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農會文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農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社會制度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中國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攸關中國幾億農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土地則是立國之本。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完善土地制度視為統治要務，所以《漢書·食貨誌》有“理民之道，地著為本”之說。《孟子》裏的“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指的就是耕地分配。古代史書有許多改朝換代後給百姓重新分配土地的記載。因為農民只有獲得土地，才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
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過於殘暴，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在短期內滿足了許多貧困農民對於土地的渴望，發展了農業生產，為國民經濟的恢復起到了壹定的作用。在那幾年裏，許多擁有私有土地的農民勤勞節儉，發家致富。這些在小農生產的條件下先富起來的農民，代表了當時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應該受到執政者的鼓勵。但是中共元首毛澤東卻認為這種狀況是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表現，在這種傳統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模式之下中共難以從中獲取利益，於是把這些勤勞致富的農民定為新富農、新富裕中農，在經濟上政治上加以限制和歧視。為了遏止農村資本主義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毛澤東拒絕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主張，批判鄧子恢的“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嚴令推行合作化，以及土地國有政策。中共的基層幹部迎合毛的意旨，大肆強迫命令，許多地方出現建社後社員退社甚至自行解散，及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現象。但毛澤東對這些現象毫不重視，相反卻大批合作化中的右傾思想。在他鼓吹推動下，到1956年6月，中國就有91.7%的農戶被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多數是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的高級社。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合作社進壹步發展為工農商學兵五位壹體、黨政軍民學統壹領導的人民公社。不但土地所有權，連許多生活資料都被沒收，公社社員成為毫無自由權利的農奴，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奏起了壹曲亙古未有的悲歌。就人民公社的性質而言，誠如壹位哲人在論及印度村社時所說的，這些農村公社“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創造精神。”這也是對中國人民公社的生動寫照。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甘於奴役的公社社員自發地掙脫人民公社的桎梏，實行包產到戶。這個鬥爭從非法到合法，經歷了五年時光。安徽、四川等地1977年就開始了分田包產的活動，1978年的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卻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直到中共內部的修正主義派掌權的1982年初才在中共中央的文件裏才承認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中國人從純粹的農奴轉變為半農奴，雖然有了壹定的自主權但是始終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
包產到護在壹定程度上突破了公社土地所有制，在壹定程度上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孕育了私有制經濟的幼芽，帶動了經濟體制的改革。但由於中共內部的修正主義派出於利益上的考慮把包產到護安置在“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這個框子裏，只允許農民享有土地使用權，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因而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幾年以後就消耗殆盡，八十年代後半期農業生產就停滯不前了。在這種情況下，最需要的是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因為中國的農業生產尚處在手工化生產的發展階段，與這種低度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土地的個人所有制。土地歸農民個人所有，才得以精耕細作、涵養地力，保證豐產；才能避免有權勢者的無理掠奪。對於這個問題，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孟老夫子就做過很好的概括：“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土地就是農民最重要的恒產。可惜，當時的執政者見不及此，中共當局的註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建立壹個與權貴資本主義制度相這應的政治體制上。六四之後後，中國民眾要求的政治體制改革撤底被中共否定，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更沒有人註意了。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講話挽救了經濟體制改革，土地制度則依然打著“集體所有”這面社會主義的旗幟，紋風不動。隨著房地產業的勃興，農民土地成為中共官員的盤中之餐。他們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勾結開發商，大發土地財，既充實了打造政績的財政，又塞滿了個人的腰包，並且使房地產業成為最具中國特色、剝削最兇殘的壟斷行業。要改變這種局面，最根本的辦法當然是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但是中共當局長期以來迷戀於土地國有或者集體所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把可能會讓他們失去土地失去特權利益的土地私有化視為洪水猛獸，不接受改變土地所有制的任何設想。所以要改革土地制度，就只能在結束中共極權統治的這個前提下，實現農民對土地的權利。
在農業發展的初級階段，應該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的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農民對承包地和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實行這種制度無疑是對原有僵化的土地制度的突破，是農業經營方式的創新。在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條件下下，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這裏規定的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各項權利，實際上已經具有所有權的性質，它顯然同中共的“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存在著矛盾。因此，如果要在中共統治中國的框架下實現這個政策，作為靠土地發材的既得利益者的中共必然會以破壞農村社會主義所有制為借口，進行頑強的抵制。因此要實現這個政策，就必須結束中共的統治。
從理論上說，集體是個人的集合體，這是壹個虛的概念，而個人卻是實實在在的實體。沒有個人，何來集體？既然土地是集體所有，那麽，這個集體中當然包括每個耕種土地的農民，每個農民都應在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中享有壹份屬於他個人的土地所有權。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實際上包含著對土地的所有權。現在需要做的，是把這壹份所有權由虛變實，擴大農民對土地經營使用權的涵義。也就是說，在土地經營使用權裏，包含著壹份在集體所有權前提下的個人所有權。這份土地的個人所有權，正是農民獲得土地經營使用權的依據。所以，在承認農民個人的土地經營使用權的時候，也應該承認他對土地的個人所有權。
從實踐來說，既然農民現有的土地使用權中，實際上包含著壹份土地所有權，那麽，他對於
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就應該有權處置，包括出租、買賣、抵押、入股、合作等等，壹句話，有權投入市場，自由流轉。不經農民本人同意，任何機關或個人都無權占用。但迄今為止，土地的處置權壹直掌握在被認為是代表集體的中共官員手中，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不能在土地處置權中得到體現。這當然是很不合理的。因為中共官員的處置權來自集體所有權，是間接獲得的；而農民的處置權則直接地來自他個人的土地所有權。所以，把土地的處置權轉到農民手裏，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改革。它符合於廣大農民的利益，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有了土地處置權之後還應該明確規定土地的流轉必須取得承包農民的同意，這就給處於強勢地位的有權者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隙。
關於土地流轉所得利益的分配，在原則上應該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公平分享”，如何“保障”，考慮到集體所有制的名分，處置權雖然屬於農民，但流轉所獲得的權益，自然應該在集體和個人之間進行合理分配。總的說來，個人所得應大於集體所得（集體所得包括村鎮提留、政府稅收等），因為這些權益對於農民來說，是他的全部或部分恒產的代價，而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中，它卻只是很小的壹部分，也許連百分之壹都不到。結束中共統治之後的新政府在制定具體的規章制度，擬定操作程序和權益分配比例時，能夠充份考慮廣大農民的權益。特別需要規定：沒有承包農民的同意，任何黨政機關、企業或個人都無權變更土地的利用方式。
土地制度的改革，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正確的土地制度的建立，有利於促進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擴大內需，而且可以活躍、完善市場經濟，克服房地產業的混亂，甚至對於政治領域的反貪限權，端正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減少基層官員的腐敗，消除社會動蕩，保持和諧穩定，都將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例如，許多中共的地方政府多年來征用農地，高價出售，所得絕大部分用於充實地方財政，或中飽私囊，給農民的補償極少，往往只有售價的百分之壹二。近幾年中國的群發性事件層出不窮，每年達十余萬起，多數是由土地糾紛引起。結束中共統治之後，改革土地制度之後，土地處置權屬於農民，不經農民同意不能改變土地使用方式，政府官員無法再插手獲利；而且土地流轉的權益，大部分歸農民所有，以每畝土地售價100萬元為例，過去農民只能得到幾萬元，所得遠不能補償所受的損失，而按照前面的設想，農民可以得到50萬元以上補償（包括入股的股值），自己的權益已經得到保證，就不需要再抗爭了，許多群發性事件都可消弭於未發之時。這樣壹來，就可以消除許多濫用權力、官商勾結、貪汙瀆職的機會，減少社會震蕩，並且大大節省維穩的人力物力，提高執政黨和政府的威望。
在中共的傳統的觀念裏，土地國有制或者集體所有制是黨國所有制，是排斥任何個人所有權的，這就使得中共建立的土地制度成為掠奪農民的工具。這種錯誤的觀念常常成為中共反對改革土地制度的強大理論武器，中國的農民要真正的擁有自己的土地首先需要與這種錯誤的觀念進行鬥爭，在不允許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中國這將是壹個漫長的過程。

禍害農村

作者 郝晏榮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中國農村改革已經很多年了。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之初，中國農村經濟曾壹度有大的發展。由於官僚化的農村管理模式，農村貧窮與發展的滯後，再壹次成為全社會所關註的問題。推動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減少農村的貧困，首先得了解中國農村到底面臨什麽問題。本文通過解剖華北南部同屬壹個自然村（簡稱南村）的兩個分村的基層組織，分析村民自治組織在鄉村發展中起了什麽樣的作用，以及鄉鎮政府的行政模式有哪些弊端，由此指出中國農村面臨的雙重困境和擺脫這種困境所必須的鄉鎮政府改革。

　　壹、南村基層組織與村民之間的關系

　　南村壹分村共有1,860人，現在的村基層組織（以下簡稱為“村組織”）是1994年由上級政府定下來的，共有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黨支部委員11人。其中村支部書記秦禮的已經在“村組織”工作20多年。三分村人口有1,400多人，支部書記郝喜軍自十幾歲開始務農，當過生產隊長、大隊民兵連長，現成為該村第三代基層組織的負責人。

　　1. “村組織”的日常工作與村民評價

　　壹個“村組織”的日常工作主要有兩大類，壹是處理本村村民反映的問題，二是應付上級政府布置的任務。但對村委會的工作績效，村民與“村組織”的評價完全不同。比如就“村基層組織能為村民解決什麽問題”，大部份村民告訴調查者，村幹部經常登門找村民，不是讓出錢就是讓出力。但村幹部自己卻認為，他們為村民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上報軍烈屬的情況，領取救濟金；反映村特困戶的情況，領取救濟；還有報災，調解鄰裏糾紛，發放宅基地等等。有許多時候，村民找村幹部辦理的並不是什麽公事。比如，壹家男人外出好幾年不歸，女方要改嫁，村支部書記受男方親屬委托，外出尋找、刊登尋人啟事等。又如，有壹村民的摩托車在外面被扣，他們找村支書幫忙要回。有時候村組織也受村民的委托辦理壹些村裏的公事。比如，1996年村裏發生澇災，村民集體來到村支書家，讓他向上反映災情，以求減免稅收。又如，村裏的高壓線被人偷竊數百米，村民找到村支部書記，讓他找縣公安局，把被偷的電線追回來。

　　除了這些受委托和盡義務的事之外，“村組織”還掌握著壹些公共資源。我們在調查中看到的主要是發放宅基地的權力。從法律規定來看，發放宅基地的權力屬於上級土地管理部門，但縣鄉兩級土地管理部門對農村土地資源的了解僅限於觀念和數字，不可能具體規劃管理各村的土地，於是實際掌握農村宅基地發放的權力就下移給村委會。這壹權力的下移曾為“村組織”帶來許多謀利空間，但現在隨著縣鄉土地部門的權力向農村基層延深，這種謀利空間將被壓縮。

　　2. 鄉政府對農民的攤派和“管理”

　　實際上，應付鄉政府以及各級政府部門下派的任務才是“村組織”的主要工作。由於土地承包制的實施，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發生了變化，這對鄉政府的權力構成了壹定的限制。於是鄉政府往往試圖從其他方面彌補其權力“損失”，其手法之壹就是加強對“村組織”的管理和控制。

　　筆者通過調查發現，“村組織”承擔著鄉政府下派的諸多“任務”。例如，每年第壹季度有以下“任務”會下達給“村組織”。第壹項，查“私婚”和“早婚”。鄉政府根據各村人口總數，按比例分派名額，責成“村組織”必須搜索到足夠的私婚和早婚人數，為鄉政府籌到足夠的罰金。第二項，實行計劃生育的季度普查，責成壹個村必須有壹定數量的人做引產、流產手術。比如，三分村共有1,400人，按比例分到8個名額；少完成壹個，鄉政府要對村組織罰款2,500元。第三項，征收人頭稅。本來，征稅是稅務部門的事權，但鄉政府認為，有些該征的稅沒有征上來，於是按每人12元的配額對各村加征所謂“稅收”，這部份鄉政府自行規定的收費被村民稱為“人頭稅”。這項攤派遭到村民的抵制，因為“村組織”和鄉政府均拿不出合法征稅的稅票。最後，“村組織”只好從信用社貸款，上交了這筆“人頭稅”。第四項是“小康村驗收”，驗收標準多達15項，每壹項都有具體的數字標準，如人均收入達到1,300元的戶要超過村民總戶數的80%，人均集體經濟收入要超過1千元，學齡人口小學入學率達到99%、鞏固率為99%、完成率為97%，按“村文化建設”標準村圖書室必須有1千多冊藏書，每年訂閱5種以上報刊，有3個體育場所，3種以上體育設施，此外還有住房、用水、用電、道路、綠化、衛生所，以及“村組織”建設、計劃生育等各項硬指標。

　　3. 農民負擔的各種稅費

　　筆者調查的壹分村和三分村都已成為“小康村”，但並未全部達標。實際上，鄉政府對所謂的“達標”並不認真，他們最關心的是“村組織”上交“稅費”的多少。第壹季度的任務還未完成，第二季度的“夏季征購提留”工作就已開始。鄉政府把上級政府下達的任務分解到各村；各村再根據下派任務，計劃造表，將任務分解到各戶。在壹分村，我們看到了上壹年夏季征購提留表，從壹個名叫趙常華的村民名下（承包耕地2.1畝），他應該上繳的夏季征購提留如下：

　　“村提留”合計為97元（其中公積金42.2元、公益金18.3元、管理費36.5元），“鄉統籌”合計為169.9元（其中教育費54.8元、計劃生育費8.2元、優撫費11.9元、民兵訓練費11.9元、道路維修費8.2元、衛生費4.6元、稅金70.3元），總計為266.9元。

　　夏季是農民交納各種費用的主要季節。壹分村有1千8百多人，向縣、鄉政府上交的“夏季征購提留”包括：公積金25,296元、公益金12,648元、管理費25,296元、義務工3,720元、積累工5,580元、教育費39,744元、計劃生育費5,692元、優撫8,220元、民兵費2,530元、道路費5,672元、衛生費3,162元，小計126,480元，國家稅金48,150元。“村組織”把表冊送到夏糧收購站，收購站則把各種款項從農民的賣糧款中扣除。

　　4. “村組織”在農村社區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從調查結果來看，“村組織”控制民眾的能力越來越弱，在農村公共生活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小。比如，“村組織”不再管理經濟事務，如打井、整地、安排生產，也不參與村民的婚喪嫁娶、修房蓋屋。“村組織”從農村的公共生活領域退出之後，其管理空白有壹部份逐漸被村民的自發行為所填補。例如，土地承包之始，地塊被分割得很零散，壹戶的承包地不過3至5畝，卻被分割成7、8個小地塊，不利於耕作；於是村民們通過私下交換，把小地塊合並成大地塊，方便耕作。此外，打井、架設電線、改革耕作方式等，也都是民間自發的行為，基本上沒有“村組織”的參與。農民在文化活動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姓氏和家族活動的重新活躍即為壹例。

　　南村以郝姓為主，1949年以前這裏有壹個很大的郝氏家譜廟，“文革”時期被拆毀。前幾年，村民們報縣宗教局批準，集資重新修建家譜廟，廟裏供奉的是郝氏最早從山西洪洞縣移民過來的祖先。每年農歷的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在廟前舉行祭祖儀式。但正如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所描繪的，與南方鄉村相比，北方農村的家族觀念相對淡漠。在南村，盡管恢復了壹些宗族儀式和活動，但這裏沒有族長、族規，也沒有族產，宗族行為完全處於自發狀態，其活動也僅僅是壹種儀式，除了滿足村民對歸屬感的需求之外，沒有更多的社會功能。

　　在南村的村民活動中，既很少看到“村組織”的影子，也很少看到家族的影子。在組織生產、興辦企業、修房造屋、婚喪嫁娶等活動中，鄰裏、朋友、家族、親戚的作用幾乎處於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見，孤立分散，缺乏有機聯系仍然是北方小農社會的基本特征，這壹基本特征是國家政權深入農村的有利條件。當國家行政權力對農村控制減弱時，也沒有任何勢力能填補其權力的空白。

　　二、“村組織”與鄉政府的關系

　　農村改革除了涉及“村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之外，另壹個重要內容是調整“村組織”與上級政府之間的關系。

　　1. “村組織”功能弱化，鄉政府權力膨脹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在“村組織”的社會控制功能減弱的同時，鄉政府的機構和權力卻大為膨脹。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機關通常只有十來個正式工作人員，現在，南村鄉的黨委和鄉政府已有壹百多人。黨委、鄉政府、鄉人大、紀檢、團委以及派出所、法庭、銀行、土地、稅收、計劃生育等各種部門，都比照縣政府的機構設置，此外還特別設有管理農村的若幹特殊部門。“村組織”的大部份工作都不得不圍繞著鄉政府的需要。

　　南村鄉政府管理著20來個行政村，從功能上看，既然設立了如此龐大且功能齊全的鄉政府，它就完全可以獨立承擔起管理農村社區的任務，沒有必要再設立村壹級組織。但為什麽又要在鄉政府之下又設立“村組織”呢？這完全是鄉政府的需要。在鄉政府下面設立“村組織”，既增加了鄉政府的權力，同時又減少了鄉政府的事務性工作與責任。

　　“村組織”實行自治之後，鄉政府與“村組織”的關系處於壹種什麽狀態呢？從調查中發現，南村的“村組織”名為村民自治，其控制權並不在村民手中，而是在上級政府那裏。由於“村組織”手中掌握的資源很少，其權力基礎就十分薄弱，只能依靠上級政府的支持。當然，這種依賴出於鄉、村兩級組織的共同需要：鄉政府需要村組織為其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村組織”需要鄉政府為其提供權力的保障。“村組織”的人事任免，有的是通過村民推舉，有的是鄉政府指派。無論屬於哪壹種情況，“村組織”多半必須服從鄉政府的領導。用三分村壹位村主任的話來說就是，鄉政府可以隨時“調度”他們，召集他們開會，並布置任務，對他們獎勵或處罰。按規定，村裏征收的“提留”（即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等）都是“村組織”的專項經費，但在南村，“鄉統籌”與“村提留”卻都要上繳到鄉政府，然後再由鄉政府根據情況向“村組織”返還部份“村提留”款項。

　　為了加強對“村組織”的控制，南村鄉政府在每個行政村都安置壹名鄉幹部，長年住在村裏，監察各村的基本動態。在調查中經常聽到“村組織”的幹部抱怨，鄉政府卡得太死，村裏的工作難做。筆者曾向他們提問：能不能根據村裏的具體情況，對鄉政府的安排布置表示異議？“那怎麽可以？”壹分村的村主任說，“鄉政府根本不聽妳的，還要用黨紀政紀處分妳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村組織”不聽鄉政府的“調度”，或無法完成鄉裏布置的任務，鄉政府馬上就會撤換“村組織”負責人的職務，另換他人。

　　2. “村組織”的支配力減弱

　　從總體上來看，“村組織”對農民是不可能再按人民公社時期那種大隊幹部對社員的強迫命令方式去布置任務，但它也不能按鄉政府管理“村組織”的方式工作。“村組織”雖然行使著國家權力，安排的是上級政府下派的任務，但“村組織”卻不是國家權力的化身，它們只是扮演著國家權力的基層“代理人”角色。它們的身份是多重的：當行使國家權力的時候，他們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當他們為村民服務的時候，又成了村民的代理人。村民如果不服從他們的安排，壹般情況下，他們只能調動縣或鄉的力量來解決。各種各樣對農民的征收和攤派之所以能夠完成，主要原因在於農民對國家權威的服從。因此，“村組織”必須以鄉、縣兩級政府權力的支持作為政治靠山。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國的範圍內，不同地方的村組織，其權力和支配能力差別很大。有的“村組織”幾乎毫無支配能力；有的“村組織”，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蘇的華西村，其權力與支配力甚至超過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的權力。由此可見，“村組織”的權力不在其組織形式，而是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有的“村組織”沒有任何集體資產，連“三提留”也被鄉政府拿去，“村組織”不掌握任何資源，它對村民就沒有支配力；有的村在土地承包之後，“村組織”仍然掌握著壹部份集體資產，如荒山、野地、林木、礦藏等，這類“村組織”就有很大的權威，能支配村民。但從數量上看，這類具有權威性與支配力的“村組織”比較少。

　　顯然，對改革給農村社會和權力結構帶來的重大變遷及影響，學術界還未給予足夠的理解和重視。比如，盡管“村組織”已經沒有什麽實際政治意義了，不少人還在熱烈地討論“村組織”的民主選舉與民主決策之重大意義；盡管鄉鎮政府已經包攬了控制農村社區的大部份權力，但研究者對鄉鎮政府的角色和職能卻很少給予關註。鑒於南村的現狀在中國農村具有普遍意義，本文由此出發著重討論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問題。

　　三、中國農村的出路在於改變國家對農村的管理方式

　　從世界範圍來看，農村的社會發展和現代化主要經由兩條途徑：其壹，農村社區出現新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力量，這股力量的發展壯大帶動整個農村走上現代化之路；其二，國家率先在城市完成工業化，轉而投資農村或將農村人口吸納到城市。但對於中國來說，這兩個方案都很難實行。首先，中國作為壹個後起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是作為壹個文化和政治問題被引進來的，社會基層並沒有蘊藏發展現代化的動力；其次，由於農村區域廣大，人口眾多，僅僅依靠城市和國家的力量，很難使農村得到發展。中國農村的發展的難題並非始自今天。自近代以來，中國農村就壹直處於“危機─舒緩，再危機─再舒緩”這樣壹個周而復始的過程中。本世紀30年代，學術界曾就“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裏”展開爭論，並形成了以鄭莊秋為代表的“農業工業化”和以吳景超、陳序經為代表的“城市工業化”兩種方案。但是無論哪壹種方案，在當時的條件下都沒有什麽實際意義。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農村的狀況可以概括為3種模式。第壹種模式以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代表，改革開放之後，大量外來資金湧入該地，投資建廠，使該地迅速實現工業化。第二種模式以江蘇、浙江為代表，即改革之後農村原有的集體經濟保留下來，村組織在其政治職能退化之後，轉化為該地經濟實體的代表，通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使該地走上工業化之路。第三種模式最具普遍性，改革之後集體經濟解體，村組織的職能弱化，廣大農民再次淪為小農，他們守著幾畝薄田，或四處打工，或坐家困守；在現代化的大工業、大經濟組織面前，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發展機遇。中國廣大農村這種具普遍性的情況表明，僅僅依靠個體的努力，龐大而薄弱的小農要走上現代化之路，將是壹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應當如何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第壹種觀點認為，當前農村發展的阻力在於改革的不徹底，政府保留了許多計劃經濟時期的權力，仍然對農民的經營活動橫加幹涉，甚至濫用權力揮霍農民的收入。因此，農村發展的出路就在於進壹步推動農村體制的改革，減少政府對農村社會活動的管制。第二種觀點認為，後起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規劃和指導。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引用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理論，認為壹個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超大社會的鄉村的發展，有賴於政府在農村推進改革和組織發展的能力。這壹派學者針對中國農村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無序狀態，認為農村的發展必須從擴大鄉鎮政府的權力和職能著手，目前國家在農村的權力僅設在鄉壹級，下壹步應該把村組織也納入到國家行政權力的設置之內，以進壹步增強國家對農村的管理和控制。從理論上講，這兩種觀點都有壹定的道理。但在現實中，兩種主張中的任何壹種如獲實施，都會引發新的問題。

　　1949年之後的經驗表明，農村社區的發展與農村基層組織的結構和性質有密切關系。這樣的基層組織在過去是村級組織，在今天則是鄉鎮級機構。目前國家在農村設立的鄉鎮壹級的組織和機構總體上可以分為3種：其壹是專業化的經濟實體，如信用社、電力等部門和公司；其二是縣屬各部門在農村的派出機構，如工商、稅收、司法、土地管理等部門；其三是鄉鎮政府。在這些機構中，以鄉鎮政府的職能最完整、權力最大，黨委、政府、人大、紀檢、共青團、婦聯等機構和社會團體俱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職能無壹不包。既然農民養活了這麽龐大的黨政機構，農村發展的課題也理應由鄉鎮政府承擔。然而，事實證明，目前的鄉鎮壹級政府主要是以行政管理為名，從農村提取各種資源，滿足其官僚機構幹部職員的需要，而對農村發展這樣壹個關鍵性問題卻久無積極的作為。

　　根據馬克斯 韋伯對官僚體制的剖析，壹切科層官僚化的機構，無論其組織還是個人，都是以形式主義和服從上級為原則，不具備任何組織、規劃、激勵、動員社會的能力，它既反對也壓抑組織成員的事業心和原動力。而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需要有壹種為經濟成功而奮鬥的精神，這恰恰是科層官僚組織所不具備的。壹個龐大的、權力無邊的官僚科層組織的存在，必然會壓制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

　　通過剖析南村農民與“村組織”以及“村組織”與鄉政府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到，目前中國的鄉鎮壹級組織具有兩個特點。其壹，無論從鄉鎮幹部個人角度還是從鄉政府組織的角度來看，鄉鎮壹級機構對農村發展的成敗都不承擔任何責任。土地承包之後，經濟發展的責任已經落在壹個個孤立的小農頭上；鄉鎮政府無需規劃農村社區的發展，其事權主要是管理、收費、罰款等。其二，由於權力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再加上小農素質低下，處於壹盤散沙狀態，這就為鄉鎮政府濫用權力提供了方便，其主要表現為尋租行為泛濫，鄉政府用壹切看似正當合法的理由，為鄉鎮組織和個人增加收入，從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除了無責任化和尋租行為泛濫之外，鄉鎮政府和縣屬各部門的派出機構（這樣的機構加起來有30來個）還形成了壹個個小型利益集團。各部門之間競相劃地為牢，爭權奪利，推諉塞責，並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魚肉鄉民，蠶食農民的利益。中國農村這塊曾孕育了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和東方文化的沃土，近十余年來在各方勢力無情的榨取和吮吸下，正在變成壹條乾枯的河床，不僅無力承載未來發展的重負，就連維持農民家庭的生存與再生產亦非常困難。

　　由於農村基層組織的這壹性質，中國農村的發展正面臨雙重困境。第壹重困境在鄉鎮黨政系統內。這壹重困境包含兩層意思：其壹，國家把大量的有關農村的政策和行政目標都堆在鄉鎮政府那裏，即所謂“上面千條線，下面壹根針”，鄉鎮政府忙於應付上級政府下達的種種任務；其二，鄉鎮組織作為國家行政機器的壹個環節，現有政治機制使得鄉鎮幹部的主要目標是升官，大多數鄉鎮幹部素質不高，無力承擔推動農村社會發展的重任，即使有少數有能力創新者，也受到體制的嚴重約束，無法有所作為。第二重困境在農村本身：其壹，如果沒有政府方面的組織、規劃和扶持，僅靠單個小農的努力，在現有觀念和經濟水平下，小農的發展前景十分有限；其二，如果擴大政府的權力和職能，在現有的體制下，它會以政府的官僚化行為追逐其尋租的目標，搞什麽“大蒜鄉”、“煙草鄉”、“黃瓜鄉”等，只能帶來更多的經濟和社會災難。

　　從南村調查所揭示的中國農村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來看，筆者以為，農村發展的關鍵，不在於是強化國家對農村的管理還是減少國家對農村的控制，而在於國家政權以什麽樣的體制和方式管理農村。要克服目前農村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必須從體制上和管理方式兩方面改革作為農村權力中心的鄉鎮政府機構，由行政官僚淩駕於農村之上轉變為由農村社區精英對農村自我管理。通過這壹改革，也許能夠為農村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農村的困境

作者 綦彥臣 寫於 二零零四年

所謂“三農”問題，按官方和主流媒體（含學術刊物）的說法，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這些問題成了影響國家和經濟社會向現代化發展的阻滯因素，因而也成了政府和學術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其實，“三農”問題早已存在，並非時下因學術討論熱烈之故而產生。當壹個“問題”為社會各界所註目，也就意味著這個“問題”已成為決定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因素。

　　“三農”與“國企”之類的問題明顯不同，還在於它以往多年並不被理論（學術）界真正重視。“國企”問題出現不久，就有學術機構拿出戰略報告，上呈最高決策機構，進而編輯成書。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領銜的《國有企業戰略性重組》即為壹例。而關於“三農”問題的研究則多是些零零星星的文章與文集。目前，國內最有學術品位和現實針對性的有關“三農”的著作仍是文集，雖然它們被冠以“經濟前沿學術劄記”之名號，但出版者亦不得不輔以“農業、農村、農民集”之標稱。有人註意“三農”問題，丁力主要是從國際競爭角度來講的[1]，而就整個文集來說，幾無主線可言。秦暉則力稱進行歷史反思與現實選擇[2]，但作為壹個歷史學家，他並未從文化傳統方面進行深刻反思。既便是農村問題的著名權威杜潤生先生，其近期出版的著作也不過是文集而已，且沒有解決“問題”的良方，更未涉及文化傳統的反思。

　　何以中國的學術界之於“三農”問題表現如此？其原因當然錯綜復雜，而其中的壹個根本原因就是，學者們的士大夫式思維使他們的觀察往往局限於儒學的“君子在國、小人在野”的定勢。用現代話語來說：農民（“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弱智”群體，是阻礙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因素，應當被安排和規劃，應當有“上智”給他們指明出路，等等。更有甚者，還有人試圖通過對“三農”問題的壹些表述建立自己的話語霸權，比如匆匆到壹趟外國的農業地區（邦）做蜻蜓點水式的考察，就稱毛主義的農村模式有可行性，雲雲。

　　如何才能使“三農”不再成為“問題”，反而給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帶來有效的參照？依個人的學術與實踐的雙重經驗來判斷，從文化傳統的角度去反思，進而找出憲政之路，不失為最理想途徑。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農民被視為小人是自儒學興盛兩千多年來“天不變道亦不變”式的版本。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恢復的高考制度（類似於古代科舉），是絕大多數農民子弟身份蛻變的最主要途徑，至今依然如此。盡管每年很多大學生無法就業，許多農民子弟還是願以大學生的身份“漂浮”於城市。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整個求學投資的產出率如此之低，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顯然是不正常的。農民子弟大學畢業後即便失業也不肯還鄉，其社會層面的理性需要是不願恢復到“小人”、“在野”的傳統歷史定位當中去，哪怕飄蕩在城市裏作另壹意義上的“在野”也好。不能否認，確有負責任的學者主張從現代公民政治的角度確立農民的身份，但總體上來看，農民被視為儒學意義上的“小人”之文化傳統並未發生絲毫變化。

　　“三農”作為問題出現之初，有人就以“民工潮”、“流民”這樣的字眼來指稱離開土地的農民的身份。這種“君子於國（城內），小人在野（農村）”的歷史遺傳，非常之頑強。進入21世紀了，仍然屢屢發生農民在城市被權力部門非法扣押並罰款（了事）的現象，而孫誌剛案件只不過是被社會關註到的壹個惡劣典型。凡此種種說明，關於農民身份的認同存在著壹個傳統的前提：“在國”與“在野”之區分。壹些城市知識分子關於如何控制、管理、規劃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的說法，本身就是對農民的壹種歧視。它把農民視為現代化的障礙，是需要被“規劃、控制”的部份。最典型的“說話”之壹是《讀書》2003年10月號上的壹篇文章。該文作者認為，孫誌剛之所以被打死，可能因為他更像農民（流民）。這位作者寫道：“在現今中國大城市的犯罪記錄中，50%以上是流動人口，而在廣州這個比率上升為80%，這是孫誌剛案件在廣州發生的背景。”[3]

　　且不論其數據是否準確可靠，僅就作者的用語和視角而論，不討論農民在城市裏遭受的種種歧視，而單純用流動人口數量之多少來暗示農民進城的負面作用，既非嚴謹的學術討論，也很不道德。無論進城的農民在城市裏犯罪的原因（特別是重大案件，如綁架、傷害致死案）是否與他們直接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有因果關系，都不應當回避城市體制及其居民對農民的種種歧視，更不用說普遍發生的建築工地包工頭及建築公司惡意扣減或延付農民工的工資等現象了。事實上，對農民的歧視來源於城市居民那種高農民壹等的優越心態，以及在思想深處把農民工當作“賤民”的觀念，這就是傳統文化的現代折射。　

　　筆者曾在農村金融系統中工作過16年，根據我的體驗，農民不僅富有理性，而且還是遵守誠信原則的較優群體。即以20世紀80年代我參加過的所謂“依法收貸”活動為例加以說明。對農民“依法收貸”的要求是迫使農民承擔集體（社隊）時期的舊貸款，即將信用社與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隊集體的貸款契約轉化成農戶（戶主）契約（稱為“落實到戶”）。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銀行代表了司法機關（這本身就是違法行政），強制裁決讓農民承擔某個數量的生產隊貸款，而且往往是當即執行，不給農民任何辯護權（也未設置此程序）。盡管如此，農民為了面子，比如別在大喇叭上喊戶主的名字，往往自願承擔這種無效契約的責任。從法理上講，人民公社作為壹種經濟組織（當然也是政治組織），已經破產，破產清算已於“分隊”時完成，作為集體土地的承包者沒有承擔債務的必要。況且，廢除人民公社（即“分隊”）是壹種政治措施，沒必要再回溯經濟責任。其實，“分隊”也是對“合作化”以來無償公有化私有土地的壹種補償，或者說是壹種隱性的國家道歉行為，怎能同時追溯與那些資產相連的債務呢？即便如此，農民們還是替政府承擔了本不該由他們承擔的債務。這種欺壓農民的現象在過去幾十年來的農村工作中其實是屢見不鮮的。

　　當知識分子在討論如何“安排”農民的出路時，他們經常忽略了壹個農民的基本權利問題，即農民有權利要求與城市居民壹樣的生存權利，這種“從肚皮（吃飽）到臉皮（尊嚴）”的要求，在憲政缺位的體制中常常被“理所當然地”排除在話題之外。即以土地權利的界定為例，有學者認為，土地已成了農民的社會保障，所以土地不能作為生產資料交給市場來處理”。雖然這種設想確實考慮到農民的利益，但它把壹種幾十年來壹以貫之的制度歧視當作天經地義的背景因素，那就是，政府只為城市居民提供社會保障，農民作為“次等人口”，不能象城市居民那樣獲得屬於城市居民的完整的社會保障，而只能靠現有的承包地來養老防災，至於承包地能否保障農民的生活水平達到城市居民的“最低保障線”，就忽略不計了。何況，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其實只是“準私有”[4]，農民並未獲得絕對的產權，因此在承包地受到專橫的權力的侵害時，往往無法有效地維護自己最基本的權益。“合作化運動”以來的土地制度是中國自秦代以來土地制度的大倒退，而改革開放初期對土地制度的安排只是壹項權宜性的逆向調整。只有在憲政的保障下，農民才能擁有各項保障人格尊嚴的基本權利，其中也包括土地權利。迄今為止的所有政策都以有意消解農民自組織的積極性為目標，壹度熱門過的村民選舉現在看來並為產生農民利益的真正保護者，相反卻形成了新形式的政府代理人。

　　依筆者之見，憲政的稀缺與文化傳統的壓抑，才是中國“三農”成為“問題”的根本原因。當政府的全能性神話無法實現，而農民的利益又被直接統治農村的鄉鎮權力構成的利益集團無情吞噬時，農村社會的整體心態又回歸到歷史的某壹個極值狀態。因此，胡溫“新政”以來所力倡的減輕農民負擔才大受農民歡迎。但是，“新政”是否有能力走出“黃宗羲定律”[5]則有待觀察。

　　盡管中國的“三農”問題所處的制度環境屬於憲政稀缺類型，但是通過政策安排或制度轉型還是能實現對農民的利益保護的。在現代化進程中，政策安排與制度轉型只能依靠前現代方法與機會型的現代憲政之路。所謂“前現代”，就是寄托於“小崗故事”的再現，借助政治權能來推開與因應農民的願望；所謂“機會型”的憲政之路，則取決於知識精英是否願為建立壹個真正自由繁榮的社會而努力。

　 下面的壹系列內容或許可被視為制度轉型方案中的壹些選擇：

　　通過立法程序消除憲法第8條關於土地產權的規定，確立土地私有化制度。從而實現農村土地從“準私有”到絕對產權的轉變。

　　在有關土地私有化的憲法修正案中，可以明確規定，私有化土地按比例可證券化流通，但必須限定用於狹義農業的最低額度。證券化流通能夠使農民資產向城市轉移，即置換性轉移。

　　徹底使黨、政機構退出鄉鎮。在村民委員會全面海選的基礎上，成立鄉鎮完全自治機構。

　　為使政治博弈具有可行性，鄉鎮黨派機構不宜設委員會，而只設特派員辦公室，以統壹管理鄉村黨員；應取消村黨支部的設置，在實質上不允許黨權大於政權，即讓村民委員會成為唯壹行使農民委托權的機構。在憲法層面上，要明確規定，在壹鄉村區域不擁有土地權的人，不得出任鄉村公職，但鼓勵現有鄉鎮公職人員中父母在農村者回本村（鄉）繼承土地權並參與公職競選。

　　鄉鎮政府的組成由村長聯合會推舉或特別聘任，即將鄉鎮治理模式由政治化轉向公司化。在整個轉型過程中，成立以戶籍在當地農村的各級人大代表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作為過渡機構。為防止歷史上“良紳淡出、劣紳進入”的現象重演，鄉村應建立“清議會”，由資深人員（如原籍為農村、退休後常住鄉村的教師職員）評價為政者的能力，並形成壹種輿論機制。在公共政策層面上，鼓勵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回村（鄉）參加與治理，並使之擁有農村地權。

　　恢復農村基金會制，但使之不與任何國家機關建立行政隸屬關系。

　　在憲法修正案中明確規定農村社會中間組織建立的法律依據。

　　中國是壹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農民的利益不容忽視，這也是壹個最基本的社會正義。

農村的危機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一零年

進入20世紀80年代，資本和市場的力量被引入中國農村社會，以應對後革命時代基層治理的危機。但正如本文作者所描繪的，在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獲得極大提高的同時，市場經濟的深入也給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帶來嚴峻挑戰，帶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原本存在於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對立和沖突，進壹步演化為社會心理層面的情緒對立。這種日益泛化的社會階層分化與矛盾，成為新時期中國基層治理無法回避的難題。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給農村的經濟社會帶來巨大的變遷，農民的物質生活獲得了極大的提高。與此同時，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也發生嚴重的分化。社會結構的階層化和利益關系的市場化使得中國的社會管理面臨新的挑戰。早在上世紀90年代，陸學藝就指出：“目前中國的農民實際上已經分化成若幹利益不同、願望不同的階層，而且正在進壹步分化之中。” 農村階層分化使農村社會成員的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多元化、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矛盾明顯化， 形成了極其復雜的利益新格局和社會矛盾新體系，對社會利益協調和人民內部階層矛盾的處理提出新的挑戰，如若處理不當，階層矛盾就可能演變為社會沖突，危及社會和諧發展。

　　不過，既有研究更多關註的是階層分化過程中引發的利益矛盾，事實上，隨著農村的經濟分層、政治分層與社會分層高度重合，農村階層分化所產生的政治社會影響遠不止於利益層面，而是日益覆蓋生活層面，形成全方位的影響。換句話說，中國農村階層分化所形成的政治社會後果開始從利益政治向“生活政治”蔓延。這種“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權力和政治意誌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層面予以解讀的壹種範式，它的展現路徑往往是“政治生活化”與“生活政治化”，前者將政治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後者將日常生活轉化為政治。

　　富人治村：村莊經營下的利益政治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民營經濟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勃興，中共支持的紅頂資本家當選村組幹部成為農村壹道常見的政治風景。從1993年開始，浙江、重慶、吉林、山西等地在農村選舉過程中，壹些先富裕起來的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以及養殖業大戶積極參加競選，他們以較強的致富能力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甚至還以承諾和捐贈的形式贏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而當選。2005 年以來， 先富能人參政的跡象更加明顯，鄉村新富階層通過政治民主的競選方式走上了政治前臺。其中最典型的當屬浙江地區，在2005年浙江省村委會換屆選舉中，由先富能人當選村主任的比例已高達60%——70%；據2008年3月壹項在義烏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者所在的行政村裏，由先富能人擔任村支書或村主任的高達69.12%。我們的大量調研發現，在2006年農業稅費改革以後，隨著國家在鄉村社會治理的任務從提取資源向輸入資源轉變，全國範圍內已經普遍出現“富人治村”的趨勢。

　　富人參政首先是市場經濟背景下農村經濟社會分化的結構性後果。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城鄉的快速流動，使得農民的職業發展空間大大增加，但因個人能力、關系網絡和機遇等各種因素的差異，農民家庭收入上呈現出巨大的差異，進而導致村莊出現經濟分層。尤其是在沿海發達地區、中西部資源（如煤礦資源）較為密集的地區，由於個體私營經濟較為發達，或者資源開發較早，村莊中的少數人通過經營生意率先成為村中的富人。與之對應的是，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具有壹定的技藝，且家庭勞動力較多、負擔較少的家庭則成為村莊中的中間階層。那些純粹以打工為主且家庭勞動力稀缺的家庭通常淪為村莊中的底層。

　　村莊的經濟分層構成村莊政治分層的社會基礎，富人因為具有較強的致富能力更能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可，滿足民眾壹些樸素的期待，比如，富人或許可以帶領我們致富？富人這麽有錢至少不會貪汙集體的錢？讓先富的能人不僅帶頭致富，而且帶領致富，成為民眾還有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重要政治期許，許多地方政府都在積極開展“雙帶”工程。當然，在壹些地區，地方政府動員富人參政主要是為了應對鄉村社會發展中面臨的“發展”與“穩定”的矛盾。尤其是隨著近年來不斷湧現的農民上訪，富人因為擁有更為廣大的關系網絡，甚至黑白兩道通吃，成為地方政府非正式的擺平社會矛盾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在這壹意義上，富人群體參政也是地方政府積極動員的結果。

　　不過，富人參政並非是完全被選舉或被動員的結果，也並非如媒體上所報道的，是因為富人擁有桑梓之情、希望回報家鄉。這種理想的富人治村模式雖然存在，但卻是個別化的典型，並非群體屬性。個體典型不能代表壹個群體，更不能代表富人階層，否則就容易出現分析單位的層次謬誤，而對富人治村充滿美好的想象。作為壹個“生意人”，富人參政首先是他們理性考慮的結果。客觀來說，富人主政可能很少直接從村莊集體中謀取利益，甚至壹些幹部還為村集體的公益事業建設墊資，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參政毫無所圖。調研發現，富人主政主要基於以下四點：壹是拓展各種關系人脈，解決自身遇到的各種困難，服務自己或家族經營的產業；二是在資源下鄉的背景下，從承接和實施的工程項目中獲取利潤或其他灰色收入；三是優先捕捉地方發展的各種信息，在地方資源開發過程中，獲得投資先機；四是轉變參政之前存在的不太光彩的身份（如原來就是混混，或者有過大偷稅漏稅行為），洗“黑”為“白”，甚至變“紅”，尋求更大的利益保護。

　　總而言之，富人村幹部多是工具理性的行動者。在地方資源資本化和資源輸入的大背景下，鄉村社會的巨大利益流量是吸引富人老板積極參與主政的主要動機。當然，這並非完全否定其中也可能夾雜壹些回報鄉民的動機。但誠如地方政府幹部所言，富人參政主要是為了攫取資源、積累政治資本和獲得社會地位。也因此，大量的富人參與村莊選舉，仍然主動利用四種手段，壹是以私濟公，通過先捐贈部分資金、物資作為獲取民意的手段；二是賄選，不惜重金購買選票；三是依托鄉村中的家族力量，形成派系；四是動員壹些灰色力量脅選。無論何種形式，富人參政都大大擡高了普通村民參政的門檻，形成了較強的政治排斥。調研發現，發達地區農村或資源密集型地區農村，從兩委幹部到村委代表均出現明顯的富人化，致使底層群體的政治參與空間大大萎縮。

　　基於此，富人主政的主要邏輯便如經營生意壹般經營村莊，進而撬動村莊中的利益政治。具體來說，富人經營村莊，主要通過兩種形式，壹是經營土地，二是經營項目。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土地作為稀缺資源，集體建設用地成為競相爭奪的重要資源，但也因此成為鄉村社會階層矛盾的主要發生領域。

　　以宅基地為例，根據《土地管理法》，“農村村民壹戶只能擁有壹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換言之，村莊中的每戶家庭基於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享有宅基地使用權。在符合村莊規劃以及“壹戶壹宅”的前提條件下，農村宅基地是壹種福利性質的分配。然而，壹些地方的富人村幹部卻對宅基地進行拍賣，形成別墅區、農民公寓和老舊住宅的居住格局，階層之間的住房區隔凸顯壹些地區的富人村幹部則意圖通過整村住房改造，集體修建“小康住宅”別墅群，然後以成本價出售給本村村民，並主要依賴修建小產權房來啟動和彌補資金空缺，但最終卻引發底層老百姓接連的舉報和上訪。具有公益性質的宅基地分配尚且如此，其他類型的土地經營開發則蘊藏更多的矛盾。

　　換言之，富人村幹部在村莊經營中講求效益和效率的邏輯與底層村民講求公平道義的邏輯存在重大沖突，然而富人治村所形成的村莊政治格局，又具有較強的專斷性，難以有效吸納底層群體的呼聲，最終導致階層之間形成了難以逾越的利益鴻溝。

　　此外，在國家資源輸入的背景下，經營項目成為許多地區富人村幹部經營村莊的又壹重要方式。在農業稅費時期，農村公共品供給主要依賴於從村民手中籌資籌勞，與此不同的是，當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主要資金來源於自上而下的國家輸入。雖然許多地方都出臺了“壹事壹議”的財政獎補政策，即鼓勵地方申請財政補助資金的同時，配套自有資金。自有資金的籌集主要通過資金自籌和勞動力自籌。但事實上，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幾乎難以從農民手中再次籌集資金和勞動力。

　　而富人主政因擅於與政府部門官員打交道，甚至建立起非常深厚的私交，使其更加容易從上級政府各部門手中爭取資金項目。但也因此，項目資金的獲取變得與普通村民無關，導致農村公共品供給的需求表達和項目工程的實施監督都出現自下而上的缺位。不過，村落中總會出現壹些維權或謀利釘子戶，但具有強大經濟基礎和廣大人脈關系的富人村幹部，很快能夠通過運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力量和手段來擺平在項目落地實施中引發的各種矛盾。比如花錢買平安、尋求村級商會的協助、與派出所聯合打壓，甚至動用灰黑勢力等。

　　試舉壹例，筆者在浙江西村調研發現，西村商會成立於2011年，由本村的企業家組成，約30人。每名會員需要每年繳納壹定的會費。商會每年組織會員1——2次的外出考察，並將部分會費支持村莊公益事業的建設，如每年過年開展對困難戶的慰問。除了這些常規化的活動之外，商會中的村莊企業家隔三差五便會聚在壹起喝酒，互通有無。商會對村級治理的重要作用主要在於擺平村莊政治精英無法擺平或者不適合其出面擺平的糾紛。比如在公共建設中遇到“釘子戶”的高要價，村幹部如若滿足他的需求，便會產生擴散效應，而商會老板以私人名義“掏腰包”來擺平釘子戶，則為村幹部省去了許多麻煩，也有效規避村幹部的風險與責任。另外，村莊中70%的村民都在本村的企業務工，商會老板與村民之間尚有隱形的身份關系——老板和員工的關系。這壹隱含關系使得村民既礙於面子，也受制於工作崗位可能存在的“威脅”而不得不妥協。

　　由於在利益關系和階層意識上具有較強的親和性、甚至壹致性，村莊上層精英的階級化得以可能。這也造成在國家資源輸入的背景下鄉村社會形成分利秩序。這壹分利集團中，在“爭資跑項”中尋租或獲取工程利潤的鄉村幹部，包括富、惡、灰黑社會勢力，以及日益掘起謀利型的釘子戶、上訪戶等機會主義者，幾個利益行動主體之間聚合成為相互利用的穩固利益聯盟。普通的農民本應作為國家資源輸入與地方資源資本化的最大受益者，卻被排除之外，成為沈默的大多數，被動的享有遭遇層層侵蝕的剩余資源，落單的農民最終也就成為了真正的弱者。

　　底層抗爭：籠罩性支配下的生活政治

　　農村的經濟分化，在政治領域觸發階層間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在富人治村的背景下，上層精英之間的聯盟，不僅觸及政治領域，而且日益向社會領域延伸。經濟與政治上的分層也日益滲透到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熟人社會內部形成階層之間的社會區隔與社會排斥，並最終倒逼底層群體的抗爭。這強化了階層分化背景下農村生活與政治的關聯，村莊陷入“泛政治化”的對立。

　　近年來，階層之間的社會排斥近乎涉及民眾生活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

　　在住房上，壹些地區農村已經出現明顯的區隔，別墅區、農民公寓和老舊房子的居住格局猶如在村莊中劃分出了富人區和窮人區。在消費上，富裕階層以炫耀性消費強化社會分層中的地位，典型表現為村莊中豪車、標配與無車的分化。在社會交往上，人情原本作為村民互助的功能喪失，卻因階層分化而形成人情排斥。酒宴規模不斷擡高，部分農村壹桌酒席高達四五千元。更有甚者，富人階層中日益盛行酒席不收禮金。這就意味著酒宴席收支無法平衡，逼迫底層家庭只能遵循“能不辦就不辦，能少辦就少辦”的原則。但是少辦酒宴或不辦酒宴，不僅意味該家庭無法在熟人社會中獲得相應的臉面，而且將使其社會關系網絡難以維持。顯然，辦奢宴、不得不辦的酒宴與不辦酒宴這樣的鮮明對比，並非農戶的個體理性選擇，而是階層分化所產生的結構性社會排斥。在婚嫁上，作為婚姻締結中的重要條件之壹的“彩禮”日益攀高。在筆者調研的浙江西村，2007年，當地彩禮上漲到10萬元，2010年彩禮上漲到18.8萬元。村民估算，不包括建新房、買車這些前提條件，娶個本地媳婦，彩禮、金銀首飾加酒席至少也得花費30——40萬。加上建房和酒席等成本，普通家庭不堪重負。階層分化產生婚嫁流動差異，典型表現為本地媳婦與外地媳婦的分類，而“只有沒錢才會娶外地媳婦”成為村民的基本共識。

　　概言之，無論是住房、人情、車子還是婚姻中的彩禮，壹定程度上均可作為農民的壹種消費形態，階層分化型塑的社會排斥彌散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階層的社會排斥主要是通過富人階層不斷擡高消費標準，或者設定新的消費規則，普通階層或貧困階層則完全被裹挾在“水漲船高”的消費洪流中，難以喘息。

　　底層群體之所以被裹挾並產生激烈的社會性競爭，在微觀上是上層群體“求異於人”的心理與下層群體“求同於人”心理藕合的結果，而在熟人社會裏，建房、娶媳婦等本身構成農民重要的社會價值，甚至影響他們人生任務這壹本體性價值的實現，這就致使階層結構形成之後，個體的行動自主性受到極大的制約。階層之間的張力，以及富裕階層對普通階層和貧困階層的社會排斥，最終導致絕大多數的村民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這種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不斷累積，便在內心郁積壹股情緒，甚至形成“仇富”的“氣”。

　　這種“氣”是壹種“常識性正義衡平感”，是當事人的壹種主觀感受，壹種顧及人的全部與整體的觀念，而非就事說事的觀念，即“中國人具有不把爭議的目標孤立起來而將對立的雙方、有時進而涉及周圍的人們的社會關系加以全面和總體考察的傾向；而且中國人還喜歡相對的思維方式，傾向於從對立雙方的任何壹側都多少分配和承受壹點損失和痛苦中找出均衡點來”。盡管，普通階層和底層村民極力試圖通過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民間借貸，以及將家庭的社會競爭壓力層層向上進行代際轉移等辦法進行自我調整。這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他們遭遇的生活危機，避免自我認同的徹底喪失，以及在社會競爭中快速被甩出社會結構之外，卻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他們較為弱勢的經濟社會地位。

　　由此看來，由於中國農村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分化開始出現高度的重合，並未出現韋伯意義上的財富、權力與聲望的多元分層。相反，經濟分化日益轉化並主導村莊的政治分層與社會排斥。當然，隨著階層之間在情感、利益上的不斷交匯，村莊便會形成“氣場”。與具有強大經濟基礎、社會關系網絡和政治能量的富人階層不同，底層群體受資源、能力等多種方面的束縛，底層群體呈現高度的分散化、碎片化和無組織化。在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渠道受到阻塞後，底層群體中的大多數主要采用弱者的武器進行抗爭——在公開場合中表現出對上層精英的服從，而在隱秘場合則以造謠、倒垃圾、剝樹皮、舉報等形式進行匿名化和細碎化的反抗。農民個體化的自助日常抗爭形式避免了直接地、象征性地與權威對抗，但這種低姿態的反抗恰是與農民的社會結構最相適應的。僅有少數已經完全被甩出當前社會結構的村莊邊緣人，才會以弱者身份作為武器進行無底線、無尊嚴的“耍賴”，與村莊上層精英進行直接面對面的鬥爭。

　　不過，底層群體雖然在抗爭手段上細碎，但底層群體恰在公開或隱蔽的反抗部分宣泄了心中憤懣的情緒，釋放了心中的“惡氣”，而且相互激發並強化了階層意識。底層群體雖未成為“自為的階級”，但在大量細碎的無組織的“出氣”中可能在未來逐漸形成“自在的階級”，進而形成階層之間的組織化對抗。在社會變遷和利益鬥爭加劇的情況下，階層結構位置與集體行動可能發生緊密的關聯。

　　綜上所述，伴隨農村經濟分化的加劇，以及政治社會分化的高度重合，底層群體遭遇了階層分化所誘發的籠罩性支配，凸顯階層分化下的“生活政治”，壹方面，上層精英將政治滲透到日常生活中以實現其階層的政治意誌，另壹方面，底層群體則將日常生活轉化為政治表達進行抗爭。然而，階層的“生活政治”將貧與富、公與私的矛盾混雜在壹起，並未達成問題的實質解決。相反，這壹“泛政治化”的解決方式可能進壹步讓問題滑向“強者壓制”與“弱者反抗”的對立與沖突，並使沖突的內涵與外延無限擴大。

　　余論

　　中國農村的社會階層分化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已不僅在經濟、政治領域表現為階層之間的利益政治，而且輻射到社會領域，演化為社會心理層面的情緒對立，形成階層間的“生活政治”。由於上層精英的階層化意識較其他階層更為突出，並形成了如孫立平所言的“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的社會形態，這決定了絕大多數普通村民無法依靠個人力量與上層精英進行鬥爭或博弈，未來壹段時間內，村莊仍可維持表面的社會秩序穩定。但是，階層之間的利益、權力與地位的愈發失衡乃至對立，村莊社會中的“氣場”便會擴大，壹旦出現導火索，便可能出現井噴式的爆發，這為新時期的社會治理和社會穩定提出重大挑戰。如何從源頭治理，從根本上重構階層結構與關系，實現階層間的政治整合和社會整合是實現階層社會有效治理的基礎。

　　在學界，通常認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是階層分化之後所型塑的壹種理想社會形態，龐大的中產階級被假定為具有對社會貧富分化較強調節功能和對社會利益沖突較強的緩沖功能。這壹理論假設的前提首先是具備龐大的中產階層，其次是中產階層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當前，中國的農村社會呈現的貧富分化，並未出現明顯意義上的中產階層或中間階層，普通階層和底層仍然占據村莊中的大多數。從調查經驗來看，中產階層因為具有中間性的結構位置而具備調解和緩沖的功能，這更多是基於壹種結構化的想象。恰恰從階層關系來看，中間階層也被激烈的社會競爭裹挾，在政治經濟上都趨向於依附富裕階層，甩離底層，從而難以發揮在基層治理中的“中間價值”。在這壹意義上，意圖通過結構自發調整的形式消解階層分化所產生的政治社會後果，不僅過程緩慢，而且未必能夠實現。

　　鑒於此，民間力量對於緩和階層分化所引發的社會陣痛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當及時介入，促進階層間的政治整合和社會整合。在政治整合層面，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在原本建立的均平化社會基礎上的村民自治制度需要在階層分化的背景下及時做出調整。

　　第壹，需要暢通群眾的政治參與渠道和完善群眾政治訴求的表達，加強基層民主建設，警惕富人主政背景下的寡頭政治的生產。尤其要保障底層群體或弱勢群體的政治權利，吸納更多的普通民眾參政議政，擴大黨和政府執政的群眾基礎。

　　第二，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保護底層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實現不同階層的共治共享。

　　第三，新時期的群眾工作不僅要在利益分配中形成規則，而且要在“人心”安撫中樹立道義，如此方能化解階層之間利益與情感交匯所形成的社會矛盾。

　　第四，在社會整合層面，要打破公共生活領域的消費異化，塑造鄉風文明的社會，通過地方政府政策引導，村兩委、村莊社會組織（如紅白理事會、鄉賢會等）落實和監督，在涉及村民生活的重大事項（如人情消費、酒席規格和規模、彩禮等）方面制定基本標準，改變和抑制盲目攀比、無序競爭的社會不良風氣，降低群眾的生活壓力，消除階層競爭的緊張感和焦慮感，進而降低貧富分化所形成的相對剝奪感。

殘害農村

作者 茆家升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彭湃毛澤東兩位所謂“農民王”， 是終結中國數千年“鄉村自治” 的始作俑者。他們以俄為師，在中國廣袤農村，推行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對貧苦的鄉村，做徹底的剝奪，不惜大量殺人。受害的首先是土地紅利主要提供者，也是士紳文化的傳承者，中小地主階層。而延綿數千年的宗法制度，也被徹底摧毀。億萬農民失去生存的家園，和文化道德的依托，再加上異族的入侵，從此近百年的大動亂大災難開始了！



彭湃本人的經歷和其家族命運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標本意義。



上世紀二十年代，彭氏發動海陸豐起義，成立中國第壹個蘇維埃政權，先後以土地革命名義，大量殺人。大動亂曾迫使當地八分之壹人口，逃避粵港；六十年代被殺者後人，在文革期間，又以“革命委員會”名義，大量殺傷彭氏後人親屬！



暴力革命致使如此冤冤相報，還不該發人深省嗎！

中國歷來農耕立國。由於千年皇權不下縣和綿延數千年的宗法制度與土地私有制形成的鄉村自治狀態，先民們過著自耕自給，遠離皇權相對自由散漫的生活。幾千年來，歷經多次皇朝更叠的大動亂，戰爭、災荒、瘟疫等種種劫難，先民們憑借腳下幾畝薄田，幾片山林，幾畦菜地，和吃苦耐勞，艱辛發奮的精神，都堅強地生存、繁衍下來了。



但是，也因為幾千年帝制的桎梏，儒家三綱五常的束縛，還有分散的單壹的小農經濟，產量低，物資匱乏，缺乏競爭力。加上多年的固步自封，已與世界潮流脫節，直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國保守的大門，被外強的堅船利炮轟開。古老的中華民族，才切身感受到危機的到來。





於是壹批批有識之士，在認真反思本國本民族種種積弊的同時，也紛紛走出國門，去見識滾滾前進的世界潮流。當然，紛紜繁雜的世界潮流之中，也是泥沙俱下、五顏六色，其中發光的不全是金子，嗓門大的不壹定就是真理。



果然，各種正說邪說正理歪理，都戴著各種面具，藏著各種野心禍心，打著各種旗號，湧進中華大地這塊閉塞已久的土地上來了。中國延綿數千年的鄉村自治’生態，被徹底終結，近百年來的大動蕩也壹發而不可收了。



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主要是兩股思潮：壹是以英國工業革命、法國的人權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所帶來的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上的大變革，和由此行成的民主、科學、憲政、自由、平等、人權和市場經濟的大潮，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主要就是指它們。認識它，接受它並在中國傳播開來的代表人物有魏源王韜林則徐梁啟超孫中山宋教仁蔡元培胡適等，當然也包括鼓吹‘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陳獨秀。



在這樣的世界潮流推動下，近壹百多年來，中國發生兩件變革性的大事：壹是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數千年的帝制，成立了亞洲第壹個民主國家；壹是由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批判舊文化舊禮教舊制度，引進推廣民主、科學，及自由、平等、人權等普適價值。



可惜，這股民主大潮，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在大陸中斷了，以後只在偏居壹隅的臺灣島上，才有延續與發展。



其二就是發端於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所帶來的紅色大潮，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用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爛舊世界，建立壹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世界，要消滅私有制，包括剝奪農民和小工商業的資產；要和舊的傳統做徹底決裂，甚至要破除婚姻和家庭的“束縛”，據說那樣就可以到達人人都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極樂世界了。



今天來看別說這樣的烏托邦是如何的荒唐與充滿暴力血腥和滅絕人性，但其開始鼓吹的反剝削均貧富的主張，確實也蠱惑了壹批知識分子，願意為它赴湯蹈火，甚至流血犧牲，從而也成就了壹些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其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肖楚女、夏明翰、彭湃等。



有兩位人物，特別值得關註。就是共有“農民王”頭銜的彭湃和毛澤東了。他倆應該是終結中國鄉村延綿數千年的‘鄉村自治’政治生態的始作俑者，是在中國廣袤鄉村推行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最有力的鼓吹者和頑強的推行者。由此帶來的鄉村乾坤大顛倒，其後果是福兮？禍兮？他倆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農民的大救星，還是災難連年的災星？兩位之間有何異同，歷史應該如何理性客觀地評價他們？



說來話長，還得從中共成立說起。

中國共產黨1921年的成立大會, 是在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荷蘭共產黨員馬林的主持下召開的。（據葉永烈先生文章，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上海陳獨秀住所，逮捕了陳獨秀和夫人高君曼、壹大代表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是馬林花了保金500兩白銀，保五人出獄的。）



以後長時期中共只是共產國際壹個支部。共產國際有責任給中共支部以物質援助和理論指導，比如定期發放壹定數量的盧布，當然也就有了對中共指手畫腳的種種權力，包括領導核心人員的組成，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後共產國際的駐中國代表如鮑羅廷、越飛，直到長征時的指揮官李德，都是中共頭上的太上皇。不厘清這個事實，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許多政策，為何和蘇聯驚人的－致。中共領導人都在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當然也有個別不聽話的，比如陳獨秀，但很快被邊緣化，直至開除出黨。



但是，中共和蘇共所走的路並不壹樣，中共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也就是說中共是發動農村革命起家的。雖然中共早期也搞過奪取城市的鬥爭，比如南昌起義、兩次攻打長沙、攻打贛州等，但因為都失敗了，才決定革命從統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廣袤的農村開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黨史通常稱1927---1937年為土地革命時期。其實這個時間，還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農講所）開學的日子。



雖說那時中共還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沒有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 還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農講所”還是以國民政府的名義舉辦的，但我們只要重溫壹下當時廣州“農講所”，和1927年3月成立的武昌“農講所”裏，所學習的科目，和因理論聯系實際需要，而采取的革命行動，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訓班式的“講習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過怎樣的指導作用。



如廣州農講所第壹屆共有學員38人，其中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20名，彭湃為主任。講習所註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既開設基礎理論課、專業課，如《帝國主義》、《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中國史概要》、《中國農民問題》等，也開設軍事訓練課程，軍訓時間占1／3。此外還組織學生深入農村調查研究中國農村的現狀及問題。學生畢業後須回原地，從事當地的農民運動。



再看看武昌農講所。1927年3月，毛澤東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幫助下，創辦了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招收了700多名學員。3月7日開課。4月4日，正式舉行了開學典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職員中有惲代英、方誌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澤東親自參加學員的討論會，指導學員下鄉調查，通過實踐掌握革命的理論。



學員經過3個多月的學習和參加鎮壓麻城縣地主武裝紅槍會的反革命暴亂，以及粉碎反動軍官夏鬥寅的武裝叛亂的實際戰鬥，不僅學到了革命理論，而且得到了革命實踐的鍛煉。



1927年6月18日結業後，學員們響應“到農村去，實行農村大革命”的號召，奔赴農村從事農運工作，這些人後來絕大多數都成為革命的骨幹，和老壹輩革命家。



這些骨幹們可以是壹群人或十幾個人，有時可以是壹個人幾個人，走進本來是相對平靜的農村。去幹什麽呢？去造反！具體點說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農村暴力革命，就是去終結在中國廣袤鄉村延綿數千年的“鄉村自治”的政治生態。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就是這樣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領導人, 有兩個人最受註目。壹是廣州農講所第－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壹位當然是靈魂人物毛澤東了。他倆有－個共同的頭銜：農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死了，而毛澤東則主宰了中國人命運幾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客觀公正地評述兩位農民王，特別是毛澤東，當年都幹了些什麽，當然是黨史上明確寫著的是，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即由“打土豪，分田地”發軔的暴力革命，如暴力土改、消滅私有制和階級鬥爭等等。直到主要依靠農民的力量，奪取了全國政權。





然而未想到的是，在新政權裏，幫助毛澤東打天下的農民們，卻受到的傷害最大：從戶籍制度分成農和非農，把億萬農民作為二等公民，圈死在農村裏；再到經濟政策上的產品價格剪刀差，把農產品價格壓的很低；實行“統購統銷”，剝奪農民土地產品的支配權；當然最嚴重的還是，以農業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強制推行農業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的人民公社。億萬農民不僅失去了土地耕牛農具等所有生產資料，最後連活命口糧，也被以“反瞞產私分” 強行搜刮走。結果僅三面紅旗－役，就餓死了三幹多萬老百姓，其中主要是農民。而這壹切罪惡的始作俑者，竟然都是號稱“農民王”的毛澤東！



為什麽會這樣？是毛澤東背信棄義，建國後忘了幫助他打天下的農民兄弟，而致在農業政策上，出現的壹系列失誤，釀成的惡果，還是毛澤東這個所謂農民王，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起，就是虔誠的馬列主義信徒，主觀上就是認為它是終極真理，所以即使到農業合作化已徹底失敗，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土地荒蕪，百業雕零，乃至神洲陸沈，依然我行我素，頑冥不化，死不悔改，典型的古巴格瓦拉式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



毛澤東是否背信棄義，欺騙了幫他打天下的億萬農民，今天還有討論價值嗎？稍加回顧，僅從延安以毛為首建立邊區政府起，看看毛們向國人，乃至國際輿論，由其喉舌《新華日報》為代表的白紙黑字公開聲明，和毛本人回答中外記者的談話，不都是信誓旦旦，壹再表明，我們決不搞壹黨專政，要保障新聞自由，要軍隊國家化，要壹人壹票無記名氏的選舉領導人，壹句話要實行美國式的民主。試問毛掌權之後，哪壹條實現了，遑論農民問題。



再說說毛是否為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者，或曰毛是什麽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什麽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呢？在下草民是壹頭霧水，壹竅不通。只知道這股紅湯，流到那裏，那裏就是災難、動亂、血腥！



也有人說毛本人並不讀什麽馬列的書，壹生都鉆在中國的古藉線裝書裏，僅二十四史就讀了多遍，此言不謬，已有毛圈點批註二十四史出版為證。那毛從古藉中都學到什麽呢？對此毛倒襟懷坦白，公然鼓吹“天下苦秦久矣”的暴君秦始皇，還要“百代都行秦政事”， 還有就是贊賞並身體力行，以韓非、李斯、商鞅為代表的酷刑與陰謀詭計！壹國領袖竟然鼓吹這種封建糟粕，毛制下國人還有安穩的日子過嗎？



從1924的“農講所”開始，到1976年9月毛死掉，別問中共換了多少屆領導人，從農村暴力革命的角度看，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領袖群倫的壹號人物，始終站在舞臺中心。也就是說中國農村問題，幾乎全憑毛澤東主宰，而且數十年是壹根“紅”線，貫穿到底的，並沒有建國前後的區別。



或是說就中國農村的變革而言，不能說壹切功過是非，全由毛－人擔當，比如大躍進時數千萬農民被餓死，只追究毛的壹個人的罪責，固然是不公正的，但從已披露的史實看，毛澤東絕對是罪魁禍首，且怙惡不悛，到死也沒有壹絲省悟。縱觀其壹生，如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先生在中央四千人大會上所言，是古今以來中國第壹暴君！ 對這樣禍害中華民族至深至重的惡魔，只能永遠把他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國人永遠以此為戒！



毛給國人帶來的災難，對廣袤鄉村來說，歸根結底還是土地問題。文前曾說土地是億萬鄉民的命根子，也可以說是鄉民們的保護神。我們中華民族能相對平靜地綿延數千年，其中重要的壹條，就是土地私有制，和與此相關的“鄉村自治”政治生態。只要億萬鄉民固守著腳下屬於自家的土地，戀戀不忘“落葉歸根”，中國就亂不到哪裏去。反之，廣大鄉民們壹旦失去了土地，就是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就是無根的浮萍，就是壹群失魂的浪人，那什麽樣意想不到的怪事壞事都會發生，包括自身受到侵犯和侵犯他人。



有人說土地私有應該包括土地所有權、土地經營權、和土地產品的支配權。其實本來沒必要這麽細分的。在屬於我的土地上，我想種啥就種啥，想怎麽種就怎麽種，乃至土地想買想賣，都是我自家的事。至於種出來的莊稼，除了交公糧，當然歸我所有。就像我開－家商店，買什麽賣什麽，是賺了還是虧了，當然也是我自己的事，除了納稅，資產也當然歸我所有。會有什麽問題嗎？



未想到這些常識範圍的事，在毛時代天翻地覆了。農業合作化愈演愈烈，農民們剛到手的土地證，未捂熱就沒了。壹句工商業改造，妳的商店工廠也沒了。既然土地商店工廠都沒了，還談什麽經營權和支配權？既然國家資源勞動成果和勞動者本身，都屬於執政者，在領袖專政完成之後，財富勞力都成毛的私產。還有百姓的活路嗎？出現餓殍遍地、經濟衰退，乃至文化毀棄、道德淪喪，是必然的事。而這壹切都生發於消滅私有制和暴力革命。



應該承認，毛死後鄧主政，實行改革開放，是歷史的進步。就土地而言，宣布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即所謂“上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來都是自己的”，也就是可以理解為在土地產品分配權上，執政者向土地耕種者，作了壹些讓步。



近年據說開了壹個大口子，農民有了土地經營權，政府向土地耕種者，發放了類似城市房產證的小本本。雖然它還不等於田契，還不是土地所有權，沒有突破土地權屬於國家的所謂紅線，也算是時代的壹大進步了。進步大小都是好事，都比固步自封好，更比倒退好！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說遠了，再說說另壹位‘農民大王’彭湃的故事。

而另壹位被毛親口封的什麽“中國農民運動大王” 彭湃，他的遭際，他的大家族命運的跌宕起伏，則給了我們有關農民運動，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說，對他的反思，有著標本意義。



彭湃的身世與毛澤東大不壹樣。毛只是壹個出身於小地主家庭，卻不安心務農，也不認真讀書，只是壹個遊走在城鄉之間的邊緣人物。彭湃則出身於大地主，或曰名門旺族，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長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曾是基督教徒，後受俄國十月革影響，信奉馬列主義，歸國後積極從事農民運動，從理論到實踐都有重大影響，是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政權創辦的農講所的創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論教員。



應該說彭湃對馬列主義的信奉是真誠的，他歸國後的所作所為，都是他的主觀行為，並非受他人蠱惑。



彭1921年夏回國時，曾被主政廣東的陳炯明任命為海豐縣教育局長，後辭去。1923年發動農民運動，任農會會長。農會會員達兩萬戶十萬人，後農會快速發展至全省，彭任省農會會長。後因利益矛盾與災情，陳炯明下令解散農會，農會骨幹轉入地下，彭湃投反陳炯明的孫中山。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部分勢力在上海開始清黨，捕殺中共成員，並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立，史稱“四壹二政變”、“寧漢分裂”。彭湃時任武漢國民政府中華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被南京國民政府通緝(《國民政府通緝共產黨首要令》)。 4月底，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彭湃當選中央委員。7月2日，汪精衛武漢政府宣布解散共產黨機關。國共分裂後，彭湃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



1927年10月，彭湃發動海陸豐暴動，占領海豐、陸豐兩縣，發動、組織農民，成立農會，彭湃當眾燒毀自家祖傳田契，將自己的農田分給農民無償耕作，同時自己過著儉樸的農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工農兵民主）政府，為最早的中國蘇維埃地方政權，形成割據勢力。制訂和頒布了“土地革命法規”，主張“壹切田地歸農民”，實踐“耕者有其田”。因“四壹二”清黨開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勢時采用恐怖手段濫殺農民、農會成員，而當地農民復仇時則以牙還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殺反對者。



彭當時的職務是“中國共產黨東江地區特委書記”。蘇維埃政權裏的共產黨員有85%是當地農民，2.3%是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權力，而他們同時嚴格受到“東特”的控制。目前沒有史料證明彭湃有過試圖阻止屠殺的行為。1928年2月29日，蘇維埃政權被政府軍擊潰，彭湃率領殘部撤至大南山地區。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底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軍委書記。1929年8月24日，由於軍委秘書白鑫的出賣，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閘路經遠裏白鑫家中舉行江蘇省軍委會議時被捕。彭湃在獄中屢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國民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刑場。



以上是摘錄於維基百科的彭湃詞條，應該是信史。



早年他是出於信仰拋棄財產而投身革命，以後歷經磨難，依然革命意誌堅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賣被捕，獄中屢遭酷刑，堅貞不屈，終遭殺害，年僅32歲。表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壹生，是光輝的壹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壹生，還告訴我們壹些什麽呢？本著尋求歷史的真實，和對烈士的事業，尤其是他這位“農民運動大王”所從事的農民運動客觀公正的評價。如果不為烈士諱，彭式的農民運動，總體來說，和毛澤東壹樣是失敗的，它並沒有給他那個國中之國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子民們，帶來幸福安康和富足。由於延綿數千年鄉村相對平靜的“鄉村自治”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帶來的是相互仇恨和殺戮，是動亂逃亡，以致“40萬人口的海陸豐地區，有超過5萬名民眾逃離到香港、廣州避禍。



此乃為何？是有悖於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還是他也奉行的是從馬克思到列寧斯大林，倡導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消滅私有制的歪理邪說？網上有材料表明，應該是後者，即海陸豐的農民運動，是暴力革命的後果！



至於施行過怎樣的暴力？造成怎樣的惡果？網上還有壹篇題為“恐怖的海陸豐起義之革命綱領可供參考。下面是此綱領的要點：



壹籍國民黨者殺。二，反土地革命者殺。三，曾任文武官員者殺。四，曾充民團警兵者殺。五，曾充反動政府機關差役夥夫者殺。六，壹切地主土豪者殺。七，討租討債者殺。八，還租還債者殺。九，藏匿契據者殺。十，立妾蓄婢者殺。十壹，不服征兵者殺。十二，當堪輿命蔔者殺。十三，當巫婆媒婆者殺。十四，吸鴉片者殺。十五，慣作盜竊者殺。十六，盲目者殺。十七，瘋癲者殺。十八，殘廢者殺。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殺。二十，信仰壹切宗教者殺。



也許事實並沒有如此恐怖，但暴力革命地區八分之壹的人口，不得不逃難，即可反證暴力革命的殘酷、暴虐和恐怖！而維基百科中的這壹句話，“目前沒有史料證明彭湃有過試圖阻止屠殺的行為” 說明彭湃對這樣的惡果難辭其咎。



為了說明壹種歪理邪說帶來災難的廣泛性，我們不妨再抄錄壹段，1947年邊區暴力土改時，農會公布的有關條例，來證明毛澤東、劉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陸豐起義，是壹脈相承的。



根據毛澤東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指示“壹切權力歸農會” 的精神，率先成立鄉農會，農會貼出《告農民書》，前五款是：



1，地主階級必須徹底打垮，不問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裝窮的地主，化裝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鬥，就可以拿去鬥……不管他是怎樣的人，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2，富農的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也必須消滅。富農多余的壹切財物，必須拿出來。罪大惡極的富農，大家要怎麽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3，農民當中少數惡霸、敵偽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麽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4，中農必須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來分。



5，雇農丶貧農，是實行平分土地最堅決分子。這些人當中，有小毛病，不能給他們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懶漢帽子。

《告農民書》最後強調：“共產黨和毛主席都批準了咱們，有監督、審查、批評、處罰、表揚、教育的權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麽，我們可以鬥爭，可以處分，可以撤職。（見《晉綏日報》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認真分析壹下，兩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陸豐蘇維埃時代還可以避難港粵，而晉綏土改則壹直延續到1949年之後了。當然，49年之後的海陸豐，農村問題上，和全國壹樣，只能是亦步亦趨了。

未想到的是，上世紀1920年代，彭氏農村暴力革命所帶來的相互仇恨和殺戮，居然會在40年後，文革時期竟風雲再起！



1966年文革開始，海豐發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於1967年被斬首示眾（涉案者文革後被追究法律責任）；曾任海豐縣長的彭湃三子彭洪從廣州華南農學院水稻生態研究所被抓到海豐批鬥，1968年遭殘害致死；年近百歲的母親周鳳亦遭到批鬥致傷並被捕入獄（周鳳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接見，被譽為“革命母親）， 後經周恩來幹預方獲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為營救周鳳老人而奔波時，千裏之外的海豐，“反彭”浪潮達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史料記載，1967年，“反彭”分子揚言獲得林彪“批示”，在海豐制造了血腥鎮壓和長達半月的圍剿，100多名幹部群眾被殺害，800多人被打成殘廢或重傷，3000多人被打傷---



關於 彭湃之子彭洪被抓走批鬥，曾失蹤十年成謎，最後確定被害致死。網上有壹張貼子：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從牢房被押走。接著，緊挨著的公安局大樓內，響徹著吆喝、毒打、慘叫、呻吟的聲音，持續至深夜。壹會兒安靜後，雜亂、急促的腳步聲又出現了。壹個老幹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見幾個人用床板擡著不能動彈的彭洪，把他扔回關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兩個農民擡走了包裹著的彭洪屍體……1978年11月，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組決定提棺驗屍…



試問誰有這麽大的膽子，敢對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澤東禦封的“農民運動大王”，中華大地第壹個蘇維埃政權的締造者，彭湃的家族，進行如此喪心病狂的迫害？而且還那麽“理直氣壯”。四人幫垮臺後，習仲勛主政廣東時，在對彭氏血案平反過程中，還有人頂著不辦，還揚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轉壹個小貼子。

力排阻擾，習仲勛揭開“反彭”蓋子

1978年，習仲勛主政廣東後，隨即揭開海豐反彭湃烈士事件的蓋子。這年6月，省委四屆壹次常委擴大會議進行整風，習仲勛提出，應為這起駭人聽聞血案中的死難者平反昭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記載了這樣壹個細節：有人表示，對“反彭”事件中死難者，不能平反昭雪，否則就上告黨中央。習仲勛勃然大怒，對這個“殺人有理”的家夥說：“妳要是不上告，妳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終於在葉劍英、習仲勛等領導的直接幹預下，獲得了平反。但卻並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樣，好人揚眉吐氣了，壞人受到了嚴懲。對此網上也有壹個小貼子，談到此事。



3200多人獲平反 彭氏後人未要求嚴懲兇手



在彭家獲平反昭雪後，陳平和兒女沒有要求嚴懲迫害彭洪的兇手。彭伊娜說，當時國家百廢待興，我們家人壹致認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不應怨怨相報，否則永無了結。但是，黨、國家、民族不可以忘卻這段歷史；我們所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應該自省和反思。



於1929年為革命被國民黨殺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許不會想到：他的歷史功績曾壹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為之蒙難。今日前來瞻仰彭湃烈士的後輩，或許也並不了解這些。



既然實地采訪的記者，都不談此事，我們後來人還能說什麽呢？但總是感到疑慮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還是與40年前的海陸豐蘇維埃成立時的相互廝殺，有某種關聯？如果是前者，別說是對彭湃烈士的母親和後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幹部群眾被殺，800多名重傷殘，3000多人受傷，亦是壹件極嚴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員，在爾後的清理文革三種人活動中，必定會有相當多的案犯和作惡者，受到應有的懲處。可是我們在網上並未查到相關報道。更不可解的是，為何彭家後人等，在3200多人獲平反後， 彭氏後人未要求嚴懲兇手。只說“不應怨怨相報，否則永無了結”嗎？還是歷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難言之隱？



其實僅“怨怨相報” 四字, 已經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碼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積怨已久。而怨從何來？雖未見正式記載，但回顧歷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測出，當年的濫施酷刑濫殺無辜，是極其嚴重的，仇怨經久積聚，等待時機，終於在文革中，據網載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施行殘酷的報復了。



行筆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後人未要求嚴懲兇手的寬容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是很講恕道的，所謂仁者愛人。他們提出的“不應怨怨相報，否則永無了結”，無啻於天籟之音。是毛時代什麽階級鬥爭為綱，全社會成了壹架碩大無朋絞肉機年代，久違了的聲音。但願我的祖國，我的同胞能早日從人整人人吃人的噩夢中驚醒過來。同胞之間互敬互愛，共建美好的家園，應該不是奢望。無論現在中國存在的問題再多，都是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決的，都沒有理由要回到階級鬥爭為綱的恐怖年代，它帶給中華民族的傷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結語：“鄉村自治”的政治生態，是基於千年皇權不下縣，土地私有和宗法制度的共同基礎。數千年來它既保護了我們先民的生存權利，也限制了鄉村的發展。在世界潮流的推動下，走向衰落直至消亡，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中國人的不幸，“鄉村自治”的消亡，緣於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為代表的紅色大潮的侵入，緣於在鄉村黨組織和政權機構的無遠弗屆。以彭湃毛澤東兩位“農民王”為代表的極權者，竭力推行暴力革命、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制，和與傳統決裂，所帶來的血雨腥風、殺戮、仇恨，和餓殍遍地、文化與道德的衰退。很多傷害是長久的，很難恢復的。

農村的處境

作者 王曉陽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很多年前，在老家聽來的真實的故事，就讓我很震驚：壹位地主被批判，地點在他出錢捐助的小學的操場上，時間是1960年代。他當地主時蓋的房子，依然是這個村最好的建築；他蓋的學校，依然是方圓幾十裏最好的學校；再往外走，即便有更好的學校，那壹般也是其他地主修建的。同樣的命運是：這些地主紛紛在自己修建的學校操場被批判。

這個地主是怎麽死的？被批鬥後，他走出學校，走到壹座小橋，這橋也是他出資修建的。他抬起那顆剛剛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腫的頭顱，睜開模糊的雙眼，看到夕陽西下，殘陽如血。壹口真正的鮮血從他胸口湧出，大叫壹聲，栽倒水中。我腦海總是幻想著這樣壹副圖景。與真實相比，能有多大差距嗎？

任何壹個群體中都有好有壞，地主也不例外。而幾十年前中國主流文化對地主的妖魔化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地富反壞右”中，地主不僅語序上排名第壹，其被妖魔化的程度，也是絕無僅有的。對此，我不想舉太多著名例子了，大家可以看文章後附的那篇文章。

我想說的是：當年地主中的壞分子，即所謂惡霸，遠遠比農民中的壞分子，即所謂無賴貧農，要少得多。在那樣的年代，多數地主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勤勞致富，多數貧農都是遊手好閑所致。壹位朋友跟我講過，他們家當年是地主，雇著很多長工。吃飯的時候，地主和長工先吃，然後才是地主家的女人和孩子吃。因為在那樣的年代，勞動力是需要被尊重的。每到過年過節，不認字的農民會來地主家討要對聯，地主要自己貢獻紙張筆墨，寫好了送給農民。

壹種蠱惑性極強的口號從歐洲傳到了中國，即西方那壹套。於是，煽動農民，搶劫地主。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了，現在已無法改變。如果大家從此過上平等的生活，也就算了。權當80年前的地主被犧牲了壹次，換來眾生平等。（此處的平等，指的是財富結果平等，不是機會平等。80年前，機會是平等的。）

可惜，歷史不是那樣演繹的。80年後，我們又看到了新的地主。幾個月前，我去北京某地，當我看到壹位村主任指著壹塊又壹塊土地說“這是我的，那是我的”之時，我無語；當看到這位新地主的豪宅類似歐洲領主的莊園時，我更加無語。類似的情況，這些年已經聽到、看到了很多。

我始終不反對地主的出現，因為基本的經濟學理論已經告訴我們，如果追求財富的機會相同，那麽，每個人的結果必定不同。那麽，80年來地主的變遷，僅僅是浪費了80年時間，現在我們又回到從前了嗎？

可惜不是，從80年前舊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現的原因、過程、結果是完全不同的——舊地主大多勤勞致富，新地主幾乎全部是依靠與權力的勾結來攫取財富；舊地主造福鄉裏，新地主橫行鄉裏，只是偶爾趾高氣揚地施舍壹下。

如果僅僅是財富的不公平轉移，倒也罷了。問題在於：新舊地主兩重天，導致了中國鄉村文化的破產，這才是要命的。

幾千年來，中國總有壹些野心家打著奉天為民旗號，爭權奪利，導致戰亂，民不聊生。但是，中國幾千年能夠順利延續，其中，鄉紳文化是個重要原因。無論怎麽戰亂，以鄉紳為主體的社會群體，他們始終勉力維持著各自所在地區的生態。中國幾千年的社會文化，基本以鄉村文化為主題；鄉村文化基本以鄉紳文化為先進文化的代表。

當鄉紳文化被徹底批倒批臭以後，中國的文化就徹底被官府壟斷了，中國的政治生態與文化生態終於墮落到了壹個表面最強大、實際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與權力勾結所致，那麽，缺乏文化底蘊的他們，僅僅是壹群暴發戶，他們對鄉村生態非但沒有任何有益的建設，反倒是無盡的破壞與摧殘。

新舊地主的變遷，意味著生態徹底惡化，我們失去了傳統文化的承載實體，失去了祖先的佑護。

我們失去了鄉村。 在我們失去的眾多事物中，這僅僅是壹小部分。

農村的本質

作者 趙建華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的未來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主導的發展過程，農民人口相對減少，農村社會相對縮小，農村進步並與城市融合是主要的具體內容。

中國農村問題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內容之壹。中國農村問題主要可以以農民、農業及農村等諸方面入手。但根本的問題是農村現代化及城鎮化的提高。以農村的縮窄和城市化的全面推進為根本。因對農村問題的關註，認識到尚有若幹問題需要補充，以作為農村問題的補遺。

其壹，農民的結構與變遷。現在，中國農民已經有了較大的自由活動的空間，自由活動正在接近人口自由遷徙這個世界人口管理和人權保護的慣例。中國農民由於農業經濟的發展及異地就業的興起，有了較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在結構是得到反映。農民人口，壹般認為農村出生、農村長大並將戶籍落在農村的人口，農民人口即農業人口，這是壹個以往壹直使用的定義，至今尚未完全變化。從壹般的法理含義上講，農村人口即農民，就是戶籍在農村的人口。從實際的情況來看，農村人口與農民之間有差異。其原因在於農村人口已經獲得較大的自由空間，可以在異地，尤其是城鎮地區就業及居住。這些人口的數量在今天已經非常大，占農村的人口總量不小，占城市人口的總量也不小，是城市實際人口（暫住或常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人口雖是農村人口，但不是農民。壹般的農民，則是生活在農村，以務農為主。在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農民均生活在農村，外出農村為法律和政策所禁止。農村人口100%生活在農村，允許外出打工和數量的增加是在80 年代以後，並與城市化進程同步。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進步迅速，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也是如此。中國農村的人口結構因此也有了巨大的變化。今日中國農村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主要的方面。壹，老年人口多。中國人口數量雖還處在慣性增長之中，而且中國農村的人口增長較城市要快壹些，但中國的農村人口結構問題中還是出現實際老齡化的趨勢，這是中國農村人口中的首要特征。中國人口在全國範圍內出現老齡化的趨勢，農村當然也沒有例外。中國農村人口老年人多的原因，壹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長結構導致的老齡化，另壹方面，是大量年輕人口外出打工並長期居住在城鎮，造成農村人口的實際的老齡化。中國農村人口外出打工者非常多，在農村外出打工者中，以年輕人為多，年輕人以其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高、技能掌握多、易於流動、樂於進取等等受到城鎮異地的歡迎。這些人口在農村居住的時間越來越少，有的甚至成為城鎮地區的常住人口。在90年代末以前，農村外出打工者還在逢年過節回家，而在本世紀以來，農村外出打工者成年累月在異地工作和生活已是非常普遍。中國的農村人口外出打工過程中，由於他們與當地社會的密切聯系和易於融入以及城鎮在接受外來人口中的政策的松動而從根本上脫離了農村生活。現在，農村老年人口的實際數量非常高，在江南壹帶的農村，最突出的就是老年人口多。其二，青少年人口多。與老年人口相比，青少年人口數量的比例稍微低壹點。農村青少年人口比例偏高的原因如出壹轍。農村因為大量的外出打工的青壯年人口而出現大量的留守少年兒童，這些人口不能隨父母外出，只能留在農村，在農村生活和學習。其三，就是青壯年人口的數量比例較低，留在農村的青壯年人口，大多數是文化程度較低、缺少手藝與技能的原因，不外出打工，而在農村當地務農或就業，這些人口就是現在主要的農民人口，是農村當地的精壯勞動力，是市場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這些人口的數量現在越來越少。現在，中國農村的人口結構的這種情況還會進壹步加劇，其最嚴重的後果是老年人口和青少年人口的養老、社保及教育等問題。

其二，農村人口素質問題。農村人口素質就是農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含義是相當廣泛的。首先，是科學文化素質問題，即壹般的所謂受教育程度。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及高級中學與職業教育都在不斷的發展鞏固中，農村人口的素質處在不斷的提高之中。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裏，壹直這樣的軌道上。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是相對較快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越城鎮人口。這有利於農村的發展，也有利於城市化的推進。其次，政治法律素質問題。在農村人口中，包括長年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和長年外出打工的人口，政治法律素質的提高參差不齊，有接觸社會現實及國家政策較多而獲得較好的政治法律素質的人口，也有農村社會媒體的教育和宣傳水平較低而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質相對較低的人口，更要接受正規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機會少而造成政治法律素質較低的人口。中國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法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質顯得極為重要。其欠缺就意味著社會適應和社會生存能力的欠缺。未來農村發展，農村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質的提高是人口素質提高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內容。中國農村人口素質出現了大幅度的提高，這是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同樣重要的進步。其中的根本原因有兩個。壹個是農村社會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不斷提高，另壹個是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融入城鄉壹體的全國的化的程度的不斷提高，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和平等抉擇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再次，農村人口的素質在不斷提高並減少與城市人口素質的差異的同時，還是存在農村人口的素質相對落後於城市人口的素質的問題。農村人口素質有待於提高。在現在的城鄉教育體制的基礎上施行必要的改革，農村人口的素質即可以在此基礎上有巨大的進步，可以逐步達到城鎮的人口的水平。今後的農村發展，還將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領域，中國農村的人口的素質的提高也將是壹個重要問題，中國的農民的素質問題還將是中國人口政策和農村政策的關鍵。

其三，農民教育問題。教育是國家發達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大計。中國農民素質的提高和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進步要以教育為根本。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進步的取得以及今後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尤其是以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農村現代化和城鄉壹體化進程，中國農民的教育問題更顯突出。中國農民的教育問題在過去幾十年裏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從根本上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和農村的進步。當前，中國農民的教育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著力解決。壹，學齡人口的教育水準的提高。農村絕大多數的學齡人口在接受國家的國民教育。在小學、中學階段，農村享受國民義務教育，農村人口的入學率已經普遍提高，農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大為提高。但在學齡前及高中以上階段等人口中，農村人口的受教育機會和程度比較低，有待於大力提高。其二，社會教育的重視與展開。農村地區，地廣人稀，教育基礎設施及師資力量分散而薄弱，與城市地區相比，差異巨大。在社會教育方面，尤為嚴重。要提高農村地區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質，必須重視和展開社會教育。壹方面，農村地區可以舉辦無形或有形的社會教育，以就地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另壹方面，可以開放城市的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輸送社會教育。現在，城鄉之間的交通、通訊及人員交流十分頻繁，展開城鄉聯系及壹體化教育十分有利。三，國家在農村教育中的支出的增加及收費的廢止。中國農村，絕大多數是地廣人稀的零星部落式據點，生產作業和生活方式落後。農村發展並不是以此種落後的方式取勝，而是以人口素質的提高、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建設來實現進步與現代化。農村教育在此種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非凡。國家在農村教育中的支出需要增加，國家在農村的稅收需要減少，這是國家的宏觀手段。這些費用最終用於對農村教育的支付。如取消農業稅、免除農村高中以下學生的學雜費、補償農村學生高中以上和職業教育階段的書本費等等。提高農民子弟從小學到大學的獎學金、助學金的標準。農村教育是百年大計，要常抓不懈。

其四，農民生活問題。農民成為中國社會經濟中的壹個特殊階層，有別於壹般的非農民(絕大多數的工人及幹部)，此種情形由來已久。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改革和建設首先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人民公社解體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改善也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因此發生巨大的變化。現在，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相比，差距依然存在，有些方面還有差異擴大的趨勢存在。農民生活問題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之壹。中國農民生活與城市居民生活差異總體有所下降。城市社會的交通、通訊、醫療、衛生以及自來水、排汙等等基礎設施無法向農村延伸，兩者差異巨大。農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等等因此受到直接制約。中國農民的基本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娛樂等等方面需要大力改善和提高。農民生活問題不但是中國農村的重大問題，而且也是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農村生活問題的解決，壹方面，在於農村自身的改善和提高，如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另壹方面，在於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將農村人口聚集到城市，減少農村人口數量，撤並小鄉村，減少鄉村數量。農民生活的解決是中國的現代化的基本問題之壹。

其五，農民就業問題。中國農民階層在全社會占50%左右的意見，這些人口的上來源主要在於其自身的勞動，其中包括年長的農村人口。中國農民的生存有著比城市人口更為艱辛的社會制度環境。中國農民在過去幾十年裏的巨大進步依賴於三個方面。第壹，是農村人民公社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解體以及分田到戶承包責任制的落實，這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糧食生產和副業生產立竿見影，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農村在短短幾年時間裏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第二，是農民異地打工。許多農村勞動力從低技術、低水平、低效率的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到城市地區打工，掙到意想不到的錢，實現了致富之路。第三，是農村副業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這壹方式介於農村聯產承包和外出打工之間，是第三種的新的農村就業方式。這種方式，不但讓農民可以適當從事農村勞動，以減少田地的荒蕪，而且還可以就地發展工業，可以促進農村的工業化及減少城市就業壓力，是壹種非常好的農村就業方式和農村生產方式。現在，農村及城市的面貌大為改善，農民就業問題的內外條件和環境大為改善。農民就業問題，不但是農民和農村問題的內容，而且也是城市社會的問題。其中，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城鄉壹體的勞動力市場的初步形成，中國農民的就業已經處在市場的原則限制之下，政府行政限制已經較少。農民與城市居民的就業的最大的限制就是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在自身的能力上面的差異。其次，農民自身素質的提高，壹方面，是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另壹方面，是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現狀和經歷已經造就了新時代的新農民，農民就業在農民自身而言已經具備了市場適應和競擇能力。當然，國家政策，尤其是城鄉壹體的政策，為農民就業打開了廣闊的市場。中國農村相對落後，這種落後相對體現在農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而中國的農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則以中國的農民的就業政策為根本途徑。這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將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放在根本位置。農民就業的根本出路在於農民的國民化。

其六，農村社保問題。中國農村社會處在變革過程中，這種變革是制度的改革和社會的變革，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之路。中國的農村，雖然東西南北中的區域差異巨大，但存在異地同構的基本特征。農村的富裕的根本出路大致相同，即農村聯產承包，農民外出打工，農村鄉鎮企業發展等等。目前而言，大致的情形相同。現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壹個較高的水平，中國農村社會相對較為滯後壹點。但從中國農村的本身來看，也存在飛躍性的發展。這可以從中國沿海絕大多數的城市的巨大數量的外來工人的情形可以看出。中國外來工人的主體就是農民，即農民工。這些農民具有較高的收入和較高的生活水平，還有養家糊口的能力。這個人口數量約在3億左右，這個人口數量應放在農村人口的總體中，用來衡量農村的社會經濟現狀，除非這些人口完全脫離農村，進入城鎮上體系。目前，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正在催生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其中，農村相對受到忽視。中國農村人口眾多，深刻影響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進步。因此，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必須將農村包含在內。中國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壹個復雜的問題，其中的影響和制約因素包括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農民收入、農村管理水平、農民積極性等問題。

其七，農村規劃問題。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長期受到國家政策的深刻影響和控制。在人民公社期間，中國農村完全是純粹的計劃經濟和集體勞動，社會控制相當嚴密，農村和農民完全在國家計劃和指令下生產與生活。農村的巨變始於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人民公社的解體，壹方面，生產關系得到調整，計劃經濟和集體勞動完全改變，農民從桎梏中解放出來，另壹方面，生產力得到解放，經濟和生產水平快速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農村開始發生革命性的深刻變化。現在，中國農村在中國城鄉社會經濟中長期的快速發展後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和進步。這些進步主要表現在農村的不斷富裕、農民素質的不斷提高、農民就業定居的不斷提高及農村生活水平不斷進步等等諸多方面。農村的進步是全面的。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國農村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問題，與其他涉及農民的焦點問題壹樣，均對中國農村及農村中國城鄉的整體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其中之壹，就是農村的規劃問題。

在中國，規劃受到重視亦在八十年代以後。在八十年代以前，規劃因各種因素出現過停頓。八十年代以後，市場經濟的改革與建設步步為營、步步前進，規劃也成為其中的壹個核心，受到重視。在城市城市發展過程中，規劃被稱為龍頭。現在，中國城市化及城市發展過程中，規劃受到重視，科學合理和經濟主導的規劃得到廣泛應用。規劃的質量從八十年代以來壹直在提高之中。這其中，壹方面，規劃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另壹方面，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再者就是社會的全面開放。

中國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壹個重要內容，就地域而言，比城市廣闊，就人口而言，比城市人口多，就資源和環境而言，農村也有其重要意義。農村需要有城市壹樣的重要的規劃。目前，中國農村，因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帶動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根源並不是國家對農村的投入所產生的，而是中國城市經濟發展與工業化、城市化省被動帶動的，中國的農村富裕來源於農民進城打工和鄉鎮企業的發展。這種背景之下，農民的富裕和農村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其中，農村的無序的發展成為引人註目的問題。這種發展，浪費土地，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影響人居，極為不科學和低效率。究其根源，就是農村規劃的欠缺和落後。

農村是零星的居民定居點，往往是幾百人壹家。在空間上，不易展開大規模的規劃，既有的規劃也往往得不到落實，即使落實的規劃也得不到良好的效果。八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就有不少的鄉鎮規劃、村鎮規劃，但由於指導思想陳舊，多半是壹些非常低水平、陳舊的指導思想，根本未把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及城鄉壹體發展的大背景吃透。因此，農村規劃成功者較少。

農村邁向現代化是中國社會的必由之路，壹方面，農村的人口肯定會不斷較少，農村的居住點的形態也會不斷地變化，另壹方面，農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會逐步與城市接近。農村社會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在內的人居環境也必須是與城市接近的。實質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壹體化規劃和壹體化發展。農村以其特殊的自然環境及人居特點與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在規劃上肯定會有壹定的特殊的要求。中國的農村社會，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有許多的差異，但在人居分散、經濟落後、基礎設施薄弱等等方面卻有共同點。

中國農村規劃，首先，要放在城鄉壹體的統壹規劃之中，城鄉壹體的規劃是國土規劃、經濟規劃、基礎設施規劃、文化科技規劃等的綜合規劃，全國壹盤棋要包括城鄉壹盤棋這壹因素。其次，農村規劃要放在工業化、城市化不斷進步之中考量，農村的社會縮窄、農村的村莊合並等等超前發展。其三，農村規劃針對的是人，以人的標準衡量城鎮規劃，也同樣以人的標準來衡量鄉村規劃，鄉村規劃以人為本，城鄉規劃在人的層面上統壹。

其八，農村管理問題。中國農村發展的諸多問題之中。農村的管理問題也是較為突出、較為尖銳的問題之壹。中國農村長期以來是低生產率水平、低素質人口、低生活水平的結合地，農村實際上成為中國的落後之地。在今天，中國的經濟取得巨大的發展，社會進步巨大，農民生活大變樣，農村獲得長足的進步。但與城市相比，落後依舊。中國農村落後是全面的，物質落後不必說，非物質的落後也是相當突出，其中之壹的管理就是如此。

農村的管理，大者就是國家對農村的管理，即國家的行政管理。以中國的特殊的現狀而言，還包括中國共產黨對中國農村的管理和控制。小者就是農村社會本身的管理，即農村社區的管理。現在，中國國家法定的行政管理的最低層級是鄉鎮壹級，村壹級則沒有正式的國家行政管理機構，村壹級的管理有自治和鄉鎮代管。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則由村壹級開始，壹般的村莊均設有村黨支部，村黨支部的權威要高於村民自治委員會，即黨支部的權力大。目前，農村的社區管理機構是村委會，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委會主任，由村委會主任負責管理工作。這個村委會負責村壹級的自治管理，並向鄉鎮壹級機構負責。村委會壹級的領導人有壹定的工資收入，但並不太多，他們壹般另有兼職。村的黨支部是書記負責制，由全體黨員選舉產生。

現在，村黨支部加上村民委員會的農村勞動模式在全國範圍內已舉辦建成。這種領導結構在農村的管理中，有不少成功之處，應予肯定。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的深入發展，農村管理工作還有待於大力提高。

首先，是農村領導制度的法制化，要制定規範、詳細的村鎮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做到事事有法、處處有法。同時，要將法律教育、宣傳到位，做到人人知法、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人人用法。

其次，要精簡鄉村領導機構的人員。現在，鄉鎮壹級的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非常多，要全面地撤並與精簡，做到精確高效。村壹級，黨政兩套班子及其輔助人員在內，數量也相當可觀，也需要進行必要的精簡。村壹級的組織，以社區管理為目標，不以行政管理我目標。中國的鄉鎮和村兩級的機構可以在面向社會和市場，以服務為目的，以精確和效率為追求目標，首先落實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

再次，要全面公開村務，將鄉鎮和村壹級的政府機構處在公開和透明狀態，隨時註意接納社會和群眾意見，隨時可以接受檢查、接受批評，問責制、罷免制切實落實。

其九，農村市場問題。中國是壹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經濟制度自八十年代以來，得到逐步的建設，從原來的壹大二公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國家管制經濟慢慢轉軌自由競爭和法治規範的市場經濟，期間，中國逐步建立了全國城鄉壹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目前，中國市場經濟建設還在不斷的先進之中，中國的農村作為中國市場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建設和改革中得以發展。

中國農村的市場，由於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以及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素質、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還有許多缺陷，與城市地區相比，與規範的市場經濟相比，與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均有較大的差距。中國農村需要進行市場建設。

中國農村的市場，壹方面，是農村產品及鄉鎮工業品進入並交易的場所，另壹方面，也是農民進入並交易的場所，於農村而言，與城市而言，農村市場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村的廣闊的地域及中國農民龐大的數量，決定中國農村市場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農村市場存在以下幾個主要的問題。首先，是中國農村市場管理問題。市場管理是壹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有健全、合理的法規，要有切實可行的政策，要有科學的手段和發達的技術，要有訓練有素、敢負責任的管理者隊伍。現在，許多農村地區，假冒偽劣泛濫，投機取巧泛濫。其中，中國農村市場中的食品安全問題，尤為嚴重，需要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註，需要引起國家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並著力解決。其次，是中國農村市場建設問題。市場經濟的有形目標就是市場，市場建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市場經濟的建設不但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且也是生活進步的源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市場建設尤其是城鄉壹體的市場建設是壹個關鍵。再次，中國農村市場問題中，還有壹個農村如何利用要素市場的問題。由於要素市場具有技術規範、資源精粹密集的特點，要素市場的主體必定在城市，但以城市為基準和中心的要素市場必須延伸和服務於農村市場。中國農村市場的全面規範建設和管理是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之壹，有著國家發展的戰略意義，這不但是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壹體化的必要，而且也是農村與城市社會壹體化的必要。

其十，農村基礎設施。中國農村是相對落後的社會經濟發展區域和社會生活進步的區域，中國農村的落後是壹個綜合現象，是經濟發展、人口素質及基礎設施等等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國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內容相當廣泛，包括硬的和軟的，有形的和無形的。目前，中國農村的基礎設施是全面落後於城鎮社會，這是社會經濟落後的產物。在壹般的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使城鄉之間的基礎設施大致處在同壹水平之上。城市地區僅有某些地方優於農村地區。總體而言，城市與鄉村的基礎設施都需要大力發展。中國的未來發展必然會趕上當前的世界先進水平，鄉村地區的城市化和城鄉壹體化發展也將是必然的，鄉村地區的基礎設施的發展與城市壹樣重要。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中，尤以交通、通訊、能源、給排水等為重要。目前，中國農村地區的交通和通訊已經有了長足的提高尤其是通訊，農村地區與城市的差距已經相當小，而在能源等方面的差距，還是比較大。

農村基礎設施的提高是農村社會經濟的進步的必要內容，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必要內容。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壹方面，需要全面滿足農村社會的需要，使農村社會的生活水準因基礎設施的改善而全面提高，當然，農村地區也會因基礎設施的改善而促進經濟發展。另壹方面，也要全面考慮中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所要付出的巨大的成本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所能夠帶來的巨大效益，要將農村的分散、零星率先通過集村並鎮及城鎮化進行解決，以求科學、合理地進行農村基礎設施的規劃與建設。

其十壹，農村資源問題。中國農村有著豐富的資源，也是農村的優勢和特點所在。中國農村的資源，從廣義上講，可以分成兩大類，即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就是農村勞動力，中國有近7億農民，其中，勞動力在四五億之間，這是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庫。由於中國農村人口生活低水平等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具有非常低廉價格的特點。中國農村勞動力價格低廉是中國在全球社會中最大的競爭優勢。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外貿出口的增長，都有賴於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的競爭優勢。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源頭在農村。中國未來發展，還是以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充分的價值實現為基礎，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源泉。中國農村的自然資源主要是耕地和牧場等等土地資源，直接由農民經營。礦產資源、石油天然氣等屬於國家所有、國家經營，與農民沒有關系。在農村的耕地和牧場等資源是中國農民的立足之本，是賴以生存的資本。就目前農村而言，耕地和牧場等資源存在著浪費、破壞等不良狀況，其中的原因，有與農村生產方式落後、管理水平落後等原因。在江南的某些地區，存在土地荒蕪、土地被城市化所侵占等狀況，而在西北等地區則存在大量的牧業過渡發展導致草原沙化等惡劣情形。這些情形對農村地區的資源及社會經濟發展均有極大的破壞作用。是中國社會經濟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巨大障礙。

中國農村資源問題，即人力資源而言，主要是積極提高素質，使勞動力的價值不斷提高，在國際國內的競爭中發揮出色的作用。中國勞動力低廉的深層次原因，就是勞動力素質在當前的科技發展主導下的工業社會中顯得低下。許多產業需要有高級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而中國缺乏這樣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尤其顯得突出。因此，中國的許多高科技和資金密集產業無法取得競爭優勢，無法形成世界優勢。中國在世界工廠的建設中，在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的低廉優勢的同時，要全面著力提高中國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中國農村勞動力不但低廉，而且豐富。中國農村存在勞動力的過剩。在中國農村發展過程中，充分消化和利益勞動力是壹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業是民生之本，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是中國農村及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中國農村的土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出路，在於積極保護和合理利用。壹方面，要充分地實施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針對新情況，制定新戰略，如更加十分珍惜和保護受破壞的農村資源，以做到長久的資源可持續開采利用。

其十二，農村環境問題。中國農村的發展依地域而言，有巨大的差異。中國農村的發展給中國的農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提高，農村面貌大變。中國農村的發展也給中國農村帶來了不少的負面影響，其中，中國農村的環境問題是顯得最為突出的壹個。

中國農村的環境汙染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第壹，是農村生活垃圾。當前農村，農民外出就業和居住頗多，長年常住農村的人口大為減少，但是農村生活垃圾卻比以往更多了。究其原因，壹方面，是農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的日用消費品轉向采購，垃圾不斷增加，這與以往的農村人口眾多但消費品缺乏、生活垃圾少不同。農村的人口減少不及農村的生活垃圾的增加。另壹方面，是農村的有機肥料的減少和無機肥料的增加，農村的生活垃圾許多並不像以往那樣轉化為肥料，而是轉化為垃圾，放置於農村的許多角落，長年沒有得到合理的處置。第二，是農村的鄉鎮企業及城市工業所排出的汙物，這些汙物給農村造成惡劣的環境汙染，許多無法因垃圾處理設備的運用而得到解決，農村汙染因此有加重之勢。第三，農村破舊房屋等原來的生產、生活用品的放棄，是介於生活和生產垃圾之間的垃圾。在農村，清汙、除汙、排汙的條件頗差，環境問題十分嚴重，給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中國環境問題是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根本出路之壹，解決此問題，根本出路在於管理和技術以及資本的投入。壹方面，要從汙染的源頭上解決問題，即將生活垃圾、生產垃圾、工業垃圾等集中排放、集中清潔，另壹方面，要將現在的汙染地進行綜合治理，清汙、除汙、排汙，清潔環境，美化環境。建設現代化的新農村，解決環境問題，不但迫切，而且長遠。

其十三，中國農村的房產資源問題。中國農村自八十年代以來，發生了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其中，最具有標誌性的是農村的房產。中國農村，在八十年代以前，幾乎沒有多少的變化，尤其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房子。在八十年代以前，房子造得很少，造的多半是壹些堆放雜物和圈養畜牲的小屋。而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國農村的房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新房拔地而起。原來的農村面貌壹下子大變樣。新房子壹般比老房子要好，在房子的面積、房子的造型、舒適度、實用性等等均有明顯的提高。其原因，壹方面，在於農民外出打工或參加鄉鎮企業工作後的收入，有大量的剩余資金用於房子的建設。另壹方面，是國家在農村建設給予的必要的支持，主要是房子建設的宅基地的審批的放松和低廉價格。現在，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村，房產資源充裕以及房產空置是十分突出的，許多地方已經成為壹種非常突出的資源浪費現象。這在富裕的沿海城鎮郊區農村顯得尤為突出。

任何科學合理處理農村房產資源問題是今後中國農村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壹個重要問題。壹方面，大量空置農村房產的資源浪費和資源破壞已經成為中國農村和中國全社會的大問題。農村的房產，新舊房子在壹起，人均而言，已經大大超標。許多地區，在新房子建設的同時，並沒有將原來的舊房子拆除，新舊房子在壹起，完全超出人們的實際需要，房子過剩成為突出問題。房子過剩，帶來諸多問題。首先，是資源浪費問題，其次，是未有人居住的房子的壽命會相對較低，再次，大量的土地占用，變相閑置，影響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另壹方面，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農村人口進城就業居住的趨勢還將不斷的持續下去，中國農村人口減少的趨勢還將保持。中國農村的房產的過剩也會持續不斷的加劇，這是中國農村必須著力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以目前的情況而言，科學合理地處理農村房產資源的空置與浪費的方式就是將農村房產推向市場，使農村房產成為商品，任其流通和流轉。壹方面，可以在市場中獲得壹個房產的合理價格，另壹方面，可以在市場中流轉房產，使房產流轉起來，不但可以解決農村房子的空置和浪費，而且可以解決市場上的房子的需要者。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已逾二三十年，許多商品已經市場化，僅有農村房產這樣少數的大宗物件尚不可以流通，這是極不妥當的。農村房產流通後，農村房產即成為商品，成為市場上有形的價值物，農村房產的新陳代謝即納入中國市場的宏觀範疇，是中國未來農村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必要的舉措。

要實現中國住房的流通，有兩個方面的基本問題需要解決，壹個是農村房產土地價格的市場化，即農村現有房產的土地使用權完全商品化並附著於工業化之上。壹個是農村人口戶籍登記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即買房者落戶的自由，以及農村買房者戶口進出的自由。農村房產流轉需要中國戶籍制度的配套。

實現農村房產流通及戶籍開放後，農村納入中國城鄉壹體的社會體系，農村即成為開放的系統，不再封閉和愚昧，農村社會改革大為進步。這是壹項必須及時實行的農村政策。同時，落實此項政策後，中國農村的財富會得到真正體現，中國農村的富裕度會上升，是調整目前城鄉、工農貧富差異的佳策。

其十四，農村工業化問題。中國在八十年代發展了鄉鎮企業，這是中國八十年代工業化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之壹。鄉鎮企業及其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價廉物美等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在八十年代初，成為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潮流，在當時的農村是十分有益的。但在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後的今日農村，鄉鎮企業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有影響，農村工業化出現了問題。農村工業化有諸多弊端，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壹，技術落後。在農村地區，勞動力素質較低，發展工業僅能夠發展壹些勞動密集型、技術水平低、資金需求少的小工業，其效率和水平均相當低。其二，汙染高。工業發展帶來的廢物不可避免地遺棄在農村地區，而農村地區又缺乏環保的發展鄉鎮企業技術和產業，不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其三，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通訊等在內，相對落後，不適應工業化所要求的標準，阻礙工業發展和效率取得。至此，中國農村的工業化問題不能像以往那樣就地解決，而是應該放在農村地區的城市化的框架下發展，中國農村地區的工業化要以制造業產業集中化形式出現，即以制造業基地、產業基地、開發區等等形式出現。實質上是壹種大規模的產業化、工業化並與城市化結合來實現農村的工業化。這是壹些發達國家走過的慣常之路。

其十五，農村農業問題。中國是初步工業化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農業正在工業化。中國農業在GDP中的含量已經非常低。中國農村的未來發展，農業作為產業分量而言，並不是壹個主要的問題。中國農村的發展未來，壹個是人居的現代化，另壹個是人口的城鎮集中化，農村將是壹個人居現代化的形態的地方。農業問題是壹個集約化和工業化的問題，農村提供廣闊的土地資源和水利資源。農業以科技和管理及資金投入為發展動力，農業就業者是技術人員，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或農村人口。目前，中國農村農業零碎經營者頗多，這是中國聯產到戶、個體經營的延續，但是，這已經非常不適應現代社會和現代農業的需要。壹方面，是農村因此經濟效率低下，農民因此不得繼續富裕和發達，另壹方面，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面前，其比率日小，日益被邊緣化。中國農村的農業也需放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中，以工業化和城市化來推動。農業以科技、解約、管理、人才和資金來推動。中國農業是壹個工業化發展的問題，是壹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而不是農村問題。農村現代化的問題，與其說是壹個農村問題，不如說是壹個城市化的問題。實質而言，城市出發解決農業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更能夠養活農民及非農民，而以農村出發解決農業問題，則是農村本身的問題，僅能夠解決農民的溫飽及其小康問題。農業產業問題要把握農業占據國民經濟壹定比例的工業化國家的指標，中國也須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其十六，中國農村社區建設與有效管理問題。中國農村有中國共產黨和村民委員會雙重領導，即黨政共同領導，村委會受到村黨支部領導，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分別由黨員大會和村民大會選舉產生，其中，村黨支部由兩級民主集中制選舉產生，黨員大會選舉村黨支部委員，委員選舉產生黨支部書記。村主任由村民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在壹般的村裏，村由若幹個村民小組組成，由組長領導，組長有村民直選或指定。大的村成立黨總支，黨總支與村支部壹樣，是黨的基礎組織。這樣黨政兩套班子管理村事務並向上負責。與以前人民公社相比，村黨支部兩套班子的領導和控制力遠為減少，許多地方幾近松散狀態。村黨政領導與以往相比，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壹個是黨政兩套班子均有選舉措施，大致代表基礎民意，這與以往的上級任命和虛擬選舉相比，進步很大。壹個是黨政兩套班子的領導職能較為公開，村務公開成為常規。再壹個是黨政兩套班子從以往的控制轉向服務，面向村民，為村民服務的意識深入到兩套班子成員之中。當然，並不排除壹些村領導的徇私枉法和貪贓枉法的情形。農村黨政兩套班子的領導的進步是中國農村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成果。

目前，農村社會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之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以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口素質提高為動力的，農村社會的領導和管理也隨之突出許多變革的要求。其中，現代社會的社區建設與社會管理是在現在農村控制和管理的新模式。其特點包括，壹，社區建設更加註重人的因素。以農村社區的村民為本施行社區建設和管理。二，社區建設註重服務意識，以提供各種服務為目的，以滿足村民的需要為目的。三，社區建設和管理註重低成本和高效率，以義務為主，收費為次，較現在的兩套領導班子的運作費用低得多。這是壹種現代意義的小區管理模式。四，社區建設和社會管理以公共服務和自願為原則。不強制於人，不壓制人，是以人的自由和自願為原則的。社區建設和社會管理以國家的法律法規為指導，是壹種規範化、科學化的管理和服務模式。六，社區建設和管理是壹種公開透明的模式，管理者、服務者與其對象開放、互聯、融為壹體。

毒害農村

作者 鴻路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寬甸縣位於遼寧省東部山區長白山脈，山水清秀，民風淳樸。可是，壹提起幾十年前的土改運動，便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慨：“窮山惡水出刁民。”這是說“刮大風（土改）”那年，寬甸打死了很多人。當年，負責遼東土改運動的是中共元老陳雲，包括協助其做此項工作的江華（最高法院院長）。然而，寬甸土改之真相到底如何，卻如壹道緊閉的城門。但事情往往越是遮蔽，人們越是想探個究竟。終於，這段歷史得到了真實的記載，即尚振生先生主編的《寬甸風雨錄》，雖然，有些資料未能如實收錄，但畢竟有助於對土改真相的了解。

寬甸縣土改始於1946年6月初，貫徹中央發出的“五四指示”，即《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中共寬甸縣委抽調幹部組成土改工作團、工作隊或工作組深入鄉村開展土改運動。但猶如壹出戲的序幕，不到半年，國民黨軍進占寬甸（1946年11月2日），土改被迫中斷。正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樣——國民黨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剛過半年便倉皇潰逃，中共壹舉收回寬甸縣城（1947年6月7日）。隨之，土改的大戲又繼續上演了。



6月中旬，中共寬甸縣委組織工作隊下鄉，去各鄉發動群眾向地主“要糧要地”，即土改時農民分得的土地和糧食，國軍進占之後，又被地主要了回去。工作隊在各村組織“要糧委員會”，除此而外，還有“翻身委員會”、“翻身隊”、“解放隊”、“窮人頭”、“農民黨”等等，猶如雨後春筍。開始去地主家要地要糧的人，大都對於“要地”心有余悸，“擔心要了地國民黨再回來，白出力得不到糧食。”（引自《寬甸風雨錄》，下同）所以，覺得以“要糧”為上策。“男女老少壹窩蜂，冒著雨到地主家要糧”，不給糧的就“牽牲口、拿東西，甚至拔鍋，逼迫地主交出糧食”，甚至不交出糧食就要殺牛。但是也有的“地主把糧食藏起來，哭窮說苞米倉子是空的，沒有糧食，要糧等秋後給”。由於，“群眾不敢要地”，結果，“造成部分退出的土地荒蕪或者拋棄”了。



六月初夏，小荷才露尖尖角，七月便是驕陽似火了。東北局發出了《關於挖財寶的指示》，隨即全縣轉入“砍大樹、挖財寶”的鬥爭，所謂砍大樹，就是把地主鬥倒，比如把樹砍倒；挖財寶，又稱挖底產、浮產，就是除了沒收土地、牲畜而外，還要搜出地主家隱藏的家底財產，又叫“封產挖浮”。8月初，縣委工作隊在鄉村舉辦訓練班，培訓了壹批骨幹力量，掀起了鬥爭的熱潮——大川頭鄉用下“請帖”開會的欺騙手段，將全鄉地主、奸霸（當時用語，包括壞蛋）集合在圈場村小學校裏，全部關押起來。由訓練班每天拉出地主、壞蛋若幹名批鬥，次日打死3人，打傷30多人。由於壹窩蜂似的群毆，有的“翻身隊”員被誤傷，“區委書記李鐵壹也挨了壹棍子”。



長甸鄉對訓練班的150多人進行“洗刷”（整肅），將三代之內有地富分子的人清除，留下了“根正苗紅”的70人左右。然後，開展“封產挖浮”。“蘇甸村組織13個貧農小組，闖進地主家鬥了31戶”。全鄉14個村，逮捕300多人，村村都有拘留所，凡是地主每鬥財物必分光。



下露河鄉“訓練班80多人壹同去地主家吃”，因為地主供不起這麽多人的酒飯，便動手將東西查封，把人押起來。“馬架子村群眾將地主李某、石某家墓塋挖開，挖出塊銀牌子”。同時，“被鬥的地主壹律趕到山上破屋裏住，讓他們開荒，要飯吃。給地主掛上牌子，見了群眾站在遠處彎腰脫帽，鞠躬問安……”虎山鄉“太平村查封了27戶，不管窮富只要是壞就鬥爭”。王某當過國兵，後參加共軍，聽說家裏人被翻身隊關押起來後，帶著部隊的信函回來要求釋放家屬，結果，被翻身隊的捆綁起來，用亂石砸死。



樺樹甸子村打死60多人。



中小學教師被“打死了32人，教師普遍被卸職，受到打擊，認為

教師沒有壹個好的”。（1948年10月“中共寬甸縣委的工作總結”）



石湖溝鄉“楊木桿子村（農會）邱會長將地主心挖出來咬著吃了。”……



在這場“大風暴”中，從縣城到鄉村，無論是種地的，還是經商的，或者是教書人，等等，說不清有多少人被抓、被關、被打、被殺，還有死於繈褓中的嬰兒。



中共縣委書記劉文伯說過“全縣打死幾千人”，以至“寬甸在全國解放區是最突出的了”。由此，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接著筆鋒壹轉：“但有近萬人參軍參戰”，此時“遼東在久戰之後急待補充兵員”（陳雲）。江華曾言，“黃凱同誌（曾任中共安東省組織部長）報告了參軍熱潮，陳雲笑著說好啊！”（劉文伯《會議記錄》1948年第壹本）在“打江山”人的眼裏，打死幾千人，換來近萬人參軍——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林彪）中共不搞“和平土改”，而搞暴力土改，殺地主，分田地，讓得到土地的農民“保田參軍”，成為共產黨源源不斷的兵員。學者丁抒認為，毛澤東通過這種發動群眾，奪回土地的辦法，為了把農民吸引過來，武裝起來，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起來，農民走投無路，只能跟著他走，此乃秘而不宣之目的。



寬甸縣，人稱“八山壹水半分田”，土地與山水相比顯得寥若晨星。在這片珍貴的土地上，寬甸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復壹年，似乎已忘記了腳下的黑土地浸透著多少無辜者的鮮血，包括年輕人。

暴力土改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八年

總體看來，所有毛式運動都是罪惡的代名詞，包括毛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的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 “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它們本質上都是毛為實現其極權統治、徹底奴役全國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殺雞儆猴的把戲，其目的、本質與對敵鬥爭壹樣，並無區別。

   不過，從源頭上看，從其罪惡的烈度、廣度及後果的影響上看，為首卻當推“土地改革”（簡稱土改，又稱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這壹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早、最惡劣、最殘忍、最後害無窮的“運動之母”，卻壹直沒有受到清算，沒有徹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對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對毛主義的罪惡認識就是極不徹底，甚至棄本逐末的。今天，應該到了對這個罪惡之源進行徹底清算和反思的時候了。



   壹、土改是毛和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惡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運動是在蘇共的直接指使、指導下進行的。1923年5月，共產國際告訴中共：“只有把占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指示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後又多次批評中共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夠廣泛、殘暴和血腥）從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農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傳統的發動農民造反奪取政權的道路。

   讓毛澤東與土地暴力結緣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進行的為期壹個多月的所渭農民運動考察，其後便寫出了那篇臭名遠揚的、也是毛主義奠基之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報告裏毛初次顯露了他鐘情暴力、喜好殘忍的本性，他把這場引起當時全社會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壹致譴責和痛恨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稱之為“革命先鋒”，把全社會壹致認為“糟得很”的評論說成是“好得很”，把令人發指的暴行說成是革命中“必須要造成的恐怖現象” 而對其大加贊賞。這篇考察報告初步卻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流氓無賴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後毛和毛主義的壹切言行、“理論”都是這篇報告的的發展、發揮。40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場痞子運動的直接傳承、發揚光大。

   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是中共土改運動的早期樣本，它壹出籠就展示了其邪惡、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類本質，引起了當時全社會對共產黨和其“共產主義革命”的同仇敵愾，也引起了廣大國民黨人對與共產黨“合作”的反思，直接導致其後的“馬日事變”、“4.12”清黨”和汪精衛“7.15分黨” 行動。之後，中共也就壹不作、二不休，進行了空前殘忍、暴戾的燒殺擄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瘋狂和殘忍又超過湖南那場痞子、惰農運動。（有關對毛的《中囯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及毛在地主與農民問題上散布的謬論的分析和批駁，請參閱本書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稱其為毛共罪惡之首、階級鬥爭之源，皆緣於其屠殺、殘害人數之多，手段之野蠻、殘忍，以及其“理論”之荒謬，影響（後遺癥）之巨大。

   先說殺戮之多。拋開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殺不計，單以毛共的主要根據地江西而論，據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資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為2000萬，到1936年毛共撤離江西之後，全省僅剩1000萬人口，凈減1000萬。如果加上這十年間正常出生的人口，以當時平均年人口增長15‰計，十年間最少應增400萬，如此，全省十年間損失人口應為1400萬！這1400萬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發生在“蘇區” 的“土地革命”中。也許，有人以為那是圍剿和反圍剿戰爭中的死亡，其實戰爭中直接死亡的人數並不多，所謂五次反圍剿，加起來雙方戰死者絕對不會超過100萬，可見百分之九十不是死於作戰，而是死於毛共的殘暴統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後續惡政。

   除了江西，全國類似的中共根據地還有多處，它們加起來，比毛的“中央蘇區”人口還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只有三百多萬人口，而加上全國各地的中共根據地，人數最多時達到900萬）。這些根據地無不實施統壹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對地主富農及其他有產者斬盡殺絕的政策。這些地區加總起來，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數絕不會比江西蘇區少。

   毛共土改殺人的第二個高峰是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統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實際上大多為“二次土改”，因為之前中共毎到壹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統治的地區已達1.6億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計，以10%的人口為“地主富農”（實際打擊面不限於此），地富及其家屬總數即為1600萬左右，這次土改毛共實行的是極其慘毒的對地富肉體上消滅的政策，在運動中被消滅的地富，以及因“掃地出門”而死亡的有多少呢？這筆賬雖然無法計算，但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計，也達160萬，而實際上肯定不止此數。

   土改殺人的第三個高峰是毛建國之後的全國性土改，這時除去毛的“老區”之外，全國農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澤東所說尚有三億壹千萬。這次土改殺人總數後來毛共有壹個含糊的說法是八十萬，我們按上述算法是310萬，實際數字會只多不少。

這樣，我們把毛共三個時期土改殺人的數字加總起來，大概形成壹個初步的概念，應在1500——2000萬左右。那是十分嚇人的數字！我們知道，鎮反是毛共殺人最多的單項運動，毛承認殺了71萬，據後來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編寫的有關著述披露的數字，鎮反共“鎮壓”152·61萬人，其中判處死刑的87·36萬人（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第10期載）。這個數字比起土改殺人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鎮反中被屠殺的也有壹部分地富分子）。也許土改殺人還比不上大躍進躍的死人數（4000萬以上），但這是不同的概念，“大躍進餓死人”毛可以推說 不是它的“主觀故意”，所以他壹直不認賬；而土改則是毛直接指揮的殺人狂潮，被害者都屬毛的政策範圍內要消滅的“階級敵人”，是“故意殺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壹個廣泛的概念，情況復雜，毛和毛共都推卸責任。而土改殺人毛和共產黨是推脫不了的！何況，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當部分也是土改的幸存者及其後人。

土改殺人的另外－個特點是，其手段極其殘忍，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殺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規的槍決（槍決也使用開花子彈，專打頭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頭、木棍、鐵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於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壹個口號（壹項政策）叫做“貧下中農想怎麽辦就怎麽辦”，也就是鼓勵其無法無天。 於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惡棍——土改積極分子們，獸性大發，各顯其能，充分發揮其殘人作惡的想象力，把聽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於對地主的“實驗”， 開展殘人取樂 ，殺人競賽，以滿足其獸欲。創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組織下對手無寸鐵者的無辜者前無古人的施暴記彔。

其三是，土改的後續影響最大、最惡劣。具有其他運動所不具備的連續性、永續性。

土改運動延續幾十年，影響幾代人。而且，壹般運動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壞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懲罰只是其本人（起碼名義上不包括其親屬）。而土改則不同，土改要“劃成分”， 不但壹劃定終身，而且延續無窮，被劃為地主、富農，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遠的“階級敵人” ，永久的專政對象，而且，其家屬、後代仍要傳承、背負這壹“十字架”，地主後代要繼承地主的“帽子”，列為國家名正言順的、法定的“階級敵人”，永遠的專政對象、“賤民”和奴隸。

在土改中，對劃為地主富農的家庭，除了鬥爭、虐殺其主要成員之外，對其全部家庭成員，包括嬰兒、幼童釆取的是“掃地出門” 的政策，即每人只給壹個碗、壹雙筷，根本不分給土地或“分給” 其幾塊不毛之地，其余“壹無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絕境。在當時情況下，壹般親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員便死於饑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來，則要永遠背負“剝削階級”的十字架，成為以後各種運動打擊摧殘的標本、對象。

地富的家庭成員如此，其親戚也難逃株連。在毛統治時期，所有與地主、甚至與富農沾親帶故的家庭、人員，也被列入“另冊”，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視打擊。於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觸者”、“政治麻瘋病患者”。這種情況有些近似古印度種姓制度下的賤民——首陀羅，但是實際境遇要遠慘於首佗羅。古代印度低等種姓成員只是在職業上受到限制，在種姓內部並未受到迫害，內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國的“賤民”在社會上根本無容身之地，即使從亊最低賤的工作，過最貧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壓的對象，不但常年要服勞役——從事無窮無盡的“義務勞動”，更在實際上剝奪了其婚姻權利，沒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來，面臨斷子絕孫的現實。當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地富家庭成員幾乎不可避免受到打擊迫害、甚至殺戮。毛的意圖很明顯：讓這些幸存的“階級敵人”成為階級鬥爭的活靶子，供其他社會成員欺辱、壓迫、奴役，讓人們看到被共產黨列為“階級敵人”後的可怕下場，最後讓他們絕種。以達到他對全民分而治之的陰險、惡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殘害的對象地主富農最冤，毛讓他們獲罪的理由荒誕不經，卑鄙惡毒，構成千古奇冤。

   人們都知道，毛共建國之初，把“民族資產階級”即資本家暫時劃歸“人民內部”，並允許在壹定時期內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其在城市開工廠、開店鋪，雇傭工人都屬合法行為，後來毛發動了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資本家的經商權被徹底剝奪。

然而，在農村只要購置了不多壹點的田地，雇請了長工或短工耕種，或出租給農民耕種收取壹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惡不赦、禍延子孫的滔天大罪。

地主、富農經營管理自己的田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自己的家業，難道就不是勞動，不是經營管理、不是勤勞致富？退壹萬步講，就算地主 “不勞動”，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勞動的積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條件，就像當今富豪們坐吃銀行存款利息或投資紅利壹樣。如果是從祖先繼承的財產，作為繼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條王法說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來，哪壹種財產使用權轉讓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銀行貸款或私人借貸要收取利息，古往今來，從來如此，天經地義。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彌天大罪？

其實，從源頭上看，中國的地主除極少數外，不外乎是勤儉積累、祖宗留傳、經商做官所得轉移這三條路。對於廣大中小地主來說，主要是第壹條路。他們無罪。其中壹些人致富後致力於發展鄉村教育和架橋修路等公益亊業，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論錯誤、荒謬，並對毛的“暴力土改” 進行勸諫的是中國農民黨主席、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董時進於1949年12月給毛澤東寫了－封八千字的長信，從多個方面論證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邏輯、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後果，其中首先駁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剝削論”。

董氏首先指出中國地主不具備所謂的“封建性”，不構成封建剝削。“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財產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舶機器等，無壹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為是封建性的，何以獨認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著指出：中國不同於歐洲和俄羅斯，農村不存在領主—農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不是來於帝王封賜，除了極少數軍閥官僚之外，主要是來源於自己的積累。他舉了兩個事例：壹個三輪車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進了壹百二十畝地；董的壹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奶媽和傭工，隨時將她的工資積攢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買了二十多畝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余畝，打算晚年回鄉下去養老。結果他們都將成為地主，這兩位吃苦耐勞、勤儉積累的勞動人民不但他們自己要遭殃，連同他們的親人、後代都要打進十八層地獄。

董又說到，他的壹個不甚遠的親戚壹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是壹個守本分的老實人，在鄉下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簡樸，歷年積下錢來，又添置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吸鴉片，分家後不多年便將田地賣光。老三將全部田產賣掉，將錢拿到城裏做買賣，發了財，在城裏買了幾處房產，有不少現款和商鋪。共產黨奪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將要作為“大地主” 打入萬劫不覆的地獄；老二成了“貧下中農”，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運，他是民族資本家，受到政策保護。“最壞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為老大叫屈。”

董還指出：新民主主義規定要保護小資產階級。而農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國最大的小資產階級”，為什麽城市的大資產階級都要保護，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卻要消滅呢？

董還分析了實行平分土地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建議等到搞社會主義改造時壹次性實行土地社會化。

（以上引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董時進致信毛澤東談土改》）

董時進的勸諫有什麽效果呢？董的信發出之後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沒有下文。後來，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向他當面宣布：取締中國農民黨！董時進設法去了香港，否則，估計他絕對難逃土改的滅頂之災。

董的勸諫實在有點與虎謀皮、對牛彈琴，因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毛為達目的，是從來不擇手段的！

說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蠻殘暴地消滅地主富農，就是為了拉攏、收買、利用貧苦農民為其造反奪權賣命，用壹部分人的生命財產去取悅、籠絡另壹些人為自己充當炮灰。雖然這種“均貧富” “等貴賤”的方法歷代農民造反都用過，但在奪得政權之後仍然繼續實施這種做法，以達到分裂社會、挑動族群內鬥、分而治之的目的，則是歷代造反者所沒有的。可見毛的卑鄙毒辣又在歷代農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壹句名言：手段的卑鄙決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奪取政權的主要手段，這個手段是如此卑鄙、殘忍、血腥，也就決定了在其奪得政權即所謂“革命成功” 之後，建立的必然是壹個暴戾、邪惡、黑暗、醜惡的國家和社會，比它推翻的更加惡劣十倍、百倍。所以我們說“土改”是毛共－切罪惡之源！



   二、駁斥關於土改運動的種種詭辯



   迄今為止，毛時代很多運動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運動雖然沒有公開否定，但作為受害者的個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惡劣的“土改”卻仍屬禁區，不得觸動。雖然鄧小平執政以後廢除了地、富、反、壞戴帽管制的制度，但當局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土改醜劇，卻仍然諱莫如深，所有有關中共的歷史、黨史和其他宣傳品中，依然堅持毛時代的腔調，包括維護有關土改的謊言，繼續讓這些謊言掩蓋歷史真相，毒害人們的靈魂，也阻礙了今日中國回歸正常社會。

   為了維護毛共的歷史形象，維護暴力土改的正當、必要、合法性，長期以來，毛共及其禦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隱或現制造了大量“理論”根據，這些有的我們前面我們已經簡單駁斥，但未盡其詳，還有壹些尚未提及。這是壹些被混淆、被顛倒了的問題，必須壹壹加以澄清。

所謂“封建地主”論

“封建地主”是毛制造的壹個概念，壹種罪名，有了這個罪名他殺地主、搞土改就是正當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義革命”。關於“封建地主”的荒謬性這壹點，我們己在前面簡單提到並作了駁斥，這裏再補充幾句。

認真地說，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壹中國之後，就已被廢除退出歷史舞臺了。秦以後中國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這個體制在農業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點就是廢除周以後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領主土地所有制。轉而實行田地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私有制。農業內部任其自由競爭，於是，地主、富農、貧農、佃農因此產生。但它與封建的分封毫無關系。這應該是常識。在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兩千余年之後，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階級”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這壹天大謊言，實在是無中生有，無恥之極。

   其實毛自已也知道這是謊言，有壹件事情可以說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著他的專列駛進廣州珠江上的小島賓館，隨後組織他的隨行人員成立“學習小組”學習“革命理論”，毛在學習小組上高談闊論，賣弄學問，其中他說的－段是：

   “我國很早以前就有土地買賣。《紅樓夢》就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床，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裏，社會關系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變.....”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澤東》第58頁。邸延生著，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紅樓夢及其之前的年代，農村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流轉、所有者不斷變化， 就說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順便說壹句，“封建地主”這壹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國君分封獲得土地的只有“領主”，沒有 “地主”，領主的土地是分封得來的）。到了民國，皇帝都沒有了，又哪來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實出身農家的毛澤東比壹般人更清楚。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就是靠勤儉發家的新興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這壹概念完全是其陰險毒辣，別有用心



   （二）所謂地主代表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所以必須徹底消滅之。

   這是毛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中國革命與中囯共產黨》中的說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論根據。

   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緩饅，在近代落後挨打。於是，壹些人便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長期存在的封建（實際上是皇權）社會制度。毛共則趁機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農業土地制度，特別是地主的存在。為自己推行殘暴、醜惡的“土地革命”張目，提供依據。

   其實這完全是壹種謬論，壹種惡毒的誣蔑。

我們首先要弄清的是，兩千余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適合其生力水平的生產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為特征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時代固化的領主土地所有制無疑是壹種進步，它能促使人們努力生產、發家致富，爭取成為競爭中的優勝者（即地主富農）。兩千余年的中國科學技術也未能創造出壹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來取代它。歷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發現土地不均的事實，都想以“平分土地” 來改變它，但都以失敗告終。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組合，恢復不均衡的原樣。所以，地主的存在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在壹定意義上是－種進步，它促進生產的競爭和優勝劣汰。

與毛共認定說地主代表落後的生產關系、阻礙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論調相反，地主富農恰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我國兩千多年土地自由買賣制度下競爭的優勝者，農民中的出類抜萃者。再從現實看，現代先進國家的土地經營都朝著進壹步集約化發展，都實行家庭農場制度。這種家庭農場主正是由地主、富農發展而來。可見，地主富農代表了壹種集約化發展趨勢，它與新的生產工具結合，便成了家庭農場，推動農業生產達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強制堆行的“農業集體化”、國有化，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才是壹種破壞生產力、反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這些都已為歷史所雄辯地證明了。

由此我們就知道毛澤東宣揚的“地主萬惡論”、“地主反動無用論”是壹種基於其惡毒用心和卑鄙陰謀的謬論，壹種無理、無恥的汙蔑。

質言之，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緩慢是否因為科技不發達，沒有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無法出現。為什麽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發生產業革命呢？這雖然不是壹兩句話能說清的問題，但其主要原因應是中國皇權政治制度的落後性制約了科技的發展。與地主無關。

至於說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則更是信口雌黃的誣蔑。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不是也說了嗎，“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亊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而這壹切都在以地主和農民為主要生產關系的農業文明中創造的，那些偉大的XX家們，絕大多數都是地主或富農階級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結果。能說地主階級“絲毫無用” 嗎？能說他們只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廢物嗎？

退壹萬步，我們假說某壹階級現在確實無用了，成了社會累贅和阻礙了，難道因此就要把他們斬盡殺絕嗎？就如在壹個家庭、或家族中，出了壹些殘疾人、老弱病患者，他們只消費不生產，難道就要將其消滅? 可能只有毛那樣的人才會如此。

簡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擊、消滅的恰恰就是農村社會的先進群體，而扶植起來的則是如“湖南痞子”那樣的社會沈渣和破壞力量，所以，土改後的農村政權立即呈現黑惡化，成了毛的極權統治的堅實基礎。

  （三）中共所謂的土地革命的本質

毛的暴力土改是以平均地權為幌子，挾持農民跟共產黨造反的壹種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將將土地全部“歸公” 為“國有，實即共產黨所有了。

毛澤東的暴力土改不僅無償剝奪地主的地產，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將地主甚至富農從肉體上消滅。

  （四）所謂土改是奪取中國革命（即共產黨造反奪權）勝利的必須手段，也就是必須通過暴力土改將農民捆綁上中共的造反戰車上，才能取得共產革命的勝利。

   這壹條只能作為毛共內部的解釋，或壹些禦用學者為中共的辯解詞。但壹般人也認為，這是毛共要實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壹些非共產黨人士和外國學者還普遍認為，毛式的暴力土改雖然極不人道，但對於毛共動員農民參與其奪取戰爭卻是必須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認為毛共主要依靠這種土改發動起來的農民戰爭，才取得了勝利。

   此說有壹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說清楚這壹問題必須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問題是，毛共的勝利是否由於土改動員了農民參軍，並以階級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戰勇敢才取得的？鑒於這壹問題復雜，這裏只能長話短說，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確實起到了壹定作用，但從全局來說不是決定作用。毛共的勝利主要由於內、外部的大環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這點連毛澤東都承認。所以在建國後幾次與日本人的會面中，毛都毫不掩飾地說：應該感謝妳們，給伱們發個大獎章才對，沒有日本皇軍的侵略，哪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毛說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場長達八年的全民抗戰，才使得瀕臨絕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後方的真空地帶將自己的軍隊由4萬余人發展到壹百多萬，並占據了近億人口的根據地。而他們的對手國民黨則被日軍打得筋疲力盡，元氣大傷。從而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再者，現代戰爭並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勝利的。早年中央蘇區的紅軍也是毛澤東用土改和階級仇恨武裝起來的不怕死的軍隊，可是它不得不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中全面潰逃。從歷史上考察，起義、造反的農民軍大都非常勇敢，因為他們已經走上了不歸路，沒有了退路。可是決定事業成敗的是多種因素，單靠作戰勇敢不壹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動員農民為“保衛勝利果實”而參戰，獲得了足夠的兵源，但並不等於能獲得最後勝利。以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動的農民戰爭才奪得了天下，是片面、淺薄的說法。

有壹個相反的事例，可以證明毛共如實行比較開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於實現他的奪權目標。那就是在抗戰時期，在毛共控制區壹度被迫放棄了暴力土改，改為比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政治上實行“三三制”，贏得了包括地主和紳士階層的由衷擁護。在中共某些根據地，出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仇敵愾、全民抗日的局面。這壹時期出現了不少開明紳士（即大地主）毀家紓難幫助共產黨抗日的動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認並有所記載。所以，毛共如能堅持比較開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棄殘暴、野蠻、血腥的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的政策，可能會更得人心，更有利於他奪取政權的目標的實現（其時國民黨政權確實腐敗無能，喪失人心）。

可惜毛這個徹底的流氓惡棍、暴君和冷血動物，始終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戰前期被迫執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沒有堅持多久就名存實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為了與囯民黨爭天下，不久他就發動更加殘忍更加血腥的土改運動。同時將抗戰中壹度參加共產黨政權、為其奔走賣命的士紳階層，再次打成“土豪劣紳”交給暴民虐殺。毛的這壹無恥叛變，也連累了共產黨幹部成為了殺人兇犯。

由此可見，毛的暴力土改並非其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只有實行暴力土改才能奪天下。退壹萬步，即使承認在爭奪天下時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麽，在1949年全國勝利後，毛共穩坐江山之後，就絕對沒有這種必要了。人們也期待毛仿效歷代開國之君“大赦天下”，捐棄前嫌，團結全體人民開創國家建設的新局面。可惜人們的願望徹底落空！心如蛇蠍、壹日不殺人便如坐針毯的毛澤東，壹坐上那把龍椅，便立即下令進行全國性的大屠殺，先是“鎮反”，接著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風之中……

這壹事實從反面證明了毛之所以堅持他的暴力、殘忍的土改政策，並不只是出奪取“革命勝利”的需要，從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蠍本性使然，更是為了實現其建立極權專制的恐怖帝國而對人民實行分而治之、分而鬥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惡點滴



   要全面清算、講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惡是不可能的。為了掩蓋這壹空前的反人類反文明罪行，幾十年來毛共采取封鎖訊息、造假宣傳、銷毀有關原始資料以及殘酷迫害知情人、揭發者等手段，致使這壹駭人聽聞的惡行幾近演滅無聞，歷史的真相被徹底改頭換面，冤沈海底。然而隨著毛的死去和中國的對外開放，終於使這壹奇冤露出冰山壹角，雖然近年來見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壹毛，但滴水可見太陽，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當年土改運動的“壹斑”。

  （壹）康生、陳伯達的土改試點

   1946年，毛發動奪天下的內戰在即，因而決定恢復被壹度中斷了的暴力土改，通過土改，壹方面放縱、滿足農村中壹些流氓地痞、惡棍暴徒的貪欲、獸行，來贏得他們對共產黨的擁護和對戰爭的支持；另方面，通過土改制造的極度恐怖氣氛，迫使其統治區的人民竭盡財力、人力毫無保留地投入毛共這場奪天下的“人民戰爭”中去。

   此時，毛共各根據地有的已自動恢復了土改政策。為了統壹政策、統壹行動，毛決定由劉少奇主持制定壹個有關土改的政策法規（毛知道這是件卑鄙、惡毒、遺臭萬年的差使，因此叫劉少奇出面去幹）。但是此時，正是國、共兩黨在美國的“調處”下大談和平的時候，國內的輿論也都呼籲和平、反對打內戰。所以，順應這種形勢，劉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不動地主土地以外的財產；壹般不動富農。等等。

   很快，美國和平調處失敗，毛共挑起了全面奪權戰爭。毛立即指責劉的土改指示“右傾”，命令停止執行，並推倒重來。但由於胡宗南的國軍進攻延安，戰事緊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遲。

   新的土改政策不僅因為戰爭推遲，還因為毛自己還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為，毛的統治區實際上大都已經搞過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還不止壹次；加上八年抗戰，民生雕敝，農村破敗，地主富農已經累受重創，已有名無實，且少得可憐了。這種情況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讓“貧下中農”嘗到甜頭呢？這壹切不是簡單發幾條指示就可以解決的。於是毛決定先行“試點”。

   毛選擇了他最信任的兩位“極左”能臣去擔負這壹試點重任，壹個是康生，這是個以整人出名、最善於制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務頭子，時任政治局委員、社會部長；另壹個也是以極左聞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毛相信他們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經驗和方法來。

   這個土改試點工作團於1947年初組成。毛非常重視這次土改試點，特意將他從蘇聯回來不久的大兒子、未來的接班人毛岸英托付隨團去鍛煉。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軼歐的侄子，跟隨康生左右。工作團的其他成員也是毛共級別很高的幹部。試點工作團因胡宗南對延安的進攻而推遲了幾個月，三月間才從延安出發。

   試點地選擇在中共的“老區”晉西北，屬中共晉綏分局領導管轄區。工作團成員先到達晉西北的臨縣集中，然後分成四個分團分赴臨縣。靜樂縣、朔縣、保德縣與當地幹部壹起開展運動。其中康生選在臨縣的郝家坡，陳伯達選在靜樂縣的潘家莊坐鎮蹲點，並指導面上的工作。

   這些地方都屬中共的“老區”，在抗戰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權，據說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也就是說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順民，為抗戰中中共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些地方本來就貧窮，加上長期戰爭破壞，農村經濟雕零，原來的地主富農土地也賣了，人也窮了，而且人人都參加勞動，按照毛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裏已經沒有地主、富農了。怎麽辦呢？

   這些“困難”當然難不倒康生、陳伯達，不久他們就將試點裏的土改搞得轟轟烈烈、雞飛狗跳，上演了壹幕幕慘絕人環的大劇。

   根據親歷者、知情者的回憶，康、陳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與整黨結合起來，即所謂以整黨推動土改，以土改驗證整黨成果。

整黨整什麽呢？整“右傾”。先將各級幹部集中起來，不準外出，不準互相接觸，制造住恐怖氣氛。然後是檢查、坦白，互相檢舉各種右傾思想和行為；接著查三代，揪出壹些“階級異己分子”批鬥，殺雞儆猴，人人過關.....，經過三番五次檢查、批鬥而且“過關”、獲得“解放”後，便告知讓他們去搞土改。這有如在壹群餓狼的尾巴上點上火把，讓它們沖向羊群......。   

康生為土改制定了“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的總方針和指導思想。

工作隊進村後第壹項工作是“訪貧問苦”，尋找所謂土改“根子” ，發現積極分子， 先把這些人組成農會、充當農會幹部。然後進壹步擴大農會和積極分子隊伍，成立基幹（武裝）民兵，便進入鬥爭階段。

在開展鬥爭之前，最關鍵的壹著是尋找、確立鬥爭對象。前面講過，晉綏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沒有幾個了，那麽，如何尋找鬥爭對象呢？為此康生發明了“化形地主”壹詞，化形地主是指過去（包括祖上幾代）曾經有過較多田地、後來破敗，或者改行從亊其他職業的人和其家庭；還包括在抗戰中響應毛共號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獻給政府和窮人的“開明士紳”，以及參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幹部家庭。另外還有破產地主，工商地主等，都歸入鬥爭對象之列。

按照規章，土改只限於鬥爭、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但是單是這些家庭沒有多少財產可供瓜分，積極分子們如果沒有實惠，積極性是難調動起來的。所以實際上凡是家裏有點“油水”的，如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都要被劃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滅頂之災。為了進－步擴寬財源和制造恐怖，又增加兩類“罪名”，壹是“惡霸”、 二是“壞分子”。對他們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偽和國民黨政府、軍隊做過事、當過差的，或者對共產黨和幹部有過不滿言論的，或者農會幹部不喜歡的人，都可戴上這兩頂帽子。而且辦法簡單，在群眾集會的場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惡霸”， 某人是“壞分子”， 會上有人附和，主持會議的就可將其人揪出批鬥，壹般會被當場打死。 這樣就大大增加了運動的恐怖性，更進壹步擴展運動的威懾力。

   按照毛共原來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農應占農戶總數的10%左右，試點地區都超過了這壹規定。靜樂縣的婁煩地區當時有10954戶，找出地主富農2028戶，占總數的18.5%，有36個村地富占30%以上。

   解決了鬥爭對象問題之後，就是發動群眾向這些人鬥爭了。所謂鬥爭，就是刑訊逼供，追浮財，打人、殺人。壹般是先控訴其所謂“歷史罪惡”，對於絕大多數地主富農來說，所謂歷史罪惡只是壹些家長裏短的瑣碎事，如有人控訴：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罵罵咧咧說偷了她家的棗樹枝，這被上綱成“斷了窮人的柴路”；某窮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飯，被地主家的狗叫著趕出來，這被說成放狗咬人要置窮人於死地。如此等等。鬥爭會上，除了壹些沒有油水、幹部們又討厭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隊員同意），壹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來“追浮財”（ 又叫底財），即追繳隱藏的金銀財寶、現金等。土地、房屋、生產資料都是明擺著的東西，而 “浮財”是看不見的，也是人們最想要的，所以鬥爭會主要成了追浮財會。鬥爭壹方總是獅子大開口，被鬥者則極力否認苦苦哀求。談不攏，就用刑……很多地主、富農受刑不過，只好胡亂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圖索驥去尋找，卻總是落空。於是回頭來對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罰。這樣，幾個回合下來，被鬥者很可能就給活活弄死了。

最初，雖然工作團已經做了充分的發動工作，明確表示對地主等被鬥爭對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許人們對殘忍還有壹個適應過程，初次的鬥爭會總不能令工作團滿意。郝家坡第壹次鬥爭會之後，康生召集村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死人”。“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系”。

   只要有人鼓勵和撐腰，任何地方都會有人面獸心的歹徒，畢竟由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仍然殘存著獸性的壹面，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階級鬥爭能夠在任何地方橫行無阻的原因。當第壹個流氓拳腳交加把鬥爭對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譴責反而獲得表彰獎賞後，第二個流氓就會把人打死；第二個打死人的兇手照樣收到表彰後，就有更多惡徒加入打人、殺人的行列。

   在運動高潮時，鬥爭會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場。鬥爭會場擺滿了各種刑具，如用來炙人的炭火、火柱、熨鬥，還有老虎凳、鐵鍬、棍棒、竹簽、搟面杖、醋柳圪針、麻繩、刀具、細鐵絲串著的艾繩、甚至還有蠍子、毒蛇。被鬥之人看到這場面三魂都已經去了七魄，往往還未動手就己癱倒在地。除了動用場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鬥者常常領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臘月剝光衣服，從廁所裏舀來糞便從頭淋下，等等。

   雖然如此，但鬥爭的成果仍然不大、被鬥者交出的底財不多。土改積極分子和工作團有些喪氣，但決不甘休。在郝家坡，積極分子們發明了“挖祖墳”之法。因為他們知道，地主富農現在確實變窮了，交不出多少“浮財”，但他們中有的祖先曾經富過，是否會像歷代帝王那樣把金銀財寶埋藏在墳墓裏呢？這個推測壹旦提出，工作團本著“群眾想怎麽辦就怎麽辦”的原則給予支持，積極分子們的勁頭又上來了。於是壹場空前的“挖祖墳”運動先郝家坡，後在其他地區蔓延開來……

   所謂鬥地主決不限於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過。地主妻子被抓去與丈夫同鬥。地主幼小兒子被稱為“小地主”，被貧下中農的小孩子圍攻辱罵、毆打，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當場被打死。有的村莊還有“創新”，將地主家年輕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給土改積極分子和那些沒有妻室的二流子、無賴，有的女人不堪淩辱而自盡。還有的地方對地主實行五馬分屍的酷刑。（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第9期第34頁的作者在回憶中說，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隊落戶的村子，村民告訴他，壹個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馬分屍，其小妾被村支書據為己有。）

   由於有了“化型地主” 壹說，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參加了毛共隊伍的幹部、教師，亦被當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內鬥爭，因為怕其重新回幹部隊伍，這些人壹旦抓回村必死無疑。晉綏地區在抗戰時期是中共根據地，壹些當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級幹部也在土改中慘遭殺害，抗日英雄郝圓臉是潘家莊行政村所屬城東溝村人，抗戰中曾任民兵中隊長，1944年出席晉綏邊區的群英會，被授予“勞武結合特等民兵英雄” 稱號。1947年4月在陳伯達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槍決。

   1947年冬，延安中共黨報《解放日報》記者郭克卿在赴晉察冀邊區采訪途中，只身回老家郭家莊探親，郭帶有警衛員，可見不是壹般幹部，但他把警衛員留在馬坊鎮沒有帶去。郭打算勸說家人主動交出土地、財產，接受土改。可剛進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圍住活活打死。

    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孫良誠，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時代即在外讀書，後在中共邊區政府工作。在中共晉綏邊區分局召開的土改經驗交流會上，孫良誠聽到康生的“化型地主”壹說，康生並舉出時任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參議長、開明士紳劉少白為例，說劉少白當年獻地是“假開明”，即是“化型地主”。 孫良誠回到高等法院傳達會議精神時，表示了對康生說法的異見，孫說：“劉少白獻地是假開明，那麽，什麽是真開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邊區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孫出外辦案時路過家鄉興縣固賢村，回老家住了壹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團派人抓捕。關到11月，在固賢村召開的壹次聯村鬥爭大會上，先拿6個地主活活打死，孫良誠被最後帶上場，宣布罪名為：對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壹個兇手用鐵棍從肚子捅進，立即死亡。（為了節省子彈，土改中殺人壹律用棍棒、刀斧、石頭）

靜樂縣婁煩馬家莊的劉肇津，為著名開明士紳，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該縣建黨之初就加入了共產黨。劉還兼通醫術，經常義務為八路軍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時任三五八旅團長的中共將領楊秀山曾患傷寒，劉邀至家中治療40多天，直至其康復痊癒。1947年土改試點時，劉肇津在興縣中共晉綏分局辦的豐記商店當坐堂醫生，被本村群眾抓回去活活打死。劉肇津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於《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彥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2011年第4期張貴桃:《婁煩土改及其糾偏》等）

   土改的最後壹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規定，好地分給貧雇農，中地給中農，賴地分給曾經占過便宜的村幹部，至於地主則是掃地出門，即地主家那些幸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給壹只碗、壹雙筷子，其余什麽都沒有。他們不是立即餓死就是淪為乞丐任其慢慢自滅。

   簡言之，任何人壹旦被劃為“地主”，本人等於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難不死，也將被列為階級敵人永遠受到專政、奴役。富農稍好壹點，沒收田地財產後可分給賴地。（但富農如果兼有工、商行為則被劃為“雙富農”， 等同“惡霸”，可立即打死，見後文）

  中農也不能幸免。中農雖不像地、富那樣悲慘，但其土地也被強行沒收後再平分，也會損失部分好地。按當地農民的說法是：“砍倒大樹砍小樹，砍倒小樹拔圪針”（圪針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狀物，借指稍有壹點財產者）。

雖然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的土改試點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負責土改的劉少奇等領導人仍不滿意，認為“右” 了。1947年夏，劉少奇離開延安帶著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晉綏，在聽了康生等人的匯報後，對晉綏地區的土改給予尖銳批評，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劉少奇給晉綏地方的領導人賀龍、李井泉、張稼夫寫信說：“妳們的幹部不信任群眾，違反群眾路線，不尊重與傾聽群眾的意見”，“ 在各種組織中存在與地主妥協的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礙破壞群眾運動與土地改革的現象，也很嚴重。”劉還與同行的朱德打電報向中央匯報說:“晉綏土地問題基本上還未解決，只有少數地區農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辦法，改善現狀，確難繼續支持長期戰爭。”筆者引用的這篇文章作者並未說明劉少奇對晉綏土改有那些具體的指責和要求，而且文義也不太明晰。（原文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鬥牛大會》。）但筆者推斷，劉少奇所指責的主要應是兩個問題：壹是沒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農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這樣很多貧雇農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後來劉主持的”土改法”規定要拿中農的土地平分）；二是沒有堅決執行對包括共產黨幹部在內的“貧雇農想怎麽辦就怎麽辦” 的政策, 對幹部中的右傾分子的打擊不夠狠。所以劉認為“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劉因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傾”批評，為了將功補過，此時變得奇左起來，後來在劉親自主持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把他的壹套極左思想全部貫徹於會議中。因此這個會議之後的土改特別殘忍，特別血腥。

晉綏地區後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講到的酷刑外，壹位知情者又補充列舉了另外的幾種酷刑：

壹種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棱有角的爐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這些東西比木銼還要鋒利。將被鬥者脫光衣服，推倒在地讓兩人提住兩腳來回拖，後又發展為正反兩面拖。用不了壹會就會使被拖者血肉糢糊。如果還交不出浮財，或交出的不能讓施刑者滿意，就要繼續拖，直至慘死。壹個開藥鋪的叫周二掌櫃的受刑後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認為不老實，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並坐上人拖，周的後腦被磨塌，腦漿流了壹路，立刻斃命，白森森的肋骨壹根根排列著讓人不敢正視。

第二種叫“坐圪針櫃”。 將壹個衣櫃抽空，在其箱底散滿剁碎的酸棗樹圪針，把被鬥者剝光，赤條條放進去，蓋上蓋子。然後在櫃腰底部放壹根木頭做橫梁，從兩頭按下揺晃，有如幼兒園的撬撬扳。晃幾下問壹句：交不交待？

有壹個叫余務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錢，被抓來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問話聽不到。於是被認為頑固，壹陣猛搖之後，打開壹看，早已血肉模糊斷了氣。

第三叫“扔四方墩”。 當地人把長城的烽火臺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無疑，這是對付那些被認為是頑固分子的最後辦法。為了怕其萬壹不死，還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鋪滿各種石頭，後來改為先扔人，然後對著人扔石頭。壹個姓韓的教書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韓妻生性節儉，提著籃子撿料炭，被認為裝窮，抓來施以火鉗燙、磨地、坐虼針櫃等酷刑，不死。最後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後是槍斃。如另外壹個寡婦經營磨房、當鋪、糧庫等，被認定浮財多，當作重點鬥爭對象，先後受到火柱燙、磨地、在耳朵裏鉆進撚子點燈，仍未死。最後由鄉裏的法庭槍斃。

（以上引自《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晉綏土改中的酷刑》）

由於全國土地會議後強調土改中不但要對付地、富及農民中的“壞人”，而且把這壹條擴大到對付共產黨的幹部上來，叫做“審查幹部”。為此壹些中共基層幹部也遭了殃。還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幹牛蔭冠的話說：當年他“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區鄉幹部不少，其中有壹位區長（名字記不清了）被邦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是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又如興縣黑峪口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後，還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雖然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後來仍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贊揚（在受到劉的批評之後，康生搞土改變得更加瘋狂和血腥起來，見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澤東路過晉綏分局所在地的興縣，召開幹部會議並作講話（這篇講話收入《毛選》第4卷，題目就叫做《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毛在講話中說：

    “.....晉綏分局獲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領導方面來說，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劉少奇同誌當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誌在臨縣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幫忙下，晉綏分局去年六月召開了地委書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批判了過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傾偏向，徹底揭發了離開黨的路線的嚴重現象，決定認真發動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方針。這個會議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沒有這個會議，這樣大的土改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還掩飾不住他對整黨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驚膽戰的恐怖局面的喜悅，他說，晉西北地區的幹部和群眾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們說：“‘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厲害了，再也不敢貪汙了’。這是晉綏人民的話，這是晉綏人民對於我們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所作的結論。”

使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將人民整得膽戰心驚服服貼貼之後，毛卻如此得意洋洋。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對慘無人道的土改和整黨（整黨也是為了土改）的由衷贊賞和喜悅，同時也使我們清楚了，毛所謂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擁護”意味著什麽。

   由於康生能幹，毛在當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東搞“二次土改”，以扭轉那裏土改工作的“右傾”。康生於11月初到達山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圖和他在晉西北創造的經驗，迅速地、雷厲風行地掀起了山東中共根據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幹部和根據地的群眾立即被卷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參加在中共渤海區黨委所在地陽信縣召開的渤海區土地會議，會上他認定渤海區中共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都是壹批“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類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錯誤。”因此開展了“搬石頭”運動，即把原有各級幹部撤換或開除（有的被法辦），換上殺人不眨眼的流氓惡棍掌權。

康生自己帶頭示範，他到陽信的壹個鎮，那裏原來沒有什麽暴行，康生指示說所有鬥爭對象“不管有無罪惡，壹律加以肉體消滅。”於是120人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僅僅是“同情地主”，其中兩個是七歲兒童，被兒童團的“紅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仿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亂打濫殺，壹時間慘聲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區的土改“補課”差不多了，康生又馬不停蹄趕去膠東地區搞二次土改，如法炮制，重復渤海區的恐怖壹幕。

就這樣，山東的土改為後來共軍全殲張靈甫（國軍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師和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二）習仲勛眼中的老區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將習仲勛從軍隊調到地方，讓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陜甘寧邊區，是老根據地，這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對於大部分是“老區”的西北局來說，土改早就搞過了，這次實際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習仲勛能做到毛共的“大區”壹級幹部，當然是久經考驗、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絕對不會是“右傾分子”。因此，從他眼中來評判那壹場土改，應該比較客觀，絕對不會對那場運動“歪曲”和“汙蔑”。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下發各地執行。西北局於11月1日在綏德縣召開了傳達、學習貫徹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和《土地法》的大會，後稱“義合會議”。會上由西北局宣傳部長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其實就是晉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讓“貧雇農打天下坐天下”，“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翻底財，搬石頭”，所有工商業者和中農、都在“共產”之列。

   會議的空氣很緊張，壹批領導幹部如張岱峰、高峰、周興等被叫到臺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臺”。還把晉綏地區在整黨中把“五臺山大廟炸了個稀巴爛”壹事廣泛宣傳，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習仲勛雖然是會議主持者之壹，但據參加會議者的記述，發現他“說話較少，神情郁悶。”後來習仲勛說：“義合會議潛伏壹種‘左’的情緒。”但是，作為領導人，他在會上不敢有異議，只能遵守、執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義合會議之後，各分區、縣立即召開會議進行貫徹，壹場以土改和整黨為中心的大規模運動迅速在西北局所轄各地開展。習仲勛下到各縣調查巡視，發現運動中出現了各種“極左”的偏向，如：不加區別地平分壹切土地；所有生活較好、財產較多的農民都成了土改鬥爭的對象；把早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民又拉出來鬥爭；甚至在共產黨政權裏任職的公教人員的家屬因缺乏勞動力而雇請農民種田者，也定為地主、富農。在棗平林街，所有商店、鋪面全部被查封。

   武鬥和酷刑更是觸目驚心，延家岔的貧農會規定：誰鬥爭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團都指定了專門的打手、劊子手，專門從事捆、打、吊、考、殺人的“工作”。鬥爭會成了閻王殿，除了壹小撮幹部、兇手，與會者人人恐慌，膽戰心驚。

   習仲勛在壹份調查報告中寫道：土改壹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是動起來的地區，過多強調“貧雇農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鬥、亂扣、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佳縣，有好幾個村莊，連貧農、中農的東西都壹律沒收。幹部家屬幸免於鬥者很少。張達誌（時任晉蒙軍區副政委）家人也被鬥，索要銀洋。有的烈士家屬也被掃地出門。佳縣亂搞不到五天，竟壹塌糊塗。我看壹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壹切破壞得精光......（本小節資料引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賈巨川的文章：《習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糾偏》）

   有意思的是，習仲勛報告裏所說的情況“最嚴重”的佳縣，正是毛澤東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縣，因此對那裏的情況他壹清二楚。張戎《毛傳》第278頁記述：送給他（指毛）的壹個報告說，那裏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裏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筆者對照，給毛這個報告的，很可能就是習仲勛，或由習轉呈的。因為壹般人不可能給毛遞報告，更不敢遞這種報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或稱“楊家溝會議”。習仲勛趁參會向毛匯報工作之機，談了自己對邊區土改中存在問題的看法，還向毛反映綏德縣在土改中將著名的開明人士、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會長安文欽也抓去鬥爭，抄沒了他的全部“浮財”，並且“掃地出門”。

   這時恰恰曾被毛肯定過的另壹個“開明士紳”、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去世，習仲勛與林伯渠商議後共同向毛建議：為李鼎銘召開追悼會要請黨外人士參加，請安文欽致悼詞，借以為安文欽“平反”。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並且承認“下面做法過火了”。可誰都知道，沒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過火”嗎？毛還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說：“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延安訪問時曾講過，共產黨真厲害，把地主、開明士紳請出來當了副主席，副議長，現在壹搞土改，又把他們的浮財給分了，趕出家門。有朝壹日這位記者再問起安文欽先生時，妳們怎麽交待？”毛這裏用了“妳們”壹詞，仿佛這都是別人幹的，與他無關，何其鄙也！（毛類似的“黑色幽默”還有：事實證明，人的腦袋割了，不會像韭菜壹樣又長出來。他把這當“笑話” 取樂。）

   面對習仲勛對土改中過火的、殘忍的做法的批評，毛表面上既沒有異議，也沒有反駁，但實際上並不認同，也不接受。他在聽取習的匯報後談到對壹些問題的看法時，故意顧左右而言他，他要習仲勛擠時間來讀書，說什麽：壹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只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適應新形勢。.....這顯然是對習的“反批評”。不過，他知道習是忠心耿耿的，是從大局出發的善意勸諫，所以忍受了。

   但轉眼間，在會議閉幕上作結論講話時，毛對習仲勛以及其他壹些在會議對土改提出批評的人給予變相的“回擊”：他先說在土改中反右傾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對待中農、對待中、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出現了“左”的偏向。不過，這好比壹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八個是好的，只有兩個浪頭有點偏差。這當然只是“小問題”了。毛故意回避人們反映最強烈的亂殺、虐殺問題，只是說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要分別情況對待。

習仲勛似乎感到他反映的問題沒有引起毛足夠重視。就在楊家溝會議結束後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寫了壹份致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共有五個方面的內容。除了開頭是對毛“熱烈擁護”的套話之外，其他主要是強調陜甘寧作為老區的特殊性，如說“平分土地對我不利”；老區的地主富農比新區少得多，不應規定地主富農占全體農戶8%的“標準”（可見，那時已下達打擊的指標了）。而且提出，對老區的地主，應該查實其剝削關系、及是否參加勞動，和勞動時間的長短來決定其現在的成份。還提到許多地方名義上說是自發的群眾運動，實際上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操縱、把握，等等。

習仲勛所反映的問題，擊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與劉少奇、康生本來就是想利用農村中那些“鬥爭勇敢”的流氓惡棍、積極分子，制造足夠的恐怖，然後將農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達到目的了。他們對如何劃階級、分配土地才能達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動機不純分子”的從中搗亂，以及對地主富農的濫刑亂殺根本不感興趣，更不想糾正。

不過，習仲勛既然已經指出了這些問題，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並叫習仲勛去“巡視綏屬各縣”，“每個縣住幾天”， 調查了解情況。

習下到子洲縣，在那裏呆了9天，超過了毛的規定期限。因為他在那裏與地委和幾個縣的幹部群眾廣泛接觸，了解到更多的情況，如，各地都出現了趁運動渾水摸魚大撈壹把的投機分子；子長縣欒家坪的土改變成了幹部黨員之間的鬥爭；澗峪岔附近的四樸橋鬥爭（打死）壹個舊保長，逼其妻剖腹自殺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殺雞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臨走還撈上壹把……。
   1月8日，習仲勛將了解到的情況歸納為9種不良現象致信西北局；10日，西北局將此報告轉呈中共中央。

19日，習仲勛就陜甘寧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問題，再次致電毛澤東，並提出了壹些糾偏的建議。

習的報告和意見，差不多等於全面指責和要求糾正毛和劉的土改政策方針。這時的土改已經因為過度殘忍血腥而引起社會上廣泛的指責，也引起了毛共內部壹些人的不安，且這時土改己進入尾聲，毛的土改目的已經達到，他正想找壹個臺階下來收場。於是，他利用習仲勛的意見書給自己制造壹個虛心納諫的假象。2月6日，毛致電習仲勛等人，就新、老“解放區”不同的土改政策征求具體意見。不久，正式下文推廣了習仲勛在自己轄區綏德縣搞的“黃家川經驗”， 但這時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場了。

當年的習仲勛是幸運的，他提了那麽多“糾偏”的意見，居然沒有被毛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算是壹個奇跡。不過他不可能永遠這麽幸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還沒等到文革，毛借口壹部小說把他打成“反黨集團” 頭頭之－，投進了監獄壹關七八年。

再說說“新區”的土改情況。

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於1947年8、9月間挺進大別山，壹路“解放”了不少縣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嶽西縣，與地方遊擊隊合作，建立了中共嶽西政權。

這個新政權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當然也得執行毛、劉的統壹模式和政策。

縣委把這個縣分為五個區，各由壹個工作組帶領當地幹部發動土改運動。其中負責河圖區的工作組負責人叫張殿鑾，是個從劉鄧大軍工作團下到地方的幹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傾”、“整黨”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別左（在毛共的隊伍裏，凡是出身“不好”的幹部，都特別“左”，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證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堅定和對“黨” 的忠誠，難以在“革命隊伍”裏立足。劉少奇、康生就是這種典範）。張殿鑾“左”的表現首先是不問青紅皂白大殺階級敵人。他每到壹處都人頭滾滾，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在河圖區殺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殺的對象，地主躲起來了，就抓其家屬來殺。又以其他名義如“惡霸”、“反革命”、“國民黨狗腿子”等名義大抓大殺，總之只要有人舉報，抓來就砍了。

因張殿鑾殺人太多太濫，激起了民變。那些估計自己沒有活路的人（包括壹些貧下中農）聯合起來，反過來殺共產黨幹部。共產黨縣委大怒，下令“先下手為強”，殺光壹切階級敵人！於是整個嶽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風之中……

嶽西縣委和張殿鑾至少犯了兩個錯誤，壹是太急，沒有耐心去發動群眾，越俎代庖自己動手殺階級敵人；二是這種地方不同於老區，國共雙方的軍隊還在進行拉鋸戰，共產黨還要顧及聲譽，顧及影響，如此大開殺戒，不但把階級敵人殺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眾”也趕到敵人的方面去了。所以無功有罪。

上級發現了嶽西土改變成了壹場大屠殺後，下令糾“左”。為了挽回民心，決定首先把張殿鑾這個“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拿來當替罪羊，殺了平民憤。   

嶽西土改驚動了鄧小平，鄧指示“糾左”。鄧說：“如果亂殺人，壹定要失敗。”可見鄧小平不是反對殺人，只是不要“亂殺”。 不過從鄧這個講話中也透露了當時這個“劉鄧大軍”的點滴真相，鄧還說：“我們到大別山後，部隊很苦，紀律不好，老百姓當時對我們提出兩個問題，壹是妳們可以搞得好些嗎？二是妳們還肅不肅反？（意思是還借‘肅反’ 之名大肆捕人殺人嗎）”。從這短短的兩句話中可知，這個“劉鄧大軍”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擾民、害民。不然，鄧怎麽能說自己的部下“紀律不好”呢？共產黨從來都說它的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當地群眾的關系是“血肉相連”，是“魚水關系”雲雲。

（鄧小平這個“反左講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103頁。）

（三）土改受害者點滴

1、毛統區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憶。

壹位署名李晉的作者撰文講到他父親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見《炎黃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晉文）：



“......我的故鄉是呂梁山。我的父親李時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後壹屆貢紳（優貢）。他壹生以教育為業，在上世紀前30年，先在靈石創辦雙池高小（雙池鎮現為交口縣所屬），又在運城創辦菁華中學，為了培養師資，最後執教河東師範，是故鄉小有名氣的教育家。在抗戰期間向八路軍、決死隊（共產黨的山西新軍）輸送了壹批又壹批知識青年。抗戰開始後，日本人把城鎮燒了、把學校炸了。父親回到敵後鄉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產黨員王磊（解放後任商業部長）為縣長的抗日民主政權，積極開展抗戰活動，是故鄉小有名氣的開明人士。曾記得王磊常來我家，從日出談到日落，夜裏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時我年紀小，睡在王磊與父親的中間，聽他們談壹些我似懂非懂的問題，雄雞打鳴了，他們還談個不停，這些事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抗戰勝利後，我隨校到晉中、冀中讀書。1947年冬，忽然聽說父親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歸之路，沒有留下壹句話、壹個字……”



李晉在說到其父之死時只用壹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這件事已說明了毛共的野蠻、殘忍、背信棄義、恩將仇報的醜惡面目。

不過，與李時光同為晉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興縣大地主牛友蘭及其兒子牛蔭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鑒於此故事較長，放在本章之後作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張中行曾對《文化自白書》的作者張者說過壹個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個村沒有富戶，沒有吃“剝削飯”的地主，按有關政策是找不出地主來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須找出個“地主”來，條件不夠便在“矮子裏面抜將軍”，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張的妹妹有被劃作地主的危險，而壹旦被劃成地主，就意味著全家的滅頂之災。當時張中行家裏大概只有這個妹妹在村中。為了挽救整個家族，妹妹想出了壹個不得已的辦法：逃走。但這時民兵已經“封村”，所有進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裝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無故進出。這時張這個妹妹恰巧有壹個剛出生的有點殘疾的女兒，母親決定犧牲這個女兒。她把這個女孩摁在水缸裏淹死了，然後以掩埋小孩屍體為由騙過民兵崗哨出了村，壹出村便按預定計劃逃出了虎口。

張中行對此事的評判是：“這雖然犧牲了壹個生命，但卻救了全家人的命。”

這件事情從側面反映了壹個事實：壹旦被劃為地主，就等於全家都被判處了死刑。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蠻、殘忍、恐怖!



3、建國後土改殘暴如昔

1949年毛共勝利了，政權到手了。這時的土改怎麽搞？是人們曾經翹首以盼的問題，善良的人們希望毛能發善心，改弦易轍，因為此時大局已定，沒有利用土改引誘農民參軍“保衛勝利果實”的必要了，幾百萬國民黨軍隊都消滅了，趕跑了，手無寸鐵的地主富農絕對不可能與新政權對抗，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壹套辦法，下壹道命令就行了。何況新朝開囯，新皇登基，按慣例應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這樣想。他想到的是：大權在握了，可以對階級敵人盡情報復、盡情蹂躪、盡情殺戮、大展平生之願了。何況，沒有了暴力土改，以後的階級鬥爭怎麽搞呢？而不搞階級鬥爭，還要共產黨幹什麽？

筆者分析，在全國勝利後，毛堅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壹，為以後的階級鬥爭奠定基礎。毛共幾十年的歷史，就是搞階級鬥爭的歷史，靠搞階級鬥爭起家，靠搞階級鬥爭發跡，靠搞階級鬥爭奪得天下。而階級鬥爭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壹個人的“階級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後的鬥爭對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間的仇恨；有了土改，這幾億人的大國才好統治......總之，沒有階級鬥爭，毛實在不知道怎樣治國，他的雄才大略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其二，讓毛共龐大的幹部隊伍，特別是新加入幹部隊伍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民主黨派人士，“經風雨、見世面”，讓他們與過去的中共幹部壹樣，去參加土改，經歷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並且親手沾上壹點階級敵人的鮮血，讓他們除了跟共產黨走，再沒有退路。也讓他們看到地主的悲慘下場，才會更加忠於黨、聽毛的話.....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幹部都要過“土改關”。毛把“土改關” 與“戰爭關”相提並論，認為1949以後戰爭關已過，就剩下土改關了。（參見毛在全國政協壹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做壹個完全的革命派》毛選第五卷第25—29頁）。

其三，讓全國人民經受土改的洗禮，見識共產黨的手段和厲害，為以後的極權統治打下基礎。土改是個大課堂，讓國人知道共產黨喜愛什麽，討厭什麽，“親不親，階級分”，徹底破壞幾千年形成的社會結構和淪理道德、價值觀念，為接受毛式的馬列主義“新教”打下基礎。

就在毛澤東緊鑼密鼓準備新壹輪土改的暴風驟雨之時，農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們卻全然不知，他們絕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麽。當然，也有知道在共產黨統治區搞土改真相的國民黨人告訴人們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為那是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共產黨要搞土改“平均地權”人們已經聽說了，作為地主和富農，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產”， 雖然是不願意的，但他們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換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能服從新朝的政策。他們還想，共產黨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還可以分得平均的壹份，今後生活還是不成問題的。他們還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沒有與共產黨作對，結仇，新政權沒有理由跟自己過不去。何況，壹般的地主也沒有能力去港、臺或國外躲避。總之，人們盡量往好處想，自己寬慰自己，提心吊膽等待決定他們命運壹刻的到來。

這裏面應特別提及鄉村中的士紳階層。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識、有社會地位、受人尊敬的壹群。他們有的是自已創業發家，有的是繼承祖業，有的是從官場退隱田園。他們深受中國古代的“鄉紳自治”“鄉村建設”思想的影響，決心為建設家鄉、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時光壹樣，他們首先熱衷於辦教育亊業，為家鄉培養人才，還做些修橋鋪路，或辦實業之亊，以振興家鄉經濟盡壹點力。這壹群體壹般都受過傳統教育，是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傳統道德的守望者。他們在當地擁有廣泛的人脈，享有聲望。他們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們對時事不甚熱衷。對國民黨沒有太好的印象，對共產黨也沒有太壞的印象。他們還知道共產黨優待開明士紳，而他們堅信自己就是開明士紳。他們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們更戀棧家鄉，而且堅信共產黨會優待他們，所以共產黨來了他們不出走。

由此我們便可知道他們所想象的共產黨與實際的毛共差距有多遠！他們做夢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滅的死敵，第壹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鄉紳們發現當局這種意向時，已經無路可逃了，當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這些待宰的羔羊統統逮捕在案，很快就當做“惡霸地主”、“ 土豪劣紳”，舉行公審大會槍決了！殺人布告上都寫著：“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毛共在建國後的土改中屠殺的士紳不計其數，也無從考證。但其中有兩位父親的兒子中國人大概不會不知，那就是後來名滿中華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查良鏞）和梁羽生（陳文統）。這兩位的父親都在土改中被中共當作“惡霸地主”處決了。這兩位的兒子當時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們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壹下絕非難事。還有壹位據說被蔣介石封為“民國第壹鄉紳” 的湖南祁東縣名儒周聆琴先生（網上小說《民國鄉紳》主人公），其子曾任蔣的總統府秘書，此時也在美國。但周聆琴也不出國避風頭，結果坐等當局以“惡霸地主”之名處死。（1982年已由祁東縣法院平反。估計金庸、梁羽生的父親也會“平反”，因為他們都有作為名人的兒子。沒有這種兒子就別想申冤了。）

有關毛式土改的野蠻和慘無人道，前面已經說得不少，現在補充幾個較完整的故事，以便讓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圓滿”。

1、李忠邦案。

李忠邦，雲南屏邊人，當地頗具傳奇色彩的豪紳。李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對國民黨的壹黨專政和官員貪汙腐敗極為不滿，對毛澤東、共產黨倡導的建立壹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十分向往。在經商致富之後，李置下了田地產業，並致力在鄉裏辦學校、興教育。李為人豪爽，極富正義感，在鄉裏扶貧濟困、除暴安良，還積極支持反政府的學生運動。因而曾兩次被縣裏的常備隊抓捕。然而李則毫不畏懼，針鋒相對，自組武裝，親自帶領隊伍繳了縣常備隊的槍，因而名聲大震。在屏邊當時還廣泛流傳著“李忠邦智打貪官”，“李忠邦單槍匹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懲惡賊”等傳奇故事。中共的地下黨組織看到李忠邦能量頗大，又得人心，便暗中與之聯系，李也不避風險，慨然與地下黨交往，其家壹度成為地下黨的聯絡點和黨員避難所。

壹個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產黨，那就是國民黨第60軍軍長萬保邦。李忠邦乃萬保邦侄女婿，兩人關系自然非同壹般。而萬保邦也是壹個有“反蔣”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動下，萬保邦毅然舉行反蔣起義，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衛軍”，自任總司令。李忠邦被任命為萬部最具實力的第三團團長。後來滇黔自衛軍與國民黨軍大小戰鬥百余次，有效地牽制了雲南國民黨軍的主力，使得中共領導的地下武裝“滇桂黔邊區縱隊”得以順利建立和發展壯大。而李忠邦則被國黨政府列為“通共匪首”緝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難。後李忠邦征得萬保邦的同意，幹脆率部投奔中共“邊縱”的麾下，被任命為邊縱第四支隊第33團副團長兼獨立大隊隊長，成了中共壹支地下武裝領導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裝後，李忠邦作戰勇敢，多次獲得縱隊、支隊的表彰。及至雲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邊縱”與中共正規軍會合整編，李忠邦被派赴家鄉屏邊剿匪，任屏邊剿匪大隊長。臨行前部隊首長勉勵其再立新功。

歷經千難萬險，屏邊的剿匪任務終於勝利完成。征塵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級招去談話，人們都以為上級要對他嘉獎或提升。可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當場逮捕。幾天之後即被槍決，罪名是“惡霸地主”。

原來這時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來擁有的財產，以及他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惡霸地主”條件，當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滅的對象，只因為他的“剿匪任務”尚未完成，才讓他多活壹些日子。而今土匪剿滅了，這個剿匪大隊長的末日也就到了。

處決的當然不止李壹人，李的部屬、骨幹近20人同時被捕殺害。更多的部屬則在遣散後陸續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掃地出門。其時，李忠邦的兒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戰軍第13軍文工團工作，其創作的劇本獲得全軍文藝匯演壹等獎，有關領導正要送其去相關院校去深造、培養，就在他準備動身之時，軍部保衛處突然將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靂，細細打聽之下，保衛處才告訴他：地方政府來函，告知他父親已作為“惡霸地主”被槍決。他理應受到政治審核。

後經調查，李斌被無罪釋放，但清出部隊。之後李斌在家鄉艱難謀生，輾轉多年，終於謀得在壹個山區小學當民辦教師。李斌努力工作，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嘉獎。但終因家庭出身和父親的“罪過”，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妻子離婚，孩子隨母而去。

經過20多年煉獄似的教養農場的磨難，九死壹生的李斌終於幸運地迎來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於《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對我父子悲慘遭遇的回眸與思考》）

2、“宋森案”。

廣東作家牧惠撰文說，他收到過去武工隊的老戰友宋群寄給他的壹本書，書名《宋森傳》，是寫其父的生平事跡。於是牽出他對宋森的回憶。

宋森，廣東鶴山人，壹位有名的左傾人士，從 “大革命”時代、“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國共三年多的內戰，宋森都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壹邊。他以各種方式支持中共，出錢出力，宋森還創辦了壹份叫《鶴僑報》的小報，為中共幫腔造輿論，他還把自己三個子女送進毛的“革命隊伍”。

宋森的家鄉被中共“解放”了。其時他在香港，出於勝利的喜悅，他跑回鶴山，在縣裏謀得壹份編縣誌的差事，終於如願以償參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積極，熱情高漲，帶頭響應政府的壹切號召。當時正值“抗美援朝”運動，他帶頭捐款為誌願軍購買飛機大炮。可也就在這個時候，土改來了。土改是毛欽定的壓倒壹切的“運動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劃成地主，就成了鐵定的階級敵人，他以前的壹切表現，壹切榮譽，為共產黨立下的汗馬功勞都得壹筆勾銷，宋森就屬此類。可是，宋森家只有兩畝多田，怎麽能劃成地主呢？可是事實就是如此，兩畝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剝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沒有說宋森的其他“罪惡”，依宋森的政治表現，估計也不會有什麽“政治罪惡”。可就是這兩畝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細推想，宋森過去也算有錢、有文化、有社會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這些才是他被劃作“階級敵人”的真正原因）。

可憐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劃為地主在劫難逃之後，選擇了主動“自我了斷”，不過，他沒有像李時光那樣不留壹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殺也是壹種犯罪行為，而且他還有三個子女在共產黨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斷”前特地寫下了壹封遺書，再次向“黨”表忠並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將我的金章和我補助填數的款（原文如此）壹壹交到人民銀行，作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運的是，他的三個子女沒有受到太大的株連，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冊。

宋森的故事平淡無奇。比較起來，下壹個故事主人公就頗賦傳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壹般之人，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參與1911年著名的“3.29”起義（即廣州黃花崗之役），是名符其實的國民黨元老。北伐時，莫雄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與蔣介石是好友。北伐後期，莫雄思想轉向左傾，不過，他仍然留在國民黨的陣營裏。1930年，莫任上海警稅團團長，在其部下的共產黨員嚴希純、項與年（項南之父）的影響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產黨的地下戰友。1934年，莫被任命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員兼德安地區保安司令。其時，蔣介石正在發動對中共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蔣在廬山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莫雄參加了會議。會上蔣介石部署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制定的圍殲紅軍的“鐵桶計劃”。莫感到紅軍處境危急，偷偷將代號“鐵桶計劃”的重達壹、兩斤的文本帶了出來，回到駐地便把會議的布置和鐵桶計劃的文本和盤告知並交給了嚴希純和項與年。嚴、項感到情況緊急，連夜將計劃要點用密藥水抄寫在4本《學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後項與年化裝成教書先生，步行六天，進入了紅軍占領區，親手將“計劃”交到中共軍事領導人周恩來手中。十天後，紅軍主動撤離江西，踏上了“長征” 之路。

莫雄對中共的貢獻還不止此。不久，莫調到貴州畢節地區任專員兼保安司令（蔣介石總是把莫雄調到與紅軍接觸的關鍵地方和崗位，可見其對莫信賴有加），剛好賀龍的紅二方面軍長征要經過畢節，莫不惜冒違抗蔣介石的命令的風險，擅自將紅軍放行過境。蔣聞訊後大怒，以“通共”之罪將莫解押送進南京監獄。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不久蔣又將莫放出，並降級任命他為廣東南雄縣縣長。莫雄決定壹不做二不休，利用職權將被國民黨大員余漢謀關押在南雄的數百名共產黨員和被俘的紅軍全部釋放了，莫自己則跑去了香港。

中共奪得政權後，當時在廣東和華南主政的葉劍英算是不忘舊恩，給莫雄去信，誠懇邀其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莫雄自恃對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廣東，受到葉的熱情接待。接著莫又在參與剿匪，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測。這期間葉劍英在廣東搞土改試點，鑒於廣東僑屬多的特點，葉采取了比較溫和的土改政策，獲得壹片好評。誰知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問題上都可以妥協讓步，唯獨在土改政策上是沒有半點通融的余地的，據說，葉劍英在紅軍長征中對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葉在土改上的“右傾”。毛立派他的親信、公安部長羅瑞卿急赴廣東，調查並扭轉廣東土改中的“右傾”和“地方保護主義”。

羅瑞卿以欽差大臣身份在廣東大展拳腳，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地方保護主義”和“和平土改”高潮，制造了這次運動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廣東本地幹部紛紛落馬，壹些人鋃鐺入獄，甚至被處死。葉劍英則被毛調離了廣東和華南。

失去了葉劍英保護的莫雄這時也在壹夜之間由共產黨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莫的家鄉農會派人到廣州抓捕莫雄，這時莫背負有諸多罪名：蔣介石的走狗、反革命儈子手、地主、惡霸....其中任何壹項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時的莫雄不是國民黨在職高官，不享有被“統戰”的資格，所以只有死路壹條。莫雄家鄉的地方政府已經做好了準備，莫雄押回後立即召開萬人公審大會當場將其處決。

可是，就在這千鈞壹發的時刻，事情出現了轉機。原來身居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要職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葉劍英邀請回國的“特異人士”，現在葉劍英雖然調走了，但是不能不顧及老上級的面子。於是他向接替葉劍英主持廣東和華南工作的“壹把手”陶鑄進言，詳細說明了內情，求其網開壹面。陶鑄斟酌再三，終於同意刀下留人。

從鬼門關走過來的莫雄死罪雖免，活罪難饒，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莫言被劃為“極右分子”。但仍然多虧了古大存的關照，莫雄得以幸存下來，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後來陶鑄與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鑄以“右傾”之名拉下了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國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這種幸運的沒有幾個。下面彔兩個“正常”案例，為本章作結。

4、張翅翔案。

《鳳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壹個叫張翅翔的人的文章，談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張翅翔，湖南人，出生在壹個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國大地，當時還在讀初中的張翅翔，被愛國激情所驅使，毅然投筆從戎，和當年很多熱血青年壹樣，他選擇了共產黨，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勝利，經過多年生與死考驗的張翅翔回到湖南，這時他是壹名共產黨幹部，在省城長沙壹家出版單位工作。闊別家鄉十余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鄉，見到魂牽夢繞的親人。

可是，當他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家人的消息後，挨了當頭壹棒，熾熱的心靈像是被猛然潑上壹盆冰水，激情熄滅了，心緒降到了冰點。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壹般的打擊，而是遭到了滅頂之災！他有家難歸，實際上無家可歸了。

張家由祖父創業，祖父茹苦含辛打拼壹生，創下壹份家業，在當地算得上是較大的地主了。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祖父的壹生奮鬥，留給他的子孫後人卻是無窮無盡的災難，讓他們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祖父生有4子，各立門戶。土改降臨，張家首當其沖，第壹場開局，就選擇張家兩個兄弟開刀祭旗，兩兄弟在同壹天同時受戮，拋屍荒野。另壹個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幾天，便被農民用亂棍打死。最後壹個弟弟不成氣候，家道中落，只劃上“富農”，按理，該給他留壹條活命了。可是貧農團的兇手壹合計，四兄弟已去其三，這壹個斷不能留下作為後患，於是把這個富農關進土牢，折磨得奄奄壹息，估計不能活命之後才放其回家，讓他死在了家裏。

第二代被消滅幹凈了。

張家人丁興旺，第三代有十三個男孫，17個孫女。13個男孫中，兩個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壹個慘死獄中；壹個外逃，被抓回後抓去勞改，壹去30年。另有3個被劃為右派分子管制勞動；2個流落外地他鄉。2人終生無妻。

17個孫女，被迫自殺的3人，最小的壹個夭折，壹個患抑郁癥長期臥床，余者或被迫嫁與殘疾人為妻，或遠嫁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過著與野人無異的生活。

張翅翔屬第張家第三代，雖然自己少年即參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沈重十字架，把他壓得踹不過氣來，得知家人的遭遇後，悲痛之余，他更是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夾著尾巴生存。但共產黨這個隊伍註定不能容許他的存在。1955年“肅反”時，他被無端誣為“叛黨”；兩年後反右時，又被劃為“極右分子”，送勞動教養。直到1980年，經過25年勞改、九死壹生的他才走出勞改農場。

“改正”後的張翅翔在壹個出版社當壹名編輯。25年的勞改生涯，全家幾代的毀滅，在他心靈上留下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創傷。他循規蹈矩，低眉俯首，戰戰兢兢度日，仿佛壹具行屍走肉，茍延殘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來轉機，1991年，張翅翔獲準移民美國（估計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國）。此時張翅翔已年過花甲，若按常理，壹個人老年離開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別之情。然而這時的張，卻有壹種無法言表的興奮，壹種再生的喜悅。在異國他鄉，張著有《西山漫憶》壹書，其中壹段描述當年他跨出國門時的心情和感受：

“跨過羅湖海關之時，自我感覺像壹條從古堡深井裏躍入浩瀚大海的魚，其暢快喜悅，比之為受難時之苦恨不能高飛遠逸，壹生壹世夢想終於實現。”

張翅翔的壹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斬盡殺絕”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來說，卻還算是幸運的。特別是他在暮年，終於脫離了禁錮他幾十載、毀滅他壹家三代的囚籠而“展翅遠翔”，死而復生。我們為他祝福。

下面再講壹個更加不幸的故亊，卻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吳之伯家族案。

因為原文作者叫吳之伯，我們姑且叫吳之伯案。吳之伯，1928年9月出生於雲南宣威縣西澤鄉。1947年考入雲南大學外語系，１949年4月加入“民青”，後又參加中共的邊縱六支隊，為中共黨員。建國前夕轉入地方。在會澤、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縣縣長，1958年3月整風中被打成“極右分子”、“威信縣反黨集團骨幹分子”，開除黨籍、公職，押送彜良大坪農場勞教。1962年1月“摘帽”，當局賞給碗飯吃，讓他在鎮雄縣農水科任林業員，月薪28.5元。後當過五年英語教師。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離休。下面是吳自撰的原文：



上世紀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爺爺挖銅礦發點小財，買田置地，修了上下兩個四合院和壹座土碉。爺爺生下父輩四兄弟和壹個姐姐。每家分得三間住房，三畝水田，十二畝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燒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輩各家累遭匪患，逐漸破落。大人們不論男女，人人勞動，也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還差兩三個月口糧，根本達不到土改劃地主的標準，即：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勞動，全靠剝削為生。1952年家鄉的土改是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和老區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運動來搞的，再小再窮的村子，也要找出壹兩家地主富農來，父輩們房屋好壹點，有點飯吃，被劃為地主，在劫難逃。

  （壹）祖母浦三妹，土改時71歲，拿不出根本沒有的“銀子”來，雙手指頭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點天燈”，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擡起四肢，架在火上當眾烤死，再把殘存的屍骸丟進山裏水溝。
  （二）父親吳紹昆，省立高等師範畢業，教書。當過小學校長，後在開遠、建水、沾益縣任過稅務局長，最後在昆明廠口鄉當醫生開藥店，被誣為“反動會道門分子”抓進監獄，摧殘折磨，兩年後查無實際，出獄就慘死於昆明，年僅44歲。
  （三）母親浦雙英，善良的農家婦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殘酷鬥爭，最後壹次在離家二十余裏的大街上鬥爭，被壹群惡棍用亂棒打得半死，鼻口流血，由我十二歲的弟弟吳之玄用馬馱回家，死在半路上。
  （四）伯父吳紹崟，土改中，追問銀元浮財，拿不出來，被迫跳崖自殺。
  （五）四叔吳紹煋，老實農民，盤莊稼能手，被用刑威逼，不堪忍受，由碉樓四層樓跳下，腦漿崩出而死。
  （六）小叔吳紹煌，土改中幾次被吊打捆綁，兩次逃亡山林避難，活活餓死山中。
  （七）我的兒子吳興亞，系早年妻子浦定芝所生，因全家主要成員都已死去，就交由昆明廠口鄉我的後母（亦是地主）照顧，我劃右後孩子成為政治賤民，在長年累月的政治壓力和生活折磨下看不見半點希望，孩子在花季年齡的19歲絕望自殺。
  （八）姑爹葉家林被劃為地主，土改中被反復鬥打，不忍酷刑，謊稱有銀元藏在房梁上，於是他從房梁跳至地面，頭碰石板而死。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樣在52年土改中自殺身亡。

（十）1963年正當我在農水科任林業員時，壹位農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壹貧如洗的“摘帽右派”，願與我重建家庭。婚後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兒子興文，剛滿三歲,因感冒導致肺炎，本屬小兒科常見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為控制對象，加之農村缺醫少藥、交通不便，我得知後從百余裏外的坡頭步行趕來，背他進城醫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壹）大伯家兒子吳之才，不滿十五歲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餓死在外地。
我全家親屬12人，在毛澤東暴政下血淋淋地慘死，真不堪回首！

土改理論

作者 宋永毅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國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進行改革。

1922年，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壹次代表大會》，蘇共在會上指示中共，要將土地從不勞而食的人們手中收歸，將權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效民在《劉少奇與晉綏土改》壹書中寫道：“這次會議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非常新鮮的，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解到，中國是壹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而反對封建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打倒軍閥，消滅封建的土地制度。這次會議是中共關註土地問題的開始，而後來所謂的毛澤東思想，不過是脫胎於此罷了。”
從中國的本土文化和傳統中，是很難產生如“階級鬥爭”、“剝削壓迫”、“無產階級專政”、“解放全人類”等等壹大套理論的，但有了“十月革命壹聲炮響”、有了蘇共這個老師，有了禍害人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華大地上，壹種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就在所難免了。
中共借馬列這個外來的幽靈，在中國古老的土地上“遊蕩”，它石破天驚地診斷出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中國有壹個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階級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史》（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年）前言中寫道：“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使廣大農民長期受地主階級的殘害、剝削和壓迫，生活極端貧困和處於破產的境遇，這正是中國被侵略、被壓迫、貧窮落後的根源……”
“反動的封建社會”、 “殘暴的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土地制度”、“地主剝削是農民貧困的根源”、“消滅剝削壓迫”……這些話語，既是中共宣講了壹輩子的“革命理論”，更是其拉大旗鬧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中國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前言和緒論中說：從1921年算起到1953年為止，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為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奮鬥了32年。終於，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從而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這樣，中共宣稱他同中國歷史上打江山坐江山的農民造反不同——他站在壹個道義高度——消滅剝削壓迫，救民於水火。
這兒，姑且不論其“宣稱”是否是其真實目的，只談其“理論”的錯誤。

壹，中國存在中共所說的那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嗎？

馬克思以西方社會的發展為參考，劃分了人類社會的五種類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照搬這種劃分，說中國也經歷了這五個階段，為了同西方保持壹致，秦至清的兩千多年被稱為“封建社會”。
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教授指出，這種劃分法對中國而言“有名實不符、削足適履之弊。”（詳見馮天瑜《“封建”考論》壹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
所謂封建，就是分封建制（建藩），指國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這塊土地上的農民）封賜給他的臣屬。它由“宗主”或“領主”與“封臣”之間層層分封的金字塔形結構所組成。封臣又可以再往下分封，政權、土地逐級承包，形成大貴族——小貴族——騎士——農奴的封建結構。在這種封建關系中，封建領主既是貴族又是地主，在封邑中擁有絕對的權力——政治、經濟和司法權。但這些賜封的土地只能繼承不能買賣。封邑中的老百姓（農奴）沒有土地所有權，不能自由遷徒，對封建領主有依附關系。貴族地主對他們則有隨意處置的權力（甚至有“初夜權”）。在歐洲的封建社會中，如果國王侵犯封臣的權利，封臣可以用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手段反抗。
中國從秦到清的社會結構，是這樣的“封建制度”嗎？
秦始皇統壹六國之後，建立了郡縣制，從此以後，中國政體的主要形態是中央集權的皇朝專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壹言九鼎，“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同西方完全不同，毫無“封建”可言。還有，中共常說的壹個詞是“封建專制”。其實，封建和專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在歐洲的社會發展中，恰好就是用專制來克服了封建（先是英國，後是德國）。“因此，把這兩個合在壹塊說很滑稽。”（趙林，武漢大學哲學教授）
從秦到清的兩千年間，中國經濟上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為主體，這與西歐封建社會的采邑或莊園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的自耕農則擁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別人，除了向國家納稅(包括徭役)，再無其他義務。
馮天瑜教授提出，將先秦至清朝兩千多年統稱為“封建社會”“名”、“實”相離。因為，這個階段的顯著特征是，土地可以買賣、轉讓，地主—自耕農經濟占據主導；專制主義的君主集權制覆蓋全社會。馮教授說，中、西的根本差別在於西歐的土地不可買賣，而中國的土地則可以自由出售。因而“地主階級不是封建產物”。（見“封建社會再認識” 武漢大學學術研討會，2006年10月14日）著名民國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在《我認識了共產黨》（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壹書中說：“中國的情形（同西方）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階級及任何貧苦人戶出身的。說這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實在太與事實不相符合。”
中共硬搬馬克思的社會劃分，發展出了壹個錯誤的封建社會和荒謬的封建地主剝削理論。於是，從1931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到1947年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再到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共都強調，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同封建社會存在了兩千多年，這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因此，中共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便是要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

二，農民與地主是這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嗎？

抗戰時期，毛澤東發表有關文章，說“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國共產黨輝煌90年》壹書寫道：“地主階級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在這種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農民過著極端貧困的奴隸式生活。他們曾被迫舉行過大小數百次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見該書“舊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壹章）
這是又壹個同劃分“封建社會”壹樣荒謬的理論。
丁弘教授在《中國地主經濟問題》壹文中指出：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是租賃關系。農民和地主的關系，是在私有制基礎上自由結合的租賃關系、合同關系、契約關系，而不是什麽強制性的封建關系。
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在“地主有什麼罪惡？”壹文中說：“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並從中收取地租，這不是壹種罪惡，而是壹種正當的經營活動。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從中收取房租是壹樣的性質。
董時進在《共產黨的封建和反封建》壹文中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崩潰了，然而到現時中共卻狂熱地喊出壹個‘反封建’的口號，把它當作他們革命的三大目的之壹。這本來是等於無敵放矢，但是他們卻創造出了壹些假想的敵人。他們第壹號的封建標幟便插在地主和富農的頭上。他們說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可中國的土地制度與任何民主國家的土地制度沒有區別，而且中國的土地是很零碎地分散在極多數的貧富不等的人們手中。”他指出：中國的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買賣、自由租佃，無論什麽人，只要有錢並願意買地，同時又有人願意賣地，就可以進行交易。買主有了土地以後，自己願意耕種就耕種，自己不願意耕種就租給別人經營，收取壹定的租金或實物。這種租佃關系完全建立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對方提出強制性要求。因此，這種關系是壹種正常的自由契約關系，而不是剝削被剝削關系。他還進壹步指出：這種制度與其他物品的買賣、占有、租佃，基本上沒有什麽區別，與所謂“封建”也完全沒有關系。

中國以前自由買賣和出租土地，同現在自由買賣和出租房屋在性質上是相同的，現在是房產證，以前是田地契，都由政府收稅蓋章。以前出租土地也同現在出租房屋性質壹樣，哪裏來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
當然，地主群體中也有貪婪、殘暴和為富不仁之人，但這占多大的比例?是不是這個階層的主體？難道貧下中農、工人、商人、共產黨人的群體中就沒有這種人？
可是，中共編造了妖魔般的四大地主——周扒皮、黃世仁、劉文彩、南霸天，說他們就是整個地主階級的形像，或者說，地主個個都像這種妖魔。

還有，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由於“地主的剝削壓迫”造成的嗎？從陳勝吳廣到黃巾起義，從黃巢造反到太平天國，幾十次農民起義都是因為土地制度不合理和地主剝削嗎？
學者蔣祖權在《地主～歷史的冤大頭》壹文中說：中國歷朝歷代的農民暴動，沒有壹次是地主剝削直接導致的。沒有壹次是因為在土地問題上和地主的矛盾激化導致的。他說，中國農民運動的三大直接誘因是： 1.天災、瘟疫導致衣食無著。2.官府的橫征暴斂，貪官汙吏的巧取豪奪。3.宗教組織的趁機煽動。蔣祖權強調：歷史壹再證明，最後激化矛盾導致農民暴動的導火索，是官府的橫征暴斂和官員的胡作非為！
謝幼田在《鄉村社會的毀滅》壹書中說：“許多農民暴動都有紳士參加，他們聯合反對暴政，相依共存，指向政府，主要問題是政府官史對老百姓的壓迫問題，他們都是暴政的被壓迫對象。”（第116頁，明鏡出版社，2010年）
還有，在中共劃分的“二千年封建社會”裏，地主犯法與農民壹樣要被告官受審，這原本是歷史的常識，可是，中共非要說，地主比官府還利害，“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這種現象倒是在中共發動的血腥土改中出現了，只是對象被顛倒——筆者在《血紅的土地》壹書中對此有不少真實案例的記載。）
在“封建社會”裏，壹個人今天買了田地，成了地主（階級），他便因此擁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了嗎？明天他因為種種原因把田地賣了，轉而租地耕種，他便因此要“在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過著極端貧困的奴隸式生活”？還有，今天他因為掙錢買了幾畝地，成了地主，於是就成了十惡不赦的壞人（黑五類），明天他因為種種原因把地賣了，成了貧農，於是他就成了革命所依靠的好人（紅五類）？如果今天有人對壹個房東說，妳因此擁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租戶。”人們壹定覺得他瘋了。如果他對有房產的人說，妳（因此）是壹個壞人，對壹個無房的人說，妳（因此）是壹個好人，人們也會覺得他瘋了。
壹個人擁有了土地，無論多少，也無論這個土地是怎麽來的，便成了罪人，將土地出租，便被認定是剝削壓迫，這就是中共的革命邏輯。
不幸的是，這種極其荒謬的“地主剝削壓迫”“理論”，成為中共革命起家的“合法性”，更成為他們暴力鎮壓地主（包括其子女）的理由。

三，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封建土地制度”嗎？

中共搞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有壹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說“革命理論”），那就是：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極少數的地主富農手上，他們殘酷地剝削農民，這便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
“極不合理”按中共的說法，體現在“占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占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農、雇農，卻總共只占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也就是說，絕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了極少數人手中。中共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政協會會議演講中，都引用這兩個百分比的“理論”作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根據和理由。
這個百分比，據說是“根據廣泛調查和統計資料”的結果。農業經濟專家董時進對這“兩個百分比”提出質疑。他說：根據他研究農業問題三十多年的經驗，他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做過這方面的調查統計。他在《共區的土改與反土改》壹文中說：這是完全憑空臆造。因為“這樣的所謂‘廣泛的調查和統計資料’，在中國是絕對沒有的。” 原因是：這種調查是極其煩雜的工作，就連歐美發達國家也不容易做到。他在《中國土地分配狀況壹斑》中寫道：中國土地所有權的分配情形，從無普遍和精確的調查。比較規模稍大的抽查，當推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就16省163縣175萬余戶所舉行的壹次，茲示其結果如下：
每戶所有畝數   戶數百分率      畝數百分率
5畝以下          35.61             6.21
5畝至不滿10畝     23.99            11.42
10畝至不滿15畝        13.17            10.63
15至不滿20畝         7.99             9.17
20至不滿30畝         8.22            13.17
30至不滿50畝         6.20            15.54
50至不滿70畝         2.17             8.83
70至不滿100畝         1.31             7.16
100至不滿150畝            0.72             5.71
150至不滿200畝            0.24             2.76
200至不滿300畝         0.20          3.17
300至不滿500畝         0.11             2.63
500至不滿1000畝         0.05          2.30
1000畝以上       0.02          1.57

從此表可以看出，五十畝以下占了農戶的95.18%，占了土地的66.14%；壹百畝以下占了農戶的98.66%，占了土地的82.13%。而壹百畝以上只占了農戶的1.34%，土地的17.87%，千畝以上之戶數只占0.02%，其地面則只占土地的1.57%。
董時進說：“本表所示與共產黨人所說的土地集中情形，迥乎不同。共產黨不能亦不肯說出確實畝數，而只用壹些‘地主’、‘富農’等空泛模糊的名詞，以淆惑聽聞。照此表，則壹千畝以上者可勉強稱為大地主，即使將他們的土地全部分出來，亦何濟於事。”
梁漱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方進行鄉村調查，他指出，在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情況下，有土地的人占多數。他寫道：“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數人都有土地。……（鄭平）全縣90%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過有些人的地很少罷了。這情形正與河北定縣——另壹鄉村工作地區——情形完全相似。定縣則有《定縣社會調查》壹巨冊，此中有關此問題之報告，據其報告，分別在不同之三個鄉作調查：……結論如下：壹，90%以上人家有地。二，無地者（包含不以耕種為業者）占10%。有壹百畝以上者占2%，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壹、二。”（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151-152頁，香港集成圖書公司出版，1963年）
1980年代末期，幾位學者在進行農村社會文化調查時，在浙江省北部找到了壹些土改時期的寶貴資料，其中就有1951年5月村民張榜公布的各戶田地占有情況的原始表格。例如，在海寧縣，土改前在全縣範圍內，有76% 的土地分散在構成農村戶數總數 86.4% 的中農和貧農手中，僅有 11.6% 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們調查的陳家場行政村，68% 的土地分散在占總數 83% 的中農和貧農手中，而僅有10% 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曹綿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江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第 25-26 頁，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
這份真實的土地占有分布表格，可以讓我們管中窺豹：土改前中國的土地，並不是如中共所說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極少數的地主富農手上。”
《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年）壹書中說：“民國時期中國耕地若以14億畝計算，人口以4.5億人計算，那麽人均擁有的耕地則為3.11畝……中國人均耕地面積與其他國家相比屬於很低的壹類。”（第10—11頁）。作者列舉了歐美南美等21個國家，其平均人均耕地為11.37畝。
我的《血紅有土地》壹書主要采寫的是川東土改。那麽，川東的地主平均有多少土地呢？《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03年第1期在《解放初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義 》壹文中披露：“土改結束後，地主每人平均從14.59畝下降為1.47畝。”，這就是說，那些被說成“極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下的“剝削階級”——地主們，平均只有十幾畝土地。而這個14.59畝的平均數，是全四川省的，川東地區大多是貧瘠山區，地主們的平均畝數，應當更低。
正因為中國人多地少，絕大多數地主們也沒有多少地，於是，在劃地主和分土地時就亂來，把擁有土地比該村平均數多壹點的中農的土地也拿來分，成漢昌說：“例如在晉緩解放區老區，在被平分的土地總量中，40%是抽動中農的，河曲、保德、興縣三縣抽動中農土地的比重45%以上，還有的地區竟有高達80%以上的。”（《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第607頁）

中共在虛構了壹個“極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同時，又指出了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殘酷剝削農民，不勞而獲。
在中共造反鬧革命時，中國的確存在著貧窮，也的確落後。但，這是由於“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殘酷剝削”造成的嗎？
《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壹書說：“近代以來中國的耕地面積不僅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相反還表現出了停滯式下降的趨勢。從1873 年到1933年的60年中，中國人口增加了31%，而同壹時期全國的耕地總面積僅增加了1%，從1893年到1933年的40年間，中國人口增加了23%而耕地面積卻沒有任何增加（第11頁）。
中國的人口，從秦漢到明清2000年間，增長了約20倍，其中從漢到明壹千五六百年間，中國人口無大變化，歷朝人口最多時只有五、六千萬，中國人口猛增始於清朝前期，前清近百年間，人口翻了壹番多。乾隆五十年期間，再翻壹番。以後45年間，又凈增壹個億。
下面是我國古代幾次重要的人口統計數字：

  公元2年(西漢平帝元始二年)，59594978人。
  754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52880488人。
  1066年(宋仁宗治平三年)，2909萬人(不包括邊地政權人口)。
  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5883萬人。
  1578年(明神宗萬歷六年)，60692856人。
  1741年(清高宗乾隆六年)，143411559人。
  1790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301487115人。
  1835年(清宣宗道光十五年)，401767053人。

（註，此數字來自筆者講授《中外文化交流史》課程時借來的壹本參考書，寫此文時壹時未找到該書。）

學者趙文林等在《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以研究的數字表明，在清代兩百余年間，人口從明代的不足壹億猛增到四億多（405.484，單位：百萬），激增的速度前所未有。
正是由於清朝人口猛增，導致了人均土地和人均口糧大減。吳慧先生對中國歷代糧食產量進行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中，列出了兩張表。其中壹張表如下：

西漢末    人均原糧993斤    成品糧597斤
唐    人均原糧1256斤    成品糧665斤
宋    人均原糧1159斤    成品糧605斤
明    人均原糧1118斤    成品糧626斤
清中葉    人均原糧628斤    成品糧350斤

這張表說明壹個重要問題：到清中葉，人均占有糧食數量降到了歷史最低點。這是什麽原因呢？原因就是：人口迅猛增長。由於人口數量猛增，耕地面積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長，人地關系越來越緊張，農村危機的情勢也越發明顯了。
所以，成漢昌在《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中說：“人口與耕地數量之間日益突出的矛盾及農業產量的減少，是造成中國近代農村危機的壹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第18頁）另外，他還指出，民國時期，農村的壹個矛盾“主要是農業生產關系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結果。”（第12頁）
從學者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國當時的矛盾不是中共說的地主與農民的階級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產力落後的問題。其貧窮落後的原因主要也在於此，而不是“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用董時進先生的壹句話來概括：“共黨基本理論的謬誤，事實的虛假和共黨的真實意圖，這是共黨最大的錯誤和罪惡所在。”

中共這個“幽靈”誕生以來的許多惡行現在都已經多少得到了揭露和批判（如反右、大饑荒、文革等），但土改的“鐵幕”還遠遠沒有掀開，其“合法性”還“偉大、光榮、正確”地巍然挺立。今天，我們回頭看去，中共的這種“崇高的革命性”全是壹派謊言。如：中國農民現在“耕者有其田”了嗎？中國農民現在翻身作了主人了嗎？土改之後，農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了嗎？中國的貧富不均現在消除了嗎？中國老百姓現在不再被剝削和欺壓了嗎？

掠奪行為

作者 凌滄州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壹場腥風血雨的浩劫降臨神州大地，無數中國人的尊嚴、自由、生命、人權被踩踏，土地的權屬被貢上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祭壇，仿佛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需要部落活人的心臟祭奠太陽神，鮮血塗滿金字塔壹樣，古老的東方神州，伴隨著地緣政治的共產主義鐵血征服，暴力集團、犬儒階層與愚民群氓合力打造的壹次次政治運動，不僅讓暴力集團自我造神的人造紅太陽曬得神州赤地千裏，而且在壹場場殺戮狂歡和集體逼迫清洗中，布局了綿延70余年的共產主義黃金時代的謊言與神話，讓血汙、遊魂與真相永遠沈埋在深深的地底。

            最近，加州的州立大學教授宋永毅主編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運動70周年歷史回顧》出版。仿佛對70年的歷史中沈埋地底的血汙與屍骨，進行了壹次深度挖掘和科學 “考古”。70年後，在網絡戲稱“厲害國”進行造神新長征的時代，在“寬衣帝”指示“兩個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時代，宋永毅的聲音很具穿透力：“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還有什麼特別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這不僅因爲70年來中共官方製造了種種關於他們的土改的「偉大成就」的政治神話，導致毛澤東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還沒有被全部揭露；還因爲70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後果正阻滯著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健康進程；更因爲而當今的中共領導人千方百計地想讓整個民族遺忘歷史的教訓，以便他們可以順順當當地沿著這條獨裁和極權的道路走下去。”（上冊P12.）



            土改時代的先知：曠野的呼喊



            要對70多年前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進行文化與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就必須先對“考古遺址”挖掘出的歷史材料、“血汙與骸骨”進行科學意義上的鑒定與探索，要定義和質疑諸如 “是什麽、為什麽、怎麽了、人物與劇情、時間與地點、規模與手段、工具與細節、後果與效應”等問題。

            關於“土改”是什麽的問題，書中專家與學者都有迥異於中共編織70年的神話的判斷。宋永毅認為，土地改革有“三個特徵和要素：1. 階級劃分的運動理論基礎；2. 法外殺人的群衆暴力形式；3. 劫掠私產的國家財政機制。”（上冊P12.） 學者程映虹在書中橫向比較了北韓與北越的土改，認為共產國家的所謂土改，本質上是壹種“國家農奴制”。他寫道，“得到土地，失去了自由，下壹步就是淪為國家農奴。”（上冊P42.）書中的大部分學者都有這壹共識：土改只不過是中共控制中國人民和中國財富的手段之壹。

            1949年，在神州晦暗如鐵、山河陸沈的血腥歲月裏，無數知識精英要麽趨附，要麽屈膝，有壹人秉承古仁人誌士風範，“雖萬千人吾往矣”， 先是向毛澤東上書，請毛澤東“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下冊 P85.），此人最後被迫出走流亡。1951年他在香港出版《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和《我認識了共產黨》。他孤獨而警醒的聲音，70年後讀之，仿佛能感受到華夏民族在沈淪煉獄前有人在曠野中的呼喊，如同耶利米時代墮落衰敗的以色列民族即將淪亡於異族前遭到先知耶利米的泣血哀求與怒斥警告。此人就是中國的農業專家董時進。董時進的文字，使我們得以壹窺那個時代先知的洞察力和預言能力：“ ‘中共的意向是人人不許有土地。’ ‘共產黨的真正目的，並非是要耕者有其田。這不過是他們壹時應用的壹種策略，是在革命過渡時期用來拉攏壹部分的貧農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們的真實意圖是要將壹切土地社會化，這即是收歸國有。將來壹切人都不準擁有土地，壹切土地都歸共產黨的政府，使那個政府變成獨占全國土地的大地主。’……‘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實際上就是假改革之名行搶劫之實。’ ” （丁凱文《董時進 VS 毛澤東》，收入《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冊P84）。對於中共頒布的《土地改革法》，董時進先生是這樣評論的：“這《土地改革法》最重要的壹條即是第二條，‘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余的房屋。’有了這壹條，搶劫就合法化了。這個‘法’的產生沒有經過民主合法的手續。現代國家的通例，凡是立法必須經過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承認，然而這個《土地改革法》僅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少數幾個人便將人民大家的土地財產，不問罪名，不加審判，壹起沒收了。假使這也可以算是‘法’，那末，壹群強盜，向人民大眾宣布，他們的財產都要壹齊交給強盜，也應該算是‘法’了。”（同上）。

            土改這場浩蕩的暴力搶劫運動，雖然沒有像蒙元滿清征服與立國之初，搞出無數屠城的劇目，也未必如秦國虎狼之師擊敗六國，坑殺降卒，伏屍百萬，流血漂杵，但卻也是赤禍綿延，殺人盈野。宋永毅指出：“如果我們把土改作爲毛澤東時代第壹個政治運動，把文革作爲毛的最後壹場政治戰役，它們的共同點即是對某壹社會階層的大規模屠殺。不幸的是，這壹社會階層就是中共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地主富農及其子女。 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三次震驚全國的對土改對象的大屠殺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殺人」的運動形式的延續和翻版……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廣西大屠殺。據機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萬人遇難，而其中土改對象、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占了56%左右。如果我們進行壹下更深入的調查和比較 ，還不難發現，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殺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延續和發展。例如，道縣和廣西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刀殺」、「沈水」、「棍棒打死」、「活埋」 、「火燒」等方法處死，完全是土改虐殺地主的全套流程。至於那些野蠻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殺人的暴力壹脈相承。值得註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後，還常常公開引用他們集體無意識裡深深積澱的「土改經驗」。例如，加害之前，兇手們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財」——有的甚至是第壹次土改時埋藏的「光洋」。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妳的錢來，便可以買下妳的命。而在殺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後，兇手們壹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財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裡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上冊P15-P16.）

            宋永毅根據中共的官方材料，統計出：“自土地改革以來的24年裏，中國的地主階級共有1808.3萬人死亡。他們或是在土改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貧病交迫的政治歧視中漠然逝世。作爲壹個有兩千多萬人之衆的中國富裕農民的「階級」，被中共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了。”（上冊P18.）        

            僅僅土改的幾年時間的暴力死亡人數，應該遠超歷代征服屠城的人數；如果把暴力土改、大饑荒、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殺等受難的人數累積相加，則是古今哪個暴力王朝和政權都望塵莫及的。



            殺戮狂歡：神州處處是刑場



            今天當我們追溯1950年代時，絕對想象不出那個時代由毛氏“總導演兼總策劃”、億萬中國人出演龍套、配角、道具、炮灰的暴力大片是如何血腥、荒誕、殘忍、不倫與野蠻。清代著名詩人徐述夔曾寫下：“江北早已無凈土，乾坤何處可為家？” 我覺得套用於1950年代的中國，也無比貼切。不僅是“神州何處可為家”，而且是“神州處處是刑場”。

            學者譚松在《土改運動中的殺人和酷刑特性》說，“中共土改運動中的大屠殺，有壹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把殺人現場布置得轟轟烈烈，熱鬧非凡。首先廣泛動員，盡可能四面八方的人都前來觀看......其次是組織文娛活動，如打腰鼓、扭秧歌、演唱......還有就是組織啦啦隊，像觀看體育比賽壹樣，把殺人現場搞得熱火朝天。”（下冊P224.）

譚松敘述目擊者講的故事：“1952年的3月2號，秀山槍斃了壹個名叫楊卓之的名人。我親自到現場觀看。楊卓之跪在地上，壹槍打了。打了之後，我看到楊卓之的腳還在壹抽壹抽的。這時上去了三個人。壹個手提壹把菜刀，另壹個拿了壹個小鍋和壹個菜板.......”(下冊P242-243.) 簡言之，就是在刑場十多米處，燒起火架起鍋子，爆炒楊卓之的心臟。

            至於暴力土改的殘暴下流，對婦女兒童的摧殘，那就更不在話下。譚松列出了當時壹些對婦女的酷刑，可堪與與唐代酷吏來俊臣的《羅致經》中的十大酷刑壹拼，都可以載入史冊。其酷刑手段有：“釣美人魚”，“吊秤砣”，“吊乳頭”，“豬鬃毛戳乳頭”，“燒飛機洞”，“包谷球球”，“褲襠裏放動物”，“用鐵條（或竹條、木棍）插入陰道， “看風景”，“摸洋錢”，“火馬草磨或塞入下身”。（下冊P250-254.）這些酷刑，我不必復述，僅從名稱，就可窺見端倪。

            南方的土改既殘暴下流如斯，北方就更加沒有凈土。學者智效民的《晉綏邊區暴力土改的背景與真相》不僅記錄裏“各種酷刑觸目驚心”和“分房分地分老婆”（上冊P255-259.），而且更記錄裏土改對中國傳統人倫的毀滅性示範作用。在蔡家崖“鬥牛大會”上，共產黨的幹部牛蔭冠目擊他的地主鄉紳父親牛友蘭遭遇人生滑鐵盧。“61歲的牛友蘭被反綁雙手，與很多地主富農跪在主席臺上。鬥爭進入高潮後，有兩個人按住他的頭，將壹根鐵絲穿進他的鼻孔，並強迫坐在主席臺上的牛蔭冠下來牽上‘老牛’遊街示眾。牛蔭冠下來後，據說牛友蘭不堪這種傷天害理的汙辱，用力把頭壹甩，鼻翼下面的脆骨被拉斷，頓時血流滿面......沒過幾天，牛友蘭便慘死在關押他的窯洞裏面。”（智效民，下冊P251-252.）

            另壹個滅絕人倫的故事是這樣的：“劉象坤被打死後，正好他的兒子劉武雄因為被開除公職從蔡家崖回來。劉武雄回來後就碰上批鬥大會，就直奔會場，上臺講了壹番話，‘大意是他受他惡霸老子的連累，現在決心要和劉象坤劃清界限。’隨後，他‘跳下臺來，從民兵手裏接過壹把刺刀，沖他老子屍體胸口上捅了兩刀。’ ”（智效民，下冊P254.）

            這些故事現在大多沈埋在地底，不會在中國主流媒體與出版物上出現。骸骨深埋地底，鮮血澆肥沃土，記憶遺忘風塵，洗腦常洗常新，這種普大喜奔的局面，最有利於謀殺者、劫掠者以及他們的繼承者與後裔。因為他們屁股底下的贓物已經洗白並且合法化。集體謀殺與集體劫掠的主嫌，現在肉身已經刷金鍍彩，被無數群氓愚民吹吹打打供奉進靈堂和廟宇。他們的血緣孫子們和精神孫子們在夢裏都為他們的暴富和崛起笑開了花。

            反觀1950年代左右的中國農民，則是另壹幅卑微淒涼的劇目，可憐可嘆可憎的劇目。中國農民在土地－－這壹散發著魔力的“魔戒”前面，無法抵抗它的試探和引誘，壹個個淪為謀殺犯和搶劫犯的幫兇，如同被裹挾的半獸人、強獸人的部隊。幾年之後，集體謀殺與搶劫得來的土地，再被暴力集團以堂皇的借口掠奪走。中國農民全體淪為農奴，繼而在大饑荒年代成批餓死，這是對他們的手上也沾著受害者的血的天譴與報應。這壹宏大的暴力搶劫史詩的主謀者、執行者、參與者、脅從者、旁觀者、沈默者，絕大多數都得到了他們該得到的報應。權力絞肉機使今日的謀殺者、施害者很快在明日變為被謀殺者與受害者，底層群氓如是，頂層如劉少奇、林彪者也最終被權力絞肉機絞碎。即使“總導演、總策劃”毛澤東氏，也難免被浸泡福爾馬林溶液中，陳屍“臘肉堂”，其屍骨未寒之際，遺孀江青即被捕，終至懸梁。

            但那些在土改暴力年代斷命亡身的婦孺，她們又招惹了何人？若非這個民族的愚昧、原罪與癲狂，她們何至於遭受如此血腥與恐怖報應？如果有地獄，有陰間，她們的遊魂在鬼門關、奈何橋等地點與毛劉林周朱等人相遇，是不是也像話本小說中被謀殺的人物，在黑暗中厲聲高叫：“還我命來！還我父兄的頭顱與土地來！”



      “暴力必以謊言為繼”，謊言必為暴力先導



            俄國文豪、諾獎得主索忍尼辛曾有名言說：“暴力必以謊言為繼”， 在我看來，謊言也必為暴力先導。因而，研究土改暴力前後的謊言，也應該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們不應忽略的功課。

            暴力土改既是新政權殺人立威的手段，也是劫掠民財的手段，通過腥風血雨式的清洗，完成通向極權國家之路。我們只要看看這場土改30年的結局，中共在其82“憲法”中，明確地寫進 “全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城市土地國有”的詞句，雖然中國農民早在50年代合作化運動中已經喪失了土地，但這時腆顏將劫掠結局寫進其“憲法”中依然頗具喜劇效果，因為把這壹條與50年代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白紙黑字寫下的“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對照看，就知道他們給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完美土地騙局與劫掠以“憲法”的形式背書，如同給壹具具躺著這些愚昧無知、淒然無力的農奴們的早已冰涼和發臭的屍體的棺材釘下了最後壹根斷魂釘。本書所收裴毅然《蘇區‘土地革命’實況實質》和譚松《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等論文，基本梳理出了暴力集團百年來不變的土地劫掠史綱，為後來的研究者鋪設了路基。

            然而對於50年代的完美土地騙局，宋永毅在批陳史料之後，揭示了騙局制作者們早已經機謀秘設、等愚民上鉤的真相。宋永毅寫道：“但‘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神話，已經被史實證明是歷史笑柄了。因為在全國土改還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的1952年， 毛澤東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中共中央轉發東北局關於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1952年5月10日）。文中明確指出：“中央同意東北局關於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並將此決議草案發給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參考仿行。”換句話說，在地主們的土地剛剛開始分配、即“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還沒有被消滅之際，中共已經在策劃把要取代它的“農民土地所有制”也壹並消滅，而以國家的集體化來沒收所有農民的土地來。因而，有關“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承諾，完全是中共和毛澤東對中國農民的壹場言不由衷的欺騙。”（上冊 P376-377.）

            迷醉外來馬列邪教乃至走火入魔的毛氏及其同謀們當然不會承認這是史上壹場最成功的完美騙局與劫掠。早在國共內戰快到尾聲、百萬生靈已經塗炭、共軍揮師渡過長江之際，毛氏就如同叢林部族的酋長，拿著死人的頭骨在火堆邊慶祝勝利、唱歌跳土風舞壹般，附庸風雅地賦詩：“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蟠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即使在餓殍遍地、農奴們面有菜色、人相食的歲月，毛氏的土風民謠依然靠著權力的力量播弄被其征服的全境：“唯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學者高王淩稱：“中國的土地改革不僅是‘改朝換代’，而且是‘改天換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上‘鬥爭土改’的道路。”（上冊P29）我以為，是否可以更進壹步地判斷說，豈止是改天換地，簡直就是偷天盜地，甚至是毀天滅地。當文明淪陷，野蠻癲狂，最後淪落到霧霾漫天，汙染遍地的時候，這種毀天滅地的神功也是天下獨步，連他們的祖師爺馬恩列斯，在墳墓裏復起，也會非常驚訝。

政治流氓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中華蘇維埃國

蘇俄在華建立國家

九壹八事變後，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在各地發動暴動，罷工，遊行，示威，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同時派周恩來到江西接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操辦建立蘇維埃國。周恩來不是空手來贛，而是帶著共產國際起草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全套建國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國，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經斯大林批準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項英、張國燾被選為副主席，朱德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兼紅軍總司令，博古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瞿秋白、鄧發、張鼎丞、王明、彭德懷（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賀龍、孔荷寵、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關向應、方誌敏、任弼時、沈澤民、譚震林、曾山、夏曦、劉少奇、鄧子恢、羅炳輝、陳毅、張雲逸、徐特立、阮嘯仙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

與幾個月後成立的滿洲國壹樣，中華蘇維埃國也是外強扶植的傀儡國。不同的是，後者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直接威脅著中國的首都，對中國的危害更大。中華蘇維埃國在各方面都體現蘇俄屬國的性質：其壹，建蘇維埃國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其二，建國日是共產國際決定的蘇聯國慶日；其三，建蘇維埃國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憲法大綱申明中華蘇維埃國隸屬蘇聯；其五，蘇維埃國與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壹樣，高層成員名單全由俄人決定；其六，蘇維埃國的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架構是蘇俄引入產物；其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貨幣上印的是列寧頭像；其八，《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國徽、國旗及軍旗的決定》中規定的鐮刀錘子國徽、五星紅旗國旗取自蘇俄寓意；其九，蘇維埃國的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九個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GPU）?（九部壹局）從名稱到架構都照搬自蘇俄；其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宣布：“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壹國”。誰都知道，莫斯科是絕對不允許蘇聯境內的眾多民族有權分離出去的。少數民族獨立條文是莫斯科專為將中國滿、蒙、新疆並入蘇俄版圖的目標所制定的。這時的蘇俄通過其控制的“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蒙政府、東蒙（呼倫貝爾）政權、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權控制著中國半壁江山；其十壹，中華蘇維埃國的宗旨是“武裝保衛蘇聯”，《紅色中華》刊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宣言》說得清楚：“準備和組織著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並領導全國工農勞苦群眾和紅軍武裝保衛中國革命的朋友——蘇聯”。

蘇俄通過中華蘇維埃建國文件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禍害。其壹是“專政”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二條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蘇維埃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壹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其二是剝奪私有財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沒收壹切封建主、軍閥、豪紳、地主的動產與不動產，房屋、倉庫、牲畜、農具等”。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規定共產黨享有政治特權，有權剝奪指定階級的公民資格，經濟權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蘇俄蘇俄引入的專政說和剝奪說在中華蘇維埃國存續的幾年中造成控制區內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減少，在後來的新中國帶給中國人數以千萬計的死難。

對於外敵入侵之時成立的蘇維埃國中之國，蔣介石在國民黨四全大會上指出：“國家社稷被斷送的最大威脅來自共產主義，共產黨人不僅是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大敵，而且是以虐殺為樂的妖魔……他們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戶中挑起糾紛。他們特別慫恿青年人不顧道德敗壞。總之，他們向中國的家庭生活和壹切倫理觀念宣戰。”[1]  

蘇維埃國的社會

蘇維埃國將蘇俄統治模式復制到了中國。這種模式對百姓全面監視，取締自由。蘇俄建立政權後設立肅反機構——政治保衛局（格伯烏GBU）。最初，肅反機構主要是對付布爾什維克黨的變節者，後來對付範圍擴大到全體人民。建立中共的同6102;，共產國際開始為中共培養政治保衛系統的骨幹，從赴法勤工儉學生中選中周恩來作為政治保衛和情報特工培養對象，送周赴英國、德國接受系統培訓。在建立黃埔軍校的同時，蘇俄開始將其政治保衛系統引入中共。1926年，鮑羅廷通知陳獨秀，蘇共將幫助中共培訓政治保衛幹部，建立情報特工機關，中共選派了要員顧順章、陳賡和陸留三人從上海登俄輪赴蘇，被蘇共安排到伯力、海參崴等地蘇俄紅軍特種部隊接受各項特工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偵破、審訊、刺殺、爆破、劫獄、射擊、秘密通訊等等。幾個月後，中共的第壹批政治保衛幹部攜蘇俄特工部門頒發的畢業證書歸國。1927年，共產國際在武漢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腦的中共中央特務科（特科），下設負責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機關安全的保衛股、負責鎮壓脫離中共者的特務股（紅隊）、情報股和負責收編江湖武裝的匪運股。從蘇俄受訓歸來的顧順章兼任了保衛股長和特務股長，陳賡擔任了情報股長。1928年，蘇共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共六大，在《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正式規定中共的各政權都要建立肅反保衛機關。六大會後，莫斯科安排全體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衛培訓。隨著在中國建立蘇區，蘇俄將其政治保衛制度移植到中國，在各蘇區建立保衛部和肅反委員會。中共中央轉移到江西蘇區後，成立了中央政治保衛處，由從莫斯科受訓歸來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處長。

現代政黨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來，中國政黨如雲，壹人身兼數黨者大有人在。沒有哪個政黨殘酷對付想退出者。幫會、黑手黨和革命黨都有報復變節者的作法，但設立專門機構對付想退出者卻是蘇俄的作法。蘇俄將這種史無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國。中共特科傳承了蘇俄以極端手段對付變節者的傳統。特科壹號首腦周恩來、二號首腦顧順章曾率領紅隊殘酷報復了不少前同誌，壹起策劃暗殺了變節者白鑫。顧順章變節後，周恩來率康生等壹批原先與顧沒有私人關系的紅隊人員來到上海顧宅，將顧的家屬，上門的朋友及雜工等十幾人（壹說30多人）斧劈，繩勒的極端方式“滿門抄斬”，埋屍庭院，上澆水泥封蓋，以殘酷報復警告黨員變節的下場。周領導的滅門報復行動受到斯大林的誇獎。[2] 相比會黨，共產黨報復變節者更加殘酷。共產黨明確要求只講黨性不講人性，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其信條是為黨的利益沒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蘇區設立了政治保衛局，照搬蘇俄名稱為GPU，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紅軍工作部、白區工作部、政治保衛隊，在其它蘇區也設立了政治保衛分局，政治保衛處或肅反委員會。中央蘇區政治保衛局主要幹部都經過蘇俄培訓，莫斯科受訓歸來的鄧發接替王稼祥任治保衛局局長，上海轉移來的中共特科成員們成為政治保衛局的骨幹，歐陽毅、張然和、李克農、錢壯飛、李壹氓、汪金祥、李玉堂、吳烈、海景州、馬竹林、卓雄、譚震林等人先後擔任了政治保衛局下屬各部部長。政治保衛局屬下保衛隊官兵武器裝備最先進，配有長短槍，佩戴綠色加紅框的領章，這壹“綠領章部隊”就是後來中共公安部和總參謀部情報系統的前身）。

蘇區的政治保衛局在各地設有各級分局，在基層單位和鄉村派有特務員。與在蘇俄壹樣，政治保衛局不僅監視和對付中共幹部，紅軍將士，還監視、對付區內全體民眾。與蘇俄的“契卡”和政治保衛局壹樣，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也權力無邊，常常壹句“保衛局請妳去問話”就將人帶走。政治保衛局可隨意拘捕、審訊、處決他們指稱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保衛局還負責執行肅反屠殺，按照革命黨的規矩，以槍斃，暗殺對付變節者、逃兵，以使每個黨員和紅軍戰士清楚變節和脫離革命的嚴重後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蘇俄政治保衛局模式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政治保衛局實行垂直領導，下級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政治保衛局向政府、紅軍部隊派出特派員，向高級官員派出保衛員，規定政府和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和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這樣的政治保衛機構使蘇區陷入恐怖。

在蘇維埃國，民眾的日常活動受蘇維埃政府監視。蘇維埃政府在路口設卡（遞步哨），實行“赤色戒嚴”，盤查與逮捕被認為的可疑份子，村民離開村子須有路條，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須事先報告，否則會被扣押。[3]  民眾被強迫編入數不清的蘇維埃外圍組織，如：貧農團、赤衛隊、赤色工會（蘇維埃國中並無工人階級，長工，推車子的、擡轎子的、挑腳的、做短工的、手藝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會）、雇農工會、青工組織、女工組織、革命互濟會、省縣區鄉各級反帝大同盟、兒童團、少先隊、慰勞隊、歌舞隊、婦女隊、情報隊、破壞隊、運輸隊、擔架隊、洗衣隊、補衣隊、攤鋪隊、清潔隊、口號扇子隊、選舉委員會、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土地登記委員會、山林委員會、建設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橋梁委員會、倉庫保管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查田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衛生委員會、防空防毒委員會、紀念會籌備委員會、糧食委員會、戶口委員會、工農檢察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組織。上述組織像壹張大網，將蘇區的全體民眾網羅進去。蘇維埃政府不允許有人獨立於共產黨的領導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網進上述組織中的壹個或多個。上述組織中設有監視、互相檢舉揭發的制度，包括常委會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內部評審制度、開生活會制度等等。[4]  民眾為保全身家，不得不參加組織，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務，參加諸如唱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紅軍歌、燒菩薩、換農民家裏的“天地君親師位”為“革命始祖馬克思”等等活動。[5]

蘇維埃政府通上述組織和制度向老百姓攤派人、財、物，諸如：向每村攤派慰勞紅軍的毛巾、黃麻草鞋與布草鞋；強迫老百姓買“革命戰爭公債”；發動“退還公債運動”，要求買了公債的農民將所購的公債券退還給政府，變購買為捐獻；號召捐獻首飾銀器等以支持革命；開展“借糧”給政府運動（政府不會償還）；開展節約糧食支援革命運動；組織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自帶飯無償為紅軍家屬耕田；發動兒童團員“交月費壹銅板慰勞紅軍”；“擴紅”：強制性派給各村擴紅（參加紅軍）人數指標，其中長岡、上才溪、下才溪等鄉，全部青壯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當了紅軍或給共產黨做工。[6]  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承認，由於財政危機，蘇區的學校、醫院等福利設施日漸荒廢。學童被組織成兒童團負責崗放哨，就連列寧小學的兒童也有“捉來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有罰餓飯的”。[7] 毛澤東將蘇區這種高度軍事化、組織化的社會模式確立為自己的理想社會模式，後來在延安時期和奪取全國政權後均以蘇維埃國的社會模式為樣板，要求將全體人民納入壹張大網，聽從他壹個人的指揮，在二十多年後按蘇區的集權社會模式建立了全民軍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殘酷搜刮下沒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壹年間，中央蘇區爆發了數十起武裝抗爭。更多的老百姓選擇逃出蘇區。為防止民眾逃亡，蘇維埃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麽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處死。曾有個管錢的管理員花錢買了張路條試圖逃跑，抓回後被處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盡管如此，逃跑仍大量發生。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壹些，有的基層幹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幾百人。於是，蘇維埃將懷疑可能逃跑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逃亡無路時，自殺事件大量發生。自殺者中包括大批共產黨幹部。蘇維埃報刊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8] ，間接反映出蘇區自殺情況之嚴重。

參加圍剿蘇區的蔣鼎文晚年披露蘇區情況說：“談到共產黨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壹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們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當幹部，用革命翻身鬥爭清算為誘餌，鼓動對富有的親友鬥爭，殺死親友留下血債，使人們因怕報復便只有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脫離不了共產黨的羈絆。在國軍進剿時，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槍威脅老百姓，不準向國軍吐露壹點匪情，甚至誰與國軍接近誰便遭殃。我們進入赤區，老百姓不敢和我們多講話，並不是老百姓不歡迎我們，而是老百姓害怕這些流氓匪幹的殘忍殺害。國軍是流動的，不能永遠駐下來保護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來和國軍合作。匪軍可以殺人放火帶走壯丁，留下殘弱婦孺，國軍不能這樣做，國軍進入赤區探不到壹點匪軍消息，匪軍可以留下匪幹，留下兒童做國軍的情報，反而對外宣傳說老百姓厭恨國軍，說老百姓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甚至他們殺死不穩份子也誣賴是被國軍屠殺的。我在江西行軍時，時常發現被共匪屠殺的僵屍無人收殮，慘不忍睹。”[9]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

建立黃埔軍校的同學會，蘇俄將暴力血腥的農民運動引入中國，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和毛澤東是蘇俄選定的兩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經蘇俄培訓，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兩個代表人物。1928年，毛澤東奉共產國際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紅色政權的名義頒布了《湘贛邊區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該土地法中“沒收壹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條文是他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學來的，也是共產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中的主要內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等人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為中共的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土地法草案》。這壹草案與《井岡山土地法》大同小異。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照搬蘇俄的暴力剝奪，不給地主、富農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紳地主分不到壹寸田，富農分不到壹丘好田”。按當時中央蘇區約三百萬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農計，至少有六萬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剝奪財產與生路。蘇維埃國沒有可持續財政來源，存續主要靠無償剝奪。剝奪完地主、富農後，土地革命不能結束，需要繼續以相對富裕者為剝奪對象，繼續剝奪中農，最後剝奪到貧農頭上。經過幾年的土地革命，不僅地主、富農被消滅，連中農也被消滅，人民全體赤貧，蘇區的經濟基礎被摧毀，經濟壹片衰敗，人口迅速減少。不少懷有為人民謀利益理想的紅軍將領對此感到幻滅，脫離了革命。例如，紅軍創始人之壹龔楚因看到蘇維埃政權對蘇區人民殘酷壓榨違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國民黨。1934年，紅軍撤離了中央蘇區，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提出重建江西，廢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歸原主”為原則的土地處理條例。他在調查黎川和廣昌兩個縣的重建情況時發現，多數農民沒有耕種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拋荒，少數農民耕種了分得的土地，但收獲後悄悄地把相當於地租的錢或糧送給原地主以維持地主和雇農的關系。熊式輝問農民為何這樣，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麽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這是地痞流氓才幹的事情。”[10]

《井岡山土地法》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是典型的強盜法，體現共產革命的真諦——暴力搶劫他人的財產，也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否定私有產權，政府任意剝奪，為所欲為，不受監督與制約。兩土地法又可稱為奴隸法，因為它們規定蘇維埃政府有權剝奪壹切私有土地，實際宣布農民只能為蘇維埃政府勞動，全體成為政府的奴隸。以這兩土地法為代表的蘇區土地革命帶來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隸制度。中共建國後推行的暴力土改，對工商業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的源頭要追溯到馬克思的暴力剝奪理論和蘇俄暴力剝奪實踐，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內容，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展的蘇區土地革命，以及根據蘇俄綱領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蘇區土地革命和《井岡山土地法》將幾片蘇區變成赤貧世界。二十年後，毛澤東將蘇區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國，通過土改和合作化將土地全部收歸政府時，將蘇俄引入的災難擴大到極致，將全國農村變成了赤貧世界。

蘇維埃國的財政

蘇區的兵民比例遠超歷朝歷代，龐大的中共機關和十幾萬大軍遠非貧困蘇區的經濟所能供養。幾年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在延安問毛澤東：“井岡山6102;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麽大，人口只有兩百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妳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糧餉的？”毛澤東“環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中共前總書記向忠發的供詞是這壹問題的重要參考。他披露中共的財政說：“共黨經濟來源：（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壹萬五千元美金，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乙）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誌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丙）綁票或搶掠：共黨的經濟，有時因國際的關系壹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采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11]

蘇區的實情正如向忠發所披露，紅色割據賴以生存的財源，次要是靠蘇俄資助，主要財政來源是靠搶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戶的錢財來解決軍糧軍餉。紅軍“打土豪”與土匪的傳統辦法相似。毛澤東喜愛《水滸傳》壹類遊民小說，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辦法，上井岡山後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歸公”（後來改為“壹切繳獲要歸公”）和“不拿群眾壹針壹線”的紀律。其意思是紅軍只搶大戶，不許見老百姓就搶。這兩條紀律顯示出革命黨的無恥，居然在“打土豪”時標榜“不拿群眾壹針壹線”。蘇區都是各省邊區，也是貧困地區，有錢人本來就少，軍隊大規模地“打土豪”很快將大戶打光。於是，蘇維埃將“大戶”的標準迅速降低為普通農戶，打土豪也就成了見財就搶。壹段時間後，蘇區及周邊鄉村看得見的財富被搶劫殆盡。因治安和災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會埋藏些積蓄。看得見的財富被“打”光後，紅軍轉以百姓埋藏的財富為目標，稱“挖浮財”。紅軍編制了“挖浮財”的指導文件，培訓如何利用綁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財寶。如紅四軍政治部編了壹份《籌款須知》，專門向紅軍戰士傳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勒索。這份勒索教材的要點包括：

第壹步 精密調查：“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 在周密調查後迅速捉人（綁架）：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註意運用便衣隊，而部隊中要註意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出發時要化裝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特別註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

第三步 貼條子：地主、商人本人雖逃走了，但他走不遠，有走狗隨時為他們打聽消息。這時必須用貼條子的辦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數目，限期接頭繳款。條子要貼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允許下可以籌得的，都要貼，以免漏網。但出款的人壹來心疼，二來難辦到，故在寫條子時要充分估計到出款人此地現有財產所值，特別是動產，按照他的能力開數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數目太大，把出款人嚇翻，或他此地所有動產還不過如此數目，他則索性不理，只要有壹個不繳，就會形成困難，即使再減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條子既貼，絕對不要聽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圖延期不繳，必須有計劃有步驟的派人分頭加緊催款。催的手段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壹家的財物，燒壹家的房子，或殺壹個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厲風行”；

第六步：優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財奴，有了錢，放債怕對方沒有能力還，營商怕虧本，故無論城鄉土豪都喜歡埋窖，只要有好的技術熱心挖窖，對於籌款當有絕大幫助。窖常埋伏在人不註意處的廁所、糞缸下、豬池下、隔樓板、瓦罐裏、煙囪中，總之凡可以埋藏處都會埋藏，而這些地方都須詳詳細細地尋找，要檢審首先要有精密的調查，特別要找土豪守家的說話，找普通人暗中觀察他的行動；在那裏睡覺，在那裏吃飯，常到那裏去，他的眼睛註意到那裏，特別當妳或別人進去東找西看的時候，他的註意力在那裏。如果妳有了相當把握時，便壹面繼續宣傳偵察，壹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這時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嚇，或不拘捕，暗中監視之，看他著急不著急，看他會守在那裏不動。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種方法，如潑水於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貨，挖土看色氣，看松緊，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內外的寬窄，墻壁的厚薄，是否有夾墻，量了樓下要量樓上，有的在樓板以下起隔墻，看了屋檐要開天花板，拆出看是壹層還是兩層，總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壹場。萬壹沒找到也不要放棄，還必須按屋大小，派便衣偵探潛伏周圍，看白日裏有甚麽人進去，都在那裏看了某處有好久時間？神色如何？看了出來之後又怎樣了，這時絕勿露形，只報告負責人，到晚上再派偵探，看他準備何時動手挖窖。因為他已挖動了，必定要趁夜裏取的，妳便在他挖掘時暗中派人監視，只把人圍好（防他的外面偵探知道）捉人，再強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這種取挖人必是土豪親信走狗甚至是兒子或本人，絕對勿輕易放掉，必要時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來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賣；

第九步最後壹著：有時各家所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而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壹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擡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壹個。要殺的必須更加重罰款，但這不是簡單的為著籌款來個最後壹著，還有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紅四軍軍委書記陳毅在給上海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籌款的秘訣有以下幾種：1、城市籌款。紅軍……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此款項由商人代表自行攤派，但須依照累進的辦法……每每紅軍寫信到鄰縣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2、對豪紳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紳家裏的人固然可以定價贖取，這個辦法比較難，因為紅軍聲勢浩大，土劣每每聞風而逃。此時只有貼條子壹個辦法，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壹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壹萬元則貼壹百元，余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壹棟屋以示威。這個方法很有效力，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3、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壹到他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墻壁內、室內之低窪處，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試探壹下。有時用壹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可查知該處土質松疏，從那裏挖下去，每每得到現款或金銀首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4、獎勵來報告土豪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額的百分比例獎勵他們。他們很踴躍來幫助紅軍。” [12]

中共湘贛省委的文件記載紅軍搶劫辦法說：“軍費很困難……我們對這壹問題是決定以下的辦法：1、責令蘇區土豪寫家信，利用遊擊隊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區的家裏，限期送款來。對於某些反抗繳款的土豪立即殺壹二個威嚇其他土豪，並可將他的頭與罪狀送到白區去…… 3、組織短槍隊及精幹的遊擊隊深入白區打土豪殺反動首領，發動群眾鬥爭和收土豪的款子（罰土豪的款子應按照他的經濟狀況，數目不要提得過高，務必使他很快地送現款來）……4、查田中查出的豪紳地主，除沒收其財物外，須嚴加審訊，追出他埋藏的，並向富農罰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竊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農，除沒收好田外應罰他壹筆錢。”[13]   中央蘇區勒索籌款的案例之壹是紅軍活捉了國軍師長張輝瓚後向國軍漫天要價，勒索贖金。贖金談成，紅軍派代表去拿錢，但手下人擅自殺了張，並割下張的頭顱裝盒放木排順贛江漂下，使“籌款”泡湯。鄂西蘇區紅軍常見作法是“綁活票”，即到縣城裏將有名的富戶每家綁壹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壹壇壹壇不斷地送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壹息的人質放回。當中難免有人質因驚嚇或折磨致死，家人壹次次送錢後結果還是撕票。[14]  

蘇區的有錢人本來不多，紅軍軍費的需求無限。十幾萬大軍靠搶劫生存不可持續。當紅軍將農民藏匿的積蓄勒索殆盡，“打土豪”打到農民的生產資料，當期收成和種子農具時，蘇區的油水已被榨幹，“打土豪”的收入急劇下降。於是，紅軍到蘇區周邊的“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占領壹個地方，殺地主富豪，掠奪財物以充軍餉。很快，新“紅區”的土豪也被打光，紅軍只得將搶劫範圍不斷擴大。

紅軍到周邊地區搶劫的另壹方式是“打谷草”，又稱“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遊牧民族入漢境搶劫的術語。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動員紅區的農民跟隨紅軍到“敵占區”去搶割成熟的莊稼挑回蘇區來，紅軍拿大頭，百姓拿小頭。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記錄說：“打草谷成了蘇區革命群眾最盼望的盛大節日”。他的這壹說法顯然源於列寧“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之言。紅軍的“打草谷”不光使華南經濟衰敗，還造成華南百姓道德淪喪。逐漸地，打過谷草的蘇區農民不再願意辛苦勞作，只盼著跟隨紅軍外出搶劫糧食。紅軍和參加打谷草的蘇區農民都知道，打草谷是無所謂階級的，只是從別的佃農口中奪食。大家很清楚被搶了壹年收成的佃農將會多麽悲慘，但在紅色熏陶中慢慢習慣了搶劫為生，是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壹個證明。紅軍到蘇區周邊“打土豪”、“打谷草”的結果是使蘇區周圍形成壹條數十裏寬的無人區。紅軍只有不斷擴大蘇區，或長途奔襲更遠的城鎮搶掠才能維持生存。隨著紅軍搶劫範圍擴大，周邊的商人、百姓聞風而逃，整個華南陷入災難，無怪當時報刊和各界人士均稱紅軍為赤匪。

被搶劫之外，蘇區農民還遭受著蘇維埃政府苛捐雜稅、不斷征糧、攤派的壓榨盤剝。蘇維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稅、集資款、經濟公債和各種捐獻，攤派款，其中土地累進稅免稅額低至全家總剩余糧食100斤，[15] 實際是向農民的口糧部分征稅。以赤貧者為對象的蘇區稅收無論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錢。毛澤東承認：“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16] 收不到多少捐稅，蘇維埃只好對赤貧農民采取另外搜刮辦法——強派徭役。蘇區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鄉村裏青壯男子所剩無幾，傳統上不下田的小腳婦女成了田間耕種的主力。蘇維埃向婦女們攤派眾多無償勞務，諸如照顧傷員、洗衣補衣、制作軍鞋等等。

在工商業方面，由於紅軍搶劫形成的蘇區周邊無人區，蘇區與外界的貿易斷絕，區內物資奇缺，信賴流通的工商業難以生存。蘇維埃沒收小工廠主的政策使蘇區內本來就少得可憐又難以生存的工商業絕跡。毛澤東在調查後寫道：“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業百分之三十，裁縫大部失業，泥匠失業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壹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全區絕跡”。[18]  工商業絕跡使蘇維埃政府稅收枯竭，更加依賴搶劫生存。蘇區龍巖的工商業衰敗是蘇維埃國摧殘工商業的壹個寫照。毛澤東有詩雲：“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 收拾金甌壹片，分田分地真忙。”實際情況可不是“金甌壹片”。龍巖成為蘇區後，原有充滿活力的私營造船、農具、織襪、鑄鍋、雨傘、油布、煙絲、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錫紙、硝鹽、樟腦、竹器、木器、磚瓦、縫衣、竹簍、造紙等工廠作坊被蘇維埃沒收充公改成了紅軍的布廠、紅軍鬥笠廠、汀州彈棉廠、四都兵工廠、濯田煉鐵廠、熔銀廠、造船廠、熬鹽廠、磚瓦廠和造紙廠，或改為公營的生產合作社，在幾年赤化中大批倒閉。

蘇區的財政另壹來源是金融剝奪。為開辟財源，蘇維埃國大力印鈔發債。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在給中央的信中說：由於經濟封鎖，已無土豪可打，同時耗費甚巨，均感困難，惟東古銀行票幣甚行暢銷，幾乎每天能印幾萬，都能銷出。於是，中共總前委發出“立即動手出票子”的號召，命下屬各蘇區大量印刷蘇維埃紙幣。蘇維埃國成立後，蘇維埃政府繼續大印鈔票， 先後發行三次公債，其中兩次為1932年發行的戰爭公債，吸收了大量民間銀元。不久，中共離開蘇區西逃，蘇區民眾手中的蘇維埃鈔票和公債都成了廢紙。1933年，蘇維埃政府發行經濟公債300萬元。由於地主、富農財產已被搶光，大批農民被脅迫參加紅軍，農民根本沒有錢買經濟公債。毛澤東在調查中披露，60%的兒童都買了公債，五角，壹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攤派攤到兒童頭上說明，蘇區民眾的錢財已被榨幹。

隨著紅軍擴充，打土豪收入減少和農村經濟衰敗，蘇區的糧食產量越來越少，而苛捐雜稅、征糧攤派越來越多，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紛紛逃亡到國統區討飯，原本糧食富足的華南蘇區陷入饑荒，蘇區農民們很快全體赤貧。至此，華南蘇區復制了蘇聯革命導致饑荒的過程。共產革命必然帶來饑荒，這被多數共產國家所印證。蘇維埃國財政的主要來源，打土豪、剝奪土地，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金融剝奪等等說到底都是壹回事——搶劫。打土豪是搶劫，剝奪土地也是搶劫，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等等無壹不是搶劫。搶劫是土地革命、農民運動、共產革命、蘇區的核心內容和根本性質。

查田運動

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共在各蘇區內開展暴力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革命。這種暴力、無償地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革命摧毀經濟基礎，摧毀稅收的源頭，雖能貼補蘇區財政於壹時，但不可持續。隨著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稅源枯竭，各蘇區很快都陷入了財政危機，迫使中共必須挖掘新的財源以解決蘇區財政問題。應對財政危機，蘇維埃政府的辦法是繼續在區開展土地革命，以剝奪私人財產補貼財政。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想出了進壹步搜刮百姓財產的辦法，起草了《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和《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文件，在其中聲稱“要通過查田運動粉碎國民黨的圍剿，抓出藏在蘇區的內部敵人”。毛澤東查田主意的要點如下：

壹、降低標準再劃出地主、富農：在地主已被剝奪幹凈後，先向富農開刀，剝奪富農財產，再向中農開刀，將幾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畝地主標準降到十畝或更少，以“查階級”借口將無數已經很窮的中農“查”成 “隱瞞田產的地主、富農”，然後沒收他們的財產，迫交“罰款”或“捐款”， 罰作苦役。[24]  在毛澤東試點的勝利縣（今於都），幾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經剝奪了地主810家，富農766家。查田運動中，蘇維埃降低標準又“查”出地主、富農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農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農剝奪私產。[25]

二、株連：例如在長岡鄉，“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鬥”，[26]  顯示查田運動中的株連比歷史上的連坐更加厲害。

三、分財產：蘇維埃召集農民大會，以現場舉手通過的方式，被查人的財產，將其中壹小部分分給紅軍家屬，將大部分沒收充作紅軍軍費，鼓動農民當場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財產，將其雞鴨豬等煮了在大會上分食。

四、人身消滅。如同幾年前的湖南農民運動壹樣，“查田運動”也是暴力掠財運動。運動中，經貧農團大會多數人舉手通過，被查人或以暗藏敵對分子罪名處死。

1933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批準了毛澤東起草的文件，下達了《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要求將毛澤東在瑞金縣雲集區葉坪鄉試點的查田運動推廣各蘇區。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保證說，農民對分得的土地有買賣、租佃之權，不會再行分配。但隨著查田運動展開，蘇維埃政府將“有錢人”、地主的標準不斷降低，再查出壹批地主，壹些原本分得土地的農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剝奪。這種反復實施分田地作法被內部人稱為翻餅。有的地方壹年翻餅兩、三次，種田收成達到溫飽線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劃成地主。農民認識到分得的田並不是自己的，隨時將被剝奪，喪失種糧積極性，糧食產量大幅降低。翻餅的結果是蘇區農業衰敗，饑荒蔓延。針對中央蘇區的翻餅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評說：“有壹種現象阻礙蘇區農業生產的振興，這就是再三不斷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的傳令兵當然不可能指出查田運動真正性質。查田運動實際是壹場打幹凈“土豪”後再以貧苦農民為目標的新壹輪“打土豪”運動。由於真正有錢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蘇維埃從貧苦農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錢財，中共中央通過推廣查田運動解決財政危機的目標未能實現。

擴紅運動

為應付國民黨圍剿，中共蘇區不斷征兵擴充紅軍。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的自願征兵制並不可當真。在蘇區，沒有人自願當兵，擴紅須依靠強制攤派兵額。蘇維埃政權通過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眾多團體控制到每壹個人，蘇區民眾在蘇維埃的擴紅運動中無處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蘇區發動了新壹輪的突擊擴紅運動，要求在年底前擴紅25000人，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集中押送到紅軍各部。中共中央擴紅運動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夥夫、事務員、交通員等等”條文，不僅說明擴紅強抓強迫，還說明不僅是壯丁，連少年、老弱也抓。毛澤東要求將“查田”、“抓反革命”和“擴紅”三運動結合起來，給各村定出指標限期完成。老紅軍劉英披露當時蘇區抓壯丁的情況說：“第二次擴紅，毛澤東直接領導我。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就殺誰。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壹批人，硬說人家是改組派。在這種高壓下擴紅，創造紅軍壹百萬，誰敢不當紅軍呀？……當時蘇區的規矩是，誰家有紅軍，誰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後抽壯丁抽到興國全縣無壹壯丁可抽，田只能讓童與姑們去代耕。”[28]  強迫抓來的兵壹有機會當然逃跑。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壹，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縣、博生縣（今寧都）送去壹團十二個連逃跑了十壹個團、營、連長，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夥食大批的逃跑。”[29]

“擴紅”運動中，不僅抓到的壯丁逃跑，蘇區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壹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紅軍李壹氓回憶道：“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壹點什麽東西，也偷著回來壹兩次接濟家裏。他們在家裏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裏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31] 沒能逃亡的民眾紛紛以裝病、自殘逃避兵役，甚至自殺抗爭。[32]  有的農民被逼得自殘甚至投河自盡，有的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老頭子。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道：“擴紅到最後是強制報名參軍；人們躲起來或幹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33]  經過不斷擴紅，蘇區農村的青壯男子差不多都當了兵，務農的重擔落在老、幼、婦女身上，[34]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余人口，在壹次壹次的擴軍突擊後，鄉裏只剩下壯丁七人。”[35] 中共建國後宣傳國民黨“抓壯丁”黑暗，而上述事實告訴人們，真正黑暗的是蘇區的擴紅運動。

共產黨到來之前，各邊區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擴張適可而止，邊區社會青壯男人務農者多，土匪少，經濟生活可以持續。然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青壯界人全都吃糧當兵，蘇維埃社會幾乎無人從事生產，只能靠到周邊白區去搶劫維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與擴紅等運動的多重摧殘下，蘇區經濟崩潰，區內土豪被打光，稍有財產者被“查”光，跑光，民眾全體赤貧，即使沒有國民黨軍圍剿，蘇維埃與紅軍也只能像遊牧民族逐水草遷移壹樣，必須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區遷移了。

解放區土改

千百年來，中國鄉村保留著血緣社會的自治形態，不存在嚴重的階級對立，農民有土地，有遷徙、經商的自由，沒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鄉村自治領袖彭禹廷說：“十多年來受軍隊禍害，我們全縣六萬多家，沒有壹家不苦，不過有大苦小苦之分罷了。”他所言的河南鎮平縣情況代表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狀況。1920年代，蘇俄將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國，其土地革命理論顛覆傳統的倫常、道德體系，把農民貧苦、不幸歸咎於地主的剝削，教唆農民欠債不還、剝奪富有者的財產甚至生命。其實，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的原因不是因為地主剝削，而主要因為革命，先是日本輸入種族革命，造成軍隊數量翻番和長期戰亂，然後是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造成軍隊數量再翻番，帶給中國更大規模的戰禍。革命戰亂之外，中國農民之苦來自自然災害和人多地少的現實。南京國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國土地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國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農戶）擁有；千畝以上的大地主擁有的土地不到總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自耕農的比例超過七成，農村雇工經營者多，出租和放債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長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額因經營變動者多，固定不變者少，多數地主給雇工的報酬合理，合乎當時的經濟情況，農民和地主和諧相處；農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貧困地區，農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沒有地主；全國農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這個平均值的3.6倍，是雇農的4.2倍，[1]  地主與農民收入差別不大。

禍害農民的軍隊中，以紅軍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養兵，給農民帶來最慘的劫掠，幾年就將蘇區及周邊搞到民窮財盡。紅軍之所以長征，政府軍圍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蘇區已經被榨幹了油水，紅軍必須去另辟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承諾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隨國民政府實行減租減息和累進稅制。抗戰期間，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減少，蘇聯提供的資助和國民政府提供的軍餉又有限，必須另辟財源。毛澤東為中共制定了避戰保存實力，專註擴張地盤和軍隊的抗戰時期總方針。其中，擴張地盤是為了擴大收租、收稅區域以供養不斷增加的軍隊。然而，地盤翻番的擴張速度趕不上軍隊數十倍擴張的速度，蘇聯又暫停資助，毛澤東采取了兩項辦法應對財政危機：壹是制售鴉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剝奪地主斂財。在剝奪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據地拋棄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諾，開始新壹輪的剝奪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東莒南等地農村以“雙減”、“查減”等名義，召開數千人乃至萬人的鬥爭地主大會，剝奪了數千地主。[2]   這時的鬥爭地主只是掩蓋暴力奪財的說法。因為，長期“減租減息”已使地主變成了貧苦農民，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基本被剝奪幹凈，在中共華北控制區內基本沒有了富豪的地主。當時“關中無地主”、“華北無地主”的說法正是農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農民全體都窮情況的真實寫照。

在抗戰勝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報告中稱中共將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據此，陜甘寧邊區政府計劃試辦土地公債，稱以公債籌款征購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這壹辦法既不合經濟常理，也不合革命黨的規矩。革命黨不事生產，生存只能靠搜刮民眾，所謂公債籌款到頭來只能另類無償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劉少奇主持制定的《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將多年所收地租退給農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將地契交給雇農，稱以此辦法實現“耕者有其田”。劉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還沒實施，東北開戰，中共急需開辟財源應付暴增的軍費及償還蘇聯的軍火債。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澤東推翻了劉少奇剛剛宣布的“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指責贖買，和平土改政策為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五四指示》中“壹般不動富農土地、決不侵犯中農利益”的規定不適應戰爭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辦法，實行“急風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暴力土改在東北解放區率先展開。曾是東北民主聯軍戰士的管惟炎教授回憶東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寫道：中共軍隊進入村莊，只要看到房子比較好就認定是地主富農，要求主人繳出浮財，屠殺不從者。以東北的寬甸為例：當地有兩萬人，計有兩千人被殺，如此暴力屠殺的所謂土改在東北全面實施。[3]

在華北，地主富農家埋藏的金銀成為運動掠奪的主要目標。“所有大戶的祖墳都被掘開，多數地主逃亡或被殺，地主家屬被抓來拷打審問。”[4]  為逼地主富農交出財寶，土改主持者召開鬥爭大會、遊街示眾，侮辱毆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壓杠，夾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鋼針，燒紅的烙鐵烙，毒打地主讓家屬目睹，毒打家屬讓地主目睹，有的地方還鼓動地痞流氓“積極分子”扒光婦女衣服，肆意侮辱，遊街示眾，甚至輪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錢財。鬥地主場面通常伴隨撕心裂肺的慘叫聲。無數農民被指為地主、富農迫害致死，或不堪淩辱自殺。“壹位鄉長被捆在樹上，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5]

中共政治局委員康生與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興縣木欄桿村土改先進典型是中共華北血腥土改的壹個縮影。木欄桿村沒有地主，村中壹千多畝地屬於鄰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戶村民中除幾戶自耕中農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戶。李井泉聽到木欄桿村無地主的匯報後說：全村沒有壹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政治表現，看鋪的攤子大小，看祖輩上幹過什麽事情，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於是，土改工作隊制定了“查三代”劃成分的辦法，通過查看農民的祖墳劃成分，將十幾戶祖墳有圍墻、石碑的窮苦農戶劃為了地主、富農。在挖浮財行動中，工作隊挖出了張拖喜、張拖長兄弟多年積攢的200大洋，作為浮財剝奪。兩兄弟找工作隊投訴。工作隊認為，既然村裏搞出了十幾地主、富農，就應當有惡霸地主，於是將張氏兄弟定為了“惡霸地主”。木欄桿村的村民了解張氏兄弟的為人，壹起為他們求情。工作隊宣布對惡霸不殺不能平民憤，處決了張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試點村出搞出了惡霸，表揚了工作隊，要求推廣先進經驗。[6]

在冀魯豫解放區，土改運動主持人要求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凈光、浮財追光、果實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對地主實行出門報告，身帶白條，否則格殺勿論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殺保人償命，以致地主家家準備棺材。更駭人聽聞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晉綏解放區，由牛友蘭等著名紳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見中共土改運動之慘烈。牛友蘭早年於北京大學求學，後返鄉辦學並成為興縣地區首富。抗戰中，他的五座宅院和壹所花園被八路軍120師來占用為軍區司令部和邊區行政公署（如今的晉綏革命紀念館）。在中共的“四大動員”（擴兵、獻糧、獻金、做軍鞋）活動中，他還捐出2.3萬元大洋作為興縣農民銀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決了八路軍壹個團的冬裝。他捐出“8000銀圓和125石糧食。”[8] 在土改運動中，工作隊逼迫他再交出“底財”，將他在晉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拉來陪鬥，逼其子鐵絲牽父遊街。被鬥爭、遊街後，牛友蘭絕食自殺。此外，著名紳士王作相被打死後開膛破肚，拋屍河中，著名紳士劉少白、孫良臣在鬥爭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毛澤東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壹文中提到兩位開明紳士，壹個是陜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另壹個就是晉綏邊區的劉少白。牛友蘭、劉少白、孫良臣都是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成員，這些曾經支持中共邊區政府鄉紳領袖都如此慘死，其他地主在土改運動中的命運只有更慘。1946年夏，中共永年縣的土改運動中召開了鬥爭漢奸宋品忍大會，將宋活剮幾千刀，最後將剩下的幾根骨頭餵了狗。[9] 鐵絲牽父遊街的牛蔭冠回憶晉綏土改的情景時說：“我記得我們晉綏黨校搬家時，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壹個區長被綁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流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10]

1946年夏，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了交流土改經驗的“全國土地會議”。會上，晉察冀解放區介紹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趕出家門去流浪、討飯的“掃地出門”經驗；晉綏解放區介紹了“查三代”“查”出惡霸地主的經驗，以及根據木欄桿村等地“土改試點”總結出的土改經驗。晉綏解放區土改經驗要點包括：派土改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秘密進村：繞開根據地原有的中共基層組織；“紮根串聯”：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爛者為依靠對象（中共後來在建國後的土改運動、四清運動中沿襲了這壹套路）；“發動群眾”：啟發動員貧苦者的“階級覺悟”，激發農民仇富情緒，向他們灌輸“階級仇恨”觀念，動員他們訴苦；組織鬥爭：組織農民批鬥、毆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屬；剝奪地主財產。被毛澤東批“右傾”後，劉少奇轉而積極推動暴力土改以贏回毛的信任，在會上指示將上述土改經驗在各解放區推廣，主持頒布了中共中央《全國土地法大綱》（共16條）。

傳統鄉村中，勤勞，務正業者均有作佃戶和自耕農的機會。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地痞、無賴、二流子最為貧窮，最具仇富心態。會議要求以這些最貧窮，衣衫襤褸者為“基本群眾”，依靠他們在農村中“串聯”，擴大“基本群眾”隊伍，安排這些人帶頭鬥爭地主，帶頭喊口號，給地主戴高帽、掛牌子，動手毆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著遊街，稱這樣的局面為“群眾發動起來了”。“全國土地會議”的另壹決定是在全國解放區推廣將地主全家“凈身掃地出門”的經驗，要求每村必須按照下達的指標“劃出”地主。按照毛澤東、劉少奇的殘暴土改指標，各解放區在大會後“劃出”地主的比例高達近30%，其中晉綏解放區劃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達到了40％。[11] 根據謝覺哉日記記載，200多戶的木庵康寧村在土改中被“劃出”了90多戶地主、富農；118戶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劃出8戶地主，2戶富農，後在上級的要求之“劃出”地主、富農多達53戶；泉臺三井鎮壹康姓中農被“劃”成了富農，父子6人2人被殺，3人自殺，家產被全部沒收，唯壹剩下的八路軍兒子得訊回鄉後憤而自殺。劉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綱》是中國農村的另壹大災難。這壹大綱的主要內容為：按人頭平均分配土地、廢除土改以前的農民債務、土改的執行機關是農會和貧農團、組織人民法庭等等。大綱字面上沒有明說殺地主，但“以農會和貧農團為執行機關”，“組織人民法庭”等規定的實際意思是賦予貧農團和農民大會殺人權，是按照蘇俄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唆的殺人奪財作法，鼓動農民殺人。由於農民大會在多數村莊不可能經常召開，貧農團成了農村中是最高權力機關。如同1920年代農民運動中“壹切權力歸農會”，農會隨意殺人情況壹樣，各根據地的土改工作隊鼓動農民殺害地主，讓農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狀”，斷了他們的退路。

土地會議和土地法大綱給華北農村帶來了屠殺狂潮，中共在解放區土改運動中酷刑折磨、殺害了數以萬計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隊已宣布土改結束。然而當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地主殺我們壹個人，我們殺他二十個人”講話傳達到黎城後，工作隊趕緊執行指示，在壹個晚上就將關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殺害。親歷土改運動的農民回憶說：打死人很多，幾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風氣，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沒有，不代表咱落後了嗎？地主富農有的是被鬥完後槍斃的，有的是被亂棍打死的，濱海區被殺者有壹萬多人”。[12]  “批準殺人的權力在區壹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冀晉區阜平縣許多村莊將地主掃地出門，半月左右時間打死300余人。冀東區殺死7600人，薊縣馬伸橋在打土豪鬥爭大會上半小時內打死48人，樂亭縣處決、自殺100多人。”[13]  “壹些地方允許貧農團成立‘人民法庭’，冀東某村甚至讓村民投黃豆來決定誰該被劃為地主處死。有個農民因其祖父雇過壹個長工而被鬥爭，小學生們被動員起來用錐子、剪子、小刀、鐵釘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斷氣。”[14]

土改中殺人的方法有：亂棍打死、開膛破肚、“砸核桃”（石頭砸死）、“凍豆腐”（把人脫光淋上水在雪地裏凍死）、活埋、吊死、“掌天燈”（燒死）、“磚頭會”（砸死）、“坐飛機”（摔死）、“倒拖蔥”（拖死）、“過篩子”（鐵篩子篩死）、“刮樹”（活活刮死）等等。在膠東、晉綏、河北等地，殺地主、富農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壹種辦法叫坐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裏面撒上棗樹針，把被鬥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裏，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搖到受害人肉腫皮爛；還有壹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將被鬥地主從長城烽火臺上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大石頭砸，直到腦漿迸裂。韓姓教書先生之妻被土改積極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積極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壹個叫周二的藥鋪掌櫃，被人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身上坐人拉著壹路狂磨，磨到後腦勺塌陷，肋骨露出，腦漿、鮮血壹路。[15]  貧雇農口號是：“斬草除根，將地主、富農全家殺絕”，甚至包括地主家懷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興縣，千余人被殺害，近千人自殺，六十三人被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17]

在晉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為“百分之九十五群眾要求打人、殺人，領導機關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壹升租子也是剝削”；“將地主掃地出門”；“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土地會議”後，阜平縣土改工作隊在半個月中殺了三百多人，平山縣三天打死了壹百多人，晉察冀區土改復查統計顯示有四千多人被殺害，受迫害者有幾十萬人之多。[18]  被殺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掃地出門”的農戶在東北、華北的寒冬中凍餓而死。上述例證顯示解放區土改運動殺人規模之巨大。如此殘酷屠殺的土改引致還鄉團回來殘酷報復毫不奇怪。壹場所謂的土地改革，將千百年來和諧自在中國農村變成了仇恨和仇殺的世界。

雷震遠神父評論解放區土改說：“共產黨執行莫斯科滲透中國的計劃，開展階級鬥爭。……農民中實際沒有什麽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黨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煽動階級鬥爭以攫取人民財產。共產黨劃定階級並沒有確定標準，壹個村莊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為地主。劃分階級的尺度伸縮性很大，這個村莊的地主在另壹村莊上可能是中農。財產之剝奪通過暴力流血的方式。達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種：第壹是翻身會，把工人和雇農聯合起來，變成他們原來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復仇會，讓窮人向富人報仇；第三是清算會，以償還舊債的借口搶掠富人，每壹個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過的任何壞事都須累積利息償還。壹件莫須有的壞事自然永遠可以找到；第四，貧農會，即窮人和雇農的組織。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優先權，直屬於共產黨中央政府行政機構的指揮。”[19]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壹是依照“支部建在連上”控制軍隊的作法，在每個村莊建立黨支部，實行“支部建在村上”、“財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認定的地痞流氓積極分子為農村領導。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副書記，熱遼土改工作團團長黃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總結會上說：“自願捐糧、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農，打擊面大。有中農說：‘當兵（參加傅作義軍）背起槍來打農會。’有的準備在火線上用槍打死鬥爭過他而又壹同參軍的貧農，熱中更影響到鞏固部隊，部隊大批逃亡，開小差。二流子打算著吃鬥爭飯，不事生產，侵犯中農。殺人如麻！為什麽殺那麽多人呢？ 因為有追浮財和肉體消滅思想。北票縣委宣傳部長就是這個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誌說：‘地主、富農抓住就殺沒錯。’見好院就搬，見東西就搶，亂打亂殺，解放區百姓大逃亡，壹個村壹個村，全村人逃往國統區、傅軍占領區。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無人區。有壹些流氓成分的村幹部，敢說敢幹，不怕地主，鬥爭開始時，作用很大。但破壞有余，建設不足，對清算積極，對土地和生產卻毫無興趣。群眾開始發動時，什麽積極分子都可利用，來者不拒，流氓和投機分子很容易混上臺，他們做的壞事，群眾不敢說。”冀熱遼中央分局宣傳部長趙毅敏在冀察熱遼黨代表會報告中說：“在冀察熱遼，土改中提拔的幹部很多二混子與煙民。他們確起了先鋒作用，但由於流氓本性，只有壹部分改邪歸正，另壹部分則墮落腐化，揮霍經濟果實，認為是共產發財機會到了。”黃火青、趙毅敏的內部報告證明，傅作義關於他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人民爭先恐後加入傅軍不用動員之說是真實的。親歷解放區土改的王寧（周小舟夫人）在回憶錄中證實：“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麽大地主，只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20]

土改運動消滅了千百年來作為農村領導者鄉紳階層，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無產者原處社會邊緣，懷有怨恨、報復心理，壹旦掌握決定他人命運的權力必然濫用。河北曲陽縣獨古莊貧農團是土改後流氓、無賴在鄉村當權的典型。由流氓、無賴組成的獨古莊貧農團為勒索糧食，毒打中農張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後吊打、用火燒、暈醒後再用燈燒耳朵”，致張殘廢。無賴本性懶惰，缺乏生產積極性，掌權後要求“吃凈鬧光”，在土改中寧要浮財而不要土地，不願辛勤耕作，聲稱“吃吧，咱村地主富農多著哩”。該村早已進行過平分和復查，村中已沒有地主、富農，但他們為撈取好處而“見肥就咬”，封門、沒收財物。在工作組進村前後，貧農團接連封了八戶的門，將被封戶當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結束之後，土改積極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鬥死了，或逃亡失蹤了。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招來，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裏討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沒被鬥死，可他的老婆還是被農會幹部強行奪走，再分配給別的男人。不僅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僅出現於土改運動積極分子中，還出現在中共幹部中。在晉綏黨校的“搬石頭”會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農的幹部被要求掛著“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肅設計應是出於黨內高層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二是要求農民無償為中共的戰爭服務，即“支前”（支援前線）。土地改革並不是要解決農村的經濟問題，而是要獲得“取之不盡”的財政資源，將巨額軍費負擔由分散的鄉村負擔。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後寫道：“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壹部分被消滅。土改的結果讓農民人人都害怕，極度緊張，因此中共要農民參軍、出夫、出糧、出錢時，農民壹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動員農民支前與動員參軍套路壹樣的強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隊和貧農團隨意殺人的恐怖中，農民不敢拒絕支前。晉冀魯豫區領導人潘復生的說：“農村中的黨建、征兵、征糧等壹切工作都必須圍繞著土改這個中心任務來完成，不進行土改就無法開展其他工作。只有黨在學會了通過階級鬥爭這壹核心任務來發動群眾以後，才開始走向勝利”。彭真在《平分土地與整頓隊伍》壹文中說：“農民壹翻身，就會要求武裝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我們應動員大批黨員和翻身農民參加解放軍，依靠他們提高我們軍隊的質量，使之成為更能打勝仗更能堅決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裝。”就這樣，中共通過土改控制農村和農民，征集了難以想象的物資和人力投入戰爭：在遼沈戰役中動員了1.4萬副擔架、4萬輛大車、10萬隨軍民工，3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在平津戰役中動員了30余萬民工和4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淮海戰役，共動員民工543萬人，征集擔架20萬副，大小車88萬輛，挑子30萬副，牲畜76萬頭，總共籌運糧食10萬斤。其中，山東解放區籌集了糧食10億斤、食油72萬斤、食鹽87萬斤和難以計數的蔬菜送到前線，膠東、渤海、魯中南三區婦女做了軍鞋762萬雙，軍襪22萬雙，軍衣736萬套，軍被178萬床。[24]  劉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講話”中承認：解放戰爭時期政府財政這樣困難，負擔最重的是農民，他們又要出公糧，又要當兵，又要當伕子，支持前線，優抗代耕，出教育費等等。如同土地改革運動在中共語匯中意味屠殺搶劫壹樣，中共動員意味著逼迫，意味著不響應召喚就沒有活路。可以想象，這樣的土改運動、支前運動對農業造成的摧殘有多大。事實上，土改運動使大片農田荒蕪，許多地區顆粒無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饑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三是動員農民參軍。參與鬥爭和殺害地主後，農民為避免地主組織還鄉團回來報復被迫參軍，跟著共產黨去打國民黨。中共的革命史稱：農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踴躍參軍支前。事實並非如此。農民不願離開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盡各種辦法逃避參軍。臨沭縣土改中動員參軍的情況具有代表性。那裏的參軍動員是逼迫和哄騙相結合。逼迫手段包括“綁、打、押、罰”，“妳不去就揭妳家的鍋，封妳家的門”；哄騙手段包括：“保證到部隊後就回來”，“參軍後妳家就不受窮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時問‘願意吧’”等等。有參軍者後來回憶說：“誰自願是婊子養的。動員參軍比國軍和鬼子厲害，躲都沒處躲，逼得群眾砍手、腳，上吊、投井、喝鹵水、裝瘋癲。”[25]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持續整個國共戰爭期間。暴力土改必然激起農民的大規模反抗。在蘇聯，革命後剿滅白匪內戰長期持續，蘇共所謂的白匪其實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農民武裝。在中國土改運動的情況大致相同。從解放區逃亡的地主在國民黨軍支持下組成武裝還鄉團回鄉報復，然後大批被中共軍隊鎮壓。中共稱這種鎮壓農民武裝反抗的行動為“剿匪”。暴力土改從東北解放區開始，推向全國各解放區，所謂“剿匪”也從東北開始，推向了全國，壹直持續了十多年。與蘇聯的情況壹樣，被消滅的數以百萬計的所謂“匪”中，絕大多數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暴動隊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罪行，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災難。它開啟了中國農村最黑暗的時代。這場地痞流氓剝奪、屠殺正經農民的運動徹底顛覆了傳統道德，封死了勤勞致富的道路，開啟中國人道德敗壞進程。國民黨主張保護鄉紳，反對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這是它與蘇俄決裂，與中共開戰的動因之壹。土改運動後，中共的黨文藝推出了無數作品長期歌頌著這壹運動。其中最有名的兩篇代表性長篇小說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中共相關段落編入了小學教材，長久地向學生灌輸階級仇恨。兩作品同獲“斯大林獎金”，是土改災難之蘇俄輸入性質的壹個證明。黨文藝的土改文藝作品欺騙世人說，土改中的殘暴是由於“惡霸地主”破壞活動所導致。事實上，土改運動的殘暴是因為毛澤東指責溫土改右傾，明確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謂的暴風驟雨方式。小說《暴風驟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隊”在蕭隊長率領下進駐東北元茂屯開展土改，通過發動群眾，肅清了以惡霸地主韓老六和杜善人為代表的反革命破壞勢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勝利。其土改運動背景是，“東北松江省委負責人張秀山公開主張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越激烈就越人道，強調農民的鬥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約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後，導演蔣樾來到元寶村“暴風驟雨紀念館”拍攝，問壹個農民當年扛長工的如何悲慘，農民回答：“我給他扛活他給我錢啊”。劉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質不好的人把土改運動掀起來的。地主、富農比壹般人寬裕點兒，也得去勞動，吃的也都是壹般粗糧。暴風驟雨就是武裝土改，每個人都有槍，許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鎮東門外槍決。當時，元寶村和相鄰的鋼鐵村會兩家攆（比），妳斃壹個，我也斃壹個，兩村共700戶人，土改運動中在鎮東門外共槍決了73人。”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高鳳桐老人回憶《暴風驟雨》中地主“韓老六”的原型說，他在這裏幹了六年，擔任保長是群眾選的。他家窮不嘍嗖的，整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老婆在小學教音樂，給小學生做點校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壹樣。”[27]   2006年，記者田磊采訪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原型溫泉屯。當年參加土改的老人說：“那時其實並沒有大地主惡霸。但是，每個村都要求鬥地主，就鬥了有300畝地的顧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們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壞，經常資助四鄰，在災年舍粥給鄉親。分地後，村民們暗地裏會覺得對顧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並沒有去種。畢竟，那是人家的東西。”[28]

