跌。但若果北京以為自己這樣就勝利了，肯定是自欺欺人的，更大規模的運動正在醞釀，而且不單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

社會主義行動是個種族多元的組織。新成員來自印尼、菲律賓、美國、緬甸，還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人。這代表我們組織的宣傳（包括報刊、網站等）與會議亦變得更跨族裔。「我們有以印尼語進行的會議，當然還有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我們也開設了個印尼語的社會主義網誌。」鄧美晶稱。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出版一共四種不同語言版本的雜誌。英文版雜誌的銷量大幅上升，因為我們組織許多外勞、難民和外國學生的運動。

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的事件令人震驚，使社會主義行動今年的新年砰的一聲展開。不過，全球的「特朗普現象」在香港並不顯著，有些人甚至對特朗普抱有幻想，以為他會成為對抗中共的盟友！但對於香港的回教徒、印尼社群、青年女性和難民來說，特朗普的種族主義、恐伊斯蘭政策及言論實在令人憤怒和震驚。

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於三八國際婦女節舉行集會，響應全球女性反特朗普的抗議。我們不單在人數上獲得成功（我們迄今最大型的婦女節行動），而且有許多團體到場參與，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包括難民婦女、性暴力受害者親屬、每天遭受歧視的外傭以及女權主義學生。

「不論我們國籍是什麽，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話，勝算會大很多。」

三八集會為社會主義行動首次舉行的五一遊行打下基礎。五一是另一個大進展。我們與激進外勞組織Kobumi合作發起該次行動。早上的遊行集會有超過100人參加，之後我們參與香港職工盟的大遊行。我們行動的口號為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5及要求保障外勞。

「我們五一遊行與其他的分別，在於清晰的國際主義及反種族主義綱領，並主張團結抗爭。」鄧美晶說：「可惜，大部分工會和活躍分子認為『外勞議題』與香港工人的問題無關。這是錯誤的，兩者需要連結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亦支持飲食業工人的鬥爭。三月，跨國企業漢莎天廚無理解雇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事件再次反映該行業的工會向來被資方大力打壓。我們協助工會製作Facebook專頁，並在大學飯堂發起抗議行動。我們發動國際聲援行動，來自德國、保加利亞等地的工會紛紛向其母公司漢莎航空發出抗議信。

政治清算

社會主義行動亦發起了國際聲援長毛行動，支持梁國雄等面臨被法院取消資格的反對派議員。社會主義者與工國委在全世界十多個城市，從奧地利維也納到印度班加羅爾，譴責這個公然的政治打壓。由於政府正在加強政治清洗，政治審判案正在增加，這場聲援長毛的行動顯得極為重要。

香港右翼本土派被誤當作是反對政府的激進選擇，其敗亡可能會為民主鬥爭開拓國際主義的空間，讓人意識到民運不能夠孤立進行，也不能祈求外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協助。社會主義行動解釋我們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並連結起中國和全球的群眾抗爭。

在十多萬人參與的六四悼念晚會中，我們於透過特製短片和擴音器所宣揚以上訊息。「我們籌款以幫助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誌，並指出在中國建立地下政治組織的需要。」鄧美晶指：「在六四當晚，我們擁有最國際化的團隊，參與者來自不同種族，這是由於反抗專製打壓並不只是中國或香港的事情，而是全球鬥爭的一部分。」

對於許多打算加入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來說，第一件吸引目光的事情往往是我們的行動與果敢的組織方法。不過，強大的組織也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礎，即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資本主義無法逾越今天的不平等、腐敗、種族主義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替代的任務亦變得更為迫切。如果你同意的話，不要猶豫，加入社會主義行動這股不斷增長的力量吧！

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國民教育快將卷土重來，更會擴展到幼稚園！林鄭月娥最近配合中聯辦，指要在幼稚園開始灌輸「我是中國人」概念，並計劃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科目。名為教育，實為洗腦 ，自2012的反國教運動以來，眾所周知，所謂的「國民教育」只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獨裁政府及香港統治陣營對於年輕人反抗政府有極大恐懼，而洗腦教育是其中一個手段去抑製年輕人的獨立思想。政府不停對於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打壓。近年來對於普選及反對官商勾結的抗爭此起彼落，雨傘運動的爆發就是群眾對於獨裁政權的忍無可忍而爆發出來的，而眾多年輕人因而首次參與社會運動。這解釋了為什麽中共及香港政府誓要將洗腦教育推行，為了竭力阻止新一代年輕人對不民主製度的反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香港人自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指數跌至2008年以來新低，而自認是中國人的18至29歲年輕人比率更只有3.1%，是1997年以來最低。但這與其說是族群身分的認同，倒不如說與政治（反中共獨裁的情緒）有關。

事實上，洗腦教育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來，已被政府不動聲色地放入中小學生的課本及功課裏。學生需要在工作紙上回答「你認為同學愛不愛國？你認為可以怎樣幫助他更愛國？」、教科書教導學生要對國旗敬畏等。

《人民日報》最近刊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訪問，指需要以「零容忍」態度遏製港獨，必須「堅決依法懲處」，又指要加強教育，令民眾知道港獨的違法性和危害性。期後林鄭便公開表示實行國教的重要性，顯示她將會完全順從中共的計劃行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國民教育、以及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不民主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現在需要發起一場受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中學生要組織起來，準備發動抗議及罷課以捍衛民主權利。

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系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裏，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蕩」，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蘇。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沖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沖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臺，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製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樸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占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蕩。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臺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製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吊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幹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製，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采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嘆。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仆」，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製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臺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製，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製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沖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征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系，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采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製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占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沖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沖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沈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製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註入流動性。 美國采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墻」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蘇，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松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蕩、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復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林鄭政府會有蜜月期嗎？

七月一日後林鄭月娥將會上臺。梁振英執政五年以來，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樓價持續水漲船高，貧富懸殊不斷加劇。在掌握實權的北京背後操控下，他的施政為林鄭月娥政府埋下無可拆解的計時炸彈。他的選舉承諾基本上一項都沒有達成，公屋興建數目有減無加、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落空、壓抑樓價的所謂「辣招」不見其效、連取消強積金對沖（讓雇主掠奪工人的強積金來抵消遣散費的政策）如此細微的改良也不能達到。醫療、教育系統在資本匱乏下幾近崩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以來外訪日數加起來大約為半年！特首上任後不久被揭發收受澳洲UGL公司5千萬的款項，但廉政公署幾年以來完全沒有調查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所謂「法治」已經腐朽不堪。

香港數價令基層乃至中產都苦不堪言。過去五年香港樓價上升六成，樓價指數較九七年最高位高出89.4%。梁振英的所謂「辣招」對樓價完全無影響，反而打殘交投及二手市場，令一手市場樓價暴升。為了減低按揭和投交成本，近年愈來愈多百多尺的蚊型單位應運而生，可見整個瘋狂的樓市與人的住屋需要已完全脫軌。

正值主權移交廿年，香港貧富懸殊為45年來最嚴重，堅尼系數達到0.539，繼續排在全球已發展經濟體中的榜首。將全港家庭住戶收入劃分為十層的話，最高一層的收入是最低一層的44倍。其中收入最低一層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為5250元，難為統計處長鄧偉江還好意思說近年窮人收入「升幅很高」！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立例規管工時，但結果拒絕設立標準工時，巧立名目以「合約工時」取而代之，更限製只能覆蓋月入為1萬1千元之下的工人。瑞士銀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每周平均工時已經超過50小時，位列全世界第一日，比全球的平均工時多38%。教香港怎能不淪為地獄！

大和解？

林鄭政府將會是一個弱勢政府，如梁振英航在建製陣營之間受到孤立。她不會受到香港資本家的衷心祝福。群眾雖然未如梁振英上任時聲勢如雄的反抗，但也會對她保持懷疑態度，就如一座尚未爆發的睡火山。林鄭月娥雖然竭力製造新政形象，但卻找不到新人組閣，唯有挽留那些惡名遠播的前朝余孽。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三人，以及三名現屆政府問責局長，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將會原班人馬過渡。這是梁振英統治的後遺癥。因為政局的尖銳化，建製內部四分五裂，為官不再是一份優差，而是一條要押上個人仕途的險惡路。

林鄭刻意擺出與梁振英不同的姿態，希望可以換取泛民的合作，並緩和沸騰的民怨，但她是不會作出任何重大讓步的。她刻意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當選後第三天才去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但她那777張選票明明是中聯辦賜予的。她表面釋出善意，表示考慮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在2014年7月梁振英為了阻止示威者進入，封鎖政府總部廣場外的大門）以及擱置小三BCA這個不人道的考試製度。泛民主派如獲至寶，以此為林鄭月娥願意和解的征兆。現在她甚至聲稱會增加教育經費50億，但當中很多錢會用作大專的三萬元學券，意味著遵從過去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以公帑補貼私營學校的營運。然而，即使在開放公民廣場及擱置小三BCA這些小問題上，林鄭在表態後已經旋即受到梁振英暗示反對。在普選製度、廿三條立法以及清算傘運人士等重大政治問題上，她必然遇到來自中共及建製的更大壓力，更不可能有絲毫退讓的空間。

在特首小圈選舉時，泛民主派為了支持曾俊華而大力攻擊林鄭月娥為「CY 2.0」。但在選舉後突然對林鄭的態度180度改變，表示希望可以與林鄭「大和解」。公民黨今年的年度晚宴邀請了林鄭月娥參加，民主黨的資深成員羅致光很可能會成為林鄭政府裏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今年六四和七一，泛民主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的宣傳都比過往低調，不免令人感到他們有意在主權移交廿年之際淡化抗爭運動，刻意給習近平面子，以利他們進一步與中共的所謂「開明派」達成交易。種種跡象顯示泛民希望與下屆政府共渡蜜月期，但這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林鄭對「港獨」的取態

梁振英在雨傘運動後製造「港獨」話題，刻意誇大港獨勢力的存在，並像習近平般動輒以「維園國家統一」等民族主義措辭大力譴責。梁振英去年更發動立法會政變，篩選本土派的立法會參選人，並且取消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這都是為了在權力鬥爭中爭取聲勢而走鋼線。他更將清洗立法會行動延伸至四名非本土派的議員資格，現在回頭看當時是他權鬥中殊死掙紮。

林鄭月娥似乎想緩和打港獨的力度，她來說最重要是先坐穩官位，不希望再製造梁振英式的惡鬥而形成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她表示不認為港獨「去到一個勢頭」，又表示港獨仍未形成一個思潮，暗示梁振英在誇大事實。但如我們一直指出，梁振英製造港獨恐慌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感到不能他的強硬統治是必要的，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故此，梁振英立刻回應，強調對港獨要「防微杜漸，不能掉以輕心」。現在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在卸任後很可能會通過在港的建製組織幹預下屆政府，以確保自己不會失去權力。其中打港獨將會是他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最近發表強硬言論，否定香港三權分立，暗示新特首要就23條立法，並恐嚇香港不要以「高度自治」名義對抗中央等等。他除了是向港人發放訊息之外，還是要向林鄭月娥施壓，警告她要維持上屆政府的強硬路線。故此，林鄭月娥上任後將會面對方方面面的壓力。再看中共的整個大趨勢，習近平目前不斷加強民族主義的輿論宣傳，高調反對「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林鄭月娥作為中聯辦的棋子又怎可以逆整個潮流而走？例如三名民主派赴臺參加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立委舉行的記招後，建製派大造文章指控香港自決派勾結臺獨勢力。林鄭月娥猶如被摑一耳光，被警告要對港獨勢力戒慎恐懼。

梁振英的下場UGL

群眾固然對梁振英恨之入骨，希望在他卸任除下免死金牌之後，廉政公署會正式調查他收取UGL公司5千萬的貪汙事件。梁振英對此一早有準備，故此在任期間大力清洗廉署，向維護資產階級法製的法庭作權力鬥爭。他希望這些機關更為直接受中共及他的控製，以免自己下臺後受到製裁。當然他的下場如何還是要看群眾鬥爭能向政權施加多大壓力，還要考慮中共黨內權鬥的復雜因素。梁振英的個人命運岌岌可危，令他難以輕易舍棄自己的權力，可以預期政府的權力交接將會相當不順暢。實質上這令港府的政治模式愈來愈與中共相似，卸任領導人為了自保而不能完全舍棄自己的權力，必須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在背面掌握實權。這只會令香港的政治製度愈來愈不民主，權力更為集中在小撮的個人手中。

群眾鬥爭的未來

在雨傘運動退潮、本土派被政府瘋狂打壓、傘運人士及旺角騷亂者被政治檢控後，民主運動出現一定程度的疲態，而且這似乎會維持好一段時間。抗爭的次數、每次抗爭的人數以及青年人的參與度都正在大大降低。然而，只要我們稍為放遠一點目光，看看中國政局危機加劇和群眾鬥爭四起的大局面，就會認知到一場更為巨大的風暴正在醞釀。因此，下一次的群眾鬥爭在人數、抗爭意識和政治目標方面將會比雨傘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

群眾經歷了過去幾年的洗禮將會有更清晰的政治目光，了解到必須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乃至國際鬥爭才有可能勝利。倒過來，也很有可能是中國大陸先爆發一場大型運動後，重燃香港群眾的鬥爭信心。即使在八九年，香港群眾仍相當未被政治化的時期，天安門運動也可以促成香港百五萬人上街及前革命狀態。在今天的局面如果有另一場天安門運動作為助燃劑，將會引爆一個更強得多的火藥庫。

林鄭月娥政府並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蜜月期。泛民主派自以為可以在民眾暫低落的情緒中避開群眾壓力，安然與政府達成協議，他們繼續走下這條妥協的不歸路，必將付出政治代價。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堅持不妥協的鬥爭，唯有中港群眾團結抗爭，並以工人階級政黨為領導力量，以推翻中共獨裁者及資本主義為目標，中港兩地才會達至真正的民主。

熱普城再陷分裂

近日，以黃毓民、黃洋達、陳雲等人為首的「熱普城」聯盟內部的分裂進一步擴大並公開化，標誌著黃毓民為首的本土派版塊正式分裂。自去年立法會選舉以來，中共及港府不斷加強打壓本土派，借以打擊整個民主運動。本土派陷入危機與內鬥之中，而沒有團結起來抵抗，令政權的打壓事半功倍。熱普城去年立法會選舉獲得15萬4千票，當中很多是年輕人。今次他們的內鬥可惜會對部分真誠的抗爭青年造成挫敗感，最終仍是由中共坐收漁利。

據悉分裂的導火線為黃毓民近日終止了對黃洋達「熱血時報」每月三萬元的資助，觸發兩派支持者先於網上對罵。但隨著分裂擴大，黃毓民本人在網臺上更主動披露了更多的政治分歧，當中明言「你（陳雲）那個『永續基本法』是『偷渡』進入政綱。」而自己根本不同意陳雲「永續基本法」的主張，將之置於選舉政綱之內不過是選舉中的權宜之計。由此可見，即使於「熱普城」聯盟只是個政治投機分子集合體。

社會主義者早已明確指出，《基本法》是一份由中共與港英不民主地製訂的小憲法，對民主權利的普遍製肘，以維護港資與中共專製者的利益。主張將之「永續」到2047年後根本就是荒謬的政治主張。社會主義行動主張製訂一部民主而親工人階級的法律，以取代《基本法》。

在這場互揭黑幕的鬧劇中，鄭松泰於熱血公民內部講話錄音外流，錄音中鄭稱只是與同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頌恒與遊蕙禎「假裝友好」，因為「公眾是白癡」而容易欺騙。更為諷刺的是，黃洋達施行網路暴力，鋪天蓋地抹黑社會主義行動「熱衷籌款」，此時他卻被黃毓民怒斥其收取了各方合計二十萬元捐款以成立「熱血狗仔隊」卻毫無下文。黃洋達亦聲稱於熱血公民中實行「幫會式管治」，其退黨成員大爆組織沒有絲毫的民主成分，充斥著自上而下的指派「旗主」，決策上的專斷獨裁。

對本土派幻想破滅的朋友應當認識到，他們並不能帶來任何出路。香港民主鬥爭不能再被右翼民族主義者破壞。社會主義的綱領與連結國內外群眾共同鬥爭才是唯一可取的選擇。

大坑西村重建迫遷

由橫洲官商鄉黑、高鐵迫走菜園村居民，越來越多官商勾結而發生強拆迫遷。香港唯一的私營公屋大坑西村，成為發展商眼中的肥豬肉，由恒基地產「四叔」李兆基作公司董事的「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計劃將大坑西村重建，不但將廉租屋變為以私人單位出售牟利，更將迫遷1,300戶居民！一眾居民組織起來，發起行動反對官商勾結。

「原本是公共的，現在重建給私人財團賺錢！」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註組主席歐陽潔珍憤怒地表示。大坑西村是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極低的地價給「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建屋，而地契規定，必須出租予低收入人士。屋村位於市中心，鄰近石硤尾地鐵站，地理位置吸引了貪婪的發展商。於是發展商自2014年申請「重建」為名，而無任何真正安置居民的方案。

「根本無咨詢過居民。我哋落村做每戶調查，絕大多數居民反對（發展商）只賣不租方案，好多老人家已經住了差不多五十年，現在樓價貴，可以搬去哪裏？」關註組主張居民共同規劃大坑西重建，由政府接管，興建公屋安置居民，反對私人財團牟利。他們數年來不斷發起抗爭，包括組織居民大會、集會示威，又向城規會提出修訂案。

去年城規會共收到93%表示反對發展商重建的意見書，但仍強行通過該方案；直至今年，大坑西村居民提出修訂案，要求至少85%面積用作出租，城規會收到99%的支持意見書，但最後卻無理地否決了居民。美其名「重建」，實為官商勾結、黑箱作業！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大坑西居民的抗爭，呼籲更多人加入戰線，阻止政府將坑西變成地產商的牟利工具。我們主張所有單位以公共屋村形式出租，並且踢走地產商，通過民選租戶代表，將大坑西村公營置於民主控製，讓租戶有權否決重建計劃。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製、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誌），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製，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失竊的公共空間

香港公共房屋休憩所用的公共空間遠遠不足，甚至被私人資本公然侵占。 根據「拓展公共空間」文章披露，香港有相當一部份商場項目的地契列明，必需向公眾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間，但發展商經常將前往公共空間的路線設計得千回百轉，令民眾不便前往，或幹脆以維修之名長期封閉通往該處的通道、電梯等。商場方面亦經常於這些公共空間舉辦商業展銷活動，從中賺取豐厚的場地出租費用。

數據指出，港人人均休憩空間標準僅2平方米，當中184萬人實際可享用的公共空間更少於2平方米，但在山頂、愉景灣、九龍塘等富人區人均休憩空間卻有8平方米，兩者相差足足四倍。香港連理論上本應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間竟也相差懸殊。而相比鄰近同樣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東京和新加坡等，分別都有5.8-7.6的公共空間，某些地產項目亦將公共空間設計成半封閉式環境，從而變相將公共空間私有化。當中最為荒謬者當屬李嘉誠長實旗下的大圍「名城」樓盤，地契中列名需興建多項公共空間設施包括兩所學校，而長實竟將學校興建在離地面十九米的五樓平臺之上，更離譜的是長實為了區隔「私人住宅」與公共設施，竟只預留一條樓梯與一部只能載十二人的升降機予兩校近兩千名學生出入平臺。而政府面對當區市民提出公共設施不足要求增建的訴求，竟將區內私人會所計算入地區休憩空間之內，回應指當區設施已滿足香港規劃標準。意味著當區的富人可以繼續享用遠超其所需的「公共設施」，而基層民眾面對本應共享的空間被公然侵占卻無可奈何。

可見政府所謂的「土地問題」根本是由於親商政策取態下故意抑製土地供應所造成，剝奪民眾應有的休憩用地權利。為了捍衛公平的公共空間，必須將開發商、住宅和商場全面公營化，由居民民選產生代表進行民主控製。

劉曉波逝世

中國異見分子劉曉波於7月13日肝癌逝世，見證了中共獨裁及其暴虐、鎮壓性的統治方式。劉曉波上星期才診斷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醫療照療，他是有可能痊愈的。當中共在2009年判處他監禁11年時，實際上相當於判了他死刑。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評：「中國政府的傲慢、殘忍和冷酷令人齒冷。」在劉曉波逝世前夕，他的親友及支持者都向當局要求讓他海外就醫，但當局畏懼會造成負面公眾形象而拒絕。

習近平正在發動內部權鬥，準備於十九黨大會鞏固他的權力，同時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無數挑戰，因此當局為了保護形象，不會容許任何在劇本以外發生的事情。

同時，中共政權知道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壓力是極為輕微的。各國政權早已將商業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國教導「人權」。劉曉波雖然視外國政府為中國榜樣，但卻被他們舍棄了。「從劉曉波的命運可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外交中人權議題正在倒退。」

劉曉波遺孀劉霞自2008年以來受到軟禁。現在外界關註她的安全，因為當局似乎不會讓她離開中國。

異見者胡佳批評：「我認為這是政治謀殺。」他和其他異見者說當局拒絕劉曉波海外就醫，是要縮短他的壽命，確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不會批評北京。劉曉波作為自由派異見圈子的領頭人物，他逝世令異見分子之間彌漫著悲傷絕望的情緒。而當局完全沒有意願稍為軟化其強硬的立場，反而愈來愈強硬，加上各國「民主政府」也不關註事件，令自由派運動陷於窘境。

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當年判刑之重令人震驚，也標誌著中共全方面的鎮壓都在加強，令受害者人數大增。劉曉波在獄中時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了該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劉曉波是一位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著名學者，自1989年民主運動起，這是他第三次被當局監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見者共同起草並簽署了《零八憲章》。該宣言以呼籲人權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為基礎，同時提出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主張。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鎮壓加劇，其力度是廿年來最嚴峻的，劉曉波也成為了鎮壓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網在劉曉波被判刑時寫道，這是一個警號，並「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中國正向何處去？中國在經濟上看起來很成功，政權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脅？」

而且當局這一輪的鎮壓對像不僅包括所謂「親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樣也針對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中國支持者抗議當局殘暴對待劉曉波及其遺孀，但同時我們不會隱瞞我們與劉曉波親資、親帝國主義的政見有著重大分歧。以下舊文對劉曉波的政見作出評價，首次於2010年3月17日刊登於《中國勞工論壇》。

劉曉波的「罪行」

2008年劉曉波和其自由主義同伴們共同發起了聯署《零八憲章》的活動以呼籲實現」自由、人權、平等和憲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體製內和主流學者，如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法律學者張祖樺等。與其說《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或者發起任何形式的反對派組織，不如說其實是在向中共當局呼籲進行政治改革。

劉曉波支持當局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但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代表著對現行體製徹底性的否定，而是因為他通過《零八憲章》和其他作品挑戰了當局的統治威權和現統治集團的現實利益。

正如劉曉波在2006年寫的文章《從革命到到利益黨》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當局更多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統治集團，而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政黨。保住權力是中共當局整個官僚體系最高目標，即使在早年也類似於前蘇聯執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製的國家集體計劃經濟。因此當毛澤東主義-斯大林主義統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機時，當局在死抱專製權力不放的情況下，主動地逐步地接受和領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者強烈抗議當局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聯署人的審判和壓迫，也反對當局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專製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零八憲章》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其中必然包含著《零八憲章》所提及的諸多民主訴求；但同時我們堅定地反對其中所得出的所謂」政治結論」。因為根據我們的觀點，這並不能真正幫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尋求到反對一黨專製的出路。

《零八憲章》中明確地提出支持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支持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私有化，但認為應該」公平地」執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張」的第14條中明確說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現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製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面對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和責任這；開展新土地運動，推動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如按《零八憲章》鼓吹的在當局統治下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與金融資本有緊密聯系的新興地主手中，而數以百萬的貧苦農民將被趕離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成為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呼籲農民通過自願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製土地而發展更有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且應該由真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所選舉和組建的政府通過對國家資源的民主控製為農民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支持和廉價與免費的信貸。

同樣地，《零八憲章》呼籲取消政府行政壟斷而鼓勵私有商業，這並不會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苦百姓。而且這已經被中國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現象所證明。不過是意味著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從腐敗官僚的手中轉移到同樣腐敗的資本家手中，而我們需要的是應該將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階級手中進行民主控製與運作而滿足社會需求。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政府都推行過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壟斷行業和企業解體並取消管製，而結果卻是犧牲了廣大公眾與雇員的利益而滿足少數投機者與大資本。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政策從未實現過其所宣稱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將此前國家控製的公共事業轉變成為謀取暴利的私人壟斷企業。

社會主義者堅定地反對私有化進程；因為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執行，只會進一步導致貧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統治精英們都習慣性地使用所謂」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為幌子而盜取公共財產。眾多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並未變成所謂」民主的堡壘」，如1990年代的俄羅斯、皮諾切特控製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國。

在劉曉波的近作《大國沈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中，他指責官僚權貴與富商巨賈所結成的」紅黑聯盟」。他聲稱，」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會存在反壟斷法。」但不管紙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和權利只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劉曉波一直贊美的美國，在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這一經濟法則的明確案例。在2007年底，美國4家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掌握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9%。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4家未經選舉產生而且不受控製的經濟機構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極端危險的。

中國自由派的分裂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劉曉波所談論的「真正的市場經濟」。自資本主義製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隨著為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剝削、暴力與欺詐。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當中共當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之時，「自由派」學者成為了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的一座「友好橋梁」，而劉曉波本身也是這一進程中的歷史產物。

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了這座「橋梁」斷裂的關鍵轉折點。為維持一黨統治和官僚權貴的利益，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並嚴格控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知識分子階層由於表現出獨立於統治集團的意誌，在運動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自此之後，一部分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學者接受了由中共統治精英領導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並轉而成為當局的幫兇以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攻擊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麽如今在互聯網上眾多親政府和體製內的教授專家被網民稱為「叫獸」（在普通話中與「教授」同一發音）。

工人階級的角色

然而，劉曉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們卻被歷史留在了「斷橋」的另一邊。作為知名的反對派，「劉曉波們」不僅「真誠地」反對共產黨當局，而且也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拒絕與殘酷鎮壓的當局進行合作。但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拒絕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以及產生諸多中國問題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經過20年與當局的鬥爭，劉曉波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發現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勞動人民。在1989年時，他們拒絕工人和普通市民參與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翼（趙紫陽的「改革派」）。在運動高潮時，他們拒絕呼籲工人實施總罷工，拒絕組織民主的防衛委員會以阻止當局的血腥鎮壓。

盡管時常高唱「平等與民主」，但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們作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信任底層民眾和試圖與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批評「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與革命之中」，認為「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製度──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製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審判所寫的自辯稿中（由於法庭阻止而為能當庭宣讀），他也明確表示，「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1988年，劉曉波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中國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而這事實上與香港的現實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由一小批親中共當局的資本大亨們所控製，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費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誠的口袋，李嘉誠控製了香港的電訊、媒體、房地產、港口和零售業。

如劉曉波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麽印度早已應是一個發達平等的自由社會，因為印度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達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憲章》所呼籲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共和國。但是現實顯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並且在國內各邦充滿種種社會沖突、階級鬥爭乃至內戰。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特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眾多所謂實現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與地區仍然處在社會混亂、大眾貧困和極端不平等之中。

劉曉波的親美立場使他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幹預（甘地非暴力立場也無阻他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劉曉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將之描繪為解放中東人民的」正義戰爭」。甚至把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與貝裏雅吹捧為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繼承者。

數億中國民眾正遭受著現實中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共當局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充滿著勾結與共謀；這一切與劉曉波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所向往的」公平」與」自由」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距何止千裏。這也就是為什麽雖然一黨專製的中共當局正日落西山，嚴重缺乏合法性與民眾支持；事實上，即使劉曉波本人也承認，」自由主義也僅僅是少數城市精英的思想遊戲，根本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回應。」（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

社會主義者對民主的立場

中共當局所采取的鎮壓、審查和思想控製常常被民主派異議人士和西方資產階級媒體與政府描繪為「社會主義的特征」。但是，這是人為刻意製造的錯誤印象。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毫無共通之處。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為捍衛和贏得基本民主權利而進行鬥爭，這些權利應該包括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罷工自由等。但是，我們與自由派和親資子分子不同，對於民主和人權有著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資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的民主權利絕非是「仁慈的」統治者的施舍，而是無數工人階級在大規模鬥爭中的成果。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意味著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代表們只領取相當於普通技術工人的工資，人民有權隨時替換他們。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奸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奸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奸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註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製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奸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奸」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系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製造性暴力的溫床。

四議員遭取消資格　千人集會抗立會政變

高等法院今日下午宣判，四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因宣誓無效而被取消議員資格。這是自去年青年新政兩名本土派議員遊蕙禎與梁頌恒，再有議員被當局取消資格，至今總計六人。泛民黨派在同一天晚上八時於政府總部門外發起集會，抗議法庭裁決。當晚有約過千名市民到場聲援。

大會打出「政治打壓可恥　抗議人大釋法」的主題，泛民各黨的代表在臺上輪流發言。另外，明顯有許多青年人參與集會，是雨傘運動結束後比例最多的一次。可見青年人仍懷有鬥誌，當有迫切的鬥爭時還是站在最前線。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我們指出是次裁決與去年梁遊案件一樣是一次議會政變。政府以沒有民主授權的機構（法院）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舉動。現在必須要發動新的群眾運動來抵抗這場政變，有不少參與民眾與我們討論到民主派議員總辭、抵製補選等策略的可行性。

林鄭新政府進一步進行政治清算，加上早前一系列的警察白色恐怖與政治檢控，顯示當局根本無意「和解」。現除了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外還有三名議員有案件在身，立法會的政變在未來可能會繼續，當務之急是要重建民主運動。現在需要一場群眾大會，由下而上組織群眾行動委員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及策略。

臺灣同婚平權報捷　對香港的啟示？

5月24日，臺灣「婚姻平權」議案，在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婚姻是違反憲法後，這被普遍視為同誌平權的一大勝利，也意味著臺灣有望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地區。 亞洲區的同誌固然為平權邁進一步為之喝采。相較於鄰近的香港，同誌平權分子卻仍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上與政府拉鋸。保守教會製造恐慌輿論，親資本政客則通過不民主的議會功能組別頑固抵抗立法。

為何臺灣同誌平權可以走得這麽遠、運動可以具如此規模，而香港性平權的現狀是什麽和同誌運動有什麽需要改進的地方？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八爪。

八爪是「香港彩虹」的執行幹事，他表示：「對於臺灣同誌平權的突破，我認為是由於整個社會風氣，而且平權支持者真的再踏前一步抗爭才造就出來的。社會意識漸強，當遇到歧視發生時群眾都會公開譴責，這間接鼓勵了社會更開放地討論同誌議題，建立了一種多數人支持同誌權利的共識。這點是香港的政界、演藝界或普通巿民等等都未能做到的。」

「香港LGBT受到歧視的情況仍然是十分嚴重的，例如跨性別的人士，社會裏的歧視令他們找不到工作、不能租住房屋、被無理解雇、甚至連家人也不接受他們，對他們來說這些問題是十分普遍的。其實LGBT 群體都是一般的勞工，他們遇到的壓迫比一般打工仔更大，所以香港的同誌運動有需要向不同的範疇，例如勞工、婦女權益等作連結，令受到壓迫的小眾團結起來，才有機會爭取到平等的權利。」

臺灣同婚平權將會沖擊資本家所維護的核心家庭福利體系，使同誌家庭更有信心爭取更好的退休保障和房屋政策。無論是公共社會保障、性平權都需要與民主鬥爭連系起來，由下而上的向保守教會、親財團政客和政府施壓，挑戰資本主義體製，才可贏得徹底勝利。

香港：發動群眾運動　抵抗立會政變

7月14日，區慶祥法官裁定四名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取消其議員資格，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這完全是建製大右派發動的一場政變，無疑是對香港民主鬥爭的重挫，也是對中國民運的打擊。

這場政變代表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最嚴重的打壓，18萬張選票淪為廢票，為了有利政府而改變選舉結果。同時亦使建製派在分組點票中獲得絕對多數，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修改議事規則。本來只是半民主的議會淪為橡皮圖章，反對派今後將難以拖延或阻止政府推動的親財團、反民主的法案。另外，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被公然濫用，換句話來說法庭像中國大陸般淪為政權的政治工具。

2017年，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更嚴重的是，取消議員資格的裁決，代表專製當局會更加猖狂，打壓民主的「野心」將會越來越高。如今建製派自信十足，正公開慶祝政變。問題迫在燃眉！

因此，民主鬥爭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我們需要一場強大而有組織的抗爭運動，來迎擊當局對議員的攻擊。運動應要求恢復議員的資格，並且廢除所有不民主的限製（包括參選權、宣誓程序和其他人大與傀儡港府所強加的法律限製）。我們認為，立法會是民主運動的「最後底線」，而我們不能夠讓香港及北京政府逾越！

今次事件可謂的百分百的政治審判，裁決基於宣誓是否所謂「真誠」問題，就如同卡夫卡小說裏的荒誕情節一樣。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那些議員，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反民主的政府。

事件的背後是政治原因而非程序問題，中共專製一直想增加對香港的控製，並扼殺民主運動。中共當局視民主如病毒，害怕其會從香港擴散到全中國。因此，北京希望取消那些香港存在已久的民主權利，以及過去群眾鬥爭所贏得的讓步。他們不單想決定特首人選，更想控製立法會議員的人選，並通過這樣來操控誰可以成為民主運動的代言人。

「長毛」

梁國雄「長毛」是四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資歷最深、最廣為人知的，他可謂是左翼在立法會中唯一的支柱。當局對他的攻擊是一個非常有預謀的行動。北京想通過打壓來顯示誰是「可被接受」和「不可被接受」的民主派，標準由他們所任意決定！其策略是要分化泛民，一方是毫無殺傷力的「和解派」，這派需要透過遠離群眾鬥爭來向北京表忠，另一方則是當局現時針對打擊的「非和解派」。不過，假若激進派議員全部被清洗掉，白色恐怖肯定將會蔓延至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這就是打壓的邏輯，歷史從來都是如此。

「長毛」是這次大清洗的頭號目標，其他人不過是不幸的陪葬品，來製造「宣誓無效」的表面法律依據，以遮掩其政治打壓真正本質。現在總計有六名受害議員。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

必須以群眾集體行動來反抗這個反民主的陰謀。民主鬥爭已經不能容許任何的猶豫、恐懼、對妥協的幻想或者以為建製派中將會有「開明派」出來解決危機。我們必須要拋棄這些童話狂想！

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透過法律途徑繼續抗爭（包括上訴至終審法院），也支持參加補選。但這遠遠不足夠，法庭本身就是被政權所操控，所以結果很可能會失敗。因此，法律的抗爭不能純粹地進行，而是應該作為動員群眾運動的平臺。討論的焦點亦不應只集中在補選的時間與方式。這些固然重要，但我們也不能耽誤寶貴的時間，現在就要開始做出反擊！

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反擊？

數百萬香港群眾義憤填膺，但同時也滿懷憂慮。他們正在尋找反抗這次攻擊的方法。只有群眾才能抵擋政府的攻擊，但是他們需要動員、組織，需要看到能夠打敗政府、保衛民主權利的可行方案。

由於現在局勢非常嚴峻，我們必須動員盡可能大的反抗行動，不只是一次性的示威，而是通過更廣泛的計劃，來發動和升級大規模公民抗命。為此我們需要一個新路線，改變現時民主鬥爭由少數泛民領袖和依附於其身上的NGO控製的局面，在每個地區、學校和職場所建立民主的基層群眾組織。

泛民領袖自上而下操控的一次性抗議，既無法徹底實現民主，也無法捍衛現有的民主權利。就連浩大的雨傘運動也未能趕梁振英下臺。如果能擺脫溫和泛民派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的猶豫與退縮，雨傘運動本有可能勝利。雨傘運動的重要教訓就是，鬥爭須要由群眾民主控製。另外同樣關鍵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清晰的戰鬥性民主綱領，指明中國獨裁政府是問題所在。只要這個獨裁政府繼續存在，不管香港或中國都不會得到民主。雨傘運動的許多參加者回避這個問題，或者只是含糊地要求「改革」。但這樣是不夠的。

近期，親民主的群眾明顯出現挫敗感。但活動者和年輕人能夠影響群眾、帶領群眾參加鬥爭。他們中有許多人認為，不能只是一味在口頭上譴責建製派；單單再發起一場遊行也是不夠的，因為這只會白白消耗群眾的鬥誌。遊行固然重要，但是遊行本身不足以改變局面。

可行的抵抗方案

人們想知道「鬥爭方案是怎樣的？下一步如何反擊？」我們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下列方案，大致建議該如何組織運動，並主張民主鬥爭參與者作出討論。

9月28日（雨傘革命三周年紀念日）是發起群眾抗爭的好時機，進行罷課、罷工等公民抗命。我們強烈希望四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公開呼籲群眾在這一天走上街頭。罷工是全球民主運動的重要武器。但香港的鬥爭從未給予應有的重視，這是它受挫的原因之一。 「占領」可以在抗議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就像一次性的示一樣，有其局限性（難以維持較長的時間；不能像罷工那樣打擊經濟和統治精英的控製權）。

罷工（即使只是罷課）對於整個製度的打擊要有力得多。 但是罷工、罷課需要組織和積極的行動（不是待在家裏），需要把學生、工人和白領凝聚成一股有紀律的強大力量。隨著林鄭打算重推洗腦國教，大學生及中學生須要組織起來奮起反抗，而反洗腦鬥爭當然是和反立法會政變的鬥爭緊密聯系的。

通過認真準備和集會，再加上每個大學校、中學校的運動和基層罷課委員會，928可以變成群眾抗議的新一日，證明民主鬥爭汲取之前的教訓，已經學到了一個有力策略：政治罷課及罷工！由學生開始，然後擴展到其他團體。這將警告政府：撤銷反民主的命令，否則我們就將鬥爭升級！

有人問：本土派控製的學生會怎麽可能會同意罷課？ 我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本土派學生會的地位本就越來越不穩，如果他們反對群眾抗議，將會受到巨大的壓力。罷課能夠引起年輕人的極大興趣。如果學生會表面被動甚至試圖阻攔，學生幹脆越過學生會的架構自行組織。必須直接面向大學生和中學生，呼籲建立罷課委員會，以便開始組織。

聯合各方面的鬥爭，不管是取消議員資格，還是即將到來的其他攻勢——例如洗腦教育和廿三條，都是獨裁政府打壓民主的部署。有效的抵抗運動必須認知到這一點，然後施行統一的政治反擊。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將這個反立會政變的鬥爭聯系至反對新自由主義、親財團政府的運動，針對其包括反對全民退保、否定如八小時工作製和合理最低工資等的工人基本權利、犧牲公共服務推動大白象等等的政策。這就需要超越單一議題的廣泛運動：動員所有想參加鬥爭的人，在地鐵站、工作場所和學校散發大量傳單，告訴群眾政府在打壓立法會後將展開更大規模的進攻。

我們應召集各社運分子舉行一場「應戰大會」， 邀請所有想抵抗的團體、工會、政黨和個人，舉行一場為期一天的會議。大會不是用以泛泛討香港民主，而是要製定反擊行動的具體計劃，包括如何發動群眾抗議、928遊行和罷課罷工。大會能展示運動的認真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告訴大家，鬥爭需要基層的民主參與，而不只是由一小撮政客和活動者所壟斷所有決定。

應該由誰來召集大會？ 作為這次政府打壓的直接受害者，長毛等四名激進派議員既有較高的威信，也有這樣的歷史責任。他們可以號召928群眾抗議，也可以召集「應戰大會」。泛民陣營需要團結，但這不應該成為拒絕現在開始反擊的借口。如果四名議員挺身而出，他們會得到響應。然後局勢會推動較保守的人跟上來。

如果采取大膽的做法，可以成為重啟民主鬥爭的契機。但我們認為，絕不能讓兩名本土派前議員（遊蕙禎和梁頌恒）參加這場運動——他們混亂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做法，並不利於組織反擊行動。的確，我們保衛他們的權利、反對政府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但是不能給他們平臺來散播反工人階級和排外思想。他們可以跟隨我們，但是隊伍必須分開！

小心屠城木馬　反對一地兩檢！

中共與港府推行高鐵一地兩檢，再次逾越香港民主的底線。這不是單一事件，連同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準備重推洗腦教育及廿三條立法，都可見林鄭月娥政府正在發動前所未有的攻擊，是徹底徹尾的CY2.0。

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的時機非常巧妙，是法庭剛剛宣布取消再多4名立會議員的資格之後。若從政府的大戰略來理解，首先利用人大釋法和法院取消共6名議員的資格，建製派獲得分組點票的優勢，財委會主席陳建波開始部署修改議事規則，奪走反對派拉布的能力，讓議會淪為橡皮圖章。操控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政府現在以「一地兩檢」來試水溫，假若沒有群眾反抗運動的話，政府勢必進一步推動國民教育，甚至二十三條！

「一地兩檢」就是屠城木馬

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再次引爆高鐵的政治炸彈。這個方案將高鐵香港總站的部分區域劃為「內地口岸區」，區內則視作中國大陸的管轄地，並由公安執法、實施中國大陸的所有法律。

這將不單單是有關不能夠在月臺使用Facebook、穿六四T恤的問題而已，內地口岸區設在市中心，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更可明正言順「執法」，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若然大家認為這異想天開，不妨想想假如十年前有人稱中共會越境綁架異見人士返大陸拘禁，大家都會覺得不大可能，但十年之後的今天已經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中共專製根本不可信賴。

再者，中共的法製遠比香港的專製，包括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而公安又可以隨便行政拘留高達15天。這相當於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變相打壓民主空間。中共今次明顯是想打開一個缺口，當逾越了香港群眾的底線後，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

「一地兩檢」美其名是要便利旅客、縮短通關時間，但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以數小時車程來算，一般十多分鐘的通關手續根本杯水車薪。 「一地兩檢」可謂連糖衣都沒有的毒藥。

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

另外，高鐵造價昂貴，由最初的669億，多番超支後現時的總開支高達853億。以香港段26公裏計算，每公裏造超過32.8億，比歐洲、日本的高鐵項目還要貴（香港高鐵更是德國科隆－法蘭克福高鐵造價的近12倍），冠絕全球！

這筆巨額全數由香港政府出資，但另一邊廂在港人迫切需要解決的住屋、醫療、教育、老人等問題上卻一毛不拔。就算認為項目是既成事實，花掉的錢不會再回來，但高鐵所謂的「經濟效益」根本與普羅大眾無關，而且還會對大眾造成長期的負擔。

只要到西九高鐵總站周遭一看，周圍的土地包括車站上蓋都是超貴價的私人豪宅，一般單位呎價都在2.5萬元以上，部分更超過4.5萬元一呎。從高鐵總站到附近的西九文化區、九龍站、柯士甸站，一直伸延至奧運站、大角嘴西，形成了一條連綿不絕的「豪宅鏈」，而當中一間公共房屋都沒有！當政府每天埋怨沒有土地建公屋時，我們不禁一問為什麽香港卻有那麽用來興建豪宅的土地？

高鐵項目帶動了當區樓市的炒賣，負擔的起那些豪宅的必定非富則貴，當中許多的更是中國大陸的貪腐富豪，而高鐵正正是為這些人而建的。一般市民，尤其是住新界的，根本不會大費周章到西九乘搭昂貴的高鐵往返大陸。

政府以公帑興建高鐵，但成事後卻讓占三成私人資本的港鐵營運獲利。當然，假若高鐵乘客流量低下，可能會出現虧蝕。政府估算在通車第一年的乘客人數為9.9萬人，但根據過往政府誇大其他工程使用量（如深圳灣公路大橋）的紀錄，高鐵實際乘客數目估計會是每年2萬人左右。事實上，中國高鐵幾乎全部虧損。

港鐵主席馬時亨坦然要與政府商討「有關虧本的問題」，顯然打算由公帑墊付。高鐵的無底深淵，賺的歸他們，蝕的卻是大家的，完完全全是「1%的人獲利，99%的人埋單」的項目。

歸根究底，中央與香港政府皆為資本主義專製政權。他們利用高鐵與「一地兩檢」來輸送利益、打壓民主。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一地兩檢的抗爭與其他議題不同，可以讓群眾有機會作出還擊，可以為抵抗政府各種攻擊、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這場運動必須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起來，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製的運動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夠重建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麽？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麽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麽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系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沖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麽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癥。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系。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盡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麽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麽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卷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林子健被虐案：反對一地兩檢　踢走中共國安

8月11日，民主黨成員林子健召開記者會，宣稱前一天在旺角砵蘭街被中共國安迷暈綁架至西貢。在獲釋前的8丶9個小時裏，林子健除了遭到毆打，大腿也被打上21個釘書釘。綁架者警告林子健不要將球員美斯的簽名照片交給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從中共政權今年加強對香港的打壓以及專製政權一貫的做法，絕對有理由事件是真確的。

林子健被綁架的地點距離高鐵西九龍總站只有一公裏！更加說明反對一地兩檢的重要性。如果劃定內地口岸區執行中國大陸的法律，國安將會借助這個橋頭堡開展更大範圍的活動，跨境「執法」丶施虐的行動將會更加猖狂。如果沒有有效的抵抗運動，專製政府不僅會實行一地兩檢，更會將公安管轄的範圍擴大，進一步威脅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權利。

作為中共和傀儡港府打壓民主的工具，警方在過往調查李波案時明顯聽令於內地公安，今次也將會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揭露國安的罪行。建製當局已經開動輿論戰。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暗指林子健沒有及時報案是他自己責任，試圖將責任推卸給受害者。建製派議員也開始進行人格謀殺，將綁架抹黑成林子健的「自導自演」。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事件公開後僅僅兩天，就高調表示「未有證據證明事件發生」！這些都是政府的消毒技倆。

此次事件是中共和傀儡港府以白色恐怖手段打壓香港民主的延續。一年半前，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在香港境內被綁架回內地。不久前習近平訪港時，警察縱容大量黑社會暴動攻擊社運人士，再加上取消議員資格和對傘運成員進行政治檢控，可見自覺受到威脅的專製政府正在不顧一切地鎮壓丶恐嚇反抗力量。中共的鎮壓手段是要證明它的強硬和不可動搖，但只會激發了反抗情緒，特別是在一地兩檢已經引發群眾憤怒的時候。今次事件可說是國安為林鄭政府添了麻煩，專製政權愈加獨裁的背景下，國家機關很可能會做出失控丶過火的行為，反倒為自己的統治帶來更大矛盾。這意味著中共全面鎮壓的統治手法是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

社會主義者不信任警方的調查，我們主張成立獨立的委員會調查此次事件，並向群眾公開調查過程和所有發現。我們捍衛言論及表達自由，反對對中港兩地人民的政治迫害。我們要求取消一地兩檢，並且把所有國安人員踢出香港。要想實現這些訴求不可能指望由中共指派的林鄭政府，而需要重建一場群眾鬥爭：在職場丶學校丶社區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委員會，通過民主的討論，準備反對一地兩檢和政治打壓運動的部署。林子健事件正提供了凝聚群眾怒火丶啟動抵抗運動的契機，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一場積極行動罷坐高鐵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成立公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綁架事件；
中共國安滾出香港，停止打壓香港民主權利
通過罷坐高鐵重建群眾運動，要求取消一地兩檢。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專政

香港：建製步步進迫 接連打壓民主

林鄭新政府的一系列不民主措施將香港打得暈頭轉向。8月15日星期二，13名青年示威者被判入獄13個月（其中一人＂認罪」，被判8個月），為政府的打壓樹起一座新裏程碑。在這13人中有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25歲的嚴敏華（過去是曾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這些政治犯中最年輕的只有21歲。

這13人因在2014年反東北撥款示威中沖擊立法會而被捕。震動香港民主運動的不只是嚴厲的判決，還有政府對審判過程的明顯操縱。

13名被告已完成了去年被判的社會服務令，但政府上訴說刑期「過輕」。最後上訴庭完全支持政府的強硬立場，實際上把控罪改成了「暴動罪」。這份判決違反了「雙重危境」原則——一罪不受兩次審理。

習近平的統治

此案暴露出香港法庭和所謂的「法治」只不過是謊言。法庭並不是獨立的，它已經變成了中國獨裁政府在香港推行專製的工具。正如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所說：「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

另外，還有針對前其他學生領袖的審判，這些被告在2014年的抗議引發了長達79天的雨傘革命。而這個案件很可能會重復：推翻「過輕」的判決，然後改成監禁。3名被告包括20歲的著名青年活動者黃之鋒和24歲的前議員羅冠聰（不久前他與另外三人被另一場高度政治化的審判取消了議員資格）。

如果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他們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這明顯就是政府提出這些訴訟的原因之一。如果敗訴，羅冠聰就無法參加之後的補選奪回自己的席位。

「震懾式」打壓

林鄭7月1日才剛剛就任特首。她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她只是由777個精英選民在專製的假選舉中「選」出來的。她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其他人的警告：林鄭會是「CY2.0」，她會延續前任梁振英的強硬打壓政策。

事實上，林鄭的統治比梁振英還要高壓。短短六個星期之內，民主權利已經遭到一連串前所未有的丶就連梁振英也要自愧不如的攻擊。政府明顯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夾擊民主派。時間的安排明顯是為了震懾反對派，令他們喪失鬥誌：

7月14日：四名激進派議員（累計已有六個）因為「違反宣誓規定」這一偽造的罪名而被取消資格。

7月25日：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證實大陸公安將進駐香港。

8月1日：蔡若蓮被任命為教育局副局長，證明林鄭打算重推臭名昭著的洗腦國教。蔡若蓮是親北京的強硬派，她長期以來都在為推行國民教育而活動。

8月15日：史無前例地將13名示威者改判重刑，為將來更嚴厲的監禁判決打下基礎，用以打擊群眾抗議並「狙殺」將來參加選舉的激進派泛民候選人。

8月17日：三名前學生領袖受到類似的判決結果。

這些打壓加在一起，是對香港民主權利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聯合攻擊。顯然，港府承接中共旨意，正在按照既定戰略（甚至是路線圖）壓製丶瓦解中共多年來視為眼中釘的民主鬥爭。

林鄭政府或者在政治上與它結盟的司法系統每一次新的進攻都受到建製派政黨的喝彩。現在社交媒體上滿是建製派的宣傳（只要有無限的財政資源，操控社交媒體並不是很難的事）。而且建製派政黨還組織了一些針對受迫害者的抗議，以圖造成公眾支持政府打壓民主的假像。這些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得到了大肆宣傳。

反對派癱瘓

不幸的是，反對派和主要的泛民黨派（資產階級自由派）沒有任何計劃來應對這些攻擊和捍衛民主權利。相反，這些領導人已經多次落入圈套，誤以為林鄭比梁振英更「理性」丶更「務實」，甚至以為能夠和政府達成交易。這種對局勢的災難性誤讀令他們非常消極，不願支持群眾反擊。他們在口頭上譴責打壓，但是除了有限的幾個幾乎是行禮如儀的抗議之外就沒有任何行動了。

強大的雨傘運動曾震撼中港統治精英，但現在政府已經吸取了教訓。它們把大部分打壓「外判」給英式司法體系。這是因為許多人（特別是有許多律師成員的泛民領導）仍在幻想「司法獨立」和「法治」。我們需要用最近明顯政治化的判決來戳破這些幻想，向群眾解釋法庭其實是國家用來保護權貴的工具。

現在香港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法庭正被用來打擊民主運動，特別是打擊青年活動者和較激進的階層，包括許多未來可能參選半民主的立法會的人。

而且從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的案件裏我們可以看到，法庭正被用來從經濟上摧毀反政府的組織和個人。法庭不僅驅逐了議員，撕毀了18萬張選票，還判他們1800萬港元的罰金（包括要求他們償還9個月的議員工資和人事開支）。

像這樣使用法庭來鎮壓和從經濟上癱瘓反對派，是「新加坡式」一黨專政的標誌。這表示「溫和專製」（假民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北京的大計

很明顯，這些攻擊都是北京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政治審判和越來越嚴厲的判決聯系到清洗立法會和補選，政府希望至少不會六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全都參加補選。否則政府的反民主計劃就會遭到巨大沖擊，但正因為如此，這極不可能發生。有些人覺得，政府還沒有費那麼大力去趕走所有反對者，所以我們還有可能通過選舉來推翻政府。對於統治集團來說，這種想法有些太「民主」了。

清洗立法會是為了強行通過有爭議的專製政策，例如國民教育和高鐵一地兩檢。親政府陣營現在擁有「絕對多數」，可以改寫立法會議事規則，禁止像拉布這樣的民主標誌（拉布曾被用來挫敗政府計劃）。

政府說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旅客的時間，但其實這是一個政治花招，目的讓香港人適應大陸公安在香港（站內和高鐵上）執行內地法律的情況。

這意味著，即便在香港境內行駛時，高鐵上也施行中國的法律。對當局的政治批評或討論那些被禁止的話題（例如64屠殺）理論上是非法的。比如政府目前還沒有明確答復，在高鐵上能否登上那些在中國被屏蔽的網站（例如臉書）。而且高鐵也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大白像工程。所以社會主義行動呼籲群眾罷坐高鐵。

如何反擊

香港目前的嚴重局勢迫切需要一個明確的丶有組織的反擊。社會上已經有很大的怒火和不滿，也有對專製政府收緊控製的擔憂。林鄭的支持度從本就很低的起點急劇下跌。可不幸的是，民主運動也出現了領導危機。

大多數泛民政黨還在固守過去的路線，而當局已經拿出了新的法律武器和策略，來攻擊丶分化並孤立一部分反對派。前幾年香港爆發過大規模群眾抗議（2013年7月超過50萬人上街，後來又有120萬人參加雨傘運動），可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有沒有大型示威反對清洗立法會丶一地兩檢和整個政治打壓。

8月16日，《南華早報》的政治評論員Andrew Fung準確地描寫道：「反對派政黨的堅定支持者彌漫著挫敗感和困惑，而且沒有方向。」

但是Andrew Fung後面說的這段話卻與事實大相徑庭：「人民沒有如預想的那樣『起義』。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最近的示威，而且只有很少人去法庭或者警署外支持正在受審的激進派和正面臨檢控的占領運動領導人」

現實是，仍然期望與林鄭政府「和解」的泛民領導實際上禁止了群眾抗議。毫無疑問的是，在現在這樣不安的氣氛下，如果認真地號召群眾出來抗議，會有數千人響應。但最近幾年的經驗讓人們明白，「再一次示威」（盡管可以作為一個起點）不足以抵擋政府的攻擊。我們需要一個通盤戰略來重建並在政治上重組民主鬥爭。

將『928』變成全港抗爭日

在8月16日晚上聲援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上，面對以年輕人為主的超過2000名抗議者，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提出了一系列意見作為鬥爭戰略的提議。她指出這場抗議只是提前24小時召集就有這麼多人參加，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動員更多人周末去監獄外示威！」

「這些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我們不能各自為戰！」

「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將『928』[9月28日]定為全港抗爭日，動員所有人在雨傘革命三周年發起抗議。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動員群眾抵抗打壓。我們懇請這裏的所有人和所有團體討論這倡議。」

鄧美晶的演講得到了非常好的回響，並有不少人向她表示贊同。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那麼『928』可以變成巨大的反政府抗議，包括一場核心示威丶在港鐵站派發大量傳單以及（如果得到支持的話）學生罷課，以聲援政治犯並捍衛民主。這將成為重燃香港群眾鬥爭的轉捩點。鬥爭的訴求應該是：

釋放十三名政治犯！撤回所有政治檢控！
反對清洗立法會！
反抗打壓和習近平統治！
罷坐高鐵。大陸警察和國安滾出香港！
捍衛民主權利，打倒非民選的政府！立即施行全面民主，決不妥協！
反對林鄭的親富豪專製計劃。征收富人稅，增建廉價公屋。打倒富豪統治，建立勞動人民和窮人的民選政府。
中港群眾聯合鬥爭，推翻中共專政！

聲援東北十三名政治犯集會的發言稿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了8月17日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的集會，主席鄧美晶獲邀上臺發言，得到臺下不少掌聲，以及群眾表示認同。以下是她的發言稿：

我是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新界東北這十三名年輕人為了反對不公義的製度丶反對不民主的議案，犧牲了自己的自由。現在我們必須比過去更清楚地討論：如何反擊這個政府和這個製度。

林鄭比梁振英更差。她上任僅僅6個禮拜，我們就經歷了DQ議員；然後林鄭推動一地兩檢；任命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準備重推洗腦國教；現在還判13名年輕人入獄。所有這些打壓都是不是單一議題，是一連串的政治打壓。如果我們不反抗，鎮壓只會陸續有來！

但我們不能只是依賴上訴，因為法庭越來越受到習近平和林鄭的操控。我們有法治嗎？我們只有人治，只有習近平的統治！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重建群眾運動，走上街頭！

這裏應該成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我們所有人一起討論反擊的策略。

大家還記得幾位議員被DQ後的集會嗎？所有人都想知道，下一步我們要做甚麼？相信今天這裏所有的人和我一樣，都有一個疑問。每個人都想知道：現在該做什麼？

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這個方案，而且我們希望所有人都來討論。這個周末，我們需要在監獄外發起示威集會。我們需要重新動員所有人。我們要告訴那13個人，他們並不孤獨。他們背後是香港人民！

我們也倡議9月28日，也就是雨傘運動三周年，作為全港抗爭日。這不僅僅關於取消議員資格，也不只是關於這13名示威者，我們還要反對高鐵一地兩檢，反對中共警察進駐香港，反對洗腦國教。如果我們要把所有這些鬥爭聯合起來，發動一天的群眾抗議做出反擊，那麼928就是最合適的時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來組織丶教育丶宣傳。928應該變成捍衛民主丶反抗中共專政的日子。那天晚上應該有群眾示威，遊行到監獄。

我們懇請這裏的所有人丶所有團體及政黨討論這倡議。重點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如果現在不反抗，香港的民主鬥爭就會輸！只要鬥爭，我們就能贏！！

千人政總外集會　聲援東北案13名政治犯

昨晚（16日）超過千人到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外集會，聲援因反東北計劃而被重判入獄的13名年輕人。集會開始時，東北支援拉起「撤回東北規劃」及「明益地產商」等橫額，高喊「抗議三權合作丶撒回東北爛計劃」等口號，不同人士上臺發言贊揚13名勇敢的年輕人因反對不民主的製度而遭到政治打壓。集會氣氛沈重，不少人落淚痛哭。

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將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社運人士被判監8至13個月，即時入獄，成為香港歷來「非法集結」罪中刑期最重的一次。

2014年6月13日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時，立法會外有群眾集會，當時有人嘗試闖入立會大樓，13名社連人士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被判80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而他們雖已全部完成服務令，但律政司卻不滿刑期過輕，上訴申請加刑至即時監禁，上訴庭最後裁決8至13個月監禁。13名被告分別為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丶社工梁曉暘丶劉國梁丶梁穎禮丶前學民思潮召集人林朗彥丶朱偉聰丶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丶周豁然丶嚴敏華丶招顯聰丶郭耀昌丶黃根源及陳白山。

歷來非法集結罪最重判刑

東北案政治犯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結」，今次判決是香港歷來非法集結控罪中刑期最長的！過往同樣罪名只會判罰社會服務令或罰款。此次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案例，一方面未來公眾集會被檢控的示威者判刑更重，另一方面律政司可以針對所有反對人士上訴，將過往被判無罪或沒有監禁的人士再次覆核！

林鄭上臺後的短短六星期，清楚見到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香港的政治檢控及民主打壓經已不停升級，從DQ事件丶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丶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丶高鐵一地兩檢，到東北案13名政治犯，證實林鄭就是CY 2.0，根本沒有和解的空間！

政治迫害「新常態」

中共和香港政府意圖創造一種「新常態」，企圖讓社會習慣和接受專製鎮壓。法庭利用了旺角騷亂對示威者的重判，將所有抗爭行動扣連至旺角騷亂，例如今次控方將東北示威形容為暴動的臨界點。在司法迫害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案中，控方甚至指「重奪公民廣場」這句口號就代表暴力！

政府要群眾接受，反對派議員必然會被剝奪資格或阻止參選；示威者必然會成為階下牢；同時親中藍絲組織在大部份反政府的行動發起「反集會」丶網上的「五毛」大幅度增加，以海量的留言「洗版」辱罵社運人士及政團。我們必須阻止政府讓這種鎮壓變成「新常態」！

在未來一段時間，政府可能不在法律上立法廿三條，但在執法丶司法丶立法及行政機關上徹底「大陸化」，變相就是等於正在實踐廿三條，而這個過程已在步步進迫！

香港「法治」淪為「習近平人治」

東北案再一次證實，香港所謂的「司法獨立」根本蕩而無存。現今所謂的「法治」成了政權的擋箭牌，用來合理化當局對民主的政治打壓。東北案件裁決和DQ判決一樣，是百分百的政治審判。香港的「法治」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習近平人治」。受審的根本不應該是東北的示威者，而是這個既腐敗又專製的政府！

當前之急　重新動員組織起來

取消議員資格案丶東北案件不會是打壓的終點，林鄭政府正在進行如獵巫行動般的政治清算，將雨傘運動後的示威者逐一清洗，以作寒蟬效應。單靠補選和上訴是絕對不夠的！因為政府可以以不同手段去剝奪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包括將其監禁（根據現行法例，一旦被判超過3個月監禁，5年內將失去參選資格）。革命與反革命是同時進行的，現在是反動丶白色恐怖的局面，但同時群眾憤怒情緒正在積極至沸騰點，只差一個爆發的缺口，使力量引領至沖擊專製政權的方向。當務之急是由下而上重建一場反抗運動，停止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東北13被被告及所有政治犯，抵抗白色恐怖！今年九月廿八日雨傘革命三周年之際，正是重啟群眾鬥爭的好時機，我們認為在此前作出準備，在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將九二八定為全港群眾抗爭的一天，以政治罷課一天為開始，繼而擴展至罷工。

黃之鋒羅冠聰等被判即時入獄6至8個月

今日香港法院上訴庭將香港眾誌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判處三人監禁6至8個月。加上日前的東北案，這是一星期內共16名社運人士被律政司上訴判監！

黃之鋒丶羅冠聰及周永康於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9月26日號召「重奪公民廣場」，期後被裁定非法集結丶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罰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但律政司不服刑期過輕，向上訴庭要求將3人即時收監。上訴庭今天裁定黃之鋒改判囚6個月丶羅冠聰判囚8個月丶周永康判囚7個月，即時收監。

威脅社會運動參與者

這是政府對雨傘運動的一場政治大清洗及報復行動。裁決惹起了社會各界的深深憤怒丶恐懼及沮喪。大部分群眾已經認知到香港已被中共牢牢操控，包括法律製度及所謂的「法治」現在已成為中共的工具。

即使三人並沒有任何暴力行為或傷人，上訴庭判詞仍指他們「涉及大規模暴力及嚴重非法集會，要施懲罰性與阻嚇性刑罰的元素占較大比重」，但為了「防止重犯，以儆效尤，並阻嚇他人不要模仿，因此要即時監禁。」政府意圖「殺一儆百」，恐嚇所有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這次判決為社會運動及公民抗命開了新的先例，警告群眾「參與社會運動就會落得如此下場」。正如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指，這重新為社會運動刑期製定標準。

是次政治判決也引起國際關註，《路透社》引述政府高層消息稱，高層檢控人員原本不建議就刑期覆核，但律政司長袁國強堅持上訴，終令三子入獄。雖然律政司強調事件「絕無政治考慮」，眾所周知，此次判決就是中共進一步以操控法院作政治打壓之舉。

「香港 = 一黨專政」 激進派失參選權

香港法例規定，如如在香港或任何地方因任何罪行被判監3個月或以上，5年內禁止參與任何公共選舉。在立法會政變的DQ議員事件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後，港島議席懸空，羅冠聰現在就連參加補選的機會也被剝奪。而將於10月年滿21歲的黃之鋒也因為被判監而無法參立法會補選丶2019年區議會丶以及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政權用盡一切法律手段，先是DQ，然後是政治審判來阻擋任何激進派透過選舉而進入議會。這意味著長毛梁國雄也可能會在未來被判入獄而失去選舉資格，或者政府可以程序手段指其不合乎「參選人確認書」（確認書聲明要求參選人擁護基本法丶效忠特區政府）而禁止其參選。

行動需要升級　全港罷課罷工一天抵抗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大家到監獄外聲援所有政治犯，以及參與星期日的反政治迫害大遊行，但面對中共暴政，單靠集會遊行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行動升級，否則未來將會是陸續而來的鎮壓，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主張全港一天罷課罷工，並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呼籲及鼓動工人作政治罷課及罷工。

十六名政治犯入獄，香港淪為一黨專政，我們應如何反抗？

香港成為了一個新的獨裁政體，令全世界社會震驚。林鄭的政治打壓比梁振英時期更為嚴厲，所謂「大和解」根本是欺騙人民。政府的打壓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的，今後示威自由受到全面威脅。立法會和法院已經大陸化。立法會補選和以後的選舉都會被篩選，激進民主派分子會被投進黑牢而不能參選。社運人士被收監，激進民主派政黨則會被迫至破產。

當務之急是組織起來反擊。今日的遊行只是開始，我們需要更多行動。社會的憤怒，但為什麽卻未有有力的反擊？為了重建群眾反抗運動，我們要有一個將公民抗命升級的清晰方案。

製訂全港抗暴日－－示威丶罷課罷工一天

面對今天的暴政，單靠集會遊行遠遠不夠，行動必須升級，否則鎮壓將會陸續有來，更多人將會被判入獄。我們倡議全港一天罷課丶罷工，呼籲各捍衛民主的政團丶學生會丶工會公開鼓動政治罷課及罷工。年輕人可以擔任先鋒，以全港大罷課一天來聲援多位學生領袖及政治犯，並警告政府必須讓步，否則群眾反抗將會升級！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製和監督。在我們全港抗暴日的計劃裏，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即使是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展示──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

立即釋放16名社運分子，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政治迫害，不要習近平人治！
恢復六名議員的資格
罷坐高鐵，撤回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14萬人上街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由社民連丶香港眾誌丶大專政改關註組丶東北關註組等團體發起。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遠遠超出主辦單位的預期。在短短不足一星期號召如此龐大的人數，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

8月20日的遊行具有多個歷史意義。英文《虎報》寫道今次是「第一次大規模反對法院裁決的遊行」，可見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公具，將會令公眾不再視法庭為「獨立」機關。另一點很重要的是，遊行是由規模較小的激進派政團發起的，而泛民主派只是被迫跟隨。這證明了社會主義行動自7月14日取消議員資格事件發生以來一直強調的一點──如果「激進派」領頭發起行動，可以得到群眾回響，故此他們不應該感到要依賴溫和泛民才能獲得支持。今次社民連掀頭發起了自2010年五區公投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

此外，外勞團體亦參與了示威行動，足見民主運動不僅是香港人的事情。同一時間，林鄭月娥政府的官員卻在舉行大食派對，突顯了統治者的傲慢並與群眾脫節，亦可見當局低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翌日，林鄭月娥強硬回應示威群眾，表示政治檢控的指控「全無理據」，又表示沒有存在政治迫害及政治犯。

港府及法院對民主權利的一連串重擊，先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丶推動高鐵一地兩檢政策丶重判16名政治犯。香港政府及法院明顯是有計劃丶有部署地全面鎮壓民主運動，並以為自此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令反對聲音消失。但群眾沒有如政府預料中的泄氣，反而更展示了不屈的鬥爭丶不妥協的精神。證明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方案的話，可以將這股力量凝聚並引領至撼動體製的方向，對中共專製政權作出有力的還擊。

北京及港府的盤算是，既然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誌，局勢會再次緩和，因此通過淡化事件以圖安然渡過風浪。現在機不可失，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的歷史性機會。我們不應讓群眾鬥爭的民氣消散，但現在需要提出一個清晰的行動計劃。

雨傘運動之後民主鬥爭陷入了一段低潮時期，各場遊行集會的人數大減，年輕人出席的比例亦大大降低。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群眾的義憤和鬥誌不但沒有消失，而是因為未有一個強有力的平臺讓其組織起來丶表達出來。如果有一個清晰的反抗戰略和堅定的領導，讓群眾相信是可以掀起新一場大規模鬥爭的。此外，今次遊行由激進民主派團體發起，溫和泛民並沒有作為動員的核心，比過往的大型遊行中低調得多，可見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之外的行動仍可具有巨大的號召力！相信現在溫和泛民感受到巨大的群眾壓力，被迫延緩或更低調地與林鄭月娥「大和解」，甚至要重新投入鬥爭之中，以免失去群眾支持。

行動升級的好時機

今次遊行鼓起了群眾信心，但應該只是反擊的開始。單靠這場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單憑林鄭回應的言論已經知道中共的強硬態度。所以要達到抗爭的目的──釋放全部政治犯丶恢復被取消資格議員議席丶取消一地兩檢──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製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並公之於眾前。

現在需要的是一場應戰大會，號召所有反對專政的社運組織丶政黨丶工會及個人參與，具體製訂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我們認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接受Hong Kong Free Press訪問時的說法，現在需要包納不同政治光譜的團體重建民主鬥爭（HKFP，8月21日）。運動內部必須具備全面民主，讓所有團體丶所有人可以就如何重建運動作出提議。過去由少數泛民黨派壟斷丶欠缺內部民主丶排擠其他團體參與的壞作風必須被徹底改變。

製訂928為全民抗暴日

9月28日雨傘運動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適時機，以8月20日遊行的成功作為基礎建設下去。9月28日是星期四不應該只是重覆今次的遊行，而要有新的行動。當天可以作為反對DQ丶要求釋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兩檢丶反洗腦國教的全港抗暴日，讓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走進社區丶學校及職場建立群眾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為了吸引更多工人參加鬥爭，我們還應該提出8小時工作日和全民退保等訴求。正是親富豪的不民主政府和半民主立法會一直拒絕實施這些有利於勞動者的政策。

運動一定要受到基層群眾的控製和監督。全港抗暴日若要成功，應該包括舉行一場大遊行，在學校和職場舉行街頭會議，在地鐵站外派發大量傳單，而一場全港大罷課，已經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爭的力度，有效向政府作出警告──我們有新的鬥爭方法來抵抗暴政，提高我們的鬥爭士氣，讓無數新一代的年輕人有信心投入運這場運動！然而，如果在一次遊行之後沒有升級行動，民氣並不會無限期持續下去，甚至因為一次遊行沒有結果而感到失望，讓政府有可能作出更嚴厲的反擊。

泛民丶本土大團結？

面對專製政權的全面打壓，近年反建製勢力碎片化，群眾不想重覆雨傘運動時反建製力量分裂及內耗的景況，並各非建製派系團結行動，壯大抗爭的力量。然而，行動上的團結並不代表不容許各團體在運動內民主辯論丶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是需要一個民主的平臺允許從下而上民主討論及決策，才能達致行動上的團體。容許民主的辯論，並且對待不同議案采取開放態度，不會弱化鬥爭丶而可以強化鬥爭。

在8月20日的遊行裏，一些團體表示要與本土派大團結，連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甚至表示今次是「泛民本土派合作好開始」。但是，我們不能掩蓋本土派過去對民主運動的破，他們煽動種族主義，分化鬥爭的團結，對左翼發動惡毒攻擊，專搞派系內鬥，攻擊其他非建製團體，並杯葛六四集會等大型行動。這一切客觀上往往幫助了政府陣營，並讓當局有了鎮壓的籍口。

本土派抱有親財團的民生立場上，反對全民退休保障丶租金管製等政策。此外，他們鼓吹排外與族群仇恨來分化中港兩地團結鬥爭，讓中共將香港民主運動抹黑為與內地人敵對，削弱內地群眾對運動的支持。他們過去以惡言甚至暴力手段攻擊其他非建製派團體，使民主討論根本不可能發生。例如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本土民主前線抹黑長毛襲擊。本土派目前因為組織潰散丶士氣低落，因而暫時溫和化他們的反動主張，藉以獲得「庇護所」。如果他們錯誤的右翼種族主義立場和鬥爭手法只會再次窒礙民主鬥爭的發展。現在，即使他們參與運動，最多也只應跟隨我們，彼此作出明確劃分的界線，並不為彼此的政治立場或行動負責。

國際聲援行動

三名前學生領袖被判入獄之後，政治檢控引發了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內的國際聲援。一些國家當局相繼譴責中共與香港政府打壓民主的做法。美國國會和中國委員會指北京當局正在利用司法製度打壓新世代民主運動。

來自國際的壓力和曝光固然理應受到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不應信任親資政客及政府，也不應寄望這群政客是反中共專製的可靠盟友。他們過去30年來大體上與中共合作丶支持中共，並與中共進行貿易。

真正的國際聲援應該是向國外勞苦大眾及青年尋求支持，而不是那些當權的政客和企業家。在三年前的雨傘運動中，一些青年示威者向英國領事館請願，又向白宮遞交聯署，但是最終沒有從它那裏得到任何具體回應。但今次本土派似乎又會重覆這些沒有結果的行動。在更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被綁架的李波與桂民海分別擁有英國和瑞典國籍，但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出面譴責中共的野蠻行徑。而且這些政府也正因為施行反工人丶反民主的政策而受到本國群眾的憎惡。

像美國共和黨及英國保守黨的右翼政客長期對中共打壓民主及人權的犯罪行動緘默不言，現在為政治犯發聲，不過是因為他們面對群眾的壓力。

香港民主運動是包括歐美在內全球群眾抵抗反民主政策的一部分，它真正可以依靠的國際聲援來自其他國家面臨類似打壓的社運分子丶工會丶勞動群眾及青年。所以我們社會主義者向多國的左翼組織作出呼籲，通過他們號召各國工會丶工運分子丶激進青年和所有反壓迫群眾一同聲援香港的16名政治犯，支持我們的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迫害，無罪釋放16名政治犯
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一地兩檢，國安滾出香港
將928定為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丶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香港：14萬人示威反對政府打壓

8月20日，多達14萬人湧上香港街頭，成為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只用了5天的時間動員，就有多到難以置信的群眾參加這場反對監禁16名青年民主活動者的示威。

參加人數遠超過召集人的預期。香港人民以壓倒性的人數做出回應，和故步自封丶猶豫不決的泛民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就算面對親北京政府逐漸加劇的打壓，仍在猶豫要不要召集抗議。在過去幾個月裏，這些傾向自由主義的領導人一直把自己的遲鈍歸咎於群眾「情緒低落」丶「意誌消沈」。現在我們看到，情況顯然不是如此。

16名政治犯（包括2014年的三名學生領袖）入獄令群眾的怒火噴湧而出。愈發嚴峻的打壓明顯是為了操縱未來的選舉，因為被判入獄三個月或以上的人在五年內不得參加競選。面對這種情況，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起來。但是直到現在，這些不滿還沒有找到公開表達自己的出口。

政府的打壓包括將一部分民選議員逐出立法會丶逮捕和控告更多的政治抗議者。這明顯是北京當局在背後指揮，以滿足中國獨裁政府的需要。周日強有力的群眾反應會讓建製派不得不考慮：在不引發更激烈的群眾反對的情況下，他們的計畫還能走多遠？正如《華爾街日報》在頭版標題中正確指出的，「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再度點燃民運之火」。從潛力上來說，確實是這樣。如果利用好周日示威的巨大勝利，爭取民主的群眾鬥爭能夠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復興。

周日的組織者沒有給出最終的遊行人數，但是他們宣布這是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雨傘運動是持續79天的占領和群眾抗議行動，參與者多達120萬人，也就是香港六分之一的人口。組織者本以為人數會少得多，所以選擇了灣仔修頓球場這樣一個狹小地方作為集合地，令我們更難估計周日的人數。

人群在36度的酷熱中遊行至現在聲名狼藉的終審法院（上周16名年輕人就是在這裏被無恥改判6到13個月監禁）。當前面的人結束遊行回家時，後面仍有許多人走出地鐵站來到出發點加入示威。

眾所周知，香港員警一貫低估反政府示威的規模。他們這次估計有22000名參與者。粗略地計算，實際人數通常是警方數位的4到5倍。

法庭「大陸化」

有許多原因令周日的示威具有歷史意義。它是香港第一場反對法庭裁決的群眾抗議遊行（說明政府將法庭用作政治工具反倒動搖了人們對於司法「獨立」的幻想）。為政府辯護的AlexLo在《南華早報》上評論說：「不管他們是否真的這樣想，許多人正在高喊『法治已死』。他們說我們的法庭已經『變紅』了或者正在『大陸化』」。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法庭顯然是出於政治動機判決16人入獄，為以後監禁更多示威者打開大門。

林鄭政府被迫采取守勢，試圖裝作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林鄭堅持說香港沒有政治犯，還說猜測法庭裁決背後存在政治動機是有害的。但是群眾的介入令這些假裝可憐的藉口失去了所有可信度。沒有人相信這套說辭：政府的忠實支持者「藍絲帶」也不信，因為他們正希望法庭進行政治打壓；大多數普通群眾也不信，因為他們看出來林鄭是想躲在越來越服從北京命令的司法系統後面。政府顧問丶律師及前泛民政客湯家驊荒唐地說，批評法庭裁決本身就可因「藐視法庭」而受到處罰。

泛民領導人試圖采取騎墻立場，想方設法與林鄭政府和解，但現在的局面給他們增加了困難。由於群眾的介入，政府如果繼續對其他活動者判重刑（這明顯就是它的計畫）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周日的自發動員是一個警告，讓政府看到如果將更多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送入監獄以阻止他們參加補選，可能會發生什麼。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周日的遊行是由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和團體發起的，包括傾向左翼的社民連和學生領導的香港眾誌。主要的泛民組織被迫跟隨他們。這證明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支部）說的是對的：「激進派」如果帶頭發起抵抗打壓的行動，而不是依賴泛民中較保守的階層，他們會得到群眾的回應。

進一步行動

現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采取進一步行動。香港和北京政府覺得無心戰鬥的泛民領導人會讓局面冷卻下來，所以他們打算先捱過這段群眾憤怒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而應該把握住現在這個歷史性的機會重建民主鬥爭。但是這需要一個清晰的計畫來升級群眾行動。

在8月20日的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和抗暴青年陣線派發了數千份傳單。

這份傳單概括地介紹了我們對於如何重建民主運動和下一步應該采取什麼行動的建議。我們的橫幅和材料著重說到應該號召罷課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行動；至少以中學和大學為起點，將各方面的鬥爭聯合起來，並采用一種新的方式（罷工罷課）去爭取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行動還強調，我們需要把民主鬥爭同反抗資本主義（它造成了住房危機和生活水準下降）的鬥爭聯系起來，也要同中國的反獨裁鬥爭聯系起來。

蔡若蓮上任　洗腦教育重臨

新政府林鄭月娥公布新一批副局長的人選，最備受爭議的是有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事件令人回想 2012年政府銳意推行國民洗腦教育時，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的畫面。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製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 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丶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這次任命呼應著林鄭月娥指需要重推國民教育的立場。林鄭月娥早前宣布要重推國民洗腦教育，此次更要擴展至幼稚園學生，而初中課程就會有中國歷史科並變成必修科目。這些課程都與中共的愛國宣傳工程緊密扣連。

蔡若蓮一直以來就是親建製的代表，她亦曾擔任親中福建中學的校長，經常與中聯辦官員交往，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系。蔡若蓮去年自稱「獨立」身份去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教育界議席，其政綱支持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丶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盡管最後落選，但現在卻得到政府的加冕，令人猜測那些政綱根本不是面向選民，而是刻意為了今日教育副局長一職而鋪路。任命蔡若蓮消息一出，已有教師於網上呼籲聯署反對，短短兩星期內聯署人數已經達1.7萬人，顯示出她在業界如何不受歡迎。

葵青區讀書的中學生Anson表示：「如果文革丶大躍進丶六四屠城丶劉曉波事件都不提，那麼國民教育教會教什麼呢？是否只教我們共產黨有幾偉大？是否要我們擁護共產黨？唱紅歌？真正的國民教育應該要講政權的過失，否則就是偏面的洗腦教育。中共口講法治，但無法無天……所以我旗幟鮮明反對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被分拆推動

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政府暗地裏分拆國民教育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丶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丶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近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製下去。最近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受訪時，不滿青年視國家為敵人，並將之歸咎為教師「反共」。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不難想像推行國民教育之後下一步就是清洗教育部門，要令持有獨立政見的教師噤聲。

又一次反洗腦教育運動 ?

林鄭月娥是名符其實的CY 2.0，重推洗腦教育是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個部署。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青年抗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反對洗腦國民教育，抵抗政治打壓。Anson滿懷鬥誌說道：「現在要凝聚學生力量，進行抗爭行動，如果政府不聽我們訴求，就要動員已準備好的人馬進行罷課，以及號召老師罷教。我們更要引申至其他社會議題，例如房屋丶標準工時丶最低工資，才有可能引起全港罷課罷工。」

澳門風災是人禍

8月23日，強臺風「天鴿」吹襲廣東南部沿岸地區，香港與澳門幾乎遭受正面吹襲，當日懸掛最高級別的十號颶風訊號近五小時。香港雖遭受到一定的損失並造成121人受傷，所幸情況並不嚴重。然而一水之隔的澳門，其傷亡與災情卻令人震驚－共10人死亡，超過150多人受傷，市內多處地區嚴重水浸，更令人錯愕的是竟造成全市水電供應中斷整整近一天才陸續恢復，全市徹底癱瘓。黑沙環的千萬豪宅「寰宇天下」風災後玻璃大窗盡碎，畫面觸目驚心。承建商是中國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令人擔憂中資企業已把豆腐渣工程輸出至港澳甚至更遠地方。風暴過後，澳門政府請求駐軍協助救災，是港澳主權移交後首次解放軍離開駐地執行任務。及至行文之時（8月26日），災後的清理工作仍未完全完成，一個密集而現代化的城市遭風暴如此重創，實屬罕見。

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局長馮瑞權災後在一片指責聲中請辭下臺，批評主要集中於指責其臺風訊號發布時機失當－－澳門雖然比香港距風暴路徑稍遠，但所處的位置卻比香港離風暴中心更近，理應更早及更謹慎地作出準備，然而澳門卻在23日早上9時才發出八號風球，比香港整整晚了超過兩個半小時，以致於絕大部份澳門工人明知風暴臨近仍不得不硬著頭皮出門上班，而剛到達工作場所卻又被告知八號風球已掛可回家避風。但市內天氣環境已極其惡劣（澳門政府稱「天鴿」是53年來吹襲澳門的最強臺風，創下了澳門市內持續風力的最高紀錄），不少人因而被困於工作場所或住所以外的地方。10名死者中有五人就由於海水倒灌造成嚴重水浸丶而被困於地下停車場內或商店的地下倉庫內，被沒頂的洪水活活淹死。可以設想，假如風暴訊號能及時發出，讓民眾提早回家避風，這些慘劇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香港曾於2003年受臺風「派比安」吹襲時，市內天氣惡劣，但天文臺堅持只掛三號風球，被批評只為照顧商界利益不願讓民眾停工避風，置民眾生命安全於不顧，而澳門這次的訊號延誤則釀成了更慘重的傷方和後果。

然而更令澳門民眾對政府不滿的，是政府對災害應變的無能。澳門與香港同為亞熱帶的港口城市，每年平均受三四個海洋風暴影響，理應防災經驗豐富且準備充份。但澳門政府各部門對這一個直撲澳門的風暴似乎毫無警覺，據稱政府災前根本沒有在各部門做好協調與溝通之工作，連預先疏通渠道都沒有進行，進一步引發市內水浸加劇，損毀珠海往澳門的供電系統引發大規模停電，觸發災難的骨牌效應──電力中斷令通訊系統效率驟降，造成救援部門失能，供水機組因停電和水浸而停轉斷水。而這些城市運作的關鍵位置竟然沒有應急後備能源系統！民眾遇險求救無門，直至次日淩晨，澳門特首崔世安才發表電視講話，更令飽受折磨一整天的民眾感到氣憤，由此可見此政府的日常運作是何等松懈。

澳門政府此前似乎一直沒有計劃面對一場波及全城的災難，使各部門的人力物力足襟見肘。澳門人均GPD居世界前列，但其面對風災的應對能力顯然遠遠不足，臺風過境時救災隊伍人手與裝備俱見不足，失去了大量救援時機，大量報導指出遇險民眾往往要苦候三四個小時才盼來救援人員，而即使救援人員到來，可能也沒有足夠的排險裝備去展開救援工作。此外，災後的善後前展也相當緩慢，災後三四天市面仍未完成清理，垃圾丶雜物丶碎片丶積水隨處可見，加上風暴過後天氣炎熱，疫癥風險大增，以致於澳門政府甚至要求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創下港澳兩地主權移交以來首個先例。

過去澳門一直被中共視為「一國兩製」的模範，社會上整體風氣偏向建製，建製派亦在社會各方面包括議會中取得幾乎壓倒性的優勢與控製力。但社會中仍暗流洶湧，如在2014年曾爆發過反離補法案示威包圍立法會以及我們報導過博彩業基層工人組織抗爭等。而這次風災加深了對政府的民怨。曝露了澳門政府對災難應變之無能以及應變部門資源嚴重缺乏，我們支持港澳及中國內地共同民主鬥爭，我們支持居民組織救災委員會自救，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製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此外，通過由受難者及其家屬丶居民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風災中人命傷亡的責任，懲治失職和腐敗的官員和財團，要求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建立優質的災害應變救援隊伍，整頓市政設施，確保當地民眾面對災難時的安全。

政府企圖將劏房合法化

七月初，林鄭新政府成立不久，剛剛入閣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說到今年將推出所謂的「良心劏房」計劃，即由社會團體租入舊唐樓單位，改裝成劏房後以市價轉租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以應對長久未能解決的公屋短缺問題。政府不思加快公屋建設，反而以劏房來搪塞群眾，無疑是繼梁振英減少公屋建設數量之後，香港住房政策又一次倒退。

香港已連續七年成為全球房價收入比最高的城市，令普通勞動者難以負擔，而且私宅租金也節節攀升丶最近連續7個月創新高。與此同時公屋落成數量卻遠達不到需要。目前香港公屋輪候冊數字已將近30萬人，但是政府計劃未來10年修建的公屋單位卻只有28萬間。到今年6月底時，平均上樓時間已增加到4.7年，單身人士更是遙遙無期。在住房危機之下，許多底層群眾不得不居住在逼仄的劏房（人均面積不到50呎）甚至籠屋之中。香港現有約9萬間劏房，住戶約二十萬人，而且這還沒有算上工廈和商廈劏房。

今年年初，一家投資資訊機構推出課程，教授業主如何用「合法劏房」賺取更多租金。該機構大言不慚地說，與其任由業主不依消防條例和樓宇安全亂殺，不如教業主合法劏房，與政府的新政策如出一轍。可見所謂的良心劏房也只會讓業主賺得更多，而住戶仍然不得不蝸居於狹小的房間之內繼續苦苦等待上樓。而且政府在變相將劏房合法化的同時，卻無意禁止無理逼遷丶濫收水電費丶呎租甚至高過獨立單位等劏房住戶常見的問題，等同於幫助業主壓迫租戶。

陳帆聲稱政府無力在短時間內解決公屋短缺問題，可是親商的港府卻花費大量土地和公帑修建大白象工程（陳帆同時也是機場三跑諮委會主席）。現在正引發群眾怒火的西九高鐵總站占地11公頃，而且周邊盡是豪宅。最近被判以重刑的十三名示威者是因為反對新界東北工程而被捕，公屋只占該工程所用土地的6%。可見政府的說法只是借口和謊言。

社會主義者主張取消所有大白象工程，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興建公屋丶改善公立醫療和教育丶施行租金管製以及其他有利於普通勞動者的項目。同時亦要將地產商及銀行公有化，置於民主管製底下，才能打破富貴權貴的經濟權力，從而沒收所有空置住宅提供給輪候公屋的人士。但是如果林鄭政府成功地全面鎮壓香港的民主權利和民主運動，將香港從半民主變成完全專製，那它將更肆無忌怛地施行親富豪丶反工人的政策。所以社會主義者呼籲在職場丶社區和學校自下而上建立基層群眾組織，民主地討論和決定如何反擊林鄭政府的一連串政治打壓，通過積極鬥爭爭取有利於底層群眾的政策。

反對國歌法　抵抗白色恐怖

中共政府對民主權利發動的進攻已經停不下來。當局加強嚴刑峻法，配合愛國主義的言論及思想箝製，以圖消滅任何冒犯專製政權的行為。

內地國歌法的草案規定「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以歪曲丶貶損方式奏唱國歌，可以被公安拘留15日！所謂「莊重」丶「歪曲」丶「貶損」等字眼定義根本極為模糊，使人人自危而噤若寒蟬，變成一種由政權任意使用的鎮壓工具。但是，惡法在香港會引起廣大民眾的反感，特別是因為近年的專製打壓令港人抗拒中國的意識愈來愈高漲。2015年港中大戰奏國歌時，有球迷噓國歌表示不滿，香港足球總會曾發聲明指事後被國際足協罰款約7.7萬港元。

內地的《國歌法》草案列出，國歌要列入中小學教材，又要成為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唱國歌」，並且硬性規定每間學校每日升掛國旗，每周舉行升旗儀式。可見，林鄭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也勢將以此為指導。國歌法亦會打壓創作自由，例如由黎明主唱的流行曲《全日愛》，開首就插入國歌的旋律，作曲及編曲的雷頌德曾公開說過，該首歌是「擺明玩國歌」。在國歌法立法後勢將變成違法。

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全面壓製民主空間，所作所為已經到了歇斯底理的程度。但是因為林鄭政府比中國更直接地受到社會壓力，所以一部分建製派對於鎮壓不斷升級仍心存猶豫，因為他們擔心激起大規模群眾反抗會威脅到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乃至整個製度。所以中共不斷下達的指令強硬打壓民主，無疑會令部分建製派感到疑惑和不滿，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就公開表示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中共這種做法長遠來說會加劇建製派內部分裂，為林鄭政府造成更大危機。

主張與林鄭政府大和解的泛民主派，已經表示不會根本性反對國歌法，也不視國歌法為政治打壓的措施。郭榮鏗原則上同意有《國歌法》，只要「確保港人自由不受剝削」！ 如果套用這思維在廿三條立法之上，泛民主派也將會不戰而降，只會哀求中共推行一個較寛松的立法。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終審法院裁決梁遊翻案無望

青年新政兩名議員（遊蕙幀及梁頌恒）早前被法院取消議格，其上訴被終審法院駁回，斷定了翻案無望。梁遊表示不打算參加補選。去年全國人大常委事後解釋基本法，指明議員宣誓若果「不真誠」丶「不莊重」就會喪失資格。今次終審法官以遊蕙幀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並且將China讀成「支那」，而梁頌恒宣誓時手持聖經丶但手指呈交叉狀，來證明兩人宣誓不真誠。這是用非民選的法院來取消群眾在去年九月投下的選票，無異於政變。

終院的決定具強烈的政治意味。今次法庭確認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有淩駕性及追溯力，對香港而言是災難性的。淩駕性的意思，是終院法官馬道立在庭上多番重申，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製的」。而追溯力的意思，是中共日後任意改變法律並作出秋後算帳，例如日後國歌法通過後，法院可以重新檢控那些在球賽中向國歌喝倒采的球迷。

另外4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只有梁國雄（長毛）打算上訴。但今次裁決將會成為案例，可預計其餘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申請上訴時更大可能被駁回。而建製當局盡量想將所有空缺議席的補選安排在一起，以有利建製派可以當選，因為如果在同一區內有兩個議席補選，很大機會是建製和非建製派各取一席，使建製派有機會取得。

今次是行政丶司法及立法機關三權合作夾擊香港的民主權利。政府已經通過政治檢控使香港眾誌的羅冠聰不能參與補選，也通過法庭的巨額訟費使被取消資格的議員破產，甚至可能再用確認書阻止「違法」前議員補選。立法會迅速追討梁遊二人180萬薪金。中共企圖全面操控法院，法治崩壞，人治當道。上訴和補選雖然都是必要的抗爭手段，但關鍵在於群眾有組織的鬥爭才能抵抗政治迫害。

新聞稿：林鄭下臺！袁國強下臺！抗議律政司政治檢控

在律政司的刑期覆核之下，法庭重判13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及3名沖入公民廣場的學生領袖，明顯是要對反建製示威者作出報復。據傳媒報道，律政司內部反對覆核，惟袁國強一意孤行，而袁國強對此並無否認，令選擇性檢控的政治意圖更加明顯。

主審法官楊振權對雙學三子在判辭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彌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實際上，真正的歪風是中共和政府肆意以法治之名打壓民主！政治迫害正在加劇，年輕人因為追求理想而被判監，政府更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院。

在多宗暴力攻擊傘運人士的案件中，親建製分子都被法院輕判甚至逍遙法外，但律政司完全沒有向法庭要求加刑。在雨傘運動期間，裝修判頭張偉明駕車直闖旺角占領區，僅被判罰款2000元及停牌半年；保安員馬希郁在占旺區打爆天拿水樽，再手持打火機揚言「大家一鑊熟」，威脅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僅判囚半年；2014年10月25日的「藍絲集會」，多名記者被毆傷，當中三名被捕人士更是獲無條件釋放。律政司都沒有提刑期覆核，明顯是親疏有別，對反政府分子就嚴刑峻法，對親政府分子則從輕發落。

習近平早年提出三權合作論後，現在更強調三權負責人要有「國家觀念」，企圖加強對香港的司法及立法機關的操控。在律政司的泰山壓頂之下，法庭早已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香港所謂的「法治已死」，淪為全面的習近平人治。從處理議員DQ案、一地兩檢、刑期覆核案，都見到律政司成為了打壓民主空間、迫害反建製人士的工具。

為了阻嚇公眾對判決進行批判，袁更指有心對司法機構進行攻擊，甚至有建製聲音指批評法庭會構成「藐視法庭罪」。事實上是建製當局藐視我們的言論自由！8月20日的14萬人遊行是自傘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展示了香港民眾的憤怒。面對中共與林鄭政府有部署、有計劃地全面打壓民主，我們需要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抵抗行動，集結更廣泛的組織和民眾，在820的遊行之上將運動升級，聲援所有政治犯。我們不能讓民氣消散，否則將會有更多政治犯被重，令香港陷入全面獨裁統治的時代。

我們的抗議訴求：

林鄭下臺！袁國強下臺！
立即撤銷對所有示威者的檢控
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

200人遊行聲援在囚政治犯 　高喊袁國強下臺

9月3日，抗暴青年陣線與社會主義行動發起遊行，聯同社民連、香港眾誌、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等十數團體，約200人下午從中環終審法院出發，遊行至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辦公室，抗議律政司早前對東北及傘運示威者共16人覆核刑期，並與法院合作將其全部判監。種種政治迫害證明香港正進入獨裁統治的時代。

遊行人士沿途高叫「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袁國強下臺」、「假法治，真人治」等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兩名成員鎖上手鐐頭銬，身上掛著「唱錯國歌」、「批評法官」的「罪名」牌子，諷刺香港的司法大陸化。這是首次有香港非建製派政黨喊出特首林鄭月娥和律政司司長下臺的要求。

部分被囚政治犯，包括嚴敏華、朱偉聰的家屬代表都有出席，而社民連曾健成亦代表政治犯郭耀昌轉達訊息。其中嚴敏華的母親感激大眾的支持和聲援。而郭耀昌的代表讀出其獄中的書信，提到希能夠像過去南韓政治犯一樣，不斷再有抗爭行動、不斷升級，社會大眾會一直支持聲援下去。

另外，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陳誌全、朱凱迪以及被DQ的「長毛」梁國雄亦有出席。梁國雄在發言時展示一張建製派晚宴照片，袁國強、是次主審法官楊振權與民建聯陳曼琪一同出席，是公然「三權合作」打壓民主。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則呼籲市民繼續捐款，支持被DQ的四名議員以及黨派的運作經費。朱凱迪則表示會在立法會對袁國強作出不信任動議，陳誌全則表示支持。

發起人鄧美晶提到8月20日有超過十萬人上街聲援被囚16人，顯示反映社會大眾非常憤怒，現時應該升級抗爭運動，不能讓民氣消散。她並提出928雨傘運動三周年將會是很好的上街抗爭契機。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製訂全民抗暴日，討論罷課罷工等行動升級的方案。

至於抗暴青年陣線的代表Pasha則表示，青年學生應該發揮抗爭前鋒的角色，組織起來並由下而上建立校園的罷課委員會，以發起一天的全港大罷課為始，繼而發展至全港的抗暴運動。

最後，遊行人士及團體輪流發言後和平散去。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製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製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製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誌。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製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製，而法治製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製。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製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復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製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製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倡議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中文大學生因為掛起「港獨」橫額而被校方強行拆除，之後理工大學、教育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樹仁大學亦有出現港獨標語，被政府強烈譴責。十大校長會更發起所謂「反港獨」連署。建製派亦向香港大學校方施壓，企圖開除傘運人物、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教席，作出政治清算。在所謂開放自由的學府裏，廿三條國安法實際上已經推行。所以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

中共及林鄭發動了連串政治打壓，包括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重判16名政治犯、推行割地兩檢政策、訂立國歌法，現在更將打壓之手伸入校園。 8月20日十四萬人上街聲援香港政治犯，抵抗政治迫害，參與人數為雨傘運動以來最多的一次，實在是激勵人心，但當務之急是發起進一步行動。此時此刻正是重建民主鬥爭、對中共專製政權還擊的歷史性機會。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抗暴青年陣線，為推動、組織罷課作準備。

行動升級　建設罷課

單靠8月20日遊行並不會停止政權的攻擊，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製訂清晰的行動升級方案。過去幾年，年輕人都是鬥爭行動的先鋒，今次通過罷課，帶領運動升級！罷課是有一個有力的抗爭武器。我們走進中學及大學建立罷課委員會，從而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甚至罷工一天的基礎。在晚上應該舉行一場大遊行。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通過委員會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而不是依靠得到教授或院方的允許。

如何組織罷課？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青年抗暴陣線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以下僅為行動指引，實踐時會因具體情況不同，可以與我們持續討論：

1.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一開始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午飯時間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行動包括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擴大罷課委員會至其他班級/學系同學

5.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製造織熱氣氛。召開記者會，號召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各罷課召開大會決定罷課日的具體日子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在2014年我們就曾經在將軍澳與三間中學學生組織午飯時間的遊行，迫使校方退讓。

抗暴青年陣線主張：

•討論港獨無罪，抵抗校園白色恐怖

•停止清算傘運人士，捍衛戴耀廷教席

•無罪釋放政治犯，恢復6名被取消議格的議席

•罷坐高鐵，取消割地兩檢

•準備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設基層委員會，在學校、職場及社區組織起來，為罷課罷工作準備

洗腦教材湧現，國民教育重臨

林鄭月娥上任後洗腦教育已準備還魂。她首先任命一個備受爭議、擁有著濃厚親中色彩的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蔡若蓮當時任職親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與內地省市教育部門有緊密聯系。聯會其時大力推動國民教育，編製了一份惹起眾怒的教材──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團結和無私的執政集團」，最後激發超過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

近月，教育局推出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評立場處處維護建製，妖魔化公民抗命，誤導學生。有教材稱，「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的粗糙和膚淺」，也有教材比擬不倫，扭曲「公民抗命」的意思，例如「富商為了公義，決定不遵守法律對獨立屋的建築限製，私下擴建豪宅，並以公民抗命為辯護借口」。

教材也指公民抗命有可能會對社會秩序造成大亂，明顯教育局已經為其定下立場並向下一代去灌輸。在通識科的教學示例中，提議教師應「提示學生宜從正面態度出發，並考慮國家的發展歷程及現況」，以免使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感有負面影響。

年年輕人在民主運動中都扮演先鋒的角色，因此政權要透過國民教育將有機會處於萌芽的民主運動和新一代的獨立思考壓製下去。在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下，政府雖然被迫擱置國教獨立成科，但卻暗地裏將國民教育分拆斬件推行，例如增加學生北上交流的資源、派中共官員和解放軍到學校演講、中聯辦幕後策劃「香港青少年軍」。

習近平七一訪港時，對特區政府表示要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所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最近亦開腔表示「國民教育一定要做」。隨後教育局推出一系列的洗腦教材，內容明顯維護建製，令人窺探到國民教育已準備重臨。僅僅推行教程並不足夠，最近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受歸咎教師「反共」而令青年敵視中國。這番言論明顯威脅著部分教師，不難想像政府還將會規限教師的教學自主，務求令教師緊縮黨中央的教學路線，要達至此目的就要清洗教育部門。

下一次反國教如何勝利？

現在就要準備另一場更反國教運動。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同學加入「抗暴青年陣線」，由下而上重新組織起來，抵抗政治打壓。五年前，梁振英政府企圖強行推行國民教育科洗腦政策，令一眾學生與家長不滿，尤其是中學生反對的聲音與力量最大，引發十二萬人日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十天，最終成功迫使政府擱置方案。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亦被視為反國教運動的代表，為日後成為香港重要的政治勢力奠下基礎。當年梁振英剛剛上任，這場壯濶的運動讓群眾給梁振英一個下馬威。

運動需要由下而上

然而，當梁振英表示擱置國民教育，作出些許讓步時，反國教大聯盟（包括學民思潮和泛民組織）突然未經與群眾商討而解散運動。政府在隨後多年不斷地嘗試將國民教育的相關內容滲透入各科之內，可見2012年的勝利並不徹底。

在運動過程中，教協遏製反國教運動的政治化，不願意呼應群眾對吳克儉和梁振英下臺的要求，極力想之置於其控製下。當時的運動絕對有可能繼續升級，徹底取消國民教育，並擴大戰線至更廣大的社會層面挑戰政府和製度。學生無從提出獨立的綱領和策略，只能依附於泛民和教協的策略之上。

後兩者實際上主張與政府妥協，但學生沒有與之切割。學民思潮卻以維護學運「純潔性」作為借口，繼續只讓自己壟斷的控製權，拒絕使運動受到群眾由下而上控製，窒礙了群眾自我組織的發展。群眾運動只停留於政總集會的階段，而未能號召起罷課行動從中進一步擴大學生的組織力，並號召基層群眾參與。

私有化陰謀下醫療體系崩潰

今夏爆發的流感高峰期，已經有約360人已因為流感死亡，而在疫潮爆發期間，香港公立醫院整體內科病床使用率一直處於104%的飽和水平，部分醫院更高達 150%，而急癥室輪候時間更加高達15小時。

就算非疫潮時期，香港公共醫療醫療系統一直處於飽和狀態。以專科門診新癥為例，最短的兒科也要等約20星期，而最長的骨科更要輪候超過184星期，相當於3.5年！急癥室爆棚、看癥輪候過長成為了香港醫療的新常態。正所謂對癥下藥，立刻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理應是迫在燃眉的事情。不過，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卻大開倒車，推動醫療私有化。

醫療融資、強醫金與自願醫保

面對公共醫療資源短缺，政府自2000年代起開始討論「醫療融資」。所謂的「融資」，實際上就是要社會大眾自己出錢，負擔起本來應由政府承擔的醫療責任。

政府最初提出「強醫金」，想仿效強積金那樣強迫所有勞動者將部分工資（原本建議3-5%）用來購買私營的「醫療保險」，來應付自己日後的醫療支出。 「強醫金」方案後來在社會一面倒反對下不了了之，不過政府的替代方案就是「自願醫保」。政府透過「規管」、「優化」 醫療保險行業，希望鼓勵民眾購買醫療保險，轉而使用私營醫療系統。

因此，無論強醫金抑或是自願醫保，說到底政府就是試圖讓民眾增加使用私營醫療服務，變相推動醫療的私有化、商品化，以利保險公司和私營醫療機構。

當然，要讓民眾更「自願」使用私營醫療，最陰險的方法就是讓公共醫療服務變得更加不堪。這就是為什麽去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案中，削減了2.5億的經常性醫療開支。 2014年，全港有2.76萬張病床，比2003年還少了831張，這是名副其實的緊縮政策。

香港公共醫療衛生開支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約2.8%，不但明顯低於歐美國家普遍達8%至9%的比重，甚至連中國的3.1%也不如。而現時香港有接近1.4萬名醫生，當中在衛生署和醫管局工作的醫生，約占全港註冊醫生總數四成，只有5,000多人，但他們正為全港9成市民提供住院服務，意味這4成醫生需照顧全港9成住院病人。單看公立醫院的求醫人數與醫生比例，現時每1,000個病人僅有0.67名公立醫生，遠比發達地區水平的1000:3要低。

公立醫生過少，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比私家醫院的待遇差太多，不但由於人手短缺而工作壓力巨大，而且薪酬亦比不上，每月不問超時多長皆統一津貼為3,500元，沒有超時補水。因此，每年公營系統都會流失大量人才到私人市場，這亦是政府可意推動私營化的結果。

停止私有化　醫療民主公營

既然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資源太少，為什麽坐擁近萬億財政儲備的政府卻坐視不理呢？歸根究柢，資本主義政府與資本財團勾結。假設公共服務妥善並滿足社會需求的話，資本就少了一個圖利的行業，所以政府要抑公營以利私營，要勞動者把血汗錢上呈給醫療集團與保險公司。醫療私有化的結果，就是買不起醫療保險、負擔不起看私家醫生的基層病人，長期輪候得不到醫治，醫療私有化根本就是殺人的政策。

醫療本身應是民眾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社會主義者主張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並開征富人稅來提供資金。要立刻增加公共醫療的床位及醫生人才，亦需要將私家醫院及醫療集團全面公有化，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從新大量聘請私人執業的醫療人員，才能滿普羅大眾日益增加的醫療需要。

親北京政客威脅要「殺死」港獨支持者

香港的民主權利正面臨一場由親北京政府精心組織的前所未有的攻擊。最近幾個月裏，當局已經判16名青年活動者入獄，並利用站不住腳的「法律」借口將6名民選議員逐出半民選的立法會。

8月份有十幾萬人遊行反對鎮壓，但是親政府陣營也在加緊對親民主陣營和民主權利的猛烈攻擊，特別是對於港獨支持者。

隨著中國專製鎮壓加劇並蔓延至香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支持港獨，特別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六月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25至39歲的群眾中有21.9%支持香港獨立，比2016年的23.9％有輕微下滑。但顯然，建製派和主流媒體將「港獨」妖魔化的激烈運動效果非常有限。

香港大部分親民主政黨反對獨立。一些較小但較激進的政黨雖然采取模糊的立場，將其列為「選擇之一」，但沒有提出系統性的策略來實現它。

盡管如此，親政府陣營卻不斷利用「港獨」議題來為更猛烈的鎮壓提供借口，這與北京當局的民族主義叫囂有關。

9月份開學時，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支持港獨的橫幅，引發了廣泛的關註和爭論。其他幾個大學隨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橫幅。在親北京建製派的壓力下，校方強硬地移除了橫幅並誓言懲處張掛橫幅的人。

號召罷課一天

親政府陣營將橫幅事件當作限製校園政治活動的借口。領導抗議反對打壓的學生活動者已經受到紀律處分的威脅，而且校方也在竭力限製學生會的活動。學生以及其他反對派的言論自由、政治思想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正面臨威脅。

校方所采取的措施沒有法律依據。香港目前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宣傳或討論港獨。但這顯然是統治階級中更瘋狂的一翼所想要改變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堅決捍衛學生和所有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就像在此刻的巴塞隆納，我們認為討論獨立是民主權利，而不是犯罪。為抵抗新的打壓，學生要在校園內積極組織起來。大學生罷課一天會是對政治打壓的最有效回應，因為可以通過罷課發動進一步的群眾抵抗。正在動員罷課以捍衛加泰隆尼亞的民主權利的西班牙學生聯盟為我們提供了鏡鑒。

利用支持獨立的活動者（例如香港「本土派」）為鎮壓提供借口，是中國當局慣用的伎倆。取消六名民選議員的資格、推翻去年9月的選舉結果，就是從踢走青年新政（一個小規模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的兩名本土派議員開始的。政府通過打擊這兩人來試水，而事實證明兩人絲毫沒有抵抗的準備。

看到公眾沒有強烈反應，而且主要的泛民主（自由資產階級）政黨袖手旁觀，建製派便有信心擴大攻勢。它把槍口轉向激進泛民派，清洗掉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等另外四名立法會議員。

藍絲集會

9月17日星期日，支持政府的「藍絲帶」（包括一些黑幫）組織了一場集會。這些就是中國和香港政府用來（有時是雇來）騷擾和恐嚇民主運動的力量。他們未來有可能變成身披中國民族主義旗幟的準法西斯勢力。

在這次集會上，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等親政府人物叫囂要「殺死」支持港獨的活動者。何君堯補充說：「殺豬殺狗沒什麽大不了」。律政司後來聲稱，何君堯的公開言論並不是煽動暴力！可是與此同時，和平的民主抗議者卻因所謂「煽動暴力」而坐牢。

何君堯也在對2013-14年「占中」運動的著名人物、自由派教授戴耀廷進行政治追殺。何君堯認為，不應該允許戴耀廷在香港大學教法律，因為他宣傳公民抗命。何君堯發起一項要求開除戴耀廷的聯署，據稱有8萬人簽名。

另外，戴耀廷也因為與2014年雨傘運動有關的指控（包括「串謀公眾妨擾罪」）而在9月19日星期二受審。開審次日，戴耀廷和另外8名傘運活動者在法庭上被指控了更多罪名。

戴耀廷和另外8名共同被告可能會被判入獄。監禁判決正變成香港政治審判的「新常態」。香港高等法院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中國當局的鎮壓機關的一部分。在這些最新的案件之前，已有16名青年活動者於8月份被判入獄，刑期高達13個月。另外還有至少40宗政治審判秀正在準備之中。政府意圖將民主鬥爭斬首，特別要消滅其中最激進的成員，例如社民連和以學生為主導的香港眾誌。

中國的麻煩

中國獨裁政府指揮的香港鎮壓，與對內地異議人士更為殘酷的打擊相呼應。

香港是一個「半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對自由的新聞傳播、部分公開的選舉以及集會和言論自由等權利是數十年來的群眾鬥爭贏得的。雖然選舉製度會保證建製派在立法會中占多數，但在本屆立法會選舉（2016年9月）中反對派政黨和團體的席位得到增加。這成為政府開始系統性反撲（政治反革命）的啟動信號。現在就連泛民領導人也說香港已經變成了「威權統治」。

北京顯然擔心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可能會擴散到中國大陸，進而激發內地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要求。盡管中國當局對外展示其巨大的權力和經濟實力，但「共產黨」黨國及其「核心領導人」習近平面臨著一系列可能造成毀滅的挑戰：如山的債務負擔、迅速惡化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全球緊張局勢加劇以及爆發群眾騷動的可能。

當局害怕香港頑強地捍衛民主權利（就像今年8月20日多達十四萬人遊行聲援被判入獄的青年活動者那樣）可能會引發全中國的政治劇變。

社會主義者譴責當局迫害戴耀廷等泛民主政客和活動者。我們發起了多場抗議反對香港的鎮壓，而且也在組織一場全球運動聲援民主鬥爭。我們正在準備全球抗議日的活動，時間是10月12日星期四，也就是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的一周年。socialistworld.net網站將持續報道運動的最新進展。

但同時我們也指出，不幸的是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遏製了群眾鬥爭，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害怕更「激進」的力量會奪得領導權，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的「溫和」立場能夠贏得一些民主讓步並同中國獨裁政府達成協議。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如今前所未有的鎮壓表明，與獨裁政權達成「協議」的唯一可能就是徹底放棄香港的民主權利。

只有戰鬥性的群眾鬥爭才能打敗目前的猛烈鎮壓。鬥爭要想成功，就需要以完全民主的製度取代中國和香港的獨裁統治，但只有與腐敗的資本主義和1%億萬富翁的獨裁統治果斷決裂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理大同學：舉辦論壇可能會受校方處分

9月21日，理工大學的學生組織「理事庭」舉辦「威權下的大學管治」論壇，邀請了四位嘉賓，包括法律學者戴耀廷丶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丶嶺大校友關註組鄭司律丶理事庭成員鄭國漢。

鄭國漢同學表示，因為舉辦這場論壇可能會受到校方紀律處分。單憑這點已可以證明威權統治早已在校園出現。臺下多名學生亦表示大專院校的自由空間比兩三年前收窄了很多，例如有理工大學同學因為張貼反對取消議員資格的海報而被校方施壓。

張超雄表示，法院取消了18萬張選票，是一場小型政變。他認為雖然港獨離現實很遠，但大學不可能禁止討論。戴耀廷正被建製派政客威脅，因為發起占領中環而要革除港大教席。他從法律觀點解釋，即使廿三條立法後也無法律依據禁止討論港獨。此外，他表示雖然基本上認同香港正步入威權統治，但卻未肯定香港是否已到了這個階段。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在臺下發言時，表示認同臺上嘉賓所說立法會發生了一場政變，香港的確正進入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正蔓延至校園。但程度如何仍未有答案，視乎這幾個月的群眾鬥爭的力量。如果群眾鬥爭力量大而有組織，可以阻擋政府，相反香港甚至可以進入全面獨裁。他引用加泰隆尼亞例子，當西班牙中央政府警察暴力打壓獨立公投後，學生會將發動罷課反擊，而香港學生可以從中借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理大學生討論港獨丶舉辦政治論壇的自由。我們支持理大學生的抗爭捍衛民主權利。

打倒威權統治！抵抗政治打壓！

重建民主鬥爭，但運動若要勝利，方向一定要改變！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十一遊行中派發的傳單內容。4萬人參加了這場遊行，反對鎮壓，聲援政治犯。

香港已進入威權專製的時代，迫切需要一場有力的鬥爭進行反抗！中共與林鄭月娥政府發動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我們一定要重建民主鬥爭，否則民主權利會大大倒退！林鄭月娥所講的「修補撕裂」是欺騙群眾的。她只是中共的傀儡，必然會聽令於中共打壓民主權利。中共需要一張溫和面孔，掩飾其最嚴厲的專製政策。我們不要對她抱有幻想，也不要被她愚弄。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民主運動要清晰表達一個訴求──林鄭立即下臺！

白色恐怖從社會蔓延至校園，政府和校方大興「港獨」文字獄，猶如先在學校推行廿三條立法。無論是否贊成港獨，我們都要捍衛言論自由，高呼討論港獨無罪。學生一定要組織起來發動抗爭！如果學生發動全港大罷課一天，可以向大學審查機器及藍絲打手發出有力的警告──我們不會將民主權利拱手相讓。

不但是袁國強本人，整個司法製度現已被中共控製。我們不能幻想司法製度會為我們捍衛民主權利，現在要靠的是群眾鬥爭！政府害怕群眾，害怕專製政策會激起新一波運動爆發，就如2014年那樣。8月20日出現了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令政府內部出現猶豫和分裂，因為對於推動專製政策的速度和力度出現分歧。

如何挑戰香港的新威權政府？

重建民主鬥爭是捍衛我們權利的唯一方法。8月20日的遊行展示了潛力。我們今天再次上街，但下一步如何走？但單單像一些泛民代表所說的「堅持下去，等待轉機」是不足夠的。港人一次又次證明，他們願意響應號召，支持群眾行動。一場嶄新的民主運動需要處理以下三點：

•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罷課罷工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丶最重要的武器。香港民運領袖從沒有嘗試過丶甚至沒有好好討論過罷課罷工；

•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製在一個城市裏，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製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製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丶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的鬥爭。

我們能否打倒中共獨裁體製？

若要勝利，香港民主鬥爭一定要清晰了解其任務：打倒中共政權。否則就要接受今天香港威權統治的現實，出現更多政治犯丶更多選舉操控丶更多政治鎮壓。中共獨裁者永遠不會自願放棄對香港的控製權。歷史經驗證明，民主權利不是賦予的，而是奪回來的。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只想與中共妥協，寄望中共會自我改革丶自願讓步。他們想限製運動的規模，避免運動過於激進而失去他們的控製。但世界歷史證明，獨裁者只能被推翻，而不能被「教化」。

但是一個人口750萬的城市，如何對抗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呢？唯有將鬥爭蔓延至香港以外。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主義分子。若要勝利，我們一定要明白香港的鬥爭不只是香港的事，而是全世界對抗1%富豪的專製統治。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和香港這麼多億萬富翁身居政府職位。中港兩地都存在爆炸性的社會危機。中國群眾與香港人忍受著同樣的苦困，包括政治打壓丶長工時丶剝削丶居住危機和汙染空氣。所以事實與香港本土派所講的相反，內地群眾是香港人的天生盟友，可以聯合起來鬥爭，共同反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

香港本土派從來不認清現實，他們反對內地人的族群歧視丶反對團結性的六四集會（指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等立場，對民主鬥爭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現在運動中有一股渴望「團結」的情緒，甚至那些之前「不可調和」的本土派也開始談起團結。雖然我們希望團結，但不能因此而放棄討論本土派的政治立場對運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族群歧視丶山頭主義丶支持右翼新自由主義政策等。

罷課罷工曾經創造歷史

香港民主運動至今尚未取得勝利，另一原因是單靠遊行丶甚至占領都不能成功，而要有更有力的鬥爭武器──罷課罷工。我們要從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現正發生的事件中汲取經驗。在當地的勞動人民和青年，不論是西班牙人還是加泰隆尼亞人，都聯合起來鬥爭，爭取舉辦獨立公投的權利，抵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中共式暴力鎮壓。在9月28日，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的學生，在社會主義行動在西班牙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黨」的領導下，組織了大規模的一天罷課，抵抗政府的鎮壓。

有組織的罷課罷工是最有力的抗命武器，一旦擁有經濟權力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可以有效癱瘓政府和經濟的運作。因此，罷課罷工無論在今天的加泰隆尼亞，還是多年前在南韓丶巴西和南非的反專製鬥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如果出現罷課罷工，也會撼動香港和中國政府的心臟。

資本主義與威權統治密不可分

香港的財團與中共獨裁體製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希望專製製度會幫助他們擊潰群眾運動，也希望更大力控製政府，推動更多親商政策，例如最近林鄭就為財團大幅減稅。所以，若果民主運動要全面勝利，就一定要打破資本家對政製的操控丶以及對經濟的操控。

如果爭取民主而不挑戰資本權力，就相當於綁起自己一只手與人打架。要做到如此，就要將政府的政治打壓與重判政治犯，與為財團保駕護航的惡行連結起來，例如建製如何反對租金管製丶八小時工作製及全民退休保障。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工人階級替代方案，向富人徵重稅丶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將大財團和銀行收歸民主公有，擺脫財團的經濟操控。在中國和香港，我們要一個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的新民主政府，推動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取代暴虐的極權資本主義政府。

如果你認同社會主義行動，請加入我們。歷史是在我們一方的！

至少二十國發起抗議，聲援香港政治犯，反對取消議員資格

Lorenzo Rodriguez是墨西哥「獨立民主農場勞動者工會」的總書記，有份參與今次聯署，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者，包括愛爾蘭國會團隊「Solidarity-People Before Profit」的六名議員，還有從印尼到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社運分子，當中包括了現任議員、政治異見人士、以及政治犯的家屬。

聯署信表達了「聲援香港、中國乃至全球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也批判「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聯署是10月12日起全球聲援香港行動的其中一環，也是非民選的港府開始清洗立法會、取消六名議員資格的一周年。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是行動召集人之一。她就事件背景解釋道：「政府取消了議員資格後，就開始對香港民主運動發動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攻擊。今年政治審判越來越多、重判示威者，並多番打壓言論自由。」

政治犯

「但香港也出現了大規模示威反對鎮壓，像是在8月20日，在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13個月的幾天後，有超過10萬人上街，震驚了香港政府。

她說：「只有群眾反抗才能停止鎮壓，但是香港的鬥爭也需要國際支持。國際聲援也可以改變香港民主鬥爭的願景，使運動不再聚焦在香港一個城市。為了贏得勝利，現在愈來愈需要將鬥爭全球化，尤其是是我們正在對抗的是全球最大的獨裁政府。」

16人在2016年曾被判社會服務令而毋須入獄，但政府在八月覆核刑期，使16名社運青年被判入獄，令他們成為香港的第一批政治囚犯。

越來越多的政治審判

另外20名社運人士被控於雨傘運動中占領旺角時違反法庭禁製令，將要上庭受審。這20名答辯人之中包括了社民連與香港眾誌的成員，恐怕當中至少數人將被判入獄。建製派的目的是將示威罪名化，令民主運動噤聲。這是中央政府給予港府的政治任務。

香港與中國

「這場全球聲援行動也將香港民主鬥爭扣連至中國。」鄧美晶再說：「如果中國的體製不改變，香港根本不可能贏得真民主。只要一黨專製還存在，香港就會從所謂的「局部民主」轉向威權政體。」

她說：「鎮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政權害怕香港的民主抗爭會蔓延至中國大陸。所以某方面來說，他們也讓我們知道，如果要反抗政治鎮壓就需要做什麽。」

代表左翼組織、工會和社運的抗爭者，將會在倫敦和布魯塞爾等城市的代表港府的機構，例如中國大使館與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進行抗議。

鄧美晶：「在10月12日，將會有橫跨各大陸的20個城市舉行抗議，當中包括科倫坡、溫哥華、維也納、莫斯科、柏林、裏斯本與吉隆坡。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期望運動會一直發展下去。」

視頻《反對港府政治迫害》

10月12日，全球有23個城市發起示威，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這場運動由「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組織，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在推動運動開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多個國家的左翼社運分子、議員和工運領袖一同進行了網上聯署。

從三藩沖、溫哥華到科倫坡和吉隆坡，都有聲援人士在中國大使館或香港經貿辦事處外舉行抗議，要求港府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操縱選舉，並讓被取消資格的民選議員復職。

10月13日，香港法院宣判了另外20名傘運人士有罪。被名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當中有許多人可能會像之前那16名社運青年一樣被判入獄。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布了上面的短片，由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和社民連長毛主講，觀看量已達數萬次。

二十國抗議 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10月12-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發起了20個國家丶22個城市在中國大使館以及香港經貿辦公室外舉行抗議。這是歷史上最廣泛的聲援香港民主的行動。眾多城市舉行抗議，包括臺北丶科倫坡丶倫敦丶柏林丶維也納丶布魯塞爾丶墨西哥城丶裏斯本丶斯德哥爾摩丶巴黎丶紐約丶舊金山丶芝加哥丶吉隆坡丶墨爾本和溫哥華。

印度邦加羅爾的示威者無視警察禁令，堅持進行抗議。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由於法例不容許一人以上的抗議，嚴厲打壓表達自由，所以只有一位勇敢的年輕女示威者在大使館外抗議。

10月13日，「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香港記者公布了各國的抗議狀況，並發表了聲明。三位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丶Ruth Coppinger和Mick Barry）錄製了影片，強調今次不是一次性的抗議，而運動只是剛剛開始，並將會向港府施加更大的國際壓力。聲援運動的香港支持者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一段影片，在三天內就有超過2萬次觀看量。

「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走向威權統治，這個趨勢實在令人不安。」Paul Murphy在記者招待會的影片中說道：「6 名議員在 2016 年選舉中贏得了議席,卻被褫奪資格，包括像『長毛』這樣的資深民運人士。今次分明是選舉舞弊，推翻對政府不利的選舉結果。」

組織聲援運動的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鄧美晶表示，香港最近的政治打壓是史無前例的。她解釋說：「各國的左翼議員丶勞權分子和工會代表組織了一系列國際聲援行動，幫助我們發起這場運動」。當媒體問到國際聲援取得什麼成果時，鄧強調現在只是運動的開始，政府完全有理由擔憂政治打壓會引起全球的關註和批評。她說，全球的基層組織和平民表達聲援，可以鼓舞香港群眾繼續反抗打壓，也能鼓舞中國群眾反抗中共獨裁統治。

政治犯

出席記招的還有社民連前議員梁國雄（長毛），以及四名現任議員，包括工黨的張超雄丶社工復興運動的邵家臻等。聲援運動要求釋放香港的政治犯。港府斷然否認香港存在政治犯，但利用法院重判社運人士入獄（包括許多社運青年和傘運人士）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是為了打擊民主運動丶禁止群眾抗議。政治清洗的主要對象是民主運動中較激進丶較願鬥爭的派，例如社民連和香港眾誌。

10月13日（五）再有20名社運人上庭受審。被告因為在雨傘運動中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視法庭，結果全部被判有罪。在香港高壓氣候之下，判決結果是意料之內的。法庭將於下周宣判刑期，相信20人裏大多數會被判入獄。

媒體報導

《蘋果日報》丶《東方日報》丶《南華早報》和美國政府的喉舌《美國之音》也作出了報導，連結請見文末。「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發起了聯署，有超過15個國家的議員丶左翼政黨和工會分子參與聯署。聯署者亦包括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生組織領袖。聲援運動呼籲更多人聯署，尤其是參與群眾鬥爭的個人和組織。.

