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社會階層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五年

九大階層



當代資產者階層：權力依附型資本集團原始積累的暗影。部分資本家通過“政商旋轉門”實現財富積累，典型案例包括官員親屬以“白手套”身份參與土地拍賣、礦產特許權審批，某省會城市土地拍賣中涉及官員親屬的開發商中標率高達83%。其財富增長依賴政策套利而非市場競爭。
雙軌生存策略。同時運用“體制內規則套利+市場尋租”模式，如利用國企改制政策漏洞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有資本，形成封閉的不透明致富共同體。
文化矛盾性。表面通過慈善捐贈塑造公共形象，實則大規模配置海外資產移民，形成“避險堡壘”，暴露對本土發展信心的深層缺失。




“買辦”者階層：跨國資本的在地代理人利益輸送機制。外資企業高管通過轉移定價、技術封鎖等手段擠壓本土產業鏈，典型案例為某汽車合資企業封鎖核心技術二十年，使中方長期停留於代工層面。
身份認同撕裂。享受稅收優惠等超國民待遇，卻因侵蝕民族產業自主性承受道德譴責，形成“精神租界”心態——對西方價值觀盲目推崇，對中國社會問題刻意回避。
歷史包袱。背負“買辦”的歷史污名，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成為眾矢之的。



中產者階層：焦慮的夾心層梁曉聲將中產階層細分為三層，揭示其共性焦慮與分層困境：層級構成群體核心困境上層中產私營企業主、局級幹部政策變動風險（如教培行業整頓致財富蒸發），資產保值焦慮中層中產高級公務員、資深律師權力依附性焦慮（晉升依賴人脈資源），職業倫理與現實利益的沖突下層中產普通白領、中小學教師“三座大山”壓迫：房貸占收入60%以上教育軍備競賽（學區房、課外班）職場35歲淘汰危機
中產階層整體面臨階層滑落恐懼，其消費水平與資產實力嚴重不匹配，容易陷入消費主義構築的“中產幻覺”。




知識分子群體：批判精神的淪喪自我工具化。高校學者將學術資本轉化為商業利益，如醫學教授控股醫藥公司操縱藥品定價，經濟學家為地產泡沫提供“理論背書”。
公共性萎縮。人文知識分子對農民工權益、環境污染等議題集體沈默，傳媒知識分子在審查與市場夾擊下陷入話語權自我閹割。
歷史角色背叛。從“社會良心”退化為“理論化妝師”，主動迎合權力話語體系。



城市平民與貧民：改革成本的肉身承擔者下崗潮創傷。東北老工業基地工人經歷“買斷工齡”後，家庭儲蓄耗盡、技能失效，陷入代際貧困循環——子女因教育資源匱乏被迫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
空間邊緣化。舊城改造將低收入群體驅趕至缺乏醫療教育的城鄉結合部，形成城市貧民窟化。
社會保障網破損。低收入群體在醫療、教育等基礎公共服務獲取中遭遇系統性排斥。



農民與農民工：制度性弱勢群體土地剝奪隱形化。征地補償制度缺陷導致利益分配懸殊，某省農民每畝地獲賠2萬元，政府轉手拍賣價達200萬元/畝。
半城市化困境。農民工在城市從事建築、化工等高危工種，卻無法享受社保、子女入學權利，成為“用完即棄的人力電池”。
留守危機。6000萬留守兒童因親情缺失產生心理創傷，形成未來社會隱患。




邊緣群體：“灰社會”生態鏈的構建者地下權力結構在制度真空地帶滋生，形成完整的灰色生存體系：
基層權力真空→拆遷公司暴力征地→高利貸團夥介入補償款分配→娛樂場所保護費經濟→洗白轉型房地產商
暴力資本化。黑社會頭目通過承攬政府工程（如垃圾處理、河道整治）獲取合法身份，完成“由黑轉白”蛻變。
底層互害機制。招募失業青年組建“地下執法隊”，逼迫弱勢群體接受不公平協議，如強迫搬遷戶簽署低價補償合同。