土改運動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戰後期，中共為貼補迅速擴張的軍費拋棄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諾，在控制區內恢復了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不過不沿用蘇俄輸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稱土地改革。經過抗戰6102;期長期的減租減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被剝奪幹凈，農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狀況。在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爭中，中共為了償還蘇聯軍火債和應付軍費開支，在解放區全面開展暴力土改運動，沒有地主也要鬥出地主，將劃定地主的標準壹再降低。中共解釋農民貧困的原因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壓榨。事實並非如此。民國以來，中國農民貧窮的首要原因是兵禍。革命帶來軍隊暴增，使農民遭受越來越多兵匪搜刮和戰亂禍害。例如，紅軍靠“打土豪”維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後將稍有錢財者壹律剝奪。各路軍隊的軍餉、政府的開支以各種名義最終均由地主承擔。費孝通在考察報告中指出：“以1948年吳縣斜塘的壹份資料為例，每畝田要負擔十三項地方費用，有壯丁費、公路費、電桿費、慰勞費、自衛自治費、鄉鎮經常費、冬防粥、衣、彈藥費、臨時軍草、保丁、保幹事、保隊附餉費、難民費、船捐等。這十三項加起來，每畝田負擔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畝上下。有田二三百畝的地主生活還趕不上壹個有田幾十畝的自耕農。”

建國前夕，中國農民黨領袖董時進博士上書毛澤東，請求共產黨停止土改運動。他在意見書指出：共產黨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講話提出的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70%至80%土地的結論依據不正確。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75萬戶農戶中調查的結果顯示，3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壹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壹結論與本人在四川，江西農村的考察結果大致相同。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地主不是壹個階級，“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例如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擁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數土地擁有者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土改後，分到土地者的高漲情緒過了壹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鬥爭。應當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例如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幹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同時提倡節制生育、優生優育，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1]

中共要通過土改運動控制農村、農民和糧食，獲取資源，當然不會接受董博士的建議。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將已在解放區開展了幾年的土改運動推向全國。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務是“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糧食及其農村中多余的房屋……統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也分給地主同樣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保護工商業；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地，其它財產”。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稱土改的對象是共產黨到來前三年間占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鄉紳。人們按常識理解，既然是改革，應該是作價轉讓。在《土地改革法》頒布後的政協第壹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上，有代表們針對中共解放區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須頒布壹紙法令就能夠達到均貧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階級鬥爭。毛澤東拒絕了政協代表的呼籲，要求將在全國展開暴力剝奪地主的土改運動。

雖然《土地改革法》中沒有說擁有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運動中，中共對地主不僅沒收土地，剝奪金銀、耕畜、家具、糧食及房屋，還要發動農民鬥爭、毆打和屠殺地主。在土改還算溫和的江蘇，鬥爭地主的大會已經極為殘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縣的土改運動中組織了1，352次鬥爭會，每會批鬥五、六個地主，該縣1，751戶在鄉地主平均每戶經過三、四次鬥爭會。[2]  土改鬥爭大會的會場基本是酷刑折磨場。現場對地主實施的刑罰包括：捆綁、逼跪、毆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澆冷水、頭上壓石頭、剝光衣服、逼爬、逼學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燒陰毛等等。[3] 在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的土改中，中農趙仲生母子被綁起來吊了壹夜。[4]  中共江陰縣委在總結中承認，土改鬥爭會上毆打，逼跪，剝衣服、澆冷水、吊打的情況普遍存在。[5]  

與鎮反運動的情況壹樣，毛澤東要求土改不得溫和，而要“狂風暴雨”，要求殺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準殺地主的權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層區壹級，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殺人名單，區長或區委書記根據各鄉土改工作組上報材料批準殺人。當年雲南省鎮雄縣羅坎區土改工作組成員張家正回憶說：“土改工作組下到農村後首先是訪貧問苦，串聯、紮根子，找壹些最窮的人用來做依靠對像。我們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窮的人紮根子。這些人多是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轟開，後攻入。先轟開，就是殺地主，確定了這個村第壹批殺二十個、三十個。殺地主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鬥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讓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兩個膝蓋跪爛了。另外還有十指點燈，十個指頭纏上棉花，再沾上油點燃。”親歷土改的作家鐵流回憶道：“土改中殺人像殺只雞……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五花大綁，插上標子，甩上刑車。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這回親眼看見了。殺第壹批時，我執內勤（外勤是當地農會的武裝，現稱民兵），那沒頭沒腦的屍體壹大遍，真叫慘不忍睹。”[6] 親歷者侯工回憶寫道：“1952年發生的事我大多忘記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還記得，就是去看鬥地主，地點就在侯氏宗祠門前。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鬥爭女地主的殘暴與獸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沒收，房屋（在村裏算中上等級的房屋）也被沒收了。雖然已經壹貧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懷疑她有金飾沒有交齊。參加鬥爭的人采取“擠牙膏”方式對她施加各種毒刑，她始終還是說沒有。殘暴之徒將壹個黑蟻巢放進她的褲襠裏，再把褲腳綁緊。因為她的手被反綁著，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滾。當天晚上，她因為被辱就上吊死了。”

調查十二縣市，采訪四百位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學者譚松介紹川東土改情況說：“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壹家有兩個煮飯鼎罐就被劃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壹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壹個地方都要殺人。’土改中作隊為逼地主交出浮財使出種種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強迫背炭火鐵皮桶）、‘抱火柱頭’（強迫抱燒紅鐵管）、‘吊木腦殼’（捆頭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褲子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壹個圈，註入桐油點燈）等等。壹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對地主施殘暴酷刑，積極分子、民兵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壹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壹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果。” [7]   

在廣東，華南大員葉劍英、方方根據僑鄉的實際情況決定不學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寧慢勿亂”，制定了較為溫和的《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規定土改不激烈鬥爭，剝奪地主但給活路。毛澤東對葉、方的溫和土改政策不滿，稱“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稱廣東、廣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個小烏龜”，“犯了土改右傾錯誤”，調曾在東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鑄、趙紫陽主持中南局。毛欣賞陶在廣西“剿匪戰”中血腥屠殺，欣賞被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鄧小平贊為“寶貝”、“土改專家”的趙紫陽在東北和晉察冀的暴力土改經驗。陶、趙清楚毛澤東嫌葉劍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夠暴力，到任後立即提出 “對地主要狠”。廣東本地幹部抵制南下大員帶來的血腥土改經驗，於是陶、趙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廣東土改落後原因在於幹部不純，建議整肅廣東本地幹部。毛澤東批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將代表廣東本地幹部的葉劍英、方方調離廣東。在毛澤東支持下，陶鑄發動了“反地方主義”運動，以“地方主義分子”、“反黨集團案”罪名整肅了數以萬計的廣東本地幹部，整肅的手段包括關押，用刑，殺害，例如將中山縣有數十位反對血腥土改的幹部和廣東全省約5%的土改工作隊員被殺害，將更多的土改工作隊員清洗。[8]

“反地方主義”的同時，陶鑄廢除了葉劍英制定的溫和《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下達鬥地主，殺地主的計劃指標，將批準殺地主的權限下放到區級，要求“絕不讓壹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在陶鑄、趙紫陽的主持下，廣東的土改運動“村村見紅”，每個村子至少要殺壹個地主以向上級交差，全村沒有夠格地主就降低標準以最富裕的農民為“頂替地主”殺害交差，每縣殺人數千，全省殺人數十萬。當時的農村沒有暴富機會，地主的家財都是祖祖輩輩的血汗積累。對於數代積累的家財壹朝被暴力剝奪，外加人身淩辱，多數地主都無法承受，自殺事件大量發生。例如在粵西地區，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殺，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綁在壹起投塘自殺，池塘漂屍在土改中見多不怪。[9]  廣東是被毛澤東批評土改右傾的省，那些受毛贊賞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將土改劃定地主的標準降低，從中農中再劃出第二批地主，對他們再展開鬥爭和屠殺，並對不願要地主的財產，不願參加鬥地主的老實農民以對抗土改的罪名展開同樣的殘酷的迫害。這種降低標準再劃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現了當年紅軍降低標準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後將稍微有點錢財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國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七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以及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而將暴力剝奪和殘酷迫害上千萬地主、富農以及中農，屠殺了兩百萬地主、富農和奉行溫和土改的中共幹部的罪惡隱瞞。

土改運動是共產革命禍害性質的壹個標誌。蘇共在建立共產政權後立即發動了消滅富農的運動，中共在蘇維埃國時期已經開始了這種殺人搶劫運動，國共戰爭期間將此運動推行整個解放區，在建國後再推行全國。蘇共的消滅富農運動，蘇共發動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蘇區的“打土豪分田地”與中共建國前後的土改運動本質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產革命打消滅剝削旗號，召集地痞流氓搶劫殺害正經農民，以搶劫的民財充軍費的運動。在推翻國民政府戰爭中，中共通過土改運動控制了解放區的農村和農民，將內戰的巨額軍費分散給解放區的幾億農民負擔，調動數百萬農民為戰爭提供資源和服務。建國後，毛澤東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戰的朝鮮戰爭，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要進行更大規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國的農村和農民。因此，他稱土改運動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在土改運動這樣的史上最大規模殺人搶劫中，沒有農民揭桿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幾年前的國、共戰爭中，中共最早在東北推行暴力土改，導致解放區周邊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組織還鄉團報復，解放軍再以剿匪名義鎮壓反抗者和還鄉團，因此中共的所謂剿匪戰也最早在東北展開。隨後，中共的暴力土改擴大到華北，所謂剿匪戰也擴大到了華北。從1946年東北“暴風驟雨”土改到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的十年間，中共在各地大規模的剿匪戰沒有停過，有260萬反抗武裝被中共正規軍武力鎮壓。[10]  這些被鎮壓的所謂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武裝。中共在歷史教科書中贊揚歷代的農民暴動，卻以剿匪戰的說法掩蓋了建國前後十年間反抗土改暴行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這段歷史有待重新書寫。

土改運動帶來的壹大災難是消滅了鄉紳階層。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11]  他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擁有壹定數量的財產是讓人遵守社會秩序、維持善良的必要條件，壹無所有的遊民必然作惡。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抱有“有地才穩”的觀念，認為有產業，才有責任心。所以不論在城、在鄉、為官、為商、為民都會以余錢置田產。千百年來，中國政府規模很小，縣級官員很少，小縣衙數人而已，縣衙之下無官府，廣大鄉村由鄉紳領導。鄉紳，即地主，擔負著鄉村興辦學校、賑濟災民、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舉辦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鄉村文化活動的責任。他們絕大多數樂善好施，憐貧恤老，肩負著鄉村中的社會救濟責任。例如，1842年無錫連降大雪，無錫訓導余治奔走於同城士紳之間，募資設立“恤寒會”，貧民得有棉衣，攤販得有風帽，孤老得有暖被。該會更雇人挑擔送炭，以濟貧凍之家。余治還呼籲無錫各鄉設“庇寒所”供大雪毀屋之貧民借宿；1843年蘇州降雪奇寒，士紳每日預備炒飯和姜湯，凡過往貧民皆得壹碗；光緒年間，陜西鄉紳嚴作霖等傾力賑災，為地方誌贊為“其行誼有超出古今任俠之上者”。嚴作霖發出募災公啟說：“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災荒，無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後。然未有壹省之災關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當引以為切膚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視，如今日秦中之賑務者也……數十萬饑寒之眾，倘無以還定安集之，其關系於大局者實非淺鮮”。[12] 上述善舉代表著鄉紳群體的積善傳統。

鄉紳地主多是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的“田秀才”，種田的“好把式”。他們受教育程度高，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壹定規模，有動力、有知識去提高生產水平，改進農業技術，培育良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是當地最高水平，他們的先進耕作方法為農民起著示範作用，代表著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古詩中的春社就是鄉紳領導鄉村的寫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節之前的村民大會，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鄉紳地主召集，每個農戶的當家人出席，商討本年度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生產大事。鄉紳是鄉土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科舉廢止後，各地的新學堂幾乎全部是士紳捐資創辦。鄉紳們是理所當然的鄉村領袖，是民國時陳炯明、閻錫山、梁漱溟、晏陽初等人推動鄉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來領導中國鄉村的“好人”階層被中共以土改的名義暴力消滅，農村從此失去了有責任心，有救濟責任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精英階層。

土改運動帶來的另壹大災難是痞子無賴成了鄉村的領導者。這些人就是孟子所說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者。他們缺乏同情心，沒有道德底線，易於被煽動起仇恨，什麽壞事都敢作，他們大多文盲，能力素質低下，沒有責任感，不事生產，好吃懶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後不去耕種，而是轉賣給別人立即揮霍。這些人掌權後將人性中的惡充分發揮。幾年後，他們成了全國農村造假，吹牛，“放衛高產星”的帶頭人，成了大饑荒中的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的基層打手。他們沒有領導鄉村生產的正經本事，卻能創造出駭人聽聞、下流至極的迫害招數。

土改運動帶來的第三大災難是劃分階級成分。中國自古有地主，但沒有地主階級說，有富裕農民，但沒有富農階級說。地主階級、富農階級，甚至富農概念與土地革命，蘇維埃說法壹樣，由蘇俄在華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引入中國的邪說。共產黨在農民運動中推出富農說的用意是，在夠不上小地主的農民中再劃壹批人稱為富農，以便多剝奪壹批民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0年8月發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稱：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稱為半地主式富農”。從字面上看，中共的這壹決定好像是對農民經濟狀況的壹種評估。而實際上，中共將農村中的富裕階層劃定為罪犯，不但要財，還要命，對不殺者也要作為長期的打擊、整肅對象。土改運動中，中共宣稱地主、富農經過三年“改造”後可以改變成分，屆時只有農民，不再有剝削階級。但土改運動後，中共給幸存的地主、富農戴上“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在此後三十年中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居住行動自由，對他們殘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農戴著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含冤離世的，使他們的子女承襲種姓之罪，繼續成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賤民，在上學，就業等方面長期受到歧視和迫害。常言說，打了不罰，罰了不打。像這樣將有產者剝奪後到赤貧後再殺，再鬥，再長期株連迫害，是共產革命所獨有的罪惡，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惡毒記錄。

中共的土改運動是對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動。它否定生命權和財產權，否定人與人平等，否定妥協和寬容，煽動鬥爭、仇恨、搶劫和殺人，讓痞子、無賴、懶漢不勞而獲，並作農村的領導者，顛覆勤勞致富的傳統道德觀念，使世代和平相處，和諧自在的鄉土中國變成了謀財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劃分階級，給全體農民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從經濟學角度講，土改運動摧毀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場，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種田能手集中，使農業失去活力，使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造成農民長期貧困，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土改後三十年間，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農村經濟雕敝，農村基層領導劣質化，是土改災難的繼續。文革後，中共對建國之初被剝奪的部分有影響的工商業者有所退賠，但是對在土改中被剝奪殺害的地主無平反，無退賠。土改運動五十多年後，中共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拒絕為當年殺害兩百萬地主富農謝罪天下。

土改運動展現了中共領袖們靈魂的醜惡。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層比誰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鼓勵鬥地主，殺地主，燒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同時保護自己的地主大宅。張國燾在土地革命問毛說：“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壹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紳士，難道也‘劣’嗎？”“他（指毛）是個不肯認輸的人，只是大笑壹陣，說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13]  毛澤東不只是隨便為了情況需要說些激烈言論，而是積極鼓動農民殺其他人家的地主。劉少奇在回憶文章中強調其地主祖父、地主父親是老實厚道的莊稼人，克勤克儉，苦心經營而逐漸發家，但在土改運動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們都與毛澤東壹樣，壹面保護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動屠殺其他地主。

對於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農民來說，土改運動是壹場騙局。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策劃好了要實行農業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土改運動中，中共中央於1951年9月召開了第壹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於1953年2月作出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強制農民加入合作，以集體的名義將農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收歸政府控制。廣大農民的自耕農夢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運動分得的土地連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義全部沒收。經濟學家楊小凱指出：“1950年在中國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不但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而且犯下了許多刑事罪，殺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不但是壹種對經濟學的無知，而且也是國家機會主義的極端，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傳壹直聲稱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土改雖被宣傳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但它實際被用來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脅來動員群眾，樹立起共產黨的權威。在土改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等壹系列運動中，用任意侵犯人權，不經司法程序，用黨所控制操縱的群眾運動來推動政府的政策等等，成為1950—1979年中國執政黨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長期的，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14]

為維護土改運動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運動後長期醜化地主、鄉紳，將編造的惡霸地主故事選入教材，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白毛女》是這種煽動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要有階級性，要為階級鬥爭服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魯藝）院長周揚組織賀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階級鬥爭”要求改編“白毛女”故事，在楊白勞欠債不還的事實上虛構出，黃世仁為霸占喜兒要求本利全還，將楊白勞逼上絕路、大春參加了八路軍等情節，將黃世仁描寫成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惡霸，編出了歌劇《白毛女》劇本。1943年5月，歌劇《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揚感到該劇雖有了階級鬥爭主題，但在體現“文藝為政治服務”方面還不夠力度，決定對其主題再次“提煉”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並以這個劇向中共七大獻禮。中共七大召開前壹天，七大代表們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觀看了《白毛女》。毛澤東、劉少奇盛贊了該劇，劉並表示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根據劉少奇此言，故事原型，鄉紳黃世仁被槍斃，成了中共“黨文藝”的犧牲品。土改運動後，歌劇《白毛女》成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代表作，被冤殺的黃世仁在死後成了惡霸。

中共全面腐敗

1989年11月，中共在東歐巨變的背景下召開了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壹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其中要求采取兩大舉措：壹是實施緊縮財政信貸，以繼續控制“洋躍進”以來的通貨膨脹；二是大規模整肅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緊縮財政帶來了經濟蕭條，全國個體戶註冊商戶和私營企業大幅減少，留下企業間互相拖欠的巨額“三角債”。在整肅“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壹些撤銷官辦公司的表面功夫。因為，官倒、腐敗的背後是不受制約的黨權，中共堅持黨權不受約束，對官倒、腐敗等黨權產物當然不可能真正觸動。六四民主運動的兩個主要訴求限制特權和反腐敗。民主運動被鎮壓後，真正能限制特權與腐敗的反對黨和獨立媒體不能出現，於是 “官倒”、腐敗迅猛泛濫。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推動經濟市場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熱潮”、“圈地運動”和房地產熱潮。在權力尋租的格局中，有權力背景的個人和公司無需真正投資，甚至無需預付定金，即憑權力背景即可以通過行政審批拿到計劃價的物資、進出口指標、外匯額度和最賺錢的“紅線圖”（建設用地規劃定點界限圖），即地皮，轉手即可獲得數倍，甚至十數倍的暴利，同壹塊土地被轉幾道手普遍發生。在權力尋租的格局中，紅色家族為主體的“官倒”們通過權力交換，攫取了行政審批價和市場價之間數千億元的地價差、匯價差、雙軌物價差，掠奪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規模的國民財富，迅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變身為新壹代的官僚資產階級和紅色家族財閥。東亞的日本、韓國、臺灣都存在財閥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壹勸銀，韓國三星、現代、LG為代表的東亞財閥在自身成長的同時幫助實現了民富和公民社會成長，是社會進步因素。而在中國，紅色權貴財閥幫助維護壹黨獨裁，是阻礙社會進步，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反進步力量。

在中共的獨裁體制下，領袖的地位不取決於民意，而取決於軍權。江澤民被元老們選中上臺，但在黨內軍中均缺乏權力基礎。應對這種局面，他上臺後後采取了幾項辦法鞏固權力地位。其壹是縱容軍隊經商。軍隊經商不是江澤民開啟，而是鄧小平時代的產物。掌握最高權力的同時，鄧小平發動了“洋躍進運動”，造成整個1980年代國家財政虧空。政府無錢應付開支，國防預算只夠約70%的軍隊開支。於是，鄧小平決定讓軍隊經商，號稱“以軍養軍”，主持中央軍委兩次下達了允許軍隊經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楊尚昆、王震等元老為軍隊企業題詞，積極支持軍隊經商，軍隊腐敗從此泛濫。江澤民當上軍委主席後繼續放縱軍隊經商。在他縱容下，軍辦公司爆炸性增長。這些公司利用特權為所欲為，不受監管，逃稅，走私，經營特殊行業，無惡不作。軍隊經商的腐敗規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軍區壹名上尉成立了壹家“宜興中國人民長城公司”，以優厚的分贓條件，從銀行貸得巨款，貪汙了三個億；軍委辦公室主任董良駒擁有建於全國名勝之地的九幢豪華別墅和十五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司令員以軍辦公司名義買了六幢花園別墅，四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七名軍級幹部搬家裝修，僅衛生間設備就花了120萬美元；海軍副司令王守業貪汙了1.6億元。軍頭們手中有了錢，又不受監管，驕奢淫逸，為所欲為，黃色產業泛濫。各級軍隊機關的俱樂部、招待所、療養院、渡假村遍地開花，成為高級將領尋歡作樂的場所。其中，有些特級場所設施極盡奢華，配備醫務所，急救直升機。例如，總參三部屬下就有15間娛樂場，編制外招聘了數百“六陪”女郎，更發生了女青年被奸汙後自殺的事件。軍隊文工團從來就有高層“後宮”之稱。前海軍司令員王守業被調查後，其媒體就報導出他至少有五個情婦，且分別來自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北京軍區文公團，幾乎遍布全國軍隊的文工團。

比黃色產業更大的軍隊禍害是武裝走私。軍隊動用軍用車、軍艦、軍用專列，出動士兵保護走私。僅1998年上半年軍隊開槍、開炮打死海關緝私人員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員450人，打傷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為四艘來自北歐的走私油輪保駕護航的北海艦隊四艘炮艦、兩艘獵潛艇與公安部和全國海關總署調集的十二艘緝私炮艇在黃海炮戰，造成八十七人傷亡。中共將此罪惡作為機密隱瞞。朱镕基在壹次“反走私”會議講話中提到，統戰部走私汽車壹萬輛，與政協黨組合夥分贓23億元，軍隊走私每年5000至8000億，以逃稅為貨款的三分之壹計，約兩億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進了軍中各級將領私人腰包。軍中走私貨物中包括毒品。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戈萊日表示，在中國東部五個省內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廠由身兼二職的中國軍隊人員經營，僅向菲律賓販賣冰毒量每年就近12億美元之巨。[22]  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在西山軍委、軍紀委生活會講話中承認：“1994年以來，軍隊所辦經濟實體的資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級幹部挪走私分，每年軍費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級幹部吃喝、出國旅遊、修建豪華住宅、購買豪華轎車上。”1998年軍費加超支共1311億，50％是655.5億，加上從軍中經濟體挪走的共計貪汙公款1863.5億，也就是說軍中幹部1998年揮霍了相當於當年940億軍費預算兩倍的國民財富。

眼看軍隊爛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不得不於1998年秋下令停止軍隊經商，將軍隊產業轉交地方，撤銷軍隊、武警、公安經辦的經濟實體。號令壹出，軍隊將領立即掀起了武鬥，私分，轉移，卷逃的狂潮，軍隊、武警為分錢、分贓頻繁爆發武鬥，動用槍炮甚至裝甲車開戰。例如，廣東軍區副政委和南海艦隊副政委各領部下在酒吧間瓜分財產，席間鬥毆，廣東軍區後勤部唐處長和海軍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喪命；十三軍副軍長崔國棟向西昌軍分區後勤部宋副部長索要2000萬元，被宋槍殺，驚動總參謀長傅全有、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軍內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周子玉急飛西昌處理善後；華東軍區屬下安徽省軍區，合肥市警備區和安徽省武警總隊，三方合夥經商，安徽軍區首長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項，結果三方在省軍區禮堂混戰，僅軍官就傷亡三十多人；蘭州軍區與甘肅省軍區合營經商，移交前雙方開火，傷亡72人，打死軍官12人；遵義駐軍與貴州省軍區為爭奪260萬元展開槍戰，傷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遼寧錦西駐軍與二炮部隊合營經商，移交前二炮全員出動，將駐軍大樓包圍70多個小時，沈陽軍區司令員，二炮司令員乘直升飛機奔赴現場說和；沈陽警備區、三十九軍壹壹六師、遼寧省武警三家為瓜分1.2億元利潤開火，死傷40多人；因經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軍軍部被炸，死亡軍人63人；在位於河南南陽空軍飛機儲存中心，軍人因經商所得贓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機庫，炸毀飛機81架，軍人傷亡90名，直接軍事損失11億。1999年2月，國務院、中央軍委緊急通知：“堅決制止爭奪經濟體資金、財產的流血事件發生”，總參、總政、總後、總裝備部發出命令：“堅決查辦爭奪、攤分、轉移經濟體資金、財產的違法、犯法行為”，國務院、中央軍委再發緊急通知：“立即停止爭奪經濟資金、財產活動，依法嚴懲動用武器、爭奪經濟體資金財產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軍隊連下三道“金牌”的壹個月中，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省軍區之間及內部為私吞走私費用，發生了大小數百場激烈槍戰及數百起殺人滅口、攜巨款潛逃等惡性事件，巨額資產在轉交過程中被軍隊將領們瓜分。軍事檢察機關立案了數千貪汙、挪用、攜公款外逃等大案，數十名高級將領挾巨款逃亡海外。經過如此瘋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約兩萬家軍隊所屬企業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為軍隊層層腐敗，追究對誰都沒有好處，軍隊企業資財基本上是壹本糊塗帳，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張萬年在全國軍隊、武警、政法機關移交企業清理、處理工作會議上明知故問說：“現在，在名義上、表面上、形式上，軍隊所經營的經濟停辦了，在辦理移交，脫鉤了，但是數千億元的資金沒有了，這筆大賬到那裏去了？”。

縱容軍隊腐敗之外，江澤民鞏固權力地位的另壹辦法通過加官晉爵。從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將軍銜、警銜79個，其它將軍銜近千個。後來人們知道，江的加官晉爵與賣官鬻爵區別不大。當時軍中有“百萬雄師”說法，後來又有了團長百萬的說法。江時代軍隊的基本整體糜爛，中央軍委、解放軍各總部和各大軍區的高層基本都有嚴重的腐敗問題。

地方的腐敗與軍隊腐敗的程度與規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貪汙案，如“遠華案”、“周正毅案”、“劉金寶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數字的貪汙受賄、侵吞公款。這些重大案件幾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員、常委家族。江澤民主政十多年間，龐大的利益集團網絡形成。從“遠華案”可以看出，政府、海關、公安、金融、稅務等部門形成了腐敗壹條龍。

地方和軍隊的腐敗主要圍繞最有油水的資產——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國大陸第壹家房地產公司，並以政府的名義收取“土地使用費”，深圳政府推動全國人大立法加以追認後，土地被房地產大肆占用。“六四”運動被鎮壓之後，圈地運動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驚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土地私有化展開激烈爭論。當時主管農業的中共副總理田紀雲意識到農業面臨的嚴峻形式，提出討論會議上原本沒有的土地議題。他批評說，執政黨的會議如果不以國計民生為頭等大事，政權遲早會出現危機。在中共黨內改革派萬裏、喬石、李瑞環的支持下，會議臨時改變了議題。當時有數名省級領導人贊成“在農村逐步落實已承包土地歸己所有”的方案，田紀雲在會議上提了兩條建議，第壹、向農民宣布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農民則向國家繳納土地稅；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嶺、灘塗等，可宣布收歸為三級國有（國家、省、縣），今後的開發者須依法向政府購買或訂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紀雲的萬裏宣布在農民中搞的壹個調查，農民說：共產黨曾許諾窮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時候我們倒是分了土地，但壹個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號稱是集體所有。可現在，又要把土地賣給我們，這土地原來就是我們的，憑什麽要賣給我們？最終，江澤民拍板走所謂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將田紀雲土地私有化的提議擱置。此後，本來產權模糊的土地制度蛻變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瘋狂場地，瘋狂吞噬國民財富。

江澤民之後，胡錦濤繼續執行鄧小平定下的“黨的基本路線”，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拒絕對黨權的任何約束，縱容腐敗，使規模繼續擴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壹般都在20%以上。如果這個估計成立，則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三十多萬億投資中有超過六萬億通過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網絡曝光廣東煙草汕尾市公司總經理、汕尾市煙草專賣局長陳文鑄的業務招待費壹個月高達200多萬元；中國石化廣東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費購買150多萬元高檔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報統計顯示，央企的招待費數額極其巨大。其中，中國人壽業務招待費高達到14億元，中國鐵建8.4億元，中國交建、中國水電、葛洲壩、中國北車、中國重工、中煤能源、中國化學等9家上市公司的業務招待費過億。可以肯定有據可查的上市公司揮霍只是國營企業腐敗的冰山壹角。

現代民主國家杜絕腐敗的壹大利器是獨立的新聞媒體。民主國家的新聞可以掀起“扒糞運動”，即挖掘政要的各種醜聞，包括腐敗與各種有違公德之舉，信息的真實性則由記者與媒體自行負責。在壹黨獨裁體制下，獨立新聞媒體被取締，“扒糞”運動無法發生。沒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監督，黨、政府、國企的揮霍、腐敗只能越來越嚴重。沒有相應政治制度改革制約的“改革開放”不斷刷新著腐敗記錄。例如，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在軍產房的開發和轉讓中收受了巨額回扣。他染指的二環黃金地段周邊軍隊地產達數十塊，僅在上海賣壹塊軍產地就能收受壹億多。軍產房和小產權房壹樣，是指在軍隊使用的土地上開發建設所有權歸軍隊所有的房屋。軍產房價格要比同類的商品房低三分之壹左右，過戶時手續簡單，交稅少。軍用土地是劃撥土地，沒有成本，在城市占據黃金位置，是開發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長利用軍用土地轉給開發商的尋租機會輕易聚斂財富200多億。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敗的典型。剛進北京時，他家中連空調都沒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沒有多大的區別。隨著軍隊大規模經商，原本廉潔的徐腐敗規模百億計。貪腐數百億的谷俊山賄賂徐不會是小數目。據海外報導，徐在香港多家銀行存款百億，家中查出現金十數億。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中提到，調查人員在查抄徐才厚家時，發現巨額現金和價值不菲的寶石。現金都被整體地擺放在箱子裏，每個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賄買官者的名字。其中壹些箱子內裝有的人民幣達數百萬，從未被拆封過。搜查人員用了壹周時間才清查統計完徐宅中發現的現金和寶石，查出的現金就超出壹噸重，徐宅內各種古玩字畫、金銀珠寶多不勝數，贓款贓物裝了12輛卡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斂得財產包括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豪宅數百套，大批黃金、白銀、金幣、現金、名家字畫，據外媒報導，加上存款、證券、債券，其家族總資產近千億元。

高層的腐敗規模驚人，“小官巨腐”的規模同樣驚人。例如，河北省紀檢監察機關披露，河北省發改委前主任劉學庫，省委前常務副秘書長梁樹林，河北省人大城鄉建設和環境資源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張連德，大名縣委前書記邊飛等縣處級以上幹部238人被查出貪汙腐敗，其中市車管所數十人受賄數千萬元，有交警支隊長受賄超千萬元，有市人社局幹部監管不力致醫保基金被騙取近2000萬元，有的縣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總額近千萬元，有村幹部利用協助征地受賄百萬元，大名縣委原書記邊飛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職務晉升調整、項目協調審批、工程承攬建設等方面謀取了億元利益，秦皇島市北戴河區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涉嫌受賄、貪汙、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億元現金，37公斤黃金，68套房產手續；廣州“處級貪官”張新華貪腐金額近4億元，同時被查出的廣東貪腐官員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員貪腐的規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是當今中共官員的壹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亞國籍，家族已將巨額國家財產卷到國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國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電視電話會上曾介紹反腐倡廉的“茂名經驗”，聲言狠抓黨風廉政建設，要做到“四親自”：親自部署重要工作，親自過問重大問題，親自調重點環節，親自督辦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賄十多億，在接受調查期間他還供出了同夥100多名貪汙官員。在被判死緩後坦言：“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共產黨官場都是貪官！妳們憑什麽專整我？妳們有本事，真讓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個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妳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誰不是貪官，妳們能說出壹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別的，有壹個不是貪官的嗎？共產黨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嗎？共產黨不就是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難道這個還要我告訴妳們？”“查辦我的人，難道妳們就清白嗎？妳們誰敢說自己是清白的，看看妳們的穿戴，看看妳們抽的煙，戴的表，哪個不是十萬八萬的，哪位壹年抽煙不得幾十萬，妳們的工資夠妳們壹年抽煙的嗎？”“像我這樣的級別的，誰不能供出百八十個人來，這個，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貪官，妳們為什麽抓我，要抓壹起抓，從村長開始，壹直抓到“中國長”，誰比誰更清白嗎？”“誰他媽的說自己不是腐敗分子，叫他站出來，公布公布財產。我不信，誰不會吹牛逼，說的好聽，為國家奉獻幾十年，不謀私利。既然這樣說，妳先公布財產。”“都腐敗，沒有壹個是幹凈的。心裏知道都算了。妳不講我，我不講妳，妳要講我，我必講妳，妳講死我，我講死妳，這就是現在的官場，這就是新三講教育。”。

在“黨和政府”中千萬元貪官，億元貪官，十億貪官、百億貪官、千億貪官遍布全國的情況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務權力鬥爭的選擇性反腐，對於高層巨大規模的貪汙腐敗秘密審理，也禁止媒體詳細報導，以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在共產陣營覆滅，世界各國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間，中共最高層的紅色家族基本都變身為百億家族，壟斷著國民經濟關鍵行業。例如，鄧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屬、軍火行業，江澤民家族掌控著電信行業，李鵬家族掌控著電力行業等等。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學院共同完成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顯示，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員及配偶擁有財產平均在800萬至2500萬之間。鄧小平拒絕接受對權力的約束，在“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口號之下讓權力者家族暴富起來，讓中共元老的後代及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子女成了中國新富豪的主體。如果將特權階層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尋租收入考慮進去，今日中國的基尼系數高達0.7，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

大躍進與文革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大躍進”釀成了1958-1962五年時間的全國大範圍饑荒，學術界認為共造成了3600-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躍進”之前的中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 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 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 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農村生產合作為未來的人民公社做了鋪墊，也埋下了罪惡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務院第 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從 12 月初開始，除西藏、臺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即“統壹銷售，統壹購買”，農民種什麽品種的糧食、種多少、吃多少均由國家統壹制定，除征收糧食外還低價收購糧食並高價返銷給農村，相當於控制了農民的飯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壹書，12 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 和 104 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 1967 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 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 1 萬億斤。（事實上直到1993年全國糧食總量才達到這個數字）


1956 年 2 月 6 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壹壓”。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在壹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壹、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 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 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國 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 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 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 18 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7 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 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 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壹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壹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 33 個鎮中有 29 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 302 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 的有 116 個，部分垮臺的有 55 個。


1957 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系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 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 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 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 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 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 （廣西在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加上農村合作化導致了部分地區缺糧並餓死人事件）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 月 18 日，毛澤 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 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 年後， 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國工會第 8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壹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二、“大躍進”的發動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 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並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壹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 年反右派鬥爭，60 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 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 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 政治問題。壹反就泄了氣，6 億人壹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 的動搖和錯誤，是壹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壹反冒進的錯誤， 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 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壹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 年到 10 年縮短為 5 年到 7 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壹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 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 2 月到 9 月，全縣發生腫病 33319 人次， 占總人口的 13%，因腫病死亡 5203 人，占發病人數的 15.6%，占總人口的 2.04%


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 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 月 22 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只要 1959 年達到 2500 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遊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鋼產指 標為 1100 萬噸（對外公布是 1070 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 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壹億。


1958 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余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 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 亂關等現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 3 萬至 5 萬斤的 玉米，3 萬至 5 萬斤的谷子，30 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 15000 斤籽棉的豐產後，贊揚他們說：“妳 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妳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贊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裏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壹個好名字，包括工 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壹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 月 6 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裏來搞“共產主義試 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 32 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 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刮起了共產主義風。11 月 6 日，毛澤東在《山東範縣提出 1960 年過渡 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 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 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壹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壹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 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條過渡 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個，加入的農戶 112174651 戶，占總農戶的 90.4%，其中有 12 個省達 100%。到 10 月底， 農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 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壹聽說吃飯不要錢， 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 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吃飯不要錢”成為1958年糧食短暫富足期的常態，普遍浪費糧食間接導致了1959年大饑荒的來臨）


1958 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壹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 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 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 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 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傷致殘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 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 4 個區、20 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 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 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 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 作越做越細。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 14％。


三、“大躍進”的失敗


1959 年 1 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夥、半停夥的狀態迅速 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瞞產私分”現象的人是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


1959 年 2 月，《經 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 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2 月 22 日、28 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 八個問題》，決定對“壹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權限。通 過《1959 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 年 3 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裏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 67 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 2517 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將這兩個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內送到 15 省委第壹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 15 省在 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實際上，從 1958 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征購。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準了中共八屆 七中全會確定的 1959 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 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壹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 積比上年減少 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 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壹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 月 14 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著 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壹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 誌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誌參考”。7 月 23 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 懷發起反擊。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 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 “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廬山會議的結果不僅沒能糾偏，反而讓原本已經糟糕的現狀更加惡化）


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壹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征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 據運動後統計，全縣 283 個管理區中，有 259 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 個生產隊中，有 11159 戶被抄家搜查，24063 戶被“集資”，3116 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 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饑餓和持續八個月的“反瞞產私分運動”而死亡的農民超過壹百萬人，反瞞產手段極其殘酷，包括松針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糧、扣飯、點天燈、火烙乳頭、活埋等。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壹。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 年，國家出口糧食 415.75 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 500 萬噸原糧。這壹年進口糧食折合原糧只有 0.2 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占全縣壹半左右 的公社，約 27 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 1－8 月統計，死亡達 17000 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 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 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饑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 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 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誌善帶領 300 多名道徒搶走公 社民兵槍支 18 條，子彈 1200 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占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 4 人，綁架幹部 16 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


1960 年 6 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 14 日的講話中提出 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壹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 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四、“大躍進”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 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壹，八字方針此時 還無法貫徹。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 國開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運動。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饑餓起 了壹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 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壹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 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 暴亂涉及 13 個管理區的 37 個生產隊，共 417 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余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 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 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 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 年，中國出口糧食 272.04 萬噸。這些“貿易糧”折合原糧 326 萬噸，相當於壹千萬人壹年的口 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壹年進口糧食只有 6.63 萬噸。1960 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 年進口糧食 580.97 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 135.5 萬噸。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 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采 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壹致，真正的調整是在 1961 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 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 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 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 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 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壹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壹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壹 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 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壹辦法執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 中央初步總結了 1958 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形勢作了比較嚴峻的估計。“西樓會議”和 2 月 26 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壹整套進壹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廣東每天都有大批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萬多人，其中 6 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當局遣返 4 萬人，留在香港 的大約有 2 萬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 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 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 計劃的部署。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采取了比 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1962 年 7 月，田家英、陳雲、鄧子恢等向毛澤東談了搞包產到戶，毛澤東堅持集體經濟。事後，毛 在遊泳池質問劉少奇：“妳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劉少奇說：“陳雲、田家英是 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妳講，沒有錯。”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 在內容！他們都找了妳，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壹片黑暗，妳急什麽？”劉壹吐為快：“餓死 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 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8 月 6 日，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 題的講話。他又在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 風”。毛澤東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 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 整個歷史時期內，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 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八屆十中全會成為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基礎。


1963 年－1965 年，全國農村開展“四清運動”。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並持續十年的重大政治運動，非官方觀點認為發動文革的原因是毛為了挽回在大躍進中所犯錯誤而造成的執政風險，借此搞掉劉少奇。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並不誇張，幾乎每個家庭、每個中國人都在當年不同程度卷入到這場運動之中，造成的死亡、損失迄今無法準確統計，非官方觀點認為至少造成了200萬人死亡、超過1億人被整、財產損失五千億元。



壹、文革前的醞釀

1964年到1965年舉國大批判達到高潮。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對文藝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進行大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實踐，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壹套理論體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是文革的導火線。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


1966年2月４日，許立群等根據彭真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大批判加以約束，把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了《二月提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地通過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長陸平等，受到毛澤東支持，《人民日報》在6月2日全文發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會上決定，派工作組進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在各校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6月初到7月底，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為廣泛、更兇猛。全國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當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後成了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贊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又7次接見了壹千多萬紅衛兵。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沖擊官僚體系。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壹兩年間，是制造“天下大亂”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為第二，劉少奇從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幹部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大搞“血統論”，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把鬥爭矛頭指向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縣和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數百人。殺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


1966年8、9月間，各地官僚集團繼續壓制群眾起來造反，工作組撤走前扶持的“革籌小組”等機構繼續掌僅，利用官辦紅衛兵繼續鎮壓群眾，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毛澤東稱這種現象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開10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從此，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造反運動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絕大部分當權派都受到沖擊，其中壹些人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發生“壹月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此後，全國各地都仿效上海開展了奪權運動，由“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接替了原來的權力機構。



196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副總理譚震林、陳毅以及葉劍英元帥等在會上強烈批評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幹部的作法，被稱為“二月逆流”。2月以後，各地支左部隊強力鎮壓造反派，將很多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還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後稱為“二月鎮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二月鎮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扣留隨毛到武漢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隨著陳再道被打倒，全國範圍內掀起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高潮。


七八月間，受武漢事件的鼓舞，全國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躍，軍隊、外交等各條戰線受到沖擊。8月22日，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被燒。形勢全面失控。8月底，為了扭轉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拋出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不久又拋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提出群眾組織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聯合，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走資派是壹小撮，對幹部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開始轉變戰略。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文中加了壹段關於抨擊“5·16反革命集團”的話，從此全國開展了清查“5·16”運動，在支左部隊的主導下，對造反派群眾開始了又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殺，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槍殺；刀殺；沈水；用炸藥炸死；丟進巖洞或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子勒死；火燒死；摔死（主要用於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撤銷空軍政委余立金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


1968年5月，《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經驗》下發，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正式開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萬計。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沖擊解放軍機關。“7·3布告”對制止武鬥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這個布告，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28日，毛澤東接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和造反派的蜜月結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隊進入學校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工人宣傳隊和支左軍人壹起主導文革。造反派開始被邊緣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最後壹個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這是造反派勝利的大會，更是軍人勝利的大會。毛、林之間就起草政治報告產生罅隙。毛警惕軍人勢力的過分擴張。


1970 年1月31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發，在全國開展了“壹打三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被殺。


四、毛林分歧與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會上，林彪集團借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名義，要揪出毛澤東信任的張春橋。毛澤東寫了“我的壹點意見”，拋出了傾向林彪集團的陳伯達。


1970年國慶節後，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黃、吳、李、邱就廬山會議事作檢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等掌握了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971年4月15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毛用“挖墻腳”、“拋石頭”、“摻沙子”的辦法瓦解軍委辦事組。毛逼林彪作檢查，林彪拒不檢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發表講話，將火直接燒向林彪。林立果企圖在沿途謀殺毛澤東、實行“571”（武裝起義）的計劃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這壹震驚世界的政治醜聞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五、保衛還是否定文革階段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來發表談話、采取措施，糾正左的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糾左，勢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12月5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批評《文匯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12月17日，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批判林彪極右的實質。周恩來奉命檢查六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錯誤。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評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7月4日，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線。


1973年11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197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和葉劍英批評：“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毛澤東宣布了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決定。


1974年1月25日，據毛的布置，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早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又起來企圖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召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讓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 提出了“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批經驗主義是針對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務實派借毛澤東的批示批評江青壹個月。


1975年春，鄧小平開展“會面整頓”。“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會的、堅持派性的造反派領袖受到打擊，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有所好轉。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這段話，組織了很多評《水滸》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圍恩來、鄧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兩人。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註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從此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高潮。在鄧小平整頓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頭頭開始活動，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群眾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文革派壓制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種鬥爭持續到清明節，釀成規模宏大的“四五運動”。


六、文革結束，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文革派和務實派為爭奪權力處於劍拔弩張，雙方各有所行動。


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從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後，各地對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時進行“揭批查”運動，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打擊。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舉行了公開審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國開展清查“三種人”運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提出了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論務虛會議第壹階段，對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這是黨內高層的壹次民主化運動。黨內民主運動與“西單墻”的民間民主運動相互推動，成為壹次民主浪潮。

重慶武鬥紀實

所謂”武鬥“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奪權後發生分裂所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很多地方的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互毆發展到真槍實彈的內戰，其原因是軍隊支持壹派或像重慶這樣的兵工廠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與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團”武鬥，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都派人到西師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師武鬥後返校途中，在北碚不遠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擊，重大“8·15”總團負責人、市“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關押毒打，註射麻醉劑後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在赴京的火車上被“8·15”派認出，到京後組織人救出。



在兩大派“全面內戰”期間，出現了壹些專業武鬥組織或指揮機構。重大“8·15”建立了“衛戍司令部”和專業武鬥組織301野戰隊（專事校外武鬥）、302部隊（專事校內武鬥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區的“猛虎團”，在南岸區制高點黃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７月１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壹院武鬥，死二人，傷數十人，“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釬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鬧市區，為於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號召為於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團”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紅巖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9人，傷多人，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



7月10日，駐守在戰旗小學的重大“8·15”的武鬥隊，以自制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反到底”派武鬥隊，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2人，鋼釬刺死1人，重大“8·15”武鬥隊自己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鬥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反到底”派的河運學校的武鬥隊，刺傷、俘虜多人。這次武鬥中，重大“8·15”武鬥隊使用了私設的電臺聯絡。



７月１４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鬥。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９時發布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達成停止武鬥１４條協議。謝富治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000多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武鬥再次發生。



7月20日至21日，兩派在大型兵工廠長江電工廠武鬥，“8·15”派攻占全廠，打開成品庫運走大批槍彈。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於連結沙坪壩區至市中區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對來往於兩區間的“8·15”派形成威脅。“8·15”派組織多路人馬用了輕重機槍及步槍攻打工業校，占領了該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兩人死亡。“8·15”抓獲俘虜200多人押回重慶大學毒打審訊。“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得知“8·15”用機槍占領了工業學校，以壹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打開軍工倉庫發放槍支的決定。

重慶是中國兵器工業基地，在武鬥中，這個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取之不盡的武器彈藥庫。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等幾家大型兵工廠兩派爭相搶奪軍兵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並向廠外同壹派群眾組織擴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鬥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廠“8·15”派武鬥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５噸，傷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廠空氣壓縮機廠的“8·15”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１８間。８月１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人員遭到槍擊，死２人，傷１０人。



８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8·15”的301武鬥隊３人被擊斃，重傷致殘１人。“8·15”派占領全廠後，將從家中抓出並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並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未死者補槍致死。





８月３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8·15”派占據的制高點——謝家灣的弧形建築（辦公樓）。在“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時倒上汽油燒毀。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鬥隊的高射炮擊沈，解放軍３人遇難。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為奪回被“反到底派”搶去的裝運子彈車輛，攻打845廠並占領了全廠。在攻占中，“8·15”數人身亡。845廠內的“反到底”派和守廠的多名人員，在武鬥中身亡或被俘後遭到槍殺。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設機床廠，兩派在該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連續三天武鬥中死25人，傷數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鬥隊為向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8·15”派武鬥隊交戰，打死２４人，打傷百人，打沈船只３艘，打壞１２艘。當時稱為“八八海戰”。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設於解放碑西北側的交電公司大樓上的“反到底”派廣播站，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原“和平”）電影院樓頂集中幾支信號槍向該樓四層（最頂層）窗口內齊射，引燃樓內易燃物起火燒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8·15”派占領全廠。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的“金猴”武鬥隊，向占據著郭家沱中學的“8·15”派據點發起進攻。“8·15”派居高臨下， “金猴”武鬥隊被打死１０人，傷數十人；“8·15”派也有重大傷亡（後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與“8·15”派沖突，而是反到底與駐廠部隊沖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二中隊”、“五中隊”在行進於二十二中學至北溫泉途中時，被河對岸“8·15”派機槍掃射死3人、重傷2人。“猛虎團”在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俘虜北碚“8·15”派武鬥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嘉陵江大橋將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區與北面的江北區連成壹體。市二輕局大樓位於南橋頭。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這座大樓，對“8·15”構成威脅。７月７日，“8·15”發起進攻，經過幾次拉鋸戰，市二輕局大樓被“8·15”派占領。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揮部負責人蘇靜康等指揮下，炮擊“8·15”占領的二輕大樓。炮聲斷斷續續，從夜間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兩派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至大坪壹線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死亡超百人，郵電器材廠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毀，僅被燒毀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百余萬元。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被武鬥組織搶走。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8·15”派攻打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制高點，兩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調查組壹行30人於18時抵達重慶，下令兩派就地停火，令兩派頭頭到警備區談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點發起進攻，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7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表等物資件和糧食2650余公斤。



參加武鬥的年輕人大多是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他們充滿了奉獻壹切的革命熱情，他們“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視死如歸。很多人在“為毛主席而戰”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8月23日晨7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發來經周恩來審定的制止重慶武鬥的特急電報：壹、立即停止對壹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氣壓縮機廠的進攻，並撤除包圍。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三、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並保證切實執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楊家坪地區“8·15”派大舉進攻。楊家坪中心區的“8·15”派據點建設電影院被高射炮擊中起火，周圍燃成壹片火海。空氣壓縮機廠“8·15”派武鬥隊撤退前槍斃“反到底”派俘虜5人（其中孕婦1人）。



8月28日淩晨，“8·15”派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向占據通信兵技術學校的“反到底”派據點發起進攻。武鬥中，雙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22榴彈炮、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設的電臺指揮榴彈炮射擊。雙方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8·15”派占領北碚全區，喜稱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間，重慶市幾乎是每天炮火連天，硝煙彌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達“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武鬥趨於緩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難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車返回重慶。



9月後武鬥稍有平靜。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將該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趕出學校後，單方面組建了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領導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出席表示祝賀。同壹天，與梁興初等觀點不同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在自貢接見“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層軍政高官各支壹派，近於熄滅的戰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萬余人沖擊市“革籌組”，兩派發生武鬥，多人被打傷。

在槍炮聲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萬人在市體育場召開批鬥李井泉、廖誌高大會。會前“反到底”派赴會途中多處與“8·15”派沖突，會後遊行時發生槍戰，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鬥人員將返校“復課鬧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公社負責人”打成重傷，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學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幹部，指出重慶“8·15”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是錯誤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慶壹樣，分為對立的兩派，壹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紅成”和重慶“8·15”反對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慶的“反到底”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反對梁興初。周恩來說：打“劉結挺張西挺”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反到底”支持的態度，周恩來批評54軍對“反到底”的打壓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聲勢；“8·15”也不示弱。武鬥又進壹步升級。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鬥。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橋頭的武鬥死3人，多幢建築被燒。抗日戰爭期間的“民主之家”特園化為灰燼。



4月7日，重慶兩派分別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和重慶鋼鐵三廠、第十八中學、曙光中學、江北糖果廠，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溝搬運站、第六中學、第四十壹中學（今巴蜀中學）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學等地為據點展開槍炮戰，動用了高射機槍及多種火炮，壹些房屋被毀。同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全廠停產。



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再次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說“反到底”打謝（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反梁（省革籌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也是錯誤的。要54軍把腰桿挺起來。“4·27”指示實際是對“3·15”指示的糾偏。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4月28日，周恩來令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重慶兩派立即停止搶武器，令兩派將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則嚴辦。



4月29日，周恩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鬥問題作出4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8·15”派搶奪351倉庫的武器和長安機器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必須嚴肅處理。下午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北京學習班兩派代表各10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兩派在北碚第13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鬥，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團”占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被擊斃的“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３人被暴屍街頭示眾3天。“8·15”派隨後實行戒嚴並手提沖鋒槍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8·15”派攻占全廠。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8·15”派攻占後字242部隊、煤炭設計院、重慶醫學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物資被搶劫，傷亡多人。後字242部隊“反到底”派“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壹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4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月16日，重慶“8·15”派及鄰近幾縣同壹派的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壹空。周恩來聞訊後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張國華：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論哪壹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學生“上山下鄉”，群眾組織已經不能支撐。在重慶陷得很深的54軍也換防到雲南。武鬥漸趨平靜。8月22日，因武鬥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4500余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火車站。以後數日，每天都有數千“難民”返回重慶。



９月２３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決定：嚴令壹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持有武器，必須於１０月１５日前無條件上繳壹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壹切專業武鬥隊。



10月15日，重慶市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銷。此後，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



重慶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壹個統計數字，不過，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組在《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革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這1737人不是在武鬥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後殺死的，即“殺俘”。重慶武鬥死亡人數應當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資料稱：據最保守的估計，直接死亡人數在3000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武鬥毀掉的房屋、機器設備、因武鬥而造成的交通中斷、工廠停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或者“清階”，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於毛澤東說“黨內及群眾裏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發動群眾進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清理階級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華人學者丁抒研究了大量縣誌，他的結論是“除極個別的縣份外，壹般揪鬥人數都超過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認為，在清隊運動中總計有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死亡。魏昂德、蘇揚據文革後1500多個縣誌取得的信息，對農村地區的運動進行分析，這份研究估計大約有3600萬人遭到迫害，被殺害的人數在75萬至150萬之間，大概有同樣多的人致殘。官方文革史承認：清理階級隊伍中，制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各種社會關聯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多達1 億人。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就全力以赴地清隊，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種“壞人”43萬多人。對清理出來的“壞人” “大會批態度，小會短兵相接（武鬥）”。打罵、體罰，刑訊逼供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幾十種酷刑。到1969年4月統計，“清隊”中清查出來的43萬“壞人”中，被縣以上專政機關關押的就有188，225人，這些人在關押期間被逼自殺的就有4，646人，被群眾專政人員當場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傷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縣在“清隊”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殺445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僅市壹級的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受沖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會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53，344人，新挖出來的89，109人。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蘇的清隊壹直延續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會向國家公安部匯報材料稱：在清隊中，全省共挖出各種“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隊中受到牽連的人遠遠超過此數。僅高郵縣1968到1969年的清隊中，就有13，326人被審查。江蘇武進縣革委會提出“刮二十四級紅色臺風”的口號，將縣壹級的的“牛鬼蛇神”108人關進棚，共揪鬥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省被關押揪鬥數十萬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個村莊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從1968年至1969年2月，廣東全省處理各類“階級敵人”25萬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種“政治集團”20，291個，批鬥重點對象63，297人。從1968年7月到10月，廣州市全市共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28，261期，近217萬人參加了“學習”。7月到11月，共揪出“階級敵人”、“有嚴重問題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僅廣東河源縣在“清隊”中揪出10，200名“敵人”，被害死亡26人，還制造了“雙江反革命集團”冤案，株連數萬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廣東省革委會專門制訂了《處理港澳海外關系幹部的6條意見》，使廣大歸僑、僑屬和有港澳臺關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和迫害。臺山縣有4000多名幹部被迫填表表態“斷絕海外關系”，佛山地區有15，000多戶“僑改戶”，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農帽子，很多被抄家、凍結存款。

廣西南寧地區1968年在全地區普遍地開展“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向所謂“壹小撮階級敵人括起十二級臺風”，78，746人被揪鬥，17，372被迫害致死。

陜西省主管清隊的官員認為：“1949年陜西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陜西省委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判，網羅了壹撮叛徒、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徹底，和平土改，鎮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陜西地下黨嚴重不純，是黑黨、假黨；······” 陜西還有“彭德懷死黨”、“習仲勛反黨集團”等。根據這個基調，全省先後被揪鬥、審查關“牛棚”者就有40多萬人，被整幹部62，000多人，補劃地主、富農5萬多戶。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肅省在清隊中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達30多萬人。僅甘肅定邊縣刑訊逼供，清理出“階級敵人”3091人，查出“反動組織”15個。

據山東省革委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山東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務9，131人；死不改悔走資派5，60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58，985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這些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莊地區挖出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敵我矛盾”實行專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龍江省革委會批轉的人民保衛部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據11月底統計，全省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和嫌疑分子達10萬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務集團”、“反革命組織”、“叛徒集團”、“特務據點”等。

吉林省從1968年4月開始全面清隊，到9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090人，挖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560個，集團成員12，464人。長春地區從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隊”期間，無辜受害者數千人，因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訊後致死184人，自殺1745人。

遼寧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搞“五群”：群眾專政、群眾偵察、群眾審理、群眾判決、群眾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據毛遠新後來交待：從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兩萬多人。

農業官員

作者 申有連 寫於 二零一八年

當代中國的權貴資產階級大約占全國人口的1%左右，但卻攫取了整個國民收入90%以上的財富。這些紅色富豪是如何斂財暴富的呢？他們中有的為什麽成了老虎或蒼蠅呢？



人們通常認為他們是通過暗中以權謀私，非法貪汙斂聚的財富。其實不然。他們都是“光明正大”地公開通過合法合規的方法暴富的。而且在中國，法不上黨，刑不上書記。“非法”這個詞在基層黨委書記這個級別就基本沒有多大意義了。至於老虎和蒼蠅，只不過是被踢出紅色俱樂部的倒黴鬼而已。



粗看壹看：土地政策、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糧食平、議價格雙軌制、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收入分配雙軌制、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等等等。不但紅二代，紅三代，官二代，官三代借此扶搖直上，權、財雙收，各級官員、黨委書記和各個權利部門也各顯神通，個個賺得盆滿缽滿。壹夜暴富不是傳說，就看他們心底還剩下幾分人性良知。然而，“改革”浪潮是欲望放縱的浪潮，人性良知早已經被黨性原則殺得片甲不留。這壹切，恰都是在“法律”的保護下，在政策的助力下實現的，他們並不是違反了什麽法、規，他們只是喪失了人性。



以糧食平、議價格雙軌制為例，我原在的貴陽市雲巖糧食供應公司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施行平議價雙軌制，居民糧食定量被大幅削減，議價市場的糧食供應漸漸充足，且質優但價高。對收入較好的居民，他們逐步放棄了購糧本上的定量，只在議價市場購買糧食。這部分人約占平價供應戶的壹半左右。按理，這部分居民主動放棄的計劃供應平價糧食應該返回國家糧庫，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但是，雲巖糧食供應公司黨委第壹副書記王華貴卻全部將之從國庫提出，送到糧食議價市場賣出。僅此壹項，他們壹夥每月就有幾百萬元的黑心暴利。這筆錢除了上交承包費和改善職工福利，剩下的數額仍然非常可觀。加上用議價購進的劣質米置換從國家糧庫調出的優質平價米賺取的黑心錢，其利可以令人癲狂。資本家的300%利潤效果也不能與之比肩。



按照當時相關法律法規的字面理解，這應該是貪汙無疑了。但是不，平、議價格雙軌制政策下的貪汙空間沒有限度，由此形成的利益網會竭盡其利。這壹切，都是以違法的形式卻是以符合貪汙規則的方式實施的，其實質就是貪汙的合法化。因為它雖然在現象上觸犯了法律，但實質上卻不受法律追究。這是壹種官至壹定級別後就會產生的 “合法貪汙”權力效應，級別越高，這種效應就越強越大，以至於能大過天。叫“無法無天”。



對自己放棄平價定量糧的居民，王華貴的貪汙對他們沒有什麽傷害。但貪欲是沒有止境的，他們根本不在意貪汙會傷害到誰，只在意貪汙的經濟成果。王華貴的黒手開始延伸，伸向了那些只能依靠平價糧為生的低收入居民。



糧食價格雙軌制的推行，本身就是因為有這部分低收入人群，這點定量糧食，對他們就是救命糧。王華貴雖然只是壹個基層糧食公司黨委第壹副書記兼第壹副經理，但他仗著上層有靠山，竟然黑心到拉來幾十萬斤黴變到發綠成塊的大米，強行分配到各個平價糧店，規定這些糧店必須先賣完黴變米才能賣好米。這明顯就是為了阻止那些只能依靠定量供應的平價糧為生的窮苦百姓到糧店來買他們的救濟糧。這跟搶劫有什麽區別？我當時是那樣“膽大包天”（黨官語），竟然把這些苦命人叫進糧店，把好米賣給他們，而無視那些連牲口都不能吃的黴變米把門的殘酷性，以致付出了巨大代價。但代價再大也值。



王華貴這樣做的時候，當時貴州電視臺正在播放臺灣電視連續劇《包青天》，其中《紫錦錘》這壹集中的大、小兩個王子貪汙救濟糧使用的手法，也不及這位黨委書記的手法黑。但兩個王子很快就被包龍圖送上了斷頭臺，證明那時認定貪汙救濟糧是違法也是違規的。而這位公司黨委第壹副書記卻很快升任了國家糧食儲備庫主任兼黨委書記。這證明他貪汙救濟糧不但合法、合規，而且有功。



貪官的貪欲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貪汙制度培養的。“糧食價格雙軌制政策”如果單獨來看，並沒有多大不是。但它如果和權力合並在壹起，那就是魔鬼的天堂。

我當時是這個公司業務科的職工，這些交易我全看在眼裏。看來民運人士天然就是貪官汙吏的對頭。在政治上敢於對專治者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霸行提出異議，在現實中，對貪官汙吏的具體行徑更勇於抗拒。我公開抵制過這些做法，也多次公開和不公開的舉報過。我這樣做對自己是不利的，因為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社會正義必須有人堅守，否則我們這個民族就不會有希望。



壹次，我在經手壹筆16萬斤平價大米轉議價的業務中，乘貴陽市糧食局長盧伯民在場，將這筆違法業務的8份6聯調撥單直接呈交給糧食局長，指給他看正在卸貨進議價倉庫，有國家糧庫專用6聯調撥單證明是平價糧的大米。這是實實在在的現場人贓俱獲。在犯罪證據的分類中，這應該是最硬的證據。糧食局長當時顯得很正派。他說他壹定要嚴肅處理，要堅決杜絕。還說他會保護舉報人，就把這些平價糧食調撥單作為證據要了去。



但過後證明，他說的全是假話。他向我要去的證據第二天就由糧食局紀委書記交給了被舉報人。在這個貪腐利益鏈中，級別越高，利益會越豐！當然，我很快就被調離崗位，以免妨礙他們貪汙。



在這個體制下，貪汙是規則，反貪只是清理門戶。被清出的有兩類人，壹是觸犯了威權的，二是那些堅守人性良知底線，不願深度同流合汙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堅守者在這種環境中堅守正義，是必須的，但卻沒有多大作用。只有根除合法貪汙制度存在和產生的根源，將公權力和利益隔離，打破貪汙規則，才能杜絕貪汙，還人間清平。



試想，劉誌軍、谷俊山等等能不能在壹次兩次 “偷偷摸摸” 中貪汙如此巨額財富？薄熙來、周永康等等會不會長時間在“暗中”為自己和家人謀取巨額資產？他們其實都是在這個貪汙規則中公開所為。不要說這些大老虎，就是蒼蠅級別的王華貴，沒有貪汙規則的保護，他能壹路貪下去無人能阻？這是壹個公權力傲慢橫行，法律在權力下發抖的社會。



我在舉報中就深有感觸，有的接待人對我說，上面有要求，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有的說，水至清則無魚，叫我不要太認真。有的就在證據上兜圈子，反復要我拿證據，完全無視已經把證據交給了他們。而本身舉報只是提供線索，但他們要去了證據還向我又要證據。如此堅如磐石的趙家規則，任妳有多少證據，也無濟於事。



這些事實證明，鼓勵舉報貪汙只是忽悠百姓的，妳真要去舉報，就是在壞他們的規矩，他們豈能容妳。這就是“合法貪汙”的既成規則，它才是腐敗的根源。抓幾個貪官不能說沒有意義，大不了用新來的餓官填補被抓走的飽官。貪汙規則不破，權力和利益不分隔，貪腐只會“蒸蒸日上”，永無止境。

農業經濟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府所推行的資本主義城市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正使億萬底層農民飽受壓榨，農村社會日益破敗，小農濟岌岌可危，大量青壯勞動力外流，農民作為壹個階層正在逐步消亡。

此前的毛澤東時代嚴格執行的戶籍制度原本是專制僵化的官僚計劃經濟用來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鎖鏈”但在以工農剪刀差盤剝農民和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同時，也以土地和集體化經濟提供相應的生存保障。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渴求和城市化的發展，這壹束縛農民的鎖鏈本身也日益成為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市場（其實質就是資本）對於勞動力與利潤的需求，不停地撬動了這壹對億萬農民的束縛。遍佈中國的2到3億農民工在經濟屬性上已經越來越成為自由的“工資奴隸”，但是在法律上卻仍然受到城鄉兩元戶籍制度的限制。

因此，不僅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即使官僚專制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制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地票

“地票”就是當局這壹政策的產物。目前在重慶和四川成都等地，地方政府將農村宅基地（農民用來建房的土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設施和農村公益事業用地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經過複墾，從而可以增加出虛擬的城鎮建設用地指標（俗稱“地票”）。在中國的農村，土地並不是國有的，而是集體擁有的，迄今名義上作為集體構成的每鄉每村的農民從整體上擁有當地土地的產權，而個體的農民則擁有有固定期限的某壹塊田地的使用權。

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且缺乏有計劃的控制，各地官僚政府為追逐利潤將大量農村耕地無序開發和佔用成為城市建設用地。而中共當局出於糧食安全和維護統治的整體考慮，設定了18億畝耕地紅線，要求新增的城鎮用地要和新增的耕地掛鉤，這項制度設計被稱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基層政府通過將新農村建設和農民集中居住等方式（“農民上樓”）而節省出宅基地，以產生這些建設用地指標（“地票”），企業只有通過在專門的交易所購買這些“地票”，使自己的工業建設和商業住房開發納入當地政府新增建設用地計畫中，以在城市周邊增加相同數量的城鎮建設用地。
中國實施“地票”制度的只有西南重慶和成都兩座城市，但據說其遠期計畫是逐步推廣全國。根據《香港商報》報導，自2008年12月4日，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並在當日交易中國第壹張“地票”以來，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計組織成交地票價值壹百多億元(人民幣，以下同)。成都農村產權交易中心在2010年12月17日成交均價每畝72.5萬元，最高價92萬元，最低價46.5萬元。之後被國土部叫停，但由於市場需求和地方政府對於出賣土地收入的渴望，於2011年5月9日重新開始拍賣地票。雖然相關檔聲稱，“地票”交 易制度能夠實現城鄉級差地租的價值化，成為城市反哺農村的資金來源；地票收益除繳納少量稅費外，絕大部分歸農民家庭所有，即使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土 地收益，也主要用於當地農民社會保障和新農村建設等。但在實踐中，交易額中的壹小部分而已。而其餘大部分收益除了用於複墾的工程費用之外，全部用於補充縣 級政府和鄉鎮的財政，也就是地方官僚政府的基礎建設和各種開支。
壹畝宅基地（666.7平方米）的“地票”在交易所能拍賣十幾萬元，但多數農民從中卻只能得少部分補償。壹些區縣根據土地所在位置和土地上房屋的結構與新舊程度，每平方米的宅基地補償壹般只有區區數十元（請見下表）。

（以西南某縣檔，賠償按照房屋建築面積計算。而據筆者瞭解該縣的補償水準在當地並不算是很低的標準）

簡易結構（簡易柵房）
每平方米40元
土木結構
每平方米70元
磚結構（瓦蓋）
每平方米90元
磚結構（預製蓋）
每平方米120元
如果是666平米（壹畝地）的土木結構的房屋（事實上普通農民很少能修造達到600平方米的住房），壹戶農民也只能得到4.2萬元的賠償，這就意味著農民得到補償無法和地票收益成正比。根據該縣檔顯示其地票出售後，扣除給農民的補償，所得收益分配為縣財政75%,鄉（鎮）20%,縣國土房管局5%。由於地方政府的各種基礎設施工程又往往是官員獲取灰色和非法收入的重要來源，而這種複耕建設又是體現政績的良好手段。所以，眾多基層官員對這種工程項目往往樂此不疲。為了更多新增耕地以彌補城鎮建設用地，地方政府還通過“新農村建設”建造所謂集中化的農民新居（“農民上樓”），以大量減少農民住房的土地佔用。由於這些農民遠離本來承包的土地被集中到新建居住中心，使農民下地幹活不方便，也為土地流轉提供了新的推力。
與之相應，政府推出的另壹措施是“農轉非”。通過將眾多農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他們中的很大壹部分會退出原來掌握的宅基地。根據《中國經營報》報導，“重慶市農委的計算表明，重慶壹個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並退出宅基地，可節約建設用地170平方米，如果以後重慶有1000萬農民轉戶進城，就可複墾增加耕地250多萬畝。這意味著，如果複墾耕地上市將形成250萬畝地票。”

然而用所謂“增減掛鉤”的方法真的守住了“18億畝耕地紅線”了？根據媒體的報導，各地地方在耕地面積和庫存存糧方面都存在虛報的現象。至於複墾出的土地是否能生產糧食，糧食產量是否真如官方所稱的年年增產，則並不為官僚們真正在意，而成為了又壹個統計上的數字遊戲。

大量土地閒置、城市擴張不斷、由於缺乏農村基礎水利建設投入和短視逐利，如今中國很多省份幾乎年年都能遇到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近幾年來糧食進口逐年大幅增加就已經證明糧食產量已經無法滿足國內需求，當局現行制定的耕地保護和農業政策已經不能實現其目標。

資本家和官僚集團為追逐利潤而進行的房地產開發和工業擴張是絕不會因為各種表面惠民的政策而停步。而“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本身也成為了官僚和地產投機商追逐利益的手段。

土地私有化

雖然中共當局並沒有將明確的土地產權私有化作為法律或者政策大力推廣，然而當局所推行的重商和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事實上的土地私有化。

土地流轉是壹種比較普遍的變相的私有化方式。幾十個農民的大量土地壹起租給所謂的“種糧大戶”或者幾個富農跟中共的村級官員作為股東組成官方性質合作社。“大戶”同時能夠享受政府給予的農業補貼。而很多小農由於種植小塊地沒有多少收益反而有可能賠錢。由於大量農村青壯勞動人成為農民工外出打工，而很多土地事實上閒置，因此很多外出打工和從事其他產業的農民也希望把土地流轉（租給）“大戶”。大戶依賴資本和現代化耕作，加之雇傭少數本地農民以管理農田。租期通常為十年到三十年不等。

很多大戶往往就是本地村委會成員、村主任、村支書，或者與鄉鎮官員有密切聯繫。另外也有很多在外地賺了錢的資本家回到原來的村子競選上村主任，甚至在鄉鎮擔任黨政職務，把持政權，新富階層和官僚勾結的情況屢見不鮮。

另壹種增加農民的“資產”的 方式是大規模引入金融資本。現在在壹些省份進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頒證。讓農民可以更容易將土地流轉到其他人手中或者抵押給銀行。同時在全國範圍給 農民宅基地上的住房頒發房產證。之前根據法律解釋由於農民的房屋是附屬在宅基地上的，而宅基地為集體所有不能抵押，因而農民的住房無法抵押。如今農民能將 房屋和土地抵押給銀行，使金融資本可以進壹步進入農村土地市場。

同時在東南沿海的壹些靠近大中城市的鄉村自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當地官員通過把集體土地出租給資本家建設工廠或建立開發區然後收取租金，每年可以得到可觀的分紅。其中部分的村子的官員可以得到大量的分紅或者租金。然而2004年開始中央政府“禁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非法出讓、出租集體土地用於非農業建設。”（《國 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後，直接把農業用地租給資本家建工廠的現象基本消失，但原先已經把農業用地租給資本家的官員仍然可以繼續維持這種租賃關系，並繼續得到分紅。而由於投資的資本家在當地建立工廠帶動周邊其他產業，部份村級官員通過把農村附近的房屋租給外來打工的農民工和相關服務行業的方式每年也可以賺到不少錢因此成為了壹批不需要工作依靠土地的食利者。當然就全國範圍而言，這些人絕對數量很少，其在農村人口的整體比例中也是少數。

但是，由於貧富差別、戶籍不同、政府歧視性政策和地方官僚的利用，造成這些富裕的本地食利者與外來打工的農民工之間的產生各種隔閡與矛盾，並在社會衝突尖銳的情況下，很容易轉化成為地域主義衝突，並在各種群體性事件中有所反映。如在中國常常發生的群體性騷亂事件中，這種由於階級差別和利益差別產生的矛盾都被表現為地域衝突而擴大與畸形。

小農的消亡

經過30多年以東南沿海出口依賴經濟模式的發展，中國出現了2到3億在戶籍上仍然是農民，但主要通過在城市打工而維生的農民工，他們也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中飽受剝削和最為主要的部分。在資本主義復辟的浪潮中，由於當局所推行的上述土地流轉和農轉非（農村戶口轉成非農村戶口）政策。當農民贏得“被剝削的自由”的同時，也將喪失原本擁有的土地使用權（和間接擁有土地所有權）可能提供的保障；成為純粹的無產階級。這在實質上不過是從原本“專制的國家佃農”變成了“資本的工資奴隸”。

為此自然也引起了廣大農民的抵制與反抗，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壹份調查顯示，八成農民工不願意放棄農村土地而轉成城市戶口。貴陽公安局發現98.7%的農村居民不願轉戶口。(這也在側面反映即使中國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的衰弱，對農民毫無吸引力。)各地專制政府蠻橫而欺詐地徵收農村土地過程導致農民反抗不斷，在群體性事件佔據三成多的比例。

由於工業化造成的農業和工業產品之間巨大的剪刀差，使農民從事農業和進城務工之間存在巨大收入差別。平均壹戶農民每年通過耕作在他們的土地上壹般只能得到幾千元的收益，這還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如碰上大的自然災害可能顆粒無收。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農村居民平均年收入僅為5,919元。而所謂的農村居民中還包括了大量在外打工而戶口在農村的人。因而真正只靠種地為生的農民家庭的年收入只可能低於此水準。

如在城市裡打工，收入比在農村多幾倍。例如在東南沿海打工的農民工工資（包含加班費）很多超過兩千。巨大的收入差異導致很多勞動力從農村來到城市。甚至在農村基本看不到年輕人，特別是青年或者中年男性，農村裡只能看到老人、兒童、婦女。而很多留在農村的家庭成員更多地依靠在外打工的家人的收入而不是依靠他們的土地。許多農村的土地荒廢了，特別是那些遠離鄉鎮中心偏遠的或者 尤其是那些貧困地區的土地。這也造成大量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他們通常由祖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員代為撫養，因此很多留守兒童都存在心理和教育的瑕疵。

壹方面，大量80後和90後農民進城打工，其中很多是“第二代農民工”，他們無法像他們的父輩壹樣靠土地為生，很多是離開校門就直接進入廠門，在原籍老家根本沒有種過地，既不會種地也不會願意回去種地；而另壹些是“農民工第二代”，他們隨著作為“第壹代農民工”的父母長期成長在城市，有些甚至出生在城市，戶口本上的原籍對他們來說只是遙遠而陌生的他鄉，與他們沒有什麼直接關系，也不可能返回去從事農業。新工人群體越來越脫去農民的特徵，成為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另壹方面，土地大量集中到大戶或者外來投資者（農業資本家）手中，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的使用權。由於這些農民得到租金很少，遠不夠維持生活，他們只有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通過進入城市地區打工，或者在本地打工維持生計。
由於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農民階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壹個逐漸消亡的階層。大部分小農將轉變成純粹的無產階級，而少部分成為資產階級。

中國的農民應該堅決反對中共內部改革派所鼓吹的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實行土地私有化，這只會導致土地集中到少數資本家、金融資本和大公司人手中。這會進壹步加速貧富兩極分化，絕大多數農民會成為赤貧的無產階級而成為資本家的工資奴隸，將今天仍然在法律上“非法的”官僚和資本家非法征地與圈地合法化，從而推動資本主義復辟的進壹步發展。

當然了，也不應該支持中共內部的保守派主張的回到專制官僚控制的以戶籍制度捆綁的人民公社，農民失去自由而被束縛在土地上絕不是社會主義。

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在土地農民所有的基礎上，建立由廣大自耕農組織的完全民主和獨立的農村自治委員會。廢除戶籍制度和強迫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廣大農民需要發動民主運動，並將之與工人運動相聯繫以捍衛他們的權利。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重建農業集體化生產。要實現大規模、可持續發展，環保的農業生產只有通過組建自願和民主的合作社才能實現，而這需要由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國家資源的支持。國家應該承擔農村基本設施的建設並向農民提供免息和低息貸款。

農業用地掠奪

作者 于代松 劉俊 寫於 二零零八年

近年來，為了應付建設項目用地指標的短缺，西部省份壹些地區熱衷於異地耕地置換。異地耕地置換本來是個別地區處理土地問題的應變之舉，近年來卻為越來越多的地方仿效，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壹些地方的異地耕地置換操作很不規範，還出現了借機變相亂占耕地的現象，若不能遏制這種勢頭，必將帶來較大危害。本文以四川省的相關資料為依據，就這壹現象的原因及後果加以分析。

壹、 異地耕地置換產生的背景  

    象全國其它地方壹樣，四川省許多地方的城市建設不斷擴張，需要大量占用土地。但是，不少市縣政府受制於“保持耕地總量動態平衡”這壹政策的限制，在本地又無法找到可開發、補充耕地資源的後備土地（指未利用土地），於是便請求省土地管理部門加以通融，讓土地短缺地區的市縣與土地相對充裕、經濟相對落後的市縣協商，由後者將生荒地稍加整理，作為補充耕地（指標），而前者提供必要的補貼，從而既維持省壹級範圍內的耕地占補平衡，又讓土地短缺的市縣更多地合法占用土地（耕地）。有人認為，異地耕地置換既符合國家“占補平衡”的政策，還能置換出建設用地指標，是壹舉兩得的好辦法。

    各市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地區之間對土地需求，特別是工商業及市政建設的土地需求的極大差異。中國經濟增長的GDP崇拜和地方官員政績評價的唯經濟增長範式，進壹步催生了各地方政府（官員）對招商引資的狂熱迷戀與相互比拼。四川省連續幾任壹把手都提出“工業強省”發展戰略，成都、德陽、綿陽則成為工商業發展的主要區域。類似的相對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經濟輻射區）在地理位置、配套設施、產業條件、市場潛力等方面具有優勢，能夠聚集項目、資金、人才並拉動消費，於是大量的工商投資項目、特別是大型投資項目紛紛選擇入駐那些相對發達地區。加之經濟發展的“馬太效應”和國家經濟政策上對強勢地區的扶持，其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對土地的依賴和需求被不斷放大。同時，這些地區的土地價格和房地產價格飛速攀升，反過來又刺激了對土地的強大而持續的需求。比如，2007年四川省郫縣縣城所在地郫筒鎮的商業用地價格已上升到平均每畝400萬元左右，同期成都市繞城路內商業用地的價格平均每畝更高達500萬元以上。[1]

    近年來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地方政府特別是相對發達地區政府的“錢袋子”（地方可支配財政收入）越來越依賴土地，“土地財政”早已成了壹些地區的主要運行模式。因此，盡量獲得更多的土地征用指標、最大限度地把本地的土地轉變為工商業和建設用地，從而獲取盡可能多的土地轉讓收益，成了發達地區的主要政策目標之壹。然而，這些地區的土地本來就使用得較充分、徹底，後備土地資源極為有限，所以可開發土地十分稀缺。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這些地方的政府便想方設法去打通土地瓶頸、突破土地政策的限制。而經濟上相對落後的地區則有較寬裕的土地資源，當地歲入短拙，財政的轉移收入僅能應付政府的日常基本開支，於是這些地方的政府便把“出賣”耕地指標當作簡單便利的生財之道。只要把生荒之地草草整理壹下，作為耕地（供給）指標賣給其他地區，耕地置換收入就唾手可得，何樂而不為呢？因此，耕地置換的不菲收入誘使經濟落後地區的地方政府熱衷於此類交易。

    由於經濟發達地區對耕地（指標）的需求強勁，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則有供給耕地（指標）的巨大沖動，只要上級政府在政策上提供方便，異地耕地置換這樣的交易便活躍起來，並且堂而皇之地走向前臺，成為壹項“政策發明”。何況，“工業強省”發展戰略這樣的號召，為經濟相對發達地區解決土地問題提供了全省各相關地區、部門默契地參與配合的理由。土地主管部門壹方面出於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大義”，另壹方面很難拒絕耕地（指標）需方和供方完成異地耕地置換的強烈願望驅使下的有力遊說，何況，支持這種交易活動帶來的部門收益也不小，結果就為耕地置換大開方便之門。近年來攀枝花和成都之間的耕地置換就不斷發生。

    本來異地耕地置換有壹個最大的障礙，即“保持耕地動態平衡”、確保18.3億畝耕地保障線的國家土地政策。但該政策只是泛泛地提出了耕地控制的數量目標，並沒有區位、質量、使用效率方面的指標要求，這就給了地方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門從事異地耕地置換以操作空間。對這些慣於“玩弄”上級政策的官員來說，實現“耕地總量平衡”還不簡單？鄉內不平衡就縣內平衡，縣內不平衡就市內平衡，市內不平衡就省內平衡，實在不行就全國平衡！異地耕地置換這種堂而皇之的突破國家土地政策的偷梁換柱之舉，竟然成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壹項“成功經驗”而得到推廣。

二、 異地耕地置換的現狀與趨勢

    異地耕地置換背後蘊藏著如此巨大的經濟利益，短期內對參與各方好處明顯，於是就沒有人再從長遠考慮、關心耕地面積的實質性減少會產生何種負面影響，異地耕地置換因而在各地追捧中愈演愈烈。以前，異地耕地置換是個別地區為滿足特殊項目而發生的偶然現象，涉及耕地的數量、規模也有限，往往以幾十、幾百畝的置換為主，超過上千畝的案例並不多。但近年來，異地耕地置換成了各地特別是相對發達地區大城市周邊地帶的普遍現象，成百上千甚至上萬畝耕地均通過異地指標補充而成片被改成建設用地。以成都市為例，繞城路內外幾十平方公裏的原有耕地中，有相當部分都通過異地耕地置換而被征用。四川省的可耕地面積原有6,661萬畝[2]，過去5年中平均每年有大約32萬畝到35萬畝被異地耕地置換，5年合計達160萬畝至175萬畝，占全省可耕地面積的2.7％左右[3]。從整個西部地區的初步調研數據來看，在過去5年中，大約有1,500萬畝耕地通過異地耕地置換而變成了建設用地。更需要警惕的是，全國的異地耕地置換風潮正大規模向西部轉移，若不及時采取措施，將危及到西部地區的耕地整體規劃。

    前幾年異地耕地置換主要發生在同壹個縣的不同鄉鎮之間，近年來已升級為市域內、省域內的耕地置換，個別重點項目甚至通過全國不同省區的異地耕地置換來解決建設用地。於是，異地耕地置換的空間不斷擴大，距離不斷延伸。近20年來，中國的耕地數量呈現不斷減少態勢。1986年至1995年間，僅建設占地便使耕地減少1.45億畝，相當於韓國耕地總量的4倍。1996年到2006年間又凈減少1.23億畝，平均每年凈減少1,230萬畝。盡管中央政府制訂了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例如凍結審批、嚴查、垂直管理、建立土地督察制度等等，但耕地保有規劃屢被打破。以1996年為基期的“第二輪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曾確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為19.4億畝，2010年的耕地保有量要控制在19.2億畝。事實上，2000年全國的耕地保有量就已下降到19.2365億畝，比總體規劃確定的“底線”還少1,635萬畝；到2005年，全國耕地只剩下18.31億畝；2006年又進壹步下降到18.27億畝，直逼18億畝耕地保有量這壹紅線[4]。

    以往，異地耕地置換主要由企業操作，地方政府（耕地指標的引進、輸出方）配合，土地主管部門睜只眼、閉只眼勉強通融。近年來，因發達地區的土地越來越緊張，而異地耕地置換產生的利益越來越大，企業活動（力）加強，監管者的默許成了日常狀態，地方政府更是強勢出擊，土地主管部門有效配合甚至主動介入（設專門辦理機構），由此導致普遍、大規模、經常性的異地耕地置換。壹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市、縣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出政績，幹脆將異地耕地置換作為重要的政策選擇。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局長張新寶指出，2006年全國發現的土地違法行為及立案查處的土地違法案件，無論是案件數量，還是涉及的面積，都較2005年有大幅度上升。[5]

三、大規模異地耕地置換的危害  

    從整個國家的長遠利益來看，這種異地耕地大規模置換帶來的負面效益非常嚴重。首先，損害耕地質量、危及耕地安全。據國土資源部最新公布的2006年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國耕地面積為18.27億畝，比上年末縮減了460.2萬畝，人均耕地減至1.39畝。[6]而按照國務院1996年制定的“第二輪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要求，到2020年中國的可耕地不能低於18億畝。大規模的異地耕地置換顯然使上述目標受到巨大挑戰。

    毫無疑問，相對發達地區以異地耕地置換為名被占用的耕地，通常都是優質、高產、高效利用的耕地，在地形地貌、區域位置、配套設施、利用效益等方面也遠遠優於異地開發中整理出來的補充耕地。前者對農業生產的價值絕非後者可比。出讓耕地（指標）地區相對偏僻落後，住民稀少且青壯年外流，原有耕地的耕種質量本來就差，產出也比較低[7]，現在為了完成置換任務而開發、整理出來的新耕地，其質量比原有耕地更為低下，當地農戶可能（也只能）在些許利益的驅使下作完成任務式的應付型耕種，甚至成片撂荒。筆者近年在攀枝花調研時，就發現了較為普遍的新開發耕地低效使用及撂荒現象。如此則通過異地耕地置換而保持全省“耕地占補平衡”實際上更像是壹種自欺欺人的數字遊戲。

    提供耕地（指標）的地區多屬於落後山區，可開發、整理為新耕地的土地資源極為有限。但那些地方的政府在利益的誘惑、驅使下，卻大面積地開發坡地、草地和生態脆弱的未利用土地，這必然危及土地生態[8]。以攀枝花為例，大面積海拔較高的山地（坡、臺地）原來尚有表層植物覆蓋或土壤相對板結而起壹定的水土保護作用，雨水沖刷後的泥土流失量有限；壹旦被開發或轉化為耕地後，表層松動且經常翻動，留下了水土流失的隱患。加之攀枝花屬於幹旱河谷地區，降水高度集中，原來荒草覆蓋的土壤開發為耕地後，如果沒有高質量的水土保持配套工程，很容易引發嚴重的水土流失。

    但是，異地耕地置換者所關心的只是在不發達地區整理出來的補充耕地之數量，以及發達地區耕地改用指標的獲得，以敷衍中央土地主管部門。至於耕地的質量、產出潛力、利用能力、生態保護等，完全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顯然，異地耕地置換在整體上會導致耕地質量的不斷下降，同時令耕地最低保障線（國務院確定為18.27億畝）成為假達標的數字遊戲。[9]

    確實，異地耕地置換讓相對發達地區突破了土地利用規劃的限制，欠發達地區在短期內也獲得壹些資金補貼，但卻強化了區域競爭的“馬太效應”：在強化發達區域經濟發展條件的同時，也形成了經濟上的“虹吸效應”，攔截了本來可能適合落後地區投資建設的產業項目、資金、消費（市場）、人才，從而延緩了落後地區改善基礎條件、發展環境的步伐[10]。欠發達地區因為大面積地為發達地區提供耕地（指標），不僅犧牲了自己未來工商業發展及城市建設的空間，還會因土地過度開發、生態破壞等問題而妨礙未來的發展。

    由於異地耕地置換存在著巨大的利益空間，參與其中的企業、“購買”及“出賣”耕地（指標）的地方政府、上級土地主管部門都極力推動這種交易。以四川省成都市、攀枝花市的耕地置換為例，成都市要獲得耕地（指標），需要上級土地部門支持，攀枝花市爭取耕地開發出讓指標，也需要上級土地部門放行。而要大規模、跨區域、多次性的促成耕地置換，更需要繞開相關的法規、政策限制。這時，相關機構特別是土地主管部門可能被動或主動地卷入利益分享，利用自身的權力、地位，去配合完成壹些“合法”的耕地置換交易。從官場慣例看，這種異地耕地置換將產生大量的尋租機會。

    異地耕地置換從個別地區應對土地短缺的權宜之舉，演變為壹種普遍采用的“新政策”，必將引發有關耕地底線（數量與質量兼顧）不保、糧食安全、土地生態、土地管理腐敗等嚴重問題。從可持續發展和區域均衡發展這壹基點出發考慮問題，中央政府應當對異地耕地置換（背後是大規模占用優質耕地）現象實行嚴格的限制與監督，避免異地耕地置換這壹自欺欺人的數字遊戲引發更嚴重的問題。由於土地監管部門已經參與了異地土地置換的利益分配，可以考慮讓民間組織、公共媒體、地區住民等各種力量有效參與監管，形成立體、交叉的監管體制。

中共對佃農的掠奪

作者 蔣巍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北大荒是中國著名的糧倉，年產糧330億斤，可供京津滬、解放軍三軍、港澳地區和青藏甘寧四省區居民壹年的口糧。北大荒繁榮的背後是無數農民的血淚。中國十數億民眾沒有壹寸自己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是“黨”的，他們想租誰就租誰，想收回就收回，地租想擡高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不僅要問，他們為什麽如此霸道？難道天下就沒有什麽能管管他們嗎？



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摘自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829頁



第壹章  引言：欣欣向榮的北大荒到底發生了什麽？

——“兩自理”帶來的“三大重要變局”

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權益。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摘自胡錦濤同誌在慶祝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立此存照

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殺人殺少了，應該把妳們都殺掉！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對盧鳳琴、趙桂榮等十幾名上訪農工說



妳們不是到處告狀嗎？等到我把官司贏下來，來年妳們交多少錢，也不讓妳們種了，妳們不聽喝（咬喝），就卷鋪蓋滾蛋！

——古東河林場場長劉某對農工說(2011年初，該林場已經正式通知相關農工，收回他們承包的耕地)



我不操妳媽，妳們不知道我是妳爹！妳們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妳們再上訪，來年就別想包地！

——濃江農場幹部在會上對農工們說的話，劉景奎等人在場



我相信共產黨的政策不會變，所以我才上訪告狀到今天！

——七星農場農工薄義，因自費開發的耕地被無償剝奪，上訪17年，先後被拘留4次。



壹、壹段發人深省的錄像

可惜，在這本《中國紀實》上，我不能把手中這張影碟放給讀者們欣賞，只好用文字加以表述，其中對話全部按原樣復錄。

時間：2010年春耕時節。  
地點：黑龍江農墾總局建三江分局所屬的大興農場。

大興農場農工趙成凱走進畫面。他面色黝黑，敞著襟懷，說話粗聲大氣，壹望而知是個能吃苦不要命的漢子，更是雄心勃勃的實幹家。他和另壹位農工劉燕合股創辦的家庭農場叫“興凱農牧場”，自主投資開發國有土地7000多畝，還養了200多匹馬，500多頭牛，規模宏大，十分興旺。

他身後展開的是壹片廣闊的黑油油的耕地。趙成凱正在指揮他的拖拉機手耕作土地，準備播種。

畫面中，大興農場公安局的幾個民警開著警車到達現場，趙成凱的拖拉機仍在轟轟行駛，繼續耕作。

趙成凱問民警（他們之間很熟）：“妳們幹哈來了？抓人來了？”

民警開玩笑：“抓啥人啊？我們也沒咋的妳呀？幫種地來了。”

趙的態度很平和：“妳們也不敢咋的！妳們這樣狐假虎威，老百姓還能活得了嗎？不耽誤俺種地嗎？”

不多時，壹位衣著幹凈、十分年輕的作業區管理幹部，帶著幾位隨從匆匆趕到現場。

幹部嚴肅地問趙成凱：“通知妳交費沒有？”

趙的語氣很悠然：“通知了就給妳呀？”

幹部：“農場有文件，（不交費）妳有什麽權力耥地呀？”

趙：“我的地，我為什麽沒權力耥呢！農場是啥呀？他不得聽胡錦濤、溫家寶的嗎！”

幹部：“胡錦濤、溫家寶說地是妳的啦？”

趙：“對！”

旁邊有看熱鬧的農工插話：“妳們來這麽多人是幹哈？不是搶地是來玩的呀？”

幹部對趙成凱：“地證寫了妳的名是對的，那妳咋不交費呢？”

趙：“憑啥給妳交呢？妳這是敲詐！國家不讓交費了，免稅免費！妳多讀讀書，妳不懂。妳拿國家紅頭文件來，讓交不交我就蹲笆籬子（東北方言：監獄）去，妳偏搶人家地幹啥呀！大興（農場）能代表國家嗎？得拿真家夥，啥叫真家夥？國家1號文件！廣播電視天天講，妳不懂還當官呀？帶著公安司法來敲詐老百姓啊？妳拿紅頭文件來，我們起頭就走！”

跟作業區領導來的隨從幹部口氣很強硬，對趙成凱吼：“妳再幹，我就站（拖拉機）前頭去！”

趙很憤怒：“妳敢站前頭，我就敢軋妳，不就二三十年笆籬子嗎！”

隨後，管理區三個幹部當著十幾名農墾民警的面，走過去站到拖拉機面前，阻止機械手耕作。憤怒的趙成凱大步走過去，喝令機械手下來。他跳上駕駛臺，不顧壹切猛壹加油，拖拉機噴著濃烈黑煙向前沖去，嚇得三名幹部趕緊閃開了。

民警們抱著膀子站在旁邊看熱鬧，沒上前。

不多時又開來壹輛警車，大興農場公安局副局長帶幾個幹警趕到。畫面中能看到，現場已經有了近10名民警。

現場有壹位趙成凱請來的律師，他上前對作業區幹部和民警說：“為什麽國家三令五申加大農業補貼，促進三農力度，為什麽要創造和諧社會？就是讓老百姓消停種地，為國家多打糧食，這就是貢獻。妳作為場長，應當和中央保持壹致。”

作業區幹部：“我這邊根本說不上話（意指場長），副場長見場長得預約，我們見得排號，站長這級基本上就別想。”

律師：“多大派頭啊！多大官呀？”

公安局副局長和藹地對趙成凱說：“妳應當交費啊，農場不是有1號文件嗎？”

趙：“農場那1號文件算個啥？我還有1號文件呢，那是中央的1號文件！還有警察深更半夜搶人家的地種，種得亂糟糟的，俺都錄下來了……農場的1號文件能代表國家嗎？農場是第幾個國家呀？”

副局長：“農場是個大型企業，它有權對外發包土地，妳要（覺得）合適妳就種，妳要不交費，那就給張三李四種了。”

律師：“妳說對了壹半，還有壹半道理：關鍵這塊地是誰開發（即投資開荒）的。是妳農場花錢開發的？還是國家投資開發的？還是人家個人投資開發的？這有國家政策。”

趙：“國家有文說：‘誰開發，誰受益。’這是國家的土地，我們是國家的公民！”

接著，律師拿出國家和省裏下發的壹厚夾有關惠農政策的文件，指給管理區幹部看，並壹條條念給他聽。從錄像中看，那位管理區幹部似乎對這些政策非常陌生，他聽得非常認真，還拿過來仔細翻看了足有10分鐘（錄像到此結束）。

當前，我國處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樣壹個社會轉型期。這段錄像所反映的大興農場幹群之間的矛盾、雙方截然對立的觀點和激烈的情緒，正是在這個轉型期凸現出來的問題之壹，而且在黑龍江墾區某些農場帶有壹定普遍性。這是本文闡述的核心問題之壹，值得讀者朋友研究和思考。



附錄（壹）：

舉報信

尊敬的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

我壹直關註、研究黑龍江農墾的民生現狀，2013年7月18日我主持召開了《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研討會》，現在我實名舉報黑龍江農墾某些領導嚴重腐敗、弄虛作假、非法收取農工高額稅費、截留種糧直補與退耕還林補助資金、向中央瞞報巨額非法收入與大量“黑地”、殘酷剝奪與欺壓農工、對於維權農工毆打、非法拘捕與勞教的罪行！

同時，我實名舉報黑龍江農墾當局在改“四風”、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不是真心落實總書記的號召、反省自己、認識錯誤，調整其政策，檢討其腐敗，而是以“誹謗”罪頻繁訊問、傳喚來北京參會的農工代表、四處“滅火”刪除網絡視頻與微博、非法搜查農工住宅、沒收農工電腦及其他私人物品的罪行。

以上舉報，敬請調查、核實、查處。

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研究者  胡星鬥

2013-8-12



附件壹：《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研討會》的專家發言摘要，附件二：研討會速記，附件三：黑龍江農墾農工血淚記錄，附件四：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的紀實作品《泣血的草根聲音》摘錄，附件五：法律意見，附件六：關於將農墾林墾企業所屬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剝離出來劃歸地方國家機關的建議。



附錄（二）：

關於將農墾林墾企業所屬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剝離出來

劃歸地方國家機關的建議

全國人大、國務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農墾林墾系統的經濟效益不斷好轉，國有農墾林墾系統內部員工與領導層之間的矛盾和利益糾紛也在增加。最近十幾年來，國有農墾林墾系統內部普遍存在某些公檢法人員淪為企業領導打手、公器淪為私人保護傘、幹部淪為特權享有者、職工淪為現代“農奴”、“膠奴”問題[參見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的紀實作品“泣血的‘草根聲音’——北大荒墾區上訪問題調查”《中國大紀實》，2011年8月：huxingdou.blog.ifeng.com/article/15289260.html；海南省委黨校原校長李克致海南省委書記的長信：huxingdou.blog.ifeng.com/article/12637750.html]。這些現象嚴重侵害了廣大農工和林工的合法權益，破壞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國有企業系統內部設立公檢法這些國家公權力機構，本身就違反了中國《憲法》第三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為從源頭上解決這些問題，按照政企分開、社企分開、司法獨立、公平正義的原則，

我們建議：

壹、農墾林墾企業的公檢法劃轉地方管理，工作人員轉為公務員。

二、從財政上、組織上、制度上保障公檢法的獨立性，即公檢法不再聽命於企業領導，而是致力於維護社會秩序與社會正義。

三、農場林場的學校、醫院等後勤服務產業同時交予地方政府管理（2006年，國務院下發“國辦發[2006]25號文件”進行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免去農業稅、鄉村道路維修費和計劃生育費等五項統籌，但由於公檢法沒有剝離、學校醫院沒有社會化，農場承擔著政府職能，致使國務院文件無法執行，大大有損於國務院的權威）。

四、在國有農場林場開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活動，廢除幹部特權，調查非正常收入，清查貪汙腐敗，嚴懲執法犯法，平反冤假錯案，公平對待上訪，實現司法正義，改善墾區民生。

以上建議如蒙采納，則是農墾林墾萬眾之大幸，也必將推動國家的司法改革與公平正義，我們對此抱有強烈期待。

二、欣欣向榮的北大荒和我的困惑

當我疾風烈火般在電腦上敲完這部調查報告時，整個生命仿佛被凍結了，那是驚愕與疼痛的寒流包圍了我的身心。

我曾在北大荒做過8年知青，那片土地寄放著我那麽多鮮活而悲壯的青春記憶。我生命中的壹部分，我的青春熱血，永遠像壹片花草生長在那片豐饒的土地上。那裏曾經的壯烈和如今的輝煌，壹直是我的驕傲、摯愛與向往，當然還有深深的牽掛。我深知，從壹群赤腳中國軍人用血染的肩膀拉動“東方第壹犁”的那壹天開始，三代北大荒人前仆後繼，流血犧牲，無私奉獻，把亙古荒原打造成今天繁榮昌盛的“北大倉”，北大荒人是頂天立地的黑色群雕。每當在電視上看到噴灑農藥的飛機（全部由農工付費）掠過千裏沃野，康拜因（全部屬於家庭農場私有）轟鳴著駛過金色麥海，壹架架塑料大棚（全部由農工自費購置）綠意盎然，膚色黝黑、滿臉汗水的北大荒人在田間辛勤勞作，我都倍感親切，感慨萬千——那就是我青春年華的第二故鄉，那就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啊！

因此，從開始這次田野調查到完成本文的寫作，我度過人生中最為沈重的壹些日子。

我並非有意為之。完全是因為壹個偶然因素，不期然撞上我所熟悉的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因為上訪，他遭到農墾公安部門的抓捕，正處於逃亡中。2003年，我曾為他寫過壹篇紀實文學《妳代表誰？》，因此他第壹個打電話向我求救。他是壹個從來沒有學會屈服和沈默的漢子，文化不高，卻在同不法行為鬥爭的過程中把自己鍛煉成“法律專家”，國家制定的有關扶助“三農”的法規，這家夥倒背如流。我寫作此文，得到兩位法律工作者，也得到他的許多指教。

2010年8月下旬的壹天，我和唐維君在北京見了面。他講述的那些帶有區域性、“政策性”的傷農害農問題和悲慘的個人遭遇，讓我深感震驚。在今日繁榮昌盛的祖國，在“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北大荒，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出於對那片土地和那裏父老鄉親的感情，也出於作家的良知和責任感，我決定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調查。

當我幾乎徹夜不眠，激烈地敲擊鍵盤的時候，指下砰然作響，仿佛能濺起火花。今天，改革開放的中國正在書寫前所未有的輝煌與壯麗，激流勇進的中華民族正在創造舉世矚目的成就與奇跡。從首鋼烈焰熊熊的巍峨高爐，到遍及貴州大地的扶貧工程，從高速鐵路的建設工地，到南水北調的移民村落，在熱氣騰騰的中華大地上，我經歷了那麽多的激昂與振奮，目睹了那麽多的雄心與激情，傾聽了那麽多的自豪與歡笑。也因此，當我踏上北大荒這片久違的熱鄉熱土，看到壹派欣欣向榮的豐收景象時，我無比振奮。同時，當我聽到壹些農工的哭訴，看到失落在某些角落的“陽光下的眼淚”時，我不能不震驚了。

蓬勃發展、執政為民的中國不能漠視每壹滴眼淚！

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國不能容忍每壹滴眼淚！

社會主義的中國必須關註每壹滴眼淚！

對此，壹個作家無權保持冷漠和沈默。

考慮到事關重大，涉及面較廣，2010年11月3日，我將10余萬字的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寫給黨中央、國務院的舉報信》實名寄送有關部門。

附信中，我提出如下問題：

壹、在北大荒墾區，少數農場拒不落實黨的惠農政策、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已持續多年。農工們為此奔走呼號、上訪告狀多年，為什麽相關部門長期麻木不仁，無所作為，聽之任之？

二、農工們反映的事情，調查起來並不難，是非判斷也並不復雜，但為什麽他們總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迫使他們不得不十幾次、幾十次進省入京上訪，最後甚至被扔進囚室關押。各級接訪部門付出極為繁重而艱辛的努力，但農工們的合理訴求依然沒能解決，接訪部門大量的和驚人的“重復勞動”意味著什麽？

三、壹些上級單位派去的調查人員，到那裏走了壹圈後，歸後沒有任何結果，農工們反映的問題依然“江山依舊”。這個責任究竟誰負？

顯然，我聽到的是壹些長期被拒絕的“草根聲音”。

2010年12月初，我的調查報告經國家有關部門批轉到黑龍江省委。12月9日晚4時，黑龍江省委督察辦公室主任周先生致電給我，說省委領導高度重視我的調查報告並作了重要批示，相關調查核實工作將很快展開。我深感欣慰並提出幾點懇望和請求，其中壹條是請黑龍江省調查組“壹定要保護好接受我訪談的上訪農工，不能讓他們再次受到傷害。”12月下旬和今年1月，黑龍江省調查組抵達墾區，就我所反映的問題開始了認真的調查核實工作（屬於林業系統的古東河林場尚未進行）。

在我深入黑龍江進行調研的過程中，坦率地說，那時我對於墾區少數農場出現的問題及其根源還缺少深入的考察與梳理，情緒還比較激憤。當我開始動手改寫這部紀實文學的時候，我覺得必須厘清自己的思想並做些深入的、理性的探討了。

（未完待續）



附錄三：

黑龍江農墾研討會發言摘要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說：黑龍江農墾是“土圍子”，作為國有企業，黨政企公檢法六位壹體，是問題的總根源；只有黑龍江農墾農民現在還交糧交稅，負擔沈重，如此水深火熱！數百人被關押、拘留、勞教、被關進精神病院、黑監獄；黑龍江農墾存在大量的黑地，農墾公布的土地4000萬畝，實際5000萬畝以上，甚至有人估算8000萬畝。黑地不在國家賬上，所收稅費也不在農場賬上，巨額資金逃過審計、財務監督。

著名三農專家、北京大學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說：有幾個沒想到，黑龍江農墾公然違法沒有想到！把農民地變成黑地貪汙腐敗，不僅是對農民的侵犯，也是對國家利益的侵犯，是犯罪行為！

著名學者、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王占陽教授說：黑龍江農墾就是獨立王國，公然違法，還到北京抓人，是有組織的違法違憲對抗中央的行為！國營農場必須改革，必須統壹國家的法制。農場自養公檢法，公檢法成為打手、工具，這是荒唐的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報告主編陳劍說：在黑龍江農墾，公安、司法成為家奴，沒有基本的是非。壹些幹部不僅脫離群眾，而且演變成黑社會，進行犯罪，對中央政策屏蔽。

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仁文說：用勞教對付農民是違法的，公檢法應當劃歸地方。

北京大軍智庫經濟咨詢公司主任、著名學者仲大軍說：反腐敗要打老虎、揭蓋子，要撤銷農墾總局。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魏宏、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李軒、著名律師蘭誌學說：要從黑地入手查處腐敗。

著名律師揚智勇博士呼籲撤銷農墾總局、撤銷農墾公檢法。

著名治理專家周鴻陵說：黑龍江農墾黑幕令人震驚，令人發指！反映了正義的缺失，中國必須開展社會進步運動！

著名媒體人王學會說：中國最大的三農問題就是北大荒問題，包括它的黑監獄問題。

高層領導信息網總編李曰仁說：不解決黑龍江農墾問題，不進行賠償，那麽北大荒將永無寧日！

著名公益人士陳青林說：黑龍江農墾農民跌入合同陷阱、貸款陷阱、體制陷阱、身份陷阱，既不是拿工資的工人，也不是免除稅費的農民。

著名媒體人張銀平（改革內參記者、《名家論改革》主編）、楊宏生（中國商報主編）、歐陽勁（太平洋月刊總編）、孫偉林（民主與科學雜誌社社長、總編）等發言希望凝聚力量，形成合力，推到黑龍江農墾的土圍子。他們指出：調查組去根本調查不出問題。黑龍江農墾是沒有陽光的黑暗王國！

北大荒，中國之冠上壹顆閃閃發光的綠寶石。

北大荒，是新中國開發建設史中最為激動人心、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之壹。北大荒精神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開發建設了“中華大糧倉”的三代北大荒人有恩於國家。

1947年，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精神，壹批榮復軍人來到人跡罕至的北大荒，創建了寧安、趙光等第壹批國營農場。1958年，王震將軍率10萬復轉官兵挺進北大荒，掀起了墾區大規模開發建設的高潮。之後，由大批支邊青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和城市知青組成的百萬大軍相繼投身墾區開發建設。經過三代北大荒人的團結奮鬥，黑龍江墾區成為我國耕地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最高、綜合生產能力最強的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和糧食戰略後備基地。60多年來，墾區已累計生產糧食4504億斤，累計向國家交售商品糧3334億斤，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

目前，墾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達到330億斤，提供商品糧300億斤，可保證京津滬三大直轄市、解放軍三軍、港澳地區和青藏甘寧四省區居民壹年的口糧供應。

作為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黑龍江墾區在關鍵時刻都發揮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期間，北京壹度出現糧食短缺，墾區迅速向北京調運1.5萬噸大米，及時緩解了糧食緊張局面。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墾區僅用三天時間就緊急加工2460噸優質大米，通過專列運往四川災區，全力支援災區抗震救災，有效發揮了作為國家抓得住、調得動、能應對突發事件的“中華大糧倉”作用。

不過，壹個讓我困惑的問題是：今日的北大荒欣欣向榮，繁榮昌盛，壹片豐收景象，但是為什麽多年來有那麽多奔波不停、持續不斷、難以阻隔的上訪人流？其中不少農工寧可舉債“擡錢”（即民間高利貸）當路費，甚至不惜被農墾公安部門多次拘留、勞教，也堅持進省入京反復上訪，壹定要“討個說法”。墾區的管理部門和公安系統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來阻止這些上訪人員。訪談中我感覺，這些農工抗爭到底、上訪到底、哪怕以死相拼的心都有了！

北安分局龍鎮農場的於德清含淚對我說：“實在討不出說法，我最後就跳天安門城樓！”

建三江分局七星農場農工薄義上訪17年，現在壹貧如洗，他上訪的壹切費用都是農友們義捐的。他對我說：“我和老婆離婚就是不想連累她，我寧可死了也要討出個說法！”

2011年1月上旬，黑龍江省調查組在建三江分局青龍山、前鋒、濃江等幾個農場場部調研時，據農工張桂榮、張麗英、劉景奎等人向我反映，聽說省調查組即將到達場部，不少連隊的農工們湧上去，希望向調查組反映意見，但都被事先安排到各個路口的身穿便衣的農場公安人員阻截住了，理由是調查組“點名找人”。

張麗英問那些民警：“妳們怎麽不穿警服？”

民警回答：“是領導下的令。”

如此眾多的農工情緒如此激烈，這究竟是為什麽？北大荒到底發生了什麽？

確實需要深入探究。

三、“兩自理”帶來的“三大變局”

為方便讀者閱讀和思考，現將黑龍江農墾總局網站上張貼的有關墾區“簡介”摘要如下：

黑龍江墾區地處東北亞經濟區位中心，位於我國東北部小興安嶺山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區，屬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帶之壹。轄區總面積5.62萬平方公裏，其中耕地4000萬畝，是國家級生態示範區。下轄9個分局、113個農牧場，分布在全省12個市、74個縣（市、區）。總人口166.8萬人，其中從業人員91.7萬人。

接下來，“簡介”談到了墾區近些年來大力推進的新的改革方式和發展目標，包括“合並家庭農場”，這是值得讀者高度註意的：

在很多農村因為實行聯產承包而把土地分割到戶以後，黑龍江農墾正在合並分散的過多的家庭農場，使大片的土地連接成片。他們采取以“統壹經營為主導、家庭農場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充分調動農工的積極性，既分散了風險，又充分發揮了機械化、大規模、技術密集的優勢，使黑龍江農墾在農業機械化、農業產業化等方面發揮出巨大的優勢，顯示出現代農業的勃勃生機。

通讀上述“簡介”，我必須強調指出，不知出於“疏忽”還是別的什麽原因，這份“簡介”忽略了墾區改革開放史上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決定著墾區現在和未來的壹個改革階段。不了解那段歷史，我們就不知道今日北大荒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不知道如今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北大倉是誰、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不知道黑龍江墾區的體制和經營機制究竟發生了怎樣深刻的變化？

那是北大荒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壹個“節點”——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浪潮席卷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許多年來壹直在嚴重虧損困境中苦苦掙紮的黑龍江省國有農場，也艱難而決絕地踏上改革之路。

他們改革的主要方式是：

壹、在職農工停發工資，自謀出路，幹部則保留工資；

二、墾區黨委號召廣大農工“勇挑重擔，投身改革”，積極創辦家庭農場。於是，墾區所屬113個國有農場，以土地、機械由廣大農工承包經營的方式，分解為上萬個家庭農場；

三、家庭農場實行“兩自理”：即“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坦言之，上述改革的實質是：困難重重的國有農場把計劃經濟時代多年積累的經濟困境、負擔和危機，以承包方式“分解”到廣大農工的肩上了。壹夜之間，壹直靠微薄工資養家糊口的農場職工，成了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必須自謀出路的“個體勞動者”。以黑龍江農墾總局為核心的墾區各級管理機構，對職工的生活，對家庭農場的生產，基本放開不管了。這就是“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基本含義。

那當是壹個慷慨悲歌的時代。

為保障農工基本生活、激勵農工創業和支持家庭農場生產經營，當時農場給予了必要的扶持，普遍實行了“扶上馬、送壹程”的政策。在那些艱難的時日，農場預借給農工部分生活費和生產費，秋後再行扣除。此外墾區還規定，每個在職農工配給15畝“基本田”（也叫“生活田”）用於養家糊口，家庭農場承包的其它土地叫“生產田”，收取較低的承包費。

很多農工向我回憶起家庭農場創業階段的往事都淚水盈盈。那時候，他們沒有了工資更沒有積蓄，家庭農場等於白手起家，只能靠舉債度日，維持生產。遭遇天災，有些人家難免賠得傾家蕩產。那時糧價低，種地難，國家也沒有出臺今天的許多惠農政策。我們完全可以想見，改革初期“兩自理”的廣大農工，經歷了怎樣艱難困苦的創業裏程。

龍鎮農場的於德清說，大冬天他連棉鞋都買不起……

七星農場薄義的妻子到醫院揀人家的剩饅頭……

大興農場的劉艷、洪河農場的張振學、前進農場的馮義龍開荒時，渴了就喝地溝裏的水，因此幾次大病不起……

1998年，前進農場許衛東的家庭農場因遭遇天災賠得精光，負債累累，幾無生路，幸虧哈爾濱壹位老知青張晉東慷慨相助借款10萬元，使他壹家人挺到今天……

農工們對我說，現在還存在的家庭農場都是在風風雨雨中挺過來的。而在他們周圍，因天災等各種原因落得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或者因還不起債而舉家逃亡外地的，並非個別現象。

在中國農村地區的改革中，廣大農民沒有損失而只有收獲：他們獲得了承包的土地。在黑龍江墾區的改革中，廣大在職農工則付出巨大的犧牲：他們停發了工資，生活費用和生產投入需自行解決。

今天看來，黑龍江墾區這場改革是中國大變革的組成部分，是不得不為、不得不行的“華山壹條路”，盡管充滿艱辛、陣痛和眼淚，但歷史別無選擇、別無它途。正如鄧小平所言，不改革只能是死路壹條。不過，今天的我們壹定不能忘記，在北大荒最為艱難的時日，是百萬農工，是上萬個家庭農場，在墾區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以極大的改革勇氣和堅忍不拔的拓荒精神，扛起了這片悲壯的土地，創造了今天的繁榮！

這是北大荒發展史上的壹個重要節點——由於改革以來實行至今的生活費、生產費的“兩自理”，北大荒墾區的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發生了重要變革，即下面所說的“三大重要變局”。今天，北大荒墾區壹些農工不斷上訪，從根本上說，就是“兩自理”帶來的“三大重要變局”引起的。

而這個問題，似乎長期被有關方面忽略了。

經調查，墾區的家庭農場主要分為兩類：壹類是以承包國有農場原有耕地的方式形成規模化生產的；壹類是通過私人投資開發國有荒地並形成規模化生產的。

重要變局之壹

墾區實行“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的近30年來，北大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驚人進步，其主體力量、發展動力和基本投入，絕大部分來源於類似於個體或私有經濟性質的家庭農場，而主要不再是國家投入。

上萬個家庭農場已變成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自負盈虧的經營單位、發展生產的投資主體。大片荒地是他們投資開發的，所有農機具是他們個人購買的，每年的生產活動是他們自掏腰包進行的，墾區管理部門的大量“服務性工作”（如飛機噴灑農藥、統壹供種、供肥等）是要家庭農場付費的，雙方變成了買與賣的關系。妳賣的東西質量差或是霸王價，家庭農場當然不高興或不接受。

自主經營的家庭農場，特別是靠私人投資開發了國有荒地的家庭農場，實際上已經“脫殼而出”，具有了相對獨立的法人資質和地位。這些農工事實上具有了民營企業老板或場長的身份，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只能聽命於國有農場領導的職工。

家庭農場已經成為墾區生產的主體投資人和主體生產力。

重要變局之二

如今，墾區4000萬畝耕地基本上掌握在家庭農場手中。形象地說，國有農場已經成為母雞生育小雞後剩下的“空殼”。家庭農場已成為墾區的經濟基礎，國有農場那壹套行政架構已成為上層建築。面對墾區形成的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經濟形態，必須以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原則，慎重處理國有農場與家庭農場之間的關系。國有農場行政部門應大大增強服務功能，支持和幫扶家庭農場健康發展，以保護廣大農工和家庭農場的利益為原則，實行共榮共贏的運作方式。

我們都還記得，改革初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在全國剛剛興起之際，各地管理部門曾制定過壹些“歧視性”規定，今天已經全然改觀。但是在北大荒的部分地方，我發現，少數管理者對於家庭農場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對於農工已經成為老板和場長的身份轉化，至今缺少與時俱進的尊重和認知。“土地是國家的，我是國家的代表者，我想增加多少管理費用，想收回誰承包的土地，壹切都是我說了算！”本文開頭所引的家庭農場場長趙成凱與管理幹部的對話，就集中代表了這種利益和認知上的沖突。

重要變局之三

北大荒精神是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組成部分，北大荒文化是英雄的三代北大荒人創造的精神結晶，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北大荒的思想文化傳統也面臨著與時俱進的挑戰。

北大荒墾區最早是由解甲歸田的軍人開創的，壹直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文革時期轉為“生產建設兵團”，更是直接由軍人領導。其中有部分農場還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轉制過來的。那裏的管理方式代代傳承，養成了領導說壹不二的生硬的“軍人作風”，對此，當年的廣大知青包括我在內都有痛切的體會。但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等壹系列治國方略，給墾區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必須改變歷史上那種“軍人作風”和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

從本文開頭所引的“立此存照”和所寫的大量案例中可以看到，墾區少數管理者並沒有與時俱進，他們沒有理解或不願意接受新時代的要求。有些人相當粗暴、霸道。他們強買強賣，不斷提高各種收費。他們依然把家庭農場的場長當作可以呼來喝去、頤指氣使的“職工”。他們無視或隨意否定家庭農場自主經營的權力，把農工承包合同視如壹張廢紙。他們公器私用，任意啟動公檢法甚至以刑事司法程序來對付上訪群眾。尤其隨著糧價、地價的上升和國家各種惠農補貼資金下發，極少數幹部心理發生畸變，開始與民爭利，家庭農場的自主權力和農工們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

回望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可以肯定，沒有以農墾總局為核心的墾區各級黨組織和管理部門的領導、動員、組織、協調、服務的作用，就不可能有今日北大荒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同時，我們更不能忘記，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這個大好局面，是成千上萬個家庭農場和廣大農工自籌資金，自行投資，自主開發，以養家糊口的血汗錢、銀行貸款和民間借來的高利貸，再加上汗珠子、血珠子和淚珠子，壹個個掉地砸出來的！是墾區群眾在黨的改革開放方針指引下，在國家惠農政策的鼓舞下，付出巨大努力和犧牲開發建設起來的！

以墾區耕地為例：1978年，黑龍江墾區耕地面積為3000萬畝，截止2010年，耕地面積增加到4000多萬畝。其中上千萬畝的新增耕地，不再是農場依靠國家巨額投資，組織職工集體勞動幹出來的，而是成千上萬的家庭農場響應國家號召，承受著巨大經濟壓力而自行投資開發出來的。這壹時期，國家為鼓勵農民多開荒、多產糧，主要是制定了壹系列優惠政策，用以促進墾區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

2010年，黑龍江墾區產糧330多億斤，出售商品糧300億斤，投資者、生產者就是上萬個家庭農場。

由此可見，在今天，如果以粗暴的、不合理的、不等價的方式“合並”、侵害、剝奪家庭農場，事實上就是對民營實體經濟和墾區生產力的傷害，連建國初期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廉價贖買都不如！

墾區改革30年的歷史證明，穩定、發展、壯大家庭農場是壹條成功的經驗，“合並”、折騰甚至取消家庭農場實質上是改革的倒退。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可以斷言，沒有家庭農場的穩定、發展和壯大，就沒有墾區的穩定與繁榮。

四、墾區管理者為什麽對土地“壹年壹發包”？

關於“合並過多的分散的家庭農場”，墾區管理者的理由看起來是正當的和冠冕堂皇的，上述“簡介”中說：

“在很多農村因為實行聯產承包而把土地分割到戶以後，黑龍江農墾正在合並分散的過多的家庭農場，使大片的土地連接成片。”

北大荒的土地壹望無際，本來就是連接成片的。除了統壹用飛機播撒農藥等極少的耕作環節，各個家庭農場從播種到收割，都是使用自己的或雇用他人的農機具進行獨立作業，他們之間很少有相互為敵的糾紛，倒是充滿了相敬相幫的感人故事。

因此，“合並”壹詞值得嚴重註意！

就歷史的長過程和遙遠而輝煌的共產主義理想而言，消滅小農經濟當然是發展“現代化大農業”所需要的。我不是經濟學家，弄不懂過於復雜深奧的經濟問題。但作為作家，我看到大洋彼岸的資本主義的美國，至今並沒想到要“合並”家庭農場，那裏的農業照樣實現了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和高產，農產品出口照樣給美國佬帶來源源不斷的巨額利潤。同時，中央壹再重申，中國依然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認為，解決家庭農場“分散和過多”的問題，主要地應當遵從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和助強扶弱的社會主義原則。不顧現實條件，違背經濟規律，以強權和行政手段強行“取消”、“合並”壹些家庭農場，顯然極易傷害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尤其以“農場土地屬於國家”為由，隨意收回、剝奪由家庭農場自行投資、投勞開發的耕地，動輒取消他們的承包權，更是無償占有、“壹平二調”的行為！

這裏，我堅決不能同意以實現“土地連片”、“統壹耕作”、“發展現代化大農業”為由，“合並”家庭農場的虛偽宣傳！

這是壹種偽理論。試想，只要墾區以人為本，政策昌明，服務低廉，舉措給力，有利於廣大家庭農場降低成本，減少勞動強度，實現高產盈利，除非腦袋進水了或讓大皮鞋踢了，這些渴望發財致富的家庭農場場長怎麽可能拒絕統壹的、大規模耕作的先進技術呢！

建國以後，中國農村由“合作社”迅速轉為“高級社”，再轉為“人民公社”，然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重災難和慘痛教訓，至今讓人們心痛不已。在全國上下都在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今天，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的事情，重蹈歷史覆轍的事情，傷害人民群眾利益和感情的事情，我們壹定不能再做！

不能以“國有化”的名義，讓家庭農場的巨額投入和大量投勞付之東流，變成“神馬都是浮雲”。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我始終想不明白——即使站在墾區管理者的立場上來想——農場為什麽對耕地壹年壹發包？這樣做對穩定、發展和壯大家庭農場有什麽好處？

2010年12月16日，由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帶隊的幾位三級負責人（即總局、分局和農場）到北京與我“交換意見”，他們堅持認為：“農場有權對耕地壹年壹發包。”他們給出的唯壹理由就是：“有的農戶遭遇困難經營不下去了，便於調整。”

我在北大荒當過8年知青。我以為這個理由並不成立。如有極少數經營不下去的家庭農場自願放棄承包的土地，可以另行發包。但除非遭遇特大天災，國家有這麽好的惠農政策，廣大家庭農場壹直在奮發圖強、種地打糧、發展生產，2011年產糧達330億斤。倘若大多數家庭農場年年遭遇困境，需要年年壹發包，北大荒的事業早就垮掉了。

很不幸，我們看到的唯壹現實就是：土地壹年壹發包，承包費和其它苛捐雜費壹年壹漲價！

每年年初，各農場都會拿出壹個本場的“1號文件”下達各作業區，明文規定土地承包費、各種保證金以及其他收費上漲多少，要求作業區按這個標準，再每畝加價10元，重新發包；並且不問年度中是否遭災，秋天收成幾何，壹律在年初交夠本年度的承包費和其它各項收費（農工稱之為“上打租”，說“這比舊社會的地主老財還狠，地主還在秋後根據收成情況收租子哩！”）；交不上承包費或拒絕接受漲價的，就取消其承包權；超額完成“上打租”任務的基層幹部還會獲得大筆獎金。

這與中央每年下達的“1號文件”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農工們憤怒地對農場幹部說，是妳們的“1號文件”大，還是中央的“1號文件”大？正如本文開頭錄像中的趙成凱對農場管理幹部的質問：“農場是第幾個國家？”

耕地壹年壹發包，舉目中國和世界，天下哪有這麽折騰土地的！請問——

其壹，作為墾區主體生產力的家庭農場，還怎麽穩定、發展和壯大？

其二，墾區管理部門規定的承包費年年上漲，究竟有沒有壹個上限？國家制定的壹系列惠農政策究竟怎樣貫徹和體現？

其三，改革開放以來，墾區新增耕地達1000萬畝以上，絕大部分是家庭農場投入血本開荒得來的，管理者僅僅憑著“土地是國家的”壹句話，就取消其承包權、經營權和受益權，那麽家庭農場為開荒投入的巨資與勞動誰來賠付？

其四，正如我當面向墾區三級負責人指出的：“壹年壹發包，就意味著家庭農場的巨額投入白扔了，農田基本建設不能搞了，就意味著承包費可以年年漲，同時給某些基層幹部帶來許多‘黑箱操作’的空間！”

現在就來看國家是怎麽規定的：

關於土地承包期——

2007年10月1日起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壹百二十六條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七十年。”

關於土地承包費——

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中要求：

——“從2006年起，對國有農場通過收取土地承包費等形式由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予以免除。國有農場要采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形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

——“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種收費。嚴格控制和清理國有農場面向農工的其他收費項目和標準。確屬必要的，應由職代會討論通過並按隸屬關系報國有農場主管部門和財務部門備案。要印制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

——“進壹步推進國有農場內部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管理層次和人員，降低管理成本……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

而事實是：我調查的所有國有農場，都是耕地壹年壹發包，承包費借機壹年壹漲價。我調查的所有農工，從來沒有、也沒看到過國務院規定下發的《農工負擔手冊》！

同我“交換意見”的墾區管理者說：“所有漲價的規定，都是農場職代會舉手通過的。”天哪！除非是“橡皮圖章式”或權力操控下的職代會，有什麽人能愉快地“舉手同意”，讓自己的負擔年年瘋漲？

天蒼蒼，野茫茫，多少農工淚沾裳！其實他們不再是農工，而是壹個個家庭農場的場長了。於是我們看到，許多合法權益被嚴重侵害的家庭農場場長，不得不踏上漫漫無盡頭的上訪之路。

我的調查就是從他們的眼淚和足跡開始的。

第二章  “沈沒的聲音”會沈默嗎？

——曬曬壹份令人震驚的處罰名單

從2010年8月到2011年6月，我先後調查和訪談了黑龍江墾區各農場和林業系統個別林場的近百名農工，據不完全統計，其中如下人員遭到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或勞動教養：

趙連發——58歲，北安農墾管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2010年8月至9月被行政拘留兩次，計15天。

楊乃利——37歲，同上，2010年8月至9月被行政拘留兩次，計15天。

唐維君——50歲，同上，2010年8月被行政拘留7天，後在外逃亡數月。12月中旬，其父病重，經我請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出面做工作，引龍河農場表示不再抓他了。

吳延敏——女，41歲，北安農墾管理局紅色邊疆農場職工，其丈夫富萬榮、哥哥富萬松分別被勞動教養2年和壹年半，至今在勞教所羈押。

嚴華——女，36歲，同上，其丈夫張廣傑被勞動教養2年，至今在勞教所羈押。

和富萬榮壹同上訪的職工中，另有7人被行政拘留。

劉長水——五大連池市良種場農工（屬林業系統），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張國才——同上，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劉玉雲——女，59歲，北安農墾管理局龍鎮農場職工，被非法拘禁3天。

張希恩——女，56歲，寶泉嶺農墾管理局綏濱農場農工，2008年4月被拘留10天，7月再次被拘留7天。

鄭淑華——女，50歲，建三江農墾管理局勤得利農場農工，2008年4月被拘留10天。

馬鳳華——女，同上，2008年被拘留10天。

李淑燕——女，50歲，建三江農墾管理局青龍山農場農工，2010年7月被拘留10天。

張桂榮——女，49歲，同上，2010年8月被拘留10天。

鄒振龍（56歲）、白文革（49歲）、張麗英（54歲）等5人——建三

江農墾管理分局前鋒農場職工，2009年春節前，在北京通州區被黑龍江農墾總局駐京辦秘密非法關押31天，春節後被北京市通州區公安局解救出來。

白文革、李明、鄒福祥——前鋒農場職工，2010年分別被行政拘留10天和7天。白文革的雙腿被打成重傷。

薄義——建三江七星農場農工，告狀17年，先後被拘留4次。

楊金輝——洪河農場農工，左腿被農場幹部打成粉碎性骨折。

王永成——1963年生，大興農場農工，2010年3月被拘留5天。

趙誌清——1964年生，同上，被拘留10天。

暴文博——1964年生，同上，被拘留10天。

王恩江——1962年生，建三江前哨農場農民。2005年10月被拘留10天。

這僅僅是我訪談過的上訪農工被處罰人的部分名單。我無法進行全面而準確的統計，在北大荒墾區因上訪而遭勞教、拘留和其它處罰的人數究竟是怎樣的數字，我不得而知。

據我調查，他們都是靠誠實勞動維持生活的普通農工和家庭農場場長。“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宗旨。勞動者是偉大的。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我堅信，所有把那些含冤受屈的善良而又誠實的勞動者關進囚室的人，他們的行為都將在自己的人生歷史上留下恥辱的壹頁！

我們尤其不能忘懷第三代北大荒人的偉大貢獻。

“文革”結束後，上百萬知青壹夜之間潮水般湧回城市，整個墾區從機關、連隊、醫院、學校、商店、工廠，到所有的知青大宿舍，都變得空空蕩蕩，墾區生產幾乎陷於癱瘓。正是在這個緊要歷史關頭，當地老職工的孩子們和從全國各地應聘而來的青年農民，組成第三代北大荒建設大軍，他們肩起了“重新振興北大荒，打造中華大糧倉”的艱巨使命。改革開放30多年來，他們忠誠勤勞、毫無怨言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獻給了北大荒，他們創造了北大荒今日的繁榮。現在他們都老了，他們是我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我們每天端起的飯碗裏就有他們的汗水。讓我震驚的是，僅僅因為他們不斷上訪，反映少數國有農場拒不落實國家惠農政策，侵害家庭農場和群眾利益等問題，墾區某些單位就憑借以至濫用公檢法等公權力，給予這些走投無路的人以種種嚴厲處罰，甚至亂抓人，肆意侵犯他們的人身自由！

向政府反映意見是公民的權力；傾聽公民的意見是政府的義務。中央多次嚴肅指出，大多數上訪群眾是因為他們的正當權益受到侵害，他們的合理訴求遭到冷拒，各地方必須認真接訪，依法解決，以切實的行動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定團結。做得不好的，當追究當地領導人的責任。

2011年1月25日，溫家寶總理親自到國家信訪局，聽取了壹些上訪群眾的意見，他說：“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人民謀利益，負責地解決人民群眾的困難和問題。”“各類行政程序都要向社會公開，所有行政行為都要接受社會監督，確保壹切行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少數地方官員因害怕暴露真相，影響“政績”和仕途，以種種違法手段對上訪群眾進行了多方圍追堵截和封鎖。我本想進行更廣泛和更深入的調查采訪，但辦不到了。北大荒墾區許多上訪職工因受到農場晝夜監控，各路口設卡嚴加防範，雖經再三聯系，他們無法出來接受我的調查訪談。建三江農墾分局濃江農場女職工盧鳳琴在手機中對我說：“我現在走到哪裏，他們都跟著我，實在走不開了！”為審閱本文，年近六旬的盧鳳琴在農場兩名幹部隨身監視下到達哈爾濱，後來她設法甩掉“尾巴”，為印證本文所寫屬實，她含淚刺破手指，按下了血手印！

截止2011年6月，在北大荒墾區的壹些地方，對上訪群眾的嚴格監控仍在繼續，而他們的訴求始終沒有得到公正解決。

很顯然，這些“草根族”的聲音被拒絕傾聽！

2010年10月6日下午3時許，我正在哈爾濱聽取建三江農墾分局前鋒農場農工張麗英反映情況和意見，她的兒子鄭江峰從家裏承包的莊稼地裏來電說，“農場法院人員和警察都來了，要搶糧”。我與正在現場的張姓法警直接通了話，請他給張麗英“留下壹些活命糧”。法警以“執行公務”之由，斷然拒絕了我的要求。最後，還是拉走了她剛剛打下來的400多袋水稻，每袋180斤，價值11萬余元。

2010年8月，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已被拘留壹次，當地公安準備第二次拘留他時，他不得不逃亡出來向我求援，我把他安排到北京壹個秘密住處暫時棲身達4個月之久。12月29日，就在黑龍江省調查組赴引龍河農場召開的調查會上，北安農墾公安負責人仍然蠻橫地當面對唐維君說：“現在正在解決妳的事情（指省調查組聽取唐的意見），解決以後還要拘留妳，因為裁決已經下了。”

考慮到這些農工的人身安全，幾個月來，我請所有接受訪談的農工廣泛轉告那些多年來壹直上訪的群眾：“從現在開始不要再上訪了，註意保護好自己。我作為壹個作家，會如實反映妳們的情況和呼聲。要堅信在社會主義中國，絕不會容忍坑農害農的惡行！”

所有受訪農工都含淚表示：他們相信黨中央、國務院，他們保證不再上訪了，他們會耐心等待結果。

聽到這些質樸而真誠的回答，我的眼睛濕潤了。

現在，壹個根本性的問題擺在我和所有讀者朋友面前——面對許多上訪農工的哭訴，面對他們講述的大量事實和提供的可靠證據，我們必須給出結論：上述那些被處罰的上訪群眾，和做出這些處罰決定的墾區幹部，究竟誰對誰錯？在北大荒那片遙遠的黑土地上到底發生了什麽？那麽多飽受摧折打壓的農工，多年來為什麽堅持不斷進省入京上訪？這些上訪人究竟是無理取鬧的“刁民”、“上訪專業戶”、“纏訪戶”，還是被無理壓制的受害者？

我提出的根本問題是：誰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第三章  本次田野調查的由來
——農工唐維君的第二次逃亡

1

我的調查是從2010年8月下旬開始的。

8月23日，黑龍江農墾總局所屬的北安管理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唐維君，結束了7天的“行政拘留”，心情黯然地回了家。壹進門，他的妻子就哭了。50歲的唐維君默默坐在窗前，他不想也無須向妻子解釋什麽。全家人都知道，這是農場對他所謂“上訪過激行為”的懲處。不多時，他發現門口開來壹輛轎車，車上下來幾位幹部，有的是唐維君的熟人。他們不進門也不離開，就站在那兒抽煙聊天。唐維君明白，按照農場慣例，這是來監視他行動的人。

他出門說：“這是何必呢？而且妳們這樣做是違法的！”

來人也不見外：“領導交待下來的任務，沒辦法。”

唐維君警惕起來。

回身進屋打了幾通電話，有消息靈通人士告訴他，下壹步農場可能對他還要采取更嚴厲的懲處措施。唐維君思忖再三，決定逃出去避避風頭。他立即打電話找來壹輛熟悉的車，站在門口監視的幹部迅速報告了管理區領導，那位領導通過手機對唐維君找來的司機說：“唐維君有問題，妳還敢拉他！”

司機只好駕車離開。

唐維君更緊張了。

他又打電話找來壹輛朋友的轎車。車到門口，他跳上去就疾馳而去。

監控人員正在那裏聊天呢，見狀趕緊坐上車緊追不舍。路上黃塵滾滾，雞飛狗跳，兩輛車風馳電掣，猶如演出壹場驚險的好萊塢“飛車大戰”片。唐維君熟悉地形，知道前天剛下過雨，土路泥濘難行。途中他迅速換乘，跳上壹輛松花江微型面包車離開水泥公路，改換方向，朝壹條土路飛馳而去！

果然不出所料。後面緊追的轎車中途陷在泥濘不堪的土路上跑不動了，氣得監控人員在後面跳腳哇哇大叫。

唐維君終於驚險脫難。

事後證明，唐維君的預感是正確的。

當天下午，唐維君的“難友”、和他壹樣剛剛從拘留所放出壹天的楊乃利、趙連發，又被農場公安抓了進去，以在上海世博會期間“發錯誤信息”為由，繼續拘留8天。

兩天後，唐維君在藏身之地——大興安嶺地區的加格達奇市給我打了壹個電話請求幫助，我約他到北京見面。

2003年，唐維君因受假種子坑害而傾家蕩產，為躲債和告狀，他奔波流亡在外整整5年。那時我為他寫了壹篇《妳代表誰？》（見“第十節”），自此相熟了。

數天後，我見到了唐維君。他不敢乘坐火車，怕被農場公安人員堵住，而是乘坐公交大巴，從唐山繞道而來的。他介紹的壹些情況讓我十分震驚。與此同時，有些農工在網上讀了我的《妳代表誰？》，知道我是北大荒出身的作家，留言希望能見到我。數天後，我飛赴哈爾濱開始了與本文內容有關的全面調查。

2

出於壹種悲愴而莊嚴的心情，我把第二次返黑調查的出發時間定在2010年10月2日。因為在10月1日這個神聖的日子，我要留在北京觀看央視直播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的儀式。

節日的天安門廣場，到處點綴著絢麗的鮮花，飄揚著鮮紅的國旗，洋溢著喜慶祥和的氣氛。10月1日上午10時，在軍樂隊伴奏下，總書記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各界代表5000余人壹起莊嚴肅立高唱國歌，激昂的國歌聲騰空而起，回蕩在北京上空，並通過央視屏幕響徹中華大地。隨後，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緩步登上紀念碑基座。總書記神情莊嚴凝重，走上前仔細整理花籃上的紅色緞帶，然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緩緩鞠躬。接著，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人民、同全國13億人民壹起，共同瞻仰了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這壹刻，我無比激動。

我想到了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從西柏坡出發，乘車前往北平。登車之前，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了幾句意味深長的話：“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壹定要考個好成績，決不當李自成。”“如果考不好，退回來就失敗了。”2002年12月5日，即黨的十六大勝利閉幕20天之後，新當選的總書記胡錦濤同誌率領新壹屆黨中央領導集體，冒雪到西柏坡學習考察。這天雪花紛飛，漫天皆白。壹間間烏瓦黃墻的土屋，壹張張吱嘎作響的桌椅，壹幅幅用紅藍毛線標註的作戰地圖，以及毛澤東推過的石碾，周恩來用過的紡車和雨夜救鄉親的馬燈……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血脈相連、生死與共的親情，在這裏的每寸土地、每件陳列品上壹次次生動地印證著和重現著。

在西柏坡紀念館，講解員唱起了當年的壹首支前小調：

最後壹尺布用來做軍裝，

最後壹碗飯用來做軍糧，

最後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

最後的親骨肉送兒上戰場……

歌聲中，總書記胡錦濤的眼睛濕潤了。

他感慨萬千地對站在身邊的同誌們說：“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我們黨的事業才獲得了不斷勝利的基礎。”“我們壹定要牢記毛澤東同誌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要從自身做起，從每壹位領導幹部做起！”西柏坡之行不久，胡錦濤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深深打動了全國人民的心。

黃鐘大呂，日夜長鳴！

此刻，我又想到北大荒那片遙遠的土地。

3

在我和太太雪揚共同撰寫的長篇紀實文學《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中，記錄了抗日戰爭中發生在北大荒的壹些真實故事。我以為，在進入調查報告的正題之前，重溫壹下戰爭年代這裏黨和人民的血肉深情是十分必要的。

黎俠，原名黃曉英，其丈夫李範五“文革”前曾任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我采訪她時，白發蒼蒼的老人已經坐在輪椅上了。黎俠出生於北大荒原野上壹個鄉村中醫家庭，少女時代因受父親和中共地下黨員李範五等人的影響，成為東北抗聯中最小的戰士。1936年嚴冬，日本鬼子的“大清剿”把她所在的抗聯小分隊逼進牡丹江地區壹個偏遠而貧窮的小山村。十幾名戰士和幾個傷員悄悄住進壹個“堡壘戶”李大娘家，大娘的丈夫犧牲在戰場上，只身帶著11歲的閨女小玉花生活。家裏壹貧如洗，壹點點存糧早就吃光了。戰士們連餓了好幾天，壹個個東倒西歪，走路的力氣都沒了，小黎俠也病倒了。那是壹個大雪天的早晨，大娘說，妳們餓著肚子怎麽打鬼子啊，俺出門借點糧食去。

天傍黑時，霜雪滿頭的李大娘背著沈甸甸的半麻袋玉米面回來了，蒸出兩大鍋黃澄澄香噴噴的窩頭，戰士們吃得狼吞虎咽，興高采烈。不大工夫，壹個小戰士忽然跑進來報告說，不知為什麽，大娘正躲在院子裏抹眼淚。戰士們這才覺出事情有點不對。隊長四下瞅瞅，壓低聲音吼道，大娘的閨女呢？小玉花怎麽沒見？戰士們壹窩蜂湧出房門到處找，沒有！隊長急火火地問大娘玉花哪去了？大娘終於忍不住，掩面痛哭說，俺把玉花賣了，換了半麻袋苞米面。

戰士們呆住了。撲通撲通撲通，淚流滿面的隊長和全體戰士，還有病重的小黎俠，齊刷刷跪倒在當院，在漫天大雪中向大娘砰砰咳頭不止……

不久，黎俠隨同抗聯隊伍，帶著壹些逃難百姓轉移到林海雪原中。其中有個女村民叫丁誌清，丈夫參加抗聯後在戰鬥中犧牲了，為了復仇，她毅然拋下剛剛7歲、4歲和1歲的三個女兒，跟著黎俠壹起到了抗聯。這三個孩子後來靠乞討為生，從黑龍江流浪到內蒙，竟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建國後通過組織才被找到。

黎俠記得，在山裏的壹個宿營地，壹位朝鮮族女戰士的孩子病得很重，隊長要派人下山給她的孩子找藥，她拒絕了，扯住隊長的袖子不放，說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誌太危險。入夜，這位女戰士要戰友和老百姓都放心睡覺，說她抱著病孩子反正睡不著，就守著火堆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壹聲悲愴的驚呼把戰友和逃難的老百姓都喊醒了，大家跳起來壹看，只見這位朝鮮族女戰士緊緊抱著孩子坐在樹下，母子都凍死了。女戰士臉色晶瑩，嘴角微綻，渾身結滿霜雪，仿佛壹尊冰雕……

北大荒的土地，珍藏著無數這樣感天撼地的故事，承載著黨和人民生死與共的魚水深情！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時，每位共產黨員都應當牢牢記住，沒有人民的巨大犧牲和全力支持，就沒有今天的共產黨！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是黨的執政基礎。國慶之日，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莊嚴鞠躬的行動，就是向全黨昭示，作為執政黨的全體黨員，絕不能忘記為建立新中國前仆後繼、流血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絕不能忘記在黨的領導下為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億萬人民群眾。

“執政為民”——這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立黨宗旨和鋼鐵意誌。我正是懷著這樣的信念走向北大荒的。



第四章 “合作造林”的說法根據何在？

講述人：

於德清，60歲，北安分局龍鎮農場壹區13隊農工，造林戶

劉玉雲，女，59歲，龍鎮農場場直農工，造林戶

王義峰，38歲，龍鎮農場造林戶

（三人還代表當地另外3戶農工劉興華、王紅彥、傅繼生、張雲峰。）

於德清，頭發已經謝頂了，頦下留著短短的花白胡子，模樣瘦弱蒼老，無力地坐在我對面的沙發裏，看得出滿臉的滄桑和壹身的疲憊，那艱辛而愁苦的樣子透著壹種無望甚至絕望的情緒。談話中，於德清對國家相關政策條文“幾款幾條”、何年何月制定，張口就來倒背如流。顯然，這是他在長達7年的鬥爭中學來的。這是他唯壹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精神支撐和“批判武器”。

劉玉雲，個子小小的，膚色黝黑，同樣瘦弱，話不多，不過看樣子要比於德清來得剛強壹些。

王義峰，性格內向，話語不多，壹雙粗糙的大手總是緊緊握在壹起，好像神經壹直緊緊繃著無法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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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壹場大風暴從天而降，上世紀80年代中期，北大荒——這片廣袤而豐饒的黑土地被深深震動了。那些日子，中國農村地區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大潮，迅速波及到黑龍江農墾系統。農墾人意識到，許多年來壹直在虧損困境中苦苦掙紮的農場不改，只能是死路壹條！黑龍江農墾總局決定全面改制，改制的基本方法就是發動廣大農工，實行“兩自理”（即生活費、生產費自理），農場實行“四到戶”（土地、機械、核算、盈虧承包到戶），鼓勵廣大農工以“家庭農場”為單位，自主投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各級管理幹部則繼續保留工資制。

眾所周知，在陳舊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北大荒墾區從“生產建設兵團”那個年代開始就長期處於嚴重虧損的狀態，群眾生活極為艱難。80年代中期，廣大農場職工等於壹夜之間“下海”了。計劃經濟時代，農工的工資只能維持生存，根本沒有什麽積蓄。成千上萬個的家庭農場，最初是廣大農工靠借錢、“擡錢”（民間高利貸）支撐起來的。農工壹家人只能靠在職職工分得的15畝“生活田”支撐生活。如果壹個家庭，上有雙親的老人，下有上學的孩子，僅靠壹位在職職工的15畝生活田來養家糊口，我們完全能夠想象出，那是壹段怎樣艱難困苦的日子！正是這場“背水壹戰、壯士斷腕”般的改革，促進了墾區生產力的巨大解放和發展。

於德清，是龍鎮農場場部工業連的職工，改制後，隊裏沒有土地，又停發了工資，他等於完全失業並失去了所有生活來源。好在他腦瓜靈，看到“家庭農場”紛紛搞了起來，農工對農機具的需求與日俱增，他便東湊西借弄了點本錢，瞅準機會做起農機具生意，十多年時間裏賺了幾十萬元。

劉玉雲的家也在場部，改制時壹家4口全部下崗，不僅無地無收入，下崗的妹妹還要交“檔案保管費”。在那些艱難的時日，劉玉雲壹家人湊錢買了壹輛二手小貨車，靠拉腳維持生計。

1995年，考慮到國家發展和糧食形勢，黑龍江省委省政府號召廣大農民開荒種地，“再造第二個黑龍江”，並制定了壹系列扶持措施和優惠政策。腰纏萬貫的於德清決心幹壹番大事業，他傾囊而出，再加上部分借款，投入80多萬元開荒664畝。劉玉雲家靠借錢、“擡錢”（月息從3分錢到1角錢的民間高利貸），也開荒595畝。

兩個家庭農場就這樣靠自我奮鬥、自家投資辦起來了。

當時，龍鎮農場動員職工開荒時，曾許諾“開出的荒地永遠歸妳們使用”。簽署承包合同時，卻變成“壹包10年”，每畝地上繳20元“植被費”。後來“植被費”又變成“承包費”，年年漲，壹直漲到每畝地50多元。但是，事情並沒有完結。

回憶起開荒的艱難歲月，於德清老人幾次硬咽難言。

荒地大都在漫山坡上，是大森林砍光後剩下的雜樹林地帶。地下遺留的千年大樹根盤根錯節，堅如頑石，常常會把拖拉機拉動的巨大單鏵犁頂斷，挖出的大樹根要十多人才能擡走。開荒要買農機具，雇人工，清石頭，挖樹根，幾年下來，所有的投資都扔進去了，家裏窮得買糧吃飯都成了問題，入冬大雪封山時，連棉鞋都穿不上。過春節備年貨，還得向親戚朋友借錢。荒地靠山，離家很遠，為了省油和防止農機具丟失，壹家人就在山坡避風處挖個地窨子，打地鋪住在裏面。入夜成團的蚊蟲叮咬，下雨能把臉盆和被單漂起來……於德清就此落下壹身風寒病，嚴重時幾乎半癱，現在走路還壹瘸壹拐的。

那些年糧價不高，種地不賺錢，再加上“擡錢”的高利貸利滾利，“土地承包費”又不斷漲，使得響應國家號召、投身開荒的壹些家庭農場債臺高築，難以為繼。王義峰說，他父親被外債壓得喘不過氣來，最後累死在開荒地裏。王義峰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又忙累到現在，至今還是家徒四壁，外債累累。六隊的王成財當初雄心勃勃，擡錢買了四套農機具，開了2400畝荒地，最後連地帶農機具都被迫拿去頂債了，還欠外債上百萬元。好多外來開荒種地還不起債的，只好帶上全家逃之夭夭，至今不知去向。

曾擁有數十萬元積累的於德清也賠得精光，每逢年關就跑到外邊躲債。劉玉雲體衰力弱不能跑，過年時只好把門從外面反鎖上，壹夜不敢開燈，不敢出聲，不敢看“春晚”，壹家人在黑暗和眼淚中度過大年夜。

對於這些樸實的農戶來說，災難其實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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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2日，龍鎮農場召集各家庭農場的戶主們開會，宣布按照國家要求，要搞“退耕還林”，“妳們的地不能種了，要栽樹”，而退耕還林的壹切費用包括購買樹苗，投工投肥，都由家庭農場自己投資、“自行負責”。戶主們如雷轟頂，紛紛拒絕，“我們傾家蕩產，投入血本，好不容易把地開出來養熟了，正盼著種點莊稼養家糊口、掙錢還債，如果退耕還林都改種樹苗，幾十年以後才能成材，我們靠啥活命、靠啥還債啊？這個損失誰給補？”

場領導說：“這是國家規定，不服從的就收回土地！”

農戶們問：“如果是硬性規定，國家有什麽優惠政策給我們？”

場領導說：“聽說國家有補貼政策，具體內容還不清楚。”

事過很久，於德清等開荒戶才明白，龍鎮農場對他們撒了個彌天大謊！黨中央、國務院在全國農村地區推開“退耕還林”之際，充分考慮到農民利益，早在2000年就制定和公布了壹系列優惠政策。國家《退耕還林條例》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國家按照核定的退耕還林實際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費和生活補助費。”

《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落實的若幹意見》中又規定：“實施退耕還林後，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並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後，承包期壹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後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貼。”

但龍鎮農場並沒有向農戶傳達和宣傳國家的相關政策。在當時信息十分封閉的北大荒，長年風來雨去勞作田間的農工們沒有辦法、也沒有渠道獲知這些政策。

就在這次動員會上，龍鎮農場領導公然要求：“林木成材後，出售木材所獲利潤的30%要上繳農場。”

於德清心裏算了算賬，如果把自己664畝林地木材的利潤30%交給農場，等於交上12個50年、即600年的“土地承包費”！

於德清、劉玉雲等家庭農場戶主們覺得，這樣的“退耕還林”太坑害老百姓了，但聽說這是“國家規定”，農場領導的態度又十分強硬，胳膊擰不過大腿，他們只能認了。

2003年3月20日，11戶開荒農工同農場簽訂了“退耕還林承包合同”。合同規定，“造林戶享受國家退耕還林優惠政策”，林木成材後，出售利潤的30%上繳農場作為“土地承包費”，承包期為30年。

合同簽完了，戶主們按上手印，農場工作人員當場把合同文本全收走了，說是“要拿回去蓋章”。

植樹季節已到，戶主們紛紛湊錢、借錢買樹苗。於德清買了25萬株落葉松，劉玉雲買了21萬株，然後全家老小齊上陣，又雇了許多臨時工，開始在自家辛勤開出的耕地上種樹。

那年鬧春旱，農工們不得不雇車往地裏拉水保苗。同時，他們不斷向場裏索要那份“退耕還林承包合同”和《林權證》，但遲遲不見蹤影。

“蓋章”怎麽幾十天都蓋不回來？

農場回答：“還沒蓋完呢，因為有些政策要重新擬定。”

《林權證》始終沒發，合同終於討了回來。於德清他們仔細壹看，農場竟然搞了壹把“貍貓換太子”，合同第壹頁給“調包”了：“退耕還林承包合同書”變成了“造林承包合同書”！場方還在合同序文中加上“國家給予的退耕還林政策由甲方（即農場）享受”！

憤怒的農工們開始上訪。北安農墾分局林業處的何某這樣回答於德清他們：“妳們是承包土地幹活的人，農場就是國家，國家就是農場，農場是退耕還林的實施者，因此農場就該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

這時的於德清等人已經查明並弄懂了國家有關政策（很多農工就是在“鬥爭”中通過查詢和自學成為“法律專家”的）。2004年12月10日，他們上訪到黑龍江農墾總局退耕還林辦公室，接待人員是個有級別的官員。聽了農工們的申訴，看到於德清放到他面前的國務院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和龍鎮農場制定的“合同”，這位官員當著農戶的面給龍鎮農場負責人打了電話，他說了壹段發人深省的話：“現在人家老百姓醒了，老百姓明白政策了。妳們吃幹的，也得讓老百姓喝點稀的啊！妳們要是整出事兒，連我們都得跟著吃‘瓜落兒’，妳們趕緊給人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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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無奈，2005年5月25日，龍鎮農場終於同意把“合同”發給農戶。

再仔細壹看，農場又玩了第二次“調包兒”。這次，他們把合同內文加上了農場與承包戶“合作造林”的字樣，因此，農場仍然是享受國家退耕還林優惠政策的“主體”。

於德清他們表示了強烈抗議：“當初開荒是我們投入的，退耕還林以後，從購苗、雇工、澆水、護苗，也都是我們投入的。妳們是買樹苗了，還是下地幹活了？什麽都是我們家庭農場用血汗換來的，妳們‘合作’什麽了？”

壹位場領導跟於德清等人講了心裏話：“說實話，要是知道退耕還林國家給那麽多錢，還能輪到妳們嗎？我早整到手了！農場就是為了得點國家補償費，才加上‘合作’這個詞。要沒這個好處，我把地包給妳們了，把國家好處費也給妳們了，我瘋了？”

北安分局的何某說得同樣赤裸裸：“我們不寫上‘合作’，拿什麽享受退耕還林政策？”

於德清憤怒地說：“妳們拿著共產黨的俸祿、老百姓的血汗，這樣欺負老百姓，還有天地良心嗎！”

他們壹直告到黑龍江農墾總局，沒有結果。

於德清、劉玉雲等5戶農工只好到北京上訪。國家有關部門嚴肅要求農墾方面，對上訪農工從速落實國家退耕還林政策。總局壹位主管林業的負責人對回來的農工說：“國家補貼只能跟著《林權證》走，妳們回去辦《林權證》吧。”

於德清他們滿懷希望地回到龍鎮農場，要求場方給他們辦證。

壹問再問，壹拖再拖。農場林業科遲遲不見動作，工作人員還說：“地方政府跟咱們農場的關系不好，是他們推拖著不給辦。”於德清他們急了，再三找新任的文場長。文場長終於點頭了，讓林業科長抓緊去辦。但科長就是“雷打不動”。有壹次，急切的農戶們自己出錢雇車，拉上科長到了五大連池市林業局，壹進門，那裏的工作人員埋怨說：“別的農場都辦了，就妳們沒辦！交錢吧，辦壹個證工本費5元。”

但是，林業科長兩手空空，什麽材料都沒帶！

農戶們只好把這位科長再拉回來。就這樣，於德清等人連雇車帶招待辦事人員吃飯，先後跑了30多趟，總共花費2萬多元，《林權證》始終沒辦下來。

有壹次，於德清等人把到市裏開森林防火會議的農場林業科壹位幹部堵在會場門口，要他就便到市林業局去辦證。這位幹部脫不了身，急了，脫口說了壹句大實話：“上邊不讓辦，我給妳們辦了，我還幹不幹了！”然後登車揚長而去。

市林業局工作人員見這些農戶風來雨去跑了幾十趟，心生同情，私下也說了實話：“不是我們不給妳們辦，是農場做的‘扣’，假裝要我們給妳們辦，但就是讓拖著，根本不想給妳們辦。”

已經富有“鬥爭經驗”和法律知識的於德清得知這壹內情，覺得必須設法把龍鎮農場送到市林業局的相關申請報表拿到手，以防生變。他是在回程路上想到這件事的，於是立即調轉車頭，到市林業局通過“關系”拿到申報表，然後連夜拿到哈爾濱做了公證。

果然不出於德清的預料。第二天，農場林業科工作人員就把他們的申報表從市林業局要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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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無路的農工只好準備再去北京上訪。

人民群眾是熱愛自己的國家的。大家多次聚在壹起商量什麽時候去北京。2008年春，大家說：“北京要開奧運會，咱們不能去。咱們就是冤死了，也不能給國家抹黑！”2009年初，“北京要召開兩會，咱們也不能去，不能給國家添亂！”於德清對我說：“其實我們已經沒信心了，實在解決不了，我就準備跳天安門城樓！”

說到這裏，於德清老人蒙面痛哭。

2008年9月，黑龍江電視臺壹位富有正義感的朱姓女記者得知這壹黑幕，深入龍鎮農場進行了暗訪並做了報道。其後，農場領導開會做了怎樣的“反省”和應對研究，農工們不得而知，是不是做了怎樣的“暗箱操作”他們也無從知曉。該報道就此不了了之，再無回音。

龍鎮農場在退耕還林政策上的立場和態度依然故我。事後，於德清和劉玉雲專程趕到哈爾濱，對給勇敢正直的朱記者“惹了麻煩”再三表示了歉意。

2009年4月6日，於德清、劉玉雲等6位農工到了北京。於德清在路上與其他人走散了，得以幸免於難。劉玉雲等5人在馬家樓壹帶被黑龍江農墾工作人員截住，農墾駐京辦雇了壹輛奔馳面包車（眾所周知，替地方政府攔截、運送上訪人員，在北京已經成了壹個興旺的“產業鏈”），連夜把他們拉回哈爾濱的總局信訪辦。接著龍鎮農場又派車把他們拉回場部，但任何問題都不予回答、不給解決。此後兩年間，於、劉等農戶去北京上訪告狀30多次，都被農墾工作人員截回，無果而終。劉玉雲說，有壹次，她被非法拘禁在農墾總局駐京辦，由4人日夜看守，整整3天不得出門！

幾年來，龍鎮農場6戶“退耕還林”的家庭農場為上訪，食宿路途總共花費30多萬元（有票據為證），誤工損失更是難以計算。

黑龍江墾區農工的反復上訪引起北京強烈關註。特別是2010年2月，北安分局的紅色邊疆農場多名農工到中南海新華門前上訪喊冤，引起極大震動，該農場領導被撤職。龍鎮農場顯然感覺到強大壓力，不得不答應給於、劉等人辦理《林權證》了。場長王立軍召集6戶農工開會，壹切都應諾得非常痛快。他說，退耕還林的補貼其實不是我們不給，是“總局不讓給”（不知此話是否屬實，還是他的推諉之詞）。“林木30%的利潤場裏也不要了，再過50年咱們都死了，要那個錢有什麽用！妳們讓我們過個消停年，等過了年就給妳們辦！”

場長既然答應了，於德清他們也放心了。過了正月十五，於德清、劉玉雲等6人幾次到場裏取《林權證》，依然沒有結果。3月8日，於德清問林業科壹位幹部，王場長親口答應的《林權證》給沒給辦？這位幹部回答：“不知道！”

忍無可忍的農戶們眼睛血紅，怒不可遏，幾乎要爆炸了！他們決定豁出所有的血汗錢，要和這幫言而無信的家夥死拼到底！6人連家都沒回，當即在場裏雇了兩輛車，冒著風雪驅車數百裏直奔哈爾濱，然後換乘長途大巴奔向北京。

北京是救命的地方啊！

農場領導慌神了。他們知道，事情鬧大了，自己就可能像紅色邊疆農場的領導人壹樣，壹夜之間失去權位！壹路上，上訪農工們的手機響個不停，幹部們把話說得極其卑下：“妳們回來吧，這次要是再不給妳們辦證，妳就操我八輩祖宗！”

采訪中劉玉雲給我看了她的手機，手機上至今還保留著場長王立軍發給她的短信，話語非常禮貌：“劉玉雲同誌妳好！我是王立軍，辦證的事正在進行著，我也從來沒說不給妳們辦，為什麽還要走呢？我希望妳們盡快回場！”手機時間標明為：2010年3月9日17時8分。

於德清、劉玉雲等人再次相信了場領導，中途返回。雙方坐下談判時，場方又企圖加上“合作造林”字樣和“上繳30%利潤”的條款，遭到農戶們嚴詞拒絕。第二天，場裏派車拉上5戶農工到五大連池市林業局，終於辦下了千呼萬喚、舍命爭來的《林權證》！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2009年12月，當時在任的場長曾給另外13戶農工辦理了壹份《林權證》，裏面根本沒有標明家庭農場戶主擁有林木的“所有權”。場長解釋說：“上邊還沒轉過彎來，我先給妳們辦個假證，等以後緩緩再說。”教訓夠深的於德清當場拒絕，而其他13戶農工稀裏糊塗把這個假證領回家了。後來農工們上訪到林業部，接待人員壹語中的：“沒有所有權，叫什麽林權證？”

2010年3月15日，龍鎮農場終於給於德清、劉玉雲等6戶農工辦理了《林權證》。據說，還有幾十個老實巴交、不敢上訪的家庭農場戶主至今沒拿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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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該為於德清、劉玉雲等拿到《林權證》的6戶農工額手稱慶了吧？不！如果那樣，我們就對龍鎮農場某些幹部理解得太過浮淺太過簡單了！

9月15日，我委托律師蔣媞、助手趙剛到龍鎮農場查看有關文件，看到於德清等人拿出來的《林權證》，兩人大吃壹驚！

證中，在“林地用途”壹欄，赫然標明是“防護林”！

國家退耕還林政策明文規定，農民自費植樹造林，農民擁有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而“防護林”顧名思義，任何人是不能采伐的！

如果沒有法律工作者蔣媞、趙剛的揭露，於德清他們還蒙在鼓裏！

他們歷經7年拼命抗爭、終於拿到手裏的這個《林權證》，竟然是個毫無價值的“林權證”。

壹計不成，再施壹計，從頭到尾，龍鎮農場設置了壹個又壹個騙局！

龍鎮農場截流、剝奪了所有實施了退耕還林的家庭農場理應享受的國家補貼！

據於德清粗略統計，從2003年到2010年的8年間，擁有林地664畝的於德清和擁有林地595畝的劉玉雲，兩戶理應拿到的國家補貼總計達上百萬元，那麽全場幾十家“退耕還林”戶理應享受的國家補貼顯然就是壹個驚人的數字！

於德清、劉玉雲等6位農戶在上訪信中寫道：

宜林荒山改造已讓我們傾家蕩產，退耕還林還要我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更需要我們冒著天大的風險和連續不斷的艱苦付出，才可能完成。尤其是是長期、大量的投入和遙遙無期的回報，雪上加霜的經濟壓力，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背負著國家退耕還林的責任和風險，負債經營，自投巨資，成年累月進行造林、撫育、管護和三防，不斷為改善整體生態環境發揮著效益，我們卻無法得到國家壹分壹厘的退耕還林補貼！

龍鎮農場上騙國家，下欺百姓，壹分不投，壹樹不栽，卻大把大把地拿著國家各項退耕還林補貼，還違反國家“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規定，占有我們30%的林木利潤！

鐵的事實擺在所有人面前。

農工們把話也說得有根有據、明明白白。

但從2003年至今，在長達7年的時間裏，盡管他們數十次上訪告狀，其合理訴求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也沒拿到國家壹分錢退耕還林補貼。看來，龍鎮農場的管理者鐵了心要當“國家退耕還林政策的享受者”，那麽，龍鎮農場的上級單位為什麽對此沒有任何反應、任何動作，聽任龍鎮農場如此妄為？

根本原因在哪裏？我將在後面給出答案。

第五章  被迫的沈默
——誰在鼓動上訪、激化矛盾？

講述人：

吳延敏，女，41歲，紅色邊疆農場二區十隊農工
嚴    華，女，36歲，紅色邊疆農場壹區壹隊農工



這兩個家已經支離破碎了。在北大荒的勞動生活中，壹個家庭缺少男人的艱辛與淒苦是我們可以想象的。是誰奪走了這兩家人的團圓和歡笑？使這兩位女性只能默默吞下壹切苦水，以柔弱的肩膀支撐著孩子和老人的生活……

吳延敏的丈夫富萬榮、哥哥富萬松，嚴華的丈夫張廣傑，現在都被關押在農場勞教所——因為上訪！

北安分局所屬農場的廣大農工都知道這件事，都曾因這條新聞而震動。因為北安農墾電視臺曾在壹周內連續滾動播出這條新聞。鏡頭前，身穿囚服的富萬榮和張廣傑滿臉苦痛和沮喪，承認自己“上訪不對”，“沖擊了中南海新華門”，保證今後“不再上訪”了。

2010年3月8日，並沒到中南海新華門的富萬松因被指認為“幕後指使人”，也被農場公安部門從山東省日照市逮捕歸案。播出的新聞鏡頭中，富萬松是戴著手銬從警車上下來的。

這兩條新聞在北安農墾系統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力。很多上訪職工被迫沈默了。但是，仍有壹些人決定“拼命也要抗爭到底”。吳延敏和嚴華的丈夫已經被關起來，為了正義、尊嚴和生存，她們沒有退路，仍然奔走在上訪路上。

2011年春節前夕，我和律師蔣媞專程到黑龍江省綏化勞教所看望富萬松。富萬松對我說：“我多蹲幾個月算個啥，把牢底坐穿又算個啥！只要我的命在，就要拼出個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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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紅色邊疆農場為改造大面積的沙化地，以拍賣土地承包權的方式，號召職工植樹造林和退耕還林。他們沒有公布國家有關退耕還林的補貼政策，農工們也不知道。富萬松、富萬榮兄弟拿出自己的全部積蓄，包括部分借款，先後購買了落葉松樹苗30萬株，承包造林900畝。張廣傑兄弟購買樹苗25萬株，承包造林750畝。農場與他們簽訂了承包造林合同，林木所有權、經營權歸屬造林戶，成材後利潤的30%上繳農場（看來這壹條是北安農墾分局所屬農場的統壹“政策”）。

兩個家庭林場就這樣靠自己投資辦起來了。

富家造林的主要投資人是哥哥富萬松。弟弟富萬榮壹家人壹方面幫助哥哥維護林地，壹方面在林地裏間種大豆以維持生活。頭幾年年景不順氣候惡劣，2003年大旱，60多天不下雨，他們只好雇人雇車拉水保苗，死了苗需要不斷補種，又花掉不少投資。2005年6月22日，壹場雞蛋大的冰雹鋪天蓋地砸下來，農戶們趕到地裏壹看，堆積的冰雹仿佛六月雪，白花花壹片，壹尺多高的樹苗被砸得東倒西歪，樹幹都暴了皮，吳延敏和嚴華蹲在地頭大哭不止。第二年，兩家人只好再次大規模補種。為維護這片自己壹手栽培起來的綠色夢想，他們豁出身家性命，投入了太多的情感、期望和血汗錢……

這片林地，是他們奮鬥多年留下的唯壹財富。

富萬松原是紅色邊疆農場的職工，勤勞能幹，頭腦靈活，農場改制後下海做生意，小事業發展得不錯，後來他到山東壹帶跑生意，覺得那裏環境好，生活方便，家就搬遷到日照市。

富萬松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逐漸弄懂了國家政策也有了維權意識。他聽說造林戶應當辦理《林權證》，這樣就能享受國家關於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各項優惠政策和補貼。富萬松恍然大悟，趕緊跑回紅色邊疆農場打聽消息，問幹部，要辦《林權證》，要國家給的植樹造林補貼。農場方面始終拒絕給他們辦《林權證》，幹部強調說，農場系統改制後是“大農場套小農場”，“大證套小證”（其實他們連“小證”也不給），國有土地的管理權、使用權在“大農場”手裏，因此“大農場”才是享受國家補貼的“主體”。

據了解，這壹說法在黑龍江農墾系統普遍流行，因此國家明文規定的有關農業、林業的各種“直補”，許多農場的農工得到的很少或根本沒有得到，大量款項被“大農場”套取或截流了。

2005年，富萬松從紅色邊疆農場的朋友那裏聽說，造林戶理應得到的國家直補款項，被農場裏有些人“用假名，做假賬，冒領兩年了。”而且，農場根本不把已經與家庭林場戶主簽訂的承包合同當回事兒。

農戶們還發現，紅色邊疆農場為欺騙和套取國家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補貼，公然造假以蒙騙上級。2005年春天，上級來人檢查退耕還林、植樹造林的落實情況，造林農戶們營造的大片林地不僅成了農場領導人的“政績”，他們還火速從外地購來成車成車高大的落葉松樹苗，連夜雇人挖坑，栽種在十壹隊邢姓農工承包的37坰耕地裏，連包裹在樹苗根部的塑料營養袋都不摘掉。等到檢查團壹走，農場又派人把做假的樹苗壹棵棵拔掉扔在壕溝裏——因為那是邢姓農工承包的耕地，人家還得種莊稼啊。

現在，這片耕地就種植著大豆。

國家巨額補貼資金就這樣被紅色邊疆農場截留在手！

我手裏握有當時農場出錢被雇到地裏造假栽樹的兩名農工的證言：“2005年春天，十隊前面、十壹隊後面，有壹塊地栽的樹沒把營養代（袋）拿下來，過幾天又把樹拔掉，扣溝裏了。證明人某某，2010年9月30日”

農戶們當然都珍視自己的勞動成果，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他們怎麽可能壓抑住滿腔的怒火呢？農場不僅悍然截留國家發給農戶的大量補貼，拒絕發給《林權證》，還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騙取國家退耕還林的巨額補貼資金，農戶們當然不能答應！數年間，富氏兄弟、張廣傑兄弟等造林戶們再三找場領導要求辦《林權證》，又不斷上訪，始終沒有結果。

在沙化地上，家庭林場戶主們自己投資、投勞，又風來雨去精心營造、維護的林地，所有權不是他們的又是誰的？農場以“國有土地”管理者的身份，悍然截留國家為造林戶下發的補貼，造林戶不是成了“楊白勞”嗎？他們甚至不如楊白勞，楊白勞只是出賣勞動力，不必花費自家的血汗錢，開荒，買苗，造林。

事情的性質就是如此尖銳。

在紅色邊疆農場始終蠻橫地拒絕為造林戶辦理《林權證》、拒發國家補貼的情況下，造林戶們被迫屢屢踏上耗時費力費錢、漫長而痛苦的上訪之路。

不許他們上訪，就意味著他們連訴苦喊冤的權力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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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忍無可忍的富萬榮、張廣傑、周國英（女）等十幾名家庭林場戶主到北京上訪要“討個說法”。16人集體到了國家信訪局，但沒等談上什麽，就被黑龍江農墾工作人員“接走”，說是“回家答復和處理”——事後既沒“答復”也沒“處理”，把人扔在家裏就不管了。

2010年1月16日，10名戶主又到了北京。此前他們從來沒逛過大北京，又擔心到國家信訪局再被農墾工作人員截走，想換個“說理的地方”，但壹時有點摸不著頭腦到底去哪裏？富萬榮就給在山東日照市的哥哥富萬松打了個電話，問怎麽辦？去哪裏？

富萬松很慎重。他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更不願意把戶主與農場領導的關系搞僵。他先給紅色邊疆農場場長萬太文打了電話，告訴他：“妳們不給解決問題，現在我們到北京上訪了。”那意思當然是想給萬太文施加壹點壓力。但戶主們上訪“屢戰屢敗”的結果讓萬太文胸有成竹，他回話時態度很和藹，還開了壹句玩笑說：“妳們要想解決問題，就去中南海吧。”（本次對話有手機錄音）

富萬松火冒三丈，那就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哪怕我們拼個壹死也要把妳拉下馬！

事情和情緒就這樣被激化了。富萬松回頭給在北京街頭的弟弟富萬榮打電話說，上訪地點有三個：壹是國家信訪局，二是國家林業局，三是中南海，去哪兒妳們自己定。不過他還是叮囑富萬榮說：“不管到哪兒，都不要碰人家任何東西，咱們就是上訪，沒別的目的。”

當時10名戶主已經到了天安門廣場——那裏畢竟是北京最好找的地方。想來想去，他們就近選擇了中南海。廣場上人多，他們怕走散了，還揀了個小紙紅旗，好像是什麽導遊扔下的。農工們邊走邊打聽，終於找到中南海新華門。這些“老屯”確實不懂國家的嚴格規定，不懂國家最高首腦機關所在地的莊嚴神聖，以為那兒還是他們家的田間地頭呢，有人站到警戒線那兒，有人甚至越過警戒線，壹起發聲喊：“胡主席，我們冤枉啊！”

這種冒失行為當然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10人當即被扣留審查，警方了解到他們屬於上訪群眾，並無任何惡意，於是很快通知黑龍江農墾把人接回。此事震動很大，中央有關方面要求查明情況，嚴肅處理並追究領導責任。紅色邊疆農場場長萬某、書記張某被撤職。不過這兩位同誌還是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能力的，沒過幾個月，北安分局重新啟用了他們。

3

真理是比較出來的。

現在就來看看各級領導機關對10名農工“沖擊中南海新華門”壹事形成的處置公文：

中央有關方面要求“查明情況，嚴肅處理並追究領導責任”，這無疑是正確的。

黑龍江省信訪工作領導小組發出2010年1號文件，就此事通報全省，文中說：“決定對省農墾總局北安分局予以全省通報批評，將紅色邊疆農場直接列入信訪工作重點管理單位……省農墾總局北安分局和紅色邊疆農場要認真落實省委和省政府領導的批示精神，采取得力措施，認真研究上訪人的訴求，按政策解決問題，並依法追責。省農墾總局要進壹步加強對信訪穩定工作的領導，督促北安分局和農場認真吸取教訓，查找問題，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改進工作，盡快改變信訪穩定工作被動局面。”

這壹文件明確要求農墾方面，要“認真研究上訪人的訴求，按政策解決問題，並依法追責。”這無疑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體現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立黨宗旨。這些上訪農工不明事理，擅自越過中南海新華門前的警戒線是錯誤的，當然要進行批評教育、嚴肅處理；同時他們上訪訴求中的合理要求，也應當按政策予以落實。

再來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就此事通報全局的2010年“5號文件”。很遺憾，通讀全文，完全找不到對上訪群眾訴求的任何關切。其結語是：“總局黨委要求墾區各級各單位黨政領導，要以此次紅色邊疆農場發生的進京異常訪事件（“異常訪”為專用名詞）為警示，深刻吸取教訓，壹定切實加強信訪穩定工作的領導，做到靠前指揮，進壹步落實責任，加大‘五個力度’，即信訪隱患排查力度、信訪積案處理力度、敏感時期對上訪老戶的穩控力度、異常訪依法打擊處理力度和信訪責任追究力度，堅決做到死看死守，確保不再發生進京異常訪事件。”

什麽叫“異常訪”？“異常訪”又是怎樣產生的？“加大依法打擊處理力度”又意味著什麽？“死看死守”是否符合國家有關法律規定？為什麽不考慮上訪農工的訴求是否合理？

結果是，這壹積案依然江山依舊，“隱患”依舊，上訪人卻被關進勞教所了。後來的事實證明，當飽受欺淩的農工奮起抗爭壹定要“討個說法”時，任何“死看死守”都是無法阻擋的！

4

到中南海新華門前上訪的10名農工的結局是悲慘的。

周國英（女）等8人受到行政拘留處分，富萬榮、張廣傑分別被判處“勞動教養”兩年。2010年3月，這次上訪所謂的“幕後指使人”富萬松，被農場公安人員從山東日照市逮捕歸案，判處“勞動教養”壹年六個月。

這些農工去中南海越線上訪被稱為“異常訪”，農墾當局對於他們的處罰也像是“異常嚴”。

當國家號召退耕還林、植樹造林、保護生態之際，家庭農場的戶主們靠借錢、擡錢，吃大苦流大汗，開荒購苗，然後造林護林養林。他們為北大荒和我們的生活鋪展開壹片盎然綠色，而他們和自己的親人尚無任何收益。他們用血汗為我們留下壹片綠蔭，卻拿不到國家下發的補貼，甚至拿不到自己的《林權證》。他們為了維權和檢舉農場領導弄虛作假、欺騙國家，奔走呼號抗爭了整整7年而無結果，最終卻遭到農場如此嚴酷的處罰，是不是“異常嚴”，自有公論！

現在，吳延敏獨自帶著上學的孩子和74歲的婆婆生活。北安農墾電視臺滾動播出富萬榮、富萬松被“勞動教養”的新聞時，吳延敏總是設法不讓婆婆看到電視，老人到現在還不知道兩個兒子都被關了起來，否則，誰知道老人能不能挺住呢？兒子是個好學生，學業優良，在黑河市壹中讀高中，明年就要參加高考了。老實巴交、辛苦壹生的父親因上訪維權而被“勞教”，會給備考大學的兒子帶來多麽沈重的打擊和心靈的陰影……

在這個美麗的國家，孩子的頭頂應當只有陽光。而父親的遭遇會讓他那顆稚嫩的心靈誤以為這個社會“很冰冷”。

張廣傑的父親84歲，母親79歲，兒子被“勞教”後，嚴華趕緊把老人送到外地的親戚家，她獨自壹人壹邊照料著上學的孩子壹邊看護著那片林地……

吳延敏和嚴華多次去勞教所看望自己的丈夫，富萬榮和張廣傑都心灰意冷地說：“認了吧，沒指望了。”

就在我寫作本文期間，紅色邊疆的造林農戶又打電話給我，說農場剛剛迫使他們簽下“合作造林”的合同。我要問，面對那壹片片飽含造林戶心血汗水的綠蔭，農場管理者究竟拿什麽與農工“合作”了？

只有國家的土地。

北安分局和龍鎮農場管理者堅持認定自己才是國家退耕還林補貼的享受者。在本文的後面，讀者可以獲知，他們直接違反、並壹直在對抗黑龍江省農墾總局2003年下發的文件精神！

我不知道農場領導者想過沒有？林木要二三十年以後才能成材，這些造林戶無地可種，無糧可賣，無木可取，無工資可拿，他們究竟靠什麽活命？墾區管理幹部大都是在北大荒成長起來的農場子弟，曾和父老鄉親壹起度過艱難的歲月，是父輩們流下的血汗養大了第三代北大荒人。今天，這些父老鄉親被逼到這種地步，甚至還把他們關進拘留所和勞教所，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2010年12月16日，總局宣傳部長高先生帶著分局和農場兩級幹部來北京見我時，北安分局壹位負責人對我說，他們不是沒收入，“劉玉雲是退休職工，她可以靠退休金生活。”

錯矣！這位先生完全搞錯了概念，也過於缺少人權意識了。無論劉玉雲是否有退休金，無論她是窮光蛋還是億萬富翁，凡屬她的合法權益都是不能受到侵犯的。她享有的退休金也不是國家和墾區恩賜的，是她用幾十年的辛勤勞動換來的。

舉目四海，天下有壹條到處通行的政治經濟學“潛規則”：沒有節制的權力會讓人變得冷酷。

2010年12月下旬，黑龍江省調查組抵達龍鎮農場，認真聽取了於德清、劉玉雲等人的意見。整個“聽證會”的錄音是頗有教益意義的，請讀者壹閱（參見“第十四節”）。

2011年春節前夕，我和律師蔣媞從北京專程到黑龍江省綏化市勞教所看望了富萬松。他身材瘦削，臉色憔悴，兩鬢白絲如草。他堅決地說：“勞教期結束我出去後，壹定和他們鬥爭到底，鬥爭到死！”站在壹旁的勞教所管理人員十分了解富萬松的情況，說了很多正義和同情的話，我也說了壹些安慰的話，並送給他幾本書和壹份北京烤鴨。

此前我曾多方運作，期望提前解除富萬松的勞教，讓他回家過個團圓年，但我的努力失敗了。離開那裏時，我的心情非常蒼涼。

第六章  大山深處的眼淚

——“情為民所系”的感情在哪裏？

講述人：

劉長水，五大連池市良種場農工
張國才，同上
呂金成，同上

（此案屬於黑龍江省林業系統。審閱本文後，三位農工按下手印。）

2010年9月18日——恰逢我們民族歷史上壹個泣血的日子，五大連池市良種場的三位農工劉長水、張國才和呂金成，在我面前泣不成聲，淚如雨下，他們講述了在古東河林場屢遭欺壓的苦難遭遇。

1

1995年，黑龍江省委提出“再造第二個黑龍江”，鼓勵廣大農民積極開荒，增加糧食產量。

接到上級下達的墾荒任務後，“五大連池市良種場”立即動員本場職工響應國家號召，上山開荒。三位年輕力壯的職工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都是熱血漢子，他們挺身而出。雙方簽署了協議書，考慮到開荒要清林、刨根、整地，每坰地（15畝）投入成本接近2萬元，同時土地還有個“生養熟”的過程，因此合同規定：前5年免收承包費，之後每坰地年收取500元土地承包費，屆時按開發的實有耕地數計算，並按國家在農村改革中普遍實行的規定，壹包30年（1996年至2026年）。

農民是天然熱愛土地的。三條漢子雄心勃勃跑到山坡上踏查這片廣闊的漫坡地。它地處小興安嶺南麓，雜樹叢生，荒草遍地，因數十年的過度砍伐，已沒有什麽像樣的大樹，不過地下遺留了不少盤根錯節的老樹根。三位農民窮得叮當響，哪裏有什麽開荒費，只好求人找銀行貸款，再從民間借“三分利、驢打滾”的高利貸（以10個月為壹年計息，俗稱“擡錢”），各自購買了“東方紅”拖拉機和壹批農機具回來。自此三家老小齊上陣，開始了揮汗如雨的墾荒大戰。冬天砍樹清林，夏天刨根整地。有些千年老樹根能把拖拉機的鏈軌板卡住，人只好冒著生命危險，鉆到機車下面先刨坑，再把樹根鋸開。老樹根清出來了，大石頭搬開了，壹畝畝耕地整治出來了。歷經7年奮鬥，到2002年，劉長水擁有了450畝耕地，張國才擁有了525畝耕地，呂金成擁有了1130畝耕地。3戶家庭農場就這樣辦起來了。可是，望著用血汗澆灌出來的大片金燦燦的小麥和大豆，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歡欣。壹是這裏地處偏寒，無霜期短，畝產不太高，有時大豆還沒收割呢，就被沒膝深的大雪捂在下面了；二是這種漫坡地只能靠天吃飯，雨大就沖沒了，無雨就旱死了；三是那幾年沒什麽優惠政策，糧價不高，農民辛苦壹年也賣不上幾個錢。三位農民盡管處於艱難創業的階段，但從媒體上，他們已經清晰地感覺到中央對糧食問題和“三農”問題的重視。而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美好藍圖已經展開了，他們覺得自己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好日子不會太遠了！

但是，三位戶主沒想到，半路上突然殺出個“劫道”的，他們開始要錢，後來等於要命！

2

2006年2月，與五大連池市良種場毗鄰的黑河市古東河林場突然通知這三位農民到場部交“土地承包費”。場長說，妳們種的地不是良種場的，是我們林場的，我們有“林權證”，應該向我們交承包費。他獅子大開口，張嘴每坰地就要1800元，比良種場合同規定的數額高了近4倍！

場長面帶笑容，和顏悅色，話裏卻暗藏殺機：“妳們如果交不起，來年我們就把土地收回，外包給別人了。”

三位農工傻眼了。這片土地壹直由良種場管理著，怎麽壹夜之間成了林場的？於是，有三個令人不解的問題尖銳地擺在他們面前，同時也擺在我們面前：

第壹，三位農工在這片土地上忙碌了整整10年，開荒創業時林場不吭聲，現在生地養成熟地了，有收成了，林場突然冒出來索要如此高額的所謂“土地承包費”，這不是赤裸裸的宰人又是什麽？

第二，三位農工連年借貸開荒種地，10年來債臺高築，劉長水欠外債11萬元，張國才欠30多萬元，呂金成欠20多萬元，壹旦土地被收回，所有投資付諸東流，等於要了他們的命啊！

第三，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規定，農村土地承包30年不變，後來又說“長期不變”。除非國家需要，誰都不能隨意收回或變更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全國廣大“村長”都知道這個道理，可堂堂的黑河市林業局“直屬”的古東河林場，竟可以對國家規定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儼然成了這片土地說壹不二的“大地主”，想收回就收回，想換人就換人。

三位農民找到“娘家”良種場，場領導也唉聲嘆氣沒辦法。歷史上良種場換了幾任領導，後來的人不知道建場時土地劃屬情況。

2009年，三人委托的代理人趙剛決定查查土地歸屬的歷史底案。

他帶上劉長水、張國才和呂金成，跑到五大連池國土資源局，要求調閱相關土地檔案。不知出於何種“隱秘原因”，他們連等三天，局領導就是不讓查。趙剛火了，拍桌子大吼：“政務公開是國家明文規定的，妳們不讓查，我就告妳們‘不作為’！”壹句話把他們嚇著了。壹查，成立於1980年的五大連池良種場，擁有1984年由黑龍江省政府頒發的128號“土地證”，三位戶主的開荒地正在該證規定範圍之內！而古東河林場的“林權證”是1989年由黑河市林業局下發的。趙剛指出，法律上有“先證優於後證”之說，因此，這片土地的使用權理應歸屬良種場。國家林業政策還有規定，因種種原因“造成林地滅失的”，應“辦理註銷登記”。現實是：三位戶主早已把這片曾經的漫坡林地開墾為耕地，因此應予註銷。

這壹法律糾紛原本是比較容易判決和調解的。古東河林場和良種場原來都歸德都縣（即現在的五大連池市）管轄，按“官本位”的說法是壹個級別、壹個“婆婆”，家裏人的事情總是好商量的。後來，黑河市林業局下令把古東河林場收為“直屬林場”，五大連池市（縣級市）又歸屬黑河市管轄。這就意味著古東河林場的“婆婆”換了，級別高上去了，自然不把小小的良種場放在眼裏了。新世紀初，因為本地另壹位農民所種之地的歸屬問題，良種場和林場打了壹場官司。壹審在五大連池市法院審理，良種場勝訴了，二審在黑河市法院審理，林場勝訴了。從此良種場的領導灰心喪氣，不敢再跟官大壹級的林場鬥下去了。

法庭上唇槍舌劍，“林權證”和“土地證”鬥來鬥去，那些滿天飛的法律術語恰恰掩蓋了壹個最本質最核心的要害：林場領導和林業局就是在爭奪當“地主”的權力！

2006年，良種場還不知道自己擁有合法的“土地證”，面對林場對良種場三位農工的威逼，只能無所作為。場領導說自己“腦瓜皮兒薄，實在頂不過財大氣粗的林場，妳們去告吧，上級如果派人來查，我們壹定如實提供情況。”

古東河林場提出的高額“土地承包費”是三位農工無法承受的。被迫無奈，他們不得不把地裏的活計交給老婆孩子，踏上“上訪”的漫漫征途。

先到了五大連池市，再到黑河市林業局所在的黑河市，三位農工告到的所有部門、所有領導，都只有壹句極其類似的“樣板式”回答：“回去等信兒吧！”然後就是石沈大海，死壹樣的沈默！

黑河市有壹位富有同情心的副市長趙桂英，她到五大連池市搞調研期間，得知三位農工的遭遇，於是出面向林業局“說情”，能否把原來要求的每坰地1800元承包費降到1000元。

林場“恩準”了。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遇上這樣的“大地主”，要命就得拿錢啊。走投無路的農民不得不“吐血”出來，2006年，他們按開荒的實際耕地數，劉長水被迫向古東河林場繳納了1萬元，張國才繳納了2.6萬元，呂金成繳納了5.7萬元，總計9.3萬元。債上加債，雪上加霜，他們忍氣吞聲，欲哭無淚。

請註意，正是在這壹年，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宣布廢止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民“交皇糧”制度，這無疑是中國農民的又壹次偉大解放。此後，中央不斷推出減輕農民負擔、扶持糧食生產、幫扶貧困人口的優惠政策，數億農民歡欣鼓舞。但是，在黑河市的古東河林場，卻是“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另壹片天地。

2008年春節前，農民們接到古東河林場通知：土地承包費每坰地增加到2000元。開荒農民們叫苦連天，只好再次投入“邊生產邊戰鬥”的征程，連同劉、張、呂在內，共有23位農民集體上訪到黑龍江省信訪辦，經調解無效，他們又集體到了北京。

黑河市林業局坐不住了，趕緊派壹位副局長趕到北京，勸農民說：“咱們回家解決，半個月內盡可能給妳們壹個滿意的答復。”壹個月後，黑河市副市長李洪祥帶領相關部門負責人召開了聽證會，聽取農民們的意見。他講得很動情，他說：“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要充分考慮農民的切身利益，切實減輕他們的負擔，農民多種糧食也是給國家做貢獻。”他希望林業局把每坰地的“承包費”再降到原來的1000元。散會後，李洪祥還勸林業局領導說：“我是農民出身，知道農民開荒種地不容易，妳們那壹百多坰地，就給農民種得了！”意思是別收什麽承包費了。

林業局神情傲慢，當場拒絕。林業部門自成系統，地方上有些坐擁其大的“林大頭”根本不聽地方指揮。過後，新到任的古東河林場場長楊玉祥通知農民，承包費降為1800元（算是給了李副市長200元錢的面子），“不交就收地”！

又經農民們再三申訴、上訪、鬥爭，承包費降到1200元。林場大概也覺得農民總告狀，面子上不好看，於是逼著農民簽了壹份合同：每坰地承包費固定為1200元，30年不變（即從1996年到2026年）。農民都按了紅鮮鮮的指印。

3

第二天，農工帶上承包費，紛紛到林場交錢，可仔細壹看場裏拿出的合同文本，變了！30年的承包期，從眼下的2008年算起到2026年，還有19年，場裏的合同文本卻莫名其妙寫成15年。劉長水立即給林場場長楊玉祥打電話，問場裏為什麽把雙方已經商妥的合同條款改了？楊玉祥話裏話外透出壹點兒“意思”，就是農民們必須向他“意思意思”。

歷史已經證明，“長工”跟“地主”是沒法硬碰硬的。劉長水他們知道，為了生存，必須滿足楊玉祥的那點兒“意思”。兩天後，劉長水和張國才帶上2萬元（這是5位農民按照自己耕種土地的數量，按比例湊起來的），來到楊玉祥辦公室。楊假意推托壹番，還是收下了，很快，合同上的15年改回到19年。

2萬元，救了5戶農民4年的命，還算便宜！

嗚呼！在這位“楊地主”說壹不二、無法無天的權力面前，弱勢的農民能有什麽辦法呢？他們能放下地裏的活計，置壹家老小的生活生命於不顧，天天去告狀上訪鬥爭嗎？他們不能。他們沒有時間，沒有財力，沒有“關系”，他們只能逆來順受。更何況正值秋收時節，幾十坰耕地已經夠他們勞累的了。寫作過程中，我幾次打電話給他們核對情況、數據和細節，三位農工都在地裏忙著收莊稼，只能天黑以後“回家再說”。中秋之夜，看著電視裏繁花似錦、載歌載舞的晚會，想到此刻還在地裏揮汗勞作的三位農工，我心裏不免陣陣痛楚……

就在劉長水、張國才用2萬血汗錢“買”回4年合法權益不久，上任不到壹年就大撈臟錢的古東河林場場長楊玉祥因為有人舉報落網了，他把農民送的這2萬元交待了出來。此案由黑河、北安、嫩江三市檢察院聯手合辦，壹紙判決下來，認為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犯有“行賄罪”。劉長水和呂金成聞風而逃，張國才被辦案人員用手銬緊緊銬著，從黑河市押到北安市關了起來，直到家裏交了5000元保釋金才放出來。

農工當然不服，他們質問說：“這是楊玉祥索賄，應當辦他的罪！本來按商定的合同，我們還有19年種地的權利，林場硬給改成15年。我們為了活命，被迫無奈才送錢給楊玉祥，而且是5人湊的錢，按法律規定也不夠判罪的！”

但法庭認定，送錢到楊玉祥辦公室的劉長水和張國才是“行賄實際操作人”，2萬元全部算在這兩人頭上，就夠上“行賄罪”了。於是，北安市法院於2009年10月發出第71號《刑事判決書》，判處劉長水、張國才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判決書”中如實說明了是“五人商量後湊齊人民幣20000元，”並宣布，“本院認為，被告人張國才、劉長水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構成行賄罪……”

本來屬於農工的權利，被貪官汙吏悍然剝奪，訴求無門又打不起官司的農工，被迫以如此可憐的行為，來保護和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這難道叫作“謀取不正當利益”？

許多年來，全國各地發生的驚天大案數不勝數，索賄和行賄的數額都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而五大連池這個案子把5個農工湊的錢算在2人頭上，本身就不符合事實也是有違法律的。劉長水、張國才兩位農民被“判二緩三”，受賄的楊玉祥被“判三緩五”！辦案人員能把這個案子辦到如此程度，能對兩個農民如此嚴加懲處，“黑包公”活在今日也當有愧蒼生！

也因此，劉長水、張國才跑到哈爾濱來見我時，還在緩刑期之內，當屬“有罪之身、逃亡之旅”！

4

2008年，古東河林場逼迫農工們簽署了“每年每坰地交納1200元承包費，壹包30年”的合同，後來又命令農工補交了200元，實為1400元。為了保住活命田，農工們也認了，都按下血手印了。

但貪欲是無止境的。2009年初春，古東河林場又發出通知，嚴令農工於3月26日之前（這壹天是該場規定的每年必須交費的最後期限，就像楊白勞過的“鬼門關”），必須上交每坰2200元的“土地承包費”。

他們又壹次悍然撕毀了已經簽署的合同！

所謂“土地承包費”連年遞增，年年瘋漲，什麽天地公道、黨紀國法、合同法規、道德良知，在古東河林場領導人眼裏什麽都沒有了，只有金錢，滾滾而來的金錢！

又壹輪憤怒的上訪開始了。黑河市林業局副局長高某傲慢地回答：“地是我們的，我們想漲就漲，誰都管不著！”

劉長水、張國才知道自己是“有罪之身”，不能再到省城和北京上訪了，他們只能懷著壹絲微薄的希望，由張國才獨自出面，將古東河林場告到五大連池市法院。

結果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在某些“暗無天日”的陰暗角落，弱者的命運只能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2010年8月13日，五大連池法院發出第243號《民事判決書》，文中赫然寫到，原告張國才是“自願與古東河林場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書，主動向古東河林場交納的承包費用。”既然妳是“自願”和“主動”的，因此，妳又來狀告古東河林場收費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判決如下：“駁回原告張國才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3889元由原告張國才負擔。”

強奸民意到了如此程度，真是駭人聽聞！

張國才他們當然不服，又上訴到黑河市中級法院。劉長水他們含淚對我說：“就是拿腦袋撞石頭撞死了，也要拼到底！反正是個死！”

古東河林場現任場長劉某的腦袋看來遠比農民硬得多，他對農民也發了狠話，他信心百倍地說：“這場官司妳們要是能贏，我把劉字倒著寫！”“妳們不是到處告狀嗎？等我把官司贏下來，明年妳們交多少錢也不讓妳們種了！”

5

現在我要跟古東河林場和黑河市林業局算算總賬。

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三位農工，從2006年到2009年，共向古東河林場繳納69.9萬元所謂“土地承包費”。此外，根據我收集到的壹份《古東河林場土地收入明細表》，上面清楚表明，僅從2005年到2007年三年間，另有183名農工向該場繳納“土地承包費”總計509萬元。那麽加上近三年的，這個小小的林場僅此項收入總額肯定在上千萬元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黑河市林業局作為管理部門，其宗旨理應定位於“貫徹國家政策，服務基層工作”，但也許是為了“加強基層管理”吧，1997年，他們把古東河林場等7個林場劃定為“直屬林場”。壹個古東河林場僅所謂“土地承包費”的收入就達上千萬元，7個這樣的“直屬林場”天天圍著黑河市林業局轉，這大概就是該林業局強硬支持古東河林場的根本原因！

古東河林場和黑河林業局的這筆巨額收入，是不是需要審計壹下呀！

新世紀以來，國家在退耕還林、植樹造林、保護生態方面做出壹系列嚴格規定，嚴禁毀林開荒，違者從嚴查處。但外包土地的高額利潤確實讓古東河林場喪心病狂了。張國才說，2009年和2010年，古東河林場在自己立起的“封山育林”的牌子後面，毀林開荒總計約400畝。張國才手中就握有錄像證據！

現在，這三位農工還在與古東河林場“打官司”。

黑河市中級法院“依法做出終審判決”：劉長水、張國才、呂金成敗訴。三位農工被迫申訴到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前不久，真正“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黑龍江省高院莊嚴裁決：“此案發回重審”並“停止原判決的執行”！

我們拭目以待，看看在社會主義黑河之天下，究竟還有沒有公理存在？

第七章  強行攤派的神秘“稻種”

——高價“服務”：“統壹”還是壟斷？



國家《種子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種子使用者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購買種子，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幹預。”



講述人

      劉景奎，40歲，建三江分局濃江農場農工
      張曉敏，女，38歲，同上。
      張桂榮，女，49歲，建三江分局青龍山農場農工
      張    欣，30多歲，青龍山農場農工



劉景奎，高高的個子，膚色如鐵，身材挺直，聲音洪亮，壹聽講話就知道他是屬於有知識有文化的新壹代農民，更是壹條響當當的漢子。他寫了許多類似七言詩之類的順口溜，來描述他在濃江農場生活的感受。訪談結束後，他把其中的幾首發到我的手機上，詩中充滿憤怒與悲愴。如《喪天糧》：

滿懷憧景北大荒，

農場坑農賠精光。

妻離子散無居所，

負債累累難回鄉。

再如《怒秋田》：

凜風飄雪初春寒，

揮汗灑淚盼豐年，

蚊叮蟲咬傷未愈，

當官可知我可憐？

“憤怒出詩人”。我相信，壹個農民不會因為喜歡寫詩而編造如此悲慘而憤怒的謊言。

濃江農場對上訪人員控制極嚴。劉景奎是以“購買農機具”的名義，張曉敏是以“出門串親戚”的名義，跑出農場來見我的。

1

劉景奎，原是黑龍江省綏化地區五營鄉的農民，他能吃大苦耐大勞，又雄心勃勃，壹直覺得在家鄉承包村上的那點土地無法施展抱負，更難發家致富。聽說農墾系統建三江那邊鼓勵農民承包大片土地，發展家庭農場，2005年，他和妻子帶上11歲的孩子，舉家搬遷到濃江農場第五作業區。他的這種身份不屬於農場正式職工，因此被稱為“代耕農”。

張曉敏身體瘦弱，說話低聲細語，她家在濃江農場第壹作業區。

2005年，劉景奎購買了壹些農機具，包地135畝，第二年又包地175畝，全部種上了水稻。正當他準備大展宏圖之際，卻遇到壹個令他和廣大農工極為困擾的問題：近幾年，濃江農場以“大面積作業”和“統壹管理”為由，向所有農戶實行“統壹供種、供肥”——這當然是正確和必須的。但是，墾區既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有大農業企業”，在統壹向自己所屬的家庭農場和廣大農戶提供生產資料方面，無疑應當遵從以下原則：質量品質應當是令人放心的；價格應當是更加低廉優惠的；服務應當是更為周到全面的。只有這樣，才能無愧於社會主義企業的光榮稱號，才能體現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

實際情況呢？劉景奎和張曉敏說，濃江農場統壹供種供肥的價格普遍高於市場價，而且是說壹不二的“霸王價”。“妳種我的地，就得買我的種子和化肥。”而且強行攤派，不得自行外購，不買本場的種子和化肥，就不發“種糧補貼”。如2010年，每噸化肥市場價格在1680元左右，濃江農場卻賣到1980元壹噸。

農工們說，“當爹的”賣給“兒子”的東西，全是高價！

現在就來看看濃江農場強行推銷的神秘稻種“空育 131”。

2006年，農場要求所有種稻農戶必須統壹使用“空育131”稻種，結果稻田普遍發生大面積“稻瘟”（俗稱“掐脖瘟”，即稻穗底部受病枯死），水稻畝產驟降至700斤左右，平均每畝減產200至300斤。這壹年，劉景奎等大批種糧戶賠錢了。農戶們為此到場部提出意見，說場部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給我們造成嚴重損失，應當予以賠償。

場領導回答說，“這是天氣異常，自然災害，不是稻種問題。”

劉景奎等農戶反駁說：“為什麽在同樣的氣候條件下，在同壹地塊，種植別的稻種生長情況良好，畝產很高，而種植‘空育131’就發生大面積稻瘟？說明農場統壹發售的‘空育131’抗病性很差，這只有三種可能：其壹，它不是良種；其二，它曾經是良種，但種植多年後現在退化了；其三，農場提供的不是符合國家標準的高質量的種子。”

領導無言以對，但遲遲不給答復。劉景奎等大批農戶被迫到地處哈爾濱的農墾總局上訪。他們剛下火車，就被濃江農場和建三江分局的工作人員截住，領他們到了壹家旅店，說“妳們不必上訪了，影響不好。我們已經決定，根據農戶受災情況，由‘陽光保險’負責理賠。”

接著，濃江農場與受災農戶達成協議：畝產800斤以上的不賠；畝產800斤以下的，由農場普遍推廣的“陽光保險”負責理賠。劉景奎說，這種“陽光保險”的操作也是不合理的，農戶每年必須按每畝5元交費，而且不給收據，不給保單。

2006年，劉景奎獲賠9000元，杯水車薪。但獲賠本身就證明濃江農場強行推銷的“空育131”稻種是有問題的！

2007年，濃江農場依然強行要求農戶按照自己承包耕地的畝數，購買60%的“空育131”稻種，其余40%的稻種可自行選擇。這年劉景奎吸取了教訓，沒敢多種，損失較小。

2008年，濃江農場依然故我，繼續強行攤派“空育131”。劉景奎沒有大面積包地，幸免於難。許多農戶被迫從農場以高價買回“空育131”稻種後，只是象征性地種上壹部分，大部分當“高價大米”吃了，或以低價作為大米售出。農場只對強行攤派進行嚴格“管理”，只要妳把“空育131”買回去了，種不種、種多少？即不再多管。濃江農場第四作業區的孫長山等十幾戶聽話的農民大面積減產，損失慘重。他們集體上訪到北京，來自高層的壓力迫使濃江農場再次向受災農戶做了理賠。

2010年春，濃江農場仍然是“壹切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而且由往年的“白種”（即帶殼稻種）變成了“包衣芽種”（即已經催芽並包上農藥的種子），“白種”價格壹般在1元多錢壹斤，芽種卻賣到3.3元壹斤！

農場還要求，農戶在壹般作業區承包的耕地，種植“空育131”面積必須達到70%以上，示範帶（即靠近交通要道的耕地）種植率必須達到百分之百。拒絕不種、違抗命令者，不發給水稻良種補貼（每畝15元），明年還要取消承包資格。有的領導在會上對農工們說：“妳們種農場的地，就得聽農場的喝（咬喝），妳要想找公平，就去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現在地火，有的是人想種，妳愛種不種，不種就滾球子！”

結果，到2010年7月中下旬，農戶們發現，凡是種植“空育131”的又發生大面積稻瘟。8月19日，四區的劉景奎、壹區的張曉敏等10戶農民找到場部反映意見，場長劉誌波出面接待。農戶們說，“損失是因為農場強行要求我們統壹購種造成的”，因此應由農場按正常收成予以賠償。

劉誌波態度很和緩，似乎也很理解農工焦急的心情。他說，損失面那麽大，農場全面賠償是不可能的，農工家裏生活困難的，有孩子上學的，我們可以賠壹部分。

張曉敏家種了600多畝地，損失慘重，她說：“損失是共同的，有的賠，有的不賠，不公平，我們不能接受！”

劉誌波面帶微笑，拍拍張曉敏的肩膀說：“沒事，慢慢接受吧。”

在濃江農場無法解決問題。2010年8月21日（星期日）上午9時許，10戶種稻農民上訪到建三江分局。值班人員說“領導不在”，10戶農民不肯走，壹直等到下午3時許，從樓裏出來壹位戴眼鏡的領導（後來得知他是建三江分局的局長）。農戶們紛紛向他反映“空育131”稻種的問題，局長搖頭予以否認，說“‘空育131’是建三江的主打品種，抗低溫，米質也好，妳們不懂！”

張曉敏等人說：“妳不種地不知道，‘131’已經有過多年病史，把老百姓坑苦了，為什麽妳們還強迫我們種？”

局長說：“有的損失是自然災害造成的，不能怪種子。”

劉景奎說：“‘131’已經坑我們好幾年了，有些農戶寧可把‘131’倒進壕溝裏，改種別的稻種。同壹地塊，別的稻種都豐收了，‘131’卻大面積稻瘟，用‘自然災害’能解釋得通嗎？”

局長說：“技術問題妳們不懂，我找技術人員跟妳們說！”然後他打電話叫來幾位技術員，他卻走掉了。

2010年9月23日，濃江農場各作業區召集農戶開會，第四區約有150人到會。大家都站在院子裏，管區幹部大聲說，場部決定，從今天開始，各農戶“預定2011年稻種”，所用稻種全部由農場提供，不得自行外購，並要求30%的耕地必須種植“空育131”（不知為什麽種植面積逐年降低？），另外70%的耕地，可在農場提供的稻種目錄上“自行選擇”。

農戶大嘩，紛紛表示抗議和不滿。但沒人聽。

2

近幾年來，在強行售賣“空育131”稻種的問題上，農場和農戶已多次發生沖突，幹群之間的矛盾和情緒日趨激化。在壹次露天的農工會議上，管理幹部吼道：“我不操妳媽，妳們不知道我是妳爹！妳們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農場的政策就這樣！妳們再上訪，來年就別想包地！”

2010年9月29日，各管理區又電話通知農戶，趕快上報明年購種數量。毫無疑問，對於種植“空育131”稻種的廣大農戶來說，2011年可能又是提心吊膽的壹年！

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濃江農場。同屬建三江分局的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說，她所在的農場也壹直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拒絕不種者不發良種補貼。2010年，為逼迫廣大農工種植“空育131”，青龍山農場同樣強行推銷不能吃、不能賣、也不敢種的“芽種”。

我手中有壹份青龍山農場與農工簽訂的《2010年農業生產承包保證書》，在“統壹供種”條款中赫然規定了如下霸王條款：“2010年分公司（即該農場）100%統壹供種，品種按分局（建三江）推廣品種供給，其中水田100%供應芽種，並統壹包衣（農藥）……對於沒有完成分公司統壹供種的種植戶不能享受良種補貼，同時按照供種協議面積，不予返還每畝10元的技術保證金。”協議還規定，“每畝供種4.5公斤”。

農場強賣，農工不得不買。張桂榮說，農工們花血汗錢把“空育131”稻種買回來，卻因多年減產、絕產的慘痛教訓，很多人不敢種。往年農場提供的都是“白種”，可以當“高價大米”吃掉或賣掉。2010年農場提供的是包了農藥的“芽種”，不能吃也不能賣，餵雞餵鴨都不行。張桂榮被迫花費近萬元，從農場購買了“空育131”稻種，大部分扔掉，然後又花了2.3萬余元，在佳木斯種子公司購買了別的品種稻種，秋後她種的少部分包衣“空育131”得了稻瘟病，自行購買的稻種幸免於難。張桂榮說，她所在連隊的農戶，大多數把農場強賣的“空育131”稻種扔掉了！

我不得不提出疑問，濃江、青龍山等農場（據劉景奎、張曉敏、張桂榮反映，這個問題同樣發生在建三江分局的其他農場）的農戶不斷反映、不斷告狀、不斷上訪，以大量事實證明“空育131”稻種連年發生稻瘟，造成大面積減產，使農戶遭受嚴重損失，為什麽管理部門依然我行我素，強行攤派？如果為了“統壹生產和經營”，自定的“霸王價”為什麽又大大高於市場？這不成了壟斷性經營了嗎？

我看到，在“空育131”稻種的包裝袋上，赫然印有“北大荒集團建三江種業有限公司”的字樣。我查閱了農場強行“供種”收費後給農工的大量收據，所有票據都是“黑龍江北大荒種業集團”提供的。前鋒農場農工收到的票據上就印著：“黑龍江北大荒集團建三江種業有限責任公司前鋒分公司”。

我手頭有壹份證據：即2010年因“空育131”稻種遭災獲得“陽光農業保險公司”理賠的名單。據說，農戶的收成必須損失在四成以上才能獲得理賠。在嚴格控制獲賠範圍的前提下，已經公布於眾的該名單顯示，僅濃江農場第壹作業區、第四作業區就有285戶獲賠，近8萬畝地受災！那麽，全濃江農場有多少地受災呢？全建三江分局有多少地受災呢？

多年來，墾區管理者壹直堅持“天災”的說法。

種子是個非常復雜的科學性很強的問題，我非專家，不能貿然做出什麽結論。“空育131”到底是不是抗寒抗病能力強的種子？還是使用多年、已趨退化的種子？亦或是個別農場提供了不規範的“空育131”種子（有農工猜測，會不會有人以未經嚴格篩選的“空育131”商品糧代替種子以謀取暴利）？這些都需要進行嚴肅認真的調研。但是，壹個可以確認的前提是，廣大種稻農工不可能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無事生非，非把壹個可以讓他們發家致富的高產的優良稻種說成是劣質稻種，為此四處奔波，多年來不斷上訪告狀——“空育131”壹定讓他們吃夠了苦頭！

這究竟是為什麽？哪怕是壹個兒童，也不會硬說嘴裏的糖果是苦的呀？就此問題我進行了更廣泛的調查。農工們坦率地說，如果是好的真正的“空育131”稻種，米質不錯，吃起來口感好，加工出來好看，但單產低，抗病性差，因此多年的“掐脖瘟”壹直纏繞著“空育131”。這就產生了壹個尖銳而巨大的矛盾：農場向社會出售“空育131”大米可以獲得較大利潤；而農工靠貸款種稻子，他們只希望保產量保回報，害怕因稻子患病遭災而搞得血本無歸。管理者強迫種，農工們害怕種，“空育131”之爭，就這樣成了兩個利益群體之爭和幹群之爭。

我的問題是：

第壹，國家《種子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種子使用者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購買種子，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幹預。”農場應當按法辦？還是應當按官方意誌辦？按官方意誌辦了又遭了災，誰來賠償家庭農場動輒幾十萬元的損失？

第二，墾區管理機構賣給家庭農場、廣大農工的種子和其它生產資料，價格比市場還貴，而且不許農工自行外出采購，“統壹經營”是否就此變成了壟斷經營？

空洞的爭論沒有意義，正確的結論只能來自實際。正如農工劉景奎對黑龍江省調查組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我們老百姓就認‘死理兒’：讓我們豐產高產、發家致富的種子就是好種子，讓我們減產絕產、傾家蕩產的種子就是壞種子！”

3

由農場造成的損失年年在繼續，土地承包費也年年見漲。2010年，濃江農場規定每畝耕地上繳承包費320元，每坰地高達4800元。至於國家惠農政策規定的“糧補”到底應當發放多少？農場根據什麽理由克扣了多少？管理者們從來沒有公開、透明地說明和解釋過。本文中所寫到的各農場所有上訪農工、農民，都沒有聽到過農場關於國家有關政策和落實情況的通報。他們就像“長工”，老老實實地聽咬喝、種莊稼就行了。

據了解，在墾區許多農場還普遍實行壹些令人不解的“規定”：如每年農戶交納各種費用必須“上打租”，即開春就把壹年的承包費、技術保證金、飛機航化費（每畝收費16元）等等各種款項，甚至包括可能發生的“罰款”壹次性交齊，年終再“多退少補”。

我查閱了青龍山農場制定的、農工必須簽名同意的“2010年農業生產承包保證書”，其中赫然列出19項可以扣掉農工預交的每畝20元技術保證金的理由。農工觸犯其中任何壹項要求，技術保證金就會被全部沒收或部分沒收。

開春備耕，正是廣大農戶用錢的緊要關節，為了交納“上打租”費用，農戶們不得不向銀行貸款或四出借錢、“擡錢”，否則地就種不成了。壹年年下來，廣大農戶形成了壹個令人痛心的經濟生活“模式化怪圈”：開春備耕，向銀行貸款，向農場交納“上打租”；秋後賣糧，償還銀行貸款和利息，然後再貸款交“上打租”、備耕。如果年景不好或遭了災，農工們就成了為農場和銀行“扛活”的“楊白勞”。

農工們普遍反映，農場的承包費“災年不降，年年見漲，沒有上限”。

此外，非常奇怪的是，秋後農場對農戶賣糧也嚴加控制。糧販子到農場各家各戶購糧，必須把數萬或十幾萬、數十萬的購糧款打入管理區幹部個人的賬戶，管理區才能出具“路條”，讓糧販子把糧運走。

劉景奎說，他賣糧時，與其交易的糧販子必須把購糧款打入第四管理區主任的私人賬戶。

張曉敏說，她的賣糧款必須打入管理區出納的賬戶。

從開春供種供肥到秋後賣糧，農戶們就這樣受著農場的嚴格控制、“統壹管理”，按照他們的“霸王條款”辛辛苦苦地勞作著、犧牲著、“奉獻”著。

濃江農場的各項收費也高得驚人。全場推行農田井灌時，張曉敏等種植戶打了兩眼井，收費高達3.4萬元，另外每畝收“水電線路費”高達2950元。

說到這裏，張曉敏落淚了，她說：“現在我們種地不容易，頭上懸著壹把刀啊！”

4

劉景奎說，在濃江農場包地的“代耕農”很多是從黑龍江省綏化和慶安地區來的，農場流傳壹句順口溜說，“綏化慶安大虎B，賠了壹批來壹批。”他存有壹封今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上訪信，摘要如下：

由於農場近年來都是“統壹供種”，而且今年供的是水稻芽種“空育131”，並強制我們種植戶必須種植，種植面積要達到70%，示範帶100%（公路兩側），不種131就不發補貼。而且不允許我們大面積種植其它品種。現在種植的131稻種大面積發生我們無法防治的病害，且病害正在繼續漫（蔓）延，已造成無法估計的經濟損失。我們種植戶都是貸款和“擡錢”種地，每年就靠糧食收入來維持生活。現在我們已沒有經濟來源，傾家蕩產，壹貧如洗，今後的生活無法保障……農場領導幹部的做法與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依法治國、以人為本”大唱反調，農民的真心感受只有渴望與無奈。

我們不想種植“131”品種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品種抗病能力低，發病率高。2006年秋天已經給我們種植戶造成嚴重減產，不少地塊絕產。2007年至2009年期間，農戶為了保住承包地，無奈從農場種子公司購買來高價的“131”種子，只能作為“口糧”吃掉，吃不完的又作為商品糧低價出售。2010年，農場又統購統銷“131”芽種，沒有發票、生產許可證、檢疫證、合格證，農民真的沒有辦法，扔不起才種。下決心把“131”品種扔掉的種植戶，改種其它品種，都獲得了大豐收，其他農戶種植的龍粳20、龍粳25、龍粳26、龍粳29等品種，都沒發生病害，可惜農場不讓我們種植。

農場的強制購種已經違反了《種子法》第39條、第41條、第69條之規定，嚴重違背了國家制定的惠農惠民的政策。當農民種了農場不抗病的種子受到巨大損失的時候，農場領導幹部互相推諉扯皮，百般抵賴，不予賠償，老百姓在狀告無門的情況下只有信訪，請求中央領導派人實地調查。我們所反應的情況都是屬實的，絕沒有半點偽造的不實情況，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劉景奎這樣形容自己的勞動生活：“起得比雞早，睡得比貓晚，幹活比驢多，吃的比豬差。”談到上訪，他決絕地說，他和其他上訪農戶相約，不能成群結隊壹起上訪，以避免“全軍覆滅”，大家要“輪番上陣，前仆後繼”，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劉景奎說，為避免上級了解真實情況和農工們的不滿，濃江農場對廣大農工特別是上訪人員采取了極為嚴格的控制手段。訪談中，我與同在濃江農場、多次上訪的盧鳳琴通了電話，盧鳳琴說，她現在“走哪兒都有人跟著，實在出不來了。”劉景奎說，每有領導來檢查工作，農場都派人把守住各個路口，嚴禁農工們接近。

有壹次，建三江農墾分局搞“稻米節”，有高層領導前來，農場把有意見、敢說話的壹些農工拉到附近飯店，好吃好喝好招待，門被反鎖著，不許出去。等上級領導和貴賓們走了，才把農工們放出來。

我在北大荒當過知青，從事過農業勞動。我知道那裏耕地廣闊的勞作條件和特點。

以往，為耕種方便，農戶的育秧大棚都靠近自己承包的幾百畝或上千畝的地塊。為了發展“觀光農業”、“旅遊農業”，濃江農場把農戶大棚集中起來，說是搞成“大棚基地”，實行“統壹管理、統壹育秧”。劉景奎等人說，這是不切實際的“面子工程”，大棚需要農戶重新購買，育秧也還是各家各戶自己去大棚勞作，結果大棚離自家的地遠了，運秧又增加了用工和費用。劉景奎說，這些“觀光農業”真是“惠農變坑農，勞民又傷財。”

青龍山農場張桂榮講，“農場為了顯示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大農業’，強行要農工統壹購買農場提供的大棚卷簾門，每個門收費1850元，那有啥用啊？”“為了好看的‘統壹工程’，農場騰出壹塊空地，讓農戶們把自家的農機具集中起來統壹存放，可既沒有遮風的也沒有擋雨的，而且還要收費。自己花錢買的農機具，風吹雨淋能不心疼嗎？可是在自己家的庫房裏存放，連隊也要收費！”

今年，張桂榮在自家庫裏存放農機具，場裏竟然收費2300元！

這壹切是“服務”還是剝奪？是扶農還是害農？

2010年10月14日中午，劉景奎致電給我說，前幾天濃江農場又“政策”突變，正式開會通知農戶，2011年不再以現金方式收取“土地承包費”，而改成交糧（大概因為糧食不斷漲價，行情看好）。張桂榮說，青龍山農場現在正強迫我們交“任務糧”，每畝上交480斤稻子，收糧的票子上竟然不標明價格——會不會隨時壓價呢？而且，農場還強迫農工們把糧食送到給價很低的場部“糧食中心”，不得送到其它地方。

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2006年即已莊嚴宣布廢除延“交皇糧”制度的今日，濃江農場竟然反而變本加厲了。

我算了壹筆賬：2010年，劉景奎上交的土地承包費為每畝320元。按照濃江農場的新規定，2011年每畝地上交水稻213公斤，按水稻收購均價每公斤2.5元計算，農戶每畝土地承包費實際上漲到632元以上，同比漲了近壹倍。

經上網查詢，“空育131”搞得建三江民怨沸騰已經有數年之久。2006年，農工們就開始對建三江分局所屬農場強行派購稻種“空育131”發出聲討，媒體也做了不少報道。這就是說，“空育131”年年發生稻瘟，不能年年都怪天災吧？

現將有關網文和報道附錄如下：

“空育131”：是天災還是人禍？

(2007-09-30 22:58:00)

用收購來的帶病商品糧充當稻種強行賣給稻農，壹片片水稻沒等成熟就大面積枯死，國家良種補貼變成了偽劣稻種，稻農血本無歸，欲哭無淚。這就是發生在黑龍江農墾建三江分局859農場的坑農害農事件。

本網訊：日前，本網接到黑龍江農墾建三江分局859農場幾個生產隊村民的來信，反映農場領導利用手中的權利，把收購來的帶病商品糧充當稻種，強行高價賣給稻農，截留國家給農民的良種補貼，撈取不義之財，致使全場發生大面積稻瘟病，給稻農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據村民介紹：今年他們種的稻種都是“空育131”，這是壹種緊穗稻種。這個品種2005年在本地就發生了稻瘟病。因此，稻農今年都不願意種這個品種。但是，今年春天，農場卻強行推行這個品種。生產隊的領導對稻農說：“如果不種這個品種，農場就不給良種補貼。”被逼無奈，稻農們只好在農場種子公司領取了這個稻種，但國家良種補貼現金卻由場裏從稻種中直接扣除。對此，有些農戶怕受害，就把每公斤3元多錢領回的“空育131”當成商品糧賣了或磨成米吃了，寧可花高價虧了，也不種這個稻種，再去買別的品種。這個場的11隊稻農以及其它隊的壹些稻農，出於對農場的高度信任，加之手中沒錢去買別的品種，只好聽天由命，種上了“空育131”。

據村民反映：859農場的這些作法實在太霸道，農戶選種都身不由己。強行截留扣取國家給農民的良種補貼，更是違反了中央關於“良種補貼必須以現金的形式直接發放到農戶手中”的規定。同時，農場發給的“空育131”稻種，根本不是從種籽基地調來的，更不是專業地塊，專業人員培育出來的。而是從農戶中收購上來的商品糧，經過精選，包裝後就充當種籽賣給了稻農。場裏收購時每市斤8角多錢，賣給稻農卻是1.59元，價格翻了壹倍。這其中牟取的暴利還有待調查。

事情如果僅此而已，農戶們也就忍氣吞聲的認了。可是更讓稻農們傷心和憤怒的是：水稻插完秧後，凡是農場發放的“空育131”稻種育出的秧苗都開始發病。為了防治稻瘟病，從6月底，稻農們就整天奮戰在水稻田裏。按場裏要求噴灑各種農藥，壹遍不行，就噴二遍三遍，但最終還是眼睜睜看著秧苗死去。每畝地僅藥費就支出20元到30元，結果是稻、財兩空。這個場的11隊已有3500畝稻田發生了稻瘟病。其中1500畝已絕產，剩余的2000畝，也死了壹半。目前，稻瘟病還在漫延，秋末將全部絕產。稻農於山家種的280畝“空育131”水稻，已絕產200多畝。壹些插種幾十畝、上百畝的稻農，已全部絕產。放眼發病稻田，稻穗全白，放把火就能點燃。

面對這人為造成的災難和損失，農戶們紛紛找農場要說法，討公道。農場的答復是，已請農業專家鑒定，結論是：不是種籽的事，是水稻戶自己管理不好造成的。但事實卻否定了專家的所謂鑒定。同樣壹個稻池子，壹樣的管理，壹樣的種植，為什麽別的稻種就壹點病沒有，長勢特別好。稻農於山除了場裏發放的“空育131”，還從佳木斯賣了另壹個品種的稻種卻沒有壹點病，現在稻子已壓圈，豐收在望。這樣的事實在全場隨處可見，而場領導和所謂的農業專家卻視而不見，硬說稻瘟是空氣傳染。但為什麽只傳染“空育131”，而不傳染別的稻種？場裏卻拒不解釋。

非但如此，據了解，場裏最近針對此事采取了高壓政策，明令各生產隊嚴加管理，不許四處上訪。並且宣布：誰要上訪，就取消明年的包地資格。另據農戶舉報，今春農場在不給收據的情況下，強行向農戶多收取每畝10元的包地費。

據了解，859農場共有水田面積20多萬畝，今年全場插種的水稻品種大部分是“空育131”，保守估算，今秋全場將有幾萬畝的水稻顆粒無收。

構築國家糧食安全，重視解決三農問題，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決策。今年，建三江墾區已被國家命名為“綠色米都”。面對大好機遇，作為黑龍江農墾基層管理單位的859農場，本應為當地農戶保駕護航、排憂解難、服務於民、致富於民，反而做出這些損害農民利益的事情。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形象，嚴重阻礙黨中央關於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偉大目標的貫徹實施。

本網將繼續關註事態的發展，並進行跟蹤報道。

       （中國百姓權益網）



新浪網友:2010-08-10 17:57:54 [舉報]

妳好！ 這段時間我們農場的稻瘟病很嚴重，上網查詢抗病方法時，無意中看到您07年寫的《空育131，天災還是人禍？》，沒想到三年後故伎重演，我們農場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

我們是黑龍江省建三江管局勤得利農場，與報道中的859農場同屬三江管局。今年，我場場領導在全廠範圍內強行攤派“空育131”稻種，所有使用該稻種的稻田，截止目前已有80%患稻瘟病，很多稻田近絕產。很多農民貸款數十萬元，此次全場稻田發病，致使非常多的農民不僅將多年的積蓄全部賠光，還欠下了數十萬的貸款。我暑假回家，看到鄉親父老整日唉聲嘆氣，希望能幫助他們討個說法，但憑我目前的能力，很難獨自完成，看到您的文章，我頓時感覺深有同感，希望您也能為稻農們伸張正義，以免再危害他人，謝謝您！

新浪網友2010-08-24 07:12:31 [舉報]

空育131實在害人不淺，我今年也種植了250畝“空育131”，現在損失7成以上，原因也是種子問題。農場買給我們的種子根本不是正規繁育的。而是從農戶手中買來的商品糧，農場今年不讓農戶自己出去購種，必須買農場的種子，否則不給種子補貼。而農戶不想買131想要買別的種子，農場卻供應不上。致使我多年積蓄全部賠光，還欠下十幾萬貸款，我壹個農民不知找誰申訴，希望有好心人為稻農們伸張正義。

豐收時節吞苦果：天災還是人禍

2006年09月30日 來源：經濟參考報



農場強行指定購種渠道，農戶自購種被倒進水溝

談起稻種的來源，前哨農場的許多農戶都感到氣憤不平。他們告訴記者，購種渠道只有壹個，那就是農場規定必須在建三江農墾分局種子公司前哨種子分公司購買，沒有其他可選擇的余地。因為妳不在那兒購種，就甭想得到國家給的補貼。

在前哨農場租地種的60歲老漢馬樹興和老伴劉誌榮向記者哭訴了壹件傷心事。今年春天，他們覺得農場指定的“空育131”經過多年種植，已經抗病力低，所以就不打算種了，自己從慶安縣買了11編織袋別的水稻種。沒想到正在浸種之際，農場的人來檢查。農場第二管理區主任鄭勝良壹看不是在農場購的“空育131”，竟然把他家正在浸著的種子倒進了門前的水溝裏，老兩口望著被倒掉的五六百斤稻種放聲痛哭。馬老漢說，農場不僅倒掉了他家的稻種，還揚言到秋收時要再罰1000元錢。

和記者講話之際，馬樹興就跳進了水溝，頃刻間就撈起了許多稻種，馬老漢說，這就是被倒掉的稻種，有五六百斤，太讓人心疼了，可是直到現在也沒找到說理的地方，更不知找誰賠。

馬樹興說，雖然稻種被倒掉壹部分，可他仍然堅持種了200畝被倒掉的品種，另有70畝種的是農場指定的“空育131”。馬老漢指著壹片穗大籽粒飽滿的稻田說，這就是被倒掉的品種種出的水稻，現在豐收賺錢已成定局。而另70畝農場指定品種種出的稻子，卻得了嚴重的頸瘟病，賠本也已成定局。

前哨農場第二管理區主任鄭勝良接受記者采訪時承認，農戶的稻種“是被我給倒了”。他解釋說，馬樹興家自購的稻種糙米很多，是不合格的種子，所以不能允許他種。當有農戶現場提出馬家自購稻種畝打糧很多並取得了豐收時，鄭勝良說：“就是打壹萬斤，妳的種子也不合格。”

鄭勝良說，農場推廣的“空育131”有長勢好的水稻。隨後他帶記者參觀了壹片長勢非常好的水稻田。可是等鄭勝良走後，該片水稻田的主人卻告訴記者，這片水稻的品種是壹種“390”，根本不是“空育131”，她家的“空育131”也得了嚴重的頸瘟病。

農場自制“壹號文件”，強收技術保證金和保險費

在前哨農場采訪，農戶還反映，農場不僅強制他們購種，還強制他們參加農業保險，強行收取他們種地的“技術保證金”和“植保金”。

該農場在2006年自行制定了壹個“壹號文件”，這個文件與中央的“壹號文件”相背離，新增加的壹些農戶負擔嚴重沖抵了中央惠農政策。農戶給記者復印了壹份前哨農場自行下發的“壹號文件”——《黑龍江省前哨農場文件(哨場發[2006]1號)》。在這份文件上，果然有這樣的規定：“凡承包農場熟地的必須參加農業保險”；“承包農場的耕地必須同農場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技術保證金合同和陳欠償還合同及各項管理文本，否則不應、不予承包土地”；“為加強植保管理，按0.3元每畝提取植保金”；“收取1元/畝的水利管理保證金……提取10元/畝的水利建設基金”；“為補充精神文明建設費用不足，各單位可根據具體情況另行加收3至5元/畝”；“凡在以往年度未經農場同意，沒有完成農場應繳各項費用的人員不能承包農場土地。”農戶們說，農場不斷給農戶增加各種負擔，而又通過地租的形式體現。所以動不動就以土地相威脅，現在農戶最怕沒地可種，但土地在農場手裏攥著，這對於租地者來說，農場增加什麽樣負擔農戶都只能承擔。

對於農場自行制定的“壹號文件”及農戶負擔問題，前哨農場副場長李文生說，農場土地與地方土地不壹樣，農場的國有土地是農場經營，企業經營要追求壹定的效益，同時要拿效益承擔許多社會問題，如教育、衛生。國家給農民減免的，農場也都減免了。農場與地方沒有可比性，所以不能參照地方。

該農場原工會主席、現農業協會會長司誌軍說，農場的文件與中央的“壹號文件”是不違背的，但後來發現它有些不妥當。

農場方面說，農墾部門對種子的要求比較高

關於種子推廣問題，前哨農場水稻辦副主任張宗沂說，農墾部門比地方要求嚴，所以對種子的要求比較高。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建三江分局種子管理處處長高原說，由於“空育131”是壹種“鐵稈作物”，優點特別多，所以分局才推廣它。今年發生頸瘟病，不是種子問題，而是天氣因素和農戶不按技術規範種植造成的。種子公司賣出的種子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她可以保證農戶用作稻種的不是商品糧。高原還說：“在科技推廣過程中，在我們為農戶做好事的過程中，不理解我們也是正常的。”

農戶壹方氣憤地抱怨農場，農場及農場指定的售種單位壹方卻說是為農戶著想。看來水稻嚴重患病影響產量的責任壹時竟難說分明。然而，水稻大幅減產的事實卻分分明明地擺在那裏。那麽，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到底誰該為農戶的損失負責？

第八章  她們的奉獻與勞動不應被遺忘

——我的白發蒼蒼的姐妹們

講述人：

張希恩，女，56歲，寶泉嶺分局綏濱農場

鄭淑華，女，50歲，建三江勤得利農場三分場,1980年曾獲農場授予的“先進工作者”稱號

於永香，女，54歲，北安分局長水河農場

李淑燕，女，50歲，建三江分局青龍山農場，1984年獲“五好家庭”、“致富能手”稱號

馬鳳華，女，54歲，同上，1982年獲“三八紅旗手”稱號，連續三年為“婦代會”代表

盧鳳琴，女，年近六旬，建三江濃江農場

（她們審閱本文後，都按下手印。盧鳳琴刺破手指，按下血手印。）

她們都老了，白發蒼蒼了，訪談中多次泣不成聲。

在我看來，她們是我們國家不能忘記的壹代，她們是用血染的肩膀把北大荒扛進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新壹代拓荒者。她們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拯救了北大荒。

我是1968年上山下鄉的知青，1976年返城回到家鄉哈爾濱，後調入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工作。我知道，隨著“文革”宣告終結和撥亂反正，中國上千萬知青拋下鄉村生活的壹切，從鐮刀到棉衣，甚至包括婚姻與愛情，如大海狂潮般湧上返城之路。這是歷史的必然，誰都無法阻擋。北大荒農場系統和“生產建設兵團”系統的數百萬知青就這樣壹夜之間離去了，連隊空了，醫院空了，學校空了，基層領導崗位空了，農場的孩子沒有上課老師了，連開拖拉機的人都找不到了……

大地寂寥，人影稀疏，北大荒陷入壹片癱瘓！

當時的領導者做出正確決策，壹方面鼓勵農場職工振作精神艱苦奮鬥，壹方面請職工向各自家鄉的父老鄉親傳話，廣泛召收和熱情歡迎各地農民到北大荒開荒種地，搞“家庭農場”。全國人民都知道北大荒黑土地肥得流油，“插根筷子都發芽”，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數以十萬計的農民滿懷憧景，紛紛湧到北大荒。

他們是我們這代知青走後立即接替上崗的“接班人”，因此他們有壹個統壹代稱叫“頂崗工”。

盧鳳琴性格沈靜，講話從容不迫，有條有理。

張希恩性格爽朗，快人快語，有壹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她老家在山東省利津縣，1976年，22歲的她投奔姐姐來到綏濱農場，幾年後認識了丈夫於慶仁，在這裏結婚安家了。與她同來接受我訪談的三位女性，大體上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在青春如花的時候奔赴北大荒當了“頂崗工”。她們同所有紮根北大荒的人壹樣，也是“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的壹代人。因為她們和廣大農民的到來，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壹度蕭瑟沈寂的北大荒恢復了生機，數以萬計的家庭農場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今日北大荒的繁榮局面就是沿著他們的腳印走過來的。

到1991年，這批“頂崗工”在黑龍江農墾總局屬下的各農場已經奮鬥近20年了，根據群眾要求，他們的身份和職業認定必須提到日程上了。這年，黑龍江農墾總局就此問題上報了壹份“59號”申請文件，農業部以“165號”文件做了批復。具體文件我沒查到，詳情不得而知。但是，這以後卻遺留下壹個“大麻煩”，造成連年持續不斷、至今不能平息的女性“頂崗工”上訪人潮。按照那時制定的相關政策規定，改革開放以來進入農場的“頂崗工”，凡是年滿18歲的男性勞力都轉為正式職工，而女性“頂崗工”因為結婚以後變成“家屬”，就未給轉正。在奉獻了全部青春熱血之後，現在她們都老了，年近六旬，已到退休年齡，卻成了壹群“無業遊民”！

農場改制、停發工資以後，農墾總局規定，凡屬農場職工，每人有壹坰（15畝）免收承包費的“基本田”，用以維持生活。但到了退休年齡的人不給，上學的孩子包括上大學的孩子不給，長期在外打工者不給等等，這些沒有正當名份、已經年老體衰的女性“頂崗工”就更沒有了。改革開放以來，她們與男性勞動者並肩勞作，為振興北大荒奮鬥了幾十年，到老了卻沒有任何“名份”，因此也就沒有壹分田，領不到壹分退休金。當時依據怎樣的理由制定了這樣的具體政策，我無法做詳細的考證。我只想說，這樣的規定對女性顯然是帶有歧視性的，遺忘和拋棄她們是不公平的。

其結果必然引起大規模的上訪。至今，她們已經在上訪路上奔波了十多年，在遍及北大荒墾區的各農場，幾乎都有壹批這樣的“老太太”，在上訪中她們已經相互認識並形成壹個龐大的群體。她們經常相約，共同行動。本文訪談的四位女性就來自不同的農場。

據張希恩介紹，通過多年堅持不懈的上訪，已經有部分人解決了“名份”和養老問題。建三江分局屬下共有15個農場，其中八五九農場和創業農場本著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全面解決和落實了這批女性“頂崗工”的問題，大家都能安居樂業、頤養天年了。讓人不解的是，同屬黑龍江農墾總局壹體化的系統，同屬建三江分局的“天下”，為什麽其他管局、其他農場至今沒有解決？

在全農墾這批上訪“老太太”中間，建三江分局濃江農場的盧鳳琴是態度最為堅決、而且是有威信、有影響力的人物。她因受到農場嚴格監控而無法出來見我。她在電話中說得壹針見血：“有些姐妹解決了，有些姐妹沒解決，少數農場解決了，多數農場沒解決，這就是不公平！這就是我們堅持上訪的原因！”

據盧鳳琴介紹，至今尚未解決上述訴求的“老太太”在全農墾系統有“1萬多人”和“近3萬人”兩個說法。無論哪個數字，都是壹個駭人聽聞、持續不斷的“上訪大軍”和影響廣泛的“不安定因素”啊！

面對涉及如此眾多的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級機關理應認真傾聽，全面調查，從速進行相關政策研究並給出答復、盡快落實。她們畢竟在北大荒最為困難的歲月做出過重大貢獻，她們是我們的老姐妹。在今日北大荒的豐收景象裏，仍然閃耀著她們的心血與汗水。但是，在極少數接訪人員的眼裏，她們只是壹群“不斷找麻煩的人”，接訪態度很不耐煩，甚至是極為惡劣的。

盧鳳琴等壹些上訪老人說，黑龍江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大概因為上訪量太大，有點煩，對待上訪群眾的態度有時極為粗暴。

2008年9月24日下午，在省勞動廳信訪辦公室，接訪人員聽老人們哭訴了開荒種地那些年的辛苦和老來艱辛困頓的生活，有的工作人員忍不住潸然淚下。受命前來接訪的任少軍發了大脾氣，竟然指著盧鳳琴、趙桂榮等十幾位上訪群眾說：“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殺人殺少了，應當把妳們都殺掉！”

老太太們憤怒了，上訪者之壹、王桂華指責他說：“小日本殺少了？殺多了還能有妳啊！如果小日本再侵略中國，我要能上戰場，就第壹個上去殺日本鬼子！”

壹位姓汪的老太太說：“那妳就把小日本再叫進來，把我們這些老太太都‘突突’了唄！”

2010年9月7日，葛淑芝、薄憲民、張艷華等50多位上訪的老太太群眾向任少軍反映和訴說眼下的艱難生活，任少軍又不耐煩地說：“餓死妳們活該！”他還指著盧鳳琴說：“政策出臺之日，就是鎮壓妳們之時！”他經常威脅上訪老太太們說：“妳們再出去上訪試試？出去我就拘留妳們！”

坐在壹旁的省勞動廳信訪辦的畢主任實在看不下去了，他批評任少軍：“妳怎麽能這樣說話呢！妳們農墾幹部高樓大廈住著，但也不能把這些有貢獻的女職工老了就扔在壹邊不管了！”後來他對上訪老太太們感慨地說：“妳們農墾有的幹部，真不如老百姓素質高！”

過後，上訪的勤得利農場農工趙桂榮被拘留10天，第5天時她的心臟病犯了，被擡到醫院輸液，整整躺了5天。

訪談中，長水河農場的於永香流著眼淚說，1995年她和丈夫離了婚，獨自帶著孩子生活，沒有基本田，也沒有退休金，因為不是正式職工也沒有“低保”，生活十分艱難，沒辦法她開了壹個小吃店，兒子29歲了，至今無錢結婚，長年在外打工。

2008年4月，張希恩到北京農業部上訪，被農場公安部門拘留10天。此次她到哈爾濱來見我，是借了500元來的。行前丈夫還不放心地囑咐她：“快六十歲的人了，這次可別再給蹲進去了！”

建三江青龍山農場的李淑燕說，今年7月24日，她和幾位農工因上訪被青龍山公安局拘留起來，被抓人的家屬和周圍群眾聽說了，約有上百人於27日聚集到建三江分局大院要求“放人”。附近各農場公安人員受命紛紛火速出動，前往制止這場“群體性事件”，李淑燕的丈夫王為玲在院子裏被公安人員打傷倒在地上，群眾擁上前拉開公安人員，又找輛車把李淑燕丈夫急速送往醫院。可是他沒錢治傷，醫院不留。李淑燕丈夫流著淚對送他的群眾說：“妳們就別管我了，把我扔大道上吧……”

李淑燕被拘留10天。放出之日，她向看守所管理人員索要拘留證明，對方就是不給。李淑燕鐵了心，說“不給拘留證明，我就不出來！”逼得看守所長把自己的手機號給了李淑燕，說：“大姐求求妳，出去吧，以後有什麽事情就打手機找我。”

最後，這份拘留證明是李淑燕在青龍山農場公安局要出來的。

關於這批“頂崗工”，我無法進行更全面的調查，但在北大荒墾區肯定是壹個人數不少的族群。她們覺得自己在“獻了青春獻終生”之後被拋棄和被損害了。她們深陷痛苦與憤懣，為此奔波呼號、上訪告狀了十多年。讓我驚詫的是，整個北大荒墾區有壹套相當完整、層次分明的行政領導體系、經營運作體系和司法體系。“頂崗工”問題為什麽有些農場解決了，有些農場至今沒能解決？

政策不統壹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就永遠不會有和諧與安定。

上訪群眾的問題不解決，墾區永無寧日！

第九章  工人日報的“內參”

——“圍城”之困的鐵證

講述人：

鄒振龍，56歲，建三江分局前鋒農場農工
張麗英，女，54歲，同上
白文革，49歲，同上

(他們代表了20位農工。)

鄒振龍，眉頭緊鎖，說話簡潔果斷，對國家農業政策和相關法律研究得很透，骨子裏有壹股軍人的倔勁。

張麗英壹邊吸煙壹邊講話，性情潑辣，話語幹脆，壹看就知道是個敢闖敢幹、敢碰硬敢拼命的女性。後來我開玩笑常叫她“孫二娘”。

白文革，圓臉，話不多，雙腿行走困難，訪談後我才知道他的腿被打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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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振龍，原是黑龍江省明水縣農民，1973年參軍當了海軍航空兵，1977年復員回到家鄉。那時正是知青返城大潮席卷北大荒的時候，農場嚴重缺少勞動力，於是到處招工。明水縣共有34個復員軍人報了名，前鋒農場大喜過望，專門派車前來接鄒振龍他們到場裏，希望他們“大幹壹番事業”。

家庭農場在農墾系統大規模興起後，鄒振龍靠借錢、“擡錢”40余萬元，在七連東北部的荒草甸子（處女地）開荒2000多畝，勞作時渴了就喝沼澤地裏的水，餓了就吃自帶的冷幹糧。1990年全部種上大豆。那時，鄒振龍對自己興辦的家庭農場充滿信心和憧景。

壹天，農場姜副場長找鄒振龍談話，劈頭就說：“根據農場統壹規劃和發展需要，場畜牧科要擴大，妳種的2000多畝地就劃歸場部畜牧科吧。”

鄒振龍大吃壹驚，當場拒絕，他說：“我開荒種地經過壹切合法程序，也是妳們批準同意的，這些年我總共投了幾十萬元成本，怎麽能白白送給畜牧科呢？”

姜副場長說：“土地是國家的，是農場管的，我們說收回就收回。妳是復員兵，覺悟高，就算響應國家號召，支持農場工作、照顧大局吧。”

經過再三爭取，姜副場長答應再免費給鄒振龍劃撥2000畝荒地，還答應補給鄒振龍開荒雇工費1.1萬元（實際上只給了7000元）。就這樣，鄒振龍開墾出來的2000畝耕地，連同已經播種的大豆、壹臺鏈軌式拖拉機和全套農機具，都被劃歸場畜牧科了。

在社會主義中國，在黑龍江農墾這個現代化的國有農業大企業，怎麽會發生這種明火執仗、公然搶地的事情？我不得不再三向鄒振龍表示疑問：怎麽會這樣？不可能吧？

“真的！”鄒振龍淚流滿面地說，“不然我不會上訪到今天！”

不僅搶地，還要搶糧。入秋，大豆熟了，地裏金燦燦的，風壹吹，豆鈴嘩啦啦響。場部畜牧科的人歡天喜地到鄒振龍的地裏收豆子，鄒振龍站在地邊看著，淚如雨下。那是自己付出多年血汗和借來的幾十萬元巨資才開墾出來的耕地啊，那些大豆都是他的汗珠子啊，可場領導的壹句話，就歸了別人！

就這樣，鄒振龍投入數十萬元開出的2000多畝耕地、數套農機具和價值14萬余元的大豆，被前鋒農場全部無償剝奪！

鄒振龍和我手頭現在握有多人提供的證言，證明了這次剝奪。壹個有著美好發展前景的家庭農場就這樣被前鋒農場“消滅”了！

姜副場長最初答應的“再免費提供2000畝荒地”的事情，其後根本沒給落實。後來這位姜先生因病去世，鄒振龍的事情更沒人管了。

鄒振龍壹家人的生活自此陷入極度困境。他無事可幹，無地可種，只好四出打工，老母親和妻子都有病在身，他甚至連25元壹盒的藥都買不起，抱頭在藥店門口痛哭。兩個讀初中的孩子因交不起費用也失學了，也跑到外地打工。至今他還欠著20多萬元的外債，每逢過年，鄒振龍就像《白毛女》裏的“楊白勞”，家門口堵滿了要債的人，壹家人只好東躲西藏。

1993年，場部畜牧科解散了，鄒振龍找到場領導，想要回本屬於自己的2000畝耕地。但歷時7年，從那時在任的陳宏有場長到後來的張貴春、竇玉敏場長，再到現任的宋寶玉場長，四任領導都以“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我管不了”為由，拒絕退還。

我要問，遭受這樣殘酷而又無恥的欺壓與剝奪，農工們能不上訪嗎？鄒振龍能不上訪嗎？朗朗乾坤，堂堂中國，難道還不允許他們找個說理的地方嗎？鄒振龍和其他壹些遭遇不同災難的農工逐級上訪，直到農墾總局，無人理睬，也沒有結果。

2009年初，臘月二十四，剛過完“小年”，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楊玉學等5人到達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民警問他們是做什麽的，鄒振龍如實回答“是來上訪的”。民警用車把他們拉到西城區壹個派出所，做了登記之後，然後又用車把他們送到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集中接待信訪的地方，俗稱“馬家樓”。數小時後，黑龍江農墾總局駐京辦主任帶車來拉他們，說“我接妳們到駐京辦談”。車開到農墾駐京辦門口，鄒振龍他們要下車，壹幫工作人員極力阻擋，把張麗英的衣服都被撕破了。然後車把他們拉到北京通州區耿家莊壹個鐵門掛鎖、高墻聳立的大黑院子，自此被非法關押起來，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裏面有個自稱“王主任”的人說，“我已經和妳們建三江局和前鋒農場聯系了，過幾天他們就派人來給妳們解決問題。”

但壹直沒聽到“樓梯響”，也不見“人下來”。大鐵門整天鎖著，24小時有人看守，任何理由都不許出門，煙民買煙都由“工作人員”代買。有人要出去，不聽話就被暴打壹頓，打得鼻口流血。鄒振龍他們發現，這個大院子關了數十人，壹間房住8人或十幾人，壹打聽，有黑龍江、山西、四川、湖北的，全是上訪人員。鄒振龍他們被整整非法關押了31天，春節和正月十五都是在這個黑院子裏度過的！

後來，當地派出所巡查時發現這個鐵鎖高掛的大院子很可疑，經調查才發現裏面關押了很多人。於是壹天夜裏，通州公安部門來了7輛警車和大批幹警，對這個院子進行了突襲和全面查抄，所有被關押的人被解救出來。農工們熱淚長流向派出所長表示感謝，所長說：“我們發現以後，下了決心要徹底拔除這個非法拘留點！”

農墾駐京辦被迫把鄒振龍等人送回前鋒農場，說“妳們的要求回去就能解決”。

寫到這裏，連我都不相信他們的許諾了！

這裏必須指出，類似通州這種非法關押上訪民眾的神秘“黑院子”是近年在北京興起、生意日趨興旺的“地下產業”。據《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40期所載劉長、何三畏報道（《作家文摘》報10月15日轉載）披露，2003年出現了有史以來的“信訪洪峰”之後，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壹系列政策，強調“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強化追究信訪責任制。自此各地進京“截訪”愈演愈烈，壹些不法分子乘機在北京等地辦起“黑監獄”，替地方政府“截訪”和非法扣押上訪民眾，以此收取地方政府的巨額傭金。我在前文所寫的龍鎮農場進京上訪農工劉玉雲等人，就是農墾駐京辦雇用了壹輛黑色大奔，從北京直接拉回哈爾濱的。劉玉雲說，她下車時，開大奔的人要求農墾幹部“結賬”，她聽說費用為2萬元。

農墾攔截上訪農工投入的大量經費，肯定來自農工的承包費！

2

鄒振龍等人返回後，所有的合理要求都如泥牛入海無消息。

2009年3月，鄒振龍、張麗英等4人再次入京上訪。他們遇上《工人日報》壹位姓趙的老記者，50多歲的樣子，人很正直，富有同情心。聽了鄒振龍等人的控訴之後，他深入到前鋒農場進行了三天暗訪。大量血淋淋的事實令趙記者十分震驚，他說：“寧可我不幹了，也要把這個黑幕捅開！”離開前，趙記者約前鋒農場負責人見了面，質問為什麽無償剝奪農工通過合法手續承包的耕地？這位負責人的回答是：“因為農場的家庭農場取消了。”

趙記者介紹了自己采訪的幾家農戶的艱難生活情況，負責人不為所動，仍然多方為農場詭辯。趙記者拍案而起，怒斥說：“有個寡婦孫海雲，自己帶著兩個孩子，住著破房子，連吃飯都困難，妳上她家去了嗎？妳們就不能救救她嗎？！”

這是多麽可貴的、高尚的、正義的、富有同情心和偉大人格力量的聲音啊！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聲音！行文至此，我願意向趙記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可惜訪談時農工們壹時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當時，趙記者與農場負責人吵了起來。過後，農場要“安排吃飯”，趙記者嚴詞拒絕。

2009年4月，鄒振龍等4人第三次入京，找趙記者詢問報道情況，趙記者說，前鋒農場和農墾上級機關“派人來報社做工作了”，但報社堅持正義，還是發了壹份《內參》。

這份《內參》是經過趙記者深入調查、廣泛聽取農工意見後寫出編發的，充分反映了前鋒農場某些不良現象和農工們的強烈呼聲，極具參考價值，現摘要如下。



花樣太多：不落實國家農業政策
生活艱難：農墾職工呼籲解決問題

（農場職工上訪信）

工人日報編輯部：

我們是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前鋒農場的職工，我們這裏地處祖國的最北端—黑龍江省撫遠縣境內。我們反映的情況是：第壹、前鋒農場對職工承包土地的租費過高問題。以旱田為例，2008年每畝收費180元，2009年每畝收租費則又提高到214元，完全違背了國家和黑龍江農墾總局明令的農場田地收費不許超過2005年的收費標準，而前鋒農場2005年的收費標準是每畝地每年125元。第二、幹部們大量占用農田等問題。按上級有關文件，農場掙工資的幹部不許承包土地，但前鋒農場很多幹部們都有數千畝不等的土地，而且有些土地他們只交很廉價的租費；第三、農場絕大多數職工生活困難的問題。農場許多職工沒有土地或者因為土地租費過高而生活十分困難，職工中有許多現在仍然住在破爛不堪的泥草房裏，有的家庭連電視都沒有。我們這裏的問題很多，但這裏的幹部們很有“辦法”，職工們反映的問題，他們給上級匯報時都糊弄過去了。我們希望新聞單位能把這裏的事情認真調查壹下，讓上級有關部門的領導能了解我們這偏遠地區職工的困難。

前鋒農場蒲建清、張麗英



記者調查

2008年11月12日，記者到前鋒農場進行采訪，現將采訪的有關情況歸納如下：

從興辦職工家庭農場談起

1984年，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根據中央（1984）1號文件，出臺了《關於國營農場職工家庭農場的暫時規定》，這個“規定”明確：家庭農場與國營農場屬於土地承包關系，承包土地15年不變，三年不上交農業稅。而前鋒農場規定：土地開發壹切費用需要個人投資；開荒種植第壹年家庭農場每畝向農場交5公斤糧食、第二年每畝交10公斤、第三年每畝15公斤。農場職工當時承包的是沼澤荒地，“荒地”俗稱“生地”，經過多年耕種後才能成為正常生產糧食的“熟地”。種地所需要的種子、化肥、油料等壹般核價後，由農場先行墊付。開荒環境差、個人投資高、糧價低，由於以上原因，全農場當時只有部分職工報名興辦家庭農場。

到了九十年代，職工開墾的荒地成為“熟地”，糧食生產比較穩定時，農場以職工欠款為由開始收繳職工家庭農場的土地，但將沒有欠款的職工土地也壹同收走。例如農場職工周（鄒）振龍沒有任何欠款，他1989年從部隊復員，個人投資開發荒地2000余畝，1991年農場畜牧科組建農業點，因為土地不夠，農場就強行收繳周（鄒）振龍的土地，同時把收割的大豆也壹同收走。

1998年，農場12連職工蒲建清與農場簽訂的家庭農場土地承包合同還未到期，農場以他欠款為由將土地收回，並將他個人投資價值十幾萬元的農用機械沒收。2006年農場以補充方式給蒲建清調配396畝土地，時任場長竇玉敏口頭告訴蒲建清：調配的土地不交任何租費。但到了2008年初，新任場長到任，農場開始對蒲建清的土地每畝按180元到220元收費，因沒有交費，2008年10月29日，農場出動公安、法院人員雇用裝卸工，將蒲建清當年收獲的糧食約6萬斤強行拉走，土地也同時沒收了。

馬久義、孫海雲夫妻當年開墾土地3000多畝，以後陸續被農場以各種理由收走，到2000年他們只剩下1000畝土地。2007年8月，馬久義因車禍死亡，2008年3月，農場將他家的土地收回，理由是馬久義死了，孫海雲沒有能力繼續耕種土地。孫海雲有兩個女兒，壹個上學壹個待業，母女三人現在仍然住在殘破不堪面積僅十幾平方米的泥草屋裏。家中壹貧如洗。馬久義、孫海雲夫妻開辦家庭農場二十多年，由於幾次遇到荒年和旱年糧價低等原因，他們累計欠農場的墊資款和承包費50多萬元。欠農場錢款在租地戶中是個普遍現象。因為欠賬要被農場收回土地，所以孫海雲夫妻從個人手中借債還給農場。馬久義2007年8月出車禍前，他們剛將農場的欠款還清，但目前仍有個人欠款30多萬元。因為土地被收走，孫海雲沒有了還債的可能，2008年6月，那些債主們將孫海雲告上法院向她討債。到目前為止，八十年代開辦家庭農場的職工只剩下六戶。

2002年8月29日，江澤民主席簽發的73號主席令，其內容有“不許將耕地收回抵頂欠款”的規定。

農場幹部擁有大量土地問題

職工們列表提供了壹份有40多人的農場各級幹部占有大量土地的名單，這些土地有的記在幹部自己名下，有的記在幹部親屬名下。例如剛退休的前場長孫鵬，有土地4000多畝；農場副書記呂宏（用其丈夫名）有土地10000多畝；農場副廠場長孟慶華有土地8000多畝；農場前副場長王樹文有土地4000多畝；農場副場長紀春武有土地2000多畝，連隊領導都擁有較大數量的土地。按規定由國家發給固定工資的農場幹部屬於公務員身份，不允許擁有土地。

幹部的土地大致有以下幾個來源：

第壹、是從職工家庭農場收回的土地，例如，職工白文革家庭農場的3000畝土地被農場副場長井洪偉、畜牧科長楊曉軍買走；孫海雲家庭農場的土地壹部分賣給雙鴨山石油公司，還有壹部分賣給了竇玉敏的堂弟。

第二、利用“連片地”名義買地。“連片地”是指八十年代開辦家庭農場時，在各戶農田之間有壹些地邊地角的低窪地，後來這些土地逐漸被開墾“連片”而種植莊稼，這些邊角地實際數量很少。九十年代後期，家庭農場的土地陸續被農場收走，此期間，農村幹部們陸續私自開墾濕地。例如農場原場長孫鵬以其小舅子的名義在十七連開墾濕地1500多畝，又在五連南邊開墾濕地1000多畝。又如農場孟慶華副場長在八連南邊開墾濕地2000多畝，在二十連西邊開墾濕地1300多畝，其他還有壹些農場領導也陸續開墾了數量不等的濕地。2007年5月，前鋒農場借“連片地”之名制定所謂的“連片地”政策，稱：已經開發的“連片地”歸個人種植，三年之內，每年每畝土地上交15元，第四年按“熟地”管理，私自開墾的土地從此有了合法身份。

第三、關於占用“養羊”和“林地”土地問題。2004年春，黑龍江農墾系統曾規定“可利用濕地養羊放牧”。前鋒農場當時也號召農場職工利用農場濕地養羊放牧。養羊當時占用五連、七連、八連、二十連、磚廠濕地約十幾萬畝，但到了2007年，因為壹些原因，養羊戶基本消失，僅剩下的幾個養羊戶也被攆到三江自然保護區，養羊戶騰出的濕地全部被農場各級幹部種糧食了。例如：四連李強連長在2007年將在濕地放牧養羊的李荷叔侄攆走，自己開墾濕地種植大豆2000多畝，2003年他又在王克印家庭農場門前開墾濕地2000多畝。2007年春，農場副書記呂宏以栽樹為名買走濕地4000多畝，幾個月後毀掉樹苗約20多萬棵，種大豆。被人舉報後才將樹苗補種上。2008年春，呂宏個人又在這片濕地周圍開墾濕地6000多畝。

壹些土地農場幹部以每畝40元到280元不等的價格以買“荒地”名義廉價買走，之後，他們辦理了30年的個人使用權，這些土地他們每畝地每年只需上交給農場16·5元的土地承包費。占有大量土地，又交少量租費的人，他們目前收入太豐厚了。

關於農場稅費改革的問題

國務院《2005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通知》（2005）24號、中發（2006）1號兩個文件明確：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農業稅，國有農場則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降低農場職工的社會負擔。為貫徹中央精神，2007年，黑龍江農墾總局（2007）7號文件制定：“黑龍江農墾國有農場稅費改革操作方案”，其內容明確規定：為解決農墾職工負擔過重，將農場職工負擔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全部免掉，2006年收取的此項費用要予以退還，2007年及以後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給予部分免除，農場因此減少的收入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出的方式補助。中央2006年給黑龍江墾區國營農場稅費改革補助資金8·94億元。7號文件同時明確規定：規模田收費控制在2005年以內，前鋒農場2005年旱田每畝收費120元。

依據國家和黑龍江農墾系統的對農業減負政策，2007年前鋒農場也制定了“稅費改革操作方案”，然而前鋒農場制定的方案有兩份，壹份報給上級機關，因為要領取國家財政補貼，這份“方案”要壹直上報到國家農業部農墾司，其中主要內容有：前鋒農場土地總面積44萬畝（而采訪中，接待幹部介紹，前鋒農場土地面積為97萬畝），機動地13萬畝、基本田2萬畝，每畝收費58元；規模田28萬畝，旱田每畝收費74·7元，水田每畝收費159元。這樣壹個“方案”表明前鋒農場依據國家政策為職工們減負了，而實際收費與此並不同。前鋒農場在收取土地租費問題上采取了壹個混淆實質問題的手法，即簽訂土地合同中在“耕地類型”壹欄中，壹律讓職工填寫“機動地”。個別也有填寫“規模田”的。如此，對上級匯報時，可以表示只是對隨行就市的“機動地”高收費了。但黑龍江省農墾總局黑墾發（2005）18號文件明確規定：“機動地原則上控制在耕地面積5%以內，並主要用於新增農業勞動力安置和基本建設占用地、自然災害損毀土地的調整”。農墾職工向記者提供的他們與農場簽訂的“土地租費合同”揭示了上述問題。

租費高、負擔重、職工生活困難的問題

前鋒農場近幾年中壹直在調高土地租費，以旱田為例，2004年收費每畝90元，2004年120元，2005年125元，2007年125元，2008年180元（水田220元）2009年又提高到214元(水田245元)。現在壹畝土地化肥、種子、農藥、收個費、機耕費、人工費、水費、大棚等，旱田成本約300元、水田成本約500元。在正常的風調雨順年份，旱田每畝收入不超過400元、水田每畝收入不會超過800元。如此，去掉給農場的租費，每畝地職工自己可得的利潤僅在百元以內，而基層連隊職工在農場規定每畝收取180元到200元的租費基礎上，還要由連隊再次收取水費、水利設施費、電費、材料庫費、油庫費、場地費、管理費、義務工費、機動車存放費、田地雜草費等，由此，基層連隊職工承包的土地租費實際還需再支出約50元，正常年份種地利潤也很微薄，如此，租種農場土地職工們生活困難就不難理解了。

采訪中，提到土地租費問題，幹部們多次稱：農場自己有公、檢、法、司、學校等機構，社會負擔太重，對土地的高收費迫不得已。

關於基本田：黑龍江省農墾總局2007年7號文件規定：具有農場戶籍、在勞動年齡範圍內實際參加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業人員，包括在崗農業職工和沒有職工身份但實際參加農業生產活動的配偶、成年子女、落戶農民，以及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可以分配基本田，數額是水田8畝、旱田15畝。基本田是在農場工作了壹輩子職工的養家糊口田。在采訪中，前鋒農場領導曾介紹了農場對基本田的發放政策：未退休職工、18歲以上、本地戶口、連續兩年承包土地沒有其他資源（指沒有規模田、養羊、林地）具有以上條件可人均分配旱田15畝或水田8畝。而有工薪收入、服兵役、在校學生、掙工資人員、有車戶、經商者等不分配土地，上述規定導致眾多農場職工失去分到基本田的資格，職工們反映前鋒農場95%以上的職工沒有基本田。在采訪中，曾問及無地職工的生活問題，農村領導回答：他們可以幹別的活、做點生意或者給種糧戶打工，比如他們現在給種糧戶裝車每天收入也不少。在前鋒農場場部所在地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壹群群站在大街上等待被別人雇用打短工的農場職工，這種短期臨時收入應該說無法保證職工生活穩定。

農場存在的其他問題

職工們介紹前鋒農場仍然存在“黑地”問題。前鋒農場介紹土地總量97萬畝，而2008年8月，上級有關部門航拍時測定前鋒農場的土地約120萬畝。

關於土地承包合同問題。農場實行的土地承包合同期有壹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無年限和“連片地”八種合同，職工們反映說：如此多的合同方式，領導們怎麽辦，怎麽說都有理由，上級也難查出農場在土地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2005年農場職工醫院賣給個人成為私人醫院，職工的醫保關系現仍在職工醫院，因為費用原因，出現很多職工到私人小診所看病的現象。

前鋒農場壹直實行“上打租”政策，即每年開春職工們必須把土地租費預先交給農場，否則壹律由農場收回土地。如此，農場可以“旱澇保收”，而年成不好的欠收壓力卻由職工承擔。前面提到的馬久義、孫海雲夫妻欠農場50多萬元就有災年導致糧食欠收的原因，家庭農場職工欠農場錢款在當地是個普遍現象。

關於大集體職工問題。前鋒農場有近300名八十年代後期招收的具有大集體身份的職工，如今多是六十多歲左右的老人了，雖然當年招工手續正規，但他們的身份卻不被認可（相鄰的859農場、勝利農場與他們性質完全相同的職工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他們沒有分地資格、老無所養。例如薛殿慶、石鳳玲夫妻都屬於農場的大集體職工，1994年離開農場的基建崗位下崗，他們目前沒有經濟收入，包括養老金。住在同樣給別人打工的女兒家壹間臨時搭出來的簡易房裏。他們的兒子死了，兒媳再嫁，老夫妻還要撫養今年正在上初中的孫女。今年10月份，66歲的薛殿慶剛剛找到壹份給私人旅館燒鍋爐的工作，每月可掙500元，但這只能在冬季幹幾個月，剛剛57歲的石鳳玲已經老態龍鐘。三連職工白文革當年開辦家庭農場，1997年土地被收回，他沒有分配到基本田，平時靠打短工維持生活，如今租住別人壹間十幾平方米的簡易房子裏。在采訪中看到很多職工生活很困難，在壹些連隊，例如十連，總共壹百二十多戶職工就有六、七十戶住在破爛低矮的泥草房裏。

前鋒農場有上百萬畝土地，職工人均土地約壹百畝，如此豐富的土地資源，國家連續五年出臺了壹系列的惠農政策，糧價逐年走高，農業形勢大好，前鋒農場職工們的生活不該如此。

大量事實表明，《工人日報》這份內參發出後，幾年來情況沒有任何改變，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3

2009年5月4日，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鄒福祥、李殿坤等8人第四次入京上訪，結果又由農墾駐京辦出面，把他們截了回來。白文革、鄒福祥、李明經隔離審訊後，分別被行政拘留7天和10天。

請讀者註意，前鋒農場的張麗英與本文開頭所引的大興農場趙成凱事件，是性質相近的典型案例，在墾區帶有普遍性。因張麗英多次拼死抗爭，她的名字在建三江廣為人知，也算個“名人”了，農場有些幹部對她下手也就比較“狠”。

張麗英的老家原在吉林，1977年知青大規模返城期間，她來到前鋒農場。1993年，她和丈夫借錢開荒近1300畝，並獲得省政府頒發的《土地使用證》。後來她離婚了，就自己帶孩子耕種這片土地。

2000年，前鋒農場要求所有家庭農場必須“三帶”，即必須接受由農場統壹提供的、價格高於市場的種子、化肥和油料（與前文所說的濃江農場壹樣）。張麗英堅決拒絕了，為此多次遭到處罰。與此同時，前鋒農場的土地承包費也年年漲。因為張麗英不聽話，有壹年交了15萬余元的“上打租”，還欠8萬多元。隊長擅自作主，多次把張麗英自費開發和承包的耕地發包出去。張麗英擁有省土地局頒發的《土地證》，她自然不服，進行了激烈抗爭。

2010年春天，農場把張麗英的900畝地發包給其他15戶農工，15戶農工坐著面包車趕到地裏準備開幹。張麗英正在地裏扣大棚，見壹幫人進了她的地，她操起壹把大鐵鍬沖到地頭站住，怒喝：“誰敢壹腳邁進我的地，我就敢把妳的腦袋砍下來！”她又走近面包車對司機說：“妳要不開走，別怪我砸爛妳的車！”嚇得司機拉著那些農工趕緊跑了。

如此這般，豁出命來的張麗英前後攆走他們三次。雙方爭執不下，張麗英也就拒交“上打租”，前鋒農場因此向農墾法院起訴了張麗英。黑龍江墾區擁有自成體系、獨立管理的公檢法系統，農工告狀就等於在告農墾公檢法的“頂頭上司”。很多上訪農工對我說，他們在農墾系統告狀，經常連案都立不上。墾區進省入京的上訪人流持續不斷，這大概是壹個重要原因。從根本上說，這不是墾區公檢法工作人員的品質問題，而是體制問題。

張麗英多次敗訴。

她被迫加入上訪隊伍。2009年春節前後，鄒振龍他們被關進北京通州區壹個大黑院子，張麗英就是其中壹個。後來她回到吉林老家住在母親家中，前鋒農場竟然派人跟到吉林，就住在她母親家對面，整天監視張麗英的動靜。母親對他們說：“我女兒回去後，不準妳們處罰她，否則我就不放她走。”農場人滿口答應。但回到農場，公安人員就把她抓起來塞進車裏拉走了。她在車上給工人日報趙記者打電話求救，趙記者要她把手機遞給車上的公安人員，這位公安人員說：“我跟他說得著嗎！”不理。

2009年4月11日，建三江農墾公安局判處張麗英行政拘留10天。張麗英不服，申請復議到省農墾公安局，結果是“維持處罰決定”。

4

2009年4月，工人日報發出的“內參”引起各方面高度關註。不久，北京某機關派出壹個調查組，由壹位女幹部帶隊，到達前鋒農場，由建三江農墾分局、前鋒農場負責人等多人陪同，分別到上訪農工鄒振龍、張麗英、蒲建清家了解了情況。當著領導的面，這幾位家庭農場戶主如實講了他們的遭遇。農墾方面的陪同人員表情冰冷，沒有任何態度，還當場指責他們不該上訪。張麗英反駁說：“妳們不給解決問題，我們能不上訪嗎！”

這個調查組在場裏的其它活動，農工們就不知道了。

4月19日晚11時，上訪農工白文革從壹位朋友家出來，身後就有車跟上了，到了壹處僻靜的角落，前面又有車堵住出路，車上下來兩個大漢，拿著鎬把，二話不說，掄起鎬把就往白文革的膝蓋處猛擊，白文革頓時癱倒在地，之後兇手迅速跳上車逃之夭夭。此前不久，白文革在場部曾遇上壹位機關幹部，那人喝得醉醺醺的，見了白文革他就罵道：“因為妳小子上訪，場裏罰了我5000元，他媽的妳得把錢還我！”白文革說：“我上訪是我的權力和自由，和妳有什麽關系！”那人說：“早晚有壹天我把妳的腿打斷，叫妳再上訪！”

兩年多過去了，此案至今沒破。白文革找場長催辦十幾次，不知農場公安部門做了哪些調查工作，至今沒有結果。

白文革左膝蓋為粉碎性骨折，兩腿脛骨縱裂。他治傷共花費1萬多元，是上訪“難友”們湊起來的。

白文革悲憤已極，他只在醫院住了8天，4月29日出院後，他拄著雙拐由兒子摻扶著，和張麗英等人直奔北京，找到北京那個機關，那位調查組組長由秘書陪同出面接待。張麗英說話不客氣：“妳們沒去調查時我們還沒挨打，妳們去了，白文革的腿就給打成這樣，請問妳們的調查結果是什麽？總得給我們壹個答復啊！”

女組長的答復與農場領導人是同壹條理論，她說：“妳們不是地方的農村，農墾是國有企業，有權收回土地。”

張麗英、白文革憤怒地問：“他們是國有企業，就有權不貫徹落實國家惠農政策嗎？就有權隨便撕毀合同嗎？就有權隨便把土地發包給別人嗎？就有權年年瘋漲承包費嗎？”

雙方吵起來了。女幹部說自己“有會”，起身而去。

2010年10月6日下午，我正在聽鄒振龍、白文革、張麗英等人介紹情況，張麗英的兒子鄭江峰來電話，說家裏來了壹批農場公安、法院人員，開著壹輛大貨車，強行拉走了她的400多袋大豆（每袋180斤），價值11多萬元。理由是張麗英在農場起訴她的、由農墾法院判決的官司中輸了，需補交5萬余元的費用。因張麗英沒行動，因此“強制執行”。我在電話中請求法警給張麗英留下壹點活命糧，對方以“執行命令”為由斷然拒絕。

張麗英的兒子鄭江峰在電話裏泣不成聲。

5

鄒振龍、張麗英等人還帶來前鋒農場十二隊農工水新宏的壹份上訪信。

信中寫到，80年代中期，他和父親水維倫借錢開荒達7000多畝。1990年因農場建設排水幹渠，他家退出4000多畝，只耕種經營2500畝地。1998年，當時的隊長張繼坤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續，強行把水家的2500多畝地無償收回，還將其自購的大批農機具、包括拖拉機、大犁、點播機、8噸油罐等扣留至今。水新宏壹家沒有了生活來源，只好四處流浪打工。這期間，隊長張繼坤竟然莫名其妙給水新宏增加了40多萬元的掛賬（即欠債），後來又增加到50多萬元！

水新宏多次請求場領導，讓他承包壹些土地以維持生活。2010年，農場給他安排了200畝地，可這些耕地分別處在兩個連隊，又分為3個地塊，給他造成極大困難。

水新宏在信中寫到：“這樣給我安排土地，就是故意給我制造困難，打擊報復。”

在建三江分局負責人於2010年12月16日赴北京送給我的《反饋材料》中，同是這位水新宏，在12月12日寫了壹份新的證言材料，主要表述了農場領導對他怎樣“關心愛護”雲雲，最後說：“現在生活條件有所好轉，希望管理區能夠繼續幫扶我。”

是水新宏在前信中撒了謊嗎？

我不知道前鋒農場要他寫第二封信時，水新宏是怎樣的心情？享受過那麽多的“關心愛護”，他該是多麽幸福快樂安康啊！他怎麽會編造出那麽多悲慘的“謊言”呢？

第十壹章：壹個家庭農場的興衰

——洪河農場農工姜寶貴的自述

我和建三江大興農場其他職工壹樣，1984年響應農墾總局的號召，與劉濤、孫萬寬共同創辦了家庭農場。

我們懷著美好的憧景，共同集資5000元買了壹臺拖拉機，其他費用都是在農場“扶上馬、送壹程”的政策下，由農場先墊付種子、化肥和油料，熱火朝天開始了艱難的創業。由於對困難估計不足，我們幾次都差壹點就把家庭農場放棄了。

首先是土地條件。由於所有的崗地、好地都被農場開發完了，我們開的土地都是農場不能開的沼澤地。光是交通，就是難以逾越的障礙。拖拉機常常掉進沼澤裏，有時陷得就剩下壹個駕駛室了，發動機也滅火了。我們只好求助其他家庭農場，找來幾臺拖拉機，最多的時候找來五、六臺拖拉機才能把我們深陷的拖拉機拽出來。壹拉需要幾天時間，太難了！之後還要修車，因為發動機進水，所有潤滑油都要換掉，類似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外加地勢太窪，再趕上春雨，等我們把地種完，最晚已經到7月15日左右了，連隊的崗地莊稼都長20多厘米了。這樣，莊稼的成熟期自然也就不夠。到了秋天，由於各種原因（低溫、幹澇、土地生化、播期太晚），莊稼幾乎絕產。頭三年幾乎都壹樣，因為這叫養地，即生荒地必須經過幾年時間才能養成熟地，賠也必須要種，不種不賠，地就養不熟。

由此我們各自都背上了沈重的外債，“驢打滾”的利息使我們個個陷入絕境（月息3分以上，10個月為壹年）。像我們這樣子的家庭農場很多，因此很多都黃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都有。大興農場最典型的有孫福祿、呂江、王誌、“豆腐劉”，他們的家庭農場全部破產，土地被農場收回了，人也不知去向，這是其壹。

其二，生活環境更是叫人不堪回首，冷熱不說，吃的喝的住的都是問題。由於地遠，我們就住在臨時搭的窩棚裏，冬不遮風，夏不擋雨。播種期集中在壹個月左右，有時帶來的米面不夠用，只好忍饑挨餓。我們白天黑夜連軸轉，好不容易回家壹次，有壹次忘記帶鹽了，後來十幾天也吃不到鹽。

喝水是就地解決，在地上挖壹個大深坑，喝雨水。蟲子、野獸、耗子和人共飲共用。有的耗子掉坑水裏淹死了，時間長，連毛都泡下來了，我們還得照樣喝。

前期還夠用，到了後期，水就不夠用了，再趕上長時間長不下雨，就更慘，做飯的水都沒有了，我們只好吃生米。

洗臉是壹種奢望，十幾天洗不了壹次是常事。回到家裏，連媳婦都認不出我了，簡直跟野人壹樣。

不得不提的就是漫天飛舞的蚊子、瞎蠓和小咬，用手壹抓就是小半把。人被咬的沒辦法，只好用黃油把人除了眼睛以外，全部用黃油塗上。白天更不好受，為了防瞎蠓咬，全身捂的壹點不露，汗水和黃油攪在壹起，叫人難以忍受。但稍不註意，被咬的地方就出很多血，因為瞎蠓壹咬就掉壹小塊肉，所以人們最怕的就是它。

其三，就是精神上的壓力，由於長期負債經營和體力上的透支，很多人被拖垮和病死。我就幾次差點兒徹底報銷，在炕上壹病就是壹兩個月不能下炕，我妻子也和我壹樣滿身是病。類似我這樣的豈止我壹個人。我以上說的這些，若不是我親身經歷，妳就是編也編不出來的。所以我們這些人對自己開出來的耕地的傾註，勝過我們的孩子和生命。

其四，人為制造的災難把我們坑了。隨著改革開放進壹步實施，土地條件逐漸好轉，這時墾區有些領導和機關幹部也把眼睛盯在了這片土地上，他們把地價逐年提高。前幾年年年漲，我們都有證據。特別到了2011年，大興農場制定了2011年“1號文件”，已經把承包費提高到每畝400多元。我們自己投入身家性命和血本開出的地，妳農場憑什麽收我們的“租子”？收得比舊社會地主老財還高！我們這些開荒戶，舊的外債還沒還上，新的外債又背上了，真是雪上加霜。

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每年大興農場全場貸款總額達到五個多億，按全場土地總面積均攤的話，全場80多萬畝土地，每畝負債600多元，這就是農墾大繁榮背後真實的壹面！我由開始創業時外債1700元，到現在已達到五六十萬元，我總計壹千多畝地，至今真是心力交瘁，無力償還。

以上諸多情況壹目了然。誰富了誰窮了也不用再說了。就這樣，他們還是變本加厲提高地租，如果妳不交錢，就收妳的地，賣妳的地。妳如果向上面反映情況，他們就造假說，妳種不起了，自願上交的。有哪個農工願意把比自己孩子和生命更重要的土地上交呢？這不是彌天大謊嗎！

他們上欺下騙，騙不住就動用農墾公檢法強行鎮壓。我們農工怎麽抗得住他們的強壓政策？大多數人只好自認倒黴，默默忍受。我相信黨中央絕不允許妳們胡作非為的！上有天理，下有國法，總有壹天黨中央會還我們壹個美好的未來。

以上就是我二十幾年創業的苦辣辛酸，希望有壹天，在我開墾的土地上生長出幸福的鮮花，並把屬於我們自己投資開荒的土地使用權還給我們，讓我們安下心來多產糧食，為國家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第十二章  國家信訪局的正確結論
——2005年的壹份《信訪情況通報》

黑龍江墾區的上訪人流多年來持續不斷，似乎是個“頑癥”和“死結”了。早在2005年，國家信訪局在匯總大量上訪人員反映的信息和情況之後，發出壹份綜合性通報，全文如下：

國家信訪局
信黑字（2005）117號

關於交辦沈家荀等人10件來信的函

黑龍江省信訪辦：

現將我局2005年第85期《信訪情況通報（信）》，以及該通報所涉及的沈家荀等人的10件來信及來信列表隨函轉去，請研究處理，並請了解領導批示和有關部門處理情況，結果望告。

國家信訪局
二00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國家信訪情況通報（信）
2005年8月24日第85期

農墾職工負擔重

今年以來，黑龍江省農墾系統職工反應負擔過重、生產生活困難的來信呈上升趨勢。現將近期黑龍江省部分農場職工來信反映的情況綜合如下：

壹、職工負擔已嚴重影響他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

建三江七星農場墾區勞模滕兆華來信反映，中央明文規定,國有農墾企業執行與所在地同等的農業稅減免政策，可今年農村農業稅費不但沒減,反而大幅度上漲，平均漲幅30%以上，前鋒農場上漲50%。饒河農場職工沈家荀等300多人聯名來信說，中央為農民減負，但國營農場卻變著法加重職工負擔，加上這兩年農資大幅度漲價，職工們已被壓得喘不上氣。土地租金，2004年比2003年每畝多收10多元，今年又比2004年每畝多收30—40元，糧價好，租金就提高。農場領導還私扣種糧補貼，每畝補貼比附近農民少8·68元。依安農場“壹名共產黨員”來信說，該農場多年亂收費沒人管，今年每承包壹公頃要交4500元承包費，比2004年多交1000元，還要另交300元水費、500元抵押金、300元農時保證金、50元育苗基金。遜克農場“2300職工”來信說，他們和當地農民比，每種壹畝地，僅地租壹項就要多交110元。有四輪車的職工，交完養路費後還要向生產隊交300元“義務工”費，55型拖拉機要交500元。嫩北農場四隊職工項文龍等人聯名來信說，好年景每坰地能盈利六七百元，今年農場每坰地交的稅費比2004年增加500元，農工種地已無利可賺，有的還要賠本。由於前幾年災年減產種地賠錢，多數農工都欠農場的錢。這兩年年景好了，但賣糧款卻被隊裏扣下沖抵欠款了，造成農工生活困難，有的連基本生活都保證不了。山河屯林業局職工張書信等人聯名來信說，職工承包林場土地去年每畝承包費650元，今年每畝又被加收100元管理費。訥河市老來監獄農場職工趙曉蘋等人聯名來信說，原來職工種壹坰壹等地交費1420元，二等地1170元。今年領導為完成上級指標個人多提成，把壹等地提高到1720元，二等地提高到1620元。八五二農場職工來信說，職工每年要交農機管理費、水利費、水利維修費、修路費、工程建設費、義務工、科技服務費、三庫壹場費、養牛費等，不交就取消種地資格。