鄧美晶說，尋求全球工人和左翼組織支持是自然不過的，因為建製政黨和親資政府都支持中共政權，與獨裁者合作。Ruth Coppinger在影片中也表達了相同意見，她說：「各國政府對中國當局的批評少得可憐，因為他們更看重商業利益，而非人權和民主。」

巴西：工會聯盟抗議香港的政治打壓

巴西工會分子在10月13日（五）投票贊成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左翼獨立工會聯盟（CSP-Conlutas）在聖保羅州蘇馬雷市舉行了全國大會，約有2千名代表參加。大會投票贊成簽署「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的聯署信。聯署信要求香港政府釋放所有政治犯，並讓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復職，同時也指出：「正當法院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時，政府卻諷刺地高舉『法治』」。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代表教師工會的Jeferson Faccin動議大會支持聯署。與會代表舉手通過動議後，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300萬成員

CSP-Conlutas由250個組織組成，代表約300萬名巴西工人，其成員包括製車業、金屬業、建築業、交通業、教育界、醫療界和銀行業的工會，也包括無地農業工人和無家可歸者的群眾組織。「有拉美第一大國這個重要的工人群眾組織支持我們，實在令人非常高興。」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主席、「全球聲援香港」運動的召集人鄧美晶表示。

「我們昨天成功發起運動，組織了全球20個國家抗議中港政府的打壓，現在就得到了一場民主大會的表達的聲援。」鄧美晶補充道：「面對中港民主權利大倒退，各國親資政府都不敢作出批評，十分可恥。巴西工會對我們的支持，證明全球工人階級才是我們的盟友。」

「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及家長聯盟昨（22日） 發起「紀念被遺忘孩子」遊行 ，抗議政府忽視學童自殺問題。

約百人舉起寫有過去兩年間74個學童自殺日期的黑布，赤腳由立法會遊行到特首辦，以悼念過去兩年自殺的學生。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支持。

大會的訴求包括希望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處理學童自殺問題丶落實休整日丶及小學社工常規化。發起人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希望林鄭月娥正視，而非忽視問題。家長聯盟亦於上周發起聯署，譴責林鄭月娥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漠視學生自殺的言論，至今已經有超過120個團體及超過4000人參與聯署。

現為小學社工丶也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的陳虹秀指出，現時教育局沒有小學常駐社工的規定，而即使部份小學有社工，也形同「打雜」，會被指派分擔其他工作例如代課丶監考丶派飯等，而且一班有太多學生，連記住他們的名字也很困難，令學生得到的支援很不足。

參加遊行的麥小姐指，是教育製度的問題令這麼多學生自殺。她身邊朋友的子女每天都有很多功課，周末也要做，時間比成人上班還要長，而且課程愈來愈難，往往小二丶小三的題目連家長和朋友也不懂。她希望廢除小三BCA。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此次遊行，同時認為必須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並對社會製度實行徹底的變革，才能改變現時對學生壓迫性的製度，給予兒童及年青人真正有希望的未來。

【香港立法會公聽會】兒童貧窮問題嚴重

11月4日早上，立法會內舉行「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公聽會，討論香港貧窮兒童的人權狀況。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趁此會議舉行前，於立法會外發起抗議行動，要求政府正視跨代貧窮丶捍衛兒童權利，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丶開徵富人稅和抗議政府漠視兒童發展等。抗議行動上有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和他們的子女一起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指出，香港政府實行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製造更多的貧窮問題，受貧窮困擾的不止本地家庭，在港滯留的難民更是被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所害，有七歲的難民兒童不能上學讀書，那些原本可以助兒童就學的金錢被政府虛耗至建設大白象基建上，實在令人憤怒。社民連徐可儀就指有兒童在劏房內成長根本難以接受，呼籲要捍衛兒童權利。

在「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公聽會上，多個部門如勞工及福利局丶社會福利署丶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等都有派官員出席，但除了前身是民建聯黨員的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在職權上較為有代表性外，其餘都只有一些主任和經理出席。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丶兩名成員和兩名難民成員都積極發言。鄧美晶指：「香港實行的極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貧窮的根源，少數的有錢人利用這個製度剝削大多數人來賺取利潤，普羅大眾就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兒童就是製度下的受害者。」「香港所謂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只是一個神話，特區政府聲稱今年會落實十五免費教育，讓公眾有優質的幼稚園教育政策，但原來只是涵蓋部分幼稚園，換句話說並不是免費，是欺騙公眾！」她續指出沒有公營幼稚園服務下，私營的幼稚園每年加學費，令基層父母要每月繳交二千七百多元學費，根本難以負擔。

成員Nathan 表示香港公營醫療被批抨為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兩成兒童根本不能負擔醫療開支，公營醫療服務惡劣，基層工人根本無時間精力虛耗在散慢的公營醫療，最終被迫使用昂貴的私營的醫療系統。

另一成員 Griffith 提到樂施會和中文大學的研究報告，約三分二的貧窮家庭面對饑餓和營養不良的情況。貧窮家庭已經需要從所餘無幾的積蓄裏，去抉擇應花在購買食物還是購買藥物之上了。

成員 Juriyah 是一名難民，育有一名就讀幼稚園二年級的五歲女兒。她向著官員說：「我們被迫依賴政府的經濟援助，因為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那些援助只有每人每月 1,500元，1,500元可以在港找到什麼樣的居所？我住在深水埗少過100呎的劏房內，每月的月租需要4,700元。你教我如何可以負擔？」「每月的幼稚園學費需要2,800元，而學資處處經常延遲三丶四個月批出撥款，因此我常常遲交學費，我怎麼可能有錢先繳交學費？女兒因此差點被趕出校園而不能讀書。」她要求學資處將一整年的學費批出，那可以紓緩她在經濟上的困擾。

另一位成員 Mira 亦是一名難民，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最小的是4歲的女兒，正在就讀幼稚園二年級。Mira 與 Juriyah 遇上一樣的情況，學資處經常拖延批出學費，令女兒差點失學。Mira 說：「兒童應該有權利去讀書學習，但貧窮家庭就沒有這樣權利。」「我的兒子很愛閱讀，但常問我為什麼他不能在公共圖書館借書，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公共圖書館是不容許難民借閱書藉的，那如何談兒童權利？」「社會福利署應該增加我們的租金和食物援助，這是最基本的，如果政府做不到，那就給予我們難民工作的權利！我們都想用自己雙手養活自己的子女！」

Mira 旁邊站著一名6歲的印尼藉難民女童，會議主席指示她可以發言時，她說出了短短五個字：「我想有書讀。」，頓時整個會議變得鴉雀無聲，震撼在場每一位參與者的心靈。這名女童名字是 Olivia，她因為沒有錢交學費而被踢出幼稚園，自此沒有機會上學讀書，連最基本的讀書寫字也不會，她的個案突顯出政府對貧窮家庭兒童的打壓。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社會福利署和學資處對貧窮兒童權利的打壓，一直無視他們家庭面對種種的貧窮壓迫。我們認為這個公聽會十分重要，因為它可以為受壓迫的基層巿民得到一個發聲的渠道， 有助於建立一個對抗腐敗官僚和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跟進事件，未來定必掌握每一個可以為工人階級爭取到更好權利的機會，以此為目標。

2017：鎮壓之年

由於親中共的港府對於打擊民主的行動正在迅速升級，因此我們發起了發起「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以突顯事態的嚴重性。

社會主義行動與幾個國家的左翼組織和工運分子討論過後，發起了這場運動。旗下的政黨和組織遍布40個國家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運動提供了重大的幫助。

在2017的嚴酷鎮壓中，6名議員被不民主地取消資格，讓建製派得到「超級多數」，得以改寫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以對自己有利，完全違背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選民的意願。去年選舉，投票率是20年來最高，建製派遭遇了嚴重失利，反對派政黨總共得到60%的選票，高於2012年的56%。

激進派面臨清洗

建製派清洗立法會，並不是因為什麽「條例」或者「誓詞」。這些只不過是中共和港府用法律製造煙幕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打擊民主鬥爭中最激進的派別，例如「長毛」。但他們的計劃不會得逞，反而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增加公眾對於「激進派」的支持。

由於害怕群眾的激進化會從香港蔓延到內地，北京向港媒體施壓，使之日趨成為一黨專政的傳聲筒。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降到了180個國家之中的73位。自2002年以來，香港的排名從全球第18位逐年下降。

政府的打壓手段之一，就是愈發公然地操縱法庭。在陸續有來的政治審判案中，可能會有更多社運人士變成政治犯。今年8月，律政司稱225人因雨傘運動而被捕的案件，已經或正在進入司法程序。其中有至少48名著名社運人士，包括戴耀庭等「占中」領袖。

以法治之名

政府打著「法治」的幌子，故意加重對這些著名人物的指控，從最高刑期達五年的「非法集結」到最高刑期達七年的「公眾妨擾」。政府推翻了法庭對黃之鋒和羅冠聰等16名青年社運人士的裁決，使法庭改判成入獄以收威攝作用。阻嚇民眾參與示威之心可謂路人皆見。

人權觀察組織警告說：「律政司異乎尋常地要將社運人士判囚，不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其背後隱藏著怯懦的政治動機，即阻止[黃之鋒和羅冠聰等人]進入立法會，並遏止未來的抗議。」

這一說法是絕對正確的，但是政府所針對的不只是香港眾誌的領袖。政府通過相同的手法阻止其他人參選，例如被改判入獄13個月的社民連成員黃浩銘。政府的計劃是將較為激進的泛民政黨和團體篩走丶取消資格，並從財政上扼殺他們。但是，群眾抗爭能夠而且將會打敗這一專製陰謀。

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抗議取消民選議員資格——通過2018年補選建立群眾抗爭，抵抗政府打壓！
全球基層團結起來——資產階級政府和政客已被中國獨裁政府收編，只有人民站在我們一方！

海外同性伴侶上訴得直，獲居港簽證

在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的女同性戀者QT控告香港政府性向歧視，法庭於9月裁定她們勝訴，在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收養人名義獲得居港簽證。

案情指QT與SS早年於英國註冊民事結合，獲得相當於婚姻的權利及法律地位。其後SS獲本港公司聘用來港工作，入境處6年來卻多次以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理由拒絕批準其伴侶QT以受養人身分獲得簽證。其伴侶多年來只能以旅遊簽證留港，期間沒有工作權。

今次QT案件上訴得直，固然令人欣然。不過，對於整個同誌平權來說只是一個小勝利。首先法庭的判決只承認外國同誌伴侶可獲得留港簽證，並清楚指出這並非「本港承認婚姻」獨有的權利。判決變相重申了港府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立場。

再者，裁決的影響範圍狹窄，受惠的只是非常少數，只包括申請受養人資格外國同性伴侶。本地的同誌伴侶完全不會受惠，其婚姻權利依然不受任何保障。而就算法庭會保障在海外註冊婚姻的同誌，也只有較富裕的同誌才能受惠，對負擔不了到外國結婚的基層勞動者同誌來說根本遙不可及。

雖然連同今年4月的公務員同性伴侶享配偶福利的裁決，法庭在同性伴侶權利上看似比較「開放」，但是政府與建製立場依然強硬，不但不承認同誌的婚姻權利，甚至連性傾向歧視條例也反對。

如果沒有群眾鬥爭的話，單靠法庭司法覆核爭取同誌平權，往往只能「擠牙膏」式地逐項逐項地贏取個別同誌權利，亦只有少數同誌有足夠資源可以提告，政府卻可花費大量公帑不斷上訴，令問題一拖再拖，證明單靠司法去挑戰政府的方法並不足夠。同誌的平等權利是政治權利，跟民主權利一樣，更重要的其實是議會和法院外的群眾抗爭，包括在街頭上遊行以至在職場上建立工會。在歐美丶臺灣等地同誌平權的進步都是多年來政治和工人抗爭的結果。

同誌運動應勿忘初衷，同誌遊行不應是商業化的嘉年華，而是一場政治運動，並應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聯合勞動者和所有被壓迫者的議題和抗爭，共同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

在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政治打壓不斷加強，香港走向威權統治的局面。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表現強勢，在國內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強化國家鎮壓機器，亦在大會上表示「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一說出自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的一國兩製白皮書，當時很多中共打手還刻意掩飾其重要性，指控反對群眾「上綱上線」，但今天這句話已公開成為中共對港的統治方針。

政治清洗各部門

政府重判政治犯丶推動國歌法和一地兩檢，除了是明刀明槍的硬性操控，也要潛移默化地使意識較落後的港人對中共統治麻木，習慣聽到國歌肅立丶公安長駐香港。此外，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之後，建製派勢要將立法會變為另一個人大。最近全國人大常委副秘事長李飛訪港，公開強調廿三條必須立法。中共的統治邏輯是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以為這樣日後就無後顧之憂。這一做法可能短期之內可以收效（尤其因為泛民主派完全逃避鬥爭），但這只會將民憤積累下去，未來會爆發更大規模丶更激進的民主鬥爭。

政府發動議會政變後，威權之手將會遍及更多部門，包括學校丶法庭丶公務員系統等等。政府下一個目標明顯是學校。中共鷹犬丶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就警告過「學校太多反共老師」。愈來愈多校方受建製壓力下執行政治任務。除了國民洗腦教育，教師授課的內容也會受到政治審查，尤其在通識及歷史科。最近50間學校強製要求學生收看李飛訪港的記者會直播。可惜的是，香港最大教師工會的領導正沈醉於與林鄭的和解，完全沒有表達抗議，最近更支持特首的施政報告。

此外，政治打壓的重要目的是為了劫貧濟富，因為親資政府準備在經濟危機來臨時掠奪工人階級的財富。為了可以更迅速丶更鬼祟地通過有利財團丶打壓窮人的政策，建製派將於12月修改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其中一招是削弱財委會的權力。雖然反對派本來也沒可能透過財委會阻擋政府的法案，但改例後連質詢和拉布的權力也會被剝奪。失去了財委會這個揭露丶拖延大白象工程和輸送利益政策的重要平臺，將會少了一個動員丶凝聚群眾的焦點。

林鄭月娥刻意將政治清洗和「打港獨」的工作外判予律政司丶法院及建製黨派和政客，以免自己要為此負上政治責任。但這種欺騙技倆長遠並不會成功。雖然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現時特區政府表現滿意率比梁振英時期的負凈值高一些，但也不過為16%。11月她發表了「公屋八萬間封頂」的言論，企圖測試群情卻遭觸礁，即使迅速道歉收回言論，民望也立即下跌。可見，群眾的怒火在地下中燃燒著，政府的失策失言隨時可以成為引爆危機炸彈的導火線。

統治階級現分歧

中共和港府猛烈的政治打壓不代表統治穩定或得民意支持，反而反映出中港資本主義深刻的危機。建製派不同陣營為保障自己集團的利益而出現統治方法──例如政治打壓激烈程度──的分歧，因為部分建製派也害怕太大力打壓會引起民意反彈。香港瘋狂的打壓明顯是由中共命令的，但有些政治任務連香港統治階級也感到為難。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也對國歌法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全國人大範徐麗泰等強硬派主張國歌法要有追溯力，而葉劉淑儀則反對。社會主義行動對於較「溫和」的建製派並無幻想，而是想指出統治階級分裂證明他們並不是勢不可擋，群眾組織反抗是有可能撼動他們的。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將會傷及政權本身。中港獨裁資本主義是可以打倒的！我們需要的是將運動升級，發起罷課乃至罷工，真正打到專製政府和支持它的富豪精英們的痛處。

政治迫害尚未完結，需要組織群眾鬥爭

在東北十三人和雙學三子被判囚之後，二十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11月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並且全部被裁定罪成。另有十五人因為同一事件和同一罪名將於明年五月受審。在那次暴力清場行動中，共有159人遭警方拘捕。一系列事件都證明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成為中共獨裁政權和傀儡港府用來打壓民主運動的工具。如果沒有有力的群眾反擊，就會有更多的鎮壓到來。

政治犯繼續湧現

統治階級一方面猛烈進攻，但同一時間可以看到他們也害怕群眾憤怒會再反彈。目前終審法庭批準了黃之鋒丶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就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並讓三人保釋出獄，這是法院自七月連串政治打壓以來最大的妥協。這與其他政治檢控案件形成對比，說明政府和法院忌憚對三人過於苛刻的打壓會造成民意反彈，以免群眾情緒再次像8月20日那樣出現反彈，甚至會形成更大規模和更高階的抗爭。今年下半年的政治打壓發動以來，有很多訊息都看到建製陣營內部就打壓的強硬程度出現分歧。歷史上可見強烈鎮壓最終會引致統治階級內部分裂，這也會鼓起群眾反抗的信心。

林鄭月娥繼續裝扮成大和解的特首，把所有政治打壓的任務外判予法院丶建製派政黨和中共在港機關，企圖欺騙群眾丶軟化抗爭力量。現在溫和泛民領導繼續沈醉於與林鄭政府大和解，完全沒有準備發動有力的抵抗行動。激進民主派實際上站在運動的領導位置，尤其憑藉三名政治犯目前的號召力，可以召集所有真誠抵抗威權統治的組織和個人召開群眾大會，製訂下一步具體的鬥方案。

可惜的是，黃之鋒等人至今尚未就目前的鬥爭提出任何方案，而只是集中提及自己在監獄內的個人經歷。雖然在監獄內為囚犯權利而鬥爭也是重要的，但目前整場運動的路向才應該是焦點。周永康的立場更是後退至溫和泛民的立場。他提出在人大831框架和真普選之間尋求折衷方案，例如將提名委員會和功能組別民主化，甚至還說到「從官員的角度作思考」。中共的假普選框架就是為了反民主而製定的，所以我們不可能指望將它民主化。

一系列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的行動是由中共和習近平指揮的。這個被稱為「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中國大陸推行更嚴酷的高壓統治。他擔心香港群眾的抗爭會點燃內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反抗，這將意味著中共甚至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垮臺。他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轄權」就是一個例證。他決心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在香港實行像內地那樣的專製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抗爭是民主運動的唯一出路，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單靠遊行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而且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只有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讓勞動群眾自己管理整個社會。

20名占旺被判有罪者包括四名社民連成員，包括已在囚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本刊請到社民連秘書長陳寶瑩，訪問她對現時民主抗爭的看法：

她認為現在已進入威權統治，「政府以法律及其他手段製造寒蟬效應，如教授被威脅移除教席丶立法會選舉以確認書篩走激進派。可能未來只能選溫和派。政府明顯是打壓社民連這些站在最前線的『出頭鳥』。」但她無悔抗爭，呼籲社會更多人站出來。

「政府三番四次用警察丶黑社會清場都失敗，所以最後利法庭的權威來迫傘運結束。」陳寶瑩分析香港政府針對傘運的策略，她指政府鎮壓不果，「當時很多人對警察反感，『黑警』形象深入民心，強硬清場做不到，因怕會有反彈。」政府便利用私人公司申請禁製令，以經濟理由聲稱占領馬路令生意受損來要求清場。

全球呼聲——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采訪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

Paul Murphy是「團結-人民先於利潤」的國會黨團領導人。「團結」是國會第五大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大大進帳。《社會主義者》雜誌記者訪問Paul Murphy，了解「團結」為何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

記者：先感謝你們對「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支持。是甚麼促使你在香港民主權利的問題上發聲？

Paul Murphy：我們黨反對任何的打壓，特別是反對香港政府采取的這種行動，他們是為了消滅所有反對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力量。取消六名議員資格，包括資深民主人士「長毛」梁國雄在內，並將社運人士判囚，都是極為不民主的。

記者：請說說你們黨在愛爾蘭的狀況。這和中港的局勢有沒有甚麼聯系？

Paul Murphy：團結成員，包括我和Mick Murphy丶Kieran Mahon等民選地區議員，以及二十多名喬布斯鎮（Jobstown）居民，曾被控「非法禁錮」。只是因為我們在一場和平的靜坐抗議中，為了反對政府掠奪社區的緊縮措施，攔截了時任副總理的座駕。示威者也反對受居民憎惡的水務稅，這是另一項打擊工人階級的緊縮措施。我們當時所面臨的法庭訴訟很嚴重。一經定罪可被判終身監禁。

愛爾蘭政府誣告我們，是為了剝奪群眾的抗議權利。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令他們在水務稅問題上受挫。政府面對侮辱性的挫敗之後，想要使民眾從此對抗議產生恐懼。「團結」和其他答辯人以及當地社運團體成功組織了一場名為「喬布斯鎮無罪」的運動，最終我們被判無罪。那份判決撼動了全國，同時也讓工人階級更有信心反擊愛爾蘭建製的緊縮方案。

喬布斯鎮事件和港府的政治打壓有很大的聯系。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正處在危機之中，貧富懸殊達到歷史高點，工人們正在反擊，所以資產階級會繼續將鎮壓升級以維護其統治。

記者：愛爾蘭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做過甚麼？它和中國的關系如何？

Paul Murphy：不幸的是，愛爾蘭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把貿易和大企業的利益置於人權之上。如果有利於愛爾蘭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就會對反人權的行為保持沈默。例如在加泰隆尼亞公投的立場上愛爾蘭政府是站在西班牙政府一方的。

當愛爾蘭政府袖手旁觀時，愛爾蘭工人則站了出來。與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站在一起是工人階級的深厚傳統。「團結」堅守這種傳統。「團結」正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取消民選議員資格的行為顯然是選舉舞弊。我們會盡己所能幫助中港人民捍衛和爭取民主權利。

全球呼聲

Jagadish G Chandra（印度班加羅爾的社會主義者及少數民族平權分子）：我們從社會主義行動那裏得知了香港民主權利受到嚴重打擊。我們很肯定，香港政府對於民主權利的打壓是受命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近幾十年來，這個政權一面殘酷鎮壓爭取真民主的工人和青年，另一面卻無恥地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你們的鬥爭需要我們所有人的支持，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

Meredith Jacka（澳大利亞墨爾本性小眾運動者）：10月12日，我們在墨爾本地鐵公司（港鐵持有部分股分）總部外舉行抗議。這是為了聲援香港的工運及民運人士。我們想揭露港鐵作為香港專製政府的支柱，以及澳洲政府和資產階級串通中港政府，打壓民主權利。

Per -Åke Westerlund（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和作家）：「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具有全球意義。我們支持你們，因為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遍布全球。香港當局也有一部分存在於瑞典，也就是港鐵。港鐵是斯德哥爾摩的大雇主。在瑞典，我們會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香港的政治打壓，並發起新的抗議，聲援你們的抗爭。

抵抗打壓　唯有群眾鬥爭

它想要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政治控製，並壓製這裏群眾的民主抗議的風氣。最近更製造輿論，揚言要就廿三條立法。這條國安法將會把所有反對中共政權的行為視為非法。

獨立

青年們日益增長的港獨情緒令中共政權感到害怕。鎮壓必然會帶來反彈，但是獨裁政權沒有學到教訓。它覺得武力和恐嚇可以解決問題。

只不過是從大概三年前，由於北京更強硬的政策丶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沮喪情緒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威權統治，港獨才開始得到群眾支持。梁振英被稱為「港獨教父」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據說精神失常的人會重復做同樣的事，卻希望會有不同的結果。對於獨裁政權來說，就是采取更嚴厲的鎮壓。它在香港的傀儡（例如梁振英及其繼任者林鄭月娥）將支持獨立的本土派趕出立法會，並迫害許多社運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這成了更廣泛地打壓民主運動的樣板。

本土派不知道如何動員丶如何組織認真的政治鬥爭。右翼種族主義思想讓他們失去了鬥爭能力，所以他們成了北京最容易打壓的目標。但是本土派組織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港獨意識的終結。相反，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反對中國的情緒甚至正在變得更加強烈。沒人會對此覺得驚訝。

國歌法

政府以「周而復始」的打壓來應對港獨情緒的增長：不斷鎮壓丶不斷威嚇。10月1日，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全國人大通過了國歌法，對於「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加以嚴厲處罰，最多可判入獄三年。人大已決定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由香港政府進行本地立法。

親北京的右翼建製政客公開說要像「殺豬殺狗」一樣殺死港獨支持者。他們希望這條法律設有追溯期。如果真的設置追溯期，那麽在本地立法之後，警察和檢控官就可以對攝像記錄的過去那些「違法行為」（主要針對香港球迷在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提出檢控。現在有更多的警察和便衣被派往香港球隊的比賽現場紀錄這些「犯罪」行為。

這是對公共財政和警力的巨大浪費。與此同時，那些真正的罪犯竊取數十億公帑丶操縱政府合約讓貪腐精英大發橫財丶令公眾利益受損卻逍遙法外。

試驗場

習近平對中國政權的掌控顯然已經得到鞏固，北京處在一種勝利的氛圍之中，可以說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媒體稱，中國經濟已經「穩定下來」，中國對於全球的政治影響正在擴大。因此香港成了習近平政權及其代表的中國富豪精英展示實力的第一個試驗場。

現在一系列打壓民主的措施，是為了消滅香港的民主運動。政府一面打壓較具戰鬥性丶較激進的群體，例如長毛和社民連；另一面向溫和民主派施壓令他們屈服，令他們承認完全民主「沒得商量」，並進一步遠離群眾抗議。

泛民領導人已經成了阻礙民主鬥爭的嚴重障礙。他們盲目堅持要同一個不肯讓步的政權達成和解。他們害怕群眾鬥爭。他們參加民主抗議主要是為了壓製運動，阻止「激進派」獲得更大的群眾基礎。

但是即便是這些想要結束鬥爭丶接受北京的要求的泛民也明白，這樣做會讓他們失去所有的群眾支持。在下一段時期，當政府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時，這種壓力會升到最高點。

廿三條

2003年浩大的公眾反對行動曾擊敗了政府提出的廿三條。現在一連串的大陸官員和香港的親北京政客一同要求林鄭政府重啟立法。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最近說，推進廿三條立法是「迫切需要」。

但林鄭的公開言論卻沒那麼積極。她堅持廿三條立法需要「合適的社會氛圍」。她要考慮香港的歷史和2003年的那場爆炸性運動，而北京並不在意這些「細節」。2003年的那場運動終結了董建華的特首生涯。

南華早報的專欄作家Alex Lo在解釋林鄭的猶豫時說，推動廿三條立法會引發「嚴重的政治災難，甚至會令[2014年]占領運動看起來就像小孩子的遊戲。」

隨著北京要求實行更多打壓措施，泛民領導人被迫做出口頭上的反對，同時卻未能提供任何領導丶策略或綱領來挫敗這些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勢。

8月20日，14萬人抗議政府將16名青年社運人士投入監獄。溫和泛民被迫參加了這場並非由他們自己發起的遊行。這次規模巨大的遊行是由四個較小但較激進的團體發起的，包括社民連和反對東北發展的團體。這說明，在事件最激烈的時候，群眾運動能夠迅速創造新的組織和領導層。群眾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類似於2014年，當時青年和學生無視想要拖延和束縛鬥爭的占中「領導人」，由下而上地引爆雨傘運動。「和平占中」是同泛民領導人關系緊密的溫和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的，為的是讓泛民領導人藉此控製運動，從而阻止群眾投向更激進的鬥爭方案。占中領導人拒絕支持學生罷課和抗議，但正是罷課和抗議點燃了雨傘運動。

為了讓民主運動重新組織起來並且有效地抵抗北京的打壓，我們必須吸取過去的教訓。香港人民缺乏的不是鬥誌，而是一個能夠提出清晰策略的領導層。現在的領導層一再讓群眾失望。

泛民領導人依附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需要中國獨裁政權保護其權力不受動搖，所以泛民領導人拒絕戰鬥性的路線。他們總是選擇妥協，而非抗爭。

我們需要一個由群眾民主控製的新運動，立足於工人階級並向對中共統治日益不滿的中國群眾發出號召，從而聯合起來反對獨裁政權。

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能夠把民主鬥爭中具有戰鬥性的階層吸引到自己這邊，並能夠把民主鬥爭聯系到反對長工時丶低薪和沒有前途的工作的鬥爭；爭取更多的公共支出，從而為群眾提供可負擔的住房以及醫療和教育等完善且免費的公共服務。

資產階級富豪和中共官員等反民主精英令所有這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只有主張立即丶徹底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才是取勝的途徑。

打壓時間表

2016年9月：建製派政黨遭遇了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立法會中的激進派人數增加。本土派首次進入立法會（三席）。

2016年10月：兩名議員因關於「真誠誓詞」的新規定而被取消資格。

2017年7月：林鄭月娥就任特首，提出所謂的「大和解」。

2017年7月：又有四名議員被逐出立法會，包括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

2017年7月：政府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允許大陸公安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

2017年8月：重奪公民廣場案和反東北示威案重審，推翻已執行完成並且較輕的判決，16名社運人士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14萬人遊行示威，反對政府操縱法庭將社運人士投入監獄。

2017年10月：全國人大通過國歌法，香港將進行本地立法。

《國歌法》如箭在弦 必須憤起抵抗

中國內地已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執行《國歌法》，港府推動立法顯然在中共指揮下進行的。《國歌法》就落實貫徹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的言論。內地《國歌法》列明故意歪曲丶公開貶損演唱國歌丶損害國歌莊重等侮辱國家形象象行為非法，違法者處以行政拘留15日，當中如何界定何為「莊重」丶「歪曲」十分模糊，猶如一把利刃壓在民眾的項上一樣，人們日後將以言為諱。

由於中共的政治打壓和操控惹起香港群眾巨大憤怒，產生了對抗中共的強烈情緒，也令香港民族主義的情緒正在升溫。近年在香港隊出賽的足球賽上，球迷噓國歌已經成為一種抗議的方式。中共和港府以此行徑「侮辱國歌」為藉口推動國歌法，借機加強對香港的威權統治。

越禁越反彈

但越禁製只會引起更多港人反感，在最近的報告裏顯示在年青人中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更跌至只有3.1%，可見《國歌法》只會激起更大憤怒，而不會增加中共想要的「民族歸屬感」。在11月10日晚上的一場香港對巴林球賽上，噓聲更為熱烈，更多球迷同時叫喊「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在場外20名警員部署作高度戒備，亦有便衣在場內巡邏，進場安檢明顯更為嚴厲，保安人員特別搜查球迷的頸巾和旗幟，以防有人再舉起香港獨立的標語。保安的加強就是要發揮震懾作用，在球場裏製造恐嚇的氣氛，令國歌法立法的目的更為明顯。

香港足球協會因球迷噓國歌而被國際足協罰款和警告。向來充斥銅臭味和腐敗的國際足協，為了維護在中國的足球市場，因此煞有介事抨擊球迷。有些建製政客將噓國歌的球迷與外國搗亂破壞的球迷作比較，要求足協製作球迷黑名單，禁噓國歌者入場。

全面製造恐怖氣氛

建製裏的強硬派政客更恐嚇國歌法將會有追溯力，意味著在立法前曾經侮辱國歌的人都可以被檢控。可見，在人大對議員宣誓條例進行釋法丶並追溯議員宣誓「不真誠」後，已經在司法上打開了缺口，日後更多秋後算賬將陸續有來。侮辱國歌的定義非常模糊，是否逾越法律界線根本十分主觀，因此政府有更大空間使用此法律來作為針對抗議分子。法律的模糊亦使人人自危，製造噤若寒蟬和白色恐怖的效果。面對《國歌法》定義模糊的質疑時，行政會員成員羅範椒芬公開表示市民要「自己執生」！

至於如何才算遵守國歌法？葉國謙甚至提到，奏國歌時必須要站立，以示莊重，在街上走路的人也要停下來。而如果球迷在奏國歌期間集體上廁所也可能構成違法。而全國人大常範徐麗泰則表示對國歌進行二次創作將會違法。此外，警察可以先錄影侮辱國歌的證據，在日後再逮捕「違法」人士。香港街上滿怖監控鏡頭，這意味著言論警察和思想警察將會無處不在。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與國民教育互相連接，一方面以高壓手段禁製巿民表達自由，另一方面軟性地灌輸愛國主義。這就是北京政府的手段以達致維穩的國策。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林鄭蕭規曹隨　再推公屋私有化

針對現時基層勞動家庭水深火熱的房屋問題，林鄭第一份《施政報告》裏提出「綠置居」丶「貨櫃屋」等眾多新名詞的政策，但這些不過是文字遊戲而已。所謂「綠置居」，就是將新建的出租公屋轉為售賣予讓現時居住於公屋或符合申請公屋的「綠表」人士，實際上是廉價版居屋。計劃早於2015年梁振英時代試行，如今林鄭提出將「綠置居」恒常化。

政府指計劃能夠讓公屋住戶實現置業，繼而騰出公屋單位，加快輪候人士上樓時間。這無疑是騙人的說話，政府以出售的「綠置居」取代本來用來出租的公營房屋，變相犧牲了可供輪候上樓的公屋數量，而總體資助房屋的數量並沒有增加。加上房委會收回騰空的公屋單位後，還原單位再編配，需要介乎5個月至超過3年時間，輪候時間只會不跌反增。

再者，「綠置居」更會助長私人市場的炒賣。雖然計劃和居屋一樣設有轉售限製，但短短5年之後就可以流入私人市場，淪為炒樓工具。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以5個方向興建過渡性房屋，當中包括具爭議性的「良心劏房」，還有受人註目的「貨櫃屋」等，沒有年輕人對此抱有期望。

地產商優先

施政報告中稱預計2018年年底可把沙田火炭共4800多個新公屋單位轉為「綠置居」出售，但房屋署預期2019/20年度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現推出「綠置居」後將不足一萬。未計「綠置居」影響，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因此，公屋輪候時間過長的癥結在於興建量過低。

政府奉行「地產商優先」的資本主義原則，多年來實行公私營房屋6:4的僵化政策，確保足夠土地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有剩餘的才施舍平民。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只有工人階級的民主土地規劃，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丶每年興建五萬間公屋丶實施租金管製，並將銀行民主公有化，才能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香港政府逼死基層長者家庭

本年，香港已接連發生三宗疑因照料長期病患的親人或長者而不堪重負所致的弒親慘案。最近一宗發生在10月8日，一男子疑因長期照料患病母親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弒母後跳樓重傷。此前亦有兩宗丈夫照料年事已高的患病妻子重壓下崩潰殺妻的慘劇，令人驚覺香港的長者及長期病患護理問題已極其嚴重。

與此同時，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字顯示，香港60歲或以上年齡段的自殺率比歐美國家高出兩至三倍，全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殺。

長者慘劇頻生

同時，全港一共有超過十二萬名獨居長者，當中絕大部份為基層老人，經濟能力薄弱，他們都是極需安老服務的群體。而即使是有子女或配偶照料供養的長者，情況亦不容樂觀，一旦患有長期疾病或行動不便，家人的照料壓力便大大增加。以最近一宗家庭慘劇為例，由於母親患病，兒子已聘請兩名外傭幫忙照料，惟仍然難以支撐以致犯案。可想而知經濟能力欠佳的基層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必然更為艱難。

究其原因，離不開經濟壓力與社會環境，一方面，政府死硬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令退休長者失去可靠的經濟來源，政府甚至喪心病狂得鼓勵七十歲以上的長者重投勞動力市場，以推卸照顧退休人士的責任，同時無視病患長者所需。家居安老服務丶公營長者宿位，乃至最基本的長者公共醫療服務都嚴重不足，宿位的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2015年至少5,881名長者在輪候宿位期間過身。另一方面，社會環境令青壯年勞動者難以承擔照料長者的壓力，低工資固然令供養長者感到吃力，而極高的工時亦大大加重了勞動者的身體和精神壓力。

一再拖延全民退保和全面安老服務致使悲劇頻生，但卻為財團減免稅項，林鄭必須為香港每一宗長者慘案負上最大責任！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向富人徵收重稅，大幅增加公共而免費的全面安老服務，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並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只有社會主義政策才能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司法覆核故宮：政府假諮詢也懶做

去年12月23日，政府西九文化管理局公布，將與北京故宮博物宮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博物館。時任政務司司長及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當時表明沒有需要向公眾作諮詢，涉嫌違反了相關法例。Cary怒斥道：「但政府連自己製訂的法律也不去遵從，逃避公眾諮詢，擔憂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辦事，還是根本人治。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先例，日後政府可以避開任何監督程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府或項目。因此我們決定司法覆核，就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違反法律和行為失當。」

「曾經我對香港司法製度充滿信心，在1月5日入稟那一刻也是如此。但今年以來，我見到高院判決多宗司法覆核案件，實在令人擔心及失望。前特首用司法覆核取消六名議員資格，根本是濫用司法程序，而人大常委釋法更嚴重侵害香港法治。連多次提告政府的『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先生亦被取消使用法援的資格。香港人是否還能任信司法製度呢？」

Cary表示自己此司法製度並不是存有什麽幻想，他表示：「今天香港法治無庸置疑是差的，但也不用完全放棄這個平臺，申請覆核丶配合街頭抗爭，也可引起香港和國際關註。我們不求什麽理想結果，也不期望司法覆核帶來什麽突破性進展，但希望國際上能引起關註。」

廢除外勞「雇傭同住」，結束現代奴隸製！

最近有菲藉外勞提出司法覆核，嘗試推翻這條不公義的雇傭同住條例，至今審訊尚未結束。在審訊過程中，代表政府的余若海律師的言論揭露了剝削者的傲慢。余若海則認為，若外傭不喜歡雇主或受到剝削，根本不會想為他工作，與是否與雇主同住無關。但事實上很多外傭根本沒有選擇權！余若海又強調，若雇主違反假期規定，外傭可以向勞工處投訴。然而，勞工處往往偏袒雇主，加上缺乏金錢和時間，很多人都沒可能獲得公平審訊。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這次司法抗爭，然而由於資本主義法律往往是偏袒政府和建製，加上最近法院明顯被大力操控以打壓，所以必須同時組織起外勞的抗議行動，包括遊行和集會，同時爭取本地工人階級的支持以達致團結鬥爭，才能向不民主的政府和法院施壓。

香港政府一直對34萬名外籍家庭勞工奉行種族主義的勞工政策，而外勞「雇傭同住」就是其中一環。香港政府於2003通過法例，強製外傭必須與雇主同住。這是一項種族隔離的政策。政策只適用於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家庭勞工，這是針對特定種族丶性別丶階級的歧視。

香港向來房屋問題嚴重，居住環境大多狹窄。外傭被迫棲身雇主家中，往往沒有足夠居住空間及私隱。根據今年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丶地牢丶櫥櫃丶廁所丶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丶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隱性的種族隔離

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2014年發生的印傭Erwiana被虐事件，受害人持續被虐超過8個月，中間沒有放過一天的假期，直至被辭退送返印尼始被揭發。

外傭寄宿在雇主家中，老板可以隨意控製工時，事實上外傭每天工時可以長達16小時！與此同時，法例雖然規定工人享有每周至少一天的假期，但雇主往往規定傭工必須限時前回家，令工人實際放休不足24小時，部分雇主甚至會克扣休息日。而每逢假日，外傭沒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公共休憩設施又嚴重不足，中環丶銅鑼灣丶旺角等鬧市外勞千人席地而坐的光景，亦是這個政策所直接導致的。

固然本港房屋問題嚴重，租金高企，單純廢除外勞「雇傭同住」並不能夠解決問題。外勞與本勞一樣為港付出勞動，政府對於保障社會所有成員房屋需求責無旁貸。政府應取締仲介公司，直接聘用外傭，並且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仲介剝削，達致與本勞同工同酬，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外勞集會抗議印尼政府新政

10月29日，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集會，到印尼領事館外抗議印尼政府對外傭的新政策，並高呼「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印尼政府早前通過的新例，強製工人額外購買保險。印尼政府一直漠視在港外傭受到中介公司嚴重剝削的問題，亦沒有改善外傭工資低丶長工時等問題。現在的新政策更令工人雪上加霜。社會主義行動亦有響應號召參與，並發言指出印尼政府與港府是共犯，包庇仲介公司，呼籲本勞外勞團結抗爭。

香港：外勞組織起來 捍衛自己的權利

香港有35萬名外籍家務勞工，其中大多數來自印尼和菲律賓。近年來，外勞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本地勞工運動越來越有組織力，取得了可見的效果。她們局部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處境，但仍然受到「現代奴隸製」的壓迫。違法濫收仲介費丶工作時間過長丶受虐待以及缺乏隱私等問題都非常普遍。

12月10日，印尼外勞組織KOBUMI成立三周年。社會主行動的GW Jones參加了她們的慶祝活動，並采訪了KOBUMI的負責人Umi Sudarto。

問：成立KOBUMI的目標是什麽？

答：我們努力推進外勞議題。KOBUMI向那些與雇主丶仲介乃至印尼政府發生沖突的外勞提供建議。另外我們也向印尼政府進行抗議，要求它改善香港的印尼外勞的處境。

問：KOBUMI有哪些獨特之處？為什麽要組織自己的團體？

答：或許其他人認為我們特別，但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但是我們不會像NGO那樣依靠其他組織的資助。我們的特殊之處在於，作為外勞我們每周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一天可以一同學習和抗爭。所以我們的時間很少。我們每天24小時都在雇主家裏，只有一天可以出來組織和抗爭，這對於外勞和KOBUMI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問：你認為外勞抗爭在過去三年裏發展如何？

答：過去三年的狀況是挺好的。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過去有許多外籍勞工不了解自己的權利，但現在她們正在學習。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加入組織，但她們願意抗爭，當中有些人會加入組織，這點非常重要，而我們的目標就是吸引她們加入，從而一同抗爭。但是即便她們不加入，我們也會支持她們的行動。

這是香港外勞運動良好的進步。香港政府已經提高了外勞工資[編者註：從10月開始提高到每月4410港元，增加了2.3%]。但是這還遠不夠香港的生活需要。所以盡管許多組織正在連結一起丶一同爭取進步的改革，外勞的處境還沒有真正改變。

問：你認為對於外勞來說，今後一段時期的主要議題是什麽？

答：對於外勞來說，特別是對於印尼外勞來說，印尼政府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基本的問題是政府對外勞的管製。 [編者註：外勞普遍受到雇傭仲介的剝削。仲介非法濫收費用，令外勞背上沈重債務。政府對仲介嚴重缺乏監管，而且處罰非常輕。]

而且必須要說的是，在印尼存在著侵占土地這樣一個巨大的問題。許多外勞就是因為失去了土地，而被迫來到香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問：你可以談談你同社會主義行動的合作經歷嗎？

答：我非常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在許多方面對我們的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為我們提供了物資丶議題和知識。這些都非常好。在和社會主義行動一起抗爭時，我們的力量強化起來。我們看到了層面更廣的議題，不只是外勞所面臨的問題，例如「什麽是帝國主義」和「什麽是資本主義」。這些更大的議題直接聯系到外勞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謝謝你參加今天KOBUMI的三周年紀念和同我們的談話。

所謂「初選」浪費了動員群眾反威權的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考慮派出鄧美晶作為代表參與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初選，並一度與民主動力討論初選製度及安排。然而經過連串討論後，最後決定的初選機製相當不公平丶不民主，我們決定不會參與其中。我們之所以反對現今的初選機製，不是考慮到自己勝算的高低，而是顧及到整場民主鬥爭的利益。反威權運動本來可以運用初選及正式補選作為動員群眾的平臺，並通過選舉與群眾討論重建民主鬥爭丶反對政治打壓所需要的政治理念丶方法和策略。然而，現今的初選機製白白浪費了這一機會。

目前初選正在進行之中，惟其民主成分及公信力受到不少民主運動支持者質疑，因而難以成為動員群眾丶抵抗威權的平臺。這正是社會主義行動當初所擔憂的地方。泛民主流大黨令「初選」變為儀式，方便他們進行幕後談判和政治分贓。

下文是社會主義行動對初選製度的批判。文章於11月中撰寫，並在民主動力的內部會議傳閱。現在我們決定將文章公開，促進對民主運動內部問題的辯論，以助重建一場具有內部民主的反威權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總體上支持非建製派嘗試在選舉協調上達致團結。在2018年3月的補選，顯然極有必要阻止建製派搶奪議席。補選可以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將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民意動員起來，與關註DQ事件的選民連結起來。目前這股力量潛藏待爆，但尚未被組織和釋放出來。政府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企圖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只是全面打壓民主權利的其中一步。補選將會給予港人發聲機會，表達為民主權利抗爭的意願。

然而，初選機製必須民主公平，所有參選人要有公平表達政綱的權利，讓選民檢驗和對照各候選人的政綱，看清誰人的政策最能挑戰政府丶捍衛民主權利。如果要為香港爭取民主，那麽民主運動的內部機製一定要高度民主。可惜的是，社會主義行動有必要指出，現時的初選安排距離真正民主相當遠。因此我們不得不決定取消參與初選，而為了避免分薄反對派的選票而讓建製派乘機奪得議席，暫時亦不考慮參選正式補選。

1) 所有初選候選人需要支付高達數萬元的高昂費用，並且在補選前全數交付。這個門檻將會排除社會主義行動以及任何沒有大額經費贊助的組織，讓坐擁資源的舊政黨具有優勢。

2) 電話抽樣調查根本就不是初選，而只是以初選為名的民調。這種完全由上而下的方法，沒有嘗試接觸基層反對派民選。國際上有哪個地方以電話調查作為初選辦法呢？在全世界初選機製最先進的美國，各候選人在初選期間會進行廣泛辯論，然後由選民到實體票站投票。我們當然不反對進行民調，但我們反對使用民調來選擇代表民主運動的候選人。若果抵抗政治打壓的運動要成功，民主鬥爭必須內部全面民主，並且立足於積極參與的基層人民之上。

3) 現在更有討論到讓區議員占最終計算結果十分之一比重。這是更為不民主的安排，猶如功能組別選舉。我們反對間選，並相信一人一票才是最民主和公平的做法。

4) 初選安排極少提到公開論壇，如何讓參選人辯論他們的理念，並給選民選擇誰人可以代表他們擊敗建製對手。

有難民抗爭成功　爭回學費資助

Lawrence是一名難民，參與了社會主義行動在11月22日舉行的抗議，反對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拖延難民兒童的學費資助，令他們面臨被迫輟學的威脅。Lawrence在抗議現場向學資處職員投訴，在一星期後迅即得到對方的回覆，表示會歸還他被拖欠的資助。今次行動的成功，證明集體行動可以有效向政府施壓，迫使其回應受壓迫者的訴求。

他原是當地的農夫，因參與政治活動而遭受迫害，在2010年逃離到香港成為難民。在港育有兩名分別3歲和5歲女兒的 Lawrence 與伴侶一起住在長沙灣一個100呎左右的劏房單位內。由於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生活非常拮據，只能靠微薄的資助過活。

Lawrence 的女兒在港出生，盡管香港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兒童有讀書上學的權利，但種族歧視的政府令Lawrence一家生活飽受不公和挫折。今年八月，Lawrence替女兒辦理幼稚園的入學手續，同時向學資處申請資助，但案件被一直拖延處理。Lawrence告訴我們，他不斷地致電處方，並曾8次到辦事處要求回覆，但處方一直以負責人不在為由拖延。今次事件並非首次，Lawrence兩名女兒在2016年被學資處欠交三個月的學費，至今還未成功追回。

由於沒有繳交學費，幼稚園曾向Lawrence發出停學警告信，到9月時女兒被勒令停學。當他感到十分無助時，得悉社會主義行動舉辦抗議，他立即帶同女兒上街。當日社會民主連線及數十名難民都團結一致參與行動。學資處回覆及後，將會批出一整年的學費資助予Lawrence。

對於抗爭換來成果，Lawrence感到非常高興，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等團體舉辦行動，令我們的處境得到改善。但在港的難民仍然面對很多不公平，例如津貼不足，我住的劏房月租5,000元，但租金津貼只有4,500元，每月交通費只有$200元，根本不足夠應付所需。」

然而，學資處貫徹政府的官僚作風，在回覆中推卸責任予Lawrence，指他當初沒有提供足夠的文件，才導致申請被拖延。但Lawrence堅稱一早已交齊文件，而抗議後學資處根本沒有要求他再交文件。可見政府部門不願意坦承錯誤，態度囂張！

Lawrence慨嘆道：「政府的政策，令難民生活困苦，令我們更難組織正常的家庭。因我們經常要面對生活上的種種不公平和憂慮，例如學費丶交通費丶居住和生病求診等。即使到醫院求診，醫務人員都懷疑我，要求我先得到社工丶入境處等的批準才可以使用服務。」

「如果難民有工作的權利，我希望用自己雙手去支撐我的生活。就算自己沒有，我都希望在港出生的女兒可以在港工作，因為她們是以這裏為家的。」

Lawrence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團結所有受壓迫者，挑戰政府的官僚體製和種族歧視。

二零一八年

元旦萬人上街　 反對威權統治

1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行至政府總部，抗議中共和傀儡港府猛烈打壓民主與民生。遊行者沿途高喊「反對一地兩檢」丶「反對廿三惡法」丶「反財團壟斷」等口號。在上個月閹割立法會後，林鄭表示因近來遊行人數減少而感鼓舞，態度極為囂張；加上人大常委在遊行前幾天公布一地兩檢的安排，大力踐踏香港僅餘的自治權，明顯是為了展示中共權力。一萬人上街，證明在雨傘運動後群眾的怒火尚未熄滅。

遊行由正在罷工的海麗邨清潔工人帶頭，而各大泛民政黨都有上街。有遊行者指責一地兩檢將為大陸公安在香港執法開先例，「今日西九，明日東九，後日全港九」。隨後政府發言人將遊行說成是「抗拒一國」。這顯然是順承中共的說法，將所有反抗獨裁統治的行動解釋為港獨，從而為繼續鎮壓提供藉口。

遊行隊伍抵達政府總部後，有數百名示威者進入公民廣場，試圖登上升旗臺，與警方發生沖突。林鄭政府聲稱已重開公民廣場，但對公眾集會變得諸多限製，而且廣場內仍有鐵欄封鎖，說明重開廣場只是虛情假意。在林鄭上臺後，政治打壓來勢洶洶，這個所謂的「和解」政策根本是把戲，騙不了多少人！

社會主義行動的標語為「今日決定一地兩檢　明日頒布廿三條　打倒中共專政」，以及「打倒威權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我們亦在遊行中宣傳「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支持。遊行開始前，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的街站受到警方打壓。警察曾聲稱禁止所有團體在該位置進行街站宣傳，比過往遊行進一步收緊。軍裝警察包圍我們的街站，甚至一度威脅要清走我們的物資。我們同其他團體一起企硬，反抗警方打壓集會空間，最終成功迫使警察退讓。

取消議員資格，修改議事規則，以及人大強行通過一地兩檢，都是在為廿三條立法鋪路。中共的目的是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和反對聲音。如果讓中共的陰謀得逞，林鄭政府就更容易推行親資政策丶興建更多大白象工程丶與財團進行利益輸送，而全民退保丶規管工時和增建公屋等有利於窮人的政策就更難實現。

現時泛民提出的唯一方向，是在三月份的立法會取消議員資格的補選奪回議席。阻止保皇黨當選故然重要，但一定要通過補選運動動員群眾鬥爭，將之轉化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平臺。現在必須重建民主運動，將行動升級，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才能打敗中共專製統治和富豪獨裁的資本主義製度。

海麗工人罷工　揭露又一外判醜聞

香港政府又一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剝削性的私人服務提供商，使作為本港最受剝削的群體之一的公共屋邨清潔工人受到打擊。獲得政府外判合約的民順清潔公司一夜之間改頭換面，以圖侵吞工人本就不多的法定遣散費。工人因而發起本港近年少見的罷工行動。

約20名海麗邨清潔工於12月27日開始罷工。這些工人原本受聘於民順清潔公司。今年10月民順的外判合約完結時，要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並藉此文件拒絕支付遣散費。工人被告知假若他們拒絕「辭職」，他們會被調往其他地區工作，這對於本身生活於貧窮當中的工人來說，無疑是沈重的額外交通費負擔。

被「辭職」的工人被接替民順的另一間外判公司香港工商清潔公司聘請，而新公司拒絕承擔工人在民順工作時所累積的長期服務金。這樣工商清潔公司的老板侵吞了工人們應得的巨額勞工保障。而工商清潔公司的新合約只將工人月薪增加了$11！

同一公司地址

媒體後來揭發新舊外判公司極可能是同一間公司。有線電視報導指民順和工商清潔的辦公室實為同一地點，而當記者到場采訪時，工商清潔的職員匆匆以一塊布遮著寫有「民順」的標示。

民順公司自2008年獲得海麗邨的外判合約，職工盟估計該公司拖欠工人高達$100萬的遣散費。一名工人接受英文網媒HKFP的采訪，指其為民順工作9年，現時月薪卻只有$8,600。她說她不知道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遣散費：「我不懂算那個數，他們也沒曾告訴我，我感到被欺騙了。」

一向親商的香港政府最近打算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規定。過去老板們利用這個對沖機製來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他們的法定遣散費，海麗邨工人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沒有了對沖機製，越來越多的公司也會尋找類似的方法逃避支付遣散費。

外判的騙局

政府房屋署亦難辭其咎。作為公共房屋的管理機構，房屋署負責聘用外判商，因而有責任解決相關問題，但它卻躲在外判製度背後，拒絕出面。

外判對工人階級來說就是一場騙局。政府丶官員丶政客們可以躲在背後，逃避責任。香港政府一直包庇縱容大財團。其土地出售和使用政策有利於大地產商，導致99%的香港居民要面對全世界最貴的住房租金。

同時，政府為滿足財團利益而花費巨資推動大白象基建項目，卻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削減開支，更利用民順和工商清潔等私人外判公司來進一步剝削基層工人。

局部勝利

1月5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結束十日的罷工行動。資方同意支付每年年資$1,200的遣散費。這比資方最初提出的每年$200要高許多，不過仍然沒有達到法定的金額。譬如，一名有9年年資工人的遣散費除掉強積金對沖後應得金額約為$14,000，但現在實際上卻只拿到$10,800，即法定金額的七成。公司亦同意稍微增加$172工資到每月$8,800。

這雖然並非是罷工工人的完全勝利，但可說是個重要的局部勝利。罷工行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並獲得社會及其他工人的巨大支持。社會間普遍對外判工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憤怒。在今年有一萬人參與的元旦大遊行中，罷工工人受邀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方。

這次罷工可能會激發起其他私人及外判工人的抗爭，反抗低薪及愈發糟糕的工作條件。要想準備和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繼續海麗清潔工所未做完的事：組織和建設活躍而民主的工會支部，確保工人自己會領導未來的鬥爭。

香港：北京操縱香港立法會補選

去年，六名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今年三月將補選其中四個議席。獨裁中共開始禁止泛民候選人參加立法會補選，令許多人的擔憂變成事實。這是中國政府以逐步的政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最新一步。

21歲的周庭是香港眾誌的發言人。在北京的命令下，香港政府取消了她參加補選的資格。港島的席位是去年眾誌主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之後出缺的。周庭如果參選，幾乎一定可以勝出。3月11日補選的另外三個席位分別來自九龍西和新界東這兩個直選選區，以及「建築丶測量丶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香港立法會的70個席位有一半屬於不民主的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的35名議員大多只從大企業和專業團體中選舉產生。

羅冠聰等六名議員在立法會的「宣誓風波」中被取消議員資格。該六人反對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民主權利，所以中國政府和港府便指使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後製定的一項規定，裁定六人宣誓不夠「真誠」，取消了他們的議員資格。事實上，宣誓就任時在誓詞中加入「民主」和「普選」等字眼以示抗議，早已成為部分反對派議員的傳統做法。

消滅「激進派」

去年，羅冠聰丶黃之鋒以及另外14名民運人士因被控「非法集結罪」而入獄。當局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夾擊民主派，以圖令香港的激進派無法再參選。因為任何人只要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

其他激進民主派政黨，也是政治打壓的目標，，其中包括社民連。該組織成員被判入獄丶被取消參選資格，整個計劃就是要阻止他們進入立法會。政府希望通過阻止激進民主派獲取議席而得到宣傳平臺和財政收入，並希望通過將其主要成員判監，就可以鏟除立法會中的激進派團體，只留下更容易操控的「溫和」力量代表民主運動。

香港政府在1月27日發布了一項聲明，以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和一國兩製為由取消了她的參選資格，而「證據」則是2016年香港眾誌要求「民主自決」的創黨宣言。眾誌和周庭否認呼籲民主自決等同於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們事實上也曾多次與港獨組織保持距離。但北京仍聲稱自決就是港獨，所以同樣「違反」《基本法》。事實上《基本法》並沒有禁止呼籲獨立，也聲稱保障言論自由。在傳出周庭可能會被取消資格的消息之後，眾誌修改了自己網站上的中文版政黨簡介，刪除了「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的字眼。

許多人亦曾擔心另一名泛民參選人姚松炎也會被禁止參選。姚松炎是去年被取消資格的六名議員之一。今次他報名參加九龍西補選，直到提名期結束前最後一個小時才被選舉主任確認其提名有效。

在周庭被取消資格的當天，「政治中立」的選舉主任通過電郵向姚松炎提出四條問題，並告訴姚松炎他能否參選取決於他的回答。問題之一是，他是否接受人大常委會對於宣誓問題的釋法（也就是說他是否認同自己和另外五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一個問題是，他是否認同臺灣獨派政黨時代力量所主張的「自主決定的權利」。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姚松炎在2016年曾受邀前往臺灣，出席時代力量舉辦的論壇。香港的選舉法例並沒有允許當局對候選人做這樣的政治篩選。

1月29日，選舉事務處允許姚松炎參選。踢走周庭而接受姚松炎入閘只是當局的策略，以營造政府只是依法辦事的假象，從而避免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簡單來說，在當局看來，眾誌比姚松炎更危險，因為姚松炎在DQ事件前的知名度是相對較低的。也有可能是因為（但並不一定），周庭/眾誌被踢走之後激起反對聲浪，法律界內部和國際媒體亦有反對聲音，令當局不敢接連踢走兩個人。

但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禁止反對派參選，不論是「長毛」和劉小麗等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還是泛民頭面人物。相反，每一次新的打壓都代表政府在步步進逼：每次打壓一步，然後停下來等待抗議平息，接著準備下一次打壓。「長毛」和劉小麗失去的席位不會在三月進行補選，因為上訴庭尚未審理他們的案件。

選舉操控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Pasha說：「周庭（可能還有姚松炎）被禁止參選是當局操縱立法會選舉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踢走六名議員，令2016年立法會選舉超過12%的選票淪為廢票。當局如此操縱補選，清楚地表明除非推翻現在這個腐敗丶不民主的政府，否則香港決不會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未來的狀況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立即引發了激烈的抗議。眾誌發出聲明稱，「褫奪候選人資格，剝奪市民基本政治權利，既不合法，更是完全缺乏理據……今次事件是中共對一代人的清算。」青年是當前政治打壓的主要目標。他們曾越過保守丶猶豫的泛民政黨和領導人，直接開啟了雨傘運動。眾誌的黃之鋒因為在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法院禁止令，於上周再次被判監。他說政府已經在加強對反對派的箝製與打壓：

「兩年前主張港獨才會被取消參選資格，但現時主張前途自決亦會遭取消資格。沒有人知道北京是否會重新劃定界線，令所有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泛民人士都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黃之鋒的警告。除非能夠夠建設起一場能夠擊退政治打壓的抵抗運動，否則將來反對廿三條丶或者反對人大831決議及其確立的假普選框架的人也會被禁止參選。

步步為營的打壓

當局在今次事件中的聲明充斥著謊言。2016年，羅冠聰並沒有因為眾誌的創黨宣言而被禁止參加立法會選舉，還成為過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員。後來他只是因為所謂的「宣誓無效」才被逐出立法會。

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當局引入一項新規定，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承諾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有三名參選人因為拒絕簽署確認書而被取消資格。另有兩人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但因選舉主任「不信納他們實際上有意擁護《基本法》」，同樣被取消了資格（與今次周庭的遭遇如出一輒）。這五人全都來自支持港獨的本土派。當時當局正在試水溫，所以打擊目標只是一些邊緣人物，大部分本土派候選人還是得以參選。

如果當局在2016年時禁止眾誌成員參加立法會選舉，或者更廣泛地清除「激進派」候選人（例如在當選之後被取消資格的那些人），就會引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進而導致建製派在選舉遭遇大潰敗。在那場選舉中，反對派得票率從56%增加到將近60%，成為建製派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建製派依靠功能組別才得以在立法會內維持40席對反對派的30席。我們當時就解釋說，這樣的選舉結果明顯是受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影響。

「群眾行動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當局竭力想為政治打壓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受騙的人越來越少。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的王松蓮說得很清楚：「即使香港政府提出扭曲的法律論點以支持其禠奪周庭參選資格的決定，仍無法掩蓋背後的政治意圖：這是北京再次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例子。」

1月28日晚，2,000人在政府總部外抗議。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再次呼籲全港罷課罷工一天，只有這個武器才有足夠的力量挑戰日趨嚴厲的威權打壓。上周，浸會大學300名師生抗議，反對校方將兩名反對普通話考試製的學生強製停學。這批抗爭的學生是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可以通過組織全港罷課，來引領整場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

周庭被踢走之後，民主黨前成員區諾軒可能會代替她參選。但區諾軒同眾誌沒有聯系，而且他的政治立場與眾誌支持者也並不一致。可以說，眾誌支持者已經被剝奪了公民權。當局拋出一個又一個新的不民主規定以操縱選舉，所踢走的不僅是激進反對派團體，還有支持這些團體的數十萬選民。為了阻止建製派當選，這些團體被迫將自己席位和選民讓給「溫和」泛民，因為後者還沒有被北京篩走，但是許多親民主的選民已經越來越不相信丶不支持這些「溫和派」。

在2016年選舉中，「激進派」得到了25%選票（56.7萬票），當中包括許多不同的團體。它們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千差萬別（從溫和左翼到極右本土派），但在反抗獨裁中共的威權統治方面比「溫和派」更具戰鬥性。香港眾誌等團體除了反對現在的威權統治之外，並沒有很多其他的主張。它們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軟弱丶缺乏鬥誌的傳統泛民政黨讓群眾越來越失望。雨傘運動之後，由於沒能迫使政府在民主上讓步，這種情緒更是進一步加重。

社會主義行動的Pasha說：「自雨傘運動之後，政府明顯製定了一個策略。他們利用政治篩選丶取消資格丶政治檢控和判監等一系列手法，企圖拿走抗爭路線的社運人士開刀，繼而扼殺整個民主運動。這也是為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做準備，從而將香港政治製度徹底『大陸化』。只有堅決的群眾抗爭，例如罷工，才能阻止政府的陰謀。」

如何重建群眾鬥爭？

自從這場威權打壓攻勢開始之後，泛民領導人只是在口頭上抗議，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反擊行動。他們是在繼續雨傘運動時的做法──當時他們一面勉強地表示「支持」雨傘運動，另一面提防「激進主義」丶想辦法遏製運動。

泛民也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補選。盡管很明顯當局完全有能力利用更卑鄙的手段操縱選舉結果，泛民卻仍把補選當做一場普通的選舉。當局的打算是，就算建製派參選人沒能勝選（六個席位中有五個是建製派幾乎不可能勝利的），也不能讓這些席位落入「激進派」手裏。

因為選舉主任是以香港眾誌的政綱為由踢走周庭，所以實際上等同於整個眾誌都被禁止參加選舉。由於對局勢缺乏清晰的認識，許多社運人士對此感到震驚。泛民花了諸多時間閉門討論「Plan A」丶「Plan B」和「Plan C」，列出一系列後備參選人，而不是去發動群眾抗爭，也沒有警告人們補選受到操縱，而且這將成為未來立法會選舉的「新常態」。

早在去年7月法庭取消四名議員資格之後僅僅一周，我們就警告說，補選會被政府操控，所以盡管補選很重要，但我們不能把它當作鬥爭的主要或者唯一焦點：

「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中國勞工論壇，2017年7月21日）

實際指揮政治打壓的獨裁中共，不想看到補選推翻去年清洗立法會的成果，因為這會是令中國當局難堪的政治失利，而且取得勝利的群眾有可能向威權統治發起進一步挑戰，例如反抗現在政府對大學校園民主權利的打壓以及廿三條立法。

要想成功抵抗政府對民主的打壓，唯一的辦法是建設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而且這場運動必須看清當前政製的真面目丶並得出必要的結論。雨傘運動盡管具有巨大的潛力最終卻失敗，是因為它一面倒迷信占領行動，好像單靠占領就足以打敗中共獨裁政府。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運動都沒有就罷課罷工進行過認真討論，例如從學生罷課開始，進而建設全港罷課罷工，要求這個非民選而且操控選舉的政府下臺。

這場運動也需要提出以下訴求：立即自由公正地選舉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現時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立法會；組建為工人階級丶也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政府，施行徹底的社會改革，興建可負擔的公屋丶實行租金管製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工資，並徹底打破少數資產階級富豪對香港經濟的掌控。這樣一場運動會像核爆一樣撼動中國，鼓舞久經壓迫的中國群眾加入反抗威權統治的鬥爭，然後局勢會徹底改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聲援香港。去年10月，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等，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立法會淪為人大

政府發動二度DQ，取消香港眾誌周庭的參選資格。政權明顯並非針對周庭一人，而是要扼殺在民主運動中走抗爭路線的黨派，只讓與政權妥協的反對派作為政治花瓶。早前法院重判傘運人士，其中包括兩個抗爭派組織（社民連和香港眾誌）有望成為參選人的年輕人。統治階級務求徹底消滅激進派的力量。因此，民主運動需要將行動升級，作出最有力的還擊。

如果現在民主運動只是呼籲選民在三月十一日投票予Plan B民主派候選人，是遠遠不足夠的。因為政府每次DQ成功，就等於對立法會掌握更大的操控權。候選人參選的門檻將會繼續提高，抗爭和發聲的空間將會越收越窄。所以，民主運動的策略不能被動，而要用今次DQ事件作為鞭策，重建反威權的民主鬥爭運動。

兩年前，政府只是阻止倡議「港獨」的候選人參選，今天政府指控眾誌主張「自決」即為「港獨」，而阻止他們參選。日後他們可以指控任何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候選人都是顛覆政權，而剝奪他們的參選資格！政府任意演澤是否「擁護基本法」的意思，今後任何反對廿三條立法丶反對國歌法丶反對八三一假普選，甚至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都可以被指控「不擁護基本法」而被剝奪參選權。此外，如果姚松炎也被取消資格的話，將會開了一個壞先例，讓政府在下一輪補選中梁國雄和劉小麗也很可能會被DQ。

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罷課罷工

現在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現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反擊行動的話，政治打壓將會更為猖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行動迫切需要升級。當務之急是要發起全港罷課一天，作為有力的行動挑戰威權統治。前幾天，浸會大學數百名學生遊行，反對政治打壓兩名抗議普通話考試製度的同學，實際上也是反對威權統治的一環。浸大事件可以成為一個中心，其學生可以成為建設全港大罷課丶引領這場鬥爭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取消參選人資格
●恢復六名議員職務
●釋放所有政治犯
●反對廿三條惡法，打倒中共專政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社運組織聲援香港。去年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文翠珊默許中共的政治打壓

在訪華的三日行程中，英國首相文翠珊回避人權問題，不去提及最近中共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事件，以免將她的東道主置於尷尬境地。文翠珊這麽做是跟隨特朗普的腳步。特朗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於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到訪中國。而且馬克龍還送了一匹馬給習近平。

受政府嚴密控製的中國媒體大肆報導文翠珊怯懦的外交立場。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許她的「務實」，肯定她沒有因為偏激人士的壓力而涉入人權問題的「不實指控」。文翠珊訪華的前幾天，傀儡港府對香港本就不完全的民主權利發動新一波打擊。三位反對派候選人被禁止參加即將來臨的立法會補選。這個補選是要填補去年中共清洗支持民主的議員而留下的空缺。

香港眾誌被禁止參選

被禁止參選的候選人之一周庭來自2016年剛成立的政黨香港眾誌。當局禁止她參選的理由，是該黨宣言支持「自決」。這意味著不只是她一個人，而是整個政黨都被禁止參選。香港眾誌的羅冠聰在2016年贏得了一個立法會席次，但他卻在宣誓風波中與其他五名議員一起遭取消資格。

香港眾誌秘書長黃之鋒在英國《衛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文翠珊「利用與習皇帝共處的這周，向他表示自己支持香港民主權利，以免為時已晚。」十分了解非民選政府之惡的英國「勛爵」彭定康（Patten）和阿什當（Ashdown）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末代港督彭定康和文翠珊都出自保守黨。

「黃金年代」

但是上述那些呼籲顯然受到冷待。文翠珊效仿前任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口號強調說，英中關系處在一個「黃金時代」。卡梅倫政府曾與中國簽署大量巨額合同，讓中國投資英國的核電丶鐵路和倫敦金融部門。然而，在文翠珊的低調訪問之後，中國問題專家克裏·布朗（Kerry Brown）卻說兩國關系更像處在「青銅時代」。

大肆鼓吹民族主義的中國媒體，非常樂於報導獨裁中共如何「馴化」特朗普等外國領導人（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曾猛烈抨擊中國）。

英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正劇烈地喪失權威。從技術上來說，根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是香港部分自治的國際擔保人之一，然而習近平在去年主權移交20周年訪問香港時，直言這份聯合聲明「不再具有實際意義」。

英國首相辦公室否認各界對於她與習近平會談時未能提及香港問題的指責，並說兩國領導人重申承諾落實香港的「一國兩製」。這根本是外交廢話！每一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都是以維護「一國兩製」的名義進行的，所以這種巧言令色的聲明根本毫無意義，而文翠珊的訪問團只是故意逢迎而已。

英國政府保持沈默

面對中共當局一連串限製香港民主權利丶剔除選舉候選人丶推行新的鎮壓性法律丶和監禁反對派社運人士的動作，許多人都呼籲英國出來大聲反對。

去年十月，香港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禁止保守黨裏一位關註香港政治的資深黨員班尼迪克·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入境，英國政府對此只是發出敷衍了事的抗議。外交大臣鮑裏斯·強森（Boris Johnson）說，他正為此尋求「迫切的解釋」。更讓人看清英國政府的類似事件，是當香港書商李波在2015年被中共國安人員綁架至內地，幾周後在中國電視上重新露面並被迫「認罪」，英國政府對這位英國公民遭迫害幾乎未有任何聲音。包括李波在內的五名香港書商遭綁架，被中共用來在香港散布恐懼，和加強對批評獨裁的媒體言論進行審查。

中共政府自信能夠加大鎮壓力度。這已經是25年來最嚴重的一波打壓，而且中共沒有遭到外國政府有力的施壓。

文翠珊訪華回國時吹噓說，新簽訂的商業協定可以創造130億美元的利益。顯然，鈔票比起人權才是首要考量，縱使這些利益加總起來根本不比以往可觀。隨文翠珊訪華的有英國最大的商界領袖代表團。英國對中資的吸引力在脫歐公投後已經遭到重挫，因此穩定與中國專製政府的關系是文翠珊訪華的主要目的。

文翠珊與中國達成的其中一筆交易，是讓豪車製造商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在中國開設二十幾個展場，總價值8.5億美元。這對買不起名車的普通中國群眾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中國工人不吃不喝工作22年，才能買到最便宜的阿斯頓·馬丁。

正確的定位

香港丶中國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民運人士，還未充分意識到右派政客和政府並不站在民主的一方，他們從未也絕不會為民主權利奮鬥。真正的國際團結是來自各國工人丶青年丶反緊縮活動者丶新一代左派女權主義者丶反種族主義者和移民權倡議者，是來自與文翠珊和特朗普的親財團政策進行鬥爭的群眾。「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是呼籲這些人聲援香港的民主抗爭。

為了抗議香港和中國的正發生的政治打壓，我們需要國際施壓。但我們的呼籲要找到正確的聽眾。

廢除吸血外判製度 基層工人組織起來

二月二十五日，由關註生活工資聯盟、職工盟等多個團體發起反對改革遊行，一行約70人由灣仔出發往政府總部，要求政府為外判工人訂立生活工資、設立離職酬金、加強監管等訴求，社會主義行動亦派代表參與，表示團結反對外判製度。

遊行上亦找到海麗邨清潔工人的蹤影，他們率先透過罷工的方法去抵抗外判商的剝削並最後取得重要的勝利，為反抗外判製度定下了強而有力的方向。遊行上喊起的口號包括「不要自願離職」、「煞停不義外判」等。外判製度從2000年由政府帶頭引入，以價低者得的方法將服務承包出去，影響遍及各行各業，例如清潔、保安、物業管理等。外判製度削弱工人的工資、福利及安全保障等，更衍生出外判商為投得政府標書，以「圍標」的違法手段一邊壓低價錢、一邊「分身」保證贏得標書，形成一個龐大的外判集團，以剝削的手法壓搾工人，但政府卻視而不見。

在遊行中訪問了一名81歲的遊叔，他當了清潔工人廿多年，亦是職工盟的理事。遊叔曾經是領匯（現名為領展）其下的外判清潔工人，因為活躍於工會運動，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訴求而被領匯針對被炒。他深深感受到工人面對外判製度需要團結，共同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他無悔投身於工會運動。「現在人老了身子弱，只能做散工，每月薪水約$1,500-2,000左右。」遊叔笑笑說。遊叔現時在觀塘工廠大廈做清潔，他指六、七年前還是全職時，月薪有$6,000-7,000。遊叔雖然年事已大，但表明會繼續工作，不會領取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因為他感到社會給予綜援人士壓力，他認為自己就算老但仍可堅持繼續工作。

外判製度不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讓公司逃避法律責任，更是資本家打壓工人團結的手段。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必須要廢除外判製度，由僱主直接聘用工人。近期的工人罷工將會鼓勵更多工人起來反抗，我們支持工人加入工會、活化工會，團結鬥爭

高官僭建豪宅　基層無處容身

香港連續第八年「榮獲」世界最難負擔房屋的稱號！根據城市規劃公司Demographia的一項研究，本港去年的樓價中位數為市民平均年收入的19.4倍，比2016年的18.1倍還要高。這代表一般市民不吃不喝不消費超過19年才能負擔起一個容身之所！而政府最新的私人住宅價格指數顯示，2017年1月到10月期間，香港的樓價上升了11%。自2003年自今，已經累積增加了4.3倍！

另一邊，政府數字顯示2016年全港有超過209,700人居住「劏房」。這些房間的人均居住空間只有57平方呎。而雖然劏房的住戶往往是社會上最基層的人，但吊詭的是，這些劏房的呎租卻比普通住宅高一倍。2012至今，劏房租金平均累計升幅達到56%，而普通住宅租金的升幅為21%。其原因是住屋是必需品，需要量大，但大量未能輪候上公屋的基層住戶只能負擔這些生活環境惡劣丶空間狹小的劏房。因此，業主只會將單位越劏越小，租金越加越貴，來謀取最大利潤。

「地產商優先」

面對基層的住屋悲歌，政府卻根本無意解決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更加表示自己不會處理樓價過高的問題，並承諾只會確保充足的土地供應以「滿足市場需要」。這是徹徹底底的「地產商優先」政策，政府要確保土地是用來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而非民眾實際的住屋需要。地產商購入土地後，為將每呎的利潤最大化，往往只會興建貴價而細小的豪宅。加上近年來擁有國家資本撐腰的中資發展商紛紛染指香港樓市，以及因內地經濟不穩而逃逸到香港避險的中國資本源源不絕，令房屋市場不乏投機資金，導致樓價租金屢升不跌。

因此，香港的房屋問題根本不是什麽土地短缺，而是公共廉價房屋的缺乏。2016-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2019/20年度，房屋署預期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而林鄭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綠置居」將新建公共房屋改以私有化形式出售，令實際落成量將不足一萬戶。現時有近30萬戶人正在輪候公屋，上樓時間越排越長。

走馬上任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揭發僭建醜聞，更利用法律漏洞，去年8月以個人首次置業名義購入豪宅，節省666萬印花稅！反映政府過去的所謂「辣招」，對有錢人來說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他們總會有方法規避。完全體現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

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實行租金管製丶大量興建廉價公屋。只有將地產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才可以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土地和城市發展，以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並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訪問難民劏房戶　揭棄民住屋悲歌

Jenny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一家三口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積只有150平方呎。Jenny認為最大問題是高昂的租金，令他們只能夠負擔起最惡劣的生活環境。

「我在這個地方生活了兩年了。政府不允許我們工作，只能依靠每人$1,800的房屋津貼，僅僅能夠負擔起最差劣的劏房。單單是月租就已經是$4,800，還沒有算上租金。我最討厭的，就是每逢下大雨，廁所就會漏水並會令整個房間水浸。另外，房間只有一個窗戶，光線暗丶通風差，還有一陣發黴的味道。我擔心我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情緒有時會不太穩定，可能是居住環境的原因。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難民工作權，讓我們自力更新謀求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希望我們可以獲得公共房屋，讓我的孩子可以在健康的居住環境下成長。」

議事規則進一步收緊　立法會再被閹割

2017年年底，香港建製派乘六名泛民及本土派議員被政府強行剝奪議員席位之機，於立法會內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以冀進一步收窄議員議事權力，杜絕激進派「拉布」的空間。

具體上，這次修訂將法定開會人數由35人下調至20人，避免建製派議員缺席而造成流會，意味著日後政府的議案將可以在「絕對少數」（11票）的情況下得到通過，整個立法會只淪為政府予取予求的花瓶機構。同時是次修改亦將提請成立專責委員會跟進事項的人數由20人上調至35人，削弱本已形同虛設的監察權力！其他還有限製議員發言和限製議案修訂動議數量等。議員日後在立法會內幾乎只有兩種選擇：支持政府，或者被驅逐出會議廳。

建製派本來打算在二月進一步擴大「剪布」行動，包括阻止議員在財委會提出臨時動議丶不許議員動議休會。此外，建製派企圖讓更多項目在小組討論後就可直接通過，繞過財委會的大會投票程序。在項大白象基建的撥款議案中，財委會的大會過往是動員群眾鬥爭的重要平臺，因此建製派希望扼殺這個抗爭空間。但由於懼怕群眾抗爭的壓力會爆發，加在立法會補選在即，建製派暫時收回這些辣招。

如此一來，香港便為日後的惡法和利益輸送鋪平了大道，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丶《國歌法》丶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等等，在議會上的預期阻力將變得極為微弱。例如在一月有21名民主派議員呈請要求討論一地兩檢就未能通過，足見議會被閹割的惡果。立法會主席權力膨脹，動輒可製止議員發言質詢，甚至直接將議員驅逐。天價大白象工程的造價與撥款亦將難以被監察，相當於大開公帑金庫讓財團搶掠。

與之相對的是，本已舉步維艱的親工人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丶增建公屋丶租金管製等議題將變得更為遙遙無期。建製派如今卻可以反過來利用議事手段阻撓議案提交討論和表決，使他們的立場難以曝露於公眾面前。

面對即將來勢洶洶的惡法，必須加緊組織起群眾力量，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群眾組織，以街頭鬥爭對抗獨裁政府。

一地兩檢進一步摧毀僅余的民主權利

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宣布決定一地兩檢的安排，進一步摧毀香港僅余的民主權利。當中更明列，香港高鐵站需要將部份區域劃作「內地口岸區」，區內被視為中國內地，並由中國大陸政府全權管轄丶實行內地法律。

在此前的討論爭議的焦點，無論是港府抑或是泛民反對派，都是圍繞著一地兩檢落實的法理基礎，也就是如何使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當時指可以引用《基本法》第2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並由中央政府授權港府「權力」，自願讓出西九總站的部分範圍予北京來實行一地兩檢！

港府本來引用《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卻徒勞無功，因為中央政府今次甚至連此策略也不接納，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宣布決定。反映北京當局對於專製打壓的想頭，比起港府及本地部分建製派走得更遠。這次進一步沖擊《基本法》的威信以及香港資產階級所吹噓的「法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更直言，常委會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不能簡單說人大一地兩檢決議由什麽法律基礎。

本刊早前警告過，一地兩檢乃「屠城木馬」，打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當局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未來北京可以照辦煮碗，包括二十三條丶國安法等更多惡法，將同樣可以人大之名強行於香港落實。顯然，一地兩檢並非當局個別的政策，而是一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環。專製當局的打壓並不會自動就會停止的，勞動大眾當團結一致，重建群眾抗爭力量，抵抗當局每一個的進攻。

威權政府內部必有危機

林鄭政府不斷發動政治打壓，今年以來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及推行一地兩檢，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庭。威權政府看似來勢洶洶，但政權內部仍是脆弱的而不穩定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必然會累積民怨，長遠造成群眾怒火爆發。此外政府內部也因為鄭若驊僭建事件而陷入危機，甚至不排除她會下臺。林鄭原本想將受人痛恨的袁國強卸任，換上政治色彩沒有那麽濃厚的鄭若驊。豈料她上任爆出僭建醜聞後，旋即造成大災難。連部分建製派政客都與她保持距離。因此現時不是政府全力進攻的時機。無論鄭若驊最後是否被迫下臺，對政府來說都已是一個挫敗。

雙學三子上訴得直

林鄭政府在現今階段未能全面作出進攻，希望先加強對法庭與議會的控製，為未來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作準備。雙學三子因為2014年9月26日沖擊公民廣場，受到警察暴力打壓而引發廣泛同情，最終使雨傘運動爆發。律政司為了窮追猛打而向法院提出刑期覆核，一度將雙學三子判監幾個月。現今他們上訴成功而被釋放，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嚴重挫折，而且令局勢更加復雜。同時，法官判決中會加強對「非法集結罪」的檢控。

早前在庭上控方曾經向法官建議，可考慮三人立即獲釋，從中可見律政司受到壓力。雖然三名政治犯被釋放可說是一場勝利，但法庭承認日後使用新的判刑指引，只是認為新的指引不適用於今次案件。這意味著「非法集結罪」的刑期日後會加重。此外，法官將沖入公民廣場的行動荒謬地定性為「暴力」。

法庭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鎮壓機器，但中共需要更直接操控香港的法庭。司法界中有不同派別，其中一方代表本地資產階級，他們希望維護港英時期的法治穩定，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傳統的法律製度最能保護他們的利潤和權力；另一派代表中共專製對香港的直接操控。梁振英一直向司法界作出攻擊，包括發表「特首地位淩駕於三權」言論，並且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來挑戰政府。

建製派出現分裂

近五年以來，大律師公會主席均由親中代表擔任。但最近，鮮明反對「一地兩檢」的戴啟思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明顯是因為中共大力踐踏《基本法》引發反彈，使保守的司法界也感到要捍衛自己的利益。戴啟思故然表明自己不是民主派，實際上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溫和的建製派，但他的上任代表政府在向司法界發動的權鬥受到挫折。最近政府未能為所欲為地利用法庭懲罰政治犯。

在習近平全面集權丶空前獨裁的情況下，中共對香港發動猛烈的政治打壓。而由於香港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相比中央更清楚無止境的打壓必然引起反彈，但又不得不順從北京的指令。在人大直接決定一地兩檢以及推動國歌法都清楚看到這樣。所以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會造成統治不穩。歷史上獨裁政權的鎮壓都不能無止境強化下去，必然會造成統治機器分裂，引爆大規模群眾鬥爭。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寄望某一派統治精英會出來捍衛民主權利或者結束鎮壓。現在建製派的內部分裂是群眾壓力造成的，這說明我們需要將抵抗運動升級，發起更有力的群眾鬥爭。

香港：百人參與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4日，大約一百名民眾參與三八國際婦女節遊行。行動由社會主義行動及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並有包括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巴勒斯坦和平穆斯林聯盟（United Muslim Front）、 社民連、難民聯會等團體參加。

參與的婦女和民眾亦來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印尼、菲律賓、泰國、美國、蘇格蘭等等，有本地婦女、有外勞、也有難民，可謂是真正意義的國際主義行動。

參與人士首先於銅鑼灣鬧市舉行集會，然後遊行至印尼領事館遞交抗議信，之後再遊行至時代廣場。遊行隊伍出發前，大家一同打破象征壓迫婦女的鎖鏈。

活動期間，示威者不斷高叫「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則指控香港及印尼政府對待外勞的不義政策，她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和仲介公司，並直接雇用外勞。

另外，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Jaco在集會團體發言時指出，去年全球婦權運動得著#metoo運動而變得更強大，世界各地的婦女站出來抗爭。

香港的運動就是要作為這個國際浪潮的一部分，連結本地婦女的抗爭，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父權製度。除此之外，亦有不同團體提出關註巴勒斯坦少女政治犯塔米米(Ahed Tamimi)、抵抗人口販賣、捍衛女性身體自主、要求落實公共托兒服務及全民退保等議題。

很慶幸職工盟派出代表在今次活動發言。但職工盟對今次遊行的態度卻頗為。職工盟在起初遊行時態度正面，亦有份計劃活動，但在遊行前幾天突然拒絕為遊行聲明背面及成為合辦團體。很可惜，本地工會錯失了串聯本勞外勞、連結國際女權運動的機會。

今年的三八婦女節遊行，是社會主義行動迄今所組織最大規模的婦女節行動，亦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寫下了香港女權行動的重要一頁。

「#MeToo」運動帶出婦女壓迫

全球「#MeToo」運動爆發之初，焦點主要在知名女性在媒體上爆料，但現在已擴展至無數平民女性要組織起來反擊。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會是歷來最大規模，多國都會舉行遊行甚至罷工。統治階級通過物化女性和性別歧視榨取利潤，現在他們害怕全球女權運動會強化群眾鬥爭，挑戰經濟剝削丶緊縮政策和不民主的政策。

「#MeToo」運動亦蔓延至香港。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亦受其啟發，在社交媒體上揭露自己被教練性侵的經歷。事件使警方也在壓力嫌疑犯作出檢控，可是網路上卻有很多人質疑受害人揭露事件的動機，又審問她為何不報警。女權運動要挑戰這種植根於父權製度的「責備受害人」文化。

除了性暴力，女性在經濟上仍然受到壓迫。根據樂施會2016年的《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每6名婦女，就有1人貧窮，而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相差近四成，這差距在貧窮住戶中是最明顯的。貧窮婦女工時長，又要照顧家庭，往往要從事散工丶兼職。政府的公共托兒服務和女性庇護所又嚴重不足，家中性暴力的發生時，女性往往沒有經濟獨立能力而只可以繼續啞忍。性暴力文化與經濟壓迫是連在一起的。要抵抗女性的歧視和性暴力，男女需要團結鬥爭，打破父權資本主義對女性的壓迫。

九巴司機抗爭反對資方「假加薪」

香港又再一次爆出財團剝削工人慘案！九龍巴士公司的司機工人不滿資方的薪酬調整方案，以及公司長久以來漠視工人權益，發起罷駛工業行動。

事件起源

九巴車長長年以來薪資低丶工時長。2004年其後入職的月薪製車長，基本底薪只有約1.1萬元，更被取消底薪雙糧，與舊製度的日薪司機同工不同酬。而本來應該屬於薪資一部分的評核獎金亦或會遭扣減。因此許多司機需要不斷加班工作才能糊口，令每更工時往往長達12-14小時。另一方面，九巴集團去年盈利就達到6億元。

2月21日，公司宣布於3月「加薪三成」，使新入職車長的月薪增至1.5萬元。不過，這其實是在搬弄數字遊戲，因為公司同時取消了過去將兩項合共約4千元的「安全獎」及「服務獎」，所以新工資實際上只是將原本獎勵金並入底薪。對於那些工作表現良好丶過去獲得獎勵金的大多數司機來說，卻反而沒有加薪，可謂十分諷刺。

雖然公司並稱增加底薪亦會提升司機的加班工資，補水時薪將由70.9元加至96元。貌似對車長有利，但這變相強迫超時工作，除非車長願意加班，否則整體月入實際並無增長。

罷駛行動

九巴公司的工人分別組成了6個工會和組織，但一直以來，九巴公司只承認兩個建製派工會，包括隸屬工聯會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以及隸屬工團的九龍巴士職工總會。這次薪酬調整方案亦是得到兩工會支持的，而資方則拒絕接觸其他工會。另外三個工會分別是，隸屬於泛民職工盟的九巴員工協會丶由職工盟分裂出去的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以及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

資方的剝削與無視，引起許多前線司機的不滿。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於23日發起示威，要求將薪金調整至1.8萬元以上。另外，部分全職九巴司機組成「月薪車長大聯盟」（大聯盟），著手討論發動工業行動，將行動升級。

至24日，公司沒有回應工人要求，月薪車長大聯盟於當晚8時發起半小時的罷駛工業行動，並提出三項訴求：取消評核機製並發放每年1.2萬元勤工獎丶教育市民正確的乘車禮儀，以及製定政策時加入基層員工聲音。唯當晚參與罷駛的司機不多，但是也踏出了工人罷工鬥爭的重要一步。

不過，資方擺出強硬立場，更威脅將參與行動的司機進行「嚴厲紀律處分」。罷駛行動期間，公司人員登上停駛巴士，趕走司機並另派車長駛走巴士。翌日，大聯盟發起人葉蔚琳更遭公司「留廠」停工對待。事件亦得到社會大眾的同情。

26日，大聯盟數十名司機到九龍灣九巴車廠外留守抗議，要求公司與聯盟對話，否則會將行動升級。及後公司態度軟化，並於當天晚上與大聯盟代表會議。會後公司答應「考慮」大聯盟的三大訴求，葉蔚琳認為達到初步成功，宣布暫停所有工業行動。

建立戰鬥性工會

事件再一次揭露工聯會及建製派工會領導背叛工人的本色，不但沒有支持工人抗爭，更惡言攻擊罷工工人，汽總九巴分會副主任黎兆聰指工人「白癡」，而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更謂行動「騎劫公司」及比喻為「占中」。

然而，就算是其他工會雖然沒有攻擊行動，但也沒有動員參與這次抗爭，令這次抗爭未能達到最強大的效果。職工盟屬會九巴員工協會亦擺出「不支持丶不反對」的消極態度，失去了一次壯大工人抗爭的機會。雖然職工盟對於今次罷工準備不足的批評有其正確之處，但如果是一個戰鬥性的工會，必然會盡量參與其中並提供正確的策略和方向，而不是采取消極態度。

司機工人站出來發起罷工爭取勞工權益，各工會理應支持並參與介入。發起工業行動的大聯盟在罷駛行動的時候只是個剛剛成立了4天的網上群組，但已經對資方造成壓力，足見工人團結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罷工。資方只是做出口頭上的「承諾」，工人還未有贏得實質改善，同時更要嚴防公司對抗爭工人秋後算帳。可見，未來需要進一步建立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將現時四分五裂的巴士工運統一起來，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抗爭，並連結各界工人反對長工時丶私有化的鬥爭才能勝利。

九巴出爾反爾 解雇四名罷工車長

今日，九巴解雇四名曾於上月底參加罷駛行動的車長，其中包括「月薪車長大聯盟」召集人葉蔚琳及其丈夫劉卓恒。劉卓恒在九巴工作5年，卻只被補償7日的工資。葉蔚琳表示不接受解雇，並拒絕簽收解雇通知書以示抗議。

九巴聲稱罷駛行動「對乘客安全構成威脅，亦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產生危險」，因而將四人解雇，但這顯然是在報復罷工司機丶企圖讓其他司機工人不敢再發動抗爭的藉口。自罷工結束以來，九巴一直安排讓葉蔚琳「留廠休息」，實際就是變相處分。而且「月薪車長大聯盟」已打算正式註冊為工會，九巴此時解雇大聯盟召集人，無疑也為了打壓工會發展。

工黨指責九巴公司一錯再錯，不單不願意正視車禍問題，反而向提出建議的員工進行滅聲。而建製派的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則繼續站在資方一邊，為解雇決定背書。

今晚九巴荔枝角車廠舉行集會，聲援被解雇的車長，抗議九巴打壓罷工司機和工會，社會主義行動亦到場聲援。我們要求九巴立即取消解雇決定，並呼籲所有九巴司機工人一同反擊資方的打壓。此次解雇事件表明，九巴公司無意履行不久前做出的「承諾」，而是想要拖延時間，踢走敢於抗爭的司機工人，所以司機工人必須要有一個團結丶民主的戰鬥性工會，才能實現抗爭的勝利。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報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和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發起的。現時，聲援香港民主鬥爭的國際行動正在廣泛地傳播開去。

「全球聲援香港」的聯署信翻譯了10種不同語言，聯署者包括英國丶墨西哥和南非的工會領袖。聯署信寫道：「審判將會陸續有來，判刑可能會更嚴苛，只是為了服務中共的利益， 摧毀香港過去艱難爭得的民主權利。 而且中國當局在內地的打壓也是自八九民運以來最嚴厲的。」

包括Sabine Leidig在內，德國左翼黨的五名國會議員已經聯署，，另外亦有六名愛爾蘭國會議員簽署。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計劃在世界各地的大學舉辦會議，讓人們了解香港現在的政治打壓。去年10月，全球22個城巿舉行聲援香港的抗議，未來數月將會繼續有聲援行動。

陳茂波下臺！預算案劫貧濟富

林鄭月娥政府發表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今年財政盈余創下1380億的紀錄，財政儲備將超過一萬億。但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繼續劫貧濟富，惹起群眾極大的憤怒。港大民研計劃進行的民調顯示，預算案評分僅為48.2分，比上一份大跌7.5分，是有紀錄以來新低。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政府宣布紓困措施「加碼」至515億，但大部分都是優惠高收入人士及業主的。退差餉的開支達至178億，每個物業獲退高達1萬元，即擁有越多物業的業主就能分享越多，根本是加劇貧富懸殊。在上個年度，獲派糖最多的10名業主，平均每名獲退差餉1千2百多萬元！今年這個數字必然更加誇張。預算案亦宣布退回75%薪俸稅，上限由以往的2萬元提升至3萬元，但全港超過200萬名收入低到無需納稅的工人根本不能分享優惠，獲得退稅3萬元的僅是極少數的年薪過百萬人士。

基層分享的只占15%，而且是一如以往所謂扶貧只是一次性津貼，例如發放額外2個月的綜緩金丶生果金及交通津貼，完全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房屋丶教育丶醫療丶退休保障此類長遠計劃完全沒有改進。香港極端新自由主義之下，要領取上述社會保障都門檻極高，因此有大量非公屋丶非綜緩的低收者「N無人士」，他們當中很多在職貧窮人士。但預算案中發放給N無人士的津貼僅約6.5億。最可笑的是，預算案撥款3億予海洋公園，派發一萬張入場券予中小學生，即每張入場券花費納稅人3萬元。這不是利益輸送又是什麽！

由於民怨沸騰，加上三月補選在即，連建製派為了爭取民意也在口頭上要求政府「全民派錢」，而葉劉淑儀亦批評。當然他們並不會支持對抗財團丶有利工人的政策，相信他們最後也會在預算案投贊成票。

預算案為創新科技預留至少500億元，其中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已占達200億元，另外100億撥款予科技園公司。大部分開支將用於土地平整丶基礎設施等，似是建築項目遠多於科研發展。

公共服務不足

公立醫療系統幾近「逼爆」，不但前線醫護造成極大壓力，亦令輪候時間不斷增加。現是各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達到110- 130%。政府投放資源在公立醫療占香港GDP的總值只有2.8%，遠低於其他富裕歐洲國家如德國丶瑞士等超過10%。政府不願大幅提高公立醫院開支，而是推動自願醫保計劃，企圖用公帑補貼私人保險業，並將更多人推向私人醫療市場，讓資本家可以牟取更多利潤。

面對著安老院舍問題，政府只撥款增加593個宿位，但目前有4萬人正輪候宿位，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在這個杯水車薪的情況下，每年有約6千名長者至死仍未排到宿位。

香港連續第 8 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地區。香港人要不吃不喝近 19.5 年方能置業。但政府拒絕增建公屋，今年林鄭曾經一度提出「公屋封頂」，但因為民情反彈而被迫收回言論。現在政府推動的「綠置居」計劃就要進一步將公屋推入私人市場。

港府希望配合中國金融資本和中共的海外擴張計劃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因此預算案亦特別強調推動債市發展，推動吸引內地財團的綠債，以及「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在中國的經濟危機底下，香港作為中國金融資本輸出世界的重要窗口，財金政策將會更加容許金融自由化，例如最近林鄭力推幫助中資在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權」，因此將會加強對勞動群眾的資本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預算案，要求陳茂波下臺。我們不能寄望資本主義政府會還富於民，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我們主張大幅增加醫療及教育開支，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實施租務管製，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廢除強積金，向富人征收重稅。為了打破財團對經濟的操控，必須要將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只有這樣才能讓勞動群眾享有他們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

大埔車禍不是意外　而是財團兇案

二月十日在香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發生致命巴士交通事故，造成19名人死亡丶65人受傷，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乘車安全的問題。這宗事件又一次揭露九巴公司和運輸署一直以來漠視巴士工會的訴求。九巴為求節省成本，降低巴士司機待遇，令流失率升高和更少人入行。司機長期面對人手不足丶工時過長（可達每日14小時）丶工資過低等問題。而運輸署為保障財團利益，縱容九巴公司剝削員工的安排，接二連三釀成慘劇。

九巴雇員工會的主席郭誌誠質疑九巴在去年取得專營權後，開始有大量節省成本的措施，例如節省維修成本和改裝巴士安全裝置，變相製造更多交通意外。

在意外發生後，運輸署修訂巴士車長工時指引，名義上縮減每日駕駛時間至10小時，但卻容許特別更車長每日最長工作14小時，被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主席林錦標批評為「大倒退兼開壞先例」。新巴職工會會長鐘松輝向《蘋果日報》表示：「佢哋系玩弄數字……朝早繁忙時間做幾個鐘，放工繁忙時間又做幾個鐘，中間嗰段時間冇人工，畀番二十蚊一個鐘瞓覺錢」。

此外，九巴威脅解雇209名兼職車長，企圖以他們作為代罪羔羊逃避責任。及後公司要求他們全部轉為全職，即每周最少上班18小時，始可復工。然而，若果沒有改善工時問題丶提升待遇丶增加對車長的培訓，根本不會解決駕駛危險問題。

今次車禍不是意外，而是九巴公司為追求利潤而造成的兇案。這是私人財團管理公共交通的惡果。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車長抗爭改善待遇，並且要將九巴民主公營化，交由車長民主控製。

訪問兩位東北案政治犯

2014年數十名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反對大搞利益輸送的東北發展規劃，上年律政司對13名被告加刑，製造了香港新威權統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案件其中兩人，郭耀昌及嚴敏華，了解一下這名抗爭者對案件和社會的看法。

記：你對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參與社會運動多年，對入獄都已有心理準備，亦很快地適應監獄生活，影響都只是我自己學音樂丶和去日本聽音樂會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現在仍是上訴階段，法庭會否減刑，或像「雙學三子」一樣可以維持原審判刑，存在著很多未知之數，因為其實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詞，就知道這案明顯是政治打壓。但對我們13名抗爭者來說，加刑至13個月這結果當然是十分差，因為反東北案本身是反對政府利益輸送丶破壞村民家園等等，但政府卻是要懲罰我們，政府是要向公眾表達抗爭的代價是十分嚴重。

記：你對未來的公民社會有什麽看法？

郭：其實我們抗爭者就是明白到透過立法會抵抗政府的惡法並沒有作用，因為存在著分組點票和功能組別這不公平的製度。泛民常說要守著「關鍵議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勞的，所以主要的抗爭仍然在議會外，動員巿民向議會內的議員施加壓力。對於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就正如我所說一樣，大體上我是支持泛民贏回議席，但始終依靠立法會議席是不能改變些什麽的。

記：對於現時貧富懸殊越來越劇烈，或社會普遍士氣低落，你有什麽看法？

郭：這與媒體的報導有很大的關系，現時媒體由大財團壟斷，對事件的報導並不公正，例如無線電視的偏頗報導，只集中對於抗爭者的沖擊行動上，而選擇性地忽略背後的內容和動機。

我們應該要重新反思舊製度。一直以來的抗爭都是被動的，由政府主動打擊巿民權利，然後巿民動員起來反擊，但我認為要真正改變，就更需要主動地出擊，從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對現今資本主義對我們自身的束縛。

嚴敏華同樣是反東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監13個月，至2月7日暫時被保釋，等候終審法院開庭上訴。

記：你對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嚴：現時法官立場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鐵馬撞爆政府建築物，有保安受傷，因此指控我們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嚇性懲罰。政府現時的目的是要製造寒蟬效應，提高抗爭者的成本。今後公民抗命的代價是以月計的監禁，不再是社會服務令。律政司的加刑，臺灣的講法叫「司法追殺」，與中共對敵人的打擊手法是同一套路。

記：監倉內的生活是如何？

羅湖監獄有三個不同部分，一個叫主翼，囚禁不吸煙人士，另外有東翼及西翼，囚禁吸煙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慣犯。主翼的規訓更嚴格。

監獄聲稱飲食很有營養，但食物都經過大量加熱，例如炸魚丶烚菜，營養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樣，不能吸引足夠營養，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潔職員恤衫。

監房夏天很炎熱，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覺地方試過只有2度，說話時口會噴煙。環境是嚴酷的，但習慣了就不算什麽。裏面有公家報紙看，包括大公丶文匯丶南早丶明報丶星島。但環境嘈雜，難以專心看書丶看報紙。我通過無線電視看到新聞，外面的抗議對自己都算有點支持，總算窩心。

記：入獄對你生活有何影響？

現在我被老板解雇了，在等候上訴期間只能做兼職。我經濟狀況不算困難，坐牢其實不用花錢，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萬元的經濟支援給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擔心我。我現在於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說他的國家與大陸一樣也陷於獨裁，總統由兒子繼承，最近出現反政府暴動。因此我不用說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麽。但始終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輕舉妄動而令人擔心。