體制內普通職員：穩定的脆弱者福利剪刀差。同一單位內編制人員與合同工收入差距達3-5倍，體現制度性不公。
晉升天花板。無背景基層公務員深陷“副科病”（終身止步副科級），滋生官僚系統內的集體性倦怠。
道德感消磨。窗口服務人員對群眾訴求的麻木態度，反映體制機器對個體同理心的侵蝕。




新興技術精英：被收編的革新者創新枷鎖。90年代中關村創業者受制於行政審批（如“計算機產品銷售許可證”制度），被迫讓渡股權換取生存空間。
社會責任懸置。早期互聯網精英聚焦服務高端人群，刻意回避數字鴻溝問題，呈現技術功利主義傾向。

階層互動性分析梁曉聲特別強調階層邊界的流動性陷阱，下崗工人可能淪為“灰社會”成員，而買辦階層子女通過留學實現跨國階層躍遷。這種流動非但未緩解矛盾，反而暴露制度缺陷對人性的扭曲。核心觀點：社會斷裂與人文救贖
通過對九大階層的剖析，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層危機與運行邏輯，其核心觀點具有強烈的現實警示意義。


權力—資本共生結構：資源壟斷同盟的形成精英結盟機制。資產者階層與權力集團通過聯姻、利益輸送、旋轉門等方式結成封閉聯盟，壟斷醫療、教育等核心資源。例如某省會城市三甲醫院“特需病房”成為權貴專屬網絡，普通民眾預約需等待數月。
財富分配失衡。資本與權力的結合導致財富向上集聚，基尼系數突破國際警戒線，形成“權威支配型”分層體系。
制度套利文化。精英階層將政策制定轉化為尋租工具，如房地產商利用城市規劃調整提前囤地，制造人為稀缺。




階層固化與流動困境教育神話的破滅。“知識改變命運”效應顯著減弱，農村學生占重點大學比例從1980年代的30%降至2010年代的15%以下。985高校畢業生多止步於中產下層，難以突破房產壁壘。
二代再生產機制。“官二代”通過公務員考試量身定制崗位，“富二代”繼承家族企業並獲取政商網絡，“窮二代”在職業教育軌道中被鎖定於低端勞動力市場。
空間階層化。一線城市核心區房產成為階層篩選器，將非資產持有者排斥在優質公共資源之外。



人文精神缺失與尊嚴危機工具理性泛濫。各階層普遍陷入功利主義生存邏輯——資產者追求資本增值最大化，知識分子將知識變現，工人被迫接受異化勞動。
尊嚴感剝奪。農民工在城市遭遇身份歧視，下崗工人在再就業市場面臨年齡羞辱，中產階層在消費競賽中經歷自我價值物化。
底層怨恨積累。弱勢群體對“規則不公”的憤怒遠超收入差距本身，成為社會沖突的心理火藥桶。

動態觀察梁曉聲的警示在當代持續回響——書中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的憂慮在戶籍改革中部分緩解，但平台經濟催生的“零工勞動者”成為新邊緣群體；對知識分子墮落的批判在學術資本主義泛濫下更顯尖銳；對權力資本化的警告則在金融反腐案例中不斷驗證。作為社會病理學的階層分析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價值不僅在於其詳實的階層圖景描繪，更在於它揭示了發展主義神話背後的社會代價。梁曉聲以文學家的敏銳和知識分子的良知，在效率至上的時代重申了公平正義的不可妥協性。
“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向“橄欖型”轉型成為共識（溫家寶，2005），1.5億新社會階層掌握10萬億資本卻伴隨階層矛盾顯化，梁曉聲的剖析提醒我們，真正的現代化不僅是經濟指標的躍升，更是每個階層的尊嚴獲得制度性保障。
在資本邏輯無孔不入的今天，重讀這部著作的意義恰在於從冷峻分析中提取重建社會團結的密碼——在效率與公正的天平上，永遠要給予弱者應有的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