二、造成職工負擔重的原因

（壹）職工沒有土地承包自主權和經營權，權益得不到保護

墾區勞模滕兆華說，“農場所有制”決定了農場與職工之間特殊的土地關系。職工不像農民可以享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使用權，也不享有承租土地的自主權和經營權，權利和義務都是單方面的。種地賠錢時農場強迫職工承包，虧損、受災，職工自負；種地賺錢了，國家補貼了，又搞競價承包，或高價包給場外農民，或回收土地低價包給幹部，而讓職工下崗。多數來信反映，農場管理混亂，無章可循，場領導想怎麽幹就怎麽幹，只管“收租逼債”，不顧職工利益，不管職工生產生活中的困難。

（二）農場自定土政策，農場與職工爭利，幹部與職工爭利，是造成職工負擔重的主要原因。

饒河農場為搞“形象工程”，強迫職工統壹耕作制度，統壹機械作業，不計成本，增加職工承租費用；強迫職工購買農場種子公司質次價高的種籽，否則不退承包金；強迫職工把糧食賣給農場，壓價收購，亂扣款。七星農場不讓職工的小型農機下地作業，片面強調把土地集中起來用國外特大農機耕作，讓少數人作業，多數人下崗；強迫職工到企業指定的地方交糧等。遜克農場強迫職工使用幹部買的機械，不讓使用農工自己的；幹部拿著工資還承包隊裏幾千畝地。嫩北農場從場長、場辦主任到科室幹部掙著工資、獎金，還各自承包著幾十坰地。八五二農場四分場職工楊金權說，2004年他把收獲的水稻全部賣給連長家的米廠，結果壹分錢也沒給，糧款變成了米廠的周轉金；連隊會計可以隨便扣農工的糧款；2004年合同是空白的，不簽字不讓種地，簽了字合同由連隊隨便填寫；今年的種籽必須用農場的，否則不能享受國家補貼；糧食由連隊統壹賣到農場市場部，每斤糧價比市場價低壹角多。

來信職工強烈要求改變現有的農場管理和承包體制，落實國家農業稅減免政策，讓農工們過上好日子。

國家信訪局辦公室
2005年8月24日印發

國家信訪局這份“情況通報”是發人深醒的。

值得深思的是，國家信訪局總結的僅僅是2005年之前的情況。此後這些年，國家信訪局通報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在少數農場不僅沒有得到有力解決和糾正，而且有愈演愈烈、競相效仿之勢，國家信訪局的“情況通報”形同廢紙！

我行我素，無人理睬！

在少數國有農場，管理層與家庭農場的對立與沖突，某些基層幹部與群眾之間的對立與沖突日趨激化，這是令人深感憂慮的。

面對北大荒持續的上訪人流，國家信訪局依然忙得焦頭爛額，依然在做著大量的“重復勞動”，依然不解決問題。

我壹直非常奇怪，在政治昌明、政策透明、信息傳播迅速、群眾民主意識大為提高的今天，墾區有些管理者怎麽會壹直心安理得地認為，他們憑借強行阻攔上訪，嚴密監視上訪，高壓控制上訪，甚至不惜多次把上訪者扔進拘留所或勞教所，就可以讓抗爭的聲音沈沒呢？

第十三章 謊言說明了什麽？

——對建三江農墾分局《反饋材料》的再調查

我不知道，讀了下述文字，墾區專程赴北京向我送達《反饋材料》的領導同誌們是否會感到臉紅？對於這部厚達四指的《反饋材料》，我相信領導者是過於輕信了，而造假者則只能證明自己的無恥。

1

我同墾區高層領導和有關同誌有過兩次交流。

2010年12月初，我向國家有關部門寄送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傳到北大荒。7日晚，專程赴京的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和駐京辦負責人，通過新聞界友人請我赴個“便宴”。

高先生性情溫文爾雅，說話熱情謙和。後來，又有幾十位農工被墾區公安抓走或關押，有的逃亡在外，我多次緊急電告，請他出面保護這些農工並放人回家，高先生都認真地辦了，為此我真誠地給他發了壹條短信：“足見高部是壹位愛民的好官。”

席間，高先生明確表示，他是代表總局高層，特意到北京來同我進行“交流並聽取意見的”，對此我深表感謝。然後我們單獨進行了壹番坦率和誠摯的談話。高先生首先強調，北大荒墾區的成績是主要的——對此我高度贊同，沒有異議。“當然”，高先生繼續說，“我們工作中也有壹些不足和缺點，基層幹部素質參差不齊，希望能聽取蔣老師的意見，認真加以改正。”

我很感動。我提出三條意見：

壹、北大荒的成就是廣大農工用壹滴滴血汗幹出來的，老百姓不容易。應當讓那裏的父老鄉親能夠充分得到改革開放的實惠，享受國家的惠農政策，安居樂業。

二、請總局認真調查我所反映的有關情況。如果我搞錯了，我願意公開道歉認錯。

三、如果我反映的問題確實存在，請總局領導在政策和措施上拿出壹些強有力的辦法，對基層某些錯誤傾向加以糾正。我作為北大荒的老知青，願意就此同總局領導做壹次對話，交流壹下看法，以求達成壹致意見。

高先生說，會向總局領導反映我的意見。晚宴的氣氛是友好和誠摯的，雙方含笑而別。

但是我也想到，墾區部分農場存在的許多問題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壹些事情積重難返，壹些事情是政策性、觀念性的，解決起來不可能壹蹴而就，需要壹段時間進行必要的調研和調整。

如前所述，我壹直等到今天。

但是以後的情況並不見明顯改善。幾個月來唯壹的改善就是墾區對上訪群眾雖然繼續嚴加控制，但公安系統很少把上訪農工送進拘留所了。有些上訪群眾被迫簽署了“不再到北京上訪”的保證書後，被放了出來，但訴求怎麽解決？不知道。

尤為令我憤慨的是，壹些接受過我訪談的農工受到種種新的威脅和迫害。2010年12月9日，建三江農墾分局所屬的青龍山農場派出大批工作人員和車輛，到女農工張桂榮家搶奪所謂明年的“任務糧”（農工稱之為“上打租”，即提前預交壹年的“土地承包費”。現在糧食漲價了，有的農場又將承包費改為“任務糧”）。工作人員當場打傷她的兒子，並抓走3口人準備拘留。張桂榮哭著打電話向遠在北京的我求援，我緊急電告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熱心的高先生立即致電該農場，當地農墾派出所才被迫放人。

建三江農墾分局八五九農場有壹個“家庭農場協會”，是上世紀90年代經農場黨委批準成立的。這個協會在黨委領導下，在維護農工合法權益、維護農場安定團結局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創造了許多有益的經驗。2010年12月，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張麗英等因不堪農場的“土政策”，在征求很多農工同意後，張羅著要模仿八五九農場的做法成立同樣的“家庭農場協會”，以維護自身權益，他們向農場黨委主動提出申請，並開始起草報告和協會章程。那天白文革和壹位“秀才”正在研究報告、章程的文本，20余個農場公安人員闖進去，把兩人押到公安局審問了近3個小時。公安局負責人對白文革說：“上級沒批，妳們擅自起草報告、章程就是非法組織！”

白文革說：“我們還沒上交報告呢，上級咋批呀？而且我們還沒成立，咋叫非法呀？”

2

2010年12月16日上午，總局宣傳部部長高先生帶領北安分局、建三江分局負責人和幾位農場領導幹部近10人，第二次專程到北京見我，就我的調查報告《疼痛的黑土地》交換意見。三級領導幹部都來了，陣勢可謂強大，態度可謂真誠。所有人都壹樣的和藹熱情，但這次不再是聽取我的意見，而是帶來了他們準備充分、印制精良、極為正規的反饋意見。

北安分局負責人交給我的是：《關於北安分局退耕還林政策等情況的說明》，A4紙，共59頁。內容主要是國家和地方有關的政策文件，紅色邊疆農場農工赴中南海新華門上訪的卷宗文件，引龍河農場處理唐維君等人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上訪的文件。這些我都知道，也認真研究過，沒有參閱價值，也不是對我的調查報告有針對性的反駁。

堪稱“奇文共欣賞”的是建三江分局負責人交給我的《關於對蔣巍同誌〈疼痛的黑土地〉壹文所列事件的調查反饋材料》，印制於2010年12月14日，藍色封面，A4紙，洋洋灑灑共536頁。看來墾區的同誌們很急，於16日就趕到北京送達我手中。

這是雙方第壹次真正的交鋒。我不知道建三江分局把這份《反饋材料》還報送到哪壹級上層機關？也不知道這份《反饋材料》對上級機關做出判斷會發生怎樣的影響？考慮到事關重大，為了以正視聽，明辨是非，我必須對真相加以說明。

乍壹看，這個四指厚的“大磚頭”很容易把我砸蒙。仔細審閱，這份反饋材料雖然“架子”很大，內容其實很簡單，主要是前鋒農場針對上訪農工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3人匯總的大量復印材料（3人反映的問題見“第九節”，請參照閱讀）。

我對這個厚厚的本子做了認真研究，並於12月下旬邀請這三位農工到哈爾濱逐頁進行了核對。

難道墾區的同誌沒想到我會進行核對和再調查嗎？

（1）、關於鄒振龍的部分

前鋒農場聲稱：“鄒振龍是因負有債務，經營不起，自願把2000多畝地交還給農場，以抵頂債務的。”

其壹，經查證，《反饋材料》中就有“經領導決定，收回鄒的開荒點”字樣，堪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其中農場的報告也自稱，“1990年10月因農場組建畜牧科農業隊，與鄒振龍協商後，將鄒振龍家庭農場經營的土地劃歸畜牧隊經營。”

“劃歸”——即以強權無償剝奪是真的。

“協商”——無須核對，壹望而知就是假的。

鄒振龍不是智障，腦子也沒進水，不會領導來“協商”幾句，就把自己投入數年血汗和幾十萬元創辦的家庭農場拱手相讓吧？那是他的命根子啊！

其二，農場方面稱，鄒振龍交回家庭農場是“用以抵頂債務”，此說也是站不住腳的。農工春天種地要借債“擡錢”，秋天收糧再還債，這在墾區是普通現象。當年農場把鄒振龍的2000畝耕地和正在生長的大豆全部無償收走了，即使用收獲的大豆抵債，鄒振龍也還盈余近3萬元。而且，國家法律明文規定：“不得用承包土地抵頂債務”。

鄒振龍還發現，《反饋材料》裏夾雜的許多所謂“鄒振龍的欠債票據”復印件被重復復印多次，最多的重復使用5次。鄒還指出：“農場建畜牧小區用的紅磚都下到我的賬上了，從第39頁到第45頁，除壹張票據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是從場裏的修配廠找來的，而且還多次重復使用。”

《反饋材料》被徹底推倒。

（2）、關於張麗英的部分

此次見面，北安分局和前鋒農場負責人當面對我說：“張麗英連每畝地15元的承包費都不肯交，所以才會沒收她的承包地和糧食。”

其壹，經查，《反饋材料》中有壹份《張麗英侵權強行種植土地證明》，其中標明：“2010年，張麗英在前鋒農場第四管理區種植土地2621.6畝，應交費用554116元。”如此算來，每畝地承包費高達210多元！壹年之春，張麗英要“上打租”提前交納55萬多元，農場的謊言不攻自破。

其二，農場方面告訴我，“張麗英強占了另外15戶農工的耕地，現在這些農戶已經起訴她了。”實際情況是，2009年，農場作業區以張麗英拖欠承包款為由，強令收回張麗英自投資金開發的900畝耕地，發包給另外15戶農工，遭張麗英斷然拒絕。現在來看國家《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以劃分‘口糧田’和‘責任田’等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標承包，不得將承包地收回抵頂欠款。”

張麗英擁有省土地局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有土地使用證》和省土地局駐前鋒農場土地科頒發的“五荒開發證”，其“四至邊界”面積總計3000畝。她不同意農場年年上漲承包費，她拒絕前鋒農場以此為由，無償剝奪她的家庭農場。於是前鋒農場公然搶糧搶地，擅自將她憑證開發承包的土地發包給15戶外人。

張麗英自費開荒在前，擁有《土地證》在前，農場以張麗英拒交連年上漲的承包費並在農墾法院“敗訴”為由，強行將其土地發包給15戶其他農戶，因此我拒絕《反饋材料》的解釋。

（3）、關於白文革的部分

其壹，白文革指出，《反饋材料》中的“征用耕地協議書”是偽造的，他本人根本沒見過。這裏需做壹點自我介紹，我是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對文字當有壹定研究。經我仔細比照，這份“協議書”上白文革的“簽名”確實是假的。如有疑義，可到筆跡鑒定中心進行司法鑒定。

其二，《反饋材料》列舉的白文革大量欠款票據，絕大部分是其兄長白文舉的，與白文革無關。農場收回白文革的耕地理由不成立。

其三，沒收白文革的成套農機具以抵頂債務的“協議書”同樣是偽造的，簽名是假的。

其四，最令人憤慨、也令人啞然失笑的造假，壹種以“組織”名義進行的有密謀的集體造假，赫然出現在《反饋材料》中前後兩張的《家庭農場承包合同》上！

第壹張：甲方（發包方）標明為“前鋒農場”，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竟然跑到了毫不相幹的“大興農場場部”。

第二張：甲方（發包方）標明為“前鋒農場”，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則是“前鋒農場三隊”。

兩份合同簽署日期同為“2010年1月1日”（放假日）。

造假者也太“玩忽職守”了！同壹個白文革，在同壹時間被安放到兩個農場，而且有兩個家庭住址。這只能證明，兩份合同是假的，簽名是假的，日期是假的，壹切都是假的！

壹堆謊言！這是以莊嚴崇高的“建三江農墾分局”的名義送達我手中的《反饋材料》啊，造假者把自己和自己的“組織”作踐得太徹底了！

這個造假行為顯然不是前鋒農場工作人員搞的，他們不可能把自己的單位錯寫成“大興農場”，這次造假只能在更高層次的機關進行。在這麽高的“黨委”層次上，進行如此拙劣的造假，我相信會超乎全國所有公民的想象力！

現在，建三江分局反駁我的《反饋材料》就擺在我的案頭，我怎麽看怎麽像壹場鬧劇的腳本。

2011年1月初，鄒振龍、張麗英、白文革在總局、分局、農場三級相關負責人在場的情況下，當面向黑龍江省調查組反映了上述的造假行為。全場鴉雀無聲，無人敢出來否認！

3

發生在建三江的造假行為並不僅僅限於這本厚厚的《反饋材料》。

青龍山農場張桂榮向我提供了農場泡制的壹份“陰陽合同”，2010年3月，她交納的實際承包費比農場印好上報的“合同”文本多出30618.6元，這份“陰陽合同”是該農場統壹制作的。同樣，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職工唐維君在場部辦公室，也發現了全農場統壹制作的“陰陽合同”！

2011年1月9日，洪河農場的張振學打電話給我，聊起偽造白文革合同之事，張振學說，大興農場還偽造了有關他的壹份合同。2010年11月22日，在農場剝奪張振學家庭農場土地的壹場官司中，農場代表當場出具了壹份合同，標明張振學和都傑於1995年10月25日簽署了“轉讓合同”。張振學說：“我和都傑從不認識，在農場20多年也沒見過面，我們怎麽可能簽署過這份‘轉讓合同’？”

張振學已經復印了這份假合同，現在他手中。張振學說：“這沒什麽奇怪的，農場造假的事情太多了！”



第十四章  歷史在傾聽和等待

——黑龍江省調查組聽證會實錄

2010年12月下旬，根據黑龍江省委領導批示精神，省有關部門組成調查組，奔赴北大荒墾區，就我所寫《疼痛的黑土地》反映的情況進行調查核實，聽取意見。事情進行到這種程度，我自然成了“信息中心”，接受調查核實的農工不斷把各種動態和信息反饋到我這裏。自《疼痛的黑土地》風聲傳到北大荒以後，每天我的手機響個不停，有我訪談過的，有我沒見過面的……

黑龍江省調查組下去以後，農工們十分感動，覺得終於有人管他們的事了。他們說，調查組的工作作風是深入的，態度是認真的，工作方式是公開、透明、坦誠的，調查對象都是《疼痛的黑土地》中的講述者——我訪談過的農工。

農工們的心情非常高興和舒暢，盡管2010年的冬天如此寒冷，北大荒雪深盈尺，他們依然像盼來久違的艷陽天壹樣。龍鎮農場於德清、紅色邊疆農場吳延敏、引龍河農場唐維君等人說，這些年“告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奔波勞苦，傷心落淚，拘留勞教，挨整挨罵，“真是郁悶死了”。看著電視上國家到處壹片繁榮景象，而我們年年月月壹家人“從來沒舒心過，這回上邊來領導了”，終於有人以鄭重、平和、耐心、公正、親切的態度，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讓他們暢所欲言，“吐吐心中的苦水，看來有希望、有盼頭了！”

建三江分局所屬的大興農場、洪河農場、紅星農場也有農工來電話問：“能不能讓調查組也到我們這兒聽聽意見啊？”（2010年12月下旬，我去哈爾濱完成壹項寫作任務，期間大興農場、洪河農場、前哨農場、前進農場、勝利農場有50多位農工到哈爾濱找我反映情況，還有很多要來的人，但多數被我的助手好言勸阻住了。）

省調查組首先到達北安分局。

其工作方式類似“聽證會”。黑龍江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等人壹路陪同，所到之處，分局領導、農場領導、相關業務部門專業人士，以及我訪談過的農工共同參加調查會。農工們談意見和訴求，農墾官員做解釋、講理由和根據，雙方時有交鋒。這樣做是正確和便捷的——便於調查組充分了解官、民雙方各自的觀點，核對事發經過，聽取有關證據、依據。

與會農工那種渴望、振奮、重視、戰戰兢兢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有人錄了音，有人做了記錄，連調查組到農場調查時，來了幾輛車和車牌號都記下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調查組決定著他們的命運與未來！

過後，與會農工們把記錄材料發到我的電子郵箱。

讀罷這些詳實、真切的現場記錄，我感慨萬端：

其壹，這樣的聽證會，墾區系統大小官員加起來常常是二三十人，而到場農工只有三五人，聞訊而去要進會場向調查組反映情況的其它農工都被墾區公安人員攔在門外，理由是“調查組見誰，都是點了名的”。可以想見，聽證會現場，從人數、官職到場面、氣派，那種不對稱的無形的威懾力，肯定會給農工心理帶來種種影響。但是，我不能不向這些農工表達我深深的敬意。會上，他們表現出大無畏的鬥爭精神和十分鎮靜、理性的態度。而且經過多年上訪，他們已然成了“法律專家”，引經據典，條條是道——這樣的老百姓越多，中國的事業和前途就越有希望！

事實是對質出來的，真理是比較出來的。為便於讀者考察了解我的調查報告是否屬實，並客觀了解墾區官員和農工各自的意見與觀點，從而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斷，現將與會農工提供給我的錄音或會議記實，摘要錄之如下。

1、黑龍江省委調查組赴北安分局所屬龍鎮農場調查會紀實

（事見本文第四節）

時間：2010年12月28日下午2點50分。     

地點：龍鎮農場會議室。

參加人員：黑龍江省調查組宋組長等3人；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林業局滿副局長等多人；北安分局王副局長、徐副書記、林業處孫艷波處長等多人；龍鎮農場王立軍場長、石書記、韓副場長、政研、林業部門等十多人。

退耕還林農戶：於德清、劉玉雲、劉興華、王義鋒、傅繼生、王紅彥6人。

下午4時，6家退耕還林戶被韓副場長引入會議室，韓事先告誡6戶農工：“反映問題要簡單，不要亂說。”

調查組宋組長：“妳們反映什麽事，有什麽要求？”

於德清：“1、我們要求龍鎮農場給我們落實退耕還林政策，全部給付各項退耕還林補助；2、要求龍鎮農場把《造林合同書》中有關農場與我們‘三七分成’的條款取消；3、要求農場賠償因該場違約給我們6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30多萬元；4、要求享受國家給予的林業燃油、護林防火及各項林業惠民補貼。”

宋組長：“妳們是要退耕還林補助嗎？”

於德清：“對，我們要每畝50元苗木費、200斤補助糧、20元生活補助費。”

宋組長：“這個問題誰來解答？”

分局林業處孫艷波：“這個問題我說過多次了，我還說說嗎？”

宋組長：“說說吧， 當著大夥的面說說。”

孫艷波：“這個問題我和他們說過不止壹次。”

宋組長說：“是多次嗎？”

孫艷波說：“對，是多次。農場是國有農場，是全民所有制，包括承包種地的，人人都有受益權，農場代表國家行使土地管理權，是土地經營權人。根據《國有農場條例》第3條、第10條和《退耕還林條例 》第35條：‘國家按照規定的退耕還林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糧食補助、種苗造林補助和生活補助。’所以農場應享受退耕還林政策。”

於德清：“剛才孫局（處）的說法不夠準確，多年來他只接待我們壹次，而不是多次。農場是全民所有制，但並不是說妳是全民所有制，就可以侵權。農場代表國家行使土地管理權，對外發包土地，人人都可以承包經營。再說，土地經營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分屬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壹談。《退耕還林條例》第35條規定是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補助和生活補助’，而不是向土地經營權人提供。因此孫處長的說法是偷換概念的說法，因此說由農場享受退耕還林政策的理由不能成立，於法無據。這片退耕還林的土地是我們95年開始投巨資承包、開墾、改造和熟化的，也是經發包方龍鎮農場再三動員而實施的。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是我們違約而是龍鎮農場多次出爾反爾，違背合同約定，給我們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我們剛開墾還沒熟化，農場就讓我們栽樹，以防被林場收回。為了平息地方矛盾，農場於我們的切身利益而不顧，今天讓我們栽樹，不栽樹就收回開荒地。明天告訴我們不準栽樹，誰栽樹就收回誰的開荒地。換壹茬領導，下幾茬命令，朝令夕改，使開荒戶苦不堪言。再加上天災，使我們生活舉步維艱，取借無門。有人為躲債遠走他鄉，有人喪命於開荒之中。我為開荒曾幾天吃不上壹頓飯，為解餓，我到別人瓜地想賒點瓜吃，因為沒錢，讓人指桑罵槐沒賒給，我只好忍餓含淚離去，我窮得冰天雪地只好穿單鞋過冬。大多數開荒戶由小康家庭變成了窮光蛋。各位領導，我們為了響應國家五荒開發，不但投入了多年積累了幾十萬元的積蓄，每戶還背負了幾十萬元的債務。我們每戶為此都投入了上百萬元的資金，難道說農場讓我們投入的資金還能用笤帚劃拉回來嗎？1995年，場長在開荒開始時對我們說：‘將來開荒地歸妳們長期使用’。因為當時的開荒政策是誰開荒誰擁有。開荒地剛熟化過來，正逢國家退耕還林，根據新出臺的林業政策，龍鎮農場強迫我們退耕還林。2002年9月12日，農場召開退耕還林動員會，主管場長說：‘誰不退耕，就收回誰的承包地！國家可能有退耕還林待遇給妳們，以便緩解妳們的實際困難。’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我們和龍鎮農場簽訂了30年的退耕還林合同。合同簽訂後，農場沒當場發給我們，說蓋完章後再發給我們。就此我們多方籌借資金，到處購買樹苗，幾乎走遍半個黑龍江省。2003年4月25日，我們全面完成了植樹造林。可農場就是不發給我們合同。幾經多次催要，農場在5月25日才將背後偷改‘掉包’的合同發給我們，結果‘退耕還林合同’變成了‘荒山荒地造林合同’。04年2月，我們多次找農場理論，對農場上述欺詐行為非常氣憤。當時農場找來農墾北安分局林業處何工，否認我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身份。由於當時我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概念不清，我們問何工我們是什麽？何工說我們是‘退耕還林者’。現在用他們的說法，我們連‘退耕還林者’都不是了。為去除顯失公平的合同條款，我們雙方對合同進行了4項修改。可是龍鎮農場再次乘合同蓋章之機‘掉包’合同。我們發現後非常憤恨，就此上訪，多次找北安局，林業處何工壹語道破天機說，我們不加上‘合作造林’，用什麽理由來享受退耕還林政策？難道說他們單方塞加‘合作造林’，就成為享受退耕還林政策的理由嗎？龍鎮農場利用職權弄虛作假，實施合同欺詐的違法行為，直接損害退耕戶的合法權益。在座的領導，請看‘退耕還林工程’標牌：承包人是我，這個標牌不是我於德清造的，是龍鎮農場豎的。從承包人變成了合作造林，這到底是為什麽？讓龍鎮農場及墾區相關領導為此上下串通，顛倒黑白，捏造事實，制造謊言，甚至瘋狂。我們認為，是為的這十幾億的退耕還林資金！”

宋組長：“老於，妳所說的我聽明白了，妳們是哪年開的荒？”

於德清：“1995年，我們當時開的荒是龍鎮農場采伐完的荒山。”

宋組長：“妳們當時開荒時，是隨便開啊，還是交承包費？”

於德清：“交承包費呀！”

宋組長：“妳們95年開荒到03年，有8年了？”

於德清：“我們光開荒，改造，熟化，就5年多。”

宋組長：“妳們已經種了幾年了？”

退耕戶劉興華：“也不是全能種，隔三差五的種點兒。”

宋組長：“就是說種了點兒，到03年妳們就退耕還林了，對吧？妳們現在要的是不是退耕還林待遇？”

於德清：“是。”

宋組長：“農場認為退耕還林政策應該給農場，妳們認為應該給妳們，對吧？”

於德清：“對，這不是我說的，這是《退耕還林條例》規定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劉興華：“退耕還林是國家行為，不是企業行為，農墾是受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委托實施退耕還林，妳不執行退耕還林政策，行嗎？國家給老百姓的退耕還林待遇，為什麽揣到妳兜去？”

宋組長：“我看到合同中有國家給予的退耕還林政策，由甲方享受。”

於德清：“第壹頁讓農場調包了。我們承包，怎麽變成了合作了呢？請領導看看這兩份合同，這份合同中根本沒有合作造林。”

宋組長：“到底是簽的時候沒有，還是原先沒有？”

退耕戶劉玉雲：“簽的時候就沒有，他們拿去蓋章的時候給調的包，事後我們才發現。”

宋組長：“妳們的意思是說，當時與農場簽的時候就沒有這個內容，是農場拿回蓋章後就變成這個內容了？”

於德清、劉興華：“對。”

宋組長：“妳們所有的農場都是這個政策，不給個人嗎？”

劉興華：“其它我們不知道，龍鎮農場就有給的！前幾年讓我們簽字不給我們錢，我們當然不能簽字。前幾年有個叫高喜倉的，就領過退耕還林款。”

宋組長：“到底是苗木款，還是退耕還林款？”

劉興華：“是退耕還林款。當時我們將此情況反映給農場總局林業局，郭寶松局長接待我們，當時他給龍鎮農場打電話，是誰接電話我們不知道。郭局長說，妳們吃幹的，讓老百姓喝點稀的行不行？當時龍鎮農場承認，為應付檢查給了壹部分。郭局長說，妳們要給也得給職工，也不能給外人，妳們壹碗水端不平，難道半碗水還端不平嗎？”

宋組長：“妳們知道龍鎮農場有給的嗎？”

於德清：“有，17隊有給的。”

宋組長：“給了嗎？”

王場長：“有，給了。農場的土地是全民所有，農場代表全民，和農村集體土地有所區別。農場是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上養老下養小，中間有病保。和農村不壹樣。農村的土地收益歸個人。農場不行，農場的收益是哪來的？農場的收益是通過退耕還林來的。農場向退耕還林戶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如果妳交土地承包費，我就給妳退耕還林待遇。”

於德清：“王局，我打斷妳壹下行嗎？”

王場長：“妳等我說完。苗木費有這麽兩種形式：壹種是集中起來壹起購苗，壹種給付個人。另外，由於地價的上漲，我收取妳的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都是收取的土地增值費。”

於德清：“我可以說了嗎?王局，妳的這種說法是代表墾區的說法，我們不能認可。當時‘五荒’開發的政策是‘誰開荒誰擁有’。妳說給我們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妳為什麽還要收我們百分之三十的林木利潤？這不是承包費是什麽？我給妳百分之三十的林木利潤，妳還拿走了國家所給予的全部退耕還林補助，妳還說是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妳這純屬不講理。我們的林權證，代表我們的物權所有，因為妳是全民就可以侵犯我的所有權嗎？妳這是為了掩蓋非法截留退耕還林款的違法行為，所找的各種借口。”

王場長：“百分之三十，農場當時表示的是承包費，是嗎？”

於德清：“那王局，妳說那不是承包費是什麽？”

宋組長：“老於，妳說既然妳們交了承包費，退耕還林待遇就應該由妳們享受，是吧？”

於德清：“對啊！百分之三十作為承包費也是過高了。”

宋組長：“妳們1995年是第壹個合同嗎？”

於德清：“領導，我和妳說，實際上是這麽回事。當時龍鎮農場和五大連池打官司，龍鎮農場輸了，農場說歸他，地方說歸他，多方爭執。為了應付五大連池市，林業又給我們簽訂了5年合同，事實上我們是簽了10年五荒開發合同——《國有“荒地”土地使用權承包合同》。各位領導，我們造林去掉經營成本，再讓農場拿走30%的林木利潤，我們所剩無幾。我們要用三代人的艱苦努力去營造、經營、防護，用幾十年的時間去等待這點所剩無幾的希望。如遇天災人禍，這點希望就會化為泡影，還得為此背負幾百萬元的債務。農場不但拿走了30%林木利潤，還拿走了國家給予的各項退耕還林補助，還嫌少！我們百姓的希望在哪裏？”

宋組長：“他們拿走了壹半，是不？”

於德清：“是呀，他們拿走了壹半還嫌少。”

劉玉雲：“現在國家政策這麽好，我們壹點也得不到，這不公平。”

劉興華：“我們從退耕還林到現在，壹分錢也沒得到，連苗木費都讓農場截留了。”

宋組長：“老於，妳們栽的樹還得多少年能采伐？”

於德清：“還得15年到20年。”

王場長：“妳們栽的什麽樹種？”

於德清：“落葉松。現在國家政策這麽好，哪怕給壹部分也讓老百姓心裏頭熱乎。”

宋組長：“好了，老於，妳說的我都聽明白了，妳們的事挺大的，看看國家退耕還林政策在農墾是怎麽落實的？我壹定把這事給妳們反映到最上面……”

於德清：“領導我再說點，農墾北安分局說我們歪曲事實，想修改政策。我們不是想修改（國家）政策，是要求落實（國家）政策！不是我們歪曲事實，是農場和北安局歪曲事實！”

劉玉雲：“領導，我還有個事要說。”

宋組長：“妳說。”

劉玉雲：“農墾總局駐京辦事處，2009年11月19日8點，在北京無故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長達三天四宿，我要求農墾給我個說法。”

任少軍：“這個事我來解釋解釋，（到北京）接妳是對的，我們肯定接到了相關部門的通知，以往這個事就是這麽辦的。我再說說這個合同的事，就算是農場將合同‘調包’了，這個退耕還林款也不該妳得，因為農場是土地經營權人，全墾區115個農場，沒有壹個給的。我們這種做法是經過省林業廳和國家林業部門肯定的。”

劉玉雲：“這個退耕還林款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任少軍：“哪裏寫著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滿局長，是嗎？”

滿局長：“是，是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

於德清：“任局長，妳是管總局信訪的，妳不了解情況，不能亂給我們扣違約的帽子。”

劉玉雲：“我們開荒不容易，有的人付出了生命，窮的連飯都吃不上。當時的合同約定不再收費，妳為什麽還收我們承包費？我們用幾代人、幾十年的時間來實施和維護這項退耕還林工程，卻得不到國家壹分壹厘的補助，這公平嗎？”

任少軍：“合同已經簽訂，不能因為妳困難而修改合同。”

劉興華：“妳在合同簽訂中既違規又違法，所以必須更正。妳農墾執行不執行國家的退耕還林條例？”

滿局長：“執行。老同誌我理解妳，因為農墾有農墾的政策。任局長的脾氣不太好，心眼還行……”

於德清：“龍鎮農場在執行退耕還林中違背了《退耕還林條例》第5條、第24條、第35條、第44條、第57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第62條、第98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22條，請領導看，這就是農業法第62條，這就是法！”

宋組長：“好了，老於，妳們的事我聽清了。這事很大，很復雜，調查組還要詳細的調查，今天我也答復不了妳們，我們得向上級領導匯報，看看妳們是個別現象還是大多數，壹定給妳們壹個明確答復！今天就到這，妳們還有什麽個別事要談嗎？”

於德清：“我們想跟妳們調查組單獨談點事。”

宋組長說：“行，找個地方。”

於德清事後對我說：“在我們單獨反映問題的過程中，讓北安分局王副局長給制止了，他說調查組還沒吃飯，我們馬上要陪調查組去吃飯了。”

2010年12月28日下午7時，調查組離開龍鎮農場。



二、黑龍江省調查組赴紅色邊疆農場調查記實

（事見第五節。被勞教農工富萬榮的妻子吳延敏的自述）

省委調查組領導沒來之前，農場作業區長找我談話說，妳就說這些退耕還林的樹和地都是妳大哥富萬松的，跟妳沒有任何關系，在領導面前什麽也不要說，也不要參與，就說妳什麽都不知道，就想讓我大哥和我丈夫回來就完事了。

在區長找我談話以後，農場場長又用專車到我家來接我，說要和我談話，我沒去。然後又去找我大姐夫，和我大姐夫商量，讓我大姐夫去勸我，說農場會走司法程序，把富萬榮、富萬松釋放回來。

壹、2010年12月29日上午9點，作業區長找我去場部，說省裏來人調查處理妳們這事來了，我就叫著我侄子（被勞教農工富萬松的兒子）壹起去的。到了農場會議室，農場區長他們不讓我侄子進會場，說領導不接見我侄子，理由是他沒有參與上訪，其實就是不想讓他進去，怕把事鬧大，給農場造成威脅。還有我們壹同上訪的人都沒讓去，都讓農場給XX了，我挨個打電話叫他們，他們都不敢來，都說農場找他們談話了，不讓他們參與了。

二、會議中，穿紫色毛衣戴眼鏡的人（農墾官員）說：“妳們上中南海就是個錯誤，勞教妳們兩年都是少的，都應該比這還多！”

我說：“上訪是有前提的。我們農場有（因為退耕還林問題）上訪回來的，農場給開會，講怎麽辦，我丈夫（富萬榮）想去聽會議精神，副場長在門外給截住了，不讓進屋參加會議，而且說，妳是上訪了還是上北京了？妳聽什麽聽！當時富萬榮說：‘國家政策都是公開的，妳們這會有什麽背人的！’不讓他聽。就因為這句話，回來的晚上富萬榮就決定去北京，後來萬場長讓我們去的中南海（公安局都有筆錄）。”

後來在調查會上，我本來要說我們農場場長被免職了，沒多久又重新上任了。現任場長說，這頁翻過去了，不讓我說。總之他們就是不讓我訴說我的冤屈我的苦！我壹說，場長就讓我翻過這壹頁，不給我訴苦說冤的機會，稀裏糊塗的就結束了會議。

三、其中有個穿蘭毛衣的人（農墾官員）說：“妳們就是讓律師給貫通了，國家不給律師開工資，他們指什麽生活？”

我說：“他們沒有要我們壹分錢，沒有吃壹口飯喝壹口水！”那些幹部不相信，說沒有字據和金錢的利益，他們能給妳辦事？

我說：“就是這樣！”

四、任少軍說：“妳態度這麽蠻橫，妳丈夫回來，妳不還得讓他上訪嗎？”

我說：“這都是妳們逼的，沒有辦法！妳們都是官官相護！”

他們就說我是埋汰他們領導，還有壹個人說農墾跟地方不壹樣，根本就沒有退耕還林這筆款，還說退休工人的工資、醫保、文教、公安等開支，都是從這地上出的。

我說，場裏為什麽還給了我們兩年的錢哪？怎麽到妳們那，這筆款就沒有了？他們不承認，他們說，發給妳們是錯誤的，還得朝我們要回來！

三、引龍河農場調查實錄

（事見“第十節”）

時間：2010年12月28日10時許

地點：引龍河農場會議室

參加人員：黑龍江省調查組；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北安分局王副局長、徐副書記等多人；引龍河農場場長高和平及其他領導，引龍河農場林業科科長王維軍。

陳訴人：趙連發、唐維君、楊乃利

會議由任少軍主持

省調查組：“請妳們三人說壹下因購樓糾紛上訪壹事，有什麽要求盡管說。”

唐維軍：“我們沒有上訪，我們是通過法院用法律來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可是農墾法院堅決不給立案，作為壹位農民連自己的訴權都沒有了，我們還能要求什麽？就是要求立案！如不給立案，應拿出不給立案的書面裁定，並說明理由。”

任少軍：“北安農墾法院為什麽不給立案？”

北安農墾法院劉文斌庭長：“關於妳們三個人所訴求的，涉及壹些國家宏觀上的東西，涉及國家政策的問題不給立案。”

楊乃利：“對於我們的訴訟請求，對與不對，符合與不符合立案要求？我們也不知道。符合立案的應給予立案，不符合立案的應給個書面說明。但我認為應該給我們立案，因為省高院、省人大給我們開了函，讓我們直接到北安農墾法院去。可北安農墾法院仍然沒有任何說法。”

北安分局壹位官員：“妳們在省高院打條幅是什麽時間？”

趙連發：“是2010年6月29日下午。這天晚上7點多鐘，省立案庭庭長崔洪誌接見了我們，還有引龍河農場信訪辦主任王東光、公安局劉伏警官同時在場。崔洪誌庭長說，妳們知不知道打條幅犯法？我們回答說不知道。崔庭長和和氣氣地說，以後不要再幹這種傻事了，有問題解決問題。既然妳們來到高院門下，歸我們管的，我們壹定要管。不歸我們管，我們盡量去給妳們協調好。請妳們三人相信我，給我幾天時間，我去給妳們協調。如果協調不好，下次再來，我該給妳們立案就給妳們立案。然而我們三人也有壹絲懷疑。這時引龍河農場接訪的兩位領導勸我們三人說，崔庭長已經這麽說了，妳們還有什麽不放心的？妳們三人跟我們回去吧。”

任少軍：“這問題是出在妳們法院身上，法院給個書面說明不就完了嗎？”

任少軍對我們提出的問題，讓有關部門做出了解釋。

北安農墾國土資源局領導說，土地是以劃撥方式取得的，沒有年限限制。

北安農墾建設局領導說，住宅使用年限70年，也可40年、50年，劃撥方式可無限期使用，商服是40年。

我們問，土地無限期使用的法律依據是什麽？據我們查證，設計部門設計樓房使用年限是50年。

他們無言以對。

引龍河農場建設科科長馮曉艷說，這是經濟適用房。

我們三人向省調查組提供了證據，即當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

這時馮科長解釋說，當時是為了給農戶貸款，才簽訂了此合同。

任少軍問馮科長：“樓房驗收沒有？”

馮科長回答說：“驗收了，進行了分戶驗收。”

任少軍又問：“土地使用證和房產證辦了沒有？”

馮科長回答說：“沒有辦。”

北安農墾公安局領導說：“至於妳們三人在省高院打條幅、去上海，是犯法的。關於妳們的上訪問題，公安局不管，但妳們觸犯了法律，擾亂了公共治安，我們公安機關就得管。還有唐維軍後續的8天拘留還沒有執行，壹直在逃。現在正給妳解決事情，等解決完以後將繼續執行，因為裁決已經下了。”

（蔣巍按：真是奇怪的邏輯！當初做出拘留決定，就是因為唐維君為維權狀告引龍河農場，現在要“解決事情”了，“等解決完以後”怎麽還要繼續執行？看來受害農工以後的命運仍然不那麽美好，威脅依然存在！）

唐維軍說：“誰在犯法還不知道呢！如果我犯法槍斃都可以。但是必須查明誰在犯法？給我拿壹個書面答復！”

任少軍問各有關部門和引龍河農場各科室以及各管理區領導：“妳們都聽明白了沒有？我是聽明白了。”

之後，任少軍讓趙連發、楊乃利退場。

任少軍：“關於唐維君退耕還林問題，妳們農場給作出解答吧。”

引龍河農場林業科科長王維軍說：“唐維君承包的造林地，是荒山、荒地造林。所以不享受國家退耕還林補貼政策。”

唐維君說：“我給妳講壹下什麽叫荒山、荒地造林？荒山、荒地造林是指在荒山上和荒草地上造林。什麽叫退耕還林？根據黑龍江省地方標準《造林技術規程》第3.5條規定：‘退耕還林地’是指林地經開墾變成耕地，或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叫‘退耕還林地’。”

唐維君接著出示了“家庭林場承包合同”和“轉讓協議”，都標明了他植樹造林的地方原為開荒地。

唐維君說：“這就說明了我就是耕地造林，這就是退耕還林！”

唐維君又出示了引龍河農場林權檔案，上面也明確標註，唐維君所承包的林地都在退耕編號之內。

任少軍說：“是退耕還林，補助也不能給妳！”

唐維君說：“妳給我念念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第22條和第35條是怎麽規定的？”

總局林業局領導說：“《退耕還林條例》第22條把實施方案確定的內容落實到具體地塊和土地承包經營人，第35條規定，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補助費，具體補助標準和補助年限，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執行。”

唐維君又向省委調查組提交了以下證據：林權證3本；黑龍江省地方標準造林技術規程；家庭林場轉包協議3份；引龍河農場林權檔案；退耕還林糧食補貼清單。

這份清單赫然證明，引龍河農場以領取退耕還林補貼為由，在龍鎮糧庫領走550噸小麥。

任少軍說：“第壹個問題說完了，妳講第二個問題吧。”

唐維君以大量實證，講述了農工負擔過重問題，質問農場方面，土地承包費為什麽年年只漲不降？

農墾官員無人應答。

散會時，省委調查組的同誌對唐維君說：“不要生氣，在家等待消息，好好過個年，這些證據妳自己保留好，等要用的時候我們會找妳。妳的問題我們都聽明白了。我們回去後開會研究，再做答復。”

第十五章  用國家法規“驗明正身”
——農墾總局的文件作廢了嗎？

壹

通過第十四節中黑龍江省調查組召開的三個調查會實錄，讀者可以大致了解了墾區管理者的立場、觀點。

我們應當對墾區的理由給予必要的理解。

“農場辦社會”確實是壹個巨大的經濟負擔，比如推進教育、醫療等各項公益事業的發展，推進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的建設，支付龐大的各級管理機構人員（直到生產隊幹部）的工資以及職工勞保、病保等各項開支等等。因此，墾區向土地承包人收取壹定的、合理的管理費用可能是需要的（盡管我表示贊同，但在此我使用了不確定語式，蓋因我無權發表肯定的意見。 2011年4月20日，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國有農場、林場的管理體制要加快進行改革。改革以後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我無從知曉，自然也不能妄加議論）。

但是，在墾區管理工作中，有壹個根本性原則是不可動搖的：即所有收費必須符合和遵守國家法律和相關規定，必須充分體現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國家的惠農政策。絕不能壹味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態度；絕不能無償剝奪家庭農場（林場、牧場），讓他們的個人投資投勞付諸東流，侵害他們的合法權益和切身利益；絕不能承包費年年瘋漲、沒有上限，壹再加重農工的負擔；絕不能為了追求高額利潤而損害社會主義企業的服務功能，甚至搞成壟斷性的高價經營，“不服從就走人”。

在這些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合法權益的問題上，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不需要討論更不需要爭論。國家相關法規的規定和內容是極其明確，不容置疑的！

讓我們重讀壹下國務院辦公廳於2006年下發的《關於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其中明確要求國有農場、國有林場等，要“納入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範圍”，“取消國有農場的農業稅，並將農工承擔的土地承包費（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的收費全部免除，確保將農工較重的負擔減下來。”“國有農場由於稅費改革而減少的收入，由中央和地方財政予以適當補貼。”

文件還細致地規定，要“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項收費”，“要印制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國有農場要采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方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國有農場要“規範各項支出，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

白紙黑字，堂堂正正，愛民利民，溫暖感人，這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態度和規定！

再請看：

關於土地開發問題

——1989年7月5日，國家土地管理局印發《關於確定土地權屬問題的若幹意見》，其中第三條規定：“國有土地經開發利用，其國家土地所有權不變，依法開發利用者享有土地使用權”。

——1994年3月5日，財政部頒發《財政部關於農業綜合開發的若幹意見》，第九條第壹款規定：“在農業綜合開發範圍內，實行誰開發、誰利用、誰受益。在壹定時期內使用權不變，可以繼承，可以依法有償轉讓。”

——2003年，國土資源部頒布《關於做好土地開發整理權屬管理工作的意見》，第三條（十）款規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開發、整理、復墾國有土地或集體土地，原土地所有權原則不變。開發未確定使用權的國有土地，土地使用權可確定給從事開發的投資者。”

——1994年，黑龍江省土地管理局發布《黑龍江省拍賣“五荒”資源使用權的暫行規定》，第八條規定：“‘五荒’資源使用權的出讓期限，可根據資源和開發項目的具體特點確定，壹般不少於30年，最長可至70年。”

關於退耕還林問題

——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國家按照核定的退耕還林實際面積，向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提供補助糧食、種苗造林費和生活補助費。”

——《國務院關於進壹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落實的若幹意見》又規定：“實施退耕還林後，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並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

——“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後，承包期壹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後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

——“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貼。”

這裏，再向讀者提供壹份鐵證，看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是怎麽規定的？我要問的是：總局什麽時候下令這份文件作廢了？或者墾區基層單位為什麽不把國家相關法規和總局文件放在眼裏？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
關於加強退耕還林資金財務管理的通知
黑墾局文【2003】143號（摘要）

——屬於總局退耕還林和宜林荒山荒地計劃內的造林任務，造林補助種苗費每畝50元。退耕還林者自行采購種苗的，農場應當在退耕還林合同生效時，壹次付清種苗造林補助費。

——國家向退耕戶無償提供糧食補助，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標準按200斤計算，每斤糧食按0.7元折算，由中央財政承擔。

——經請示黑龍江省糧食廳同意後本著就地就近的原則，到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統壹領糧，再由農場統壹兌付給造林戶。糧食調運費用農場自行解決。糧食兌付要壹年結清，不結轉。

——造林後，農場租住林業、農業等有關部門對退耕還林檢查驗收，建立退耕還林糧食兌付卡，退耕戶憑驗收卡和糧食兌付卡領取糧食補助和現金補貼，並逐級報賬。

——退耕還林資金實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擠占、截留、挪用和克扣，不得弄虛作假、虛報冒領補助資金和糧食。

——總局下撥的種苗造林補助費和生活補助費，各分局要按照有關規定及時下撥，各農場要按照國家退耕還林政策及時落實到農戶。

——要建立獎懲機制。對沒有按國家退耕還林、基本建設和相關的財務管理規定進行管理的，要相應扣減種苗或現金補貼；對出現重大問題的，將追究項目責任人和相關人員的責任。

（二00三年六月三十日）

這是壹份多好的文件啊！為什麽從總局主管部門、信訪部門到壹些基層農場就是拒不執行？這份文件究竟什麽時候作廢了？

二

國家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

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

黨的執政為民的宗旨至高無上。

農民，是中國的最大多數並決定著中國的命運。自古以來，欺負盤剝農民的絕沒有好下場。多少封建王朝無論曾經怎樣的強大興盛，壹旦把農民逼上絕路，都必然走向衰敗直至土崩瓦解，灰飛煙滅。蔣介石先生和他的南京政府最終不得不逃到小島臺灣去，壹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土改後的幾億貧苦農民站到了中國共產黨壹邊。

新時期以來，數億農民最先沖決了舊體制，播種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春天。後來他們又潮水般湧進城市，以極低的收入和辛勤的血汗創造了“中國制造”遍及全球的“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奇跡”。農民，是今天欣欣向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開拓者和頭號功臣。2006年，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民交“皇糧”的歷史宣告結束，這是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世世代代“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勞農民，用獨輪車把革命勝利壹直推到海南島的廣大農民，為這個國家付出的實在太多了，他們應當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的實惠和自己的勞動成果了。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制定了壹系列向“三農”全面傾斜的扶貧和惠農政策法規，並通過媒體和各種方式向全社會做了公布。黨的陽光政策充分體現了黨的“執政為民”理念，給億萬農民帶來深深的溫暖！

但是，本文所寫的大量事實表明，在北大荒墾區的少數農場，國家制定的壹系列惠農政策並沒有貫徹下去，很多農工沒有、或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和黨的惠農政策理應帶給他們的實惠。更為嚴重的是，部分農場管理層甚至與農工發生尖銳的對立和劇烈的利益沖突，以至造成墾區持續不斷的進京上訪人流。

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裏？

這裏，我要特別提及北安農墾分局的壹份文件。這份文件公然與上面提到的總局文件相對抗！

2010年初，紅色邊疆壹些農工進京上訪，造成壹個所謂“沖擊新華門事件”（見“第五節”），北安農墾分局就此事向總局呈送了壹份報告（2010年3號文件）。這份報告在“關於是農場還是造林承包戶誰應該享受國家的退耕還林政策的問題”壹節中明確說，國有農場管理部門應“享受國家退耕還林政策”，而且是“根據黑龍江農墾總局有關文件辦的”：即實行退耕還林時，“將任務落實到地塊，責任落實到人，政策兌現到生產隊，造林承包到戶。”

北安分局的文件還說：“農場造林承包戶承包造林的耕地並不是他們個人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是農場賴以生存的土地。”

這句話本身就表明，國有農場似乎成了與家庭農場、林場相互對立、相互爭地的“實體”。

我只能說，北安分局的同誌們太糊塗了，在讀書、看報、學習方面有點落後了。廣大農工和上萬個家庭農場、林場不靠土地活著還能靠什麽活著？農場改制後就停發了工資，大批退耕還林農戶既無工資收入，又無耕地可種，林木要十幾年或幾十年以後才能成材，這意味著他們完全沒有了生活來源，而農場管理部門又把國家退耕還林補貼拿走了，這些農工怎麽維持生活？

國家信訪局在2005年第85期《國家信訪情況通報》中壹針見血地指出：“農場自定土政策，農場與職工爭利，幹部與職工爭利，是造成職工負擔重的主要原因。”

農墾總局明文規定，每位在職職工應給15畝生活田（也叫基本田），事實上有些農場落實的並不徹底。他們還制定了極其嚴格的“生活田”規定，如“上學的孩子、包括上大學的孩子不給”，“到了退休年齡不給”，“長期在外地打工者不給”等等，已經給的還要不斷削減——因為現在土地確實太值錢了！

完善的體制、制度和機制，雖然不能把壞人變好，但可以防止好人變壞。不完善的體制、制度和機制卻可以使好人變壞。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壹段話是極具警醒意義的：“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巨額利潤會使意誌薄弱者走向瘋狂，這是隱藏於人性深處和通行於市場的普遍規律，正應了西方壹句諺語：“上帝要人滅亡，必先讓其瘋狂。”

北大荒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人間凈土，所有規律在那裏照樣起作用。大量事實表明，80年代中期墾區開始大規模興辦家庭農場的時候，糧價走低，農業疲軟，種地不賺錢。墾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幹部為重振北大荒雄風，打造“中華大糧倉”，動員和組織廣大職工艱苦奮鬥、奮發圖強，做了極為可貴和富有成效的努力。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關註“三農”問題，出臺了壹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法規，國家各項補貼下發了，糧價漲了，土地火了，種地開始賺錢了。在我看來，正是從這時開始，極少數農場幹部的心理發生了畸變。龍鎮農場場長王軍跟於德清、劉玉雲等農工講的心裏話是極具代表性的：“要是知道退耕還林國家給那麽多錢，還能輪到妳們嗎？我早整到手了！農場就是為了得點國家補償費，才加上‘合作’這個詞。要沒這個好處，我把地包給妳們了，把國家好處費也給妳們了，我瘋了？”

引龍河農場農工徐萬忠、李文忠和傅永江，給我列出了近年來該農場土地承包費價位表：

2006年，1950元（坰）；
2007年，1950元；
2008年，2330元；
2009年，2850元，每個在職職工給10畝生活田；
2010年，2850元，10畝生活田削減為7畝，等於變相漲價。

墾區的土地承包費就是這樣壹路瘋漲、不見上限的！

今年許多農場的承包費又漲了。

2009年7月，引龍河農場農工唐維君為請求“落實退耕還林政策”找到場部。在“體改辦”的壹間辦公室，他看到壹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小王正在裝訂農場農工與場方簽訂的壹摞摞合同文本。每份合同上赫然寫著每畝地承包費為107元。但唐維君知道，全場所有農工包括他本人，每畝地實際上交的承包費為182元。這無疑是壹堆假數字、假合同、假簽名！

當時他很想偷出幾份，但思忖再三沒敢動。據悉，引龍河農場總共有30多萬畝耕地，每畝地隱瞞承包費75元，總數就達2000多萬元！

2009年如此隱瞞，其它年份呢？

家庭農場上交的承包費的管理也存在不少漏洞。

建三江農墾分局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陶長榮等15位農工反映，2007年，有關部門來查該農場第三管理區主任楊某的賬，195萬元資金“去向不明”，事後此人被調到“陽光保險公司”工作壹段時間，後來他變賣了所有家財，全家人都消失了。隨後，區裏又來個壹把手，上臺僅僅3年，又查出200多萬元資金“去向不明”，經向職代會公布後被免職，此人又調到別的農場。

墾區有規定，有工資收入的幹部不得包地。而農工們向我檢舉揭發了基層壹些幹部以親屬名義，把大量土地變相包到自己手裏（因我無法查證，故不能在本文中列出）。墾區三級領導幹部到北京來同我交換意見時，我當面指出這個問題，壹位農場幹部理直氣壯地說：“幹部也得活呀。”

法紀觀念蕩然無存！



第十六章  2011年，上訪的路還在延伸……

——在社會主義中國，正義壹定占有壓倒性優勢！

1

2011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國家和人民都充滿新的希望、新的期待的壹年。

但是，請廣大讀者，請農業部，請黑龍江省委省政府，請黑龍江省農墾總局，更請黨中央、國務院，在讀過本文之後，再來聽聽2011年春天墾區壹位女農工冒著風險給我發來的控訴！

讀了下面的文字，我的心在顫抖，我的心在哭泣，我的心在燃燒！

建三江分局青龍山農場的女農工張桂榮發信給我，原文如下：

農場下發的1號文件規定：2011年每畝收費477元，其中包括肥料款、種子款（117元/畝，價格高）、籌資籌勞款10元/畝，利費、水利建設費、水田基礎建設費、道路建設費、社會事業建設費，這些具體怎麽分的，我們也不清楚。此外收保證金30元/畝，私家農機具被強迫集中存放，每臺大型機械收費500元。在個人家存放每臺大型機械收費300元，小型收費50元。基本畝（即生活田）每個在職職工分8畝（作者按：總局規定15畝），2010年每畝收25元，今年漲到40元，連隊卻收320元，說是等國家補貼回來再‘多退少補’。從國家有補貼開始，農場的利費就快速上漲，中央的惠民政策我們根本沒有享受到。農場最初說，讓農工把自家地裏的低窪地都整平種上，5年不收費，卻從第壹年就要錢，不管地好壞，都壹樣收費，這也太不合理了！

2011年3月21日，開了全連隊（作者按：還叫“連隊”，證明“軍事化”管理遺風還在）大會，大概說了壹下農場1號文件的內容。文件讓農工於3月21日簽合同，但是當天沒簽。到了23日，信用社開始給貸款，五隊的張欣把貸款卡拿到自己手裏。連隊會計不讓，說必須把卡交給連隊，扣完利費再把卡給妳。張欣就給他愛人(省調查組接見的農戶王寶艷)打了電話。我也去了信用社，想和隊長(欒ＸＸ：服刑6年，現任三區五隊隊長)說明白，我們不是不交利費，等簽了合同就交。誰知還沒等我說完，隊長就喊上了：“聽說妳把卡搶走了，快點交上來！”我聽了很生氣，說：“我搶誰的卡了？我貸的款我還，妳開會說先簽合同，要是簽了合同，貸款卡我現在就給妳，任妳扣。”隊長說：“那我不管！”我說：“妳工作掙錢妳不管能行嗎？”隊長說：“我沒掙妳錢，我掙農場的！”我說：“要沒有我們農民交錢，農場有錢用妳，給妳開工資啊？再說省調查組的都說了，簽了合同再交錢是應該的。”隊長蠻橫地說：“妳就說妳交不交卡吧？”我說：“簽了合同就交！”然後轉身回家了。沒想到隊長覺得在人前失了面子，竟然想讓信用社的人把我的貸款卡作廢，信用社的工作人員沒同意。

今年，農場又強行攤派“空育131”催芽稻種，預收種子費就是強賣，很多人家不敢種，庫裏爛了很多，沒人去領，但種子款已經被扣了，我們也沒辦法，要不回來。我到13連幫人家插秧，地頭扔著17袋“空育131”稻種，共1360斤，農場扣款近7000元，種子白扔了，錢也要不回來。

這幾年，我們簽的都是空白合同，上面沒有畝數、錢數，並且合同也不給我們。今年還是這樣，農工拿不著貸款(卡的密碼只有扣完利費，才告訴農民)。這樣我們就無法購買生產物資，無法備耕，沒辦法只能讓農場快點扣完各種費用，好把卡拿回來。兩會剛開完，溫總理在會上說：“壹定要關心民生，以人為本，讓‘十二五’開好頭，起好步。”農場的政策與黨中央背道而馳，根本沒把百姓的死活當回事，我們農工的血汗錢不知跑哪去了？他們從來不說明！有的就被貪官裝進自己的口袋了！這樣還能成為現代化大農業嗎？社會能和諧嗎？國家能繁榮昌盛嗎？

據調查，張桂榮今年承包土地900余畝地，貸款42萬元，全部被農場扣下作為承包費和其它各項收費，她只收到壹張貸款票據。今年生產所需的資金，她不得不以1分5的高利從民間“擡錢”了。



北安分局引龍河農場唐維君也發信給我，稱該農場2010年每畝地承包費為190元，2011年又漲到220元，並繼續實行“上打租”。

壹些基層幹部欺負老百姓到了這種程度，貨款卡不給本人，簽的是空白合同，承包費和種種苛捐雜費年年瘋漲，墾區的管理者不感到臉紅嗎？用農工上繳的巨額資金買斷的“北大荒頻道”，傾聽過、反映過這些農工的聲音嗎？

2

2011年1月7日上午，建三江農墾分局所屬部分農場的農工，踏過冰天雪地，從遙遠的北大荒奔赴北京，要求向我反映情況。他們是：

薄   義——1957年生，七星農場農工
馮義龍——1967年生，前哨農場農工
楊金輝——1956年生，洪河農場農工
張振學——1959年生，洪河農場農工
姜寶貴——1961年生，七星農場農工
劉   艷——1954年生，女，大興農場農工
趙成凱——1954年生，大興農場農工
楊誌國——1969年生，大興農場農工
李金柱——1958年生，共產黨員，前進農場19隊原隊長，2004年因不滿農場“土政策”，憤然辭職。
盛永成——大興農場16隊原隊長，因同樣原因辭職。

當天下午，他們離開北京，沒有壹人上訪，各自返回農場。薄義因家境極度困難，他的路費是同行農工們捐助的。

訪談中，奔波在告狀路上整整17年、4次被拘留的薄義說了壹句令人感動也令人震撼的話：“我相信共產黨的政策不會變，我才上訪告狀到今天！”

他們反映的情況和問題簡要匯總如下：

壹、騙走家庭農場的《土地證》

建三江分局洪河農場於1997年、前進農場於1996年分別向全場家庭農場開發戶發出通知，聲稱將要以舊證換新證。現將洪河農場通知摘錄如下：

“洪河土地科根據建三江土地局的指示和要求……將統壹發放國有土地使用證，原由土地科發放的國有土地證由各場土地科收回作廢。統壹使用由建三江土地局地籍科發放的國土證，如有拒不執行土地局指示的，或者以種種理由拒絕換發新證的，洪河土地科將視其為違法占地，由土地科代表土地局收回其所開發的土地，交給農場或者作業區，重新發包給他人……”

但是，農場撒了個謊，他們在收走省土地局下發的有效土地證後，至今已經過去13年，仍然沒有下發新證。他們顯然怕打官司。

二、高價強賣農機具

創業農場黃培川、青龍山農場袁洪勝反映，農場強行要求承包土地5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購買日本產的插秧機（俗稱“大洋馬”）。國家對農民購買大型農機具是有15%以上補貼的，因此在農場購買大型農機具，理應給市場價格更為優惠。但是，2010年，前鋒農場張麗英在市場上直接購買的“大洋馬”插秧機為6.4萬元，並直接送貨到地點，而農場農機科的賣價為8.4萬元。青龍山農場賣價為7.9萬元。

三、國有農場機構臃腫，加重農工負擔

以大興農場為例，全場人口約1萬余人，場部擁有壹座辦公樓，公安局有壹座樓，其它還有壹些科室不是有自己的辦公地點，就是在外租借辦公室。這個農場僅公檢法人員就有數十人。據農工們反映，現在生產隊的領導幹部、工作人員也大大超過“生產建設兵團時期”。前鋒農場的文件規定，“對全年各項工作目標提前和超額完成的管理區，農場將增發全員年薪40%的風險收入。”也就是說，凡是足額和超額完成本區“上打租”收費的管理幹部，都有提成。

前鋒農場有：場部5層辦公樓，公安局4層樓，法院、工商、陽光保險等4層樓，種子公司4層樓，倉儲、基建科、林業科等5層樓，土地科3層樓（上有家屬房），交通科客運站2層樓。

天哪！壹個農場的農工們要養多少幹部和“以工代幹”的人啊！

怪不得收費這麽多，這麽狠，這麽漲！

此外，洪河農場農工、共產黨員楊金輝反映，他先後投入160多萬元，開荒4000畝，創辦起家庭農場，2004年與農場簽訂了為期10年的承包合同。但第二年農場就撕毀合同，大幅提高了承包費，並要求楊金輝簽訂新的“合同”，不簽就不許賣糧，並派人堵在路口，強迫楊金輝按新的承包價賣壹車糧，交壹車錢。楊金輝堅決拒絕，結果被作業區主任杜某派人把他的左腿打成粉碎性骨折。當年杜某竟然被評選為該農場“先進工作者”。後經楊金輝上訪告狀，黑龍江省紀委強力幹預，杜某做了賠償。

3

2011年6月4日，建三江分局前哨農場包地農民王恩江進省入京上訪途中，專門來見了我。他原是黑龍江省富錦縣農民，1987年看到前哨農場公布的招商文件，雄心勃勃購買了70頭牛，辦了壹個養殖場。沒想到那裏地勢低窪，牛爛蹄子，最後死的只剩了5頭。2002年，王恩江又開荒1820畝，與農場簽訂的合同規定為：每畝地上交10元農業稅和45元的承包費，以後按每年每畝5元遞增。這期間他通過繼續開荒連片，承包耕地面積達到3000畝，總投資近150萬元。

但是，2005年，前哨農場撕毀合同，要求每畝地承包費增加到120元。王恩江當然不能同意，於是被迫到省政府上訪，其結果是王恩江被前哨農場公安局拘留10天。2007年，農場擅自把王恩江承包的3000畝耕地包給農場之外的於姓人家，包地的人欺負到王恩江家裏，把他78歲的老母親打得多處外傷。自此，這片耕地的承包權就歸了於姓人。2007年當年，於家就以每畝120元的價格，把765畝地二次發包給別的人。王恩江的妻子患了癌癥，生活雪上加霜，他的大女兒考上大學後，棄學不念去打工了。

迄今，王恩江進省入京上訪十余次，每次都被農墾工作人員攔回。

2011年5月25日，前哨農場場長劉某給在京的王恩江發來壹條信息，這條信息現在還保留在王恩江的手機上：“恩江：妳好，我是劉XX，快點回來吧，在外面解決不了問題，不要給王書記（指建三局分局領導）添麻煩了，我給妳解決。”

5月31日，王恩江返回前哨農場。回去以後，他的訴求照例無人理睬，王恩江又壹次踏上漫漫無期的上訪之路。

有多少農工和家庭農場場長反復上訪，又反復被“好言好語”攔阻、劫持回來，但問題始終沒能解決。農工們只好“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始終不服，堅持上訪。我甚至都為墾區感到頭疼，這些矛盾和爭執什麽時候能消停下來呢？北大荒什麽時候能平靜下來呢？農場那些對上訪者“死看死守”的幹部太辛苦了，他們什麽時候能睡個好覺呢？

我還想鄭重指出，從上訪農工的訴求內容可以斷定，許多問題和爭執出現在墾區壹些農場的現行政策和規定上，因此他們並非僅僅代表個人。在他們身後，還有相當部分的群眾抱有同樣的看法和意見。這是北大荒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4

更為嚴重的是，我所訪談的許多農工正在遭到無情的打擊報復：

——2011年3月18日，曾被重傷雙腿的前鋒農場農工白文革，遭到管理區幹部李某糾集的壹夥人痛毆，李某揮拳將白文革左眼打出血，經診斷為“視網膜破裂，眼底出血”，住院治療20余天。

——2011年3月18日，前鋒農場將張麗英名下的近千畝耕地外包他人，那些人將張麗英的10棟育秧大棚砸爛，張麗英的兒子對現場進行錄像時被打傷。4月下旬，管理區強行禁止張麗英抽水泡地（以備種植水稻），致使她的2000余畝耕地全部過了種植節氣。5月6日，經我向總局宣傳部高先生反映，第二天前鋒農場趕緊派人播撒稻種（本該插秧的），說“見綠就行”。據張麗英說，他們播下去也是浪費，節氣已經過了，不是絕產也很難再有收成。農場管理者還鼓動新的承包農工起訴張麗英，遭這些農工拒絕，他們說：“不是張麗英不讓我們種地，是妳們不讓我們種地！”

因育秧毀棄，大棚遭砸，沒種上地，張麗英壹年就欠債60余萬元，全家生活陷入深重的災難。

為防止張麗英繼續上訪，前鋒農場對其實行嚴格監控。5月4日晚10時許，第四作業區幹部給壹位司機打電話問：“妳把我那位‘張奶奶’拉哪去了？”司機答：“我不僅拉妳‘張奶奶’了，還拉妳‘楊爺爺’了呢！”幹部說：“以後妳拉‘張奶奶’去哪兒了，告訴我壹聲。”司機笑答：“那是不可能的！”

——2011年4月11日，北安分局龍鎮農場於德清、劉玉雲、王義峰、王宏彥、傅繼生5人到黑龍江省政府上訪。省農墾總局“信訪辦聯席會議辦公室”就此下發壹份正式通知，摘要如下：

“龍鎮農場公安局：

2011年4月11日，龍鎮農場劉玉雲、於德清、王義峰、王宏彥、付繼生5人未等待省調查組關於退耕還林問題訴求的答復意見，集體越級到省信訪局，且此信訪問題已三級終結，嚴重擾亂了正常信訪秩序。其上訪行為壹是違反了《信訪條例》的相關規定；二是違反了黑公通【2009】80號文件的相關規定及黑信聯發【2009】3號文件的有關規定；三是違反了農墾總局黑墾政發【2006】30號文件的相關規定……建議龍鎮農場公安分局對劉玉雲等5人依法進行處理。並落實好信訪穩控措施，確保不發生重復越級集體上訪。

此建議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信訪聯席會議辦公室
二0壹壹年四月二十七日（公章）”


看來，墾區信訪部門已經給劉玉雲、於德清等5人定了“三級終結”的鐵案，聲聲泣血的“草根族”聲音再次演變為“腸梗阻”！

國家制定的退耕還林惠農政策同樣嚴重遭遇“腸梗阻”，對百姓而言成了壹紙空文，無異於壹張廢紙！黑龍江農墾總局2003年下發的文件，因何到了自己直屬的信訪部門也形同廢紙呢？正是總局的這位信訪辦主任任少軍同誌，在接待盧鳳琴等多位上訪農工時公然說：“當年小日本進中國時殺人殺少了，應該把妳們都殺掉！”

如果任少軍同誌不能徹底糾正他對人民群眾的蠻橫態度，他怎麽可能公正地處理上訪農工的問題？

壹切情況都表明，在2011年初黑龍江省調查組到達墾區之後，上訪農工的訴求不僅沒有得到公正處理，而且事態愈演愈烈，接受我訪談的眾多農工繼續遭到蠻橫的打擊報復，我不能不表示強烈的憤慨。

結  語

現在我要問：

國務院紅頭文件所要求的“將農工承擔的土地承包費（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的收費全部免除，確保將農工較重的負擔減下來。”，這件事情辦了嗎？

墾區要“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項收費”，這件事情辦了嗎？

各農場“要印制農工負擔手冊，凡手冊之外的收費，農工均可拒付。”這件事情辦了嗎？

“國有農場要采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方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這件事情辦了嗎？

國有農場要“規範各項支出，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這件事情辦了嗎？

本文所反映的問題集中起來，其核心在於：北大荒墾區凸顯出來的諸多矛盾、紛爭和意見，是全面開花、自主經營的上萬個家庭農場與墾區現行管理體制發生的必然碰撞，是群眾保護自身利益的自覺意識和墾區基層極少數管理者剝奪行為的必然對抗，是渴望穩定發展壯大的家庭農場和“管理成本”不斷沖高的必然沖突。

這是北大荒發展到今天的壹個“瓶頸”！

產糧330億斤的廣大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必須得到保護！

可以肯定，“沈沒的聲音”絕不會沈沒，“草根族”的合理訴求如不妥善解決，北大荒永無寧日！

北大荒的歷史是光榮的，北大荒的未來是美好的。北大荒的今天正處於壹個關鍵的歷史轉型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人為本，與時俱進，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管理體制改革，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是北大荒人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時代性使命。

正因如此，2011年4月20日，溫家寶總理要求，國有農場、林場要加快進行體制改革。

北大荒墾區，是英雄輩出、貢獻卓著的“中華大糧倉”。在黨中央、國務院以及黑龍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數十年來墾區廣大幹部職工團結壹致、艱苦奮鬥、攻堅克難，為這片沃土的發展書寫了史詩般的新篇章，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在墾區黨委的堅強領導和昂揚激勵下，數以萬計的家庭農場頂著“生活費自理、生產費自理”的巨大經濟壓力，白手起家，奮發圖強，創造了更加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

這個成就是前所未有、激動人心的，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歷史應當記住，三代北大荒人有恩於國家！

他們的勞動應當獲得國家的回報，他們應當過上愉快、和諧、幸福的生活，他們的心靈不應當有陰影和傷痛，他們的眼裏不應當有淚水和憤怒，他們的勞動成果不應當被剝奪和侵害，黨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陽光政策不應當被“土政策”所阻斷！

我和所有那些受到侵害的北大荒墾區上訪農工，正等待著最終結果和結論。

2011年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警惕政府“無形資產”流失》，文中說：“每壹起突發事件，處理不好會成為損傷政府公信的消極因素，應對得當則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機。如果事情出現後不是銜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婁子’，而是盡力促成政府與民眾的順暢互動；事態激化後不是推卸責任，而是著力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那麽，我們就會看到化危為機的‘雙贏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與公信力，百姓實現了正當的訴求和利益的公平。”

民心是最根本的執政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證明，前進中的問題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絕不能開歷史的倒車，絕不能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上萬個家庭農場是北大荒墾區的主體生產力和生產主力軍，沒有家庭農場的穩定、發展與壯大，就沒有墾區的穩定與繁榮！

根本問題在思想路線。根本的解決辦法在於加快和深化改革。我相信，只要思想路線搞對了，政策調整好了，真正體現了鄧小平同誌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真正體現了胡錦濤同誌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侵害家庭農場和群眾利益的現象得到堅決制止，上訪農工的合理訴求得到落實，基層的矛盾與糾紛會迎刃而解，幹群團結會得到極大的加強，北大荒的事業將會向著更加光明的道路前進！

目前最緊要的問題是：立即制止墾區少數管理者對上訪群眾的打擊與迫害！

中共政權對中國農民的禍害

作者 梁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北京的黨國英，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一名在全國小有名氣的雜文家。現在說出這種話，很不得人心，也很對不起農民，更對不起自己的“農村研究”。只是他萬沒想到，就因他“出言不遜”，瞬時間受到網民們一篇又一篇時文的討伐。現雖已過去幾天，人們仍“心存芥蒂”，還在講幾十年來中國農民所受的苦難。黨國英真個是“求仁得仁”，何怨乎？

凡歷史上發生而又沒有消失的重大悲劇事件，都一定會被人們一再提起。同時，那些制造悲劇者也絕不會被人們忘記，比如當年信陽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說他們就是“屠殺農民“的劊子手也不冤枉。連劉少奇當年說的話不也記錄在案了嗎（“劉少奇曾明確說要犧牲農民保證城市糧食供應和工業建設需要）？至於還有現在不允許公開說的，比如導致餓死人的罪魁毛澤東，早已釘在無數中國人內心的恥辱柱上了。

記得七年前的三月，全國兩會期間，新浪網弄個訪談欄目，叫“建言時間”。3月10日這一期的題目是《向空氣、水、陽光和河流道歉》，主要是談“霧霾，何去何從”。節目請了兩位嘉賓，一位是人大教授周孝正，另一位是央視天氣預報主持人宋英傑，特邀主持人蔣昌建。看了節目，自己作了一文，到現在都記著文中幾句話，認為中國社會精神層面之所以墮落到今天這等地步，就因還有無數受冤屈受迫害者以及他們的後人沒有聽到政府以及當事人或當事人的家人、後代向他們道歉，以至於死者“冤魂不散”，活著的人心氣兒不順。

七年過去，就在這三月的頭一個早上，從微信裏讀到三天前發在公眾號的一篇文章：《60年來，中國農民作了多少犧牲？》。瀏覽時，心情很不平靜：可憐的父老鄉親，可憐的農民兄弟姐妹，國家對不起你們，實在對不起你們。很遺憾，像咱這種百姓，代表不了國家，否則，我會給你們磕頭謝罪，甚至長跪不起。

那文章中有這麽幾段文字：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一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征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這還僅僅是上交給國家的農業稅，並非農民承擔的全部稅費，而在農民的稅費負擔中，農業稅是最少的，農民稱其為‘頭稅’，此外還有上交集體的‘三提五統’（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優撫對象統籌、民兵訓練費和鄉村道路建設統籌費），農民稱為‘二稅’，達標集資（指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集資、攤派、罰款等）則稱為‘三稅’。那‘二稅’‘三稅’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縣有幹部曾形象地描述說：‘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

“1985年全國農民農業稅交了47億元，而民辦教育16億，供養五保戶10億，照顧烈軍屬5億，文化衛生20億，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計劃生育32億，基層於部和脫產人員補貼70億，亂收費40億，總計257億元。也就是說，農業稅僅僅占農民負擔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況差不多。”

“農業稅僅僅是近60年農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紛繁復雜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才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在本人看來，一個出生在這國城市且又一直生活在這國城市裏的人，不說讀《60年來，中國農民作了多少犧牲？》的全文，即使讀了上面這幾段，若仍不感到心痛，那他的人性和良知都很值得懷疑。面對如此不公都無動於衷，還能說這人有誠實、善良、仁慈、友愛？

說到這裏，又聯想到自己。那是1998年夏天，當時還在企業，聽到子弟小學中有家在農村的老師從鄉下回來後，給我描述了農村的景象，本人以此草成《誰能代表農民》，發表在1998年7月的《雜文報》上，後被北京大型文摘雜誌《新華文摘》轉發在當年第8期。

巧得很，在上面提到的“60年”一文中，讀到一首作於1957年的民謠：“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之前，自己沒有見過這首民謠，而1998年本人當地的那些農民們應該也沒有見過，然而他們時隔41年卻無師自通，有了類似的新民謠。本人把它們的話編了編，放到我那篇短文中，題目叫《某地農民插秧歌》，容我抄在這裏：

“一棵交國家，/貪官也一棵——/一棵縣長吃，/一棵鄉長喝，/一棵送村長，/一棵免災禍……/一棵‘豬頭稅’，/一顆‘人頭數’，/一棵給‘修路’，/一棵給‘挖河’：/一棵又一棵，/之後才自個……/三令五申下，/效果又如何？/年年吆喝減負擔，/負擔反而多——/苛捐雜稅如牛毛，/且聽我唱插秧歌!”

之後不過5年，國家宣布：取消農業稅。當時聽到，真為農民高興：終於盼來了這一天。然而，只要讓說真話，國家雖取消了農業稅，可地方上的苛捐雜稅仍不少，每見到家在農村的職工，仍跟我叫苦，並希望我能為他們說幾句話。可我能說什麽呢？我說的起作用嗎？

《誰能代表農民》一文，眼看就發表23年了，這期間，不少農民也確實富了起來；而到去年11月下旬，據說全國所有農村也都“脫貧”了。這當然是“大喜事“，容不得你懷疑。生活在這種國家，也不敢不信。可即使如此，我知道，二十年前李昌平提出的“三農問題”也還是並非完全解決了，尤其是剛剛“脫貧”的那些農民，絕不等於就過上了幸福生活。這也是為什麽黨國英那話一出立即遭到“炮轟”的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1949年前中國農村還有農會，而農會就是農民自己的組織（盡管後來變了味）。而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有成千上萬的各種行業協會，企業裏的工會不說，像大豆協會、養殖協會、農民協會，等等等等，都是為會員們撐腰打氣，替他們說話。可中國農民，今天還有誰代表他們並替他們說話呢？黨國英這樣的“研究者”會為他們說話嗎？不可能。尤其是二十三年過去，本人依然認為，有資格代表農民的，還是只有農民自己；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除他們自己之外，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還有什麽人有資格說他或他們能代表農民。

2021.3.1

附：60年來，中國農民作（做）了多少犧牲？

來源：新三農

新中國60多年的經濟建設，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財富呢?具體的數據恐怕誰也說不清楚，我們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數字去估量這個群體曾經和正在付出多少東西。

1949-2003年農民交了近4000億元的農業稅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一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征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這還僅僅是上交給國家的農業稅，並非農民承擔的全部稅費，而在農民的稅費負擔中，農業稅是最少的，農民稱其為“頭稅”，此外還有上交集體的“三提五統”(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優撫對象統籌、民兵訓練費和鄉村道路建設統籌費)，農民稱為“二稅”，達標集資(指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集資、攤派、罰款等)則稱為“三稅”。那“二稅”“三稅”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縣有幹部曾形象地描述說：“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

1985年全國農民農業稅交了47億元，而民辦教育16億，供養五保戶10億，照顧烈軍屬5億，文化衛生20億，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計劃生育32億，基層於部和脫產人員補貼70億，亂收費40億，總計257億元。也就是說，農業稅僅僅占農民負擔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況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農業稅從8.6元增長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鄉統籌費則由28.86元增長到44.55元，若加上亂收費、亂罰款等社會負擔，1991年農民負擔約為90元，農業稅只占九分之一。

2000年的情況據專家測算，全國農民人均繳給國家的稅約為45元，繳給鄉村集體的費約為185元，用於各種達標活動的集資約為100元.合計330元，三者比例約為1：4：2。農業稅只占農民負擔的七分之一。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4000億農業稅僅僅是近60年農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紛繁復雜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才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

為了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和穩定糧價，也為了給工業發展積累資金，1953年開始政府開始實行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強制農民低價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準。國家以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和出售糧食，而以高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將工業產品賣給農民，這就形成了“剪刀差”。

國家通過統購統銷的“剪刀差”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呢?據王鋒博士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相當於至少58億兩，至少相當於現在的49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年176億元;1979年到1994年，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 億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億元。而90 年代以來每年“剪刀差”的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而據袁瑞珍統計，1953-1985年統購統銷過程中農民向國家貢獻的財富大約在7000億到8000億元。要知道，1978年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也只有9600億。這種“剪刀差”讓農村一貧如洗。

統購統銷常年過度征購農民余糧，導致農民口糧不足。即便農業大豐收，農民仍吃不飽肚子。劉少奇曾有明確說要犧牲農民保證城市糧食供應和工業建設需要。農民將這種低價強制購糧的政策成為“暗稅”，民謠中說：“暗稅最要命”。

1959-1961年大饑荒：許多農民因為過度征糧被餓死

1959-1961年之所以會出現大饑荒，主要是因為大躍進中虛報糧食產量，導致高征購，各省為完成征購指標，逼迫農民把口糧上繳，致使大饑荒蔓延。為了完成征購指標，地方官員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安徽鳳陽“很多社、隊成立了‘查糧小組’、‘調糧突擊隊’，翻箱倒櫃戳地鑿壁，逐戶搜查，吊打群眾，結果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一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

同時，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基層幹部為自己享樂大肆占用農民口糧，導致農民缺糧餓死。如鳳陽縣“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面，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當時實行的政策是保證城市犧牲農村，比如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中央決定犧牲饑荒最嚴重的四川，讓李井泉火速向外調糧。1960年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人每天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這種不顧農民死活的糧食高征購導致了四川成為是餓死人最多的省。

大饑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這三年間農民失去了多少糧食和財富權且不論，僅僅餓死了的人數，至今仍是個謎……

1962年至今：農民私有土地被收歸集體所有，至今仍無土地所有權

從50年代開始，不僅農民的勞動成果被拿走，就連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也不再歸農民所有，而成為“集體”或國家的財產。

50年代中後期，當農民轉入高級合作社後，土改時分給農民的私有土地便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一步將農民的宅基地也劃歸集體所有，其第二十一條規定：“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

改革開放以後不僅沒恢復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反而在憲法層次上明確規定土地集體所有和國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至此，農民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喪失對土地的所有權，從建國初期土地的主人淪落成為現在“集體”土地的雇工，這也成為如今政府和開發商圈地過程中農民無法維護自身利益，最終連土地使用權也完全喪失的根本原因。

1962年為了緩解城市糧食壓力，城鎮人口向農村移民2000萬

1959-1961年饑荒威脅著數億農村人的生命時，為了減輕城市的糧食供應壓力，陳雲建議中央“動員城市2000萬人下鄉”。1961-1963年，全國共精簡職工1800萬人，壓縮城市人口2600萬人。後來毛澤東在談起這一條措施時很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但他卻沒有想過2000萬人會給饑荒中的農民帶來更大的生存壓力。

為了防止農村難民進入城市逃難，195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和《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口外流的緊急通知》，嚴格限制農民進城。即便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也不允許農民逃離農村進入城市。

1968-1980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

1968年毛澤東為降服紅衛兵和緩解城市勞動人口壓力，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據統計，在1962—1979年期間，全國累計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有1776萬之眾，加上幾百萬的機關幹部職工下放農村，總共有2000余萬城鎮人口流入農村。城市人口轉移到農村，必然增加農民的生存壓力，知青的到來讓農民本就貧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資料也承認：“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於安置人數過多，增加了農民負擔，形成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同樣作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知青群體或懷念或控訴，擁有強大的話語權，而農民至今仍然處於失語狀態，連表述的機會都沒有。

60多年來農民付出的勞役不計其數

除了上述生命財富損失之外，農民還有一部分巨額勞務付出經常被忽略，這就是攤派在每個農民身上的勞役。這些勞役付出主要用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繕校舍等。

以水利建設為例，復旦大學教授張樂天說：“現在國家建水庫要投資多少億?當年都是農民幹出來的。那時建設的水利工程，其總量遠遠超過現在，因為當年遍地開花，全都在幹，像紅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會耗費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為例，僅“大躍進”時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動用了17個縣的10萬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擲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壩。放在現在，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當時，這都是按照義務工攤派給農民的勞役。據統計，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水利工程建設“大躍進”，現有的8.7萬座水庫大部分建於那個時期，想想就知道當時農民付出了多少。

社會環境對中國農民的禍害

作者 獨立農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農民的生活處境的改變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許多人對中國農村的貧困、破敗和停滯有著強烈的印象。孫立平談及人民大學洪大用每次回家的壹個直覺：農村不僅越來越貧窮，而且農民面部表情越來越麻木，出現了面部表情呆癡化的傾向。賀雪峰在《新鄉土中國》壹書中指出，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物質生活比今天艱辛，勞動強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時是改造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換地”的勞動，他們覺得是為子孫後代造福，為民族的掘起而勞作，他們覺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現在他們在電視裏看到的是與他們的世界完全無關的表演和調情，因此，農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農村基層幹部李昌平在著名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沈痛地寫道：“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了1950年代末柳青創作的著名長篇小說《創業史》。在某種意義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寶”。
1979年，被視為“‘新時期’的魯迅”的著名農村作家高曉聲發表的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以史詩性的筆墨“重寫”了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歷史。意味深長的是，《創業史》是從富裕中農郭世富新房上梁寫起，從此展開了農村社會主義集體事業與個人發家致富兩條不同道路的沖突。而《李順大造屋》則自始至終將主人公造屋這壹事件作為小說的主題。小說以主人公李順大造屋悲壯的歷程反映了中國當代農民坎坷不平、起落無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國當代農村的苦難，尤其顯示了中國當代歷史的荒誕和悲劇性。《李順大造屋》成為了“新時期文學”的壹個重要起點。同時，它也從“新時期”的觀點出發定格了中國當代農村歷史。
1990年代，新鄉土作家劉玉堂的中篇小說《最後壹個生產隊》從壹個鄉村詩人的眼光出發，將碎片化了的集體化經驗進行了另壹種重構。“最後壹個生產隊”成為了壹種民間的記憶。這篇具有濃厚鄉土氣息的小說帶有明顯的鄉村寓言的特點。它以“文學”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重新詮釋了人民公社的歷史經驗和精神遺產。
多年來，人民公社和集體化的歷史已經成為了單純妖魔化的對象。張樂天指出：“或許創建公社所支付的代價太昂貴了，以致於公社日復壹日地成為許多人攻擊乃至詛咒的對象。問題在於，自然村落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制度構架業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價怎麽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義在於超越了傳統的循環，並為最終擺脫‘循環的陷阱’創造了條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國現代化的人都不能繞開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國現代化的壹個很好的契入口。”（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頁，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中國當代農村集體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失誤和無數的災難。但是，另壹方面，集體化運動打破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使中國走上了跨越發展的道路。正如魯迅所說的，革命有汙血，也有嬰兒。人民公社被拋棄和否定了，然而，正是在人民公社的廢墟上掘起了獨具特色的中國鄉鎮企業。農村集體化充滿了苦難；但是，同時也是壹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革命，是中國農村的壹次歷史性的解放和飛躍。
人們普遍直觀、簡單地把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繁榮和發展理解為消極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單幹的結果，許多人的記憶以及我親身的經歷是：似乎壹夜之間農民就能吃飽飯了，壹夜之間農村就富裕了。這種奇跡使我們長期感到驚奇，絲毫沒有意識到實際上它主要是受惠於解放後二十多年農村在集體化過程中從物質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今天如果將“改革開放”初期的這種變化放到整個中國工業化過程以及中國當代歷史變化的脈絡上來看，就非常清楚了：1970年代，中國已經建立了獨立自主和完整的工業體系，長期作為中國工業化蓄水池的農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不僅取消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大規模提高農產品價格成為可能；而且反過來，工業化的結果開始有條件對農村進行“反哺”。也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改革開放”對於農村“放權讓利”才有了壹定的前提和條件，而農村正是從這壹轉機中突然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利益和壹夜之間變富的。例如，1980年代的糧食增產是建立在集體化時期大規模的農村基本建設、化肥的使用、以雜交水稻為標誌的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等基礎之上。有人說：“1980年代是壹個吃老本的年代，但沒有人感覺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別是農田水利這個龐大的事業被整個社會忽視了，也被國家忽視了。”（賀雪峰《新鄉土中國》，第13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集體化改變了農村生產方式，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協作能力，使得農民增強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和改進農業生產技術成為可能。黃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為例說明集體化對於農村的影響：“位於北京以東的大型密雲水庫，是壹個在國家投資和領導下建造的水源，它對沙井村的影響重大。今日在村莊的居民點和農田之間，有壹條混凝土渠道，供水給田地裏的分支水渠，形成壹個嚴密的灌溉系統。解放前沒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麥，今日可灌水三次。國家在水利上的投資，又為化肥的使用創造了條件（土壤無水，不能吸收化肥）。”（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第189頁，中華書局，2000年。）相反，今天，集體化時期所修建的水利設施由於這壹體制的崩潰而無法維持，使得以前依托水利的農田無水可灌：“水利是壹項只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這些年村級組織普遍負債，小水利也組織不起來，有些農戶已經不得不在過去可灌溉的耕地裏種植旱作物了。”（賀雪峰《新鄉土中國》，第13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這也是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繁榮在1990年代難以為繼的原因。如果是分田單幹給農村帶來了繁榮，那麽，為什麽這種繁榮在私有化成為了教條的1990年代反而不能再持續了呢？農村私有化的政策是持續的，不能持續和已經消耗殆盡的是農村集體化過程中所積聚起來的巨大物質和文化資源。
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有力地駁斥了將中國農村的成長歸結為私有化的謬論。事實恰恰相反，農村集體化所帶來的制度創新才是1980年代農村發展的動力和原因。黃仁宇和黃宗智等學者指出，中國在宋代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生產水平；但是，從此壹直停滯不前，沒有孕育和產生發展和突破的契機。黃宗智指出：“中國農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經歷了六個世紀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仍未得到發展，人口的絕大多數仍束縛於糊口水平的種植業生產。中國農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經濟組織，會面臨比以前更大的問題”。（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445頁，中華書局，2000年。）而農村集體化破壞了傳統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尤其是社隊企業為農村歷史性的轉折提供了出路。張樂天認為，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使中國農村走上了壹條獨特的發展道路。黃宗智從長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1980年代以來農村改革中“真正的質變性發展是通過大多是集體所有的鄉村工業和副業的發展而實現的農業的反過密化”。（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17頁，中華書局，2000年。）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和社會動員，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均衡，走出了壹條嶄新的發展道路。
農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農經濟和避免階級分化。這也成為了考驗革命中國的重要問題。黃宗智說：“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革命在冀—魯西北地區的基本社會經濟背景：壹個經歷數世紀之久，在內卷和階級分化雙重趨勢之下形成的貧農經濟。”（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第317頁，中華書局，2000年。“農業內卷化”是克利福德·吉爾茲給爪哇水稻農作中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的命名，黃後來將“內卷化”譯為“過密化”。）這是中國革命的基礎，也是革命中國必須面對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來小農經濟的歷史覆轍。
1953年李淮發表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後農村的重新兩極分化的問題。以消滅階級剝削為鵠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對社會新的階級分化這壹問題。如何彌合這種意識形態的裂縫？這篇作品在《人民日報》等幾十種報刊轉載，並且改編成話劇和地方戲等多種藝術形式而廣泛傳播。解放後中國農村何去何從，這壹思考確實在當時引起了人們普遍的反響和共鳴。1955年出版的趙樹理的《三裏灣》是第壹部描寫農村集體化的長篇小說。然而，值得註意的是，《三裏灣》並不是將合作化的過程作為壹種意識形態來抽象地進行謳歌，而是和具體的合作興修水利工程結合起來進行描寫的。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中就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壹家壹戶就是壹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壹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885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壹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就是改造和消滅小農經濟及其思想意識。這種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小農意識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阻礙、束縛和制約。如果不消滅小農經濟，中國就只能在宋代以來的這種歷史怪圈中不斷循環。中國歷代都是封建皇權和小農結成同盟，打擊地主豪強及其土地兼並。農民壹旦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就會從根本上危及封建統治的基礎，因此，封建皇權總是努力阻止和延緩豪強對於小農土地的兼並。但是，另壹方面，這也造成了中國歷史長期的停滯和循環。如果中國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階段，不繼續革命和將革命推進到新的階段，改造小農經濟，共產黨所領導的現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沒有任何根本的區別。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說相比，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和柳青的《創業史》中農村敘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推進到了新的層次和新的高度，體現了中國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進展。《暴風驟雨》和《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描寫的是鬥地主、分田地，是對於地主階級的革命，而《山鄉巨變》和《創業史》則是對小農的生產方式以及私有觀念的革命。
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從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土地革命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關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壟斷，農民獲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壹方面也可能使中國進壹步陷入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後造就了億萬擁有小塊土地的小農，因此，在推翻地主階級以後，改造小農的任務反而變得更為艱巨了。四億多農民變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農村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加破碎。國家必須和廣大分散的小農進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這種情況無法適應當時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中國或者以資本主義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羊吃人”運動），或者以社會主義農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農經濟。我們通常將柳青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巨大熱情簡單地理解為執行官方的政策，理解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狂熱。實際上，相反，柳青對歐洲工業化的歷史進程有過認真的研究和客觀的考察，對小農經濟的歷史命運有著清醒的認識。1972年他在《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的報告中就寫道：“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確立是工業革命的前提。國會以立法的方式通過三次法令，消滅了小土地所有制，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勞力和市場。”他對小農經濟的命運有著正確的認識。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也同樣意識到小農經濟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只是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同而已。
農村集體化直接服務於國家工業化的歷史任務。經過土地革命，農民從單純的生產者變成了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因此導致了糧食剩余的減少。薄壹波在1953年秋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過去山區農民壹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面，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壹。”這就使得新中國建立伊始就面臨糧食產需供求的尖銳矛盾，並且和國家工業化產生了直接的沖突。這也就是1953年國家實行統購統銷和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壹個重要原因：“如果說尖銳的糧食產需矛盾是促進大規模開展農業合作化的動因之壹，那麽，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則是當時糧食供求矛盾發展的產物。”（薄壹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25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反過來，今天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所進行的“改革”，就是將廣大勞動人民從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即集生產和需要求於壹身的“人”，野蠻地打回成廉價的“人力資源”，重新打回成為單純的“勞動力”。
農村集體化的壹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農村剩余，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1953年統購統銷以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擴大，成為了對於農民壹種非常方便和隱蔽的剝奪。如果說在人民公社化時期，中國農民經歷了巨大的苦難的話，那麽我們應當認識到這其中客觀的難以避免的歷史原因：農民為國家工業化作出了偉大的貢獻，為國家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作出了最大的犧牲，為1970年代中國當仁不讓地真正進入國際大舞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被迫極大限度地犧牲了眼前利益。在總結農村集體化的歷史經驗的時候，我們必須思考的壹個問題是：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怎樣才能取得更好的平衡？怎樣來看待工業化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的這種代價？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通過海外殖民掠奪和國內剝奪農民（“羊吃人”運動）雙管齊下。而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既不可能通過海外殖民掠奪的方式，又希望避免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奪方式進行原始積累。當時政府采取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通過集體化的組織方式穩定、持續地汲取農村的剩余，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由於缺乏歐美國家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殖民掠奪的支援，第三世界國家和後發工業化國家以內部殖民的方式所進行的工業化過程實際上是更為慘烈、漫長和難以忍耐的苦難歷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西方帝國主義嚴密的國際封鎖的極為艱巨困難的條件下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堅實基礎，從此逆轉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100多年來任人宰割的命運。黃仁宇說：“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壹個高層結構，使中國當時能在世界裏立足，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壹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余能轉用到工商業。”（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壹世紀》，第478頁，三聯書店，1997年。）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黨派人士的批評。這也就是後來“九天九地”說法的由來和所謂“大仁政”與“小仁政”的沖突。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間選擇了前者。當中國爆炸了原子彈之後，美國意識到和中國進行談判的時機不可避免地已經到來了。中國從此已經確立了不可忽視、不可搖撼的大國地位。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最初，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通過農業合作社直接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能的，是壹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而毛澤東卻認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壹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壹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壹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91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毛澤東認為，生產關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夠創造新的生產力，毛澤東的這壹看法獲得了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認同與信服，最終成為了全黨的共識。
黃宗智在對長江三角洲的研究中發現，中國走出了壹條獨特的工業化道路，而這樣壹條道路的出現又與農村集體化的歷史密切相關：“自上而下的工業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國家是常見的，這是從帝國主義入侵後開始的。中國鄉村發展的獨特之處不在於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於村、鄉集體組織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壹般地說，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農村人口都在消極地等待城市工業的擴張，將他們吸收為勞動力。工業幾乎全部設在都市或城鎮，工業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大量人口從農村外移。這種情況與當今長江三角洲頗不相同，後者的農村集體組織在農村工業化的積累中起了主導作用……集體工業實際上是長江三角洲以及中國大部分地區鄉村工業組織的主體。正是這種生產組織形式推動了發生於70、80年代的大部分鄉村工業化，並且使中國的鄉村工業化有別於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266、267頁，中華書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印裔經濟學家阿馬蒂提亞·森指出：“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定方向的結果。”
1950年代中國的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組織起來，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心理，挑戰幾千年來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使古老平靜的農村深深地卷入了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之中。農村集體化是中國歷史上壹場重要的革命和試驗，柳青等人將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村變革置於以國家工業化為目標和背景的廣闊的歷史進程和視野之中來加以展望和表現。
趙樹理和柳青等當代作家沒有回避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的自私觀念。趙樹理說：“壹般說，無產階級的私有觀念不大，自從這個階級產生起就是這樣。鐵路工人不會產生分火車頭、分鐵路的想法，不會想分上壹個車頭、分上壹段鐵路回家自己開，而農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種。農村中新和舊的鬥爭非常激烈，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新的東西，常常微妙地絞合在壹起，應該註意到這壹點，否則就不會是真實的。”（趙樹理《在長春電影制片廠電影劇作講習班的講話》，《趙樹理全集》第4卷，第491頁，北嶽文藝出版社，2000年。）柳青充分認識到農民並不天然地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決不可能自發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柳青的《創業史》和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被開懇的處女地》都突出地描寫了農民對於私有財產的強烈感情。《被開懇的處女地》描寫了中農康德拉脫把牲畜交給集體農莊以後的復雜感情：“不管妳怎樣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歸公有，雖然它們是在家裏的泥地上跟孩子壹起長大的。這種舍不得私有財產的卑劣感情，壹定要克制，不能讓它在心裏作怪……”“他睡不著覺，因為有條自私的毒蛇在他心裏作怪，他舍不得財產，舍不得牲口，雖然他自願放棄了這些東西……” 但是，這種自私心理並不是什麽永恒的“人的自私本性”。它是壹種歷史現象，它是私有制度的產物，尤其是壹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所謂“自私本性”不僅不是什麽“人性”，而且是反人性的。
“三十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如果按照新自由主義所謂“經濟人”和“理性人”的說法，那麽，農民和小農意識是最“理性”的；但是，同時也是最短視、最狹隘和最不理性的。小農壹方面充滿了狂熱的致富幻想，另壹方面實際上卻又經常處於破產的邊緣：“三月桃花滿樹紅，風吹雨打壹場空。”為了長遠利益，為了鞏固合作化，就必須改造小農意識，就必須創造適應集體經濟的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擴大農民的眼界和視野，使廣大農民看到長遠利益，認識到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壹致性。薛暮橋回憶說：“我國農業合作化雖然發展較快，但起初並未受到農民的反對……說農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強烈要求，也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第21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對於人性有過於理想化的壹面；然而，新自由主義將人性本質化，尤其是簡單地等同於片面狹隘的自私自利，則是對於人性的壹種貶低和侮辱。
在《創業史》裏，柳青客觀地、真實地、具體地、細致地描寫了梁三老漢由於私有財產觀念而產生的對於合作化運動的抵觸，真實地描寫了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艱難思想歷程。盧支書說：“由不實心到實心，得幾年哩。和尚剛剃了頭發，就有了道行了嗎？還不是要在寺院裏修嗎？”毛澤東認為：“教育農民是嚴重的任務”。列寧曾經指出：“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這件事需要花幾代人的時間。”對於廣大的小生產者來，放棄小生產者的思想意識，接受社會主義思想，這是壹個痛苦和艱難的過程。對於小生產者來說，要使他們真正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真正認識到他們的長遠利益，是極為困難的。這對於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來說，甚至對於壹個民族，壹個國家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從根本上來說，蘇聯就是由於“壹國社會主義”和民族利益的狹隘性的限制而遭致了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失敗。馬克斯·韋伯在德國獲得統壹以後躍升為世界強國之際，為德國民族的“政治不成熟”而憂慮重重。1895年，他在《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著名演講中指出：“壹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壹群沒有政治意識的市儈所領導”。列寧充分地認識到，即使是最進步的工人階級，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和階級意識也不是自發地產生的，而必須從外部灌輸。對於落後的小生產者農民來說，社會主義思想不僅不可能是自發的，而且從根本上是和他們的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識根本相對立的。《創業史》的主題就是改造小生產者及其思想意識，引導他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建立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和集體的認同，使他們成為具有遠大眼光能夠超越狹隘的眼前利益的社會主義新人。1970年代，農民對於農村集體已經逐漸產生了利益和心理認同。也正是這樣，當1980年代初中央壹刀切地強制執行分田單幹的政策時，即使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許多農村集體仍然被農民自發地保留了下來。更有意思的是，壹些農村集體因為政治的原因被強行解散以後，又因為經濟的原因而重新建立起來，並且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被神話化了安徽小崗村，作為分田單幹的先鋒隊，壹度因為個人的自私而瓦解了集體。但是，小崗村卻並沒有因為強烈的私心和率先分田單幹而富裕起來；而是相反，小崗村人仍然長期徘徊在貧困的邊緣。因為這種自私和單幹只能使壹盤散沙的農村原子化和短視化，徹底喪失掉共同體的觀念和長遠的眼光。導致小崗村長期貧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導致他們當初按手印分田單幹的原因。因此，反思今天農村的危機，或者所謂“三農”危機，必須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必須實事求是，必須回到歷史，回到當代農村反反復復左左右右的歷史。
農村何以產生危機，最廣大的農民卻何以成為“弱勢群體”？盡管中國農民在數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群體，但是同時，他們也是世界上最缺乏組織的群體。而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毛澤東認為，中國農民潛藏著無限的創造性和巨大的力量。中國農民之所以沒有力量，是由於他們缺乏組織；因此，他提出要“組織起來”。毛澤東作為壹個出身於中國湖南農村、始終關心農民命運和長期從事農民運動的領袖，他對於農村合作化運動有著巨大的熱情。1980年代啟蒙主義有壹個明顯的思想誤區，就是將農民的悲慘命運簡單地歸結為他們的“愚昧”，歸結到他們“精神奴役的創傷”。從胡風到劉再復，承襲了五四啟蒙主義觀點，他們都將（啟蒙的）知識分子/（愚昧的）農民簡單地對立起來，認為啟蒙就能消除中國農村的貧困。啟蒙主義既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著根本的認識缺陷。啟蒙主義缺乏對於歷史本質的真正認識。歷史的本質不是簡單的“思想”和“知識”，而是復雜的“結構”。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發生在當時中國的“首善之區”，是中國最有知識的地方之壹；然而，這卻並沒有使南京市民避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像牲口壹樣地被成群地屠宰的命運。然而，在中國農村，在中國最落後的地區，卻以地雷戰和地道戰等各種創造性的方式對於現代化軍事技術裝備起來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發起了頑強的抵抗，他們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武裝下釋放出了巨大的反抗力量。
我們知道碳和鉆石都是由碳原子構成的。如果用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原子論和新自由主義自私基因的觀點來看的話，碳和鉆石在化學本質上是相同的。原子論無法解釋碳和鉆石何以在物理性質上卻有如此根本的區別。這種區別的本質就在於組織結構上的差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人概括為“理性人”，將人的原始、獸性的因素擡高到最高的地位上，甚至於提出了極端骯臟的“竈痰”論。我們聽到過壹個說法：壹個中國人是壹條龍，三個中國人是壹條蟲；壹個日本人是壹條蟲，三個日本人是壹條龍。因此，中國人缺乏的既不是知識，也不是自私，而是缺乏公共生活和對於共同體的認同。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知識分子就鼓吹極端的國家主義，對內整合，對外侵略。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是與日本獨特的企業文化相聯系的。這種企業文化和新自由主義理論是相反的，也就是每壹個工人都將工廠的利益當成是自己的利益。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吐痰”論充分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買辦知識分子的特點，因為他們的階級基礎不是民族產業資產階級，而是國際壟斷資主義，他們的利益和國家內部的利益不僅不是壹致的，而且恰好相反是根本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是壹個權力不斷提取和集中的過程。在本質上，現代民族國家是“極權主義”的。在某種意義上，中央集權的趨勢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天，甚至壹個跨國公司就是壹個巨大的高度集權的封建王國。美國建國以來，聯邦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可是，當美國的霸權不斷擴張，甚至以巨大的聯邦赤字不斷擴展全球霸權的同時，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在自己國內，在壹個受到全球化霸權威脅的發展中國家內部，鼓吹“小政府，大社會”，就變得非常可疑了。解體中國以及民族國家，只能強化國際霸權，其結果就是使中國民族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就好像中國農民在1980年代“放權讓利”和“分田單幹”的“改革”中最初得到了暫時的利益和好處，可是由於退化到原始的小農經濟和壹盤散沙的無組織狀態，結果使自己最終不可避免地淪為對於掠奪完全喪失了反抗能力的最大的“弱勢群體”。盡管中國農民人口眾多，可是面對今天其他各種不同組織化程度遠遠高於他們的利益集團，他們沒有絲毫的談判和反抗力量。
僅僅從物質資料的層面，從物質資源上的過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還是遠遠無法充分認識到1980年代集體化組織結構崩潰對於農村發展的損害的，因為更為嚴重的是組織結構、思想意識和精神境界上的全面崩潰和退化。農村組織結構的潰散，使得異常艱難地組織起來的農村重新向小農經濟和壹盤散沙的原始狀態全面退化。因此，歸根到底，中國當前農村的危機是由於人民公社的解體所造成的農村組織結構崩潰所造成的政治危機和制度危機。解決危機的根本辦法就是重新恢復農村合作組織，進行新的合作試驗，引導他們走新的合作道路。在新的合作組織建立的過程中，必須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壹方面既要積極引導，另壹方面又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權利，充分發揮他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

中國農民的生活成本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原《中國青年報》編者按：199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161.98元，只夠我們在星級飯店裏吃幾頓飯。值得進壹步澄清的是：

第壹、1999年夏天，我們在河西調查研究時，壹位年輕的鄉長告訴我們：基層上報農村農民收入時，多報30-40%，否則提留不夠用。在這篇調查中，王昌道家的人均收入246元，上報的是2340元。後者居然是前者的9.5倍！扣除存在的巨大水份，農民收入還有多少錢？

第二、「農村居民」的全國統計，包括楊柳清、大邱莊、華西鎮、溫州、江浙鄉鎮企業所在的樣板地區的農民、珠江三角洲等早就比城市居民還富裕的樣板地區的農村居民；同時，也包括那些在國外有產業、在香港包「二奶」的農村居民。倘若將沿海兩億多相對富裕的農村居民去掉，內地廣大農村居民手裏還有多少錢？

第三、倘若將農民手中賣不出去的大量存糧扣除，上繳了各種負擔之後，農民手裏還有多少錢？（註1）

第四、倘若再將各地基層村長、會計、鄉鎮企業廠長等幹部及其親屬等農村居民去掉，真正老老實實種田、打工的大多數農民，壹年下來能剩多少錢？

如今，中國70%的人口是統計上的農村居民。農民收入增長持續停滯，已經有年頭了；賣糧難和各種負擔，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改革開放日益深入，壹部份人利用各種條件和手段先富起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繼續為廣大人民謀利益？


記者在蘇北采訪農民負擔問題時，走訪了樊葛埠村的壹個農家，聽戶主王道昌詳細算了壹年的收支賬。

王道昌，今年39歲，全家七口人。兩位已60歲開外的父母、愛人、壹個孩子和兩個30歲出頭至今尚未成親的弟弟。除了弟弟跟鄉建築隊在外做工，其余幾口人（除了四歲的孩子）都在家種地。

王家共有兩處平房，分別是他家和父母及兩個弟弟的住處。家中最值錢的是壹臺小型手扶拖拉機，沒有電視機、收音機，更談不上別的家電。

他家共種了8.02畝地，其中四畝是良田，分別種壹季水稻和壹季小麥。另有4.02畝為旱地，種山芋、花生等。另外，還養了五頭豬和壹頭幹活用的牛。

大冬天了，王家床上仍墊著草席，蓋的是非常單薄的被子。村長介紹說，只有來親戚，王家才可能買點肉嘗嘗，大概壹、兩個月能有壹次。縣裏統壹制作的農民負擔「明白卡」上寫道，王所在的村1998年人均純收入2340元。

表-1是王道昌1999年全年的收支情況列表明細，從中可以看出他家年人均純收入和農民負擔的輕重情況。由三個表格可以看出，王道昌種了壹年的地，即使不吃不喝，也只能掙724元。若把全家的日常開支，如招待親友、添置衣服、看病算在內，實際上入不敷出。

依1998年的做法，兩個弟弟明年春節還可能從鄉建築隊那裏再得到1000元的工錢。如果這能成為現實的話，王道昌家1999年的純收入也只有1724年，人均246元。當然，這要求王道昌必須把所得的2000公斤稻子和1000公斤小麥全賣掉。而在賣糧難的今天，幾乎不可能。

據上分析可知：

1、農民說種地賠本，是不爭的事實。

2、即便將兩個弟弟在外做工的工錢也計算在內，且全家不吃不喝，同時不發生其它任何開支，王道昌全家年人均純收入僅246元。這與縣裏農民負擔「明白卡」上所稱的2340元的人均純收入相差甚遠。

3、村裏按人頭收取的「生豬稅車船稅」和八項收費等，連四歲小孩子和60歲以上的老人都無壹例外要交納這些費用。這是不符合國家政策的。

4、多項收費，村裏都不是據實征收。如沒有個體工商業，要交個體工商稅；沒有房屋買賣，要交契稅。有的是重復收費，也是違背國家政策的。

表-1：王道昌家1999年收入情況

收入項目

產量（公斤）

單價（元）

收入金額（元）

麥子四畝
1000
0.9
900
水稻四畝
2000
0.82
1640
花生
150
1.2
180
山芋
1500
部份人吃、部份餵豬
五頭豬


450
倆弟弟打工


1000
總計





4170



表-2：農業生產支出情況

項目

數量（公斤）

合計（元）

種子
30
460
肥料
1275
523
農藥

237
其它

180
總計



1400



表-3：交納稅費情況

項目

金額（元）

數量（人）

合計（元）

村提留鄉統籌
115
7
805
生豬稅、車船稅
70
7
490
八項稅費
75
7
525
建校費
18

126
小手扶拖拉機


100
總計





2046

（註1）1999年我們在甘肅河西地區調查研究，酒泉幹部反映，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存糧7000斤，賣不出去。按這篇報告中計算，就算是糧食都能賣出去，交了各項負擔之後，王道昌家1999年人均凈收入103元；實際上已經入不敷出。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中國北方農民的生活狀態分析 二零零一年

官逼民反

農民生活好轉，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農民生活日益困難，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農民最感無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廣播裏就整日響起征糧催款的聲音，農民壹聽廣播響起，便頭皮發麻，腳底發軟。地方政府各部門耍著各種花招搜刮農民。去年，他弟弟壹家五口，累計上繳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婦兩人，辛苦壹年，勞動所得，三分之壹以上給地方政府征繳去了。按國務院文件規定，農負率不得超過全年純收入的5%。其實，農負率高達百分之三四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如今，妳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前幾天我回鄉，與壹村民談起貪官汙吏、苛捐雜稅等事，這位年約40歲的農民憤恨地說：『總有壹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時我就第壹個沖擊縣、鄉政府，將這批貪官汙吏殺光。』」（253頁）

農民負擔重的原因之壹，是鄉鎮政府的財政不按量入為出而按量出為入的標淮征稅。這實際大大鼓勵了中共官僚體制的痼疾，即官員無限膨脹。作者說：

「壹鄉黨政人員從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劇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縣級黨政人員，從原來的壹二百人擴張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作者經廣泛訪談後作出如下報導：

「上級各主管部門的官員安排他們的子女、親友就業。『如不給安排，就是不給上級領導面子，妳不給他面子，他不給妳辦事，誰頂得住啊？』（92頁）

　　農村供電是壹個好例子。作者訪問壹位在供電所工作的員工。作者問：

「『各村的墻上都寫著物價局、電力局核定的農村電價每度0.45元，並規定農民對超收部分有權拒交。但農民實際所付電價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裏？』他的答復是：『縣電局機構日益擴大，人員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價格收費，根本無法維持日常開支。』」（404頁）

新官場現形記

什麼「為人民服務」，早成了空話。各級官員首先是為了以權謀私。壹個村支部書記說：「現在人人都認為無官不貪，妳就是不喝不拿，潔身清廉，別人也不會相信妳。妳如明明不貪而別人都認為妳貪，這不是擺著吃兩份虧嗎？既然這樣，倒不如貪壹點。」有壹天，作者在息縣與新蔡縣交界處看到三輛豪華轎車，兩輛面包車停在路旁，旁邊站著十幾個衣冠楚楚的官員，像在恭候甚麽貴賓。壹問之下，原來是息縣領導人在恭候上級的檢查團。甚麽檢查團，往往是吃喝團。而下級官員為了令上級滿意，自然得大拍馬屁和厚情款待。壹位基層幹部告訴作者：

「評比既缺乏客觀統壹的標淮，那就得在態度、人情、關系與禮數上大做文章。妳到縣城外迎接，我就到縣界外等候，妳派黨政領導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體出動。壹縣想出壹個新招，他縣紛紛仿效。手握上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到達某縣，鄰近各縣即設立情報組進行火力偵察，看別縣的接待規格檔次，住甚麽級別的賓館，甚至吃甚麽菜，喝甚麽酒，抽甚麽煙，都屬偵察範圍。還得看別人送甚麽禮品，否則，送輕了不行，送重復了也不行。如送禮金的，那麽要打聽清楚送給檢查團主要領導是多少，壹般成員是多少。這些情報，都得通過內部私人關系才能搞清楚。總之，...........前呼後擁，實在搞得人仰馬翻，神經緊張。幹部們勞命，百姓傷財。」（591頁）

這壹幕「官場現形記」現代版令作者聽得「目瞪口呆」。貪汙腐敗之熾烈，令不少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候享有豐厚的物質特權的主要是高級幹部。農村公社幹部雖有油水（作者報導即使在大躍進的大饑荒中，幹部少有餓死），但是由於毛澤東愛用「群眾運動」來約束壹下基層幹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運動），所以基層幹部的貪汙不會像今天離譜。無怪乎壹個省檢察官說：

「『論官位，我這個省檢察長不算小，論職權，可以懲治壹省範圍內的貪官汙吏。但說實在的，我連壹個縣官、鄉官都檢察不了。不要說沒有案發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這裏來，也很難。如今官場上下左右往往形成壹個壹個的關系網絡。壹人貪贓，往往牽動壹串。上下說情，曉以利害，很難秉公執法。黨政腐敗，越演越烈。中央壹直在抓反腐敗問題，但單靠紀委、檢查部門，收效甚微。如此下去，這個黨的前途，實堪憂慮。』我問呂先生：『靠紀委、檢查部門無法有效遏制黨腐敗，那還有其它更有效的辦法嗎？』他說：『只有靠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群眾運動、政治鬥爭，年年搞、月月搞，當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眾運動更不行。如今只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講群眾運動，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給地方官員吃定心丸嗎？地方黨政以權謀私，肆無忌憚，實與取消四大自由、群眾運動有密切關系。』我問呂先生：『在當前幹群關系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中央發動壹場反腐敗的群眾運動，將會有何種後果呢？』這位老先生沈吟良久，說：『看來也不行。滿腹怨氣的群眾壹旦起來，從村委到鄉、縣，壹定有許多幹部被活活打死。天下豈不大亂。』」（609-610頁）

但維持現狀，又能避免「天下大亂」嗎？作者報導壹位縣黨校校長的說話：

「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亡在內部腐敗上，弄得官迫民反。我們能否逃脫這壹歷史宿命？我可以告訴妳，許多人都持悲觀態度。」（181頁）

官僚集團離心離德

不僅官員與農民的矛盾日漸尖銳，就連官僚集團內的矛盾也是這樣。上級指責下級，下級也指責上級。面對農民抗稅的大小騷亂日多，高級以至中央官員往往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指責他們「作風粗暴」。壹個省委書記這樣說下級幹部：「不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就不動；給妳們壓任務，下指針，妳們又亂動。」例如為了收稅，壹些基層幹部竟至毀人家園、奪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殺人。但是，另壹方面，越來越多基層幹部不忿於被指責。壹位鄉黨委書記說：

「『農民負擔確實太重。問題在於，沈重的農民負擔，不是想不想減的問題，是能不能減下來。..........更要命的還有上面各部門的利益。宣傳部門每年要我們訂幾十種報刊雜誌，這十幾萬元還不是最終攤到農民頭上嗎？去年，電力部門要在我鄉建壹所變電站，也要鄉政府出錢，鄉政府又不是搖錢樹，這筆錢不也落到農民頭上嗎？每度電按規定只有四五毫，實收八九毫，這差價給他們用到甚地方去了？.........農民負擔越重，催征的難度越大，地方政府與百姓的矛盾越尖銳。農民上訪上告，上級信訪部門倒是客客氣氣地接待他們，反而指責我們基層幹部作風簡單粗暴，甚至以為基層幹部中飽私囊，欺壓百姓，其實我們執行的任務，哪壹項不是來自上面的？』最後這位書記嘆氣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亂。」（459頁）

官僚集團內部離心離德，官員與農民矛盾亦勢成水火，這統統是社會危機要爆發的先兆。但是直到現在中共的對策，是緩和危機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別是它至今仍是對於壹切負面報導，壹概以捂住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層幹部無不如此。事實上，作者本人的實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輕，拜托人情才能進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壞安定團結！」

分田單幹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現在河南農民生活無異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許多農民以雜糧為主（例如紅薯與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麥米飯。在解放前，能經常吃上這些精糧的，只有地主。而現在許多農民經年都能吃小麥造的白饃（饅頭）了。所以老壹輩農民對目前生活是比較滿意的。（202頁）

生活改善是因為單位產量在過去50年提高了幾倍。部份原因是由於分田單幹，農民有了經營自由，所以積極性提高了。所以壹般農民是再也不願走過去強迫集體化的老路。但當作者問到壹些農民是否願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產權轉移、集中到種田大戶手上，他們卻答：「如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農民吃甚麽？」（496頁）

有些人主張私有化道路，根據之壹是分田單幹已顯出局部私有的優勢。但曹書告訴我們，土地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不能全歸功於分田單幹本身，還要考慮過去集體化時代所留下來的農田水利建設及種子改良、化肥及農藥的推廣等等。（76頁）正因如此，農民對毛澤東的評價並不像壹些言必希臘的知識分子那樣全盤否定：「我又問：『妳們認為毛主席好呢，還是鄧小平好？』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都好哇。』

『解放前，這壹帶產量很低，且處低窪地，常受澇災。小麥畝產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畝120~130斤。壹般土地，每畝百來斤左右，壹受澇災，往往顆粒無收，只得逃荒要飯。』

『中農之家（王老漢解放前有30畝地、6口人），在正常年景，又無苛捐雜稅，壹年勉強能接得上吃。但在那個年頭，苛捐雜稅特別沈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壹空。村民百姓壹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惡霸，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

問題是包產戶能否繼續提高生產力？現在看來，包產到戶當初所發揮過的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已到盡頭了。農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壹畝上下，農民最多只能吃飽，完全談不上現代化生活。這對上壹輩農民來說還是可以忍受的，但對於中青年農民來說，要他們這些文化水平較高、見聞較廣、去過城市甚至部份打過工的農民來說，頓頓吃饅頭仍是不能忍受的貧窮。何況，守著這幾畝地亦意味毫無保障，因為只要壹點天災人禍，或有家人生病，則連吃飽也辦不到。

土地生產力相當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國8000萬貧困人口中，有6000萬是直接因為缺水。但是分田單幹之後的小農恰恰最沒有力量發展水利建設。壹位村支書說：

「1981年實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單幹，農戶各顧其家，村幹部省卻集體化時每日派工、評分的頭痛事，所以幹部群眾都認為該政策好。然也帶來兩個問題：壹是全村土地的機耕率比1981年前還低。全村有10余臺拖拉機，基本用於運輸。大部分農戶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設投入大大減少。如今二三千畝耕地，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6口是集體化時期建立的。從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間，村裏只打了2眼深機井。分田到戶後，再集資打井，困難頗多。如誰受益誰出錢，如今打壹口井費用很大，他們未必出得起這筆錢。」（294頁）

毛時代那種由國家機器強迫農民集體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體化自然很壞。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單幹本身也往往走向另壹極端，就是把壹些分無可分的農業機械及農田水利也分掉，結果只是造成生產力的破壞。作者在壹條農村看到水渠被破壞挖掉，就問當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麽用？」；當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嘆道：「統壹的水渠也能分，中國農民分的勁頭和分的徹底性實令我驚嘆！」（114頁）

但全歸咎農民並不妥當，也同作者自己所觀察的有矛盾。當年那種壹刀切分光集體財產的勁力首先來自國家強制。壹位縣政法委主任說：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單幹，行政指令，壹級壹級壓下來，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徹底越好。多年來的集體積累，壹夜之間化為烏有。還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後遺癥』。其實，最大的後遺癥就在於，村集體壹旦沒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村委就形不成壹個健全的組織，有許多公共事務就辦不成。............

他們說，如果當時不采取強硬的行政命令，不搞壹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隊、各小隊的實際情況與村、組農民的多數意願，那就好了。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繼續走集體化道路，就讓他們繼續搞下去；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分田單幹，那麽就分田單幹。......就河南農業來說，在集體化時代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與大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麥畝產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實行機械化，集體積累也比較多。像這樣的大隊，多數農民對分田單幹的要求並不迫切，甚至沒有這個要求。

新合作化運動與國家民主化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與規模經營。依靠目前的機械與技術水平，壹個五口之家能耕作50畝-100畝（81頁）。以這個標淮看，目前土地最多僅夠壹億農村勞動力使用，其余近3.7億得靠工業、服務業或農村其它經濟部門吸收。這是壹條漫長道路，而目前的起步點只能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去逐步提高經營效益。為了克服單幹的局限，壹種辦法是由國家推動重新集體化，另壹種是私有化。私有化為大多數農民反對，所以不能選擇；重新由國家推動集體化，則毛時代的失敗經驗已證明行不通。（764頁）尤其因為「各級地方政權存在著日益脫離社會、且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趨勢。……官吏以權謀私……。」（767頁）

作者認為出路在於鼓勵農民自發地實行合作化。這種合作化同過去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國家官員去發動。「新合作運動的宗旨是：把小農扶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走自己的路。」（766頁）

但令作者苦惱的是，要農民自發地聯合起來，同農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認為，「農民歷來善分，分到家庭而後止，從來不善於在平等協商基礎上進行各種形式的聯合」。（165頁）「分散經營的農戶在客觀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觀上無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識，這就決定了農民只能依賴別人來認識並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這個『別人』，在壹般情況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頁）「合夥、股份制企業差不多有壹個共同的結局：鬧翻、散夥」（191頁）

小農單憑自己的力量的確很難聯合起來；他們不能沒有壹個真正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府的引導與協助。但是曹錦清很清楚，現在的中共各級政府並不是這樣壹個政府；相反，它是壹個淩駕於社會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權力。由政府來幫助農民合作化，「我敢斷言絕大多數官員不把這種合作社搞成官辦與低效，是不會罷休的。」（499頁）

作者提出了壹些具體措施來扶助農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自己走路」，包括辦教育，辦刊物，精簡官員等等。但是，如果各級官員已經成為脫離社會，淩駕社會之上的異己力量，妳又怎能確保這些官員願意只限於「扶助」而不去粗暴幹涉呢？老實說，單是請官員不來管農民自己的事已經近於不可能了。中國的國情就是官員無處不管，無事不管；尤其對於真有可能發展成功的事業（例如農民的廣泛的自我聯合），就更是難以忍手不管。所以，雖然作者有意避開民主政革國家這個重大命題，但是壹旦深入分析便仍是無法回避。

沒有民主所以中國農民無法富裕

作者不熱衷於民主奮鬥，因為他同許多人壹樣，認為中國民主前途遙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國是壹個小農國家：「全盤引進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這種……政治民主制雖然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權力的特權化傾向，但在壹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傳統且依然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內能否有效地運行……這是大有問題的。」（768-9頁）壹個小農國家只能同政治專制相適應，難於建立民主。

這個解釋簡單明了，但並不正確，兼且自覺或不自覺地顯出對農民的歧視。中國沒有民主，這筆帳不該簡單算在農民頭上，因為當代中國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並非除開地主之外便只有農民壹個階級。在「改革開放」前，除農民之外還有近億「老大哥」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後，廿年來更產生了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專業人仕。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即使相對小農只占人口少數，卻不妨礙他們成為民族的民主先鋒，先後打倒過許多專制政權。在近代中國史上，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民主奮鬥的成績遠遜於外國，但是也不是等於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國現在何以沒有民主，至少要問：為甚麽工人階級至今沒有為民主鬥爭？是天生不能還是暫時不能？為甚麽許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資產階級，至今仍那麽令人失望，不僅沒有多少民主呼聲，反而不少人熱衷結交權貴以謀利？又為甚麽那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黨，那個靠農民軍隊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會變成同農民利益對立的黨？全都是因為小農「素質」太低造成嗎？這樣豈不是把其它階級，把國際因素例如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及其墮落、中共本身的蛻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後來的冷戰及對中國的圍堵等許多其它因素壹筆勾銷嗎？不首先回答這些問題，卻輕率地拿農民的素質太低來解釋政治專制，是否有點不公正？

作者能夠註重調查，深入農民中間去作訪談，這種實幹的治學精神是好的；能夠為農民伸張正義更是值得贊賞。可惜作者同時也承襲了壹些對農民的偏見，承襲了這壹代知識分子對民主鬥爭的悲觀情緒，看不到目前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著重進行點滴的改良工程，或著重向領導人出謀獻策。問題是，難道幾十年來的經驗還不足以證明，最好的主義或政策，壹經那高踞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執行，總難免走樣變質？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後，這壹自流灌溉系統屢修屢毀。這個『毀』，可不是毀於天災，而是人禍，毀於分田單幹的小生產方式及農戶的自私短見。由於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農戶不斷地與渠道爭土地。冬季築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進地退，春季是地進渠毀。壹條河渠，壹處開決，即成廢渠，何況沿渠農戶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設，徒具形式，且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壹方高產水稻區，如今變成為小麥、玉米產區。兩熟不及壹熟。又如農業科技推廣，分田單幹後阻力甚大。各分散的農戶成為獨立的經濟決策單元。且各農戶的勞動力結構、經濟狀況與文化程度各不相同。這壹戶引用玉米良種，那壹戶為了省幾個小錢，使用自留種。但玉米揚花，四處飄散，結果良種無效。今天這戶打藥除蟲，蟲飛到那壹戶的田裏，明天那壹戶打藥除蟲，蟲又飛回到壹戶田裏。再說，農業機械設備的閑置與浪費，實是驚人。如今經濟條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較多的村，幾乎家家購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頁）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初期中國南方農民的農業生活 二零零二年

就算是極力鼓吹中國加入世貿的人也得承認入世後對農業會造成很大沖擊。然而在入世前，過去近十年，各類稅費高昂，農民在子女教育、醫療開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糧價下降，水利失修和環境破壞導致的水災、旱災等已使農民不勝負擔。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鎮工作，才能勉強支撐沈重的農民負擔。
最近筆者到過湖北省壹個貧窮縣──孝昌縣的壹個小村落，從村民與回鄉探親的人了解到農民更具體的苦況。湖北本是大陸主要糧產區，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但由於稅費過重，早前就有報章報導壹年內“湖北重稅逼死農民”。（明報2002年1月26日）
土地與農民負擔
該村落是壹個行政村（2600人）裏的壹個自然村，當地人叫灣（應為土旁，下同）。那裏於1981年末第壹次分田，無論是剛出生的嬰孩還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約1.2畝的責任田（鄰近另壹個鄉由於人口多，每人分到約半畝田）。田地主要用作種植稻米、小麥和油菜。責任田分得多不壹定是好事，因為田地是否用來耕種，農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項高昂稅費。
至於在1995至1998年，該戶書面上的負擔分別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農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約2500元（由於天旱沒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幾百元公糧）。這比起1982年，初分田時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這是憑農民的記憶，沒有書面記錄）。據說稅費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鄉村幹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雖然監督卡上已記錄當年農民需繳稅費，上面亦寫明“卡外負擔農民有權拒付。”但實際上每年村委派人來收稅費時，會按每畝再加幾十元，又從沒發過收據，只是在他們的帳簿內記錄。98年就試過有村民拒交額外稅費而被村委召來的公安毒打及將糧食搬走，女戶主跳河自殺但被救。所以農民對於地方官僚形同搶劫的做法只有逆來順受。
水利與自然災害
據村民說，從前每年曾種三造稻米，但畝產量越來越少。另壹方面，天氣越來越熱（大概與全球氣溫上升有關），水資源減少，現在壹般只能輪流種小麥和稻米。
農民對集體（公社）時期有很多負面批評，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壹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後不久，便在當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應農業用水（當地沒有大河流經過），第壹個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戶後，地方政府便沒有從事水利工作，致使壹些水道淤塞。另外，有養鴨戶在壹個蓄水池養鴨，汙染了水池也沒人管。
2001年7月，當地持續幹旱，筆者到訪的灣由於地勢較高，旱情是全縣最嚴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幹了，農作物全部枯死，連人喝的水都沒有。村民逼不得已，聯同對面灣每戶各派壹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車到縣政府請願。政府答應免費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決。結果政府用車巡回送水到各灣，每隔3天才送壹次，只送了3次。之後下了壹點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緩，但農作物已反魂無術。
那是村民第壹次以集體行動提出要求。那兩天共有兩三百名來自不同灣的人到縣政府請願。
　　據說大旱後中央政府撥了800萬元改善該縣水利，但實際上用在各項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其余的就進了層層官員的口袋裏。
除了旱災外，農民生計也受畜禽瘟疫影響。雖然在稅費中就有壹項是畜禽防疫費，但有關部門卻沒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該灣便有很多雞死於瘟疫。
電力、能源與電話
據該村村委書記說，家庭用電每度7毛（工業用每度8毛），但實際上農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電費。壹戶家中只有光管、黑白電視機、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幾元電費。更奇怪的是，電費不是由供電廠派人來收，而是由該村壹家專利的磨榖廠的老板來收，也是沒有收據的。那究竟是誰多收了農民的電費？
村民家中壹般有燒煤餅的爐，但由於燒滾壹煲水便要壹毛多，他們多是燒稻草煮食，壹個人燒草，壹個人炒菜，很花時間。廚房通風不好，燒草時煙很大，很多中年婦女眼睛被熏壞，呼吸系統也受影響。
該灣25戶中，只有壹戶負擔得起安裝電話。安裝費300元，後按通話時間計費。這戶並沒有種田，戶主在縣政府部門工作。
家庭、婚姻與計劃生育
筆者作了灣內簡單的人口統計。這統計是包括各戶戶主的已婚女兒而沒有包括其媳婦，因為這較易統計及反映實際人口狀況。
該灣有25戶，共133人，平均每戶5.32人。每戶包括戶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戶有3個孩子，最多的有7個。
年青人結婚對象都不會在同壹個灣內，大部份是靠親友穿紅線（做媒），到了通婚年齡父母便會很著急為他們尋找對象。由於巨大的家庭與社會壓力，很多年青人對對方認識不多便要結婚，制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絕大多數年青人婚後會與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婦同時外出打工），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婦不壹定能適應新的環境及婆媳關系。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很明顯。春節時女的在廚房做飯，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當然也會全家壹起去拜年）。
平日，由於男性壹般較壯健，是種田的主要勞動力，女的在農忙時也要落田，但壹般負起做飯、照顧長幼的傳統角色。
由於年老農民完全沒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兒子供養。出嫁的女兒壹般要供養老爺奶奶，難以支持父母。所以農民務必要生兒子，這給予農村社會重男輕女壹個解釋。
該村到94年才嚴厲推行壹胎政策，但若第壹胎是女孩，5年後可生第二胎，無論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現在似乎沒有殺女嬰的情況，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懷第二胎的婦女會做Ｂ超（超聲波掃描），若發現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會把胎兒打掉。有點奇怪的是，該灣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農民認為計劃生育比提留更厲害。據說該灣最窮的壹戶連椅子都沒有，就是由於超生了兩個孩子，交不起罰款，甚麽值錢的都被搬走，連椅子都被砍爛。計劃生育原本的意義是要減輕人口負擔，改善人們的生活，但實際上卻令窮者越窮。
在湖北省黃梅縣有這樣的個案：98年時壹個生了兩名女兒的婦人還想追個兒子，懷孕後便偷偷到武漢工作待產，怎知被村委發現，派了3個人到武漢把她押回村裏，在懷孕8個多月時強逼流產。更令婦人壹家傷痛的是，那個是男胎，假如他們有兩萬多元，便可保著這個男嬰。
2001年，同是黃梅縣的另壹婦人，已有壹名女兒，正在外面打工，被村裏的計生辦催她回去做孕檢，她由於請不到假，來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罰了300元，電視機也被搶走。後來她回去作了孕檢、上了避孕環，才取回電視機，但罰款沒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學學費每年18元，孩子上學壹般沒困難。但自90年代開始，子女教育絕對是農民沈重的負擔。政府推行9年義務教育，是指農民有義務送子女入學，而非政府有義務提供免費教育。政府規定小學學費每年360元，中學720元，但該村小學學費每年440-460元，另考試費24-30元，學習數據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業每本5元。初中學費每年920-940元，另考試費130元，喝水費60元，初三（中三）補課費200元，計算機費100元。高中學費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學校，都離村很遠。學生要寄宿，壹名初中生說學校生活很艱苦，他要帶米回校，有人煮飯，但菜要自備，每次回家便帶回壹些涼菜，在校吃幾天。
由於農民種田壹般僅能糊口，子女的學費多是靠年長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來負擔。壹個家庭假如有壹子壹女要讀書，但只能負擔其中壹個，那通常就是女兒輟學，外出打工或照顧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學歷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戶中，有22戶的戶主比太太的學歷高，2戶夫妻均沒有接受教育，另壹戶仍未結婚。41名非在學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沒有念初中，其余15人均念至初中，大部份念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念完小學，其余7人初中或以上。
農村重男輕女明顯。女孩教育水平較低，外出打工也難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經濟地位低促使女性難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假如學校教育是免費（起碼像是香港那樣實行9年強迫免費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會有那麽大差異。
約有壹成初中生升讀高中，除了因為學費貴，壹般農民負擔不起外，村裏的小學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師難以照顧個別差異，坐在後排的學生甚至難以聽到老師講話，也使很多孩子沒有多大興趣讀書。農忙時，孩子們要幫忙幹活，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學業。（見附文：農忙的壹天）
醫療
除了子女教育外，醫療也為壹些農民帶來沈重的負擔。該灣內壹名40余歲的婦人患了心臟病，由於沒錢治療，拖了壹兩年便死了。自91年開始，醫療費用不斷上升。醫療變成了以利潤取向。
村裏沒有醫院，若有急癥重病，就要坐車近壹小時，送到縣裏的醫院。從前的赤腳醫生已改為鄉村醫生，全村有2個，另有壹家私人診所。壹般病情輕者，診金連藥費2至3元，較重者10多20元。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醫療費動輒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對於貧窮的農民來說，20元已是不小的數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會找醫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幾萬元醫療費，相當於壹個農戶十多年的收入。
產子的費用也是不小的負擔。已有壹名女兒的婦人打趣說，那有錢生第二胎。由於在家產子的危險性高，這兩年已減少，但沒有錢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員到家裏接生。若到醫院產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與回流
由於種田難以維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紛紛外出打工。
該灣41名非在學的年青人（戶主的子女）中，只有4個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兩人只有十五、六歲，可能是年紀還小，家人不讓他們出去。
無論男女都會外出打工，但工種不同。女的多是進廠或當賣菜、清潔等臨時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電工作，也有壹個當老板。
外出最長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經驗的女性中，6人已沒再打工，其中5人已結婚，住在夫家的村裏或縣城，另壹人快將結婚。他們有些還是打算再外出工作。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雖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裏的經濟。蓋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來越難，前景並不很樂觀。另外還有壹些外出工作遇騙幾千元的個案。
在某些家庭，沒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匯回來的錢不足以維持開支的，中年婦女在農閑時也會跑到武漢（湖北省會）去擦鞋或撿破爛，這被視為很低賤的工作，但她們難以在城裏找到其它工作。幸運的每天可賺十元八塊。他們最怕被警察捉到，因為沒有暫住證。
另外，去年也有農婦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時間及有時間限制的工序），坐壹天車到河南省幫別的農戶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幾天，扣除70元車費，賺到二百多元，剛夠兒子壹個學期的學費。
農民的出路
中國入世前，農民已察覺到糧食作物的價格慢慢下調。保護價已不存在。有農民說加拿大的小麥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陸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後怎敵得過外國的呢！有人提出這樣的解決方法：讓村裏幾個種田大戶承包全村田地，然後雇用其它農民當佃工，20-30元壹天，這便使土地集中，便於實行機械化。但若真的實行，便會出現大批無地農民。剩余勞動力多了，工資會被壓低，很多農民無以為計，甚至流離失所。這並非解決農民貧窮問題的方法。
農民的貧窮，壹方面在於生產時主要靠人力，生產效益低，沒有多少積蓄，無能力買機械擴大生產。責任田細小而分散，也難以使用機械。另壹方面是稅費過高，農民連溫飽也成問題。中央雖有規定村提留鄉統籌不能超過上年村裏人均純收入的5%，但實際往往超過壹半。在解放前，農民交給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種田的壹半左右。難怪人們說「辛辛苦苦幾十年，壹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說機械化雖可提高生產效益，但會造成更多剩余勞動力。這話不錯，但解決的方法不應是要農民繼續只靠人力畜力艱苦地工作，排拒機械化。農村的水利及基礎建設、教育、環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擔憂剩余勞動力沒有出路。那資金何來？如前文所說，中央政府撥了8百萬改善該縣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假若沒有層層的貪汙剝削及苛捐雜稅，假若各項稅費不是占種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現時的生產方式仍然繼續，農民絕不會那樣窮，社會也不會像現在的不平等。難怪農民對官僚就有這樣嘲弄的話：貪得多的是貪官，貪得少的是清官。
農民也總結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藥不搶瓶，上吊不解繩。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農民在不堪剝削的時候，有些便起來反抗。98年湖北黃梅縣某鎮就有農民“造反”了。二十多個農民到鎮政府請願，指村委書記及村長貪汙，要求他們交出貪款及下臺。幾個月後，村委書記終於下臺，但他說十幾萬公款吃光了，而村長則拿著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書記雖然貪，但沒有直接搜刮農民（貪的是給村內壹廟宇的捐款）。農民說假如村委對他們貪汙剝削，他們會再起來“造反”。
雖然大多數農民在默默地忍受著各種剝削壓逼，但起來“造反”的個案也不少。現在農民是不是已經到了不造反就沒有出路的地步呢？

農忙的一天 二零零二年

農曆六月初九是星期五，是農民最忙的一天，也是我們家最忙的一天。

一大早起來，爸爸媽媽都在外面去幹農活了，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剛起床是5點鐘，便開始忙碌起來，首先刷牙洗臉，再把牛牽到田耕上去放青草，每家都要有人放牛的，每頭牛都在不同的田耕上吃著綠油油的草。放了一個小時就回家了，差不多6點半左右，就開始做飯，先炒了一碗黃瓜，再一碗是蘿蔔。菜炒好了就開始煮飯，我們家是燒稻草和麥草的，所以很慢，只有極少數人家才能燒煤氣（罐裝石油氣）。做好飯就7點過10分了，我就叫弟弟把爸媽喊回來吃飯，之間我掃一掃地，他們回來之後，我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開始吃飯，爸媽他們很快吃完了，就拿著農具回到田裡幹活了，鋤地、施肥、溉水到田裡、插秧。弟弟吃完飯就去上學了，而我還要洗碗，之後才能去上學，快8點鐘了，到學校8點過5分，有很多同學都已在認真地讀書，我也回到座位上，剛讀了一會兒書，老師就來上課了，時間是8點40時。上午4節課，上完就12點整。回到家12點過10分，有些同學離校遠就在學校蒸飯吃。

我回家還得做飯給爸媽吃，炒了兩碗菜又叫弟弟去喊爸媽吃飯，大約下午1點30分左右，爸媽稍坐了一會又出去幹活了。我們下午有兩節課，依然做完家務才去上課，到學校2點過15分，回到家是4點過10分左右，就趕忙去田裡幫爸媽插秧，直到晚上8點鐘才回家。媽媽要做飯給我們吃，我們洗澡。大約9點多他們都去睡覺了，而我還要寫作業，到10點多鐘才能睡覺。這天真的是最農忙的一天。

王大成一戶交多少稅？

在1999年湖北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印製的農民負擔監督卡上，列出了王大成（化名）一戶10口，分田12畝所需負擔的稅費（以人民幣計算，下同。1港元約兌1.05人民幣）：

（1）國家稅費：465（農業稅：436，基本水費：29）

（2）三提五統

A.村提留：358（公積金：110，公益金：84，管理費：164）

B.鄉（鎮）統籌：358（教育附加費：241，計劃生育費：20，民兵訓練費：18，民政優撫費：38，民辦交通費：41）

（3）經批準集資：202

（4）承擔勞務：90個

（5）據實徵收項目：297（農業特產稅：99，畜禽防疫費：24，預提共同生產費：174）

共：1680元

王大成交稅後剩下多少錢？

農民一年到晚辛勤耕耘，交了各項稅費後，就只剩下僅足維持來年生存的口糧，以下的例子以一戶10口，分了12畝責任田，計算他們在2000年的收支狀況。

（1）該戶共有3個勞動力，其餘的在學或外出打工，或是老人。12畝田一年可種6畝小麥，12畝稻榖。

A.每畝麥田所需的種子及肥料（不需農葯）共82元。

畝產400斤（1斤等於半公斤），市場價為0.45元/斤，即180元/畝，6畝麥田的淨收入：（180-82）元x6=588元

B.每畝稻田所需種子，肥料及農葯共106元

畝產1000斤，市場價為0.42元/斤，即420元/畝

12畝稻田的淨收入：（420-106）元x12=3768元

全年種責任田的收入是：588元+3768元=4356元

（2）該年度實收稅費為2500元，即為責任田收入的57.4%！

（3）交了稅費後，只剩下1856元，約相當於4420斤稻榖。

而每名成年人每年所需口糧約為1000斤稻榖。（一般農民是不會賣口糧的，以上用錢計算，是要方便運算及比較。）

（4）該戶當年有3人外出打工。就算他們留在村裏種田，也可能只多種幾畝小麥，不足以糊口，所以青壯年人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維持生存。

除了責任田外，農民也分得一些荒地（旱地）來種花生、油菜炸油，和種些青菜，也會養雞和豬，但主要都是自用。

中國農民講述改革開放之後農民在生活方面所受到的壓迫 二零零一年

在中國，壹個農民的普通孩子，在我們國家的很長的時間內是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走出農村的。文革結束後，從77年開始，高考才成為壹個農村孩子進城的壹條獨木橋。80年代後期，個別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花大約壹萬塊錢買壹個城鎮居民的身分了，看起來像是壹種封建社會的贖身。許多大城市象上海廣州等地可以憑借壹定的投資拿到的藍印戶口本也屬於類似的做法。經濟因素的介入來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壹種社會進步。但這壹買壹賣也直接體現了壹種生而不平等。否則的話，為甚麽要買賣壹種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為甚麽沒有城鎮居民去贖買壹個農民身分，只有農民贖買城市居民的戶口身分呢？所以，農民的社會地位是壹目了然的。
某電視臺的壹個節目裏有壹天誇耀說，我們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舉辦“農民運動會”的國家，那是在“農民運動會”舉辦期間說的。真是滑稽邏輯！他們沒有問壹問，這個世界上目前有多少個國家規定了“農民”只能是“農民”，並且農民需要用錢來取消農民戶口換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政府對於農民倒是從來都沒有主動明確地歧視過農民，甚至會以種種形式來維護農民的利益，這在電視等媒體大家已經看到了很多，包括“農民運動會”也可以列入類似的積極範疇。壹般所謂的歧視都是以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威勢來形成的，並且有壹定的理論來說明其集體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級之處，中國的農民都不具有這些社會特征，中國農民占人口約80％的這壹現實決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視的條件。那現實中農民的低下社會地位是通過甚麽來實現了的呢？是通過政府壹再對於城市居民的各種優惠而遺漏農民的利益來完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也規定過“公民具有自由居住遷徒”權利，但1958年就改變為嚴禁自由居住遷徒。這壹由先進到落後的倒退過程，有其它的社會心理潛因嗎？我至今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是革命剛剛成功的共產黨人嚴格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才選取了先進的法律取向，而後來某些人的農民意識擡頭、同時又發現拋棄農民利益對經濟嚴重困難時的政府是個轉機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沒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潛在意識上的永遠只能是謎。
作為壹個從小就在農村長大的農民，我始終困惑著。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困惑著。
我千百次地問蒼天，問為甚麽我會是農民。為甚麽我不生在壹個市民的家庭？為甚麽作為農民我天生就被剝奪了壹切和城鎮孩子壹樣許許多多的權利，當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鄉的光榮和坎坷？假如沒有後來的高考，我還沒有到城市裏工作的權利。我的權利只能限於在土地上耕作。
盡管我今天已經不再是個農民，我家裏沒有了壹個農民，但憑著壹個小知識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卻不能不關心這個仍然存在的階層。我始終不能忘記我是壹個農民的女兒，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發我永遠關心社會問題的最初起點。這段特殊的生活經歷使我每壹次面對農民問題時都不能平靜。由農民問題我想到中國太多類似的社會問題。
農民今天部分人是進城了，但是他們仍然是城市中的“另類”。他們住在城市裏，幹最低賤最累人的活，幹城市居民不願意幹的壹切活，但他們仍然不是城裏人。盡管比以往他們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時候農民出入城市都要生產隊裏開條子），但在法律上他們仍然沒有城鎮戶口，所以進了城他們仍然是農民，人們通稱這些人為“民工”。發給“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補貼”是不會發給他們的。
還不僅僅是個戶口問題，經濟補貼問題，實際上在有關中國法律的勞動保障壹條中，剛剛有學者考證出來，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並不在國家法律中所說的勞動保障之列。也就是說，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不算勞動，或者說，中國法律中的勞保條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而不保障農民的勞動。該條法律條文上卻沒有說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權力，用詞是中國公民。但在執行的時候，農民的勞動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我們可以說，中國農民不是中國公民嗎？
對於農民也還不僅僅是勞動保障問題，農民們也沒有工人、幹部、解放軍、教師這些城市居民們所具有的醫療保障。從來沒有。今天，當城市居民面臨醫療改革的時候有些驚惶失措，農民不必，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那種優待。在中國，農民本來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約1/10，再加上沒有任何的國家醫療保障，這?多年了農民們是怎?熬過來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當年的知識青年們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們為那麽多年的非人鍛煉痛哭流涕，他們也死活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色相都要換取回城的權利，也所以愛著農民姑娘的知青們只能在小河邊對著“小芳”無奈之中說“byebye”。
在看起來戶口環境通過買賣等途徑轉換都較為寬松的今天，面臨城市失業人口的巨大壓力，許多城市“把進城農民趕回農村”已經成為壹個公開解決城鎮失業的秘訣，招工時壹句“需要本市城鎮居民戶口”也就把所有外地農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為農民不具有城鎮戶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國統計的失業人口或者說下崗人數，壹定不包括農民閑居人員。農民從來不在人們的視野之內。
長期以來，在中國做農民實際上就成了壹種懲罰。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會在刑期結束後剝奪他們的城市居民戶口，而把他們貶為農民。這樣的做法在很長時間裏通行。
假如做農民不是這樣遭罪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幾年有甚麽苦可訴！《天浴》中知青的悲劇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說，他們當年上山下鄉是壹場飛來的橫禍，那麽出生在壹個普通農民的家庭看來真的就是被拋進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農村不只是壹般的苦啊，那與知識青年們他們原來城鎮生活反差實在是太大了啊。
看來毛主席對農村是有壹定的了解的。他號召的上山下鄉政策中有著起碼公平而客觀的思想核心，那就是農村是苦的，沒有受過農村苦的，或者對中國整體有著虛幻感的城市孩子是應該去農村鍛煉鍛煉的。“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可以在那裏大有作為”的思想包含著其它多方面的期許。
但知識青年仍然憤憤不平。他們說，人有多少個青春，我們有多少個十年可以放在農村？
農民沒有憤憤不平。假如上山下鄉十年就是浪費的話，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農民在農村“浪費”了他們的終生？這種限制農民遷徒和工作權利的戶籍制度已經在中國執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沒有徹底放開！
在每壹個知青想尋找自己公平的時候，農民的公平去向誰要？
稍微意識到這個公平問題的中國農民都會在生育子女時感嘆到，他們就要再生育壹個農民了。有時候那種抱憾和壹個奴隸的感嘆不會有特別大的距離。我相信許多城市居民正是考慮到避免生育壹個農民的後代而斷絕了與農民女子的愛情。類似這樣的悲劇在農村和城鎮中上演著。大家對這壹點還是有壹點覺察，因為改編自農民作家路遙小說的電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樣的壹個愛情悲劇。它反映的社會現實遠比從小生長在大上海的陳沖拍攝的《天浴》有著更為廣泛深刻的社會意義。當然，他們兩個人的出身決定了他們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言人。
撇開不同的視點看，兩部片子牽涉城鄉差別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劇的基礎建立於壹個知青回城的困難上，女主角年輕、她是城市人、她是社會優勢的獲得者，對於了解中國真實國情的人們女主角的悲劇性就有效降低了，只獲得了觀眾對文革的進壹步關註和對壹種畸形情感的同情，該片沒有觸及更深刻的社會問題﹔而《人生》的悲劇建立在壹種廣泛的社會制度上，男主角愛壹個農村的姑娘，但為了徹底擺脫自己農民的命運，他放棄了個人的幸福，意欲和壹個城市居民的女兒結婚，他是壹個中國的“於連”。所以，兩部片子所反映的社會意義深度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無論是哭哭啼啼的知識青年，還是今天為著解決下崗問題而心裏打著“把農民趕回農村”算盤的管理幹部們，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壹種東西，那就是他們這些中國人都最適合生活在封建時代，而絕不應該是生活在今天這個電子時代。因為他們都沒有現代社會所起碼需要的平等與人權觀念。
嗚呼，時代！
19世紀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賽說過：“在所有的人都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沒有人能被稱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之前，沒有人能獲得幸福！”
假如我以壹個國家為壹個“所有”單位而論的話，我們身邊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種各樣的不平的話，實在是因為我們有正好配得上讓人們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質和管理人才。在壹個人人漠視他人權益的社會裏，實際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權利的同時自己的權益也在受到同樣水平的傷害。壹個社會的良知和社會公平意識是會水平發揮、平均反射在每壹個人身上的。只要壹個社會中有明顯的壹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麽這種不公正的意識終有壹天是會發揮在其它人身上的。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殘酷，它說明即便生活在城市裏的居民，也是在許許多多的方面受到“農民”壹樣的不合理管理，當然不是表現在戶口上面，而這種隨隨便便犧牲或漠視部分人權利的事情也會表現在其它的方面，反射在妳身上，如殘疾人，如知識分子階層，如城市貧民，如壹切非權利階層……。
斯賓賽的話包含的樸素共產主義理想情懷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深體會，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壹切暫時的利益獲得團體的體會。盡管這種共產主義情懷不是來自於馬克思本人，但太陽出發點的這種人類大同的精神本來是我們中國人壹點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個世紀前中國人赴蕩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們今天看是不是我們只得到了表面的壹切，卻失落了很多共產主義的精神真諦，因為民主和平等權利就是共產主義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碼在農民這個明顯的問題上我們嚴重違背了有關的原理。
壹個發生在中國北方城市的兇殺案例也許為這種思想可以做壹個解釋。壹個 19歲的農民，從小父母雙亡，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依我所知，社會對這樣的農民壹般不會有任何的幫助，壹切負擔會傾斜在他們的親戚身上。後來他隨著年老體弱的奶奶過活，但他唯壹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嘗生活的艱辛，精神上更是無依無靠，這個孩子幾次自殺未遂，精神瀕臨崩潰。後來，作為民工他到城市裏打工，可是老板不給工錢，並且找人對他棍棒相加。在要錢無望，生活無著，遭人毒打之後，他到壹個市場逛遊，無意中看到賣肉攤上的屠刀他就順手操了起來，以此連續殺傷殺死多人。
許多專家和群眾對他這種報復行為很吃驚，以為他神經錯亂，為甚麽不去報復那個老板，而是去濫殺無辜？其實說白了，這個農民在報復社會。我認為是這個社會的整體生存狀態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每壹次當他面臨人生的絕境時，社會都沒有向他及時伸出溫暖之手，甚至是連勞動的權益都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我們可以想象，即便是他為老板不付工錢而去上告，他有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他有沒有這個知識能力？我們有沒有貧民可以咨詢的法律部門？而我們現實中的司法公正有沒有給他有足夠的底氣？我看答案幾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會看不到其它的出路。盡管殺人是萬惡的，但他卻不是毫無理由地選擇了報復社會。近年來中國這樣的報復社會的案件有很大增長的趨勢，他們都反映了壹種社會下層，尤其是農民對社會生存條件的敏感。
看著這樣由於貧窮和社會分配畸形而導致的犯罪，讓每壹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這個孩子不是個農民，假如這個孩子得到了足夠的學費可以和其它的孩子壹樣享受教育的權利，我們的監獄裏就會少壹個罪犯，社會就少了壹份威脅和損失。數不清的這類案例讓人思考犯罪，也讓人思考我們的社會，思考我們的種種落後意識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甚麽樣的深層危害。
我常想，盡管我已經不再是個農民，但不能保障我不會有壹天倒在這樣的農民報復的屠刀之下，喝上這樣的毒水，葬身於無名的火海。解決農民問題，是我們每壹個仍然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的急切問題，他們的生活質量不改變我們整體的生存狀況就難以改變。有壹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驚奇，妳也不用驚奇。所以我關心他們實際上就是關心我們自己。我們天天生活在壹起，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壹家人，當哪壹個人生而不平等地與我們生活在壹起時，我從社會中獲得的那份不應有的優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慚愧－－我渴望與他們平分社會的每壹份利益。
我已經把農民問題當作中國的壹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誌好長時間了。
在這裏也許我們還應該重申當年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的壹句口號：“壹 人壹家的怨仇不算甚麽，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國人民、全世界的人類去”。這裏邊包含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妳自己。只有絕大多數的人民（當然包括農民）獲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時候，妳個人距離真正的文明狀態才會近壹些。
有人說，壹個歧視婦女的社會不可能是壹個文明的社會﹔那麽壹個歧視農民的社會就更不可能是壹個文明的社會。
農民，知識青年，下崗工人，當妳用壹種全新的眼光去看他們以及他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環境的時候，妳還會有壹些新的發現。
太多的知識青年回城以後在反思他們所受到的苦難，我竟然從來沒有看到過壹個當年的知識青年為他們所體會到的農民疾苦起而為農民鳴不平。我為這種社會良知的淪喪而感到無奈。我為那壹批多達兩千萬的知識青年中沒有壹個“變異”，除了為自己哭喊，反轉過來為曾經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的農民兄弟來講話，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震驚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東戰亂地區，甚至在壹些特殊的動物保護圈裏，妳都會看到壹些人因為偶然的機遇認識到壹個不平的現象就義無反顧地重新回到那個圈子裏去解救苦難，甚至是去解救壹些動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們向世界大聲疾呼註意那裏發生的壹切。最近的壹個例子是壹個美國記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間慘劇讓他對人類悲哀到自殺。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魯迅語）。但是，經受許多年共產主義教育的兩千萬中國人－－知識青年－－到農村走了壹圈，他們回來哭了恨了，只是因為農村的生活太苦使他們在那裏受了罪，可是他們中沒有壹個人反轉回來向社會大聲吶喊：農民們怎麽辦？可能也有人做了甚麽，但既沒有觸及到根本，也沒有形成壹種引人註目的潮流。
我至今對很多年前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充滿了敬意，可是今天這種平等精神哪裏去了呢？

三農弊端的社會根源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

「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在中國，已越來越顯出其嚴重性、以至危機性。雖然中國財政部長在今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2000年的國家稅收高速增長，幾乎相當於經濟增長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將近翻了壹倍；但這毫不意味「三農」的收入也同比例地增長，相反的，國庫的增收是與「三農」的減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加大向農村、農民征收稅費的力度所得的。雖然總理朱镕基同時作的「十五」計劃綱要報告，宣稱農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純收入達到2,253元，比上年實際增長了2.1%，5年間平均每年實際增長4.7%；但這與糧食種植面積、產量及價格都大減的實況很不相符，也與學者專家的調研結果及其它報道的實況大為不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的數字，2000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了9%。減產的直接原因看來是糧食種植面積縮減，農業部門匯總計算，2000年的種植面積約為16.07億畝，比99年減少了9千萬畝，減幅為5.3%，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播種面積最少的壹年，低於1.1億公頃（即16.5億畝）的警戒線（據統計局調查結果推算，2001年又將比今年進壹步縮減1.7%，約4千萬畝，即減至1.07億公頃）。

　　種糧面積如此大幅度減少，是由於農民負擔稅費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願種田，把農田拋荒。這種情況，在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去年給國務院領導人的信（編者按：該信見本刊今期摘錄）中已有較詳細揭露，這些揭露，已經上級的覆查證明屬實，並承認所說有「壹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在調研後的結論）。

　　香港《文匯報》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棄耕：中國農業轉型期陣痛》，對上述問題也作了報道：洞庭湖壹帶向為主要的產糧區，素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稱譽。但近幾年來，良田沃土大量被拋棄，其中的南縣，《土地延包經營證書》的發放率至去年9月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許多農民「不想要田」。有的村，棄耕的土地超過了全村耕地面積的70%。是「洞庭湖區大規模棄耕的壹個縮影。」「湖區許多農民毫不諱言：棄耕不種，直接原因就是不願或難以承受過重的農民負擔。」

　　這些是中國「三農」危機的部份反映。

學者的調研結果

　　「三農」的困難問題越來越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專家的關註、調研，發表了很多富有價值和見解的文章，論著。以下所引用的學者陸學藝《走出「城鄉分治　壹國兩策」的困境》壹文，便是其中壹個顯例。

　　該文指出：幾年來，中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在逐年下降，農村市場在逐年萎縮。雖然1996年以來，農業連年豐收，但農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後，糧、棉等農產品就出現賣難，價格下降，99年夏季以後，幾乎所有的主要農產品都出現了銷售困難，市場萎縮，農民的收入成了問題，年人均純收入中的糧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農民人均從棉花得到的收入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糧棉收入占了農牧業收入中的絕對多數，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這3年間，糧棉價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農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很多。

　　從96至99這幾年間，鄉鎮企業也不景氣，約40%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這又使得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大量減少。與此同時，城市又大量辭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業。據有關部門測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達8千多萬人，近幾年逐年減少，99年估算只有約6千萬人。以平均每個農民工壹年在城裏凈賺2千元計，農村就要減少6百多億元的現金收入。

　　另壹方面，基層組織、鄉村兩級幹部在10多年間迅速膨脹，人數越來越多。現在壹個鄉（鎮）政府人員，超過正式編制幾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壹個縣政府的機構還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報道：壹個5萬多農業人口的江西省樂平市接渡鎮，在99年「機構精簡」之前，像其它所有的鄉鎮壹樣，在機構設置上「五臟俱全」：黨委、政府、人大、紀檢、政協、武裝部「六大班子」，以及財政、稅務、公安等「七所」，和農技、水利等「八站」，他們吃飯都要吃鎮裏的。）他們還要拿補貼，要比農民生活好，而國家卻沒有提供這些人的財政開支；反而在財稅改革實行分稅制以後，較穩定和較好的稅收都由地（市）級以上收去了，上繳國庫了。於是鄉（鎮）壹級便陷於財政困難，而只能從農民那裏用各種名目收取。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就是這樣逼出來的。<1>

　　另壹學者溫鐵軍在《以綜合改革解決「三農」問題》的答記者問時指出：

　　「基層組織膨脹的問題比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壹個鄉的供養人口不過是「八大員」，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鄉」，財政開支的編制大約是30人左右；到現在鄉級壹般300人，發達地區鎮級單位甚至達到800-1000人。不僅財政開支增加，而且隨著農村經濟環境惡化，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加，鄉村兩級高負債也大量發生。1997年農業部對10個省份的調查就顯示：鄉級平均負債約400萬，村級平均負債約20萬。如今最嚴重的個別鄉負債4000萬，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來60%的縣財政虧損，這方方面面的負債和虧損不僅最後都會有相當部份轉嫁到農民頭上，而且還會引發高利貸橫行。」

　　由此看來，造成「三亂」、「四亂」和農民負擔特別沈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幹部的乘機胡作非為、以權謀私、貪汙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個官僚制度對政經特權的維護，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於中央指令要加強農村的黨政控制力量，以鞏固它在農村的統治，才在各鄉鎮設置那麽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為這樣，盡管中央長期以來重重復復宣稱要減輕農民負擔，並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許多苛捐雜稅，但是，各地方當局幹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繼續向農民榨取，以致官方越喊減負，農民負擔越重，從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農民苦、農村窮、農業危險的結果。

「逼到絕境後的抉擇」?稅費改革

　　農民的重擔和困苦，直接激發出許多積極的抗爭行動，和消極的棄耕或出走城鎮等等，但後者因城鎮工業不景，原有工人失業者日增等影響，被迫要倒流回農村；他們所壹度棄耕的田地有許多又給基層幹部交由農業大戶承包了去，幹部以此對付農民的棄耕，如果成功，將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數農民也將變成無地耕種的無產者，或者成為「大戶」的雇工。不過，他們至今仍保有原來的土地承包權，許多人都拒絕由村大戶承包，這些發展仍要視中共有關新的法例來決定。

　　農民的抗爭行動，最多的是集體上訪，向上級黨政部門控訴負擔的沈重，即使增產也不增收，甚至賠本倒貼，難以維持生計。例如安徽省懷遠縣淝河鄉便是個典型。農民除了交農業稅、「三提留」、「五統籌」等款外，還有無數五花八門的稅費和集資攤派。因而幾年內全鄉29個行政村中，有23個村村民在上訪。而村民更有幾次集體開拖拉機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數鄉鎮無法收上當年農業稅的大部份，正常運轉出現危機。懷遠縣領導在1998年底提出要進行費改稅的改革試點，「其實是懷遠縣被逼到絕境後的抉擇」。安徽省領導（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為當時懷遠縣的名聲太臭了」。<2>

　　安徽省的稅費改革試點結果，據說在2000年全省農民負擔比改革前減少13.93億元，農民負擔減輕約25%，98%的農民表示滿意。但是，問題仍沒有解決，減少的近14億元財政缺口將由誰來補？如果解決不了，政府的正常運轉就有問題。以農業為主的各縣、鄉財政，缺少二、三產業的財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補助，地方領導層也勢必又要向農民伸手，使得農民在必須繳納的稅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費」）之後，又要交新的費，重新挑起舊的重擔了。

國家推卸教育經費的後果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共的方針，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輕農村，重重工業、輕農業，重工人、輕農民的。它在財政上盡力向農民、農村壓榨、犧牲農民的實際利益，很少動用資源去扶助「三農」的發展，而是極多地用於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各地農村黨政幹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權，隨意向農民進行「三亂」的榨取。這種政策和實際，具體表現於對國家公務員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務員由國家財政支付薪酬待遇，農村鄉鎮的幹部雖然同樣是國家的公務員，「七所八站」是上級政府部門下設的機構，理應同樣由政府財政負擔其開支的，但卻要由農民供養他們。又例如，農村教育經費也主要由地方承擔（包括學校的興建維修、教師的補貼和學校辦公費，等等）。鄉鎮所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成了鎮裏最大的負擔」。這些重擔又主要是向農民們攤派的。

　　學校經費不足，便要迫學生及其家長負擔。當學生極度不滿這種亂攤派致使學生及其家長不堪負荷時，就爆發出反抗的行動。例如，今年2月11日廣東潮陽市仙桃鎮，就有約800名小學生遊行到鎮政府，沖擊政府大樓，砸破玻璃，火燒家具和檔案文件，以抗議收教育附加費<3>。這是小學生反抗行動的其中壹例，由於消息給香港記者獲知，才得以傳到海外。

　　許多農村學校由於經費缺乏，被逼要強令學生做工，以賺取收入來補貼學校經費。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小學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師生死亡，27人受傷，就揭露出農村學校存在著這種悲慘事實。據《文匯報》報道：「有消息稱，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學校為了勤工儉學，辦了鞭炮工廠。前幾天還進了壹百斤硝。學校如設在炸藥庫上。」而該報記者同日發自南昌的電訊稱：「可以肯定的是，引發爆炸的是做煙花的原料。」<4>據《星島日報》的「特稿」報道：「壹家煙花爆竹廠的負責（人）表示，由於有關部門管理不嚴，在農村的學校或家庭內違規生產煙花、爆竹的情況普遍。農民耕種每年收入才壹千多元人民幣，但生產煙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當天，（芳林村小學）三年級的兩班學生就是在課室內造爆竹的火藥引。學校是硬性規定學生要幫學校造火藥引，違抗者每天罰款兩元。」<5>另據說，這些小學生的年齡是8至12歲左右。

　　盡管官方後來宣稱是由嫌疑犯「癲人」李垂才引爆的（不過也承認該校在前年也曾要學生造火藥引），但德國新聞社記者訪問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卻說他「絕對沒有精神病」，也「不是壞人」，而是為該小學工作，負責運送煙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6>筆者在這裏之所以較多地引述各報章的有關報道，就是想讓部份未看到有關資料的讀者，具體了解中國農村教育經費缺少而造成的其中壹種悲慘結果，為歷史作見證。

　　近來還有壹件令人十分可悲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陜北壹所民營孤兒學校的連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陸農村的許多學校，既得不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種幫助，又反而蒙受當地部門和幹部的任意打壓、摧殘。這所被稱為「像孤兒壹樣無助的孤兒學校」，位於陜西省靖邊縣。壹九九八年，當地農民馬國成在八歲的女兒死於車禍後，從街上領回六名流浪孤兒撫養，隨後更用外出打工積攢的九十萬元人民幣，加上貸款，創辦「國成孤兒學校」。該校成立之初，曾轟動壹時，國內各大傳媒都作出報道。但是，據《工人日報》披露，由於得不到社會承認，孤兒學校入不敷支，經濟陷困境。馬國成為增加收入，貸款擴建招待所，卻被城建部門指違法修建勒令清拆；他與村委會簽訂承包合同，和孩子們栽種了五萬株樹，又被鄉政府將承包地賣給他人，其間損失都未作補償。孤兒學校已欠債六十萬元，四名老師半年未發工資，馬家壹萬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後，師生們吃的糧食都是賒來的，而因賒債被拖垮的私營糧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無門的馬國成只好帶著孤兒學校近六十名師生沿街乞討，填飽肚皮後，便隨意找個地方給孩子們上課。這些事再次引起大陸傳媒廣泛報道。<7>

　　今天在農村所推行的稅費改革，並沒有針對鄉村的財政和公共服務等問題，即使中央提供壹些補貼，但主要的財政負擔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後者不願或不能承擔，便要減少教育經費，或者要各學校負責籌措，從而加劇對學生「勤工儉學」的要求，流行對無償童工的剝削，降低兒童受教育的時間和質素。當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調整鄉村學校的布局，減少學校和老師的數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個行政村，原有鄉村小學644所，過去大體上是壹村壹校，現在被調整為249所，使得大多數學生必須到其它鄉村上學，可能造成新壹輪的兒童失學。<8>

病根在於現存政治制度

　　面對者「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危機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今年1月11日發表了《關於做好200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這個文件盡管在前頭循官方慣例先肯定「農村形勢總的是好的」，但緊接著即指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農民增收困難。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低落、鄉鎮企業效益下降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中西部地區特別是糧食生產區甚至出現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壹步拉大。農民收入問題不僅關系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它還說：農業和農村經濟不能穩定發展，國民經濟的好形勢就難以保持。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做好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並放在整個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著提出了10項措施，以圖做好「三農」的工作。這些措施幾乎都是過去所提過的，並無特別嶄新的創意。問題仍在於實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這句話來說，中共已經提了幾十年，幾乎已成為黨八股、官樣文章，與其它的口號式說法壹樣，也是「假大空」性的、畫餅充饑、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似乎是近幾年想出的新辦法，但這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嗎？對於這個「改革」的實效如何，我們已在前面談論過。幾十年來的壹句老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清楚地重復地說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頒布下看來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幹部仍有辦法陽奉陰違，不加以執行、走過場。這是屢驗不爽的經驗。病根子就在於現存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由於官員不受人民監督，中央獨斷的方針政策既多缺點錯誤，各級幹部又擁有政治經濟特權而自把自為。機構日益臃腫，是這個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征之壹。而任何的政經改革措施都會觸犯有關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從而遭到後者們的反對、抵制、破壞。如果不先「從根本上」徹底改革這個政治制度，則壹切都將會「原地踏步」，以至變本加厲地發展，不能有效地解決「三農」的困難問題。

　　即使有些中共黨員、幹部（甚至位高如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企圖略加以改良、開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頑固的官僚勢力的圍攻、打擊，最後連自己的原有職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來說，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即使初時據說他的意見已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視，和很好的反應、實行，但今年1月消息傳來，李昌平因揭露了農村的黑暗，開罪了地方勢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辭職，遠走到深圳打工。盡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報以近3萬張網上和來信選票，當選為年度人物，將他視作中國的希望、良知。<9>這件事反映出，他雖敵不過黨官僚勢力，卻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業是有希望的！

共產專制對農民的壓迫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的農民，始終生活在土地尋租的社會中沒有被解放，中國沒有被赤化以前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數農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即使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 也是有高度的經濟自由權的，可以從地主那邊承包土地耕種，打算生產哪些農產品地主是不管的，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地主也無權支配，農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給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去賣給別人，只是定期要繳納土地稅而已，土地稅也是根據，承包土地的面積大小來決定的。

中共佔領中國之後，實行了純粹的農奴制，徹底的剝奪了中國的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土地全部被沒收，農民被發配到生產隊，生產什麼，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來決定，農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糧之外，剩下的糧食必須交給中共。

毛澤東根本沒有解放中國的農民，而是讓中國的農民成為純粹的農奴，很多時候農民連基本的口糧都無法保障，比如壹個農民壹年生產了五百斤的糧食，按理說只要繳納壹百斤糧食就好了，但是各級政府為了討好上級為了徵收更多的糧食會制定農業指標，甚至虛報農業產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卻要上報六百近 農民原本要上繳壹百斤卻必須上繳兩百斤，很多農民因為這樣而遭受飢荒，然後餓死。

毛澤東時代的土地尋租是體現在徵收農產品上邊，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中國的農民壹直都是農奴，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傳統的農奴制度，毛澤東死後中共實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毛澤東時代雖然消滅了表面上的土地尋租，但是農民徹底的失去了經濟自由權，就算不必用剩餘勞動去生產地租，但是利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農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規定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口糧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基本上是壹無所有的，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了佃農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歸共匪所有的基礎之上，釋放了壹部份經濟自由權給農民，但是因為農民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中共對他們徵收了幾十年的農業增值稅，中共成了他們的地主，他們要向中共繳納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由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組成的八項雜稅 村提留鄉統籌作為地租以及農業生產過程中針對種子 化肥 農藥徵收的實質上屬於地租的消費稅，中共依舊可以徵收土地 支配承包權 決定農業用地的用途 壟斷農產品的銷售通路，只要中共願意介入基本上農民無法阻止，中共的村書記與地方政府取代了傳統的地主，成為了土地尋租者，土地被用來作為從事資本尋租的工具的商品屬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還是資本尋租者的所有制。中共所謂的取消農業稅只是名義上取消了農業增值稅，可是因為中共本身擁有不受約束的可以進行權力尋租的權力，中共還是可以利用權力開設新的稅收名目掠奪中國農民的財富。因為中國的土地本質上屬於中共，所以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是不受保障的，中共可以隨時通過變更土地用途的方式掠奪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中國的農民隨時可能被中共的公檢法稅掠奪，中國的農民的私有財產權在制度層面是沒有保障的。無論中共如何定義中國的土地性質與土地制度，中國名義上的集體土地本質上是被中共支配的，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廣大中國人民，并沒有實質上支配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權力，因為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農村的集體資產的實際支配著是村書記，可以承包大量土地開辦企業的人主要是村書記的親信，普通農民通常只有口糧田，如果只是務農，很難維持生活，所以除了種田還要打工。中共長期實行戶籍制度，劃分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農民要成為城市人口，要得到城市人口在城市的待遇，就必須放棄農民身份，必須放棄在農村的口糧田，不然即使在城市打工也只能在城市做賤民，農民長期受到這種城鄉隔離的壓迫，中共建立的戶籍制度壓迫了農民的發展。中共雖然在造反的時候反對不動產尋租，宣稱不動產尋租屬於剝奪，建國之後的很多中共貪官都擁有大量的進行不動產尋租的住宅與商鋪，只要這些貪官在政治上沒有站錯隊，就不會被清算，中共本質上是政治流氓。

根據中國農民調查的統計，共匪對農民曾經使用過的掠奪名目主要分為六大類。

集資類——鄉鎮辦公樓集資費、鄉鎮教學樓集資費、鄉鎮科技網集資費、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費、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費、鄉鎮影劇院集資費、建鄉鎮企業集資費、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費……。
　　管理類——鄉村辦公房修繕費、鄉村幹部差旅費招待費、鄉村黨團員活動費、鄉鎮黨代會人代會會議費……
　　教育類——民辦教師工資費、公辦教師補貼費、校舍建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與文體器材設備費……
　　計生類——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費；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費……
　　幹部類——黨支部書記補貼費、村委會主任補貼費、會計補貼費；民兵連長補貼費、治安委員補貼費、團支部書記補貼費、婦女主任補貼費、村民小組長誤工補貼費、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
　　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費、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裏安排的壹切勤雜工的補貼費……
　　訓練類——民兵訓練生活補助費、民兵訓練誤工補助費、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費……公益類——敬老院建設費、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費、合作醫療建設費、農村醫務人員補貼費、烈軍屬優待費、殘廢軍人優待費、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費、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費、工傷民工照顧費、困難戶照顧費、五保戶照顧費……其他類——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費、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費、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準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壹滅鼠費、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費、司法人員服裝費……、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費、計劃生育支出費、公益事業與優撫支出費、……
　　挖空心思類——鄉鎮學校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或不管養豬與否，壹律按人頭徵收豬頭稅；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有結婚證書工本費、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稅、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１４種稅費（源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毛澤東說：人的思想壹旦解放，什麼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村鄉鎮幹部能在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發明“夫妻恩愛保證金”的稅費名目，真是可列入吉尼斯記錄的空前絕後奇跡。
　　這種暴征橫斂得以暢通無阻後，更加荒謬絕倫挖空心思的掠奪名目就會隨著任何壹項政策法令的頒行而再生。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中共解放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壹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人口，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壹個中國特有的群體也就是農民工，農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國民黨成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 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中共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中國很多民運人士只是針對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很有興趣，對於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建立怎樣的憲法確立怎樣的社會制度缺乏設想，關於農業問題中國在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應該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農業用地方面尊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清除土地尋租的空間，也就是說可以購買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給自耕農賺取地租，絕對不允許包產到戶的行為，絕對不允許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絕對不允許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卻沒有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利用對土地的佔有剝削自耕農，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土地剝削。

私有土地應該允許買賣，因為壹個自由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當他們希望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之後應該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適度增值不能謀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多少錢，那些錢相當於多少頭豬的價格土地管理部門要進行統計，比如壹塊土地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格，以後就算物價上漲土地價格上漲貨幣貶值土地出售價格上漲，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後只能完全獲得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出售價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錢比如那個時候壹萬頭豬的售價是壹萬塊錢，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時候因為物價變動壹萬頭豬相當於兩萬塊錢，那麼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獲得的收入中兩萬以內的收入應該全部歸那位地主所有，從而做到不扼殺那位地主原來的奮鬥確保財產保值並且也讓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間對土地的開墾以及維護所做出的貢獻的合理回報。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為自耕農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會大眾的努力所以超出兩萬塊錢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為是社會進步土地周圍的部份被開發所造成的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為社會福利支出，地主只能獲得三分之壹這樣做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又可以防止出現土地炒作的狀況有利於避免因為土地造成貧富的兩級分化從而也保障了人民改變生活方式的經濟自由的權利，實現了這兩項政策之後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後土地的交易將完全成為單純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謀取暴利的功能了，農業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這樣做最符合農民的利益，以後他們打算髮展合作社經濟的時候也不會出現因為沒有私有土地而淪為毛澤東時代那種生產隊的農奴了，也不會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半農奴因為沒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須向黨國支付耕地佔用稅以及購買種子 農藥 化肥過程中的消費稅了，再也不用向黨國支付八項雜費跟村提留鄉統籌了，再也不用繳納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了，也從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因為土地私有所出現的地租剝削以及土地兼併的狀況出現，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農民可以在擁有私有土地的基礎上自由的結合，在自由的聯合的集體經濟中充份獲取利益，只有這種符合社會市場經濟原則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國的農業經濟的進步充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

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

民主就是允許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


中共垮臺之後的中國可以實行分級地方自治，村 鎮 縣 市 省各級地方自治單位的人民都可以通過公投制憲的方式決定當地的經濟制度，無論是私有製為主還是公有製為主，甚至是實行混合所有制，無論是實行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甚至是實行混合經濟，無論是土地私有還是土地公有，甚至是實行土地的混合所有制，無論是堅持按勞分配，還是堅持按生產要素分配，甚至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並存，無論是生產資料個人所有還是集體所有，甚至社會所有，無論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人民可以隨時通過公投制憲的方式改變經濟制度。

這樣做符合中國意識形態多元，很多人未必可以接受西方自由保守主義的國情，避免深受社會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民眾被中共的殘餘勢力利用，成為動搖中國民主制度的社會根基的力量。

中共長期恐嚇中國人民，宣稱如果實行民主制度可能就會出現不受限制的私有制，不受限制的私有制孕育出來的財團會壟斷整個社會。

很多人因此受到誤導，即使討厭中共還是排斥民主，如果中國的民主化是在追求讓人民充份的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包括自由的選擇經濟制度，深受社會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基層人民估計也會支持中國的民主化。

這樣做不僅可以擴大並且鞏固民主制度的生存根基，防止專制復辟，同時確保了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在民主的框架下自由的實踐，讓生活在不同地區不同意識形態結構的人民都可以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讓共產極權主義政黨再也沒有機會用經濟因素煽動基層人民否定民主政治了，人民在自由實踐的狀態下自然會產生出適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經濟制度。

中國民運長期無法成功主要還是因為沒有一套可以應對意識形態已經多元的中國社會的民主方案，不是太偏左就是太偏右不然就是太偏向中間，左派 右派 中間派都希望讓大多數人接受自己的主張，我覺得應該讓人民根據自身情況自身的利益需要自由的選擇左中右，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可以讓中國人民自由的選擇才是中國民運需要告訴中國人民。

實際上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也確保了人民自由選擇經濟制度的權利，比如賦予民選的國會多數修改憲法的權利，或者賦予人民通過直接民主公投制憲的權利，西方社會的文化傳統決定了西方國家以私有製為主體以市場經濟為主體，西方人民沒有選擇讓共產黨成為執政黨，西方人民沒有運用民主制度選擇以公有製為主體以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政治民主的本質是讓人民擁有選舉 罷免 創制 復決的權力，創制就是通過立法的方式選擇社會制度，某些民主國家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某些國家即使把共產黨定義為非法政黨，仍然允許人民通過行使創制權把共產黨定義為合法政黨，中共長期利用西方社會的這種狀態誤導中國人民，讓中國人民誤以為一人一票 三權分立 地方自治 軍隊國家化的現代民主制度是維護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工具，中國如果引進現代民主制度就意味著自由資本主義的復辟，意味著基層人民的生存壓力會增加。很多中國人因為被中共洗腦，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保護私有財產就是保護階級固化，事實上西方民主國家的稅收制度非常健全，保護私有財產并不會促進階級固化，而是保護公民可以不受壓迫的支配自己的勞動報酬。

中國人民長期被中共誤導，認為民主化就是走向以私有制與自由競爭為主的更充份的弱肉強食的社會。

如果具體劃分，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分立以及中央與地方分權屬於憲政體制的內容，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屬於自由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內容，選舉 罷免 創制 複決才是屬於政治民主的內容。

西方民主國家允許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合法存在，允許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參加選舉，允許國會多數擁有立法權實質上就是允許人民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很多中國人根本不了解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的本質，對於民主政治的認知來自於中共的宣傳，他們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就是兩個財團黨二選一，每四年選一次，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

事實上真正的民主是把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還給人民，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私有制因為受到獨立的司法體系的約束才會遵守程序正義，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公有制才會因為受到民選國會的監督發展成民主公營事業，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被憲政體制約束的法治經濟，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計劃經濟才會因為受到民選國會跟直接民主的支配成為增進人民福利的宏觀調控，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私有制度才會真正尊重自耕農的私有產權，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公有制度才會確保符合公共利益的土地使用，只有保障結社自由允許獨立工會存在的民主社會才有機會發展出產業民主，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讓農民不用遭受權力尋租者的壓迫，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讓自由市場經濟發展成社會市場經濟最終演變成民主計劃經濟，只有民主制度可以孕育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人類社會經歷了專制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或許會進入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前提是必須建立民主制度。

存在社會分工就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就會有利益衝突，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礎上的多黨制就是調和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利益群體投票給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多黨組成的國會的國會成為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政黨組成的國會的國會結構，反映了整個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所代表的群體利益的大小，國會多數決的結果代表著最大的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一黨專政的結果就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集團作為一個利益群體，可以隨便動用不受制約的權力壓迫其他利益群體。

極權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壞事，比如強拆，比如搞豆腐渣工程撈錢，根本不需要經過民選議會的審議，可是極權政府是沒有服務效率的，極權政府的服務質量是非常差的。在中國去政府機關辦事需要花錢搞關係，需要面對一大堆潛規則，而且中國政府長期讓中國人生活在低福利的狀態之下，極權政府的效率對於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好處的，對於一般民眾是沒有好處的。

我覺得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讓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並存，我認為選區選出來的議員與微觀層面的政見是對應的，比例代表制選出來的議員是與宏觀層面的政見與政黨理念是對應的，人民可以選出微觀層面的民意代表，也可以選出宏觀層面的民意代表，只有這樣議會才可以充份的發揮代議制民主的功能，我個人最傾向的政體是兩院制，參議院全部由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選出，選黨不選人，眾議院全部由選區制的方式選舉產生，選人不選黨，宏觀層面的議題參議院負責表決，微觀層面的議題眾議院負責表決，兩院互不干涉，參議院負責選出行政首長，眾議院負責選出內閣成員。

我覺得中國應該實行內閣制，而且應該強化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式，中國所有關心政治的人基本上都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傾向，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間派，不同流派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民主政治的本質是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衝突，突出理念選擇，強化政黨選擇。淡化政治上空洞以凸顯個人魅力為核心的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不適合中國這樣的國家，因為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太強調參選人個人媒體的行銷，如果在中國這樣的有濃厚的精英主義文化與個人崇拜土壤的國家，很容易發生威權復辟的事情。如果沒有比例代表制的支撐，形成的選舉文化最終將不利於培養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單一選區制有的時候會因為選區劃分形成的人口結構，造成得票總數雖然不是最多的政黨成為國會最大黨，比如英國二零一九年的國會選舉就是很好的證明，雖然右派政黨的總票數并不如左派政黨的總票數多，可是右派政黨還是取得了多數席次。而且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很容易讓那些轉型過程中沒有被清算的前朝既得利益者借殼上市，因為收買政治人物的成本與比例代表制比起來要低很多，畢竟比例代表制是投政黨票，根據政黨票的比例分配席次，需要龐大的意識形態輸出系統，長期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而且需要在全國各地都爭取到廣泛的選民支持，才有機會成為國會多數。我個人更傾向於內閣制，內閣制不容易產生缺乏民意基礎的國家元首，總統制容易產生選舉過程中依靠個人魅力行銷上臺，上臺之後擺爛的國家元首。

共產極權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列主義認為本來就沒有屬於全社會的公義，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作為被壓迫的社會成員，只有讓被壓迫的社會成員所隸屬的社會階級的先鋒隊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支配國家機器，才有屬於被壓迫的社會成員的公平。蘇共當年自封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根據蘇共的理論蘇共是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被壓迫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讓蘇共成為執政黨，才可以專政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才可以免於被壓迫。

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列主義，本質上是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部份觀點與列寧的專政思想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依據。列寧主義只是對馬克思早期的觀點的延伸，并不是完整的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主張工人自治，主張工人階級內部的一人一票，與列寧的共產黨先鋒隊長期領導國家，國家長期處於過渡階段，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專政理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把共產黨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長期統治人民的統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層面實踐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而是列寧主義的極權理論。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基於對政治獻金制度的否定，認為政治捐獻的不受限制會讓民主成為富人的遊戲，可是馬克思本身并不反對普選，列寧是直接否定普選制度的。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產業民主的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讓共產黨官僚統治國營企業，讓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中共建立的所謂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衍生物，我覺得不應該把中共與馬克思混為一談，不應該把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等同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意志論，所以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於認同歷史決定論，強調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差異的不合理性，雖然共匪宣稱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可是區別在於馬克思主張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認為共產黨只是過渡階段的工具，革命勝利之後應該根據巴黎公社原則實現工人自治，列寧主張堅持黨的領導，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斷章取義之後拼湊出來的極權主義，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發展出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認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追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共匪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接受馬克思否定黨的領導的部份，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屬於標準的精英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肯定馬克思早期的專政思想，不接受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對議會道路對和平過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則，也不接受根據自由人聯合體理論衍生出來的經濟民主，雖然列寧主義表面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卻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水火不容的。

馬克思主義裡邊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匪創造出來的概念，根據共匪的論述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物質文化水平與精神文化水平高度發達的狀態，是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狀態，根據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定義，共產主義是沒有政黨 政府 國家的自由人聯合體，人類可以自由的全面的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已經消失，物質文化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滿足人類的需要，共匪本質上是運用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奴役人民的專制政權，共匪不會真正的創造共產主義社會，或許人類社會經歷過極權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東亞大陸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因為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統治讓東亞大陸長期處在極權計劃經濟與權力市場經濟互相拉扯的狀態，馬克思認為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指的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只有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東亞大陸才有機會成為允許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機會在東亞大陸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共匪在他們的教科書上闡述了馬克思的理論，說明馬克思是壹個偉大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不過對中國人來說，關於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被共匪處理過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當前，習近平重新強調高舉馬克思主義，強調全黨全國要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我們更應該關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更應該說明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有什麼關係。

我們在此簡單扼要地補這個缺。我們壹般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共匪幾十年來向十多億人民灌輸的、在中國高校教科書中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它來源於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其根源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中闡述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與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概述如下：馬克思創立的剩餘價值理論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剝削，馬克思還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無產階級經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全人類壹定會實現共產主義。

如果我們閱讀馬克思的全部原著，來研究馬克思的理論，那麼馬克思理論的內容必定遠遠超出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對以前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作了修正。馬克思曾聲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確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認為工人政黨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論。所以馬克思理論不等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理論中有正確的成分，有可取之處。

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列主義所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更不是那種托派的共產黨所堅持的實行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政治上自由民主經濟上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制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制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共匪本質上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共匪一邊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一邊在私營企業內部維護資產階級法權。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的，中國也有剝削，雖然共匪經常掠奪私營企業，經常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的掠奪行為與沒收行為本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對非官僚的資產階級進行的掠奪，私營企業在平時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共匪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共匪是保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權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有工人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主張分享企業淨利潤，爭取在私營企業內部獲得財產性收入，訴求分享剩餘價值會被共匪鎮壓，甚至被共匪送進精神病院，中國的資本家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比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還大，中國的資本家可以長期讓工人階級的工資與企業利潤增長脫鉤，甚至長期拖欠工人階級的工資，雖然中國的資本家會遭受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壓迫工人的過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護的。

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我覺得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我支持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應該利用民主制度爭取利益，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制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共匪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共匪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中國農民談維權經歷

作者 周德才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十幾年間，中國的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有目共睹，因為農民負擔過重而發生了一些「舉世聞名（矚目）」的事件——國際社會往往能夠通過駐中國的外媒機構及時的了解到，而很多中國老百姓卻毫無知曉，原因僅僅是因為中共宣傳部門在中國國內「一手遮天」！

每年秋征開始後，全國各地的鄉村幹部糾集地痞、流氓、黑社會惡勢力橫征暴斂，到處搜刮和搶劫居住在農村的老百姓，有時候公檢法「大隊人馬」也一起披掛上陣，做出無計其數令人發指的事情，很多農民因為反抗被打死打傷，還有很多農民遭到非法關押和拘禁。

為了搜刮、搶劫、掠奪老百姓，特別是為了強製執行計劃生育，中共的縣鄉村三級體製一齊大力扶植豢養地痞、流氓、惡棍等黑社會惡勢力，很多農家婦女、農家少女遭到了這些惡勢力的強奸和輪奸（我在組織固始縣農民「土地維權」時，一些受害者曾向我陳述自己被城郊鄉派出所所長楊明孝等人、隔夜村村支書祝義林等人、六裏棚村村支書汪誌宏等人嚴重傷害的事實和過程，我勸這些受害人公開站出來指正楊明孝、祝義林、汪誌宏這些作惡多端的人渣，但這些受害人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指正楊明孝等人）；絕大多數的受害人至今仍然不敢揭發、檢舉、指正作惡多端，一直傷害著自己的鄉村幹部、公安幹警及其黑社會惡棍們——可見中國的法治問題是多麽嚴重。

雖然經過了很多次所謂的「換屆選舉」，但這些「反法律（踐踏法律）」、「反法治（破壞法治）」的黑惡勢力、人渣卻一直延存滯留在政府的體製中——以至於中共這個執政黨在很多地方已經完全異化為地地道道的黑社會惡勢力、徹頭徹尾的「恐怖組織」了！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我長期在老家固始縣、商城縣組織農民聯合維權，後來自己家裏一貧如洗。為了兩個未成年的兒子上學讀書及一家人的生活，也是為了給那些因為反抗而受到打壓和傷害的農民討回公道，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廣東東莞打工。我一邊打工、一邊尋找機會與國際媒體及人權機構取得聯系、以披露中國內地農村的黑暗與罪惡，一邊用電話繼續組織老家的農民維權抗爭。

2002年元月2日，河南商城縣伏山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伏山事件」，公檢法「執法大隊」因為搜刮搶劫老百姓而引發沖突，參與搶劫的警察被怒火沖天的老百姓打的丟盔卸甲、猖慌逃竄，六輛警車被掀翻並砸毀。

「伏山事件」發生之前的2001年，我正在廣東東莞的「中興公司」做鋼結構工程聯系業務，利用「工程業務員」的便利我通過電話與海外媒體（美國之音、美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的辦事處取得了聯系、並且通過外媒的介紹與中國勞工中心負責人韓東方先生聯系上了，隨後就把河南固始縣、商城縣發生的令人發指的事實材料轉發給美國廣播公司及韓東方「國際人權機構」。其中有兩起最為惡劣的事件。一起是固始縣往流鎮某村（村名我忘掉了） 的一個叫尖黎園村民組的寡婦張開英因為交不起村提留，先是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群黑社會惡勢力作為人質關押起來，緊接著鄉村幹部們又把張開英膝下兩個未成年的女兒從村小學裏趕出去，硬逼著兩個小女孩去向親友家借錢贖回她們的媽媽。因為張開英長得漂亮，關押期間遭到鄉村幹部及匪徒們的輪奸，張開英釋放回去後便上吊自殺了。另一起是固始縣胡族鄉葉臺子村農民孫元海因為拖欠村提留，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夥惡棍上門強行牽豬扛糧，雙方發生沖突，結果孫元海被活活的打死。

張開英的事情是我根據周邊農民的口述而寫成的材料、附有很多證人的簽名證言，孫元海被打死後周邊的農民對其屍體進行了拍照，有很多照片成為紮實的證據。

那個時候的我一邊打工養家糊口，一邊爭取海外媒體了解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負擔過重、內地農民生存危機嚴重、法治狀況惡劣等，一邊用電話引導兩個縣的農民聯合行動、共同維權抗爭；「伏山事件」發生前後，國際上的很多媒體一直在關註河南固始縣、商城縣兩個縣的農民維權。

「伏山事件」發生後，為了保護維權代表洪茂先等人的安全，2002年5月下旬我特地從「中興公司」辭掉了「工程業務員」（當時公司規定「工程業務員」請假的時間不能超過半個月，加上我用公司的電腦和傳真機給外媒發過很多資料，在公司沒有發覺之前我決定辭工），6月份我趕回老家固始縣和商城縣，特別在伏山鄉的楓樹村和徐堰村呆了好幾天，搜集具體證據材料的同時還做了一些具體安排，6月下旬我專門到北京與美國廣播公司的老總齊先生見面，把很多具體事實證據交到齊先生手裏，一再懇請拜托他想辦法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把固始縣、商城縣農民所遭受的「嚴重人權迫害」事實證據遞交到美國政府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後來改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些事情辦好後我又從北京乘火車到東莞，應聘於高埗鎮「高藝裝飾公司」業務員。

為了促使中共尊重人權和進行政治體製（結構性）改革，我計劃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幾天再組織一些固始、商城兩個縣農民維權代表在北京舉行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再一次向全世界真實的披露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所以拜托齊先生幫我約了一些外媒駐北京的記者，我又分別的與這些記者進行了電話聯系，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沒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淩晨以後），以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廣東省安全廳、東莞市公安局、高埗鎮治安隊「大隊人馬」將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樓（該住宿樓還有其他公司合夥租賃）團團包圍，一排排小車停放在住宿樓下面的大道上，高埗鎮治安隊的一夥人不由分說地將高藝公司辦公室人員們一個個的拽到下面（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在三樓），還有幾位女性，有的連衣服都沒有穿好。張保、鄧旭東兩個人因為抗議，結果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饒，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不容中共抵賴！

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一夥人不準許我在東莞打工了，他們讓河南信陽市國家安全局的劉勇和固始縣公安局的國保楊宗良、樊廣宏等人把我押回到固始縣的老家，行政拘留15天後，我又被信陽市國安局提押到信陽市，河南省安全廳的一些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門威脅（要挾）我，要我替中共的國安部門做事，繼續與韓東方、等人聯系，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對方的資金和情報；如果我不答應，他們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鄔文新等多名農民維權代表與我一塊治罪判刑，而且還要取消（剝奪）我們這些人子女將來就讀大學的權利、甚至還會限製我們下一代就業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答應他們，我提出了「一大一小」兩個條件，大條件是「希望黨和政府善待中國老百姓，希望黨和政尊重和改善人權，希望黨和政府順應民意、主動的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和結構性改革」，小條件是「能夠讓我經常的去北京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的於建嶸先生，請教他一些關於農民的問題，以開闊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見識，這樣也有利於為你們做事」（後來在於建嶸先生的幫助下，我參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廣州增城大酒店舉辦的「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才有機會結識了一些知名的、有良知的中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他們為我們固始縣農民保護自己的土地做出了很多、很大的幫助），其實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盤算著如何與中共的國安們鬥智、險中求勝，憑著感覺我有把握能「反過來利用」中共的國安繼續為老百姓伸張正義、繼續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法治。

在中共國安的逼迫下，我寫了「不再參與和介入任何維權」的保證書；我的要求（條件）就是「中共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切實的改善和保障中國老百姓的人權」，中共的國安們只是口頭上答應而沒有給我寫保證。

中共之所以「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全國各地農民的普遍抗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的抗爭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雖然「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但很快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強占掠奪農民土地，並且不擇手段的以武力鎮壓反抗的農民，全國各地的農村又繼續上演了農民普遍流血的悲劇、慘劇，而且我老家固始縣的血案、慘案、冤案更是頻頻的發生。

我不得不找到把我押回固始縣老家的中共國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他們兌現2002年11月份和我談話時許下的「口頭承諾」，他們居然抵賴和狡辯：誰承諾你了、承諾你什麽哪？

但中國的憲法還有明文規定在那裏呀，所以我要求中共遵守自己所製定的憲法，中共的國安們竟然反問我：就算共產黨公然的違反憲法，你又能怎麽樣呢，自不量力。

——無恥的流氓嘴臉暴露無遺，所以我不得不公開地站出來繼續組織老百姓維權！

當今的中國，老百姓的利益被中共隨意強占、侵害、掠奪，人權被中共肆意摧殘、蹂躪、迫害的不僅僅是農民，還有下崗工人及其他社會公民。

強占掠奪農民土地加上「高杠桿調節的金融壟斷」、大規模房地產開發，製造了泡沫經濟。這期間政府部門勾結大大小小的奸商們合夥搭建P2P平臺（互聯網金融）共同詐騙老百姓、導致三億多的「金災難民」上當受騙，可見當局從下至上「坑民害民」手段及行為是多麽的惡劣！看看最近一兩年發生的事：

山東平度的女鄉黨委書記王麗公開的聲稱：可以用一百種方法刑事（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可以隨便要（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一家人性命、包括肚子裏尚未出生的孩子，可以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收拾「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王麗的話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

湖南湘西永順縣的鄉村女教師李田田因為中國教育問題寫文章、說實話發到網上，遭到了綁架、被關進精神病醫院。

當金光閃閃的奧運金牌掛上中國女子滑雪運動員谷愛淩脖子上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才知道另一位中國女子20多年前就被鐵鏈子鎖住了脖子，一直關押在徐州豐縣農村一個漆黑、冰冷的小屋裏，承受著非人的折磨。

當初我在中共安全部門的威逼要挾之下，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了中國勞工中心韓東方先生的資金和情報，也算是為中共做出了「不能公開的特殊貢獻」（現在可以向全世界公開了），但我要求中共尊重和保障人權、順應民意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放棄專製獨裁、主動實行民主而造福於中國老百姓及全人類。

我被關進看守所和監獄後才發現，原來中國的看守所和監獄正關押著很多「河南趙作海」。當今的中國，因為捍衛中國人權和拯救中國法治而被中共關進看守所和監獄的許誌永、丁家喜、孫大午、張海濱父子、黃琦、秦永敏（還有很多）等人目前的處境與「鐵鏈女」的差別多大呢？

中國的法律已經完全淪為當局坑民害民的工具了！

與之前相比，今天的中國在各方面的確是取得了發展和進步，第一是「自然進化」的作用，第二是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中共頑固派們的施舍和恩賜，更不能作為中共官僚「黑社會「組織「坑民害民」和「侵犯人權」的資本和理由。

作為「捍衛法律尊嚴」、「拯救中國法治」、「維護公平正義」的中國維權農民，為了給全國各地三億多「金災難民」追回損失和討回公道、為了中國的下一代生活的美好幸福，我特地向廣大的「金災難民」們發出呼籲，只有大家團結起來維權抗爭，「金災難民」的維權才能取得成功和勝利！

共匪政權對中國農民的壓迫

作者 裴毅然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共號稱以工農聯盟為社會基礎，但早就對不起農民了。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毛澤東報告：「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①]1930年，湖南平江鬧紅，70萬人口銳減至40萬。[②]1934年5月底，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總計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12萬擔。」[③]研家指出：

農民只要致富，就會變成被打擊的對象，因此土地革命並沒有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東西蘇區的最後歲月，居然發生過多起蘇區農民集體逃亡到白區的事件。[④]

陳雲語錄
1949年12月2日，中共財經負責人陳雲向中央政府報告：

從十月中旬開始的幣值下跌和物價上漲，對全國人民，尤其是對幾百萬軍隊和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人民所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這次幣值下跌、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龐大，因而鈔票發行過多。[⑤]

1952年4月19日中央政府委員會第15次會議，陳雲報告財經問題：

在鄉村中有攤派、超征的現象。本來國家規定是250億斤公糧，結果七收八收，多收了27億斤。……這對老百姓很不好。[⑥]

1952年6月11日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陳雲：

漢口去年收的所得稅近兩千億元的樣子。所得稅等於所得額的25%，亦即所得稅的三倍就是他們的所得額。……現在我們一年的稅收，大約合23億光洋。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包括東北在內，也不過收八億到九億元光洋……他們比我們收的少。[⑦]

比國民黨多收稅近150%，陳雲的數據呵！

統購統銷
1951年糧食購銷危機。中共中央〈關於1952年糧食問題的幾項決定〉（1951-12-5）——

城市人口逐漸增加和廣大工業原料種植區糧食需要量增加的緣故，1952年糧食的供應調劑仍然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僅從國家貿易部門逐年出售糧食增長的情況來看，就可以了解糧食的情況是很緊的。1950年出售數為93億斤，1951年出售數增為169億斤，預計1952年至少須增至215億斤。糧食需要量的增長是極其迅速的。……上述糧食情況收支相抵，尚差28.4億斤。[⑧]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85年大陸版）——

1953年9月份完成（收購）計劃的80%，10月份只完成38%。市場糧價也因此大幅度波動。當時湖南、河南、河北等主要產糧區的糧價，一般高於牌價的30～50%。[⑨]

面對供銷失衡的糧情，在計劃經濟指導思想下，1952年9月成立糧食部（全球唯一）。1953～54糧食年度預算需握糧700多億斤，除農業稅收繳275億斤，須收購431億斤，而上一糧食年度僅收購243億斤，僅靠市場收購（與私商爭購）無論如何辦不到。於是，想到關閉糧食市場，堵絕農民其他賣糧渠道，「保證完成收購」。[⑩]

「統購統銷」的實質：剝奪農民的糧食處置權以獲得絕對控糧權，以極低價強製征糧（統購），以保障城鎮供糧（統銷）。中共很清楚「谷賤傷農」，之所以出臺「統購統銷」，實因合作化導致糧產量增速下降，不能向人口不斷增擴的城市提供更多糧食，只好關閉糧食市場，強行「征集余糧」，急救眼前。1953年10月關閉農貿市場，糧油棉「統購統銷」。[11]

統購統銷——鄉村統購，城市統銷，取締糧商，逼迫農民只能將糧食低價賣給政府（0.09元/斤）。[12]農村不滿聲浪盈衢塞巷，很快收購少於銷售，無法維持城鎮供糧。1955年8月，被迫出臺「糧票」，全國城鎮定量供糧。[13]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

1953年統購統銷時，黨和農民的關系很緊張。[14]

1957年春，化工部勘察公司保衛科員閻義采（中共黨員）「鳴放」：

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政策是黨向農民的戰略進攻，向農民搶劫土地、糧食、牲畜。農村中反對共產黨的人日益增加。[15]

浙江寧波幹部「鳴放」：

糧食統購統銷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是農民鬧事的根源。[16]

安徽一家農機廠技術員汪朝元「鳴放」：

農村有四死：賣糧逼死，買糧等死，買不到糧餓死，賣糧再買糧虧死。[17]

1957-5-7新華社《內部參考》（第2197期），〈安徽有些農業社因統購糧食過多加重了春荒〉，桐城縣天成社多征61萬斤，缺糧戶占87%；泗縣協辦社缺糧人口51.1%，光明社則普遍缺糧。（頁14～15）

章乃器懷疚終身
統購統銷「奪農補工」，1956年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1949年農業產值遠大於工業）。通過工農業「剪刀差」[18]，本已很窮的農村至1978年向城市輸送了幾千億資金。[19]毛澤東不承認統購統銷對農業的「扼頸」，認為是前進道路上的問題，至多是必要代價的「一根手指頭」。[20]

統購統銷「對不起農民」39年，章乃器為參與製訂這一嚴重傷農的歪點子懷疚終身。[21]中共很清楚農民的「貢獻」，但已開出紅色支票，得用經濟績效證明革命的價值，只能「暫時犧牲」農民。1962年7月中央黨校，鄧子恢〈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抖出統購統銷之所以必遭農民抵製的底牌——

黨中央的方針是以糧為綱，但價格上糧食不是綱，糧食的價格最低，種糧食的農民收入最少，一斤糧食平均不到一毛錢。按照去年的標準計算，農民賣100斤糧食給國家，他實際上得到的價格是7%，93%是盡義務，實際上糧食統購是最大的共產風，剝奪農民最厲害的在這裏。怎麽辦呢？不統不行，統了農民吃虧，他就不種糧食，不種糧食，一切就都垮臺，最後同歸於盡。農業垮了，工業也垮了，現在的情況看得很清楚。[22]

結語
1980年，中共悄悄轉彎子，「包產到戶」（個體單幹）合法化，糧食市場重新開放，糧情漸緩，1982年撤銷糧食部，1983年鋪開包產到戶，1984年廢社立鄉，1985年裁廢統購統銷。這次不再敲鑼打鼓，也用不著造勢鼓噪，全國農民苦「統」久矣，不用吆喝，一片擁護。1993年9月1日，取消計劃經濟最後標誌——糧票。

中國農民研究

作者 獨立農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1994年

大陸農村現狀及其出路

　　王兆軍

　　王兆軍，記者、作家，加拿大布羅克（Brock University）教員；曾任中國新聞出版社副總編輯。;　　　

　　從一九九三年五月到八月，筆者對中國大陸農村現狀進行了為期約一百天的實地調查。調查的範圍主要是山東省臨沂地區。調查方法為個別走訪、數據收集和現場考察。從調查的結果看，中國大陸農村自一九八五年以後的八年中，經濟處於停滯時期。以犧牲鄉村為實際基礎的政策導致了鄉村甚至整個中國社會的被動局面。急速惡化的形勢正迫使中共重新反省。農村政策面臨著新的突破。　　

　　本調查報告包括如下幾個部份：調查地區的人文狀況；鄉村政權的基本結構及其運作；現階段鄉村的經濟狀況；鄉村社會關系的新緊張；鄉村的基本矛盾和出路。　　

　　現將幾個部份分述如下。　　

　　一. 臨沂地區的人文狀況　　

　　臨沂地區地處魯南，現轄八縣一市，人口約一千萬，其中臨沂市（縣級）一百六十萬。該地區的經濟以農業為主，農村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沂蒙山區是老革命根據地，民風純樸，對中共新政權有相當的親和力。四九年以後，臨沂農村在土改、大躍進和文化革命中受左的傷害和影響比較深。三年困難時期有大約一百萬人死於饑餓。六四年社教後，臨沂地區的農業生產曾經有過短暫的發展，成為全國四個先進地區之一。文革時期，臨沂農村陷於嚴重的經濟困境，大量農民不得溫飽。　

　　從八零年到八五年，農村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以後，臨沂出現空前的繁榮。糧食生產突破了歷史最高記錄。農村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逐漸向商品經濟發展。臨沂遂成為全國百強縣之一。鄉鎮企業在農業生產得到發展的基礎上迅速興起。象羅莊這樣的鎮，年工業產值已經達到十四億五千萬元，成為全國十大先進鄉鎮之一。　

　　二. 鄉村政權的基本結構及其運作　　

　　首先，家族色彩越來越重。　

　　四九年後，臨沂地區鄉村政權的結構成份經歷了幾個過程。初期主要是由老黨員、回村工作的老遊擊隊員和退役軍人。這些人有很強烈的鬥爭熱情，領導了與地主階級和國民黨軍幹及其追隨者的運動。大躍進期間，鄉村政權中介入了一些從外村調來的運動積極分子，以便於開展工作，因為本村的幹部怕得罪鄉親，打不開情面。這個時期的政策叫做基層幹部交換。四清以後，主要是青年團員中輸送幹部到黨支部；文革中是造反派。文革以後的最初幾年，黨支部是由恢覆職務的老幹部組成。　

　　現在，鄉村政權的成份發生變化。家族頭人開始成為黨支部的成份。如果一個村子有若幹個姓氏，主要的大姓在當政機構中都要有代表。他們在決策和執行政策中往往優先考慮本家族的利益。同時又出面解決那個家族中出現的問題。如果不這樣安排，有些工作就很難進行。比如，張姓中出現了抵觸計劃生育的，就要由黨支部中張姓委員去解決；同時，上邊來了招工指標，張姓的也不能沒有。　

　　這個變化，增加了基層政權的封建家族色彩。小姓家族比以前更加抱團，也注意依附在支部內有代表的大戶人家。政府中的很多事務開始依靠家族勢力。比如，公安局到村子里抓人，一般要打聽那個家族的態度，以免引起反抗和沖突。　

　　其次，對工商業的依靠越來越強。　

　　鄉村工商業一興起，村幹部就和那些新財主發生政治關系。他們要從村鎮企業那里得到好處，比如吃喝和零花。他們還要從那里得到工資和福利。湯河鄉大多數有村辦企業的，幹部的工資都從企業那里提取，不到農家集資。　

　　另一方面，鄉村個體工商業者，也需要政權做依靠。在抵擋稅收，逃避某些管理和取得原料、市場和優惠政策方面，需要鄉村幹部的支持。有時為了對抗當地流氓地痞的侵擾，也要幹部的支持。這種交換，使鄉村政權和資本靠近。有些幹部本身就是工商業者，是政權的構成朝自由和市場的色彩轉化。　

　　第三，自由度增加。　

　　鄉村政權的獨立性日見增長。它們經常地造成上級政令的不暢通。由於農民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比前敢於說話了，其情緒、意見和行為，隨時影響村政權。失去經濟控制手段（比較公社化時期而言），基層政權對農民的態度開始軟化。

　　又因為幹部的收入直接來自農民，雙方都看清楚了彼此的關系，這也使農村幹部不得不對農民手下留情。而且，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彼此都有很多歷史上的關系甚至是親戚關系，不便太跋扈。　

　　上級雖然對村幹部有管理權，但拿不出錢來，無法控制得太死。因此，村幹部和脫產幹部的關系不是那麽緊密。如果上級的某項指示特別為農民所反感，並且對幹部也沒有什麽直接的利益關系，村幹部就不認真執行。鄉村人口增加快，和農民的超指標生育有關，也和村幹部不下狠心執行政策有關。誰家有女無子，想再生一個甚至兩個，幹部會睜只眼閉只眼的裝看不見。等生下來，要點罰款就行了。　

　　政令不通造成北京的意志經常落實不到基層。這個現象很覆雜。有些後果是好的，有些是壞的。比如集資，上邊無論怎麽禁，下邊都不會停止。這對緩和當前的官民關系無利。在反貪污浪費方面，也不會奏效，或者效果很小。但是當本村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他們能夠主動地保護自己的群眾，有時甚至敢和上級對抗。臨沂城東某村一青年因為交通問題和警察吵架，公安局到村子里要人，結果被村幹部趕走了。　

　　這種現象預示著一個不能統一控制的基層政權已經出現。這個政權，從構成成份到經濟依賴，從思想方法到行為方式，都和以前的大隊支部有很大區別。現在的村政權更象家族聯邦的議會。　

　　三. 現階段農村經濟狀況　　

　　和八年前比較，農村經濟沒有新的提高；和城市人口比較，農民生活有所下降。　

　　實行聯產承包制以後的五年里，臨沂地區糧食產量曾經突破五十萬噸。五年的增長等於過四九年到七九年三十年的增長幅度。農民年收入從七九年的九十四元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一百五十元。不得溫飽的農民由五十萬人減少到不足三萬。這個超常發展的時期被農民叫做第二次土改。　

　　然而，八年後的今天，臨沂地區的糧食單產和總產比較八五年依然沒有增加。人平均年收入雖然已超過三百元，但是去掉通貨膨脹的因素和生產成本的增長，凈收入並沒有提高。隨著農民負擔的加重和鄉村治安問題的惡化，農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變得強烈起來。　

　　農村問題重又趨於嚴重，原因在哪里呢?　

　　（1）耕地減少　

　　雖然土地使用權放到家庭，但是並沒解決歸屬問題。由於所有制問題沒有明確，農民對土地的責任心還相當淡漠。他們不知道現在所使用的土地還能使用多久，村政府隨時都會調整土地，也許隨時都會收回做別的用場。農民喜歡在承包地上蓋房子，蓋了房子就屬於自己的了。蓋房子占有土地很多。在過去的八年中，農民蓋房用地超過過去三十多年，很多村莊擴大了一倍，而耕地卻減少了百分之十一以上。　

　　從九二年到九三年，特別是鄧小平南巡後，各級都搞了名目繁多的開發區。有的縣劃定的開發區占地上千畝。鄉鎮的開發區，大的也有幾百畝。靠近縣城的村子，多數也圈占一些土地作為開發區。這些開發區占用了大量土地，使建國以來又一次土地大減少。　

　　單位面積產量沒有提高，而土地總量的減少，造成糧食總產的減少。最近幾年來，鄉村的統計存在嚴重問題。類似大躍進時期的浮誇和虛報非常嚴重。上邊相信數字，下邊造謠撒謊，大家都明白，可是不願揭穿。虛報的要求是：第一條，是必須年年有增長；第二，必須達到一定的指標。這造成了官方數字的嚴重失真。就我本人實地所見到的，農民的糧食和八年前差不多，但從統計上看，卻是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2）土地投入逐年減少　

　　投入的勞動力在減少，勞動力的素質在下降。農村現有剩余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一半。這些余勞動力大都流入城鎮。所謂“離土不離鄉”，只有在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地方能夠實現。普通鄉村的勞動力，大都流入城里和有企業的地方。臨沂流入城市的農民有十三萬五千人。從事糧食生產的勞動力減少了，作物管理變得粗放，沒力量精耕細作，影響了糧食產量。　

　　流入城鎮的勞動力又多是有文化的青年，剩下的勞動力素質差。比如一家有父子兩個勞動力，流入城鎮做事的是兒子，老子留在家里。這些年齡大又缺少文化的勞動力，對農村生產和生活缺乏更進步的要求。比如對新技術，他們就接受得慢。八十年代初期，剛試行地膜種植時，最先使用地膜種花生、西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上過中學的青年農民。他們對新技術非常敏感。現在留在土地上的上一代人就差勁。他們從八五年開始過上了“三五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日子，滿足了。　

　　由於土地所有制問題沒解決，農民對改良土地也缺乏遠見和積極性。比如，使用農家肥有利於改造土壤構成，對產量的持續增長有益。但是農家肥的肥力發揮得慢，農民擔心自己今年使用了很多農家肥，可是明年土地就轉到別人手里去了。所以他們把圈肥上到菜地里，大田里只是使用速效肥料。（　

　　3）苛捐雜稅多，農民難以承受　

　　該拿到的錢拿不到（比如白條子），不該拿的錢卻非交不可。按照農業部的資料，一九九一年農民每人年繳稅四十九點四元，比八零年增長了一倍。國家統計局調查結果，一九九零年農民負擔的農業稅和集體提留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二十一點三。九一年又比九零年增長百分之十點四，大大高於純收入百分之七的增長數。全國平均，農民的繳納的稅占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有的地方甚至達到百分之三十!還不算集資和攤派的錢物。　

　　對於農民來說，農業稅負擔算是小頭。最沈重的負擔是集資、攤派等額外負擔。以九一年為例。臨沂市農民人均負擔稅收以外的集資等約一百二十元，占其凈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有的縣占到百分之八十。有的鄉和村，集資品種達一百三十多項。集資增長的比例，從八九年起，每年遞增百分之十八點三。　

　　（4）工農業剪刀差增大，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　

　　按說，工業的發展應當為農業提供了廉價的生產資料，並導致農產品的增加和成本下降，但現實情況相反。由於流通渠道環節過多，農業生產資料反而沒有下降，剪刀差越來越大。農民無法承擔，只好年覆一年地重覆簡單勞動，生產力難有發展。　

　　現在農民種地已沒利可賺，這從對臨沂市黑墩鄉的調查表可以看出。　　

　　作物

　　單產

　　單價

　　產值

　　種子

　　化肥

　　農藥

　　水費

　　土地稅

　　勞動

　　小麥

　　500

　　0.40

　　200

　　12

　　110

　　10

　　20

　　16

　　32

　　大豆

　　350

　　0.70

　　245

　　18

　　70

　　10

　　10

　　16

　　121

　　稻米

　　600

　　0.70

　　420

　　30

　　180

　　60

　　60

　　16

　　74

　　西瓜

　　1500

　　0.20

　　300

　　25

　　100

　　30

　　20

　　16

　　109

　　合計|產值：1165元　　

　　成本：829元　　勞動：336元　

　　一個農民勞動力，一年種四畝地，其產值不過一千一百六十五元，去掉生產成本，只剩三百三十六塊錢，每人平均八十二元。現在農村平均占有土地差不多一人一畝，一個四口之家，一年也就是靠這些勞動換來的價值。這些錢，還不夠各級分下來的集資攤派。農民要想應付包括集資和生活必需品的開支，還必須從事一定的副業生產。臨沂市農民的手工和副業收入主要來自柳制品、鞭炮、加工食品、縫制成衣、屠宰、收集破爛等。有的家庭讓子女去城里做工，得些收入補貼家用。　

　　農產品價格的過份低廉，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不斷減少的土地及對土地的投入，造成了整個農村的經濟停滯和生活水平的下降。這個停滯是從八十年代後半期開始的，現已成為社會的重大積弊。　

　　四. 鄉村社會關系的新緊張　

　　八十年代初期農業方面的輝煌成果，成為後來者的乘涼大樹。多年來過甚其詞的宣傳，使國內外對大陸農村產生了錯覺，以為現在的農村依然很好，甚至比八十年代初期更好。有人沒有及時看到問題，有人故意不看。這種錯誤政策導致了面臨動蕩危機的鄉村現實。

　　（1）發展胃口太大，造成嚴重的經濟“失水失血”現象　

　　好大喜功，一直是中國政策的情緒化特點。不看農村經濟條件，一味強調高速度，造成竭澤而魚的後果。中國農村本來就窮，必須確定一個合適的速度。八年來的政策是，既沒有給農村以發展的條件，反而抽農民的血。主觀地要求發展，恨不得一口吃成個胖子，沒想到錢從哪里來?稅收就那些，財政上沒余力興辦那麽多事業企業，於是只好到農民身上挖肉，強迫農民集資。有錢的鄉報喜，說他們鄉的公路鋪了瀝青；沒錢的鄉也打腫臉沖胖子，不甘落後，生怕自己的鄉因為路不好就影響了提拔，也集資修路。上級在制定發展計劃的時候，只要熟飯，不給柴米。害得下邊只有集資。　

　　集資把農民擠幹了。農村經濟存在嚴重的失水現象，生產發展不起來，生活也難以改善。

　　（2）犧牲農民利益造成上下沖突　

　　農民人口多，一人身上挖一塊錢就很可觀。減少對農業的投資，壓低農產品價格，是中共節約財政開支、集中資金、保護城市和轉嫁危機的慣用方法。在過去四十多年中，中共一直使用這個方法保護其經濟體系。　

　　犧牲農民利益的做法包括兩個方面：不給農產品價格上以好處；隨時加大農民的負擔。　

　　在國營大企業普遍虧損，中小企業效益普遍不好的形勢下，大陸經濟發展資金主要是靠盤剝平民──工人和農民形成的。工農收入之低，比馬克思描述的西方資本家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殘酷剝削工人的現象還要嚴重。臨沂市鄉鎮企業的工人，月工資平均只有一百多塊錢。即使有十幾年工齡的，連工資帶獎金加起來也只不到二百多塊錢。而車間承包人的工資和獎金在一千塊錢以上。這些承包人平常的花銷，有很多是從工廠的收入中報銷的。他們的實際收入比這個數還高得多。工人創造的利潤，大部份被承包人盤剝去了　

　　因農村勞動力過剩而從鄉下流入城市做工的農民，其收入常常低於一百元，有的學徒工甚至得不到足夠的飯錢。我有一位教師朋友，他的女兒在某齒輪廠當工人，月工資才四十五元，連自己吃飯都不夠，每星期天都要回鄉下的家里帶點飯菜補充。

　　（3）集資造成普遍的政治緊張　

　　幹部隊伍太大也是增加農民負擔的重要因素。　

　　鄉村政權現在普遍存在嚴重的超編問題。一般地，一個縣轄有二十個鄉，每個鄉吃“官糧”的就有一百多人，全縣超編一千多人。這些人的辦公費和工資、福利一年至少要三百七十多萬元，而財政撥款只有不到二百萬元，缺口只好向農民攤派。　

　　按照法律，農民納稅後，等於完成了公民的經濟義務。所繳的稅中已經包括了教育、交通、環境保護、水利設施維修、計劃生育費用以及政府工作人員的薪水了。額外的集資和攤派，其實都是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

　　現階段中國各級政府都過份龐大。從歷史上看，官員和人口的比例，漢朝是1：7943，唐朝是1：3927，明朝是1：2299，清朝是1：911。全國現有2348個縣，55％吃財政補貼。解放初期是294人養一個幹部，現在二十四人就得養活一個官員。而且現在的官員比過去的更能揮霍浪費。　

　　山東某縣一九九二年七月到九三年六月一年中，每口人主要集資數目如下：統籌費，30元；修縣城到鄉的瀝青路，45元；訂閱報刊，5元；水利設施維修，15元；村政府辦公費，15元；育苗基金，10元；養路費，10元；計劃生育管理費，15元；集市貿易管理費，5元；排污費，3元；民兵訓練費，7元。不算別的收費，光這些主要項目，每口人就達160元。對那些沒有副業收入，光靠種莊稼的農戶，其收入根本不夠繳政府的苛捐雜稅。　

　　除了這些項目外，還有一些局部的集資。農村中小學收費極多，有文體費、檔案費、班費、實驗費、圖書報刊費、自行車保管費、租用課桌費、課外活動費等。教師經常向學生推銷書籍簿本墨水紙張等，有的還規定學生需要交糧食、廢鐵、空啤酒瓶、易拉罐等。　

　　大學招生故意不招滿員，留下相當多的名額作為自費招生，一九九二年山東大學的自費生光學費每個學生每年將近三千元。不是農民能負擔得起的。　　

　　很多地方強制農民買保險。不繳納保險金的家庭受歧視和虐待。如不準去城里打工，不準領取社會救濟，等。某縣為避免上邊批評，改頭換面將各種集資合起來，叫“統籌款”。還有的地方叫做“捐獻”。但不管自願與否，都得捐。有些捐獻是三級政府分成，上下相護，即使農民告狀也沒有地方。某些從上級下來的收費，下邊再加碼，叫做搭車收費。　

　　各級都有規定的很多達標項目，這也是收費的借口。如民兵訓練基地達標，教育先進縣達標，骨灰堂建設，水庫建設達標，滅老鼠達標，婦女放環達標等。連正常的政府工作，如婚姻登記，發放工商許可，學校基本建設等，都要農民負擔。　

　　集資是農村的現實苛政。農民說：“集資猛於虎。”四川農民寫的對聯是：　

　　你集我集他集農民集，你籌我籌他籌農民愁，大口喘氣；　

　　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幹部；提高警惕。　

　　農村教師寫的對聯：　

　　昨天十五今天二十明天幾何不敢想，拉屎要錢撒尿要物放屁零出莫吱聲，幸福生活；　

　　花錢修路路不通，集資治水水不來，怎麽回事；　

　　物價長學價長只是糧價不長，官有路商有路唯有農民無路，等等再說；　

　　前天剛收治安費，昨夜小偷又臨門，總是有事。}　

　　農民因為集資被逼而自殺的事件屢有發生。有些地方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暴烈的抗議。八月初，臨沂市九曲鄉農民數千人集體示威請願，要求政府取消集資，並且懲辦亂集資亂攤派的村幹部。遊行的農民擁擠在市政府門前，公安方面如臨大敵。蒼山縣農民繼八六年蒜苔事件（那次農民砸亂了縣政府和縣委機關）以後，又多次造反，抗議集資和亂收費。農村到了一處點火八方冒煙的程度了。　

　　（4）社會治安每況愈下　

　　當今中國大陸社會是個極不規範的社會。做什麽事都沒有章程。無論是市面形像還是行政運作，都亂七八糟，無章法可循。任何政策，都有太大的解釋範圍。如果和辦事人有交情，或者那個機關的最高領導是你朋友，能給你說上話，也許很快就辦好了。如果沒關系，就難了。今天要你開這個證明，明天叫你辦那個手續。沒有一定之規。慢辦有慢的道理，快辦有快辦的說法，不辦也沒有辦法。　

　　這種現狀並不是對每個人都平等的。沒有規範的社會，總起來說是對強權和金錢的占有者好處大。既沒有職務權力，又沒有職業方便的農民就倒黴了。他們缺少路子，必須破費本來就不多的正道收入來打發那些邪門歪道的要脅、敲詐和交換。農民叫苦連天，罵沒有真理，罵不公道不公正，罵衙門黑暗。怨聲載道。　

　　因為失去規範，中國的專制威力被削弱了，極權正在被溶解。同時，民眾對公平、公開和公正的要求正普遍形成，情緒非常強烈。當局懼怕民間情緒的發展，采取的基本是懷柔政策，盡量不刺激農民，以防燃成燎原大火。另一方面，當局因為自己的利益，又沒有決心建立一套統一的法規，從而使社會更加沒有章法。　

　　這樣的社會是不會平靜的。在特權者肆無忌憚地利用機會渾水摸魚火中取栗的時候，那些心懷悶氣無法正常發泄的人就走向犯罪。筆者詢問了一些刑滿釋放的勞教青年。他們說：“反正社會就是這個樣了，誰搶了是誰的。老實人吃虧，安分守己就沒有活路。”　

　　土地迅速減少，人口大量增加，剩余勞動力比比皆是。一般地說，二十歲上下的青年，未婚，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他們的父母年齡在四十歲左右，是壯勞動力，完全可以將地里活幹完。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就成為農村的半失業者。每個村子都有一群群無事可幹的青年少年，如野馬野驢似的，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攪得雞犬不寧。狗多了狂群，人多了有時就尋思壞事。這些人形成很多小團夥。好的，在一起打打撲克，喝個小酒，或者練練拳；壞的，就打仗毆鬥，盜竊財物，強奸婦女，殺人放火，興風作浪。現在農村可謂盜賊叢生，犯罪比比皆是。　

　　農村治安問題非常嚴重。大多數村子，都有人因夜里回家晚一點而被劫掠。劫路的強盜一般就是附近村子里的不良青年。現在，天黑以後，大家就不敢出門，女的尤其不行。去年秋天，黑墩屯村一位姑娘半夜里被人叫出去，沒回來。後來有人看見禾場上有人放火，大家救火時發現那姑娘已被燒死了。

　　八月初，五個青年持刀劫掠了一輛客車上的四十多位乘客，弄走兩萬多塊錢，重傷十幾個有反抗意圖的人。官莊鄉有個盜竊集團，夜晚開著拖拉機偷豬。他們先看好目標，一個人先將泡了酒精的饅頭撂到豬圈里，等豬醉了以後，將豬撂上拖拉機就走。他們都帶著刀子，誰也不敢惹。有個老頭聽見自己的豬被逮了，要出去阻擋，老婆死活不讓出去，命總比豬值錢。　

　　各地都成立了聯防隊。可是聯防隊也犯罪。他們晚上盤查行人，見了有錢的人和漂亮的女子，就忘記自己的身分和責任，變成了搶劫犯人和強奸犯了。步行的人危險，騎車的人也危險，坐在轎車里的稍微安全點。　

　　五. 矛盾與出路　

　　從以上調查不難看出，大陸農村現實比較八十年代上半期沒有明顯的進步。無論從生產力還是從生產關系看，農村都陷入了困境。這個八年，可以稱為停滯的八年。中國在農村政策問題上面臨著新的重大挑戰。中共政權的基礎是農民，社會的重頭在農村。農村亂了，不比學生鬧事，當局難以撲滅。　

　　九三年六月五日，四川仁壽縣上萬農民示威，被當地政府視為造反。他們出動正規軍平暴，逮捕了農民領袖張德安、向文清等人。但農民毫不退讓，農民暴亂開始迅速蔓延。巴中、萬源、南江、三台、高縣等地都要響應。對抗可能馬上引起燎原大火。北京政府遂下令馬上釋放張和向等八名領袖，免除了地方強加在農民身上的苛捐雜稅。這是建國以來唯一的一次農民暴亂成功。由此可見，現在農村局勢多麽緊張。如果不是一觸即發的局面，中共不會讓步，現在的宏觀調控也很難達成共識。　

　　朱扁基就是在這種形勢下上台的。他和他的支持者正是利用農村積壓的問題的嚴重後果，奪取了國務院的實權。但是，他同時也就負擔了怎樣解決農村問題的擔子。如，過去欠農民的白條有三百億，今年秋季收購又要七百億，這一千億元人民幣哪里來?只有變通。中國市場大，農民的自由意識還不很發達，現行體制使中央政府依然具有統一調控經濟局面的手段，農村問題可望得到迅速改變。

　　農村問題嚴重，矛盾沖突相當激烈，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法卻只有前行，無法後退。讓農民再回到集體經濟中已經不可能。積極的科學的態度是：必須高瞻遠矚地確定一個方向，大踏步走過障礙，使農村擺脫現在的困境，從泥潭中跳出來，從而結束持續八年的停滯。　

　　1.土地所有權要徹底放下去，放給農民，同時確定嚴格的使用土地法律。這樣的好處是：土地商品化，農民積極參與土地投入。由於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增加，糧食生產將有所提高。一些種地能手將返回農村，種植業將更加商品化。　

　　2.實行輕賦薄稅制度，給農民三年左右的休養生息，以便增加生產資料的投入。同時，對生產資料的價格，應當實行最高限價，只留小幅度的浮動。

　　3.國家應設立農業基金，扶持農民，尤其保證收購糧食不打白條。一九九二年全國收購農產品使用的白條達到六百億元，不僅影響了農民的生產投入，甚至也影響了農民的生活。　

　　4.對農村勞動力進城，應有勞工法限制。　

　　5.迅速研究制定一個關於社會治安問題的法規。　

　　這些措施的實行，完全依賴社會各個勢力間利益的重合與分離。農村問題，幾乎與社會上各種集團的利益都有聯系。主要涉及的是當局、農民、城市工商業者和市民。如果某項政策適合所有人的利益，就容易實行；如果只符合其中一個或少數集團的利益，就比較難以實行。我們不妨分門別類地考查以上五項。　

　　第五項，加強農村的社會治安，對各個利益集團都有好處，上下都能接受。　

　　第四項，建立勞工法，對農村勞動力實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加強勞動力的使用管理。這一點，與當局、城市工商業者和市民的利益無大沖突，農民雖然受到一點限制，但可以接受。　

　　所以，以上兩項比較容易實行。我們希望在最近就會看見有關這兩個方面的政策。　

　　第三項，不打白條子，對農民有利，對其他各界無害，只是官方能否拿出錢來。中央政府說必須給錢，問題是地方財政近年來早已透支，能否有錢當時付清。這一點，仍然可以存疑。今年夏糧收購中，雖然打白條的少了，但是有的地方收購糧食時，將農民的糧食款項以銀行存折的形式發放，等於白條。現在因為農村矛盾激化，火種遍地，政府非常敏感，所以今年的糧食收購可望能夠基本兌現。關於農業基金，實際上早就有不同名目的基金了，問題是名存實亡。政府即使現在充份意識到農業基金的重要性，一時也難以拿出大量的資金充作農業基金。此項需要一定的時間去積累。　

　　第二項，實行輕賦薄稅制度，給農民三年左右的休養生息。同時，對生產資料的價格，應當實行最高限價，只留小幅度的浮動。這符合農民的利益，但與城市工商業者的利益有沖突，與當局的實行的計劃經濟制度也相左。控制商品的流通環節，以便控制價格，肯定會打擊城市工商業者的利益，他們不高興。如果這種政策造成商業的衰退，政府在流通領域中所得到的稅利也必然受到沖擊。再說，控制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必然使一些工業發生困難，它們的破產會降低產品的數量，反而造成價格的再上升。國家如果對農村實行輕賦薄稅，將不得不放慢發展速度，這與目前中央政府的好大喜功心態相沖突。所以，這一項應當有的，對未來發展有好處的政策不一定能夠實現。　

　　最後一項，進一步下放土地所有權。這一項最困難。即使確定嚴格的土地使用法，當局也不一定會輕易走出這一步。雖然土地商品化，會刺激農民參與土地投入，不僅糧食生產將有所提高，一些種地能手將返回農村，而且種植業將更加商品化，但是它會沖擊中共的權力基礎。一個完全私有化的農村和完全自由的農民，對現行政治體制是個致命的沖擊。同時，中共作為統治者，還必須解決連帶出現的種種問題：完全出賣土地後的流民問題，無家可歸的窮人的救濟問題，擁有大量土地而又不事糧食生產的問題，哄擡地價影響工商業發展問題，等等。一個對自己統治沒有多大好處卻會因此擔當很多責任的政策，中共可能不願實行。除非有萬不得已的情況發生，或者出現了大智大勇又有推動力的政治家。　

　　綜上所述，農村的改革雖然迫在眉睫，但是重大的改革也難以出台。適當的政策性緩解是可能的，必須的，但是決定性的政策難以出現。其原因，有些屬於當局的狹隘利益，有些確實和國內社會實際問題有關。　

中國農民與中國改革

　　周曉

　　周曉，夏威夷大學政治系助教授，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前言

　　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兩位數字的增長。中國的漸進主義經濟改革的成就，與蘇聯的激進主義政治改革的失誤以及俄國經濟改革“電震療法 ”的失敗，形成了非常明顯的對照。以致不少人從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共產主義國家轉型的成敗取決於領導人對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先後順序的選擇。在中國，鄧小平被稱為“改革的總設計師”。在西方，他被說成是農村經濟改革的發動者和家庭生產責任制的倡導者。⑴

　　此外，中蘇改革的成敗對比使關於民主與發展之間關系的討論更加深入了。首先，它給新權威主義理論提供了新的論據。Gautao Dalma在《民主的代價》一文中指出，創造經濟奇跡的“中國仍然是一黨專政的共產主義國家。與此相反，亞洲的頭號民主國家──印度，雖然有八億人口市場，在國際貿易方面事實上不能算是一個實體。而在86年恢覆了民主的菲律賓卻成為該地區經濟增長率最低的國家”。“先政治自由化就會增加經濟發展的困難。李光耀是對的，戈爾巴喬夫錯了：政治改革必須放在經濟改革之後。”⑵

　　亨亭頓（Samuel Huntington）把中國的發展情況作為他提出的文化決定論的一個例子，斷言中國不會產生民主。中國的經濟發展只能促使列寧的集權主義過渡到儒家的權威主義。未來的世界沖突的根源，主要地不是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的沖突或政治經濟利益的沖突，而是幾個大的文化板塊的沖突。非民主的中國的儒家文明正同伊斯蘭文明結盟以反對西方。⑶

　　認為民主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Jagdish Bhagwati 把中蘇的不同選擇所產生的不同的改革結果看成一個謎：“在不民主的社會主義今後十年的轉型期間，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截然不同的選擇及其不同命運，對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學者來說將繼續是一個迷人的、考驗智力的謎”。⑷

　　以上評論和理論有一個共同弱點──那就是在討論改革涉及的民主與發展關系問題時，只重視政治與經濟的一般關系，只看到領導人個人的政治智慧及其在進行選擇時的決定性作用，而忽略了處於轉型期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各種政治力量對政治經濟改革的態度以及這種態度對領導人的影響力。在中國問題上，這些理論忽視了九億中國農民的心理和政治行為，看不到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從支持到反對的態度轉變。這種忽視有技術上的原因。中國是一個11億人口的國家，看得見的只是大中城市和領導階層，而九億多農民都住在看不見的農村。這就是說，只注意到看得見的小中國，沒注意到看不見的大中國。何況，農民的心理和動向是不能納入形式主義的數據中去的。

　　另一個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馬克思把農民比作“一袋土豆”（a sack of potatoes），沒有組織性。“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要由別人來代表。”⑸ 他們“保守”甚至“反動”。有些當代學者（如亨亭頓）也認為農民不能對現代化作出貢獻。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農民需要的只是鞭子。這些理論把農民定型化，把他們的弱點絕對化。

　　這是否符合中國農民的實際情況呢？本文對農民作了縱向和橫向的對比研究，對比了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中國農民與其前身的傳統農民以及同時代的城市工人在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上的差別，也考慮了他們與中世紀以及法國革命後西歐的耕者以及與同時代的蘇聯集體農民的差別，分析了由這些差別所產生的中國農民特有的心理及政治行為，以及這些行為與國家對策的互動模式。我的結論是：中國農民是中國改革的原動力，是沖擊共產黨全權主義政權並迫使其逐步轉型的主要力量。本文將著重討論為什麽農民會成為這樣的力量？為什麽無組織的個人活動會逐步戰勝了強大的全權主義國家？

　　一. 傳統中國社會和傳統中國農民　

　　中國共產黨一直把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稱之為封建社會，把鴉片戰爭後至1949年的中國社會叫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把農村的政治經濟制度叫做封建制度。之所以是“半封建”，是因為上海、廣州等城市已逐步產生了資本主義，中國已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可是馬克思的歷史發展階段論或唯物史觀是建立在對歐洲社會歷史發展的概括基礎上的。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用歐洲社會歷史發展模式套用在中國社會身上，他已經發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一些特殊性完全不同於中世紀的歐洲封建社會。

　　中國傳統社會不是由世襲的封建貴族統治，而是由效忠皇朝的“仕”（知識分子─官僚）階級統治的。這個階級成員不是分封的、世襲的，而是通過嚴格的分級考試制度挑選出來的。朝廷賜給他們的不是土地和附屬其上的農奴，而是按照級別分等的“俸銀”。中國傳統農民絕大多數都是擁有一部份土地的自耕農和靠租地耕種的佃農。完全沒有土地全靠長工或短工過活的人是很少的。另一方面，占有大量土地、全靠收租或雇工耕種的地主以及離鄉地主也很少。⑹ 土地出租者地主、富農與承租者佃農的關系是契約關系，而不是農奴對貴族效忠和人身依附的封建關系。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在農民中流動的。這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或稱小農經濟。其特點之一是科學技術水平很低，“靠天吃飯”。即使豐年，大部份農民也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若遇上天災人禍，如旱、澇、水、蟲、瘟疫、火、主要勞動力死亡、兵災、匪災等，有的農民就可能破產，賣田賣地甚至賣兒賣女。土地集中、兩極分化這一歷史現象循環出現。

　　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反映了農民對土地的渴望。 但在一般情況下，傳統農民是安於“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的。因為：

　　1. 在一個封閉的技術落後的農村社會里，到處都一樣，沒有一個較高級的社會進行對比。從而，個人的不幸被歸之於命運，而沒有同社會制度聯系起來。

　　2. 自古以來，中國具有重農輕商的傳統。 在傳統的仕農工商四個等級中，農僅次於仕。歷代帝王都在每年春耕前“扶犁”（假裝當農民）祭天，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傳統中國社會不許商人做官和坐車，甚至限制他們的服飾及顏色。而農民卻不受這些限制。“暮為田舍郎，朝登天子堂”，“漁樵耕讀”是人生四大樂趣等等說法，都對農民有欺騙性的安撫。

　　3. 傳統農民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廣大農村基本上是由農戶聚居的村落組成。這些農戶大都是由血緣關系或婚姻關系聯在一起的。⑺ 農民之間的糾紛由族長或有名望的仕紳解決，或者以“打冤家”和“吃命案”的方式解決，⑻ 而不願去縣城打官司。所以，可以說，傳統農民對國家權力一直是敬而遠之的。2000多年前就流傳一首康濯老人歌：“日出而出，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1949年以前的國家權力，只能直接達到縣一級為止。⑼ 農民自治權是以擁有一點土地為基礎的，即農民有支配自己土地及產品的權利。種什麽？如何種？消費多少？賣出多少？賣價多高？這一切都由農民自己決定。此外，這種自治權還包括其他一些基本權利或自由，例如擇業自由。在分工不發達的情況下，農民可以兼操其他行業，以補充自給的不足部份，例如，狩獵、捕魚、賣柴、賣炭、加工食品、縫紉、制鞋、木工、石工、竹工、長短途販運等等。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加上農村集市，這三者是傳統農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份。

　　4. 技術落後的中國農業社會，為了克服經常遇到的天災人禍，形成了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人際關系。這種關系是以家庭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延伸。它構成了農業社會的安全網：患難與共，守望相助。它也培育了“遲遲吾行”和落葉歸根的鄉土情。西方的道德經濟學派把這種小農經濟叫做“道德經濟”是有點道理的，但筆者不同意該學派把農業社會的安全網說成是由“良性的地主─佃農關系”（benign patron--client tie）提供的。

　　上述幾個方面也可能是中國傳統社會及其專制主義結構延長了2000多年的主要原因。雖然農民在歷史上舉行過無數次起義，其結果只造成改朝換代，而沒有創造出一個非專制的政權。

　　二. 歷史返祖現象──農奴化　

　　為了給工業化積累資金、提供糧食和原料，為了消滅私有制以便迅速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把分散的個體農戶組織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群體──由他統帥的農業大軍。1952年的土地改革，強制剝奪了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耕牛等，並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然而，此後不過三年，毛就領導完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對所有農民的土地耕牛進行剝奪。與此同時，也剝奪了農民原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例如：

　　1. 生產、分配、消費的決定權，如種什麽？如何種？每人消費多少？國家制定的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公社、大隊、小隊）拿中頭，個人拿小頭”，具體分配數字也由國家決定。

　　2. 糧食和麻、棉、油只能按國家指定價格賣給國家，由國家統一銷售，不許農民在市場出售。這叫統購統銷。理由是為了切斷城鄉資本主義聯系。

　　3. 過去是“半年辛苦半年閒”，集體化後是“一年到頭沒有閒”。不僅沒有星期天，連探親訪友都很難得到幹部批準。農閒季節要為國家或集體無償修築公路、水庫等等。這事實上同中世紀農奴擔負的徭役是一樣的。

　　4. 過去農民從事一些狩獵、林、牧、副、漁等活動，在集市交換一些自己需要而又不能生產的東西，以彌補生活之不足。集體化後個人從事這些活動被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一律禁止。

　　5. 自留地不斷減少。如湖北的某些地區，每人只有二厘地，所生產的菜，根本不夠吃。每戶只準養公雞一只，母雞若幹只。許多地方，雞蛋是農民現金的唯一來源。農民稱之為“雞屁股銀行”。可是就連這一點個人收入也被叫做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

　　6. 以階級成份和黨齡、工齡、級別為基礎的等級制來代替舊的財產為基礎的等級制。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覆雜的等級制。從金字塔頂到塔基有好幾十級。工人、農民是這個金字塔等級的基礎，而農民又在工人之下。國家給與工人以下福利和權利，但不給農民。例如：對城市居民的各種物價（食品、副食和燃料）和住房補貼；城市居民擁有的一般配給證和其他票證；對國營企業的虧損補貼；公費醫療和其他社會安全保險；教育、文化、娛樂設施。⑽

　　這種歧視農民的政策加上禁止農民進城的隔離政策，把農民緊緊地綁在國家的土地上，置於公社的大小幹部的牢牢控制中。農民經常受到“扣你的口糧，扣你的工分”的威脅。大隊書記就是土霸王，掌握著誰參軍、誰挨鬥、誰可領救濟和返銷糧的權力。他還掌握著監督執行上級的命令──種什麽、如何種等權力。農民完全喪失了對自己生活控制的權力。“種田人不當家，當家人不種田”。這是農民對“農民當家作主人”這個說法的諷刺。

　　具有這種強加的新地位的中國農民，不同於蘇聯的集體農民。後者在個人產權上還留有相當大的空間：自留地占總的耕地面積的3％，但青菜、肉類、牛奶、雞蛋占農業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土豆占三分之二。⑾ 蘇聯集體農民在流動、居住遷移問題上也比中國農民享有較大較多的自由。中國城鄉人口的比例同1949年以前比沒有多大差別，一直保持在20：80左右。⑿ 在中國，農村婦女嫁給城里人也不能在城市上戶口，不能成為城市居民。生下孩子也是“鄉下人”，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包括上重點中小學的權利。蘇聯集體農民享有一定養老金、定期休假、醫療保險等，而中國農民沒有。

　　中共統治下的農民也不同於19世紀西歐的農民，因為後者按馬克思的說法是“中產階級”或“下中產階級”。他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想保持現狀，即中產階級地位。⒀

　　超斯大林模式下的中國集體化農民，其政治經濟地位，更象西歐中世紀的農奴或1861年前的俄羅斯農奴。這是驚人的歷史返祖現象：自由農民變成新的農奴。當然，任何歷史的重覆都不可能完全與過去一模一樣。新的農奴有兩點與舊農奴完全不同。　

　　第一，他們被劃為六個等級：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和貧農。其中，地主和富農以及反、壞、右，通稱“五類分子”，為階級敵人和專政對象。他們是共產主義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的最底層。貧農對中農、中農對地富，地富中表現“好”的對表現“不好”的，可能產生一種優越感。它使一些貧下中農及其子女對自己的不幸地位產生一種虛幻的滿足。

　　第二, 黨和國家的各級幹部不提供貴族對農奴提供的那種保護性義務，即提供最低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 反抗與反應　

　　農民對毛澤東的超斯大林模式的集體化政策的抵制和反抗，是與1952年土改後的合作化運動同時開始的。當鄧小平在1982年不得不接受農民創造的包產到戶，即家庭生產責任制後，農民的抗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農民反抗的主要形式有兩種：a. 從普通消極怠工來抵制超斯大林模式的集體化，到60年代農民自己創造並逐步擴大的包產到組，包產到勞，包產到戶的非集體化運動。b. 盲流──向歧視農民的隔離政策挑戰。

　　上述反抗都采取無組織的、非政治的方式。因為有組織的政治活動甚至言論，馬上就會遭到鎮壓。例如湖北省溪水巴河地區農民造反，拒交公糧、拒賣余糧，實行武裝自衛、自治，並號召各地農民起義。頭頭王仁舟於1968年被誘捕入獄。60年代末，許多農民因為組織“反革命集團”或與國民黨取得聯系或因反共言論而被處決。所以，無組織的、非政治的方式就成了農民擺脫農奴地位的主要鬥爭方式。這種“弱者的武器”是馬克思和許多學者所輕視的或忽視的，⒁ 可是它在50年代中期起到現在一直起著有組織的反抗所起不到的作用。

　　毛澤東對農民挑戰的反應是：一系列的限制、歧視農民的命令、規章制度和隔離政策，以及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

　　而在鄧小平時代，國家對農民的任何創新精神也總是首先反對，然後在農民的堅持下則作一些讓步或更強有力地反對。農民繼續堅持，最後國家接受下來。現在就以包產到戶和“盲流”為例來說明這一挑戰──應戰形式。

　　利用農民反對學大寨是鄧小平擊敗華國鋒的原因之一。但農民創造的包產到戶開始並沒有得到鄧的支持。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不許“包產到戶”。到1980年，鄧小平才說，包產到戶可以在貧窮落後的山區試行。而實際上這時許多地區（河南、甘肅、安徽、四川、貴州）都已實行了包產到戶。許多地方的農民把集體的（實際上是國有的，但讓集體使用的）土地、河流、森林等資源和大中型農具都分別承包和賣給農民家庭。面對這個事實，鄧小平仍然拖了兩年，到81年才正式承認，但把它改了個名字，叫做家庭生產責任制，以掩蓋其非集體化的實質。

　　關於盲流，中央下了許多命令阻止。流入城市尋找生活出路的人叫做“盲流人員”或“盲流犯”。起初由警察收容勞動教養，遣送回鄉；後來盲流越來越多，勞動教養就改為一個月、兩個月，甚至更長。後來農民繼續大量流向城市，政府失去了控制，只好任其自由了，但沒有明文正式解除過去的禁令。82年至現在，農民不僅可以在城市上臨時戶口（三個月至半年），而且可以買“藍卡”。這種卡有點象美國的綠卡，持卡人可以在城市長期居留，但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福利。有些地方，農民可以用錢買城市戶口，或以購置房地產取得城市戶口。

　　盲流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開辟大量集貿市場進行自由貿易。開始國家只準農民把完成征購任務後剩余的糧、油、棉、麻等在集市上出售，不許做二道販子。農民反抗，於是國家讓步，允許短途販運。但長途販運被認為非法，要坐牢。最後又因失控而任其自然了。二為自由擇業。82年中國還沒有勞動力市場。城市工作基本上是由城市戶口持有者壟斷的，農民不能在城市就業。而城市勞動力也因“三鐵”──鐵工資、鐵飯碗、鐵交椅──而職定終身，不能自由流動。首先闖出一個勞動力市場的是農村婦女。城市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需要保姆，一些企事業單位需要一些臨時工做那些城里人不願意做的臟活、累活，例如清潔工、紡織工等等。而農村婦女願意幹這些活，於是就在城里紮下了根。慢慢地城市出現了傭工介紹所。接之而來的是農民的廉價運輸隊、工程隊。然後出現了農民自己開設或承包的旅館業、飲食業等服務業。此外，農民在小城鎮或村子里開辦各種企業，把大中城市的一些技術人員和工人聘請到農村來傳授技術。一個初級的自由勞動市場就這樣逐步形成了。

　　以上是改革時代農民與中共政權之間的互動模型。人們通常僅僅把這一形式的接受部份叫做改革，而看不到或不願看到農民的歷史主動性和創新精神。所謂改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是農民的歷史主動性和創新精神所取得的成就，或農民的反抗所取得的成就。

　　四. 第二次土改　

　　農民在長達約30年（1953─1982）的擺脫農奴地位的鬥爭中取得的第一個成就，就是自己創造的包產到戶，即家庭生產責任制。這就是把原來公社制下由小隊集體使用的土地“承包”給個體農民（或農戶）耕種，在保證按規定交足國家征購任務和集體提留任務後，農民可以自由處理余下的產品。即所謂“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⒂

　　包產到戶或家庭生產責任制是在非集體化方面跨出的極其重要的一步。有些農民把它叫做“第二次土改”，這是有道理的。它的重大意義包括：

　　1. 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土改後被剝奪的個人土地使用權。承包使用年限達到15年以上。土地國有，但使用權長期屬於個人； 不許轉賣，但現在可以請長工耕種或出租。這至少可以說是半私有制了。除了不許轉賣這一點外，它與香港的現行土地所有制，以及外資購買土地的規章制度基本相似。所以，包產到戶是土地制度的一次靜靜的革命。

　　2. 包產到戶恢覆了傳統的家庭耕作制，從而也部份恢覆了傳統農民的自主權利，而擺脫了國家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和生活娛樂的全面控制，直接導致了公社制的崩潰。所以它也是一次政治制度的革命。

　　3. 這場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變革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⒃ 糧食總量迅速上升。1984年達到了歷史最高年產量。農民的個人平均收入普遍提高。農民在衣食住行和文化娛樂方面也比過去有了顯著的改善。我在文革期間插隊落戶的一個自然村的9戶人家，1986年都蓋了磚瓦新房取代舊的泥土草房，3戶有了黑白電視機，1戶有了一台手扶拖拉機，5戶有了供跑運輸的馬匹，家家戶戶有自行車，6戶有收錄機。

　　4. 由於家庭農業的天然合理分工，農民有時間和精力從事林、牧、副、漁、鄉鎮企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和各種服務性行業，或者建立農業和非農業專業戶及合辦企業等等。總之，農民已經開始不是主要為了填飽肚子而生產，而是為了市場需要而進行商品生產了。在廣大農村，農民這種多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的可能性已隨著包產到戶而變成了現實性。然而在城市，卻仍然存在著國家設置的、阻止農民進城發展的重重障礙。因此“盲流熱”就很自然地成了農民為徹底消滅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生存方式而鬥爭的主要方式。

　　1986年我重訪插隊落戶的湖北省京山縣同興村時，詢問農民對責任制的看法，使我感到十分驚奇和意外的是，他們的普遍反應不是“感謝鄧主席和共產黨”，而是“現在比過去自由了些”。農民除了要求填飽肚子外，還要求自由。

　　五. “盲流熱”與改革開放　

　　中央國務院早在1955年就發出第一個關於不讓農民流入城市的通知，接著又發出第二、第三個類似的通告。⒄ 統購統銷政策以及後來的戶口制，城市居民才有的糧票、副食品和燃料票等，也都是為了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只能作為糧食供應者，而禁止他們流入城市，成為糧食消費者。有了這些措施，即使農民不聽命令進了城，有錢也買不到飯或米。即使自帶米、油，也沒有燃料進行加工。盡管如此，盲流仍然禁而不止。因為盲流的社會根源沒有消除。82年以前盲流的原因主要是幹部的好大喜功和浮誇風造成農民餓飯，例如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辦鋼鐵運動帶來的三年饑荒以及70年代四川、貴州、甘肅、安徽等地的饑荒迫使農民流入城市求生。

　　82年包產到戶後，盲流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把它叫做“盲流熱”。因為它的目的、性質、規模，以及對中國發展進程和改革的影響，都不是82年以前的盲流能相提並論的。它是在農民贏得了包產到戶的勝利基礎上，去城市開拓更廣闊的自由空間：自由流動和居留，自由擇業，自由貿易。就是說，它的目的和意義不僅在於從國家那里奪回公民應有的旅行居留的權利，而且在於為自己打開一切生活道路，即創造一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局面和一個自由貿易的市場。

　　“盲流熱”包括兩種流動：地理流動（geographical mobility）和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這兩種流動是互為條件的。但在中國城鄉隔離的情況下，前者更重要，發展的速度很快，1992年就達到了一億。⒅ 同時“盲流熱”創造了四種已被官方認可的地理和社會流動相結合的流動模式：a）離鄉不離土。自己在城里做工，土地由家里老人或配偶耕種，或請人代耕、代種分成，或租給他縣或他省農民耕種。b）離土不離鄉。從事本地鄉鎮企業，土地由老人或配偶耕種，或退回包產的田地。c）離土又離鄉。有三種情況：一是在農村無土地，在城里無戶口，但在城里做工或經商；二是用現金買了或用別的方式上了城市戶口的；三是鄉土沙漠化了而進城謀生的農民。d）農閒離鄉，農忙回鄉。

　　隨著這四種模式半合法化，即被官方無明文規定的接受，農奴地位的兩個重要標志──土地依附和徭役──已經靜悄悄地廢除了。市民對農民和農村的看法也改變了。1994年出現了好幾起反向流動的報導。如廣州就有幾個遷往農村的例子，以逃避擁擠、臟、亂、空氣污染和刑事犯罪的城市。至於短期流往鄉村參加工業工作的技術工作人員，早已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日益增多了。

　　“盲流熱”對形成市場、發展經濟、促進改革開放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盲流熱創造了勞動力市場。自從1956年完成了對城市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一直到80年代初，城市的服務網點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日用消費品和食品生產供應不足，即使定量配給的商品有時也難兌現，到處都可看到排長隊的現象。此外，經歷了文化革命端著“鐵飯碗”的工人認為自己是領導階級，不願意做服待人的工作，不願意幹臟活、累活。所有這些情況，都是農民可以解決的；所有這些需要，都是農民可以滿足的。但在舊體制下，城鄉之間和供需之間有一個國家設置的屏障。

　　最先突破這一屏障的是農村來的小保姆。其次在城市站住腳的是做臨時工的農民。他們做市民不願意做的臟活、累活，如打掃廁所、街道等或當礦工、紡紗工等等。再就是在城市賣農產品或加工食品的農民。他們開始只能賣自己生產的東西，而且要有文件證明他們已經“交足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糧食。但後來，慢慢地連長途販運、甚至當三倒、四倒、五倒販子也不算犯法了。幫助城里人制作家具、補鞋、補鍋、補衣服等也沒人幹涉了。後來就是農民基建隊、運輸隊在城市承包基建工程和運輸任務。更多的農民承包或開設旅館、餐館等，或者自己當小攤販，辦飲食店等。上述幾個方面都是市民不願做或不敢做的，也有不讓一般市民做的。例如，賣茶雞蛋要有執照，在職人員當然得不到執照，即使退休的人，如果工資達到50元，也不發給執照。更重要的是，市民之所以循規蹈距，不象農民那樣有闖勁，是因為被單位制卡住了。每個市民都屬於一個單位（機關、學校、工廠等），生老病死和一切福利待遇都由單位負責。因而城市幹部、工人對國家依賴性很強。待業青年也盼國家把自己分到一個單位，而不敢妄動。只有刑滿釋放沒有單位的人，也和盲流人員一樣敢冒險做共產黨不允許做的事情。

　　由於盲流熱，城市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不足狀況緩解了，城市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排隊現象消失了。因而，市民對盲流熱是歡迎的。不過具有優越感的市民看到農民賺錢而自己不能，心里有點酸溜溜的，同時也對國家所設的限制，對自己的低工資不滿。武漢流行的順口溜就反映了市民的這種矛盾心情：“老二（指農民）手里有了錢，不三不四賺大錢，老大老九發怨言。”

　　城市知識分子大談特談所謂“腦體倒掛論”。但是農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城里人的行為，很快就在全國引起了連鎖示範效應。火車、輪船和長途汽車擠滿了從事商業和其他行業的農民和許多跑單幫的市民。國家也開始放松了對人才流動的禁令，開始允許工人以停薪留職的方式從事別的職業；在職幹部、工人也可以在完成自己工作後或下班後的業余時間從事第二職業；節假日還可以受聘到農村集鎮為鄉鎮企業傳授技術。“上班磨洋工，下班打沖鋒。”一個初級的勞動力市場就形成了。

　　第二，盲流熱開辟了新市場。從1953年的統購統銷，糧、棉及油料作物就從集市上消失了。在文化革命和農業學大寨高潮期間，統購統銷事實上擴大到除蔬菜以外的一切農產品，連雞蛋和竹子也包括在內。農村集市名存實亡。1982年包產到戶取得合法地位後興起的盲流熱在創造一個自由勞動力市場的同時，迅速開辟著新的市場或集市。1983年新開辟的市場達到48003個。1991年達到6390200個集貿市場。⒆ 這些是指有一定設施，駐有國家稅務人員、工商管理人員的集貿市場。而且這些市場漸漸發展成為包括手工業產品、輕工業、電子工業等商品的綜合市場了。所以，這些新市場已不是彌補農民生活不足的交換場所，而是農民進行生產活動的主要目的了，也是農民為擺脫國家控制以便能按市場法則進行平等競爭的手段。國家之所以能容忍農民的這些市場沖擊，其主要原因是國家的大部份精力都放在城市工業建設上了。再說，國家也從集市中得到大量稅收。從1980年到1989年，集市商人交稅達200多億元。

　　在開辟新市場的熱潮中，一個新的價值觀“一切商品化，一切向錢看”出現了，它猛烈地沖擊著重農輕商的古老傳統。有趣的是，作為這一古老傳統的載體的農民卻成了這一傳統價值觀的反對者，和新價值觀──商品意識的灌輸者和培育者。正是在這種新價值觀的影響下，80年代初城市出現了不怕被人輕視的個體戶，而在90年代他們當中不少已成為被人羨慕的倒爺、款爺、老板和富商。全國掀起了“十億人民九億商”或“全民皆商”的熱潮。

　　第三，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自1958年起，依靠農民集體提留集資辦起來的鄉鎮企業，經過20年的發展，到1978年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然而，在1993年，它猛增為近50％。這樣迅猛發展的原因是什麽呢？a）鄉鎮企業不靠國家，是獨立的經濟實體，自負盈虧，面向市場。b）鄉鎮企業繞過國家的限制與幹預，利用回扣和賄金收買幹部和國家工作人員。所謂“沒有不正之風，就沒有鄉鎮企業”。c）不少盲流農民在沿海地區學到了一些信息和生產方式回鄉辦企業。由於這些原因，連鄧小平都在1987年說鄉鎮企業是“異軍突起”。

　　以上主要是從經濟角度來看盲流熱與城市經濟改革的關系，以及對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的貢獻。盲流熱的社會政治意義也同它對經濟影響一樣，是正面的，而且是極其重大的。其負面意義則是次要的。

　　（1）盲流熱是減震器或均衡器。它一方面緩解沿海與內地、東南與西北由於發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貧富兩極化帶來的不安和動蕩，把沿海、東南城市的一部份財富帶到內地和西北廣大農村。另一方面，它又以自己創造的利潤和所交的稅支持國家對物價和虧損企業的補貼（1994年仍然高達200多個億），這就買來了城市的穩定。

　　（2）盲流熱大大減輕了一億多剩余勞動力對農村的壓力，特別是對農村治安可能造成的巨大問題。雖然盲流熱對城市治安帶來很大問題。

　　（3）打開了所有生活道路。這不僅給農民而且也給市民帶來各種各樣的機會。盲流者不是西方那樣的失業大軍、無家可歸者或感到絕望的城市青年。他們是滿懷希望和夢想、敢於闖天下的人。他們掀起的熱潮和顯示的精神可以同美國開發西部時的熱潮和精神相比擬。失業對他們並不象對西方失業工人那樣是一場災難。“大不了回去種田”，這是在外面闖天下的農民的口頭禪。在中國，盲流熱有可能使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避免熊彼特（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

　　六. 結論　

　　1. 中國農民是中國改革的原動力

　　毛澤東的超斯大林模式的集體化政策，剝奪了中國農民原有的產權和其他權利，造成了“農奴化”這罕見的歷史返祖現象。這就使農民對共產黨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從支持和擁護到抵制和反對。他們渴望能恢覆傳統的耕作制度。他們偷偷地創造了“包產到戶”這個非集體化的農耕制來代替禁錮自己的公社制。他們默默地暗地里這樣做了，但他們沒有組織起來向共產黨和國家公開提出這個要求。這個無組織的反抗活動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發展得非常快，使反對它的鄧小平也不得不在1982年承認農民造成的既成事實。

　　包產到戶的合法化，使農民的另一反抗形式──盲流，發生了質的變化並飛躍到一個新的階段。包產到戶後盲流已不是過去的那樣主要是為了求生，而是為了開辟新的生活道路，徹底擺脫農奴地位。與此同時，盲流熱也反過來改變了個體農戶的生產性質和方向，使農民從傳統的為填飽肚子而生產改變成為主要為市場而生產，為商品而生產。

　　盲流熱闖出四種人身自由流動模式，創造了勞動力市場，開辟了大量的集市，使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它不僅改變了輕商的古老傳統，推動了城市經濟改革，而且吸引了外資，為發展三資企業創造了必要條件，為中國經濟起飛打下基礎。

　　此外，盲流的農民又是使中國穩定的力量。他們緩解了並繼續緩解著東南沿海地區與西北內陸地區兩極分化的緊張局面，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從前一地區轉移到後一地區，把商品意識和現代生產技術帶到落後地區。盲流熱並不構成對中共政權的直接威脅。然而，農民在擺脫強加於他們身上的生存方式的過程中，也不斷改變著中共政體的性質。

　　2. 農民是主要的民主力量

　　如果把民主理解為過程，把民主內涵理解為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話，那麽，中國的例子只能說明農民是主要的民主力量。因為農民在為擺脫自身的農奴地位而與集權主義國家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每個勝利都是在公民權利和經濟權利方面的勝利，也就是在民主化過程中跨進了一步。包產到戶基本上恢覆了個體對土地的使用權，或部份恢覆了對土地的所有權。而包產到戶導致的公社制瓦解則收回了一些人身自由。盲流熱帶來的勞動力市場、集市、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等，無一不是與民主內涵有著密切的聯系。

　　3. 未來的展望

　　包產到戶和盲流熱不僅使農民逐步擺脫自己的農奴地位，而且也一步一步地改變著共產主義制度。這個事實意味著中共政權有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在中國社會迅速分化的情況下，窮人反抗將會很快轉變為富人革命。也就是說，農民、普通市民和幹部中有很大一部份人正變成中產階級，他們將向中共政權提出在民主基礎上進行整合的要求。而新的時代潮流即實用主義潮流，也是有利於和平轉型的條件。中國已亂了近150年，現在是人心不思亂。此外，綿延2000多年的大一統民族意識，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傳統憂患意識，也是可以利用的進行民主整合的資源。中國沒有、而且也絕不會回到象亨亭頓所說的那種儒家權威主義。因為儒家文化的載體──中國農民，已經開辟了自由市場，走上了不歸路，並且是中國第一個享受草根民主滋味的群體。

1995年

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中央－地方權力的互動

　　洪朝輝

　  洪朝輝，美國喬治亞大學沙瓦那州立大學助理教授；馬里蘭大學美國農業經濟史博士。

　　一九八○年代末以來，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鄉鎮企業普遍興起以建立與建全股份合作制為主題的產權制度改革。[1] 以浙江省八萬個村以上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為例，到一九九四年七月，已有六千多家鄉鎮企業改造為股份合作制企業，還有二千多家正在實施之中，預計到一九九四年底可達到一萬家左右。[2] 同樣，在浙江溫州鹿城區，到一九九四年七月，股份合作企業已占了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日漸成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主力。[3] 在福建省，截至一九九四年底，股份合作制的鄉鎮企業已達十萬余家，其中一九九四年一年即誕生一萬二千多家。[4] 上述股份合作制企業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發明，旨在逐步淡化政府對企業的幹預與控制，明晰政府、企業和工人之間的產權與股權，達到籌集資金、轉換機制、提高效益、以及刺激幹部職工生產積極性的多重目的。

　　但是，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的實踐深刻影響了中央與地方兩大權力的互動，並由此產生了令人困惑而又充滿危機的雙重效應。一方面，產權改革推動了產權地方化，各級鄉鎮政府借此良機，全面而又合法地大規模分享鄉鎮企業的部份股權，導致地方政府普遍出現企業化，為地方分權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產權改革在促使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日益清晰之時，卻導致兩者之間的人際關系趨於淡漠，兩者長期所建立的社區與政治聯盟開始出現解體，並為中央政府介入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與經營過程提供了條件，更為中央集權創造了動力。面對這種產權改革所產生的分權與集權效應，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的運行特徵與機制，以便從另一視角觀察與理解中央與地方博奕行為的未來走向

　　本文資料主要根據筆者在一九九四年暑期對浙江省七縣二十家鄉鎮企業的實地調查，對“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明晰化的理論與實踐國際研討會”論文的研究，以及對有關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的面談等。

　　一. 鄉鎮企業產權明晰化的分權效應

　　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和股份合作制的建立，首先有助於增強企業與鄉鎮政府之間的經濟結盟，加速產權地方化和政府企業化，並由此增強地方與中央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與實力，強化地方分權效應。

　　首先，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所設立的“鄉鎮政府股”，有助於地方政府合法成為各企業的股東，變政府與企業的上下級關系為合作夥伴關系。它由鄉鎮集體資產經營管理公司作為產權代表，並派出法定股東，參加企業的董事會，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5]

　　鄉鎮政府股的份額一般占企業總資產的20％-25％。例一，以魯冠球為首的浙江肖山萬向等廠，在1988年從3000多萬元總資產中劃出750萬元(占總數約25％)免費送給政府。[6] 例二，浙江新昌縣三花集團公司於1993年劃出企業集體積累的20％，奉送給當地城關鎮政府，價值400多萬元人民幣。[7] 從此，這些龐大而又獨特的政府股將與企業同生共長，世代相傳，極大地強化了鄉鎮政府的經濟實力。　

　　眾多鄉鎮企業普遍認同這一政府股，其原因極為覆雜，既有經濟行為的理性，也有非經濟行為的考慮。其一，鄉鎮政府確實在鄉鎮企業的草創與發展時期，提供過各種政策性的直接或間接的幫助，既有資金、資產、土地和人力的投入，也有政府影響下的信貸擔保、社區投入和投資環境改善，更有長年以來減稅讓利的政策扶持。[8] 其二，“花錢買不管”。這是魯冠球的主要動機之一。即通過送股份，明確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產權關系，促使地方政府轉變職能，開始以一個股東身份關心企業，以股東權取代行政權。[9] 其三，政府股是一項必要的政治投資。鄉鎮一級政府在中國農村社區文化生態中，永遠是當地企業的父母官，無論經濟體制與關系如何轉變，“遠親不如近鄰”的傳統準則永遠難以改變。面對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那些政治意義上的政企分開和經濟意義上的產權明晰，都將顯得有名無實，蒼白無力。

　　同時，鄉鎮政府也普遍樂意用行政權交換股份權，希望對鄉鎮企業利潤的分享由暗轉明。長期以來的硬性攤派，使許多基層幹部疲於奔命，而且所攤派的款項大多不能進入鄉鎮政府的腰包，只是為上級政府做嫁衣裳。如果攤派任務完不成，將冒犯上級；如果超額而又圓滿完成，倒得罪了企業，人為導致政企關系的緊張。現在能夠坐享股份，何樂而不為？同時，在股權不明確的前提下，企業對鄉鎮政府的“進貢”是因人而宜和因時而宜的，收益數額是既不確定也不穩定。如果兩者關系緊張， 鄉鎮政府很可能“顆粒無收”， 如今龐大的“政府股”在手，自然是“旱澇保收”。於是，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在設立與分配政府股的問題上，基本上兩廂情願，一拍即合。

　　鄉鎮政府股的設立一方面導致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企業產權出現地方化，另一方面也促使鄉鎮政府開始出現企業化。這樣，在企業產權地方化與鄉鎮政府企業化的共同作用之下，促使企業與地方政府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導致地方與企業關系的內造化和非政治化，一切以共同的經濟利益為主軸，排斥一切與企業經濟和地方經濟相沖突的中央政策，由此強化了中國地方分權的能量與潛力。

　　除了鄉鎮政府股以外，“企業集體股”的設立也有助於地方政府權力的增強。 溫州市政府規定，所有股份合作企業所得稅後的利潤，應有50％以上用於企業擴大再生產，作為新增資產記在股東名下，視同股金，計息增值；另外15％作為企業公共積累，屬集體所有。[10] 如果說，用於企業擴大再生產的50％股份屬於變相集體股的話，那麽15％的公共積累金則是純粹的企業集體股。　

　　企業集體股存在兩大經濟特點。其一，它幾乎無法為企業股東所私自享用。根據浙江蒼南縣五十三家股份合作企業的調查，1992年的企業集體股（公共積累基金）占稅後利潤的12.9％， 其中沒有提取分毫的企業占35.8％； 提取比例低於10％的企業占企業總數的26.4％。 它表明不提或少提集體股的企業占總數的62.2％。[11] 其二，這筆集體股對於非股東職工而言，在職時不能分享資本收益，離開企業時更不可以分割部份財產， 某種意義上說，“集體所有”也只是徒有其名。[12]

　　在設立企業集體股的過程中，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各懷不同的動機，形成了暫時的共識。首先鄉鎮政府樂見這筆集體股的存在。政治上，集體股的設立有助於淡化股份合作制的私有化色彩，是今日中國欺上瞞下的必要手段，有利於避免來自上級政府的指責與非難，減少產權改革的政治阻力，是鄉鎮政府官員在改制過程中，既保住政治職位，又享受經濟利益的兩全保障。經濟上，企業集體股的存在為地方政府提供了豐富而又安全的財源。許多鄉鎮政府的公關、吃喝、以及各種集團性消費，往往既不正常，也屬非法，無法在政府財務中報銷，於是皆透過鄉鎮企業的集體公積金，蒙混過關。[13] 另外，集體股的存在有助於地方政府向企業實施軟攤派，它的特點是表面上屬企業自願奉獻，但背後卻有權力的脅迫與人情的壓力。 企業往往“主動”地為地方官員的親朋好友承辦各種婚喪喜事，敬獻厚禮。軟攤派已成為不定期、不定日地吞噬集體股的重要殺手之一。由此可見，改制後鄉鎮企業集體股實際上成了企業上層與地方政府官員私相授受，共同享有的“特權股”，更成為腐敗政治的溫床。

　　站在鄉鎮企業的角度，它們讚同設立企業集體股的原因比較覆雜，大致約有五種：其一，長期以來鄉鎮企業屬集體性質，已經積累了相當一部份“共有資金”，所以有必要將它以集體共有的形式參股。例如，溫州市鹿城區皆將這筆共有資金的集體股所增加的價值，歸全體職工享有。[14] 其二，許多大型企業顧慮瓜分共有資金，將瓦解企業的經濟實力。如著名的浙江肖山萬向集團，職工集體資產占總資產的70％以上，達六億元之多。如果貿然一分，必然影響企業的整體實力。[15] 其三，全體瓜分企業股份，不利於經營者承擔責任。當初人民公社制下的人人有份、人人不問不好，但搞人人有份、人人過問也不好，不利於經營者的決策。[16] 因為大家參股，等於大家無股。人人是主人，就分不清誰是真正的老板。[17] 不少企業名義上希望保留集體股來強化廠長經理的責任心，實際上想再觀望一段時間，最終由經營者獨享這筆集體股，既給他們權力，也給他們壓力。其四，瓜分集體資產將激化職工之間、幹部與職工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分配資產和股份的過程將是人際關系緊張的過程，不利於企業向心力、凝聚力的形成；另一方面，老職工分完了企業資產，新職工即成了真正的打工仔，其收入將永遠趕不上老職工，而後到職工往往素質較高，是企業以後發展的主要依靠。[18] 其五，保留企業集體股有助於鄉鎮企業幹部維護與鞏固政治與經濟地位，它既為企業幹部靈活運用公共資金提供資源，更有助於他們鞏固自己在企業中的地位。這種維護權力的心態與動機，也許是許多鄉鎮企業保留集體股的普遍動力。

　　所以，上述鄉鎮政府股和企業集體股的存在有力地增強了地方政府的實力，並促使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形成經濟命運共同體， 結成一種經濟利益的統一戰線，有意無意地與不符合地方與企業利益的中央政策進行對抗，導致地方政府的權力逐漸增大。

　　二. 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的集權後果

　　事物發展的兩分法，使得鄉鎮企業產權改革也難以避免雙重效應。產權改革既有加強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經濟聯盟的一面，但更有削弱兩者政治聯盟、破壞感情連結的一面。其直接後果將導致鄉鎮企業失去地方政府的政策性保護。長期以來企業的各種歪門邪道但行之有效的經營行為，都有可能直接暴露在中央政府的監督之下，為新一輪中央政府的介入與幹預創造條件。

　　必須指出，長期以來的政企不分，尤其是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互為一體的現象，並非絕對是鄉鎮企業發展的障礙。也就是說，今日企業實施產權明晰化，全面推動政企分家，並非是企業發展的福音。它將促使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逐漸疏離，瓦解兩者長期所建立的模糊聯盟與感情默契，有助於更高一級政府取地方政府而代之，更有助於國家方面實施各種侵權行為。

　　十五年來中國鄉鎮企業的超常發展，首先得益於地方政府的刻意保護，並實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對抗中央策略。 為了深刻理解政企分開的負面作用，有必要考察一下政企合作，正面推動企業發展的歷史。早在改革前的五十～七十年代，浙江溫州的私營企業即空前發達。盡管當時存在持續不斷的“割資本主義尾巴”之行動，但到1976年全溫州無證商販仍高達11,115人，民間市場交易額竟占社會商品零售額的90％左右，同時還存在大批的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和各種黑市。[19] 這些自由經濟現象的久治不愈，顯然與地方政府的暗中鼓勵與默許密切相關。八十年代一位溫州市主要領導人對此現象的解釋是：“說實話，在‘左’的思想未清除前，領導不管是最主要的密訣。因為在過去我們一個勁兒地打擊，並沒有使我們擺脫貧困。相反, 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在當時那種覆雜的情況下，也只好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任其發展。”[20]這種無為而治的政策也是溫州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的重要條件。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敢於和善於糾正上級政府的不正確決定，保護地方自由經濟的發展。例如，1982年初正值全國範圍打擊經濟犯罪運動之時，溫州樂清柳市鎮連續打擊了實為改革先驅的“八大王”，包括“郵電大王”（民間短途郵電專業戶）、“目錄大王”（信息專業戶）、“舊貨大王”（舊貨購銷、 加工專業戶）、“機電大王”（小型電機配件購銷戶）、以及“礦燈大王”、“翻砂大王”和“螺絲大王”等。其中七人判刑，一人外逃。二年後，待風潮一過，溫州市公檢法頂住上級壓力，順應民意，為“八大王”鄭重平反，宣布無罪釋放。[21]

　　除了上述大環境的改善之外，鄉鎮企業的初創時期大都直接得益於鄉鎮政府的信貸擔保和減稅讓利。地方政府還提供地皮、人才、廠房和產銷渠道等方面的方便。尤其是在中國市場經濟不穩定、不成熟的八十年代，政府的政策保護與非經濟支持，顯得尤其必要，處理好與鄉政府的關系成為企業追求經濟目標的關鍵。[22] 而且，政企之間的發展目標並非絕對是排斥和對立的，有時也存在利益趨同現象。鄉鎮政府的政績往往與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為了應付產值翻番的政治壓力、提升本地區的經濟地位、解決農村人口過剩以及緩解社區矛盾，鄉鎮政府往往不惜一切代價竭力扶持鄉鎮企業， 保證經濟與政治目標的同步實現，促使社會目標與鄉鎮企業的創辦動機趨向一致。1983～1986年溫州鄉鎮企業的發展達到高潮，即證明了這一點。[23] 它表明地方行政幹預並非皆是負面的，有時候幹預的過程往往是幫助、推動和保護的過程。另外，政企之間也存在共同的福利目標，推動所在設區的共同繁榮。 在江浙農村，社區內人與人之間的血緣、地緣、情緣關系極為密切，宗親聯系更是千絲萬縷。於是，生長其間的企業與地方政府皆有責任與義務救貧扶弱，情義無價是許多鄉鎮企業生產運作的道德準則。[24] 這樣，企業成了提供社區福利的實體，地方政府則成為接受、管理和分配福利資金的機構。盡管這將導致企業的盈利動機削弱，慈善動機強化，但在現實中，這種道德性的奉獻，導致社區與政府更堅定地保護與維護企業的利益，把企業視為超出功利意義之外的摯友。[25] 這一點是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所無法理解和做到的。

　　但是，以政企分開為主要訴求之一的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盡管有助於企業納入現代市場經濟的軌道，有助於企業未來長遠利益的發展，卻顯然無助於地方政府對企業的保護。“花錢買不管”的設計既買到了經濟上的獨立，但也買到了政治上的無助與情感上的孤獨，在客觀上削弱了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政治影響與政策保護，為國家權力的介入提供了方便，可謂“前門拒狼”（地方政府）、“後門進虎”（中央權力）。

　　首先，產權改革和政企分開全面瓦解了長期以來艱難形成的中國公民社會。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導致公民社會難以成形，但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權力的下放開始鼓勵地方鄉鎮一級政府，逐漸與地方社區和鄉鎮企業結成了松散的聯盟，[26] 它具有類似公民社會的功能，成為調節與制衡中央集權的有力杠桿。例如，在浙江台州地區，當地政府創造了“黃燈理論”，即在中央政策尚不明朗之時，帶領企業闖黃燈；他們還提倡“三子機制”，即群眾闖路子、部門出點子、黨委政府挑擔子。[27] 如今，隨著政府與企業關系的股份化與明晰化， 政府只想在企業內部經營中贏利， 沒有意願也沒有可能從外部保護企業、制衡中央。如果說，改革十五年以來，地方與企業的政治聯盟有助於中央分權與地方自主的話，那麽如今這種聯盟的瓦解既使企業成長失去了傳統的潤滑劑與保護傘，也為中央權力直接取代地方政府、主控企業發展創造了條件。

　　另外，鄉鎮企業在明晰產權的過程中，嚴重傷害了企業與地方政府、企業與社區的關系，為中央權力介入它們之間的糾紛與調解提供了機會，並由此強化了中央控制地方的籌碼。中國農民向來是求善不求真，少有習慣算清帳，所以往往無法或難以找到鄉鎮企業的原始投資者，更無法清楚界定政府與企業雙方股份的比例。 筆者在實地調查中發現，許多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皆主張宜粗不宜細。 但是，如今中央或省一級政府已經介入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其核心是一定要明晰產權，盡快建立股份合作制。在江蘇省一些地區已把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建立的多少，作為一項硬性指標，強迫各地方政府限期完成。[28]

　　在此一哄而起的政治生態下，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為了清晰股權、爭奪股權上必然難以避免激烈的沖突。例如，浙江台州地區的許多鄉鎮企業拒絕奉送“鄉鎮政府股”。因為他們認為地方政府從未直接投入金錢，不屬投資主體。盡管鄉鎮政府對企業實施過減免稅政策，但這不屬於投資行為，而是屬於國家財政扶持資金性質。它既沒有明確的國家投資主體，也沒有法定的投資程序和發生過相應的產權收益，企業既不發付利潤，也不付息還本。 相反，它卻為國家涵養了稅源，國家通過徵稅渠道不斷從企業中取走了收入，可謂讓小利得大利。[29] 所以，當年的減免稅是國家對納稅人或課稅對象的一種鼓勵或照顧措施。減免稅形成的資產絕對不能界定為國有資產，而只能是企業資產。[30] 有些企業在明晰化的原則下，則算得更為精細，它們把減免稅分為三種：一是困難減免，它應歸企業資產；二是屬於減稅還貸，這可算國有資產；三是屬於稅前還貸，它應在國家與企業之間按比例劃分。[31]