問到敏華對港人有什麽寄語，她說到：「不要問別人可以付出多少，問問自己可以付出多少。」

五月四日：新一輪全球聲援香港抗議日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計劃在5月4日星期五，舉行全球抗議活動。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全世界的讀者參加抗議，一同反對香港和中國日益嚴重的政治壓迫。可以在運動的網站stophkrepression.net上找到更多的信息以及運動所需的材料。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是於去年10月發起的，當時全球22個城市舉行了抗議。它明確地以爭取左翼活動者和工人組織的支持為目標，並解釋了資產階級政客和右翼與中共政權存在非常緊密的經濟利益關系，而且他們也在本國施行反民主的政策，所以他們不會真正支持香港和中國群眾的民主權利。當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時，特朗普對習近平表示了贊許，並在一場集會上公然說：「也許什麽時候我們也可以試試！」

全球各地都有人在運動的聯署表上簽名。最新的聯署人有作家及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丶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2016年被中共當局以編造的罪名逮捕並被驅逐出境）丶以及丹麥紅綠聯盟國會議員和外交事務發言人索恩·索德高（Søren Søndergaard）。也有愛爾蘭和德國的國會議員，以及巴西丶英國和南非知名工會會員在聯署表上簽名。

今年五月的國際抗議，是要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禁止民主派候選人和政黨參選丶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丶以及為了強迫人們服從中共專政而新出臺的壓迫性法律。

反習近平抗議

這場全球抗議，同時也是為了聲援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華人抗議者，他們以出人意料的勇氣反對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取消任期限製將中國中共政權從「一黨獨裁」轉變為「一人獨裁」。

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海外留學生在校園裏張貼了許多「不是我的主席」和「阻止習近平」的海報。這些海報是在晚上張貼的，而且學生戴著口罩，以免回國後遭到政治報復。在中國，盡管政府大肆審查網絡言論，並屏蔽了30多個社交媒體關鍵詞（例如「修憲」丶「吾皇」和「1984」），但還是出現了大批反對習近平集權的帖文。中共政權沒有預料到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反彈。

繼去年中共十九大鞏固了習近平對於政權的掌控之後，今年3月17日，中國的橡皮圖章偽議會全國人大以2970票全票贊成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由此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主席任期。習近平實現了他的高壓統治，是通過打著「反貪腐」的旗號推進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同時強化國家鎮壓丶掀起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和個人崇拜丶並提出越來越民族主義的外交和軍事政策。

在一致贊同習近平連任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中，有45名億萬富翁。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後，中國超級富豪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兩倍多（2012年有251人，現在有819人），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導，中共政權對於批評者的打壓已經達到「自1989年天安門鎮壓以來最嚴重的程度」。隨著習近平延續他的統治，鎮壓很可能會繼續升級。

香港的政治打壓

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政府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遵循更加「合法」的途徑。政府通過清洗立法會丶操控選舉和推出新的反民主法律來踢走和恐嚇泛民議員，並利用這種被「閹割」過的立法會以及媒體和法庭來打壓民主抗爭。

現在有超過四十件針對雨傘運動（2014年長達11個星期的群眾占領運動）著名活動者的訴訟正等待過堂。這些案件中有一些涉及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指控，包括「煽惑他人煽惑（!!）公共妨擾」。如果法院判決罪名成立，最高可判被告人入獄21年。2017年，16名年輕社運人士因「非法集會」被監禁長達13個月。這也是幾十年來香港首度出現政治犯。

新的國歌法即將頒布，「不尊重」中國國歌的香港公民將被判處三年監禁。像這樣的嚴厲立法當然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年輕人的獨立和反中情緒。香港地方政府仍然猶豫具體什麽時間重啟廿三條國安立法，他們擔心再次爆發2003年推動立法時那樣猛烈的反抗。

廿三條

但是「習皇帝」正在就此向香港政府施壓。即使沒有廿三條，香港的民主空間也在急劇縮小，最近那些主張香港「自決」的人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

泛民派候選人在此次補選中遭遇挫敗。他們失去了原本預期會贏回來的一個席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是由於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新聞封鎖（整個選戰期間沒有舉辦過任何一次民意調查）丶剛剛好有利於建製派政黨的低投票率（建製派打選戰並非真正基於政治，而是基於龐大的動員機器）丶社區資源和賄選（由中共和香港的億萬富翁提供資金）。

但關鍵的是，還有很大比例的人放棄投票。這意味著一些青年和工人不願意支持那些「主流」的民主黨候選人，因為他們並未指引一條道路來反擊當前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擊丶和伴隨而來的政府緊縮政策和親財團政策。

新一波的打壓

自3月份泛民補選失利以來，親北京的建製派陣營高興得飄飄然。泛民沒有在競選中清楚地揭露政府打壓民主權利的本質，也沒有揭露政府如何通過打壓民主來推行兇惡的資產階級政策，導致富人愈富丶窮人愈窮。親北京的民建聯前領導人丶現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忠的一次公開講話表明，他們計劃要加劇政治鎮壓的強度。在民主人士在補選中失勢之後，譚耀忠呼籲，應對香港選舉的候選人進行更嚴格的政治審查，禁止任何呼籲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人參選。

泛民主黨派最明顯的反應不是發動強烈的反擊，卻是擔心他們可能會失去席位或被取消未來參選資格。「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強調，只有群眾反抗運動才能擊敗當前的鎮壓攻勢。這是國際上無數次反專製鬥爭的教訓。

海外中國留學生張貼反習近平的海報和在twitter社群網站上發起反對習近平的運動，說明中國青年的抗議意識已經開始覺醒。這是表明情勢正在改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也是在中國和香港建設團結的反威權鬥爭的機會。

5月4日在中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是1919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周年紀念。這場運動要求民主丶反對帝國主義丶並反對保守派集團的統治，因為它背叛了1911年反帝製革命時的願望。「五四」運動也是中國工人階級進行獨立政治行動的開端。

《國歌法》製造恐怖氣氛 箝製言論空間

政府公布的《國歌條例草案》指當奏唱國歌時，參與及出席者必須肅立莊重，違反者會被視為侮辱國歌，並最高可被判囚3年及罰款5萬元，改動歌詞亦有機會被視為歪曲貶損而被檢控，但何謂莊重和貶損實屬主觀，法例界線模糊不清會致使執法者隨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執法，變成侵害言論自由，製造白色恐怖的手段。

建製派政客經常以「中國有中國國情」丶「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到中國」為藉口竭力反對港人爭取民主及普選權利。但現在訂立國歌法時，他們卻又指外國也有國歌法，因此不是什麽洪水猛獸。但事實上，在美國丶澳洲和加拿大，法例上只有列出奏國歌時的指引，而沒有任何罰則。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違反國歌法者的最高判囚也分別只有1個月和半年，遠遠低於香港的三年。

政府指要將國歌法納入中小學教育，顯然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更將白色恐怖滲入校園。連建製派的教師工會教聯會也似乎感到恐慌。該會建議學校減少校內奏唱國歌的次數，以免有學生因貶損國歌而要負刑責。本來強迫學生愛國，卻實在相當可笑！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於特首林鄭月娥就職禮時，曾發表涉及「加強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言論。及後林鄭提出2018/19年度中國歷史要成為初中獨立必修科，而教育局亦明顯會控製和審查教材，分拆和滲透「國民教育」於學生課程內，使課程緊隨中共的政治路線。最近，教育局要求刪去歷史教科書內關於中共「一黨專政」的字眼，而「香港主權移交內地」和「中國收回香港」也被指措辭不恰當。學生需要組織起來抵抗洗腦教育！

《國歌法》下，言論自由勢必再受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2017年已由69位下降至73位。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中共攻擊戴耀廷　打壓言論自由

統治陣營打港獨是為廿三條立法造勢

中共丶香港政府丶建製派政客大肆攻擊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控他鼓吹港獨，企圖分裂國家。戴耀廷3月25日出席「臺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在臺北舉辦的論壇時，表示「中國現在的專製政權有一天會結束，中國必會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到那一天，港人也能實現民主普選，並且可以實現『人民自決』。港人屆時可考慮是否成立獨立國家，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族群組成聯邦或邦聯。」

統治陣營將戴耀廷的言論上綱上線，羅織罪名。在3月30日，香港政府突然高調向傳媒發聲明，譴責戴耀廷違反基本法及企圖分裂國家。何君堯丶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甚至誣蔑戴「勾結外部勢力」丶「分裂國家」及「危害國家安全」，並指必須對他作出檢控及逐出校園。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指，盡管香港尚無港獨入刑的先例，但並不等於現行法律規章無法追究，例如可引用香港法例第兩百章「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條例。過往煽動條例只是針對暴力或武裝行動，現今更用來打壓發表政見的自由。中共在廿三條立法之前，實際上已經實行了廿三條般的嚴刑峻法。

戴耀廷在臉書上透露自己被人跟縱及拍攝，並懷疑是國安所為。他表明如果自己現身澳門或大陸，必然不是自願回去，意味著他是憂慮自己會被國安綁架，成為下一個銅鑼灣書店五子。鑒於政權過往幾年來的打壓行為，這種擔憂不無道理。

溫和泛民派

戴耀廷並不是港獨支持者。在2014年占領運動爆發前他一直希望拖延運動的發生丶局限運動的規模。在雨傘運動爆發後他不得不尾隨群眾，同時希望盡快可以結束運動。他的政治立場是溫和泛民派的典型代表。社會主義行動與戴耀廷在政治立場上有很多分歧，但我們捍衛他的發言權。我們也不認同他在臺灣論壇對爭取中國民主的看法。因為戴暗示專製政權倒臺是「自動到來」的過程，就好像只要等待下去中共就會倒臺。可惜他無視了群眾鬥爭在當中發揮的作用，他的看法是違反歷史規律的。從中國的歷史就可知，專製政權不會自然消失，而需要群眾鬥爭打倒它的。

現時根本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倡議或討論港獨。即使是建製派亦對於禁止討論港獨的界線出現分歧。民主派叛徒丶現已成為中共鷹犬的湯家驊緊跟《人民日報》的論調，指可以用煽動罪調查戴耀廷。過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即使根據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建議，戴耀廷的言論亦沒有觸犯法例。

今次當局明顯有部署地發動輿論攻勢，企圖通過對戴耀廷殺一儆百，從而製造寒蟬效應，合理化加強威權統治。同時，當局為廿三條立法造勢，可以預計未來廿三條立法的內容將比2003年時苛刻得要多。早前，人大常委譚耀宗在兩會結束後，突然表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參選立法會。這意味著所有民主派候選人都可以被剝奪參選權，而泛民議員可以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因此在泛民立法會議員之間引起了一陣恐慌。可惜泛民領導並沒有果敢地號召群眾鬥爭，挑戰譚耀宗的荒謬言論，反而被嚇得驚惶失措。其後，譚作出退讓，改口指這只是他的個人立場。統治陣營其實正在試水溫，探測港人的民情反應。

將鬥爭升級

港大民主墻湧現了多張反對打壓戴耀廷的大字報，並有內地生表示支持。早前習近平廢除任期限製後，很多在美國及澳洲的中國海外生張貼海報。現在這股海外倒習的浪潮正通過戴耀廷事件蔓延至香港了。港大學生需要組織起來，在校園發起抗議行動。如果戴的教席受到進一步威脅，學生理應通過發起罷課一天的運動將行動升級。因為這不但是對一個人的威脅，而是威脅至整個校園以至整個香港的民主權利。對戴的攻擊只是中共及港府一連串打壓民主的一環，其他還包括篩選參選人丶操控選舉及製訂新的反民主法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抹黑及監控戴耀廷，反對剝奪他的教席，反對以言入罪。我們捍衛言論自由，堅持捍衛討論港獨的權利。單靠遊行集會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尤其是作為單一事件並在短時期內號召出來的行動。這種行動往往是象征意義大於真正動員群眾作長期的鬥爭。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這場鬥爭需要動員工人階級，並將民主權利的鬥爭連結至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丶八小時工作製丶租金管製丶大幅提高基層工人薪水的鬥爭。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

五一勞動節：國際工人大團結

一年一度的勞動節是工人階級捍衛自己勞動成果丶抵抗剝削的大日子。經歷了五年前的碼頭罷工丶今年的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以及九巴車長罷工，工人階級仍處於香港資本家的極端壓榨之下。林鄭政府大力打壓群眾的政治權利，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勞苦大眾反抗運動，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行有利財團丶剝削工人的政策。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及組織起來，對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

極端壓榨

本港工資一直滯後經濟發展，2003-2017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增加超過90%，但同期平均工資的增長只有48%，可見大部分增長的財富集中在富人手上。加上百物騰貴，同期低收入家庭消費物價指數亦增加了43%，變相抵銷了打工仔們的加薪。而當下的租金更是2003年的2.7倍！

對於香港最底層的工人來說，現時的最低工資僅為每小時$34.5。工資的低下，迫使香港工人不斷加班工作幫補家計。香港現時每周平均工時為44小時，為亞洲地區之首，而且工作崗位越基層工時則越長。工人完全淪為資本家的打工奴隸，政府卻繼續拖延落實任何工時保障法例。

根據職工盟的估算，工人月薪要至少達到$9800才能負擔起基層家庭的基本需要。當然在這個薪金水平下生活仍然是捉襟見肘。如果以每周工時四十為標準，我們的最低工資需要訂在每小時$55以上，現在的水平根本不能接受。

基本的「勞工三權」（罷工權丶組織工會權丶集體談判權）在香港仍然殘缺不全。去年，在漢莎天廚任職廚師的吳誌輝因組織工會「香港廚師聯盟」，在毫無犯錯下被公司解雇。工人連基本組織工會的權利亦被打壓。

另外，在2月份九巴司機不滿資方的「假加薪」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人組織成立新工會「月薪司機大聯盟」並發起罷駛工業行動，事後被公司秋後算帳，四名員工被解雇。資方公然踐踏工人組織工會丶發動罷工的權利，若非九巴工人之後發起聲援行動，被打壓的司機不會獲得復職。

至於爭取了超過二十年的集體談判權，至今仍然遙遙無期。工人還面對著工作零散化丶合約製丶外判等問題，威脅著每一個打工仔的工作保障。

香港的長者貧窮狀況迅速惡化，人數由2009年36.6萬人，增至2016年的47.8萬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歸咎老人貧窮因為他們不勞動，更鼓勵65-74歲「少老」重投勞動市場！香港長者勞動人口過去10年上升三倍，增至2017年的12.7萬人，越來越多老人已無晚年可享。

廢除強積金對沖？

香港政府一直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強積金乃大部分勞動者唯一的退休金。然而，強積金強製將工人的血汗錢投入私人市場投機炒賣，今年二月份環球股市股災，平均每名打工仔就虧蝕$7,690。

然而，更荒謬的是所謂的強積金對沖機製。當雇主須支付工人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時，雇主抽取部分員工的強積金供款來抵銷支付，變相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自己的賠償金！這個機製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

在社會壓力下，政府在拖延多年後終於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但政府方案非常保守，除了政府會在10年內動用172億分擔雇主部分款項，更會下調工人實質獲得的賠償。對工人來說，根本沒有得益。

縱使如此，雇主還是不甘心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會增加那丁點的成本。去年12月，外判清潔公司民順迫使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企圖改頭換面成立新公司重新聘請工人，促發荔枝角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罷工行動最終讓工人爭取法定遣散費金額的七成。未來將會有更多企業利用不同的卑劣手法規避勞工法例。

香港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戰鬥性工會。工會應該以團結鬥爭丶集體行動為重心，建設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工人可以民主商議及決策，建設強大而活躍的群眾基礎。這些工會可以成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基礎，以領導起反剝削丶反外判丶反私有化丶爭取全民退保丶反專製的鬥爭，打倒這個服務有錢人的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行動就是為了未來這個政黨的誕生而奮鬥！

五一勞動節：外勞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

五一勞動節，三十七萬名外籍家勞是香港工運的重要一員。外傭面對低工資丶高工時丶被虐待丶種族歧視等方方面面的壓迫。去年外勞的最低工資只是增加了2.3%至4,410元，遠低於外勞團體所倡議的5,500元。工人階級需要跨種族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外傭被虐

昔日轟動國際一案，受虐的外傭Erwiana獲賠八十萬九千，同一雇主六年徒刑未滿，對另一名外傭Tutik的虐待再被揭發。新案今年二月末審結，裁定雇主須向Tutik支付十七萬元的賠償。雇主虐待外勞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今年三月，網上流傳一段印尼外勞遭到79歲老雇主掌摑和扼頸的片段。雇主更激動表示要殺死外傭。在雇傭同住條例下，外勞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極容易暴露在雇主的暴力之下。再加上兩星期條例迫使沒有工作的外勞在兩星期內回國，很多外傭也因為害怕被雇主解雇，面對暴力也只能啞忍。

同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連結本地工人並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

由於香港沒有公共的護老服務，而市面上的私營護老院質素極為惡劣，所以不少要照顧老人的家庭唯有聘請外傭。去年香港就發生了至少三宗因為照顧患病親人壓力爆煲引發的倫常兇案。其中一宗是去年十月，一名兒子弒母後跳樓企圖自殺。即使他已經聘用兩名外傭，仍難以承受照顧年邁病母的壓力。此外，香港家庭居住單位極為狹窄，據調查43%外勞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但即使有獨立房間，超過三成人的房間同時用作儲物丶照顧寵物等用途。很多外傭只能睡在客廳丶雜物房，甚至是廚房和廁所裏。她們的私穩被侵犯。護老和托兒服務本來應該由公共部門承擔，按需分配予有需要的家庭。

今年二月有菲籍外勞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希望推翻雇傭同住條例，但法院一如以往偏袒政府丶漠視勞權，裁定外傭敗訴。法官的判辭提到「若她們不甘心受製，大可以不做外傭，或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根本是剝奪了工人階級爭取權利的自由，也突顯出資產階級的傲慢。

香港法例對外勞極為苛刻，但對濫收費用的中介公司卻輕輕饒恕。法例規定中介公司收取外勞的費用不得超過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但絕大部分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七至八個月工資的中介費，使她們負債累累。這不是奴隸製又是什麽？在2015-16年，進步勞工工會訪問了菲籍家務工，當中40人（7成）曾向香港中介公司支付平均11,321元中介費，比法定標準高25倍。這些中介公司完全無所作為，只是寄生蟲而已！

抵抗「現代奴隸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所有工人應落實八小時工作製。我們主張取締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雇。我們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中介剝削，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林鄭月娥被欽點上臺一周年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超過一年，她在小圈子選舉時的承諾完全落空。親富豪的政策變本加厲，未來政府將推動大灣區發展，其中的項目包括河套區丶蓮塘口岸丶新界北丶東大嶼，都是配合一帶一路的國策。香港的貧窮人口去年增加至135.2萬人，樓市繼續瘋狂上升，現在愈來愈多「納米樓」出現，而樓價連續八年為全球最難負擔。以平均收入來計算，港人需要不吃不喝19.4年才能買到房屋。公屋興建量沒有增加，政府反而通過「綠置居」推動公屋私有化，而群眾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繼續落空。今年是財政預算案歷年來盈余最多丶並且最優惠富人的一年，造成民怨沸騰。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競選時，表示要處理香港「三座大山」，包括領展丶港鐵和強積金對沖，現在卻又反口表示沒有公開提及過。林鄭月娥評論道：「回購領展是愚蠢做法」。2004年政府將公屋商場私有化，導致現時社區物價飆升及小商戶被趕走的災難。而在所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計劃中，政府動用百億元補貼財團，並把計劃攤分十多年來執行。至於港鐵，去年賺取百億利潤卻繼續加價，可說是香港公用事業的一大毒瘤。

現在政府展開所謂的「土地大辯論」，根本無意解決地產商壟斷和囤積土地所造成的問題。政府過去一直編造謊言，指香港公屋供應不足是因為土地短缺。林鄭月娥興建公屋的數量甚至比梁振英更少，同時政府正在製造輿論，指因為社會上有團體反對填海丶反開發郊野公園丶反對利益輸送的發展計劃，因此造成所謂公屋斷層的問題。林鄭月娥企圖將輿論攻勢升級，指責反對派阻礙政府興建公屋丶破壞民生發展雲雲。

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打港獨的攻勢比梁振英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她將任務外判給法院和建製派政黨，而自己則裝扮溫和的形象。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也都勢在必行。此外，中共正在向港府施壓加快推行廿三條立法。林鄭表示現在社會氣氛尚未適合立法，但建製派正在大力施加輿論壓力，包括譚耀宗表明今屆政府要完成這項任務。而最近誣蔑戴耀廷在臺灣「鼓吹港獨」也是一個例子。習近平廢除連任限製丶改為一人獨裁，並且全面加強對香港的箝製。今次推行廿三條立法的版本，相信會比十五年前的更為苛刻和強硬。中共以為自己處於強勢而可以一舉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令香港變為另一個新加坡，但未來廿三立法必然會喚起港人的鬥爭記憶而引發反彈，就如習近平稱帝引發內地民眾反彈一樣。

十五年前任職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最近在媒體面前評論廿三條立法，就表示2003年國家安全條例立法時，只是包括牽涉暴力的行為，但如果現時為國家安全立法「一定要考慮實際情況」，即規管發表言論等行為，日後發表支持港獨或者反對一黨專政的言論可能亦會負刑責。

現時，中共甚至愈來愈不需要通過中聯辦指揮香港建製派執行政治任務，而是直接由中共官員直接幹預。在去年12月底人大常委已經直接頒布一地兩檢的決定，完全無視反對聲音和關於它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在未來我們不能排除中共采取更強硬的手段，直接在香港頒布廿三條國安法。

結束一黨專政

中共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管控，下一步明顯是要針對「一黨專政」的口號，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反中國憲法。如果反對派真的取消此一綱領，無疑將淪為純粹花瓶。

早前，大人常委譚耀宗在兩會後表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可以被禁止參選。最近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再度表示有權禁止參選，林鄭月娥則表示很難保證。中共正在試水溫，測試群眾對於事件的反應，並且希望不斷重覆相關輿論而令民眾麻木。雖然現在群眾未有大規模反抗，但潛藏在社會的憤怒始終是會爆發的。

這一度令泛民政黨驚惶失措。泛民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街工議員梁耀忠呼籲其他泛民議員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時，因為多位議員不敢喊口號而造成尷尬畫面。雖然泛民主派實際上對於「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實際上只是等待中共逐步自我改革丶開放民主，但至少他們還在口頭上反對一黨專政。

泛民主派妥協

泛民主派面對威權統治完全沒有能力和意願動員群眾鬥爭，反而一再表現出軟弱妥協的姿態。除了上述關於「結束一黨專政」的事件之外，民主黨的妥協更進一步走得更遠。最近該黨黨慶晚宴更邀請了林鄭出席。民主黨前議員李華明上臺更為她獻唱一曲，則林鄭就馬上捐款三萬元以示支持。事件觸發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猜疑和憤怒。民主黨去年的黨慶晚宴已經被揭發由領展贊助，今年派出的立法會初選候選人，也被揭發與領展高層吃飯。

各泛民政黨內部都有進一步走向建製派和右傾的情況，造成各黨派的分裂。最近民主黨議員許智峰因為搶奪立法會職員的手機，黨內其他領導紛紛與他公開割席。許智峰在政治綱領上與民主黨其他政客雖然無大分別，但過去在抗爭行動上比較進取，因而被民主黨的保守領導視為負累。民主黨領導想利用事件製約許智峰，使他們的黨更加容易與林鄭「大和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民主運動，由基層群眾控製民主運動，並以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這在2010年中共和曾蔭權政府推出政改方案時丶以及在2014年雨傘革命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了雨傘運動，並希望盡快結束運動。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丶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自由派的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崩潰。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但事實上，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可以不靠群眾鬥爭就實現民主變革，無論是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製政權。而且在這些群眾鬥爭中，工人組織丶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是香港群眾的反抗運動發展的一個大問題。未來中國的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丶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派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變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丶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由工人階級所領導，才能挑戰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白色恐怖，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賺百億事故頻頻　港鐵加價激起民憤

港鐵去年盈利高達168億，但卻準備於今年6月加價3.14%，加幅連同去年凍結的票價一並計算。是次加價亦令本來因多次乘車延誤的罰款和下半年推出的車費優惠全部抵銷。今年加幅遠超通脹率1.7%，可見票價一如過往地帶動物價升高。港鐵推出的所謂「97折票價優惠」，只占每年近百億元利潤的不足百分之二，根本是玩弄數字的技倆。

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提出要「移除港鐵大山」，現在卻反口覆舌，證實為撈取民意支持的技倆。連她當初提出將政府收取的40億股息稅用於補貼市民票價，都已經無下文了。

公共資產私有化

政府擁有七成港鐵股權，是最大股東，但鐵路公司卻以炒賣房地產為主要業務。港鐵去年在客運的盈余逾10億元，但來自物業租賃及管理的盈余卻有近40億元。政府更表明以1,000元象征式地價，將高鐵的地皮和建築物租予港鐵營運，可見官商勾結之可恥。

政府堅持港鐵使用「可加可減」機製，讓其只要有通脹就可以提高票價，而不考慮其年年牟取暴利，變相確保可以年年加價。林鄭月娥更曾表示，港鐵作為上市公司，政府不可以控製港鐵加價與否，但2007年上市時實施的「可加可減」機製，卻是政府提出並在建製派護航底下通過的！

港鐵事故頻生，這與越來越多將維修服務外判，以及使用廉價國產列車有關。自2008－16年，港鐵平均1.4天發生一宗延誤8分鐘以上的事故。過往6年來，港鐵因嚴重延誤被罰款至少1.07億元。但罰款由公司繳交而不是扣減高層薪酬，對那些管理層根本不痛不癢。所以，港鐵主席馬時亨還有可以囂張地否認事故問題，更指社會上的批評聲音只是「口頭禪」！

服務質素不斷下降，但港鐵高層卻繼續家肥屋潤。行政總裁梁國權去年人工升2.7%至1520萬元，整個港鐵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薪酬則由9090萬元升至去年的1.02億元！

社會主義行動抗議港鐵加價，我們主張人人免費享用公共交通。我們要踢走港鐵腐敗的高層。管理層應由港鐵員工民主選舉產生，並只領取普通工人的薪酬。港鐵應該全面民主公營港鐵，以公共利益為先發展交通網路，服務市民的需要而不是以逐利為目的。

譴責有線高層漠視記者被性騷擾

香港國際欖球七人賽於4月8日舉行決賽，有線電視直播期間，現場的女記者郭海?突然遭兩名外籍男觀眾強吻雙頰，女記者隨即推開兩人並繼續直播。郭海?及後表示「無奈卻不能做到什麽」。

這種無能感源於職場父權文化。女性即使受到性騷擾或性侵犯，在現行製度下也投訴無門，甚至被合理化。有線電視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曾回應對事件「一笑置之」。有線電視發表聲明指事主不擬追究，但很難令人不懷疑員工是受到公司壓力以下為免「節外生枝」而采取這態度。整個過程足見性別歧視充斥職場，而父權主導的管理層往往輕視員工女權問題。

不出意料之外，在父權主義仍然猖獗的香港，在今次事件發生後網上出現大量責備受害者的言論。部分人指記者當時表現冷靜，因此根本沒有感到不快。有人指她小事化大，刻意博同情。也有人指這是「西方文化」，根本不構成性騷擾。在現今父權文化下，資方往往濫用「專業精神」作為藉口，迫使記者面對種種不公狀況都要啞忍。

平機會根本是無權力的跛腳鴨，只是一個用作裝飾的花瓶。主席陳章明公開表示，現時的《性別歧視條例》不涵蓋陌生人的犯案，因此事主不能控告性騷擾。類同案件也曾發生。2016年，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因為批評《東方日報》抹黑難民，受該報以性別歧視的言論作出攻擊，但向平機會投訴時卻被拒絕受理。

相對來說，法國發生了類同案件，但犯案者卻得到相對合理的懲罰。去年法國網球手艾蒙（Maxime Hamou）在賽後，強抱和強吻歐洲體育女記者，結果他被大會褫奪比賽成績，並禁其出席餘下賽事丶所屬球會被罰款。這是近年歐美me2運動和女權鬥爭所帶來的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有線電視漠視員工被性侵的態度。記者需要組織工會起來鬥爭，在職場內反對性侵犯的行動，並挑戰資方漠視甚至加強性侵文化的態度，反對父權資本主義。

全球25個城市抗議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抗議人士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篩選參選人，反對打壓言論自由以至一切民主權利。抗議人士亦舉起反對習近平稱帝丶寫上「結束一黨專政」的示威牌，也有人反對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反對政治迫害前議員梁國雄。

舉行抗議的國家包括澳洲丶比利時丶巴西丶加拿大丶加泰隆尼亞丶英國丶法國丶德國丶馬來西亞丶墨西哥丶蘇格蘭丶西班牙丶瑞典丶臺灣丶美國等。抗議地點包括馬德裏和墨西哥城的外交部，愛丁堡丶聖保羅丶哥德堡的中國領事館，以及在倫敦的香港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在比利時丶英國丶加拿大和瑞典，抗議人士亦大學及華人社區向內地人派發中文傳單。

今次是第二輪的國際抗議行動，上一次是在2017年10月舉行。國際聲援運動的聯絡人林子龍表示，今次參與抗議的城市比上次更多。「我們希望聚集世界各地的基層人士丶學生和工會領袖向中共施壓。我們不相信其他國家的政府，因為他們與中共的關系太友好，他們只關心商業利益，而不關心民主權利。」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網上聯署信得到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和工會人士簽署，包括美國歷史學家Noam Chomsky，也有愛爾蘭社會黨丶丹麥丶德國的國會議員，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運領袖，以及英國丶巴西丶香港和南非的工會領導。

過半港人支持難民子女獲居港權

盡管近年建製派政黨及報章大力抹黑難民為「假難民」和「罪犯」，超過六成人表示對難民的態度中立。這是2016年來，教大第二份就在港難民的民調。對難民觀感正面或中立的民眾今年的比率都要比兩年前稍為增加。

52%受訪者支持讓在港出生的難民兒童獲得居港權。在港難民人數只有8千人，即使全部獲得居港權也占香港人口極少部分。在現今的製度下香港難民是不可能獲得居港權，即使極少數通過政府審核機製的難民（約0.02%）也只能被批準轉送至其他國家。而現時有約200名難民兒童在港，他們在港長大，既沒有父母所來自國家的國籍身分，也因為沒有居港權，因而成為「無國籍孤兒」。

另外，支持難民獲得工作權的數字亦上升至34%。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三年，難民被迫依賴政府每月微薄的津貼度日。

建製派煽動種族歧視

只有24%受訪者支持設立難民禁閉營， 比2016年下降3%。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民建聯丶自由黨及新民黨為了煽動種族歧視撈取選票，極力鼓吹興建禁閉營。但在社會主義行動發起的反擊下，建製派的種族主義運動沒有取得效果。

結果顯示，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建製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以轉移本地民眾對社會問題的視線，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

泛民黨派一直不敢公開支持香港難民運動，也不敢正面回應建製派攻擊他們「撐假難民」。除了因為難民沒有選票之外，泛民也沒有信心爭取港人支持難民抗爭。過去社會主義行動組織難民多次抗議行動，也只有社民連願意參與。

但是今次調查證明，難民運動是可以爭取大多數的本地人支持的。香港基層群眾和少數族裔都受到政府的親財團政府所壓迫，理應團結鬥爭要求增加公屋丶醫療和教育，並且實現包括本地人和難民的八小時工作製。

爭取工作權難民立法會抗議

3月26日，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舉行少數族裔就業問題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約70名難民到立法會外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要求所有人獲得生活工資及八小時工作製。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及印尼難民成員Mira進入議會發言，

Mira發言感嘆道：「我的孩子問我為什麽要努力讀書，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其實他們即使考得最好成績，畢業後就是失業。」她又說：「很多難民被迫留在香港超過10年，因為要等待極為緩慢和苛刻的審核過程。我們很多已經在這裏落地生根，有家庭有兒女，所以要工作維持生計。」

Jaco直斥政府：「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勞動市場讓大部分工人過勞，同時又不讓難民工作。如果容許難民合法工作，香港工人可以縮短工時及享有更長假期。香港工人應該與難民團結一起抗爭，一起為改善勞動條件而鬥爭，反對財團牟取暴利。

難民Ani為工作權和居民身分而被判入獄

Ani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也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2012年，她因為工作而被逮捕，結果被判監4個月。在香港的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接受政府極為微薄的津貼渡日。

她已經與香港居民的丈夫註冊結婚五年，曾多次申請合法居留，但被入境處無理拒絕。她首次在2013年3月開始申請，至2016年5月才收到入境處回信，但最後被拒絕。2016年5月，她再次嘗試申請，但等待八個月後再被入境處拒絕。

由於她只能持有俗稱「行街紙」的臨時身分證，經常被朋輩的歧視和嘲笑。在深感絕望的情況下，她購買了一張虛假身分證。在今年二月，她被警察搜查到持有假身分證，在三月被判監入獄12個月。事實上Ani一早就應該獲得港人身分。

Ani的坎坷故事是難民中的一例。難民審批機製極為緩慢和苛刻，令很多難民在港生活十年以上，為求生存不得不冒險打工，但種族隔離的政策卻將他們定為罪犯。我們要求立即釋放Ani，並給予她香港居民身分，結束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臺，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臺，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糊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製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余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著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製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土地不足乃謊言　收回粉嶺高球場

林鄭政府一再延續過去政府的作風，無視民眾急切的住房需要，在社會上一再散布香港土地不足的謊言。近日土地問題的關註焦點集中在將於2020年租約到期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上。據調查指出，超過90%的民眾要求收回用地重新發展，然而政府官僚卻一心與民為敵，力保這個富豪遊樂場。

權貴霸占土地

占地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多年來以賤價出租，以招待僅僅二千權貴玩樂。林鄭政府為討好權貴富豪不惜睜眼說瞎話，稱這塊面積相當於荃灣市區的地皮僅能興建一萬多個房屋單位。事實上假如按照彩虹邨的建築密度興建新型公屋，粉嶺高爾夫球場可以興建超過十一萬五千個單位，容納超過二十八萬人，已可基本滿足現時輪候公屋的所有人。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搬出環保理由指高爾夫球場有三萬棵樹木是一個重要的綠化帶，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維護球場草皮耗水量極大且需施放大量農藥和化肥，並隨著下滲作用破壞汙染土壤和地下水。事實上國際社會早已有要求全面取締高爾夫球場的聲音，以「環保」為粉嶺高爾夫球場說項根本是赤裸裸的指鹿為馬！

香港除粉嶺外尚有其余五塊高爾夫球場用地，總占地380公頃，據估計共可建55萬個公屋單位。另外還有大量被新界鄉黑勢力破壞牟利的棕地丶以及三大地產商囤積的超過七百公頃的土地，足以滿足香港長遠發展和住屋所需。

我們主張立即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以發展公共房屋，並收回棕地丶廢除丁權丶肅清新界鄉黑勢力，沒收發展商囤積的土地作長遠民主的規劃，同時要將銀行及地產商民主公營化，置於工人階級民主控製。但這只有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政府才能做到。

社民連主席遭政治審判　還押候審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前年向廉署舉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及其丈夫涉嫌貪汙，但卻涉披露調查進度而反成被告，被控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三項罪名。吳文遠被法院裁定罪成，現時還押等候至5月28日判決。

根據法官在庭上的說法，吳文遠很可能會被判入獄三至四個月，是極為嚴厲的判決。參考其他相似案例，被告都只是被判罰款或社會服務令。據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Facebook專頁的資料顯示，2003年前民政事務局局何誌平的司機向無線電視製作部助理總監何麗全通風報信，指何受查，但只被判100小時社會服務令。此外，入獄三個月以上者的參選資格會被剝奪。種種跡象可見今次審判的政治色彩相當濃厚。

林鄭政府明顯想拉一派丶打一派，一方面嚴厲打壓激進民主派，另一方面拉攏溫和民主派使他們淪為政治花瓶。政府先取消梁國雄（長毛）的議員資格，通過政治檢控將社民連具知名度的領導人投入監獄，使他們不能參加選舉，務求使他們失去議會的資源和發聲平臺。社民連現時有4名行委被告。其中梁國雄被控普通襲擊罪，將於5月14日再次上庭。事緣去年四月立法會外有長者抗議，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期間受到親政府人士辱罵和推撞，梁國雄因而上前理論，與之發生沖突。此外，副主席黃浩銘在2014年占領旺角期間違反禁製令而被控藐視法庭，被判監4個半月，現時已服刑完畢。而在反對新界東北計劃的抗議中他被控非法集結，被判入獄13個月，現時尚未服刑完畢，正在申請保釋上訴。而香港眾誌的黃之鋒及羅冠聰雖然在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沖擊公民廣場案中上訴成功，避免了因入獄而被剝奪參選資格，但日後政府很可能以他們的「自決綱領」為由禁止他們參選。

同一天，極右種族主義組織青年新政的梁頌恒和遊蕙頌被控非法集結罪成。事緣二人在前年被取消議員資格後，被保安阻止進入議會重新宣誓期間與保安發生沖突。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要求撤銷所有對政治犯的控罪，並且釋放所有政治犯。威權統治降臨香港，反對派與林鄭並不會有真正的大和解，政治打壓只會陸續有來。現在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作出反擊。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著「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面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裏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裏後每公裏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沖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借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工人團結抗爭   打倒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不單撰寫社會主義的分析和傳播理念，我們也組織起來，將思想帶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鬥爭裏去。今年首季我們雜誌的銷售量比去年及前年有所提升，而定期捐款予我們的人數也在增加，反映了我們在實地上的支持正在增長。

三月四日，我們在香港的同誌──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團體KOBUMI一同發起了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這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和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約一百人參加了此次行動，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丶難民丶女權主義者和社運動人士。我們支持席卷全球（包括中國和香港）的#MeToo 反性騷擾運動，同時將此進一步聯系到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丶「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 等口號。

香港過去沒有深厚的國際婦女節傳統，沒有視這天為鬥爭的日子，但今年參加遊行的人數和外勞團體數目都比去年更多，確實是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這說明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工人團結抗爭的口號正在積聚起越來越大的力量。

在西班牙，我們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 及其領導的「學生聯盟」建立起名為「自由與戰鬥」的社會主義女權平臺，率先發出婦女節罷工罷課的倡議，得到了西班牙90%的中學生和80%的大學生的響應， 並成為推動今次西班牙婦女節百萬人大罷工的重要因素。

難民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繼續在香港難民鬥爭中發揮領導作用。3月27日，立法會舉行關於少數族裔權益的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在公聽會外舉行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並要求所有工人得到八小時工作製及生活工資。而且我們也到公聽會發言，譴責親資政府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陷入極為貧困的處境，而且還刻意製造種族歧視。

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積極投入抗爭， 反對中共獨裁政權與傀儡港府打壓民主。今年三月，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在臺灣出席論壇時說到，在中共專政倒臺之後，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或者成為聯邦的一部分。這番言論本來就十分模糊，只是在理論上標下註腳，但中港當局和建製派政客藉此指責戴耀廷「宣揚港獨」，並威脅要采取懲處措施。這不過是專製政府繼續打壓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藉口而已。在四月七日有兩千人參加的抗議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喊出「捍衛言論自由」的口號，並強調群眾鬥爭以及具戰鬥性的運動領導的必要，得到其他抗議者的熱烈回應。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臺灣的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現在正積極參加反對勞基法改惡和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運動，並在運動中提出戰鬥性的社會主義綱領和策略。而且今年以來，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舉行了關於資本主義與改良主義丶國際婦女運動和如何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講座，吸引了許多青年和左翼的參加。在資本主義走入死巷的今天，社會主義將得到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的認同和支持！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承受更大的國家鎮壓的風險和壓力，但最近一段時間見到反對習政權和資本家的抗議正在升溫。習近平三月「稱帝」引發反彈，超出當局意料之外。即使勞權分子受到打壓，工人鬥爭數字也在增加，包括本刊今期有報導的廣東工人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積極宣傳這些議題，並在盡可能的情下組織起來，故此我們於5月4 日與20多個國家的海外社會主義者及勞權分子舉行抗議。

若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八九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鬥爭

1989年六四屠殺已過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華人）不可磨滅的記憶。近年來香港六四紀念晚會均有10多萬人參加，而且許多參加者是1989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屠殺數千名（亦有估計認為過萬）工人和學生的中共政權，現在正繼續收緊在內地的高壓統治，同時也試圖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

自去年六四紀念日以來，在中共當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揮下，一系列政治打壓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改變。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將反對派議員提出立法會。較為激進的候選人則被取消參選資格。而且現在建製派聲稱，就算反對一黨專政也應該被禁止參選。此外還有更多的社運人士接連被判入獄。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和梁國雄再次受到政治檢控。同時政府也加緊推動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丶修改歷史教科書，並且表示會重新啟動廿三條立法。

與此同時，中共加強在內地的鎮壓，使一部分年輕人和工人逐漸激進化。北京驅逐「低端人口」丶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發布關於同性戀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網絡抗議。自四月底以來，盡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壓和逮捕，中國工人還是英勇地發起了多場跨地區的大規模罷工。

面對猛烈的威權攻勢和不斷累積的群眾怒火，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更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理解中共為何能打敗這場運動，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臺，而不只是儀式。

學生領袖的角色

八九運動是由學生率先發動的。他們的勇氣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市民。但是運動的發展也顯露出學生運動的局限性，必須吸引工人階級參加鬥爭。盡管1989年的學生領袖們有許多英勇事跡，但他們想要限製運動的發展，避免向中共政權發起全面挑戰，無疑是一個錯誤。他們主張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眾抗議的壓力能夠加強中共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從而滿足反貪汙丶反審查和施行民主的訴求。但是就像香港雨傘運動時一樣，中共如果向抗議者做出讓步，就會面臨致命威脅。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讓步，而是派出軍隊去鎮壓運動。

在5月中旬學生絕食之前，運動的勢頭已經開始減弱，是有組織的工人和更年輕丶更激進的學生讓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但他們沒有清晰的綱領和策略去建設和推進運動，因為他們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要消滅中共獨裁政權，代之以民選的丶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權，並用社會主義政策來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而且當時也缺少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如果有正確的領導，群眾鬥爭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這樣一個政黨。事實證明，阻止運動升級並沒有像學生領袖所想的那樣換來中共的「善意回應」，反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1989年學生領袖的錯誤並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於他們對於整場運動的願景。許多（盡管不是所有）學生領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場化」改革（盡管恢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嚴重貪腐正是八九運動的重要原因）。運動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及一部分學生對工人的排斥，給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訴求的運動增添了更大的阻力。這也讓鄧小平有時間去準備反攻。曾參加天安門運動的毛派學者李民騏（當時他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事後回憶道：「就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還狂熱地提倡關閉所有國有工廠並使得工人們失業的改革計劃。」所以便不難理解，為什麽學生們一開始甚至會被要求組成人煉，阻止工人參加遊行。

我們可以看出，這和溫和泛民的政策有多麽相似。泛民領導層認為通過談判就可以從中共那裏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因為他們害怕群眾鬥爭，擔心運動會激進化，擔心那些能夠威脅到資本家的政策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開表示，會選擇對香港經濟沖擊最小的日子發起「占中」。當激進的學生和青年無視一再拖延的泛民領導層，自行發起雨傘運動時，戴耀廷反而稱局面「失控」。這無異於重復1989年學生領袖們的錯誤。而現在，溫和泛民在威權打壓之下，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議，或者乾脆沒有任何反應。盡管中共毫無讓步的意願，可許多泛民領導人還是固守妥協立場，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們便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支持曾俊華和鼓吹「大和解」丶到今年補選政府踢走較激進的候選人時軟弱地提出所謂Plan B丶再到現在民主黨等泛民黨派試圖清除內部較激進的成員。這也類似於一些前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六四屠殺之後的反應。

就像在29年前一樣，中共不會在民主問題上做出真正的讓步，除非有一場運動的規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徹底摧毀中共政權，使它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協。否則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勝利，也會鼓舞內地的群眾抗爭，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民主鬥爭要想取得勝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眾鬥爭，並且提出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行動計劃；這進而需要將民主運動聯系能夠吸引廣泛的底層工人和團結中港群眾的訴求：大幅增建公屋丶全民退保丶八小時工作製丶生活工資丶以及優質且廉價的公共服務。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才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將爭取這些民主和民生訴求的鬥爭進行到底。

「國際支持」

溫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階級主導的丶真正有力的群眾鬥爭具有怎樣的重要性，他們也不願發起這樣的鬥爭，但同時他們自己又無力抵抗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於是他們便將希望投向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希望這些「民主國家」能夠提供幫助。但不幸的是，這只是另外一個幻想。在六四屠殺之後，西方政府迫於直接或潛在的群眾壓力，對中共當局表示譴責並采取了一些製裁措施。但是這些反應往往是局部的丶暫時的。就在六四屠殺僅僅一個月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為恢復正常的中美關系做準備。在中共統治者表明會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丶繼續為外國資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之後，西方政府與中國的外交關系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則采取消極的杯葛立場，指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無關。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地實現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獨裁統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實現本土派所倡議的獨立。不承認獨裁政權，並不會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內地，這樣會造成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但本土派卻主張割裂了兩地的民主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共統治。

現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時更加專製（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後幾個月的鎮壓浪潮），習近平將政治打壓升級到了自六四屠殺以來最嚴厲的程度，但美國和歐洲政府同中國仍然保持著密切往來。它們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除了偶爾的口頭譴責之外，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今年一月，英國首相文翠珊訪華時閉口不提人權，因為她最關心的是同中國簽訂大筆商業合同，以及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和地緣政治問題上的談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在貿易和南海問題上向習近平發出不少挑戰，但這是為了爭奪世界權力和利潤，不代表特朗普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他在2016年競選時他曾將天安門運動稱為是一場「暴亂」。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雜誌采訪時也曾說：「當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幾乎要垮了。學生十分兇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們，展示了力量。現在我們的國家顯得好弱。」

最近出訪中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一個「特例」。她與兩位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的妻子見了面，並且向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及」了人權問題。她因此受到國際資產階級媒體的稱贊。不過默克爾只是告訴維權律師的妻子，她會「繼續支持和關註他們」——就像她幾乎每次到中國時都會行禮如儀般表示的那樣。一方面，這是為了裝飾默克爾和德國作為歐洲領導者的形象，並沒有帶來任何實際的改變。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貿易戰的陰影，迫使中共容許德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權稍微表達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夠給香港民主運動以支持的，是各國的工人丶左翼和激進青年。現在社會主義行動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在努力建設國際工人階級和左翼的抗議運動，呼籲全世界勞動群眾反對中共在香港和中國的威權統治。

一地兩檢強行通過　立法會淪橡皮圖章

高鐵與一地兩檢弄得滿城風雨，面對社會的普遍不滿與懷疑，當局仍然決定加速立法程序，恢復立法會二讀及三讀。政府顯然希望能於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務求讓高鐵於今年第三季前通車。

為確保方案能夠如政府所願速速通過，立法會的建製派與政府內應外合，立會主席梁君彥強行限製議員辯論丶審議修正案及發言時數。梁君彥使二讀在6月7 日一天內以8小時完成，時間倉促根本不足以讓所有議員完成原本15分鐘的發言，變相連議員基本議事權也剝奪。除了梁君彥，早前5月初在一地兩檢委員會中，主席葉劉淑儀同樣強行「剪布」。不但將議員提問時限縮至1分鐘，又不合理地趕走4名議員離開會議室，最後更以平均10多秒速度作表決。

一地兩檢乃中共的「屠城木馬」，用意是開設兩個先例，首先是讓中國大陸的執法部門可以進駐香港直接執法。另外，港府本來打算任意扭曲《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因為中央政府去年12月甚至直接繞過港府和法院，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頒布決定，以展示中共可以淩駕香港所有統治機關的權力。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全面管治權」。

若果將一地兩檢理解為中共的政治任務，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局會如此著急於通過。早前高鐵的試行多次出現包括出軌等的問題，當局依然堅持項目會如期開通，完全以政治原因置民眾的安全於不顧。近日港鐵屢屢傳出各種醜聞，從沙中線紅磡站月臺鋼筋接口位剪短，早前已有察覺卻於最近東窗事發才推三阻四，最近歸咎於承建商工人，引起不滿；土瓜灣站被揭發未依圖則建造，鋼筋結構偷工減料；高鐵因建造時顧問誤算而導致路軌變形偏離丶列車出軌丶又被傳出列車未達歐洲列車防撞標準丶缺乏安全系統；高鐵西九龍車站暴雨期間出現滲漏，驚現水簾洞；到工程主管考試被揭大規模提示作弊，種種工程問題多不勝數。在修建工程之中出現兩層外判的情形，訊息更難流通丶各方難於協調之余，又因外判的剝削性質而損害工人權益，工程及其責任層層外判而相互隱瞞，掩耳盜鈴，終致今日諸多破綻表露，終致惡名愈加昭著。

政府以為猛烈的政治打壓，尤其重判梁天琦等旺角沖突示威者，就可以令群眾陷入沮喪，因而可以趁著沒有群眾壓力下而急急通過一地兩檢。但這必然是會造成更大的民怨並在未來引發更大規模的鬥爭。群眾將會再次反抗威權統治而令當權者付出沈重代價。

梁天琦被判監六年令人驚憤

曾經的本土派成員梁天琦被判入獄六年，讓香港人無論老少都感到震驚和憤慨。另外八名同案被告也被判重刑。同樣被裁定暴動罪成的盧建民將入獄七年。

這些判決是史無前例的。許多被告的刑期甚至比六七暴動領導人還要長。六七暴動導致51人死亡，並使用了過千枚炸彈。

社會主義行動從未鼓吹或者支持說暴動是政治鬥爭的方式之一。但是和大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我們不接受政府對於旺角事件的描述。政府一再拒絕像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之後那樣，成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事件真相。

馬丁•路德•金說，暴動是「被忽視者的語言」。暴動的發生往往意味著，有組織的集體鬥爭由於各種原因遭到失敗或者走入歧途。

前特首梁振英基於對民主運動的敵視，當時定性初一騷亂為「暴亂」。而且政府想利用旺角事件打垮本土派，進而打擊整個反對派。更有甚者（但並不令人意外），中共高官甚至說旺角騷亂是「恐怖主義」。當時梁振英在Facebook上發表狠毒的言論，指如果是發生在其他國家，「警察極可能槍殺暴動份子」。

不幸的是，本土派將自己送到了政府的槍口下。這是因為他們松散丶缺乏組織，而且也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社交媒體上的鍵盤戰士的人數並不能反映參加有組織的抗爭運動的人數）。

而且，所有主要的本土派團體都敵視其他群體，例如以種族主義對待內地平民丶以宗派主義對待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令他們自己陷入孤立。梁天琦為上庭辯護和製造輿論以減輕判時，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本土派，轉而向泛民尋求支持。這大概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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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思想在年輕人當中仍然很普遍，而且可能因為資產階級建製派無休止的政治打壓而壯大起來。但是本土派很可能會保持無組織丶「無領導」的狀態，無法真正威脅到獨裁政權。

盡管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的政治思想和行動方法，但我們也毫不猶豫地譴責「旺角暴動案」的嚴厲判決。

政府不僅想要擊垮本土派，而且想威嚇整整一代年輕人。無論是國歌法還是重推洗腦教育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政府想要傳達這樣一種信息：「激進主義」會受到懲罰，不要無謂抵抗威權統治。世界各地的專製政權都使用這種方法，但從未成功。

「旺角暴動案」審判：對司法公義的嘲弄

香港法院對於「旺角暴動案」的判決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

不同於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旺角事件並沒有造成死亡，也沒有搶劫或者嚴重損毀財物的行為。所有的怒火都只是針對警察，因為在雨傘革命裏，警察執行政府的政治命令去攻擊示威者。

目前已有25人因參與旺角騷亂而被裁定罪成，他們的刑期加起來多達71年。其中18名被裁定暴動罪成的被告的刑期平均為三年零八個月。雙十暴動造成59人死亡，但被裁定暴動罪成的人最高刑期也只有兩年。

被判入獄四年零三個月的莫嘉濤在被捕時只有十七歲。法官無視感化官的建議，判患有自閉癥的吳挺愷入獄兩年零四個月。

林鄭表示這場審判「完全沒有政治成分」，除了建製派的忠犬之外大概沒有什麽人會相信。中共想利用這場審判猛烈打擊整個香港民主鬥爭。

就像所有鎮壓性的統治製度一樣，這些措施最終也會對中共和傀儡港府造成反彈。人們從未像現在這樣清晰地看到，警察丶法院丶「議會」（如果它稱得上是議會的話）丶以及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等國家機器都是殘酷丶貪腐的政權的鎮壓工具。警察在雨傘革命中空前的非法暴行，永久地摧毀其公眾形象。

同樣，法院被公然用來打擊民運人士，嚴刑處罰梁天琦等人，也在令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司法製度感到憤怒並失去信心。

我們必須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從而重建群眾性的民主鬥爭。這場鬥爭要想勝利就必須要有革命的丶社會主義的鋼領，讓人們看到整個資本主義製度和國家機器都是腐朽的丶不民主的，「改革」和小修小補無法帶來真正的改變，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擊敗現在的鎮壓。

學生會杯葛六四晚會有什麽意義?

大約11.5萬人參加了今年香港的六四紀念晚會，其中包括數千名內地遊客。今年的人數比去年更多，出乎建製派的預料。

這場集會有力地表達了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態度。香港人不只是在紀念29年前那場幾近推翻中共獨裁政權的運動，也是經歷了兩年來對民主空間的打壓丶通過壓迫性的惡法丶政府操控立法會選舉丶政治檢控示威者等空前的政治打壓之後，表達出自己爭取民主的決心。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八間大學學生會連續第四年拒絕參加六四晚會，就顯得更加荒唐和脫離現實。

自2015年以來，本土派領導下各間學生會說杯葛晚會是因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丶對於支聯會和泛民的不滿丶以及反對「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

今年，學生會的杯葛行動再次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親政府的媒體說杯葛行動反映出民主派發生了嚴重分裂。偏自由派的媒體也大肆報導，不過由於各種原因，它們錯誤地認為學生會領袖在年輕人中很具代表性。

如此廣泛的媒體報道實在擡舉了本土派的杯葛行動。事實上，大量年輕人無視學生會的立場，參加了今年的六四晚會，可見杯葛行動並沒有得到那麽多支持。而且學生領袖也沒有像往年那樣組織其他的六四活動（盡管那些活動的成果都很有限）。

支聯會竭力將每年的晚會去政治化，使其脫離鬥爭，這的確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但是學生會所謂的杯葛只不過是跟隨在這種不滿情緒之後，而沒有將它組織起來或給予它方向。

而且今年的杯葛尤為無力，因為學生會除了發出聲明之外沒有做其他任何事。這說明右翼本土主義沒有前途。它指責泛民領導人不願鬥爭（我們也同意這一點），但卻沒有給出任何替代方案。

自林鄭就任特首已來，大學校園裏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當局利用港獨橫額事件進一步限製學生的言論自由。在浸大普通話事件中，校方懲罰抗議學生，以此來恐嚇其他活躍學生。本土派領導的學生會沒能動員起認真的鬥爭來抵抗這些攻擊，他們的宗派主義再一次孤立了自己。

不過自相矛盾的是，六四當晚學聯在集會場地外為自己的「抗爭者支援基金」籌款。他們做得很低調，而且依然沒有提出與泛民領導人和支聯會不同的政治替代方案。既然如此，與115,000名抗議者一同勇敢地反對當局迫害梁天琦等本土派丶反對打壓校園言論自由不是比杯葛更有意義嗎？所謂杯葛，表面上好像做了些事，但實際上什麽也沒有做。

香港學生不能接受這樣被動丶缺乏戰鬥性的學生會。社會主義者認為，面對政府的接連打壓，學生們迫切需要建立民主的丶戰鬥性的領導層，將學生會變成真正的鬥爭組織。

背景資料：學生會反革命的倒退
三年前社會主義者就曾警告過，大批學生對親泛民的學聯領導人感到不滿，而且雨傘革命沒能帶來改變也讓學生感到沮喪和失望，這會讓本土派從中得益。在學生眼裏，過去那些親泛民的學生會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組織。

在過去那些學生領袖的控製下，從來都沒有成為具內部民主的組織，這一點在雨傘運動期間表現得格外明顯。年輕人在雨傘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真正具有戰鬥性的學生會本應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去動員和組織學生丶討論運動的政治任務，但實際上學生會卻自甘於次要角色。

盡管個別學生領袖的確成了雨傘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背後往往沒有任何實際的組織力量。

在雨傘運動次年，本土派利用學生的不滿情緒奪取學生會的領導權。但是本土派領導下，過去的那些問題（官僚主義丶缺乏基層參與和內部民主丶缺乏群眾動員）變得更加嚴重。沒有人會說現在的學生會比過去強大。

香港：五萬人七一上街 呼喊結束一黨專政

七一遊行已連續舉行16年，今年亦有數萬人參加。示威者無視獨裁政權的威脅恐嚇，呼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七一是香港結束156年英國殖民統治、主權移交給中國的周年紀念日。但自從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阻止廿三條立法之後，這一天便成了上街日。現在政府試圖重啟廿三條立法，同時還在推行其他許多打壓民主的措施。

今年也是林鄭月娥就任特首一周年。中共操控的選舉委員會在去年以777票的低票數將她「選」為特首。在林鄭當政的一年裏，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民主權利受到空前打擊。就在七一前，港府將反民主火力開到最大。

警方的刁難

警方將以往的遊行集合地點批給親中團體，不允許遊行隊伍使用，然後又表示示威者若不遵守新的路線將會被捕。在七一前的幾周裏，許多媒體都認為遊行者會和警方爆發沖突。與此同時，中共喉舌《大公報》宣稱七一遊行「違法違憲」、應被取締。

不過遊行當日並未發生沖突。警方擔心如果挑起沖突，自己將會受到公眾指責。可見警方幾周來的威脅恐嚇不過是一場心理戰，為的是讓群眾不敢參加遊行。

盡管今年的遊行人數只有5萬，少於去年，但仍然是一場有力的抗議。而且就在一個月前，有115,000人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會，紀念八九年被中共屠殺的青年和工人。

導致遊行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政府和警方的恐嚇，而是主流泛民政黨自林鄭上臺以來便全線退縮，沒能承擔起領導責任。

「他們沒有提出任何新的鬥爭策略去抵抗威權政府」，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評論說：「不過盡管泛民領導層軟弱，今天還是有5萬人上街。如果在運動中明確號召罷工，首先可以是全港一天總罷工，同時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和青年一同鬥爭，將會更大的反響。」

禁止參選

政府和主流媒體宣稱今年的遊行人數是「最少的一次」，也就是暗示說民主運動的支持度正在消散。過去幾年裏，港府對七一遊行的反應都比較謹慎低調，而且會發布聲明說它「理解」公眾的憂慮。但是今年港府卻囂張地說遊行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政府的新聞公告說道：「任何不尊重『一國』、無視憲製秩序、嘩眾誇張、不實誤導的口號，皆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不利香港的發展。」這裏所說的「一國」是指中共政府對於「一國兩製」下部分自治的香港擁有主權。

政府正在加緊打壓「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反對派候選人如果不放棄這句口號，就會被禁止參選。這種做法對於普通工人和青年沒有多大影響，他們的怒火仍在增長，但是會讓溫和泛民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想看到群眾鬥爭，他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和政府發生沖突。

空前的打擊

中共和傀儡港府不斷對香港民主權利發起新的打擊，試圖消滅民主運動。自2003年以來（或者說自1989年以來），在香港這個有730萬人口的城市，已有數百萬人次參加過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

在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有120萬人參加了集會、占領和反政府抗議。雨傘革命是1989年之後中共獨裁政權所遭遇的最嚴重的政治挑戰。政府現在實行種種打壓措施，以圖避免重現當年的情形，但是它註定會失敗。而且現在中國的群眾鬥爭也正在趕上（而且很可能會超過）香港。

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沿途設置街站，售賣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我們的口號是『重建戰鬥性民主運動』和『打倒獨裁政權』。同時我們也提出，需要建立擁護社會主義政策的工人群眾政黨，並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說：「我們認為，反對威權統治的鬥爭也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獨裁政權。」

林鄭執政第一年大事記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宣誓就職。習近平訪港發表講話，警告香港人不要觸碰北京的「底線」，並再次攻擊港獨思想。

2017年7月14日：繼2016年底踢走兩名本土派議員之後，政府再次清洗立法會，四名泛民議員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資深社運人士、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林鄭政府將五分之一的反對派議員踢出立法會，事實上推翻了2016年的選舉結果。

2017年7月25日：政府宣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表面上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時間」，實際上是打開了大陸警察和邊境人員在香港執法的先例。

2017年8月15及17日：法院重審有關雨傘運動和反新界東北發展抗議的兩宗案件，首次有青年社運人士被判處嚴厲刑期。香港眾誌的黃之鋒和社民連的黃浩銘等16名被告盡管已經完成之前判處的社會服務令，但此次仍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20日：16名社運人士被改判入獄僅僅幾天之後，14萬人上街抗議法院判決和政府操控法院。遊行並非主流泛民政黨發起的，他們只是被迫跟隨，而且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麽多人參加遊行。

2017年10月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歌法，「侮辱」國歌將會受到處罰。香港政府宣布將會進行國歌法本地立法。國歌法主要是為了打壓反對中共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在球賽現場噓國歌的香港球迷。

2017年12月15日：六名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後，建製派取得立法會絕對多數，得以修改議事規則，削弱了反對派拉布的權利。

2018年：政府對民主派示威者的檢控變本加厲。一月有6場審判，共43名被告；二月6場，27人；三月8場，46人；四月5場，27人；五月3場，21人。今年以來，已有4場有關雨傘運動的審判，共47名被告。因參加雨傘運動而受審的人數增加到至少266人，被定罪者增加到至少100人。

2018年1月17日：16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裁定罪成。16人均被判入獄，包括已經因「占領公民廣場案」在2017年8月被判入獄的黃之鋒和黃浩銘。16人均已提出上訴。

2018年1月27日：香港眾誌的周庭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聲稱，周庭被禁止參選是因為香港眾誌要求「自決」。但2016年眾誌羅冠聰參選並當選立法會議員時，選舉事務處並沒有表示反對。

2018年3月11日：政府清洗立法會後留下六個空缺席位，其中四個在今年三月進行補選。總共有三名候選人被禁止參選。泛民和建製派各贏得兩個席位，意味著泛民丟掉了上次選舉贏得的兩個席位。補選過後，香港唯一一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宣稱，任何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都可以被禁止參選。

2018年3月16日：政府宣布正在草擬《國歌條例草案》。草案提出，「侮辱」國歌者最高可被罰款五萬元及判監三年。

2018年3月17日：習近平宣誓就任國家主席，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任期。此前全國人大已經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製，為習近平的「終身統治」鋪路。中共從過去的「集體獨裁」變成「個人獨裁」，強化了習近平當局的壓迫性，但也出人意料地引發了大規模網路抗議。

2018年3月30日：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幾周前在臺灣一個論壇上的講話，盡管戴耀廷只是模糊地說到港獨作為其中一個政治願景。建製派要求檢控他並開除其教席。戴耀廷的講話變成了建製派用來打擊言論自由、為重推廿三條立法造勢的靶子。

2018年5月28日：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向廉署舉報一名高官涉嫌貪汙，但卻因披露調查進度而被判監四個月。吳文遠辯護說此事關乎「公眾利益」，自己有責任向公眾交待，但法院卻不予承認。吳文遠所受的嚴厲判決是一個標誌性的政治事件，再一次證明政府將較激進的社民連視為重點打壓目標。

2018年6月11日：法院對「旺角暴動案」做出空前嚴厲的判決，將香港本土派代表梁天琦判監6年。「旺角暴動案」被定罪人數增加到25人，總刑期長達71年。

2018年6月14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和建製派使用前所未有的專製手段打壓泛民議員，強行通過了一地兩檢法案，事實上將即將投入使用的香港高鐵站變成了一所巨大的公安局。

港鐵建築醜聞變成政治危機

承辦本港多項基建項目的港鐵最近接連爆出工程醜聞，繼高鐵工程不斷超支延誤丶試車出軌外，醜聞更擴散至本地多項鐵路工程，當中以沙中線的工程最為嚴重。

五月中，傳媒得到工程分判商中科興業爆料，新紅磡站工程用來支撐月臺的部分鋼筋被剪短。鋼筋的支撐力度不足，隨時會導致月臺崩塌。據報港鐵公司早已於2015年8月悉知工程問題，卻沒有通報公眾，更向分判商施壓要求噤聲。

到了六月，沙中線再次爆發醜聞，土瓜灣站的通道墻壁工程偷工減料，墻身厚度被削減。6月17日，沙中線前線工作人員揭發會展站挖掘工程問題。事件發現工程偷工減料，沒有放置足夠的支撐架，事件的嚴重程度可導致整個施工地盤倒塌。這個工程同樣由禮頓負責，並與中資的中國建築聯營。根據路政署報告，港鐵早在五月初發現問題，同樣沒有主動公開通報。

禮頓至截稿前仍然沒有公開回應事件，而港鐵主席馬時亨卻坦然對其「無符」，甚為鬧劇。政府只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不過委員會只限於調查紅墈站的事件，不會過問其他工程醜聞。

香港基建項目頻頻揭發醜聞，可見造假並非個別事件，而很可能是長期的腐敗問題。政府近年來大興土木，建設大白象工程，這些全部都是以外判形式興建。判上判的模式，讓政府丶港鐵丶承建商等在出事時將問題諉過他人丶推卸責任。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林鄭月娥上月還維護馬時亨，但現今政府開始表達對港鐵通報機製的不滿，企圖以不知情而逃避全部責任。在社會的輿論壓力下，政府甚至可能會更換港鐵高層。

對於當下的工程問題，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徹查全部問題並且追究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不過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製，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社會應該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譬如高鐵等的大白象項目，將資源重新投入並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時代廣場移除劉曉波銅像　 政治打壓趕盡殺絕

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

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一周年。香港支聯會及社民連六月中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擺放劉曉波的銅像，以喚起公眾對中國民主的關註。然而，時代廣場方面以活動「滋擾商戶」為由阻止，更威脅向法庭申請禁製令以作驅趕。

但實際上，商場前的空地乃公共空間。且該空間同時卻擺有商場主辦而占地更大的動漫展覽，卻沒有被趕走。時代廣場由九龍倉集團所持有，老板吳光正本人更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商場明顯要政治打壓，避免「政治敏感」議題。

由於挑戰禁製令需耗十數萬訟費，最後支聯會及社民連無奈決定撤出時代廣場，搬到銅鑼灣行人專用區繼續活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剝奪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林鄭政府拒絕美國要求引渡疑犯

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報告提及，美國政府曾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但去年10月遭特首林鄭月娥應北京政府要求拒絕引渡，並將疑犯交由中央政府拘留。這是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疑犯為澳門人熊日（Iat Hong），涉嫌在澳門入侵兩間美國律師行的內聯網盜取上市公司的信息，於2016年12月在香港被捕。美國政府申請引渡疑犯，但在10個月後，香港政府拒絕引渡申請，因他亦正被中央政府提出另一宗刑事檢控。

港府最後將該疑犯移送至中央政府，而北京政府沒有再就如何處理該名逃犯提供任何資訊。

事件反映香港的出入境極為受中國幹預。去年十九大期間，英國維權人士Benedict Rogers由香港被遣返，明顯在敏感時期中共接管了入境處。中共對香港政府的政治操控。當然美國政府也是大力幹預世界各地政府的出入境以達到政治目的，例如針對斯諾登。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操控香港邊境。只有邊境控製權由人民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控，才能保障公平的出入境自由。

市民住屋縮水 地產商錢包發水

香港樓價連年不斷打破世界「最不可負擔」的紀錄

超過20萬窮人居住於比監倉更細小的劏房內。但即使是較富裕的買家（通常是家長幫孩子付首期）也開始搶購納米樓。

這些單位的面積大部分小於200平方呎，但平均售賣卻高達4百萬元，以呎租來計算比大單位更貴，因而獲得地產商的青睞。地產商是香港的真正統治者。對他們來說，房屋是用來讓他們發水，而不是用來為群眾提供舒適的家，現在連較富裕的買家都成為了受害者。地產商愈來愈富，但平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窄，也越來越昂貴。

據《福布斯》雜誌的資料顯示，香港最有錢的頭50名億萬富翁的總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00億，達到3070億，即在一年內上升了24%。這也打破了世界紀錄！

林鄭的威權統治一周年 鬥爭如何走下去？

七月一日林鄭月娥上任特首的一周年。林鄭上任後加強威權統治，特別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議員資格後，政治形勢進入了新的階段。習近平去年七一強調中共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強硬地打壓香港僅有的民主空間，削弱立法會權力、更明顯地利用法庭政治審判示威者、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通過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等法例。

上任以來她一直將打壓群眾抗爭的任務外判予法院及建製派政黨，避免像梁振英般發表強硬的反民主言論，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務員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無疑對很多支持民主運動的青年來說都是一個挫敗。政府可以在短期內製造寒蟬效應，但青年的憤怒情緒只會更深。現在對大部分青年來說，「法治已死」和「政治審判」已經變成共識，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壓力之下也需要開腔向公眾自辯，為自己的政治審判行為開脫。

中共不但要通過這些法例，更要在這過程中展示無上權力，企圖令群眾運動感到挫敗，因此往往以更強硬、更無視民意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可以說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兩檢由人大常委直接頒布決定，完全無視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開向香港法庭施壓，指香港法庭不應受理對一地兩檢的司法覆核。此外，中共想將立法會變為人大會議，避免它繼續成為政治辯論的場所。在今年初修改議事規則之後，現在建製派正準備將因為違反議事規則而被逐出議會的議員禁止開會一年。這將會封殺議會抗爭。

中共最理想的目標是把香港變成像新加坡那樣，群眾抗議和集會受到全面壓製，言論和出版自由蕩然無存，政治版圖上只會存在一些忠誠反對派作為花瓶。事實上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今天，全球各國政府也視這種威權統治模式為典範。一方面可以鎮壓群眾反抗和控製新聞資訊，同時又可以與全球金融體系保持密切連系。因此最近特金會後，特朗普稱贊金正恩的「強硬統治」，及後一星期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訊號。

「全面管治權」

習近平在中國內地全面集權，收緊對於地方政府的控製，對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來中共越來越公開地直接統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協經常高調發表言論向香港的法庭和議會施壓。過去在梁振英時期，中共讓中聯辦占主導角色，由中聯辦將政治任務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團（包括政黨、財團、親中學校等機關）。現在中共更多的是通過人大和政協直接幹預香港，推動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樣擅自搞風搞雨。但這種直接統治並不會順暢，因為意味著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難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讓步以舒緩民怨，也很難讓主張「大和解」的泛民領導展示他們的成果以合理化他們的妥協。

林鄭似乎希望在上任一周年推出房屋空置稅，企圖擺出壓抑樓價的姿態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當年的雙辣招一樣，這樣政策對壓抑樓市基本上毫無幫助。現時全港地產商若有9千個落成後沒有推出發售的單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稅，迫使地產商售出全部囤積的私人單位，根本對壓抑樓價毫無幫助。

建製派的恐嚇

由於近月建製派開始攻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指控其為違法違憲，威脅可以剝奪任何支持這一口號的人的參選權。這意味著整個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體取消議員資格。然而今天六四集會的人數仍然高企。七一遊行民陣在群眾壓力下正確地采納了這一口號為主題，雖然它並未有明確指出群眾運動要如何達到這一目標──與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以打倒中共政權及資本主義為綱領。香港警方開始對七一遊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嚴格的限製，強製市民在維園草地出發，並威脅控告中途加入的遊行人士「非法集會」。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報》表示應該取締七一遊行，因為這是「抗中亂港」、「違法違憲」。當然大公報是建製派機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個，但在今天愈強硬愈當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親北京政客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附和這一調子。這是中共推動鎮壓的策略，先擺出最強硬的立場測試民意，在激起輿論反彈後稍為撤退，然後慢慢將這一強硬立場「正常化」。不過獨裁者明顯自視過高，由2003年反廿三條50萬人大遊行開始，七一遊行已經成為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記憶。如果對這個香港抗爭的重要陣地作出攻擊，只會激發更多港人的憤怒到臨界點，激起新一階段的群眾鬥爭。

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重建民主運動，讓運動由基層群眾掌控。運動不應自我局限在爭取民主訴求之內，也應該通過建立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處理香港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危機。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運動，並希望盡快結束運動。

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成為鬥爭的剎車掣。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向習帝請願，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社會變革從來不是依靠與當權者妥協達成，而是依賴不斷的群眾鬥爭去奪取當權者的權力。無論是歷史上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製政權都是如此。工人組織、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在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會人數等例子，已證明香港群眾是準備與政府鬥爭的。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宏光護老院外勞罷工抗爭　追討欠薪加班費

6月14日，位於觀塘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工人抗爭，共10名來自中國廣東的外勞女工集體辭職，抗議資方長期對工資及工時的嚴重剝削，以及對員工做出的恐嚇行為，要求追討百多萬元的欠薪，。由於所有外勞本來居住於公司宿舍，故她們發起抗爭後無家可歸，並搬到政府總部外紮營留守抗議。6月16日，工人在政總外發起抗議行動，社會主義行動丶工黨丶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我們支持工人的抗爭並聆聽她們的憤怒聲音。6月17日，宏光工人參加了印尼及菲律賓外勞的國際家務勞工日集會，展示了工人階級可以不分國族團結鬥爭。

超剝削的工作環境

這些女工大多都來自廣東省，來港後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雖然合約訂明的工時為每天9小時，但實際上她們需要每天工作12小時，每天超時工作至少3小時，有時公司更要求工人連續24小時工作。另外，公司亦克扣工人的每周休息日和至少7天的年假，工人每年只有共24天的假期回鄉探親，也就是說工人的每年法定假日（52日周假+7天年假）被克扣了至少35天。

這些外勞是經過政府的《補充外勞計劃》來港工作的。雖然政策訂明同工同酬：「其工資至少須相等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每月工資的中位數，所享有的待遇亦不會比本地工人按勞工法例所得的為差」，而且亦要符合法定最低工資。但實際上資方一直在走法律漏洞，提交給勞工署的工作合約上的工資為$12,000，但公司以提供住宿費為由將實際工資減至$10,800。另外，工人每兩年簽一次合約，每次公司都會巧立名目征收2.1萬人民幣和2萬港幣的「勞務費」，變相每月克扣約$2,000的工資。

以工人實際月入約$8,800來算，每月沒有休息日工作30天，每天工作12小時，工人們的時薪只有$24.4，遠遠低於最低工資的$34.5，可見雇主其實在一直在違反法例。據了解，資方多年來克扣工人工資丶休息丶超時工作補水等的金額合共約700萬元。今次工人抗爭的基本目標就是追討全部欠薪。

無故解雇丶人身恐嚇

這次鬥爭的觸發點，源於公司最近無故解雇其中一名工人。被辭退的黃女士在院社工作了8年，於5月28 日在沒有原因之下突然遭公司解雇。「公司要求我簽署『糧單』，又威脅不簽署的話會直接找人送我返大陸，並甚至報復在鄉下的家人。」事實上，資方過去曾多次對工人惡言相向，威脅工人不要到勞工署或工會投訴。事件發生後，令其他外勞工人都感到非常憤怒，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受害者，因此其他9名外勞決定一同集體離職抗議。

政府縱容私營院舍

這次宏光護老院剝削外勞事件，連同2015年劍橋護老院虐老事件，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院長性侵女院友事件，反映政府多年來毫無監管，縱容私人院舍欺壓院友和工人。而問題更甚的，是政府不斷在推動安老服務的私營化，現時安老院舍宿位的公私營比例為37:63，而且公共資助的宿位嚴重不足，輪候時間高達37個月，每年有約6千名老人在輪候宿位期間死亡。私營院舍為了牟利，往往會輸入外勞來剝削工人，同時以高昂的收費提供參差的服務。私營院舍的每月收費動輒過萬元，一般基層家庭根本難以負擔。這些院舍很多環境惡劣，每名老人擁有的空間只有6.5平方米，在晚間一名護老員甚至要照顧40名老人。

現時私營院舍大多聘請廉價外勞，今次事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長者照顧服務。

外傭發表中介調查報告　揭露政府假監察真縱容

《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自去年1月起在港實施以來，政府指用意是規管中介公司。但一年以來守則被證明根本是無牙老虎。最近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及印尼移工社群（KOBUMI）進行調查，訪問了452名外傭，發現中介濫收費用丶剝削外勞的情況十分猖獗。

新來港外傭平均支付9013元中介費，是法定上限的20倍。法例規定中介公司只能收取外傭來港首月薪金的一成，但調查顯示56%受訪外傭被雇傭中心違例，另有三成人須在獲發首月薪金前繳費。

團體曾以外傭身份到十八間雇傭中心放蛇，有七間表明經他們尋找新雇主時，需支付三千五百元至一萬元費用。另一點是，24%受訪外傭被沒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做法違反守則。這種剝奪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是威嚇外傭的行為，使她們即使面對中介或雇主違法時也不敢發聲。

亦有約百分之十的受訪外傭指中介機構曾安排他們向財務公司借貸，以逃避直接參與非法收費的罪行。很多外傭來港後為了繳交中介費而負債累累，首半年根本上是無償勞動，也因為負債的壓力，即使收到剝削和壓迫也不敢發聲。

政府事事以財團利益行先，這些擺明車馬違法的中介公司往往被縱容。勞工處自守則實施以來，九成中介公司違反至少一項條例，但只有七間被撤銷或拒絕續發牌照。

依靠政府的守則或法例根本毫無實權規管吸血中介公司。外傭需要組織起來積極鬥爭，並且與本地工人階級一起團結鬥爭，要求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取締所有私人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雇。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資本主義的「現代奴隸製」。

新民黨容海恩攻擊外傭    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

5月27日，多個外勞團體發起遊行，抗議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種族歧視。容上月在立法會上指外傭周末在公眾地方霸占道路、進食和睡覺，影響巿民生活和公眾衛生。約三百名外勞舉起「反歧視」、「反對現代奴隸製」等標語，要求容海恩道歉。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我們諷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如希特勒一般種族歧視。

建製派種族歧視劣跡斑斑

新民黨一向極為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新民黨煽動種族歧視、製造社會恐慌、並攻擊民主派以撈取選票，極力抹黑香港的尋求庇護者為「假難民」，又支持政府興建難民營。2015年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曾發表極為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的言論，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引起多個外傭團體抗議。

新民黨不但攻擊外傭，同時也是反對本地工人權益和民主權利的政黨。可見本地群眾與外傭有著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團結鬥爭，反對種族歧視和資本剝削。

附和政府的壓迫性政策

在港外傭人數達到38萬，為社會製造龐大的經濟成果，可是她們卻被政府的政策所歧視。外傭占據假日路面，是因為雇傭同住條例下，外傭沒有自己的居所，在假日只能逗留在外。而香港極為缺乏公共空間。政府拒絕為外傭興建假日休憩設施。

「雇傭同住條例」令外傭失去外出住屋的自由、被迫與雇主同住，令性侵犯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香港住屋狹窄，外傭大多都欠缺自己的房間，女性私穩被無形中被打壓。政府亦一直縱容中介公司濫收外傭中介費，令外傭欠債累累，外傭工時更是全港之最，逾四成外傭每天工作16小時。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容海恩的言論。我們要求開放所有公共設施讓外傭使用，而政府亦應大量增建公共設施以容納38萬名外傭以至全港人士。我們要求取消雇傭同住條例，並大量興建公屋讓外傭居住。

打倒「貴族學校」！打倒階級歧視！

近日，私立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宣布將於明年新學期取消中文科繁體字教育，一律只提供簡體中文課程，引發爭議。據報導稱，香港本地學生家長對此反應激烈，認為學校並未事前咨詢家長。此事亦觸動了部份人對於中港兩地對立的神經，認為校方有意迎合中共政權打壓香港語言及文字的地位。毫無疑問，哈羅作為一所私立學校必然盡一切手段迎合中共與香港政府的好惡。而政府優惠貴族學校的政策，令教育資源分配更集中在富人手上，製造階級傾斜。

現時全港約有五十間此類私立「國際學校」。加之在政府政策的傾斜下，這些學校更成為「精英」「優質」教學的代名詞。當然，入學的費用同時亦相當 「精英」和「優質」。以此次事件的主角哈羅香港國際學校為例，學校發行所謂的「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及「個別債券」，認購金額分別為300萬及60萬港元，供家長認購作為子女必要入學條件，2016年「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金額更增至500萬，另外學費約15-18萬一年，還未包括每年6萬元的住宿費用，相當於一個香港一般工人全年收入，根本遠非一般香港家庭可承擔。

而政府政策亦大幅向此類私立學校傾斜，哈羅香港校舍占地3.79公頃，政府每年竟然只收取1000元的租金，另外還有6間國際學校也是如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絕大多數學生的公立學校所得的待遇卻慘不忍睹，政府投放於公共教育系統的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處於墊底位置，甚至不如埃塞俄比亞，不但堅決拒絕推行小班教學，連學位安排都毫無章法得過且過，以致個別公立學校出現數年間由收生不足幾乎被「殺校」、轉眼間新學年擴編至一級九班每班40多人的情況。政府對公立教育系統不僅欠缺長遠規劃，連短期的安排都一塌糊塗。

社會主義者故然支持學生、家長和學校民主地決定教學政策；學生有選擇接受哪一種語言和文字教育的權利。但在此之前，我們亦同時要求廢除一切私立貴族學校，所有學校全面公營，大幅增加教育開支，提供面向全民的免費優質公共教育。

社義行動致力重建工人鬥爭　反抗專製政府

中國內地正走入瘋狂鎮壓的「習帝時代」。正當中共政權正在收緊對香港控製，建立群眾抵抗的戰略和綱領變得更加迫切。社會主義行動努力應對這一挑戰。我們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而我們每天的抗爭行動都是為了這目標而前進。

五一國際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及難民聯會舉行反種族主義遊行。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及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亦有出席。這是勞動節唯一一場集結不同國族的國際主義遊行，當中包括印尼、盂加拉、美國、蘇格蘭、香港人等。隊伍約一百人，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打出「團結抗爭　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的口號。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勞動節遊行不單是為了表達憤怒，也展示了需要什麽理念來提高香港以至亞洲地區鬥爭的水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內地工人鬥爭。內地龐大的工人階級如果得以組織起來，中共獨裁政權的生命將會進入倒數。因此我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將不同鬥爭連結起來，並學習當中的教訓。5月15日，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和八小時工作製。

6月16日，社會主義行動、工黨、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宏光護老院的內地外勞在政總外發起的抗議，反對公司克扣工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發言時表示，罷工工人是婦女、外來移民和工人，受到三重壓迫。我們支持工人一切訴求，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種族分化。

社會主義者一直站在反種族主義鬥爭的前線。5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Kobumi、社民連、工黨及其他外傭團體，到以色列領事館及美國領事館抗議，反對屠殺加沙人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反對種族主義及國家暴力。6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外勞團體舉辦的國際家務勞工日。

5月27日及6月4日分別是六四的周年遊行及燭光晚會。今年是威權主義攻勢以來的首個六四。社會主義行動打出「打倒習帝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由於中共企圖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出版「結束一黨專政違禁品」T恤以作諷刺，大受抗議者歡迎。

維園燭光晚會有11.5萬人參與，這反映了群眾對去年以來政治打壓的憤怒，也見到港人沒有為民主鬥爭感到灰心。對專製政權和親商政策的不滿是前所未有地高漲。如果有一個清晰的領導，基層群眾是準備站出來的。但現在欠缺的正是一個引領群眾鬥爭前進的領導力量及組織方法。社會主義行動正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作為連結這場鬥爭的鎖鏈，因為至今只有政府一方清楚自己的鬥爭目標。群眾指望泛民主派，但泛民領導一次又一次的猶豫不決，未能真正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攻擊，並將鬥爭限製在司法挑戰以及立法會的沖擊畫面內。

社會主義行動介入在不同的工人、外勞、女性和民主鬥爭之中，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力量鋪路。工人階級政黨可以在未來幾年成為反專製鬥爭的主要力量。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政黨被取締   標誌著鎮壓的新階段

今年7月，中共指揮的政治打壓繼續擴大，保安局和香港政府打算使用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社團條例》取締尋求港獨的民族黨。種族主義的香港民族黨自吹自擂，為自己造勢，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很小的組織。政府明顯是用它來試水，準備更嚴厲地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在過去兩年裏，政府發起一系列政治攻勢，頒布新的壓迫性法律，禁止一些反對派參加選舉，並將參加反政府示威的青年民運人士投入監獄。

這是自主權移交以來該條例第一次被用來打擊政治組織，標誌著中共和傀儡港府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旦保安局發出禁令，以民族黨成員身分參加活動或者向該組織捐款均會是違法行為，最高可被罰款十萬元及入獄三年。

政府一開始給了民族黨三周的申訴期，但司法程序只會是一場表演。不過在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代理律師提出抗議後，申訴期延長至七周。盡管延期不太可能對最後的結果造成太大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也說明香港政府和警察一開始過於自信，誤判了形勢。政府每一次攻擊民主權利，都可能引發群眾的憤怒和抗議，盡管民主運動的泛民「領導人」沒有任何反擊。延長民族黨的申訴期，說明政府意識到法院有可能不同意取締，或者至少會推遲審理，而這會令政府大失顏面。

反擊林鄭政府的白色恐怖不能只依靠法院，而且法院正日益成為政府的工具（除了個別情況下會表現出一些「公正」）。不過政府猛烈打壓言論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甚至已經令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感到驚慌。取締民族黨就是最新的警號。

政府於外國記者會（FCC）之間的沖突就是一個例子。外國記者會邀請陳浩天於8月14日進行演講，而政府則威逼它取消這個計劃。前特首梁振英作為政府的非官方發言人，政府可能會收回租給記者會的辦公室。而且政府還阻止記者會直播陳浩天的演講。

不過對於林鄭政府來說，這樣做代價高昂。它沒辦法解釋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力氣取締像民族黨這樣一個根本算不上政黨的政黨。而且政府的行動反而宣傳了陳浩天，讓他從一個邊緣人物變成國際知名人物。就算取締了民族黨這樣一個只是名義上的政黨，陳浩天還是可以照常演講和發聲明，而且現在他的關註度比過去更高。所以政府的嚴酷舉措明顯不是針對民族黨，而是為了抓「大魚」。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民族黨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它的種族主義立場和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幻想。民族黨要求把所有大陸人趕出香港，體現出它如特朗普一般極為反動的種族主義。這只會幫助同樣這只會幫助同樣奉行種族主義的中共政權分化香港和內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全世界勞動群眾團結鬥爭，一同對抗真正的敵人，也就是富豪的威權統治。但政府的真正目標不是民族黨，它明顯是想要以此為先例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打擊其他反對政府及其反民主計劃的組織。

政府將這樣一個沒有實際威脅的組織作為第一個打擊目標，顯然是為了製造先例，為將來使用同樣的方法禁止其他反對派組織作準備。它首先攻擊港獨支持者，因為中共和港府認為「獨立」是一個連討論都不可以的話題。

接著政府會全面擴大攻擊範圍，將其他政治主張也列為不可討論的禁忌。「結束一黨專政」是民主鬥爭的根本訴求，現在也成為政府打擊的目標。最近林鄭拒絕承諾那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不會面臨法律後果。那些公開支持這一訴求的人（也就是幾乎所有民主派政黨）未來都可能被禁止參選。

政府曾采用相同的做法，先在2016年取消了本土派梁頌恒和遊蕙禎兩人的議員資格，然後又踢走了四名較激進的民主派議員。可見政府已經在變相實行廿三條，再一次證明法律和司法製度已變成打壓民主的工具。

保安局發出一份長達700頁的文件，詳列陳浩天的政治言行，用以「證明」民族黨違反了《社團條例》。中共和香港政府想要徹底消滅追求民主的反抗力量，今次取締民族黨以及港府過去的所有政治打壓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抓住民族黨的一些言論，說它是以「暴力」威脅國家安全，但實際上民族黨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小組織，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幾乎做不了任何事。

獨裁政權向年輕人的政治權利「宣戰」。但是就像在中國大陸一樣，威權政策不可能消滅民主訴求和反抗鬥爭，從長遠來看反而會推動年輕人更加激進化、政治化，進而引發更多抗爭，但在反民主攻勢面前不堪一擊的本土派和他們的右翼思想無法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出路。本土派團體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立場，以及他們的右翼親資思想，不可能幫助年輕人實現任何成功的政治反擊。

新一輪的威權攻勢說明現在須要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我們必須抗議政府的每一次攻擊，而且要明白政府正打算發起越來越多的打壓。反民主攻勢不會自動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才能挫敗政府的計劃。而且群眾抵抗需要有民主的組織，由民選發言人和基層委員會來決定行動方針和訴求。

同時民主鬥爭須要聯系到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聯合中國大陸和全世界的工人鬥爭。這些工人正組織起來，反抗減薪、緊縮和各種親富人政策，反對昂貴的教育和住房。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將這些鬥爭聯系起來，能夠將民主鬥爭變成可以撼動中共和其他所有政府的真正的群眾性運動。

當前的「土地大辯論」以及沙中線醜聞表明，資本家將不民主的政治製度當做自己的保護傘，他們會竭力對抗基層群眾的民主訴求，從而保護自己的利潤。因此民主運動必須要有反資本主義綱領和能夠實現這一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以此擊敗中共和富豪的獨裁統治。

威權政府外強中幹

港鐵沙中線建築醜聞爆發，政府的無能赤裸裸揭露於群眾眼前，多年來縱容包庇港鐵腐敗令其誠信破產，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大大加深。林鄭政府一年以來雖然發動猛烈的威權打壓，但政府和統治階級完全沒有強化起來，民意支持度固然低迷，更重要的是統治陣營內部出現分裂。

今次主力揭發沙中線醜聞的是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他以「擠牙膏」的方式逐步爆料，明顯是有部署、有計劃行事的。幕後誰是更大的操盤者故然無從考究，但從中可判斷統治陣營之內的派系分裂相當嚴重，才會有建製派政客不惜為政府製造麻煩也要成為揭密者。而且不久前民建聯指責田北辰領導的實政圓桌不打招呼就落區準備來年的區議會選舉，和民建聯撞區，可能會讓反對派「漁翁得利」，而田北辰則反駁稱民建聯是「以大欺小」。社會危機深化和統治不穩造成統治階級的權鬥和分裂，因而讓底層群眾更能看穿他們的外強中幹而起來反抗。

取締民族黨

脆弱的林鄭政府為了處理港鐵醜聞已經疲於奔命，但在中共的壓力下又不得不履行政治打壓的任務。近期取締民族黨明顯是中共治港的強硬派命令下執行的。在八月底，即保安局宣布是否取締民族黨的兩星期前，中國國務員副總理韓正在北京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見面，強調要處理民族黨以及對港獨「零容忍」，明顯要提醒港府在事件上必須果斷、強硬。這可能正是因為中共對於港府兩次同意延長申訴期感到不滿。

在習近平全面威權統治的大環境下，治港政策也要跟緊步伐。林鄭至今不敢切實談到廿三條立法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但基本法委員會及全國人大等鷹派分子公開施壓，要求她加速立法進程。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表效忠，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亂叫囂。此外，早在1999年通過廿三條立法的澳門，最近更準備復雜內地的模式，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用以針對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一政策明顯是為了向港府作出示範效應。在這種壓力下，林鄭在8月27日被記者問及廿三條立法時稱：「亦有些工作現正在進行」，但特首辦公室當天立即矢口否認。可見現在港府對於是否加強政治打壓左右為難。

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陳浩天發言的事件上，整個統治陣營雖然都「團結一致」攻擊港獨，但不同派別的論調並不盡相同。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主張大力攻擊外國記協，企圖要政府拒絕向他們續租辦公室，顯然他是代表強硬派。而林鄭月娥雖然表明反對「港獨」，但似乎並不想向外國記協窮追猛打。外國記協與西方國家及其資產階級有緊密聯系，他們今天在港府的威嚇下仍堅持邀請陳浩天演講，明顯是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在中美沖突升溫的大環境下，西方國家想利用人權、民主等議題來向中共施壓，藉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林鄭月娥想香港盡量避開貿易戰，以免香港資本家的利潤受損，因此不希望香港民主問題成為西方國家在中美沖突中的輿論戰場。

貿易戰

香港作為轉口港，內地的出口占到香港總出口的55%，香港對內地占比達到48%，難以在貿易戰中獨善其身。內地是香港向外直接投資最主要的目的地，占2016年香港向外直接投資的40.2%，因為港資企業也極為擔心貿易戰會影響利潤。此外，大灣區作為在粵港澳的一帶一路政策，宣傳愛國主義和祖國經濟強大，也因為貿易戰而拖延了出臺時間。這些都是香港資本家不想見到、也不是中國要員想見到的。

社會主義者分析中共與港府之間的矛盾，當然不是寄望於林鄭政府會維護基層港人的利益和民主權利。但我們要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揭露於群眾面前，讓群眾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面對陷入危機的政府，泛民主派近來甚至更顯得無所作為，更加沒有動員群眾反攻的準備。由於溫和泛民政黨行動緩慢，民陣恐怕要等到10月才舉辦首場針對沙中線醜聞的反政府遊行，白白浪費了良好的時機。這種延誤完全是重犯去年的錯誤。去年七月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被取消，標誌著林鄭剛實施新威權統治。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要求釋放3名學生領袖和13名因反對新界東北計劃而被判入獄的政治犯，遠遠超於各大黨派的預期。

當時是民主運動自傘運結束以來的一次高潮，若果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製訂明確的鬥爭戰略，可以改變整個政治局勢，大大成功反擊的機會。然而溫和泛民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低調參與遊行，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完全沒有把握機會提出任何行動升級的方案。在群眾鬥爭高漲時，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極力主張製訂「全民抗暴日」，著手組織群眾重建民主運動，並開始認真討論和準備罷課、罷工作為行動升級的手段。

泛民領導層阻礙抗爭

泛民的遲鈍、庸懶最終是源於其政治立場上的錯誤。他們害怕群眾運動和群眾激進化，寄望與林鄭大和解，以換取個別業界的小恩小惠。他們支持資本主義製度，所以擔心民主鬥爭如果激進化，可能會變成要求推翻富豪階級的群眾運動。例如林鄭上任新增所謂50億教育經費，就使教協今年會慶邀請她做嘉賓。泛民在口頭上還是會批評政府，但觀其實際行動往往只希望稍微抗議一下向選民交代了事，並不想向政府造成任何壓力。

由於去年劉小麗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將於十一月舉行。建製方面派出前官員出選，明顯想突顯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對立意味，有信心通過擊敗民主派從而進一步打擊民主運動的士氣。候選人如果針對政府的核心問題，展開積極的進攻，在對抗威權統治以及港鐵醜聞的問題上予以有力的回擊，從而揭露資本主義製度上的腐敗，將可以有效動員群眾、重建民主運鬥爭，並且贏得選舉。姚松炎在三月補選失敗的主因，是因為他沒有將選舉工程政治化，動員群眾對抗威權統治，反而將自己包裝為社會精英，完全脫離九龍西的基層選民。可是，部分保守泛民勢力似乎作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主張集中做區議會式的地區工作，淡化選舉運動的政治意味。這種策略只會招致更多失敗。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進一步阻礙香港群眾反抗運動的發展。正在迅速改變的中國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鬥爭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正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以工人階級為主力，主動尋求內地工人階級的支持，才能挑戰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重劃選區操控選舉　需要群眾鬥爭反擊

政府又再一次耍手段企圖操控民主選舉區議會選舉。預計會像立法會選舉那樣引入「反港獨確認書」和篩選反對派議員。今年早些時候，選舉事務處已表示區議會參選人需要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且去年及今年的兩次區議會補選已引入確認書製度。可以預料，一些較激進的民主派成員將被禁止參加區議會選舉。此外，選舉管理委員會還將大幅重劃選區，打擊泛民選情。這證明妥協和後退只會招致更多打壓。

選區重新劃界

來屆區議會選舉將於2019年舉行，政府表示因人口變動將128個選區重新劃界。今次重劃明顯是針對反對派，並影響多個反對派區議員，包括四名「雙料」議員：民主黨鄺俊宇、林卓廷，新同盟範國威和泛民區諾軒。其中鄺俊宇所屬的元朗北朗選區，本來就沒有超出法定人口範圍，然而卻被割走部分屋院，之後再並入其他屋邨，接近一半的人口被改變。

而新民主同盟在上次區選大勝，當年拿下15席（現時有12席），當選率超過9成，成為泛民在區議會中的第三大黨。今次有5名新同盟區議員受劃區影響，其中袖範國威的西貢運亨選區同樣在法定人口範圍以內被修改，而且被劃走的是根據過去投票紀錄的「票倉」住宅，顯然是當局故意的針對行為。另外重劃影響的選區，不外乎是被劃走或劃入新的住宅屋苑，大幅改變其選區原本的人口結構。

政府宣稱重劃選區是建基於人口的改變，但實際上有12區選區超出人口基數標準（16,964人）而沒被修改，當中11個屬建製區議員選區，相反不少反對派選區超過人口基數便馬上分拆重組。眾多社區被荒謬地一分為二、為三，令泛民票倉被劃走。此外，反對派政黨及議員一般資源較為有限，相較有北京及財團支持的建製派，一旦重劃選區都會影響過去所建立的地區基礎。而且有跡象表明，建製派事先便已得知選區重劃方案，因而提早落區準備選舉。例如公民力量的林宇星早在重劃計劃公布數個月前已經在新選區展開工作，顯然得到當局在背後幫助。因此，這些選區的劃分並非如政府所說的那樣「沒有政治因素」，而是要打擊反對派在來年的選情。這種選區操作被稱之為「傑利蠑螈（Gerrymander）」。

泛民領導層無力抵抗

在3月補選失利後，泛民領導層明顯陷入悲觀情緒，面對操控選舉和取締政黨的攻擊並沒有提出還擊方案，也沒有在港鐵沙中線醜聞上動員群眾向政府施壓。由於他們對政治化的選舉工程沒有信心，因而更傾向所謂「地區服務」而避談政治議題和群眾抗爭，妄想這樣可以與資源豐厚的建製派選舉機器競逐議席。這顯然對有中共和大企業在背後支持的建製派更有利。戴耀廷早前表示預計反對派會有10-20人會被當局取消參選資格，不過他的應對方案卻只是派出更多政治素人充當Plan B。實際上，2004年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取得大進帳，就是因為2003年反廿三條群眾運動後，群眾對中共和港府的憤怒所造成的。

今次政府試圖繼續操控選舉，再次反映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迫切性，我們要了解到建製當局未來將會發動更多的打壓。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僅僅依靠選舉無法抵擋威權統治。必須將選舉運動作為平臺建設戰鬥性的基層群眾運動，而且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決定運動的方向和策略。同時民主鬥爭須要反對那些在背後支持中共及其政治打手的大企業，終結由少數富豪精英控製整個社會的不民主製度，並呼籲中國內地和全世界工人群眾一同鬥爭，反抗獨裁統治、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

食環署清潔工人罷工抗爭 打倒外判製度

八月六日，食環署旗下的外判工人發起罷工，參與人數達到300多人，抗議食環署對苛刻的要求。約100名主要負責觀塘、牛頭角、油塘的清潔工人在觀塘瑞和街街巿聚集，舉起「無良食環署、迫死老員工」的標語。罷工人數占食環署在當區內外判清潔工的三分之一。

工潮歷時5小時後，食環署與外判公司進行會面，並承諾會放寛管理要求，外判公司其後亦要求工人復工。然而，食環署拒絕工會參與會議，貫徹政府無視工人聲音的囂張態度。工人需要組織起來持續監督食環署落實改變的情況。若果食環和外判商違反承諾，就需要再次行動起來。

這次罷工清潔工時薪僅僅36元，月薪約8000元左右。這批滿頭白發的清潔工人罷工的主因，是最近外判商苛刻的要求。工人被要求收到清潔投訴後45分鐘內處理。食環署企圖辭退65歲或以上的工人，因此在工作上處處刁難，包括喝止飲水休息的工人，更抄下其名稱，揚言會向承辦商罰錢。工友有時不需要時脫下反光衣，同樣會被苛責，變相增加中暑風險。此外，工人被命令清理俗稱「餿水」的垃圾水和處理泥頭垃圾等額外工作。

香港外判製度在2000年初由政府帶頭引入，目的是削減公務員人手並削減公共開支。政府的外判製度鼓勵外判商價低者得，依靠壓榨工人來投標。現時食環署外判投標評分製度中，工人工資及工時只各占整體評分的1.5%，相反價格卻占70%。

由於工資壓得太低，只有議價能力低的長者、少數族裔甚至是殘疾人士願意任職。外判清潔工工作條件惡劣，例如基本裝備欠奉（包括防滑鞋、雨衣、手套）或不適用。除了工資低以外，他們更可能面對外判商逃避法定的勞工保障，例如拒付法定工傷賠償、被迫轉自雇合約等。例如今年年初長沙灣海麗邨的清潔工就因為被外判商威脅簽署「自願離職書」而被騙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最後促發罷工行動追回公道。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廢除外判製度，所有企業直接聘用工人，設立每小時50元的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讓長者晚年免於受吸血公司所剝削。

港鐵醜聞不斷　政治危機加劇

港鐵沙中線醜聞越爆越大！繼5月及6月媒體揭發沙中線紅磡、會展、土瓜灣站建築偷工減料的醜聞，媒體再踢爆原來港鐵多年來隱瞞施工地盤的土地沈降。港鐵的工程醜聞再次揭露官商勾結的黑幕，引爆了社會對政府管治不信任的政治炸彈。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政府被迫要至少在表面上有所回應，甚至令政府在威權打壓方面轉為守勢。建製派亦不敢再像過去那樣大肆包庇港鐵及工程承建商。原本反對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的民建聯和經民聯改口稱「持開放態度」。不過這只是因為建製派看到「火勢」越燃越大，不得不軟化調門，以免影響未來的選情。

林鄭月娥早幾個月前醜聞剛剛爆發時還處處維護港鐵主席馬時亨，但到八月沈降事件後港鐵則宣布高層人士變動。主席馬時亨將不會連任，並與今年年底離任。行政總裁梁國權提早退休，工程總監黃唯銘則會辭職。政府希望都過撤換高層來平息民分，不過這並不是在懲罰他們，而是實際上「放生」高層，讓他們可以安然帶著退休金或酬金離職。幾年前，因高鐵超支醜聞下臺的港鐵前主席韋達誠，在離職後仍穩袋3,000萬約滿酬金！

土瓜灣沈降

八月初，《蘋果日報》再次揭發沙中線土瓜灣站出現並隱瞞工程問題。根據港鐵2017年的內部文件，顯示早在2016年土瓜灣站地盤周遭多達23幢樓宇發現超出容許上限的沈降。附近多幢建築物外墻及內隴，均出現明顯的長裂縫。居民表示經常感受到大廈搖晃震蕩。

至2017年7月區議會會議，港鐵仍然聲稱各監測點的數據均符合正常水平，完全隱瞞真相。而沈降被揭發後，建製派區議員何顯明更稱沈降數字乃私隱，因為會影響樓價！據報，土瓜灣站的沈降更導致地底的煤氣喉管變形，更隨時有爆炸的風險。然而，港鐵至今仍然未有叫停土瓜灣站的工程。

而另一邊廂，早前已爆出工程醜聞的會展站同樣亦發現沈降問題。會展站被揭發50個涉及公共設施位置的沈降幅度達至指標，當中包括道路、煤氣管、水管及冷卻水管，甚至有水管因沈降角度變形。而會展站及金鐘站連接隧道上方的分域碼頭海軍商場亦出現多條大裂縫，最長近3米。直到醜聞曝出後路政署才下令叫停會展站的施工。

現時沙中線項目嚴重超支超時，全長17公裏的造價已經增加到目前的971億，平均每公裏工程成本逾57億元，比高鐵香港段每公裏32.47億元造價更高，成為全世界第二貴的鐵路項目（最貴的是港鐵西港島線）。然而花費公帑近千億的基建項目，竟然是豆腐渣工程！

系統性腐敗

顯然，沙中線工程醜聞並不是個別的疏忽事件，而是長期的、系統性的腐敗問題。港鐵乃上市公司，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公司實際是個「獨立王國」以牟利作為其首要目標，並得到不民主政府的庇護。去年港鐵的純利為168億，但卻依然連年加價。至於今次因醜聞而下臺的各人，行政總裁梁國權年薪高達1,520萬元，黃唯銘的年薪亦有800萬元，而非執行主席馬時亨不需要參與日常運作，但去年就獲得了170萬元董事袍金。原來港鐵拿著大量公帑承建高鐵、沙中線及其他鐵路項目，中間卻偷工減料中飽私囊，供養著這些「寄生蟲」。

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完全沒有準備在今次事件上動員群眾抵抗，只會被動地在立法會提出特權法調查事件，被建製派否決後就慨嘆「無可奈何」。今次事件是向整個林鄭政府施壓的好機會，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鬥爭，政府完全有可能因為陷入嚴重醜聞和危機而拖延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以免群眾的怒火連串爆發。

我們不相信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政府調查委員會。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有權徹查和公開全部問題，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製，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應該由民主的基層群眾委員會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浪費公帑的大白象項目，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長毛繼續受到政治清算

中共和林鄭政府的威權攻勢並未有停止下來。今年中共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而政府又歷來首次強硬回應今年以該口號為主題的七一遊行。近期政府準備取締民族黨，標誌著政治打壓劇烈升級。政府真正要打擊的對象並不是民族黨，而是激進民主派力量，而當中站在抗爭前線的梁國雄（長毛）可說是頭號打擊對象。

政治檢控

近年來長毛屢屢受到政治檢控。長毛於2015年一個校際辯論比賽中向林鄭月娥示威，經審訊後被裁定妨礙罪成，梁被判囚7 天。他提出上訴，案件預計在10月宣判。此外，他去年4月仍在任時，在立法會示威區因為爭取全民退保而抗議，期間疑與藍絲團體「珍惜群組」發生沖突。藍絲誣蔑長毛踢他左腳，然後一再於庭上搞錯左右腳，錯漏百出。如果這樣也能罪成，實在是對司法界再一次的嘲弄。

社民連失去了長毛的唯一議席後，缺少了重要的經費來源。立法會向梁國雄追討議員薪金及辦事處開支，合共298萬元。長毛的案件仍在等候上訴，在法理上他的議員資格並未被取消，立法會根本無權追討他的議員酬金。如此急切的行動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想要令長毛破產，使他未來五年喪失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在法院被全面操控的形勢下，長毛上訴案很可能會敗訴，屆時立法會新界東的補選將會啟動。如果長毛順利參選的話，由於他具有高知名度並承載著政治打壓的群眾憤怒，相信建製派難以奪走他的議席。因此現在政府正準備利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參選，例如判刑、破產以至篩選。在十月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劉小麗很可能會被政府取消議格，作為定下一個先例，以便日後取消梁國雄的參選資格。

社民連備受攻擊

此外，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因為向傳媒披露廉政公署立案調查高官而被判監4個月，目前正在等候上訴。如果最終判決維持在監禁三個月或以上，吳文遠也會被剝奪參與議員資格。至於副主席黃浩銘也因為反新界東北示威和傘運占旺而分別被判監13個月及4個月，因此也喪失參選資格。

政府自以為威權統治的氣焰在囂，可以大力重挫整場民主運動以一勞永逸。但他不會如此簡單地達到目的，因為指揮打壓的習近平當局正處在重重危機之中。中國經濟始終未擺脫危機的陰影；中美的貿易和地緣政治沖突將會長期持續下去；內地的工人和群眾鬥爭已進入更高水平的新階段，甚至可能鼓舞香港民主運動。現在習近平正處在上臺六年以來最裏外受敵的時刻。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的、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高鐵強行通車　無底深淵後患無窮

高鐵香港段會於9月23日正式開通，這條興建歷時10年、耗資853億元的大白象工程，在政府多年來強行推動下「終於」落成啟用。

過去10多年來，高鐵項目不斷引爆爭議，包括不斷的超支延誤、強拆菜園村、一地兩檢引狼入室等等。到了今年4月試營運期間，甚至更爆出先後發生多宗事故，包括車輪「出軌」、米埔段滲水影響信號系統一度暫停試車，以及多個隧道段出現滲水情況。不過這無阻政府完成「政治任務」，在今年底前通車。

高鐵的開通並不代表爭議的結束，高鐵的營運問題已經成為了新的噩夢。早前，政府私下與港鐵公司簽署為期10年的營運權，並設有所謂的「乘客量上下限機製」，擔保假若高鐵的乘客量比預期少超過15%，政府將會承擔七成的虧蝕，名符其實是「賺的歸港鐵，蝕的歸政府」！我們早已指出高鐵沒有實際的經濟效率，而政府亦將內部回報率由最初的6%降至為2%，顯然為高鐵長期虧蝕做準備。高鐵定價被指比飛機更昂貴，基層民眾根本不會乘搭。高鐵乃「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務，無論如何虧蝕也不會廢止，這樣下去高鐵很可能會是公帑的無底黑洞。

我們更不要忘記，高鐵開通後一地兩檢將會正式實行，打開了公安進駐香港執法的先例，在政治上帶來深遠的惡果。

因此，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現在高鐵的安全問題和高昂票價已經令普通市民卻步，但重要的是如何將抵製高鐵的聲音轉化為積極的抗爭力量。高鐵的低載客量以及虧本可以作為有力的數字，削弱政府的權威，證明它不過是利益輸送以及政治滲透的工具。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罷坐運動，並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製的運動模式。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高鐵和一地兩檢的罷坐運動可以成為群眾反擊威權攻勢的機會，為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

反對國歌法 需要戰鬥性群眾運動

10月立法會復會後，政製局可能將提交《國歌條例草案》進行審議。由於建製派已控製立法會，再加上如通過一地兩檢時使用的不民主手段，國歌法很可能會通過，給香港民主權利造成新的打擊。中共政權想要用國歌法箝製言論自由，培養所謂的「民族歸屬感」，打壓對威權統治不滿的年輕人和反抗意識。

8月13日，澳門的傀儡立法會一般性通過新的《國旗丶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計劃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而且「不尊重」國歌者將被罰款2,000-10,000澳元。與香港一樣，澳門國歌法對於「不尊重」的界定十分模糊，成為懸在言論自由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是中共在為香港林鄭政府樹立「榜樣」，向它施壓。

中共急切地想要繼續向香港民主權利發動攻勢。國歌法立法和一地兩檢都表明，現在中共更加傾向於越過香港當局直接製定鎮壓性政策，然後交由港府和立法會通過丶執行。而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的港府則較為猶豫。政府原本計劃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進行國歌法首讀，但到6月時又突然宣稱因為「一些技術性細節」而推遲。它可能擔心如果操之過急，反而會激起反彈，甚至像梁振英那樣成為「替罪羊」。

表面上國歌法立法是因為香港球迷在賽場上噓國歌。政府和建製派宣稱，普通市民無需擔心因為走音丶普通話發音不準等「無心之失」而招致刑罰。但現在有消息稱，在新疆有維吾爾族人因為用唱國歌發音不標準而被送進集中營。雖然在現階段中共還不太可能將這種程度的白色恐怖復製到香港，但可見政府是將國歌法作為廣泛的恐嚇和鎮壓工具。

社會主義者反對國歌法，支持廢除國旗法。國歌法立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習近平政權試圖「全面管製」香港的一步。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澄清」或者「修改」部分條文，而是以戰鬥性的群眾運動反對整個惡法。當今最迫切的任務是建設一場群眾反抗，並向群眾展示國歌法與其他威權打壓是連系在一起，而不是分開個議題。由於溫和泛民沒有真正組織反抗行動，讓政府看起來比實際中更強大。為了取勝，這場運動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控製和決策，並聯合內地乃至全世界工人群眾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仰賴它保護的富豪專政。

資本主義下的私有化教育

「狀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縫七月考試放榜都會遍布報章頭條，仿佛正在告訴我們這些」菁英」的出類拔萃就是未來社會的典範。灌輸式教育製度生產這一小撮」菁英」，同時也製造了為人垢病的學習文化。學生創意思維被扼殺，學習態度往往被動，變成考試機械。香港商業化和私有化的教育製度令學生面對重重考試功課壓力丶債務纏身，」精英教育」和巿場主導排除學習能力和經濟能力較低的學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資本主義製度令社會裹足不前，學生在這製度下成為犧牲品。

巿場化與學生自殺率飆升

香港青年協會最近訪問了3,000多名中學生及大專生，發現有超過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緒問題，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殺個案。政府自2004年開始推行TSA系統評估，社會一直存在極大反對聲音，家長指TSA令學生不停操練試題和加大考試壓力，有研究更顯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園丶小學和中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增至62小時。

林鄭政府漠視社會反對TSA的聲音，重推小三TSA考試，目的是利用高壓考試製度將學生分成不同階級，並且迫使學生在課外參與私人補習，促進每年數十億元的補習市場獲利。

教育開支不足

香港擁有龐大盈餘，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卻非常吝嗇，教育占政府的總開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現時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憐的3.3-3.4%，對比起英國和芬蘭等歐洲國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與危地馬拉丶毛裏裘斯等國家齊名。

每年大學的資助學位只有15,000個，只是報考人數的一半，令未符合條件入讀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被迫」走向自資院校市場，承受昂貴的學費，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只能借貸求學。但從各大專院校的財政報告顯示它們每年盈利達數億元以上，根本與」學店」無異。教育質素遠高於香港的國家如芬蘭丶德國都提供免費教育，實行小班教學，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丶丹麥的大學教育也是全免學費。這都能提高教育質素，並保障每名學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中小學教育私有化

除傳統資助學校外，政府實行另有一種名為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予私立學校發展，直資學校現時在港共有61間。過去數十年，傳統名校紛紛轉為直資，覬覦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學費等自由。直資學校每年學費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這根本完全脫離一般基層家庭可以負擔的水平。可見私有化的教育製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變相教育成為富裕家庭才可承擔的權利。

「國際學校」數目上升

去年，」國際學校」數目達到51間，當中有15間收錄本地學生數目多於政府規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學校的本地收生占總學生的七成以上，這教人質疑」國際學校」的定義。」國際學校」的本地學生比例上升，這與」國際學校」有更大的教學自主權和不用跟隨本地學校嚴苛的教育製度有關，但」國際學校」學費卻絕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擔，能入讀的學生非富則貴。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稱本地學生數目不斷減少而合理化其」殺校」政策，但卻不願推行小班教學。

香港政府實行新自由主義，大力削減公共教育開支，為大財團的私有化和巿場化鋪平道路，基層巿民接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自然製造跨代貧窮，學生自殺數字飆升等社會危機。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透過群眾抗爭，反對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學債，將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學生免費讀書。

親資政策釀成青年住房危機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數字，香港樓價和租金連年上漲。香港已連續8年位居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之首。一個家庭需不吃不喝20年才能買得起一套住宅。而初出茅廬的青年投身社會更是苦不堪言，除非放棄置業，否則註定難逃樓奴宿命。但租屋等於受到任由業主慢慢宰割，而且年年加租以至小屋搬更小，形同居無定所。

如今香港一屋難求局面已久，加上學債難填，置業對青年而言不再可能，即使與父母同住已成常態，亦無從保證可以長久安居。對求取自立的新世代，資本主義社會並未給予應有的安身之所，只顧要求他們無條件奉獻一切心力與時間，為與日俱增的房租疲於奔命，在有如棺材的蝸居與辦公室之間循環往返丶日復一日。在樓價超越瘋狂境界之際，新建的住宅則漸次縮小，以至於面積不足二百呎的「納米樓」應運而生，更出現以地臺為建築面積灌水的「奇則」。

早在2011年，曾蔭權曾表示要興建「青年宿舍」，改善年輕人的居住條件。但是直到去年5月才有第一個項目開工，而且只有80個單位。就算所有項目落成，總共也只有不到3,000個宿位，顯然是杯水車薪。每個人租期不得超過5年的規定更是脫離實際。

親資港府浪費大筆資金和土地修建大白象基建，卻無意解決年輕人的住房問題。現時全港有28萬宗公屋申請，可政府歷年的公屋建成量卻少得可憐。更何況林鄭政府正打算推行公屋私有化，減少公屋供應。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預計只有14400間，根本無法滿足需要。再加上公屋計分製，若申請人於18歲開始申請公屋，要苦候30年才可入住公屋，使公屋輪候冊已有27萬戶，創下18年來新高。

要想解決青年和所有人的住房問題，我們需要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社會主義者主張大量興建公屋，並取消入息審查，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條件。同時設立租金管製丶徵收富人稅，取消大白象基建，為優質且廉價的公共設施丶服務提供資金。最重要的是，必須挑戰這個一心保護大企業和富人利益的威權政府，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基層群眾自己規劃丶管理社會生產和建設。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威權打壓

始於2017年的「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致力於組織全球抗議，反對香港政府日益加劇政治打壓。目前已有25個國家舉行了抗議。

今年暑期，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幾名成員參加了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巴塞隆納舉行的國際會議。與會者來自全球30個國家，當中許多人都在密切關註中港的局勢進展，而且已經開始組織聲援運動。

有60人參加了一場關於香港政府政治打壓的討論會，參加者計劃繼續舉行國際抗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基層社運人士得知相關的消息。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尋求世界工人階級的聲援。爭取民主權利丶言論自由丶組織政黨和工會的自由，是工人階級運動的悠久傳統。要想得到這些權利，不能等待統治精英「施舍」，必須要自己去爭取！而且就算在美國丶西班牙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這些權利也正受到打壓。

我們須要在更強大的基礎上重建香港民主運動，而學習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丶並與之建立緊密聯系正是向前邁進的一步。大企業和歐美政府絲毫不關心民主權利，不能再對它們抱有任何幻想。我們需要的是來自基層的國際聲援！

鎮壓升級 《金融時報》記者被驅逐出境

《金融時報》高級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申請工作簽證遭拒，這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的不民主控製已經蔓延至香港。

馬凱已被要求七天內離開香港。這起「簽證門」醜聞並非單獨的事件，而是林鄭政府廣泛進行威權鎮壓的一部分。港府過去已經禁止過反對派政黨和候選人參選，取消了當選議員的資格，並增設了嚴酷的新法律。

馬凱之所以受到當局懲罰，是因為他是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記者會曾邀請右翼港獨團體「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陳浩天演講，而民族黨已成為香港第一個被取締的政黨。

「零容忍」政策升級

這起事件表明，北京當局打擊「港獨」時，不會放過外籍人士或媒體。右翼親政府的中堅分子梁美芬支持驅逐馬凱，她說這起事件向香港公眾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訊息：對港獨相關討論的零容忍政策，已經升級到國家層面。

國際特赦組織發言人潘嘉偉說，這起事件將對香港的新聞自由造成寒蟬效應。《金融時報》是資產階級新聞媒體的中流砥柱，而且它平時幾乎不去批評中國一黨專製（甚至還在一些文章中稱頌中共），不太可能是中國政府鎮壓的真正目標。

實際上，政府對「港獨勢力」發動攻擊，是為了打擊香港更廣泛的民主鬥爭，對政治抗議定罪， 以圖阻止追求民主權利的呼聲傳到群眾抗議正在增長的中國內地。

反對新聞自由倒退

香港新聞自由的倒退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中國獨裁政權開始加強對香港的控製的時候。監督新聞自由的NGO「無國界記者」提到，香港新聞自由度在全球的排名，已從2002年首次排名時的第18位降到現在的第73位。在180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76位。2015年，中國特工綁架香港銅鑼灣書店的5名老板和員工，導致批評獨裁統治的新書大幅減少。

今年年初香港記者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十分之七的記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過去一年有所惡化。

驅逐馬凱只是最新的警訊。政府的專製攻擊不會自行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和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才可能夠迫使當局轉向。如果像泛民領導人那樣，懇求非民選的威權政府來「重啟政治改革」，實際上是異想天開。

必須建立群眾運動，捍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政治結社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鬥爭必須直指問題根源──與中國工人和青年結成共同陣線，一同反抗一黨專政的獨裁資本主義。

反對東大嶼人工島　需要抗稅運動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動用5000億財政儲備，在未來二、三十年內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政府更提出興建公路和鐵路連接人工島至大嶼及港島，估計令整體工程開支達到1.2萬億元。

10月14日，過萬人遊行至政府總部反對東大嶼人工島，參與人數遠遠超於預算，而且與近年其他的抗議活動不同的是，今次參與的年輕人相當多。除了因為政府倒錢落海，也因為過去一段時間的政治打壓，包括幾天前劉小麗被以支持「自決」的名義取消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資格。各大政黨、環保組織及基層NGO都有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萬億公帑用之於民　打倒威權資本主義」的口號。

大白象基建

林鄭月娥指人工島可以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但最快要2023年才可入住！過去政府不願意將公帑用於增建公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增加醫院床位，導致公共資源極之匱乏，但歷年來不斷累積工程儲備基金，現在一次全部投放在人工島上，因而激發起全城憤怒。5000億足以推行十次全民退休保障、或興建約80萬間公屋、或讓全港大學生免費讀書71年。近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比以前更為一毛不拔，今年有1300多億的財政盈余，創下歷史高峰。財政司司長面對巨大壓力下仍死不願意還富於民，增加公共投資和社會援助，令人感到他根本是受更高權力者控製的傀儡。

林鄭在早幾個月發起所謂「土地大辯論」，表面是就土地問題進行公眾咨詢，實質上是製造輿論推動讓財團掠奪土地的方案。現今咨詢報告仍未出爐，林鄭卻泰山壓頂般提出人工島計劃。負責處理這場「辯論」的土地供應小組亦表達不滿。成員之一曾鈺成表示，連主席黃遠輝事前都不知道林鄭會提出1700公傾的填海計劃，更批評市民未必會支持這一方案。可見土供組由始至終只是一個花瓶，更加證明了這是一場假辯論。

林鄭月娥聲稱人工島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將會是7:3。看看政府在新界農地「公私合營」發展計劃提到同樣的公私房屋比例，但其實所謂七成的公屋中包括首置上車盤、綠置居甚至是居屋，而真正出租公屋單位的比例將遠低於七成。再者，七三比例以單位而非土地面積計算，意味著更寬敞的私人住宅會占大得要多的面積。人工島很可能也會用同一技倆搬弄數字，愚弄大眾。

國家任務

東大嶼人工島明顯是中共給予港府的國家任務，以配合中共一帶一路國策。中共在全球推動一帶一路計劃，向其他國家借出巨額貸款，大興基建工程，以加強在亞洲、中東乃至歐洲的政經及軍事影響力。董建華任主席的香港團結基金提出，人工島可藉著與港珠澳大橋和大灣區連接，實現所謂「一小時生活圈」。人工島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消耗內地企業龐大的過剩產能。中國政府在 2008 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推出四萬億刺激經濟措施，令企業利用廉價信貸擴充投資和產能，其中鋼鐵、鋁、水泥的庫存堆積尤其嚴重。地方政府在基建上的過度投資已導致負債累累，根本無力再消化過剩的建築材料。中共依靠掠奪香港豐厚的財政儲備來維持經濟增長。總而言之，反人工島必須要扣連至反中共專政的政治鬥爭、並聯系到內地迅速發展的群眾鬥爭才可成功。

同時人工島問題再次暴露出建製派內部的分歧。似乎是在更高權力的授意下踢爆沙中線醜聞的田北辰和他的「實政圓桌」支持東大嶼人工島計劃。而新民黨主席、廿三條旗手葉劉淑儀則表示政府如果不將成本預算交代清楚，難以得到立法會支持。社會主義行動不支持建製派內的任何派別。葉劉也只不過認為應該將填海地點改到藍塘或者內地水域。但是統治集團的分歧甚至分裂反映他們受到巨大的壓力，可使群眾鬥爭更有信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反對人工島的重點在於階級問題。人工島計劃不會解決土地問題，而只會是另一個讓富人牟利的工具。我們並在遊行演說中指出，萬人遊行是戰爭的開始，反對人工島等於對抗整個地產霸權以及中共專政，聽令於中共的林鄭不會單單因為一場遊行而停建人工島。群眾運動必須要升級。正當愈來愈多市民感覺到交稅給政府等於倒錢落海之際，罷交稅運動可以是打擊親資政府的有力武器。這需要建立一場受群眾監督的運動，容許所有反大白象基建的團體和個人參與，由下而上組建群眾委員會，在職場、社區和學校積極宣傳和組織起來，癱瘓為少數富豪服務的不民主的親資製度。

林鄭月娥面對外憂內患

林鄭政府的危機正在不斷加劇，一系列的大白象工程（包括高鐵丶港珠澳大橋丶港鐵沙中線等）揭示政府親資立場，而且中共及港府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出提出萬億興建人工島的計劃，引起強烈的民意反彈，三天內引發了過萬人上街，給予政府響起警號。林鄭明顯以為過去大半年以來的所謂「土地辯論」已經成功製造輿論，因此走了過於自信的一步，結果惹來民意反彈。今年以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雖然減少，但民怨只是潛藏在地下等待爆發。

此外，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不斷製造鬧劇，由於使用量遠低於政府預期，令民眾看穿其「大白象」的本質。而且諷刺的是，若從香港市區坐直通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或珠海，反而比其他交通方式更慢。兩項基建吸引大量旅客抵達東湧及西九龍，由於欠缺規劃而造成大混亂，居民基本生活大大受阻。而且香港貧富懸殊正在不斷加劇。

林鄭政府的民望極為低迷，凈值為負5分。自從發表施政報告丶提出東大嶼人工島計劃後，林鄭的支持率凈值一直是負數。3名司長的支持率凈值都下跌，8名局長民望更破新低。

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下來。「大館」古跡及藝術館一度拒絕向流亡作家馬建借出場地演講，後來在群眾壓力下才撤回禁令。馬建的諷刺小說《中國夢》影射習近平極權民族主義。此外，中國異見藝術家巴丟草的作品展，惟主辦者前一日表示因收到「中國當局有關巴丟草的威脅」，故因「安全考慮」取消展覽。林鄭月娥為免事件升溫，公開否認政府與今次事件有關。然而我們清楚知道正因為近年中共與港府打壓言論及出版自由，特別在前年銅鑼灣書店綁架事件之後，社會彌漫白色恐怖，自我審查的程度越來越嚴厲。林鄭月娥似乎想集中打港獨，暫時緩和對整體反對陣營的攻擊，以免掀起更大規模的群眾反抗。本刊於第6頁的《劉小麗被二度DQ　11.24阻止建製派當選》文章再作詳細分析。

中美沖突蔓延香港

最近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建議美國商務部不將香港視為獨立關稅區，並收緊科技出口管製政策，意味著貿易戰會蔓延香港。中國和美國都是香港兩大的貿易夥伴，因此事件引起香港資本家及建製派政黨的恐慌，害怕會損害企業的利潤。

自中美沖突爆發以來，香港統治階級非常擔憂沖突會蔓延至香港。港府在中美貿易戰的論調上一直比較中立，強調要維護香港自由貿易和經濟穩定，沒有作為中國外交的打手，希望置身事外。在「一國兩製」的方針下中共至今也默許港府的做法，也希望更大利用香港緩沖貿易戰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傷害。香港向來奉行零關稅政策。現時香港作為中國的獨立關稅區，特朗普向中國施加的關稅和貿易限製本來並不適用於香港。

因此，林鄭月娥不希望香港民主議題會成美方用來實現其經濟目的的藉口，因此特別在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演講的事件上傾向保持低調。但很矛盾的是，林鄭也必須聽令於中共政治打壓的命令，也面對中共治港的強硬派的施壓。這批政客一來主張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要求港府緊隨黨中央路線；二來他們與港資沒有緊密的關系，主要靠攏來自中國的紅色資本。貿易戰升溫正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中共正加強國家對私人企業的控製（即大陸正在發生的「國進民退」），有助紅色財團地位提升，正符合這一派政客的利益。這就是香港統治階級的內鬥原因，而這情況也反映在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在本刊第7頁的《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會作用詳細分析。

工聯會指控事件是港獨勢力勾結美國破壞，企圖利用事件加強打港獨和推動廿三條立法。更為直接依重商界利益的自由黨，則要求政府到美國進行遊說。 香港眾誌等自決派政黨以為在中美沖突的形勢下，寄望美國可以向中共施壓，以幫助香港爭取民主。這無疑是天真至極的幻想。美國只會利用這些民主人權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貿易和經濟上有利的條件，但不會支持香港的基層民主運動。美國更不會想中共倒臺。

委員會的報告指責港府在2013年拒絕移交斯諾登。斯諾登當時因為揭露美國中情局侵犯民眾私穩的惡行逃亡海外，途中曾秘密逗留在香港兩星期。當時幾名赤貧的難民收留他住在自己家裏。美國政府政治迫害斯諾登的做法本身就是徹底反民主的行為。

中美沖突不會為香港帶來民主，相反有可能讓習近平得到了進一步集權的機會，並動用更加鐵腕丶更加民族主義的統治手段，香港自然也不能幸免。群眾運動需要一個正確的願景做好抵抗的準備。社會主義者在中美沖突中不會站在任何一方，因為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相互攻擊丶謀取私利的沖突。所有這些政府都在削減工人權益丶穩定工作和工資。我們主張獨立的群眾鬥爭反對中共獨裁和美帝國主義。事實上美國資本家通過將生產線轉移到中國來削弱本國工會，而且一直依賴中共獨裁政權鎮壓中國工人鬥爭，以確保他們在中國投資的利潤。

自雨傘革命結束之後，由於泛民領導人無沒任何反擊習近平威權鎮壓的策略，香港民主運動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泛民領導人從不相信群眾鬥爭，他們害怕「激進行動」，而且他們支持資本主義製度，沒有獨立於香港和國際資產階級富豪，所以他們無法真正領導群眾反抗威權統治。而工人階級則不同，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是對立的。如果香港和中國的工人建立起強大的組織（例如民主工會），這些組織註定會為重建真正的民主運動發揮關鍵作用。

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反對瘋狂的大白象工程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無休止的苦難。這會讓群眾明白，我們需要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同誌遊行要轉化為鬥爭的跳板

今年香港同誌大遊行有超過12,000人參加，比去年增加20%，創下遊行舉辦1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態度的轉變和性小眾更敢於公開追求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是受到臺灣平權公投和今年7月女同誌QT案勝訴的鼓舞。香港社會對於性小眾的包容度正在上升。據香港大學去年的調查，50%的18歲以上受訪者支持同性婚姻，比2013年增加了12個百分點；支持為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人從58%增加到69%。

但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卻依然以「沒有社會共識」為借口拒絕同誌平權和反歧視立法。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林鄭違背就任時展開同性婚姻咨詢的承諾，表示政府將繼續維護一男一女的婚姻製度，否決了同性婚姻。包括公共圖書館在恐同勢力的壓力下將涉及性小眾議題的兒童圖書下架在內，港府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QT案

今年7月，香港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同意英籍女同誌QT以她的同性伴侶受養人的身份在香港居留與工作。案件勝訴是一個可喜的結果，但是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成果。法官強調，這份判決不意味著承認同性婚姻。在公布按判決修訂的新入境政策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說，香港政府承認有效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QT和她的伴侶在香港無法享有配偶權利和保障。就在QT勝訴前一個月，上訴庭裁決高級入境處主任梁鎮罡無權與和他在新西蘭結婚的同性伴侶獲得配偶福利和共同評稅，盡管該案三名法官曾做出支持QT的判決。

在QT案終審時，高盛、摩根大通等31家銀行和法律公司對曾表示想要介入該案幫助QT。一些媒體乃至一部份性小眾團體散播一種錯誤的想法，也就是跨國大企業可以成為同誌平權的旗手。但是當QT一審敗訴時，同誌團體曾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入境政策，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內的11家受邀銀行都拒絕聯署！後來它們看到QT二審勝訴，終審勝訴的可能性比較高，才順水推舟，裝扮成支持同誌平權的形象。放寬入境限製有助於大公司吸引海外人才，但是它們不願與政府作對以免損失市場，更不願看到一場群眾性的基層性小眾運動，以免擾亂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社會主義者要求就反性向歧視立法，並實現徹底的同誌平權，不僅包括性小眾婚姻權，也包括性小眾家庭享有與異性家庭相同的社會保障，同時大幅提升社會服務和保障，並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提高最低工資、增建公屋、租金管製等措施，使基層群眾（無論是異性戀還是性小眾）都能得到富足的家庭或者單身生活。在QT案勝訴後，建製派表示，不可以讓同誌伴侶在公屋、福利和兒童領養等方面享有和異性家庭一樣的權利。建製派企圖將性小眾描繪成搶奪資源的競爭者，其實不過是害怕同誌平權會打開缺口，沖擊極低的福利保障製度，因為資本家一直依靠傳統一男一婚姻製度維護保守公共政策。

集體行動不可或缺

法律上的鬥爭固然重要，但街頭和工作場所的組織與行動不可或缺，同時也只有依靠這些集體行動才能贏得法律上的變革。性小眾所面對的不只是個人的歧視，還有來自父權資本主義的製度性壓迫。性小眾挑戰了資產階級用來維護統治秩序的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同時資產階級也利用性向等身分特征去分化群眾反抗力量。反對平權的建製派和保守教會同時也反對全民退保、租金管製、八小時工作製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

反同團體「性傾向條例家校關註組」於十月發起聯署，指同誌遊行「有傷風化」，應將其取締。面對群眾壓力，相信政府難以在短期內完全禁製同誌遊行，但同運不能忽視這種威脅。恐同勢力企圖乘著威權政府打壓民主的浪潮，順便打壓同誌權利。同誌權利與民主權利是密不可分的，同運也是反專製的運動。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將繼續加強對於香港立法會和法院的控製，阻止有關同性婚姻和性小眾平權的法律。出於和香港保守的資產階級精英相同的目的，習近平正在加大打壓中國內地的同誌平權運動，例如指揮新浪微博刪除關於同性戀的內容，以及打壓性小眾活動團體。香港同誌遊行是中國唯一一個合法、公開的同誌遊行，因此也吸引了大量中國同誌參加。去年同誌遊行有五分之一參加者（約2000人）來自中國大陸。中共擔心如果香港落實同性婚姻，將使中國性小眾更有勇氣追求平權，這勢必會挑戰禁止的中共獨裁統治，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香港以及中國為了實現性小眾平權，必須提出一個反專製、反資本主義的願景。

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

廿三條立法已經越迫越近，將會是雨傘革命以來香港最重要的一場鬥爭。最近，自由黨黨魁鐘國斌在立法會動議基本法23條辯論。雖然為無約束力動議，但建製派政客其實是以此舉向林鄭月娥施壓，加快立法步伐。就連2003年倒戈反對23條的自由黨田北俊亦公開呼籲盡早立法。林鄭月娥一直指出廿三條立法是必要，但未願意推出立法的時間表，因此與統治陣營內部的強硬派出現的磨擦加劇。自由黨在這場權鬥中已表明站在強硬派的一邊。

林鄭月娥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感政府仍然根基未穩、民望低下，現在推動23條可以引爆新一波的群眾運動。就23條立法，林鄭只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至今不敢切實談到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林鄭更傾向以經濟政策（大白象基建、大灣區融合）來討好中共和統治階級，鞏固自己的權力後再推動23條。

統治階級內訌

建製派中的強硬派（例如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前特首梁振英等人）製造聲音向林鄭施壓，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八月，民族黨陳浩天受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演講，梁振英率先炮轟外記協，指政府以優惠價租借場地，威脅要取消外記協的租約。林鄭雖然同樣站在打港獨一方，但不想全面打擊外國記者協會，以免與國際自由派發生全面沖突。她澄清外記協是以市值租金租用場所，以圖淡化事件。其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等強硬派不斷公開放風指要盡快為廿三條立法。

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不會像林鄭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反抗的壓力，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亂叫囂。他們近來亦高調製造聲音反對港獨，最後在外國記者協會事件上，林鄭拒絕外記協第一副主席馬凱入境，可說是順從了強硬派的立場。

強硬建製派過去對林鄭本身也有不滿。原因之一是她上任後對溫和泛民主派的收編和「大和解」。林鄭的「大和解」當然沒有在政製和民生政策上向泛民作出過真正的讓步，但她為個別業界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撫他們。林鄭收編了前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政府成為問責局長，在今年3月的民主黨黨慶中甚至捐款予民主黨。又在5月為教協會慶酒會主禮，其後推出政策增加教育撥款以拉攏教協。

在習近平「新世代」威權的大環境下，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撕裂矛盾只會越來越嚴重。習近平最近提到對香港的「四大希望」，當中包括「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製度和機製」和「維護國家政治體製」，，顯然是回應強硬派對盡快立法23條的訴求。不過，在現階段習近平以維持穩定為首要目的，不想加劇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權鬥，因此表示支持林鄭，以在建製各派中保持平衡角色。

統治階級內部因著以不同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繼而會就統治手段和政策方案出現矛盾和裂痕，而這在現今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將會惡化。我們當然不會對某一派別的統治階級存有幻想，但是工人階級可以透過這個分裂，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　 資本主義製造的惡夢

上月樂施會公布最新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2006-16年間，香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戶月入中位數增加了47%（$112,400），而最貧窮的一成住戶只增加了17%（2,560），兩者差距增加到44倍，即貧者要工作3年半才等於富者工作1個月收入。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在兩年前已達到「高級別」的0.539，創下45年來的新高。相比起其他發達地區，香港的財富更集中在一小撮富豪手上。樂施會港澳臺項目主管曾迦慧稱，現時香港最富有的21名富豪資產總和，已等於香港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總額。

根據全球調查報告（Wealth-X）更顯示香港擁有全球最多身家達3,000萬美元或以上的超級富豪，去年超級富豪人數增加31%，達到1萬人。與此同時，即便按照低得可憐的官方貧困線來算，貧困人口也已高漲到135萬人，其中又有高達7成是在職貧窮。

裙帶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危機之下，全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而香港因著特殊因素，情況更為極端。《經濟學人》的報告指出，香港是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與政府關系密切的「裙帶富豪」的財富占GDP比重近80%。政府設置的所謂「低稅率」和「簡單稅製」，說穿了就是為財團商家的利益而設。香港名符其實是個避稅天堂，利得稅率只有極低的16.5%，比英美等國更低，大財團享受著極低的投資成本。香港亦不設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這些都是富豪的主要收入來源，難怪香港首富李嘉誠無恥地指自己年薪只有5千元，實質他透過股息已可賺取13.9億元。政府政策以財團富豪利益為先，將公共服務私有化，變成企業謀利的門路，同一時間將公共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上的經常性開支削減。香港在以上民生福利的開支只占GDP的14.4%，遠落後於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民生、民主、社會主義

資本家一方面打壓民主權利，控製行政、立法以確保最大化財團利益，另一方面阻擋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而現在政府甚至將龐大公帑通過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輸送給資本家，也不願投放在公共服務和保障上，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富豪獨裁的製度。要打破財團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香港極需要集體性的行動。工人階級是驅動社會經濟的齒輪，是挑戰資本主義的最大武器，所以成功的反抗獨裁、資本主義的運動必然需要以工人階級領導。社會財富是由勞動者的血汗製造出來的，資本家只是掠奪成果的寄生蟲。大企業和銀行理應全面公有化，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作為終結資本主義製度的第一步！

立法會公聽會：抗議保安局收緊難民審批程序

10月18日，立法會舉行「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製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社會主義行動與一眾難民到政府總部，抗議保安局收緊審批程序，要求停止遣返難民。建製當局近月再次將打壓難民的行動升級。

保安局企圖收緊處理難民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將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由49天縮減至14天，令聲請者更難有足夠時間準備文件及尋求法律援助。另外，建製派知道因為民意反對難以推行廿四小時的禁閉營，現在以「收容中心」作為包裝的語詞，企圖要求在特定時間關押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進入立法會發言。社會主義行動的印尼難民成員Mira反駁：「酷刑聲請的審核機製極為苛刻，香港的接收率已經為全球最低，不足0.4%……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人工島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三千多年援助！」2017年香港難民人數只有約1萬人，但卻有4千人被遣返，創下七年來最高的被遣返紀錄。「政府剝奪難民辯護的權利，務求遣返更多難民，做法極為不人道。我們不能再沈默，必須起來奪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政府妖魔化難民

在場的發言者Jaco表示，林鄭月娥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現在民建聯葛佩帆及經民聯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更重提設立禁閉營關押難民及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我們與其他親建製的發言者針鋒相對。他們都在重覆難民是「罪犯」丶「社會負擔」等陳腔濫調。另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政府有意將難民隔離於社會之外，刻意製造種族歧視，方便他們妖魔化難民。實際上問題根源在於政府的政策劫貧濟富，專益富豪和財團。

Griff則嘲諷香港政府在難民政策上與特朗普一致，兩個政府都是代表大財團的利益，同樣打壓尋求庇護人士和勞動階級權利。「那些支持廿三條立法丶打壓民主權利的政客，同時都是那些支持禁閉營的政客，可見打壓難民和強化專製政權的關系密不可分。」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反對種族主義，支持勞動階級不分種族團結鬥爭，打倒政府和財團的剝削和壓迫。

捍衛庇護權！反對收緊審批程序！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
支持難民工作權！不分本外勞丶所有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50港元！
反對種族主義抹黑，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抗不民主的富豪專政！

英航大裁員向員工狠下毒手

九月底英國航空突然宣布將英航於10月31日關閉香港英航基地，並即時解雇85名香港員工英航英航英。在關閉基地前一個月突然解雇員工並調動英籍空中服務員來港接替，顯然是為了避免發生罷工，從而削弱工人的反抗力量。英航作為歐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去年盈利達到150億元，卻聲稱在港業務成本效益及生產力不符合營運指標而將其關閉。英航為了削減成本，而置工人的生計於不顧，做法極為可恥。

不顧工人權益和生計

有報導指出，此次裁員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解雇那些年資較長丶工資和福利較高的長工。這些工人因為年齡較大，離開英航後難以再找到類似待遇的工作。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和員工曾在機場抗議，高叫「英航無能丶可恥」丶「盈利裁員」等口號。

英航威逼利誘，要求員工三日內簽署不及法定標準的賠償同意書，經過工會抗議和得到位於英國的英航聯合工會協助向英航總部施壓，資方才最後給予第13個月糧丶休息日及年假薪金等，部分員工所得賠償較原有方案多8至10萬元，大部分員工亦因此接受方案。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已再一次揭示資本家為追逐利潤，往往不顧工人的權益和生計。

英航打算在2020年前每年減少2.5億英鎊的開支，目前已解雇近800名員工。今年3月，英航削減退休待遇，一次性減少6.8億英鎊的支出。英航香港過去也曾因強製提前退休丶欠薪丶打壓工會多次遭到工人抗議和起訴。香港資本家通過不民主的政治製度反對通過有利於基層工人和群眾的法例。打工仔多年來欠缺集體談判權丶標準工時。親資的香港政府往往要求雇主「自律」但實際卻是放任雇主任意宰割員工，政策上更赤裸裸地保障雇主利益。不久前政府終於決定取消為人垢病的強積金對沖，但卻用公帑300億元補貼雇主裁員。最近更有國際評級將香港勞工權益評為零分，可見所謂的「自由經濟」實質上是剝削勞工以「填肥」雇主的口袋。

英航鬥爭表明工人的集體鬥爭能夠迫使資本家讓步。只有透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和國際團結聲援才能抵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它所仰賴的獨裁管治。

宏光護老院外勞抗爭結束　工人僅討回近半欠薪

今年六月，私營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外勞的抗爭，抗議公司無理解僱員工及長年剋扣工資、假期。經過4個月的鬥爭追討，工人最終於十月初與資方達成和解協議，公司答應賠償工人約300萬元。不過，賠償金額只有全部欠薪約700萬的不足一半。
宏光護老院的中國外勞一直以來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不但本身工資微薄，工人需要全月無休每天工作12小時，而且需要每兩年繳交超過4萬元的「勞務費」，情況猶如現代奴隸製。面對資方的違法行為，當工人求助於政府時，勞工處卻置若罔聞。

由於這些外勞沒有居港權，而過去都是居住在宿舍中，失去工作後流離失所，難以留港長期鬥爭，而勞工處只是向工人提供一份「露宿者之家」的名單，著工人自己解決生活問題。政府又聲稱為工人配對新工作，卻是裝模作樣地問其他私營院舍會否接收宏光的工友，最後當然沒有院舍肯聘請。

政府縱容私營資本

政府的所作所為伸張正義，面對生活和經濟困難，工人最後只好無奈接受公司的「協議」，但賠償金額不足欠薪的一半，變相讓資方白賺3百萬。而且由於是「和解」，政府更不會追究宏光的法律責任，所謂勞工保障的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宏光護老院的事件更加凸顯了政府縱容私營資本的本質。推動社會服務的私營化、並利用外勞來分化打擊工人階級是香港政府一貫以來的政策。林鄭月娥在剛發布的施政報告中明言要為「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單位提供更大彈性，以輸入照顧員」，而長者照顧服務券不過是杯水車薪、優惠私營院舍，所謂「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也只是將安老責任推向非政府組織。

在資本主義下，政府利用外勞是充當廉價勞工的工具，製造工人階級之間的分化，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因此本勞外勞應當團結一致，共同組織工會及鬥爭，捍衛同工同酬，並將矛頭指向資本家。

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優質的長者照顧服務。

二零一九年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社會主義行動1月20日抗議聲明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醫療系統崩潰　前線人員向政府怒吼

正值流感高峰期，醫院負荷爆煲。香港護士協會1月20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做爆、不如鬧爆」集會和遊行，要求政府和醫管局增加資源人手，約150名前線醫護參加。他們手持黑色氣球抗議，舉出「病人多到無床瞓　開工做埋幾人份」，譴責政府漠視人手不足，令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集會，被在場抗議者喝倒采。早前她在電臺上呼籲前線員工「捱義氣」在假日加班，激起前線護士的憤怒。

面對群眾鬥爭的壓力，醫管局作出表面的讓步，表示月底會上調前線員工特別酬金10%。此計劃實際上要求現已疲於奔命的護士放棄假期、增加加班時數，被嘲諷為「賣假」計劃。香港護士長年人手極為短缺。據2016年底的數據，全港有5.2萬名護士，即每一千人有7.1位護士，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9位護士的標準。現時護士與病人比例超過一比十，集會上協會更指有九龍西聯網的病房需一個護士照顧三十個病人。協會要求維持合理人手，包括護士與病人比例要達一比六，並增加資深護士，訂立臨床督導比例，每更一名資深護士。

根據醫管局公布的數字，現時15間公立醫院床位占用率高達105%，但很多護士指控當局玩弄數字，實際占用率更高。有抗議的護士形容醫院「環境如同戰地醫院，或五、六十年代」，電視機下、廁盤下和走廊都是加床。睡在加床而行動不便的病人，只能以屏風遮掩在病床用尿兜大小便。早前前線醫生在網上怒斥：「入公立醫院的病人，生命就有如烏蠅、蟑螂般卑賤。」

醫院輪候時間極長。1月21日，威爾斯親王醫院及聯合醫院的急癥室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伊利沙伯醫院超過5小時。新界東骨科的輪候時間長達3.3年，是九龍東的眼科要等3.2年！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是次抗議。我們一位訪問了參加遊行的護士陳小姐，了解一下她在醫院裏的日常境況。

記：你是哪一家醫院的護士？為什麽參與今日的集會遊行？

陳：我是來自明愛醫院，負責監察感染控製措施、預防病毒散播的控製組護士。現在醫院擠迫的情況已是很難做到感染控製了，人太多空氣變得局促，醫管局亦沒有製訂人數過多的安全上限。今次參加集會遊行，主要是代表負責外科急癥病房服務的同事發聲，現在急癥個案不斷增加，病房的56張病床已經飽和，走廊已加了8張病床，洗手間外再增加2張。

記：你的工作時數是怎樣？有足夠時間休息嗎？

陳：每個新癥並不是簡單的量血壓工作，而是要抽血、X光、檢查等後才可以做到一個外科手術，實在是很繁復的工作，而且保守估計現時是6個護士照顧60病人。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時數，舉例說本來是照顧10多個病人，現在增加至20多個，未完成工作連休息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堅守公立醫院其實只是為了一個幫助別人的信念，我已經承受了8年，但情況卻一直每況愈下。

記：你有什麽說話想向巿民說？

陳：這情況下我們醫護的心態只能是盡力而為，但我更希望巿民都可以為自己安全而發聲。如果發生了醫療事故，可能巿民會立即認為是醫護人員的問題，但其實更要了解背後的監控不足、缺乏人手等才是致使事故的原因。歸根究底是要全個醫療製度重新檢討。

工人團結鬥爭　醫療全面公有

政府可以花費大量金錢興建基建，但醫療系統卻依舊沒有改善。香港政府削減公立醫療資源，將巿民健康變成一本萬利的醫療產業生意，把公帑送給人工島等有利財團的項目。一萬億相當於全港16年的公共醫療開支！只有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將醫療體系全面公有化，交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且加征富人稅，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才能提供健全的醫療體製，免費分配給每個有需要的巿民享用。

香港：反對削減長者綜援！停止大興土木！

在1月初，林鄭政府企圖向長者開刀，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面對所有黨派的反對下，政府兩度作出退讓，但仍然無法平息群眾的憤怒。連番進退失據令其權威大受打擊。

現時單身長者的綜援標準金額為每月3,585元，資產限額為48,500元；至於60歲以下健全成人綜援金額則為2,525元，及資產限額為32,000元。因此，新政策會迫使所有60-64歲長者綜援領取者改為領取健全成人的綜援金額，而有二千多名原先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因為資產高於32,000元而失去資格。

1月18日，政府面對巨大壓力下企圖作出小修小補，為申領健全人士綜援的人士發放1060元的「就業支援補助金」現金津貼。但由於健全成人綜援並不會發放各類補助金和津貼，這仍然使60至64歲人士每月領取的金額減少最少637元。同時又要求他們每兩個月找兩份工、每兩個月見社工一次，否則會被懲罰而扣除200元。然而，扣除200元的政策又再度引起強烈反彈，因此林鄭月娥親自下命令，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取消這一決定。

逼迫老年就業

由於政府安老政策嚴重不足，已經越來越多老人需要工作。2013-2017年，60至64歲長者勞動人口升幅達35.8%，達致23.6萬人，有45%的就業比率。政府仍然認為60-64歲的長者應該更多出來工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削減長者綜援可以釋放勞動力，實在荒謬至極。在2018年，介乎60-64歲的綜援領取者共有2.5萬人，當中7成僅得小學或以下的學歷。這些長者即使出來工作也只能從事保安、清潔和侍應等極低薪和不穩定的工作。此外，該群組的健全成人申領人數亦在5年間減少一成，意味著領取者越來越多是殘疾人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當大家都系120歲嘅時候，60歲先啱啱中年」的謬論。特首林鄭月娥更以自身為例，說明60歲以上仍能工作10多小時。但特首年薪為4百多萬，出入有高級座駕接送，享用最完備的醫療服務，怎能朝不晚保的長者勞工比較！

建製派政黨虛偽地反對今次削減長者綜緩。不過正如林鄭月娥所說，在今年度的施政報告裏已經提到此項政策，而當時建製派是投票支持施政報告的。他們現在見到群情洶湧才被迫改變立場，因為害怕失去今年區議會選舉的選票。泛民黨派也進行多次抗議，但完全沒有進一步建立群眾運動的計劃。

長者貧窮

香港老人貧窮問題正在不斷惡化，2017年長者貧窮人口達到31萬人。而1人家庭的貧窮線為月入4000元，這筆錢連租一個一百尺的劏房也不夠。當局曾於1999及2003年將綜援基本金額削減11%，基本金額仍未補回。

香港政府奉行極端新自由主義，向來實行歧視性的社福政策，鼓吹窮人要「自力更生」，經常宣傳要打擊詐騙綜援的人士，藉以抹黑受助者都是「懶人」、「社會寄生蟲」、「社會負擔」等。例如以前要求領取長者綜援的親屬簽署「衰仔紙」，證明自己不會供養自己父母，製造巨大的罪惡感。此政策在前年才被取消。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左翼力量作為替代選項，加上本土派勢力的推波助瀾，民怨近來有走向排外的趨勢，指責新移民領取綜援。事實上新移民的綜援支出只占整體開支的4%。

林鄭月娥向來是貧窮長者的敵人。她在任政務司長期間，極力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指有很多街上拾紙皮的老人其實擁有很多資產，根本沒有「經濟需要」。事實上只要政府動用500億就可以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但政府寧願花廿倍的金錢興建東大嶼人工島，讓地產商投機。此外，她在任社福署署長期間，強推一筆過撥款政策取代實報實銷機製，令社福機構預算大幅減少。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削減長者綜援，要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無論泛民主派和建製派都沒有企圖建立真正的群眾鬥爭迫使政府退讓，現在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團結鬥爭，抵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

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走出僵局？

極度嚴厲的政治打壓沒有換來統治的穩定。由沙中線醜聞、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放生貪贓枉法的官員、收緊長者綜援以至公立醫療體系崩潰，每次民情反彈都出乎政府預料，其救火行動顯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在綜援事件爆出以後，林鄭的民望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滿意率凈值為負23個百分點。

嚴厲的鎮壓未能令港府變成強勢。非建製政黨雖然陷於癱瘓狀態，但政府也陷於極低民望。習近平加強對香港的控製，很大程度上對香港民情一無所知，一意指揮林鄭開展政治打壓，因而更容易觸發群情憤怒。

政府繼續連串對民主權利的攻擊，為準備國歌法立法、修例容許移交逃犯至內地。可以預計今年區議會選舉將會有不少非建製派參選者會被指控倡議「自決」或「港獨」而被篩選。但關鍵是中共會否以候選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為由取消參選資格。如果這樣的話，立法會將變成徹底的人大式舉手機器，並可以完全封殺任何非建製派候選人了。此外，政府準備修訂《逃犯條例》，容許香港與中國大陸及臺灣之間移交逃犯，意味著港人可以因挑戰中共專政而觸發國家安全罪行，然後被移交內地受製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鄭若驊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憤怒。據《南華早報》報道，林鄭月娥曾經向北京提出將防止賄賂條例擴大至規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獨立委員會監控和挑戰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只需對北京負責。習近平過去幾年發動反腐運動，實質上不過是清洗敵對派別的權鬥的工具，借以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貪的措施意味著分散統治者的權力，中共就會大力反對。

梁振英卸任特首後並沒有淡出。他代表著中共強硬的治港勢力，通過向港府施壓要求更強硬的統治手段，例如發出打港獨的聲音、要求港府盡快為廿三條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繼續充當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護（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蔭權那樣受到審判）。而且如果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檢控乃至定罪，那麽中共政府的權威勢必大大受挫。

由於溫和泛民失敗的路線令群眾運動陷於癱瘓，統治陣營似乎意氣風發，自以為占盡上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現在「時勢不同」，推動廿三條不會再有50萬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條首次立法時，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被趕下臺。她指2003年有獨特的環境，「背負一身債，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對廿三條。」這是後見之明。當年上街人數使當局震驚，甚至有傳媒引述時任特首董建華在當天早上仍估計只有5萬人會上街。高高在上的葉劉似乎看不到，今天貧富懸殊、樓價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大規模群眾反抗的客觀因素並不缺少的。

大灣區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大灣區的綱要。大灣區首要目的是將香港作為中共一帶一路計劃的融資中心。在中美沖突的情況下，中共希望強化一帶一路計劃，與美國爭奪地緣政治的主導權，因此利用香港的國際金融系統及獨立關稅地位，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中共要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吸納海外資金推動一帶一路。此外，由於美國限製對內地輸出高科技產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作為緩沖。

然而，整篇大灣區的綱要並無什麽新意，只是將政府一直實行的政策重新包裝起來。而且在中國經濟下滑的局面下，大灣區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什麽具體成效。大灣區的經濟融合只為會香港帶來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金融和地產炒賣、醫療和教育私有化、興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

泛民攻擊激進派

由東大嶼人工島萬人上街，以至各社會議題的怒火爆發，可見群眾反抗情緒仍然高漲，只是在欠缺運動的明確領導下感到迷惘。民主運動在泛民的軟弱領導之下連番受到挫折，不免使群眾目前鬥爭的信心低落。現實上只有通過廣泛的群眾鬥爭才能贏得民主權利，但泛民向來認為「穩定」的資本主義營利環境比民主權利更加重要，因而在領導民主運動上顯得軟弱，造成幾年內的連番挫敗。現在，群眾信心低落又反過來為泛民領導的保守和妥協提供基礎。在立法會九龍西兩次補選失敗後，泛民主派的結論是過去泛民的選舉工程太過政治化、太激進，因此日後應集中修橋補路、蛇齋餅粽等地區工作。這種結論不過將自己領導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廣大群眾身上。

他們利用這種說法去進一步削弱激進派的力量，以鞏固溫和泛民的政治權力。泛民選票至上，並僵固地視選舉為分餅遊戲。他們盤算激進派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將被阻止參選，而激進選票將會自動流向溫和泛民。因此他們不會挑戰整個威權統治，而甘心做議會內的花瓶。然而，政治並不是僵固的數字遊戲。群眾會越來越看到這些溫和泛民根本無能帶領民主運動，實際上正在變成無意挑戰政府的偽反對派，也因此沒有意欲投票支持他們。從兩次九龍西補選失利已經見到，所謂泛民對建製的「六四比」選票並不是必然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和年輕人對泛民和選舉失去信心，將使擁有龐大競選機器和資金的建製派得益。為了打破這個僵局，現在需要能提出明確綱領的候選人，能提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極端剝削勞動大眾的立場。

梁國雄將會就被取消議員資格案上訴至終審法院，由於法庭完全受人大操控，預計上訴很大機會失敗，因此立法會新界東議席將會於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進行補選。在補選到來的時候，溫和泛民其支持者可能會基於上述的失敗主義結論大力攻擊梁國雄，指他政治形象激進而將會在補選中落選，企圖奪走梁國雄空缺出來的議席。按此邏輯，如果長毛被政府阻止參加補選，他們就會更阻止社民連或任何激進派派出替代候選人，而找一個溫和泛民頂上。如果這次溫和泛民的攻擊成功，就等於讓他們壓抑激進派給他們的政治壓力，讓他們更無包袱地走向更保守和軟弱的立場。如果接受泛民如此做法，將使民主運動陷入迷失！

此外，泛民指未能勝出是因為未能吸納本土派選票，因而希望與本土派「和好」，吸納他們的支持。例如李卓人在二月發表文章表示「不應排除勇武抗爭」，企圖討好本土派支持者。當然沒有人相信溫和泛民會采取暴力行動，但他們可以采納本土派的部分綱領，例如反對新移民和普通話等排外議題，以收割民粹支持。

現在不能坐以待斃，必須準備應付此一攻擊，公開批判泛民的政治權謀。大力批評泛民主派的失敗主義的路線，並主張重建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及其親資政策以外的群眾鬥爭。

但目前香港的政治鬥爭最缺乏的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力量，以及團結中港兩地民眾推翻親富豪的中共專政的綱領。泛民的「和平非暴力」只是掩飾他們向中共妥協、取消群眾運動的措辭，而本土派所謂的「勇武抗爭」也只是無組織的騷亂行動，在三年前已經嘗試過且失敗告終，完全無法對抗專政獨治。本土派並不反對壓榨基層勞動者富豪統治，也不主張聯合中國群眾鬥爭打倒指揮香港政治打壓的中共政權。本土派無視西方帝國主義正在侵犯委內瑞拉和加泰隆尼亞民主權利，反而寄望他們會幫助香港實現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民主運動的綱領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將罷課罷工與擁有清晰路線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聯系起來，會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武器。罷課罷工至今在運動中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製在一個城市裏，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製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任何時候，自我孤立都意味著失敗。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製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和富人的利益。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爭取資源分配權的鬥爭。

瑞典駐華大使卷入桂民海事件 被召回國

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因卷入一場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桂民海的政治醜聞而被召回。桂民海於2015年被中國國安從泰國綁架回中國，至今仍被監禁。今年1月，林戴安以討論營救桂民海的「新辦法」為由，將桂民海的女兒Angela誘騙到斯德哥爾摩。桂民海是2015年銅鑼灣書店綁架案的核心人物。包括桂民海在內，當時銅鑼灣書店的5名負責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失蹤，後來又離奇地出現在中國，且已被中國警方逮捕。

桂民海沒有離開泰國的出境記錄，所有證據都顯示是中國國安人員將他非法引渡回中國。桂民海和他的女兒是瑞典公民，但瑞典政府對此事件的回應相當軟弱，因此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

而林戴安最近的行動使瑞典政府遭到更加猛烈的批評。據Angela部落格所說，林戴安將她介紹給兩名聲稱與中國政府有聯系的商人。這兩名商人盤問Angela 對其父親的案件知道多少。中國指控桂民海泄露「國家機密」，但這一指控是在去年國際上對此案的關註增加之後才出現的。

在林戴安的允許下，這些商人要求Angela「閉嘴」：如果她不再公開為父親發聲，他們可以幫助桂民海求取減刑。Angela說她在斯德哥爾摩的兩天裏一直被關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會員專區，甚至去廁所時也有人陪同。

後來她找借口離開，然後聯系了瑞典外交部。一名外交部官員說他們不知道林戴安曾與她見面，甚至不知道林戴安正在瑞典。然後瑞典外交部撤換了駐華大使，並啟動了內部調查。與此同時，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表聲明，否認與此事件有任何關聯。

獨裁政權的走狗

瑞典左翼黨（即前共產黨）領導人說此事為瑞典幾十年來最大的外交醜聞。他說林戴安試圖讓Angela噤聲，已是淪為獨裁政權的走狗。

以社會民主黨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為首相的瑞典政府一直對富有的獨裁政權采取姑息安撫的政策，不僅是對中國如此，對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是如此。勒文在2015年訪問中國時簽署了許多商業協議。眾所周知，在那次訪問前夕，勒文拒絕說中國政權是「獨裁政權」。在一位記者反復追問下，勒文最終提出了一種替代說法：「這是一個沒有大選的一黨製國家」。

中國異見作家團體「獨立中文筆會」前主席貝嶺譴責瑞典政府在桂民海事件上采取的「黑箱作業和封閉式溝通和救援方式」。

2016年瑞典籍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中國被捕並被迫拍攝認罪影片。當時瑞典駐華外交人員幾乎沒有給他什麽援助。瑞典記者奧爾森（Jojje Olsson）在其著作《在中國被綁架的瑞典人》（De kidnappade Kinasvenskarna）中詳細述說了彼得˙達林和桂民海事件，揭露了瑞典對中國政權的軟弱順從。

在中國政府以完全虛構的罪名拘押了彼得˙達林之後，曾有一位瑞典大使館官員例行探視他。該大使館官員同意中共當局提出的一些「探視條件」，盡管這些條件違反了有關領事探視的法律。中國政府要求整個面談期間要有一名中方警衛在場；大使和彼得˙達林交談要說英語而不能是瑞典語，從而讓警衛可以監聽他們的談話；他們不可以討論彼得˙達林的案子。同意這些條件之後，瑞典代表就只能問彼得˙達林水果夠不夠吃！

揭發事件

Angela的事件本有可能更加險惡。這兩位神秘商人表示可以為Angela提供簽證，讓她去中國看望父親。如果她接受了這個提議，即使有瑞典大使做出官方「擔保」，她也有可能在中國被逮捕，從而讓她徹底閉嘴。更何況林戴安並沒有官方授權。我們贊許Angela拒絕這個「提議」，並揭露了整個醜惡事件。

工運和社會主義者應該要求解雇林戴安並召回全部的瑞典駐華外交人員，然後對此事進行全面的公開調查，包括調查自桂民海於2015年被綁架以來的案件歷史及瑞中政府間的所有來往。

我們毫不相信受商業利益驅使的資產階級政客或外交官會捍衛基本民主權利。桂民海的案件涉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而且中共當局跨境綁架外國公民的做法也公然違反了國際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像建製政客那樣迎合獨裁者，而是必須加強對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浪潮）的聲援行動。我們支持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並要求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

沙中線醜聞持續延燒 紅墈站六成施工表格失蹤

沙中線工程又曝出新醜聞。紅磡站北面丶南面連接隧道及列車停放處6成施工紀錄「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不翼而飛，且未經政府同意擅自改動工程。會展站亦有3成表格失蹤，同時有大量工程記錄文件被發現是事後補簽。不排除紅磡站其他部分及其他車站存在同樣問題。另外，由中國建築（香港）承建的港珠澳大橋同樣有3成相同表格缺失或在完工兩年之後才補簽。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用於證明工程內部架構合格，可以澆灌水泥。表格缺失或補簽意味著，工程質素很可能沒有得到應有的檢查或未達要求。根據最新的消息，沙中線紅磡站已鑿墻檢驗121枝鋼筋，其中42枝（超過3成）的螺絲頭安裝狀況不符合標準，其中1枝的螺絲頭僅扭入6毫米（安全標準為最少40毫米）。該表格一簽五份，分別存放在不同地方，而且另有電腦副本。現在數千份（×5）的表格盡數消失，或者是這些表格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禮頓高層銷毀了表明工程存在問題的表格。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罪行。

政府已宣布將表格丟失問題納入「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同時繼續反對立法會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意義不大」。但是由政府操控且沒有實權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值得信任。港鐵於去年4月已發現表格缺失的問題，然後於年中通知政府，但直到今年1月30日，即調查委員會近3個月的聆訊結束之後，政府才公布消息和進行調查，且荒唐地說事件不涉刑事，再一次表明親資政府包庇劣質工程和有罪的資本家。

由於醜聞和民憤持續延燒，再加上擔心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結果，部分建製派政客表示會「考慮」或「不排除」支持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例如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和議員梁美芬。現在立法會已完全落入建製派手中，即便立法會迫於群眾壓力最終成立調查委員會，建製派依然會試圖阻撓調查或隱瞞調查結果。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成立由基層群眾丶交通業和建築業工會及獨立技術專家組成的真正獨立且民主的調查委員會，徹查沙中線丶港珠澳大橋及其他受質疑的公共工程，並完全公開調查結果；
這個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所有有罪的公司丶資本家和政府官員；
陳帆立即下臺；
將建築公司公有化，與港鐵均交給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

警察違法被捕數字上升 權力造成腐敗

警務處公布去年總共有45名警務人員因違法被捕，較2017年上升55%，當中涉及警員報假案丶盜竊丶妨礙司法公正丶詐騙銀行等等罪行。今年1月發生兩宗警務人員濫權事件，一名保安部警司被揭發在保護證人用的「安全屋」幽會情人。另一宗是臥底警員在涉及酒吧性交易進行了五次的「放蛇」行動，多次主動與酒吧服務生進行身體接觸，明顯占盡便宜。過去亦曾發生過多起警員借「掃黃」之名免費接受性服務的事件，即使警員的做法違反內部指引也不會構成刑事罪行，因此根本毫無阻嚇力。關註性工作者團體紫藤指出，2016年該會總共收到600多宗投訴，當中涉及警務人員濫權及使用暴力的個案占總數八成。

警權膨脹

盡管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指這都是少數害群之馬和「個別事件」，但被捕警員人數升逾一半，根本問題在於威權政府之下警權嚴重膨漲，以致腐敗成風。市民對警務人員的投訴均由警隊的投訴警察課調查。盡管投訴警察課須提交報告給監警會審核，但若監警會不認可調查報告，也只能要求警隊重新調查。因此所謂的監管機製完全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例如2016年旺角騷亂期間，時任《明報》記者鄧力行稱采訪期間遭警員毆打，警察投訴課經過逾兩年調查，決定指控無效。另外，警隊訂立的「不恰當行為介入指引」沒有法律效力，「誠信管理特別工作小組」不受公眾監督，根本只是花瓶。

最重要的是，政府為了鞏固統治權威，賦予警權巨大權力執行政治任務，助長了警隊的氣焰。例如退休警司朱經緯因在占領旺角時以警棍毆打途人而被判入獄，員佐級協會的回應是要求政府為辱警罪立法。此外，警方亦試圖協助雨傘運動期間暗角打人的的七警洗脫罪名，又舉辦集會聲援犯法警員，變相鼓勵濫權犯法。

社會主義者反對警察濫權，要求性工作除罪化，反對辱警罪立法。我們認為，根治整個警隊腐敗需要成立由普通勞動群眾丶工會等工人組織和社區組織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民主地控製警隊指揮權，獨立丶公開地調查投訴和警隊違法案件，懲處違法犯罪的警務人員。

建立強大的外傭運動　挑戰性暴力的製度

香港製度對34萬家務外傭的剝削被形容為「現代奴隷製」，與本地女性受到的性暴力和剝削一樣，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病態。

上月一宗外傭僅上班5日即被僱主兒子強姦，最終法庭判決被告入獄十年。這種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製度所造成的。根據法例，外傭必須與傭主同住，否則有機會面對最高刑罰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元。外傭外出居住的權利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取消，這導致外傭沒有固定上班時間，面對每日工時長達16小時。很多外傭被迫與男僱主同居，失去私隱和自主，甚至不被允許使用電話、自己外出，最極端的例子是上廁所也要經僱主批準。在極端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同住條件無疑也亦令性侵犯、性暴力變得更容易發生。

統治階級的歧視

猶記得在去年二月高等法院維護僱傭同條住例，法官甚至指僱傭同住與否與受到侵犯無關。可見這些社會精英如何與工人的生活脫節，他們所建立的法律製度，是如何歧視工人。

4年前因虐待外傭Erwiana而轟動國際 的僱主羅允彤，原本被判監6年，最後只是服刑3年半就已被釋放。直到現時為止政府仍完全未交待原因。羅允彤仍拖欠81萬對 Erwiana 的賠償。Erwiana 對此表示「傷心和失望」。工人階級和女性要維護自己的權利，不能指望司法製度的審決，必須組織持續的群眾鬥爭才能勝利。

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3月10日舉行三八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讓不同國籍的女性參加，挑戰製造性別歧視和剝削的資本主義製度。

廢除「僱傭同住」條例！落實全體工人的八小時工作製
不分性別種族，工人同工同酬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擴建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女性庇護所及社會服務
取消外勞的兩星期條例，允許一個月待僱期，讓外勞自由轉換僱主
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反對親財團和反工人階級福利政策

香港：外勞被剝奪權利

香港38萬外勞家務工人做著長工時的苦工，且需要將錢寄回菲律賓或印尼維持家庭生計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外勞女工舉行過多場示威和集會，爭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並贏得香港工會與政治組織的一些支持。但她們得到的支持還遠遠不夠。

中大調查

中文大學近期一項調查顯示，外勞的處境還需要很大改變。在2,000名受訪者中，超過70%的外勞每日工作超過13小時。近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每日工作超過16小時，5.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無法依法周休一日。

雇傭同住條例是造成外勞家務工人過勞的主要原因。當工人住在雇主家中，並且在任何時間都可能被要求做家務丶清潔或照顧孩子時，工時是不可能得到管製的。

調查顯示僅43%的外勞有自己的房間。其他人被迫睡在走廊丶廁所丶儲藏室，甚至與孩子共睡一張床。在一座除了富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不住在逼仄房間裏的城市，現實就是如此。2016年，香港有120名外勞死亡，大多數死於與高血壓等與壓力相關的疾病。

外勞組織多年來一直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該條例頒布於2003年，意在防止外勞得到更有力的經濟地位，從而限製其作為工人的議價能力。違反雇傭同住條例可被取消工作許可丶遭受刑事起訴與判監14年。

驚人低薪

中大調查結果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恐怕是平均薪資水準。2017年該數字為每月4,277港元——低於外勞的法定最低工資（調查期間為4,310港元，後來上調了100港元）。

對外勞的這種殘酷剝削，也反映了政府不願投資養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務，令這些部門缺錢，卻肥了地產大亨與其他資本家。因為許多原因，外勞女工與香港本地女工需要聯合起來對抗不公製度，而且必須將國際婦女節作為鬥爭的集結點。

香港：經濟危機初見端倪

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下，香港經濟已初見危機端倪。特別在中國經濟增長創下28年來最低，加上中美沖突大環境陰影下，香港的出口丶樓市和零售業都受到影響。香港經濟愈發虛弱，而且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意味著林鄭政府像全世界其他許多政府一樣即將面臨暴風驟雨。

如果經濟繼續下滑，將迫使香港工人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抵擋資本家更猛烈的攻擊；而且香港工人將更加需要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和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替代方案。

貿易戰

經濟及商務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現時的關稅僅會減低GDP增長0.5%。然而，貿易戰對香港所帶來的影響遠遠大於關稅本身。因為國內經濟放緩丶貿易戰降低民眾對經濟的信心丶而人民幣對港元的匯價降低，更直接降低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欲。香港零售業極為依賴內地來港旅客，零售業總銷貨價去年12月按年僅微升0.1%，而可預計今年首季難有大反彈。去年內地來港旅客人數雖然創新高，但消費力卻在下跌。2016年中國旅客平均花費在購物的開支為8,000元人民幣，但2018年已下跌至5,800元。

本港樓價自去年七月歷史高位起連續下跌五個月，跌幅達 9.2%。在農歷新年前後，香港新盤都以較低價出售，在短期了吸引了市場的購買力。地產界大力宣傳「樓市小陽春」，意圖製造市場向好的氣氛。但由於美國和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今年樓市仍可能受各種因素沖擊。德銀預計到2019年中期，房價將下跌15%；長江實業一名主管預計房價會下跌20%。

在中共打擊金融業和限製資本外逃的政策下，中資在港的擴張受到挫折。仲量聯行早前數據顯示，中資於中環寫字樓新租約的占比在經歷至少連續六年上升後驟降，以樓面面積計，中資的占比由2017年的49%急降去年的29%。

現在林鄭政府顯然將應對經濟危機的希望押在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與「大灣區」項目之上，但相關的基建項目都難以產生利潤，長遠來說耗盡香港的財金資源。雖然香港經濟看似未面臨2003年那種即時性的崩潰，但各種潛伏因素令危機漸見端倪。統治階級亦清楚這一點，因此也采取更多措施保護資本主義體製，一方面是極端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方案，並盡可能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推向私有化，另一方面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的補貼方式，推動大白象基建以刺激投資丶向地產商分發土地助長炒樓。工人階級要組織起來反擊危機。

國際婦女節：香港要勞動者的#ME2運動

近十年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固然打擊整體工人階級，但女性更加是首當其沖。過去10年男女間每月入息中位數差距不斷擴闊，由2006年的2,200元增加逾8成至2016年的4,000元。男女工資差距的其中一個重大原因，在於香港的托兒服務處於災難性的不足。在女性生育第一名嬰兒後，男女工資往往急速擴大，因為在職媽媽往往要改做兼職甚至停止工作，導致45-54歲的差距更高達6000元。

全港現時全港約77名嬰兒才有一個托嬰兒園名額，根本嚴重不足。政府一直不願意提供公共托兒服務，同時對大部分托兒園的資助由只占營運成本約一成，服務提供機構難以營運。在人手不足下，勞工及福利局提出將幼兒工作員與2歲以下幼兒比例定為1比6。有婦女團體批此為1976年水平，促請調整為1比3.5。現時幼兒中心月費為四千至六千元，托管兩名幼兒的開支已近萬元，大部分家庭根本無力負擔。有婦女團體主張由政府資助，將月費減低一半。

性騷擾泛濫

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男女的經濟地位不平等，而社會文化自然合理化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操控，使職場丶校園和家庭的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問題嚴重。平等機會委員會公布「本港大學生性騷擾調查研究」，近四分一(23%)的受訪者表示，在調查前一年內曾被性騷擾。例如有男教授常在課堂上作出口頭性騷擾，如「我教英文口試，唔系口交」，或者「可能你下次著少啲，可能都會畀高啲分你呢」，但這些教授沒有受到處分。

校園的反性騷擾機製嚴重不足，對投訴人的援助欠奉，再加上普遍的譴責受害人的現象，受害人往往不敢起訴。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中只有2.5%人表示曾向大學投訴，曾選擇報警的人更是只占1.9%。根據新婦女協進會的調查，不少大學及院校均沒有製定對性騷擾行為的罰則，如8大中僅3間列明會解雇施害的員工，僅4間列明會開除涉性騷擾的學生學籍。

權勢性侵

權勢性侵除了在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外，在上司與下屬之間以至丈夫與妻子之間都相當普遍。社會福利署去年1月至9月錄得的性暴力個案中，女性占受害者的97%，說明性暴力是一種系統性的性別壓迫，而不只是個人行為。除了大部分施暴者與受害者是互不相識外，排名第二的是雇主與雇員的關系。雇員舉報上司等同丟失工作，而且在職場內搜集性侵證據相當困難，很多時根本沒有申訴途徑。在配偶受虐的類別上，亦錄得2213宗個案，當中近6成的施虐者都是丈夫。家暴原因之一是政府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公共服務丶公共房屋丶女性庇護所等嚴重不足，女性面對婚內性侵犯和暴力往往不敢反抗和逃離丶只能啞忍。

香港的校園需要一場組織起來的＃ME2運動，團結起來建立有力的反性騷擾機製，由學生獨立運作和監督，積極舉行宣傳和抗議行動。這場運動也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丶大幅增加公共托兒服務和家暴庇護中心。要實現上述訴求，就要挑戰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施政丶以至資本主義製度！

香港：落實全民退保　取消經濟審查　提高保障水平

從2月1日開始，林鄭政府將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從60歲提高到65歲。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撤銷這一項打擊貧窮老人的惡政。不過香港的退休保障製度早已破漏百出。需要無需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製度才能保證基層老人享有體面的老年生活。

現時香港的公共退休保障被拆分為長者綜援丶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丶高齡津貼，不僅保障水平極低，而且均需嚴苛的入息和資產審查。現時65歲以上的單身長者每月綜援標準金額僅為3,585港元，甚至不到一人住戶貧困線（4,000元）。而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和高齡津貼分別亦只有2,675丶3,585和1,385元。早在五年前，樂施會已估計一人長者的每月基本生活開支為4,613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現在約為5,000元。可見現在的公共退休保障無法滿足老人的基本需要，因此許多老人即便領取綜援，仍不得不靠撿紙皮維生。

資產限額

盡管政府於2017年開始不再要求領取綜援者的子女提交「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但仍然保留以家庭為綜援申請單位。這意味著若要申請長者綜援可能不得不與家人分居，否則可能會超過低得不合理的資產限額（兩名成人丶一名兒童丶兩名65歲以上長者組成的家庭若要申請綜援，資產不得超過137,000元）。在政府提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後，一名60-64歲的老人若申請綜援，不僅資產限額從48,500元下降到32,000元（單身）/21,500元（作為家庭成員），而且他們的自住住宅也不再被納入資產計算的豁免範圍。

林鄭政府一面將萬億公帑投入東大嶼人工島，另一面繼續壓低本就低得可憐的退休保障。我們要求實行免審查的60歲以上全民退休保障，同時提高保障標準，使退休者能夠過上體面生活。為了給全民退休保障提供資金，需要提高公司利得稅和開徵富人稅（李嘉誠每年可得十數億股息收入，卻因香港不徵收股息稅而無需納稅）；而不是實行「三方供款」，降低勞動者現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並讓退休保障基金成為金融投機者的工具。

進一步需要將地產公司丶銀行丶其他大企業以及醫療等公共服務收歸公有，交給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僅可以為全民退保提供充足資金，也將為退休者提供充足的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

香港：學生罷課 要求立即應對氣候危機！

「我們要行動！」是今天反氣候變化抗議最受歡迎的口號。一千多名中小學生從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的行動得到了老師和家長的支持。

3月15日的這場罷課抗議，是響應瑞典16歲女孩Greta Thunberg號召的全球反氣候變化罷課。而且從孟加拉到巴西等90多個國家也會舉行類似抗議，這可以成為全球青年抗議的裏程碑。

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率先行動。澳大利亞至少有15萬年輕人參加抗議，而新西蘭最大的城市奧克蘭據報導有3000人參加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參加了香港的抗議遊行。我們在抗議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在所有學校建立民主的學生會，從而準備在不久之後采取新一輪行動。許多學生和家長簽署了社會主義行動的聯署，購買了《社會主義者》雜誌。許多人都自發認同我們所說的「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香港是一個海濱城市，因此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打擊，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頻繁的極端天氣。2018的超強臺風山竹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強的臺風，但這不過是一個警告而已。可另一方面，根據《南華早報》所說，香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近乎於無」。

大企業

非民選的林鄭政府服務於億萬富豪和大企業的利益，所以不願采取猛烈、但必要的減碳措施，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的利潤。對於大企業來說，利潤永遠是第一位的。

資本家試圖蒙騙公眾，讓公眾以為可以通過改變個人生活方式來解決氣候危機，例如隨手關燈和少用塑膠吸管。但這不過是揚湯止沸。自1988年以來，全球71%的碳排放來自僅100家公司。僅中國國有煤炭公司就占了全球14%的碳排放。我們需要民主控製這些嚴重影響氣候的大公司，從而改變其生產方式。我們迫切需要轉向零碳排放的經濟模式。

罷課是民主權利！

有些人說學生不應該罷課遊行。這些人對於氣候危機的嚴重性非常無知，而且他們也害怕年輕人變得更加激進、為自己的信念而抗爭。

香港政府和教育局反對學生罷課，並稱學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介入氣候問題，但是學生們正確地無視了這些壓力，發起罷課行動。學生們明白，這些官員和政客的言論不過是脫離實際的空談。

一些學校向家長和學生發出警告信，要求他們不要參加罷課。至少有一間學校呼籲學生不要罷課，而是在學校用餐時自帶餐具、以及反省自己的「消費習慣」。

校方的這些做法是為了轉移視線，而且說明他們完全低估了氣候危機的嚴重性。我們需要有組織的群眾集體行動，而不只是呼籲人們改變個人生活習慣。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去年發布的報告警告說，如果我們不在未來12年裏采取激進措施，氣候變化將不可逆轉，全世界將面臨災難。

組織起來！

3月15日的全球罷課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開始，但只是開始。每間學校的學生都需要組織起來，將運動擴大。許多國家的學生正在組織每周罷課，例如德國、比利時和英國，因為一次性的抗議不足以帶來真正的改變。

而且各個學校都需要建立新的民主的學生會，並聯合成全港的群眾性學生會。每間學校的學生都可以派發傳單和組織集會，招募同學加入學生會。為了推動鬥爭繼續前進，群眾性的學生會不可或缺，而且學生會必須要有活躍成員和民主架構；學生會需要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和決定行動方向和策略。

像今天這樣的罷課行動可以對香港以及其他工人運動薄弱、少見罷工的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即便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期，也很少有人主張采取政治罷工/罷課來對抗政府，盡管工人能夠帶來真正的改變。

因此3月15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不只是耀眼的環境運動，更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動。參加罷課的主要是英文學校的外國學生，但是他們樹立的榜樣可能會鼓舞華人學生采取行動。

反氣候變化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對抗資本主義和億萬富豪的統治。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使用清潔能源的免費公共交通，這樣可以大幅減少汽車使用量。征收富人稅和將主要經濟部門民主公營可以為此提供資金。如果有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我們就可以大筆投資綠色科技。

3月15日全球罷課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開始。我們需要新的行動保持運動勢頭，而為此則需要在學校裏建立民主組織，並聯結到工作場所，一同討論和計劃未來的行動。社會主義者會繼續積極參加氣候鬥爭，闡明和深化鬥爭所需的訴求，並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拯救地球。

財政預算案不顧基層生死

林鄭政府發布2019年財政預算，一方面大舉投資科技和基建，同時多項針對基層的紓困措施「減糖」，在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舉措也明顯不足，被批評是不顧基層生死。有劏房戶說，對於預算案，「十分滿分我只會給兩分」。

由於公立醫院爆煲引發的近期醫護人員抗議，預算案中有關改善公共醫療的舉措尤為引人矚目。雖然政府的措施不過是杯水車薪，但這是醫護人員抗議所取得的成果，證明即便是小規模的抗議也可以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讓步。

群眾抗爭可以贏得勝利

《南華早報》評論說，削減長者綜援點燃的群眾怒火使林鄭政府陷入2017年上臺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如果建設起一場更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進行罷工）， 能夠贏得更重大的成果。

按照預算案，2019年公共醫療支出將增加至886港元，其中50億用於更新和購置醫療設備，7.2億用於提高醫護人員的薪資津貼和增加人手，但醫護人員計劃凈增長只有2-3%，根本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新置的醫療設備可能沒有足夠人手操作。

提高醫生候召津貼也是一個荒謬措施。候召醫生連續工作時間最長可達三十四個小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副會長馮德焜說：「醫生因為錢而出走私家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公院工作太辛苦」。所以增加津貼無助於扭轉公立醫院醫生流失的問題。

而所謂100億「醫療穩定基金」實際上只是一個花招。政府稱基金只是作為未來經濟不景氣時凍結或者削減醫療支出的情況下的備用資金，所以根本不是「增加」醫療開支。而且按照2015年醫改儲備金和今年房屋儲備金的先例，不排除政府可能會收回資金。

這份不顧基層生死的預算案源自政府的親資立場和大財團對於香港政治經濟的操控，同時也與打壓民主權利的威權統治相輔相成。為了爭取能否真正改善工人和窮人生活狀況的措施，需要戰鬥性的工人群眾運動，挑戰整個威權資本主義製度。

政府「劫貧濟富」　貧窮人口再創新高

今年年初，法院判決一起老人殺妻案，被告為一名八旬老人。他擔心自己死後，癱瘓在床的妻子會因為無人照顧而孤獨餓死，但又沒有錢聘請私人看護或者讓妻子入住私立醫院，而公立或津助院舍長期缺乏床位，因此不得以將妻子殺死，然後自首。

貧窮率創9年新高

根據最新政府數據，香港貧窮人口已增加至138萬人（20.1%），創9年來新高。政府政策介入後仍有過百萬貧窮人口，而且其中近半數為在職貧窮。另一方面，2018年全港前50大富豪總資產高達到2.3萬億港元。

根據樂施會去年底發布的報告，在香港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時薪至少需要54.7港元。但將於今年5月實行的新法定最低時薪也只有37.5元。全港約107萬就業者沒有達到「生活工資」（包括近4萬名政府外判雇員），超過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

親資政府拒絕大幅提高工資與企業稅及改善社會保障，反而將大筆公帑投入大白象工程，與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將令香港極端的貧富差距繼續惡化。

港鐵相撞災難——踢走腐敗高層

3月18日，港鐵於淩晨3時測試新信號系統時，因系統故障，令兩列列車於近荃灣線中環站相撞，其中一位車長的右腳擦傷送院。列車在中環站隧道攔腰相撞至出軌，損毀嚴重。荃灣線中環至金鐘站要停駛2日搶修，至3月20日早上才恢復正常。經荃灣線由金鐘往中環的市民需要於金鐘站轉港島線，以致地鐵站大擠塞。

現場有百多人搶修，據報道有港鐵員工即使放假亦調休返工，連日來只睡了八小時，亦有員工受傷流血仍堅守崗位。由於毀壞車廂在隧道內傾側，消防出動了搜救專責協助求援，將近40噸重的車卡擡高，其間車廂更有隨時翻側的危機。與此同時，港鐵主席馬時亨他被揭發在記者會後隨即坐飛機到上海打哥爾夫球！

預計港鐵在此次事故中被罰金額2500萬元，但港去年牟取160億暴利來說只是九牛一毛。馬時亨企圖把所有責任推給信號系統軟件提供商法國Thales公司。2017年，同樣由於Thales公司製作的地鐵信號系統出現故障，新加坡兩輛正在載客的地鐵相撞，造成38人受傷。不過港鐵自己亦有份參與開發今次事故發生時正在測試的信號系統。

不只是「意外」

一年以來，港鐵醜聞和事故不斷，說明今次撞車不只是「意外」。例如，除了沙中線和高鐵醜聞外，去年10月16日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將軍澳線因信號故障分別停駛61-114分鐘。港鐵票價只加不減，並通過地產開發大賺特賺，同時近年卻削減維修部門開支、人手、資源，令維修部門士氣低落，加上硬件更新緩慢，導致事故頻生。

政府只是要求港鐵成立專責小組調查，主要為港鐵及承辦商的代表，意味著「左手查右手」，根本不會揭露港鐵製度性的問題，也不會懲處理應負責的港鐵高層。政府擁有接近八成的港鐵股權，卻一直將利益嚴重傾斜於財團。連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也批評政府極力「迎合」港鐵利益，並說讓港鐵上市是一個錯誤。

現時需要一場群眾鬥爭，要求由鐵路員工、救援人員、獨立專家及民主的工人組織成立的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撞車事件和沙中線豆腐渣工程，並且懲治涉事的港鐵高層、承辦商和政府官員。這場運動應要求將港鐵全面公營，由員工進行民主控製，踢走腐敗的港鐵高層；同時以征收富人稅作為資金來源，實現免費且更加優質的公共交通。真正運作鐵路的是前線員工而不是高薪厚祿的寄生蟲，而鐵路本應屬於所有民眾共同享有，不是財團的牟利工具。

傘運算帳並未停止　「占中九子」受政治審判

雨傘運動的秋後算帳並未停止，政府企圖通過政治檢控製造寒蟬效應，以更大力推動威權統治的政策。2014 年占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丶陳健民及朱耀明等九人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等罪，九人全部有一項或兩項罪名成立。法官將於4月24日宣布刑期。戴耀廷和陳健民請求不要判朱耀明入獄，因為朱耀明的身體難以承受即時監禁。而九人很可能向法院上訴。

寒蟬效應

主審法官陳仲衡的判決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他在判詞中指，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抗辯理由。現屆政府上臺以來，群眾運動的浪潮雖然遠及不上2009-14年的升溫期，但絕不代表政府的權力穩固。林鄭月娥現時面對廿三條立法這項中共委托的政治任務。一方面她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另一方面她也害怕惡法會激起群眾抗爭，因此左右為難。林鄭月娥想利用今次審判作出震懾效果，並以為這樣可以徹底壓製群眾反抗運動。

其中一項荒謬的罪名是「煽惑他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其中五人有此項控罪成立。只要在社交網站呼籲人上街，已經可以定罪。檢控方連戴耀廷在2013年報章刊登的「占中」構思文章也視作「煽惑」。這罪項可以用作打壓言論自由，任何人有份宣傳和鼓動公民抗爭，甚至在社交網站上呼籲網民發布消息，都可以被定罪。

九人中亦包括陳淑莊及邵家臻兩名立法會議員。議員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可以被解議席。由於民主派目前仍能守住三分之一關鍵議席，此一機會不大。但倘二人最終被判囚超過三個月，五年內都不能參與任何公共選舉，意味著他們可能會失去下屆參選資格。

此外，最後陳仲衡又認為，三子聲稱如果有一萬人參與占中，政府的最大關註就會由拘捕示威者，變成關註如何推進真普選的說法是不現實的。法官固然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維穩的角度，貶低整場雨傘運動的價值。然而，法官確實道出了統治階級的想法。「占中三子」從來不是雨傘運動的真正發起人，因為是北京的假普選方案激起群眾自發鬥爭。

阻礙運動

整場運動期間，中環從來沒有被占領過。占中三子沒有計劃過如此大規模的占領行動，而只是希望發起一萬人在遮打道靜坐數天，期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回應。從一開始，占中主辦方提出要限製運動的參與人數，有意排拒激進的政治力量，並要求每個參與者簽署誓約，承諾會聽從大會的指示隨時解散。占中三子認為只要稍為向政府施加壓力，就可以贏得普選權。直至雨傘運爆發前一天9月27日，戴耀廷仍拒絕啟動占領中環。戴耀廷甚至有意安排學聯代表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談判，然後發起一場假公投解散運動。與其說占中三子是運動的帶動者，倒不如說他們是壓製運動發展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和審判，要求無罪釋放所有傘運人士及政治犯。現在需要重建一場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領導，聯合中國內地的工人群眾反對整個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

修訂逃犯條例是廿三條前哨戰

林鄭借陳同佳臺灣兇殺案匆匆提出《逃犯條例》和《刑事互助條例》，容許港府引渡從內地及臺灣逃至香港的逃犯回去受審。港人陳同佳由於在臺灣殺害了女朋友後潛逃回港，以至臺灣司法機關無法作出製裁。林鄭月娥以「主持公義」為名要引渡陳同佳回，以合理化條例。

如傳媒組織的聯合聲明所說，中共當局曾偽造「藏毒」、「行賄受賄」、「走私」等罪名打壓異見人士和言論自由。這些罪名均屬逃犯條例列出的可引渡罪行，修訂案亦無禁止中共在引渡後加控其他罪名。

但如果修訂案通過，實際上將由傀儡特首一人決定逮捕和引渡；法院雖然可以審查，但無法調查控罪是否真實，更何況「占中九子案」再次說明法院已淪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以預見法院只會順從特首的意見。

屠城木馬

4年前的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和去年的《金融時報》編輯馬凱被拒入境案猶然在目。如果修訂案通過，猶如在香港設下屠城木馬，中共可以羅織罪名要求引渡民主派人士或調查中國「敏感事件」的記者。批評中共政府的外國人也可能在赴港期間被捕。資深記者胡力漢說，一些外國媒體已準備撤離香港。

記者、教師、律師等組織紛紛發表反修例聲明。3月31日更有12,000人上街遊行，有抗議者打出「引渡返大陸，香港變黑獄」的橫幅。銅鑼灣書店事件被綁架者之一林榮基在遊行隊伍的前端，他指修例「好似頭上一把刀，為咗保命，我冇得唔諗離開」。

諷刺的是，林鄭政府以陳同佳兇殺案為名修訂條例，但臺灣陸委會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臺灣將發布旅行警告，以免臺灣人在香港被捕然後送至中國受審。2017年臺灣親綠營的社運人士李明哲在中國被捕，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判監5年。

商界轉軚

富豪精英擔心自己因為行賄、逃稅等等罪行而被引渡，體現出他們的集體罪惡感。所有在中國經商的資本家或多或少都曾違法、行賄。其中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更提出司法覆核。因為他在澳門「歐文龍世紀貪汙案」中被控洗黑錢及行賄，被裁定罪成並被判監5年。他潛逃至香港，而一旦他條例通過，他害怕自己會被引渡至澳門受審。

這讓一些人誤以為這些富豪精英可以成為反對修例的力量。但很快，港府從修訂案中刪去9項可引渡的經濟罪，並改為只有在香港可判監3年或以上的罪行才可引渡，香港總商會、廠商會和中華總商會隨即表示同意修例。再次揭露出港府與富豪精英相互勾結的面目。富人和窮人在法律面前又一次不平等。反對專製惡法只能依靠基層群眾的鬥爭。

引渡條例很有可能是中共指使林鄭，目的是打擊轉移內地資產外逃的富豪及其家屬，其中包括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及加強對經濟的掌控，打擊向海外大筆投資的金融大鱷。海外投資讓這些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擋住中共政權的壓力。然而香港政府面對資本勢力並不如中共那樣擁有獨立於資本家以外的強大鎮壓機關，而只是一個侍服財團利益的弱勢政府，因此面對資本家的阻擋時舉步維艱。中共推動香港威權統治不但會造成底層群眾的反彈，也會與香港資本家發生更大沖突，造成統治的內部矛盾，因為香港資本家不想失去現在的特權。

廿三條前哨戰

中共可能視現時的強烈抗議為重大挑戰。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會見香港律師會代表時力撐修例，看起來中共已準備為修例強力背書。建製派則於4月16日發起「萬人撐修例大聯署」。

中共早前已催促林鄭完成廿三條立法，現在更有消息稱人大準備直接就廿三條釋法。如果修例受挫，中共和港府「權威」大受打擊，民主鬥爭的士氣大受鼓舞，廿三條立法會更加困難。這或許可以解釋林鄭現在「不再啟公眾諮詢，不做更多讓步」的強硬立場。

反對修例和洶湧而來的威權攻勢不能局限於立法會拉布。在建製派已全面控製立法會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議會外的強大群眾運動，修例幾乎必然通過。

現在需要保持3月31日的抗爭勢頭，召集公開會議，討論在工作場所、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重建民主運動，並討論采用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方式，挑戰整個威權統治和中共獨裁政權。

麻疹疫情揭露香港醫療漏洞

今年香港的麻疹個案已增加至66人，僅僅4個月就打破過去11年的紀錄。現在已可以肯定出現第二輪傳播，疫情將持續下去。麻疹傳染性強，可造成肺部和腦部感染等嚴重的並發癥。這次「麻疹之疫」戳破了香港資本主義醫療製度的嚴重漏洞。

輕視疫情

麻疹爆發「重災區」的香港國際機場，衛生署設立疫苗註射站，但接種疫苗諸多限製，例如必須未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或者無麻疹抗體，但有員工曾接種3劑麻疹疫苗仍然染病。接種名額又限製每日500劑。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當初有機場員工染病、出現群組爆發時，政府本應無條件為所有員工補種疫苗，以減少傳播機會。政府輕視疫情，是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

航空公司同樣難辭其咎。多名機場員工出現病征之後仍照常工作，和公司的苛刻對待（例如限製帶薪病假）有很大關系。在首宗機組人員確診麻疹後多天，國泰航空沒有發出任何指引或通告，亦無全面消毒。由於公司反應緩慢，國泰空服務員工會曾威脅集體請病假。

公共醫療崩潰

政府醫療開支長期嚴重低於其他發達地區，無論醫療人手、設施及藥物都等同第三世界國家一樣，面對疫情爆發根本無法應付。今年財政預算也沒有實際改變。

本港醫院連最基本的隔離措施也為人垢病。本刊曾訪問一名前線護士，了解公立醫院的情況（第51期）。她指出醫院過份擠逼的情況已難以做到感染控製，言猶在耳，就有麻疹患者披露自己在沒有隔離的情況下於急癥室等足9小時。

保障巿民健康  公有化醫療

香港近年沒有麻疹的社區爆發，世界衞生組織也於2016年確認香港已成功中斷麻疹病毒於本地傳播。但本月出現了未曾外遊或接觸確診患者的病人，帶來社區爆發的擔憂。

在世界疫情蔓延和藥品被少數跨國大公司壟斷的情況下，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離不開一場全球性的工人運動。只有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製度和親資政府，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民主管理之下，我們才能製定出以需求為本的醫療服務，增加醫療開支、生產更多疫苗和設備等以保障巿民健康。

反修訂逃犯條例：群眾怒火開始沸騰

4月28日，超過13萬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2014年雨傘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扭轉了香港的政治局勢。這場遊行在11天內號召出來，已演變為一場挑戰整個林鄭政府的運動。

廿三條

起初溫和泛民曾對舉辦遊行猶豫不決，害怕人數少變成「示弱」。但因泛民面對巨大群眾壓力，才使「民間人權陣線」成功發起這場遊行。此前，3月31日的抗議有1.2萬人參加。在過去3年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中，溫和泛民鮮有動員群眾抗爭。這些所謂的民運領袖過去30年來，從未帶頭發起眾運動去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在運動爆發時趕上尾班車，以免被群眾邊緣化。4月28日遊行中，溫和泛民也是扮演被動的角色。

葉劉淑儀在遊行指反逃犯修例者「企圖復製零三七一」，因此政府絕對不能撤回修例。當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因50萬人上街而迫被下臺。的確，逃犯條例修訂與廿三條可以相提比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向林鄭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她重推廿三條，而林鄭對此猶豫不決，正是因為擔心重燃群眾民主鬥爭。

當年建製派遭遇歷史性挫敗，葉劉的言論表明，統治階級意識到反逃犯修例鬥爭的潛力可與零三年反廿三條相提並論，因而感到忐忑不安。但自政府取消議員資格以來，政治檢控和取締政黨，現在中共及港府比2003年更加孤註一擲，更加寸步不讓。

包圍立法會

很多示威者認為僅僅遊行並不足夠的。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隊伍中發言，指出行動要升級，因為即使有13萬人上街，政府也不會就此讓步。這番言論在遊行中產生了相當的回響。運動必須同樣堅定回應政府，我們絕不讓步！

但是，怎樣才能推進鬥爭？

民陣提出了包圍/占領立法會。我們支持這一行動，應該盡早行動。但就算這樣還不夠。鬥爭需要升級至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釋放所有政治犯、打倒林鄭威權政權、贏得真正的全面民主。

上街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起點，可以想像群眾的回響會有多麽熱烈。所以，現在應該一鼓作氣，立即號召罷工罷課，以免運動的士氣再而衰、三而竭。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而最近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革命中，罷工正是推翻獨裁政權的核心力量。

4月28日十三萬人上街後，建製派更加頑固地想要通過修例。林鄭已表示不會撤回修訂案。民主運動必須切實組織起來，表明群眾不會讓步。我們要將鬥爭升級，徹底打敗林鄭威權政府！

香港：「非牟利」的NGO 「牟利」的高層

近期媒體報導顯示，香港不但社會結構貧富懸殊，連一些宣稱提供「社會慈善福利」的非政府機構（NGO）內部薪酬差距也極其「貧富懸殊」。

近期許多NGO的管理層被揭發享有高薪和巨額津貼，當中最高薪者為「慈善機構」東華三院社服總主任，年薪高達275萬元！獲政府撥款6,600萬元的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在2017年虧損逾130萬元，但20名高層的薪酬總共高達1,300萬元，占總開支的14%。

另外，32間NGO高層共獲發放788萬元的現金津貼，最高為保良局兩名總幹事，一共得到超過76萬元。

肥上瘦下

相比之下，根據公務員事務局NGO薪級表顯示，基層員工年薪頂點只得15萬6千余元！以保良局為例，一名總幹事發放一次「津貼」就等於撈取一個基層員工超過兩年的薪金！有NGO基層員工說：「前線工作量有增無減。但永遠只是高層加巨額人工，員工就低過標準。」

香港盲人輔導會工廠的失明工人收入極其微薄，據報導薪金最多僅為6000-8000元，甚至低見1000元。失明工人淪為被肆意盤剝的廉價勞動力。而《香港01》報導指上年度盲人輔導會內16名最高薪的員工就支取了1400萬元的薪金，最高者亦高達160多萬。現在工廠計畫重建，這些工人又將被隨意解雇。

一眾宣稱「慈善」、「扶貧」、「非牟利」的機構高層管理人員一方面肥上瘦下壓縮基層員工的待遇，另一方面在遮羞布下大肆瓜分政府資助公帑與善款。

香港政府將安老、幼托、殘疾人援助乃至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外判與一眾NGO，變相私有化這些社會福利服務，而且是由政府財政保證的穩賺不賠的生意。2018年政府共資助2,754個NGO單位，撥款167.475億元，但對這些NGO的監督睜一眼閉一眼，令每年資助的津貼撥款屢屢成為被高層上下其手的瓜分盛宴。

因此我們主張把公共服務全面公有化（無論它們過去是被外判給NGO或是已被徹底私有化），置於社服工人和民主工會的民主管理之下，並且課征富人稅，為全面優質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香港現在各項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的情況，同時為社服工人提供體面的收入和工作條件。

反對打壓許智鋒案　停止政治監控

3月底，法院裁決許智鋒搶手機案表證成立，許智鋒於4月1日出庭自辯。去年4月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期間，許智鋒在立會內搶走一名保安局職員的手機，被指控「不誠實使用電腦」、「普通襲擊」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三項罪名，現正準備受審。該職員屬於「全程監察小組」，負責記錄立會內議員行蹤。而建製派也承認該小組的目的阻止泛民通過要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來拉布。這做法分明是操控議會丶侵犯議員私隱，而打壓許智鋒顯然是變相的政治檢控和打壓。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案發當天的小組組長於3月底作供稱，事發後小組立即刪除了用於紀錄的Google試算表，但此前被搶手機中保存了數月的資料。政府顯然是有意隱瞞紀錄內容。此前許智鋒也曾說到，他見到手機中存有議員的詳細資料，懷疑並非只是為了點算人數，而是另有目的。

政治監控

近年立法會被建製派全面操控，加上激進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而溫和泛民並無意願抗爭，議會抗爭的力量不斷收窄。政府明顯要利用打擊許智鋒來進一步震懾議會抗爭，以圖清除議會僅余的反對勢力。

許智鋒若被判監超過一個月，可以在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支持下被罷免；如果被判監超過三個月，那麽五年內都不可以參加選舉。政府和建製派有意回避被揭露出來的政治監控問題。

許智峰向來是民主黨之中比較站在抗爭的一人，雖然他在政治立場上還是傾向溫和泛民的立場，但多次的抗爭行動對民主黨領導來說是麻煩和負擔。去年事發後，民主黨領導立即向許智峰施壓，要求他召開記招公開作出道歉。該黨一直也沒有積極支持許智鋒，反而是較激進的民主派作為這場抗爭的核心。

「全程監察小組」是威權政府操控立法會的一部分，它並非正式部門，而是由各政府部門職員秘密組成（被搶手機的梁諾施正職為禁毒處行政主任）。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支「秘密部隊」的存在。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由基層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該小組的全部活動、紀錄資料和經費來源，徹底公開政府的政治監控內幕，並立即停止相關行動。我們要求無條件撤銷對許智鋒的控罪。同時也需要在立法會和法院外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反擊新的威權攻勢。

國歌法即將通過　思想警察監控全城

國歌法預計將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去年，政府可能因為擔心群眾情緒的反沖，再加上為了迅速通過一地兩檢，而推遲國歌法立法。現在則打算在7月前通過國歌法和修訂逃犯條例兩項惡法，說明威權攻勢變本加厲。

按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所說，議員若「侮辱」國歌，將不受特權法保護其言論自由。可以預見不尊重國歌的議會也會受到取消資格的威脅。這是議員宣示儀式播放國歌之後又一操控立法會的做法。侮辱國歌的檢控期長達2年，將造成被秋後算賬的恐慌。

港人如果公開發布噓國歌的影像片段均屬違法，而且呼籲其他人杯葛奏唱國歌的場合（例如呼籲球迷在國歌播放結束之後才入場）亦可能被控煽惑。這些都旨在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被質問國歌法是否要求中小學校教導「愛共產黨」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的回應閃爍其詞，國歌法作為洗腦工具的面目更加清晰地顯露出來。

思想警察

國歌法還有相當多模糊的地方，例如在播放國歌的場合裏，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但工作人員會否受條例規範，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至於如果有人表現出不屑表情或搖晃身體，是否屬於不莊重，

政府的回應強調「按常識理解」，這正正是極權政府下思想警察的做法。所謂常識任由統治者自己定義，可以根據主觀意願任意羅織罪名。

中共通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推行國歌法的做法在香港打開了「立法後門」，再次沖擊香港司法機關。

抵抗威權攻勢

現在部分泛民在立法會內試圖通過拉布阻撓國歌法。議會鬥爭固然重要，但林鄭政府和已經控製立法會的建製派正展開更猛烈的威權攻勢，更何況此前民主派議會召集人毛孟靜已經表示泛民「原則上不反對」國歌丶只是反對「刑事化」，若僅依靠議會拉布，國歌法通過已成定局。

現在需要將反國歌法和反修訂逃犯修例以至各方面的反威權鬥爭連結起來，建設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討論用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鬥爭方式反抗整個不民主製度，並將香港的民主運動聯系到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抗爭，對抗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與之勾結的富豪專政。

加入全球抗爭浪潮 反抗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2019年全球群眾運動風起雲湧。3月8日國際婦女節，許多國家舉行罷工和大規模示威，反抗父權資本主義壓迫。3月15日，全世界更是有100多個國際150萬學生和年輕人參加反氣候變化罷課。社會主義行動介入這些運動，指出運動需要反對資本主義，並提出將鬥爭升級的方法。

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10日，我們聯合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和其他社運團體舉行了國際婦女節遊行。作為香港唯一的國際婦女節示威，我們打出「將#MeToo運動帶上街頭」的口號，反對性暴力和性別歧視；要求取消對外勞的種種不公製度和殘酷剝削，實現本外勞平等待遇和團結抗爭。我們也特別要求中共政府釋放中國的女權工運分子，呼籲中港群眾聯合反抗中共獨裁統治和習近平政權大肆鼓吹的父權思想。

除了示威之外，我們還於3月6日在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場非常的公開講座，反響非常熱烈。我們邀請愛爾蘭社會主義黨成員（社會主義行動在愛爾蘭的姊妹組織）、愛爾蘭國會議員Ruth Coppinger介紹愛爾蘭女權運動的成果經驗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氣候罷課

3月15日，香港舉行了傘運以來的第一場罷課行動。主要來自國際學校的1000多名學生加入全球200多個城市的反氣候變化抗議。我們提出的「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得到許多抗議學生和家長的贊同與歡迎。當晚以及4月11日，我們分別在理大和中大舉辦公開討論會，解釋為什麽解決氣候危機需要終結資本主義，並呼籲更多年輕人和工人參加氣候行動，對抗危機。我們在臺灣的姊妹組織國際社會主義行動舉辦的講座吸引到臺外學生和工人，許多參與者踴躍提問發言。

社會主義行動努力在香港建設一支社會主義政治力量，參加所有鬥爭，並嘗試將這些鬥爭聯系起來，建設更強大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我們將香港的鬥爭和國際群眾運動聯結起來，合力對抗造成貧窮、壓迫、專製以及其他種種危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想要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對香港的威權統治，需要中港和全世界工人群眾的團結行動。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議會再次政變！抵抗送中惡法　行動需要升級

在4月28日13萬人遊行後，政府立場顯得更為強硬，企圖加快步伐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逃犯條例修訂。連立法會行政機器也已公然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見今次威權攻勢來勢洶洶，反修例迫切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式！民陣號召5月10日在金鐘政總外集會，抵抗建製派操控立法會。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響應！

包圍立法會的行動應該盡快開始，更需要政治罷工罷課一天，重建群眾性、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塗謹申根據議事規則主持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有助民主派拉布。但在5月4日，建製派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裏自導自演通過一份「指引」，由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取代塗謹申主持會議。這是一場小政變，也是為建製派進一步操控立法會打開先例。這種做法明顯違反議事規則，但卻受到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的支持。

5月6日在建製派議員的缺席下，民主派照常召開法案委員會並選出民主黨塗謹申為委員會主席。然而立法會秘書處明顯站在建製派一方，杯葛當場會議。建製派議員稱他們會在5月10日召開自己的法案委員會會議。因此，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鬥爭和打壓將更加激烈。

民主派很可能會嘗試通過司法途徑（例如禁製令和司法覆核等）阻止建製派的非法會議。但建製派掌握著議會多數以及秘書處，因此單靠司法上的鬥爭最多只能拖延一下，更何況法院已經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現在建製派在立法會橫行無忌、手法粗暴，不排除會直接將法案提交至大會，只要建製議員做舉手機器就可通過。群眾運動迫切需要動員起來抵抗，並將行動升級至罷工，才有足夠力量抵抗這條惡法。

通過近年來的政治清洗，建製派已占直選議席多數，控製整個立法會，無論誰主持會議，法案最終也會通過。但建製派更要牢牢操控審議程序，確保修例可以迅速通過。因為他們害怕泛民會拉布拖延法案審議，而立法會的辯論平臺將會動員大批群眾。

立法會秘書處的偽中立被揭露出來，激起群眾憤怒。最近，有已辭職的前立法會保安召開記者會，揭露秘書處在2017年曾要求她在申報書上填寫自己屬於「黃」還是「藍」的。當她拒絕表態後受到上司的針對和打壓，以至她在今年較早不忍壓力辭職。她也被要求不可以與一些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助理交談。

中美沖突的因素

林鄭也面對資產階級中的一些派別反對，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和香港較小的資本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去年年底的僭建醜聞，為免引起民情反彈，在逃犯修例案中一直躲在背後，而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作為主要推手。但近日情勢嚴峻，連鄭若驊也要開腔表態。

由於中美沖突持續升溫，甚至有可能談判破裂，美國加強利用人權、民主的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談判籌碼。美方甚至發出威脅，指逃犯條例有可能令香港卷入中美貿易戰。

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最近對《逃犯條例》修訂表達「強烈憂慮」。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支持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等中共資本輸出政策，但特別是在中美談判重新陷入危機時，他們擔心自己像華為孟晚舟那樣成為中美沖突的犧牲品。而香港商家在內地經商時，行賄以及洗黑錢可謂常態，故此他們擔心引渡條例會威脅他們。另外，在轉向親美的蔡政府統治下，臺灣行政院陸委會更表示，即使香港通過法案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回臺灣，明顯與林鄭作對。

有一種說法指，逃犯條例並非中共交給林鄭的政治任務，而似乎是林鄭為取悅中共、減緩為廿三條立法的壓力。因此推論林鄭有機會撤回修例。然而，不管這是否事實，現在事態發展而令逃犯修例變成廿三條立法的預演。林鄭認為如果今次修例失敗，未來更難推動其他打壓民主的措施。因此政府並不會因為大規模上街而讓步，除非行動升級至威脅政府的統治。

鬥爭的下一步

上街以至包圍立法會，都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給中共、林鄭和支持修例的大財團造成最大打擊。現在沒有猶豫的時間，必須汲取過往失敗的教訓。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

民陣希望將六四連系至反逃犯條例，並藉著六四三十周年的大臺，號召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參與反逃犯條例的鬥爭。如果真的如此，可說是大大改變了支聯會領導的一貫做法。溫和保守的支聯會過去都想限製六四集會為純粹的悼念，而不想與今天的鬥爭連系起來。

然而，觀乎現在形勢的迅速發展，不排除建製派會在六四前已經通過法案。因此有迫切需要盡快動員群眾，並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包括發動罷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積極宣傳罷工作為鬥爭升級的方案。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新起點，將可以成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跳板。

數千人再集會反送中 迫切需要行動升級

民主派和建製派將於5月11日分別召開各自的修訂逃犯條例會議，雙方發生發生沖突。10日晚超過，1000名反修例抗議者在立法會外集會，要求政府撤回修訂案和林鄭下臺。由於建製派和立法會秘書處的「政變」，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形勢十分緊張。為防止會議受阻，多名民主派議員通宵留守立法會會議室。在同一天的特首答問大會上，林鄭月娥指泛民議員反送中惡法的論點都是「廢話」。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臺上發言時表示， 保皇黨無視白紙黑字的議事規則，政府官員做人肉錄音機， 泛民議員上臺發言，故決定今日發起集會，向政府和保皇黨表明香港人會「企硬」。工黨張超雄提到臺灣當局表明即使「送中」條例通過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可見港府修法只是為了政治打壓。

社民連梁國雄號召反修例者參加六四晚會，「逼爆維園」。如果六四晚會除了只是悼念死難者外，也能連系至今天的群眾鬥爭，將會是一個進步。 六四晚會可以成為群眾討論下一步行動的平臺，但這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所有支持民主的力量表達自己的主張，而不是由少數人控製大臺。

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中宣傳鬥爭需要升級，需要政治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和打敗威權統治，得到許多抗議者認同。群眾怒火普遍存在，但是缺少一個能夠指明鬥爭所需方向和策略的領導。集會示威不足以打敗來勢洶洶的專製打壓。如果泛民領袖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可以得到強烈反響，成為重建新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起點。

但是，鑒於政府的強硬立場和粗暴手段，不排除建製派會在六四前通過修例。因此應該從現在就開始動員群眾，召集公開會議，在工作場所丶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討論如何將鬥爭升級和考慮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手段。我們的運動要向林鄭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反擊！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墻」，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松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系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盡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盡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樸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采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盡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急劇升級，這波沖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幹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盡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著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盡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麽問題、為什麽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香港百萬人遊行 需要政治罷工

6月9日，100萬人參加反送中遊行，人數創下1997主權移交以來的最高紀錄（只有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的示威才能與之媲美），展現出巨大民憤。香港的「抗議文化」由來已久，但今次全港七分之一人口上街遊行，將抗議提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現在深陷政府危機和群眾抗議。林鄭政府愚蠢固執至極，出人意料地重燃了群眾運動。從雨傘運動失敗至今還不到5年。

林鄭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讓中共獨裁政權能夠「合法」綁架身處香港的政治異見者（包括只是途經香港機場的人）。中國沒有公平審訊，99%的判罪是基於口供而非客觀證據。香港幾十年的群眾鬥爭才爭取到一些薄弱的民主權利，而且在過去幾年已被嚴重破壞，而送中條例是迄今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最大攻擊。

2014年，雨傘革命創下大城市群眾占領運動的世界最長紀錄（79日），至今沒有被打破，但因沒有前進方向、精疲力竭而失敗。自那之後，反革命和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占了上風。

所以，6月9日的遊行相當於「決堤」，群眾怒火一下子洶湧而出，但是69示威者的情緒和過去的群眾抗議有多方面不同。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反送中運動也不是從零開始。群眾毅然上街，盡管許多人都知道政府不會撤回法案。

事實也已證明政府會采取強硬立場。在遊行當晚，在仍有數千示威者尚未抵達終點的時候，林鄭就宣布仍會在6月12日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遊行之後，政府的立場愈發強硬，緊張局勢一再升級，因為中共和林鄭如果不能如願通過送中條例，其統治將遭受嚴重打擊。林鄭政府的威信已蕩然無存，不過這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而且通過清洗立法會和禁止反對派參選，建製派有足夠票數通過送中條例，更何況林鄭背後還有中共獨裁政權的支持。

反送中運動經常被比做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國安立法。但顯然今次不會是2003年的簡單重演。

反廿三條運動扳倒了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華，而林鄭受群眾憎恨之深更甚於董建華。過去16年的政治鬥爭令港府權威千瘡百孔，但林鄭卻加力推動送中條例，因為她害怕如果放棄修例，政府將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群眾對中共獨裁政權的恐懼將大大削弱。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香港，中共都是以「無敵」形象和群眾的恐懼作為關鍵的統治工具。

69遊行之後，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表面「讓步」，但另一方面卻將立法會表決日期提前到6月20日。一名匿名建製派議員對香港《南華早報》說，政府認為以強硬立場嚇退群眾運動是目前損失最小的方案。親中共的資產階級建製感覺自己已經無法回頭：既然已經遭受損失，不如現在想通過條例，以表示港中政府不會被群眾壓力撼動。

反送中鬥爭也和中美沖突交織在一起。中美沖突正從貿易戰和科技戰迅速升級成全面的地緣戰略角力。外國公司已經表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中共不能示弱。

誰的主意？

是林鄭政府自己發起修例，而中共起初只是站在一旁觀望。林鄭迫切想要討好習近平，而且她也需要抵擋其他親中派系的壓力，以拖延廿三條立法。林鄭明白，雖然民主鬥爭在過去5年遭受諸多挫折，但如果重啟廿三條立法，可能會重新點燃群眾運動。

但她最終還是扮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送中條例同樣激起強烈的群眾怒火。可見政府的愚蠢上了一個新臺階，而且林鄭已註定無法連任。看起來中共要等更長時間才能找到一個能任兩屆的特首，盡管實際上特首不是民選的，而是由一個僅1200人的委員會「選」出的。

送中條例激起的群眾抗議令建製派內的分歧愈發嚴重，所以中共不得不介入事件，管束建製派，讓他們支持林鄭修例。從此時開始，中共和習近平就已經和修例掛上了鉤，既不能繼續袖手旁觀，也不能容忍修例失敗。

獨裁的「好處」和「壞處」

中國一句諺語說：「天高皇帝遠」。內鬥是中國獨裁製度的固有成分。中國的中央政府和經濟實力強大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沖突。中國許多省份的經濟規模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習近平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也是為了壓製政權內強大的離心力。

所以，在送中條例問題上，習近平一旦示弱或者因為群眾壓力而退卻，將立即激化現在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而且還會鼓舞中國的群眾鬥爭。現在中國群眾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可能甚至比1989年更加強烈。

這也突顯出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製之間的區別。過去10多年，中共不禁覺得保持高壓統治是正確的，而且還大大收緊管控，因為大部分「民主國家」已經陷入混亂，例如英國政府搖搖欲墜、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冒起、以及其他嚴重問題。相比之下，中共利用高科技強化威權統治的做法得到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欣賞。

但是中國的體製缺乏靈活性，不像資產階級民主製有許多政治「安全閥」來釋放群眾壓力。面對危機時，西方資產階級經常利用選舉來平息或誤導群眾鬥爭，利用「新面孔」的蜜月期來爭取時間，盡管隨著資本主義危機持續惡化，資產階級的喘息空間也變得越來越小。

中共威權體製愈發陷入一個死循環，它只能不斷加強鎮壓和強硬統治，例如新疆關押過百萬人的集中營和香港變本加厲的政治打壓。當然，到了某個時間，不斷升級的鎮壓必將引爆社會抗爭。眼下的香港就是如此，劇烈的社會動蕩將會持續幾日乃至幾個星期。

中國和臺灣的關系顯然也是上述狀況。中共稱臺灣是中國領土，但大多數臺灣人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中臺關系的影響也已變得非常重大，因為臺灣已經成為中美沖突的關鍵棋子。

香港現在的政治危機正對臺灣造成重大影響。明年今年1月臺灣將舉行總統選舉。這將是解嚴30年來最兩極化的大選。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民進黨的現任總統蔡英文支持香港的群眾抗議，並利用香港局勢攻擊中共政權和國民黨。

習近平對香港采取強硬立場，導致中共不僅沒能從經濟和政治上拉攏臺灣、削弱民進黨和蔡英文，反而令臺灣人民更加排斥中共。習近平不得不對臺灣采取更加強硬的言論和軍事威脅，而這又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罷工呼籲是轉折點

香港的局勢發展非常快。6月4日，18萬人參加六四30周年紀念晚會。5天之後，1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和林鄭政府。政府沒有做出讓步，反而更加強硬，暗示要進一步打壓民主派，令局勢大幅激化，反送中鬥爭進入緊要關頭。

69遊行之後不到24小時，就有許多小商戶、藝術家、社工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罷工號召。一天之後，3000名教師聯署，要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一個教師工會）發動罷工。航空公司雇員也發起同樣的聯署。巴士司機宣布怠工行動。學生和其他許多團結也開始討論罷工、罷課、罷市。

盡管罷工對於希臘、法國、韓國等國家來說是比較平常的事情，但對於香港來說則是歷史性、革命性的一步，因為這意味著群眾政治覺醒，民主鬥爭才是采用一個全新的武器。香港工人運動力量薄弱、缺乏自信，直到現在這一直是香港群眾鬥爭的致命弱點。

民間人權陣線號召在6月17日舉行一日罷工、罷課、罷市。這是必要的一步，我們對此非常歡迎。如果民陣堅定地向這一方向邁進，並進行真正的組織和準備，那麽三罷的號召能夠得到巨大回響，而且會成為鬥爭的轉折點。

如果堅定地組織和領導罷工，不再只是跟在群眾鬥爭後面，那麽親民主的職工盟有機會在鬥爭中大大提升自己的影響力。盡管香港工人缺乏組織和經驗，而且工會參與率低，但是昂揚的鬥誌可以推動工人在職場建立罷工委員會、召開罷工會議、加入或建立工會。

雨傘運動沒能迫使政府做出任何讓步的原因之一，就是從未討論過罷工。這是嚴重的弱點。從反送中鬥爭一開始，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呼籲全港政治罷工，因為中港政權將自己的權威押在送中條例上，要想打敗他們必須要有大規模政治罷工。

在69遊行中，我們在橫幅和演講中呼籲罷工罷課，並為此派發了1萬份傳單。當時我們是唯一一個呼籲罷工罷課的組織。現在罷工的想法正在吸引大批群眾，這是一個重大突破。

社會主義與民主鬥爭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香港工人運動來說，反對壓迫性法律、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鬥爭也關系到中國大陸支持新興工人運動和反對中共威權資本主義的鬥爭。

過去30多年，香港民主鬥爭起起落落，一直都是典型的「跨階級」運動。參加群眾抗議的有普通工人、退休老人、學生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但掌控運動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泛民主派以及與他們觀念類似的一眾NGO。這些運動領導本身組織規模比較小、自我封閉、沒有真正的內部架構、而且主張去政治化的路線。香港民主鬥爭停滯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領導無法為運動提供真正的領導。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在民主運動中非常不起眼，例如69百萬人大遊行時工會橫幅寥寥無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會領導人（例如職工盟）只會跟在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的後面，不去為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而戰。

這更突顯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份子能夠在運動中發揮的作用，特別是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第一次考慮采取罷工的情況。開始將罷工作為武器，是群眾意識的決定性轉變，我們對此做出了貢獻。

一些宗派主義團體拒絕參加民主鬥爭，因為他們認為這無關工人的利益。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則介入民主鬥爭，努力發揮重要作用，同運動最激進的成員建立聯系並為我們的綱領而戰。我們主張將戰鬥性的民主訴求聯系到終結資本主義、施行社會主義政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香港這一亞洲最不平等的社會的危機。

根據樂施會的報告，在林鄭治下，香港的貧富差距擴大到45年來最嚴重的程度。香港資產階級不支持民主訴求，因為這個威權體製就是在保護他們的利潤，保持極低的稅率，抵擋「邪惡的福利主義」。

自9前成立以來，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所有民主鬥爭。我們提出具體的倡議（包括罷工），並解釋需要怎樣的鬥爭才能打敗傀儡港府乃至其背後的中共獨裁政權。我們也明確指出泛民領導人政治軟弱、沒有戰鬥性的戰略。

泛民政客完全低估了群眾對送中惡法的怒火，一直落後於群眾運動。他們依附於資本主義，看不到資本主義正是港中實現民主權利的一大阻礙。所以他們總是猶豫不定，害怕群眾鬥爭激進化、脫出自己的掌控。眼下，泛民支持罷工罷課罷市，但是他們並沒有領導和組織三罷，只是迫於群眾壓力而做出敷衍。

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現今中共政權和傀儡港府面臨多重危機。如送中條例一樣，許多危機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回應挑戰的策略是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因此現在香港和中國都在醞釀爆炸性的緊張局勢。

今天香港群眾討論以罷工對抗港府的反民主法律，意味著群眾鬥爭進入了歷史性的新階段。無論未來鬥爭進展如何，現在關於罷工的討論都會帶來重大影響。香港群眾鬥爭應該采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是擺脫自我孤立的狀態（近幾年本土派思想令這種狀態更加嚴重），聯結到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面臨著更加殘酷的鎮壓，但也展現出驚人的勇氣和力量。如果有一個新的工人政黨領導中港工人群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提出清晰的綱領將革命的民主訴求聯系到徹底終結資本主義，那麽獨裁政權的滅亡就指日可待了。

反送中：譴責警察開槍殺人!