　　中國的政治運動喜歡“說清楚”，在這一波產權改革的經濟運動中開始時興“算清楚”。於是，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彼此間不得不撕開昔日偽善的、但具和諧和潤滑意義的人情面具，赤裸裸地討價還價。長期以來所建立的以血、地緣為基礎的社區和諧受到嚴重傷害。溫州市防爆電器元件廠的董事長談挺宇曾說，“企業其實不舍得離開政府的管理，我們希望模糊，希望被管。”他還提到，有時企業主動尋求攤派，希望借此融洽與政府和社區的人際關系，企業所自願的請客送禮恰恰是一種重要的機會投資，小本萬利。[32] 如今產權清晰之後，各種非正常的花費將受全體股東的監督，並導致人際親情逐漸淡薄，今後企業有難，也無法得到社區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這種心態很落後，但很現實，應是產權改革的文化與社會依據與基點。

　　同時，產權改革開始日益脫離鄉鎮政府的直接領導，逐漸受到省市及中央政府的直接幹預。例如，1994年初某省一位領導曾要求該省鄉鎮企業限期全部實行股份化，無視具體狀況，要求一步到位。 但同時，一位中央領導又批示表示反對，顧慮股份制將導致貧富分化及吸收過多社會基金。[33] 在此關系到鄉鎮企業和地方利益的爭執中，各企業和鄉鎮政府完全喪失了發言權。而國家一旦介入產權領域，就很容易侵犯企業與地方的自主權。

　　而且，在上級政府幹預下，產權改革的流行原則已遭到修正，開始由“誰投資、誰所有、誰得益”改為“誰投入、誰所有”。[34] 其目的之一是為上一級政府分享企業股權，幹預改制後企業的運行，提供理論根據。因為投入的內涵與外延比投資遠遠擴大，投入不僅包括原始投入，也考慮追加投入、風險投入、感情投入、精力投入和時間投入，更包括當年共產黨人流血犧牲打天下所付出的生命投入。 這樣，企業的股權和產權只會越算越不清楚，越算越增加非經濟性的摩擦，並導致企業在逐漸擺脫地方政府控制的同時， 日益受到更高一級政府的幹預。

　　三. 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的政策選擇　

　　面對鄉鎮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分權和集權的兩難，為我們重新設計產權改革提供了政策方向。即既要發展企業、又要強化地方產權，更應避免中央權力擴大的三重目標。基於此，筆者以為未來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應力圖利用中央－地方兩大權力的變動，掌握三大政策導向。

　　第一，外部產權模糊化。 外部產權主要是指企業與當地鄉鎮政府的股權關系，其主要焦點在於該不該設鄉鎮政府股，以及政府股如何按比例合理分配。根據現階段中國農村的具體狀況，設立政府股是必要的權宜之計，但政府股比例的確定宜粗不宜細。

　　設立政府股盡管在理論上行不通，但實踐中可行而且必要。 大致而言，鄉鎮政府對企業的四大要素投入，應算作"政府股"的基本來源與依據。 其一，辦廠之初的原始投入和追加投入，包括資金、資產、土地和人力；其二，政策扶持的投入，包括減稅讓利的支持；其三，政府的間接貢獻，包括給企業、大集體紅帽子所帶來的便利，也包括信貸擔保所承擔的風險，以及幫企業征土地、談項目和跑貸款等；其四，政府影響下的社區投入，包括改善投資環境、賠償因企業污染和交通擁擠所帶來的經濟損失。[35] 除此之外，鄉鎮企業傳統上皆屬鄉鎮所屬企業，如果不設政府股，那麽鄉鎮政府多年來對企業的貢獻將血本無歸，這不僅不符經濟原則，也違背倫理道德，並必然促使鄉鎮政府成為產權改革的阻礙力量，加速企業與地方政府聯盟的全面崩潰。

　　一旦承認鄉鎮政府可以成為一個變相的投資主體，問題的關鍵是地方政府應占多少比例的股份較為合理。筆者認為，為了照顧政企合一的歷史與現狀，維護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和諧，應該主張模糊處理。不算帳不行，算清帳也難行。應該算一個粗帳和大帳，不算細帳和小帳，達到既增強企業活力，又改善政企關系的雙重目的。對此，浙江台州地區創立了一個計算政府股的原則：“尊重歷史、綜合考慮、充份協商、各方認可、因地制宜、一廠一案”。[36] 總的原則是不求一律，和為貴。實際上，政府股是企業從依附走向獨立的必要過渡。　

　　第二，內部產權清晰化。這是企業獲得真正獨立與強大的關鍵，也是企業最終擺脫各級政府控制的根本。基於這一目標，鄉鎮企業應該取消企業集體股，大多虛置的集體股是對集體產權所有者利益的一種侵犯。產權改革應該著力於把單一的集體產權主體改造為以個人所有權為基礎的多元產權主體，把公有共用的產權改造為私有共用或私有私用的產權。[37] 只有這樣, 企業的獨立人格才能逐漸建立。

　　另外，企業集體股容易與作為法人的企業總資產相混淆。明晰產權的主題是確定各類股權的所有者，如社區組織、企業職工、社會個人、社會法人和外商投資者，但再設立一個屬內部職工所有的企業集體股，就會影響社會個人和法人的入股、參股，隨著企業的發展和資產的增加，企業集體股的股權歸屬將更加難以界定，並必將侵犯社會法人和股民的股權。[38]

　　更重要的是，在由個人投資的股份合作企業中設置集體股，實屬不倫不類。如前文所述，集體股對於非股東的職工而言，他們在職時不能享受資本收益，離職時不能分割部份財產，集體所有等於人人沒有。問題的實質還是在於，有沒有必要運用集體股來掩蓋股份合作制的私有化傾向與實質。對此，溫州市已經開始著手制定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新規定，其中將不再有“公共積累基金”的規定，旨在取消企業集體股。[39]

　　一旦企業內部明晰了產權，企業自身將孕育一種自然的獨立力量，並逐漸擺脫政府股，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的現代企業，反過來成為制約與平衡中央與地方權力的重要砝碼。　

　　第三，應多提產權多元化，少提產權明晰化。明晰化的提法帶有一種強制，有可能剝奪那些希望產權模糊的企業之自主權。產權明晰化盡管是西方現代企業的重要趨勢與要求，但不一定是當今中國鄉鎮企業所必須達到的目標。產權明晰與否不應也不能作為企業經營好壞的標準，它只是一種中性的工具，服務於生產效率提高的目的。工具本身顯然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有效。那種強求一律的明晰化和股份化，恰恰是一種專制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強化，有助於國家權力更大限度地幹預產權改革。

　　對此，產權多元化政策更有助於給產權改革培育一種寬松的環境與氛圍，前述的外部產權模糊化和內部產權清晰化也是這種多元化的體現。產權多元化存在二重意思：其一，按需改革，不搞一刀切，更不搞一哄而起；照顧多樣性，維護特殊性；其二，產權的形式不應是一種，而應是多種；不應僅僅是私有制或股份制，但也不排斥私有制和股份制。應運用價值中立（Value-Free）的原則，理性評判所有制和產權形式。 所有制形式應該也是一種手段與工具，不存在好壞之別，只存在對生產力發展有效無效之分。 既然承認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也應意識到個人所有制或民有制也不是姓資的專利；既然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合理性， 也應允許社會主義個人所有制或社會主義產權多元化的存在。有了這份具工具理性的平常心，產權改革才可出現更為多元的選擇。　

　　總之，面對鄉鎮企業產權改革所出現的分權效應和集權後果，我們應具有清醒而又理性的比較意識和行為準則。首先，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對鄉鎮企業發展的利弊互見，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比則取其多。其次，鄉鎮企業最終必然要擺脫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控制，但在目前中央權力仍然強大、集權呼聲日益高漲之際，企業的行動準則應是保地方、防中央。最後，目前環境下的鄉鎮企業，還不足以強大到孤軍作戰，與中央與地方兩大權力直接抗衡，而且更要防止中央與地方聯手對付企業。在這一場類似三國演義的格局中，鄉鎮企業只能而且必須聯合地方，防範中央。

1997年

村民自治:中國農村的制度創新

　　高純

　　中國旅美學者，政治學博士

　自從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發生了許多重大的經濟與社會變化，其中一項至今仍不太為人注意、但卻具有極為深遠意義的社會政治變革，就是在農村全面實行的村民自治和農村幹部選舉。近幾年在中國農村逐漸興起和擴展的村民自治，不僅密切關系著每個農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與政治權利，而且也將通過對鄉村政治社會制度的變革、影響整個中國的制度創新。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居住在鄉村，就象當年農村土地承包制導致全國計劃經濟瓦解一樣，村民自治這樣的鄉村政治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動，不可避免地會啟動中國未來政治社會制度的變革。本文的目的是幫助海外和國內希望了解中國農村社會政治制度變革的人士了解村民自治這一制度變革過程。在第一節說明村民自治的背景之後，以後的幾節將分別介紹鄉村村民委員會和村民會議的組織結構、法定功能、選舉制度，以及村民自治的效果及前景。

　　一、從人民公社轉向村民自治　

　　中共建立政權後不久，即在農村推行集體化政策。五十年代末，更全面實行集經濟、社會和政治為一體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這種制度一方面在社會和政治層面實行對農民的全面嚴厲控制，另一方面則構成了對經濟發展的破壞。到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導致農村廣泛的貧困化。這樣，中共接受了農民自發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了農村經濟改革，取消人民公社對農村資源的掌握和生產經營的控制，而代之以農民對土地等資源的自主使用和生產經營上的自主權。農村經濟改革促使人民公社制度很快解體，[1] 但也因而引起了一系列緊迫問題，如計劃生育失控、公糧無法收繳、公共事業難以維持發展等。　

　　面對這種形勢，中共只好重新組建農村基層行政組織。從一九八三年開始，中共以鄉政府代替了原來的人民公社。可是在村這一級，到底用什麽機構取代原來的農村生產隊，當時上層卻意見不一。中共中央組織部主張強化鄉村黨支部的功能，國務院傾向於設立村公所，而全國人大則讚成實行村民自治。經歷了一番上層內部爭論後，最後是全國人大支持的村民自治的設想占了上風。　

　　在這一決策過程中，當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起了重要作用。他經受了文革的迫害，文革後又領導全國人大這個機構，十分希望擴大人大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比其他政治領導人更多地強調基層民主和法制建設。在全國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不久，廣西易山縣等地農民自發地建立了一種新型的村級民眾自治管理機構，即村民委員會，以維持社會秩序、調解村民糾紛、管理公共設施，[2] 彭真對此頗為支持。1982年修改憲法時，他堅持把村民委員會寫進憲法的第111條，使得村民委員會成為憲法規定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可以辦理社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3]

　　以後彭真又進一步在全國人大積極推動有關村民自治的立法。1987年3月16日，彭真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時說，舊中國沒有留給我們民主傳統，我國民主生活的習慣是不夠的，要通過“全國人大、各級人大自上而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同時）從下而上，從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發展群眾自治...，（這樣），上有全國人大、各級人大，加強民主與法制，下有群眾自治，上下一夾，作用就大了。”當時有一種意見認為，村民委員會應隸屬於鄉鎮政府、成為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彭真則強調，“村民委員會不是基層政權的手腳，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4] 他還指出：“把村民委員會搞好，等於辦好八億農民的民主訓練班，使人人養成民主生活的習慣，這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一項很重要的基礎工作。”[5]　

　　1987年，在彭真卸任前的幾個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以下簡稱《村委會組織法》），並規定於1988年6月1日起在全大陸實行。該法的制訂將一九八二年憲法對村民委員會的規定法律化，使以村幹部直接選舉為基礎的村民自治活動在農村正式拉開了序幕。

　　然而，由於村民自治是對鄉村政治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在上層和鄉村基層都遇到過種種抵制。尤其是“六四事件”後，中共的組織部門中的一部份人利用當時的政治形勢，批判村民自治，認為農村選舉是搞和平演變，指責民政部負責村民自治工作的人員是不堅持黨的領導、在農村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這些批判和指責遭到了彭真的反對，他為此訓斥了組織部門負責人。彭真出面後，中共組織部只好罷休，不再幹預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7] 這樣，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得以繼續推行下去。彭真從全國人大委員長職位退下後，幾乎年年都要民政部向其匯報村民自治的進展，當聽說有些地區農民自發地組織了村民代表會議的消息後，他立即給以大力支持，並要求民政部門積極推廣。[6]

　　到目前為止，中共內部對“要不要村民自治、讓不讓農民選舉”這一點，爭議已經不多了。盡管全國各地村民自治的進展極不平衡，但總體上正在向更廣泛、更深入的方向發展。現在大部份省市的鄉村至少已進行了兩次村委會的選舉，個別省份已開始了第四次選舉；不少地方的選舉是開放競爭式的民主選舉，這種民主選舉方法正不斷蔓延擴散，有逐漸形成主流的趨勢。

　　二、村民自治的目標、組織與結構　

　　由人民公社制度朝村民自治轉變，無疑是一大進步。但在村民自治這一旗幟下，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目標。推行村民自治的目標至少可以有兩種，一種是旨在真正建立獨立於政府的社區自治組織，另一種是利用村民自治型組織來代替政府機構履行行政職能。中共推行村民自治的意圖是兩者都包括的，但後者占據更重要的位置；而在推行自治過程中，農民們則可能會真正追求前一目標。中國用來規範村民自治的《村委會組織法》就反映了這兩類目標。

　　根據《村委會組織法》，村民自治的組織結構有兩層，即由全體村民參加的村民會議和由選舉產生的村民委員會；村民會議是決策機構，村委會則是行政機構；由於許多村子人口較多，召集全體村民開會困難，因此在村民會議之下，又成立村民代表會議，這就可能出現三級結構。目前，有的省規定村民自治實行兩級組織結構，有的省則規定實行三級組織結構。盡管上述兩個目標有可以和諧的一面，但它們也有互相摩擦的一面，這樣的摩擦不僅在村民自治的實踐中不斷出現，也從一開始就在關於村委會和村民會議的法律及規定中表現出來。

　　1.村民委員會

　　村民自治從建立村委會開始，村委會在村民自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村委會組織法》為村委會設定的主要職能中，既有自治性的職能，如負責農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節糾紛、維護治安、開展文化活動、服務與協調經濟活動、管理和維護村里的集體財產和經濟體、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也有代行政府的職能，如推動和促進農民履行像納稅、服兵役、義務教育、計劃生育、農產品訂購合同等各種義務。

　　雖然從憲法和《村委會組織法》的一些條文來理解[7]，村委會屬於農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群眾性自治組織，是村民自治體系中由村民會議授權的行政機構，對村民會議負責，由村民會議監督，獨立於政府和執政黨，應該是沒有“上級領導”的；然而，在中國的現實政治條件下，在村民自治名義下出現的村委會，其自治的角色和功能都有所異化。首先，中共把村委會看作是農村地區龐大行政管理系統中村一級的行政機構，《村委會組織法》中的另一些條文及各省的具體規定仍確定，鄉鎮政府可以指導村委會的工作、村委會必須協助鄉鎮政府工作[8]，使村委會對政府機關有一定的從屬關系，村委會的自治權受到種種限制。其次，中共既想給農民一些自治權，又不肯放棄黨對村民自治組織的直接控制，中共中央1990年第19號文件規定，村委會要置於黨的領導下，山西省甚至規定，黨對村委會的領導就是村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9]。

　　全國各地對村委會成員數額的規定有所不同，大部份地區規定由村民自己決定。各地村委會的一般情況是，設主任一人，負責全面工作；副主任一或兩人，專門負責某項工作或擔任主任的助手；委員二至五人，一般分為會計、治安、衛生等委員，各負其責。村委會下設的治安、衛生、福利等委員會，其成員由村委會決定或由村委會提名經村民會議通過，各委員會的工作，一般由對應的村委會委員主持。

　　多數省規定，村委會決定問題時由全體同意或少數服從多數通過；但也有個別省（如江蘇省）規定村委會決定問題時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這實際是讓主任說了算，而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為了更多地掌控村民自治，《村委會組織法》和各省實施辦法又賦予村委會一些超出行政的權力，如規定“村民會議由村民委員會召集和主持。”[10] 村委會具有召集和主持村民會議的權力，就使它可以利用召集、不召集或推遲召集會議，以及掌握會議程序與會議議程的權力，達到對村民會議和多數村民意願的控制。這樣，一些地方盡管選舉產生了村委會，但村民自治卻未實現，甚至出現村委會濫用權力、操縱選舉的現象。　

　　2.村民會議　

　　村民自治的主體是村民，由全體村民參加的村民會議應該在村民自治中占有重要地位。《村委會組織法》規定，村民會議由全體成年村民組成，討論和決定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事務，村委會向村民會議負責，村民會議有權撤換村委會成員。由此看來，村民會議應是村民自治體系中的最高機構。但是《村委會組織法》卻不願明確說明村民會議的權威性；相反，該法另外規定了村民會議要由村委會召集與主持，這就實際上將村民會議高於村委會的地位打了折扣。大多數省份對村民會議地位的規定，同全國人大一樣，也是含糊不清。可喜的是，有些省（如福建、貴州、黑龍江、遼寧）在本地的規定中，強調村民自治的主體是村民群眾，村民會議具有本村最高決策的權力。　

　　盡管《村委會組織法》對村民會議職權的規定相當模糊、籠統，大多數省對此卻作了較為詳細具體的規定。如福建省規定，村民會議的主要職權包括審議決定本村的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聽取並審議村委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審議決定村規民約、撤換和補選村委會成員、審議決定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11] 《村委會組織法》規定了村民會議的兩種形式，即由十八周歲以上全體村民參加或由每戶派代表參加。在實踐中，由於各種原因，村民會議大多采用後一種形式，一年召開一到兩次會議。由於村民會議召開的次數過少，嚴重影響了村民表達意見和參與村務的機會。而村委會所具有的召集和主持村民會議的權力，又往往使村委會可以操縱和影響村民會議，結果村民會議真正能發揮的作用就更加有限，還造成一些地方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濫用權力，重蹈過去上級任命幹部的行為模式。　

　　3.村民代表會議　

　　村民代表會議是農民自己創造出的自治機構，在村民自治中正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在《村委會組織法》中，只提到村民會議而沒有考慮村民代表會議的設置。不少地方在實施村民自治的過程中，為召開村民會議而苦惱。因為大多數的自然村里十八歲以上的村民往往多達五百人以上，這麽多人一起開會討論決定問題，確實困難很多；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造成的農村分散經營方式，也使得召開全體村民或各戶代表參加的村民會議十分困難。於是一些地區的農民就在村民自治的實踐中，發明了村民代表會議，給村民自治增添了強大的生命力，不少地方的農民紛紛仿效。民政部主管村民自治的部門也認為，村民代表會議是實行村民自治的一種好形式，值得介紹推廣，1994年，民政部還專門組織了村民代表制度的國際研討會，以促進這一制度的推廣。　

　　現在，在二十四個已制訂《村委會組織法》實施辦法的省份中，至少有十四個省正式將村民代表會議寫進實施辦法中，其中以福建省和河南省的規定最為完善和清楚。各省或者將村民代表會議作為村民會議的一種補充或替代形式；或者將村民代表會議直接規定為村民自治的一種正式機構，向村民會議負責，行使村民會議所賦予的專門職權（如福建、河南、黑龍江等）；也有的省（如吉林）規定，在人口較多的村可用村民代表會議直接取代村民會議，行使村民會議的職責與權力。各地村民代表會議的人數一般為三十至五十人。大多數省份都規定，村民代表會議由村委會召集，會議次數比全體村民會議多。　

　　大多數省賦予村民代表會議的職權與村民會議不同，主要是對重要而具體村務的決策和管理及對村委會工作的監督。從各地農村的實踐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是落實村民自治、推進農村基層民主的重要制度建設。村民代表會議的代表性和常設性，使它能夠發揮村民會議所不能發揮的作用，不僅促進了村民的參與，提高了村民自治的能力，推動了村委會的工作，而且對鄉鎮幹部和村黨支部形成很強的制約，完善和鞏固了村民自治制度。　

　　例如，村民代表會議在河北省趙縣農村推廣後，村民代表會議掌握了村里決策、監督、任免幹部的權力，村民將其稱為“村中人代會”，看作村中最高權力機關。以往，無論是村幹部的任命，還是村里大事的決策與實施，均無法按程序辦，大都隨鄉、村兩級幹部個人意願而定；即使幹部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由於村民會議一年只開一到兩次，缺乏有效的常設監督機構，也往往無法制止選出的幹部濫用權力。現在，村里重要的事情都必須經過村民代表會議的討論和監督，有效地防止了村幹部腐敗現象的發生；而且村民代表會議往往是公開和開放的，也大大便利了村民參與村務。[12]

　　三、村民自治的選舉制度　

　　在目前中國農村里，不管村委會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按照村民的意願行事、是否扮演著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村委會代替過去的生產隊，絕不僅僅是村級行政機構設置的變化，它還意味著農村政治社會體制的重大變革，因為村委會的幹部要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這樣就改變了中共執政以來各級幹部均由上級黨政部門指派的制度，使農村居民真正得到了一定的政治參與權。可以說，村委會選舉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核心之一。雖然1982年憲法第111條早已規定村委會幹部由選舉產生，但選舉的真正推行則是1987年通過《村委會組織法》以後才開始的。

　　《村委會組織法》規定，村委會成員（包括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委會每屆任期三年，其成員可以連選連任；除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外，年滿十八歲的村民都有選舉與被選舉權。由於該規定過於簡單籠統，許多與選舉有關的重要事項，如選舉的組織、選舉的方式和候選人的產生等，都沒有提到，結果各地在制定具體規定和執行時就自行創造了一系列辦法。以下根據各省的規定和實踐，從選舉的組織、選舉方式、確定候選人和競選四個方面，分析當前村民自治的選舉制度。

　　1.選舉的組織

　　選舉的組織狀況對選舉結果和選舉質量有著重大影響，即便有很好的選舉立法，如果組織得不好，選舉可能完全走樣。在缺乏民主傳統與實踐的中國，多年實行一黨威權體制，村民自治選舉的組織就更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問題。由於《村委會組織法》允許鄉鎮政府指導村委會的工作，這等於間接賦予了鄉鎮黨政部門組織村民自治選舉的權力。在已頒布的各省實施辦法中，絕大多數省份都明確規定，要在選舉中設立專門的辦理村級選舉的機構、並規定了其職責，可是，卻從不提及縣、鄉兩級的選舉機構。這不是一時疏忽，它反映出，在縣、鄉、村這三級選舉中，縣、鄉級幹部的“選舉”仍然只是“真任命、假選舉”，而只有村級選舉是比較開放的、真正的選舉，也因此各地都非常看重如何組建村級選舉機構、組織村級選舉，希望通過組織選舉來影響選舉結果。

　　在多數省份，所建立的村級選舉機構稱為村選舉領導小組、村選舉工作組或村選舉委員會。有些省（如河北）對村級選舉機構的職責作了如下詳盡具體的規定: 一、制訂選舉工作計劃和實施方案，培訓選舉工作人員；二、進行選舉的宣傳工作和民主法制教育；三、審查選民資格，進行選民登記；四、組織候選人的提名，以及協商確定正式候選人；五、確定選舉日期、地點和辦法；六、主持投票選舉，公布選舉結果。[13]　

　　什麽樣的人可以成為村級負責組織選舉的機構的成員，各省的做法差別很大，主要有以下五種情況。第一類，湖南、遼寧、陜西、吉林、山東、江蘇、安徽等省規定，由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推選的人員組成；第二類，河南、黑龍江規定由村民小組推薦的人員組成；第三類，福建、新疆等省規定上屆村委會就是選舉組織機構；第四類，浙江省規定，村級選舉機構要由村黨支部提名人選組成；第五類，四川、山西、寧夏等地規定，村級選舉機構仍要由鄉鎮黨政部門提名人選組成。顯然，後兩種方式有利於地方黨政部門直接操縱控制選舉，而前三種方式則比較民主。各地所建立的村級選舉機構通常由三到九人組成，往往包括村民代表、村民組長、村委會和村黨支部成員等，組長或主任經常是由村黨支部書記擔任。

　　2.選舉方式

　　要保持選舉的公平合理，符合民主的原則，首先就要確定適當的選舉方式，這涉及是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秘密投票還是公開投票、差額選舉還是等額選舉。

　　直接選舉是選民直接投票選舉被選舉人，因為選民直接行使投票權，這種選舉方式更能準確地表達出選民的意願，各國都認為是更民主、更科學的；而間接選舉則是選民先選出自己的代表，然後由代表選出被選舉人，是選民委托他人間接行使投票權。《村委會組織法》規定村委會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因此大多數省份都是這樣做的，但也有少數地區，如福建、陜西、青海、河北、江西等省則規定，村委會也可由戶代表或村民代表選舉產生。

　　采用間接選舉的地區經常以村民數量多、人口流動性大、民眾參選積極性不高、難以組織全體村民參加選舉為理由，其實這些問題在那些采用直接選舉的地區也有，並不是無法克服的；一些地區主管選舉的幹部不願意實行直接選舉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間接選舉節省精力、易於組織、便於控制、可以減少候選人競爭，而目前中共黨和人大實行的間接選舉方法正好成為他們堅持間接選舉的根據。在《村委會組織法》實施的最初階段，間接選舉在一些地方有相當大的規模。如1991年福建省村委會選舉中間接選舉占百分之四十；1992年青海省大通縣的選舉中間接選舉占了三分之二。[14] 不過最近以來，由於村民自治的廣泛推行和不斷深入，加上民政部大力推廣直接選舉，采取間接選舉的地方已越來越少。　

　　秘密投票是選民以不記名的方式投票選舉，有利於排除各種幹擾，便於選民自由表達意願和充份行使民主權利。公開投票是指選民在公開狀態下舉手表決的選舉方式，這可能會給選民造成困擾，不利於選民自由表達意願。《村委會組織法》並沒有具體規定村委會選舉應采取何種投票方式，但多數省份都明確規定選舉采取秘密投票方式，農民們也反對公開表決、讚成秘密投票。　

　　但是，各地選舉中仍會出現公開投票。一個原因是，有些農民沒有文化、不會填寫選票，給公開投票造成了客觀環境；有些地方為堅持秘密投票，在投票時設代書員，替文盲選民填票，這種方法有積極的意義，但有些代書員卻曲解選舉規定、違背選民意願填寫選票。而出現公開投票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鄉鎮幹部為了操縱選舉、控制村委會，以各種理由反對秘密選舉、堅持公開投票。不過，由於農民的反對和民政部對秘密選舉的推廣，公開投票方式已越來越沒有市場。[15]

　　選舉時候選人多於應選人的為差額選舉，候選人等於應選人的為等額選舉。前者為選民提供了自由選擇的機會，利於選民意願的表達。民政部所作的調查表明，百分之七十六被調查的村民要求實行差額選舉。[16] 《村委會組織法》對差額選舉和等額選舉沒有作出規定，但絕大多數省制訂的實施辦法和選舉辦法，都實行半差額和全差額兩種選舉。　

　　半差額選舉是指村主任等額選舉，副主任和委員差額選舉，這種方式最為普遍，因為這樣作既保留了差額選舉的特點，又能實現上級對村委會關鍵職位的控制。如寧夏1993年選舉中，新當選的村委會主任中有百分之九十是由等額選舉產生的。全差額選舉是指村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的候選人都有差額，這種方法為村民提供了更大的選擇機會，削弱了地方黨政部門對選舉的控制，較能體現村民自治的實質，但現在只有河南、遼寧作此明確規定。全差額選舉一般可把民憤較大的村幹部選下；有的地方原來的村幹部有大家族支持，關系多，但不為村民辦事，村民礙於情面可能推薦他為候選人，但卻不會投這樣人的票。從各地的情況看，全差額選舉可使百分之十左右的原村幹部落選。[17] 因此，為了保護原村幹部的地位，鄉鎮政府官員在組織選舉時常常采取最低差額標準，盡量減少候選人人數。　

　　3.候選人的提名與確定　

　　候選人的提名和確定，對任何國家的選舉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而在一黨威權體制下，村民自治的選舉是真是假，很大程度上與候選人的提名和確定有關。各地選舉實踐也表明，鄉鎮黨政官員及村黨支部常想控制選舉結果，而農民則要求真正的村民自治，雙方對村委會候選人的提名和確定時有沖突。《村委會組織法》沒有關於村委會候選人提名與確定的規定。目前實行的村委會候選人提名辦法有村民聯名提名、村小組提名和黨支部提名三種。福建、陜西、湖南規定只采用第一種；黑龍江、天津、山西、四川、吉林、河南、新疆和江蘇則規定也可以由村黨支部提名候選人。　

　　從各地實踐看，村黨支部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提名候選人，在村委會選舉中仍占主導地位；不僅在規定村黨支部具有提名權的地方如此，在並沒有給予黨支部提名權的省也比較廣泛，如湖南規定只能由村民提名候選人，但該省一些地區仍是由村黨支部提名候選人[18]。 但隨著農民自治意願的增強，村黨支部提名候選人的方式越來越受到農民的反對。如河北省容城縣一些村采用黨支部提名候選人的方式，農民不滿就集體到北京上訪告狀，告黨支部指派選舉。[19] 為避免黨支部和村民形成矛盾，民政部正在盡力推廣由村民提名候選人的方式。　

　　各國選舉往往有一個對提名候選人的正式確定程序，這不僅是為了保證提名候選人的資格和能力，也關系到投票的集中與否及選舉質量。村委會選舉中提名的候選人往往大大超出應選人數，甚至多出幾倍、幾十倍，這就需要對提名候選人有個篩選過程，以確定正式的候選人。《村委會組織法》對此沒有任何規定，但大多數省份均自行作出規定，在下列三種方式中選擇一種來確定正式候選人，即通過村民協商確定、經預選確定、由村選舉領導小組或村黨支部確定。　

　　第一種最普遍，但“協商”一語含義不清、缺乏規則，在實際執行中由於協商過程不公開，因而正式選舉人的確定往往被村選舉領導小組或村黨支部所操縱。而第三種則將這種操縱公開化、合法化，名義上說是根據多數村民的意見，實際上則主要由選舉領導小組或村黨支部包辦。第二種方式也經常被采用，是由村民代表會議投票決定正式候選人，這種方式大大降低了黨和政府操縱候選人確定過程的可能性，較為公平合理，這種方式確定的候選人不僅當選率高，而且在民眾中威信也高。此外，還有一種由基層民眾自行推出的競選方式，盡管各省均沒有規定用競選方式確定候選人，但一些地方已采取這種方式，應該說它最符合村民自治的原則，但卻至今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可喜的是，由於農民的要求和民政部的推廣，此種方式正不斷在各地擴散。　

　　4.競選　

　　競選，在東北被稱為“海選”，就是開放式的選舉。早在1988年的第一次村民自治選舉中，各地有二十多個縣實行了競選，其中遼寧省最為突出；近幾年，又有一些縣也開始實行村委會競選，如河南省新鄭縣、新野縣、項城縣，黑龍江青崗縣，安徽省太和縣等。據民政部粗略統計，其他各縣雖未在全縣範圍內實行村委會競選，但也有大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的村實行了競選。出現競選的起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當地黨政官員為發展農村經濟，采取競選方式以加強村委會班子的工作能力，如遼寧省鐵嶺地區即為典型。1988年該地區鐵法市胡家村村民李春保等人聯名給鐵法市領導人寫信，願以萬元家產作抵押，競選村委會主任；鐵法市領導人同意在該村試點。此後，由於該市不少原村幹部缺少能力推動經濟發展規劃，市政府遂在管轄地區內實行村委會競選，結果競選上任的村幹部工作積極性明顯提高。　

　　實行競選的另一種原因是由於村內官方提名的侯選人遇到了挑戰，當地黨政部門不得不允許競選。例如，1988年福建南平地區爐下鄉田頭村三十多位村民在村委會選舉時發表公開信，認為該村原有幹部的作風和工作方法是不能容忍的，這些村民推薦陳金滿等五人參選；然而鄉政府有些幹部則試圖阻止，認為這樣任由村民提名就亂了套，“誰想當幹部就當，還有沒有規矩。”後來南平市領導調查後認為，田頭村村民的作法是正常的，競選有利於啟用人才、促進基層民主建設，該市決定在全市農村推廣競選。[20]　

　　上述兩例表明，凡是實行村委會競選的地方，都是下有村民主動要求競選的壓力，上有領導人開明對競選的支持。有些地方雖村民有要求，但領導人不支持，競選仍無法進行。從各地的實踐經驗看，村委會競選的組織主要有以下幾個過程。首先，村委會候選人的提名，采取開放的形式，沒有任何限制，候選人既可自我推薦，也可由村民聯名推薦。其次，舉行公開競選答辯會，參加競選的人向村民講演自己的治村方案，然後根據評選委員會的評分和村民代表的投票確定正式候選人。再次，舉行無記名差額投票選舉，先選村委會主任，當選主任提名村委會其他成員人選，再由村民投票選舉村委會。最後，當選的村委會成員與鄉鎮政府簽訂工作任期指標合同，以作為對村委會工作的考核標準，同時向鄉鎮政府繳納風險抵押金。

　　還有一些地方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公開的、非正式的競選，即因選票中都留有空格、容許村民自由填寫被選人，這樣在選舉中不是候選人的人也可能被選上，由此產生正式候選人與非候選人之間若明若暗的競爭。如福建龍巖市社興村在1994年五月的選舉中，表面上沒有競選，實際上私營企業家楊子烈組織一些婦女，走門串戶宣講自己的治村方案，這樣盡管楊子烈不是正式候選人，最後卻以多數票當選為村委會主任。[21] 事實上，只要實行差額選舉，就會出現競爭；只是由於沒有正式的競選，這種競爭往往不是公開的，但並非不激烈，通常采用以下幾種方式，一是挨家串戶、遊說支持，二是請客吃飯、聯絡感情，三是家族串聯、動員宗族，四是張貼布告、召集會議，五是出錢買票、賄賂選民。[22]　

　　競選是一種最有效的選舉方式，它充份體現了選舉的公開性和平等性，候選人的治村方案演說和競選答辯，既給了每位候選人公平表現自己的機會，也是全體村民參與村務的全面動員；競選上台的村委會主任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相當的權威性，打破了鄉鎮黨政部門和村黨支部對村委會的壟斷；競選上任的村委會幹部能力強，有責任心，工作做得好；競選還有利於體現民意，使村民真正體會和運用了自己的權利，是實現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受到村民的普遍擁護。可是，目前全國僅有少數縣、市在全縣村委會選舉中實行競選制度，省一級都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競選規模最大的是吉林省，在1995年初的第三次村委會選舉中，全省百分之十二的鄉村采用了競選方式。

　　四、村民自治的效能與前景　

　　村民自治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與九億農民利益密切相關的又一項重大制度變革。有人因此將村民自治的實施，稱為是農村“進入了法制性民主政治建設的新時期。”[23] 在一個缺乏民主傳統、長期處於威權統治下的國度內，在經濟不發達、文化教育水準很低的八億農民中，發展現代民主選舉和自治制度，確實是一項宏偉的工程。許多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人士以為，只有經濟文化發達之後才能實行民主化，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中國農村會出現這場重大的制度變革。究竟中國的村民自治實際效果如何，其未來前景如何，值得認真分析討論。當然，中國地域廣闊，農村人口眾多，村民自治在各地的發展又極不平衡，本文只能對它的實施效果作一初步判斷。　

　　1.村民自治的社會效能　

　　中共之所以推行村民自治及村委會選舉，是因為村民自治確實表現出解決農村諸多問題的實際效能。盡管在不少地方，村幹部選舉仍沒有擺脫各級黨政幹部的束縛和操縱，仍然存在指選、派選、走過場等現象，但村民自治的實踐結果清楚地表明，以村委會直接選舉為核心的村民自治，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減少農村社會摩擦，都有明顯效果。　

　　首先，村民自治大大地提高了農村基層幹部的素質，大部份經過認真選舉的地方，村委會幹部的文化程度都有較大的提高。據調查，新一屆村委會成員中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顯著提高，如北京達到百分之七十九，遼寧達到百分之七十八，福建達到百分之七十七，四川達到百分之七十三，湖南達到百分之六十四。[24] 這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地方對村委會候選人的文化程度有要求，另一方面，選舉自然給文化程度高的人更多當選的機會。各地經選舉產生的村委會幹部的年齡也普遍下降，平均在三十八到四十五歲之間。[25] 村委會的選舉還精簡了農村幹部的人數，如湖北省谷城縣村幹部人數平均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三。選舉還將大量有專業技能、致富有方、信息靈通的有能力農民選進村委會，特別是私營企業家、個體經營者、專業技術能手當選率較高，他們在各地擔任村主任的比例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上。[26]

　　其次，由於村民自治和選舉改變了農村幹部的心理狀態和工作環境，促進了農村各項工作的展開。選舉上任的村幹部與以前由上級指派任命的幹部有極大的不同，選舉使村委會幹部感受到必須對村民負責的壓力，即便是那些過去歷任多年、工作上深喑應付之道的村幹部，現在一旦當選，其工作態度也與以前大不一樣，要認真積極得多。而另一方面，農民既然選出自己信得過的人為村幹部，因此對村幹部有了信任感，會較多地支持幹部。此外，農民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可以直接參與村內重大事務的決策。這樣在幹部和群眾之間出現了一種新的和諧關系，以往“糧食征購難”、“計劃生育難”、“提留收繳難”等農村工作的一些老大難問題，由於這種新的幹部群眾關系而比過去容易解決一些。對中共來說，這是采用它習用的其他方法所無法奏效的。

　　再次，凡是村民自治得到真正實行的地方，因農村幹部腐敗以及幹部強制推行上級政策所造成的幹部與農民的緊張關系，就能有所緩解。過去，鄉村財務管理混亂、村幹部多吃多占，在大陸是個普遍現象，引起農民的很大不滿。村民自治使農民可以參與村務的管理和監督，各地普遍建立了村委會財務管理和財務公開制度，不管是化肥、農藥、還是公用貸款的使用，既要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決定，也要定期公開使用情況，讓村民知道，這樣就抑制了農村幹部的腐敗。過去農村的一些基層工作（如計劃生育、宅基地分配、上級政府的攤派等）困難重重，往往要依賴強制性手段，結果導致幹部群眾的關系緊張，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實行村民自治後，這些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不再由少數村幹部背後隨意決定了，而是由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於是解決的方案就有了民意基礎，幹部執行起來也容易得多了。另一方面，村幹部由於有了民意基礎，也敢於拒絕執行上級政府部門的一些無理攤派。對遼寧和吉林兩省農村的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六的農民認為選舉產生的村委會能更好地維護他們的利益。

　　2.村民自治的民主效用

　　自從八十年代末實行村民自治以來，盡管各地的發展極不平衡，但對變動農村的政治權力關系、擴展農民的政治參與、推進農村基層的自治建設和民主的發展，確實取得了積極的效果，這無疑對中國的民主化具有重大意義。

　　村民自治開始改變1949年以來農村社會的權力結構。過去農村的基層幹部完全由上級任命，由鄉鎮政府任命村幹部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這樣任命的村幹部主要聽命於上級，為了獲得上級的信任和賞識，常常損害村民的利益；而一旦在上級那里尋到靠山，他們又可以無所顧忌地在基層胡作非為。

　　現在，村委會幹部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接受民主選舉的考驗，他們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行為，變為面向村民。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民不僅可以賦予村幹部權力，也可以解除他們的權力，這種新的權力關系使幹部們有了為村民服務的動力，願意盡力為村民服務，以贏得他們的擁護和支持。尤其重要的是，經過了幾年的村民自治實踐，越來越多的農民已經確信，農村幹部應該由他們選舉產生。幾年前，在吉林省梨樹縣的調查發現，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認為，村幹部應該由選舉產生[27]；最近，通過對遼寧和吉林一些農村的采訪，發現百分之九十二的農民堅持這一看法。

　　對農民而言，村民自治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問題，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利益問題，因此農民在村民自治中的參與越來越積極。農民的參與，首先表現在選舉中的高投票率上。凡是真正實行村民自治的地方，村委會選舉的投票率多超過百分之九十，這個估計也為本人最近在遼寧與吉林的考察所證實。有的地方，甚至外出打工的農民也返鄉參加選舉。1993年初，浙江蕭山市在深圳作工的農民就曾包了八架飛機，專程回鄉參加村委會的選舉。[28] 其次，農民對村務的強烈關心與積極參與也是前所未有的。吉林省梨樹縣在1992年第二次村委會換屆選舉期間，全縣農民共向村委會提出參政議案51，913條，被采納了36，857條，占提案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　

　　農民的積極參與，還表現在對鄉鎮黨政部門和村黨支部操縱選舉的堅決抵制。例如，湖南桂陽縣第二次換屆選舉時，城郊鄉新成村一位女候選人被村民確定為正式候選人，但投票時她的名字卻被上級撤銷，農民不滿到縣政府告狀，最後縣政府宣布選舉無效。又如吉林梨樹縣勝利鄉十家子村張某，鄉政府未經村民認可，就把他列為該村村委會的正式候選人，結果村民迫使鄉政府將張某的提名收回。[29] 面對農民對選舉的積極參與和認真態度，許多地方官員開始懂得，農民對村委會選舉的重視遠遠超過對縣人大代表的選舉，操縱不得，馬虎不得。[30]

　　經過幾年的村民自治，民主法制觀念已在一部份農村中逐步確立起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選票意識和任期意識。隨著村民自治和村民選舉的擴展與深化，越來越多的農民和村委會幹部都認識到了選票的重要性，當選村幹部都會清楚地記得自己獲得多少選票，農民們也按選舉中得票多少來評價村幹部的聲望。任期觀念則更是在廣大農村地區紮下根來，三年一屆，期滿就要進行選舉，已成為廣大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共識。

　　各地村委會的選舉，大體都要經歷成立選舉工作機構、選民發動與登記、提名和確定候選人、投票選舉、公布選舉結果等幾個階段，通過幾次村委會換屆選舉，負責基層選舉事務的人員和不少農民，已能熟練地運用這些程序開展選舉工作，選舉的基本程序逐漸在大陸很多鄉村確立起來。一些地方采用競選方式，村民通過自由推薦和自我推薦的方式提名候選人，候選人對全體村民發表治村方案，進行競選答辯，這對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更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推行村民自治的過程中，一批熟悉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官員已經湧現出來，他們既熱心農村基層民主的建設，也努力學習和推廣民主選舉的經驗。特別是許多省級民政官員對如何指導村委會選舉，已經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和工作經驗，近年來一些地方村委會選舉工作獲得重大進展，多與這些地方民政官員的努力有重大關系。

　　最為重要的是，在村民自治制度中，數億農民經受了鍛煉、接受了考驗，創造並發展出一系列成功的村民自治經驗。在不少地方的村委會選舉中，農民創造了他人推薦、個人自薦的開放式提名辦法，突破了產生候選人的種種限制；他們還突破了由中共黨組織介紹候選人的傳統作法，使參選人可以自我介紹，與選民直接見面和對話；他們也拋棄了基層黨政部門所搞的一攬子投票的間接選舉，采取了由村民直接選舉村委會主任和副主任的方式；此外，他們還改變了選舉確認的程序，摒棄了過去選舉結果須經上級批準的手續，現在是一切尊重選舉，選舉結果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31] 這些創造和經驗，無疑大大地推動了農村基層民主的建設與發展。　

　　3.村民自治的不足之處　

　　現階段的村民自治仍存在許多矛盾與困難，主要表現在相關法律有重大缺陷，黨政官員人為阻撓，以及農民自身的一些問題等。　

　　第一，盡管全國人大通過了《村委會組織法》，但僅靠這樣一個法律就要完成鄉村制度的重大變革顯然是不夠的，更何況該法還缺乏足夠的地位，強制力、約束力不足。一些對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持消極態度的省，到現在還沒有完成一次全省範圍內的村委會選舉，有的甚至至今仍沒有制訂出本省的《村委會組織法》實施辦法。中央政府對此既無批評，也不督促。同時，《村委會組織法》過於寬泛，缺乏具體的規則，各省制訂的地方法規盡管比較詳盡具體，但對選舉程序的規定不夠規範，因而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很大的隨意性。反對村民自治的基層幹部，甚至認為《村委會組織法》是試行法，可以暫時不執行；而負責推行村民自治的民政部門，既缺乏行政權威，又缺乏強制性的裁決依據。　

　　《村委會組織法》和大多數省的實施辦法中，均沒有處罰條例；在規定了處罰條例的九個省的法規中，也只處罰個人的違法行為，而對組織的違法行為卻沒有罰則。例如，去年才制訂的江西省《村委會組織法》實施辦法第21條規定：“用暴力、威脅、恐赫、欺騙、賄賂、打擊報覆等手段，攏亂、破壞選舉工作的，由鄉鎮政府給予批評教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條例》的，由公安機關依法處罰；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事實上，村民自治實施過程中違法最嚴重的並不是村民個人，而是鄉鎮黨政部門和農村黨支部，他們操縱和控制選舉，使選舉不能公平進行，但處置這樣的行為就於法無據了。　

　　第二，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礙現在主要來自基層黨政官員和村黨支部。一方面，各級負責指導村民自治的官員缺乏推動民主化的系統訓練和工作經驗，象如何才能保證秘密填寫選票之類的問題，就還沒有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許多官員對村民自治和直接選舉也缺乏基本的常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基層黨政官員的現實利益和意識形態與村民自治相沖突，他們以各種理由壓制村民自治，試圖控制和操縱村委會的民主選舉；而相關法律的空泛“疲軟”，又使他們有機會上下其手、阻礙村民自治的開展；即便是讚同村民自治的官員，也主要是從發展經濟、解決社會問題的目的出發，而不是從農民的權利角度看待村民自治。一些基層黨政官員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迫害要求自治的農民。　　

　　第三，由於消極認命和盼望好“皇帝”的傳統，還有不少農民不太相信村民自治的作用，因此對村民自治不積極參與。民政部在村民自治搞得較好的吉林省梨樹縣的一項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十一的農民認為選舉是走形式，是上面定框框、下面劃圈圈，還有百分之八的農民認為選舉不選舉、或選誰都無所謂。[32] 這種消極心理，使一些農民不是把村民自治看作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利，而是把它看成一種上面派下的義務；不是積極地參與，而是消極地應付。這些農民擔心參加選舉耽誤農活，沒有補助不去投票，既影響了村民的參選率，也影響了村委會選舉的質量。農村宗族勢力的興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村民自治的發展。　

　　4.村民自治的發展前景　

　　村民自治和村委會民主選舉，是繼農村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的又一項深刻的制度變革，幾年來已取得相當大的進展，村民自治制度正在中國農村逐漸擴散成長起來。從發展的過程來看，村民自治已走過了“要不要選舉、要不要自治”的階段，現已走上了健全選舉規範、深化自治內含的新階段。盡管村民自治和村委會的民主選舉與中共體制的典型特性並不相合，盡管農村基層黨政官員反對和抵制，但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央政府已經不可能再選擇其他方法來替代村民自治、同時又能有效地應付和解決農村的新形勢和新問題。在不斷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形勢下，意識形態逐漸式微，更不可能撿起階級鬥爭這個遭到社會唾棄的手段去調解政治和社會矛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了經濟自主權，掌握了農村的資源分配權，國家控制農村經濟的舊的行政手段已失去效用，而程序性、法制性的民主手段則顯得越來越重要。可以說，這是未來村民自治能夠繼續發展的大氣候。　

　　村民自治有相當可靠穩固的經濟社會基礎，即經濟政治上逐漸獨立的農民要保護自己的利益。農村要興建公共事業，如修道路、建學校、搞衛生，都向農民要錢；既向農民要錢，就得召集農民開會討論決定；而農民出了錢，自然就要過問錢的用法，就要參與村務管理。這種情況在本質上和十七、十八世紀英法兩國的情形相似，當時英、法國王因國庫空虛而召集國會，向民眾要錢，民眾出了錢自然就要求權力，結果導致了王權的覆滅和民主的產生。　

　　中國農村的經濟改革使農民掌握了農村經濟的主導權，而日益增強的經濟主導權自然也要在政治領域里表現出來，村民自治實際上就是反映了農民的經濟自主權向政治自主權的擴散。只要國家無法收回農民的經濟自主權，它就無法遏制村民自治的不斷發展。村民自治一旦形成，農民就從中逐漸培養起自主和民主的意識，逐漸形成農民的民主自治的心理基礎。事實上，這幾年隨著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的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農民已經開始熟悉各種法律和民主程序，他們依照法律努力爭取並行使自己的權利。因此，村委會的選舉越來越開放，候選人提名角逐日益激烈，大量的農村能人直接進入了選舉過程，從而使村民自治不斷地向外擴散和向內深化。村民自治的這種內在發展趨勢，以及它所顯示出的巨大效能，會帶動更多的農民投入村民自治的洪流，瓦解農村基層黨政幹部的反對與抵制，並贏得越來越多中層以上幹部的支持。　

　　村民自治的發展具有著強大的動力，但並不意味著它就能一帆風順地快速發展。在客觀上，中國土地遼闊，人口眾多，各地人文環境差別很大，鄉村教育落後，歷史上又有專制傳統，缺乏民主的文化與實踐，因此很難期望具有民主本質的村民自治會快速而全面地發展起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仍處於一黨威權統治之下，部份黨政官員對村民自治的抵制以至反對，不僅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仍會存在。尤其是鄉鎮黨政官員和農村黨支部成員，基於個人利益關系，對村民自治的抵制就更為強烈。正因為如此，過去幾年各地村民自治的發展呈現了極為不平衡的狀態。　

　　可以預見，今後村民自治的發展將仍是一個緩慢而不平衡的過程。希望它會在很短時間內完善成熟，是不實際的。然而這種緩慢的、不平衡的擴散發展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正好適應中國的情況。很明顯，在沒有民主傳統並長期受專制統治的中國，民主的真正實現須有一個打基礎的過程，就猶如蓋房子要打地基一樣。這個打基礎的過程，就是廣大民眾認同民主價值、掌握民主程序的過程。各國的民主實踐也表明，掌握民主的程序，甚至比認同民主的價值更為覆雜，更為困難。因為僅僅知道民主理念是不夠的，不知如何實行民主，不知民主如何運作，民主還是無法實現的。而民主程序，是非常具體、煩瑣，技術性很強的事情。要建立並掌握系統、周密、完整而規範的民主程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可能的。在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尤其需要時間。　

　　基層民主建設是一個量的積累過程。近年來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制度日益健全，不是通過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實現的，農村選舉也很少得到報導。但正是通過這種默默的不斷摸索，村委會選舉才取得了重大進展。正如荀子所講：“不積矽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村民自治的歷程表明，農村基層民主必須要有一個積累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多方面努力，日積月累地逐漸建立起成龍配套的民主程序。企圖畢其功於一役、冀短時間的努力就萬事大吉，是不符合中國現實的。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民政部官員認為，村民自治建設應采取循序漸進、長期努力、不斷探索、大處著眼、小處入手、不斷積累、逐步完善的方針，如果搞轟轟烈烈運動式的方法，既不現實、也不可能。[33]

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 鄉村中國的基層民主

　　王旭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候選人

一、引言　

　　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已使鄉村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然而，盡管鄉村經濟改革得到了海內外廣泛的研究和讚譽，鄉村政治改革卻未得到相應的關注和稱道。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學者們主要是從兩個角度觀察分析改革時期中國鄉村政治的變化。徐維恩（Vivienne Shue）和丹尼爾.凱利爾（Daniel Kelliher）等學者認為，經濟改革使農民階級發生了分化，過去農村中建立在地方共同體基礎之上的社區利益保護機制被削弱了，其結果是農民更大程度地暴露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國家在農村地區的滲透和統治能力大大地加強了。[1] 戴慕珍（Jean Oi）和喬納森.昂格爾（Jonathan Unger）等則認為，農村社區中存在著幹部與群眾間的庇護--被庇護關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這種特殊的利益關系在毛澤東時代曾削弱過國家在農村地區的政策執行能力；改革並沒有真正改變這種關系，但卻削弱了國家對農村幹部的控制能力，使農村幹部們得以在更大範圍內謀求自身利益，結果出現了一種新形式的庇護型政治關系（clientelist politicis）。[2]

　　這些論斷盡管各有其道理和解釋力，卻似乎忽視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政治現象，即一種國家倡導的、有限的、但卻是真正的鄉村自治組織在中國農村的逐漸興起和擴散。近年來，鄉村中國的這一新的政治發展開始吸引西方學者。一些人作了實地考察之後發表論文認為，這是一場真正的民主試驗。[3] 應邀到中國觀摩鄉村地方選舉的國際考察團也表示，這一基層民主實踐是“整個國家向民主的政府邁進的重要的一步。”[4] 1995年的最初幾個月中，西方輿論對中國的新一輪鄉村選舉發出了一片熱情洋溢的讚嘆聲。[5]

　　當一些西方學者和觀察家們歡呼民主之花終於在中國發芽綻放之時，一系列重要的問題仍有待於解答：為什麽一個威權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會采行一種從長遠看來似乎可能削弱其權力基礎的鄉村基層民主？這場民主實踐可能使農村的權力結構和基層統治發生哪些變化？從理論上看，這將導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朝什麽方向演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這場以鄉村選舉為核心的民主實踐將對整個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產生何種深遠影響？　

　　本文試圖通過回答這些問題來探討發展中國家民主建設的一條新的可行途徑，其主要論點是:由國家倡導和推動的鄉村自治的實踐，是國家試圖應對改革以來在農村面臨的統治能力與合法性雙重危機的一種努力；迄今為止，這場基層民主實踐在一些成功的地區產生了使國家和社會權力互強（mutual empowerment）的效果，即它同時加強了村民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國家在農村地區貫徹其政策的能力；它還表明，國家對新的社會力量的授權（empowerment）並不必然削弱國家管理社會的能力，從長遠的角度看，一種和平而有序的民主轉型過程是可能的。

　　二、呼喚新制度　

　　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的鄉村經歷了一系列急劇的經濟變革。集體化農業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取代，農民從此可以直接享有自己的勞動創造的經濟利益；鄉村的商品、信貸和勞動力市場得以重建和發展；土地契約最終被允許轉讓和繼承，以鼓勵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民對土地的長期投資；集體和個體工副業的發展得到大力鼓勵和支持。作為市場化和私有化等改革的結果，中國的鄉村經濟經歷了長時期的快速發展。然而，就在這個鄉村發展的過程中，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其中最突出和緊迫的就是，鄉村基層行政組織的逐漸衰敗，農村中幹部和群眾關系日益緊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家在農村的統治能力與合法性雙重危機的加重。

　　1.鄉村基層政治組織逐漸衰敗

　　隨著家庭承包制的浪潮席卷整個農村，從1982年到1985年，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完成了從“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體制向“鄉人民政府--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這一新體制的過渡。這一政治社會組織的變遷，使村幹部的權威大大縮小，他們可掌控的資源越來越少。與此同時，普通農民的收入卻日益增加，自主性迅速增強。

　　這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方面，村幹部所控制的集體財產比以前少多了，而他們為村民們提供的公共服務更是日益減少，農民們因而敢於大膽、頻繁地批評村幹部；一些農民甚至開始認為，沒必要再設村幹部，也因而不再願意為村幹部的補貼掏腰包。另一方面，地位下降、權力縮小後，許多村幹部開始將為公眾服務看成負擔。畢竟，當個村幹部所獲的補貼與其他掙錢渠道的收入相比實在有限。同時，村幹部權威下降後，執行一些不受歡迎的國家政策，如計劃生育及購糧徵稅等，就變得愈發困難。而與此相對應，如果村幹部利用自己的關系網和管理經驗從事企業活動，就可以迅速提高自己的生活水準。在這樣的形勢下，許多村幹部選擇了從幹部職位上退下來（exit），另一些人雖然還留在幹部位置上，但也逐漸失去了為公眾服務和認真執行國家政策的動力。

　　結果，鄉村基層行政組織開始衰敗，特別是村級行政組織式微。在改革的最初幾年中，許多省份出現了村幹部職位大量空缺的現象。中央政府在1984年到1985年間所做的一項調查發現，從1978年到1984年，全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數量減少了一半，其中鄉、鎮幹部增加了9％，而村委會（大隊）幹部減少了13％，村民小組（生產隊）幹部減少了69％。[6] 其原因除了鄉村政治社會組織變遷外，幹部的“退出”心理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相當多的村委會組織渙散、功能萎縮，根本無法承擔管理集體財產、提供公共服務、維持地方治安等職能，也不能有效地完成國家糧油征購任務、稅收或執行計劃生育政策。

　　1988年前後，民政部對全國17個省的數百個村進行調查，發現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村級組織約占30％，一些貧困落後地區甚至高達50％以上，即使是在經濟較發達的廣東省，癱瘓、半癱瘓的村級組織也達16.7％。[7] 而在一些村級組織尚正常發揮功能、村幹部仍致力於鄉村建設的地方，多數幹部的主要目標，也是追求個人收益和爭取從上級政府那里獲得更大的自主性，而不是積極貫徹國家政策。一項對江蘇省40個村的研究表明，77％的村幹部承認，擺脫上級的控制、獲得更大的獨立性，是他們推動鄉村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目標。[8]

　　中共的鄉村基層組織也面臨同樣的情形。雖然，到八十年代末，中共名義上在農村擁有130萬個基層組織，但實際上，多數基層黨組織已不再發揮原有功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於1985年初對農村經濟社會做了全國調查，歸納出許多農村基層黨組織存在的共同問題，如不發展新黨員(許多鄉村黨組織從1978年農村改革以來就沒有發展過一個黨員)，長期不組織黨員學習文件，不過組織生活，不按時收繳黨費等。[9] 遼寧省1990年的一項調查還發現，鄉村中許多地方只有“赤腳醫生”和民辦教師對入黨還表示出興趣。近年來情況似乎更加惡化，1992年初的一份國務院報告警告說，農村黨支部中有30％處於癱瘓狀態，還有60％則非常渙散。1994年中共中央的另一份報告披露，75％的農村基層黨組織處於癱瘓狀態，不能發揮其功能。[10] 鄉村基層政治組織的衰敗極大地削弱了國家在農村的滲透能力和為農民提供必要及常規性公共服務的能力，從而導致了農村一系列社會危機的出現。

　　2.幹群關系日益緊張

　　美國學者徐維恩（Vivienne Shue）曾指出，農業集體化時期在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之間曾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內在的團結關系（Solidarity），在一些特定的環境下，幹部和群眾可能聯合起來挫敗國家對農村基層的滲透以維護他們的共同利益。[11] 然而，這種團結關系隨著集體化農業的解體而瓦解了。從八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幹群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張。1988年4月12日的《人民日報》披露的一項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只有38％的農民對村幹部給予肯定評價。一項對湖南益陽地區一百個村的調查發現，幹群關系緊張對立的村達55％。[12] 另一項對該省常德市3，000名農村幹部群眾的調查發現，基層幹部中，自認為與群眾關系緊張的占47.5％，而認為與民眾關系良好的僅占3.8％。[13] 導致幹群關系惡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鄉村幹部的腐敗日益蔓延、地方政府任意收取苛捐雜稅、用非法的強制暴力手段執行國家政策等。

　　腐敗的蔓延是一種制度性現象。盡管鄉村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級行政組織在舊體制中形成的權威，但也讓村級行政組織贏得新的機會去發揮更大作用，如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獲得廉價的農業投入，為村辦企業的產品開辟市場，提供新的非農就業機會等。同時，國家對鄉政府幹部和國有壟斷型商業服務機構的管理控制削弱了，但這些官辦機構職員的壟斷型權力卻在市場化過程中被迅速轉化為腐敗的機會和源泉。

　　其結果是，這些幹部在新的環境中獲得了種種過去不敢想象的權力，而他們對農民的控制則無處不在，對農民的盤剝日益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民被盤剝的範圍和程度比改革前還大，因為過去農民只是被生產隊及大隊幹部控制盤剝，而現在農民不僅僅需要面對村里的幹部，而且在進入市場之時，還必須與掌握著種種市場交換機會的各類官辦機構的職員打交道。例如，掌握著化肥、柴油等國家配給資源的職員，往往將這些資源從國營商業機構截留下來，再自己轉手在市場上高價出售，使農民不得不吃虧付高價；發放工商活動許可證的官員，則利用該職權勒索申請許可證的民眾，從中發財。在這種情況下，從事工商業的農民就不得不尋求那些權勢人物的照顧，許多研究表明，一種新的庇護--被庇護（patron-client）關系已在地方幹部和鄉鎮企業經營者之間逐漸發展起來。[14]

　　村幹部的腐敗也同樣嚴重。許多村委會長期以來財務管理混亂，不向村民公布財務收支狀況。湖南益陽地區在對2196個村村委會財務進行審計後發現，有貪污、挪用公款現象的村占68％，達1493個；對其中120個村的調查表明，村幹部以計劃生育罰款、各種上繳尾數和“回扣”、鄉鎮企業的“紅包”及群眾的“進貢”等形式獲得的“暗工資”相當於村補貼明工資的160％。[15]

　　導致幹群關系緊張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苛捐雜稅日益增多，農民的負擔逐年加重。這些稅捐包括，國家規定的稅賦，鄉政府征收的統籌款，各種由上級政府規定的攤派，村委會提留款，縣、鄉、村集資興辦各種活動的款項，以及相當數量的義務勞工。1986年農民人均稅負占人均純收入的7.02％，到1991年這一比重已上升到8.81％。更令人震驚的是鄉、村統籌提留和各種攤派集資款項的迅速增長，1991年農民人均負擔的鄉統籌和村提留款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7.94％。[16] 此外，農民的勞務負擔也高速增長，僅1991年農村勞動力承擔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就比上年增長21.8％，其價值相當於農民人均純收入的6％左右。[17]

　　盡管近十年來，中央政府年年發出文件，呼籲減輕農民負擔，但因中央和省級政府拿不出錢補貼基層政府，又出於政治原因不願裁撤基層機構、減少冗員、嚴厲壓制腐敗，所以苛捐雜稅不見減少、農民負擔依然如舊。在一些地區，沈重的負擔導致村幹部和群眾“結盟”、共同對付鄉鎮政府的過份“侵入”（intrusion）和索求；在另一些地區，村幹部則與鄉鎮官員聯手共同盤剝農民。

　　非法使用強制手段貫徹政策也是幹群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由於一些政策（如計劃生育）在農村不易貫徹，結果不少鄉村幹部為取悅上級、達成政策推行目標，不惜采取非法的強制手段。1992年四川某縣因強收苛捐雜稅、導致惡性事件24起，造成農民被逼自殺身亡、或幹部毒打農民致死人命，共死亡17人、傷16人。[18] 在一些地區，地方幹部甚至借執行國家政策之名公報私仇。在許多地區，日益緊張的幹群關系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反抗鄉村幹部的事件。官方新聞報導和研究報告都曾披露，憤怒而又無助的農民對鄉村幹部起初設法抵制，最後忍無可忍、使用暴力報覆手段，毀壞幹部的莊稼房屋、對幹部的牲畜投毒，甚至縱火、謀殺、聚眾暴動。

　　3.國家在農村的統治能力與合法性危機逐漸加重

　　隨著基層政治組織的衰敗和幹群關系的日益緊張，國家在農村所面臨的統治能力與合法性的雙重危機日益嚴重。在許多地區，政策難以貫徹執行，公共服務幾乎中止，村莊里缺乏有能力有威信的人來協調村民的事務、管理公共財產、興辦公益事業。與此同時，國家也逐漸失去對其基層代理人的有效控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央政府曾屢次三番呼籲基層幹部自律，不要橫征暴斂，卻毫無成效，最後為緩和民怨，不得不於1990年和1993年分別以《國務院令》和《農業法》的形式，向農民宣布，農民可以拒絕基層幹部的非法攤派和收費。　

　　同時，農村的社會治安迅速惡化。從1982年到1989年，全國城市刑事案件立案率年平均增長5％，而同期農村則年平均增長14％。[19] 一項全國調查表明，31％的農民認為目前最擔心的是治安惡化。[20] 中央政府負責治安的一位官員坦言，農村社會治安惡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基層政治組織衰敗。他承認，相當數量的農村執法機構名存實亡或陷於癱瘓。[21]

　　一項對100個鄉鎮的抽樣調查表明，70％的鄉鎮有頻繁的團夥犯罪。[22] 鄉村社會治安惡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宗族、家族之間的武裝械鬥大量增加。江西省從1990年到1993年第一季度共發生宗族械鬥1355起，參與人數近19萬人次，導致159人死亡，5108人受傷。[23] 幹群沖突也不斷誘發農民暴動，1993年全國的農民暴動和騷亂達6230起，其中參與者超過500人的暴動和騷亂占八分之一。[24] 各地打死打傷催款的鄉村幹部的事件也頻繁發生。1993年6月，四川仁壽縣農民集會抗議地方政府因擴建國道而強行集資，地方政府的鎮壓導致上千農民圍攻鄉政府、燒毀警車，使鄉政府一度癱瘓。

　　在這種官方權威削弱的狀況下，各種傳統的權威開始填補政治真空，家族、宗族勢力崛起，宗教影響力蔓延，黑社會團體迅速發展。在許多基層行政組織癱瘓的地方，宗族勢力甚至代替地方政府來保護村民的財產安全、解決族內族外糾紛、提供公共服務以及組織公共建設項目等。一項發表的研究報告表明，當被問及當前農村中沒有宗族力量保護行不行時，43％的農民認為“絕對不行”和“不行”，只有29％的人認為“行”，但沒有人認為“絕對行”。[25] 同時，家族、宗族勢力也滲透到基層政權中。許多鄉鎮負責人選拔幹部時任人唯親、偏向同宗同族人；一些宗族把持選舉，推選自己的族長為村幹部。一份半官方的報告說，農村1600萬個私營企業和2200萬個鄉村企業中的大多數被宗族勢力所控制[26]；1991年一些專家在湖北、山東、河南等五省調查了160家鄉鎮企業後，發現85％的企業的幹部間有血緣關系。[27]

　　一些地區由宗族勢力煽動的抗糧、抗稅、抗計劃生育、圍攻政府、阻礙國家公務人員執行公務的事件屢有發生。宗教勢力的蔓延也極為迅速，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及伊斯蘭教在農村都有廣泛的信徒，據不完全統計，僅河南省就有基督教徒100萬左右。[28] 在一些地方，宗教組織已開始協助地方政府完成國家任務、提供公共服務、發展社會福利等。1990年遼寧省的農村調查發現，一些基層幹部只有在教會的配合支持下才能完成購糧、徵稅等不受農民歡迎的國家任務。

　　為維持農村的政治穩定，中央政府試圖重振基層政治組織、並有效遏止其基層代理人的貪瀆跋扈，從而恢覆它在農村的統治能力與合法性。然而，在各種通過現有官僚機構推動基層幹部自律的努力受挫之後，國家最終不得不承認，目前的國家機器本身是無法達到這一目標的，它需要在社會中尋求盟友。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家發現它唯一可以訴求的力量正是其長期試圖控制的對象，國家除了鼓勵農民的政治參與之外已經別無選擇。

　　三、推行基層民主選舉　

　　農民事實上早就有政治參與的意願。就象發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中國農民也曾經創設了村民委員會這一社區自治組織。八十年代初，廣西自治區宜山縣和羅城縣的農民自發地組織了村民委員會，以應付人民公社體制解體而導致的政治真空。這一做法在全國引起了反響，許多地方紛紛效仿。這種新的基層政治組織形式最終為國家所承認，1982年12月通過的新憲法正式認可了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合法地位。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其中提到要建立村民委員會。但那時建立村委會時，整個過程通常由鄉鎮黨政部門一手操縱，並沒有真正的選舉，村委會成員仍是變相的“指派”。

　　1987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後，該法遭到了地方幹部的激烈反對。一些縣、鄉級幹部擔心，一旦實行村民自治，鄉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真正變成指導關系，一些在農村不受歡迎的政策將難以推行；他們還擔心村委會的自主性會危及黨在農村中的領導地位。一些村幹部則認為，在新的政治機制下那些認真執行國家政策的人會落選。他們還警告說，選舉會給家族、宗族勢力的覆活提供機會；在那些多姓氏雜居的村莊，選舉會造成大家族的獨霸局面甚至政治混亂。

　　盡管阻力重重，民政部還是從1988年起在全國組織鄉村村委會選舉試點。1989年的政治風波曾一度延滯了這一安排；然而僅僅一年後，日益惡化的農村形勢就迫使中央政府恢覆在全國推行基層選舉的努力。到1992年底，全國各省都實行了基層選舉的民主實踐，其中有20個省已進行了兩次村委會換屆選舉；從1994年起，許多省份先後開始其第三輪甚至第四輪換屆選舉。

　　全國有24個省已制定具體實施村委會組織法的地方性法規，[29] 到目前為止，全國至少90％以上的村委會是通過選舉產生的。[30] 這些選舉與過去幾十年的動員式政治參與(mobilized participation)中流於形式的選舉不同，農民第一次獲得了權利，得以直接參與從候選人提名到最終選出村幹部的全過程。在全國制定了《村委會組織法實施辦法》的20多個省份中，絕大多數省市規定村黨支部和上級政府不再擁有提名和確定候選人的壟斷權力，村民可以聯名推薦候選人，也可以毛遂自薦，自願報名當候選人。

　　然而，基層民主的實踐在全國呈現出極大的不平衡性。在一些村莊，實行了競爭性選舉，新選出的村委會也能正常發揮功能；而在另一些地方，選舉則缺乏競爭性，選出的村委會仍不能有效開展工作，幹群關系依然緊張。全國現有的一百零一萬個村委會中，只有5％的村制定了比較完備的《村民自治章程》等規章。有許多因素影響著基層選舉在不同地區的成功或失敗。其中首要的因素是，有沒有真正支持村民自治的地方官員積極推動這一工作。到目前為止，在民政部的村民自治示範縣、示範鄉鎮、示範村等基層選舉相對成功的地方，都可以發現，基層選舉的成功或是由於地方黨政負責人對基層民主重視和支持，或是因為地方民政部門作了積極有效的指導。

　　而那些基層民主選舉失敗的原因，往往是地方民政部門未能進行有效動員，真正激發村民的政治熱情，或是地方官員為了維護現有權力格局而幹預選舉，甚至操縱選舉過程和結果。大致說來，在國家官僚系統的層級結構序列中，越往底層對村民自治的阻力越大，但基層官員又畏懼來自高層的壓力，所以，哪個地方得到中央政府更多關注和幫助，這個地方民主選舉就更容易成功。在沒有中央政府官員直接幹預的地方，當地黨政負責人貫徹村民自治的努力程度，常常取決於本地各種不同意見和政治力量交鋒的結果。[31]

　　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區經濟結構也可能影響基層選舉的成敗。研究表明，基層選舉和村民自治活動較為成功的村，多數是一些經濟相對富裕、而且村辦企業相對發達的村莊，那里的幹部和群眾都表現出更強烈的意願接受這種新的基層政治組織形式。[32] 這些地區工商企業的經濟實力是產生向心力的源泉，農民具有較強的權利意識和政治參與願望，關注村級組織的建設，試圖通過政治參與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當地村辦企業的經濟實力也有助於加強村委會的權威，使其能夠更好地協調村民關系、開發社區、完成國家的計劃生育、統籌提留等任務。[33] 但近年來，在山西、河南、甘肅等貧困的內陸地區，農村基層民主選舉也獲得了較大的成功，那里的村民們顯示出選舉能人、發展經濟、走上富裕道路的強烈願望。

　　中國的基層民主實踐提出了一條值得進一步驗證的理論假設：在一個缺乏民主的歷史傳統、而且市民社會相對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利益與民主實踐之間的關聯越緊，民主政治作為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在民眾中生根、成長的可能性就越大。

　　此外，各地區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特質、社會結構及對外開放程度都對基層選舉的成敗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一些地區宗教勢力試圖操縱民主選舉，或者破壞選舉制度，幹擾民主化進程。一項國家“七·五”研究課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研究》的隨機調查表明，40％的人認為宗教組織影響著地方選舉。[34]

　　四、鄉村政治改革的成就之一: 基層政治民主化　

　　盡管存在著巨大的地區差異及一些不利因素，中國近年來的鄉村民主實踐在改變基層權力結構、推動鄉村基層民主化方面依然取得了重大成就。農民在這場改革中煥發出極大的政治熱情，各地的投票率一般在85％以上，相當多地方高達90％以上。村民們嚴肅對待選舉，認真行使自己的神聖權利，選舉中兒子不選老子、老婆不許丈夫代填選票的事比比皆是。

　　許多在職的村幹部在新一輪選舉中落敗。一項研究表明，目前許多縣市40％以上的村委會幹部職位由非黨員擔任[35]；美國的“國際共和研究所”的選舉考察報告則披露，福建1994年換屆後的村委會幹部中黨員只占一半[36]。從全國的情況看，選舉後村委會幹部的平均年齡普遍降低，而文化程度相對提高，大批農村企業家、醫生、個體經營者及具有專業技能的農村能人被選上村委會領導崗位。例如，福建省1994年當選的14415名村委會主任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7.9％，比上屆提高13.5％；平均年齡38.2歲，比上屆下降1歲，其中52.4％是經濟能人。[37]

　　鄉村制度變遷直接促進了鄉村行政活動的制度化、透明化，並增強了對村委會的監督。許多村莊新當選的村幹部建立了具有透明度的村級財務管理制度。例如，一些地區村委會被要求定期張榜公布重大村務活動和村級帳目，其中包括村級預算和幹部補貼情況。許多村莊經村民會議討論通過了《村規民約》、《村委會工作制度》、《村幹部任期目標責任制》、《村務公開制度》、《村經濟合作社工作制度》、《村經濟帳目公開制度》以及人民調解、治安保衛、文教衛生、社會福利、計劃生育等專業委員會的工作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一方面為村民監督村幹部提供了標準，另一方面又給村委會幹部管理村民提供了依據。

　　1991年山東省章丘市村民會議率先將村務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綜合歸納為《村民自治章程》，其後各地紛紛效仿，各自建立類似的規章制度體系。《村民自治章程》通常具體規定了村民和幹部的權利和義務，並對村級政治組織的結構與權力做出權威而規範的解釋，因而被村民稱為農村的“小憲法”。《村規民約》則往往包括對村民在勞動生產、社會治安、婚姻家庭、社會公德及鄰里關系等方面提出的行為規範，並通常對賭博、偷盜、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等行為做出明確的處罰規定。[38]&#20;

　　更為重要的是，在民政部官員的幫助下，農民還自發地創造出一種適應當前農村實際形勢的新的制度安排──村民代表會議，實際上即村議會。村民代表是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的，最初，設立村民代表會議的目的是為了監督和協助村委會的日常工作。然而後來在相當多的地區，村民代表會議實際上已經代行了村民會議的部份甚至全部權力，成為與村民委員會同等重要的基層政治組織。例如，在許多地方，村民代表會議有權決策本村重大村務，制定和審議本村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審議村委會工作報告和財務收支情況的報告，審查人口出生計劃指標的安排與落實，撤換和補選村委會成員，有權為本村建章立制，有權否決村委會有關決定，監督村委會日常工作，並協助村委會完成各項國家任務和村內工作，督促村民依法履行對國家的義務。

　　到1994年，全國已有50%以上的村莊建立了自己的村民代表會議組織，這一新的政治制度已經得到地方法規的認可，已有16個省(市、區)在地方性法規中列入了有關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的條款，民政部正建議並協助全國人大在村委會組織法的修訂過程中加入有關村民代表會議的內容。[39]

　　農民自發地創造出村民代表會議這一制度是向實質性基層民主邁出了一大步，它標志著農民對民主的理解已經超越了民主選舉這一層次，而進一步發展為包括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在內的比較完整的體系。村民代表會議已成為村級民主政治中至為關鍵的一個制度安排，它為村民參與日常的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提供了合法途徑和場所，使民主政治落到了實處。例如，遼寧省農村普遍建立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1993年全省共召開村民代表會議7965次，平均每村召開5次，村民代表參加率達92％；村民向村委會提出意見、建議99050條，已得到解決77612條，占78％。[40] 村民代表會議審議的提案內容涉及經濟發展、農田水利、土地管理、文化教育、反腐倡廉等村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村民代表大部份由村里的經濟能人、家族長輩以及有較強的政治活動能力的人組成，其決策往往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群眾基礎。村民代表會議議決重大村務，促進了村務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建立了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從而減少了腐敗現象的發生，增強了村組織的社會凝聚力，密切了村幹部與村民的聯系，使許多農村中的難題得以順利解決。在許多地方，作為村內最高權力機構的村民代表會議做出的決定，村黨支部也必須服從。從全國各地的調查來看，黨員在村民代表中所占的比例只有25％到35％左右，因而黨支部的決議要想成為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黨員代表就必須先說服其他代表，才能得到多數的支持。這樣，黨支部在某種程度上也要向村民代表會議負責，經過這種方式就可能把中共在基層的活動真正納入到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之中。[41]

　　隨著基層選舉的民主實踐，廣大農民的參政意識不斷增強。民政部的調查表明，80％以上的村民認為，村委會幹部要經過選舉產生、而不應由鄉鎮政府或村黨支部指定；63％的村民認為選舉有很大作用，還有22％的村民認為選舉雖然仍然流於形式、但還有一定作用；當被問到參加投票的動機時，88％的村民選擇回答“投票是我的權利，我要認真投這一票”；近70％的村民認為候選的村幹部“關鍵要有能力，不一定非得是完人”。[42]

　　村幹部的政治責任觀念也逐漸形成，許多當選幹部都清楚地記得自己在上屆選舉中得到的選票數目，並且意識到他們的工作將在下屆選舉時得到檢驗。每次換屆選舉後，全國各地都發生過村民手持《村委會組織法》上訪，狀告地方幹部幹預操縱選舉或鄉鎮政府任意撤換選舉當選幹部的事件。與此相關的一個值得調查研究的問題是，農民或許已經開始利用村委會和村民代表會議作為自己的組織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對抗鄉鎮政府乃至縣政府的非法“侵入”，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分析還很少。

　　村民自治的民主實踐對中共的基層組織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村級行政組織民主化的壓力下，一些地方的黨組織已開始探索黨內民主化。例如，山西省河曲縣在村民自治活動的影響下，於1992年開始采取“兩票制”的辦法重建農村黨支部，即在選舉農村黨支部成員時，堅持由非黨群眾投信任票推薦候選人，然後由黨員投選舉票選舉支部班子，並規定黨員必須獲得半數以上群眾信任方可成為候選人，結果當年近三分之一的原黨支部幹部落選。[43] 這一做法已在全省以至北京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

　　五、鄉村政治改革的成就之二: 基層政權效能改善　

　　鄉村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的同時，鄉村的行政管理得到了很大改善和加強，這使中央政府也有所得益。一些中央官員認為，讓村民選舉村幹部，有助於改進基層行政效率、提高幹部責任感、增強國家的合法性。因此，官方輿論在介紹村民選舉時，很少強調其民主化的意義，但卻廣泛宣傳自由選舉如何增強了村委會的權威和能力，如何有利於重建鄉村法律和秩序，以及如何有利於順利完成國家下達的任務。鄉村民主化的實踐之所以會產生以上效果，主要是因為基層選舉形成的村級行政組織能夠獲得村民的認可和支持，而過去那些由上級黨政部門指派的村級代理人，即使在當地執政多年、也很難獲得這樣的支持。

　　在許多地方，尤其是那些村民代表會議得以建立並能運轉正常的村莊，幹群關系已得到很大改善。許多村幹部表示，由於在民主選舉中獲得了更大的權威，並且能夠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與村民達成共識，現在在完成國家的合理任務和滿足群眾的要求之間，他們不再感到進退兩難。福建省1988年前有20％的村委會處於癱瘓狀態，經過三次換屆選舉，全省只剩3.2％的村委會組織仍然渙散。[44] 筆者在山西省河曲縣調查時發現，90％以上的村民認為民主選舉的村委會更有權威，自己願意服從領導。大量對基層統治的個案研究表明，民主選舉的村幹部普遍能更有效地滿足群眾要求和貫徹國家政策，因而民主選舉的村級“政府”也就更為穩定而有績效。

　　在村民自治取得成功的地方，由於基層幹部的腐敗行為受到遏制，農民負擔相對減輕。同時，農民對一些合理的村級組織提留集資項目也不再采取排斥態度，而是積極合作；他們通過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後，可以自願集資，舉辦公益事業、發展公共服務、營建公共設施，這是相當普遍的。如四川省彭山縣義和鄉的雙提留款，往年要集中多級幹部、用半年的時間才能勉強收齊，實行村民自治後僅用半個月時間就能全部完成。[45]

　　民主選舉的成功同時也改善了農村的社會治安狀況。1993年山西省河曲縣發生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分別比1991年下降53％和46％，其中重大、特大案件下降45％；民事案件、民間糾紛和來信上訪也大幅度減少；87％的村實現了“三無”，即無刑事案件、無治安案件、無集體上訪和群眾性鬧事事件；1993年的495起民事糾紛中，由村級組織調處解決的占91％，許多所謂“氣死公安，難倒法院”的案子不出村就得到了解決。[46]

　　盡管在一些地方宗族勢力可能操縱或者阻撓、破壞民主選舉，然而，許多研究也表明，民主選舉的村委會及村民代表會議的制度框架，有可能有效地緩解宗族之間的矛盾。例如，山西省河曲縣樓子營鎮農民在鎮政府的指導下，采取了“先選代表後定制度，定下制度再選幹部”的民主化程序，允許各家族在選舉村民代表的過程中推選出自己的代言人，然後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村民代表會議為本村制定一系列重要的規章制度，在此基礎上再由全體村民民主選舉村委會幹部，無論哪個家族的人當選為村委會主任，都必須嚴格以制治村，遵守各種制度，而村民代表會議則對此起監督作用。這一做法有效地起到了削弱宗族勢力負面影響的作用，並為解決宗族之間的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徑。

　　六、結語　

　　中國村民自治的民主實踐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盡管仍然存在著許多技術性問題和巨大的地區間差異，在最成功的地方選舉競爭也遠非完美無缺，但農民的政治參與和國家的基層統治都已得到顯著地改善和加強。中國鄉村村民自治的民主實踐是一步具有多重目標的政治發展。當國家無力防止基層政治組織衰敗、失去了對地方代理人的有效控制、難以消除幹群之間的緊張關系時，中央政府會面臨在農村的統治能力與合法性的雙重危機，鄉村民主化就成為此刻唯一可供選擇的政治機制。為了重振鄉村政治組織、改善基層統治、並恢覆在農村地區的合法性，國家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放棄威權統治方式和壟斷了幾十年的政治權力，去指導、幫助農民組織自己的自治“政府”，讓他們積極參與政治選舉和管理決策；並鼓勵農民在村民自治的新制度中、運用自己的合法權利，去對付那些中央政府已經無法管束的、正威脅著整個政權生存的基層貪官污吏。

　　這一重大舉措通過基層選舉和村民自治等民主化機制，將農民的要求與國家權力相聯接，從而產生了國家與農民權力相互增強(mutually empowering each other)的效果。一方面，農民真正地獲得了選舉並監督村幹部的權利，能阻止村幹部的腐敗行為、並要求他們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和福利，農民還因此擁有了自己的合法組織以抗拒地方政府的侵犯，從而得以保護自己的財產與合法權益。另一方面，通過鼓勵村級自治組織的發展並賦予其更大的自主性，國家至少是部份地重建了基層政治制度，改進了鄉村基層統治，並再次強化了其對農村地區的滲透能力。不僅如此，通過承認農村中新興利益集團的合法地位、並通過開放而具有競爭性的選舉將其納入政治體系，國家也部份地重新獲得了農民、尤其是農民中富裕階層的政治支持，從而在農村再造了一個自己的“選民集團”(constituency）。

　　中國的例子表明，國家與社會並不總是處於零和搏奕的競爭之中（zero-sum competition），因此，至少在一定限度內，國家與社會的權力互強是可能的。[47] 當然，國家與農民之間也存在著一些利益沖突，我們應當進一步研究，在農村選舉中，農民是否已經開始跨越村界、聯合起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並利用自己的法律和組織武器在某些特定的領域與國家討價還價。

　　中國鄉村最近的政治發展還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研究者們似乎過多地關注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和城市中市民社會的發展，並且往往想當然地認為，在一個威權政體中民主轉型與民主制度的鞏固必然要求削弱國家的權力。中國的例子說明，民主之花完全可以在長期被認為是“政治死水”的農村、在長期被認為政治冷漠和缺乏權利意識的農民中孕育、開放。村民自治的民主實踐已經開始喚醒農民的政治意識，並誘導他們更加積極而有效地參與更高層次的民主選舉。[48] 可以肯定，八億多農民積極地參與各個層次的選舉，必將成為一種無可抵擋的力量自下而上地重塑整個國家。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例子還表明，國家賦予新的社會力量一定的權力並不必然削弱國家管理社會的能力。社會學家邁科爾·曼（Michael Mann）曾將國家權力分為兩種，即專制性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礎結構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專制性權力是指國家精英不經與市民社會集團的周期性、常規性和制度化的協商，而自行采取行動的能力和範圍；基礎結構性權力則是指國家實質上通過對市民社會的滲透，而在社會中切實貫徹其政治決策的能力。曼進一步指出，現代民主國家是專制權力弱（despotically weak）、而基礎結構性權力強（infrastructurally strong），而大多數威權國家則是兩種權力都很強，或者專制性權力強而基礎結構性權力弱。[49] 從這個角度出發，威權政體的民主轉型意味著削弱國家的專制性權力，並建立國家精英與市民社會集團間的周期性、常規性且制度化的協商機制，但並不意味著要弱化國家的基礎結構性權力。中國的例子有力地支持了這一論點，因為中國成功的基層民主實踐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增強了國家在農村地區的統治能力。

　　中國鄉村村民自治的民主實踐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然而也僅僅是第一步。從基層民主到全國性民主政治的成型仍有一段相當漫長的道路。面對覆雜的政治形勢和巨大的地區差異，過於樂觀地預測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尚為時過早。然而，鄉村中國成功的政治改革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希望，即從長遠來看，一種相對和平而有序的民主化轉型過程是可能的；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國家的專制性權力將被最終消解，而國家的基礎結構性權力則可以保持甚至加強。

2000年

村民自治、農村民主與中國政治發展

　　胡永佳

　　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 村民自治的歷史緣起與發展歷程

自七十年代末以來，隨著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體，中國農村的社會組織形態、政治關系狀況及權力運行機制均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其突出表現是村民委員會的普遍建立和村民自治的實施。近年來全國各地的村委會選舉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許多人視之為中國新一輪政治改革的開端。1999年11月正式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組法》）代表了中央政府肯定和鞏固村民自治實踐的成果。在學術界圍繞著村民自治的性質與地位、農村民主建設的成效與困境、村民自治對國家政治的影響等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乃至激烈爭論。本文試圖對村民自治的現狀作一整體考察，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政治發展的一些思路。

　　村民自治的歷史緣起與發展歷程　　

　　八十年代初，一些地方的基層組織體系處於癱瘓狀態，農村社會面臨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問題，於是有的地方的農民自發成立了村民委員會。從1982年起，為了填補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後出現的農村公共組織和公共權力的“真空”，國家除了繼續利用執政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同時也大力推動村民委員會的建立，並將其功能由制定鄉規民約、維護社會治安擴大為社區事務的全面管理。1982年12月通過的新憲法正式確立了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法律地位。1987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次年6月，村民自治正式啟動實施，民政部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鄉村選舉。1997年底全國共有90多萬個村委會、378.8萬名村委會幹部。11年來，絕大多數省份都進行了三屆或四屆村委會換屆選舉，目前60％以上的村莊都初步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1]　

　　根據法律規定和制度文本，村民自治包括實行直接、平等、差額、無記名投票的民主選舉制度，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實現的民主決策制度，以村規民約、村民自治章程為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村務公開、財務公開、群眾評議式民主監督制度。按《村組法》規定，村民會議是村民自治系統中的權力機構，村民通過村民會議行使自治權，村民會議有權監督村委會的財務和工作情況、撤換和補選村委會委員；村委會是村民會議的工作機構，負責處理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向村民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遇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村委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鄉鎮政府對村委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村委會則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由於一些地方召開全體村民會議有困難，於是在實踐中又出現了作為經常性自治權力機構的村民代表會議。　

　　村民自治這種農民自發創造的產物是一種誘致性的制度變遷，是農民基於個體理性而達成的一個集體行動：在國家撤出之後自行提供公共物品，而且不再受上級政府過多的幹預和束縛。國家之所以會認同並大力推廣這一制度創新，是因為那時盡管鄉一級仍維持著基層政權，但鄉─村之間、國家─農民之間的行政管理鏈條中斷了，國家的統治能力大為削弱，甚至可能失去與農民的直接聯系管道；另一方面，大部份行政村的集體經濟喪失殆盡，在村一級出現了明顯的法理型公共權威缺失，解決村級管理組織癱瘓的問題顯得很急迫。　

　　當時，出現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一些省及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思路是組建村公所，將國家行政權力系統延伸至最基層，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民政部的思路是加強村民自治，將鄉鎮對村的法定關系由領導改為指導”。[2]　

　　後一思路最後被中央政府實際采納。在人民公社時代，相當於村級的的生產大隊具有一級政權的性質，擔負著行政功能，但實行村民自治後產生的村委會卻只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不再是基層政權的一部份，這涉及到村一級管理組織由政權型變成非政權型這一重大的體制轉變。　　

　　當時，地方政府不讚成村民自治，是因為村民自治必然會構成對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威之挑戰，並或多或少地會影響其自上而下實施行政權力的能力。而當時的中央政府傾向於村民自治這種選擇，並非有意識地要通過農村基層政權的建設推動整個政治體制的改革，也不確定村民自治對中央政府的政治支持作用。那時，領導人對農村工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業增長上，對農村行政體制的建構並不是很關心。村民自治能成為制度創新的一種選擇，主要是其預期成本低，並能有效地規避組織重建的風險。如果象一些地方政府主張的那樣重組村一級政府，將意味著國家欲恢覆對農村基層社會的全面、直接控制，這一方面可能遭到農民的抵觸，影響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另一方面則會大大增加財政負擔。實行村民自治是利用農民已經發明的現成的組織形式去構建新的管理模式和控制機制，只需稍加改造和規範即可。但也因為如此，不少地方的村民自治很不規範，不僅缺乏真正的民主和自治，甚至連自治的形式也不齊備。　　

　　村民自治與政府幹預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由於“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趨嚴峻，同時全社會再度呼喚民主政治建設，村民自治被賦予了加強和鞏固農村基層政權以及為中國民主形像提供範例、為政治改革提供經驗的雙重使命。因此近幾年來開始比較切實地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的原則和程序來組織村民自治。例如，河南省1998年舉行的第三屆村委會換屆選舉與前兩屆就有很大區別。在這次選舉中，村委會的正式候選人需由村民代表投票產生，不再允許黨支部控制下的協商方式；同時，不再允許村民代表會議或戶代表選舉村委會成員，而是實行全體村民直接投票選舉；投票過程一律在秘密劃票間進行，不再采用舉手表決方式。[3]　

　　實行村民自治產生了不少積極效果，它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防範和制裁村幹部的腐敗、協調和化解農民和基層幹部之間、農民與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促進農村經濟發展。[4]　　

　　村民自治雖然是一項全國統一的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安排，但各地村民自治的貫徹情況和實施效果卻千差萬別。從不同角度考察不同的地方，往往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比如，王旭從實行村民自治的成效中發現了國家與社會的權力互強[5]，徐勇調查了四川達川市村民自治示範活動後，也認為該地的村民自治“同時加強了村民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國家在農村地區貫徹其政策的能力”[6]；何清漣看到的卻是金錢、宗族勢力、地方惡勢力操縱選舉和村政[7]。從媒體的報導和筆者的觀察來看，這兩類情況都是真實存在的。村民自治的效果存在地區差異，其主要原因在於各地政府對村民自治的態度和實施組織能力不盡相同。在這一平靜的民主化“革命”過程中，雖然各級政府發揮了主動性和積極性，自上而下地領導和推動村民自治，但各地各級政府的不同認識、立場和做法，會影響到基層實際運作的遊戲規則和實施效果。　　

　　大量事實表明，政府對農村社會和村民自治的介入和幹預是普遍存在的，幹預的動機多種多樣，幹預的結果又千差萬別，這使得政府幹預與村民自治之間的關系極為覆雜，很難作出是非好壞的簡單價值判定。不過可以發現，凡是村民自治搞得比較規範、成功的地方，政府往往都發揮了積極支持、組織和引導的作用，這使得一些貧窮落後的鄉村也有可能出現良好的民主選舉活動和成功的村民自治範例。因此，徐勇認為，村民自治能在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後的農村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就，與執政黨和政府扮演的積極主動角色密切相關。[8]　　

　　例如，在一些地方，因負責實施村民自治的民政部門在政府系統里的地位不高，不受重視，村民自治工作也不易推展。而在四川的達川市，自從該市被確定為村民自治的示範點後，市政府負責人沒有把村民自治只看作是民政局的部門性工作，而是視之為推動農村全面進步的切入點，因此專門成立了由市長親任組長的村民自治領導小組，成員涵蓋了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四大班子十余個部門的負責人。同時，該市民政局長資歷深、影響大、事業心強，能主動爭取市領導和其他部門的支持，在推進村民自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村民自治的進展如何、成效好壞，與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並無必然的正相關關系，而主要依賴於地方黨政領導人的意願與素質，依賴於縣市、鄉鎮政府的工作力度。從這一觀察還可推論，在後發型現代化國家中，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並不必然與經濟發展和財富增長同步，國家的自主性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開經濟發展的制約而變更政治關系和政治結構。隨著傳統社會向工業化、市場化社會的轉型，這些國家的農民也可能成為民主的積極促進者。不過，若把“成功的村民自治主要得益於積極的政府介入”作為一個正題，那麽其反題並不成立，即政府介入並不一定會帶來村民自治質量的提高。事實上，在不少地方存在著上級指定候選人、隨意調整和撤換村委會成員等違法現象，此類負面的幹預不僅使村民自治有名無實，而且也使國家與農民的關系重趨緊張。　　

　　以上分析說明，政府的介入並不一定是消極的、不必要的，而政府的不幹預或少幹預並不意味著村民自治就能因此得以順利生長、健康運行。恰恰相反，沒有政府自上而下的動員、宣傳和組織，農民往往不知道如何參與，也不可能有暢通的參與渠道。有的地方政府出於三種原因較少幹預村民自治。其一是不願管，政府負責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鄉鎮企業或其他能直接產生經濟利益的方面；其二是無力管，由於組織能力和財力薄弱，對村民自治有心無力，任其自生自滅；三是無法管，即政府在村里推行村民自治時遇到強烈的抵制甚至暴力抗拒。[9]　　

　　據張樂天對浙北農村的調查，在上級較少幹預、農民較少參與的情況下，村里的公眾事務常常被村里的少數幾個人所左右。[10]　　

　　在這種情況下，非公法意義上的團體和組織力量（如宗族勢力，黑幫團夥等）就可能興盛活躍起來，依恃其在農村的權威與正當的國家行政管理相對抗，這種情況就不是國家與社會權力的互強，而是兩者權力相互削弱了。所以，分析政府幹預的類型時，關鍵在於要辨別其幹預的目的何在（可以簡單地分為是為了幫助村民自治，還是為了阻止村民自治）以及用什麽方式幹預（用傳統的行政命令和人治方式，還是用憲法和有關法律去規範）。從這個意義上說，“領導下的民主”自有其合理的邏輯。　　

　　毛丹根據對浙江蕭山市尖山下村的觀察，歸納出實行村民自治後鄉村基層組織的結構及運作特徵。第一，村黨支部仍然是村級組織的中心，是基層權力架構的中樞。第二，雖然依照相關法規，村民選舉所產生的村委會已經具備其村民自治組織的合法性，無須其他政府機構再背書或領導，但在現實中，鄉政府普遍保有介入甚至幹預村委會選舉和運作的程序和權力，有的地方鄉政府甚至規定，村級經濟合作組織也需報其批準後才能生效。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幹預並未激起村民與政府的沖突。有時，政府的一些幹預措施，如取消賄選產生的村領導班子、出面要求銀行給村經濟組織貸款或減息等，會被認為是必要的和合法的。第三，國家對村落組織仍保留一些指令計劃（如糧棉種植與訂購、計劃生育、征兵等），這也是鄉鎮政府為完成計劃而控制或幹預村自治組織的的重要原因。第四，由於村委會等組織事實上承擔著某種政府職能，故而需要與上級政府保持緊密關系，當一些問題不能順利解決時，村自治組織仍然習慣於“找政府”。第五，村黨支部、村委會和村辦企業、村經濟合作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往往交叉兼職或完全一體化，形成數塊牌子、一套班子的局面。　　

　　由此可見，村民自治在各地的命運基本上系於政府是否幹預以及幹預的方向（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這種現象可被視為“人治下的自治”。另外，實行村民自治後，“國家不是縮小了在農村的控馭範圍，而是改變了對村落的控馭方式……國家不想管的事可以不管，想管的時候隨時可以管起來。”[11]　　

　　從本質上講，村民自治制度是國家“供給”的，實際運行中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發性的民主要求與國家有意識的推動和介入相結合的產物。從整體上看，鑒於歷史慣性的路徑依賴作用和現實的政治文化氛圍，村民自治組織的自治空間還是比較有限的，國家仍能掌握著對絕大多數村莊和農民的控制權，農民並未成為一種與國家分享政治權力的自主力量。　　

　　村民自治的四重困境　　　

　　現實政治中通行的人治與村民自治之間的覆雜關系是村民自治面臨的第一個困境。中國各地都貫徹了《村組法》，但在社會政治生活的運行層面，單靠頒布一項法律並不能有效地建立規範劃一的制度環境，各地各級（從省、縣、鄉鎮一直到村莊）的負責人往往還會因地制宜地設定具體多樣的補充規則或實施細則，並具體安排一系列活動去影響村民自治的實現，這就必然使各地村民自治的真實性和有效性表現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從法理上看，任何地方性法規若違背國家的法律即為違法。村民自治的實施若與法律文本的要求距離太遠，則至少表明當地官員執法不力。但在現實中地方當局制定的相關法規條例甚至土政策，恰恰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幹預手段，從上節的分析可知，政府的重視、支持、乃至幹預往往是村民自治是否獲得預期成效的條件。因此，《村組法》這一法津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個制度建設的基點或初始模坯，至於這一制度將被塑造成何種具體形像，則依不同地區的情況和主事者的態度而定。在目前中國尚缺乏充份的法治條件的情況下，單靠基層政府和民政部門宣講《村組法》是難以落實村民自治的，目前這種“人治下的村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治與法治彼此的相互鍥合。如果法治只是流行於政府文件和幹部的話語當中、而不能深入官員與農民的內心，村民自治就難免流於形勢。所以，不能僅根據村民自治的現實中出現的不規範現象去簡單地批評和苛責這一制度建設，更應該看到社會上法治大環境的欠缺對村民自治構成的制約。當然，人治也可能幹擾《村組法》的實施，例如，一些基層幹部出於便於施政的目的或是出於維護個人權力的目的，不願意讓村民了解《村組法》的內容，擔心農民可能運用這一制度資源約束自己的行為。因此，完全排斥人治的“依法行政──依法自治”管理模式未必是真正實現村民自治的最佳途徑，但在很多情況下人治又導致“依人行政──非法亂治”的社會控制模式，造成村民自治的扭曲和非規範化。對具體負責推行村民自治的政府部門來說，如何掌握這種法治──人治之間的覆雜關系，似乎是個難題。　　

　　如何處理國家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村民自治的第二個困境。目前中國的村民自治所依托的體制環境可被稱為“鄉政村治”模式，即國家的行政管理系統（其最低層級是鄉鎮政府）一般不直接面對農戶或農民個體，其政務和政策的實施要通過村民自治系統去推行，村一級的基層自治組織從而把政府的行政功能延伸到鄉村的每個角落。這樣，村民委員會就不僅是單純的群眾自治組織，它實際上還扮演著政府代理機構的角色，承擔著延伸國家行政權力和行使村民自治權力的雙重功能。而村委會的管理者“既要扮演完成國家和政府任務的‘代理人’角色，更要扮演管理本村事務、為村民提供服務的‘當家人角色’”。[12]　　

　　顯然，國家的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之間不可能總是和諧共處，彼此難免會有摩擦。雖然從理論上劃分行政權與自治權的範圍並不難，但政府施政與村民自治之間的矛盾植根於集權體制傳統的國家與社會的矛盾之中。　　

　　中央和地方政府雖然為了維持日常村政的運轉而推行了村民自治，但各級政府滲透和控制農村社會的意願仍然十分強烈。許多鄉鎮政府為了維護其權力和利益，本來就不太喜歡村民自治。在“鄉政村治”的制度架構下和實際運行中，雖然在某些地方或某些特殊情形下，也有村民自治權過份膨脹、國家的行政性任務（如計劃生育）被棄置不顧的情形，但多數情況下，鄉鎮政府在分散的農民面前顯然居於絕對強勢地位，因而其行政管理的權力往往淩駕於村民自治的權力之上。這就很容易把村委會的角色和功能置於兩難境地，村委會若多顧及上級安排的政務，就勢必少顧及村務，其自治功能勢必被抑制和削弱，甚至發生角色錯位，由農村的社區自治組織變成實質上的鄉鎮基層政府的延伸和附屬物。　　

　　要消除“鄉政村治”的內在緊張有兩種典型的思路。一種是在既有的國家──社會關系的構架中通過法治來明確規範和協調國家行政管理權與村民自治權，消除或緩解其間的緊張關系。徐勇認為，雖然行政權向基層的滲透並非總是合理的，但自治權的行使也有可能出現偏差，單獨強調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對，必須各自節制、互相協調，將鄉鎮基層政府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確定為指導而不是領導關系。而且，國家行政力量向鄉村社會的滲透需要大眾參與性的社會自治相配合，村民委員會只有切實發揮自治功能、為村民提供服務，才能有效地貫徹政府的意志。所以，解決村民自治虛化的關鍵措施是明確規範行政權力滲透的邊界，使行政權和自治權在統一的法治軌道上運作。[13]　　

　　另一種看法認為，要調整和重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國家應向社會放權。因為，“只要村委會承擔著來自上級政府的行政管理任務，那麽它們的關系就非常可能具有領導與被領導的特徵，而很難保持指導與被指導關系的性質。......在目前宏觀社會─政治一經濟結構不發生根本變動的條件下，實質意義上的村民自治是不太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的。”[14]　　

　　不過，究竟如何重新塑造國家──社會關系，國家如何放權，怎樣才能讓農民徹底地享有自主權和自治權，目前尚無明確的設想。　　

　　村民自治的第三個困境是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關系如何協調。一般而言，“在村的組織系統中，村民委員會的權力小於村黨支部，村內事務的大政方針由黨支部決定，村委會只是執行支部的決定而已。因此，談到村內自治，自治權主要握在村黨支部的手里”。[15]　　

　　盡管村委會不是一級政權組織，但由於它擔負著實際的辦理政務和村務的功能，因此具有行政機構的特點，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仿佛是宏觀的黨政關系在農村基層社區的投射和反映。這又使得村委會除了與鄉鎮政府之間存在著縱向的自治權與行政權的矛盾，在村內還存在著橫向的與村黨支部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雖然憲法規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有些地方村黨支部書記的素質和威望不如村委會主任，這樣村黨支部的領導地位就動搖了。在一些村委會成員自主意識較強的地方，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意見常常不一致甚至相互沖突[16]。在誰對使用印章有決定權、誰是村級組織的法人代表等問題上，黨“政”之間常有爭執。一些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在村民自治和基層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如何定位等重要問題。但在這一問題上，僅考慮國家──社會關系的研究範式是不夠的，還必須思考執政黨──國家的關系。而在執政黨──國家的關系中，人們往往注意到黨──行政的關系，而忽略了黨──立法的關系，表現在村民自治層級上，就是村黨支部與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應如何互動，尚待探討。從長遠來看，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考慮中國宏觀的政治發展以及建構新型的“黨──議會”關系。　　

　　村民自治面臨的第四個困境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間的拉鋸式博奕。村委會和農民實際上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單質的“國家”，而是國家機器的不同部份。改革以來，由於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權威性和控制能力弱化，地方政府越來越經常地把自己的利益置於其他利益（包括中央政府所代表的社會整體利益）之上。中央政府大力推行村民自治，除了有順應農民意願、減輕財政負擔等原因之外，顯然也有藉此制約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的考量。村民自治確實能多少約束一些基層政府和村鄉幹部的行為，使他們不能象以前那樣任意地行使權力和權威。所以，從總體上來講，基層政府和村鄉幹部對推行村民自治不甚熱心。也確實有一些地區的基層政府和村鄉幹部阻撓村民自治的順利推展，凡是出現這種情形的地方，當地幹部往往都有比較嚴重的違法亂紀、貪污腐敗、胡作非為行為。農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後，常常缺少制度化、組織化的表達和補償機制，只能采取越級上訪、集體告狀的方法，有時甚至可能聚眾鬧事或暴力反抗。一旦中央政府強烈地感受到這樣的來自農村基層社會的壓力，而在政府系統內部自上而下地要求自律又收效甚微時，只能進一步地鼓勵村民自治，而這樣的政策又往往必須借助地方政府的配合才能推進。在國家機器的各個不同部份、各種不同力量的作用下，村民自治可謂是“夾縫之中求生存”。“大致說來，在國家內部組織的層級結構序列中，層位越低的組織對村民自治構成阻力越大；相反，得到中央政府更多關注和幫助的地方，民主選舉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17]　　

　　這個過程說明，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利（利益）──義務（責任）不對稱的現象，地方政府利益的增加（如多收鄉統籌村提留、截留挪用扶貧、教育、救濟等中央撥給的專項資金）可能是以中央政府利益的損失（政府形像與威信的受損、政治支持減少、花費各種資源去處理農民的抗議等）為代價的。而對普通農民來說，他們直接面對的基層政府和基層幹部就代表著國家，他們一般不會、也不可能區分出現實的“國家”與抽象的“國家”、眼前的“國家”與遙遠的“國家”、地方的“國家”與中央的“國家”。在傳統的體制下，面對基層政府和村鄉幹部的侵害，農民要麽服從，要麽反抗，現在有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他們可以選擇第三條道路──政治參與。一些學者已開始分析中央──地方──農民三方關系的新變化，如甘陽認為，“中央權力的正當性基礎必須來自於公民們的直接授權，而不能由諸地方權力間接授權”[18]，崔之元則建議中央政府聯合下層制約中層，在農村通過層層的直接選舉制約地方政府。[19]　　

　　村民自治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意義　　　

　　一個政治系統內所有的政治關系可分為三部份，其一是國家機器內部的關系（包括執政黨、立法、司法、行政部門的橫向關系）和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的縱向關系，其二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其三是社會內部的關系。衡量一個政治系統的民主化程度時，最重要的是看國家內部的關系，其次是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最後才看社會內部的關系。村民自治這種制度安排主要是用於解決農民之間、農民與村集體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著力調整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村民自治屬於群眾性自治而不是地方性自治。群眾自治的簡單含義是群眾的事情群眾自己辦，它涉及的是社區內由誰管理的問題；地方自治則是指在主權國家的範圍內，由地域性的自治機關自主處理地方性事務，它涉及的是一個主權國家內地方與中央的關系問題。地方自治關乎國家結構形式，屬於國家之內的自治；而群眾自治與國家結構無涉，屬於國家之外的自治。從一定意義上講，“村民自治的功能是讓農民更好地服從國家對全民整體利益所作的安排，同時又為農民改善其在基層和社區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處境留有余地”。[20]　　

　　因此，村民自治的立足點在於解決社會內部的關系，盡管它也要求轉換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和治理模式，客觀上也確實給國家和社會關系帶來了嶄新的變化，但它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也就更談不上改造國家內部關系了。　　

　　村民自治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民主。雖說民主可以分為國家形態的民主與非國家形態的民主，但非國家形態的民主畢竟只是國家形態的民主的附屬和延伸。村民自治作為一種非國家形態的民主，確實具有民主的性質，但其層次顯然並不高。何況，村民自治的制度法規與實際運作之間、制度建設的初衷與實際成效之間，還存在巨大的差距。目前，“在相當一部份的村，村民自治尚停留在一般的法律制度層面，人民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居主導地位。這類村估計占全國村莊總數的60%以上”。[21]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實施村民自治以來，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有增無減，農民權利和利益遭受侵犯的嚴重程度和普遍程度仍然怵目驚心”。[22]　　

　　這說明，在農業──宗法型歷史文化傳統和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政治結構中，推行鄉村基層民主建設是長期、漸進的任務，要有足夠的耐心。只有當村民自治與更深層、更全面的國家體制的民主化形成互動關系之後，村民自治才可能作為一種無可拒抗的力量、自下而上地重塑整個國家。　　

　　但是，也不應忽視或低估村民自治的歷史意義。在執政黨和各級政府部門的指導下，中國的鄉村基層社會通過村民自治畢竟導入和培育了若幹制度化、組織化的現代民主因素。村民自治與以往全能主義體制下的動員型參與完全不同，它具備了協商型參與和妥協型參與的若幹特點。“它在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目前還主要表現為，它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生長點’。它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現代民主，但它可以鍛煉和訓練數以億計的人民群眾，可以有力地影響城市的基層民主建設，可以向那些懷疑中國人民有普遍實行民主的能力的人，向不相信現代民主的偉大社會作用的人，展示民主的寶貴的社會功能。”[23]　　

　　筆者認為，目前以村民自治為主體內容的農村民主建設雖不可能作為一種成熟的民主形式發揮示範作用，但卻能起到重要的教育和拉動作用。首先，它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必不可少的一個外圍性實驗，可在政治阻力較小的情況下切實探索和總結民主建設的經驗，形成一種民主的文化氛圍，大面積傳播關於民主的最基本觀念並訓練民眾適應民主選舉。其次，它是中國培育現代公民社會、重構市場經濟、打破幾千年來上層頻繁變動、下層變化甚微的歷史循環的一個基礎性工程。現代民主政治要求社會成員具有民主的精神、態度、共識以及能對公共事務作基本判斷，但不應過份誇大民主政治對文化程度的依賴。在民主實踐的過程中學習民主，在學習的基礎上不斷提高民主實踐的質量，這種雙向的互動過程正是村民自治改造基層社會的意義所在。再次，村民自治吸納農村精英進入農村的公共管理系統，有利於培養和造就出一個既有領導才幹、又有公共精神的農村社會中間層。隨著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城鄉市場的融合、農村整體文化水平的提高，這一農村社會的中間層將逐漸融入所謂的“中產階級”，不但能成為農村發展的主導性力量，而且將作為新型的社會基礎結構為穩定全國的社會秩序、支撐未來的整體繁榮作出貢獻。最後，目前的村民自治形式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大體是適應的。村民自治的首要功能是穩定、團結和整合農村社會、促進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傳播公民文化。薩托利說過：“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形式，它首先意味著尋求更多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福利”。[24]　　

　　我們不宜過份強調村民自治的政治價值和意義，那反而可能會損傷村民自治的實效與進展。　　

　　政治發展包含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政權組織、政治文化三方面的進步，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總的方向是不可逆轉的。[25]　　

　　村民自治無疑給中國的政治發展開辟了思考及實踐的廣闊空間。為什麽民主建設是在農村、而不是城市先行一步？事實上，城市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民主實踐能力比農民高出很多，實踐民主的工具和手段也遠比農村發達，但城市民眾的民主熱情卻遠不如農村那樣高漲。八十年代城市中出現的民主訴求主要體現的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理想追求，最終因脫離現實國情而陷入激進主義的泥沼。九十年代的村民自治卻不一樣，盡管它是自上而下地推動的，卻反映和吻合了廣大農民的民主要求，這種民主要求不是源於理念，而是植根於農民的切身社會經濟利益，因而也更具生命力。可以說，九十年代以來城市的主流話語是自由主義而非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和新崛起的白領階層據守的是個人自由的堡壘，而在農村里卻出現了洶湧的大眾參與的潮流，有的學者甚至謳歌村民自治將成為中國的第三次農村包圍城市[26]。　　

　　目前在農民中也存在著政治冷漠和參與積極性偏低的現象。部份農民受經濟、文化水平和政治意識的限制，不想參與、害怕參與。村民自治的制度構建上還有種種缺陷。有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幾乎就等同於上級民政部門和鄉鎮政府組織的選舉，選完後上級幹部走了，一切又恢覆原樣。有的地方的村民自治不能有效地保障村民的日常參與和監督[27]。如何順應農民普遍的對制度化建設的社會需求[28]，平衡決策權、行政權與監督權三者的關系，是下一步改革的大課題。筆者認為，今後村黨支部不宜再對村委會直接發號施令，而應把工作重心放在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上，通過村“議會”來領導和控制村“行政”。這有利於鞏固黨的群眾基礎，也有利於按法治要求來規範權力運作，或許還能為宏觀體制的改革提供經驗。同時，應該逐次推展鄉（鎮）民自治、縣（市）民自治，實現所謂的“合法性上移”。[29]　　

　　1998年歲末四川遂寧市步雲鄉直選鄉長，在中國的歷史上寫下了破天荒的一筆，這表明，只要組織和操作得當，直選（行政首長）範圍的擴大不但不會削弱國家權威，反而能夠增強國家形成和執行政策的能力。[30]　　

重新審視中國農村的基層選舉和村民自治

　　白沙洲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中國的村民自治：被賜予的民主　　　

　　1980年2月廣西宜山縣三岔公社合寨村出現了中國的第一個村委會，這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完全是一群農民自發行為的結果。當時，實行聯產承包後分了土地，原來的大隊、生產隊這兩級農村管理組織癱瘓了，村莊里的“公共事務”無人管理，出於自我管理的需要，農民仿照城市的居民委員會選出了自己的“村民委員會”。當時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對農民的這一創造顯示出極大的興趣。兩年後，在彭真的主持下把村委會寫進了修改後的憲法。江澤民執政以來，上層權力高度集中，政治體制改革被擱置，但是村委會選舉卻方興未艾、獨領風騷，為政府贏得了不少讚譽。陳錫文認為，村級民主制度是農村改革的三項偉大成就之一。[1]　

　　美國的卡特中心項目主任羅伯特·帕斯特說：“我在世界上許多國家觀摩過選舉，但從來沒有看到過哪個國家的政府官員如此認真地做這項工作。”[2]　　

　　美國共和黨的智囊庫國家共和研究所形容村委會選舉是國家邁向更民主的政府的重要一步。[3]　　

　　美國總統克林頓1998年5月訪問西安時，也在演講中將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稱為“自由的微風”。觀察中國的問題，如果事事局限於憲法和法律規定這樣的制度框架，很可能會發生偏差。在村民選舉這一問題上，如果稍微擴展一下視野，充份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政治狀況，就會發現，上述對村民自治的理解和讚揚可能過於簡單化了，村民自治的“民主”內涵值得重新審視。　　

　　當海內外對異軍突起的鄉村民主讚揚聲不斷的時候，一些學者已開始提出不同的看法。毛丹認為：“關於鄉村民主，過於拘守流行的制度主義框架，偏重於制度文本份析，可能產生過於樂觀的結論。......農村的自主制度是國家給予的，實質上，國家不是縮小了在農村的控馭範圍，而是改變了對村落的控馭方式──至多是在改變經濟控馭方式的同時，減少了對鄉村社會事務的過多和過於直接的介入。國家不想管的事可以不管，想管的時候可以隨時管起來。”[4]　　

　　邱澤奇在河北玉田縣的一個村莊作調查後指出：“村民自治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反映了村委會合法性是完全基於民主的。選舉原本是反映民意的一種有力工具，但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儀式。”[5]　　

　　鄭永年則認為，在中國民主“可能是精英送給社會的一種‘禮物’，而不是各種社會勢力根據自己的願望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制度。”[6]　

　　如果從1982年憲法第111條肯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算起，鄉村民主制度已經存在了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選舉法”自1987年11月24日頒布已歷12年。但是，村民選舉和自治的正式推開既不是及時行憲的結果，也不單純是貫徹“村委會選舉法”的產物，自從它得到“準生證”後，其成長一直維系在黨內的幾個高層領導人的看法上。由於這些領導人的支持，這一制度才逃脫了夭折的命運，在九十年代初正式形成。1982年，中共上層的許多人還根本不知道村委會為何物，由於彭真憑其直覺肯定了村委會這一制度，並堅持把它寫入憲法，憲法中才出現了這一條文。但這並不意味著村委會選舉就可以立即依法實施，實際上，具體指導村委會選舉的相關法律直到五年後才通過。剛試行不久，就因1989年下半年的形勢而受到了政治幹擾。那時，所有與政治改革相關的活動均被中止，村委會選舉被視為與自由化沾邊，一度幾乎面臨被廢除的危險。在“關鍵”時刻，薄一波“支持對村級政治改革的繼續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1990年8月在山東省萊西市召開了全國村級建設組織座談會，政治局委員宋平認為，對“村委會組織法”不要再爭論下去了，應該去實行。幾個月後中央才正式肯定了村級民主選舉[7]，於是民政部於1990年9月發出了“關於在全國農村開展村民自治示範活動的通知”[8]，村民選舉才全面鋪開。這一過程說明，中國鄉村的這種“民主”並不是完全由農民自主支配、運作而產生的制度，它從頭到尾都是一種被賜予的“民主”。對中國的農民來說，等著上面“賜予”這樣的“民主”實在是有點可憐。更何況村民選舉的存在還帶有某種僥幸，它完全仰賴幾位領導人的支持，而支持它的一些領導人其實並不是熱心改革的政治家。　

　　從農民負擔看村民自治的實際效果　　

　　如果盡量拔高村民自治的政治意義，也許可以說，它是在農村建設共產黨主導下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但實實在在地看，村民自治制度的主要功能其實還是保障農民的財產權益，這一制度的三大核心部份（村民委員會、村民會議和村務公開）的聚焦點都集中在如何有效地發揮這一功能上。“村委會組織法”的30條規定中，最具核心意義的是第5、19和22條。第5條確定了“村政府”（村委會）的核心職能，即尊重集體經濟組織依法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主權，維護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保障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承包經營戶、聯戶或者合夥的合法的財產權和其他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第19條規定“村政府”（村委會）和村議會（村民代表會）的權力制衡時，其目標也是保護農民的財產權和財產利益。例如，該條款規定，當“村政府”安排鄉統籌的收繳方法、村提留的收繳及使用、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數及補貼標準、確定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以及村辦學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業的經費籌集方案、提出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業的建設承包方案、村民的承包經營方案以及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時，村民委員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後方可辦理。第22條涉及到“村政府”的村務公開制度，凡是“村政府”的行為涉及到第19條的所有事項時，村委會要公開其方案和處理結果。此外，事涉計劃生育方案、救災救濟款物的發放以及水電費收繳時，也必須公開。　

　　既然村民自治制度被設計為一種保障農民財產權益的機制，那麽，其實際效果如何呢？自從實行村民自治以來，農村基層政府的亂攤派和橫征暴斂有增無減。據財政部的不完全統計，1997年各級政府的收費項目多達6,800多項（其中全國性及中央部門收費達300多項，地方收費項目最多的省有400多項，最少的省也有50多項），大部份是越權設立的。全國收費（包括基金）總額至少在4,200億元左右，相當於國家財政收入的45％，而且每年以15％的漲幅上升，比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高20多個百分點。市、縣收費占其收入的比例更高，而那些基層政府自立名目、無案可查的收費項目更是多得不計其數。[9]　

　　顯然，村民自治制度這種制度設計完全不能保障農民的財產權益，從某種意義上來將，它的現實作用剛好與其制度設計構想相反，成了幫助政府完成攤派任務的機器。　　

　　“雙頭制”還是“一頭制”？　　

　　在農村改革的最初幾年里，共產黨在農村的政權機構及其黨的組織建設中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疲軟現象”。中央政府的一項調查指出，從1978年到1984年基層幹部數量減少了一半。[10]　

　　1988年民政部對全國17個省、市數百個村的調查顯示，約30％的村級組織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在貧困落後地區這一比例甚至高達50％以上；廣東的村級組織16.7％是癱瘓、半癱瘓的，居於中間狀態的占43％。[11]　　

　　八十年代末，共產黨在農村名義上有130萬個基層組織，但許多組織從1987年起就未發展過一個黨員。[12]　　

　　1992年初國務院的一份文件稱，30％的農村黨支部處於癱瘓狀態，另有60％處於非常軟弱的狀態。1994年中央的一份文件披露，75％的農村基層組織處於癱瘓狀態。[13]　　

　　為了重建農村組織，化解鄉村里的組織危機，中共開始整頓鄉（鎮）、村兩級黨支部（重點是村）。1993年10月18日，江澤民提出，要“下決心用3、5年時間，把全國80萬個農村基層組織分期分批地建設好，使他們都能發揮應有的作用”。[14]　　

　　在重建村黨支部時，要求“選一個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公正無私廉潔、年富力強，能夠帶領群眾致富的支部書記......加強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建設”。[15]　　

　　在這次整頓中，換了13.6萬個村支部書記、12.8萬個村委會主任，整頓了2.5萬多個鄉鎮黨委。[16]　

　　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和村民自治的並行使一些人以為農村中出現了黨政“雙頭制”現象。例如，有人提出，“中國實行民主制度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打破共產黨對權力的全面壟斷，那麽中國是否在不但加強農村基層組織的同時，又能發展農村的民主呢？”[17]　　

　　表面上看，農村的黨政基層組織確實在形式上有“雙頭制”特點。《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將村一級的決策權分成兩大類，屬於本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需由黨支部討論決定，其他的事務則交由村民委員會、村民會議或集體經濟組織決定。但實際上由於將黨支部──支書體制規定為鄉村組織制度建設的核心，賦予村黨支部“領導”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員會的職權，這就使村民自治制度變成了與鄉村黨組織這個“核心”所對應的“外圍”。這種制度結構完全是現行國家權力體系的的投影。依照憲法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但在這個“最高”權力機關之上還存在著一個“領導”它的政黨組織，所以全國人大實質上只是國家的“次高”權力機關。　　

　　但是，這種表面上的“雙頭制”制度設計有時也會使一些不完全洞察黨政體制實質的人感到迷惑，以為“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的工作還沒有理順”。其實，所謂的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的關系定位不清楚這一問題只是個假問題。無論是在人民公社時期，還是人民公社解體、改行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時期，黨通過其基層支部和支書全面控制農村社會這一制度安排並無變化。黨之所以推動村民自治，用意並不是要在黨的基層控制權力之外再形成一個與其並行的“權力體系”，“中共希望的，是通過村民自治和給農民較大的自治權力，促進中共的原有組織提高效力，增進合法性，而不是削弱黨的權力組織。”[18]　

　　在這種結構下，“據民政部官員透露，根據對試點的某省的114個村的調查，有60％的村兩套班子工作分不開。有24％的村在分開後矛盾較深，工作不協調。”黨政關系較好的地方，也不是制度制約的結果，而是因為黨的支部書記具有尊重村委會的“自覺性”。[19]　　

　　江蘇省射陽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杜渺則承認，“村黨支部仍實行‘一元化’領導，村民委員會行使村民自治組織的職權難以落實。不少村主任反映，現在村里仍是黨支部書記‘當家’，什麽事鄉鎮黨委都要村支書‘負總責’，因此村支書幾乎包攬了村委會的全部工作，個別村的財務批核權也都由村支書統攬起來。村民們有什麽事也不找村委會，而是找村支書。......《村委會組織法》中賦予村委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等職權，在相當一部份村委會是很難落實到位的”。[20]　　

　　其實，既然在現行體制下黨政分離實質上是做不到的，就還不如將表面上的兩種權力體系“合二而一”。目前，這正是農村“改革”中出現的一種新動作。例如，河北大名縣乾脆將“兩頭制”擱置一旁，直接實行書記兼村委會主任制，這樣雖然還有村民選舉，但“村民自治”已經名存實亡了。[21]　

　　農民只能選“二把手”　　　

　　村民自治制度本來是要在村一級的黨支部、村委會、村民代表會及村民之間建立一種新的權力組合，由村民委員會扮演“村政府”的角色，村民代表會則類似於“村議會”，村民（選民）則通過直接民主形式如選舉、罷免、村民會議等扮演“主權者”的角色。這種權力制衡機制的設計本來是十分合理必要的。但是，現實的政治體制卻並未給村民自治制度提供真正有效的保障，而是讓它流於形式。“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是，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本法的實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權利。然而，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現行政治體制中只是同級黨委領導下的一個議事機構，它何來能力排除黨的“領導”對村民自治的約束、真正有效地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行呢？　

　　村民自治制度在村級層面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將黨的基層組織確定為“領導核心”的位置，黨的基層組織高居於村委會、村民代表會及村民之上，“書記制度”架空了村民自治。“目前大多數的村黨支部委員、書記都是由上級黨委任命，鄉鎮發個紅頭文件。有的村雖然實行了黨支部選舉，但選誰進支部班子、選誰當支部書記，還是由上級黨委指定，黨員只是走形式填個選票，不能真正體現大多數黨員的意願，更談不上代表廣大農民的心聲。”[22]　

　　並非由村民選舉產生的黨支部書記的法律地位明確地高於村委會、村民代表會及村民，而村民這個所謂的“主權者”只具有次等地位，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政府”、“村議會”也只不過是個次等“權力機構”。例如，一項調查表明，河南農村不少地方仍由上級指派村長、組長，而村民代表會和村民議事會多數形同擺設，80％的村“財務公開墻”內容不符、不詳，是假公開。[23]　　

　　既然“書記制度”壟斷了鄉村主權者的地位，村民只不過是由另一個“主權者”掌握控制的“二等主權者”，他們無論怎樣選擇自己中意的村委會成員，最終仍然要聽憑“書記”們裁斷。在支部書記這個全能的鄉村主權者之下，即使村委會的選舉能做到完全的自由、公正、平等（現實中這種情況的發生概率並不高），“村民自治”也與民主的真實含義相距甚遠。　　

　　如果作為“頭等主權”者的黨支部成員橫行鄉里，其實完全是現行政治和法律體系的題中應有之意，並沒有任何違法之嫌。《村委會組織法》雖然規定了村務公開這一制度，但也明確規定了書記制度的領導核心地位，當黨支部成員成為村委會負責人時，他的“領導核心地位”就合理合法地使他免受村民的監督，更何況他的書記地位也往往是由上級黨政機關任命、並非村民選舉產生的。當村民們對這樣的村委會負責人不滿時，他們哪里有任何監督的權力？[24]　　

　　這就反映出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質，即村民選舉等“民主”形式並未讓村民們真正成為“主人”，他們實際上總是處在被上面指定的人“領導”的地位。不僅非黨員的普通村民如此，連不具有黨內權力的普通黨員村民也是如此。[25]　

　　為什麽中國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因為村民自治制度的本意是選舉一個由村民選舉、對村民負責、向村民報告工作的“村政府”，但現行政治體制下的村民自治其實質只不過是讓農民選出一個說話不算數的“二把手”，而村里的“一把手”則不由村民選舉，村民也無法罷免。這個“一把手”由上級指派任命，按照目標考核責任制對上級負責，代表的是國家權力機器。鄉政府和鄉黨委的指示、攤派、罰款、提留都以責任狀的形式交辦到支部書記手上，對不聽話的農民則由鄉政府運用警察、民兵等鎮壓手段加以制裁。而且，多數村委會成員還被納入黨內，在黨員必須服從上級黨組織的黨內紀律約束下，如果上級政府和黨組織的利益與村民的利益相抵觸時，村委會幹部就必須先服從黨紀、維護上級政府的利益，而不能依照《村委會組織法》維護本村村民的利益。　

　　鑒於黨支部制度與村民自治制度的矛盾和沖突，山東省河曲縣於1992年嘗試了以“兩票制”組建黨支部的折衷制度，即在鄉村黨支部成員的選舉過程中先由非黨群眾投信任票、推薦支部成員候選人，然後再由黨員投票選舉村黨支部成員。[26]　　

　　1999年，農村大包幹發源地安徽省\簡{鳳}陽縣又試行了請黨外群眾參與村支部選舉的做法，其程序是先根據黨內評議和民主舉薦初步確定黨支部成員差額選舉的候選人，然後再聽取黨外群眾的意見，由占成年村民80％以上的選舉人對初步候選人以測評表形式無記名評議，鄉鎮黨委再根據測評情況確定正式候選人。[27]　　

　　這樣的改革無疑突破了現行的政治體制，但還是脫離不了所謂的“民主集中制”的味道。共產黨及其成員應該真正承認農民的主權者地位，而不以永遠的“領導者”自居，在是否有資格掌握權力這個關鍵問題上，應當自覺接受民眾的挑選和裁判，這就是政治改革的實質意義之所在。　　

　　村委會是自治團體還是“二政府”？　　

　　村民自治制度的另一個主要功能是重新界定農民與國家的關系。在“人民公社”時期，人民其實只是“公社”的農業奴工，國家通過省、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逐級控制，幾乎剝奪了農民的所有自由。“人民公社”解體後，表面上國家權力只下沈到鄉鎮一級，而在村莊範圍內農民們似不應再由國家全面支配，而可獲得自我管理的空間和自由。按照村民自治制度的性質，村委會（“村政府”）並不是政府機關的下伸機構，而是農民的自治團體。中國歷史上一向存在著這樣的農民自治團體，半個世紀前社會學家費孝通這樣描寫過：“自治團體是由當地人民從具體需要中發生的，而且享受著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權力，不受中央幹涉。於是人民對於‘天高皇帝遠’的中央政府極少接觸，履行了有限的義務後，可以鼓腹而歌，帝力於我何有哉！”[28]　

　　那麽，實行了村民自治的今日中國鄉村，是否真的呈現出“天高皇帝遠”、“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閒逸畫卷了呢？實情遠非如此。　　

　　雖然實行了村民自治，但政府權力的影子仍然時時纏附在農民身上，日益沈重、難以負荷的攤派不斷引發農民和幹部乃至鄉政府的沖突，演化出一幕幕的悲劇。現在，政府並沒有退出鄉村的經濟活動，因為在代表著黨和政府的黨支部的領導和控制下，作為村民自治團體的村委會被異化了，實際上變成了一個承擔著政府職能的“二政府”和假“自治”會，所以即使上級的很多要求違背了村民的意願，號稱“自治”的村委會也不得不為上級政府完成任務。所以，“在村民看來，村委會與鄉鎮政府一樣，都是政府的代表。對村民而言，村行政組織只是過去生產大隊委員會的延續，村幹部仍然是過去的大隊幹部，只不過改了名字而已。加上村委會的工作主要不是代表村民與政府對話，村委會主要在執行鄉鎮政府的各種指示，很顯然，村委會被劃入了政府的範疇”。[29]　

　　劉井明在調查中發現，導致村民自治團體異化的關鍵性因素如下。首先，鄉政府壟斷了權力和資源，使村幹部必須依賴鄉鎮幹部，而村民的自治團體沒有真正的自治權。在他調查過的江西農村，“村三大主幹”──村支書、村長、村會計基本上是由作為鄉鎮派出機構的管理區幹部負責考核和推薦並由鄉鎮黨委政府任命的。在上述主幹以外，還有包括副書記、副主任等副職幹部。對於村幹部來說，當與不當以及當主幹還是副職幹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上級組織和鄉（鎮）幹部布置任務的完成情況、服從程度以及與鄉鎮幹部的交往程度”。沒有鄉鎮幹部的支持，要完成村里的工作便有困難。[30]　

　　其次，上級政府維持著強有力的控制架構，江西的管理區制度就是一種。這種制度將地域相連、管理方便的四至五個行政區劃為一個管理區，作為介於鄉和村之間的“準管理組織”，由鄉鎮黨委派兩名鄉幹部出任管理區主任和書記，“駐村包村”，成為村幹部的直接上級。當管理區幹部的任務完不成、有可能危及鄉鎮幹部的政績乃至職位升遷時，他們就會采取強制性措施；但他們對一般的事務性工作則不太嚴格苛刻，甚至還容忍村幹部的討價還價和拖沓。管理區幹部的獎金發放和職務晉升與他們所管轄村的工作實績掛鉤，一般半年或年終時檢查評比，決定管理區幹部的獎金分配和職務變動。幾乎所有村委會負責人與鄉鎮政府都簽有責任狀式的“工作目標責任書”，由管理區幹部具體督辦並協助各轄村實施。鄉鎮政府專門制定了對村委會的詳細考核辦法和記分方法，並把考核記分與村委會幹部的收入掛鉤。正是通過這種“政治承包制”，村級組織變成了鄉政府的下伸行政組織，村幹部在某種程度上也變成了鄉鎮幹部在村里的政治代表，必須完成鄉鎮黨委和政府布置、分配的任務。此外，鄉政府還為村幹部設立了定期的工作匯報制度，一般每月一次，在這種工作匯報會議上，村幹部的地位變成了鄉幹部的直接下屬，與人民公社時期並無實質性區別。據劉井明的現場觀察：“1996年9月8日參加的一次慶鎮鎮村兩級幹部會議有4個議程。分別是冬季計劃生育檢查動員、農林特產稅的征收、村級組織整頓的結果公布以及教育附加費的征收等。在會上，鎮幹部對村幹部的講話充滿著命令口氣，所布置的各項工作任務也是不容商量和討價還價的。我們發現整個會議過程中，村幹部根本就沒有發言和表達意見的機會，甚至有時，這種工作匯報會演化成對村幹部的懲罰，但在特殊情況下，鄉鎮幹部也會盡量留出時間來聽取村幹部的匯報。......當發現工作完成不力是村幹部不努力、不主動造成的，鄉鎮幹部也會不留情面地進行批評甚至‘責罵’。這時，村幹部不是申辯，而常常是陪笑臉。”[31]　

　　正因為村民自治被異化成了改革前的那種垂直到底的舊式農村管理體制的變種，村民自治團體的當選負責人在現行體制下淪為上級政府的“天然”下屬，本應是為村民利益服務的村民自治機構變成了剝奪村民利益的上級行政機器的延伸，大大地偏離了這一制度設計時的初衷，所以農民們往往逐漸失去了政治參與的熱情。有的報導披露，“選舉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是乏味的，村民不會有什麽熱情。事實也正是如此。這就是趙縣各村不能正常選舉的根本原因。接下來就是一個惡性循環：村民不願選，村主任只好任命，上級也樂得任命；村主任上無鄉黨委支持，下無村民擁護，也就拿不出一村之首的氣慨，最後也樂得跟著村支書為虎作倀，賺點油水。”[32]　

　　可憐的中國鄉村“民主”　　　

　　為什麽農村的“民主”會變得可憐呢？因為，中國鄉村的“民主”選舉是在鄉村社會幾乎沒有自組織意識和自組織力量、八億多農民的政治影響力幾乎為零的情況下發生的，是共產黨為了改善其農村控制體系而設計，完全是借助於政權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進的。所以，王旭發現，在許多影響基層選舉成敗的關鍵性因素中，“首要因素在於各級地方官員貫徹村委會組織法作的努力。許多基層選舉取得的成效取決於政府官員尤其是民政部門的官員，在組織、指導和監督村民選舉中扮演的關鍵角色。”[33]　

　　毛丹則認為：“我的一個大膽說法是，中國的鄉村民主中，通過基層選舉，村落自治謀求與國家力量抗衡的可能性和內容幾乎都微乎其微。”[34]　

　　雖然中國的農民人數龐大，但共產黨政權在對農村進行摧毀式社會改造的過程中已吸納和消滅了所有黨外的組織化力量，結果七、八億農民變成了社會影響力最弱的群體。在今日農村中，除了少數地方的血親聯系能對鄉村選舉發生極其有限的影響外，唯一的組織化力量就是中共的黨政基層組織。而參與這場龐大的可憐的民主化試驗的農民，卻都是高度“原子化”的個人。在中國官方及其國際社會關於中國鄉村“民主”選舉的一系列美譽當中，恰恰掩蓋了這一選舉的致命弱點，即許多毫無組織、也不被允許有任何非共產黨式組織活動的零散的個體選民，如何能夠形成制約官方指派、控制、命令候選人的企圖呢？如果說競爭性的選舉是真實的民主選舉的要件之一的話，那麽，選民中發達的功能性團體（非“原子化”的參與單位）的出現以及選民獨立的自治組織，則是競爭性選舉真正發揮功能的必要前提。　

　　競爭性的自由選舉實質上應該是社會中不同團體的利益和價值競逐的過程，通過這種競爭性的自由選舉，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得以建立政治上表達的管道，依靠本群體的動員能力和支持率取得政治上的影響力。例如，投票選舉總統的選民並不是單純的“原子化”的公民，而往往是高度組織化的政黨、工會、農會組織等功能性團體；在選舉市長或市議員時，則宗教、婦女組織這類功能性團體會起積極的動員作用。功能性團體是匯集與表達社會利益的最佳管道。強大的各種功能性團體的存在，使得以選舉制度為中心內容的民主不是被賜予的“民主”，而是國家機器無法輕易操縱擺布的民主。　

　　如果中國“民主化”的起跑線要從鄉村開始，從直選村長再到直選鄉長，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那麽，真正對八億多農民負責任的態度應該是認可和推動農村社會的自組織化。要消除“民主可憐癥”，唯一的辦法就是在農村傳統的行政化組織和血緣化組織之外，發展出第三條組織化的道路，即建立適應農村政治經濟發展需要的各種功能性組織。當八億多農民不再是“原子化”分布，而是結合在成千上萬個自下而上的現代的農民自發的組織里時，中國農村的民主才有真正的載體；只有當這種民主的載體出現之後，中國的鄉村民主才不再是黨賜予和操控下的民主。　

2001年

已走到盡頭的小農經濟

　　──關於中國農村、農民與農業的對話

　　何清漣（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學者）

　　程曉農（本刊主編）

　　中國與印度：現代化道路上的遲到者　　

　　何清漣（以下簡稱“何”）：上一世紀中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一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系。不可忽視的是這兩項變革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因為說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

　　從有人類開始，人類絕大多數的生活物質必須取給於大自然：農業文明仰賴於土地，遊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漁獵經濟則靠下水捕魚、上山打獵才能維持生存。歷史年輪推到亞當.斯密時代，情況依然如故，因此亞當.斯密稱“土地是財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範圍內農漁業人口下降到總人口20%以下的國家也只有英國與比利時。那時，小農階級是否會被消滅，成了一個極富爭議的“理論問題”。西方的理論家們總以當時的統計數據為依據，來駁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消滅了小農階級”這一觀點。

　　但到了“二戰”以後，隨著世界各國日漸將發展經濟作為一個國家的施政主題，工業化進程加速，農業人口大規模地從土地上遷出，進入城市經濟體系的各個現代經濟部門。世界從此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以致於當時人大多無法充份理解其變化的意義。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歐洲最落後的小農根據地之一的保加利亞，小農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亞洲國家中的日本，農業人口也從1947年的52%降為1989年的23%。[1] 不過，到上個世紀末，整個地球上仍然還有三大地區的人口依舊主要是小農階級。這三大地區分別是：中國、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地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世界上所謂的“低收入經濟”基本上都在這三個地區。　　

　　程曉農（以下簡稱“程”）：二十世紀是人類探索社會進步和發展模式的世紀，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起伏和變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難，到現在仍處在制度轉型和現代化的探索期。關起門來，中國人盡可以忘卻“大躍進”和“文革”時代的荒唐，為過去二十年當中終於有了明顯進步而歡欣鼓舞；但打開“窗戶”看世界，似乎值得驕傲的成功就不那麽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國以有限的人均耕地養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實，乾隆末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農產量居世界第一。[2] 而那時的英國，若不是有北美大陸為它消解了被馬爾薩斯看作災難的人口壓力，恐怕就內亂叢生，沒有辦法外拓疆土，成為讓世界各國仰視的“日不落帝國”。所以，如若以“養人”論“成就”，那清初至中葉的康乾盛世豈不更“輝煌”？中國當下的進步究竟若何，可以用少數繁華的都市經濟自誇，但如以多數民眾的生存狀態為判斷依據，那麽在當今的中國就絕不能離開農村問題談社會進步。　　

　　何：如果認真觀察，就會發現亞洲有兩個巨型國家沒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紀文明的偉大成就，小農階級異常頑強、艱難竭蹶地存活下來。這就是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與位於東亞的中國。不管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如何努力，這兩個國家的小農階級始終高居總人口的70%以上。這就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以往歷史時代相連的臍帶始終不曾完全斷開。　　

　　比較這兩個國家，會發現許多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首先，兩國都有數千年悠久歷史，曾以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傲視世界，並且同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列。更可驚異的是：兩國的歷史文化在被現代文明消解的過程中，不但未被創造性地轉化成為兩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資源，反而成為一種異常沈重的現實負擔。其次，兩國都是超級人口大國，中國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則“榮膺”第二。不過讓中國略感安慰的是：據說由於印度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如中國嚴厲，二十年後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迫於人口壓力，兩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歡以留學的方式外遷，中國的下層民眾則還喜歡采用高風險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將保障移民權利列入憲法的美國則成為兩國移民的首選之地。在美國留學生里中國人數量最大，其次則是印度。現在美國的高科技公司中許多技術人員都是印度人與華人。再次，兩國奉行的政治體制雖然不同，但同樣陷入了高度腐敗的泥沼。在每年“國際透明組織”的排名當中，兩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總是名列前茅。印度的腐敗因新聞開放而為世界所熟悉，這有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為證。而中國則“明智”地堅持不完全開放，所以尚未成為國際上研究腐敗的經典對象。　　

　　中印兩國還有一個共同現象：少數大城市高度繁榮，廣大農村周邊地區則極其落後。不過中國近二十年改革過程當中冒出了少數新興小城鎮，印度這類新興小城鎮相對較少。由於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處都是聖牛的“遺矢”，氣味難聞。中國人則可以驕傲地宣稱：中國的幾個用來裝點門面的“現代化櫥窗”城市相對要乾凈靚麗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沒讓國際花園城市的評委們觀看臭氣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評為世界花園城市；而印度就沒有評上世界花園城市的“現代化櫥窗”。可以說，中印兩國的人口與資源狀況注定了它們要拖拽著“小農階級”這個前現代社會的龐大尾巴進入本世紀。　　

　　程：與南亞和非洲國家不同的是，中國過去五十年里為了現代化進行過驚天動地的制度試驗，但並未因此而把中國從世界上的落後組群中拽出來。中國嘗試過農業集體化，乃至其最高形式“軍事化作業”加“大食堂”，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慘重代價後，才又在現實的巨大壓力下，重新退回農業的個體經營模式──人口壓力也迫使中國沒有辦法推行農業現代化，否則被從土地上拋出來的農民將無處可去──這一期間，中國曾經有過上千萬農民離鄉進城的“大躍進”式工業化，也推行過縣縣“五小工業”遍地開花，旋又發展出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的現代化模式，最後還打開多年鎖閉的國門請來了港台資企業。這種種措施無非是一個目的：為成千上萬的過剩農村勞動力找到謀生之路。　　

　　盡管八十年代前期因農村改革創造出的一次性制度變遷效應，曾產生了短暫的農村經濟繁榮，但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黃花。城市經濟的發展始終無法充份吸納數億農村剩余勞動力，科技進步使得企業迅速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及資本密集型過渡，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而來自傳統農區、完全未經任何現代技能訓練的低素質勞動力也無法適應科技化時代的技能要求。從九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大學畢業生分配日益艱難，中國又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為了避免“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不少大學生選擇“考研”這條途徑以增加“就業資本”，近四年來每年“考研”的學生數量都以30%的速度遞增。有人將此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而近兩年來大學大量擴招本科學生其實也具有這一功能。在此大背景下，農民、農村和農業這個習稱“三農問題”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又再次突顯出來，讓社會重新感受到中國現代化的“陳年積痛”，也讓一切真正關心中國現實的研究者們痛感“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難題。　　

　　何：中華歷史幾千年，農民一直占據人口的大多數，安農則安天下，而安撫農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驅農歸田”，讓農民有田可種。而現在種田卻成了一件邊際收益為負值的產業。世代務農的農民突然發現，不種地無以為生，種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種不如少種。號稱“湖廣熟，天下足”的魚米之鄉的湖北與湖南洞庭湖地區的農民，有不少已離家外出，做各種營生謀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漣源市楓坪鎮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畝，人均耕地只有0.72畝，比最低生存保障線還低0.08畝，但因種田無法養活自己，該村家民紛紛離家外出，拋荒土地多達130多畝。而整個楓坪鎮拋荒土地就高達1,500多畝。[4]　

　　有人具體記載過鄉下親戚算過的一筆賬目：一個農民家庭4口人，種了6畝地。由於山區自然氣候原因，莊稼人都是靠天吃飯；1999年，該農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麥子，去年收成好些，4口人總共收了3,000多斤麥子，麥價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光買化肥就花去200多元，況且還要留下2,000多斤麥子充口糧，剩余1,000多斤賣不到500元；而村提留、鄉統籌、義務工、勞動積累工、農業稅等等，每人需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為此作者的表哥感嘆，農民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種田的收益還沒有支出多，上交款還得靠賣豬和出外打工的錢補貼。更讓農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產稅，當地的“上級”強迫農戶人均種0.4畝辣椒地，以便據此收農林特產稅。但遇上好年份辣椒每畝的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往往絕收，可是鄉政府仍然強行照收種植辣椒的特產稅。在此情況下，農民都想退責任田。[5] 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非農產業發達的地區，農民的承受力略強一些而已。　　

　　程：其實，農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現。我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就曾指出：經筆者分析全國各省農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實際收入（即扣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可以在各年之間比較的收入）後發現，從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廣東、浙江、黑龍江四省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速度勉強趕得上全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在全國鄉鎮企業最發達、農村居民最富裕的廣東和浙江，1994年當地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僅及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寧夏、湖南、貴州五省區的景況則是今不如昔，這些地區農村居民1994年的實際收入不是比1987年還少就是和1987年一樣、毫無增加。[6]　

　　此後越來越多地區的農民收入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的境況。最近國家統計局開始承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明顯放慢，有時只有兩三個百分點。事實上，從一些來自鄉村基層的報導看，就連這個官方數據也有很多水份。許多鄉鎮長、縣長為了呈報政績，往往人為地誇大農民的收入。甚至當農民的田產收入下降時，有些基層幹部就按照農民家里有幾棵果樹、有幾只母雞來計算一年的最高產果量和下蛋數，好湊出一組“增長”的農民家庭收入，至於母雞實際上下了多少蛋、果樹是否年年都能結那麽多果子，這些幹部就不管了。有經驗的經濟統計專家都了解，統計局的農民收入統計一般都有高估的傾向，若以此來估計全國農民的消費能力，會出現明顯的偏高誤差。這一點，其實可以依據農村消費品市場需求多年不旺這一事實做出側面判斷。　

　　另一方面，近年來農民務農的現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勢，統計局為了“突顯”農民收入的增長，比較喜歡用“農民人均年純收入”這個指標，而不太願意比較“農民現金收入”這個指標。因為使用“農民人均年純收入”指標，就可以把農民自產自用的農產品折價計入；即使農民手頭的現金越來越少，只要把他們家中的存糧數根據需要計入收入統計，就仍然可以“湊”出一個農民收入“增長百分之一至二”的數字來。由於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一再下跌，農民如將收獲的農產品全數出售，將嚴重虧本，他們只好暫時把農產品囤在家里。越是以農業為主的省區，農民純收入中這一部份無法變現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億農民四出打工，給他們的家庭帶回一點現金收入，那麽許多農民家庭恐怕連應付攤派的現金都拿不出來。　

　　當都市里的人們暢想著新世紀的小康生活時，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由於農村經濟陷入困境，中國的都市繁榮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從九億農民的現狀出發去認識中國的問題，而只從幾個繁榮的大都市出發認識中國現代化問題，完全有可能誤判中國社會經濟形勢的大局。　

　　何：農民不願意種地，這可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新問題。由此我想到了中國一向很重視的史學今日之命運：中國文化主流共分經史子集四大門類，史的地位僅次於經，侍講官給皇帝講經之外還必須講史。然而這門學問到近二十年里卻一敗塗地，陷入無可挽回的衰落狀態。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於史學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為鑒，可知興亡”這時已經喪失了，當今社會已經無法從歷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參考的統治經驗與制度借鑒，於是史學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死學”。以農民問題為例，二十五朝“安農”的歷史經驗，在今天恐怕都已經沒有多少借鑒意義。時移勢易，這些新時期的新問題還得依靠我們自己摸索解決。　

　　中國的“三農”問題確是任何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農”問題解決不好，再發達的城市經濟也只是漂浮在小農經濟汪洋大海上的一小塊綠洲，大海風濤一起，綠洲也就會隨著傾覆，這已經是近代史以來幾次大的農民革命留給我們的沈痛教訓。　

　　亂攤派令農民處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來，讓人非常痛心的是，正當多數農民處於生活艱辛的狀態時，縣鄉兩級幹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於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說，“三提五統”快把農民壓垮了。　

　　何：農民負擔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農民上交的各種稅費相對於農民所得的各種收入來說確實太重了。各種稅費太多，其中許多屬於亂收費。農村里流行一句話：“一稅輕，二稅重，三稅無底洞”，這里的“三稅”指的就是亂收費。許多地方農民對抗的其實就是亂收費。　

　　農村為什麽要亂收費？雖然地方政府經常以補充民辦教育經費等作為增加稅費的堂皇借口，實際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養鄉鎮幹部。中國的政權歷來建制到縣，改革開放後解散了人民公社，對鄉一級組織的定性一直不很確定，到了現在實際上已經將鄉鎮政府變成了擁有實體財政的一級政權，甚至還變換形式向村一級延伸。對應著從中央、到省、縣政府龐大的機構設置，鄉政府逐年膨脹，也設立了條條林立的機構部門，這些部門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業單位和所屬企業，吃閒飯的人越來越多。它們都打著為農民服務的旗號，但是實際上往往是以此為名，強行向農民要錢來養活自己，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即使是在村一級，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種關系躋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與準官吏。《中國經濟時報》登載過一位老農寫給中央領導的一封信，這位老農談到，二十多年前，他所在的鄉只有30多位幹部，現在卻有300多位。要養活這數量日益龐大的幹部，錢從哪里來？最後必然是從農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設立了農民“負擔卡”制度，目的是為了把攤派透明化，減少亂攤派。1997年，江蘇省通州市曾就農民負擔問題做過一次專題調研。該市農工部部長指出，近年來農民負擔增加的絕對值很大，有些鄉鎮把不該列入“負擔卡”的服務收費和其他收費統統列入負擔卡，如聯防費、農機管理費、廣播收聽費、合作醫療費個人支付部份、自來水建設費、有線電視建設費等。這就大大擴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規定農民本應負擔的費用。　

　　程：問題的癥結其實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為，中央財政斂得太多、不顧基層財政的困難也是一個原因。1994年實行稅制改革後，中央財政明顯寬裕了，花起錢來不再象八十年代那樣束手束腳，但地方財政的份額卻相對收縮了，其財政收入不足以養活省、縣、鄉幾級政府日益龐大的官員隊伍。過去幾年中，越來越多的縣級財政已不能按時發放工資。在集權體制下，地方財政收入短絀的結果，必然是省財政擠縣財政、縣財政擠鄉財政，最後造成了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於是，縣、鄉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開支的很大一部份轉嫁到農民頭上，用稅外攤派的方式強迫農民們養活基層官員。　

　　雖然一些地方的鄉鎮政府也試行過所謂的“機構精簡”，但幹部人數並未減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創立收費名目的行政機構從財政預算列支改為“創收自養”。這表面上減少了黨政部門內列編開支的正式官員人數和機構數，但同時卻形成了許多靠亂收費、亂罰款為生的準政府機構(如鄉一級的計劃生育辦、司法所、民政所等)，為這些機構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為名搜刮民財打開了“合法”的大門。這些機構本來是行政管理部門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政府讓農民繳納稅收的理由就是為了要支撐這些部門的運轉，而這些部門既有財政支持，則提供公共服務時就沒有理由亂收費，至多只應收很少一點業務成本費，這是世界各地正常國家的普遍情況。而現在中國一些省份卻把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部門“改革”成完全靠收費養活的準政府機構，從而省下正常稅收去養那些多余的、沒有理由收費的機構和幹部，這實質上是強民所難，借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要而轉嫁公共服務成本，向農民變相收取“公共服務稅”；同時也“逼良為娼”，引導著這些提供公共服務的行政機構借服務為名、行搜刮之實。結果一些機構為了提高其幹部的收入或增加買車配手機的開支，而將為民服務的本職工作變成了趁機敲詐勒索，出現了許多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現象。例如，司法所盼望農村里的司法糾紛越多越好，民政所則希望農民離婚多，這樣他們才有機會多“創收”。更荒唐的是，計劃生育部門一面抓人刮宮結紮，一面又盼著農民計劃外懷孕；村里有人賭博了，鄉派出所反而暗暗高興，因為這樣才有理由對農民處以巨額罰款，為該機構的人員多發錢。這些情況早在五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學者突破縣鄉幹部的阻撓，深入河南各地農村調查，發現了大量這類實例。[7]　

　　只要這支龐大的編內、編外官員隊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設法攤派。中央政府對此其實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嚴禁攤派，其實往往不過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無用的。而且，龐大的縣、鄉幾級編內、編外幹部不但要吃飯花錢，甚至也想向沿海繁華地區的官員消費水平看齊；他們不但想過上“小康”生活，還想在新世紀里生活水平再上一個台階。例如，七、八十年代鄉鎮長們平時多住在辦公地點的宿舍里，他們的家基本上在當地或附近，步行或騎自行車就能回去；而現在全國的鄉政府負責人九成居住在縣城，每天坐著公家的汽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所化費的購車、養車、司機、汽油費一年就達數千億元。現行的基層財政預算不可能包括這筆龐大的開銷，最後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於是，為了鄉鎮長們“腿上的現代化”，全國農民一年收入的幾分之一就填進去了。兩年前《中國改革報》等報紙批評過這個現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籲過“要解決公車私用”的問題，不過，一涉及到各級幹部的切身利益，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悄無下文。　

　　當前全國鄉、鎮、村吃“三提五統”的脫產人員已達1,400萬人　

　　[8]。即使不再從農民中吸收新幹部，光是每年安插覆員轉業軍人、大中專技校畢業生等，就必然增加上百萬人。據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的張培森、劉佐分析，各級政府的亂集資、亂罰款、亂收費、亂攤派數額，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與正項稅收的規模相當。[9] 五年來這個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這個驚人數目中很大一部份就著落在農民身上。所以，從九十年代初起農民的負擔就逐年加重。據統計，從1990年到1995年，農民人均承擔的各種稅收、集體提留等費用，年均增長幅度高達18.1%，是同期農民收入增長幅度的一倍多。[10]　　

　　《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作者曹錦清記述過河南省太康縣一個“既有經濟頭腦，且很有些思想”的蘋果園主劉某1996年對他說過的話：“稅收既多，又重，攤派的名目，多得沒人搞得清楚。事實上，鄉、村幹部從來不向農民說清楚，沈重得令人無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剛一結束，鄉幹部便帶著鄉派出所公安人員進村催征，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我可以這樣說，這些年來，老百姓一直生活在驚慌、恐懼當中。”[11] 這反映出可憐的中國農民的心聲，聽起來好像是時光倒流到了民國時代。可惜國內的媒體很少能登出這樣的聲音。　　

　　何：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1999年公布過一個調查結果，全國農民純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稅費形式交給了國家和集體，另還有其他各種攤派負擔，占純收入的比重是：東部省份為3.5%，中部省份為7.3%，西部省份為5.5%；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這類攤派對農民造成的負擔也相對越重。[12] 政府規定“三提五統”的征收絕對額不能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對經濟情況相對較好地區的農民來說，支付這個數額問題不大，而且可能也覺得負擔不重；比如，廣東地區將近一半農民不再務農，對於這一群特殊“農民”而言，這些稅費確實不算什麽沈重的負擔。[13] 但是目前全國農村還有52%的農民家庭仍然處在勉強溫飽的狀態，對這些低收入戶來說，純收入中自種自收部份本來就大，現金收入很少，占純收入5%的稅費很可能就會占其微薄的現金收入的幾分之一。因此，對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來說不是個負擔的稅費，對於全國一半以上的農民家庭卻是個實實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範圍的負擔。　　

　　江蘇省通州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工作委員會曾很認真地撰寫了一份“關於全市農民負擔情況的調查報告”。由於報告的執筆者非常認真務實，報告內容與通常的官樣文字不同，能夠反映出農村中明文規定的“三提五統”之外的亂收費情況。該報告透露了一條很重要的信息：加重農民負擔的並非只是鄉村兩級組織。該報告透露，據對12個鄉鎮的不完全統計，1997年農民負擔的絕對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鄉鎮增加74.6%，高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20個百分點左右。有的農戶當年的負擔總額比上年增加幾倍。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鄉村填報的農民純收入數字水份較大，收入數虛漲，提高了農民的實際負擔系數，因而加重了農民負擔。第二，鄉鎮以上各級政府興辦的各種工程項目建設，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層和農民的負擔。如公路工程等，每個鄉鎮要負擔幾萬元，多的近百萬元，這些錢有的鄉鎮用“以資代勞”集款，有的鄉鎮則按每位勞動力或人頭收取。第三，文件規定之外的負擔過重。如各項捐款、“兩化”達標、農村改造飲用水系統、平墳覆耕費、適齡青年征兵費、聯防治安費、教育集資、借資等等。雖然這些大都是為民辦的實事好事，但都超出了當地政府本身的財力，一般都要靠強行攤派才能進行。[14]　

　　通州市人大還算是關心農民利益的，而有的地方政府簡直就貪婪得無法無天。例如，安徽省樅陽縣錢鋪鄉政府為了搜刮民財甚至非法設立本地的“私稅”：不管農民有沒有收入，按人頭強收“個人所得稅”；不管農民是否生產“特產”，一律征收“特產稅”；實在編不出別的名目了，還要硬設一個“其它收入稅”。[15] 這種現象顯然不是個別的。　　

　　許多鄉鎮政府一方面非法亂設稅費、搜刮民財；一方面到處舉債，以致於鄉村政權組織過度負債，而嚴重制約著農村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據對湖南農村全省鄉村負債問題進行的調查，1998年湖南全省鄉村政權組織負債總額已達59.3億元，負債鄉村政權的比例高達88.4%，平均負債額達200萬元。這些負債主要是為了應付這樣一些開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揮霍型的小車開支、租車和招待費用等，甚至還有鄉幹部利用公款給三陪小姐配BP機的支出。[16]　

　　現在，很多地方的農民靠農業收入已經難以支付攤派費用了，他們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來支付攤派。這不僅標志著當地的農業已經難以支撐龐大的鄉村政府的開支需要，而且意味著，很多內地鄉村政府的攤派已經通過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區，通過對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農產業活動征收稅費來維持其開銷。據報導，湖北省監利縣某村村幹部甚至“遠征”海南省海口市的一個垃圾村，向舉家到海口拾垃圾謀生的本村村民催要攤派款項。[17]　

　　由於農民不堪重負，全國已發生多起農民對抗亂收費的事件，農民與地方政府的對立越來越嚴重，在與政府對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型的“農民領袖”，他們是當地農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達農民的利益要求與其他呼聲。[18] 《南方周末》去年的一篇報導曾引起轟動：江西《農村發展論叢》雜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名為《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搜集了各種中央有關農業政策的紅頭文件，以便農民據此掌握哪些收費屬中央規定要征收的，哪些屬於地方自定的亂收費，結果該刊卻被當地政府視為“反動刊物”，該雜志主編只得流浪在外四處躲藏。[19] 四川省重慶市巫溪縣漁沙村上百村民曾為逃稅而躲進深山，一位農婦因不堪重負而自殺。[20] 可見亂收費在農村已成為“猛於虎”的苛政。　　

　　程：近幾年來，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攤派和反攤派的矛盾。農民的日子越艱難，對攤派的反彈也越大。為了從農民家里搜刮到足夠的財物，許多鄉政府專門養了“收糧隊”（類似於“二警察”）之類的隊伍，以便用暴力強迫農民交納攤派。在鄉政府和農民之間出現了“正反饋”式的“循環”：農民越是反對攤派，鄉政府就越需要擴大強行實施攤派的隊伍和幹部人數，而這又相應增加了攤派的負擔，必然會引起農民更強烈的反對；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越多，上級政府就越傾向於擴大基層幹部的人數和強化基層政府的功能，而這勢必進一步加重壓在農民頭上的攤派負擔，使得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沖突更加激化。這種“官逼民窮”的“惡性循環”只會導致官民兩敗俱傷的結果，隨著基層政府機構的寄生性和掠奪性特徵日益被農民所認識，矛盾和沖突必然逐漸積累起來，朝著爆發點逼近，從中不可能導出良性的社會效應。　　

　　農民貧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從政府頒布的統計數據來看，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就轉入了低增長階段，1998年農民的現金收入出現了多年來的第一次零增長。[21] 2000年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報告說，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資達到16,641元、北京達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僅為2,210元，其中52%的農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不到2,000元，尚處勉強溫飽階段；另有26%的農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在2,000元至2,999元之間，算是溫飽有余。[22] 由此觀之，在全部農村人口中，勉強溫飽的農村家庭大概占將近四成多。有人將中國農村的貧困歸結於農民負擔太重，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即使農村稅費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減輕農民負擔，卻不能解決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中國農民總體貧困的根源其實並非負擔太重，而是農業人均產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如果光看有關部門頒布的種種總量數字，或許會讓人產生沾沾自喜的感覺。例如，當回顧九五期間農業生產能力穩步提高時，報紙上介紹說，九五期間我國糧食產量年均達50,485萬噸，基本穩定在5億噸以上，油料、糖料、肉類、水產品年均產量分別為2,320萬噸、8,968萬噸、5,353萬噸和3,730萬噸；從總量上來說，我國農產品產量穩居世界首位。[23] 這個“首位”能說明什麽問題呢？比較各國經濟水平的高低不是玩總量數字的“比大小”遊戲。自從人口學成為一門學問之後，人們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財富量和人均生產率來衡量一國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實力。如果將上述總量數據按中國人口總數計算平均數，或者按中國農業人口計算平均數，我國單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率低下這一事實就無法回避。僅以糧食一項來計算，三億多農業勞動力生產5億噸糧食，人均三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來養活九億農村人口，每個農業勞動力能夠出售的余糧不過幾百斤。那些“宏大”的總量數字完全不能掩蓋中國是個農業弱國的真相，“農業總量大、人均剩余少”從來就是個突出問題。　　

　　自從二十年前恢覆小農經濟以後，解除舊體制的束縛曾一度帶來農業的繁榮，1979年至1984年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幾個百分點，這實際上主要是人民公社時期被壓抑下去的生產率的反彈。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農業中累積的各種積弊正在逐步釋放出來，這些積弊包括：生產手段落後，畝產達到極高水平的情況下邊際報酬嚴重收縮，勞動力生產率太低，農村社會組織形式落後等許多問題。因此，中國農業逐漸又現出疲態，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僅占18.0%[24]，有關材料顯示，近幾年這一比例一直未變。與此同時，國家從農業當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積累，1999年國家財政通過各種途徑從農村收上來的是1000個億　

　　[25]，而當年的國家財政收入突破10000億元　

　　[26]，也就是說，農業這個中國勞動力投入最多的第一產業對社會的貢獻額只占國家財政的十分之一。事實上，收上來的這點農業稅甚至還比不上返還到農業口的農林水利等財政投入。改革後中國農村的經濟體制大體上恢覆到市場調節為主的正常狀態，從經濟能力與技術上來說，中國不是沒有可能實現農業生產現代化。為什麽仍然堅持實行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耕作模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壓力。　

　　程：任何社會的分配與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礎上，按照中國農業這種低效益的產出，農民連維持自己的生存都是個大問題。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和占勞動年齡人口50%的勞動力，是無法依賴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僅占18%的農業養活的。農業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指出：隨著人口增加，我國9億農民人均0.1公頃土地僅夠維持生存，1998年純農業收入產值達到13839億，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給自足部份，實際收入只有約500元；因此可以認為，大多數傳統農業的種植業畝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勞動成本已經是負值，農業本身談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農民收入增加時期建立的農村上層建築必須獲取農業剩余才能維持，於是就出現了竭澤而漁的亂收費現象。[27]　

　　何：其實農業不能產生剩余於中國來說並不是什麽新問題。劍橋學派的埃德溫.坎南提出的適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勞動力與土地面積之間必須保持一個合適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時期，在一定土地面積上生產而獲得最大生產率的人口是一定的。換言之，在既定時間里，其它條件不變，隨著勞動的增加，收益會按比例遞增；但當勞動增加到最大收益點時，則收益不再增加，與最大收益點相適應的人口數量就是一個社會最合適的人口數量；當勞動的增加超過這一定點，則收益會按比例減少，出現邊際報酬謝遞減現象。美國華人學者黃宗智先生在他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里就專門用中國華北地區的資料論述過“高水準均衡陷阱”的概念，其含義是，中國由於勞動力過剩，以致於農業耕作集約化到了邊際報酬收縮的狀態。我在《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本書里也專門談過這一問題，並專門引過包世臣《郡縣農政》一書的記述：“凡治田不論水旱，加糞一遍，溢谷二鬥；加做一工，亦溢谷二鬥”。包世臣談到，水田一畝需要八九個工，按畝產1.5石計，加做一個工只增產三十分之一；在覆種的情況下也差不多，種雙季稻只比單季稻增產20-35%。也就是說，早在清代就有人意識到，單位面積產量不能與投入的勞動力按同比例增加。　

　　與其他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國家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存在著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在農村耕地面積總體減少與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時，農戶總戶數卻在增長。這一現象正好與戶均耕地面積加大的國際趨勢完全相反。1978年，中國耕地面積為99,938.5千公頃，人均1,030平方米、戶均耕地面積5,730平方米；到了1995年，在耕地面積下降了4.5%、變為94,970.9千公頃時，人均面積卻銳減24.3%至780平方米，戶均面積銳減28.8%至4,080平方米。[28] 這個驚人的下降速度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戶經營規模繼續縮小，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增加。這種耕作規模小型化距離現代農業所要求的農民人均耕種面積相距越來越遙遠。　　

　　有人曾經這樣比較：按目前德國的營養標準衡量，一個德國農民平均生產55個人的食物消費量；而中國是65%的勞動力（全部人口的28%）直接從事農業生產，這意味著一個中國農民平均養活不到4個人──相當於他自己的家庭人口數──而攝取的熱量與蛋白質卻比德國的水平低得多。這一計算以中國農村家庭平均4口人為依據，實際上農村家庭平均人口高於5人。我再補充一點：如果要是計算養活中國農民所需要的生態成本，應該說他們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勞動力。比如在大小涼山地區，養活一個人需要鏟平幾座山頭的草木才能種出一些小馬鈴薯供吃與做燃料。有的環保人士到西南與西北地區考察，看到此情此景時驚呼“一個人等於一台鏟草機”！所以，片面強調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其實是個思維誤區。衡量勞動力價格不應只考慮勞動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貨幣工資，而必須按生產及維持這些人民的生活並使整個經濟付出的實際代價來衡量。　　

　　由以上分析可見，中國農村總體貧困的根源是農業生產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亂收費”問題無異於雪上加霜。我國長期以來進行的所謂“扶貧”，實際上就是那些資源稟賦太差的貧困地區的人們“依靠喂奶過日子”，即通過國家力量進行的財政轉移支付維持生存。從中國農村的現實狀況出發，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在中國農業生產狀況沒有大的革命性進步的情況下，就算亂收費問題解決得比較到位，也無法從根子上解決中國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　　

　　農村剩余勞動力何處去　　　　

　　程：過去五十年中將近一半時間因推行強制農業集體化使農業低產、農村貧困的局面更加嚴重，但由於同時實行了嚴格的戶口和遷徙管制，農民被束縛在祖輩居住的村子里，再窮也只能幹熬著。八十年代初，農村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農民也多少有點陶醉在失而覆得的小農田園夢當中。但很快中國的一個致命問題──人口與資源比例嚴重失調──就重新暴露出來，農業收益遞減，對農民的攤派日益加重，逼迫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另尋謀生之路。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轉移，成為一個關系到中國社會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　

　　何：過大的人口壓力使得中國近三百年來經濟增長的成果幾乎被新增人口蠶食殆盡。原來的人民公社體制按人口分口糧的機制大大刺激了農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後，生產積極性獲得提高後的農業生產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機意識。後來認識到這一問題時，大家也以為只要推行人口城市化，就會逐漸縮小城鄉經濟的二元對立。我記得那時候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是大學里經濟學專業學生最歡迎的書，勃興的鄉鎮企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無限希望。中國農民的所謂“三元就業模式”──指農業、鄉鎮企業、跨區域流動就業──也就是在這時形成，並被大家視為消化農村過剩勞動力的一條長期有效的途徑。　

　　在城市就業還不算非常艱難的1998年，據對38個縣市的調查，農民外出就業占農村勞力的六分之一；在低收入縣市，外出就業占農村勞力的20%，相當於當地非農就業的85%；而在高收入縣市，流入勞力相當於當地勞力的28%，當地鄉鎮企業職工的67%。1989年至1996年這些縣市外出的農民工共寄帶回家鄉348億元；在22個低收入縣中，1996年帶回鄉的資金為45億元，1989年至1996年寄帶回鄉資金達220億元。[29] 從全國來看，1998年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部門就業約占三分之一，農民收入中來自農業的部份占57%，來自非農部門的部份已達43%。[30] 經濟發達地區的不少農民已告別土地，如浙江農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的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到1998年，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人均收入已超過8,000元，其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飲食業勞動力人均收入超過萬元，是農業勞動力人均收入的4倍。[31]　

　　程：中國的情況與一般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由於人口基數過於龐大，而農村人口增長率又相當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始終無法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城市化過程後，農村勞動力就逐漸轉移到城市經濟部門去了；而中國的城市經濟部門本來就一直面臨著連城市勞動力都無法充份吸納的困境，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鄉鎮企業中就業，使得這成為三元就業中相當重要的“一元”。而鄉鎮企業因其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也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中一項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國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勞動力最多的一年，超過1.3億人。[32] 此後，隨著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日益突出，鄉鎮企業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對環境的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開始面臨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調整、收縮、整編、改制、淘汰，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鄉鎮企業連續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上千萬勞動力。這就使得離土不離鄉這條路對於廣大農村低素質勞動力來說，已經不再是一條暢通的坦途。1996年以後的三年中，鄉鎮企業的增長率都低於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經跌到14.2%。與此同時，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也日漸枯竭，1996年以後的三年當中，鄉鎮企業的就業人員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在減少，所以現在鄉鎮企業的實際就業人員已經低於1.2億人。[33]　

　　正當鄉鎮企業開始吐出農民工時，城市吸收農民工的大門也同時變窄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用銀行貸款喂養低效率、高浪費、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雖然暫時維持住了表面的經濟增長和城市就業，並得以回避國有企業改革這一在意識形態、社會控制政策諸方面令政府極為頭痛的任務，但卻埋下了銀行壞帳高築、風險叢生、金融系統可能崩潰的隱患。九十年代下半期，為了挽救金融系統免於崩潰，政府不得不部份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政策，結果國有經濟部門立刻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數千萬國企職工陸續下崗。為了減輕城市就業壓力，四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都出台了一些規定，要求企業雇傭勞動力時必須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從而限制外來勞工的就業機會。　

　　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並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後有一只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出，這只“手”也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範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範”，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像，蘇南的基層幹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一些經濟學家們提出了發展小城鎮、提高城市化進程以轉移農村過剩勞動力的發展戰略，與當前城鄉共同面臨的巨大而緊迫的就業壓力相比，總令人有遠水不解近渴之感。而且，中央政府把有限的城市開發資金都集中投入到少數作為“門臉”的大城市，以吸引外資，而內地省縣財政早就捉襟見肘，指望地方財政資金開發中小城鎮其實是“望梅止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逼著縣市地方政府開發小城鎮，必然是把開發資金的負擔基本上轉嫁到農民頭上，進一步加重已經超過極限的對農民的攤派，也為地方官員通過市政工程建設中飽私囊打開方便之門。結果很可能是，小城鎮建設“虎頭蛇尾”，空有道路、賓館、綠化帶，卻沒有多少能生存發展、吸納就業的新建企業，農民被挖得更苦，而地方官員的腰包則又鼓起來一塊。過去幾年不少內地縣城開發的結局不恰好證明了這點嗎？　

　　發展經濟、擴大就業的核心問題在於企業發展，而正是在這點上，中國目前從上到下都缺乏、甚至不願意對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的體制作深刻反思，因此也始終未真正從過去二十年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可行而有希望的企業發展模式來。這其實充份反映出“漸進式”改革道路的弊端，即得過且過、短視保守。如果說這是嗜權如命的官員的通病，那麽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應該跟著“起舞”、一味粉飾頌政的。中國雖然有那麽多頂著學銜名望的經濟學家，可惜，其中大多數卻只是熱衷於“奏折”和“聖眷”，很少有人敢於面對這個現實問題說幾句真話。　

　　城鄉差距返回原點　　　　

　　程：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小農階級的萎縮相伴隨的是城市化之後城鄉差別的消失。發展中國家則是另一番景象，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不斷轉移到城市中去，城市的高度發展多以農村的衰落為代價，在亞洲國家尤其如此。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也經常以擁有上千萬人口的城市而自傲，中國現在也有不少城市政府把建成百萬人口大市懸為現代化的一個目標而列入城市發展規劃。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人口的這種快速機械式增長，往往也使城市發展陷入一種極端無序狀態，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病”。不少城市都出現了大量臨時搭建的違章建築，周圍缺乏排污系統，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瘡疤；市內交通系統始終跟不上人口的增長，過時的公交系統令居民上下班通勤格外辛苦，而城鄉之間的聯結更是支離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變得坑坑窪窪，難於行走。　

　　有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喜歡用城市里的高樓大廈以及內部裝修豪華的賓館，組裝成各種“現代化的櫥窗”，炫耀著現代化水平，讓國際社會從這些“櫥窗”中了解該國的“成就”。不管這些“櫥窗”多麽漂亮，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只要深入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就會發現廣大鄉村千孔百瘡，成為這些國家難以愈合、正在流血的傷口。最近十年來，中國的城市化建設突飛猛進，由此看中國似乎頗令人振奮。邁入新世紀的中國也擁有了幾個堪稱現代繁華的都市“櫥窗”，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大最繁華的都市。如果從這些都市居民的眼光去看，居民生活的質量已經進入了講究養生、美容、減肥的階段，個人電腦普及率和上網率越來越高，城市國際化的徵兆也日益明顯。對這些都市的數千萬居民來說，新世紀似乎就意味著生活水平告別“小康”、與發達國家接軌，這自然令人向往，也讓人生出對未來的種種信心和美好幻想。媒體圍繞著這些都市居民的願景，又編織出一幅“買汽車、住新房”的“新世紀藍圖”，更是引得連台灣都有人羨慕起來。另外，在蘇南、浙東、廣東沿海地區也出現了城鄉一體化的初兆。但是，中國現代化的腳步一直未踏入廣大的內地鄉鎮。　

　　近年來，中國的媒體出現了一種傾向，關於“大好形勢”報導的取材偏重於上述“櫥窗”地區，似乎把中國的形像化約成少數都市的面貌了。外國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可能以為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倘若中國人也以為如此，就不免有點自欺欺人了。從一種比較客觀的角度去評價新世紀中國的局勢，廣大的內地農村才反映出中國問題的主要方面，畢竟人口的絕大多數住在那里。中國上述的繁榮地區大約不過有數千萬人口，這麽一小塊地域再繁榮，也不可能帶動全國經濟。而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地，不光是農村完全沾不上“櫥窗里的繁榮”的光，中小城鎮的居民現在多半也看不見個人前途方面的“新世紀曙光”。在這些中小城鎮，許多家庭的月收入不過數百元而已，只是因為物價低而得以勉強糊口，但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兒女們的就業機會渺茫，放眼看去，當地企業都破敗不堪，唯有設法擠進政府機關里才能謀碗飯吃。　

　　目前，城鄉差距已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1978年的水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過程當中，城鄉收入差距經過了一個馬鞍形的變化，七十年代末差距很大，八十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縮小，但是從八十年代後期又開始不斷擴大，到1999年這種情況就非常明顯。該年農民現金收入的名義增長率是1.9%　

　　[34]，而同年城鎮居民的年收入增長率是7.9％　

　　[35]，在城鄉收入增長的差距本來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10月份國務院又給城市的幹部和職工增加了一輪工資，這就進一步擴大了城鄉差距。有人算過一筆帳，在目前的情況下，2.7個農民的收入相當於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慮到因家庭人口結構、支出結構和攤派等因素，農村勞動力的家庭負擔系數高於城市勞動力，農戶的收入中要支付生產經營費用乃至投資，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於消費，再加上農戶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種攤派奪走，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差距之大是顯示而易見的。從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數據來看，年均生活費支出方面，中國農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費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三個檔次；只有近兩成（20.91%）的家庭年消費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僅占2.44%。[36]　

　　何：中國農村的貧窮還可以從消費市場的份額上看出。城鄉差距再度擴大的直接後果就是農村消費市場的萎縮。70%的農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費品市場與20%的城鄉儲蓄，而與此同時，卻是全國主要耐用消費品行業的生產能力普遍過剩50%。以彩電為例，城市普及率已經達100%，而農村卻只有10%。[37]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另一組數據，從1995年至1999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49.9%下降為41.9%，農村居民從58.6%下降至52.6%，後者比前者少下降兩個百分點。[38]　　

　　程：我也用《中國統計年鑒2000》的數據做過計算，發現1999年中國內地二十個省約7億鄉村人口人均年購買消費品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區農村人口約有2.6億，其人均年購買消費品的數額也僅為1,603元；而京滬兩市及廣東、江蘇、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國總人口的4.9％，他們人均年購買消費品數額達11,819元。也就是說，全國將近1/4的消費品是賣給這僅占全國人口不到5％的兩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國人口56％的內地省份農村人口只購買了全國消費品的1/7不到。事實上，在兩市三省這些中國最富裕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費能力並不高，所以這個關於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費力的數據掩蓋了人數約在千萬左右的中國精英階層的超級消費能力。從這里可以明顯看出，大約眼下全國有1％到2％的人口高居於收入和消費金字塔的頂端，全國媒體上的商品廣告基本上是做給他們看的，而占全國人口多數的內地省份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能力只是前者的1/25。這就是今日中國之城鄉差距，而且這一差距正在繼續擴大。　

　　城鄉差距的擴大也與政策上的城市偏倚有關。最近幾年來，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對農民施惠的措施，而讓少數都市居民的生活“錦上添花”的措施卻接連不斷。比如，在增加內需的名義下不斷動用財政資源給城市居民中“吃皇糧的”人加薪。其實，身居農村的半數國民還處於勉強溫飽階段，他們比“吃皇糧”的人更需要幫助。可是，政府增加國民的收入時，首先想要照顧的總是正項收入不差、額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員，而貧困的八億多農民卻被悄悄地“遺忘”了；但提到擴大消費品銷售時，就想到要讓農民多花錢了，目的不是為了讓農民過得好一些，而是要減少城市里國有企業的產品庫存。一些都市里的經濟學家呼籲，要打開龐大的農村市場，讓農民們多消費，這樣城市里國有企業的產品才有銷路。當他們建議如何進一步挖農民們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時，卻懶得去認真想一想，為什麽多年來農村市場不但無法擴大，相反卻正日益萎縮。　

　　中國部份學者的“都市偏倚”傾向其實是政府的相同傾向的反射，他們不但很少關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的貧困，甚至連農民貧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當人們談論幾大都市的“世紀新貌”時，卻很少有人提到，中國當前最緊迫的是給幾大都市“錦上添花”嗎？如果把幾個大都市里城市建設投資的一部份省下來，少蓋幾座超高層“世紀建築”，少建一條“五環線”或地鐵新線，少花些鋪陳奢華的主幹道燈光投資，而把資金投入到內地去幫助農村發展，可以讓數十倍於都市人口的農民受惠，經濟上的連帶效應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不用再讓都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代替政府去資助農村的窮孩子完成憲法規定的本應由政府負擔的小學“義務”教育。少花一點這樣的都市投資絕不至於就影響到這幾個都市的繁華，無非是已經夠亮麗的“櫥窗”上少一道“光環”而已。如此簡單的想法之所以沒有“市場”，是因為它顧的並非“櫥窗”和“臉面”的光鮮。農村既非“臉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礎”，鄉下人的困境就不那麽“重要”了。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八億農民不僅在政策研究圈里沒有多少活躍的代言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關懷，與八十年代的情形相比，出現了非常鮮明的反差，這是“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的又一個原因。在八十年代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屬下的一群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得以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八十年代末，這支隊伍被故意打散了，其成員一再受到刻意打壓。此後，雖然還有少數學者繼續堅持不懈地研究“三農”問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後再也沒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視。在“三農”政策討論中，決策者轉而依重行政技術官僚。但是，行政技術官僚具有處處唯“上意”是從的特點，往往不尊重紮實客觀的系統調查和政策研究中的學術底蘊，使得九十年代有關“三農”政策的研究質量明顯下降。中國失去了研究分析“三農”問題的強勢團隊，並不是件好事。更何況，九十年代的“三農”問題比以前更覆雜了，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涉及社會問題，甚至關聯到政治改革。十年以後，問題終於暴露出來了，面對今天農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國的媒體上見到個別學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記者的零星報導，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種腳踏實地、以第一手調查為基礎、有充份說服力的系統整體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定與這類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　　

　　回避政治體制改革就無法解決農村的亂攤派問題　　　

　　程：八十年代農村經濟改革的一次性制度變遷效應不可能長期支撐農村經濟的持續高漲和不斷繁榮。一些經濟學家以為，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從此即可踏上順利發展的“康莊大道”了。可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鄉差距擴大的一個比較具體的原因是，農村改革取得初步進展以後，政策就開始逐步向城市傾斜了。這種傾斜加快了資源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加劇了對農民的盤剝。先是在八十年代後半期運用財政資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資，增加物價補貼，壓住農產品價格，以施惠城市消費者。然後就是九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其壟斷產品的價格，結果前些年農民從農產品價格提升中得到的好處，因種植成本上漲而陸續被城市里的國有企業拿走了。在“泡沫經濟”紅火的歲月里，壟斷型農村金融機構又把農民的儲蓄大量轉移到都市地區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當中，虧了是農民們的存款倒黴，賺了是這些機構的員工們發財，而“繁榮地區”的居民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得到了益處。當然，都市的繁榮還與外資的投入有關，大量的外資集中在幾個都市地區，自然能營造出繁榮來，而內地農村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何：說老實話，我並不完全同意你的說法。中國農村的貧困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的。有些政策向城市傾斜是事實，但即使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多兼顧一些農村，農村的落後和農民的貧困恐怕也不會有多大的改變。事實上，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的根源是人口與資源嚴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農業生產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亂收費”問題只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在農業生產狀況沒有大的革命性進步的情況下，即使農村稅費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減輕農民負擔，卻無法從根子上解決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從短期內來看，克服城市偏倚傾向可以緩解一下農村問題，但是還是脫離不了“給農村喂奶”這一格局，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根本問題是必須緩解人口與資源比例失調的問題。　

　　更何況，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早已迫使人們向大自然過度索取。環境問題專家指出：中國已有38％的土地面臨沙漠化的危險，不少所謂的“貧困地區”已不適宜人類居住，在那些地區扶貧，只不過是用高成本維持部份人群的低水平生存。　

　　程：那是一個長期性目標，與近期內緩解農村問題的嚴峻壓力並不矛盾。當前中國所面臨的一項相當艱巨而重要的任務是，如何通過進一步的農村改革，緩解農村目前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局。“三農”問題大概是本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當然，解決“三農”問題的長遠方向是發展農村經濟，但現在的許多長篇大論談的多是短期內無法見效的設想。目前官方提出來的措施也多半都是幾年來國內學者反覆提過的，寫進文件里也不止三五回了；這類措施以往未見效　

　　[39]，今後也很難讓人相信就有神奇功力。眼前應該立刻解決的是別讓農民過不下去，或是增加農民的收入，或是減少農民的負擔，或兩者齊舉，總要有一些措施來緩解農村困局。　

　　在與美國政府就加入世貿開展的談判中，中國政府堅持本國的農產品補貼率不能低於10％，美國政府提出的要求則是不高於8％，中國政府甚至擺出了達不到目的就不惜延緩加入世貿進程的姿態，看上去其中相差的兩個百分點似乎對保護中國的農業至關重要。其實，中國政府根本拿不出多少資金補貼農產品。據有關專家分析，即便中國答應了美國的8％的要求，事實上也無力兌現8％的補貼率，中國現在的真實補貼率僅為3％而已，除此之外政府就再也沒有財力進一步提高農產品補貼率了。顯然，指望政府提高農產品補貼率來保護農民的利益，恐怕只能是畫餅充饑了。去年朱扁基曾經提出，要提高糧食的保護價。[40] 其實，在政府的有限財力下提價幅度不可能大。何況，在現行體制中，對農產品的補貼大部份最後都落到了壟斷型國有商業系統的口袋里，實際上肥了供銷社、糧食系統員工，而對農民收入狀況的改善卻補益不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已經幾乎沒有再擡升的空間。最近中國農業科學院的黃季昆詳細分析了中國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其結論值得國人警醒。他發現，中國的大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超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而多數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高於發達國家。[41] 中國農民指望農產品價格回升帶來今後的收入增長，看來是希望不大了。即使中國政府能繼續維持國內農產品的市場價格，盡量減少甚至堵住低價進口農產品的沖擊，中國農民的種植業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顯改觀了。那麽是否可能對農民減稅呢？　　

　　何：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間曾實行過各省輪流免賦的政策。當時中國的東南富庶地區通過絲、茶、瓷器的大量出口為朝廷增加了歲入，使朝廷得以輪流減免農賦。如今中國同樣是東南地區的榮景遠盛於內地，政府是否可能調整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來減輕內地的稅賦呢？問題在於，如今的中央財政雖然斂得不少，卻照樣囊空如洗，而且負債累累。為了維持城市經濟的繁榮並保住經濟增長率不至於大幅度下降，中央財政的支出一多半依賴於每年舉債，如此就根本不可能再對中西部省份的農村提供更多的財政返還。　　

　　程：既然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無法對農村免稅停賦，又很難提出其他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如何減少農民的不合理負擔就成了一個緩解矛盾的重要環節。中國的改革本來是從農村開始的，但二十年之後農民的境況卻陷入了一種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困難之中，由此影響到全國的經濟沈入低增長和連年蕭條。可惜的是，在目前國內的主流話語中，進一步的農村改革卻似乎已被忘卻了。好像經過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農村的體制已經基本理順，再也不值得重新關注了。即便有一些相關的討論，也往往是針對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對農村困局的整體評估。為了掩蓋農村問題的真相，中宣部今年五月甚至要求全國媒體今後不得報導農村問題。　　

　　中央政府近十年來確實曾反覆多次下達過制止亂攤派的命令，但這其實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性安撫手段，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最近，中央政府在一些省份試驗“費改稅”改革，最後因遭到地方政府的強烈抵制而不得不放棄。“費改稅”改革的本意是增加正稅、降低攤派；實際結果卻是，那些地方的正稅增加了，但同時官員的開支和消費也把增加部份耗光了，而教育支出這一“硬開支”仍然沒有著落。地方政府官員故意留下這個“硬缺口”以便要挾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既然拿不出巨額資金來補助農村基層教育（事實上即使中央政府有能力補助，在腐敗的農村管理體制下這類支出也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就只好聽任他們以“辦農村教育”為名繼續對農民大肆攤派，而攤派所得往往又被挪用於官員消費。這一“費改稅”改革的失敗再次表明，由於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統治機器的運作完全依賴於地方官員利益集團，因此就失去了改革地方政府和基層官員隊伍的能力，這種局面絕不是個別領導人的個人努力所能改變的。　　

　　現在，問題的實質已經浮上台面，稍微了解一些農村情況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要徹底減輕農民沈重的不合理負擔，只有從節流入手，減少農民必須養活的基層幹部人數及他們的開支。不久前國內有學者提出，可以考慮回到1949年以前的鄉村體制，徹底撤銷鄉村兩級組織，由農民自治，選舉鄉保長。這樣的建議就是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減少農村基層龐大的靠攤派養活的幹部數量，並同時實行鄉以上幹部的民主選舉，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徹底減少農民負擔的有效辦法。但是，能否真正對農村的亂攤派實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卻非易事。在現行政治體制下，農村稅費征收體制的改革顯然無法再取得任何進展。　　

　　從更深層次看，縣鄉政府幹部隊伍持續不斷膨脹的根源，是現行體制建立的基層精英向上流動機制的必然結果。現行體制對農村居民和縣城、鄉鎮居民的制度性歧視使他們無法正常地自然移居到大中城市里生活和就業，這樣農民子弟和縣城、鄉鎮居民子弟在社會結構的等級階梯上從低等級向上攀登的途徑就變得十分狹窄，通常只能通過考進大專院校再獲得大中城市里的工作，或參軍後退伍轉業被安排到原籍的地方政府工作，或靠關系安排進縣屬企業工作。這是過去幾十年來縣以下村鎮居民中基層精英的主要社會升遷管道。改革後又出現了另一途徑，即農民子弟到城市里充當臨時性低等勞動力和“二等公民”，這一道路雖能增加其家庭收入，但並不能有效地幫助外出的“打工仔”在中國官本位的社會結構中提升社會地位。所以，那些更追求社會升遷的農民子弟仍然選擇升學或參軍，然後設法進入大中城市的機關事業單位謀職。　　

　　但是，近年來，隨著經濟轉向蕭條，大中城市里下崗職工大量增加，事業單位開始自負盈虧，城市籍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少，農村籍大中專畢業生就更沒有留在大中城市工作的機會了。這樣，大批農村籍大中專畢業生也不得不回到原籍，與轉業退伍軍人一起，擠進縣鄉政府機構的窄門里求“一碗飯”吃，同時滿足他們“當幹部”的社會需求。加上全國縣屬企業多數瀕臨破產，縣城、鄉鎮居民的子弟也只剩下這一條出路。結果出現了縣以下基層社會精英“千軍萬馬”擠進基層政府這一“窄門”的結局。只要當局還需要通過維持基層社會精英的向上流動機制來穩定基層精英群體的效忠，就只能允許這些基層精英持續不斷地擠到“官”門里去，結果必然無法約束縣、鄉基層幹部隊伍的無限膨脹。如果在現行的官本位體制中完全阻塞了基層精英的升官途徑，當局控制基層社會的根就動搖了。可以說，對農民的亂攤派表面上是這些基層精英的胡作非為，從本質上看，還是當局在向農民轉嫁自己無法承受的統治成本。　　

　　農村體制的進一步變革只能是政治體制的徹底改革。如果說，八十年代初取消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的體制、實行土地按戶承包是一場重大的“革命”，那麽，削減農村基層幹部數量、實行鄉以上幹部的民主選舉，就是解放農民的第二場農村“革命”。這第二場“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場“革命”深刻得多，因為它將首次觸及到基層“吃皇糧”的幹部的根本利益。在維護農民利益還是維護基層幹部利益這個兩難矛盾面前，政府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將面臨檢驗。這第二場“革命”還關系到如何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村政治社會管理體制，必須真正按照農民的需要和可負擔能力，來設定基層政府的規模、人數和功能；而不是象過去二十年來那樣，“量出定入”，依據政府自身的需要來設定幹部人數和職能，然後強迫農民無條件地出錢養活他們。農村基層政府職能的轉換和結構的改變，意味著全國鄉村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農村現行政治社會管理體制的維持成本已經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農民的可承受負擔能力，如果繼續維持這一體制，勢必造成農村的進一步蕭條，社會矛盾將日益激化。而改革這一體制，則是一場八億農民與幾千萬基層幹部之間的角力，將重新奠定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經過十多年來村委會民主選舉的實踐，農村已經逐步積累起實行這場變革的社會政治條件。對農民來說，實行這樣一場變革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長期形成的集權體制的慣性，這場變革又需要農村基層政府的配合，與虎謀皮，談何容易。二十年前，中國農村的經濟改革也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逐步推動，然後形成燎原之火，勢不可擋。今後，依靠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推動這場農村政治體制變革，其勢在必行已經了然。這場變革能恢覆農村的活力，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但是，沒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膽略，是不可能主動迎接這樣的挑戰的，而只會漫無目標地拖延時日，“盲人騎瞎馬”，直到“夜半臨深池”才勉強應付，必定為時已晚。　　

　　小農經濟與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　　　

　　何：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的農民問題已積累了三個世紀。從清代乾隆時期開始，中國就已面臨人口壓力，乾隆六年登記在冊的人口即達1.43億。當時的著名學者任啟遠、洪亮吉等人都曾談論過這一問題。洪亮吉的《意言.生計篇》集中談論了如何控制人口，洪書成於1793年，比馬爾薩斯的《人口論》（1798年）還要早好幾年。只是兩個社會解決人口問題的方式完全不一樣。英國通過大量向美洲大陸移民緩解了人口壓力，繼經濟起飛之後又連續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轉變；中國那時雖也有華工出國及其他海外移民，但過剩人口流動的主要形式還是在本土移民，因此移民之間爭奪生存資源的鬥爭也相當慘烈。1999年3月我到台灣講學時曾偶然發現，台灣的“有應公崇拜”即與移民有關。台灣基本上是由一波波移民潮所構成的社會，先後來到台灣的移民為了爭奪土地、資源和生存空間，再加上種族、語言、祖居地風俗習慣的差異，因此在漢番、閩粵、漳泉、宗姓、村落、團體之間經常爆發各種摩擦，甚至演變成武裝械鬥或大規模武力沖突。歷年來各族群中不少人死於這類沖突，其屍體往往無人收葬，只能靠官府或善心人士的幫助，或是村里人共同出資，加以集體埋葬，並在墓旁建立一個簡單的廟，而廟前往往掛有“有求必應”的紅布條。[42] 太平天國起義也是因人口壓力所致，當時汪士鐸就有反思，後來羅爾綱也有過專述。　　

　　自十九世紀中葉起中國就一直嘗試著緩解人口壓力。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實際上都是想通過改變土地資源的占有方式來尋求出路。然而，這種土地資源均等占有的辦法雖暫時解決了過剩人口的就食問題，卻抑制不了人口的快速增長。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的人口終於從4.5億增長到了13億。如果說上一世紀的農民問題是讓耕者有其田，那麽本世紀的問題就演變成如何讓農民就業自養，以減少遊蕩在城市邊緣的流民。現在，農村閒置勞動力過多、農業邊際效益下降、賦稅過重等導致小農經濟破產、幹部劣紳化、農民痞子化等現象，幾乎都是在重覆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的那段歷史，情景驚人地相似。[43]　

　　程：最可怕的是，這類邊緣化人群正處在一種無限增生的狀態中，這與中國現在擁有的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人口，以及人口與資源嚴重失調有關。中國目前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59畝　

　　[44]，是世界人均數的43%；而且質量不高，中低產田占耕地面積的79%，有水源保證的和灌溉設施的只占40%，還有不少是大於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質很差。[45] 在那些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人口的增長率恰恰偏高，本地的農業產出微薄，非農就業機會稀少，窮鄉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這就逼得那些既無適當教育、又無求職技能的農村剩余人口外流。當都市再采取就業限制政策時，這些回鄉無活路、在外衣食無著的流動人口就很難靠正當職業糊口。從李自成、白蓮教、太平軍到紅軍八路，其主體均由這類流民構成。今天，這類邊緣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許不會再演變成一批“水滸山寨”，但必然會為黑社會組織的生發壯大提供豐富的後備軍。“張君案件”就為社會敲響了警鐘。　　

　　何：自從1988年發表了第一本書《人口：中國的懸劍》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入我越來越堅定地認為：一個社會的政治結構牢固地根植於該國的自然性質，即資源稟賦、人口與資源的比例關系之中，而生活在這塊國土上的民族的文化也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在科技不發達的前現代尤其如此。這可能會被人視為“地理決定論”，但我認為這個理論不無道理。人類首先是環境的產物，生存環境最基本的層面就是地理環境。孟德斯鳩曾嘗試用“地理決定論”解釋某些問題，但由於他對地理因素的神學解釋從而使“地理社會學”成為學術笑柄；再加上馬克思批評過“地理決定論”，而我國在很長時期內非常熱衷於超出自然資源的限制去改天換地，因此國內學者往往不敢讓自己的觀點中出現“地理決定論”的影子。　　

　　中國的人口─資源狀態相當特殊，在這種狀態下幾千年來形成了中國的小農經濟結構以及相應的社會政治結構。不管是在山區、丘陵地帶還是在平原地區，小農家庭只要調整其家庭經營中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比例，就能穩定地生存發展下去。正是由於這種經濟結構對地理環境的適應性強，它才由中原地區逐步向周圍擴張，成為中國幾千年來各地農村的主體經營形態。這種經濟結構有一個特點，即生殖人口的無限沖動。而1949年以後建立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了大部份糧食按人頭均分的分配機制，在口糧不足的情況下，單身壯勞力的口糧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寬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這又加劇了農村人口的生殖沖動。改革開放後恢覆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人口生殖狀況同樣令人焦慮，許多民間進行的調查都指出了這一點。例如，據對廣東電白縣正北豐村（七逕鎮新屋仔管區下的自然村）的調查，該村1980年有252人，人均0.6畝水田和0.4畝旱地；而到1998年該村人口已達536人（不包括遷出的6戶共32人），而由於征用、建房等原因，人均耕地已不足0.28畝。一個生育周期（20年）不到，該村人口就翻了一番多，全村沒有一戶是獨生子女，戶均超過4胎，最多的達15胎（存活12胎）。在當地村社文化中，家庭擁有兒子的數量仍然決定著一個農戶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對節育並無認識，不會揭發超生現象。[46]　　

　　程：文革時期沒有計劃生育政策，農村的生育情況更是普遍如此。八十年代全國都設立了計劃生育專職機構，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還是擋不住農民的多生多育傾向。《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作者曹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鄉村作調查，發現那里的農民家庭也很少有獨生子女戶，均是多胎化生育，當地幹部多次告訴他這樣的話，“有權的憑權生，有錢的買著生（付超生罰款相當於買超生指標），無權無錢的就逃著生（逃離本鄉好超生）”。[47]　

　　何：正北豐村在中國既非國家級貧困縣，也非鄉鎮企業發達的明星村，只是千萬個普通的中國鄉村之一。它面臨的鄉村組織渙散、官民對峙等問題確實是目前亟需解決的，但我並不認為這些是最根本的問題，因為只要生存的基本條件還存在，這些問題還有解決的可能。問題在於，該地的生態系統根本無力支撐起這麽多人口生存的基本需要，依靠傳統方法耕種140多畝地，根本不可能養活500多人。這份罕見的尊重事實的調查報告詳細記錄了該村失業嚴重、犯罪滋生等現象：“在村民自身無技術、無資本、低素質和環境的無資源、無工業、無組織的內外因素結合下，300多勞力有幾人能以工作糊口？現在的就業情況除耕田者外有：教師6人，醫生、工人、跑運輸者各一人，飼養15人，開小店3人，小販16人，外出打工55人，飼養一般是養10多頭豬，今年（指1998年）多數虧本，小販多是販雞，每天賣出十只賺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築，每天有30-40元，女的進廠或當服務員，每月有幾百元不等。而大多數常年遊蕩在村里的三個小店之間的無所事事者特別是未婚男青年卻成了犯罪的主體。賭博是習以為常的公開擺明的事，也是他們最好的娛樂，盜騙搶卻並不明擺，只是附近村中時有禽畜、廚具、谷物失蹤，以及常是同齡人講述的生動的在外盜、騙、搶、鬥的驚險場面，下面需要詳述的是近年來的吸毒和販毒現象……”，這里就不再引述那段談吸毒的、讀了感到磣人的文字了。　

　　世界各國都把教育視為反貧困策略中的良方。這一報告也談到了正北豐村教育問題的現狀：“北豐小學現有教師10人，其中2人高中畢業，其余都曾讀過初中，現有3名公辦教師，其他為民辦或代課教師。對於這三年來廣東省大量轉正並逐漸取締民辦教師的政策，筆者從學校負責人陳北忠老師處了解不少有點不可思議的信息。縣教育局按文件通過考試轉正4,000多民辦教師。規定於1993年前入教並有民師證和中師函授證者可考試，擇優轉正，另據教齡可加分，有28年教齡者免試轉正，考試內容為心理學和教育學。但是，據透露，中師函授是交錢抄書拿證，心理學、教育學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冊子考試，而不考文化試（指語文和數學等）更是有人得以濫竽充數的關鍵。筆者（指調查作者陳鋒）曾於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學代課兩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師對比較簡單的競賽題都無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績好的學生。而一些較好的年青教師卻很快要下崗。對此陳老師的評論是‘好的卡緊，差的放松，重視教育不如說是在毀滅教育’。由於師資低劣，所以五年級的學生中能答出國家、省份、省城市、球類、中國皇帝中任一項的5個名稱者甚少。現在幾乎所有學齡兒童都入學，但由於每學期280元的學費，使在學人數逐年級減少，畢業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這樣，膨脹的人口給農村帶來了不堪承受的重負，同時村民又沒有認識到也無力從提高自身素質上獲得財富和地位。落後的教育只能釀出低素質的愚民。貧窮、封閉、落後、迷信、失業、犯罪等等就像惡魔一樣伴隨著今天的正北豐村。”　

　　這份調查報告讓人看得觸目驚心。這樣的村子在中國絕非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我的家鄉邵陽市是個千年古城，舊稱寶慶府，歷史上算是文化經濟中等發達之地，如今除了市民的教育狀態比正北豐村好些外，其余方面的情形與正北豐村亦頗類似。九成以上的國有企業都破產停產了，除了少數通過升學離開了這個城市的人之外，大多數本地青年均無工作，賭博成了男女老少鹹宜、樂此不疲的娛樂活動，失業、犯罪充斥整座城市，市容極差。不少女青年到沿海城市以做娼妓、“二奶”為生，家人亦不以為恥。　

　　程：從正北豐村的情況還能看出，當地政府只一味借行政之便撈錢，縣鄉幹部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對農村的嚴重落後狀況長期熟視無睹。顯然，支撐這個幹部系統的體制有無可推諉的政治歷史責任。當然，也有一些地方的村級行政組織能有效帶動當地的發展。比如，河北石家莊市郊的槐底村村委會負責人依靠9,000萬元征地款為啟動資金，定下了“吃區位飯，借優勢興業，走產業升級，發展三產服務城市之路”的方略，從1996年到1999年，全村的三產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遞增，1999年當年全村總收入達2,000萬，其中三產占到90%以上，通過架起城鄉經濟走廊為村里幾乎所有的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48]　

　　何：在中國確實有一些這種依靠地緣優勢和社區負責人個人魅力發展鄉鎮企業而成功擺脫貧困的例子。但是，這類典型的經驗不具備可推廣性，不是每個村莊都有這樣的條件，而且這些明星村莊的社會─經濟格局會不會隨著村負責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也難以判斷。我更關注占農村人口90%的那部份人的生存狀態，為此讀過不少材料，也到過一些農村，還專門請教過一些長期做農村調查的人士。各種渠道的信息表明，很多鄉村的計劃生育實際上處於失控狀態，實際人口數與上報數嚴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就清理出漏統人口40.72萬人。[49] 雖然計劃生育號稱是“基本國策”，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實際上卻將計劃生育罰款作為一種尋租的機會，聽任農民多生、超生，罰款收入主要用於改善幹部們的福利或修建鄉村幹部的辦公場所。一位在農村長期做調查的學者對我說過：農村里哪個鄉、村的辦公場所建得漂亮，那里的計劃生育一定沒搞好。農村里只有生活處於中間層次的家庭才比較害怕計劃生育罰款，富裕農戶則不怕罰，願意交罰款生孩子，窮戶也不怕罰，大不了流落異鄉當“超生遊擊隊”。　　

　　安徽省蕭縣大屯鎮徐屯村村民曾向《半月談》記者反映：從過去的老支書到現任村支書、村主任，多年來就一直公開出賣準生證，將此做為“發家致富”的捷徑；第一胎價格從30元上漲到了200至300元，生多胎的則漲至上千元；幾年來該村先後賣出準生證200多個，村幹部藉此收款約3萬余元；村幹部自己也帶頭超生，現任支書40多歲，有3個兒子，其長子又生了3個孩子；計生專幹張某30多歲，生了4個孩子，村委會主任的兩個兒子生了7個孩子；老支書的侄子生了5個孩子。該村上報人口2,106人，而實際人口已超過2,330人。[50]　

　　廣東省吳川市覃巴村也是個“超級超生村”，該村總共600多戶，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戶，最多的兩家都生了10個孩子，而有5個孩子的家庭是該村常見的家庭結構。該村為何計劃生育如此失控呢？村黨支書容文秀說，村里超生戶多，很難管理。但據村民舉報，村幹部就帶頭超生，村委會主任容觀保、副主任梁亞孔各生了5胎，村幹部王偉生了4胎，村民小組副組長梁德瑞生了8胎。該村一些村民至今還被迫飲用田邊溝水，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上垃圾遍地，隨處可見臭氣熏人的糞便，3,000人的大村里沒有一個廁所。[51] 在上述村子里，可以說，除了金錢之外已沒有什麽能夠維系當地的鄉村共同體，整個秩序比半個世紀以前的鄉村自治時期還要糟糕。但是這類鄉村卻基本上得不到政府與傳媒的關注，這些鄉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滅。　　

　　湖南省桂東縣大塘鄉春峰村因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人數特別多，曾偶然引起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注意。[52] 春峰村是省級特困村，交通不發達，資源也十分匱乏，該村共有1,598人，全部1,400多畝地都是分布在海拔800米至1,000多米之間的梯田，人均連一畝地都不到，而且地塊很小。村里沒有企業，集體收入每年只有幾千元。村民們的收入來源除了每人不到1畝、每年只能種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養幾頭豬和外出打工。從1993年開始，該村“除非種田的和家庭負擔較重的人，其余的都出去打工了”。其中約三分之二（大部份是女孩）去了珠江三角州地區的一些玩具廠、電子廠，月工資約400元至800元，1999年因經濟形勢不好，去廣東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里的男勞力大多在幹一些掙錢多一點、但更辛苦且有生命危險的活，即出去“做砂子”（挖鎢砂礦）或挖煤，經常因發生塌方和瓦斯爆炸而喪生。　　

　　每到冬天農閒時，宜章的瑤崗仙、郴州的柿竹園、臨武的香花嶺、江西大余的西華山等礦區都各有幾千人在“做砂子”，民工都來自春峰村這樣的村莊。他們合夥向承包國營大礦廢棄礦井的個體老板取得某個礦洞的開采權，自備鋼千、炸藥和礦燈，在廢棄的礦洞里深入井下幾千米，打洞放炮、尋找殘余礦砂。廢棄礦井沒有任何安全設施，爆破時極易塌方。春峰村的20名外出打工的非正常死亡者中，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5名死於礦井塌方。春峰村所在的大塘鄉鄉長稱，“整個大塘鄉都差不多”。例如，從1986年至今，春峰村附近的蛟洲村已有20人在外打工時因工作場所的事故喪生，其中1993年以來死了16人，多死於湘、贛、粵等地鎢礦、煤礦的礦井塌方、瓦斯爆炸。對“做砂子”的人來說，勞動法、勞動合同是完全陌生的字眼，他們與老板之間只有口頭約定，從來沒有人與老板簽合同。就象一位村民所說的：“現在工不好做，你要簽合同，老板就會要你滾蛋。”打工者喪生後，其親屬也不懂得用法律手段索取賠償。　　

　　據大塘鄉農經委的統計，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為880元，其中打工者掙來的血汗錢占六、七成。據春峰村黨支書稱，外出打工者的收入除了維持家庭生活外，節余只夠成家的費用或供弟妹讀書，沒有哪個人用打工掙來的錢做起生意，甚至沒人能起一座比較好的房子。盡管打工收入那麽少，而危險又那麽大，但春峰村人幾乎沒有考慮過別的活路；如果不外出打工，他們可能連基本的生活都維持不了，雖然無法擺脫貧窮，他們也不得不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對於他們來說，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沒有機會去“做砂子”；他們所不知道的是，誰將是下一個因打工而被死神喚走的人。　　

　　該村村民的生活讓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態難民，象在春峰村這樣的地方，土地和生態事實上已支撐不起這麽多人的生存。其實，整個中國的生態在人口壓力下已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且不談長江黃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或斷流，只談談被視為財富之母的土地問題。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為360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8%，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53] 由於生態問題與人們的生存狀態的關系不像疾病之類那樣直接，中國國民的環保觀念始終還處於“坐而論道”階段。我所工作的報社每發一篇某小姑娘被遺棄或生病無錢醫治的報導，可在幾天內募到數千乃至十幾萬的捐款；而我特意為拋家別妻十幾年、在長江源頭可可西里設立觀測站、致力於環保工作的民間環保人士楊欣先生登了一個整版的文章，並公布了捐款電話與帳號，但居然無一人來電詢問或捐款。這正好與發達國家的社會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從我開始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以來，一個觀念一直在我的頭腦中揮之不去，即中國的政治社會形態與人口及資源狀態密切相關。對中國來說，二十世紀是農民的世紀，是由人口的“量”決定政治的“質”的一個世紀。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與財政扶貧的結果，摧毀了人起碼的尊嚴──健康人應該憑借自己的勞動力生活，這本是人起碼的尊嚴。中國的社會經濟政策所起的總體效果是，讓生育者不必計算生育成本、不顧自然資源的限制而生育人口，並將撫養人口的責任由家庭轉移給社會。如何評說這個世紀對後世的影響還有待歷史良心的出現。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除了人口大國中國與印度之外，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都伴生著小農階級消失這一過程；這與城市化過程中現代經濟部門不斷吸納從土地上被拋出來的無地農民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而中國由於人口數量過於龐大，再加上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日漸取代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未受過足夠教育、亦未經過任何技能訓練的農村勞動力無法適應現代經濟部門的要求，更兼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擴張速度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故此廣大無地農民無法進入現代經濟部門，正成為整個社會“多余的”邊緣化階層。老實一點的農民可能會像春峰村村民一樣做牛做馬地生活下去，不少報導都談到了在三資企業（主要是港台資本與南韓等“東亞龍”國家與地區開辦的企業）的打工者的悲慘處境，實際上就是勞動力市場極度傾斜造成的。　　

　　1998年12月，我值班時曾處理深圳特區四海制衣廠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勞累過度而暴死事件。當時是生產旺季，該廠的工人連日加班，20歲出頭的徐章水連續加了48小時班，回到宿舍躺下後就再也沒醒來，七竅流血而死。我當時問該廠工人，這樣連續加班是違法的，為什麽大家不提意見？工人們面面相覷，最後告訴我，他們不敢，怕被開除。因為這份工來之不易。我再問該廠老板，為什麽要這樣違反勞動法超時連續加班？釀出這麽大的事故，而老板卻對我說：“我自己也奇怪，我這家廠的待遇確實不好，工作時間長，工資也不高。我經常對工人說，你們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還有不少人搶著爭著來這里做工。”老板說的話讓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國資本家曾說過一句被我們視為“國恥”的話：“在中國找四條腿的狗難，找兩條腿的人容易”。　　

　　從根源上來說，勞動力的待遇完全與市場供求狀況有關。按照“博奕論”的原則，博奕雙方的利益完全與博奕者所憑藉的實力有關。在中國人權的不受重視與人口嚴重過剩也有關系。人權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權，生存都未解決，很多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就無從關心自由權、財產權。還有不少邊緣人為了生存，只得從事各種非正常的經濟活動，如賣血、婦女賣淫，還有的則是純粹的犯罪行為，如成群結隊到他鄉去偷竊（“拎包”）、買賣人口、利用各種手段行騙、盜挖古墓倒賣文物等，成為社會犯罪活動的主力軍。最近在中國轟動一時的張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團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於多子女的貧困農民家庭，張君自己就出身於有兄弟姐妹七個的多子女貧困家庭。一個城市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生養一個孩子，還可以過較好的日子，生兩個就比較吃緊，要支撐起三個子女的教育費用與撫養成本根本就沒有余力。農民家庭的生育率如此之高，哪還談得上脫貧？　　

　　我以前就說過，中國人如不改變多生多育的落後習慣，中華文明最後必將作為祭品犧牲在人口這個古老的祭壇上。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論是全國戶均才3.44人，這個數據並不可靠。真正實行了計劃生育的只是城市里那些在機關事業單位及國有企業工作的人，對農民工來說計劃生育管理基本上作用不大；而城市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30%左右，在農村里生育兩個是被允許的，多胎化也是常見現象，少數民族還被允許生育更多的孩子。這樣算來，中國戶均家庭人口很可能超過3.44人。不過，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失真是體制性弊端，人所共知。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對你的一些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說，你認為“中國人口問題將會阻攔中國發展的悲觀結論和龐大的低素質農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重大障礙，這些論點有可能客觀上掩飾了加重這一問題的原因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而且還可能為別有用心的精英專政論所利用”。[54] 你看到這篇批評沒有？另外，在中國的制度轉型過程中，制度問題始終是許多獨立知識分子關注的中心，如果在討論“三農”問題時過於強調人口壓力，會不會淡化不良制度對“三農”問題的影響因素？而且，人口問題不是個短期內就能指望解決得了的問題，而“三農”問題的緊迫性卻十分突出，把近期內需要緩解的難題與長程性因素聯起來，對解決近期問題似乎幫助不大？　　

　　何：我看過這篇文章，覺得作者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尤其是對生態環境面臨人口的巨大壓迫這一點似乎不太敏感。至於談到如何解決問題，我認為中國應該少一些誇誇其談之言，覆雜的中國問題不是靠幾條簡單的“對策”就能輕易解決的。如果大多數國民還在期待著偉人橫空出世來解救他們，那恰恰表明他們尚處於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的狀態。我研究問題的目的只不過是要讓大家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有一定的認識而已。我並不認為自己過於強調了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的傳統文化本來很注意人與自然的和諧，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中國古代文化其實包含有樸素的人文主義思想，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就體現在培育人關於社會、倫理、自然環境的認知，並將此認知與文化知識的吸納結合起來。從中國的經史子集里，包括醫書中的五行相生相克說，都會發現許多質樸的人文主義精神，它通過儒家文化的教育沈澱在民族精神當中。我訪問山東曲阜時，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曾想到一個問題：一種文化能夠維系一個民族幾千年於不墜，肯定是借助於它內在的親和力以及平衡力。我們小時候還能從長輩那里接收一些“寸絲粒米，來之不易”的古訓，懂得惜食珍物；但如今在缺乏人文內涵的技術知識加意識形態型教育模式下成長的一代恐怕再也沒有這種熏陶了。　　

　　過去的五十年基本上破壞了民族文化的傳承，“人定勝天”、“向大自然開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等口號挾政治威力大行於世，對大自然過度索取居然成了“時代精神”。《邵陽文史》曾刊登過一位幹部回憶自己五十年代後期在漁業社蹲點的經歷。他先是讓漁民將漁網織得密密的，不讓小魚有逃生的可能，但產量還是達不到“大躍進”要求的水平；於是他又在漁民當中推廣用炸藥炸魚，炸藥引爆後滿河滿塘都翻著白花花的死魚，捕撈量自然成倍增長。可是幾位老漁民卻“圍攻”痛罵這位一心要完成上級任務的幹部：你們連小魚也不放過，以後我們就沒有魚可撈了，你們這樣是想打破我們的飯碗呀！但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高壓下，農民的這種樸素的環保思想卻被迫節節敗退。現在他們的下一代已經很自然地應用功能強大的電網捕魚了，網過之處湖海一片死寂。“大躍進”和“文革”本身雖然成了歷史，但它對教育文化的影響卻隨處可見，現在我們的教育仍然充份體現出那種“唯物”而輕忽人文的“時代精神”。因此在人口、資源、環境生態、歷史文物等問題上，從老師到學生都普遍欠缺必要的認知。今天我們看到的對環境生態的破壞性利用以及將人文景觀當作旅遊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就是缺乏人文關懷的技術型教育對社會的報覆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貪污腐敗是對我們落後陳腐的幹部選拔機制的惡性報覆一樣。　　

　　為這場對話做個總結，中國農村的問題或許可以歸結為：最迫切的是鄉村社會的重組，而穩定農村進而穩定社會的關鍵則是農民的就業問題，但這只是短期的反貧困策略，收功長遠的反貧困戰略則是改善教育。這三個問題的解決須仰賴“一定的社會政治條件”：首先要有一個理性、高效、廉潔的政府，能采用適當的政策對社會進行調控；其次，計劃生育要成為農村人口自覺的行為，而不是政府現在的紙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則要加大教育投入，不斷提高全體國人的教育水平，以提升人口素質，創造減少貧困的社會條件。　

2002年

農村工業化的路還能走多遠？

　　──關於蘇南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對話

　　文貫中,　 新望　　　

　　文貫中 （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新望 （江蘇省張家港市市委黨校經濟學副教授）　　　　

　　文貫中（以下簡稱“文”）：近20年來蘇南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全國乃至世界的注意。一些學者和政府官員很看重這種以地方政府為主導、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鄉鎮企業模式，不但將之封為正統，以區別於私有企業為主的“溫州模式”，並且認為“蘇南模式”證明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可以通過農村工業化來實現。在其他國家，現代化往往是與工業化、城市化同步進行的。但“蘇南模式”的早期成功似乎表明中國找到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即農村的現代化可以繞過城市化模式，通過農民到鄉鎮企業工作、“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道路來實現，從而避免大量農民湧進城市造成所謂的“城市病”。“蘇南模式”如真能代表一條行之有效的農村工業化道路，那自然應該大書特書。蘇南鄉鎮企業是否確實走出了這樣一條道路，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一、重新認識蘇南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意義　

　　新望（以下簡稱“新”）：我長期在蘇南地區工作，比較熟悉蘇南的情況。蘇南鄉鎮企業的發展先於農村改革，那時被稱為社隊企業的鄉鎮企業其實並非“隊”所有的“集體”企業，因為其制度根基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三級所有、隊（生產隊）為基礎”，實權在公社（即現在的鄉鎮）手里，生產隊沒有所有權，只能在公社的控制下分配企業的部份收益。蘇南鄉鎮企業的發展明顯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改變了以種植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同時，這類經濟組織及“農民企業家”的出現也使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長期實行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和局限於城市的工業化體制正是由鄉鎮企業的崛起才撕開了一個大口子。蘇南鄉鎮企業的成功至少使農民辦工業在廣大農村獲得了合法地位。　

　　文：直至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對農村就業、農民收入的提高確有重大貢獻。但我認為，在經濟學上鄉鎮企業並沒有普遍性意義，甚至代表了一條違反經濟學原理的道路。在典型的市場經濟里，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工業化必定和城市化同步；企業只有向城市適當集中，才能利用交通、通訊、排污系統以及人才和金融市場等基礎設施，工業化的成本可因城市化的積聚效應而大大降低。但中國制度性的城鄉隔離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進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也限制了城市的擴建。這樣農村企業只能被迫散布於廣大鄉村，走了一條高成本的農村工業化獨特道路。這種模式之所以在一段時期內很順暢，與計劃經濟下城市國營企業極端的低效和無能有關，由此造成的短缺經濟為鄉鎮企業提供了很大的市場。鄉鎮企業是在特殊體制下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經濟組織，其他國家很難模仿中國的鄉鎮企業道路。現在市場經濟逐漸形成，鄉鎮企業若不改制就越來越難生存。　

　　新：應當承認，蘇南鄉鎮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自身機制和基層體制環境都存在著先天不足。蘇南鄉鎮企業是在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動下發展起來的，基層政府既是鄉鎮企業的管理者，又是企業發展的資金提供者和風險承擔者，這種制度最突出的局限性就是政企不分。80年代的分權式改革造就了各級地方政府追逐經濟利益的動機，這種存在於政府官員中的“企業家精神”對發展社區集體經濟、轉變政府職能曾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當時市場秩序尚不完善，為節約企業的外部交易費用，鄉鎮企業也需要尋求政府的保護。因此從歷史上看，政企不分確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尤其是經歷了90年代中後期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這種局限性日益成為蘇南經濟發展的桎梏。　

　　文：海外學者對鄉鎮企業政企不分的特點有不同評價。一些人一向批評鄉鎮企業政企不分的弊端；但另一些人則強調政企不分的積極意義。　

　　新：鄉鎮企業長期政企不分的後果非常嚴重。第一，由於企業的上繳利潤是地方政府自籌收入的主要來源，支農建農、公共服務、社區福利乃至文化建設所需費用必然向企業索取，政府的政績目標壓在企業身上，導致企業經營目標多元化、政績化，企業內部的權責利的制約受到破壞，從而直接阻礙了企業的發展；第二，由於行政權力過多地介入資源配置，弱化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必然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制約，要素流動性低，塊塊封鎖，區域經濟結構雷同，過度競爭；第四，政府對企業的超強幹預、行政權力向市場領域的過度蔓延、社區幹部對集體財產的“灰色私有”，產生了相當嚴重的地方官員家長作風、裙帶風氣、弄虛作假和腐敗現象。　

　　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初始“集體資產”是通過合作化把農民土地改革後剛得到的土地、耕牛入社而形成的，隨後創辦社隊企業時即以這些資產為基礎。但集體企業運營中名義上的集體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有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況，必然產生“內部人控制”或經營者與社區幹部的合謀，使社區集體所有制的所謂“公有”事實上演變成了社區幹部的“官有制”，而“集體”所有則成為虛擬概念。因此原來的鄉鎮企業普遍存在著裙帶關系，例如，“廠長的妻子任會計、妻妹任出納”等，如此則“集體所有”變成了事實上的“幹部私有”。面對這種現實與意識形態概念的偏差，即使馬克思再世恐怕也無可奈何。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情況，一些由私人創辦的企業出於種種考慮把企業“捐”給“集體”，鄉鎮幹部為能辦成更多的事，把一些無關要緊的職位讓給那些願戴集體所有制“紅帽子”的企業主，這些幹部保留了較多事權，但財權比較有限。大量的這類“官商合一”的企業也強化了“集體企業”乃“幹部所有”的觀念。　

　　蘇南各地政府喜歡幹預一切的傾向成了根子很深的歷史傳統。80年代初，由於當時的省委書記的抵制，江蘇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就比別的地方晚得多，直到1986年前後才真正把地分給農戶。人民公社制度終結後，蘇南鄉、村政府仍然是一級不倫不類的經濟組織，不但控制著鄉鎮企業，還擁有向農民攤派的種種權力，鄉鎮企業改制前的集體經濟始終是“幹部經濟”、“政府經濟”。這造成了蘇南的特殊地情和現狀：政府及依附於它的幹部地位太強，而民眾則太溫順，自我意識、自主意識太弱小。　

　　二、蘇南鄉鎮企業告別舊模式：從“一次改制”到“二次改制”

　　文：有學者認為，現在蘇南鄉鎮企業改制的緣由不是鄉鎮企業自身出了問題，而是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大調整的結果。　

　　新：蘇南鄉鎮企業的改制始於1998年（起初稱為“轉制”，為避免與國有企業的“轉換經營機制”相混淆，後來稱為“改制”），當時中共“十五大”報告確認了股份合作制的公有性質，這次改制主要是將集體所有制改為股份合作制。[1] 其實，股份合作制發源於溫州，是一種為了讓私營企業獲得合法性而玩的“戴帽子”戲法。90年代中後期溫州的多數企業已由股份合作制轉成股權較集中的有限責任公司。原先蘇南的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一樣強調公有制及其主導地位，並且由基層政府經營，“村辦村有、鎮辦鎮有”，產權、經濟結構等一系列問題一直無法解決；隨著1997年以後全國鄉鎮企業的衰退，蘇南鄉鎮企業不僅面臨效率上的困境，而且債務危機日益嚴重，“蘇南模式”的內在矛盾就再也無法掩蓋了。改制前許多集體企業的帳目都有水份，改制時一旦嚴格評估企業資產就發現，許多企業的凈資產實際上是負數，這幾乎帶有普遍性。　　　

　　80年代蘇南鄉鎮企業興旺時，當地老百姓蓋了不少“小二樓”，但近年來鄉鎮企業的衰退直接影響到農民的收入，蘇南農村居民多數無力翻修那些式樣單一、灰舊的住宅，現在蘇南鄉村的民宅與高大、亮堂且集中度高的珠江三角洲及浙東農民住宅構成了鮮明的對比。80年代廣東順德的鄉鎮企業與蘇南並無二致，但後來發現企業的壞帳及銀行呆帳十分嚴重，1993年講求實際的順德人通過股份制改革使企業的發展上了台階，走到了蘇南前面。而90年代末期蘇南人選擇改制與順德的改制大不一樣，蘇南選擇改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為了給基層政府卸包袱。直到改制全面鋪開後，各地政府才把改制面的大小當做衡量政績的一個指標。　　　

　　文：在這次改制後的短短幾年內，蘇南鄉鎮企業又進行了二次改制？“一次改制”和“二次改制”的主要區別何在？　　　

　　新：2000年下半年蘇南地區又普遍開始“二次改制”，這有兩個原因：一是股份合作制不適用於公司法，其勞動和資本聯合的形式與市場經濟的資本本位相沖突，與同股同酬、同股同權的原則相沖突，而且股份合作制下是一人一票，形不成決策核心；二是“一次改制”後很多企業的集體股太大，經營者和企業中高層經理人員要求消化、降低集體股比例，而且他們也有了一定積蓄購買企業的股份。“二次改制”的主要形式有5種：“摘帽”，這主要是針對“戴紅帽子”的鄉辦企業；“還原”，主要針對實際由一人出資的假股份合作企業；“轉讓”，將企業內部股轉讓給經營者，達到經營者持大部股分的目的；“退出”，即公有股退出；“出售”，將企業出售給個人或合夥人。“二次改制”後，鄉鎮企業按據企業規模的大小被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個人獨資或合夥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二次改制”的一個特點是“救活不救死”，很多鄉村企業通過改制用優良資產組建了新的企業形式；而那些經營不善或資不抵債的企業，則或者是甩給基層政府，或者是“金蟬脫殼”，留下一些破廠房、舊設備、老員工，作為應付債權人索債的幌子，這被稱為所謂的“下轉上不轉”；也有些“大而盈利”的企業為了盡快改制而采取了租股結合的辦法，在凈資產中劃出一塊由村鎮集體租給企業，剩下的資產則實行股份化，其中既有集體股、也有個人股，反正能讓經營者持大股即可，有人稱之為“混合改制”。但“下轉上不轉”和“混合改制”可能只是一種過渡形式，該破（破產）當破、轉租為股，乃大勢所趨。　　　

　　三、蘇南鄉鎮企業改制是否解決了政企不分的弊端？　

　　文：以前人們往往認為蘇南各級政府的管理能力很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政府若不懂得如何逐步撤出不該管的、具有競爭性的經濟領域，會嚴重妨礙經濟的健康發展特別是市場機制的成熟，這是東亞金融危機的主要教訓之一。這幾年既然蘇南鄉鎮企業實行了改制，那麽政企不分的現象是否有所改善呢？　　

　　新：改制後政企不分的狀況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這種改善是有限的。改制實際上是各種利益集團的博弈，既然是在地方政府領導下實行改制，那麽政府及其官員自身的經濟權利和利益就會支配這一過程。20多年來，蘇南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始終是行政強勢力量自上而下的單一整合，這曾經是一種優勢；但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就必然要求政府職能的轉換，要精“官”簡政、規範政府行為、適當分離政府的經濟職能、改變政府領導經濟工作的方法，把發展的主動權交給民間，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　　

　　中小型鄉鎮企業經過民營化改制後自主權大大增加，它們必須獨立地面向市場，在融資、用地、稅收優惠、市場銷售等方面，過去由基層政府承擔的一部份職能已改由企業獨自承擔了。但改制後企業也面臨新的難題，例如，傳統的融資渠道不靈了，中小企業往往因失去政府出面的貸款或集資擔保而發生融資困難。產權改革並不意味著現代企業制度的運行就馬上具備了條件，在各方面還存在一系列覆雜而特殊的問題：如產業結構低級化、如何以城市化帶動工業發展、鄉村企業的本土性與開放化的矛盾、股權的流動和退出機制障礙、小股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農村基層民主及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不落實、改制後企業內出現了由過去的“幹群關系”轉化而來的勞資矛盾、一把手的特殊化和腐敗不易節制、黨政幹部兼任企業負責人從而制約企業家成長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還需要繼續深化改革，尤其是基層行政體制的改革，要改革過去那種“一手高指標、一手烏紗帽”的壓力型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忙得首尾不顧、市場力量始終缺席”的狀況。　　

　　文：據報導，“二次改制”中有4%左右的鄉鎮企業並未參與？　　

　　新：不應小看這個4%的比例，這是就企業總數而言的；若就總資產而言，未改制企業的比重就相當可觀了。蘇南改制過程中有一句話很能引起民眾的共鳴：改制就是要把“一人所有”改為“大家所有”。所謂“一人所有”指的是在過去企業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狀態下實際上存在的幹部的“灰色私有”。“灰色私有”使改制中必然出現不規範、不公正等問題，在那些有社區幹部背景的企業中尤其如此。例如，在資產評估及轉讓談判中，為了順利改制存在著集體資產方“讓一讓”的情況；一些企業侵犯了小股東的利益，如資產增值未清算或強行買賣；還有些小企業改制後將集體福利等資產劃歸到經營者的個人名下。可以說，“二次改制”給了大股東和管理者很大的利益和機會，但沒有最大限度地保護小股東和職工的權益，改制中往往是社區幹部的親屬成了“改制新貴”。還有一些村鎮幹部對改制的顧慮重重，對改制回籠的資金更是牢牢抓住不放。　　

　　前些年各級政府強調“抓大”，即暫時不改大鄉鎮企業的所有制，通過保持它們的公有性質、由政府派人直接經營而牢牢“抓住”它們。實際上，這些“大而公”的企業現在多數成了“大而空”的爛攤子，而且由於政府官員們插手過深，政企關系十分覆雜。這些企業改起來有相當的難度，想破產也破不了；即使從形式上改了過來，但實際運行時仍然是行政性公司的老套路。我不久前受蘇南某市的委托對這樣的一個企業蹲點剖析，發現企業的情形令人十分痛心。　　

　　文：改制後回籠的資金如何使用，“二次改制”後還有“集體資產”嗎？　　

　　新：現在蘇南鄉村經營性集體資產大致分成兩塊。一塊是企業改制售賣集體股份後會回籠的資金。財務狀況好的企業會把其中的一部份投入到技術改造或流動資金中，但多數企業只是借改制還債，即改制所得資金先用於償還基層政府以前經管企業所欠債務，這一支出一般占回籠資金的一半以上，錫山市就是如此。各地鎮政府堅持認為，償債後結余的資金不屬於社區居民而屬於政府，往往由鎮政府組建“集體資產運營公司”及村“經濟合作社”來經管這筆資金，鎮黨委書記兼任鎮一級“集體資產運營公司”的經理，社區居民則無法監督這筆集體資金的使用。這是改制後出現的一個怪胎，仍然是嚴重的黨政企不分，鎮政府的幹部怎能代表鄉村居民的利益呢？即便這些集體資產在幹部們的手里增值了，若幹年後是否又會面臨“三次改制”？目前一些基層政府動用這筆錢從事工業園區的前期開發，如“五通一平”等，這算是比較正常的做法；但挪用這部份集體資產給幹部發工資獎金的現象也十分嚴重。另一塊集體資產留在改制後的企業里，稱為“集體股”。根據對改制企業的初步觀察這一塊資產由於以下原因遲早會消失：一種情況是資產質量不高、等待破產清算；另一種情況是所有者入股不控股，經營者虛虧實盈，編一套假報表就能逃避集體股分紅；第三種情況是仍然保持集體控股，這與改制前的情況一樣，存在代理人的道德風險。　　

　　我認為應把幹部和企業經營者手里的所謂“集體資產”拿來提供社區居民的養老等社會保障或社區公共品供給。廣東一些城郊鄉鎮企業改制時把集體資產按價值量化分給社區居民，組成社區居民集體所有的公司制企業，年終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再按資分配。不過那里一些鄉鎮企業的主要經營活動是將廠房租給外資企業，這種企業經營方式比較單純，便於社區居民監督；但蘇南企業的集體資產都投入生產流通等經營活動中，監督上比較困難。　　

　　文：既然蘇南的鄉村企業已經改制，那改制後的企業還算“鄉鎮”企業嗎？改制後是否出現了家族經營現象？　　

　　新：其實，家族經營是一個世界性現象，華人圈猶甚。據調查，當今世界上家族企業仍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之一，台灣大的民營企業中不少是家族企業。家族企業往往有家族成員組成的核心圈、遠親和朋友組成的外圍層、以及由技術人員和一般雇員組成的普通雇員層，各層之間的關系很像費孝通描述的水波紋擴散狀的“差序格局”。家族式經營的企業格外注意智力投資，重視產權安排，那些科技企業或產品結構較覆雜的企業或松散型集團企業尤其如此。家族式企業的高級形態是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所有者家族擁有企業的控股權，但把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來經營。中國現在有名的鄉村集體企業幾乎都存在以父子軸心為特點的家族經營。在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的家族經營一直處於低調狀態，只是改制後經營層（持大股者）第二代的加入才使這一現象最終公開化，“二次改制”後許多企業家把子女從外地招回任自己企業的主管。據我看，中國的家族企業可能最多再持續兩代人，隨著獨生子女家庭的出現和企業經營要素流動性的增強，鄉村企業的家族現象會自行消失或逐漸弱化。　　

　　“鄉鎮企業”這個名稱現在確實已經無法說明絕大部份蘇南鄉村企業的性質，有必要另起名稱。目前廣東人往往把原來的鄉鎮企業稱為中小企業。事實上蘇南的大部份鄉村企業已經成了家族經營或合夥經營的企業，所以，我認為可以把它們統稱為農村企業。但農業部等政府部門仍堅持使用鄉鎮企業這個概念，其理由是這些企業適用於《鄉鎮企業法》。其實，對照蘇南的現實，《鄉鎮企業法》里的許多內容已經不合時宜了。　　

　　文：蘇南最近出現外商投資熱，人們將此稱為蘇南的“新亮點”。那麽，這些新亮點是不是避免了政企不分的問題呢？　　

　　新：在蘇南無論是在鄉鎮企業改制還是引進外資都面臨著政企關系重新定位、調整的問題，“新亮點”方面的情況也不容樂觀。蘇南各級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經濟發展的熱情一直未衰減。過去政府壟斷了經濟發展的資源，是鄉鎮企業唯一的出資主體；今天政府轉而把招商引資當作主要工作任務，有的政府負責人還熱衷於兼任開發區的領導，隨意承諾優惠條件，用“拼地價”來引進外資。但在蘇南也有一些大型企業開始創辦工業園區，如江陰的“申達工業園”、三毛的“凱諾科技園”等，企業自主招商引資才是發展的方向。　　

　　四、“蘇南模式”已告終結？　　

　　文：有些學者為“蘇南模式”辯護，把它描繪成在中國當時的條件下唯一可行的發展模式。但與此同時浙江的溫州則走了另一條道路，“溫州模式”的特點是地方政府比較尊重市場的主導性和民間的自發性。“溫州模式”的出現說明，“蘇南模式”決不是唯一可行的模式，前者強大的生命力更突現出後者的局限性。當然，在當時中國的體制內和認識水平下，“蘇南模式”因符合長期的思維和行為惰性而較易推行。現在好像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蘇南模式”已經終結。　　

　　新：在蘇南模式的發源地，“蘇南模式”是否已終結是個有爭論的問題。大致有這樣幾種觀點：一是“再創輝煌派”，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些老同志，他們或是“蘇南模式”的締造者，或是為“蘇南模式”的研究宣傳已窮經皓首浸淫多年；他們認為，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如“買方市場”、“亞洲金融危機”的出現等，使蘇南經濟出現了暫時的波折，只要假以時日，“蘇南模式”會再放光彩。二是“揚棄派”，也稱“條件派”，這種觀點認為，“蘇南模式”的確出了問題，但這個模式不能丟，而應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彼時有彼時的條件，此時有此時的情況，“蘇南模式”只要丟棄其不利的一面，保留其好的一面，還是有生命力的。三是“終結派”或稱“舍棄派”，這種觀點認為，“蘇南模式”已完成其使命，現在應該退出歷史舞台，尤其是原來倡導過的一些“蘇南模式”的核心理念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抵牾，“蘇南模式”也就沒有再保留的必要了。　　

　　現在即便是“蘇南模式”的擁護者們也承認，原先的宣傳有些過頭，理論上過於拔高。事實上有兩種“蘇南模式”：一種是學者們對蘇南經濟社會發展特點和路徑所做的概括總結，如費孝通、萬解秋等人的研究，這種工作今後還有持續下去的必要，至於叫不叫“蘇南模式”是無所謂的；另一種是意識形態化了的“蘇南模式”，主要是標榜“模式”的“性質”特徵，為其加上了許多不堪重負的“紅帽子”，其實就是這些“紅帽子”才把“蘇南模式”引進了死胡同。我認為對後一種“蘇南模式”的反思還遠遠沒有完成。　　

　　據我了解，目前國內經濟學界的主流對“蘇南模式”基本持“終結論”，這也是“經濟學家50人論壇”今年在揚州召開的“‘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研討會”上達成的共識；不過好像有一批老經濟學家對“蘇南模式”仍給予極大的關注和支持。江蘇省新一屆領導到任後召開了“發展個私經濟”、“推進城市化”等工作會議，對過去“蘇南模式”的一些做法作了事實上的調整，也默認了關於“蘇南模式”的大討論。　　

　　我本人是個“終結派”，生活、工作在蘇南腹地，可以說與“蘇南模式”天天面對面。據我的實地觀察和感觸以及從理性的角度去思考，感到“蘇南模式”的一些內容太過時了，有時簡直讓人惡心。一些天真的政治家或學者總想在“蘇南模式”中找到馬克思主義經典里設想的“社會主義”，哪怕這只是個粗糙的“塑料花瓶”；還有人在中共“十五大”之前蜻蜓點水般跑一趟蘇南，很快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大塊文章，其良苦用心無非是要以“蘇南模式”來證明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中國特色。把“蘇南模式”上升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雛形”，我是萬萬不同意的；欲以“蘇南模式”抗衡世界潮流無異於螳臂擋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們會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　　

　　文：長期被封為正統的“蘇南模式”不得不兩次改制，正好反襯出“溫州模式”對市場經濟的高度適應性。其實根據現代經濟理論早就可以發現“蘇南模式”的種種弊病，經過20來年的實踐這些弊病總算為人們所認識，但蘇南已經吃了虧。現代經濟學理論關於經濟機制的重要結論還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今後中國不能再以意識形態領先、排斥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實踐畢竟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生產力能否迅速提高則是檢驗生產關系適當與否的唯一準則。歷史走了一圈，經過近50多年的摸索，國人終於認識到市場經濟對生產力的促進遠遠高於計劃經濟。現實證明，“蘇南模式”只是在特殊體制下才存在的一種模式；隨著這種特殊體制的淡出，蘇南模式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其實，若從現代經濟學的原理來看，連“溫州模式”也是一種特例。“溫州模式”雖然比較尊重市場的主導性和民間的自主性，但是談不上對城市積聚效應的有意識利用，若一直處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分布於溫州周邊小鎮里或農村中的大量農村企業本來是不會出現的。幸虧溫州市及其所屬各區和鎮政府早就對鄉村企業網開一面，所以溫州的農村工業比蘇南要相對集中。目前溫州的許多農村企業正加速向當地的城鎮靠攏，有些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甚至向上海等超級大城市靠攏。這說明企業內部的機制是最重要的，企業內部機制對了，它們就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就企業發展而言，內因是第一性的，外因是第二性的。所以，對現代企業理論，特別是對剩余索取權的制度安排與企業活力關系的有關討論，我們一定要尊重，不要在維護公有制的名義下刻意追求中國的“特殊性”、人為地排斥經濟的普遍規律，否則最終還是要吃虧的。　　

　　五、城市化還是農村工業化？　　

　　文：蘇南的鄉鎮企業改制後面臨的問題自然是農村工業化的道路是否要走下去，若對此缺乏正確認識，在鄉村企業的空間布局上又會犯嚴重錯誤。　　

　　新：我同意你的觀點。從一定意義上說，改制解決了原鄉鎮企業的微觀機制，但改制後股份制企業的股份一般不能流動，缺乏退出機制，也談不上對社會資金開放，這就進一步強化了鄉村企業的社區性和本土性。鄉村企業過於分散，其信息、決策、交易成本以及引進人才的成本居高不下，企業自主研發系統的建設也困難重重，更無法利用現代城市公共設施帶來的種種便利。在小城鎮和分散的鄉村工業格局下，蘇南的結構調整始終難有大的作為。沒有城市化帶來的產業積聚效應，我很懷疑農村工業化的路究竟還能走多遠。未來城市經濟將是市場經濟的主導力量，這一趨勢在經濟發達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有所顯現。從較為宏觀的層面看，要提高蘇南鄉村企業的整體素質和規模經濟水平，避免不必要的投資浪費，就必須強調鄉村企業的適當集中和城市化。　　

　　文：從經濟學觀點看，城市化是一條普遍規律。現代經濟發展的特點是第二、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可達90%以上，這兩個產業均主要在城市布局；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西歐、北美，區域經濟已由城市經濟所代替，經濟競爭主要表現為城市（城區）間的競爭。　　

　　在城市化問題上中國也走了一條彎路。早在1930年代，中國老一輩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就提出要走農村工業化的道路，當時主要是為了解決大量流民也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因其主張與“發展城市工業”和“重振農業”以解決流民的方案有所不同，被稱為“第三條道路”。1949年以後，中國照搬了前蘇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單一城市工業化道路，同時又實行了嚴格的城鄉隔離制度，事實證明，這條發展之路走得很艱苦。以蘇南為代表的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乃至占到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似乎一度從實踐上證明了農村工業化是一條可行的道路。在意識形態上，也有人曾以為農村工業化是“取消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體差別”的有效途徑。應該說，中國長期來執行了一系列阻礙城市化的政策，而且自稱是找到了一條“獨特”的經濟發展之路。現在看來，這種說法在現代經濟學上是站不住的。缺乏對現代經濟學的深刻把握使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走了許多彎路。近年來農產品和制造業產能相對過剩，從農業和城市工業企業中遊離出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恰在此時，鄉鎮工業的發展本身陷入了瓶頸，這些企業對環境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這就使農村工業化的道路更加困難了。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農業和制造業所能容納的勞動力都十分有限。美國只有不到2％的勞動力從事農業，不到16％的勞動力從事制造業，這兩個比例還在逐漸下降；而82％的勞動力是在服務業工作。中國的剩余農村勞動力只有進入城市服務業，才能找到更多的謀生手段。服務業大發展的前提是人口在空間上相對集中，這樣才能使服務業的分工程度大幅提高、平均成本明顯下降。所以，中國能否加速城市化，不僅關系到工業化成本能否大幅降低，而且關系到日益嚴重的失業能否最終緩解這樣的重大問題。　　

　　在現代市場經濟下，尤其是進入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社會後，城市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越來越明顯，蘇南新的增長點“工業園區經濟”就是一種典型的城市經濟。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的積聚效應還會繼續顯現出來。現在一些中心城市成了農民向往的去處，他們自己承擔到城市尋找工作的各種風險和困難，政府有什麽理由反對他們進入城市呢？目前政府已經將小城市和建制鎮的戶口開放，這是值得歡迎的，但僅僅開放小城鎮的戶口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繼續堅持農村工業化，特別是在土地稀缺的江浙一帶推行分散的工業化建設，就會出現許多村鎮重覆建設“開發區”、以致於造成新一輪“村村征地、鎮鎮動土”的怪現象。現在已經到了該重新分析一下城鄉經濟結構現狀、趨勢和未來方向，提出“城市經濟主導戰略”的時候了。　　

　　新：政府最近對城鎮化的重要性好像已有新的認識。　　

　　文：政府的政策往往慢半拍，而且喜歡標新立異。例如，世界各國都提城市化，英語是urbanization；但中國偏要稱為“城鎮化”，這是個用英語很難翻譯的概念。使用“城鎮化”而不是城市化，其實反映了對城市化認識上的偏差，政府仍然在與市場機制作費力不討好的扭鬥。明明人們願意流向較大的城市，政府卻要他們流向小城鎮；政府想人為地扶植小城鎮的發展，殊不知有些城鎮再扶植也永遠長不大，而有些城市再限制也會越長越大。事實已經證明，這種反市場導向的扭鬥會浪費大量的社會資源，也無助於降低工業化成本和解決就業。政府與其浪費資源圍堵城市化或扶植永遠長不大的小城鎮，還不如將這些資源用於積極幫助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發展基礎設施；同時開放這些城市的土地市場，用級差地租調節城市人口的容量。如果真正尊重市場經濟的原則，即使是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人口規模也不可能無限擴張，因為昂貴的地租會使某一收入水平以下的流動人口失去流入上海的動力或失去久留上海的願望。所以我總是呼籲在城市化問題上要堅持市場導向，不要人為地扶植小城鎮、限制大城市。可惜，這個經濟學道理並不是每個人都接受的。　　

　　新：看來，雖然人人在談向市場經濟轉軌，但對究竟何謂真正的市場經濟，人們的看法仍十分不一致。基於相似的理由我對蘇南改制後出現的“新亮點”持謹慎態度。關注中國市場化進程的人們應該對蘇南鄉鎮企業的改制有足夠的關注，蘇南改制觸及到了舊體制的靈魂和心臟，也牽扯到農村經濟轉軌、農村社會轉型的方方面面。蘇南的改革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是農村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的，改制後的蘇南經濟很有可能是中國內生型市場經濟的胚胎形式。然而，我也擔心它變成一個市場經濟的怪胎。　　

　　企業改制只是體制轉軌的一個組成部份，新的市場經濟還需要其它的制度環境。例如，權力本應由公眾賦予，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權力獲得了一種私有性；蘇南的基層政府歷來直接支配企業，既掌握財力，又具有強勢地位，現在關系到企業重大業務事項的審批權和土地的壟斷權仍在政府手中；基層幹部將權力作為獲利的資本，依靠權力來配置生產要素的現象並未消除，權錢關系始終理不清，以致於權力與收入的對等已成為一種民間流行觀念；改制後的農村企業成了企業家的私人企業，原來意義上的社區居民集體所有形同虛文。我擔心，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民眾會錯把許多荒謬的價值觀念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遊戲規則接受下來；這種局面延續下去，中國的市場經濟很有可能陷入拉美化沼澤，成為不良的市場經濟。蘇南改制之後，欲形成一個健康運行的市場經濟，還應及時推動基層行政體制改革。　　

　　文：這就觸及了更深層的問題。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但應該清醒地看到，千萬不可將在過渡階段中所采取的政府幹預措施、保護性經濟政策、特殊體制下產生的企業制度等人為地拔高，甚至硬給它們戴上具普遍性和永久性意義的桂冠。中國加入WTO之後，將有可能面對嶄新的、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環境，各地區都要逐漸對外開放，這時就更需要對內開放，政府必須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否則將受到國際社會的抵制。解決你提出的這些問題就更有緊迫性了。在這種背景下，現代經濟學對幫助制訂新經濟政策和尋找新的經濟制度就有了更大、更直接的指導意義。　　

　　蘇南的民眾不背“蘇南模式”這個包袱，而是積極地探討新的企業形式和經濟制度，我祝願他們在盡快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努力中仍能一馬當先，利用“新亮點”帶來的機遇以及區位和人文優勢，率先闖出一條全方位開放、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發展道路。尤其希望蘇南的企業家既積極學習現代經濟理論，又密切注視外資企業的各種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機制，大膽解剖，虛心學習，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為中國的經濟騰飛作出更大貢獻。  

實現農村法治化的障礙

　　林棟,　 張以俠

　　林棟（蘇州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張以俠（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法學碩士）　　

　從戊戌變法及清末的法制改革以來，法治一直是國人的百年夢想。過去50年中歷經曲折反覆，才逐漸承認了“人治”的嚴重弊端。近年來國內法學界圍繞著這一問題曠日持久的討論總算達成了一些共識：法治乃強國之路，要用“法治”代替“人治”。但要在中國真正實現法治，顯然還要走漫長的道路。隨著最近“三農”問題的日益突顯，國內有關論者多從經濟、技術層面提出意見，卻很少從法治的角度去認識“三農”問題的解決。事實上，要緩解農村目前面臨的一系列矛盾，法治化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制度環節；農村的法治也是中國法治的“瓶頸”，如果連在鄉村基層都無法突破這一“瓶頸”，要在中國實現法治就更無從談起了。可以說，沒有農村的法治化就不會有整個中國的法治化。　　

　　實現農村法治的諸多障礙中，首要問題之一就是涉農法律法規的不合理狀況長期未能得到清理。在過去幾十年的舊體制下，政府曾頒布了許多有關農村、農業的法律法規以及政策[1]，這些法律法規服務於計劃經濟體制，極力維護行政當局的權威，帶有濃重的命令經濟的烙印。在計劃經濟和集權體制下，涉農法律法規的主要功能是實現政府的意圖，注重規定農民對政府必須承擔的義務；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完全不對等，農民的利益和權利在這些法律法規中往往被忽視甚至排斥。許多規定只體現政府的強制要求，既違背農民的意願，也違反經濟規律，更談不上體現平等自願、等價有償和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許多這樣的法律法規其實早已過時，該進入歷史的“回收站”了。　

　　改革以來雖然農村的經濟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涉農立法卻嚴重滯後。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很少清理廢除完全不適用的舊法陋規；各級政府在實際工作中則往往以政策代法，而且政策多變，各地基層政府自行其是、任意立規的現象相當普遍。這種狀況使得政府部門得以不受法律約束而任意施為，但對建立鞏固穩定的農村經營制度、產權制度、流通制度、分配制度等極為不利。　

　　目前農村基層政權的腐敗和幹部濫用權力就與這種狀態有密切關系。由於長期以來沒有真正保障農民權利利益的法律制度，而政府的權力卻不受民眾的制約，幹部的地位和特權受到保護，縣鄉村各級幹部對鄉民的應盡義務和責任實際上只是一種幹部系統內的“軟約束”。結果多年來在農村基層政府中已形成了一種政治文化，農村基層政權的工作人員以“國家”的當然代表自居，習慣於對農民強迫命令、任意指揮，有的人甚至象“土皇帝”那樣，想怎麽幹就怎麽幹，言如令旨，依仗權勢，橫行鄉里。這樣，貪污腐敗、強征攤派、欺壓百姓、封堵輿論等等劣跡就必然蔓延開來。　　

　　近年來農民負擔過重也與此有關。不少基層政府把維持幹部的各種開銷視為天經地義，不管農民能否承受，一味向農民攤派，甚至把政府應承擔的公共支出轉嫁到農民頭上。安徽省“費改稅”試點中基層政府就罔顧憲法對義務教育的規定，集中財力保障幹部的開支需要，占用已徵稅收中本應用於農村教育的經費，造成農村教育經費“放空”。全國農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義務教育名存實亡、農村教師低薪欠薪等問題，而同時基層政府卻照樣奢華浪費，蓋樓買小車，大吃大喝成風。這就是中央政府多次發文要減輕農民負擔卻收效不彰的根本原因。[2] 由於農民不堪重負、被迫抗拒攤派，有的地方甚至動用公安或司法員警去收取各種非法的“提留”、稅費，加劇了政府與民眾的沖突。　　

　　引起農村幹群摩擦的計劃生育也同樣無法可依，執行中弊端叢生。雖然計劃生育被視為國策，建立了龐大的計劃生育管理隊伍，多年來強制推行計劃生育，但至今沒有全國性相關立法（只有一些省市制定了相關的地方性法規）。為了實施計劃生育各地自行創造出了各種“土政策”，其中不乏侵犯農民人身權、住宅權、財產權的做法。鄉村里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名義下出現的違法犯罪現象屢見不鮮，非法拘禁、拉人、抄家、毀房等劣跡時有披露。　　

　　在法理上，權利和義務應該是對應的，“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每一方只有在它與另一方的聯系中才能獲得它自己的規定，此一方只有反映了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所以每一方都是它自己的對方的對方。”[3] 在集權體制下中國過去單純強調民眾對政府、國家的義務，卻不清楚地闡明政府對民眾的義務以及政府施政過程中民眾所擁有的權利。從經濟市場化和實現法治的角度來看，這種政府部門任意施為、政府與農民之間權利和義務不對等的狀況不應再繼續下去了。　　

　　法治是一種現代制度文明，它以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為原則，而實行法治則必須從民權和權力形成民主化開始。人民才是權力的最終來源。盧梭曾說過：“主權權力雖然是完全絕對的，完全不可侵犯的，卻不會超出、也不可能超出公共約定的界限；並且人人都可以處置這種約定所留給自己的財富和自由。”[4] 這里講的“公共約定”可被理解為人民的意志。實行法治的第一步應該是各級幹部的權力賦予過程要依法民主化、公開化；然後在此基礎上實行民眾對掌權者行使權力過程的有效制約；進而建立依法剝奪不當行使權力者手中權力的制度。盧梭一針見血地指出：“既然國家的擴大給予了公共權威的受托者以更多的誘惑和濫用權力的辦法；所以越是政府應該有力量來約束人民，則主權者這方面也就應該越有力量來約束政府。”[5] 建立法治同時還要確立權利本位的法治觀念，充份尊重保障農民的基本人權。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人權，“凡是把人不當人對待的所謂法治都不是真正的法治”[6]。　

2003年

從“團堡事件”剖析農民社會反抗頻發的根源

　　鄭欣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中國農村歷史上的民間糾紛大多為村民之間的矛盾，即便引發群體性摩擦也基本上是由鄰里糾紛、婚姻家庭矛盾、宗族相爭、地界糾葛等激化而成。但是，近年來隨著農民收入減少、農民負擔加重、鄉村債務膨脹、集體經濟虧空、鄉村經濟的發展難以為繼，因各種利益驅動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增多，而由農民負擔、基層民主、幹群關系、利益沖突及權屬糾紛等引發的社會反抗呈上升趨勢，對社會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現在的群體性農民反抗事件多發生在村民與基層幹部或村民與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之間，村民采取集體行動對抗基層黨委和政府的事件時有發生。筆者選擇了湖北省利川市團堡鎮2001年元宵節發生的村民對抗鎮政府事件作為研究對象，從這一事件發生前後的調查及相關分析出發，剖析當前中國農民社會反抗事件頻發的社會背景。　　

　　一、“團堡事件”梗概　　　　

　　據報導，此次事件源起於2000年10月湖北省利川市團堡鎮柴家灣村農民拒交年稅。帶頭抗稅的是該村前民辦教師董明永，他帶領農民多次攔阻政府派出的徵稅人員。利川市委、市政府不斷派人施壓，與村民們多次發生沖突。2001年2月7日（農歷正月十五元宵節）淩晨，利川市公安局突然派警察到柴家灣村拘捕了董明永等人，由此引發了該村300多名村民圍攻鎮政府機關。　　

　　董明永等人屬於近年來在中國各地陸續出現的地方型“農民領袖”之一。各地農民在這些本地“農民領袖”的號召、組織、帶領下，集體上訪，甚至對抗警察、包圍基層黨政機關。根據一些研究者的調查，這些被農民視為“好漢”、“領袖”的農民利益代言人一般在30歲至45歲之間，受過初中以上教育，大都當過兵、教過書或在外打過工，較一般村民見識廣；他們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居中上水平，但不是黨員和村幹部。[1] 這類人大都對中央政府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相關法律有一定了解，也熟悉地方政府任意加重加重農民負擔的惡劣行為。由於他們能清楚地認識並有條理地表達村民的利益，也敢於批評基層黨政幹部，自然而然地在村民中具有威信，能影響當地的社區輿論。村民們平時在許多方面希望借助他們的“見識”，並自願接受他們的影響和指導；一旦村民們了解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時，就希望這些人能代表他們向地方政府申訴，以減輕農民承擔的不合理負擔。如果發生沖突性事件，村民們會奉這些人士為當然的組織領導者，會聽從跟隨這些“領袖”們與基層黨政部門對抗。“團堡事件”就是中國每年眾多的農民反抗事件中的一起。　　

　　董明永等人被警察半夜捕走之後，憤怒的柴家灣村民於2月7日當日上午10點左右乘車湧入利川市團堡鎮政府大樓。磚塊石塊雨點般地朝幹部和警察砸去，辦公樓的玻璃窗被砸得稀爛，鎮政府院內不少幹部頭上、身上被石塊砸中。市公安局警察梁志曄欲進鎮政府救助被困警察，被村民用石頭當頭劈下，打昏在地，“打死他們（指幹部），打死他們”的口號聲此起彼伏。此時，318國道的交通已被堵塞中斷。市交警大隊警察李向東駕駛一輛桑塔納警車至團堡街十字路口時被攔截住，他剛要出車門疏通道路，突然一石塊飛來將車的擋風玻璃打得粉碎，他本人旋即被一夥村民拉出一陣暴打，被打至昏迷後才丟至路邊。接著有8、9個村民將車掀翻，並擡起向下砸，然後將車推至橋邊再掀入團堡河中。中午12時半，一輛白色富康車從利川駛向恩施，在團堡國稅分局門前被攔住，村民將車掀翻並將車內乘客一陣暴打，其中一女乘客逃跑時跌進路邊溝里後被一頓惡打，血流滿面。　　

　　中午12時40分左右，停放在鎮政府門前的宣傳車被村民點燃，半小時後油箱爆炸，車燃燒了2個多小時。下午2時許，一夥村民砸爛電影院大門，搬著階沿上堆放的空心磚，跑上電影院3樓平台，向鎮政府大院內的幹部們猛砸。空心磚砸完了，一個年青人又翻上旁邊的瓦屋，取下瓦片向下砸。部份人沖進放映室，將放映機和拷貝從樓上拋下，拉出的拷貝片從樓上一直飄到地下。下午4時多，5名交警大隊的警察經過此地，一夥村民用木棒、石塊、鋼筋以及拳腳攻擊這5名交警，兩名女警察被打得不能行走，一名男警察頭上被打得血流如注。下午5時，州政府派出200多警察趕赴事發現場，拘捕了一名帶頭者與10多位村民後，示威農民被迫散開。整個事件持續8小時左右，使上海至拉薩的318國道被堵，數輛車被砸。　　

　　二、農民社會反抗事件頻發的社會根源　　　　

　　對這次事件的調查揭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過重是引發農民反抗的主要原因。近年來最讓農民不滿的問題莫過於不合理負擔過重，在經濟落後地區尤其如此。農民們本來就收入偏低，而當地政府為了自身開支的需要又增加各種額外提留、攤派、集資和其它收費，令農民們極為反感。雖然過去十幾年來，每年中央政府都下達一些要求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但從來不考慮如何消除農民不合理負擔的根源──鄉村基層政府規模過大、開支過多，早已超出了正常稅收所能負擔的界限。因此，上述中央文件最後都成了“紙上文章”，“減輕農民負擔”成了年年講、年年無法落實的空洞口號。而基層政府部門深知中央政府對基層亂攤派的姑息態度，所以不但敢於截留中央有關減少攤派的文件，甚至公然違反中央政府的要求，向農民征收稅費時搞“暗箱”操作，自立項目、加大標準亂收費，結果導致農民建不起房、結不起婚、讀不起書。村民們因利益一再受到基層幹部們的侵害，積聚的怨氣越來越大，對鄉鎮幹部們從不滿到不信任、不合作，直至對鄉級政府產生嚴重的抵觸情緒。　　

　　本來，在鄉政府和村民之間，還有一層由村民選舉的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平時，村幹部要執行鄉、縣政府的指令，幫助征收稅費攤派；一旦發生農民的群體性反抗事件，村幹部大都采取回避態度。一些村幹部認為：“鄉里鄉親，低頭不見擡頭見，沒有必要為幫政府收款和村民作對，如果結了冤，再也別想在村里過日子。”由於減輕農民負擔也關系到村幹部的利益，少數村幹部對那些因主張減少攤派而受到打擊的村民表示同情，甚至還暗中支持村民的反抗行為。　　

　　與村民直接處於利益對立和對抗關系的是鄉政府，每當出現農民的社會反抗行動時，鄉鎮政府往往首當其沖。面對農民的反抗，鄉鎮政府也往往傾向於強力壓制。縣政府對此類沖突的態度一般比鄉鎮政府克制一些。當沖突事件發生後，縣政府往往對參加行動的村民采取“安撫”與“打壓”並用的手段；而對鄉鎮政府則多有批評，要求鄉鎮政府克制；只要沖突尚未引起更高一級政府的注意，縣政府大都采取大事化小的辦法，盡量避免引起上級政府的關注。　　

　　從“團堡事件”來看，農民的反抗有以下兩個主要原因。首先，鄉鎮政府以攤派為生。中央和省、縣政府鼓勵鄉鎮政府擴大編制，但是並不給財政撥款，鄉鎮政府的財政只能靠自收自支。近年來，農村基層政權機構臃腫，招聘人員和編制外臨時人員越來越多，行政經費入不敷出。由於縣、鄉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是農村的稅賦、攤派，因此，當縣、鄉政府處於經費嚴重短缺的巨大壓力之下時，加重農民負擔和向農民亂攤派就成為基層政府的必然選擇。特別是在那些沒有鄉鎮企業或其它收入來源的鄉鎮，鄉鎮政府不加重攤派就沒錢養活鄉政府的眾多幹部。這一點決定了農村基層政府與農民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利益沖突。而縣、鄉級政府控制著警察等武裝力量，面對分散而又數量眾多的農民，顯然處於絕對的強勢地位，所以代表國家政權的鄉鎮幹部往往憑借手中的強權對農民實行惡性剝奪。這些幹部均由上級政府任命，農民們既不能選舉鄉幹部，也不能過問鄉政府的開支，卻必須按照鄉政府的需要繳納各種攤派。所以，從深層角度來看，在農村與農民發生利益沖突的不僅有作為國家代表的基層黨政部門以及鄉鎮幹部，還有作為整體意義的國家。　　

　　其次，鄉鎮基層幹部的嚴重腐敗行為令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受到懷疑。自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農村基層政府不能再像人民公社時代那樣指揮一切、號令全境了，而鄉鎮政府的多數幹部又不甘心居於為民服務的地位。由於政府壟斷一切權力，作為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各級官員也居於享有特權的位置，於是他們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收受賄賂、敲詐勒索、大吃大喝、假公濟私等腐敗行為泛濫。與此同時，鄉鎮幹部們對民眾急需解決的問題總是充耳不聞，無端推諉，采取應付、拖延、逃避等辦法。這類腐敗和瀆職行為必然侵害農民的利益，結果基層政權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村民們的普遍懷疑。這是目前農村社會反抗事件頻發之另一個根本原因。“團堡事件”產生的根源在當今中國農村很有代表性。　　

　　三、農民反抗現象的理論解釋　　　　

　　在“二戰”以後興起的新社會史研究中，農村社會反抗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課題。英國新社會史學的帶頭人霍布斯鮑姆可以說是對農村社會反抗進行系統研究的開拓者。他獨辟蹊徑，從研究19至20世紀發生的社會反抗形式入手，於1959年發表了極具影響力的《原始反叛者》。上一世紀60年代以來，歷史學家們對農村反抗或農村抗議活動的興趣與日俱增。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也相繼傾注注意力於農村反抗研究，因研究農民反抗問題而聲名鵲起的兩位學者便是社會學家巴林頓·摩爾和人類學家埃里克·沃爾夫，其代表作分別為《專制與民主的社會根源》和《二十世紀的農民戰爭》。埃里克·沃爾夫認為，農民之所以廣泛卷入20世紀重大的反抗運動，是3個共同因素使然，即人口危機、生態危機和權力權威的危機。在世界範圍內農民所處的環境一般均不利於這一群體的生存，他們起來反抗是為了伸冤。由於它們所反抗的不平等現象是社會秩序混亂的具體表現，因而這種反抗很容易轉化為改變整個社會體制的群眾運動或暴力革命。他認為，農民的角色頗具悲劇性：他們極力想改變難以忍受的現實，但迎來的卻是一個毫無把握的未來。[2]　

　　從60年代末到80年代後期，又有一大批關於農民反抗的著作問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塞繆爾·P·亨廷頓、J·米格代爾、詹姆斯·C·斯科特、帕珀金及米歇爾·泰勒等學者的研究。　　

　　亨廷頓（S. Huntington）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農民時常被看作是極為傳統的保守勢力，而事實上農民的這種極為保守的形像與作為革命力量的形像是共存的。西方以及非西方社會的每次重大革命在相當大程度上都是農民革命。在法國、俄國和中國這三個國家，農民都自發地起來推翻舊的農村政治和社會結構，奪取土地，在鄉村建立新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沒有農民的這種運動，這三個國家的革命便不可能稱之為革命。[3] 關鍵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麽把農民變成了革命者？如果造成農民反叛的條件可以通過改革得到改善而不是使之惡化，那麽就存在著某種和平的社會變革的可能性，不一定非發生暴力動亂不可。傳統社會內的農民無疑是一種衡久的保守勢力，他們禁錮在現狀之中。現代化給農民帶來的沖擊首先便是使農民的勞動和福利條件惡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的啟蒙就傳到了鄉下。農民不僅開始意識到自己正在受苦，認識到他們在物質條件上的艱難困苦比其他社會群體糟糕得多，還認識到能夠想辦法來改變自己的苦境。沒有什麽比這種意識更具革命性了。[4]　

　　亨廷頓的學生、美籍猶太裔政治學家米格代爾（Joel S. Migdal）的研究則更為深入。他的博士論文經修改後於1974年以《農民、政治與革命──第三世界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壓力》為題出版。他批判了揭示變革的文化接觸理論，認為農民之所以參與政治或要求變革完全是出於對經濟的考慮。米格代爾認為，農民最初在政治上組織起來並不是出於遠大目標，而主要是由於日常的社會關系發生了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他們渴望盡快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農民們只有當實實在在地感到他們的願望能夠得到滿足時才聯合起來，而這些願望是由於他們身處的腐敗、壟斷及不完善的社會所引起的。農民聯合起來的最初目的不是為了某種特殊的意識形態，他們甚至也不奢望在新的政治中心的決策過程中扮演有影響的角色；相反，他們只是渴望某種讓步，以幫助他們處理社會和經濟問題。農民政治活動的起始點是對外界的信任：農民不相信來日方長的許諾，只承認立竿見影的好處。[5] 農民的政治參與遠沒有超出適應外界制度所需要的層次，他們的政治行為只是為了實現個人的物質或社會利益，至多不超過實現地方集體利益這一層次。[6]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Scott）於1976年出版了《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進一步推進了這一學科的研究。斯科特從東南亞農民的反叛與起義問題入手，探究了市場資本主義的興起對傳統農業社會的沖擊。在他看來，貧困本身不是農民反叛的原因；只有當農民的生存道德和社會公正感受到侵犯時，他們才會奮起反抗。這種反抗植根於他們具體的生活遭遇，與生存策略和生存權的維護密切相關。因此，如果不去仔細考察各種地方性的傳統和文化特質，不去探尋那些看似瑣碎的農民日常行為的豐富涵義，人們對農民問題的認識遍會誤入歧途，就可能將農民隱秘的抵抗與積極的合作混為一談，從而做出錯誤的政治、經濟決策，誘發社會動亂。[7] 在斯科特看來，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實際上是指農民的一種特殊的生存倫理：生存而不是發展或利益最大化，組成了農民的生存邏輯；或者說，在嚴酷而強大的生存壓力面前，農民實在無暇顧及發展或利益最大化。　　

　　“生存倫理”不僅是農民的行動邏輯，而且也是他們對統治者作出政治和道德評價的原則。對負擔的輕重或對“剝削”的認定，農民的檢驗標準通常不是許多經濟學家所認定的“被拿走了多少”，而是在繳納地租以後自己還“剩下多少”，是否足以維持家庭的生存。而且在農民看來，作為統治者的社會精英有義務和責任保障子民（農民）的生存，為此，“剩下”的部份至少應能使他們維持基本的生存，否則就是違背其生存倫理的“剝削”行為。農民所確定的這種標準反映了“一切以生存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在這種價值取向的主導下，豐收年景里即便地租再重，只要農民還能生存，他們就不會反對；而一旦遇上歉收年份，當收成僅能或不足以維持生存時，哪怕是繳納一筐糧食，也會迅速將農民推至生存線之下，從而使他們陷入“滅頂之災”。一旦征收數量嚴重違背農民的“生存倫理”而使他們的生存無以為繼，農民就會不顧一切地揭竿而起，從而導致“農民革命”的爆發。這種倍受政治學和社會學關注的“農民革命”，其目的並不是推翻政權，而是通過這種鬥爭方式讓統治者關注他們的生存困境，並能采取措施保障其生存安全。[8]　

　　而帕珀金（Samuel Popkin）於1979年發表的《理性的農民》一書則采用了一種與“道義經濟學”很不一樣的理論解釋：理性選擇。這一方法與“道義經濟學”在解釋農民運動問題上的主要區別在於：“道義經濟學”著重解釋革命的起源，“理性選擇”強調運動過程中農民以及其他個人所面臨的何去何從的選擇問題；“道義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出發點是村民所遵循的道德原則、行為規範，以及鄉村中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傳統制度的功能性，“理性選擇”的出發點則是在各種機會許可和各種條件制約下個人利害權衡和行為選擇的覆雜性；“道義經濟學”從維護共同利益的角度解釋集體行為，並認為共同利益是促成集體行為的充份和必要條件，“理性選擇”則從個人利益的角度解釋集體行為，並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集體行為的關系作為必須被解釋的重要問題。簡言之，對革命集體利益的認同本身並不一定促使農民積極參加革命運動，動員農民參加革命不能依靠空洞的口號，而有賴於每個農民對利害的權衡。[9]　

　　然而，如何把關於理性行為的策略分析和關於結構和制度性的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是運用理性選擇方法解釋農民運動的難題之一，泰勒的研究彌補了這一缺陷。[10] 他力圖把個人選擇和制度性、結構性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在分析農民起義和農民暴動所面臨的“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問題時，泰勒雖然堅持理性選擇論的基本出發點，但非常巧妙地把鄉村社區生活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因素考慮進去。其基本解釋如下：農民之間的起義和暴動時的行為關系並不能作為一種孤立的、一次性的行為關系；恰恰相反，他們是鄉村社區內世世代代連續關系中的一環。所以他們所面臨的選擇問題必須作為“重覆性博弈”問題來分析；而農民在鄉村社區內所進行的“重覆性博弈”一定會受到鄉村社區本身的一些特點的影響。在泰勒看來，在一個相對封閉、人們世代交往、相互之間“擡頭不見低頭見”的鄉村社區內，農民之間形成了一種“有來有往”的社會行為規範。這種社會行為規範是幫助農民克服“搭便車”困境的有利因素：它可以在無形之中協調農民們之間的行為。既然大家在暴動或起義之後還要互相見面、互相交往，那麽，有事時最好大家都積極參加；任何投機取巧的“搭便車”行為都會使當事人在村子里受到孤立，再也沒法擡頭做人。這樣，“搭便車”的困境就得以克服。　　

　　上述理論研究對於中國學者認識和理解當代中國農民群體反抗現象有借鑒作用。不管現代化的圖景在少數大城市里表現得如何燦爛輝煌，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民占總人口70％的國度。忽視這個龐大群體的利益並使他們處於受剝奪狀態，受懲罰的將是整個社會。　　

關於村民自治及村民自治研究的述評

　　沈延生

　　一、村民自治從冷到熱的歷史回顧

　　在1980年代的中國，村民自治是一個並不引人注目的話題。

　　如果從1982年憲法第111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已經存在20年了。但在1987年11月24日人大常委會通過《村委會組織法（試行）》前，這一制度處在鄒讜所謂的“冷漠地帶”。

　　[1]

　　從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到村民委員會，不過是改了一個名稱，其人事和運作機制都未發生什麽實質性的變化，許多村民甚至仍然習慣性地把村委會稱為“大隊”。

　　由於《村委會組織法（試行）》肯定了村委會的民主選舉，於是民政部的一些青年官員自作主張地將“競選”引入其中。《村委會組織法（試行）》於1988年6月1日開始在全國實行，一年後就發生了“六四”事件。那時有一些人認為，村民自治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不能再搞下去了。在這個“關鍵”時刻，由於彭真的“堅持”以及薄一波的“支持”，村民自治制度才得以保存下來。1990年8月在山東省萊西市召開了全國村級建設組織座談會，主管的政治局委員宋平拍板：對《村委會組織法》不要再爭論下去了，應該去實行。於是民政部於1990年9月發出了《關於在全國農村開展村民自治示範活動的通知》，計劃用10年時間在全國逐漸鋪開。[2]&#20;

　　進入1990年代，村民自治的潛在價值被發現了，從而有幸跳出“冷宮”，一躍成為各級領導人的寵兒。對於中國的高層來說，突顯村民自治是為了“舉旗幟”、“樹樣板”。“六四”之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表示：“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3]

　　官員們既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又不方便再強調“黨政分開”和“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等“十三大”確定的政治改革主題，於是政治風險較小的村民自治便成為“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首選。此外，官員們還“發現西方對選舉和看起來像中國農村民主的興趣是中國國際形像的一種資產”。[4]

　　於是村民自治就被用來作為一個政治改革的樣板，以此證明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民主化承諾，並駁斥西方對中國沒有人權的攻擊。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長的閻明覆說過：“梨樹縣的事跡（村委會‘海選’）已經得到了國際上的廣泛認可……它對我們回擊西方詆毀中國人權狀況的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5]

　　有學者指出：“對中國選舉改革的調查證明，民政部及地方官員在向農村輸入半競爭性的選舉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6]

　　對主管村民自治的民政部門來說，1980年代少數青年改革者的冒險試驗到了1990年代居然為該部門開啟了“金庫”，可以從中挖掘出部門威望、經費和國外考察機會等。在社會保障的管理職能從民政部轉劃給勞動部之後，村民自治事務對民政部門的重要性就更加顯著了。1988年，國務院批準把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處提升為司級。到1996年，全國民政部門共有1萬多人從事與村民自治有關的工作。[7]

　　美國的福特基金會提供了促進村民自治的首筆讚助，隨後，亞洲基金會、共和黨國際研究所、卡特中心、聯合國發展署和歐盟都加入到這一資助行列中，向民政部官員提供了不少經濟和技術支持。民政部的有關人員則利用這些資源召開了一系列國際會議，出版了許多關於村民自治的書籍，並為自己以及與民政部合作的地方官員提供了出國訪問（主要是去美國）的機會。[8]

　　與官員們的功利主義相比較，學者們通常表現出較多理想主義的色彩。雖然也有一些學者談到村民自治在解決農村實際問題方面的作用和功效，但更多的人在期待它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中國民主建設的微觀社會基礎”，至少也要成為“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訓基地”。

　　二、村民自治的實際績效

　　柯丹青(Daniel

　　Kelliher)認為，中國所有關於村民自治的數據和文章都表明村民自治帶來了新氣象：高額完成了糧食征購任務，早婚現象大大減少了，拖欠錢糧的、超生的也減少了，而增加的是稅收和節育婦女的人數。1994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村民自治使國家得到了幾乎它想從福建農村得到的任何東西：在被調查的1,200個村委會中，99%的村完成了糧食收購定額；92%實現節育達標；82%完成了稅收任務。村民自治的支持者認為，這些創紀錄的高數字雄辯地表明，村民自治是解決政策執行難的靈丹妙藥。[9]

　　其實，了解中國農村的研究者都知道，在集權體制政治文化的慣性作用下，農村基層幹部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拿出上級領導所需要的任何數字，而且善於把這些“政績”與任何一項政策掛上鉤，他們當然不會、也不可能證明這些“政績”是否確與某一政策具有相關性。

　　Jude

　　Howell的看法是：“從支持者們收集的所有論點來看，他們將村民自治看作一種手段，目標是實現經濟發展、政權合法化和社會秩序，而不是民主過程或民主制度本身的優點。正如民政部官員在同我們討論時所說的：‘我們的目標不是民主選舉本身，而在於幫助農民致富’。從這里可以推斷出，民主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10]

　　一些西方學者就村委會選舉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過相當嚴謹的研究。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的牛銘實教授根據1998年在中國5省8縣(市)2,142個村收集的調查資料，驗證了歐博文、蘇珊.羅倫斯、高亭亭、史天健、戴慕珍等人提出的各種假設，結果得出的結論是：一個村的經濟狀況與這個村是否采用差額選舉沒有明顯的關系。[11]

　　張鳴尖銳地評論道：好像故意跟樂觀的人們過不去似的，從農村傳來的消息並不那麽樂觀，與當年大包幹時中央一紙政策就讓農村熱氣騰騰大變模樣的局面相比，即使少數村民選舉搞得比較好的地方，面貌也說不上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村民們對於上面賞下來的“民主”，顯然沒有當年發給的土地承包權那麽大的興趣。在那些境況很差的農村，對於上面來的幹部和前來做“田野考察”的學者，村民們最想跟他們說的只是發生在周圍的不平事，甚至遞上一份份狀子，哀求這些在農民眼中吃公家飯的人代為轉達；而那些經濟狀況好一點的地方，幾乎所有的男性青壯年和一部份女青年都出去打工了，相當多的人常年不在家，選舉只好在那些似乎最缺乏政治能力的老弱婦孺中間進行。農民之所以對村民選舉興趣不大(至少在相當部份的農村如此)，主要是因為依選舉改造的村制，對於解決農民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用處並不太大。[12]

　　李鵬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時援引了一段常識：“中國民主首先從基層開始，是因為對於一個普通農民而言，與其利益直接相關的不是省長或縣長、甚至不是鄉長，而是村委會主任。”但是，村委會主任在現實中的主要職能並不是執行村民會議的決議，而是貫徹鄉鎮以上政府的行政指令。徐勇指出：自1990年中期以來，村民自治面臨的政府任務愈來愈重。特別是當收取稅費成為政府發展經濟和維持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務時，農民負擔不斷增加，村民自治的行政“緊約束”運行特點愈益突出。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村民自治外部面臨的行政壓力愈來愈大之時，村民自治內部卻按照法律規定的自身邏輯發展生長，這就是“四個民主”規則及其相應程序的確立。“面對強大的行政機器，分散的村民力量尚不足於抵制來自於村外的的行政攤派。如在以‘海選’聞名於世的吉林省梨樹縣，面對政府攤派的本地香煙的任務，農民卻無能為力。在內蒙古一些地區，向幹部要求村務公開和索要稅票的農民卻被幹部銬上手銬。這些事例說明，村民自治要得到順利發展，必須具備必要的外部環境，主要是由國家權力系統構成的行政環境。”[13]

　　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1990年代後期既是村民自治搞得最紅火的時候，也是中國農村困境開始顯露的時候。也就是說，小社區的自治機制根本影響不了大環境的不民主決策對農民切身利益的侵害；而城市化、城鎮化、農民外出打工、人才外流的大趨勢，又從另一個方面對村民自治制度造成沖擊。

　　柯丹青指出：由於村幹部外流進入私營經濟領域或進入經濟集中地區，這一級機構在人事上和組織上不斷遭到削弱。支持農村選舉的人認為，要恢覆農村基層組織的活力，首先必須更換村幹部。這些支持者說，許多有頭腦、有見識的村民不願當村幹部，都去抓經濟、賺錢去了，剩下來填補村級組織的人，是那些一心想得幾個活錢而頭腦又不夠靈活的人。河南省委黨校的一份研究報告印證了這一點：“有點才能的人，沒一個想當村幹部，尤其不想當村支書。”[14] 舒伯特（Gunter

　　Schubert）指出：“在那些外出打工者眾的村莊，村民的政治參與和選舉的競爭性呈下降趨勢。理由很顯然：村莊的綜合經濟能力越是依賴於外部經濟，村民的政治參與程度也就越低。”[15]

　　顯然，在村莊本身面臨青壯年外流、土地荒蕪、居住區萎縮、行政建制合並、幾億農民將要永遠脫離鄉村進入城鎮時，村民自治最多也不過是扮演一個殿後的角色，根本不要設想它會一錘定音，在解決“三農”問題上起到開創性的作用。

　　三、從政治改革系統思維的角度看村民自治

　　中共11屆3中全會以來，國內理論界和政界人士對於政治改革的觀念可以說是“與時俱進”，跨越了3個階段。1978年至1985年是第一階段，政治改革的主題詞是廢除終身制、幹部“四化”、權力下放、直接民主、社會自治；1986年至1991年是第二階段，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務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建立“小政府”、建立公務員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1992年以後是第三階段，政治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市場化與民主化的相互促進，建立與市場經濟、社會公正相配套的憲政民主制度和法治國家。

　　按照以上劃分，村民自治可以說是第一階段政治改革觀念遺留下來的一塊活“化石”。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社會自治理論對中國產生過非常大的影響，這從當時領導人的講話和文件中不難看出。1978年10月11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致詞中談到，今後企業的車間主任、工段長、班組長要由本車間、工段和班組的工人選舉產生，企業的重大問題要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討論。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屆6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別要著重努力發展各城鄉企業中勞動群眾對於企業事務的民主管理。”根據這些講話與決議的精神，各地紛紛進行了工人選舉車間主任、科員選舉科長、農民選舉村委會主任的試驗。此後，當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社會基層自治與政企分開、黨政分開等第二階段的政治改革思路無法吻合時，工人選舉車間主任、科員選舉科長等舉措就被拋棄了，而村民自治卻由於種種原因僥幸保存了下來。

　　1. 政企分開與村民自治

　　1949年以後，中國形成了全能主義的總體性社會或者說單位社會。單位把政治、經濟和社會職能集於一身，成為有效控制每一個人的社會細胞組織。改革開放以來，城市中的單位逐漸把政治和社會功能剝離出去，使企業和政府分開、經濟組織和社區組織分開。然而，村民自治組織卻迄今依舊是農村中的單位，只是各個地方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從實際的演變來看，大多數村都是村合作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兩塊牌子、一班人馬，交叉任職。這導致兩方面的結果：在集體經濟薄弱的村，合作經濟組織有名無實，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員會承擔，重新回覆到“政經不分、以政代企”的狀態；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地方的農村，大部份甚至全體村民都在村辦公司和企業就業，村辦公司和企業代行了村民委員會的職責，後者實際上成了前者的一個科室機構。

　　秦暉指出：“在東南諸省市場經濟發達的富裕農村，這些年來許多地方村政的演變不是表現為‘民選村官’，而是表現為村企合一、企業‘吃掉’村級組織、‘村子公司化、支書老板化’，‘莊主經濟’演變為‘莊主政治’。而企業的‘一長制’則演變為社區的‘一主制’。如果不考慮大共同體本位體制的解構問題，這樣的演進就幾乎是一種‘反動’的現代領主制。而像‘禹作敏現象’這類‘莊主制’之弊也在知識界引起了廣泛批評。”[16]

　　政經合一、政企合一、社區所有的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使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成員不能將自己的所有者權益轉手變現，阻礙了他們離開農村進入城鎮；另一方面又使在村辦企業長期打工的外地人不能在居住地享有選舉和被選舉等項公民權利。這種單位制度的孑遺，與市場化和民主化的改革總體目標完全是南轅北轍。筆者在“村政的興衰與重建”一文中提出，應明確劃分村政與村社，將村民委員會改稱村社委員會，與村公所各司其職，已經得到一些學者的響應。村民自治理論的主要辯護人徐勇教授最近提出：“鄉鎮可根據需要選聘村幹事，由鄉鎮支付報酬，從事鄉鎮委托的工作。由此將一部份地方選聘‘村官’合法化”。[17]

　　這可以被認為是對本來意義上的村民自治的一種重大修正。

　　2. 黨政分開與村民自治

　　1989年以後，情況出現了變化。在某些黨內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一度強調企業黨組織的核心作用，繼而將堅持和完善廠長負責制與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相提並論。[18]

　　雖然出現了企業領導體制的“二心”之爭，但最終沒有動搖黨政分開的初衷。農村的情況則與之不同。於1990年代末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仍然規定，村黨支部“領導”村民委員會。[19]這意味著，在現行村民自治的架構中同時存在兩個村級公共事務管理組織，即通常所說的“兩套班子”、“兩塊牌子”。在村務大事的處理上究竟由誰說了算？如果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擁有決定權，那麽，如何體現村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如果村黨支部擁有決定權，那麽村民們自然會問，“如此興師動眾地進行村委會選舉，選出的只不過是‘二把手’，又有什麽意義呢？”

　　為了解決上述矛盾，各地采取了一些變通辦法。山西河曲縣的“兩票制”便是其中一例。所謂“兩票制”的主要內容是：在選舉村黨支部和支部書記時，先由村民投信任票，村民民意測驗通過後，再由黨員投選舉票。[20]

　　山東威海市和廣東順德市的做法是“兩委合一”，即村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兩個職務一人兼，黨支部成員與村委會委員交叉任職。“‘兩委合一’意味著黨支部直接行使管理職能，減少了黨支部和村委會兩者分立情況下的摩擦，提高了黨支部的管理效力。也減少了鄉村幹部的職數，有利於減輕農民負擔。”[21]

　　然而，“兩票制”讓非黨員幹預黨內事務，在理論上是極端荒謬的，在組織程序上也違背了中共的章程；“兩委合一”則是明顯退回到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老路上去。必須指出，用混淆黨務與政務、黨組織與政權組織（或準政權組織）、黨員與非黨員的不同權利義務的辦法來替代清晰明確的黨政分開、各司其職，這種權宜之計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既然城市中的中共基層黨組織可以起“保證監督作用”，通過在企事業單位內部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來實現政治領導；那麽為什麽在農村中就要另辟蹊徑，與政治改革的大方向背道而馳，規定村黨支部必須起“領導核心作用”呢？問題恰恰出在村民自治組織結構的總體設計上不合理。

　　3. 民主決策與村民自治

　　按照賀雪峰的說法，之所以選擇村民自治，而不選擇教授自治、市民自治，恰恰是因為因為“農村地域分散和農民本身的弱組織性，農村基層民主很少有可能形成為針對國家的利益要求”[22]，那麽，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是否存在村莊層面的民主決策呢？於建嶸表示懷疑：“村民自治作為國家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實行的一種農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國自上而下的權威體制內生成的這種‘自治制度’，對廣大村民來說，其選擇空間是十分有限的。特別是有關村級織織的性質、結構和職權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選擇的結果，而只能是在國家法律權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23]

　　顯然，他對於村民自治是否屬於真正的自治團體表示懷疑。黨國英介紹了權威學者的發現：“加爾布雷斯近幾年強調人人參加投票的意義，並認為只有人人參加投票，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的民主。他發現越是下層社會的百姓，參加投票的越少”。[24]

　　以上都是從“自治主體”的角度來解釋村莊民主流於形式的原因。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貧困地區根本沒有什麽自治事務需要“自治主體”來民主決策。

　　彭真在主持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時就提出了警告，認為在實行村民自治過程中有二大危險，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給村民委員會頭上壓的任務太多，‘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這樣就會把它壓垮。”這一警告不幸而言中。“自1980年代農村改革以來，村民委員會所承載的行政任務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計劃生產，二是計劃生育，三是稅費收取（即通常所說的‘要糧、要錢、要命’）。”[25]

　　顯然，這三項任務都不是村莊的自治事務。徐勇特別強調了推行計劃生育國策以及越來越繁重的稅費收取任務和達標升級活動（僅國務院授權農業部於1993年5月宣布取消的農村達標升級活動便達42項之多）對村民自治的沖擊。許多鄉村調查（如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表明，貧困地區的村民委員會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治事務所需的財力。

　　經濟發達地區的村莊倒是擁有自治財力，但是高亭亭、史天健和戴慕珍三位學者都認為，富村不利於推動村民自治，主要原因是富村的幹部能利用他們所控制的資源對村民威脅利誘；另外，富村一般都能完成國家交代的徵糧收款的任務，因此鄉鎮幹部也不積極推動差額選舉來替換現有的村幹部。戴慕珍指出：“有些村有村辦企業和較多的村經濟收入，在這些村競爭選舉就會少些”。[26]

　　史天健說：“對那些較富裕的省份，人們會說，經濟繁榮自身就會不斷提出民主管理和自治的要求。但是，當地有勢力的老板阻止了競選的進程。經濟抓得好的村主任一般都能夠保證再次當選，這就產生了‘老板政治’。地方老板出現在中國的富裕農村里。他們成功地在當地蓋起了廠房，繁榮了當地經濟，興辦了社會事業，如幼兒園、住房建設等，這些都有助於他們再次當選。”[27]

　　在那些村企合一的村莊，村民的企業職工身份完全遮蓋了他們的社區成員身份，他們的經濟福利和社會保障來自村辦企業利潤而不是社區公共財政。經驗證明，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集體企業職工比較傾向於企業內部民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企業職工卻吝於行使這種權利，特別是在企業領導人掌握經營技術訣竅、業務聯系渠道、上層政治保護和金融貸款門路的情況下。中國各省的一些“樣板村”，不少已經實行了領導者的“一言堂”和子承父業的“世襲制”，全然沒有民主決策和民主治理的氣息。例如：“江蘇華西集團的吳仁寶與吳協東，紅豆集團的周耀庭與周海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與魯偉鼎，橫店集團的徐文榮與徐永安，河南劉莊的史來賀與史世錦，江蘇永鋼集團的吳棟材與吳耀芳，都是老子董事長，兒子總經理。另外，蘇南鄉鎮企業中，雙良，8個董事，4個是弟兄，一個是女婿；江陰申達集團，1999年收購了江蘇中達集團，買殼上市，其董事長和總經理由兄弟二人擔任，下屬的核心廠廠長是大哥；陽光、雙良也都差不多。”[28]

　　4. 民主訓練與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的支持者都十分強調它在民主訓練方面的作用。賀雪峰說：“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下，村民群眾若能夠將自治事務通過民主的辦法管理好了，難道不可以訓練占中國人口70％的農民的民主能力，提高他們的民主素質，使他們逐步為將來的國家民主作些準備嗎？如果占70％的農民沒有在基層的訓練，筆者實在無法想象國家層面的民主如何可以開展，國家憲政何以立基。”[29]

　　對現代史有些了解的人也許不會忘記，在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曾大規模地推行過村民選舉，那時叫“大選”（跟美國人選總統一樣），幾乎每年都搞；每次選舉都要經過廣泛深入的組織動員，劇團演戲，宣傳隊上街，工作隊深入農家炕頭；為了適應比現在文化素質更低的農民，根據地創造出“豆選法”、“畫圈法”、“畫點法”、“燒洞法”、“紅綠票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五花八門的投票方式。顯然，當年根據地的共產黨人搞選舉並不是裝樣子，否則用不著費如此大的心思，年年投入非常大的人財物力。抗戰8年，根據地選舉至少進行了6、7年，學習的時間應該說不算少了，但全國解放後，人們並未發現老根據地的人要比其他地區的農民更富有民主意識或更懂民主程序。[30]

　　由此可見，有沒有民主訓練，對真正的民主實踐並沒有什麽影響。真想推行民主選舉，沒經過訓練照樣可以實行；不想實行民主選舉，搞幾十年的“形式民主”的訓練也未必能增進民眾的民主意識。

　　其實，民主並不需要高深的學問或者崇高的品道，只需要人們對自身利益的體認與追求。薩托利說過：“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形式，它首先意味著尋求更多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福利”。[31]

　　蔡定劍的調查表明：受教育程度高低並不是選民選舉積極性高低的決定性因素。現實中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參選態度與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關系會發生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認為選舉的對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選舉程序公正民主，可能會比一般人更積極參與選舉；相反，他們會更為消極，甚至抵制選舉。蔡定劍說：“我認為，決定人們參與選舉的主要動因是：第一，選舉的機構是有作用的。第二，選舉程序民主公正，人們對選舉達到預期公正的結果有信心。第三，也是關鍵的一點，選舉行為與選舉者有利害關系。選舉沒有利益動機，再高素質的人也不會為純粹的政治概念去投票。利益動機是選民選舉的決定因素。如果一種選舉制度缺少上述三種因素，那麽這種選舉就完全失去對選民的吸引力，變成了一種負擔，要靠行政強制或靠經濟利誘才會去投票。”[32] &#20;

　　據張靜對吉林省梨樹縣的調查，即使在這樣一個曾經以創造“海選”方式聞名中外的地方，相當部份村民也缺乏對選舉的投入和興趣。該縣村民對競選演講的參與率不高（但私下的串聯不少），對競選者的公開提問相當有限（但私下的議論卻非常多），一些村的棄權票很高（達到

　　200

　　張以上），代家人投票的情況也相當普遍，不少村幹部還有動員、命令和對付上級檢查的行為。村民自治選舉處處受其他制度常規的束縛，因而無法取得公意的信任，長期以來只能被冷漠的態度所包圍，用村民的話講就是“誰上去都一樣，都是撈一把，選不選有甚麽意思？”或“不如就讓那些已經被養肥的坐在位子上，另選一個‘架子豬’上去，又要拼命刮削我們。”[33]

　　社區選舉的投票率低於全國性選舉的投票率，在發達國家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對於中國當代農村社會來說，國家層次的民主決策比社區層次的民主決策更關系到普通選民的切身利益；如果中國農民能夠通過選舉投票來影響國家對農村的稅費政策，他們一定會比選舉村委會更加踴躍地參與。

　　5. 自治與自由及民主政治

　　自治等於民主政治嗎？黨國英指出：雖然把村民自治與民主政治等同起來，已見諸於《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但大量的歷史文獻證明，“自治”狀態下的社會不一定奉行民主政治的原則。布羅代爾指出：“人們往往認為城市的自治從一開始便受到民主運動的支持，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簡單，因為城市政權很早就已為幾個強大的家族所控制。這種政權無疑由選舉產生，但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幾個沆瀣一氣的大家族不斷支配著馬賽、里昂及幾乎所有的大城市的命運。巴黎的選舉程式確實是一部編寫得很好的電影腳本，知道底細的人事後無不為之捧腹大笑。特權階層在選舉中穩操勝券，他們的地位始終十分牢靠。”富人比窮人在意自治，因為社區的秩序和安全對富人更重要，富人對秩序和安全舍得投資，而窮人沒有投資能力，采取搭富人“便車”的辦法“坐享其成”更符合理性原則。通常，借助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而獲利最大的集團，也是政治對話中力量最強的集團，並且也往往是對自治、民主的政治需求最強烈的集團。從歷史的經驗看，這樣的集團是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而不是普通農民階層。中國鄉村社會新崛起的富人階層對自治、民主有著強烈的需求，一是因為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使他們有可能過問政治，二是他們所從事的市場活動需要穩定的政治規則來降低不確定性，以保證投資獲利的穩定預期。[34]

　　相對於自治而言，農村中的窮人更需要自由，包括種植自由、售糧自由、處置土地權益的自由、就業自由、遷徙自由、結社自由等等。近年來常常聽到“逼民致富”這個詞，它的涵義就是鄉村幹部侵犯農民的種植自由，強迫農民種植某些指定種類的農作物。農民沒有售糧自由，不僅使他們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常常會損害到人格尊嚴，同時養肥了享有壟斷權的國有糧食部門中的少數人。處置土地權益的自由、就業自由、遷徙自由，對於上億外出打工者的重要性，顯然要超過決定誰當村長的自治選舉權。

　　白沙洲指出：雖然中國的農民人數龐大，但在對農村進行摧毀式社會改造的過程中已吸納和消滅了所有黨外的組織化力量，結果9億農民變成了社會影響力最弱的群體。在今日農村中，除了少數地方的血親聯系能對鄉村選舉發生極其有限的影響外，唯一的組織化力量就是中共的黨政基層組織，而參與村民自治的農民卻都是高度“原子化”的個人。如果說競爭性的選舉是真實的民主選舉的要件之一的話，那麽，選民中發達的功能性團體的出現，則是競爭性選舉真正發揮功能的必要前提。只有當中國的農民切實享有結社自由，不再是“原子化”分布，而是結合在成千上萬個自下而上的現代功能性團體組織（如農會、商會）里時，中國農村的民主才有真正的載體。[35]

　　筆者在“村政的興衰與重建”一文中指出：“不論是從字面上看還是從實質上看，群眾自治都與群眾專政有著一脈相傳的聯系。‘文革’中的群眾專政，就是允許革命委員會對‘牛鬼蛇神’以及一切不馴服的人法外施法，實行‘暴風雨般’的‘全面專政’。群眾自治同樣意味著對法外施法的一種授權。”劉金海批評說，用“群眾自治”取代村民自治，而且還將它同“群眾專政”聯系起來，這顯然是“偷梁換柱”。[36]

　　王思睿曾說：“也有一些同道者對農村基層的‘群眾自治’讚不絕口，殊不知它的真實運行機制是‘群眾專政’的延續，它的理想模式也不過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專業化之前19世紀地方自治低級版本的拙劣翻版。”賀雪峰等人指責這是一種“挖苦”。[37]

　　其實，把“群眾自治”同“群眾專政”聯系起來，意在說明，不能只從理論上的村民自治中去發掘民主的因素，也要注意揭示在現實的村民自治中暗藏著的壓制自由的因素。“群眾專政”的遺傳並不是一種挖苦的言辭，而是一種客觀存在。何家棟說：村民自治試點已經有10年歷史了，外國人看了也叫好；但是，許多群眾自治組織通過“鄉規民約”，教育──罰款──學習班（變相拘留）──強制執行等手段，又辦成了對群眾專政的大學校。[38]

　　李昌平、吳思揭示了在村民自治的外衣掩蓋下，非法剝奪公民自由的“學習班”、“小黑屋”、“灰牢”等存在的普遍性。[39]

　　於建嶸通過解讀“全國村民自治模範縣”湖南省T縣的“村民自治示範村”S村的《村民自治章程》（以下簡稱《章程》），很精辟地說明了村民自治如何以“自治”的名義壓制自由。第一，國家主義的權威導向在推動村民自治的同時，又制約了村民自由選擇的空間，並為基層政府特別是鄉鎮政府及村級組織提供了侵犯村民合法權利的機會。《章程》第18條規定：“村民應該種好、管理好所承包的責任田及其它生產經營項目，必須接受鄉、鎮、村的生產經營計劃指導和農業技術指導，增加投入，並充份發揮其作用，提高效率和經濟效益。”顯然，這樣的規定實際上剝奪了村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在此章程中，罰款是最主要的制裁手段，在總共60條中有關罰款的條款就有24條，不少標準不明、程序簡單的處罰規定都是與國家的法律法規相違背的。此外，該章程還在多處規定得以對村民采取“強制措施”，卻未具體說明究竟什麽是“強制收繳”、“強制執行”。據該村村委會負責人解釋，“強制措施”就是村幹部可以對村民采取搬東西、拆毀住房、拔掉田里的莊稼等手段。第二，形式上的民主並沒有改變傳統的集權式村治習慣，村民自治實際上變成了“管制村民”。章程的主要精神不是保障村民的權利並限制公共機關的權力，反而成為村民通過所謂的“民主形式”對自身權利的限制，以保障公共機關行使權力的管制權威。它在“強化一種觀念，即村民成員的資格並非是無條件的，必須以對集體的歸屬為前提，即以分享規定中的共同價值為條件”。而這種集體歸屬如果不以村民個人權利的保障為前提，其政治後果就必然走向專制主義。第三，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問題，不只是操作層面上的問題，它是一種制度性缺陷，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中國社會普遍缺乏契約精神。村民自治本應是國家對村民的一種民主承諾，問題是這種承諾在實踐中缺乏必要的契約支持。村民自治章程只是村民之間的契約，從目前鄉村社會的政治狀況來看，其實更需要建立的是村民與鄉村政府之間的契約。[40]

　　四、村民自治與國家政權建設和政治發展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政治現代化不僅僅是指政治民主化，而是整個政治系統的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標準通常包括政治參與的擴大（民主化）、政治制度化（法治化）、政治滲透能力的加強（國家一體化）等。國家權力深入社會基層、正式制度取代非正式制度以及國家法律進入鄉村社會，乃是國家政權建設過程中的不同側面。

　　“持國家和鄉村社會力量‘互強’”觀點的研究者認為，村民自治是國家在應付基層政治組織衰敗、地方代理者權力失控、幹群關系緊張以及由此而引致的國家在農村地區統治能力與合法性雙重危機時唯一可供選擇的政治機制。[41]

　　這種說法是武斷的、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現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從來也不是“唯一可供選擇的政治機制”。如果用正規化、法治化、效率化、效能化的標準來衡量村民自治，不難發現在村民自治的最初設計中原本就帶有根本性的缺陷。

　　1.

　　村民委員會究竟是政權組織還是群眾性自治組織？

　　在現行憲法體制中只有民族區域自治和特別行政區自治，還沒有一般的地方自治概念。因此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均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法律上的模糊不清和混淆：村民自治的性質到底是什麽？它的主體是誰？誰具有法人資格？

　　如果村民自治屬於地方自治的系列，那麽一切都很清晰。在國外，各個層次的地方自治體（例如日本的都、道、府、縣和市、町、村）都具有法人資格，而且是有別於一般私法人的公法人。但在中國，問題就覆雜了。按照法人形態法定原則，什麽樣的組織可以成為法人、屬於什麽類型的法人，應當由法律規定。中國的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並沒有對此作出規定，但不少地方的村民自治章程都規定，“村民委員會具有法人資格”。這種規定在法理上是非常荒謬的。自治的主體既不是村民個人，也不是村民委員會，而是所謂的“村”（在現實中並不一定是自然村，在有的地方其實是人民公社時代“生產大隊”的行政管理範圍內所有社區的集合）。《民法通則》第36條規定：“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企業是法人，企業的經理只是法人代表；同理，村民委員會是法人代表，所代表的法人實體則是“村”。村民委員會管理的“是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而不是村民委員會的財產；承擔民事行為後果的是全體村民，而不是村民委員會成員。很顯然，村民自治的主體應該是全體村民，自治組織的權力機關是村民會議，自治組織的執行機關是村民委員會。不能把自治體與它的對外代表混淆起來，或者把自治組織的一部份──執行機關認作自治組織的全體。[42]

　　徐勇認為：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是農村基層人民群眾自治，自治的主體是農村村民，自治的地域範圍是村，自治的內容為本村的公共事務與公益事業（即村務），自治的目的是實現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他指出：“自治組織本身不是政權機關”，“不可將村民自治與帶有地方自治性的‘村自治’相提並論”，“村民自治與村自治雖一字之差，含義卻迥然不同”。[43]

　　然而，為什麽一定要與地方自治劃清界限呢？

　　按照孫中山的經典說法，地方自治就是“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44]

　　“人民”、“本地方”、“地方上的事情”、“自己去治”，不就是徐勇所說的四條嗎？為什麽要否認村民委員會是政權機關？徐勇不是也承認“在實際生活中，村民委員會既要處理政務，又要處理村務，扮演著雙重角色。”“在強大的行政壓力下，村民委員會不可避免趨於行政化”。所謂的“自治組織根據有關法令行使自治權，辦理公共事務，主要手段是非強制性的。作為政權機關的地方自治組織，擁有國家政權，一般都具有強制性的管理手段。”[45]

　　這只是在概念上強作分辨，上述《S村村民自治章程》中，又有幾條不需要“強制措施”、“強制收繳”、“強制執行”？

　　2. 為什麽不願意按自然村設立村民委員會？

　　1987年頒布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第7條第2款規定：“村民委員會一般設在自然村；幾個自然村可以聯合設立村民委員會。”但是，1998年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卻刪去了按自然村設立村民委員會的原規定，只是說：“村民委員會根據村民居住狀況、人口多少，按照便於群眾自治的原則設立。”

　　法律條文的這一改動並非偶然。村民委員會最初在廣西誕生時，便是以自然村（原生產隊）為單位。後來一些省把村委會建在了行政村（原生產大隊）這一層。趙紫陽在1986年11月的一次視察中說，村委會不能總是代替生產大隊，因為許多生產大隊，特別是在華南地區，往往是由十幾個自然村組成的。他提出，可以在自然村──不論其大小，也不論其先前是否是大隊或生產隊──建立村委會。趙紫陽這樣提的意圖是，讓小而偏遠的農村村民有更多的自治權。因為，在一個以大村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村委會中，小自然村很難贏得席位。[46]

　　因此1987年制定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中才會有相應的規定。

　　這個思路與筆者的“村政、社有”基本一致，即把村民委員會（村社委員會）建在自然村，主要負責土地的產權與管理；在行政村一級則建立村公所，負責其他的政務。然而，實行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時，原來的生產隊行政組織和生產大隊行政組織在土地發包權上普遍發生沖突和爭奪，而後者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這樣，在原來的生產大隊行政組織發揮支配性影響的狀態下，絕大多數省最後都根據人民公社時代農村幹部的意願，選擇按行政村（即原來的生產大隊）組建村委會，只有廣東（含海南）、廣西和雲南的村委會建在自然村。在民政部門的壓力下，這幾個省直到1990年代後期才陸續改變村制，把村委會改建在行政村。

　　毫無疑問，若按自然村設立村委會，過去的生產大隊一級幹部的地位就完全被消除了，這批執政黨幾十年來培養起來的農村骨幹將無所歸依而被自然淘汰。而按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生產大隊維持行政村建制，並依行政村建制設立村委會，原來的農村大隊幹部就得到了繼續掌權的機會。

　　3. 村委會幹部應當公務員化還是胥吏化？

　　村民自治為大隊幹部們保留了掌權的空間後，政府卻不肯承認村民委員會是政權組織。這主要是為了回避和拖延解決現實中的兩大難題：首先，村委會幹部和過去的生產大隊幹部一樣，雖然要為政府承擔棘手的行政職能，但政府卻不願把他們列入國家公職人員序列，不從國家財政發工資，只是要求村委會從行政村範圍征集資金，為他們發經濟補貼。其次，絕大多數村委會是政社合一的生產大隊的繼承者，經營職能和行政職能並未分開，在經濟活躍的地方，村委會幹部並不甘心從事單純的行政職能，而是希望通過掌管村級經濟實體而獲得更大的實權，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村辦企業吞並村委會、以企代政的現象。所以，村委會無法成為道地的行政組織，村委會幹部的社會地位則頗似歷史上的胥吏。

　　中國古代歷史中有一個長期的傳統，即國家的行政系統盡可能少用正式的官員，同時卻隨意、大量地使用職役人員承擔行政功能。在明清兩代，一個縣只有朝廷命官數員，而師爺、長隨、書吏、衙役、鄉書、鄉地等非正式人員則多達數百乃至數千人。這些胥吏操縱行政，其行為卻不受正式的行政管理系統約束。吏治腐敗與這種制度有相當關系。這種現象從民國時代開始有了重大改變，進入20世紀以後，縣級、區級和鄉鎮級政府工作人員逐步實現了“全脫產”和“正規化”。1980年代中期取消人民公社制度之後，本來正是實行行政村幹部公務員化的恰當時機，但是村民自治制度卻恢覆了村官胥吏化的老路，不僅延誤了村級治理官僚化（韋伯意義上的）、正規化這一非常重要的行政發展，而且培植了日後基層幹部橫行鄉里、對農民亂征暴斂的制度溫床。

　　胥吏式的村民自治幹部機制常常也無法保證村政管理正常運作的需要。王中人等提供了一個案例：浙江省某鎮有人口2.4萬，其中僅登記在冊的在外打工經商做老板的就有6,000多人（包括部份家屬孩子），很多村子就剩下了6種人：“老、弱、病、殘、婦、幼”。村委會幹部只能從這些人中產生，導致幹部普遍老齡化，素質不高。在個人趨利化的當下，由於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國家不對村幹部的勞動付出合理的經濟補償，許多村幹部認為自己是無償“奉獻”而耽誤了個人“發財致富”，是一件“不劃算的事”。與此同時，有些農民競選村委會幹部只是為了“尊嚴面子”，並不是為了帶領村民“集體致富”，因此“選上不管、管也不嚴”的現象時有發生。[47]

　　面對這種現實，為了加強對村政管理的監督，當局往往又去強化另外兩個可以利用的權力系統，即中共的村黨支部與上級政府派出的駐村包村幹部和下鄉掛職幹部。在這3種並行的權力管道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明確的職責劃分，而且三管齊下的結果是進一步增加了非制度化、非正規化的運作，結果，錢沒少花，人沒少用，行政效率還比不上人民公社時期。

　　筆者認為，與其在國家經紀模式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床上疊床，多管齊下，還不如讓政府行政組織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則既簡潔又有效。把村長或村長助理納入公務員系列，所有的地方公務員一律從村長或村長助理這樣的公務員初階起步，可以是今後的一個發展方向。大陸如實行村公所體制，與其像台灣村幹事、村長專職化分成兩步走，不如乾脆一步到位。[48]

　　4. 村級自治尚存幾分？

　　一個自治團體首先應當是一個有效能的組織，要擁有足夠的人力、財力、物力來承擔自治功能，為社區提供高品質的公共服務。由於需要由社區自治體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越來越多、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不斷擴大社區自治體的規模是一個世界性趨勢。所以，當討論應當實行村級自治還是鄉級自治時，要考慮到這個大趨勢。

　　1987年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在法律上確認鄉（鎮）村之間不再是行政上下級的“領導關系”，而是“指導關系”。1998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更加地明確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不得幹預依法屬於村民自治範圍內的事項。”然而，農村的現實情況卻是鄉鎮政府對村的“領導”和幹預日益強化。

　　吳渺對湖南省H鎮進行個案調查後指出：在H鎮，已經形成了鎮政府每月召開一次村主要幹部會議和各主管幹部會議的制度，如計生幹部會議、治保主任會議，在特殊情況下隨時都可以召開會議。這些會議的主要內容是鎮政府向村里布置任務，並讓村幹部匯報前段時間布置的工作，由鎮政府檢查評比總結。村幹部忙於完成鎮政府布置的任務，以至於從職能和運作上看，很難發現村莊公共權力組織（更別說村委會）的群眾自治性。雖然村委會換屆選舉時規定必須實行“海選”，但鎮政府事實上仍在影響甚至控制著村委會幹部的任選和去留，尤其在行政村“黨政”主要幹部（村支部書記和村主任）的任用上，鎮政府的影響就更大。在H鎮，通常的作法是，鎮黨委召開會議研究之後，派一個黨組成員（一般是黨政包村幹部）到村里召開黨支部和村委會議，然後就指定人員填補村幹部的空缺。“村財鄉管”或“村賬鄉管”也是鄉鎮控制村莊的一個主要手段。[49]

　　河北、山西等省還進而推行了“雙代管”（由鄉鎮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統一代管村級財務，既代管資金又代管賬目）和會計代理制（村會計由縣里統一考試錄用，在鄉里統一辦公，一個會計管3至5個村的賬）。[50]

　　村民自治之所以成為形式化的表面文章，不僅因為在村的範圍內缺乏自治人才和自治財力，更重要的是缺乏自治事項。當前村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完成上級政府委派事項，個別的村辦事業諸如小學，在“義務教育達標評比”活動中也陸續被解散或合並到鄉鎮辦的學校了。筆者認為，應當實行鄉鎮自治而不是村級自治，其詳細理由將另文闡述。[51]

　　五、村民自治：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制度創新”？

　　中國人總是十分熱衷於“制度創新”，而且喜歡把這樣的“創新”與“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掛鉤。在這方面，國人上當吃虧的記錄已經夠多的了。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年代，人民公社被說成是“創造”；在“文革”拖垮了經濟，城市的中學畢業生無處謀生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說成是“嶄新的道路”；80年代里，不被允許進城的農民在村里辦小企業，因其“離土不離鄉”而被說成是“制度創新”，這些鄉鎮企業的存在後來又在“發展小城鎮”的旗幟下再度被說成是“制度創新”……凡此種種，結果無不淪為制度泡沫和理論泡沫。現在又輪到村民自治被說成是“制度創新”了。

　　還有論者說，中國村民自治的實踐“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張中南等人認為：“在整個初級階段必然存在兩種形態的民主因素：一種是以國家形態出現的階級民主，即統治階級通過國家政權的形式和職能管理以經濟生活為中心的全部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公共事務，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屬於國家形態的民主；另一種是以非國家形態出現的民主，即全體社會成員通過群眾自治或社會自治的方式管理全部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公共事務，……不斷地發展和擴大非國家形態的民主自治因素，使國家的職能逐漸社會化，從而日益接近並最終達到共產主義民主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建設的方向和主流。”[52]

　　張永桃、徐勇等人也都認為，村民自治這種非政權組織的、群眾自治的、個人財產與集體財產互動交換的“社區民主”（或“微觀民主”、“草根民主”），就是現階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社區民主的發展，可以為民主政治建設拓寬基礎，提供社會支柱，壯大民主力量，推進國家民主化進程。”[53]

　　秦暉不讚成上述觀點，他指出，村民自治與促進國家民主不是一回事。歷史表明“熟人共同體”的組織方式完全可能與國家政治制度的特徵截然不同，並不存在“社區民主”發展為國家民主的邏輯聯系。沙皇俄國的“村社民主”與沙皇專制並存，波蘭傳統社會的基層農奴制社區與貴族民主性質的“自由選王制”國體並存，都是長達幾百年的穩定傳統。[54]

　　李昌平指出：“步雲直選鄉長的意義遠非直選村長和分田單幹所能比的，因為鄉長是一級政府。政府的官員是否直選是專制與民主的分水嶺，政府從此有了自我糾錯機制。”“但村長不是政府官員，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直選自治組織的領導人的歷史很悠久，族長、戶長就是選出來的。”“農村選舉的遊戲規則很成熟，很值得選舉村長借鑒。如：選戶長一定是選有德有望的人，選出來的人幾乎是大家公認的，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選戶長的程序是很科學的，更是民主的。我們現在選村長，德的標準不高，有時民意基礎也不厚，所以，選村長的民主水平還沒有達到民間的自民主水平。”[55]

　　也就是說，村民自治在實質上只是傳統的延續和改頭換面，而不是真正的制度創新。

　　如果鄉村的村民自治確實意味著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創新”，是否也要把它引入城市改革呢？當前，城市中的單位制度正在迅速瓦解，大批外來打工者正從鄉村湧入城市，城市治理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遠遠超過農村。但是，城市改革的目標不應該是建立和完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是實現市政自治和街道辦事處範圍的大社區自治（城坊自治）。在中國，為什麽在城市里不難推行的市民自治長期按兵不動，而讓“村民自治”獨領風騷？最合理的解釋是，真正的地方自治和社區自治還沒有浮出水面，所謂的“村民自治”只是徒有其名。吳國光和史瓦茲教授強調，大陸村民自治得以推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制度的隔離性”；中共政府給予農民選舉的機會，是因為農民不會對中共政權造成什麽傷害，這種有限的民主化不能與台灣的地方自治相提並論。[56]

　　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的實驗，在市場化、民主化、城市化方面已經摸索到許多成功的經驗。若有人放著成熟的經驗不學，偏偏一味醉心於左道旁門的所謂“制度創新”，其中之緣故恐怕不外乎行逢迎之舉或囿於小團體的特殊利益。

　　中國的現代化肯定會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但不會是因為某些虛擬的“特殊價值觀”和“文化”，而是因為實實在在的具體國情。中國是一個大國，在行政區劃的層級設計上就不能照搬別國，而這關系到究竟是選擇鄉鎮自治還是村鎮自治。中國人口世界第一，因此也不能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那樣只培育一個中心城市（如泰國的曼谷、韓國的漢城），而必須有10來個全國性的經濟中心城市和幾百個地區性的經濟中心城市，這就要求加快實行地方自治。中國的農民現在還占人口的大多數，人均耕地又少得可憐，要實現社會公正，就不能象發達國家那樣靠政府財政對農民轉移支付，而只有大規模地轉移人口和勞動力資源，才可能減少城鄉差別，這就要求鄉村治理結構和農地制度都要與之配套。

　　余論：繼承與揚棄

　　中國的鄉村選舉，大概是國內學者與國際社會投注精力最多、已成文的研究論文也最多的一個大事件。綜合現有的研究來看，有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現行鄉村政治基本框架”、“已經展開的實踐”和“理論可能性”三者不是一回事，不能綁在一起討論。否定村民自治理論不等於否定村民自治實踐，也不等於否定這一實踐所形成的現行制度框架。實踐本身永遠蘊含著一種歷史合理性，波普認為，歷史是在不斷的試錯與糾錯中前進的。

　　其次，既然要在這一課題方面提出“政策設計”、“對策設計”，就必須具有現實感，以“現行鄉村政治框架”為考量的出發點。筆者一貫主張在政策和制度保持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漸進的改造”。徐勇提出把農村基層政府由鄉（鎮）收縮至縣（市）[57]；溫鐵軍主張鎮只管建成區，不轄村，村鎮並列自治[58]；黨國英建議取消村級管理層次，縮小鄉鎮規模，建立大農村社區[59]；筆者則比較偏於保守，不主張觸動鄉鎮和村的政府架構、行政層級與區劃，而只改革它們的治理方式。筆者也讚成保留村民委員會，但是要真正實行政社分開、政企分開。秦暉主張村民委員會一律設在自然村[60]；筆者則主張村民委員會（或改稱村社委員會）可以設在自然村，也可以設在行政村，視現行土地承包制的發包方在哪一級而定，尊重現實，不強求一致。

　　第三，筆者批評村民自治理論，並非“站在國家主義立場上”，而是站在憲政民主主義的立場上。憲政民主主義最強調契約精神，憲法就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契約。契約必須講誠信，政府如果不能在社會誠信方面作出表率，而是說一套做一套，就不可能實行憲政民主。研究表明，村民自治理論與現行村政運行機制有著難以彌合的矛盾，如鄉鎮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指導”與“領導”，“非政權組織”與壓力型“緊約束”下“村民委員會不可避免趨於行政化”，“村民委員會成員不脫離生產”與“事實上的‘準幹部’身份”以及日益增加的公務員身份等等。這種理論與實踐、言論與行為相互抵觸的狀況長期延續下去，只會敗壞社會誠信，侵蝕憲政民主的可能空間。

　　第四，“鄉村治理行政化還是民主化”，不是一個必須二者取一、非此即彼的問題。在發達國家，並不存在政府之外的“群眾性自治組織”，行政系統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同時，基層政權都實行地方自治和自治選舉。也就是說，鄉村行政化與民主化可以並行不悖，政務類公務員與行政類公務員可以和衷共濟。真正有意義的爭議不是“行政化還是民主化”，而是集二者於一身的社區自治行政是放在村級、鄉鎮級還是縣級。

　　筆者認為，人們對於過去的實踐即歷史總是要繼承下來的，沒有人能夠拽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錯誤的或過時的理論可以揚棄，但也要體念在特定背景下理論提出者的良苦用心。村民自治理論倡導者對於國家民主化、社區自治、社區民主理念的弘揚和眾多實踐者對於民主選舉的程序性實驗，是值得未來史家大書特書的。

　　最後，筆者要表明對村民自治理論倡導者的希望：不要太癡迷於創造“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經驗範式，並對由西方國家經驗中產生的西方民主理論構成挑戰”，應當盡快拋棄“群眾性自治”的理論怪胎，在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基礎上展開對中國特色地方自治和社區自治的探索。

當前中國農村青年思想狀況分析

　　蘇士紅、張 翔、王磊

　　鄭州大學教育學院研究生

　目前中國（大陸）總人口中居住在鄉村的人口占64％左右，而鄉村總人口中年齡在15至34歲的青年人就占36％[1]，約3億人。這樣一群人數龐大且充滿生命活力的青年人的處境和思維方式，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農村的精神風貌和未來發展趨向，也影響著整個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但是，目前無論是媒體上還是學術研究圈都很少談到這個群體的狀況，而人數僅占農村青年總數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城市青年卻吸引了大多數關於青年問題討論的眼光。這種忽視數億農村青年的情形無疑值得警惕。本文試圖根據已掌握的材料對農村青年的思想狀況作初步的剖析，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討論。

　　一、農村青年經濟地位的總體狀況

　　目前，中國的城市經濟已經是工業化時代、後工業化時代和信息時代雜然並陳，而生活在廣大農村的農民群體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卻一直被這些現代生活所排擠。他們在父輩留傳下來的小塊土地上，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淚和汗水延續著艱難成長的生命，延續著充滿苦難和悲愴的炎黃命脈。因為貧困，農村青年總體上受教育程度嚴重不足，只能依靠悟性和本能從父輩的言傳身教里獲得一些生存技能。大多數農村青年很早就被迫接過父輩無力繼續承擔的生活重擔，靠透支生命和體力以換得延續全家生命的口糧。與城市青年相比，農村青年的青春非常短暫，早衰是他們的普遍特點。

　　從1978年起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城市的現代化的速度加快，人們的思想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加之農村戶籍管制的放松，不少農村青年成了在農村──城市之間來回流動的“候鳥式”打工者。改革開放初期，進城務工的農村男子以進工廠做臨時工為主；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近10年間他們主要在建築業就業。建築業的勞動強度大，生活水準差，勞動報酬低，往往還要受包工頭的多方克扣；一年如能外出勞動200天以上，拿回2千至3千元就算比較幸運的了，如果黑心的工頭卷款而逃，則可能分文不得。

　　農村女子由於觀念的原因，初時較少外出打工；但近年來農村女青年幾乎傾村而出，到南方的民營、合資企業打工，因為那些企業較少招收男工，而女工就業相對容易。北上的女性大多年齡偏大，主要從事家政、保姆等工作。在城市的街頭小店、早市和農貿市場中，改革初期有許多農村人找到了就業機會。但隨著近年來城市下崗工人的增加，為拓寬下崗工人的就業渠道，各地政府采取硬性規定、強行驅逐等方式排擠農村人，現在這類行業已越來越多地雇傭下崗職工。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近年來由於經濟壓力以及黑惡勢力的逼迫，在色情行業中就業的農村女性人數激增。盡管這類從業女性所得收入較多，但所從事的活動對她們自身的傷害也最大，一般而言，她們很難再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上去。

　　可以說，千千萬萬的農民分布在全中國數百個大中城市的角落里，哪里風險大、工作臟累差，哪里就有農民工。農民工們在城市里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許多人棲息在工棚或貧民窟里，無權使用政府用國有資產興辦的福利設施，子女不能進入公立學校或幼兒園，幹的是城市居民嫌棄的苦活、重活、臟活和危險工種。不少廠礦或工地沒有必要的安全保護設施，傷亡事故經常發生，動輒死傷上百農民工的特大事故的發生並不少見。受害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經常被拖欠血汗工資或被克扣工錢，從事個體經營還要負擔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

　　凡此種種表明，對只能在城市里暫時就業的農村青年來說，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幾乎是微乎其微，進城打工至多也只是暫時減緩生活的苦痛而已。可以說，農民與城市居民的身份固定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收入差距的政策性擴大，是中國當代社會發展中的一個大問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資料，2000年農村居民的收入構成如下：戶均總收入2,254元，其中家庭經營農業收入為1,091元，工資性收入701元，第二、三產業收入338元，轉移性財產收入124元。由此可見，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仍是農業經營收入。90年代以來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1990年至1996年各年的收入增長幅度分別為1.8%、2%、5.9%、3.2%、5%、9%、4.6%，2000年全國農民的平均收入僅增長1.9%。[2]

　　顯然，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多年來一直遠遠低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這表明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200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8倍，這種收入差距甚至比改革開放初期還大；何況城市居民還有其他種種非貨幣性福利，而農民的純收入並不能全用於生活，還得用於生產性投資。這種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累積效應必然造成全社會範圍內的對立和沖突。

　　二、兩種不同類別的調查所反映的情況

　　下面兩份紀錄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農村青年目前的精神狀態。

　　1. 一份典型的個人訪談記錄

　　為了解農村青年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精神狀態，筆者根據事先擬好的問題對不同地方的55位農村青年進行了面對面的個別訪談，並對其回答作了歸類分析。

　　下面是一位農村青年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被訪談人周某某，男，豫東某村人，25歲，身高1.65米，初中文化，父輩世代務農，家境屬農村水平的中等。身材偏瘦，面皮略黑。他的個人狀況、家境在農村青年中具有典型性。

　　問：你結婚沒有？

　　答：結婚已5年。

　　問：生活得怎樣？

　　答：日子勉強過得去。

　　問：住得怎麽樣？

　　答：磚混結構，正房三間，偏房兩間，下學（指綴學）後打工三年掙來的。

　　問：有幾個孩子？

　　答：兩個，大的四歲，小的兩歲。

　　問：家中耕種幾畝地？

　　答：5畝。

　　問：種地能收入多少？

　　答：3,000元左右，上繳各種稅金和村委會提留1,000元左右，再除去各種投資500元左右，所余不過1,500元，只能混個肚兒圓。

　　問：家中有大件農機具嗎？

　　答：有一輛二手的機動三輪車。農忙時可以裝運糧食，往地里送肥料，可以省去許多力氣。

　　問：有幾年打工歷史？

　　答：8年。

　　問：出外都是幹什麽工作？

　　答：什麽活都幹，碰上啥幹啥，都是體力活。

　　問：一年出去多少天？

　　答：除去夏收、秋收及春節時間約100天外，其余時間都在外面奔波。

　　問：能掙多少錢？

　　答：滿打滿算，最好的時候也不超過3,000元。

　　問：身體怎麽樣？

　　答：前幾年還可以，最近老覺著身上到處都疼。

　　問：你經常看書、聽廣播嗎？

　　答：自打踏出校門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摸過書本，廣播也懶得去聽，沒意思。

　　問：那你空閒時幹什麽？

　　答：看電視、打牌、聊天。

　　問：你覺得生活很無聊嗎？

　　答：無聊極了，活著真沒意思。

　　問：你沒有人生追求嗎？譬如說將來幹點大事。

　　答：笑話。我能做什麽？大事都有你們幹來著！

　　問：你想到過要對這個民族、國家負點責任嗎？

　　答：小時候曾經有過，但我是個農民，我能做什麽？

　　問：你知道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嗎？

　　答：當然知道，是教共產黨如何為人民服務的！

　　問：你交過異性朋友嗎？

　　答：笑話俺了，想都沒想過。再說了，哪有時間、精力和金錢做那事呀。

　　問：你對現狀滿意嗎？

　　答：說不來，滿意怎樣，不滿意又能怎樣？

　　問：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麽？

　　答：多掙點錢，讓家里人吃飽穿暖，過好一點的日子。

　　或許以上談話不能反映出農村青年生活的全部，但是仍然可以管窺其生存狀態。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日覆一日、年覆一年、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人有生死，不變的是生活。

　　2. 農村青年心理健康狀況調查與分析

　　為了解農民的心理健康狀況，筆者選擇了北京市幾個民工較為集中的大型建築工地、民營電子企業等處的青年民工進行了SCL-90[3]（心理衛生自評量表）心理健康問卷調查。被調查人數132人，其中男性70人，女性62人，原籍河南的民工52人，原籍安徽、湖南、四川、山西、湖北、貴州等省各15人，年齡均在16歲至35歲之間；他們當中，小學文化程度占70%，初中程度占23%，高中程度占6%，其它文化程度（包括中專、大專）占1%。在調查中，有因文盲不能獨自完成問卷者，由測試者對其宣讀問卷，然後由被測試者做出判斷。

　　在調查中發現，農村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明顯低於國內城市成人的平均水平[4]，受調查者中不少人身體虛弱，健康欠佳，精神萎靡不振，心理承受能力明顯低於城里人，潛在和顯性的精神病人明顯多於城市的同齡人。農村青年心理健康問題的直接表現是情緒的焦慮、性格的暴躁和不潔行為的經常化，這種狀態嚴重影響到農村青年的家庭生活和社會交往。

　　三、農村青年的受教育狀況

　　要了解農村青年的精神狀態，必須先了解農村人口總體的文化素質。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農村每10萬人口中大專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鎮則是8,899人），高中和中專起點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學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5]

　　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為大部份農村家庭無力支付教育費用。兒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學教育的比例較高，但能夠進入初中繼續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學生比例卻驟降至40%左右。有人測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農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還不到小學5年級。就今天人類浩博的文化知識而言，5年小學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識極其有限，這樣的文化水平實際上處於準文盲狀態。

　　中國政府標榜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實際上並未實現，農村中兒童失學現象日益加劇，因此也在連續不斷地產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國農村中文盲人口現今仍高達6,665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8.25%。[6]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減員。但是，目前這一下降趨勢正在被激增的失學兒童所抵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的文盲率將出現上升趨勢。還必須指出，中國的掃盲標準門坎極低，達到低水平的識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實書寫閱讀水平極低。

　　盡管目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別很大，但低收入的農民並不能在教育費用負擔方面得到任何優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資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鄉的基礎教育設施和師資狀況呈天淵之別。結果，10億農村人口中有幸進入大學的青年人數遠遠少於兩億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畢業大學生，最後能夠進入社會上層的農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倘偶有一人，必然成為其家鄉農民數代人的驕傲和楷模。

　　現在農村中的文盲現象正因鄉村社會文化建設的荒廢和文化氛圍荒漠化而加劇，城市中常見的公共文化設施如圖書館、劇院、書店等在農村都付諸闕如，一切被城里人視為必要的精神享受對農村人來說都是奢望。近20年來在中國的城市化加速的進程中，農村的文化荒漠化現象卻在加劇。這樣的數億文盲、半文盲被隔離於現代文明之外，遠離智慧、創造、理性、正義和文明，他們對制度和秩序等外在壓力抱有恐懼心態，也因為害怕和不解而產生出盲目的仇恨並轉化為破壞現代文明的內在沖動。

　　四、農村青年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分析

　　農村青年的現狀令人憂慮，他們的未來也很不樂觀。沈悶、壓抑、令他們絕望也讓其他社會成員失望的社會氛圍，蒼白的精神生活以及窘迫的經濟現狀，折磨著大多數農村青年的身心，甚至壓迫得他們發狂。因此，關注他們，研究他們的現實狀況，給他們一點愛心，盡力幫助他們掙脫貧困的泥潭與半蒙昧狀態的精神枷鎖，對於消弭社會鴻溝，消除社會沖突有著極其現實的政治意義。

　　1. 信仰

　　談到信仰問題，農村青年們都似懂非懂。當被問到是信神和宗教還是信仰在上小學時老師模糊提到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時，他們會說：好像神靈更可靠一些。神靈（或鬼神）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蒙昧崇拜，不論他們是痛苦憂慮還是高興快樂的時候，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有神或上天在冥冥中幫助他或者拋棄他，因此這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農村青年那相對簡單的頭腦里占據了絕對支配的地位，並轉化為支配他們行動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力量。但由於這種土著的神靈傳說沒被系統化和理論化，因此在外來宗教的沖擊下，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教義，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

　　在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農村人群中，最容易產生對宗教信仰的狂熱情感。在農村許多地方，基督教已成氣候；每到周末，鄉間小路上男男女女的教徒們心中充滿虔誠地到簡陋的教堂甚至是某教友家里作禱告，其中不乏青年甚至是青少年。他們作禱告時的那種虔誠的神聖的忘我的表情讓人震驚。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幹部和在校學生們的事情，他們對共產黨灌輸的意識形態大道理並不理解，也不感興趣，最重要的是這些意識形態說教解脫不了他們艱苦勞作之後的肉體痛苦和精神枯寂；也許只有上帝那真誠的召喚才讓他們苦瘠的靈魂有所觸動，感動得他們淚流滿面。如果真要考較中國農村基督教徒們對教義的理解，就會發現那一定是經過中國鄉土化、多少有點變異了的基督教。

　　2. 理想

　　中共至今還通過系統的學校教育影響著青年的思想與行為，但大多數農村青年既沒有機會接受共產黨的說教，更沒有心思和空閒去做這些根本不能給他們帶來什麽實際收益的鏡花水月般的事。終年累月在酷暑下、在嚴寒中、在農田里、在灰塵中與貧困作鬥爭的農村青年，還能奢談什麽理想目標呢？

　　當然，他們對未來的生活也有一點想法，那就是他們為自己設定的的生活目標：男青年能找個媳婦，女青年能嫁個好人家，沒災沒病，子孫滿堂。至於“小康生活”、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信念，大概只在輟學之前從教科書上讀過，老師娓娓動聽的描繪也確實使他們那童稚無邪的心靈激動和向往過，但一旦離開學校，所有這些就變得非常遙遠了。

　　自從肩膀上有了生活的重擔，面對已經越來越象黑社會的鄉村胥吏，他們什麽時候開心過？什麽時候全身心放松過？有自然災害要抵抗，有“皇糧”要交，有“義務工”要出，有“政策和指示精神”要領會……，孩子的學費、老人生老病死的各種費用、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早就讓農村人不堪負荷，農村青年們與年齡不相稱的愁眉和未老先衰的軀體昭示了這樣一個簡單而又明確的事實：農民日子不好過，農村青年沒奔頭。

　　當城市青年用理想、人生、價值、信仰等高貴詞藻詮釋生命意義、注解生命樂章的時候，有誰想到：在城市表演得不亦樂乎的社會舞台旁邊匍匐著一大群冷眼旁觀的生靈──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

　　3. 善惡觀念

　　中國儒家文化本有一套完整的善惡觀念，這套觀念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特有內蘊，並維系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但這種狀況到上個世紀下半葉卻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那麽，當代青年尤其是農村青年的這種出自家族熏陶和社會自發引導的善惡觀念及自身道德水準又如何呢？筆者帶著這個問題走訪了河南、陜西和安徽的一些典型農村中的青年男女，調閱了100多個基層派出所存放的農村青年違法亂紀的案卷記錄，並結合自身在其中生活了多年的親身體會和切身體驗，發現在農村善惡是非觀念已經發生了可怕的混淆，在大腦中本來就幾乎一片空白的農村青年的認知當中，傳統美德（仁、義、禮、智、信）已經基本上消失殆盡。

　　過去文學作品中常常加以稱道的農民中率直、樸實、樂於助人等品性，如今已不覆存在；而一切醜陋的品性如嫉妒、猜忌、自私自利、謊言、流言、自大、自卑、狂妄、陰險、惡毒中傷等卻如癌腫般膨脹起來。鄉村社會里到處都是惡人當道，以大欺小、恃強淩弱的“叢林法則”在“發揚光大”。男人出賣靈魂、女人出賣肉體的骯臟交易隨處可見，一家有難、鄰人觀看的可怕圖景令人扼腕。

　　在豫東某縣公安局2001年度統計的603例違法案件中，危害性較大的刑事案件就占了80%，包括搶劫、綁架、侮辱婦女、故意殺人等性質惡劣、民憤極大的嚴重刑事案件，涉案農民576人，其中90%以上是青年或青少年。他們的作案動機相當簡單，或者是光天化日之下對他人財物的非法強占，或者是出於一時心血來潮而對他人身心進行毫無道理的殘忍戕害，並且往往以交往範圍內的弱者為發泄對象，這本身就顯現出罪犯靈魂的卑劣和怯懦的本性。今天的中國農村到處都呈現這樣一幅圖景：一片死寂的農村暗夜里，遊蕩著三五成群、隨時醞釀著罪惡並將之付諸實施的“罪惡天使”，這些人毀滅了別人，制造了慘劇，同時也是悲劇主角之一。

　　當社會在譴責那些罪犯時，是不是也應該反思一下，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種後果？當廣大農村青年因飽受貧窮煎熬而萌生罪惡念頭時，整個社會對他們表示了些微關注沒有？中國城市里的精英階層又以自己的所作所為向社會展示著什麽樣的行為模本？在整個社會道德空前墮落的今天，農村青年所表現的常常是對暴力的崇尚、對低俗的趨奉、對醜惡的不辨、對人道與善良的踐踏和對人間慘象的麻木不仁。

　　最讓筆者感到悲哀的是，當中國面臨“薩斯”病毒侵襲的時候，民眾本應團結一致、互相幫助、相互勉勵、共度難關，可是竟然發生了令人悲哀和痛惜的事：北京附近的農民竟然把公路挖斷，想以此阻斷來自疫區的車輛人員可能攜帶的病毒；全國各地也發生了數起農民自發組織起來搗毀對疑似病人隔離觀察和救護的病房，害怕禍及己身。出於對自身生命的保護而采取的正當行動是應當提倡的，但對如此做法筆者實在不敢恭維。

　　在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農民、農村和農業曾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承受了巨大的犧牲；但是，當城市的建設和發展越來越超前時，城鄉差距、工農差距日見其增，毫無疑問，靠農村的奶水養大的城市經濟現在應該開始反哺農村，再也沒有任何理由拖延逃避了。上述分析表明，如果政府繼續忽視甚至有意冷落農村的話，其結果將不僅是農業的落後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失調，還將造就龐大的反社會力量。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發起過旨在提高民眾素質的“鄉村建設運動”，他們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和主張至今仍然極具參考價值。

當前農民醫療保障的現狀分析

　　宋斌文、熊宇紅、張強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

改革前，中國農民的醫療保障主要依靠合作醫療體系。改革後人民公社解體了，農村集體經濟迅速萎縮，籌集合作醫療的基金越來越難。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對農村合作醫療體系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很快合作醫療覆蓋面就由1980年的69%驟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全國農村大多數村莊的合作醫療都解體、停辦了，村衛生室（合作醫療站）變成了鄉村醫生的私人診所。農民失去醫療保障後，由於醫藥費用支出的增長大大快於農民收入的增長，生病後普遍處於缺醫少藥的狀態。從1990年到1999年，農民平均純收入增長2.2倍，而每人次平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分別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長了6.2倍和5.1倍。[1] “小病撐，大病抗，重病等著見閻王”，“救護車一響，家里一頭豬白養”，是農民對當前農村健康醫療狀況的描述。農村中因病致（返）貧的農民占貧困戶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60%以上。即使在經濟發達的蘇州地區，仍有20%以上的農民看不起病。[2]

　　90年代，一些地方出現了不同模式的合作醫療體系試點，主要有“福利型”、“風險型”和“福利風險型”3種。雖然1997年1月中央提出“力爭到2000年在農村多數地區建立起各種形式的合作醫療制度”，但全國只有18％的行政村實行了合作醫療，只覆蓋了全國農村人口的10％[3]，90％的農民仍要自費看病。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後，原來由衛生部主管的農村醫療衛生事項移交給了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而後者無法獨自解決相關的財政投入和農民減負等一系列政策性問題，導致農村醫療保障工作實際上處於“兩不管的真空地帶”。

　　目前，占全國人口15％的城市居民享受著三分之二的醫療衛生資源，而占85％的農村人口卻僅獲得不足三分之一的醫療衛生保障服務。2001年，全國71萬個行政村設有70萬個村衛生室，鄉村醫生和衛生員129萬人，比1997年下降了不少，農村預防保健機構、鄉鎮衛生院數量和床位數也減少了。[4] 由於醫療設備陳舊老化，鄉村醫護人員長期得不到培訓，人員流失嚴重，防疫保健工作削弱了，絕跡多年的傳染病、地方病又死灰覆燃。“世界衛生組織”的《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顯示，在191個國家中，中國在衛生費用負擔公平性方面排在倒數第4位，在衛生系統的總體績效評估方面列第144位。

　　農村醫療保障的嚴峻局面與政策導向有很大關系。首先，農業是中國的弱勢產業，對經濟的貢獻率不斷下降，農民又是最大的弱勢群體，各級地方政府在上級政府用GDP、財政收入等指標考核幹部政績、決定升遷的情況下，自然不會把有限的財政資源用於合作醫療。其次，近20年來對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政策基本上遵循著市場化取向，把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農村公共衛生事務也推向市場，如把村衛生室讓個體戶承包、把鄉鎮衛生院賣掉。再次，現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收支關系，中央財政對農村衛生事業的投入減少了，同時讓縣鄉兩級財政承擔占總人口70%的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負擔。眾所周知，中西部地區經濟薄弱，縣級財政大多是“吃飯財政”，鄉級財政大多是“吃不上飯財政”，連農村“五保戶”的基本生活都難以保證，哪有錢來重建合作醫療。第四，國家在合作醫療宏觀政策上相互矛盾。一方面， 1997年中央充份肯定合作醫療的作用，各地開始恢覆和重建合作醫療；但另一方面，農業部等相關部門又把向農民收取合作醫療費視為“不合理負擔”，1999年和2000年農業部等5部委先後2次聯合發文，規定“不得強制推行”合作醫療。第五，對合作醫療有種種誤解。部份政府官員、基層幹部乃至一部份農民認為合作醫療是“文革”的產物，恢覆它是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一些幹部認為合作醫療對經濟增長作用不大，不想多管；部份鄉村基層幹部認為政府在合作醫療方面的政策不穩定，推行合作醫療是吃力不討好，不僅資金難籌措，而且易引起農民的不滿；還有不少農民從以前的合作醫療運作的教訓出發，害怕自己付了錢但未生病會吃虧，或者怕“幹部吃好藥，自己吃便宜藥”，對合作醫療不信任。第六，農村合作醫療體系長期以來是通過行政命令等手段強制推行的，沒有法律規範，主觀隨意性大，容易形成“一緊二松三垮台”的局面。最後，農民普遍認為鄉村醫護人員素質低，沒有醫治大病的技術與設備，即使參加了合作醫療也於事無補。另外，具有保險性質的合作醫療因“逆向選擇”而舉步維艱，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願參保，而年老體弱者卻爭先恐後地參保，這使得合作醫療更難維持。

　　當然，籌措合作醫療基金的困難是這項制度不易持續的關鍵。衛生醫療事業本是公共產品，政府對其必要的投入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近些年中央政府對合作醫療沒有明確的籌資政策，各級財政對合作醫療也吝於撥款。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撥出的合作醫療經費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萬元，各級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也是每年500萬元，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人每年約1分錢。[5] 由於財政對合作醫療的投入微乎其微，基金籌集只好由集體和個人按一定比例共同負擔，而目前中西部省分各縣、鄉財政基本上是“吃飯財政”，村集體經濟薄弱，集體資金對合作醫療的補助極其有限，結果合作醫療實際上主要依靠個人集資。這種模式基本上是以鄉、村為單位，覆蓋人群窄，實際上是用農民自己的錢給自己減免小傷小病費用，卻不能分擔他們因大病所引起的沈重經濟負擔。這樣的合作醫療體系不僅達不到應有的互助共濟、分擔風險的目標，而且增加了管理成本，最終只會削弱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的積極性。

　　今年在中國部份地區出現的SARS疫情，是政府長期重經濟增長、輕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惡果，疫情的蔓延凸顯出公共衛生體系的薄弱。中國70%的人口住在農村，那里交通不便、通訊設備落後、衛生保健體系薄弱、疾病防治能力差、醫護人員素質低，所以農村面臨著比城市更艱巨的抗“非典”任務。嚴酷的現實表明，應當加快集醫療、保健、康覆、預防等綜合性服務在內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的重建步伐；過去為解決農民“缺醫少藥”而建立的合作醫療模式，應當轉變為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醫療保障模式。

　　為此，首先需要政府改變發展觀，既要重視經濟增長，又要強調包括醫療保健在內的涉及民眾福祉的社會發展。其次要明確政府在農村醫療衛生事業中的職責，市場機制絕對不能引入醫療衛生領域，同時，中國的衛生資源的投入重點應當是廣大農村。目前，社會保障部門對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管理顯然力不從心。考慮到農村醫療衛生事業長期由衛生部門主管，該部門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今後這項事務仍應由衛生部門主管。同時，應當加快農村合作醫療法制化建設的步伐。各級財政支持是保證合作醫療制度正常運轉的關鍵；離開了財政的支持，農村的3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和農村衛生隊伍建設就無從談起，農村合作醫療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為此，需要適當調整現行的財政體制，以保證中西部地區縣、鄉兩級財政能有必要的資金投入合作醫療體系。可以考慮通過調整農業稅使用方向和發行彩票等方式，為農村合作醫療籌集資金。還要協調好與合作醫療相關的部門如財政、計委、農委、民政、扶貧辦的關系，例如，可以把從事合作醫療經辦機構的人員和工作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改變以往從合作醫療基金中提取的方式。同時，要明確向農民收取合作醫療費的合法性。

　　在農村重新恢覆與發展合作醫療的初期階段，應“隱性強制”地推行這項制度，而不能采取類似於“自願投保”的原則，以減少“逆向選擇”的發生，可以考慮以家庭為單位參加合作醫療。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很大，尚不具備建立全國統一的農村健康保障模式的經濟基礎。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宜建立多層次、廣覆蓋的醫療保障模式；在欠發達的地區，宜以“大病統籌”合作醫療為主；在貧困地區，許多農民無力為合作醫療籌資，要依靠財政的支持。從中期發展來看，可以將以鄉、村為基礎的合作醫療體系向縣、市範圍的聯辦過渡，以提高合作醫療統籌的層次和範圍。只有盡可能多地擴大合作醫療體系的覆蓋面，才能降低合作醫療體系的管理成本，增強合作醫療的籌資能力和補償水平，提高農民抗大病風險的能力，從而吸引更多農民加入合作醫療體系。此外，還應當合理配置農村的醫療衛生資源，打破過去按行政區劃設置衛生醫療網點的做法，並將縣、鄉醫院、衛生防疫站、婦幼保健站、計劃生育指導站以及傳染病、地方病防治機構有效整合起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2004年

論中國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

　　洪朝輝

　　美國賓州西切斯特大學

　　權利貧困(poverty of　

　　rights)是中國農村貧困現象的主要原因，而農民權利的貧困主要表現為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本文分析了農村土地產權的三大特征，即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虛置和多元，國家壟斷的土地處分權的膨脹和隨意性，以及農戶實質享有的土地財產權的被剝奪，這三點構成了農民土地財產權利貧困的制度因素。筆者進而將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貧困分為土地的使用權利、處分權利和收益權利的貧困等3類，逐項加以分析，從而討論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缺失與農民貧困化的因果聯系，認為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直接導致了農民的失地、失業、貧困、無家可歸、苛捐雜稅以及失去社會保障。筆者借鑒美國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在本文中提出了解決中國農民土地財產權利貧困的3大方向和選擇。

　　從美國的歷史經驗來看，民眾的貧困一般可以分為物質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和動機貧困四大類。[1]

　　物質貧困是指狹義的貧困，其主要特征是溫飽得不到保障；能力貧困是由於文化、教育、技能的不足而導致謀生、求職能力的缺乏，並由此出現經濟貧困，屬於“想工作，但沒有能力工作”所造成的貧困；權利貧困是指制度層面對部份人群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限制和歧視所導致的生活貧困，屬於“想工作、能工作，但沒有權利和機會工作”所導致的貧困；動機貧困的主要表現是依賴福利、懶於工作，屬於“有工作、能工作，但不願工作”所導致的一種貧困。目前，中國的農民既有物質貧困的一面，也有能力貧困的問題，至於動機貧困則尚未成為突出問題。[2] 但是，容易被人忽視的一大貧困現象則是農民的權利貧困，它正在成為中國農民貧困的一大根本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農民的權利貧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參與權利的貧困，農民的選舉權利僅及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政府安排各級人民代表名額時，農村社區人民代表的人數僅及居民人數相當的城鎮社區人民代表人數的四分之一，換言之，4個農民的選票只相當於1個城鎮居民的選票[3]，這種情況還不如美國黑奴所享有的五分之三的代表權和選舉權（60％）[4]。二是遷徙權利的貧困，戶口制度成為農民自由遷徙的“緊箍咒”。三是社會保險權利的貧困，農民不得享受社會保險，在中國長期以來就是一種“常識”。四是教育權利的貧困，農民的子女不得與城市居民的子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利。五是醫療保險權利的貧困，農民不能加入國家的醫療保險體系。六是抗爭權利的貧困，農民的上訪、示威受到現行法律和政策的嚴格限制。七是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這些都可以歸納為公民權利的貧困，農民不能與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公民的起碼權利，此乃最具中國特色的歧視。限於篇幅，本文將側重討論中國農民目前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

　　原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2002年1月出版了《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他揭露了農村社會的真相，強調“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的根源其實就是農民的權利貧困，而權利貧困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不斷遭到來自政府、農村自治組織和其他勢力的“合法”剝奪和非法侵犯。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權、土地處分權和土地收益權。土地使用權是指按照土地的性能和用途利用土地的權利；土地處分權主要是指處置土地財產、改變土地用途的權利，它是法律賦予土地使用人轉讓土地使用權的權利；而土地收益權是指在土地上取得某種經濟利益的權利，土地使用人可以通過在土地上生產或土地租賃及土地轉讓取得經濟收入和孳息。[5]

　　土地使用權是土地財產權的基礎，土地處分權是土地財產權的象征，而土地收益權則是土地財產權的實質。所謂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就是“農民使用土地、處分土地和獲取土地收益的權利被排斥或剝奪，因而缺乏獲取土地使用權、處置土地財產、決定土地用途和享受土地轉讓收益的應有權利”。　

　　一、中國農民土地產權貧困的制度因素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的土地產權經歷了3次歷史變遷。1950年代初，土地改革使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好景不長，1950年代中期推行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又逐步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完成了由私返公的土地集體化[6]。直到1980年代初，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才對土地產權作了一次不徹底的變動，於是農戶重新獲得了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但仍然沒有完整的所有權[7]。1990年代以來，由於政府大規模的征地、各利益集團無止境的圈地，導致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日益喪失，廣大農民再度淪為無地無業的赤貧者[8]。目前，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利和經營權利正面臨著來自三大方面的威脅，即政府征地、利益集團圈地和所在鄉村幹部賣地。

　　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制度原因首先在於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虛置，導致其農村土地法人地位的模糊和土地產權主體的多元，農村集體不能有效保護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在法律上，中國的《憲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都規定了農村的土地所有權，其基本要旨是農村土地屬於農村集體所有[9]。而農村集體所有的涵義包括3方面，即村農民集體所有[10]、鄉鎮農民集體所有[11]、以及村內兩個以上的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民集體所有[12]。但在現實中，“農村集體”或“農民集體”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的集合群體”[13]，它不同於農民集體組織，也不是法人或自然人，因此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於是，在具體執法中，有關部門就把“農民集體”與農民集體組織混為一談，比較流行的做法是賦予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這一非經濟組織以法人地位，讓它掌握實際的土地所有權，控制所有“農民集體”的意志，而“農民集體”中的每一個農民卻失去了直接的參與權與決策權。這樣的制度環境為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的腐敗、專權提供了條件；一個村的土地權利“含金量”越高，土地的所謂“集體所有權”就越有可能轉化為村幹部的個人支配權。[14]

　　其實，村民委員會並非集體經濟組織，它僅僅是一個社區自治團體，並不具備作為產權主體的法人資格。[15] 因此，有學者提出，應該剝奪村民委員會的經濟權力，還村委會作為一個村民自治組織的本來面目。[16]

　　除了村民委員會以外，其他一些集體經濟組織如鄉鎮企業等也要求行使土地所有權，它們可以不經農民集體的同意，擅自分割和瓜分農村土地，由此既導致農戶利益受損，也鼓勵和促使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對鄉鎮企業進行行政幹預[17]；而這種幹預對農民集體而言往往是“前門拒狼（鄉鎮企業）、後門進虎（鄉村政府）”，因為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鄉鎮政府，都可能是農民土地權益的侵犯者。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多元和模糊，必然導致責、權、利的邊界不清，影響長期投資土地的動力，鼓勵各級政府隨意低價征用農村土地，影響農民對土地收益和風險的不穩定預期，並最終推動多元主體對農民巧取豪奪。[18]

　　這種不正常的制度架構導致農村的土地產權出現了兩個荒誕現象。其一，作為“農民集體”組成要素的農民個體事實上不能履行土地所有權。盡管農民無時無刻不想爭取和保護自己的土地權利，但在政府眼里，這些現實存在的“個體”是完全可以忽略的，政府只承認那看不見、摸不著的“農民集體”。因此，被那個抽象的“農民集體”取代了的農民個體及其群體就始終無法成為土地所有權的法律主體。其二，由於法律上規定的土地所有者是一個虛幻的“農民集體”，它自然不可能具備法律人格，更不可能具體行使對土地的有效監督和管理，這樣就事實上造成了司法意義上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虛置。[19]

　　針對這種荒誕的現象，有人提出，應該在法律上將“農民集體所有”解釋成“農民共同所有”；然而，“農民共同所有”的實質就是私人所有，這與憲法堅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是對立的。[20]

　　顯然，如果不改變現有憲法的所有制規定，法律上土地產權規定的故意模糊、法規執行的隨意性和行政部門的專斷，就是必然的結果；而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被侵犯，並且由於農民土地權利的貧困日益導致農民物質生活上的貧困，也就難以避免。除了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多元、虛置和模糊以外，無限膨脹的國家權力和隨意無常的政策法規，也影響了村民自治組織代表農民、保護土地的能力，導致村民與國家機構在土地權利博弈的遊戲中往往處於必敗的地位。[21]

　　表面上，中國的憲法規定“農民集體”享有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但憲法的修正案、《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等法律都對這種虛擬的所有權作了致命的限制，導致“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成為一種擺設。這些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能買賣和轉讓土地[22]，也不能出租和抵押土地[23]，但國家可以征用集體所有的土地[24]。除了國法之外，一些由政府、政黨和行政機關所制定的“土法”和政策法規對“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還有種種幹預和限制，不僅無所不包，而且隨意性極大，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力。[25]

　　這樣，在各類法律和法規的重重限制下，“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產權徒有其名，並無其實。首先，名義上的“土地所有人”其實沒有土地的處分權，不得自由買賣、租賃、轉讓和抵押土地，而實際上控制著農村土地最終處分權的是政府，只有經過政府征用之後，“農民集體”才能轉讓所屬土地；其次，土地所有者並沒有土地的收益權，因為政府征用土地時發放的補貼只是一種政府單方面規定數額、用行政強制手段迫使農民接受的一次性“補償”，由於“農民集體”根本無法對屬於自己的土地自主和自由地定價，政府計算“補償”時往往會低估土地真正的市場價值，農民卻不能拒絕接受這種按十分不公平的價格計算的“補償”；再次，在政府與農民就土地權益所作的博弈中，政府永遠處於超越法律的絕對優勢地位，具有“天然”的自行賦予的強制力和決定權，農民無法與行政權力的控制者處於平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土地是否征用、土地征用的用途和征用價格，只能而且必須服從政府的意志。

　　由於“農村集體”的土地產權法律上的模糊和虛置，導致農民難以利用現有的法律與法規抵制各利益集團利用“國家”的名義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侵犯，結果“農民集體”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出現了有限、虛擬和無力自保的特徵；而政府或一些濫用“國家”名義的既得利益集團，卻成了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最高仲裁者和絕對控制者。[26]

　　影響農民土地經營權利的另一基本因素是農民所擁有的實質性的土地產權不被尊重和承認，影響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的有效運用，導致農民經營土地權利的貧困。目前在理解農民的土地權利問題上，存在一個流行的誤區，以為由於農民個人沒有土地的所有權，所以他們就沒有土地的財產權。

　　其實，所有權不等於財產權，農戶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權、使用權、流轉權和收益權事實上已經構成了實質性的土地財產權。[27]

　　2003年3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土地承包法》），允許“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28]

　　也就是說，農民依法享有對土地的支配權和處分權。由此可見，目前農民所合法擁有的土地承包權是一種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結合，應該被界定為一種特殊的和實質的土地產權。[29]

　　既然“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是虛置的，那麽農戶的土地使用權就應當具有相對的實質性和獨立性。土地使用權應該作為獨立的財產權，可以創造財富、收獲地租、索取剩余。隨著現代產權理論的發展，財產權越來越傾向於被定義為控制權[30]；誰擁有控制權，誰就擁有實質的產權。既然農戶所合法地擁有土地使用權、承包權和流轉權，這些法定權利實際上已經取代了“農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使土地所有權高度弱化，並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實行了實質性的分割。[31]

　　但是，在征地和非法圈地的狂潮中，農戶的土地產權遭到了無情的剝奪與侵犯，農民們不僅難以保障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占有權，更無法維護自己應有的對土地的處分權和收益權。而且，由於現行法律對“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也未作明確規定，更不能有效地保障農民的土地權利免遭侵犯，結果依附於土地所有權的農戶土地使用權和承包權，自然也就處於朝不保夕的危險境地。同時，在現實中，一方面農民日益將土地的使用權視為實際的所有權，視地如命，誓死保衛；但另一方面，面對政府的征地和外力的“侵犯”，農民往往只能消極性地抵制，“表達他們對社區之外占有土地的不承認，造成保護合法產權的高額成本，並因此使土地貶值”[32]，最終的受害者其實還是農民本身。

　　由於“農民集體”事實上無法履行土地所有者的法人職能，農戶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又得不到保護，加上政府和各利益集團對農村土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征用，導致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和經營土地權利不斷受到排斥和剝奪，農民的貧困也因此成為必然。[33]

　　二、農民土地使用權利的貧困　

　　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是農民土地產權的基礎和核心。沒有土地的使用權和承包權，農民的土地產權就成為空話，農民的土地處分權和收益權也就無從談起。顯然，農民使用土地權利的有無、多少和長短，直接影響農民的經濟收入與物質利益。盡管在理論和法律上，中國的農戶好像合法地擁有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但在現實中，農民承包土地的權利處處受到侵犯和歧視。[34]

　　首先，婦女的土地承包權利經常被剝奪和歧視。目前，農村婦女不僅在土地承包的數量上與男性農民不同，而且在土地承包期內，若婦女出嫁，她們的承包地往往被沒收。[35]

　　“中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責任田、土地入股分紅、征用土地補償、宅基地分配這4大權益是農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農村婦女卻往往難以享受，其應有權利還常常遭到侵害。尤其是適齡未嫁女、有女無兒戶、外村娶來的媳婦和“農嫁非”的出嫁女，這4種婦女群體是農村土地承包和承包調整中權益最容易遭到剝奪的一群。“中國經濟改革研究院”課題組在問卷調查中發現，有7.2%的受訪婦女目前沒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別是“出嫁後失地”(占45%)，“國家征用後失地”(占17%)，從未分配過土地(占31%)。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在出嫁女、離異婦女、喪偶婦女這3類婦女群體中，每個群體的土地權益依這一排序由前向後遞減。[36]

　　其次，對承包土地的變動實行行政強制手段，土地的發包和調整程序不公正、不透明。例如，對外出務工農民的承包地往往非法剝奪，抵頂欠款。同時，隨意改變農民的承包土地現狀，往往行政性地任意規定幾年重新調整一次承包地，經常在村委會負責人變更時隨意解除、改變土地承包合同。另外，當第一輪耕地承包合同期滿後，地方當局拒不落實第二輪承包的政策（將土地承包期延長到30年），並拒不發放土地承包權證書，導致農民的承包地長期處於“非法”狀態。一些地方還對農民的承包地實行雙重強制，一方面強行收回農民的承包地，強迫實行“土地流轉”，強制租賃農戶的承包地，或迫使承包方放棄或變更土地承包經營權；另一方面又強力阻止農民依法轉讓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在這方面人為設置重重的行政障礙，不許農民的土地脫手。[37]

　　再次，地方各級政府對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利往往保護不力，導致農民的冤屈無處伸張。[38]

　　一些地方行政、司法機關和村級自治組織對侵犯農民土地使用權和承包權的現象，故意擱置不處理，實行“五不”政策（一是基層法院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訴訟；二是農村土地承包仲裁管理機關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請求；三是鄉（鎮）政府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調解；四是農業行政主管部門不受理農民有關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來信來訪；五是村級組織不執行仲裁、司法結論，或名義上執行，實際上拖延不辦）。[39]

　　最後，目前流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理念是農民將所承包的土地在相關企業中入股，長期分紅。例如，自1996年起，四川省三聖鄉紅砂村采用土地入股方式，參與花卉公司的花卉種植；到2003年8月，紅砂村將所有的1,100畝土地以出租形式入股，農民的好處包括各大花卉公司每年支付村民每畝1,500元的租金、村民將獲得由土地承包權入股的保底分紅、出租土地的農民還可以在花卉公司工作。[40]

　　但實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後，農民不再直接擁有土地財產權利，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變為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中的股份。這樣，建立在股份收益上的保障和過去建立在土地實物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有了很大差別。後者的保障相當於物權的保障，而前者的股份收益保障僅僅是一種債權保障，其保障程度取決於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紅，很不穩定。一旦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效益不佳，股份分紅很低，而農民又難以收回自己的土地，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必然受到侵害。即使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效益很好，在“集體股”一股獨大的情況下，企業內部很容易形成少數村幹部“內部人”控制的局面，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也同樣會受到侵害。[41]

　　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是農民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口糧田是農民的保命田，更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社會保險，而責任田則是農民改善生活的基本手段。一旦農民的土地承包權遭到剝奪或使用權受到侵害，農民的貧困就難以避免。

　　三、農民土地處分權利的貧困　

　　農民是否享有對土地財產的處置權利和對土地用途的決定權利，是農民土地產權的象征，也是土地使用權的一大標志。但現行的法律法規在實踐中常常嚴重侵犯農民對土地的處分權。

　　首先，農民缺乏自主決定土地用途的權利。現行的法律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生產”，同時法律“禁止占用基本農田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42] 另外，依照《土地承包法》第17條的規定，農民有義務“維持土地的農業用途，不得用於非農建設”。[43]

　　這樣，農民的土地就只能用於農業，哪怕是無利可圖、增產不增收、賠本經營；而且各級政府部門都有權幹涉農民自主安排的生產經營項目，或強迫農民購買政府部門指定的農用生產物資，乃至規定農民必須按政府部門指定的渠道銷售農產品。[44]

　　限制農民改變土地用途的此類規定已經成為農民貧困化的一大原因，因為目前中國農村的耕地收益呈邊際遞減狀態，無論農民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在現有土地上的耕作收益仍然無法滿足農民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若強行規定農民只能將土地用於農業經營，無異於強迫農民維持貧困的生活。權利的貧困影響了機會的貧困，而機會的貧困直接導致財產的貧困。　

　　其次，農戶轉讓土地的權利也受到法律限制，制約了農民轉營其他行業或遷居進城的機會。在東南沿海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村居民另有謀生途徑，往往沒有足夠的精力從事農業生產，但還是要承擔由土地帶來的稅費，因此土地已成為負擔。[45]

　　盡管《土地承包法》允許土地流轉，但目前農村土地所有權虛擬的問題並未解決，而且土地的最終處分權仍然為政府及其代理機構所控制。所以，農民的承包地能否自由和公平地流轉，顯然面臨相當多的障礙。[46]

　　《土地承包法》雖然規定“承包方全家遷入小城鎮落戶的，應當按照承包方的意願，保留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允許其依法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但同時又規定，“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47]

　　這樣的制度限制要求農民進城時必須無償地放棄承包地，這樣就使進城農民以往在土地上的投資無法通過土地買賣收回，也令尚未進城的農民失去在土地上投資的興趣。更重要的是，這一限制實際上是對進城農民土地流轉權利實行不公平的剝奪，結果是他們一旦進城就成為名符其實的無產者，甚至可能淪為城市貧民。[48] 這樣的規定事實上阻礙了農村居民進城謀生。　

　　再次，越演越烈的政府征地也嚴重剝奪了農民處分土地的自主權，成為造成農民貧困的一大根源。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圈地運動”造成數千萬農民失地失業，平均每年流失的耕地數量為1,000萬畝以上，人為征、占耕地數量為500萬畝，按人均2畝耕地計算，13年間失地農民數量至少達6,500萬人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提供的數據表明，1987年至2001年，中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6萬畝，其中70％以上是征地，這就意味著至少有2,276萬畝耕地由原來的農民“集體所有”變成了政府所有。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占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這意味著失地農民的隊伍還將急劇擴大。[49]

　　這種運用國家權力對農民及其“集體”土地產權的征用，充滿了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合理。現行法律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用於非農業建設的，由縣級人民政府登記造冊，核發證書，確認建設用地使用權”，而且“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50]

　　這樣，“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就隨時可以被政府以“征用”為理由而變成“國家所有”，然後政府再把“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給建設單位[51]，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的處分權實際上掌握在政府手中。雖然各國都有政府征用土地的制度和實踐，但中國這種“征用”卻與各國的正常情況不同。在中國，“征用”農民的土地常常是借助政府的行政權力對農民強制性剝奪，而且“征用”的目的也未必是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目的，而可能是政府部門與房地產開發商勾結強占民地圖謀暴利。

　　例如，山東省升華玻璃廠需要建廠土地，當地政府於2003年2月強行征用山東省新泰市谷里鎮北谷里村一百余戶村民的口糧田。農民的這些承包地原來都有長達30年的承包合同“保障”，但當地一位土地管理部門的官員認為，雖然依照法律和規章制度，征地需要經過每個村民的同意並簽訂協議，但只要政府認為必要，哪怕只有村委會幹部的認可，國土管理部門也照樣可以發放征地文件和證書。在新泰市的這個強制征地案中，當地派出所竟然還出動了6輛警車，將不同意征地的農民拘留了十幾天。於是，盡管征地手續尚未辦妥，升華玻璃廠就在這塊搶占的土地上舉辦動工的奠基儀式了。

　　由於不少地方政府官員急於取得政績以謀求升遷，所以往往在資金和土地尚未準備妥當、項目可行性研究也未完成的情況下，就強行推動一些工程項目的開工，於是就出現了對農民的土地“先用後征”的違法用地情形，甚至到了工程剪彩時征用土地的手續還未完成，就連一些國家重點工程也是如此。[52]

　　第四，農民的土地產權日益成為私營企業“圈地”的犧牲品。目前將農民的土地納入私人的公司化經營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不少村委會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往往越俎代庖，搞“捆綁式”的土地流轉，不讓農戶與有關的公司或企業直接談判，侵犯了農民的自由意志與參與權利，這樣在農村土地市場發育的過程中土地的真正所有者農民卻不具備市場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利。

　　在農民與公司的談判過程中，任何徹底放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合同都會傷害農民的根本利益。有專家指出：如果能夠通過“公司+農戶+基地”的方式組織生產經營和配置土地，就應該盡量不實行土地租賃或土地轉讓；如果適宜與農民簽定產品合約的，就應當盡量不簽定土地要素合約；如果適宜短期土地租賃的，就盡量不簽定長期土地租約。[53]

　　但在許多情況下，公司與農民談判時並不遵行這3條原則，經常損害農民的權益。中國農業部副部長齊景發也認為，正在興起的“公司＋農戶＋基地”的發展模式，將使這些“基地”上的農民從此演變為“基地”的依附，其產品的供銷渠道完全由這些公司控制，農民將失去選擇權和自主權，僅僅成為“基地”的生產工具。[54]

　　在推進農業的公司化、企業化、產業化經營中，一些公司、企業進入農業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經營、開發農業，而是為了圈占並長期支配農民的土地。這些公司、企業與鄉、村幹部合謀聯手，以“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發展農業產業化”為借口，由集體經濟組織出面，將農民成千上萬畝的土地強制收回或租回後，再長期承包或租賃給這樣的公司、企業，從而達到長期控制農民土地的目的。農民試圖收回自己的這些承包地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他們的就業和生活可能失去保障。[55]

　　另外，公司化的農業經營可能會構成對家庭經營的不公平競爭，將打擊相對落後地區的農戶經營者，使其難以生存而日益走向貧困化。[56]

　　第五，農民的土地處分權還不斷遭到基層農村政府和村委會組織的侵犯。由於農民在土地流轉和處置過程中的發言權和參與權被剝奪，結果基層政府和村委會組織在這方面的權力膨脹，“黑箱作業”大行其道。[57]

　　據中國農業部副部長齊景發介紹，至2000年年底，中國已有98％的村民組實行了第二輪土地承包，確認土地承包期為30年的占92％；然而，此後3年中，全國農村已有5％以上的土地被轉包、出租或出讓，在東部省份更達到10％以上，這種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多以強制流轉和超期流轉的方式進行，為農村幹部的腐敗提供了溫床。[58]

　　這方面的一個惡劣的案例是，湖南省臨澧縣陳二鄉政府強行收回了農民的1萬畝承包地，廉價租賃給湖南洞庭白楊林紙有限公司種植楊樹，交換條件是這家公司支付的土地租金交給鄉政府支配。該公司和陳二鄉政府簽訂的合同明顯不利於農民。按照鄉政府簽訂的這個合約，陳二鄉必須為企業提供相對集中連片、而且適宜三倍體毛白楊生長的土地1萬畝，租賃時間為20年，土地租賃價格僅為每畝128元，土地經營權證交企業持有。為了“落實”合同，陳二鄉政府采取了強制手法，先讓各村報了一份“土地租賃簽約委托書”，從而命令各村“全權委托鄉人民政府與湖南洞庭白楊林紙有限公司統一簽訂租賃合同”；接著各村委會又對農戶承包地作了大調整，每人僅留7至9分口糧田，其余土地一律交給村委會，並要求農戶在統一印制的“土地流轉申請書”上簽字、按手印。鄉政府從該公司取得了這一萬畝土地的租金後，根本不給土地的合法主人──農民，而是用抵銷農民“欠”鄉政府和村委會稅費的名義，把這筆地租留給鄉政府開支了。[59] 顯然，農民一旦失去了土地的處分權和自主權，必然在生活上淪為貧困群體。　

　　四、農民土地收益權利的貧困　

　　農民的土地收益權是農民土地財產權的實質，如果農民不能有效地擁有土地收益權利，對他們來說土地就只是一種沒有價值的擺設。由於土地是有值物品，所以土地使用人和承包人可以而且應當通過處置土地和轉讓土地使用權而獲得土地收益。[60] 但在現實中，農民的土地收益權無法得到保障，土地流轉的真正價值不能得到切實體現與補償。　

　　首先，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農民無法參與征地費用補償的決策過程，補償多少、何時補償、補償多久，完全由政府和村民委員會確定。例如，《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營的，必須經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61]，但在現實中，多數村委會往往不經過任何民主程序就將土地轉讓，並機動地長期用於對外發包，甚至故意泄露土地招標、承包標底的秘密，取悅於征地單位，從而讓村委會的經辦人獲取不當利益。[62]

　　其次，農民失去了被征用土地補償決策的參與權利，其經濟利益必然受損，在這種情況下，征地的補償標準普遍偏低。《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至10倍。”[63]

　　而在浙江省湖州地區的白雀鄉，當地農民每畝得到的征地補償還不足2萬元，僅相當於白雀鄉2001年農民人均收入的4.2倍，比國家規定的少了一半。必須指出的是，農民失去的是永久的土地所有權，而土地征用者在二級市場上把低價征來的土地再拍賣給房地產開發商，一畝有70年使用權的土地地價就高達幾十萬元，這是一種超過容忍極限的對農民的殘酷剝奪。[64]

　　第三，征地單位和農村集體肆意克扣農民的土地轉讓收益。目前，在土地轉讓過程中一般是對村民集體和農戶這兩方面實行補償，許多征地補償費經過村委會截留後，實際到達被征地農民手中的已經很少。這種借助國家權力對農民的土地財產進行不對等補償的國家征用，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例如，湖北省襄荊高速公路荊州段給農民的安置補助費是每畝500元，僅為法定最低標準4,800元的10.4%。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為2.19億元，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費僅為可憐的591萬元，只占總數的2.7%。而且，征地補償費還經常被層層克扣，湖北省襄荊高速公路征地補償費下撥後，被省襄荊公路指揮部克扣837萬元、被荊門市指揮部克扣1,502萬元、被荊門市東寶區克扣190萬元、有關鄉鎮共克扣1,192萬元，這筆補償費到農民手中之前已被截掉了45%。[65]

　　第四，有關部門還極力壓低地價，推行“廉地引商”政策，慷農民的血汗利益之慨，以“改善”所謂的投資環境。目前，不管是體現公共利益的國家重點工程，還是以營利為目的房地產開發，一概都是由政府以較低的價格強制性征用農村的土地，土地的這種低價流轉往往以低於正常水平的價格出租或發包，而農民得到的征地補償費遠小於政府收繳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這樣做是不等價、不平等的土地產權交換，嚴重剝奪了農民的財產權利。同時，許多地區不惜犧牲農民利益，壓低地價，以地引商，普遍以“優惠政策競賽”來招商引資，他們只講“為老板鋪路”，不講“為農民服務”，寧可得罪農民也不願得罪投資商。[66]

　　而且，由於土地征用成本低，部份地方出現土地征而不用、多征少用等現象，不僅浪費了大量土地，而且損害了農民的根本利益。[67]

　　中國國土資源部提供的數據表明，2002年上半年群眾反映的征地糾紛、違法占地等問題占信訪接待部門受理總量的73%，其中40%的上訪人訴說的是征地糾紛問題，在這之中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補償安置問題。國家信訪局2003年受理土地征用的初次來信來訪案件高達4,116件，大部份也是集中在失地失業問題上，其中沿海地區的浙、蘇、閩、魯、粵5省占了41%。這意味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速度愈快，失地農民問題就愈突出。安徽、江蘇等省土地問題專家和基層群眾普遍認為，“貨幣化安置”的通行做法不能使農民“失地有業”，農民也無法用這麽低的補償去創業。[68]

　　第五，不僅征地的決策不公開、征地的補償不公平，而且征地的補償標準不統一。中國農民長期信奉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對同一地區不同補償標準的現象尤其敏感。目前，一些村民委員會往往對同一區塊或同一項目內不同用途的征地實行不同的補償標準，旨在取悅相關的政府部門和企業，換取更多的特殊優惠，其結果是農民為此付出相當大的經濟代價。例如，1998年，在浙江省湖州市湖織公路建設的沿線鄉鎮，土地征用補償標準從0.45萬元/畝到0.60萬元/畝不等，而在同一區塊內的高速公路征地，則執行了1.35萬元/畝的征地標準；更有甚者，浙江省湖州市區的一個鎮以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為名，用土地置換戶口的辦法把934畝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轉為鎮政府所有，而農戶竟然未得分文的土地補償費。這樣，土地征用補償標準的隨意性和不一致性，導致農民持續不斷的集體上訪，嚴重激化了社會矛盾，影響了社會穩定。[69]

　　農民土地的價值在於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出農作物及其它物品。如果一畝農地生產作物的預期產出價值是每年1千元的話，那麽，這塊農地的實際價值至少相當於今後幾十年內預期產出價值的總和。征用具有長期使用權的農民的土地，不僅意味著取消農民當年的農產品預期收益，也剝奪了農民在這塊土地上今後幾十年的預期收益。[70] 土地乃農民的資產，剝奪農民的土地收益權利，就是剝奪農民的資產，而資產被剝奪就必然導致農民生活的貧困。　

　　五、農民土地產權貧困與農民的生活貧困　

　　事實證明，哪里有侵權，哪里就有貧困，權利貧困與生活貧困密切相關。上述的農民土地使用權、土地處分權和土地收益權的貧困，直接導致農民的生活貧困，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71]

　　民以食為天，食以土為本。農民的失地首先直接導致失業，因為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生產資料，被政府征用就意味著農民失去了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意味著收入來源渠道的減少、甚至斷流。據浙江省湖州市城市規劃區內42個行政村的調查，2001年底集體耕地比1992年初減少41%，人均減少0.41畝。同期因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排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有1.12萬人，但通過政府協助安置的勞動力僅為806人，只占7.2%；除了失去土地後自謀職業者外，這42個行政村仍然有0.59萬人處於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占53.1%。　

　　土地被征用的農民因知識水平、文化素質、專業技能等方面的差異，無法與城市勞動力競爭較好的職位，在勞動力市場上必然處於劣勢地位，所以，失地、失業農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斷拉大。[72]

　　例如，在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潘墩村1千多農民當中，有700多人因征地而失去耕地。該村的失地農民有的去外村承包土地，有的騎摩托車非法拉客，有的則到處上訪。該市馬尾區儒江村村民倪仕炎說：承包地全被征掉了，我們現在是農民不像農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門是寬闊的馬路、擡眼是工業廠房，雖有路可走，但無地生存。　

　　各級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征地，是為了“低征高出”、“以地生財”。[73]

　　例如，上海市開發浦東地區時，每征一畝糧田向當地農民補償2.3萬元，每征一畝菜地補償2.8萬元，然後平均每畝地再投入6至7萬元完成“七通一平”工程，土地征用及開發成本每畝不過10萬元，但政府將開發後的土地出讓給房地產開發商或工業企業時的售價卻是每畝20至30萬元，每畝獲利高達10至20萬元，是農民獲得補償費的許多倍。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陳錫文估算，計劃經濟時代的工農業“剪刀差”讓農民付出了6,000至8,000億元的損失，而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萬億元的損失。[74]

　　在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潘塘鎮兩山口村的農民1997年以前人均有1.3畝土地，1998年當地政府興建“食品城”開發建設項目，大量征用該村土地，現在村民人均只有0.4分地。當地一位農民於剛永久失去了3畝多土地的使用權，得到的補償費僅為1.5萬元，現在全家居住的地點雖然在行政區劃上改屬潘塘鎮街道辦事處管轄，但是他們還是農民身分，而且沒有了土地，只能靠打工生活。[75]

　　失地、失業必然導致農民收入急劇下降。在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前新宅村，過去全村人均1畝多地，當地為興建飛機場而征地後，每人剩下不足2分地。村幹部征地前保證每畝補償6,500元，但占了地後就變卦了。雖然補償費前後追加了20多次，但每畝補償額仍然不足3千元。而且，地一占，農民就被“一腳踢”了，全村無一人被安置就業。一位66歲的農民張桂生只好到城郊蹬三輪車拉貨，一天只能掙3、4元錢，他住在低矮潮濕的小屋中，屋里只有一袋面粉和一碟黴味撲鼻的腌鹹菜。安徽省阜南縣三塔鎮擴建、辦廠占去了大量良田，塔北村農民余立軍的5畝承包地被占掉2畝多，被鎮政府用於建設保鮮庫供3家企業之用。征地後起初由工廠每畝補貼余立軍300公斤糧食，按集市價格抵交他該納的稅費。但後來這個工廠垮了，7年多來失地補貼成了泡影，但他的2畝多承包地仍被企業的住宅區占用，他四處奔走卻投訴無門。[76]

　　失地、失業、苛捐雜稅不僅導致農民的收入減少，而且逼使他們離鄉背井、流入城市，成為城市貧民的主力。農民失去土地財產權利的直接後果是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意味著無家可歸，許多當年有地有業的農民現在不得不加入城鄉的貧民階層。[77]

　　以四川省自貢市為例，1993年該市開始建設“高新技術開發區”，當初計劃征用土地10平方公里。10年來自貢“高新區”已經征用了約5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緊鄰自貢城區的紅旗鄉有上千戶農民因此離開了生養了幾代人的土地。紅旗鄉處在城鄉結合部，原來這里的農民較為富足。以白果村八組為例，全村280人擁有土地303畝，主要種植糧食和蔬菜，再加上一些副業，農民的人均年收入達到2千元。自從1995年他們的土地被征用以來，農民領取的每人8千元安置費早已用完，現在只能自謀生路。例如，黃永農和村里的幾個農民只能靠在高檔住宅“藍鷹花園”的建設工地附近揀垃圾度日，每天最多掙5至6元錢。1995年征地前黃永農有1畝地，種植水稻和蔬菜，衣食無憂，再加上養豬養雞，每年能有2千元純收入。土地被占用後他每個月只能領到80元左右的生活費，這個數額比自貢市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線”143元還低得多。[78]

　　而且，從1997年開始，該村失去土地的村民又不得不失去世代居住的住房。幾百戶農民與“高新技術開發區”簽訂了房屋拆遷協議，暫時搬進了周轉房，但周轉房陰暗潮濕，屋頂漏雨，道路泥濘。失去土地的紅旗鄉農民曾經把今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高新區”新開辦的工廠身上，期盼能早日進廠打工掙錢。可是，土地被征用5年多了，在這個所謂的“高新技術開發區”並未出現農民們期盼已久的工廠，反而是蓋上了成片成片的商品房。[79]

　　過去十幾年來，各地政府推動的“萬畝果園基地”、“中國蔬菜之鄉”、“某某開發區”等現象非常普遍，這都是以農民被迫低價出讓土地使用權為條件的。同時，農村基層政府政出多門，對農民不合理的集資、攤派、提留名目繁多，也構成了對農民權利的侵犯和對農民收入的掠奪。

　　除了失地、失業、稅費、貧困、無房以外，農民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這樣，失地、失業農民的生活就更加困難。[80]

　　眾所周知，中國的農村長期以來就從未建立過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們即使因土地被征用而失地失業，而政府通過低價征地獲得了大量收入，但仍然未把失地失業的農民納入城市居民社會保障的範圍。現在，一些地方尚在局部試驗的農民養老、醫療、失業等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率很低，而且這些試驗往往采取“農民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支持”的做法，農民們基本上不認同。一項統計表明，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只占總人口的11.5%。於是，大批失地失業的農民正持續不斷地加入底層貧民的行列，成為城市化進程中一個新的社會弱勢群體。[81]

　　無形的權利很容易被忽視，但權利貧困必然導致有形的生活貧困。遺憾的是，許多學者只從表面上探討“三農”的危機，將“農民太苦、農村太窮”的原因歸結為攤派太多、稅費太重、官員太腐敗、農民太無能等表面現象，從如此角度來觀察“三農”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只能是治標不治本、事倍而功半。

　　六、農民土地財產權力貧困的治理方向與選擇　

　　鑒於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權利貧困，鑒於“富也權利、窮也權利”的現實，可以認為，解決農民貧困的根本之道應該而且必須是賦予農民權利、維護農民的權利、發展農民的權利。為了解決目前農民在土地財產方面的權利不足，筆者提出三個治理方向與選擇。

　　第一，土地征用規範化。國家征地是任何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但是象中國目前如此模糊的法律、隨意的執法和不公的補償，古今中外確實罕見。鑒於征地問題已經成為侵犯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重要“元兇”，所以，建立國際公認的土地征用規範乃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美國的土地征用經驗值得中國借鑒。筆者以為，中國需要在制度上和技術上作出一些必要的安排。首先，中國的憲法需要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作出明確規定。美國很注重在憲法層面上保護公民的財產。如美國憲法的第五修正案規定:“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沒有公平的補償(just　

　　compensation)，不得征用私有財產供公共使用”。[82]

　　盡管中國農民的承包地在法律上不屬於“私有財產”，但如前所述，農民承包地所具有的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已經構成了特殊的土地財產權，應該如同私有財產一樣得到憲法的保護。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建立“正當的程序”以及如何界定“公平的補償”。　

　　根據美國的經驗，有關政府征用土地的正當法律程序應該涵蓋下列原則和步驟，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其一是正當性。必須依照嚴格的法律程序，依法評估國家征地的正當性。在美國，政府無償征地的範圍十分嚴格，只限制在土地區劃(Zoning)、建築與健康法規(Building　

　　and Health Code)、轉移要求(Set-back　

　　Requirement)、土地分割(Abatement)、污染(Pollution)以及出租管制(Rental Control)等。[83]

　　根據中國國情，政府征地必須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國家的強制性征地權主要應是公益性的，包括水利、交通、國防、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檢法設施等，而商業開發和企業行為不能借助國家的行政權力強行征地，而是必須通過向國家、向農民購買租賃等市場方式取得，其價格也應由市場決定。[84]

　　尤其是應該防止“權錢勾結”，阻止那種借政府的行政資源和司法強制以公益性目的為名低價征用農業用地，然後再把征用來的土地高價出售於商業用途的做法。[85]

　　二是公開性。政府必須以公告的形式書面陳述需要征地的具體理由，並需要提出反證，說明如果不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征地將產生什麽負面後果。同時，政府機構必須舉行公開的聽證會，農民可以在聽證會上質疑政府的征地理由，並有權要求政府放棄征地行為。[86]

　　三是互利性。政府機構對所征的農民土地要作財產評估，並向農民提交評估報告、提出補償價格，而農民則有權討價還價(counter-offer)。如果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政府可將案件送交法院處理。獨立於政府的法庭可以要求雙方聘請獨立的資產評估師(Appraisal)，提出評估報告，並由法庭作出調解。如果雙方仍然不能達成一致，法庭負責組成民事陪審團，確定合理的補償價格。判決生效後，政府必須在30天內支付補償金，並同時取得被征收的土地財產。[87]

　　除了正當的法律程序以外，土地征用的公平補償（just　

　　compensation)問題也是保障農民權益的一大主題。結合美國經驗，中國土地的公平補償主要應該體現在三大方面。其一是主體的公平。盡管中國農民承包地的所有權主體是多元的，包括農民集體（村委會和村民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如鄉鎮企業）及農戶本身，但征地補償對象必須以農戶為主，對農戶實行全額、對等的補償辦法，因為農戶才是土地的實質使用者、經營者和受益者。必須防止農村基層幹部對征地補償費用的層層截留、克扣和盤剝。[88] 同時，還要考慮農民失去土地後的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用土地換社保[89]，對農民的補償可采用按年分期補償的辦法，為農民建立長期受益的社會保險機制[90]，並由此改革現有的土地征用補償費一次性貨幣發放的辦法，應該在農村按年齡段分類建立社會保障體系。[91]

　　其二是客體的公平。征地的補償不能僅限於土地本身，還應包括土地之上的一切附加物，如莊稼、建築和水井等；還需要包括與土地有關的無形資產(goodwill)，如特定土地的形像和聲譽等。[92]

　　鑒於失地農民無屋可住的悲慘情景，征地部門需要實施留地安置政策，按一定比例向土地被征用的村核撥建設留用地，為失地無屋農民建造商住樓，提供農民就地創業的機會。[93] 其三是估價的公平。其基本準則是法律要求補償的價格應當以公平的市場價值為依據。[94] 在美國和西方其它國家，這主要依靠獨立的資產評估師提出評估報告。[95]

　　所以，制定中國財產評估師的考核規則、推動財產評估師的產生機制、培育財產評估師的人才環境，已經成為國家征用土地能否公正、公平和公開的重要條件。　

　　第二，土地市場化。土地征用的規範化可以為土地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化環境，而推動和實施土地的市場化則是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一大保障。[96]

　　中國的《土地承包法》允許農戶自由流轉土地的使用權和承包權，為土地市場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土地流轉只是土地市場化的萌芽，離成熟的土地市場化要求仍然存在相當距離。大致而言，土地市場化至少需要滿足下列三大要素。　

　　一是土地用途自由選擇。既然農民在法律上享有土地的使用、處分和收益等權利，就應當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經營用途的自由選擇，包括種什麽、種不種、種多少、種多久。沒有農民對土地用途的自由選擇，土地市場化只能是“空中樓閣”。同時，由於農民處於天然的弱勢，國家不能阻礙農民運用上述權利，而且應當運用適當的法律手段積極保護農民行使自主的權利。當外力侵犯農民自由選擇土地用途的權利時，國家要通過法律法規加以制止和懲處。[97]

　　二是土地自由交易。土地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土地市場的自由開放，目前中國的土地交易基本上沒有西方社會那種正規的市場條件，“一級市場”由國家控制，“二級市場”不許農民進入，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終處在被排斥和被剝奪的地位。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是否出現“陳勝、吳廣起義”的關鍵因素。若政府長期、持續地低價強制購買農民的土地，農村的穩定就無法保證。[98]

　　推動土地市場的開放和土地交易的自由，有助於減少政府、企業、村民自治組織的中間盤剝，提升農民在土地市場中的主體地位，又能發展一支專業的地產經紀人隊伍，可嚴格地按照土地市場的專業規範推動農地的自由流轉。　

　　三是土地自由抵押。土地作為一種商品自由交易的前提是農民擁有抵押土地的權利。所以，目前中國必須賦予農民土地的物權，允許農民用土地抵押，促使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變成一種準商品。[99]

　　問題是目前農民需要貸款時能抵押的只是土地的承包權而不是所有權，而銀行允許土地承包權的抵押是一種很大的金融風險，這種承包權在現實中的不穩定更增加了銀行的抵押風險。因此，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演進為所有權是推動土地抵押的必要保證。　

　　四是土地自由兼並。土地市場化必然導致土地的兼並，而農村土地只能通過市場化的兼並才能達到優化組合和規模經營。目前，城市中的企業兼並比比皆是，並由此必然導致企業所在的土地的大量兼並，為什麽城市可以兼並，企業可以兼並，而農村土地就不可以兼並呢？目前農村的兼並僅限於土地的承包權，其弊端在於，承包權只有30年，而投資的收益是不受承包年限約束的，30年後的資產增值誰來受益，又如何計算？於是，土地私有化又是一個難以回避的議題。[100]

　　第三，土地產權多元化。政府征地的規範化、土地經營的市場化有助於推動土地產權的多元化，為中國出現一個充滿活力和選擇的農村土地結構創造條件。土地產權的多元化是維護農民權益的重要因素，因為土地產權的多元化意味著農民選擇權利的自由化，既包括選擇參與，更包括選擇“退出”。[101]

　　土地產權多元化主要涵蓋三個創新土地制度、保障農民權利的因素。首先，它對現行的土地承包制度構成挑戰。過去20多年來土地承包制阻礙了農民更多的選擇權利和自由，因為它模糊了土地所有者的主體地位，30年的期限限制了土地投資的長期性與穩定性，小塊土地的分割特點影響了土地的規模經營，而且承包合同導致農民稅費義務的剛性化。這種“一刀切”的一元化土地使用體制窒息了土地制度的生機，影響了農民積極性的充分發揮，無法提供財產安全和激勵機制，抑制了農民財產積累的沖動。所以，急需設計與實施一種與農村多元化經濟相適應的多元化土地產權制度。[102]

　　人們需要建立一種基本的觀念：不管一個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是多麽完美、有創意、又得人心，只要它是一種強制的一元化制度，就不是一種有生命力的制度。一種好的制度設計必須容許民眾具有選擇的權利和退出的權利。　

　　其次，土地產權多元化能夠促進新土地制度的實踐。一旦土地承包制的一元選擇能夠打破，將有助於推動各種新土地制度的創新與實踐。例如，土地租賃制能提供農民租賃收成的新選擇，取代土地承包制所規定的剛性義務，有助於土地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選擇分成經營和租賃經營的方式，而不是“一刀切”地實行勞動計酬的經營方式。這不僅能夠照顧弱者、激勵強者，更是體現農民土地經營權利的一大象征。[103]

　　另外，土地股份合作制也能促進土地產權的多元化選擇。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以股份制為名、以按股分享土地資本收益為實的財產制度，農民以交出土地使用權為代價，獲得按照人口分配的企業收益的成員權，由此能夠體現土地農轉非的增殖收益和社會保障的股權。但是，它的主要弊病是企業的收益分配權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的交換並未通過公開的市場交易，所以多數農民所擁有的股權只是“虛股”，不能轉讓、繼承、抵押，屬於殘缺產權，它與1953年至1955年推行的“以土地入股、按土地分紅”的初級社類同，但又與初級社的“入股自願、退股自由”的原則相違背，因為土地股份合作制實行的是人去股消，沒有退出權。但是，有缺陷的多元實踐畢竟比僵化的一元統制要好。[104]

　　再次，土地多元化提倡價值中立的制度選擇，不論制度形式的“好”與“壞”，只講制度效能的高與低。土地產權多元化意味著農民有權選擇任何一種制度形式，包括土地的人民公社制、集體所有制、家庭承包制、租賃合同制、永佃制、股份合作制、甚至私有制。在多元化的制度環境下，土地私有化或土地公社化的兩極制度都應該成為一種選項，但不應該是唯一的選項，國家不僅應該允許一些地區保留集體勞動的工資計酬制，也應該允許個別地區試驗土地私有制。允許“左中右”不同體制的存在、提供農民切合自身需要和條件的土地制度，才是土地產權多元化的題中應有之意。

　　例如，基於中國各地區土地狀況、經濟發展和人文環境的多樣性和覆雜性，土地的產權形式也必須具有相應的靈活性和變動性。在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民種地的經濟成本高、比較利潤低，但農民流轉土地的市場價格高、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機會多，這樣，土地的租賃制、股份制和私有制就有助於農民完成土地和身份的雙重轉型，而且由此產生的土地抵押和兼並也有助於加速東部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105]

　　但在中西部地區，土地貧瘠、農民困苦，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唯一資源，貿然推動土地私有化將導致兩極迅速分化；而且，由於西部土地的價值較低，願意兼並西部土地、投資西部土地的企業和個人相對較少，所以，維持西部土地的家庭承包體制、維護西部農戶的合作傳統，不失為目前適宜中西部農村土地產權的較好模式。[106]

　　總之，征地規範化、土地市場化和產權多元化是三大相互關聯的土地制度安排，因為只有規範了農民土地征用的程序、保證了土地交易的公平，才能推動土地交易的市場化、促進土地租賃、抵押和兼並的健康發展；同時，只有在土地征用規範化、土地經營市場化的制度環境下，理性而充滿活力的土地產權多元化才有可能。尤其是，規範化、市場化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能夠切實維護和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因為規範的征地能夠保證農民土地轉讓的公平、公正與公開，自由的土地市場能夠有助於農民在市場機制下自主選擇土地的占有方式、使用途徑、處分方法和收益多寡；同時，產權的多元化能防止一元化的強制，有利於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能力的農民自主選擇土地的產權形式。這樣，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保障最終有助於在根本上減緩和根除農民的貧困，有利於中國農村運用權利的杠桿，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社會地位和政治參與。

國內流動農民研究的理論視角

　　王毅傑

　　河海大學移民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王微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自從中國農村改革以來，農民有了土地耕作經營的相對自主權以及對自身勞動力的支配權，城市里的戶口、糧油配給、公費醫療、就業管制等制度相繼軟化，各種商品和服務可以通過市場獲得，兼之城市建設和社會服務需求的增長，形成了農民自由流動的空間。農民流動呈明顯的階段性變化：1984年以前，農民非農化的主要途徑是進入鄉鎮企業，即“離土不離鄉”；而1984年以後農民除就地非農轉移外，開始離開本鄉，到外地農村或城市尋求就業機會，特征是“離土又離鄉”。學術界對流動農民的研究與農民流動的特征以及政府政策的變化有直接關系。隨著政府部門管理流動農民的政策經歷了從限制到容忍再到整合的轉變，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也從該不該限制農民流入城市，轉變到對農民進入城市後生活狀況的描述，進而探討農民作為一個新的結構性要素對社會結構的可能影響。研究的目的也從單純的對策性研究轉向結合有關理論的探討。本文綜合了國內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概括出這些研究所采用的五種主要的理論視角。

　　視角一：社會分層與流動　

　　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處於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市場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漸消解，原來依賴於硬性制度安排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很大改變。一方面是原有的以戶口為標志的城鄉兩大身份群體內部產生了劇烈分化；另一方面是新社會群體的生成，導致一種新的、以職業身份為標志的身份系列的出現。流動農民就是其中一個數量眾多、引人注目的重要社會群體。

　　在使用西方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層理論對這一群體進行分析時，學者們注意到，與西方的個體社會流動和社會地位獲得途徑不同，在中國目前的制度背景下，流動農民這一群體具有明顯的群體特征，因而多數研究者將流動農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

　　戶籍制度妨礙了中國農民的身份轉換。改革前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了與之配套的“統購統銷政策”、人民公社體制、戶口管理體制這“三駕馬車”，共同阻礙了農民的流動（蔡彩，2000:15）。改革後這些障礙只是部份消除了，“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二元社會結構仍舊持續存在，原有的戶籍身份體系仍然生效。這種身份限制使得農民難以真正溶入城鎮社會結構中，只能成為從農民到工人的“過渡人”或村民和市民之間的“邊緣人”。流動以及職業轉變並未徹底改變他們的農民身份。雖然經濟地位有所提高，但其社會地位卻並沒有明顯變化。這種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不一致，正是“三駕馬車”制度遺產的慣性。他們的地位雖高於仍在農村務農的農民，但在城鎮等級分層體系中仍處於最下層。

　　在社會流動方面，他們的流動不僅是通常意義上的勞動力流動，更是一種社會流動，它包含著社會地位的變化。由於農民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獲利最少的階層，對他們來說，社會流動的結果往往是得多於失，這從鄉村流動人口的家庭與非流動人口的家庭之收入對比，以及鄉村居民收入來源結構的變化中可以得到證明。同時，已有的研究表明，這一群體的初次職業流動後地位下降的只是極少數，但因流動是在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背景下進行的，政府制定的流動規則制約著農民的流動機會和流動類型。比如，與城鎮居民相比，流動農民前次職業的業績不能積累、社會地位上升途徑單一、各次工作機會獲得的相關性很弱，因此再次職業流動後地位上升的較少，這樣使流動農民群體中的精英分子產生失範行為（袁亞愚，1994:116；李強，1999、2000）。

　　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的流動農民進入城市後，與當地社會處於“功能互賴性整合為主，制度性整合薄弱，認同性整合畸形”的狀態（王春光，1995:231）。他們在城鎮社會結構中處於隔離狀態，形成“分割化社會”或“二元社會”。在社會總的分層體系中，他們與城市工人同屬中國社會的中下層，但流動農民對原來完全封閉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又造成了一定突破，形成某種意義上的“雙二元結構”。更有學者認為，流動農民作為“一個過渡的邊緣群體，他們的出現在城鄉之間和工農之間創造了一個廣闊的中間過渡地帶，不是加劇了而是緩解了城鎮之間的對立和差異，並正以其特有的邊緣群體身份創造一個新的結構層次，並通過這個新的結構層次的擴大和推延來實現社會相對平穩的重組”（李培林，1996）。

　　除了上述將流動農民視為一個整體的宏觀分析外，還有對這一群體流動和分層的微觀研究。“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化特征”課題組（1997）認為，流動者中已形成兩個基本群體（雇傭就業者、自營就業者）和兩個特殊群體（管理者、遊民）。也有學者利用深圳致麗玩具廠一場火災之後遺留的信件分析了“打工妹”群體內部的關系（譚深，1998）。研究者早也注意到這一群體是個“內部差異性很大的異質性群體”，或者說群體內部已經出現較大分化。單從流動農民開始進入城市時所攜帶的資源來看，有的只是攜帶勞動力這一單一資源，有的則擁有多方面綜合資源，而攜帶的資源不同則決定著他們以什麽樣的身份進入城市社會，前者往往成為打工族的一員或服務行業中的自我雇傭者，而後者則更可能成為經營型就業者（王漢生等，1997）。北京的“浙江村”村民就是攜帶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綜合資源的“產業──社區型”方式進入的，他們在城市聚居一處從事相同及配套產業，形成了"開放下的聚合”社區（王春光，1995；項飈，2000）。唐燦等（2000）分析了北京以廢品回收為主業的流動農民聚居區“河南村”的同一職業內部的分化情況。

　　視角二：沖突與失範　

　　由於“在城市居民和官員的眼中，流動農民是外來者、無根的非市民、流浪者，像漫無目的、漂泊不定、不祥的洪水一樣，持續地、不合適地、無控制地湧進城市”，成為中國城市中的“另類”，許多學者注意到他們在城市中造成沖突與失範的可能性。

　　在城鎮社會分層系統中，具有本地城鎮戶口的就業者與流動人口就業者之間由於職業結構、上升流動機會分布的嚴重不平衡，原本制度安排的分界線實際上存在一條具有社會經濟意義的階層鴻溝，該界限接近於完全的封閉，雙方幾乎不交換成員，這種不交換成員的流動方式決定了兩類等級群體之間關系的性質。城鎮人口對流動人口采取明顯的排它策略，來自流動人口的競爭壓力越強，這種排它性也將越強烈。受排斥的流動人口群體則具有較強的內固性特征，他們在其群體內部發展各種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甚至亞社會組織，同時也傾向於發展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群居社區。這種性質的關系易於誘發社會沖突，但兩大群體間的集體對抗至今尚未出現。

　　學者們注意到對流動農民的職業歧視及社會歧視可能造成他們和流入地居民的沖突（李強，1995；袁亞愚，1997；姚洋，2001），而這一社會歧視的根源在於他們是地位差別較大、強弱懸殊的社會群體。政府對流動農民就業領域的諸多限制，是其他社會罕見的。流動農民在獲取工作和職業流動上的不公平待遇，與他們取得的工資的不公平待遇相互關聯，其中就業崗位方面的歧視最為普遍。隨著勞動力市場的開放，流動農民所具有的低成本優勢，將對城市居民就業產生競爭與替代效應。這一問題隨著城市失業問題的顯現，更引起了各地政府對流動農民的進一步限制，但這些限制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對城市中新生部門企業的分析發現，不論政府以歧視性就業為特點的反失業政策手段如何嚴厲，由於它違背新生部門企業成本最小化原則，所以這些企業會千方百計地規避這種政策的約束，因而這類政策約束充其量只在國有部門內部有效，而且這一有效性也是以犧牲國有企業創造就業能力、降低城市居民在開放性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能力為代價的（蔡彩，1998；楊雲彥等，2000）。

　　流動農民融入城市社會的主要障礙不在於流動農民本人，而在於外部環境的制約，其中首推城鄉分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和村籍制度，以及城市社區的排斥制度，學術界對此已基本形成共識。即使外部制約環境（如戶口制度）有所調整，也難以改變如下現象：出於自身合法性考慮，城市政府必須考慮所屬轄區居民的意見表達，而對作為非轄區居民的流動農民的要求暫時置之不理（如合法權益保障、享受義務教育及政治參與等權利），這樣就出現了種種就業限制等保證城市下崗失業者優先就業的保守主義政策；而城市普通居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放棄其自身的優越感，這一優越感來自於改革前的再分配經濟體制保障的種種特權。這些都造成了他們對流動農民的社會歧視，也限制著流動農民通過建立社會網絡而融入城市社會，並進一步形成對農民的擠壓，迫使農民只得依賴原有社會關系維持自身生存與生活。

　　正如許多研究表明的那樣，流動農民的社會交往圈局限在親緣、地緣關系中。社會經濟地位的低下導致他們與城市人接觸交往的困難，而這種困難又直接妨礙著他們與城市文明同化、交融。同時，流動農民在城市中接觸的是一種與他們以前社會化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感到迷茫和無所適從。這種情況可以用迪爾凱姆的“失範”來描述，表現為個人在社會行為過程中適應的困難，喪失方向和安全感，無所適從。失範在社會層面上就集中體現為犯罪。但這種失範會因社會關系網絡的作用而降低（柯蘭君等，2001）。

　　從流動農民個人看，在經濟上的成功雖然有助於同化，但同時也降低了對融入的渴望程度與努力程度（李靜，1996）。從流動農民初次流出的不同年代來看，在90年代，初次流動者更偏重於認可農民的社會性身份，而對農民的制度性身份的認可在減弱，出現了對自己農民身份認可的模糊化、不確定現象，從而導致年輕的流動人口遊離出鄉村社會體系和城市社會體系之外（王春光，2001），由此可能出現對城市的認同危機。

　　視角三：人的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　

　　除了對流動農民這一群體的結構性特征進行描述和分析外，社會心理學取向的學者注意到流動農民個人和群體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他們以“城里人”為參照群體不斷調整自己行為方式的過程，是個體尤其是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的過程，是傳統性的減弱和現代性的生長，或者說是一個獲得現代性的過程或二次社會化的過程。簡言之，是流動農民群體與城市文明或城市社會不斷整合的過程。

　　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通過戶口、人民公社等制度將農民緊緊束縛在鄉村，此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雖然以極端的階級意識取代傳統的血緣關系，但也未能改變農民身上的所謂“傳統性”。農民只有走出土地向非農產業發展，才能擺脫鄉土關系的束縛，與基於現代產業的現代文明接觸，逐步拋棄原有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英格爾斯在闡述“人的現代化”這一過程時，注意到工廠、學校等現代社會制度安排對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的作用。但對中國的流動農民來說，對城市生活的體驗才會促使其生活方式與價值觀轉變。周曉虹（1998）認為，無論是流動經歷還是城市體驗，都是一個普通農民完成其從傳統向現代轉變這一完整過程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單純的流動經歷無疑能夠提高離土農民的個人責任感、自我依賴、風險意識、靈活性和適應性，但卻難以使他們養成現代工業或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秩序感、計劃性、時間感和科層制原則。流動農民周期性地往返於鄉村與城市，可以將自己獲得的體驗傳播到鄉村社會，但由於大多數流動農民並未將城市作為永久停留之地，其獲得或保持完整現代性的可能性也就值得懷疑。

　　除了對流動農民“現代性獲得”的視角外，更有許多學者從“現代化理論”與“依附理論”的爭論出發，討論農民流動本身對流出地經濟發展的影響，而這一論題出現的一個背景是布朗的《誰養活中國》及相關言論。

　　農民流動後會使鄉村的耕地資源緊張的局面略有所改觀，減弱了黃宗智所說的鄉村長期存在的農業“內卷化”趨勢。同時，流動農民基於個人與家庭之間的契約或策略給鄉村家庭的匯款，雖然部份用於“儀式性的炫耀性消費”，但從整體上來看，它對鄉村農業的發展起著補充、補償甚至是替代作用。這一作用也因地域而異：對富裕或發達地區的農業和非農業活動來說只是一種補充；對中等收入地區的農業和非農業活動則是一種補償；而對貧窮和偏遠地區來說它則成了農業的替代（黃平，1998）。從不同地區流出的農民的匯款數額、動機及對其家庭收入作用的研究可以證明這一點（李強，2001）。而利用有關的抽樣調查數據，對農民流動的收入分配效應的實證分析表明，農民流動不但可以直接、間接地提高外出打工者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國而言還會抑制鄉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對緩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發揮積極作用（李實，1999）。但就鄉村居民內部而言，農民流動將會增加有流出農民的家庭與沒有流出農民家庭間收入的差距（李強，2001），造成鄉村社區內部的某種緊張。

　　有一些學者擔心，農村青壯年流出會使鄉村女性化、老年化，從而出現“鄉村衰落”現象。90年代中後期出現了流動農民回流鄉村的現象，經調查發現，回流者多是在城市就業失敗或處於不利地位、或鄉村家庭需要勞動力的農民，或者是因生命周期階段的原因回鄉（李強，2003）。他們對鄉村商品化經濟活動本身的推動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說流動農民回流對鄉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和意義，並不象以前的研究者所預想的那樣大和來臨得那麽早（白南生等，2002）。

　　視角四：社會網絡　

　　前述3種研究視角可以說都是地位結構觀，它假定流動農民都具有某些共同或特殊屬性，然後再根據這些屬性將他們歸於其中某一類別，而其所屬的類別決定著對其自身行動的解釋。這些視角側重從社會結構的層級關系出發，通過地位、身份、角色等概念來確定流動農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並以此推斷流動農民在這一社會制度安排下受到的限制。

　　與此不同的是，社會網視角是一種網絡地位觀。簡單地說，社會網是指主體間社會關系或社會互動構成的一個相對穩定的體系，主體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組織，乃至國家，這一主體建構的體系向主體施加著種種影響。主體建構的社會網絡特點、這些特點對其行為的影響，就是社會網絡研究的對象。主體（個人）社會位置的確定，是依據其所在生活中的具體關系如親屬、老鄉、同事中的資源攝取能力，而不取決於其所屬社會結構中層級的資源配置；同時，日常社會互動中的主體間關系是一種社會結構化的過程，而這一主體間關系展現的結構化過程是對主體社會行為發生影響的過程。

　　國內學術界對中國日常社會生活中“關系”的重要、近年來格蘭諾維特與邊燕傑等對“強弱關系”的研究均相當注意，對林南的“社會資源理論”有所介紹，也涉獵對農民流動過程、地位獲得及維持中“關系”的運用。很多研究注意到，在就業信息、求職、生活依賴等整個過程中，流動者對血緣、地緣等原有社會關系的依賴，從就業信息的傳遞到結伴而行，從第一份工作的獲得到在城市的互相幫助，都能找到交織在每個流動農民身上的血緣、地緣網絡，在缺乏社會公開信息供給和組織服務的情況下，或者說市場與組織的低效或無效的情況下，社會網的存在無疑降低了他們的流動風險和成本。或者說，社會網絡作為一種與“現代性”原則格格不入的傳統社會關系，成為權力、市場之外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但在隨後的再次職業社會流動過程中，原有社會網絡成員所發揮的作用就發生了變化，流動農民不得不尋求新的業緣關系網絡、就業市場信息等途徑（袁亞愚，1994；“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化特征”課題組，1997；李強，1999）。

　　包工頭等職業介紹人等市場因素的出現（陳阿江，1997），使流動農民有了可依賴的一種非情感性資源。這樣，為提高自身的經濟或社會地位，流動農民的社會關系網開始由情感型向理性型轉變（王春光，2000；項飈，2000）。或者說，他們除了保持與原有社會網絡成員的聯系之外，也開始與城市官員以及城市居民建立起工具型聯系。彭慶恩（1996）分析了建築業包工頭的地位獲得中“關系資本”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為了維持和擴展經濟地位，是如何通過禮物、紅包、回扣和提成4種物質媒介，依靠利益和人情的聯合運作來進行關系再生產。“河南村”內部分化時“關系資本”在其中也起了一定作用（唐燦等，2000）。劉林平（2001）的研究表明，平江人到深圳發展所依靠的並不是具有較充分的人力資本，他們也沒有充分的金融資本，而是充分地利用了社會資本。

　　以前對社會網絡的分析沒有注意到它的動態、不斷生產與再生產的一面，因而從過去與現在這兩個時點出發，將社會網絡成員之間的關系分為強強、弱弱、強弱、弱強、弱弱、強強6種，這6種關系在流動農民的職業活動中各有其作用。流動農民在使用這些工具性關系維護自身權益或謀取向上流動機會的同時，其行動實際也消解著城市社會中制度的惰性。

　　可以說，社會網絡研究在國內才剛剛起步。對流動農民的社會網絡之經驗研究，多沿著社會網絡理論中質的研究路徑展開，而沿著量的研究路徑之嘗試則不多見。就筆者所知，後者僅見於李漢林、渠敬東、曹子瑋利用1999年在北京、上海、廣州獲得的600個流動農民的資料所作的分析（柯蘭君、李漢林主編的論文集，2001）。李漢林指出，流動農民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的結構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屬於非區域性的“虛擬社區”，它以非制度化信任為基礎，關系強度是這一社區組織與構造的重要方式，這一方式影響著個體的生活滿意度、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渠敬東和曹子瑋指出，流動農民的社會網絡仍是圍繞著血緣、地緣和業緣等同質關系構成，其中信任是這一網絡的基礎和樞紐。流動農民進入和融入城市生活得經過生存和發展兩個階段，在後一階段，流動農民除了利用同質性的強關系外，也必須充份利用具有異質成份和制度因素的弱關系，工具理性開始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參照荷蘭的範德普爾（Ven der　

　　Poel）的“社會支持網提名法”，筆者於2002年7月到9月對南京市410名流動農民的社會支持網作了調查，分析了作為地位結構的流動農民個體特征、作為網絡結構的社會支持網規模、關系構成和網絡結構對他們社會認同的影響。筆者發現，流動農民是在社會網絡中給自己定位並做出行動選擇的，他們對城市社會的認同不是完全由個體人口特征、社會經濟地位來決定，其所處的各種交織在一起的社會關系在其中起著不能忽視的作用，尤其是社會支持網中與個體有密切聯系的網絡成員數量、網絡中關系強度、來自生活在城市社會的網絡成員的支持，尤為重要。

　　就社會網絡理論而言，與地位結構觀相比，網絡結構觀對社會行動的解釋更有效力，但二者的綜合才是分析的正確方向。

　　視角五：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孫立平等（1994）指出：“改革前重國家、輕社會的模式已經改變，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開始形成；社會結構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變；社會整合由行政性整合向契約性整合轉變；國家與組織（單位）的關系由總體生存模式向獨立生存模式轉變。”9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理論”研究逐漸興起，國內學術界也開始運用這一範式分析流動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在這一理論視角中，市民社會出現的標志是私人生活領域的出現、個人自由空間的擴大，所以一些學者把中國農民流動現象視為市民社會萌芽特征。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規模農民流動出現的一個原因就是國家從鄉村社會生活中的部份退縮。當他們流入城市後，多依賴血緣、地緣關系，而非城市社會關系及正式組織來處理各種事務或糾紛。他們對城市社會關系和組織的使用也是為達到工具性目的，日常生活中盡量“逃避”與城市正式組織發生聯系，或者通過與政府官員建立聯系以“變通”現有制度獲得有利於自己的利益，形成新的市民社會或“非國家空間”（謝慶生，1997；項飈，2000）。但這種“變通”並未用於與國家的討價還價。至於流動者的未來，多寄托於國家制度慣性的消除或者流動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長期博弈。

　　在廣州的朝村研究中發現，流動農民有一定的組織，群體中有“話事人”（即糾紛調解人），亦有人擔任其他角色，如醫生、承租人等，更有人負責一些覆雜的工作，如組織包車回鄉等（謝慶生，1997）。在“浙江村”中也出現類似角色分化，但都並未形成一定的體系。在流動農民群體內部，雖然可能有生產經營型、生活友誼型和秘密社會型3類非正式組織形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化特征”課題組，1997），並且形成了機會供給、危機處理和群體形像整合這3種類型的權威（袁岳，1997），但他們仍屬於很松散的共同體，雖有明確的共同利益，但缺乏利益表達的途徑與意願，這樣的組織形態和群體內權威所起的作用自然極為有限。

　　可以認為，在這一理論視角下，研究者主要考察的是利益集團或精英人物的作用，而這些精英分子以經濟精英為主，在目前情形下，他們不會形成與國家的直接對抗。同時，流動農民的分散性、群體內部乃至同一職業內部的分化、地緣突出性與階級觀念的淡漠，都使他們難以具有利益集團的性質。

　　許多研究者並不把抽象的國家和流動農民看作一個整體，他們注意到制度在各級政府、各管理部門實際運行過程中的彈性。政府對農民流入城市的政策逐漸放松，不再采取行政控制手段，卻通過一些經濟杠桿或“商品化”政策限制、阻礙他們在城市中生活、工作。而這些政策或制度安排往往受到行動者行動的侵蝕。農民流動的主體並不是政府引導和組織的，對具體流動活動起實質作用的政策及制度也並非由國家的中央權力決策層直接制訂和設立。在日常社會實踐中，農民流動的行為和政府職能部門及基層組織的行為，都體現了一種自組織的性質。從政策執行者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制度變通，即“在制度運作中，執行者在未得到制度決定者的正式準許、未通過改變制度的正式程序的情況下，自行做出改變原制度中的某些部份的決策，從而推行一套經過改變的制度安排這樣一種行為或運作方式”（“制度與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1997）。

　　從流動農民的角度看，個體會采取一系列策略性行動，分享體制內資源，而體制內行動者（包括集體和個人）也可能出讓體制內的資源以謀求利益，形成某種“跨體制的利益結盟”。另一方面，體制內外的雙方也可能“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對現行制度既不尋求連名帶實的改變，也不期望暗渡陳倉、偷梁換柱，　

　　而是采取默然的態度”，“盡量不與國家發生正面關系，通過一些具體政策的架空來保證自己的利益”，而此時的國家也抱著“出了事再解決”的態度（項飈，2000）。

　　查爾斯·泰勒曾指出“市民社會”一詞包含有多種含義：“就最低限度的含義來說，只要存在不受制於國家權力支配的自由社團，市民社會便存在了；在較為嚴格的含義來說，只有當整個社會能夠通過那些不受國家支配的社團來建構自身並協調其行動時，市民社會才存在；作為對第二種含義的替代或補充，當這些社團能夠相當有效地決定或影響國家政策的方向時，我們便可稱之為市民社會。”（鄧正來等，1999：6-7）　

　　按此來理解，目前流動農民並未形成一種集團，更未協調自身行動，自然也談不上影響國家政策的方向了，他們的自組織活動至多只能算是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能暫時逃避控制的非國家空間。

　　基於上述事實，“市民社會”更多地應是一個“分析思維模式”而不是“社會實體建構模式”，不能將理論模式作為研究出發點，在現實中尋找一些符合既有理論模式之前提的事實來做依據，或對經驗材料做片面性的解讀或評判。

　　此外，已有研究多對“國家”優先考慮，而很少關注日常底層的“社會實踐”，較少注意到抽象國家的具體形式和流動者內部的分化，只簡單地套用西方社會發展出的理論，實為缺憾。

　　除以上提到的五個理論研究視角外，也有學者從性別的角度對女性流動者進行了探討。總的來說，從缺乏理論支持的對策性研究或單純描述性研究到結合社會學理論進行探討，是流動農民研究領域的重要飛躍。研究者借助西方社會學理論，對流動農民的考察都帶有一定的理論系統性，特別注意到了流動農民的實際情況與原有理論前提或推論的不同點，但也多停留於此，並未對原有理論作重新思考，因此有必要尋找可能的新的理論生長點。

文化傳統視角下的“三農”問題及其憲政解決途徑

　　綦彥臣

　　所謂“三農”問題，按官方和主流媒體（含學術刊物）的說法，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這些問題成了影響國家和經濟社會向現代化發展的阻滯因素，因而也成了政府和學術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其實，“三農”問題早已存在，並非時下因學術討論熱烈之故而產生。當一個“問題”為社會各界所注目，也就意味著這個“問題”已成為決定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因素。

　　“三農”與“國企”之類的問題明顯不同，還在於它以往多年並不被理論（學術）界真正重視。“國企”問題出現不久，就有學術機構拿出戰略報告，上呈最高決策機構，進而編輯成書。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領銜的《國有企業戰略性重組》即為一例。而關於“三農”問題的研究則多是些零零星星的文章與文集。目前，國內最有學術品位和現實針對性的有關“三農”的著作仍是文集，雖然它們被冠以“經濟前沿學術劄記”之名號，但出版者亦不得不輔以“農業、農村、農民集”之標稱。丁力注意“三農”問題，主要是從國際競爭角度來講的[1]，而就整個文集來說，幾無主線可言。秦暉則力稱進行歷史反思與現實選擇[2]，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並未從文化傳統方面進行深刻反思。既便是農村問題的著名權威杜潤生先生，其近期出版的著作也不過是文集而已，且沒有解決“問題”的良方，更未涉及文化傳統的反思。

　　何以中國的學術界之於“三農”問題表現如此？其原因當然錯綜覆雜，而其中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學者們的士大夫式思維使他們的觀察往往局限於儒學的“君子在國、小人在野”的定勢。用現代話語來說：農民（“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弱智”群體，是阻礙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因素，應當被安排和規劃，應當有“上智”給他們指明出路，等等。更有甚者，還有人試圖通過對“三農”問題的一些表述建立自己的話語霸權，比如匆匆到一趟外國的農業地區（邦）做蜻蜓點水式的考察，就稱毛主義的農村模式有可行性，雲雲。

　　如何才能使“三農”不再成為“問題”，反而給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帶來有效的參照？依個人的學術與實踐的雙重經驗來判斷，從文化傳統的角度去反思，進而找出憲政之路，不失為最理想途徑。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農民被視為小人是自儒學興盛兩千多年來“天不變道亦不變”式的版本。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恢覆的高考制度（類似於古代科舉），是絕大多數農民子弟身份蛻變的最主要途徑，至今依然如此。盡管目前每年有100余萬大學生無法就業，許多農民子弟還是願以大學生的身份“漂浮”於城市。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整個求學投資的產出率如此之低，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顯然是不正常的。農民子弟大學畢業後即便失業也不肯還鄉，其社會層面的理性需要是不願恢覆到“小人”、“在野”的傳統歷史定位當中去，哪怕飄蕩在城市里作另一意義上的“在野”也好。不能否認，確有負責任的學者主張從現代公民政治的角度確立農民的身份，但總體上來看，農民被視為儒學意義上的“小人”之文化傳統並未發生絲毫變化。

　　“三農”作為問題出現之初，有人就以“民工潮”、“流民”這樣的字眼來指稱離開土地的農民的身份。這種“君子於國（城內），小人在野（農村）”的歷史遺傳，非常之頑強。進入21世紀了，仍然屢屢發生農民在城市被權力部門非法扣押並罰款（了事）的現象，而孫志剛案件只不過是被社會關注到的一個惡劣典型。凡此種種說明，關於農民身份的認同存在著一個傳統的前提：“在國”與“在野”之區分。一些城市知識分子關於如何控制、管理、規劃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的說法，本身就是對農民的一種歧視。它把農民視為現代化的障礙，是需要被“規劃、控制”的部份。最典型的“說話”之一是《讀書》2003年10月號上的一篇文章。該文作者認為，孫志剛之所以被打死，可能因為他更像農民（流民）。這位作者寫道：“在現今中國大城市的犯罪記錄中，50%以上是流動人口，而在廣州這個比率上升為80%，這是孫志剛案件在廣州發生的背景。”[3]

　　且不論其數據是否準確可靠，僅就作者的用語和視角而論，不討論農民在城市里遭受的種種歧視，而單純用流動人口數量之多少來暗示農民進城的負面作用，既非嚴謹的學術討論，也很不道德。無論進城的農民在城市里犯罪的原因（特別是重大案件，如綁架、傷害致死案）是否與他們直接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有因果關系，都不應當回避城市體制及其居民對農民的種種歧視，更不用說普遍發生的建築工地包工頭及建築公司惡意扣減或延付農民工的工資等現象了。事實上，對農民的歧視來源於城市居民那種高農民一等的優越心態，以及在思想深處把農民工當作“賤民”的觀念，這就是傳統文化的現代折射。　

　　筆者曾在農村金融系統中工作過16年，根據我的體驗，農民不僅富有理性，而且還是遵守誠信原則的較優群體。即以20世紀80年代我參加過的所謂“依法收貸”活動為例加以說明。對農民“依法收貸”的要求是迫使農民承擔集體（社隊）時期的舊貸款，即將信用社與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隊集體的貸款契約轉化成農戶（戶主）契約（稱為“落實到戶”）。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銀行代表了司法機關（這本身就是違法行政），強制裁決讓農民承擔某個數量的生產隊貸款，而且往往是當即執行，不給農民任何辯護權（也未設置此程序）。盡管如此，農民為了面子，比如別在大喇叭上喊戶主的名字，往往自願承擔這種無效契約的責任。從法理上講，人民公社作為一種經濟組織（當然也是政治組織），已經破產，破產清算已於“分隊”時完成，作為集體土地的承包者沒有承擔債務的必要。況且，廢除人民公社（即“分隊”）是一種政治措施，沒必要再回溯經濟責任。其實，“分隊”也是對“合作化”以來無償公有化私有土地的一種補償，或者說是一種隱性的國家道歉行為，怎能同時追溯與那些資產相連的債務呢？即便如此，農民們還是替政府承擔了本不該由他們承擔的債務。這種欺壓農民的現象在過去幾十年來的農村工作中其實是屢見不鮮的。

　　當知識分子在討論如何“安排”農民的出路時，他們經常忽略了一個農民的基本權利問題，即農民有權利要求與城市居民一樣的生存權利，這種“從肚皮（吃飽）到臉皮（尊嚴）”的要求，在憲政缺位的體制中常常被“理所當然地”排除在話題之外。即以土地權利的界定為例，有學者認為，土地已成了農民的社會保障，所以土地不能作為生產資料交給市場來處理”。雖然這種設想確實考慮到農民的利益，但它把一種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制度歧視當作天經地義的背景因素，那就是，政府只為城市居民提供社會保障，農民作為“次等人口”，不能象城市居民那樣獲得同等的社會保障，而只能靠現有的承包地來養老防災，至於承包地能否保障農民的生活水平達到城市居民的“最低保障線”，就忽略不計了。何況，目前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其實只是“準私有”[4]，農民並未獲得絕對的產權，因此在承包地受到專橫的權力的侵害時，往往無法有效地維護自己最基本的權益。“合作化運動”以來的土地制度是中國自秦代以來土地制度的大倒退，而改革開放初期對土地制度的安排只是一項權宜性的逆向調整。只有在憲政的保障下，農民才能擁有各項保障人格尊嚴的基本權利，其中也包括土地權利。迄今為止的所有政策都以有意消解農民自組織的積極性為目標，一度熱門過的村民選舉現在看來並為產生農民利益的真正保護者，相反卻形成了新形式的政府代理人。

　　依筆者之見，憲政的稀缺與文化傳統的壓抑，才是中國“三農”成為“問題”的根本原因。當政府的全能性神話無法實現，而農民的利益又被直接統治農村的鄉鎮權力構成的利益集團無情吞噬時，農村社會的整體心態又回歸到歷史的某一個極值狀態。因此，胡溫“新政”以來所力倡的減輕農民負擔才大受農民歡迎。但是，“新政”是否有能力走出“黃宗羲定律”[5]則有待觀察。

　　盡管中國的“三農”問題所處的制度環境屬於憲政稀缺類型，但是通過政策安排或制度轉型還是能實現對農民的利益保護的。在現代化進程中，政策安排與制度轉型只能依靠前現代方法與機會型的現代憲政之路。所謂“前現代”，就是寄托於“小崗故事”的再現，借助政治權能來推開與因應農民的願望；所謂“機會型”的憲政之路，則取決於知識精英是否願為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繁榮的社會而努力。

　　筆者認為，下面的一系列內容或許可被視為制度轉型方案中的一些選擇：

　　第一，通過立法程序消除憲法第8條關於土地產權的規定，確立土地私有化制度。從而實現農村土地從“準私有”到絕對產權的轉變。

　　第二，在有關土地私有化的憲法修正案中，可以明確規定，私有化土地按比例可證券化流通，但必須限定用於狹義農業的最低額度。證券化流通能夠使農民資產向城市轉移，即置換性轉移。

　　第三，徹底使黨、政機構退出鄉鎮。在村民委員會全面海選的基礎上，成立鄉鎮完全自治機構。

　　第四，為使政治博弈具有可行性，鄉鎮黨派機構不宜設委員會，而只設特派員辦公室，以統一管理鄉村黨員；應取消村黨支部的設置，在實質上不允許黨權大於政權，即讓村民委員會成為唯一行使農民委托權的機構。在憲法層面上，要明確規定，在一鄉村區域不擁有土地權的人，不得出任鄉村公職，但鼓勵現有鄉鎮公職人員中父母在農村者回本村（鄉）繼承土地權並參與公職競選。

　　第五，鄉鎮政府的組成由村長聯合會推舉或特別聘任，即將鄉鎮治理模式由政治化轉向公司化。在整個轉型過程中，成立以戶籍在當地農村的各級人大代表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作為過渡機構。為防止歷史上“良紳淡出、劣紳進入”的現象重演，鄉村應建立“清議會”，由資深人員（如原籍為農村、退休後常住鄉村的教師職員）評價為政者的能力，並形成一種輿論機制。在公共政策層面上，鼓勵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回村（鄉）參加與治理，並使之擁有農村地權。

　　第六，恢覆農村基金會制，但使之不與任何國家機關建立行政隸屬關系。

　　第七，在憲法修正案中明確規定農村社會中間組織建立的法律依據。

　　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農民的利益不容忽視，這也是一個最基本的社會正義問題。

安徽省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情況的調查與分析

　　程宏志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近年來，農村承包地的拋荒、閒置和流轉已成為一個日益引起關注的問題。這主要是由於土地的第二輪承包所導致的。本文以同時進行農村土地流轉試點（安徽省蕪湖縣）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安徽省為案例，可以為研究其他地區農村的類似問題提供一個觀察窗口。據筆者在安徽省的調查，至2002年上半年，全省農村土地流轉面積已經超過280萬畝（不包括“四荒”地的招標、拍賣流轉），占全省耕地面積的4.5%以上[1]。流轉的主要形式有這樣5種：

　　第一，代耕。這是指暫時無力或不願經營承包地的農戶，經自行協商臨時把承包地交由別人（大多是親友）代耕代種，原承包合同關系不變，時間、條件一般由雙方口頭約定（在許多地方，轉包者都要求代耕方負擔稅費）。這種形式因為簡單明了、手續簡便，成為當前農村土地流轉中最為普遍的一種形式。據統計，安徽省以此種方式流轉的土地約120萬畝，占全省土地流轉總面積的42%。[2]

　　第二，換耕。指單個或部份承包戶主動或在村委會指導下與本村其他承包戶自願調整地塊，使承包地連片集中的行為。據初步調查，安徽全省約20萬畝，其中，六安市4.2萬畝，巢湖市1.4萬畝。個別地方換耕的面積甚至占到土地流轉總面積的20%至30%。[3]

　　互換本身是一種流轉形式，又對其他形式的流轉起推動作用，且有利於土地的連片集中和規模經營。最近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也肯定這種土地流轉方式。[4]

　　第三，轉包、轉讓。早在1996年底，安徽省政府農村經濟辦公室就制定了“安徽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方法（試行）”，承認轉包、轉讓、出租、入股等4種形式。[5]

　　其中轉包、轉讓這兩種流轉形式操作比較規範，以此種方式流轉土地的主體一方是農戶或村委會，農戶和集體的權利能得到尊重和保障。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安徽省的有關規定，以轉包、轉讓方式流轉土地的應簽訂書面合同，但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不少地方土地的轉包、轉讓簽約率不高，以後引起糾紛可能比較難處理。　

　　第四，出租、反租倒包。出租是指農民或集體組織將土地的使用權有償讓與他人的行為。反租倒包是指鄉鎮政府或村級組織先從農戶或集體組織那里租賃土地，然後轉租並從中謀利的行為。這本來是兩種不同的形式，但在實踐中往往把兩者混為一談。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以此種方式流轉的土地，大多數是在鄉鎮政府的推動或直接幹預下進行的，有不少地方成立了以鄉鎮長為主任的“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直接參與土地流轉工作，有的還以各種名義參與租賃費的分配或獲得“倒包”中的差價。

　　第五，公司+農戶。指大的涉農企業或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主體，在鄉鎮政府或村級組織的支持下，與農戶直接簽訂合同，租賃大量連片土地從事農業開發，出租土地的農民可以在企業上班。這實際上也是第三種流轉方式中的一個特例，農民在獲得租金收入的同時，還可實現不離鄉就業。這種現象大多發生在農業產業化程度較高、龍頭企業實力較強的地方。

　　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農村土地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願、有償、規範進行，但在利益的驅使下，許多基層組織越俎代庖，操縱控制土地流轉活動，有的地方甚至動用警力，威逼農民就範。在一些地方，土地糾紛已取代農民負擔問題成為農村社會群體抗爭事件的主要原因。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逼民流轉。按現行法規，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土地發包方是村民委員會，一些基層幹部就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運用行政權力硬性強迫農民參加土地流轉。例如，2003年6月，蘇州市光福鎮黃渠村村民正準備栽秧，村委會突然通告大家不要幹了，因為稻田已被鎮里租給了“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每畝地年租金為560元（含代交農業稅60元），租期為25年。在村民的反對下，租金有所提高，但村民仍不答應。鎮政府為了達到目的，2003年12月初派人到村小學，聲稱如果家長不在租地合同上簽字，將不許其小孩到校上學。過了幾天，鎮村兩級又出動100多人、6輛警車，帶著電棍、手銬等，強行把煤渣填在稻田里。為此，村民不斷到省市集體上訪。[6]

　　其次是基層政府及官員與民爭利。許多村民反映，我們並不反對土地流轉，只是土地流轉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利益，但不管土地拿去幹什麽，補償費給多少，幹部和政府都不和我們商量，而且補償金的一大半都到了一些單位和個人手里，實在讓人無法接受。在筆者調查過的某市，1999年以前鄉村兩級對流出土地的農戶每畝僅補貼20至30元；2000年以後，從鄉村行政組織手中發包土地的售價已高達350元至500元，但給農民的補償仍按原標準執行；2001年，該市範圍內村集體通過流轉土地獲得的發包收入中只有30%左右實際補償到農戶手中，有不少農民甚至未得到一分錢的補償。

　　再次是不規範操作。中央文件明確指出：“不提倡工商企業長時期大面積租賃和經營農戶承包地”。[7]

　　但是一些工商企業動輒圈地數千畝、數萬畝，一租就是50年、70年，遠遠超過農民土地承包期30年的期限。一旦企業垮掉，許多失地農民就沒有了生活來源。　

　　最後是圈占土地而不開發。許多基層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在招商引資毫無結果的情況下，自己先把地圍起來，搞“空架子”工程，致使大量土地長期拋荒，勞民傷財，農民對此反映強烈。

　　以家庭承包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雖然推動了農業的發展，但也遇到了一些新問題、新矛盾。其一是農戶小規模經營與現代農業集約化生產的矛盾；其二是土地承包30年不變造成部份農戶對自己承包地偏頗的認知模式和狹隘的占有觀念與土地規模經營的矛盾；其三是“小而全”的家庭經營結構與專業化生產的矛盾；其四是耕地資源稀缺與土地閒置浪費的矛盾；其五是平均分包土地的福利保障特性與按市場機制配置土地資源的效率性的矛盾。強調加快土地流轉的探索，應不斷適應形勢的發展，改革和完善農村各項制度，推進土地流轉工作的規範、深入進行，為下一步農村全面小康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

2005年

當代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缺失的體制原因

　　劉鑫

　　南開大學法政學院政治學系研究生

　當前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社會保障是正常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仍有許多人將社會保障看作國家賜予的“福利”，而不是現代社會公民的“天賦權利”。而對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則有更多的質疑和排斥。一些人認為，國家根本沒有財力建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現在談論農村的社會保障只是超越中國目前發展階段的空想。更多的人則認為，農民擁有的土地和農村世代相傳的家庭養老傳統使農民現階段不必享受社會保障這個“奢侈品”。筆者認為，農村社會保障的缺失既是城鄉社會經濟發展明顯缺乏社會公正的表現，也阻礙了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並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後果。以往的討論大多從經濟發展水平、文化風俗等方面解釋農村社會保障缺失的原因，本文將從政治學角度探討社會保障的實質，在厘清社會保障的政府責任的基礎上，分析社會保障作為一種公共政策的政治性，並揭示這種政策不平衡背後的政治原因。

　　一、中國農村需要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是指“政府和社會為了保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對勞動者和社會成員因年老、傷殘、疾病喪失勞動能力或喪失就業機會，或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等原因面臨生活困難時，通過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提供物質幫助和社會服務，以確保其基本生活和醫療需要[1]”。“從國際經驗看，世界162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其中70個國家和地區包含農村，其保障對象為全部農村人口或農民。實際上只要具備了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每個國家和地區均可以建立與之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2]”

　　中國政府在農村地區推行過兩項社會保障措施，即合作醫療和社會養老保險。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首創於“文革”時期，改革開放後歷經起落，現在收效甚微，“即使在重建農村合作醫療的高潮期（1997-1998年前後），合作醫療制度的人口覆蓋率在高收入地區僅達22.2%，而在中等和欠發達地區甚至僅為1%-3%[3]”。2003年國務院又提出了“關於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選擇了浙江、湖北、雲南和吉林4個省為試點地區，以積累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經驗。這項政策是在“SARS”暴露了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和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存在諸多問題的背景下出台的，其實施將要經受嚴峻的考驗，最後效果如何還需長期觀察。至於養老保險問題，1992年全國範圍內曾嘗試推廣過《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但該方案於1998年底暫停實施。

　　由於長期不重視農村社會保障，城鄉社會保障資源的分配嚴重失衡，農村社保幾近空白。“從全國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的情況來看，占總人口80%的農民，只享有社會保障支出10%左右，而占總人口的20%的城市居民，卻占到社會保障費用的90%。從人均社會保障費用來看，城市居民是農民的20倍以上。[4]”

　　以公共衛生為例，“199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3,776億元，政府投入587億元，其中84%投入城市地區，而投入農村地區的費用僅占16%[5]”。而在同期，“衛生部1998年調查數據顯示，有87.44%的農民成為沒有任何社會醫療保障的自費醫療群體。同一調查還表明，凡因健康狀況的主要指標兩周患病率和每千人患病天數均有明顯提高，農村居民在這兩個指標上分別比1993年提高了8.9%和136天，表明農民的健康狀況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惡化”[6]。這表明，在農村地區就醫需求不斷增長的同時，政府在財政投入上卻未承擔應有的責任。在當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形勢下，尤其是伴隨著近年來醫療費用的高速增長，這種供需缺口將不斷增大。如果將這個問題放在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的大背景下來考慮，中國的衛生政策顯得更加不公平。

　　建設覆蓋全國農村的新型合作醫療體制究竟需要多少財政支持？政府是否真的無力支撐呢？“據研究，全國有3千萬左右的貧困人口，有6千萬農民處在溫飽線上。因此假定各級政府需要對6千萬農民做轉移支付，以人均50元的較高標準計，全國財政轉移支付的總量是30億元。以我國2萬億財政收入的盤子來看，增加對貧困農村地區醫療衛生經費30億元的財政投入只占0.15個百分點；向對於許多上千億元的重大基建項目來說，也只是一個項目的幾個百分點。所以這里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而是財政預算能不能對貧困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給予更高的優先權的問題。[7]”

　　再以農村社會養老問題為例，中國的財政能力是否能承受覆蓋全社會的養老保險體系呢？盧海元等對較早建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的德國、法國等13個歐盟國家作專題比較研究後發現[8]，在類似目前中國或更低的經濟發展階段時，這13個國家都已成功地建立起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他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算太早，因為丹麥、瑞典、葡萄牙、西班牙及希臘等5個歐盟國家在類似中國90年代初或更低的經濟發展階段時便已開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即在農業占相同甚至更高比例、而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更低時，便也開始設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並且，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甚至稍微落後的印度，為避免出現“因老返貧”現象，也為65歲以上老年農民每月提供5美元的養老金。經濟相對落後的越南也以實行“米保障”這種特殊方式建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此可見，從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中國其實已經達到了在農村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那種“為時過早”的觀點是不適當的。

　　一些人認為農村的土地和家庭足以起到保障功能，這更值得商榷。眾所周知，在市場化和加入世貿後的大環境下，中國的農業早已成為薄利行業，在許多地區甚至是負利，許多農民不得不拋荒。在這種條件下，農業對於絕大多數農民來說僅夠糊口而已，他們收入的大部份來自非農產業。若把這種“糊口”看作是保障，那麽城鎮的下崗失業工人做點零工似乎也不至於“餓斃”，則城市里也無建立社會保障的必要了。至於農村家庭的保障功能，許多學者為此項風俗傳統津津樂道，認為以此為基礎外加社區互助則農村可以無憂了。其實，這種傳統不同樣也在城市家庭里存在嗎，那為什麽不能讓城市家庭承擔養老的功能呢？事實上，隨著計劃生育效果的逐漸顯現，農村的家庭結構越來越難以擔負起眾多老人的養老重任。如果為了支持農村家庭養老而鼓勵“多子多福”的話，那麽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就只能付之東流了。看來，這種所謂的土地和家庭保障不僅將農民保障置於“勉強糊口”的水準，而且也是講不通的。

　　中國農村不僅需要社會保障，而且從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財力的角度來看，中國也已經具備了實施農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條件。這種社會保障的實施將為擴大內需，實現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的增長創造良好的條件，從而緩解當前國內需求不足的局面。在政治層面上，農村社會保障的切實推行可在穩定農村社會秩序的同時，為政府創造更大的統治合法性。

　　二、建立社會保障的政治原因和政府責任

　　農村社會保障既為農民所需要，又有利於國計民生，並且在經濟上也可能支撐，那為什麽它的建立卻舉步維艱，成效甚微呢？我們必須從社會保障的實質入手，分析社會保障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在政治學意義上的邏輯。

　　“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是社會財富和資源的再次分配。在現代社會，財富和資源的分配始終受到政治和市場雙重力量的支配。如果說社會財富和資源的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話，那麽社會財富和資源的再次分配就主要取決於政治體系的運作了。[9]”“社會保障制度並不必然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它與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及文化因素密切相關。[10]”這種從政治學角度把社會保障看作是一項牽涉社會力量博弈的公共政策的觀點，有助於理解農村社會保障缺失的體制原因。

　　社會保障的建設水平從來也不是簡單地與一國的經濟實力直接對應的，“考察社會結構的狀況（這里包括政權集中的程度，社會力量的分布、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通交往情況、工人階級的規模及其組織的性質、軍隊在社會中的地位等等）是考察社會保障的成因的一條捷徑[11]。德國之所以最早實行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並不是因為當時的德國經濟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而是因為德國的工人階級由於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較多，在左翼政黨的領導下比較成熟和強大，所以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顯示出自己的力量。在此背景下，19世紀末的德國政府面臨在實質上統一全國的強大阻力，迫切需要取得工人階級的支持和社會穩定，這樣德國才成為近代史上第一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正如當年首倡社會保障制度的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所說：“一個期待養老金的人是最守本份的，也是最容易被統治的。[12]”19世紀末，隨著工人運動的高漲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興起，英國保守黨的代表人巴爾福也直言不諱地說：“在我看來，社會立法不僅不同於社會主義的立法，而且是它的對立物和最有效的解毒藥。[13]”

　　歐美國家普遍開始建立社會保障的年代，恰恰不是經濟繁榮時期，而是在大蕭條時期。為了維護政治穩定，防止革命局面的出現，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立法實行社會保障。當然，這些措施也在客觀上為擴大消費需求，緩和當時的資本主義危機起到了有利的作用。二戰以後，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黃金時代的到來，同時也是為了對抗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陣營，保持資本主義秩序的穩定，現代社會保障更在各個方面得到了完善和發展。“戰後西歐普遍實現了政治普選制，這使得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有機會和場所發表自己的見解，爭取自己的權益。這種爭取權益的鬥爭又往往是有組織的，通過政黨的活動來實現的，西歐現代的社會保障的發展是和西歐各社會黨的政治活動與政治鬥爭分不開的。[14]”

　　在政治學的意義上，社會保障並不是經濟高度發達的一種天然的副產品，而是建立在一定社會基礎上，隨著社會政治形勢的起落和近代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其社會穩定，爭取人民對其統治秩序的支持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種妥協，是民眾艱苦鬥爭的產物。在現代社會，由於社會保障政策的長期穩固和現代福利國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建立全社會範圍內的社會保障已經成為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社會保障已不再是國家的一種“恩賜”，而成為現代國家所有公民生而就有的“權利”。

　　三、中國農民的意見表達與其社保缺失

　　“毫無疑問，制度建設，尤其是社會保險這樣的核心制度建設，是超出農民自身能力的。建設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既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措施，也是政府必須承擔的重要責任。只有政府承擔起應有的責任，解決‘三農問題’才有制度保證，農村才有逐步進入健康發展的軌道，農村才由經濟發展的阻力變成動力。[15]”可是在現代中國，盡管農民對於社會保障有著實質上的需求，並且政府在經濟上也完全有這樣的實力，但政府在其最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卻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這同樣需要從中國政治的現狀和政府過程的角度去理解。

　　“政府決策過程實際上就是把社會上各種利益和要求輸入政府系統之中，並轉化為政策輸出。然而，社會的各種利益要求形形色色，決策中樞面臨的問題紛繁覆雜，只有少數利益要求能得到決策者的重視並進入到政府的議事過程之中。這種社會公共問題被提上政府決策的議事日程的過程即為政策議程的建立。[16]”一般來說，“決策問題進入決策議程需要以下因素的促進作用：一是問題本身的明朗化程度。二是問題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在西方國家成為壓力集團的力量，在我們國家主要是代表人民群眾的各團體和部門的建議，如人民代表提出的議案、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等。三是一些突發事件和社會危機的產生，如自然災害、地區沖突、民族問題、人為的重大事件等引起了社會和政府的極大關注，從而使這些問題盡快進入政府決策議程[17]”。

　　忽視農村的社會保障建設，是因為在農村這個問題不如城市里更緊迫，因此不具有進入政策議程的資格麽？“國際上的一些機構認為，中國目前的不安全主要表現在：在城市，存在空前的失業，犯罪率不斷上升──城市潛伏動蕩危機，工人請願、示威、遊行和騷亂；在農村，主要表現為農民示威和請願。他們認為，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和大規模的下崗引發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緊張，主要表現在工人和農民的示威遊行。這些示威是更大的社會動蕩的征兆。[18]”顯然，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因素既包括下崗工人的安置，也包括農民的生計問題。但為什麽同樣重大的問題卻在事實上造成了社會保障政策在城鄉的兩極分化，政府投入在農村的嚴重不足呢？這同樣需要從中國工人與農民的意見表達差異的角度去考察。

　　“由於一系列主客觀原因的作用，建國後曾一度建有的農會早已不覆存在，目前農民沒有自己的特有組織，也沒有正式的利益群體為農民的‘代言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一直得不到重視而被長期擱置，同廣大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和‘代言人’作為堅強的後盾，恐怕不無關系。[19]”雖然農民在各種層次不時有抗議行為，但由於他們大多數時候的鬥爭對象指向縣鄉政府，“他們普遍認為，市以上的政府還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是農民的‘親人’和‘恩人’”，而“將縣及縣以下的基層政府和組織視為自己利益的直接侵犯者，是‘仇人’或‘敵人’”[20]。這樣，他們意見表達就難以直接進入中央決策最高層，而地方政府又習慣於報喜不報憂，傾向於將農村狀況描繪成一片欣欣向榮，於是農民的不滿在信息傳輸的過程中往往就被層層抹煞了。同時，由於農民的這種意見表達極其分散，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難以集中，放在廣闊的中國事務紛繁的大背景下，就難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壓力，從而形成公共政策。

　　由於中國的農民傳統上就很少享受過社會保障，而政府又往往將社會保障宣傳為城市人的專利，農民還沒有在意識上樹立社會保障是他們作為公民所理應享有的權利的觀念。據於建嶸在湖南某縣的調查，“前兩年H縣減負上訪代表的主要‘話題’有：農業稅、特產稅、牲豬稅、基金會、鄉統籌、村民委員會選舉、村務公開等問題。去年因稅費改革，又出現了計稅田畝數量、每畝產量、糧食價格等問題；目前減負上訪代表又將並不直接歸屬鄉鎮政府管轄的學校亂收費等‘問題’列為抗爭的目標。他們還計劃將電費、水費等問題作為抗爭的問題[21]”。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農民意見表達的內容主要是要求落實中央政策，只要地方政府能按照既有的規定不增加額外的不公平的負擔即可。長期以來，中國農民承受了太多的不公平和重壓，他們所要求的僅僅是不要讓他們太喘不過氣來而已，至於是否老了還能有養老金、看病還可以有國家資助，他們恐怕連想都沒有想過。

　　在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都比農村高的城市里建立社會保障系統，與城市工人的意見表達能力有關。城市職工自1949年以來習慣於享受政府提供的較高的福利，當20世紀90年代企業開始“減負”、許多工人被迫下崗失業時，工人們就理所當然地要求政府給他們補償。另一方面，工人們由於在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緊密聯系，更容易以群體的形式表達意見；而他們也占有地理上的優勢，能在政府機關附近或重要的交通、工礦設施附近“用腳投票”。雖然工人們也缺乏正式的意見表達組織和機制，但他們的非正式意見表達卻能更強烈地向決策中樞輸入，進入政府的決策議程。換言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推進的，伴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市場機制的增強而擴展的。企業改革的需要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動力[22]。

　　以往籠罩在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問題上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認識，筆者認為，家庭和土地的保障遠非現代社會保障的內涵，所起到的是最低等級的“溫飽型”保障，過份強調這一作用本身就意味著對農民的一種歧視。在當前農業利潤極低和農民增收緩慢的情況下，又面臨入世後農業市場化程度的深化，農民需要現代型社會保障，政府在財力上也完全可以支撐，現在推行農村社會保障決不是“洋躍進”。農村社會保障的建立對計劃生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擴大內需等諸多方面皆大有好處。最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社會保障已經成為公民的一項權利，作為一國公民理應享有。

　　從對社會保障發展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出，社會保障雖然以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為基礎，但它主要是工人階級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通過鬥爭得來的。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在一定階段正是政治因素對其發生作用的程度和範圍產生了最為直接和深刻的制約。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也與農民的政治行為有關，相對於城市工人，農民表達利益的力度很弱，而且也未將社會保障列入自己的表達內容，這也影響到政府決策時未將農村社會保障很慎重地納入決策議程，從而在政策輸出上表現為城鄉社會保障的嚴重失衡。

從湖南農民的“病困”看農村醫療衛生政策

　　陳潭

　　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在城市話語廣為盛行且居於霸權地位的今天，中國的“三農問題”與農民的話語權利往往處於這樣的一種尷尬境地，即文本上受到重視而在現實中卻被邊緣化。一方面可以看到政府表達了政策話語上的重視，諸如“減負增收”、“農產品價格補貼”等；另一方面相當程度的政策歧視，諸如“戶籍堅冰”、“就業樊籬”等仍然存在。轉型時期的農村、農業、農民，面對偏執效率的城市工業化進程和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高度分散且剩余微薄的傳統小農經濟，在市場經濟的語境中表現為“集體失語”──農村經濟雕敝、農業難以發展、農民群體邊緣化。無怪乎底層中的“高層者”李昌平以其“琴心劍膽”發出了“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1]”的悲涼吶喊。當城市中的居民較為普遍地享受著醫療衛生、就業輔助、交通通訊、教育優待等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福利時，以土地為生存手段和生活保障的農民處於無助狀態。他們在忍受著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同時也不得不承受著公共服務分配不公的痛苦。

　　對於處於“市場失靈+政府失靈”雙重困境下的“三農”問題[2]，諸多學者以“他者眼光”審視著這個難解的“世紀課題”。他們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個角度為“三農”問題的求解出謀劃策，也表現出研究社會底層的學術自覺和人文關懷。然而，近年來關於農民生老病死之類的社會保障政策研究，特別是有關農村醫療衛生政策的研究，既少又淺。或許是“農村經濟不上去一切免談”的思維慣性導致了學者們漠視這一課題，也可能是面對眾多底層的蕓蕓眾生而政府的公共支出難以招架這一現實，他們有無力感。發展農村經濟固然是解決農村醫療衛生問題的根本措施和邏輯前提，然而，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老弱病殘時，為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健康勞動力又從何而來呢？筆者認為，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公共服務的公平供給是推動社會全面發展的制度平台，也是解決“三農問題”和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機制引擎。美國著名健康經濟學家V.R.福克斯（Victor

　　R. Fuchs）在《誰將生存？健康、經濟學和社會選擇》中說過：“在設計對貧困者的援助方案時，醫生總是倡議提供更多醫療服務，教育者倡議提供更多教育，建築業倡議提供更多住房……但是，貧困者最想要的是什麽呢？……它迫切需要得到某些領域的政策分析家的關注。[3]”

　　本文以湖南省農村醫療衛生狀況的若幹調查為例，探討農民的“病困”現象和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缺失，並提出了改善這些缺失的一些建議。

　　一、農民的“病困”與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短缺

　　一個人未必一輩子永遠面對貧困，但不可能從無病痛。貧困者由於收入低和公共服務的不濟，不能平等地享有醫療權和醫療技術的支持時，往往身體狀況較差，處於“病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人們普遍認為，“貧困”（貧窮）表明一個人的收入（或財富）很少，不足以維持當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與此相對應，可以把“病困”界定為一個醫療保健概念，即一個人的身體狀況（或健康狀況）很差而長期無法改善。當一個人長期處於“貧困”和“病困”狀態時，可以想象他的生活會處於何種窘境？在中國廣大農村就有許許多多既貧且病的農民。當我們思考農民貧困原因的時候，應當考慮到“因病致貧”的因素；當分析農民病困根源的時候，首先要考慮到“無錢治病”這一原因。

　　筆者為了解農民的“病困”狀況，在湖南省常寧市、安化縣、南縣、雙牌縣等欠發達農村地區作了一些調查，常寧市和雙牌縣地處湘南山區，南縣和安化縣屬洞庭湖周邊地區。下面將調查結果略加介紹。

　　1. 農民家庭的營養狀況

　　筆者先將一次訪談的內容記錄如下，它反映了普通農家的一般狀況。

　　采訪時間：2002年2月1日上午；采訪地點：常寧市C村；采訪對象：李秋花，女，45歲，小學文化程度。

　　問：你家有幾個孩子？

　　答：兩個男孩，大的上高二，小的上初一。老陳（指其丈夫）在東莞打工。

　　問：兩個小孩上學，家中經濟接濟過得來嗎？

　　答：唉！提起這件事，真想自殺。老大本來考取了縣城重點高中，但沒錢，只能在鎮上上高中，一期學費也要1,200多塊，小的上初中，一期也要800多。老陳只是農閒在外打工，一年下來不過2,000至3,000塊。農忙要回家做農活，我身體不太好，經常犯病，也沒錢吃藥，不管它呢！

　　問：小孩在鎮上上學吃“公餐”（用錢買飯菜吃）嗎？

　　答：哪里吃得起呀？每周帶一壺鹹菜，帶點米到學校食堂蒸飯。一壺鹹菜吃五六天，這里離鎮上遠，不可能天天回家炒菜（帶去）。

　　問：鹹菜都有些什麽？

　　答：蘿卜條、酸蘿卜、酸豆角，有時打一個雞蛋放里面。

　　問：為什麽不帶點雞蛋、肉去呢？

　　答：兩個小孩都爭著讀書，如果是一男一女，就讓男孩去讀。女孩讀了小學，認得自己的名字，會數錢就行了。現在兩個都是男孩，不讀誰都不願意，學費又漲，哪有這麽多錢呀？雞蛋賣了給他們掙學費，誰都舍不得吃，更不要講拿錢買肉了。一頭豬，年頭到尾掙不了幾個錢，買豬仔成本要一百多塊，還是小點的，有時還要花錢買飼料。老陳打工的錢還不夠交學費、買化肥、農藥哩！

　　問：你得了什麽病啊？

　　答：不曉得。反正經常頭痛眼花，腰也痛，一個月沒舒服過幾天。是不是結紮時沒有休息好？結紮回來不久，就下地忙活了。老陳患有支氣管炎，讓它去吧，反正快五十了。唉！像我們這種人反正也沒什麽了，人總是要死的。

　　訪談結束後，我注意到李秋花的中餐是米飯加酸豆角和白菜。沒有營養的食物，導致她變得過份蒼老，面無血色。快到年關了，希望她們全家能吃上幾頓好的。臨走時，她告訴我，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兩個兒子身上。筆者有過與李秋花兒子類似的經歷，青少年時代也是每星期只能從家里帶一罐鹹菜到學校佐餐，天熱時周一帶去的鹹菜到周四就黴變發白了，即便如此自己也只能吃下去。

　　農民家庭營養不良的現象絕非個別，即便是稍有積蓄，父母除了要供子女讀書，還要準備建房、娶媳，只能把自己的營養或者病痛之類拋諸腦後。在許多農村中小學，學生的身高和體質遠遠落後於城市學生，更談不上課間營養餐和良好的課後學習環境。

　　衛生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支持下，西安交大醫學院一個課題組跑遍了中國西部9省的100多個貧困縣，調查對象達1萬4千多人。調查結果表明，在這些地區，許多兒童營養攝入不足，突出表現為生長遲緩、體重低於平均水準，處於這種不良健康狀態的兒童占被調查人數的23%，貧血患病率為23.3%，遠遠高於發達國家[4]。據世界銀行統計，發展中國家因營養不良造成的疾病、勞動能力部份或全部喪失帶來的經濟損失約占GDP的3%到5%，按此估算，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約合2,610億到4,350億元。營養不良造成的疾病和亞健康狀態給人類自身帶來的痛苦，給家庭、社會和民族發展帶來的損失更是難以用數字計算和表達。中國承受著營養不良和營養結構失衡兩類營養問題帶來的雙重負擔，而且就營養不良人群的絕對數來說，中國也是世界上此類人群最多的幾個國家之一[5]。

　　2．農村的煙民狀況

　　本調查采用不完全統計抽樣法。我們選取了常寧C村、安化D村、南縣H村、雙牌L村作煙民調查，調查對象選取18歲以上的男性村民，調查內容包括煙民數量、吸煙種類、煙齡和月消費額等，具體調查結果見下表：

　　調查點農村男性煙民情況初步統計

　　地點

　　調查人數

　　煙民數量

　　平均年齡

　　平均消費額（元）

　　煙民占所調查人數比例

　　C村

　　226

　　205

　　21

　　5．63

　　90．7%

　　D村

　　175

　　153

　　24

　　4．81

　　87．4%

　　H村

　　347

　　257

　　18

　　8．23

　　74%

　　L村

　　87

　　62

　　27

　　2．76

　　71．2%

　　合計

　　835

　　677

　　22．5

　　5．35

　　83．6%

　　調查結果顯示，在18歲以上的男性村民中吸煙率達到83%，也就是說男性村民“基本”吸煙。同時我們在問詢當中也發現不少女煙民。被調查的男性煙民中煙齡最長者為54年（調查時為76歲），煙齡最短者3年（調查時19歲）。C村和L村村民抽自產“旱煙”（土煙），有時到集鎮上花3到5元錢買一堆劣質煙葉回家抽，平時來客買幾包一塊錢左右的湘蓮、湘南、芝城牌香煙。D村和H村不自產煙葉，一般到集市買煙葉，4到8元錢就可買一堆抽個把月，有時逢喜事抽芙蓉牌、司城牌香煙，價錢為1元多。村民所抽之煙一般焦油含量重、煙味烈、質量低劣，對身體危害極大，上了年紀的煙民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氣管炎或其它疾病。

　　筆者認為，農村煙民吸煙數量如此之多，與傳統習俗、自產煙葉和“過密化”[6]勞動有關。農村相當多的人認為，“不抽煙沒有男人味”，而突顯男人個性和氣概似乎是一種文化傳統。逢年過節時遞煙更是一種“禮節”。自產煙葉則讓抽煙可以“自給自足”，成本很低。“過密化”勞動是指從事超強負荷、易導致疲勞的工作，一些人因此通過吸煙來解除疲勞。美國哈佛大學的兩名經濟學教授對4千8百名美國男性工人（其中約三分之一為煙民）調查後發現，煙民比較樂於接受高強度、高風險工作，但工傷率較高為5.8%，而非煙民的工傷率只有3.2%，吸煙上癮大大影響工作效能和生產力，引起致命疾病的比率高達18%至36%[7]。

　　3．農村環境衛生狀況

　　本調查采用實地觀察法。觀察選取的對象為常寧市C村、安化縣D村、南縣H村、雙牌縣L村。考察項目包括住房、廁所、畜圈、飲水等。

　　（1）C村地處湘南丘陵多山地段，1968年和1989年因修建和加高B鎮勝利水庫，房屋經過兩次搬遷，最後一次搬遷到現居處，井水被淹，十余年來人畜共用池塘飲用水。1999年經多方籌資再加上縣衛生局撥少額專款，才將3里外的山泉引入村中，目前水質良好。C村村民居室一般用曬乾的稻草墊鋪，易生跳蚤；廁所離廚房不遠，距離不超過3米，蒼蠅蚊蟲較多；豬一般圈養在廁所的另一半，雞、鴨、鵝之類家禽則圈養於廳堂，往往腥味臭味撲鼻難聞；房屋雖經常打掃，然唾沫、禽糞隨處可見。

　　（2）D村位於湘西北丘陵地帶，居民飲用水靠吊桶抽取地下水，井水清澈。在所調查的M家居室角落里置有一尿桶，往往5、6天不刷洗；廁所離廚房、居室較近；豬圈養在一偏房內，家禽又占有另一間房，禽糞雖每天打掃，但房中亦有異味。村中的公共場所祠堂無人打掃，久積塵土。

　　（3）H村地處“魚米之鄉”的洞庭湖區，此村盛產棉花，居室采用棉被墊鋪，一般較衛生，經濟狀況也比其他地方好。但由於人多地狹，房屋只能建在河坎或湖壩，廁所與居室緊挨，一俟夏天蚊蠅較多；雖地處湖區多水，然可供飲用的清澈水源較少，一般水質渾濁；家禽圈養於住房中。

　　（4）L村位於湘南山區，村民飲用山泉，水質好。住房系上下結構，上層住人，下層飼養牛、豬及家禽，異味由下往上竄，且蚊蠅較多。這種結構的房屋存在較大火患。該村交通不便，到鄉鎮趕集（當地人稱“趕墟”）需要穿山越嶺。

　　經過調查發現，農村飲用水方面已比過去有很大改觀，居住環境（包括已建許多新房）也有不少改善。然而，農家廁所和圈養動物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導致蚊蠅滋生、老鼠繁衍，極易傳染疾病。有些農民家庭包括碗櫃在內的許多生活用具不經常清洗，甚至一年難得洗一次；有的家庭里衣物、食品亂置，既不整潔，也不衛生；有的住屋內蜘蛛網懸置多處，呈多日未清除狀；多數地方的“公用地”往往垃圾較多而無人清理，形成“集體行動的困境”[8]。農民的衛生習慣有待改善，農村衛生狀況令人憂慮。不良的衛生習慣和糟糕的衛生環境是影響農民健康的重要因素。

　　4．鄉鎮醫療機構狀況

　　本調查采用實地觀察法和問詢調查法。因時間所限，筆者初步考察了兩個地方的鄉鎮醫院（或衛生院），一個是湘北的H衛生院，一個是湘南的B鎮醫院。

　　（1）鄉鎮醫院（衛生院）設備簡陋，國家投入過少。2000年H鄉衛生院由縣衛生局撥付的款項為220萬元，B鎮醫院由市衛生局撥給的僅為180萬元，此款項僅能添置一些醫療用品。實際上，款額較大的醫療設備無法購置，只能添置常用的一些醫療用品。即便有較好的醫療設備，其利用程度也不高。隨著醫療衛生費用的上漲，醫療服務的需求明顯受到抑制，鄉鎮醫院的效益呈下滑趨勢，B鎮醫院曾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連工資都發不出。

　　（2）鄉鎮醫院醫護人員職業素質比較低下。在H鄉衛生院的25名醫護人員中，僅有3人為大專畢業生，還有2人通過參加自學考試而獲取大專學歷，16人為衛校畢業（9人畢業於縣衛校，7人畢業於市衛校），其余4人為村赤腳醫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抽調至鄉衛生院）。B鎮情況也極其類似，該鎮衛生院的32名醫護人員中，僅有5人為大專畢業生，還有23人為中專學歷，其他4人未受過醫科教育。鄉鎮醫院中，許多人削尖腦袋找關系“走後門”，想方設法調往縣城，而大學畢業生又不願意來鄉鎮醫院工作，於是出現了巨大的人才“真空”。

　　（3）醫院醫務人員的平均工作負荷低，一年中的主要工作恐怕就是計劃生育。在B鎮，產婦基本上不到衛生院的婦產科生產，一般由村中的“接生婆”

　　接生（在C村“接生婆”的接生費以前是5元，現在是50元，“接生婆”的方法落後，既不安全，也不衛生）。國家要求衛生院免費承擔防疫工作，但醫務人員不太願意接受，政府規定的卡介苗、麻疹疫苗、白百破疫苗及糖丸[9]的防疫工作不能全面而又及時地完成，至於今年新增加的乙肝疫苗接種免疫還未啟動。H鄉地處湖區，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卻越來越弱。

　　在考察過程中，個別醫護人員還講述了使用過期藥品的事實：鄉鎮醫院以20到30%的折扣價購買城市醫院即將到期的過剩藥品，當作“好藥”以原價提供給將要“消費”的農民，盡管此時藥品已過期失效。

　　此外，由於醫務人員醫療技術差、職業態度欠佳、醫德方面存在某些問題，醫療糾紛事件不斷增多，在H鄉發生了4起，在B鎮發生6起。最為嚴重的一次是因手術原因導致患者死亡，結果死者家屬糾集鄉鄰沖擊醫院，那段時間醫務人員惶惶不可終日。

　　類似現象在全國其它農村也存在，如湖北陽新縣出現了防疫針感染乙肝事件，湖南、重慶發生了病人為報覆而謀害醫生的事件，以及濫用抗生素的現象[10]等。鄉鎮醫療機構的諸多不良狀況使得農民看病的門檻增高、成本增加，而治療效果卻不佳，造成了農民“看病難”、“病難看”的現象。

　　5．農民醫療狀況

　　在筆者調查的農村中流傳著“三怕”，即“一怕天，二怕病，三怕官”。“怕天”是因為旱澇是農業生產的最大天敵；“怕官”是因為農民負擔過重，鄉村幹部挨戶登門收取上繳提留等各種費用，往往令農民防不勝防，據一村幹部反映，一年最多時向農民索取13項規費；“怕病”是因為疾病是身體健康的可怖兇手，甚至可能奪命，當為“三怕”中最怕的對象。

　　我從農民的口述中了解到若幹事實，這里選取3個典型事例：

　　（1）42歲農民李社成因建房從屋頂摔下致殘，僅靠從親戚朋友那兒借錢“小打小敲”療傷，原先所建房屋已賣，所得錢款也湊不齊昂貴的醫藥費，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抱著“等死”的心態面對人生。妻子整日面容憔悴，以淚洗面，兩個上學的兒女無力上學只能輟學在家。

　　（2）家住離鄉鎮20公里的土旯坳村民梁鳳英淩晨1點突發急病，因村中赤腳醫生已舉家遷往縣城，不得已丈夫跑到4里地外敲了半天司機的門，租了一台手扶拖拉機送妻子就醫。淩晨3點梁鳳英在趕往鄉鎮衛生院的崎嶇山路中口吐白沫死於顛簸的拖拉機車鬥里。家中留下一個10歲的女兒、年邁的公婆和相守相依多年的丈夫，一句叮囑都沒有就直赴黃泉而去。

　　（3）農民王二喜與妻周春妹於1993年結婚，1995年育子王金貴，次年夫婦倆響應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周春妹主動申請結紮並領取了獨生子女證。但2001年3月兒子王金貴犯病，因村中行醫不到3年的個體醫生王衛國（據說在縣衛生局有後台辦理了行醫資格證，僅參加過短期醫療培訓）指示超量服用過期藥物，6歲的王金貴突然夭折。痛不欲生的夫婦倆糾集鄉鄰親朋多次沖擊王衛國家，王衛國目前已經伏法。

　　從上述3例可以看出，農民的病與貧、農村交通工具的落後、庸醫誤診以及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缺陷，導致欠發達地區的農民“看不起病”、“看不了病”、“看不好病”。結果許多農民只能在“上天保佑、神靈恩賜”、“靠天吃飯、靠運保身”的心態下相信“巫醫”和“神算”，封建迷信愈演愈烈。常寧縣就有相當數量的農民為治愈疾病、祈求平安到鄰近的耒陽市三元寺、衡山南岳大廟和祝融寺燒香拜佛，祈求安身立命，科學的預防和治療似乎離他們愈來愈遠了。

　　目前，中國城鄉間醫療資源分布不公的現象隨著貧富分化進一步惡化，政府的衛生經費投入明顯的不公平。199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為3,776億元，但占全國70%的農村人口所使用的還不到其中的25%。其中政府的衛生經費投入表現出嚴重的城市偏向。1998年政府的衛生經費投入共587億元，其中投入農村地區的是92.5億元，僅占16%[11]。在世界衛生組織對191個國家的醫療制度指標評價中，中國在醫療費用負擔的公平性方面名列倒數第四[12]。同時，醫療保險制度的成本效益較差。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4%左右，只覆蓋了20%的人口，而英國卻用相當於GDP的5.8%的衛生總費用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

　　在農村醫療衛生方面，中國存在明顯的制度缺位或制度供給不足：政府對農村基層公共衛生支出的投資很少或者不到位；農民得不到醫療衛生等有關健康的知識傳播方面的服務，疾病的預防與免疫缺乏支持體系；鄉村個體醫生的業務管理和教育培訓機制不健全；藥價高、質量低、超期限等基層醫藥管理漏洞普遍存在，衛生行政部門缺乏對藥品生產、銷售、定價的管理與監督；合作醫療基金統籌與不同形式的商業醫療保險等農村醫療衛生保障體制尚未建立。

　　二、重建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政策構想

　　農民病了誰來管？由於農村至今仍是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傳統小農經濟，廣大欠發達地區農民處於貧困且病困的無助狀態，也由於醫療服務供給的特殊性，因此需要適當的政府幹預來確保醫療衛生服務資源的充分供給和利用的社會公平性。政府的主要職能“不是辦醫院，而是保護消費者”，因為“在實際操作中，通過對服務進行再分配（例如，醫療服務）比通過對收入再分配更容易達到增進公平的目的”[13]。農村地區的醫療保健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即如何解決醫療服務資源不足，建立有效的初級醫療衛生網絡，向廣大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14]。具體來說，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建構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第一，開展農村健康知識普及教育。良好的健康知識普及教育能起到事先預防的作用，也幫助農民了解如何有效地利用醫療服務，比如傳染病的控制、疾病的預防、適當的飲食與營養保障、不良的健康習慣與行為（如吸煙等）的克服、良好的環境衛生保持等。健康教育可以通過黑板報、宣傳手冊、廣播電視、公益廣告、人員宣講等形式，也可以通過正規的學校教育去普及。目前教育系統的“素質教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步入了誤區，在“出人才”的壓力下，許多學校不懈地追求升學率，“素質教育”停留於表面化、形式化階段，對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並無實質性的推動。健康教育應該是學校教育的主要方面，也是素質教育的主要內容。因此，應該在農村中小學教育中加強這方面的課程建設，小學階段宜開設《健康常識》，初中階段宜開設《生理衛生》，高中階段宜開設《心理衛生》，從而通過教育幫助農村居民形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培育健康的生理和心理，具備健康衛生的常識和一般生命護理知識。

　　第二，推行免費的預防性服務。目前各級醫院竟相從事能增加收入的治療性服務，忽視了沒有收入的預防性服務，基層醫療機構的預防服務功能日益萎縮。這種“重利輕義”的服務傾向，加上缺乏規範化的公眾監督和管理，導致群眾的滿意度極低。防疫是“純福利事業”，“全國醫療改革會議”已明確規定這一塊的經費由政府全包。防疫分為“計劃內免疫”和“計劃外免疫”兩種，“計劃外免疫”是根據當地流行病特點所進行的免疫，包括注射乙腦、流腦疫苗等；而“計劃內”的卡介苗、麻疹疫苗、白百破疫苗、乙腦疫苗及糖丸的注射或分發都是免費的，相應的裝備（針頭、針管、消毒鍋等）也是免費配備的。必須完成政府規定的7歲以下兒童的基礎免疫，而且費用全免。因此，在增加國家免疫資金的同時，要取消一些衛生防疫部門的各種變相收費項目，禁止各級衛生部門提取折扣或把醫務人員的工資攤到接種對象身上。應當要求防疫人員經常深入農村調查疫情和宣傳衛生知識。衛生行政部門要定期進行檢查，強化社會監督。此外，要加強對諸如結核病、乙肝、性病等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必要時政府應該向傳染病專門治療機構（如結核病醫院、性病診所）發放專項補貼。據統計，目前中國的肺結核患者達6百萬，每年死於肺結核病的人數為25萬，是世界上第二大肺結核患者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肺結核等傳染病預防和治療的重視。

　　第三，實行大病或重病保險。在美國曾就如何實施國民健康保險計劃有過很大的爭論，涉及到如何籌集資金、如何實施、如何利用融資體制推行醫療機構和服務體系的改革等。相當多的健康經濟學家，包括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在內，都認為對大災和重病進行醫療保險是合適的選擇。其“根本原因在於保險降低了醫療服務的實際價格，從而促使消費者購買比由他們自己承擔全部費時更多的服務”，但承擔範圍只限於“大災”或“重病”。費爾德斯坦指出，承保範圍越大，全社會“過度消耗”的醫療服務所造成的“福利損失”也就越大，因為醫療服務的過度消耗會減少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而後者的邊際效用遠勝於前者[15]。目前，中國一些農村地區已經開始大病醫療保險試點[16]。筆者認為，推行農民大病醫療保險要考慮幾個問題：一是設置最低起投線，但要求實行普遍性的、強制性的推行，阻止任何個人的“搭便車”行為；二是根據地區和個體經濟發展水平與收入的差異以及不同人的服務需求設置若幹險種和賠付上限；三是在設定起保線與限定額的同時確定大病的類型與範圍。

　　第四，籌建慈善基金並啟動非盈利部門。非盈利部門（Nonprofit

　　Sector）發端於美國，是美國社會中那些既非政府也非商業性的機構與組織的總稱，它也是被稱為第三套系統、獨立系統、慈善事業、志願者系統或社會系統等。其他國家把這種機構稱為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在美國非盈利體系依據稅收主要分為4類：慈善機構、社會福利機構、行業協會和基金會。其中基金會又可分為私人基金、企業基金、運作基金與社區基金4類。美國的非盈利體系每年接受捐贈超過6,700億美元，高於巴西、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少美國人認為，假如沒有政府，他們照樣活得好，但如果沒有非盈利機構，美國就完了。他們把非盈利體系和憲法看成是支撐美國的兩個車輪。非盈利體系的角色是多重的，如推動和平、綠色環保、自然災害救助、公益事業等，但它們的主要功能首先是保護弱勢群體，非盈利機構每年花在窮人身上的資金高達十幾億。在美國歷史上，最值得非盈利體系自豪的貢獻是消除了曾肆虐美國大陸的黃熱病，研究出了小兒麻痹癥疫苗，構建了幾乎無所不包的、全國性的911電話求救系統。

　　非盈利體系要求管理人員誠實正直、有社會責任感，嚴格按所屬機構的宗旨和程序行事。為了防止欺詐和貪污，非盈利體系建立了一套有6個層次的、自我約束的監督機制[17]，其中監督人制度是指美國國家慈善信息局、慈善顧問服務機構和美國慈善協會等機構，雖然它們本身也是非盈利機構，但只擔任監督人的角色。中國應該借鑒美國非盈利體系的經驗和做法，應該由社會而不是政府籌集公共基金，為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建設增開融資渠道。避免象“希望工程”那樣出現管理失責和監督虛設的問題，能真正做到善款善用，保證讓善款“裝在玻璃做的口袋里”，實現善款運行全過程公開，以便全社會共同監督。

　　第五，建立農村急救反應系統。廣大農村地區由於經濟落後，公共設施建設一直停滯不前，公路、交通用車、通訊等設施較為缺乏。因此，國家應該適當考慮撥付專款給一些欠發達地區的鄉鎮醫療機構，用於購買救護用車，並建立農村的“流動120體系”。救護用車農忙時奔赴田間地頭，以防止農民勞動時發生急病，解決農民就地看病的問題。從湖南省來看，不少農村欠發達地區的一些村基本上有幾台程控電話，通訊線路已架設到相當多的地方，但郵電部門應安裝公用IC電話，這也是通訊服務的社會公平性的要求。只有村旁路邊有了公用電話，“急救120系統”才有用武之地。

　　作為社會公益事業的組成部份，急救工作，尤其是院外急救，應該體現政府行為。各級政府要從滿足民眾和社會需要出發，將急救醫療納入衛生事業發展的整體規劃，重點支持。急救醫療機構作為事業單位，其經費應由政府財政保證，滿足其正常運行的基本要求，以解除急救人員的後顧之憂。意大利都靈市急救中心主任Visett.E教授認為，建立起正確有效的急救反應系統是一個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都不應回避建立社會組織來保障公民生命安全的體系，一視同仁地為公民提供預防和醫療服務。急救醫療體系應遵循的原則是，有益健康、有益自主、有益正確利用此體系[18]。據了解，在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在急救方面已普遍立法。美國、日本的急救醫學起步遲於西歐，但發展較快，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後，他們的急救醫療體系已比較完善，並制定了“急救醫療法”。美國於1973年頒布“急診療法”，並宣布“911”為專門的急救電話。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盡快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急救醫療法》，為急救醫學事業發展提供法律保障[19]。農村急救醫療系統的建立以及急救醫療立法能為廣大農民解除“看不了病”的困難。

　　第六，鼓勵不同所有制形式的醫療機構參與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建設。“健康經濟學給出三個‘產出’指標：醫療技術、公眾健康水平和醫療享有權。此外，我們在考慮其中任何一個指標時，都必須從稀缺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出發”[20]。在中國由於公共醫療服務機構以壟斷形式運作，往往漠視病人的要求和需要，只能提供低質量與低效率的服務。不同所有制形式醫療機構的參與能克服這種局面，增強競爭與活力，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也有利於降低醫療服務收費價格，使目前醫療服務需求被抑制而醫療服務能力相對過剩的局面得以改觀，從而促進醫療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現在醫療服務的供給方缺少內在的成本制約機制和激勵機制，醫療費用上漲的趨勢尚未得有效遏制。據衛生部門統計，2000年縣及縣以上綜合醫院次均門診費用為79元，次均住院費用為2,891元，分別比1999年的不足70元和大約2,600元上升了10%以上。同時藥費占醫療費用的比重仍然居高不下，2000年藥費平均占門診費的62.1%，占住院費的49.2%，大大高於發達國家5%到20%以及發展中國家15%到40%的平均水平[21]。在20世紀60到70年代，美國政府曾試圖管理醫療服務並壓低醫生和醫院的收費，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效果並不太好，於是開始推行醫療社會化。“實行醫療社會化的論據主要有兩個：一，大多數美國人負擔不起醫藥費；二，醫療社會化將在某種程度上降低醫藥費用。[22]”“醫療社會化”除了鼓勵國民健康保險的措施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措施就是放松對私人醫院和私人療養所的管理規制。當然，對目前的中國而言，大規模地放松規制既無好處也不現實，只能選擇一條合理路徑──允許不同所有制醫療機構的有限介入。

　　第七，加強對鄉村醫生的業務管理和基層醫藥管理。政府要加強鄉村醫生的定期培訓和定期考核制度，提高鄉村醫生的診斷技術和用藥技術，改善他們的業務素質和職業技能。鄉村醫生是原先“赤腳醫生”衣缽的延續，但其業務範圍已不再局限於簡單的傷口包紮、吃藥打針之類事務。今天的鄉村醫生應該是“全能型”醫生，能對醫藥知識有比較全面的初步了解，但現狀是鄉村醫生的業務素質和職業技能普遍很低，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民就地看病、有效用藥和簡單醫療的問題，因此強化鄉村醫生的業務管理很有必要。同時，醫藥管理部門也要加強基層醫藥管理，強化對藥品生產、銷售、定價的管理與監督。在城市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實行“3.15”舉報監督的今天，相當多的粗制濫造、偽劣低質商品大量湧向農村，使農民花錢受罪、苦不堪言，藥品市場也不例外。因此，醫藥管理除了要控制藥價外，還要打擊銷售質量低劣、過期失效藥品的經銷單位和個人，真正使患病農民安全用藥、保護身體。

　　結語

　　在當前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重新采用過去的“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政府在建構新的醫療衛生制度時可以從“赤腳醫生”制度當中借鑒一些經驗：如增加政府對農村基層公共衛生的支出；在基層通過加強農民疾病預防和免疫、健康衛生教育等低成本的途徑降低疾病的發生率，從而降低整個農村的醫藥費用；擴大合作醫療基金統籌面，加強基金管理；針對農民最難以承受的藥品價格和意見最大的藥品質量問題，政府應加強對藥品生產、銷售、定價的監督等。

　　制度供給不足和公平理念缺失，是目前中國農村健康事業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政府部門的政策規劃不能一切都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效率目標，而應該從具體的事務管理當中超脫出來，致力於全社會的資源分配和公共服務建設。健康政策的制定應該反映公眾意願和公共利益，體現公正、公平和安全的理念。同時，健康政策的構建要考慮到許多相關因素，諸如健康與經濟、健康與教育、健康與營養、健康與預防、健康與環境、健康與醫療、健康與保險、健康與管理等。要考慮到這些因素對健康的促進作用、對貧困者的重要意義，以及提供服務的最佳途徑。“在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時，我們既不能盲目樂觀，把現實拋諸腦後，也不能消極悲觀，無視建立一個更高效、公平的社會的可能性。[23]”

中國農村養老的現狀與對策

　　──浙江省金華市九龍村調查

　　賴靜萍

　　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研究生

　養老、愛老、敬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老人，特別是農村的老人，辛勤勞作一生後本應與滿堂子孫共享天倫之樂，安度晚年。然而，現實中很多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並未得到充分保障。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各項改革的深入，以及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出現，農村養老問題成為本世紀中國的一項戰略難題。本文以浙江省金華市九龍村為個案，對該村經濟發展狀況及與之相適應的養老方式做了較細致的制度性分析，並據此提出對農村養老問題的一些對策。

　　一、九龍村及其養老方式的嬗變

　　九龍村位於浙江省金華市雙龍風景區西面約1公里處，全村共有627人，其中老人154人，占總人口的24.6％[1]。九龍村三面環山，且都是富含石灰巖的礦山，憑借這一資源優勢，九龍人開發了西山，並通過村里60多輛私人載貨汽車[2]將石灰石運往各地。據第二村委會的幹部說，上世紀90年代，礦山每年可產出並出售140萬到150萬噸石灰石。除礦石開采出售所獲收益外，水泥廠的利潤也是村集體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1979年村里集資創辦了水泥廠，其規模從年產1萬噸擴大到年產10到11萬噸，獲得比較可觀的收益。礦山和水泥廠的經營權曾幾經變化。水泥廠在1992年以招標投保方式承包出去，按合同規定，村集體可獲水泥廠當年利潤的60％。2000年，水泥廠以1,430萬元人民幣徹底被私人收購，由村辦企業變為私營企業。而礦山的開采也於1998年被私人承包，每年上交集體約100萬元。2002年浙江尖峰集團在礦山開采權競標中獲勝，由其承包5年，每年向村里繳納390萬元左右的承包費。

　　在經濟較發達的農村地區，村委會有可能為老人提供一定的資助，如果有條件設立敬老院，還可吸納一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孤寡老人；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村委會沒有資助能力，家庭養老仍是最主要的養老方式。

　　在1979年九龍村創辦水泥廠以前，與其他許多農村地區一樣，老人主要依靠自身及子女供養保障老年生活，而水泥廠的創辦改變了這種局面，該村養老方式的嬗變與村里的經濟發展情況是對應的。由於該村村辦企業比較發達，村集體的經濟實力較強，從1980年開始，村集體規定戶籍在九龍村的55歲以上女性和60歲以上男性每月可分別領到8元和10元的養老金。之後養老金逐年增加，到2000年7月增長到女性140元、男性150元。雖然2000年水泥廠轉為私有，2002年礦山也承包出去，但依靠水泥廠所有權轉讓金和礦山承包費，養老金仍有增加，到2004年1月達到女性180元、男性190元。從2003年開始的5年內，村集體從礦山承包費中拿出一部份，每年給每位有九龍村戶籍的村民發3千元，這無疑使老年人的年收入又增加不少。

　　村集體不僅給老人以物質上的支持，還給他們以精神上的慰藉。從1995年開始，村里規定，在“退休”[3]後的3年中可參加村集體一年一度組織的旅遊，旅遊費用一律由集體承擔。村里還專門新造了一套房子作為老年活動中心，並添置了電視機、象棋、圍棋、撲克、熱水壺等用品，使老人們有了一個家庭以外的精神寄托場所。年底村里還給老人發一些年貨，如瓜子、食油、各種水果等。

　　除了集體給老人一些資助外，家庭養老仍相當重要。但據筆者調查，家庭養老因年齡不同而有所區別。一般地，70歲以下且身體健康的老人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勞動，而70歲以上的以及傷病纏身或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對子女的依賴性較強。九龍村的勞動力除一部份長期在外工作，剩下的或在廠礦工作，或從事運輸，村里的土地閒置。於是一些退休老人在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到地里種些青菜、蘿卜、玉米、番薯等農作物，另一些則去企業里幹一些強度較小的活。絕大多數老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積蓄，即使子女沒給他們生活費，也照樣能生活下去，而且手頭還算寬裕。因此，在筆者調查的幾位老人中，70歲以下的老人基本上不要子女給他們的生活費，反而經常給孫子孫女一些零花錢。另外，老人與其子女之間經常是一種互惠關系，子女提供物質和生活上的幫助，老人則幫助子女照顧孩子和料理家務。在九龍村，子女基本上都能履行贍養義務，對父母不管不顧、不盡孝道的情況很少。

　　二、九龍村現行養老方式存在的隱患

　　從以上調查情況看，九龍村老人的生活狀況即使說不上富足，至少也稱得上“小康”。老人的生活條件能否繼續保持下去並進一步提高呢？今後老人是否還能享受到這一代老人的待遇呢？提出這樣的問題並非杞人憂天，九龍村這種養老方式確實存在隱患。

　　先從集體補助來說，過去村集體之所以能給老人發一定數量的養老金，主要是因為有水泥廠和礦山上交的收入作靠山。自從水泥廠轉為私有，礦山開采也被承包後，村集體的經濟來源少了，經濟實力已開始下降。與此同時，養老金發放人數卻日益增加。目前在水泥廠和礦山工作的職工很大一部份已有40到50歲，也就是說再過10年左右他們也將成為老人，需要從村集體領取養老金。目前九龍村老人已占總人口的24.6％，其中60歲以上的人口占18.5％，按照國際標準九龍村已屬“老年型地區”[4]。現代人的壽命普遍延長，可想而知，10年以後老人所占比重只增不減，那時老人與養老金之間“僧多粥少”的局面勢必愈演愈烈。

　　再從家庭養老來看，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與人口結構的變化，這種養老方式也遇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困難和挑戰。

　　首先，子女轉向非農就業，其收入受市場變化影響可能波動，老年人的供養來源可能不穩定。改革以來九龍村村民逐步脫離土地的束縛，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入商品生產的各個領域，由過去單一的“種田人”角色向從事各行各業生產經營的多角色過渡。據第二村委會統計，目前全村的勞動力30％在水泥廠或礦山工作，20％從事貨物運輸，30％長期在外投資辦廠或從事技術工作，另有20％是婦女的一部份，她們或從事一些小經營，或在家當家庭主婦，幾乎沒有人專門從事農業生產。村里種植用地只有老人們在侍弄，種些家常菜，糧食則是從糧店里買。這種狀況改變了以往老年人供養以實物支付（主要是糧食等）為主的傳統方式，子女對老年人的供養主要表現為貨幣支出。這樣老年人的經濟供養來源對市場的依賴性加大，老年人供養狀況直接受子女貨幣收入的影響，缺乏穩定性並隱藏著風險。

　　其次，隨著城市和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西部地區的開發，九龍村大約有30％的居民長期在外工作，其中有一大部份集中在西部地區投資辦廠或從事技術工作。這些人長年在外務工經商，勢必影響對老人的供養。

　　再次，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生育觀念的改變，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在九龍村越來越多。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四、二、一”結構的家族模式開始形成。若仍然按照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瞻養老人，那麽一對年輕夫婦將要贍養4位老人並撫養1到2個子女，這無疑加重了年輕一代的經濟負擔和精神壓力，不但養老待遇難以提高，而且影響家庭的和睦穩定甚至農村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發展。

　　最後，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現代傳播媒體的普及，使九龍村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希望農村也能夠實行社會化養老，以減輕家庭養老的重負，並且自己也在為今後的養老早作打算。同時老年人的獨立意識也在增強，村里許多老年人都盡量避免依附年輕人來養老。

　　三、當前農村養老保險的制度安排及其缺失

　　村集體養老和家庭養老方式都受到如此嚴峻的挑戰，那麽，當白發浪潮席卷農村時，養老問題該如何解決呢？也許有人會回答：政府不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推出了一項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嗎？的確，1992年民政部公布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在全國正式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該方案采取儲蓄積累的方式，為農民建立個人帳戶，以個人交費為主，集體交費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將個人和集體繳納的保險費記入個人名下，到了退休年齡後根據個人帳戶的積累額計算發放養老金。這項制度對解決某些地區因人口老齡化給家庭養老帶來的沖擊以及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有積極效果。

　　首先，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堅持個人帳戶積累模式，具有很高的透明度。每人自己有獨立的帳戶，個人積累基金全部進入個人帳戶，與他人不發生任何轉移關系。資金在戶口遷移等情況下可以退保或轉保，這有利於保證農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自主性，也有利於該制度運行的靈活性。

　　第二，實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可以引導農民合理消費，杜絕鋪張浪費，有效轉移農村閒散資金。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逐漸提高，有些地方的農民有了余款後就建墳、修廟、婚喪嫁娶大操大辦。通過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可以將這些不合理消費轉移到社會保險上來，為農民養老未雨綢繆。

　　第三，推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為農民提供了一種現代的收入保障手段，為渡過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高峰做好準備。據專家預測，本世紀30至40年代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原因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人口生育高峰時出生的人相繼達到60歲及以上年齡。在當前人口老齡化程度還不算太高的時候，中青年人應當積累一些資金，當他們進入老年時就可以減輕其下一代撫養老人的壓力，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

　　第四，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將改變農村社會代際交換的形式，從而影響人們的家庭觀念和生育意願。傳統農村家庭養老方式是“反哺式”，即晚輩成年後撫養父輩，這種“反哺式”養老方式使得農民刻意追求子女數量，家庭關系也很緊密，與這種養老方式相對應的是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引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後，農民對子女的依賴性下降，對子女數量的追求欲望也就減弱了，從而更有利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

　　基於此，國家開始在農村地區大力推行養老保險制度。九龍村所在的羅店鎮政府於1993年開展農村養老保險工作，最初實行的是以一個行政村為單位進行的集體保險。1998年開始正式實行民政部公布的個人帳戶積累模式的養老保險制度。羅店鎮政府為完成上級政府下達的指標，要求其下轄各行政村積極宣傳這一制度，鼓勵村民投保，並分配了一定任務指標，由各村的會計、出納代辦，收取保費。

　　九龍村村委會積極落實了這一任務。這一方面是為了完成鎮政府下達的指標，另一方面也因為認識到這是今後養老方式的一種方向。村民在自己年輕有勞動能力的時候投一份養老報險，實際上爭得了養老的自主權。在喪失勞動能力時，如果子女能履行贍養義務，養老保險會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寬裕；當家庭保障不充分時，養老保險可以提供另一經濟補償；當家庭保障功能失效時，養老保障可以提供生活所必須的費用，使村民老有所依而安度晚年。1998年九龍村委制定了“九龍村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若幹規定”（下稱“規定”），其主要內容是，50歲以下戶籍關系在九龍村的全體村民都可參加養老保險，集體按參保村民的年齡檔次進行相應補貼，18到25歲的村民每人每年投保金額150元，年齡每增加5歲，投保額提高50元，村集體按個人投保數補貼相同數額。

　　1998年是“規定”實行的第一年，鎮政府督促有力，村民的好奇心和新鮮感都比較強，加上村集體經濟實力比較雄厚，能按照“規定”作足額補貼，所以當年收取養老保險金30多萬元。但從第二年開始情況便急轉而下，1999年到2002年每年收取的養老保險費只有3萬元左右。2003年由於金華市忙於區劃調整等事務，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被擱置，自2004年到目前為止亦未著手恢覆這項工作。

　　九龍村養老保險發展緩慢，甚至出現萎縮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在全國範圍內相當普遍。對於這種局面的出現，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踐過程中存在的諸多缺失有關。

　　首先，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實踐中“保富不保貧”，降低了養老保險覆蓋率。中國開展農村養老保險的最終目的本來是解決未來農民家庭養老困難問題，但由於采取農民自願加入的原則，即鼓勵具備投保條件的農戶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所以實際情況是，目前開展農村養老保險的大多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參加養老保險的人也幾乎都是農村的富裕居民，而未來養老將會面臨困難的不發達地區和貧困農村居民卻無力投保，這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死結。

　　第二，農村養老保險采取的是完全積累型模式，解決的是“未來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問題，對當前的以及即將步入老年的人無能為力。中國目前的完全積累型農村養老保險建立在個人帳戶的基礎上先積累後受益，且積累時間越早獲益越多，短期積累幾乎沒有意義。據估計，若從解決養老問題的實際功能來看，農村養老保險至少要等到20年以後才能產生作用，而近20年內卻無法解決養老問題，這自然限制了養老保險事業的發展。

　　第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體制混亂。在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踐中，由於缺乏專業人才和嚴格的管理制度，加之機構設置不健全，在管理上出現了很多漏洞。比如，大多數地方的養老保險基金由當地民政部門獨立管理，征繳、管理和使用三權集於一身，缺乏有效監督，而地方民政部門又受當地政府管理，所以民政部門或政府擠占、挪用甚至貪污、揮霍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情況時有發生，使農民的養老錢失去保障。

　　第四，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遠未規範化，立法工作更是嚴重滯後，缺乏具有較強針對性的法規。在基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中，大部分地方是靠突擊的辦法來收繳保險費，未做到制度化與規範化。許多地方建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在上級領導指示下一哄而上的結果。一些地方政府規定，凡要求縣改市、鄉改鎮，要申請扶貧款或參加“雙擁”評比的鄉村，都必須完成社會養老保險的任務。於是基層部門在並無立法的情況下采取行政手段強力推行養老保險，對不參加者給予各種處罰。還有些地方強調村幹部、黨團員起帶頭作用，並要求每人發動一定戶數的農民投保，按戶計酬。這樣發展起來的養老保險一旦風頭過去或者下一任地方官員不重視，自然而然會中途夭折，從而出現大起大落的局面。

　　第五，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保障水平低。由於許多農民對養老保險不了解，存在疑慮心理，怕政策變，怕不兌現，怕不合算，因此農民自己投保的保額一般都比較低，這樣農民老年時得到的保險金十分有限，有些甚至少到無法滿足農民老年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九龍村2004年有4位村民領取了養老保險金，分別為140元、119元、876.7元、203.1元[5]，平均每個月只有11.67元、9.92

　　元、73.06元、16.93元，對維持基本生活來說這簡直是杯水車薪。另外，農村養老保險基金只允許存入銀行，部份進入國債市場或交財政預算外轉戶存儲，沒有專門的資金運作機構，運作空間和手段有限，收益率很難得到有效保證，抵禦通貨膨脹的能力弱，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農民參保的疑慮。

　　第六，集體經濟薄弱也制約農村養老保險的發展。按照《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的規定，農村養老保險以個人繳費為主，集體經濟予以適當補助，投保對象平等享受集體補助。但中國許多地方的農村集體經濟力量並不強，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支持力不從心，並且在許多地區集體經濟補助農村養老保險的對象主要是鄉村幹部，這就造成了鄉村幹部自己參加養老保險的積極性高，而普通農民的積極性降低。在目前主要靠政府行為來推廣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情況下，農民缺乏擴大養老保險的熱情，無疑影響這一事業的發展。

　　四、對中國農村未來養老的幾點思考

　　通過對九龍村養老現狀及其存在隱患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家庭養老還是集體補助養老都很難維系，而社會養老保險由於還不成熟、不完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養老問題，因此建立一種“家庭養老、集體補助和社會養老保險相結合”的養老保障模式可能是未來農村養老的一條可選擇途徑。

　　由於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實力尚不足以完全由國家或集體來承擔老年農民的養老保障，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必須穩定傳統的家庭保障機制。《老年人權益保護法》以法律形式把家庭保障機制固定下來，使子女必須履行贍養老年人的義務，為年邁的老人撐起一把“保護傘”。鄉（鎮）、村有關組織應對贍養老人的子女及家庭給予一定的補貼，同時給予精神鼓勵；對不盡贍養義務或歧視、虐待甚至遺棄老人的子女則進行批評、教育，觸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責任；被子女遺棄的老人應送福利院供養，所需養老費用由鄉（鎮）有關部門通過合法程序采取強制性措施向其子女征收。

　　村集體經濟力量的強弱對當地老人生活保障具有重大影響。集體經濟發展好，實力較強，就可以給老人一定的養老補助，從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減輕家庭負擔。

　　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中國農村的大問題，它既不同於國外的養老保險模式、也不同於中國城市職工的社會養老模式，它應是基於中國國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條保障之路。首先應當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基本政策，通過立法形式建立與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其次要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的補貼制度，有能力補助的鄉村應盡可能采取按人頭補助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窮者愈窮、富者愈富”，使補貼制度更公平。第三是要堅持因地制宜與自願原則，可適當延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投保年齡，鼓勵低齡老人強化自我保障意識，進一步加強國家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在政策上的傾斜，使農民能得到更多的實惠等。第四是國家應承擔起農民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責任，建立相關管理部門，輔以高利率，免征個人所得稅等政策。只有讓農民從這項制度中真正得到好處，才能保證其健康持續地發展。

　　此外，促進慈善事業的覆興，對其加強規範與管理，將對中國農村養老起到一定的補充保障作用。目前中國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相對比較滯後，成立於1994年的中華慈善總會的團體會員到現在只有137家，而美國1998年豁免稅收的慈善公益機構有120萬個。中國絕大多數慈善公益機構是“官辦”的，並不能真正發揮作用，它們動員資源的能力也比較差。1998年美國豁免稅收的慈善公益機構掌握的資金總額為6214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9%，而中國的同一指標不到0.1%[6]。但中國民眾的慈善意識在不斷增強，參與慈善活動的熱情提高，中國政府對慈善事業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力度也逐步增強。1997年，中國首次規定對提供慈善捐助的企事業單位給予減稅待遇，1999年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將該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2003年9月有關部門規定：企業、個人等社會力量向慈善機構的捐贈，準予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前全額扣除[7]。這些法律和政策將為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開辟道路，為中國農村養老提供資金等各種支持。

農民集體上訪中的“選擇性激勵”

　　劉偉偉

　　南開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

　　1998年以來，中國農民的維權活動進入了“有組織抗爭”階段，農民集體上訪的規模和組織化水平明顯提高。本文主要分析農民集體上訪中組織者和代表人物與其他追隨者的相互關系。集體上訪遭到打擊時，面臨壓力的主要是組織者而不是追隨者，所以農民在集體上訪的組織過程中，如何有效地運用奧爾森所說的“選擇性激勵”來鼓勵上訪代表，抑制其他人的“搭便車”行為，是農民維權活動成敗的關鍵性因素。本文通過對若幹案例的分析，討論這種中國農村集體上訪活動中現實存在的“選擇性激勵”機制的形成和特點，以及集體上訪參與者之間的利益博弈。

　　一、農民集體上訪及其組織過程中的“選擇性激勵”

　　“上訪”屬於“信訪”的一種。官式的說法是：“信訪，就是公民通過書信、電話或訪問等形式，向黨政機關及其負責人，以及人民團體、新聞媒介反映情況，提出批評、建議、意見、要求和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提出控告、檢舉”[1]。從這一定義中可看出，信訪可以說是一種非法治的申訴和救濟方式，是上訪者直接找他可以信任的上級政府申冤訴苦的行為。由於信訪部門不過是國家機關內設立的一個接待部門，本身不是行政機關，更不是司法機關，它自己不能直接依法監督行政或司法部門，而只能將民眾的來信轉給所涉地區的政府部門[2]，因此信訪接待部門不但不能保證民眾上訪中反映的問題得到解決，甚至可能因轉信給地方政府而導致上訪者遭到壓制和打擊報覆。盡管如此，許多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還是不斷地上訪，期盼上級政府過問自己的苦情或直接批示以解決問題。多數上訪是個人上訪，但90年代以來集體上訪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本文分析的是農民的集體上訪行為。

　　借鑒李連江、於建嶸等人的觀點，1998年以前，農民的維權活動可被稱為“依法抗爭”，那時農民主要是采取上訪形式，以訴求上級政府的權威來對抗基層幹部的“枉法”行為，希望借助法律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來維護其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的損害。1998年以後，農民的維權活動進入了“以法抗爭”或稱“有組織抗爭”階段[3]。“農民有組織抗爭，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為領導核心，通過各種方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非正式社會動員和信息交流網絡，以中央或上級政策為依據，以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土政策為抗爭對象，以直接動員農民抵制為手段，以宣示和確立農民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為目標的一種政治性抗爭。[4]”“有組織抗爭”反映了農民集體上訪的規模和組織化水平已經提高。

　　農民們很清楚：“你以個人身份出面，再狠，狠得過政府？你以組織出面，雖然只是個村民小組，但上面也得當回事。再說，他鄉政府巴不得你來亂的，好抓住你的把柄。[5]”所以，在集體上訪中如何把握“踩線不越線”的尺度，既獲得“政治正當性”，不被抓住把柄，又通過集會、靜坐示威等“邊緣政治行為”擴大影響、施加壓力、得到實際利益，這個分寸很不容易把握。

　　在集體上訪中，盡管上訪行為本身是對政府信任的表現，但這種信任卻首先通過對上訪代表或上訪組織的信任來表達的。而政府則往往認為，上訪代表和上訪組織與自己“爭奪群眾基礎”、“挑戰政府權威”，許多官員們甚至把集體上訪視為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操縱和利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各級政府對集體上訪活動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準備采取壓制乃至打擊措施。[6] 例如，湖南省H縣曾經以“整頓社會治安”等名義，對“‘減負’上訪代表”采取“集體辦學習班”、“掛牌亮相”、“罰款”、“抄家”、“關押”等措施加以打擊。[7] 上訪代表鄧夫賓的妻子說：“他領導農民減負上訪全是靠家里的收入，有時還將我養的豬賣掉給他作路費，在經濟上沒有給家里帶來一點好處。[8]”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集體上訪的組織者和代表人物的產生，以及他們與其他追隨者的關系，就特別值得研究。因為，一旦集體上訪受到打擊，其組織者以及上訪時代表農民出面的人物必然得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在這樣的壓力下，許多人可能寧願選擇當“追隨者”，若集體上訪成功，他們可以“搭便車”，若集體上訪失敗，則遭到打擊的主要是代表人物（他們往往既是組織者也是上訪代表），而不是追隨者。由此可見，上訪代表與普通村民之間、甚至上訪代表彼此之間，始終存在著利益分歧，在集體上訪的組織過程中，如果農民們不懂得采用機制化的“選擇性激勵”對上訪代表進行實質性保護，而僅僅是對上訪代表表示道義上的支持，則上訪代表的積極性必將嚴重受挫。他們如果放棄上訪，或被“招安”，集體上訪就必然失敗。

　　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對研究此類問題具有參考意義。他指出：“能有效地代表大量個人的組織的出現需要應用‘獨立的和選擇性的激勵’來抑制搭便車行為。[9]”個人是否自願加入利益群體集團，不僅取決於這些組織提供給所有成員的集體利益，也取決於它們是否以多種利益形式對參加者予以個人化激勵，以及以繳納費用、罰款和其他個人化制裁形式所實施的懲罰。[10] 因為盡管成員們對獲得集團利益有共同興趣，卻都希望別人承擔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擔了成本，一般總能得到集團提供的利益。[11] 所以，“對一個完全依賴於其成員的自願參與和捐款的利益集團來說，這個組織剛開始會有大量的個人參加；並且在最初的幾次集會上會有大量的捐款。隨後，參加者和捐款數量會不斷減少，直至該組織萎縮為只有獻身於‘事業’的活動家組成的‘硬核’，或者完全失敗。\字號(3){[12]”除物質上的獎勵和制裁外，“社會制裁和社會獎勵也是‘選擇性激勵’。不服從的人受到排斥，合作的個人被邀請參加特權小集團。[13]”社會地位和社會承認可視為對個人的社會獎勵，社會制裁則可以表現為社會壓力（特別是輿論壓力）、人際關系緊張、聲望下降等。　

　　二、農民集體上訪中“選擇性激勵”的產生和特點

　　長期以來，中國的民眾養成了一種“順民”的“依賴心理”，總是期待高層或上級領導出面解決自己的問題，或者是有人能站出來替自己伸冤。當集體上訪成為農民群體的一種共同要求時，在上訪代表和普通村民之間就出現了利益博弈。如果村民們只是一味要求上訪代表做“無私奉獻”，集體上訪必然難以為繼。因為上訪代表的“英雄主義”熱情無法長期維持，而且他為了代表村民上訪，可能飽受打擊、負債累累，甚至連生存都會成問題。所以在當前中國農民集體上訪的組織過程中，“選擇性激勵”不可或缺。而組織集體上訪活動時“選擇性激勵”的產生也標志著農民的組織化水平的提升。正如奧爾森所言，一個完全依賴於其成員自願參與和捐款的組織是沒有前途的。農民的集體上訪如果長期處於臨時性的低組織化水平，特別是缺乏有效的“選擇性激勵”，這樣的上訪難以取得預期成效。

　　筆者挑了4個案例來分析農民集體上訪中“選擇性激勵”的產生和特點。

　　案例一：應星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14]中提供的關於四川省平縣大河電站沖刷區農民上訪的材料。大河電站建成於1978年，歸地區行署管轄。電站建成後，沖刷和淹沒的土地涉及四個鄉鎮，引起農民持續的聯合上訪，要求補償。1982年以後上訪逐漸升級，組織化水平越來越高。

　　案例二：於建嶸在“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一文[15]中提供的關於湖南省H縣農民上訪的材料。自1992年起，H縣20多個鄉鎮的一些農民因負擔過重和幹部作風等問題多次上訪縣、市、省和中央，並逐漸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減負”上訪骨幹隊伍，其中被稱為“‘減負’上訪代表”的核心人員有80多人。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依據中央和省政府的有關政策，組織並帶領農民抵制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國家法律的“土政策”。

　　案例三：郭正林在“當代中國農民的集體維權行動”一文[16]中提供的關於湖南省李家灣農民上訪的材料。1987年李家灣的部分土地被征用，鄉政府與村里簽訂了土地款入股合同，將5.6萬元土地征購款轉移到了鄉政府。鄉政府用從各村籌集的資金建了一棟商業大樓。1991年鄉政府變賣大樓，得款300萬。按合同規定，李家灣村應分得本利10萬元，但鄉政府拒絕履行合同。於是村民開始集體上訪。

　　案例四：阿古智子在“從‘上訪’的‘曖昧性’看中國農村社會的權力、利益和秩序”一文[17]中提供的關於內蒙古赤石村農民上訪的材料。該村農民不滿的焦點是非法采伐公有林、村幹部挪用公款、稅費征收不合理、農業承包中的欺詐行為、救濟糧發放不公等。

　　從以上案例來看，農民們采用的“選擇性激勵”有以下幾種形式。

　　1. 分攤上訪費用、均分上訪收益　

　　農民的集體上訪肯定需要經費，這主要來自參與者個人自費、自發集資、捐款、村組集體的“小金庫”等等（郭正林，第126頁）。在案例一中，上訪經費“一個來源是上5組的群眾集資，另一個是電石廠（為上訪移民接管）的剩余資金或物資折價款”（應星，第207頁）。通過長期有組織的集體上訪，移民們終於從政府的數次補償中獲得了幾十萬元。在案例三中，李家灣村民“大家一致同意每個村民分攤25元錢，並在上訪信上一連按下100多個手印”，約定討回被鄉政府占用的10萬多元征地款後，每家分1,400元（郭正林，第116至118頁）。

　　2. 獎勵上訪代表　

　　主要的物質獎勵形式是經濟上的補償。如在案例一中，“上訪代表的旅差費實報實銷；上訪代表一切誤工補貼，暫按每天2元補助；召開代表會議，代表每天按1.2元補助；因上訪造成的經濟損失一概予以賠償”（應星，第206頁）。有時這種補償會以幫忙、代工等形式出現。如在案例二中，“在減負上訪代表洪阿斌服刑期間，他的妻女得到了四鄉八鄰的關照。……一次下著大雨，一位與他們家沒有任何親戚關系的農民從十幾公里外的地方趕來幫助他家修理房頂”（於建嶸，第3頁）。

　　對上訪代表的另一種激勵是社會獎勵，即當地農民對上訪代表的尊重和保護。如在案例一中，移民上訪中流傳著一句話：“帶頭打官司[18]的要整死，廣大的災民要餓死”。也就是說，帶頭“打官司”的若挨了整，群眾的口糧就得不到保證；保護上訪“帶頭人”不受政府的傷害，也就是移民們為自己的實際利益而戰（應星，第409頁）。又如，在案例二中，“減負上訪代表受到了農民普遍尊重。對這一點，‘減負上訪代表’有切身感受。他們都非常肯定地認為，由於參加了減負活動，自己到農民家里受到了歡迎，政治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特別是當這些‘減負上訪代表’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打擊時，就有許多農民自發地出來保護和幫助他們……事實上，有多起農村群體性事件正是為了保護和營救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而發生的”（於建嶸，第2頁）。

　　3. 對不合作者的懲罰　

　　懲罰措施主要有罰款、群體排斥、輿論壓力等。在案例一中，1990年3月，移民們集體決定到大河電站“鬧飯吃”。“是大河電站占用了我們的土地，我們就找電站要飯去，督促上面來解決……按照每大姓出兩人的標準選出10名代表……向電站要的錢到手之後，每個代表分160元……全鎮村民，凡不去電站吃飯的，每人每天扣5元，不給糧食”（應星，第277頁）。“去了不準中途退出……在事情沒有解決之前，工作組發放的糧食補貼款不能領，誰領了誰就是叛徒。[19]”如果誰敢出面說“帶頭人”的不是或膽敢為工作組說句話，就要遭到與工作組同樣的下場（應星，第410頁）。

　　三、農民集體上訪參與者當中的利益博弈

　　農民的集體上訪無疑都是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不是出於利他動機。即便有某些上訪代表具有所謂不怕犧牲、不計得失的“英雄主義情結”，但這種情緒的出現本身也社會承認有關，因為在村民中出頭上訪本身就是獲取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源的一種途徑，上訪代表的社會聲望會得到提高，視野會變得開闊，能力則得到鍛煉。正因為在集體上訪的組織過程中，每個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算盤”，都想把自己的利益要求納入集體目標，所以上訪組織者之間、上訪組織者與普通村民之間，盡管在大方向上大家可能一致，但在具體目標、鬥爭策略、利益分配等問題上並非鐵板一塊，參與者之間的利益博弈始終存在，分裂、背叛時有發生。

　　以案例一的情形為例，大河移民的利益代言人在上訪中就逐漸分化成3股力量。其一以村民組長們為代表，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為民眾爭取最大的經濟補償，但不同村民組之間在補償的分配上又存在著矛盾。其二是上訪代表，他們是在外面拋頭露面與區、鄉政府對著幹的人，是區、鄉政府處心積慮地打擊報覆的對象。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將貪官拉下馬，以保證自身的安全。他們既反對移民們匆忙分掉補償款，更反對村民組聯辦企業電石廠立即開始生產，因為這就意味著對舊帳的默認，可能導致告區、鄉貪污的官司被撤銷。其三是區、鄉政府正式任命的電石廠負責人，他們是集體上訪鬥爭果實的合法接收者。區、鄉政府打擊報覆的矛頭一般不會指向他們，而電石廠一旦運轉起來，利潤則由他們掌握。告倒了區、鄉政府，與電石廠負責人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但電石廠若不生產，他們就只能守著一堆破銅爛鐵。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尋求經濟發展和安置勞力，同時鞏固自己的地位。（應星，第145至146頁、第401頁）

　　這3部分組織者都代表著民眾的一部分利益，同時又有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的考慮。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民眾的這部分利益與那部分利益可能發生沖突，他們的利益與其利益代言人的利益之間也可能發生沖突，而民眾利益代言人之間更可能發生利益沖突。

　　地方政府往往對上訪代表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這些做法會導致上訪代表與村民之間的磨擦乃至對立。一種可能的情況是，上訪代表在壓力和誘惑下倒向政府。在案例四中，上訪代表被公安局以“煽動群眾、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逮捕。地方政府的幹部勸誘上訪代表說：“如果你們停止上訪，我們可以給你們補償金”。在政府的利誘下，原來很活躍的上訪代表（曾因此而被村民選為新的村委會主任）對上訪中要求解決的問題不熱心了，“儼然成了政府那邊的人了”（阿古智子，252至263頁）。

　　而在案例一中，馴鹿鄉上訪代表謝明全則是被政府收買後又遭到政府的“秋後算帳”。他本來是被民眾推舉出來的上訪代表，上訪前在馴鹿鄉市場管理辦公室當臨時工，那是個有些油水的位置。他一開始參與上訪的組織活動，鄉政府就將他辭退了。但當他組織農民聯合進京上訪後，鄉政府又對他許諾，只要他停止上訪，就讓他覆職。於是謝明全答應了。他這個主要的上訪代表被“招安”了，馴鹿鄉的上訪勢頭就被遏制住了。但等上訪的風頭稍一平息，謝明全很快又被鄉政府停職。當他想重新組織上訪時，面臨的已是樹倒猢猻散的局面了。（應星，第199至200頁）

　　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村民們在政府的壓力下為了保全自己，出賣上訪代表。例如，湖北省鹹寧市通山縣大路鄉塘下村的農民們請余蘭芳出頭，為“村小學教學樓建成豆腐渣”、“村財務十幾年不公開”和“稅費改革違背上級政策”等問題，上訪8個多月，余蘭芳自費近3萬元，跑了2萬多公里，找了十幾個部門，受盡白眼和屈辱，沒想到不僅問題解決不了，反倒被判勞教一年半。湖北省通山縣公安局使用了逼供手段，要村民們證明余蘭芳有罪。有村民事後承認：“總共把我關了38個小時，幾班人輪流審問，不讓睡覺，飯也不讓吃飽……我從內心感到害怕了，就按照他們的意思違心地寫了材料……他們說不簽就把你關到牢里去……大路鄉派出所方揚禮所長握住我的手在每張紙上按了手印……半夜里，我冷得打顫，用報紙裹在身上取暖，後來寫了保證書才被放出來。[20]”在政府的威逼下，余蘭芳就這樣被村民們出賣了。

　　在行政覆議、行政訴訟[21]和國家賠償等司法救濟制度不能有效保護農民利益的情況下，農民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權益只有選擇集體上訪。但如果他們在集體上訪中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造成聲勢，獲得“合法性”或“政治正當性”，就很難與政府長久對抗。因此，注意利用“選擇性激勵”，尤其是要給予上訪代表物質獎勵和實質性保護[22]，這是集體上訪得以持續並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選擇性激勵”的使用關系到以集體上訪為主要手段的農民集體維權行動的前途，應當引起維權行動者的充分重視。

2006年

征地糾紛與農地產權

　　──成都平原鄉村案例分析

　　何景熙

　　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

近年來，中國違法違規征用、占用農民承包土地所引發的土地糾紛案件日漸增多，失地農民上訪、反抗事件也不斷發生。以四川省為例，2003年3月以來，四川省檢查機關立案查處與破壞《土地承包法》有關的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的罪犯53人，僅2004年1至10月全省就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11,664件。被國內媒體稱為“新圈地運動”的“後遺癥”已經成為影響鄉村秩序穩定的社會問題。從上述事實中不難看出，中國“三農”問題的焦點已從農民增收轉向農地的征占糾紛。

　　近幾年中央政府不斷出台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強調穩定農民土地承包制，但為何此類事件不但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筆者認為，從社會結構演變中不同利益群體為獲取資源而發生利益沖突的角度來分析這一問題，才能得到實質性的解答。鄉村農地作為資源配置權力和利益的基礎，其產權勢必成為難以回避的話題。

　　一、文獻綜述

　　關於中國鄉村農地產權問題的爭議，有如下一些主要觀點。

　　溫鐵軍認為，無論解放前或解放後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如土地改革前農村的土地占有權與農民租佃使用權的“兩權分離”，以及80年代農村改革以來的土地村社所有和農民承包使用的“兩權分離”，都不過是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種內生制約因素下的農村基本制度的表現形式而已。中國目前“城鄉分割對立的結構”也不過是在農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下，在土地分割細碎的、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為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需要而派生出來的結構。因此溫鐵軍反對農地私有化，其理由是土地是農民的社會保障，農地私有化不能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問題。李昌平與溫鐵軍持同樣看法，也反對鄉村土地的私有化。（溫鐵軍，2003；李昌平，2000）

　　秦暉認為，溫鐵軍關於農地是農民的社會保障、因而不能私有化的觀點，在邏輯上完全不能成立。所謂社會保障不能私有化，指的是社會保障的義務不能私有化，國家必須承擔社會保障的義務，必須承擔轉移支付的義務，但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從來就是個人的；而現在在土地問題上卻沒有任何國家義務可言，國家既未行使任何轉移支付功能，也不承擔任何保障義務；政府規定土地不能買賣，強迫農民自己種田保障自己，這本身就和取消公費醫療、但強迫人掏錢看病是一樣的。他還認為，溫鐵軍有關農村之所以出問題是因為土地兼並而造反的觀點，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神話。事實上，每次王朝末世的狀態都和現在的情形有些類似，不是農民沒有土地，而是農民不願種地；王朝危機都是農民主動拋荒，離開土地逃離故鄉，而絕對不是農民沒有土地可種而造反。（秦暉，2002）

　　已去世的澳籍華裔教授楊小凱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是土地制度。在“中國改革面臨的深層問題──關於土地制度改革”一文中楊小凱強調：“中國目前存在的“三農”問題，根本癥結就在於農村土地不屬於農民所有，從心理上，農民不認為自己種的地是自己的，所以沒有長遠投資於土地的打算。”楊小凱認為，土地制度改革是目前中國農村改革必須正視的焦點問題，這是主要矛盾，其它是次要矛盾。（楊小凱，2002）

　　黨國印認為，土地“承包權實質上是對所有權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長期化、固定化，承包權對所有權的分割程度就越高。在中國土地承包權是有價格的，這個價格的存在便證明承包權對所有權的分割作用；承包權對應所有權的價格越高，承包權對所有權的分割程度也就越高。他指出，“只要使用權與所有權發生分離，就有使用權“蠶食”所有權的可能性，甚至使所有權完全喪失”，“承包制也因此包含了蛻變的可能性，其表現是在承包權與所有權關系的人為操作中，弱化承包權，強化所有權（其實質是鄉村權勢階層的所有權），並使土地轉移的過程受到更多的非市場力量的控制。”他還列舉了承包制蛻變的4種具體形式。（黨國印，1998）黨國印強調，承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將提高農民的社會歸屬感，並有利於鄉村社會的穩定。中國大部份農民很窮，如果連一小塊土地的財產權也得不到尊重，農民對這個社會還會有什麽留戀？沒有土地財產權，農民就沒有什麽不能失去的，這個社會還能穩定麽？……農民的土地財產權越是得到尊重，就越有利於農村社會的穩定。（黨國印，1999）但黨國印不主張農村土地的私有化：“如果僅僅考慮新古典主義通常涉及的變量，那麽，將耕地所有權完全劃歸農民無疑會大大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並大大促進中國農村進步。但是，在當前中國國情之下，如果推行這一制度，會加強改革反對派的符號資源優勢（這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沒有認真研究過的變量），可能阻礙中國改革。土地私有化還會大大加快普通農民從土地上被拋出的速度，從而引發極嚴重的社會後果。”（黨國印，1998）

　　姚洋則“將農地制度看作是國家和農戶之間博弈的結果”，“國家在農地制度中仍然保留一定的角色，是因為它的利益，如保障充足的糧食供應等，可能因為地權個人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損害……，對農地使用和土地流轉限制最多的地區，也是國家糧食采購所依賴的重點產糧區。在與糧食生產無直接關系的領域，如土地的調整，國家對農民的自發選擇給予了高度的忍耐”（姚洋，2000）。姚洋將鄉村農地產權制度選擇與資源的（農民）個體稀缺性、土地租賃市場發育程度聯系起來並作了理論與實證研究。他用自己構造的“一般均衡模型”對1981年至1993年間4省83個村的土地調整作了經驗研究並證實：當土地非常豐富時，生存不再成為問題，土地調整因此也失去了意義；只有當土地資源適中時，調整土地才對最貧窮的農戶擺脫生存壓力有所幫助，因此才成為集體決策的選擇。姚的模型預測：地權的個人化程度隨農民收入和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而提高，因為收入的提高增加了農戶擺脫生存壓力的能力，而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降低了農戶對土地的依賴。（姚洋，1999）

　　申靜、王漢生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四川中部一個村莊集體產權的實證研究表明，鄉村產權關系並非如經濟學者認為的“劃分明確且一經形成便相對穩定的關系結構”，而是“個體行動者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不斷互動的過程”，故鄉村“產權作為行動者基於對經濟品權利的相互認可而形成的行為關系，必然是一個動態的均衡過程。”(申靜、王漢生，2005)

　　二、本文的研究假設

　　針對上述有關鄉村農地產權制度孰優孰劣的討論與爭議，筆者認為，首先，當前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對鄉村農地制度安排或者供給具有決定意義，而中國各區域──大到省區、小到村莊──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實行整齊劃一的制度安排。對於任何一個地區乃至村莊，只要能切實保障憲法賦予農民的權利，使農民滿意從而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就是好農地制度安排。其次，很多地方“三農”問題的突出矛盾已由過去農民費稅負擔過重轉向農民承包地被征占後引發的農民與政府的沖突。這類現象的日益普遍化表明，現行農地制度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必須高度重視的社會問題。為此應當研究鄉村土地問題，特別是土地與鄉村社會穩定之間的關聯性。再次，鑒於中國各區域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差異，因此應該對此問題有多種區域比較模式的實證性研究。

　　筆者以西部發達農業區──成都平原鄉村的農地制度安排與征地中的社會沖突的關聯性為目的作實證性調查研究。根據已有的相關研究文獻，提出如下需要通過經驗事實加以檢驗的假設：

　　1. 村莊里資源的稀缺程度與農民失地誘發的社會沖突相關聯；　

　　2. 制度安排和農民組織化程度決定失地農民與其他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結果，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結果影響城鄉社會秩序；　

　　3. 實現公平博弈的制度安排之核心是鄉村農地產權問題。　

　　三、農地資源減少與村民的態度

　　素以“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著稱的成都平原，是中國西部人口稠密的農業發達地區。近年來，這一地區鄉村土地資源銳減乃是不爭的事實。1997年3月至9月，筆者及其課題組在成都市所轄的12縣（市）鄉村地區從事有關勞動力就業問卷式抽樣調查時，平原農村的人均耕地尚有1.03畝/人（何景熙、羅蓉，1999）；而2004年7至8月在成都平原的大龍村（綿陽郊區）、新生村（成都青白江區）和世豐村（成都新都區）做抽樣調查時，卻發現這3個村莊（以下簡稱“三村”）的人均耕地面積已經下降為0.6畝/人。在63個樣本農戶中，與1982年第一次土地承包時相比，土地減少的有43戶，占全部樣本的68.3%；土地沒有變化的為20戶，占31.7%。必須說明的是，上述樣本中，無一農戶的土地面積增加。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三村”人均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導致人均土地面積減少，再就是建企業、道路和學校征占土地。如世豐村耕地的減少主要緣於修建學校、工廠的征地（14%）；新生村則因為人口增多（11.6%）以及修建學校、道路（7%）；而大龍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25.6%），建企業和修建道路各占征地的7%。在“三村”中，大龍村人均土地最多（0.85畝），其中30.5%的農戶人均耕地都在1畝以上；而新生村農戶土地最少，人均耕地面積僅為0.4畝，其中最少的一戶人均僅為0.1畝地，人均承包土地面積少於0.5畝的農戶占被調查農戶的71.4%。新生村農戶土地的減少始於1980年代初期起土地被大量征用，目前全村耕地僅余570畝，人均只有約4分地。2003年新生村被征用的土地為160畝，鎮上建中、小學、醫院等都是占該村的耕地。征地後整個村耕地不得不重新調整，以確保每戶的土地基本均等，村民獲得了一些土地補償費[1]，以及其他補償，如減收水費、農稅等。土地被征用後部份村民在原日新鎮（2001年撤銷鎮建制，歸並彌目鎮）的周邊建起商鋪，就近經商；但也有部份村民因耕地減少，經濟狀況更差了，這部份村民主要是一些家庭負擔重、無本錢做生意、又不能外出打工的人。

　　通過“三村”調查，筆者還發現，人均耕地面積減少與村勞動力的農業工時呈反向關系，而與非農工時呈正向關系，即人均耕地面積越小，農業工時越少，非農工時則越多。換言之，耕地面積減少導致勞動力在農業上的不充分就業程度增高，從而迫使農民在土地以外尋找就業出路。這是否意味著農民不再依戀土地並自願接受征地呢？事實並非如此。

　　在“三村”調查中，筆者發現村民對征地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幾類態度。在新生村和世豐村，村民對征地一般持無所謂或反對兩種態度。世豐村的一位婦女說，她並不在乎征多少地，經追問才知道，她的一兒一女都已成家立業，大女兒在成都市有一個家具廠，小兒子在成都市開了一個純凈水店，她和老伴留在村里，每天花一小時打理莊稼，農忙時就請人幫忙。新生村一位中年婦女也持無所謂的態度，因為她的獨生女兒加入了一個歌舞團，在全國巡回演出，每年寄回家1萬多元錢；這位婦女在村里在開了家縫紉店，老伴又幹搬運工，還能兼顧自己田里的莊稼。用她的話來說，種承包田只是一種責任──不讓土地荒蕪而已。也有不少村民對征地持反對態度。世豐村的一位婦女對耕地的不斷減少很是擔憂。當她估算今後土地不能養活一家人的時候，激憤地說：“現在和國民黨的時候有什麽區別？”這位女村民不到40歲，僅有小學文化程度，並未經歷過國民黨統治年代，她對國民黨的了解主要來自於共產黨的宣傳教育。新生村另一位年輕婦女對筆者說，由於身體不好，她不能外出打工，只好在家種田；但2003年後她家的土地銳減，以前她一個人忙都忙不過來，而今卻有好多時間閒著無事。她憂心忡忡地說，靠丈夫一個人在外打工的錢怎麽夠家里的開銷？女兒一天天長大，上大學的學費該到哪里去找？

　　上述訪談記錄表明，對家境不同的村民來說，承包土地的價值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那些勞力少、體質差、子女教育負擔重或無一技之長的村民家庭里，土地是他們唯一可以指望依賴的生存保障，也就是說，土地對他們的稀缺程度極高，因此他們對家庭承包地日益減少感到揪心，自然對各種形式的征地流露出不滿乃至抗拒。反之，那些家境很好，特別是家庭成員有技術有能力且已在城市取得穩定的職業和較高收入的村民，對征地的態度就比較緩和一些。由此可以推斷，農民個人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越高，對征地經濟補償的期望值越大，從而與征地方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四、農民、鄉村幹部與政府官員三方對征地的不同看法

　　多年來，筆者一直從事成都平原鄉村社會調查，在1996年至1997年抽樣調查期間僅記錄到個別鄉村土地被征用、占用的案例（何景熙，2000：198－214）。2000年以後的調查卻發現，鄉村農地被征占現象已較為普遍，由此引發沖突事件也時有所聞。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征地已經成為訪談中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為了獲得真實可靠的資料，調查往往需要依靠相當熟識的人士協助。2004年10月，獲悉C市郊區發生鄉村征地“風波”後，筆者與調查小組借助熟人關系，終於獲得了發生在C市郊區鄉村征地的3個案例的相關資料。應當事人的請求，我們在敘述這些故事時隱去了真實的地點和人名。

　　訪談實錄1：鄉村幹部對征地的看法

　　時間：2004年10月5日

　　地點：D鎮某某園

　　訪談對象：X村A村民組長H

　　1. 征地的基本情況　

　　A村民組共有農戶87戶，村民230人左右。征地是在1995年左右開始的，最初征地較少，到2000年11月以後開始大量征地，當時征了78畝耕地，加上非耕地共計82畝多。目前A村民組剩余土地不到100畝（含自留地、非耕地等），剩余土地中只有15畝左右繳納水利費，基本是無田可耕。

　　土地征用由國土局出面，有一部份是電力局搬遷占用，剩下的賣給了開發商，用於房地產開發。H雖然聽說過土地拍賣，成都的報紙上也登過拍賣公告，炒地皮的人員也來考察過，但實際運作起來的並不多，常見做法還是開發商或企業看中土地後由國土局按照省、市政府相關文件出面征用。另外，由於該村地處市政府統一的規劃區內，當地政府為避免今後征地糾紛，故不支持土地流轉，A村民組也就沒有土地流轉的情況。

　　征地補償共分3類，一次性的土地補償費為2萬8千元/畝，青苗補償費半年為7百元/畝，另外還有一些房屋拆遷的相關費用。H向我講述了這樣一個征地奇聞：2000年大量征地剛開始時，政府對農民裝修的墻磚、地磚、吊頂等損失給予一定補償；為了獲得這多賠的15元/平方米，家家戶戶都在半夜三更趕著在墻上多貼些瓷磚，甚至連豬圈內也貼得滿滿當當，敲一下空空作響；當時路邊擠滿了出售劣質瓷磚的攤販，生意火爆。後來政策變了，這類損失不再賠付。通常村民的一處住房拆遷會虧2萬元左右。

　　2．征地後農民的就業

　　A村民組征地後，農民都自謀職業。失地農民中現在未就業者約占一半，其中女性和老人居多，也有年輕人。政府未組織失地農民外出務工，但曾安排他們參加再就業培訓，不過參加者很少，農民普遍反應培訓項目不實用，純粹是“走過場”。H說：“對我們來說，象電腦這樣完全是高科技的東西怎麽可能在幾天、十幾天之內就學得很好嘛！要不就是木工、水電工一類的（培訓），早就濫市了，學了也沒什麽用場。”村里外出打工的人通常有一定文化和技術，不願意走得太遠，就在本鎮或鄰鎮打工，出了本區的只有3個人，其中兩人在成都，還有一個在北京，幹的是餐飲行當。村里還有一些外出的人屬於中專生、大學生，他們畢業後不願意回家鄉，他們的家人基本上留在本地，村里只有一戶人跟隨子女到了成都，其土地未被征用，請了熟人幫忙照應，戶口也未轉出去，以便保留今後分配集體資產的名額。H說，現在村里的鄉鎮企業已名存實亡，集體經濟積累（資產）還有，但是已經不多，最多也就是在每年年底發點“過年錢”。

　　3．征地安置情況　

　　在H看來，補償問題已經不是主要問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住房安置問題。作為失地農民，他們每人可以得到1萬3千到1萬4千元的安置費。2001年以前，安置農民的辦法是由農民自己出錢在政府劃定的區域內建安置房。當時在D鎮的中心區域新建了幾條街道，統一建造上層住屋下層商鋪模式的安置房，生意興隆，人氣旺盛，本村民組有23戶人家修建了安置房。

　　後來政策變化了，不允許再這樣自建安置房，而是由政府統一修建居民小區作為集體安置房，讓農民購買，每人有25平方米的配額，配額以內的面積按每平方米2百元購買，超過配額的面積再給20平方米的優惠（5百元/平方米），超出此數的房屋面積就按市場價格計算。以4口之家為例，若這家人選擇住150平方米的房屋，其中1百平方米配額的價格是200元/平方米，然後還有20平方米能以500元/平方米的價格購買，其它30平方米就得按市場價（大約800元左右/平方米）購買。現在，集體安置房還未建好，失地農民或租房或投親靠友，在10個月內可以得到每月8百元的過渡費，最近又改為每年800元，而實際操作時只給了一年過渡費，超過一年的就不再補了，由農民自行負擔。

　　4．社會保障問題

　　H說，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早期失地的農民有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費，政府只是鼓勵勸說而沒有強行要求其繳納社保，但實際參加社保的人少之又少。農民覺得，沒了土地就沒了穩定的基礎，安置費是以後的生活來源，現在子女教育費用又高，舍不得拿來買社保。後期失地的農民不再有土地補償費，只有安置費，政府將這筆補償費用於繳納社保費，同時失地農民也要繳納部份社保費用。其具體方案是：男性滿60歲、女性滿50歲，每月在社保局領取社保費；不到年齡者自行繳納，男性40歲、女性30歲以下，自己繳納10年（政府補貼10年）；男性40歲、女性30歲以上，自己繳納10年、政府補貼5年；醫療保險包含在社保之中，只要繳納社保費用就可以納入醫療保險，不受年齡限制。因為社保繳納和領取有嚴格的年齡限制，農民對社保的態度仍然不積極。

　　5．H對征地的態度

　　H認為,本隊村民還是願意土地被征用而不願種地：“田里挖不出金娃娃，一畝田一年賺不到2千塊，還要賠人工、精力，最多也就是勉強維持，在鎮上或附近打工機會多，零敲碎打賺的都比這個多。”村民還是願意遷移到鎮上，只不過在補償及安置費用問題上有意見。H說：“農民大道理懂得不多，但錢這個字還是認得很清楚，地沒了，不能錢也沒有啊!不然二天（注：四川方言中“二天”指今後或將來之意）吃啥穿啥呢？”當我問H對現在農民頻繁上訪、鬧事問題的看法時，H說，這是事出有因的，現在的政策說變就變，農民又不可能把政策推翻，“雖然明明知道，最後還是只有吃下啞巴虧，但是鬧一下說不定政府會給點兒優惠條件，不鬧就啥都沒有。”

　　訪談實錄2：農民對征地的看法

　　時間：2004年10月3日

　　地點：C市郊區某某廠軌枕車間

　　訪談對象：車間主任B、農民工A、L。

　　某廠軌枕車間現有工人3百多人，其中農民工占一半，失地農民則占這些民工的一半以上。該廠不招正式工，廠里所有打工的農民工統一由包工頭（相當於民工中介）管理。包工頭負責民工的所有傷殘賠付，承擔一切風險，廠方向包工頭支付一定的民工用工款項和農民工工資。廠方與農民工之間沒有直接的合同關系。農民一般通過熟人或已在廠中工作的親友介紹，與包工頭搭上線。他們參加企業組織的短期培訓後便開始上班。目前企業開始改制，今後工廠將與農民工建立直接的契約關系，不再由包工頭管理。由於農民工能吃苦且工資較低，所以該廠有擴大招收農民工的趨勢。

　　B是X區人，家里有不到2畝的土地。1992年為建企業征地，給出的條件是一次性賠付每人1萬元；40歲以下的青壯勞動力安排在征地企業中工作，40歲以上的則一次性賠付；不願意接受安排就業的人可以參加當地政府組織的免費培訓（電工、焊工之類的初級技能培訓）。當時B中專畢業，被招進該廠，從此住在D鎮上。當我問他對征地的態度時，B反覆強調政府政策的剛性作用：就算自己有疑惑，有不滿，也只能作罷，更何況自己文化程度不算低，也就沒有過多地去爭什麽。

　　農民工A本是D鎮某村村民，家中有5口人（父親、母親、妻子、女兒和A）。從2003年9月起，A所在的村民組征地用於果園栽種、花卉盆景種植，如“黃金梨”等。A家有3畝左右的地被征，征地條件是每年每畝給予青苗補償625元，所有農業稅收費用還得自己繳納，現在A家余下大概6至7分地，送給一位本村朋友種蔬菜。全家人已搬到D鎮，住在出租屋里，一家人靠幹臨時工維持生計。A的女兒在市內的一所中專上護士專業。A在該廠當焊接工，月收入6百元左右；妻子在廠里做清潔工，每月有2百元的工資；母親在廠醫院中藥房打雜，父親在D鎮蹬三輪、打些零工，兩人每月有7百元左右的收入。其家庭總收入每月為1千5百至1千6百元左右，除去租房、生活費和女兒的學雜費外沒有余錢，勉強維持生活。

　　A說，當初征地時有統一的政策，附近鄰居家家都一樣，不存在滿不滿意的問題，政府怎麽賠償，就怎麽過日子。現在農產品漲價，稅費減少，如果能返還承包土地的話，還是願意回村務農；因為在鎮上無固定工作，工資也就不固定，不如那份土地來得實在。家人希望女兒以後能留在城市工作，這樣以後若條件允許還可以去投靠女兒。但是A說，他不稀罕城市戶口。

　　車間農民工L原系D鎮污水處理廠附近的村民，家中4口人（老母親、妻子、女兒和L），有2畝左右的耕地。2003年他家的地被征用來辦廠，現已建成的廠區內有機械廠等。當時征地開出的條件是一次性給予補償每人1萬3千元，因為占用的土地還包括自己的私房，因此額外獲得住房拆遷補償及住房安置費共計10萬多元。此後L開始自謀職業。最近當地政府要求失地農民退還那1萬3千元補償費，用於繳納社保費，具體辦法尚未最終確定；初步通知說是男性滿60歲、女性滿50歲後可每月領取210元社保金。L一家現住在D鎮購買的商品房中，其購房款來自於10萬多元的住房補償和安置費。L在廠里是臨時工，收入不穩定，一般在4百至5百元左右，最多不超過6百元；妻子無業，與老母親在家操持家務；女兒已工作，在M鎮一家台資廠當會計，每月工資6百元。

　　L說，他對家里的地被征並不滿意，怕的是坐吃山空，不願意失去唯一的生活來源保障；但是在政府面前沒有爭取更多補償的可能，也只能接受。當被問及是否願意再務農時，L只是反覆說，既然已經沒有土地也就不再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問，假如能夠把土地返還給你，你作何打算？他非常肯定地回答，寧願賣掉現有房產，留下傍身的救命錢，有了土地，油鹽柴米至少不缺！在鎮上生活，花銷大；居民小區與自己的生活習慣不符。L對自己的女兒期望不高，不過還是希望她以後就在鎮上成家。

　　訪談實錄3：國土局官員對征地的看法

　　時間：2004年10月6日

　　地點：C市郊區某國土局

　　訪談對象：國土局土地儲備辦幹事W

　　W向我介紹了當前征地的一些情況。

　　1．土地征用基本情況

　　目前D鎮征用的土地主要用於辦企業（如台資廠、××鋼廠廠區遷入等）、房地產開發、居民安置房建設、道路擴建、學校擴建等。征地中涉及的賠償和安置問題嚴格按照市級文件和市級統一標準執行。現在區政府已取消了安置費和土地賠償費，但在操作過程中各鎮都是根據征地的實際情況和相關條件來決定是否支付這些費用。換言之，現在對農轉非失地農民來說，只能獲得住房拆遷補償費和青苗費。

　　2．征地補償

　　按照農民房屋構造的不同，住房拆遷補償從每平米50元到240元不等，例如，磚瓦房結構的住房是230元/平方米；青苗費一次性賠償7百至8百元，持有專業種植戶證明的農民會得到更高的賠償。農民對今後的住房安置可有兩種選擇：一是購買政府統一修建的集體安置房（居民小區），每人有25平方米的配額，配額內按每平方米2百元購買，超過25平方米的另有25平方米的優惠（6百元/平方米），余下的面積按市場價格計算；另一選擇是農民自行解決住房，可與政府簽訂住房貨幣化安置協議，則獲得每人25平方米、每平方米6百元的補償費。

　　3．社保安置

　　最近政府取消了一些賠付項目，用於支付農民加入社保所需的費用。主要分為幾個等級：未成年級別，即16至18歲以下的農民（各鎮的實際執行標準不同），政府一次支付每人2萬元，社保由本人自理；青壯年勞動力級別，即男性18至45歲、女性18至30歲，政府負責繳納其15年的社保費用，余下年份的費用自理；退養級別，即男60歲、女50歲以下農民，政府全部負責支付社保費用；最後就是男滿60歲、女滿50歲的農民全部納入社保。

　　4．農民對征地的態度　

　　W認為，從現有情況看，本鎮農民願意搬遷，其實在土地征用之前純農戶已經很少了，非農從業人口越來越多。另外，因為D鎮集中了化工、鋼鐵、機械、化肥、洗衣粉等大型企業，噪音、粉塵等污染問題嚴重，農民為自身健康著想，也盼望能換個好一點的環境。但是W說，由於農民素質的限制，在經濟賠償方面與政府有很大的分歧，總覺得政府工作人員、基層幹部欺騙自己，希望人多勢眾會得到更大的好處。作為政府工作人員，W感到為難，因為某些農民的難處顯而易見，但政策制定並非自己說了算，而且土地征用後對地方經濟的改善確實有幫助。他感慨地說，這真是“耗子鉆風箱，兩頭不是人啊！”。

　　W認為，現在農民最迫切的願望是政府能包攬今後的所有問題，那些上了年紀和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技能的人主要希望解決其社保和就業安置。農民們認為，“你拿走了我的地，就要負責我進棺材之前的生活”。農民的這一“低”要求超過了政策允許的範圍，也不符合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所以矛盾突出。

　　5．上訪、鬧事情況

　　現在，只要在拆遷補償或安置上一有分歧，農民就鬧事，采取圍堵政府大門、堵截交通、阻礙施工等過激手段來表達不滿。2004年初開始，小規模鬧事不斷，規模大、鬧得滿城風雨的也有3、4起。該年5、6月D鎮某村農民鬧事，當時拆遷費、補償費都已支付，各項協議也簽好，連房子都開始拆了，施工隊進場建了圍墻，農民把砌好的圍墻推倒，阻止施工，還多次上訪，因為村民們覺得入住集體安置房不合算，要交物管費、清潔費等，而且不能象私人修的住宅那樣在底樓建商鋪，因此要求自己修建安置房。最後逮捕了幾個人，其中一個婦女還被判刑。中秋節前後，某村10人集體到北京上訪，因為有1百多畝田未拿到一筆補償費。他們要求象另一個村一樣，每人每畝多拿7千元，但開發商不願額外支付。這事鬧得沸沸揚揚，至今未解決。

　　五、訪談分析

　　上述3個訪談從不同角度描述了C市郊區同一地域發生的征地“風波”，體現了不同角色對征地事件的看法或態度。如果說國土局幹部W代表征地一方，那麽農民工A和L是被征地的一方；村民組長H則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第三方，他既是分享集體土地利益的眾多村民中的一員，又是必須按上級政府指示辦事的基層幹部。H的角色決定了他在接受訪談時既能比較客觀地反映事件的來龍去脈，又表達了村民的某些不滿情緒，同時也能看出他對此事謹慎小心的態度。

　　3類角色對土地征用雖有不同的看法和態度，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鄉村土地是集體所有，而非農民個人所有，因此都能接受政府征用土地的既成事實。H認為,村民還是願意土地被征用而不願種地，因為“田里挖不出金娃娃”；村民B、A和L都承認政府政策的剛性作用，就算有疑惑，有不滿，也只能作罷，A的看法還反映出個體對群體行為的從眾心理。村民的態度表明，他們對自己承包土地的最終歸屬沒有信心，因為土地是集體的，他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最終處置權，不能自行轉讓、出賣而獲得收益；面對強勢政府，農民在征不征地的問題上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他們與政府博弈（談判）的焦點只能集中在征地補償的條件上。由於征地補償政策的不穩定，導致了補償款在時空上和政策上的差異，這便成為引發村民不滿和“鬧事”的原因。

　　國土局工作人員W一方面是基層辦事人員，甚至可能出身於農民家庭（許多縣、鄉政府的工作人員是本地農家出身），深知農民的疾苦和農地對他們的重要性，所以承認“某些農民的難處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W必須按上級指示辦事，而站在政府的立場，W就將征地“風波”歸咎於農民素質不高，“你拿走了我的地，就要負責我進棺材之前的生活”，希望“政府能夠包攬今後的所有問題”，這種“要求超過了政策允許的範圍，所以矛盾突出”。在W的身上可以看到在征地事件上他所面臨的角色沖突。

　　從上述分析可見，土地被征的農民一方覺得政府的補償不公平；而政府則覺得農民的要求太高，超過了政策允許的範圍，不切實際，甚至歸咎於農民的素質問題。其實，對於這樣的爭議是不難找到答案的，如果是產權明晰的市場交易，無論價格高低，只要交易雙方自願成交，就是公平的，何須鬧事、上訪？即使有交易上的糾紛，雙方可以通過司法程序對簿公堂，與政府部門無幹。從調查的情況來看，D鎮的征地“風波”問題恰好出在這里。

　　首先，該鎮的征地用途是工業、商業、住房一類，按照國家規定，土地應當掛牌在市場上拍賣，拍賣後應當給予農民足額補償（包括應繳納的農民社保費）。

　　其次，市場拍賣意味著出賣方是村集體而買方是用地的開發商，政府作為規則制定者只應充當“裁判員”。但在D鎮政府（國土局）卻成了土地的買方，直接與農民對局，於是農民有意見或有不滿，要求政府包攬一切就很自然了。

　　再次，由於鄉村集體土地的產權只把使用權落實到農戶，而未界定土地的個人處置權（出租、轉讓、繼承權）。這種產權虛置使政府面對土地糾紛時不得不隨時制定新的政策和辦法。如果新政策、措施和辦法比過去的一套對農民有利，農民當然樂於接受；但如果出現相反的情況，農民就覺得不公平，會找政府論理，達不到目的就會發生糾紛乃至上訪、鬧事。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農民預期的不確定性，並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於是農民就只能以機會主義的態度和行為來應對征地政策頻繁的變動。

　　最後，由於D鎮的征地未通過市場公開交易，其結果政府和村民都付出很高的交易成本。政府工作人員為“說服”村民、處理糾紛等費盡心力；村民為此付出了“鬧事”代價（成本）。事實上，這類交易成本甚至高到難以用錢來計量（對社會秩序的的負面影響更是難以用經濟價值來量化）。當征地工作結束時，雙方都可能會有得不償失之感。

　　六、簡短的結論

　　第一，當前成都平原鄉村農地征占中的糾紛或沖突與農地資源對農民家庭的稀缺性，即承包地是否農民是唯一的生存保障密切相關。失地農民家庭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與征地中沖突發生的頻率及沖突大小密切相關，農民家庭承包地越少且無其他可以憑籍的謀生手段，則他們期望獲得農地的補償費越高，因而與政府博弈中產生沖突的可能性（發生率）越大。而鄉村人口增加以及人均農地資源的減少，又提高了農民家庭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增大了土地糾紛和沖突的發生率。

　　第二，當前成都平原鄉村農地征占中的糾紛或沖突與現行農地制度安排存在關聯性。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是農地集體所有制下農民家庭土地承包責任制的核心。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鄉鎮政府和村幹部對農地的分割、出讓具有最終支配權。現行鄉村權力結構為政府通過行政權而不是通過市場征用農地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征地問題上，農民只能在征地的補償費數額上，而不可能在征地的合法性問題上與政府博弈。而征地補償政策的變動導致農民對政府信任度下降。鑒於當前區域性征地系當地政府行為而非公開的市場行為，故農民通常不承認征地的公平、公正、合理性。這就是現行農地制度安排易於引發土地糾紛和沖突，從而影響鄉村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欲消除當前日益增多的鄉村土地糾紛和沖突，穩定鄉村社會秩序，必須推行以下兩方面的改革：

　　其一，政府應提供新的農地制度安排，即修訂現行農村《土地承包法》，將農民家庭為期30年的土地承包期延長至70年至99年，並嚴格保障在承包期內農戶享有完全的使用權、處置權（出讓、繼承）和收益權；為了保障之承包期內農戶這一權利，應由政府依法（《憲法》關於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文）頒土地證予以確認。

　　其二，在鄉村農地承包權明晰的基礎上，建立統一、公正、透明的土地市場，實現公平的市場交易。征地、拆遷到定價和支付的全過程應由土地承包人與用地方直接議價或者由土地承包人委托民間中介機構進行。政府部門一定要退出土地市場，只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2] 政府在未來土地市場發揮的外部監督機制，將保證交易的自願性、公正性和公平性。　

國家對農村現行管理方式的體制缺陷

　　──從南村調查剖析中國的鄉、村基層組織現狀

　　郝晏榮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中國農村改革於今已達20多年。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之初，中國農村經濟曾一度有大的發展。但時至今天，農村貧窮與發展的滯後，再一次成為全社會所關注的問題。推動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減少農村的貧困，首先得了解中國農村到底面臨什麽問題。本文通過解剖華北南部同屬一個自然村（簡稱南村）的兩個分村的基層組織，分析村民自治組織在鄉村發展中起了什麽樣的作用，以及鄉鎮政府的行政模式有哪些弊端，由此指出中國農村面臨的雙重困境和擺脫這種困境所必須的鄉鎮政府改革。

　　一、南村基層組織與村民之間的關系

　　南村一分村共有1,860人，現在的村基層組織（以下簡稱為“村組織”）是1994年由上級政府定下來的，共有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黨支部委員11人。其中村支部書記秦禮的已經在“村組織”工作20多年。三分村人口有1,400多人，現任支部書記郝喜軍自十幾歲開始務農，當過生產隊長、大隊民兵連長，現成為該村第三代基層組織的負責人。

　　1. “村組織”的日常工作與村民評價

　　一個“村組織”的日常工作主要有兩大類，一是處理本村村民反映的問題，二是應付上級政府布置的任務。但對村委會的工作績效，村民與“村組織”的評價完全不同。比如就“村基層組織能為村民解決什麽問題”，大部份村民告訴調查者，村幹部經常登門找村民，不是讓出錢就是讓出力。但村幹部自己卻認為，他們為村民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上報軍烈屬的情況，領取救濟金；反映村特困戶的情況，領取救濟；還有報災，調解鄰里糾紛，發放宅基地等等。有許多時候，村民找村幹部辦理的並不是什麽公事。比如，一家男人外出好幾年不歸，女方要改嫁，村支部書記受男方親屬委托，外出尋找、刊登尋人啟事等。又如，有一村民的摩托車在外面被扣，他們找村支書幫忙要回。有時候村組織也受村民的委托辦理一些村里的公事。比如，1996年村里發生澇災，村民集體來到村支書家，讓他向上反映災情，以求減免稅收。又如，村里的高壓線被人偷竊數百米，村民找到村支部書記，讓他找縣公安局，把被偷的電線追回來。

　　除了這些受委托和盡義務的事之外，“村組織”還掌握著一些公共資源。我們在調查中看到的主要是發放宅基地的權力。從法律規定來看，發放宅基地的權力屬於上級土地管理部門，但縣鄉兩級土地管理部門對農村土地資源的了解僅限於觀念和數字，不可能具體規劃管理各村的土地，於是實際掌握農村宅基地發放的權力就下移給村委會。這一權力的下移曾為“村組織”帶來許多謀利空間，但現在隨著縣鄉土地部門的權力向農村基層延深，這種謀利空間將被壓縮。

　　2. 鄉政府對農民的攤派和“管理”

　　實際上，應付鄉政府以及各級政府部門下派的任務才是“村組織”的主要工作。由於土地承包制的實施，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發生了變化，這對鄉政府的權力構成了一定的限制。於是鄉政府往往試圖從其他方面彌補其權力“損失”，其手法之一就是加強對“村組織”的管理和控制。

　　筆者通過調查發現，“村組織”承擔著鄉政府下派的諸多“任務”。例如，每年第一季度有以下“任務”會下達給“村組織”。第一項，查“私婚”和“早婚”。鄉政府根據各村人口總數，按比例分派名額，責成“村組織”必須搜索到足夠的私婚和早婚人數，為鄉政府籌到足夠的罰金。第二項，實行計劃生育的季度普查，責成一個村必須有一定數量的人做引產、流產手術。比如，三分村共有1,400人，按比例分到8個名額；少完成一個，鄉政府要對村組織罰款2,500元。第三項，征收人頭稅。本來，征稅是稅務部門的事權，但鄉政府認為，有些該征的稅沒有征上來，於是按每人12元的配額對各村加征所謂“稅收”，這部份鄉政府自行規定的收費被村民稱為“人頭稅”。這項攤派遭到村民的抵制，因為“村組織”和鄉政府均拿不出合法征稅的稅票。最後，“村組織”只好從信用社貸款，上交了這筆“人頭稅”。第四項是“小康村驗收”，驗收標準多達15項，每一項都有具體的數字標準，如人均收入達到1,300元的戶要超過村民總戶數的80%，人均集體經濟收入要超過1千元，學齡人口小學入學率達到99%、鞏固率為99%、完成率為97%，按“村文化建設”標準村圖書室必須有1千多冊藏書，每年訂閱5種以上報刊，有3個體育場所，3種以上體育設施，此外還有住房、用水、用電、道路、綠化、衛生所，以及“村組織”建設、計劃生育等各項硬指標。

　　3. 農民負擔的各種稅費

　　筆者調查的一分村和三分村都已成為“小康村”，但並未全部達標。實際上，鄉政府對所謂的“達標”並不認真，他們最關心的是“村組織”上交“稅費”的多少。第一季度的任務還未完成，第二季度的“夏季征購提留”工作就已開始。鄉政府把上級政府下達的任務分解到各村；各村再根據下派任務，計劃造表，將任務分解到各戶。在一分村，我們看到了上一年夏季征購提留表，從一個名叫趙常華的村民名下（承包耕地2.1畝），他應該上繳的夏季征購提留如下：

　　“村提留”合計為97元（其中公積金42.2元、公益金18.3元、管理費36.5元），“鄉統籌”合計為169.9元（其中教育費54.8元、計劃生育費8.2元、優撫費11.9元、民兵訓練費11.9元、道路維修費8.2元、衛生費4.6元、稅金70.3元），總計為266.9元。

　　夏季是農民交納各種費用的主要季節。一分村有1千8百多人，向縣、鄉政府上交的“夏季征購提留”包括：公積金25,296元、公益金12,648元、管理費25,296元、義務工3,720元、積累工5,580元、教育費39,744元、計劃生育費5,692元、優撫8,220元、民兵費2,530元、道路費5,672元、衛生費3,162元，小計126,480元，國家稅金48,150元。“村組織”把表冊送到夏糧收購站，收購站則把各種款項從農民的賣糧款中扣除。

　　4. “村組織”在農村社區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從調查結果來看，“村組織”控制民眾的能力越來越弱，在農村公共生活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小。比如，“村組織”不再管理經濟事務，如打井、整地、安排生產，也不參與村民的婚喪嫁娶、修房蓋屋。“村組織”從農村的公共生活領域退出之後，其管理空白有一部份逐漸被村民的自發行為所填補。例如，土地承包之始，地塊被分割得很零散，一戶的承包地不過3至5畝，卻被分割成7、8個小地塊，不利於耕作；於是村民們通過私下交換，把小地塊合並成大地塊，方便耕作。此外，打井、架設電線、改革耕作方式等，也都是民間自發的行為，基本上沒有“村組織”的參與。農民在文化活動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姓氏和家族活動的重新活躍即為一例。

　　南村以郝姓為主，1949年以前這里有一個很大的郝氏家譜廟，“文革”時期被拆毀。前幾年，村民們報縣宗教局批準，集資重新修建家譜廟，廟里供奉的是郝氏最早從山西洪洞縣移民過來的祖先。每年農歷的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在廟前舉行祭祖儀式。但正如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所描繪的，與南方鄉村相比，北方農村的家族觀念相對淡漠。在南村，盡管恢覆了一些宗族儀式和活動，但這里沒有族長、族規，也沒有族產，宗族行為完全處於自發狀態，其活動也僅僅是一種儀式，除了滿足村民對歸屬感的需求之外，沒有更多的社會功能。

　　在目前南村的村民活動中，既很少看到“村組織”的影子，也很少看到家族的影子。在組織生產、興辦企業、修房造屋、婚喪嫁娶等活動中，鄰里、朋友、家族、親戚的作用幾乎處於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見，孤立分散，缺乏有機聯系仍然是北方小農社會的基本特征，這一基本特征是國家政權深入農村的有利條件。當國家行政權力對農村控制減弱時，也沒有任何勢力能填補其權力的空白。

　　二、“村組織”與鄉政府的關系

　　農村改革除了涉及“村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之外，另一個重要內容是調整“村組織”與上級政府之間的關系。

　　1. “村組織”功能弱化，鄉政府權力膨脹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在“村組織”的社會控制功能減弱的同時，鄉政府的機構和權力卻大為膨脹。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機關通常只有十來個正式工作人員，現在，南村鄉的黨委和鄉政府已有一百多人。黨委、鄉政府、鄉人大、紀檢、團委以及派出所、法庭、銀行、土地、稅收、計劃生育等各種部門，都比照縣政府的機構設置，此外還特別設有管理農村的若幹特殊部門。“村組織”的大部份工作都不得不圍繞著鄉政府的需要。

　　南村鄉政府管理著20來個行政村，從功能上看，既然設立了如此龐大且功能齊全的鄉政府，它就完全可以獨立承擔起管理農村社區的任務，沒有必要再設立村一級組織。但為什麽又要在鄉政府之下又設立“村組織”呢？這完全是鄉政府的需要。在鄉政府下面設立“村組織”，既增加了鄉政府的權力，同時又減少了鄉政府的事務性工作與責任。

　　“村組織”實行自治之後，鄉政府與“村組織”的關系處於一種什麽狀態呢？從調查中發現，南村的“村組織”名為村民自治，其控制權並不在村民手中，而是在上級政府那里。由於“村組織”手中掌握的資源很少，其權力基礎就十分薄弱，只能依靠上級政府的支持。當然，這種依賴出於鄉、村兩級組織的共同需要：鄉政府需要村組織為其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村組織”需要鄉政府為其提供權力的保障。“村組織”的人事任免，有的是通過村民推舉，有的是鄉政府指派。無論屬於哪一種情況，“村組織”多半必須服從鄉政府的領導。用三分村一位村主任的話來說就是，鄉政府可以隨時“調度”他們，召集他們開會，並布置任務，對他們獎勵或處罰。按規定，村里征收的“提留”（即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等）都是“村組織”的專項經費，但在南村，“鄉統籌”與“村提留”卻都要上繳到鄉政府，然後再由鄉政府根據情況向“村組織”返還部份“村提留”款項。

　　為了加強對“村組織”的控制，南村鄉政府在每個行政村都安置一名鄉幹部，長年住在村里，監察各村的基本動態。在調查中經常聽到“村組織”的幹部抱怨，鄉政府卡得太死，村里的工作難做。筆者曾向他們提問：能不能根據村里的具體情況，對鄉政府的安排布置表示異議？“那怎麽可以？”一分村的村主任說，“鄉政府根本不聽你的，還要用黨紀政紀處分你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村組織”不聽鄉政府的“調度”，或無法完成鄉里布置的任務，鄉政府馬上就會撤換“村組織”負責人的職務，另換他人。

　　2. “村組織”的支配力減弱

　　從總體上來看，“村組織”對農民是不可能再按人民公社時期那種大隊幹部對社員的強迫命令方式去布置任務，但它也不能按鄉政府管理“村組織”的方式工作。“村組織”雖然行使著國家權力，安排的是上級政府下派的任務，但“村組織”卻不是國家權力的化身，它們只是扮演著國家權力的基層“代理人”角色。它們的身份是多重的：當行使國家權力的時候，他們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人；當他們為村民服務的時候，又成了村民的代理人。村民如果不服從他們的安排，一般情況下，他們只能調動縣或鄉的力量來解決。各種各樣對農民的征收和攤派之所以能夠完成，主要原因在於農民對國家權威的服從。因此，“村組織”必須以鄉、縣兩級政府權力的支持作為政治靠山。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國的範圍內，不同地方的村組織，其權力和支配能力差別很大。有的“村組織”幾乎毫無支配能力；有的“村組織”，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蘇的華西村，其權力與支配力甚至超過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的權力。由此可見，“村組織”的權力不在其組織形式，而是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有的“村組織”沒有任何集體資產，連“三提留”也被鄉政府拿去，“村組織”不掌握任何資源，它對村民就沒有支配力；有的村在土地承包之後，“村組織”仍然掌握著一部份集體資產，如荒山、野地、林木、礦藏等，這類“村組織”就有很大的權威，能支配村民。但從數量上看，這類具有權威性與支配力的“村組織”比較少。

　　顯然，對改革給農村社會和權力結構帶來的重大變遷及影響，學術界還未給予足夠的理解和重視。比如，盡管“村組織”已經沒有什麽實際政治意義了，不少人還在熱烈地討論“村組織”的民主選舉與民主決策之重大意義；盡管鄉鎮政府已經包攬了控制農村社區的大部份權力，但研究者對鄉鎮政府的角色和職能卻很少給予關注。鑒於南村的現狀在中國農村具有普遍意義，本文由此出發著重討論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問題。

　　三、中國農村的出路在於改變國家對農村的管理方式

　　從世界範圍來看，農村的社會發展和現代化主要經由兩條途徑：其一，農村社區出現新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力量，這股力量的發展壯大帶動整個農村走上現代化之路；其二，國家率先在城市完成工業化，轉而投資農村或將農村人口吸納到城市。但對於中國來說，這兩個方案都很難實行。首先，中國作為一個後起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是作為一個文化和政治問題被引進來的，社會基層並沒有蘊藏發展現代化的動力；其次，由於農村區域廣大，人口眾多，僅僅依靠城市和國家的力量，很難使農村得到發展。中國農村的發展的難題並非始自今天。自近代以來，中國農村就一直處於“危機─舒緩，再危機─再舒緩”這樣一個周而覆始的過程中。本世紀30年代，學術界曾就“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里”展開爭論，並形成了以鄭莊秋為代表的“農業工業化”和以吳景超、陳序經為代表的“城市工業化”兩種方案。但是無論哪一種方案，在當時的條件下都沒有什麽實際意義。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農村的狀況可以概括為3種模式。第一種模式以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代表，改革開放之後，大量外來資金湧入該地，投資建廠，使該地迅速實現工業化。第二種模式以江蘇、浙江為代表，即改革之後農村原有的集體經濟保留下來，村組織在其政治職能退化之後，轉化為該地經濟實體的代表，通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使該地走上工業化之路。第三種模式最具普遍性，改革之後集體經濟解體，村組織的職能弱化，廣大農民再次淪為小農，他們守著幾畝薄田，或四處打工，或坐家困守；在現代化的大工業、大經濟組織面前，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發展機遇。中國廣大農村這種具普遍性的情況表明，僅僅依靠個體的努力，龐大而薄弱的小農要走上現代化之路，將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應當如何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國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當前農村發展的阻力在於改革的不徹底，政府保留了許多計劃經濟時期的權力，仍然對農民的經營活動橫加幹涉，甚至濫用權力揮霍農民的收入。因此，農村發展的出路就在於進一步推動農村體制的改革，減少政府對農村社會活動的管制。第二種觀點認為，後起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規劃和指導。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引用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理論，認為一個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超大社會的鄉村的發展，有賴於政府在農村推進改革和組織發展的能力。這一派學者針對中國農村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無序狀態，認為農村的發展必須從擴大鄉鎮政府的權力和職能著手，目前國家在農村的權力僅設在鄉一級，下一步應該把村組織也納入到國家行政權力的設置之內，以進一步增強國家對農村的管理和控制。從理論上講，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現實中，兩種主張中的任何一種如獲實施，都會引發新的問題。

　　1949年之後的經驗表明，農村社區的發展與農村基層組織的結構和性質有密切關系。這樣的基層組織在過去是村級組織，在今天則是鄉鎮級機構。目前國家在農村設立的鄉鎮一級的組織和機構總體上可以分為3種：其一是專業化的經濟實體，如信用社、電力等部門和公司；其二是縣屬各部門在農村的派出機構，如工商、稅收、司法、土地管理等部門；其三是鄉鎮政府。在這些機構中，以鄉鎮政府的職能最完整、權力最大，黨委、政府、人大、紀檢、共青團、婦聯等機構和社會團體俱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職能無一不包。既然農民養活了這麽龐大的黨政機構，農村發展的課題也理應由鄉鎮政府承擔。然而，事實證明，目前的鄉鎮一級政府主要是以行政管理為名，從農村提取各種資源，滿足其官僚機構幹部職員的需要，而對農村發展這樣一個關鍵性問題卻久無積極的作為。