林鄭執意推進送中惡法，數萬名示威者占領金鐘, 罷課罷工。警察盡顯政權鷹犬本色，動用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暴力襲擊和平示威者, 令學生頭破血流。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要求立即撤回惡法，林鄭下臺！

現在我們已迫使立法會大會推遲，可說是小勝利！但要消滅送中惡法，罷課罷工要擴大起來，全面癱瘓經濟, 讓林鄭看到勞動者才是社會的主人！

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占領不能拖長時間，現在需要進一步將行動升級! 罷課的同學要回到學校號召老師同學罷課，罷工者請立即號召同事加入罷工，並一同出來參與示威。請在學校和職場組織罷課罷工委員會，大力宣傳！

占領運動需要建立民主的防衛委員會，更有組織地抵抗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占領行動本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和問責製度，民選的行動委員會，讓所有參與者民主決策，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和策略。

今次的占領和三罷完全是群眾自發的。泛民領導人沒有提供過領導，只是跟在群眾後面。我們的運動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具戰鬥力的政治領導！

今天的鬥爭已比傘運再升一個層次。我們要持續升級，直至撤回惡法，林鄭下臺！

香港：警察暴力震怒群眾

香港警察首次開槍鎮壓和平示威者，動用前所未見的極端暴力，不惜施行任何手段，防止雨傘運動2.0的爆發。林鄭將示威的年輕人定性為「暴徒」，企圖利用暴動罪施行白色恐怖。真正的暴徒是警察！我們需要持續的運動，捍衛612行動中勇敢、和平及有紀律的年輕人。

香港人的憤怒已到臨界點，政府無視103萬人上街反送中，已經完全沒有合法性，正在利用暴力和謊言統治。今天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比2003年更獨裁，加上要防止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因此不能允許我們有勝利。而且在中美沖突下，習近平視推動送中惡法為國家層面的任務，因此會更加強硬執行。香港群眾已經做出了勇敢的抵抗，但單靠抗議是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讓步。群眾自發的罷工罷市行動，已經令鬥爭升級至新的階段。

政治罷工

現在部分行業正在討論需要罷課罷工。罷工將可以大大改變香港群眾鬥爭的面貌。雨傘運動沒有出現過真正的罷工，是當時的一大弱點。政府可以無視百萬大遊行甚至占領，但當經濟被癱瘓、社會運作停擺時，政府的統治會受到更大威脅，而勞動群眾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權力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從鬥爭開始一直倡議政治罷工。我們是在六九大遊行裏唯一個組織主張罷工反惡法。慶幸現在罷工的想法得到了群眾的響應。

過往多數人覺得在香港發起罷工非常困難，甚至沒有可能，但今天現在我們已經踏出第一步。現時自發的罷工開拓了行動升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掀起浪潮，促發日後更有組織的罷工運動。

罷工要組織起來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而需要組織起來。現時圍繞罷工的討論可以作為開始，具有強大的象征意義，但如果罷工真的要有實力，就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一方面，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面推動罷工。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反送中罷工委員會」，發起聯署、召開大會、進行罷工投票。

為了向真正的罷工邁進，需要有組織的領導。我們認為民陣、職工盟和教協立即召開罷工大會，邀請職場、工會、學校和各政團派出代表參加，決定何時及如何組織罷工，製訂真正罷工的日子。

如果政治罷工得以有效組織起來，將會向林鄭政權發出嚴重警告，更大規模及更持久的罷工將會陸續月來，直至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鬥爭甚至可以得到中國內地人民的響應，動搖中共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黑警暴行
無罪釋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撤回送中惡法，打倒林鄭殺人政權

跛腳林鄭還能在位多久？

上周日，香港2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令整個地區都大為震撼。CWI瑞典支部周報《進攻報》就此采訪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的Vincent Kolo：

「上周日的示威規模創下香港歷史新紀錄。6月9日100萬人上街；然後到了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遊行人數超過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無論是對於香港還是中國，這場運動的意義都非常重大。」

港府讓步有多大意義？

「政府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紐約時報》說這是習近平自2012年上臺之後最大的政治敗退。習近平過去被視為『無敵強人』,所以今次讓步是一個轉捩點。

「中共獨裁政權說送中條例是林鄭政府自己的主意，或許的確如此，但林鄭一定得到中共的許可，否則港府絕不敢這麽做。同樣，現在林鄭做出讓步暫緩修例，也是遵照中共的命令。

「6月14日，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韓正等中共高官趕赴深圳，會見林鄭等港府官員，要求他們讓步，以解決眼前的危機。」

群眾反應如何？

「群眾認為政府的讓步太少、太遲。林鄭政府深受憎恨，絲毫得不到群眾信任。為了推動送中條例，政府散布謊言。6月12日，當7萬名學生和青年包圍立法會時，政府甚至采取令人發指的警察暴力、槍擊示威者。群眾擔心政府再耍陰謀詭計，所以要求完全撤回條例。

「6月12日早上6點，大批年輕人占領了立法會周圍的所有道路，令警方措手不及。警方完全誤判了形勢。數萬名示威者通過社交媒體和Telegram等加密通訊工具組織行動。因此當天Telegram也受到中國政府的駭客攻擊。

「年輕人的鬥誌令統治精英大為震驚。《南華早報》新聞主編寫到：『年輕人不害怕警棍和子彈，這是件可怕的事』。」

反送中運動和雨傘運動有何不同？

「反送中運動從傘運中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2014年雨傘運動沒有贏得任何成果就結束了。自那之後的4年裏，港府采取猛烈的政治打壓，中共獨裁政權加強對香港政治製度的控製。

「6月12日下午，政府和警方害怕重現像傘運那樣的占領局面，因此決定開始鎮壓。警方當天發射的催淚彈多過傘運79日的總數。

「而且那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向示威人群發射橡膠子彈。兩名示威者被橡膠子彈擊中頭部，另外兩人身受致命重傷。警方還第一次使用了布袋彈。上述武器都是在傘運之後購入的，但是沒起到作用！警方原本以為可以用武力嚇退年輕示威者和整場運動，但是年輕人奮勇抵抗，反過來嚇倒了統治精英（更何況在那之前不久才剛剛有100萬人上街遊行）。所以中共才決定讓步。

「中共獨裁者正和特朗普政府進行艱難對抗，無力同時應對這麽大的群眾運動，所以他們想要通過些許讓步迅速平息局面，但是未能得逞。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但是不僅沒能平息群眾的怒火，反而因為拒絕撤回條例和為警察暴力辯護，令群眾更為憤怒。所以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抗議。」

未來局勢將會如何？

「現在群眾正在討論下一步如何行動。政府必須完全撤回條例。今天（6月18日）林鄭再次『道歉』。自6月15日之後，林鄭每天都在『道歉』。但是這些所謂的道歉沒有任何新的讓步，只是一再重復過去的空話。林鄭是天主教徒，『道歉』對她來說就像去教堂懺悔。也許上帝會原諒她，但人民不會原諒。

「她沒有說會撤回條例，也沒有說會辭職。實際上，無論她自己想法如何，中共都不會允許她這麽做。

「暫緩修例還不足以平息民憤，所以現在中共和港府想要采用拖延戰術，消耗運動的精力，從而避免做出更大讓步。

「即便只是『暫緩』也已大大打擊習近平獨裁政權的權威，如果撤回條例而且讓林鄭下臺，會是中共的大潰敗。對於中共來說，迫於群眾運動而讓步，是最危險的事，因為這不僅會鼓舞香港民主運動，而且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

「由於中共不會滿足群眾的要求，運動可能進一步升級。星期一，民主黨林卓廷在集會上發言說現在運動對政府是應了『5比0』，所以不需要進一步的群眾行動，結果被在場示威者喝倒采。群眾不接受政府現在的讓步，他們認為還沒有贏得勝利。」

為什麽林鄭不辭職？中共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另一個代理人嗎？

「林鄭現在不過是行屍走肉，但中共不想她下臺，否則中共自己會大難臨頭。香港不是民主國家，香港特首是由一個由大富豪組成的1,200人小圈子委員會『選』出來的。特首『選舉』完全受中共操控。

「這些精英選民把票投給誰是遵循中共的命令。而香港資產階級鐘意這種製度，因為他們只不過放棄些許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就可以得到中共關照，在中港得到各種特權和豐厚的商業合同。

「最重要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中國工人群眾，不讓他們組織起來挑戰資產階級的權力。所以社會主義者主張爭取民主、反對威權製度的鬥爭也需要打破資產階級的權力。

「中共不想在發生這麽大的群眾運動的時候舉行特首『選舉』。雖然現在群眾還不清楚如何才能贏得勝利，但是當前局勢已帶有前革命特征，如果此時舉行『選舉』，可能會刺激群眾運動進而要求真普選，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沒有跡象表明政府會做出更多讓步，所以鬥爭很可能繼續升級。」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如何介入這場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投入運動。而且，直到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的時候，都只有我們呼籲政治罷工。為了宣傳全港一日政治罷工，我們派發了25,000份傳單，並在橫幅、雜誌和演說中強調這一主張，而且得到越來越多的回響。

「從1920年代之後，香港就沒有過政治總罷工，所以我們現在是在重建早已被遺忘的工人傳統鬥爭方式，而且非常迫切，因為運動不能停滯。這場激動人心的運動必須迅速找到能夠徹底打敗獨裁政權的方法和綱領。如果群眾運動錯失機會，中共將『反攻倒算』。」

反送中鬥爭如何向前走？

林鄭月娥今天在記者會「道歉」，完全沒有回應運動的五大訴求。政府死不跪低，明顯是聽命令中共，不可以讓民主運動有一次徹底的勝利。現在我們要組織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鬥爭，才能對付中共拖延戰術。所以，我們也要串聯中港兩地的群眾鬥爭。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他們與我們有共同敵人，一起反對中共政權和財團專政。中共害怕香港民主運動勝利會鼓舞士氣，以致提出真普選等進一步的訴求，甚至令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威脅整個中共政權和財團專製的統治。我們要習近平這個惡夢成真，就能成功！

政府內部嚴重分裂，但中共不容許林鄭作更大讓步。我們距離成功還差一段直路。運動應一鼓作氣，持續升級，不能被政府的拖延戰術消耗。至今運動沒有領袖的，反而使泛民不如像以往壓製運動的擴張和激進化。但單靠自發運動是不足以應付中共這個強而有組織的國家機關。時間長了運動就需要明確的決策，因此運動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建立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架構，為運動提供方向。在當下形勢，組織起來，製訂行動升級的計劃，是成敗關鍵。

現在單靠示威和占領並非可行策略，記得五年前的雨傘運動裏，我們在占領馬路後讓政府拖延得太久，不斷受到黑警和黑社會攻擊，加上媒體大力抹黑，令民意逆轉。當運動進入更復雜的局面，在沒有清晰網領和明確領導的情況下，內部就會出現分歧和內耗，最終失敗收場。

行動升級的方向應該要罷課罷工。現在我們要組織罷課罷工，保持向政府施加的壓力。職工盟和民陣在6月16日一度取消了罷工，然後在群眾的期望和壓力下才急急恢復，但由於欠缺組織和準備，很多工人在雇主壓力下只能個別請假，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仍未發生。個人行動恐怕難收成效，消耗罷工這一策略。團結就是力量，唯有依靠集體行動，運動才能向前走。

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香港財團向來為專製政府護航，不民主的製度正正保障他們的低稅率、壟斷地位和暴利。

現在反送中運動要製訂罷工一天的日子，例如G20峰會召開的第一天，6月28日。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心全力動員罷工，不應再猶豫不決。此外，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罷工委員會」，串聯起來。職工盟和民陣可以征召義工，擴大人力資源，動員群眾在大型職場派發傳單，推動工會行動。路是人行出來的！

反送中運動要成為2003年反廿三條以來最大的勝利！經過了四年的打壓，從DQ立法會議員、政治檢控示威者、推動國歌法，我們的鬥爭終於走出被挨打的局面。五年前我們說過「We will be back!」，現在我們回來了，要雙倍奉還給統治者，奪回雙普選，打倒獨裁政府和財團專製。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不撤回、不罷休，林鄭下臺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嚴懲黑警暴行
無罪釋放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停止清算罷課教師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建立罷工委員會，阻止解雇罷工工人
串聯中港兩地工運，打倒中共專政，打倒富豪專政

G20峰會要行動升級　6月28日再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反送中運動把握G20峰會的機會將行動升級，例如在6月28日發動罷工和示威，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人和青年的註意，藉以向習近平和中共施壓。將G20峰會作為鬥爭平臺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認為G20峰會上的各國政府是我們的盟友，那就大錯特錯了。那些政府也在壓迫本國人民，他們反而和習近平與林鄭更契合。

反送中運動若要勝利，就先要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參與G20的各國元首，代表的不是各國的人民，而是和香港政府一樣代表各地的大財團和權貴，當中不乏滿手鮮血的獨裁者。例如，特朗普支持64屠殺，而且公開稱贊習近平和普京的鐵腕統治；巴西爆發數百萬人示威，反對總統博索納羅打擊退休保障，與香港一樣遭到催淚彈攻擊；俄羅斯總統普京現正全面封鎖一人以上的集會；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去年下令處死異見記者卡舒吉。沙特軍隊介入也門戰爭、屠殺平民，他們的武器正是來自美英「民主政府」。博索納羅和薩勒曼都是美國政府的盟友。

各國政府首腦關註的是自己國家的財團和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香港的民主權利。基本上，他們對林鄭「暫緩」方案感到滿意，想盡快平息香港示威，避免社會不穩而影響他們的營商利益。

這種國家過往都中港的民主問題緘默不言，只顧與中國進行經貿來往。最近由於中美沖突升溫，美國才高舉所謂「人權」、「民主」旗幟，向中國施壓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特朗普已經講過，香港示威者與林鄭會「解決問題」（work it out）。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特朗普和其他政府首腦不會G20峰會上提起香港問題，以免觸怒習近平。就算他們提出香港問題，也只是將香港當作大國博弈的棋子，想要借此迫使習近平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決不是真的支持中港人民反抗威權鎮壓。

真正的國際團結只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平民、工會分子、工人組織、青年和學生，因為他們也在反抗如港府一樣的邪惡政權，像我們一樣為民主權利而戰。我們要將行動升級，推動真正的罷工，向中共政府施壓。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

中共和威權港府害怕現在的群眾運動繼續壯大，進而反對地產霸權和東大嶼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要求提高極低的法定最低工資、增加公共醫療和教育資源。香港房價對年輕人來說遙不可及。現時的最低工資實際上比2010年還要低。港府只顧和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在公共支出上極為吝嗇，令公共服務體系早已千瘡百孔。而且，反送中運動需要真正的群眾罷工，也體現出建設更為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的重要性。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但它們也是反對親富人政策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主張建設戰鬥性的工會和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以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挑戰資本主義富豪統治。

香港：將腐敗港鐵民主公營！

醜聞纏身的港鐵於6月30日再度加價，加幅達3.3%！這是根據所謂「可加可減機製」下的最高容許的封頂加幅，但港鐵票價從來是只加不減。每程車票加幅最多達$2，對於生活離不開公共運輸的基層民眾來說，可謂百上加斤。港鐵自2010年起幾乎每年都會加價，只有2017年曾凍結票價一年。短短9年間，累計增幅已經達33%！

所謂的「可加可減機製」，是與社會的通脹物價掛勾計算的，理論上在社會嚴重通縮情況下會減價。然而，由於消費物價指數都會包含如港鐵、巴士公司等公共事業的價格，公共事業的收費亦會影響到物價指數。因此港鐵加價，就會推高物價指數，而港鐵就會根據機製進一步加價，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2011年來，港鐵盈利從未少過100億。2018年，港鐵總盈利為160億，就算扣除物業地產業務，盈利仍然高達113億元，比去年增加7%。港鐵高層壓榨民脂民膏和基層工人，大筆財富流入高管和禮頓這類黑心建築商的銀包，卻給群眾留下一連串豆腐渣工程。

沙中線醜聞

沙中線的醜聞仍未落幕，反而越調查越揭發更多問題。而且調查尚未完成，就有消息指政府已打算局部通車，為了港鐵的利潤而置乘客生命安全於不顧。在紅磡站，禮頓和另外一家分判商金門基利使用不同供應商的鋼筋與螺絲帽，鋼筋最多只可扭入螺絲帽約兩、三圈，導致隧道連接縫滲水。港鐵和禮頓最遲在2014年就已知道存在此問題，但港鐵卻從未展開調查和糾正，禮頓工程師則告訴工人「扭得幾多就扭」。

在醜聞爆發之初，雖然整個項目多個車站出現問題，但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只允許有限度地調查紅磡站月臺建築以及剪短鋼筋的問題。後來紅磡站再次爆出有大量工程紀錄缺失，更有設計被擅自改動等醜聞，政府才被迫擴大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重啟調查。

然而就連最初揭露醜聞的分判商中科，最近亦公開聲明不相信單憑調查委員會便能查明真相，並質疑中期報告所信納的文件有誤。中科更稱事件仍有三大疑點未解決：車站結構設計、螺絲帽使用數目及南北線月臺涉嫌以「不正規方式」建造。顯然，沙中線現時已爆出的腐敗問題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由於港鐵乃上市公司，因此公司實際成了「獨立王國」，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不受社會大眾的民主監督。可見，港鐵私營化後，非但沒有如資本主義評論員聲稱所謂改善「服務質素」，更讓其變成一個謀取暴利、瘋狂加價、剝削工人、腐敗的吸血巨獸。

港鐵工人抗議

港鐵公司除了是市民的吸血鬼外，更是其員工的血汗雇主。6月3日，港鐵工會發起抗議行動，指責公司「高層發大財、基層做到呆」、「漠視年資、變相減薪」，要求根據生產力指數及今年通脹率至少加薪8%並改善員工福利。根據工會聲明，現時工資水平無法吸引新人留職，令人手長期不足，但列車班次及各項服務有增無減，令員工苦不堪然。

而更早前，同樣是由港鐵公司營運的高鐵，於3月底突然解雇了200名外判員工。工人發起了靜坐行動，斥港鐵及其外判公司「用完即棄」。涉事的外判公司「國際永勝」，負責高鐵的車站助理、車上服務員、客務中心、內部會計等服務。據員工估計，裁員是因為高鐵的載客量不足。

事實上，2000年港鐵上市時定明如果公司發展新鐵路項目如果未能達至一定的商業回報率，政府便會資助港鐵。因此，港鐵的生意根本是穩賺不賠。換句話說，由民眾出資的大白象基建，賺錢時歸財團，虧本時卻要讓基層市民及工人買單，足見公共事業私營化對勞動大眾根本毫無益處。

因此，我們需要將港鐵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透過港鐵工人和基層市民的民主管控，我們可以監督企業的票價、工程、甚至沿線土地的發展，確保所有勞動大眾都可以得到廉宜而優質的基本社會服務，並廢除外判製等剝削製度，提高工人薪資和福利待遇，擺脫資本家的剝削與壟斷！

香港：幼兒園教師承受高工時、大壓力

教聯會最近進行了一項調查，揭示出幼稚園教師的惡劣工作條件。45%受訪者表示每周工時達61小時或以上，甚至遠高於香港每周平均工時52小時。五分之一更表示達 71小時或以上。

相比之下，幼師的薪資少得可憐。按照免費幼教計劃的規定計算，由政府全額資助的半日製幼稚園教師每月僅基本只獲得約18,000元，尚未達到政府建議的最低薪酬$20,770。70%以上的免費幼教學額為半日製。

如此長的工時，根本原因是政府投入資金過少導致幼師人手短缺。由於工作過於勞累，再加上難以令人滿意的薪資，2018/19學年幼師流失率高達12.3%，創近年新高，結果形成惡性循環。

人手短缺

在香港政府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服務部門人手短缺已成為通病。今年年初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才剛剛因為壓力爆煲而舉行抗議。港府在學前教育的投放只占生產總值的0.17%，是經合組織中(OECD)其中一個最少的。歐盟顧問建議各地政府的支出應最少為1%。香港的各項幼兒教育發展指標均列經合組織之末，政府難辭其咎。

政府從2017年開始施行免費幼教計畫，這原本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政策。但免費幼教計畫導致教師需處理大量額外的行政工作，政府和幼稚園又未新增人手，因此成為加長教師工時的直接原因之一。過半數受訪幼師表示，施行免費幼教計畫之後，其教學及行政工作量大幅增加。

在教師極度勞累、資深教師不斷流失的狀態下，顯然難以維系教學質素。而且在免費幼教計畫下，真正免費的大部分只是半日製幼稚園，愈來愈大需求的全日製的學童們仍需支付每年中位數約7,900元的學費。

為了解決幼師長工時、低工資的問題，同時為全港所有兒童提供優質的幼托服務，我們要求把幼稚園全面公有化，由教師、家長和工會民主管理；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在提高幼師薪資的同時立即實行8小時工作製。為了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建設具戰鬥性而民主的教師工會和工人政黨，對抗這個只顧和地產商、財團利益輸送，無視基層群眾需求的不民主政府。

香港：政府縱容工時殺人

5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立法會被追問，要有多少人過勞死政府才會推動標準工時，羅致光竟然回應說「死幾多人唔喺我哋考慮因素」！羅致光還說，政府要花3年時間去研究是否將過勞死列為職業病。親資政府只會考慮資本家的利潤！

立法會最新數據顯示，自2013年至去年中每年平均有過百人在工作中離世，當中極有可能涉及過勞。政府更本是縱容工時殺人，草菅人命。

過勞死

年初，一名64歲的工人為養家身兼數職，下班之後又要再趕往另一份工作，為節省車資和時間在海邊長椅休息，結果一睡不起。3月，瑪嘉烈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在家中猝死。其同住友人說：「佢身體一路都唔好，成日話醫院壓力好大，佢哋成日都要追更，成日話好攰，出事前早更，大概下午1點、2點收工，再之前返中更，約晚上10點11點返到嚟」。

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周超過50小時，比全球平均值高出38%。政府自2013年設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稱要「研究」就標準工時立法的問題，至今已整整過去六年還是白紙一張，而且標準一降再降，從「標準工時」鬼鬼祟祟的改頭換面成「合約工時」，有意不就工時規管進行立法。

近期中國程序員發起反對996工作製（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網絡抗議，大批飽受996之苦的工人紛紛聲討所屬公司的剝削壓榨，展示出工人抗爭的巨大潛力。

我們要求立即落實最高工時每周40小時製度（包括外勞），並大幅調升最低工資，保證工人在不減少收入的情況下享受8小時工作製。現時林鄭政府因送中條例正四面楚歌。如果建設起一個強而有力的戰鬥性工會運動和工人政黨，提出針對冷血富豪權貴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綱領，我們能夠贏得8小時工作製，並打破整個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威權製度。

香港政治危機繼續加深

7月1日的大遊行及占領立會行動後，反送中運動進入了新階段。上個月，群眾抗議的規模和頻率都創下歷史紀錄，令香港政府和國家機器處於空前危機，整個政府已曾一度處於癱瘓狀態，但是立法會沖擊事件改變了局面。盡管還未完全清楚局勢會下一步會如何發展，但沖擊行動讓不知所措的林鄭政府有機會站穩腳步，開始反擊。

可以預見，中共獨裁政權和香港強硬派右翼建製派會利用立法會沖擊事件，開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堅持不做出更多讓步，一小部分年輕人因為鬥爭陷入僵局而感到絕望，所以采取沖擊行動。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群眾運動如何才能組織起來繼續前進。

政府死不悔改，已經引發群眾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甚至感到絕望，為了這場鬥爭不惜犧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過去3周已有3位年輕人自殺並留下反對送中條例的訊息。人們擔心還會有更多人自殺。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沖擊立法會的年輕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動者挑唆示威者采取這種無計劃的混亂行動，讓香港政府和建製派借機發動最猛烈的輿論攻勢，抹黑群眾鬥爭。中共政權及其駐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貫使用這種見不得人的陰謀手段。

沖擊事件之後，政府很可能會更加強硬地拒絕運動的任何訴求，同時加強警察鎮壓。運動已經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關鍵的轉捩點。

社會主義行動相信鬥爭仍可以取得歷史性的重大勝利，但要勝利的話則需要更高程度的組織和協調，更民主地討論戰略、策略和目標，特別是要討論采用群眾罷工這一尚未用過的武器，開始發揮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力量。現在運動「沒有領導」，但當前形勢下運動迫切需要清晰的領導，從而讓整個鬥爭采取能夠致勝的戰略。

史上最大七一遊行

七一大遊行有約55萬人參加。盡管人數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這是人數最多的一次七一遊行。群眾已有些疲憊，而且懷疑就算再來一場巨大遊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這種情況無疑是今次遊行人數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繼續無視五大訴求（撤回送中條例；獨立調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銷對612沖突的暴動定性；林鄭下臺），令群眾越來越沮喪，也越來越憤怒。

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後，政府癱瘓了，直到七一前行政會議兩周沒有開會。建製派出現嚴重的公開分歧。「罪魁禍首」林鄭則幾乎兩個星期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講。

還不下臺？

如果是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像林鄭這樣的政府幾乎一定已經倒臺了。可是在香港，盡管群眾抗議已經讓政府顏面盡失、毫無「合法性」可言，但林鄭還在死撐。這種狀況讓群眾和年輕人感到焦慮和沮喪：還需要做什麽才能打敗她？對於港府所服務的資產階級來說，像林鄭這樣為人民所唾棄的政府最好下臺，換上一個新的親商政府，做出些許短期讓步，以爭取時間，瓦解群眾運動。

但是香港資產階級沒有權力自行換掉負累般的政府，因為這項權力緊握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手裏，而中共至少現在仍堅決不讓林鄭辭職，否則可能會開啟一連串政治危機。

就像5年前的傘運一樣，香港政治危機的異常之處來自於中共獨裁政權。作為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中共拒絕在民主問題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讓步，因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會導致嚴重後果：在上層會加劇黨內精英權鬥，挑戰習近平的「強人」地位；在下層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挑戰愈發惡劣的威權統治和經濟緊縮。

暫緩修例當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對於「絕不後退」的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見的一次局部敗退。但是香港群眾（特別是年輕人）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中共一貫會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讓步，拖延時間，等到群眾壓力消退後便立即開始無情反撲。

軍事威脅

中共獨裁政權正明顯向香港加大壓力。一方面是恐嚇群眾運動；另一方面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讓他們「冷靜下來」。6月26日，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演習，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國的《解放軍日報》報導出來。這場演習一部份顯然是出於「外國陰謀」論，想要告訴中共政權內各派別，在需要的情況下習近平會動用軍隊。另一方面如香港《南華早報》采訪的一名軍事專家所說，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運動。

在當前階段，中共直接軍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雖然中共對香港群眾的頑強鬥爭大為光火，但如果派軍隊占領香港，將會從多方面給中共造成致命危險。如果解放軍攻入香港，在臺灣就算是最親中共的國民黨政客也無法公開支持「和平統一」。

另外，中美「冷戰」一再升級，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戰的範圍，而且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這意味著，軍事幹涉香港可能會引爆2014年克裏米亞那樣的國際危機，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資產階級政府會以香港問題為借口，推出更多反中保護主義經濟政策，並試圖在國際上孤立中國政府。對於中共來說，另外一個可能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群眾的抵抗。香港的人口遠超過克裏米亞，而且就算中共軍事接管香港，如何統治香港這一的問題也將成為中共的惡夢。

把鬥爭蔓延到中國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機（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權曾短暫地瀕臨崩潰），都有中共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後盾，這是現在香港群眾感到沮喪的真正原因。

數百萬示威者以及在網絡論壇上熱烈交流動員方法的數萬年輕人越來越不知所措：這場鬥爭怎樣才能贏？運動似乎用盡了所有方法。但是由於中共的存在，這場鬥爭是不對等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解釋說，香港群眾要想贏得真正的民主權利、打敗政府的親富豪政策，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日漸高漲的群眾怒火（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怒火）連接起來。中國擁有5億工人，而且近年來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愈發增多，他們讓習近平和獨裁政權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眾鬥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打破孤立於一城的局面、點燃全中國乃至更廣闊的群眾運動，從而和獨裁政權「公平決鬥」。如果香港的示威者開始打出口號、呼籲中國群加入對抗獨裁政權的鬥爭，也很可能會掀起內地群眾的巨大響應，對中共政權造成更大壓力。

中港都面臨著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而且中國的情況往往更加嚴重。

沒有領導的運動

在本文撰稿之時，中共無疑正努力讓跛腳港府和建製派裝出鎮靜的樣子，把握住立法會沖擊事件這個「好機會」，反擊群眾運動。有報導稱，負責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韓正本周再次到達深圳，對林鄭做指示。首先政府會發動暴風般的輿論攻勢，大力「譴責」沖擊立法會的「極端激進暴力分子」。警方正從6月12日之後的守勢中恢復過來再度進攻，根據媒體和監控鏡頭拍攝的照片搜捕七一進入立法會的年輕示威者，而且會在未來的抗議中更強力鎮壓。

群眾運動需要采取新方法來應對挑戰。年輕人沒有領導的、去中心化的自發行動目前已經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鬥爭中，群眾的自發性和創意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一般來說，過去的所有群眾鬥爭，無論成敗，都表明，自發行動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在鬥爭一開始，自發性能夠發揮有力作用，但是當運動變得更加復雜時，當我們的敵人開始改變戰略時，勝利的關鍵在於組織和清晰的鬥爭戰略及綱領。

近幾年「組織」被視為過時的想法，群眾鬥爭中存在反組織的情緒，其原因很復雜。社會主義者已在其他文章裏分析過這一問題。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鬥爭必須要有組織，必須要有平臺讓抗爭者有組織地、民主地討論如何前進。

香港眼下的鬥爭（尤其是年輕人）「沒有領導」，起初並不是有意識的選擇。同時，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沒有領導」是進行運動的好方法（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過去4年的鎮壓有至少48宗政治檢控，數百名抗議者被告，超過100名抗議者被判入獄，而且較激進的泛民政黨和非建製派團體受打擊最為嚴重。

對政府不利的情況是，現在他們沒有可控製運動的談判對象，無法通過迫使領導妥協，以瓦解群眾運動。就算剛好出獄黃之峰盡管備受媒體矚目，但在運動中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樣的鬥爭？

運動在無意識中出現一種「分工」。民陣發起了69、616和71遊行，做了大部分聯絡媒體的工作；網絡群組裏的年輕人則提出和動員激進抗議，以及和當局直接對抗。

這種「分工」存在很多問題。它的出現是由於現實群眾組織薄弱（這是香港民主鬥爭長期以來的特點）。一般來說，在世界各地，群眾組織程度和當地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例如工會）的傳統實力直接相關，正如近幾年大多數國家的工人組織都受到本國資產階級和政府的打擊。香港工會和工人組織的規模很小，嚴重影響到當前的鬥爭。

民陣和泛民政客公開說自己不想領導更具戰鬥性的青年的行動，也不想為之負責，只是向他們提供支持。這也反映出泛民「領導」和政黨的權威已經減弱，尤其是在傘運無果而終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打壓之後。民陣發起的616遊行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後，民陣盡管完全認同運動需要升級，但也承認自己不知道要怎麽做。

另一方面，年輕人在國家機器的面前，展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創造力和勇氣。但他們經常認為組織大型遊行不屬自己的範疇，所以最好把後者留給民陣和泛民去做，這就是所謂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遊行沒那麽重要，因為接連的大規模遊行也未能打敗政府、實現民主變革。年輕人並沒太大興趣組織政治團體，反映出無意識的行動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泛民和年輕人都不想將雙方的活動凝聚成一個更有力且更有組織的整體。不幸的是，盡管許多年輕示威者視去中心化為優勢，但去中心可能導致運動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階段造成嚴重分裂，因此會越來越妨礙運動前進。簡單來說，運動需要領導。

我們不是指像傘運時那樣自上而下強加的領導。年輕人有理由去厭惡泛民政客和民陣，因為泛民沒有民主、開放的架構。但現在群眾運動需要的是真正戰鬥性的領導，而這樣的領導需要通過組織基層活動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討論和計劃

年輕的示威者通過加密通訊軟件，匿名地連結起來。他們害怕如果在現場被認出真實身分或者被監控鏡頭拍下，會被警察逮捕。他們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港府已經在引入內地的鎮壓手段。數年來，中國內地越來越多的抗爭工人不再公開選舉代表，因為這些代表會第一個被逮捕、解雇。

在愈發威權的社會，年輕人不得不得采取這種措施。但是采取半地下的組織方式、隱藏抗議者的身份，並不代表自發的、即興的、無計劃的行動足以打敗有中共獨裁政權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當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討論推進運動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標。只有建設起群眾組織，才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以及在出現分歧時進行投票。盡管一部分年輕人認為網絡聊天群組可以成為民主的辯論和討論的平臺，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當許多涉及不同問題而且不連貫的訊息同時出現在眼前，根本無法進行有組織、有架構的討論，因此最終也無法達成清晰的行動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網路投票不是基於民主討論，因此反而會讓示威者更加混亂。

現在則需要在所有學校、職場和社區建立反送中委員會，向所有想要積極參加鬥爭的人開放，以民主的方式運作。盡管反送中遊行都是由民陣主辦的，但現在民陣也承認也不知道鬥爭可以如何繼續、如何升級。我們認為運動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陣、工聯會、學生和青年團體、以及其他相關組織或個人）應該號召參加運動的所有團體或個人舉行一天的會議，討論如何更有力地組織鬥爭，建立民主的委員會，大量招募自發的示威者參與，從而民主地製定運動戰略和策略。

組織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

戰略要想成功，關鍵是舉行一日的政治罷工。直到現在反送中鬥爭還沒有過真正的政治罷工，這是一個明顯的疏漏之處。首先應該誠實地討論，分析為什麽雖然有許多人談到罷工，但並沒有組織起真正的罷工。

香港工會的軟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如何才能鼓勵大批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如何才能把運動當前的訴求聯系到工人和專業團體日常面臨的問題：全球最長的工時、實際收入停滯、私有化、公共服務崩潰、政府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組織的工人站到運動的第一線，癱瘓經濟哪怕只是一天，並警告政府如果不滿足群眾的訴求，工人還會有進一步的行動，那麽能夠迫使強硬的政府退讓。正是因為沒有這樣有力的工人行動，今天的鬥爭難以前進。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規模工人罷工是對抗威權政權的決定性武器，例如上個世紀的南韓、南非、巴西以及現在的蘇丹。

69遊行之後，突然有許多人開始談論罷工，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發的。不幸的是，職工盟和教協幾乎沒有提供任何領導或指引。直到69遊行時，社會主義行動仍然是唯一一個呼籲總罷工的組織，而且我們為此在各場示威中派發了總共超過35,000張傳單。

由於一些新聞稿和社交媒體帖文造成的誤解，海外媒體以為香港真的發生了罷工。的確，一些小商鋪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業，但規模非常小。民陣起初號召三罷，然後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萬人遊行之後，民陣才在最後一刻重新號召三罷集會，而且根本沒有組織。

當時職工盟就罷工行動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其實也不是真的發動罷工。職工盟發言人說，工人應該請求雇主放幾小時的假，讓他們去參加集會。這並不是罷工！職工盟的這種做法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對一和雇主談判時是最無力的。真正的罷工應該是統一號召下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所以需要領導。當大批群眾真的開始考慮罷工時，工會幹部卻沒有正確處理罷工問題，沒有給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領導，令問題更加復雜，而且也導致運動中越來越多人認為罷工「太困難」、「不切實際」。

沖擊立法會

也只有考慮到運動的這種領導真空，才能正確理解七一那些年輕人沖擊立法會、布入警方圈套的錯誤。

政府試圖利用沖擊事件誤導、震嚇群眾，重新鞏固自己的力量、發起反擊。運動需要對此做出回應。現在還不清楚政府的反擊能走多遠，因為它被過去一個月的群眾鬥爭大大削弱，還沒有恢復過來，但如果運動越遲做出有力回應，政府就會越自信。

泛民說沖擊事件的責任不在抗議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對的，而且值得稱贊。責任完全在於林鄭政府、中共獨裁政權和警方。他們毫不退讓，而且過去4年的殘酷打壓也引起一部份年輕人生出絕望情緒。

毫無疑問，沖擊事件是警方給年輕人設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國家機器內的走狗過去多次策劃過類似的煽動，試圖陷害、分裂民主鬥爭。當晚9點警察撤出立法會，實際上就是在「請君入甕」讓示威者進入。許多評論人士，包括警隊前高級指揮官和安保專家，都質疑警方的行動。而且在7月2日淩晨4點的新聞發布會上，盧偉聰就匆匆否認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懷疑。

一名警隊前指揮官對路透社說：「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政府會做出這麽大退讓，在那種情況下把議會交給煽動者和頑固示威者」。

立法會入口被打開幾個小時後，示威者才開始進入立法會。年輕示威者沒有清晰計劃，所以猶豫不決。按現在已有的消息來看，進入立法會似乎只是由不超過200名年輕人討論決定的，而且當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為什麽要進入立法會。一些人認為他們可以點燃一場港版太陽花運動（2014年臺灣學生和青年占領立法院24天），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形勢，因為就算是進入立法會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長期占領。

立法會內的記者報導說，示威者熱烈地（有時是激烈地）討論下一步要做什麽（《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許多決定是由一些小團體做出的，沒有統一的協調人。示威者被告知，他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有示威者貼出告示，禁止破壞書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會裏的飲料之後還留下了錢。有人在立法會講臺上懸掛港英旗幟，但很快被拿下來，這再一次說明示威者內存在不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的許多口號（例如真普選）能夠得到群眾廣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沖擊行動給運動造成的傷害。

需要群眾組織

沖擊事件的關鍵教訓是，運動需要真正的組織。評價任何行動、方法、策略的標準是，看它們能否推進群眾鬥爭、提高群眾的鬥誌和政治覺悟。

這不是責備青年示威者，而是認知到，盡管六月多次大規模的動員令人驚嘆，但運動存在嚴重弱點。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輕人缺少真正的群眾組織，而工人階級組織也很薄弱。

有些人認為缺少組織是一個優勢，但事實恰恰相反，這是一個障礙。自發性的力量不是無窮無盡的，因為群眾運動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有曲折和危機。我們需要群眾組織，需要民主選舉的領導層總結運動的經驗教訓，從而預測敵人的詭計並打敗他們。今天香港缺少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戰鬥性的工人群眾政黨。這樣一個政黨能夠開始填補群眾鬥爭在政治和組織上的真空。

社會主義行動活躍在香港的反威權鬥爭中，爭取群眾支持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現在這個殘酷的腐敗製度。為了打敗林鄭政府，運動也需要挑戰資產階級富豪的權力，因為林鄭政府就是服務於這些富豪的利益。從97主權移交一開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氣，堅決反對民主選舉，並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如果說那些富豪過去擔心送中條例會損害他們的財富和人身安全，那麽現在他們更擔心群眾抗議給他們的利潤造成的影響和威脅。他們想要香港盡快恢復「穩定」（實際上是指鎮壓）。

為了有效地組織起來對抗港府和中共政權，我們需要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將年輕人和群眾當前的迫切訴求（反對送中惡法、警察鎮壓和中共逐步扼殺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聯系到根除住房危機（香港18-35歲的年輕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國是四分之一）、貧窮、醫院危機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這需要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公司從富豪和中共「紅色」資本家手中奪過來，將社會資源公有化，交給工人和勞動群眾民主控製。

香港：紙皮價格暴跌 拾荒長者無以為生

近期，前線廢紙回收價格預計將跌到僅1毫/公斤，這會是20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還沒有算上20年來的通貨膨脹），4萬名拾荒者深受打擊，其中三分之一是60歲以上的長者。大批貧窮長者甚至無法依靠執紙皮勉強度日，生活更加惡劣，同時香港可能出現「紙皮圍城」的局面。「紙皮婆婆」成為香港極度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貧窮問題的最悲涼寫照。

今次回收價格暴跌，是因為中國龍頭紙廠「玖龍紙業」將從香港進口廢紙的價格壓低三分之一（從每噸港幣900元降到600元）。如果其他紙廠接連壓價，情況會更加嚴重。

出口價格暴跌

香港每月向中國出口6萬噸廢紙，占本地廢紙總量的近一半。出口的廢紙會被用來製造再生紙或者紙皮箱。去年底，香港對大陸的廢紙出口價格為1,100-1,200元/噸，當時拾荒者執一公斤紙皮可從回收商處得7-8毫。這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但由於中國政府收緊廢物進口標準，在6月前廢紙價格已經跌到4-5毫/公斤，執一天紙皮還不夠買一餐飯。有關註團體指，依靠執紙皮幫補生計的貧困長者收入減半，部分長者要動用「棺材本」過活。

廢紙價格下跌部分也是因為中美貿易戰。由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大筆關稅，中國製造業出口和生產減少。相應的，用於包裝的紙皮箱用量也減少，進而波及香港廢紙回收業。

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加上高昂且繼續上漲的物價，貧窮長者不得不依靠執紙皮拾荒維生，每日工作10多小時只得數十元收入。我們要求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保證長者能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同時也需要將回收業公有化，建造更多的再生紙工廠滿足本地回收需要（生產應該符合環保要求），由工人民主管控，保證至少66元/小時的生活工資和8小時工作製，從而創造更多體面的工作崗位。

保障住房權利 消滅地產霸權

今年早些時候仁濟醫院提出一項「社會房屋實驗計畫」，準備在荃灣海角街及海興路交界天橋下安放100多個水泥管屋，租給輪候公屋超過3年或者居住環境惡劣者。不出意外，該計畫受到普通市民嘲諷。除了天橋下惡劣的空氣質量，還有網民稱水泥管屋有如貧民窟，「衰過以前啲安置區」，並哀嘆「香港人點解搞到咁折墮？」

如此荒謬而且根本無助解決香港住房問題的計畫卻得到政府支持。房價持續飆升，親資政府將精力全部投向送中惡法，卻無心保障基層群眾的住房需要，只會做出此類裝飾性的政策。去年9月房協推出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畫」至今沒有任何成功出租個案，而且已被指出可能造成「居屋劏房」。

社會清洗

香港已連續9年成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平均一個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儲夠錢買房，遠超過排第二名的溫哥華（12.6年）。買房者要將近70%的收入用於償還住房按揭。還有21萬人住在平均面積不到60呎的劏房，其中三分之一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

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供應遠不及需要，而且林鄭上臺之後還繼續推進綠置居，試圖私有化公屋，減少公屋供應，助長樓市炒賣。綠置居不斷蠶食市區公屋，這是變相的社會清洗，將窮人逼入較遠的新界地區。綠置居能於數年後通過補地價進入私樓市場，價格較高的市區房屋便會淪為投機之用。

截至今年3月底，輪候公屋的戶數超過25萬，平均輪候時間增長至5.5年，創1997以來新高，被諷刺是「等到死」。政府稱將把未來10年新建公私營房屋單位（而非面積）的比例從6：4提高到7：3，但同時預計未來5年內每年只能供應14,500個公共住房單位，而私人住房單位則有13,500個，遠遠達不到承諾的比例。政府連6：4都未曾達到，新的承諾當然更是空話！

《南華早報》一篇專欄文章寫道：「香港住房問題需要政治性的解決方案，而且要改進製度就必須有勇氣對抗強大的地產大亨。地產大亨仍在繼續炒高房價，或是囤積土地；或是推出不到200呎的『房屋』，好像這樣的房子真的能滿足生活需要。」

為了解決住房危機，必須消滅的地產霸權，而不是靠「水管房」丶「共享房屋」這些嘩眾取寵的政策，也不能靠實為利益輸送的「公私合作」。但是林鄭和親資港府沒有挑戰地產商的「勇氣」，反而助長樓市投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靠經營劏房和炒賣地皮致富！

社會主義者要求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丶地產商囤積的土地丶棕地丶閑置軍用土地，每年至少建造5萬間公屋；停止東大嶼人工島計畫，加徵富人稅和資本利得稅，為興建公屋提供資金；也需要進一步將地產商和銀行公有化，由基層群眾和工人組織民主管理，才能徹底消滅地產霸權，保障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和權利。

性小眾平權再接再厲 打倒專製父權資本主義

最近，國泰航空一個兩名男子手牽手的廣告被港鐵和機管局拒絕展示，港鐵廣告商暗示說該廣告「不道德」，引發眾多抗議。有同誌團體在港鐵和機場手牽手拍照以示抗議。最終港鐵和機管局被迫改變決定。兩周之後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的同誌伴侶福利案上訴得直。4年前，因政府不允許他及其在新西蘭註冊的同性配偶享有醫療丶牙科保健等已婚公務員福利，也不允許他們采用配偶合並報稅丶評稅和享受相關稅務優惠，梁鎮罡提出司法覆核。該案幾經波折，直到今年6月梁鎮罡的要求才得終審法院認可。幾乎與此同時，終審法院裁定4條男男性罪行條文違憲，予以廢除。

盡管香港離真正的性小眾平權仍然非常遠，但這幾宗性平權鬥爭成果令人鼓舞。贏得這幾項成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5月臺灣同婚合法化（盡管仍不是徹底平權）給香港當局造成壓力，迫使他們做出一些讓步，緩和香港性小眾的不滿，以免香港性小眾更大聲地要求同婚權利。這從側面說明，平權運動如果建設起國際聯合鬥爭，能夠擁有更大的力量。

維持對性小眾歧視

香港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與日俱增。港大去年7月發布的調查顯示，逾半數受訪市民支持同性婚姻，近7成受訪者支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而林鄭和港府卻以「社會未有共識」為藉口拒絕性小眾平權。相反，保守港府丶建製派和他們所代表的大企業正是在維護恐同觀念和各種針對性小眾（以及女性丶外勞等等）的歧視與壓迫。

民建聯周浩鼎對梁鎮罡的司法覆核勝訴表示「擔心裁決會引起漣漪效應，由公務員福利引伸至社會各項福利政策」。這正正說穿了建製與大財團懼怕性小眾贏得平權會迫使政府為社會福利投入更多資金，不得不提高現在極低的稅率。新上任的平機會主席朱敏健上月接受訪問時則公開說，在香港「研究讓同誌締結伴侶關系政策」是浪費時間和沒有可能。朱敏健對展開「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立場則是左閃右避，只是重覆說要「先進行廣泛諮詢」。朱敏健擁有豐厚建製背景，曾任職廉政公署35年執行處處長及加入過監警會，他的表態正代表了香港政府。

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再加上本就殘缺的民主權利近年來持續受到打壓，香港政府和建製傾斜於大財團的利益，寧願大白象基建工程把數萬億公帑輸送給財團，也不願意滿足同誌伴侶的社會保障需要，因此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同婚，維持對於性小眾的歧視。而且如民主問題一樣，大力打壓性小眾的習近平政權也不會容許香港同婚合法化，否則會激勵內地平權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獨裁統治。香港是現在中國唯一可以舉行同誌遊行的城市，每年會吸引大批內地性小眾參加。

連結民主鬥爭

這也是香港廣泛基層群眾所面臨的狀況。資本家和親資政府打壓勞動大眾的基本民主權利和保障，例如剝奪議員資格丶削減公共房屋丶打擊最低工資丶綜援等，所以性平權鬥爭是與民主鬥爭互相扣連，只有最大化勞動者的團結，才能贏得平權。

現時香港仍有五宗有關同誌權益的司法覆核在排期審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任何促進平權的鬥爭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但法院從來都不是中立的機關，它往往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推動性平鬥爭最主要戰場應是群眾運動。正如臺灣同性婚姻權也是經歷長期群眾鬥爭贏取回來，而蔡英文政府實際上壓低了臺灣同誌本來可以取得成果（民法同婚）。現在香港法院做出一些有利於性小眾的判決，但這實際上仍然是迫於香港內外同誌運動的壓力。香港極需要更有組織丶更具戰鬥性的性平權鬥爭運動，這需要連結到民主運動與工人運動，共同挑戰獨裁中共和資本主義父權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實視同誌平等權利丶消除性傾向歧視丶婚姻全面平權。
職場建設工會鬥爭，消滅職場歧視。
完善保障同誌族群和所有人的社福資源與權利，包括醫療丶教育丶住屋丶退休保障等，實現真正的選擇權和實質解放。
推翻父權資本主義製度和專製獨裁中共。

香港：反對示威禁令 ！抵抗漸進「戒嚴」！

林鄭政府已經比送中條例更加「壽終正寢」。但中共不準許林鄭下臺，否則會被視為習帝的大敗退，而且可能導致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如果現在更換特首，將會激發大批香港群眾要求真民主，反對被富豪財團把持的威權製度。

所以群眾鬥爭的立足點已經改變。現在不只是反抗「垂死」的林鄭，而是以反抗中共獨裁政權為主。據報導，中國副總理韓正已經坐鎮深圳，指揮港府每日的行動。警察已經淪為中共政策的主要執行者。

警方和建製派正想辦法煽動市民「暴動」，從而有借口鎮壓運動。新城市廣場發生的瘋狂的警察暴力表明，警方的新「戰略」是要圍堵年輕示威者，故意引發沖突，這種不顧一切的做法甚至可能導致有人死亡！他們想以此為借口禁止抗議遊行。政府聲稱會考慮分區戒嚴，正是要試水溫。如果分區戒嚴成功，他們就會試圖全港戒嚴。運動必須反對所有禁令。就算警方不允許，我們還是照樣遊行！我們要捍衛神聖的集會和示威權！

為了打敗中共和香港警方的這種戰略，我們必須從三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升級鬥爭：

我們必須把革命蔓延到中國，團結中港群眾共同反抗中共獨裁政權。中港兩地都面臨著中共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
我們的鬥爭必須超越「五大訴求」，要連結到結束整個香港的威權資本主義製度；我們要提出實行真普選，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以真正完全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操控的立法會的；另外要求由群眾民主管理經濟，打破富豪對地產、銀行和大企業的控製，因為正正就是富豪專政造成了貧窮、過長工時和住房危機。
我們必須認真組織一日的總罷工來將政府拉下臺，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現在就開始在所有工作場所和學校組織罷工/罷課委員會和工會。
我們的運動已經開始撼動習近平獨裁統治，令中共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但是這也意味著，中共一定在認真準備反擊。群眾鬥爭需要群眾組織，通過在所有地區建立民主的群眾委員會，將所有人團結起來，防止運動碎片化，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

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香港群眾運動仍然像2014年那樣孤軍作戰，政權可以拖垮運動。把鬥爭擴展到中國會涉及到許多方面，為了進行如此廣泛的鬥爭，運動必須擁有真正的組織和民主架構。松散的網絡和「自發」行動是不夠的！所以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新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工會。通過這兩者將鬥爭組織起來，能夠打敗獨裁政權及其所保護的經濟特權階級（即資產階級富豪）。

如果香港成功組織起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對港府和中共造成空前壓力，同時勢必會令更多中國和全球群眾關註和了解香港的現在鬥爭，令中港群眾更有信心對抗中共和資本家的壓迫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超越「五大訴求」；我們要求立即在香港和中國實行全面民主！
組織香港一天的總罷工，作為群眾運動的下一步主要行動；建立罷工委員會，建設強大的戰鬥性工會，阻止雇主迫害、解雇罷工工人；
打倒中共獨裁政權和財團專政，踢資產階級富豪！
建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將爭取真民主的鬥爭聯系到反對工人惡劣的生活處境。我們反對現在這個由資產階級富豪掌控的製度，資產階級仰賴殘暴的威權政府保護他們的億萬財富。所以我們主張社會主義，主張由群眾完全民主地控製政府和經濟。

元朗黑社會襲擊：一切都已改變！

7月21日星期日晚，數百名身著白衫的黑社會暴徒在元朗西鐵站瘋狂攻擊示威者和途人（包括至少四名記者）。我們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黑社會的襲擊直指群眾運動核心。過去兩個月數百萬人的和平示威已經令中共獨裁政權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黑社會使用鐵通和藤條無差別地毆打地鐵站內的乘客，至少45人受傷，其中至少兩人受重傷。一名眾誌成員他的頭部被毆至破洞，頭頂傷口長達6cm，後腦傷口則長達3cm。一名孕婦也被瘋狂的白衫暴徒毆打。

警察很晚才到場，而且絲毫沒有阻止黑社會暴行，也沒有逮捕任何人。任何關註反送中運動的人對此都不會感到驚訝。群眾普遍懷疑警方和黑社會暴徒勾結。一段現場視頻顯示，警方八鄉分區指揮官李漢民對暴徒表示感謝，盡管他也說不想黑社會的「幫忙」令警方辛苦！

元朗暴徒采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法，通過高度組織的恐怖團夥試圖製造恐慌，打擊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的抗爭信心。不久前蘇丹軍政府也使用類似的方法試圖打敗反威權群眾運動，而且更加致命。

元朗暴徒是在效仿墨索裏尼的黑衫軍和希特勒的褐衫隊，來支持獨裁政權。他們的規模比較小，但是如果群眾運動不做出堅定的回應、展現出更強的意誌、更緊密的組織和更高的紀律，他們就會變得更加兇殘、危險。

元朗「白衫軍」大部分都是收錢做事，並不是特別受某種政治立場驅動。而群眾鬥爭的優勢正是在於強得多的號召力（反抗腐敗、殘暴的政府）以及多得多的人數。但是群眾需要真正組織起來，才能把這些優勢變成實際力量。元朗事件已經向我們發出警號，有組織的自衛已成為群眾運動獲勝的關鍵，刻不容緩。

在中國大陸，腐敗的中共官員也經常勾結資本家，用黑社會暴徒恐嚇罷工工人或反征地的農民。現在政府把這種做法引入了香港。

由於送中條例遭遇慘敗，中共獨裁政權的「香港戰略」也已崩潰。現在林鄭比「無用」更加糟糕，因為她每做一件事都只會令群眾更加憤怒。中聯辦和中共最近派到香港的數百名特工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麽。現在中共在香港唯一「可靠」的政治工具就是警察。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他們想用猛烈的警方行動消耗運動的力量，同時也希望製造「混亂」和「暴力」令群眾疏遠運動。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群眾對政府的怒火極為高漲。

由於整個社會都鄙視警察，警方內部也出現危機和分歧。所有上述因素迫使政府不顧一切地利用黑社會來攻擊運動。在五年前雨傘運動時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藍絲對占領者的攻擊越來越暴力。但是元朗事件把暴力提升到更公開、更危險的水平。所以群眾運動須要做出清晰、有力的回應，否則反動威權勢力就會更加肆無忌憚。

早前已遭受警察暴力的記者在元朗事件後迅速發聲。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元朗黑社會襲擊「嚴重損害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一些記者計劃在未來幾天舉行示威。

在社交媒體上，已有人呼籲7月27日星期六在元朗舉行示威。這是重要且值得歡迎的一步。不過元朗示威必須采取自衛措施，包括保護示威者在往返途中的安全。現在迫切需要切實組織自衛。

組織自衛 刻不容緩

群眾運動有權保護自己，抵擋法西斯式暴力。這已成為鬥爭最迫切的問題。自衛需要有組織。李小龍的「如水」廣受歡迎，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但是「如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元朗事件已經說明，「如水」作為一種鬥爭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

當前這種長期的鬥爭不能僅僅依靠自發行動，必須要有計劃和組織。而只有通過民主的基層渠道才能有效地組織鬥爭（從上而下的官僚控製會破壞運動）。運動需要領導，但領導必須由群眾選舉、受群眾監督。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應該在每個工作場所、學校和地區建立民主的基層委員會，來組織群眾鬥爭。

為了反擊有組織、有充足金援的法西斯式黑社會襲擊，最為需要的是以民主架構組織自衛力量，保護群眾運動。如果工會發揮領導作用，幫助建立自衛力量的骨幹，那麽效果會是最好的。這樣也可以反過來幫助建設工會。在當前鬥爭中，建設工會是另一項迫切任務，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強大的工人組織和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例如罷工）是打敗獨裁政權的唯一方法。如果工會幹部不采取上述行動，那麽基層工人和年輕人就必須采取行動。這是為了保護基本的民主權利，例如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乃至安全回家的自由。

社會主義行動於7月22日星期一發布的聲明解釋說：

「群眾受到黑社會近乎法西斯式襲擊後，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我們有權保護自己，抵抗法西斯暴力。這是我們的人權。自衛需要有組織，以保護抗議者和普通市民為目的，不是為了攻擊……

「在727之前應該召開群眾大會，選舉產生自衛委員會，選出認真、有紀律的代表。代表應該將示威者和公眾安全放在第一位，當示威者遇襲時組織強硬的防衛行動。」

警黑合作

元朗事件背後的政治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的報導，親政府陣營希望煽動暴力事件，從而有借口實行戒嚴，禁止群眾抗議。過去幾周，警方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攻擊示威者，警察暴力不斷升級。如24名民主派議員發表得聯合聲明所說，有明顯跡象表明警方和元朗黑社會暴徒勾結。

毛孟靜說：「999打唔通，警署落閘，有警察見到暴徒就視而不見。」

民主派議員要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辭職，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元朗黑社會襲擊。這是正確的，但是這樣還不夠。他們遺漏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群眾自己須要如何捍衛示威權和繼續鬥爭。就算盧偉聰下臺（中共對此堅決反對），我們仍顯然不能指望警方保護我們的權利。元朗事件說明，有組織的自衛是群眾運動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警方為了裝扮出所謂的「公平處理」，可能會逮捕一些元朗黑社會暴徒，同時繼續升級警察暴力。在他們眼裏，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才是真正威脅。警方針對右翼勢力的任何一絲行動主要都是為了防止群眾運動因元朗事件采取自衛措施。

政府的虛偽

右翼建製派和元朗事件的關系也已顯而易見。在黑社會暴徒進入西鐵站攻擊乘客的同時，和許多黑社會暴徒一樣代表新界封建勢力的建製派議員何君堯被影到向暴徒舉起大拇指並和他們握手。何君堯對暴徒說：「辛苦曬」。因為害怕因此被刑事控告，何君堯於次日試圖撇清自己和暴徒的關系。但在一場記者會上，何君堯仍然說到暴徒只是在「保護家園」。

更廣泛的親政府政客以及林鄭和高級警務人員的虛偽言論表明他們有份參與元朗黑社會襲擊。大話連篇的林鄭在記者會上假裝對元朗事件感到「震驚」，但其主要發言卻是關於同晚中聯辦外的反送中抗議，並將這兩起「暴力事件」相提並論。

但元朗發生的恐怖襲擊，造成多人受傷，而中聯辦外的抗議只不過是破壞了一些設施和中共的面子。更令人發指的是，林鄭拒絕把元朗事件定性為「暴動」，但以往許多年輕示威者卻被控告此罪名。林鄭的前任梁振英在Facebook上說：「嚴厲譴責塗汙中聯辦國徽的暴徒！這些敗類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歷史的唾棄。」

長期鬥爭？

中共獨裁政權正竭力應對香港群眾運動。它完全沒有預想到反送中運動的爆發，說明它花費巨資在香港建立的情報系統根本是沒有用的「大白象工程」。這是因為在中共獨裁政權的體製下，官員就像古代封建王朝那樣報喜不報憂。而且今天的中共官員也需要取悅「獨夫」習近平。中共這樣的製度不歡迎批評或獨立的聲音。所以獨裁政權以為一切都很順利，直到香港爆發史上最大的群眾示威。中共在香港的第一要務一項是防止香港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

中共不準許林鄭辭職，否則會被視為習近平的大敗退，所以中共可能已陷入爭奪香港控製權的長期鬥爭，而「香港政府」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中共放棄代理人，直接介入香港政局，勢必削弱它對未來局勢的預見力，也會削弱它在危機中的權威。所以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現在的政治危機會變成長期對峙。

盡管部分中共強硬派想要動用解放軍，但目前來看軍事鎮壓幾乎不可能，因為軍事鎮壓會在香港和臺灣引發極為嚴重的連鎖反應，並且會成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新戰線。盡管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香港民主鬥爭幾乎沒有興趣，但如果解放軍接管香港，他們也不可能袖手旁觀，否則美帝國主義在亞洲和全球的權威會受到嚴重打擊，所以美國政府應該會在外交和經濟方面做出猛烈回應。

因此，中共獨裁政權目前只能試圖拖延，希望群眾會像雨傘運動那樣耗盡精力。但是反送中運動比傘運的層次更高，更具戰鬥性，規模也更大。今天群眾對缺乏民主、警察暴力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更加不滿（尤其是年輕人）。群眾的怒火被總結成一句話：「無錢，無房，無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從反送中運動一開始就解釋說，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只有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所以必須爭取中國群眾的支持，而不是像一些示威者認為的那樣，只需要以行動觸怒中共政權（中共已經生氣了）。

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製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系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著獨裁政權。

元朗警黑暴力白色恐怖 機場工人接力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訪問航空業界抗議工人

7月26日晚香港機場集會總共約有1萬5千人參加，抗議警黑勾結製造元朗恐襲。無數向機場湧入的人群高喊「Free Hong Kong」，並展示出「警黑勾結 無法無天」、「香港不再安全」、「官商鄉黑警」等標語，顯示巿民對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的巨大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在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群眾自衛組織抵抗警黑暴力、建設戰鬥性的工會準、備真正的罷工行動、以及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近千航空界工人聯署譴責警黑勾結，民航署航空管製人員更發出聲明，指為保障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會考慮將不合作運動升級。可以想像香港客貨運量驚人的情況下，一旦發生罷工，將會對整個經濟造成龐大影響，給政府造成比現在大得多的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在機場集會訪問了數名航空業界工人，嘗試了解他們的看法：

記：你們為什麽要參加這次集會？

Bred : 我由6月9日100萬人上街反送中時已參加，其後的遊行示威等都沒有缺席。今次參加是因為作為國泰空中服務員一直都關心社會，積極以行動表達訴求，政府的無能令我們要團結起來。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未有作出升級行動，我相信這是需要慢慢凝聚出來。

Twister : 我都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感到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十分可恥。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正在換屆而未選出幹事，這可能因此而影響工會對運動的參與度。

阿清（化名） : 我在國泰航空擔任空中服務員已經有8年，我參加是要支持五大反送中訴求，政府無視民主令我不得不站出來。我所知道工會未有參與今次的集會，其實工會都有一直跟進勞工權益，例如新入職的空中服務員薪金比我們少2-3%，這方面應該要繼續爭取，另一方面我認為政府繼續不聆聽訴求，就應該要罷工了。

727元朗遊行展現抗爭決心

7月27日28.8萬人參加元朗遊行，抗議上周瘋狂的黑社會襲擊。如此龐大的人數對黑社會暴力以及中共警黑勾結做出了有力回應。盡管警方試圖禁止該場示威，而且想要以暴力沖突和黑社會襲擊恐嚇群眾，讓群眾不敢參加示威，但群眾運動再一次展現出抗爭到底的決心。

面對勇敢的示威群眾，警方采取更加兇猛的暴力鎮壓，包括在民居和安老院附近發射催淚彈，乃至將催淚彈射上一間安老院的簷篷和港鐵路軌，威脅到居民和交通安全。如CNN記者在現場所說，是警方首先發起攻擊。當晚警方亦沖入港鐵元朗站，如7月21日晚的黑社會暴徒一樣瘋狂毆打正在撤離的示威者。遊行申請人鐘建平亦於隔日因「煽動非法集會」被捕。

警方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為了應付他們自己所面臨的危機和混亂。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門的權力鬥爭和分裂已公開化。數百名公務員在網絡上譴責警黑暴力。面對政府內外的壓力，張建宗出面替警方道歉，試圖緩和群眾的高漲怒火，卻被兩個警察協會猛烈攻擊。警方高層需要暴力行動來鞏固警隊的「士氣」。

在當日遊行中，許多青年拿著盾牌防衛，並展開自衛性的反擊來保衛遊行。面對警黑暴力，群眾運動需要組織自衛。這是運動當前的迫切問題。但是要對抗瘋狂的警察和黑幫暴力，需要透過民主架構建立有組織、有計劃的自衛隊伍，經過民主討論來決定行動，才能團結和保衛整場運動，並避免被警方煽動落入圈套，讓警方找到反攻的機會。

727遊行證明，警黑暴力未能終止群眾鬥爭，反而只會加劇群眾抗爭的憤怒。為了打敗警黑聯手鎮壓，贏得徹底的民主，除了組織民主的群眾自衛力量外，急需在職場上建立罷工委員會和戰鬥性的工會來組織一場能夠有力挑戰威權政權的全港總罷工，爭取真普選，以屬於工人和窮人的真正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獨裁政權和資產階級富豪操控的傀儡港府和立法會，同時必須團結中國工人鬥爭共同打碎中共財團專政！

八五大罷工　工人階級團結鬥爭　推進逆權運動

罷工又再成為運動的焦點，得到大批年輕人和工人的支持和熱烈討論。連登網民率先提出八五全港大罷工，得到越來越多人支持。由於各行各業工人的壓力，職工盟26個屬會現已表示會參加八五罷工，這一進展值得歡迎。

經過八個星期的鬥爭，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但送中條例尚未撤回，其他訴求也未被接受。警察成了中共的治港支柱，鎮壓群眾的手段也越來越殘暴。而群眾和年輕人不斷發起英勇、果斷的鬥爭，整個社會湧動著反政府、反黑警情緒。

我們要打破過去八個星期的僵局，但要怎樣做？看看蘇丹、波多黎各、巴西正在進行的群眾鬥爭已經證明，罷工是群眾打敗暴政的「核武器」。工人階級是社會運轉的基石，而罷工可以組織起工人階級的集體力量。以一日總罷工為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這比單純的街頭示威更有力。

7月22日，波多黎各50萬工人罷工，成功推翻了總督羅塞洛（Ricardo Rosselló）。可見，香港工人階級必須成為中堅力量，才能推動逆權民主運動取得勝利。

大多數年輕示威者都是來自工人階級的背景，從事不穩定的低薪工作，或者是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學生。如果我們發揮自己作為「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像十號臺風一樣讓香港停擺，將比我們作為「示威者」或「請願人士」角色的力量更加強大。

群眾鬥爭關鍵的下一步是，工人要在職場上組織起來，在不同職場間串聯起來，一起建設罷工行動。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組織起一支工人力量，連登網民率先號召的八五大罷工正是向此方向前進的第一步。

群眾奮勇前進，可職工盟幹部卻袖手旁觀，這種狀況需要改變，所以我們非常高興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但是它必須將聲明轉化成行動：召開職場會議、張貼海報、派發傳單、以及在網絡上呼籲所有工會會員參加罷工。職工盟也應該開通法律咨詢熱線，為遭受雇主威脅的工人提供援助。如此可以強化弱小的工會運動，使之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反對送中惡法、警黑暴力、威權政府聯系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低薪、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以及工人權利所受的種種限製。

正是這個不民主的製度（非民選的特首、被建製派和財團操控的立法會等等）拒絕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大量興建公屋、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免費公共醫療和教育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反而通過一連串大白象工程將輸送公帑給一班大財團。

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親富豪的建製派政客是中共走狗，正在摧毀香港。必須踢走他們，代之以民選的工人階級代表。

工人對罷工仍有憂慮，害怕力量不夠而被孤立。雖然法律保障罷工權，可是雇主住往可以肆意解雇罷工工人，而且中共在九七年主權移交時送了香港資本家一份大禮——廢除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勞工在一對一面對資方是最不利的。反觀十九世紀，工會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團結就是力量」。

因為工人階級尚未充分組織起來，富豪才得以肆意掠奪財富，中共和港府才膽敢無視民憤、采用警黑暴力鎮壓示威者。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應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大罷工，打倒林鄭僵屍政府！
工人組織起來，組織工會和職場罷工委員會，讓群眾鬥爭再上一層樓！
在五大訴求之外，民主鬥爭應以工人利益和訴求為中心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以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通過真人民議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大量興建公屋，提供可負擔住房；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取消大白象工程，將巨額財政儲備用於重建公共醫療和教育；對巨富徵重稅，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巴西：「全力支持香港群眾鬥爭」

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

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是巴西一個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和革命」（LSR，CWI巴西）是其成員。

兩個月來，香港群眾為捍衛自己的公民權利接連舉行大型示威，並因此遭到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攻擊。這些示威起因於政府打算修改法律，從而允許將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國大陸，以圖進一步迫害社運分子。

就算政府說修例已經「壽終正寢」，但示威仍在繼續。群眾要求政府完全撤回條例。大多數示威者都是年輕人。他們爭取自由表達和政治結社的權利，要求釋放被捕的示威者並撤銷對他們的檢控，要求民主選舉香港政府，並反對中共對香港施加越來越大的控製。

香港面臨主權移交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這說明「一國兩製」已經走入死胡同。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也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所未見過的嚴重局面，而且香港的群眾運動有可能和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合起來。盡管我們難以獲取香港的資訊，而香港和中共的官方消息又不可信，但官方媒體對群眾鬥爭的猛烈攻擊暗示危機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不久前，警方縱容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攻擊示威者、記者和途人，表明暴力在繼續升級。類似的，警方加大鎮壓並且迫害示威者，也顯示出群眾運動面臨的危險。

我們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支持香港年輕人抵抗威權統治和警察暴力。

香港：大罷工是運動轉捩點

八五全港大罷工絕對是反威權運動的轉捩點。面對中共的拖延策略，加上利用黑警暴力和政治檢控消耗我們的運動，大罷工可以及時突破運動的膠著狀態。罷工可以癱瘓經濟，影響大企業、銀行的利潤，政府不能無這股壓力。

這會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當時正是香港工人階級身處革命形勢，第一次要求普選。今天罷工也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現在我們這場反威權運動需要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走向推翻獨裁的革命。而革命是爭取真民主的唯一道路。

罷工一天最多令工人少了一天的收入，但資本家和政府的利潤會大受打擊，比工人的損失大得要多。罷工不但是避免前線示威者流血被捕的方法，從近來蘇丹和波多黎各的革命已可證明這一點，罷工可以成為打敗暴政的「核武器」。一日總罷工是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我們知道，林鄭似乎不會因為一天半天的大罷工而讓步，但當香港勞動階級站起來，動用自己的經濟力量，並且準備再次罷工，政府勢必被撼動 。因此，下一步的具體措施是，建設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在未來數天或數周內準備新場更大規模的全天總罷工。

我們樂見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加工會，單靠現有工會力量並不足以建設全港總罷工。我們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大規模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即200萬人遊行兩個月，是發動更有組織的總罷工的合適日子。這場總罷工需要有效組織起來，通過在各行各業裏發起運動、舉行職場會議，說服更多工人參與罷工，加入工會。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逆權運動聯系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罷工的訴求應包括八小時工作製、恢復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60元、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政府應停建萬億人工島，並用公帑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資本家們會永遠記得，正是愚蠢、頑固的中共和林鄭點燃了群眾罷工浪潮！總罷工也可以向中國大陸的工人作出示範效應，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不人道的剝削和獨裁政權。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罷工只是起步　需要再發動總罷工

八月五日全港罷工創下了香港的歷史。今次是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29萬人參加七區的罷工集會，單單在金鐘有15萬人。林鄭月娥自上月22日 以來一直龜縮，到罷工日的早上也不得不會面傳媒，指罷工是「拿香港經濟對賭」，並指控示威者企圖「革命」。但這做法實際上只是火上加油，激起更多人罷工並參與集會。

35萬人罷工

職工盟估計全港有35萬人參與罷工。八五全港罷工以機場工人的罷工最有力量。職工盟旗下的空勤人員總工會雖然沒有組織工會成員罷工，而只是發聲明呼籲工人自發性參與。在這情況下，仍然有大批機場機組人員、地勤、飛機維修員集體請病假曠工，就連民航處航空交通管製員也有三分之一人員加入。估計約2千名空中服務員、320名地勤人員、200名飛機維修員參與罷工，其中國泰和國泰港龍兩間公司有一半工人罷工。

建製派的工聯會一如所料呼籲工人不要罷工，指控罷工「阻礙經濟發展」。但民主派的職工盟的力量相當薄弱，也沒有積極動員工人參與罷工，只是希望擔當「支援」和「呼籲」的角色。八五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參與工會，而少數工會會員則表示工會並無發動罷工。受訪的徐先生是飛機工程人員，他的公司有約6000人 ，而自己部門的100人中有過半響應罷工，所有員工均是自發罷工，沒有經過任何方式組織。

因此，工人均以告假或者個人曠工的方式參與罷工，而尚未形成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廿多位罷工工人，大部分人通過whatsapp或facebook群組聯絡，然後決定曠工。工人自發罷工展示了無比的決心，而且希望可以發動更有力的大罷工。不少工人開始自發組織起來，例如在旺角麥花臣球場的梁小姐，從事製造及物流業工作，她說自己公司有100名員工經過討論後，決定一起發動罷工。

可見，工人罷工的意誌和力量已經遠遠比工會組織走得更前。由於職工盟更像是NGO，缺乏在職場中實際的工人組織，更缺乏由下而上由工人選舉工會幹部、建設民主架構，在大罷工中沒有足夠的動員力，其工會領導也顯得猶豫不決，沒有藉著罷工強化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力量。

建立更強大的工會和廣泛的罷工委員會

現在，工人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是再發動總罷工的好日子，這段時間工人可以在公司內進行組織和宣傳，派發傳單和召開會議，招攬更多同僚再次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Nathan作為銀行業工人，在金鐘集會現場宣傳組織起銀行工人，建設強大的工會力量，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歡迎。我們的網上群組在一天內吸引過百名金融銀行業員工加入，下一步是商討如何集結這股力量推動更有組織的宣傳，為再次發動總罷工作出準備。

在8月5日早上，年輕人發起不合作運動，在荔景、鉆石山、炮臺山等多個車站阻礙車門關閉，導致觀塘線、荃灣線及港島線全面癱瘓。在鯉魚門、元朗及黃大仙龍翔道，各處有數十架車輛慢駛阻塞交通。事實上，很多工人由於被雇主針對甚至被解雇的風險，而不敢直接罷工。不合作運動癱瘓了地鐵和多處馬路，某程度上幫助了這些工人「被罷工」。在巨大的民怨下，阻塞交通的方法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支持，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這種抗爭方式是難以持續的，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並集體罷工。

在七個罷工集會點，下午時分很多年輕人開始占領、堵路及包圍警署。直接行動的模式開始掩蓋了罷工作為鬥爭的力量。在警察和黑社會暴力的驅使下，越來越多示威者感到極為憤怒，因此出現向警署投擲石頭及燃燒彈，在屯門及沙田警署都有人縱火。不排除部分行動由冒認示威者警方臥底和黑社會所為。網上流傳警察換上黑衣，似乎是企圖混入示威者人群中製造沖突，為他們暴力鎮壓提供機會。8月5日晚，荃灣和北角的福建幫黑社會手持武器襲擊黑衣示威者，其中有刀手斬傷一名年輕示威者至大量流血。

工人階級是中堅力量

在欠缺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下，目前罷工仍被視為是年輕人抗爭的輔助力量。但長期來說，不合作運動是難以持續的，並不能取代工人自我組織起來的罷工運動。工人罷工不僅僅是「支持學生」，而是這場運動致勝的關鍵，因此應該成為運動的中堅力量。工人如果有組織起來發動罷工，其經濟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為了打破工人對罷工的顧慮，我們也需要準備跨公司、跨行業地聲援那些因罷工而被處罰乃至解雇的工人，向那些為虎作倀的雇主發起抗議。這同樣需要有工人組織和有計劃的集體行動才能發揮最大力量。

工人需要組織起罷工委員會，成為民主決策運動的機關的一部分，計劃下一步的運動方向和政治訴求。這也是幫助整場運動組織起來，改變運動「沒有領導」的狀況，打破目前的膠著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勇氣，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所以工人階級肩負著巨大的責任，而且擁有超乎想像的巨大潛力。工人和整場運動必須組織起來。

扣連至勞工議題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香港威權製度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壓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權利，讓財團賺取更多利潤。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林鄭在八月五日早上的記者會表示，示威者正在搞革命，挑戰國家主權，明顯改變了對運動的定性，為更強力的鎮壓鋪路。較早前，林鄭仍表示只是「小部分極端示威者使用暴力」，企圖分化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這招分化技倆明顯失效，在政權完全失去民意的情況下，廣泛社會同情年輕人的沖擊行動，認為沖擊是無辦法之中的辦法。

在八月六日，港澳辦亦發表類似的聲明，而且深圳2萬名公安高調大練兵，模擬處理鎮壓香港的情況。這種言論明顯是講給中國大陸人聽的，目的是妖魔化香港的運動，避免其獲得大陸民眾的支持。

中共感到驚慌

可見，大罷工給中共發出了強烈的警號。中共極為害怕香港會發展真正癱瘓全城的總罷工，因此開始亮起了加強鎮壓的訊號。政權也害怕香港長期陷入騷亂狀態，因為這會大大損害習近平的權威，並且害怕香港的運動會蔓延至中國大陸。

由於中共出動解放軍將會引起全面的反抗、統治階級陷入大分裂、重大的經濟損失，目前還是恫嚇多於實質行動。當然我們知道如果中共感受到政權受到威脅時，不能排除出動解放軍這最後手段。由於中共獨裁政權的存在，香港並不像「正常」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一樣，可以改頭換面換上新政府緩和民憤、繼續統治，因此對於香港群眾來說，最終來說還是「要不革命、要不鎮壓」。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運動需要走向工人階級的鬥爭方式，並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連成一線，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製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系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著獨裁政權。

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

空前的反送中運動已持續超過兩個月。林鄭和中共曾希望能夠拖垮運動，但是運動到現在仍然保持強大的勢頭。實際上群眾的怒火已經超過五大訴求，指向整個威權製度和中共。如一些示威者所說，就算現在林鄭下臺或者允許獨立調查警察暴力，也無法平息運動。

有消息稱，習近平因無力控製香港局勢，而在北戴河會議上遭受諸多批評；至少現在，習近平決定不派出解放軍，因為這將給中共自己造成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後果，而是要求香港警察以及裝扮成香港警察的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行動采取更猛烈的鎮壓，「多抓人並加重判刑」，以圖恐嚇示威者，平息運動（不過已經有跡象表明，中共未來出動解放軍的可能性已經不小）。

黑警暴力變本加厲

更加殘暴的鎮壓已經開始。警方禁止了8月10-11日的四場遊行，實際上就是進一步推近戒嚴，同時全港各地的警黑暴力在8月11日上升到新的水平：尖沙咀一名示威者右眼被布袋彈擊中失明；太古地鐵站，警方在下行扶手電梯入口近距離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彈，除了胡椒彈的直接傷害外，亦有可能造成踩踏慘劇；警方在荃灣地鐵站發射催淚彈，可能給乘客遭成長期傷害；飛虎隊員被揭發假扮示威者在銅鑼灣放火，給警察提供借口抓捕示威者；北角和荃灣有黑幫無差別襲擊塗人。警黑暴行數不勝數。

但中共和香港政權很可能是再次誤判形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8月11日警黑暴力的結果是，之後兩日抗議者在機場舉行大規模抗議，導致兩日分別有180和400個航班被取消（香港機場每日約有800個航班），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這場「沒有領導」的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依然聲勢浩大，主要原因就是瘋狂的警黑暴力觸發越來越大的群眾怒火。林鄭對群眾的蔑視以及6月12日立法會外的激烈沖突促使200萬人上街抗議，成為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7月21日，元朗黑社會襲擊事件推動基層公務員在網絡上抗議，並促成了歷史性的八五大罷工。上周末，警方禁止了四個遊行，但大批群眾和年輕人仍湧上街頭，並和警察發生激烈沖突。警方在鎮壓推動更猛烈的警察鎮壓很可能會令運動進一步升級。

自一個月前中聯辦外的示威之後，中共開始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港澳辦接連三次召開記者會，譴責香港群眾運動，並表示支持香港警察的暴力鎮壓，以及威脅說如果運動繼續下去，中央政府將會介入。同時中共也要求林鄭不要繼續躲在幕後。示威者和群眾諷刺林鄭是「躲在警察背後罷工」。現在林鄭重新表現出的「強勢」與「自信」只是出於中共的命令，而不是因為政府和運動的力量對比真的改變。

林鄭得到財團支持

中共也在要求香港的大財團歸隊。不同於五年前傘運時，在過去兩個月裏，香港財團罕見地保持沈默。它們不想觸怒中共，但同時對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感到害怕。7月17日，新城市廣場員工為警察帶路襲擊示威者之後，大批群眾前往新城市廣場抗議。這也是為什麽最近海港城在門口貼上告示：「除非有罪惡發生，警察請勿內進」。

但是現在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不久前，中國民航局警告國泰，禁止參與或支持示威的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隨後，國泰警告雇員，如果參加未經警方批準的示威，可能會被開除；同時國泰開除了兩名地勤人員，只不過因為他們泄露了警隊足球隊前往中國參加比賽的航班信息；國泰也讓一名被控暴動罪的機師停飛，實際上意味著認定該機師有罪。與此同時，林鄭帶領一眾商界代表參加記者會，正是為了顯示她已得到資本家的支持。

中共正在要求或威脅更多的資本家表態支持政府。近日，10多家地產商和國泰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支持林鄭政府，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這顯然是奉了中共的旨意。因為就不久前，中共操控的鳳凰網刊文，指責香港四大家族集體沈默。

香港的大財團在中國擁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國泰有五分之一的航班以中國為目的地，而且更是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屬於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國航是國泰第二大股東，有五個董事席位。國泰第一大股東香港太古集團本就是以中國為主要市場。而且這些大財團一直都仰賴中共維持香港的不民主製度，讓它們肆意壓榨勞動者，大發其財。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和商業頻道」（CNBC）采訪時說，極高的房價是觸發香港群眾運動的重要原因：從2003年以來香港房價上升了兩倍，而工資停滯不前，年輕人很難看到。謝國忠說，中共要想解決香港的社會危機，必須把權力從香港富豪的手中拿走。但是中共當然不會這麽做，因為財團是中共治港的支柱之一。如英國《環球時報》（2019年8月13日）所說，中共已經將香港的控製權「外判」給這一小群主導香港經濟的寡頭。

大財團依靠這個不民主的製度打壓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和工人權利，抵製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反對大量興建公共住房、大幅提高最低工資，造成極為嚴重的貧富差距、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大財團本就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

所以，這場運動不僅要對抗威權政權和警黑暴力，也要對抗和政權站在同一條陣線的資本家。這更加說明，運動需要新的前進方向。要想打破現在的政治膠著狀態和變本加厲的警察暴力，並把權力從這些大財團的手中奪過來，實現由基層工人群眾掌控的真正民主，必須要讓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核心。

準備再次總罷工罷課

35萬人參加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的開始。這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大罷工。運動需要準備新一場總罷工。新的總罷工應該通過職場裏的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通過組織的力量。同時，現在正在醞釀的罷課行動也具有重要意義。大規模的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的鬥爭。新的罷工罷課行動，從許多方面來說都對整場運動至關重要。

近期關於「大臺」的爭論表明運動出現了領導危機。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泛民在運動中沒有權威。但泛民在嘗試利用現在的局勢重奪領導權。許多示威者開始對過去幾個星期的不斷沖突感到疲憊。這不代表運動在失去動力，而是因為示威者看到和警察的沖突並沒有目標、也沒有實際效果，而且越來越多跡象表明，警員假扮示威者，故意挑起沖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借口（例如8月13日在機場兩名中國人被攻擊的事件）。許多示威者開始希望回復到由泛民發起的和平示威。

和平示威以及最近在警署外的抗議活動都是運動可以采取的行動方式。我們需要強烈抗議警察暴力和濫捕，而且實際上沖突絕大多數是警方主動挑起的。如示威者諷刺的：「沒有警察，就沒有暴力」。

運動需要組織和領導，為運動提供清晰的方向，但泛民從未為香港民主運動提供過真正的領導，反而一直嘗試煞停運動，因為他們想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他們想和政權做交易，所以擔心運動「走得太遠」，超出自己的控製。泛民失去權威，正是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展現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運動應該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通過民主的架構選舉和改選領導，防止如傘運時那樣，由少數泛民政客和社交媒體上的知名人物自上而下地控製運動。

在運動中建立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可以為組織整場運動提供關鍵幫助。同時，我們也需要有組織的力量抵抗日漸增加的解放軍威脅。8月15日，有解放軍軍車出現在香港市區。在當前如此緊張的時刻，這絕不會是「無心之舉」。前一日，特朗普也已發推文說，美國情報部門證實，中共正在向深圳/香港邊境調遣軍隊。雖然習近平目前不打算出動解放軍，但他不會徹底放棄這一選項，因為隨著運動的繼續發展，中共無法僅僅依靠警察控製局面，那麽他們會「別無選擇」。

運動的敵人是中共這一世界上最龐大的獨裁政權，所以必須準備中共直接的鎮壓。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才能抵擋解放軍或者假扮成香港警察的大批中國公安武警的威脅。同時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向中國的工人群眾發出真誠呼籲，聯合對抗兩地群眾共同面對的這個獨裁政權。顯而易見，香港群眾運動無法獨立打敗中共。

不能指望美歐政府

我們不能指望美歐或者臺灣政府真正幫助香港的群眾鬥爭。包括特朗普和蔡英文在內，西方以及臺灣政府正在本國執行反民主、反工人計劃。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一直用美歐政府的警察暴力為中港兩地的國家鎮壓辯護。特朗普此前稱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暴動」，得到中共稱贊。在6月底G20峰會上，特朗普為了避免惹怒習近平，有意避談香港問題。

在中美沖突下，美歐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共施加更大壓力，以期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說：「中國想要達成貿易協議，先要人道地處理香港問題」。但同時他也說：「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人，得到人民的尊重」。對於中港群眾來說，沒有什麽比這更荒謬、更諷刺了。如果中共願意在貿易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不會介意「出賣」香港。

香港群眾運動唯一的戰友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基層勞動者。我們需要呼籲正在進行抗爭的中國工人和年輕人，一起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消滅中港工人和年輕人共同經受的壓榨和所有社會不公。

運動需要新方向 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中共準備更猛烈地鎮壓香港反威權運動，黑警暴力已變本加厲。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打敗威權政府的新一輪攻勢。

以工人階級為重心

工人階級應該成為運動的重心，以有組織的工人力量癱瘓經濟，相比於單純的示威和占領，能夠對政權造成更大威脅。同時，我們要將革命輸出大陸，呼籲眾多不滿中共貪腐特權官僚的大陸基層群眾和我們一起抗爭。

35萬人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開始。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罷工不應只是支援年輕人，更應該成為運動的主軸。

這一武器不只是對抗政權，也是對抗為虎作倀的大財團。本來連建製派和部分商界都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林鄭明顯己經與財團達成枱底交易，使他們全面轉駄。一眾財團和地產商也登報支持警察暴力。

財團本就仰賴威權製度打壓工人生活水平和權利，賺取更多利潤。國泰解雇兩名機師，除了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也是為了報復八五罷工。我們必須對威權製度背後的大財團做出強硬反擊！

航空業工人再發動大罷工能徹底癱瘓機場，給政府和財團造成更大壓力！更不用說總罷工的威力！讓工人運動成為運動核心，也能為運動提供前進方向，打破現時的膠著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機動力，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

前幾周，占領和包圍警署的行動沒有清晰目標，反而令年輕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推動運動繼續向前。無組織的前線行動也令警方更容易假扮示威者搞事。

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致勝的關鍵手段，可以打破膠著狀態，成為運動的突破口。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行動。我們相信全港大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鬥爭。

工人需要組織起來

現在，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和政治訴求。

為了發動更大規模的總罷工，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

運動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組織基層工人反抗殘暴的威權資本主義製度，並為鬥爭指出方向。依靠群眾的參與，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動群眾鬥爭前進，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擊親共財團，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抵抗新一輪白色恐怖，停止暴力鎮壓及政治檢控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
實現五大訴求，在以工人利益和訴求為中心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準備九二總罷工罷課 運動需要新方向

組織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818超過170萬人上街，證明民意仍站在我方，政權的分化奸計沒有得逞。林鄭月娥過去幾周嘗試籠絡財團，企圖重新鞏固權力，但政權內部仍然分崩離析。連親建製的監警會主席都公開支持撤回修例。林鄭政府現在外強中幹，勢孤力弱。

但運動仍處於膠著狀態。警察暴力不斷升級，更派臥底製造分化，令前線示威者受到打擊。我們要推動運動升級。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就要以工人鬥爭作為主線。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最有力的手段，可以成為運動的突破口。

航空業工人遭到打壓

航空業的工人在八五罷工中發揮了最大的力量，因此驚動了中共政權，引來報復。全港航空業至少有14人已被解雇，其中更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的主席。即使國泰工會沒有發動八五罷工，而只是讓工人自發請假，但國泰資方還是企圖借機瓦解工會。所以，政治罷工不但挑戰政府，也要挑戰財團。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全港大港罷的學生響應9月2日的罷課，相信大罷課可以鼓舞工人大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自發模式已達極限

沒有領導的自發模式已經達到極限，再難令運動向前走。運動需要民主的組織和領導，提供清晰的前進方向。泛民趁著運動陷於膠著狀態，企圖建立不民主的「大臺」以控製運動，但至今仍然失敗。他們在雨傘運動時沒有真正領導向前行，不斷嘗試煞停運動。我們不要泛民壟斷的大臺，但我們也要一個由下而上的行動組織，讓所有人公平參與和決策，為運動提供方向。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製製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準備九二罷工，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反擊親共財團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
實現五大訴求，並支持工人鬥爭，反對財團專政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專政
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香港：清洗抗爭工人 國泰港龍工會副主席被解雇

國泰港龍解雇空勤人員協會副主席施安娜，這是過去兩個月香港反威權群眾運動中航空業工人所受的最嚴重攻擊。中共獨裁政權向國泰施壓，要求它清洗參加鬥爭的工人，目前至少已有14人被解雇或者辭職。

這場浩大的運動震撼了整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變成爭取民主權利、反對大公司經濟霸權和住房危機的群眾起義。

臉書帖文

8月21日國泰港龍管理層叫施安娜開會，向她出示她在私人臉書上三則評論的截屏圖片，然後問她這些評論是不是她發的。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這些截屏圖片是國泰港龍一名前雇員提供的，而這名前雇員是一個高級警司的親戚。一開始，這名告密者把截屏圖片發到了藍絲臉書群組裏，呼籲藍絲向中國民航局「檢舉」施安娜。

不久前中國民航局出臺新的「安全」規定，禁止支持抗爭的香港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其實這只是為了迫害抗爭工人。8月中的機場抗議之後，中國對香港航空公司的壓力再次上升。

白色恐怖

施安娜說：「今次被解雇，不單關乎我自己，而是關乎整個航空業，更打擊所有香港人的集會和言論自由，究竟呢個白色恐怖幾時先停？」

顯然，施安娜被解雇是威權政府打壓整個群眾運動的一步，特別是要打擊航空業工會。航空業工人擁有強大力量，是香港工人當中關鍵的一部份。他們多次表示支持群眾抗議，所以中共想要他們噤聲。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國泰CEO何杲（Rupert Hogg）辭職正是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中共認為何杲「太過放任」雇員參加抗議。《金融時報》（8月26日）說：「中國媒體向它們［香港的公司］施壓，要求它們解雇所有爭取民主的雇員。」

打壓航空業工人和工會主要是為了報復機場抗議和占領。這些示威盡管並非工人或工會組織的，但向人們展示了癱瘓機場可以對親政府的公司造成嚴重損失。8月12-13日，約5萬名示威者占領機場接機大堂，迫使500逾架航班停飛，據估計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國泰港龍空勤人員協會是職工盟屬會。職工盟共有19萬名會員。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告訴「香港自由媒體」（HKFP），航空業工會現在成為政府的攻擊目標，是因為航空業是工會會員參加八五大罷工比例最高的一個。

八五罷工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場由群眾運動點燃的罷工。35萬人參加了這場罷工，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工會會員。

大企業支持一黨專政

國泰及國泰港龍的大股東太古集團是香港主要財團之一，它主要經營地產、交通、工業和飲食。太古集團生產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口可樂，其主要市場在中國、亞洲和美國13個州。

國泰打壓工會和言論自由，甚至限製雇員在私人臉書上的言論，可見國泰老板正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香港群眾抗議的政治工具。

盡管到目前為止香港的工會並未在群眾鬥爭中發揮突出作用，但航空業以及其他行業的資本家明白，工會擁有巨大潛力：它們能夠發揮更加有力、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癱瘓經濟運作，因而沖擊公司利潤。所以現在看起來，親中共的財團是要「先發製人」，以圖避免工會成為群眾運動的領導，進而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威脅。

近幾周，中共加強對香港商界的壓力，要求它們向四面受敵的林鄭政府表忠並譴責群眾抗議。富豪們已經在報紙上登了諸多整版廣告來表示忠心。

太古集團於8月13日發表聲明稱：「我們務必立即行動起來，反對暴力，恢復安寧，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全力支持國泰航空嚴格執行中國民用航空局關於確保航空安全的所有指示，以及對非法活動采取零容忍態度。」

需要再次罷工

香港的工會現在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攻擊。國泰解雇施安娜，明顯是想要打垮（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香港這一最有組織、最有潛力的工會。職工盟現在必須號召航空業罷工，並呼籲其他行業工人以罷工作為聲援，要求讓施安娜復職，並停止針對航空業工人的白色恐怖。

職工盟說它會提出法律訴訟，但是對於工人組織來說，法律訴訟的力量非常有限，很不可靠。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訴訟會消耗寶貴的時間，而行動的最佳時機就是現在。職工盟應動員國泰工人和其它航空公司面臨類似打壓的工人全力支持罷工。現在香港正處在至少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罷工將得到大力支持。

必須立即以罷工回應施安娜、其他航空業工人和工會所受的打壓，否則會是一個嚴重錯誤。

•    立即讓施安娜復職！

•    捍衛工會和工人權利！

•    立即號召國泰和其它航空公司罷工，要求所有受迫害的航空業雇員復職，停止財團白色恐怖！

•    全球工會組織聲援抗議。

香港：「八三一決定」五周年

香港現在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起因於中共想要將由少數精英把持的威權資本主義永遠保留下去。

本周六是中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五周年。「八三一決定」觸發了2014年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和今天一樣，傘運同樣是由警察暴力推動的，不過今天的運動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當時「八三一決定」引爆了整個香港社會。許多香港人都曾相信中共的模糊承諾：會逐步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泛民對中共的錯誤信任尤其深。最終「八三一決定」讓所有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會兌現它的「承諾」。

在「八三一決定」出臺之前，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和中國勞工論壇（CWI在中國的支持者）一直都警告說，中共獨裁者絕不會容許香港實行「西方式」的民主，他們過去在香港民主問題上的所言所行不過是在拖延時間。

反對「西方意識形態」

與中共有關的工業及金融寡頭掌控著中國資本主義。他們需要一個獨裁政權和全世界最大的警察國家來奴役工人群眾，以工人階級的血汗換取自己的財富。中共宣傳說「民主」和「西方意識形態」是美歐用來製造社會混亂、分裂中國的陰謀。

習近平上臺後，這種宣傳變本加厲，中共的威權統治也更加嚴酷。繼「八三一決定」否決了任何民主「改革」的可能之後，中共和傀儡港府在香港推出嚴厲的壓迫性法律，清洗民選的反對派議員，操控議會選舉，對社運人士提起政治檢控。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類似：工運人士、左翼學生、人權律師和激進的網絡寫手遭到接連鎮壓。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不準林鄭向香港群眾運動做出哪怕微小的讓步，以免自己的「權威」受損。

不僅如此，香港的資產階級富豪也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強烈敵視和害怕民主，因為他們害怕群眾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之後會威脅他們收益豐厚但不可告人的商業合約、避稅特權和巨額利潤。正因如此，這些富豪最近幾個星期公開向政府表忠，並要求群眾停止抗議。

民主是如何贏來的？

在歷史上，所有民主權利都是群眾革命鬥爭贏來的，而且近百余年來，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等工人組織在這些鬥爭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相反，資產階級則一直支持反革命和獨裁。社會主義者正是因為了解這些歷史經驗，才能預見中共的「民主承諾」完全是謊言。

而泛民政客和他們周圍的學者則聲稱，「開明的」資產階級政府會捍衛和推進民主權利。他們指望特朗普、約翰遜、默克爾等西方右翼或者美國國會「拯救香港」，這完全是異想天開。

近三十年來，泛民領導人錯誤地相信中共的政治騙局，鼓吹政治改革：即尋求和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達成協議，並為此一再煞停群眾鬥爭，唯恐群眾運動「太過激進」。他們認為這是在香港實現民主權利的唯一可行方案。「八三一決定」令泛民對於「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宣傳徹底落空。

工國委國際執委會討論國際願景

國際執委會首先就國際願景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厘清了很多問題。CWI臨時委員會的Vincent Kolo和Cedric Gerome做了開場演說，而來自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的Tom Crean負責回應其他同誌的發言和提問。在一天半的時間裏，來自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巴西、英國、中國、香港、臺灣、希臘、德國、愛爾蘭、義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墨西哥、波蘭、魁北克、俄羅斯、加拿大、瑞典、突尼西亞、土耳其和美國的同誌都作了發言。

討論的三個主要議題均對當前世界至關重要：全球經濟可能再度衰退；帝國主義對抗急劇升級，尤其是中美新「冷戰」；世界各地的群眾運動，尤其是北非、香港和波多黎各。

上述問題，及其對世界政治和數百萬群眾的巨大影響，將成為未來幾個月和幾年階級鬥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們強調，CWI各支部和成員在上一時期進行的「政治革命」使我們的國際免於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墮落。這對我們在政治上做好準備、以介入激動人心且充滿挑戰的新時期來說非常關鍵。


世界經濟再現衰退

所有最新數據都顯示出，世界經濟已經開始再次衰退。中國經濟增速降到30年最低；在歐洲，德國、意大利和英國都接近或者已經處於衰退之中。

新一輪的經濟危機將成為人們記憶中第一次主要由地緣政治因素引發的危機。中美貿易沖突以及英國脫歐造成世界經濟成長放緩（盡管後者影響相對較小），體現出政治與經濟之間密切的辯證關系，同時也證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特別是各國統治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和沖突）在阻礙經濟發展。

IEC會議就未來經濟衰退的性質及其影響進行了非常多的討論。雖然地緣政治因素是決定性的導火索，但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與2007/8年危機相同，即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盈利能力面臨根本性的危機。這反映在自2008年以來惡化的巨大債務問題，投機性經濟泡沫增大，生產性投資的長期缺乏。

討論強調的另外一點是，世界經濟還未從上次危機中恢復。國際統治階級為對付2007/8年危機已使用了渾身解數（包括降息和關鍵的國際協作），所以如果再出現新的衰退，他們的回旋余地已大不如從前。

新一輪危機對工人階級、青年人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影響也將與2007/8年不同。人們不會忘記過去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攻擊、貧困和鬥爭。雖然新一輪經濟危機、失業和不穩定的就業前景可能暫時削弱工人的鬥爭意願，但是經濟再次衰退對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無疑將加深過去10年的激進化近程，引爆更多革命鬥爭。

中美新「冷戰」

在國際關系方面，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激烈沖突不斷升級。這場歷史性的沖突遠遠超出了「貿易戰」，並正在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經事件。中美在經濟、政治和技術上出現「脫鉤」的趨勢，雙方都在尋求鞏固和發展各自的勢力範圍。

關於歐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討論也提出相關例子。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危機一直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華為事件所涉及的「5G」技術具有重要的軍事和民用意義。

中美沖突不是重復美蘇冷戰，因為美蘇冷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經製度間的沖突，而今天的中美「冷戰」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歷史性決鬥。不過，與上一次冷戰一樣，中美沖突正在將世界劃分為兩大對立的集團，而且愈發所有世界關系的主線。

幾位同誌評論道，中美之間雖然是「冷」戰，但其影響非常嚴重。的確，如果是在核武器出現之前，像中美之間這樣的沖突很可能已經引發「熱」戰。

中美沖突在未來幾年會有起伏，但導致沖突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主義之下得到解決，所以雙方不可能達成持久的協議。

沖突還反映出兩國內部的發展。美國的同誌解釋到，美國經濟明顯在失去動力，罷工數量在回升，「社會主義」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從伯尼·桑德斯的初選競選活動中可見一斑）。在西雅圖，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支部）正參加市議會選舉，迎戰以世界首富、亞馬遜公司CEO傑夫·貝索斯為首的資產階級聯合攻勢，爭取莎瑪·薩萬特（Kshama Sawant）連任。這是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極其關鍵的一場戰役。

香港的歷史性群眾運動預示著中國革命

香港和臺灣的同誌深入解釋了當前香港群眾運動的影響。在過去10多個星期裏，香港群眾不斷走上街頭，每個星期至少會有一次超過10萬人的遊行。上周末（8月18日）更是有170萬人參加示威！

各國統治階級的代表正在討論中共是否會出動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製造另一場「天安門屠殺」。同誌們在討論中說，盡管短期內中共不太可能采取軍事鎮壓，但是中共做出軍事威脅反映出它現在面臨的危機之深。中共非常害怕爆發群眾革命。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活躍在運動當中，目前正在推動學生罷課。這場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沒有領導」，這反映出群眾對於香港資產階級泛民反對派的不信任。我們的同誌主張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行動為核心，並主張運動需要蔓延到中國大陸。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場群眾運動都是新一場中國革命的開端。中共嚴控媒體並大肆製造假新聞，將香港群眾運動描述成西方反動勢力的陰謀，以避免大陸群眾聲援香港的抗爭。但是中國大陸也在經歷群眾鬥爭和激進化的浪潮。接連不斷的中國工人群眾鬥爭可能升級，並和香港群眾運動聯合起來。

非洲的革命起義

盡管CWI在蘇丹的成員未能拿到簽證，因而無法參加會議，但我們仍深入討論了今年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群眾革命運動。

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群眾推翻了已統治數十年的獨裁者，震驚了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並令整個地區的統治精英感到害怕，同時也鼓舞了數百萬工人和年輕人。由於近年來中東部分地區遭受反革命的殘酷蹂躪，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革命起義更具重要意義。

蘇丹的鬥爭是21世紀最先進的革命鬥爭之一。蘇丹各地成立了大量基層抵抗委員會，作為動員群眾的核心力量。軍政府及其民兵武裝在6月3日發動大屠殺，但未能消滅革命，反而激起更大的群眾反擊，包括歷時3日的總罷工和6月30日的「百萬人遊行」。

不幸的是，雖然蘇丹群眾展現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但運動領導層反而落在群眾後面。反對派「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FDFC，其骨幹是「蘇丹專業人員協會」）已與反革命軍政府簽署了一項權力分享協議，但這份出賣革命的協議遭到越來越多群眾的反對，很可能會因革命的繼續發展而破裂。舊獨裁者被推翻之後，腐敗的統治集團更大力地控製經濟，並向沙特主導的也門內戰派出更多軍隊，而群眾則要承受物價上漲和食品、燃料、藥品短缺。所以新的革命鬥爭正在醞釀。

資本主義無法實現政治穩定

英國「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最鮮明地顯示出，歐洲資本主義自2008年危機之後深陷無休止的動蕩，絲毫無法恢復穩定的政治局勢。歐洲同誌報告了歐洲各國普遍的政治動蕩和兩極化，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等「核心」歐洲國家。

盡管英國和歐洲資產階級都反對英國無協議脫歐，但統治階級的政治考量推動局勢不可避免地向這一方向發展。鮑裏斯·約翰遜就任英國首相，工黨和保守黨都深陷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資產階級找不到任何能夠解決困局的代理人。歐盟建製也不得不對英國采取強硬態度，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這麽做，歐盟就會瓦解。

在歐洲大選中，許多國家的群眾更加兩極化，而且綠黨的選票驟然上升。這說明統治階級未能恢復群眾對傳統資產階級政客的信心。相反，歐洲經濟正再次進入動蕩期，傳統政治版圖將更加難以維持。

拉美的情況也與歐洲類似，過去幾年右翼勢力贏得多個主要拉美國家的大選。但無論是傳統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阿根廷的馬克裏），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例如巴西的博索納羅），盡管備受大企業期待，但都未能享受到「蜜月期」。

博索納羅是1980年代末獨裁政府下臺之後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新總統，而且博索納羅政府深陷於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和軍方的內鬥之中。在阿根廷，馬克裏政府面臨著工人和女性的鬥爭浪潮。在不久前的總統大選初選中，馬克裏的得票率落後其主要對手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1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在一年前左翼的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MLO）當選總統之後，工人階級則更勇於發起鬥爭。

未來一段時期，各種政治立場的政府都會受到考驗。而CWI的任務就是呼籲和組織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團結抗爭。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終結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長期危機、不平等、壓迫和混亂，真正改善全世界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和生活處境，同時保護生態環境。

盡管我們在IEC會議上也專門討論了性別壓迫、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環境問題，但我們在本場討論中也強調，上述議題是我們討論世界願景的關鍵內容。這些議題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而且也關系到我們的全球行動計劃。CWI成員在世界各地的女性運動中經常扮演著領導角色。大規模的女性運動反過來推動了工人鬥爭。而且在各類階級鬥爭中，女性工人和年輕女性一直都站在第一線。

全球青年反氣候變化運動得到工人階級的更大支持。CWI的各國成員將積極介入9月20-27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罷工。

今次這場令人振奮的討論表明了CWI的政治力量、決心和革命樂觀精神。我們這個社會主義革命國際活躍在群眾鬥爭當中，準備迎接挑戰和革命機遇。

不要假讓步 小心緊急法

向中國輸出革命是致勝關鍵

林鄭宣稱將撤回送中條例，但拒絕其他四項訴求。林鄭只是作出假讓步，試圖分化運動，以為可以孤立堅持五大訴求的示威者，並且順勢推動《緊急法》，變相實行全面獨裁。假讓步、真鎮壓是中共一貫的奸招。回顧2011年廣東烏坎村的教訓，當時村民為爭取民主選舉而抗爭，但誤信了中共舉行選舉的承諾而停止抗爭，最終村民的訴求無一實現，只是換來恐嚇、搜捕和激烈鎮壓。

中共最害怕的是向香港示威者示弱，傷害黨的權威。這會鼓舞大陸群眾仿效港人反抗，造成連鎖效應，讓革命蔓延全國。所以，中共不可能單純撤回惡法，而必須配合暴力鎮壓清場，撲滅運動的燎原之火。

所以反權威鬥爭並未結束，而是進入更復雜的階段。我們現在沒有退路，必須繼續抗爭，要麽全贏，要麽全輸。香港示威者通過了勇氣和意誌的難關，下一仗更需要清晰的作戰方向和協調。現在更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產生、受群眾監督、由群眾民主控製的領導，超越過去數月的自發、沒有領導的模式。

需要工人組織和鬥爭

財團害怕示威浪潮持續，招致利潤受損，因此一早希望林鄭讓步。最近一眾達官貴人與林鄭會面後，竟紛紛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而是統治陣營在危險中為各自利益而分裂。

但財團在中國市場和權力的利誘下，一致擁護威權體製，並協助政府發動白色恐怖。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和匯豐銀行，都在中共的威迫利誘下監視、恐嚇、解雇抗爭工人。

社會主義行動在匯豐銀行工作的成員梁禮邦因組織工會而被解雇，我們正開始在香港以及國際上發動聲援行動，要求匯豐撤回解雇決定。

財團擔心群眾鬥爭會催生強大的工會運動。隨著香港經濟正再次走向危機，財團已準備大批裁員、打擊工人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水準，讓工人為資本主義的危機買單。因此我們的運動也必須反對財團，捍衛工會和保護抗爭工人。八五和九二罷工是工人初次演練，未來的總罷工要更有更強大的工會和罷工委，才能真正癱瘓經濟。

連結國際群眾　不要寄望西方政府

不少泛民寄望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向中共及親中政客施壓。林鄭撤回惡法也因為緩和西方政府的施壓。但切記美國統治階級只是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換取經貿以及地緣政治談判的讓步。

中共和特朗普政府都是帝國主義政府，他們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只想擴大銀行和跨國公司的勢力，不會真正顧及民主與人權。

特朗普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親富人政策備受美國群眾憎惡，我們絕不能寄望這樣一個政府來保護民主權利。

美國等西方國家介入都是為了騎劫群眾鬥爭。例如在2014年，美國介入烏克蘭的群眾運動，將腐敗的親俄政府推翻之後，支持另一個可能更加腐敗的親美政府上臺，讓另一批無賴騙子奪取了政權，繼續寡頭專政。

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親資政客和政府。就如最近英國示威者群眾也起來捍衛民主權利，反對約翰遜發動政變架空議會。這些反對自己政府的反民主、反工人政策的人民也普遍支持香港的鬥爭，他們正是我們連結的對象。而舉英美國旗只會使他們誤以為香港示威者為英美政府搖旗吶喊，隔絕國際基層的群眾連結。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中港團結鬥爭，並主張建立一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我們不只要爭取五大訴求，也要反抗貪婪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停建大白象，大幅增建公屋，實行八小時工作製，終結中共獨裁政權的殘暴統治。

香港：嚴酷鎮壓正催生革命

香港政治危機出現重大轉折。經過三個月歷史性的反政府示威，曾寸步不讓的林鄭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送中條例。

這一決定必然事先得到習近平的許可。雖然中共謊稱「支持、尊重」港府自行決斷香港事務，但實際上香港的真正統治者一直都是中共。特別是在那些涉及中共政權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港府只不過是中共命令的執行者。

自6月反威權群眾運動爆發之後，香港政府早已癱瘓，真正的決策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在深圳領導的專責小組。

送中條例早已不是群眾運動最主要的議題。群眾的怒火現在主要是針對警察暴力和中共對香港的威權打壓。所以林鄭現在撤回條例是「太少，太遲」。大部分抗爭者立即表示不接受林鄭的假讓步。如黃之鋒在英國《都市報》上的文章所說：「這支橄欖枝背後的真相絕不是和解，而是收緊控製」。

其他許多群眾和年輕人也都認為，林鄭做出這一表面讓步，是為了分化運動，借勢采取更嚴酷的鎮壓，包括可能動用英殖時代留下的緊急法（這部法律最初是為了鎮壓1922年海員大罷工而製定的）。

現在看起來，統治階級更傾向於用香港警隊和本地法律來鎮壓運動，而非出動解放軍，因為前者的政治經濟後果相對較小。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繼續惡化的情況下，對於中共來說，出動解放軍只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中共身陷危機

雖然撤回條例只有象征意義，但仍然體現出群眾運動給中港政府造成的巨大壓力。這場運動的爆發本就在中共意料之外，而群眾的毅力更令中共震驚，。

林鄭突然宣布撤回送中條例，令中港的親中共勢力都大吃一驚。事先被蒙在鼓裏的香港建製派（服務於非民選港府的右翼資產階級政黨）對林鄭再次表示強烈不滿。他們過去支持政府「寸步不讓」的強硬立場，盡管有時比較猶豫，而現在林鄭突然宣布撤回，令他們顏面大失。建製派政黨害怕在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會遭遇慘敗，失去對這些不民主而且無實權的區議會的控製權。所以政府有可能會以「安全」為由取消今年的選舉。

更重要的，林鄭撤回條例對內地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香港《南華早報》前總編王向偉說，這是「一個非常突然而且非常危險的決定」。他特別提到：「就算在林鄭宣布撤回的前一天，都還沒有任何相關跡象或者傳言」。

王向偉指出，港澳辦在前一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沒有給出任何改變政策的跡象，而是繼續督促所有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對抗暴徒，將『止暴製亂』作為『當務之急』。」

內地媒體對於撤回條例的報導也非常低調，與過去幾周關於「暴徒」和「顏色革命」的激烈宣傳形成鮮明對比。

右翼民族主義網民對撤回條例的決定大加批評。這些右翼民族主義網民是中共政治基礎的一部分，但現在他們強烈批評撤回條例是「向顏色革命投降」，並警告說這會鼓動中國群眾效仿香港的激進抗議。

撤回條例雖然沒有實質意義，但對中共來說仍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所以可見中共政權和習近平正身處危機。中共的大麻煩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其嚴重程度遠甚於官方數據），以及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

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

香港現在的抗議無疑是中共自1989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群眾挑戰。從6月9日開始，香港已經舉行了三場100-200萬人的大型示威。英國《衛報》說，從抗議人數與人口的比例來說，香港的抗議規模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香港也舉行過三次大罷工，主要是通過社交媒體發起、工人自發參加。工會幾乎沒有為組織這些罷工做過努力。香港的工會幾十年來都很弱，而且在1997主權移交之後更是被新自由主義反工人政策進一步削弱。在罷課方面，9月2-3日開學時，約有4萬名中學生和大學生無懼警察鎮壓參加罷課。

除了大資本家和親中共陣營的核心力量之外，幾乎整個香港社會都支持群眾抗議及其「五大訴求」：

完全撤回送中條例
林鄭下臺
撤銷暴動定性，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獨立調查警察暴力
雙真普選（即特首和立法會均由民選產生）
運動得到如此穩固的群眾支持，正是因為警察暴力一再升級，而政府也包庇警方的所有暴行。所以年輕人的激進行動也廣為群眾接受，而且這些激進行動絕大部分都是為了抵擋警方的殘暴攻擊。因此，雖然政府不斷指責示威者是「暴徒」，想要分化運動，但幾乎沒有什麽效果。

公務員、律師、記者、社工、醫護人員和建築師都已公開反對警察暴力、聲援示威青年，說明就算部分被視為「建製」的群眾也被抗爭情緒感染。另外，8月底舉行的一場反對警察性暴力的集會有3萬人參加；在林鄭宣布撤回的次日，有2.3萬人參加了一場反對警察暴力的集會。這些大型示威反映出群眾的激昂鬥誌。現在民陣發起9月15日遊行，會再次有不計其數的群眾上街。

香港不是新疆

另一個能反映出群眾怒火的例子是，多次有大批基層居民在深夜毫無裝備地走上街頭，阻止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攻擊示威青年。他們高喊：「滾出去，這裏不歡迎警察！」警方也被迫撤走兩間醫院的警崗，因為醫護人員非常敵視他們。