　　根據馬克斯·韋伯對官僚體制的剖析，一切科層官僚化的機構，無論其組織還是個人，都是以形式主義和服從上級為原則，不具備任何組織、規劃、激勵、動員社會的能力，它既反對也壓抑組織成員的事業心和原動力。而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需要有一種為經濟成功而奮鬥的精神，這恰恰是科層官僚組織所不具備的。一個龐大的、權力無邊的官僚科層組織的存在，必然會壓制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

　　通過剖析南村農民與“村組織”以及“村組織”與鄉政府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到，目前中國的鄉鎮一級組織具有兩個特點。其一，無論從鄉鎮幹部個人角度還是從鄉政府組織的角度來看，鄉鎮一級機構對農村發展的成敗都不承擔任何責任。土地承包之後，經濟發展的責任已經落在一個個孤立的小農頭上；鄉鎮政府無需規劃農村社區的發展，其事權主要是管理、收費、罰款等。其二，由於權力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再加上小農素質低下，處於一盤散沙狀態，這就為鄉鎮政府濫用權力提供了方便，其主要表現為尋租行為泛濫，鄉政府用一切看似正當合法的理由，為鄉鎮組織和個人增加收入，從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除了無責任化和尋租行為泛濫之外，鄉鎮政府和縣屬各部門的派出機構（這樣的機構加起來有30來個）還形成了一個個小型利益集團。各部門之間競相劃地為牢，爭權奪利，推諉塞責，並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魚肉鄉民，蠶食農民的利益。中國農村這塊曾孕育了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和東方文化的沃土，近十余年來在各方勢力無情的榨取和吮吸下，正在變成一條乾枯的河床，不僅無力承載未來發展的重負，就連維持農民家庭的生存與再生產亦非常困難。

　　由於農村基層組織的這一性質，中國農村的發展正面臨雙重困境。第一重困境在鄉鎮黨政系統內。這一重困境包含兩層意思：其一，國家把大量的有關農村的政策和行政目標都堆在鄉鎮政府那里，即所謂“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鄉鎮政府忙於應付上級政府下達的種種任務；其二，鄉鎮組織作為國家行政機器的一個環節，現有政治機制使得鄉鎮幹部的主要目標是升官，大多數鄉鎮幹部素質不高，無力承擔推動農村社會發展的重任，即使有少數有能力創新者，也受到體制的嚴重約束，無法有所作為。第二重困境在農村本身：其一，如果沒有政府方面的組織、規劃和扶持，僅靠單個小農的努力，在現有觀念和經濟水平下，小農的發展前景十分有限；其二，如果擴大政府的權力和職能，在現有的體制下，它會以政府的官僚化行為追逐其尋租的目標，搞什麽“大蒜鄉”、“煙草鄉”、“黃瓜鄉”等，只能帶來更多的經濟和社會災難。

　　從南村調查所揭示的中國農村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來看，筆者以為，目前農村發展的關鍵，不在於是強化國家對農村的管理還是減少國家對農村的控制，而在於國家政權以什麽樣的體制和方式管理農村。要克服目前農村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必須從體制上和管理方式兩方面改革作為農村權力中心的鄉鎮政府機構，由行政官僚淩駕於農村之上轉變為由農村社區精英對農村自我管理。通過這一改革，也許能夠為農村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階級話語”對鄉村社會的嵌入

　　──來自山東省臨沭縣的歷史回聲

　　紀程

　　魯東大學政法學院教師

　在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里其實不存在所謂“階級意識”。因為“中國農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親族關系（如宗族成員、鄰居和村落），而不是按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來看待他們自己的”。[1] 不存在“階級意識”也就無所謂“階級話語”。“階級話語”是在中共改造鄉村社會的過程中出現的，是從外部嵌入到鄉村社會中的，這一過程始於中共在廣大鄉村社會推行的“土改”。　

　　一、山東省臨沭縣的土改過程

　　臨沭縣的“減租減息”（簡稱“雙減”）始於1941年。1942年4月劉少奇到中共山東分局檢查指導工作，對“雙減”作了具體指示。1942年5月山東分局作出“關於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開展群眾運動的決議”，臨沭縣是“雙減”實施中心縣。隨後“雙減”工作隊分赴大興、蛟龍兩區開展工作，推行“二五”減租（將佃農的租額減少25％），很快在全縣形成高潮。據1943年7月的統計，全縣雇工1,871人通過減租得到糧食358萬斤。在減租過程中同時對農村的高利貸實行減息，當時規定借貸計息不得高於15％。1946年7月，臨沭縣委根據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組織工作隊在岌山區朱村等地搞土改試點；然後在全縣範圍內發起沒收地主、富農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的運動。是年11月底，全縣共沒收地主、富農土地5萬余畝，18萬貧農分得了土地。時值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濱海區前夕，土改工作的時間緊，故不夠徹底。1947年1月開始在全縣進行土改覆查，後因國民黨軍隊進犯暫時中斷。1947年7月，中共中央華東局發布關於山東土改覆查新指示，臨沭縣委隨即在夏莊區小河崖召開縣、區、鄉幹部會議，重新布置土改覆查工作。會議指出，土改中犯了富農路線錯誤，決定大膽放手發動群眾，以貧雇農為主，團結中農，政府授權給農會，摧毀封建勢力。會後全縣土改覆查掀起新的高潮。在這次覆查中出現了亂打、亂殺和侵犯中農利益等問題。通過土改和覆查，全縣554個村莊共沒收地主富農土地38萬余畝，沒收浮財折款186億余元（北海幣）。1948年，臨沭縣全境解放後，縣委、縣政府在沂東等新解放區推行土改政策，沒收地主、富農耕地15,114畝、非耕地1,805畝；同時在老區結束土改覆查工作，並進一步解決土改覆查中的“左”的偏差。1951年春，臨沭縣全縣土改及土改覆查全部結束。[2]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在中國的土改研究中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很多研究將土改與社會變遷聯系起來。如黃宗智曾指出，“最終把革命和造反與王朝更叠區分開來的，並不是從一個國家機器向另一個國家機器的過渡，而是大範圍的社會結構變遷。”[3] 還有人認為，“抗戰結束後到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在中國‘國家政權建設’及鄉村社會變遷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國家權力的擴張、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的重塑、各種動員和治理技術的發明，都主要在這一運動中完成”。[4]　

　　筆者根據對臨沭縣“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過程的調查，認為當時這一運動貫穿於建設臨沭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全過程，是中共整合社會、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乃至贏得戰爭的“總抓手”。中共只有有效地動員農民，使農民參與到土改和新社會秩序的建立以及支前參戰中，才能最終贏得國內戰爭，奪取全國政權。當時中共所面對的是有著幾千年小農經濟傳統的鄉村社會，如何去動員這些處在傳統鄉村社會中的小農，是擺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難題。“一個外來的政治力量如何把農民動員起來，使其成為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這是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圖有所作為的政治力量面臨的一個最具挑戰性的問題”。[5]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抓住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環節──土地。土地作為農村中最主要的生產資料，不僅關系到廣大貧苦農民的切身利益，更關系到作為傳統鄉村社會統治者的地主的既得利益；不僅關系到生產關系的變革，而且關系到整個農村社會秩序的重構。因此，解決土地問題成為動員民眾、解決社會變遷諸問題的關鍵。但是，不能簡單地以為，解決了土地問題就自然地動員起了農民。比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更重要的，是改造農民的思想觀念。　

　　二、“訴苦”──被規訓的農民私憤傾訴

　　中共動員農民的過程本身就伴隨著對農民的思想改造。這一改造非但不亞於對鄉村經濟關系、政治關系、鄉村社會結構組織方面的改造，而且比後者有更大的韌性，因此這一改造過程也更艱難，一旦定型下來也更難改變。這一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改造人、改造人的觀念的過程；通過改造人、改造人的觀念、乃至改造人性的方式，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其最有力的武器便是話語。“很容易找到事實來證明這一論點：輿論萬能，所有其他形式的權力都導源於它。一種信仰最初決沒有某種受它支配的力量，產生廣泛輿論的最初步驟只能借助於說服”。[6] 要說服農民就必須具備一套符合改造農民需要的話語。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中國的鄉村社會里，一種全新的話語──“階級話語”──登場了。　

　　“階級話語”對廣大的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來講是一種外來話語，很難直接被廣大農民所接受。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方式使“階級話語”能為廣大農民所接受。中共注意到中國廣大農民普遍貧困的現實，並以此為突破口。農民貧困，生活很苦，而地主、富農的生活則相對好得多，這種現實與農民自古以來就有的“均貧富”的平均主義理想形成尖銳的對立，必然導致廣大貧苦農民對現實的不滿。常言道“一家富貴百家怨”，這無疑是一種可以利用的潛藏在農民內心的革命動機。要找到一種方式使農民的這種不滿釋放出來，於是“訴苦”便應運而生。

　　郭於華、孫立平在“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的形成機制”一文中認為，“訴苦”是中國革命中重塑普通民眾國家觀念的一種重要機制，其作用在於運用訴苦運動中形成和創造的種種“技術”將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提取出來與國家、社會話語相聯系，通過“歸因”建立舊國家的消極形象，通過翻身意識建立新國家的積極形象。筆者以為，“訴苦”這種政治教育手段實際上有兩類，一是“土改”中的“訴苦”，另一是“社會主義教育”中的“訴苦”。筆者將前者稱為“土改訴苦”，將後者稱為“回憶訴苦”。“回憶訴苦”的主要目是要農民“認識舊社會的苦、新社會的甜”，從而建立舊中國的消極形象，樹立新中國的積極形象。郭於華、孫立平的觀點對“回憶訴苦”是適用的。然而，“土改訴苦”是中共整合農民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在喚起農民苦感的同時也燃起農民對地主的仇恨和鬥爭地主的勇氣，然後通過階級教育將這種仇恨引向整個地主階級、封建勢力，再通過形勢教育將這種仇恨引向蔣介石、國民黨、中央軍，從而成功地將農民整合到中共的“對敵鬥爭”中來。後來在“抗美援朝”期間又實行了“訴苦”運動，目的也很明確，就是將激起的農民仇恨引向“美帝國主義”。

　　筆者所調查的臨沭地區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當時，戰爭的空氣始終籠罩在該地區，誰贏得了戰爭，誰就取得了政權。因此，中共發動的土改也與戰爭密切結合在一起，這是本文將土改與動員參軍、“支前”放在一起討論的原因。筆者以為，在臨沭縣的土改中，原初形態的農民“土改訴苦”更多的時候應被稱為“訴憤”，是農民私憤的一種傾訴。因為原初形態的農民“土改訴苦”往往指向特定的對象，而且很多事件都很零碎，都是農民與地主的私人恩怨。據參加過當時土改的人回憶，那時農民們說，“大肚子（地主）有的時候真不是東西，幹了大半年，因為摔了個缸，該給20塊（銀元）的，才給15塊。那也是啞巴吃黃連，老百姓有什麽法，只能幹瞪眼。但心里是恨的慌”。[7] “大戶（地主）仗著家族大，弟兄多，和老百姓鬧起仗來，吃虧的還是老百姓。那年我們村里李XX和村里的孫大戶拌了句嘴，打了起來。被孫大戶家一個好打，可打慘了。那他可不（李XX）一輩子記著仇呀！”[8]　

　　這種私人恩怨大體上有兩種。其一，地主在與農民的經濟交往中實行雙重標準。當經濟交往對自己有利時就堅持契約精神，如讓佃戶交地租；當經濟交往對自己不利時，就違背契約精神，如找借口苛扣長、短工的工錢。其二，地主在處理與農民的糾紛時經常使用非法暴力，也就是農民們常說的“隨便打人”等。農民對第二種矛盾的憤恨最大。而中共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讓農民起來“訴憤”，也迎合了農民“泄憤”的強烈願望，從而獲得了廣泛的響應。但是，並非所有農民的“訴苦”都符合中共的要求。“農民對自己的感知更多地來自於身體，而不是經過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個可以述說或者需要述說的東西”。[9] 也就是說，農民的苦處於一種難以被提取出來的彌散狀態，而不象那些經過反思的想法那樣被儲存在記憶的某個固定的位置，可隨時被順利地提取出來。因此，中共必須對農民的“訴苦”進行規訓，每次“訴苦”大會召開之前都要召開預備會，篩選“訴苦”的素材，凡不能激起農民對地主仇恨的素材均被篩選下來。　

　　從一些文件及口述資料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共對“土改訴苦”規訓的痕跡：

　　一個土改工作組的文件記載如下：

　　一、掌握“訴苦”教育。動員之後，先進行小組訴苦，培養典型，再轉入大會訴苦。主要是叫群眾明確了解地主封建勢力是窮人的死對頭，只有打倒地主，窮人才能翻身。二、訴苦後，雇貧小組回去討論如何出苦、報仇。主要是搞些對象，明確階級敵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飯長大的。”[10]

　　接受訪談的農民的回憶是：“土改時候的訴苦，都是八路軍的工作隊安排好的”；“事先要開會，讓大家先演練一遍，有的訴的實在不象個樣（不符合激發對地主仇恨的標準），就直接給弄下去了，不讓他（她）訴了。不合格。”[11]

　　訴苦的目的並不是要收集地主的證據，而是在工作隊已經掌握的事實依據的前提下，有目的地引導農民去訴苦。在訴苦鬥爭會上，訴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隊不僅要發掘村莊里的“苦主”，而且還要尋找善於把“苦”說得催人淚下、能煽動起窮人對地主仇恨的人才，並在訴苦過程中培養他們的敘事技巧。在訴苦的現場，訴苦結束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喊口號”，以煽動現場的氛圍。

　　當地一個黨支部當年的工作總結有如下記載：

　　發動群眾：“咱是怎樣窮的？有意見咱敢提嗎？你對曹莊的地主哪家最恨？”

　　“人家婆婆媽媽的，怎麽好意思鬥？她也不是善主，怕鬥不好”。

　　反駁“婆婆媽媽？忘了過去她罵人了嗎？不給飯吃，你這是‘抱粗腿’”。

　　“馬柱子、皮鞭子不講情面，非削弱這老封建不可”。

　　經動員後，到會群眾1,000多人。為影響其他村，通知外派的代表參加。深刻動員教育，集中進行了階級教育，提出翻身的時候到了。貼出標語，造聲勢。

　　黨員的活動：鼓動群眾情緒，帶頭發言。徐樹芬在天冷大家情緒低落時大喊“咱能撐住領導窮爺們翻身吧？”眾人答“能”。

　　動員婦女發言，識字班婦女吳一新的發言影響了四、五個婦女發言。[12]

　　“苦”的本身不是“階級話語”的權力效果，但“苦”的公開集體表述構成了“階級話語”權力的支點。臨沭縣的“土改訴苦”從一開始就是被操縱的。“如果話語的首要目的是傳遞有關外在指涉物（referent）的信息，那麽評定話語的標準就應該是精確的術語和事實價值（提供信息的清晰有效性）；如果話語是用來表達說話者的情緒狀態，或者用以激發聽話者的態度，或者引起聽話者某種特定的行為，那麽檢測話語的標準就不能死扣住它的精確性和事實價值，而應該看它的表演力（performative force），這是一種純粹的實用考慮”。[13]　

　　“土改訴苦”中使用的話語顯然屬於後一種，其目的主要是激發聽眾的態度和行為；因此它從一開始就是被規訓的，通過演練，突出那些最能調動人們對窮苦人的同情心、又最能激起對地主富農的仇恨的因素，同時不斷地刪節那些與土改目標無關的因素，從而使“土改訴苦”達到最理想的效果。當然這種操縱並非完全按照操縱者的意圖進行，操縱者也必須順應被操縱者的某些要求。

　　例如，當時的文件提到：

　　剛開展的新地區我們講話許多名詞群眾不懂，又加上幹部不是當地人，方言不通，群眾也不易接受，群眾發動效果不理想。我們應當怎樣克服？

　　一、以當地群眾話語向群眾宣講：“組織起來”──“扣扣手”；“勞苦群眾”──“窮兄弟”、“爺們”；“佃戶”──“客戶”、“客家子”。

　　二、以當地事實向群眾解釋。

　　三、提出問題由群眾自己討論，經過群眾討論他們接受快，也容易啟發。[14]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共要求幹部用地方方言、群眾性話語發動群眾，體現了“國家”（代表中共）與“鄉村社會”間的互動關系。也就是說，鄉村社會並非是完全被動地接受改造；它也在按照自身的發展邏輯，對國家的改造有限地回應。當然在整個過程中，鄉村社會還是處於劣勢的。

　　當這種被規訓的“訴苦”達到預期效果後，就進入了下一個環節──“翻身”。

　　三、“翻身”──“階級話語”嵌入鄉村社會的標志

　　在土改過程中農民話語里講得最多的就是“翻身”。從字面上來分析，翻身的“翻”字與造反的“反”字是諧音，迎合了農民打破舊的鄉村統治秩序的潛意識。翻身本身就蘊涵了對立的雙方鬥爭的意思，如果不存在對立也就無所謂“翻”。這種隱含的“對立”、“鬥爭”，其實就是後來中共在階級教育中向農民灌輸的“階級對立”、“階級鬥爭”。因此，隨著翻身的進行以及“翻身”這一詞匯在農民話語中的廣泛運用，“階級話語”也就被正式嵌入了鄉村社會。

　　1. “刨窮根”──中共對農民的階級教育　

　　在“訴苦”中，如何將農民針對具體對象的私憤宣泄引導到階級意識上去，是中共動員民眾的關鍵一環。李康認為：“痛苦的個體如何感知集體的被剝奪？還要把自身痛苦視作集體被剝奪的一部分？如何把這種被剝奪轉變為普遍的革命推動力，導向改變處境的集體行動？……而使人們意識到冤情、找到歸咎處和改變處境的道路，這正是革命動員的過程。”[15] “訴苦”將農民的情緒激發起來後並不能馬上就完成“翻身”，因為農民的固有觀念（如天命思想等）和顧慮（如怕“變天”）還未被革除。首先要對農民進行階級教育。階級教育的方式不能采用宣講教科書式的說教，必須針對農民的固有觀念和顧慮對癥下藥。　

　　在臨沭縣的土改過程中，首先是進行“誰養活誰”的討論，用以革除農民的天命思想。例如，當時一些農民認為，“地主為啥富？老百姓為啥窮？其實人家地主富是因為會過（節約），有點兒余錢人家地主就治地（買地）了，窮人有點兒余錢不是吃了喝了，就是耍錢輸掉了。如果碰上家里人得了病，還得賣地治病。代代這樣下來，地主就富了，老百姓就窮了”。[16]

　　在濱海地委當時的土改工作總結中則有如下記載：

　　群眾的落後思想：“窮是命不好，祖上沒積德”；“家里人多，吃窮了”；“分家分窮了”；“給土匪搶窮了”；“賭博賭窮了”；“死人送殯送窮了”；“嫁閨女嫁窮了”。

　　窮根：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漢奸、土匪。

　　經教育認識到：“是叫地主剝削去了”；“窮了幾輩子就是不知道怎麽窮的，現在明白了”；從“靠著大樹沒柴燒”到“刨倒大樹有柴燒”。提高了群眾的階級覺悟，激發了對地主的階級仇恨。

　　政策策略教育：弄清“誰是弟兄朋友，誰是敵人”；“地怎樣才能回家”；“從誰手里回？”

　　從“莊里的人靠什麽吃飯”入手進行討論，使群眾從勞動、不勞動與剝削的關系上劃分階級矛盾，弄清誰是窮爺們、自家人。誰是專靠剝削的人（並結合具體對象）。

　　結論：“貧農、中農是弟兄，富農是朋友，但還有毛病，好比長了尾巴，地主是敵人。”

　　並從計算本村各階級的數量中教育群眾，使群眾認識到，貧、中農要團結。

　　“貧農骨頭中農肉，富農割了尾巴交朋友”。[17]

　　由此可見，中共如何用“階級話語”扭轉農民的“天命”及“地主靠勞動和節約致富”的觀念，激發起農民對地主的仇恨，鼓動農民覆仇。

　　其次是組織“算帳”對比，使農民認清地主的“剝削”，從而激發起農民的“翻身”欲望。上引文件提到：

　　從老根上弄清“勞動創造世界”，這是打開群眾階級覺悟的關鍵。

　　座談討論：“天下什麽東西最值錢？”“靠什麽吃飯？”啟發群眾展開新舊思想鬥爭。

　　群眾的落後思想：打魚的說網最值錢；推小車的說兩條腿最值錢；種菜的說菜園最值錢；一般都說金子最值錢。

　　使群眾認識到：“力氣最值錢”；“窮人沒有本，力氣便是錢”；“力氣就是財，使了還再來”；“天下是勞動創造的，勞動人民應該是主人。”

　　認清：地也是勞動創造的，窮人開了荒，讓地主霸占去了。

　　過去是“窮人開、窮人種、富人有飯吃”；現在是“窮人開、窮人種、窮人有飯吃”；今天“土地回家、人也高興、地也高興”。

　　經教育後，群眾得出了完整的深刻的結論：

　　“要靠地、靠勞動、靠共產黨、毛主席、靠團結鬥爭”；“地是根、人是本，毛主席領導老百姓，團結鬥爭是辦法”。

　　“天下什麽東西都是下力氣創出來的，被地主大肚子剝削去了。”

　　提高了群眾的階級覺悟，認識到了要回耕地的合理正義，激發起了對地主的階級仇恨。

　　運用典型訴苦與算細帳的方法，使群眾認識到剝削的本質。

　　臨沭各區、村普遍組織了階級教育，很猛烈地提高了群眾的階級覺悟。

　　“算出了地主的骨頭、肉都是咱窮人的。”“窮是窮在地主身上。”“地主是藕，窮人是仔泥。藕靠泥養著，養的又白又胖，而且長青枝嫩芽，開花，出頭露面。窮人是根本，以前看不見。”[18]

　　通過對以上“刨窮根”話語的分析，可以看出，“刨窮根”是向農民進行階級觀念灌輸過程的關鍵。此前，農民普遍地將“窮”的根源歸於“命”，直接後果是消極地服從；還有的歸於運氣不好（如得病、賭博、土匪等），這樣就會把“窮”當作偶然的事情而力圖逃避。通過“刨窮根”這樣的階級教育，用階級框架取代了農民固有的“天命”觀念。通過“誰養活誰”的討論，將“窮”的根源歸於某個地主乃至整個地主階級的身上，從而使農民實現了從怨“命”不好的消極狀態逐步過渡到怨恨某個地主，再到怨恨整個地主階級的積極狀態。通過“算帳對比”，使被租稅關系和其他手段隱藏下的經濟剝削具體化、公開化，使“一直蒙在鼓里”的農民知道了，為什麽一年到頭地勞作還是窮，地主不勞作卻享清福的“秘密”；並認識到以前認為合理的租稅對自己是多麽的不公平，把地主的經濟剝削和道德敗壞聯系起來，從而激發農民“奪回”被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財產的勇氣，“翻身”也就有了廣泛的合法性基礎。

　　2. “鬥地主（富農）”──“階級話語”的實踐　

　　“土改訴苦”激發起農民對地主的仇恨和翻身鬥爭的勇氣，又經過“刨窮根”將農民對個別地主的仇恨引向整個地主階級；按照這一邏輯向下推演，“覆仇”也就成了自然的事。“覆仇”最直接的行動之一便是“鬥地主（富農）”。在“翻身”過程中，“鬥地主（富農）”實際上是鄉村社會階級鬥爭的一個場景，隱藏在這一階級鬥爭背後的是“階級話語”的暴力實踐。“鬥地主（富農）”這一鄉村社會暴力傾向的公開展示（並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共的原初意圖，後來的“禁止亂打、亂殺”證明了這一點）充分體現了（階級）話語權力的實踐效果。

　　當時華東局的“七七”指示指出：“各地在土改覆查時，必須放手發動群眾，大權必須交給百分之九十的農民，一切事情，依靠他們自己去辦，依靠他們的自覺自願、自己動手，而不是少數人代替包辦強迫命令的幹部路線。因此，各地必須重新組織農民聯合會，此農會要以雇貧農及工人為中心，加上中農，不要地主富農參加。在農會之下，應將雇貧農工人編成貧農小組，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調查、分配、覆查、調整或重分，均須先經過貧農小組討論，再經過農會討論通過，即可實行，不須再經任何機關核準.各級政府在土改期間，應授權農會去處理土地問題，不受理任何土地糾紛案件。各級黨委土改工作團，則以農會工作團或特派員名義出現。‘農會’，‘貧農小組’，‘工作團’，此三者互相結合，即成為土改中群眾路線的具體形態。”[19]

　　濱海區在口頭傳達“七七”指示時增加了如下新內容：

　　“華東局對這次會議下最大決心要土改在山東來一個大革命”；“封建勢力即我們革命對象”；“這次要徹底搞，徹底打亂封建勢力，對地主的房屋、土地、浮財所有東西都徹底拿出來，甚至種子、農具，在政治上沒發言權，沒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農民在政治上統治他，成為主人翁”。[20] “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實行‘掃地出門’”；“貧雇農小組成立與整理了農會，就要真正當起家來，不能把當家成了空話，一切照百分之九十農民的意見要求行事，對地主有生殺予奪之權，任何人不能幹涉”。[21]　

　　由於在“批鬥地主（富農）”過程中下放了殺人權，在筆者所調查的地區，打、砸、殺地主（富農）的現象很普遍，甚至出現了“亂捕、亂打、亂殺”現象，有些中農也被錯殺。據當地農民回憶：“那時候鬥地主很嚇人的，經常出人命。了不得！打死很多，幾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風氣，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沒有，不代表咱落後了嗎？革命不堅決!”[22] “那時候地主（富農）可慘了，有的是被鬥完後槍斃的，有的是被亂棍打死的，老百姓要出氣呀。那可砸死不少！”[23] 濱海區“殺死人有一萬多人(12,000人余)，冤死多少還不了解”[24]　

　　臨沭縣出現的亂打、亂殺（地主、富農）現象與最初采用的縱容政策有很大關系。當時的文件規定：為迅速有力地發動群眾，必須貫徹“放手大膽發動群眾”的方針。提倡大刀闊斧的精神，反對縮手縮腳，糾正各種錯誤思想如怕犯錯誤、怕違紀、怕違犯政策。要明確認識鬥爭的目的是為了摧毀封建勢力，發動群眾。因此我們既不能只滿足於鬥爭，為鬥爭而鬥爭。更不能只重視經濟上的剝削，而忽視了政治上的摧毀。不然，封建勢力會向我們反撲的，群眾不會發動起來的，團體是不會鞏固的。[25] 在秘密文件中還有如下指示：“群眾打人（地主、富農）是群眾的革命的報覆，我們應當支持，不能壓抑。現在開鬥地主的會，打是對的！但我們不能代替。”[26] 從這些話語可以看出中共對臨沭縣的亂打、亂殺（地主、富農）現象的縱容傾向。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群眾打人殺人”與中共發動土改的目的相符，即激化農民與地主的階級矛盾，從而爭取大多數農民，為將來的戰爭做準備。其次是中共要迎合農民向地主（富農）“覆仇”的心理。農民是在中共向他們灌輸的“階級話語”的影響下，遵循著“受壓迫、受剝削──訴苦、刨窮根──覺醒、覆仇”的邏輯“鬥地主（富農）”的。這一過程中會出現“過激”行為；如果壓制，必然挫傷剛剛被發動起來的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在“鬥地主（富農）”的過程中，原本膽小怕事的農民竟然能堂而皇之地砸死、殺死地主（富農），不能不說是“階級話語”灌輸的結果。正是在“訴苦”、“刨窮根”等“階級話語”的影響下，農民開始超出具體的人和事來感知和思考，第一次通過話語的運用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使他們獲得了一種新的自我感知和定位，從而導致農民將“殺人”這一過去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當作“革命行為”，順理成章地投身其中。“鬥地主（富農）”是一個“階級話語”實踐的過程；農民通過“階級話語”為自己“鬥、殺地主（富農）的行為找到了合法性。當然，一旦亂打亂殺過度蔓延，中共也下達指示加以制止。當時華東局即發出這樣的通知：“各區黨委轉各地委：在暫停進行土改後聞：一、各地亂抓人、亂打人、亂殺人的現象尚未停止。望速通令停止，對不服從者調至上級，給予批評。二、各地應禁止挖墳現象，以免造成不采v響。”[27]

　　3. “分果實”──用物質手段整合農民　

　　僅僅鬥了地主（富農）、滿足了農民泄憤的要求是不夠的，還必須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這才是廣大農民投入“翻身”運動最現實目的之所在。土改就是要實現鄉村資源（最主要的是土地）的再分配。

　　首先是沒收地主的土地，一般是無償沒收。有以下幾種方式：獻田，即施加壓力或做工作使土地較多的戶主動獻出土地，“對地主成分的黨員幹部動員他說服家庭起模範作用，實行獻田”[28]；清算，以算帳的方式迫使地主（富農）拿出土地來償還所欠債務，有老人回憶，“我們村的孫鴻儒（地主）被清算後見了我就說，董會計，我的地都被你的筆頭子給戳（清算）沒了”[29]；沒收，即無條件地將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物無償拿走；掃地出門，將被鬥爭對象趕出家門，所有土地、財產都無償沒收，常常伴隨著公開的群眾鬥爭。

　　其次是沒收“浮財”。浮財就是除房產田地以外的財物，像“袁大頭”（銀元）、金銀首飾、綾羅綢緞等。韓丁認為，“農民把沒收了的財產稱作‘鬥爭果實’，在這些果實上寄托著他們對新生活的希望”。[30] 不同地位、身分的農民對“果實”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例如，濱海地委在當時的總結中提到：中農“有理齊來講，大家都沾光”。原來地多的佃戶“越分越倒躇，都叫人分去了”。地少的佃戶“有身大家翻，有光大家沾”，“自私自利不對，引起大家反對”。婦女對分地不關心，只對浮財感興趣。[31]　

　　鑒於這種狀況，中共便利用“分果實”對農民進行整合：

　　結合分配果實“天下窮人是一家”、“組織起來有力量”的團結組織教育。

　　“鬥爭勝利的果實是怎麽來的”，“清算是大家的力量，大家都沾光”，教育群眾重視土地“地是骨頭，浮財不長久，要地牢靠”，“玩龍玩虎，不如玩土”。

　　兩條路線的時事教育，結合階級教育。打破“變天”思想，進行共產黨的教育，說明共產黨怎麽好，國民黨怎麽樣壞。“我們經過三個朝代（國民黨、鬼子漢奸、共產黨），誰好誰壞，一清二白”。“老蔣的根紮在‘大肚子’身上，‘大肚子’的根紮在老蔣身上，專門跟窮人作對”。“共產黨、八路軍是窮人的靠山”，“救苦救難的八路軍，領導窮人來翻身”。

　　發展建立支部：分配果實後，總結選舉翻身模範，召開座談會，由黨代表公開進行黨的教育，會後布置個別的發展，速度快，成分純。共3,000人。[32]

　　通過對以上話語的分析不難看出中共借助分配果實並運用“階級話語”對農民進行整合的企圖。首先是在廣大農民心目中樹立起“窮人救星”的形象，再利用“階級話語”教育和引導農民，成功地發展壯大組織，為即將進行的大規模戰爭打下群眾基礎。在這一過程中充分實現了“階級話語”的強大威力。

　　林·亨特在研究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時曾指出：“革命國家權力的延伸並不是因為領導者按照他們的利益操縱民主意識形態和官僚政治的實踐，實際上它在每一水平上的延伸都是由於各種位置上的人們創造和學習了新的政治‘微觀技術’（mircotechniques）”。[33] 在中共領導、發動的（臨沭縣）鄉村社會的土改中也出現了類似狀況，印證了林·亨特的判斷。尤其是在“分果實”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被中共稱為幹部的“富農傾向”，農民則稱之為“多拿、多占”。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中共的土改是依靠新的基層政治精英（鄉村幹部）推動的，而這些新的基層政治精英們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必然利用自己的權力撈取利益。臨沭縣土改期間出現的部分幹部的“富農傾向”之主要表現形式是：一、分果實時，不經群眾討論，而是幹部自己討論，互相包庇；二、把擁軍田、覆員田、學田留得很多，留好地，最後都歸幹部種；三、開鬥爭會分果實，分了地就賣地，分了東西就賣東西，分了錢就花了。　

　　有“富農傾向”的臨沭縣鄉村幹部的辯解是：“那是群眾自願多分給俺的，說俺整天忙，給大家夥出力。”“分鬥爭果實時，大家都不要。為了領導大家夥起帶頭作用，所以多得了些。”“群眾不敢要，俺就買了。”“是俺和群眾換的。”“反正早晚要公產，早花了早賺便宜。”“咱領著頭得罪了人，俺不多分誰多分。”“俺領導大家起來翻身，理應多拿、多占。”[34] 從以上話語中可以看出，這些幹部已經學會用“階級話語”為自己謀私利的行為辯護。這些幹部大多是“赤貧”出身，然而其覺悟並不象中共期望的那麽高。　

　　幹部的“多拿、多占”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翻身不錯，沒有翻的咱身上，有辦法的都翻身了。”“咱們是吃了個魚頭，腥了嘴。”“大孫（赤貧）翻不了，小孫（村幹）翻了身。”“人家幹部能分果實，人家是吃這一路的，咱還能撈著了嗎？咱只能幹看著。”“平等、平等，咱就沒有見過五個手指頭一般齊！還是有力量的撐勁。”“不受大肚子（地主）壓迫了，還得給幹部拉犁。”“什麽積極？什麽革命？還不是個人利益？”“權力在人家幹部手里，人家說什麽就是什麽，咱能吭氣嗎？”“打國民黨是你們翻身戶的事，俺有沒有分果實，還得出力嗎？”[35] 群眾的抱怨話語除了表明他們的不滿情緒外，還反映了農民話語的變化。“革命”、“翻身”、“平等”、“幹部”、“權力”這些規範的“階級話語”已經很自然地出現在農民的話語中並被熟練地運用，這也充分證明，“階級話語”已滲透到鄉村社會里為廣大農民所接受。　

　　既然出現了幹部的“多拿、多占”問題，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並威脅到中共引導農民參與戰爭這一發動土改最主要目的之實現，那就必須著手解決。通過當時中共解決這一問題的相關文件可以看到中共臨沭縣委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

　　丙：幹部“富農傾向”的危害：一、妨礙了發動群眾的大多數；二、妨礙了基本群眾內部的團結；三、增長了一些幹部的剝削階級意識；四、妨礙了革命任務的完成。

　　丁：如何糾正：一、打通思想，把眼光放長遠；二、把多得的果實退回去，好地、近地、好宅子和群眾調劑一下。

　　戊：加緊支前，堅持鬥爭，打垮蔣介石：糾正幹部的“富農傾向”決不是又一次均地。主要是為了怎麽加強內部的團結，叫大家都動員起來，打垮蔣介石。既不是“推完了磨殺驢吃”，也不是“坦白反省”。而是讓咱們以實際行動向群眾進行公平團結的宣傳教育，來主動團結群眾、影響群眾。並不是為了罷免哪一個幹部，處分哪一個幹部──那是在實在沒有法子的時候才處理的。在爭取全國革命勝利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更加團結起來，加緊支前，堅持鬥爭，打垮蔣介石，建設新中國。[36]

　　“在實在沒有法子的時候才處理（幹部）的”，“糾正幹部的‘富農傾向’主要是為了怎麽加強內部團結，叫大家動員起來，打垮蔣介石……”。這些話語充分表明，當時糾正幹部“富農傾向”的真正目的還是為了動員群眾參與戰爭。中共利用糾正幹部“富農傾向”再次獲得了群眾的信任，並繼續運用“階級話語”動員群眾參與戰爭。通過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牢牢控制了鄉村社會的“話語權”，也又一次顯示了“階級話語”的威力。

　　4. “劃成分”──村社成員身分的重新定位　

　　群眾運動是中共（國家）力量滲透到鄉村的基本方式，中共領導的群眾運動之基本內容是在階級鬥爭基礎上的資源再分配。胡素珊認為，“在學會通過階級鬥爭這一核心任務來發動群眾之前，共產黨人沒有取得什麽成就。在山東，黎玉把鬥爭運動說成是包括黨建和征兵在內的其他一切農村工作的起點。”[37] 階級鬥爭的前提是以地主─農民的對立為核心的階級劃分。毛澤東講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38] 但是究竟以什麽作為劃成分的標準？中共中央用以指導基層土改中階級劃分實踐的主要是1933年頒布的兩個文件，即“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這兩個文件中沒有提到關於富農與中農的界限，任弼時於1948年1月12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講話提出了一些相關政策。　

　　在筆者調查的臨沭縣，劃分階級成分從來就沒有一個嚴格統一的標準。各個村“劃成分”往往著重依據人們具體的行為，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極大的混亂。在濱海區的一份文件里可以看到這種混亂：“一、不按剝削關系劃成分，誰的地多就是地主。二、不論階級成分一律平均分（三畝地以上的部分統統拿出來）。三、取消一切剝削，商人也是剝削，和能寫會算的有文化的一起被定為‘化形地主’”[39] 在該地區“劃成分”的過程中，有的地方簡單地以土地占有量多少來確定階級成分，革命的標準是在村莊中按照土地占有的情況劃分出兩種對立的人，土地因此從單一的經濟指標變成了政治指標。而“不論階級成分（土地）一律平分”則體現了中國農民“追求財富平均，地位平等的政治理念”。[40] 有的地方甚至將工商業者定為剝削者，把能寫會算的文化人一起定為“化形地主”。從一些老人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到“劃成分”的混亂及權力的濫用：“‘劃成分’就是‘瘸子里面挑將軍’，誰的地多誰就是地主。還有的根據經歷和表現劃，凡是幹過還鄉團的，不管地多、地少就是地主。支前不積極的‘老頑固’也被劃為地主。農會幹部權力大著哩，他劃你是什麽，你就是什麽。誰也不敢得罪他”。[41]　

　　從以上話語中還可以看到，“劃成分”實際上是一個人為的改變鄉村社會成員身份地位及鄉村社會關系的過程。這一過程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和政治色彩，是人為地將鄉村社會里的部分人“在政治上打入另冊或升為優等階級”。[42] 中共的階級理論和階級政策預設了階級剝削、階級對立無所不在，但這種預設有時是脫離鄉村社會客觀現實的，結果導致階級劃分實踐偏離中共的階級劃分政策的現象。階級身份一旦確立，便對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的命運（至少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鄉村社會）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韓丁曾講過，“劃分階級成分這件事，決不是什麽紙上談兵。這是采取經濟和社會行動的基礎，而這些行動是會從根本上影響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43]。筆者在當地訪談時老人的回憶是這樣的：“劃成分那可是大事，如果劃成貧農、雇農、是最安全的，最舒服的。中農心里都不牢靠（踏實），一有運動心里就害怕。要是劃成地主、富農那就完了，成了敵人了。那還了得？共產黨可有法治你！”。[44]　

　　顯然，“劃成分”實際上是國家（中共）控制農民的一個強有力的手段。從此農民的身份和等級必須按國家（中共）制定的標準來識別，同時鄉村社會的資源和農民的個人及家庭之命運都與此息息相關。“中共通過訴苦和階級劃分的話語建構，使得鄉村社會的各種矛盾都以階級對立的方式展現出來，並在國家主持下得到解決，這為國家對村莊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手段”[45]。中共的階級意識和階級認同的灌輸不一定成功，但是“階級話語”的灌輸卻很見效，並在鄉村社會的權力的運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階級話語”不但是國家權力向鄉村社會延伸的手段，還為鄉村社會的新的精英追逐權力和利益提供了工具，這種利用本身又對“階級話語”起到了強化作用。

　　四、“動參、支前”──運用“階級話語”動員農民參與戰爭

　　在筆者所調查的地區，中共的土改從一開始就是為戰爭做準備。從以下兩份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種傾向。

　　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在減租減息之初就明確指出：“我們做群眾工作的最高目的，在於動員和組織群眾，領導和團結他們走上革命的戰場，為實現一定時期革命的任務而鬥爭。這是共產黨的戰略任務。實現動員組織群眾並推行其為解決當時的革命任務而戰鬥起來，其道不一，但基本的通常的辦法之一，是從其切身經濟生活的改善，以提高其政治的覺悟，並進一步的將他們組織起來，以便引導他們積極參加抗戰，積極參加新中國的建設。”[46] 臨沭縣所在的濱海區的文件中有這樣的話語：“結合戰爭動員，在戰爭空氣中完成土地改革”。[47]　

　　正統的黨史資料通常這樣解釋：農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自然就有了參軍支前的要求。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胡素珊認為，“農民不情願離開土地和家庭去作戰，這種想法根深蒂固”[48]，農民也想盡各種辦法逃避參戰。中共要贏得戰爭，需要人力與物力，這些必從廣大農村地區獲得。這樣一來，國家（中共）意志與廣大的最講求實際、沒有遠大目光的農民之間產生了尖銳的沖突。在筆者所調查的臨沭縣土改後的征兵工作中就出現了諸多的變相強制現象。

　　一、“人家咬著咱，咱幹就是了。”“情管帶頭去，保證你回來。回不來，開小差也可以。”“雇工急了，模起菜刀把自己的手指砍去了三個，村幹部才不動員了。”“再不回來（逃兵）連土地沒收”；“你不去就揭你家的鍋，封你家的門”。　

　　二、“鼓、咬、攀”：“若有一個是自願的是婊子養的。”“俺都去了，你還不去？這是大夥的意見”（在大會上鼓掌歡迎xxx參軍）。

　　三、“綁、打、押、罰”：“若不去，找銬子給你銬上”（鬥了十幾個，打耳光、罰款。綁了二十幾個）。

　　四、（費東戶子區）搜捕、動槍打。“這個年輕人（賣滿頭的）年輕力壯，為什麽不當兵”，綁走。

　　五、用“識字班”灌酒，精神恍惚時問“願意吧”，就行了。

　　六、“欺騙、利誘”：“保證到部隊後就回來”；“子弟兵不脫離生產，吃給養”；“去吧，在那里住一年半載就回來”；“沒有仗可打了、光去享福、不受罪”；“人家燒熱了炕頭叫咱去、咱不去？”

　　七、下條子給各村要東西，“每村豬一口（60斤），好煙10盒”。“參軍後你家就不受窮了。”“新軍家屬五畝地、一擔谷。”

　　八、“濫竽充數”，“好人不當兵”：“俺莊沒有‘二流子’，沒有當兵對象”；“俺莊沒有窮的，都是中農以上，沒有當兵對象”；“俺莊都怪本分，沒有當兵對象”；“動參的比51軍（國軍）和鬼子還厲害，躲都沒處躲”。逼得群眾砍手、腳，上吊、投井、喝鹵水、瘋癲等。

　　九、“八路軍不夠用的，打不走反對派這些好處能長遠嗎？”“只要完成任務，違犯點政策也不要緊”；“要政策就沒法完成任務”；“按上級說的辦法一個也完不成、非硬搞不行”。

　　十、“摘生瓜”、“強迫革命”，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把新軍對象喂辣椒面；將新軍對象扒了衣服放下天井凍，說“凍（動）參、凍（動）參，不凍不參”。以致出現了新軍對象砍手、砍腳現象。[49]

　　從以上的話語中可以看出土改時期臨沭縣國家（中共）與鄉村社會在參戰問題上的尖銳沖突。但沖突歸沖突，中共動員農民參與戰爭的目的必須要達到，於是“階級話語”又一次顯示了威力。中共充分利用土改時期廣泛使用的“階級話語”及動員技術──“訴苦”、“歸因”等動員農民。

　　首先是“階級話語”在動員參軍中的運用：

　　一、反內戰時事教育：組織訴苦，激起群眾對蔣介石的仇恨，提高群眾覺悟。苦處都是蔣介石給咱的，現在想起來非堅決打垮蔣介石不可。現在翻身了，一定堅決跟了共產黨走。由壞分子坦白反省。經教育、激勵，群眾反內戰情緒高漲，即轉入深入的階級教育。

　　二、深刻的階級教育：普遍由黨內到黨外、幹部到群眾進行回憶訴苦，猛烈地提高了群眾的階級仇恨與覺悟。

　　鞏固提高群眾情緒、思想與覺悟

　　1. 咱受的罪是誰給的？老根是誰？（把鬼子、漢奸、土匪、地主的罪惡都歸到老蔣身上）　

　　2. 老蔣為什麽打內戰？與咱有什麽關系？弄清蔣想打碎咱們的飯碗。　

　　3. 蔣介石依著什麽打內戰？弄清依靠槍桿子、隊伍。說明我們也因為有武裝才翻的身，使群眾重視武裝。　

　　群眾表態：

　　1. 積極分子：“非上前線和老蔣拼了不可，有他沒有咱，有咱沒有他。”“叫他來到咱這里好日子過不成，飯也吃不上。”　

　　2. 戀家派：“咱不離開家，在家打小蔣，給軍隊送東西，也是反內戰。”　

　　3. 小聰明：“咱離不開家”或不表態，怕參軍。　

　　進行個別談話，著重培養第一種態度的人為骨幹。

　　三、公祭大會：更進一步激發群眾的階級仇恨，引向反內戰、上前線。打垮反對派給老的報仇。從此提出參軍口號，開始行動。

　　口號：血海深仇，報仇上前線；誓死消滅反動派，報仇雪恨忠孝全；刨斷窮根，永遠翻身。

　　遊行示威，組織動員小組、反扯腿小組。對態度積極的，主要詢問有什麽困難，幫助解決。對拖延時間的，要加強教育。[50]

　　從以上話語可以看出“動員參軍”的步驟，如“訴苦”、“激發階級仇恨”、“喊口號”等，在本質上與土改的動員步驟沒有區別，只不過把農民的苦難根源引向了蔣介石國民黨。

　　成功地動員農民參軍只完成了任務的一半，還需要動員農民“支前”。為完成這一任務，同樣還要發揮“階級話語”的作用。

　　目的：在時事教育的基礎上，加強階級教育，提高群眾覺悟，達到自覺支前參戰。

　　1. 在共產黨到來之前，在地主的壓迫剝削下，過著牛馬非人的生活。吃不飽、穿不暖，挨打受罵，甚至一輩子打光棍，窮斷了根。在舊社會，窮人沒有出路。自從來了共產黨，領導窮人翻身增資、減租、覆查、土改後，咱們有了屋住，有了地種，有了飽飯吃，有了衣穿。同時在莊里也有了地位。真是在政治、經濟上大翻身。蔣匪不要咱過這種自由、幸福的舒坦日子。向我們進攻、掃蕩，殺人放火，奸淫搶掠。大家要知道，只有把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咱們才能有安穩的幸福日子。　

　　2. 解放軍為人民打仗為了保衛咱們的翻身果實，為了咱們大家的利益，因此，咱們支前、出工、擡擔架、運糧食，積極熱烈地支援前線。這不是為了別人，就是為了我們自己。男人在地里幹活，婦女去送飯，不送飯吃，男人在地里就沒有勁幹活。不出工，戰士就不能打勝仗。戰士們在前線打仗，不怕大炮、飛機，消滅敵人，難道咱們出工害怕流血、流汗嗎？早晚把蔣介石反動政府徹底打倒，支前工作就沒有了，就可以很好地生產、建設過安穩日子。　

　　3. 繼續全力支前，做好冬季生產，為爭取淮海戰役徹底勝利，解放全中國而奮鬥。總起來一句話：一切為了前線，一切服從前線的勝利。只有前線的勝利，才有我們的安全。目前要大力支援淮海戰役，這個帶有決定性的重大戰役在勝利進行中，我們要不打折扣地、百分之百地完成分配給我們的任務。　

　　──魯中南六地委宣傳部[51]

　　經過動員，多數的農民參加了支前。當然從農民的話語上來分析還是帶有不情願的成分：

　　群眾支前運動的思想掌握

　　1. 幹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功不功希X松，立功不當飯吃”；“大功大罪，小功小罪”。　

　　2.民工：“立功是上級的手腕”，“上級是要使用咱，又要咱出大力了，所以下來立功動員。”[52]

　　當然，農民盡管不情願，但還是參加了支前。全縣9個區共出動民工5,068人、2千多輛小車、862付擔架。據對該縣擔架團的詳細統計，共出動540付擔架，民工2,786人、脫產幹部22人、不脫產幹部239人，出動後逃亡人數為1,062人（其中幹部41人、民工1,021人）。[53]

　　在當時的臨沭縣鄉村，在參與戰爭問題上中共與廣大農民之間存在著尖銳沖突。一開始中共采取了變相強制的做法，一度造成了“動參支前”工作的極大偏差。後來臨沭縣發起了“糾正動參支前偏差”運動，處理了部分采用強迫手法來完成動參支前任務的幹部，贏得了農民的信任；然後又運用“階級話語”將形勢教育與階級教育相結合，再次發動農民參軍支前。

　　小結

　　中國農村的政治是凝結了歷史的政治，從清末民初到中共取得政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長期以來生活在本鄉本土，國家和民族觀念淡薄。費正清曾這樣概括：“村子里的中國人直到最近還是按家族制組織起來的，其次才組成同一地區的鄰里社會。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單位組成，他們世代相傳，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種某些祖傳土地為生。每個農家既是社會單位，又是經濟單位。其成員靠耕種家庭所擁有的田地生活，並根據其家庭成員的資格取得社會地位。”[54] 一個外來的政治力量如何把似乎消極無為的農民動員起來成為政治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是近現代中國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圖有所作為的政治力量所面臨的一個最具挑戰性的問題，這涉及到如何爭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政治支持。　

　　為了成功地獲得農民的政治支持，中共首先抓住了動員農民的關鍵──土地。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之本，只有當他們實實在在地擁有自己的土地後才能參與到政治中來。但擁有了土地的農民未必就認同中共的革命，所以還必須對農民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一個階級越是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使命，越是能百折不撓地、本能地根據自己的利益駕馭一切現象，它的戰鬥力也就越大，這一點是必須肯定的，而且也並沒有過高估計這些意識形態因素的實際作用”。[55] 意識形態是形成和維持思想壟斷最有效的工具。要順利地推行意識形態灌輸，還必須必須找到一種說服工具，即“階級話語”。“中共對鄉村社會的統治，與此前歷屆政權最本質的區別之一，就在於意識形態滲入其間並發揮重要作用，對村莊話語空間進行了重塑。”[56] 中共成功地借助“階級話語”，使農民在觀念中形成了對抽象的“階級社會”的認同，從而為中共的革命找到了強大的支點。　

　　在臨沭縣的土改中，經歷了“訴苦”到“刨窮根”、“鬥地主（富農）”、“分果實”，再到“動參、支前”，農民的階級意識並未真正形成，但農民畢竟被動員起來參與到革命中來。為了成功地實現了農民的整合及對鄉村社會的改造，土改後中共號召幹部用地方方言動員農民，用農民能理解的話語作政治動員（如把“革命”解釋為“改朝換代”等），鬥地主過程中放任農民的過激行為，分果實中寬縱幹部的“富農傾向”，容忍“劃成分”中的標準混亂。可以說，整個過程是在國家（中共）與鄉村社會的互動中進行的。

　　“階級對立”是國家（中共）在宏觀上發動土改動員的起點。筆者對臨沭縣的微觀考察發現：土改前農民的主要信息來自於傳言、逸聞和發生在村莊里的種種變化；土改開始後中共用“階級話語”取代了這些舊的信息載體，正是“階級話語”對鄉村社會的嵌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中共成為鄉村社會的統治者和最高管轄者，並讓它牢牢掌握了鄉村社會的話語權。從此，鄉村的話語空間被重構，全新的“階級話語”取代了舊的基於習慣上的傳統話語，成為彌漫在村莊社會生活中的主流話語。這首先表現在鄉村的人際稱謂上。土改前農民習慣上將村里人分為“老張家”、“老李家”或“富人”─“窮人”，再就是“財主”、“東家”、“大肚子”─“老百姓”、“客家子”、“窮爺們”等；土改後則將村里人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其次，村民的日常話語也發生了變化。例如，見面的客套話從“吃了嗎？”變成了“你家翻身了嗎？”，春節拜年時的吉利話“過年好！”變成了“翻身!翻身！”。

　　在土改過程中，那些能掌握“階級話語”的農民成了鄉村社會新的權力精英──幹部，“階級話語”作為這些新精英的權力之源，成為包裹他們利益的外衣。另一方面，“階級話語”的流通成了一種技術，鄉村社會里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目的都使用“階級話語”，其他的話語在“階級話語”面前黯然失色。既然“階級話語”成了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框架，人們在解釋自己及他人行為時便會自覺地使用它。“階級話語”在分配鄉村社會的權力和維護新的鄉村社會結構方面發揮著塑造意義和生產真理的功能，並牢牢控制著人們對鄉村社會現實的體驗和感知，從而奠定了中共對鄉村社會的統治合法性。

土地制度與中國農民

作者 栗小舟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中國的土地所有制

所有制的制定不一定是由階級鬥爭的結果決定。多數情況下，是由統治集團決定。

中國的周朝分西周和東周。有人把西周稱為封建社會，有人稱其為奴隸社會。

有人說西周是分封制，所以被稱為封建社會是言之有據。筆者更認同稱其為奴隸社會，因為這容易區分接下來的無奴隸社會。這是言之有物，否則實際有著明顯不同形態的兩個社會（有奴隸的和沒奴隸的）沒有了界限，認為它們都是封建社會。

給社會取名只是為了人際間交流之便。社會自動地沿著時間軸向前運行，與它有什麽名稱無關。

中國西周朝代的土地是公有制，即國家（國王或稱周天子）所有。所謂井田是指公田與私田之和。井田的井字具有固定含義。井的字形可以看為九塊田地，中間的那塊為公田，圍繞公田的八塊是私田。一田約為今日的31畝，是作為一個耕作的單位。九田合為一井，十井為一成，十成為一同。按爵位高低，西周的國王賜封給諸侯及卿大夫數量不等的井田。受封者對井田的經營方式是管理奴隸的集體勞動。

井田一部分的收益屬於被分封者，另一部分收益作為上繳國家的糧稅。所有土地不能轉讓和買賣。受封者僅擁有對封地的使用權，被分封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國王）所有。

到了東周，自秦國實施了商鞅的變法，井田制漸被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從秦國滅了七雄的其它六國，封建土地私有制被正式定型，雖然略有變化，其基本形態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

時至現在的中國，其土地所有制非常類似西周的土地公有制。中國所有土地歸國家所有，即中國共產黨最高統治集團的幾個人或只一個人所有，這取決於集權程度，也可籠統地說是共產黨這個組織所有。井田的九塊田地象征著是分封土地給受封者。受封者的現在對應者可以是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等等共產黨人。以2006年為界，之前，農民必須上繳農業稅；之後農民不再上繳農業稅，但農民必須把糧食賣給指定的國家收糧機構。這種機構有著非常嚴苛的賣糧最低數量的標準，價格也由該收糧機構決定。

實際上這只是變換了繳農業稅的方法。你可以把某個縣委書記看作為西周的一個被分封者。不同的地方是，這個縣委書記握有非實質性的轉讓，買賣，流轉等等土地的決定權。現在中國的農民相當於西周耕種農田的奴隸。所謂的小康也是奴隸水平的小康。農民階級是中國最貧困的階級。現在中國的農民階級不擁有生產資料（土地）並受雇於中共，是中國最貧窮的無產階級。

中國社會在封建社會之後，共產黨曾經真實地實施過公有制，發現完全不可行，否則，國家經濟只能走向崩潰，那就意味共產黨將喪失國家政權。在這以後，共產黨部分地恢覆了私有制。中國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公司實際上都是由共產黨掌控。現在的中國是由共產黨人代表的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一個國家，可稱作是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

中國多數農民原先有土地

《資本論》提到一個事實：大多數歐洲農民是 “小塊土地所有者“，少數是完全靠租地為生。這種農業社會和1949年前的中國的農業社會相似。那個年代，無論歐洲還是中國，一般家庭至少有四、五口人，譬如馬克思一家就是五口之家，不包括夭折的三、四個子女。所以多數農民既使擁有小塊土地，還需額外租地才能維持一般的日常開銷。這個狀況是和中國 “土地革命” 前的狀況十分相近。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的灌輸性宣傳，為了盡可能拉大地主和一般農民的貧富差距，把後者描述成赤貧。實際上，土地革命前大多數中國農民是 “小塊土地所有者” 。不過，一般來說，這樣的 “小塊土地” 的產量不能養活人口較多的家庭，所以這類農民需租用額外的田地才能維持全家的生活。大多數農民完全沒有土地是中共撒的彌天大謊。貧下中農的後代在中共的宣傳下，視越窮的家庭出身為越光榮，不願說出祖上曾經有過土地。

在此特別覆制一份筆者曾經發表過的一篇文章里的文字：

“另外，中立人士對1949年前的中農和貧雇農也有具體數字統計。中農占人口的20%，占地17.5%；貧雇農占人口70%，占地18.5%。值得高度關注的是，貧農人均占地2.6畝，雇農人均占地1.3畝，而他們的人口占70%。這個統計揭示，幾乎所有農民都有土地，而不是中共通過日覆一日的、年覆一年的宣傳，所灌輸給人們的、貧苦農民沒有土地，是佃農的概念。

地主富農占人口10%，中農占人口20%，貧雇農占人口70%”。

（1）中共奪取中國所有土地後向農民收租

2006年1月1日前，中共從分給，當然是租給，農民的土地上強行收取 “農業稅”。全中國的平均稅率是16%-20%。農業稅的大白話就是收租子。

中共和農民的關系，讓人和《白毛女》中地主黃世仁與楊白勞（喜兒的父親）的關系有了似曾相識的聯想。這樣的聯想讓中共感到了 “黃世仁又來了” 的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導致從2006年起，全國取消了農業稅。收稅的本質是收錢。

不過農業稅本質上沒有取消，中共這個狡猾的黃世仁只是對老實的楊白勞耍了個把戲。農業產品上繳的數量和上繳農產品的價格由政府所指定的國有收糧機構嚴格把關。這個把戲是，假設原來通過農業稅從農民的100塊錢里收取20塊錢，現在的辦法可以達到從農民的100塊錢里收取20塊錢一樣的效果。從現在農民收入只能維持如此貧窮地生存，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權的共產黨人確實不代表這個在中國農村有著六億人口的無產階級的利益。

（2）農民的土地應歸還給他們的後代

現在的中國所有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即共產黨這個組織所有。在中共統治被推翻後，被中共盜取和騙取的土地要物歸原主。可以確定，由具體田地的地理位置而定，一旦地點處在寸金尺土的黃金地段，不要為因為這樣 “土地歸還運動” 導致這些農民後代中有不在少數的百萬和千萬富翁突然誕生而過於驚奇。中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地主。中國農村的土地並不屬於國民黨，不是中共從國民黨手中奪取的，是中共從農民那里生奪硬搶或連哄帶騙而獲得的。被強盜搶去或被騙子詐去的東西，天經地義，必須物歸原主。這個原主是地主，富農，中農和貧下中農的後代們。

中國農民淪為下等人

在農村靠農田不能擺脫貧困，中國大批青壯年農民如同潮水一般湧入城市。城市重體力或枯燥流水線工作的場所隨處可見他們的身影。雖然他們已經身居城市，但是要成為所居城市的正式市民要滿足若幹額外條件，包括高級學歷或較有難度的技能。由於處在極度底層的農村生存環境，他們中的多數失去了受到各種較好教育的機會。他們無法滿足那些條件，因此他們實際上是被城市拒之門外的一類人群。

他們只因出生在中國的農村，天然地就成為中國人的下等人。筆者不願使用二等公民一詞來描述他們的地位。中國公民在世界範圍內，依國際人權標準，已是二等公民。他們是二等公民中的二等公民，因而稱他們是中國的下等人才能準確描述他們的真實社會地位。在城市中每天都受到歧視的眼神，他們毫無尊嚴與平等可言。對平等與尊嚴的要求是人類的天性。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有理想和期望，這些是生活下去的動力。可是等待他們的是無盡的一次又一次的無望。終於，不忍直視的，悲壯無比的，前無古人的圖面真實地出現了：四位從未謀面在城市打工的三男一女農村青年相約於高山懸崖一處，義無反顧，縱身而下。

《北京之春》主編陳維健及時為此事件憤筆疾書，寫出《從約死群看中國政權的冷酷》一文。此文筆觸之跡，留下了作者至深情感。這個人類淒慘而又悲烈的故事，當會流傳千古。

特別推薦幾首令人感動的 “無望歌曲”：大歡演唱的《下輩子不來了》和《深夜的酒》、安兒陳演唱的《其實我很累》。結合歌詞，聽他們的歌聲，能夠啟動人體內專職情感的程序。這幾首歌的歌詞、歌聲唱出了人生失意者的心聲，特別是其中兩億九千萬男女農民工人無望之極的共鳴，催人淚下。

傑瑞米柯賓

土改的本質

作者 蔡詠梅 寫於 二零一零年

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後不僅土地得而復失，     　而且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逐漸變為壹種新式農奴， 　　國家則變成新的唯壹農奴主

　數年前，前中國社鬥院副院長於光遠來香港演講，題目的經濟改革。他說：改革後，   大家生活得比過去地主還好。那時我們在陜北搞土改，不吃糠的就算是地主。聽到此，   我第壹個念頭就是：那妳們共產黨人當年為甚麽要搞土改？進而想問：土改自然使地主   和地主的子孫倒了楣，淪為萬劫不復的賤民，那農民呢？他們又得到了甚麽好處？

  　　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終身難忘

　　我曾在我們四川安縣的農村當過三年知青，這短短歲月為我壹生留下了許多終身難   忘的回憶，而最難令人忘懷的是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而那已是土改後二十年了。不說   農民壹貧如洗，連溫飽都未能實現。生產隊中除了幾家勞動力很強的，其他農民可以說   全年沒有吃過幾頓飽飯，連裁秧打谷子最吃重的農忙時候，也只能吃半幹半稀的瓜菜飯。   在田裏勞動時為填飽肚子，他們常摘未熟的豆莢生著吃；挖紅薯壹邊汙壹邊吃，吃得滿   嘴唇汙泥。而農民還告訴我，這日子已很好了。他們是與六○年時大災荒相比。這個生   產隊本兩百多人，大饑荒餓死了壹百多，有的甚至是全家死絕。農民向我回述那段悲慘   可怖的日子時，仍余悸猶存。

　　那時每個趕場天，在我們生產隊通往黃土場的壹個並不很陡的山坡上，總會發現壹   兩具倒斃的屍體，都是餓得虛脫了的農民趕場回家，因衰竭無力氣爬完這道坡，壹倒下   去就再也站不起來。那條山坡路我走過很多次。每壹次我想到我腳下的路上曾倒斃過很   多餓殍就背心發涼，甚至在夏季。

　　要把我聽過見過的農民的悲慘故事壹壹寫下來，需要寫厚厚壹本書。

　　當過知青的人現在回憶起他們的苦日子總是充滿自憐自哀，仿佛是世界最可憐的人，   其實比我們更可憐的是農民。當年許多知青面對比我們低下的農民常不免有壹種沾沾自   喜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有時甚至可以用來平衡知青受屈的心理。

　　　農子農孫被拴死在土地上

　　記得有壹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隊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裏外的縣城，因為要上飯   館，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我們知青是城裏來的，因每年要   回家探親為理由可以排了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特權。在上街吃飯要糧   票的時代，我們安縣的農民出路都是帶著大米，用壹塊布包了，然後到那種可以換飯的   鄉鎮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六兩或八斤白米換壹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   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我長大的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那次我就想，這   些農民如果要到成都怎麽辦？

　　這種制度的設計似乎已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了。我們生產隊的農民的   活動範圍幾乎不超過方圓幾十裏，最遠不過是到縣城看病，或到鄰近的德陽、綿陽這類   中等城市挑化肥，賣竹編籮筐。到城市生活是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的事。知青常以譏笑玩   弄農民的愚昧為樂，現在才明白這種愚昧是因為他們的貧困，以及被強迫隔絕於城市文   明之外的生態造成的。

　　兩三年後，知青開始陸續回城。我有個男同學回城時，隊上的男青年農民很羨慕他，   說我們這壹輩子只有在鄉下完事了，男同學即回答他說，「因為妳們是龍（農）子龍   （農）孫嘛！」話很刻薄，但卻是冷酷的現實。

　　壹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土地實行承包，農民才首次可以自由地前往城市，但他們被   城裏人稱為「盲流」（現在叫民工）。他們享受不到城裏人的種種福利，幹的卻是城裏   人不層於幹的臟臭累話路，他們是城市中的邊緣人，社會的二等公民。

　　前幾日讀賈平凹新出的自傳小說。作者訴說毛澤東時代壹個陜西農家少年在貧窮，   在城鄉分隔的歧視環境中掙紮奮鬥的悲哀，令人傷感也令人深思。按那個時代的階級分   類，賈平凹應該是翻了身的貧下中農，政治上的紅五類，但是他們未感受到做人的尊嚴。

　　土改是農民命運的分水嶺

　　某日與人閑聊，談到農村改革，我突發疑問：怎麽會是土地承包？土地不是土改時   已分給了農民，農民連地契都拿到了嗎？後來參加互助組、合作社，農民不是拿土地、   拿犁具耕牛入股嗎？就是後來成立人民公社，不是說為集制所有制，社員共有嗎？現在   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不是該拿回他們的土地？有人說，土地是國有的。那何時收歸國   有，法律依據又何在？我以此詢問過許多人，包括大陸的農業專家，但沒有人可以回答。

　　這個問題太大，最好讓學者們去研究，但我們卻很容易認清這樣壹個事實，即土改   前後農民的生態的戲劇性大變化。土改是中國農民命運的分水嶺。土改前，農民可能沒   有土地，但他壹定是自由的，他可以為甲地主做長工，或為乙地主做佃農，也可以不種田到城裏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儉奮鬥自己當上地主。在   走投無時也可以去當兵吃糧或落草為寇。土改後，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兩三年後土   地失去，而且隨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離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產隊），不   能隨自己意生產耕作，有個時期壹點自留地，多餵兩只母雞，當官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   尾巴。《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耀剛在他的《大國寡民》壹書中說，「合作化不久，就是   高級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戶藉制度，農民被牢牢地管住了。」可以說土改前，農   民是自由民，土改後農民實際已逐漸成為壹種新式農奴，而國家成了最大而且唯壹的新   農奴主，大概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農奴主。

　　土改前租地主的佃農向地主交租，土改後全中國的農民向國家交公糧，不知公糧算   不算地租？

　　　　農民史無前例的被依附於土地

　　中國是幾千年傳統農業國，以農為本，農民從來是第壹等國民，近代工商業興起，   務農仍然是不被人看輕的職業。我父親解放前即因羨慕農家樂壹度萌生過下鄉務農的貪   頭（幸好未實行）。土改後至今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如何？工農差距與城鄉差距如何？   有目共睹，已不必贅說，總之，如壹九五三年梁漱溟為農命所說，工人與農民「有九天   九地之差」。梁漱溟為這句實話受到周恩來的批判和毛澤東的當眾羞辱。

　　土改似乎是壹出黑色滑稽戲，壹個大諷刺，也像壹場大騙局，打著平均地權耕者有   其田的旗號，用暴力血腥的手段無償剝奪了幾百萬地主和自耕農（富農）的土地，讓幾   萬萬無土地的中國農民歡天喜地，但繞了壹大圈，最後竟變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土地兼   並最大的土地集中。中國農民空歡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描述皇權之強大的   話首次真正成為不折不扣的歷史現實。

　　後來這個大農奴主壹手釀造出慘絕人環的大饑餓，幾千萬農民在這場人禍中默默餓   死，竟然無災民成群逃荒流竄城市，亦無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原因很簡單，不是今天的   中國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試   問當此現實，中國何處去尋水泊梁山？這場大劫難早已因幾百萬地主和自耕農土地被無   償剝奪而成為全體中國農民無所逃遁的宿命。農民從土改中沒有得到甚麽，除了奴役。

橫征暴斂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縣誌是地方誌最多的壹種，記載壹縣之地理、經政、前事、人物、文化等五大類，細分為地域、氣候、沿革、山川、關獈、裏甲、圩市、城池、官署、學校、廟壇、亭閣、橋梁、物產、古跡、職官、兵防、食貨、戶口、田賦、風俗、前事、人物、科舉、仕進、封贈、著作等內容。這麽多的篇目肯定讀不完，所以是選讀。因為研究農民負擔問題，著重讀記載田賦的部份。

    清代農民種田要交多少皇糧呢?對此，以廣西容縣為例。因為容縣自明清至民國到現在，其沿革都未有改變，且我能夠找到兩部容縣誌，壹部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壹部是壹九九三年《容縣誌》。關於清代容縣的田賦，在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壹田賦》中有詳細的記載。清代田賦有實物秋糧米、貨幣白銀兩部份，要感知清代的稅率，要對大米的價格折算為白銀的兩，再折算為現代的人民幣，需要使用到庫平制、市制、國際公制三種計量單位。為方便計算，引用書中的數字全部改用現代記數法表示。各種單位換算包括：1庫平斤=596.82克=16兩，1兩=37.7994克=10錢，1錢=10分，1分=10厘，1厘=10毫，1毫=10絲，1絲=10忽，1石=10鬥=100斤，1鬥=10升，1升=10合，1合=10勺，土地1頃=100畝，1清畝=0.9216市畝。壹九四九年後，田賦改稱為公糧。因為當局推行統購統銷政策，以很低的價格收購農民大量的“余糧”，所以統購統銷制度下的余糧是田賦的擴張，與公糧合稱“公購糧”。當局低價收購農民的糧食，也具有田賦的性質。

    兩部《容縣誌》裏有壹大堆人口、土地、田賦、公購糧等數字，讀懂這些數字的方法就是逐項驗算。驗算完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壹田賦》的計算量與壹個中學生壹個月的數學作業差不多。壹九九三年《容縣誌》則記載有壹九五零年之後，特別是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之後，當局瘋狂地搜刮農民的糧食的具體數字。

    壹、下則民田的田賦

    清代容縣有下則民田共161990.629畝[1]，占田畝總數190361.425畝[2]的85%。

    每畝征畝銀0.009兩[3]，共征銀

    161990.629×0.009=1457.91566(兩)(地畝銀之壹)

    每畝征折色秋糧米0.0428石[4]，每折色米1石折銀0.348兩[5]，折算為銀兩，得

    0.0428×0.348=0.01489(兩/畝)(每畝秋糧米折銀之壹)

    共征秋糧米

    161990.629×0.0428=6933.1989(石)(秋糧米之壹)

    秋糧米折銀

    6933.1989×0.348=2412.75322(兩)(秋糧米折銀之壹)

    折色秋糧米1石科裏甲、均徭、驛傳、兵款(四差銀)0.314兩[6]，征銀數為：

    0.0428×0.314=0.01344(兩/畝)(每畝四差銀之壹)

    共征銀

    161990.629×0.0134392=2177.02446(兩)(四差銀之壹)

    折色米1石加征胖襖、魚線膠、藥材、翎毛、鋪墊、水腳銀0.00813兩[7]，征銀數為：

    0.0428×0.008133=0.00035(兩/畝)(每畝加征銀之壹)

    共征銀

    161990.629×0.00035=56.38771(兩)(加征銀之壹)

    附：康熙五十年，容縣丁人數4867.8丁，征丁銀1031.278兩。之後實行攤丁入畝政策，雍正五年奉文將丁銀攤入地畝內征收，丁隨糧納，計每石民米該占丁0.727丁[8]。

    如何丁銀1031.278兩攤入地畝內?按下則民田的折色秋糧米肯定是民米，共6933.1989石，折丁數為

    6933.1989212×0.727=5040.4(丁)

    又每丁征銀0.21186兩，得丁銀數為

    5040.43562×0.21186=1067.86669(兩)(唯壹的丁銀總數)

    此數比1031.278兩多36.58869兩，無法再考究為什麽有這壹差異，但把下則民田的秋糧米看作民米應是正確的。把1031.278兩分到下則民田共161990.629畝內，得

    1031.278÷161990.629=0.00637(兩/畝)(丁銀攤入田畝數)

    把地畝銀、秋糧米折銀、四差銀、加征銀、丁銀攤入地畝銀相加，得下則民田科率為

    0.009+0.01489+0.01344+0.00035+0.00637

    =0.04405(兩/畝)。(下則民田每畝征銀數)

    按當時1石秋糧米折銀0.348兩，轉換為實物田賦是0.1266石/畝，即每壹畝田賦約13斤秋糧米。不過這僅是名義上的田賦，還要加入征收的成本，在後邊有說明。

    未加入丁銀時的折色秋糧米折銀加地畝銀等項共征銀

    161990.629×0.03768=6104.08105(兩)(下則民田征銀數，未包括丁銀)

    二、清代田賦之上則歸民職田的田賦

    上則歸民職田共292.914畝[9]，占田畝總數190361.425畝的0.154%。

    每畝征畝銀0.009兩[10]，共征銀

    292.914×0.009=2.63623(兩)(地畝銀之二)

    每畝科折色秋糧米0.3652石[11]，每折色米1石折銀0.348兩[12]，折算為銀兩，得

    0.3652×0.348=0.1270896(兩/畝)(每畝秋糧米之二)

    共征米

    292.914×0.3652=106.972(石)(秋糧米之二)

    米折銀

    106.9721928×0.348=37.22632(兩)(秋糧米折銀之二)

    科率

    0.009+0.1270896=0.13609(兩/畝)(每畝秋糧米折銀之二)

    地畝銀加折色秋糧米折銀兩項共征銀

    292.914×0.13609=39.86256(兩)(上則歸民職田征銀數)

    三、清代田賦之中則官學僧道田的田賦

    中則官學僧道田共2284.78畝[13]，占田畝總數190361.425畝的1.20%。

    每畝科地畝銀也是0.009兩[14]，共征銀

    2284.78×0.009=20.56302(兩)(地畝銀之三)

    每畝科折色秋糧米0.1656石，每折色秋糧米1石折銀0.348兩[15]，折算為銀兩得

    0.1656×0.348=0.0576288(兩/畝)(每畝秋糧米折銀之三)

    征米

    2284.78×0.1656=378.360(石)(秋糧米之三)

    米折銀

    378.359568×0.348=131.66913(兩)(秋糧米折銀數之三)

    科率：

    0.009+0.0576288 =0.06663(兩/畝)(中則官學僧道田每畝征銀數)

    地畝銀、折色秋糧米折銀兩項共征銀

    2284.78×0.0666288=152.23215兩。(中則官學僧道田征銀數)

    四、清代田賦之屯田的田賦

    屯田共11761.72畝[16]，占田畝總數190361.425畝的6.18%。

    不征地畝銀、四差銀、不加征，每畝征折色秋糧米0.0734石[17]，每石折色秋糧米折銀0.35兩[18]，折算為銀兩，得

    0.0734×0.35=0.02569(兩/畝)(折色秋糧米折銀之四)(屯田的科率)

    征米

    11761.72×0.0734=863.310(石)(秋糧米之四)

    米折銀

    11761.72×0.02569=302.158587(兩)(秋糧米折銀之四)

    五、清代田賦之附征田的田賦

    附征田包括部份“下則歸民田”和“猺田”，共14031.38畝[19]，占田畝總數190361.425畝的7.37%。

    不科地畝銀、不科四差銀，亦不加征，每畝僅征折色秋糧米0.0746石[20]，每石折色秋糧米折銀0.38兩[21]，折算為銀兩，得

    0.0746石/畝=0.0746×0.38=0.02835(兩/畝)(每畝秋糧米之五)(科率)

    共征米

    14031.38×0.0746=1046.7410(石)(秋糧米之五)

    米折銀

    14031.38×0.02835=397.76156(兩)(秋糧米折銀之五)

    六、對上述數字的驗算

    原文：“實征折色秋糧米9328.5895石，折銀3287.194兩[22]。”將各田畝征數用電腦中的計算器驗算如下：

    6933.1989+106.9722+378.3596+863.3102+1046.7409=9328.582(石)

    2412.75322+37.22632+131.66913+302.15859+397.76156=3281.56882(兩)

    上述計算的結果，秋糧米比書中數字9328.5895石少0.0076石(7斤6兩)，折銀數比書中數字3287.194兩少了5.62518兩，差異微小。

    又原文：“實征地畝四差及續編胖襖魚線膠鋪墊水腳等銀3714.7726兩[23]。”將各田畝征數驗算如下：

    1457.91566+2177.02446+56.38770+2.63622+20.56302=3714.52708(兩)

    此數比書中數字3714.7726兩少了0.24552兩，也是差異微小。

    又原文：“應征丁差銀1031.2921兩”[24]，“合計地丁實征折色銀8033.2595兩[25]。”驗算如下

    3281.56882+3714.52708+1031.278=8027.37390(兩)

    差異微小，說明理解了書中各數字之間的關系。

    驗算結果與書中數字差異微小，說明基本理解各個數字的關系。

    七、嘉慶年間提高田賦

    雍正間容縣的田賦，總計是8033.2595兩，這是上交戶部、工部(加征魚線膠等銀)的數額。收稅的成本，比如辦事的吏書的工食銀、紙墨錢、將零粹銀子鑄成的標準銀錠的費用，將銀錠上解朝庭的費用等，全由民眾分擔。這些費用是有彈性的，成為縣太爺和吏員貪汙的機會，壹兩加收七八錢是常例。對交稅的小戶，收稅的吏員使用大戳計量，致二三分銀收到二三錢銀。大戶交得多的，又有官設銀店收取高額熔銀費用。到嘉慶年間，田賦浮收現象非常嚴重。

    嘉慶九年(1803年)四月，容縣鄉紳控於梧州府，狀告官吏刻意多收田賦，知府下令禁官設指定銀店，但仍未能控制。嘉慶十壹年，知府又再下令整改，仍未能控制。嘉慶十二年，書吏鐘泰串通舊役，坐樻勒收，鄉紳又控於梧州府。知府魏劄調懷集知縣審訊二次，蒼梧縣令審訊二十二次，到十二月知府自審，查明其歷年串同舞弊細節，並定下加耗比例為42%。秋糧米折銀價，民米由0.348兩/石提高到1.03兩/石，職米由0.348兩/石提高到0.3738兩/石，官米由0.348兩/石提高到0.403兩/石，猺米不變(0.38兩/石)、屯米不變(0.35兩/石)[26]。民米折銀價提高，應該是因米價上漲的結果，1.03兩/石作為嘉慶年間正常年景的米價。

    如何將提高的銀數加入雍正年間的田賦之中?

    下則民田秋糧米科率為0.0428石/畝，乘以增加值1.03-0.348，得

    0.0428×(1.03-0.348)=0.0428×0.682=0.02919兩(用電腦的計算器算出)

    加入到下則民田原稅率0.04405兩/畝中，得

    0.02919+0.04405=0.07324兩/畝(用電腦的計算器算出)

    上則歸民職田秋糧米科率為0.365石/畝，乘以增加值，得

    0.365×(0.3738-0.348)=0.00942(兩/畝)

    加入到上則歸民職田原貨幣稅率0.13602兩白銀/畝中，得

    0.13602+0.009417=0.14544(兩/畝)

    中則官學僧道田秋糧米科率為 0.165石/畝，乘以增加值，得

    0.165×(0.403-0.348)=0.00908(兩/畝)

    加入到中則官學僧道田原貨幣稅率0.06642兩/畝中，得

    0.06642+0.00908=0.07550(兩/畝)

    屯田之稅率不變仍是 0.02569兩/畝。

    附征田之貨幣稅率不變仍是 0.02835兩/畝。

    按梧州府批文加收42%之後，各田真實稅率分別為：

    下則民田0.10340兩/畝;

    上則歸民職田0.20652兩/畝;

    中則官學僧道田0.10720兩/畝;

    屯田0.03648兩/畝;

    附征田0.04025兩/畝。

    上述結果才是容縣嘉慶年間的真實田賦，其征稅成本由業主負擔。如以以貨幣形式對比，嘉慶年間的田賦比雍正年間的田賦高得多。但是從秋糧米折銀的角度看，雍正時每石秋糧米折銀0.348兩，嘉慶時下則民田秋糧米折銀1.03兩/石，即米價提高了。比如以下則民田的真實稅率進行實物和貨幣對比比較，雍正時下則民田名義稅率為0.04405兩/畝，加42%得真實田賦0.06264兩/畝，按當時每石秋糧米折銀0.348兩，實物田賦為0.17999石/畝;嘉慶時，下則民田貨幣田賦為0.10340兩/畝，按每石秋糧米折銀1.03兩，得實物田賦為0.1010石/畝。可見，經雍正到嘉慶壹百年間，貨幣形式的田賦提高了，但是由於米價上漲，折算這實物後田賦反面降低了。

    容縣的坤紳在嘉慶時狀告官吏刻意多收田賦，出了大力，所以該項田加稅少，秋糧米折銀由0.348兩/石提高到0.3738兩/石，差不多沒有提高，但該項田的部田賦原來就比較高，在嘉慶時提高田賦後，上則田也還是比下則民田的田賦高得多。

    按各田比例，用加權平均公式計算平均田賦如下：

    0.10400×85%+0.20652×0.154%+0.107203×1.20%+0.03648×6.18%+0.04025×7.37%

    =0.08840+0.00032+0.00129 +0.00225+0.00297

    =0.09522(兩/畝)

    清代容縣的平均田賦有多高?可以從銀兩、秋糧米化為人民幣去感知。0.09522兩白銀，乘以37.7994換算為現行的國際單位，得3.5994克。按2012年12月22日折銀每克6.060元人民幣，值人民幣21.81元。按嘉慶時米價1.03兩/石，0.09522除以1.03得 0.092450石，即是9.2斤秋糧米。這是庫平斤，乘以1.2換算為市斤，得11.04市斤大米。除以0.7換算為稻谷，得15.77市斤稻谷。人民幣21.81元/畝和15.77市斤稻谷/畝的兩數相除，得每市斤稻谷的價格為 1.38人民幣元，這與二零壹二年十二月的中國稻米市場行情基本相符。

    通過白銀的價格將清代的田賦折算為實物的稻谷的市斤，是為了與壹九五零年後的公購糧進行比較，因為公購糧是收實物的。

    鹹豐四年至同治三年，容縣會黨首領割據容縣城，所有地畝糧米各冊蕩然無存。同治四年，知縣徐延旭令民自報田畝，只征得六千余兩。之後，知縣陳師舜組織查田，全部田畝改為民田，分九個等級，將原額8033.259兩分攤，不再加入嘉慶年間提高下則民田折色秋糧米折銀部份，另加42%征收[27]。

    八、代替清代田賦的公購糧有多高？

    因為民國時期連年內戰外戰，所以民國壹朝不是壹個正常的朝代，田賦肯定高於清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清代的田賦改為公糧，且全為實物形式。另外，當局又實行統購統銷，大量低價收購對農民的糧食，名義上是收購農民的余糧，對田賦進行十倍以上的擴張。雖然叫做收購，但價格只有真實價格的壹半。官方不斷提高農民的“賣糧”任務，而且把大多數糧食調出。成立人民公社之後，農民因為失去了土地所有權，也失去了對於糧食這壹重要財產的處分權，當局需要收購多少糧食，只需給幹部們下壹道命令，農民的糧食就會順利“入庫”。

    壹九九三年《容縣誌》寫道：

    “1955年上半年開始實行糧食‘三定’(定產、定購、定銷)。根據農戶土地的數量、土質和自然條件優劣，評定出單位面積常年產量，然後從定產數中扣除種子、口糧、飼料三項後即為余糧。國家定購余糧80%～90%，對於富農的余糧定購率適當提高到95%，統購數量在正常年景下三年不變。全縣11個區146個鄉鎮，糧食常年定產103123.8萬公斤，三項扣除後有余糧1789.57萬公斤，定購1467.79萬公斤，為余糧82%，平均每人負擔43.6公斤。[28]”

    用“糧食常年定產103123.8萬公斤”這壹個數字，和1954年容縣的的田畝(水田)數349600畝，計算得單位面積產量為

    1031238000÷349600=2949.77(公斤/畝)

    這個結果結果嚇我壹跳，畝產水稻2949.77公斤是天文數字。懷疑是錯了小數點的位置，應該是10312.38萬公斤，平均畝產可能是294.977公斤。查壹九九三年《容縣誌》，壹九五五年，容縣全縣水稻平均畝產為290公斤[29]。在壹九五零年代沒有化肥的條件下，水稻的單位面積產量不會有大增加，可以把103123800公斤這個數字看作是1950年代容縣年度糧食總產量。用年產糧食103123800公斤這壹數字，計算容縣農民年人均可支配糧食是多少?

    壹九五五年，容縣征公糧9690500公斤[30]，人均負擔為27.70公斤,畝均負擔為27.72公斤。“收購余糧”14677900公斤[31]，人均負擔為41.96公斤，畝均負擔為41.98公斤。公購糧合計24368400公斤，人均負擔69.67公斤，畝均負擔69.70公斤，或139.4市斤。

    當年人口數為349779人[32]，田畝數為349600畝(同上年，田畝兩年記載壹次)[33]。先是每畝留種25公斤，乘以田畝數，得種子糧總數為

    25×349600=8740000(公斤)

    再按年總產量103123800公斤減去公購糧、種子，得

    103123800-24368400-8740000=70015400(公斤)

    全縣人口349779人，1950年代容縣農業人口比例為95% 左右[34]，去掉非農業人口，則農業人口數大約為332290人，人平均可支配糧食數為

    70015400÷332290=210(公斤/人)=420(市斤/人)

    稻谷磨成大米，出米率為70%，420市斤磨出大米294市斤。每年365天，每天只有0.8市斤大米，肯定是吃不飽的，0.80市斤大米只夠成年人壹頓飯。讀過上述數字，也就知道自當局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之後，容縣農民就沒有吃飽飯的可能了。

    壹九五六年，征公糧9062000公斤[35]，人均負擔25.61公斤,畝均負擔26.54公斤。“收購余糧”無數據，而按1955年定下的“壹定三年不變”之說法，應該和1955年相同。

    壹九五七年征公糧公糧9723000公斤[36]，人均負擔26.83公斤,畝均負擔28.47公斤。“收購余糧”14310000公斤[37]，人均負擔39.49公斤，畝均負擔41.90公斤/畝。公購糧合計24033000公斤，人均負擔66.32公斤，畝均負擔70.37公斤，或140.74市斤。

    當年人口數為362337人[38]，田畝數為341500畝(取上年數據)[39]。

    每畝留種子25公斤，乘以田畝數，得種子糧總數為

    25×341500=8537500(公斤)

    再按年總產量103123800公斤減去公購糧24033000公斤、種子8537500公斤，得容縣農民壹年可支配的糧食數量為

    103123800-24033000-8537500=70553300(公斤)

    也按農業人口比例為95%，乘以人口數362337，得農業人口數

    362337×0.95=344220(人)

    年人平均可支配糧食為

    70553300÷344220=205(公斤/人)=410(市斤/人)

    因為人口增加和耕地減少，人均可支配糧食比上年又減少。

    壹九五八年，由於人民公社的建立，當局對於農民的糧食進行掠奪的過程更加容易了。全年征公糧9749000公斤，人均負擔26.68公斤,畝均負擔29.80公斤。“收購余糧”28150000公斤，人均負擔77.045公斤，畝均負擔86.06公斤。公購糧合計37899000公斤，人均負擔103.73公斤，畝均負擔115.86公斤。

    壹九五八年人口數為365361人[40]，田畝數為327100畝[41]。農民人均可支配糧食是多少?

    每畝留種子25公斤，乘以田畝數得

    25×327100=8177500(公斤)

    再仍然按年總產量103123800公斤，減去公購糧37899000公斤、種子8177500公斤，得容縣農民壹年可支配的糧食數量為

    103123800-37899000-8177500=57047300(公斤)

    也按農業人口比例為95%，乘以人口數365361，得農業人口數為

    362337×0.95=347093(人)

    年人平均可支配糧食為

    57047300÷347093=164(公斤/人)=328(市斤/人)

    農民年壹年只有328市斤稻谷，229.7.4市斤大米，每天只有0.63市斤大米。

    對於這幾年對農民糧食的掠奪，《容縣誌》寫道：“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糧食由大隊統壹管理，以大隊為單位交納公購糧。當時，受‘大躍進’影響，浮誇風盛行，隊與隊之間互打高產擂臺，放‘高產衛星’，虛報糧食產量。‘容縣高產衛星’最高畝產上報1.5萬公斤，參照浮誇數對糧食進行大收大購。1957年糧食征購實際入庫1431萬公斤，1958年下達任務3005萬公斤，完成2815萬公斤，比1957年增購96%;1959年又下達任務3286萬公斤，入庫3602萬公斤，比1957年增購151%。全縣1884個集體食堂，實行糧食供給制，壹日三餐集中開飯，又吃了過頭糧，加上大辦鋼鐵，大辦水利也耗用了不少糧食。造成1959～1961年糧食緊缺，出現嚴重糧荒。糧食缺，肉類少，農村人口普遍營養不良，不少地方出現水腫、幹瘦、婦女子宮脫垂、小兒營養不良等病癥以及不正常死亡現象[42]。”

    壹九五九年征公糧9703000公斤，人均負擔26.79公斤,畝均負擔29.66公斤。“收購余糧”36020000公斤，人均負擔99.44公斤，畝均負擔110.12公斤。公購糧合計45723000公斤，人均負擔126.28公斤，畝均負擔139.78公斤[43]。當年人口數為362228人[44]，田畝數為327100畝(取上年數據)[45]。每畝留種子糧25公斤，乘以田畝數327100畝，得種子糧總數為

    25×327100=8177500(公斤)

    再按年總產量103123800公斤，減去公購糧45723000公斤、種子8177500公斤，得容縣農民壹年可支配的糧食數量為

    103123800-45723000-8177500=49223300(公斤)

    也按農業人口比例為95%，乘以人口數362228，得農業人口數為

    362228×0.95=344117(人)

    年人平均可支配糧食為

    48869800÷347093=141(公斤/人)=282(市斤/人)

    282市斤稻谷可以磨出197.4市斤大米，每人平均每天只有0.54市斤大米。

    每天只有半斤米下肚，肯定饑餓到極點，有人餓死是肯定的。1959年到1961年，容縣連續三年人口減少，平均年增長率是—19.02‰。1958年有人口365361人，1959年有人口362228人，比上年減少3133人。1960年有人口346502人，比上年減少15726人。1961年有人口344904人，比壹年減少1598人。三年累計減少人口人20457人[46]。

    用數字進行對比，是最能夠說明問題的科學方法。清代雖然有地主，但是壹縣之糧食即使有很大部份轉到地主手上，也還是大部份留在地方。毛澤東登基之後，田賦全部收取實物，然後將大量的糧食外運。清代在嘉慶後，容縣田畝的平均田賦是0.0952兩/畝，按嘉慶時米價折合實物秋糧米是12市斤/畝，或者稻谷17市斤/畝，而壹九五九年公購糧是139.78公斤/畝，即279.56市斤/畝。再嚴格地區分壹下清畝與市畝，按1清畝等於0.9216市畝，以清畝計算容縣壹九五九年的公購糧，為257.64市斤/畝。這兩個數字，反映了兩個相隔四十年的朝代的田賦和高低簡直是天壤之別。在清代，土地所有人向朝庭交納的田賦是15.77市斤稻谷/畝，而在壹九五九年的公購糧是257.64市斤稻谷/畝。註意到從清代到壹九五零年代，中國大陸尚未有化肥使用，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不會很大，最多每畝增加數十斤，但是田賦卻增加二百多斤。請記住壹組數字，清代容縣的田賦是每畝16市斤稻谷，壹九五九年的公購糧是每畝257.642496市斤稻谷，農民負擔的公購糧是清代田賦的十六倍。直到算是回歸“正常”之後的壹九六零年到壹九六九年，容縣年平均公糧8242000公斤[47]， 年平均收購余糧16396500公斤，公購糧合計24638500公斤[48]，畝負擔82公斤，即160斤[49]，是清代田賦的十倍。可以想象，從壹九四九年到壹九七九年的三十年時間，當局從農民手中護取的公購糧折算為白銀，已經大大超過滿清二百七十年的田賦的價值。

    壹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統治集團對於中國農民的橫征暴斂的很多數據，就寫在各地用簡化字編寫的縣誌裏。毛澤東的暴政，白紙黑字明明白白的記載著，雖然被刻意淡化，但仍然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政記錄之壹。這壹段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的歷史，在不久的將來肯定要被清算。

    索     引

    1.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田分九等，下則民田包括下上則、下中則、下下則三等，為低等級之田。

    2.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3.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4.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5.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6.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7.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8.光緒二十三年《容縣誌》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第1頁。

    9.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0.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1.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2.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3.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4.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5.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6.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7.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8.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19.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20.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21.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3頁。

    22.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4頁。

    23.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4頁。

    24.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4頁。

    25.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4頁。

    26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6頁。

    27.光緒二十八年《容縣誌》卷九《經政誌田賦》第6頁。

    28.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七篇《糧油》第壹章《糧油收購》第壹節《糧食統購》，附該頁圖片(局部)

    29.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五篇《農業》第三章《農業生產》第三節《作物種植》。

    30.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四篇《財政稅務》第壹章《財政》第壹節《收入 容縣歷年農業稅征收統計表》。

    31.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七篇《糧油》第壹章《糧油收購》第壹節《糧食統購》。

    32.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三篇《人口》第壹章《總量分布》第壹節《總量 容縣人口統計表》。

    33.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五篇《農業》第二章《生產條件》第壹節《耕地 容縣部分年份耕地面積和人均占有耕地演變情況表》。。

    34.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三篇《人口》 第三章《人口構成》第二節《行業職業構成》。

    35.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四篇《財政稅務》第壹章《財政》第壹節《收入 容縣歷年農業稅征收統計表》。

    36.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四篇《財政稅務》第壹章《財政》第壹節《收入 容縣歷年農業稅征收統計表》。

    37.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七篇《糧油》第壹章《糧油收購》第壹節《糧食統購》。

    38.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三篇《人口》第壹章《總量分布》第壹節《總量 容縣人口統計表》。

    39.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五篇《農業》第二章《生產條件》第壹節《耕地 容縣部分年份耕地面積和人均占有耕地演變情況表》。

    40.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三篇《人口》第壹章《總量分布》第壹節《總量 容縣人口統計表》

    41.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五篇《農業》第二章《生產條件》第壹節《耕地 容縣部分年份耕地面積和人均占有耕地演變情況表》。

    42.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七篇《糧油》第壹章《糧油收購》第壹節《糧食統購》。

    43.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七篇《糧油》第壹章《糧油收購》第壹節《糧食統購》。

    44.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三篇《人口》第壹章《總量分布》第壹節《總量 容縣人口統計表》。

    45.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五篇《農業》第二章《生產條件》第壹節《耕地 容縣部分年份耕地面積和人均占有耕地演變情況表》。

    46.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三篇《人口》第壹章《總量分布》第壹節《總量 容縣人口統計表》,在第三篇《人口》 第二章《人口變遷》 第壹節《自然變動 容縣歷年人口自然增長情況表》中是減少11623人。

    47.取十年平均數，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四篇《財政稅務》第壹章《財政》第壹節《收入 容縣歷年農業稅征收統計表》。

    48.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十七篇《糧油》第壹章《糧油收購》 第壹節《糧食統購》。

    49.按壹九六四年水田畝數計算，忽略清畝與市畝差異。壹九九三年《容縣誌》第五篇《農業》第二章《生產條件》第壹節《耕地 容縣部分年份耕地面積和人均占有耕地演變情況表》。

土地制度

作者 趙振軍 寫於 二零一四年

摘要：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屬性實際上構置了壹個陷阱：人們往往只註意到表面的使用權，而背後的所有權卻被掩蓋了。在征地過程中，農民表面上只是賣掉了使用權，但實際上是連同所有權壹起讓渡了，這是壹個極具欺騙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土地使用權的交易是明的，土地所有權的喪失是暗的，而拿走使用權就拿走了所有權才是最要命的。這正是農民失地貧困成為“三無”人員和“圈地運動”愈演愈烈的制度根源。

　　關鍵詞：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農地征用農地股份制

　　隨著社會轉型和農村改革的發展，圍繞農村土地制度的問題引起廣泛關註。特別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深入，農地被大量征用及其所導致的嚴重後果更是近年來社會各界關註的焦點。那麽當前的農地制度到底出了什麽問題？圍繞農地制度產生的壹系列問題為什麽愈演愈烈？

　　壹、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特性：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的理論根源

　　集體所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的主要實現形式。土地是農業生產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農村集體所有制最主要的就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中國憲法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從理論上說，農村集體是由農民組成的，集體所有就是農民所有。但深究農地集體所有制運作的實際過程就會發現，集體所有與農民所有並不是壹回事，原因就在於農地集體所有制是壹種特殊形式的所有制。

　　在農地集體所有制下，農民雖然法律上是土地的主人，但實際上他能把握和切實感受到的卻只是土地的使用權。在壹般所有制中，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關系是簡單直接的：所有權決定和產生使用權，使用權根植於或依附於所有權。但在農地集體所有制中兩者雖然背後的連接實實在在--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正是基於其集體所有權才獲得的，但表現出來的卻是像霧像雨又像風，虛無飄渺，撲朔迷離。從理論上看，好像是農民的農地集體所有權產生了他的農地使用權，但實際上農地集體所有制的特殊性卻起到了隔斷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的鏈接的作用。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基本規定是“農地集體所有、農民承包經營”，這造成了壹種假象：集體掌握所有權，農民行使使用權。兩種權力“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獨立行使。這已經是嚴重的誤解，但更嚴重的問題還在後面：集體本來是由個體農民構成的，集體的權力來自於農民的權力。但壹旦以集體的名義存在的時候，集體好像成了壹個獨立的東西，“外在”於具體的農民之外，可以獨立存在並行使所謂屬於集體的權力--土地的所有權。似乎農民有了使用權就是妳的土地權益的具體表現或體現，是妳的所有權權益的實現結果，好像使用權就是農民在這種所有制中的全部權力，所有權是別人--“集體”的事情，有了使用權妳就不必再關心所有權了，兩種權力互不統屬。這樣，農地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演變成了兩種互相分裂的權力--農民的使用權和集體的所有權（處置權）。獲得了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就此失去了對自己土地所有權應有的敏感。但問題在於在所有制中所有權和使用權這兩種權力是不平行的：所有權決定使用權，使用權依賴於、受制於所有權。放棄所有權的訴求必然意味著經濟利益上的被剝奪。農地集體所有制的這種制度特性正是導致當前征地過程中農民的土地權益被肆意侵犯的制度原因。

　　在實際的征地過程中，土地征用的巨大熱情當然首先導源於嚴重偏低的土地價格。但在人地矛盾如此尖銳的中國，征地補償價格為什麽會如此低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實際的或潛在的邏輯之壹就是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只有使用權。征地壹方購買支付的，或者確切地說，農民賣出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權（實際上大多數情況下征地壹方付出代價得到的也確實只是土地的使用權）。因為作為交易壹方的農民，土地的所有權並不由他個人直接控制和掌握，他能夠拿出來交易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權。所以至少表面看來那些“正常”的征地過程是壹個“公平”的交易過程：征地壹方用壹個相當低廉的價格購買了這塊土地的使用權；農民以壹個雙方基本認可的價格賣了自己對那塊土地的使用權。雙方交易的是土地的使用權，使用權當然要比所有權低廉。

　　然而在這個表面平靜的現象背後壹個巨大的事實卻被悄然掩蓋了：屬於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哪裏去了？

　　表面上看，在征地過程中買方購買的是土地的使用權，農民賣出的表面看來也是這塊土地的使用權。但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是以背後的所有權為基礎的，所有權在形式上又以使用權為憑證和依托。使用權實際上是壹個符號，代表著或體現著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這個符號在其他條件下也許沒有特別的意義，但農地集體所有制卻賦予它極為豐富的內涵。當征地行為發生的時候，征地壹方獲得的土地使用權仍然是壹般的土地使用權，但對於處於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民來說，他賣出土地使用權的同時也就喪失了土地所有權。也就是說，征地過程中土地使用權的交易對交易雙方是不對等的：對征地壹方來說，他交易的就是他得到的，始終是土地的使用權；但對農民壹方來說，直接交易的是土地使用權，但壹旦交易完成，農民失去的實際上不僅是土地使用權，還包括隱身在使用權背後的土地的所有權，是以土地使用權和土地所有權為主的全部土地權益，而且是永久失去！

　　在這裏，農地集體所有制的特定制度屬性實際上構置了壹個陷阱，在這種制度設計下，人們往往只看到甚至只感受到表面的土地使用權，而背後的土地所有權卻被掩蓋了：表面上看，農民擁有的是土地的使用權，但這種使用權是以背後的人人有份的集體所有權為後盾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壹般邏輯是所有權決定使用權，但在農地集體所有制下的真實邏輯卻是所有權“依附”於使用權，“掛靠”在使用權的名下。使用權喪失（賣掉）以後，所有權也就無處寄托和體現了。所以，農民表面上只是賣掉了使用權，但實際上是連同所有權壹起讓渡了，這是壹個極具欺騙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土地使用權的交易是明的，土地所有權的喪失是暗的，而拿走使用權就拿走了所有權才是最要命的。對於農民的土地權益來說，這才是農地集體所有制最為重要和本質的制度特性，也是農民失地貧困成為“三無”人員（無業無地無保）和“圈地運動”愈演愈烈的病根。

　　當前征地過程中按照原用途確定補償標準本身就是建立在這種不合理的集體所有制陷阱的基礎上的。法律規定農村土地屬於集體所有，農民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按原用途計算補償價格表明，無論是征地壹方還是官方都沒有把農民當作土地的所有者對待，補償價格並沒有包含所有權，而只是支付了“原用途”的價格。在實際征地過程中，買方是按照耕地的原用途計算並支付買價，但在買賣行為發生後農民已經不可能再按原用途使用這塊土地，即原用途已經結束。土地在未來的產值與原用途已經沒有關系，不能再用原用途推算。特別重要的是，在買賣行為發生後，農民失去的表面上看是土地使用權，可以用比所有權低的價格購買。但問題在於，使用權喪失以後農民的對這同壹塊土地的所有權也就沒有了。所以，認為購買的是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就可以相對低價並不合理。這種認識顯然正是受了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的蒙蔽，在征地壹方，則是不自覺或無意識地利用了這個陷阱。

　　當農民喪失所有權以後，意味著他已經永遠不可能獲得土地可能的用於其他用途的收益，土地在未來的可能的增值已經與他永遠無關。按照壹般的所有權的邏輯，本來作為土地的所有者，他應該是有權分享土地的未來收益和增值的。而實際上，由於社會發展，由於土地資源的有限性，土地的未來增值已經不是壹種潛在的可能收益或不確定收益，而是壹種穩定的可預期收益。所以征地行為對農民土地未來收益的剝奪不僅是對農民的可能剝奪，而且是現實剝奪，或者對農民看得見的未來的實實在在的剝奪。因此，鑒於農地集體所有制下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的這種特殊關系，征地過程或土地交易過程必須考慮農民的當前農業收益以外的那些潛在收益或可能收益，並把這些收益作為土地定價的重要依據，否則就是對農民的剝奪或搶劫行為。

　　在關於當前征地問題的討論中，除了征地壹方，幾乎社會各界都認為當前的征地補償價格太低，提高征地補償標準成為共同的呼聲。但有關各方卻都沒有發現補償太低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裏。所以就頻頻糾纏於所謂的“前三年產值”的多少倍這樣的枝節問題，甚至國家救濟失地農民的政策也只是專註於提高這個倍數和標準，延伸的做法也不過是關註征地補償款的分配細節。但從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屬性看，這根本就是不得要領。離開或看不到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放棄土地所有權的訴求，執著於派生的使用權永遠不可能根本解決失地農民的貧困破產，也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圈地”運動的擴張和土地腐敗的蔓延。

　　由於在農地集體所有制下農民個人只有使用權或能直接把握的只是使用權，農地所有權雖然也屬於農民，但由集體行使或代行，並不直接由農民個人掌控，農民對農地所有權沒有概念或感覺，所以才“崽賣爺田心不痛”。農民賣地好像是賣的別人的地，沒有農民覺得自己賣了自己的地。農民說賣了自己的地，也不過是說賣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使用權或賣了自己使用的那塊地。在農村，農民所謂的“自己的地”實際上都是指的屬於自己使用的那塊地，農民從來不把土地看成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在農村當征地過程發生，農民在被拿走土地的時候，他感到的只是使用權的喪失，是以後沒有地種了，並沒有把這個問題上升到財產權的高度認識，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財產權也沒有了，自己的土地永遠成了別人的。專家學者們也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現象，關心農民以後的生計，但為什麽造成生計困難卻沒有想到根在農地所有權的暗地流失。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不僅陷進了農民，也陷進了專家和學者。

　　改革開放以來僅農地征用壹項農民就損失了數萬億元人民幣。這種對農民的巨大剝奪之所以能夠發生，地方政府成為市場主體是原因之壹，而在理論上的合法性卻有賴於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正是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使得主管部門、專家學者和農民紛紛迷失，對地價失去了根本的判斷力，喪失了“基準價”，進而丟掉了抗衡征地暴力的根本武器。在農地集體所有制下，農民雖然法律上是土地所有權的實際承載者，但實際上他能把握和切實感受到的只是使用權。土地所有權雖然法律上或理論上屬於農民，但他無法直接和實際操控和行使。由於與所有權的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農民不能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土地權益，再加上農村組織制度上的缺陷，相對於征地壹方，農民的抗爭處於明顯弱勢，在與征地壹方的博弈中，農民“師出無名”，幾乎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很難有效抗衡和抵禦外部對自己土地權益的這種侵犯。在這種土地制度下，征地過程中農民感受到的只是使用權的喪失，而實際上他的所有權也已經壹並喪失了，這是壹個極具欺騙性的過程。而征地壹方及相關各方卻無意間利用了這壹制度陷阱肆無忌憚地獲得巨額暴利。由於沒有發現低價的根源，不能從根本上予以抵制，所以盡管普遍認為地價偏低，卻拿不出有力的論據反對。結果補償價格就只是在具體的青苗估算等細節問題上糾纏，即使農民壹方占有上風也不過蠅頭小利，買方即使再“大度”也仍然是巨大的贏家。征地運動愈演愈烈，表面上或直接的動因是低價刺激，實際上農地集體所有制下所有權與使用權關系的特殊性才是“圈地運動”瘋狂擴張的根本原因。前者提供了征地運動的巨大動力，而後者剝奪了土地主人保護土地的合法權力和最強大的武器。
二、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實踐邏輯：農民是怎麽喪失所有權的？
1、土地賣了比自己種著合算，所謂談判也就是“蒙事”

　　有研究人員在山東泰安、淄博、濱州等地的農村調研同樣證明了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的巨大危害：盡管農民普遍對自己在土地交易過程中的無權強烈不滿，但同時卻又覺得真要較真自己又理不直氣不壯：因為“土地是國家的”，自己只是受權使用。何況土地在自己手裏1畝地1年收入也不過幾百塊錢，搭上時間和精力，還要承擔市場風險。賣出去弄好了就是幾萬塊，還可以省出時間出去打工。所以農民覺得即使賣得低點也比自己種著合算。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怪事：農民壹方面認為地價太低，賣地賣得心疼，另壹方面卻又想方設法、甚至偷偷摸摸去賣地。在濱州某縣調查時筆者就多次聽說這樣的事情：壹旦聽說某單位要買地，周圍的農民就會千方百計托關系找朋友與買地方接洽，希望能把自己的地賣給對方。征地過程成了典型的買方市場，征地壹方姜太公釣魚，根本不愁買不到地。農民在土地交易中甚至唯恐自己開價高了嚇跑了開發商，做不成這筆買賣，賣地農民自降地價，自相殘殺的事情時有所聞。用農民自己的話說就是，（當有人來征地的時候）“誰有本事誰使，誰賣了誰沾光”。

　　土地征用的過程特別是對於那些非公益性質的征地過程來說，本來應當是壹個完整的市場交易過程。但在實際的征地過程中，交易雙方誰也沒有真正的市場交易的概念。不僅官方和以官方為後盾的開發商如此，甚至在農民自己看來所謂談判也就是“蒙事”，多弄壹點是壹點。本來專家學者們還以為征地補償價格太低，竭盡全力為農民奔走呼籲，但作為當事人的農民自己卻反倒好像撿了便宜，得了不義之財，即使談判抗爭也是“外強中幹”--做做樣子嚇唬嚇唬開發商，爭取多“蒙”點錢，對方要是真的頂住，農民自己就會主動妥協讓步。

　　在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下，表面看好像是因為土地產值農民自己種不如賣了合算，實際是因為農民沒有所有權，農民的“算計”只是在土地使用權的圈子裏轉悠。結果就是農民再“精明”也註定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因為即使他算計到骨子裏也只是土地使用權的價值，而最重要的土地所有權並未進入他的視野。今天農地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民對土地所有權根本就沒有感覺，這與土改前農民拿土地當命根子很不壹樣。特別是那些40、50歲以下的農民從來也沒有意識到土地對自己的就業、保障等的重要性，或者意識到了也認為那不是自己的東西，根本靠不住，不如趁著開發的機會先拿到現錢再說，免得過了這個村可就沒了這個店。至於拿到現錢以後靠什麽活命，特別是年老、有病和發生意外以後怎麽辦根本就不去想，或者想了也認為不可能靠土地去解決。因為在土地集體所有制陷阱下，農民從來就沒覺得這是自己的東西，又怎麽可能指望它頤養天年？“賣了錢裝到自己口袋裏，不賣土地是村裏的，最多歸自己耕種，妳說哪個合算？”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於明目張膽地不經農民同意就擅自征地，表面上是“漠視被征地農民的利益”，侵犯農民權益，實際上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在這些官員的潛意識裏，土地是“公家”的，政府（也就是他們這些“父母官”）就有權力隨時決定土地的命運。既然土地是“公家”的，和妳商量是給妳面子，給妳補償是對妳恩賜，“別給臉不要臉”（這是壹些征地官員掛在嘴邊的話），要犯還嫌飯涼，毛病不少！甚至連小浪底水庫這樣舉世矚目的國家重點項目土地征用手續都不合法，[1]由此可見當前土地制度的欺騙性有多大。

　　2、“村民們對土地權利的歸屬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

　　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不僅在經濟上直接構成了對農民的剝奪，更嚴重的後果還在於它在觀念和思想上的毒害。據研究表明，“村民們對土地權利的歸屬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田又不是妳的嘛，屬於集體的，劃給妳，只是暫時妳在使用”。[2]本來，憲法明確規定農地集體所有，但這種特殊的所有制造成的陷阱卻給農民造成了這樣的印象：農民集體所有不等於農民所有。土地是屬於集體的，不是妳自己的！那個集體對於構成它的農民來說成了“彼岸”，成了壹種異己的力量。“在土地管理法對土地集體所有性質的明確規定下，農民（已經）不可能宣稱其個人對土地有著某種所有權”；[2]同時，“在強勢的政府面前，亦不可能通過指責政府行為與國家政策相背離來提升其談判地位，……農民在無法以所有者身份跟鎮政府討價還價的條件下，所采取的策略即是變通交易原則，將對土地產權的訴求轉變為對基本生存權利的要求”。“生存權成為農民在面對地方政府時最為強硬的權利訴求”。[2]於是出現了壹種與壹般市場交易迥異的奇怪現象：農民討價還價的理由往往並不是直接指向土地買賣的市場交易過程本身，而是交易過程中的程序瑕疵；農民抗爭的最有力的武器不是交易顯失公平，而是自己在土地被征用以後的基本生存權力這壹道義武器--其實這也正是實際過程的真實寫照。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於“基於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農民不可能直接向政府提出產權要求，而是（只能）策略性地將其轉變為對基本生存權利的訴求，它成為農民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最為強硬的道義武器”。[2]但問題在於，“在與政府（國家）的交涉中，基本生存權固然是最為強硬的理由，但它的基本性同時也意味著它極低的閥限”。[2]於是農民的抗爭從開始就決定了結果，“給妳漲了壹點，妳再去鬧呢，也莫得好大個理由了”。[2]農民抗爭的目標不過是最基本的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力，而實際上，絕大多數抗爭甚至連這個最低目標也沒有實現。

　　另外，農民在這裏對自己維護自己的合法土地權益時使用的這個“鬧”字傳神地表達了在集體所有制陷阱下農民所受到的深刻毒害：連農民自己都把自己正當的維權抗爭看成了“鬧”，就更不用說外界特別是地方政府和官員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了。其實真實的情況遠比這糟糕：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不僅陷進了農民，連專家也被搞得暈頭轉向，有人，在集體所有制下，“如果農民作為個體，其擁有的僅是對土地的使用權，而絕非所有權或者說產權”。[2]所有權的承擔者就只剩下了那個虛幻的共同體形式了，內部所謂集體的代表和外部政府與開發商等各種覬覦農地權益的勢力爭先恐後、肆無忌憚地攫取和掠奪也就不足為奇了。

　　3、倒逼還是內生？

　　有研究人員認為，相對於被征地的農民，作為農地流轉中介的（地方）政府與城市土地開發商之間有更多利益上的相互依賴性，也更容易結成利益共同體。這種關系“倒逼”到政府與農民的關系中來，農地產權就會喪失任何規則的保護，就出現了現在經常見到的局面，政府總是站在開發商壹邊，在征地時千方百計壓低地價，降低征地補償費的標準。解決的辦法是掐斷政府與城市開發商之間的這條土地關系紐帶。[3]

　　這好像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掐斷了政府與城市開發商之間的這條土地關系紐帶就能保證失地農民的權益嗎？另壹個問題是，政府與城市開發商之間的這條土地關系紐帶能掐斷嗎？

　　其實對農民來說，征地過程實際上分成了兩個過程：外部性過程和內部性過程。相應地，農民在征地過程中的利益受損既有外部性原因，也有內部性原因。在外部，征地過程表現為土地所有者即農民（集體）與征地壹方（地方政府和土地開發商）的關系；當這個關系結束，土地所有者壹方拿到補償款或賣地款以後還有第二個過程，即收益在“集體”內部的分配問題。實際上，這兩個過程都可能對農民的土地權益產生重大影響，其中的任何壹個過程失控都足以構成對失地農民的致命剝奪。

　　當前所謂提高補償標準實際上只是針對了第壹個過程，即外部性過程。如前分析的那樣，即使只是針對這個外部性過程的對策即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也根本就是驢唇不對馬嘴，在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幫助掩蓋了普通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放棄土地所有權的訴求，執著於派生的使用權註定不可能從根本上維護農民的土地權益。

　　第二個過程則更是完全被忽略了。基層“集體”組織以農民代表的名義擅自獨立與征地壹方交易，把農民隔離於談判過程之外，剝奪了農民的土地處置權甚至知情權。這樣即使提高了農地補償標準，失地農民也不壹定就能擺脫困境，他壹樣可以拿不到賣地款！或者只拿到極少的補償，依然難免窮困破產甚至淪為流民的命運。

　　因此僅僅討論外部市場問題是不夠的，影響農民土地權益的還有內部問題。也就是說，即使解決了外部市場問題，土地收益還存在壹個在農民“內部”怎樣分割的問題：農民與“集體”或“集體”的代表--鄉村基層幹部以及其他鄉村精英的利益分配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而這恰好是當前農民土地權益受損害的另壹個重要根源：農民之所以出賣土地拿到極低的補償，當然首先是征地壹方給出的價格太低；但另壹方面，這極低的補償還要受到鄉村基層“集體”組織的層層克扣，農民最後到手的往往是蠅頭小利。在許多地方，農民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地到底賣了多少錢？當前絕大多數農民關於土地的抗爭，原因往往在於後者--對於“集體”暗箱操作、貪汙腐敗的不滿和抗議。

　　顯然，無論是外部性過程還是內部性過程對農民造成的剝奪，都與當前的農地制度設計有關，或者說，都根源於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由於這個陷阱的存在，在面對外部性過程的時候，農民沒有談判權，在土地交易的市場上淪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土地交易形成了壹個奇怪的市場：作為土地主人的農民沒有談判權，作為征地壹方的開發商遁形，作為交易中介的地方政府赤膊上陣，直接代表開發商與鄉村基層幹部談判決定土地交易價格，談判的結果大多數情況下秘而不宣，賣地的農民不知道自己的地賣了多少錢。作為農民代表的鄉村基層幹部在上級政府、自己的頂頭上司的強大權力壓力和腐敗利益驅動下實際上不是來談判，而是來接受壹個預定的價格，是來“簽字”的。

　　這樣，在第壹個過程中農民就已經開始不可避免的被剝奪了。在接下來的第二個過程即內部性過程中，農民的噩運還在繼續：由於集體所有制陷阱的存在，屬於這個集體的任何壹個農民雖然都有確定不移的土地所有權，卻都不能確定自己真實的所有權指向。於是在第壹個過程中他們被隔離在談判交易過程之外成了局外人，在接下來的第二個過程中的被剝奪也就不可避免：他們大多數情況下不知道自己的所有物被出賣的真實價格！甚至自己的土地已經被賣了，農民還不知道！

　　所以在征地過程中農民利益被剝奪不是外部倒逼，而是農地制度內生的結果。內生是根本的，倒逼是輔助的。倒逼和內生都根源於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先天缺陷，根源於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要真正“掐斷政府與開發商之間的土地關系紐帶”，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就必須切實改革農地集體所有制。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政府也是壹個經濟人，即使掐斷了政府與開發商之間的利益紐帶，政府本身也會成為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入侵者，也可能與其他什麽商結成利益聯盟去侵犯農民利益，農民利益還是沒有保障。

　　三、集體所有制去魅化

　　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是農地集體所有制內生的壹種制度屬性。在計劃經濟時代，集體所有制陷阱雖然也造成農民所有觀念的錯覺，但在高度集權的體制背景下，“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根本壹致”，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英雄無用武之地”，缺乏興風作浪的相應條件，對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民利益並無大礙；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利益分化和社會成員（部分）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制度的任何漏洞都會被人為放大，集體所有制陷阱這樣的根本缺陷更會受到格外追捧，成為有關各方借以謀取暴利、蠶食農民土地權益的極好武器。所以必須高度重視農地集體所有制的這種制度缺陷，實事求是地認識和看待農地集體所有制，從農村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選擇理想的農地公有制實現形式，有效規避農地集體所有制陷阱。
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在城市（工業）主要實行全民所有制，農村（農業）實行集體所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的兩種基本形式。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農地制度逐漸被人為地賦予意識形態屬性，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在人們的思想深處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的主要體現，農地集體所有制被神聖化了。甚至雖然隨著改革的深入，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已成共識，但這種有“多種實現形式”的公有制卻主要還是指的城市的公有制或國有企業的公有制，也就是過去所說的全民所有制，往往並不包括農村的集體所有制。

　　資本主義也有計畫，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所有制的具體形式並不是判定社會性質的根本標準。從歷史上看，集體所有制並非社會主義的專利，實行集體所有制更不壹定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兩者沒有必然聯系。中國歷史上的村社所有制，上個世紀30年代閻錫山在山西實行的土地村公有案，以色列的集體農莊制度，都是集體所有制。但這些顯然都不是社會主義，它們更不壹定代表先進的生產力發展要求。所以，人為地強制賦予集體所有制意識形態屬性，違背了土地制度發展的歷史邏輯。那種把農地集體所有制看作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神聖不可動搖的觀點不過是壹廂情願的教條主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農村實行的這種農地制度是壹種不完全的農地制度，是壹種農地制度從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壹大二公”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壹種中間狀態。雖然這種“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經營”的經濟制度“與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幾乎沒有任何決策權和剩余控制權相比，它賦予農民壹定程度和壹定範圍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使用權)……，有效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論是對農業生產的促進、農民收入的提高，還是整個農村經濟的推動作用來看，都是很大進步”。[4]但它既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的唯壹實現形式，更不是最後形式或最高形式。

　　作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集體所有制是壹個工具，它本身並不自然帶有制度屬性，就如壹切武器壹樣，既可以用來匡扶正義，維護公正，也可以用來殺人越貨，助紂為虐。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實行的是從上到下的集權體制，“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根本壹致”，集體經濟組織與外部的經濟聯系和利益糾葛基本上不屬於完全的市場行為。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人相當於國家下屬的壹個分支機構，代行日常管理職權，並不掌握獨立的經濟權利，特別是所有權。但市場經濟條件下則完全不同，社會的每壹個“單位”都演變成了獨立的經濟實體，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特殊利益。這種情況下指望上級的權威保證集體經濟組織的廉潔高效已經失去了制度合理性，建立在這種邏輯基礎上的集體經濟組織領導者的公正清廉只是眾多可能的選擇之壹。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繼續推行農地集體所有制，必須附加新的條件和限制，對屬於集體的所有權進行清晰的劃分和界定，並給予可靠的制度保證，其基本的政策取向就是實行經濟上的股份制和政治上的民主制。

　　首先是經濟上的股份制。批評農地集體所有制，分析其造成問題的機制和原因並不意味著否定公有制，更不代表推崇私有制。實際上，私有制也並不壹定如某些學者想象的那樣，不僅私有化不壹定高效率，[5]甚至私有制不壹定就是農民的理想。按照“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的思想，借鑒股份制中的金股制度，改革農地集體所有制，實行國家與個體農民共同所有的農地股份制是農地制度改革的壹種理想選擇。[6]

　　其次是政治上的民主制。“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實現形式的種種探索必須要有農民政治上的民主權利的落實為保障”。[7]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集體所有制必須與現代民主制度共生才可能健康生存，否則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產生專制和奴役。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民主制度，是有效防止少數人以集體的名義肆意侵吞公共利益，成為吞噬集體中個體利益的怪獸的可靠武器，也是當前農地改革在政治制度上的基本要求。

掠奪農民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零年

人類把自己生活的星球稱為“地球”，盡管這個星球的表面大部分被水覆蓋。這是因為，水不是懸在空中的，它也是以地為依托的。地者，土也，土地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物質基礎，領土是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之壹，領空和領海是領土向空中和海上的延伸。土地對於人類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古人雲：“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土地是政權的根本，只有正確的土地政策才可以鞏固政權，可見土地對於政權是多麽的重要。
　　馬克思視經濟為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農業為國民經濟的基礎，因此農業就成了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第壹層基石。土地對於農業來說，更是須臾不可離開的物質基礎。
　　因此，管理好土地，制定好正確的土地制度，就成了任何壹個政權必須慎重考慮的重大原則問題。
　　土地有以下三大特點：
　　第壹個特點是固定性。何為固定性?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土地是固定在確定的空間、固定在壹定的位置上的，是不可移動的、移動不了的;二是它的面積和體積是固定不變的，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無論是整個地球上的全部土地，還是某壹塊土地，都是如此，毫無例外。
　　第二個特點是雙重所有性。自從國家產生以後，地球上可利用的土地基本上被瓜分完了，成為“領土”。當然還有沒被瓜分的土地，如南極洲和北冰洋及公海下的土地，那是人類的共同財產，目前還不歸哪個國家所有。這裏所說的雙重所有，是指在壹國之內的國土的所有權，它壹方面確定為這個國家所有，其他國家不得侵占。這是就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來說，國界是界限分明的。盡管還存在著領土爭端，但絕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基本確定下來。這是第壹層次上的所有權。
　　第二層次上的所有權是指在壹國之內土地歸誰所有問題。這個問題很復雜，在歷史上呈現不同的情況，有壹個發展過程。遠古時期雖然沒有國家，但氏族部落也有壹定的地盤，養活壹個人大約需十平方公裏的土地。只是由於那時人口稀少、地域廣闊，又靠采集、狩獵、捕撈維持生計，所以對土地的固定要求並不強烈，基本上處於遊牧狀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養活壹個人僅需壹平方公裏的土地，飼養家禽後又縮小為半平方公裏。到了現代，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僅需壹畝地就可以了。在中世紀，國土中的耕地和宅基地歸本國內的國民私人所有，歸自家所有的土地具有占有、使用、收益、處置等全部權能;除自耕農外還有佃農，在租佃關系中土地和勞動力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發生了分離。到了近現代，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提高，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被打破，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生產主要不再是為了自家食用，而是為了給社會提供使用價值、自己得到交換價值——利潤和貨幣。土地集中占有使用進行協作生產就成了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於是出現了富農和租地農場主，以及雇農和農業工人。
　　馬克思預測，私有制必然被社會所有制所取代，但並不消滅個人所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1972年版832頁)。但是，這種社會所有采取什麽樣的具體形式，根據馬克思的設計，它必須是壹種國有化前提之下的社會佔有，而這個國有化中的國家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所以馬克思主義所設計出來的所有制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的實踐中成了國家所有制，實際上也就是政府權貴的私有制。那麼不否定個人所有制的社會所有制，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已經出現了呢?它確實已經出現了，那就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在原始個人所有權的基礎上滋生出壹種新的所有權——法人所有權，實現了真正的社會佔有。國際資本市場的建立，跨國公司的出現，使得這種社會所有制突破了國家界限，成為名副其實的真正的社會所有制。但這種社會所有制並不否定個人所有制，而是在保留個人所有權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把個人所有和社會所有巧妙地結合了起來。土地屬於不動產，在主權和個人所有權不變的基礎上，外國組織或個人也可以租用使用權，從事農業生產。
　　遺憾的是，共產黨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卻沒有走這條道路，而是用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冒名頂替了社會所有制。在中國，則是通過土地改革不但消滅了封建地主，而且把進行資本主義經營的富農也消滅了，形成了個體自耕農壹統農業經濟的局面，但這絕不是民主革命的任務。平均地權，實現耕者有其田，這是古已有之的思想。但是，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絕不是任何人主觀創造的，而是隨著生產力的逐步提高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有其歷史合理性。因此，平均地權實現耕者有其田決不能采用剝奪的辦法，只能采用贖買的辦法。當然，平均地權實現耕者有其田以後，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仍然需要把土地集中使用，進行資本主義的集約化經營，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得到土地的農民出租土地(土地入股)，然後到農場裏去做工，這樣壹方面能夠更大地發揮土地的效用，挖掘土地的潛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另壹方面，農民不但可以得到財產性收入，而且還可以得到工資性收入，有了雙重收入。然而，原社會主義各國幾乎都走了農業集體化的道路，把農民的土地，無論是祖輩遺傳下來的，還是土地改革中分得的，都劃歸集體所有了。中國共產黨在拉攏農民對付國民黨的時候成立了互助組與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互助組和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土地入股還能夠分紅，到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就完全歸公了，不再分紅了。雖然名義上歸集體所有，但事實上農業生產合作社並沒有實際的所有權，從種植計劃到收獲物的處理，合作社都沒有自主權，都必須按政府統壹的計劃進行。甚至直到現在，村集體仍然沒有對土地的處置權。
　　第三個特點是三種用途——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公用事業。
　　土地作為生產資料，這是都公認的，沒有分歧意見。不管是農業生產，還是工業生產，或者是第三產業，都不能在空中進行，必須占有壹定的土地，土地就成了各種生產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毫無例外。土地作為農業生產資料，比其他產業更重要，因為它需要大面積的土地從事種養業，而不像二三產業和公用事業那樣需要面積小壹點的土地蓋廠房或辦公室。
　　土地作為公用事業，如道路、行政事業單位的辦公用地等，都屬於這壹類。這也是社會所需要的，得到公認的。
　　土地作為生活資料，則是被很多人漠視的，包括壹些政府在內。其實這個問題並不復雜，如同各種生產活動和公用事業不能在空中進行，必須占有壹定的土地壹樣，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空中生活，都必須有立足之地、休息之地、生兒養女之地、修養生息之地。民眾住室的宅基地就屬於生活資料。如果說並不是每壹個公民都需要具有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的話，那末，作為生活資料的住室宅基地則是任何人不能沒有的，否則他就成了沒有家的流浪漢。家是每壹個人寧靜的港灣，他理應具有壹份屬於自己的宅基地，這是任何組織或個人無權剝奪的。大自然創造了人，同時也給他提供了修養生息的場所——宅基地。正因為如此，所以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並沒有把城鄉民眾的宅基地收歸國有或集體所有。據壹些專家考證，國家並沒有頒布過這樣的文件，並沒有發動過這樣的運動。可是後來糊裏糊塗地也被公有化了，這顯然並沒有法律依據，不能說是合法的。
　　正是由於在土地所有權上存在著上述種種問題，所以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時常被侵犯。侵犯者不是別人，而是政府。
　　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歸集體所有，這是在憲法上早有規定的，政府理應遵照執行。但是，無論在改革開放前，還是在改革開放後，政府侵犯這種所有權的事情卻屢屢發生，這類政策文件壹再頒布。既然歸集體所有，集體就應該具有占有、使用、收益、處置等全部權能。但是，在實際上，農村集體只有對土地的使用權和部分收益權，始終沒有處置權，然而處置權才是所有權的核心權利。目前中國對耕地的管理，從根本上說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憲法第十條規定：
　　“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置等四項權能，缺壹不可，否則就是不完全的所有權，就是對所有權的侵犯、剝奪。對歸集體所有的土地，國家應該制定有關法律，保護其各項權能。但奇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卻做出了如下規定：
　　“第二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第十條規定村集體對所有的土地只有“經營、管理”權。
　　在第十四條規定土地在承包期內進行調整的，以及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營的，須報上級政府“批準”。
　　對財產所有權的買賣、轉讓，是所有者的壹項重要權能。這樣的規定，就是剝奪了村集體對歸自己所有土地的收益權和處置權。既然土地歸集體所有，承包合同是集體與村民簽訂的，為什麽進行調整時和轉包給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時還須經上級政府批準呢?政府的手為什麽伸得這麽長呢?難道所有者不知道如何處置自己的財產對自己有利?這種“群氓”觀點豈不是對群眾的最大侮辱嗎?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現行的國家根本大法竟然把國民作為生活資料的宅基地也收歸集體所有。第十條規定：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宅基地屬於農民的生活資料，不是生產資料，即便是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時候，宅基地也不是公有化的對象，怎麽在現行憲法中做出這樣的規定呢?這豈不是沒收了農民的基本生活資料了嗎?
　　即便是對耕地的使用權，也受到各種限制，因為在計劃經濟時期土地如何使用，產品如何處置，村集體都沒有自主權，必須遵從政府的統壹計劃，光是通過工農產品的剪刀差就把農民相當壹部分勞動成果掠奪走了，約23萬億。改革開放後，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在得到政府認可後才推廣開的，承包期和十八億畝耕地不許他用都是政府定的，村集體沒有決定權。政府征用歸集體所有的土地，不但不都是為了公共事業，而且政府通過低價征收所有權、高價出賣使用權從中獲得巨大利益，成為地方政府主要的財政來源，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由此造成的兩千多萬新“三無”(無土地、無社會保障、無工作)對象，成為發生社會動亂的主要群體。政府濫用征用權，實際上變成了壹種買空賣空、投機倒把的不當行為。如海南，從集體征用土地每畝只給幾萬元的補償，壹轉手賣給開發商高達70萬元，土地收入占財政的58%。全國2010年地方土地財政收入兩萬七千億，占地方財政的百分之五十。土地差價轉嫁給購房者，其中40%歸開發商所有，60%歸地方政府所有。這才是形成房價畸高的壹個主要原因。由此形成的高房價使群眾望而生畏。
　　然而奇怪的是，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對此卻緘默其口，在出臺的有關政策中不著壹字、有意回避，只是在限制群眾購房上大做文章，真是南轅北轍。
　　其實，土地問題才是形成高房價的根本問題。只要放開土地管理，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結束中共的專制統治，落實農民土地所有制，讓農村集體對歸自己所有的土地擁有全部權利，建立起房基地所有權買賣市場和耕地使用權買賣市場，把最重要的土地資源盤活，同時輔之以政府廉價房廉租房的建設，自然就會抑制住房價畸高的發展趨勢。
　　放開土地管理會不會導致侵占十八億畝耕地這條紅線呢?
　　不會。不但不會，而且還會增加耕地的面積。這是因為，城市化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如果將目前九億多農村戶籍人口中的七億多轉入城鎮，每戶按四口人計算，就可以騰出壹億八千萬戶的房基地，每戶按擁有壹畝房基地計算，就是壹億八千萬畝。這壹億八千萬戶七億多人口進入城鎮就不需要這麽多房基地了，按五層樓房計算，只需壹億八千萬畝的五分之壹，即三千六百萬畝就夠用了，其余壹億四千多萬畝可以復墾為耕地。這樣壹來，原有的十八億畝耕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壹億四千多萬畝，變成了十九億四千多萬畝，何樂而不為?這個概算可能不準確，但無論如何城鎮民居樓房總比鄉村平方占地少，這是確定無疑的。不管城鎮民居樓房是多少層，鄉村每戶民居占地多少，後者都大於前者，前者都只是後者的幾分之壹。
　　以中國農村戶籍人口九億多和耕地十八億畝計算，人均只有壹畝多地，其中有14個省人均不足1畝，600多個縣人均不足半畝。以目前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每畝凈利潤平均只有186元。因此，只靠這麽少的耕地無論如何也是實現不了小康的，唯壹的出路是減少農業人口。如上所述，如果把七億農業人口轉為城鎮人口，余下的兩億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就會翻好幾番，達到近十畝耕地，以平均四口之家計算，每戶就會擁有四十畝，建立家庭農場達到小康水平就不成問題了。
　　七億農業人口離開農村轉入城鎮後，其原有的土地應如何處理呢?有兩種辦法：壹個是，原來的耕地使用權和房基地的所有權不變，分別通過使用權市場和所有權市場變現，為進城籌措資金。原住民可以貸款購買，政府制定優惠政策，以低息鼓勵購買。同時鼓勵城鄉大款們投資農業，購買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進行集約化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另壹個是，離開農村轉入城鎮的人原有的土地，由原農村集體組織收購，政府以貼息貸款予以鼓勵，收購以後如何處理由收購方自己決定，政府不再幹預。
　　房產和地產壹樣具有雙重性質，既可以作為生活用品，也可以作為投資用品，特別是商品房。如果只把房屋當做單純的生活資料，政府為了抑制需求，就必然出臺政策千方百計限制人們購房;如果也把它當做投資品，用作保值增值，就沒有必要出臺限制政策了。既然房地產業已經按市場對待，形成了壹定規模的房地產市場，政府就應該按市場規律進行宏觀調控，不應該出臺限購政策，而應該規範和促進房產二級市場的發展，以滿足流動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的需要。房價的高低同其他商品壹樣是由生產(建築)成本和供需關系共同決定的，抑制房價畸高的發展趨勢也只能從這兩方面著手，即：壹方面放開土地管理，盤活土地資源，政府不再買空賣空從中牟利，以此降低生產成本;另壹方面，要放開土地供應，促進房產的開發，提供更多的房源，活躍房產市場。只要這樣做了，房價畸高的發展趨勢就會得到有效抑制。地方財政來源完全不必局限於對土地的征收、賣出，用開征房產稅來彌補才是正確的出路，這部分收入可以用於建築公租房和廉租房，解決弱勢群體的住房困難。
　　中國的農民為工業化已經貢獻了30 萬個億，其中75%來自剪刀差，13%來自農業稅，12%來自農民儲蓄;改革開放後，地方政府通過強制剝奪農民土地級差收入30個億，共60個億。這就充分說明，中國農民已經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正因為中共這樣壹次又壹次的剝奪農民，才導致“農民真窮，農業真困難，農村真危險”，以致至今仍然是阻礙全面實現小康的最大障礙。建立民主制度，落實農民土地所有權，修改錯誤的規定，把土地歸還給農民，把最重要的資源怕盤活，就成了當務之急。

剝奪農民的基本權利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中共用土地革命作為口號欺騙農民，讓農民去充當炮灰，得到政權之後便讓農民成為撤底失去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機會與經濟自由的農奴。中國好像有壹首愛國歌曲，其中有歌詞：“我們生長在這裏，每壹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無論誰要搶占去，我們就和他拼到底”。可見，愛國的壹個重要內容是保衛自己的土地。那麼，“土地是我們自己的”，有著什麼洋的內涵？

土地是人生存發展的第壹自然要素，沒有了土地，人便失去生活的根基。什麼是家，當然是父母，是兄弟姐妹，是親情，但家還有另外壹層意思，是指為了生活起居並建立於土地之上的房屋。回家是回到父母身邊，也是回到自己生活相依的居所。故鄉蘊涵的詩意，有祖傳的老屋，耕作的田土，可以抓魚捕蝦的小河，能夠摘取果實的野樹。人們愛家，愛故鄉，很大程度上是愛這壹片屬於自己的，世世代代生生相依的土地。

“土地是我們自己的”，首先表現在土地是具體的個體私有的，是有永久產權，可以轉讓繼承，不能輕易剝奪的。擁有土地私有的權利，是人民成為國家主人的重要體現和根本基礎。

也許人們沒有祖傳老屋，沒有壹隅田地，但是人們可以在國家之內的任壹荒蕪之地開墾，以求立足謀生之地，不會受到阻撓，並有土地產權，所以人們是國家的主人。也許人們不願到荒蕪之地生活，但可以購買己開發的土地，購買費用是對土地原開發費用的補償，同洋獲得土地產權，則人們是國家的主人。也許人們希望在集中了經濟活動的城市生活，以便利工作和享受繁華，人們願意支付因為經濟集中而產生的土地溢價，可以購買到屬於自己私有的土地，則人們是國家的主人。如果人們不願開墾不願購買，租地耕種租地生活，但只要人們有開墾購買的權利，有獲得土地私有的權利，即便人們暫時還無私有土地，人們仍然是國家的主人。如果人們無力開墾無力購買，政府還得給人們壹塊生存之地，當然更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土地是我們自己的”，還表現在公有的土地，雖然不為具體個人所有，卻是每壹個人在不侵犯他人權利基礎上，可以自由使用，有著使用權或享用權的。

家鄉的河流，有大有小，它不是誰的或誰家的，卻是每壹個人可以前去洗衣淘米，遊泳嬉耍的。門前的道路，有寬有窄，它是公共道路，為任何壹人出行提供方便，而不論妳是步行還是騎馬，趕著牛車還是開著卡車。山峰峽谷，古樹瀑布，大自然的美景，是每壹個人可以觀賞，遊玩的。所以，“公有”是私有產權的集合，並通過這種私有產權派生出個體的使用權或享用權。“公有”與“官有”遠不相同，也與“政府或國家所有”存在重大差異。

當突然有壹天中國人突然發現，所有的土地都不是自己的，而是政府的，國家不允許任何個人擁有土地產權，於是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變成政府的租客，這個國家的土地還能是“我們自己的”？

妳要建房，得向政府購買土地使用權，使用期限20年40年70年不等，到期妳還得重新買。讓不讓妳買，價格是多少，要由政府定，妳只是這塊土地上的臨時住客。妳要耕作土地謀生，妳得向政府承包，政府可以包給妳，也可以不包給妳，今天可以包給妳，明天不壹定包給妳。雖然現在的承包有的要付費，有的不要付費，但政府是主，可以隨便抉定，妳是奴，只能服從，則清楚明白。妳在河中偶然拾得壹根烏木，本來便如妳在河中抓了壹條魚，屬於私有。但對不起，妳要交給國家，國家所有便不知是誰所有，很大可能是官有。大自然的恩賜便無法及於具體個人。妳要觀賞風吹草低的美妙，山川河流的雄偉，卻處處被圈起，處處要收費，祖國的象征，如“長江黃河”，“泰山黃山”，便與妳無緣。妳以熱愛祖國的山河來表達妳的愛國情懷，便不免顯得滑稽可笑。建立於公共土地之上的公共道路，如果有著萬千收費關卡，有著禁摩限電的種種規定，個人於公共土地的使用權便受到侵害和限制，公共土地的公共屬性，便成為政府擁有的商品屬性。使用權不是來源於所有權，而是來源於金錢購買。公有的土地還能是“我們自己的”？

國與家與個人最重要的聯系是土地的聯系。國家的體現之壹，是壹塊有著邊界的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土地。沒有具體的個人的土地所有權，國家便與人民相分離。中共要求“領土完整”的土地，只是屬於統治者所有的土地，而非是人民“自己的土地”，國家能指望人民為了統治者的土地，與攻城掠地的外敵“拼到底”？

如果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把所有的私有土地收歸國有，集體所有，但因為沒有土地市場，只是把私有的土地變成公共所有，從理論上來說，土地還是人民所有。那麼，當土地市場出現，且政府是唯壹的所有者和唯壹的賣家，賣的又只是有時限的使用權時，土地便與人民沒有太大關系。國家成為統治者的地盤，人民只能不斷的用錢來購買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權利。這是壹個人民的國家嗎？顯然不是！

土地黨有制度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中國的農民應該從烏坎事件中吸取教訓，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以及真正屬於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可以真正的得到實質上的利益保障。烏坎是廣東壹個普通的小村，卻自2011年起承載了無數人的希望。壹次示威抗議折射出鄉村土地轉讓的種種問題，壹場選舉承擔起了中國基層民主試驗的重擔。可民主非但沒有解開利益的死結，反而使自己焦頭爛額。烏坎給理論界帶來很多困惑。民眾關心烏坎，是關心政府對待民眾維權的態度，理論界則在探討民主體制。中國的很多學者，都未能觸及烏坎問題的本質。那麽，烏坎問題的本質是什麽？
壹、烏坎村民爭什麽？
烏坎村民用準暴力的手段抗爭，是爭土地的收益權和處置權。產生這種抗爭有兩個現實原因，壹是名義上土地集體所有，如何處置土地，應該由集體決定，但被村政府代行，村民失去了土地處置權，土地收益則被村政府侵占和私分。二是中國土地市場並未建立，政府是征收農民的土地，而不是跟農民做土地買賣。雖然政府說是要用市場價征收，但市場價不是政府規定的，是由買賣雙方討價還價形成的，規定價格便不是市場價了，哪怕中共號稱是市場價。能夠自由的不受協迫的討價還價，是市場公平交易的核心。土地與其它商品不同，其它商品通過物移，會使商品的價格趨向壹致，土地不能物移，地段不同的土地價可能差額巨大（級差地租）。所以真正的市場經濟，土地是沒有統壹的市場價。政府與每壹土地所有者個體平等的自由的討價還價，正是市場經濟的表現。但中國還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比如那些被拆遷的人爭的，不單是補償的多少，還有能夠自由討價還價的權利。所以表面上看，征遷矛盾是政府與拆遷戶的利益矛盾（補償多少），實際上是權力與權利的矛盾，是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
迫於強大的民意壓力，烏坎村民當時爭得了真正民主選舉村長的權利，烏坎實行了真正的民主選舉。但村民只是爭得土地處置和收益不由村政府決定，暗箱操作，並通過民主這種形式，使每壹村民都能得以參與。而在計畫經濟的大環境沒有改變之前，即還沒有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場之前，這種民主選舉或可解決村集體內部的分配問題，卻無法解決村集體與政府之間的非平等交易的問題。村民以為選舉了，村官就要代表村民把因不平等交易而被政府拿走的地要回來，但村官無這等能力，於是烏坎的民主岌岌可危。
理論界認為烏坎村民是在爭民主選舉權利，並爭到了民主選舉權利，由此歡呼出現了中國民主的曙光，是中國民主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當這種民主岌岌可危時，理論界則產生困惑，各種解讀紛紛出現。但烏坎村民是在爭目前學界所理解的那種民主嗎？
二、集體所有制是不是公有制？
從壹般的意義上說，生產資料集體所有有什麽特征？A，它是基於機器化集約化生產而產生的。機器化集約化生產可以大幅提高生產效率，但個體資本不足，由此產生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生產組織。B，集體生產組織中的個人資本都是自願和自由參與的。C，組織管理權由所有權派生。包括經營決策權和資產處置權等。個人管理權的大小與其資產擁有多少相聯系。D，集體所有是建立在個人所有的基礎之上，利益由參與個體分享，責任由參與個體分擔。所以世界上存在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經濟組織，卻不是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初級形式，而是擴大了的私有制。西方的股份制企業，企業資產既是眾多股東出資，也歸眾多股東所有，卻仍是私有制企業，並沒有人說它是公有制的企業。
但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並不符合上述特征。它不是因機器化集約化的生產需要組建起來的；它不是農民自願和自由組建起來的；它的利益享受和責任承擔主體是模糊的；它的管理權不是來源於所有者或勞動者，而是來源於行政權力（這壹點最重要）。說到底，中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政府為了控制農民，獲取管理權而通過行政權力強制建立起來的。表面上看，是經濟組織，生產組織，實際上是行政組織。不單是農業生產組織，以前人們所稱呼的鄉鎮企業，說是集體企業，實際上是行政企業。它沒有特定的社會個體利益享受者，也無特定的社會個體責任承擔者。它的產生來源於行政命令（包括資金也是由政府指令貸款獲得），當然管理權也來源於行政權力。但是很多人把這種行政性經濟組織稱為集體經濟組織。
農村承包制實行之後，農村集體組織作為壹個生產組織已經解體，生產經營決策權已不存在。但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由於集體的管理權仍是來源於行政權力，土地集體所有，虛化或模糊了實際上的個體所有。本來所有權派生管理權（農村承包制實行之後，管理權主要表現為資產特別是土地的處置權），但中國農村集體制度管理權是行政權，它依憑國家的強制力，高於或決定所有權。所以烏坎村民爭的是土地產權實質上的私有，而非是爭民主。是把不符合壹般特征的集體所有制組織，力求恢復為符合壹般特征的集體所有制組織。
烏坎村民爭得了民主選舉的權利，就壹定能使集體所有制組織全部恢復它的壹般特征嗎？不能。由於土地集體所有並不是基於集約化生產的需要建立起來的，目前的農業生產也不是集約化的生產，土地可以分割，而且分割與現在的農業生產特點更相適應。如果村民確實爭得了土地處置權，他們也可決定土地是分給個人，還是仍歸集體，但村民並無這壹權利。集體所有仍不能做到名實相符。所以烏坎的民主，或只可解決土地收益分配的透明和公正，卻沒有爭到完全的土地私有（私有不壹定是分給個人，而是村民有決定分給個人還是仍歸集體的權利）
其實，中國的集體所有或國家所有，都是政府所有。中國並不存在共產黨所謂的公有制。只有通過國家強制力建立起來的虛假的集體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經濟組織。由於所有者的模糊化，管理權的行政化，都是政府所有制，說集體所有或全民所有，全是壹種忽悠。烏坎村民和中國的所有農民或無上述認識，但在土地利益驅使下，正在打破這種欺騙。烏坎的民主化運動是私有化運動。
三、村委會是經濟組織還是行政組織？
烏坎村民爭土地處置權和收益權，是爭經濟權利。他們要求民主選舉，是把村委會當作壹個經濟組織，只有通過選舉，才能落實個體作為所有者的收益權和處置權。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其集體經濟組織的題中應有之義。但中國的村委會是行政組織與經濟組織的混合，而人們目前所理解的民主，都是針對行政組織，即政府而言，政府權力須來源於政府管轄地城範圍內的民眾賦於。經濟組織不是壹個地城組織，它的管理權力不是來源於居住地的民眾，而是經濟組織中的個體，如果是資本合作的經濟組織，權力來源於資本所有者。如果是勞動合作的經濟組織，權力來源於勞動者。集體經濟組織必須實行民主，比如股東大會，成員大會，這是因集體經濟組織是自由自願組建起來的，沒有民主，個人的所有權，或收益權不能得以具體化，集體經濟組織無法組建起來，民主是個人經濟權利的表現。
問題是，烏坎村民既是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居住地的居民，村委會既是經濟組織，又是行政組織，所以人們很容易把經濟組織中的民主，即個人經濟權利的落實，與行政組織中的民主，即公共事務中的民主相混淆，把爭人權與爭民主相混淆。烏坎村民是在爭人權（財產及財產處理權），而非是爭目前學界所理解的那種民主。當然，從廣義民主上看，爭人權也是爭民主，即自已的事自已作主，自已的財產自已作主，而不由政府作主。但人們還是壹般的把爭公共事務的民主，理解為民主運動。
政企不分是中國經濟體制的最大問題。人民公社解體之後，土地所有權仍不明晰，行政權力滲透於農村經濟組織，經濟組織或受行政權控制，或依附於行政權，無法成為獨立的經濟主體。不單是農村經濟組織，那些改制後的國企，以及政府強制組建的勞動組織（如城市計程車公司等），都完全在行政權的控制之下。它在帶來政府完全控制資源，控制社會的同時，也會帶來社會所有矛盾都表現為官民矛盾。如果村委會是脫離行政控制的經濟組織，村民與村政府的矛盾是經濟組織內部的矛盾，政府完全可以持中立，並運用法律調節矛盾。但村委會又是行政組織，村民與村官的矛盾就表現為村民與政府的矛盾（這種經濟組織內部矛盾表現為官民矛盾的另壹個典型例子是計程車司機與政府的矛盾），並由經濟體內部的利益紛爭演變為壹場反政府運動。而在私有制經濟組織中，利益矛盾比如勞資矛盾是不會演變為反政府運動的。
顯然，把經濟組織與行政組織分開，行政權力從經濟組織中撤離，是經濟改革的範疇，當然也可說是政治改革的範疇，卻不是民主改革。村委會作為行政組織，當然也承擔壹些村級公共事務，比如公共道路，公共水利設施等，也要通過民主選舉，使這些公共事務的處理符合村民的意誌。但村民對這種民主的訴求，在現階段很微弱。也不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四、烏坎能實行自治嗎？
中國的體制是壹個政府領導指揮管控社會的體制，村委會只是這壹領導指揮管控系統的末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既是這壹體制的特征，也是這壹體制得以有效運行的條件。政府能夠有效的調動資源（比如土地），有效的指揮人民（比如農業生產），有效的控制思想（比如進行思想教育），都依賴於權力自上而下的指揮，和自下而上的服從。烏坎實行民主選舉，村官要對村民負責，但村官又必須對上級負責，兩者相矛盾，在中國這種政府領導指揮管控社會的體制沒有徹底改變之前，自治無法實現，民主也很難持續。
中國政府為什麽征收農民的土地？因為中國現在的政府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的主體，為了實現各級政府官員的經濟利益，必然要求並且實際上擁有調動土地資源的權力，村委會既是政府的末端，又實際控制著土地，按政府的指令給土地（當然也按政府政策得補償），就是村委會作為基層政府的職責。所以後來查烏坎賣土地，也是查那些未經政府管理程序批準，只是少數官員私下決定的賣地。那些經過管理程序批準的賣地，則不在清查範圍。但經過政府管理程序批準的賣地，就符合村民的意誌嗎？如果象土地處置這樣的大事，村民或村民的代表還是村官都不能作主，而要政府決定，那烏坎的民主還是真正的民主，烏坎的自治還是真正的自治嗎？同時也給人們帶來困惑，實行了真正的選舉，就實行了民主自治嗎？
村官通過選舉產生，他要代表村民，同時他又是政府各項政策指示，甚至是上級官員意誌的具體落實者。村民意誌與政府意誌（包括上級官員意誌）的矛盾，民主自治與政府領導指揮管控社會的矛盾，交織在村官身上。這就是烏坎民主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在體制末變之前，烏坎民主肯定走不下去。
學界有壹理論，認為中國民主可由基層開始，逐步向上延伸，此即所謂的漸進，初看，似乎很實在，但這只有在私有制和政府不是領導指揮管控社會的體制中，才有可能。比如像西方民主國家那樣的制度。在政府是經濟發展主體，是社會行為指揮主體，是思想推行和控制主體的條件下，任何層級的民主都是虛幻的，即便因某種原因在某個層級實行了真正的民主選舉，也決難持續長久。
所以實行私有化，使政府領導指揮控制社會的工作，轉變為維護社會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工作，是現階段比之民主更緊要之事，也是實行真正民主的前提。但是中共不願放棄權力，不願放棄對資源，對社會的指揮控制，或只有通過選舉，才能逼其放棄權力。如果民主不能達到迫使中共放棄權力，只是選舉，在政府（官員）權力仍然很大的體制沒有改變之前，權力含金量過高，會使權力的爭奪白熱化，也使權力掌管者在權力爭奪過程中，可以運用的手段大大增加，陰謀與不擇手段就會盛行。這種民主確實可能產生混亂。中國政治前景堪憂。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以及屬於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可以真正的保障農民的利益。

掠奪土地

作者 劉軍寧 寫於 二零零七年

共匪建立的所謂的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不合理，近年來，農民的境況問題在民間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註。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農民負擔過重、農民權益得不到保護、農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政治身份得不到落實等等問題，這些問題似乎並不僅僅是由某些特定的政策因素、人為因素造成的，而是有其更深層的原因。這裏要討論的是土地的所有權問題，以及土地財產權在農民問題中的重要性。
說到土地問題，人們常常聯系到土地私有化。但是，土地問題，不只是土地私有化的問題；而是中國公民，尤其是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如果個人的財產權是天經地義的，那麽，這樣的財產權中是否應該包括對作為財產的土地所有權？當今中國這麽多的土地是屬於誰的？明確而言，根據中國現行憲法，中國所有的土地只有壹個所有者，且姓公，即壹切土地最終歸國家所有。這樣壹來，農民沒有寸土，必須向國家繳納“地租”，才能獲得土地的使用權。由此可見，土地的所有權問題在中國由於土地被完全壟斷而顯得極其嚴重且迫切。然而國家有什麽理由占有所有的土地呢？只是因為國家手中擁有暴力機器就該獨占壹切？難道公民，尤其是農民的財產權中不應該包括占有土地的權利嗎？時至今日，還能根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繼續認為，包括農民在內的公民個人就不應該享有包括占有土地在內的私人財產權嗎？
有人提出疑問，土地壹旦私有，會不會出現個人濫用土地的現象？如果土地所有權歸農民所有的話，農民不珍惜自己的土地怎麽辦？如果落實公民的土地所有權，現行的土地應該如何分配？土地不屬於農民，農民當然沒有理由去珍惜它。也就是說，有能力珍惜土地的人沒有權利，有權利珍惜它的人沒有能力。農民使用自己土地的效率，就壹定比國家向農民出租土地的效率低嗎？我們相信每個人會更珍惜他們自己的東西，絕大多數人會珍惜自己的土地。但國家做不到這壹點，不可能非常珍惜地使用土地。由於種種原因，國家沒有能力管好這麽多土地。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特別是荒漠化問題說明，國家獨占了所有土地，卻沒有能力來兼顧、來管理。
有壹種常見的假定認為，即農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權，因為他們不能很好地使用土地。這個問題無論是從效率的角度，還是從法權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腳的。的確，包括土地在內的任何財產都有被濫用的可能，像其他任何財產的所有權壹樣，但國家可以通過對土地所有權的規範，來防止對土地所有權的濫用。同時，即使農民有濫用地權的現象，也不足以證明農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權。就像壹個人擁有壹把刀子，雖然刀子的所有權歸屬某個人，但是法律仍然可以禁止他用這把刀去傷人。國家應該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同時可以對土地所有權的使用作壹些限制，以確保土地的所有權不被濫用。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很多人都擔心，如果把土地給了農民，農民破壞性地使用怎麽辦？這壹假設的前提是，農民沒有能力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權利。
土地財產權的在根本上是壹個人的基本權利的問題，而不是壹個效率和效果的問題。財產權利的正當性與財產的使用方式和效果是分離的。就像不能因為刀子可能被用來傷人就剝奪擁有刀子的權利壹樣，不能因為土地可能會被濫用，就剝奪公民的土地所有權。後者的不當不能影響到前者的正當性。不能因為土地所有者對土地的使用不當就剝奪其土地所有權。再比如，壹個人擁有壹臺電腦，我們能夠因為他使用不好就剝奪其對電腦的所有權嗎？壹個學習電腦出身的人能對壹個擁有電腦但是不會使用的人說：“妳不配擁有這個東西，妳是學電腦的，另外壹個人比妳用電腦用得好，電腦壞了他還能修，所以，妳的電腦的所有權必須屬於他的。”這樣的立論成立嗎？
現實中，由於中國的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得不到保障，中國政府就自動獲得了支配農業生產的特權，表現為政府強行命令農民栽種某種農作物。這樣，農民就喪失了自主使用土地的正當權利。這種現象的存在恰恰說明農民沒有所有權。如果農民擁有所有權的話，他會決定自己的土地種什麽。如果水果賺錢，他們自然會種水果；如果不賺錢，政府強行讓他種，他肯定會賠錢。政府的這種行為已經大量坑害了農民。例如在壹些地方，當地政府命令只準種蘋果、獼猴桃，到最後賣不出去，政府又不提供擔保。政府即使擔保也是拿農民的錢擔保，因為政府本身不能創造財富。當地政府憑什麽這樣做？因為土地是國家的。如果土地是農民自己的，政府就失去了瞎指揮的權力。所以現在的土地制度既不公平，也沒有效率，反而對農民造成傷害。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如果實施土地徹底私有，會不會導致土地的兼並和集中？土地兼並和過分集中的現象在歷史上確實有過。歷史上許多豪強地主依仗政治權力來兼並土地，這正說明土地所有權沒有得到充分的承認和保障。中國的土地兼並壹直是以權力為依托的。歷史上，平均而言，靠自己致富的人擁有的土地不會比官員擁有的土地多。假如某個無官職的商人很有錢，他甚至不能比當地的最高官員更氣派，否則的話，他就倒黴了。所以中國古代的土地兼並恰恰反映了土地財產權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充分尊重土地的產權就意味著，把權力從土地的交易當中排除出去，杜絕利用權力來強行兼並土地。土地財產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之後，強行兼並應該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有人認為，中國人多地少，土地國有可以保證每個農民都可以承包到壹些土地，這可以保證農民之間的公平。如果土地私有的話，會不會使很多人因土地的買賣、沒有土地種而陷入貧困？土地稀缺最典型的例子是臺灣。臺灣有沒有因為土地集中造成民不聊生的情況？沒有。那麽為什麽在中國個人獲得土地所有權之後就壹定會造成這種情況？只要土地所有權落實得好、保護得好，應該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就中國的現狀而言，土地所有權已經充分集中了，已經集中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所以任何打破這種土地高度集中局面的任何解決方案，都比國家是土地的唯壹擁有者要公平。如果說讓每個農民都能從國家那裏租到壹些土地耕種，這看上去很公平。其實這種公平是非常脆弱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假如人均只有三分地，那麽壹年到頭來從土地中收獲的產出，不夠交付地租和各種稅費，在這樣的情況下，土地對於農民來說就是負擔。所以這樣的公平是沒有意義的。在中原不少地方，很多農民的人均耕地面積壹畝都不到，這些地方生活費用相對很高，可是糧食的產量卻有限，每年把有限的收成全部賣出去，也不能夠反過來抵消各種農業稅費和各種攤派。
在國家是土地唯壹的擁有者的情況下，每個農民都是國家的佃農，而且農民沒有權利解除這種租賃關系。聯產承包責任制劃歸農戶的田就歸農戶使用，農戶使用也得使用，不想使用也得使用，不使用也得繳租，這是公平的嗎？這不是強買強賣嗎？有的地方負擔得起，比如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土地的產出除了繳地租以外還有剩余；可是有的地方壹家四五口人只有壹兩畝地，他即使種經濟作物收成也是很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肯定就傾向於不租賃這個土地。那怎麽辦？他們不能把承包的土地賣掉，同時還必須向國家、各級官員繳納各種攤派和賦稅。這是平等的公平還是平等的不公平？壹般都認為，搞土地公有制主要是出於社會公正的考慮。但是，把所有人的田都剝奪了為國家所有，所有的人都失去土地，這是更公平還是更不公平？
有人提出，國家已經把土地租給農民使用，實際上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式將土地使用權讓渡給農民了，已經沒必要去爭論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這樣的論證是錯誤的。因為租用土地不等於擁有土地。每個地主都是把田租出去讓佃農耕種的，沒有壹個地主自己種壹百畝地。既然地主是把田租出去，國家也是把田租出去，那就看不出國家和地主有什麽區別？區別是這個國家只有壹個地主，所有的佃農都沒有其他地主可以選擇，國家這個地主可以任意設定地租。如果國家無償地讓農民耕種土地，那麽國家比地主慷慨。如果國家收的租金比地主收的租金還高，那麽這公平嗎？還是僅僅是以公平的名義？如果公平已經實現了，人們為什麽要討論三農問題？
有人擔心土地私有化，可能會重復歷史上那種人身依附關系和剝削關系。如果這種擔心有道理的話，目前的情形最值得擔心。現在中國的土地已經集中到了壹個登峰造極的地步了。任何私人連立錐之地的所有權都沒有。所有的人在土地上都依附於國家，尤其沒有遷徒自由的農民。所以，打破國家的土地壟斷，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打破國民、尤其是農民對國家的人身依附。
有人提出，現在若要進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就是應該按照目前每壹個農民耕種土地的多少，把土地分給農民。那是落實土地所有權的具體方案問題。在制定方案之前應該把道理探討清楚。道理講清楚之後，再去探索具體的實施方案。所以，道理在前，實施方案在後。現在中國有很多人都在討論中國實現民主化之後財產權的立法的問題，而財產權的核心是市民、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如果沒有這壹條，如果土地不能私有，那麽財產權就會大打折扣。土地所有權作為公民基本的生存權，從某種意義上講比人身自由權更為重要。政府的設立就是為了保護財產，只有為保護財產而設立的政府才具有正當性。無論古代還是近代，財產權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土地所有權。所以，在憲法和法律上肯定和保障擁有土地所有的權利先於在政策層面上的土地私有化具體方案。
當然，把土地所有權的道理講明白了，不等於就自動有了合理的土地私有化方案。而且合理的方案也未必能有效貫徹下去。但是，不論能否貫徹下去，土地財產權的道理都必須講好、講透。
追溯歷史的根源，國家為什麽有這麽大的力量把全部的土地都收起來歸國家所有？共產主義思想幫了很大的忙。共產主義主張壹切東西歸大家所有。可壹切東西歸大家所有是抽象的，脫離具體個人的大家沒有辦法具體擁有這麽多東西。結果，歸大家所有就變成了歸國家所有，歸國家所有就變成了歸黨所有，最後變成歸各級政府官員所有。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經過了兩個步驟：第壹個步驟是，用共產主義思想解除了農民的道德武裝，放手讓農民去搶富豪的土地和財產。按照中國人本來都有的道德標準，壹個人去搶另壹個人的東西是不道德的。但是，按照共產主義價值觀，“打土豪、分田地”這不僅不是不道德，而且是最革命的、最高尚的。奪取別人的包括土地在內的財產本來是壹種野蠻的、違反法律與道德的搶劫行為。但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卻把人性中最惡的壹面調動出來。人性中本來也有無償占有別人東西的沖動。共產主義思想為這種沖動解除了壹切法律與道德的羈絆。它先鼓勵妳去搶別人的，它不說妳搶來以後歸誰，也沒有說搶來以後不歸妳。農民的理解是，我搶來以後就歸我，農民都去搶。等農民搶完了以後，毛澤東說是我讓妳們去搶的，妳們得接受我的指揮，搶來的東西壹切要歸黨。毛澤東把農民搶來的土地通過建立所謂的合作社先集體化，再通過人民公社國有化。
任何壹部民法都絕對不允許打土豪分田地的，哪怕土豪的田地來歷不當，也不能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來解決，而是應該用法律在尊重每個人的財產權的基礎上來解決。“打土豪分田地”這個號召既沖垮了法律的防線，又沖垮了道德的防線。先放縱妳不尊重別人的財產權，反過來全部沒收妳的贓物。農民先是被騙去打土豪分田地，後來又成了受害者，失去了所有的土地。
還有人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本來就對中國農業和農民有嚴重影響，在此刻提出土地私有化無疑是雪上加霜。的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確使得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改革變得更加迫切。中國的農業為什麽落後？因為中國的土地國有制落後了。迎接世界貿易組織的挑戰的最好辦法是讓農民真正享有土地所有權，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樣，世界貿易組織不僅不是挑戰，而且是變革的契機。如果用國有制把農民進壹步束縛在土地上，農民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處境，當然會雪上加霜。這是壹個最根本的方面。
壹個國家的農業固然要依賴自然條件和人口素質。但是更重要的還是土地所有權和土地制度。中國有很多有利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的優勢，是在土地國有條件下能夠最大限度地煥發出來呢，還是在民間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能夠最大限度地煥發出來？是讓市場來自由配置的情況下能夠激發出來，還是靠鄉黨委的指揮能夠煥發出來？中國農民之所以受害，就是受害於沒有土地所有權。在現行戶籍制度與人口政策下，農民被迫高價租種國家的土地。農業生產的成本由於高額稅費本來就很高，世界貿易組織使這個成本變得更高。所以減輕農民負擔、緩解壓力的最好辦法就是讓農民獲得土地，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來應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挑戰。這個時候他會用自己的創造力來迎接這個挑戰。他們會找到最適合他們種的農產品，或者選擇把土地賣掉，到城市工作。
土地的流轉可以加速中國的城市化。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只要農民永遠是農民，中國就沒有現代化。農民賣掉土地得到壹些錢到城市去，即使壹時找不到工作，也能先租個房子住下。所以妳可以看到，土地所有權的過度集中對農民的束縛是雙重的，壹方面剝奪了他們的土地，壹方面又用戶口把他們捆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中國農業要應付世界貿易組織的挑戰，只能是徹底地解放農民，把土地還給他們，把人身自由權、遷徒權還給他們，恢復農民作為平等公民的政治身份。
有些人已經察覺到，中國的農村制度本質上是為共匪掠奪農民服務的。比如說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常常是走過場，村委會的產生，要麽是根據上面指派，要麽存在很多腐敗現象。村委會的威信也不高，村民也不怎麽服從。如果土地還給農民，整個農村的治理方式要有徹底的變革。有人把新的治理方式稱為村鎮共和制。首先讓農民成為自由民，然後讓自由民通過選舉自己管理自己，使每壹個村莊都成為壹個小的共和體。這樣中國才有希望，中國也才會有真正的選舉。不然中國的選舉就會失去選舉應該有的意義。因為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選舉出來的村委會要接受黨支部書記的領導，鄉黨委鄉政府的指導，這樣的村委會是“仆人的仆人”，不可能有威信。
這種村鎮共和制與過去的鄉紳自治的相似的地方是自治。但在鄉紳自治中，很多人沒有自由民的身分。這樣的自治不是建立在個人的充分自由與自主的基礎之上，公民的許多基本權利，尤其是政治權利，沒有落實。這樣的自治，通常由壹小撮人來包辦代替。在村鎮共和制下，每個人都是自由民，與市民有平等的自由。公民個人之間在身分上是完全平等的。與中國土地所有權的缺失密切相關的壹個問題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大壹統政治秩序。把土地所有權歸還給農民後，農民擁有了自由民的身分，就應該在農村實行自治。所以切實改革土地所有制，不僅牽涉到農民的問題，而且牽涉到由來已久的中央集權政治秩序。中國原來的政治秩序是壹個由上至下的秩序，下面對上面基本沒有或者說完全沒有發言權。土地所有權改變了之後，這壹套就行不通了，它就變成了逐級上升的秩序。在中國，要歸還給農民土地所有權，就要破除大壹統的政治秩序，就要實行農民自治，就要建立壹個實行地方自治的國家。
即使實現了這種自治以後，農村的有些問題還是需要國家來解決，比如要國家提供某些公共設施、保障安全等。的確，要修建壹條貫穿全國的高速公路，是當地人無法做的。但當地修水管、建學校、架電線、管治安等，這些是他們自己可以做的。
另外，中國老百姓和政府都非常關心政治穩定的問題，歷史上中國政治動蕩的主要原因之壹就在於中國農村。共匪對農民的掠奪可以成功主要是因為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缺乏自治。如果讓農民獲得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讓農民真正擁有高度自治的權利，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處理自己的事務，這對於中國的安定、社會的進步、人民的福祉，都是壹件善莫大焉的好事。農民在取得所有權和人身權之後，他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在比較透明的治理體制下進行管理，腐敗相對會減少。而不自治的時候，他們沒有辦法有效監督統治他們的人。中國落實農民土地所有權與破除中央集權大壹統、確立聯邦主義政治秩序是聯系在壹起的。

中共剝削農民

作者 郭賢良 寫於 二零一七年

毛左思恩寫了壹篇題目叫做《鳳陽小崗村的現狀》的文章，把率先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作為私有制失敗的例子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批判。在作者眼裏小崗村成了又臟又亂的落後典型。作者指出，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小崗村的變化都是編造的謊言，他說要是沒有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小崗村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變化，小崗村的“水泥大道、村小學、自來水、電話，還有衛星電視接收系統等等，都不是小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獲得的，而是由政府、企業和社會等無條件地施舍給小崗村的！”為了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作者列舉了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河北省的周莊人民公社、江蘇省的華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劉莊村和南街村等幾個至今仍在實行所謂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村莊，用它們的變化遠遠大於小崗村的事實來證明私有制不如公有制。作者故意漏掉壹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典型，就是天津市的大邱莊。他為什麽要漏掉這個曾經紅極壹時的社會主義典型是大有深意的，我將在稍後的議論中指出其原因。



我決不否認，今天的小崗村確實不如毛左所說的那些社會主義典型，可是，用它們之間經濟發展上的差距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能說明毛左完全缺乏經濟學常識。讀者只要上谷歌地球搜索壹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小崗村和那些典型村莊的差別。除了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以外，其它村莊都位於城市的近郊，與城市緊密相連：河北省的周莊鄉位於晉州市城東，江蘇省的華西村位於張家港市西南，湖北省的洪林村位於洪湖市城北，河南省的劉莊村位於新鄉縣的城南，南街村位於臨穎縣城南。這些村莊與城市發展連為壹體，有的甚至已經成為了城中村。有這樣的區位優勢，其經濟怎麽可能不發達？昆明市六甲鄉的福保村，由於有同樣的區位優勢，不搞社會主義不是也發展得很好嗎？2002年，福保村工農業總產值超過6億元，上繳利稅1500萬元，平均每個勞動力創造稅金就達到1萬元。事實說明，福保村的經濟發展並不比毛左列舉的那些社會主義典型差。縱觀全國，像福保村這樣迅速發展的私有制農村，可以說成千上萬。如果非要比較所有制的優劣，毛左列舉的這些典型村莊不應該和小崗村比，而是應該和1978年以前它們自己的經濟狀況比。那時中國是純粹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且這些村莊同樣占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如果公有制真的優越，它們怎麽會都是些“生產靠貸款，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的三靠村？它們之所以有今天的發展，完全得益於鄧小平打破公有制鐵飯碗的改革開放，而不是什麽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小崗村與它們不同，遠離城市經濟圈，離最近的小港口城市明光市也還有20公裏，不具有區位優勢，沒有人願意到小崗村去投資，經濟當然難以發展。由於這些典型村莊緊鄰城市經濟圈，在市場、人才、信息、管理、交通方面都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只要籌集到羅斯托經濟起飛理論必需的啟動資金，經濟發展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與村裏的土地是不是集中管理根本就沒有關系。由於這些典型村莊的黨委書記都是些狡猾的政壇騙子，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打社會主義的招牌標新立異吸引眼球，因此獲得上級領導的支持，從而獲得銀行大量的政治性貸款。據網友揭露，僅南街村就獲得了銀行高達16億元的貸款，已經嚴重資不抵債。試問，如果小崗村也能得到16億的政治性貸款，經濟怎麽可能發展不起來？毛左“誰是照妖鏡”質問我說：“那妳解釋壹下銀行為什麽不貸款給小崗村的原因吧。”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讓我通過分析銀行選擇性貸款的動機，讓我明白土地集中使用才能得到銀行的信任，正因為小崗村分散使用土地，所以銀行才不願意給村民貸款，這就使小崗村的經濟發展失去了銀行的支持。如果銀行貸款的動機真的如此簡單的話，那麽毛澤東時代全世界的銀行都會爭著向中國貸款了，因為那時全國的土地都是集中使用的。既然土地壹集中使用，銀行就會貸款，那麽中國廣大的農村，早就把土地集中起來了。他們之所以不集中使用，是因為農民太傻，還是因為真的是像康帕內拉所說的，是因為國王包藏禍心故意不讓農民集中使用土地？這些都是毛左無法解釋的。然而，他們要想以理服人的話，就不能回避這些問題。



毛左肯定會說：“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不是也遠離城市經濟圈嗎？它怎麽就發展起來了呢？”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小崗村和興十四村的差別吧。



這裏借用壹下馬克思的觀點：擴大再生產需要壹定的原始資本積累。正是在原始資本積累方面，小崗村的條件遠遜於興十四村。興十四村面積3.3萬畝，其中耕地1.68萬畝、樹林1.13萬畝、草原4000畝，198戶村民，956人，人均耕地17.57畝。小崗村下轄23個村民小組，擁有849戶人家，3823人，耕地面積8713畝，人均耕地2.28畝。不算1.13萬畝的樹林和4000畝的草原，光人均耕地面積這壹項，興十四村就是小崗村的7.7倍。小崗村人和興十四村人同樣都耕作壹年，前者只能解決溫飽，後者卻可以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由此可見，興十四村有足夠的自然資源進行原始資本積累，而小崗村卻不具備這個條件。由於自然資源不足以為擴大再生產提供原始資本積累，小崗村人就只能外出打工掙錢，依靠辛勤的勞動壹點壹滴地積累資金創業。如今，已經有壹些過去外出打工的小崗村人回到家鄉創辦了企業。這正是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奮發圖強優良品德的體現，毛左們卻誣蔑小崗村人是“靠社會施舍過日子的乞丐”！毛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價值觀對中國社會的危害是多麽的巨大啊！



毛左不懂經濟學，不知道區位優勢和自然資源在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意義，把南街村、華西村等的發展歸功於公有制，是無知無識的集中體現。思恩在文章中極力贊揚公有制，他說：“河南省臨穎縣的南街村，象小崗村那樣采用分割土地單幹3年之後，就已經認識到分田到戶單幹不可取！於是，又立即進行了‘走回頭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進到了合作化集體幹！南街村人在農業生產中實行統壹規模經營，建立集體農場；分設四個專業隊，僅用70多人從事農業生產；實現了耕播收打機械化，種植區域化，品種優良化，管理專業化；形成了林、田、路、電、渠、水、機械七配套，達到了旱澇保豐收；最近幾年小麥畝產都在450千克以上；村辦集體企業26個，大多數勞動者從事工副業生產，1991年村辦企業產值達億元以上，1992年實現產值2.1億元，1995年完成產值12億元。”從以上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毛左對社會主義是徹底無知的！他們以為土地的集中管理和生產的統壹經營就是公有制了，殊不知，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褻瀆！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反對剝削、消滅剝削，公有制就是實現其目的的直接手段，南街村等示範村搞公有制也不能違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吧，否則就不值得毛左去稱頌了。那麽，我們來看看這些共產主義示範村有沒有剝削。

南街村面積1.78平方公裏，共有848戶人家，3180人。思恩說：“南街村人在農業生產中實行統壹規模經營，建立集體農場；分設四個專業隊，僅用70多人從事農業生產；……”實行農業規模經營後，70多個人就幹完了全村的農活。問題是，那些沒有參與農業勞動的村民，要不要分享那70幾個人的勞動成果？如果不讓他們分享，那麽憑什麽要把土地無償送給那70幾個人使用？如果讓他們分享，那不是對70幾個勞動哲的剝削嗎？



也許毛左會辯解說：“其余人並不是不參加勞動，他們被分配到工業領域去了。全村實行統壹分配，不分工業還是農業，所以就不存在剝削了。”這種回答並不能使人感到滿意，就算本村人沒有受到剝削，難道剝削就不存在了嗎？南街村有26個工廠，職工總數11000人，遠遠超出了南街村3180人的人口數量，這說明大部分工人是外來務工人員。村民共有三塊收入來源，壹是工資獎金；二是油、米、肉、魚之類食物；三是分紅。第壹項是村民和外來務工人員都有的，後兩項就只有本地村民才有資格享受了。所謂分紅，就是分配資本利潤。資本利潤靠什麽作保證？靠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來保證。



法國社會主義宣傳家普魯東說，所有權就是盜竊！如果這句話對個人所有權來說是正確的話，那麽對集體所有權難道就不正確了嗎？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勞動創造價值，剩余勞動創造剩余價值，資本家的利潤來源於資本家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因此，馬克思主張用暴力革命把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搶奪到勞動者的手中，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公平社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南街村的生產資料應該歸那11000名勞動者所有，因此外來務工人員也有權享受分紅的待遇！本村農民除了勞動工資以外分到的實物和紅利都是非勞動所得，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公平分配原則。可是，如果讓外來務工人員享受同等的待遇，南街村村民的收入就會大幅下降，免費醫療等公共福利也將難以為繼，社會主義的神話就必然破產。出於這樣的考慮，所有社會主義示範村都沒有也不可能公平對待外來務工的勞動者，都在悄悄維持著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剝削。對於這樣壹個明顯違背馬克思主義原理、存在著嚴重剝削現象的社會制度，毛左們還在為之歡呼贊頌，是眼睛有毛病還是大腦有問題？難道他們可以說，壹個人剝削工人算剝削，壹群人剝削工人就不算剝削了嗎？



毛左的共產主義示範村根本就沒有公平可言，當地村民不僅剝削外來務工人員，而且還剝削周邊其他村的村民。江蘇華西村只有2000人，也剝削著壹萬多名外來務工者。當地村民住的確實是環繞鮮花的別墅，可外來務工者住的卻是圍著鐵絲網的四個人擠壹間的工棚；當地村民的孩子上幼兒園確實不要錢，可外來務工者的孩子上幼兒園卻要“3390元，比城裏都貴。”2001年，華西村的土地不夠用了，就打起了周邊其他村的主意。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是個比黃世人還狡猾的老狐貍，他利用周邊村民對華西村富裕生活的羨慕又不明底細的條件，誘騙他們合並到華西村。合並完成後，吳仁寶就悄悄地把新合並進來的村民的土地據為華西村所有，使得那些村民都成為失地農民。過了六年村民們才知道自己上當受騙了。村民們的生活不但沒有任何改善，原來清潔的環境也受到了嚴重汙染。“並村十年，他們富了十年，我們這裏落後了十年。”村民周毅感嘆道：“以前涇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現在路也沒人修；以前村裏的碼頭上很多人洗衣服，現在那條河，連拖把都洗不了。”2010年8月18日，受騙的村民聚集起來準備向吳仁寶討回公道，可是政府出動警察，為吳仁寶保駕護航大肆抓捕村民，周邊村民的土地就這樣被吳仁寶成功侵占了。吳仁寶把華西村規劃成三片，合並進來的那些村莊被規劃成“錢莊”和“糧倉”，華西村被規劃成“天堂”。是啊，“錢莊”和“糧倉”都是為“天堂”服務的，這就是吳仁寶的真實想法！天堂和地獄是壹張紙的兩個面，有人在天堂享福，就壹定有人在地獄受苦。毛左的眼睛只看到了在“天堂”享福的吳仁寶，卻看不見在地獄受苦的蕓蕓眾生。



實行社會主義的那些示範村還有壹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政治上推行獨裁主義。不管是華西村的吳仁寶，還是南街村的王宏斌，或者是洪林村的葉昌保，村裏的壹把手幾十年沒有更換過，村民連選票是什麽樣子都沒有見過，領導任職實行著事實上的終身制。他們乾坤獨攬、任人唯親，儼然成了封建王國的土皇帝。根據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數據，吳仁寶四個兒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資金占華西村總量的90.7% ，華西村所有重要的領導崗位都被吳仁寶的家人占據著。號稱中國最後壹個人民公社的河北省周莊共有10個隊，由周莊農工商合作社管理。“這些隊長都是20年前任命的，這幾年對個別不稱職的隊長進行過調整，並沒有采取過選舉制。” 所謂不稱職不過是指不合領導心意而已。合作社主任韓建明甚至恬不知恥地說，“老是換人也不好。”當然，所謂好還是不好，都是領導說了算，村民是沒有發言權的。



現在我來回答毛左思恩為什麽在提社會主義示範村時有意漏掉曾經紅極壹時的天津大邱莊。大邱莊的黨委書記叫禹作敏，此人好沖動行事，長期的帝王生活使得他忘乎所以，以為他就是天下的老大。1992年12月大邱莊裏的壹個公司在查賬的過程中，禹作敏的心腹非法拘禁並打死了業務員危福和，死者全身創傷380處。因為危福和是外來務工人員，在禹作敏的心目中自然低人壹等，因此他決定包庇罪犯。1993年1月，當檢察院來調查取證時，禹作敏又犯了壹個致命的錯誤，他舍不得化錢收買辦案人員，像現在的地方幹部駕輕就熟的那樣，讓辦案人員去為他編造借口開脫罪犯，卻用簡單粗暴的方法把六名檢察官關了13個小時，其間還不給任何飲食。隨後，當檢察院對四名疑犯發出拘傳令時，前來執行公務的公安幹警又被大邱莊設卡拒之門外。事態由此惡化。1993年2月18日淩晨，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莊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壹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這當然是雞蛋碰石頭，最後禹作敏被以多項罪名判處了20年有期徒刑，死於監獄。大邱莊這個社會主義示範村從此退出了毛左的視線，這就是思恩不好意思提大邱莊的隱情。



讀到這裏，我想讀者已經知道了毛左推崇的社會主義是什麽東西了！那裏沒有公平、沒有民主，有的只是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剝削，以及土皇帝的為非作歹！把專制主義當作社會主義來崇拜和宣傳，難道不是禍國殃民的行為嗎？當然是，中國農民有充份的理由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壓迫農民

作者 畢康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所謂“三農”問題，按官方和主流媒體（包括學術刊物）的說法，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這些問題成了影響國家和經濟社會向現代化展開的阻滯因素，因而也成了政府和學術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其實，“三農”問題早已存在，並非時下因學術討論熱烈之故而產生。當壹個“問題”為社會各界所註目，也就意味著這個“問題”已成為決定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因素。



近年來，以若幹個中央“壹號文件”為標誌，中央開始提倡“反哺農業”，取消了兩千余年壹以貫之的農業稅，並對農村基礎設施不斷增加財政投入。這些固然是可喜的變化。然而，雖然“三農問題”學界談得很多，論者的視角大多集中在經濟學和社會學，但是農村的憲政建設與法治的落後不僅是經濟與社會落後的結果，同樣也是經濟和社會落後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壹直是壹個被憲政和法治“遺忘的角落”。不僅農民的憲法權利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障，而且制度性歧視加重了農村的貧困，導致了難以解決的“三農”問題。可以肯定的是，沒有憲政制度安排和行政法治的實質性改善，那麽無論如何重視農村的經濟和社會建設，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歸根結底，中國大陸的農村建設離不開憲政與行政法治的制度保障。



中國農村究竟涉及哪些憲政問題？



壹、 農村的土地問題，包括農村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農村土地征收與補償等問題。土地制度可能是新農村建設的首要問題，征地補償也壹直是近年來引發激烈社會沖突的首要因素。周其仁教授曾經說過：農村集體土地是農民剩下的最重要（如果不是唯壹）的財產，因而完善土地制度是農民致富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手段。



二、 農民的自由權和平等權，包括遷徒自由、戶籍制度、計劃生育、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受教育權、醫療和社會保障、公共資源的分配等壹系列問題。現在，戶籍制度對人身自由的束縛以及城鄉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巨大不平等已經引起社會廣泛關註和重視，也是憲法經常討論的話題，更何況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是現代憲法所要全力保障的終極目標。需要在此強調的是突出農民的結社自由以及基礎教育的重要性，因為我們關註的農村的制度建設，最終目標就是讓農民通過有效的制度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不用事事依賴自上而下的中央保護。這是我們為什麽強調農民選舉自己中意官員來管理自己，農民組建自己的團體來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和基層選舉壹樣，結社自由也是村民自治的壹個組成部分，或至少是其必然的延伸。只有充分保障農民的政治權利，農民才能徹底擺脫自己的“弱勢”地位，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和社會過程保護自己。這才是農村建設的長遠之計。當然，許多農村資源相當匱乏，農民自治未必能解決所有問題：諸如基礎教育等關系農民和農村命運的事情，中央該管的還得管起來。



三、 村民自治和農村選舉，涉及村民選舉、村黨委和村民委員會的關系、村委會行使權力的法律保障、村民監督、宗族等傳統因素與村民自治的關系的壹系列問題。人言“人多力量大”，但是為什麽人數最多的中國農民反而成了弱勢群體？這個問題值得深思。從根本上，它說明民主機制不完善，因為民主程序是壹種多數主義規則，多數選民通過選舉代表自己利益的議員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法律統治國家，因而多數人在民主國家應該是強勢而非弱勢群體。近年來，村民自治與村莊層次上的“多數人暴政”之間的關系，都已經引起憲法學研究的關註。相對來說，以農民工為主的流動人口的選舉也開始突顯頗具“中國特色”的問題，但還沒有引起充分的註意。在中國目前多達壹兩億的農民工當中，有些長期居留在城市，有的則和當地保持不同程度的聯系。如何對待這個群體的選舉權？他們究竟應該在實際工作和居住地的城市投票，還是通過某種方式在戶籍所在地投票？要求農民工回到戶籍所在地投票固然是不現實的，而目前所采用的委托投票制度又是基層選舉不規範的壹個重要因素。



四、 農村治理模式的改善與改變。選舉固然重要，但是壹次選舉顯然不能解決農村的所有問題。更重要的是，農民在選舉後必須對村幹部和基層官員保持有效的監督，否則就如盧梭所說的，他們只能在選舉的那壹天做壹次主人，其余的時間仍然是奴仆。在這方面，壹些地方的制度創新的成功經驗值得關註。我們之所以主張農村民主自治，無非是因為中央的資源和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盯著全國各地地方官員；如果農村憲政和法治有缺陷，那麽無論中央的法令如何完善，農民的權利必然遭到侵犯。



盡管中國的“三農”問題所處的制度環境屬於憲政稀缺類型，但是通過政策安排或制度轉型還是能實現對農民的利益保護的。在現代化進程中，政策安排與制度轉型只能依靠前現代方法與機會型的現代憲政之路。所謂“前現代”，就是寄托於“小崗故事”及科思所及的“邊緣革命”的再現，借助政治權能來推開與因應農民的願望；所謂“機會型”的憲政之路，則取決於知識精英是否願為建立壹個真正自由繁榮的社會而努力。



中國是壹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農民的權益不容漠視，這也是壹個最基本的社會正義問題。

農民宣言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我們，中國農民--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農民群體，忍辱負重地過了五六千年，跨進新千年之後，我們再也不願沈默，再也不能沈默，再也不會沈默了!

　　中華民族過去所有的歷史，說到底是我們這個群體受人擺布的歷史。

　　在過去所有的歷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們都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在領主制度下，我們曾是農奴；在豪強統治下，我們做過徒附；在公社體制下，我們成了完全受禁錮的社員。

　　在過去所有的歷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們都扮演著附從的角色：在歷次起義中，我們是改朝換代的工具；在近代革命中，我們是被聯合的對象；在建國以後，我們是"二等公民"。

　　在過去所有的歷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們都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生產者：春秋戰國以前，我們在領主井田制下從事自然生產；皇權社會時期，我們在地主租佃制下從事自然生產；人民公社時期，我們在集體經營制下從事自然生產。

　　因此，過去所有的歷史我們都沒有擺脫也不可能擺脫馬鈴薯般的存在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政治上受擠壓經濟上受盤剝的命運就難以避免。

　　但我們又是過去所有歷史和推動歷史發展的主體。我們為過去所有的歷史提供了物質和精神基礎，我們在過去所有時代中都是反抗暴政、抗擊侵略的基本力量，我們在過去所有的革命中差不多都是主力軍。

　　中華民族過去所有的歷史說到底是我們農民創造的歷史。連歷史上最優秀的人才包括最傑出的領袖人物也大都是從我們農民中產生的。

　　過去有人將我們說成是有種種缺點的群體，諸如自私、狹隘、保守、落後。等等，等等。可恰恰就是這樣壹個群體支撐了中國幾千年。其實，壹些所謂的缺點恰好就是我們這個群體區別於其他群體的特點，如果要人為地消滅這些特點，就必然扼殺這個群體的創造力，造成民族大悲劇。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哪壹個群體沒有自己的局限性呢?而哪壹個群體能和我們在歷史上做出的貢獻與付出的代價相比呢?

　　這是壹個沒有炮火硝煙但卻撼天動地的時期。改革開放加上市場經濟，再加上全部的新時代因素，就推動我們走上歷史的大舞臺。

　　我們走上前所未有的大創造舞臺。在改革時代我們創造的新生產力可能超過過去所有時代的總和，我們創造的新經濟現象是過去所有時代不敢夢想的，我們創造的新政治事物給鄉村社會註入了生機，我們創造的新文化因素給鄉土氛圍帶來新氣象。

　　我們走上前所未有的大變動舞臺。從經濟關系到人情關系，從所有制到產業結構，從鄉村政治到社會基礎，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從家庭組合到社會組合，從農民到牧民，從勞作到思維，從觀念到現實，都發生著驚人的變化。壹切都在變動，壹種變動接著另壹種變動，壹個變動引出壹系列變動。所有據說是不可能變動的東西都在或遲或早地開始變動，連我們幾千年來壹直居住的村落也開始搖動。

　　我們走上前所未有的大分化舞臺。經濟的分化，人群的分化，文化的分化，社區的分化，思想的分化，行為的分化，農村所有的壹切，我們所有的人都或遲或早地走向分化，連居住在偏遠落後山區的山民也在卷入分化。

　　我們開始向馬鈴薯的存在狀態挑戰，走組織起來的道路，尋求聯合的途徑，這種組織是農民自主基礎上的組織，這種聯合是保持農民個人自由前提下的聯合。

　　迄今為止發生的壹切變化都建立在我們有了財產權利（盡管是不完全的）和獨立人格（不完全的）的基點上。我們有了財產權利，才有了發展的權利；我們有了獨立的人格，才有了選擇發展的自由。

　　迄今為止我們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開始意識到農民是壹個具有獨立利益的群體。其實，我們歷來就有獨立的群體利益，但過去壹直沒有意識到或沒有明確意識到，現在終於明確意識到了。我們終於意識到農民這個群體有任何階層、任何集團也代表不了的獨立利益。而我們壹旦意識到這壹點，也就意識到了這個群體的歷史使命，我們才正式有了群體的自我意識。

　　過去人們認為農民不開化，我們確實有不開化的問題。但那是因為長期以來缺乏獨立的自我意識，壹旦獲得這種意識，我們也就開化了。

　　過去人們認為農民只能依附於人，我們確實有依附於人的問題。但那是因為很長時間內沒有意識到獨立的群體利益，壹旦意識到了，我們就不會依附於任何人了。

　　迄今為止，我們取得的所有進步表明拉開了千年蛻變的序幕。我們在變動中遭受的種種痛苦必將成為更大變革的催化劑，我們正在改變受人擺布的歷史，但我們仍然受人擺布。我們所獲得的自主權仍然是不充分的自主權。我們的改革還任重道遠。

　　然而改革的總趨勢是無論如何不會逆轉了，我們這個群體是無論如何不會走回頭路了。我們已經用自己的英勇和智慧為改革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們必將用自己的才智和雄猛將改革帶向更新的境界。

　　走進新千年，我們面臨的任務不僅僅是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從貧窮向富裕、從愚昧向文明、從封閉向開放、從村落向城市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實現從傳統農民向現代公民的轉變。我們要告別傳統時代，我們要在脫胎換骨的新生中徹底結束受人擺布的歷史。

　　伴隨傳統農民向現代公民的轉變，從農的人數將大大減少。但無論怎樣減少，我們都必須牢記農民是壹個具有獨立利益的社會群體，都必須牢記自己要有獨立的群體意識，時刻保持獨立思考的頭腦，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保護自己，自己治理自己，自己發展自己。

　　伴隨傳統農民向現代公民的轉變，整個農村社會也將告別村落傳統。公民化的現代農民必須牢記自己有四大基本權利：這就是財產權利、土地權利、民主自治權利、組織起來的權利。這四大權利是不可讓予、不可剝奪的天然權利；讓予了我們就失去生存和發展的依托，剝奪了我們就會遭到更嚴重的剝奪。

　　在新千年裏，我們將要失去的只是傳統農民的枷鎖，而要獲得的卻是整個中國和世界。

　　全中國農民聯合起來解放自己!

　　

　　壹 我們農民的第壹次宣言

　　

　　世世代代，中國農民就壹直生活在喜馬拉雅山東北面這塊廣袤的大陸土地上。在中原的黃土地上，在東北平原的黑土地上，在東南的丘陵地帶，在青藏高原，在蒙古高原，在四川盆地，在連綿的太平洋西海岸帶上，在整個中國的田野大地上，到處都有我們先民活動的痕跡。我們的歷史可以遠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我們的歷史就是河域文明發展演變的歷史，我們的歷史就是這個國家的歷史，我們的歷史就是中華民族的歷史。

　　我們從遠古走來。從那大大小小的遠古村落、帳篷、漁艙中走來，從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走來，從領主制度下、皇權統治下、公社體制下走來，走進新千年裏，匯集成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民族公民群體-中國農民群體。

　　現在，這個群體就要發表自己的宣言了。

　　這是中國農民也是世界農民有史以來的第壹次宣言。

　　歷史上有過許許多多的宣言或類似宣言的文件，但沒有壹件是我們的，或是以我們的名義發出的，包括歷史上農民起義軍寫的文告也是以別的名義發出的。

　　歷史上的宣言大都是某種社會組織和會議的產物，這次宣言不是任何組織和會議的產物，而是我們這個歷史最古老、人數最龐大的民族農民群體的心聲，是幾億中國農民的心聲。

　　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壹個宣言出自這麽大的人群。

　　有人可能會問：妳們既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壹個群體，為什麽以前壹直沒有而遲遲到現在才發表這個宣言呢?

　　這是因為，在改革前的幾千年裏，我們壹直沒有或基本沒有自主意識，而老是處在被別人認識的位置上。在這種情況下，怎麽可能有自己的宣言呢?

　　這是因為，在改革前的幾千年裏，我們壹直是作為其他群體的附屬物出現的。從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怎麽可能有自己的宣言呢?

　　可是現在不同了，我們越來越有了自我意識，有了自主意識，有了自我反思的意識，越來越意識到我們作為壹個區別於其他社會群體的獨立群體的存在，有我們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好惡，因此也越來越意識到自我表達的重要性，宣言正是壹種自我表達的形式。

　　這是我們體現歷史主體精神的宣言。幾千年來，我們這個群體是事實上的民族主體，但是我們過去壹直沒有意識到也沒有主體的表達意識，現在我們不僅意識到了，而且要通過宣言表達出來。

　　這是滿載我們幾千年來甜酸苦辣情感的宣言。幾千年來，我們這個群體流了多少血．灑了多少汗，受了多少屈，經受了多少磨煉，付出了多少代價，才終於走到今天這壹步，我們終於等到將長期的郁悶壹吐為快的時候了，我們終於等到向世人傾訴的時候了!

　　這是高揚我們這個群體幾千年來不屈不撓奮鬥精神的宣言。幾千年來，我們這個群體為了生存，為了反抗壓迫，為了追求幸福，堅韌不拔、頑強不屈、舍生忘死、壹代接壹代地奮鬥著，開拓著，摸索著，才終於達到今天這樣的進步，我們終於能向世人展示我們的精神旗幟了。

　　這是凝聚著我們這個群體幾千年來鄉土道德的宣言。我們這個群體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幾千年來，我們堅守自己的道德傳統，如勤勞、勇敢、智慧、節儉、信義、仁愛、尊老撫幼、親戚相助、鄰裏相友等。我們正是依靠這些道德力量的支持克服了壹個又壹個的困難，才終於走到今天這壹步。

　　這是我們走向解放的宣言。尋求解放，走向解放，為解放自身而奮鬥。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和崇高追求，也是我們幾千年來奮鬥、付出、犧牲的冥冥指向，是最高天意的召喚。我們實在經受了太多的束縛、壓迫和桎梏，我們必須打破枷鎖，我們必須獲得自由，我們必須解放自己。這種解放是指人身、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解放，是公民權利的完整體現和高度張揚。

　　我們這個群體所有的歷史情感、歷史精神、歷史意誌、歷史道德，包括我們的包袱和缺點在內，都凝結在這個宣言裏了。

　　我們在時間上已經從過去的千年進入新的千年，因此，這也是我們的跨千年宣言，是我們告別舊千年、跨進新千年的劃時代宣言。

　　在這個宣言裏，我們想抒發新千年的壹點情感，壹點憧景，壹點理想，壹點信念。

　　在這個宣言裏，我們想介紹新千年的壹些打算，壹些念頭，壹些籌劃，壹些想法。

　　在這個宣言裏，我們想傾吐新千年的幾點希望，幾點請求，幾點切盼，幾點期待。

　　我們要通過這個宣言和新千年進行對話，將自己對新千年的心裏話宣示出來，昭告於天下，昭告於世人!

　　我們再不請別的階層作我們的代言人了，我們要自己堂堂正正地向世界發布我們的宣言了。

　　這是我們農民的第壹次宣言，這是我們這個最大最古老的民族農民群體的第壹部宣言，這是中國農民走向解放的宣言。

　　

　　二 關於財產的宣言

　　

　　財產是財富的物質形態。分為生活和生產資料兩大類，但不少財產兼有兩種性質，用作生活便是生活資料，用作生產便是生產資料。如房屋、糧食、包括土地在內都是如此。

　　人們只有擁有壹定數量的財產，才能夠生存和發展。要生活就得有起碼的生活資料，要生產也得有起碼的生產資料，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擁有的財產越多，質量越好，人們的生存和發展水平也就越高。

　　所以，人們不斷改善生存條件和追求發展的過程實質上也就是不斷獲取財物的過程，離開財產談生存和發展沒有多大的意義。

　　謀求生存和發展是人類的基本權利，人類擁有這種權利和其它動物擁有生存本能壹樣，是天賦的、不可讓予和不可剝奪的。與此相聯系，獲取和擁有財產則是人類保證其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基本權利，人類擁有這種權利和其它動物擁有覓食和積存食物的權利以保證其生存壹樣，也是天賦的，不可讓予和不可剝奪的。

　　反過來說，人們壹旦喪失了獲取和擁有財產的權利，也就同時喪失了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正如其它動物壹旦喪失了覓食和積存食物的權利也就同時喪失了生存的權利壹樣。由於其它動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惟有人類具備發展自己的潛力，所以人類的財產權利與動物的食物權利相比，前者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壹，而後者只有自然屬性；前者具有推動人類和社會不斷發展的意義，而後者只有維護生命延續的意義。

　　從天賦的角度看，既然人們的財產權利是不可讓予和不可剝奪的，也就不應該喪失。但從歷史和現實看，對人們財產權利的剝奪卻是時有發生的，有時在個別人之間發生，有時在群體之間發生，有時甚至以國家或某種意識形態的名義進行大規模的剝奪。所以人們財產權利的時有喪失又是現實問題，正如其它壹些動物覓食和積存食物的權利由於某種原因時有喪失也是現實問題壹樣。

　　喪失了財產權利也就喪失了生存和發展的權利。由於人的發展是全面的，所以喪失了財產權利就不但喪失了物質和經濟上發展的權利，往往同時連精神、政治、文化的發展權利壹道喪失了。這就提出了壹個問題：即人們天然的財產權利和現實社會中這種權利經常受到侵犯的矛盾問題。解決這個矛盾的惟壹出路就在於：人們在享有財產權利的同時還必須擁有保護財產的權利。這裏有兩方面的含義：其壹是法律的，即獲取和擁有財產的權利得到法律的確認，受到法律保護；其二是能力的，即自己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財產權利。如果既沒有受到法律保護也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那麽這種財產權利也就不成其為真正的權利，隨時有被他人侵犯的危險。正如壹些弱小動物覓食和積存食物的權利隨時有被其它大動物(包括人)侵犯的危險壹樣。所以享有財產權利和擁有保護財產的權利是不可分割的。

　　既然財產權利是人的基本權利，那麽我們農民當然也就享有這種權利，這是我們謀求生存和發展不可讓予、不可剝奪的天然權利。

　　其實，我們自古以來就是擁有自己財產的群體，不管這份財產有多麽微薄，都是我們能獨立於世、生存發展的基礎。不然怎麽被稱為小私有者呢?沒有財產的農民嚴格地說不是農民。

　　可是，我們的財產在歷史上也多次遭到過這樣那樣的侵犯：劣紳地霸的巧取強奪，貪官汙吏的苛捐勒索，昏君權貴的橫征暴斂，軍閥土豪的打劫榨取，都對我們的財產造成直接間接的侵犯。特別在王朝末落時期、戰亂時期、外族入侵時期、酷烈的階級搏鬥時期，這種侵犯更是頻仍地赤裸裸地發生。歷史上的"跑馬圈地"就是利用權勢公然搶奪農民地產的"典範"。

　　但集體化時期借助國家政權對農民財產侵犯的全面性、快速性和大規模性，可能在歷史上還是首次。在短短的時間內，不僅土地充公，其它基本生產資料充公，不少地方甚至連生活用品都充了公。

　　集體化運動乃至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的處境雄辯地說明了財產權利作為基本權利對我們的重要性。失去了這個基本權利，我們就不但失去了發展的權利，而且必然要導致壹系列相關權利的失去，最終連人身自主權也沒有了。並在壹定情況下嚴重威脅起碼的生存權，20世紀60年代初"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導致農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就是突出例證。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壹方面因為財產權利是基本權利，其它種種權利都建立在財產權利的基礎上，壹個失去財產權利的農民就必須仰仗他人(包括集體)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談到其他權利；另壹方面，既然作為基本權利的財產權利能被剝奪，其他權利直至起碼的生存權利遭到威脅就是應有之義了。

　　集體化時期我們的財產權利遭到全面剝奪的教訓是極為沈痛的，而改革以來農村取得的最大成就就在於農民已經成為壹定意義上的財產主體。

　　集體化時期的最大教訓不是我們喪失了財產權利，而是我們缺乏保護財產的權利，我們的財產既沒有受到法律保護自己也沒有保護的能力，遭到剝奪是必然的。改革以來我們的財產權利得到相當恢復，但沒有全部恢復，土地應當是農民最大的財產，但我們卻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我們作為財產主體的法律地位還沒有確認，我們仍然缺乏財產的法律保障也缺乏保護財產的實際能力。因而直至現在被剝奪的威脅並沒有根本解除：我們的承包地屢被侵犯，壹些基層幹部以種種借口侵犯甚至強占我們其他財產的事情還時有發生。

　　所以，我們在希望恢復完全財產權利的同時也希望從法律上確認我們作為財產主體的地位，保障我們的財產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絕對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義、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來侵犯我們的財產權利。除非我們自己心甘情願地放棄和轉讓這種權利，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必須由法律來認可而不能由任何個人和團體去判斷。

　　但更重要的是培養我們自己保護財產的能力。自古以來我們就缺乏這種能力，因而財產屢被侵犯，現在我們要自覺地培養這種能力。

　　我們必須樹立財產權利是基本權利、天然權利的意識，認識到她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必須樹立財產權利是作為其他權利基礎的意識，認識到我們的政治權利、文化權利、人身權利乃至整個生存發展權利都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必須樹立財產主體的意識，認清我們農民、也只有我們農民才是農村財產的主體。

　　我們只有樹立深刻的財產權利意識，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護財產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維護我們作為農村財產主體的地位。

　　我們必須學會保護自己的財產權利，這就要掌握保護財產權利的武器，包括法律武器、組織起來的武器、民主自治的武器。沒有財產權利，也就不可能有民主法制的權利，但有了財產權利，卻必須依賴民主法制的武器去保護；失去了財產權利的集體化組織是我們農民的桎梏，但有了財產權利的農民卻必須依賴自己的組織去保護，馬鈴薯的存在狀態是難以保護自己的財產的。

　　我們只有掌握了保護財產權利的武器，才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財產不受侵害，才有能力維護我們作為農村財產主體的地位。財產權利意識和保護財產的能力應該是統壹的。

　　我們獲得了財產權利，也就獲得了致富的權利。我們要運用財產權利不斷獲取財產，積累財產，發展財富，追求富裕。我們農民富裕了，農村富裕了，整個國家也就富裕了。並不是大河有水小河滿，恰恰相反，是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

　　我們獲得了財產權利，也就獲得了不斷發展自己的權利。我們要在擁有財富的基礎上追求自身的全面發展，追求政治、文化、精神的全面發展。民有財產不是萬惡之源，恰恰相反，是我們自身和整個社會全面發展的前提。

　　沒有財產權利或喪失了財產權利的農民不成其為農民，但有了財產權利的農民卻不能濫用這個權利。我們不能在行使這個權利時危害他人的、國家的和社會的利益，我們擁有的財產權利只能是相對的、受制約的、合法的權利。

　　沒有財產權利或喪失了財產權利的農民不可能獲得發展，但有了財產權利的農民卻不能保證肯定獲得發展。現實給我們提供的情況是：壹方面大多數農民憑借有限的財產權利擺脫了貧困，獲得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另壹方面是群層差距在擴大，相當壹部分農民仍然在生存線上掙紮。

　　財產權利既是相對的，就不是萬能的，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有壹定缺陷。

　　糾正這種缺陷既需要我們農民努力，更需要政府的調節。

　　我們要在擁有完整財產權利的基礎上克服財產權利的局限性，走向無限的發展。

　　

　　三 關於土地的宣言

　　

　　土地是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土地遠比財產具有更廣大、更深沈的意義。土地是所有財富的本源，是地球上所有物體的承載者。地球上的陸地占3／10，海洋占7／10，海洋的面積比陸地的面積大得多，但是不要忘記，海洋也是在土地上奔騰不息的海洋。

　　人們可以消滅壹切財富，但是如果還有土地的話，人們就可以重新獲得需要的財富，然而如果人們毀滅了土地，那所有的財富都得跟著毀滅而且人也就毀滅了。

　　人們可以發展壹切壯麗的事業，可以創造出難以想象的豐功偉績，可以制造成無比輝煌的物器，但所有這些都得以土地為基地，最後都得回歸土地。

　　人們探索太空，已登上月球，還會登上火星，然後再登上什麽別的天體，但所有這些探索都以地球為大本營，而且都要返回地球。當然，人們探索太空就是為了開發太空，向太空發展，在遙遠的將來人們可能會離開地球，到其他星球去生活，而且可能不止到壹個星球去生活，人們將在星球之間來回穿梭。但是人們不能忘記，地球是人類出發的基地，另壹方面，人類到任何壹個天體去生活也得在土地上生活，人類還是離不開土地。

　　有位哲人說：比陸地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心。因為人的思想可以不受任何空間限制地自由遨翔。但是我們卻要說，任妳的思維自由想象，但妳的思維是妳頭腦的思維，而妳生活在土地上，妳的思維即使超出宇宙最後還得落到腳下這塊土地上。

　　海洋常常波浪滔天，怒濤洶湧，所以人們懾於海洋的威力而不敢輕視海洋；大地是沈默的，是那樣的恭順和溫柔，所以人們敢於輕視大地。但不要忘記，海洋的怒濤洶湧不見得能對人造成多大威脅，可是沈默溫柔的大地壹旦怒吼起來，那肯定會對人類造成大的危害：大地震可以將整個城市變為廢墟，巖漿噴發可以將壹座城池埋於地下。真正能翻洋倒海的不是海洋而是承載海洋的土地。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土地是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2．土地是地球上所有物質和財富包括人類在內的母體和承載體。

　　3．人類可以藐視壹切，但是不能藐視土地，藐視土地就是藐視人類的本根。

　　4．地球產生了人類，人類反過來成了地球的主人，但迄今為止包括將來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人類的命運還掌握在地球的手中(思維的命運還掌握在物質的手裏)。

　　5．人類即使將來逐步脫離地球到其他星球去生活，地球還將是人類的重要基地，而且人類終究不能脫離土地而生活。

　　6．所以人類必須尊重土地，必須愛惜土地，必須按土地規律和土地相處。

　　如果說土地是整個人類的本根，那麽土地就不僅是我們農民的本根，而且是我們的生命；如果說整個人類是土地的主人，那麽我們農民就不僅是土地的主人，而且是維護者。

　　現在，經過了幾千年對土地的愛恨悲歡感受，又經過改革以來幾十年對土地種種現實問題體驗的我們，進入21世紀之後，在土地問題上要說些什麽呢?

　　我們必須像愛護財產那樣愛護土地。土地具有財產的屬性，而且是極其重要的財產組成形態。我們承包的耕地和使用的宅基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和重要的生活資料，我們必須像愛護自己的財產那樣愛護它，看守它，使用它，防止別人盜竊它，強占它，危害它。

　　我們必須像愛護生命之根那樣愛護土地，時時護理它，侍弄它，澆灌它，給它增加營養，使它不斷強壯，讓它保持青春。

　　這就需要我們和土地建立更穩固的關系。目前的土地承包使土地關系難以穩定，農民也就難以對土地進行有效的保護和建設，相反卻滋生了許多侵權和破壞問題，造成土地的大量流失和大批失地農民。我們希望進壹步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議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讓地權真正穩定下來。

　　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我們對耕地和宅基地獲得了永久使用權和所有權，有了地契法律保障，不用再擔心土地的調整或收回了。才能真正像對待自己的財產和生命之根那樣對待它，以主人和維護者的身分對待它，對土地的養護和建設自然就能作長遠打算了。在此基礎上，我們會細心地愛護土地，使用土地，保管土地，調養土地，不斷使它肥美起來。

　　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保護自己的土地，任何人也難以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剝奪我們的土地使用權了。

　　我們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處置自己的土地了。土地作為最大的不動產，我們可以出售，可以出租，可以抵押，可以置換，還可以入股的方式進行土地投資經營。土地作為我們最大的不動產的價值才能真正體現出來。

　　我們可以更放心大膽地向非農業轉移，向城鎮轉移。如果轉移出去後工作和生活都比較穩定，我們就可以把土地轉讓出去，如果在外面站不住腳，我們也還有退路。

　　我們認為，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是改革以來承包制演變的必然趨勢，是從根本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

　　中華民族的土地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家園，維護好這個共同的家園需要政府、其他社會群體和我們農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尊重土地規律，尊重農民和土地的歷史關系，按照土地規律管理土地。

　　改革以來，盡管農民和土地的關系發生了種種變化，但土地作為農民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生命本根這壹點沒有變；盡管我們對土地的感情因人因地發生了種種變化，但大多數人還得靠土地為生這壹點沒有變，看重土地、不願輕易放棄土地的思想沒有變；盡管前前後後轉移出去的農民從數字來看比較可觀了，但其中還有相當壹部分人是屬於不穩定轉移。這就是現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必須充分考慮這些現實。我們希望能出臺壹部反映國民意誌的《土地法》。

　　土地是沈默的，但土地的運動是有規律的；我們農民不是能言善辯的，但我們對土地的脾性是深知的。我們喜歡土地的沈默，我們要尊重土地的運動規律。

　　改革以來，我們創造了許多業績，獲得了不少財富，但我們必須牢記，所有這些業績和財富都是憑借土地的寬厚和支撐取得的。

　　在新千年裏，我們將有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土地，告別土地，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土地是我們前進的基地，而我們走得再遠、飛得再高也離不開土地。

　　

　　四 組織起來的宣言

　　

　　組織，這是人類謀求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手段。人類所以有力量，從壹定意義上說就是由於他善於組織和善於利用組織。

　　整個人類就是壹個有組織的屬類，是壹個擁有各種各樣的組織並不斷發展組織的屬類。

　　但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只有人類才有組織。事實上，不少其它動物也有某種組織或類似組織的東西，組織對這些動物來說同樣也是謀求生存的壹種手段。比如，蜜蜂就有嚴格的組織，猿猴群內部也有壹定組織。不過，和人類比較，動物的組織是壹種生存本能，它們不懂得也不需要隨時地發展組織，因為動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沒有發展意識。

　　由此可以得出四個結論：

　　1．組織對人類和其它不少動物來說都是謀求生存的手段。

　　2．由於只有人類才有發展意識，所以也只有人類才需要也才能自覺不斷地發展組織。

　　3．由於人類在發展意識的驅使下不斷地發展組織，所以人類也就善於利用組織維護自己和發展自己。

　　4．人類和其它動物比較的重要優勢是：人類懂得並善於發展組織和善於利用組織發展自身，而其它動物既不懂得也不善於這樣做；人類中壹部分人群和另壹部分人群文明程度高低不同的重要依據是：文明程度高的人群，其組織的意識和利用組織發展的能力要強，文明程度低的人群則要弱。

　　由此可見，組織的權利乃是人類和動物謀求生存的天然權利，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的天賦之權。

　　人類要發展自己和保護自己，就必須發展自己的組織；而人類中某壹群體要發展自己和保護自己，也必須發展自己的組織。

　　我們農民要發展自己和保護自己，當然也就必須發展自己的組織，必須走組織起來的道路。這是我們天然的權利，也是現實生活提出的要求。

　　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我們要想改變自己在政治經濟上軟弱無力的地位，就必須改變自己的馬鈴薯存在狀態，必須走組織起來的道路。

　　我們也正在走組織起來的道路，我們再也不願做馬鈴薯了。我們既發展了壹些經濟組織，如專業技術協會、專業合作社、公司加農戶；也發展了壹些自治性組織，如村民議事會、村民代表會議。這些組織在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政治、保護我們的利益、維護我們的權益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作用。

　　我們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從根本上保護自己和發展自己。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馬鈴薯狀態只能造成我們的貧弱無力，即使人數再多，也既無法保護自己也無法發展自己。歷史和現實也已多次證明，只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自我組織才能有效地保護我們的利益，發展我們自己，而僅靠傳統的基層組織既難從經濟上也難從政治上做到這壹點。

　　我們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自治。村民自治是法律授與我們的權力，但村民自治必須有壹定的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要能充分地表達我們的政治意誌和管理村社大事的意誌，而類似"村民議事會"這樣由我們選舉產生的民議組織才能做到這壹點。

　　我們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實現由農民向公民的轉變。傳統農民的重要特征就是經濟上的馬鈴薯和政治上的馬鈴薯，沒有組織意識更不會自我組織，也就談不上表達自己的意願，為自己作主。而現代公民的重要特征就是以有組織的壹員而存在，通過組織表達自己的意誌，為社區公民作主。

　　我們追求的組織是為了共同利益的自願合作式組織。經濟上是互惠基礎上的合作關系，政治上是民主基礎上的聯合關系，是我們自己組織自己，而不是過去那種行政強制或包辦的組織，為了別人的某種目的來組織我們。

　　我們正在走組織起來的道路，我們正在組織起來。但我們同時也清醒地看到，我們現有的組織還存在不少問題，我們組織得還很不夠，我們還必須進壹步組織起來，進壹步發展我們的組織，在組織起來的道路上邁出更大的步伐。

　　我們要發展更多的經濟組織，發展能適應我們參與市場競爭需要的具有多方面的經濟組合功能、服務功能的組織，鞏固和提高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提高組織的契約化、制度化、整體化、社會化水平，多發展壹些能將專業服務和全程服務、技術服務和市場服務、產前產中產後服務高度結合起來的經濟組織。

　　我們要發展更有利於實現民主自治的政治組織。發展能充分傳達我們農民對村務村政大事意見的民意代表組織，能充分集中農民的政治智慧、管理意誌的自治組織，能充分反映我們選舉意誌的自治班子。

　　我們要發展將經濟和政治功能合為壹體的群眾自組織，比如建立農民協會。這種農民協會既不同於單純的經濟合作組織，也不同於單純的自治民議組織，而是將農民的經濟合作和政治合作融為壹體的群眾性組織。

　　這種農民協會在經濟上要為我們提供全程性、社會性的服務，在政治上要傳達我們的要求，保護我們的權益，反映我們對村務國政的意見，能代表我們和政府溝通對話，和部門進行談判，和企業訂立契約。

　　有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看法，建立農民協會，有這個必要嗎?

　　我們認為不但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工人有工會，商人有商會，為什麽我們農民這個最大的公民群體不應當有自己的農會?我們多年來深受沒有能直接代表我們農民利益的組織之苦，我們需要這樣的組織，尤其是在發展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今天，在經過改革開放的風雨磨煉後，我們深深感到農民協會這樣的組織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太有必要了。而且這是農民應有的權利，是我們保護自己發展自己天然應有的權利。

　　我們要更好地組織起來。同時也希望政府支持我們組織起來，有關部門為我們組織起來提供便利條件，社會為我們組織起來創造寬松環境。

　　

　　五 農民自治的宣言

　　

　　按照憲法和有關法律，我們農民享有以村自治的權利。而自治，只能是民主的自治。民主，說到底就是我們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但這種決定並不是由每個農民直接去決定，那是不可能的；而是通過選出能體現我們意誌的領導人，推選民議組織並通過這種組織形式表達我們的意誌來實現的。自治，說到底就是我們自己來管理自己；但這種管理並不是由每個農民直接去管理，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委托由我們選出的領導人去管理，並通過民議組織監督管理來實現的。民主是自治的基礎，沒有村民民主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村民自治，自治也只能是以村為範圍的民主治理權限。

　　我們農民有自治的能力嗎?有些人是懷疑的。我們的回答是，沒有任何壹個群體天生就具備自治的能力，但任何壹個群體也可以通過實踐獲得。農民以前也並沒有經過專門的工業訓練，但鄉村工業不是也引入註目地掘起了嗎?有人可能會舉出農民文化程度低以及諸如此類的缺點，我們認為這些缺點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實踐，是參與。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上的鄉村就是自治的鄉村，不過壹般是由鄉村的地主、紳士來治理，多數窮苦農民缺乏參與權，現在我們追求的是大多數農民參與的自治。事實上，今天的農民有沒有自治能力已不是壹個理論問題，而是壹個實踐問題了。近年來，部分農村實實在在開展的民主選舉、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已經證明了農民的自治力。至於壹部分農村出現的賄選和少數人操縱選舉的現象，畢竟是村民自治初期難以避免的問題。況且此種現象即使在有長期基層自治傳統的國家也很難完全避免，借此否定農民的自治能力就更說不通。

　　農民搞自治會出亂子嗎?有些人像害怕農民組織起來壹樣，也害怕農民搞自治會鬧出什麽亂子來。我們的回答是，通過村民自治的辦法可解決過去難以用行政手段解決的許多老大難問題，從而消除積累矛盾，凈化鄉村政治，使大家氣平心順，只能有利於鄉村秩序建設而絕不是相反。

　　其實，問題也不在於我們農民想不想自治和能不能自治，問題是我們在長期的歷史磨煉中，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越來越認識到，我們必須搞村民自治，我們必須走民主自治的道路，我們必須學會自己管理鄉村。就像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壹樣。

　　組織起來、村民自治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壹方面，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實現村民自治；另壹方面，村民自治的進程也就是不斷完善農民組織的過程。

　　我們已經開始的自治實踐距全體農民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還有很長的路程。但我們既已走上了這條符合歷史必然性的道路，就只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那麽，我們在通向自治的進程中有哪些希望和打算呢?

　　我們希望進壹步健全有關村民自治的法律。比如需要進壹步明確村民自治和國家政權組織的關系，自治村村政府和鄉以上政府的權限劃分。再比如，需要進壹步明確自治村內部有關組織的地位和權限，如村民委和村議會的地位和權限，村議會和村民委究竟哪個是自治村的最高權力機構，各有哪些權限?村議會要不要有常設組織以及如何行使監督權?還有黨組織和村民委、村議會的關系問題。現在相當壹部分村由支部書記說了算，村民自治組織等於虛設，這很不利於村民自治的發展。亟須規範黨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關系。這樣才能保證村民自治的理性化、規範化和制度化。

　　我們農民還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自治素質。我們雖然有自治的信心，但這並不等於說就已經完全具備這方面的能力水平了。我們還需要通過實踐加強素質培養、技巧訓練，另壹方面也要向書本學習，向好的經驗學習，在培訓中學習，掌握全面的自治本領。

　　我們要在推進自治的道路上邁出更大的步伐。農民大選、村務公開、村民議事復決、罷免不稱職的村委領導人等實踐活動都要不斷擴大範圍，並要逐步走向制度化。壹方面要推動國家的有關法制建設，另壹方面要根據國家的有關法律構建更為具體、更能體現村情社意的選舉、罷免、施政、村務公開、代議和復決、日常監督等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全面的自治，不僅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經濟、文化和其他村社事務等各個方面。我們要逐步學會以自治宗旨處理整個村社事務。培養每個農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切心、理解力、參與熱情、監督責任、奉獻精神。只有成為敢於自治和善於自治的農民，才能成為既有自由獨立人格又有國家整體觀念的公民。村民自治必將成為改造傳統農民和農村社會的偉大政治工程，隨著這種改造，農民的政治觀念和農村社會將會發生劃時代的變化。

　　

　　六 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宣言

　　

　　幾千年來，我們農民壹直和貧窮作鬥爭，擺脫貧窮壹直是我們這個群體的夢想，變窮為富壹直是我們追求奮鬥的目標。這個鬥爭從未停止過，這個夢想從未間斷過，這個目標從未放棄過。

　　可幾千年來，貧窮又壹直和我們相伴為生，農民走過的歷史，就是壹部貧窮史，我們壹直沒有擺脫過貧窮。

　　但我們擺不脫貧窮，我們的社會地位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高；我們實現不了富裕，我們的命運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

　　也許我們能在壹定的情況下獲得某些社會權利，但如果我們擺不脫貧窮，我們就不能從根本上獲得做人的權利。

　　也許我們能在某種意義上翻了身，但擺不脫貧窮，我們就不可能在根本上翻了身。

　　也許我們能在壹定時間內獲得某種尊嚴甚至權威，但如果我們擺不脫貧窮，我們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樹立起我們這個群體的尊嚴。

　　幾千年的歷史、近代的歷史、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共同教導我們說：壹個國家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站起來，必須首先在經濟上站起來；壹個公民群體要想在整個民族中改變自己的地位，必須首先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

　　經濟是基礎，經濟決定壹切，包括個人人格和群體人格在內。"人窮誌短、馬瘦毛長"，"人敬的富的、狗咬的破的"。這是鄉下人說了多少年的口頭禪。窮，妳就得矮三分，妳就難以昂首闊步地做人。

　　所以我們必須擺脫貧窮，所以我們必須奔向富裕。

　　農村改革給我們開辟了和貧窮作鬥爭的新道路，這就是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改革以來，我們沿著這條道路和貧窮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鬥爭。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後，我們取得了明顯成果。加上政府的幫助，行之千年的皇糧國稅取消，壹些惠農政策的出臺，使多數農民生活寬裕了，其中壹少部分人富了起來，我們整體的經濟形象和經濟地位有了明顯改善。

　　但我們還沒有完全站起來，我們還有相當壹部分兄弟處在貧困之中，其中壹部分人甚至還過著赤貧的生活。另外，經濟差距在擴大，包括地區差距、社區差距、群層差距、城鄉差距都在擴大。

　　所以，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不能固步自封，我們要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和貧窮作鬥爭。

　　我們必須進壹步加大發展商品經濟的力度，組織起來向大市場挺進，向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挺進，全方位地開發市場，利用市場，向市場要財富。

　　我們必須將農業資源的全面利用、充分利用和節約利用、安全利用結合起來，發展集約型、循環型、綠色型農業。將傳統的精耕細作和現代的集約經營結合起來，將少數地區的經驗轉化為多數農民的自覺行動，向集約經營要效益，向充分利用、發展利用、持久利用資源要財富。

　　我們必須繼續走好"科技興農"的道路。改革以來我們在科技興農道路上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農業的科技水平總的來說還比較低。科技在幫助我們脫貧方面已做出重大貢獻，但科技在今後幫助我們致富方面還是不可替代的利器。

　　我們必須繼續向非農產業領域轉移發展。以我們如此龐大的人口，以農業現有的可利用資源，無論采用何種手段，大多數農民光靠農業實現富裕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進壹步擴大轉移、深化轉移和穩定轉移。擴大轉移就是要開辟更多的非農業轉移空間；深化轉移就是要提高轉移的檔次和層次；穩定轉移就是要由不穩定的兼業性轉移向穩定的分離性轉移發展。

　　有壹種說法：富裕農民的根本出路是減少農民。這是很有道理的。只有許多農民轉移了出去，才能談得上規模經營，發展家庭農場、合作農場，出現小型農場主，以農為業才會真正致富。

　　我們壹定要提高自身的素質。人的素質提不高，致富的路子再多也用不上。提高素質是指提高整體素質，包括文化素質、科技素質、經營素質、交往素質等。我們要積極主動，想盡壹切辦法，采取壹切措施提高自己，學文化、學科技、學經營、學交往、學開放的市場思維，學我們過去不熟悉現在必須熟悉的壹切知識，要想人富，必須 "腦富"。令人擔憂的是，由於青壯年的大量外出，好多農村留守老人和婦女甚至輟學的兒童成為從農的主力軍。這實際上意味著農民素質在下降。這種情況亟須改變。

　　我們壹定要將勤儉持家和經營求富結合起來。自力更生、勤儉持家是我們農民幾千年來的傳統，正是依靠這種傳統，我們才壹代又壹代頑強地生存下來。但要從貧窮走向富裕，光有這個武器還不夠，過去不夠，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更不夠。必須將這個武器和經營的武器結合起來。把勞力用到更能賺錢的地方，把資金投到更能帶來資金的地方，把資產活化起來變成更多的資產，這樣財富才能逐步積累起來。

　　我們壹定要走聯合起來共同致富的道路。像聯合奔市場才能提高競爭力壹樣，只有聯合起來求富致富，才能克服壹家壹戶勢單力薄的局限性，容易富也好共同富。這種聯合不是行政的捏合，而是共同經濟利益、經濟取向下的經濟要素的結合，是農民自發自願互助互利的經營性結合。勞力的聯合，資金的聯合，技術的聯合，銷售農產品或購買農資的聯合，或這些因素兼而有之的聯合。

　　然而光有我們這個群體的努力還不夠，我們的努力離不開政府和社會的支持。特別是消除絕對貧困、縮小相對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沒有有力的政府領導和社會支持是根本不行的。我們渴求出臺更有利於農民求富的大政策。比如進壹步提高對農業的保護力，讓種地真正有利可圖。再如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是農民的最大財富，但沒有所有權的土地就不可能成為這種財富。我們擁有了對土地的所有權，才能擁有最基礎、最基本的發展和求富權。

　　

　　七 從愚昧走向文明的宣言

　　

　　幾千年來，在壹些人的眼裏，我們農民不僅和貧窮聯系著，而且和愚昧聯系著。

　　我們真的愚昧嗎?

　　幾千年來，我們農民講忍讓，講誠信，講禮節，講鄉風道德，講為國為家的責任，我們反抗壓迫，抵抗侵略，進行革命，多次扮演了推動歷史前進的主力軍角色，多次為促進中華民族的昌盛、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做出重大貢獻，怎麽能說我們愚昧呢?

　　從另壹方面看，我們也確實存在文化落後和開化程度低的問題。這是貧窮、閉塞、教育貧乏、生產力落後造成的。從壹定意義講，文化落後和開化程度低就是壹種愚昧，壹種文化性愚昧。

　　但我們正在改變自己，我們在改變落後的文化形象方面已取得不少成績，許多農民已不再是沒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再是見識短淺、不講衛生、不知文明為何物的"鄉巴佬"，我們正在從愚昧走向文明。

　　另壹方面我們也必須正視自己身上仍然存在落後和愚昧的東西，包括在壹些地方壹些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物質進步和精神愚昧的反差。我們從愚昧走向文明的進程中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但我們必須從愚昧走向文明，正像必須從黑暗走向光明壹樣。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猶疑，不能徘徊，我們要想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形象，就必須徹底擺脫愚昧走向文明。

　　從愚昧走向文明的前提是要從貧窮走向富裕。富裕雖然不等於文明，但沒有壹定程度的富裕就談不到文明；貧窮的人不見得沒有文明行為，但不擺脫貧窮就難以從根本上走向文明。富裕是文明的基礎，文明是富裕的精華，只有文明的富裕才能光芒四射。所以我們要擺脫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須首先擺脫貧窮走向富裕，在實現共同富裕中走向共同的文明。

　　從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須高揚市場經濟文明的大旗。我們的改革是市場取向的改革，當代的文明說到底是市場經濟下的文明，也只有市場經濟大潮才能蕩滌壹切愚昧汙濁的東西，才能粉碎壹切陳腐落後的習慣。市場經濟創造著新的文明而淘汰著落後過時的文明，創造著現代大農業文明而淘汰著傳統的小農業文明，創造著商品經營的文明而淘汰著自然生產的文明，舉凡過去在我們農民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特別頑固的土、昧、陳、偏、狹等缺點，都屬於市場經濟大潮的淘汰之列。

　　從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須破除愚昧。如不信科學、不懂法律的愚昧；固守傳統不接受新鮮事物的愚昧；閉目塞聽、孤陋無知的愚昧；為履行種種陳規陋習不惜傾家蕩產的愚昧。等等。這些愚昧在不少農民身上還不時地表現出來，它毒化著農村風氣，制造出壹些可笑可悲甚至駭人聽聞的愚蠢行為，嚴重妨礙我們走向文明，所以必須進行破除。

　　壹些農民兄弟要勇敢地起來破除陳舊習俗。不少規矩和習俗從歷史看是壹種民俗文化，有它存在的價值，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有的就成為陳規陋習，而當履行這些習俗的行為演變成攀比之風時，就幹脆成為壹種愚昧了。如因大操大辦婚喪事負債累累的；因賀壽隨禮嚴重影響生活的；為死者建奢侈陰宅的；燒冥錢焚化人民幣的。等等。這些愚昧習俗使不少人深受其害，知其弊而不能脫其苦，必須團結起來，合力破除，奮起沖決羅網才行。

　　全體農民要向形形色色的愚昧和落後宣戰。向迷信賭博之風宣戰，向文盲科盲法盲宣戰，向不講衛生的習慣宣戰，向孤陋寡聞宣戰，向落後的老傳統宣戰，向小生產者的偏狹保守宣戰，向種種陳規陋習宣戰，向過去人們印象中的"土包子"、"鄉巴佬"宣戰，向昨天的農民形象宣戰!我們要在向愚昧和舊我宣戰中走向文明。

　　我們要走向科學的文明。科學既是愚昧的克星，又是化解愚昧的靈明之星，科學是文明特別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只有不斷地走向科學，才能不斷地走向文明和現代文明。而要走向科學，就必須學習科學，用科學知識來武裝頭腦，用科學的靈明來化開愚昧的心靈，用科學的智慧來戰勝迷信的邪穢，用科學的聖水來澆醒沈醉的靈魂。

　　我們要走向民主的文明。民主和科學壹樣，既是戰勝愚昧的武器，又是文明特別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只有不斷地走向民主，才能不斷地走向文明和現代文明。而要走向民主，就必須學習民主，在實踐中推進民主，弘揚民主，用民主精神來凈化鄉村空氣，用民主辦法來治理鄉村環境，用民主風氣來取代封建性愚昧風氣。

　　科學和民主，這既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要高揚的兩大文明旗幟，也是我們農民在21世紀要高揚的兩大文明旗幟。我們越來越深信，越來越堅信：文明就是科學+民主。我們要走向文明，就必須走向科學和民主；而我們走向了科學和民主，我們也就走向了文明。

　　我們要走向的文明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兼而有之的文明。沒有物質文明，精神就文明不起來；而有了物質文明，卻不等於就有了精神文明；只有物質文明加上精神文明，才能構成光彩奪目的文明。我們既要向物質困乏和精神貧窮宣戰，也要向物質富有和精神愚昧宣戰，我們要擁抱的是繁華似錦的物質文明和光芒耀眼的精神文明。

　　我們要走向的文明是人的文明和環境文明相互融合的文明。人改變著環境環境也改變著人。破破爛爛的傳統村落和現代化的文明村民是難以統壹在壹起的；可有了現代設施的村莊，也不等於就有了具備現代文明意識的村民，住在現代設施村莊裏的意識落後的村民還可能有意無意地扮演破壞者的角色；只有現代型的村莊和具有現代文明意識的村民有機結合，才是真正的現代村莊文明。我們追求的是花園式村莊和精神美好的村民的統壹。

　　我們要走向的文明是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統壹起來的文明。經濟文明不等於政治文明，經濟發達的鄉村也會有腐敗的鄉村政治現象；但政治文明必須有經濟文明作支撐，很難設想壹個經濟貧窮落後的鄉村有文明的鄉村政治；經濟文明是文化文明的基礎，政治文明推動著文化文明，而文化文明又有其自身的獨立性，並對經濟和政治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富裕的鄉村經濟、清明的鄉村政治和健康蓬勃的鄉村文化的結合，才是完善的現代鄉村文明。

　　我們在追求新文明的同時還必須學會轉化傳統文明。傳統的鄉土文化中有過時的東西，有愚昧的東西，但還有不少需要弘揚和轉化的東西。通過弘揚可延續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通過轉化可使傳統文明改變形式獲得新生。

　　

　　八 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宣言

　　

　　我們這個群體封閉了幾千年。

　　這幾千年的封閉和幾千年的自然經濟生活是壹脈相承的。幾千年來，我們已習慣了這種封閉，習慣了封閉的村落，封閉的土地，封閉的人際關系。從壹定意義上說，傳統的我們已與封閉融為壹體。

　　農村改革打破了我們的封閉。不!農村改革首先是打破了我們的自然經濟生活，使我們走上了商品經濟的道路，而商品經濟的發展才打破了我們的封閉。於是我們走出大山來到平原，走出農村來到城市，走出內地來到沿海，走出國門來到國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我們開放的步伐也越來越大。

　　我們壹旦嘗到了走出封閉的甜頭，我們對過去那種封閉生活的弊病也就有了越來越清醒的認識：

　　封閉就意味著不開化，而不開化就意味著愚昧。長期的封閉生活同時也就封閉了我們的觀念，我們既不了解自己所處的地位，也談不上對別的群體的了解。我們缺少比較意識，對任何事物的判斷超不出社區經驗範圍，然而我們自己對這種判斷卻很自信。在別人看來我們不開化，而我們自己卻意識不到這種不開化，所以我們也最容易受人利用，甚至會被壹些野心家瘋狂地利用，淪為犧牲品自己卻渾然不覺。

　　封閉就意味著落後，而落後就意味著挨打。由於封閉，長期以來我們缺乏和各方面的交流，我們的村社與村社之間也缺乏交流，不少經驗難得推廣，這就必然造成落後，落後又往往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意識的全面落後，而封閉又使我們不知道這種落後，這就必然要挨打。這種挨打包括政治壓迫、經濟剝削、人格歧視等，既包括挨外國人的打，也包括挨國內其他群體人們的打。

　　封閉就意味著貧窮，而貧窮就意味著卑賤。封閉性的自然經濟壹方面造成生存空間狹小，而隨著人口的增多越來越狹小。外面豐富的資源我們利用不上，社區內好利用的資源越來越少，不好利用的資源又因為缺乏技術和資金利用不了；另壹方面因為缺乏市場，本來很有限的產品還賣不上價錢，甚至賣不出去，加上其他種種社會原因，就造成我們農民幾千年來的貧窮，而幾千年來的貧窮又是我們幾千年來地位卑賤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要克服不開化的愚昧，我們要避免落後的挨打，我們要消除貧窮的卑賤，就必須走出封閉，從封閉走向開放。我們正在從封閉走向開放，我們在開放的道路上已邁出重要步伐，但我們還要進壹步開放，深化開放的程度，拓展開放的廣度，走向更好更大的開放。

　　迄今為止我們的開放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面，在新千年裏，我們的開放要向經濟、政治、文化、思維意識全面擴展。

　　政治上的開放就是要加強和政府、社會的政治溝通，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國內外政治經濟大事，自覺參與國內政治生活，提高我們的政治參與度和發言權。加強社區之間、地區之間政治建設的交流，借鑒國內外農村政治管理的經驗。

　　文化上的開放就是要走出傳統鄉土文化的圈子，充分利用現代媒體及其他途徑，加強和其他社會群體的文化交流，擴大文化視野，豐富文化生活，引入現代文化，學習借鑒城市文化，改造升華鄉土文化。壹般來說，文化開放依存於經濟開放的進程，經濟發達地區的文化開放程度也相對要高；但文化開放又有自己的獨立性，有的經濟發達地區文化卻現出壹種滯後和退化性。因此，要按照文化發展規律結合經濟開放來推動文化的開放。

　　思維開放既是整個開放的先導，沒有思維認識上的開放，壹切開放都無從談起；同時，思維開放和其他方面的開放又表現為壹個相互推動的過程。當政治、經濟、文化開放到壹定階段，就要求思維有新的突破，就要求全面地清算傳統的封閉思維和封閉觀念，以期發揮更大的牽導作用。在新千年裏，我們農民的思維必須從村落局限、鄉土局限、親族血緣局限、"壹畝三分地"的局限、農業農村局限中完全解脫出來，我們要徹底摒棄那些坐村觀天、守家在地、守田為業、窮窩難舍、離土不離鄉的觀念，從根本上樹立鄉國壹體、城鄉同家、市場交流、四海取財、各業皆為我業的觀念。我們要確立全新的開放式思維，我們要和傳統的封閉思想進行徹底決裂。

　　我們要在開放上更為主動，變適應性開放為出擊性開放，變引進來的開放為輸出去的開放，變他人開發我的資源的開放為我開發他人的市場的開放。要充分利用農民和農村可以利用的壹切開放優勢，以我為主，主動出擊，將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將產品打出去，將資金輸出去，將企業辦出去，將政治、文化影響擴散出去。

　　在新千年裏，我們要樹立更宏偉的的開放雄心，更新式的開放思維，更博大海涵的開放精神。同時我們期望社會的理解，政府的支持，其他群體的共同參與。我們的農村向全社會開放而我們也希望整個社會向我們農民開放，消除壹切傳統的或現實的人為障礙，在共同開放中振興我們的共同家園--中國。

　　

　　九 從村落走向城市的宣言

　　

　　不管我們農民有多少人意識到，我們的傳統村落開始了它的瓦解過程。

　　這個瓦解過程是伴隨鄉村企業發展、小城鎮(農民城)掘起、村莊改造以及打工大軍的出現而開始的。

　　由於各地發展不同，所以瓦解的進程也大不相同。在沿海發達地區，許多傳統村落事實上已經徹底瓦解了，這些農村已經變成了都市式的村莊；在次發達地區的壹些農村，傳統村落正在瓦解；在落後地區的壹些農村，瓦解過程剛剛開始。

　　傳統村落開始了瓦解，延續幾千年的傳統村落開始了瓦解的進程，這對世世代代居住在村落中的農民來說，不能說不是壹件驚心動魄的事。傳統村落的瓦解意味著我們要失去世代居住生活的家園--這怎能不使人感到驚心動魄呢?

　　但傳統村落的瓦解畢竟體現著歷史性的巨大進步，我們不能害怕這種進步，我們不應拒絕這種進步，我們只能歡迎這種進步。

　　伴隨傳統村落的瓦解，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活動方式將會有根本性改變。

　　伴隨傳統村落的瓦解，傳統的鄉村文明將會有根本性的蛻變。

　　伴隨傳統村落的瓦解，我們傳統的農民形象會消失，新的農民形象將會塑立起來。傳統村落瓦解過程的開始，也就是我們從村落走向城市的開始。換句話說，我們農民的城市化過程，也就是傳統村落的瓦解過程。

　　從村落走向城市，這是圓我們幾千年來的夢。共和國成立前的幾千年裏，我們農民壹直用仰視的目光看城市，那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另壹個世界；共和國成立後的幾十年來，我們壹直用羨慕的目光看城裏人，那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另壹個天地生活的人群。從鄉村進入城市，從鄉裏人變為城裏人，那曾是我們世世代代的憧景之夢。

　　從村落走向城市，這是生存環境的根本性轉變。自古以來城市和鄉村的生存環境就大不相同，近現代工業社會的降臨更使兩者拉大了差距。城市不僅意味著繁華的生存環境，而且代表著現代的生活方式；農村不僅意味著單調的生存環境，而且代表著落後的生活方式；從村落走向城市，也就意味著從單調傳統的生存環境走向繁華現代的生存環境，意味著生存環境的根本改變。

　　從村落走向城市，這是完成文明轉換的壯舉。在古代人眼裏，鄉村和城市的文明等級差別很大；在現代人眼裏，城市體現著現代文明，而鄉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傳統和落後。所以，從村落走向城市，這是從落後走向先進、從傳統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宏偉壯舉，是文明的巨大跳躍。

　　而且我們的人口壓力、環境壓力、資源壓力和改變生存條件的趨勢動力共同推動著我們從村落走向城市。不是我們想不想實現城市化，而是我們必須從城市化中尋求出路，必須通過城市化才能改變我們的處境。我們越來越堅信：從村落走向城市最終實現城市化既是我們的發展趨勢，也是歷史賦予我們農民的偉大使命，更是我們集幾千年的夢想和奮鬥的歸宿。

　　我們正在從村落走向城市。先是通過發展小城鎮、或通過被動的城中村走向城市，後是多向的、大規模的湧向城市尋求就業門路。包括向縣城湧動，向大城市的衛星城湧動，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湧動

　　這是壹場空前的從農村向城市的移民運動。這場移民運動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其持續性和規模性都是歷史上沒有的。每年卷入這場移民運動的人口有兩三億之多。

　　這是壹場十分奇特的移民運動。奇就奇在這是壹種候鳥式的移民，即在城鄉之間來回移動。其實我們並不願意這樣做，但面對現實又只能這樣做。大量的"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就是這種流動的副產品（按官方的數字，2008年農村的留守兒童就達到5800萬）。

　　所以從村落走向城市的過程既是改變我們命運的過程，也是充滿艱辛不乏悲情需要付出很大代價的過程。包括在家留守兒童教育的荒廢，隨父母打工兒童教育的邊緣化，正常撫養、家庭倫理的缺失。流動打工者年老後歸無所養，歸無所依等等。這種代價不僅是我們農民的，也是民族的。

　　因此，我們呼籲政府和社會對我們的城市化運動多些關愛，多提供些人性化的政策，多創造些接納的條件。包括落戶條件、安居條件、就業條件、教育條件、醫療養老條件等等。幫助我們實現真正的、穩定的、有幸福感的城市化。

　　從村落走向城市的運動，也是整個民族走向文明的運動，帶來的不僅是新生的公民，也是新生的民族。讓我們壹起來參與和實現這壹文明轉換的壯舉！

　　

　　十 從農民走向公民的宣言

　　

　　我們是農民。

　　我們是中國農民。

　　我們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農民群體。

　　我們正在從農民走向公民。

　　農民不是公民嗎?

　　傳統農民不可能是公民。從傳統的角度看，"農民"這個詞本身就是壹種歧視性的稱呼。在古代西歐，英語peasant(農民)是指卑賤、附庸、不開化的小農，還兼有流氓、壞蛋的意思；在古代中國，從官方態度看，農民、農業長期被尊為"國本"，但在人們的成見中，農民往往和愚、懵、氓、草、土聯系著；在傳統體制下，由於戶籍制度的影響，"農民"這個稱呼的身分歧視更為明顯，社會上流行的"二等公民"的說法就充分反映了這種歧視。直到後來的"農民工"、"農民企業家"的稱呼，仍然延續著這種根深蒂固的身分歧視。諸如此類的稱呼表明：作為壹個農民，妳的職業變了，但身分不能變，即使妳當了國務院總理也是個農民總理。而公民首先意味著身分地位上的平等，傳統農民在身分地位上和其他階層的人就不平等，怎麽能說是公民呢?

　　傳統農民事實上也不是公民。資產階級革命前的歐洲農民不包括在公民社會之內，在革命中，農民只是公民(資產階級及其他城市階層)的附庸而已，革命後的很長壹段時間內，大多數趨於破產的小農充其量也只能是下層公民。中國的古代和近代談不上公民權問題，在傳統體制下，公民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權和極左運動的侵擾。農民在公社內部沒有任何自主權利而言，在公社外部又被作為"二等公民"對待，長期在經濟、社會身分上遭受著歧視。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就不可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公民。

　　但我們要決心告別這不是公民的傳統農民時代了。

　　我們中國農民要決心告別愚民、懵民、草民、土民和二等公民的歷史了。

　　我們這個最大最古老的農民群體決心向民族公民群體邁進了。

　　我們也正在向民族公民群體邁進，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催逼下，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在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精神的鼓舞下，正在開辟自己的公民通道，樹立自己的公民地位，塑造自我的公民形象，我們正在從農民走向公民。

　　從農民走向公民，這意味從身分農民到職業農民的遷躍。多少年來，作為農民的我們首先感到的是社會地位的卑下，身分的不平等，這種感受常常壓倒職業區別的感受。而別的群體也首先是從身分角度看待我們，因身分地位而卑視我們。特別是在公社體制下，這種感受尤其強烈。身分決定壹切，農民身分就決定了妳壹生不可能過幸福的生活，所以只要改變了農民身分也就改變了壹切，而爭取農民身分的改變也就成為許多農民夢寐以求的壹切。走向公民，消除了我們傳統的不平等身分，加上經濟等條件的改變，今後的農民就只剩下壹種職業的含義了。

　　從農民走向公民，這意味著徹底告別苦難屈辱的傳統農民史。幾千年來，我們農民受剝削、受壓迫、受欺負、受歧視，經濟上貧窮，政治上沒有權利，文化上落後，是壹部充滿苦難和屈辱的歷史。從農民走向公民，社會地位得到全面提升，社會處境得到根本改善，從而結束苦難屈辱的歷史，徹底告別傳統的時代。

　　從農民走向公民，這意味著農民的全面解放，包括身分的解放，經濟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環境的解放，全面的社會解放，在解放中追求公民群體的自由，追求群體中每個人的自由。

　　從農民走向公民的意義巨大，前景美好，但最終完成這壹轉變卻絕非易事。這個轉變的過程，是充滿自我與非我、新我與舊我、個人與社區、社區與社會、傳統與現實的鬥爭與磨合的過程，是我們農民的自我分化和自我否定的過程，是壹個痛苦的新生過程。要充分估計到這壹過程的艱難性，學會利用有利條件，克服不利因素，強化素質訓練，加速轉變進程。

　　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市場因素、經濟民主因素塑造公民成長的經濟基礎，推動民主法制建設，創造公民成長的政治條件；我們要將經濟基礎的塑造和政治條件的創造結合起來，濃化公民成長的社會環境；我們要運用經濟民主手段與民主法制武器和壹切不利於公民成長的社會因素作鬥爭，和鄉村那些專斷的、腐敗的、毒害生靈、遏制自由的種種惡勢力作鬥爭。只有這樣，健康因素才會生長起來，有利於公民發育的環境才會形成起來。

　　我們必須逐步培養自己的公民意識。從農民到公民，主體意識的轉變既是內在動力又是主要標誌，公民意識不可能突然生成而需要逐步培養，培養公民意識必須和破除農民意識結合起來。要破除仰仗父母官、盲目從眾、迷信權力、家長專斷的農民意識，培養自主自強、獨立判斷、相信法律、自治民主的公民意識；要破除我附庸別人的農民意識，培養我和別人平等合作的公民意識；要破除別人為我當家作主的農民意識，培養我為自己當家作主的公民意識；要破除家是家、村是村、國是國的農民意識，培養家村國壹體的公民意識。如此等等。

　　我們必須逐步培養自己的公民素質。公民素質包括公民意識、公民知識和公民行為能力在內。其中，公民意識是公民素質的主要體現，沒有公民意識或沒有完整的公民意識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公民。但僅有公民意識不具備壹定的公民知識和公民行為能力，也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力，履行自己的公民職責。要加強對公民知識尤其是民主法制知識的學習，掌握行使公民權責的武器，積極參與公民活動，通過實踐鍛煉能力，培養能力。我們必須將組織起來、農民自治和從農民走向公民的進程結合起來，這實際上也是三位壹體的東西：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實現農民自治，而只有實現農民自治才能完成從農民向公民的轉變；從農民走向公民的進程就體現為自覺組織起來的過程，就體現為農民自治的實現過程。

　　我們還需要政府和全社會的支持。從農民走向公民是關系到世界上最龐大人群改造的偉大工程，光靠農民的努力不可能完成，只有農民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社會的協力配合才可能完成，而政府的支持尤為重要。我們希望政府能給我們提供好的學習實踐環境，幫助我們提高素質，支持我們履行公民職責。

　　從農民到公民，我們的再生工程正在拉開序幕，舊的農民在死亡，新壹代的公民性農民正在成長起來。

　　從農民到公民，我們不想再做農民，也不想再做"二等公民"，我們要做真正的公民。

　　從農民到公民，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堅信我們的公民前途。

　　當我們最終不但成為中國公民、也成為世界公民時，歷經幾千年之久的古老的中國農村巨影也就隱退，現代化、青春式的中國農村和農民將展現在世界面前！

侵犯農民

作者 何景熙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近年來，中國違法違規征用、占用農民承包土地所引發的土地糾紛案件日漸增多，失地農民上訪、反抗事件也不斷發生。以四川省為例，2003年3月以來，四川省檢查機關立案查處與破壞《土地承包法》有關的貪汙、賄賂、瀆職、侵權的罪犯53人，僅2004年1至10月全省就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11,664件。被國內媒體稱為“新圈地運動”的“後遺癥”已經成為影響鄉村秩序穩定的社會問題。從上述事實中不難看出，中國“三農”問題的焦點已從農民增收轉向農地的征占糾紛。

　　近幾年中央政府不斷出臺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強調穩定農民土地承包制，但為何此類事件不但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筆者認為，從社會結構演變中不同利益群體為獲取資源而發生利益沖突的角度來分析這壹問題，才能得到實質性的解答。鄉村農地作為資源配置權力和利益的基礎，其產權勢必成為難以回避的話題。

　　壹、文獻綜述

　　關於中國鄉村農地產權問題的爭議，有如下壹些主要觀點。

　　溫鐵軍認為，無論解放前或解放後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如土地改革前農村的土地占有權與農民租佃使用權的“兩權分離”，以及80年代農村改革以來的土地村社所有和農民承包使用的“兩權分離”，都不過是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種內生制約因素下的農村基本制度的表現形式而已。中國目前“城鄉分割對立的結構”也不過是在農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下，在土地分割細碎的、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為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需要而派生出來的結構。因此溫鐵軍反對農地私有化，其理由是土地是農民的社會保障，農地私有化不能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問題。李昌平與溫鐵軍持同樣看法，也反對鄉村土地的私有化。（溫鐵軍，2003；李昌平，2000）

　　秦暉認為，溫鐵軍關於農地是農民的社會保障、因而不能私有化的觀點，在邏輯上完全不能成立。所謂社會保障不能私有化，指的是社會保障的義務不能私有化，國家必須承擔社會保障的義務，必須承擔轉移支付的義務，但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從來就是個人的；而現在在土地問題上卻沒有任何國家義務可言，國家既未行使任何轉移支付功能，也不承擔任何保障義務；政府規定土地不能買賣，強迫農民自己種田保障自己，這本身就和取消公費醫療、但強迫人掏錢看病是壹樣的。他還認為，溫鐵軍有關農村之所以出問題是因為土地兼並而造反的觀點，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神話。事實上，每次王朝末世的狀態都和現在的情形有些類似，不是農民沒有土地，而是農民不願種地；王朝危機都是農民主動拋荒，離開土地逃離故鄉，而絕對不是農民沒有土地可種而造反。（秦暉，2002）

　　已去世的澳籍華裔教授楊小凱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是土地制度。在“中國改革面臨的深層問題──關於土地制度改革”壹文中楊小凱強調：“中國目前存在的“三農”問題，根本癥結就在於農村土地不屬於農民所有，從心理上，農民不認為自己種的地是自己的，所以沒有長遠投資於土地的打算。”楊小凱認為，土地制度改革是目前中國農村改革必須正視的焦點問題，這是主要矛盾，其它是次要矛盾。（楊小凱，2002）

　　黨國印認為，土地“承包權實質上是對所有權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長期化、固定化，承包權對所有權的分割程度就越高。在中國土地承包權是有價格的，這個價格的存在便證明承包權對所有權的分割作用；承包權對應所有權的價格越高，承包權對所有權的分割程度也就越高。他指出，“只要使用權與所有權發生分離，就有使用權“蠶食”所有權的可能性，甚至使所有權完全喪失”，“承包制也因此包含了蛻變的可能性，其表現是在承包權與所有權關系的人為操作中，弱化承包權，強化所有權（其實質是鄉村權勢階層的所有權），並使土地轉移的過程受到更多的非市場力量的控制。”他還列舉了承包制蛻變的4種具體形式。（黨國印，1998）黨國印強調，承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將提高農民的社會歸屬感，並有利於鄉村社會的穩定。中國大部份農民很窮，如果連壹小塊土地的財產權也得不到尊重，農民對這個社會還會有什麽留戀？沒有土地財產權，農民就沒有什麽不能失去的，這個社會還能穩定麽？……農民的土地財產權越是得到尊重，就越有利於農村社會的穩定。（黨國印，1999）但黨國印不主張農村土地的私有化：“如果僅僅考慮新古典主義通常涉及的變量，那麽，將耕地所有權完全劃歸農民無疑會大大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並大大促進中國農村進步。但是，在當前中國國情之下，如果推行這壹制度，會加強改革反對派的符號資源優勢（這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沒有認真研究過的變量），可能阻礙中國改革。土地私有化還會大大加快普通農民從土地上被拋出的速度，從而引發極嚴重的社會後果。”（黨國印，1998）

　　姚洋則“將農地制度看作是國家和農戶之間博弈的結果”，“國家在農地制度中仍然保留壹定的角色，是因為它的利益，如保障充足的糧食供應等，可能因為地權個人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損害……，對農地使用和土地流轉限制最多的地區，也是國家糧食采購所依賴的重點產糧區。在與糧食生產無直接關系的領域，如土地的調整，國家對農民的自發選擇給予了高度的忍耐”（姚洋，2000）。姚洋將鄉村農地產權制度選擇與資源的（農民）個體稀缺性、土地租賃市場發育程度聯系起來並作了理論與實證研究。他用自己構造的“壹般均衡模型”對1981年至1993年間4省83個村的土地調整作了經驗研究並證實：當土地非常豐富時，生存不再成為問題，土地調整因此也失去了意義；只有當土地資源適中時，調整土地才對最貧窮的農戶擺脫生存壓力有所幫助，因此才成為集體決策的選擇。姚的模型預測：地權的個人化程度隨農民收入和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而提高，因為收入的提高增加了農戶擺脫生存壓力的能力，而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降低了農戶對土地的依賴。（姚洋，1999）

　　申靜、王漢生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四川中部壹個村莊集體產權的實證研究表明，鄉村產權關系並非如經濟學者認為的“劃分明確且壹經形成便相對穩定的關系結構”，而是“個體行動者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不斷互動的過程”，故鄉村“產權作為行動者基於對經濟品權利的相互認可而形成的行為關系，必然是壹個動態的均衡過程。”(申靜、王漢生，2005)

　　二、本文的研究假設

　　針對上述有關鄉村農地產權制度孰優孰劣的討論與爭議，筆者認為，首先，當前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對鄉村農地制度安排或者供給具有決定意義，而中國各區域──大到省區、小到村莊──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實行整齊劃壹的制度安排。對於任何壹個地區乃至村莊，只要能切實保障憲法賦予農民的權利，使農民滿意從而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就是好農地制度安排。其次，很多地方“三農”問題的突出矛盾已由過去農民費稅負擔過重轉向農民承包地被征占後引發的農民與政府的沖突。這類現象的日益普遍化表明，現行農地制度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必須高度重視的社會問題。為此應當研究鄉村土地問題，特別是土地與鄉村社會穩定之間的關聯性。再次，鑒於中國各區域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差異，因此應該對此問題有多種區域比較模式的實證性研究。

　　筆者以西部發達農業區──成都平原鄉村的農地制度安排與征地中的社會沖突的關聯性為目的作實證性調查研究。根據已有的相關研究文獻，提出如下需要通過經驗事實加以檢驗的假設：

　　1. 村莊裏資源的稀缺程度與農民失地誘發的社會沖突相關聯；　

　　2. 制度安排和農民組織化程度決定失地農民與其他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結果，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結果影響城鄉社會秩序；　

　　3. 實現公平博弈的制度安排之核心是鄉村農地產權問題。　

　　三、農地資源減少與村民的態度

　　素以“沃野千裏、天府之土”著稱的成都平原，是中國西部人口稠密的農業發達地區。近年來，這壹地區鄉村土地資源銳減乃是不爭的事實。1997年3月至9月，筆者及其課題組在成都市所轄的12縣（市）鄉村地區從事有關勞動力就業問卷式抽樣調查時，平原農村的人均耕地尚有1.03畝/人（何景熙、羅蓉，1999）；而2004年7至8月在成都平原的大龍村（綿陽郊區）、新生村（成都青白江區）和世豐村（成都新都區）做抽樣調查時，卻發現這3個村莊（以下簡稱“三村”）的人均耕地面積已經下降為0.6畝/人。在63個樣本農戶中，與1982年第壹次土地承包時相比，土地減少的有43戶，占全部樣本的68.3%；土地沒有變化的為20戶，占31.7%。必須說明的是，上述樣本中，無壹農戶的土地面積增加。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三村”人均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導致人均土地面積減少，再就是建企業、道路和學校征占土地。如世豐村耕地的減少主要緣於修建學校、工廠的征地（14%）；新生村則因為人口增多（11.6%）以及修建學校、道路（7%）；而大龍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25.6%），建企業和修建道路各占征地的7%。在“三村”中，大龍村人均土地最多（0.85畝），其中30.5%的農戶人均耕地都在1畝以上；而新生村農戶土地最少，人均耕地面積僅為0.4畝，其中最少的壹戶人均僅為0.1畝地，人均承包土地面積少於0.5畝的農戶占被調查農戶的71.4%。新生村農戶土地的減少始於1980年代初期起土地被大量征用，目前全村耕地僅余570畝，人均只有約4分地。2003年新生村被征用的土地為160畝，鎮上建中、小學、醫院等都是占該村的耕地。征地後整個村耕地不得不重新調整，以確保每戶的土地基本均等，村民獲得了壹些土地補償費[1]，以及其他補償，如減收水費、農稅等。土地被征用後部份村民在原日新鎮（2001年撤銷鎮建制，歸並彌目鎮）的周邊建起商鋪，就近經商；但也有部份村民因耕地減少，經濟狀況更差了，這部份村民主要是壹些家庭負擔重、無本錢做生意、又不能外出打工的人。

　　通過“三村”調查，筆者還發現，人均耕地面積減少與村勞動力的農業工時呈反向關系，而與非農工時呈正向關系，即人均耕地面積越小，農業工時越少，非農工時則越多。換言之，耕地面積減少導致勞動力在農業上的不充分就業程度增高，從而迫使農民在土地以外尋找就業出路。這是否意味著農民不再依戀土地並自願接受征地呢？事實並非如此。

　　在“三村”調查中，筆者發現村民對征地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幾類態度。在新生村和世豐村，村民對征地壹般持無所謂或反對兩種態度。世豐村的壹位婦女說，她並不在乎征多少地，經追問才知道，她的壹兒壹女都已成家立業，大女兒在成都市有壹個家具廠，小兒子在成都市開了壹個純凈水店，她和老伴留在村裏，每天花壹小時打理莊稼，農忙時就請人幫忙。新生村壹位中年婦女也持無所謂的態度，因為她的獨生女兒加入了壹個歌舞團，在全國巡回演出，每年寄回家1萬多元錢；這位婦女在村裏在開了家縫紉店，老伴又幹搬運工，還能兼顧自己田裏的莊稼。用她的話來說，種承包田只是壹種責任──不讓土地荒蕪而已。也有不少村民對征地持反對態度。世豐村的壹位婦女對耕地的不斷減少很是擔憂。當她估算今後土地不能養活壹家人的時候，激憤地說：“現在和國民黨的時候有什麽區別？”這位女村民不到40歲，僅有小學文化程度，並未經歷過國民黨統治年代，她對國民黨的了解主要來自於共產黨的宣傳教育。新生村另壹位年輕婦女對筆者說，由於身體不好，她不能外出打工，只好在家種田；但2003年後她家的土地銳減，以前她壹個人忙都忙不過來，而今卻有好多時間閑著無事。她憂心忡忡地說，靠丈夫壹個人在外打工的錢怎麽夠家裏的開銷？女兒壹天天長大，上大學的學費該到哪裏去找？

　　上述訪談記錄表明，對家境不同的村民來說，承包土地的價值是完全不壹樣的。在那些勞力少、體質差、子女教育負擔重或無壹技之長的村民家庭裏，土地是他們唯壹可以指望依賴的生存保障，也就是說，土地對他們的稀缺程度極高，因此他們對家庭承包地日益減少感到揪心，自然對各種形式的征地流露出不滿乃至抗拒。反之，那些家境很好，特別是家庭成員有技術有能力且已在城市取得穩定的職業和較高收入的村民，對征地的態度就比較緩和壹些。由此可以推斷，農民個人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越高，對征地經濟補償的期望值越大，從而與征地方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四、農民、鄉村幹部與政府官員三方對征地的不同看法

　　多年來，筆者壹直從事成都平原鄉村社會調查，在1996年至1997年抽樣調查期間僅記錄到個別鄉村土地被征用、占用的案例（何景熙，2000：198－214）。2000年以後的調查卻發現，鄉村農地被征占現象已較為普遍，由此引發沖突事件也時有所聞。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征地已經成為訪談中壹個十分敏感的話題，為了獲得真實可靠的資料，調查往往需要依靠相當熟識的人士協助。2004年10月，獲悉C市郊區發生鄉村征地“風波”後，筆者與調查小組借助熟人關系，終於獲得了發生在C市郊區鄉村征地的3個案例的相關資料。應當事人的請求，我們在敘述這些故事時隱去了真實的地點和人名。

　　訪談實錄1：鄉村幹部對征地的看法

　　時間：2004年10月5日

　　地點：D鎮某某園

　　訪談對象：X村A村民組長H

　　1. 征地的基本情況　

　　A村民組共有農戶87戶，村民230人左右。征地是在1995年左右開始的，最初征地較少，到2000年11月以後開始大量征地，當時征了78畝耕地，加上非耕地共計82畝多。目前A村民組剩余土地不到100畝（含自留地、非耕地等），剩余土地中只有15畝左右繳納水利費，基本是無田可耕。

　　土地征用由國土局出面，有壹部份是電力局搬遷占用，剩下的賣給了開發商，用於房地產開發。H雖然聽說過土地拍賣，成都的報紙上也登過拍賣公告，炒地皮的人員也來考察過，但實際運作起來的並不多，常見做法還是開發商或企業看中土地後由國土局按照省、市政府相關文件出面征用。另外，由於該村地處市政府統壹的規劃區內，當地政府為避免今後征地糾紛，故不支持土地流轉，A村民組也就沒有土地流轉的情況。

　　征地補償共分3類，壹次性的土地補償費為2萬8千元/畝，青苗補償費半年為7百元/畝，另外還有壹些房屋拆遷的相關費用。H向我講述了這樣壹個征地奇聞：2000年大量征地剛開始時，政府對農民裝修的墻磚、地磚、吊頂等損失給予壹定補償；為了獲得這多賠的15元/平方米，家家戶戶都在半夜三更趕著在墻上多貼些瓷磚，甚至連豬圈內也貼得滿滿當當，敲壹下空空作響；當時路邊擠滿了出售劣質瓷磚的攤販，生意火爆。後來政策變了，這類損失不再賠付。通常村民的壹處住房拆遷會虧2萬元左右。

　　2．征地後農民的就業

　　A村民組征地後，農民都自謀職業。失地農民中現在未就業者約占壹半，其中女性和老人居多，也有年輕人。政府未組織失地農民外出務工，但曾安排他們參加再就業培訓，不過參加者很少，農民普遍反應培訓項目不實用，純粹是“走過場”。H說：“對我們來說，象電腦這樣完全是高科技的東西怎麽可能在幾天、十幾天之內就學得很好嘛！要不就是木工、水電工壹類的（培訓），早就濫市了，學了也沒什麽用場。”村裏外出打工的人通常有壹定文化和技術，不願意走得太遠，就在本鎮或鄰鎮打工，出了本區的只有3個人，其中兩人在成都，還有壹個在北京，幹的是餐飲行當。村裏還有壹些外出的人屬於中專生、大學生，他們畢業後不願意回家鄉，他們的家人基本上留在本地，村裏只有壹戶人跟隨子女到了成都，其土地未被征用，請了熟人幫忙照應，戶口也未轉出去，以便保留今後分配集體資產的名額。H說，現在村裏的鄉鎮企業已名存實亡，集體經濟積累（資產）還有，但是已經不多，最多也就是在每年年底發點“過年錢”。

　　3．征地安置情況　

　　在H看來，補償問題已經不是主要問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住房安置問題。作為失地農民，他們每人可以得到1萬3千到1萬4千元的安置費。2001年以前，安置農民的辦法是由農民自己出錢在政府劃定的區域內建安置房。當時在D鎮的中心區域新建了幾條街道，統壹建造上層住屋下層商鋪模式的安置房，生意興隆，人氣旺盛，本村民組有23戶人家修建了安置房。

　　後來政策變化了，不允許再這樣自建安置房，而是由政府統壹修建居民小區作為集體安置房，讓農民購買，每人有25平方米的配額，配額以內的面積按每平方米2百元購買，超過配額的面積再給20平方米的優惠（5百元/平方米），超出此數的房屋面積就按市場價格計算。以4口之家為例，若這家人選擇住150平方米的房屋，其中1百平方米配額的價格是200元/平方米，然後還有20平方米能以500元/平方米的價格購買，其它30平方米就得按市場價（大約800元左右/平方米）購買。現在，集體安置房還未建好，失地農民或租房或投親靠友，在10個月內可以得到每月8百元的過渡費，最近又改為每年800元，而實際操作時只給了壹年過渡費，超過壹年的就不再補了，由農民自行負擔。

　　4．社會保障問題

　　H說，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早期失地的農民有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費，政府只是鼓勵勸說而沒有強行要求其繳納社保，但實際參加社保的人少之又少。農民覺得，沒了土地就沒了穩定的基礎，安置費是以後的生活來源，現在子女教育費用又高，舍不得拿來買社保。後期失地的農民不再有土地補償費，只有安置費，政府將這筆補償費用於繳納社保費，同時失地農民也要繳納部份社保費用。其具體方案是：男性滿60歲、女性滿50歲，每月在社保局領取社保費；不到年齡者自行繳納，男性40歲、女性30歲以下，自己繳納10年（政府補貼10年）；男性40歲、女性30歲以上，自己繳納10年、政府補貼5年；醫療保險包含在社保之中，只要繳納社保費用就可以納入醫療保險，不受年齡限制。因為社保繳納和領取有嚴格的年齡限制，農民對社保的態度仍然不積極。

　　5．H對征地的態度

　　H認為,本隊村民還是願意土地被征用而不願種地：“田裏挖不出金娃娃，壹畝田壹年賺不到2千塊，還要賠人工、精力，最多也就是勉強維持，在鎮上或附近打工機會多，零敲碎打賺的都比這個多。”村民還是願意遷移到鎮上，只不過在補償及安置費用問題上有意見。H說：“農民大道理懂得不多，但錢這個字還是認得很清楚，地沒了，不能錢也沒有啊!不然二天（註：四川方言中“二天”指今後或將來之意）吃啥穿啥呢？”當我問H對現在農民頻繁上訪、鬧事問題的看法時，H說，這是事出有因的，現在的政策說變就變，農民又不可能把政策推翻，“雖然明明知道，最後還是只有吃下啞巴虧，但是鬧壹下說不定政府會給點兒優惠條件，不鬧就啥都沒有。”

　　訪談實錄2：農民對征地的看法

　　時間：2004年10月3日

　　地點：C市郊區某某廠軌枕車間

　　訪談對象：車間主任B、農民工A、L。

　　某廠軌枕車間現有工人3百多人，其中農民工占壹半，失地農民則占這些民工的壹半以上。該廠不招正式工，廠裏所有打工的農民工統壹由包工頭（相當於民工中介）管理。包工頭負責民工的所有傷殘賠付，承擔壹切風險，廠方向包工頭支付壹定的民工用工款項和農民工工資。廠方與農民工之間沒有直接的合同關系。農民壹般通過熟人或已在廠中工作的親友介紹，與包工頭搭上線。他們參加企業組織的短期培訓後便開始上班。目前企業開始改制，今後工廠將與農民工建立直接的契約關系，不再由包工頭管理。由於農民工能吃苦且工資較低，所以該廠有擴大招收農民工的趨勢。

　　B是X區人，家裏有不到2畝的土地。1992年為建企業征地，給出的條件是壹次性賠付每人1萬元；40歲以下的青壯勞動力安排在征地企業中工作，40歲以上的則壹次性賠付；不願意接受安排就業的人可以參加當地政府組織的免費培訓（電工、焊工之類的初級技能培訓）。當時B中專畢業，被招進該廠，從此住在D鎮上。當我問他對征地的態度時，B反復強調政府政策的剛性作用：就算自己有疑惑，有不滿，也只能作罷，更何況自己文化程度不算低，也就沒有過多地去爭什麽。

　　農民工A本是D鎮某村村民，家中有5口人（父親、母親、妻子、女兒和A）。從2003年9月起，A所在的村民組征地用於果園栽種、花卉盆景種植，如“黃金梨”等。A家有3畝左右的地被征，征地條件是每年每畝給予青苗補償625元，所有農業稅收費用還得自己繳納，現在A家余下大概6至7分地，送給壹位本村朋友種蔬菜。全家人已搬到D鎮，住在出租屋裏，壹家人靠幹臨時工維持生計。A的女兒在市內的壹所中專上護士專業。A在該廠當焊接工，月收入6百元左右；妻子在廠裏做清潔工，每月有2百元的工資；母親在廠醫院中藥房打雜，父親在D鎮蹬三輪、打些零工，兩人每月有7百元左右的收入。其家庭總收入每月為1千5百至1千6百元左右，除去租房、生活費和女兒的學雜費外沒有余錢，勉強維持生活。

　　A說，當初征地時有統壹的政策，附近鄰居家家都壹樣，不存在滿不滿意的問題，政府怎麽賠償，就怎麽過日子。現在農產品漲價，稅費減少，如果能返還承包土地的話，還是願意回村務農；因為在鎮上無固定工作，工資也就不固定，不如那份土地來得實在。家人希望女兒以後能留在城市工作，這樣以後若條件允許還可以去投靠女兒。但是A說，他不稀罕城市戶口。

　　車間農民工L原系D鎮汙水處理廠附近的村民，家中4口人（老母親、妻子、女兒和L），有2畝左右的耕地。2003年他家的地被征用來辦廠，現已建成的廠區內有機械廠等。當時征地開出的條件是壹次性給予補償每人1萬3千元，因為占用的土地還包括自己的私房，因此額外獲得住房拆遷補償及住房安置費共計10萬多元。此後L開始自謀職業。最近當地政府要求失地農民退還那1萬3千元補償費，用於繳納社保費，具體辦法尚未最終確定；初步通知說是男性滿60歲、女性滿50歲後可每月領取210元社保金。L壹家現住在D鎮購買的商品房中，其購房款來自於10萬多元的住房補償和安置費。L在廠裏是臨時工，收入不穩定，壹般在4百至5百元左右，最多不超過6百元；妻子無業，與老母親在家操持家務；女兒已工作，在M鎮壹家臺資廠當會計，每月工資6百元。

　　L說，他對家裏的地被征並不滿意，怕的是坐吃山空，不願意失去唯壹的生活來源保障；但是在政府面前沒有爭取更多補償的可能，也只能接受。當被問及是否願意再務農時，L只是反復說，既然已經沒有土地也就不再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問，假如能夠把土地返還給妳，妳作何打算？他非常肯定地回答，寧願賣掉現有房產，留下傍身的救命錢，有了土地，油鹽柴米至少不缺！在鎮上生活，花銷大；居民小區與自己的生活習慣不符。L對自己的女兒期望不高，不過還是希望她以後就在鎮上成家。

　　訪談實錄3：國土局官員對征地的看法

　　時間：2004年10月6日

　　地點：C市郊區某國土局

　　訪談對象：國土局土地儲備辦幹事W

　　W向我介紹了當前征地的壹些情況。

　　1．土地征用基本情況

　　目前D鎮征用的土地主要用於辦企業（如臺資廠、××鋼廠廠區遷入等）、房地產開發、居民安置房建設、道路擴建、學校擴建等。征地中涉及的賠償和安置問題嚴格按照市級文件和市級統壹標準執行。現在區政府已取消了安置費和土地賠償費，但在操作過程中各鎮都是根據征地的實際情況和相關條件來決定是否支付這些費用。換言之，現在對農轉非失地農民來說，只能獲得住房拆遷補償費和青苗費。

　　2．征地補償

　　按照農民房屋構造的不同，住房拆遷補償從每平米50元到240元不等，例如，磚瓦房結構的住房是230元/平方米；青苗費壹次性賠償7百至8百元，持有專業種植戶證明的農民會得到更高的賠償。農民對今後的住房安置可有兩種選擇：壹是購買政府統壹修建的集體安置房（居民小區），每人有25平方米的配額，配額內按每平方米2百元購買，超過25平方米的另有25平方米的優惠（6百元/平方米），余下的面積按市場價格計算；另壹選擇是農民自行解決住房，可與政府簽訂住房貨幣化安置協議，則獲得每人25平方米、每平方米6百元的補償費。

　　3．社保安置

　　最近政府取消了壹些賠付項目，用於支付農民加入社保所需的費用。主要分為幾個等級：未成年級別，即16至18歲以下的農民（各鎮的實際執行標準不同），政府壹次支付每人2萬元，社保由本人自理；青壯年勞動力級別，即男性18至45歲、女性18至30歲，政府負責繳納其15年的社保費用，余下年份的費用自理；退養級別，即男60歲、女50歲以下農民，政府全部負責支付社保費用；最後就是男滿60歲、女滿50歲的農民全部納入社保。

　　4．農民對征地的態度　

　　W認為，從現有情況看，本鎮農民願意搬遷，其實在土地征用之前純農戶已經很少了，非農從業人口越來越多。另外，因為D鎮集中了化工、鋼鐵、機械、化肥、洗衣粉等大型企業，噪音、粉塵等汙染問題嚴重，農民為自身健康著想，也盼望能換個好壹點的環境。但是W說，由於農民素質的限制，在經濟賠償方面與政府有很大的分歧，總覺得政府工作人員、基層幹部欺騙自己，希望人多勢眾會得到更大的好處。作為政府工作人員，W感到為難，因為某些農民的難處顯而易見，但政策制定並非自己說了算，而且土地征用後對地方經濟的改善確實有幫助。他感慨地說，這真是“耗子鉆風箱，兩頭不是人啊！”。

　　W認為，現在農民最迫切的願望是政府能包攬今後的所有問題，那些上了年紀和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技能的人主要希望解決其社保和就業安置。農民們認為，“妳拿走了我的地，就要負責我進棺材之前的生活”。農民的這壹“低”要求超過了政策允許的範圍，也不符合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所以矛盾突出。

　　5．上訪、鬧事情況

　　現在，只要在拆遷補償或安置上壹有分歧，農民就鬧事，采取圍堵政府大門、堵截交通、阻礙施工等過激手段來表達不滿。2004年初開始，小規模鬧事不斷，規模大、鬧得滿城風雨的也有3、4起。該年5、6月D鎮某村農民鬧事，當時拆遷費、補償費都已支付，各項協議也簽好，連房子都開始拆了，施工隊進場建了圍墻，農民把砌好的圍墻推倒，阻止施工，還多次上訪，因為村民們覺得入住集體安置房不合算，要交物管費、清潔費等，而且不能象私人修的住宅那樣在底樓建商鋪，因此要求自己修建安置房。最後逮捕了幾個人，其中壹個婦女還被判刑。中秋節前後，某村10人集體到北京上訪，因為有1百多畝田未拿到壹筆補償費。他們要求象另壹個村壹樣，每人每畝多拿7千元，但開發商不願額外支付。這事鬧得沸沸揚揚，至今未解決。

　　五、訪談分析

　　上述3個訪談從不同角度描述了C市郊區同壹地域發生的征地“風波”，體現了不同角色對征地事件的看法或態度。如果說國土局幹部W代表征地壹方，那麽農民工A和L是被征地的壹方；村民組長H則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第三方，他既是分享集體土地利益的眾多村民中的壹員，又是必須按上級政府指示辦事的基層幹部。H的角色決定了他在接受訪談時既能比較客觀地反映事件的來龍去脈，又表達了村民的某些不滿情緒，同時也能看出他對此事謹慎小心的態度。

　　3類角色對土地征用雖有不同的看法和態度，但有壹點是共同的，即鄉村土地是集體所有，而非農民個人所有，因此都能接受政府征用土地的既成事實。H認為,村民還是願意土地被征用而不願種地，因為“田裏挖不出金娃娃”；村民B、A和L都承認政府政策的剛性作用，就算有疑惑，有不滿，也只能作罷，A的看法還反映出個體對群體行為的從眾心理。村民的態度表明，他們對自己承包土地的最終歸屬沒有信心，因為土地是集體的，他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最終處置權，不能自行轉讓、出賣而獲得收益；面對強勢政府，農民在征不征地的問題上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他們與政府博弈（談判）的焦點只能集中在征地補償的條件上。由於征地補償政策的不穩定，導致了補償款在時空上和政策上的差異，這便成為引發村民不滿和“鬧事”的原因。

　　國土局工作人員W壹方面是基層辦事人員，甚至可能出身於農民家庭（許多縣、鄉政府的工作人員是本地農家出身），深知農民的疾苦和農地對他們的重要性，所以承認“某些農民的難處是顯而易見的”；另壹方面W必須按上級指示辦事，而站在政府的立場，W就將征地“風波”歸咎於農民素質不高，“妳拿走了我的地，就要負責我進棺材之前的生活”，希望“政府能夠包攬今後的所有問題”，這種“要求超過了政策允許的範圍，所以矛盾突出”。在W的身上可以看到在征地事件上他所面臨的角色沖突。

　　從上述分析可見，土地被征的農民壹方覺得政府的補償不公平；而政府則覺得農民的要求太高，超過了政策允許的範圍，不切實際，甚至歸咎於農民的素質問題。其實，對於這樣的爭議是不難找到答案的，如果是產權明晰的市場交易，無論價格高低，只要交易雙方自願成交，就是公平的，何須鬧事、上訪？即使有交易上的糾紛，雙方可以通過司法程序對簿公堂，與政府部門無幹。從調查的情況來看，D鎮的征地“風波”問題恰好出在這裏。

　　首先，該鎮的征地用途是工業、商業、住房壹類，按照國家規定，土地應當掛牌在市場上拍賣，拍賣後應當給予農民足額補償（包括應繳納的農民社保費）。

　　其次，市場拍賣意味著出賣方是村集體而買方是用地的開發商，政府作為規則制定者只應充當“裁判員”。但在D鎮政府（國土局）卻成了土地的買方，直接與農民對局，於是農民有意見或有不滿，要求政府包攬壹切就很自然了。

　　再次，由於鄉村集體土地的產權只把使用權落實到農戶，而未界定土地的個人處置權（出租、轉讓、繼承權）。這種產權虛置使政府面對土地糾紛時不得不隨時制定新的政策和辦法。如果新政策、措施和辦法比過去的壹套對農民有利，農民當然樂於接受；但如果出現相反的情況，農民就覺得不公平，會找政府論理，達不到目的就會發生糾紛乃至上訪、鬧事。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農民預期的不確定性，並在壹定程度上引發了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於是農民就只能以機會主義的態度和行為來應對征地政策頻繁的變動。

　　最後，由於D鎮的征地未通過市場公開交易，其結果政府和村民都付出很高的交易成本。政府工作人員為“說服”村民、處理糾紛等費盡心力；村民為此付出了“鬧事”代價（成本）。事實上，這類交易成本甚至高到難以用錢來計量（對社會秩序的的負面影響更是難以用經濟價值來量化）。當征地工作結束時，雙方都可能會有得不償失之感。

　　六、簡短的結論

　　第壹，當前成都平原鄉村農地征占中的糾紛或沖突與農地資源對農民家庭的稀缺性，即承包地是否農民是唯壹的生存保障密切相關。失地農民家庭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與征地中沖突發生的頻率及沖突大小密切相關，農民家庭承包地越少且無其他可以憑籍的謀生手段，則他們期望獲得農地的補償費越高，因而與政府博弈中產生沖突的可能性（發生率）越大。而鄉村人口增加以及人均農地資源的減少，又提高了農民家庭農地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增大了土地糾紛和沖突的發生率。

　　第二，當前成都平原鄉村農地征占中的糾紛或沖突與現行農地制度安排存在關聯性。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是農地集體所有制下農民家庭土地承包責任制的核心。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鄉鎮政府和村幹部對農地的分割、出讓具有最終支配權。現行鄉村權力結構為政府通過行政權而不是通過市場征用農地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征地問題上，農民只能在征地的補償費數額上，而不可能在征地的合法性問題上與政府博弈。而征地補償政策的變動導致農民對政府信任度下降。鑒於當前區域性征地系當地政府行為而非公開的市場行為，故農民通常不承認征地的公平、公正、合理性。這就是現行農地制度安排易於引發土地糾紛和沖突，從而影響鄉村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欲消除當前日益增多的鄉村土地糾紛和沖突，穩定鄉村社會秩序，必須推行以下兩方面的改革：

　　其壹，政府應提供新的農地制度安排，即修訂現行農村《土地承包法》，將農民家庭為期30年的土地承包期延長至70年至99年，並嚴格保障在承包期內農戶享有完全的使用權、處置權（出讓、繼承）和收益權；為了保障之承包期內農戶這壹權利，應由政府依法（《憲法》關於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條文）頒土地證予以確認。

　　其二，在鄉村農地承包權明晰的基礎上，建立統壹、公正、透明的土地市場，實現公平的市場交易。征地、拆遷到定價和支付的全過程應由土地承包人與用地方直接議價或者由土地承包人委托民間中介機構進行。政府部門壹定要退出土地市場，只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2] 政府在未來土地市場發揮的外部監督機制，將保證交易的自願性、公正性和公平性。　

中國農民面臨的困境

作者 洪朝輝 寫於 二零零四年

權利貧困是中國農村貧困現象的主要原因，而農民權利的貧困主要表現為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本文分析了農村土地產權的三大特征，即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虛置和多元，國家壟斷的土地處分權的膨脹和隨意性，以及農戶實質享有的土地財產權的被剝奪，這三點構成了農民土地財產權利貧困的制度因素。筆者進而將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貧困分為土地的使用權利、處分權利和收益權利的貧困等3類，逐項加以分析，從而討論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缺失與農民貧困化的因果聯系，認為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直接導致了農民的失地、失業、貧困、無家可歸、苛捐雜稅以及失去社會保障。筆者借鑒美國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在本文中提出了解決中國農民土地財產權利貧困的3大方向和選擇。

　
　　土地使用權是土地財產權的基礎，土地處分權是土地財產權的象征，而土地收益權則是土地財產權的實質。所謂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就是“農民使用土地、處分土地和獲取土地收益的權利被排斥或剝奪，因而缺乏獲取土地使用權、處置土地財產、決定土地用途和享受土地轉讓收益的應有權利”。　

　　壹、中國農民土地產權貧困的制度因素　

　　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農民的土地產權經歷了3次歷史變遷。1950年代初，土地改革使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好景不長，1950年代中期推行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又逐步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完成了由私返公的土地集體化[6]。直到1980年代初，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才對土地產權作了壹次不徹底的變動，於是農戶重新獲得了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但仍然沒有完整的所有權[7]。1990年代以來，由於政府大規模的征地、各利益集團無止境的圈地，導致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日益喪失，廣大農民再度淪為無地無業的赤貧者[8]。目前，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利和經營權利正面臨著來自三大方面的威脅，即政府征地、利益集團圈地和所在鄉村幹部賣地。

　　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制度原因首先在於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虛置，導致其農村土地法人地位的模糊和土地產權主體的多元，農村集體不能有效保護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在法律上，中國的《憲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都規定了農村的土地所有權，其基本要旨是農村土地屬於農村集體所有[9]。而農村集體所有的涵義包括3方面，即村農民集體所有[10]、鄉鎮農民集體所有[11]、以及村內兩個以上的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民集體所有[12]。但在現實中，“農村集體”或“農民集體”是壹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的集合群體”[13]，它不同於農民集體組織，也不是法人或自然人，因此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於是，在具體執法中，有關部門就把“農民集體”與農民集體組織混為壹談，比較流行的做法是賦予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這壹非經濟組織以法人地位，讓它掌握實際的土地所有權，控制所有“農民集體”的意誌，而“農民集體”中的每壹個農民卻失去了直接的參與權與決策權。這樣的制度環境為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的腐敗、專權提供了條件；壹個村的土地權利“含金量”越高，土地的所謂“集體所有權”就越有可能轉化為村幹部的個人支配權。[14]

　　其實，村民委員會並非集體經濟組織，它僅僅是壹個社區自治團體，並不具備作為產權主體的法人資格。[15] 因此，有學者提出，應該剝奪村民委員會的經濟權力，還村委會作為壹個村民自治組織的本來面目。[16]

　　除了村民委員會以外，其他壹些集體經濟組織如鄉鎮企業等也要求行使土地所有權，它們可以不經農民集體的同意，擅自分割和瓜分農村土地，由此既導致農戶利益受損，也鼓勵和促使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對鄉鎮企業進行行政幹預[17]；而這種幹預對農民集體而言往往是“前門拒狼（鄉鎮企業）、後門進虎（鄉村政府）”，因為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鄉鎮政府，都可能是農民土地權益的侵犯者。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多元和模糊，必然導致責、權、利的邊界不清，影響長期投資土地的動力，鼓勵各級政府隨意低價征用農村土地，影響農民對土地收益和風險的不穩定預期，並最終推動多元主體對農民巧取豪奪。[18]

　　這種不正常的制度架構導致農村的土地產權出現了兩個荒誕現象。其壹，作為“農民集體”組成要素的農民個體事實上不能履行土地所有權。盡管農民無時無刻不想爭取和保護自己的土地權利，但在政府眼裏，這些現實存在的“個體”是完全可以忽略的，政府只承認那看不見、摸不著的“農民集體”。因此，被那個抽象的“農民集體”取代了的農民個體及其群體就始終無法成為土地所有權的法律主體。其二，由於法律上規定的土地所有者是壹個虛幻的“農民集體”，它自然不可能具備法律人格，更不可能具體行使對土地的有效監督和管理，這樣就事實上造成了司法意義上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虛置。[19]

　　針對這種荒誕的現象，有人提出，應該在法律上將“農民集體所有”解釋成“農民共同所有”；然而，“農民共同所有”的實質就是私人所有，這與憲法堅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是對立的。[20]

　　顯然，如果不改變現有憲法的所有制規定，法律上土地產權規定的故意模糊、法規執行的隨意性和行政部門的專斷，就是必然的結果；而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被侵犯，並且由於農民土地權利的貧困日益導致農民物質生活上的貧困，也就難以避免。除了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多元、虛置和模糊以外，無限膨脹的國家權力和隨意無常的政策法規，也影響了村民自治組織代表農民、保護土地的能力，導致村民與國家機構在土地權利博弈的遊戲中往往處於必敗的地位。[21]

　　表面上，中國的憲法規定“農民集體”享有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但憲法的修正案、《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等法律都對這種虛擬的所有權作了致命的限制，導致“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成為壹種擺設。這些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能買賣和轉讓土地[22]，也不能出租和抵押土地[23]，但國家可以征用集體所有的土地[24]。除了國法之外，壹些由政府、政黨和行政機關所制定的“土法”和政策法規對“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還有種種幹預和限制，不僅無所不包，而且隨意性極大，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力。[25]

　　這樣，在各類法律和法規的重重限制下，“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產權徒有其名，並無其實。首先，名義上的“土地所有人”其實沒有土地的處分權，不得自由買賣、租賃、轉讓和抵押土地，而實際上控制著農村土地最終處分權的是政府，只有經過政府征用之後，“農民集體”才能轉讓所屬土地；其次，土地所有者並沒有土地的收益權，因為政府征用土地時發放的補貼只是壹種政府單方面規定數額、用行政強制手段迫使農民接受的壹次性“補償”，由於“農民集體”根本無法對屬於自己的土地自主和自由地定價，政府計算“補償”時往往會低估土地真正的市場價值，農民卻不能拒絕接受這種按十分不公平的價格計算的“補償”；再次，在政府與農民就土地權益所作的博弈中，政府永遠處於超越法律的絕對優勢地位，具有“天然”的自行賦予的強制力和決定權，農民無法與行政權力的控制者處於平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土地是否征用、土地征用的用途和征用價格，只能而且必須服從政府的意誌。

　　由於“農村集體”的土地產權法律上的模糊和虛置，導致農民難以利用現有的法律與法規抵制各利益集團利用“國家”的名義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侵犯，結果“農民集體”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出現了有限、虛擬和無力自保的特徵；而政府或壹些濫用“國家”名義的既得利益集團，卻成了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最高仲裁者和絕對控制者。[26]

　　影響農民土地經營權利的另壹基本因素是農民所擁有的實質性的土地產權不被尊重和承認，影響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的有效運用，導致農民經營土地權利的貧困。目前在理解農民的土地權利問題上，存在壹個流行的誤區，以為由於農民個人沒有土地的所有權，所以他們就沒有土地的財產權。

　　其實，所有權不等於財產權，農戶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權、使用權、流轉權和收益權事實上已經構成了實質性的土地財產權。[27]

　　2003年3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土地承包法》），允許“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28]

　　也就是說，農民依法享有對土地的支配權和處分權。由此可見，目前農民所合法擁有的土地承包權是壹種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結合，應該被界定為壹種特殊的和實質的土地產權。[29]

　　既然“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是虛置的，那麽農戶的土地使用權就應當具有相對的實質性和獨立性。土地使用權應該作為獨立的財產權，可以創造財富、收獲地租、索取剩余。隨著現代產權理論的發展，財產權越來越傾向於被定義為控制權[30]；誰擁有控制權，誰就擁有實質的產權。既然農戶所合法地擁有土地使用權、承包權和流轉權，這些法定權利實際上已經取代了“農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使土地所有權高度弱化，並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實行了實質性的分割。[31]

　　但是，在征地和非法圈地的狂潮中，農戶的土地產權遭到了無情的剝奪與侵犯，農民們不僅難以保障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占有權，更無法維護自己應有的對土地的處分權和收益權。而且，由於現行法律對“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也未作明確規定，更不能有效地保障農民的土地權利免遭侵犯，結果依附於土地所有權的農戶土地使用權和承包權，自然也就處於朝不保夕的危險境地。同時，在現實中，壹方面農民日益將土地的使用權視為實際的所有權，視地如命，誓死保衛；但另壹方面，面對政府的征地和外力的“侵犯”，農民往往只能消極性地抵制，“表達他們對社區之外占有土地的不承認，造成保護合法產權的高額成本，並因此使土地貶值”[32]，最終的受害者其實還是農民本身。

　　由於“農民集體”事實上無法履行土地所有者的法人職能，農戶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又得不到保護，加上政府和各利益集團對農村土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征用，導致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和經營土地權利不斷受到排斥和剝奪，農民的貧困也因此成為必然。[33]

　　二、農民土地使用權利的貧困　

　　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是農民土地產權的基礎和核心。沒有土地的使用權和承包權，農民的土地產權就成為空話，農民的土地處分權和收益權也就無從談起。顯然，農民使用土地權利的有無、多少和長短，直接影響農民的經濟收入與物質利益。盡管在理論和法律上，中國的農戶好像合法地擁有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但在現實中，農民承包土地的權利處處受到侵犯和歧視。[34]

　　首先，婦女的土地承包權利經常被剝奪和歧視。目前，農村婦女不僅在土地承包的數量上與男性農民不同，而且在土地承包期內，若婦女出嫁，她們的承包地往往被沒收。[35]

　　“中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責任田、土地入股分紅、征用土地補償、宅基地分配這4大權益是農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農村婦女卻往往難以享受，其應有權利還常常遭到侵害。尤其是適齡未嫁女、有女無兒戶、外村娶來的媳婦和“農嫁非”的出嫁女，這4種婦女群體是農村土地承包和承包調整中權益最容易遭到剝奪的壹群。“中國經濟改革研究院”課題組在問卷調查中發現，有7.2%的受訪婦女目前沒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別是“出嫁後失地”(占45%)，“國家征用後失地”(占17%)，從未分配過土地(占31%)。進壹步的分析發現，在出嫁女、離異婦女、喪偶婦女這3類婦女群體中，每個群體的土地權益依這壹排序由前向後遞減。[36]

　　其次，對承包土地的變動實行行政強制手段，土地的發包和調整程序不公正、不透明。例如，對外出務工農民的承包地往往非法剝奪，抵頂欠款。同時，隨意改變農民的承包土地現狀，往往行政性地任意規定幾年重新調整壹次承包地，經常在村委會負責人變更時隨意解除、改變土地承包合同。另外，當第壹輪耕地承包合同期滿後，地方當局拒不落實第二輪承包的政策（將土地承包期延長到30年），並拒不發放土地承包權證書，導致農民的承包地長期處於“非法”狀態。壹些地方還對農民的承包地實行雙重強制，壹方面強行收回農民的承包地，強迫實行“土地流轉”，強制租賃農戶的承包地，或迫使承包方放棄或變更土地承包經營權；另壹方面又強力阻止農民依法轉讓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在這方面人為設置重重的行政障礙，不許農民的土地脫手。[37]

　　再次，地方各級政府對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利往往保護不力，導致農民的冤屈無處伸張。[38]

　　壹些地方行政、司法機關和村級自治組織對侵犯農民土地使用權和承包權的現象，故意擱置不處理，實行“五不”政策（壹是基層法院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訴訟；二是農村土地承包仲裁管理機關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請求；三是鄉（鎮）政府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調解；四是農業行政主管部門不受理農民有關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來信來訪；五是村級組織不執行仲裁、司法結論，或名義上執行，實際上拖延不辦）。[39]

　　最後，曾經流行過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也在壹定程度上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理念是農民將所承包的土地在相關企業中入股，長期分紅。例如，自1996年起，四川省三聖鄉紅砂村采用土地入股方式，參與花卉公司的花卉種植；到2003年8月，紅砂村將所有的1,100畝土地以出租形式入股，農民的好處包括各大花卉公司每年支付村民每畝1,500元的租金、村民將獲得由土地承包權入股的保底分紅、出租土地的農民還可以在花卉公司工作。[40]

　　但實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後，農民不再直接擁有土地財產權利，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變為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中的股份。這樣，建立在股份收益上的保障和過去建立在土地實物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有了很大差別。後者的保障相當於物權的保障，而前者的股份收益保障僅僅是壹種債權保障，其保障程度取決於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紅，很不穩定。壹旦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效益不佳，股份分紅很低，而農民又難以收回自己的土地，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必然受到侵害。即使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效益很好，在“集體股”壹股獨大的情況下，企業內部很容易形成少數村幹部“內部人”控制的局面，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也同樣會受到侵害。[41]

　　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是農民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口糧田是農民的保命田，更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社會保險，而責任田則是農民改善生活的基本手段。壹旦農民的土地承包權遭到剝奪或使用權受到侵害，農民的貧困就難以避免。

　　三、農民土地處分權利的貧困　

　　農民是否享有對土地財產的處置權利和對土地用途的決定權利，是農民土地產權的象征，也是土地使用權的壹大標誌。但現行的法律法規在實踐中常常嚴重侵犯農民對土地的處分權。

　　首先，農民缺乏自主決定土地用途的權利。現行的法律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生產”，同時法律“禁止占用基本農田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42] 另外，依照《土地承包法》第17條的規定，農民有義務“維持土地的農業用途，不得用於非農建設”。[43]

　　這樣，農民的土地就只能用於農業，哪怕是無利可圖、增產不增收、賠本經營；而且各級政府部門都有權幹涉農民自主安排的生產經營項目，或強迫農民購買政府部門指定的農用生產物資，乃至規定農民必須按政府部門指定的渠道銷售農產品。[44]

　　限制農民改變土地用途的此類規定已經成為農民貧困化的壹大原因，因為目前中國農村的耕地收益呈邊際遞減狀態，無論農民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在現有土地上的耕作收益仍然無法滿足農民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若強行規定農民只能將土地用於農業經營，無異於強迫農民維持貧困的生活。權利的貧困影響了機會的貧困，而機會的貧困直接導致財產的貧困。　

　　其次，農戶轉讓土地的權利也受到法律限制，制約了農民轉營其他行業或遷居進城的機會。在東南沿海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村居民另有謀生途徑，往往沒有足夠的精力從事農業生產，但還是要承擔由土地帶來的稅費，因此土地已成為負擔。[45]

　　盡管《土地承包法》允許土地流轉，但目前農村土地所有權虛擬的問題並未解決，而且土地的最終處分權仍然為政府及其代理機構所控制。所以，農民的承包地能否自由和公平地流轉，顯然面臨相當多的障礙。[46]

　　《土地承包法》雖然規定“承包方全家遷入小城鎮落戶的，應當按照承包方的意願，保留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允許其依法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但同時又規定，“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47]

　　這樣的制度限制要求農民進城時必須無償地放棄承包地，這樣就使進城農民以往在土地上的投資無法通過土地買賣收回，也令尚未進城的農民失去在土地上投資的興趣。更重要的是，這壹限制實際上是對進城農民土地流轉權利實行不公平的剝奪，結果是他們壹旦進城就成為名符其實的無產者，甚至可能淪為城市貧民。[48] 這樣的規定事實上阻礙了農村居民進城謀生。　

　　再次，越演越烈的政府征地也嚴重剝奪了農民處分土地的自主權，成為造成農民貧困的壹大根源。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圈地運動”造成數千萬農民失地失業，平均每年流失的耕地數量為1,000萬畝以上，人為征、占耕地數量為500萬畝，按人均2畝耕地計算，13年間失地農民數量至少達6,500萬人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提供的數據表明，1987年至2001年，中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6萬畝，其中70％以上是征地，這就意味著至少有2,276萬畝耕地由原來的農民“集體所有”變成了政府所有。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占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這意味著失地農民的隊伍還將急劇擴大。[49]

　　這種運用國家權力對農民及其“集體”土地產權的征用，充滿了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合理。現行法律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用於非農業建設的，由縣級人民政府登記造冊，核發證書，確認建設用地使用權”，而且“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50]

　　這樣，“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就隨時可以被政府以“征用”為理由而變成“國家所有”，然後政府再把“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給建設單位[51]，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的處分權實際上掌握在政府手中。雖然各國都有政府征用土地的制度和實踐，但中國這種“征用”卻與各國的正常情況不同。在中國，“征用”農民的土地常常是借助政府的行政權力對農民強制性剝奪，而且“征用”的目的也未必是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目的，而可能是政府部門與房地產開發商勾結強占民地圖謀暴利。

　　例如，山東省升華玻璃廠需要建廠土地，當地政府於2003年2月強行征用山東省新泰市谷裏鎮北谷裏村壹百余戶村民的口糧田。農民的這些承包地原來都有長達30年的承包合同“保障”，但當地壹位土地管理部門的官員認為，雖然依照法律和規章制度，征地需要經過每個村民的同意並簽訂協議，但只要政府認為必要，哪怕只有村委會幹部的認可，國土管理部門也照樣可以發放征地文件和證書。在新泰市的這個強制征地案中，當地派出所竟然還出動了6輛警車，將不同意征地的農民拘留了十幾天。於是，盡管征地手續尚未辦妥，升華玻璃廠就在這塊搶占的土地上舉辦動工的奠基儀式了。

　　由於不少地方政府官員急於取得政績以謀求升遷，所以往往在資金和土地尚未準備妥當、項目可行性研究也未完成的情況下，就強行推動壹些工程項目的開工，於是就出現了對農民的土地“先用後征”的違法用地情形，甚至到了工程剪彩時征用土地的手續還未完成，就連壹些國家重點工程也是如此。[52]

　　第四，農民的土地產權日益成為私營企業“圈地”的犧牲品。目前將農民的土地納入私人的公司化經營已經成為壹種趨勢。不少村委會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往往越俎代庖，搞“捆綁式”的土地流轉，不讓農戶與有關的公司或企業直接談判，侵犯了農民的自由意誌與參與權利，這樣在農村土地市場發育的過程中土地的真正所有者農民卻不具備市場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利。

　　在農民與公司的談判過程中，任何徹底放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合同都會傷害農民的根本利益。有專家指出：如果能夠通過“公司加農戶加基地”的方式組織生產經營和配置土地，就應該盡量不實行土地租賃或土地轉讓；如果適宜與農民簽定產品合約的，就應當盡量不簽定土地要素合約；如果適宜短期土地租賃的，就盡量不簽定長期土地租約。[53]

　　但在許多情況下，公司與農民談判時並不遵行這3條原則，經常損害農民的權益。中國農業部副部長齊景發也認為，正在興起的公司加農戶加基地的發展模式，將使這些“基地”上的農民從此演變為“基地”的依附，其產品的供銷渠道完全由這些公司控制，農民將失去選擇權和自主權，僅僅成為“基地”的生產工具。[54]

　　在推進農業的公司化、企業化、產業化經營中，壹些公司、企業進入農業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經營、開發農業，而是為了圈占並長期支配農民的土地。這些公司、企業與鄉、村幹部合謀聯手，以“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發展農業產業化”為借口，由集體經濟組織出面，將農民成千上萬畝的土地強制收回或租回後，再長期承包或租賃給這樣的公司、企業，從而達到長期控制農民土地的目的。農民試圖收回自己的這些承包地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他們的就業和生活可能失去保障。[55]

　　另外，公司化的農業經營可能會構成對家庭經營的不公平競爭，將打擊相對落後地區的農戶經營者，使其難以生存而日益走向貧困化。[56]

　　第五，農民的土地處分權還不斷遭到基層農村政府和村委會組織的侵犯。由於農民在土地流轉和處置過程中的發言權和參與權被剝奪，結果基層政府和村委會組織在這方面的權力膨脹，“黑箱作業”大行其道。[57]

　　據中國農業部副部長齊景發介紹，至2000年年底，中國已有98％的村民組實行了第二輪土地承包，確認土地承包期為30年的占92％；然而，此後3年中，全國農村已有5％以上的土地被轉包、出租或出讓，在東部省份更達到10％以上，這種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多以強制流轉和超期流轉的方式進行，為農村幹部的腐敗提供了溫床。[58]

　　這方面的壹個惡劣的案例是，湖南省臨澧縣陳二鄉政府強行收回了農民的1萬畝承包地，廉價租賃給湖南洞庭白楊林紙有限公司種植楊樹，交換條件是這家公司支付的土地租金交給鄉政府支配。該公司和陳二鄉政府簽訂的合同明顯不利於農民。按照鄉政府簽訂的這個合約，陳二鄉必須為企業提供相對集中連片、而且適宜三倍體毛白楊生長的土地1萬畝，租賃時間為20年，土地租賃價格僅為每畝128元，土地經營權證交企業持有。為了“落實”合同，陳二鄉政府采取了強制手法，先讓各村報了壹份“土地租賃簽約委托書”，從而命令各村“全權委托鄉人民政府與湖南洞庭白楊林紙有限公司統壹簽訂租賃合同”；接著各村委會又對農戶承包地作了大調整，每人僅留7至9分口糧田，其余土地壹律交給村委會，並要求農戶在統壹印制的“土地流轉申請書”上簽字、按手印。鄉政府從該公司取得了這壹萬畝土地的租金後，根本不給土地的合法主人──農民，而是用抵銷農民“欠”鄉政府和村委會稅費的名義，把這筆地租留給鄉政府開支了。[59] 顯然，農民壹旦失去了土地的處分權和自主權，必然在生活上淪為貧困群體。　

　　四、農民土地收益權利的貧困　

　　農民的土地收益權是農民土地財產權的實質，如果農民不能有效地擁有土地收益權利，對他們來說土地就只是壹種沒有價值的擺設。由於土地是有值物品，所以土地使用人和承包人可以而且應當通過處置土地和轉讓土地使用權而獲得土地收益。[60] 但在現實中，農民的土地收益權無法得到保障，土地流轉的真正價值不能得到切實體現與補償。　

　　首先，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農民無法參與征地費用補償的決策過程，補償多少、何時補償、補償多久，完全由政府和村民委員會確定。例如，《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營的，必須經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61]，但在現實中，多數村委會往往不經過任何民主程序就將土地轉讓，並機動地長期用於對外發包，甚至故意泄露土地招標、承包標底的秘密，取悅於征地單位，從而讓村委會的經辦人獲取不當利益。[62]

　　其次，農民失去了被征用土地補償決策的參與權利，其經濟利益必然受損，在這種情況下，征地的補償標準普遍偏低。《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至10倍。”[63]

　　而在浙江省湖州地區的白雀鄉，當地農民每畝得到的征地補償還不足2萬元，僅相當於白雀鄉2001年農民人均收入的4.2倍，比國家規定的少了壹半。必須指出的是，農民失去的是永久的土地所有權，而土地征用者在二級市場上把低價征來的土地再拍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壹畝有70年使用權的土地地價就高達幾十萬元，這是壹種超過容忍極限的對農民的殘酷剝奪。[64]

　　第三，征地單位和農村集體肆意克扣農民的土地轉讓收益。目前，在土地轉讓過程中壹般是對村民集體和農戶這兩方面實行補償，許多征地補償費經過村委會截留後，實際到達被征地農民手中的已經很少。這種借助國家權力對農民的土地財產進行不對等補償的國家征用，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例如，湖北省襄荊高速公路荊州段給農民的安置補助費是每畝500元，僅為法定最低標準4,800元的10.4%。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為2.19億元，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費僅為可憐的591萬元，只占總數的2.7%。而且，征地補償費還經常被層層克扣，湖北省襄荊高速公路征地補償費下撥後，被省襄荊公路指揮部克扣837萬元、被荊門市指揮部克扣1,502萬元、被荊門市東寶區克扣190萬元、有關鄉鎮共克扣1,192萬元，這筆補償費到農民手中之前已被截掉了45%。[65]

　　第四，有關部門還極力壓低地價，推行“廉地引商”政策，慷農民的血汗利益之慨，以“改善”所謂的投資環境。目前，不管是體現公共利益的國家重點工程，還是以營利為目的房地產開發，壹概都是由政府以較低的價格強制性征用農村的土地，土地的這種低價流轉往往以低於正常水平的價格出租或發包，而農民得到的征地補償費遠小於政府收繳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這樣做是不等價、不平等的土地產權交換，嚴重剝奪了農民的財產權利。同時，許多地區不惜犧牲農民利益，壓低地價，以地引商，普遍以“優惠政策競賽”來招商引資，他們只講“為老板鋪路”，不講“為農民服務”，寧可得罪農民也不願得罪投資商。[66]

　　而且，由於土地征用成本低，部份地方出現土地征而不用、多征少用等現象，不僅浪費了大量土地，而且損害了農民的根本利益。[67]

　　中國國土資源部提供的數據表明，2002年上半年群眾反映的征地糾紛、違法占地等問題占信訪接待部門受理總量的73%，其中40%的上訪人訴說的是征地糾紛問題，在這之中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補償安置問題。國家信訪局2003年受理土地征用的初次來信來訪案件高達4,116件，大部份也是集中在失地失業問題上，其中沿海地區的浙、蘇、閩、魯、粵5省占了41%。這意味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速度愈快，失地農民問題就愈突出。安徽、江蘇等省土地問題專家和基層群眾普遍認為，“貨幣化安置”的通行做法不能使農民“失地有業”，農民也無法用這麽低的補償去創業。[68]

　　第五，不僅征地的決策不公開、征地的補償不公平，而且征地的補償標準不統壹。中國農民長期信奉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對同壹地區不同補償標準的現象尤其敏感。目前，壹些村民委員會往往對同壹區塊或同壹項目內不同用途的征地實行不同的補償標準，旨在取悅相關的政府部門和企業，換取更多的特殊優惠，其結果是農民為此付出相當大的經濟代價。例如，1998年，在浙江省湖州市湖織公路建設的沿線鄉鎮，土地征用補償標準從0.45萬元/畝到0.60萬元/畝不等，而在同壹區塊內的高速公路征地，則執行了1.35萬元/畝的征地標準；更有甚者，浙江省湖州市區的壹個鎮以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為名，用土地置換戶口的辦法把934畝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轉為鎮政府所有，而農戶竟然未得分文的土地補償費。這樣，土地征用補償標準的隨意性和不壹致性，導致農民持續不斷的集體上訪，嚴重激化了社會矛盾，影響了社會穩定。[69]

　　農民土地的價值在於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出農作物及其它物品。如果壹畝農地生產作物的預期產出價值是每年1千元的話，那麽，這塊農地的實際價值至少相當於今後幾十年內預期產出價值的總和。征用具有長期使用權的農民的土地，不僅意味著取消農民當年的農產品預期收益，也剝奪了農民在這塊土地上今後幾十年的預期收益。[70] 土地乃農民的資產，剝奪農民的土地收益權利，就是剝奪農民的資產，而資產被剝奪就必然導致農民生活的貧困。　

　　五、農民土地產權貧困與農民的生活貧困　

　　事實證明，哪裏有侵權，哪裏就有貧困，權利貧困與生活貧困密切相關。上述的農民土地使用權、土地處分權和土地收益權的貧困，直接導致農民的生活貧困，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71]

　　民以食為天，食以土為本。農民的失地首先直接導致失業，因為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生產資料，被政府征用就意味著農民失去了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意味著收入來源渠道的減少、甚至斷流。據浙江省湖州市城市規劃區內42個行政村的調查，2001年底集體耕地比1992年初減少41%，人均減少0.41畝。同期因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排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有1.12萬人，但通過政府協助安置的勞動力僅為806人，只占7.2%；除了失去土地後自謀職業者外，這42個行政村仍然有0.59萬人處於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占53.1%。　

　　土地被征用的農民因知識水平、文化素質、專業技能等方面的差異，無法與城市勞動力競爭較好的職位，在勞動力市場上必然處於劣勢地位，所以，失地、失業農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斷拉大。[72]

　　例如，在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潘墩村1千多農民當中，有700多人因征地而失去耕地。該村的失地農民有的去外村承包土地，有的騎摩托車非法拉客，有的則到處上訪。該市馬尾區儒江村村民倪仕炎說：承包地全被征掉了，我們現在是農民不像農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門是寬闊的馬路、擡眼是工業廠房，雖有路可走，但無地生存。　

　　各級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征地，是為了“低征高出”、“以地生財”。[73]

　　例如，上海市開發浦東地區時，每征壹畝糧田向當地農民補償2.3萬元，每征壹畝菜地補償2.8萬元，然後平均每畝地再投入6至7萬元完成“七通壹平”工程，土地征用及開發成本每畝不過10萬元，但政府將開發後的土地出讓給房地產開發商或工業企業時的售價卻是每畝20至30萬元，每畝獲利高達10至20萬元，是農民獲得補償費的許多倍。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陳錫文估算，計劃經濟時代的工農業“剪刀差”讓農民付出了6,000至8,000億元的損失，而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萬億元的損失。[74]

　　在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潘塘鎮兩山口村的農民1997年以前人均有1.3畝土地，1998年當地政府興建“食品城”開發建設項目，大量征用該村土地，現在村民人均只有0.4分地。當地壹位農民於剛永久失去了3畝多土地的使用權，得到的補償費僅為1.5萬元，現在全家居住的地點雖然在行政區劃上改屬潘塘鎮街道辦事處管轄，但是他們還是農民身分，而且沒有了土地，只能靠打工生活。[75]

　　失地、失業必然導致農民收入急劇下降。在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前新宅村，過去全村人均1畝多地，當地為興建飛機場而征地後，每人剩下不足2分地。村幹部征地前保證每畝補償6,500元，但占了地後就變卦了。雖然補償費前後追加了20多次，但每畝補償額仍然不足3千元。而且，地壹占，農民就被“壹腳踢”了，全村無壹人被安置就業。壹位66歲的農民張桂生只好到城郊蹬三輪車拉貨，壹天只能掙3、4元錢，他住在低矮潮濕的小屋中，屋裏只有壹袋面粉和壹碟黴味撲鼻的腌鹹菜。安徽省阜南縣三塔鎮擴建、辦廠占去了大量良田，塔北村農民余立軍的5畝承包地被占掉2畝多，被鎮政府用於建設保鮮庫供3家企業之用。征地後起初由工廠每畝補貼余立軍300公斤糧食，按集市價格抵交他該納的稅費。但後來這個工廠垮了，7年多來失地補貼成了泡影，但他的2畝多承包地仍被企業的住宅區占用，他四處奔走卻投訴無門。[76]

　　失地、失業、苛捐雜稅不僅導致農民的收入減少，而且逼使他們離鄉背井、流入城市，成為城市貧民的主力。農民失去土地財產權利的直接後果是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意味著無家可歸，許多當年有地有業的農民現在不得不加入城鄉的貧民階層。[77]

　　以四川省自貢市為例，1993年該市開始建設“高新技術開發區”，當初計劃征用土地10平方公裏。10年來自貢“高新區”已經征用了約5平方公裏的土地，其中緊鄰自貢城區的紅旗鄉有上千戶農民因此離開了生養了幾代人的土地。紅旗鄉處在城鄉結合部，原來這裏的農民較為富足。以白果村八組為例，全村280人擁有土地303畝，主要種植糧食和蔬菜，再加上壹些副業，農民的人均年收入達到2千元。自從1995年他們的土地被征用以來，農民領取的每人8千元安置費早已用完，現在只能自謀生路。例如，黃永農和村裏的幾個農民只能靠在高檔住宅“藍鷹花園”的建設工地附近揀垃圾度日，每天最多掙5至6元錢。1995年征地前黃永農有1畝地，種植水稻和蔬菜，衣食無憂，再加上養豬養雞，每年能有2千元純收入。土地被占用後他每個月只能領到80元左右的生活費，這個數額比自貢市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線”143元還低得多。[78]

　　而且，從1997年開始，該村失去土地的村民又不得不失去世代居住的住房。幾百戶農民與“高新技術開發區”簽訂了房屋拆遷協議，暫時搬進了周轉房，但周轉房陰暗潮濕，屋頂漏雨，道路泥濘。失去土地的紅旗鄉農民曾經把今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高新區”新開辦的工廠身上，期盼能早日進廠打工掙錢。可是，土地被征用5年多了，在這個所謂的“高新技術開發區”並未出現農民們期盼已久的工廠，反而是蓋上了成片成片的商品房。[79]

　　過去幾十年來，各地政府推動的“萬畝果園基地”、“中國蔬菜之鄉”、“某某開發區”等現象非常普遍，這都是以農民被迫低價出讓土地使用權為條件的。同時，農村基層政府政出多門，對農民不合理的集資、攤派、提留名目繁多，也構成了對農民權利的侵犯和對農民收入的掠奪。

　　除了失地、失業、稅費、貧困、無房以外，農民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這樣，失地、失業農民的生活就更加困難。[80]

　　眾所周知，中國的農村長期以來就從未建立過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們即使因土地被征用而失地失業，而政府通過低價征地獲得了大量收入，但仍然沒有充份的把失地失業的農民納入健全的社會保障的範圍。現在，壹些地方尚在局部試驗的農民養老、醫療、失業等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的復蓋率很低，而且這些試驗往往采取“農民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支持”的做法，農民們基本上不認同。壹項統計表明，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只占總人口的11.5%。於是，大批失地失業的農民正持續不斷地加入底層貧民的行列，成為城市化進程中壹個新的社會弱勢群體。[81]

　　無形的權利很容易被忽視，但權利貧困必然導致有形的生活貧困。遺憾的是，許多學者只從表面上探討“三農”的危機，將“農民太苦、農村太窮”的原因歸結為攤派太多、稅費太重、官員太腐敗、農民太無能等表面現象，從如此角度來觀察“三農”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只能是治標不治本、事倍而功半。

　　六、農民土地財產權力貧困的治理方向與選擇　

　　鑒於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權利貧困，鑒於“富也權利、窮也權利”的現實，可以認為，解決農民貧困的根本之道應該而且必須是賦予農民權利、維護農民的權利、發展農民的權利。為了解決目前農民在土地財產方面的權利不足，筆者提出三個治理方向與選擇。

　　第壹，土地征用規範化。國家征地是任何壹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但是象中國目前如此模糊的法律、隨意的執法和不公的補償，古今中外確實罕見。鑒於征地問題已經成為侵犯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重要“元兇”，所以，建立國際公認的土地征用規範乃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美國的土地征用經驗值得中國借鑒。筆者以為，中國需要在制度上和技術上作出壹些必要的安排。首先，中國的憲法需要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作出明確規定。美國很註重在憲法層面上保護公民的財產。如美國憲法的第五修正案規定:“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沒有公平的補償(just　

　　compensation)，不得征用私有財產供公共使用”。[82]

　　盡管中國農民的承包地在法律上不屬於“私有財產”，但如前所述，農民承包地所具有的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已經構成了特殊的土地財產權，應該如同私有財產壹樣得到憲法的保護。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建立“正當的程序”以及如何界定“公平的補償”。　

　　根據美國的經驗，有關政府征用土地的正當法律程序應該涵蓋下列原則和步驟，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其壹是正當性。必須依照嚴格的法律程序，依法評估國家征地的正當性。在美國，政府無償征地的範圍十分嚴格，只限制在土地區劃(Zoning)、建築與健康法規(Building　

　　and Health Code)、轉移要求(Set-back　

　　Requirement)、土地分割(Abatement)、汙染(Pollution)以及出租管制(Rental Control)等。[83]

　　根據中國國情，政府征地必須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國家的強制性征地權主要應是公益性的，包括水利、交通、國防、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檢法設施等，而商業開發和企業行為不能借助國家的行政權力強行征地，而是必須通過向國家、向農民購買租賃等市場方式取得，其價格也應由市場決定。[84]

　　尤其是應該防止“權錢勾結”，阻止那種借政府的行政資源和司法強制以公益性目的為名低價征用農業用地，然後再把征用來的土地高價出售於商業用途的做法。[85]

　　二是公開性。政府必須以公告的形式書面陳述需要征地的具體理由，並需要提出反證，說明如果不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征地將產生什麽負面後果。同時，政府機構必須舉行公開的聽證會，農民可以在聽證會上質疑政府的征地理由，並有權要求政府放棄征地行為。[86]

　　三是互利性。政府機構對所征的農民土地要作財產評估，並向農民提交評估報告、提出補償價格，而農民則有權討價還價(counter-offer)。如果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政府可將案件送交法院處理。獨立於政府的法庭可以要求雙方聘請獨立的資產評估師(Appraisal)，提出評估報告，並由法庭作出調解。如果雙方仍然不能達成壹致，法庭負責組成民事陪審團，確定合理的補償價格。判決生效後，政府必須在30天內支付補償金，並同時取得被征收的土地財產。[87]

　　除了正當的法律程序以外，土地征用的公平補償（just　

　　compensation)問題也是保障農民權益的壹大主題。結合美國經驗，中國土地的公平補償主要應該體現在三大方面。其壹是主體的公平。盡管中國農民承包地的所有權主體是多元的，包括農民集體（村委會和村民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如鄉鎮企業）及農戶本身，但征地補償對象必須以農戶為主，對農戶實行全額、對等的補償辦法，因為農戶才是土地的實質使用者、經營者和受益者。必須防止農村基層幹部對征地補償費用的層層截留、克扣和盤剝。[88] 同時，還要考慮農民失去土地後的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用土地換社保[89]，對農民的補償可采用按年分期補償的辦法，為農民建立長期受益的社會保險機制[90]，並由此改革現有的土地征用補償費壹次性貨幣發放的辦法，應該在農村按年齡段分類建立社會保障體系。[91]

　　其二是客體的公平。征地的補償不能僅限於土地本身，還應包括土地之上的壹切附加物，如莊稼、建築和水井等；還需要包括與土地有關的無形資產(goodwill)，如特定土地的形像和聲譽等。[92]

　　鑒於失地農民無屋可住的悲慘情景，征地部門需要實施留地安置政策，按壹定比例向土地被征用的村核撥建設留用地，為失地無屋農民建造商住樓，提供農民就地創業的機會。[93] 其三是估價的公平。其基本準則是法律要求補償的價格應當以公平的市場價值為依據。[94] 在美國和西方其它國家，這主要依靠獨立的資產評估師提出評估報告。[95]

　　所以，制定中國財產評估師的考核規則、推動財產評估師的產生機制、培育財產評估師的人才環境，已經成為國家征用土地能否公正、公平和公開的重要條件。　

　　第二，土地市場化。土地征用的規範化可以為土地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化環境，而推動和實施土地的市場化則是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壹大保障。[96]

　　中國的《土地承包法》允許農戶自由流轉土地的使用權和承包權，為土地市場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土地流轉只是土地市場化的萌芽，離成熟的土地市場化要求仍然存在相當距離。大致而言，土地市場化至少需要滿足下列三大要素。　

　　壹是土地用途自由選擇。既然農民在法律上享有土地的使用、處分和收益等權利，就應當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經營用途的自由選擇，包括種什麽、種不種、種多少、種多久。沒有農民對土地用途的自由選擇，土地市場化只能是“空中樓閣”。同時，由於農民處於天然的弱勢，國家不能阻礙農民運用上述權利，而且應當運用適當的法律手段積極保護農民行使自主的權利。當外力侵犯農民自由選擇土地用途的權利時，國家要通過法律法規加以制止和懲處。[97]

　　二是土地自由交易。土地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土地市場的自由開放，目前中國的土地交易基本上沒有西方社會那種正規的市場條件，“壹級市場”由國家控制，“二級市場”長期不許農民進入，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終處在被排斥和被剝奪的地位。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最後壹道防線，也是是否出現“陳勝、吳廣起義”的關鍵因素。若政府長期、持續地低價強制購買農民的土地，農村的穩定就無法保證。[98]

　　推動土地市場的開放和土地交易的自由，有助於減少政府、企業、村民自治組織的中間盤剝，提升農民在土地市場中的主體地位，又能發展壹支專業的地產經紀人隊伍，可嚴格地按照土地市場的專業規範推動農地的自由流轉。　

　　三是土地自由抵押。土地作為壹種商品自由交易的前提是農民擁有抵押土地的權利。所以，目前中國必須賦予農民土地的物權，允許農民用土地抵押，促使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變成壹種準商品。[99]

　　問題是目前農民需要貸款時能抵押的只是土地的承包權而不是所有權，而銀行允許土地承包權的抵押是壹種很大的金融風險，這種承包權在現實中的不穩定更增加了銀行的抵押風險。因此，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演進為所有權是推動土地抵押的必要保證。　

　　四是土地自由兼並。土地市場化必然導致土地的兼並，而農村土地只能通過市場化的兼並才能達到優化組合和規模經營。目前，城市中的企業兼並比比皆是，並由此必然導致企業所在的土地的大量兼並，為什麽城市可以兼並，企業可以兼並，而農村土地就不可以兼並呢？目前農村的兼並僅限於土地的承包權，其弊端在於，承包權只有30年，而投資的收益是不受承包年限約束的，30年後的資產增值誰來受益，又如何計算？於是，土地私有化又是壹個難以回避的議題。[100]

　　第三，土地產權多元化。政府征地的規範化、土地經營的市場化有助於推動土地產權的多元化，為中國出現壹個充滿活力和選擇的農村土地結構創造條件。土地產權的多元化是維護農民權益的重要因素，因為土地產權的多元化意味著農民選擇權利的自由化，既包括選擇參與，更包括選擇“退出”。[101]

　　土地產權多元化主要涵蓋三個創新土地制度、保障農民權利的因素。首先，它對現行的土地承包制度構成挑戰。過去幾十年來土地承包制阻礙了農民更多的選擇權利和自由，因為它模糊了土地所有者的主體地位，三十年到六十年的期限限制了土地投資的長期性與穩定性，小塊土地的分割特點影響了土地的規模經營，而且承包合同導致農民稅費義務的剛性化。這種“壹刀切”的壹元化土地使用體制窒息了土地制度的生機，影響了農民積極性的充分發揮，無法提供財產安全和激勵機制，抑制了農民財產積累的沖動。所以，急需設計與實施壹種與農村多元化經濟相適應的多元化土地產權制度。[102]

　　人們需要建立壹種基本的觀念：不管壹個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是多麽完美、有創意、又得人心，只要它是壹種強制的壹元化制度，就不是壹種有生命力的制度。壹種好的制度設計必須容許民眾具有選擇的權利和退出的權利。　

　　其次，土地產權多元化能夠促進新土地制度的實踐。壹旦土地承包制的壹元選擇能夠打破，將有助於推動各種新土地制度的創新與實踐。例如，土地租賃制能提供農民租賃收成的新選擇，取代土地承包制所規定的剛性義務，有助於土地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選擇分成經營和租賃經營的方式，而不是“壹刀切”地實行勞動計酬的經營方式。這不僅能夠照顧弱者、激勵強者，更是體現農民土地經營權利的壹大象征。[103]

　　另外，土地股份合作制也能促進土地產權的多元化選擇。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以股份制為名、以按股分享土地資本收益為實的財產制度，農民以交出土地使用權為代價，獲得按照人口分配的企業收益的成員權，由此能夠體現土地農轉非的增殖收益和社會保障的股權。但是，它的主要弊病是企業的收益分配權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的交換並未通過公開的市場交易，所以多數農民所擁有的股權只是“虛股”，不能轉讓、繼承、抵押，屬於殘缺產權，它與1953年至1955年推行的“以土地入股、按土地分紅”的初級社類同，但又與初級社的“入股自願、退股自由”的原則相違背，因為土地股份合作制實行的是人去股消，沒有退出權。但是，有缺陷的多元實踐畢竟比僵化的壹元統制要好。[104]

　　再次，土地多元化提倡價值中立的制度選擇，不論制度形式的“好”與“壞”，只講制度效能的高與低。土地產權多元化意味著農民有權選擇任何壹種制度形式，包括土地的人民公社制、集體所有制、家庭承包制、租賃合同制、永佃制、股份合作制、甚至私有制。在多元化的制度環境下，土地私有化或土地公社化的兩極制度都應該成為壹種選項，但不應該是唯壹的選項，國家不僅應該允許壹些地區保留集體勞動的工資計酬制，也應該允許個別地區試驗土地私有制。允許“左中右”不同體制的存在、提供農民切合自身需要和條件的土地制度，才是土地產權多元化的題中應有之意。

　　例如，基於中國各地區土地狀況、經濟發展和人文環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土地的產權形式也必須具有相應的靈活性和變動性。在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民種地的經濟成本高、比較利潤低，但農民流轉土地的市場價格高、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機會多，這樣，土地的租賃制、股份制和私有制就有助於農民完成土地和身份的雙重轉型，而且由此產生的土地抵押和兼並也有助於加速東部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105]

　　但在中西部地區，土地貧瘠、農民困苦，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唯壹資源，貿然推動土地私有化將導致兩極迅速分化；而且，由於西部土地的價值較低，願意兼並西部土地、投資西部土地的企業和個人相對較少，所以，維持西部土地的家庭承包體制、維護西部農戶的合作傳統，不失為目前適宜中西部農村土地產權的較好模式。[106]

　　總之，征地規範化、土地市場化和產權多元化是三大相互關聯的土地制度安排，因為只有規範了農民土地征用的程序、保證了土地交易的公平，才能推動土地交易的市場化、促進土地租賃、抵押和兼並的健康發展；同時，只有在土地征用規範化、土地經營市場化的制度環境下，理性而充滿活力的土地產權多元化才有可能。尤其是，規範化、市場化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能夠切實維護和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因為規範的征地能夠保證農民土地轉讓的公平、公正與公開，自由的土地市場能夠有助於農民在市場機制下自主選擇土地的占有方式、使用途徑、處分方法和收益多寡；同時，產權的多元化能防止壹元化的強制，有利於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能力的農民自主選擇土地的產權形式。這樣，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保障最終有助於在根本上減緩和根除農民的貧困，有利於中國農村運用權利的杠桿，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社會地位和政治參與。

十九大之後，中共《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審議，在將耕地承包期再延30年的基礎上，將以法律形式確定農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中共官媒宣稱這將使農民的身價上漲。不過外界認為，這種做法會使本該非常簡單的土地復雜化，同時，還會造成新壹輪圈地運動升起，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

壹部關乎6億人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被提交給十二屆中共人大常委會初審。據稱將以立法的形式對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進行所謂三權分置。

根據這個修正案，土地的所有權仍然歸集體所有，農民則只擁有土地的承包權，也就是使用權。但經營權歸實際經營者，也就是說，農民可以把耕種或經營的權利轉讓給其他人。

實際上，由於農民進城打工，在中國2億3千萬戶承包土地的農民中，早已有1/3將土地轉給了別人經營。因而這次的修正案，只是將既成事實加以所謂法律追認。

根據西方學者的分析，這可能引發新壹輪的圈地運動。

土地就是擁有權和使用權，為什麽這樣做三權，可能跟中共利益集團想侵占農民的土地有關系，讓城市的資本，讓中共官僚的資本得以去大規模的收購農民承包權中的壹部分經營權，到時候承包經營的時間慢慢延長，原來承包的人他的權力就沒有，最後取得經營權的人取得大面積的土地後，就可能不需要管原來的農戶了，跟所謂的集體來承包，這就是圈地運動。

這還會造成本來壹些不願意把自己土地轉包出去的農民，由於自己周圍的土地轉出去造成大量的機械化生產，或建成其他東西，也不得不失去自己心愛的土地。

中共黨媒稱，這個修正案草案會使6億農民的身價上漲。

不過有學者，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這在前些年已經有了前車之監。

就像以前把農田變成開發商的地後，賺的大錢實際上都被土地開發商和政府拿去了，農民可能開始發壹點小小的財，生命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別人拿走，農民最後還是被剝奪了自己的財產。

另外，草案規定，承包權和經營權都可以用來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也就是說，壹處土地可以兩次用來擔保貸款。

長期關註和報導土地問題的中國學者認為，經營權用來融資，等於用租來的房子進行抵押貸款，是完全錯誤的。

目前中國農地抵押貸款規模越來越大，外界認為，這不但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銀行的風險也會越來越大。這為高利貸者搜刮農民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據，最終造成土地兼併。

壹些專家認為，農地制度安排本來需要簡化，現在反而更復雜了，這種所謂農地〝三權分置〞，帶來的問題可能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部份學者認為，這個草案因為沒有改變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也就不能解決壹些實際問題。

土地的所有權在國家手裏，就不能根本的改變國家強行收回農民土地的做法，也不能改變現在這種鄉鎮、縣在開發項目過程中霸占農民的土地，它也解決不了環境保護的問題。

中國本來自古就私有的土地，在中共治下已經經過了幾番折騰。

1950年，中共為了拉攏農民，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後，分給農民，當時中共黨魁毛澤東估計因此死了2-3百萬人。但分給農民的土地卻好景不長，不到3年又被中共合作化，變成集體統壹管理和經營。1978年，又改為把土地分給家庭耕種，有了所謂的農民土地承包制，並延續至今。

要想解決土地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各種矛盾，只有把農業用地的所有權還給農民才是根本。

十九大之後中共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表示中共將實行住房供地和宅基地改革，他有關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的說法，引發外界關註。有學者指出，這是中共權貴在強拆民宅遭遇抵制後，采取的迂回饞食農民宅基地的辦法。

姜大明在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議上表示，中國將實行宅基地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的〝三權分置〞，以後宅基地的所有權歸集體、農戶擁有資格權、使用權則適度放開。

他聲稱，這是壹項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不過，部份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認為，這次所謂的創新等於是在剝奪農民對宅基地的使用權。

這些東西都是中共在玩弄文字遊戲，在愚弄中國人民，它的集體就是中共，就是村書記，就是中共基層官員。

農民的所謂資格權也不能說是壹種權力，中共的所謂集體擁有權才是真正的權利。

妳如果是擁有者的話，妳就有使用權力，也有資格去轉讓，這些都是在蠶食農民的權利，使用權轉讓出去，就使得其他有錢有勢的人可以去大肆的收購，把宅基地轉為其他用途，這樣農民又壹次被盤剝。

中共在打江山時用耕者有其田哄騙農民為它賣命，不久就全部收回，後來通過人民公社把土地變成所謂集體所有後，還給農民留下了宅基地，這壹次宅基地也要拿走了。

根據中共黨媒的報導，宅基地改革後，政府不再為農民無償提供宅基地，而農民可以有償退出宅基地。

有學者認為，這個措施，除了剝奪農民的宅基地之外，還有其他的目的。

壹個目的就是給地方政府它們的財政做壹些充血，因為目前中共這個體制下的很多鄉、鎮、縣這幾級的地方政府都處在壹種面臨破產的狀態。

中共這壹次的宅基地改革所涉及的，應該是經濟發達城市的周邊地區。

這些農村的住宅用地，它的價值是很高的，它讓農民在土地開發的過程中得到壹定的利益，它就不會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周邊引起比較尖銳的官民矛盾。

前些年的壹次又壹次血腥的強拆圈地運動，給中共的執政形象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現在通過這種軟手法把宅基地收走後，讓農民在壹棟大樓裏享有壹點點的所謂資格權，到時候再趕妳走，壹張白紙的資格權，影響就不大了。

據報導，姜大明還稱，他們將研究制定在權屬不變、符合規劃的條件下，非房地產企業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辦法，要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

中共這種做法是為了緩解中共權貴在城市制造出的房地產泡沫。

他們催生了房地產泡沫，從中賺了很多的錢，造成現在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把中共中央政府、銀行、財政金融都綁在壹起了，讓宅基地進入市場流轉，進入市場來延緩這個泡沫。

目前，中共官媒正在高調宣傳這種所謂〝政府將不再是居住用地的唯壹提供者〞，〝住房供地，政府將不再壟斷〞的宅基地改革，是重大利好消息。

不過，大陸壹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土地專家卻認為，這並不是真正打破了壟斷，只是打破了原來住房供地都是國有建設用地而已，因為以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也需要經過政府征地轉化為國有建設用地。而這次等於明確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也將參與住房用地供應。

四川瀘縣正在嘗試通過宅基地改革，打破按戶無償分配、探索跨區分配和有償退出等等方法。

這次宅基地改革，將完成中共對農民土地的全面掠奪。

中國農民的生存危機

作者 陳桂棣 吳春桃 寫於 二零零四年

中國是壹個農業大國，十三億人口就有九億農民，可是，很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生存狀態究竟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並不清楚。只依稀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偉大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自從農村實行了以“大包幹”為標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上連年獲得大豐收，很快就出現了“賣糧難”，而且冒出了許許多多“萬元戶”。壹時間，中國的農民好像已經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後不久，隨著城市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就很少再聽到有關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消息了。不過，稍後就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了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忍受寂寞、屈辱與歧視，也要湧進各地城市，於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掀起的“民工潮”，便壹次又壹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後十多年的壹道奇異的風景。

　　這些年，因為致力於報告文學的寫作，我們有機會經常深入各地農村，同時，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常聽他們聊壹些農村裏的事。我們發現，原先存留在我們印象中的那壹幅幅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慣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裏人對鄉間的壹種向往。而現實生活中的農村並非如此，或者說，農民眼中的農村並非如此，他們沒有這樣的閑情逸致，他們活得很累、很沈重。

　　壹次，為了解淮河汙染的事情，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壹個村莊，竟發現那裏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壹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壹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壹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了壹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產上不到九百斤，這壹年就等於白幹。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產九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壹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農民們含著淚說：“大包幹留給我們的好處早就壹點壹點被掏光了!”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的白際鄉。在那裏，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裏的農業生產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壹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僅攤到五十八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壹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六百二十戶人家，貧困戶竟占到五百壹十四戶，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點九；全鄉兩千壹百八十人，貧因人口也占到壹千七百七十人，達到百分之八十壹。可是，就在這樣壹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幹部們搞浮誇，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沈重。

　　 離開白際的那天，我們特地選擇了從浙江那邊下山，壹路之上，竟也發現，屬於“天堂”杭州市的淳安縣中洲鎮，其實也富裕不到哪裏去。

　　二OOO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壹封信中說了這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話，至少說明，我們在安徽省農村所接觸到的，在別的許多地方也同時存在著。李昌平有關“三農”問題的上書，顯然觸動了壹個大國總理的心，朱镕基曾動情地批復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於我們往往把壹些好的情況當做全面情況，而又誤信基層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

　　 由此，壹個讓我們這些終年生活在城裏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今日中國之巨大變化，蓋得益於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麽又會淪為如此難堪的境地?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已經跨人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然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壹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壹件事。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我們面臨的，已絕不僅僅是壹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新時期執政黨面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我們確實沒有理由，在城市變得日新月異的今天，忘卻了廣大的農村；沒有九億農民兄弟真正的富足，壹切樂觀的經濟統計數字都將失去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曾經說過的壹句話，至今值得我們深思：“對於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歷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上個世紀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幹”的農民，還有個體工商戶和深圳特區的拓荒者。但是當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變成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租活動迅速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產階層，而作為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群體——九億農民，非但不是受益者，還因為增產不增收，壹些地方甚至出現“今不如昔”的局面。我們常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壹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壹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壹的人口的。這只能說明，我們的農業目前還相當落後，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還很低。

　　聯合國發表過壹份《人類發展報告》，這份報告將全球壹百六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按照發展指數的高低排名，中國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這個名次是很令人沮喪的。當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並且由於這種突飛猛進，已經創造出了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茵，卻在註視著我國的農業問題，他曾對中國的訪問者說，中國經濟有兩大問題：壹是農業，二是人口；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

　　 壹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未來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經關系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關系到我們現有的現代化水平能不能維持，關系到我們通過二十多年努力奮鬥好不容易創造出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毀於壹旦的嚴峻問題!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文學應該時刻保持與現實生活的對話。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作家不應該缺席。因此，從二OOO年十月壹日開始，我們從合肥出發，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隨後，又盡可能地走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壹大批從事“三農”工作研究和實踐的專家及政府官員，作了壹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

　　我們從不懷疑，安徽省的農村面貌，在全國十二個農業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農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中，就更具有典型意義。因為被稱作新中國農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幹”和農村稅費改革，後兩項改革，就源自安徽。朱镕基就曾不止壹次地說過：“在農業的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的決策時，我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的農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溫家寶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裏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誌。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獲。”因此，我們走進安徽的廣大農村，其實也就是在走近中國的農民。

　　 我們本來就是農民的後代，並且都在農村度過了無瑕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內心的沖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這種與大自然血肉般的親情，是我們進入城市以後再也沒有感受過的。

　　 但是，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的農民時，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我們想說，今天中國還並非到處歌舞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眾。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個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壹看，也以為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妳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

　　我們甚至沒有想到，這次安徽省率先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是和二十多年前發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幹”壹樣的驚心動魄；我們的采寫工作又幾乎是和這場改革同步進行的，勢必註定我們的工作會和這場改革壹樣的激動人心，壹樣的懸念叢生，壹樣的充滿著坎坎坷坷壹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試點壹樣地停頓下來，作痛苦的思考，將原有的計劃打破。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壹次地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

　　 不過，我們畢竟堅持了下來。因為我們相信，文學對社會的責任不是被動的，它不應該是生活蒼白的記憶，而是要和讀者們壹道，來尋找歷史對今天的提示；因為中國的明天，只能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知和努力。

　　 現在，當我們開始講述關於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故事的時候，便首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們知道只有平靜與從容，才可能挽住我們心中曾經無數次湧動過的波瀾……

殉道者

1 騷動的路營村

　　生與死，肯定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語的老人，恐怕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錯的壹件事情。可是，有時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還會讓人感到吃驚：有的人明明活著，好像已經死了；有的人已經死了，卻仿佛還活著。

　　丁作明已經死了，他的死不能說是“重於泰山”，但在他死後八年的二00壹年二月十日，當我們走進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貧困縣利辛縣，向許多人打問去紀王場鄉路營村的路怎麽走時，回答我們的，首先不是去路營的路應該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問，問話的內容又幾乎眾口壹詞：“妳們是到丁作明那兒去？”

　　丁作明不過是壹個普通的農民，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如果說有，也許就是他比別的農民多念了幾年書，從小學念到了高中畢業，而且念書時十分用心，家裏窮得有時揭不開鍋了，他仍然壹聲不吭地跑到院裏的水缸邊上，像澳大利亞駝鳥那樣蹶起屁股，把頭埋進缸裏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飽後，照樣唱著，跳著，去上學。考大學時，大家都說他太虧，離錄取線只差幾分，如果他不是利辛縣鄉下農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進大學校門的；即便就是生在別的壹個什麽城市，他也會是另外壹種命運。但是他是路集中學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後只能回到路營村，這就又與那些壹個大字不識的泥腿子沒有了區別，他必須同中國所有的農民壹樣下田幹活，去侍弄莊稼。再要說有什麽不平常，就是裝了壹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別的農民愛翻報紙，愛聽廣播，愛咬文嚼字，愛動腦瓜子。平時為人別說多謙和，但認死理，敢說真話，敢同村裏、鄉裏的頭頭腦腦平等地說話。正是因為這壹點，他也就比大夥多出幾分煩惱，以至最後惹來殺身之禍。

　　他分明早就已經死了，利辛縣城的那些人怎麽可以說我們“去到丁作明那兒去”呢？

　　難道還可以尋找到壹條路，能夠走到丁作明那兒去嗎？

　　公元壹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壹日，是丁作明熱切期望的壹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日子。他絕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將會在這壹天走到盡頭。

　　頭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訪村民接到了鄉裏的通知，要他們到鄉裏開會。會上，鄉領導說，縣裏對妳們告狀的事很重視，希望在妳們八人中選出兩人，再從黨員、幹部中各選二人，組成壹個清帳小組，對路營村村幹部的經濟帳全面清查。這天上午，清帳小組正式成立並開始查帳。這消息，使得整個路營村的村民壹片歡騰，鎖在人們眉頭的愁雲壹掃而光，有幾個農民竟激動地奔過直溝，跑到對面的商店買來鞭炮，準備在村頭上放壹放，讓大夥出出惡氣聽個響。只是這壹年的春節來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農歷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過罷正月十五，年就遠了，問了幾家商店全沒貨，鞭炮就沒買成，但丁作明這壹天的心情卻分明比過年還舒暢，邁出家門的步子都帶有了幾分彈性。

　　利辛縣是解放後才劃出的新建縣，這壹片原來分別屬於渦陽、阜陽、蒙城、太和、鳳臺和穎上六縣邊區，是個六不管的貧困地區。境內多為黃泥地，壹下雨，有路也沒法走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砂土，堿土更是布滿各處。路營本來就夠偏僻落後的，再加上九壹年那場特大洪災的襲擊，家家窮得叮當響。這壹年眼看春節就要臨近了，村裏卻沒有壹點要過年的喜慶勁，全村算下來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邊派下來的各項負擔加起來每人居然攤到壹百0三元壹角七分。壹年忙到頭，起早貪黑，跑細了腿，累彎了腰，打下的糧食扣除口糧，其余的就全被村裏以各種名義“提留”走了，有幾戶收的不夠繳的，村鄉和派出所穿的是連襠褲，“不給就拘留妳”。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壹種習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為躲債不敢回家過年這種只應該發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會在路營出現了。中國農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麽，為啥還會這樣苦？作為“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黨的農村幹部，又為啥這般兇呢？於是他悄悄地做了壹件別的路營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從廣播裏和報紙上得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他花了幾個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壹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後就去各家各戶“宣講”。宣揚黨的會議精神卻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像當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國統區”的秘密活動壹樣，這使他感到十分別扭又十分激動。

　　他的眼睛在那些農舍梁間吊下來的燈泡的光暈中發著亮。他對鄉親們肯定地說；“村幹部這樣征收‘提留’的做法，是違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認真和擁有的學識，足以使那些習慣於蹲在黑暗地方又早習慣了逆來順受的村民們心服口服。但是，這壹次，隨著壹陣沈寂之後，還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質疑：“周圍村莊，附近鄉鎮，不都是在這樣搞的麽，天高皇帝遠的，妳能拿他們怎麽辦？”

　　“我不信有理沒處講。”丁作明不信這個邪。

　　他壹字壹句地，把國務院最新的規定讀給村民聽：收取農民的提留款不得超過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將百分比作了特別的強調。“明擺著，村裏從我們這兒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過了這規定，已經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還要多！這次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各地應保護農民的利益，減輕農民的負擔 ’。他們分明是在瞎搞，我們要到鄉裏討個公道！”

　　“鄉裏會買我們賬嗎？”有人感到這事太難。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壹說，”壹個部隊退伍回來的村民，忍不住吼了壹嗓子。“何況咱這是按中央的規定向上邊反映問題，鄉裏不買賬就上縣！”

　　漸漸地，農舍裏的氣氛開始變熱鬧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書記董應福，將村民們集資建成的糧倉，私自出租給別村使用，從中撈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後，又將糧倉搗鼓掉，鯨吞了三四萬元的售出款。特別是，大災之年，中央曾有專門指令，貪汙救災物資是要判刑甚至殺頭的，董應福竟敢把救濟給路營的衣物和食品占為己有。而且，對計劃生育的罰款，以及各種多“提留”的錢物，均不入帳，或是故意弄成壹筆糊塗帳。

　　不壹會，大夥就從村幹部扯到了鄉幹部，妳壹句我壹句，話音兒不落地似炸開了鍋。

　　有人揭露：紀王場鄉康鄉長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權勢，橫行鄉裏，多次操著電棍，拎著手銬，跑到路營亂要各種錢款。壹九九壹年特大洪災，上邊規定不準再向受災的農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卻帶著民兵，活像日本鬼子進村，強行搶奪村民的錢物。發現有誰躲在家裏不開門，就支派打手用腳踢門，分文不得少，還要額外付給踢門“功臣”的勞務費。搶得錢財後，便領著壹幫人咬三喝四地下館子，吃喝的花費回頭還要從村民們的集資款中予以報銷……

　　大家越說越來氣，最後望著丁作明，請他拿主意。“納鞋要有針線，告發人家得有證據。”

　　丁作明說，“咱們可以到鄉黨委去反映壹下大家的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裏的收入帳目。”

　　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鄉黨委，向書記李坤富陳述了村裏的問題和查帳的要求。

　　鄉黨委書記李坤富，認真看了看丁作明遞上來的“提留”表說：“是多提留了。先讓我們合議壹下，兩天給妳們答復。”

　　兩天過去了，鄉裏沒有動靜；又過了兩天，又過了兩三天，在壹次有路營村幹部和黨員參加的幹部會議上，鄉黨委分管政法的副書記任開才，突然要路營村書記就多收提留款的問題在會上作個“交待”。董應福頓時火冒三丈，他認為各村都是這樣多提留的，沒啥好在眾人面前交待的；聽說是村民把他告到了鄉裏，要查帳，就懷疑村裏有人眼紅他蓋起的幾間大瓦房，當即在會上講了狠話：“有人要清我的帳，還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誰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說，憑我的收入買不起小四輪拖拉機，蓋不起大瓦房，買不起蓋不起，可我就買了蓋了，這是我的本事！妳們窮，活該！想跟我搞，妳們怕是不想活了！”

　　壹個黨支部書記，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鄉黨委副書記主持的全鄉幹部大會上口吐如此狂言，實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書記沒有制止。會後，會上的情況壹傳開，路營村的村民們肺都要氣炸了：“共產黨的天下，難道就沒有王法了？”

　　丁作明咽不下這口氣，就在過年的前三天，把路營村亂收“提留”款的情況寫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縣紀檢委。

　　接待的同誌為難地說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這裏吧。”

　　路營村這壹年的春節，顯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沒有幾戶燃放鞭炮。

　　轉眼到了農歷正月十八，許多村民也沈不住氣了，紛紛跑來找丁作明，這才發現，丁作明整個年裏都在忙著寫控告信。他把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規定，路集村以及紀王場鄉壹些幹部違法亂紀給農民帶來沈重負擔的種種做法，寫得淋漓盡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為感染了。是的，壹個人應該有壹種精神，也總要有壹點社會責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樹葉落下來砸破頭，看到腐敗的現象不聞不問，遇到邪惡勢力不敢抗爭，我們這個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於是，在正月十八的夜裏，地處偏僻的路營村民們，就妳八角、我壹元地湊足了路費，然後悄悄把丁作明在內的八位村民代表，摸著黑，送出村。

　　縣委辦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這封控告信，很吃驚，感到路營農民們反映的情況，其嚴重程度，已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汪主任很快向縣委書記戴文虎作了匯報。戴雖剛調來不久，但態度極其明朗。因此，縣委的答復讓丁作明壹行十分滿意：“我們會盡快讓鄉裏落實清帳小組的事，對路營行政村幹部的帳目進行清查；對妳們反映的鄉政府的情況，也會很快予以核實、處理的。”

　　就這樣，沒有過好壹個春節的丁作明，考慮大夥湊起的路費不容易，該省壹分壹厘全得省，不敢在縣城多耽擱，就領著村民代表擠上回紀王場的農村班車。在能夠把人五臟六腑都顛翻的車廂裏，他滿懷信心和喜悅地回味著縣領導的話，卻不知道壹個可怕的災難正在前面等著他，死神帶著另壹個世界的獰笑，已經從地獄之門無聲地襲過來，而他渾然不覺。

　　這年二月十壹日，農歷二月初壹，下午三時許，村民徐賽俊、丁大剛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農民創造出來的壹種 “土圍棋”。他們正撕殺得昏天黑地，因為丁作明在壹邊觀看，路過此地的路營行政村副村長丁言樂，也趁機湊了上來。丁言樂已知道丁作明向縣裏反映了他和負責計劃生育的妻子貪汙提留款和計劃生育罰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著碴兒，同丁作明發生口角。

　　丁言樂對徐賽俊和丁大剛威脅道：“妳們這可是賭博呀，我可以把妳們抓起來！”他這麽說，卻盯著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們這是在玩遊戲，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應該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樂兇狠地說：“那不壹定！”

　　丁作明最聽不得這種口氣，更看不慣壹當上幹部就變臉的這種人。不過，他意識到，來者不善，顯見是在借故尋釁了，就沒再吭聲。

　　誰知，丁言樂得寸進尺，開始用肩去撞丁作明。邊撞邊嚷，耍起了無賴：“怎麽，妳想打人？我給妳打！我給妳打！”

　　丁作明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也想不到身為副村長的丁言樂，竟會如此下作，他連連後退。丁言樂卻步步緊逼，越撞越猛，已是窮兇極惡。丁作明無奈，只好躲開。就在丁作明閃身離開的當兒，丁言樂兇狠地撞過來，撞了個空，由於整個身體失控，壹頭跌進旁邊的莊稼地裏，跌了個嘴啃泥。

　　丁言樂這下子終於找到了可以“理直氣壯”進行報復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發到的這些人都並非凡角，會想方設法伺機報復的，只是覺得丁言樂這樣做是在耍下三爛，太沒水平，就壹句話也沒說地回家了。

　　在遠離現代文明的路營村，“別拿豆包不當幹糧，別拿村長不當幹部”這句話絕不是玩笑，別說鄉裏了，丁作明敢把村幹部告到縣裏去，那就是“找死”。丁言樂本就懷恨在心，這又跌了個嘴啃泥，等於火上加了油。為擴大事態，他便以“被丁作明打傷”為幌子，壹個下午先後六次找上門，要打丁作明。丁作明愛人祝多芳雖然不了解情況，也只得壹再賠禮道歉，但丁言樂並不罷休。

　　不久，丁言樂的兒子丁傑，手裏掂著把菜刀，在門外大喊大叫，嚷著要丁作明“滾出來”。

　　當晚，村民們都勸丁作明趕快離開路營村，出去躲壹躲。開始，丁作明死活不願意，覺得村幹部欺人太甚，幹嗎要躲？後來考慮到，縣領導已經支持他們清查村裏帳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幹部貪汙錢財的事，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不能因小失大，擾亂了縣裏的計劃。再說了，丁言樂們怕的就是妳躲，這些人巴不得鬧得雞飛狗跳，天下大亂，這樣才可以趁機將水攪渾，最後攪得是非不清。

　　於是丁作明當天夜裏忍氣吞聲離開了路營村。

　　第二天天剛麻麻亮，丁言樂果然就帶著全家人兇神惡剎地再次找上門來，要同丁作明大鬧壹場。祝多芳小心地說：“丁作明不在家。”丁言樂那裏肯信，闖進屋裏，叫全家人仔細查找，不見丁作明的人影兒，就又氣又惱地說：“我昨天被丁作明打傷了，需要住院治療！”

　　這時，路營村的支部書記董應福出面了。他協同丁言樂妻子孫亞珍壹道，將丁言樂安排進了鄉醫院。隨後，孫亞珍又以分管計劃生育的身份，向鄉長康子昌、鄉黨委副書記任開才遞上了頭天晚上寫好的揭發材料，聲稱“丁言樂因計劃生育工作抓得認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攔路毆打致傷”，要求對丁作明作出嚴肅處理。

　　康子昌和任開才，對孫亞珍告發丁作明事實的真偽根本沒有興趣去了解，而是幸災樂禍。因這時縣委辦公室的通知已經到了紀王場，縣委的指示十分明確，要求紀王場鄉黨委和鄉政府盡快安排有上訪代表參加的清帳小組，對路營行政村幹部的帳目進行全面清查。上訪的人員是哪些人無須康任二人去了解，他們知道帶頭鬧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屬下的問題告到上頭去，這是康子昌和任開才都無法接受的；何況他們也猜得出，丁作明這次到縣委是連他們的問題也“捎帶”了的。顯然這是在損害紀王場鄉的對外形象，詆毀紀王場鄉黨委及政府的聲譽。這是絕不允許的，也是他們難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開才在接到孫亞珍的揭發材料後，當即就指示鄉派出所對丁作明的問題嚴肅處理。

　　紀王場鄉派出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不再是我國公安機關遵照憲法和法律規定保護人民、打擊敵人的派出機構，完全淪為鄉鎮領導幹部們的“禦用工具”，因此，在接到鄉長和黨委副書記的指示後，不問青紅皂白，就發出傳票，傳丁作明立刻來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聽說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壹定是丁言樂夫妻二人給他捺了“壞藥”。不過，他並沒把這事想得很復雜，他認為只要自己沒幹犯法的事，任誰誣告栽臟都沒用，事實總歸是事實。

　　丁作明坦坦蕩蕩地走進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進派出所大門的步子是充滿著自信的。因為正是這天上午，縣委要求組建的清帳小組不僅正式成立，而且已經開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幹部的經濟問題便會查個水落石出。

　　來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發現，這個世界壹切都顛倒了，“指鹿為馬”並非只是寫在《史記》中的壹個故事，把鹿硬說成馬也絕非宦官趙高才有的惡行。

　　這以後發生的事情，公開的傳媒至今沒有作過任何披露，所幸的是，偵破此案以後，有關方面曾整理出壹份內部的文字材料，在這次調查中，我們見到了這份充滿血淚與恐怖的“報告”。

　　派出所副所長彭誌中見到丁作明的第壹句話就是：“妳為什麽打丁言樂？”

　　丁作明解釋說：“我沒打，我從沒打過誰。”

　　彭誌中仍然還是那句話，只是語氣變得更加嚴厲了。

　　丁作明再次申辯：“我從沒打過誰，妳們可以到村裏去調查。”

　　丁作明覺得無須回答，這話彭誌中應該去問丁言樂。

　　“說！”彭副所長已經沒有耐心了，他銳聲喝道。

　　“妳們這麽肯定說我打了丁言樂，有證據嗎？”丁作明忍無可忍地說，“如果那天在場的村民，哪怕是個小孩，只要有人證明我打了丁言樂，我願承擔壹切責任。”

　　彭誌中根本不聽丁作明的申辯，他提出了兩點處理意見：“壹，妳丁作明付給丁言樂二百八十元五角的醫藥費；二，在紀王場逢集時，妳丁作明用架子車把丁言樂從醫院拉回家。”

　　這種顛倒是非充滿欺辱敲詐的處理意見，丁作明當然不可能接受，他當即反對道：“我沒打丁言樂，丁言樂不可能傷在哪；他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誌中壹拍桌子說：“難道我的話就不算數？我現在問妳，我的裁決已經下了，妳出不出錢吧？”丁作明平日留心過壹些法律方面的知識，於是說道：“我沒有打丁言樂，妳下了這樣的裁定，我可以上訴。

　　”彭誌中終於被激怒了。他指著丁作明大聲喊道：“我現在就可以把妳關起來，妳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說道：“即便按照妳剛才的處理意見，我也夠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妳對我‘刑事拘留’，也應該在二十四小時內說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誌中說：“那好，我告訴妳，我可以關妳二十三個半小時，放出去後不給錢，我再關妳二十三個半小時，直到妳出錢為止！”

　　彭誌中說到這，摔門而去，他喊來治安聯防隊員祝傳濟、紀洪禮和趙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關進派出所非法設立的“留置室”。所以說它“非法”，是因為國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廳，都分別於壹九八九年和壹九九二年兩次發文嚴令各派出所不得設立羈押場所。

　　丁作明當然聽不懂由彭誌中嘴裏說出來的這些所內平日的慣用語，三位治安聯防隊員卻是心知肚明。說丁作明“興”，是指他“不服氣”；所謂“加加溫”，就是要給丁作明壹點顏色看，可以施以體罰、毆打，必要時，甚至可以采取壹切手段，總之，要被處理者招供認帳為止。

　　祝傳濟礙於曾是丁作明的中學同學，又是近莊鄰居，不便當面下毒手，很快也就借故避開了。不過，壹向善於察言觀色領會領導意圖又深得彭誌中歡心的祝傳濟，知道丁作明是個寧折不彎認死理的人，同時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離開之前特地把紀洪禮和趙金喜喊出門外，交待二人不妨給丁作明 “拉拉馬步”。

　　祝傳濟提到“拉拉馬步”四個字時，語調是十分平靜的，但在紀洪禮和趙金喜二人聽來，還是從這看似平靜的語調中感到了壹種殺氣。因為這是紀王場鄉派出所最殘酷的壹種刑罰了。

　　祝傳濟望著紀、趙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後院治安隊宿舍向王進軍傳達彭誌中的指令，要他也馬上趕過去，務必將丁“拿下”。

　　紀洪禮、趙金喜按照彭誌中和祝傳濟的授意，把丁作明從“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讓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不依，就沖上去連推帶搡，逼著丁作明就範。丁作明雖說在學校讀了十二年書，卻也不是文弱書生，畢竟是在大田裏耕耙耬耨磨練過來的，累得紀洪禮和趙金喜上氣不接下氣，硬是無法將丁作明治服。

　　這時王進軍手拎壹根桑樹棍進了門。

　　紀洪禮和趙金喜見王進軍拎著家夥前來增援，就謊稱丁作明動手打了他們。王進軍壹聽指著丁作明厲聲喝道：“在這裏嘴硬沒妳好果子吃！”說著就要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依然執意不從。

　　王進軍嘴裏不幹不凈罵了壹句，操起桑樹棍劈頭蓋臉就掄過來。丁作明左閃右躲，結果臂上 、腰上連遭猛擊，每中壹棍，都痛得他脫口喊出聲，但他就是不依從。

　　丁作明不拉馬步，王進軍就壹下比壹下更兇狠地掄著手裏的桑樹棍。

　　同樣也是農民的聯防隊員王進軍，為什麽對自己的農民弟兄做如此兇殘的事情？壹個符合邏輯的解釋只能是，人從爬行動物進化到今天，雖然創造出了最輝煌的科學技術和最燦爛的現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殘暴的劣根性，仍會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現象出現，這說明人性進化的緩慢。此時的王進軍，就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發泄野性的異類。

　　據說，王進軍這已不是第壹次獸性發作了，自從來到紀王場鄉派出所，幹上了治安“聯防隊員”，打人就成為他日常的工作。沒誰提醒過他不可以這樣做，倒是因為他敢於下手，而受到所領導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樹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斷了，但他仍然不罷休，擡起腳將丁作明跺倒，隨後改用電警棒，猛擊丁作明的雙腿，逼著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無招架能力，王進軍也打累了的時候，紀洪禮的獸性也開始發作了，摸起壹根半截扁擔撲了上去。他同樣發瘋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壹陣猛抽。

　　這樣沒過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對眼前的這壹切顯然感到了震驚，也感到了恐懼。

　　他分明已經看出，他只要不松口，眼前的這幾個家夥是會把他往死裏整的。可是，他依然沒有打算要向誰低頭，更不可能認輸。只見他瞪大了眼睛，無比憤怒地喊道：“我告村鄉幹部加重農民負擔，違背黨的政策，竟遭這樣毒打，我不怕！就是妳們把我打死，我也不服；變成鬼，我也還是要告！連妳們壹起告！”

　　紀洪禮碰到丁作明血紅的眼睛，揮起的半截扁擔嚇得掉到了地上。王進軍看紀洪禮手軟了，歇斯底裏地訓斥道：“妳他媽的孬種，幹嘛要怕他？這是他嘴硬的地方嗎？”

　　於是紀洪禮拾起壹根棍又兇狠地撲上去。趙金喜爽性找來壹塊骯臟的手巾，將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來。

　　就這樣，王進軍、趙金喜、紀洪禮，三個喪失人性的治安聯防隊員，在丁作明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的狀況下，又輪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鐘。直到驚動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導員趙西印，發生在紀王場鄉派出所的這場暴行才算收場。

　　3 案驚中央

　　當清帳小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時，丁作明已是奄奄壹息。他們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為替大夥說了話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報信；有的，就指著派出所的警員發泄著憤懣：“妳們公安不辦案，社會治安好壹半！”

　　丁作明七十歲的父親丁繼營跌跌撞撞奔進派出所，看到兒子臉色慘白，豆大的虛汗順著兩頰往下滾，嘴唇顫抖著也不喊聲“疼”，壹下就跪倒在兒子跟前。

　　就在這時，派出所副所長彭誌中回到了所裏，他是來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繼營聽說彭誌中就是所裏的領導，又聽說兒子是不願為副村長丁言樂付二百多塊錢的“醫藥費”才被打成這個樣子的，就還苦苦哀求彭誌中：“我向丁言樂賠禮，丁言樂的醫藥費我認了，明天把錢湊齊交給妳，請妳放了我的兒子吧！---- --”

　　彭誌中也沒想到聯防隊員這次下手這樣狠，丁作明被打得這麽慘，見丁繼營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勢揮揮手，巴不得趕快將丁作明擡走。不過他依然沒有忘了自己曾經作出過的處理決定：“我把話說清，明天壹定得把要付的醫藥費送到派出所！”

　　丁繼營和查帳小組的村民壹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鄉醫院治療，後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厲害，鄉醫院的醫生不知所措，只得連夜將他轉往利辛縣醫院進行搶救。

　　第二天上午八時，丁作明被確診為脾破裂大出血，醫院給丁作明緊急輸血，然而，回天乏術，壹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終於在搶救他的縣醫院的手術臺上停止了呼吸。

　　丁繼營老人聽說兒子已死在手術臺上，不禁哭得死去活來。他拍打著墻壁痛不欲生：“兒啦，妳咋這麽傻呀，妳有理他們有權，妳胳膊咋就想扭過大腿呢？------”

　　丁作明的愛人祝多芬更是難以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早哭成了淚人。她壹邊哭，壹邊喊：“作明呀，他們把妳往死裏打，妳咋就不認那二百塊錢呢！錢比命還貴嗎？妳這樣撒手去了，撇下兩個渾身是病的老人，三個這麽小的孩子，大的剛六歲，小的才兩周------往後的日子叫我咋過呀？”

　　守在邊上的查帳小組的村民，好言相勸丁繼營和祝多芬不要太傷心，勸著勸著，忍不住也是淚流滿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妳那麽聰明，昨天為啥就那麽糊塗？他們這樣毒打妳，妳咋就不叫喊壹聲呢？------”

　　丁作明帶頭向縣裏反映農民負擔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讓紀王場鄉的父老鄉親感到觸目驚心！

　　路營村村民憤怒了。憤怒的烈焰燒去了他們平日謹小慎微設置在心頭之上的樊籬，壹個個無所顧忌地走出了家門，湧到丁言樂農舍的前面，要丁言樂和她老婆滾出來。但是，直到這時，人們才知道，丁言樂聽到風聲，壹家老小早逃出了路營，此時已是人去屋空。

　　從那以後，直到我們走進路營，八年過去了，路營的村民再沒見到過丁言樂壹家人。有人說他們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說他們去了海南或是深圳，總之，背井離鄉，在外靠打工謀生。

　　原本是路營村跺地地也會晃三晃的副村長，從此成了浪跡天涯、四處漂泊的可悲的遊子。

　　村民們在丁言樂家撲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頭湧向派出所。結果發現：往日不可壹世的副所長彭誌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紀洪禮、趙金喜和王進軍，壹個個也都各自躲藏了起來。

　　村民兩處撲空，情緒越發變得激憤，最後壹合計，決定直接去縣裏。

　　就在路營村村民準備上路時，附近的路集、彥莊、李園、朱園、李樓、郭橋、常營村的村民，也聞訊趕來，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營村的上訪的隊伍。

　　顯然不堪重負，生活難以為繼的，並不僅僅是壹個路營村。丁作明向縣裏反映的那些問題，提出清查村幹部帳目的要求，也同樣代表著他們的利益與願望，因此，對於丁作明的死，他們不可能袖手旁觀。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齊心協力奮起抗爭，明天他們就會有著丁作明同樣的遭遇！

　　於是這支由路營出發的上訪隊伍，頃刻就像被壹只巨大無比的手在冬日滾動著的雪球，其陣勢迅速在擴大，還沒抵達縣城之前，已匯集了三千多人。這隊伍，滔滔似水，浩浩蕩蕩，壹路上揚起滾滾黃塵。黃塵滾滾之中，還夾雜著拖拉機、三輪車、農用汽車、牛車、人力車的引摯聲、喇叭聲、鈴鐺聲。

　　中國的農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善良、最聽話，又最能忍讓的壹個特殊的群體，可是，壹旦被激怒，又會驟然成為世界上最龐大、最無畏又最具有破壞力的壹支隊伍！

　　壹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壹日，發生在安徽省利辛縣紀王場鄉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註定不會被將來撰寫《中國農業發展史》的學者專家忽略或回避，因為，丁作明是中國的九億農民之中，因反映農民負擔而被亂棍打死的第壹人，他以自己年輕的生命為代價，喚醒人們不應該那麽樂觀地忽略或回避中國農村中正在變得十分嚴峻的現實。

　　當時的利辛縣委和縣政府不敢怠慢，十萬火急地上路攔截，怕事態進壹步擴大，以至失控，會被壞人利用，他們對這壹事件沒有回避，處理得也還積極認真，只是不希望鬧得壹個地區全知道，對消息是實行了嚴密封鎖的。他們認為這樣的事傳出去，對利辛縣委和縣政府的任何領導都沒有好處。

　　報喜不報憂，這其實早已成了當今中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壹件事情。

　　然而，這事還是被傳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書記和省長都還不知情時，案件已經驚動了中央。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領導，不僅詳細得知了這壹事件的真相，並已在震驚之後迅速作出了明確批示。

　　將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華通訊社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為別的采訪任務去利辛縣的，獲悉“丁作明事件”之後，他深感震驚和痛心。當時他在安徽分社負責農村報道，自然會對發生在安徽農業上的壹切新聞格外敏感，再說，壹個中國最高新聞機關的記者，處理新聞稿件也不會像地方上的記者有那麽多的約束與忌諱。僅憑著社會的責任和時代的使命，他就覺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當今中國農村中太多的“社會信息”。更何況，減輕農民負擔，已經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密切關註並已有了明確規定的壹件大事，而紀王場鄉壹個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農民，只是依據黨的決定，向黨的組織提出了正當要求，並得到縣委的支持，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這壹切還是發生在人民的執法機關！其性質的惡劣，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及典型性，都無不使他感到觸目驚心！

　　於是他迅速改變了采訪計劃，頂著壹連串的壓力和幹擾，深入到紀王場鄉作了認真調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寫成壹篇“大內參”，發往北京的新華總社。總社同樣很快地就將這篇調查報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動態清樣》上。

　　當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誌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打來的電話，不禁呆住了。在這之前，無論是阜陽行署還是利辛縣政府，都沒有將這件事匯報上來，再說，上面打來這樣急迫的電話，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歷史上還從來沒遇到過。

　　陳俊生劈頭就問：“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的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被迫害致死，妳們對這件事的處理情況怎麽樣了？”

　　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無法回答。那邊，陳俊生馬上又說：“處理情況隨時告訴我。中央幾位領導同誌都對這事批了字，十分重視，我在這裏隨時等候妳們的電話。”

　　接著，陳俊生不僅留下自己辦公室和住宅的電話號碼，還把他在中南海內部的“紅機號碼”也提供出來；因為他當時正在壹個會議上，並把他在會議期間的具體聯系方法也作了說明。

　　透過這壹串電話號碼，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誌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關領導聯系過後，就把電文發給了阜陽地委和行署。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這時才知道，紀王場鄉的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與“農民負擔”有個因果關系，這問題就大了，紀王場鄉黨委政府有關的領導將會被追究責任，縣委也難脫幹系。雖然他調到利辛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前後也才壹個月，許多情況還不是太了解，按說他在這件事情上所能承擔的充其量不過是“領導責任”，但接到省裏發來的緊急電文後，他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思想壹下變得復雜起來。首先，他不希望這件事給自己帶來什麽麻煩，或是說，不希望因為利辛這件事影響到安徽的形象。壹九九壹年大水以來，外地人都把安徽人當作“災民”看，丁作明壹案的真相再傳出去，安徽的農村還成了個什麽樣子？如此觸目驚心的事情發生在利辛，作為利辛縣委書記，他還有什麽面子？

　　當然，戴文虎並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發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壽縣，也是因為農民負擔太重，引發了上萬人大規模地上訪，農民與警察發生了劇烈的沖突，憤怒的農民竟燒了警車。這事已使中央領導為之憂慮；緊接著，安徽這邊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關註安徽對這事的處理情況，不希望由此引發出更大的事端來。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後還是采取了當今大家都早已熟習了的辦法：報喜不報憂，息事寧人。他認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與“農民負擔”扯到壹起，剩下的，壹切事情都好辦。

　　在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利辛縣委、縣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寫出報告：丁作明的死，純粹是由壹般的民事糾紛引發的，與農民負擔無關。

　　戴文虎絕然沒有想到，他的這個抱有僥幸的回復，竟斷送了自己本該擁有的錦繡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當然也是“與農民負擔無關”的結論。回復的電話當即打給了陳俊生。

　　誰知，陳俊生是個辦事壹絲不茍的人，再說這事又有那麽多的中央領導批了字，盯著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這個結論，疑竇頓生：到底是新華社的記者“謊報軍情”，還是安徽省在“欺騙中央”呢？需要關心的，似乎已經不應該是這事處理的情況，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質了。

　　陳俊生把問題交給新華社回答。

　　新華社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的電話後，覺得事有蹊蹺。因為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的調查文章寫得已經十分具體了，那些事實不可能是坐在辦公室憑空捏造得出來的。但為慎重起見，還是把陳俊生的電話內容及安徽省報上來的意見，壹並通知了安徽分社。

　　現場采訪和處理稿件壹向認真嚴謹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對“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調查結論，十分意外。他感到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安徽的這種結論，無疑是對他了解到的事實的壹種徹底的否定。他當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總社的態度十分堅定：為了澄清事實，請求中央直接派人調查。

　　壹個由中央紀委執法監察室、國務院法制局、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迅速組成，他們沒同安徽省的各級領導打招呼，從北京出發，就壹路南下，直接開進了紀王場鄉路營村。

　　中央聯合調查組壹桿子插到了案發現場，這使得安徽省阜陽地區及利辛縣三級黨委政府有關領導都大出意外。

　　調查組首先對丁作明的家人進行了慰問，然後就同路營村的村民們見面、開座談會。可以看出，調查組的調查範圍顯然沒有也囿於壹個路營村，還擴大到了附近的黃樓和彥莊。調查時，不讓地方幹部陪同，並對被調查人實施政治上的保護，於是乎，周邊的村民們也紛紛找上門，向調查組反映實情。

　　於是，京城下來了“包青天”，“微服私訪”的消息立馬傳遍了利辛縣。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樓的壹間辦公室裏，當了十七年省農經委副主任的吳昭仁，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外面的走廊裏十分寧靜，寧靜得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分辯得出走廊上傳來的忽遠忽近的腳步聲，但是，當吳昭仁回顧發生在七年前中央調查組來安徽的那段往事時，周圍所有的動靜就全在我們的意識中消失了。

　　我們發現，退居二線，已經身為“安徽省人民政府咨詢員”和“安徽省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的吳昭仁，談起當年這個調查組的事，好像那壹切就發生在昨天。他說，是他把聯合調查組壹直送到北京的。他強調他同調查組的同誌踏上同壹趟進京的列車，是因為他也正有事要進京，屬於“順便”；但他並不回避，當時的省裏領導確也極想知道這些同誌下到利辛到底調查到了哪些情況，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於工作上的關系，他至今還能說出國家農業部參加到調查組中去的兩位成員的名字，他們是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處處長李顯剛和副處長黃煒；黃煒是個十分能幹的女同誌，李顯剛曾是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的秘書。農業部分管“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正副處長壹齊上陣，也說明了對這事的重視。

　　聯合調查組的負責人，是中紀委執法監察室的曾曉東主任。

　　吳昭仁告訴我們，曾曉東在談起利辛縣農民的生存狀況時，眼淚止不住地就流了出來。這個細節，給吳昭仁的印象可以說是刻骨銘心。壹個身居高位的領導幹部，什麽場面沒有見過呢？

　　在人們的想象中，執法監察幹部早就練就了壹副鐵石心腸，但是，講到調查所聞，感情竟壹下變得如此脆弱。他紅著眼睛說：“真沒想到，解放都這麽多年了，農民還這樣苦，負擔會這樣重，有些黨的幹部對農民的態度竟又是這樣惡劣------”

　　他壹邊流著淚，壹邊甩著頭。

　　他告訴吳昭仁：“我們實際調查到的，其實比新華社記者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整個路營都很困難，只有村支書和幾個村幹部住的是瓦房，問題壹看就十分清楚。路營有兩個生產隊，連續幾年就靠賣血為生，苦到這個樣子，各種各樣的負擔還沒完沒了，大大超出中央規定，已是讓人無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們講的什麽‘計生問題’，只是因為他反映了農民的負擔，被就活活打死！”

　　這位中央特派員本不應該是個愛激動的人，他說到這兒話卻被打住，因為過於激動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顫抖著，淚珠劃過兩頰跌落在手上。

　　他說，反映問題的農民見到他們，首先就是長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蹣跚、白發蒼蒼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震撼。試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過久的壓抑，壹個閱盡人間滄桑的老者，怎麽會不顧屈辱和難堪地雙膝觸地，給壹個可以做自己兒孫的調查人員施此大禮呢？

　　這不都是常被我們掛在嘴上，說是已經翻身做了國家主人的中國農民嗎？他們被壓彎的脊梁和被扭曲的靈魂，使聯合調查組的每壹個人無不在吃驚之余陷入到長久的沈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視無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慘死後的第二十六天，即壹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下發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接著，同年六月二十日，國務院就在京召開了全國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會議。這以後，僅僅又只過了壹個月的時間，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再次聯合發出《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將涉及農民負擔有強制、攤派和搭車收費行為的有關項目，被取消、暫緩執行、需要修改或堅決予以糾正的，計壹百二十二項之多！

　　這麽短的時間內，針對農民負擔問題不僅迅速下達了緊急通知，而且這麽快就拿出了壹系列的相應措施，並召開了全國性的工作會議，這壹切，在人民中國的建國四十四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

　　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嚴厲打擊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於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縣城公開審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負有法律責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處王進軍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趙金喜無期徒刑，紀洪禮有期徒刑十五年，彭誌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傳濟有期徒刑七年。

　　同時，為嚴肅黨紀、政紀，阜陽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還分別作出了以下決定：給予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黨內警告處分；副縣長徐懷棠行政降職處分；紀王場鄉黨委書記李坤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鄉黨委副書記、鄉長康子昌留黨察看、撒銷黨內外壹切職務處分；鄉黨委副書記任開才撒職處分。並要求全區人民群眾更好地監督幹部認真執行黨的政策，責令各縣（市）務必進壹步采取措施，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大快人心！

　　二00壹年早春二月，我們走進了丁作明的家。我們發現，壹個六口之家，因為喪失了丁作明這個主要勞力，有如大廈折梁，當地政府雖然為這個不幸的家庭免征了農業稅，可是生活卻依然過得十分艱難。我們註意到，大門上貼著的，分明不是紅紙寫就的對聯，那對聯慘白中透著淺紫，可以看出，他們至今沒有從巨大的悲痛中走出來。

　　丁繼營老人因體弱多病，已蒼老得無縛雞之力，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依然老淚縱橫。他拿出過去的《判決書》和地區法院開出的收據告訴我們，白紙黑字的《判決書》上判決的附帶民事賠償，至今沒有兌現，他們多次找過阜陽地區法院執行庭，並在幾盡壹貧如洗的窘境中，交納了對他們不啻於天文數字的執行費，但時隔七年，當時判決的賠償款，至今杳無音信。

　　丁作明母親丁路氏現癱瘓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愛人祝多芳在壹次外出拉化肥時摔斷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幹重活。三個孩子被學校照顧可以免繳學雜費用，但十四歲的丁艷和十二歲的丁衛，還是中途輟了學，不得不在家幫助媽媽做些力所能及的農活，過早挑起生活的擔子。

　　 離開路營村時，我們去了壹趟丁作明的墓地。陰陽相隔的現實，使我們無法和他進行對話，但我們還是默默地祈禱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丁作明以他年輕生命的隕落，震驚了中央，從而使得九億農民終於有了呵護自己的尚方寶劍。

　　本來，我們以為他是第壹個殉道者，也應該是最後壹個。然而，接下去，當我們走近固鎮縣唐南鄉張橋村小張莊時，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劇並沒結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續，發生在小張莊的血光之災，其性質之惡劣，更加令人觸目驚心；場面之血腥，以至讓人無法相信。它發生在“丁作明事件”後的第五年，並且，是在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之後------

惡人治村

　　1壹切，發生在五分鐘內

　　隨著商品大潮的奔湧而至，人們普遍對有著“發”的諧音“8”這個數字，產生了喜愛之情。

　　壹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自然就被認為是個大吉大利大喜大慶的日子。可是，這壹天，它卻永遠成為安徽省固鎮縣唐南鄉小張莊的忌日。

　　小張莊地處淮河岸邊壹個低窪地段，這些年澇災不斷，村民們的日子本來就不好過，再加上村幹部沒完沒了橫征暴斂，家家戶戶幾乎就變得度日如年。對村幹部的胡作非為，小張莊的村民並不都是逆來順受，張家全、張家玉、張洪傳、張桂毛幾個血性漢子，沒少把要求清查村裏賬目的意見反映到鄉黨委和村支書那裏。去年春天，村民張家昌還把舉報信送到了固鎮縣人民檢察院。

　　對於村民接連不斷的上訪和舉報，張桂全恨得咬牙切齒。雖說他在村裏只是個“副村長”，但沒誰不怕他三分，村民都深知“此爺”是個啥事都敢做絕的惡人。他本人也知道村民們的怨氣主要是沖著他來的，可仗著鄉裏有人替他撐腰，就從未把這些村民放在眼裏。壹天，他把鄉裏的兩個治安聯防隊員請到家中，然後假惺惺地讓人通知到處告他的張洪傳到他那算賬，張洪傳不知有詐，抱著有理走遍天下的心態興沖沖趕去。張洪傳剛進門，張桂全便破口大罵，指揮他的兩個兒子和聯防隊員對張洪傳大打出手，頃刻間就把張洪傳打成血人。要不是張洪傳的侄子張桂應聞訊趕去解救，張洪傳還不知會被打成什麽樣子。

　　張桂全的暴力威脅，非但沒能壓倒村民，適得其反，小張莊的全部黨員、老村幹部和八十多戶農民空前團結起來，先後兩次去鄉政府、五次到村支書家，強烈要求查處張桂全，徹底清查村裏的財務賬目。

　　村民們的反復呼籲，多次請求，終於引起了唐南鄉黨委的重視。恰在這時固鎮縣政府正布置各鄉鎮對鄉村的經濟賬目進行壹次全面清查，鄉黨委書記左培玉就對小張莊上訪的村民說：“正好，借咱們縣這次清賬的東風，我們已經研究決定，由鄉紀檢書記王加文帶領鄉財政部門的三名會計，就先從妳們村開始清理。”

　　這消息，讓小張莊的村民歡欣鼓舞。

　　這壹年的二月六日，鄉紀檢書記王加文帶領著三名會計，和鄉政府負責小張莊片的薛兆成，進駐了小張莊。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持下，經過村民們的充分醞釀、民主協商，全村八十七戶村民最後推選出十二名群眾代表，組成了聯合清賬小組。深受大家信賴的張家玉、張桂玉、張洪傳、張桂毛等人，均在當選之列。因為誰都知道張桂全的為人，也預感到清賬工作不會壹帆風順，除制定了嚴格的查賬制度和紀律，十二名代表還私下約定，如果張桂全到誰家鬧事，其余的代表都必須趕到現場，以防意外事件的發生。

　　對於這樣的清賬工作，從壹開始，張桂全就極力阻撓，先是散布謠言，說有人投毒要害死他的孩子，企圖把水攪渾，轉移人們的視線；接著，便多次在村級會議上揚言：“十二個鳥代表算我的賬，存心搞我，沒那麽便宜!就是搞掉我，他們也沒法子過；搞不掉，我叫他們更沒日子過，不打死他們，也叫他們腿斷胳膊折!” 沒出兩天，張桂全的兒媳張秀芳就放出話：她的公公要殺人了。

　　面對張桂全的這些威脅，村鄉兩級領導幹部都沒引起應有的重視，清賬代表也只認為這不過是張桂全在嚇唬人，全沒當做壹回事。

　　誰也不會想到，正式查賬只查到第九天，二月十八日的壹大清早，張桂全就真的揮起了殺人的屠刀!

　　這天，不大不小的雨點兒，不輕不慢地敲打在小張莊農舍的屋脊上，好像沒完沒了的催眠曲。

　　天已經大亮了，莊子裏的農民差不多都還慵縮在被窩裏。五十八歲的魏素榮，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壹樣忙著去竈間。她知道，丈夫張桂玉被大夥推選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壹個村民代表壹樣，風雨無阻地要去查村裏的財務賬，魏素榮生怕誤了村裏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飯做好了。

　　誰知丈夫張桂玉和兒子張小松圍著桌子剛坐定，家裏的那臺舊鬧鐘的指針正指向七點十分，張桂全便領著他的五兒子張余良和七兒子張樂義，出現在門洞裏。接著出現的，還有村會計張家會及其子張傑。

　　因為父親就是村裏的會計，對村民們的查賬同樣有著抵觸情緒的張傑，首先沖著張桂玉說了句諷刺挖苦的話：“賬算得怎麽樣了，俺們可能分兩個?”

　　張桂玉是個精明人，自然聽出了弦外之音，他離開飯桌，冷靜地說道：“大家叫我出來算賬，俺能不去嗎?”

　　張桂全馬上接茬道：“罵妳不多!”遂向兩個兒子喊道：“給我打!” 。

　　由於這事來得太唐突，聽到了張桂全壹聲喊打，張桂玉居然呆住了。　

　　這時張樂義已從張桂玉的屋中抓起門旁的，壹根木棍，張余良也隨後拾起張桂玉家的壹把鐮刀。

　　張樂義揮起木棍就照張桂玉舞過來，站在邊上的會計張家會不但不制止，反倒將張桂玉攔腰死死抱住。被打急了的張桂玉拼力掙脫後，見對方開始下毒手，便迅捷從地上揀了塊紅磚。魏素榮發現村幹部的兒子將自己男人往死裏打，慌了手腳，忙從竈臺上掂過菜刀。

　　雙方持械怒目相視，猶如箭在弦上壹觸即發。

　　這響聲，驚動了四鄰。張樂義和張余良見不少村民趕到現場，人多勢眾，未敢再動手，退到屋外。

　　張桂全顯然不甘心，就朝張桂玉的屋後走去，邊罵，邊叫陣：“小橋(張桂玉的小名)妳個狗日的，有種跟我過來!”

　　張桂玉是個吃軟不吃硬的紅臉漢子，見村幹部如此張狂，毫不示弱，就跟著來到屋後，責問道：“這次是鄉裏要查妳的賬，群眾選我做代表，我有什麽錯!張桂全，妳嘴巴放幹凈點，我就是查了妳的賬，妳又能把我怎麽樣?”

　　爭吵之中，張桂全已暗下指使張樂義回家喊人。不壹會，張桂全長子張加誌和六子張超偉，都暗藏兇器來到現場。張超偉上來就打張桂玉，張余良趁機奪下張桂玉手中木棍，張超偉見赤手空拳的張桂玉依然頑強地反抗，迅速從膠靴筒中抽出尖刀，同時從懷裏取出菜刀，兇狠地向張桂玉的頭上、胸口又砍又刺。

　　張桂玉猝不及防，甚至來不及喊叫壹聲，就重重地撲倒在地。

　　村民代表張洪傳和張桂毛聞聲攆到現場。見張桂玉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之中，張洪傳怒不可遏地責問張桂全：“妳們怎能這麽狠毒?還不趕快把人送醫院!”

　　這時的張桂全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見張洪傳和張桂毛趕了來，陰險地笑道：“媽的皮，來得正好，就等著妳們呢!”然後沖著張加誌大聲喊道：“給我幹掉!十二個要算我賬的代表都給我殺光!”

　　離張洪傳最近的張余良，立即撲上去，瘋狂地朝張洪傳的胸部、腹部和股部連刺數刀，張洪傳沒有來得及反抗，便當場倒地斷了氣。

　　就在張余良撲向張洪傳時，張桂全也將雨傘壹摔，從後面抱住了奔過來救人的張桂毛，罵道：“媽的皮，妳不是到處告我嗎?算我的賬嗎?來吧!”張桂毛雖然被抱住，但他人高馬大，毫不畏懼地和張桂全廝打著。張桂全自知不是張桂毛的對手，大聲呼喊：“樂義來把他放倒!”

　　張樂義舉起手中大菜刀，跳起來就向張桂毛的頭部砍去，直將他砍翻在地。此時，殺紅了眼的張加誌也趕過來，依然不放過張桂毛，騎在張桂毛的身上，用殺豬刀又向張桂毛的背部狠紮三刀。據事後法醫鑒定：張桂毛頭部砍傷五處，創口深及顱骨，顱骨外板骨折，左肺亦破裂，足見殺人者的兇殘。

　　倒伏在地已是奄奄壹息的張桂玉，因為劇烈的疼痛而呻吟著，喪心病狂的張加誌發現張桂玉沒死，猛撲過去，向其胸腹部又連砍五刀。

　　轉瞬之間，張桂玉的屋後就躺倒了三位村民代表。雨水融和著血水，紅了壹地，空氣中頓時彌漫著嗆人的血腥味。

　　張桂玉哥哥張桂月聽說弟弟被暗算，悲憤交加，操起壹根平日給牛拌草料用的細木棍奔過來。由於他的眼睛不好，壹直奔到了張加誌的面前，方才看清倒在地上的弟弟。“這不是橋子嗎?”壹句話未落音，張加誌手中的殺豬刀已刺人他的胸口。

　　十六歲的張小松，於混亂中來到爸爸張桂玉的身邊，想把他攙扶起來送醫院搶救，張超偉拎著已經沾滿鮮血的菜刀，不容張小松救護張桂玉，揮手便向張小松的頭上砍去。在場有人壹聲尖叫，驚醒了張小松，張小松意識到什麽，將頭壹偏，張超偉落下的菜刀就砍在了張小松的膀子上。張小松慌忙逃開，總算幸免壹死。

　　前後只有五分鐘，小張莊的腥風血雨之中，竟是四死壹傷!

　　當張桂全的四子張四毛也提著壹把砍刀氣喘籲籲地奔到現場時，村頭上的廣播大喇叭，正響起村支書張店風催促村民代表繼續清賬的咬喝聲……

　　2可怕的村霸

　　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認為，壹個社會集團的力量大小，並不取決於它的人數多少，而取決於它的組織程度。組織的力量是強大的，與政權相接合的組織力量尤為強大。中國農民盡管人數眾多，可是他們過於分散，沒有足以抵禦壓制的組織資源，而鄉村幹部卻是嚴密組織起來的，他們是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這個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數人，把國家政權的意誌拋到壹邊，憑借政權的組織資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將是十分可怕的!

　　張桂全雖然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但他正是憑借著村委會副主任(當地喚著“副村長”)的實權，同時借助著壹個龐大的家族勢力(七個兒子)，就在小張莊壹手遮天，成為橫行鄉裏的“村霸”。

　　壹九九七年，他明知縣裏下達的征收小麥的數量與壹九九六年的數量‘樣，他卻硬性要求每人增加五十斤。為了聚斂財富，他可謂生財有“道”，“五稅壹費” 就是他任意增收的苛稅雜費：誰家飼養壹頭豬，就得多交四十五元錢；誰家蓋了新房，就要多交壹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交多交少，全由他的“金口玉言”說了算；全村所有的老房子，每戶都要交五十元；誰家種花生，壹畝便交十元錢；誰家添了拖拉機，每輛就是五十元。張桂月傾其所有剛剛購置了壹輛“小四輪”，還未啟用便先交了四十五元，如今人去物尚在，這輛嶄新的“小四輪”正靜靜地躺在防雨棚裏，似在為他的主人默哀。至於“計生扶育費”，誰也弄不懂“扶育”二字的意思，計劃生育罰款的錢數更是由著他隨心所欲，並且大多數是打白條子不入賬的。

　　壹方面，巧立名目，收刮民財，多多益善；另壹方面，按規定應上繳的“提留款”，以及由他私設的“五稅壹費”，張桂全全家卻又是分文不出，壹毛不拔的。

　　依仗著手中的權力，他侵占土地，霸占魚塘，侵占公物，貪占公款，已是惡貫滿盈。這樣的壹個惡棍，怎麽就當上了村委會的頭頭呢?再說，他只不過是個村委會副主任，村主任和村支書又幹什麽去了?是與他壹起同流合汙還是做了閉口菩薩?對於這些，采訪中我們始終困惑不解。

　　後來，了解了張桂全的歷史，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更加感到不可思議。原來，小張莊存在的問題，遠不止是財務管理方面的混亂，基層組織建設上暴露出來的問題，更是令人吃驚。壹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當時已是小張莊村委會主任的張桂全，就曾因貪汙和奸汙婦女，被固鎮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兩年。這期間，小張莊合並到了張橋村，張桂全還正在刑期之中，卻搖身壹變，成了張橋村村委會的副主任。村民們說，張桂全根本就未經過大家的民主選舉，完全是鄉黨委和村支部個別領導人強行指派的。

　　雖被判刑仍在刑期，這樣壹個窮兇極惡的罪犯卻照樣可以被兩級黨的組織委以重任，這就使得五毒俱全的張桂全非但惡習不改，反而變得有恃無恐，更加兇殘。

　　嚴格地說，張桂全這種人的行為方式，已經具有了中國封建社會農村中惡霸的基本特征，但確實又是與那時的惡霸在性質上有著不小的區別，因為那時村中的這類人橫行霸道民憤極大，但土地的規模壹般都不大，浮財也不多，而且，並沒有獲得法理意義上的村公共權力的位置，然而，張桂全不光能夠任意霸占土地、侵吞浮財，並且獲有法理意義上的村落公共權力，因此，張桂全這樣的村幹部，就比封建社會農村中的惡霸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更大!

　　張桂全父子故意殺人案，雖然只是個“個案”，但“張桂全現象”卻足以讓我們憂心忡忡。在采訪中，我們發現，現在農村中“惡人治村”的現象已經觸目驚心地凸現出來，張桂全不過是當今中國農村基層公共權力運作中特殊機制產生出的壹個生動標本。

　　結論和思考無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夠杜絕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呢?

　　3悲劇還在延伸

　　固鎮縣公安局防暴警察在接到報警不到二十分鐘就包圍了小張莊。涉嫌故意殺人的張桂全、張加誌、張超偉和張余良當即落人法網。只有張樂義除外，據被害人家屬和在場的證人說，當時張樂義手拎壹只提包，包內裝著他們父子行兇的兇器，就從村支書張店鳳和實槍荷彈的防暴警察面前，從從容容地走過，村支書張店鳳不指認，防暴警察不知情，這就使得張樂義沿著村民黃自先平房後邊的壹條小路僥幸逃脫。

　　小張莊發生兇殺案的消息，迅速傳開去。但是，無論是固鎮縣委縣政府，還是唐南鄉黨委鄉政府，對於案起於農民要求民主的權利和減負問題，全都避之如洪水猛獸。案發第二天晚上，整個小張莊還沈浸在巨大的驚駭和悲痛之中，固鎮縣有線電視臺突然播報了這條“新聞”。報道稱，本縣唐南鄉張橋村小張莊，因村民們之間的民事糾紛、口舌之爭，發生了壹起重大的誤殺案件。畫面上展示出的，好像全是從現場收繳的“兇器”，其實，那全是公安人員因為壹無所獲從被害者張桂玉家裏找來的鐮刀、菜刀等器物。

　　整個壹個假新聞!

　　這條“新聞”壹播出，小張莊即刻炸了營。

　　在這起兇殺案中失去父親的張桂毛的獨子張亮，失去張桂玉、張桂月兩個弟弟的張桂菊，以及眾多的現場目擊者和被激怒的村民，男男女女，自發集結起三百多人，於播出電視新聞的第二天壹大早，找到縣有線電視臺，質問臺長：壹個刑期未滿的犯罪分子當上村長，變本加厲地欺詐村民，大家不堪重負，依憑自己的民主權利要求清賬，再說這還是縣裏部署的，鄉裏批準的，卻遭到如此滅絕人性的報復，什麽叫“錯殺”?“錯”殺了誰?殺誰才不算“錯”?被害者作為村民代表與張桂全之間究竟是什麽之爭?

　　臺長被問得啞口無言。他確實不知道其中會有這麽多的情況，案件的性質又會是這樣的惡劣與嚴重，不得不如實“招認”道：這是縣委領導指示這樣播放的。

　　人死不可能復生，但死了總歸要有個說法。被害者是為維護大家利益，又是受到大家的委托慘遭殺害的，這悲慘的壹幕已讓人無法接受，而如此荒誕的“新聞”無異於火上澆油。

　　於是，憤怒的村民們決定去見見縣委書記。

　　縣委和縣有線電視臺門挨門，雖是兩個大院卻只隔了壹道墻，當村民們湧出電視臺大院時，才發現，大街上已圍了個人山人海。大家都看到那條“新聞”了，都覺得這事太慘，兇手太狠，壹聽說小張莊的村民為“新聞”的事找到電視臺，便料定“新聞”有詐。現如今，假冒偽劣的產品充塞著市場，各種各樣的新聞可信度也已 經不高，特別是壹些重大事故的新聞，老百姓對它的真實性統統是大打折扣的。於是不少人圍過來就想鬧個究竟，不多會，便裏三層外三層地圍上了三千多人。

　　前面說了，縣委就在邊上，早看出了動靜，趕到小張莊的村民找到縣委時，縣委和縣政府的領導早已不見了蹤影。

　　從縣裏回來的第二天中午，小張莊的村民剛丟下飯碗，村支書張店鳳就通知全莊人到莊西黃自先家才蓋起的三間大瓦房開會。那是黃自先準備給兒子結婚用的，兒子在外地打工，現在正空著，村民陸陸續續趕了去。趕去才知道鄉裏來了人。唐南鄉副鄉長何井奎、鄉政法委書記邱亞以及派出所警員壹行人，是來“封嘴”的。

　　會上的氣氛嚴肅得令人窒息。何副鄉長首先選讀了幾條《刑法》規定，然後宣布不準上訪，不準鬧事，不準亂說亂講。大家都很緊張，尤其是被害者家屬，他們鬧不明白，親人已遭殺害，可受害的親人好像也犯了王法，成了過去的“四類分子”，不許“亂說亂動”，隨時隨地都將有警惕的眼睛在盯著妳，壹下變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魏素榮回到家撲到床上大哭了壹場，她哭丈夫張桂玉死得不明不白，有冤無處申；她哭自己長著眼睛長著嘴巴，看到的那觸目驚心的壹幕卻不能再說；她哭這世道太黑暗，不定啥時就會給憋瘋了。

　　接下去，五月七日，安徽壹家省報就在二版的位置發表了壹篇題為《村主任壹怒，四村民遭戮》的報道。文章恰恰發在蚌埠檢察機關正要將案子移送市法院提起公訴的關鍵時刻，試圖搶占社會輿論“制高點”的目的就十分明顯。

　　文章開宗明義，作了這樣混淆是非的表述：“壹名叫張桂全的村委會副主任因為對村民的激烈言辭極為惱火，便率領眾兒子與村民相互毆打，致使四村民死亡。”．

　　凡是具備閱讀漢語言文字能力的人，從這樣的表述中都會做出這樣的結論：“村民的激烈言辭”在先，張桂全“極為惱火”在後，村民，包括被殺的村民，才是造成這次事端的主要原因。

　　不過細心的讀者還是會註意到：既然是“相互毆打”，為什麽死亡的盡是村民呢?這位“名叫張桂全的村委會副主任”，為什麽對自己的村民這樣歹毒，欲置死地而後快呢?村民“激烈言辭”又究竟是些什麽內容呢?為什麽這位村委會副主任會“極為惱火”，以致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大開殺戒?這些至關重要的內容，文章中統統沒說。在這裏，村民們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和村民們不堪重負的嚴酷事實，全被回避。回避就是有鬼。

　　於是，壹場正義與邪惡、文明與殘暴、進步與顛覆之間的不可調和的鬥爭，就這樣被歪曲成了群氓之間的口舌之爭，愚昧無知的壹場“相互毆打”。“四村民死亡”，似乎就只能是咎由自取。

　　小張莊的村民再次被激怒了!

　　報社的編輯當然不可能對每天要編發的來稿都去現場調查核實，解釋，他們采用這篇稿子的程序上並無過錯，稿子上是蓋有了檢察機關公章的，因此他們就未做也無須再做什麽核實便發表了。

　　眼前的形勢明擺著：這事是發生在壹九九八年的春天，已不是發生在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丁作明事件”的壹九九三年的春天了，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準再增加農民負擔，而現在的問題是，小張莊的張桂全，非但不是壹般意義上的村委會副主任，此人竟是個刑期未滿就當上村幹部的罪犯，這事情已夠復雜，他的問題又遠不是僅對村民橫征暴斂，居然殺了人!這方面中央早有明確規定，凡因農民負擔問題導致壹人死亡或六人以上集體上訪的，都必須向中央報告，張桂全父子不是殺了壹個人，而是造成四死壹傷，嚴重得聳人聽聞!無論是固鎮縣委書記、縣長，還是蚌埠市委書記、市長，都很難接受這個事實，更不敢正視這個事實。也許他們並不缺少良知，也不缺少勇氣，但是眼前這種近乎嚴酷的事實，對於他們不僅太突然，也顯得太殘忍，甚至沒給他們留下更多的選擇余地。“丁作明事件”震驚中央的故事，誰也不可能這麽快地就把它淡忘，所以，誰都十分清楚承擔這種責任的風險和代價。他們顯然都是不願承擔這種風險和代價的人。

　　當然，最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的，還是受害者家屬。這天，被害者家屬張亮、魏素榮幾個人再次鼓起勇氣找到縣委，終於見到了縣委書記，他們在年輕的書記面前長跪不起，哭述冤情，剛說到自己的親人因為替村民們清賬而慘遭殺害時，書記壹下竟變得勃然大怒：“誰說是清賬?那全縣都在清賬，怎麽沒殺別人單殺妳呢?”

　　受害者家屬驚得目瞪口呆。

　　按縣委書記這個說法，如果哪家女孩子被刁徒強暴了，要喊冤，豈不是誰都可以對她厲聲責問：世界上年輕漂亮的女人多著呢，怎麽沒強奸別人單就強奸妳了呢?這還是人話嗎?

　　清查賬目的三位群眾代表被殺，其余九位代表自然萬分悲痛，但小張莊查賬的工作並未停頓下來，而是查得決心更大，也更加認真了。

　　應該說，張桂全父子被抓，給清查賬目的工作帶來極大方便，村幹部的許多經濟上的問題，很快便露出冰山壹角。毫無疑問，小張莊的問題不止是張桂全壹個人有，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也都不可能就那麽幹凈，他們對這次清賬骨子裏是恐懼、抵制的，可這項工作畢竟是縣政府統壹部署，小張莊的清賬小組又是鄉政府決定成立的，他們雖憎恨、害怕、惶惶不可終日，還不至於像張桂全那樣愚蠢地去殺人。沒過多久，他們就發現，縣、鄉兩級黨委和政府就都對清賬的事兒閉口不提了，對張桂全父子殺人的真相也是在極力掩蓋，於是他們的膽子就又大將起來。

　　清賬小組清出壹九九七年小張莊征糧時每人多收了六十斤，顯見是違反了國家政策，村民找到支部書記張店風，張店鳳卻壹副大包大攬的樣子，說：“不錯，是我叫加的。我要加有我要加的用途，妳們就不要過問了。”態度十分蠻橫。 ‘

　　清賬清出四名村幹部私分賣地款兩千六百元，張店鳳竟也從這筆賣地款中拿走六千元。村民代表找到張店風，張店鳳平靜地說：“事我知道，這是操心費。”追問該不該拿這個錢，他居然理直氣壯：“我拿，有我的用途!”

　　在又壹次清賬會議上，村民代表問村委會主任張風知：“小張莊的四千元水稻澆水費已經繳納了，為什麽又從我們莊賣地款中扣除四千元澆水費?”張鳳知大發雷霆，清賬會無法清賬，不歡而散。

　　不久村子裏便傳出風聲：小張莊的財務賬結清了，張桂全“沒有貪汙”，“沒查出張桂全的經濟問題：剩下的九個清賬代表縣裏還得逮幾個!”

　　接著，張桂全的四子張四毛氣焰囂張地揚言：“這莊子消停不長，還得有幾條人命賠著來!”：

　　壹陣陣帶有血腥氣的陰風在小張莊迷漫開來，令人透不過氣來。

　　共產黨員張家玉是條硬漢子，積極反映村裏加重農民負擔問題的有他；清賬小組中敢於當面鑼對面鼓較真的也是他。張桂全父子對他，可以說是恨之入骨，張桂全父子放倒四人後，張桂全的六子張超偉當時曾大聲叫嚷：“上張家玉家去，給他斬草除根!”幸虧張家玉當時出村報警去了，並不在家，才幸免壹死。但是現在，張家玉發現，他仍然處在兇險之中。在他家的門口和地頭，時常有人暗中窺視、盯梢。

　　張桂全家庭勢力的影響依然存在，況且還有張樂義在逃，面對壹個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逃犯，壹個不知何時就會突然出現的兇手，村民們，特別是受害者家庭，不可能高枕無憂。張桂玉和張桂月那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提到這事就淚流滿面，她壹個早上痛失兩個兒子，孫子還被砍傷，壹個原本充滿生機的家庭壹下就破碎了，更揪心的是，種種跡象表明，這場噩夢遠沒結束。她面色惶恐地說：“沒人晚上敢出門，地裏的花生大白天也不敢去照看了!”　

　　4 第四種權力，妳在哪裏　

　　以後事態的發展，就越來越出乎小張莊村民的意外了。

　　鄉裏派人威脅被害者家屬及現場目擊人不許“亂說亂講”，縣有線電視臺和省裏的報紙把這事說是“錯殺”，或是愚氓間的“相互毆打”，這些，其實都不具備法律效力。即便是並不太了解法律的小張莊村民，也知道只有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說了的才真正算數。奇怪的是，案子進入法律程序之後，執法機關卻並不完全在依法辦事，設在地方的國家法院淪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這就叫小張莊村民感到真正的恐怖與絕望了。

　　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案子開庭審理，事先根本就沒打算要通知被害人，趕聽到風聲要開庭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連找個律師的時間也沒有了。

　　有著二十五年黨齡的村民代表張家玉，以黨籍保證，他說檢察院自始至終就沒人進過莊，也沒誰找過他們，更沒聽說找誰了解過案發現場的情況，檢察院在《起訴書》上都寫了哪些事實，無人知道。死者親人和現場目擊人從“小道消息”聽說要開庭，慌慌張張地趕去時，也只準帶個耳朵“旁聽”，沒有發言權，而作為被告的張桂全父子居然可以在法庭上交頭接耳，這把被害人親屬的臉都氣青了。

　　公開宣判時，被害人親屬同樣沒得到正式通知，聞訊趕去才知道，作為這場兇殺的主謀和指揮的張桂全、殺死張桂月的張加誌被判死刑；而殺死村民代表張桂玉和張洪傳的張超偉和張余良，只是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顯見缺乏公正。這壹判決可以說達到了張桂全“數子之罪由壹子承擔”的目的。

　　死者親屬強烈要求看法院的《判決書》，法院不給；他們委托律師去要，法院依然振振有詞，就是不給。

　　固鎮壹中的高中畢業生張家玉，是小張莊村民代表中讀書最多的壹個，他找來國家頒布的《刑事訴訟法》研究，發現這部法律的第壹百八十二條白紙黑字寫著： “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壹審的判決的，自收到判決書後五日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依此國法，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理由不將判決書送達被害人家屬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手裏。剝奪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這種合法權利，顯然不是可以用“忽略”二字能夠解釋清楚的。

　　於是被害者親屬找到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省高院，他們終於得到了“蚌檢刑訴(1998]21號”的蚌埠市檢察院有關這事的《起訴書》。

　　不看不知道，壹看真奇妙：

　　從《起訴書》上“審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妳壓根兒就無法知道被殺害的張桂玉等人是負責清賬的村民代表，他們是在行使小張莊八十七戶農民賦予的民主權利；而窮兇極惡的張桂全是有預謀地要對村民代表實施十分殘酷的報復；更看不到村民們已是不堪重負、村幹部為掩蓋罪責才是發生這壹慘案的最直接原因。始作俑者是張傑，激化矛盾的是張樂義，但《起訴書》在陳述到村民代表張桂玉妻子魏素榮壹句並不過分的話之後，跟著就做出結論：“從而引起雙方對罵”，似乎引發事端的主要責任在魏素榮。而且《起訴書》竟然沒有“審查表明”，原本不是算賬小組的張桂全的兩個兒子，跟著老子去“算”什麽“賬”?而這正是此案要害，卻被掩蓋。

　　“雙方對罵”的內容只字不提，陳述“打架”的過程被“查明”的“事實”居然是：首先拿起兇器的，是村民代表張桂玉和他妻子魏素榮；首先動手的，是村民代表張桂玉和村民代表張洪傳；殺人不眨眼的張加誌似乎只是因為他發現張桂毛和張洪傳二人又是用傘又是用磚頭“準備”(“準備”二字妙不可言!)打他的老子張桂全壹個人時，他才動刀的；後來發現張桂毛“正壓在張樂義身上”，張加誌“即向”(“即向”二字亦是煞費苦心!)張桂毛下手的；而被壓在身下的殺人兇手張樂義“起身後”(“起身後”三字更可謂用心良苦!)才發難的!

　　總之，“引起雙方對罵”，首先操兇器和最先動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屬，這些算賬的村民代表被殺好像是“死有余辜”的!

　　“審查表明”張桂玉之子張小松的負傷，就更加“有趣”：“張余良從張桂玉手中將木棍奪下，打了張小松壹下”。兇犯張余良不過只是用木棍“打了”張小松 “壹下”，而且那“木棍”還是從張小松的老子那兒“奪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這“壹下”，在張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卻是壹個長六十五毫米、深達二十毫米的刀傷，住院長達壹月之久傷口才痊愈。《民主與法制》雜誌後來將張小松砍成重傷的照片公諸於眾，沒給這份《起訴書》壹點面子。

　　蚌埠市檢察院是把張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訴的，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壹特大兇殺案的性質。因為“傷害罪”是指損害他人健康的行為；而“殺人罪”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即便就是從《起訴書》上提供的“法醫鑒定”的事實來看，張洪傳因“單刃刺器刺傷胸部至心臟主動脈破裂引起急生(應為‘性’——筆者誤)大出血死亡”；張桂毛因“單刃刺器刺傷左背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張桂玉因“單刃刺器刺傷胸部至心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張桂月因“單刃刺器刺傷左胸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十分明顯，兇手無壹不是用兇器直掏心窩子!幸免壹死的張小松，也是因為他躲開了直接砍向腦袋的菜刀，這壹刀才砍在了左膀上。

　　造成如此殘忍的四死壹傷的局面，前後居然沒用五分鐘，怎麽就可以得出這些兇手是“損害他人健康的行為”呢?照這麽“審查”，天下還有“殺人罪”嗎?

　　張桂全在那個陰冷潮濕的早晨讓人毛骨悚然的嘶叫，令在場的所有目擊者永世不會忘記：“給我幹掉!十二個要算我賬的代表都給我殺光!”這是《起訴書》不該遺漏或不敢正視的獸性的嚎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蚌埠市檢察院並不是以“殺人罪”起訴張桂全的，但張桂全在聽完宣判後竟當庭大罵法官，聲言等他兒子出獄後要拿這幾位法官開刀!殺人者的氣焰如此囂張，不知《起訴書》上落下姓名的檢察官和代理檢察官作何感想?

　　漢朝桓寬著《鹽鐵論》就曾指出：“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意思是說壹個社會並不擔心沒有法令，而是擔心沒有堅決執行的法令。無法可以制定，有法而不執法後果不堪設想!

　　通常我們把黨、政、軍而外的法律監督權，稱為“第四種權力”，因為它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今天，許多地方決定訴訟成敗官司輸贏的，依然還不是案內的是非；神聖不可玷汙的法律，其應有的權威還樹立不起來；獨立辦案還常常只是寫在紙上的壹句承諾。我們的生活與法律之間，有時還有著壹種更加強大的力量在發生作用，使得許多法律還僅僅是壹個誘人的美好的願望。

　　為制止小張莊的村民進京上訪，固鎮火車站甚至對購買北京車票的農民嚴加盤問。·連城郊兩個農民只是去京看親戚順帶看病，也遭到拒絕，二人好生解釋，最後確認不是唐南鄉的農民，又確實不是為了上訪，才得以買票上車。

　　封鎖顯然是愚蠢的，也是有限的；天下之大，豈可壹禁了之。固鎮縣唐南鄉小張莊發生的血案，終於還是不脛而走，引起了各地媒體廣泛的關註。

　　首先趕到現場采訪的，依然是新華社安徽分社的記者。記者李仁虎和葛仁江采訪後寫了壹篇《張橋村幹部如此斂財，壹種負擔兩本賬》的新聞報道。雖然只字沒提發生在張橋村的“小張莊慘案”，文章中甚至沒有多少作者主觀的議論，但是，這篇被轉發到了全國的新聞報道，卻有如“庖丁解牛”，用快刀子割肉，將小張莊所以會發生兇殺案的背景壹絲不掛地裸露在國人面前。其敘事的風格，極像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讓事實說話。

　　大量的事實表明，中央劃定的是否構成“農民負擔”的界線是：“三提五統”不準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而這裏已明顯高達百分之十九點八，接近國家規定的四倍!更為嚴重的是，明明是在巧取豪奪，卻要玩弄掩耳盜鈴的伎倆：壹種負擔兩本賬。其手段之惡劣可見壹斑!其文章最精彩的壹筆，還是在村民和村幹部貧富差別的交待上，這是壹幅絕妙的圖畫，畫龍點睛地把許多深層次的問題揭示出來。

　　接著《工商導報》的記者也站了出來，旗幟鮮明地發表了《張桂全枉殺四人法難容》的文章。

　　文前特地標出了壹行引人註目的提示：“刑期未滿，又任村幹部；心中有鬼，反對查賬目；光天化日之下，竟瘋狂行兇，殺死四名查賬的村民代表。”可謂壹針見血!

　　只有壹點需要更正：枉殺的確是四人，但查賬的村民代表只有三人，另壹人張桂月只是村民代表張桂玉的兄長。

　　緊接著《工商文匯報》也在壹版顯著位置，披露了“固鎮發生特大命案”的真實情況。

　　被嚴嚴實實掩蓋著的“小張莊慘案”的真相，終於被撬動，射進了幾縷溫馨的陽光。固鎮縣委和蚌埠市委壹手遮天的神話被擊破!

　　這壹年的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時許，中央電視臺四位記者頂著烈日、扛著沈重的攝像器材，風塵仆仆地趕到了遠離公路的小張莊。他們是看到新華社轉發全國的那個電訊稿後做出這次專訪決定的。進了莊，他們就開始隨機采訪和錄像。

　　記者首先走進村民黃自先的家，問黃：“妳們的負擔重不重?”

　　黃自先顯然是有顧慮的，猶豫良久，才說：“確實很重。”他隨後找出村裏發的“農民負擔監督卡”，以及村組開出的壹張張白條子給記者看。

　　記者提出要見村民代表張家玉，正在田裏幹活的張家玉被喊回村。張家玉不僅照實說了小張莊“壹種負擔兩本賬”的情況，還談到了村民代表因清查張桂全副村長的貪汙賬，張桂全父子連殺四人砍傷壹人的事件經過。

　　後來，記者請張家玉帶路，他們分別對被殺代表張桂毛、張洪傳的兩個孤兒進行了采訪。

　　最後記者又讓張家玉把他們帶到張店鳳家，要采訪壹下這位村支書。不過，當時書記不在家，便決定采訪書記老婆陳雲俠。不曾想，陳雲俠的態度十分惡劣，先是將記者拒之門外，然後，把門壹鎖，管自扛著鋤頭揚長而去。記者卻並不介意，手中的攝像機也並沒有放過這難得的鏡頭，壹直跟拍著她的背影，直到看不見為止。

　　記者們剛準備要離開，就發現張店鳳推著自行車正巧往家趕來，遠遠地，他發現壹群村民向他喊話，還有人扛著錄像機已經對著他，感到不妙，掉頭想跑，也許覺得這樣子太狼狽，跑了幾步又折了回來。

　　記者迎上去問：“妳是這村的書記嗎?”

　　“是。”

　　“我們想了解妳壹些問題行嗎?”

　　張店鳳顯然調整好了情緒：“行，回家談。”他答得十分爽快。可走到家門口才註意到門上掛著鎖，鑰匙也被老婆帶走了，很是尷尬。

　　記者於是就在門口進行了采訪：“妳們村的賬目都公開嗎?”張店鳳接口說：“公開，全公開。日清月結。每個月的五號張榜公布。”記者問道：“張榜都貼在什麽地方?”張跟著就說：“三個自然莊都貼。”記者盯住不放，又問：“貼在什麽地方妳看見了嗎?”張頓了壹下，這才說：“我沒看見，反正我都安排了。”

　　記者露出了幾分幽默，正準備再問，在場圍觀的村民見張店風這樣睜著眼睛說瞎話，都忍不住笑起來。笑聲中，不知誰大嗓門叫了壹聲：“書記胡說!”張店鳳頓然變了臉色，怒氣沖沖地逼視著在場的村民。

　　村民代表張家玉這時站了出來，當著張店鳳，毫無懼色地走向攝像機的鏡頭，實話實說：“我們小張莊就從未看見張貼過公開的賬目!”張店風壹聽，咬牙切齒地指著張家玉說：“妳張家玉還是不是個共產黨員?妳失職!張貼妳看不見，這不是失職是什麽!”

　　在張店鳳看來，村裏的每壹個共產黨員都必須五條件地和他這位村支書保持高度的壹致性，否則，就是不稱職。

　　中央電視臺來人的當天，已經是深夜兩點多鐘了，唐南鄉壹位領導還把電話打到村支書記張店鳳家裏，詢問記者進莊後采訪了哪些人?調查了壹些什麽事?有沒有誰說了清賬的村民代表被殺的事?

　　如臨大敵。

　　第三天大清早，村委會主任張風知跳出來開罵了。這位文盲主任在村裏的廣播大喇叭中喊道：“有個別共產黨員，弄幾個臭記者來采訪，說我們搞的都是假的；還弄來個中央‘焦點訪談’記者，‘焦點訪談’不‘焦點訪談’，我看這是有些群眾在起哄!我讓妳們好好在下邊起哄，到時查出來非得治妳不可!”他把廣播喇叭的音量調得很大，他的嗓門就更大，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震耳欲聾。村民們剛從睡夢中醒來，聽著這樣壹個大字不識的“村長”在廣播裏張牙舞爪，真不知小張莊究竟是誰家的天下了。

　　六月二十日晚，中央電視臺就在《社會經緯》的欄目中，把小張莊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予以“曝光”，在全國範圍產生影響。幾乎是前腳跟後腳地，《南方周末》也拿出頭版壹整版的版面，直擊小張莊慘案，發表了記者朱強的長篇報道：《五父子稱霸固鎮小張莊，四村民查賬惹殺身之禍》。且圖文並茂地配發了評論與漫畫，漫畫作者方唐，畫得簡約而辛辣：壹個村委會領導人物酒醉飯飽之後，從放著酒瓶的辦公桌子上，不可壹世地又踏到誠惶誠恐向他頂禮膜拜的村民頭上和身上，嘴巴裏煙囪似的噴吐著雲霧。評論文章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國印之手，他的震驚憤慨之情躍然紙上：“我們有壹個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的中央政府，又畢竟處於文明時代，怎能容忍惡勢力猖狂!”不過，他提出：“對壹切違反中央政策和國家法規的村幹部堅決予以制裁，這當然是需要的，而且也會有壹定的效果，但這只是治標的辦法，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需要讓農民富裕起來，讓農民擁有組織自己的能力，並給農民的組織以合法地位，使農民有力量抗衡鄉村權勢階層。”

　　這期間，《民主與法制》雜誌社鄭蘇、福殿和成遠三位記者，也從“民主”與“法制”特有的視角，深入到小張莊，並於這壹年的第十七期刊出現場紀實報道。題目極平實：《村民代表查賬慘遭毒手》，文章卻寫得內容詳實、引人人勝，不乏雄辯之筆、警策之句。令三人甚為詫異和不可思議的是，直到他們采訪之時，潛逃在外的張樂義使用過的那把帶血的殺人兇器，依然靜靜躺在溧澗村醫院辦公室的抽屜裏，壹直無人問津。是他們，把拍到的這張照片，觸目驚心地展示於世人。

　　隨著各種新聞媒體的相繼介入，特別是在全國極有影響的幾家報紙雜誌的輪番轟炸，小張莊村民代表因為行使自己民主權利慘遭殺害的真相再也捂不住了，事情才漸漸有了轉機。

　　人們首先看到，唐南鄉政府派人把張洪傳的兩個孤兒接到了鄉裏的敬老院。

　　接著，這壹年的舊歷五月初五，端午節，固鎮縣政府安排給遭難的幾家每家發了壹百元的慰問金。

　　午收大忙時節，固鎮縣委機關下來了幾位同誌，幫助幾戶受害者家庭搶收麥子。他們從上午壹直幹到下午壹點多鐘，沒吃農民壹口飯，沒喝農民壹碗水，這讓死難者的家屬多少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壹絲溫暖。

　　壹九九八年九月八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張桂全父子壹案下達了終審裁定。終審《裁定書》上“審理查明”的“事實”，其實與蚌埠市檢察院《起訴書》上當初“審查表明”的“事實”並沒有多大改變，這使得小張莊廣大村民再壹次對中國的法治產生失望。

　　不過，有壹點是應該予以肯定的，這就是省高院終於裁定張桂全父子“不存在防衛問題”，亦非“傷害(致人死亡)罪”；“張桂全、張加誌、張超偉、張余良的行為均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的主觀故意明確，訴稱其沒有殺人故意的理由無事實根據，不能采信”。

　　這讓小張莊已經十分失望的八十七戶農民，終於感到了壹點欣慰。

漫漫上訪路

　　1享受冷漠

　　壹九九四年十月壹日，這是共和國第四十五個誕辰。到處是歡歌笑語，到處是火爆的鞭炮聲，安徽省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村民王俊彬，卻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這裏是河南省沈丘縣留府鎮李大莊，雖然離他的家鄉只是近在咫尺，他卻是有家不能歸。

　　臨泉縣公安局於兩個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達了《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雖把他的名字都給寫錯了，但他十分清楚，隨著這個《通知》的到處散發，他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同時，也被剝奪了聲辯權，他已不可能再回臨泉縣申訴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訴無疑等於自投羅網，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讓他感到傷心、震驚的是，二十多天之前，臨泉縣紀檢委又做出了《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

　　他帶人找黨的上級組織，要求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其後果卻是開除出黨!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壹件事。事情走到這壹步，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農民，不僅面臨著物資匱乏的困擾，還將承受著從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壓力。雖然農民有許多話想說，可是讓農民說話的渠道並不暢通，民意和民情還無法能夠得到正常表達，難怪壹些地方有的農民不得不將早已“站起來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攔轎”的辦法，在公路上攔截領導的車隊喊冤。

　　“文革”結束那年才六歲的王俊彬，是在鋪著陽光的新時期的大道上無憂無慮地走過來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開放，就是民主與法制。十八歲那年，高中還沒畢業呢，他就響應祖國的召喚，走進了軍營，從此又多了幾分軍人的奉獻精神。特別是當他在黨旗下莊嚴地舉起右手，向黨宣誓，更懂得隨時隨地維護黨的決定和人民的利益，是壹個共產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顯然不會像有的農民那樣向誰屈膝下跪，他認為民主的權利不是靠誰恩賜的，他當然也不會去幹出那種“冒死攔轎”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麽都喪失了，惟獨沒有喪失的是民主的權利。

　　他要申訴。

　　雖然他還並不清楚向哪壹個具體的部門主張自己的權利更為合適，他卻毫不猶豫地在紙的上端寫出“訴狀”二字。

　　盡管他知道被申訴人壹般只應該是部門的法人代表，壹個黨的縣委書記不可能成為被告，但他不管這些，依然堅定不移地在“被申訴人”下面，寫上張西德的名字。他認為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在那起性質惡劣的“白廟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扮演了壹個極不光彩的角色。

　　臨泉縣隸屬被稱作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地區。這是飽經歷史滄桑的壹塊土地，黃河無數次溺辱過它，留下了無邊的淤泥沙土，成為著名的黃泛區。當年劉鄧大軍突破敵人的黃河天塹防線，千裏挺進大別山，就是從這裏殺出壹條血路，揭開了解放戰爭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樸的臨泉人民，憑著勤勞的雙手，正在改變著家鄉的面貌，但由於人口的眾多，壹個小小的平原縣，竟擁有壹百八十多萬人，堪稱“華夏第壹縣”；再加上交通閉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遠近聞名的貧困縣。王俊彬就出生在這個貧困縣最貧困的白廟鎮。

　　我們是事隔六年後的二OO壹年的冬天走進那片土地的，那裏的貧窮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壹路看過去，沒有壹家鄉鎮企業，田裏種的全是清壹色的大蔥和大白菜，很多年以來，這裏的農民就靠種大蔥和大白菜為生。在村莊旁邊不遠，有壹條公路直通外省，路兩邊到處是堆積如山的大蔥，等著過往的司機順便買走。我們壹問價錢，不免吃了壹驚，壹斤僅賣六分錢，壹板車蔥也就抵個兩三元錢；大白菜價錢稍微好壹點，也只賣到壹斤壹角錢。然而，就是這麽便宜的蔬菜，種菜的人還舍不得吃。我們進村的時候，看見壹個三十歲上下的農民端著碗蹲在門口吃飯，碗裏只有飯，沒有萊，我們問他，這麽便宜的大白菜為什麽自己不炒點吃，他說了壹句令我們心酸不已的話：“我吃掉壹斤不就少賺了壹毛錢嗎?”

　　二OO壹年的白廟尚且如此貧窮，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聽他們介紹，那時白廟鎮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說，每人每天的收人不過八毛錢，誰都知道，這將意味著什麽?盡管已經貧困到了這個地步，縣、鎮、村還是層層加碼，不斷地把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強加到村民的頭上，而絕大多數的村民對這種巧取豪奪卻只是敢怒不敢言。

　　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東和王洪超，他覺得總要有人敢站出來替大夥說句公道話。王向東和王洪超，也都是村裏思想比較活躍的年輕人，特別是王洪超，提到亂攤派，他就惱得直摔頭，簡直就是深惡痛絕。 、

　　王洪超的嶽父是鄉村中比較有商品頭腦的精明人，除了種莊稼，農閑時就走村串鄉去賣老鼠藥，這行當成本不多，收入卻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種莊稼日子過得太艱難，就跟著嶽父去賣老鼠藥。壹天，正趕在王洪超外出賣藥，村支書高建軍帶著苛捐雜稅的突擊隊，大呼小叫地摸上門，每家要收六塊錢的“建校費”。村裏學校校舍好好兒的，沒有壹間危房，怎麽又冒出個“建校費”呢?王洪超的母親想不明白，也掏不出這六塊錢，就說：“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話音剛落，高建軍搬起電視機就走。王母壹看，忙追出門說：“家裏沒人，妳們這麽搬東西，合來不合來呀?”她說的是當地話，是在查問村支書這麽幹“劃算不劃算”。

　　因為高建軍與王洪超還有壹層親戚關系，她想不到高建軍當上了支書就會幹出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來。誰知，高建軍理也不理，揚長而；去。

　　王洪超後來知道村支書抱電視機的事，氣；得直罵娘。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人壹合計，決定先去鎮裏討個說法。當時，他們三個人想得都過於簡單：既然有黨的“減負”政策，就應該不折不扣地執行。再說向上級機關反映下情，這也是《憲法》賦予每壹個公民的合法權益。

　　他們差不多是懷著無比信賴的心情，去找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壹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去尋求組織上的幫助的。他們永遠記住了那個日子：壹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壹天，讓他們刻骨銘心，在鎮黨委辦公室，他們終於懂得了什麽叫“推諉”，什麽叫“糊弄”，什麽叫“對人民群眾感情麻木”。

　　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不聞不問，助長了村支書高建軍的肆無忌憚。當高建軍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電視機的事情也告到了鎮裏，惱羞成怒，不僅拒不歸還，還再次明目張膽地闖進王家，又推走了他家壹輛自行車。

　　欠交所謂的六塊錢的“建校費”，竟然抱走壹臺電視機還覺不夠，又推走人家自行車，這事顯然做得太過分，壹下激起了公憤。於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來。紛紛向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提供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的人證物證。

　　我們在王洪超家就見到過當年村民們的三份證據。壹份是蓋有“臨泉縣白廟鎮人民政府’：大印的“農民負擔稅費卡”，卡上承包耕地的畝數明顯有改動的痕跡，而且，是壹改再改，由最初的“六畝四七”改作“六畝八五”，塗抹了之後，又寫成“六畝八七”。塗改承包耕地畝數的目的，不言而喻，是為提高“農業稅”、“農林特產稅”、“耕地占用稅”以及其他各項應交的稅金。至於卡上填寫的“村提留”和“鄉統籌費”的數字，更是叫人霧裏看花：兩組十四項“應付費用”款，數字是十分具體的，但其中的依據是什麽?為什麽要村民交這麽多?誰也說不清。總之，十四項錢款加起來，應該是九十三元壹角整，“合計”欄裏也是這麽填寫的，卻不知為什麽，又用紅筆給杠掉，改成了九十壹元五角六分。在另壹份蓋有“臨泉縣白廟鎮邵營村民委員會”大印的“農民承擔費用收款收據”上，“鄉統籌村提留”的九十三元壹角整，又變成了九十壹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錢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還在這份收據的空白處寫上了壹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據為準其他單據作廢。”就是說，再加上“應交”的稅金，這戶農民總共就交了壹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於諷刺意味的是，這戶農民提供出的又壹張油印的“邵營行政村農戶壹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單”，無疑應該被看做是“作廢”的“其他單據”，“通知單”上通知午季必須交納的竟是壹百八十四元零壹分!他“承包耕地”的數字不僅又變成了“六畝八八”，應交稅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變成了壹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壹份“稅費卡”，兩本不同的賬。壹本是要村民如數交納的，壹文錢不能少；壹本是寫在紙上專門給上邊來人檢查用的。掩耳盜鈴，欺上瞞下已經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們提供的這許多證據，更堅定了上訪的信心。由於鎮裏對村幹部的問題極力包庇，他們不得不“越級上訪”，這以後就找到了縣裏。

　　使他們大感意外的是，在縣裏，他們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於是，三人橫下壹條心，決定去找壹把手。

　　“我們要見張西德同誌。”他們認為，縣委書記是全縣黨組織中最高的領導，黨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會看著下邊公開違背黨的減負政策不管不問的。

　　但是辦公室的同誌詫異地擡起頭，發現闖進來的是幾個農民模樣的年輕人，很不耐煩地說：“知道張西德是誰嗎?”

　　“縣委書記呀!”

　　“妳們是哪裏的?”

　　“白廟王營的。”

　　對方壹聽就奚落道：“縣委書記也是妳們隨隨便便就可以見的嗎?王營村的事，妳們應該找白廟鎮黨委和政府去解決。”

　　“可是鎮裏不問。”

　　“他不問，妳們就來找縣委書記?如果全縣所有村都像妳們王營，有事沒事就跑到縣裏找書記，這縣委書記還能幹嗎?”

　　三個人全傻了眼。

　　王向東的腦子來得快，忍不住地問：“鎮裏不管，妳說不找縣委領導找誰?”

　　對方壹下站了起來，沖動地扇著兩臂，像轟趕壹群鴨子似的大聲喊道：“去去去，我們還有事!”

　　有著幾分心計的王洪超，壹直沒言聲，這時冷靜地說道：“我們要求縣委落實中央‘減負’的政策!”

　　“誰不給妳落實，妳去找誰!”

　　“我們就找張西德書記!”王洪超聲音不大，卻說得十分堅定。

　　“不行!”

　　“為什麽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從縣委大院走出來的時候，三人的臉色都十分難看。王洪超後來談到走出縣委那壹瞬，他強烈地感覺到，原來心中壹種最聖潔的情感，忽然間被人粗暴地玷汙了，他痛苦極了。

　　回村後，村民們湊在壹起開了個會。大夥都覺得，既然三個人去縣裏反映問題，勢單力薄，得不到重視，那就各家各戶能去的都去。這以後，王營村三百多村民壹齊出動，坐著十幾輛農用車和四輪拖拉機，浩浩蕩蕩開進縣城。

　　然而，人多勢眾，不但於事無補，反倒引起縣委更大的反感，說他們這是在“聚眾鬧事”。幾次受挫之後，村民們感到，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在臨泉縣已毫無解決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條路可走：壹是找地區，二是去省裏，再就是直接進京。去地區和去省裏，不少人都表示心中無底，因為無論地區還是省裏，都與臨泉縣委和縣政府有著太多的聯系，不能說他們就壹定會是“官官相護”，但把上訪的材料層層下批，最後又批到被上訪人手裏的事，卻是完全可能的，這樣的故事，當今的報紙、廣播、電視上已屢見不鮮。假如是那樣，人家指個兔子叫攆，壹圈攆下來，不說村民們的時間和精力賠不起，也沒有那些錢朝外拿呀!

　　大夥七嘴八舌，各抒己見，到了後來，意見就漸漸集中起來，這就是：壹不做，二不休，幹脆去找黨中央、國務院!因為，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制定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同咱底下農民的心貼得最近!

　　當然，大家也都知道，這樣“越級告狀”，將會承擔很大風險。壹個嚴峻的事實是：進京上訪，反映白廟鎮和王營村的問題，客觀上看，告的卻是臨泉縣的“黑狀”。至少說明，臨泉縣拒不落實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是給黨抹了黑，是為國家添了亂。縣委書記張西德對此絕不會善罷甘休。

　　提到張西德，大夥在臨泉縣的電視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說話愛揮手；做報告的稿子可能是秘書們給寫的，文辭還可以，可他壹到脫稿講話時，就沒有了壹點文雅氣，說的話跟個粗人沒啥兩樣。壹次會上，在強調計劃生育不準超生的時候，張西德竟揮著拳頭信口開河道：“我寧要七個‘墳頭’，不要壹個‘人頭’!” 說得大家全伸舌頭。這句充滿殺氣和血腥的話，被流傳得很廣，誰聽了，誰脊背發涼。

　　總之進京上訪，前途難蔔，誰有能力有膽識擔當此任呢?

　　大夥心裏當然全清楚，只是誰也不忍心先開口。推選進京的代表時，村民們壹雙雙充滿期待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註視著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個年輕而又有文化的後生。

　　2感受溫差

　　壹九九三年年尾最寒冷的壹天，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經過簡單的準備，把收集上來的“三亂”證據小心地整理停當，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當三人第壹次步入北京車站的月臺，壹種受了委屈的孩子終於來到母親懷抱的沖動，使得他們異樣的激奮。他們多麽想去看看魂縈夢繞的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看看雄偉壯觀的英雄紀念碑和金水橋畔的華表、看看中南海的紅墻啊，但是，他們知道大夥湊出的這點上訪經費來得太不容易，壹角壹分都必須花在當緊的地方。

　　在中辦國辦信訪局，他們受到熱情的接待，沒有想到事情的進展會如此順利，不免有點兒受寵若驚。接待的同誌認真聽取了他們的情況反映，還就他們提出的問題，允諾將很快給安徽有關部門發去專函，促成這事的調查處理。

　　北京如此嚴寒的氣候，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沒有碰到過的，迎面卷過來的又冷又硬的風，直紮肌骨，但三人的心裏卻都像揣進個騰騰燃燒的火爐子，打心裏往外冒著熱氣。

　　“既然來了，”王洪超說，“能找的地方咱都找壹找，不枉此行。”

　　於是三人壹路問過去，又跑了壹趟國家農業部。

　　在農業部的信訪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親切與溫暖。接待站的同誌聽了他們反映的問題，看了他們帶去的證據，當場就明確表態：白廟鎮和王營村的做法是錯誤的。並主動為他們開出介紹信，要他們回到安徽後，拿著這封信直接去找省農委的壹個單位。

　　信訪接待站的同誌壹直把三人送出大門，還送了壹本《減輕農民負擔勞務管理法》的小冊子，分手時，竟突然感慨了壹句：“上面三令五申，下邊照樣胡搞，怎麽得了!”壹句話說得三人的心不由壹熱。

　　盡管，在北京的每壹天，他們都沈浸在無比的亢奮與激動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奮與激動的同時，又有壹種異樣的酸楚，不時會從心裏毫無準備地冒出來，破壞著他們的好心情。為什麽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當時三人都說不清，此刻，列車遠離北京了，他們才恍然大悟：北京雖好，不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畢竟是臨泉縣白廟鎮人，他們的命運更多地還是掌握在臨泉縣縣委書記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廟鎮王營村個別人的手裏。

　　只要他們還從屬臨泉縣白廟鎮的權力磁場之內，縱使遠離千裏萬裏，也逃不脫任人宰割的命運!

　　車過黃河以後，三人似乎都無話可說了，可誰也睡不著。整整壹夜，他們就這樣枯坐著，似乎什麽也沒想，壹直無聊地聽著腳下車輪與鐵軌忽輕忽重的碰撞聲，這聲音，在寂靜的夜裏，聽起來竟是那樣震撼人心。趕到天都大亮了，三個人才昏昏暈暈地有了倦意，不過省城合肥卻已經到了。下了車，顧不上休息，三人就按農業部介紹信上寫著的單位，找到了安徽省減輕農民負擔領導小組辦公室。

　　省減負辦的同誌聽了三人的陳述，十分重視，也覺得問題嚴重，當即寫了壹封態度十分明確的函，希望他們親自交給臨泉縣減負辦。臨分手時，也送了壹本他們自己匯編的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中央歷次做出的具體規定。 ·

　　走出農業廳大樓時，三人在京曾有過的那種亢奮與激動，再次溢滿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識地回頭看看這座已經相當陳舊的建築，心中油然蕩起壹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間，他們還找了壹趟省紀委。省紀委接待的同誌也相當重視，希望他們放心地回去，這事，他們會過問的。

　　壹九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再次走進臨泉縣委辦公室。他們出示了國家農業部和安徽省減負辦的有關信函，這壹次，辦公室的人沒有再刁難。顯然，這時的臨泉縣委，已經接到中辦國辦信訪局的公函；縣委書記張西德，也知道了白廟鎮王營村村民代表把他們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滿面地走了出來，並當場給白廟鎮黨委、鎮政府寫了個便條。寫道：

　　“邵營行政村王營自然村群眾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請努力做好工作，抓緊時間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群眾。”

　　三人接過縣委書記的條子，認真看了看。因為字比較潦草，有的字寫得也不規範，看了壹會才鬧清上面的內容。不過，又好生納悶：“多提的款”，這是個什麽概念?作為黨的壹級組織的負責人，為什麽不能夠像中央、國家機關以及省減負辦那樣，按照黨中央文件規定的精神，指出這件事的嚴肅性?既然下決心要鎮裏解決，為何不通過組織的程序，而是隨手寫了個白紙條子交於上訪群眾?再說，“群眾上訪”了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來找縣委，縣委就是裝聾作啞；如今，上邊批下來了，馬上“笑臉相迎”，既然如此，何必當初呢?

　　不管怎麽說，從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開始上訪，到壹九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縣委書記“簽字畫押”，前前後後折騰了八十九天，總算看到了結果。當村民們聽說張西德書記表態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壹個村子頓時沸騰了。

　　可以想到，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鎮長馬駿看到張西德的“手諭”，心情是何等復雜。他們當然清楚這件事情的性質。鬧到這壹步，不用說，是他們為縣委、縣政府捅了婁子。不過，村民們拿到的，畢竟只是壹張白條，細細揣摩，他們既從張西德的“群眾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壹句中聽到了不滿，卻也從“請努力做好工作”這句話上讀出了縣委書記的無奈。

　　白廟鎮不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不行了。這時，縣紀委在地區紀檢委的督促下，也組成了調查組開進白廟鎮，對鎮村“減負”的問題立案調查。其實，只要查，許多問題都是明擺著的。縣紀委調查組只是查了壹下鎮村兩級壹九九三年的“提留統籌”的賬，就發現了十壹萬多元的農民負擔問題。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在幫助村裏的自查中，不但發現村裏的財務管理混亂不堪，經費的開支也極其隨便，莫名其妙的單據太多，還發現鎮裏隨意平調或挪用村裏的提留款及集體資金也十分嚴重，甚至將鎮村兩級的調款情況，合做在壹張表格上，僅“壹九九三年秋季調款”，查出的明明是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調款表格”上，竟然就變成了三萬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這壹筆，就隱瞞了壹萬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鎮村幹部徇私舞弊的惡劣行為，引起王營村廣大村民極大的憤慨，但是，從縣委書記為村民代表寫出便條算起，在長達六十二天的時間裏，行政村只退回給村民點“皮毛”，而且，在此期間，發生的兩件事，就不能不讓王營村村民甚感不安。壹件是，領頭上訪的王俊彬，此前壹直為鎮的土地管理所聘用，這當兒被突然解雇；再就是，王向東和王洪超接到鎮裏的通知，要他們去鎮機關“清算賬目”，二人剛進鎮政府的大門，就被早有準備的機關人員壹頓毒打。

　　退款不過是虛晃壹槍，打擊報復卻動了真格的，王營村的村民們，忍無可忍，又壹次集合起幾百人的隊伍，找到縣城，要求張書記履行他給大家的承諾。

　　張西德壹看來了這麽多村民，而且帶有明顯責怪的口吻，首先就變了臉，再不提如數退給加重農民負擔的那部分錢款的事。他的話壹下就變得十分嚴厲，也很難聽：“有本事，妳們只管狠狠地鬧，我就是不給妳們處理!”

　　村民們問：“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嗎?”

　　張西德越發火冒三丈地說道：“有本事妳們就往上找!”

　　張西德顯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聲大嗓門地喊道：“妳們盡管給我鬧，鬧得越大，我才越好處理!”

　　村民們百般無奈，於是又去找縣紀委。因為縣紀委曾經派出過調查組，並且查出了白廟鎮和王營村“提留統籌”上的不少問題。可是，紀委書記李樹成聽說下面就是不願清退多收的錢款，也無可奈何地說道：“我讓他們退，他們不退，我又有什麽辦法?”

　　主管壹個縣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書記，對下面幹部的胡作非為感到無能為力；統管全面工作的縣委書記又是這樣蠻橫不講理，村民們感到難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氣憤。

　　不過，這時候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已經有了壹定的承受能力，他們表現得十分冷靜。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個人下了也許是這輩子最大的壹個決心：壹定要和這些對黨的政策陽奉陰違的人鬥爭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從縣城回來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壹個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栗的消息，這消息，是白廟鎮派出所的指導員施燦洲透露給他的，王洪超同施燦洲私下交情不錯。這年三月三十日這壹天，施燦洲把他拉到壹邊，悄悄給他打招呼：“妳不要再插手上訪的事了。”還用了當地壹句土話，叫他“趕快‘薅手”’，意思是說“趕快收手”；並嚴肅地提醒道：“馬上要抓人!”

　　當時，王洪超心中壹驚。他知道施指導員不是和他開玩笑，也不是在嚇唬他。他壹點不敢怠慢地就把這壹消息告訴了王向東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東聽了似信似疑，卻也不得不馬上通報給廣大村民。

　　壹時間，王營村籠罩在壹種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們自發地組織起巡邏隊，以防不測；王洪超幹脆把村子裏的廣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裏。

　　村民們雖然思想上有了準備，卻沒有想到“抓人”的這壹天來得這麽快。

　　3 天高皇帝遠

　　壹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已是十壹點多鐘了，這在有著夜生活的城市裏或許不算太遲，但在這偏僻的王營，村民們差不多全都熄燈上床了。就這當兒，壹輛客貨兩用車鬼鬼祟祟開進了村。

　　車在村西頭悄然無聲地停下之後，打上面跳下五個人。事後才知道，他們分別是白廟鎮派出所指導員施燦洲，民警王樹魁、張復春，治安隊員王俊和劉凱。他們交頭接耳壹番後，五人就行動詭秘地向村中摸去。

　　他們的出現，立即引起巡邏的村民的註意，於是遠遠地尾隨著。後來發現這些人，盡在領頭上訪的幾個村民代表家的門口探聽動靜，有幾次竟試著上前推門，這更引起村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門，邊敲邊喊：“村裏來了幾個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當時正住在王洪超家裏，門外的響聲首先把她驚醒了，她壹個激靈從床上爬起來。聽說村裏來了偷偷摸摸的人，沖到放有廣播器材的房間，打開開關就喊起來：“王營來賊了!王營的老少爺們，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讓他們跑了!”

　　夜深人靜，廣播的喇叭聲立刻把壹村人驚醒了。聽說村裏來了賊，壹個個飛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家夥就奔出了門。

　　驟然響起的喇叭聲，首先就把跟來的兩個治安隊員嚇壞了，知道這次的秘密行動被暴露，村民們最恨的就是跟著幹壞事的治安隊員，罵他們是“二鬼子”，壹旦被村民們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員還好講，他們可就慘了，於是二人便像壹對受驚的兔子，奪路而逃。派出所指導員施燦洲，聽到響聲，料定事情不妙，連丟在村頭的車子也顧不上了，立即調轉身子，高壹腳低壹腳，摸著黑，慌不擇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民警王樹魁、張復春以及司機趙燦龍因為躲避不及，最後被村民們壹個個分割包圍。

　　村民們喝問道：“妳們是哪裏來的?幹什麽的?”

　　壹個民警說：“我們是瓦店的……”

　　另壹個民警說：“我們是……黃嶺的。”

　　三個人竟有了三樣說法，這自然更引起大夥的懷疑。

　　王營村地處安徽和河南兩省邊界，王營小學校長王天基住的村西頭，屋外的小路就是河南省沈丘縣和安徽省臨泉縣兩省兩縣的地界，有人說王校長的孩子出門撒泡尿，就澆濕了兩個省和兩個縣的地皮。處在這麽個偏僻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帶，突然冒出三個來路不明之人，三人又是三樣說法，其中還有穿警服的，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村民們的警覺。懷疑這是壹夥利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乘著深更半夜冒充民警暗中打劫的刁徒。

　　村民要求每人拿出證件來證明自己的身份。這壹下，三個人變得越發緊張起來，趁著混亂，落荒而逃。這壹逃，村民就覺得問題更大，當然更不能放過，當即追了上去。

　　三個拼命逃竄，的人，因為沒有村民們的路熟，眼看難以逃脫了，這時；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從腰間拔出手槍來，指著追到面前的村民兇狠地喝道：“不許動!再追，我可就開槍了!”

　　村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嚇了壹跳，紛紛站住。 ，

　　正在狂奔的另外兩個人，發現村民站住了，也就停了下來。

　　村民們人多勢眾，面對槍口並不怕，倒是更加肯定這是壹夥乘夜打劫的刁徒。情況明擺著：既然謊稱是“城絲綢廠”來王營“聯系業務”的，城怎麽就變出手槍了?如果真的是民警，又為什麽要說是“城絲綢廠”的人?而且，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再說幹嗎要逃，慌慌張張連個汽車也不要了?

　　村民盯著司機問：“妳們究竟是幹什麽的?”

　　司機吞吞吐吐不敢說。

　　村民們不再懷疑了，他們首先采取了自衛，上去解除了對方手中的兇器對大夥的威脅。他們甚至認為，對準大夥的這支手槍，和那套警服壹樣，肯定都是假的。幾個村民撲上去，就把對方的槍支打掉了。接著，憤怒的村民對他們認為是打劫的刁徒壹頓痛打。

　　直到嘗到了苦頭，司機趙燦龍才說了實話：“他們的確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輛儀征車，給了我十塊錢，壹盒渡江煙，叫我開車來抓人。”’ 說著，忙把口袋裏的十塊錢和壹包煙交出來，求村民們放他壹碼。

　　村民們聽說這其中真來了抓人的民警，忙問王樹魁和張復春，二人只得坦白：“我們是白廟鎮派出所的。”

　　村民壹聽，炸了營：

　　“妳們憑哪壹條來抓上訪代表?”

　　“抓人為啥偷偷摸摸?” 。

　　“妳們明明是白廟派出所的，為啥要說是‘瓦店’的、‘黃嶺’的、‘城絲綢廠’的；為啥壹追問就逃?”

　　問得兩人壹時語塞。

　　村民們顯然不會放過：“說!”

　　壹個小聲解釋：“我們是來抓賭的。”

　　壹個卻說：“我們是來巡邏的。”

　　這麽壹說，更糟糕。來抓賭，為什麽專找村民代表的家，顯然不能自圓其說；說是“巡邏”，就更是睜著眼說瞎話了。因為從解放的那壹天算起，四十五個年頭了，王營村的父老鄉親們，壓根兒就沒見過派出所的公安人員啥時下鄉巡邏過。早不巡邏，晚不巡邏，鎮裏剛為王營清退了壹點點加重農民負擔的多收款，就“巡邏”到了王營?又偏偏是摸著上訪代表家的門鼻子夜半“巡邏”。

　　村民們越聽越冒火：“巡邏為什麽不開警車?”

　　這時村民們才發現，這幾人全喝多了“貓尿”，壹個個酒氣熏人。農村派出所的許多公安人員，本來就沒給群眾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與村匪路霸吃到了壹塊去，啥壞事都幹得出來。為防止對方借著酒性胡作非為，村民們搜走了他們隨身帶來的手槍和手銬。特別是發現有四副手銬後，進壹步證實司機吐露的是實情：他們確實是心懷鬼胎來抓村民上訪代表的。想要抓的四個人，不用問，這就是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外加壹個王洪欽。 ’

　　村民們越說越來氣，七手八腳就把租來抓人的那輛車給砸了。

　　這就是後來被臨泉縣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被村民王來治稱為“大個子”的民警張復春，在王來治的追問下，他曾懊惱地承認：“誰知道妳們莊是有準備的，誰叫我和王樹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們弄成這個樣子。”

　　他承認這酒是在王天玉那兒喝的，王天玉是王營村與縣裏某些人有著特殊關系的壹個人。蹊蹺的是，王營村村民後來寫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誌”的壹封信上特別指出，當夜少數村民情緒激烈，並非事出無因：混亂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幹部的帶動下，壹擁而上，發生了沖突，車也砸了，人也打了，槍也打掉了。” 兩個關鍵的地方都有這個王天玉!這或許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給端了出來。

　　總之，民警王樹魁和“租來的”司機趙燦龍，不久壹個個狼狽地逃出村去；被說是“打成重傷”的大個子民警張復春，這時候的酒性早就被驚醒了，他逃得最快，幾個青年農民追了壹截地都沒攆上。後來，村民王洪軍把民警們丟下的槍支、子彈和手銬，集中起來交給了鎮武裝部長王東良，王東良就是王營人，當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過後，村民們便陸陸續續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覺了。誰也想象不到，壹覺醒來，當縣委書記張西德知道了這件事，這事的性質便發生了變化。盡管白廟鎮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員及兩名治安隊員都早已回所，槍支、子彈和手銬也都完璧歸趙，但是，臨泉縣委卻仍向地委謊報軍情，以“解救幹警和搜查槍支”為由，於四月三日上午，對王營村進行了壹次空前的血腥鎮壓! ．

　　壹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時，壹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輛警車，驚天動地從縣緘開出。

　　車上駕著機槍，壹個個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手裏拿著盾牌、警棍，壹路之上，警笛呼嘯。

　　這支擁有現代化武裝的隊伍，抵達王營村前，來了個“先聲奪人”，他們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營村人不得外出廠顯然這並非是聰明之舉。他們忘了王營村所處的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這壹喊叫，有著壹千多口人的王營村，村民們聞風而逃，逃起來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後面，就是河南省管轄的地帶了。警車進村，村子裏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當然有不跑的。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從未參加過上訪的，或只是外省來走親戚的。他們認為這事與他們無關。也有極個別跟著上過訪的，覺得不過就是“隨大流”，不會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裏沒有跑。

　　誰知，公安武警壹進村，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連壹個走親戚的外村的小學生也不放過。

　　壹時間，到處是拳打腳踢聲，東西的摔砸聲，大人的哀求聲，小孩的哭喊聲，雞飛狗叫獵跳墻的吵鬧聲。

　　王洪嶺的妻子周敏，從來沒有參加過上訪,公安人員撲上去要抓她，站在壹旁的已是七十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這個邊遠的小鎮上也進行了布控。

　　四人覺得已經別無選擇，作為村民代表，他們必須盡快地把發生在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的真相，報告中央。 ，

　　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東、王洪超和王洪欽三人，在眾多村民的掩護下躲過了臨泉縣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壹輛去河南省沈丘縣城的公交車。三人經沈丘趕往鄭州，然後轉乘火車直奔北京。

　　王向東和王洪超這是第二次進京了，算是“輕車熟路”了，下車便直奔設在永定門壹帶的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誰知，住下不到半點鐘，他們就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臨泉縣公安局派來的警員抓個正著。

　　公開逮捕他們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亂中搶走公安人員“五四”手槍兩支、子彈十五發，準備在北京制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三人大聲地抗議著，怒斥對方這樣做太卑鄙，完全是無恥的陷害，是壹種十分惡劣的打擊報復。但是，即使他們周身長滿了嘴巴，在手續完備的執法人員的面前，壹切都是徒勞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後，沒有被押往臨泉縣，而是關進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老家的太和縣。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羈押在太和縣那兩個月的日子，依然壹下就變得十分激動。那些日子，太恐懼、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裏，他們的雙手從背後被反銬起來，壹天二十四小時就那麽被銬著。吃飯時，銬在背後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頓飯就只能像豬狗壹樣伏在地上，伸長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時，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後被反銬著的壹雙手，艱難地退下褲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覺就永遠只能側著身，夜夜做的全是噩夢，半夜醒來，常被驚出壹身冷汗。

　　應該說，嚴刑拷打的各種畫面，王洪超並不陌生，過去他從電影、電視或是小說上見到過；幹出這種勾當的，不是殺人如麻的土匪、國民黨特務，就是滅絕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國法西斯。可是，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在陽光普照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今天，幹出這些慘無人道勾當的，竟然是“人民警察”! 而且，這壹切，就都發生在共產黨的執法機關!

　　這叫他難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與絕望。

　　臨泉縣政協副主席於廣軒拍案而起了。

　　當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別是了解到發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臨泉縣公安機關竟然也敢明目張膽地編織謊言，逮捕前往上訪的農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決定直接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信，揭露臨泉縣委某些人拒不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減負政策，殘酷打擊報復農民群眾的犯罪行為。

　　這天，他利用壹個星期日，乘車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縣郵政局，他給江總書記拍了壹個長長的電報。拍這份電報，花去了全家人兩個月的生活費。

　　他把調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詳詳細細地作了匯報，並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縣郵政局的工作同誌知道這份電報的分量，知道大老遠跑到外省拍發這種電文的良苦用心。但是電文所反映的，畢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縣的事，因為與她所在的地方無關，自然可以泰然處之。

　　於廣軒的電報，當天就被河南新蔡郵局發往北京。

　　可是，於廣軒沒有想到，這份電報由各級黨委政府層層批轉下來，最後，竟然到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的手裏。

　　張西德勃然大怒。

　　他責令縣公安局立即進行排查，限期偵破給中央領導反映“白廟事件”真相的這個人。

　　公安人員確實費了壹番腦筋。因為，於廣軒在拍這份電報時，已經考慮到可能會出現的這種結局，他在電文的落款處留了壹手，並沒有註出真實姓名，而是借用了已經被捕的王營村村民代表王洪欽的名字；雖是借用名字，他卻又在“王洪欽”三個字的前面，標上了“王營村退休幹部”幾個字，這樣，材料似出自事發之地，給人確可信據之感，同時又虛晃壹槍，設置點迷霧，給那些按圖索驥者增加點困難。

　　臨泉縣公安局已將王洪欽在京抓獲，現就同王向東、王洪超壹道關押在太和縣，吃喝拉撒睡雙手都被從背後反銬著，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從看守人員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縣去發這樣的電報。因此，電報上雖然寫著王洪欽的名字，王洪欽首先還是被排除了，於是公安人員就在“王營村退休幹部”上尋找線索。然而，查遍王營，也沒發現有壹個“退休幹部”，最後就把懷疑的目光，集中到了縣供銷社下屬壹個聯營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盡管“退休工人”與“退休幹部”完全是兩碼事，臨泉縣公安局還是認定那事就是王洪章幹的。這天，聯營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單位領工資，很久沒有發工資了，聽到這消息，王洪章當即興高采烈地奔縣城而去，壹進單位，就被守候在那裏的公安人員撲倒在地。為防止意外，也沒將王洪章關押在本縣的看守所。但是，因為王洪章壓根兒就不知道電報是怎麽回事，被打得皮開肉綻了，他還是說不知道。公安人員對這樣的口供不可能會滿意，壹口咬定他是個沙鍋裏煮驢頭的主兒，肉爛了嘴還是硬的，於是就把他往死裏整。

　　四月二日那壹天因為替兄弟媳婦周敏說了壹句公道話，就被公安用電棍打得血流滿面的王洪彬，至今還躺在床上；現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嶺割頭不換頸兒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關進看守所時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腳銬，也受盡了折磨。這壹樁樁，壹件件，全都發生在王洪嶺的身邊，使得只想安安穩穩本本分分過日子的王洪嶺，也終於拍案而起了!

　　在這之前，王洪嶺壹直在河南省沈丘縣留福鎮上的銅管廠打工，每月有著壹千多元的豐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辭去銅管廠的工作，拼出性命要為王營村的父老兄弟討個公道!這壹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協同村民代表王俊彬，沖破臨泉縣在省內省外設下的重重暗卡，帶領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達北京。

　　王營村這次是集體進京上訪，在整個臨泉縣引起了巨大反響，縣委書記張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營村村民對不堪重負的強烈不滿，顯然還是相信高壓乃至鎮壓，才是杜絕上訪最有效的辦法。

　　於是，他派出了有壹百多名幹部組成的縣委工作隊，浩浩蕩蕩，開進了王營村。壹下去了這麽多人，生活費以及煙酒費，又全叫當地的幹部群眾攤派，這使得已經十分困難的王營村民，雪上加霜吃飽喝足了的工作隊員，像“文革”那會壹樣，開著架有高音喇叭的宣傳車，在村子裏哇啦哇啦到處轉，搞得王營人人自危，連鄰省的老百姓也過不上安靜的日子。

　　與此同時，臨泉縣公安局印成傳單壹樣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處張貼。不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還措詞嚴厲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屬及親屬們”，大有“壹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樣子。

　　接著縣紀委就又做出了《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

　　沒過多久，縣委再次調遣二百余人，分乘大小機動車三十余輛，包圍了王營村，揚言要開萬人大會，對上訪的群眾來壹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嚴重，正值抗旱關鍵時刻，提心吊膽陸續回村的王營村民，不得不又四處逃散，以致千余畝玉米幾盡絕收。

　　接下來，臨泉縣法院就對王向東和王洪超公開審判。開庭那天，縣法院事先雖然進行了周密的防範，法庭內外到處布滿了武裝法警，王營村的村民聽說縣裏要公審他們的上訪代表，壹個個都站了出來，呼啦啦湧來了六七百號人。當檢察官宣讀王向東和王洪超的“罪惡事實”時，村民們全然不顧法庭的紀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高喊道：

　　“妳們這是誣告、陷害!

　　“他們冤枉!”

　　“我們要求放人!”

　　“堅決懲辦鎮壓群眾的真正兇手!”

　　法庭上大亂。

　　這種“炸庭”的場面，在臨泉縣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法官和法警全都變得手足無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實槍荷彈的法警們怕事態進壹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離。審判長也只好中途宣布休庭。

　　其實，法官們十分清楚，藐視法律的顯然不僅是這些“炸庭”的農民。人民法院是我國國家審判機關，有權確定任何壹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質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發生不久，縣委工作組就已經將其定性為“非法拘禁公安幹警的刑事案件”；縣公安局到處張貼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將其稱為“打砸搶”，甚至提到了“大肆進行反動宣傳”的高度；縣紀委做出的《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中，也明確地將其界定為“已構成搶劫罪”。顯而易見，縣委工作組、縣公安局和縣紀委都在縣法院正式審理之前，就各自確定了“違法犯罪分子”的性質，這本身就是壹種無視法律的違法行為。

　　如果臨泉縣法院不給抓到的上訪代表安個罪名，判上兩年，這對當時的臨泉縣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縣法院中途休庭之後再沒有重新公開審理，卻於這年的十二月壹日，以“妨礙公務罪”，判處王向東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樣罪名，判處王洪超有期徒刑壹年緩刑二年。至於二人究竟“妨礙”了什麽“公務”，判決書竟比天書還難讓人讀懂。

　　5逼上梁山

　　王洪超被關押了七個多月之後，被“判壹緩二”放出，終於又回到了王營。回村才知道，縣裏在對王營村清剿時，不僅把他家徹底砸光了，還把他買來的那八千包老鼠藥，拌進了麥囤裏，使得五千多斤糧食染有劇毒不能食用。妻子李蘭當場嚇出精神病；女兒王玲玲也由於受到刺激，無法繼續讀書，至今呆在家裏，不能聽到警車的響聲，警笛壹鳴馬上犯病。

　　王洪超望著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淚流滿面。他想起了過去在報紙上讀到過的壹位信訪工作人員說的壹段話：“歷史上的農民首先選擇告狀，今天的農民首先選擇上訪，他們首先都致力於尋找壹種能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當前農民的直接抵抗特別是有組織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溫和的上訪努力失敗之後，原來老實巴交的農民也變得不那麽‘溫良恭儉讓’了。如果說農民上訪中有過火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批評教育問題，這和有關部門不遺余力地包庇那些證據確鑿的腐敗村官、鄉鎮幹部相比，對農民的做法是太過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場太‘鮮明’了!”

　　當時看到這段話，王洪超確確實實被感動了。但是，此時此刻，王洪超想到這段話時不僅感到的是親切，更多的還是吃驚，他發現那位信訪工作者的論斷，就像在評說臨泉縣眼前發生的事情。

　　他想，臨泉縣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訪局接濟站抓他們三個上訪代表，肯定編造出的謊言也把北京的同誌給欺騙了。於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經不是立即去為妻子女兒尋醫治病，而是再次進京，推倒強加在他們頭上的那壹切不實之詞。想到了這壹層，就不禁想到縣法院開庭時，作為公訴人的縣檢察院在法庭上宣讀的那些證人證詞。

　　王洪超開始行動了。他分別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來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壹找嚇壹跳，原來那些所謂的“證人證詞”，全是經過精心炮制的!

　　縣法院開庭時邵喜英並未出庭，村民回來告訴她，說庭上宣讀了她的壹份證詞，邵喜英聽了吃了壹驚。她說，“四二”那天，天壹黑，她就上床睡覺了，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麽事；她還是個大字不識的文盲，不可能寫出啥證據，也從沒在啥材料上按過手印。她不安地說：“如果真有我的證據，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來治說，縣公安局來的人曾找過他，拿出兩份復印材料讓他看，他說他不識字，對方就念著材料上的名單問他：“妳們村有沒有這些人?”他說：“有。”對方就又寫了壹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為他不知道對方在材料上寫的啥，他不願按。這時，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走過來說：“該按的就要按，保證沒妳的事!”有韓書記的這句話，他就在公安人員帶來的材料上和現寫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幾個上訪代表“罪狀”的“證詞”。

　　王海潮更是氣憤。他根本就沒說過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曾毆打過公安民警，他的“證據”純屬捏造。他說，我說的時候他們在記，記了些啥也不念給我聽，就讓我按了手印，誰知開庭時壹宣讀，內容全變了!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設圈套讓人鉆，他們這是栽贓!

　　被指控參預了“四二”事件“打砸搶”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別憤然地寫出了申訴材料，說明他們當時壓根就不在村裏，壹個在河南，壹個在山西，兩人都在外地打工，這種狗屁“證詞”實在是無中生有!

　　面對這些證人真正的證詞，王洪超感到萬分震驚。

　　這已到了壹九九四年最後的日子，心中揣了壹盆火的王洪超，迎著歲末寒徹肌骨的西北風，領著七十三位王營村的父老鄉親，第四次踏上進京的列車。

　　他們暫且把“農民負擔”放置壹邊，專程赴京控訴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鎮壓無辜群眾的血腥罪行。 ’

　　張西德得知王營村民又壹次集體進京上訪，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齒地說：“我寧願舍掉壹條胳膊，也要和妳們幹到底!”

　　但是，這是壹次令人失望的調查行動，因為調查組既然有臨泉縣委參加進來，去調查臨泉縣委本就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四二”事件，其結果的客觀性註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們看到了由這個聯合調查組抄報給中央信訪局的壹份《書面回訪材料》，材料上不僅回避了國家減負政策的有關規定，只字不提王營村農民負擔是否過重，羅列出的許多數字也是混淆視聽，掩蓋了問題的性質，甚至公然包庇鎮、村幹部的腐敗行為。如，壹九九二年村裏“上交鎮”十壹萬壹千七百九十多元，這些錢幹什麽用了?該不該由村裏出?均不作說明。如，多處出現錢款的去向是“還前任村班子貸款”，或是“其他貸款”，而且數目巨大，這些貸款究竟是被村幹部貪汙了，還是挪用了?為什麽這種不明去向的貸款要村民們攤派?均壹字不提。總之，《書面回訪材料》上大都是些糊塗賬，“省地縣調查組”卻又有著驚人的結論：“賬目賬面處理清晰，沒有發現村幹部的貪汙問題。”

　　調查組不僅按照臨泉縣委對“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徑向中央信訪局作了“匯報”，依然將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王洪欽、王洪章、王洪軍六人統統稱作“罪犯”；王洪超壹出看守所，就再次帶人進京上訪，《書面回訪材料》上卻寫道：“判決書送達兩被告後，兩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訪。”

　　這種官官相護的調查報告，被送到中央信訪局，中央信訪局沒有理由不相信有著省、地、縣三級黨的組織派出的調查組得出的結論，所以，王洪超這次帶領農民再次進京上訪，雖然沒有像上次那樣，在中央信訪局的接濟站被抓，卻也只能是無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來的調查人員，也跟縣裏壹個鼻孑L出氣，這使得王營人陷入了徹底的絕望。壹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隨之而來的新春佳節，村子裏沒有了壹點兒喜慶的氣氛。開春過後，正是各地農村春耕春種的大忙時節，大批的王營人卻相繼離開了臨泉縣，紛紛去外埠打工謀生。

　　“哀莫大於心死”。人們不再上訪，但白廟鎮及王營村，鎮村兩級的黨政機構，卻也就淪為形同虛設。

　　表面的平靜，掩蓋了並未解決的尖銳矛盾。阜陽地委和行署並沒有從王營村農民多次大規模的上訪事件中汲取教訓，縣委書記張西德甚至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到了壹九九五年，臨泉縣農民的負擔進壹步加重了，地區下達的各種稅費明顯增多，僅“雙基教育費”壹項，農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層層加碼，到了白廟鎮就變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雙基教育費”，上行下效，各種各樣的亂攤派跟著就五花八門地冒出來。白廟鎮有的行政村，農民負擔便占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點二六，已超出國家“大限”的三倍還要多!

　　壹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計蕭條的王營村民，遭受到又壹次的飛來橫禍。九月壹日，縣裏派往王營村“開展計劃生育突擊檢查活動”，其工作隊隊員竟多達三百人!其中，不少隊員素質極差，行為惡劣，侵權現象十分嚴重，他們對本不屬於計劃生育對象的也巧立名目，亂征亂罰，稍有不從，便趕豬、牽羊、挖糧、拉家具，甚而強行砸門扒房，打人抓人。這且不算，工作隊居然敢將罰到的錢款私自分掉，每天還要村民們負擔他們三百多人的工資以及往返車費。

　　王營村的村民們肺都氣炸了，終於再壹次聚集起來，爆發了第五次上訪的高潮。這壹次，上訪的村民們大有“壯士壹去不復返”的悲壯感。他們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營人將無法生存下去。

　　沒有退路。

　　他們也沒給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領這支視死如歸的上訪隊伍的，還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壹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國的國都北京，令世人震驚地先後出現了兩起與安徽省臨泉縣有關的事情，因此，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註定要為自己埋下的隱患付出代價。

　　十月四日，共和國四十六周年誕辰剛過去兩天，臨泉縣城關鎮李灣村農民李新文上訪來到北京，反映縣公安局為興建水上派出所辦公大樓，在沒有解決拆遷補償的情況下，就和城建局監督大隊強行拆除農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無著、居住無所，來京後錢又被騙，絕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門撞車未遂，於五日淩晨在永定門接濟站跳樓自殺!

　　這是中辦國辦信訪局設立接濟站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這事，本不該發生的，或是說，不該在這樣的地方發生，因此，它造成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

　　接著，十月二十七日，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七十四位農民就在王洪超的帶領下趕到北京。幾乎是腳跟腳地，十月二十九日，臨泉縣田橋鄉趙莊、黃莊、張樓四十六位上訪農民也抵達北京。

　　田橋鄉和白廟鎮壹樣不堪重負，而且，田橋鄉平調、挪用各村的集體資金比白廟鎮有過之而無不及，僅壹九九四年就平調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萬元，造成村級經費開支困難，各村瘋狂地搭車加碼；特別是壹九九五年秋季開展的計劃生育突擊大檢查活動，在田橋鄉也前後搞了五十天，亂征亂罰款就高達二百五十多萬元，鬧得民不聊生。

　　壹個縣的兩個鄉鎮大批農民集體上訪，特別是白廟鎮王營村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進京上訪，農民負擔的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訪局的重視；再說，他們已經察覺到，王營的農民這次是鐵了心，壹副“破釜沈舟”的樣子，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麽情況發生，便暗中作了防範。然而，防不勝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門廣場上人群如織，王營村赴京上訪的農民群眾還是躲過了接濟站工作人員的目光，陸陸續續走進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按照事先的計劃，來到國旗周圍，突然集體下跪。

　　他們決心以生命的代價，籲請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國法。

　　他們知道，在這樣壹個世界矚目的地方，這樣做，會給國家，特別是北京，造成很壞的國際影響；會給黨和人民政府臉上抹黑。但是，他們顯然再也想不出別的辦法，想不出用什麽樣的壹種方式，才能夠撼動那些對人民的疾苦已經麻木的靈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們沒反，他們依然只是來向組織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還是黨的機關和人民政府。他們對黨的擁戴沒有變，對人民政府的信賴沒有變。冒死進京，找黨，找政府，只是希望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能早壹天在他們生存的那塊土地上得到落實；縣鎮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不白之冤，能早壹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關部門終於采取行動了。他們當即通知安徽省及有關地縣負責人連夜進京，當天下午就把國家農業部、國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紀委檢查委員會以及國家計生委等中央、國家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請到了壹起，研究上訪農民提出的那些具體問題。

　　王洪超和另外兩個農民代表，應邀到會，並陳述了進京上訪的原因。

　　農業部的同誌態度十分明確：加重農民負擔，這是嚴重違背黨中央、國務院“減負”政策規定的，打擊報復上訪群眾更是不能允許的；該退的款至今沒有到位，應盡快解決!

　　中紀委、高檢、高院的同誌，也旗幟鮮明：農民反映的這些問題為什麽久拖不決，而且還不斷地激化這種矛盾，這顯然是錯誤的，必須下決心解決，不應該再拖了。涉及到黨紀的，要堅決給予黨紀處分；觸犯了國法的，必須以法論處。不論涉及到誰，都要壹查到底，絕不姑息!

　　王洪超在會上就“四二”事件的幾個關鍵問題咨詢了公安部的同誌。他問：公安人員夜間巡邏的範圍有沒有什麽規定?公安人員執法時應不應該公開身份?幾個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進村，既不說明身份，壹盤查就跑，還掏槍威脅群眾，群眾把他們當成壹夥冒充公安的刁徒給打了，車也砸了，這叫不叫“妨礙公務”?

　　公安部到會的同誌回答得十分幹脆：“巡邏主要是在鬧市區，或是發生過諸女口攔路搶劫等情況的事故多發地，農村不是巡邏範圍。公安人員執法時不出示證件是違法的，老百姓不知道妳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應該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動地聽著，真想當場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對與會者精彩發言的由衷敬佩。盡管他極力地克制著，卻依然忍不住眼窩子壹熱，流下淚來。

　　十壹月十壹日，安徽省重新組織起壹個調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陽地委行署兩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十二位同誌，深人到白廟鎮和王營村實地調查研究，召開了各類座談會，認真回訪上訪群眾，並及時地把調查到的情況向群眾作了公布，前後歷時二十天，最後形成了壹個相對公正的調查報告。

　　報告首先確認，臨泉縣的農民負擔問題確實是嚴重的，“四二”事件發生前的壹九九三年，白廟鎮僅增項加碼的農民負擔就是十三萬壹幹六百五十九元，此外，還平調村提留十三萬五千壹百七十六元，挪用集體資金三十四萬壹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開支”竟占到百分之六十八點七七，並指出：“退款不到位，影響很壞。”關於“四二”事件，調查組說了真話：“縣委、縣政府和縣直有關部門及白廟鎮黨委政府都是有責任的”，“向農民提取款、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難度，就動用公安幹警出面協助，特別是對待農民上訪解決壹些人民內部矛盾，也動用幹警參與”，“在執行任務中，少數幹警和武警行動過激，傷害了群眾的感情，部分群眾目前仍有怨氣，長欺(期)不能息訴罷訪，給做好該村的穩定工作帶來了難度。”

　　壹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營村難忘的壹天，被關押了壹年零七個多月的王向東，被無罪釋放，村裏的老少爺們像過大年壹樣地喜慶，敲鑼打鼓，燃放鞭炮，扛著大紅匾，上書“為民請命”，慶賀為大夥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勝利歸來；東躲西藏，被縣檢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欽，也被大夥前呼後擁地接回村。緊接著，王營也從邵營行政村中劃出，單獨設村，王向東就在村民們的民主選舉中，當上了王營行政村村委會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開除的黨籍也得到了恢復，並在隨後不久，出任了王營行政村黨的支部書記。

　　壹九九六年年初，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被調離。壹聽說張書記要“走人”，這消息，壹傳十，十傳百，迅速傳遍全縣。這天，白廟鎮的王營、邵集、賀莊，田橋鄉的趙莊、任莊、三河莊、半拉廟、於營的農民，開出了幾十輛機動車，趕到縣委大院，把張的家團團圍住。

　　人們直呼其名地怒吼著：“張西德，妳出來!”

　　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縣委、縣政府的許多幹部也在圍觀，卻無人再替張書記“保駕”。

　　張西德十分尷尬地走出來，正想表達他愧對臨泉縣父老，他的工作沒有做好的話，就被積怨已久的農民的隊伍裹挾進熙熙攘攘的人流。開始，農民還只是大聲責問，甚或夾帶幾聲咒罵；漸漸地，人們開始湧動起來，湧動的人潮頓時成了憤怒的海洋。張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來推去，時不時還被人暗中動了手腳。

　　曾經不可壹世，自以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縣委書記，感到了無助、無奈與心悸。

　　縣公安局聞訊派出警車呼嘯而至，雖受到圍攻卻十分清醒的張西德，見公安人員奔過來，忙大聲哀求道：“妳們千萬不能抓群眾，不能傷群眾啊!”

　　這或許是他擔任縣委書記這麽多年壹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時才悟出的壹條為官之道。

天平的傾斜

　　1怪圈

　　我們有這麽多無辜的農民兄弟為爭取“減負”被無情地剝奪了生命，而農民負擔在各地依然是屢禁不止，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更是時有發生，且又是源源不絕，這是為什麽?

　　這究竟是為什麽?

　　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走進了壹個怪圈。

　　應該說，黨和人民政府，為減輕農民負擔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們在開始這項調查工作時就發現，黨中央、國務院下達的通知，頒布的條例，做出的決定，發出的通報，不但旗幟鮮明，而且許多措詞也是十分嚴厲的。雖然，中央的態度如此堅決，下發的紅頭文件壹個接壹個，卻依然還是解決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農民負擔問題；非但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為此，我們大惑不解。其實早在壹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下達了《關於制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壹九九O年二月，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聯合做出《關於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然而，有令不行，農民負擔的問題仍然扶搖直上。有資料顯示：到了壹九九壹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九點五，而同期農民人均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卻增長了百分之十六點七；農村勞動力承擔的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強制以資代勞就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七!

　　壹九九壹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鵬總理簽署了國務院第九十二號令，明確地頒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農民負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這個《條例》做出了許多硬性規定。可是，收效甚微。

　　震驚中央的“丁作明慘案”，就是在《條例》頒布壹年之後發生的。

　　壹個風華正茂的農村青年，只因向縣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負問題竟被活活打死在鄉派出所，這事震驚了中央，中央不僅派出調查組，還在事件發生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就連續下達了兩個措詞嚴厲的緊急通知，並宣布涉及農民負擔的項目取消三十七項，暫緩執行兩項，需要修改七項，堅決糾正有強制、攤派和搭車收費行為的十四項，同時廢除達標升級活動四十三項。以後不久，中央又轉發了《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關於當前減輕農民負擔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意見》，重申並“約法三章”：停止壹切不符合規定和不切實際的集資、攤派項目；暫停審批壹切新的收費項目，禁止壹切需要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達標升級活動；中央《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項目，任何地方和部門都無權恢復，國務院規定的提留統籌不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人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額不得突破。

　　奇怪的是，這些來自中國最高決策層的“紅頭文件”，壹個接壹個下發，農民的負擔卻並沒有因此而減輕。

　　當我們仔細地閱讀了這些本該是最具權威性的文件之後，註意到，這些政策性文件，雖然都很具體，卻並非治本之策，因為大多著眼於對眾多分攤項目進行甄別，所以決定暫停的每壹個項目，都勢必影響到政府壹些部門的具體利益，這些部門很快就會改頭換面，創造出壹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費項目來。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這些部門也是可以通過本部門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門起草代表部門利益的領導講話，為項目的恢復執行提供新的依據。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變通”，置若罔聞，照樣拒不執行。

　　至於那些措詞嚴厲的“紅頭文件”，雖然明確提出了“不許”或“嚴禁”的內容，可那又多半是壹些原則或是精神。這種既非剛性約束，更非法律條文的東西，無法界定又無法操作，說了也等於沒說。於是，決定取消的，沒被取消；決定糾正的，沒有糾正；決定暫緩的，也沒有暫緩，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爛、更荒唐的分攤項目相繼出現。於是，對農村中“三亂”的限制與治理，也就變成了“割韭菜”，或是“刮胡子”，割了又長，刮了又出，周而復始。

　　我們相信，這種情況也絕不是安徽壹個省獨有的。

　　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就說過：“中央明明知道，問題雖然出現在鄉鎮，但根子是在上面，那麽為什麽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麽，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員的膽子就越來越大，機構和人員就壹年比壹年膨脹，農民負擔就壹年比壹年沈重。中央政策對壹些人而言，就成了聾子耳朵——擺設。”

　　壹九九四年，農民負擔的形勢已經十分嚴峻，中央政府在全國全面推行了國稅和地稅分稅制的改革，由於中央財經的集中，地方政府預算內的財政就出現了空前的困難。農村中的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以及民兵訓練在內的各項開支都拋給了鄉鎮壹級政府。基層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補、多收多支。”這就迫使、同時誘使各地縣鄉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農業剩余、剝削農民來維持運轉。

　　農民負擔便像滾雪球似的，愈加沈重。

　　據國家農業部統計，壹九九五年農業兩稅(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九點九，向農民征收的“三提五統”費用，也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八點三，而承擔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集資攤派等各種社會負擔，就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二二。這壹年全國三分之壹省、市、自治區的農民負擔，都超過了國家規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這顯然還是壹個保守的統計數字。

　　許多民謠俚語，表達了農民的憤懣與無奈：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農民來伸手。”

　　“妳集我集他集，農民發急；妳籌我籌他籌，農民最愁。”

　　“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幹部。”

　　壹個流傳更廣的順口溜，幾乎就被農民當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鄉，鄉糊縣，壹直糊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壹層壹層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

　　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就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

　　壹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形成了壹個最為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這就是：《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決定十分明確地指出，“凡因加重農民負擔，引發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要追究鄉、村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負責人的責任，凡涉及地、縣領導責任的，要依照有關規定追究地、縣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以吸取教訓；連續發生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要領導同誌要向黨中央、國務院做出書面檢查；對瞞案、壓案、報而不查或打擊報復舉報人的，壹經發現，要從嚴處理。要加快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務必認真貫徹十三條決定，“逐項逐條落到實處，決不允許出現任何梗阻現象，決不允許在執行中走樣。”甚至還特別指出：“於春節後用壹個月時間將決定內容同廣大農民群眾見面，並反復宣傳，做到家喻戶曉。”

　　為了檢查中央關於減負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督促各地進壹步做好這項工作，國務院還派出了由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及有關新聞單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現場檢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參加者之眾，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樣不可思議的是，正是這壹年，中國農民的負擔卻比歷史上的任何壹年都重。

　　中國的改革是從安徽的農村開始的，那場驚天動地的偉大改革，培養了壹批既熟悉農村工作又敢講真話的幹部。

　　曾在安徽農口擔任領導職務長達十七年之久的吳昭仁，是壹位對農民有著深厚感情的老黨員。他在接受我們的采訪時，心情沈重地說：“中央有個‘十三號文件 ’，其實，安徽省委當時還有個更為嚴厲的文件，即壹九九七年二號文件，明確規定，壹個村‘提留統籌’費用突破國家規定人均純收入百分之五的，縣(市)委書記必須向省委、省政府寫出書面報告。但是，文件歸文件，我們並沒見壹個縣(市)書記、縣(市)長寫過檢查；即便發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書代筆，黨委和政府蓋章，說是‘集體承擔責任’，其實是沒有壹個人承擔責任，更沒誰可能會去吸取教訓。 ”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這類字眼，這幾年不斷見諸各種文件和報刊，說者憤憤，聽者藐藐。吳昭仁卻認為：“我總覺得，這類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還得從上面找原因。為什麽要三令五申?領導機關要有威信，得自己樹權威，講話就要算數，講到就要做到，誰不執行就要拿他是問，絕不拖泥帶水。讓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發令，不去督促檢查，或查而不處，處而不嚴，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漩渦中走過來的陸子修，如今已從省人大副主任的崗位上退了下來，可他壹天也沒有停止過對中國農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說，在安徽，乃至在全國，他都是—位排得上號的農村問題的專家了。二OO壹年六月壹個炎熱的上午，我們在他的家裏采訪了他。他雖然現在已年屆七旬，可壹談到農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輕人似的顯得有幾分激動。

　　他和我們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於懷的壹次會議。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陽召開的壹個全省有關減負工作的匯報會。在匯報減負工作落實情況時，有幾個地市委書記都相繼談了自己的苦衷，雖然這些苦衷不是沒有壹點道理，但陸子修卻聽不下去。因為幾十年的農村工作的經歷，他早已習慣於站在農民的角度看問題。盡管那幾個地市書記和他都很熟，有的關系還很不錯，他還是當場紅了臉。

　　既然會議是放在阜陽開的，他首先就拿阜陽市委書記王懷中開了刀。

　　他沒有顧及對方的面子，直呼其名：“妳王懷中是只對省委負責，不對農民負責!妳不顧農民的實際情況，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擺弄花架子。妳搞‘養牛大縣’，牛只是養在公路兩邊做樣子，開現場會把花錢租來的牛集中起來給人參觀。妳把農民坑得還不夠嗎?”

　　然後又直問滁州市委書記張春生：“妳張春生衡量幹部的標準又是什麽呢?亂征，亂罰，亂攤派，最後逼死人，這樣的幹部還能用嗎?妳呢，卻把這種幹部挪個地方，照樣易地當官!”

　　隨後又質問蚌埠市委書記方壹本：“妳方壹本屬下的懷遠縣上訪不斷，如今已稱得上‘安徽省的上訪大縣’了。難道全都錯在農民身上，妳就沒有——點問。題?”

　　接著他又把話題轉向巢湖地委書記胡繼鋒：“妳胡繼鋒不去掏農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該國家花錢的，妳怎麽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沒有錢就把公路開腸破肚了，誰叫妳開的?妳這不是只想著要給自己搞‘政績’嗎?”

　　他指名道姓地點了壹圈之後，痛心疾首地沖著各路諸侯嗟嘆道：“我們許多於部‘只看樓房壹片片，不知誰人做貢獻；只看公路直如線，不知誰人來出錢哪!’ 我們的農民日子剛剛過得好壹點，大家就把他們當成‘唐僧肉’!農民實在太苦，什麽人都可以欺負呀!當年我們搞的那個‘大包幹’，轟動了全國，也影響了全國，總結起來就是那麽三句話：‘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農民自己的。’可是現在呢，‘大包幹’帶給農民的好處壹點壹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壹點是自己的!’”

　　說著，他溢出了淚水：“沒想到我們的幹部，今天這樣不熟悉農民，不重視農民，和農民交朋友的幹部太少太少。我建議在座的各位能不能來壹個‘換位思考’，設身處地替農民考慮壹下，再這麽‘三亂’下去，農民還能不能受得住啦?”

　　陸子修的話似響錘砸在鋼砧上，壹聲聲震在大家心上。

　　被點名的幾位地市書記，因為意外而不免感到詫異。

　　這時候，六安地委書記頗為僥幸，輕松地說：“我們在農民負擔的問題上還沒出過事。”

　　他這話不說還好，這樣壹說，陸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沒給對方壹點面子：“妳的農民負擔問題，我這兒就有壹踏子群眾來信!農民才把果木樹栽下去，妳的村鎮幹部就逼上門去收特產稅，這是不是事實?”

　　六安地委書記顯得十分尷尬。

　　會場上鴉雀無聲。

　　其實，正常的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歷來就是我們戰勝壹切困難、克服自身缺點錯誤的壹件“法寶”，曾幾何時，卻在我們的黨章與憲法之外，官場仕途之中，漸漸流行開了壹種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其規則之壹就是，凡事不可太認真，至少不要於己過不去，話要說得留足余地，甚至已經把認認真真說假話也看做是為官成熟的壹個表現。因此，陸子修的快人快語，就使得許多人感到唐突。

　　休會期間，省交通廳壹位副廳長有意落在最後，當他走到陸子修身邊時，突然抓住陸的手，眼裏閃著淚光說：“都說妳陸主任人好，卻不知道妳竟然好到這個程度!”

　　會後，主持會議的省委副書記方兆祥找到陸子修的房間，連聲說：“講得好，講得好啊!”

　　吃飯時，省委書記盧榮景也走過來誇贊陸子修：“妳講得好，講得好呀，是要有個‘換位思考’!”

　　陸子修沒好氣地說：“好個屁!妳們這些話，會上為什麽不說?我是心甘情願地當了壹回妳們的‘打手’!”

　　對於陸子修這種心直口快的性格，當年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就已經“領教”過。那時候，陸子修是滁縣地委書記，壹天溫家寶來滁視察，陸子修接待時，開門見山地問：“溫主任，妳要看真的，還是要看‘閃光點’?”

　　溫家寶壹聽，笑了，幽默地說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陸子修領著溫家寶把“閃光點”和“陰暗面”都看了看，他既總結了滁縣地區改革開放中成功的經驗，也剖析了依然牽腸掛肚地存在的問題，既報喜，又報憂。

　　壹九九六年，陸子修參加了壹個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在許多代表中間，溫家寶壹眼就認出了陸子修。他走到陸子修身邊問道：“妳認為現在農業上的主要問題是什麽?”

　　陸子修也不繞彎子，他說：“幹部的作風問題。當然，這也包括我在內。再好的政策，沒人落實也不行，現在的許多幹部是‘官做大了，車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離群眾太遠了’!”

　　那天他們談得十分投機，當溫家寶知道當地正在做著有關“三農”問題的調查，便表示出極大的熱情，話說得同樣富有個性。

　　他說：“過去，毛澤東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在我看，嚴重的問題是農民的利益問題。如果農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農村社會就難以發展，農業生產就難以為繼，國家的發展和長治久安就都成了壹句空話。”

　　他還說：“億萬農民當年之所以跟隨我們黨鬧革命，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我們黨是為他們謀利益的，是帶領他們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們不關心他們的實際利益，反而讓他們感到不堪重負，他們會是壹種什麽心態?壹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水，說的就是中國的農民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農民的重要，歷朝歷代沒人不知道農民的重要，可趕到壹掌握了政權，就很難說再代表農民了，總是反過來剝削農民，甚而鎮壓農民。以史為鑒，我看中國共產黨人同樣面臨著這個嚴峻的課題。”

　　2 稅費如牛毛 達標價更高

　　在近兩年的日子裏，我們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間，壹直想弄清壹個困惑著我們的問題：向農民征收的各種稅費究竟有多少項?後來才發現，這居然是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壹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觸目驚心!

　　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壹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九十三項之多，涉及到二十四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二百六十九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許多壓根就是鄉村幹部們的隨心所欲。有些，妳壹聽就會感覺到其中的荒唐，有些，甚至還帶有幾分黑色幽默，似在開玩笑，但征收起來妳少繳壹文也是不允許的。

　　我們雖地毯似的在安徽省的五十多個縣(市)跑了壹遍，現在坐下來清點壹下農民負擔的那些科目，也還只能做到“以升量石”。

　　集資類有：建鄉鎮辦公樓集資；建鄉鎮教學樓集資；建鄉鎮科技網集資；建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建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建鄉鎮計劃生育宣傳站集資；建鄉鎮廣播站集資；建鄉鎮影劇院集資；興建鄉鎮企業集資；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等。

　　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有：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會計的定額補貼；民兵連長、治安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民小組長的誤工補貼；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裏安排的壹切勤雜工的補貼等。

　　教育支出有：民辦教師工資；公辦教師補貼；校舍建設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和文體器材設備費等。

　　計劃生育支出有：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等。

　　民兵訓練支出有：民兵訓練生活補助；民兵訓練誤工補助；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等。

　　公益事業及優撫支出有：敬老院建設；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合作醫療建設；農村醫務人員補貼；烈軍屬優待；殘廢軍人優待；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工傷民工照顧；困難戶照顧；五保戶照顧等。

　　此外還有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準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壹滅鼠費；以及為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為司法人員添置的服裝費……

　　有的地方，僅鄉鎮學校就增收有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僅餵豬壹項就有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和城建稅，許多村鎮不管妳養不養豬，壹律要按人頭征收豬頭稅。

　　非但如此，幾乎所有的涉農部門，列入了政府機構序列的和雖沒列入卻承擔了政府職能的，特別是糧食、供銷、金融等部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都成為政企不分並有著明顯企業化傾向的組織，具有了執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雙重功能，常常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規章，將不應收費的業務活動也強行收費，或搭車收費，這就越發加重了農民的各種負擔。

　　我們調查還發現，有些鄉鎮僅結婚登記壹事，就得征收十四項費用。除收取結婚證工本費外，還要征收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費、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

　　自從國家頒布了《環境保護法》，個別地方竟把農民燒鍋做飯冒出的炊煙也視之為“汙染了環境”，振振有詞地向各家各戶征收“汙染物排放費”。有敢說話的農民向上門的村幹部討說法的，不討則已，壹討就又冒出壹項“態度費”，並且祭起“文革”時流行的壹個理論：“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征收多少視其 “態度”好壞而定。

　　有些，幹脆什麽名目也不說，伸手就要錢，誰敢說個不字，或是皺皺眉頭瞪瞪眼，立馬大打出手，直打到妳喊大爺。

　　當壹種權力是以直接利益作為驅動權力運轉的輪子，利欲的膨脹就必然會使權力異化成加速度瘋狂運轉的魔鬼，也必然導致其權力的無限擴張。

　　當今，管理就是收費，這已經成了許多部門巧取豪奪的壹種頑癥。

　　既然向農民征收的各種稅費，已給眾多的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帶來好處，而且許多稅費項目就是中央國家機關下發“紅頭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條例、規章和決定，到下邊就統統成了“壹級壹級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壓力大了，就收斂壹點；風頭過去，便卷土重來。於是，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中，便出現了壹個常被提及的力學名詞：反彈。壓力越大，反彈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據農業部會同國家計委的調查統計，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中央國家機關“紅頭文件”規定的要農民出錢出物的“達標”和名不叫“達標”卻實質是“達標”的活動就有四十三項，加上地方黨委政府下達的“達標”項目就多達七八十項。其中，包括教育、衛生、文化、體育、計劃生育、廣播電視、程控電話、國防教育、民兵訓練、民政勞動保險、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基層組織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文明村鎮建設、綠化工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等。幾乎涵蓋了所有農村工作的領域。大到小康縣驗收、教育“雙基”達標、衛生“初保”達標、計生服務達標、創文明衛生縣、鎮、村等等，小到訂報、滅鼠、改水、改廁等等達標。

　　每壹項都要農民出錢，匯集起來又何止是“壹筐甚至兩筐”雞蛋錢!

　　上級部門在那閉門造車，出方案，拿主意，壓任務，錢是壹毛不拔的，即便給壹點，也是“蝦公釣草魚”，達標後給上壹點象征性的獎金，還美其名曰：“以獎代撥”。

　　每壹項的“達標”內容又是十分具體的。比如，教育“雙基”達標是：兩層樓，六粉刷，磚墻鐵門花園化。要求村村建小學，泥墻改磚墻，磚木結構改混泥預制，還要設施標準化、墻壁瓷磚化、環境花園化。僅此壹項，就把農民壓得擡不起頭。還比如，鄉鎮派出所達標標準是“三五壹壹工程”，即三個人、五間房、壹輛摩托、壹部對講機。其實，這“三五壹壹工程”到了下邊，十三個人也不夠，三間房就變成了壹幢樓；壹輛摩托壹部對講機也就成了壹部警車幾輛摩托人人配個“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標準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沙石埂土不算數。再比如，廣電部門下達了壹個十分具體的“小喇叭人戶率”，這就叫今天的農民摸不到北，因為，如今的收音機和電視機在中國農村已經比較普遍了，幹嗎還硬性搞個“小喇叭人戶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說，小康驗收達標的指標就有幾十條，條條聽起來都重要，少壹條也通不過，每項都是要農民拿錢去壘的。

　　農民們怨聲載道，縣鄉幹部也叫苦不叠。

　　“鄉官”們為此編了壹串順口溜：

　　

　　“這驗收，那驗收，都要縣鄉幹部籌。”“這達標，那達標，上面從不掏腰包。”“這大辦，那大辦，都是農民血與汗。”

　　

　　當我們了解到壽縣八公山鄉欠款的情況時，著實感到了意外的震驚。可以說，八公山鄉是安徽境內最小的壹個鄉鎮了，它總共只有四個行政村，壹個區區彈丸鄉鎮，在“達標”活動中，卻也是累計欠款壹千多萬元，以致鮑廣喜出任鄉黨委書記時，連正常的經費都難以維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場去借錢。

　　借死人頭上的錢，為活人發工資，這恐怕是聞所未聞的壹大新聞!

　　這壹令人啼笑皆非的細節，有如壹杯苦酒，讓人難以接受。

　　3龍多作旱

　　舒城縣水利局離休老局長李少白，是當年大軍渡江時舒城十大支前模範之壹，因為這種殊榮，建立人民的新政權時，他便有幸被選為這個縣第壹位“民主鄉長”。談起新中國如旭日東升充滿蓬勃朝氣的那些歲月，他至今還十分激動。

　　他說，剛解放那會兒，百廢待興，即便這樣，舒城縣政府也只設有民政、財政、教育和建設四個科，壹個科不過五六個人，最多十多個人。“縣委和縣政府的人圍在食堂吃飯，幾張桌子就全坐下了。”

　　那時壹個鄉，除了鄉長、指導員，就是文書和財糧員，加起來總共不過五六個人。人雖少，當時的事情卻不少，由於大家齊心協力，壹個鄉的各種工作，也就生龍活虎地幹將起來了。就是到了壹九五六年，擴大了鄉的規模，那時，鄉黨委就只有正副書記、組織部長、宣傳委員，群眾組織也只有團委書記、婦聯主席、武裝部長、農協主席，也才增到六七人；鄉政府相應配有正副鄉長，下設少數幾個委員會，鄉長依靠這些委員會開展工作，委員會配備文書和民政、財糧、生產、武裝、公安、農業、工業、商業助理或幹事，也就八九人左右。黨委政府兩套班子加在壹起只是十四五個人。

　　我們也查閱了當年的壹些資料，結果發現，壹九五二年，中央有著明確規定，每鄉脫產幹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後，擴大了鄉的行政區劃和設置機構，鄉政府各委員會委員也都是群眾中的積極分子擔任，均為不脫產人員。加上當時政令暢通，紀律嚴明，世風日上，脫產、半脫產和不脫產的幹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進，能官能民。可以說，從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鄉鎮人員工資和辦公經費皆由縣財政撥款，鄉鎮政府無權也無錢增設機構或供養編外“幫辦”。就是在公社化時期，相當於目前鄉鎮壹級的人民公社實行的政社合壹的體制，當時，黨、政、武裝、經濟合為壹體，領導班子除了公社黨委書記、公社主任、若幹副職、武裝部長、團委書記、婦聯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員”：農機管理員、畜牧管理員、水利管理員、農技推廣員、林業管理員等。當時的農村機構還是非常精幹的。

　　農村實行了“大包幹”的經濟體制的改革之後，“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組織體制也進行了改革。在歷時三年的“撤社建鄉”的工作中，全國五萬六千個公社改制為九萬二千個鄉鎮。國家允許鄉鎮政府可將鄉鎮企業上交的利潤和管理費、各種集資和捐款收入及各種罰款收入，都作為鄉鎮財政的自籌收入，這就為鄉鎮任意增設機構與人員，亂征收、亂集資、亂罰款的“三亂”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以後，隨著壹系列“分權讓利”趨向很強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竈吃飯”的財政包幹政策的相繼出臺，各級政府和部門之間就形成了壹個涇渭分明的利益關系，於是那些擁有國家權力又“分兵把守”農村經濟發展各個領域的部門，便迅速成為既壟斷權力又追求利益的行為主體。我們的幹部、旦發展成為壹個特殊的利益階層，與民爭利的事就將不可避免了。

　　截止到壹九九O年，僅由國務院各部委下達文件可以向農民征收的各種項目就高達，百四十九項之多!於是，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利益開始膨脹，收費項目越來越多，收費範圍越來越廣，收費標準越來越高。由於管理上沒有相應的約束與制衡，許多本來屬於政府部門工作範圍之內的事，為了收費，也都紛紛成立了專門的事業單位，並聘請“幫辦”。

　　是誰消耗掉了農村改革的成果?——無限膨脹的機構和無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中國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時期，但它又恰恰正是縣鄉機構和人員增長最快的時期。

　　我國在編的黨政機關幹部，壹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萬人，壹九八九年則上升為五百四十三萬人。其中上升最快，幾盡失控的，當數縣鄉兩級。縣鄉兩級的機構與人員，在這種不斷的精簡之中至少增長了十倍!到了壹九九七年，我國在編的黨政幹部便達到了八百多萬人，而增加的幹部人數與同期國有企業下崗人數壹百二十六萬九千人大體相當。這期間縣鄉兩級機構和人員的飆升更是空前的。

　　“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大精簡——大膨脹”，這似乎不可思議，卻又是鐵的事實，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們從查閱到的有關資料得知，在當今的二百多個國家中，有八個小國僅設壹級中央政府；二十五個只設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有六十七個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在內的許多大國，也只設三級政府；而我國現在卻是五級制：中央——省——市——縣——鄉，堪稱絕無僅有的“中國特色”！

　　非但機構的層次多，每壹級的機構設置又都是疊床架屋、分工過細。僅在同壹縣級機構中，與“三農”有關的，過去只有壹個農業局，現在除有農業局；還分別設農墾局、畜牧局水產局、水利局、林業局、鄉鎮企業管理局、農業資源開發局等多個部門，業務相近，卻是部門林立。人人管事，又無人負責，這種交叉重復，註定產生扯皮推諉現象。

　　壹個人就可以幹完的事幹嗎非要這麽多人去幹呢?

　　那麽多部門根本不管農民的事，卻為什麽都要農民出錢養活呢?

　　單說鄉鎮。現在的鄉鎮已同縣級機構設置保持對應關系，除“六套班子”外，工、農、商、學、兵、財、青、婦等等二級機構壹應俱全。原來人民公社時的“八大員”，如今都已經升格為站、所、辦，而且許多人頭上戴上了執法的大蓋帽。有人戲言：鄉鎮除了沒有外交部；其他機構基本同中央國家機關壹樣齊全。

　　廟多，菩薩就多。壹般鄉鎮機關二三百人，發達地區甚至達到八百至壹千人。這些人不創造壹文錢的產值和利潤，卻要發工資，還要發獎金；不僅要多拿，還要吃好住好，還要建辦公樓、住宅樓，還要配備車輛，配備電話，配備“大哥大”。這許多在過去是不敢想象的，因為那時壹個縣也不過壹兩輛吉普車，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到死騎的都是自行車。

　　農民自嘲道：“幾十頂大蓋帽管著壹頂破草帽。”

　　壹九九八年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透露：“漢朝八千人養壹個官員，唐朝三千人養壹個官員，清朝壹千人養壹個官員；現在四十個人養壹個公務員。”。

　　其實，不再需要什麽觸目驚心的事實，僅這些簡單的數字就足以說明政府機構改革的緊迫程度。

　　4城鄉分治與馬太效應

　　探究農民的負擔問題，不能不正視農民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也就無法回避壹個嚴酷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億萬農民至今還生活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發展的結構之中，他們每天都面對巨大的精神和經濟的壓力、強烈的心理失落以及沈重的思想苦悶。繞開農民負擔制度上的原因，來談減輕農民負擔就等於沒說。

　　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了解決城市失業和通貨膨脹，用在了即將開始的工業化發展等重大經濟問題上，無力照顧地方財政開支，也無暇顧及地方建設，因此，中央對地方政府參與農民利益的分享十分寬容，允許各地在征收農業稅正稅的同時，按壹定比例征收農業稅地方附加。這種地方附加，盡管有著最高限額的規定，但它顯然不能滿足鄉村財政開支的需要，於是各種各樣的變著花樣的攤派隨之而出，不久便相當嚴重。

　　通過查閱當時的文件我們了解到，解放以後第壹個提出“農民負擔”的，是那時負責農業工作的廖魯言。壹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壹日，他向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所報告的《關於鄉村財政、農民負擔、鄉村小學教育及鄉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中反映，各種亂收費現象已經在各級新政權中開始出現。根據六十壹個鄉的實地調查，他發現，國家公糧、地方附加、抗美援朝捐獻和鄉村攤派四項稅費合計，就已占到農民常年產量的百分之二十壹點五三，除此而外，還有許多數目難以估計的項目，例如，銀行、貿易、合作社、郵政局、新華書店等涉農系統，都以“發展業務”為幌子，強迫農民“認購”與“樂捐”。群眾意見很大，說鄉村幹部已經成了賣畫的、賣郵票的、賣紅茶的、賣粉條的、賣稅票的，影響極壞，已經造成農民“苛重的負擔”。

　　廖魯言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重視，中央政府隨之做出專門規定，嚴格控制農業稅地方附加，限定地方附加不得超過正稅的百分之十五，並隨同農業稅附征。

　　可是，各地政府由於有著地方利益的驅動，不但如數向農民征收中央規定的農業稅地方附加，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依然禁而不止，甚至比原先還要嚴重。

　　毛澤東主席了解這個情況後，甚為不安。為平息農民的不滿，當即指示政務院做出壹個釜底抽薪的斷然決定：取消壹切附加稅，把鄉村幹部的津貼、鄉村政府的辦公費及教員薪資統由國家財政包下來；堅決禁止再以任何形式向農民攤派；鄉村舉辦社會公益事業，必須基於群眾的完全自願，有條件地允許自籌經費，並規定這種自籌經費不得超過農業稅正稅的百分之七。

　　當時政務院的這個決定，被簡稱為“包”、“禁”、“籌”的三字方針。這壹措施不但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調動了剛翻身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充分體現出蒸蒸日上的新中國的優越性，農民們無不拍手稱好。

　　但是，新中國剛剛成立，朝鮮戰爭就不期而遇，緊接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對中國實行了“經濟封鎖”，面對如此內憂外患，當時的中國再不可能做到從容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

　　而且，迫於那種形勢，我們這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似乎也就只能選擇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種國家工業化的積累，除了讓農村和農民做出犧牲外又是別無選擇的。可是要把中國農民的勞動剩余價值轉化為城市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如果沒有壹種特殊的制度和組織上的安排，任何政府也休想解決從高度分散的四億農民手中獲取農業稅剩余所引起的矛盾，因此，分到土地不久的中國農民，就在中央政府有計劃的組織下，壹步步走上了集體化，用毛澤東壹句十分形象的話說，“滿頭亂發沒法抓，編成辮子就好抓”了。於是，服務於國家城市工業化的農村高度集體化的基本制度，逐漸形成了。在這種高度集中的壟斷經濟體制下，為了不讓農村人口擁入城市，在城市的就業制度方面，壹開始實行的勞動用工制度，原則上就只是負責“非農業人口”在城市的就業安置，不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尋找職業。在糧油供應制度方面，自然也就有了“特別辦法”，隨著壹九五三年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出臺，中國開始實行了糧油計劃的供應制度。與此同時，戶籍制度上的“特別辦法”便也隨之產生，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其中的第十條第二款則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做出了帶有約束性的規定，這壹規定標誌著我國以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戶口遷移制度的形成。在這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農民的負擔是巨大而沈重的，卻又是隱性未發的。因為，農民負擔由“臺前”轉移到了“幕後”，從此國家不再跟億萬農民發生直接的經濟關系，國家在農村統購統派的戶頭，就由原來的壹億三千萬個農戶，變成了七百萬個互助組；進而減少成七十九萬個農業社；“大躍進”的壹九五八年，只用了三個月，就在壹片鑼鼓聲中，又將全國農民壹個不漏地組織到五萬兩千七百八十壹個人民公社裏。中國農民原有的，或土改時被分到的田地、耕牛、農具、糧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資料，都無壹遺漏地被無償地收歸公社所有。五萬多個人民公社就變成國家在農村基層的財政單位，從此可以隨時隨地、十分方便地通過“壹平二調”無償占有公社範圍內的壹切資源和勞動力。

　　中國的農民成了真正的無產者!

　　城鄉分治“二元結構”最大的問題，是壹個社會中的成員在經濟文化各方面不能整體性地均衡發展，勢必導致現代化在壹個國家中出現斷層：壹部分人迅速走向了現代化，而大多數人卻與現代化無緣。從此，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就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彼此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條件上的巨大差異，生活條件與居住環境的天壤之別，使得中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的比率便逐年擴大。

　　十年動亂結束之後，發端於安徽省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亦即“大包幹”，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義的命，中國農村很快出現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攙，壹家三代人，都在忙生產”的喜人局面。安徽省肥西縣原大柏公社黨委書記王／—友曾打了壹個生動的比喻，他說：“過去，社員就像壹籠鴨子，被關久了，急得嘎嘎叫。現在，包產到戶，就像鴨籠打開了，被關久了的鴨子到了塘裏有展翅拍水的，有鉆猛子翻跟鬥的，有相互追逐嬉戲的，多歡實啊!”

　　這個縣金牛鄉上圩村六十多歲的農民廖自才，也高興地說：“責任制就是好，我家陰溝裏終於漂油珠子了。照這樣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就會城鄉不分，咱鄉下人就會過上城裏人壹樣的日子!”

　　發生在七十年代末的那場大變革，是新中國繼土地改革之後又壹次偉大的農業革命。它帶來了中國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壹九七八年至壹九八四年農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好成績。當然，這只是帶有恢復性的發展。無論是公社書記王廣友，還是老農民廖自才，他們對大包幹後的農村都顯得過於樂觀了。面對中國農村開始出現的這種喜人景象，這場偉大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卻十分冷靜地提醒說：“農業文章很多，我們還沒有破題。”其“文章”之壹，就是指從建國初期便形成的“城鄉分治”的格局，至今沒有改變。

　　二OO壹年早春三月的壹天上午，我們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走訪了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陸學藝。這是壹位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更是壹位農村工作研究的專家，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就任副所長，潛心地研究中國的農村問題，以後又調入社會學研究所任所長。正因為他有著此番特殊的人生經歷，研究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就站在了壹個嶄新的平臺上，並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目光須在農村之外。”那次的談話，他就這樣直截了當地打開了話匣子。

　　“農民的這種負擔不光是沈重的，而且是帶有歧視性的。”陸學藝說到動情時，會突然變得慷慨激昂，對農民處境的關切溢於言表。他說長期以來，我們就這樣人為地分割出城市和農村、市民和農民；用戶籍制度把人分為城市人口與農業人口，將幾億農民拒之於城市之外；用統購統派制度把吃的糧食也分為農業糧和商品糧，讓農民供養市民；用勞動制度把人分為工人和農民，又將農民拒之於工廠之外；用工資福利制度把人分為有權享受和無權享受的兩種人，最後將農民拒之於壹切社會保障的制度之外。這種把城市和農村截然分割，對城市、市民是壹套，對農村、農民又是壹套的“壹國兩策”的體制，就使得中國的農民，無論是在教育、醫療、勞動保障、養老、福利這些社會待遇上，還是在流通、交換、分配、就業、稅賦這些經濟待遇上，都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城鄉之間人為劃定的這種“楚河漢界”，就成了中國億萬農民無法逾越的鴻溝。這條鴻溝，使得每壹個農民，打娘胎壹出來，註定就是這個社會的“二等公民”。

　　就在農業的文章“還沒有破題”，深化農村改革方興未艾之時，壹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形成的關於城市改革的決定，又將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

　　城市改革的啟動，從理論上看，它既可以向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提出新的要求，也會為農村改革特別是涉及城市的問題創造出新的機遇，壹個城鄉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進的局面即將出現。可是，人們希望看到的這種理想的局面並沒有出現。因為任何改革都是需要花費成本的。改革重Jb的轉移，就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的關系必然要向中國的城市傾斜，這就必然使得中國的農村經濟再次陷入壹個極端困難的境地。

　　歷史的事實是，從壹九八二年開始，中央每年都制定壹個指導農村改革的“壹號文件”，連續五年，下達了五個中央“壹號文件”。這些文件，對中國農村的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促進作用。

　　人們或許還記得，壹九八四年，首都舉行慶祝建國三十五周年的遊行時，京郊農民擡著“中央壹號文件好”的巨幅標語通過天安門廣場，它確實代表了中國億萬農民的心聲。可是隨著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之後，農業上可以“放”的政策就已經不多了，這以後有關農村改革的中央“壹號文件”就只能越寫越抽象、越寫越原則，沒有了新內容和新措施，最後，用來指導農村改革的“壹號文件”便悄然消失。於是，人們都不願意看到的壹個事實，重又浮出水面：曠時三十二年之後，建國初期由廖魯言提出的“農民負擔”問題，就在壹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也就是改革重心轉移當年的年底，被在京召開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再次提了出來。

　　當時農村經濟才剛剛開始活躍，先富起來的只是極少數，但各級政府居然就認為農民都已經很富了，許多部門便通過提高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和增加稅費等途徑，紛紛從農民腰包裏去掏錢。

　　中國的農民就在這無休無止的行政事業費及各色各樣的攤派、集資和罰款的沈重負擔中，正在喪失對黨和人民政府的依賴，當年大包幹引發出的那種火熱的激情已蕩然無存。

　　曾在安徽親自領導那場席卷全國的農村改革，後來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裏就曾在壹次會議上強調：“農民得到的利益不能往回收，壹定要再出壹個繼續給農民鼓勁的文件，否則，農民就不會再聽共產黨的話了。”

　　但是，農民已經得到的利益，壹點壹點地還是被收回了。

　　盡管，這期間，鄧小平曾提醒：“農業上如果有壹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而且強調：“應該把農業放到壹個恰當位置上。”但是後來的事實卻是：為了解決城市改革所需要花費的成本，同時，又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國家向農民獲取稅收所需要花費的交易成本，全國農村撤消人民公社後，接著就改制為九萬二千個有自己獨立的財政利益和相應的稅收權力的鄉鎮政府。後來，這些農村基層政府的攤子越拉越大，不僅建有黨委、政府、紀檢、人大、政協、武裝部六套班子，還相繼產生代表上級政府部門的“七所八站”，於是，財政、稅務、公安、工商、交通、衛生、糧管、農技、水利、種子、植保、農機、畜牧、食品、漁業，應運而生。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些日益膨脹的單位和日益龐雜的人員，無壹例外地都是需要由農民來養活的。

　　農民的負擔從此就由“幕後”走到了“前臺”，而且，日趨嚴重!

　　這以後，國家非但沒有把臃腫的機構及大量冗員下決心精簡，而是為滿足地方黨政組織及下設部門不斷增長的開支需求，不斷地又以各種“紅頭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給農業和農民增加了多種負擔：比如，不但從農業稅中派生出了農業特產稅，頒布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甚至還把村級組織的公積金、公益金、村幹部的報酬和管理開支，以及鄉村兩級的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修建鄉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鄉統籌”也強加在農民的頭上，並做出征收標準的剛性規定。這其中有許多本該是政府撥款解決的，最後卻都發展成了農民負擔的主要內容。

　　特別是，陸學藝說，縱觀實行“城鄉分治、壹國兩策”以來的四十多年的歷史，當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波動、遇到困難時，倒黴的總是農民。國家通過財政、稅收、價格、金融、信貸的政策傾斜，首先保證城市和國家工業的發展，農民和農村在這種條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貢獻。

　　他把“貢獻”在嘴裏咬得很重，聽起來實際上就成了“犧牲”。

　　他說，壹九八八年，通貨膨脹，國家進行了壹次宏觀經濟調整，由於經濟的天平向城市傾斜，就使壹九八九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明顯減少，並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純收入第壹次出現了負增長；隨後，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又壹次國家宏觀經濟調整，農民付出的代價比歷次都更大。當時國家下決心進行國企改革，宏觀經濟調整的動作很大，全國各地就有上千萬國有企業的職工下崗，登記失業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業基地的下崗失業人員甚至超過百分之十，經濟形勢相當嚴峻。但是，由於物價特別是糧食等產品的價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從兩元降到壹元以下，雞蛋從三元五壹斤降到了壹元八，蔬菜瓜果的價格更是連連下跌，所以，職工下崗後發的津貼雖然很少，生活卻還能過得去，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的穩定。

　　壹九九六年，中國農村糧食總產為壹萬零九十億斤；壹九九七年為九千八百八十三億斤；壹九九八年為壹萬零二百四十六億斤；壹九九九年為壹萬零壹百六十七億斤。平均以壹萬億斤計，壹九九六年十壹月，大米、小麥和玉米三種糧食的平均價格為每斤壹點零三五五元，當年農民糧食所得便是壹萬零三百五十五億元；可是，到了壹九九九年十壹月，這三種糧食的平均價格就減到每斤零點七零七五元，農民從糧食所得則是七千零七十五億元。這就是說，壹九九九年中國農村糧食總產並不比壹九九六年的少，但增產不再增收，農民實際收入反而減少了三千二百八十億元。

　　除糧食而外，其他的壹切農副產品的價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僅壹九九九年與壹九九六年相比，農民從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至少也要減少四千億元。二OOO年農業減產又減收，農民從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就比壹九九六年減少得更多。

　　可以說，僅從壹九九六年到二OOO年短短的四年之中，中國農民實際減少的收入就至少在壹萬六千億以上!

　　這就是忍辱負重的中國農民，在保證國家宏觀經濟調整，順利實現援助國企改革穩定城市社會安定所做出的巨大的犧牲!

　　自從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之間的差距就逐漸被拉大，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變大、變高、變美，城裏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異地發生著變化；而廣大的農村，卻反而出現了“增產不增收”的現象。

　　第壹次“增產不增收”，出現在壹九八九年至壹九九壹年，在農業生產喜獲大豐收的情況下，扣除物價因素，農民壹九八九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僅為百分之二，壹九九壹年就成為負增長；第二次出現在壹九九六年之後，人均純收入的連續兩年大幅度跌落，先是由百分之九的增長率降至百分之四點六，壹九九八年就落到了百分之四!

　　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財富上的這種“馬太效應”，正在中國廣大的城市與農村之間日益加劇地顯現出來。

　　有人曾做過這樣壹件工作，將壹九八六年以來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和國務院公開的文件中有關政策與評論性的文字，輸入電腦進行處理分析，結果發現：有關農業、農村、農民的文字部分，出現了壹批新的詞匯，這是中國漢語言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吃農業”、“吃大戶”、“打白條”、“口頭農業”、“農民負擔”等等；而使用得最頻繁的，就是“減輕農民負擔”。

　　這確實是壹個耐人尋思的分析。

　　就在我們動手寫這部作品時，壹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上不少專家呼籲：為適應加入世貿組織的需求，我國的農業政策必須進行重大調整，不僅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而且要減稅。各國普遍對農產品實行補貼，人為地壓低了國際市場農產品的價格，而我國不但是少數幾個不給予農民直接農業補貼的國家之壹，還是為數不多仍在向農民收稅的國家之壹。壹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時間，我國從農民那裏征繳的各種稅收總額，就由八十七億九千萬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億三千萬元，增加了四五倍。農民人均稅額高達壹百四十六元，而城鎮居民的人均稅賦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已是農民實際收入六倍的情況下，農民繳納的稅額反而是城鎮居民的四倍!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負的農民，除了要繳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還有著名目繁多的提留統籌費和各項社會負擔。且不說中國的農民已苦不堪言，這在根本上也使得中國的農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美國、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合理通貨緊縮尚能夠做到壹方面降息，壹方面降稅，大幅度裁減行政人員和政府開支，難道我們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只能降息，不能為那些窮人降稅減負。

弄虛作假

　　1罕見的電報

　　目睹沈重的農民負擔，走在壹個又壹個仍未從貧窮中突圍的村莊中間，我們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壹位朋友講過的壹個故事長時期地在我們眼前揮之不去，它使得我們的內心非常不安。

　　這位朋友說，有壹次，他陪壹位地區官員到縣裏去檢查工作，因為彼此是同學，所以同住壹家賓館又同居壹室。這天，大清早，服務員送來壹份電報，這電報嚇了兩人壹跳，它像長長的哈達，足有三四尺長。細看才知道，這是壹個從窮鄉僻壤趕來想見這位地區官員的農民打來的。

　　他帶著全村人的希望，帶著滿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訴說，可賓館門衛不讓他進，後想方設法進了賓館卻又被秘書擋了駕，情急之下，老農傾盡賣豬的幾百塊錢，跑到近在咫尺的郵電局，把帶來的上訪信的文字變成了電文，這才“來到了”賓館。

　　地區官員捧著老農傾訴真情的電報，潸然淚下，顫著聲說：“我離他們遠了，太遠了……”

　　我們看到、聽到的高級領導機關下去的人，都被壹級級壹層層的下級幹部前呼後擁，按事先定好的“視察”地點、事先布置好的人員去了解訪問，能有多少真實情況?

　　我們想到了毛澤東。戰爭年代的毛澤東是那樣地運籌帷幄，決戰千裏，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縱橫捭閹，戰無不勝，但解放後怎麽會提出壹個“壹九八O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呢?現在，回頭再看，這個號召已顯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而外，這種決心多半來自對當時中國農業，甚至包括對當時中國工業的真實狀況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它背離了社會實際，留下的，就只能是壹位偉人的壹樁憾事。

　　我們也註意到，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末，曾做出過兩項承諾：壹項是“要讓淮河水在二OOO年變清”；壹項是“不將貧困帶給下壹個世紀”。

　　為使淮河水如期變清，中國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壯士斷臂的勇氣，在壹九九六年七月壹日淩晨之前，毅然關閉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紙廠，並在最後期限的日子裏，打響了壹場聲勢浩大的“零點行動”。

　　為消滅貧困，基本解決農村中八千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中國政府從壹九九四年到二OOO年的七年時間裏，集中了人力、物力、財力，動員起社會各界力量，還為此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並向全世界宣告：“二OOO年，消除貧困的目標壹定能夠實現。”

　　但是，奇跡和成功，掩蓋不了依然存在著的事實，這就是，淮河的水並未因為壹個舊世紀的結束便從根本上改觀，淮河的現狀，依然讓我們為之憂慮；同樣，我們也沒有把貧窮堵截在新世紀的門坎之外，它現在仍困擾著壹些地區的農民兄弟。

　　我們承諾的決心，無疑是對真實狀況的嚴峻性及復雜性缺乏準確而可靠的估計。

　　這自然又使我們想到有關教委對靈璧縣馮廟鎮中學進行的壹次九年義務制教育的“達標”驗收。在驗收大員尚沒到達馮廟之前，鎮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擊把失學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統統“動員”回校，並由在校學生替他們趕做了各門功課的作業簿，同時派人趕往百裏之外的江蘇省徐州市，采購來名煙名酒。驗收大員們對驗收的結果據說是十分滿意的，但驗收的隊伍前腳離鎮，可憐的失學青少年後腳就被“驅出”了學校。

　　假如我們對農村的教育狀況都依憑馮廟這樣滿意的判斷，並據此制定發展計劃，豈不是將差之毫厘，謬以千裏嗎?

　　2 可敬的領導

　　溫家寶對下面這種弄虛作假的現象，顯然是有著十分清醒認識的。

　　可以說，溫家寶是中央領導層近年來深入到安徽農村搞調研次數最多的壹位，同時，也是讓陪同他的地方幹部最頭疼的壹位。為了解到農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他常常不給地方官員留面子，想方設法沖破對他的“封鎖”，使得刻意弄虛作假者不知所措。

　　壹九九六年五月，麥收之前，當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溫家寶，到安徽檢查扶貧工作。壹來，就約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時更不許前呼後擁，壹切輕車簡從。

　　他的隨行人員也是屈指可數，除秘書田學斌，警衛參謀張振海，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各來壹位局長，還有就是農業部的壹位有關領導。

　　那次他們來了後，就同安徽省的有關領導分乘兩輛普普通通的中巴車，直奔大別山革命老區。

　　在從金寨縣通往霍山縣的山道上，溫家寶來了壹個突然襲擊。他招呼司機說：“我要方便壹下。”司機當即把車停住。

　　車上的人都以為溫家寶真是下去“方便”，誰知，他跳下車後，走得很快，沿著壹條小路就壹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壹輛中巴車上的安徽省的領導，這才發現，前面有座不大的村莊，溫家寶正向那村莊走過去，他們不免感到詫異。因為這顯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視察的計劃之外。而且，看上去，還是壹處十分貧窮的地方。

　　大家趕忙下車，快步跟了上去。

　　溫家寶見幾個農民扛著樹皮走過來，就迎上去問：“妳們這是幹什麽呀?”

　　壹個婦女見問話人面相慈善，話聲和藹言雖是幹部打扮，卻沒有想到這會是中央下來的幹部，因此答得就很隨便：“現在青黃不接，山上沒東西可賣，供銷社正在收購樹皮，聽說造紙用，就削點樹皮去賣，好買點口糧回來。”

　　溫家寶轉身又去打問壹位男青年，當得知對方是位民辦教師，便仔細了解他的工資情況。民辦教師發愁地說：“鄉裏壹個月只補助五十元，連吃糧的錢也不夠。說是補助，也只是欠著，趕到要過年了才給，平時就連買糧的錢也沒有。”

　　溫家寶壹邊認真聽著，壹邊點著頭。

　　他在村子裏各處仔仔細細地看了個遍，這才上車。到了霍山縣城後，他隨便用了壹下餐，就要求聽縣裏匯報。

　　霍山縣委書記不知道溫家寶在來的路上已經沒按“規定”下過車，依然像往常壹樣地作著匯報，他甚至激動地說道：“這幾年，我們霍山縣有了很大的發展，既脫帽，又加冕，脫掉了貧困縣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著就把全縣的國民生產總值、糧食產量、財政收入和農民增收的各種數字，熟練地報了壹遍。他還準備把各種成績的統計數字壹壹報來，溫家寶卻截住了他的話頭，忽然問：“妳這個縣這麽好，可以按時發工資嗎?”

　　縣委書記回答得斬釘截鐵：“我們不缺全縣職工壹分錢!”

　　溫家寶點到了他下車看過的那個村莊的名字。縣委書記不禁壹楞，但他馬上指出：“那是我們縣最窮的壹個村。”

　　溫家寶幽默地笑道：“妳最窮的壹個村，就被我看到了?”

　　縣委書記這才知道遇上了麻煩，偷偷看了壹眼坐在旁邊的省委領導，見省領導都在面無表情地望著他，不由急出了壹頭汗。

　　溫家寶嚴肅地說：“同誌們，不是我們不相信妳們的數字，我更看重農民家裏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妳們都很年輕，我希望妳們，多到農民群眾的家裏看看，真正做好脫貧很不容易，何況有些脫貧了還會返貧呢。”

　　也就是在那壹次，溫家寶要看龍河口水庫淹沒區農民的生活狀況，舒城縣卻安排了壹個各方面都比較好的村子讓他看。他壹眼就發現了問題，問：“這兒是淹沒區嗎?”

　　縣委書記見瞞不過，只得照實說：“不算淹沒區，只是邊緣地帶。”

　　“我要看淹沒區，看最貧困的村子。”

　　舒城縣委書記沒有壹點思想準備，因為以往下來檢查工作的中央領導或省領導，沒誰提出過這樣的要求。安排領導參觀“形象工程”，視察“閃光點”，早已成了壹條程式化的不變的“規矩”。於是，這位縣委書記搪塞道：“那兒路不通。”

　　“妳說的不通，是不是車子開不進去?”溫家寶認真地問。

　　“是。”

　　“走路要走多遠呢?”

　　縣委書記想了想說：“十公裏吧。”

　　溫家寶壹聽，朗聲笑道：“不算遠，那我們就走去。”說著，做了個挽褲角趕路的動作。

　　當時的省委書記盧榮景見溫家寶決心已定，馬上接過話：“快上車，開到哪兒不能開了，就下車走嘛!”

　　於是大家陸續上車。

　　不曾想，舒城縣委書記說“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溫家寶看到窮得不像樣子的地方，不過，他又是壹個實在人，見省委書記表了態同意去看，也就沒再留點兒心眼，把自己曾說過路不通還須走上十公裏的話忘得壹幹二凈，指揮著司機順順當當將車開進了壹個村子裏。

　　省農經委的吳昭仁在和我們講起這段插曲時，他的臉上露出了無地自容的神色。他說：“我當時壹聽縣委書記說：‘到了，下車吧!’腦袋嗡地響了壹下。心想，妳這個縣委書記真要命，說過這村子車開不進去，妳至少也要停得遠壹點，讓大家走幾步，哪能讓車壹下進了村?這讓陪同的省領導在中央領導跟前，臉往哪擱?這時就聽走在我邊上的王昭耀副省長說：‘地上有縫都能鉆進去……’搞得我們壹個個灰頭土臉，硬著頭皮走下車。”

　　那確實是個很窮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陰暗潮濕，因為農舍裏太黑，大白天走進屋，半天看不見東西。其實，看見跟沒看見都不重要，許多農戶家徒四壁，半個村子跑下來，沒看到誰家有壹件值錢的東西。

　　溫家寶壹連看了幾戶農家，心情很是沈。

　　又壹次，溫家寶到安徽檢查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縣，縣裏安排是看小陳莊，這是壹個新建的村，兩排樓房十分漂亮地擁路而立，中間的馬路也修得很寬，看上去不僅富足，還透出幾分氣勢。但是，溫家寶下車後只看了壹眼，就拒絕進村去看。 ·

　　這弄得陪同的領導十分尷尬。

　　吳昭仁是多次陪同溫家寶到安徽各地視察的，彼此已經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說道：“既然來了，進村看看吧!”

　　“不看，”溫家寶不為所動，“要我看什麽呢?無非就是幾個有錢人，蓋了幾幢新樓房。”

　　縣裏領導忙解釋：“還有個座談會……人已到齊了。”

　　溫家寶堅持說：“這個座談會不參加。”

　　現場的氣氛變得十分窘迫。

　　這時，走來了兩個農民模樣的人，溫家寶於是上前打問：“搬到這兒來，妳們是自願的嗎?”

　　對方高聲答道：“完全是自願的。”溫家寶若有所思地又問：“住這樣的房子，花了多少錢哪?”“兩萬多。”溫家寶朝村裏望了望，空無壹人，就打量起走過來的這兩個“農民”。顯然他已從對方回話的口氣中悟出了什麽，指著其中的壹人問：“妳在村裏具體幹什麽呀?”對方說：“支部書記。”溫家寶幽默地笑了： “那我就問問妳，為什麽要修這麽寬的馬路，占用這麽多的耕地呢?”支部書記啞口無言。

　　重新回到阜陽市，市委將溫家寶壹行安排在國際大酒店，溫家寶壹聽是“國際大酒店”，堅決不住，要求住進招待所。由於溫家寶的堅持，最後下榻在作為市委招待所的“潁州賓館”。晚飯後，．溫家寶也不願休息，他要求安排兩個縣委領導匯報有關工作。匯報時，太和縣委書記取出了事先準備好的稿子，剛念了個開頭，溫家寶就示意對方停下來：“妳們不要念稿子好嗎?”離開了稿子，這位縣委書記竟不知什麽該講什麽不該講了，變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狽。溫家寶失望地搖了搖頭，說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氣，在阜南縣的那個村子裏，見不到壹個群眾，不知道妳們想讓我看什麽?去年，我到河南省，壹個縣委書記也叫我去看壹個這樣的村子，見不到農民，村裏的馬路修得比妳們這兒看到的還寬，房子也比這還漂亮，我就問那個縣委書記，這樣好的村子在妳縣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說，百分之二十吧。我說，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還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又是個什麽樣子呢?我更想知道妳們縣那百分之八十農村的情況，妳帶我去看看好嗎?他馬上說，路不通，不好去。我說，車子去不成，人總可以走進去吧，那麽多的農民可以走，我們為什麽不可以走呢，妳帶路，我要進去看看!”

　　說到這，他頓了壹下，臉上的表情十分復雜。陪同的安徽同誌，當然聽得出此番話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轄範圍的落後面、貧困狀況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縣委書記，他在安徽舒城縣就有過同樣的遭遇。只給上面展示“政績”，看“鶯歌燕舞”，這種弄虛作假的現象，已經像瘟疫壹樣在中國各地蔓延成災。

　　那天晚上，溫家寶談了很多，談得推心置腹：“阜陽地區我來過幾次，通過前後對比，我看有很大發展，農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當然離小康的要求、離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壹個地區裏面也還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當多的壹般村，還有很多貧困村。就壹個村子來講，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戶，有大量的壹般戶，也有比較困難的戶。我覺得我們的農民非常知足，就吃幾碗白米飯，沒什麽菜，住的又是那個樣子，但是對黨，對政府，卻沒有什麽怨言，非常樸實。我感到我們的農民，是非常有覺悟的，越是這樣，我們的幹部就應該越覺得自己身上的責任重。怎麽幫助農民盡快地富起來，我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說：“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裏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誌。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獲。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隨便下車了解到的。地方上準備的東西，和讓看的地方，往往是壹些比較典型、比較成熟的閃光點，不是說這些地方不真實，但常常不具備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歡隨便走走看看。我的調查研究很簡單，就是開車隨便進壹個村，有時要談壹個小時，也可以跟農民談壹天。最長的壹次是在鐵嶺，我坐在炕頭上和農民談心，從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關系、分配關系、幹群關系。不坐下來深入地談，就很難了解到。即使這樣，我仍覺得自己對農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壹，大量的情況還是不了解的。我知道農村的情況並不都是好的，需要我們去看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談，能暢所欲言，有什麽情況就講什麽情況。”

　　他是從天津市舊城區壹個普通的胡同裏走

　　出來的，有著壹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壹平米的經歷，因此，“平民情結”壹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歡深入基層，在全國的兩千多個縣中，他居然跑了壹千八個多個縣，這在中央壹級的領導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壹天，他動了感情地說道：“我們黨的政策是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我還希望去看絕大多數群眾；如果農村都這麽好的話，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麽呢?在北京郊區的房山，我看到過許多農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電視，難道妳們這裏比北京郊區還好嗎?共產黨人壹定要關心大多數人的利益，不能只關心少數人!”他特別強調：“我再說壹遍，我是來搞調查研究的，不是來參觀的，請妳們不要只讓看‘閃光點’!”

　　坐在會場上的阜陽市委書記王懷中是個絕頂的聰明人，這壹聽，馬上離開會場，慌忙要人·給潁上縣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潁上參觀“全球環境五百佳”的小張莊與八裏河的計劃被取消；並交待，從阜陽賓館拉過去的那些高檔餐具和借去的廚師，統統連夜撤回，不得有誤!

　　3騙妳沒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縣，我們就采訪到了朱镕基壹次被騙的經過。

　　當時，朱镕基剛剛出任國務院總理，他來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廣大農村對他過去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執行的情況。他不止壹次地說過：“在農業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決策時，我往往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

　　那是壹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王春正、國務院副秘書長馬凱、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傑的陪同下，來到了安徽。

　　這是朱镕基第五次來安徽。他高興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給安徽的同誌細數五次來皖的情景：第壹次是壹九八七年，他還在國家經委工作的時候，到蕪湖來參加壹個再生資源綜合利用的會議；第二次是壹九九壹年安徽特大洪水後來看災情；第三次是壹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糧食漲價時來安徽；第四次是壹九九七年六月底，糧價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這是第五次。他壹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緣。”

　　然而，安徽欺騙朱總理卻也是沒商量的。

　　安徽的同誌當然知道安徽的南陵縣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縣。南陵是江城蕪湖市轄下的壹個產糧大縣。俗話說，“蕪湖米市南陵糧倉”，蕪湖是中國著名的“四大米市”之壹，“蕪湖米市”的盛譽就是靠“南陵糧倉”支撐的。事實上，南陵不僅產糧，還盛產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壹方的“魚米之鄉”。

　　南陵作為產糧大縣絕非徒有虛名，但是，當得知朱镕基總理將前往南陵檢查落實國家糧食收購政策的情況時，南陵縣和蕪湖市的領導還是慌了手腳。因為，南陵的糧倉裏確實又是無糧的。

　　國有糧倉無糧，說奇怪，其實並不奇怪。國家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讓地方實在難以執行。中央定價，放開收購，出現虧損，卻是由地方財政補貼。這幾年糧食越來越不值錢，產糧大縣幹部職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哪有錢往糧食上補貼呢?沒有補貼，負責收購糧食的糧站，就只有變著花樣壓級壓價，扣斤扣兩，限收，或幹脆拒收。所以，許多糧站寧願讓糧倉就這樣空著。

　　現在朱镕基要來，無論南陵縣，還是蕪湖市，都不希望讓他看到這裏並沒有執行國家的糧食政策；明知這種政策不大切合實際，卻只想讓總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經濟繁榮。於是只有造假。

　　當時，南陵縣峨嶺糧站，已經是壹家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除去其中的六號倉尚儲有部分糧食外，其余號倉基本無糧。峨嶺造假是從五月十八日這壹天就開始的，可以說，興兵動師，聲勢浩大，突擊調運的壹千零三十壹噸糧食，分別來自三裏、煙墩、工山、陳橋等地。連駕駛員在內，前後二百余人參預了糧食的運輸和進倉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壹日，這四天，峨嶺糧站的職工們幾乎沒睡上壹個囫圇覺。糧站站長劉鴻第壹個晚上忙到淩晨兩點，第二個晚上千到淩晨四點，接下去就又連幹了兩個通宵。在那令峨嶺人難忘的四天四夜裏，小鎮上所有的飯店和茶館，都擠滿了輪番前來吃飯或喝茶的搬運工人；糧站內外汽車絡繹不絕，鬧得附近的居民徹夜不寧。

　　那時縣裏分管糧食工作的是胡錫萍副縣長，考慮她是位女同誌，難勝此任，就將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輕副縣長湯春和派到運糧第壹線。劉鴻站長在接受我們采訪時，他說個頭不高、長得胖胖的湯春和副縣長，始終就在現場坐鎮指揮。朱镕基到達的前壹天，蕪湖市委副書記倪發科還領著省、市、縣壹大幫人趕去驗收。因為倪發科在南陵當過縣委書記，南陵縣的老百姓大都認得他，至於這場造假的最高策劃者是誰，誰也說不清。

　　總理視察的這壹天，糧站的所有職工被告知不得進站。站長劉鴻被臨時降為倉庫管理員，峨嶺糧站站長由三裏中心站站長俞水華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華，那幾天比誰都忙，忙著背熟預先由上面寫好的材料，背熟預先編好的各種數字，特別是中央有關糧食工作的政策規定，要求爛熟於心，以應對朱總理隨時可能會提出的壹切問題。

　　於是壹切安排就緒，就這樣，朱镕基壹行渾然不覺地走進了壹個誘人的騙局。

　　壹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許，朱镕基不可能會想到，他與在場的人高興地握手問候，被握手問候的居然沒有壹個是這個糧站的職工；站長劉鴻此刻已被打發到壹個無法享受到總理握手問候的角落。

　　回答朱镕基提問的，是峨嶺糧站的假站長俞水華。俞水華其實也不過是這場鬧劇中的壹個活道具，他必須按照預先為他編寫好的臺詞，在別人的導演下現場演戲。

　　這壹切，都被中央電視臺錄制在後來向國內外公開播放的新聞畫面上。

　　朱镕基關切地問：“妳們敞開收購了嗎?”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於農業上連續豐收，糧價不斷下跌，各地糧站的收購不積極，再不按照國家規定的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手裏的余糧，農民就會吃虧，同時還會挫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從而使得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增長就難以得到保證。

　　只見俞水華字正腔圓地回答：“敞開收購了!”

　　朱镕基十分滿意地點著頭問：“妳去年收了多少糧食?”俞水華滿懷豪情地撒開了彌天大謊：“去年收購五千噸，而過去壹年都在壹千七百噸左右。”朱镕基又問：“妳這個糧站收壹個鄉還是幾個鄉的糧食呀?”“壹個鄉。”這時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壹串問題：“這個鄉有多少畝田?畝產壹般是多少?總產量又有多少?”俞水華不假思索地答道：“全鄉兩千三百畝田，壹年產量壹萬五千噸。”俞水華只知道按照準備好的材料背數字，卻忽視了這些數字背後可能會出現的破綻。

　　果然，朱镕基反過來給俞水華算細賬了：“妳雖然收了不少，但除去農民口糧和種子，妳還是沒有完全收盡余糧嘛!這怎麽叫‘敞開收購’呢?雙季水稻難道畝產不到七百斤嗎?妳得講實話啊!”

　　俞水華是個機靈人，事先早已對各種可能會出現的情況都做了最充分的準備，這時明知露了馬腳，卻並不慌亂，反倒顯得更加鎮定，並且自自然然地攤開雙手，為難地說：“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現有的糧庫都用上了，已經爆滿了!”

　　朱镕基環顧壹下四周的糧倉，微笑了。這時，俞水華恰到好處地作了壹個歡迎總理進倉視察的手勢。朱镕基於是在俞水華的引導下，走進了三號糧倉。

　　望著堆碼整齊的高高的糧垛，朱镕基忍不住要親自登壹登糧堆的高處。因為糧堆的壹邊非常陡峭，為安全起見，隨行的兩名保衛人員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壹只手從後面緊緊支撐著總理的後背。

　　登上糧堆最高處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糧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實處，而且還完成得這麽好，顯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開心地笑了。

　　當天，在蕪湖市召開的座談會上，他動情地說道：“在我擔任副總理期間，我最重視的，就是農業；最關心的，就是糧食。可以說，我在農業上糧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過金融方面。我擔任總理之後，第壹次下來，考察的就是安徽的農業!”

　　他說，即使是城市，不管妳那個城市的工業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還是農業。各級黨政壹把手，最熟悉的應該是農業，應該了解民間的疾苦，特別是農民的疾苦。否則，妳怎麽當書記，當市長?中國最多的群眾是農民，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是農業嘛!

　　他語重心長地談到自己為什麽要這樣認真地下來調研。他說，這樣做，是因為中國是個這麽大的國家，壹項政策執行起來會有壹個過程，實施以後，也要有壹個被實踐檢驗、修改和完善的過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誌。他特別指出：“安徽是執行中央政策最堅決的地方之壹。”

　　朱镕基絕對想不到，他高度贊賞的“執行中央政策最堅決的地方”，不僅在執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腸子。

　　在江南的壹場豪雨之後，我們在已經卸任了的劉鴻站長的家中，聽他痛心疾首地給我們算著那次造假的損失。他說壹千多噸糧食不是個小數字叼，來回運輸、清理衛生、拆包倒包、清倉墊倉、水電消耗、糧食損耗、各種招待花銷，外加影響了壹季菜籽的收購，裏裏外外，就是十多萬元呀，對已經嚴重虧損的峨嶺糧站更是雪上加霜。他這算的還只是經濟賬。

　　望著新華社記者於傑拍下的現場照片，望著照片上壹向嚴肅的朱镕基總理，在聽取“假站長”匯報“工作”時滿意而又興奮的神情，我們感到了壹種難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賬的朱镕基總理面前竟敢這樣造假，還有什麽真實的東西能夠讓人相信呢?這種騙局，不但玷汙了朱镕基四處奔波的求實求真之心，更褻瀆了他對九億中國農民由衷的關愛關切之情。

　　壹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總理，無法得到真實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麽能夠保證中央出臺的政策萬無壹失呢?更不要說弄虛作假將對調研工作產生的可怕的誤導，這種危害是誰也無法估量的!

　　我們註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堅定了他繼續實行糧食國家統購統銷的決心。事實上，在結束安徽的這次調查研究回京之後；只有十多天時間，他就以總理的名義簽發了壹道國務院令，發布了《糧食收購條例》。他將糧食收購政策，由過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剛性的《條例》。而這期間，全國已有七個省六十多個縣正在進行旨在減輕農民負擔的農村稅費改革，《條例》的正式實施，使得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當然，這是後話。

　　可以說，朱镕基簽發這項國務院令之前，專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壹看過去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被實踐檢驗”過後，還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為此，他還特地向安徽的同誌作了專門的解釋：“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誌。”遺憾的是，朱镕基出任總理後的第壹次重要的調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實的社情民意，無論是總理，還是《糧食收購條例》，都喪失了壹次至關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機會。

　　4 火爆三個月

　　壹個偶然的機會，我們還了解到發生在小崗村“火爆三個月”的故事。面對這樣壹個近乎荒誕的故事，我們感到的，已經不僅是悲哀，而是震驚!

　　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現在恐怕沒有誰不知道了，因為它率先在全國農村中實行“大包幹”，被社會各界認為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源地；十八戶農民冒死按手印分田到戶的決心，更是激蕩過千千萬萬個中國人。

　　說到農村改革的發源地，這兒就得多說幾句。

　　公正地說，壹九七八年中國農村最早搞起“包產到戶”改革的，是在離安徽省城合肥市不遠的肥西縣山南區。那壹年的九月十五日晚上八時，山南公社黃花大隊的二十壹名共產黨員開了壹個驚動省委、事關億萬農民命運的支部大會。主持會議的是山南區委書記湯茂林，人稱“湯大膽”，大會形成的決議就是包產到戶。這比鳳陽縣小崗村出現的那個後來轟動中國、震驚世界的“秘密契約”早了兩個多月。湯茂林主持召開的那次特殊的支部大會僅僅五天之後，包產到戶在山南區就勢如破竹，風靡了壹千零七十三個像小崗那樣的生產隊，發展到了十萬多人!

　　當然，肥西縣山南區也還不是包產到戶最早的地方。比它更早的，是和風陽縣同屬壹個滁縣地區的來安縣十二裏半公社。這公社的名字看上去有點怪，因它離縣城是十二裏半而得名。大膽支持十二裏半公社“包產到戶”的，是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 ’

　　然而，歷史有時就是這樣捉弄人，又是這樣充滿了戲劇性。今天眾所周知，中國農村改革的源頭成了鳳陽縣小崗村，而肥西縣山南區和來安縣十二裏半公社卻鮮為人知。究其原因，並不復雜，這就是，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雖是劃時代的裏程碑，但在那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壹次再偉大的全會也不可能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所有問題全部解決，根深蒂固年久日深的“左”的思潮的陰影，不可能不繼續影響著新頒布的黨的政策，因此，就是標誌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已經到來的在十壹屆三中全會，會上“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發展農業若幹問題的決定》也還明確指出：“不準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而肥西縣和來安縣搞的就是“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幹”，正是和十壹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相悖，於是就應了壹句俗話：“出頭的椽子先爛。”當時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成了全國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車、汽車經過來安附近時，車身上都被貼上了鬥大標語：“堅決抵制安徽的單幹風”。由於王業美成了眾矢之的，萬裏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自然不便再作宣傳。肥西縣山南區雖然曾是萬裏暗中支持的改革試點，但縣委個別人竟也懾於當時的形勢，不敢再堅持，自己下了個文件把分到戶的田地再次收回，結果，功虧壹簣。相比之下，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就更聰明，他不說小崗村是在搞“包產到戶”，而是說包幹到組，組裏再悄悄地分到戶。鳳陽縣的這種做法得到了滁縣地委的支持，地委書記是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王郁昭，他不僅親自參預，還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陸子修壹道親赴鳳陽，最後決定將小崗村的做法稱為“大包幹”，這就在策略上高了壹招，而且總結得也好：“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既避開了“包產到戶”這個字眼，又把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都形象而生動地體現了出來。這種上上下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崗村的經驗壹經宣傳，自然風靡全國。再說，鳳陽縣還是安徽省最窮的地方，歷史上又出過朱元璋，再加上有那麽壹個淒涼悲愴的鳳陽民謠：“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賣兒郎，身背花鼓走四方。”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因此，窮到這個分上的鳳陽縣小崗村敢於率先改革也就順理成章，並且顯得十分的典型。

　　問題是，小崗村到了後來，越宣傳，故事越多，也變得越傳奇，先是有了十八戶農民按紅手印的故事，接著就有了存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號為"GB54563”的那張“秘密契約”。

　　我們走訪過許多當事人，似乎都對那件“珍貴的藏品”提出過質疑，說“藏品”的紙張那麽平展，幾無皺折，何以被農民密藏這麽久而如此光鮮?說秘密會議在誰家召開，契約又由誰執筆，這些重要的細節至今亦無定論；甚至連參加秘密會議的是十八戶還是二十戶也有不同說法，而博物館的“藏晶”上寫著的二十個人的名字，“嚴宏昌”就出現了兩次，出席會議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

　　二OO壹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們在訪問陸子修時，陸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崗村按手印是假的，這我能不知道嗎?”他使用的是設問方式，結論卻是不容置疑的。他當時曾是這個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後又擔任了這個地區的地委書記，他的判斷應該是可信的。

　　可是，不管怎麽說，我們卻覺得，那張“秘密契約”是真是假，現在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崗村的大包幹當時確實是頂著天大的壓力，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做出的嚴峻的選擇。

　　他們對中國改革事業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農村連續多年的糧食大豐收，這是與推廣他們的經驗分不開的。

　　小崗村被稱為改革的“源頭”是當之無愧的。

　　發生在小崗村的，那確實是壹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說，它的深刻性比壹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遜色，因為這次解放的對手不是敵人，而是自己!

　　從壹九七八年開始，小崗人因為獲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產自主權，糧食連年大豐收，這以後至少有五年時間，小崗都是屬於比較富裕的生產隊。壹九八O年新年剛過，萬裏專程來到小崗，他挨家挨戶地看，看到小崗村家家戶戶都有糧食吃，有衣服穿，心裏特別高興，說妳們終於可以把討米籮、要飯棍，甩到海裏去了!他對當年帶頭大包幹的嚴俊昌說道：“中國幾千萬共產黨員不敢幹的事，妳們幹了，因為妳們頭上沒有烏紗帽。只要敢想敢幹，沒有幹不成的事。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解放三十年了都沒有得到解決，妳們卻冒著風險自己解決了!”

　　後來，隨著國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靠種田打糧過日子的小崗人，就壹下變得雄風不再。盡管家家戶戶都有糧食吃，都有衣服穿，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改革開放快二十年了，也就壹直停留在了“溫飽”二字上，蓋不起樓房，修不起馬路，用不起電話，吃不上自來水，沒有壹所學校，沒有壹家企業，甚至，沒有壹處稱得上衛生的廁所，作為引發了中國壹場偉大變革的發軔之地，竟也建不起壹個起碼可以供人參觀的展覽室。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這個“閃光點”，這麽多年卻無人刻意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這壹“小崗工程”，安徽省、地、縣三級黨委政府，均無人問津。這事看上去似乎有點兒怪，很是讓人不得要領。

　　當然，話說回來，小崗村二十年“江山依舊，舊貌猶存”，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廣大農村中，同樣有著壹定的代表性。且不說西部欠發達地區，就是沿海城市，周邊先富起來的也只是有限的壹部分，絕大多數農村其實並不比小崗好到哪裏去。從這壹點上來看，認真解剖壹下二十年“江山依舊”的小崗村，對認識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肯定會有著“經典”意義。

　　不過，就在小崗村實行大包幹臨近二十周年的日子，突然有消息傳來，說它有了壹個嶄新的變化。變化之大，就連小崗人也感到像是做了壹場夢，確實又不是夢，恰恰驗證了當下壹句時興的話：夢想成真。

　　變化是從這壹年的六月開始的。

　　六月中旬，省委壹位領導親率省交通廳、省建設廳、省教育廳、省水利廳、省衛生廳、省新聞出版局等省廳局的負責人來到小崗。

　　當時，小崗人並不清楚這麽多領導的到來，會給小崗帶來什麽樣的實際好處。因為這麽多年來小崗參觀、訪問、視察、指導工作的領導太多，他們來這兒轉轉、看看、問問，來來往往，小崗人也就沒把它當回事。

　　可是，這壹回大不壹樣。壹場改天換地的工程很快在小崗村拉開了序幕。

　　首先趕到的，是鳳陽縣教委主任徐彪，他給小崗帶來了福音：壹所可容師生壹百六十人，從壹年級到五年級壹條龍五個班的小崗村小學，六月動工，八月竣工，確保九月壹日正式開學的工程開始了。

　　接下來，省建設廳、省水利廳和省衛生廳聯手要為小崗建造壹座水塔，說幹就幹，並於七月底完工，讓小崗人破天荒地像城裏人壹樣吃上了自來水。據說，原約定由三部門平攤的五十萬元資金，只有建設廳的十萬元到了位，水利廳和衛生廳的承諾卻都打了水漂，那四十萬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後只好由風陽縣水務局墊付。

　　緊接著，由鳳陽縣建委統籌，縣委、縣政府六部門聯合出資，為小崗村家家戶戶住房的墻面，壹點不拉地刷上壹遍塗料，塗料壹上墻，整個村子就好像搖身壹變，光鮮了許多；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為壹家壹戶建造了衛生廁所；“大包幹”的展覽館，也隨後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辦公室，也因為裝修美化而“土槍換炮” 了。這當兒，縣建設局還按照省廳的要求，設計出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的規劃。工程掃尾之後，總共用資二十三萬元原是由本縣宣傳部、計生委、衛生局、供銷社、人武部和縣建委大家夥壹道“擡石頭”，誰知五家變了卦，建委賴不掉，咬著牙墊付了其中的二十壹萬兩千三百三十二元，余下的壹萬七千多元就不願再出，害得施工單位多次上門討債，直到我們采訪結束，此項“狗頭賬”尚未扯清。

　　要說，還是風陽縣電信局雷厲風行，接到任務，立馬就替小崗村家家戶戶裝上了程控電話，而且事情辦得漂亮，明說收費，實際並沒讓小崗人掏多少腰包，電信局是用貸款解決的，從銀行貸了壹百萬元，至於將來連本帶利這錢誰還，自然成了糊塗賬。

　　有壹點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之前，小崗人雖然修不起路，但並不說明小崗村就沒有壹條像樣的路。再早，江蘇省張家港市長江村曾投資壹百二十萬，無償地為小崗鋪了壹條取名叫“友宜路”的水泥路。只是美中不足，四公裏路段的兩邊光禿禿的，不好看，現在鳳陽縣林業局的隊伍開進了小崗，雖然正值五黃六月，酷熱難當，他們卻自有辦法，不但自籌資金從百裏之外的鳳臺縣林場買來八百三十棵蜀檜，每棵都在兩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學試驗，將起運的蜀檜都在根部包上營養土，趁夜搶運，當天入土，還專門雇用了兩位懂業務的工人，吃住在小崗村，精心澆水、培土、看護。高溫植樹，棵棵成活，為了這樁奇跡，鳳陽縣林業局的技術員由此撰寫出的論文，後來還榮獲了安徽省科技進步獎。

　　以上各項工程總投入兩百七十萬零壹千四百元，無償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備的材料，當然不在其中，那是無法統計的。這壹項又壹項工程，變戲法兒似的出現在小崗人的眼裏，對他們而言，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直到了壹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江澤民總書記來到了小崗村，小崗人這才恍然大悟。

　　為什麽我們的生活中偏偏總是發生這壹類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

　　有人說，小崗村的這種變化跟南陵縣弄虛作假原本兩回事。小崗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壹面紅旗，接受壹點支持和惠顧，算不上過分，而且也是受之而無愧的。

　　有人說，小崗村對整個中國的改革都有著歷史功績，各行各業各個部門，做壹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當然的，無可非議的。

　　有人說，為迎接“大包幹”二十周年，迎接江總書記視察，對小崗村面貌進行壹次籌劃和必要投入，沒什麽不對，不過是例行必辦的公事。

　　可是，小崗人似乎對這種“改天換地?的事情並不領情。水塔建成送水時，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想喝口水，小崗村卻有人站出來制止，說，那不行，拿啤酒來換!修路植樹要用土，對不住，要動小崗土，每平板車要付十元錢，少壹文也不成，這比在風陽縣城用土貴上壹倍!好像這些工程與小崗村毫無關系。 ·

　　當然，這只是個別小崗人幹出的不體面事，但飲水者不壹定思源，卻讓貼錢幫扶小崗的人傷了壹回腦筋。這恐怕是對幫扶者只幫物不扶誌的壹種報應吧。

　　小崗人顯然還感到委屈，他們說：妳早不幫，晚不幫，單揀江總書記要來看望小崗了，小崗村的小學校就開辦了，墻也帶彩，路也變平，“大包幹”的展覽館也冒出來了，兩排沖天的蜀檜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戶戶電話也通了，廁所也變了，也都喝上自來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來，小崗村由“溫飽”壹下成“小康”，顯然不是變給小崗人看的。

　　最初聽到小崗村的這段故事，我們確實感到過震驚。靜下來壹想，這事發生在安徽，但類似的故事即便出在別的省市自治區，又有多少人會感到大驚小怪呢。我們的幹部為什麽敢於樂此不疲，倒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們甚至這樣想：假如，小崗村沒有這個“火爆三個月”的故事，江澤民在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看到的就是改革開放二十年“江山依舊”的小崗村，說不定會使總書記對中國的“三農”問題有著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那樣，必將會給九億中國農民帶來更多更實惠的好處，給中國農業和中國農村帶來更加令人鼓舞的明天。

　　事實是，沒有假如。總書記和我們看到的，都是壹個已經基本達到“小康”的小崗村。

農民的出路

　　1稅費改革第壹人

　　公元壹九八九年，建國四十周年之際，安徽電視臺錄制了壹部名叫《土地·人·樂園》的電視專題片，片中有這樣壹段解說詞：

　　“大包幹的實行，使農業擺脫了令人焦慮的困境，但也把農業置於這樣壹個十字路口上：土地承包後向哪裏去，如何再進壹步發展生產力?”

　　這部榮獲了全國電視文藝專題片節目展播壹等獎的片子提出了問題，卻並沒有道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時實行大包幹已經十多年了，安徽的農村確實處在了壹個新的十字路口，整個中國的農村無疑也都處在這樣壹個十字路口上!

　　人們期待著中國農村出現第二次飛躍，中國農民渴望再壹次笑起來。可是，農村中不斷加深的各種矛盾和出現的新問題，讓人焦慮不安：農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究竟在哪裏?

　　其實，就在那部電視片播放的壹年之前，就在安徽，在與安徽電視臺近在咫尺的省政府辦公廳的調研室裏，已經有人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人就是高級農藝師，後來被譽為“中國稅費改革第壹人”的何開蔭。

　　這是壹個有著坎坷經歷的男人。他長得有些特別，很瘦，清臒的臉上，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著壹只高聳的鼻子，和壹雙仿佛每時每刻都陷入在思考中的眼睛。這是壹個愛較真，敢說實話，又愛關心國家大事的知識分子；因為這種特殊的性格，壹九五七年，還是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他就被打成了“右派”，發配到了北大荒壹個幾近蠻荒的青年農場，在那裏壹呆就是二十年。後來，右派改正了，四十三歲的何開蔭終於回到了安徽省天長縣的家鄉。本來，他完全可以過安穩的日子，但是隨之而來的中國農村的偉大改革又壹次點燃了他的激情，加上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是他的老領導，又比較愛關心國家大事，喜歡思考社會熱點問題，當王業美全國第壹個拍板在來安縣搞起“包產到戶”時，他就緊隨王業美，走到了農村改革的第壹線；以後又追隨積極支持風陽縣小崗村搞起“大包幹”的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冒死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的“大包幹”在全國贏得成功，王郁昭作為那場改革的功臣，出任了安徽省省長，隨後也就把他調進了省政府辦公廳。壹個農業科研技術幹部，跑到行政機關能幹什麽呢?打那他就開始了宏觀農業政策的研究工作。

　　說來也巧。壹九八八年十月，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日報社等幾個部門，發起了壹次“中國農村十年改革理論研討會”。這時，王郁昭已出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門牽頭搞起的這樣壹次理論研討會，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賞的老部下何開蔭。王郁昭讓他的秘書崔傳義專門把論文征集函，直接給何開蔭寄了過去。

　　何開蔭收到征稿函，感到十分興奮。於是他緊張地行動起來。他找到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室的金進和朱文根，還有在農科院作物研究所工作的妻子顧鹹信，四個人壹道，進行了壹番深人的調查研究。

　　也就是從那壹年的春天開始，中國出現了洶湧澎湃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出現，使何開蔭敏感地意識到，種田已經人不敷出，農民的收入增加趨緩，出現了負增長，而農民的負擔卻與日俱增，新的矛盾不斷產生，又缺少必要的改革措施，各種各樣的矛盾越積越多，已經嚴重地阻礙著中國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還因為大包幹十年到期了，農民擔心耕地不再是自己的，那種世世代代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結沒有了，紛紛湧向城市去尋找新的生活出路；且不說出現了土地的大面積拋荒，留在農村中的，因為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造成糧食的大減產，農村工作更是徘徊不前。

　　何開蔭想，要找準中國農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就必須鬧清出現的這些新的矛盾。

　　到底有哪些新矛盾呢?綜合四人調查研究的結果，何開蔭認為大致可以歸納為：

　　壹、承包耕地所有權、使用權與產權的矛盾；

　　二、農產品價格與價值相背離的矛盾；

　　三、城鄉二元結構與經濟壹體化的矛盾；

　　四、小生產與大市場，糧食的買難與賣難交替循環的矛盾；

　　五、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與負擔不斷加重的六、封閉的社區結構與大開放大流通的矛

　　七、農村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矛盾；

　　八、相對貧窮與共同富裕的矛盾；

　　九、生產力水平低下與科學技術水平不相適應的矛盾；

　　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不同步的矛盾。

　　當然，還可以梳理出壹些別的矛盾並列舉出它們的具體內容。不過他認為，歸根到底，還是計劃經濟舊體制向市場經濟新體制轉軌時期難以避免的磨擦與碰撞所引發出的必然現象。

　　要解決以上矛盾，就必須拿出各項相應的改革措施。

　　當時，由於小崗村大包幹精神的影響，安徽省學術界的思想還是相當活躍的。何開蔭在下面調研時發現，各級黨委政府中都出現了壹批想幹事、能幹事又敢幹事的領導幹部，他們已經針對農村中出現的各種新矛盾，分別進行了不同內容的改革嘗試。

　　那段時間，何開蔭變得異常地亢奮。在認真分析了其他幾位同誌下去調查研究的情況以後，何開蔭覺得，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就是土地的永久承包，給農民壹個長期的使用權；其次就是必須改革農業稅費制度，從根本上減輕農民的負擔。

　　當他把自己深思熟慮的這壹切變成文字之後，壹篇很有見地的論文便已經完成。他把它定名為：《農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然後寄往北京。

　　因為這篇文章，何開蔭開始踏上了農村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之路，盡管這條路上布滿了荊棘和泥濘，但他卻壹直沒有回頭。

　　何開蔭撰寫的這篇論文引起了中央政研工作高層官員的重視，還在那次征稿活動中被評為優秀論文。但是，他沒有想到，不久，壹些極“左”思想的再度擡頭，有壹股否定農業大包幹的思潮正在各地湧動，發現這壹點，他感到吃驚不小。他正費盡心機地研究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呢，有人竟連第壹次改革的成果也要壹筆抹煞!

　　何開蔭心重如鉛。他想，我國是個農業大國，十億人口，就有八億農民，農業的狀況如何，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歷來事關重大，團結和依靠廣大農民應當是我們黨的政策的出發點，但長期以來，我們已經欠農民太多；盡管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涉及到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個系統工程，不可能指望畢其功於壹役，可是，重新審視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地步!

　　壹種報效祖國獻身農業的欲望使得他熱血奔湧。

　　於是他坐了下來，旗幟鮮明地寫了篇針對否定“大包幹”思潮的文章：《建議實行耕地永久承包，給農民長期使用權》。

　　他建議：“我們宜及時采取壹個大的動作，這就是對耕地的所有制進行壹次改革，將土地壹律收歸國家所有。國土國有，理所應當。同時把耕地的所有權(田底權)與使用權(田面權)徹底分離，實行永久承包制，即在現有承包地的基礎上簽訂契約，長期承包給農民耕種，並對零散土地進行適當的串換調整，使每戶的承包地集中連片。而且，使用權可以繼承，也允許轉讓，但轉讓決不是出賣，只是在土地管理部門鑒證下收回該地塊的農田基建投資和相應的承包權益。如果耕地依然歸集體所有，讓農民上繳各種農業稅，就有違法理；由於耕地是國家的，農民向國家承包耕地，那麽，農民向國家納糧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他認為農業稅征實的具體辦法應該是：“以近三年到五年的年均耕地畝產計征，收百分之十的公糧直到本世紀末不變，增產也不增稅，以刺激農民增產的積極性，以後每十年簽訂壹次契約合同。考慮到農村幹部的補貼工資和各項提留極不規範，農民普遍反感，叫喊負擔過重，我們不妨把農村各項提留負擔與公糧合並在壹起征收，加征百分之五，也就是征收耕地畝產的百分之十五，壹並作為公糧和提留，原有的農業稅金和各項提留負擔就都沒有了，鄉村幹部補貼工資和各項提留，由公糧的三分之壹按定購價款返還鄉財政統壹使用。從此以後，任何人無權再向農民攤派或征收壹分錢，這樣，農民的權益就有了法律保障，獲得了相當於法人的地位。”

　　他認為，走好這兩步棋，全盤即活。這樣做，非但激活了農村經濟，農民不堪重負的局面也將得到根本遏制。

　　他提出“農業稅征實”的稅費改革方案，是作了大量調查研究的。他甚至花了大量時間，認真研究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三次稅費改革。

　　唐代推行的“兩稅法”可以說是首開中國費改稅的先河。“兩稅法”把混亂繁雜的稅種歸並為戶稅和地稅兩種。收費全部改為正稅，壹同並入兩稅之中。集中了征收時間，壹年分夏、秋兩次，這樣就改變了 “科斂之名凡數百”以及老百姓“旬輸月送無休息”的狀況，中央統壹控制了稅費征收大權，又明文規定官吏不得在“兩稅外加斂壹錢”，否則，同樣要以貪贓枉法論罪。

　　明代的“壹條鞭法”是繼唐代“兩稅法”後又壹次較大的稅費改革。它是把徭役、田賦和各種雜費並為田賦壹種，以田畝為對象，壹次征收，征課的田賦壹律折合成銀兩交納，而且，不再由地方的“裏長”、“糧長”辦理征收管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後解繳國庫；並同時下令不得再征他費，允許農民照章納稅並拒納所列稅目以外的雜派。這種“壹條鞭法”化繁為簡，稅費合壹，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權收費和地方官吏巧取豪奪的腐敗行為，穩定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中央財政的收入。

　　清初雍正皇帝采納了“火耗歸公”的稅費改革，將暗取改為明收，各省統壹了稅率和征收數額，由省統壹征取，州、縣代收，提解布政司庫，地方官僚不得另外私派；原來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銀，改為統壹上繳國庫，然後再由中央F撥壹部分銀兩作為地方官吏的養廉銀和地方行政開支的“補助”，同時實行查核和督察，嚴厲肅貪，打擊地方官吏任意攤派的行為。“火耗歸公”的改革取得明顯成效，非但使壹向歸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也牢牢控制在中央財政手中，整飭了吏治，減輕了老百姓負擔，而且使得國家庫存銀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加到六千多萬兩。

　　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農民種地交皇糧都是天經地義的事。解放後，中國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耕地無償地分給農民耕種，但“皇糧”也還是要繳的。建國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公糧實物稅。

　　何開蔭認為，恢復農業實物稅國家可以用無償征收的公糧供應城鎮居民的平價口糧，卸掉財政補貼的沈重包袱，同時徹底開放糧食市場，讓農民從發展商品糧生產中獲得更多的實惠。

　　他把自己設想的這種具體辦法，簡化為壹句話：統壹交足國家、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這樣，他就把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同第壹步改革作了有機地聯系，使用了同壹句話。他甚至把第二步改革也稱作“第二次大包幹”。他認為，這恰恰是對當年“大包幹”的進壹步完善和發展。

　　為進壹步說明他的這種設想的可行性，何開蔭還算了幾筆賬。

　　“以安徽為例。安徽全省年產糧食約五百億斤，按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五收取地租，可無償得到租糧七十五億斤，而現在每年的定購任務為七十壹億斤，加議轉平部分同樣為七十五億斤；如按耕地面積計征，全省六千五百萬畝耕地，除去貧困地區暫時核免田賦外，至少可有五千萬畝耕地收取地租，全省平均每畝收壹百五十斤 (南北不同地區根據具體情況可有差別)，則五千萬畝耕地同樣可收地租糧七十五億斤，保證了正常的需要。這樣做，不但可使省財政卸去每年糧食補貼十二三個億的沈重包袱，而且以無償取得的田賦糧按現在的平價供應非農人口，多少還可以取得壹點收入，壹來壹去，對國家的好處就大了。”

　　“再從全國來看。全國每年糧食總產量約八千億斤，按總產的百分之十五收取田賦糧國家可得公糧壹千二百億斤；若按田畝計征，全國十六億畝耕地，去掉貧困地區的四億畝暫不計征，還有十二億畝耕地，平均每畝收壹百斤公糧(各省各地區自當有別)，同樣可收公糧壹千二百億斤。而目前國家每年定購不過壹千億斤，還不容易收上來。如實行租賃制度，國家每年就能掌握壹千二百億斤糧食，並且都是無償獲得的，用它去供應全國非農人口，總比現在的壹千億斤寬裕得多。”

　　何開蔭算罷了安徽省和全國的大賬，回頭又替農民算了幾筆細賬。

　　“那麽，農民向國家交納無償實物田賦糧是否會減少了收入呢?結論是正好相反。以安徽省人均產糧最多、定購任務最重的天長縣為例，天長縣農民人均耕地壹點九三畝，產糧兩千五百斤，人均定購任務六百壹十斤，按提價後每斤稻谷兩角兩分兩厘錢計算，就可得壹百三十五元四角二分；假如每畝向國家無償交納地租糧二百斤，人均應無償交糧三百八十六斤，則原先定購的六百壹十斤中余下兩百二十四斤可以賣議價，按目前集市貿易價每斤五角五分計算(市場價高時曾達每斤七角)，就可賣得壹百二十三元兩角，比原先的定購價款少收十二元兩角兩分，可是，人均兩千斤糧食中，去掉這六百壹十斤，每個農民手裏還有壹千八百九十斤，至少尚可拿出壹千斤賣議價，得款五百五十元；若按規定，余糧必須以每斤三角五分的限價賣給糧食部門，只能得三百五十元，農民余糧賣議價可多收入二百元，補足定購部分少得的十二元兩角兩分，每個農村人口可從議價糧中凈增收益壹百八十七元七角八分。這就是說，取消糧食定購，徹底放開糧食市場和價格，天長縣每個農村人口向國家無償交納田賦糧後，多余的糧食自由進入市場，農民得到的好處很大。”

　　當然，天長縣產糧多，是個突出的典型，對其他縣農民是否也合算呢?