警方按中共旨意，在地鐵站、商場或其他地方內無差別地攻擊、圍捕示威者，以圖嚇倒年輕人，讓他們不敢再參加示威。

警方也在路上或地鐵站中截查年輕人，搜查他們的隨身物品和手機。警方甚至曾截停巴士，盤查所有乘客。其情景類似於如監獄一般的新疆。

最受群眾憎恨的是「速龍」（一支準軍事化的防暴警察）。警方最殘暴的一些鎮壓行動就是由他們執行的，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有傳言說太子站事件中至少有一人被警方打死，令義憤填膺的群眾每晚在站外和鄰近的警署外抗議。

中共想把「新疆模式」復製到香港，要求警方使用重武力全面升級鎮壓，包括縱容黑幫攻擊示威者，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新疆和香港兩地狀況完全不同：新疆深處內陸腹地，並被解放軍重重包圍，令中共得以秘密地大肆監控、囚禁當地居民；而香港是亞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擁有自由的信息流通（雖然也已受到中共的部分限製），香港警方的暴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建製派政客說抗議已經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實際上這也是公眾對於警察的看法。警隊已經徹底失去群眾的信任。

中共的頑固態度

香港群眾抗議持續時間越長，習近平精心打造的強人形象就越受打擊。

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以恐嚇的手段阻止群眾發起抗爭是維持其統治的關鍵。如果政權權威受損，或者群眾發現其實際力量並不如表面那麽大，那麽其統治可能會面臨存亡危機。

香港資產階級建製雖然堅定支持（甚至是崇拜）中共獨裁政權，但也對中共的這種頑固態度感到不信任和震驚。盡管香港資產階級富豪一致反對擴大群眾的民主權利，但他們願意做出有限的政治讓步以緩和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

中美沖突和全球經濟放緩導致香港經濟逐漸走向衰退之時，現在這場危機正令旅遊、零售和地產業雪上加霜。據英國《金融時報》估計，自運動開始以來，香港十大富豪總共損失了150億美元，主要是因為股價下跌。因此在林鄭宣布撤回的當天，香港股市上升了將近五個百分點。

香港資產階級的不滿無疑是林鄭撤回條例的原因之一。同時中共也希望緩和西方媒體以及美歐帝國主義政府的壓力。如我們之前解釋過的，西方政府並不關心香港的人權和民主，他們只是想要利用這些議題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

中共過去將香港政府作為統治香港的代理人，而非親自管控香港，從而令香港在國際貿易中得到特殊待遇，但現在由於群眾抗議的壓力，這種狀況已經改變。林鄭政府沒有實權已是越來清晰的事實。

根據流出的一條秘密錄音，林鄭在八月底閉門會見商界代表時說，她的權力「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她也承認：「如果我有得選，我會第一時間辭職。」

盡管政府對這次泄密非常憤怒，但並沒有否認其真實性。林鄭已經「上了賊船」，不可能全身而退。

如何對抗中共這一幕後黑手？

社會主義者對錄音揭示出的中港實際權力關系並不驚訝，但錄音對香港群眾的意識造成重大影響。這場鬥爭的首要敵人從來都不是傀儡港府，而是中共，因為後者才是香港的實際統治者。那麽香港的750萬群眾如何才能打敗這個強大的獨裁政權？僅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唯一的取勝之道是吸引中國群眾加入戰鬥。

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中國群眾支持香港鬥爭，而是需要積極地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建設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中國群眾參加鬥爭比香港要危險得多，例如去年佳士鬥爭的工人和年輕人為爭取組織獨立工會而遭到猛烈的國家鎮壓。所以我們不能只是說「解放香港」，因為這種局限於一城的訴求不可能得到廣大中國群眾的響應。

中國的工人或者學生可能會同情香港的鬥爭，但如果香港群眾鬥爭只著眼於本地，那麽他們最多也只是同情而已。香港群眾鬥爭如果要打破現在的孤立局面，必須要發出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信息。

我們必須呼籲兩地群眾一起對抗中共政府殘酷的親資政策：終結住房危機（將開發商國有化，開始建設大量公共住房）；建設強大且民主的工會爭取工人權利，以工人階級民主管控的公共投資終結低薪、過勞且不穩定的就業狀況；推翻獨裁政權及其所服務的富豪階級，停止國家鎮壓和媒體管製。

如果香港群眾鬥爭明確、勇敢地提出上述主張，可以打破中共在內地的抹黑宣傳，得到中國群眾的巨大回響，將鬥爭蔓延到中共獨裁政權的腳下。

實行緊急法？

如前面所說，現在是中共和內地安全部門在指揮香港警隊。香港實際上已經進入戒嚴狀態，而且未來政府可能會正式宣布戒嚴，並采取更加嚴酷的鎮壓。現在示威大多被警方禁止，被捕人數也急速上升。自6月以來，已有至少1,200人被捕，其中超過100人被控暴動罪（最高刑期為10年）。還有其他許多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同樣可能被判處嚴厲刑期。

警方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處理日常犯罪事件的工作，街頭的警察巡邏已經減少。3萬8千名警察（再加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國軍警）已純粹變成鎮壓工具。

香港政府還威脅要啟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上次動用這部法律是在六七反英暴動時。如果啟動緊急法，特首將成為獨裁者，可以隨意進行媒體審查、監禁、遣返、取締政黨和禁止集會。政府甚至考慮過局部關閉互聯網，以封停示威者用來組織行動的網絡論壇，不過政府不太可能真的采取這一行動，因為會給香港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政府「考慮」采取這一行動，本身足以說明危機之深。不過群眾並沒有被緊急法的威脅嚇倒。在林鄭撤回條例之後，政府的恐嚇宣傳無疑會變本加厲，可是現在年輕人的鬥誌非常高漲，整個社會對政府空前不滿，所以政府就算正式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可能也無法改變政府和群眾運動之間的力量對比。而且如果在緊急法啟動之後迅速出現大型群眾抗議，政府的權威反而會被進一步削弱，危機會繼續加深。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

雖然中共或明或暗地威脅要出動解放軍，但是目前來看，軍事鎮壓仍不是最有可能的情況。

我們過去已解釋過，雖然中共有能力進行軍事鎮壓，但是現今的政治局勢（特別是正在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讓它不敢肆意而為。當然特朗普政府不關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但是如果中共公然動用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徹底打破香港的表面上的自治，那麽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將會受到威脅。

美國如果不做出強硬的外交和經濟回應，那麽美帝國主義及其遏製中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將面臨歷史性危機。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反中鷹派約翰·博爾頓警告說：「國會此刻[對香港問題]的情緒非常不穩定，所以只要中國政府做錯一步，我認為就會讓整個國會大爆發。」

美國的激烈反應也部分反映出，特朗普在香港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的多變態度令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精英都感到不滿。7月，特朗普說香港的群眾抗議是「暴動」。這完全是在附和中共。還有一次，特朗普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他們不需要建議。」特朗普的這些言論贏得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歡心，甚至有一個支持中共的說唱樂隊把特朗普的發言放進他們的歌裏。

美國的亞洲政策立足於赤裸裸的金融和強權利益，絕非要推進各國的民主權利。美國曾在亞洲扶植眾多獨裁者：韓國的樸正熙，臺灣的蔣介石，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當這些獨裁政權被革命運動或者群眾壓力打垮之後，美國政府利用經濟和外交手段確保新政權依然親資和親西方政府。

可惜的是，一部分香港示威者對美國統治階級報有幻想，認為美國政府會幫助香港的運動獲勝。但實際上美國統治階級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將香港當作迫使中共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做出讓步的棋子。

就在林鄭宣布撤回條例前幾天，中美決定於十月重啟貿易談判。這並非巧合。盡管貿易戰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但重啟談判的決定說明雙方都想淡化香港問題。

如何前進？

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政府面對如此巨大的群眾壓力必然早已垮臺（其實可以說「香港政府」的確已經「垮臺」，眼下真正統治香港的是中共）。

為了發動全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打敗中共獨裁政權，香港「革命」需要再進一步。自發的運動模式已經達到極限，現在迫切需要更加清晰的綱領和戰略，並且需要將運動組織起來從而執行戰略。運動也需要明白哪支社會力量能夠將運動組織起來，並將鬥爭輸出到中國內地──不是「納稅人」、「消費者」、「市民」，而是「工人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

所以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以八五和九二九三大罷工為跳板，建設真正的總罷工。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需要真正的組織，需要建立民主的罷工委員會和新的工會。

香港群眾運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習近平政權過去奉行強硬路線，不容忍任何挑戰，但現在已經受到重重一擊。

香港以及整個中國現在就像一個高壓鍋，階級矛盾已經沸騰，只不過暫時被獨裁政權和警察暴力壓製下去。從政治上來說，今天的香港正預示著明天的中國。我們需要為群眾鬥爭找出正確的綱領和策略。

「美國操控香港抗議」是荒謬謊言

自6月香港反威權運動爆發之後，中共便大肆鼓吹說這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勢力挑動的「顏色革命」，旨在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支持國家鎮壓，同時也想借此壓製香港抗議者、外國媒體和西方政府。

國際上有一些「左翼」（主要是斯大林主義者）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在兩年前伊朗100多個城市爆發反獨裁抗議時，他們也說那是有美國在背後支持。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上的斯大林主義者大力支持香港警察的暴行。他們說：「美國警察比這惡劣得多」。這的確是事實，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所有國家的警察暴力。

那些相信中共虛假宣傳的人說，黃之鋒、李柱銘等泛民政客以及《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和美國右翼建製政客有來往，所以證明香港群眾運動是受美國操控的。但其實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上述這些人物從運動一開始就被激進的年輕示威者趕到一邊了，因為這些泛民「領導人」在過去的鬥爭中一直奉行軟弱的妥協路線，令年輕人趕到失望甚至憤怒。正是因為泛民被邊緣化，運動才能發展到如今的程度（不過運動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自下而上組織起來，建立民選的、受群眾監督的領導層）。

童話故事

甚至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旨在推翻中港政權的「顏色革命」，否則中共勢必不會和美國繼續貿易談判。

上個星期，中美宣布將於今年10月舉行新一輪貿易談判。兩國原本是打算在9月重啟貿易談判，而現在推遲到10月，是為了讓習近平能夠安心舉行十一慶典。特朗普顯然是借此向習近平示好。

十一慶典不只是紀念建國七十周年，更是為了進一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挽救身處重重危機的習近平政權。中共黨內權鬥重新激烈化，習近平的「強人形象」也接連受到打擊，所以習近平想要借助民族主義來穩固政權。美國如果真的想藉香港問題打擊中共，那它就會要求在十一之前舉行談判，令中共面臨更大壓力。但其實美國統治階級只是想擴大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和打開中國金融市場。

「毛派」青年慘遭迫害

中共政權一慣將自己面臨的重大政治挑戰歸咎於「外國勢力」。例如，去年爭取獨立工會的佳士鬥爭也被中共官媒說成是「受境外勢力操控」。

參與佳士鬥爭的年輕人大多是「毛派」。雖然他們在經受過幾個月的監禁和酷刑之後被迫「承認」自己是受外國勢力指使，想要推翻中共，但如果說他們真的和西方政府或情報部門勾結，那真是太荒謬了。

美歐等西方國家根本不關心中港的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帝國主義經濟利益，只想盡量擴大本國銀行和大企業的海外市場。

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各帝國主義勢力不得不更努力地競爭世界經濟和政治霸權，所以西方政府和中共的經貿和地緣政治沖突才愈演愈烈。這也是為什麽現在西方政府開始在香港問題上向中共施壓。但這也不過是美歐政府想要迫使中共在經貿和地緣政治上做出更多讓步的外交博弈而已。

美英帝國主義

在五年前人大出臺「八三一決定」時，英國外交部曾說這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八三一決定」要求香港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中共審核。當時英國保守黨外交大臣施維爾說，香港不可能得到「合適的民主」，中共開出的方案「總好過什麽都沒有」。英國政府當時迫切想要吸引中國的投資，所以采取了上述的親中共立場。

美國的立場也是類似。今年7月2日，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在其離職演講中說，美國政府對於抗議者的暴力和破壞感到「失望」。作為美國駐港高級官員，唐偉康稱贊林鄭的「道歉」非常真誠。他還說：「我認為下一步最好的做法真誠對話，並讓所有人相互溝通」。這顯然不是在支持群眾抗議。

特朗普甚至發表過更加親中共的聲明，將香港抗議者稱為「暴徒」，並說香港問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內政」。特朗普一向仰慕普京、金正恩和塞西等威權政權，所以發表這樣的聲明並不奇怪。特朗普甚至曾說中國的八九民運也是「暴動」，並贊賞天安門屠殺：

「學生大批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差點控製不住局面。學生很兇狠，很可怕，但中國政府強力將他們壓了下去……這顯示出強大的力量。」[美國《花花公子》雜誌采訪特朗普，1990年3月]

現在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想在美國2020年大選前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所以香港群眾運動對他來說只是件小事。

現在那一小部分揮舞美英國旗的香港示威青年可能還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帝國主義的政治陷阱。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參與九三罷工被解雇

發聲支持群眾抗議的工人和工會分子被解雇丶監視和恐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匯豐銀行的外判職員，他參與九三罷工並在媒體采訪中提出需要建立銀行業工會，隨後便被解雇。

財團白色恐怖

匯豐銀行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也是世界第五大銀行。不過其80%的業務都是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匯豐與中共獨裁政權關系密切，中國國有保險公司中國平安是其最大股東。

近幾星期，香港多間大公司聽從中共指令，嚴厲打壓參與群眾抗議與總罷工的工會和工人。有的工人只是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支持運動，但也受到處罰。這顯示出香港大企業與威權政府間的緊密聯系。和其他許多大公司一樣，匯豐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譴責群眾抗議。這也反映了資本家害怕目前的群眾抗議會強化原本力量薄弱的香港工會並使之激進化。

隨著全球經濟衰退的到來，群眾可能面臨大規模裁員丶減薪與進一步的緊縮措施。今年八月，匯豐宣布在全球裁員4000人。香港公司正利用現時的威權鎮壓來削弱工會。最近幾星期有至少20名航空業工人遭解雇，其中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副主席施安娜。

國際聲援

CWI與「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呼籲世界各地的工運和社運人士於10月2日到各國匯豐銀行外抗議匯豐解雇梁禮邦。我們正請各國工會丶左翼組織和社運組織參加抗議，並請他們發信給匯豐銀行和當地媒體抗議香港工會和民主權利的所受攻擊。

運動致勝兩大關鍵

林鄭和中共撤回送中惡法，企圖通過假讓步分化運動，但完全沒有得逞。中共為了維護獨裁政權的權威，不甘向反抗的群眾示弱，將會繼續加強黑警暴力，甚至推動《蒙面法》打壓示威者。「黨鐵」配合黑警戒嚴，又拒絕交出831太子站黑警鎮壓的全部錄影。現在即使林鄭否認當日有人死亡，仍然得不到群眾信任，可見政權誠信已徹底破產。

中共至今不敢出軍隊全面鎮壓，一來中共非常依賴香港這座國際金融城市，作為大陸接通全球資本的窗口，以舒緩中國的債務危機；二來解放軍接管意味著群眾將拋掉「一國兩製」的幻想，有可能釀成革命局勢；三來中共害怕與歐美的沖突會惡化。但同時我們波瀾壯闊的運動已持續了三個多月，陷於膠著狀態。現在需要改變運動的模式，才能打開突破口。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為組織銀行業工會而被匯豐銀行解雇。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丶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製造白色恐怖，剝奪工人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由於如1998丶2003和2008那樣的經濟危機將會重臨，資本家正準備大規模裁員丶減薪和壓低工人待遇，要我們為危機埋單。他們現在打壓工會，是為了削弱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剝削的力量。因此，工人鬥爭是民主鬥爭的致勝關鍵。

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匯豐動大手術。在八月，匯豐更登報「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向中共表忠。可見匯豐等大財團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我們反對匯豐等大企業的無理解雇，支持員工組織起來鬥爭，並協助聯絡世界各國工會進行國際聲援。

如何輸出革命？

香港無法獨力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世界各地的工會丶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

美歐政府現在在香港問題上頻頻向中共施壓，包括威脅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但這只不過是為了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加上西方群眾大多數也支持香港運動，令西方政府也感受到群眾壓力。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反對民主丶親財團的政府。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丶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的政權。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丶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丶釋放所有政治犯丶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丶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丶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丶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捍衛工會權和言論自由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組織戰鬥性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反擊警黑暴力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徹查警察暴力 懲處殘暴警隊

群眾對香港警隊已經完全失去信心。現在看起來，香港警隊應該已由中共直接指揮，其中混雜著大量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者乃至路人采取令人發指的暴力攻擊，包括虐待和性侵示威者。831太子站視頻至今仍未公布，雖然警方稱未有示威者死亡，但群眾無法相信謊言不斷的警方和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真正能夠代表運動和大多數普通勞動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揭露警方的暴行，從而以民主的方式重組警隊。

監警會沒有實權

政府現在只同意讓監警會調查，正是為了掩蓋真相。在撤回惡法後，中共害怕再退讓的話等同示弱，會令示威者有信心爭取餘下訴求。在《路透社》揭露林鄭與商家閉門會議的錄音中，林鄭表示自己除了三萬警察什麼都沒有，可見政府不敢得失警隊。再者，警察暴行是有系統的，包括拒絕出示編號及委任證丶假扮示威者搗亂，獨立調查意味著要由決策的高層來承擔。加上大量中國武警滲透香港警隊，明顯受中聯辦指使，林鄭豈敢成立一個機構調查自己的上級。

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現在林鄭關於通過監警會調查警方行動的種種承諾都是空談。專家組成員之一丶加拿大公民監察執法協會格裏·邁克尼利曾在一起調查中包庇警方。而監警會新增的兩名委員林定國和余黎青萍全都屬建製派。余黎青萍曾是林鄭競選辦顧問。她加入監警會之後更是說，警方不是「無端端」施暴！監警會尚未開始調查，其偏袒警方的立場就已表現出來！

需要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面對持續的群眾運動和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不能完全排除中共可能再退一步，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由政府成立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用來暫時平息群眾怒火的幌子，不會觸及那些有罪的官員和製度，現在的沙中線調查和四年前的鉛水事件調查都是如此。

即便政府最終不得不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會盡力只拿少數警察祭旗。就算有警隊高層下臺，他們還是會領取豐厚的退休津貼作為補償，整個警隊依然會是中共用來鎮壓香港民主鬥爭的工具。類似的現象我們已在港鐵醜聞中見過。

真正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由示威者丶基層市民丶支持民主鬥爭的學生和工人組織丶獨立的法律和人權人士等代表組成，而非由站在運動之外的司法精英（例如退休法官）組成，更不應由政府委任。即便是曾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退休法官也不可信任，例如李國能。兩年前，李國能曾說：「香港社會需接受人大常委會享有全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認可中共對香港的威權統治和打壓。

委員會應該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接受群眾的控製和監督。獨立調查委員會應有調查事件和檢控有罪者所需的所有權力，不受政府和法院掣肘，因為法院已明顯成為威權政府用來鎮壓群眾運動的工具，司法中立已成假象。

民主重組警隊

香港警隊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中共的鎮壓工具。必須重組警隊並將它置於群眾的民主控製之下，並踢走所有支持威權統治的警察（尤其是警隊的現任高層）。

就算林鄭和中共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運動也不可以停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曾說，在運動平息之後，可以「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用假承諾欺騙群眾停止鬥爭，然後發動反撲，是中共獨裁政權鎮壓內地群眾鬥爭的一貫伎倆。2011和2016年的廣東烏坎抗爭就是最知名的一個例子。運動一旦解散，就難以再重新聚集起來。屆時政府會有更大的空間操控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絕對不能為了政府毫無可信度的「承諾」就停止當前的群眾鬥爭，而必須繼續擴大運動。必須成立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絕不讓步！

香港民主鬥爭中的女性戰士

除了街頭抗議之外，女性工人在機場丶公立醫院以及公務員的抗議重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比起2014年，女性在反送中運動更為活躍。也正是這個原因，作為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越加針對向女性施暴，來恐嚇參與抗爭的女性。

近期香港共三所大學學者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多數上街進行抗爭的群眾都是三十歲以下，其中近一半（約占46％）是女性。女性站上運動前線擊破了社會對她們的性別壓迫與不平等對待，她們開始意識到女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丶發揮的作用可以更重要。這也是一種國際趨勢。過去幾年，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反對性別歧視和性暴力的大型女性運動，例如今年發生在蘇丹的抗議行動，成功地推翻了總統奧馬爾·巴希爾。

站在反送中運動前線的香港女性示威者卻遭到前所未有的丶來自警方與反對者的性暴力與迫害。在互聯網上，女性示威者的照片被塗改，寫上汙辱性的話語，以及各種極為歧視性的言辭。

「他們不會攻擊我的觀點或其他東西，他們只是攻擊我，因為我是女性。」一位香港女學生表示，這些支持民主的女性示威者一再地受到嚴重的性別歧視攻擊。

所以女性很自然地站在現在這場鬥爭的第一線。如果這場運動失敗了，女性所受的損失也會是最大的：這不僅是因為民主權利和公義被打壓，也是因為威權統治和富豪專政會令女性面臨更大的歧視和壓迫，例如政府掠奪公共資金來填滿財團的錢包，導致幼兒托育丶長者照護和其他公共服務缺乏資金，而這些重擔大多都落在女性身上。保守的性別態度和性別壓迫紮根於威權資本主義之中，所以香港的革命必須徹底打破性別壓迫。

香港：十一上街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

隨著這場歷史性革命的踏入第四個月，香港已變成警察城市。中共害怕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大陸，挑戰其統治權力，只能靠警察作為統治工具，酷刑及濫權正不斷上演。

輸出革命至群眾　不靠外國政府

中共的策略是利用暴力和威嚇來消耗運動。香港無法獨力打敗這個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應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的支持。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對人權民主的「關註」只是騙術。要知道，港警是接受英國訓練的，水炮車也是從德國購入的！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不過是一只紙老虎，我們不可將希望寄託在它身上。連推動法案的共和黨右翼政客魯比奧也承認，就算法案得以通過，特朗普政府也可以無視它。如果只是禁止林鄭等官員入境美國或在加洲買樓，只具有象徵意義，並不能阻止政府的暴政。

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最關鍵是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人的政權。大陸已陷入經濟危機，也有傳被欠退休金的退休士兵將會在十一上街。因此習近平才要加強鎮壓，大力禁止大陸工人組織工會，避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挑戰極權和資本主義的腐朽統治。最近新疆集中營照片曝光，維吾爾族人被剃光頭、由武警押送的照片也令更多港人明白到今日新疆、明日香港。所以中港革命的命運是連成一線的。

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

在警察戒嚴的狀態下，一切和平遊行都被禁止，加上黑警瘋狂鎮壓示威者，製造暴力衝突的畫面，企圖阻嚇普通市民上街。過去三個多月以來，609、616和818的大遊行是支撐著運動的骨幹，現在是時候再次聚集民氣，向政權展示強大的民意仍在革命的一方，令運動持續下去，並且再推動真正的總罷工，將行動升級。

為了擊敗警察禁令，唯一方法是公開號召群眾抗命，堅持繼續上街，高呼黑警無權決定遊行是否合法。這一做法要向全香港人公開說明，不能隱晦。雖然民陣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溫和泛民的壓力下，召集人只是呼籲自發「行街」。單靠這策略是不足夠的，只會將抗命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現在需要的是強有力的集體行動。由於831和915遊行沒有做到這點，令運動欠缺集中的領導力量，陷入零散化的危機。欠缺領導層和集體方向，是運動成功的障礙。

運動踏入四個月，沒有大臺的「流水式」運動已經到達了極限。這模式阻礙了運動成功。我們的運動需要集結一個民主產生的行動委員會，無論采取什麼策略避免刑責，民陣都要公開號召抵抗警察的禁令。行動委員會應該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民主產生運動代表，讓所有示威者及團體民主決策，製定運動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臺灣：庇護香港政治難民！共抗中共與財團專政！

早在今年六月，在臺港生向臺灣政府陳情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ISF）便在場提出呼籲爭取《難民法》，庇護香港政治犯。時至今日香港已有1600多名抗爭者遭拘捕，設立《難民法》與修改《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和《港澳條例》，庇護受中共迫害的香港抗議者，使其免為獨裁政權階下囚，已是刻不容緩！臺灣人民有責任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與立院即刻修法，告訴世界，「反獨裁、挺民主」的臺灣人民不會對香港抗爭者見死不救！

民進黨的虛偽面目

然而，高喊「撐香港」的民進黨政府，卻借口「避免挑釁北京」和「防堵中共間諜」，拒絕設立《難民法》。民進黨拒絕援救香港和中國的抗議者和異見人士，顯然選前高舉「捍衛民主自由」只是空談！

民進黨政府裝扮成「抗中保臺」形象、藉以拉升支持度，而現在卻荒謬地提出「不要挑釁北京」，更突顯出民進黨在民主和民族問題上的虛偽面目。他們借口說這是為了避免讓中共更加有理由說臺灣政府在幕後操控香港群眾運動。但無論民進黨怎樣做，中共早已將香港的鬥爭定性為「境外勢力指揮的顏色革命」。

同時民進黨聲稱設立《難民法》會便利共諜滲透。但最強大的共諜乃是親中共的財團與政商權貴，乃是那些為中共獨裁效勞的媒體、「叫獸」。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因抗議中天的親中共宣傳和假新聞，而被中天濫告「妨礙名譽」。而民進黨則只是以「防諜」為借口嘗試推動反民主法案、強化國家機器的權力，以圖打擊基層群眾的反抗。

臺灣民主權利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大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支持中共的威權統治。2012年，在中臺商包機送他們的臺籍雇員回臺為馬英九投票。所以我們需要民主控製臺灣的大企業，徹底公開他們和中國政府和公司的交易，而民進黨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它不想挑戰資產階級的利益。

民進黨拒絕設立《難民法》，實際上是為了避免觸發中共的經濟反擊，否則會令和中國存在密切商業關系的臺灣資產階級強烈不滿；同時也是因為川普政府的壓力──川普不想香港以及臺灣問題幹擾美中貿易談判。可見民進黨和美帝國主義最關心的是本國資本家的經貿利益，而非香港民主，當然他們也不會真正支持臺灣的民族自決權。

「個案處理」緩不濟急

為了應付要求設立《難民法》的呼聲，行政院長蘇貞昌稱依靠現行法律也可接收香港政治難民。但數十名已前往臺灣尋求庇護的香港抗議者至今懸而未決。目前未有明確法令及正式管道讓香港政治犯隨時可來臺申請庇護，所謂依「個案處理」的做法曠日費時、緩不濟急！至於通過《移民法》變相尋求庇護，現在只有領有月薪47971元以上的白領移工或是投資六百萬臺幣的人才有「權利」移民臺灣，可見只有專業人士與有錢人才有機會利用這一渠道，而香港抗議者大多數都是基層工人和學生。

亦有民進黨支持者說，立法接收香港政治難民將加劇住房短缺問題和就業問題。論住房，臺灣有八十六萬戶空屋。論財富，單單是臺灣前35大富豪便有高達2.6兆總資產。因此臺灣不是沒有資源，而是這些社會財富遭到少數權貴把持操弄。在臺接受庇護的香港政治犯應有平等工作權（以及其他所有民主權利）。在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下，打破少數富豪精英對財富的壟斷，我們可以創造出足夠的新工作崗位，不僅能夠滿足政治難民的需要，也能解決臺灣低薪、過勞、不穩定就業以及房價高昂的問題。

推翻中共獨裁是實現香港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實現和維護臺灣獨立的前提。要捍衛臺灣既有的民主權利與實現真正的民主，需要依靠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張，與爭取臺中港勞動群眾和年輕人抗爭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政權和三地的財團專製，而非將希望托付給效忠財團的藍綠白三黨。ISF主張設立中國與香港政治難民皆適用的《難民法》，保障所有來臺政治難民在臺灣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由與保障，壯大對抗中共獨裁與財團專政的抗爭力量！

禁蒙面法已令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通過《禁蒙面法》，企圖阻嚇示威者上街。禁蒙面法是在徹底攻擊我們的示威權（最高刑期一年），並大大升級香港威權政府的鎮壓力量。而且林鄭政府也是想借此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推行緊急法。政府顯然是用禁蒙面法試水溫，準備推出更多的壓迫性法律。

大部分示威者蒙面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抵擋高科技監控和人面識別。如果沒有獨裁政權的統治，那麽我們本沒必要蒙面。但在今天的香港，就連參加罷工或者批評政府的工人和工會分子也會被解雇，所以我們無疑有權保護自己免於威權政府的監控。

如果政府不想我們蒙面，那麽它為什麽不禁止使用催淚彈，為什麽不停止警察暴力？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命令警方將暴力鎮壓升級到比過去更加危險的程度，以此顯示自己的力量。它命令不可暴露警察的個人身分，不可調查警暴事件，不可讓警方為自己的罪行而受罰。四個月來的群眾抗議令獨裁政權大受羞辱，但中共又無法大敗群眾運動，所以便以不斷升級的警察暴力作為報復。

政府為禁蒙面法辯護說，「民主」國家（例如法國）也禁止示威者蒙面。那些禁止蒙面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恥！香港政府推出禁蒙面法，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個已經失控的、瘋狂的警察國家，並進一步削弱示威權。但是他們不會得逞。

群眾應該公開抵抗威權惡法，就好像我們需要公開抵抗警方的示威禁令。我們需要群眾性的集體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而不是依靠個人行動，否則會分散抵抗的力量。群眾應呼籲全民蒙面做出反擊！

禁蒙面法明顯是想要分化運動，孤立前線示威者。為了反擊政府的企圖，我們需要通過集體的決策開始群眾反抗。這也說明，我們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群眾抗議更有組織。由於群眾不信任軟弱、搖擺不定的泛民領導人，自發分散的鬥爭方式在四個月前抗議開始時大受歡迎，但現在這種鬥爭方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

為了贏得鬥爭，關鍵是要組織起來，並將鬥爭方向轉向在工作場所和學校裏建立組織，建立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以癱瘓經濟，並呼籲內地群眾和我們團結反抗獨裁政權。

需要組織罷委會　準備新一輪罷工

八五和九二的大罷工無疑創下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工人階級是致勝的關鍵，但要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就要改變現在運動的模式，將工人組織起來。在欠缺組織的情況下，過去兩場的政治罷工都沒有任何工會領導，所以工人未能發動集體的行動，而只是作為個人去請假。民主派的職工盟只是呼籲工人「自發」罷工，卻沒有真正組織和帶領工人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民主討論和決定行動計畫。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在財團白色恐怖下，工會領袖和罷工工人都受到打壓。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匯豐的外判員工，因為成立金融及銀行業工會而被公司無理解雇。我們正在發動國際聲援行動，抵抗匯豐的白色恐怖。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製製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

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而不是指望美歐政府。特朗普為了和習近平繼續貿易談判，未對十一香港警察的殘暴行徑做出任何指責，而是向中共的慶典表示祝賀！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香港：全球聲援 反對無理解雇工會分子

梁禮邦因支持民主運動，並呼籲香港銀行業工人組織新的、真正的工會而被匯豐解雇。抗議活動還揭露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權的威權鎮壓，譴責香港大財團勾結威權政府以攻擊、恐嚇和開除梁禮邦這樣富有戰鬥精神的工人。

當天，16個國家聲援者在當地的匯豐辦公室和分行外設起糾察線，亦有其他國家的聲援者傳來聲援照片和訊息。未來幾天還會有更多的聲援行動。在這場由CWI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帶頭的國際行動中，引人註目的包括來自北愛爾蘭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Harland and Wolff）工人代表的聲援影片（點擊此處查看影片）。不久前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工人成功阻止企業主關廠，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另外也門薩那的工會分子盡管飽受戰爭、饑荒和貧窮的極度摧殘，也挺身聲援受迫害的香港工人。

中共企圖恐嚇、分化和消耗香港運動

香港的抗爭運動已經超過五個月，而獨裁政權的打壓越來越激烈，抗爭已經進入最關鍵的時刻！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再次遇襲，嚴重受傷。同一天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完全沒有回應五大訴求，並不斷轉移視線，借民生問題去「拓樓市」。政府企圖逐步將緊急法升級，甚至直接控製法庭，大量政治審判示威者。港鐵胡亂關站，配合政府變相實施宵禁。然而鎮壓不會平息運動，反而只會激起更大憤怒。

抗爭的致勝關鍵

黑警現時的策略是要不斷將鎮壓升級，禁止和平遊行，刻意造成各區的零星沖突。縱使群眾多月來的不懈、果敢抗爭，現時運動沒有真正的組織、民主產生及受問責的示威領導，使抗爭正面臨零散化、碎片化的風險，失去互相的協調和明確的方向，難以聚集六、七月的民氣。

當務之急是要從無大臺的抗爭方式，轉為更有明確組織、更集體的抗爭方式，並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用以互相協調示威行動，共同作出有力的升級號召。諸如7月波多黎各和最近的加泰隆尼亞運動，因為這些地方的工會和工人階級占的角色較為重要，得以號召有力的大罷工。

中共不允許香港有民主，是因為中共害怕引起大陸民眾爭相仿效香港抗爭。因此，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加需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中共和習近平外強中幹，只是在掩飾經濟問題造成的大危機。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全球基層群眾團結　不要各國政府惺惺

警察例外地沒有禁止上星期在遮打花園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集會。社會主義行動要對香港抗爭開始萌起這種親美的幻想作出警告。人權法本身只是無牙老虎，即使通過也難以對中共造成威脅。而且習近平可以借運動的親美立場向中國人煽動愛國情緒，抹黑示威者受「外國資助」。這樣只會削弱中國大陸以至世界各地反美群眾對香港運動的國際聲援。

中美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而開權鬥。特朗普沒有重視香港問題，因此有時說香港示威者是「暴徒」，有時恭喜中共建國70周年，並呼籲香港示威與政府坐下來談！特朗普上周才與中共達成臨時貿易協議，並在表示該協議對香港「十分正面」（very positive）。顯然，在特朗普眼中，出售美國豬肉和大豆都比香港民主更加重要。

全球都在爆發反政府運動，香港示威者當然應站在外國反抗群眾的一方，而不是外國政府的一方。既然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與香港運動命運共同的，那麽反對加獨運動的美國政府，以及支持西班牙政府囚禁獨派分子13年的歐盟，怎麽可能支持香港的民主鬥爭。

香港的抗爭就要獨立於中美帝國主義之外，並且要轉向爭取國際間的被壓迫者、工會、社運等支持。早前因為組織工會及發表政治立場而被匯豐打壓的梁禮邦，獲得有300萬會員的巴西左翼獨立工會的邀請，於他們的全國大會中發言，解釋香港的抗爭與白色恐怖。全球更有26個城市的工運人士和左翼組織在當地的匯豐抗議，就是很好的例子。

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推動這個方向的鬥爭和組織，如果大家都認同的話，歡迎聯絡和加入我們，一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準，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改變運動模式，以工人鬥爭為中堅力量，是唯一的致勝方法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盜竊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辦公室於10月17日淩晨遭遇入室盜竊。6部電腦、手機、3張信用卡和工作人員的個人物品被竊。現金和信用卡被盜，損失超過20,000港元。事件發生於淩晨3點，當時辦公室有兩名同誌在熟睡。如果他們醒來並驚動到賊人，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相信賊人是利用大樓外臨時搭建的棚架，從窗戶進入6樓的辦公室。我們事前已經架設了金屬窗花，並在門外和室內安裝閉路電視等防盜措施。但這些都未能阻止賊人進入，賊人是拆除貯藏室的窗花後得以入屋。

這次爆竊可謂社會主義行動在四年半反對獨裁政權的歷史性群眾運動期間遭遇的極沈重打擊。說社會主義活動者在此時承受巨大壓力亦不足以反映真實狀況。當今香港，警察暴力和鎮壓橫行，每天都使用大量催淚彈。警察野蠻毆打示威者，並自6月份以來逮捕超過2500人。非民選的林鄭政府已經實質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將抗議者抹黑為「暴徒」和「恐怖分子」。自8月起，大部分示威活動被禁，並遭到嚴厲打壓，數以萬計對抗禁令的民眾遭警察瘋狂攻擊。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許多其他反對派團體和政黨一樣，冒上被扣上支持「非法集會」等政治罪名的風險，亦面對鎮壓、逮捕以及出庭等的威脅。政府未來會越來越動用港英時期的「緊急權力」，並進行網絡封鎖、新聞審查、禁止出版等，法院會進一步淪為政治工具，政治拘捕也會更多。

香港社會的這場鬥爭的複雜性（沒有群眾組織，沒有工人階級政黨，薄弱且躊躇不定的工會運動的情況下，對抗世界上最強大、擁有最高科技的警察獨裁）不可避免地造成該群眾運動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徵。這次群眾鬥爭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混合體，一方面有著英勇的群眾反抗、鼓舞人心的自發和直接行動，但同時缺乏明確的戰略和有效的組織，而思想也非常混雜。政治意識混亂的一個體現是部分群眾出現了一定的親美傾向，尋求美國政客支持，而這些政客大多為選票譁眾取寵，並非真心支持民主鬥爭。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某程度上鼓勵這種親美傾向，以證明自己「境外敵對勢力操控」的說法。中共也明白美國是無法幫助這場群眾運動取得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 – 工人階級的替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是唯一一個致力於令是次群眾運動轉向以工人階級組織與方法為核心（譬如成立民主罷委會來進行罷工）、反對中美帝國主義、主張要有意識地將群眾運動輸出中國內地的組織。社會主義行動解釋道，除了五大訴求外，我們還要連結到工人階級與青年（香港與中國在這方面都一樣）的訴求：爭取可負擔房屋、穩定工作、終結奴役般工作條件與大規模投資公共服務，不要為資產階級大亨賺取更多利潤的可恥且浪費的大白象基建！

我們向各地民運人士、社會主義者、工會成員呼籲給予緊急財政支援。這是為填補是次爆竊造成的損失，並加強辦公室保安，社會主義行動需要籌集70,000港元（約8,000歐元或8,900美元）。我們需要盡快這樣做，以避免在我們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重要鬥爭中錯過關鍵時刻。若不能購置6部新電腦，我們將無法繼續製作我們四個版本（香港、中國內地、臺灣和英文版）的雙月刊雜誌。我們日常的組織遭遇嚴重破壞的風險，不僅存在於香港，也存在於我們正努力發展的、於中國內地地下進行的重要的支援工作。

這次爆竊凸顯了香港與中國社會主義者進行不懈的反極權鬥爭所面臨的問題和壓力。由於香港租金水平世界最高，社會主義行動不得不在一個貧窮的、較高犯罪率的基層地區租房。我們不能向保險索償，因為這需要向警方報案，而現在的香港警察不斷向抗爭者實行白色恐怖，因此讓他們調查我們的辦公室、質問我們的人員，會進一步危及我們的人身安全。因此，我們只能尋求世界各地支持中港工人與民主運動的同誌和支持者的援助。

香港：反對匯豐打壓工會 要求撤回解雇決定

本人梁禮邦是匯豐客戶服務團隊的外判員工，我在參與九月三日的全民大罷工期間，呼籲成立銀行業工會，並接受了傳媒采訪，因而被匯豐解雇。自反威權運動爆發以來， 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剝奪工人的罷工權。

九月五日早上，匯豐旗下的外判公司的人事部職員約見本人，表示匯豐決定將我解雇。該職員表示，匯豐不接受員工在外間參與政治活動時透露公司的名字。這種說法根本荒謬至極。凡是組織工會必然需要公開公司的名字，這樣的限製代表剝奪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在香港的法律條文保障下，我擁有的組織工會的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被剝奪。

該外判公司提出給予本人另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崗位，條件是我不能抗議匯豐無理解雇，並停止提到匯豐這間公司的名字。這等同要我接受政治打壓， 放棄成立銀行業工會。本人絕不接受此等交易。我堅決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並要求匯豐撤回解雇決定，還我工會權利及言論自由。

面對中共的收編和壓力，匯豐近年不斷跪低。匯豐銀行在中聯辦的壓力下不敢再在《壹傳媒》刊登廣告。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匯豐動大手術。

白色恐怖彌漫公司

八月，中共國企中國平安銀行大筆入股，成為最大股東。及後公司傳出3名高層下臺，然後更在八月登報表忠，「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

早在八月五日大罷工當天，本人已經開始派發傳單，籌組工會。公司本來沒有向我施壓，但公司經歷了內部大清洗後，白色恐怖開始彌漫公司。

在中共直接管控香港的局面下，匯豐等各大銀行的員工日後的言論自由和工會權利恐怕會盡一步受到剝奪，沒有員工能獨善其身。我等員工若不甘屈服於中共和財團的威權打壓，必須組織起來，團結一致，奮勇抗爭。

為何群眾憎恨港鐵－－鎮壓、謀殺、白色恐怖

港鐵已受到抗爭群眾的深深憎恨。港鐵管理層密切配合中共領導的警方鎮壓，關閉車站、停止服務，絲毫不為乘客考慮。太子、元朗、沙田等多座港鐵站發生過示威者和途人被黑警和黑社會襲擊（請見地圖）。因此部分示威者故意破壞港鐵設施。逾四成車站遭受不同程度破壞，據稱損失超過5000萬元港幣。9月1日港鐵關停機場快線、配合警方壓製機場抗議時，一名股票經紀人在接受訪問也指責港鐵管理層：「我覺得港鐵不負責任。很多人像難民一樣走幾個小時才能離開機場。」社會主義行動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這正是港鐵協助警察鎮壓的代價。防暴警察在港鐵站內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根本是違反安全指引。」

我們可以理解示威青年的憤怒與沮喪，但破壞港鐵設施不是贏取支持的好辦法。罷工才真正能夠防止公共交通系統淪為鎮壓工具。政府手握港鐵75%的股權，但港鐵從未被置於民主公有製之下、接受群眾的民主控製。正因如此，在今次運動爆發之前，港鐵就一直推出對基層群眾非常不利的政策：1) 房地產投機，催谷房價；2) 工程醜聞，反映出港鐵高層腐敗和漠視公共安全；3) 破壞環境，令香港生態更加惡劣；4) 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投票給林鄭月娥。

社會主義者主張由群眾民主控製港鐵等大公司，並為此不懈鬥爭。這些大公司的董事會應由工人和普通選民選舉產生，領取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享有高額薪水與獎金。工會應該控製港鐵的日常運作，而管理人員應由公眾與工會選舉產生並受他們監督。

群眾鬥爭需要提出議題，才能贏取更廣泛的支持。大部分人能夠體諒破壞港鐵的行動，因為群眾對這個殘暴的製度感到非常憤怒。但是破壞港鐵不是長久之計，而且政府可能借此抹黑、分化運動。運動需要面向工人階級的戰略，需要著眼於組織真正的罷工，並呼籲港鐵以及其他所有部門的普通工人團結鬥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爭取民主公有製和工人階級控製，因為這是終結財團專政唯一方法。

2019香港反威權運動中的同誌集會

11月16日香港同誌集會，共有六千人參加，包含許多中國人也前來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也參與其中，可惜今年同誌遊行因警察不批準路權、打壓主辦遊行自由，因此今年並沒有遊行——這是十年來首次遊行改為集會。

名叫Prima上臺發言，她帶著頭盔與彩虹口罩反對警察不批準此次遊行，並說政府推動《反蒙面法》導致同誌在集會中不能戴口罩隱藏身分，對於同誌參與集會自由的來說是一大打擊，呼籲大家向政府說任何人都有權匿名出席遊行集會。也有參與的內地人表示，他很關心香港的反威權運動，也有向親友解釋香港五大訴求並澄清中共官媒的假新聞。

由於香港正處於緊急狀態，內地的審查變得更為嚴厲，能從內地來港參加活動的人數大大減少。 中共害怕香港鬥爭的訊息會傳播到大陸，鼓舞大陸人也共同鬥爭反對專製。

盡管主辦單位沒有強調香港反威權運動，在集會尾聲，群眾自發聚集起來喊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根據中大調查，有88%性小眾因身分被歧視，因此需推動《反歧視法》來反擊歧視性的行為與言論。同誌權利就是民主權利不可或缺的一環，性小眾同樣遭受民主權利的打壓，1990年前肛交還屬於刑事罪，性小眾遭受到在酒吧、咖啡廳的警察恐怖，至今2019年香港性小眾性工作者還得承受警察放蛇、逮捕的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集會，提出「1969石墻暴動 2019香港鬥爭，同誌權利就是民主權利，共同抵抗警察暴力」的口號。石墻暴動當時因為反對警察暴力而引發大規模同誌平權運動，最終取得重要的勝利。今天香港反黑警的民主抗爭同樣也是捍衛同誌平權。在中國、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獨裁國家，同誌權利受到更猛烈的打壓。

1969年美國石墻，警察臨檢同誌酒吧、打壓同誌，最初只有200人的同誌突然一反常態的反擊警察，有人拒捕，有人向警察做出挑釁。圍觀的群眾向警察丟瓶子、石頭。暴動維持五天，並在暴動結束後，成立「同誌解放陣線」，此命名是有意識銜接到當時反戰運動，聲援越南反帝國主義戰爭，並提出「我們是這樣一個革命組織，……如果不廢除現存的社會製度，全民徹底的性別解放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需向石墻暴動學習，把同誌運動銜接到更全面的民主訴求及工人階級鬥爭，團結其他議題與地區的受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帶來的壓迫。運動需團結中國工人與性小眾，他們同樣都受到專製獨裁的迫害，沒有集會自由，我們深切知道，如果不打碎中共財團專製，全面徹底的民主權利與香港同誌平權是不會實現的。

民建聯曾鈺成爆建製派嚴重分裂

曾鈺成是民建聯的創黨成員，亦是香港建製派的重量級人物，不過他亦以相當程度的獨立思想而見稱。他最近接受法國學者Jean-Philippe Béja訪問，期間透露了統治階級當中的嚴重分裂。

根據曾的講法，現時的危機當中有4個主要參與角色：示威者、公眾、港府與北京。訪談在10月進行，那時政府剛剛通過《禁蒙面法》。曾鈺成表示「社會相當大部分」都支持示威行動。

「我們最大的問題在於港府是4個角色中最弱的一個。現時沒有強力的決策機製。特首依賴強硬派，但沒有政治人物能夠承擔責任。」

曾鈺成同意今次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運動」，並指出馬後炮來說，沒有人應該會對此感到意外。政客們「早應該知道」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因為經濟不均和缺乏民主而對政府感到憤怒。

曾鈺成在學生時代曾參加毛派發起反抗英殖統治的六七暴動。其弟被英殖政府囚禁了18個月。跟很多香港的前毛派一樣，曾和整個民建聯都緊貼在中共背後，支持中共轉變成一個推動資本主義，但有著超壓迫的「黨國」機關。民建聯基本上就是香港的中共，這是由於中共本身在香港沒有正式組織及活動。

曾鈺成承認親北京的建製派（包括他自己）在2014雨傘革命後采取白色恐怖來打壓民主運動，播下了今日危機的種子：

「過去5年，香港政府和許多我的建製派同事都以為我們能夠不斷勝利，但每一次，民眾都變得更憤怒。」

在這段期間，6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數以百計的人被政治審判，而且新的惡法亦被通過。

建製派促獨立調查委員會

曾鈺成呼籲作出政治讓步來化解示威，特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徹查警隊。不過，這個訴求被「強硬派」否決，實際上暗指中共政權。

他說「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民建聯領導層（只在私底下），都在遊說林鄭月娥采取這種策略。曾說「這是唯一一個可以滿足的訴求」，當然這變相說真普選的訴求是天方夜譚。

「其實並不是警察不讓她這樣做。林鄭月娥解釋警察的士氣已經非常脆弱，政府其實做不了事麽事情能夠進一步打擊（他們的）士氣。可能她對北京說要提升警隊士氣，因此中央政府就高調支持警察。」

實際上，中共政權現時視任何對警察的質疑都是紅線。警察成為了禁衛軍，負責慢性推動六四鎮壓，以免需要動用解放軍。因此，雖然大多數本地資產階級建製派都想接受這個訴求（當然是非常有限地），最終方案都被北京否決。

香港的統治菁英正陷入史無前例的危機，不過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幻想他們能夠帶來改變的出路。真正的民主變革只能夠透過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及戰鬥來實現，並將權力從資產階級及捍衛他們的獨裁政權手中奪取過來。

建製派在區選慘敗

反威權運動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得勝。民主派贏得了388席（上屆有126席）而建製派只得59席（上屆298席）。選票分布方面，民主派奪得57%選票，而建製派奪得41%。在單議席單票製下民主派奪得九成議席。

沒有六月爆發的這場運動，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旗開得勝。運動爆發至今超過五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三分之一的年齡低於18歲。受傷人數超過二千，有三名年輕人被槍傷，其中一人只有14歲。現在反對警察暴力成為了運動的重點訴求。

歷史性選舉成績

今次投票率高達71.2%，遠高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47%和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58%。投票人數方面，今次人數為294萬，上屆區選則為147萬。大量年輕人成為新登記的選票，而大量票站在早上已經出現人龍。

上屆泛民在十八區議會裏都是少數，現在控製了十七區議會。除了有8席非民選當然議席的離島區外，其余十七區都由泛民奪得多數議席。在西貢、大埔和黃大仙區，泛民奪得全部議席。過去幾個月，警察多次在黃大仙區瘋狂發射催淚彈以及施用暴力，引發多次警民沖突，因而民怨沸騰。

區議會向來權力弱小，而且各黨派都在選舉中淡化政治，只關註所謂「地區工作」，讓建製派容易用蛇齋餅粽及地區網路收買選票。今屆選舉打破了淡化政治的選舉傳統，變相成為了一場是否支持示威及反對政府鎮壓的公投。所以選舉結果可謂摑了中共一巴掌。

中共面對更大麻煩

政府和中共更難結束現時的政治危機。在十月四中全會後，北京明顯要求港府和警察更強硬對付香港示威者，甚至有計劃製造一場香港版六四，務求達到震懾效果以結束運動。但在建製派選舉大敗後，短期內這計劃難以實現了。

由於特首小圈子選舉的1,194票中，區議員選委占了117席。在全票製下建製派之前控製了這117席，現在將由泛民控製。有傳中共本來打算在2020年要林鄭辭職，並安排一名民意相對較高的人上任。但現在中共更難操控小圈子選舉，使其如意算盤更難打響。

過去六個月由硬推送中條例開始，政府不斷計算錯誤。林鄭承認自己的錯失造成「大災茌」。在區選大敗後，她又指政府會認真從選舉結果中深切反思。但林鄭被中共禁止向市民作出任何讓步，我們絕不能指望政府會作出改善。

習近平政權害怕作出讓步等同示弱，會鼓勵大陸群眾組織起來並提出自己的訴求。中國工人和青年的民怨與香港幾乎一樣：低薪、就業不穩定、不人道的工時、瘋狂的樓價、汙染問題嚴重、打壓所有反對派的獨裁政權。

建製派怪責林鄭

政府及建製派如期舉行選舉的決定似乎又是另一次的大失預算。在區選前一刻，政府及建製派還在猶豫是否取消選舉（這變相是一場政變），但因為害怕取消選舉再引發對示威運動的同情，並增加國際壓力，因此最後如期舉行。建製派都知道選情不利，但沒想過會發生如此大災難。建製派在今次明顯也有部署作出大動員，因此得到117萬票（比上屆多了33萬票），而上屆全港投票人數也只有147萬，可見今次投票率奇高是建製派慘敗的關鍵。現在可預計建製派落選人會相繼譴責林鄭令他們「失業」，並造成這場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危機。

民建聯由119席落得只有21席，主席李慧瓊提出辭職，但由於無人想接任而被勸阻。工聯會更由27席慘敗至4席，比小黨自由黨的5席更少，喪失建製派第二大黨的地位。

今次選舉結果對港府和中共政都是重挫，也會波及中國大陸的民眾和中共黨內權鬥。中共經常將香港示威者只是一小撮暴徒，沒有社會大眾支持，但今次選舉結果徹底證明這是錯。現在無論中共如何封鎖網路，大陸網民都會看到香港的選舉結果，使中共的抹黑效果被大大削弱。

但有些其他因素亦會有助於當局重新挽回局勢。部分泛民主派的領袖可能會受到當局和資本家的壓力所影響，會去為抗爭運動降溫。在今次區選中，泛民之中大贏家就是拿下了91席（從上屆的43席）的民主黨。該黨過去有著與中共代表臺底交易，並阻礙民主運動的的黑歷史。

民主黨主席胡誌偉表示要修補社會撕裂，這反映了該黨的心態。我們要小心泛民的妥協派（雖然暫時被運動邊緣化），會利用現在自己在選舉中所獲得的更有利位置去擴大影響力，嘗試將運動從群眾行動引導至「談判」的方向。抗爭必須要防範這個威脅，因為他們會將運動帶回過去失敗的道路之上。而我們以下會解釋道，為什麽運動要有基層的民主組織才能真正防範這個威脅。

將鬥爭升級

香港的群眾抗爭需要升級，並利用區選的有利結果乘勝追擊，為抗爭註入大量力量。只有打敗中共獨裁，才能實現五大訴求並終結香港的專製統治，但要做到這點，運動僅僅局限在香港是不足夠的。

抗爭需要擴散到中國大陸，並連結起那些受壓迫頗的工人及青年（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他們的力量），同時亦向全世界爭取聲援。這是全球普羅勞動者的大團結，特別是那些同我們一樣正在進行偉大的群眾鬥爭的人民：智利、加泰、伊朗等。我們不能對特朗普或者歐美其他右翼資產階級政客存有幻想，他們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都是取決於商業交易而非民主權利。這條道路只有被出賣與背叛一途。

今次選舉地震正好是一個機會去重啟群眾鬥爭，現時運動急切需要一個新方向才能有勝機。抗爭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這是最有能力癱瘓並推翻獨裁製度的社會力量。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在職場、學校和社區建立不同的民主委員會，來以更實在並有效的方法組織抗爭。

這代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政治方向，將民主運動聯系​​到工人、窮人的權利，二者缺一不可。我們並需要將五大訴求擴大，包含工人和年輕一代的各種訴求，譬如：每年10萬間公共房屋的建屋目標、大幅增加工資、全民退休保障以及8小時工作製等。

打破財團專政

資本權貴一直抵抗這些訴求。我們要普選政府的權力，讓所有16歲以上的人有投票權。而大企業及銀行將社會財富集中在一小撮權貴手上，阻止社會政策的進步，我們要將其置於民主管控下。香港權貴在中港專製製度護航下榨取巨額利潤。最近有研究指，香港首50名權富豪坐擁3千億美元的財富，而香港GDP是3620億美元

我們要將反專製鬥爭升級，認同上述方案的人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我們為建設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而奮鬥，在香港、中國以至全球的群眾鬥爭中，團結所有受壓迫者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體製。

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美國國會已經正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該法案於11月20日，在參議院中一致獲得通過。這反映了美國統治菁英圈內近幾年的立場已有重大改變──變成了反中、但非撐港的立場。許多香港人期望這條法律能夠幫助於抵抗中共的鬥爭，可惜事與願違。

2014年，許多人還會帶英國國旗上街示威，主要是本土派青年。但現在，更多人帶的是美國國旗，因為大家都不再對英國抱有期望。英國右翼政府不斷對中共獨裁妥協，原因就是他們急切地希望在中國做生意，尤其因為他們即將脫離歐盟。當然，美國是超級大國，他們又能否幫助香港呢？以下我們解釋為什麽這是個殘酷的幻想：

· 特朗普（臺：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習近平達成貿易協議，以挽救他的總統寶座。自香港6月上百萬人大遊行以來，特朗普及其代表，同意與中國談判，低調處理香港問題。對於特朗普來說，香港示威者只是「暴徒」，反而習近平不只是「好人」，還是他的「好朋友」。近期國會施壓下，特朗普被迫說出：「我們必須支持香港。」但他又補說：「我也和習近平站在同一邊。」而像是民主黨參議員舒默這類批評者，抱怨特朗普不夠明確支持香港抗爭時，最優先考慮的還是美國利益：「在人權問題上強硬對待中國也能幫助美國贏得貿易戰。」

· 特朗普甚至可能會拒絕簽署《香港人權法》，作為向習近平的讓步。中國政權已立即要求特朗普動用否決權，這顯然關系到貿易戰的談判。中國威脅若法律通過，會對美施加貿易報復反製措施。目前看來，特朗普應該會簽署法案，否則會讓自己被指責為軟弱而不去簽署，但會將之塵封起來不去動用。由於華盛頓竭力在12月15日前達成難保不會破局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因此在計劃新關稅時，短期內香港人權法不太可能執行。可見，立下此法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具體支援。

· 即使人權法生效，其影響力也不過是象征意義的。該法會使違反人權的香港官員受到製裁，例如被拒絕入境美國、或者在美國銀行的資產被凍結。這些事情不會改變中共政權對香港的政策，但會讓習近平的政權利用來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以反對對中國敵人的「讓步」。

· 該法案的另一項規定是，要求對香港的自治進行年度評估，以確定在貿易和經濟方面是否應繼續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該條款可能會為美國政府將來撤銷香港貿易特權時先開路（香港擁有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資格，並非特朗普對中國提高關稅時的對象）。但這將是「核心選項」，能嚴重損害中國政權經濟利益，但同時減少了美國牽製中國減緩進一步取消香港自治權的動機。結果可能會使香港進一步受到專政控製，而這顯然不是大多數香港人想要的結果。

· 中國控製的新疆，維吾爾族和突厥語穆斯林遭大規模監禁，對此美國國會早已通過類似的法案。今年9月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是在美國參議院大動作宣傳下通過的，但此後並沒有發生太多事情。該法讓美國政治機構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人權的捍衛者。就新疆而言，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但過去數十年發生的是名為「反恐戰爭」的災難性軍事入侵，還有2017年特朗普限製7個穆斯林國家入境等反穆斯林政策。

· 2014年美國對俄羅斯也進行過類似的製裁，但普京（臺：普丁）政權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事實上，製裁引起反彈，反而讓普京得以強化民族主義宣傳。俄羅斯在敘利亞等地區的軍事地位並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因為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例如今年決定放棄原本是美國盟友的庫德族民兵，任其受土耳其軍隊屠殺）而強化起來。

民主變革從來不是由統治精英和政府賜予的，尤其是美國。美國過去為了地緣政治地益而支持過很多暴虐政權，包括中共。勞動人民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包括基層的國際團結。

荃灣中學學生組人鏈 防暴警到場毆打學生

11月20日，一批荃灣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早上發起學校門外的人鏈行動，但短短數分鐘已有10多名防暴警察到場驅趕，防暴甚至將一名同學拉出門外暴力毆打、一名舊生被扯下面罩，又登記學生的身份證以圖作出恐嚇。沖突令大量同學受驚及情緒低落，當日學校不能正常上課。

社會主義行動員接觸了5位參與當日罷課的中六學生，了解一下他們對運動的看法。

社（社會主義行動）

學（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

社：你們為什麽要參與人鏈行動？

學：我們是希望以行動阻截同學上課，達至學校罷課以反對今日社會充斥著警察暴力和展示爭取五大訴求的決心，但大批警察突然對場製造混亂沖突，有同學被警察打傷和受驚，事後有老師帶我們到操場安慰，那天一整天就在不安的氣氛下渡過，全校700學生約有200人參受到影響。

社：學校對於同學參與抗爭有什麽看法？

學：其實我們的學生反修例關註組有與學校接觸，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所以人鏈行動是我們學生認為可以做的，但想不到警察可以瘋狂至此。其實基本上學校沒有責備同學參與行動，學校的做法是如果同學想罷課，需要向學校遞交家長信。但事實是家長大多都不贊成罷課，變相令想罷課的同學不能罷課。

社：為什麽要參與抗爭？

學：因為已看得很清楚，是中共和林鄭製造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去打壓我們的民主訴求，未來社會就是中共要消滅我們。

社：政府官員經常說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你們對這種說法有什麽回應？

學：那倒不如說學校不要存在於社會之內吧！政府真是會說廢話！

社：家人對於你們參加運動有什麽反應？

學：在家裏經常有爭吵，但想告訴他們，最近天水圍有女學生因參加堵塞港鐵的行動，被一大班藍絲圍毆，可見支持政府的人一邊說反暴力，但其實最暴力的是他們。支持罷課抗暴香港的青年仍然堅持繼續發聲抵抗暴政。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學生更積極去組織罷課行動，需要在各學校成立罷課委員會，協調各校組成聯網並發動真正能停止教育運作的罷課行動，向警暴、林鄭和中共作出有力的回應。

今天的學生在未來幾年就會變成明天的工人。如果他們現在組織起來，並學習如何作為一個集體而去抗爭，他們長大後就能將這個經驗帶到職場，建立強大的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剝削以及中港兩地資本主義的獨裁製度。

學生和青年為甚麽憤怒？

Terrence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招募的十九歲學生。除讀書之外還需打工，一家四口擠在月租五千六的㓥房中。

問：你怎麽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社會的氣氛頹廢許久，很少人參加在運動中，像是二零一六年反一地兩檢運動。但在今年六月十二日金鐘的抗爭中，這是歷史性的一天，當我看見群眾團結的對抗警察時的畫面很感動，也成為我繼續參加的動
力。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林鄭六月以來忽視民意，不在乎死傷了多少示威者，例如七二一時黑道攻擊示威者，林鄭月娥也對此漠視不理，八三一時疑似被打死人也不願意推動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包庇支持警察的李家超、律政司長鄭若華，縱容一切黑警暴力。網路上，親中共酸民轉貼假新聞，舉例來說，十一月十一日是警察主動槍擊無辜學生，但卻有些假新聞報導是學生先奪槍警察才自衛槍擊。另外，警察用水砲車與裝甲車高速撞向群眾！

十三歲基元中學生Angus，他也加了入社會主義行動。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港府強硬、蠻幹、罔顧民意的推動送中條例，另一方面黑警對於示威者的武力鎮壓、釋放許多催淚彈也令我憤怒。

問：運動出路在那？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出路又在哪？

答：罷工、罷課、罷市是很重要的，可以使得社會停擺，給政府施加壓力。我們學校共八百人，其中一百人參與罷課，在罷課運動中也提高了同學們對於政治的敏感度。

另外，港府只是中共的魁儡、聽命於中共的指令，我認為若果中共不倒臺，香港是無法爭取到民主權利的。另外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我認為是需要提出課征富人稅才能解決。

訪問中大基層關註組的蔡同學，當警察攻擊中大時，她也在校園幫忙。

問：你怎麽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政府無視兩次上百萬人遊行民意，還出動催淚彈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導致了至今的反送中運動。再加上政府多年的專政獨裁淩駕市民意願，如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市民要求公民提名、拒絕篩選過的選舉，引發占領街道的運動；還有二零一六年DQ民選議員。類似的事不斷發生，中共與港府一直打壓市民的政治權利，收窄言論自由，我認為必須關註這次運動，因為這可能是我們多年受壓迫以來的一次
改變的機會！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現時已經有超過四千人被捕，無數人受傷，我們失去了許多雙眼睛，有人站出來控訴警察的性暴力，記者因長期在催淚彈環境而患上氯痤瘡，沖突地區的居民每天吸催淚彈，以及許多可疑的死亡案件。警方的底線每天在降低，從胡椒噴霧到催
淚彈，再到布袋彈、水炮車，最近已經毫不忌諱地開實彈，警方真的是想屠殺人民。而港府不但無所作為，甚至多次稱示威者為「暴徒」、支持警方「止暴製亂」，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問：面對中共打壓民主權利，與香港貧富差距大的出路在哪裏？

答：政治與經濟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民眾對政治權利被剝奪感到憤怒，然而經濟也需要公義和民主。要使大家意識到政商一體架構下，受到剝削、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要摒棄以往刻苦耐勞的獅子山精神。社區和校園的組織工作，應該是打開這第一步。

警暴不息 抗暴不止

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依然猛烈燃燒，中共與林鄭當局決心與民為敵，一味依賴警察暴力鎮壓，手段越發兇狠。據報警方至今已施放超過一萬枚催淚彈，遍及橫街窄巷甚至住宅醫院，彭博消息指全港有88%的民眾（約650萬人）或多或少地曝露於催淚彈及其殘留化學品的影響下，情況駭人聽聞。此外，至本文截稿（11月23日）時，警察發射了18枚實彈、超過3200發橡膠子彈、布袋彈及海綿彈等，濫捕了超過4,500人。黑警攻擊中文大學的一天發射了2356枚子彈，而圍攻理工大學期間，則發射了1458枚催淚彈和1391發橡膠子彈。

催淚彈毒害

尤其在警察改用中國製催淚彈後，其毒性已經引起全城恐慌。催淚彈的成分在燃燒時可以產生二惡英和山埃。二惡英是難以分解的致癌物。人類如攝入大量，可引致氯痤瘡、皮膚出疹及變色等皮膚病和體毛過多，長期攝入甚至可以致癌。立場新聞記者不幸患上氯痤瘡，有消息亦指不少警察同樣如此。政府卻為了包庇警察而拒絕公開。

但顯然民眾並未被此等暴行所嚇倒，黑警失控暴力襲擊民眾的畫面反而更激發群眾的狂怒，據悉林鄭政權起初以為逮捕500人左右就能瓦解抗爭運動，但實際的情況卻是投入抗爭的民眾越捕越多，反映愚不可及的林鄭與警隊一次又一次錯判形勢。反威權運動早已超越了對送中條例的不滿而轉為針對警暴，而林鄭亦自知自己「除了三萬警察外一無所有」，以致縱容包庇黑警，黑警越發失控反過來劫持了政府，體現在林鄭早前曾言「不會『盲撐』（盲目支持）個別違法警察」後遭藍絲陣營群起批評後又急急轉變稱「堅決支持警隊「，可見警隊已有淩駕政權之上，甚至軍閥化的趨勢。以至於建製內部離心離德，連同為政府紀律部隊的消防和救護員都多次遭受到粗暴對待。

即便如此，直至現時警察依然執行著政權指示下鐵腕鎮壓的維穩任務，包括借用各種借口禁止遊行，令群眾運動變得零碎化，同時黑警行事一天比一天更顯得瘋狂和肆無忌憚，甚至過往還要遮遮掩掩的私刑毆打示威者的行為亦變得常態化和公開化，無日無之的闖進多家大型商場，總結包括沙田新城市廣場、太古城、大埔超級城、又一城等入內逞兇，釀成嚴重血案，更在十月一日後多次以實彈射擊民眾，甚至發生了科大學生離奇因走避警暴而墮樓身亡的懸案。最近黑警甚至沖入荃灣李城璧中學校園毆打示威學生，引發學生罷課兩天。

由於這些暴行屢屢被媒體曝光而遷怒記者，多次以「反蒙面法」為借口強行扯開記者的防毒面罩，隨意逮捕記者。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 在采訪的過程中被正在離開的黑警突然惡意回頭射擊擊中右眼而致失明。黑警亦多次惡意向記者群投擲空爆催淚彈、故意以水炮射向記者群等，引發記者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公開抗議警暴。

傷亡慘重

據統計，運動發展至今，已有超過2000名群眾受傷，至少10人死亡（包括自殺者和墮樓的科大生）。警察和政府信用已徹底破產，10月明報公布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給予警隊0分，整體評分只有2.6分。崩潰的信譽，加上對傳媒的惡意阻撓以及記者會上的連篇謊言，使得對黑警的陰謀暴行指控廣泛流傳，包括性侵和殺人棄屍等，警隊已被視為國家恐怖主義的工具。

社會主義者認同五大訴求，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否則過後警暴將常態化和合理化，香港將徹底淪為警察社會。同時我們主張由法律專業人士、人權組織成員、示威者代表等組建民主委員會，徹底重組警隊，全面追究濫權黑警，將警隊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24 家族擁全港近半財富

香港新自由資本主義下，極端貧富懸殊、基層人口民不聊生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資產階級機構的「坦白」確實相當罕見。最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發表一份名為《十字路口上的香港──現在需要減少貧富不均》的報告，當中指出香港多個令人駭聞的貧窮數據，更為解決貧富懸殊提出政策方案。

工商專聯的報告直指香港貧富差距之嚴重，甚至傳統計算方法的基尼系數也不足以反映現實問題。24個家族總共控製了香港過半的財富，而香港最富有的50人的總身家超過3000億美元！在不計算自住物業，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百萬富翁（以港幣計算）。香港是全球第二富有的經濟體，根據金融機構瑞信研究，香港成人每人的平均財富為382萬港元。另一邊廂，根據政府數字，香港有138萬貧窮人口，也就是說每5個人就有1個在貧。當然，工商專聯的報告除了揭露貧窮問題外，還提出了一些「方案」給政府參考。

公屋私有化

報告指出要處理房屋問題，建議發展棕地、農地，甚至哥爾夫球場和軍事用地，但同時卻又不反對進一步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表面上這是很「持平」的立場，所有可開發的土地都應該用來開發。但是在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之下，報告根本沒有可行辦法去挑戰私人囤積的棕地、哥爾夫球場等，所以實際效果上是為了政府一貫主張的發展郊野公園和填海（明日大嶼）作保駕護航。

報告中還提出加快公共房屋的私有化，聲稱「公屋住戶不應該一輩子作為低下階層」。公共廉價租住屋本來就是基層唯一的社會住房保障，公屋私有化卻是要求基層自己掏錢買回自己的公屋，實際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會主義行動Pasha直指：「公屋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人推向私人市場，為地產商開拓更多樓市空間，再者亦為政府減少公屋供應提供借口。」

另外，工商專聯的報告亦支持提高基層人士的最低工資、綜援、租金資助的金額等。表面上是良心發現的「德政」，不過卻都只是小修小補的性質，譬如對於解決老人貧窮的全民退休保障只字不提，只是說由政府承擔額外5%的強積金。

再者，報告沒有詳細交代錢從何來的問題，政府一直以來就是以「量入為出」等借口逃避社會保障和服務的。Pa s h a指出：「沒有大幅增加的財團稅及富人稅，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服務不可能足夠的。因此，要實現如此幅度的加稅，則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抗爭，挑戰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且將大企業和銀行民主公營。」

巴西工會大會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擁有三百萬成員的CSP-Conlutas工會聯盟是巴西最左翼的工會力量。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最近獲邀出席CSP-Conlutas在聖保羅市舉行的年度大會。梁禮邦是一名匯豐銀行的員工，因為他支持香港的反威權抗爭，並嘗試組織工會，在白色恐怖下被解雇。

「我的訪問之旅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以及聖保羅市教師工會所組織的。」

「大會有超過2千人參與，集合不同工會、原住民組織、性小眾等團體出席。這場大會就是要團結、討論和表決左翼和工人抗爭的方向。」

「我在第一天與其他國際代表一同發言，他們來是自最近爆發運動的蘇丹、法國、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等地，他們亦就工人參與在各地反抗右翼政權鎮壓的狀況發言。這些地區的狀況與香港也有很多類似之處。」

「在大會期間，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舉辦了關於香港民主抗爭和反財團白色恐怖的討論會，超過10個左翼政黨及團體加入討論。我的發言相當受歡迎，所有人都十分支持香港的鬥爭，但同時擔心美帝國主義可能會滲透運動，達到其政治目的。」

「CSP-Conlutas全國中央執行書記處成員Herbert發言呼籲香港人不要對美國政府存有幻想。他舉例提到敘利亞的庫爾德族人被美國出賣。香港的抗爭需要團結中國的工人才能打敗中共。」

「而來自教師工會的Souza說對於左翼鬥士參與香港民主抗爭感到鼓舞。他所屬的工會派了12名代表參與CSP-Conlutas的大會，全部都一致投票贊成聲援香港工人反抗中共獨裁的決議。」

「我遇到許多來自公共部門、金屬行業的工人，雖然不會說英語，但仍然透過翻譯指出香港與巴西反博索納羅的抗爭有共通之處。對於得到地球彼端的工人支持，我感到非常鼓舞。」

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

「其後在一個集合超過30個世界各地代表的會議上，我解釋中國並不是任何左翼或社會主義國家，而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

「來自西班牙CGT工會聯盟的代表Sandra說中國的一帶一路證明中共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她說當局在利用民族主義來延長其獨裁政權壽命，但一帶一路亦在為中國製造新的矛盾，並打擊中國工人的利益。」

「旅程最後一站是在一所大學裏舉行會議，吸引了眾多學生、左翼份子參加，我們指出當前的政治出路是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發動工人運動，並提出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吸引並喚醒中國工人階級，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以反對資本主義、打倒一黨專政為目標才能取得民主。我的發言得到全場參與者的認同。」

反對政治迫害印傭 Yuli 500名巿民團結抗爭

12月初發生了一宗赤裸裸的政治打壓，為香港民主運動再蒙上一層白色的陰影。在港工作逾十年的印尼籍移民家務工Yuli Riswati被入境處遞解出境，原因明顯與她積極報導香港民主運動有關，她將運動資訊用印尼文帶給同鄉，又協助改善其他印尼家務工在港處境。 她接受媒體訪問對於運動的立場的七天後，入境處就作出打壓，不尋常地先以工作簽證問題為由上門將Yuli拘捕。儘管其後法院徹銷她的「過期居留」控罪，入境處又以她「無親無故、無地方住」為由將她押入羈留中心達29日，其間受盡不同程度的不人道對待。處方更無視任何反對聲音，阻止她聯絡律師和強迫她撤銷簽証續期申請。被受威脅和恐嚇下，Yuli無奈接受了指令並被遣返回印尼。

12月6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了一場聲援 Yuli 的集會，約有500名巿民參加。在支持 Yuli 的聲音此起彼落下，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幾名參加者，了解他們出席集會的原因。

Victor是一名30多歲的文員，他對人境處的手法尤其不滿。「我在新聞上得知事件，入境處將 Yuli 拘押在羈留中心後，一連串毫無準則、違反人權及不仁道對待的手段令我非常憤怒。我亦有參與反送中運動，我認為Yuli 都是民主運動的手足，所以我到來支持Yuli 。明顯這是一場政治檢控，我認為整件事有很多空間可改善，例如公開入境處的收押準則等。」

我們不能將她拋棄

自小在外國長大的Laurie 是 一 名家庭主婦，她因為支持反送中運動特意回來香港。她認為今次撐印尼移民工的集會很有對港人的啟發性，並提出究竟何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很多人說南亞人不是香港人，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例如我長期在外國居住，擁有外國護照，生活文化都與外國相近，但長期在港工作的Yuli是一名穆斯林信徒，那究竟是誰才是算香港人？」「我來這裏是要告訴所有人，政府不是只打壓知名社運人士，還有很多人，例如印尼移民工，他們比普通巿民更弱勢，更多製肘下仍然勇敢站出來，所以我們不能將她拋棄，移民工的抗爭和香港現時的抗爭是連繋在一起的。」

帶上口罩的劉小姐自小在僱用家務工人的家庭裏成長，體會到社會一直存在對移民工的偏見與她自身的體驗存在極大反差。「為什麼做家務就是下等？為什麼外傭是個貶義詞？我認為社會對移民工太多誤解，今次 Yuli 事件得到這麼多人關註，是難得的正面報導，所以我站出來，就是要改變社會對移工的負面形象。」「我知道移民工面對著政府的《兩星期條例》，兩星期內找不到新僱主，就是重新負擔昂貴的中介費，令他們就算遇上惡劣的僱主都只能忍氣吞聲。我知道有僱主只給兩塊麵包作移民工的早餐，其實我們重視香港民主，爭民主爭人權，我們亦要同樣關註其他人是否有這樣權利。」

12月6日的聲援集會反映出群眾意識的改變，反對種族主義並支持國際團結。這是反威權抗爭運動的副產品。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要團結 本勞及外勞 共同鬥爭並組織起來，共同為所有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工資、權利。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是同一個打擊民主權利，以及嚴重歧視移民工的政府。

習帝舞劍　意在香港

在香港反送中抗暴運動繼續之時，習近平於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之時訪澳，其在澳門的發言引起多方揣測是否含沙射影，意圖警告香港民眾。

早在習近平訪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尾聲脫稿發言，言詞間更露骨地指特別行政區不存在「脫離憲法的『憲製』」與「脫離憲法的『法治』」，「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要求也是一樣」，而令人感覺到中共將借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一事指桑罵槐。

習近平在「回歸晚宴」上的發言中，特別贊揚澳門所謂「成功實踐一國兩製」、「自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自覺抵製外來幹擾」雲雲數點，甚至出現發言時口誤將澳門錯植為「香港」，因而被視為對香港局勢的回應和警告。自反送中抗暴運動爆發之初，中共及香港建製派就一直將宣傳口徑設定於「外國勢力陰謀」論上，又稱五大訴求「違反一國兩製」、「挑戰中央權威」等，因此習近平的發言自然被理解為實質上針對「隔離埠」的香港。

此外，中共亦認為香港群眾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未就23條立法所造成。香港建製派政客葉國謙出席港臺節目時認為中央對此「非常介懷」，又稱香港政府應為立法采取更積極主動的行動，同時又有多方流言指政府將準備明年立法。

同時，在習近平發言中所稱的「愛國教育」亦令人聯想到近期教育局借教師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捕一事大造文章，甚至以「使用不當教材」，乘機將遭濫捕的教師停職。教育局亦殺氣騰騰的向各學校發信，要求校方「更嚴厲處理」被判刑或被捕的教學人員，更揚言「考慮對更嚴重個案取消教師註冊」。這一系列的手段與習近平講話不謀而合，教育界中的白色恐怖氣氛已開始彌漫。可以想象，林鄭政府為了向習近平贖罪邀功，將有機在未來借故清洗教育界，包括卡緊大學撥款、清洗教師隊伍、以致重推國民教育。

故然，將香港群眾的不滿和反抗歸咎於「23未立法」、「國民教育缺失」故然令人啼笑皆非，而假如政府當真打算明年啟動立法或重推國民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但中共習近平和林鄭政府在整場運動中早已一次又一次地顯示出自己的愚蠢以及對形勢的驚人誤判，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自己編織的宣傳謊言，令建製派在早前的區議會選舉中遭毀滅性打擊，整體局面至今無法收拾。主要是由於中共政權對港澳的政策實際上是取決於中國國內情況，中共憂慮放松任何一地的鎮壓都會變相鼓勵中國的民眾效法，令抗議活動蔓延到內地城市。因此加強獨裁和鎮壓被視為維護政權統治的唯一途徑。

「政治穩定」

習近平反復贊揚澳門的「穩定、團結、不內耗」，內地官方媒體及外圍喉舌甚至直言與「桀驁不馴」的香港相比，澳門是「乖孩子」。然而澳門的所謂「政治穩定」代價是近乎明目張膽的腐敗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澳門政府廉潔程度由2018年的36.4下跌至2019年的33.2分，較內地的49.1分還低。選舉投票過程中亦幾乎是公開地進行操縱，種票買票等在香港只能偷偷摸摸進行，在澳門卻幾乎是公開行動。而最近開通的澳門輕軌項目更是將上述問題充分地揭露，第一階段僅僅9.3公裏長的路線工程竟花費整整近八年時間。而工程造價估算由最初的42億元，超支至2017年底的164億元，且尙未封頂。加上工程的規劃混亂，「邊造邊改」，以澳門僅60萬人口而言這工程成本這項目被視為「世紀大白象」。

經濟上，澳門經濟亦絕非習近平所稱的「欣欣向榮」，在面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環境下，澳門今年第三季GDP按年已下跌4.5%，比香港下跌2.9%更為嚴重。其中博彩業的收縮直接導致了澳門政府財政收內大減，假如經濟下行情況持續，澳門政府每年對全民的現金津貼以彌補公共服務缺失和收買人心的舉動可能將難以為繼，積壓多年的民眾不滿一旦爆發，其效果可能比香港更為猛烈。

彭博社最近的一份報告質疑澳門青年是否如外間印象般「政治冷感」。報告引述了一位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21歲大學生稱：「我認為澳門的經濟並不是那麽穩定，因為自香港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賭博業的收入逐漸下降。」除了抗議活動之外，更大原因在於中國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減低了賭場收入，而這些都不是短期問題，因此未來的博彩業將更不穩定。

而在政治上，澳門這「乖孩子」即使已「充分維護中央權威」，落實了23條、國歌法，推動了國民教育，但對政治權利的鉗製卻絲毫不見放寬，根本無意開放普選權利，甚至出現進一步收緊之勢。不僅緊隨中共懿旨拒絕外來人士入境過境，默許入境旅客在港珠澳大橋被中共綁架「送中」，更借修訂《民防綱要法》訂立所謂「謠言罪」，以圖搶先在未來群眾運動爆發之前收緊言論自由。

然而這些打壓民主權利的手段在群眾的力量前根本不堪一擊，一如香港的《公安條例》和《反蒙面法》無法阻擋群眾一樣。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對內宣傳上掩蓋官僚和專製的無能而急需將澳門塑造成一個「正面形象」。但未來的政治經濟危機將再一次粉碎這些謊言。香港群眾在運動中正漸漸意識到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未來澳門的群眾鬥爭亦將經歷這一階段：工人將握著社會運作的實質力量，有組織的工人罷工是對抗專製最有力的武器。並有必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香港、大陸和國際工人階級聯系起來，爭取工人的經濟和民主權利。

二零二零年

元旦上街　消滅國家恐怖主義

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建設戰鬥型工運

林鄭及中共政權正在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六月以來，警察濫捕6千多人，導致全港被捕人數已經超過在囚人數。警察拔槍、扣扳機威脅示威者逐漸成為常態，喬裝示威者混入人群中揮棍毆打也是等閑之事。從8月31日太站子懸案，到新屋嶺強奸、迫害案，以至多宗疑似被自殺、被推落樓、被跳海等案件，警方在中共命令下不能示弱，卻又無從解釋，反而大話連篇，令政府和警隊誠信早已破產。

如果林鄭在6月9日前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運動根本不會爆發；如果警察暴力不是如此猖狂，這場運動根本不會持續至今。正是因為獨裁政權的強硬和囂張而引發六個月的抗暴風雨。但中共政權反而認為香港人」桀驁不馴」的原因是因為打壓不夠嚴厲。因此中共正準備日後推動辱警罪、廿三條立法，以及加強控製法庭。

中共如此的統治思維令越來越多群眾也會明白到不能寄望中共自我改革，也不能寄望中共統治下的香港能有真正的」高度自治」，而只能通過革命鬥爭推翻此一政權。所以，香港的革命要輸出中國，團結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鬥爭。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建設抗爭型工運　推動真罷工

最近各行業都掀起成立新工會的浪潮，以克服在去年八月和九月因為沒有工會而使罷工相當零散的問題，還有及後財團白色恐怖的打擊，使罷工受到挫折。社會主義行動呼籲所有工人加入工會，並使工人階級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力量。工人階級掌握經濟力量，如果發動有組織而集體性的罷工的話，將是最有力擊倒政權的武器。

工會組織必須以本行業的廣大工人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一小撮」專業人士」的平臺。所以工會必須由下而上建基於工會成員的民主參與，通過民主討論和投票決定工會的政策和綱領。工人可以回到職場作宣傳和組織，大量招募工人加入工會，並且舉行大會集體決定罷工的日子。

工會應該集結因為支持抗暴而受資方打壓的工人，公開抵抗財團白色恐怖，而不能寄望與財團和平共處。八月和九月的罷工証明像泛民主流工會那樣祈求公司會允許工人罷工是不切實際的。不論中資和外資的工人也要抗爭。特朗普與習近平達成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証明美國人權民主法案只是紙老虎，用來幫助美國的貿易利益而非支持民主。另外，英資的匯豐銀行的白色恐怖証明不論中資和外資都只會站在獨裁政權一方打壓民主。工會不能對外資和外國政府心存幻想。

各工會不能各自為政，必須聯合起來共同行業才有足夠力量。現在迫切需要不同工會舉行聯合大會，互相協調並製訂大罷工的日子。

不論在香港還是新疆，中共的鎮壓和箝製已經破壞了經濟。政府故意放任經濟衰退，並將經濟不景的責任歸咎在示威者身上，企圖使群眾感厭倦和疲憊，從而孤立示威者。但今天上街人數過百萬話，就証明民意仍在抗爭一方，政府的」經濟牌」不會有效。

然而，財團在未來經濟危機中，很可能會進一步打壓工人。工會要提出捍衛勞權和民主的經濟訴求，例如反對裁員、反對扣減工資、反對增加工時、要求凍結租金以減輕租戶及小商戶壓力等訴求，並且將經濟訴求與民主訴求結合起來，才能動員工人階級發動大罷工。只有組織起來捍衛工人的經濟利益，才能抵抗政府和財團的經濟消耗戰，並且能動員廣大工人階級加入鬥爭，同時消滅香港財團獨大、貧富懸殊的不義經濟製度——即資本主義體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工會，建設抗爭型工運
堅持五大訴求，同時加入勞權及民生訴求，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美國政府不會幫助香港反威權抗爭

經過數月的殘酷鎮壓，香港的反威權鬥爭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開始正確地向外界尋求協助，不過這也包括部分的人將希望寄托在美國剛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身上。

早前我們已經報導了美國國會在11月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並初步評論對香港抗爭的影響。現在，我們會進一步剖析這部法律的虛偽與危險。讓我們認清楚誰才是香港抗爭真正的朋友與敵人。

雖然名為「民主及人權法」，但這部法律本質並非是為了民主人權的，這一點就連法律條文也承認的。法律條文雖聲稱「香港的人權對美國非常重要」（Section 3），不過條例亦賦與總統及國務卿權力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豁免或終止執行所謂的製裁（Section 4）。換句話來說，決定是否會就人權問題作出製裁，歸根究柢就是基於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權。在民主與國家利益相矛盾的狀況下，美國的親財團政權終究還是會選擇利益而犧牲人權。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在處於這樣的狀況。雖然特朗普已經簽署法案，但他也急於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舒緩對美國的經濟壓力並為他年底的選舉增加勝算。中美在12月宣布達成第一階段的初步協議，此後特朗普政府對香港問題轉趨低調，變相以「出賣」香港來換取自身的經濟優勢。

在2019年爆發民主海嘯的多個國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亞，也發生與香港非常類似的殘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壓，卻不見美國政府支持當地抗爭。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盟友，不論是智利的右翼總統皮涅拉或是得到歐盟全力支持去打壓加泰自決運動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選的國會剛剛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撤兵，但2003年為了「推動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國卻拒絕接受伊拉克國會的要求。可見美國所謂「支持民主」的口號本身就是偽善的。

《人權法》亦要求國務卿所每年提交的報告，來審視香港是否獲得美國的特殊待遇，其條件卻是關於香港是否遵守美國（往往是單方面）的對外出口限製及製裁，另外則是香港有否與美國進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這令人聯想起2013年揭露美國大規模竊聽民眾的斯諾登事件，當時港府拒絕將斯諾登引渡美國，引發外交風波。諷刺的是，美國一方面反對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卻要求香港將政治犯引渡到美國。所謂的人權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國資產階級利益法」。

再者，在對別國製裁方面，美國政府從來都有行政權力去實行的。美國歷任總統過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製裁、資助政變、甚至發動戰爭，包括近年製裁委內瑞拉，或發動伊拉克戰爭。可見，美國這次高調通過的人權法只是惺惺作態而已。

或者很多人會抱著「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心態，認為這部法律「有好過沒有」。但其實這種虛假的希望往往只會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國的外交史上充滿著被美國政府（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棄的小國或人民，包括庫爾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國曾經花了20多年資助西藏反抗運動，並在印度及尼泊爾培訓數千武裝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達成歷史性協議，西藏反抗運動立即成為棄卒。原因是這符合美帝國主義當時的全球利益。

俄羅斯異見分子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於獄中身亡，美國政府訂立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來製裁涉案俄羅斯官員，及後更將此法推廣到全球。有人呼籲把香港及中國打壓人權的官員也加入到製裁名單。但是這些製裁軟弱無力，往往只是禁止他們入境美國、和美國企業進行貿易，或者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而已。而且製裁所適用的目標只是非美國公民的「外國人」，在中港「裸官」家屬都擁有西方國家國籍的情況下，製裁根本毫無作用。

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集體抗爭是推翻獨裁暴政的關鍵。我們歡迎草根社運的自發行動，譬如劍橋大學的學生校友要求大學褫奪林鄭月娥的榮譽學位。雖然這些行動自身並不足以改變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夠喚起大家的意識並推動新的群眾抗爭。

但是當一個外國政府實施類似的軟弱製裁，這都只是一個表面姿態而已。而且這對提升民眾意識毫無幫助，也無助於由下而上地建立運動，這些才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事實證明，就算是歐美政府後來在2014年對俄國的加碼製裁，也沒能夠迫使普京在放棄吞並克裏米亞，或者停止囚禁、暗殺國內異見分子。相反，這些製裁措施反而能夠刺激起獨裁政權「抵禦外敵」的民族主義煽動，進一步打擊異己及民主權利。今日特朗普在兩伊挑起新的軍事沖突，反而幫助了伊朗獨裁政府鎮壓並化解其國內史上最大型的抗爭運動。歷史上美國的製裁就從來未曾推翻過任何獨裁政權，無論是俄羅斯、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北韓等等。

美國長年透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方式資助香港泛民勢力，而過去數十年間這些與美國有聯系的政黨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運的溫和保守一方。這是因為美國並不關心香港的民主或獨立，亦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權更叠。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權，而非倒臺，因為反而會影響區內的「穩定」，打擊美國企業在華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爭運動並不能夠對美國及西方國家政權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反民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同一陣線，並與右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政客（如特朗普）結盟，成為其「民主面紗」，這會將世界各地的抗爭青年和勞動大眾拒諸門外。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戰線」，是國際間的社運、抗爭者、工會、勞動者的團結，尤其是中國廣大被剝削、打壓的工人階級，這些人全部都在為了改變製度而戰鬥，而我們當然需要他們的支持。只有連結起中港兩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眾，我們才有推翻中共獨裁的希望，以及終結其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香港抗暴革命的主要口號？

去年以來香港抗暴運動中，香港政府的徹底癱瘓、中共獨裁政權的權力受到撼動和製衡，以及群眾感受到自己能改變歷史的覺悟，都意味著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征的危機。反威權運動的激進程度以及規模，遠遠超越了過往泛民黨派及NGO社運所能承載的，釋放了群眾前所未有的鬥爭能量。

但同時，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和革命領導，運動的主要思想並沒有明確挑戰財團的既得利益，更遑論提出反對資本主義體製。此外，運動裏夾雜著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傾向，局限實現運動訴求的可能性。雖然運動看起來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權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體製才能實現這些訴求。因為只要中共政權一息尚存，永遠不會容忍香港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示威運動中湧現了新的口號，在政治上口號沒有超越泛民的雙普選框架，但群眾落實為了使運動勝利而采取的戰意，為了嘗試為行動賦予一些基本原則和方向。雖然這些口號不是由任何組織製訂出來，但它不完全是自發的，很大程度上是從雨傘運動及其後的經驗和教訓中的群眾集體總結出來。

這些口號反映著這場運動的戰略發展，有很多表現出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要進步得多。同時，不少口號仍反映著示威運動在思想上的弱點，欠缺一個完備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動、破壞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固然是運動的最大敵人，但記得雨傘運動是先從內部分裂、然後被政權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層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可以對抗資本菁英及其不民主製度的階級，故此只有以工人階級組織為基礎，才能確保運動經得起政治的壓力和考驗，並透過充分的內部民主的討論及決策，在復雜的局面中走正確的方向，保持堅實的力量。

自1800年代歐洲的普選權鬥爭及工會權鬥爭以來，社會主義者一直在民主鬥爭站在第一線。借鑒於我們的歷史經驗，社會主義行動在鬥爭中不會盲目吹捧運動中所有的現象，也不會像一些所謂「左翼」那樣為了不被運動的反動元素（右翼保守和種族主義）沾汙而冷眼旁觀。我們介入運動之中，就是為了厘清運動中各種現象裏面的進步和反動元素。進步的元素會推動運動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組織化，並走向建立取代專製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我們為強化進步的元素而鬥爭，並警告群眾反動的元素會使鬥爭後退。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訴求，可見群眾感受到改變體製的需要，並且希望爭取傘運中落空的真普選。現在運動的需要已經超越了五大訴求，必須要加入改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訴求才能繼續強化起來，也一定要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在中國工人階級獲得回響。

香港的運動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權企圖利用經濟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會恐慌和疲憊，企圖使示威運動零散化，並磨滅群眾的鬥爭意誌。運動必須與時並進，以基層勞動人民的需要為依歸，采納應對經濟危機和醫療危機的綱領，使廣大的工人階級知道運動的利益是與自己一致的。

運動中有一個極為麻煩的問題，並對運動發展造成額外的大障礙——就是有一種抗拒提出經濟訴求的氛圍，認為這是「自利」、不是為了「公義」的。這反映出工人階級尚未有組織地投入運動之中，以至反資本剝削的意識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會幹事都對此加以鼓勵，因為他們只是某種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階級意識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這句口號用身分認同代替了階級意識，作為促進團結的「靈丹妙藥」。社會主義者了解這種想法得到大眾支持的原因，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這種想法不會厘清使鬥爭邁向勝利所需要的是什麽。強調本土身分認同（我們明白這是對中共的反彈）限製了群眾的視野，而鬥爭卻必須成為全中國以至國際運動才能勝利。

更甚者，中共獨裁政權的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政策引起港人意識的反彈，但基於各種原因仍未至於大多數港人支持獨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會團結的，香港的中上階層和富豪都會站在中共一方，以保護他們的財產。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國大陸人和少數族裔的參與度（例如38萬的家務移民工），也成為了建立國際工運連結的障礙。如果運動能說服國際有組織工運的支持，可以成為抗衡虛偽的外國政府的真誠堅定的盟友。將重點放在香港民族主義，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為大陸人的排外情緒。

工人階級為經濟利益而挑戰資本家才是公義的彰顯。而且財團的白色恐怖阻礙了工人發動政治罷工，可見財團和中共是緊密勾結在一起。要挑戰財團的話，當然是奪走它們的財富，並歸公眾享有。

香港革命並不可能只在一個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臨全國的革命反抗，否則不會向香港讓步。為了團結中國大陸廣大工人鬥爭，爭取工會權和罷工權、解封網管和報禁，反對裁員、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訴求。香港革命需要一個完備的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將財富及經濟掌控權交給勞動者。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這句口號源於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競選口號。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現在攻擊大陸人的排外遊行中。梁天埼因為旺角騷亂成為運動中標誌性的政治犯，也使這句口號成為了最響亮的口號。但是，絕大部分呼喊此一口號的示威者並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這句口號在9月開始興起，因為政權強硬和警察暴力的確令群眾對溫和改革的幻想破滅了，並且尋求更激進的革命路線。但同時，運動對於如何創造新社會並未有明確的構想，所以只求光復，不求革新。至於哪時的香港曾經有光明呢？似乎無人能解答。而將出路放在香港一個城市，「香港的革命」，只會使運動孤立，讓中共等待時機，在之後扼殺運動。唯有打破這種局限，將香港革命轉向內地以至全球的鬥爭，這場戰鬥才會成功。

對中老年為主的泛民支持者來說，光復香港意味著回復到正常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因此並不祈求會推倒獨裁政權。在中共強硬統治下這種幻想逐漸破滅。而年輕人為主的示威者更傾向驅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獨立，但卻未有一個實現這計劃的綱領。總體來說，大部分示威者還是認為中共政府太過強大，所以目前無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標朝向港府。但現實是，如果沒有中共背後撐腰，林鄭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經倒臺了。林鄭並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線公仔。香港的實權在中共與資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個扯線公仔並不會改變香港真正的權力關系。中共不是我們之後的敵人，而是當下戰鬥的對象。近兩年形勢有巨大變化，中共現在面臨歷史性的內部危機，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以至公共醫療危機，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最弱的時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於泛民政客多次與示威者的激烈行動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氣消沈、運動內部分化。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無組織的鬥爭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進步的角色——阻止專門妥協的溫和泛民解散運動，但不能夠推翻專製政權。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來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應譴責示威者。但是，認同自衛權利的同時，不代表這本身可以成為打倒強大國家機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沖擊警察為基礎的戰略可以被遏製，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優勢也會讓獨裁政權取得更多時間，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運動，讓政權及警察可以駕馭它。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警告，緊急需要改變運動的方向，建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發動真正有組織的罷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眾對內部分裂戒慎恐懼，亟欲保持團結。的確運動發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壞行動，甚至受塞鐵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並且橫眉冷對「與暴力割蓆」的政府廣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著分裂運動的惡魔。

但不同派別的政治角力是客觀存在的，其互相沖突和鬥爭始終會反映在運動的分歧上。烏托邦的口號不能阻止客觀事態的發展。所以為什麽運動需要民主架構來促進對致勝的策略、戰略和綱領進行有秩序的討論。

泛民企圖站在「和理非」的群眾基礎上重奪主導權，在收割11月區選的選票利益後解散運動。本土派則企圖在「勇武派」中紮紥根，將運動帶向右翼排外和親美國特朗普（一個攻擊工人、女性、移民、性小眾和民主權利的政府）的方向，並且攻擊泛民和左翼、製造內部分化。由於群眾對任何政治組織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須步步為營，以免露出政客難看的吃相，但兩派所代表的路線、勢力還是會上下其手、明爭暗鬥地幹預運動，使鬥爭變成滿足他們狹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罷工中，泛民企圖借這場準備不足的罷工消耗民氣，借機重建官僚操控的大臺，但勇武派與警察爆發沖突，致使計劃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為分裂傘運的惡行而惡名昭彰，在運動爆發之初不敢在運動中高舉旗幟，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陸人的排外仇恨，甚至連舉港獨旗也被「和理非」因為害怕「挑釁解放軍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監控和檢控使勇武派風聲鶴唳，而其秘密的行動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滲透在遊行中製造混亂，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出現戒心，「捉鬼」行動就正好反映了這一現實。經濟衰退也使中產和小商戶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憊，而對運動的熱情減退。當運動走下陂的時候，「和勇不分」的內部矛盾就會更為突顯出來。

真正的團結是工人階級的團結，因為工人階級的經濟力量和集體經驗使其具有組織新社會的力量。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不會剝削他人的階級，其集體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體利益，一起從經濟不公義、房屋短缺、低工資和奴隸般的工作條件中解放出來。運動必須改變方向，采取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包括組織真正廣大的工會和發動集體的罷工，並且采取應付資本主義危機的經濟綱領，包括反對裁員、要求凍結租金以至將物業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將革命貫徹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為了保持「團結」，強調各有各做，「條條大路通羅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爭論。這口號同樣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為策略分歧而分裂運動。可是，在運動中存在一種個人主義，且忌諱討論分歧的氛圍，對辯明政治問題造成障礙。

當運動內部的分歧沒有平臺討論時，爭論往往就發生在連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經大量滲透在網路平臺上，企圖帶風向製造混亂和扭曲運動方向。此外，由於沒有具架構的民主辯論，很多時意見分歧會兩極化，甚至往往小眾意見被打為「分化」和「鬼」，掩蓋了有意義的政治辯論。

例如，在10月時連登廣傳了一份「臨時政府」的宣言，引起當時在商場抗議的示威者朗誦。其後傾向泛民的示威者認為這份宣言是由「鬼」傳播的，目的是給中共有借口鎮壓。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階段運動連群眾的民主組織都未有的時候，提出臨時政府當然是不成熟的，但我們不認為運動應因為中共鎮壓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這些政治辯論可以提高抗爭的政治水平，但要發揮到總結教訓的作用，就要先建立民主的運動架構，使抗爭者有討論運動政治理念和策略的平臺，就此作出集體的民主決策。有組織的工運才可以提供這些民主架構。最近建立工會的新趨勢，可以成為工人運動的開始，有可能成為走向正確方向的轉捩點。

香港示威者的國際意識正大大提高，開始明白到需要爭取外國人的支持，不能讓運動孤立在香港一個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為了主要的口號，大量文宣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國外的聲援行動也舉世矚目。

可是，國際戰線很大程度上是尋求外國政府的支持，誤以為外國政府和外國人民一樣會站在抗爭的一方。特別由於黃之鋒這類親美政客企圖利用國際戰線，使群眾寄托於美國人權民主法這個假希望上。我們認為美國建製派不是真誠支持香港民主權利，而只是為了收割民意及捍衛自己經濟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來，在印尼、蘇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爾、海地都爆發具革命性的運動，全球也有大規模的氣候運動，700萬人示威和罷課，但運動裏卻幾乎沒有提到，有時甚至仍然說討論外國運動會「轉移視線」。反而主要寄望於歐美各國政府會支持，而各地群眾都正在反抗這些政府。可見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國際戰線也引起了運動內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舉行聲援加泰隆尼亞抗爭的集會。兩地情況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壓統治，並且剝奪參選人權利，將反對派政治人物投入監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顯是受到香港鼓舞，仿效了香港占領機場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應不分你我、互相聲援。但親泛民的示威者反對這場集會，認為支持加獨會開罪美國和歐盟，因而使香港運動失去外國政府支持。最終，這場集會有三千多人參加，數字仍算可觀，但比起其他集會人數要少。而反動親資的政治團體為了避免國際團結的意識在香港發展，也不想香港運動尋求工人組織、被壓迫少數民族、學生和氣候運動分子的連結。香港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可說是進一步、退兩步。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真正的國際團結的對象，應該是世界各地受壓迫的群眾，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動支持其他國家的運動。我們將繼續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左翼議會支持香港的鬥爭。香港及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就像歐洲的氣候危機和大罷工一樣，展示著資本主義無法給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權利以及安穩的經濟和生態未來。如果我們單打獨鬥是不能勝利的，但作為全球工人和受壓迫者鬥爭的一部分，我們將牢不可破的。

黃色經濟圈是對抗暴政的有力武器嗎？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面對政府死硬不作為、冷處理應對五大訴求，群眾自行發起更多的抗爭手段。當中受到很多關註的，是「黃色經濟圈」消費者運動。此一號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都瘋狂筆墨口誅筆伐。一時間市面上響應抗爭的「黃店」門庭若市，而被標籤為「藍店」者則門可羅雀，有力地鼓舞了群眾的抗爭士氣，以致於不少商戶紛紛在店面張貼反送中海報和標語等，大壯群眾聲勢。

政府和中共對「黃色經濟圈」的撻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時亦反面地展示了這消費者運動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亦要理解這一抗爭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費者運動畢竟無法從根本上對香港的經濟結構造成影響——眾所周知，香港資本大財團立場一直親中共。這些財團與政府關係緊密，並控製社會上全部主要部門：交通、土地房屋、能源、電訊、大型連鎖零售。一項201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24個富豪家族擁有了香港一半的財富。

「黃店」的困難

相對地，支持運動的主要以小店為主，而小店並不掌握本地的經濟命脈，而僅僅居於經濟鏈的下遊，因此這種杯葛親中「藍店／藍企」的運動，對其實際打擊有限。大財團近半年的盈利下跌與虧損更主要的原因畢竟還是由於整體經濟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遊業、貿易、主要企業新增投資的衰落。

《立場新聞》年初時曾報道過「黃圈」網店「光時」在營運中所面對的困難，包括租用營業場地、物流運輸、進貨渠道與貨源等都面臨各樣困難。這顯示了大財團以其壟斷位置與雄厚財力去扼殺小店生存空間的能力。在貨源問題上，為了維持基礎利潤以求收支平衡，有時亦不得不選擇一些中國貨源。

這些都揭示了現時「黃店」與「黃色經濟圈」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客觀困境。因此，我們當理解這種消費者運動的限製。

打破既有經濟權力結構

「消費者運動」並非香港獨有的新運動。過去幾十年，氣候環保份子一直呼籲民眾購買環保產品，並由於為地球帶來嚴重破壞而號召杯葛使用私家車或飛機。但這個策略未能扭轉由100家最大企業所製造出來的氣候危機。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接管這些大企業，而非將焦點放在個人消費行為之上。而要做到這樣，我們需要團結鬥爭打破既有的經濟權力結構（資本主義），並將其以民主公有製來取代。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世上壟斷資本主義最集中的香港。

現在，反送中抗暴運動極需要連結到建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由於經濟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惡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現倒閉潮和解僱潮。工人階級更需要組織起來反抗，準備發動罷工行動來保護工作崗位及工資等。而反威權的鬥爭則需要以更有組織的方法來延續及強化，例如現在新工會的成立就是正確的重要一步。

疫癥下工人受剝削壓迫

在資本主義的階級不平等下，新冠狀病毒肆虐下，首當其沖影響最深的就是勞動階級。根據環境衛生大聯盟顯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潔工每日約需要35萬口罩維持，但現時供應商已經中斷訂購，存貨很快會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也身受其害。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的調查顯示，有三成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並沒有為員工提供口罩。雖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懲教署將增產70萬個口罩分配給外判清潔工，但這也代表每名清潔工一天只能使用一個，在高度汙染的工作環境裏根本不夠。更甚者，據媒體報道很多清潔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潔員四處奔波尋覓口罩，用私夥裝備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余，食環署更舉報沒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潔員。更可恥的是大部分清潔員都是食環署的外判員工，外判商時有拖欠薪金的事件發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經濟負擔

在疫情下勞工處呼籲家務外傭休息日應留在家中。外傭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雇傭同住條例下，星期天是她們唯一社交、宗教和處理個人事務一日，要她們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刪去僅有一日例假。家務外傭最低工資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瘋狂炒賣下變成外傭的奢侈品。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提供外傭充足而安全的住屋，並且確保雇主為外傭提供足夠抗疫用品。

港龍空服員工會有意發起抗爭，反對公司拒絕全面停飛中國令疫情蔓延。因為在武漢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離營。國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別下令員工放「無薪假」，後者更計劃裁減400名員工。

面對病毒侵襲，香港的經濟開始步入蕭條，資本家企圖將經濟損失轉嫁工人，將有更多以「開源節流」之名，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打折扣出糧，或者直接裁減員工的事件發生。勞動階級必須組織起來，在職場建立強大工會運動，要求企業提供充足的抗疫裝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反對強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在疫癥中捍衛勞權。

香港新工會浪潮

2019年的抗暴運動除了極大地動搖了林鄭月娥與中共專製政權在香港的統治威信外，更進一步催生了多年以來最熱烈的工會成立浪潮，各行各業的新成立工會如雨後春筍冒起。這顯示了群眾仍然堅定的抗爭意誌，開始意識到過去勞工權力的不足和薄弱。勞工處資料顯示，去年有25個新工會成立，而2018年只有13個。

但同時，目前新成立的工會仍在試驗性階段，很多實際仍未能真的進入職場。本地工作多年來趨於零散化的困局不會立即就能被克服過來。因此，當務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於新工會真正在職場紮根。要達到這一點，必需以職場中的基層工人作為會員基礎，並保證工會的組織民主和定期會議，會員參與民主討論和決策。這一點在鬥爭的過程中尤其重要，鬥爭中的策略和決策應當經過全體會員的民主討論和同意。

工會角色

而這次突如其來的瘟疫突顯了在職場建立工會的迫切性。工會應當更積極和深入地強調保障員工健康和職場衛生的訴求，必要時準備發動罷工鬥爭。工會要吸引更多工人，從而成為一個實體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在這次疫情鬥爭中作出了不俗的示範。雖然罷工沒有爭取到全部訴求，但經過醫護人員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今後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有力工會。

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組織形式所影響，成立之初就傾向於NGO模式，強調所謂「會員福利」而遠離鬥爭。香港勞工法規本身就殘缺不堪，且明顯有利於雇主資方。工人當然要認識法律，但不應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們的權利，而是應當通過切實和堅決的鬥爭建立實質的工會力量，奪取主動權。

新工會必需在鬥爭中建立起實質的力量，令工會真正成為捍衛勞權、反對獨裁政府、反對資本家經濟專政的有力角色。

訪問參與第一階段罷工的醫護人員

社會主義行動於2月3日（一）早上派員到了瑪嘉烈醫院的醫護人員罷工街站，聲援並訪問了罷工者。

何小姐是瑪嘉烈醫院婦產科護士。她表示需要封關，因為醫院僅有的一座有負氣壓房並用作隔離用途的大樓並不足夠。「曾經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個懷疑個案，最終該病人確診，因為擔心受感染，該病房要整個關閉了。」而因為內科病房需要接收懷疑個案，因此要騰空婦產科病房，準備接收原為內科病房的病人。婦產科的人員也有部分需要到內科病房工作，填補內科病房人員處理疫癥個案的空缺。另外助產士的實習已停止，可見空間和人手明顯不足。

另一位受訪者黃小姐是九龍一間醫院的外科護士，為免被秋後算帳而拒絕透露哪一間醫院。其醫院需要接收不少懷疑個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療部的同事也需要處理肺炎病癥，故現時癌癥以外的非緊急手術，全部都暫時停止了。醫院內僅有的兩個隔離病房亦差不多滿了，故醫院打算用其他部門的病房改裝成隔離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規格並不是標準的隔離病房，所以她對其安全性很有懷疑。

另外防護裝備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規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給深切治療部和隔離病房的人員配戴。然而急癥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隱形的病人，同樣屬高危地方。但醫管局卻漠視這情況，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參加了罷工，希望政府和醫管局正視疫癥。如果救護裝備足夠，醫護人員是很樂意與市民一起對抗疫癥的。

香港：疫癥期間外傭負擔更大

「因為疫情我已經兩個月都沒有休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Seputih向《社會主義者》雜誌傾訴：「老板答應讓我放有薪假，但實際我沒放，我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裏，只好放棄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假日，這天一直以來都是他們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機會。現在香港政府要求他們留在家中，於是他們被永無天日地困在「職場」。有些雇主還威脅說要解雇他們，說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許他們出門，會把病毒帶回家。但是，當家傭被雇主派去外出購物或溜狗時，這種邏輯卻吊詭地不適用了。

新冠病毒對各地工人造成了沈重打擊，這些工人承受「緊急時期」權利限縮、公司倒閉和收入損失。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擔了最大的負擔。。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受了最大的負擔。在香港有40萬移工，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他們面對更多的工作量、更長的工時、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隱限製。盡管自我隔離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但對於香港家務勞工而言，這反而意味著比以往更長的工時，而且當然是沒有加班費的。

學校關閉

Seputih的朋友、同為印尼移工的Vant說：「我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因為雇主的兒子不上學了。但是雇主夫婦還是一直上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一半以上的家務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隨著學校關閉已經超過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風險的群體，照顧這些孩童與老人的負擔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於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這意味著工人們要受到雇主更緊密的監控。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麽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嚴格的雇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在平時也已經是對移工非常壓迫和侵犯隱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根據法律，家庭傭工被迫與雇主同住，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私人房間。如果工人不服從，那就會被罰款、監禁和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家庭傭工下班以後沒有另一個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經歷一種「機艙熱（cabin fever）」，長期待在狹小的空間，不可避免損害到心理健康。況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員，而是他們的「女傭」，那情況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煩或突然發脾氣，家庭傭工常淪為出氣筒。對於家庭工人來說，休息甚至使用電話也變得困難重重。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麽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外匯：主要收入來源

疫情加上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波經濟破壞和裁員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賓，這給香港移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移工因為擔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議現在嚴重惡化的勞動條件。他們還擔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雇。

菲律賓過去2個月失業率急遽攀升，已經有50萬個工作崗位被蒸發。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導致520萬人失業，使380萬人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社會沒有保障安全網或失業保險，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要養著包括他們一年才能見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醫療費用和生存都靠著這些母親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資！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權，同時必須采取新政策，改變移工因為負擔不起社交空間的消費，只能被迫在天橋和公園才能聚會的惡劣現況。香港政府在任何層面，都盡量減少花費資源在移工身上。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建設並擴充現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讓移工學習、上網、聚集和休閑社交時，能夠有安全而衛生的環境。

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全港到處可見「幽靈酒店」，現在全港多達8萬7千個空房間。我們要求征用房間，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時免費住宿，讓他們擺脫日常跟雇主關在一起的幽閉窘迫，作為一項疫情危機期間的緊急措施。就像其他產業的資本家，酒店業也在向政府要求紓困援助。但我們說，如果這些資源不由公共監督、不為公眾服務，那這些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從公帑中拿到補助。

我們還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萬港幣的特別現金援助，也應該適用於移工。政府聲稱發放一次性補助的理由是為了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防止零售業的經濟崩潰。不論是何種理由，很明顯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裏的。尤其握有資源的雇主本來應該提供口罩和消毒劑，但很多時候其實都是移工自掏腰包買的。

政府必須廢除其對待移工的吝嗇政策，首先就從廢除同住政策和「兩星期規定（two-week rule）」開始（移工被解雇超過14天而又無法續約就得離開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資每月僅4,630港幣，這個數字往往就是移工實際領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麽最低薪水。

社會主義行動亦要求將移民納入最低工資法，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歧視。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港幣）也太低了。工會領導們不應該以什麽「成本過高」理由而反對提高移工最低工資，而應該集中在組織群眾鬥爭，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為了在危機中保護資本家利益而大灑金錢的時候。

組織和戰鬥！

像香港其他工人階級一樣，移工需要組織起來參加工會，才能集體談判、罷工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獨自面對。

最近開始的香港工會浪潮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新工會必須要向移工們伸出援手，不能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會，而必須跟移工們團結在一起，在共同的組織裏一起奮鬥。他們是香港最被剝削的百分之十的勞動力，而且他們能夠分享亞洲大陸各地工人鬥爭的豐富經驗，與移工並肩作戰代表極其重要的國際聯系，這點正是許多新興工會最常缺乏的關鍵。只有不分國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奮鬥，才能抵抗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對工人權利、工作崗位和生計的侵犯。

香港：疫癥下中共發動大鎮壓

中港疫情稍為放緩，加上歐美國家陷入大災難，中共發動強硬的攻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企圖重新鞏固權力，扭轉去年六月以來「抗暴革命」下的被動情勢。
中聯辦在4月中表示，港澳辦及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 22 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意味著兩辦可以「合法合憲」地幹預香港事務。過往港府多次在官方文獻上多次表明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為了配合中聯辦的口風，港府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官方立場，更在深夜三次修改新聞稿而顯得狼狽不堪，更突顯其扯線公仔的真面目。

撕破面具

中共機關不是第一次自行釋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頒布高鐵一地兩檢的法律。這是因為中聯辦在梁振英時期形成山頭派系，加上建製黨派之間分裂，自林鄭月娥上任以來，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權，避免造成不穩。中共由授權中聯辦作為代理人統治香港，改為直接由港澳辦系統直接指揮。

中共今次釋法只是在這條路線上走得更遠。中共對香港的控製從來沒有受過22條限製。現在中共只是不屑再偽裝，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態宣示權力，準備繞過立法會直接頒布23條立法。事後港府內部人事發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長將會離任。其中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為過去他曾表示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的，中共篡改歷史的過程中當然要抹除這些小痕跡。

此外，公民黨法律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因為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拖延國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傳機器瘋狂夾擊。港澳辦發聲明表示郭榮鏗失職，明顯是為了取消他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鋪路，阻止他下屆繼續參選。中共害怕非建製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會獲得過半數而獲得否決政府法案的權力（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選舉。

警方在4月18日進行大搜捕，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黨創黨成員李柱銘、前主席何俊仁、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社民連的梁國雄和黃浩銘等。涉及的遊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會、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遊行。

這份名單上有大部分為溫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運動裏沒有任何組織和鼓動的角色。溫和泛民在林鄭上臺以來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經歷了抗暴革命後，群眾的激進化使溫和泛民失去了與政權妥協的空間。我們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壓只是針對本土派和激進民主派，但日後將會向整個民主陣營發動攻擊，連溫和泛民也不會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去年以來一連串的炸彈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義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動用反恐條例打壓。諷刺的是，剛好前幾天，葵湧警署警長涉嫌串謀黑幫自編自導汽油彈襲擊事件而被以「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因為這不是有效對抗，反而給予政權籍口加強鎮壓，唯有依靠有組織的工人鬥爭方法，有意識地建立與中國工人的聯合鬥爭，才能挑戰中共及財團專製。

宣示權力

疫癥下中美沖突持續升溫。資本主義危機只是剛剛開始，中美兩方面對經濟和社會災難都雙雙慘敗。中共見到特朗普在疫癥中焦頭爛額，因此加強推進各方戰線：南海、一帶一路、口罩外交等擴大國際影響力，並藉著打壓香港民主權利宣示帝國霸權，重新鞏固在2019年時受到動搖的控製力。

在疫癥前美國政府都不會真正關註香港的民主權利，現在自身陷入危機更加無暇理會。對美帝國主義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黨派將會再次失望。真正的國際團結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層工人，共同反對只顧及統治精英利益的各國政府。
中共及其傀儡港府坐擁強大集中的獨裁機器，操控媒體以及龐大的財政，還有建製政黨這些爪牙遍布香港。這部機器可以進行組織、部署，在適當時無情地發動攻擊。雖然去年的群眾運動使這部機器陷入混亂，但疫癥和運動的低潮為它換來了喘息空間。可見「Be Water」的策略的局限。自發性在運動中是極為寶貴的力量，但有其局限性。為了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還要對抗支持這政權的全球資本家，群眾鬥爭要有必要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為了可以這樣，群眾運動不能單靠松散和分散的網絡，而是需要強大的民主組織，並建基於工人階級這個有力量改造社會的社會力量。

政府正利用疫癥加強警察權力，打壓遊行集會的權利，甚至準備禁止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我們必須呼籲和動員群眾抵抗這種禁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以工人階級為鬥爭中心，組織工會抵抗資本家在疫癥中的經濟打壓，同時將工會重建為抗暴運動的民主組織。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鬥爭，當務之急是要尋求在中國同樣受到習近平專製壓迫的7億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以挑戰獨裁製度和資本主義。

瘟疫下的香港工人階級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已漸陷入蕭條，各行各業均驚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眾除了要應付衛生防疫用品的額外開支，還遭受到企業資本轉嫁損失的雙重打擊。

根據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下跌44%，屬香港史上最慘重的單月跌幅，而機場三月的載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時，飲食業、旅遊業、以及被勒令停業的一眾行業工人，面對行業蕭條，雇主首先選擇的是將損失轉嫁往工人身上。綜合不同的調查顯示有40-60%的工人面臨失業、無薪假、凍薪減薪等打擊。而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的調查指，有88%的中小型飲食業雇主正考慮裁員或結業。

不幸的是，這只是危機的開始。經濟危機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幾星期內跌入史上最快的經濟衰退。大部分經濟學家現在預計像1930年代的大蕭條將會發生，意味著經濟將會嚴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嘯情況更惡劣。香港的經濟極度依賴外來貿易及投資，意味著將會面臨重大破壞。

「共渡時艱」不過是空話

對於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經被迫放假達三個月之久，部分工人耗盡積蓄後只得借貸渡日，政府於財政預算案中所計劃向全民發放的一萬元現金遲遲未落實，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況亦不容樂觀，裁員的陰影依然籠罩頭上，且幾乎都面對著減薪和凍薪的壓力。資料顯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當於一下子減薪20%，調查顯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層工人平均面對約8-12%的減薪幅度，41%的工人被凍薪。

更甚者，部分企業甚至開始溫水煮蛙地進行裁員。根據《蘋果日報》報導，灣仔會展自2月起已從不同部門逐步裁員百人，即便員工主動提出減薪和無薪假等仍然被裁，員工批公司假仁假義，以分階段裁員減低工人的不滿。老板將會用任何手段將危機帶來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唯有在每間企業和職場組織強大的工會組織才能捍衛我們的權利！

同時，香港各大地產商面對各界要求減租或免租的訴求，一律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事實上，在眾多商戶結業潮下，堅持不減租只會令退租情況加劇，令地產資本的實際損失更大。然而，地產商不願減租的實質理由並非擔心租金收入的損失，而是由於減租會直接令物業的估價下跌，造成賬面上的捐失。

可見，無論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機，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業與員工共渡時艱」不過是一句空話，面對經營困難，資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犧牲員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謂「抗疫基金」政策同樣令人啼笑皆非，首輪基金的發放早被視為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無助於紓緩工人壓力。而第二輪抗疫基金的計劃發放所謂的薪資補貼，漏洞百出，條件僅僅是要求申請補貼的雇主不得裁員，但對於無薪假式申請補貼後減薪卻無任何規管。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更稱這「並非漏洞」，故意放任資本家合法地進一步撈取本應發放予工人的津貼中飽私囊。

面對這場世界大流行的嚴重瘟疫，政府根本對工人的困難漠不關心，一心只在乎為財團輸血。當下的全球經濟危機比1930年大蕭條更惡劣。疫癥是加快整個製度進入空前危機的催化劑，但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資本主義製度。這製度依賴政府不斷註入債務「吊鹽水」續命，並使多數人生命更不受保護。工人階級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反抗。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向財團開征「防疫稅」，直接資助補貼基層工人。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醫院的投資，並將私院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拒絕凍租的大業主和地產商，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抵抗資本主義的疫苗是具戰鬥力的工會運動，而一個新的工人政黨將可以組織群眾鬥爭，以捍衛就業、生活水平並爭取建設優良的公共服務。

疫情尚未平息　經濟危機已殺到

新冠肺炎雖然沒有對香港造成巨大破壞，至今沒有如歐美失控的社區爆發，也幸運地沒有像2003年SARS的巨大人命傷亡。不過，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勞動大眾即將要面臨更嚴峻的打擊：經濟危機、失業與貧窮。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次新的大蕭條。對上一次的大蕭條中國還是被蔣介石所統治著。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線，但不是問題的根源。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統取代了實體商品的生產、過低的工資導致債臺高築、各政府都在趨向於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而國際間的合作紛紛破裂。

根據《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經濟出現了11%的負增長。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最新預測香港今年的經濟會萎縮4.8%。疫情導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經濟活動進一步大受打擊，首當其沖的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

已經有不少企業，當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進行裁員、強迫無薪假、減薪等等。根據政府官方數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飆升至4.2%，創下九年來的新高。

對上一次香港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已經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當年失業率最嚴重達8.5%。雖然現時失業率還沒有到達當年的高峰，然而現時數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發所導致全球封城的影響，隨著歐美及中國市場的萎縮而失去市場與投資，未來狀況必然更為嚴重。

嚴重倒退

資產階級評論員普遍都認為全球無一地區能幸免於嚴重的倒退。2003年與2008年危機當時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但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嚴重危機，習近平正急著要讓經濟恢復到「常態」，但這個「常態」早已不一樣了。中國商品的最大市場也紛紛陷入嚴重危機，而歐美政府亦準備要加速與中國「脫鉤」。根據IMF的估算，中國今年增長只有1.2%，遠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會出現零增長。

不單是中港經濟會大受打擊，IMF亦認為「在最樂觀情況下」今年全球的經濟會萎縮3%，並預測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將會倒退6-7%。這樣程度的經濟崩潰，相當於過去多年希臘經濟大量的失業和貧窮的慘況，亦會有連續的總罷工與新左翼政黨出現。而且，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加劇，更多的貿易壁壘與生產脫鉤也會出現。而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經濟必定會更受打擊，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層大眾。在1998年與2003年，港府就曾對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實施凍薪和減薪。

而且過去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貧富懸殊的問題更會變得越來越差。

因此，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就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而親財團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的，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他們會試圖營造一個所謂的「團結」氣氛，但卻要工人階級及窮人承受危機的負擔。我們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狀況，今天就要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種族主義──另一個要與之戰鬥的病毒！

新冠病毒危機在全世界引發了一陣種族主義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種族主義的出現，實際上是反映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而統治階級害怕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正面臨存亡威脅。這曾在1930年代的歐洲發生過。還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亞洲，當西方殖民勢力利用種族主義來分化革命和反帝運動，譬如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當時華人成為了針對目標。種族主義並非出於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統治階級所煽動，來對其底層分而治之。

右翼媒體的頭條就是例子，譬如法國 「黃禍警戒」、澳洲「中國學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這樣的種族主義政客有意使用「中國病毒」等詞匯，來試圖轉移民眾對於他處理疫情無能的憤怒。自疫情爆發之初，亞裔人就面對了更嚴重的語言或身體攻擊。在法國，發生了一連串針對韓裔、菲裔、華裔的種族攻擊事件，引發社交媒體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斷轉發。今期《社會主義者》會有一連3頁的專題，討論種族主義對香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威脅，與探討與之對抗的方法。

問：為什麽我們警告種族主義會破壞群眾鬥爭？

答：因為種族主義是奴隸主和獨裁者的意識形態。像特朗普這樣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來攻擊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來分化並破壞工人、女性、少數族裔權利的反抗鬥爭。美國右翼政客現在借助反華人的種族主義作為工具來進行全球帝國主義的權力鬥爭，而這與保護香港、臺灣，甚至是該國的阿拉巴馬州（當地右翼剛提出法案試圖禁止墮胎）的民主權利毫無關系。

問：反大陸人情緒是種族主義嗎？

答：是。種族主義可以有不同形態，並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黨是一個右翼聯盟，他們將危機歸咎於外國人和歐盟。但這個政黨最初被稱為「北方聯盟」，並反對意大利南部人的權利。在印度，穆斯林被當局嚴重歧視，但是在種族血統上他們與印度教徒沒有分別，只是他們的祖先在幾百年前皈依了另一個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蟲論」，其實就類似於中國大陸那些大漢民族主義者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清真」攻擊。

香港：習近平收緊權力　圖摧毀民主權利

香港的局勢已經走上了不歸路。中共獨裁決定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對香港實施全面的《國家安全法》，這代表著當局不惜繞過香港本地的政府機構，並對香港進行直接控製。香港一國兩製已經名存實亡，而脆弱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現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香港或許會保有經濟自主，因為這對中共政權來說非常有利可圖，但西方可能會采取的反製或製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戰」的發展邏輯表明，香港資本家的特權也可能會逐漸受到侵蝕。連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現在也命懸一線，說明了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動蕩的年代。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的Jaco說：「中共國安法影響深遠，甚至比去年引發大規模抗爭的『送中』惡法還要嚴重得多。」

「這條惡法意味著中國政權要更加直接控製香港的政治、選舉，還可以規定哪個程度的反對聲音是合法的。他們可以用『顛覆國家』和『分裂國家』之類的指控來禁止囚禁反對派團體或個人，甚至以後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也可能會被入罪。」

國安法重點：

中國大陸的特務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動。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國安機構」來監視和逮捕反對派。
禁止「顛覆、分裂以及外國勢力幹預」。香港已經有類似的法律，但是新法讓北京當局可以親自執行「紅線」。
當局的直接目標是要禁止「外國和外部勢力活動」 ，這是要打擊一切形式的國際聲援，但尤其是要把抗爭運動中與尋求外國政府支持的勢力（例如親美和親英團體）拿來殺雞儆猴。其他人也可以被指控成「勾結外國勢力」。
反對派政黨和組織會越來越多地被取消選舉資格。有些人可能被徹底禁止參選，特別是那些被指控為港獨的人。
抗議集會自由（自去年以來已一直受到打壓）將受到更加嚴重的限製。
言論自由將受到嚴重限製。以後可能再也不能公開主張「結束一黨專政」。每年六四晚會之類的活動可能也會被禁止，除非在活動訴求中刪除這口號。
反對派會遭受更嚴厲的監禁刑期和政治迫害。中共不滿目前香港的鎮壓和逮捕水平還不夠嚴厲。
言論審查會日益嚴格。據《無國界記者》報導，香港的新聞自由已從2013年的58位下降到80位（比較180個國家和地區）。本篇文章以後可能成為非法。
網絡也會被監控。有很多人正在搶購虛擬私人網路（VPN），以來規避政府以後可能對於互聯網的監控。有一家VPN公司表示，他們一小時內就售出了平常一周的VPN銷售額。
北京的噩夢

國安法的影響遠遠超過香港，而更是中共獨裁者習近平的外交實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臉歐美西方大國。這些國家在新冠肺炎爆發後，輪番指謫中共政權。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也重新點燃了中共內部的權鬥危機，這使得習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現他的權威。

習近平的舉動與普京在2014年吞並克裏米亞有相似之處，當然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控製的程度是改變了。對在香港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新現況。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正在改變世界，加劇各種矛盾，並引發新的危機，習近平對香港收緊權力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國安法也是對香港作為一個半自治區享有的有限民主權利的正面攻擊。中共直接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說明他們不再容忍立法會等政治體製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來仍然計劃根據香港《基本法》23條的規定，讓立法會通過本地版的國安法。通過大規模取消反對派候選人的議員資格，使9月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建製派勝利的話，那麽明年就會進行立法。去年區議會選舉成為反政府抗爭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黨派全面潰敗，北京的計劃是避免重蹈的覆轍。全國人大本周的幹涉表明，中共政權不再有信心或願意承受更多丟臉的選舉失敗，所以選擇直接強行通過這條惡法。

中共想要扼殺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鏟除香港青年對港獨和其他激進思想的支持。但這條惡法無法實現這一目標；適得其反，新法會導致香港社會的更多人群的抗拒，並讓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獨思想。未來肯定將會有更多抗議活動，甚至之後幾周內可能會爆發大規模示威。但同時警察暴行和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也會更加猖狂，以執行習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製情緒比一年前更為強大。「攬炒」（粵語，意即同歸於盡）的思想即使在較年長的人群中也有越來越多的支持。但是單靠憤怒是不夠的，而必須有另一條前進的出路。抗爭運動中的各派都認同「攬炒」這個口號，但他們沒有解釋這作為鬥爭策略來說，實際上是什麽意思。溫和泛民只會說這代表要在立法會用「拉布」（冗長辯論） 等方式拖垮議會。

獨裁政權最擔心香港的反抗情緒會蔓延到中國大陸，並引發一場比香港更加浩大的運動。若果抗爭蔓延至大陸，運動將足以推翻中共專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壓就是要殺雞儆猴，是要向中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權在新冠肺炎爆發最初幾個月的失當、不作為、審查和隱瞞，在整個內地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動搖了習近平和其執政集團，1989年危機的幽靈仿佛再一次浮現。但及後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得更加無能和強差人意，反而稍微緩解了北京方面的壓力。

盡管自中國疫情的高峰已過，危機壓力計的度數有所減緩，但獨裁政府深知危機並沒有過去。因此，習近平現在采取的許多行動都充滿了緊迫性和孤註一擲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還指：「中共覺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動，不能再拖。」

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崗失業，出口行業的平均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時，中方與同樣動蕩不安的美國政府之間的沖突變得更加危險。習近平的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來分散視線，借此契機來鞏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經危機可以妨礙新的大規模示威和帝國主義敵對政權的經濟反擊。

當局於5月21日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夕，故意向媒體放風國安法的草案內容，讓媒體於人大期間集中關註香港問題，而不是疫情和經濟危機。

本身因疫情而推遲了兩個月召開的兩會，無非是一場個人崇拜儀式，用來盛大頌揚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今年，習近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蓋事實真相。現實情況是，習近平政權在國內失去了信譽和支持，而在國外也承受著巨大壓力。

「對外求援」？

美國和其他外國政府可能會采取重大的報復措施，例如製裁中港官員或企業。香港運動中越來越多的人也寄望於此。這是一種完全被誤導的觀點，但也反映出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場力量極不對等的爭鬥。即使在香港持續進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也不足以擊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第二軍事超級大國。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亂的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思想的蠱惑下，民眾「對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錯誤的方向。

香港民主鬥爭不應該求助於美國的特朗普或英國的約翰遜，或是那些過去一直唯利是圖地支持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國家。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國大陸的群眾與國際工人階級。尤其是中國的8億工人階級，他們現在是直接受到獨裁暴政和惡法的壓迫，同樣的惡法正在要施加於香港身上。

從短期來看，中共的殘酷行徑會讓對西方甚至特朗普這樣令人厭惡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議遊行中可能會出現更多英美國旗，反映出運動中意識混亂。這些幻想會進一步得到加強，因為國安法的首要針對目標，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華勢力」（即美國、歐盟等）結盟的的個人和團體，特別是那些力主遊說美國實施製裁的政客。

打擊和反擊

習近平及其身邊的人認為，國安法的製定可以殺華府和其他政府個措手不及。畢竟，因為這些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和全球經濟危機，北京打賭西方頂多就是發表一堆厲聲嚴詞，但不會有太多實際的行動。

《南華早報》報導，國安法是向美國「雙倍打賭」：一是立刻兌現去年特朗普親自簽名通過的特別法令中所威脅對香港實施的製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個「騙子、偽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國政府陷入內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機。盡管特朗普與他的官員大聲發表了各種不斷升級的反華言論，但他們對香港的情況其實漠不關心。過去是在國會兩黨的壓力下，加上為了避免被標簽成「對中軟弱」，他才威脅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現在，即使是以批評特朗普見稱的《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國作出回應，但這必須謹慎」。

這個大企業們的喉舌擔憂如果美國政府兌現威脅，例如撤銷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那些資本家們的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根據去年通過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國政府需要審視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

「如果國務院的負面報告導致那些優惠待遇遭到廢除，香港的經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美國的許多企業也會如是。美國與香港之間每年380億美元的貿易將受到威脅。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的約290家美國企業也會受到威脅。結果可能會是將這個中國最自由的城市瞬間轉變為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用說香港的利益了。」（《華盛頓郵報》社論，5月22日）

但同時，面對中國的最新舉動，如果美國被視為軟弱的話，那麽不僅對特朗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特朗普地位不穩、以及共和民主兩黨的美國統治精英內部情緒的急遽轉向，進一步促使中國問題成為所有競選活動的核心議題。過去所有總統選舉都會有人炒作中國議題作為選舉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這一切意味著面對習近平的豪賭，美國的反應可能會比他預料的更為激烈。

如何重啟群眾鬥爭

習近平想對香港和過去一年的群眾鬥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但這會比他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習近平過去曾多次進行過火的舉動，結果把問題越搞越大，例如「一帶一路」、去年對臺灣的威脅、還有2019年的送中惡法事件。

群眾鬥爭是擊敗惡法的關鍵，但這不僅是反對國安法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重啟群眾鬥爭只是第一步，但鬥爭要成功的話就必須清楚知道之後的每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僅僅是號召民眾上街是不夠的。一場運動必須有組織和長期維持，尤其當敵人如此強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從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汲取重要教訓，以解釋為什麽去年的運動，盡管規模與英勇的程度驚人，但仍然沒有成功反抗獨裁統治。該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並樹立了群眾抵抗的傳統和象征，但運動沒有成功贏得真正的讓步，而中共絲毫沒有停下對民主權利的攻擊。

這說明必須建立更有組織、集中和政治上明確的鬥爭。迄今為止，群眾運動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項至關重要的關鍵：

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發揮主導作用。工人階級因為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傳統和階級意識，在反對獨裁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領導優勢。雖然很多勞動人民參加香港民主運動了，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運動的主要群體，但他們只是作為個人去參加，而不是作為一支團結一致的組織勢力參加。在香港，罷工這個武器並未曾以認真和有計劃方法組織起來。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對於一次性的抗議是可以的，但要組織一場真正的罷工就需要計劃和精心準備，需要在工作場所建立有實際的力量──具有民主會員結構的真正的工會。

美國和挪威的群眾運動學者在150個國家/地區進行的一項知名研究發現：「產業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至少，比城市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當產業工人動員群眾反對獨裁統治時，民主化很可能隨之而來。」 （Dahlum、Wig、Knutsen 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鬥爭必須有民主地組織起來。自發行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為了維持運動並傳播到香港以外（因為僅靠香港本地的運動是不可能取勝的），我們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協調，通過民主投票和辯論選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選來代表運動發言並明確指出其目標，以動員更多所需要的人參與。

所有重大決定都需要通過民主討論得出。多年來統治民主運動的泛民精英從來不是這樣做的，但是虛擬的碎片化運動也不能提供這個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動員群眾變得更困難以前，運動就已經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達到極限了。之後就需要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新方向和組織方式。

鬥爭要勝利，就只有在中國引起更浩大的運動，甚至擴散到周邊地區。隨著國安法通過和中共對香港的直接統治，這個基本事實會更加明顯。僅憑「五大訴求」這種非常有限的訴求，或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種僅限於香港的口號，難以使中國的工人看到這場鬥爭與自己有甚麽關系，因而不可能引發一場全中國的運動。如果反對獨裁政權的運動不試圖將他們包括在內，那他們為什麽要冒更大的風險支持這個運動？

所以說，鬥爭必須轉變為階級鬥爭，反抗中港兩地的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不僅不民主，而且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導致經濟崩潰、住房困難、失業和數以百萬計人的貧困。因此，香港的民主鬥爭需要超越本來有限的民主訴求（畢竟北京早就完全否決了這些訴求），而是同時涵蓋其他迫切的勞動者訴求，捍衛廣大勞動者的權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間禁止強製無薪假和克扣工資、大幅增加公共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投資、征收富人稅來支付疫情的公共開支、將製藥公司、銀行和地產商收歸民主公有，並反抗大資本家的權力。

這種將革命性民主鬥爭的訴求，與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訴求結合在一起的戰鬥性綱領，是組織香港工人（當中高達9成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的方法，也是向中國的工人階級建立連結的方案。

香港：國安法殺到 抗爭到達關鍵階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擲下一枚重磅炸彈──港版國安法。新國安法勢必打擊香港僅余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民主抗爭已經成為了「終局之戰」。

國安法內容包括反對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幹預，也包括要求港府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最令人關註的，就是中共政權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承認將會設立新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其包括情報收集及武裝部隊，並與內地國安機構緊密合作。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門。未來反抗政府的人士將更多受到監控、盜取資料以至判監。

過去國保也並不是沒有在港活動，不過也只會是地下進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國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動，將店主虜走到中國大陸拘禁。倘若國安惡法通過，中共國保在港的活動將會更加常態、公然，並且淩駕於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決定」授權了人大常委會製定「港版國安法」的實際條文與執行機製，然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直接在香港刊憲實施，據報北京會最早於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換句話說，這次是北京首次透過人大這個橡皮圖章，繞過香港的立法機關直接在香港進行整套立法，相當於廢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會。雖然過去人大也曾經對香港事務作出「決定」，包括2014年關於假普選的「831決定」和2017年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決定，但就實際立法內容還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會表決。

繞過本地立法先例

開了這次先例，未來北京基本上任何惡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頒布並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國安法」會像過去《基本法》23條或送中條例那樣，在本地立法階段掀起香港大規模群眾反抗，亦擔心權力有限的立法會一旦9月選舉如去年區議會選舉那樣變天，將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賴的機構，因此為免夜長夢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實施。

至於國安法實際條文內容，至截稿為止當局仍未公布。不過，近日建製派政客已頻頻吹風，暗示立法將從嚴。葉國謙指國安法立法後，「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將成禁忌。譚耀宗更加指，無論是議員或是參選人都不應該反對國安法，否則屬違反《基本法》，應予取消參選資格。看來，「港版國安法」會比《基本法》23條更加嚴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爭取民主外，並沒有其他綱領。中共不斷踐踏法律框架的情況下，泛民只能節節後退。由於國安法已經寫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會參選人可因被指控反對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最近就表示國安法「應該由港府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這句話只是誠實地反映了整個溫和泛民的思維。要知道在2003年時，民主黨起初準備接受一個寬松版的廿三條，只是因為最後有50萬人上街才將惡法推倒。現在我們需要一場比去年更大規模和具清晰綱領的鬥爭運動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擊。

為何中央突然會今年推出「港版國安法」，且從宣布、起草、立法前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

實際上，中共推動國安法並非反映獨裁政權的強勢，反而是其外強中幹的危機。去年香港的抗爭原本已經是中共1989年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然踏入2020年，中國面對疫情、經濟危機、帝國主義沖突急遽升溫，國內面對的危機比去年更加嚴重。

這些都是國內一個個定時炸彈。北京在這時推出新國安法，正是因為他們急了，害怕香港的抗爭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導火索，威脅中共專製的存亡。

反過來，這正是中共的弱點。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為議價籌碼，以迫使中共讓步，榨取更多利潤。香港群眾要戰勝新國安法的威脅，抗爭的出路不再於尋求西方帝國主義政府支持，而是連結起中國億計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及他們的訴求，將革命輸出到全國，結束中共的資本主義專政。

香港：中共整肅校園　需要重建罷課運動

最近，政權正在染指香港學術自主的傳統，去年反威權抗爭後中共企圖全面整肅，有變本加厲的跡象。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日本在1900-45年對中國是否利多於弊」的試題引起軒然大波。教育局以傷害民族尊嚴為由，強迫考評局取消試題；二十二名教師被教育局發譴責或警告信，指控他們專業失當，威脅他們或取消其專業資格，背後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為清洗學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統作準備，突顯出中共視香港相對自由的教育系統為心腹大患，害怕紿予學生言論自由。

中國大陸的例子前車可鑒，國家機器的管控近乎無孔不入，在校園內裝設大量攝像機監控學生已經屢見不鮮，有學校更導入頭戴式腦電波儀，監控學生的專註度；對教師的管控也不遜色，中共的機關滲透教育系統，於校內安插黨委，監控教師的言行。

教育系統白色恐怖

在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雙管齊下，中共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散播白色恐怖，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教育系統正在急速走向中國大陸化，教師只被允許講授與中共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相同的內容。政權得以不同方式懲處違反規定的教師，意圖遏止反政權的言論在校園裏傳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發表若學生嚴重違反國歌法，可報警處理，分明是將白色恐怖帶入校園。

中共意圖抹殺香港學術自由的行動終究不得要領。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間，因社會事件被捕的專上院校學生約有 2,000 名，18 歲以下則有約 1,600 名。可見政權的高壓只會令學生更為反感，中共力圖實現的「和諧」終究只是一層薄紗，「和諧」的背後卻是言論自由被扼殺，思想被箝製的情況，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成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校園裏招募大量學生加入。從上年罷課行動的汲取教訓，動員罷課必須有實際的組織在校園劄根，不能單靠在傳媒號召，也不能單靠流水式的運動方法。不同的學生組織舉行定期會議，盡可能讓最多學生有充足、開放且全面的討論，積極投入在鬥爭運動之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建立民主學校會
． 捍衛校園的言論自由
． 反對國安洗腦教育
． 學生與工會連結起來，建立反威權的大罷課罷工

訪問抗爭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會主義行動記者
A : Anson

S：你是誰？為什麽要參加抗爭運動？
A：我的名字是Anson，今年20歲。我是由反送中運動開始參加社會運動，我認為香港變得越來越接近中國式的人治社會，示威者被誣告、濫捕、虐待等，我想站起來反抗，否則我們連發聲的權利也失去。

S：最近你的抗爭情況是怎樣？
A：我上月在母親節當天參與集會被沖過來的警察拘捕，被捕後首先我被下令面向墻璧、雙手舉高放於頭上維持一至兩小時，其後雙手更被膠索帶勒至紅腫，被送往警署後發現很多無辜的巿民也被拘捕，我們被搜身、個人財物也被取走。我們被安置在劃上小圈子範圍的停車場地上，在汙穢的環境苦渡一整個晚上。其間警員態度惡劣，被捕者往往要苦等數小時才可以喝水和上廁所。由被捕至獲釋接近40小時，等同長時間的精神折磨虐待，我們的基本權利也被剝奪。

S：抗爭已經超過一年，年青人有什麽想法？
A：我認為現在前線的抗爭者處境比以前更惡劣，武力與警察實在太懸殊，我認為只是能拖延時間，將警察的行進速度減慢而已。現在政府甚至使用暴動罪檢控示威者，使抗爭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壓力越來越高，恐懼是不能避免的。

S：你認為國際戰線是什麽？
A：我在抗爭中聽到不少帶有口音的巿民參與，顯示仍有些中國人是清醒、知道中共是一個打壓人權的政府，但只因在中國被打壓風險更高，很多人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最近在美國亦發生了反警暴、反種族主義的抗爭，都顯示美國政府派警察打壓示威者，實行戒嚴等，都是非常腐敗的。所以我認為只要是被壓迫者、不分新疆、蒙古、或武漢人民，都要反抗中共暴政，以推倒中共專政為目標而奮鬥。

香港：對抗黑警恐怖主義　我們需要社區民主監管

從香港去年的群眾鬥爭中，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國家實行恐怖統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記者和示威者，甚至毆打路過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卻還是給警方撥出港幣258億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為了鎮壓群眾運動所獲得的加班費，是政府原本預算的10倍，高達25億元。與此同時，香港工人的失業率節節攀升。

獨裁政權為了讓警察效忠於國家而獎勵他們。去年警察對待人民如此殘暴，是由中共國家最高層決定下來的命令，作為消滅群眾抗爭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國的占領軍所建立起來的，並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國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國後並沒有劇烈改變我們的日常作風和製度，也沒有改變人們的生活情況。就像又過了平凡無奇的一天，只不過高高在上的政府換成了另外一個而已。」

民主化與改組警隊

不管主子是倫敦還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衛統治階級、執行種族隔離、殺害罷工工人以保護資本財團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針對反政府抗議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少數族裔、性工作者與難民。

社會主義者主張把警隊民主化，這個意思是我們要求每個地區的警隊交由當地的社群監管，並透過各個民選的監管委員會來全權主導當地警察的雇用、解雇、預算以及執法。

這代表我們不單要民主監管警察機構，也要實質廢除大部分現存的警察架構，尤其是廢除整個指揮體系，將其改造成只用來防止罪案的地區性機構，而不是現在這個實行政治任務與暴力來捍衛威權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單位。要實現這種由下自上的徹底改革，必須調查、起訴與解雇所有犯下濫暴、性暴力，以及違反法律與基本人權的警員。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會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打擊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點在於鎮壓，而非罪案。再者，打擊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是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滋養了助長犯罪的條件。

罪案是社會矛盾的結果

在現時體製下，一名難民母親因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兩年徒刑，同時卻包庇縱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級富豪們。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竊、店鋪高買，這些往往與經濟貧困有關。全民免費且資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醫療照護、便宜出租給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終生社會保險以及由勞工與市民民主參與社會各方面決策，才是最有效解決罪案問題的利器。

我們必須開征富豪稅，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擁了2.47兆港元。正因為香港政府的親資政策，才縱容了這些吸血鬼從一般勞動者身上掠奪到如此離譜的社會財富。但要與之對抗，並實現有利於社會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激進改革，則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完成，因此我們需要把大企業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因為社會的財富與生產本應該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監管與計劃，來滿足社會需要。

我們主張：
．反對增加警察預算！取消警察加班費，將額外資源投放在公共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上！
． 國際團結反警暴！無論是明尼蘇達、加沙走廊還是香港，我們反對一切軍事占領、一切國家恐怖主義。
． 民主監管警隊！由擁有實權的各地社區的民選委員會來監管警力。
． 反對警暴就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因為警察捍衛的是有錢人與中共資本家的利潤！

香港：組織總罷工　抵抗國安法

《國安法》令已超過一年的反威權運動再次進入緊急關頭。去年抗爭中如雨後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會，聯合成立了「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並已經宣布準備發起全港大罷工行動反抗惡法。

新工會的聯合陣線為推動罷工，首先於6月20日進行民間聯合公投，到目前為止參與的工會多達30個，目標由1萬名會員增加至6萬人，並動員全部會員投票，當中60%人支持罷工。另各工會亦設有各自的「罷工門檻」（承諾參與人數），若8成工會超過門檻後就會啟動後續罷工計劃：暫定於7月進行3天的「警示性罷工」，如政府拒絕回應的話再進行進一步的「真罷工」。罷工門檻設定得十分高。

全港罷工運動理應建立在一個工會聯合陣線上，互相協調行動計劃。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等五個行業工會另外發起罷工行動，並且將參與人數門檻定為不合比例的10萬人。最後他們在「二百萬三罷」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罷工告吹，變相對「二百萬三罷」的動員造成負面影響。

自運動之始，我們就一直提出罷工是運動的致勝關鍵。工人階級作為社會的生產者，主宰統治階級的經濟命脈，如果能有組織地發動罷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社會運作，展示工人階級才是社會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階級需成為運動的核心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總罷工

建立新工會是為了彌補去年八五罷工缺乏組織的不足，但組織是需要由下而上、紮根在職場才會強大。大部分新工會乃行業工會，雖有不同公司員工加入，但在職場單位基本未有實際組織，很多時候工會成員會發現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板針對。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的力量動員起來，而公投和媒體宣傳動員也不是傳統工運的組織方法。罷工而需要建立集體意識的工會，共同決策並執行民主決議，意味著拋棄「兄弟派山、各自努力」這種個人主義的做法。

當務之急，所有認真希望推動抗爭的新工會都應該將重點擺在在各職場建立基層工會組織、罷工委員會，擴大成員基礎的深度及廣度。為了壯大聲勢，各工會可發起聯合大遊行，展示工會力量，借此鼓勵更多勞工加入。

工會是工人的民主組織，工會力量在於活躍的成員基礎、動員力、以及戰鬥性的綱領。因此亦要扣連至勞權、民生議題，組織抗爭反對企業因為白色恐怖或經濟危機的減薪裁員，才能吸引更多勞工加入。

總罷工是工人階級最強的武器之一，但現階段應以集中動員全港一天的總罷工為第一步，並在罷工期間舉行大會，與工人一起決定後續行動。在深入職場組織起來、召開工會大會、作細心的部署和準備，才能推動3天或更長時間的罷工。

工會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實——罷工分明是挑戰老板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抗資方打壓，而不是像職工盟去年反送中時那樣指罷工也「對商界有利」，祈求獲得老板的批準。一場成功的全港政治罷工必然令整個資產階級響起警號，並且以撤資和抵製等方式威脅工人，因此建立一個主張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才能應對階級鬥爭白熱化時提出的財產權問題——社會財富是屬於工人，罷工的企業應歸於公有，由工人民主控製。

中美「新冷戰」情況下 香港將受怎樣的製裁？

在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後，華府乘勢發難，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作證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將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後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將采取行動「製裁香港及相關的中港官員」。而在外部，疫情陰影未去的美國又因警暴問題爆發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應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說，特朗普現時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樹立一個敵人轉移國內危機，因此在香港問題上再次作出強硬的姿態。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體方案和行動，美國明顯因為國內經濟蕭條、害怕自損利益而猶豫不決。

政治經濟前景的不明朗無疑亦將會令本地資本收縮投資。在中共宣布訂立港區國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場立即出現了一次小股災，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點。而在接下來的數個交易日中，恒指反復拉鋸而交易量大增，難免令人聯想中共資本在背後「托市」以試圖穩定資本市場信心，並為其政治宣傳提供材料，以示「港區國安法並未打擊市場信心」。

從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預計中，大概可知製裁的內容包括檢討引渡條約和出口技術管控。當中最受關註的自然是獨立關稅區地位的存廢問題，尤其當下全球經濟都在疫癥的陰影下掙紮，香港本年度幾乎必然陷入相當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政府回應中全力淡化這些製裁的影響，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失，等同於釋出「香港政治經濟條件惡化」的訊號，進一步打擊外來投資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資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

同時對美國的出口與轉口業亦必受打擊，雖然政府指美國出口額僅36.7億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卻故意忽略了對美近3000億港元的轉口貿易額（占7.7%）。此外出口技術管控亦勢必損害本地電訊業及訊息科技產業，雖然這些實體經濟板塊所占的本地經濟份額不大，但金融業及金融服務業必受連帶打擊，美國政府很有可能收緊美國資本在港上市及投資的控製，借此打擊本地資本市場集資能力，考慮到中國每年的外來投資有高達八成的比例經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場的集資能力下降意味著中國的外部投資減弱。

短期內，美方可能會製裁中國與香港政府官員，這相比之下反而只屬細枝末節。有消息認為受美國製裁的香港官僚將會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補償，以確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國國籍）會忠實地執行對港鎮壓政策。

至於美國政府會否限製香港金管局兌換美元，從而打擊香港聯系匯率製度？這顯然是最極端的選項，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選項。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脅，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也會造成動蕩。在實行這一步前，美資需要先大量撤離香港，以減低美方的損失。現在距離這一步還有相當的距離。作為自由市場派的溫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國製裁香港，但現在因為害怕取消關稅區等過激政策得失港資的利益而遊說美國暫緩製裁。香港眾誌以至本土派則完全將希望投放在美帝國主義當中。

美國經濟目前陷入蕭條，而且還未能完全團結歐盟全面抵製中國，因此在發動製裁的初期需要謹慎行事。中美帝國沖突升溫和全球化逆轉已成大趨勢，美國製裁將會轉趨強硬。由於民族主義升溫，全美國政壇爭相打反中牌獲取支持，資產階級可以失去他們的「理性」，不惜犧牲利潤來發動他們的權力鬥爭，突然發動強硬的製裁行動。這不是特朗普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然而，即使美國發動製裁並不會幫助中港的民主抗爭，中共只會更加利用民族主義來合理化高壓統治。而身處前沿夾縫中的香港群眾，假如將自身的民主權利寄托，甚至認為可以將其與美國國家利益綑綁，將註定只會是一個殘酷的誤會。帝國主義沖突的升溫只會令政權更加獨裁和具鎮壓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國的群眾鬥爭團結起來，對抗帝國主義政權。

國安法兵兇戰危　請加入我們的革命行列！

與所有主張打倒中共專政的組織一樣，我們將有風險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作為積極跟進和聲援中國大陸工運的團體，我們過往也有內地成員被中共迫害。

日後香港政治警察對我們的監控不僅會針對我們香港的活動，那些響應我們聯合中港抗爭的內地左翼青年也可能會受到威脅。他們若果被中共迫害將會付出更大的人生代價。

勾結外國勢力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爭取外國工會及左翼議員發聲，抵抗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例如我們成員梁禮邦在組織銀行業工會期間被匯豐銀行解雇，期後到訪巴西爭取當地工會支持，並在全球廿多個城市向匯豐銀行抗議。國安法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做法是虛偽的。比起反對與外國政府連系，國安法更有可能用來打壓國際工運連結。前美國外交家博爾頓（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書透露，去年日本舉行的G20峰會裏，習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興建集中營，而特朗普回應說「這是該做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各位積極捐款支持我們。在鎮壓風聲鶴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對派政團將難以繼續公開活動。我們現在也需要金錢加強保安措施。我們也需要你加入我們，在危急形勢擴大我們的革命力量。極權是可以被打倒的，我們對未來的群眾鬥爭抱有信心。請立即加入我們！

美國：特朗普政府封殺TikTok

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在全美範圍封殺社交App「抖音短視頻」（簡稱「抖音」）海外版「TikTok」，並已經在8月6日簽署有關行政命令。這標誌著，作為帝國主義新冷戰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戰再度升級。特朗普為避免在3個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失利而竭力采取反中表態，因此大選實際上加劇了這場沖突，這意味著可能有更多的此類措施和進一步升級。

特朗普下禁令後，微軟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購TikTok，收購價格據傳達100-300億美元，但另外有業界人士估計為400-500億美元。現在擁有抖音的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則希望未來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權。

美國並非第一個表態封殺TikTok的國家。早在6月29日，作為針對導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數不明）的中印邊境沖突的報復，印度政府宣布以國家安全和隱私疑慮為由，禁止該國民眾使用TikTok等59種中國手機App。澳洲原本宣布跟進美國，但該國總理莫裏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卻表示不會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國家政府也表示不會禁止TikTok。

為回應美國政府舉動和公眾擔憂，TikTok表示數據只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不會與中共政權分享約8億用戶的數據，甚至聘請了曾執掌迪士尼的美國人凱文·梅耶爾（Kevin A. Mayer）擔任首席執行官，考慮將總部遷到倫敦，以打造「國際企業」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聲稱，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須要由美國公司收購，否則就會被正式封殺。特朗普還提出，TikTok的這筆交易應按照一定比率金額上繳至美國國庫，但如此獅子大開口引發傳統商業媒體《華爾街日報》反彈，批評此提議將為奪取外國企業開先河，並為美國企業遭受同樣待遇打開大門。

實質上，「抖音」和「TikTok」是兩個不同的App——居於中國的人一般只能下載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國國內的視頻，視頻上傳時要過網警這一關；而TikTok是居於其他國家的人可直接下載的，能看到全球各國的視頻。但無論差別如何，這兩個App都會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視頻，乃至封鎖相關帳號。這兩者也都存在安全問題——它們會竊取所在設備上的資料，包括IP地址、設備名稱和型號、照片和視頻、支付相關資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作為中國企業，很可能會在「需要」之時，將數據提供給中國政府，否則也將自身難保。

抖音的爭議不真正、也不只在於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個粵語自媒體在直播時被系統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沒有使用普通話！其打壓地方語言與方言的行為，與中共「推普」時的強力作法如出一轍。抖音雖然會刪除幾乎所有涉及「敏感」話題的視頻，但是對於上傳為博取關註而製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仿他人的視頻、或者是一些高難度、獵奇、危險的動作的視頻，則相當容忍。這樣一來，抖音和TikTok就存在製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費用戶許多時間的問題。

多個國家以安全、隱私、操縱選舉等原因，對於TikTok提出質疑，或揚言封殺，但是這些國家自身的表現又好到哪裏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應中國法律，蘋果公司將其在中國的iCloud業務交由中國貴州省出資的「雲上貴州」共同監管；同年6月，在中國被墻的臉書（Facebook）也承認自己和華為共享用戶數據，而華為的中共解放軍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會主義者固然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竊取世界人民的個人資料，但也警告「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也在以一種較隱蔽的方式做這些事情。僅從上述兩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企業也是向錢看，為了打入或鞏固中國市場，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國主義沖突下，為了自身利益，才會用起來「隱私」和「安全」等辭藻。

在當前中國與西方政府之間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的措辭都充滿了虛偽和宣傳語調，以掩飾其自身作為超級大國的目的和利益，並指責對方才是問題。美國和西方企業與中國的科技部門（包括監控和國安部門）緊密合作了20多年，因為合作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企業希望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大的份額。當時，美歐政客幾乎沒有講過人權。直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成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長久主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者，華盛頓才做出了轉變，並發起了全球攻勢，試圖阻止中國的科技擴張。這主要緣於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新興領域在商業和軍事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可以說起著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帝國主義秩序下，個人資料安全和隱私永遠不會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壓政權「需要」，信息安全和隱私隨時可以用各種方式被侵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在對自己的公民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監視。另外，掌握了媒體也意味著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潤驅使的企業和政府控製，它們推送的大量內容必將最終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服務。社會主義者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應該是免費的公共事業，同時和經營社交App的公司一樣，應該由勞動者和用戶而不是秘密的企業精英來民主控製和管理；而這一訴求的實現，也需要全球受壓迫者聯合起來推翻維持階級壓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國之間沖突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香港：失業危機和嚴峻經濟前景

香港經濟環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響繼續浮現，特別是由於疫癥在過去半年在全球大規模肆虐，毫無減退或受控跡象，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毫不意外遭受到經濟重創。穆迪預視今年香港經濟或收縮近8%。

根據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經濟報告》，勞工市場和就業環境在第二季持續惡化，失業率急升至6.2%，總失業人口達24萬人，超越08年金融海嘯的高位（5.5%）。消費及旅遊（10.7%）與餐飲服務業（14.7%）的失業率也顯著上升至多年來的高位，而且這並沒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無薪假的問題。

當中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遠高於整體失業數字。這說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極其嚴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處於失業狀態，而即使就業的青年，均面對著就業不穩、工作零散化、長工時低工資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條件出現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職外尋找多份兼職以緩和自己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這僅僅只是上半年的數字，對於香港而言最嚴重的發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癥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並未在數字上反映出來。按小區組織協會八月所做的調查補充，五月至七月基層工人的失業率可能高達28.4%。政府將他們置之不顧，拒絕設立實際惠及基層失業者的失業保障政策，令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甚或借貸渡日。從早前勞福局長羅致光恬不知恥地公開承認「政府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想到『禁堂食』政策會影響戶外工作者」一樣，政府根本沒有正視基層勞動者所面對迫在眉睫的貧窮，哪會意識到缺乏失業保障對勞動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調查亦同時指出，政府雖然動用了三千億財政儲備推行所謂的「防疫抗疫基金」，但這些資金絕大部分由大資本財團所瓜分。雁過拔毛之下保就業計劃的資金實質全數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層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員甚至根本無法受惠。政府不斷指出財政儲備快速燃燒，卻仍堅持繼續推動萬億元的「明日大嶼」工程。

雙重危機

這意味著香港政府將面臨雙重危機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爭運動民眾怒火遠遠沒有平息，新一輪的政治打壓不過是進一步加劇了民怨的內部壓力；經濟上，即將到來的失業大潮使工人階級的生活陷入絕望。另一方面，中美沖突和美國對港實施的製裁在中長期階段亦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短期方面，美國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意味對美出口關稅將會大增，雖然整體影響有限，但同時取消了「香港製造」卷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投資市場地位打擊嚴重。在短期內不單「香港製造」的工業品，香港對美的服務出口以及在當地的企業都可能被視為中國資本和服務。

中美兩國愈趨激化的帝國主義沖突，一直以來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逐漸式微，外來資本投資可預期會持續收縮。香港政府的官方報告顯示，本年第二季度，內地共有1265家企業在香港資本股票市場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總市值的78%。

可見香港的金融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之間的連結與紐帶愈陷愈深，隨著未來外部投資資金可能由於中美沖突而繼續減弱，中國資本所占的份額將有機會進一步增大。

客觀上，香港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已被理所當然地劃歸中國陣營的一方，往後沖突中，在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打擊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本地基層的就業和生計將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惡化，可以預期基層青年的失業問題將會成為重災區。在香港承受中美沖突最大惡果的依然是基層勞動者。面對這困境，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而這正是去年的鬥爭中所缺乏的），爭取體面工作和工資、覆蓋全面而廉價的公共服務體系、合理可負擔的公共房屋，而這些都不能指望帝國主義政府和專製獨裁政權所給予。

香港：青山灣「黑獄」　迫害尋求庇護人士

超過20名尋求庇護者在七月絕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簡稱CIC）發起絕食，抗議長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受到長期拘禁，入境案件無新消息。部分絕食者已被拘禁超過兩年。過去廿年，CIC最少發生過7次尋求庇護者絕食行動。絕食男士嘗試尋求律師協助，為他們的案件作司法復核，也曾在CIC的機製內作出投訴，但每次只獲得「請繼續等待」的回復。支持者表示，絕食者一度顯得虛弱，羈留室內也普遍缺乏妥當的藥物治療。

惡名昭著的CIC

帝理律師行的一位人權律師表示：「他們不知道為什麽自己在這裏，就像是永無終止的拘留。他們只知道，他們絕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難民之間，CIC向來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無天日」而惡名昭著，因而取得「黑獄」的稱號，「服務使用者」飽受虐待與壓迫。

來自烏幹達的難民Lawrence 曾經歷CIC 的不人道對待。他向社會主義行動表示：「我被警察無理拘捕，然後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脫去全身衣服，入境處人員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屬硬物插入我的肛門，以搜查所謂的違禁品，持續了約3分鐘，我當時十分驚怕。」

「在CIC裏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會告訴我何時會被釋放。我不會有任何通訊設備。他們恐嚇不準我見律師，否則會送我到環境更惡劣的囚室，或將我遣返回國。有一次我被他們送到羅湖懲教所，那裏環境比CIC更惡劣，我絕食抗議才有機會走出來。」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癥的一年。數以億計人陷入失業，即使亞洲也有爆發新戰爭的風險。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造成政治、戰爭、種族、宗教等沖突，使那些希望尋求和平和安全人逃離自己國家，淪為難民後卻要面臨刑責、譴返或種族抹黑。港府的種族主義及專製政策使難民身處危險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的種族主義壓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違反人權的打壓，捍衛難民的尋求庇護權利。我們指出，這個打壓難民權利的政府和資本主義製度，同時也打壓港人的民主權利和剝削。

香港：港府讓財團分贓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經造成近3000萬人感染，近100萬人死亡。雖然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這更多是由於民眾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勞民傷財，其最初的無能更加是導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發。

7月中旬開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數急遽上升。單計這次「第三波疫情」，超過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總累計感染個案至今已達到近5000宗。

的確，香港4至6月的疫情較為緩和。然而，自疫癥爆發以來，政府一直拒絕社會間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政府更加豁免多類人士抵港14天的強製檢疫，當中包括航空機組人員、海員、有商務往來的人，或跨境上學的學生等。根據政府數據，2月至7月底間至少有29萬人豁免檢疫來港。

而醫護界基本認為，病毒不會在社區自動爆發，因此豁免檢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早於6月底政府已經知悉有多名曾到訪香港的海員在寧波確診。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承認，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師確診。而病毒追蹤亦顯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確診個案與受豁免的跨境貨車司機有關。

但後知後覺的政府不為所動，甚至在7月中發表聲明，強調豁免隔離檢疫政策「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直至疫情社區全面爆發後才於7月29日亡羊補牢地收緊邊境檢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發時，政府更提出一系列離地、擾民的政策。當局於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廳堂食，大量基層工人午飯時被迫在戶外日曬雨淋地吃飯。可恥的是，政府總部和警察餐廳卻繼續開放堂食。政策實行了2連天後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權階級與一般民眾的脫節。

大而無當的全民檢測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發以來，病毒檢測就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檢測數字一直為人詬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門的6千還要低。因此，林鄭在8月宣布進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計畫，並且由北京派員進行。

本來免費的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卻以官僚方式進行，導致計畫淪為鬧劇。

政府拒絕公開全民檢測計畫的費用，但據估算，整個計畫約耗費12.9億元，而最終只有178萬人參加，佔本港人口約24%，並僅檢測出32宗感染。這與當初林鄭月娥誇下海口說能找出1500隱形患者，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預料500萬人參與的目標大相逕庭。

參與人數低下，源於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特別是擔心檢測過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樣本，作為政治監控的用途。而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共已經在新疆地區實行類似的生物數據監控，並借疫情之名計畫在其他省份推行。至於香港療界則擔憂中共藉機接管香港的醫療系統。再者，全民檢測依靠大陸團隊進行，只是一次性的計劃，沒有增加本地長遠的病毒檢測能力，因此對於長期持續的疫情幫助有限。

當然，港府要進行如此規模的「檢測騷」，更多地是出於利益分贓。政府從一開始就不經招標就欽點了4家中資企業負責檢測工作。當中3家企業華昇、金域和凱普都是在中國大陸上市，而華昇的董事更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計畫開支就是落入了這些私人企業的口袋當中。

而疫癥對香港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莫過於經濟打擊。根據官方數字，最新6-8月的失業率為6.1%，對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當中最嚴重的建築、零售、飲食、服務業等皆超過10%。然而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全部現實，打工仔實際面對的還有凍薪、減薪、強製無薪假等問題。政府至今卻仍然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保就業計劃」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資助受影響企業的抗疫基金，已經推出了第三輪。三輪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輪當中的「保就業計劃」間接地資助員工的工資外，其餘的資金都是直接給予企業作補貼。然而就算是保就業計劃，亦是充滿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員工資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會再推出新一輪計劃。

因此，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歸根究柢，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及其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既得利益和企業利潤。政府高官所謂的「同舟共濟」只是空話，這是全世界政客的騙人術語，實際在疫情中基層民眾與有錢人所面對的打擊是完全不對等的。

我們需要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按需要資助補貼基層工人。並且大幅增加在公共醫療、檢測的投資，將私院和私家化驗所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拒絕凍租的業主和地產商，應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

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工人階級就需要加入抗爭、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勞飽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許出門」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外籍家庭勞工Beryl，她同時亦是外勞組織KOBUMI的活躍成員。

就算當香港的疫情暫時緩和的時候，外勞們所面對的苛刻條件卻不變。她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時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變相老板可以隨時召喚工人。

「我的老板不喜歡仆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視工人為奴隸。」另一名KOBUMI成員Xena告訴社會主義行動。

很多雇主擔心會從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這加劇了針對外勞的種族主義。KOBUMI的Julia憶述：「老板總是會找我們麻煩，特別是當新聞上報導有外勞確診的時候。」

作為工人，嘗試捍衛自己的勞工權利往往會落得被辭退的下場。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處投訴，我們將很難找到新工作。」根據「兩星期規例」，外勞如果在兩星期內找不到工作的話就會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壓

在8月，有14名外勞因「違反社交距離限製」而被罰款2000港元，相當於她們工資的一半。當局利用這些措施變相打壓外勞僅余的唯一權利──每周休息日。

東南亞諸國的資產階級與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設計法規禁止直接聘用，並強迫外勞必須透過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項2017年的調查顯示，98%的在港外勞被迫要繳交不合法的中介費用，而70%的中介公司進行包括過度收費等地不法行為。Xena繼續解釋：「如果我們對雇主不滿，向中介公司或領事館投訴根本沒有用，他們肯定會站在老板一方。不過，中介公司和使館很怕我們會找其他組織幫助。」

顯然，外勞需要組織起真正的工會。這能讓工人集體地捍衛自己的權利，籌備並組織抗議行動，包括罷工行動，這是爭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勞的慘況，在於她們往往分散與孤立，導致她們受到當局的嚴厲歧視和壓迫。

只有透過建立外勞、本勞、和東南亞工人之間的團結聯合，工人階級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現代奴隸製。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共同合作，實施壓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階級也需要跨國界地組織起來。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臺，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製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製；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製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製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製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臺。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臺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製。

經濟危機和外國製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製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臺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臺，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製度以取代舊有統治製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製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香港：「DQ4」至總辭——香港半議會民主的結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其余15名議員發動總辭，使議會只剩下建製派，意味著香港半議會民主政治的結束。從此以後，立法會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樣只是獨裁政權的橡皮圖章。

與此同時，政權的鎮壓在各戰線方面繼續，中共現在利用國安法造成震攝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訴。政權針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建國」及「民族自強」，甚至指控警察的口號，例如「721唔見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也可以被視為違法國家安全的口號。

黃之鋒、周庭及林朗彥被控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三罪，被還押等候判刑。及後，警察在全港九的鬧市地區嚴密怖防，並針對青年進行搜查行動，明顯政權害怕群眾鬥爭可能反彈。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譚得誌亦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合共14項罪名。中共趁著美國因總統選舉而陷入混亂，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時間才上任，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發動攻擊。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癥為借口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委任方式將議會任期延長一年。當時右翼本土派主張杯葛議會，而經過一輪辯論後，除了陳誌全和朱凱迪外，泛民主派決定接受委任議席，使很多抗爭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為了議席而委曲求存，現在最終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議會。

諷刺的是，議會沒有了反對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災難歸咎於「泛民亂港」。建製派很可能會在無關痛癢的政策上表達反對，以表示自己有所作為，但作為中共的奴隸他們是絕不會改變其親財團及反民主的路線。

一直以來，立法會在功能組別製度下確保建製派為多數，專製政府的法案必定通過，而反對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決。立法會過去一直是群眾鬥爭的其中一個焦點，設定政治辯論的議題，成為發動群眾鬥爭的平臺，但同時，議會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將議題的辯論限製在小修小補的框架內，阻止群眾鬥爭激進化。泛民主派「循序漸進」的保守立場，即希望把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稍微改善，並期望中共會逐步開放民主，就是議會製度下的政治產物。

泛民總辭時，並沒有提出任何代替議會真正的鬥爭方案，只是寄望事件會引起國際資本主義政府的支持，但結果失望而回。各國政府製裁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於支持香港民主，而這些象征多於實際意義的措施只是為了爭奪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疫癥及其帶來的經濟危機使他們自顧不暇，現在香港議題亦不是西方向中國施壓的焦點。而且這些製裁並不會真正威脅到中共統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國以至香港的工人階級。只有基層工人的組織和行動才能改善狀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鬥爭只是為了保障他們剝奪和操控窮人的權力。

現在反對派僅於的辯論和拖延法案的空間都被剝奪。立法會也再不能扮演限製群眾鬥爭的角色。固然在未來一段時間群眾鬥爭會失去了一個平臺。但同時擺脫了立法會的限製後，將迫使鬥爭通過新的渠道進行，並為工運註入能量，長期來說使其更加激進化。這一過程在沒有議會的中國大陸早已發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黨的實力和資源幾乎全部來自議會，尤其保守的民主黨和公民黨更加如此。它們並沒有真正黨員基礎和組織架構，只有松散的義工和支持者，以及傳媒給予的「輿論力量」。所以沒有了來自立法會的資源和輿論地位，恐怕有機會陷入癱瘓甚至亡黨。

社會主義者主張，現應該召開一個抗爭平臺，讓各大對抗政權的政黨和團體討論如何重建這場群眾鬥爭，以取代立法會在過往進步的作用，同時擺脫保守議會那種討論枝微末節的傳統，將重點放在建立群眾組織、公民抗命以及罷課罷工運動。在香港陷入專製反革命局面之際，更加突顯需要聯合中國大陸和國際的工人階級鬥爭，才有足夠力量挑戰獨裁政權及資本主義。

香港：國泰摧毀工資與崗位——工運的教訓

國泰航空從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變得破爛不堪，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國泰對旗下的國泰航空進行大裁員，並停止國泰港龍業務，整個集團總共裁減8500人，相當於集團職位總數約24%。此外，香港航空於今年2月裁員400人後，最近再度裁員250人，並且9月曾推出兼職計劃，減少1,200名員工三成工資。國泰由一家顯赫有名的企業，變成破落的爛招牌，可謂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所謂「國際金融城市」的繁華面紗已被徹底撕破。

大裁員

這場爆發疫癥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幸存」的員工則被迫簽訂新的壓榨性合約。國泰要求留職員工在兩星期內極為倉卒地簽署新合約，否則當作「解雇」。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今次裁員規模只是第一輪計劃，因國泰表示，「今次重組後每月只減少5億現金支出，而集團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億元現金。」

新合約條件十分苛刻，部分機艙服務員底薪減約四成，外籍員工原享有房屋津貼，但新約則將會失去。與此同時，高層只是減薪一成！機艙服務員過往飛行時數不足最低的 70 小時，都可以獲得底薪。但現在，無論飛行時數增加多少，薪金都會封頂在12,600元。若飛行時數不足 70 小時，更會被扣減底薪。

此外，過去航空服務員若想增加收入，可與同事調更，轉飛更多長途機，增加工作時數以提高報酬。但在新合約下，員工的額外飛行時數隨時變成「無償加班」。

新合約條款大削薪酬且長期適用，而高層僅再減薪多一年。可見資本家在經濟危機時要求員工「共渡時艱」，目的是要將航空業的虧損轉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們營利恢復後也不會恢復工人過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當「大得不能倒」的財團面臨倒閉時，卻動用273億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見自由市場只是拒絕援助基層工人的借口。面對侵吞公帑後肆意裁員的企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今次裁員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國泰的「商業決定」。

建製派將國泰虧損的責任怪在示威運動以及工人罷工上，無恥地指責被裁員工是自討苦吃。這根本是一大謊言。早在去年之前，國泰將燃油對沖而招致虧蝕，虧損金額於2015年至18年高達250億元的，而今年油價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押註在賭場，輸錢後還呼天搶地，只有厚顏的資本家才能做到！

國泰的「商業決定」也具有政治意義：試圖粉碎工會組織。國泰員工在面對一年來的打壓，加上欠缺有力的工會領導進行反擊，現在士氣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爛得不能挽救，缺少了鬥爭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工人一開始就欠缺鬥爭的信心，這是因為工人缺工會領導而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權運動期間，對政治罷工呼聲最響亮的是國泰員工，即使在欠缺工會領導下，自發發動了一場有效阻礙機場運作的大罷工，超過3,000名人員參與，多達235班航班被取消，體現工人階級力量之巨大，向暴政發起進攻行動。

國泰此後面對中共施壓，被要求國泰清洗參與運動的員工，並禁止參與運動的國泰員工飛越內地空域。及後，國泰內部地震，在不足一個月內已有三名高層離任，明顯是中共直接幹預的結果。國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僵屍企業——太古集團，必然會站在獨裁政權的一方去壓迫群眾；反之亦然，當國泰資本家利益受損，政府亦會犧牲工人階級利益去拯救資本家階級。

當時社會主義行動指出，國泰資方的打壓並不只針對工人爭取民主要求，他們知道經濟危機將臨，將要對員工發動經濟打壓，所以當時企圖借機瓦解工會以消除後顧之憂。

失之交臂的抵抗機會

可惜的是，當時職工盟的工會領導並沒有發揮領導角色，領導工人發動罷工。8月5日的罷工並不是職工盟有組織的發起的，而是員工自發請假或曠工，這種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發力，但難以持續下去，尤其當工運面對政權有組織的攻擊時，就更需要工會組織及領導去鬥爭下去。可見，整個航空業需要重建一個有戰鬥力的工會，真正大量吸納被打壓員工，以民主架構組織起來。

特別是在整個市場崩塌時，將航空業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災難的出路，否則工人只會接受財團的宰割。整個航空業都應該被公有化，收歸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進行互相協調和計劃。真正的重組計劃應該是踢走腐敗的管理層和股東，保障付出血汗勞動的員工的待遇，確保航空業為人民需要而非利潤服務。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傳媒界

在香港警察國安處進行810大搜捕，搜查《蘋果日報》總部後，當局最近正式以欺詐及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黎智英等人，並禁止其保釋，政權正連環出擊猛烈進攻新聞自由。自從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政府對民主運動以及抗爭者進行了更嚴厲的打壓。而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醫療界、教育界以及新聞傳媒界。

最近，有線電視出現大地震，意味著恐怖氣氛已令媒體企業自我閹割。8月，4名親建製人士「空降」成為新聞部高層，隨即對部門進行大整頓，當時已經引起三分之二的新聞部員工聯署表達不滿。至12月初，公司以減省成本為由對新聞部進行裁員，更即時解雇負責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的所有員工，共40多人。由於該節目過去多次進行批判性報導，包括對香港警方、政府和建製派提出質疑，此舉引起新聞部全體員工不滿，認為公司是打壓新聞自由，猶如「黨媒姓黨」，其後有線中國組丶港聞組全部員工宣布集體辭職。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變記者的「定義」，由過往持有記者協會或攝記協會的會員，變成只承認政府新聞處所登記的傳媒機構，變相由政府「發牌」。這代表大部分學生媒體、民間網媒，以及自由身記者將不被承認。去年香港抗爭運動爆發，許多公民記者成立獨立媒體，親赴現場報導抗爭運動和警察暴力，讓事件真相能夠不被當局審查下傳達給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眾。

顯然，這只是當局限製媒體的第一步，未來有可能會像中國大陸一樣，由政府統一發放記者證才可以進行采訪。

報復記者

而到了11月，作為公營媒體的香港電臺，其調查新聞節目《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被當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鏗鏘集》報導了去年抗爭期間元朗黑社會襲擊民眾的「721事件」。當中節目就事件中接載白衣人的汽車，利用公開的車牌查冊系統，調查車輛背後的車主，來揭露這些車主與事件的關系。警方卻以有關查冊並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虛假陳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爭運動中其中一個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與黑社會指間的勾結。事後，警方公開指責媒體誤報事件，以及抹黑警隊。如今，更以荒謬的指控拘捕報導有關新聞的記者，完全是對記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當局正有意識、有計劃地打壓新聞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學院的新聞及傳播系收生人數為零，可見新聞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極為黯淡。顯然，當下議會與選舉權雙雙被廢，媒體監察是能對政權造成有效阻力的僅存途徑，因而新聞自由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社會主義者捍衛新聞資訊自由，因為這是勞動大眾獲得事實真相的權利。不過，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例子，證明捍衛新聞自由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有線裁員的例子證明了財團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間轉向擁抱政權，配合執行打擊新聞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聞媒體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因此我們也反對媒體的私有製。要知道，在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使資訊牢牢控製在財團手中。

社會主義者支持新聞工作者組織戰鬥性工會，抵抗現時對傳媒的攻擊。我們主張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並由媒體工作者與讀者代表共同進行民主管理。我們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香港：閹割通識科 清洗教育界

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展示政權對教育界實施高壓政策，意圖全面控製教育系統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權決意整頓通識科，包括更名、刪減一半內容、要求學生前往中國大陸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抗爭爆發之後，建製陣營一直引導所謂通識科「教壞年輕人」的輿論。爾後通識科只分是否及格，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的「獨立專題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權要積極建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對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即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認識。同時，「國民教育」將會復活，促使學生只能認同中共的立場。

抹殺獨立思考

國外亦有不少對應考科目只作及格與否的評分準則，如芬蘭的大學入學試。然而國外所以采取這一製度是為了鼓勵學生主動汲納更廣泛的科目知識和培養多元的興趣。相對地，香港政府僅對通識科實施這一評分準則，顯然就是為了「不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思辨，課業的「及格」與否僅取決於學生是否填寫上政權所認可的「標準答案」和立場。這不僅打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閹割了通識教育的重點，只求讓學生成為唯唯諾諾的行屍走肉。

這一趨勢其實早見端倪，近期作為迫害教師和打壓教學自主的爛頭卒的梁振英，自雨傘運動之後，當時他已盤算「整頓通識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對中國歷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此說法的題目爭議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會有任何利」。這就證明政權根本不在乎學生的思辨和論述能力，只在意他們的立場是否與政權一致。

政權於通識教育方面的打壓，動機在於試圖將學生反抗意識連根拔起，確保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服從政權。但事實證明，這些洗腦教育往往只是政權的一廂情願，不管是國民黨白色恐布治下的臺灣，甚至是現在內地的學生都爆發了自我組織的抗爭運動。

除此以外，政權對教師的打壓無日無之，繼宣道小學教師事件之後，接續再有多位教師被無理打壓。政權當局肆意指責教師失德，有如中國大陸勞改，要求教師參與所謂有關認識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及對社會運動批判的課程。對教師是打壓和恐嚇無疑是政權對教育界「殺雞儆猴」的把戲。

清洗教師

宣道小學教師一事更是公然大興文字獄。政權心知肚明宣道小學教師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構成所謂「宣揚港獨」的指控，這是徹徹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謬。而政權的行動無疑是向教師及社會傳達一項訊息：中共連僅僅是引導學生思考言論自由和社會議題的教師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嚇余下教師自我審查的效果。

林鄭月娥打算將公務員的宣誓，照辦煮碗復製在教師身上。可見，政權已經視香港的學術自由如無物，整頓教師、修改課綱、曲解課程設立原意已是無可避免。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一切對教育界的清算，反對閹割通識科及反對推行愛國教育。我們認為，現在政權勢更突顯學運需要堅實的組織起來，因為與政權機器搏鬥是長年累月的事情，但無組織的黑衣人自發行動不能持續下去，在面對鎮壓的情況下出現疲憊和迷失方向。學生青年群眾組織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組織，並選舉產生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為重建鬥爭製訂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碼——政權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發及「便於追蹤隔離感染者」為由，推出所謂「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用以記錄用戶的行蹤。這相當於中國執行的「健康碼」，不但沒有讓民眾「安心」，反而引發比疫癥更大的疑慮。

現時政府收緊防疫規定，法例強製要求餐飲食肆及其他處所必須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供市民以應用程式掃描記錄出行去向。但現時並未強製要求民眾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擔心引發廣泛的抵製和不合作運動，令政府淪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韓國、英國、澳洲等都有推出類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協助執行防疫工作，但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發了私隱和行蹤紀錄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慮，除非像中國般無視個人權利和私隱風險強製推行，否則民眾主動合作參與的積極性並不高，實際效用成疑。

更何況經過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譽徹底破產，在保障民眾私隱的工作上更是劣跡斑斑。去年的運動中就已有民眾懷疑街頭的「智慧燈柱」監控並收集民眾出行紀錄，因而將之全部拉倒。同時，林鄭政府一方面聲稱「保護警員私隱」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員委任證和展示警員編號，另一方面卻對親政府建製組織在網上惡意披露大批民眾的「起底網」視若無睹。

國家恐布主義

甚至有報導指，部分被親政府「起底網」所惡意披露的資料，極有可能是由代辦「回鄉證」的中旅社甚或是廣東省公安廳所流出。而內地官方媒體如中央電視臺更公然表揚鼓勵該網站的違法行為，完全是一種以披露民眾私隱為手段的國家恐布主義行徑。

因此，香港群眾對於所謂「安心出行」、「健康碼」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極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資巨大的全民檢測計劃，即使檢測期一再延長，反應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慮同樣是擔心中共借此機會收集民眾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監控之用。

香港處於疫情陰影下將近一年，但依然間隔性地爆發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學證據表明四波疫情的源頭基本都來自境外輸入，可見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線本已千瘡百孔。坦率而言，為防疫癥蔓延，衛生機關掌握民眾出行資料本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這些政策一旦由一個專製政權，特別是一個以披露民眾私隱作為打壓手段的政權去執行，必然引發抵製和懷疑。更何況這些懷疑與陰謀論其實極有可能就是事實！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須掃走極權專製，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對掌握民眾資料和私隱的部門進行完整嚴格的民主監督。

香港：荒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醫療系統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於十一月爆發以來，連日新增確診人數高企，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七千人。重癥患者有年輕化趨勢。據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分析，病毒並非來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輪輸入個案引起。

政權不檢討入境和隔離政策，不增加公營醫療資金和支援，林鄭政府一面收緊限聚令，一面先後讓不同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和官員等，豁免檢疫，仿佛病毒是會因人的職業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為嚴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荷加劇，現時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體達99%，深切治療負壓病床亦已達七成滿。有報導指，公立醫院本已長達數年輪候期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疫情的影響下進一步惡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專科輪候期延長5個月，增幅達四成，九龍東醫院聯網眼科新癥輪候時間更長達172星期，即須輪候3年半！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占生產總值比例長年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卻在施政報告中全無著墨。實際上，即便沒有爆發大瘟疫，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早已長時期處於超負荷水平。

世界各地處理新冠疫情的經驗已表明，日常充足的醫療資源是有效控製疫情的重要手段。對付這種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點在於社區醫療系統的快速而全面醫療反應服務，並防止醫院病患過載崩潰，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醫療資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萬幸至今為止香港的社區爆發尚未算非常嚴重，否則以本地薄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與之抗衡，情況將慘不忍睹。

相對地，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亦對抗疫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公立醫院僅有香港45%的醫院醫生，卻面向服務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占整體55%，則只照顧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過程中，私家醫院坐擁大量醫療資源，卻拒絕接收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僅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眾的檢測服務。可見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醫院，在疫癥災難面前仍不願伸出援手，只想營營茍茍地維系自身利益。

隔離政策同樣為人詬病。除獲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從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強製隔離檢疫14天，檢疫地點則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檢疫人士並非專人專車送到隔離地點，前往檢疫地點時有機會接觸群眾，而他們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會開放給其他顧客。

「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醫護界在年初發動罷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緊出入境檢疫政策，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士一直都面臨被政權「秋後算帳」報復的風險。然而，林鄭政權現時迫於外界輿論和工會組織的壓力，特別是疫情反覆爆發，醫護工人不可或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全面打擊和清洗的企圖。醫管局宣布，對於2月份參與罷工的7000員工，只會收回「缺勤」期間的薪金，而不會再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這無疑是一次工人和工會的勝利，假如醫護工會能進一步強化組織和工人參與程度，將可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工會力量。

林鄭自己也承認，所謂對疫癥「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只是一句戲言，並沒有什麽有效的計劃。為方便市民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質疑為全民監控鋪路。

歸根究底，抗疫和民主鬥爭是一體的。需要民主控製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獻媚工具？

現時世界各種新冠肺炎疫苗開始問世，意味困擾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開始漸見曙光。現階段全球進展最快的包括美國輝瑞、英國牛津大學和中國內地的科興與復星等，當中部分已經投入大規模接種。美國與英國現開始安排民眾接種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這兩個最主要爆發疫情的國家料可很快控製及平息疫情。而與港人關系可能是最大的中國國產疫苗，現時卻似乎未能給予民眾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親建製的媒體亦不得不承認香港民眾對中國製疫苗「反應冷淡」甚至「廣泛質疑」。尤其是林鄭稱中國科興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該款疫苗的第三期臨床報告卻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這意味著港人可能將會接種成效不明的疫苗，簡直形同草菅人命。與此同時，秘魯衛生部最近就暫停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試驗計劃，因為一名誌願試驗者出現神經問題，導致腿部活動困難。

中國製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現時中國國產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臨床試驗報告，只有中國國藥集團董事長稱，目前已有數十萬人緊急接種國藥集團旗下疫苗，沒有嚴重不良反應，亦無一感染。又指華為在墨西哥的辦事處大部分員工接種旗下疫苗的無人染病，而未接種的員工卻過半染病雲雲。港大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諷這種口述個案的舉動是「石器時代非科學的做法」，指大眾認可的是臨床實驗全面數據，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個別情況。

事實上港人不信任中國製疫苗的根源在於過去中國三番四次爆發過駭人聽聞的假疫苗事件，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樣，不僅令內地民眾深受其害更一度間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應緊張。

可見，林鄭政府大手向中國藥廠採購仍未完成三期臨床測試的疫苗絕非所謂「科學的」決定，而極有可能是一種政治獻媚的手段。社會主義者反對采購甚至安排民眾接種成效未明的疫苗產品，並要求公開監督疫苗生產，運輸，以至采購流程，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將世界各國的醫藥企業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國工人階級民主控製，才可以促成國際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變成外交鬥爭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嚴重打擊的難民

「疫癥影響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健康。」Mira說。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課，但這對他們來說十分困難，因為課堂用廣東話教學，而我幫不了他們。我最大的孩子將要進入中學，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雙語學校，而要考入這些學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績。

「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他們在疫情下削減了我們的援助金（難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貼。雖然他們沒有說明原由，但我質疑他們是認為孩子在家上課後，生活和食物費用開支會減少。

「香港政府為每名香港學生提供$3,500的資助，但我們卻被排除在外。我有3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分別讀小二、小四和小六。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沒有給我資助申請表。上個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個年頭，他們說要逐個庇護個案處理，但我的案子至今還有任何進展。

足襟見肘

「每個月，他們只給予每個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則只有半額。他們不會為我們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為自己找地方。我們一家只能蝸居在一個很小房間，根本不夠空間。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內，對我們健康不好。

「難民聯會（由難民組成的援助組織）獲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們孩子也不能再到聯會辦公室或補習班。我感到十分苦惱。另一個NGO叫做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但他們非常苛刻。他們只會給予一次機會協助交租，但只要你遲交一次，他們以後就不會再幫你了。

「對於我來說，假如有機會的話，我會選擇工作去養家活兒。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據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個難民沒有工作權的地方。

「我特別擔心我的小孩。他們的成績不錯，我的大孩子甚至因為他英文天賦被選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沒有護照，怎麽去新加坡？他對此十分不開心，但我跟他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難民身分，他才無奈接受。

我想問，為什麽父母不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子女？有時候，我會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層團結戰鬥　反抗不人道難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難民庇護政策非常種族主義而不人道。現時本港有13000名庇護尋求者，他們居住在隔離、貧窮的環境中，並且被禁止工作來賺取基本收入。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積極參與難民鬥爭。2014年，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的提倡下，難民聯會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了為期六個月的占領行動。這場鬥爭最終從梁振英政府手中贏得部分而重要的訴求。原本在食物配給製度下，難民往往只能接受過期和被克扣的食物。後來變成現金券製度，讓難民能夠自行購買食品。社會主義行動組織並參與許多抗議行動，包括在2016年我們帶領了超過200人抗議葉劉淑儀，反對她提出在深圳邊境興建禁閉營。

我們與同難民多次參加立法會的聽證會，其中一次就提出難民學童所面對的困境。會上，我們讓一名7歲的難民兒童震撼議會。她說她不會認字，因為她一直被禁止上學。在如坐針氈的數分鐘間，那些議員被迫要聆聽到他們那些反難民政策所帶來的殘酷現實。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 停止種族主義及歧視，這些都是權貴用來分化群眾鬥爭的伎倆！
• 捍衛難民庇護權！
• 支持外勞外出居住的權利、難民的工作權。阻止政府無視基本人權！
• 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獨裁！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區還有無數「計時炸彈」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廣東道一唐樓發生了嚴重大火，造成7死11傷，是九年來死傷最嚴重的一場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爾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兩名小童。據《明報》報，火警生還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滅火筒，火勢已在3秒內無聲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設法逃生。社區「計時炸彈」還有多少？造成火災的問題根源又是什麽？

該樓宇沒有任何消防系統。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1987年前落成的樓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裝自動灑水、緊急照明、火警警鐘等。但截至上月底，並未巡查涉事的唐樓。

房屋巿場化下的危機

出事唐樓是1951年落成，雖然不是㓥房戶，但是「三無大廈」—沒有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物業管理公司，對加強安裝消防系統造成障礙。金科消防顧問梁錦得受傳媒訪問時指，現時大部分唐樓的消防設備與現時標準有很大差距，且因樓宇本身結構問題，未必能在天臺加裝水缸等消防設施。香港總共仍有約5,300幢「三無大廈」，政府推動的支援計劃進度緩慢，令類似慘劇不斷重演。

問題的根源在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巿場，房屋的供應要以利潤為依歸，所以對政府來說是不應該大量興建公屋去滿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減少興建公共房屋，以製造房屋短缺令資本主義巿場有利潤空間。因此窮人只能付擔起住在安全規格欠奉的住宅。

這場大火死傷者主要是尼泊爾裔人士，在港少數族裔因為語言障礙，加上政府刻意製造歧視，令他們長期處於貧窮和弱勢。親財團政府拒絕加大公共開支去促進少數族裔融合社會，因為這並不會為財團創造利潤。

大火發生後，資產階級李嘉誠向死難者家屬撥款300萬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賺到的金額，連積下陰德都恐怕都不夠。因為李嘉誠就正正是房屋巿場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產王國越大，窮人就越只能住進危機四伏的地方。

這場油麻地大火揭露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窮人、製造社會不平等，以及服務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質。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一個真正為窮人、全體勞動者利益去民主規劃的社會製度，它會消減資本主義下房屋投機，並以人民利益為優先去興建大量公共房間，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傷亡的危險房屋，社會主義行動為此而不懈抗爭。

香港：新公務員工會宣布解散　反對打壓工會權利

1月16日，於反送中運動中乘新工會浪潮而成立組建的「新公務員工會」宣告解散，工會在其FaceBook 專頁中亦指因政府將強推所謂強製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一事，工會理事將拒絕宣誓，因而預期將可能被政府開除，喪失理事與工會資格。故此現階段宣布解散，以保護會員資料。

在2019年的反威權運動中，公務員中亦有大批對政府不滿者。特別是721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大量公務員更恥與此政權為伍，離心離德。林鄭政府無中生有要求公務員宣誓，企圖以含糊不清的所謂「違反誓辭」為借口，以此誅心罪去清洗體製內的反對聲音。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林鄭政府正要乘勝追擊，為所有公務員下緊箍咒。

而在不久的將來，「強迫宣誓」的政策極有可能會延伸至其他行業，首當其沖的最大可能將會是教師、社工、甚至醫護等行業。這些行業在過去皆旗幟鮮明地參與在各種挑戰專製的社會運動當中，包括反國教、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等。當中大量從業員在運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性。林鄭政府亦早已將教育和社工業界視為眼中釘，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

國安法的威迫下工會權利受到更大的威脅，令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更肆無忌憚地以減薪、裁員和加工時等手段打擊工人。當連否決預算案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時，政府未來更有可能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來針對罷工者。

報導指，曾有會員向新公務員工會提出可否通過司法覆核的手段以阻此「強迫公務員宣誓」，而工會亦坦承，政府搬出國安法作擋箭牌，司法覆核勝算渺茫。可見法律最終就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在政權已決心徹底撕毀香港僅有的半民主製度下，所謂的法律鬥爭工作難以阻擋暴政的腳步。

整個工會運動需要動員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抵抗政權的猛烈打壓。可惜，新公務員工會領導在動員反抗前就決定解散。如果工會領導動員會員，召開大會民主製訂鬥爭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陷於困難的新工會運動。政權勢必步步進逼，而其他行業的工會仝人應當意識到危機正在迅速迫近。這不是一個能靠法律遊戲以抵抗的攻勢，唯有立即地號召各行業工會會員，民主討論及製訂如何在國安法下重建工會運動，包括重建罷工運動。

政府封區「抗疫」— 製造種族主義及歧視

新冠疫情持續在社區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開始實施強製封區檢測，油麻地佐敦一帶成為首個目標地區，區內圍封7000人近48小時後，最終發現13宗確診個案，確診率為約0.1%，政府所謂要達到病毒「小區清零」和截斷傳播鏈，但最大影響卻是引發對區內大量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印尼籍難民May與女兒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舊式唐樓單位內，單位內空間狹窄擠擁，連一張枱也沒辦法放置，平常起居飲食工作讀書也是坐在床上進行。「區內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爾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只會說中文及英語，幸好我能說英語，但我的鄰居根本不能與他們溝通。」May 續說：「他們派發的食物中居然有罐頭豬肉，我們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後，May 帶就讀幼稚園的女兒回校交功課，卻發現被拒進入，並要申報健康狀況，表單上更有一項是是否來自受檢測或隔離區域，「這跟往常不一樣，學校職員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變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標簽為帶病毒一樣。」 新冠病毒傳播沒有階級之分，一視同仁地向欠缺保護的人施襲。但資本主義政府卻將病毒傳播歸咎在種族之上，政府高級衛生官員何理明指少數族裔助長病毒傳播，因為「他們喜歡分享食物、抽煙飲酒及交談」，這顯然是散播種族主義。支持少數族裔權益的融樂會則反駁「家庭聚會活動，一般巿民亦會進行，為何政府要強調少數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較易傳播疫癥」

政府帶頭在社會散播種族主義的言論，目的是要將責任推卸在弱勢種族之上，令社會分化對立，分散造成種種惡劣社會問題根源的焦點—資本主義製度。資本主義製度令香港連續10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巿，超過20萬最貧窮人士住在㓥房等環境惡劣的地方，當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數族裔，如南亞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帶，他們每天都面對來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視。長期的不公平和歧視成為他們的夢魘，可恥的是當疫情惡化時卻被政府「忽然關註」並指責，而資本主義製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樓價、惡劣住房造成的病毒傳播、削減社會資源造成的不公平卻通通被掩飾起來。

少數族裔、難民和香港基層群眾都是香港重商經濟下的受害者，統治階級必然要製造種族主義以分化及維持其統治，因此工人運動需要在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和歧視上扮演領導角色，團結不同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基層工人，以爭取更多資源、提高工資、增加公共服務和廉價房屋。 需要的是團結基層工人和所有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居民的運動，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工資，增加政府對可負擔住房和公共服務的資助。工人階級的團結與鬥爭可以擊退政權和資本家所製造的種族主義，迫使他們作出讓步。這也需要組織成一個強大而民主的工人運動和政黨，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和獨裁統治。社會主義行動正為此而戰。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財政預算案

香港在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下迎來2021年的財政預算案，在預算案宣讀前，政府早已四處放風稱「財赤嚴重，睇餸食飯」雲雲，明示不會加強舒困。特別對於面對疫情困境的基層群眾，非但沒有大幅增加對民眾的社會服務開支，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 「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無視基層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撥款予未來數年的「國安開支」卻高達80億元，相當於全港每人交納1000元「國安保護費」！時事評論員林和立估計這筆錢將支付予北京駐港人員的監控工作。足見有錢搞維穩，無錢幫基層。　

現時香港失業率高達7%，在這個數字背後，隱藏著更為龐大的就業不足者和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群體。特別是受疫情影響而被政府勒令停業的行業工人，早已面臨將近整整一年「無工開」的絕境。2019年在職貧窮人口已達50萬人，去年人數一定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對各界的強烈訴求卻仍堅拒設立失業援助金，也完全沒有措施支援被迫放無薪假者，以直接救濟失業與就業不足者，反而設立一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失業貸款」，讓失業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貸，上限為8萬元。

這項短期的貸款不僅毫無吸引力，即使失業者日後再就業，隨後的還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險的是，假如失業者在還款期未能再就業，更可能被銀行追至破產，變相推失業者送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25日的記者會上明言，預期壞帳率會高達25%！換言之，政府在這計劃中本來就預期每四個貸款人之中就有一人會面臨破產，這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破產陷阱！而同時這些貸款由公帑擔保，銀行幾乎不承受任何風險卻坐收利息，毫不掩飾地進行利益輸送。

對於失業者的救濟，亦有學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讓失業者預支MPF戶口的儲蓄以應急，惟政府依然拒絕，揭露了政府只顧保護金融和企業的利益。一方面稱MPF要保留作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卻又繼續允許雇主以MPF對沖遣散費，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關註的就是向所有18歲以上公民發放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間才開始接受登記，對燃眉之急毫無幫助。所采用的電子支付平臺幾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寶、Wechat pay等軟件，這對於很多小商戶就無法納入消費券的流動圈之中。同時，這又涉及到了政權一直以來密謀擴大收集個人訊息的問題。而且這次涉及到最為重要的個人消費紀錄數據，比出行紀錄、通訊紀錄等更為敏感。眾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圖推行所謂「貨幣電子化」，最終將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錢流動紀錄。對於這個誠信早已徹底破產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懷疑這些數據將用於人身監控之上。

政府在預算案公布前就不斷放風指「赤字超過3000億，儲備縮減至9000億」，以正當化自身無視基層的政策。最終預算案的數字顯示赤字僅2576億，儲備仍超過9000億。這表明政府根本沒有借口縮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無須「減甜」，即使如去年般再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所額外增加的赤字仍不過400億，仍不至於如政府所恐嚇的「3000億赤字」。可見政府並非無力舒困，只不過是無心舒困。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開支預算今年開支740億元，比去年增長48%，而未來幾年將增長至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元。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而國泰的註資只能足夠其營運約一年，未來恐怕是無底深淵。沒有這些「支出」，就根本不會落至如此的財赤。

年復一年一再表示「稅基狹窄」，要擴闊稅基，但對於一直以來針對財團的稅種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提高企業利得稅等采取回避的態度。事實上，據不同的調查所估計，假如開征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等三項針對富豪與財團的稅種，已可為香港庫房帶來每年100-500億（參考不同稅率）的穩定恒常收入，這筆收入足以大刀闊斧增加公共醫療、護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資源等。另一方面，單單政府胡亂揮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輸送的開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 社會主義者行動主張停建大白象工程，開征富人稅，設立失業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規模增建公房達每年五萬單位，解決窮苦大眾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親資本的政府滿足這些訴求無異於與虎謀皮。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鬥爭，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讓工人民主監督和控製。

香港：47人被國安法起訴 審訊猶如拷問

中共與香港政府再次發動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參與「35+初選」的參與者後，在2月28日以《國安法》中「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其中47人，當中包括梁國雄、岑子傑、胡誌偉、譚文豪、楊嶽橋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黃之鋒。

被起訴的47人在3月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數百名民眾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隊輪候入內旁聽以示聲援。下午，在場警方一度舉「藍旗」和「紫旗」威嚇群眾，其後在旁晚驅趕民眾離開並封鎖法院。更惡劣的是，當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師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進入法庭之際，竟被在場警員拒絕放行，其後更以涉犯「阻差辦公」、「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名將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訴程序亦極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電子證據有待處理，甫開庭便申請將聆訊押後至5月31日，並要求將47人還押，反對保釋。在未完成搜證工作的情況下，政府就提早起訴並將被告人收監，相當於未審先判。

審訊過程猶如酷刑拷問，被告在首天要進行連續十四小時審訊，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時未能進食，每天只能休息數小時，三天沒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絕讓被告更衣。梁國雄、楊雪盈等人審訊期間不支暈倒被送院。

這項「控罪」的量刑極其嚴峻，量刑起點從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終身監禁。但同時，「控罪」的立足點理據卻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聲援的民眾均表示「控罪」非常謊謬，但對判決的結果卻感到悲觀。民眾紛紛表示，對所謂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難以信任，認為他們只會執行中共的意誌，勢必會將47人定罪收監。而在訴訟前一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2月22日點名黎智英、黃之鋒及戴耀廷，稱三人是「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要給予嚴懲，猶如在審訊前向法院發號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會舉行「立法會選舉」，中共急於在此前執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毀滅性慘敗重演。盡管中共對外宣聲「國安法」有效「回復社會穩定」，但實際上掌權者深知香港的民憤在過去一年以來有增無減，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發。即使以防疫為名剝奪了集會權利，並打壓所有的公開政治活動，但民眾正一次又一次地尋找表達的機會與方式，以對抗專製的打壓。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國安法」實施後，超過六十萬人依然積極地參與了「35+初選」，這對於中共而言相當於奇恥大辱！因此中共與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為名將立法會選舉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時間清洗非建製派候選人。對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過於將候選人統統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發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總辭後，本來已無實權的立法會，失去了最後僅余的一絲認受性。正如我們早前所指出，民眾會在短期內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這同時會對統治階級造成危險，因為群眾的不滿情緒會引導至其他的抗爭渠道。

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比立法會更有力的新抗爭工具。長遠而言，幻想會消失，鬥爭會因而激進化。事實證明，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必須以改變整個製度為目標。因此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我們社會主義者聲援47名被荒謬控罪指控的人士，並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場與反資的工人階級立場距離千裏。同時我們不能坐視政權借「防疫」之名壓製社會運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政權趁此機會步步進迫。我們主張現時迫切需要重建群眾鬥爭

但鑒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2019的反威權鬥爭，即使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卻未能贏得重大的成果。未來運動要勝利的話，一定要從近月泰國和緬甸的鬥爭經驗中學習。尤其在緬甸，工人罷工癱瘓了經濟和銀行系統，削弱了軍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財團與銀行也是禍害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各爭取民主權利的政黨和團體應立即召開一個抗爭平臺，在建設工人組織和工會的基礎上動員並重組群眾，為民主權利與經濟生存權而鬥爭。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申請加入民陣公開信

致民間人權陣線：

中共正在吹風要用國安法控告民間人權陣線。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令泛民黨派紛紛退出民陣。此舉對於抵抗政治迫害的鬥爭並無幫助，實在令人遺憾。

中共要取締的不只是民陣，而是香港舉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會的合法權利。若果民陣受到打擊，七一遊行將可能從此消失。消滅民主運動的示威權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標。中共下一個目標將是支聯會及六四集會。各大民主派工會恐怕也不能幸免。

民陣作為號召大型集會的主要平臺，無疑在2019年的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發起1萬2千人遊行，醞釀前期的反送中運動，至6月9日的100萬人及6月16日的200萬人上街，驅使抗暴革命爆發，到了運動中期陷入僵持狀態時，民陣再發動818的170萬人流水式集會再鼓起運動。即使過去民陣由溫和泛民所主導，社會主義行動並非認同其全部做法，但現在捍衛它就是捍衛示威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現申請加入民陣，望獲所有留下來的成員團體批準。我們呼籲所有反獨裁的團體留在民陣，或者加入民陣。國安法通過前，多個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團體，最後也沒有避開中共的鎮壓，足見退出民陣並不是避開中共打壓的逃生門。作為民主運動的團體，理應站出來告訴群眾——鬥爭將會繼續。

中國／香港：ISA發起全新的聲援行動

自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過後，局勢已全然改變。習近平獨裁政權和名不符實的中國共產黨回應這場運動的方法，就是對民主權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打壓，其目的是要摧毀這場運動，並防止未來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任何的群眾鬥爭。

鑒於這些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以及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嚴厲的打壓，ISA發起了「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暫譯，英文名稱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運動。這項運動的目的是加強大眾對中港實際發生情況的認識，以動員來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團結聲援。

這個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將與幾個其他現有的聲援行動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們的同誌和社會主義支持者。他們受到直接的打壓威脅和影響，令這場鬥爭非常具體。

我們的團結運動將集中於中港受壓迫階層（工人、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局勢。我們將避免按照各自議程的各政府和商業利益團體發起的倡議。當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問題受到威脅時，他們既不能為被壓迫者發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兩國統治者之間的新冷戰時代，這尤其重要——因為雙方都試圖操縱全球輿論，利用全球輿論進行他們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

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組織聲援行動。實際和即時的團結聲援意味著向遭遇國家鎮壓的受害者表示支持，並盡可能廣傳相關事件的消息。該運動希望以提出決議案、製作影片和分享活動照片來提高全球工會和勞工運動對中港鎮壓的認識，以支持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工人權利和民主權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將自製災難

香港正處於歷史性的反革命狀態。中共動用國安法全面鎮壓，參加初選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會被閹割至人大一樣，法庭不斷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參與及組織未經批準集結，其中5人被判監8至12個月，當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被判最重的18個月。他們多人還將面對國安法的審判。

中共提出「愛國者治港」，為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終。中共全面改組香港立法會，立法會直選議席由一半降低為90席中的20席，候選人必須獲得港區人大政協代表的提名，而且還有國安部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共徹底錯估形勢，誤以為建製派會大獲全勝，故此沒有取消區議會選舉。最後民主派奪得9成議席，使中共驚惶失驚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間極度有限的選舉也可以成為群眾投抗議票的平臺，因此下定決心要全力扼殺選舉空間。現在，中共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因為該五席由區議員提名的，將會由泛民占據候選名單。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選舉會變成變相公投，讓選民抗議票。

中共對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也不放心，即使廣大群眾並無投票權，還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戰中央的候選人。除了取消區議員的選委資格外，醫護和社工的權力亦被削弱，而中資代表則獲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別。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後體製內妥協和「循序漸進」改革的幻想，不論是35+控製立法會，還是300+特首選票的關鍵少數，都已是灰飛煙滅。

議會淪為笑話一則，杯葛選舉的氣氛已在群眾中蘊釀起來。建製派已正吹風，指鼓吹投白票將會是違反國安法。不論反對派能否發起公開的白票運動，選民的投票意欲己將大大減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為強硬鎮壓會平息反抗，但民怨只會繼續積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被扼殺，並不代表建製派可以大安旨意，從此歌舞升平。中共同時會整頓治港勢力，淘部分的建製冗員，希望更有效直接控製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拋出「忠誠廢物」一詞，嘲諷香港建製派雖然忠心耿耿，但卻庸懶無能、無力護主，並非「賢能的愛國者」。建製派立法會議員的葉國謙則以「廢柴學者」一詞回擊。建製派與中共要員公開罵戰是極為稀有之事，表面上無意義的口水戰，背後揭示著建製內部權力大洗牌將會進行，各方都在爭奪政治分贓。

習近平政權不會明白，是自己極為強硬的統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彈，激起2019年以來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強硬控製香港、更直接指揮香港才可避免日後危機再生，因此改變過去經中聯辦及香港建製派的統治模式，削弱因山頭林立而行動散渙的建製派之權力，由中共黨機關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發期間，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設立「危機管治中心」指點治港政策。經過這場風浪後，中共要把直接指揮香港的做法製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由韓正擔任組長。這種小組是用於駕空國務院的權力，使國家事務更直接由黨控製，方便習近平集中權力於一身。習近平上任以來，擔任過經濟、財經、外交、網絡、法治、國防等小組組長。

沒有了民主派，「忠誠廢物」出現生存危機。過往建製派動輒將民不聊生歸咎於「反中亂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現在，他們不能再以泛民作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責任。若果當連橡皮圖章也不如，恐怕會失去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因此在政治小醜劇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評政府的聲調，來獲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製派反對林鄭興建沙嶺超級殯葬城，就是一邊向中共表忠、一邊向林鄭撒野的表現。當然忠犬還是忠犬，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獨立性，更不可能挑戰中共和財團的利益。

幾名內地商業精英高調成立紫荊黨，旨在於新選舉製度中取代香港建製派。紫荊黨創黨主席李山兩會期間獲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單獨接見。該黨創辦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長黃秋智直指，改選舉製度將「溝淡」現有建製派，更直指建製派「令中央無法聽取香港真正的聲音」，以至在2019年區選中大敗。然而，依靠他們執行中共的政策只會適得其反，製造更多沖突和動蕩。香港建製派在紮根多年，好歹在直選中也有4成選票支持，而且利用強大的資源進行地區工作，在不少貧困屋邨能欺騙到一定民心。新建製派的內地精英面孔對香港人來說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為離地，難以在香港獲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製多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嚴厲的鎮壓，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而香港半民主議會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絕路。中共在主權移交時，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循序漸進走向普選的假承諾，產生了半民主議會與泛民政黨這種政治產物。故此，議會就是泛民的母體。溫和泛民並不相信議會以外的群眾鬥爭和組織，他們擔心鬥爭會變得「太激進」會挑戰到他們的領導地位，沒有議會根本沒有生存空間。他們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讓他們入閘參選。現在泛民各黨已在討論是否繼續參選而陷入分歧。而任何決定參選的泛民政黨，都將會被群眾視為「忠誠反對派」。

整頓香港建製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為了讓中資加快接管香港經濟。在中美沖突激烈化下，中共要應付與美國陣營的經濟脫勾，因此加強接管香港以免經濟孤立。此外，中共亦要進一步控製香港的戰略產業，包括土地、電訊和電力，從而確保在地緣政治沖突中掌握對香港的統治權。中資占香港經濟份額是越來越大，已占據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資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約，中資亦占總款額約一半。例如造價逾千億元的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合約中，中資占總款額的54%。

中資亦積極收購農地及競投官地，但囤地面積仍遠落後於港資地產商。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發動權力鬥爭，掃除部分港資與新界地主的障礙。三月，韓正提到需要解決香港住屋問題，隨後廉署以涉嫌貪汙詐騙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榮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等鄉紳。鄉議局根本是「愛國愛港」團體，為中共效犬馬之命，可預見權鬥之手未來將會伸至中共多年來的另一個盟友——港資地產商，要知道近年黨媒攻擊李嘉誠為「地產吸血鬼」而不是新鮮之事。香港地產商要麽更開放與中資合資開發土地，要麽像李嘉誠的長實那樣拋售大量資產。

紫荊黨最近流出一份內部刊物，拾韓正的唾余，指中央只要出手強征新界土地，就可解決香港土地問題。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可笑。多年來，中資與港資之間雖然互相爭奪市場，但也合資聯手炒賣或開發土地。他們總體來說有共同階級利益，而房屋問題的受害者正是他們的階級敵人——工人階級。中共自己就是住屋問題的元兇。

去年以來習李就統治方針出現激烈的權鬥。主要代表中共太子黨、資本家和鄧小平時代元老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認為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在國內製造了不必要的沖突，也與西方國家製造前所未有的對峙。他們希望恢復鄧小時時期的溫和政策，讓中國可繼續融入世界市場。與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的香港資本家現在被中共排擠，也一定程度上這場權鬥的延伸。

事實證明，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的邏輯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在可預見的將來，鬥爭會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群眾的不滿情緒亦因此會被引導至其他更激進的抗爭渠道，對統治階級造成更大的危險。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一種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爭工具。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不論中資、港資還是外資都是禍害元兇。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運動也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尤其現在中國青年大大激進化，下一場大規模運動可能會先在中國大陸爆發，倒過來鼓起香港的抗爭。

香港：青年窮人無份的BN(O)居英權

在中美沖突升溫下，英國政府一改過去無視、甚至附和中共鎮壓香港的態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計劃來回應《港區國安法》。去年英國政府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簽證及居留，並撥款4300萬鎊為移英港人提供協助。除了因為與中國發生地緣政治沖突，英國政府也想借此搶奪香港中產階級帶來的資金。

到目前為止，據報已有兩萬七千名港人通過這一計劃申請移居英國。英國當局估計未來5年將會有超過30萬港人移居當地。中國視之為挑釁推行反製措施，宣稱「不承認」BN(O)為合法旅遊證件，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港人移居權和庇護權，反對中共的打壓。

留英計劃被很多港人視為德政。事實上BN(O)政策源於1980年代右翼英國政府不願意給予港人英國公民身分，聲稱這會使英國「被外來文化淹沒」。今天這項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國政府估計，雖然持有BN(O)的港人數量將持續上升，去年年底已達73萬，能通過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歲以下者，除非他們的父母持有BN(O)並有意離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申領BN(O)，根本沒有機會出走。最需要受到庇護的一群將受到無視。

成本高昂

BN(O)簽證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而以英國的生活水平社會，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資產的中產階級，否則難以承擔當地的生活費。據《經濟日報》報導，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國，等候入籍的6年間開支至少須485萬港元。這就使得基層民眾卻步。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中上階層坐擁豐厚資金。去年全港擁有1000萬港元或以上凈資產的「千萬富翁」達51.5萬人，創歷年新高。港人資金的流入直接推動了英國的樓價飆升。萊坊(Knight Frank)的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香港買家占整體外國買家的4%，高於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業主更試圖在當地復製香港式炒樓牟利，大量地產業者正在開班傳授炒樓技巧。資本輸出到哪裏都像蝗蟲一樣侵蝕資源，所謂蝗禍根本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在資本主義體製下，香港人未來也不免會在英國或其他避難國裏面對種族歧視。

過去兩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繼續鬥爭，舉辦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應該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義（港人身分認同）來建立海外生態圈卻只是一種幻想。在20世紀初，海外華僑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批形成中華民族意識的群體，並為1920年代反帝運動埋下種子，是因為華僑工人階級有著受到種族歧視與欺壓剝削的共同經驗。然而，今天中產階級為主的香港民族主義是相當軟弱，移英港人欠缺集體生活的連結，使「港人身分認同」難有組織的發展。海外黃店可以像民主墻那樣作為宣傳平臺和表達空間，但在金融資本壟斷的今天這並不會形成獨立的經濟圈。目前大部分黃店賺到的錢是不會回饋給抗爭運動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聯結英國政府或兩大黨權貴政客，而是團結在英國的工人和基層群眾，挑戰英國的工會官僚，要求工會支持中港民主鬥爭，亦要中國大陸的群眾輸出革命，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

香港：巴士逆市加價 市民百上加斤

疫癥下市民面對無薪假、減薪甚至失業。九巴及新巴城巴卻於3月中獲行政會議批準大幅加價。九巴已於4月4日把獨營路線價格上升平均5.8%，最高達8.6%，聯營過海路線則分階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則獲準加價12%。首階段已於4月4日起開始整體平均加價8.5%；並於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過去十數年多次加價，數次高於通脹。當中城巴和新巴於2019 年1月加幅更達9.9%。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去年因獲政府補貼9億元，令其有2億元盈利，近5年已累計賺21.8億元。而且九巴於2001年把其廣告業務附屬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帳目並沒有直接包括其廣告收入。由巴士車廠用地所得，賣樓及出租商場收益，則歸載通國際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對員工則越見刻薄。九巴後勤部門於1月有數十人遭「勸退」離職。自3月起，以合約形式續聘已退休車長改為只以半職聘用，更指定夜更崗位。底薪較舊合約減少三成。而負責清潔車廂的清潔工，則由4月起被轉為外判工，轉職到清潔承包商工作。至於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強製員工每月放1至2日無薪假、要求「自願申請」短工時更份安排，即相關更份最多上班4小時，以時薪計算工資。於2月先後解雇了10多名文職人員和逾40名後勤部門員工。3月獲批加價後，更把所有兼職車長停職。

疫情下削減班次

提供市民服務方面，疫癥下乘搭人次減少，本來正好令每班車的載客人數減少，以保持每人的距離，減少病毒傳染機會。但政府卻批準巴士公司縮減班次，讓疫癥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長至30至50分鐘一班。現時南區部分路線上班上學繁忙時間候車需時達半小時，今年初新巴城巴個別路線甚至曾經於周日每小時才有一班。

社會主義者認為，大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運作目的，應用於提供免費及優質的服務，並禁止疫癥期間任何惡化員工待遇的行為。工人需要團結組織工會才能有抗爭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業公有化，置於民主的集體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為民眾服務。

香港：「套丁」數十年　資本賺到盡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榮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關註起新界「丁權」及「套丁」等問題。

所謂「套丁」，指的是擁有建屋「丁權」但無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與有地但無建屋權的地產發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產商廉價「賣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請興建「丁屋」。私底下，該「丁屋」實際上由地產商所擁有，並由地產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筆據稱約十多萬到五六十萬港元不等的「套丁費」。按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決顯示，以上的「套丁」行為屬串謀詐騙地政總署的犯罪行為。

假如我們宏觀地審視，根據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會十八題：鄉村式發展地帶」新聞公告顯示，法定圖則中規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土地的總面積為33平方公裏（約占香港總陸地面積3%），而全港整體的住宅用地僅占香港總陸地面積4%，意味著香港超過90%的居民擠擁在4%的土地上，相對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卻（至少在紙面上）有著3%的土地預留。

但事實上，正由於土地緊絀，現時大多數所謂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無地建丁屋，他們最多不過是一次性地將自身的「丁權」出賣予財團，套現區區數十數現金，與財團「套丁」後發展成動軏市值千萬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連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據《蘋果日報》報導，地產發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轉售的暴利，往往通過村長鄉紳甚至黑幫威逼利誘原居民出賣丁權，過程中多番涉及眾多利益瓜葛而發生血案。可見目前，實際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謂「丁權」根本並非建屋自住，而僅僅是地產商和鄉紳牟利的其中一條渠道。

早在2016年，媒體《香港01》已曾揭發「新界王」劉皇發與其兩名兒子劉業強、劉業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發展丁屋屋苑「龍濤灣畔」、「成發山莊」等，獲利1.2億。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權的原居民亦直認當時早已出賣丁權，賣價僅五六萬元。

套丁行為的非刑事化

據報導，涉嫌套丁牟利的還包括前行會成員張學明、廣東省政協溫幸平、地產商金朝陽集團、甚至負責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見這些建製中堅，一方面貓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眾住屋問題，另一方面卻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數以億元計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個「套丁」屋苑「曉門」公開出售，整個屋苑占地達3.3公頃。而這一「套丁屋苑」並非特例，大埔「華樂豪庭」同樣屬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頃，已相當於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積。相比之下，以「曉門」為例僅發展277戶，而占地相約的公屋啟晴邨（3.47公頃），則發展了5,204戶，兩者相差近20倍，這是對土地發展荒謬的浪費和揮霍。

與此同時，套丁泛濫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在現時特首林鄭月娥身上，據香港電臺報導2007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她應鄉議局的要求，將丁屋申請表中，申請人聲明沒有轉讓丁權的一項剔除，變相將套丁行為非刑事化。而這一政策的改變，全港民眾居然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開審，鄉議局出示林鄭簽署相關政策改動的信件，全港上下才驚聞此一消息。

但面對這些嚴重且泛濫的情況，即使媒體甚至民間團體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關的官僚機構卻幾乎完全無所作為。被媒體曝光的套丁鄉紳名流等人，在過去數年間絕大多數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訴。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後，民眾對封建鄉紳和「鄉黑」勢力憎惡至極，大批民眾自發追查其不法行為。到最近，廉署方才姍姍來遲地逮捕數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權問題積陋已久，這本身就是一項傳統封建宗族的殘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散發著封建時代中令人欲嘔的惡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應當立即廢除丁權，全面沒收所有地產商及「鄉黑」勢力的土地和農地，由居民代表及規劃專家組成的土地委會員規劃發展，全力興建廉價優質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應全港民眾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經濟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見終結。雖然病毒對民眾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區那樣嚴重的傷亡，但對勞動大眾的影響依然巨大，特別是經濟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全年經濟增長為負6.6%，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最差，而且亦是連續兩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擊，短短一年間，失業率至今飆升到7.2%，是自2004年以來最嚴重。除此之外，打工仔還要面對就業不足、強迫無薪假、減薪。受到最大沖擊的行業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當中餐飲業失業率更高達14.7%。而貧窮人口亦屢創新高。

雖說是疫情導致經濟狀況惡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經陷入經濟衰退（源於中美貿易戰與中國經濟放緩），2019的經濟增長為負1.2%。

的確，普遍分析認為本港今年經濟會出現反彈，港府預測本年經濟增長為3.5至5.5%，至於IMF也預測有4.3%增長。不過，這是建基於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數，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數字加起來，經濟仍然為負增長。IMF亦警告，全球經濟反彈後會逐漸失去動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經濟數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後香港表面經濟數據能很快復蘇，但嚴重的失業率要持續到5年之後的2008年才回復到低位。也就是說雖然經濟數據可以改善，但工人階級的處境往往要更延後幾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實際上是越來越差。而當年的危機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然而，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自1976年來最差的狀況，未來經濟困難的時期還會持續。

港府是貧富懸殊的元兇

同時，香港政府將擺脫經濟困境的希望，押在大規模接種疫苗身上，然而在缺乏醫療配套、安全保障、政府長期不得信任下，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疫情反覆未來仍然會威脅經濟。而在經濟危機持續下，最受打擊的就是廣大基層與勞動大眾。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9年的貧窮人口達到149.1萬，貧窮率為21.4%。但官方的貧窮線定於算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1人家庭的貧窮收入僅為$4,500，根本不足以反映在生活費昂貴的香港下真實的貧窮狀況。但這貧窮數字已經是自2009年政府設立貧窮線以來的最高。至於深受疫情打擊的2020年，可想而知社會貧窮必然達到破紀錄的程度。

面對勞動大眾嚴峻的貧窮、失業問題，這個坐擁過萬億儲備的香港政府做了什麽來救濟市民呢？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政府以巨額財赤為由，非但沒有設立如失業援助金等的社會保障，連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而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當中國泰獲得政府註資後，更隨即大規模裁員8500人，留下來的員工亦遭大幅減薪。

似乎政府現在已毫不隱藏地充當工人的劊子手、貧富懸殊的製造者，顯露自身服務資本財團的本質。

與此同時，縱使疫情與經濟危機的影響，有錢人卻越來越富有。花旗銀行早前發表《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2020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人口達51.5萬人，上升2%，創歷年新高。這與全世界在疫情期間的趨勢吻合，全球資產達到10億美元或以上的富豪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當中有23名香港富豪擠身全球500大。可見，統治階級不斷宣傳的「共渡時艱」是假的，朱門酒肉臭才是真的。

五一勞動節 最低工資$66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勞動節是勞動大眾透過抗爭來捍衛自身權益的傳統節日，但去年五一當局首次借助「限聚令」來禁止遊行，而今年亦以同樣原因不能有五一遊行，可見政權打壓民主權利也就是在打壓工人權利。在國安法鎮壓下，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及醫管局員工陣線余慧明身陷監獄，未來政治罷工很可能為定罪為「顛覆國家政權」，加上白色恐怖氣氛也會壓製經濟罷工。

對於香港的廣大工人階級來說，勞動節實在有太多太多需要爭取的改變：全民退休保障、廉價住房、租金管製、最高工時、男女同工同酬、工會集體談判權等等。更甚，今年的五一是首次被政府凍結最低工資的一年。

香港自2011年訂立最低工資以來，水平一直極低，現在僅為每小時37.5元。今年凍結最低工資後，意味著政府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可能增加，變相這4年來基層的收入連通脹也趕不上（巴士今年已率先加價）。根據樂施會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要在香港能夠得到有體面的生活，應付衣食住行等開支，在計算通脹影響後現在基本一人開支為$11,328。以標準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時製來計算，最低工資應定在每小時$66，也就是說官方水平根本低估算了77%，而這個工資水平亦應與生活物價掛勾。

以香港2020年的人均GDP 36.23萬港元（也就是每月$30,192）來看，這個基本工資水平根本不算高，也可以看到香港勞動者的財富究竟有多少被那些老板們剝削掉。

展望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保護主義、去全球化成為「新常態」，傳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未來可謂夾在中間進退兩難。北京及港府近年積極推廣「大灣區」融合， 目的就是將香港納在習近平的「雙循環」經濟圈內。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了所謂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青年人到大彎區工作，並以公帑補貼企業的工資支出，這就是當局試圖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方案！不過要知道，大灣區是沒有獨立工會的，工人維權是非法的，習近平年初南巡深圳時候更加將惡名昭彰的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法化。因此，港府只是想把香港青年變為血汗工廠的新力軍。

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香港最主要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也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兩者占額都超過一半。中資企業越來越大舉進駐香港不斷加速，去年有中國體育品牌李寧入主港資服裝品牌Bossini、中國移動旗下公司以工業地史上最貴金額擊敗港資地產商投的沙田地皮等。相反，在《國安法》通過後，美國商會的調查指2/3美企認為情況不利其前景，而有另一調查顯示超過30%日資企業考慮減少在港業務。中資未來勢成為香港的新「霸權」。

香港被綁上中國經濟列車

至於香港的經濟支柱金融業，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股份有98%為中資企業，比例史無前例地高。今年隨著中美沖突惡化，美國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越來越多在美股上市的中資企業將會尋求在香港「二次上市」，當中包括百度、嗶哩嗶哩、攜程等。過去中美沖突，美國也曾經考慮針對香港的美元結算及聯系匯率製裁中國。未來，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金融中心」是大勢所趨。

因此，香港不單是政治「大陸化」，而且整個社會與經濟命運也與中國綁在一起，未來越來越左右香港發展的，是中國的局勢，使香港工人更需要團結中國大陸工人共同抗爭。

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不外乎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然而，親中共、親財團的港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

香港的勞動者需要意識到，我們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及所有被壓迫者都是命運共同體。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危機，今天就要捍衛工會權和罷工權，反對國安法鎮壓，並且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不但要在香港重建鬥爭，更要連結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勞動者的集體力量，共同抵抗資本主義與獨裁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疫苗接種一再「甩轆」

香港自2月26日正式開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全民接種計劃，但顯然反應並不熱烈。截至4月7日，疫苗計劃開展到第41天， 接種第一劑的人數仍不到52萬人，僅占人口比例7%。

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後，確診率不減反增，而中國也傳出醫護人員接種2劑國產疫苗後仍確診感染肺炎。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終於坦承，中國疫苗保護力低，當局正考慮混打不同種疫苗來提升保護力！

死亡風險

民眾對疫苗接種缺乏信心的因素眾多，首先的原因在於安全性問題上。特別是對供港主力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安全性抱有極大的懷疑。截至4月9日，香港共有15人於接種疫苗後死亡，當中13人接種的正是科興疫苗。雖然未有證據指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存在因果關系，但接種中心在打針前並沒有檢查市民的病歷，加上所謂專家並無加以檢查死亡個案，政府一切照常繼續接種計劃，使民眾的信心大受打擊。

之所以造成這一現象，政府的接種策略絕對難辭其咎。須知為應對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各國的疫苗不管是科興抑或復必泰，大多只是獲「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這是自EUA通道成立以來，首次全球性大規模批出EUA進行廣泛全民接種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意味著這些疫苗有著比一般正常程序上市的藥品更高的風險。因此在中國，政府官方還稱「臨床試驗關於老年人保護效力的數據還不充足」，要等到「獲得足夠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後」才會開展高齡長者的大規模接種工作。

奇怪的是，連科興自己也表示不建議長者接種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優先安排60歲或以上人士及長期健康問題的人士接種。而結果自2月26日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接種後出現嚴重反應須送院的亦多數是長者。顯然政府想營造一個照顧長者的形象，但這毫無根據的優先接種政策卻收到了反效果。甚至令人覺得香港政府是不是要用香港長者作為「白老鼠」，以供給科興疫苗高齡群體的臨床接種數據。

此外，造成反應冷淡的原因還有於接種後的配套政策一片空白。比如打壓遊行集會的限聚令是否會取消？「疫苗氣泡」會否重啟，以盡可能恢復航運與旅遊業的運作，讓從業的工人走出困境之余亦吸引其接種？所謂「疫苗護照」的政策進展又是如何？正與多少國家地區接洽相關安排？是否可以讓部分被勒令停業或須遵守營業限製的行業可以接待已完成疫苗接種的民眾？這些通通都是民眾最為關心的事項，但一切在政府的公告中卻似乎諱莫如深，或只有一句「正在研究」的官腔廢話。政府對本港疫情毫無掌握，加上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各自為政，難以互相協調抗疫政策。今年社會運作能否恢復運作仍有很大疑問。

同樣的，政府供應的也一直以來僅僅只有科興或復必泰兩款，而從未看見政府有意擴大供應的種類，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空間。這些因素同樣都令疫苗接種率和進度緩慢不前。更要命的是，4月12 日，科興在巴西的合作夥伴布坦坦研究所公布第三期臨床試驗最終研究數據， 結果指出，完成兩劑科興疫苗接種後對新冠肺炎的預防有效率僅得50.7%。假如按世衛60%才能達到有效的群體免疫效應的標準，那即意味著即使全港所有民眾都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香港都不能擺脫瘟疫的威脅。

官僚怠政害苦民眾

再一次，香港政府對接種疫苗後的官僚怠政，加深民眾一直以來的懷疑：政府根本不想真正的平息疫情，而是希望通過將瘟疫維持在一定的威脅水平以借辭打壓遊行集會等民主權利。畢竟連梁愛詩都坦言擔心疫情平息，各項限製撤銷後大規模抗爭運動會卷土重來。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接種疫苗是對抗瘟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我們主張應由醫護人員及專家民主產生的抗疫工作委員會製定防疫政策，並統籌一切抗疫物資的采購、物流和供應，基於科學數據而非政治去製定平衡而有效的防疫抗疫政策。

5月31日國際聲援抗議日——反對香港「國安法」審判！

5月31日星期一，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長毛」梁國雄與其他46名被告將第二次上庭受審。這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獨裁政權去年實施港版國安法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審判。一旦罪成，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

本案於3月1日首次開庭，這是當局發出的一個嚴厲警告，目的是要向所有人展示用來打壓政治異議人士的新法律。47名被告中有包括「長毛」在內的36人被拒絕保釋，並在「調查」期間繼續被羈押。在過去的香港，基於被告無罪假定的原則，除非是非常嚴重的案件（例如謀殺案）審判，否則通常準予保釋。3月的審訊持續了4天，被告甚至被剝奪了洗澡或換衣服的權利。當時有10名被告暈倒，包括罹患心臟病的「長毛」在內的4人需要送醫。

中共政權通過這次「國安法」審判，其打擊面涵蓋了幾乎所有反建製的反對派領袖和參選人，包括工會運動人士、親西方自由派和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長毛」這樣的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曾五次當選為立法會的議員，而今天這個機構已經成為了橡皮圖章。習政權在香港實行了全新的政治製度，中共控製的機構或商會將欽點4/5的立法會議席，而國安部門亦能對所有候選人進行篩選，以確保只有「愛國者」才能參選。「愛國者」的定義是那些毫無批判地絕對服從習近平政權及其鎮壓政策的人。

針對這47人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案情指他們在2020年7月國安法實施數周後，參加了的非官方舉辦的「初選」。超過61萬名選民在這個「初選」中投票，來決定泛民參加2020年9月（後來被取消的）立法會選舉的代表。這次初選的投票率異常地高。而中共聲稱「初選」是為了推翻港府的陰謀。

無論勝出初選與否，所有參選人都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長毛」沒有贏得初選，因此根據7月份的結果，他不會成為9月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作為在鬥爭中擁有良好記錄的戰士卻不能成為候選代表，這顯示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意識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混亂的。2019年的群眾抗議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高達200萬人上街遊行。民眾表現出了極大的創造力，並勇於挑戰強權。

2019年運動的教訓

青年人是推動鬥爭的力量，他們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那些曾是反對派主導力量的泛民政客，人們越來越感到他們「太軟弱」，並正確認識到他們阻礙鬥爭的角色。不幸的是，運動集中於「勇武行動」而忽視了政治，且強調「自發性」，而非去建立有組織的群眾組織（民主委員會、工會、罷工委員會和工人階級政黨），導致許多「新生」但在政治上十分局限且混亂的人物和團體冒起（言辭激進，但缺乏運動致勝的策略或思想）。

尤其是在運動變得精疲力盡的後期，部分團體的唯一「策略」，就是把他們希望押在美國和右翼西方政府的（實際上很表面的）製裁。這些組織缺乏有效的前進方式，而走向了徹底的死胡同，這也代表著運動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政府的真正面目存有誤解。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呼籲我們的同誌和支持者在5月31日在全球各地進行團結聲援行動，抗議香港的國安法審判。在大城市，在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外進行抗議是一個合適的選擇。但在某些國家，即使在小城鎮，英國、香港的主要銀行，譬如匯豐銀行的辦公室甚至也可能是進行抗議活動的好地方。（匯豐銀行的是國安法的幫兇。匯豐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王冬勝是中共獨裁政權下的政協委員，並力挺國安法）

我們要求廢除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並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強調重建群眾性反獨裁的革命鬥爭的必要，將鬥爭傳遍中國，並將反對無處不威脅民主權利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聯系起來。

以下是「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新傳單的正文：

反對中港鎮壓！

團結基層、國際主義，不信任為大企業服務的政客和政府

自2019年爆發群眾抗爭以來，香港至今已有10,200抗爭者被捕。當中有600多人因「暴動」和「非法集結」等政治罪行而被定罪，其中許多人被重判5年或以上的徒刑。中共獨裁政權將抗爭者稱為「恐怖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並強行實施了新的國家安全法以鎮壓民主運動。國安法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香港曾是中國唯一擁有有限民主權利的地區。然而自從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這座城市已成為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共習近平專製想消滅民主「病毒」，他擔心這種「病毒」會從香港傳播到中國，同時他也想在與美國和西方政府不斷惡化的冷戰沖突中表現出強硬態度。

香港的鎮壓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100名社運人士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嚴重罪行。

•國安法嚴重侵害言論自由。香港民主運動多年的主要訴求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現在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違者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在中國是個禁忌話題。六四紀念活動過去只能在香港舉行，2019年的燭光晚會就有18萬人參加。但是2021年是連續第二年香港被禁止舉辦燭光晚會。

•香港的工會是中國鎮壓的目標。3,000人的新公務員工會於1月解散。兩個工會的領導者，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主席余慧明的亦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吳敏兒已辭去工會主席的職務，並與工黨的斷絕聯系，以期減低她的刑罰。其他幾名被告也切斷了他們的所有政治聯系。

•左翼老鬥士、民主運動人士「長毛」 梁國雄也是國安法被起訴的人物之一。他在港英時期也曾因「非法集結」被判監18個月——這提醒大家，不只是中共政權才會實施鎮壓性法律。

中國的鎮壓

中國的鎮壓情況更嚴重。除了作為政府傀儡、從未支持（哪怕一場）工人罷工的黃色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外，所有獨立工會都是非法的。工人經常因罷工或抗議而被判入獄，特別是當他們試圖組織起來的時候。工人領袖往往被指控「有境外勢力操控」。女權人士還遭指責「不愛國」和「被西方思想綁架」。

2018年，在著名的佳士工人鬥爭中，數十名左翼青年和毛派因組織聲援罷工工人而被捕入獄並遭受酷刑。因此，中共這個偽「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所打壓並監禁的，不僅是香港的自由派政客和民運人士，也包括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和工人。

在12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當局正進行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的恐怖鎮壓。中共獨裁政權支持西方在2001年後的「反恐戰爭」，並以此來推進對於自己國內穆斯林的鎮壓，來加強對資源豐富的新疆的控製。維吾爾人受到歧視性的種族主義法律和大規模高科技監控系統（包括大型集中營）的統治。習近平政權最初否認存在集中營，但是當不可否認的證據出現時便改了說法，將其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是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我們在中港臺的同誌所發起的一項國際聲援運動。我們在爭取民主權利和支持工人鬥爭方面擁有優秀的記錄。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旨在揭露中共獨裁政權的真相：這個政權是由億萬富翁所控製（中國現在的億萬富翁人數超過了美國），並擁有世界上最惡劣的工人權利記錄之一。同時，我們還揭露了西方政府反華言論的偽善，這些言論經常被用來煽動種族主義、引起分化，所謂推崇「民主」和「人權」只是空話。

民主vs獨裁

•美國向世界上73％的獨裁國家提供軍事援助。中國都沒有援助這麽多獨裁國家！

•英國統治香港154年期間也未曾舉行過首長選舉。

•只要對他們有利，「民主」國家的政府會支持任何國家製度。正如我們在緬甸所見，要與獨裁作鬥爭，需要工人和青年進行革命性的群眾鬥爭。

美國、歐盟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及其大企業多年來與中共獨裁關系緊密。他們過去共同遏製了針對侵犯人權的批評聲音，甚至曾幫助中國公安開發了一些最先進的監控技術。他們僅有的考量是，要從中國沒有工會的勞動力中榨取利潤，並開發中國不斷成長的市場。新冷戰標誌著這種友好關系的終結，而中西資本主義之間的敵對情緒也日增。

爭取民主的鬥爭——爭取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工會和政治團體的組織權、罷工、自由參選與投票權，以及換下現任政府的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的鬥爭）才能勝利。而跟香港一樣，資產階級在今天站在民主鬥爭的對立面。

群眾鬥爭 唯一出路

民主權利從來不是哪個執政集團或政權贈與的，外國政府或「國際社會」也從未曾給予過民主權利。這是因為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實現這些權利所需的群眾鬥爭對資本主義製度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資本主義製度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擁有全部的權力。

這就是為什麽「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在反威權鬥爭中著眼建立活躍的基層團結，並堅決反對投靠任何資本主義政府。工人、婦女、青年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社會運動，是唯一可以打敗專製政權的力量。

警方打壓香港六四集會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舉辦今年度紀念1989年大屠殺的六四燭光晚會，威脅參與六四集會可判處5年監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僅僅宣傳六四晚會，亦可處以1年監禁。

就此，當局以疫情為借口禁止集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終是中共政權想讓32年前血腥鎮壓北京民主運動的件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消散。在中國大陸，當局企圖用嚴格的審查製度將六四事件從社會的記憶中完全抹去。在過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國的唯一一個紀念六四的據點，每年6月4日規模宏大且不斷增長的集會幫助著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種。

最近一系列對在香港的基本抗議權利的無情打壓，反映了中共獨裁政權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權對於政治不穩定的擔憂。對此，當局選擇繼續加大鎮壓，每一步打壓及後都會帶來更強硬的政策。

一個月前，港府宣布出於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紀念晚會將被禁。當時，特首林鄭月娥避談紀念晚會是否合法的問題，聲稱這是警方的決定。與在許多其他情況一樣，林鄭自身的立場無足輕重。實際上，習近平才是在獨裁統治著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國和全球才是他優先的考量。林鄭不在決策圈子裏，現在她只能通過解讀中央政府的動作語言來猜測她明天要擁護什麽政策。

鑒於公眾對最初的六四集會禁令缺乏強烈反應，中共政權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進一步侵蝕香港民主權利。當局希望完全取締香港六四燭光晚會，並確立未來六四集會也是違法的。由此可見，不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為爭取民主權利和反警暴的群眾鬥爭也仍然困擾著當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為由禁止了六四集會，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現在平均每天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綜藝活動已經恢復舉辦）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對於集會是否違法，林鄭稱要視乎集會上發生什麽事，以及有否觸犯《國安法》所禁止的行為。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同樣含糊其辭，稱「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於中共政權完全可自行定義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分裂國家罪」的含義，因此參加或者宣傳政治集會甚至可能會被追溯刑罰。

當被問到六四集會當中的主要口號「結束一黨專政」是否合法時，林鄭回答說：「香港要尊重國家憲法，而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比林鄭兩年前說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質」為傲，現在對於言論自由的限製範圍已經從「港獨」擴大到純粹另一種政體。

在毗鄰的澳門，六四集會已被完全禁止，因為「結束一黨專政」和「停止政治審判」等口號被視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誹謗」。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法律依據並非像香港那樣的國安法，而是根據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時期訂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釋。

這清楚顯示，中共政權會根據其獨裁統治的需要，而利用舊有的殖民壓迫手段。同樣，香港許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結」而被判監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另外還有20名正在等待判決），這也是另一條殖民時期法律。

革命情勢

針對區區一場紀念晚會，當局實施的禁令也突顯了中國政權對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眾鬥爭中提出的「五大訴求」也僅只是有關香港一地的問題，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則是一場有可能推翻中共獨裁的學生與工人群眾革命運動。在屠城前的幾個月內，全國至少300個城市（不僅是西方媒體駐在的北京）的數百萬工人和學生發起了遊行示威，進行公民抗命，並開始組織罷工行動，要求民主化和終結中共獨裁統治。這種情況很快進入了革命性的局勢，許多基層中共官員和黨員也受到群眾影響而參與到運動當中。

當時學生主要關註政治民主化的訴求，至於中國工人階級也動員起來，要求結束在鄧小平親資的「市場自由化」政策下所爆發的嚴重不平等現象。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等獨立工會成立，展現出潛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資本主義專政方向發展的毛主義-斯大林主義政權、以真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作為替代方案。

當中共命令軍隊鎮壓群眾運動時，守衛北京的第38集團軍司令拒絕執行命令，這反映出革命情勢令解放軍與國家機器之間出現嚴重分裂。國家權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隨後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員都曾就轉移資金（到瑞士銀行）問題與他有過接觸。」當時情況下所差的只是一個清晰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一個進行革命性變革的綱領和領導，而不是一個希望說服政權內部較為「開明」的派別去采納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應，是殘暴屠殺示威者、工人和學生。仿佛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實階級特征，當年慘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北京外圍工人階級地區的民眾，實際上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占領者的死亡人數則少得多。這場運動的失敗帶來了決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國過渡到獨裁政權指導的現代資本主義。

香港的反革命

現在，隨著反革命的反動在香港大行其道，民運人士被羅織一大堆罪名，看來中共政權想讓他們坐一輩子牢。例如，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因在2019年與人一起參加並「煽動」兩次示威而被判處共22個月的監禁。自由派社運青年黃之鋒也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礎上又加了10個月。

與鄧小平政權在1989年六四後的審判相比，現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為嚴厲。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頭號通緝」的學生領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獄2到3年，而在香港，現在警察威脅紀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監禁。例如，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楊濤因在1989年運動中的角色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年徒刑。運動領袖王丹被判處4年徒刑。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是1989年聲援六四示威者的百萬人示威活動的政治遺產，其中2019年的最後一次合法示威活動吸引了18萬人參與。許多中國大陸人繼續前往香港參加年度抗議活動，無懼中共的獨裁統治。

鎮壓換不來穩定

中共現在以為，他們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會，從而結束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隨後可能會進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遊行和其他反政府遊行。

中美沖突是推動中共政權繼續在香港進行政治打壓的另一大因素。在與拜登及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的對決中，對於習近平而言有數以萬計人上街爭取民主權利是個很負面的政治包袱；不過拜登也不過是新瓶換舊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裝特朗普反中國議程。

不過，中國獨裁統治正在玩火自焚。鎮壓不會帶來政治或經濟穩定，無論中共對治港模式做出什麽樣的「完善」（即更多的極權控製），民怨都在日益增長。繼承自英國殖民時代、現已經被中共當成垃圾丟掉的民主面紗，過去至少為港府提供了一個「安全閥」，以釋放體製積累的危險政治壓力。

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當中許多人現在已在獄中）是這個偽民主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口裏支持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訴求，但始終試圖與中共當局達成妥協，並回避或限製群眾抗議。

同時，今天中國自身正在陷入越來越深重的危機。事實上是眾多且相互關聯的危機：人口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強硬的高壓統治，現在以香港為「沙包」，反而讓中國局勢更為動蕩而非穩定。中共政權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運動。

中共治港下的警察國家機關

在2021年6月9日於英格蘭、威爾士及蘇格蘭舉行的「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啟動會議上﹐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發表了演講。本文為當天的演講內容。在比利時、德國、瑞典和美國也舉行了啟動會議。

香港現在是一個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國所謂的「共產黨」獨裁統治，實際上是一個徹底資本主義的反動政權，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幹，而它已在過去12個月全面控製香港。以前中央尚有下放權力，容許香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權，但中共政權現逐步全面控製香港的政府、法院、學校、媒體、公務員甚至經濟。

自從中共在1980-90年代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以來，傳統香港資本主義大亨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同謀，現在正越來越被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擠壓開去。因此，伴隨政治鎮壓的是香港迅速被中國大陸經濟殖民。作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表征，這一點對於了解在中港發生的事件，以及國際上肆虐中的帝國主義冷戰至關重要。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SARCHK）是一個運動，支持中港工人的鬥爭、民主權利的鬥爭，以及在中港面臨迫害、被逮捕和被監禁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此運動旨在提高政治意識，在工人運動中開展教育，令工人為有效抵禦不斷升級的中美新冷戰而做準備，因此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實情。

了解美國時事比中國要簡單得多。雖然資產階級媒體會有偏見和錯誤，但在中國，除了地下消息以及受鎮壓的政治活動人士獲取信息外，其他傳播信息的渠道均被完全封鎖。

自一年前中國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約有 100 名抗爭者被檢控。觸犯該法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事實上，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刑罰，因為國安法允許將嚴重案情的被告押往中國審判，而在中國他們可能面臨死刑。這一條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使用，但其威脅是真實存在的。

此外，除了面臨最嚴重指控的 100 人之外，還有1萬多名年輕人因與2019年群眾抗議運動有關的政治罪名而被捕。案件不斷被提交法庭審理，每隔幾天都有新的案件上庭。迄今為止，這1萬人中有超過700人被定罪，當中許多人被判處5年或更長的刑期。

陪審團製度遭廢除

根據國安法，在香港已經使用176年、沿襲自英國司法製度的陪審團製度將不復存在。對於顛覆國安法或勾結境外勢力等國安法罪行的審判不適用陪審團製度。保釋的機會很少甚至為零。以前在香港，只有犯下謀殺或其他非常嚴重的罪行才會被拒絕保釋。現在，政治審判中的被告經常被拒絕保釋。

例如，「長毛」梁國雄，曾連續五屆當選、前立法會唯一的左翼民選議員，自2月底以來一直被關押，並被拒絕保釋。他正在與其他46名被告一起受審，這是目前香港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審判。47人中的大多數被拒絕保釋，已經被關押了3個月。

在5月31日，案件第二次開庭審理，最重大的進展是控方（即中共及其港府）提出將案件移交高等法院。這意味著什麽？顯然是、也只會是無期徒刑。下級法院無權判處任何人終身監禁。因此，這47人中的許多人（如果不是全部）很可能會遭遇最嚴厲刑罰。

「愛國者治港」

這場審判的所謂司法程序絕對可笑，猶如1930年代斯大林政權的莫斯科大審判。這47人的所謂「罪行」是，一年前參加了初選，以決定哪些泛民候選人應該繼續參選立法會。那次立法會選舉隨後被取消，現在真正的立法會已被政權消滅，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個僵屍議會。

上一屆立法會只有一半民選席位，另一半實際上是由政府機構及資本利益集團委任，並非什麽民主典範。但現在，在中共獨裁的「完善」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席位是民選產生，另外五分之四的席位則由中共、其在港傀儡機構以及資本利益集團任命。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國安警察的審核。

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相當於軍情五處）的秘密警察的審核。想像一下，如果這是在英國，那麽下議院選舉的候選人首先必須得到軍情五處的批準。

中共及保皇黨將該製度稱作確保「愛國者治港」。他們不想「長毛」等泛民「不愛國」分子當選。只有對習近平獨裁莫敢不從的奴才才能治港。

左翼思想的成長

當然，中國大陸的鎮壓更甚嚴厲。工人罷工經常被警察鎮壓，組織或領導罷工的人被逮捕、被囚禁，支持工人抗議的左翼青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青年自稱「毛派」，但在中國「毛派」是很籠統的詞語，涵蓋意思很廣泛。近來中國青年明顯的激進化，對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在增長，是一個非常進步的發展。

由於歷史原因，他們自稱毛派，但實際和他們討論就會發現，很多人都並非真正的毛派，與西歐或北美的毛派不同。中國的許多年輕毛派都支持LGBTQ權利、正面看待女權主義。他們反對國家鎮壓，與我們一樣視中共為親資政權，而不像傳統的毛派。其中一些青年曾參與、協助工人組織罷工，因而被圍捕、監禁、失蹤。

國際上有些左翼誤認為左翼應該在中美沖突中給予中國某種支持。他們認為，只因為美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所以中國理所當然地代表某種激進的替代方案了吧？現實並非如此。中共政權是一個極為殘酷高壓的政權，肆意打壓工人權利和左翼的政治自由。

近期有一個外賣騎手罷工的案例。過去幾個月，部分騎手就收入下跌和職安問題，至少在3個城市組織了罷工。這就是「零工經濟」：他們沒有雇傭合同、醫療或養老金福利。中國有超過700萬名外賣騎手，有15%擁有大學學位，因為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被招聘到零散工作大軍。今年早些時候，當騎手嘗試組織罷工時，被認定是他們的領導人的陳國江在2月25日被捕，而他可能至今還沒被釋放。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要求釋放陳國江，爭取在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今天的中國並不存在。中國擁有8億多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工會化的勞動力。當中共被誤認為是「左翼」或「激進」政府時，我們需要指出這些事實。

六四紀念

1989年北京爆發群眾運動，是一個歷史轉折點，而六四天安門屠殺掃清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後障礙。 6月4日，解放軍屠殺超過1000人。真實數字是國家機密，但可以肯定喪生人數超過1000。

香港以往每年都會舉行六四悼念，但今年已連續第二年燭光晚會被禁止。上一次晚會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舉辦，有18萬人參加。今年，政府再次以疫情為借口禁止晚會，但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威脅任何參與者會被判5年監禁，並威脅在社交媒體上宣傳集會會被判1年監禁。

但主辦方支聯會對禁令並沒有什麽抵抗，甚至連舉行網上集會都沒有。支聯會是由泛民自由派政黨和NGO組成的聯盟。這反映著整體趨勢——民主派主流政團大多數對鎮壓毫無抵抗。

多年來我們社會主義者一直批評六四晚會的舉行方式。支聯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機構，也沒有將1989年的記憶與今天反威權鬥爭扣聯起來，而是集會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將其變成了一個行禮如儀的活動。

自發抗議

今年六四，盡管面臨的集會禁令和嚴厲鎮壓，而且沒有任何組織領導，但仍有超過3萬甚至可能多達6萬人（年輕人為主）無視禁令，在全港7000名警察的阻撓下，走到維園附近以及各大鬧市抗議，促成了即興式的示威。

警方開始逮捕手拿蠟燭的民眾。豈料上街人數比想像中更多。大多數人沒有手持爉燭，但維園附近擠滿了用手機亮燈抗議的群眾。

那天晚上我們在街上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發展。年輕人開始高喊口號，但口號內容主要不是關於六四屠城，而是針對當下香港的現況。可見當天變成了一場捍衛香港集會權的自發抗議。

口號反映的是，群眾意識完全集中在香港，幾乎不與中國發生的事情聯系。今天在香港，你不能說「結束一黨專政」這一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訴求，因為你可能會被根據國安法指控顛覆國家政權。但主張港獨也是違法，可判處無期徒刑。而年輕人卻沒有高呼前者，他們高呼獨立訴求和其他以香港為中心的口號，例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2019年群眾鬥爭的主要口號）。

由於缺乏強大的左翼力量和工人運動，北京的鎮壓強化了香港意識的上升，並提升部分人對獨立的支持。 早在2019年運動期間，抗爭者與中國群眾鬥爭建立聯系的意識就很低落，但現在更為薄弱。從群眾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當前的困局，因為與大陸群眾聯合鬥爭，是打敗專製政權的唯一途徑。

拜登與冷戰

六四當天群眾自發上街，表明中共政權的全面治港將遇到困難，但這並不代表中共會停止進攻。推動北京加強控製香港的因素之一是與美國的冷戰。 習近平政權現在正面臨冷戰的嚴重壓力——他們預計在特朗普輸掉選舉後沖突會緩和。我們預計沖突會升級。

拜登此時正到訪歐洲。這是他作為美國總統首次外訪，因而極其重要。他將出席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美國）會議，隨後是歐美峰會和北約峰會。所有這些會議無不關乎到中國。外界指拜登對歐洲的訪問是關於「三個C」——即：新冠肺炎（COVID-19）、氣候（Climate）和中國（China）。但實際上，另外兩個C也確實與中國有關。G7計劃向較貧窮國家提供10億支疫苗，試圖在疫苗外交中戰勝中國。現在，所有主要西方大國都支持美國的立場，要求中國進行再次新冠肺炎源頭調查。

G7會議也將推出取代中國「一帶一路」的「綠色」方案。綠色方案的實質內容很可能是極為虛弱。他們現在顯然想要做的是反製中國的「一帶一路」，利用「綠色」氣候友善形象來推出帝國主義貸款，並擴大非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一帶一路」裏超過60%的能源投資進入了不可再生資源。據北京清華大學研究人員2019年的報告指出，到本世紀末，有140個參與國的「一帶一路」將使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7攝氏度。這將讓北京已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無法達成，並使世界陷入不可逆轉的氣候破壞。

這些行為，給了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對中國開展攻勢的機會。拜登訪歐期間還有其他方面對這場激化中的冷戰極為重要。當這場沖突升級時，習近平政權會做什麽？他以香港為出氣袋，以展示其「實力」和「決心」。仿佛在說：「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不由你管」。

鎮壓急劇升級——香港下一步會如何

47人受審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民主派47人因初選被控以《港區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再度開審。獨裁政權以羅織荒謬罪名作為策略手段，目的是為了消滅民主鬥爭，並取消香港僅有的自治權，施加全面的控製。無論是針對泛民主派頭面人物以至更廣大的示威者，對民主鬥爭的群眾製造殺雞儆候的效應。五月，控方隨即申請將案件轉交高等法院審訊，這意味著被告的刑期上限將提高至終身監禁！

而在第二次開審過程中，「國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絕辯方的協助請求。甚至連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閉門審訊及是否設有陪審團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未有正面回應。這就如大陸的法庭那樣，只是控方的橡皮圖章，實在是對所謂「法治」的無情嘲諷。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會被輕判，但這場審判無疑是北京極權全面控製香港的第一步。禁止遊行集會（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遊行）、取締支聯會和民陣等組織、扼殺以往半民主的選舉製度、打壓本地媒體以及政治清洗校園，這一切都是一場反革命，為的是鞏固無可挑戰的獨裁製度。若果要有一個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當前事態發展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團結鬥爭，在2019年鬥爭裏欠缺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重判「非法集結」

早前，19年的十一遊行被控「非法集結」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個月，當中長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會的刑期合計後，已共被判囚22個月，而這僅僅是被控「非法集結」這一相對較輕的控罪，縱觀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隨著六四臨近，各路建製派跳梁小醜亦紛紛露面以攻擊支聯會表忠，還記得他們在2019年時是多麽怯懦，現在突然大膽起來了！一如早前對民陣捕風捉影的流言攻擊一樣，這些把戲都是中共取締支聯會前進行捕獵前的試探和前奏。可見政權對政治犯的打壓和清算已經到達了歇斯底裏的狀態，這表示中共政府意圖「畢其功於一役」，一次性地擊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對聲音和力量。

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標，中共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出擊。除了動用所謂的《國安法》以清洗反對力量外，亦利用「公務員宣誓」以「肅清」公務員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權抗爭運動期間，特別是駭人聽聞的721事件後，公務員團體與政府離心離德，甚至恥與政權為伍。不少公務員公開表態反對林鄭，與之「割席」。新公務員工會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個標誌（但工會已在政府威脅下解散）。而對於中共而言這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這代表著假如抗爭持續下去，失去普遍公務員支持的特區政府將會事實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個有著獨立意誌，有機會自行其事並以此反製專製政權的公務員系統。自國安法通過以來，超過2,000名公務員離職。超過130名公務員拒絕宣誓，並在回簽表格上寫上「損害言論自由」，在離職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議，與那些戀棧議席而留任的區議員相比實在雲泥之別。

這一強迫宣誓的伎倆蔓延到了區議會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過30名區議員拒絕宣誓而被迫辭職。宣誓只是儀式，而是與專製政權的一份合約。違約者會被革職或嚴厲處罰。公務員宣誓製度就如在他們腳上綁上電子追蹤器，確保他們在政權的監察範圍內。可恥的是，民協、新民主同盟等「溫和」泛民決定要「保留實力」而屈服宣誓，而沒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采取不合作態度。顯然對他們來說，無實權的區議會議席比重建民主鬥爭更為重要。

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自以為勝劵在握的建製派幾乎全軍覆沒。隨後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個非建製陣營控製下的區議會工作，各級官員發起變相「罷工」，對區議會的提問質詢和要求紛紛消極應對甚或幹脆置若罔聞。令本身已經權力有限的區議會變得更加寸步難行。這不但是對非建製派區議員的攻擊，同樣是在完全蔑視所有通過投票以表達對政府不滿的民眾。

選舉製度被埋葬

同一時間，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舊的選舉製度。在民主派全面總辭的立法會中，只剩建製派唱獨角戲，自說自話地「通過二讀」。而所謂新的「選舉製度」進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區議會的選委議席被全盤抹剎，實際上就是欽點。

而在立法會選舉製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選議席不單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縮減，由70席中的35席，變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軍事獨裁統治下的國會的民選議席，都比「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的22%要高。同時還塞進了整整40個「選委會議席」。而提名參選還要經所謂「資格審查委員會」和五個選委界別提名。因此，這個所謂的「完善選舉機製」在社會上根本沒有關註度，與過往歷次的「政改」所引發的激烈辯論和高度關註大相逕庭，民眾普遍認為這是中共與建製派的獨角戲。社民連表明了不參加立法會和選委選舉的立場，並呼籲其他民主派政團也應如此，贏得了相當的掌聲。

事實上，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強調，在香港的資本權貴由於與資本主義的中共組成歷史性同盟，他們幾乎比起世界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享有更大的壟斷特權，以及對經濟政策的高度控製。

經濟連年「發展」，但就如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民眾的生活水平卻不斷倒退。當然，在連選舉政府和投票權都沒有的香港，民眾渴望利用民主選舉的權利以阻止及逆轉政府一直以來的親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層民眾的生活條件。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業援助金、擴大公共服務、停止外判製和私有化，以及建設大量可負擔的公屋。資產階級一直與獨裁緊密一起反對普選，因為他們害怕這會打開閘口，讓群眾爭取激進社會變革的洪流沖開，損害鉅富的利益。

中共與香港政府是認知到這股洪流的威脅的。因此，所謂「完善選舉機製」後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諾比《基本法》的普選承諾更為虛假。民主權利的進一步萎縮只會令既得利益集團更為肆無忌憚地剝削勞動群眾，掠奪社會財富。分別僅是過去的劫掠戰利品歸本地資本家所有，而現時中共則正在大舉引收中國資本，由更受控與更「忠誠」的中資去瓜分本地市場的利潤，將傳統港資財團邊緣化，並逐漸將其排擠出政權圈子之外。這是一個經濟殖民的侵略過程。

但對本地的群眾而言，受壓迫剝削的情況不會有任何根本性的轉變，甚至會變得更惡劣：過往資本尚且須忌憚本地的民意反彈和立法會有限但能引發民眾關註的質疑。但是，中共完善製度後這些起碼的製衡力量都沒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與虎謀皮，君不見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國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惡劣，生活壓力更大，而且越是發達的一線城市，民眾的生活越是困難，以致於近日中國國內出現「躺平」的話題，主張以消極和得過且過的態度應對生活，令中共氣急敗壞又無可奈何。香港和大陸資本主義之間是有分別的，但並不是根本性的分別。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有不同的特質，但到處皆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中國各城市像香港一樣，樓價長期高企、基本社會福利極少、工人欠缺工會保障權利。如果說習近平政權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層民生，從而重建群眾支持度，完全是癡人說夢話。政權越來越利用民粹措辭，但內容卻是欠奉。

習近平的連任大計

對習近平而言，現時最關鍵的是在2022年及其後再次連任。現時習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則全部都集中在為他達成終身統治的目標之上，但現時中國國內國外資本家之間和中共黨機器內的權鬥都在加劇。對內，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經濟減速和年青人消極抵抗的問題迫在眉睫；對外，帝國主義沖突令其四面樹敵，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連番追殺。因此，習近平必須對香港施以絕對控製，以維持自身「強人」的形象，令香港議題成為自己加冕為終身領袖的「加分項目」。

香港正處於抗爭運動的低潮階段，並因為好一部分的泛民勢力在反革命下毫無準備並且屈服，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但民眾的憤怒和不滿沒有絲毫減退。即使面對政權的瘋狂鎮壓，在抗爭運動上我們切忌「躺平」。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到，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而我們亦應當做好應對內地群眾抗爭爆發的準備，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香港《蘋果日報》遭中共關閉

《蘋果日報》的富商老板黎智英去年被當局以《國安法》拘捕。他是迄今為止被控以該惡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國安法是一年前習近平政權訂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壞香港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權利和部分的自治權利。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主流發行報紙。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襲《蘋果日報》總部，並沒收了數十部電腦、服務器和多箱的新聞材料。警方以國安法中「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了總編輯羅偉光和其他四名高層。《蘋果》的兩名專欄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於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機場準備登機前往英國時被捕。

嚴重打壓新聞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製裁中共政權或親中共香港官員的「非法」文章作為逮捕的依據。控罪內容更是追溯到國安法頒布之前、2019年發表的文章。

《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萬港元資金亦被當局凍結，這嚴重打擊了該報的出版能力。繼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六四集會和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等示威活動被禁止之後，如今《蘋果日報》被迫關閉意味著香港民主鬥爭再次遭遇新的嚴重打擊。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來的傳統遊行，過去曾有超過50萬的群眾上街要求民主權利。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香港第二大發行量的《蘋果日報》都停刊了，其他什麽都不能幸免。此前香港擁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製度，然而習近平的政策為中港都帶來了極權高壓統治。

很明顯，政府對《蘋果日報》進行的致命打擊，是要更全面地打擊新聞自由，並進一步恐嚇已經動搖的香港新聞記者隊伍。在警方搜捕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猛烈抨擊那些「以新聞工作為保護傘危害國安」的人。在記者要求澄清時，特首林鄭月娥只能像中共應聲蟲那樣稱：「記者應該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違法」。

官方含糊其辭的背後其意圖明確，是要散播恐懼並施壓要媒體進行自我審查。這表明中共和林鄭不打算停止升級他們的鎮壓。6月28日，親泛民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宣布將其評論文章下架，並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觸犯國安法。據報，一些媒體機構受到匿名威脅。

又一國安法！

在剛過去的周末，港府進行了改組，以強化「國家安全」力量。警隊出身的李家超成為了政務司司長。在2019年警暴最嚴重時成為警務處處長的鄧炳強則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

這次改組加強了香港已變成警察社會的印象，令本地的建製派資本家欣喜若狂。工聯會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公開評論「認為警察城市無問題」。工聯會並不是工會，而是個在香港支持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建製派政黨。

新上任保安局局長的鄧炳強隨即提到要訂立另一套國安法「基本法第23條」，這是一套更具體的本地法律，用來加大對香港反對派的鎮壓。在2003年七一歷史性的群眾抗議後，「第23條」立法被擱置了18年，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個主權移交後的董建華政府垮臺。而親中共建製派現在感到自己勢如破竹，並正磨刀霍霍準備更多的攻擊。

數以萬計的港人為《蘋果日報》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後一天出版日，該報最終發行了100萬份，而不是日常的8萬份印刷量，香港許多地方都有人龍排隊購買。《蘋果日報》停刊，讓普遍帶有種族主義、反難民、反性小眾、親獨裁立場的建製派媒體不再受到其他媒體挑戰。

但是，《蘋果日報》的報導也經常帶有性別歧視（盡管近年來有所緩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隊八卦新聞的先驅。誇張炒作、追蹤名人的新聞報導形式，沒有提高並反而降低了社會的政治水平。同樣在過去，雖然近年來隨著公眾態度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但《蘋果》和應了建製派陣營的排外立場，例如在2011年時的外傭「居留權」爭議上。後來，它變得比較中立，甚至溫和地批評港府對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工作的40萬名外傭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

《蘋果日報》還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言論提供了主流的平臺。這種對中國大陸普通民眾的反感，並無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成為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的一個關鍵的局限因素。正如社會主義者所解釋的，唯一可能讓反獨裁運動升級並贏得勝利的辦法，是將鬥爭傳播到中國。

2012 年《蘋果日報》臭名昭著地刊登了一個由本土派資助的種族主義廣告，當中將大陸人稱為「蝗蟲」。社會主義行動與學生們一起組織了反種族主義抗議行動，並用事實回應了本土派的虛假宣傳：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歸根究底，中共的高壓親資政策、轟炸式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加上工人運動和左翼規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得以滋長。

《蘋果日報》的往績

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營媒體，最終也是資產階級傳播和灌輸反工人階級思想、轉移群眾視線、阻止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武器。

社會主義行動批評《蘋果日報》由富豪財團所資助的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捍衛其出版自由。我們反對獨裁政權的報禁、審查製度和對媒體的完全壟斷。雖然我們抗議這種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打壓，但我們也保留反對《蘋果日報》社論立場的權利，該報從未貫徹始終地支持反專製的群眾行動。

縱觀《蘋果》在香港的26年歷史，其始終站在民主運動中的保守（非抗爭）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黨政客捐贈了百萬計的獻金，來左右他們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編輯反對「5.16五區公投」，認為它過於激進。「五區公投」是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的五個選區的補選，變相進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選。辭職五人中的一個是「長毛」梁國雄，他現在面臨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妥協派提供了一個平臺，去呼籲結束雨傘運動的街頭占領。與中共宣傳的一派胡言不同，《蘋果日報》根本沒有煽動民主抗爭，它只不過是在抗議已經開始動員大量民眾時，才加入呼籲民眾行動的行列。但，《蘋果》與其他媒體的真正區別在於，它拒絕與香港其他媒體一樣充當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階級在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的同時，不能依賴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資產家），作為反對專製統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將到來的艱困鬥爭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獨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以及工人自己的階級反資本主義媒體。

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角色

爭取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罷工權、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的鬥爭，並非也永遠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與維護其利潤的專製政權之間的有密切關系。自1980年代中共開始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香港的大多數資本家，包括來自「民主」國家的外國企業，在歷史上都支持並與中共專政建立了密切聯系。

大部分資產階級也一直反對民主運動，甚至拒絕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幾乎所有香港資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兇狠鎮壓和國安法。他們稱贊這帶來了「穩定」，當然事態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這種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階級力量支持鎮壓、哪些又反對鎮壓）讓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部分）感到混亂。他們誤以為中共的威權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戰狼」言論是反資的。但從資產總值上萬億美元的匯豐銀行積極支持國安法來看，現實顯然與這種認知有著天壤之別。

黎智英代表的是資本家當中的少數，他們「支持」民主鬥爭只是為了防止民主運動走得太遠，並挑戰現有的秩序。這也是伊朗、緬甸、泰國和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對派抱持精英主義路線，認為民主鬥爭應由一小撮「務實」和傾向「妥協」的領導人控製。這些「溫和派」政黨和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鬥爭，並試圖限製群眾運動。

他們擔心如果群眾自己領導運動，鬥爭將變得激進起來，並可能發展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全面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對世界上最昂貴住房市場的吸血控製、反對工會權利的缺乏、反對嚴重的貧富差距。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製裁

這種精英主義自上而下的做法也體現在西方製裁問題上。西方製裁削弱了群眾鬥爭的角色，並強化了只有富人和強權（外國政府的壓力）才能解決問題的觀念。盡管製裁在許多香港人和其他異見團體（例如維吾爾流亡組織和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中很受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香港群眾鬥爭中曾警告說，製裁是一個政治陷阱，而不是鬥爭的前進方向。

從一開始，一些西方政府實施的「馬格尼茨基法案式」製裁就只是一種有限的、象征性的措施，針對的是少數個人而不是更廣泛的經濟利益。這使得西方企業和資本家能夠繼續通過與獨裁政權的關系中獲利，而他們的政府則躲在後面，裝出一副很講「原則」的模樣。

在2019年動員了百萬計群眾的香港民主運動中，對西方製裁的支持增長是在運動後期發生的。經過數月的激烈鬥爭，運動被警察殘暴地打壓、鎮壓。這種僵局的關鍵，是由於缺乏群眾組織和取代中共獨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於大眾的沮喪甚至絕望（一種「什麽都嘗試過了」的感覺），對西方製裁的幻想越來越多。

製裁首先由特朗普實施，然後是拜登延續，今年又有歐盟、英國和其他一些政府實施，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征性的。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也說這些製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難以達到目的。當然，習近平政權無論大小都要對製裁表達憤慨，否則中國的這名「強人」在國際舞臺上就會顯得軟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對黎智英等人的嚴厲鎮壓，源於獨裁政權需要在中美新冷戰中展示實力。這些體現的並不是中共政權的自信和穩定。

但西方的製裁和中國的反製裁無助於反專製鬥爭。相反，製裁會破壞鬥爭，煽動各方的民族主義，並對於「需要什麽樣的鬥爭才能打敗警察恐怖和獨裁統治」這一問題製造更多的混亂。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鬥爭方法的一條關鍵準則是，必須在群眾自己的控製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監督的資本主義精英所控製。

我們需要群眾革命鬥爭，來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獨立的工人組織和工會、反對資本主義。只有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領導下，建立自己的群眾鬥爭組織，完全獨立於資本主義媒體、政府和政客，反專製鬥爭才能前進。

新聞自由已死　習近平要大陸化媒體治港

林鄭月娥揚言要立法防止「虛假信息、仇恨和謊言」，將成為絞殺新聞自由的新武器。而即使在這個所謂的「假新聞法」出臺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已表示要用《國安法》追究「假新聞」。在2019年期間，政府徹底失信，警察恐怖籠罩，因而傳出多宗示威者自殺及失蹤事件，以及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傳言。政府想針對這些傳言作為幌子，繼而製造整個傳媒界的恐慌。

此外，自《港區國安法》通過起，林鄭政府作為習近平政權的爪牙，嚴厲打壓所有香港媒體，其中首當其沖者當屬香港電臺。

港版CCTV

顯然，現在香港政府正打算將香港電臺變成香港版的CCTV（中國中央電視臺）。政治清洗正在展開。過去，香港電臺作為公共廣播媒體，由公帑出資營運，負擔起一定的監察政府、批評時弊的工作。自2月起，政府委任了無任何媒體經驗的官僚，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出任廣播處長，出任當初已重點打擊受歡迎時事節目如《鏗鏘集》、《視點31》及《香港故事》等。這是當然的，因政府只想要輿論宣傳而非新聞，媒體經驗對其來說是多余的。

反之卻製作了林鄭月娥主持扭曲選舉製度的新節目，該節目乏人問津，收視為零。近年最為人所熟知自然是對721事件的調查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曝光了大量721事件的黑幕，編導蔡玉鈴卻被政權以可笑的莫須有罪名指控並定罪。同一時間，最受民眾歡迎與尊重的記者利君雅，卻被不獲續約，等同被解雇。原因極有可能是721事發後當日的政府記者會中，直斥林鄭「不講人話」而得罪政權。

現時，香港電臺已被政權全面審查控製。眾多過去受民眾歡迎的高質素時事節目被逐一停播，甚至過去上載至Youtube的節目也被暗暗下架。正如《1984》作者奧威爾說過，專製政權永遠要篡改歷史。

這是中國大陸媒體的做法。與此同時，一個又一個劣質的馬屁節目被推出，整個港臺幾乎變成了林鄭個人的廣告頻道。

而過去一直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的反對派媒體《蘋果日報》更是遭受到連番追殺，黎智英已因兩項控罪已被合共判刑20個月。特別是4月中所謂的「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警察安排學童在地鐵車廂場景，持道具槍械嬉戲的畫面，令人無可避免地聯想到831事件。《蘋果日報》刊登兩輯照片作對比，事後被警務處長鄧炳強以此大造文章，指其「煽動仇恨」「抹黑學童」雲雲。

政權正全力扼殺新聞自由權利，因為媒體的監察力量這是在民主權利基本被廢的情況下，能製衡專製政權的有限手段。現時連這種有限的監督都被當今香港政權視為「過份民主」，就如中國那樣。

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打壓港臺，通過「國安法」打壓其他所有的媒體，媒體從業員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窄，報導寫作範圍處處有著看不見的「紅線」，這意味著記者在報導真相，調查新聞時，人身安全都面臨威脅（一如港臺編導蔡玉玲）。政府通過這種獎勵馬屁精，懲罰求真者的機製，令媒體漸漸趨往只道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方向，從而徹底瓦解了媒體的監察力量。

社會主義者支持捍衛新聞自由，支持媒體從業員和新聞工作者組織起戰鬥性的工會，對抗政權的打壓。我們主張港臺工會應以更有力量的行動回應專製政權和官僚的攻擊，以罷工等手段，打倒專製官僚清洗港臺的陰謀。

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由商賈巨富控製，即使在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會容許局部的媒體自由。富豪擁有媒體，迫使他們雇用的記者散播他們的保守右翼思想。這種假媒體自由給予民眾有「新聞自由」的幻想，同時不會威脅到大部分資本主義政府。例如在美國，大部分媒體都由六間大企業控製。在極權的中國，媒體控製就更為集中在獨裁者手裏，而香港正走向此一方向。社會主義者支持開放、自由和民主控製的媒體，踢走大企業的擁有和控製，讓其廣播、印刷、藝術和文化都會公平民主地開放給社會所有群體。整個媒體工業應由一個獨立的公眾媒體委員會來管理，而不是政府控製，而此委員會要由傳媒工作者、工會和群眾代表的選舉產生，並且公開透明。

香港：可口可樂工人抗爭　對抗吸血公司減薪

5月28日，太古可口可樂公司銷售部員工發起罷工行動，抗議公司推行新的薪酬製度，變相削減員工薪金。工人們指，在新製度下每月的基本工資被扣減$3000，至只有$10000。在工會的帶領下，約30名營業部員工在廠房門外拉起「業績增長減人工」、「可口可樂，用完即棄」等橫額及進行靜坐抗議。工人積極罷工行動讓事件曝光後，可口可樂高層則虛偽地由否認員工拒絕新機製即會被解雇，並改口指是「一場誤會」。但高層仍然拒絕撤回減薪機製，對罷工工人仍態度強硬，員工訴求則被冷落和失望下，最後罷工的七成員工集體辭職，年資最長的更長達27年。罷工工人紛紛表示可口可樂公司是「吸血鬼」。

落井下石

參與罷工的曾先生指新的機製下底薪看似上升，但實質是員工傭金將與公司利潤掛勾，機製變得不透明，使員工極力反對。他怒斥：「公司有權將購買機器、加開生產線、維修等成本轉介到我們身上，令我們變相減薪」。機製下員工銷售的達標數目亦會與公司利潤接軌，「今個月賣一箱可樂可能我有兩元收入，下個月可以只有一元，是任由公司決定，公司更叫我們自己去估計如何計算傭金。」

員工原有的「表現評核傭金（Coaching）」機製——即員工只要努力爭取到若幹數目的商鋪下單，就能夠提供一份穩定薪金，但在新製下這機製變成「任務式」，由公司決定每月3個任務，當中任務難度由公司決定，員工沒有任何商討空間，「可能要求我們向100間商鋪銷售一款新的飲品或使用一款新的雪櫃」。這增加員工的收入不確定性和難度，變相打擊員工的穩定收入。

另一位罷工員工葉先生指，公司多年一直漠視員工工作量不斷上升，更在3月時，要求每位員工隨身帶備一部電子平板，員工每到達一個地方作銷售時都要用這裝置「打卡」報到，增加員工工作壓力。「我們有時會笑稱這電子平板為電子鎖鐐，追蹤我們行蹤及限製自由」。在疫情下，葉先生表示銷售部員工固然沒有「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時我們都是一直冒著風險在外工作，而公司透過「保就業計劃」更分得千萬補貼，現在卻向員工「開刀」。

任職職工總會會長、任職業務發展代表的卓漢文則表示，除了經濟原因令員工發起抗爭外，公司的管理層亦一直漠視員工，例如人手不足、工作量不斷上升等問題。

跨部門團結抗爭

化名阿興的員工表示，罷工影響到客戶下單而增加客服中心的工作量，公司就向客服中心員工增加工資去破壞罷工及分化員工，以防止更多部門參與運動。運動高潮是在罷工的第二天，有約30名負責送桶裝蒸餾水、同樣受到薪酬機製影響的工人加入罷工，運輸工人本已被薪金方案影響而被削減薪金，當他們得悉營業部同事發起罷工後決定加入，而運輸團隊總共有約40人，如果所有工人參與罷工將勢影響全港蒸餾水運送，所以公司就運輸團隊達成協議，口頭承諾如他們復工則可以沿用舊製，滿足了運輸工人的訴求，但就拒絕向營業部員工作出任何承諾。這是資方分化工人團結抗爭的典型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可口可樂工人罷工抗爭，提出「全體員工團結罷工」的口號，對抗吸血資本家的剝削。我們認為工會在罷工時積極呼籲其他部門加入抗爭是正確的方向。工人在面對公司陰謀利益分化等時，最大化工人團結的力量和集體的行動，是真正爭取長遠權益的致勝關鍵。這次可口可樂工人抗爭有著重要的教訓。未來必然會有更多的工人抗爭，對抗大財團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現在就需要在職場中建立強大的基層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分化手段。

香港：校園紅線雷區無處不在

香港獨裁反革命波及生活方方面面，學校也不例外。在今年9月新學年，通識科就會被更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當中的內容基本就是早前在抗議下被擱置的「國民教育」洗腦課程。不僅是通識科，即使是其他科目都被加插所謂的「國安教育」內容，即便連地理、生物、音樂、會計科這些與「國家安全」風馬牛不相及的科目都被加插了「國家安全教學內容」。

中共與香港政府趁著強推《港區國安法》後社會整體的恐慌情緒，乘勢進行對教育界的打壓，為教師設下一條又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紅線」，又大肆改動教學與科目內容，強行生硬地插入所謂的《國安法》教學內容。不僅務求將學生洗腦，亦同時令很多教師意興闌珊而萌生退意。這正是中共一直以來想要達到的效果。

2019年，大量年青工人和學生積極參與反威權抗爭運動。中共、港府與掠奪人民的資本家才是製造民憤的元兇，但他們不願意承認製度的失敗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剝削，令青年人感到絕望、因而奮起抗爭。親中共陣營將青年對建製的反感和憤怒歸咎於教育問題，特別是直接針對嘗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通識教育科。

對教師而言，現時學校中已是處處「紅線」、「雷區」。特別是在打擊中首當其沖的通識科教師，過去教學中采用的教學材料一夕之間可能隨時變成「違法內容」，輕則被警告，重則被控告。同時，所有人都預期政府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的政策， 將會由政府官立學校的公務員教師進一步蔓延至資助學校的教師中間，進一步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忱與士氣。

這直接導致了教師群體中人人自危。上個月初，教協訪問了超過一千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當中有四成人表示有意離開教育界，其中兩成人已經正在著手準備辭職或提早退休。有意離職的群體中，七成人表示離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劇的政治壓力。

又是「境外勢力」

另一方面，在港的外籍教師亦面臨極其困難的處境。政府對教育界的清洗已令他們人心惶惶，同時中共與港府現時的捕風捉影、動輒誣陷「境外勢力」的行徑令他們的身份非常尷尬，並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亦令他們明白到自身不受政府所信任。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他們與內地的外籍教師相比更難以適應。後者在取得內地的教席之時就知道自己將會在一個專製獨裁的政權管治下生活和工作，對此早已有所準備。相比之下，在港的外籍教師過去一直身處於相對開放的社會以及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主的環境下，過去一年間社會氣氛的惡化以及對他們而言突如其來的政權鎮壓令他們更無所適從。

這清晰地反映了中共與港府的鎮壓手段對教育界造成了多大且惡劣的影響， 近半教師的離職勢必嚴重影響學生的利益。然而政權對此顯然毫不在乎，林鄭與習近平關心的並不是學生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權位。政權對教材內容的胡作非為，生搬硬套上「國安教育」，亦完全無助於學生學習，相反只是純粹地浪費教學時數，於學生無益，但卻令政權（自以為）能將學生改造為「愛國者」，以鞏固自身的統治。

然而，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這些「洗腦教育」並不能挽救一個受人唾棄的政權。將青年的激進化歸咎於教師與學校是政權極其無知且幼稚的行徑。群眾與青年的不滿並不來自於他們在教室內聽到了什麽，而是在於他們及其親朋戚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麽——他們都遭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低薪剝削、超長的工時、天價的房產、惡劣的㓥房、無能的政府，這些遭遇難道不比課本上字句更有說服力？

《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政權對教師和教學內容施加政治壓力，更反對清洗教師和實行任何形式的洗腦教育。我們主張應由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自下而上民主的組成教學委員會商議教學內容，引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教學應首先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而並不是要為資本財團培養奴隸，更不是為政權培養奴才。

香港校園的「外國勢力」？

林鄭月娥的言論越來越像《環球時報》，最近更指控外國勢力「滲透」了香港的大學，意圖對學生進行「洗腦」。

她表示香港的大學要確保學生「不會被偏見洗腦」，並威脅要進一步進行政治打壓及學術審查。這是對於大學校園新一輪打壓的一部分，包括要打壓基本的言論自由與學生組織。

為了支持「外國勢力滲透」的指控，中共喉舌《中國日報》針對一項在2017年進行的學術研究，首先發起了煙幕攻擊。該研究項目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並向849名學生給予金錢來讓他們參加七一大遊行，目的是要研究這些作為觀察者的學生在經歷了一次遊行後，會否參加更多遊行活動。

林鄭當局利用如此勉強的證據，來合理化大學校園的白色恐怖審查，這顯示反革命的邏輯是勢不可擋的。只要群眾鬥爭的反抗缺乏，對方甚至不需要合乎邏輯的原因去合理化對於反對派的不斷打壓與滅聲。

抗爭的方向

自四月起，當局推行了一套全面的「愛國」教育改革，並禁止了校園內一切的政治活動。港大及中大校方甚至中止對學生會的認受。這對於香港學生運動造成嚴重打擊，這是因為學生會過去都依賴校方去收取會費和資助。

不幸地，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抗爭期間指出，民主運動中缺乏獨立的民主架構將成為其面對國家鎮壓時的致命弱點。學生會未能建立出獨立的架構與財政，因此在大學校方的打壓下面臨崩潰。

中共專製是香港政策的真正操盤人，並在背後指示林鄭發表這個針對「外國勢力」 的言論。當局害怕抗爭與政治激進化的浪潮在未來會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以要清除香港校園的「感染源頭」。因此香港與大陸學生應當互相支援，共同為基本權利而鬥爭。只有工人和青年人的團結鬥爭才能終結鎮壓。

香港：國安處處長醜聞　腐爛到透的內部文化

香港警察又一次驚爆大醜聞，而且更是堂堂警隊高層！5月中傳出消息，警方轄下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早前於「自己人」的一次掃黃行動期間被揭發光顧無牌按摩院，正被休假接受調查。

這個醜聞之所以惹人關註，正是由於醜聞主角是警隊高層，而非一般嘍啰。蔡展鵬也被美國政府列入製裁名單。雖然製裁本身並無什麽效用，但足見他是國家機關的高層。

如此重要的位置，理應需要通過嚴謹的品德審查。尤其是政權高舉國家安全的「 大義」，指責年青抗爭者「犯法」，如今警隊第二號人物竟然「知法犯法」。有報導甚至稱他是在職務期間擅離崗位光顧，如此其身不正之，何以有權利去向公眾施加高壓法律？

事件使公眾懷疑是否牽涉警隊內部權鬥。眾所周知，警察光顧甚至經營違法事業並不是什麽新鮮事物，堂堂處長會因為嫖妓此等小事被揭發，令到難免令人聯想到，中共加強警隊權力同時分贓贓不均，引起這場權鬥。在中共國家機關的權鬥中，曾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拉下馬的罪狀，都離不開桃色醜聞。

假新聞

警隊爆出如此醜聞，警方半句道歉說話都沒有。警務處「一哥」在記者會上一直兜圈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蔡展鵬的名字。記者要再三追問，並要說擔心被指「假新聞」，鄧炳強才支吾以對地承認事件主角為蔡展鵬。

記者對於被指控「假新聞」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4月時鄧炳強才高調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製造「假新聞」、「 煽動仇恨、分裂社會」，更稱「假新聞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系」。

近期針對新聞傳媒界的白色恐怖，包括《香港電臺》被整頓、《鏗鏘集》記者因進行721事件有關的調查新聞被捕等， 已引發寒蟬效應。Now新聞臺主管一度要求將蔡展鵬醜聞的新聞下架，盡管當時消息已經在其他媒體廣泛報導。未來，媒體自由的空間只會越縮越小，讓專製政權有無上權力、不受監督。

警隊面對醜聞的處理方式，仿佛2014年鎮壓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對著一眾前線警務人員大喊：「你哋冇做錯到（你們沒做錯事）！」，猶言在耳。

自2014年及2019年的香港大規模群眾運動以來，警察在思想培訓和武裝加強下，變得更為強硬和仇視示威者，成為了中共政權的半軍事武裝部隊。警察變相成為了「無王管」的「黨衛軍」，因此無論犯上多少醜聞，亦只能是「冇做錯到」。

蔡展鵬的醜聞並非警隊的唯一醜聞。單是過去3個月就有9名警員被捕或受內部調查，當中有人幹犯詐騙、性暴力、賭博、監守自盜等。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見這些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警隊內部上上下下都充斥腐敗文化。

然而，警察獲得的公帑資源卻越來越多。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預算約250.6億元，升幅達7.7%。當中警隊購買機器、設備、車輛撥款上升1.7倍至8.5億元。

這還沒有計算國安公署的80億撥款。

面對這樣一支武裝到牙齒、醜聞頻出，卻又不受公眾民主監督的警隊，難怪在2019年群眾運動，越來越多民眾喊起「解散警隊」的口號。世界其他國家的群眾運動都有出現類似口號，最明顯的是美國警暴和濫權成為焦點，引發起的「黑命攸關」運動。然而，要真正實現解散警隊，就要扣連至推翻結資本主義，因為警隊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這一壓迫性製度。

因此，我們面對當下的鎮壓機器，需要一個清晰的綱領來捍衛民主權利及重建這場鬥爭。真正的民運應該主張削減警隊預算，禁止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鎮壓武器。警隊受薪於公帑，亦應被置於民主選舉產生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包括決定招聘、違紀調查、紀律處分以整體執法政策等事宜。被調查有暴力鎮壓的紀錄，或有種族主義、厭女思想前科的警員應被立即革除。

不過歸根究底，香港警察腐敗的根源，是背後中共獨裁所代表的專製資本主義。無論警察鎮壓有多嚴厲，都不會避免此一製度面臨未來幾年的大危機以及群眾反抗。

香港：政府打擊下教協全面崩潰

2021年7月31日，中共政權控製的媒體對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起攻擊。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使用法西斯式的語言，表示必須「鏟除」「毒瘤」教協。運用典型的「境外勢力煽動」宣傳，中共指控教協煽動其會員和香港學生反抗獨裁統治，特別是促成2019年超過200萬人上街抗議的群眾運動。任何參加過這些抗議的人都知道，教協領導層並沒有扮演任何推動鬥爭的角色，反而是阻礙了鬥爭。

全面「大陸化」

在《人民日報》抨擊教協僅數小時後，香港的教育局便執行自己主子的意願，終止了與教協的工作關系，不再承認這個擁有9.5萬名成員並代表香港九成教師的工會。教育局和香港傀儡政府的其他部門要全面「大陸化」，這反映了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政治意願：香港作為幾十年來獨裁統治下中國的唯一例外，過去有限的民主權利也要被全部抹煞。在中國大陸，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為警察國家服務的黃色工會外，工會是完全非法的。

教協成員、時事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的蔡子強說：「教協是泛民主派中唯一擁有非常強大組織力量的工會。它可以有效地向成員傳達信息，為運動提供實質性支持。」（《南華早報》於2021年8月4日報導）

蔡子強的描述並非全然不準確：教協有、也曾經有相當大的潛力。但沒探討到的是，教協資產階級泛民領導層的可怕作用。無論作為工會一分子，還是作為傳統上主導香港民主鬥爭的泛民陣營中有影響力的一支力量，教協領導層在鬥爭中一直起到官僚、保守、遏製運動發展的作用。在中共的猛烈攻勢下，現在充分表現出來教協領導層的怯懦，無力提供任何有組織的反擊——教協甚至沒有試圖組織其成員抵抗，便決定解散。

教協領導層是資產階級泛民領導的經典代表，他們不是中美宣傳所描繪那樣頑強的民主鬥士，而是死性不改地退卻、總是逃避鬥爭。面對這種對工會權利的正面攻擊，教協高層如此的回應對教師和香港工會的未來有著可怕的影響。教協將被視為最大的「被中共極權反革命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之一。這一帶來悲慘的直接後果的經歷，極為清楚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者與真正社會主義者的警告：由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所謂的溫和派領導的親資政黨無能也不願領導爭取民主權利的必要群眾鬥爭、保衛現有權利免受攻擊、挑戰大資本家支持的獨裁統治。這些領導下的工會現在已成為「瀕危物種」。

投降立場

在港府終結與教協的工作關系前，與其他「溫和」泛民一樣，教協領導人已經放棄了擔當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反對角色。在政權的壓力下，他們在去年改變了路線，采取了「作為一個純粹的工會」這種爭議性立場。上個月，他們退出了由各泛民政黨與非政府組織（NGO）組成的支聯會。在過去兩年的禁令之前，支聯會一直舉辦年度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支聯會的政治構成與教協領導層相同，其本身對政權打壓僅表現出象征性的口頭抵抗，從而順應了民主鬥爭中「官方」政黨和團體之間更廣泛的投降主義傾向——超過20個政黨和團體在過去一年內已經解散。

過去一周，教協的領導實質上使這個工會不再成為能夠捍衛教師權利並抵抗政府反動議程的一支力量。關鍵問題是，習近平政權決心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香港的學校實施極端民族主義「教育」。教協宣布成立工作組，以弘揚中國歷史和文化，在工會成員和學生中培養「家國情懷」。這種180度大轉彎、迎合中共宣傳、希望擺脫「毒瘤」指責的立場，只會打擊工會的會員基礎、疏遠絕大多數厭惡中共官方假教育真宣傳的學生。這遠非贏取時機、避免新攻勢的「策略」，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建製陣營中沒有人被這種表面的舉動所打動，而對於專製統治深惡痛絕的許多教師會感到遭背叛。

此外，教協宣布退出主要泛民工會聯合組織職工盟，並立即退出國際教育協會這個擁有3200萬會員的國際教師工會組織，進一步背離基本的工會原則。而職工盟領導層表示，對於其最大的附屬成員機構教協決定退會「表示理解」。只要中共政權面臨這樣的「反對派」，它的鎮壓就會「勢不可擋」，工會運動就會受到威脅。

年輕人的角色

我們應該在更綜觀全局的視角下理解當局對教協的攻擊：整個教育部門是反民主反革命的關鍵戰場。現在的香港學校全面推行向中國國旗敬禮、接受「愛國教育」和使用中國式新話的學校洗腦教育。在「愛國教育」課上，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新疆集中營、維吾爾族的文化種族滅絕都變成不存在、從沒發生過的事。

中共獨裁政權害怕青年在群眾抗議中的角色，誤以為可以通過學校內鋪天蓋地的宣傳來防止廣大青年參與群眾抗議。在因參與2019年抗爭而被捕的1萬多人中，有2500人（占總數1/4）未滿18歲。教協在這個問題上的投降將在工會成員外（特別在受到恐怖主義情緒影響的年輕一代）產生廣泛的影響。對於鬥爭，恐怖主義方法是極其危險的死胡同。

早在教協被鎮壓之前，當局已經在監控教師及他們的社交媒體發文。5月份的一項民調顯示，四成香港教師希望完全離開教育界。隨著教協的投降，這一「逃亡」趨勢將加劇。此外，較小的教師組織，包括教協內的基層反對派團體，由於擔心受到鎮壓也已經解散了。

如果教協領導人拒絕投降，而是召集他們的成員參加群眾大會，討論《人民日報》對於該工會是「毒瘤」的言詞攻擊，這很可能可以迫使反革命後退一步。即使是任意性極強、涵蓋面極廣的《國安法》，也很難造出抗議被貼上「毒瘤」標簽的新罪。這一點本可用來發起保衛教協和廣泛工會運動的行動。相反，教協的領導投降了，強化了反革命與中共政治打壓勢不可擋的想法。

工人階級的團結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SARCHK）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一再警告，正在進行的反革命將蔓延到工會。政治罷工很可能會被禁止，在此基礎上，未來任何罷工都可以被禁止。中共政權的目標是要讓香港完全「大陸化」，這意味著沒有工會、沒有罷工權和在工作場所的白色恐怖。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階級問題、工會問題和民主問題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工會受到打壓，因為它們是反獨裁鬥爭中可能的最強大武器——南非、韓國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民主鬥爭都是如此。盡管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政客瘋狂宣傳，聲稱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工人階級總是最始終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階級。

香港泛民並不代表資產階級，後者已經完全融入中共的統治體系。自由派泛民頂多算是「一廂情願」地想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也從不質疑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然而單純的冀望並沒有讓其成為事實。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我們要區分開真心支持鎮壓與獨裁統治的真正資產階級勢力，以及「一廂情願」想要代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勢力。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和ISA呼籲工人與工會運動對局勢有所警覺，團結聲援反對當局對工會（包括現在被前工會的官僚領導層殘忍拋棄的香港教師們）的野蠻打壓。必須吸取這一教訓：投降不是戰術或策略，而是遊戲結束！我們敦促全球工人與那些為香港和中國工人爭取真正獨立工會和民主權利的人一道，支持我們的團結聲援運動。

香港：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

2019年6月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中也發生了香港90年以來首次的政治罷工。而當局的鎮壓也極其嚴酷，七分之一的群眾受到催淚彈的攻擊，超過一萬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發憤怒，而運動也持續了半年以上。

然而，運動未能贏得任何民主權利或讓步。時至今日，林鄭月娥政府依舊把控大權。隨著國安法的通過，香港進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時局。反對派領袖正面臨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動被全面禁止。現在媒體上聽不到一絲反對的聲音——全部都變成了中共與資本家的喉舌。許多政黨與團體將不復存在，或被迫轉入地下。

運動缺乏政治性

本次鬥爭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獨立於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綱領。運動中的主要思想單純是要捍衛香港這座城市，卻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這一推翻獨裁政權不可或缺的部分。群眾意識的起點是：中共應信守「一國兩製」——允許香港實行自治。自治意味著香港成為中國唯一一座允許部份民主權利的城市：在選舉中投票、發動示威、成立政黨以及公開進行政治活動。

然而，中國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以及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產生的高壓都決定了中共不會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讓步，它必要狠毒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以彰顯其權威，並煽動民族主義以抵製「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運動中政治不被重視，致使人們從未討論過這些復雜的問題；沒有群眾集會或委員會來提出、號召人們就重大決定進行表決。人們相信只要在街頭上給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政府就會被迫讓步，但在當下的情形這是不可能的。在抗議者與警察戰爭般的對抗下，青年抗議者們的重心放在了行動上——如何與警察對峙以及阻斷交通。抗議運動中的討論集中於戰術與裝備，例如哪些裝備（如防毒面具與頭盔）應對催淚彈最有效、封鎖哪條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癱瘓城市。

如此意識使得在青年間引發基本政治思想的討論極其困難。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中十分活躍，沒有其他左翼團體能夠有組織地參與在運動當中（即便有也僅以個人身份參與）。青年們側重於行動，意味絕大多數來到我們旗幟下或街站的抗爭者都願意捐款給我們，但往往會隨即迅速離開。倘若我們試圖挽留他們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回覆是：「這些我全都知道」。

無論青年示威者有多麽的勇武——他們的勇氣的確動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間完全陷入癱瘓，然而卻沒有政治綱領將運動傳播到中國以推翻獨裁政權，也無工人階級行動，例如組織、罷工、群眾集會來挑戰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時間並重新鞏固了自身的權力。

中國群眾

社會主義者的主要綱領是與中國大陸的群眾聯合在共同的鬥爭中。香港的運動必須擴大其訴求，以吸引中國大陸的群眾支持。運動主要的五大訴求只是有關於香港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這些訴求確實重要，我們也支持它們。但這些並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獨裁政權，而是局限於爭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會主義認為訴求應當包括終結獨裁統治、反對審查、爭取女性權益、八小時工作製、工會權利（工會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等。

運動還應該要挑戰資本主義製度，因為所有香港和中國的大資本家都是徹頭徹尾的中共擁躉。這就是為什麽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行動是運動升級的關鍵。運動必須提出經濟訴求以動員工人階級，包括可負擔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經濟。團結的意識極其強烈，在抗議運動中的主要口號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傘運動的糟糕經驗便是不同的政治組織（主要是本土派組織）卷入了宗派主義內訌，消耗了大量精力並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運動試圖避免分裂，要求團結一致反抗中共，卻采用了錯誤的策略：阻撓辯論。在「拒絕分裂」的號召下，他們有意地壓抑政治討論；任何的批評聲音往往會遭到敵視。

反政黨、反政客情緒

隨著鬥爭的發展，自由派泛民強調他們堅持和平抗爭；青年主張對抗警察；然而廣泛流傳的思想是「兩種手段都合情合理的」、雙方不應互相指摘。這意味著運動事實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體決策和對建設和前進的最佳手段的評估。但無論是「和平方法」還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確的，因為兩者都沒有在政治上聯系到前進方向和明確的方案。

在運動起始之時，反政黨情緒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人們對自由派泛民派有著強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棄義，與中共獨裁統治達成了腐敗的妥協。除非面臨群眾革命暴動、其在中國的統治岌岌可危，否則中共獨裁政權絕不會在民主權利上讓步。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香港的民主鬥爭是由泛民領導的，其將運動限製在一次性的示威運動。青年們認為泛民過於軟弱，有必要采取更加激進、更具對抗性的手段。青年們希望阻止泛民解散運動，因為他們曾經在許多運動中這樣做。

黃之鋒是著名的前學生運動分子，也是親美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在許多西方媒體中，他被描繪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英雄。然而事實是在2019年鬥爭爆發的第一天，他企圖介入其中試圖解散抗議，卻招致了青年抗議者的噓聲。

作為反對勢力的泛民領導層從不希望群眾運動變得過於激進以致「失控」。他們只希望群眾運動作為後臺支持，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他們是由律師、學者和小商人組成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大資產階級。香港所有的大資本家都支持中共並反對民主「改革」。泛民的觀念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並反對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他們（曾）癡心妄想中共會允許香港改革成資產階級民主製。

2019年強烈的反政黨情緒使得泛民的影響力被邊緣化。他們沒法像他們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所做的那樣，篡奪領導權並驅散運動。反政黨情緒以如此方式發揮著進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發性釋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黨情緒很快就成為建設運動的絆腳石。青年們抗拒各式的組織框架，只願意通過秘密的Telegram群組進行合作、組織。社交媒體看上去是完美的聯絡平臺，極其便利且覆蓋範圍相當之廣。然而在社交媒體上無法正式、認真地討論觀點，也不能對觀點發起民主投票。成千上萬的觀點被提出，但都圍繞著「行動」，而非解決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對抗中共這一問題。人們需要另一種群眾運動。

運動中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成立新的政治團體。運動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討論達成，而是由即興發揮與情緒化決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號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報仇」。鑒於警察暴行的程度，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贏得中國群眾的支持，所需的運動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號上。

民主決策

沒有民主的平臺供人們討論戰略與計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線平臺上秘密地、無組織地討論。香港和中國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是為了提高運動的層次，以讓示威者們了解到對組織的需要。這不是有關討論不同的組織模式，例如「橫向組織」之類的，而是有關更為基礎的部分，有關對組織的需求以及對無組織的反對。我們在許多傳單中就解釋了對「基層的行動委員會」的需求，憑此建設運動的民主框架。這些委員會應協同合作以形成更廣泛的區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幾乎沒有真正的工會，而有支持資本家和中共的工聯會，過去曾經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還投票支持廢除集體談判權。另外泛民派的職工盟，則受美國政府的贊助，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會聯會，它是以NGO的方式組織起來，受薪的全職人員控製著工會，並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員框架或工作場所分支機構。

盡管香港90年來首次爆發政治性罷工已經是重大的進步，但是這是一次毫無組織的自發罷工。工人們利用節假日，以個人的身份而非工會成員的身份參與抗議。這表明了香港職工盟領導層的負面作用，他們既無力，又拒絕組織真正的罷工。當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協，他們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罷工。隨後在8月，當職工盟的領導層受到來自群眾運動的高壓，被要求組織一場罷工時，他們讓工人們去找各自的老板討要一日假期的準許，方可參加示威。罷工缺少集體組織的領導，缺少罷工委員會，缺少組織新工會分會的運動以為罷工做準備。香港職工盟的領導們試圖安撫資本家，向他們保證這次政治罷工只會反抗政府，而對於老板們和「香港」頗有裨益。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針不僅是向資本家卑躬屈膝，還低估了工人們的力量，妄想調和雙方。

挫敗

雖然缺乏真正工會的領導，但是8月5日仍有超過30萬工人自發地參加了罷工。特別是航空業的罷工足以震懾老板們。然而，工人階級仍未意識到自己的潛能：作為打倒獨裁統治，引領鬥爭的主要勢力。相反，他們仍只將自己視為青年們的援軍。與此同時，出於挫敗運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群眾示威被禁止；警察越來越老謀深算，也越來越暴力；青年們越來越傾向於更無政府主義且更具對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線」青年利用大量群眾作為掩護，越來越頻繁地采取打砸破破壞及暴動之類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現了一波成立新工會組織的浪潮，但此時運動已經過了巔峰期，到了開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階段。社會主義者們積極地介入了建設工會的進程。2020年1月，新的醫護工會發動罷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數新工會的領導權掌握在管理層，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們的意識形態被右翼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所主導。這些工會的規模基本上都很小，少於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會，而更像是行會（guilds）。它們在疫情期間普遍沒有開展活動，而自國安法通過以後就不再嘗試動員工人了。這些新組織的活躍分子並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運作，集中為勞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優惠。在目前的嚴酷鎮壓下，新的公務員工會已被解散。政治罷工也將被取締。

運動的特點

一如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和美國爆發的運動，香港的運動表明資本主義危機致使青年高度的激進化。我們理解在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垮臺後，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性失敗仍對今天的工人階級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坐等革命社會主義意識百分百成熟。在成為少數派後，於2019年從組織中分裂出去的工國委宗派主義領導層就期望這會突然到來，隨後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自動實現「大躍進」。這令他們不願深入了解今天發生的運動，並與現實脫節。

過往兩年的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十年前的運動——憑著革命的精神在戰鬥，香港和緬甸的青年時刻為著變革作出犧牲。另外，總體上運動的持續時間要長很多（對比之前的幾周，現在是持續幾個月），馬克思主義組織若要介入其中，則可能要花費大量的體力和政治精力。當然，我們必須要面對這些挑戰。同時，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在鬥爭中發揮著更加重要作用，令群眾意識更加的錯綜復雜。光有一個大體上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十分審慎地考察那些在運動中往往是混亂且矛盾的想法與討論，以便有效地介入到運動之中。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麽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系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采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香港：中共鎮壓風聲鶴唳

中共取締所有反對派政黨及NGO組織，消滅議會僅有的選舉自由，禁止一切批評政府的出版和言論，逮捕和審判泛民領導和示威群眾。即使香港反對派已徹底潰散，中共並不會就此放軟手腳。因為中共鎮壓的目的不在於香港，而是要通過所謂「打港獨」向國內群眾展示習近平的權威，企圖發揮震懾作用，壓製反抗的民怨和青年激進化。此外，習近平鎮壓香港也是給美國看的，以展示中國可以「為所欲為」。習近平在中美沖突各戰線的鬥爭都失利，而打擊香港成為了他可以展示權威的工具。

結社自由工會權利被取締

由特朗普到拜登以來，美國政府對香港的問題只是作出口頭上的批評。而美國統治階級目前已放棄香港這只難以取勝的棋子。作為中國直接統治的一個城市，美國沒有什麽空間利用香港作為杠桿去攻擊中國。再者，中美統治階級都明白到這場大國沖突是不可逆轉的，過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以促進中美經濟接軌的角色已再無利用價值。相較於香港，倒不如將資源在南海和臺灣問題上，對美國的軍事和經濟上圍堵中國來說顯得更為重要。這一方針揭示了美帝國主義關註的只是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水深火熱的民主權利。

來年就是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雖然在黨內鬥爭占了上風，幾乎可以肯定他會連任，但是為了使他未來的權力穩固，為未來的統治掃除障礙，他還不能高枕無憂，而需要繼續集中個人權力，並處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炸彈。現時他大打攻擊科技業和房產業的私營資本家，大力打壓國內女權及左翼運動，都是連任前必須作出的鐵腕整頓。

中共要消滅香港一切的結社自由，就像在中國大陸那樣，任何獨立於政權以外的組織都會被視為威脅。教協和民陣被迫解散後，支聯會及職工盟在本文撰稿時亦準備解散。中共借機消滅一切的香港工會權利，像中國那樣只有服從於政權的假工會。除了避免像國泰工會和醫護工會那樣的罷工再有可能發生，更重要的是扼殺未來更激進工會壯大的可能性。

國安處指控支聯會和職工盟為「外國代理人」。由於職工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的資助，很可能成為其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的佐證。事實上，打擊「外國勢力」只是中共鎮壓民主權利的幌子。中共知道經濟危機嚴重，未來對工人階級將會作出更大力的經濟打擊，即使政治權利的反抗現在被全面壓製，但經濟民生的反抗還是可能爆發的。一如在中國大陸即使實行全面獨裁，工人還是會為了生計而發動罷工。

我們反對工會組織接受美帝國主義的資助，因為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一樣，從來都是反對真正的工會運動，而只是想加強自己地緣政治控製的籌碼。美國資助職工盟的目的從來不是要強化香港的民主運動，相反是要牽製它、避免其過於激進化。

實際上職工盟雖然在立場上支持2019年的群眾鬥爭，但卻完全沒有領導過2019年的罷工。在林鄭擱置送中條例時他們首先取消了罷工的號召，到了8月因為群眾運動的壓力下他們才呼籲工人自行請假參加罷工集會，而沒有作為工會組織一場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

鎮壓下僅余的抵抗

面對反革命的鎮壓，幾乎整個溫和泛民都準備退縮，但當有也有例外。社民連雖然幾乎全部領導人物都在監獄，但仍繼續在街頭抗爭。而面對支聯會被迫解散，副主席鄒幸彤卻帶領了幾名常委作出了英雄式的抵抗。她率領了其他常委拒絕，表示即使讓步也不會被政權放過，並且高調展示準備入獄的決心，說得擲地有聲：「恐嚇到我們這裏為止，支聯會不會幫你散播恐懼。」隨後她連同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被國安處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為大律師的她大膽發表文章批擊法治的虛偽，在文章《「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呼籲不要再迷信法治，指沒有抗爭的話並不會有改變。此前，她也拒絕被剝奪言論自由作為法庭的保釋條件，堅持在保釋期間向公眾發表反抗言論。然而支聯會和教協一樣並不是具動員力的群眾組織，恐怕只有幾位英雄的抵抗也不能逆轉解散的結局。

泛民軟弱與熱狗鬧劇

可惜的是，鄒幸彤只是泛民政治人物中的例外。大多數泛民政治人物都選擇投降，對自己的政治立場表示後悔、解散自己的組織、表示退出政壇。就在本文撰稿之時，李卓人和何俊仁呼籲支聯會成員解散組織。他們的軟弱並不來自個人性格，而是因為其政治路線走到盡頭。一直以來，泛民迷信基本法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以及「循序漸進爭取民主」，而不明白中共獨裁永遠不會自我改革而開放民主。他們一直以為只要中共走向市場經濟「與世界接軌」，就自然會在香港甚至全中國落實民主。但今天正是因為中共成為了第二大資本主義國家，才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爆發激烈的帝國主義沖突，並且因而必須加強鐵腕統治保衛其「國家利益」。

至於在雨傘運動後打著「勇武鬥爭」旗號冒起的本土派，在反革命的過程中盡顯他們的狼狽相。在中共踢走大部分泛民議員出立法會後，連溫和泛民都不堪留在假議會中作為花瓶，因而全體辭職。但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卻繼續留任議會，因而一度獲得《大公報》的贊揚，甚至本來打算可以被國安處寬恕，繼續蒙混過關參選下屆立法會。最後他還是無法幸免被DQ的厄運，組織隨之也瓦解。

熱血公民是一個極右民粹組織，利用激烈措辭但內容空洞的反中共言論吸引青年，實際上只會用族群仇恨針對中國大陸人，而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反對中共。他們往往出現在群眾運動中製造分化，利用青年對於溫和泛民領導保守的不滿，攻擊泛民來獲取聲望，但卻從來不會提出另一條鬥爭的出路。雖然打著「勇武抗爭」的旗號，但早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敗選後變相退出社運，變成以區議會的保姆服務來爭取支持，在2019年的運動中完全沒有亮相。他們的狼狽相迎來由建製以至泛民、由左翼以至其他右翼本土派的恥笑，可算是為這一節悲劇中帶來了一個笑話。

中共全面消滅立法會的選舉自由，新的議會的90席中只有22席為直選，而且候選人必須經過國安處審查。這種選舉與大陸已完全看齊。中共害怕選舉氣氛冷淡，以致投票率極低，使假選舉成為國王的新衣。澳門在9月選舉前DQ了所有民主派議員，使其投票率陷於主權移交以來最低，並出現了大量塗汙選票以示抗議的廢票。香港的選舉大抵也會是這樣的翻版。

因此他們要拉攏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誘使他們進入跛腳的議會參選，作為其一塊遮醜布。至今只有社會民主連線清晰表態拒絕參加假議會，其他黨派仍在猶豫不決。其他溫和泛民政黨內部出現重大意見分歧。雖然議會內逐步改革的路線已徹底破滅，但泛民政客只會繼續墮入幻想，期望可以得到中共的默許，使他們的叛賣之路越走越遠。例如民主黨元老李華明以及部分民主黨的青年領導企圖參選，而劉慧卿等元老則害怕參選以致「一鋪清袋」，在歷史遺下臭名。李華明更表示有中共要員向他提出可參選的名單。另一些「參選派」則是年輕的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及副主席梁翊婷。鄺俊宇在2019年運動早期因為經常在前線協助示威者，其突出的個人行動使他在青年之間受到相當的歡迎，因而被封為「鄺神」。但現在卻準備墮落為最卑劣的叛賣者。可見，審視一個政治人物還是要看他的政治本質以及實際立場，而不是鏡頭面前的表演。

反革命不是終結

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我們要汲取2019年運動的不足和弱點（參考文章《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Foodpanda送遞員罷工 抵抗苛刻剝削

外賣平臺Foodpanda在疫情下「疫」巿擴張，生意賺到水漲船高，但送遞員卻沒有獲得辛勞所得的成果，薪金收入被公司不斷削減，員工連最基本福利亦欠缺之余、內部不公平的機製令員工怨聲載道，生計受到影響下外賣送遞員在周末發起多區罷工行動，抗議公司無理削減工資，超過300名員工參與。

這次罷工並非空穴來風，Foodpanda在這年頭已不斷推出政策扣減外賣送遞員的工資。參與罷工的外賣單車手「奶悠」（假名）向社會主義行動記者表示，公司過去逐小地扣減送遞員收取的服務費，以自己一張距離較遠的外賣單為例，本可分到42元（港幣，下同）現在被扣至30元，中距離的30元扣至20元，即每張單都被削減約10元左右。他每日工作10小時本可賺到約800元，現在只剩500至400元，公司亦從來不會知會員工削減薪酬。

「奶悠」最近更被公司指責跟單不擅而被停工5日，他怒斥：「靜悄悄地削減工資已經非常可恥，現在更不理會我的解釋而停止我工作，手停口停下我亦要照顧家人和小朋友，公司那所謂的上訴機製十分霸道，簡直人神共憤！」「奶悠」踏單車送外賣亦存在風險，「在行人路踏單車會犯法，在行車路上與其他車輛並行亦非常危險，我試過工作時遇過一次意外，幸好沒有大礙」。他指Foodpanda外賣送遞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被聘用，沒有病假、工傷、強積金等任何福利保障，意外後公司更將他的送遞表現評級下調。

另一位送遞員 John（假名）是一位「步兵」（以步行方式送外賣），他指公司推「孖單」降價政策，將第二張同一屋苑的外賣單服務費削減，又將客人投訴外賣送達後出現食物傾倒、外賣送抵後沒有該地址或其人等惡作劇，都歸咎為員工責任而發出警告信，令John感到十分不公平。「我們要利用Foodpanda手機App去處理外賣服務，每張單都有它的指定送抵時間，那些倒數時間有時只有數十分鐘，令我們要火速進行送遞，增加交通意外和受傷風險。」

罷工行動在尖沙咀、觀塘Foodpanda辦公室及多區Pandamart門外聚集，員工舉起「停止無理減薪」、「Foodpanda treats us like slaves!」的標語，亦要求每張單的服務費至少是50元來換取「生存」及抵銷外賣摩托車維修費、油費等開支，而「步兵」則至少需要35元。

過往Foodpanda亦曾無理解雇爭取福利的送遞員，顯示大企業對員工的壓榨及可恥。在罷工的影響下，多區的Pandamart超巿停止運作，而工人指抗爭將會續持。

去年，另一外賣送遞平臺Deliveroo亦因削減員工工資險釀罷工。外賣送遞行業在疫情下大舉擴大業務，在巿場競爭激烈下，這類公司都要加強壓榨員工獲取利潤，使全球多地都爆發工人抗爭。例如，中國大陸的外賣送遞「餓了麽」平臺旗下騎手在今年3月發起跨省的抗議行動，抵抗公司壓迫員工，差不多同時間在英國倫敦亦有Deliveroo員工的抗議，反對持續的低薪和要求更合理工資。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Foodpanda送遞員的合理抗爭，在香港勞工保障形同虛設下，工人需要團結的行動去捍衛權益。這次罷工最主要是透過網絡群組溝通動員發起，工人至今並未有組織起代表自己的工會組織，而今天工會正面臨政府前所未有的鎮壓。

11月13-14日的罷工確實令人振奮，但抗爭若要持續，網上群組這種組織方法可能並不足夠，而需要哪怕是「地下」或「非正式」的工會組織架構，以應對資方對罷工的打壓，爭取最大化工人的權益。所有工人都要與Foodpanda罷工工人展示團結！如果他們成功改善待遇和薪酬，對所有工人來說都是勝利，並會鼓勵工人組織和鬥爭！

倫敦唐人街沖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沖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沖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沖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系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沖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傑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傑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癥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系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沖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匯。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傑，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沖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中共自製選舉鬧劇 鎮壓不能擺平社會危機

12月19日將舉行改製後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中共將立法會改成90席之中只有22由選舉產生，加上候選人要先由國安機關篩選，確保所謂「愛國者治港」。這使選舉氣氛前所未有的冷淡，可預計投票率將是歷史最低的一屆。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公布，有36%的受訪者傾向不投票。這數字還未包括因國安法的恐懼下而不敢講真話的受訪者。由2004年起的立法會選舉調查，受訪者的投票意欲均有8成以上。

在改製前，香港立法會本來已是跛腳議會，反對派並不可能在建製內對中共構成威脅。相反，過去泛民主派妄想在議會建製內進行漸進改革，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安全閥，以緩解群眾鬥爭的壓力。今次，習近平的極高壓統治下，將假議會的遮醜布都全力撕毀，再次挫傷自己的權威。

統治者繼續自欺欺人。林鄭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指「政府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會降低」。同時政府又害怕低投票率會削弱其權威，因此全力谷高投票率。首先禁止任何人「煽惑」投白票，甚至威脅民調機構有可能違法；又設立邊境投註站，方便建製派動員居內地的親中共港人投票。然而，無論如何強大的鎮壓機器，但不能強迫「躺平」的選民站起來。

部分溫和泛民政客繼續叛賣民主鬥爭，例如前民協的馮檢基和前民主黨的黃成智，今次更為選舉鬧劇擔任臨時演員。而溫和泛民一度因為參選與否陷入嚴重分歧，後來參選派雖因群眾壓力而放棄念頭，但暗地叛賣的行徑並無停止——黨副主席梁翊婷被揭發支持獲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提名的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參選港島東。

繼續壓迫窮人和青年

國安法通過以來，中共的強力鎮壓並沒有停止。林鄭繼續以防疫措施為名，加強對市民的監控，推出強製使用「安心出行」，並繼續禁止四人以上的集會，甚至威脅煽動他人不打疫苗也屬犯法。此外，新聞自由已被摧毀，《立場新聞》總編輯辭職，而《經濟學人》駐港記者工作簽證續簽被拒，都是眾多的近例之一。

無論鎮壓力度如何強大都不能掩蓋社會危機，所以民怨並不會息止。香港去年有165.3萬個貧窮人口，貧窮率高達23.6%，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約4個港人中便有1人屬「貧窮」，其中近三成來自在職住戶。這可說是對習近平提倡的所謂「全面脫貧」和「共同富裕」極大的諷刺！

香港貧窮再創新高，窮忙族水深火熱。但近日教育局長楊潤雄批評時下「躺平主義」，並公布要將「勤勞」、「奮鬥」加入價值觀培育，並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指引》文件中刪去「尊重人權」、「批判思維」等字眼。

在中國大陸出現躺平主義思想——年輕人拒絕高壓社會規範，放棄買房成家，主張不婚不育，以最低成本過極簡生活。中共如臨大敵，視之為破壞經濟秩序及製造人口危機的根源，甚至要出動官媒譴責區區一個網路次文化，並在六中全會中大力宣傳「奮鬥」思想。香港教育局只是配合習總的論調，企圖以高壓家長製統治青年。但統治者越是叫囂，青年則更充耳不聞。

香港和大陸青年一樣，面對房價高企、階級流動無望，勤勞向上的勞動成果只會被統治階級奪走。2019年香港反威權運動正是青年反抗製度的初次覺醒，是他們的一次「奮鬥」。運動受警察鎮壓失敗後，青年間彌漫著暫時的絕望感、無力感。

獨裁政權加強教育製度的思想壓製，只會令更多師生和家長厭惡，選擇離港擺脫香港教育製度。2020至2021學年度，香港學生退學人數上升1.7倍，等於平均每校有32名學生退學，當中有6成學生選擇離開香港。每校約7.1位教師離職，比一年前升近一倍。

團結中國大陸的鬥爭

習近平準備連任國家主席，必須加強鞏固權力，加上中美沖突的高度緊張狀態下，需要通過鎮壓香港來展示自己權威。所以，香港的命運並不取決於一個城市之內，而是整個中國以至國際局勢。在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深陷危機下，無論是中共還是美國拜登的統治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陷入混亂。群眾對政權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強大，青年激進化而且階級意識大大提高，正為香港暗無天日的局面亮起一點曙光。當大陸群眾爆發鬥爭時，香港和國際的群眾也需要團結共同的鬥爭，挑戰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香港：立法會假選舉投票率破低紀錄

本屆1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只有30.2%，只僅多於2016年投票率的一半（58.3%），創下史上最低紀錄。對香港的統治者（即中共）來說是又一次的公關災難。任何政府都不能稱之為“成功”的選舉。

當局動員“愛國者”去投票，但愛國人數似乎不足。2019年群眾鬥爭高峰時，區議會選舉中政府受到空前的挫敗，當時有294萬3千人投票，遠高於今屆立法會選舉的130萬人。中共今次糾正錯誤，確保同樣的選舉結果不會出現。

所有當選的候選人當然都是親中共的傀儡，中共官媒固然大聲叫囂，宣稱選舉“勝利”，但最有力還是來自拒絕投票的抗議聲。民眾並非“政治冷感”，而是積極地以有意識的群眾行動蔑視這場選舉鬧劇。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香港政府學習了北朝鮮，將宣傳杯葛選舉定為違法，這段時間並無公眾宣傳杯葛選舉。在沒有組織或領導下，抗議的聲音仍然如此強大。

選舉結果並不會改變北京的立場。獨裁政權不會花那怕一秒鐘來反省。在面對新冷戰及各種內部挑戰中，他們在香港問題上不可讓步，因為這會削弱習近平所要展示的強勢。只有中國的群眾反抗才能帶來改變。

不過這次“勝利”會為中共治港帶來新的問題。立法會內的“清一色”，代表當政府犯下重大錯誤、爆出醜聞、做出蠢事時，他們將無法掩飾，並只會進一步加劇民憤。今次事件再次反映了一年半的猛烈鎮壓並未能成功粉碎群眾的抵抗，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仍有巨大的鴻溝。

二零二二年

香港疫情死亡人數超過武漢

香港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發。自疫癥爆發至3月13日，全港累計確診人數已超過26萬人，死亡人數3993人，死亡人數超過武漢，死亡率為全球最高！在幾乎不切實際的“清零”政策下，香港本就捉襟見肘醫療系統更全面崩潰，大批病人無法入院，甚至只能暫時在露天停車場等地方等候治療，場面可謂慘不忍睹。

在這個情況下，無論是檢測還是入院治療都已經完全超出負荷，無法及時檢測和隔離患者。筆者裘青的父母亦雙雙染疫，以家母的情況為例，她的癥狀輕微，而整整過了十一天時間才收到陽性檢測報告，事實上收到報告之時她已基本康覆。

在整個過程中，她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安排她隔離或給予任何醫療建議。因此盡管家庭內已盡量做足防疫措施，家父在不久後也出現病征，且病情相對較重，出現高燒與呼吸困難，但遲遲未收到檢測報告。公立醫院急癥室完全爆滿，而政府所謂的熱線電話根本無法撥通，令家人萬分焦急。即使有著私人醫療保險，但香港部分私家醫院無恥地拒收新冠患者，家人多番奔走下方能找到一家願意接受照料的私家醫院提供床位，但即便如此，由於入院人數眾多，所能提供的醫療照料服務亦大打折扣，僅僅聊勝於無。

造成這災難局面，林鄭政府責無旁貸。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一直就是殘缺不全。去年底，醫管局承認醫護流失嚴重，並預測一旦爆發第五波疫情，公營醫療系統已難以應對，但政府卻沒有任何應對措施。私立醫院拒絕接收新冠病毒病人，所以全部患者要由公共醫院承擔，而公院只有全港45%的醫生。

在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林鄭政府沒有正視Omicron病毒株的感染力更強，只知僵化地執行徒勞的大廈圍封和限聚政策以求“清零”，而不是適時地改變策略，發放有效的資訊和足夠的自我檢測用品，並且勒令雇主容許員工選擇在家工作。香港仍未能仿效中國嚴密的社會監控系統，加上人口比中國更為密集，不可能像內地實行“小區管理”，一味追求“動態清零”事倍功半。

清零政策在內地和香港都已受到動搖，連中國專家也在暗地表達異議。中國疾控中心前首席科學家曾光在網上發文提出要展示“中國式與病毒共存的路線圖”。有關帖文沒有像其同業張文宏半年前提出中國可實行與病毒共存時般受到網絡猛烈抨擊，可見輿論的轉向。建制派元老曾鈺成則在二月中為動態清零作出辯解，並指“香港要走出自己的抗疫路”。

然而，中共決不容許香港自行其事而動搖內地的清零政策。習近平在二月中命令港府穩定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假如中國開放實施“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在政治上相當於推翻了內地過往的“抗疫成績”，而這正正是過去兩年習近平政權一直自我標榜和吹噓的“政績”，更被用作證明其“東升西降”說法的例證。改變抗疫方針等同會重挫習主席的權威。

的確，如果中國現在放松清零政策，由於沒有群體免疫，必然會面臨疫癥大爆發。上海和吉林在三月中再爆發Omicron數千宗感染就響起了警鐘，甚至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此外，國產的科興疫苗對於Omicron變種病毒的預防力薄弱，根據《傳真社》參照港大研究的推論，如果維持現時港人接種覆必泰與科興的六四比例，即使全港3針接種率到達95%，預防感染Omicron的保護率亦只得約5成。如果宣布放棄國家疫苗又會使中共面子有損。即使現在科興研發針對Omicron的疫苗，能夠挽回多少市民的信心？

林鄭抗疫工作東歪西倒，使她失去中共的信任，甚至可能抵銷了她鎮壓2019運動的功勞，使她不能連任特首。在習近平發出命令後，中國專家接管了香港抗疫工作，淩駕了香港政府。林鄭本來想推行全民強制檢測，香港的愛國政黨舉腳讚成，卻被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梁萬年煞停。的確，全民檢測已經過了時機，因為病毒已在社區擴散，如果找到大量患者，也沒有足夠的隔離設施。而強檢只能令市民在街上聚集而增加感染風險。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迫切需要全面充公私家醫院，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充分調動所有醫療資源，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抗疫政策。並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培訓更多醫療人員以保障優質的公共醫療服務。而這一切必須以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親資專制政府才能達到。

香港：無止境的鎮壓

媒體遭遇鎮壓

去年12月，警方搜查了《立場新聞》的辦公室，這是香港僅余的自由派反政府新聞社，並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拘捕了6名現任及前任高層。同日，《立場新聞》宣布停止運作，並移除其網站上的所有文章及線上內容。

這是自2021年6月取締《香港蘋果日報》以來，最新一波對於新聞自由的打壓。另一網媒《眾新聞》亦在1月4日決定關閉。香港已經完全處於北京的直接統治。中共及其反革命不會容忍香港出現任何有意義的反對派。一切民主權利，從集會自由到言論自由，都遭受攻擊。

假選舉

12月19日，香港舉行了自《國安法》通過以來的首次立法會選舉。過去的選舉上尚且還有一些自由選舉的元素（一半的議席為直選產生），但這次完全是一場鬧劇。只有22%的議席是由直選產生，其余的都是由中共和資本家們欽點出來。而且，當局不允許任何有意義的反對派參選，所有的反對派政黨的領導層要麽被取消資格，要麽正在坐牢。

因此，毫不意外這次選舉投票率創下了歷史新低，只有30.2%，可以對比一下2016年的選舉投票率——58.3%。這還要考慮到，政府高調表示，任何公開呼籲“杯葛選舉”的人士將會面對最高3年的徒刑這一清況。然而，這次選舉的超低投票率表現出的是，民眾積極而有意識地反對假選舉。這次選舉結果完全不是政權的勝利，但這個結果也不會決定性地改變香港的反革命發展方向。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寸步不讓，否則會在新冷戰和政權面對的諸多危機中顯出弱勢。

移民潮

自2020年6月《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人口凈流失已經超過10萬人。根據政府的官方數據，去年香港人口出現了1.2%的負增長，這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甚至比1990年代主權移交前夕的移民潮更嚴重。這一方面也是受到英國、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的移民政策松綁所影響。不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為了香港的“民主”或“人權”，而是為了推動自身的冷戰方針，也是為了試圖吸引香港更富有的階層。

大部分離開的人是來自中產或專業人士背景，當中頭三大行業為：金融業、資訊科技和教育。根據已解散的教協在2021年5月的調查，40%的教師由於“政治壓力”增加希望離職。這樣規模的人才流失對香港的未來會帶來重大的社會經濟影響，特別是公共服務會收到影響。去年，公立醫院流失了4.9%的醫生和6.7%的護士。

“洪門宴”派對門事件

緊隨著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香港有著全世界最嚴厲的封城防疫政策之一。在1月發現一宗本地源頭不明感染個案後，政府再一次地關閉了酒吧和戲院，並禁止晚市堂食。整棟住宅大樓被圍封，居民數日不得出家門，甚至有食物不足或市民被禁止向家人送藥物的情況。另外，政府已經實行了連續兩年的至少4人聚集限令，實際上就是禁止抗議集會。

不過，這些禁令無礙香港富豪精英們的享樂。1月，爆出超過200人參與的港區人大洪為民生日派對，當中的參加者包括政府高官和新任立法會議員。事件在其中一名參加者確診後才得以曝光，而政府才迫不得已將這一眾“愛國人士”送到隔離設施。顯然，對於普羅大眾和富豪精英們是有著兩套截然不同的規則。

經濟危機

政治打壓及疫情無疑大大影響了香港的經濟。2020年的經濟萎縮了6.1%，而縱使2021年的經濟預測會反彈6.4%，但經濟卻遠遠未完全恢覆。事實上，在疫情爆發之前，香港的經濟已經出現放緩，2019年的GDP更是下跌了1.7%。雖然香港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經濟體之一，但仍然有1/5的人生活在貧窮之中。失業率暫時還是比較低（部分源於移民潮），但人才流失的浪潮對於香港有著長遠影響。而當香港越來越依賴的中國經濟陷入更嚴重的危機，香港的未來只會日益動蕩和前景黯淡。某程度上說，中共的反革命摧毀了香港。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專制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李家超被欽點特首，香港反革命換上新面孔

香港特首假選舉於5月8日毫無意外地落幕，一如所料北京“唯一支持”的李家超以1,416票的“高”票當選。雖然，主權移交以來的歷屆特選選舉都是小圈子的假選舉，從來背後的操盤人是中共及大資本家，但本屆選舉的過程更加反映了中共對港政策的進一步反革命，加強地民主權利的打壓，而北京直接治港已成事實。

假選舉

今次所謂的“選舉”是2019年抗爭及《國安法》實施以來的首次特首選舉。去年，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進一步破壞了立法會選舉及選委會僅余的民選成分。到了今年的特首選舉，在改制後的選舉中並沒有限制參選人數。然而，選舉原定2022年3月27日，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一直等候習近平的指示，沒有公布連任意向。然而到了2月，在北京指示下，港府以疫情為借口押後選舉至5月。至4月，林鄭當時已失去中共信任，中共才表明意圖，表示“唯一支持”李家超參選，而林鄭則宣布不尋求連任。

這變相阻止了其他建制派加入選戰。顯然中共在新的反革命形勢下，想避免過去如2012年梁唐之爭、2017年曾俊華參選，造成建制派分裂，或讓群眾借機挑戰中央權威。中共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更加害怕哪怕些許的民選成分都會成為民眾宣示不滿的缺口，例如選委會不滿習強硬政策的資本家會對中共欽點候選人投反對票。為免夜長夢多，北京寧願廢除所有選舉競爭的猴子戲，變成主權移交的首次“一人選舉”，而且責成梁振英成為選委會的召集人來確保李家超受到“高票”祝福。被欽點的李家超甚至在公布任何政綱之前，就已經拿下超過300個選委提名。

對於警察出身的李家超當選特首，有人擔心這是“武官治港”的開始。但，香港的武官不是獨立的，而是完全聽令於北京的。所有無論是文官武官都沒有根本性分別，最後還是中共治港。

香港的反革命大趨勢只會加劇而不會有放緩，除非大規模群眾運動作出抵抗。而當今局勢下，中國大陸工人階級爆發運動的可能性比香港更高。我們過去分析，習近平在新冷戰格局中要維持其強人統治權威，就必然會向香港開刀──反正香港已經是中共的囊中之物，而在中美脫鉤下，香港的經濟與戰略地位將會下降，西方也就基本放棄了香港，轉向台海、南海等更重要的戰略問題。

李家超當選後，就已經表示《二十三條》將會是其任內的任務之一。這會是比《國安法》更細致、更融入本地法律的一部法例，讓當局實行更廣泛的鎮壓，而非只靠殖民地時期的法律或猶如“核彈”的《國安法》。

過去一陣子，當局亦未減對抗爭者或民主派的打壓。保安局表示，2019年反威權運動有逾萬人被捕，其中2800多人被檢控、1100多人被定罪。而《國安法》通過至今，被捕人數有175人，並有8人被定罪。

5月中，已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5名信托人，包括泛民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何秀蘭，被警方以《國安法》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亦被控沒有為基金進行社團注冊。可見，就連最溫和的泛民也不能幸免。中共打擊泛民不是因為他們對專制制度作出真正的挑戰，而是對群眾鬥爭作出殺雞儆猴的警示。

“忠誠反對派”

在中共鎮壓的大形勢下，香港的反對派力量幾乎土崩瓦解。而那些僅存仍運作的，也選擇了向中共投誠。民協主席廖成利最近表示，該黨要成為“忠誠反對派”，更認為“習近平思想”與該黨初衷一致，並希望未來可以參選。對於這些職業政客來說，民主並非其原則，而是謀求一官半職的手段！

香港的命運不是香港自己所能左右的，而是受到中國及國際新冷戰局勢所主宰。因此，正如在2019年大型運動時已清楚見到，香港的反獨裁鬥爭也不是一個城市所能完成，而是必然要與中國大陸越演越烈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要建基於工人階級獨立的組織與綱領──而非依靠資產階級反對派，因為他們並不想挑戰資本主義，往往只會限制鬥爭的發展，並將鬥爭去政治化，以至在關鍵時候背叛運動。

香港防疫政策徹底淪為政治計算

香港自本年首季的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發以來，根據政府衛生署的數據累計已造成超過125萬人感染，共9192人死亡，然而實際感染人數可能遠超這一數字——一般估計已有超過半數香港市民曾經染疫。近日香港似乎再次迎來新一輪的小爆發，在連續數周單日確診破百後，至7月2日為止已有連續4日新增確診數字超過2000例。

林鄭月娥在卸任前，雖然口頭上並無正式承認，但事實上已沒有再強硬執行清零政策——封區已經停止，也沒有計劃進行全民檢測。港府因為經濟嚴重受破壞而受到壓力，一方面想盡量放寬防疫政策，但不敢公開放棄違背習近平“清零”的旗號，因而陷入癱瘓狀態。

在經歷了年初的第五輪爆發後，由於Omicron傳播快速而大部分受感染者只獲輕癥，再去執行所謂的“清零”政策早已不切實際，也沒有意義。由於國產科興疫苗低下的保護能力，以及長期公共醫療資源的嚴重缺乏，香港疫情的死亡率在統計數字上甚至高於武漢。情況發展至當下，香港已初步達到了群體免疫的門檻。香港亦跟隨中國大陸的步調，開始逐步嘗試放寬入境檢疫隔離的限制。

而在這一系列的操作下，民眾的衛生安全與利益卻完全不在考慮之內。中共以“生命至上”來為清零政策辯護完全是一個荒誕的笑話。

疫情發展到現時，防疫政策已幾乎無關於衛生與科學而完全成為了一盤政治工作。香港在經歷過死傷慘重的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公共醫療系統的恒常性撥款沒有增加分毫，公共醫院的病床沒有增加一張，公共醫護人員沒有增聘一個（相反還由於移民潮而大批流失），政府依然從政治影響而非民眾福祉去考慮和制訂防疫政策，依然對公共醫療的殘缺得過且過，私人醫療系統依然以利潤為目的而對疫下社會的哀鴻遍野見死不救。

在這一前景下，基層民眾亦遭受漫長的折磨。香港的最低工資已凍結3年，貧窮率創下新高達23.6%，貧窮人口高達165.3萬人。失業率5.4%且仍在升高。而即使是就業人口，在職貧窮率亦高至13.6%，達80萬人處於在貧貧窮狀態。

李家超新政府早已明言，與大陸通關是“首要工作”。換言之，重新開放國際邊境、重啟國際人員正常流動將遙遙無期。這對於香港的經濟而言必將是一場漫長的折磨。香港機場航空航線與航班急促萎縮，東南亞航運中心的地位已從赤蠟角機場轉移至新加坡樟宜機場，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總幹事批評，香港曾經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樞紐之一，但現時的防疫政策“實際上已令香港從國際航空地圖上消失”，這讓政府重金修建的機場第三條跑道尚未落成就已完全淪為大白象工程。

外國資本企業也開始著手將總部撤往新加坡以便利人員流動。香港歐洲商務協會的調查顯示，25%的公司會員將在未來一年內完全撤離香港，24%將局部撤離，而表明一年內不會撤離的只有17%。外企資本關注的是，香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一個走出疫情的清晰計劃。人員流動的不便企業人員的出缺非常嚴重，甚至達到了危及公司正常營運的程度。這些因素都使香港負上沈重的經濟代價，香港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將只有0.8-2%。

林鄭最近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甚至說“香港必須要重新對全球開放”，“其它國家在平衡經濟、民生的需要之後，他們就逐步開放。那麽這對香港來說就沒了優勢。”但撇開與中國通關而直接開放國際邊境，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而言卻是最嚴重“政治犯罪”：為了突顯中共對香港的“全面統治權”，在中共的藍圖中，香港必需先與中國內地通關，爾後才可以跟隨中國內地的步伐開放國際邊境。

在中共的專政下，民眾的生命和安全從來都比不上政權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專制者個人的面子。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下，不管是何人當政，民眾的利益也必需讓為於資本的利益和統治階級的利益。因此要真正走出疫情的困境，工人群眾必需組織起來，打破專制與資本主義的統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