　　何開蔭便又以定遠縣為例，算了壹下細賬，即便像定遠縣這樣落後地區，也是能夠多收入三千五百萬元的。

　　這些，還是明賬，是明擺著的，也都是可以用數字計算出來的。他指出，特別是實行了“什壹稅”法，不再向農民額外收取別的任何稅費，又明確了耕地的長期使用權，農民自然會提高種糧的積極性，舍得增加投入，進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產率與商品率，農民打的糧食愈多，就得益愈大。

　　至於實行稅費改革和耕地永久承包制的優越性，何開蔭壹下子就歸納出十二條。諸如：“國家收回了耕地所有權，使用權長期歸承包農民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能再濫占耕地，如果再有人征用耕地，除經過批準外，還必須解決該地塊承包戶的生活出路，同時每年要交納相當於該地塊應交公糧款的耕地占用稅，這樣，就能有效地控制耕地的減少；農民自己占地建房或養魚挖塘，燒窯建廠，每年照樣要交納規定的公糧數量，這樣，農民也自會十分珍惜耕地。”諸如：“交足國家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任何人無權再向農民征收壹分錢，就能有效地剎住亂攤派亂收費的不正之風，減輕農民負擔；鄉村幹部不再伸手向農民要錢，工資補貼及提留等壹應費用由公糧中返還鄉政府，幹部的任務就只是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只服務，作貢獻，不向農民伸手索取，自然會極大地改善於群關系，提高黨和政府的威信。”

　　當然，這種改革牽涉面廣，必然會觸動壹些部門的利益，何開蔭在文章最後又寫道：“這就需要國務院出面進行協調，調整各方面的利益。”並且，“建議國家先在壹省或數省選擇不同類型的縣作為試點，進行探索。”

　　文章寫好以後，何開蔭決定仍然把它寄給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因為，那兒是中央和國家有關農村工作的最高研究部門，況且，兼任這兩個部門要職的王郁昭，是他最熟悉的老領導。

　　他先給北京打了壹個電話。

　　不打則已，這壹打，他差不多吃了壹驚。原來，壹九八九年以後，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已被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也降格為農業部的壹個下屬部門。就是說，屬於黨中央、國務院這樣高規格、高層次的農村政策與農村發展的研究機構已經不復存在!

　　王郁昭還在電話裏告訴他：北京有人正組織文章，準備對他上次應征獲獎的那篇論文進行批判呢。

　　何開蔭更是吃驚不小。

　　這次的文章，不僅把上次那篇論文的有些觀點作了更充分地闡述與論證，其設想之大膽無疑也走得更遠了。既然有人已經要組織批判那篇論文，這個文章還能再寄嗎?

　　如果要寄，又該寄到哪裏呢?

　　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沒有了，直屬國務院的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也放到了農業部，可他這篇文章涉及到的那許多設想又豈能是農業部就可以解決的?

　　何開蔭壹時犯了難。

　　2 進了壹回中南海

　　何開蔭思來想去，最後下了壹個決心：直接進諫中央。

　　最後他把這篇新寫的文章再次定名為《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壹些設想》，交給了新華社安徽分社的記者沈祖潤。他認為，這種文章交給這樣的新聞機構比較合適。

　　果然，新華社很快就出了“內參”，《人民日報》還為此編發了專門的“副頁”，接著，國務院研究室壹九九O年二月十七日以壹期《決策參考》的篇幅，將他文章中的觀點和論證，作了最詳細的綜述。並醒目地寫道：

　　“何開蔭同誌認為，如果實行這個辦法，定能使農業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但這是壹個較大的動作，當前形勢要求穩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他要求向國務院領導同誌反映，取得支持。如能選取壹個縣試點，相信必能與‘大包幹’壹樣得到群眾的肯定和歡迎，至少是在糧食產區可以不推自廣。”

　　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轉發“內參”與“副頁”，國務院研究室編發《決策參考》的同時，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張學濤也將何開蔭的這篇文章刊發在他們辦的《政務內參》上。轉發給中央決策層的那些內參，省裏不壹定就能看到，但刊發在本省《政務內參》上的這個《設想》，還是引起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領導的重視。省委書記盧榮景作了批示，建議有關部門的同誌論證壹下；省委副書記孟富林明確指出“何開蔭同誌寫的這篇文章很好”，也提出請省農經委邀請有關部門和專家研究壹次。常務副省長邵明、分管農業工作的副省長汪涉雲，都希望組織有關專家論證並在小範圍試點。主管工業的龍念副省長更是旗幟鮮明，在看到《設想》文章的壹周時間，就先後作出兩次批示，充分肯定：“這是壹項重要的建議”；明確表態：“我贊成在個別地區試試。”

　　總之，省委、省政府不少領導都是十分重視的。遺憾的是，當時的形勢正如國務院研究室編發的《決策參考》上所說：“這是壹個較大的動作，當前的形勢要求穩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由安徽省農委牽頭的專家論證會雖然召開了，會上，論證更多的並不是何開蔭的那些改革設想對深化農村改革是否有實際意義，而是它與當時正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著的“治理整頓”工作是合拍還是相悖。

　　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在治理整頓期間，還談論什麽“深化改革”呢!

　　於是，省農委以組織名義，向省委寫了壹份論證報告，報告認為，何開蔭同誌關於深化農村

　　改革的那些設想並不符合現行的政策法規。

　　由於論證會的否定，省委主要領導再沒出面過問。其他想問的省領導也就不便再問。何開

　　蔭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就這樣被束之高閣，不了了之。

　　何開蔭感到壹種報國無門的無奈。

　　壹九九壹年元月，何開蔭論述“科學技術是 第壹生產力”的文章榮獲了國家科委征文二等獎，進京領獎期間，他被意外地邀請前往國務院研究室匯報工作。這消息使得他興奮不已。

　　那壹天，是壹九九壹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壹次走進了神聖而又神秘的中南海，來到緊靠紫光閣的工字樓。接待他的是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經濟組組長余國耀。

　　何開蔭匯報了進壹步完善和發展農業“大包幹”的設想及具體思路，從建議實行耕地的長期承包責任制，到建議實行農業稅費統籌的改革，到建議取消糧食的國家定購和糧食價格的雙軌制、全面徹底地放開農產品的市場和價格，直談到建立健全以科技為支柱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區域規模的農村商品經濟，還談到進行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堅冰。

　　談到這些近年來他壹直在潛心研究的課題，何開蔭就有說不完的話。

　　余國耀認真地聽著。當何開蔭談到他終於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寫成《關於農村改革的壹些設想》壹文時，余國耀告訴他，李鵬總理也在《決策參考》上看到了這篇文章，並對文章的觀點很贊賞，李鵬總理還在同研究室農村組座談時提到了何開蔭有關“什壹”稅的建議，說道：“糧食合同定購改為國家定購，是強調農民對國家做貢獻盡義務，數量不變，保證壹千億斤。有人建議下步改為征實，實行什壹稅，將來產量到了壹萬億斤，按百分之十征實就是壹千億斤。中國自古就有什壹稅。專家們提出建議采取這種辦法，以固定農民與國家的關系，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究竟采取何種辦法，要從長計議。”

　　何開蔭聽說自己的建議引起了總理的重視與贊賞，真是備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壹下上邊對他文章的各種反應，這時，余國耀談出了請他來當面匯報的初衷。

　　余國耀說：“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個思路變成壹個可操作的方案。對於總理‘要從長計議’的話，我的理解是，因為當前仍處於治理整頓期間，不宜采取大動作；而且對這個思路也還存在著壹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議，妳可以作進壹步的深入調查，詳細論證，拿出壹個可操作的措施方案來，向省委、省政府領導匯報，先搞試點。最好在壹個縣範圍內試點，或者先搞壹個鄉鎮也行。如果試點成功，下邊的文章就好做了。”

　　余國耀的話說得何開蔭格外的振奮。只是考慮到自己壹個人跑到中南海，接下這麽大個任務，似乎名不正言不順，就問：“能不能請總理簽壹個文字意見，這樣我回去好有個交待。”

　　“不合適。”余國耀解釋說，“如果領導簽字後，那就變成中央的意圖了，不僅妳們安徽可以搞，別的地方同樣可以搞，都搞就會出亂子。用妳的思路，定妳的方案，搞妳的試點，效果會好壹些；別人沒有這個思路和設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蘆畫瓢，就不壹定會搞好。”

　　何開蔭想想，也有壹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點了點頭，說，“我明白。”

　　余國耀又鼓勵道：“農業‘大包幹’就是妳們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先搞起來的，壹個小崗村試點成功，很快就風行全國。從這壹點看，只要符合國家和廣大農民的利益，哪怕只是壹個村試出的好辦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廣的。”

　　談到大包幹，何開蔭自然就有說不完的話。他壹直就認為中國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對大包幹的壹種完善和發展。想到社會上正在刮起的這股企圖否認大包幹的“左”傾思潮，他坦率地向余國耀談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改革是沒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余國耀很贊同何開蔭的看法。在農村改革的話題上，兩人有著很多共識。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樓的那間辦公室裏，在首都壹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壹個身居要職，壹個不過是地方上的高級農藝師，兩人卻十分投緣地談了兩個多小時，談得十分興奮。

　　臨了，余國耀握著何開蔭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說：“希望安徽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再帶壹次好頭!”

　　何開蔭點罷頭，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組長余國耀約他匯報工作，提出那些想法，並不是余國耀的個人行為；而他何開蔭，卻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當時他是無法代表壹個“安徽”的，就連壹個鄉壹個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余國耀臨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開蔭暗自下了決心，他準備通過自己的努力，將這種希望變成現實。

　　他相信，安徽在中國農村的第壹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第二步改革的歷史，也壹定會從安徽的大地上寫起!壹九九壹年四月，經過又壹番深入的調查取證，何開蔭拿出了壹個可以操作的實施方案：《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壹些設想》。

　　他在這個《設想》中提出了深化農村改革的十項措施。

　　這已經是壹個綜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認為當前農村中存在著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已經是錯綜復雜的，下壹步農村的改革必須是整體推進的。為此，他分別就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以及農村經營制度、融資制度、勞動力轉移制度、科技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設以及糧食購銷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應的改革措施。

　　當然，整體推進，不是要齊頭並進，更不意味著眉毛胡子壹把抓。他明確指出，要將土地制度和稅費制度的改革作為突破口。

　　這些改革措施，他設計得已經十分具體。比如，在穩定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長期不變上，他建議給農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可以有償轉讓，可以作價抵押參與集體經營，部分地恢復土地的商品屬性；比如，實行農業稅費征收辦法的改革，他認為應該是稅費統籌，折實征收，交納公糧，取消定購，壹定三年，不增不減，稅人國家，費歸鄉村，嚴格收支，賬目公開等等。

　　他的許多改革設想，大都寫得言簡意賅，通俗易懂，並且朗朗上口。這多半與他長期的農村工作經驗有關，深諳農民之道。

　　待書面的匯報材料壹打印出來，他就通過省委書記盧榮景的秘書劉學堯和余焰爐，省長傅錫壽的秘書方寧和翟慶黨，首先送給了省委、省政府這兩位主要領導。當然，他也及時分送給了有關的省委副書記和副省長。

　　壹晃，三四個月過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報告，竟然壹直沒有任何動靜，這使得何開蔭開始惴惴不安。

　　他想，這顯然與省農委辦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見的“論證報告”有關。可是，他已經在報告上把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負責人約見他時的建議，和傳達的李鵬總理的講話，都作了說明呀!

　　何開蔭如墜五裏霧中。

　　這年七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給何開蔭打來電話，邀請他去長春市參加壹個由《農民日報》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全國農村問題研討會”。而且，就在這之前，《農民日報》已經把他有關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刊登在了《農村情況》上，並特地寫了個“編者按”。

　　北京打來的這個電話，以及《農村情況》轉發他的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這都給苦悶不堪的何開蔭，猶如打了壹支強心針。至少，可以說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已經在關註他的研究工作；《農民日報》作為農業部的機關報，也是支持他的《設想》的，他的種種設想由於《農民日報》的廣泛散發，已經走向了全國。他當然希望有更多的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參與進來，更希望能夠通過參加在長春召開的這個研討會，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行們壹道探討中國的農村問題。

　　他是懷著激動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為興奮，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頂頭上司的臉色，就把北京的電話通知作了匯報，希望得到支持。沒想到，主任的態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為什麽?”何開蔭大惑不解。因為，調研室，幹的就是調查研究的工作，國務院發展中心能邀請本室的工作人員去參加這樣壹個全國性的會議，作為室頭兒，應該感到高興，感到自豪才對。

　　然而主任沒再回答，頭也不擡地只顧忙自己的事兒。何開蔭壹下傻了。

　　他忍無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書長劉永年。劉永年聽說何開蔭應邀將去參加壹個全國性的研討會，態度十分明朗，高興地說道：“應該去，這是安徽的榮譽嘛!”

　　有了劉永年副秘書長這句話，當天上午，何開蔭就趕往車站，把去長春的火車票買到了手。誰知，下午壹上班，主任劈頭就問何開蔭：“妳買票了?”何開蔭理直氣壯地說：“我買了。”主任不容分說地把手伸到了何開蔭面前，“把票給我。”何開蔭反問道：“為什麽要給妳?”“這會妳不能去!”何開蔭說：“劉副秘書長已經批準我去!”調研室主任的口氣很硬，“劉永年副秘書長?他還能有省裏大?”何開蔭壹個楞怔：“難道是省領導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說話。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開蔭討要車票。

　　但是，何開蔭卻對這件事將信將疑，他不相信，作為壹個省級領導，有那麽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會對這樣壹件小事感興趣。如果這真的是省長的意思，又說明什麽呢?是因為省領導早先在馬鞍山壹直從事冶金工作，對農業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視?還是鑒於當前“治理整頓”的敏感形勢，怕他這個政府部門的成員，到全國性的會議上給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開蔭壹直百思不解，連飯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辦公廳編發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務內參》出來以後，許多主管和不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省長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態度，惟獨主要領導至今不置可否。

　　現在，有壹點是再清楚不過的，那就是長春會議不可能再去了。壹個政府辦公廳的壹般調研員，要跟最高的行政長官過不去，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開蔭不得不放棄了這次長春會議。

　　3 兩個縣委擴大會

　　那段時間何開蔭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壹天，何開蔭剛走進省政府的辦公大樓，就被副省長龍念喊住了：“老何，妳來壹下。”

　　何開蔭好生納悶，龍副省長分管的是工業，他找我能有什麽事?到了龍念的辦公室，何開蔭才知道，龍副省長對這件事很感興趣。龍念在仔細地詢問了何開蔭的壹些改革設想後，果斷地說：“老何啊，農業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貧任務；我的扶貧點在臨泉縣，妳的那些設想可以在我的扶貧點先搞試點。”

　　龍副省長是個做起事來雷厲風行之人，他這樣說，就算壹錘定了音。隔天壹大清早，他就把何開蔭叫到政府大院，乘壹輛面包車，去了臨泉。他們在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壹呆就是壹周。白天研究扶貧，作為高級農藝師的何開蔭，便成了龍念的扶貧高參；晚上，龍念就把臨泉縣的糧食局長、稅務局長、政府辦公室的主任和體改委主任，壹壹喊來幫助何開蔭算賬，想搞出千個讓各方面都能夠滿意的稅費統籌的方案來。

　　在離開臨泉縣之前，龍副省長還和何開蔭約定，等到了秋收時節，他將陪著他再來臨泉，以啟動稅費改革的試點為契機，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同時推動扶貧工作的全面開展。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壹九九壹年夏秋之交壹場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們的計劃泡了湯。不少農村都被泡在洪水裏，農民連飯都吃不上，還搞什麽稅費統籌呢?再說積極支持這項工作的縣委書記陳業夫也被調走，熱心這事的周縣長在政府換屆時又意外地被選掉。結果，空歡喜壹場。

　　當然，也有讓何開蔭舒心的事，心裏的壹個疙瘩終於解開了：壹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了省裏所以不準他去長春開會的原因。原來那期間有人在上頭告發他“招搖撞騙”，為此省政府還派人跑到國務院去核實李鵬總理說沒說過那些話，國務院研究室又是否約他去中南海匯報過工作。外調是背著他幹的。當調查被證實確有此事時，出面調查的同誌覺得幹了件虧心事，回來就對何開蔭掏了實話。

　　冬去春來，壹九九二年悄然而至，這年三四月間，小平同誌的南巡講話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風，給華夏大地帶來勃勃生機。

　　說得多麽好啊!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壹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壹樣。看準了，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壹點闖的精神，沒有壹點‘冒’的精神，沒有壹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壹條好路，走不出壹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在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

　　“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擔心失去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壹晃就過去了呀。”

　　讀著小平同誌激動人心的講話，何開蔭直感到熱血奔湧。

　　隨著小平南巡講話，安徽省常務副省長邵明站了出來，他再次把何開蔭的報告批給主管農業工作的汪涉雲副省長：“涉雲同誌：何開蔭同誌這個建議，提了幾年了，我也幾次看過，思考過。現在中央提倡大膽地試，妳看我們是否選擇壹個縣，或者壹個鄉進行試點，如果同意，我們再與省裏領導通通氣，找有關部門壹起研究。如何?”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滲雲就跟著表態：“同意邵省長意見。”

　　這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壹村。

　　機會終於來了。

　　這期間，全國國土學研究會在安徽省的淮北召開，著名的農村經濟專家杜潤生來到會上；何開蔭也應邀到會，並在會上發了言。因為開的是有關國土的會，何開蔭會上談的也只能是國土的問題，但他的心思卻依然在農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壹些設想》，帶到了會上，並送給了杜潤生。杜潤生看了以後，大加贊賞。他對何開蔭說：“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說，我要另外去調查，但我可以斷言，妳這個措施對中國的中西部廣大的農村是實用的!”

　　杜老的高度評價，使何開蔭深受鼓舞。

　　會議臨結束時，阜陽地區常務副專員王懷中帶著車趕到會上，要接杜老到阜陽去指導工作。王懷中所以專程來請杜潤生去阜陽，壹是杜在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時，曾主持起草過對中國的農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個“中央壹號文件”，是黨內農業問題的大專家；二是，杜老在淮海戰役的時候，就曾在阜陽當過地委書記，他對那片土地有感情。壹九八七年國家決定有選擇地開辦壹批改革試驗區時，由於老書記的力薦，阜陽有幸成了中國第壹個由國務院備案的農村改革試驗區。既然杜老來到安徽，阜陽人民邀請當年的老書記、老專家去試驗區指導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潤生是百忙之中見縫插針來參加這個國土會議的，來前就把回京的車票買好了，他對王懷中說：“我秋天可以來壹趟，現在請我不如叫妳們省裏何開蔭同誌去。他是有辦法的人，已經拿出了壹個很好的措施了。”

　　由於杜潤生的推薦，何開蔭就跟著王懷中同車到了曹操和華佗的家鄉亳縣。

　　當時，阜陽還沒撤區建市，毫縣也沒改作亳州，更沒從阜陽地區單獨劃出去，地區的幾大班子領導就全集中在那兒開會。何開蔭的到來，無疑為會議增添了改革的話題。地委書記王昭耀盛情地要何開蔭為大家談壹談他對農村第二步改革的設想，被壓抑了許久的何開蔭，巴不得有這樣壹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謙虛，便把自己多年來深思熟慮的東西娓娓道來。

　　講完之後，他提醒大家說：“這個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區，能否真的搞起來，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幾大班子成員隨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最後，王昭耀對何開蔭說：“我們決定搞，妳來幫助我們壹起搞吧!”

　　何開蔭終於聽到自己的設想即將被實施，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但他依然不無憂慮：“這是有壹定風險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們是經國家批準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允許搞壹些創新和突破。即便有風險，也是由我們地委擔，由我王昭耀擔，這個與妳沒有關系。”

　　王昭耀的話說得很平靜，卻說得斬釘截鐵。

　　何開蔭聽了壹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裏有壹陣陣熱浪在奔湧。是呀，有王書記這句話，他已經無須再說什麽了。

　　會後，王昭耀親自陪著何開蔭到下面去確定試點的地方。

　　他們首先到了潁上縣。

　　由於當年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曾在這個地區進行過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試驗，研究中心的杜鷹等人還專門深入到這兒前後呆了壹年多時間。何開蔭認為深化農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稅費制度的兩項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經在探索了，那麽，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自然就是農業稅費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來確定的將是稅費改革的試點地。

　　潁上縣為此召開了壹次縣委擴大會，擴大會擴大到了縣裏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員。地委書記王昭耀雖然到會，但他特地說明，潁上縣同意不同意作為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地委不搞包辦代替，希望大家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

　　何開蔭首先詳細地介紹了有關情況，然後就是自由發言，會開得熱火朝天。沒有多大壹會兒，會場上便出現了陣線分明難以融合的局面：縣委、縣政府很想幹，政協有點說不清，人大則持反對意見。支持者、反對者與折衷者都說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詞，思想最終也統壹不起來。縣人大領導否定進行稅費改革的試點，是有著充足的理由可以擺到桌面上的：“這樣的方案明顯是與現行政策法規不壹致的!”

　　何開蔭認真地聽著，越聽，越覺得小平同誌的南巡講話高瞻遠矚，切中時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時了。他終於從反對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壹句最典型的話，這就是：“別的地方沒有這樣幹，要是我們幹了，將來恐怕鄉鎮幹部有意見。”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求穩怕亂，心安理得——這種“沒有壹點闖的精神，沒有壹點‘冒’的精神，沒有壹股氣呀、勁呀”，“像小腳女人壹樣”的精神狀態，已經成了當前深化農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礙。當然，何開蔭也還從反對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看到了更隱蔽的原因。其實，怕來怕去，說穿了，就是怕實行了這種稅費統籌的辦法之後，鄉村幹部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隨心所欲地從農民那裏收錢了。而鄉村幹部，毫無疑問，也包括縣裏幹部，他們的許多政績都是靠達標呀、升級呀弄來的，不準亂收費，不準亂攤派，不準亂集資，那些“公益事業”所需要的錢款從哪裏來呢?同意稅費改革，從某些意義上說，就等於是斷了自己的財路。

　　顯而易見，實行改革，首先必須要有改革精神，敢於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這個形勢，他沒有勉強。因為任何農業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賴於農民能否了解、認同和支持，縣級領導幹部尚且如此，又怎麽能指望他們去組織動員廣大農民取得這項改革的成功呢!他對何開蔭說：“我們再到渦陽縣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裏渦陽，王昭耀把何開蔭介紹給渦陽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因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處理，就提前離開’了。走前，他誠懇地對何開蔭說：“這事急不得。有壹點妳放心，我支持妳在阜陽地區搞稅費改革。”

　　渦陽縣也為此召開了壹次縣委擴大會，或許因為沒有王昭耀書記的在場，會開得比潁上縣還要激烈。聽說稅費改革的基本原則是：“交足國家集體的，余下都是農民自己的；任何部門和任何人都無權再向農民征收壹分錢。”會從壹開始就炸了鍋。

　　會上出現的這種局面，竟然和潁上縣的差不多，縣委書記王保明是堅決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這項稅費制度的改革，看作是壹件重要的政治任務；縣長汪炳瑜的態度非常堅決，他認為今天的農民確實太苦，負擔太重，老何的這個方案能有效地剎住農村中“三亂”的不正之風。政協的意見較曖昧，人大卻是堅決反對。

　　當爭論各方相執不下時，縣長汪炳瑜竟站了起來，把筆記本往桌上壹摔，說道：“所有風險我們縣委縣政府擔著。這麽多意見我們聽到了，知道了，但我們還是要幹!”說得與會者壹時語塞。

　　散會時，何開蔭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這位敢於拍板敢擔責任的痛快縣長，但他還是十分誠懇地勸說道：“妳們就要換屆了，還是等壹等吧。不能因為幹這件事，把妳的縣長也選掉了，以後什麽事就都幹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這麽個理。雖說縣裏五大班子不能壹團和氣，幹工作總得有個原則，但在大家的認識還不壹致時，確實也不能操之過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壹放。”

　　離開渦陽時，何開蔭不希望再去驚動縣裏的任何領導，他壹個人，拎著包，默默地向長途汽車站走去。兩個縣的縣委擴大會開得如此熱鬧，他預感到，農村稅費改革的道路勢必將是漫長、曲折而又充滿著艱難險阻的。

　　壹路上，他想了許多許多。幾乎沮喪到了極點。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狽，就這樣，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

　　4冒出壹個新興鎮

　　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麽事兒都可能發生。

　　其實就在渦陽縣的縣委擴大會開得熱鬧非凡，以致不歡而散的時候，在這個縣壹個名叫“新興”的邊遠小鎮上，卻正在醞釀著註定會被寫進共和國改革史的壹樁大事。

　　我們確實沒有理由把今天鄉村幹部的素質想像得太差，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想把農村經濟搞好的，正是出於這個強烈的願望，新興鎮黨委書記劉興傑，鎮長李培傑，才會對《農民日報》上壹篇極易被忽視的文章，發生了那麽大的興趣，並當即熱烈地展開了討論。

　　這是壹篇署名為楊文良的《為農民松綁把糧食推向市場》的文章。他們對文章中提到的稅費改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萌動了要試壹試“稅費壹把抓，用錢再分家”的念頭。

　　兩人壹扯到征收稅費，無不感到頭皮發麻，腦袋發炸。眼看征收的任務年年在加大，這壹年，全鎮就要完成農業稅三十壹萬元，農業特產稅二十四萬元，耕地占用稅二點四萬元，烤煙產品稅八十壹點五萬元，提留統籌款壹百六十二萬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費用，總計就是三百二十萬元，人均負擔高出壹百元，畝均負擔也在五十元以上。為完成以上征收任務，他們必須組織人員上門催繳，這些人員所需費用壹般達到征收總額的百分之十，有時甚至達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這筆額外的花銷又要加到農民頭上。特別是煙稅，上邊年年派任務，鎮裏就只有分攤到農戶，每畝攤到八十多元；但是農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煙用煤、灌溉等生產性的投入上，每畝成本就將近二百元，壹年辛苦下來反倒要貼錢。農民怨聲載道，鎮村幹部每年都要用十個月時間，在罵聲中強迫種植，在罵聲中催促收購，弄得鎮村幹部上下不是人。

　　劉興傑剛過而立之年，年輕氣盛，眼看這壹年又難以完成收費與收購的任務，深有感慨地．對李培傑說：

　　“國務院幾番下令，農民負擔不能超過上年純收入的百分之五，結果呢，這個本用來限制亂收費的‘上線’標準，如今卻成了加碼收費的‘底線’。虛報浮誇風又這樣盛行，農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壹千元，也得報到壹千五甚至兩千元，最後就都按照這些虛誇數字的百分之五來征收，怎麽得了!”

　　李培傑比劉興傑的年齡大上許多，經歷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劉興傑多，聽年輕的書記這番議論，他就為當年的糧價算了壹筆賬：

　　“國家糧食定購價與市場價的差別也太大，就說黃豆，國家收購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錢壹斤，而市場上現在已經賣到了九角到壹塊，農民對此極為不滿。這辦法總得變壹變!”

　　“是呀，如何設定壹個合理的辦法，真正減輕農民的負擔，”劉興傑嘆著氣說，“收費收得叫農民明明白白，又能讓鄉村幹部從壹年忙到頭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務中解放出來。”

　　劉興傑自擔任新興鎮的黨委書記以來，壹直就在尋找壹個解決的辦法。他發現為征稅收費，鎮村兩級幹部與農民之間的積怨已經太深，黨群關系早變得嚴重惡化，他很想在這方面有些作為。

　　李培傑說：“咱不妨試試報上講的這個辦法。”

　　劉興傑說：“我喊妳來也就是合計合計這件事。”

　　於是後來被人們稱作“新興二傑”的劉興傑和李培傑，壹拍即合，兩人坐下來，按照楊文良文章提供出的辦法，進行了壹番認真的核算：新興鎮每月工資支出為七萬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萬多元；辦公經費精打細算壹年得要二十萬元；農業稅壹般是定在五十萬元；加上建設費四十萬元，農田水利、植樹造林所需的二十萬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萬元，雜七雜八扣除以後，全年全鎮所需資金起碼在二百六十萬元左右。而全鎮耕田面積是八萬七千畝，細算下來，每畝壹年壹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滿足全鎮的財政需求。

　　這樣，“壹畝耕地壹次交清三—蔔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費”的大膽設想就產生了!

　　這個辦法群眾能不能接受呢?劉興傑和李培傑動員鄉村幹部去走村串戶，廣泛征求農民的意見。農民壹聽壹次交清稅費後，再沒有人上門收錢納糧，全都樂得拍巴掌。

　　新興鎮土生土長的鎮黨委書記劉興傑，聽罷分頭下去征求農民意見的匯報之後，在鎮黨委和鎮政府召開的聯席會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說：

　　“我就是農民的兒子，農村的許多事都親身經歷，親眼目睹；我這是在家鄉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幹不出壹點實事，只知道收錢，父老鄉親是會罵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來，他們就想方設法地尋求上級領導的支持。這年十月初，劉興傑和李培傑專程前往渦陽縣城，他們是小心翼翼地向縣委和縣政府匯報工作的。

　　縣委書記王保明、縣長汪炳瑜，十分認真地聽取了二人的匯報，特別是了解到他們已經廣泛征求了農民的意見，鎮黨委和鎮政府還開會形成了專門的決議，決心很大，感到十分高興。他們不但明確表態可以試點，還把何開蔭有關農業稅費改革的具體方案作了介紹。

　　劉興傑和李培傑聽了，大為振奮。更讓兩人喜出望外的是，書記縣長非但鼓勵他們搞好這個試點，還當場敲定，縣委、縣政府決定於明年壹月三日就在他們新興鎮召開壹次現場會，為他們助威叫陣。

　　書記縣長作出的這個非常的決定，使得劉興傑和李培傑興奮得有點兒“受寵若驚”。有了縣領導的撐腰，“新興二傑”底氣更足了。

　　不過，這以後不久，二人先後聽說了縣委擴大會上發生的那場爭論，以及汪炳瑜在會上摔筆記本的故事，隱隱感到這事真的幹起來肯定不會這麽簡單，因為稅費合並征收明顯違背了當時的政策法規。縣委擴大會尚且開得如此艱難，何況他們壹個小鄉鎮?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後怕。

　　但，怕歸怕，該幹還是要幹。

　　“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劉興傑說，“誰追查下來，反正我們還有小平同誌的這句話!”

　　李培傑說：“我看這項改革對各部門都有利，惟獨沒有利的就是鄉鎮幹部、村幹部，因為他們再揩不到農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於國家，有利於集體，又可以把農民負擔降下來，就是個人受點委屈，甚至‘倒黴’，咱也認了!”

　　劉興傑尋思著說：“為減少風險，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出壹個更好的辦法?”

　　後來，這個“更好的辦法”，終於想出來了。他們幹脆把稅費改革的方案提交新興鎮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這樣就可以爭取到鎮人大的參與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壹九九二年十壹月二十三日，新興鎮人民代表大會隆重召開。全鎮壹百壹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兩人請假外，其余的壹百零八人均如期到會。會上，李培傑代表鎮政府作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建立土地承包稅·(費)制度》的工作報告。經過代表們充分而認真的討論，壹百零八位到會代表全都投了贊成票。

　　新興鎮的人民代表在審議通過大會的提案上，從來還沒有如此齊心過。

　　可以說，靠壹個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這在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歷史上還從來不曾有過!

　　會後，共和國的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由鄉鎮政府宣布改革的第壹張布告產生了。有著鎮長李培傑親自簽名的這張布告，壹個早上就貼遍了新興鎮所有的村莊和集市，廣而告之：“壹九九三年壹月壹日起，全鎮將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

　　布告內容如下：

　　壹、實行稅費提留全額承包，農民只承擔按照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不在(原文如此，應為不“再”，筆者註)承擔任何費用，不準任何單位和個人向農民攤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鎮八點九萬畝土地，每畝承包費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實行稅費提留壹次到位，農民按照國家規定交售的糧食，誰出售，誰得款；

　　三、鎮財政所直接與農民簽訂協議書，在收款期間，自然村、行政村幹部負責落實，同時要求全鎮幹部、國家職工、教師、黨團員帶頭交款

　　這是壹張絕無僅有的布告，它雖然是以壹個基層政府的名義張貼的，卻是最樸實地表明了億萬中國農民渴望擺脫歷史的重負、勇敢地走向市場的決心。其中許多內容，對於今天中國的廣大農村無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義。它理所當然要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壹切重大事件壹樣被我們所銘記!

　　新興鎮鬧起了稅費改革，這消息，像壹道驟然亮起的閃電，劃過淮北平原這片空寂的原野，驚動了整個渦陽縣的鄉村幹部和農民。幹部們都被征收稅費弄得焦頭爛額，農民更是被“三亂”搞怕了，聽說新興鎮試驗起“壹次清”的“費改稅”，幹部群眾全打心裏歡迎。壹時間，去新興鎮參觀取經看熱鬧瞧新鮮的人，滔滔似水，絡繹不絕。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說得清和說不清的各種束縛綁得太久，太緊，渴望得到解脫，尋找壹種變化，現在，新興鎮帶了頭，闖出了壹條新路，其他鄉鎮自然也都躍躍欲試。聞風而動的，首先是丹城鄉，他們幾乎是前腳和後腳似地，仿照新興鎮的辦法，召開了全鄉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會上審議通過了同樣的稅費改革方案。馬店鄉也不甘落後，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各項籌備。 ．

　　每年的元旦，淮北還是天寒地凍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風幾盡卷走了大平原上的壹切生機，然而，壹九九三年元旦，渦陽縣，以及渦陽周邊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縣，卻都是在熱談新興鎮稅費改革的話題中度過的。

　　新的壹年的第三天，渦陽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領導，以及全縣各鄉鎮黨委政府的負責人，雲集新興鎮，如期召開了四大班子的聯席會議。按照縣委書記王保明、縣長汪炳瑜事先的計劃，是要通過這樣壹次現場會，把新興鎮的改革作為典型示範推廣到全縣去。

　　會議安排劉興傑代表新興鎮首先講話，他也是作了認真準備的，並滿懷豪情地匯報了他們為減輕農民負擔進行的“土地承包稅(費)制度”改革的做法與心得。幾乎所有與會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聽著，整個會議處在壹種亢奮的氣氛之中。然而就在這時，卻出現了連縣委書記、縣長都感到意外的情況，縣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異議，並嚴肅提出：新興鎮的改革方案雖然合理，卻絕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語氣是毋庸置疑的，冷靜的措詞透出堅定不移的否決態度和毫不動搖的原則立場。深諳政界仕途的人，壹聽便知大有背景。

　　沒誰不清楚，這次的聯席會議是縣委書記和縣長二人倡導的，為’了張揚新興鎮的改革精神和推廣他們的改革方案，書記縣長可以說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陣” 了。同樣，沒誰不知道，敢在全縣幾大班子以及所有鄉鎮黨委政府負責人面前公開這種與書記和縣長相悖相左的意見，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區人大在背後支持。

　　這使得差不多的與會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這對新興鎮的改革，對縣委、縣政府決定召開的這次聯席會議，無不是壹記當頭棒喝!

　　正因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見絲毫不摻雜個人的恩怨，即便是在這樣的場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僅合理合法，名正言順，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權力，是在維護國家政策法規的嚴肅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點明，誰都知道：大張旗鼓地宣揚非法的決策，對於壹個縣委、縣政府來說意味著什麽?

　　會場上，頓時呈現出壹片令人窒息的寧靜。 ；

　　整個會議原先籠罩著的那種亢奮的氛圍，就在突然出現的這種寂靜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壹點兒痕跡。

　　會議的宗旨也就在轉瞬之間發生了變化。

　　無論縣委書記王保明還是縣長汪炳瑜，在這種情勢之下，都不便再說什麽。

　　既然作為國家法律監督者的縣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縣委書記和縣長又變得如此緘默，人們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從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來，接下去的發言就開始變得模棱兩可起來。

　　現場會最後總結的情景，許多出席了那次會議的人至今印象深刻，盡管縣委書記內心是向著新興鎮的改革的，但話已不再是那樣旗幟鮮明，甚至說出了如果實在不行再回頭也來得及的話。

　　總之，現場會過後，所有支持的領導就變得不再那麽理直氣壯了。

　　新興鎮的稅費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這樣的改革還能再幹嗎?

　　劉興傑和李培傑猶豫過，但是，他們不甘就此罷休。鎮裏的黨政班子經過認真磋商，決定不改初衷，硬著頭皮也要把稅費改革繼續下去!

　　劉興傑和李培傑認準了壹個理：這種改革對農民有好處；壹個農村基層幹部不為農民謀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職!

　　他們當然知道組織原則的重要，也知道“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是有悖於現行政策法規的，這些，他們全知道；不過他們更清楚，江澤民總書記壹再強調要大家“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待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口是心非，還是不折不扣地照辦，這顯然是高舉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執行不執行江總書記重要指示，有沒有黨性的壹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證券”、“股市”，壹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鄧小平卻語重心長地指出：“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並說，“看對了，搞壹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甚至說，“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壹點尾巴。怕什麽，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讀著鄧小平這些氣吞山河的講話，劉興傑和李培傑不僅感到親切，感到心靈的震撼，更感受到壹種大徹大悟。

　　他們按照既定的計劃，把稅費改革的《試行細則》和稅費合並後的《收繳結算辦法》發到了全鎮每壹戶農民的手上，並按規定挨家挨戶簽訂了協議。

　　於是新興鎮義無反顧地將中國稅費改革的序幕拉開了!

　　曾經準備和新興鎮壹同進行改革的馬店鄉，終因黨委書記見勢頭不妙，主動縮手；而同樣是由基層人大開會通過了改革方案的丹城鄉，卻受到新興鎮的鼓舞，依然決定與新興鎮壹起堅持幹下去。

　　然而，好景不長。三月壹日，縣人大法工委與縣財政局突然興師動眾地派員下到新興鎮檢查工作；三月三日，鎮黨委書記劉興傑被調離。

　　有人說，調走劉興傑，那是對新興鎮稅費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說，讓劉興傑出任副縣級的城關鎮鎮長，李培傑接替劉興傑當了新興鎮書記，那是縣委、縣政府對他們的重用。但是，不管怎麽說，稅費改革正處在十分艱難的起步階段，劉興傑的調離對新興鎮來說畢竟是種損失。

　　因為鎮長李培傑出任了黨委書記，副鎮長龔保傑就當上了鎮長。龔保傑也是個稅費改革的堅定派，因為他的名字裏也有個“傑”字，後來人們便把“新興二傑”改稱為“新興三傑”。

　　新興鎮的改革並沒因此而中止，倒是由於改革的得民心，順民意，很快便迅猛發展，勢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勢就陡然急轉直下。這壹天渦陽縣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壹項決定：撤銷新興鎮和丹城鄉人大通過的實行稅費改革的決議。

　　面對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丹城鄉頂不住了，退縮了。李培傑也面臨著痛苦的抉擇。接到正式下達的決定時，人們發現，他把自己壹個人關在辦公室裏，呆呆地望著墻壁尋思了壹個上午。

　　第二天，李培傑去了趟縣城，他專程拜訪了縣人大主任。

　　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從主任那兒得到哪怕只是壹點兒松動的口風。但是這種企望最後還是破滅了。得到的回答是絲毫沒有回旋余地的：“不要再搞了，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縣委，提出繼續改革的請求。縣委書記王保明當然知道，縣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那個決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這壹步，他顯然也不便再明確表態，於是就說：“再幹，就撤了妳!”說完這壹句，又意味深長地補了壹句：“撤了妳，也還是可以重新啟用的嘛!”

　　李培傑自然心領神會。

　　在回新興鎮的壹路上，李培傑的心情十分復雜，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時會在少數人手裏”的那樣壹種悲壯。

　　他想：如果有悖現行政策和法規的事都不加分析地壹概反對，都要堅決制止，壹概扼殺，那麽，中國的農村還會有鳳陽縣小崗村“大包幹”的經驗嗎?小崗人不是敢為天下先，沒有不怕坐牢殺頭的勇氣去闖去“冒”，又怎麽可能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呢?

　　他想，這鎮黨委書記又算個幾品官呢?追查下來，大不了掉頂烏紗帽，只要能為老百姓幹好壹件他們稱心如意的事，就是發配回家重新種田也值!

　　李培傑於是橫下了壹條心，要把“這條道兒走到黑”!

　　這以後，無論大會小會，只要上邊詢問，李培傑都聲稱沒再改革，幹的還是原先的壹套。他抱定是要“瞞天過海”、“我行我素”了。

　　由於新興鎮同農民簽訂的協議規定，每畝耕地交足三十元錢之後，就不再承擔除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以外的其他義務，農民種田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不少農戶主動幹起了高效農業，僅藥材和渦陽的特產苔幹，就都壹下擴大到壹萬畝，分別比上年增加了兩倍和九倍；池藕也擴大到五千畝，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為大家舍得投入，用心種地了，老天又幫了忙，午季出現了少有的大豐收。結果，這壹年午季稅費的征收，壹沒用民兵，二沒動民警，更沒有鄉村幹部上門牽豬扒糧，全鎮僅用了十天時間，就順順當當完成了任務。這是多年來不曾見過的。

　　因為有著改革《試行細則》的約束，亂伸手的現象，在新興鎮得到了遏制，全鎮農民人均負擔和畝均負擔，都比改革前的壹九九二年同期分別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點六。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傑意外的是，試行土地承包的“稅費合壹”之後，土地的合理流轉“浮出水面”，土地開始向種田能人手裏轉移。李培傑派人去摸底，發現全鎮自發轉包土地的就多達壹百多戶，其中壹戶轉入土地六十多畝，壹茬優良大豆的純收入便是兩萬多元。還因為不要組織人員上門催款逼糧了，許多編制就不需保留了，僅此壹項，全鎮精簡分流的村組幹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

　　盡管李培傑和龔保傑，對外守口如瓶，只字不提“改革”二字，但這壹切是瞞不過縣政府信息科的。科長王偉認為，新興鎮稅費改革出現的這些新變化，他有責任向省裏反饋。這壹天，王偉把自己了解到的情況寫成了壹份幾百字的材料，簡明扼要地報到省政府信息處。

　　新華社安徽分社壹位記者得到了王偉提供的材料，覺得很有新聞價值，就把它編成了壹份內參，在《半月談》內部版上予以發表。誰知，這只有豆腐幹大小的壹則消息，卻激怒了渦陽縣人大的壹些領導同誌，了解到是王偉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偉問罪：“妳怎麽能把這樣的信息報上去呢?”他們認為這消息為渦陽縣捅了“漏子”，給渦陽人民的臉上抹了黑!

　　在縣政府召開的征收任務完成情況的匯報會上，李培傑發現不少人竟用異樣的目光看著他，就估計改革的風聲可能傳開了。為不給縣委、縣政府領導招惹麻煩，在輪到他匯報時，幹脆撒了壹個彌天大謊。他說：“新興鎮完全是在遵照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沒有再實行原先稅費改革的辦法。”他說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學會認真地說假話。

　　李培傑壹旦嘗到了改革的甜頭，就下定決心要把這場改革堅持下去，同時又不得不把違心的彌天大謊繼續編織下去。黨性和良知，其實壹點不矛盾，本來應該是壹件事情，但為新興鎮的“土地稅(費)制度改革”，李培傑，也包括龔保傑，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組織紀律性”與良知的痛苦抉擇中…．

　　5 墻內開花墻外香

　　何開蔭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設想，在潁上和渦陽兩個縣委擴大會上遭挫之後，並未就此罷休，回到省城合肥後，他壹直尋找著其他的支持者。就在那段時間，瀕臨長江的著名的中國銅都銅陵市，市長汪洋在全市掀起了壹場聲勢浩大的尋找差距自揭家醜的解放思想大討論，那場大討論在全國都產生了不小的反響。何開蔭突發奇想：何不把自己的改革方案寄給汪洋看看?他這麽想，馬上也就付諸了行動，給銳意改革的年輕市長寫了壹封信，同時把有關材料壹並附上。

　　汪洋看了何開蔭的信和材料，覺得很不錯，就把它批給了銅陵縣，要求縣裏研究壹下實施的可行性。當時銅陵縣委書記陳松林雖然正在省委黨校學習，但聽說了這件事，當即就明確表示支持；在家主持工作的縣委副書記、縣長唐世定，熱情更高，接到汪洋市長的批示後，馬上給何開蔭寫信，邀請他親赴銅陵。

　　何開蔭於是滿懷喜悅地匆匆南下。

　　他沒想到自己的壹封信這麽快就起了作用，然而，同樣沒有想到的是，在銅陵縣的幾大班子的會議上，當他把稅費統籌的詳細設想作了介紹之後，會上出現的情景，便和在潁上和渦陽見到的壹樣，支持者理直氣壯，反對者也言之鑿鑿情緒激昂，各不相讓。

　　這使得主持會議的唐世定縣長十分為難。

　　唐世定最後為何開蔭送行時，壹再表示：他是十分希望在銅陵縣進行農村稅費統籌的試驗的，但稅費的改革事關重大，沒有省領導的明確支持，下面的各種意見是很難統壹起來的。再說政府換屆在即，如果有省委、省政府的明確態度，也好保持試點的連續性。

　　何開蔭又壹次失望地回到合肥，他的心情很難平靜下來。因為，這時候，他突然收到了河北省委研究室給他的來函，幾乎是同時，還十分意外地又收到河北省委書記的秘書邢錄珍寫來的壹封信。分別告知，他的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已引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並認為他“所提的思路和辦法，不單適合河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於全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也有壹定意義。”

　　讀著這些來自燕趙大地的信息，何開蔭萬千感慨。他在深受鼓舞的同時，卻也深感悲哀與無奈。

　　“莫非這事也驗證了‘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古訓?”

　　他念念不忘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余國耀的期待：農業大包幹是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率先搞起來的，更希望安徽能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再帶壹次好頭!

　　雖然他的設想眼看在安徽成了奢望，先後在淮北和江南的三個縣碰了壁，但是他還是再次提筆給自己供職的省政府領導寫了壹封信，信中，他懇切地希望“省領導明確表示支持，以利統壹認識”。

　　不久，省政府副秘書長陳者香、主管農業副省長汪涉雲和常務副省長邵明，就先後在何開蔭的信上作了十分肯定的批示。特別是邵明的批示，何開蔭見到後非常感動：“何開蔭同誌這個建議，提了多年了，我也多次看過，思考過。現在中央提倡大膽地試，是否選擇壹個縣，或者壹個鄉進行試點，如果同意我們再與省裏領導通通氣，找有關部門壹起研究，如何?”

　　因為邵明的態度如此堅決，何開蔭於是就滿懷信心地等待著他“再與省裏領導通通氣”。可是，壹天天過去，直到這年年底，他的報告如泥牛人海，這事再也沒有音信。眼看壹年又過去了，送走元旦，春節就又臨近了，望著大家都在熱熱鬧鬧喜氣洋洋地忙著添置年貨，何開蔭卻打心裏感到壹種倦乏和惆悵，絲毫沒有壹點兒過年的心情。

　　他是個做事過於頂真的人，自從拿出農業深化改革的壹些設想，到現在，已經五個年頭了，可他的那些設想還只能是設想，依然只是在紙上談兵。他多麽渴望能有個試點，好讓自己夢想成真啊!

　　聽著街上的孩子們不時點燃的喜慶的鞭炮聲，他在想，“天下大得很呢，能被外省采納也好啊!”

　　何開蔭終於對在安徽能辦成這樁事失去了耐心，他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外省。盡管這使得他多少有些感到沮喪。

　　他想，既然河北省會是那樣的重視並準備動手，他有理由相信，中國的絕大多數省區都會對他的這些改革措施感興趣。

　　他壹下就想到了鄰省省長李長春。

　　這首先因為河南省和安徽省壹樣都是農業大省，農業大省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也都是農民的負擔。當然，他所以會想到李長春，還因為李長春的名字，對他，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早已是如雷貫耳了。李長春在當沈陽市長、遼寧省長期間，敢闖敢冒敢動真格搞改革的故事，已為世人所知曉；沈陽防爆器材廠在全國率先宣布破產，就是他大含細入最精彩的壹筆。

　　何開蔭像給自己十分熟悉又十分信賴的壹位領導匯報工作壹樣，他給李長春寫了壹封信。他把自己農村改革設想的來龍去脈；具體的改革方案；以及國務院研究室為此專門編發了壹期《決策參考》已送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領導並引起李鵬總理的重視等等情況，都作了說明。同時，他還隨信附了最近寫出的《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的文章。

　　信發出之後，何開蔭並沒抱多大希望。他知道，壹省之長，日理萬機，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況且，自己與他素昧平生，冒昧去信，李省長會不會見到信都是未知數。只是作了這壹番傾訴之後，何開蔭倒像了卻了壹樁心事，信壹寄出，他頓時感到渾身上下輕松了不少。

　　李長春對他的信予以高度重視，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很快還給他來了壹封熱情洋溢的公函。

　　看了公函，何開蔭才知道，他的這封信剛剛發出，李長春已不是省長，而是出任河南省委書記了。來函寫道：

　　“妳給李長春書記的來信及材料已收到。李長春書記、李成玉副省長分別作了批示，責成我們研究妳的意見並與妳聯系。我們認為，妳在《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壹文中，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和意見，對進壹步深化農村改革有壹定的意義和作用。希望今後繼續把妳研究的新成果、新見解寄給我們，以便相互交流、探討。”

　　隨函，他們還寄來了李長春、李成玉批示的復印件。從批件上可以知道，河南省委已決定“農業稅實行征實”，並確定先在商丘地區試點。

　　三月二十日，接到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郵來的來函；四月十四日，就又收到李成玉副省長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何開蔭表示衷心謝意的來信。

　　看到自己辛勤的耕耘終於有了收獲，何開蔭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與此相比，讓何開蔭備感失望的是，在這以後長達壹年之久的漫長的時間裏，他給安徽省政府的報告，卻再也沒有等到什麽消息。

　　當然，這期間，安徽也有讓他感到高興的消息傳來。那就是，他渴盼已久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露出了可喜的端倪：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傳達了中央作出的壹項決定，將農民承包耕地的使用權延長三十年不變，而且允許有償轉讓、作價抵押，或是作為股份參加集體經營。

　　解決土地的永久承包，給農民壹個長期的使用權，這是何開蔭五年前就極力呼籲過的。新的決定壹傳達，阜陽地委和行署，就在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杜鷹等人的具體指導下，率先進行了大膽的探索。他們在全地區範圍內重新丈量耕地，以行政村為單位，按現有農村實際人口，本著“強化所有權、明確發包權、穩定承包權、放活使用權”的原則，熱火朝天地進行了新壹輪的耕地承包分配，實行承包地生不增、死不減，可以繼承，也可以由農民有償轉讓、出租、抵押、人股。這樣壹改，就使得轉讓土地的農戶得以安心外出務工經商，也有利於種田的能手從中擴大經營規模，於是許多農業科技人員和鄉鎮企業便紛紛租賃土地從事起專業生產。此舉不但提高了土地的產出率，更大大促進了中國今後農村的分工分業。

　　盡管這同何開蔭上書中央的《建議實行耕地永久承包，給農民長期使用權》的設想還不完全壹樣，土地的商品屬性只有部分恢復，土地資源要素的流傳也只是適度進行，但何開蔭卻已大為振奮，因為放活土地的使用權已不再是天方夜譚。

　　他確信毛澤東的壹句話：“中國的事情別著急，慢慢來。”

　　“困擾著九億農民的土地承包制度問題獲得了初步解決以後，農村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稅費制度的改革了。”他想，“這事雖然急不得，可我的頭發都等白了呀!”

天降大任

　　知音

　　其實早在壹九九O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副頁》刊出何開蔭改革設想壹文時，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長嶽歧鋒的註意。

　　河北省也是農業大省，產糧大省，同樣也長期受到農業稅費征收工作中諸多問題的困擾，因此，嶽歧鋒認真讀罷何開蔭的文章，立刻提筆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對何開蔭提出的改革設想發生了興趣，還要把黨委和政府兩邊的政研人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結合河北省的情況，立即進行探討與論證。

　　當天，河北省委辦公廳就作出決定，請省委政研室牽頭辦理。省政研室主任、後調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萬鈞，當即調兵遣將。於是，河北省委政研室農村處的楊文良，這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六八屆的畢業生，將註定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歷史上又壹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接到這項任務，他就壹頭紮進了“公糧制”的研究中，並在三個月之後拿出了研究成果：《對實行公糧制的探討》。初稿完成之後，他給遠在安徽的何開蔭寫了壹封信。

　　他在信中滿含敬慕之情地寫道：

　　“我高興地拜讀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認為您提出的這些建議基本上切實可行，如被采納，必將提高農民保護耕地和種糧的積極性，有利於穩定家庭承包制，有利於農村經濟的發展，當然更有利於農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糾正長期‘左’的錯誤、實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國農民感謝陳庭元(原風陽縣委書記)；您作為穩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議——耕地國有、農民永佃、實行什壹稅的首倡者，必然也會受到全國農民的衷心感謝。”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楊文良”。

　　何開蔭接到此信，又驚又喜。他絕然想不到，他的這些改革設想在安徽無聲無息，卻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視。

　　視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開蔭就楊文良《對實行公糧制的探討》壹文很坦誠地回了壹封信。

　　當楊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後修定，準備報給嶽歧鋒省長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嶽歧鋒正在這時調離了河北省，出任了遼寧省省長。由於嶽歧峰的調離，楊文良的報告也就擱置了起來。

　　但是，為此花費了大量心血的楊文良，他卻從此再也無法從中超脫了。可以說，他在接受這項任務時純粹是偶然的，是被動的，可壹當他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之後，他就清醒地意識到，這是壹個非常有意義的、很難遇到的重大課題，而且感到了壹種神聖的社會責任。於是，對公糧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牽夢繞的最重要的壹件事情。 ’

　　那段時間，楊文良在《農民日報》、《求是》、《決策參考》和《縣級綜合改革通訊》等省內外報刊上，先後發表了《關於什壹稅》、《雙重負擔太重，問題亟待解決》以及《五千萬農民呼喚第三次解放——關於農村稅制改革的研究報告》。和何開蔭壹樣，他也是希望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關註。

　　壹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楊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寫了壹篇《公糧制：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辦公廳主辦的《綜合調研信息》上。想不到，他發表了那麽多有關的文章，惟獨被刊登在本省機關雜誌的這篇文章，引起省委書記邢崇智的註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給了省委副書記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關方面的負責同誌研究提出個改革方案，力求從法規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其實，在這之前，李炳良已經從政研室看到了這篇文章，並已經批給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時兼任縣級綜合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吳誌雄。他在楊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啟發。選壹個綜合改革試驗縣將此事與糧油價格放開壹並予以試驗如何?請酌。”現在又看到了省委書記邢崇智十分明確的意見，李炳良意欲進行公糧制試驗的決心就更大了，於是他再次給吳誌雄作了壹個批示：“這是壹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請按崇智同誌的批示議個意見，擇機討論壹次。”

　　吳誌雄接連接到李炳良的兩個批示，不敢怠慢，馬上找到楊文良，希望他盡快拿出壹個更具體的東西來。

　　終於得到了省委領導的肯定，楊文良十分興奮，他很快寫出《關於實行公糧制的建議》，覺得不大滿意，後又草擬了壹個《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為慎重起見，方案壹寫好他就跑去征求了省委農工部、省體改辦、省財政廳和農業廳等部門的意見，然後又去了產糧大縣正定縣，征求下面的意見。他發現正定縣委、縣政府對進行這種試點的態度很積極，於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廳級研究員謝祿生壹道，同正定縣綜改辦的徐祥熙、肖玉良、韓根鎖、張銀蘇、葉正國五人，歷經四個月，壹頭紮到正定縣五個鄉鎮十個村莊的壹百戶農民家裏去調查走訪。最後，七易其稿，寫成了《正定縣公糧制改革試點試行草案》。

　　這已到了壹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業已成稿，就準備向省委正式上報了，楊文良卻覺得還有壹件重要的事沒有做，那就是應該去趟安徽，拜訪這項改革的首創者何開蔭，聽壹下他的意見。 ’

　　壹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楊文良從石家莊踏上南下的列車，來到了安徽省的省會合月巴。

　　何開蔭見楊文良不遠千裏而來，而且還帶來了正定縣綜合改革辦公室的肖玉良和韓根鎖，以及正定縣糧食局的李黑虎，別提有多高興。本來，他也準備把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間的生活安排得輕松愉快壹點，至少陪諸位到各處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對農村稅費的改革十分重視和支持，要求他們盡快拿出個具體的實施方案來，何開蔭就決定哪兒也不去了，關起門來，同他們壹心壹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對河北省馬上就要試點的這場改革有著實際上的更好的幫助。

　　楊文良壹行在合肥呆了兩天，他們也就這樣談了兩天。彼此都覺得相見恨晚，自然就有說不完的話題。

　　當楊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的最後修改工作。《實施方案》報上去之後，楊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領導人有了變動，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為恰在此時，省委書記由X X X替換了邢崇智。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不會出現麻煩呢?

　　楊文良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至今沒有形成壹個不因人事更叠而確保壹項工作連續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異的事早已是見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書記李炳良還是壹如既往地支持著楊文良，他看了《實施方案》，十分滿意，在批請新任省委書記研究決定時，顯然出於同樣的顧慮，所以特地多寫上了幾句話：

　　“X X同誌：此方案是綜改辦的同誌與正定縣的同誌壹起搞的，我去聽過壹次。其主要特點是將糧食購銷價格放開的同時，實行公糧制。對農民由現金稅改為實物稅，壹道稅，壹次清，透明度高，群眾易接受，可能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證鄉村必要開支和國家掌握壹定數量的糧食。先在正定縣三個鄉試點，擬同意其試行。”

　　事實上，楊文良的擔心是多余的，當新領導仔細讀了《正定縣糧食購銷改革試點試行方案》後，幹幹脆脆地批了四個字：“同意試點”。

　　省委領導拍板同意試點，這叫楊文良總算松了壹口氣。但他依然不敢怠慢，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縣的同誌壹道，又跑了趟北京。他們分別前往中央政研室，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內貿部，以及北京農業大學農經管理學院等許多部門，廣泛征求了壹次意見。

　　當楊文良把他們工作進展的情況告訴給何開蔭時，何開蔭大為振奮，甚至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幾分妒嫉。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何開蔭偶然得知本省渦陽縣新興鎮早就偷偷搞起了稅費改革的消息，這消息使得何開蔭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他曾為這事專門去過壹趟渦陽縣，渦陽縣委擴大會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這事怎麽可能發生呢?

　　半是驚喜，半是好奇，何開蔭搭乘了壹輛長途客車，決定去渦陽探聽壹下虛實。

　　2不爭論，幹給他們看

　　在渦陽，何開蔭找到了為支持稅費改革曾在縣委擴大會上摔了筆記本子的汪炳瑜縣長。汪縣長很熱情地接待了他，但當何開蔭問起新興鎮稅費改革的情況時，汪卻意味深長地笑了，說：“妳還是自己下去跑跑看看。”然後喊來信息科長王偉，要王偉領他去找農口的同誌陪著下去。

　　出了縣長辦公室，何開蔭忍不住地問王偉，新興鎮究竟發生了什麽事。王偉悄悄告訴何開蔭，說新興鎮鬧稅改風聲已傳得很遠很遠，附近縣市不說，連江蘇省、四川省的調研組也聞風而至，有的地方甚至是壹個鄉鎮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聯袂來此學習取經，但這事在渦陽卻至今諱莫如深。

　　何開蔭聽了越發奇怪。那麽大老遠的地方都有風傳，他在省城卻從未聽誰說起，這是不是就叫“燈下黑”呢?

　　何開蔭跟著王偉去找縣農口的同誌。不曾想，聽說要去新興鎮，他們不是借口工作太忙走不開，就是托病外出不方便，弄得王偉也挺尷尬，索性對何開蔭說了真話：“現在沒人敢陪妳下去，我再找壹個人，真的不行，我就陪妳去!”

　　他想到了從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來的縣農委副主任牛渺。牛渺也只有三十多歲，不僅思想解放，而且又正好分管農村調研工作。他用電話找到牛渺，牛渺在了解了情況之後，很爽快地就答應壹道陪同下去，這才沒讓王偉感到過於難堪。

　　三人壹道到了新興鎮。

　　在新興鎮，何開蔭見到了鎮黨委書記李培傑。

　　當李培傑知道來的這位省政府參事就是最早提出這項改革設想的人，激動地雙手握住老何，半天不放，連聲說：“這太好了。打著燈籠也尋不到呢，老師今兒個上門來了!”

　　李培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他告訴何開蔭，新興鎮的稅費改革壹直是在偷著幹，但這種改革事關重大，僅靠壹個鄉單兵作戰，好比小船闖蕩大海，面臨的變數太大，風險太大，困難太大。本來，鎮裏規定，每畝每年只向農民收取三十元的“承包稅費”，但上邊許多部門依然變著花樣壓任務，亂攤派，鎮裏頂不住，改革因此受到很大的沖擊，有時幾乎就幹不下去!

　　何開蔭雖然為新興鎮這樣的處境感到憂慮，但他還是按捺不住的興奮。

　　他想，幹起來就好!盡管新興鎮搞的這種稅費征收辦法的改革，和河北省正定縣搞的公糧制改革壹樣，說到底，還都只是對舊體制的壹種並不理想的修補，而且，依然是用合法的行政權力，把目前壹些並不合法的政府部門與集體組織的利益也納入稅費項目壹並征收，甚至隨著糧食市場的變化而顯得束手無策，但是，這種大膽的改革嘗試畢竟遏制住了農民負擔增長的勢頭，調動起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並在壹定程度上改善了黨群與幹群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任何壹項改革所能夠解決的問題，往往都遠不如它所引發出的問題更多，更廣泛，更尖銳，正因為如此，它提供給我們的教益與啟示，就比什麽都更珍貴!

　　這種空前的突破，毫無疑問，在中國農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具有不可估量的裏程碑的意義!

　　使他意外振奮的是，最早建起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阜陽地區原地委書記王昭耀，這時，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務副省長。這種人事的變動，給了何開蔭壹種預感：作為農業大省的安徽，在深化農村的改革上有理由將會給國人帶來壹點驚喜。

　　從渦陽縣回來後不久，何開蔭去合肥稻香樓賓館參加全省農村工作會議，就在會議的休息期間，壹個叫馬明業的與會者找到他，自報家門介紹自己是太和縣縣長，說他們已經將這壹年確定為“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年”，縣委縣政府還為此提出了壹個“以改革求發展，以改革減負擔”的戰略，縣裏通過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最後將著手要進行的改革，確定在“正稅除費”上。

　　何開蔭聽了，自然高興，說道：“好啊，我可以為妳提供壹些這方面的資料。”

　　馬明業說：“這就太感謝妳了。什麽時候能讓我看到?”

　　“散會以後我交給妳；”

　　“可我現在就想看到。”

　　何開蔭忍不住笑了起來，“現在?”馬明業說得很認真：“最好是今天。”

　　何開蔭沒有想到，他居然碰到了壹位跟自己壹樣的急性子。

　　何開蔭當天晚上回家就找來自己的壹摞研究文稿，交給了馬明業縣長。

　　更加出乎何開蔭的意外的是，太和縣的動作快捷得驚人，沒有幾天，他們就把壹份《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意見報告》報到了省政府。

　　由於這是農業上的事，《報告》到了王昭耀手上。王昭耀接到太和縣的《報告》，既是不期而遇，又在意料之中。因為，當他還是阜陽地委書記時，他就對稅費改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對何開蔭說：“我們決定搞”，並帶著老何下去找試點的地方。在潁上、渦陽兩縣領導班子的思想還很難統壹起來時，他又對老何說：“這事急不得。有壹點妳放心，我支持妳在阜陽地區搞稅費改革。”現在，阜陽地區的太和縣終於走了出來，條件顯然也比較成熟了，於是，他要站出來為太和的這場改革鳴鑼開道了。

　　他當即作出批示：“送兆祥同誌閱。在太和縣進行農業稅制改革，我以為可行，請酌。”

　　他的態度十分鮮明：“我以為可行”；作為政府的常務副省長，他非但自己鼎力相助，還進壹步尋求省委分管這壹工作的方兆祥副書記的支持。

　　方兆祥當時的意見也十分明確：“精心試點，註意總結，保持穩定。”

　　省委、省政府四位有關領導，同壹天在太和縣要求稅費改革的《報告》上作出明確批示，而省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也在第二天就把召開論證會的通知連同太和縣的《報告》，發到了省體改委、省財政廳、省減負辦和省政府辦公廳各有關單位和部門。這種辦理重大改革事件的工作效率，是安徽省的歷史上罕見的。

　　他相信，這肯定與從改革第壹線上來的王昭耀副省長有關，也與河南、河北兩省咄咄逼人的改革形勢有關。當然，還有壹個不應該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這壹年的春上，安徽利辛縣紀王場鄉路集村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問題被打死在派出所，案驚中央；此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緊急通知、專題會議以及涉農項目的審定處理，就壹個接著壹個下發，壹時間，“減負”成了當年中國的頭等大事。

　　可以說，太和縣要求進行以減輕農民負擔為主要宗旨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報告》，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因此，何開蔭就覺得，有了上上下下的通力支持，在這樣壹個形勢下，召開這樣壹個論證會，是不應該再開出個什麽意外了。

　　然而，他預想不到的情況還是發生了。

　　壹九九三年十壹月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由省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主持的論證會在省委北樓準時召開。參加會議的不但有省體改委、省財政廳、省減負辦、省政府辦公廳等單位和部門的有關負責人，省農經委的生產處長、調研處長、辦公室主任、經管站黨支部書記和站長，都壹壹到會；太和縣縣長馬明業、縣財政局局長龔曉黎、縣農委副主任鄒新華和縣政府調研科長宋維春，也都從太和趕到省城，出席了這次會議。

　　何開蔭早早地就來到會場。

　　會上，省體改委農村處長潘茂群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他對太和縣大膽改革十分贊賞，認為他們的《報告》清晰明了，切實可行，操作方便，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也提出了進壹步修改完善的具體意見。省減負辦書記毛禮和接著指出，當前農民的負擔確實太重，又壹直減不下來，因此他對太和縣的《報告》是表示支持的，認為是可以試壹試的。省農委調研處長周信生則說，何開蔭同誌壹開始提出稅費改革的設想時，他就是舉了雙手贊成的，只是覺得太和縣現在拿出的這個方案還顯得粗糙了壹點，他相信通過不斷地摸索，實踐，這項工作是會日臻完善起來的。

　　何開蔭在會上也說了話。他主要談了自己這麽多年來對稅費改革的思考，並指出，既然是壹項改革，就必須會涉及到有些部門的具體問題，因此，就特別希望各有關部門給太和縣的這項改革多多理解與支持。

　　大家的發言，基本上都是表明壹種積極的支持態度，但是，誰也沒有料到，農業稅征收工作的主管部門省財政廳的代表，卻偏偏提出了否定意見，並且十分尖銳。

　　當時，省財政廳農稅處長張光春是坐在遠離何開蔭的壹個座位上，只見他突然沖動地往起壹站，手指著何開蔭，大聲責斥道：“老何妳就別站著說話不腰痛!亂出主意!妳把稅費搞亂了，收不上稅來，今後誰給發工資?到時發不出工資，大家不會找妳，是找我!”

　　他的嗓門很大，說得也很激憤，猛然站起又直指何開蔭的舉動，全都來得十分唐突，使得與會者無不壹楞。

　　會上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當初我們在采訪中聽到論證會上的這段插曲時，也感到不可理解。因為，農稅處是成天和“農稅”打交道的，作為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本該比誰都清楚當前農村中的農民負擔；其負擔之重，連朱镕基總理後來都不得不大聲疾呼：“農民不堪重負，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了!”甚至說出了“敲骨吸髓”、“民怨沸騰”的話來。而壹個專門從事“農稅”的政府官員，對九億農民——中國最眾多的“納稅人”毫無惻隱之心，卻充當起“工薪族”的代言人，這種感情和責任心的嚴重錯位，讓人不可思議。

　　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太和縣縣長馬明業。

　　馬明業十分清楚，太和縣擬出的這份《報告》，是參照了何開蔭的許多改革的“主意”，但這些“主意”並不壞。在這之前，縣裏也是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的。

　　他承認，《報告》依然要作較大的修改，甚至需要推翻重來，但是其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的宗旨，卻是不應該懷疑的。財政廳農稅處長對他們的《報告》不加分析地壹概否定，言詞這樣偏激，態度如此粗暴，這是他無論如何接受不了的。

　　馬明業正要站出來予以回擊，卻被何開蔭輕輕按住，示意他沈住氣。

　　由於這位農稅處長持了堅決的否定意見，會上的爭論因此變得十分激烈，不過，畢竟支持者眾。

　　臨了，主持會議的吳昭仁作了幾點總結。他說，太和縣要求農村稅費改革的出發點首先是應該肯定的，思路也是好的，這樣既可以減輕農民負擔，又能減少幹部犯錯誤，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再說這也是得到省委、省政府有關領導支持的。至於這項改革究竟起個什麽名字?如何改?我們可以學學廣東的辦法，“先生孩子後起名字”。他說，我同意在太和縣進行這項改革試驗，但《報告》要重寫，可以再搞細壹點，讓它在理論上要說得通，實踐上要行得通，然後我們再請專家論證壹次。

　　當天晚上，何開蔭和留下來的鄒新華初步議了壹下《報告》的修改方案。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兩人匆匆扒了幾口飯，就坐著馬明業的小車上路了。趕到太和縣的那天下午，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縣紀委、縣人武部六大班子全體成員，縣直各有關科局長，濟濟壹堂。會上，馬明業先將省裏論證會的情況作了匯報；接著，何開蔭就如何制定好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方案，發表了意見。會開得熱氣騰騰，大家紛紛獻計獻策，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建議。鄒新華堪稱“快槍手”，當晚，他壹夜沒睡，就把報告的復議稿拿了出來。

　　第二天上午，六大班子、科局長們再次聚首，對新草擬出的《報告》展開了又壹輪熱烈的討論。中午，鄒新華把大家的意見進行了集中，下午接著坐下來繼續討論。

　　縣委書記王心雲就改革的方案問題提出了“三個必須”的要求：“必須達到‘減負’的目的，讓農民滿意；必須做到‘明白易行，簡化程序’，真正提高基層幹部的工作效率；必須兼顧到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利益，贏得上級領導的支持。”

　　由於有何開蔭的具體指導，又通過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反反復復的集思廣益，壹份有著四個部分十九條條款的《關於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實施方案的報告》，便眉目清晰地產生出來。

　　《實施方案》決定：從壹九九四年壹月壹日開始，太和縣在全縣範圍內取消糧食定購任務，改為向農民開征公糧，征糧以實物為主，如果交實物有困難，也可以按物價、財政等部門共同核定的當年市場糧價折算交代金。稅費統籌，折實征收，依章納糧，取消定購；午六秋四，兩次交清，壹定三年，不增不減；糧站收糧，財政結算，稅入國庫，費歸鄉村；費用包幹，村有鄉管，嚴格收支，賬目公

　　總之，《實施方案》盡可能地做到貼近百姓，符合實際，既要有其嚴肅性，又體現出壹種人文關懷。為切實制止“三亂”、減輕農民負擔，方案中專門增加了兩條：壹是，“凡違反公糧合同，向農民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者，農民有權拒絕，有權舉報、上訴，政府保護和獎勵舉報人員。”二是，“縣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及時審理農民負擔過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按照合同，對於不服行政機關、鄉村幹部非法要求農民承擔費用或勞務而提起行政訴訟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及時審判。對於不合理的決定依法撤銷；因亂攤派給農民造成經濟損失的，依法判決予以賠償；對任意加重農民負擔而引發的惡性案件，造成重大損失的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實施方案》送省以後，得到省農經委、糧食廳和財政廳領導的壹致認可。當然，他們在充分肯定的同時，也提出了壹些十分具體的很好的修改意見，最後，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親自出馬為《實施方案》定稿。

　　壹九九三年十壹月十六日，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簽發了批復意見，從此以後，壹場空前的農村稅費改革，就在廣袤的淮北大平原這個有著壹百三十九萬人口、壹百七十五萬畝耕地的太和縣，令人怦然心動地揭開了序幕!

　　壹九九四年壹月壹日，當河北省公糧制的改革仍在正定縣三個鄉的範圍進行試點時，安徽省太和縣卻已雷鳴電閃般地將這場改革在全縣三十壹個鄉鎮全面推開，從而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第壹縣！

　　3 改與不改就是不壹樣

　　壹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就在安徽省太和縣揭開稅費改革序幕的第十六天，河北省綜改辦和正定縣政府，聯合在京召開了壹次“公糧制改革試點研討會”。

　　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壹次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理論研究會。其規格之高，影響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央政研室、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體改委、中國農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部、農業部以及國內貿易部的有關領導和著名專家，均應邀到會。

　　研討會上，大家都對河北省搞的這個公糧制改革試點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研討會在中央和國家直屬機關中產生的影響，遠比它在理論研究上的收獲更大。

　　新的壹年剛剛到來，壹九九四年壹月十日，河北省公糧制改革的試點迅速由正定縣的三個鄉，擴大到全省二十六個縣市的壹百八十四個鄉鎮，其中正定、寧普、故城、新樂和滄縣都是全縣全面推開的。壹時間，公糧制改革的滾滾熱浪，在黃河北岸這壹望無垠的阡陌之間奔突、沸騰；給我國這塊重要的糧棉產區帶來勃勃生機!

　　令人遺憾的卻是，發端於安徽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這時候在安徽的本地，竟遭遇到了另外壹種命運。安徽省省長傅錫壽，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縣立即停止稅費改革試點的決定。這壹決定，來得十分突然，以致許多人鬧不清究竟是省長的個人意見，還是有中央的什麽背景。

　　何開蔭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甚至不敢相信。因為他壹直在與楊文良保持著熱線聯系，河北省分明正搞得熱火朝天，禁止這項試驗顯然不大像是中央的意思。

　　但是，省長要求立即停止稅制改革試點的決定，無疑又是有根有據的，不用說，還是當年渦陽縣人大常委會所以決定終止新興鎮稅費改革的那壹些理由，即這種改革是非法的，因為現行的農業稅制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盡管那個《條例》還是壹九五八年頒布的，三十多年來，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種與今天格格不人的農業稅制早已是弊端百出，可是當年的《條例》壹天沒被廢除，它就壹天有著法律的效力，這種稅制就依然受到法律的保護。

　　我們在采訪中無法得知傅省長突然作出這個決定的真正原因，但這壹非常決定，對熱心支持太和縣改革的所有人，特別是正在改革中的太和人，都是壹記當頭棒喝!

　　人們困惑，震驚，焦急，痛惜，卻又無奈。

　　不少人也在背後提出疑問：如果不敢於革故布新，銳意進取，農村還能有發展嗎?或是說，中國的農業，和中國的農民，還會有希望嗎?

　　何開蔭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據理力爭。他把河南省委書記、省長，河北省委兩任書記、省政府兩任省長的有關批示的復印件，分送給了安徽省的黨政主要領導。

　　這時，安徽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王昭耀站出來說話了。

　　王昭耀找到省委書記盧榮景，陳述自己的意見。他說：“省政府批準太和縣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文件，已簽發下去，如果現在再下文否定，這不是打自己嘴巴嗎?這樣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後還怎麽工作?何況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幹嘛!”

　　盧榮景當然知道太和的改革是在王昭耀的支持下搞起來的，他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傅錫壽要停下太和的改革，是在維護稅法，也是從工作考慮的，不光是有道理，更是有著法律依據的。於是說道：“如果沒有文下去，不搞也就不搞了，既然省政府已經下了文了，那就繼續搞下去吧，秋後看看效果再說。”

　　省委書記給省長和主管農業的副省長都留足了面子。話雖說得比較溫和，但畢竟壹錘定音，因此，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也就得以繼續下來。

　　到了秋後，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傅錫壽已經喪失了對太和縣改革的發言權。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長職務，消息來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剛從歐美出訪歸來，人還在合肥駱崗機場，就宣布了中央要他提前從省長崗位上退下來的決定。據說，這是因為安徽的幹部群眾對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間的意見太大。這壹天，中央將了解中國農民、更熟悉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擔任代理省長。

　　了解回良玉經歷的人都知道，自打他從農校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樹縣農業局，以後整整三十年，就沒遠離過壹個“農”字。從公社書記，農牧廳長，到省委農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擔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位夠格的農業專家了。

　　回良玉壹到安徽，就對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大為贊賞；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長後，他召開的第壹個省長辦公會，作出的第壹項省政府的決定，下達的“壹號文件”，就是將太和縣改革的經驗，在淮河兩岸二十多個縣市的範圍迅速推而廣之!

　　其實，也無須像省委書記盧榮景說的那樣，“秋後看看效果再說”，還沒有等到秋後呢，那壹年的午季就已見分曉。太和縣自從搞了農村稅費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時間，便壹舉創下這個縣建國四十五年以來最大的壹個奇跡：全縣三十壹個鄉鎮、九千壹百六十八個村民小組、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戶農民，午季農業稅的全部征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著多年不見的，踴躍交糧的農民在糧站門前排起的長蛇陣，許多鄉村幹部竟激動得鼻子發酸，眼窩發熱，他們說：“過去，向農民要錢的文件多，向農民要錢的部門多，向農民要錢的項目多，向農民要錢的數額多，多得連咱這些當幹部的也鬧糊塗。現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從前壹年忙到頭，催錢，催糧，催命，年三十晚上還上門，今天咱是徹底解脫了，又落個清凈；從收糧到結賬幹部兩頭不沾錢，更落個清白! ”

　　幹部清楚了，清凈’了，清白了；農民也因為壹次征，壹稅清，壹定三年不變，放了心，稱了心。

　　這年的秋季莊稼雖然受了旱災，但農業稅的征收工作前後也只用了十五天!

　　這壹年全縣共征糧六千五百二十七萬七千公斤，比原先國家下達的定購任務還超出了壹千七百七十四萬七千公斤!如扣除價格因素，農民的稅外負擔就較過去減輕了壹半還多。尤其是，全縣大膽地放開了糧食的市場與價格，農民留足口糧和種子之後，單商品糧這部分就讓農民增加收入壹億五千萬元，全縣人均增收就達到了壹百二十元!

　　改革前壹年，太和縣因為反映農民負擔鬧到各級黨委政府去的，還多達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壹九九四年，全縣兩千九百六十九個自然村，壹百三十二萬農業人口，再無壹人因“農民負擔過重”去上訪的。

　　說到上訪，阮橋鄉馬王村馬莊的馬克中早先是遠近聞名的。僅九三年，馬克中父子就因負擔過重和征繳特產稅問題，兩次從縣告到省，直告到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實行稅費改革後，家家壹張《監督卡》，戶戶壹本明白賬，馬克中領著壹家人放心大膽地精耕細作，結果，人勤地不懶，午季，秋季，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帶頭完成上繳任務後，喜笑顏開地說：“農業稅費征實，壹切放在明處，任何人不敢再亂收亂攤亂掏腰包，幹部不貪汙，糧站不壓價，農民減輕了負擔又增加了收入，還上哪門子訪呢!”

　　當然，好事多磨。太和縣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績，確實也是來之不易的；就在他們開始稅費改革的那壹年，正趕上全國推行國稅地稅分稅制的改革。實行了中央財經集權之後，中央政府的好處那是立竿見影的：九三年中央財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億，九四年當年就猛增到兩千九百零六億，差不多增加了將近兩千億；而九三年地方財政收入已是三千三百九十多億，改制當年就減少到兩千三百十壹億。這只是財政收入方面的情況。改制之後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支出情況也是恰恰相反的：九四年中央財政只比改制前的九三年多出四百四十二億，僅為壹千七百五十四億；而地方財政卻壹下猛增了七百零八億，高達四千零三十八億，幾乎就是中央財政的兩倍多!

　　在這種稅制改革的壹加——減中，地方政府預算內的財政就全變成了“吃飯財政”，許多地方連行政事業費、人頭費的開支也難以保證。

　　政府財政的日子不好過，也不能再把這種困難轉嫁到農民頭上，動搖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決心。太和縣委、縣政府審時度勢，及時采取了“消腫減員”的辦法，大力壓縮辦事機構和精簡富余人員，最典型的壹個例子，就是壹個稅鎮當年就辭退聘用鎮村幹部九十八人，第二年又接著往下減。與此同時，全縣還進行了糧食購銷辦法和鄉村財務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農業結構調整、村幹部勞動保險、科學種田和加強市場建設等等壹系列的配套改革，千方百計調動起廣大幹部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但是，這期間，有許多事情卻又是太和縣委和縣政府自身無法解決的。妳壹個縣搞稅改，封死了增加農民額外負擔的壹切“漏洞”，可是他們改革試點的第二年，國務院卻明文規定農民人均增加二十五元的“雙基教育費”，許多中央機關也都只給任務不給經費地相繼下達了各自的“達標”項目。

　　這些全是“紅頭文件”，下面都是必須執行的，太和縣不可能不執行來自中央機關的這些硬性規定，就不得不對原有的改革方案作出相應的調整，不得不專心地增加了諸如教育、衛生、武裝、檔案、統計在內的壹些新的征收項目，使得“壹次征、壹稅清、壹定三年不變”的承諾，打了折扣。

　　然而，即便就是這樣，農村的稅費改革，改與不改還是大不壹樣。太和縣出現的喜人的變化，還是在農民負擔日益加重、幹群關系日趨緊張的廣大農村引起了巨大反響。太和周邊的蒙城、利辛、臨泉等縣不但仿效起來，偷偷摸摸鬧改革的渦陽縣新興鎮也不用再躲躲閃閃了，就連當初在縣委擴大會議上還為這事爭論不休的渦陽、潁上兩縣的四大班子，這時也全都看清了稅改的好處，戮力同心地搞起了“正稅除費；的改革試驗。

　　對太和縣鬧起的稅費改革，在省城合肥，有壹個人壹直憂心忡仲，放心不下。午收前後，他都去了太和縣。這人便是曾經斥責何開蔭“亂出主意”的省財政廳農稅處長張光春。他擔心這種改革搞亂了對農業稅的征收，他這個農稅處長最後會不好交待。

　　他是提心吊膽地跑到太和縣去探聽虛實的。結果，他意外地發現，先前自己的那種擔心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懸著的壹顆心這才落了地。想想當初在論證會上，自己竟是那樣沖動，指名道姓地指責何開蔭，張光春竟覺得實在對不住人家。但是，他畢竟還是壹個胸懷坦蕩的人，有意見，有看法，就當面說，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如今知道是自己錯了，倒也是個知錯就改的爽快人，回到省城之後逢人便宣傳：“太和的那個辦法就是不錯!”

　　安徽省太和縣改革農業稅費的消息不脛而走，沒過多久，國家財政部農財司就來了人，要去太和實地考察。他們先到省城合肥，也只同系統內的財政廳農稅處取得聯系；下到太和縣後，壹不驚動縣領導，二不給鄉鎮長打招呼，只要求縣財政局派人派車，專門跑偏僻的地方、窮地方，直接進村人戶，向農民面對面地調查。他 ·們這樣做，顯然是想更加客觀地了解到真實的情況。別人的話，他們也許不會相信，但陪同下去的張光春的現身說法，卻起了不小的作用。壹路之上，張光春不停地在宣傳稅費改革的好：處。他說，農民負擔較過去減少了壹半還要多，財政反而增加了；他說，從前到年底有時稅也收；不上來，每年都會有百分之十五的農業稅出現：“沈澱”，現在實行征實，農業稅繳得不知有多：快，而且全縣沒有壹戶不交的，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這以後不久，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主任徐國洪壹行也來到阜陽地區檢查工作。他們在了解了這個地區對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之後，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建議地委、行署要很好地總結其中的經驗，並表示今後將密切關註這裏的改革進展的情況。

　　曾親自為太和縣的改革實施方案最後定稿：的省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這期間不斷聽到從太和縣傳來的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心裏癢癢的，這天，他高興地邀上省減負辦副主任馬啟榮，先到阜陽，然後和地區農委主任王春魁壹道，也驅車去了太和。

　　為更真實地了解到社情民意，他們也是越過縣鄉幹部，調查了三個鄉的二十多位農民，可以算得上壹次“微服私訪”了。結果，所到之處，接觸到的每壹個農民，幾乎是眾口壹詞地誇贊這種稅費改革的辦法好。吳昭仁為此大為感動。回去後，他在為《農村改革新探索》壹書作序時，竟動情地寫道：“這麽多年來，在我的工作記憶中，農民對某項政策表示完全擁護的，除了包產到戶，大概就要算是這次了。”

　　他為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總結出了“六個滿意”：“糧站滿意，定購任務完成順利，主渠道掌握了充足糧源；財政滿意，稅收及時足額人庫；銀行滿意，統壹結算，減少了貨幣發行流通，又不打‘白條’；基層幹部滿意，他們節約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更免除了幹群磨擦的煩惱。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農民滿意，午、秋兩季征實任務都在壹周內完成，沒有壹戶因負擔問題而上訪申訴。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省直有關部門、地區減負辦和改革試驗辦，先後九次派人深入調查，結論都是壹樣的：“農民滿意。”

　　吳昭仁也認真思考了這場改革成功的原因：“現在好的政策、好的思路、好的設計並不少，難就難在落實，往往是執行中由於工作不力而走形變樣。太和縣的稅費改革，不僅設計周密，而且實施完美。何以如此?關鍵在於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六大班子步調壹致；縣鄉各部門齊心協力；工作班子得力而富有成效。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任何壹項工作能否做好，我認為訣竅都在這裏。”

　　總結出了太和改革的主要經驗之後，吳昭仁依然感到意猶未盡，又專門寫了壹篇雜文，題目壹目了然：《為“第二次大包幹”叫好》。

　　壹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率十個部委的負責同誌深入到安徽視察，在看了阜陽地區的農村改革帶來的大變化後，高興地評價道：

　　“妳們這裏抓農村改革有突破性進展，在幾個方面都探索了成功的經驗。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搞得很好，解決了穩定承包制的問題，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土地產出率。特別是稅費制度改革，解決了使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都很頭痛的壹個問題，既減輕了農民負擔，又改善了幹群關系，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政治意義!”

　　誰知這時，陪同視察的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突然打斷了姜春雲的話。他說：“這兒把農業特產稅也包在農業稅裏，這是不合理的，應該據實征收，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

　　姜春雲聽了，馬上不客氣地說：“這個我知道。他們這樣做沒有錯。我在基層幹過，‘據實征收’是理論上的東西，沒有可操作性，據我所知，全國大多數地方都是平均攤派的。這個妳就別再講了。”

　　李延齡當然不可能同姜春雲爭執下去，既然姜春雲說了“這個妳就別再講了”的話，李延齡也就不便再講了。

　　那天，姜春雲的心情十分好，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總理，看到安徽農村的改革工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高興地對回良玉省長說：“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大突破，妳們要大膽推廣這項改革的試點工作!”

　　隨行的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楊雍哲，也興奮地接口道：“現在有種說法，好像這幾年中國農村的改革停下來了，這次來安徽壹看，感覺到的完全不是那麽回事。阜陽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和農村稅費收取辦法的改革，都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成效。這些對全國都是有指導意義的!”

　　在姜春雲壹行離開後不久，回良玉就在省長辦公會上明確要求：江淮分水嶺以北的沿淮壹帶，尤其是淮北地區，必須全面推行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

　　此後，這項改革便迅速走出了太和，走出了阜陽，勢如破竹般地在安徽境內二十多個縣(市)遍地開花。

　　這時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已經成為全社會關註的熱點。它不光在安徽、河北、河南三省勢不可擋，並且迅速蔓延到了湖南、貴州、陜西、甘肅七省五十多個縣(市)。

　　正是在這個時候，福建省委辦公廳編印的《省外動態》載文歡呼：“農業稅制改革已呈‘星火燎原’之勢!”

　　4 難忘阜陽會議

　　位於皖西北與河南省接壤的阜陽地區，是我國著名的產糧區，更是經國務院備案的中國第壹個農村改革試驗區。這個試驗區，還是早在壹九八六年，在當時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的親自帶領下，由段應碧、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盧邁等壹大批著名農業專家建立起來的。這次率先進行土地稅制改革的渦陽縣新興鎮，和堪稱農村稅費改革第壹縣的太和縣，都在這個地區，因此，壹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壹日至二十五日，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改革經驗研討會放在阜陽召開，無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會議由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杜鷹主持。

　　來自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特區辦公室、農業部、財政部：、內貿部和糧食部門等部委辦的專家學者，安徽省阜陽試驗區、湖南省懷化試驗區、貴州省湄潭試驗區及河北省正定縣、河南省城郾縣等七省暨有關縣代表共八十余人出席了會議。大家實地考察了太和縣試點情況，還就各地試點的具體做法和成效進行了交流，當然，對目前尚存在的具體問題，和如何進壹步完善試點工作，都作了坦誠而深入的探討。

　　由於各地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具體做法的，因此在改革的措施上是不盡相同的。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還是何開蔭早先總結出來的那幾句話，是壹種“稅費統籌、折實征收、財政結算、稅費分流”的模式。

　　總之，在原則和目標大體壹致的前提下，各地都在農村基層稅費制度的改革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與會代表們公認，在諸多試點之中，安徽省太和縣和河北省正定縣的兩處試點，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與會專家對這項改革更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它是對舊體制的又壹次突破，在實踐中是可行的，方向是對頭的，成效是明顯的。

　　會上，國務院特區辦政研室副主任劉福垣的發言格外引人註目。他說這次會議是朱琳主任讓我來的，當然，我也很感興趣，馬上就來了。聽了同誌們的介紹，對這項改革，我有壹個總的感覺，就是現在試點單位的改革已經獲得了基本的成功，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姜春雲副總理說這項改革不僅有經濟而且有政治意義，說明這個問題確實是上下都很關心的事。

　　他說，“我認為這項改革的意義，已經不僅僅是簡單地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其核心，就是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的關系。我們第壹次改革，是以‘大包幹’為旗幟，改革的對象是政府，是我們公社化以來的政社合壹的體制。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包辦代替農民決策，把農民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統統卡死了，使我們的農民收入太低，農村經濟單壹化，農業的發展嚴重滯後，改革突破了政社合——的體制，還給了社區和農民壹部分自主權。但是，那種改革並不徹底，至少，流通和分配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今天，各級政府都在討論如何解決農民負擔，如何消除苛捐雜稅，如何改變幹部‘要錢、要糧、要命’的形象；很多政府的文件三令五申這個費可以收，那個費不能收；哪個稅是合理的，哪個稅是不合理的；收多少為合理，收多少為不合理；國務院的電話會議也曾明令取消三十壹項費用。其實，在分配關系都不清楚的背景下，哪個合理，哪個不合理，最後也是劃不清的，上面下面都不清。比如計劃生育費用、民兵訓練費用，這全是壹種行政性的費用，是貫徹國家政策所需要的費用，它和農業生產並沒關系，實際上這也是應該由財政來拿的，但是現在，都混在了‘三提五統’裏面要農民承擔。

　　“只有最根本地解決攤派問題，真正做到：明租，正稅，除費，我們才能夠對農村的分配問題喊上壹聲‘立正’。農民和社區之間說到底只有租的關系，農民和國家的關系也只是靠稅來調整，農民交了租，交了稅，其他的任何費用都與農民無關!”

　　最後，他慷慨陳詞：“既然我們下這麽大決心來搞這項改革，就應該有壹個恒心。搞了這個辦法後，就再不開任何口子，即便是國務院的‘紅頭文件’壓下來，試驗區也要頂。比如教育搞達標什麽的，公積金裏有這個錢，就拿，沒這個錢，堅決不能再向農民要!治本當然要從中央各部門做起，從中南海做起!既然我們承擔了這個改革任務，就應該給我們這個權力，以壹切方式加重農民負擔的東西，就要敢頂，即便說農民都同意了，也不要聽這話!”

　　劉福垣的發言，贏得了各地代表熱烈的掌聲。

　　財政部農財司李秋鴻的發言，卻在會上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大家強烈的反對，以致使得會議的氣氛變得十分緊張。

　　李秋鴻的開場白是顯得十分謙和的，他說：“參加這次會議，對我來說，是壹個很好的學習機會。稅費制度改革，我們過去考慮得不是太多。”

　　接下來，他的發言與其說是來“很好的學習”，不如說是來做這項改革的專題報告。

　　“這次稅費改革的目標是什麽?”他首先設問，繼而自答。“我看恐怕有這麽幾個主要目的。”他在歸納出四個既無新意又未必科學的“目標”之後，便以領導機關的口吻說道：“我不知道各試驗區在設計這項改革時，是把這四個目標都考慮進去了，還是只考慮到某些目標。我想分幾個方面來談壹談。”

　　於是壹個毫不謙虛的發言就開始了。

　　此話剛落音，貴州和湖南試點的代表就交頭接耳起來，顯然覺得這位蹲在國家大機關的農財幹部，也太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了。啥才叫“無法承受”呢?正因為農民已經不堪重負，幹群關系嚴重惡化，才“逼”出了這項稅費改革的嘛。

　　接下去的發言，李秋鴻便是對各地改革試點基本經驗的全盤否定。他說：“在中國農村，無論就每戶來說，還是每村、每鄉，彼此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作為壹個負擔政策，很重要的壹個依據，應該是經濟收入，而不是其他東西，但像安徽太和縣每畝耕地基本上壹律征收壹百斤糧食，這樣的政策設計，和收人多多負擔，收入少少負擔的分配原則，顯然是不盡吻合的。”

　　他的這個看法，使不少人為之壹怔。

　　應該說，李秋鴻說的是壹個理論問題。從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上看，不應該忽視差別搞均攤，而應該是壹絲不茍地，按照各鄉各村各家各戶實際的經濟收入確定負擔。但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同樣，也不可能會有絕對的公平。李秋鴻在用這個看法評價安徽省太和縣為代表的農村稅費改革經驗的時候，首先就與他歸納出的四個“改革目標”中的“降低稅費的征收費用”的目標發生了矛盾。照他的意思，太和縣有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戶農民，真要按各家各戶的實際經濟收入征收稅費，縣委縣政府需要組織多少人進村人戶，才能鬧清每家每戶真實的收人情況；又需要調動多少人才可以落實這項浩繁宏大的稅費征收工作呢?豈不是癡人說夢!

　　大家對財政部農財司這位年輕處長的發言，開始認真註意起來。

　　接著，李秋鴻又以同樣的理由，談到了特產稅的問題。“對於農業特產稅，稅務部門的態度非常明確，絕對刁；能搞平攤。保護糧食增產，調節種植業內部不同作物間的收益，這是設計這個稅種的目的，如果平均攤派，那麽征收的意義也就沒有了，更實現不了制定這項政策的目標。”

　　李秋鴻這裏所說的，正像姜春雲副總理在阜陽視察期間批評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時已經指出過的，這依然是個理論上的東西，沒有可操作性。 -

　　來自基層的許多代表聽到這兒，就已經坐不住了。有的，甚至忍無可忍地站起來，開始了嚴詞責問。—會場上的氣氛頓時急轉直下。

　　誰都知道，壹九五八年頒布的《農業稅條例》中就有了農業特產稅，但那時它只是含在農業稅中，課稅範圍也是指農田以外的山場或水面，針對茶葉、水果、林木、山珍和水產等特產品征收的。因其收入較高，單獨征收農業特產稅也是應該的，但是壹旦征收了特產稅，就不再征收農業稅了。至於種糧食的農田從來是沒有特產稅壹說的。據實計征農田上的特產稅也才是近幾年的事。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脫離實際的計征政策，已經使得這種農業特產稅演變成了“田畝稅”和“人頭稅”，早已喪失了稅收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地地道道成了壹種“合法”的農民負擔。特別是，這種計稅農田上的特產稅的本身，也早已經成為嚴重阻礙中國廣大農村推行農業產業化的羈絆；在傳統農業區，它更是調整產業結構的大敵，農民奔小康的攔路石!

　　各地代表不僅強烈要求取消農田上的特產稅，還指出現有的農業稅政策的缺陷也同樣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為《農業稅條例》還是壹九五八年頒布的，如今三四十年過來了，農業稅的征收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與現實情況嚴重脫節的地方，諸如計稅常產與實際常產、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計稅土地面積與實際土地面積等等，千差萬別，從而產生了“高產低稅”或“低產高稅”，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或名義稅率低實際稅率高，以及有稅無地或有地無稅等等明顯的不合理現象。再加上國家定購糧食任務的畸輕畸重，這實際就等於產糧區在為非產糧區納稅，貧困地區為富裕地區納稅，這種種弊端都已經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經營農業的積極性!

　　作為主管這項工作的國家財政部農財司的壹個官員，不去設法解決農業財稅政策上的這些問題，卻對地方上進行的這些難能可貴的改革試驗，橫挑鼻子豎挑眼，缺少起碼的熱情，在這樣的研討上引起眾怒，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據參加會議的同誌回憶，李秋鴻說得最為理直氣壯的壹段話，也是給大家印象最深的壹段話，這就是：“從我們接觸的農民上訪情況看，沒有壹起是因為農業稅的比例過重而上訪的；農民反映的全是稅費混在了壹起的。所以我們在業務工作中主張稅費要堅決分開!”

　　他說得似乎確可信據，卻招來了大家最猛烈的批駁，使會場上趨向了白熱化。

　　因為，造成這種稅費不清的首先就是國家財政。

　　壹九八五年開始的以鄉鎮為主的農村辦學體制，這是產生中國農民負擔問題最大、最主要的原因。有著九億人口的中國廣大農村，義務教育的費用卻是讓農民自己掏腰包。財政該出的錢不出，甚至連計劃生育、民兵訓練、優撫工作、鄉村道路這些本該政府支付的費用，也逼得鄉村的幹部挨門逐戶向農民強行索取。現在，來自京城的農財官員非但不領下邊的情，反而倒打壹耙，嫁禍於人。這確實把基層代表激怒了。

　　“既然政策規定農田特產稅‘據實計征’，”從改革試點第壹線來的代表抓著“特產稅”的問題不放，提出反潔。“就應該實事求是不是?有，就收；沒有，就不收；有多少，則收多少。可為什麽財政上年年卻又層層下指標，派任務，這不明擺著是說歸說，做歸做，教人弄虛作假嗎?農村幹部‘替人受過’，搞壞了名聲，搞壞了形象，反過來還說下面不執行政策。這都叫個什麽理?!”

　　安徽省渦陽縣的代表來了個現身說法。他說，渦陽縣為不折不扣執行“據實計征”的特產稅政策，專門在耿皇鄉做了試點，鄉政府從財政所和經管站組織了十九人，進村人戶，嚴格按照規定跟蹤這個鄉特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的全過程。前後用上兩個多月，認真進行成本和收入的核算，最後征收到四萬多元的農田特產稅。可是這些人下鄉的用品、工資以及誤餐補助的支出，加起來也達到了四萬多元。結果，征收到的稅額，基本上就被征收的成本抵消壹空。就是說，按照現行的制度和辦法征收稅款幾乎是無法做到的。

　　耿皇鄉的故事近乎荒誕，但這種試驗卻把今天脫離實際的稅制問題暴露無遺。

　　誰知渦陽縣的代表話沒落音，李秋鴻就接過話極力爭辯。

　　太和縣農經委副主任鄒新華，壹直冷靜地註意著李秋鴻的發言，耐心地聽著這位財政部官員對太和縣試點的橫加指責。因為對方說的就是“太和”，作為太和縣試點的代表，他自然不便立即反駁，至少他要顯示出太和人的寬容和大度。但是，渦陽縣的代表舉出的這個例子，已經是那樣的說明問題，對方卻依然強詞奪理，以勢壓人，他再也按捺不住。

　　鄒新華激動地指著李秋鴻，只差沒把指頭戳到對方的鼻子上；憤然道：“妳們就是不看實際情況，坐在辦公樓裏瞎想。今天事實就擺在面前了，還死不認賬!”

　　他說得過於沖動，聲音都變得沙啞，伸出的手指也在上下顫動。

　　接著會場上四處都響起了憤懣的斥責聲。

　　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文文靜靜，甚至是壹臉書卷氣的李秋鴻，他在會上極力堅持的，其實是國家財政部的意見，正因為不只是他個人的看法，各地代表才越發感到，大家正在熱心試驗著的這場農村稅費的改革，其前景並不那麽樂觀。

　　作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倡導者，又是太和縣試點的直接參加者，何開蔭就改革中的壹些問題，也旗幟鮮明地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說，如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商品的價格差不多都放開了，惟獨糧食這樣大宗的農產品國家仍限價定購，使得糧食不能成為商品，其比較效益日漸降低，毫無疑問，這種定購制度必須取消，糧食的市場和價格也必須放開，否則中國的農業就無法再進壹步發展。當然這需要條件，我們將稅費改革征收的辦法用公糧代替定購，正是基於這方面的考慮，壹是為了讓國家最可靠地掌握糧源，保證非農用糧的供應；二是因為農民有這個習慣，征交公糧，對農民來說既方便，透明度又高，最主要的是我們把稅費改革和推進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聯系起來，這就為下壹步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準備好條件。只有取得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成功，全面徹底地放開糧食市場和放開糧食價格，形成大流通，培育大市場，封閉的社區結構才會最後被瓦解，中國的農村才可以說大有希望!

　　何開蔭的發言，有著濃郁的理論色彩，卻由於他講得深入淺出，富有很強的說服力，會場上壹下變得安靜下來，連喝茶、走動的人也生怕打擾了別人，把動作放得又慢又輕。

　　這氣氛顯然也感染了何開蔭自己，他開始變得激動起來。他說，其實我們搞的，只是農業稅費征收辦法的改革，還不是實際意義上的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假如現在就搞稅費制度改革，立法部門說不定馬上會來制止，渦陽縣新興鎮的改革被縣人大明令取消就是明證。因此，它肯定會有較大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目的也只是側重於規範征收的辦法，先把農民的負擔盡可能地減下來，政策規定上的“杠子”粗了壹點，卻簡單明了便捷易行。雖然還不全公平合理，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相對於過去的亂收費來說，農民已比較滿意。

　　當然，他還想說：今天搞的還只是稅費征收辦法上的改革，就搞得這樣艱難，如履薄冰，幾近夭折；其實，即便就是真的進行稅費改革，那也只能是深化農村改革的壹個突破口，關鍵在於由此帶動農村政治體制上的改革。盡管，誰都知道，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但會上沒人這麽明說，當然今天他說了也等於白說。

　　主持會議的杜鷹，在作會議的最後總結時，說了這樣壹段話。“我總的感受是，我們在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壹個關鍵時刻，研討了壹個關鍵問題。為什麽可以這樣說呢?因為現在我們整個國家，正處在壹個工業化高速增長的時期，在這樣壹個階段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狀況如何，將是決定我們這個國家現代化命運的壹個重要方面。這兩年，‘三農’的形勢總體上是好的，但存在的問題也同樣是比較突出的，有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而這些問題與我們這次會議研討的內容無疑都是密切相關的。”

　　5 報告進入最高決策層

　　杜鷹回到北京後，就忙著組織人就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試點的情況，給國務院寫出報告，並特邀何開蔭、楊文良二人參加討論。

　　報告的題目十分鮮明：《事關農村發展和穩定的壹項重要改革舉措》。

　　姜春雲副總理親自到過阜陽試驗區，看了這份報告後十分高興，很快作出批示：“這是農村工作的壹個重大問題，試點探索出了壹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擬專門開個會，總結交流經驗，提出今後意見。”

　　就在農業部轉上來的這份報告和姜春雲的批示，還都沒送到主抓經濟工作的常務副總理朱镕基的手上時，朱镕基卻先看到了新華社記者葉冰男的壹篇《河北省調整公糧制試點方案》的消息。顯然這是朱镕基第壹次接觸到這類消息，有點詫異，就把文章批給當時的財政部長劉仲藜和副部長項懷誠：“請仲藜、懷誠同誌閱。” 同時批給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要求他去搞搞清楚：“這個試點是怎麽回事?”

　　當我們最初從《河北省公糧制改革大事記》中，看到朱镕基的這個批示時，很是感到意外。因為農村稅費的改革，從提出到試驗，從秘密試驗到公開試點，直到發展成七省五十個縣的“燎原之勢”，已走過了漫長的五個春秋，不說大報小報已對此有充分的披露，河北省還在京召開過範圍很廣的研討會，國務院許多相關部門的同誌都到會了，朱镕基副總理對這事兒怎麽可能會壹無所知?

　　後來，細細壹想，才覺得並不奇怪。何開蔭改革設想的文章被刊發在《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上，引起過李鵬總理的關註，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可那畢竟是在壹九九O年春天，朱镕基還在上海工作，對這壹切不了解是十分正常的。以後，他進京主管國務院的經濟工作，又正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跌人低谷之時，工業生產滑坡，中央財政吃緊，擺在他面前的，僅全國累欠的“三角債”就高達五千多億，要想在如此重關如鐵的困境中走活壹盤棋，他幾乎是在拳打腳踢，甚至用出鐵腕手段，發起清欠攻勢；同時展開了壹場狠打泛濫成災的假劣偽冒產品的活動。壹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出現壹個加快建設的熱潮，但由於當時中國的經濟工作還遠沒從“壹抓就死，壹放就亂”的尷尬局面中走出來，經濟的高增長幾乎是和混亂同步，開發熱，集資熱，炒地皮熱，已經熱到了朱镕基用壹句英文表述 “Crazy”(瘋狂)的程度，“過熱”發展的經濟，引發出了建國以來中國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接下來，朱镕基就又大刀闊斧地運用起經濟、法律乃至行政的各種措施，數管齊下，並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大力整頓金融秩序。

　　朱镕基確實沒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像他抓城市的經濟那樣，去抓農村工作，再說，他對農村的情況又遠不如城市工作那樣熟悉。在壹九九三年召開的全國糧食購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的講話中，他對糧價的放與收，就沒有像對金融和國企改革那樣自信。他說：“去年我們缺乏經驗，放開糧價太快了壹點，準備工作不足。沒搞過市場經濟，不知道厲害，結果，十壹月以後糧價暴漲，沒有按照預定的調價步驟來做，措手不及。”

　　但是，他對中國的農業是重視的，對農民的負擔更是感同身受。壹九九三年五月中旬，他在赴湖南考察期間，發覺個別地區的夏糧收購資金未到位，向賣糧的農民打白條，農民的生活和生產難以為繼，他氣憤已極，嚴厲訓斥湖南省的主管領導，並對下面地區的負責人說：“我留下電話號碼，妳們什麽時候湊夠了資金，就什麽時候給我打電話，我要看看究竟會拖到哪壹天!”返京後，他深感問題的嚴重，遂親自指示《人民日報》發表農業部清理農民負擔的三個文件，公開征稅的項目和範圍，明令不能超過上年農民純收入百分之五的上限，凡不遵令者，當依法處理。

　　就在朱镕基要求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去鬧清河北省公糧制試點是怎麽回事的四天之後，財政部長劉仲藜即把同樣有著朱镕基批示的新華社記者葉冰男的文章《河北省調整公糧制試點方案》批轉給·了部裏的稅政司：“請稅政司閱，是否與國辦三局聯系壹下，農稅處也派人參加了解壹下。”

　　劉仲藜部長作出的這個批示，無疑已經是多余的，因為從時間上看，在他還沒見到朱镕基的批示，就是說，在他張羅屬下“聯系壹下”“了解壹下”的壹天之前，朱镕基已經接到了姜春雲轉給他的阜陽研討會的有關報告。朱镕基看罷報告，河北省公糧制改革試點是怎麽回事，就壹切都再清楚不過的了。

　　盡管姜春雲在報告的批示中，已經對各地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經驗給予了最充分的肯定，並且認為“試點探索出了壹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他的建議也十分具體：“擬專門開今會，總結交流經驗，提出今後意見”，也許正是因為姜春雲在批示中強調得那樣重要，“這是農村工作的壹個重大問題”，朱镕基在看了報告之後，處理得也就相當謹慎。他對“擬專門開個會’的建議繞開不提，將這份報告批給了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不過，這回批下去，增加了壹個國家稅務局局長金人慶：“請春霖、人慶同誌閱處。此事要征求財政部、稅務總局和綜合部門意見。”

　　朱镕基顯然沒有表明具體的意見，只是作出了具體的交待。這壹天，是公元壹九九五年六月九日，已成燎原之勢出現在中國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進入了他的視野，並引起了他的關註。

　　6“十三號文件”誕生

　　在壹九九五年六月以後的壹年多時間裏，中國的傳媒機構對農村稅費改革的宣傳，形成了壹個不小的高潮。從《中國改革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到《中國經濟時報》、《經濟日報》直到《人民日報》；從《內部參考》、《學習研究參考》到《國內動態清樣》，直到《領導決策參考》，盛贊這場改革的文章可以說是連篇累牘。

　　壹九九六年的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到河南視察。當他了解到壹些地方在打著教育的旗號向農民亂收費，最終又不是把錢全用在教育上，這引起他的不安。視察期間，他還了解到，現在農村中的村提留、鄉統籌的收費辦法，隨意性太大，本來就是壹種“多收有利”的機制．而收多收少又是直接同基層幹部的切身利益掛鉤，這就導致了農村的“三亂”屢禁不止，成了老大難。於是他想這恐怕要從這種收費辦法究竟行不行上來考慮壹下了。

　　出乎他的意外，在河南視察期間，李嵐清又聽說有的農村已經實行稅費合壹的規範管理辦法，這辦法不僅受到農民的歡迎，各方面的經費也有了保證，十分感興趣，要親自去看壹看。聽說這事就發生在鄰近的安徽省阜陽地區，他便臨時決定，改變行程，彎到阜陽。在阜陽，他聽取了當時的地委書記王懷中和專員喬傳秀的專題匯報。聽了以後，覺得這辦法的確不錯。從匯報中他還進壹步了解到，全國政協的幾位老同誌也到阜陽的農村進行過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回京後，他就派人要來了他們的調查材料。看過之後，感到頗有價值，於是他就又把要來的材料，附上自己的意見，送給了李鵬總理。同時也送給了朱镕基、鄒家華、吳邦國、姜春雲幾位副總理共同參閱。

　　其實，促成幾位全國政協的老同誌深入農村搞調查的，正是原安徽省省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王郁昭。我們前文已經提到，在揭開中國農村改革序幕那驚心動魄的歲月裏，王郁昭曾是萬裏麾下的壹員大將，後來出任過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可以說，他是經歷’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場中國農村改革的全過程的。而且直到今天，對中國“三農”問題的關註，依然是他樂此不疲的壹件事情。

　　打從壹九九五年四月開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中的幾位曾長期在國家領導機關從事過經濟工作的老部長們，就組成了壹個專題組，圍繞著當前農民“減負”的熱點問題，在王郁昭的帶領下，不辭辛勞地深入到安徽、河北等地進行認真調查研究；回京後，又與農業部、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的同誌進行了座談。為在更大範圍，了解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盛夏七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在四川省樂山市召開了有安徽、河北、河南、湖南、四川、貴州、吉林、廣西八個省區相關部門參加的“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研討會”。著重研究了近年來壹些地方進行的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改革試點情況，探索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出路和辦法。

　　專題組的壹行八人，壹路之上的心情都是十分沈重的。調查中發現，近年來由於各地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過多過濫，基層黨政機構的幹部編制嚴重失控，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少數幹部橫征暴斂，魚肉鄉裏，農民苦不堪言，引發出壹批惡性案件。特別是發現農民承受負擔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而作為國家主要糧源的中國中部農業大省，由於糧棉定購任務較重，農民獲得的實際收入被大大打了折扣；而國家原本是想減輕農民負擔的“三提五統費”控制在上年以鄉為單位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百分之五以內的規定，不但掩蓋了農村中的貧富差距，也在壹定程度上起到了“劫貧濟富”的負面效應，反而加重了低收入農戶的負擔，成為雪上加霜!

　　每當接觸到這些沈重的話題，專題組的同誌就感到分外壓抑。只是當親眼看到安徽省太和縣、河北省正定縣正在搞改革試點，親耳聽到這些改革深受農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歡迎，才由衷地感到壹些欣慰。

　　後來，通過與國家有關部、局的座談交流，經過樂山會議的深入探究，王郁昭親自主持寫出了《關於切實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建議》。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為此在京專門召開了壹次主任擴大會議，對《建議》進行了壹次認真審議。

　　王郁昭在這份《建議》中認為：解決農民負擔最根本的出路，是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富裕程度。而要真正把農民負擔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就必須從根本上改革並完善農業稅賦的征管制度，堅決堵住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各種調查表明，農民負擔過重，往往與政府制定發展目標時的要求過高過急有直接關系，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上面。

　　《建議》幾乎是在大聲疾呼：要堅決清理那些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凡是加重農民負擔的都要堅決取締。

　　《建議》有著十分具體的建言：如提出要加快制定《農村稅費征管法》，加強農村稅費征管隊伍的建設，絕不允許運用公安警力或民兵小分隊征繳稅費；如提出要堅決精簡機構，改革幹部的考核制度；如提出要在現有各種經濟技術協會的基礎上考慮建立農民自己的群眾組織，溝通政府與農民的關系，以便於貫徹執行國家的各項政策的法令，又有利於真正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對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壹直很關心，看了由經濟委員會主任擴大會議審議通過的報告，十分高興。這壹天，他約來王郁昭，明確表態：“妳們提的建議我完全贊同。如果需要開協商會，請李鵬同誌參加，會我主持。”

　　李瑞環還指示，將《建議》分別送往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

　　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建議》按組織程序送出去之後，王郁昭的心情還是難以平靜。他考慮到在中央領導中，溫家寶是各地農村跑得最多，因而也是最熟悉中國的農村工作的，就又以個人名義，直接給溫家寶呈送了壹份。

　　當然，王郁昭並不知道，他的這份報告，早在十天以前，李嵐清副總理就已經把它直接送給了李鵬總理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參閱，李鵬、朱镕基也都批轉給了財政部；更不知道，姜春雲副總理在讀到李嵐清送來的報告後也已經轉給了溫家寶，並表明了他的意見：“請家寶同誌閱批起草小組認真研究。”這時溫家寶領導的壹個起草小組，正在為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壹個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文件。

　　兩份《建議》溫家寶都收到了，他和姜春雲的看法是壹致的，認為它對正在起草中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即將頒布的壹個決定極有參考價值。按說，這事溫家寶已經批辦了，對王郁昭個人呈送上來的《建議》，就無須再作處置了，不過，他是個做事認真得壹絲不茍之人，雖已有過交待，卻仍然又壹次拿起毛筆，將《建議》批轉給國務院副秘書長劉濟民和農業部副部長萬寶瑞，並且多寫了幾句話。他的批示，每壹個字，都寫得端端正正，甚至連標點符號也絕不馬虎，像他以往處理任何壹件工作壹樣的嚴謹和認真：

　　“濟民、寶瑞同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這份建議，對研究和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其中許多好的意見，在中央起草的關於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文件中已經吸收；壹些帶方向性的改革措施，也在積極進行試點。請將這些情況告政協並郎昭同誌。”

　　這份由王郁昭執筆的《建議》被送達中辦國辦後刁；久，壹個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牽頭，有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國家財政部、國家農業部、國家糧食儲備局、中央紀委以及中央電視臺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很快奔赴離京最近的河北省進行農業稅制改革的專題調研。從中央黨校學習歸來的省委副書記李炳良，接待了調查組的全體同誌，並匯報了河北省三年多來公糧制改革的情況，同時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采訪。

　　這期間，壹個令人鼓舞的消息，也悄悄在安徽廣大農村流傳：江澤民總書記派出秘書，壹竿子插到最早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安徽省太和縣。這位秘書在太和縣的各處進村入戶，所到之處，壹概是認認真真地聽，仔仔細細地看，邊聽，邊看，邊認真地往本子上做記錄。臨了，太和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希望他能夠談壹談調研後的看法和意見，這位秘書卻只是謙和地笑笑，說：“我的任務就是看，就是聽，然後回去，如實匯報。”

　　公元壹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了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最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具體地提出了“三減”：減免貧困戶的稅費負擔，減輕鄉鎮企業負擔，減少鄉鎮機構和人員的開支；明確提出了“五個嚴禁”：嚴禁壹切要農民出錢出物的達標升級活動，嚴禁在農村搞法律規定之外的集資活動，嚴禁對農民的壹切亂收費、亂漲價、亂罰款，嚴禁各種攤派行為，嚴禁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而且提出“兩個加強”：加強領導，實行減輕農民負擔黨政壹把手負責制；加強監督檢查，嚴肅查處加重農民負擔的違法違紀行為。

　　《決定》特別指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必須堅持深化改革，對有些地方進行的負擔分流和壹些糧食主產區進行的稅費改革探索，可以繼續試驗。”

　　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第壹次在“紅頭文件”中，對各地正在進行著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公開表明了肯定的意見!

　　“十三號文件”下達的第十四天，即壹九九七年壹月十三日，溫家寶便代表中央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就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說：“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取得了壹定的效果，積累了壹些有益的經驗。中央認為，這項改革可以繼續試驗，但目前還不宜在面上普遍推廣。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這項改革觸及到了壹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壹些重大改革方向，繼續改革必須與現行的糧食購銷體制和以農業稅為主的財稅體制的改革統籌考慮，這件事涉及面廣，而且較為復雜，需要全面設計方案。試行工作要有領導地進行，已經批準開展試點的地方，要認真試好，並註意總結經驗。”

　　溫家寶不但肯定了各地稅費改革試點積累了有益的經驗，而且精辟地指出這項改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了重大的改革方向，因而需要全面設計方案。

　　溫家寶的這個講話，高屋建瓴，振奮人心；他對農村稅費改革的詮釋，更是高瞻遠矚，人木三分!

　　7是非功過憑青史

　　壹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經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提名和與會代表的選舉，朱镕基出任了國務院總理。

　　在擔任總理兩個月後的六月六日，朱镕基簽發了壹項國務院令，發布實施《糧食收購條例》。

　　早在四年前的壹九九三年，朱镕基就過問過糧食的收購工作，不同的是，以前是通知，不遵照執行還只是工作態度或認識上的問題；這次卻是國務院令，這就把通知上的許多規定，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不執行就是違法。並且，這次的《條例》，還特別增添了壹些硬性的規定，制訂這些新的規定，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確保國家每年壹千億斤糧食的定購需要，並對國家糧食部門實行有效的保護。當然，它的意義，還遠不止這些，因為《條例》上明確規定：除農業稅外，糧食收購時“不得接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委托，代扣、代繳任何稅、費”。這裏指出的“組織”，顯然包括各級政府；這裏提到的“個人”，自然包括黨政領導幹部。新的《條例》無疑是想從“糧食收購現場”，對愈演愈烈的搭車收費現象予以堅決的狙擊，從而徹底減輕農民負擔。

　　可以說，制訂這部《條例》的良苦用心，是無可置疑的，卻又是壹廂情願的。因為，當今農村基層稅費的征收背景十分復雜，比如就像《條例》上提到的“統籌款、提留款”，這也正是國務院過去正式下文要求向農民征收的，而其中的許多費用本來就應該是由國家財政支付的，國家財政該給不給，這才造成農民負擔，現在這許多十分具體的問題避而不談，不去從根本上予以解決，卻硬性規定鄉(鎮)村幹部不得在收購現場坐收除農業稅外的任何稅費，這其實就把農村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推向了極端——要麽就只有陽奉陰違，拒不執行妳的《條例》上的規定；如果要執行，結果也只能是迫使下面更多地以“小分隊”、“工作隊”或是“突擊隊” 的形式，甚或運用司法手段，挨家挨戶上門強收強要。

　　更為嚴重的是，這個《糧食收購條例》明確無誤地指出，糧食的收購只能通過國家的糧食系統，而且要求糧食的收購，必須“戶交戶結”，資金又只能“封閉運行”，這就與各地正在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做法有了無法調和的矛盾。

　　當時，河北省還正籌劃著要將公糧制改革的試點進壹步擴大到全省去呢，作為這壹課題組主持人的楊文良，正勁頭十足地張羅著“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當他弄懂了《糧食收購條例》上的那些具體的規定後，等於挨了壹記悶棍，他立刻意識到，這五六年來三任省委主要領導重視的，自己更是傾盡了大量心血的公糧制改革，即將中輟；全國所有的稅費改革的試點也都不得不面臨在壹個早上完全停止的厄運。

　　楊文良心急火燎地坐下來，把《糧食收購條例》反復地看了又看，試圖從中找到對稅費改革有利的字句。顯然，他無法找到，不過他依然樂觀地認為，從總體上和本質上看，公糧制的改革同《糧食收購條例》，都是為了規範農民的負擔，確保國家掌握必要的糧源，二者的關系並不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

　　於是，他連夜向省委寫了壹份專題報告：《公糧制改革試點應當繼續進行》。

　　但是，除了像他們這些對稅費改革情有獨鐘者，其他人並不如此認為。就在楊文良將專題報告送上去不久，河北省政府辦公廳金融貿易處也向省委書記程維高、省長葉連松和分管副書記趙金鐸寫了壹份相反的報告，指出：“‘公糧制’和‘費改稅’試點的做法，不符合《糧食收購條例》的具體規定，也影響到農業發展銀行收購資金的封閉運行。針對上述情況，建議我省應按照國務院頒發的《糧食收購條例》的有關規定執行。”

　　在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種特殊的體制下，下級是必須服從上級，全黨必須服從中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政令還是暢通的。正因為如此，河北省的主要負責人就不可能也不敢不執行中央的《條例》，於是，就只有放棄才剛剛推行的公糧制改革。

　　省委副書記趙金鐸，因為同時也兼任河北省縣級綜合改革小組負責人，他對公糧制改革給農村帶來的新的氣象，是十分清楚的，接到金融貿易處送上來的報告，心情是極其復雜的。就在前幾天，他剛在楊文良起草的壹個《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議程表》上批出“同意”兩字，可是現在，他必須作出相反的決定。

　　趙金鐸在後來的壹次會上曾這樣說道：“河北省公糧制的改革可以列上十條八條的好處，但除農業稅外任何稅費不準代扣代繳這壹條，是剛性約束，《條例》就是法規呀，在執行上打折扣是不允許的，我們只能和中央保持壹致。但是停了公糧制改革，並不等於是否定了這項改革，只是因為它與《條例》有了抵觸。”

　　楊文良參加了這個會，趙金鐸代表省委在會上的這番解釋，他聽清楚了，但似乎又變得更糊塗‘了。既然公糧制改革有那麽多的好處，值得充分地肯定，為什麽就壹定要中止它呢?

　　接下來，省長葉連松也批道：“全省都要統壹按國務院《糧食收購條例》執行”，還特別指出：“即召集省綜改辦、地稅、糧食、農發行研究，並即聯合發出通知，依法執行。”

　　在葉連松作出指示的當天，綜改辦、財政廳：、糧食廳和農業發展銀行四家就迅捷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各地必須堅決執行國務院發布實施的《糧食收購條例》。

　　楊文良幾乎都要急瘋了，就在四單位聯合下發通知的同壹天，他再次上書河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就繼續進行公糧制，改革試點的問題向中央緊急請示。

　　也巧，這期間，國家計委的壹個調研小組到河北省了解夏糧收購情況，回去後給溫家寶寫了調查報告。溫家寶在調查報告上作出了這樣的批示：

　　“‘公糧制’問題可納入稅費改革繼續研究，目前應統壹執行《糧食收購條例》。”

　　溫家寶的指示其實是十分清楚的，他說了兩層意思。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他必須強調由朱镕基總理簽發的國務院令的嚴肅性，要求堅決執行《條例》；但過去他曾就高度評價過安徽、河北等七省五十個縣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現在，他的態度依然沒有變，他對河北省搞的公糧制改革還是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果我們再仔細地加以領會，就會發現，他在兩者的提法上還是有區別的。他在“應該執行《糧食收購條例》”壹句前面，加有“目前”二字，也就是說，作了時間上的界定，而提到稅費改革時，則要求“繼續研究”。因此，至少可以這樣認為，溫家寶主張在執行目前的《條例》時，不應該影響到對具有更深遠意義的稅費改革的試驗與探索。

　　遺憾的是，葉省長並沒有全面地去領會溫家寶指示的精神，便作出了措詞更加嚴厲的批示：“要認真貫徹落實家寶副總理批示。必須做到敞開收購、戶交戶結、不準鄉村幹部在糧站坐收統籌提留款，以往的‘公糧制’試點縣統壹執行《糧食收購條例》，這些問題都要很堅決。如我們的幹部不聽招呼，查出典型要嚴肅處理。”

　　於是壹個早晨，壹場轟轟烈烈歷時五年之久的，已擴大到了三十七個縣市的公糧制改革，就從河北省的地平線上消失得幹幹凈凈。

　　與此同時，全國七個省已經發展到了六十多個稅費改革的試點縣市，也都幾盡終止。

　　這消息，使得楊文良心急如焚。

　　然而，不管楊文良如何認為公糧制的改革是在探尋解決農民問題的治本之策，繼續進行試驗是十分必要的，但改革畢竟由於《糧食收購條例》的頒布而停了下來。

　　公糧制的改革被停了下來，問題也就跟著來了。在有些人看來，被宣布停下來，等於被堅決否定，而作為這壹研究課題的實際負責人楊文良，這五年多的忙活，就都是在瞎折騰了!

　　壹些流言蜚語隨之而來，壹些異樣的眼神也接踵而至。

　　楊文良頃刻陷入到四面楚歌之中。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裏，楊文良萬般無奈，壹遍又壹遍地重讀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他固執地想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找到答案。他堅信，農村的稅費改革，必將會繼續下去，因為它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他甚至認為，中國已經走上了市場經濟這條不歸之路，就不應該繼續推行糧食的統購統銷，逐步放開糧食市場才是良策。

　　他多麽想找壹個誌同道合可以傾訴苦悶的對象，可是，除了何開蔭，他又能找誰呢?壹想到何開蔭，就料定老何的處境肯定也不會比自己好到哪裏去，他的心裏便充滿了牽掛。

　　何開蔭此時的處境確實已變得十分狼狽子。十年了，為了農村稅費的改革，他飽嘗了人生的艱辛與世態的炎涼，但他無怨無悔，壹直信奉著鄧小平的壹句教誨： “不爭論，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大膽地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改革已經受到七個省六十多個縣農民的普遍歡迎，現在卻突然都相繼夭折，他確實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最不能接受的，還是隨著稅費改革的被迫中止，他發現，原來的情況全變了：過去熱情支持、笑臉相迎的人，壹下子換了面孔，好像不認識他了；而壹向冷眼旁觀的，這時卻紛紛出來證明他們的先見之明；本來就持有反對意見，等著看笑話的，開始走出來“秋後算賬”了，將各種各樣的屎帽子扣在他的頭上。說他的那些改革設想，純粹就是異想天開；說他寫的那些文章，更是在胡說八道；說他把國家的糧食政策和財稅制度已經攪成了壹鍋粥；說他做這壹切都不過是為了自己出風頭，為了欺世盜名。隨之而來的是，他寫出的文稿，因為無人為他簽字，在省政府辦公廳已不能再打印；早在壹九八七年，由於得到當時的省長王郁昭、常務副省長孟富林的特批，他就參加了當年的高級職稱評審，並於次年獲得“正高”職稱，現在碰到工資改革了，卻再沒人為他兌現，只能享受到科級待遇。更加令人想不通的是，省政府辦公廳在為幹部職工解決住房時，何開蔭在分房的打分申明明得分高居全廳第二，但是，如今辦公廳機關的每壹位幹部，包括分來不久的小青年，都享受到了政府辦公廳的住房，惟獨他，依然住在原來行管局房管所十分尷尬的老房子裏。

　　夫人顧鹹信，見老何成天心事重重，走在大街上也是勾著腦袋，怕他出事，更怕他會跑到什麽會上，或是去什麽場合，像過去壹樣想到什麽說什麽，就動員老何去學學抽煙喝酒。因為，她聽人說，酒可以消愁，煙能助人深慮，她只希望老何平安地度過這段日子。

　　“這些年來，妳身為高級農藝師，經常有人找上門來，請妳去作這方面的技術指導，放著又省心又來錢的好事不幹，偏要光著腦袋朝刺棵裏鉆，圖啥呢?現如今，話已難說，就別說了，改革的事也不要瞎操心了。”顧鹹信勸著何開蔭。

　　不過，在難耐與苦悶之時，他真的接受了夫人的建議：抽煙，喝酒。於是，平日從不沾酒也無煙癮的何開蔭，開始正兒八經地抽上了煙，每天晚上喝上兩盂酒。誰知，壹抽壹喝，竟然發現，煙酒這東西確實好使，他的心情真的平靜了下來。

　　可是，沒過多久，他的心潮又壹次湧動起來。他發現，安徽省的稅費改革並非全軍覆沒，發現了這壹點，他又變得激動不已了。

　　原來，安徽省省長回良玉，在《糧食收購條例》下來之後，就以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名義，向國務院寫了壹份報告，強調安徽省阜陽地區是經國務院備案的全國第壹個農村政策試驗區，為探索減輕農民負擔新途徑，要求繼續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為解決稅費改革與國務院頒布的《條例》相銜接的問題，安徽的試點決定將按耕田征實調整為按人付款。

　　由於回良玉的據理力爭，當全國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都停下來的時候，安徽阜陽卻是壹花獨放，稅改的試驗工作壹天也沒有終止。

　　有了這種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何開蔭終於放下心來，更令他鼓舞的是，在他已年滿六十應該退休的時候，回良玉省長聘任他為省政府參事。這就是說，只要身體康健，他就可以幹到七十歲；給了他深入研究農村改革十年的時間和更為廣闊的空間。他在感奮之余，立即又開始醞釀壹個新的計劃：那就是，把我們今天的糧食收購政策，作壹次系統的研究!

　　盡管這種研究，在當時是件十分敏感的事，更是頗多風險的事，可他決心已下，就奮不顧身了。

　　他早就註意到，壹九九三年夏收之前，還是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就下達了壹個《關於進壹步做好夏糧收購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糧食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但是，這項旨在保護農民利益、保證農民增產增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卻隨著壹九九四年壹月壹日開始的分稅制的推行，各地就難以貫徹了。因為政策規定是中央定價，敞開收購，出現虧損，要由地方財政補貼，問題是，產糧大縣連工資都發不下去，哪有錢補貼?沒有補貼，文件對糧食系統提出的那些要求，就等於沒說；政策還規定，國有糧食企業只能順價銷售，但中國的糧食系統養了那麽多吃閑飯的人，又如何能做到順價銷售呢?政策規定的保護價，其“保護”的資金，並不是直接“保護”給賣糧的農民，而是有相當壹部分被那些不法的投機倒把分子或壟斷尋租者漁獵而去。對廣大農民來說，這些政策不過是畫餅充饑，反而誤導農民多產糧食，而糧食又是糧食部門壟斷著市場，結果就把農民坑得更苦!這些年來，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速度已是逐年下降，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經低於人均負擔額的增幅。

　　“這些情況，從中央到地方都應該是清楚的，不清楚講不過去啊!”何開蔭感到難以理解。這種明顯不合理的糧食收購管制政策，過去下達的還只是《通知》，而這次頒布的卻是具有了法律效力的《條例》，這就使得它變得天經地義，不容置疑!

　　可是何開蔭依然對這壹《條例》表示了懷疑。

　　他承認，《糧食收購條例》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國有糧食部門的利益。稅費，在這壹點上，稅費改革與《條例》是有矛盾的。但他並不認為改革的試點在這方面就是錯的，相反，正是這種稅費改革，觸動了國有糧食部門的既得利益，才推進了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這些年，廣大農民對國家實行糧食低價定購制早就表現出強烈不滿，探索解決農民負擔治本之策的稅制改革，理所應當地要把取消這樣的定購制作為改革的壹項重要舉措。毫無疑問，這樣的改革試驗，它在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長期所承擔的“隱性負擔”的同時，也截斷了糧食系統牟取部門利益的壹條主要途徑。長期以來，我們壹些國有糧食部門依靠著政企不分、官商壹體的管理體制，左右逢源，下坑上騙：在收購環節上，通過壓級壓價、扣雜扣水的不良手段坑害農民；在銷售環節上，通過亂攤成本、漲級漲價坑害城鎮居民；在貸款的使用上，大量挪用擠占糧食收購資金，或利用少收定購糧、多收議價糧，虛報、冒領政策性貸款；在財務的結算上，又通過“平轉議、議轉平”等卑劣伎倆騙取國家財政補貼，層層截留儲糧補貼。總之，這次改革改的就是國有糧食部門官商壹體、政企不分的管理體制，改革的規定之壹便是“糧食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擔風險，不再承擔任何國家行政職能，國家也不幹預其經營行為”，迫使糧食企業轉換職能，走向市場。

　　既然改革是利益的再調整，那就不可能會使所有部門的所有人都滿意。

　　他認為，中國的農村改革，是在理論準備和政策準備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啟動的。第壹步改革，基本上是在農村內部進行的，有相當的獨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也只是破除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而我們又有著幾千年家庭經營的歷史，農民有著這種傳統意識，只要政策允許去搞就行，農民家家戶戶都會。可這壹次的改革就不同了，它勢必深入到金融、財政、價格、計劃、物資、內外貿易等等諸多領域，觸及到城鄉之間，以及部門之間，大量的深層利益結構的調整，面臨著空前復雜的局面。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內容，是要在經營主體變革的基礎上去建立現代市場主體和市場體系，如何去建立，我們的歷史沒有這種記憶，農民不曉得，我們的政府也不清楚。因此，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有許多是超經驗的，憑以往的經驗是無法把握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我們把以往的改革定義為破舊的話，那麽新壹輪改革，就應該認定為創新，即組織的創新和制度的創新，是在為市場運作夯實基礎。

　　中國有十二億人口，人均不過壹畝壹分多地，永遠不可能存在糧食過剩問題，為什麽在發達國家人均擁有壹千公斤糧食也沒有出現賣糧難的問題，而我國的人均只有四百公斤就會出現糧食過剩呢?這就要求我們不僅應該從糧食的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幾個方面去分析，更應該從我們的思想觀念和糧食的政策上尋找原因。

　　我們經常強調：“糧食是壹種特殊商品，關系到國計民生。”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往往會得出應由“政府統管”的結論，把糧食視為壹種統管產品，但同時應當看到，糧食有其特殊性，但它畢竟又是壹種商品，仍應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只是如何調控市場的問題。再說，就全國而言，現在農民人均純收入有百分之六十八來自農業，農業收入中種糧的收入又占到百分之五十二，種糧收入對今天的中國農民來說依然至關重要，而提高糧食生產的收入，所有的研究都在表明，只有走優質優價和結構調整產業化經營的兩條路，但現在的很多政策實際上已經把這兩條道不能說基本管死，也是大部分管死。可以說，不觸動現有糧食體制中的利益分配結構，提高農民收入就永遠只能是壹句空話。

　　何開蔭經過幾天痛苦的思考，壹鼓作氣，拿出了壹篇《徹底解決糧食購銷體制問題，必須進行農、財、糧、價、稅、費聯動的綜合配套改革》的沈甸甸的文章，決定再次進諫中央。

　　直言無忌，自是坦蕩的君子所為!

　　通過這幾年稅費改革的風風雨雨，何開蔭確實領悟透了毛澤東說過的那句至理名言：“中國的事情別著急，慢慢來。”

　　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沒誰不知道它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我們確實也不應該忘記，正是在那樣壹次偉大的會議上，“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還曾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而後來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卻正是以“包產到戶”、“分田單幹”為實質的“大包幹”取得重大突破的，所以，當那次會議的精神壹傳達，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傷心地說：“早也盼，晚也盼，盼來了兩個‘不許幹’!”

　　三中全會是“不許”，四中全會就改成了“不要”。“不要”無疑比“不許”寬容了許多，嚴禁變為勸告，變成“對已經搞包產到戶的不批評、不鬥爭、不強制糾正”。再後來，中央三十壹號文件，對“不要”也有了松動：“深山區孤門獨戶可以搞”，網開壹面了；到了中央七十五號文件，其範圍就被進壹步擴大，又成了 “三靠地區可以搞”。

　　終於，在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的三年之後，經過許多次反復，幾十遍修改，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被送到了中央最高決策層；先是中央書記處討論，繼而由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後政治局常委通過，於壹九八二年壹月壹日，將此《紀要》作為該年度的壹號文件，印發全黨——明確提出：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而且，不論采取什麽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

　　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何開蔭後來在給楊文良的壹封復信中，不僅回顧了中國農村改革走過的那段曲折的歷程，還試著步楊文良詩作的原韻，和詩壹首，以此明誌。

　　他很喜歡楊文良詩中透出的萬丈豪情，特別是“成敗得失靠實踐，利弊是非問群眾”兩句，他覺得是可以稱之為神來之筆的。

　　是啊，人民群眾喜歡不喜歡，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這永遠應該是我們壹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最後的歸宿!

　　在農業和農村的問題上，農民擁護，政策就對頭；農民反對，政策便出了毛病。世界上的事情什麽叫好?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歡迎的，就叫好；否則，就不能叫好。

　　他告訴楊文良，他的最近壹篇分析糧食購銷體制、希望綜合改革的文章，經新華社以最高內參形式，已經發給了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領導同誌。

　　何開蔭對“大包幹”歷史的回顧，以及捎來的安徽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消息，都成了深陷苦悶中的楊文良的興奮劑。

　　壹九九八年七月八日，楊文良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直接向黨中央、國務院寫出要求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報告。

　　8 中國農民的福音

　　事情到了這壹年的九月便有了轉機。

　　壹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周年的日子裏，江澤民總書記在安徽省城合肥，就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

　　江澤民指出：尊重實踐，尊重群眾，這是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在領導農村改革的立足點，獲得的根本經驗，也是我們今後推進農村改革，做好農村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要正確對待農村中出現的新事物，尊重農民的創造和選擇。

　　對於農村改革，他強調堅持兩條：第壹，鼓勵試，不爭論；第二，堅持“三個有利”的判斷標準。在改革的實踐中，要不斷幫助群眾總結提高，加以引導，對的就堅持，不對的改正就是了。

　　江澤民還就當前和今後壹個時期要著重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六大課題。其中特別指出：“改革和規範農村稅費制度，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這是黨的總書記第壹次堅定而明確地倡導和鼓勵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家“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他在講話中最後強調：“深化農村改革是壹篇大文章，我這裏只是點壹點題。希望各地按照中央的統壹部署，從當地實際出發，繼續大膽探索和實踐。”

　　總書記的講話像壹股強勁的春風，從八皖大地迅速吹向了全國各地，驅散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疑團與迷霧。

　　於是，看似停滯已呈膠著狀態的農村稅費改革，頃刻間，獲得了巨大的動力，步伐驟然加，陜了。

　　壹個月後的十月二十七日，財政部部長項懷誠、農業部部長陳耀邦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段應碧，三人就農村稅費改革問題專題致信朱镕基總理。他們提出，中國的農村稅費改革大致可分“方案起草”、“論證修改”及“試點實踐”三個階段，並把每個階段的大體設想也作了匯報，還把實施的時間也作了確定。

　　既然江澤民總書記已經十分明確地把農村稅費改革作為“著重抓好”的工作提了出來，許多地方過去又早已進行過這方面的試點’，並取得許多寶貴壹定的經驗，所以，朱镕基對項懷誠、陳耀邦和段應碧提出的這種按部就班的做法，就感到了不滿意。他在他們的材料上作了明確的批示：

　　“三個階段可交叉進行，實行時間不必拖到二OOO年。先出個文件，各省市可根據具體情況自定改革時間，爭取有幾個省明年出臺。”

　　那段時間，朱镕基南下考察，考察期間仍念念不忘稅費改革的事。據《廣西日報》十月三十日報導，朱镕基在北海和南寧的談話中就指出：“農村中的提留、統籌等費用是目前腐敗的原因之壹；有些地方以這些‘三提五統’費用為借口，加收各種名目繁多的費。政府年年喊錢不夠用，農民天天怨負擔重。這個事不能拖了，妳們要多做調查研究，及時解決。”

　　他還說，“幾年前我就已經有了個好的想法，思考了許多年，我的想法就是把所有合理的收費納入農業稅的範疇，讓村幹部吃‘皇糧’，稍微提高壹些稅就可以了，農民也負擔得起，除了農業稅，其他收費都屬於非法的；除了稅務部門外，其他任何單位、個人都不能向農民收費，誰收誰違法。這樣亂收費的人就找不到借口了，農民拒絕亂收費也就更加理直氣壯了。在這個問題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統壹思想，統壹認識，是完全可以做好的。這對農民有好處，對國家有好處，對有效制止亂收費、搞好幹群關系、杜絕腐敗都大有好處的。河北省搞了幾年試點，實踐證明是不錯的。”

　　沒過多久，朱镕基再次給項懷誠、陳耀邦和段應碧作出批示：

　　“根據我同許多省市領導交談，此項改革業已成熟，不必拖那麽長時間。當然工作要做細，也不必由中央規定壹切細節，劃壹實施時間。實際上壹些省已在壹些地區實行。領導小組和辦公室越多越辦不了事，需要哪個部門辦事和商量，國務院已授權妳們可以召集。”

　　這壹年十二月四日，新華社信息中心編印的《決策參考》第四十七期《權威論壇》，朱镕基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又壹次說到了稅費改革，他說：“河北省壹個地方已經推行了好幾年了，采取公糧制，壹律橋歸橋，路歸路，不向農民收鄉統籌、村提留，都在農業稅裏面收，非常有成效。”這年年底，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朱镕基再次談到“鄉村費改稅”時，又十分明確地說道：“鄉村費改稅九九年要開始搞，安徽、河北的這項改革搞得還是好的，要繼續搞。”

　　壹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在京召開，朱镕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莊嚴承諾：“抓緊制定農村費改稅方案，並付諸實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會後，國務院辦公廳本年度第六號《參閱文件》，就刊出了項懷誠、陳耀邦、段應碧三人合寫的《關於農村稅費改革有關重大政策問題的調研報告》。

　　到了這時候，河北省因《糧食收購條例》的頒布被推遲了九個多月的“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終於在石家莊隆重召開了。會上，省委副書記趙金鐸，對這麽多年鍥而不舍地從事公糧制改革研究的楊文良，給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和表揚。他充滿感情地說道：

　　“文良同誌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非常執著。無論是這項改革順利的時候，還是遇到問題和困難的時候，他都是壹往無前的，也確實費了很大的心血。特別是在《糧食收購條例》出臺後，他寫了壹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的觀點是有分量的，我看許多觀點是很有說服力的，也有壹定的現實性。這些文章分別寄給了朱總理辦公室、中財辦、國務院研究室等單位。”

　　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作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倡導者也應邀前往石家莊並作了專題發言，他發言的題目是：《中國農民的福音：農業稅費改革是農民減負增收、理順農村利益關系、發展農業生產的得力措施》。他的發言在研討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

　　壹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國務院辦公廳向全國轉發了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辦《關於壹九九八年農民負擔執法檢查情況的報告》，要求各省市區“抓緊制定並實施農村‘費改稅’方案，積極探索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有效途徑”。

　　至此，農村稅費改革終於成了社會各界關註的熱門話題。各地都在積極的探索和抓緊實施減輕農民負擔的稅改方案，壹個新的改革高潮，在中國各地的農村呼之欲出了!

　　這期間，新華社編印的《半月談》雜誌從全國各地眼花繚亂的農村稅費改革的探索中，排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模式”，這就是：安徽省太和縣的“農村稅費總額大包幹”模式、河北省正定縣的“公糧制”模式和湖南省武崗市的將“三提五統”費改為“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稅”模式。

　　到了十壹月十三日，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堅定地表示：“要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並公開了推進的時間表：“明年國家先在幾個省區進行試點，其他省區也可在個別縣(市)試點，爭取後年在全國推開。”

　　現在，朱镕基把改革的步伐驟然加快了。

　　確實沒有理由不再加快這項改革試點的步伐了。盡管項懷誠、陳耀邦、段應碧擬就的改革試點方案，尚未正式出臺，更不了解各省市自治區對這個試點方案持何種意見，而且眼看還有壹個多月的時間便到了“明年”，朱镕基還是把“幾個省區進行試點”的時間，定在“明年”，同時宣布，幾個省區大約只要壹年的試點，就可以“爭取後年在全國推開”。

　　朱镕基的決心和信心都很大，改革起來，依然是他那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強力推進的施政特色。

　　然而，當國務院授權財政部長項懷誠等人組成的專門領導小組，拿出《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意見》，將他們擬就的試行方案發到全國各有關的省區以後，因為這個方案並沒有集中起各地試點工作中成功的經驗，有著明顯的政策缺陷，執行這個方案，農民的負擔可能會被減輕，但地方財政由此出現的巨大的財政缺口，卻無力填補。所以，除安徽省委書記回良玉因是這方面的專家；顯得胸有成竹，信心很足，其余各省都先後打了退堂鼓。但就是這惟壹堅持試點的回良玉還因為工作的需要，不久就又被調離安徽，出任江蘇省委書記，這就使得農村“費改稅”的試點工作，頓時變得撲朔迷離，陷人僵局。

　　但是，朱镕基的決心沒有變。早在壹年前，他在給財政部長項懷誠、農業部長陳耀邦、中央財經辦副主任段應碧的批示中，就指出過：“實行時間不必拖到二 OOO年”，“實際上壹些省已在壹些地區實行”，“此項改革業已成熟，不必拖那麽長時間”。隨後又在全國經濟會議上明確提出：“鄉村費改稅九九年要開始搞。”顯然可以看出，他確定的時間表卻壹再被耽擱，最後還是拖到了“不必拖到”的二OOO年!

　　此勢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二OOO年必須推行改革，這壹點，不能再有絲毫的動搖了。

　　於是，二OOO年三月二日，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

　　我們註意到，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寫出的後來曾轟動全國，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壹封信，正是二OOO年三月二日。

　　這既是壹種巧合，卻更像壹個寓示，它至少說明，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這個《通知》，不僅順應民意，還是十分及時的!

　　《通知》指出：“中央確立在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少數縣(市)試點，具體試點工作由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決定和負責，試點方案報中央備案。全國農村稅費改革在試點的基礎上摸清情況，積累經驗，逐步推開。”

　　《通知》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要帶頭貫徹落實中央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精神，積極支持和配合搞好試點工作。要適應改革要求，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關政策，堅持壹切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的方針，可辦可不辦的事情不辦，能緩辦的事情緩辦，決不能用犧牲農民利益的辦法求得事業發展。”

　　確立安徽作為稅費改革惟壹的試點省，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安徽最大的信任與鞭策，當然更是對安徽率先提出稅費改革並連續七年進行大膽探索的充分肯定。

　　這期間，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在京召開，當安徽省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朱镕基總理來到了安徽代表們中間。

　　他坦誠直言道：“我壹直關心農業的問題，考慮增加農民的收入，減輕農民的負擔，這已經是現在最大的政治，但能拿出的辦法卻又不多，只有‘減負’。這是必須下決心的。‘費改稅’，是壹攬子工程，不合理的收費很多，什麽二百種、三百種，我看只有壹種，就是農業稅，其他都是屬於非法的，不能再叫種田的吃虧了。這項工作，已經搞了壹年的調研，也定了壹些試點，可是到今天卻只有安徽不打退堂鼓，而現在良玉同誌還到江蘇去了。”

　　朱镕基望著新任省委書記王太華，問道：“妳太華還搞不搞呢?”

　　王太華非常清楚這場改革意味著什麽。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遵循，什麽可能都會出現，什麽困難都會發生，但是，為了讓億萬農民過上幸福富足的日子，他還是願意承擔壹切風險，迎難而上。也許此刻，他有許多話要說，卻只是莊嚴地壹笑，說了壹個字：“搞!”

　　朱镕基高興地點了壹下頭，說：“有這個勇氣，是要表揚的!”

　　接著，他指出：“這條路很艱難，也很光榮。萬裏同誌當年在安徽搞‘大包幹’，那是開創了壹個歷史；今天農村稅費改革的意義，不亞於‘大包幹’，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件事的重大意義。”

　　說到這，他的感情變得復雜起來。他認真地環視壹周，動情地說：“我是南陵人，南陵縣是我的祖籍，我有安徽的血統。安徽的歷史上，有浮誇的‘美名’，當然，全國都有，安徽卻是比較嚴重的，我擔心這次稅費改革，下面還會搞浮誇。現在，大家都怕我，但安徽不怕，尤其南陵人不怕，九八年我去南陵糧站視察，他們就對我弄虛作假。今天只有搞‘費改稅’這樣壹條路了，我們必須紮實工作，壹定要謹防虛報，農民的稅費不能再搞得太重了。假如這壹次搞不好，我就只有撤職。”

　　他感慨道，“這麽多年，我們培養了壹批會匯報的幹部，這些幹部不去訪貧問苦，不去做調查研究。今天我們搞稅改，就是要講實的，要講成績，也要講缺點，講問題。我希望安徽省的同誌進壹步改進領導作風，能聽得進不好聽的話，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他最後說道：“太華同誌比我年輕，風險我替妳擔了，但我依然為妳捏把汗啊，因為‘費改稅’的工作是會非常艱巨的。我馬上要下了，(任內)看不到結果了，可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團結起來，勇敢地挑起這個擔子!”

　　就在那次全國人大的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也來到了安徽省的代表團中間。

　　他認真聽取了大家對搞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意見和建議之後，親切地對來自家鄉的代表們說：“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措施。工作中，會有不少困難，安徽作為試點，我們就壹定要精心組織，認真安排，有步驟地進行。”

　　歷史，又壹次降大任於八皖大地。壹場億萬農民期盼已久的，中國農村第二步偉大的改革，就在這世紀之交，在“大包幹”的發源之地，終於拉開了序幕!

　　江淮兒女又壹次勇立潮頭!

破局

　　1遲到的“新聞”

　　安徽省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宣傳發動陣勢在最短的時間內出現了。

　　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壹千三百萬農戶印發了《致全省廣大農民群眾的壹封信》，在三十五萬個村及村民組張貼了《關於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通知》，黨的政策迅速走進千家萬戶。

　　可以說，其聲勢之浩大，鋪天蓋地，這種場面，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安徽就再沒有出現過。

　　緊接著省委又從各部門各機關，抽調三百六十五名幹部，組成八十五個督查組，奔赴大江南北，長淮上下，宣講稅費改革的意義，解釋稅費改革的政策，督查各地落實稅費改革的情況。

　　這次安徽以省為單位搞的改革試點的方案，是由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確定的。歸納起來，大致是四句話：三個取消，壹個逐步取消，兩項調整，和壹項改革。具體內容是：取消現行的按農民上年人均收入壹定比例征收的鄉統籌費，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對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用三年時間，逐步減少直至全部取消統壹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的辦法。

　　其方案簡單地說就是“費改稅”。

　　原來的“鄉統籌”，即鄉、村兩級辦學經費的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修建鄉村道路費等五項由鄉鎮支配的資金，改革後被納入了農業稅，鄉統籌的名目被取消；原來的“村提留”，即管理費、公益金、公積金三項由村級支配的資金，改革後將其中的公積金剔除出去，由村民按“壹事壹議”的辦法籌集，而管理費和公益金均改為農業稅附加。

　　為便於廣大農民好懂易記，又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壹正壹附，壹事壹議。”“正”，即農業稅正稅；“附”，是指農業稅附加；規定農業稅附加的比例不得超過農業稅正稅的百分之二十。村裏興辦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的資金，實行“壹事壹議”，壹律由村民大會民主議論決定，並規定此項資金每年每人不得超過十五元。

　　應該說，這次出臺的以減輕農民負擔作為第壹位目標的改革方案，將過去屬於行政事業性收費的“統籌提留”中絕大部分項目納入了稅收軌道，改“費”為“農業稅”或“農業稅附加”，這就使得原來壹般性的行政行為，具有了依法征繳稅收的性質，那些不在此例、無法可循的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都將失去其合法性，農民交納不交納已並非守法不守法，因此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拒交。再說這次又有著空前的宣傳陣勢，上下聯動的強力推進，也迫使鄉村的幹部必須依法行政，這就為減輕農民負擔創造了壹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為確保改革試點工作順利進行，安徽省人大常委會也行動起來。他們以極大的熱忱，對以往制定或批準的地方性法規，進行了壹次全面而又徹底的清理。他們把改革開放以來凡與稅改精神不壹致，或與減輕農民負擔政策不相符的各種規定，壹律予以重新修訂，或幹脆宣布作廢。

　　省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和省涉農案件辦公室，三家也聯手發出《致全省農民朋友的壹封信》。詳細地宣傳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以及“壹事壹議”籌資和“兩工”的改革政策，並進壹步把涉及農民的行政性收費內容作了壹壹公示。最後他們將準許收費的範圍，限定在中小學收費、計劃生育收費、農機監理收費、婚姻登記和建房收費等十項，每壹項收費的數字也都規定得十分具體。譬如建房，除允許土地證每證收取工本費五元外，其余的面對農民建房的壹切行政事業性收費，統統取消；譬如婚姻登記，只準向農民收取結婚證工本費，並限定簡裝本的結婚證工本費為兩元，精裝本為九元，農民使用簡裝本還是精裝本，均由當事人自願選擇，不得硬性強求，除此而外，就不準再收取保證金、押金和代收其他的任何費用，更不得強行推銷禮品、宣傳資料、婚照等等服務項目。

　　在《致全省農民朋友的壹封信》中，三家權威部門還分別公開了各自的舉報電話，讓農民吃顆定心丸，有了護身符。

　　這種惠民政策，不用說，很快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他們聽懂了，鬧明白了，知道了自己擁有的權益和維護這些權益的途徑，所以，無不拍手叫好，奔走相告。

　　我們在鳳陽縣小崗村，訪問了當年“大包幹”帶頭人之壹的嚴宏昌，談到稅費改革給農民帶來的變化時，他興奮地說，這壹年，對小崗來說，正是個難關，春上播種時頂頭遇到旱災，秋裏收割時又趕上澇災，有的地裏顆粒無收，還幸虧實行了稅費改革，大夥的負擔減了將近三分之壹，不然，群眾的日子真不知該怎麽過!

　　早在安徽省作為試點省以前，還是回良玉任省長時，安徽就在原先阜陽地區進行改革試點的基礎上，發展到了沿淮壹帶二十多個縣市，現在這些縣市改革的範圍進壹步拓寬，內涵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農民負擔減輕的幅度也更大。其中，懷遠縣的改革還是得到了高層的肯定的。

　　過去，懷遠縣二十六個鄉鎮，絕大多數都出現過因農民負擔屢屢上訪的事件，壹九九八年就發生了二百八十九件(次)，被稱作“安徽上訪第壹大縣”。到了壹九九九年，全縣開始搞改革試點，因農民負擔引發的上訪事件當年就降到了五件(次)。這次試點，算是懷遠縣的第二輪改革了，減負的成效因此就來得更加明顯。

　　二OOO年九月二十壹日上午，《南方周末》壹位記者走進了懷遠縣包集鎮林莊村宋莊村民組，三十七歲的村民宋家全正在自家院子裏篩芝麻。雖然那壹年宋莊和風陽縣小崗村壹樣，都碰上了春旱秋澇，收成低於往年，可壹臉胡子茬的宋家全看起來心情不錯。宋家四口人，經營著四畝五分地，上半年他們全種了小麥，午收以後又種了兩畝花生兩畝玉米，還見縫插針地點了壹些棉花籽和芝麻。小麥畝產六百五十市斤左右，攏共收了兩千六百斤，按每百斤五十三元的收購價，合壹千三百七十八元；兩畝花生壹千斤，合壹千元左右；兩畝玉米壹千壹百斤，合五百元左右。他家全年的種地純收人大約是兩千三百二十元。六月初，宋家全收到的納稅通知書上寫得明明白白：根據他家的耕地面積、計稅常產、稅率和今年的糧食收購價格，應交農業正稅壹百七十八元八角七分，農業稅附加三十五元七角七分，兩項相加，共計二百壹十四元六角四分；村裏公益事業的‘壹事壹議’按規定最多不過十五元，就是說，把這次稅費改革的“壹正壹附，壹事壹議”全算上了，不到二百二十元。統籌款取消了；農業特產稅也按“不重復征收，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征收了，除此而外，宋家全按政策有權拒絕再交納任何稅費，於是他很痛快地按時交糧完稅，變得壹身輕松。

　　他對記者說，要擱在前幾年，鎮裏村裏定的亂七八糟的這稅那費，他家四個人就要交到六百元，大多數的名目聽都沒聽說過，他壹個農民怎能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讓人沒法承受。

　　包集鎮鎮長朱興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宋家全家的負擔從六百元降到現在的二百壹二十元，不僅是數量減少，更是質的變化。“以前是用行政手段收費，是無序的，現在是依法收稅，農民容易監督，亂收費沒了名目和依據，只要認真執行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

　　二OO壹年臘月的壹場冷雨過後，我們也走進了這個包集鎮，見到了鎮長朱興年。他是本縣梅橋鄉人，當過六年民辦教師，壹九八四年二十五歲時開始擔任副鄉長，以後分別在四個鄉鎮當過領導，壹千便是十七年。我們見到他時，他正舒心地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喝著茶，壹邊看著上邊發下來的文件。提到減負，問到稅改，他就高興地打開了話匣子。他說馬上要到年跟前了，過去逢到這種時候，誰敢這麽清閑地呆在辦公室，心平氣和地喝口茶呢，越是靠近年關越是忙，上門催錢逼糧呀!累斷腿不講，還最容易發生涉農事件，有時，甚至指望雇請的“收糧隊”也不行，必要時還得靠派出所扮黑臉。現在好了，給鄉鎮幹部松了綁，農民再也不用擔心咬三喝四的“收糧隊”上門扒糧搬櫃牽牲口了。農民的田好做了，幹部也好騰出手替農民實實在在辦些事了。

　　我們去的那天，包集鎮的黨委書記何雲剛從常墳鎮調過來，這是他在包集鎮上第壹天班。何雲和朱興年二人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談起了溫家寶副總理到懷遠搞調研的壹段佳話。

　　二000年四月十二日，安徽遵照中央的部署在全省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僅僅壹個多月的時間，溫家寶就風塵仆仆地來了，要到“安徽上訪第壹大縣”的懷遠縣去看個究竟。盡管溫家寶來得突然，地方黨委和政府還是作了周密安排。那天下午，車從京浦鐵路的重鎮蚌埠出發，經渦河旁邊的五岔路口馳人去懷遠縣包集鎮的公路。眼看就要到包集的地面了，溫家寶乘坐的車卻故意落在後頭，接著壹個冷不防，車頭猛地轉了向，並且下了公路，直奔沒做壹點兒安排的淝河鄉常湖村。他要 “突擊檢查”壹下那兒的農村稅費改革的進行的情況。

　　在淝河鄉常湖村，溫家寶在作了詳細的調查之後，感到確實不錯，這才又回到公路上。誰知，車子開出不遠，溫家寶發現路的壹側有條簡易的機耕小路，他就又要司機拐下去，然後壹直朝前開去，開到了《南方周末》記者采訪過的那個林莊村宋莊村民組。

　　也許是因為在基層的地質部門幹了十七年，壹年到頭翻山越嶺，練就了壹雙好腳板；也許是深居高位後仍然經常深入到第壹線，溫家寶的精力顯得十分旺盛，走起路來腳底生風。他在林莊的村頭下車後，疾步進莊，就像那裏的常客壹樣，同村民們熱情地打著招呼，隨便地停下來和老鄉們拉著瓜，再不就是出東家進西家，他要來個眼見為實。

　　談起那天陪同溫家寶的情景，何雲不由肅然起敬。他說，四月十三日，縣裏本來是安排溫家寶去常墳鎮。車過王莊時，溫家寶忽然又喊了聲“停車”，車剛停穩他就跳了下去，走得飛‘陜。

　　當時何雲還是常墳鎮的書記，為了跟上他，居然要壹路小跑，竟累出了壹身的汗。

　　應該說，常墳在懷遠縣是比較富裕的壹個鄉鎮，溫家寶進了王莊村，卻是誰家房子差進誰家，誰穿得不好就專找誰調查。鎮裏事先組織好的座談會，泡了湯，在王莊的村委會裏，溫家寶卻開成了壹個由他親自主持的農民談心會。他讓大夥放開談，往實裏講，揀真的說。

　　調研的結果，令他十分滿意。他確信，農村的稅費改革確實使這個產糧大縣、“上訪大縣”的農民負擔正在被減輕。

　　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第壹年，安徽省審計廳對全省十七個直轄市六十二個縣(市、區)的八十五個鄉(鎮)二OOO年稅改情況，進行了壹次認真審計。結果表明，這些鄉鎮人均負擔已由壹百二十三元九角八分下降到八十三元壹角四分，比稅改前減少了四十元八角四分，農民負擔明顯減輕。

　　省委書記王太華在接受采訪時說：“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進展，總體上看是比較順利的。

　　“改革首先給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經測算，改革後，全省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及附加總計為三十六億六千壹百萬元，比改革前減少十壹億六千四百萬元。加上取消屠宰稅和農村教育集資，農民總的稅費負擔減少了十六億九千萬元，減幅達百分之三十壹。同時，省政府取消了各種面向農民的收費、集資、政府性基金和達標項目五十種，‘三亂’基本得到有效遏制。”

　　公元---000年八月五日，壹個周六的晚上，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段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了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新聞。這顯然已經不是這條 “新聞”的第壹時間，而且它與“中央確定在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時間，也已經相隔了五個月又三天。這當然不是中央電視臺的“失誤”，只能表明，黨中央和國務院對這次改革的慎重與註重實效。因為這時午收已過，安徽省的農村稅費改革工作開局喜人，已經初見成效了!

　　2 兩份“內參”

　　農民負擔的減輕，意味著縣鄉財政缺口的加大。如何彌補這突然加大的收入缺口，壹時成為他們火燎眉毛急於要解決的課題。

　　以最早進行稅改試點的太和縣為例，在開展這壹輪農村稅費改革的二OOO年當年的收入缺口，就達到了九千七百三十二萬元，少了將近壹個億!

　　錢不夠花，要麽開源，要麽節流。中央和省裏三令五申“確保農民負擔切實降低不反彈”，從農民身上再打主意這壹重要源頭已被堵死。飯不夠吃，最立竿見影的辦法就只有減少吃飯的人。早在五年前開始搞稅改試點時，太和縣已經精簡過壹茬人，現在的缺口卻是比任何時候都大，只有清退所有不在編的聘用人員，於是精簡鄉鎮中所有的超編人員，這些平日下不了決心也下不了手的事，今天都別無選擇地被提到了議事日程。

　　可是，連清退不在編的聘用人員和精簡超編人員依然無濟於事時，對於在編的人員也要看鍋吃飯了，有的，不得不通過勸其病退，或提前退休，來壓縮編制。當然，誰退，誰不退，這中間還存在個人情、家庭背景等各種復雜的因素要考慮，但是，將吃皇糧的人數盡可能地壓縮下來，已屬刻不容緩!

　　減少吃飯的人以後，還要接著過緊日子。太和縣委縣政府，隨後又提出了“放筷子、停車子、關機子”的口號，並相應出臺了《小車配備使用制度》、《接待制度》等壹系列規章制度。縣裏的六大班子如此，鄉鎮幹部的小汽車也就只好改作自行車，而且中午壹律得在食堂吃工作餐，村級更是取消了招待費用……所有的資金都必須首先用於工資的發放，在不能保證工資正常發放的情況下，其他開支壹律停止!

　　那些過慣了無拘無束快活日子的鄉鎮幹部們，對現在這種缺鹽少油的緊日子存有腹誹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盡管這次農村稅費改革中央和省裏的決心都很大，絕大多數地方確實也做到了令行禁止，但總也有些地方依然我行我素，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壹套。

　　其中性質最惡劣、政治影響很壞的，當數碭山縣程莊鎮事件。

　　碭山縣，縣內其實並無山，倒是鄰縣附近有’壹芒碭山，秦末時曾為劉邦落難隱藏之處，碭山、縣名也許由此而來。它位於安徽最北部的黃河：故道，歷來以盛產酥梨而名馳天下，但這麽多年了，種梨的程莊鎮農民卻並沒由此富得流油，只因為那裏的農民負擔壹直很重。僅壹九九七年；到壹九九九年，這三年間，程莊農民人均負擔的各種稅費，就分別占到上年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十壹點九九、百分之十壹點四壹和百分之十三點二四，這與中央劃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相去甚遠! ；

　　年年收獲甜梨的程莊人，壹年忙到頭，得到；的似乎只有苦澀與心寒。 ；

　　二OOO年，按照縣裏制定的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方案看，程莊鎮農民人均負擔仍有壹百六十壹元七角，在實際的執行中，鎮裏又無視中央和省裏關於嚴禁額外加重農民負擔的規定，根本不打算在開源節流上動腦筋，做點兒與這場改革相適應的事情，而是壹切照舊，以支定收，擅自增加了壹百五十五萬零六百元，人均增加了三十六元壹角二分錢。在征收的過程中，不僅違反規定，按畝平攤，而且既不張榜公布，也不下發納稅通知單，更不開具稅票，依然亂來胡搞。

　　好在安徽這次試點的透明度極高，黨的壹切方針政策都是與廣大農民直接見面的，且不說省委、省政府印發的《致全省廣大農民群眾的壹封信》發到了千家萬戶，就是《關於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通知》也張貼得滿道皆是，程莊鎮黨委和政府的這種做法顯然與上邊的精神不壹致，許多農民便紛紛站出來抵制。

　　鎮黨委書記龐家良也並非凡角，他見群眾拒不執行鎮裏的決定，便認定村民們是犯上作亂，就決定給大家壹點顏色看看。於是，壹個由他提議，由鎮黨委鎮政府聯席會議通過的“思想政治學校”便正式開辦，他們將不能及時如數繳納稅費的農民，集中起來進行“教育”。鎮黨委書記龐家良親任名譽校長，鎮長傅正勇任校長，其他有關的黨政負責人壹個個都分別擔任了副校長。

　　要求完成稅費上繳任務的時間確定在六月底，這對梨農來說，正是個“青黃不接”的日子，因為酥梨要等到八月下旬才能陸續上市，不把梨子賣出去，梨農們怎麽可能有錢呢?去借高利貸吧，很多人還不起。這樣到了七月份，完不成交納數目的，名單便由村幹部提供上來，學校就出車上門去強行帶人。人到學校，首先要掏出五十到壹百元不等的“乘車費”，然後，每人每天還要交上二十元的夥食費和住宿費。

　　打從進了鎮裏開辦的這所“思想政治學校”，梨農們就別指望還有人身自由。當時，正值盛夏，呆在屋裏不動彈還要汗流浹背，學校卻把大家趕鴨子似的轟到操場上，去曬太陽，還逼著壹個個繞著圈子跑步，跑慢了就遭痛罵，甚至受到體罰。最叫大家忍受不了的，是把所有人集中起來，責令父子兄弟之間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扇巴掌，巴掌必須真扇，且要扇出聲，不聽響不算，壹次規定三十下。壹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壹片。

　　這可是到了二十壹世紀了呀，如此慘無人道強收稅款的野蠻行徑，自然激起了程莊鎮農民的強烈抗爭。壹人呼，百人應，二支不討個說法死不回頭的上訪隊伍，分乘幾輛拖拉機，向四百公裏之外的省城奔去。

　　這事當即驚動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長張平急忙驅車，在距合肥已是八九十公裏的長豐縣曹庵迎到了上訪人員。他耐心地聽著大家的申訴。他本人就是與碭山縣接壤的蕭縣人，對蕭碭地區的農民太了解了，他深知勤勞純樸的黃河故道兒女，不被逼得走投無路，是絕不會鬧出這麽大的動靜的。

　　張平誠懇地說道：“請大夥回去吧，不要再到合肥去，我明天就派人到程莊去調查。”他大聲向人們作出許諾，“請相信我，這事壹定會處理好的。”

　　第二天，省農委主任助理許偉壹行五人，從省城合肥趕到了幾百裏外的碭山縣城。他們首先找到縣委書記馬駿了解情況，沒想到，馬駿竟說得十分隨便：“那個地方的老百姓，壹貫不好好生產，就會告狀!”

　　許偉壹聽，知道這位縣委書記是太年輕了，到了這種時候，尚不清楚程莊事件的嚴重性。便說：“我們下去看看。”

　　馬駿見省裏壹行人執意要到下邊調查，就婉言阻止，指出下去的危險性：“妳們這種時候去，人身安全恐怕都不可能有保障。”

　　許偉當然不信。憑他的經驗，只要讓群眾講話，並且尊重群眾的意見，絕大多數群眾還是通情達理的；相反的，如果壹味回避矛盾，甚至把群眾視為自己的對立面，事情就沒有不辦砸的。

　　許偉等人沒在縣城逗留，馬不停蹄地趕往鎮裏。

　　程莊鎮農民見省裏果真來了人，確信省裏的領導就是不壹樣，言而有信，大夥趕集觀燈似地，紛紛迎出村頭，然後，齊刷刷跪倒在地，百感交集得落下了淚水。

　　許偉慌忙要大夥站起，忍不住地硬咽道：“我是受省委、省政府委派，來聽大家的意見的!”

　　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從省農經委的匯報中，了解了碭山縣農民集體上訪的真相，氣憤地說：“這樣對待農民群眾，還是共產黨嗎?我們要這樣的黨員幹什麽!”

　　他當即趕往碭山，要親自去處理這壹起“程莊事件”。

　　不久，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安徽省監察廳，就這壹事件查處的情況，向全黨發出了通報。通報指出，碭山縣程莊鎮嚴重違背了中央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無視省委、省政府的三令五申，擅自加重農民負擔，特別是舉辦“思想政治學校”，變相關禁體罰群眾，極大地侵害了群眾的利益，侵犯了群眾的人身自由，傷害了群眾的感情，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群、幹群關系，造成了很壞的政治影響。對這種我行我素，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無視黨的原則，背離黨的宗旨，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嚴肅處理。

　　研究決定：開除鎮黨委書記龐家良黨籍；撤銷鎮長傅正勇行政職務並留黨察看壹年；撤銷鎮黨委副書記王法洲黨內職務；給予副鎮長孟凡昌、王巖行政記過；同時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委書記馬駿、縣長沈強，分別給予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

　　“程莊事件”，以及後來受到的嚴肅查處，這在安徽省當時的廣大農村，產生了很大的震動，給那些因為財政缺口極想鋌而走險的鄉村幹部敲了壹記振聾發聵的警鐘!

　　其實，像碭山縣這樣的反面教材，在安徽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第壹年，也並非獨此壹例。王太華書記在接受采訪時，並沒有回避試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特別指出，由於監督體系還不夠完善，個別地方仍出現鄉村幹部上門扒糧擡物而引發事端的現象。具體指的就是皖東地區來安縣的廣大鄉。

　　來安縣，也是安徽較早開展稅改試點工作的縣份之壹，各種政策法規的宣傳不可謂不到位，然而，這壹年廣大鄉的負責人，在部署夏季農村稅費征收：工作時，用的仍然是老辦法。他們在全鄉兩級幹部的會議上公開動員：“對少數有錢不給、有糧不交的難纏戶、釘子戶、老大難戶，必要時，還得采取扒的政策!”

　　鄉領導在大會上敢說這種話，村幹部的膽子就能大上天。

　　這個鄉的農民劉春國，原是本分的莊戶人，以往年年都是按時足額交納稅費的，雖不堪重負，卻從不多說壹句話。偏偏全省啟動稅改工作這壹年受了災，劉春國壹時拿不出現金來，村幹部卻認為他是在同稅改工作對著幹，屬於有錢不交的“難纏戶、釘子戶、老大難戶”壹類，於是領著壹幫如狼似虎的征收人員，大呼小叫地強行扒糧，劉春國氣不過，當場喝下農藥，自殺身亡。

　　稅費改革畢竟牽動著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而這種利益不光是長時期形成的，又是同各種權力緊密聯結在壹起的，因此改革任務的艱巨，是可想而知的，稍不留神，壹些地方就會生發出各種各樣的花招，變著法子增加農民負擔。

　　鑒於這種情況，省委書記王太華，在大會小會上強調，要求全省各地進壹步健全農民負擔的監督管理機制，充分發揮群眾監督、法制監督、輿論監督等多方面的監督作用，暢通農民反映問題的渠道，盡快形成壹個全方位的農民負擔的監督體系，以確保農民負擔得到嚴格控制。只有這樣，才談得上能夠長期保持穩定。

　　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發生的故事，就為王太華的此番講話作了最好的詮釋。

　　壹天，安徽省發行量最大的《新安晚報》社的編輯部，突然收到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以“全體村民”的名義寄來的壹封信。信中說：“黨中央、國務院在我們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目的就是減輕農民負擔，我們打心眼兒裏表示感謝和擁護。但我們這裏在具體執行稅費改革政策時卻不從實際出發，將‘計稅常產’核定為每畝壹千零四十三公斤，而且發下來的納稅通知書，規定要公示的‘計稅常產’、‘稅率’、‘農業稅附加率’等許多項目全都空著不填，只填上我們應交多少錢。如果按畝產壹千零四十三公斤計稅，我們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降低，比去年要高出老大壹截，日子將更加艱難了……”

　　接到這封農民來信，報社領導非常重視，立即派史守琴前往調查核實。

　　史守琴算不上資深記者，卻是年輕記者中出類拔萃的，雖為女輩，巾幗不讓須眉，頗有幾分古道熱腸，敢說真話，敢碰硬，人稱“史大俠”。

　　這次，報社領導派她前往肥東，自然事出有因。從前肥東縣路口鄉的壹個村，也反映過農民負擔問題，就是派她去調查核實的，為此，還鬧出個“半碗渾水”的佳話。那天，她因為走的匆忙，穿在身上的壹件剛從日本帶回來的大花連衣裙，竟也沒顧上換，就風風火火地上了路。當趕到那個村子，向田頭的農民說明自己的來意時，發現農民們壹個個瞠目結舌，全好奇地看著她，她這才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這套服裝幫了倒忙。她於是取出村民給報社的信，作進壹步說明，誰知，壹位二十剛出頭的青年農民突然站起來，拾起身邊壹只藍邊大海碗，走到田溝處，彎腰舀起了半碗渾水，然後送到她面前說：“我們怎能相信妳們不搞‘官官相護’呢。這樣吧，妳若不怕水臟，敢喝上兩口，我們就相信妳也許能替我們說幾句真話。”史守琴壹看暗中叫苦。喝吧，那水望上壹眼，胃裏便覺有東西在翻；不喝吧，馬上就得走人。她聽不得對方說出那樣的話，於是，心壹橫，毫不猶豫地接過碗，眼也不眨地仰起脖子就喝。當快要喝完時，碗被奪了過去，她看到，青年農民臉上呈現出慚愧之色，在場的農民表情也都變了。

　　那次采訪結束後，壹村的農民全出來為她送行；有的，竟送了壹程又壹程。

　　後來她用壹篇報道給村民解決了問題，為表示感謝，壹位七十多歲的農村教師冒著那年少見的大雪，給晚報送來壹幅丈二對聯，上書：“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打那以後她堅定了壹個信念：“站在黨旗下，盡心盡力為老百姓說話!”

　　這次，當她看完這次村民寫來的信，心情很沈重，當即就出發了；實地調查核實後，她變得越發不安。從了解到的情況看，那裏的農民，對中央稅費改革的大政方案並無異議，對省政府確定的農業稅率和農業稅附加率也都沒啥意見，只是對龍塘鄉“核定”的“計稅常產”，每畝竟高達壹千零四十三公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變著法子加重農民負擔。因為畝產數字“核定”得越高，農民按規定稅率需要交納的稅金就越多，已經多到了他們無法承受的程度。

　　村民丁有發，拿出過去交的收費卡和今年的納稅通知書給她看，丁有發家兩口人種了不到兩畝地，以往上繳的是壹百六十壹元四角八分錢，今年稅費改革了，卻要上繳兩百二十壹元五角九分錢，稅費改革本來是要減輕農民負擔，現在卻越改負擔越重了!

　　村民楊尚祿給史守琴詳細算了他家壹年種田的收支明細賬。他說，他家四口人，種著三畝三分田，買稻種花去六十七元五，農藥用了二十元，化肥是壹百九，從電灌站打水的支出壹百四，前後兩次用人家的耕牛犁田給了五百，稻谷脫粒八十，這樣把投入加起來就是九百九十七元五角整，將近壹千元。再說這兒壹畝稻子常產只在五百至六百公斤，壹季收了壹千八百壹十五公斤，按今年糧站每公斤八角二分的收購價，可得壹千六百六十九元八；壹季油菜，收了兩百公斤，可得四百元上下，兩項相加，刨去投入，再刨去三百五十六元二角五分的農業稅、水費和淠史杭工程外資還貸，清清楚楚，就只剩下七百壹十六元零五分!

　　算到這兒，楊尚祿苦澀地壹笑，說：“這還沒算完。前幾天，村會計又來要錢，說是清溝費還有壹百二十二元；建電灌站，建在哪兒還不知道，就要六十八元八角五；排澇費又是三十六元九角八；再加上巢湖治理費的二十二元九角五，鄉村道路費的五十元四，總共加起來，就又是三百零壹元壹角八!但這錢我沒給。我卻特地要村會計寫了壹張交費條子，我是存心要告這個

　　史守琴確實看到了那張條子。她也替楊尚祿算了壹筆賬：這壹年，楊尚祿壹家四口人，從早忙到晚，投入全部的勞力且不算，扣除各種稅費之後，就只拿到了四百壹十四元八角七分錢!壹家人，壹天竟攤不到壹元二角錢；即便就是算上壹元二角，再四人平分，每人每天就只有三角錢!

　　在壹盒普通火柴都由兩分錢漲到了壹角錢的今天，三角錢又能幹什麽用呢?

　　楊尚祿壹臉無奈地對史守琴說：“負擔這麽重，叫我們農民怎麽過?我們村裏的農民都商量好了，‘計稅常產’不降下來，鄉、村幹部還繼續背著上邊亂要錢，我們就只有全都退田，出去謀生。”

　　史守琴聽了，心中壹震。

　　她也納悶：壹畝田的“常產”能達到壹千公斤嗎?她找到龍塘鄉黨委書記王文中，王文中也承認不可能達到，“那麽，在核定‘計稅常產’時，妳們為什麽要這樣幹呢?”她直截了當地問。

　　沒想到，王文中也是滿肚子苦水：“誰也不想定這麽高，但如果不這樣，鄉、村兩級政府就運轉不靈。”

　　他也為記者算了壹筆賬：按實際常產，照稅費改革的規定計稅，今年鄉級財政收入較往年就要減少十多萬元；全鄉十個村委會的收入，也就比過去減少四十七萬八千多元，這樣兩級幹部的工資，辦公費用，興修水利，修路，綠化，報刊雜誌的征訂費，以及支付五保戶的生活費，等等等等，就統統有了困難。

　　他說農民有農民的難處，鄉村兩級也有自己的難處。我們認為出臺的稅費改革方案需要重新修訂和補充，方案制定得太死，基本上沒有兼顧減負與平衡的關系，下面在操作上就壹點靈活性都沒有。

　　鄉長李澤芬也想不通：“我個人認為，上邊在制定政策時，應該是對減負面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每戶農民都達到減負目的，這在理論上講講可以，實際操作不可能做到。”

　　史守琴采訪歸來，遲遲沒有動筆。她感到，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性很強，而且又是在試點階段，肯定會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鄉、村兩級幹部遇到的這些困難，確實也是實實在在的，而且是需要認真探討和解決的；當然，稅改後的農民負擔非但沒減，反而加重，這肯定也不是稅費改革所希望看到的，楊尚祿壹臉無奈說出的那番話，更是需要引起上級領導深思的。

　　因此，她認為，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反映出的農民負擔，不僅僅是個需要“曝光”的問題，如果寫成壹篇內參文稿或許會更加合適。

　　於是，二OOO年十二月十壹日，史守琴以《“計稅常產”緣何放“衛星”》為題，將三清村全體村民寫給報社的信，連同她的“調查附記”，編成了壹期《新安內參》，直報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正副主任、省政府正副省長和省政協正副主席，同時，抄送合肥市委書記、市長，以及省市稅改辦公室。

　　“吏大俠”的此番用心，不僅使三清村的農民“計稅常產”，由每畝壹千零四十三公斤，實事求是地降到了七百九十公斤；內參出來後，常務副省長張平還牽頭召開了壹個專門的會議，會上根據安徽省的實際情況，對全省農業稅的征收工作確定出壹個雷打不動的“上線”：“計稅常產”每畝不得超過八百公斤。有了這壹條 “高壓線”，安徽全省類似龍塘鄉變著花樣兒增加農民負擔的現象，隨之被徹底根除。

　　晚報的壹次“輿論監督”，不僅引起省委、省政府對鄉鎮和村級組織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高度的重視，進壹步加快了配套改革的試點工作，而且僅在“計稅常產”的問題上，就使得全省四千萬農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根本保證。這消息，傳到龍塘鄉三清村時，全村人都感到歡欣鼓舞。後來，楊尚祿受大夥兒的委托，準備買上幾大盤“千頭鞭”或是“萬聲雷”，拿到晚報社門口痛痛快快地放上壹回，以表他們的喜悅感激之情，但壹來“大俠”不允，說即便是感謝，也要感謝黨的好政策，二來又聽說，合月巴市早就禁放鞭炮，不好亂來，這事才作罷。

　　3 南極人的喜淚

　　在稅改試點工作日益深人人心，各地也不斷地冒出些反彈故事的時候，在江南富甲壹方的寧國市，卻傳出了壹條轟動壹時的新聞：南極鄉三十八戶擺弄山核桃的農戶把鄉政府告上了法庭。

　　接著，就有更詳細的消息傳來，說要告鄉政府的不光是三十八戶，準確地說應該是三百壹十八戶；說農民不光把鄉政府給告了，同時被告的，還有寧國市財政局和林業局；還說農民們又怕寧國本地的法院審理不公，就直接把官司打到了宣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地區法院考慮這是南極鄉農民在全省實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期間，起訴鄉政府強行征收稅費的行為違法，這在地區，乃至在全省，都是第壹例，且原告人數眾多，影響較大，按照規定就予以受理，只是他們念及這麽多農民要從寧國的南極鄉，跑到宣州城裏來打官司，花銷太大，訴訟的又是壹件事，完全不需要這麽多人壹齊出庭，推出部分代表就可以了，這依然是從減輕農民的負擔考慮，於是就成了現在的三十八屍。

　　人民法院，依法保障農村稅費改革，這件事的本身就是最大的新聞!

　　案情特殊，但案件本身並不復雜。原來，早在壹九九八年十壹月中旬，寧國市政府為搞好農業特產稅的征收試點工作，曾組織過壹個工作組開進盛產山核桃的南極鄉，對全鄉山核桃的稅源進行過壹次全面的普查。不過，普查歸普查，農業特產稅征收計劃的數字，還是層層下達下來，寧國市不得不依然像往年壹樣下派了稅收任務，這任務顯然與普查的結論出入太大。就是說，如果按上次普查到的情況征收，南極鄉便根本完不成交下來的任務，鄉政府也不得不依照過去的老辦法，以稅定產，把分解後的指標作為任務下達給各村，再由各村如法炮制，最後分攤到戶。

　　每年，南極鄉政府都是這麽幹的，並沒覺得有什麽不妥；擺弄山核桃的農民，以往也都是這麽繳的，雖然不滿，胳膊總歸扭不過大腿，只好就這麽認著。現在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已經同農民零距離接觸，情況就有些不壹樣了。

　　不按照實際產量收稅，首先就背離了稅費改革的政策，更何況，接到征稅通知單壹看，竟發現在征收山核桃農業特產稅的單子上，還被註有“含育林基金”，這就把稅費混收，“搭車收費”了；而且有的甚至把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重復征收，明擺著是在胡作非為了。

　　農民們氣不過，忿忿不平地罵道：“黨的好政策，盡叫這些歪嘴和尚念糟了!”

　　鄉政府發下來的《農業特產品計稅產量核定通知單》上印得明明白白，農戶對核定的數額如有異議，可在三十日內向征收機關書面申請復查，征收機關將按規定程序予以復查，並以復查結果作為依據，據實征收。現在，南極鄉的農民還真的就要“按規定程序”向鄉政府叫板了。

　　第壹個拍案而起的，是南極村下洪村民組三十六歲的青年農民吳深田。先是由他執筆寫了復查申請，然後二十多位村民就跟著先後在申請上簽了名。但是，當他們把這份書面報告交給鄉幹部程桂萍和唐承權時，二人卻拒收。這下惹惱了下洪村民組的所有農戶，他們就把下達給各家各戶的核產通知單，統統退還給了鄉政府。

　　接著聯合村的所有農戶，也全把核產通知單退了回去。

　　很快，事態進壹步擴大。關嶺村栗塢村民組二十六位村民，也向鄉政府遞交了《要求實事求是征收農業特產稅的申請報告》；沒過多久，關嶺又有七十位村民再次寫出報告。

　　這時南極鄉的農民已是群情激昂，強烈要求核查山核桃產量的書面報告，接踵而至，紛紛要求鄉政府重新核定山核桃的產量，以減輕因強行下達指標給村民造成的過重的負擔。

　　然而，所有的申請報告都如泥牛人海，鄉政府既不打算重新核定全鄉山核桃的實際產量，更不願做出任何解釋，這使得已經激化的幹群矛盾，迅速惡化。不過，南極鄉政府並不懼怕幹群關系的這種惡化。在許多農戶的山核桃剛開始采收，尚未售出的時候，鄉裏便開始行動。盡管中央壹再強調，嚴禁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可他們依然組織起有司法機關參加的征收工作組強行征收。還劃定出壹個時間界線，超出期限壹天，交納山核桃的計稅價格，就要從每斤八元增加到十三元；征收期間，還對不能及時足額交納現款，或對計征產量與價格表示不滿的，就破門入戶扒糧抵稅，或扣押東西抵稅；稍不順眼還會當場抓人。

　　對南極鄉政府這種濫用行政權力利違法亂紀的做法，許多村民想到去市裏或地區上訪，請求上級領導機關出面幹涉；也想到去地區或省裏的報社，甚至想到與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取得聯系，求助新聞記者下來曝光。但是，也有不少人靜下心來作了認真分析，覺得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是中央親自部署的，既然有黨中央為農民撐腰，國家又制定了那麽多的有關規定，民告官已是有法可依，難道說南極鄉的大老爺們連個“秋菊”也不如?學壹回秋菊打官司又何妨!不是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咱也試壹試這話是否就當真!

　　第壹個當眾站出來的，是被強行用山核桃抵稅、妻子也被抓進過鄉政府的南極村下洪村民組四十六歲的紅臉漢子吳雲淩。吳雲淩牽了頭，接下去便滾雪球似的，呼啦啦站出來三百壹十八戶農民，要同南極鄉政府對簿公堂。

　　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無論怎麽看，這都是中國農民了不起的進步。當然，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宣城地區法院很快依法受理了此案，院長劉順道十分重視，不但多次聽取匯報，還指派副院長吳玉才和行政庭副庭長陳衛東，及時深入到寧國市南極鄉去協調這件事，後在協調無果的情況下，便依照法律規定，要求原告補正起訴狀內容和補充提交起訴證據，同時，要作為被告的南極鄉政府提交答辯狀。

　　南極鄉政府在答辯狀中，避而不談司法機關參與了征收工作組的事實，辯稱鄉財政所征收農業特產稅的具體行政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出具給村民的完稅收據是財政廳統壹印制的，且加蓋有“南極鄉人民政府專用章”，所收稅款還是進了財政金庫的，這不能說是亂收費行為；更避而不談中央的稅費改革政策，辯稱寧國市政府過去下文要求財政和林業部門，互相代征農業特產稅和育林基金，並采取壹張票征收的辦法，因此鄉財政所在征收農業特產稅時代征育林基金的行為，既沒超越職權，也不屬於“搭車收費”。只是承認，在征收過程中，“難免存在不足甚至失誤之處，應當接受群眾監督，並及時改進”，但依然辯稱：“對少數抗稅者采取強制措施行為是合法的。”

　　在以生產“文房四寶”中的宣紙而聞名於世的宣城，我們在地區法院采訪了本案的主辦人陳衛東。陳衛東庭長說，處理這樣的行政訴訟案，就要求法官不但要掌握全國人大通過的那些有關的法律，對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規也要熟悉，特別是，從這個案子看，中央部署安徽作為稅改試點省，這就更需要把稅費改革的政策，爛熟於心。總之，他認為，依法為農村稅費改革保駕護航，是人民法官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我們趕到宣城時，宣判大會剛開過，陳衛東介紹說，通過調取證據，又案經庭審質證，合議庭最後認為，被告南極鄉人民政府提舉的有關統計南極鄉山核桃產量的證明材料，只屬壹般年度統計數字或屬預測估產證明，不能作為核定農戶山核桃實收產量的依據，原告質疑理由成立，予以采信；被告對原告所述基本事實沒有提出反證，僅是對有關性質問題提出辯駁，質疑理由亦不能成立。

　　在公開宣判的那天，正趕上初夏的壹場豪雨。南極鄉的五六百號農民，包乘了九輛大客車，頂風冒雨，趕到宣城。陳衛東審判長壹看來了這麽多人，不可能全讓大家進入法庭，怕會鬧出個什麽意外，就慌忙迎上去，說妳們懂得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很好，說明大家有很強的法律意識，因此希望今天能夠出庭的，和不能出庭的，也都能盡量表現出當今農民良好的素質，模範地遵守法庭的紀律。經陳衛東這麽壹動員，他發現，站在雨地的農民群眾，頓時秩序井然。只有壹個農民，突然沖動地擠出來，準備要向他提出什麽，卻頓時遭到大家的反對。這場面，又讓陳衛東有說不出來的感動。

　　在宣讀長達二十四頁紙的《判決書》時，陳衛東曾窺視了壹下站在旁聽席上的農民代表，他發現大家就那樣壹動不動地站著，沒有壹個人交頭接耳，甚至聽不到壹點響動，哪怕只是輕輕地咳嗽。

　　轟動壹時的寧國市南極鄉民告官的官司，以民勝官敗而告終。宣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南極鄉人民政府重新作出核定征稅的具體行政行為；宣判強制征收行為違法，未按規定征收育林基金的行為同樣違法；本案受理費全部由南極鄉人民政府負擔。

　　宣判結束時，南極鄉副鄉長周小平已是眼淚汪汪了，他顯然感到委屈，也感到困惑；因為今後南極鄉政府依然無法依照規定去“據實征收”農業特產稅，而且有些任務壓根兒就是上邊攤派下來的。許多農民代表更是淚流滿面了，他們委屈過，憤怒過，現在當他們擁出法庭，和站在大雨中的黑壓壓壹片的農民匯合到壹起時，就已經分不清流淌在他們臉上的，是雨水，還是淚水，因為他們運用法律的武器，對鄉政府隨意征稅收費的行為予以了成功的抵制!

　　4 農民的困境

　　細想下來，自從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大包幹之後，中國農村的改革就壹直沒有間斷過，只是因為那大多是些零敲碎打，單兵挺進，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就壹直沒有被觸及。這次稅費改革卻不同，它讓農村中長期潛伏著的各種問題先後浮出了水面，這也就為整體挺進、統盤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壹次難得的契機。

　　至少，在鄉鎮體制上存在的種種弊端就被空前地突顯出來。

　　首先是，這種體制下的鄉鎮組織，幹了許多不該幹的事。它們常常超出實際能力地進行公共設施的建設，又過多地參與了農民們的市場活動。政府職能的轉變，別無選擇地被擺上了桌面。

　　其次是，養了許多不該養的人。鄉鎮如此，村級同樣如此，因此精簡人員已是不容回避。

　　再就是，花了許多不該花的錢。先看村級，別的不說，單是每年花在上面各部門強要訂的報刊費用，就足以耗盡壹個村委會的全部財力，不向農民口袋裏掏錢，就啥事幹不成，而那些報刊又大多與農事無關，最後全當廢紙處理。再看鄉鎮，在安徽省壽縣負債高達壹千壹百多萬元的壹個鄉，這次稅改嚴格了壹下招待管理制度，全年這筆費用就省下十三萬；嚴格·了壹下電話管理制度，也節支近三萬；健全了壹下用車制度，省了十四萬；規範了壹下用電制度，又省下十壹萬；假如三年內不再安排基礎性的建設支出，預計每年僅通過節支就可以減少赤字壹百萬元以上!

　　不改不知道，壹改嚇壹跳!

　　而其中，尤為突出，尤為緊迫的，還是機構的臃腫，人滿為患。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便成了天下第壹大難題。

　　用安徽省常務副省長張平在全省鄉鎮機構改革現場會上的話說，就是：“吃皇糧，橫向看，超過了任何國家；縱向看，超過了歷朝歷代。妳說我們能養得起這麽多人嗎?養不起，最後只有轉向老百姓去斂財，搜刮民脂民膏，橫征暴斂。當然我不是指現在都是如此，但不堅決管住，發展下去，就難避免這個趨勢!” ’

　　也應該看到，農民不合理的負擔並不就是那麽簡單。如果說它不合理，那也是不合理的現行政治與經濟體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們今天的改革不作綜合改革與整體推進的設計，勢必會顧此失彼。但是如此重大的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不是設在國務院的綜合管理部門，而是放在財政部；改革方案又是由財政、財經和農業三個部辦領導牽頭制訂，他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十分周全地考慮到本部門以外的更多事情，比如方案取消了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和教育集資，財政並沒有相應地投入，這樣做雖然部分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卻使得農村的義務教育陷入了空前的危機。比如，這壹方案很少考慮過去各地改革試點已經取得的那些成功的經驗，依然毫無道理地保留了無法讓人據實征收的農業特產稅，無法做到據實征收，就依然會造成鄉村幹部的隨意亂收；同時將原來“村提留”中的公積金，從“農業稅附加”裏剔除了，好像是把它從農民的負擔中剔除了，可它不但依然還是農民的負擔，而且這種“壹事壹議”，就極有可能為以後的亂收費留下隱患。特別是稅費改革確實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同時也給鄉鎮正常運轉和村級組織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從全省看，稅費改革後鄉鎮的收入普遍減少三成多，村級收入減少了七八成，收支缺口大，不僅使正常的工作難以開展，也嚴重制約了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央的政策就成了畫餅充饑，改革的目標就會落空；而解決這些問題最現實，也最棘手的，就是要精簡機構，分流人員，壓縮開支，減負輕擔。

　　安徽省五河縣，正是在解決這個“天下第壹難題”中大膽突破，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敢於率先走出這步險棋的，是當時的五河縣委書記朱勇。這是壹位從祖國西部導彈發射基地歸來的轉業軍人。正因為在內蒙巴丹吉林沙漠和新疆塔克拉瑪幹沙漠中爬摸滾打過，·就沒有什麽困難可以讓他低頭。

　　朱勇以為，要帶領大家搞好這樣壹次重大的改革，首先是需要領導班子的人格魅力。他說：“改革，要先改到自己的頭上。”

　　五河縣也是沿淮壹帶過去較早進行稅改的試點縣之壹，那時試點，他們壹次就清理清退了鄉鎮不在編和臨時聘用人員兩千三百五十四人。動作不能算小，由於工作做得細，就沒發生上訪或是鬧事的。當二OOO年四月，安徽將稅改試點在全省鋪開時，朱勇清醒地看到，如果只把稅費改革簡單地理解為稅費征收辦法的壹次改變，不是大刀闊斧在全縣減員，減事，減費，減機構，且不說鄉、村兩級的正常工作將難以維持，中央部署的這次農試點，五河縣也就只能是轟轟烈烈壹陣子，過後又恢復老樣子。可是，精簡機構，分流人員，需要面對的問題會很多，困難也大，必須動真格的，既要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更要拿出破釜沈舟的決心與勇氣，否則今天按下了葫蘆，明天就起了瓢，這方面的教訓已經不少。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僅鄉鎮的機構上已經精簡過好幾回了，結果都是風聲來時雷鳴電閃，事情過後皮蛋輕松，總是陷入壹個“精簡壹膨脹壹再精簡壹再膨脹”的惡性循環，甚至，越精簡，越膨脹，始終走不出這個怪圈。現在中央和省裏都下了這麽大決心，革了“費”的命，剩下的問題就看下面各級黨委和政府，敢不敢引火燒身，給自己真正來個“釜底抽薪”。

　　在五河縣六大班子的動員會上，朱勇操著濃重的外鄉口音說道：“這壹次咱要來，就來點真家夥，胡弄是不管(行)的，也是不可能長久的!”

　　當然，辦法不是坐在辦公室可以想出來的，以往的經驗也不壹定都是可靠的，惟壹的方法就是深人實際，深人群眾，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妳要親口嘗嘗“梨子的滋味”。

　　采取大動作，須有大氣魄，並伴之以周密的計劃與安排。為此，縣委開展了壹次聲勢浩大的“進百村、住百天、訪百戶”的活動，調動起縣鄉兩級上千名幹部，下村駐點，拿出了當年鬧土改的勁頭，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老老實實做好調查研究，切切實實摸清社情民意，分析深化改革可能出現的那些矛盾和問題，悉心探索配套改革的思路和具體的操作方法。

　　為確保此項工作萬無壹失，縣委書記朱勇，縣長張桂義，以及六大班子負責人，率先垂範，親赴第壹線。全縣二十個鄉鎮，二十個縣級幹部“分兵把守”，“駐點包片”，什麽時候把負責的鄉鎮機構改革的任務圓滿完成了，什麽時候才能打道回府，撤回縣城。

　　先行試點的最大經驗就是：壹個決心不走樣，六大班子壹齊上。領導班子的精神狀態，決定著這場改革的成敗。因此，朱勇特別強調：在精簡機構分流人員的問題上，縣級、科局級的領導幹部，尤其不準優親厚友，不準打招呼說情，不準搞人情照顧，必須堅持“壹把尺子量到底，誰違規就查處誰”，而且決不搞“下不為例”!

　　從二OOO年九月壹日開始試點，九月三十日全面推開，到十月二十日全部結束，歷時五十天，五河縣成功地開展了壹次後來影響到全省的“三並三改”工作。“三並”，即並村、並校、並事業單位；“三改”，即改革鄉鎮機構、改革教育體制、改革人事制度。

　　先談並校。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學、相對集中、務求實效”的原則，五河縣農村中小學，由原來的四百三十五所，合並成為二百四十所，撤銷了壹百九十五所，減少面達百分之四十五，接近半數；分流在編教師壹百七十五人，從而使得全縣農村中的整體學校布局、師生比例以及師資力量相對變得更加科學合理。

　　和並校同步進行的，是並村。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前提下，著眼於規模適度和便於管理，大村並小村，強村並弱村，穩村並亂村，把全縣四百三十八個村，撤並為二百二十五個村，減少了二百壹十三個村的編制，精簡面達到百分之四十九。這樣壹來，村幹部就由早先的三千壹百九十二人，銳減到壹千壹百二十五人，減少了兩千零六十七人，人數精簡過半，高達百分之六十五；村民小組也由三千壹百二十二個，調整為壹千七百五十六個，減少了壹千三百七十六個，精簡了百分之四十四。

　　並村並校工作的整體推進，為鄉鎮機構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更提供了保障，接著，全縣鄉鎮黨政機關內設機構，就由二百二十個，壓縮到四十五個，砍掉了壹百七十五個，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事業單位也由二百五十六個，壓縮到壹百二十四個，砍掉壹百三十二個，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實有人數由壹千二百九十二人，精簡為七百六十八人，精簡掉五百二十四人，達到百分之四十壹；其中財政全額供給人員，由九百八十二人，精簡為五百二十人，精簡掉四百六十二人，也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七。

　　值得稱道的還是，在這次鄉鎮機構的改革中，縣委特別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歷次機構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種精簡，多是單純的機構合並或撤銷，很少考慮職能的轉變，尤其是功能的分解；說得直白壹點，就是只看重形式，不觸及自身內部的利益層，當然，那時更不可能會想到要去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次“三並三改”之後，壹些職能相近、業務交叉、工作任務較為單壹的單位，如農業技術推廣站、畜牧水產站、水利建設管理站、林業站、農業機械管理站都被予以合並，變成了農業技術服務站；土地管理所、村鎮建設規劃站也合並成為土地村鎮建設站；法律服務所和勞動服務站均改制為社會中介機構。除還保留原計劃生育服務站及文化廣播電視站兩站而外，通過合並、撤銷、劃轉，就將鄉鎮原有的十三四個事業站所，壓縮成了五個。當然，在精簡壓縮機構和人員的同時，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也為促成政府職能的進壹步轉變，各鄉鎮都增設了經濟開發服務中心，城關鎮還特地增設了社區服務中心。在黨政機構的設置上，鄉鎮還都將原先門類齊全、分工過細的十余個內設機構，作了較大的壓縮：除城關鎮和三個中心建制鎮，設立了黨政辦公室、經濟發展辦公室和社會事務辦公室(同時掛計劃生育辦公室的牌子)而外，其余的十六個鄉鎮，只保留了黨政辦公室(同時掛計劃生育辦公室的牌子)和經濟發展辦公室，而辦公室主任、副主任也大多是由黨政班子成員兼職，這樣就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幹部的職數。

　　“三並三改”的最大特點，是五河縣的鄉鎮機關從此不再是“五臟俱全”。

　　由於鄉鎮機構改革的順利實施，有力地推進了五河全縣鄉鎮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增強了五河縣農村基層幹部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壹句話：改出了壓力，改出了活力，也改出了生產力!

　　有人說：這樣“傷筋動骨”，是在削弱基層黨的領導。朱勇卻說：減少民怨，才是在真正加強黨的領導!

　　十二月九日，臨近年尾，省委書記王太華也來到五河縣。他就如何進壹步深入開展農村稅改工作，與縣裏的四大班子主要負責同誌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座談。

　　他談得很細。

　　他提醒大家註意，在鄉鎮分流人員的安置上，壹是三年待崗期間的工資要發；二是到企業以後，企業開展養老保險時，在機關當公務員這段時間也應計算在內。

　　他說並校的工作，現在才起步，我們從數量上，表面上，撤並了，但大量的工作，有待進壹步完善。將來在農村，不論中學還是小學，都要強調規模辦學，合理辦學，並且要通過教師競爭上崗等措施，不斷地提高教學的質量。他說現在農村的學生壹年的學費，等於農民白種了幾畝地或白養了壹頭豬，學校收費高的主要原因是輔導材料太多；過去沒有輔導材料、同步試卷，不也培養了那麽多的大學生嗎?減輕學校負擔，減輕學生負擔，就是要從減輕學生的書包這些具體的事情上抓起，同時要禁止向學生收取看電影、素質教育等這費那費。

　　他說，稅費改革了，農民負擔減輕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將所有的村支部書記，都用財政包起來呢?妳們可以試壹試。那些機構改革中比較好的，甚至可以包括新分配來的大學生，我看都是可以到村裏任支部書記的。如果他能當好壹個村支書，以後到鄉裏、縣裏來工作，就絕對沒有問題。村級集體經濟下壹步發展最重要的問題，是調整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這些同誌不是本村人，可以很超脫，就壹心撲在工作上。當然下派要實行任期制，要進行任務考核，完成任務考核目標的，就可以成“飛鴿牌”，再換另外的年輕幹部接著幹，這是基層組織建設的需要，農村發展和農村穩定的需要，更是鍛煉幹部的需要。

　　他說鄉鎮機構改革後的轉變職能，重點要做到“三個統壹”、“三個為主”。這就是：過去是對上負責，現在要對上、對下統壹負責，並且是以對下負責為主；過去是單壹靠行政命令，現在既要摘行政命令，又要靠法律、民主、教育的辦法，而更多的是要以法律手段、民主手段、教育手段為主來開展工作；過去只是完成任務，包括要完成計劃生育、財政稅收等任務在內，現在要轉變為把完成任務和搞好服務統壹起來，而且，要做到以服務為主。

　　他說：“三個代表”的思想最重要的壹條，就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王太華回到省城後不久，省委就從全省各市縣挑選出了三千名優秀年輕幹部，派到貧困村、後進村去擔任黨支部書記，以加強那裏的基層黨組織建設；隨後不久，省委又從省、市、縣三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抽調出壹萬名優秀幹部，自帶行李，進駐全省壹萬個經濟相對滯後、基層組織相對薄弱的行政村，幫助派駐村建立健全以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各種規章制度，完善村黨支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的運行機制。當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市場規律、尊重群眾意願地幫助那裏的農民迅速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安徽省各地開展的農業結構的調整、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工作，差不多也就和農村稅費改革同步進行了。

　　5 壹號議案

　　在安徽省全面試點的頭壹年，雖然出現過淮北平原的碭山縣陳莊鎮，江南山區的寧國市南極鄉，依然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南不北，地處江淮之間的肥東縣龍塘鄉和來安縣廣大鄉，也照舊是我行我素，甚至鬧出了人命，但是，全省的總體的形勢，還是令人振奮的。稅費改革不僅減輕了農民負擔，給農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推動了鄉鎮財稅征管體制上的改革，改善了黨群幹群關系，也促進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建設，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

　　壹句話：開局喜人。

　　也許正因為有了如此喜人的開局，二OOO年十二月十三日，財政部長項懷誠就在北京發表了這樣壹個講話：“明年將加快全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步伐，中央財政也將每年拿出二百億元人民幣用於對地方轉移支付以支持這項改革。”

　　二OO壹年二月十五日，《新華網》接著也發布了壹條有關的新聞信息．：《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全面展開》。消息稱，“二OOO年三月，中國政府決定先在安徽全省開始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今年在全國推廣，二OO二年基本完成。”

　　這是新聞傳媒第壹次公開披露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明白無誤地表明：從試點，到全國推廣，直到基本完成，每壹個階段只用壹年時間；整個工作不超過三年。就是說，被稱作繼土改、“大包幹”之後中國農村第三次偉大改革的農村稅費改革，將在本屆政府任期之內大功告成。

　　面對如此消息，不少有識之士深表懷疑，覺得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因為，這項改革已經觸及到了壹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壹些重大的改革方向，許多問題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才逐漸暴露出來的，有許多我們過去不曾熟悉的東西，還需要進壹步去認識，尋求凸現出來的這些新問題的解決辦法，也有待時日。可以說，這場偉大的改革，還只是剛剛破題，現在就宣布此項工作將於二OO二年“基本完成”，無論怎麽說都過於草率，而且，讓人不可思議。《新華網》上的消息，顯然不是空穴來風，就在《新華網》發布這條消息不久，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便在安徽省省會合肥市隆重召開。

　　因為農村稅費改革已經成了黨中央、國務院在農業發展的新階段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采取的壹項重大舉措，又是事關各省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所以，決定將被擴大試點的二十個省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國務院有關各部的部長，幾乎盡數趕往了中國中部的這座城市。

　　據統計，合肥的會議，僅正部(省)級領導就來了四十八位。因此，這個會，不但成了安徽省歷史上規格最高的壹次會議，也成為中國近年來有關農村改革規格最高的壹次全國性會議。

　　會上，國務院全面部署了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

　　如果不是兩會期間出現了壹件轟動性的事件，合肥會議的精神肯定就會很快地在全國更大的範圍得到貫徹落實，就像《新華網》所說的那樣，由中央部署安徽首先試點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真的可能在最短的時間推向全國。

　　但是，在隨後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的壹件議案，卻改變了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這種進程。

　　合肥會議這邊剛剛結束，那邊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就在北京拉開了序幕。會上，朱镕基總理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十五”期間要把全面貫徹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許多代表聽了朱總理的工作報告，心中的感傷卻遠多於興奮。因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這類“常識性”的話，幾乎是每會必講，已經不知講了多少年，可直到今天，“三農”問題依然還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八十年代中期之後，當農民負擔問題日益突出，壹九九O年二月國務院就發出了《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九月，黨中央、國務院又作出了堅決制止亂收費和各種攤派的決定，這以後差不多年年都下達這樣的通知或是決定，但時至今日，農民負擔仍是叫人扼腕嘆息的壹樁事情!

　　福建代表團的人大代表饒作勛發言時，就坦陳當前農民最擔心政策不穩，最怕的是負擔過重；四川代表曹慶澤，毫不客氣地指出，朱總理的報告中雖然提出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但是並沒有舉出突破性的過硬措施。

　　與九屆人大四次會議先後召開的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共有十位委員在大會上發言，其中半數言及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

　　兩會期間，丹麥記者甚至反詰到會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所在的部，是否不管農民，只是城裏人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在大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镕基曾就中外記者關心的農村稅費改革給大家詳細算了壹筆賬：

　　“我們目前從農民手裏收取三百億元的農業稅，六百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那裏壹年要拿走壹千二百億元，甚至還要更多。我們這壹次的稅費改革，就是要把我們現在收取的三百億元的農業稅提高到五百億元，也就是從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點四，把其他的鄉統籌、村提留的六百億元和亂收費壹律減掉。當然，農民減負擔，地方財政會有缺口，這個缺口很大，中央財政又會拿出二百億到三百億米補貼給困難省區市的農村的。但是，這個缺口還是很大的。”

　　如果要把九億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地方財政的缺口究竟會有多大?

　　農民負擔真的壹年就只有壹千二百億嗎?“甚至還要更多”，這“還要更多”又是多少呢?

　　朱總理都沒有具體說。

　　決定農村稅費改革的成功與否，能否真正地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其關鍵之處，無疑就在於把賬算清楚。這些至關重要的東西，是含糊不得的。只有弄得壹清二楚了，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數。

　　《我向總理說實話》壹書的作者李昌平，對此作過具體的調查，他十分坦率地表明：“中國農民的負擔遠遠不止壹千多個億，至少是在四千億元以上!”

　　他分類列出幾筆賬：全國縣、鄉、村所欠債務有六千億元之多，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至少在八百億；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需支付七百萬名老師的年工資就是八百億，每年支付校舍維修、設備儀器的添置和教育的欠債等就有五百億；全國縣、鄉黨委政府及各有關部門“幹部”計有壹千九百多萬人，村、組級“幹部”兩千三百多萬人，每年工資壹項就又要兩千五百億。

　　以上三項，最低年支出便要四千六百億元以上。

　　此外，全國近三千個縣，約有近三萬個科局，近五萬個鄉鎮，七十萬個鄉鎮所屬部門都需要運轉，還有四百萬個自然村近八億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公共晶的需求，這些每年至少還要三千億元。

　　總之，在縣以下的各項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要由農民負擔的。農民的口袋就是縣鄉財政。若按現在的農民負擔政策，農民每年的實際負擔則高達四千億至五千億元!

　　與農民的實際負擔如此之大，這顯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而農民負擔卻壹直無法根除的原因所在。這也再壹次證明了朱镕基總理在李昌平的壹封信上批過的那句話：“我們往往把好的情況當作普遍情況，而又誤信下面報喜，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還是安徽省的代表。

　　因為稅改在安徽試點已經壹年了，壹年裏，省委、省政府默默地克服著重重困難，可謂竭盡全力，但仍常常感到力不從心。改革試點之後，鄉鎮村級組織的經費變得捉襟見肘，還可以從精簡機構、裁減人員、增效節支上來尋求解決的途徑，但是，目前實施的這個稅費改革的方案，將原有的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予以取消，而這個缺口又非常大，以致相當多的農村中小學辦不下去，農村教師拿不到工資。如果安徽的同誌不把試點工作中出現的這種有關義務教育上的問題，及時反映上去，並得到有效的解決，壹旦中央將稅改工作在全國展開，農村義務教育受到的沖擊，以及造成的損失，那將會是無法估量的。

　　因此，安徽省的人大代表覺得有責任將這件事寫成壹個議案提交大會。

　　於是，就在這次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安徽省代表團在認真總結了壹年來農村稅費改革的利弊得失之後，提交了壹份要求加大基礎教育投入，盡快制定《義務教育投入法》的議案。

　　安徽省代表團提出的這個議案，頓時在各省的代表中間引起強烈反響，成為轟動壹時的熱門話題，並被列為這次大會的“壹號議案”。

　　發起這個議案的，是安徽的壹位女代表。她就是安徽省教育廳的副廳長胡平平。

　　胡平平幾乎是在壹夜之間，成為兩會最引人註目的新聞人物。

　　胡平平已經當過兩屆全國人大代表了，人民代表為人民代言，早已成為她自覺的行動。她所以會想到要提交這樣壹個議案，不光因為她是教育廳副廳長，她本人也就是教師出身，再說安徽又是農業大省，關註農村教育的發展，尤其是鄉村教師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便成了她萬死不辭、樂此不疲的壹件事。

　　通過認真調查，胡平平發現，安徽在搞農村稅費改革之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壹是鄉鎮財政撥款；二是向農民征收“三提五統”中的壹項，即“教育附加費”；再就是向農民搞“教育集資”。壹九九四年以前，各地農村基本上都沒有欠過教師的工資，九四年因為實行了國稅地稅分稅制，地方上的財力受到了削弱，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就主要依賴於向農民收取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余下的，全省農村每年教師工資還有的三億元的缺口，是靠向銀行借貸發放的。截止二OOO年，僅這壹項的負債，已累計高達十七億元。實施稅費改革之後，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兩項收費全被取消，改革後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要求從鄉鎮財政預算中安排，可鄉鎮財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糧，這筆經費其實便沒有了著落。省教育廳為此作過調查，二OOO年安徽全省鄉鎮可用財力只是四十六億元，而全省鄉鎮負責供給的六十六萬人的工資額就已經是四十九億五千多萬元，根本沒錢再往教育上投入。更何況，稅費改革的兩項有關教育的收費，每年空出來的缺口就是十壹億元。按規定，農村中小學危房的改造，每年還需要三億元，以前這錢也是靠向農民伸手解決的，現在也就不能再向農民收取。這樣加在壹起，安徽全省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上的缺口，就是壹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形勢壹下變得十分嚴峻。僅稅費改革搞得最早的壹個阜陽地區，截止到二OO壹年春天，就已累計拖欠教師工資六億壹千七百二十七萬元，全地區平均拖欠教師十個月工資；有的，是自稅費改革以來就再沒給教師發過工資!

　　全省農村義務教育欠下的教師工資、銀行債務、教育布局調整的基建費用以及危房改造資金，累}t-高達六十多億元!

　　胡平平壹想到這些就心急如焚。

　　這麽大的缺口怎麽辦?似乎也只有兩條路釘走，要不就是把臼分之四十的農村中小學停辦，再不就只能這樣繼續拖欠下去。

　　農民們看在眼裏，急在心裏，憂心忡忡地說道：“現在是，輕了農民的擔子，餓了教師的肚子，誤了俺們的孩子!”

　　許多農村教師百思不解：國家既然禁止了鄉鎮政府的亂收費，那麽首先就得保證這筆龐大的開支有“出處”，這道理聽起來似乎讓人覺得有些奇怪，因為那麽多的城市義務教育經費，又是如何解決來源的呢?怎麽沒見哪個城市的政府向市民收費來辦義務教育呢?農民已經交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本就該和城裏工作的市民壹樣成為納稅人，按照“公共財政”的原則，中央政府財政收人的支出就應該考慮到全體國民的利益，不應該“城鄉分割，壹國兩策”。況且，從根本上說，義務教育本就應該由政府財政撥款，否則還叫個什麽“義務教育”呢?

　　問題的癥結當然不在稅費改革，只是由於稅費改革工作的展開，使得這樣壹個長期被農民負擔掩蓋的深層次的體制問題突顯出來，這就是：中央與地方在財權和事權上的嚴重脫離，以致地方財政收入太少而負責的事務卻又太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壹項調查，同樣說明了這壹問題的嚴重性：目前中國的義務教育的投人中，百分之七十八由鄉鎮負擔，這其中，絕大部分又是由農民“買了單”；百分之九由縣財政負擔，縣鄉兩級的負擔高達百分之八十六；省市(地)還負責了百分之十壹；中央負擔的，僅是百分之二左右!

　　無論怎麽看，這樣的政策設計，都是極不合理、也無道理的。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工業國家，都認為教育是生產發展的首要因素，是振奮壹個民族的強大動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經費，在公共資金的支出中，大都僅次於軍事費用，占居第二位。全球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只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壹，但其教育經費卻比發展中國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國人口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壹，教育經費卻僅占到三十分之壹。這讓人難以思議。

　　我們可以花那麽大的氣力去爭取壹個體育項目的第壹，而對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這個真正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竟是長期的熟視無睹，這同樣讓人不得要領。

　　建國五十多年了，解放後出生的孩子也已經不再年輕，但是在中國的農民中，沒有接受過起碼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萬?而且還有那麽多的文盲。面對今天經濟文化依然如此落後的中國廣大農村，如果我們不回避事實，就不能不承認，在教育上，我們確實是個失敗者。

　　中央實行財經集權的初衷，就是為了集中財力辦大事，而九億農民義務教育的事還小嗎?

　　應該說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盡快制定《義務教育投入法》，這不僅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實際需要，更是貫徹落實《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國務院早在壹九九三年就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規定：教育經費的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世紀末應達到百分之四。可是，到了壹九九九年，也僅實現百分之二點七九，少投入了壹點二個百分點。二OOO年，我國生產總值實現八萬九千四百零四億元，財政收入達到壹萬三千三百八十億元，如果按照《綱要》規定的教育投入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四的目標，就應增加壹千壹百億元以上的教育經費。

　　如果中央財政按照《綱要》的規定拿出壹千壹百億元，中國的農村義務教育乃至農村稅費改革中的許多問題便都迎刃而解了!

　　我們必須認識到，要求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不是在對農民“發善心”，也不是在對他們搞“施舍”。從壹九五六年到壹九八O年，國家僅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差就從農民那裏無償地拿走了壹萬億元；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糧食定購價低於市場價，從農民的手裏拿走的就更多。

　　我們已經欠了他們太久太久，也太多太多，不能也不應該再這樣欠下去了!

　　胡平平決計要寫這個議案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協四大班子領導的高度重視。最後，省裏決定將它作為安徽省代表團的壹件議案，提交本次大會。

　　壹號提案壹出現，不僅引起兩會代表的強烈反響，還引起出席過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的二十個省區領導的格外註意。現在，他們都認真地算了壹下細賬，於是先後寫出報告，要求中央財政幫助解決試點工作中轉移支付所需要的資金。有壹個省，只是要求解決義務教育和機構改革的實際困難，就申請補助壹目零五億元。各省加起來，少說也有壹千多億元!

　　改革，改出這麽大的缺口，這是朱镕基沒有料到的。中央財政也不可能壹下支付出那麽多的。

　　是呀，積羽沈舟，群輕折軸。

　　中國農村的問題是長年積累的結果，更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諸多矛盾的綜合顯現。問題實在是太多，也太復雜了。

　　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毫無疑問是農村稅費改革第壹位的目標。但深究農民負擔的成因，其復雜的程度，卻足以讓所有人都會感到就像盲人摸象壹樣：有機構龐大、人浮於事的原因；有匱於投入，基礎薄弱的原因；有財政體制不順，流通領域梗塞的原因；有城鄉分割，待遇不公的原因；有監管失控，貪汙腐敗的原因；有社會和經濟上固有的，深層次的，許許多多的原因；當然，也有農民自身的原因……

　　小平同誌就說過：中國的經濟要出問題，可能就出在農業上。因為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當我們感覺到需要認真解決它時，就可能已經發展成了大問題。

　　二OO壹年四月，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閉幕不久，海外傳媒突然熱鬧起來，關於中國農村稅費改革遭遇流產的報道連篇累牘。

　　當然這是毫無根據的。“確保農村稅費改革取得成功”——中國政府的這種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中國的農村稅費改革沒有流產，也不可能流產，只是再聽不到《新華網》曾經披露過的那個改革的時間表。中央重新作出決定：繼續由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探索，全國其他省區暫不擴大試點。

　　盡管這種調整，與合肥會議的部署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現這種變化，前後也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但這確實又是極其負責任的態度，是壹種最冷靜而又最明智的決策!

　　就在美國《華爾街日報》在報道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受挫、流產的時候，人們卻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的屏幕上，看到朱镕基總理正在安徽農村視察，他勉勵安徽省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再接再厲，努力解決好農村稅費改革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堅決把這項改革全面引向深入。

　　6 寄希望於安徽

　　我們在采訪中獲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稅費改革壹年後的二OO壹年，朱镕基總理就先後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期間，他在合肥周邊的農村調研；五月壹日，國際勞動節，許多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趁著“五壹”期間的長假，合家老小外出旅遊時，他卻又是在安徽的農村度過的。兩次來皖，朱總理恪守諾言：不照相，不題詞，不讓陪餐，不準迎送，壹切輕車簡從，甚至，不讓發消息。

　　對於這兩次總理來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沒有再像以往那樣刻意準備，更沒挑選“亮點”甚或造假給總理看，安排考察的地方，既不是最好，又不算最差，因此具有著普遍的代表性的。

　　這壹年的七月十八日，朱镕基第三次踏上江淮大地，他帶領教育部、財政部、農業部等十多個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省長許仲林的陪同下，驅車前往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發軔之地阜陽地區。這時阜陽地區，已改為阜陽市，他們來到了有著三十多年歷史的阜陽市潁上縣十八裏鋪鄉宋洋小學，重點考察稅費改革試點之後義務教育的目前情況。

　　望著教室裏空落落的幾十張破舊的課桌，朱镕基顯然有些詫異，他問校長王偉：“怎麽沒有凳子?”王偉解釋說：“為了節約經費，凳子都是學生自己帶。現在放假了，學生就把凳子都帶回家了。”

　　那些破舊的課桌油漆幾盡脫光，而且全沒抽屜，為了放書，不少籠屜竟是簡簡單單用線繩穿織而成的。

　　“這些課桌有多少年歷史了?”朱镕基若有所思地問。

　　“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沒有換過嗎?

　　“沒有。”

　　朱镕基伸出手，下意識地要去摸壹摸面前的課桌，就在這壹瞬間，記者按動了相機的快／刁。

　　從後來《安徽日報》發表的這張圖片看，簡陋的教室裏，看不到講臺，站在單薄而破舊的課桌後面的王偉校長，在回答著總理的提問；雙手輕撫桌面的王太華書記，那壹刻心情的沈重突顯畫面；從繁華的大上海走出來的教育部長陳至立，聚精會神的目光中露出不安；曾表示用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以支持稅費改革的財政部長項懷誠，面部的表情，顯然是十分復雜的。

　　“這個學校在縣裏是什麽水平?”朱镕基問王偉。

　　王偉答：“中等。”

　　朱镕基沈默良久，摸著斑駁的桌面感慨道：“很艱難啊!”

　　那天下午，朱镕基就在這所宋洋小學裏，召開了壹個農村基礎教育的專題座談會。當場聽取附近的鄉鎮幹部和中小學教師，對義務教育的意見和建議。

　　主持會議的省委書記王太華，開門見山。他說：“總理非常關心稅費改革對農村義務教育有沒有影響。今天請大家暢所欲言，要講真話，不怕講錯話，但絕不能講假話。”

　　王太華的開場白，使在座的幹部和教師多少有點意外。因為過去每逢市領導來檢查工作，縣裏鄉裏總是早早就打起招呼，只許說成績，不許說問題，更不準隨便說，如今來了國務院總理，省委書記卻要大家暢所欲言，要求講真心話，不怕講錯話，特別強調不能講假話，這幾句話壹講，講得不少人心頭壹熱，有的差點掉下淚來。

　　潁上縣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打了頭炮。他說，他是打心裏擁護這場稅費改革的，希望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改善黨群幹群關系，推動農村各項事業的進壹步發展，但是改革之後，鎮村兩級的正常運轉卻有了很大問題，正想找個機會把意見提上去，想不到總理親自下來了，太華書記又把話說得這麽懇切，他也就打消顧慮，坦率直言了。

　　他說：“我們這個地方地處偏僻，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財政供養人員和教師工資過去就不能按月發放，稅費改革後，困難更大，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已經欠發教師津貼七十二萬元。”

　　朱镕基認真聽著，這時問身邊的宋洋小學校長王偉：“妳們學校教師工資欠發嗎?”

　　王偉說：“九八年和九九年，各欠兩個月工資，二OOO年欠了四個月工資，今年上半年的都發了。”

　　“過去八個月的都補發了嗎?”

　　“沒有，掛起來了。”

　　朱镕基望著王偉又問：“教師每月發到多少工資?”“最高的六百元，低的三百元。”“還有其他補助嗎?”王偉實話實說：“沒有。”壹位鄉幹部接過王偉的話，忙向朱镕基解“有的教師家裏有承包地，還是可以增加壹些收入的。”

　　朱镕基聽了，語調嚴厲地說道：“不能因為有承包地，就可以拖欠教師的工資呀!”

　　插嘴的鄉幹部感到自找沒趣，顯得灰頭土臉。 ‘

　　接著，十八裏鋪鄉黨委書記羅土宣發言。他談到目前農村中小學存在的四個突出問題：壹是危房改造難；二是學校布局調整資金缺口大；三是教師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四是“兩基”(基本掃除文盲、普及九年基礎教育)欠賬較多。

　　朱镕基壹邊聽，壹邊思索，突然問坐在邊上的夏橋鎮小學校長張勇計：“學校向學生是怎麽收費的?”

　　張勇計說：“壹、二年級學生每學期交壹百四十元；三、四、五年級交壹百六十元。”

　　“收的都是什麽錢?”朱镕基追問。

　　張勇計說：“以小學五年級為例，每學期，每個學生，雜費五十元，書本費四十九元，作業本十元。”

　　“還有別的嗎?”

　　“還要向鎮裏交上四十元。”

　　“為什麽要向鎮裏交呢?”朱镕基轉過身問，“鎮長來了沒有?”

　　聽說夏橋鎮鎮長沒來，朱镕基就問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學校也向妳們交錢嗎?”

　　李敬業說：“要交三十五元。”

　　“為什麽要收這個錢?”

　　“主要是用來返還教師工資。”

　　朱镕基轉身又問王偉校長：“妳們學校也向鎮裏交錢嗎?”

　　王偉說：“不交，但收的費中有壹部分是要頂教師壹個月的工資的。”

　　“其他學校怎麽樣?”朱镕基決定來個刨根問底。

　　六十鋪鎮小學校長陳乃平說：“我們是交壹部分留壹部分。”

　　通過和鄉鎮幹部、中小學校長的面對面座談，朱镕基終於發現，農村有不少中小學的收費，大大超過國務院下文規定的農村義務教育收費的標準。他沈吟片刻說道：“感謝大家，讓我了解到了真實的情況。”

　　十八裏鋪中學教師吳多順，這時發言：“我是壹九九二年師專畢業的，現在月工資只有四百六十五元，比縣直中學的教師低壹半，比市裏的中小學教師低的就更多。”

　　潁上縣教委主任陶俊之，接著說道：“農村中小學教師質量不高、年齡偏大問題普遍。壹些學科教師緊缺，最近二十年，全縣就未分配到壹名本科畢業的外語教師。”

　　朱镕基壹直認真地聽著大家的發言，在結束這個座談會時，他不無感慨地說：“看來，農村的基層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還存在不少的問題。農民負擔能不能減輕，義務教育等必要的投入能不能保證，這應該成為我們檢驗稅費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標誌。這個問題我們要進壹步研究，得另想辦法，只是千萬不能在農民的身上打主意了，也希望安徽在這方面探索出新的經驗來。”

　　分手時，朱镕基已經上了車，只見他突然從車窗裏又探出頭來，聲音低沈但很堅定地說：“謝謝大家對我們說了真話，使我們了解了很多過去所不了解的實際情況。很對不起大家，讓妳們受委屈了。我們回去壹定想辦法。”

　　說得在場的幹部群眾無不動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著淚水目送總理遠去。

　　這以後，朱镕基還到了安徽省的廬江縣新渡鄉，與農民進壹步地懇談；回到合肥之後又聽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匯報。

　　在匯報會上，他首先對安徽省各級黨委和政府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在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中敢為人先、知難而進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績，予以充分肯定。同時指出，農村稅費改革是壹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而且又是在當前市場糧價持續下降、農民增收渠道不多、鄉鎮財政普遍較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需要我們解決好不少棘手的問題。農村稅費改革離不開國家財政的支持，但全面推進這項改革，又必須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安徽等地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情況看，不僅在改革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將來要鞏固改革的成果，切實防止農民負擔的反彈，這與農村各級黨政幹部素質的提高和工作作風的轉變密切相關。如果安徽在稅費改革中既減輕了農民負擔，又保證了義務教育等各項事業健康發展，還培育了廣大幹部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正氣和作風，這就在全國帶了壹個好頭，也就為我國的改革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朱镕基最後說：中央寄希望於安徽。中央決定，農村的這項改革，必須在安徽全省試點取得明顯成效，並總結出成熟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在全國進行，否則，貿然推開，就可能出現較大風險，欲速則不達啊!

　　這年十月，安徽省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在省城召開，會上傳達了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精神，這就是：從今往後，義務教育實行“分級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方針。明確規定：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由鄉鎮改為縣級財政承擔。

　　為支持安徽省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二OOO年中央財政向安徽提供了十壹億元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二OO二年增加到十七億元。

　　盡管這種支付，對正將這場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財政所暴露出來的巨大的缺口來說，不過只是杯水車薪，但是，“輸血”搞改革，也決非中央政府推行這場改革的初衷。中央原本打算通過農村稅費的合並、暗費變明稅的辦法，來進行地方支出總量的控制，以期既減輕農民負擔，又逼迫縣鄉尤其是鄉級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然而正如農業專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樣，當這場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全面引向深入，當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執行者角色的時候，管制型統治模式的弊端就會暴露無遺：中央、地方和農民，不會攜手尋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這其中處於最弱勢地位的，自然就只有農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嚴重脫節而未作修補，縣級財政依然捉襟見肘的今天，巨大的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由鄉鎮轉移到縣財政承擔，能解決問題嗎?

　　事實是，安徽的壹些地方官員私下透露，現在有的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村級開支“壹事壹議”範圍的擴大和標準被松動的情況；有些地方，甚至默許鄉政府和村委會拍賣公共財物來填補財政缺口，而對於公共財物的界定農民永遠沒有發言權的，以致出現農民在自己的田間地頭種樹還要再向村裏“贖買”回來的事情；甚至，明火執杖地，新壹輪的向農民公開集資的現象再次發生……

　　原有的矛盾並未化解，新的問題又浮出水面。

　　如果將這壹切都解釋為農村幹部的素質和作風問題，這對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來講，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根本的弊端

　　 1市場不相信眼淚

　　何開蔭在寫給中央的壹份《調查報告》中，就這樣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次稅費改革方案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建立起增收機制。”

　　安徽在實施試點時，顯然註意到了加大對農業的扶持，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推進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農業科技的進步，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總之，想方設法讓廣大農民增產增收，盡快富裕起來。

　　他們沒有忘記小平同誌的壹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當然，這種發展，應該是可持續性的發展。

　　調整農業結構給農民帶來的好處，是立竿見影的。我們在開始接觸這個話題的時候，正是合肥市屬三縣的瓜農“談瓜色變”的時候。壹年之前，合肥市場上的各種西瓜都賣了壹個好價錢，於是那些不去研究市場規律、至今沒有從傳統農業的束縛中走出來的瓜農們，就盲目地蜂擁而上，這壹年合肥地區的瓜田，壹下擴大到十八萬畝，總產量高達兩億七千萬公斤，而合肥市民日消西瓜只在壹百五十萬公斤，加上這些西瓜的品種基本上屬於普通的中熟瓜，品種壹般，產量太大，上市的時間又太集中，辛苦了幾個月種出來的西瓜，壹角錢壹斤也賣不出去，出現壹個大西瓜不及半瓶礦泉水值錢的怪事。瓜農落下了傷心的淚水。

　　為盡可能減少瓜農的損失，省市新聞媒體呼籲市民多吃西瓜，合肥市政府也作出非常決定，在西瓜大量上市時，允許運瓜的小板車、拖拉機和各種農用車進入市區，交通警察還對瓜農實行了“壹卡不設，壹分不罰，…路綠燈”的特殊政策。

　　壹時間，這座創建文明城市的活動走在全國前面的城市，朱镕基也盛贊“那裏的環境特別好，空氣清新，環境整潔”的合肥市，整個亂了套：壹街二巷，到處可以看到拉著西瓜篷滿灰塵的各種車輛，“肆無忌憚”地往來穿梭……

　　社會呼籲市民多吃西瓜，不討價還價地憐憫瓜農，甚至不惜犧牲省城正常的秩序為瓜農提供方便，此番義舉，以及市民們自發的慈善行為，都是十分感人的，這種同情心，當然是要提倡的，在困難時刻幫農民兄弟壹把，也是理所應當的。問題是，市民相信眼淚，市場不相信眼淚。靠善心扶不起壹種產品，靠道德更興不了壹個行業。市場的問題，終歸還得靠市場的手段來解決。

　　就在眾多瓜農為西瓜滯銷而愁眉不展之時，講究科學種田的市郊三十崗鄉，他們種出的“京欣壹號”、“早春紅玉”和“小蘭”等優質西瓜，在市場上壹露面就成了搶手貨，價錢直線上升，竟賣到了壹元錢壹斤，而且，登堂入室，打進了省城的各大超市。

　　同樣是西瓜，壹邊是慘淡經營，壹邊卻成了大家爭相搶購的“香餑餑”。這在二OO壹年七月的合肥，形成十分強烈的對比。

　　毛澤東說：窮則思變。其實思變的，只是那些“先覺者”。

　　三十崗鄉地處江淮分水嶺，崗沖交錯，原是合肥市郊區壹個偏遠貧窮的農業鄉。他們在科研機構的幫助下，不僅培育出了優質的西瓜，還為這些西瓜註冊了商標。隨著生產品種不斷地擴大，他們先後培育出的鮮草莓、鮮水果、新鮮蔬菜以及特色南瓜和玉米，都擁有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準的註冊商標。

　　壹個地方的農產品，上升為壹個受法律保護的知名品牌，這在安徽，乃至全國，還都是壹件新鮮事。

　　肥西縣紫篷山下的農興鎮，是安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中，調整農業結構使農村面貌變化比較大的壹個鄉鎮。在那裏，我們見到了鎮長蔡家德，和下來指導工作的縣農辦主任劉大山。

　　蔡鎮長介紹說，“農興”這個名字，看起來振奮人心，但長期以來，它不過是這裏農民的壹個夢想。全鎮有五分之二的面積是山區，大大小小九十四座山頭，農業生產的條件很落後，基本上還是在吃老天爺的飯。二十四個行政村，就有半數人、地、牲畜缺水，不搞農業結構的調整，可以說，就沒有出頭的壹天。鎮領導班子經過反復調研，最後理清了發展思路，這就是：“壓水擴旱，壓糧擴經，壓常規擴優質，壓單壹擴混種；調優種植業，調強養殖業，調大林果業，培育加工業。”

　　劉大山饒有興趣地給我們講起今天的農興人，在他們的幫助下，怎麽“玩”起了過去想都不敢想的“花色點子”，舉辦起各種各樣的“野貨”：野薺菜、野蕨菜、野馬齒菜、野莧菜、野菊苣，還飼養起了野鴨、野兔、野山雞……

　　在農興鎮上塘村，我們訪問了苗木專業戶余成宴。余成宴屬雞，四五年生，五十七歲了。他家的承包地就在山坡上，因為多半用不上水，過去壹直是以種棉花、點花生和侍弄山芋營生，單產只收到五六百斤，日子過得很緊。前幾年，在鎮裏的倡導下，他小心翼翼地擺弄起花卉苗木，起初只是“黃鼠狼娶親——小打小鬧”。稅費改革之後，縣委縣政府選中了農興在內的上派、桃花、山南和柿樹幾個鄉鎮，集中發展園藝苗木，市裏還特意從農業大學請來了專家教授，免費為大夥培訓，余成宴動了心，幹脆把承包地全拿出來，大搞園藝苗木。結果，壹年生，兩年熟，這位種了大半輩子棉花、花生和山芋的道地農民，現在成了遠近聞名的“苗木能人”。他指著滿山遍野油光碧綠的林子，自豪地說，“那是壹萬五千棵香樟，市場上很搶手，栽上壹棵這樣的香樟，蒼蠅、蚊子都不會有；壹棵就是二十多塊錢呀，壹萬五千棵，賣個三四十萬元不成問題。香樟那邊，是冬青，也不少於兩千棵。”轉過身他又指著陽光下色澤鮮艷的場地說，“看到了吧，那是全紅紫薇，五千棵；旁邊的，是烏桕，也有三千棵。我現在經營了十多畝，別人出地、出力，我出資、出技術，用城裏人話講，我這‘蛋糕'是越做越大了，其實在全縣，我還算不上最大的。”

　　在領著我們四下參觀的當兒，他腰間的手機不斷響起，不是來向他取經就是聯系業務，壹副躊躇滿誌的樣子。

　　在糧價日益低迷，種糧食已無法使得農民變得富足的今天，農民渴望調整種植結構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但他們畢竟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無法了解市場的需求，大多數的農民依然是壹籌莫展，這就需要壹批領頭羊，帶動起周圍壹批農民及時地調整了產業結構；也正是由於安徽的農村中，有了這樣壹批既有市場經濟頭腦，又懂得用科學種田的“能人”，許多地區才會出現壹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生機勃勃的局面。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們都很難相信這樣的事實：肥西縣清平鄉神靈村種植大戶吳正倉，從中國農科院植物所引進的人參果，畝產居然創下了十六萬元的破天荒紀錄。

　　不過，暴富的吳正倉頭腦還算清醒。他說：“這樣的價格肯定是極不正常的，隨著各地農民大面積的引種，估計價格會迅速下滑；但即使跌到每公斤四五元，壹畝田好歹也可以收入上萬元，依然比過去種田劃算。”

　　正如吳正倉所料，當肥東縣解集鄉闞集村的農民知道人參果是個寶，開始了大面積地引種，第二年，人參果在合肥市場上的形勢就不容樂觀，因為數量過大，又畢竟是鮮果，不宜久放，價格就只好“隨行就市”，於是走運的還蒙個高價，每公斤賣到五十元，賣到後來就不值錢了，壹公斤能賣到兩元也就不錯。這以後全國迅速發展到十三個省市，大家都在搶著種植人參果，市場上的售價就趨於混亂，有的地方甚至是在相互傾軋，低價傾銷了。

　　人參果後來價格的跌落，大大出乎吳正倉的意外，“壹畝田好歹可以收入上萬元”的希望卻並未成為預言，他和壹部分農民雖然因為較早地引種了人參果，奔上了小康，但隨著這種技術的迅速地推廣，人參果最後變成了許多農民的“傷心果”。

　　農業技術推廣的過程，竟成了農民減收的過程，科學種田並非就壹定會增加農民的收入，聽上去，這有些讓人難以思議，但是市場經濟的規律確實又是這樣深奧得很，裏面充滿了辯證法。

　　於是，人們漸漸認識到，搞結構的調整，適當地壓縮糧食的面積，決不意味著以往糧食抓錯了，調整結構也決不只意味著調整糧(食)經(濟作物)比例，理解是多種壹點什麽，或少種壹點什麽，甚至並不意味著僅是調整農產品的品種品質，而是要改變過去結構趨同的狀況，發揮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

　　合肥市在實施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二年，就從市財政中切出五千萬元作為“支農專項資金”，有計劃地引導郊縣農民進行農業結構的調整。合肥市清醒地看到，自己處於省級集散中心位置；

　　與本省其他地區，與外省市，乃至與國內外的農副產品市場，都有著廣泛的、密切的、全方位的商貿、物流和信息上的交流。基於這種區位優勢，合肥市在郊縣培育出了五大農產品基地：

　　發展三萬畝草莓、兩萬畝食用菌、五萬畝反季節甜西瓜和十萬畝櫻桃番茄、彩色辣椒、結球生菜、雜交毛豆的特色作物基地；發展壹萬畝紅菱、壹萬畝藺草、兩萬畝池藕、兩萬畝荸薺的水生作物基地；發展五萬畝黑花生、五萬畝黑山芋、五萬畝黑黃豆的黑色作物基地；發展五萬畝雪棗、大紫棗、水蜜桃和優質葡萄的林果基地，以及四萬畝花卉苗木基地。

　　合肥市的這種宏觀農業結構的調整，可以說是大手筆!

　　大別山區的金寨縣，是個有名的“將軍縣”，又是個出了名的貧困縣，這兩年他們大力發展蠶桑和板栗，老區的農民開始走上了脫貧之路；當塗縣農民，利用稻田、水塘養殖螃蟹，規模逐年擴大，漸成氣候；渦陽、蒙城和利辛三個縣，因為大張旗鼓地發展養牛事業，也已經成了我國著名的“黃牛金三角”；神醫華佗的家鄉毫州市，苦心經營中草藥，更是聞名海內外……

　　也有靠種糧種成了“百萬富翁”的。在鳳陽縣黃灣鄉後陳村，我們見到了被省委老書記王光宇喚作“陳百萬”的陳興漢。“陳百萬”認為，當農民，就得要種地，不務農，咋叫個農民呢?

　　現在他在黃灣的淮河邊上，承包了附近農民的壹千二百畝耕地，為實現農業機械化，他先後購買了旋耕機、播種機、聯合收割機、大馬力的拖拉機，以及“小四輪” 和農用汽車。他還築堤興圩，建起了排灌站，確保夏秋兩季旱澇保收。最好的壹年，他竟收了壹百二十萬斤稻谷、六十八萬斤小麥，被滁州市委、市政府譽為“種糧狀元”。

　　“誰說種糧不能致富?”陳興漢自豪地指著他家的二樓說，“種糧不光富了我壹個，這壹片的父老鄉親也都富了。我的這個樓上，就接待過二十八個國家來華的客人；朱镕基總理也曾來作過客!”

　　毫無疑問，從已是全國勞動模範的“陳百萬”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今天黨的富民政策的深人人心，又深得人心。

　　當然，毋庸諱言，現在安徽廣大的農村雖然已經進行了稅費改革的試點，卻還是同中國廣大的農村壹樣，減收的因素依然太多，而增收的因素太少，立竿見影的增收措施就少而又少。並且有著太多的“陷阱”。

　　因此，如果說結構的調整，需要調整的，就遠不是農業內部的結構，它還應該包括城鎮建設，義務教育，鄉鎮企業，非農產業，勞動力結構，資金、金融和經營方式等等，特別是，需要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平局面。中國需要進行壹次制度革命，解放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讓更多的中國農民看到進城的希望，並最終讓他們告別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閉鄉野，融人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去。

　　前方的路，還很長，很長。

　　2 在輝煌與富足的背後

　　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同樣也是勞動力資源的大省。中央部署安徽省開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二OOO年，全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超過壹千萬人，已占到農村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可以肯定，隨著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這壹比例，將會進壹步擴大。

　　如何開發農村勞動力的資源，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這已不僅是減輕農民負擔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實現農業現代化，事關中國現代化的壹個戰略性的大問題。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能拋下農民；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種田出現經營性虧損，農民負擔又造成務農效益的進壹步低下，壹家農戶就那麽點地的種田模式對農民的吸引力正在喪失；城鄉之間巨大的落差，就更加使得許多農民將世世代代視之為生命的土地，看作是壹種“負擔”，於是壹個人數驚人的農民大軍，便浩浩蕩蕩，背井離鄉，沖破了各種人為的鐵壁銅墻，湧進了中國各地的城市。

　　走進了城市，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卻只能寄生在城市的屋檐下。城市的“低保”、“醫保”、住房補貼以及各種各樣社會福利的溫情的大網，依然將他們拒之門外。

　　不可逾越的戶籍制度，註定他們只能成為城市的“候鳥”。

　　國家統計局壹項統計表明，我國跨省流動人口已經超過壹億兩千萬人。在這些跨省流動的人口中，川、皖、湘、贛、豫、鄂六省流出的人口，占到了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三，超過了總數的壹半。安徽流出的人口已位居全國第二。

　　安徽現有兩千七百多萬農村勞動力，其中就有七百多萬在外地打工就業。在這七百多萬個民工中，僅上海市的就高達壹百二十五萬多人，占到上海外來民工的三分之壹。而這只不過是官方的統計數字，事實上，有很大壹部分安徽的民工已經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又把妻子兒女帶往上海，實際在滬的安徽民工已遠遠超過二百萬人。在中國東方的這座大都市中，只要有能容納民工的地方，就壹準能找到“皖軍”的影子。

　　七百多萬外出務工的安徽農民，為外地創造的GDP，若按每年每人五萬元計算，總值便是三千億元，這幾乎相當於安徽省壹年的GDP總值，就是說，外出打工的安徽民工，每年都在安徽的境外創出壹個“流動的安徽”；而他們打工所取得的工資性收入，每年匯往家鄉的，至少也在三百億元左右，顯然又高出了安徽地方財政的收入，也就是說，這些在外打工的安徽農民，每年在外邊創出壹個“流動的安徽”的同時，還又創出壹個“回歸的安徽”!

　　在我們所到的那些偏遠的農村裏，常常會在壹片破敗陳舊的農舍中間，發現幾處鶴立雞群讓人眼前壹亮的樓房。這些樓房，不用去問，它的主人不是享有特權的鄉村幹部，便是有外出打工者的人家。安徽要實現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的跨越，就不能不重視和用好這支進城的民工大軍。事實上，安徽省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上的起步是較早的，隨著稅費改革的不斷深入，省委和省政府相繼出臺了許多相關的文件，大力表彰“走四方”的“農民創業之星”。省農委，省勞動保障廳，省民政廳，省公安廳，省交通廳和省建設廳，也都先後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當歐美各國的學者雲集日本箱根，系統而又認真地討論關於現代化的問題時，中國卻正困在壹場天災人禍造成的大饑饉中，接著又爆發了災難深重曠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我們開始為實現現代化而進行壹場改革時，甚至並不清楚，中國要想現代化，尤其是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人口首先必須大量減少，農村剩余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勢必將成為當今中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美國，農業人口只占到全國總人數的百分之七；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經濟發展是歷史上最快的，這也正是它的農業人口由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減到百分之十五的時候；我國的臺灣省也不例外，它的高速發展，同樣是在農業人口從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減到了百分之十五的這壹時期。

　　中國目前有十三億人口，農業人口占了九億，其中，勞動年齡人口就占到五億多，鄉鎮企業只解決了幾千萬，農業生產也只需要壹億多，還有三四億過剩勞動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說，只有大批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成為市民，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國的城市對於億萬打工的農民來說，還不可能會是愛的驛站。他們絕大多數人享受到的，還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們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裏人平起平坐”，壹些人利用政府賦予的職權，對他們吃、拿、卡、要，最讓他們寒心的，還是身前身後布滿的種種陷阱：沒完沒了的加班卻沒有加班費；損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勞動沒有起碼的勞動保護設施，許多人則常常上當受騙，幹了活竟拿不到工資；更有因工負傷、患病、致殘，就被壹腳踢出門外了事，還有令人痛心地淪為了乞丐、妓女、吸毒販毒者和犯罪分子……

　　社會學研究專家李強等調查發現，僅二OO二年，在北京打工的外來民工，大約每四個農民中就有壹個拿不到工資，或是被拖欠工資；由於各種原因，有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的農民工出現過身上壹文不名的現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勞動時間超過十小時，三分之壹超過十二小時，百分之十六在十四小時以上；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生過病，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單位未付分文醫藥費。

　　這些竟然都是發生在中國的國都北京!

　　無數外來的民工，用他們的汗水、淚水，心力交瘁地創造著壹座座城市的輝煌與富足，但我們城市的壹些人，卻讓各地的農民工懂得了什麽叫“為富不仁”。同在壹片藍天之下，人與人之間那種應有的平等、互助、友愛、尊重和謙讓，就這樣被無情而又徹底地打碎，甚至沒有為他們留下多少憐憫與溫情。

　　我們已經來到了二十壹世紀，沐浴著新的世紀新鮮的太陽，但是我們卻依然是被這樣壹些消息所困擾，所震驚：農民人均純收入繼續在下降，國民收入苦樂不均的現象變得愈來愈突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誌強痛切地指出，中國已經跨人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公眾對收入分配現狀已經產生不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認為“貧富懸殊”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

　　當今之中國，凡有能力的人，幾乎就沒有願意待在農村的。頭腦靈活的，通過考學進入了城市，有點門路的也都通過招工、投親或是打工湧向了城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為什麽鄉鎮企業蓬勃興起?主要是當時的農村積攢了壹批人才。但是這以後，農村的人才不斷外流，鄉鎮企業的人力資源難以為繼，創造精神和創業資源的貧乏和枯竭，這無疑是近幾年鄉鎮企業後勁匱乏的重要原因。

　　城鄉差別使壹個國家的財富資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財富資源不僅包括人力資源，同樣包括實物資源。因此，與人才壹起流走的，已不僅是農村中的優秀人才，更有大量的資金。從我們掌握到的數字看，從壹九八五年到壹九九四年的十年間，凈流出農村的資金累計，就高達三千零五十七億元，年均三百多億元!

　　有消息表明，公安部早在壹九八五年就開始起草《戶籍法》了，以期徹底填平橫隔在城鄉人民之間的這條不平等的鴻溝。可是，漫長的十八年的歲月過去了，中國農民望眼欲穿的《戶籍法》，卻至今不見出臺。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各部門的阻力太大，廢除農業戶口和非農業人口的二元結構，幾乎遭到政府各個部門的壹致反對。

　　看上去，不可思議，其實，說到底，是我們有不少的政府部門，死抱著在計劃經濟時代已經得到的那許多部門利益和傳統特權不放，寧可抱殘守缺，也不肯有所作為。

　　令人不安的是，隨著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壓力在加大，各地城市普遍采取了“騰籠換鳥”的辦法，或辭退農民工，或限期使用外來民工，甚至增加限制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和職業範圍，導致外出找不到工作而返鄉的民工逐年增多。這是我們今天的統計數字沒有包括在內的壹個龐大的農業失業群體，這個群體的人數是大大超過城市失業和下崗職工的人數的!

　　只要農業的社會保障壹天得不到解決，沒有壹種新制度來安排解決依然留在農村的農民們的生老病死，農民就只能依存已經十分有限的土地。盡管這種依存是十分被動的，更是無奈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今天中國的農業仍是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那麽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貧富懸殊就必然會被進壹步拉大；如果城市的產出，農村市場無法接受，我們商品的全面過剩和通貨緊縮將不請自來；如果農村被長期地排除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就極可能會使年輕的壹代農民，成為活躍的社會的不穩定源，從而加劇城鄉斷裂的危險，由此引發的沖擊和震蕩，肯定都將是災難性的！

　　3 小崗村的憂慮

　　二OO二年金秋，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進入了第三個年頭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為“減負”下的決心，不可謂之不大，做出的努力，不可謂之不苦口婆心，但是農村中的“三亂”卻突然又起，而且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

　　農民負擔的這種反彈，來勢之猛，讓許多人始料不及。

　　據《新安晚報》透露：從二OO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壹日，短短十三天，學生家長投訴教育亂收費的人民來信，就多達三百六十九件，幾乎遍及安徽各地。其中，臨泉縣五十三件，阜南縣三十六件，固鎮縣三十件，太和縣十四件，泗縣二十壹件，定遠縣四十六件，望江縣十六件，太湖縣十六件，天長縣十五件，池州市貴池區十九件……

　　其實，問題的嚴重，遠不是這些從安徽省物價局得到的群眾舉報，各地投訴的，還不僅僅是壹個教育方面，也不光只是這壹年的八九月份，自實行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以來，“減負”的工作壹直就呈“高壓”態勢，可是涉農收費的問題壹直依然還是困擾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壹個突出問題。

　　安徽省價格檢查所為此開展過壹次涉農收費專項的大檢查，檢查中發現，有些地方收費的項目少則十幾項、幾十項，多則又是上百項；收費的部門已經涉及到了教育、土地、司法、民政、供電、財政、稅務、工商、衛生、公安等等；收費的內容也涉及到上學、建房、結婚、生老病死、出售農副產品等等。

　　可以說，這是壹次全面的“死灰復燃”。

　　按照試點之初，省政府《致全省農民朋友的壹封信》上的規定，農民建房除由土地管理部門收取五元土地證書的工本費而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費用，但有些地方農民在辦理建房審批手續的過程中，交納的費用項目之多、標準之高，再次叫農民無法承受，不但要收土地證工本費，還要收取征地管理費、土地有償使用費、權屬變更費、造地費、開墾費、受益金、耕地占用稅、建築營業稅等壹幹子稅費。農民經批準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壹所房屋，各種費用需壹千至三千元，有的竟高達五千元以上!

　　此外，有的農民外出務工辦身份證，要被收取戶籍證明費或身份證遞卡費；農民結婚時，還要被強制收取咨詢費等多項有償服務費；明明是國家投資的農網改造，農民不但要出義務工、小工費甚至要出施工人員的夥食費……

　　省委書記王太華又壹次拍案而起。

　　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安徽省委、省政府指示各有關部門對群眾反映強烈的中小學亂收費、農村建房亂收費等案件，進行嚴肅地查處和糾正，堅決制止和有效防止農民負擔出現的這種反彈。

　　潛山縣物價局和縣教委聯手超越權限，違反規定，制發了行政事業性收費文件，擅自變更中小學收費標準和範圍，縣物價局局長被免職並給予行政降級處分，縣教委主任和物價局業務副局長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泗縣大莊鎮建設所所長，壽縣楊仙鎮黨委書記、鎮長，以及蒙城縣三覺鎮、懷遠縣朱疃鄉、阜南縣三塔鎮等鄉鎮壹批黨政負責人，也都因為亂收費分別受到撤職、記過或黨內嚴重警告的查辦。

　　省委辦公廳和省政府辦公廳，對幾起較為典型的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進行了通報。通報指出，省委要求各地在進壹步加強對農村稅費改革領導的同時，對違反規定、擅自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要堅決做到發現壹起，查處壹起，絕不姑息遷就。對農民負擔問題嚴重的地方，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還要追究縣(市、區)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通報中指出，省、市兩級均已成立了涉農案件查處辦公室，要求各縣(市、區)也盡快成立這壹辦公室，並向社會公開舉報電話，以便在全省形成壹個涉農問題的監督查處網絡。

　　這期間，我們也不斷接到這兩年采訪過的農民朋友的來信和電話，反映他們那兒才過了幾天舒心的日子，縣鄉和村裏的幹部就又把手伸了出來，各種名堂的“三亂”卷土重來。

　　許多亂收費的借口甚至是讓人哭笑不得，又是觸目驚心的。

　　在發生過震驚兩省數縣“大高村事件”的靈璧縣馮廟鎮，農民至今襟若寒蟬，亂收費不僅依然照舊，竟揚言如有上邊人下來檢查稅改工作，不準說有問題，否則，“將對他絕不客氣”。

　　最不可思議的，還是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後來發生的事情。王營村村民寫給有關方面的告狀信，長達七八千字的狀紙開篇寫道：

　　“歷史進入二十壹世紀，中國已進入法制社會的今天，我們王營行政村村民的民主權利、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還在遭受著如此野蠻的侵害，請看白廟鎮黨委副書記李俠、鎮民政辦主任周占民、村支部書記王俊彬在王營的暴行吧!”

　　看到王俊彬的名字，我們不由壹驚。

　　——這不就是當年那位帶頭上訪，壹度被通牒追捕，開除黨籍，後受到中央的關註解決了問題、恢復了黨籍並被選為村支書的王俊彬嗎?

　　怎麽在王營“被迫無奈又壹次舉行集體上訪”時，當年的這位上訪的領袖又成了被上訪的對象呢?

　　從狀紙上看，王營村今天又壹次出現幹部私闖民宅、扒糧打人的事，並隱瞞國家下撥的“災歉減免款”，村民們提出意見後，鎮村幹部惱羞成怒，依然故伎重演，動用執法機關上門抓人。告狀信在陳述了“災減款事件”後，這樣寫道：

　　“農業稅災歉減免款，是中央財政和省財政在大災之年撥下來減免災區農民農業稅的專項錢款，這是為了讓農民休養生息，當然也為了讓農民在大災之年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知道黨和政府時刻在牽掛著農民的生活生產，時刻都在關註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錢上也敢做文章的官們，他們摟走的，就不是壹筆普通的資金，那是黨和政府對災區農民的壹片愛心啊!”

　　讀後，心潮難平。王俊彬前後角色的轉換，也讓我們陷入了痛苦而良久的沈思。

　　難道說我們當今中國農村舊有的體制，真的就是壹潭“魔水”，它可以使壹切陷入其中的人變得面目全非?

　　這使我們想到二OO壹年春天的小崗之行。那是在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會議即將在合肥召開的日子，我們極想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經引發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偉大變革的發祥之地----“中國改革第壹村”，今天的情景。

　　提起過去的農民負擔，嚴宏昌同我們見過的那些村長壹樣，把頭直甩。他說，“小崗的出名，就出在領頭搞了‘大包幹'，‘大包幹'的三句話，如今已經是家喻戶曉了：‘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後來的麻煩，也就出在這三句話。上面刮下來的所有的‘三亂'風，就沒有壹項，不是打著國家和集體的幌子，後來就沒法子可以‘交足壹留夠'了。妳餵豬吧，生豬稅，又多又爛，氣得村民最後幹脆不餵；誰家買了輛拖拉機，交齊機械管理稅還不算，妳上不上公路，養路費，監理費，檢測費，少了哪壹項也不行；不管妳田裏有投有‘特產'，也壹樣全都得交‘特產稅'。”

　　“當然稅改以後，這些亂七八糟的這稅那費沒有了，可是，村級收入普遍下降，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嚴宏昌說：“現在村裏的辦公費，壹分錢沒有。鎮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返回給小崗村的經費，壹年也就只有三千零八十塊錢。”

　　他把右手伸在我們面前，扳著指頭，算了壹筆細賬：“村幹部七人。支書，主任，文書，每人年薪壹千八；另外四個人每人年薪就只有壹千。這樣的工資，不能說是多吧，可僅這壹項加在壹起，也得要九千四百元。村裏沒有能攢錢的企業，村幹部工資首先便沒了著落；優撫對象的補貼、貧困戶的救濟，自然全成了問題；再說村裏還有三個‘五保戶'，每戶每年要壹千八，三人壹年就是五千四，這筆供養費也就難兌現。”

　　他無可奈何地說了句順口溜：“現在是，國家財政扶搖直上，縣級財政搖搖晃晃，鄉鎮財政沒啥名堂，村級財政壹掃而光。”

　　他苦澀地笑了。說道：“為搞好這次稅改試點工作，中央和省裏都撥下來專項資金。村級建設專用款，風陽縣撥來二百萬，大村小村壹律撥下了五千元，這顯然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了，總歸還是無濟於事。當然，作為小崗村的幹部，我們再困難，也不能再去向村民們要，村裏的‘壹事壹議'也不能超過規定的十五元錢。稅改第壹年，壹部分村幹部想不通，就撂了擔子，梨園村的支書和壹個副村長，嚴崗村的副村長，東莊村的村幹部，就先後進城打工去了。這兩年，我從村裏總共報銷了十六塊錢，那還是去祝賀我們小溪河鎮居委會成立；上縣開會，沒辦法，全靠掏自己腰包；僅是陸陸續續為村裏添置辦公用品，我就已經掏過二百多元錢了。”

　　我們聽了甚感意外。就問：“妳就是按時足額拿到那壹千八百元‘年薪'，每月只攤到壹百五十元，這點錢，就是養家糊口也成問題，外出開會，添置辦公用品，還都要自己破費，日子怎麽過?村長還怎麽當?”

　　嚴宏昌朗聲笑道：“靠孩子，靠老婆。”

　　他甚至透出幾分自豪：“老二嚴余山和老三嚴德蘭，兄妹二人早年就闖深圳，現在都幹得不錯，嚴余山還在壹家企業做上了管理工作；老五嚴德錦，在省城電視臺也當上經濟記者；愛人段永霞也壹直在搞家庭養殖，養雞養豬，收入也不賴。我這個村長全靠他們支持。”

　　告別小崗村回到合肥，我們壹直在想：這可是小崗村啊!'嚴宏昌們為愛護“中國改革第壹村”的殊榮與形象，可以這樣大公無私，可以表現得高風亮節，有這種覺悟和境界，有這份光榮和責任，相信他們即便再苦，再難，也決不會再去掏老百姓的腰包。可是，這顯然並不能說明，更無法保證其它地方的村官、鄉官和縣官們，都會像嚴宏昌們壹樣的“克己復禮”，壹樣的“委曲求全”。在稅費改革的“風聲”比較緊的“高壓”態勢之下，有些人可能會變得收斂壹些，但如果中國農業體制和政策上的那許多弊端與缺陷，沒有壹個根本性的改變，農民不合理的負擔想要得到徹底制止與有效防止，幾乎是不大可能的。農民負擔的這種反彈，看來只是遲早的事!

　　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尚且如此之難，那麽，又怎麽才能解決農民富裕、農業現代化，解決城鄉迅速擴大的問題呢?

　　這樣看；搞稅費改革，給農民減負，乃至科學種田、進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些顯然都是非常必要和近切的，但它顯然又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根本出路。

　　4 中國改革正在過大關

　　中國農業的出路究竟在哪裏?

　　阻礙中國農村飛速發展的癥結又到底在哪裏?

　　如何才能重新喚起中國農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所表現出來的那股沖天般的熱情和幹勁，重新激起農民埋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由世代積累下來的巨大潛能，再造二十壹世紀中國新的文明史?

　　為此，我們尋訪過許許多多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也閱讀了大量的有關的研究報告。也許他們講的全有道理，我們確確實實有著許多十分緊要的事，需要抓緊去做!

　　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是壹個大學問家，他顯然喜歡借用歷史說話，讓事實說話，甚至不用多少高深的理論，卻同樣的震撼人心。他說：任何壹項改革都不會是壹帆風順的。當最初提出改革的時候，誰也想不到，壹九八二年就出現了改革回潮；十二大肯定計劃經濟為主的提法，壹九八四年便翻過來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那時大家都興奮得不得了，結果，幾個月後，通貨膨脹出現了，只得向後退；壹九八六年國務院制定的配套改革方案，差壹點就付諸實施了，也曾興奮得很，以為中國改革從此走上坦途，可是過了幾個月，又決定不實施了。以前，總希望出現什麽開天辟地的事情，現在我卻認為，只要能夠壹步壹步地前進就很不錯。我們不能對前途盲目樂觀，近年來壹些重大改革不斷挫折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正在過大關。”

　　這位在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革中勇於進行探索，並贏得了“吳市場”稱譽的經濟學家，這兩年特別喜歡引用狄更斯《雙城記》小說中開頭的話，暗示出他對中國改革的解讀：“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壹齊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壹個方向……”

　　吳敬璉說：“在壹個錯綜復雜的大轉變時代，我們必須看到，好壞兩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因此，兩種前途都是可能的。我們當然希望有壹種最好的前途。但是中國的未來，只能取決於我們現在的認識，和今天的努力。”

　　5 跳出黃宗羲定律

　　湖北省鹹寧市鹹安區委書記宋亞平，在湖北省是個有名的“改革書記”。為提高鹹安區幹部隊伍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增強他們的改革意識，他曾將三分之壹的區鄉幹部派到南方去打工鍛煉，每人每月只發給五百元工資，其余的，就全靠自己在社會上打拼，因此，大家又把他喊成“打工書記”。

　　二OOm年八月，宋亞平慕名來到合肥，想親自聽壹聽倡導農村稅費改革的何開蔭談壹談正在安徽試點中的這場“費改稅”。然而何開蔭開門見山的壹句話，卻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何開蔭說：“‘費改稅'不過給農民減輕了三四十元的負擔，我們現在就是稅費全免，不向農民征收壹分錢，它也不可能引起中國農村經濟發生質的變化。”

　　宋亞平多少有點兒詫異地望著何開蔭。

　　何開蔭說：“我的理解，改革就應該是創新，體制的創新，機制的創新，制度的創新；重大改革，那就應該是壹場革命。”

　　接著，他引用鄧小平早在壹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就說過的壹句話：“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不進則退，退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的改革，才能夠保證本世紀內達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個世紀更好的前進。”

　　引用了鄧小平“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改革”的話，何開蔭才又說道：“‘費改稅'只能減輕壹點農民過重的負擔，並不能解決主要矛盾。自從大包幹以後，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農村又積累了不少新的矛盾，正是因為當時的農民負擔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壹個熱點和難點問題，而且，又是處在壹個牽壹發而動全身的關鍵位置上，我們才選擇它作為突破口，先把農民過重的負擔減下來，同時把其他深層次的矛盾，全都逼到層面上來，然後按其輕重緩急分別采取對策逐個加以解決。”

　　“遺憾的是，”何開蔭無可奈何地對宋亞平說，“設在財政部的農村稅費改革辦公室，對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缺乏了解，竟把這場改革簡單化為‘費改稅'，盡管這種 ‘費改稅'在減負和改善幹群關系，在安定社會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績，卻也造成了壹些新的困難，使得全面深化農村改革難以順利地深入下去，甚至在壹些先行改革試點的地方，農民的負擔又出現了反彈。究其原因，很簡單，因為財政部只是壹個具體的職能部門，它不可能代替其他的部門制訂政策。因此把‘費改稅'視作中國農村第三次重大的改革，那是誤會，重大改革的標誌是把農村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為此我們曾大聲疾呼，不斷提出改善眼下‘費改稅'方案的建議，但是我們的聲音畢竟太微弱了，感到了力不從心。 ”

　　酒逢知己幹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現在，何開蔭面對來自湖北省的“改革書記”，談起農村改革的事，他差不多就把幾個月才能說的這麽多話，壹下全說了。他說：“稅費改革其實是有著豐富內涵的。它上連著農村戶籍制度、農村金融體制和糧食購銷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連著農村基層財稅體制、財務制度、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村科技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最重要的鄉鎮村級機構的改革。總之，農村稅費改革是壹場十分復雜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如此重大的壹場改革，必須由總理和分管副總理親自領導，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持，把改革辦公室設在國務院的壹個綜合部門，從各相關的部委抽調出熟悉業務並懂得政策的精兵強將從事這項工作。首先，由財政部修改和完善稅改方案，使之能帶動其它改革，然後，由糧食部門制訂新的糧食購銷政策並進行體制改革；由教育部修訂義務教育法並由各省制定實施細則；由公安部制定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方案；由人事部制定鄉鎮機構改革的方案；由農業部制定農村科技體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級機構和農民社會保障方案；由衛生部計生部門制定農村公共衛生以及醫療保障體系的改革方案；環保與國土資源部結合農業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並創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帶領農民搞好農業結構調整。所有這些方案匯總到，綜合改革辦公室，進行協調和修訂，最後形成相互配套的綜合改革方案，以實現整體推進。這樣才能奪取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徹底勝利，促進農業的大發展!”

　　這麽壹說，倒引起了宋亞平的共鳴。因為宋亞平過去就在基層工作多年，對“三農”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在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於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進中國農業發展、農村進步以及農民富裕的許多問題，交換了意見。

　　兩人都認為，對中國今天的農業首先應該實施“休養生息”的政策，免除壹切面向農民征收的農業稅及其附加。縣鄉兩級由此導致的減收，可以通過減事減人減支的辦法解決。這樣，中央和省裏在農村稅費改革過程中的財政轉移支付，就能夠完全用於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農村的衛生事業。

　　兩人都還認為，在對中國農業實施“休養生息”政策的同時，可以推行“無為而治”的方略。

　　將目前的五級政府逐步恢復為三級政府，並鄉建鎮，將現在的鄉鎮政府改為鎮公所，作為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如果當前條件不具備，可以先行大規模精簡鄉鎮機構，采取黨政幹部交叉任職的辦法，將“四大家”合為壹家，堅決壓縮鄉鎮領導幹部的職數和人員的編制，分流冗員。至於鄉鎮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壹律改制為中介服務機構或專業經濟組織，改制後的“七站八所”只能緊密圍繞農村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的發展要求，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務，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企業法人單位。村委會原則上不再賦予行政管理的職能，逐步擴大村委會的民主權利和進壹步規範村委會的自治行為。與此同時，支持和幫助廣大農民成立有著豐富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內涵的各級農會組織，農會組織在性質上應當同城市中的婦聯、工會等群眾組織壹樣，在黨的領導下，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並發揮出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取消糧食的國家定購，堅決放開糧食的收購價格、放開糧食的購銷市場；把土地還給農民，允許農民對自己擁有的土地使用權進行有序地流轉；鼓勵和支持農民向城市遷移，逐步建立城鄉統壹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就業和發展機會面前地位的平等。這些，都十分重要。

　　同樣還要積極探索由國家、集體、農民個人共同出資、合理負擔的農村醫療保險制度和農村養老制度；結合農村扶貧政策和其他民政補貼政策，試行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些，也都必須著手去做。

　　還要逐步加大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

　　還要改革農村的金融管理體制，放開搞活農村金融……

　　何開蔭說：“在中國的歷史上，就曾有過多次農村稅賦改革，唐有‘兩稅法'，明有‘壹條鞭法'，清有‘攤丁人畝'的變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針對當時收費名目繁多、貪官汙吏中飽私囊、農民不堪重負而進行的；改革的內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費為稅，化繁為簡，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內，大都是可以做到 ‘向來叢弊為之壹清'，使農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但是，最後又都無壹例外地因為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並為以後的加稅增費墊高了門檻，農民的負擔反而更重。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曾精辟地將其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後人稱其為著名的‘黃宗羲定律'。”

　　何開蔭說：“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與過去畢竟不同了，我們多麽希望，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產黨人，能夠跳出這個歷史的定律。”

　　宋亞平回到湖北省鹹寧市後，不久，就將他和何開蔭商討的意見梳理出十二條建議，上書省委書記；何開蔭隨後也寫出十分詳細的改革方案，再次直言進諫中央。

中國農民的生存困境

作者 獨立農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的確，“農業”問題如果作為產業經濟問題，在中國並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傳統時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經明顯下降，同時也沒有盛行“大農業”的許多發達國家那麽重要——大家知道農業問題已經成為現代國際經濟問題、尤其是發達國家間經濟關系問題的壹個關鍵，世貿談判多哈回合經歷這麽多年而始終卡殼，主要卡在了農業問題上。

　　
但是發達國家卻基本沒有所謂的“農民”問題，不僅因為他們農業人口比例已經很少，而且他們的那麽壹點務農者也已經完全“公民化”，沒有人把他們視為弱勢者，甚至他們百分之幾、至多百分之十幾的人口卻對“多數決定”的議會政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以至於有人戲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說有點“虛偽”的話，那與其說是少數資本家、不如說是少數農民在影響和左右著多數意誌。

　　

另壹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在內，在改革前還沒有解決“吃飯問題”，農產品供給嚴重短缺，處於“民以食為天”的狀態，解決“民食”問題的農業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說農業社會的經濟問題基本上就是農業問題了。

　　

而我國現在與上面兩種情況都已完全不同。壹方面，經過30多年農業的長足發展，如今的中國已不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操心“吃飯”問題，受困於農產品供給不足。但另壹方面我國也不像美國、法國、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國家那樣定位為面向全球市場的戰略性大農業出口國，對農業生產過剩、農業經濟周期和國際農貿談判之類問題極為關切。我們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中國農業基本上是內需型的，盡管存在品種調劑問題，就總量而言，我們的農業也能夠滿足內需。

　　

今後我國農業發展的技術路線和經營方式路線當然還有大量可議的話題，但是幾十年來的經驗，尤其是當年“農業綱要四十條”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實踐經驗表明，如果脫離農民自身的意願和自由選擇的權利，政府“過分熱心”地幹預乃至決定農業技術與經營方式，往往變成“折騰”農民，效果並不好。過去諸如技術上推廣雙輪雙鏵犁、壹味提高復種指數、普及雜交高粱和小麥取代青稞，經營上從“大公社”到“隊為基礎”，都留下了許多教訓。

　　

歷史地看，作為壹個農業文明積澱深厚而又幅員廣大、各地條件極其多樣的大國，我國各地農業的適宜技術和適宜經營方式其實更多是農民自主選擇的結果。正是在農民自主性得到較大尊重的改革時代，農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壹十”的智慧解決了復種問題，以大型農機專業戶為眾多小農提供商業化服務的途徑，解決了過去政府認為最適合機械化的“大公社”時代長期無解的機械化問題，擺脫了壹會兒押寶雙輪雙鏵犁，壹會兒突出手扶拖拉機，天天號召“農業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而手工—畜力農業依舊的長期困境。

　　

在經營方式上，擺脫強制集體化後的農民無論是99%以上選擇了家庭經營的農戶，還是原先95萬個“大隊”中顯示出經濟活力而能讓農民選擇留在“集體”中的7000多個“村”，經濟都有了顯著的改善。農戶普遍擺脫貧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極少數“集體”也大都發展成為超級“明星村”。曾經有人以後者的成就論證小崗農民走錯了路，而南街村的選擇才是對的。

　　

其實他們是不顧常識地根本顛倒了因果關系：不是“明星村”由於強行禁止農民離開而得到了發展、小崗則因為沒有“捆住”農民而停滯，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原來的強制集體化農村絕大多數歷經20多年實踐都沒讓農民感到“優越性”，使他們在能夠自主後都選擇了離去；而能讓農民選擇留下的自然只有鶴立雞群的極少數。

　　

這些極少數有超常績效是理所當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體”如果沒有績效而強行禁錮農民不讓離開，那就不僅不是“明星村”的問題，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讓農民自願留下的“集體”是如此之少，這難道還不足以體現改革前農業體制的大失敗麽？

　　

且不說像以色列的基布茲那種純自願的集體化盡管時過境遷也有風光不再的問題，但仍然可以留住相當部分成員，甚至國際上公認為失敗的前蘇聯集體農莊，盡管它的弊病眾所周知，但所謂葉利欽“復辟資本主義”以來的20多年，獲得了選擇自由的俄羅斯農民也仍有約三分之壹願意留在改良後的集體農莊中。而我們的公社體制在農民獲準退出後僅僅幾年就土崩瓦解，95萬個“集體”僅有約7000個，即不到百分之壹能夠留住其成員！

　　

公社化時代是嚴禁“單幹”的，改革後農民獲得了“退出權”，但是並沒有禁止自願的“集體”，而農民能夠相對自主選擇後，無論“單幹”還是“集體”，都比以前成功得多。所以，改革後農業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經營方式”上“單幹”對於“集體”的成功，其實從本質上看，它是相對自由的選擇權對沒有自由的選擇權的成功。農民有沒有選擇經營方式的權利，遠比“哪壹種經營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體後，我國改革時代的農業經營方式也發生了和正在發生著種種變化。但無論公司加農戶、合作社加農戶還是規模化農場，也無論規模化是通過農民間土地流轉還是通過外部公司包租農民土地的方式，能夠被農民接受的成功選擇也往往出於農民的意願，與政府原先的設想常常出入很大。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證明，正如農業新技術只有在市場上供農民自主采納才有前途壹樣，新經營方式也只有在自願前提下，讓農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腳。而政府應農民之需要做好服務工作才是功德無量的事情。

　　

近年來農業問題方面有許多討論，諸如是堅守耕地“紅線”保證糧食自給，還是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擴大進口；公司加農戶好還是合作社加農戶好；繼續保持農民兼業化作為打工者的“退路”，還是發展規模化專業經營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等等。但是壹些地方在忽視農民權利的基礎上討論經營方式，往往哪種主張都會出問題。例如在“只許官‘圈’不許民‘賣’”的格局下，強調堅守“紅線”，農民就更沒法自主開發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樣可以大圈特圈。而如果“紅線”被認為不必堅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會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賣地”照樣不行。

　　

過去說農民應該兼業化，“農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種種阻撓，“重慶模式”走紅時有官員甚至聲稱讓農民工做“兩棲人”是防止重慶出現貧民窟的不二法門。但是後來官員和公司盯上了農民的土地，同樣的官員又開始大講“兩棲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經濟”，開始用種種手段強迫農民變“市民”了。

　　

再如土地“確權”和推動“流轉”也是過去民間多年的要求。可是具體怎麽搞至今也還是語焉不詳。農戶被“確”給的到底是什麽“權”？面對強勢者的侵權，農戶的這個“權”能得到保障嗎？“土地流轉”近年來常被當作政府推行“規模化農業”的手段來提倡，而“發展家庭農場”的說法也把國際上泛指的家庭農業（這個意義上的家庭農場我國在大包幹改革後就普及了，何須現在“發展”呢？）偷換成了“上規模的”家庭農場概念。

　　

這當然不壹定是壞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轉”不是買賣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權”或“承包權”的交易，是否暗示這種“流轉”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質的，即可以是“政府動員”下的強制“流轉”？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決定》公布後各地強制圈地之風並未消弭，甚至由於《決定》提倡市場經濟的利好，引發各地新壹輪“招商引資”熱潮，此風還有日長之勢，不能不讓人憂慮。

　　



　　

　　 總之，我國現在面臨的關鍵性問題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同樣如此。工業化、城市化過程會導致農村人口下降，許多鄉村社區因此消失，這是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經歷過的階段。但是像我國如今這種關於“鄉村衰敗”的強烈呼聲卻是很少見的。其實表面看來，與壹般國家農民進城初期形成都市貧民社會、鄉村中無人居住的房子破敗不堪相比，我國由於強制禁止進城農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兩棲人”或“流動勞工”現象，城市中號稱沒有貧民窟，農村中充斥著“兩棲人”血汗換來的“無人新居”，但在光鮮外表下的社會性“衰敗”卻比人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取代大型貧民窟和鄉間廢村的是我國無與倫比的家庭離散現象和“候鳥”人口，農村中的“三留守”現象（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造成許多駭人聽聞的人倫慘劇。典型的如雲南鎮雄壹個貌醜人窮的鄉間無賴竟能長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婦女；廣西興業壹名11歲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歲）頻繁強X奸、輪X奸兩年之久；這類古今罕見的惡性醜聞反映的“衰敗”，豈是壹般的建築破舊、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說什麽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倫理是訛言，中國人其實最重金錢而無視親情，很少有哪個民族會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為打工掙錢甘願常年家庭離散。這樣的說法真叫人無語，難道他們願意這樣？“兩棲人”取代貧民窟真是他們的選擇嗎？

　　

實際上，盡管城市的棚戶和鄉村的敗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遷徒無論是進城還是留鄉都應該是比從前更好的理性選擇。即便像東亞四小龍這樣發展很快、現在基本沒有貧民窟問題的“新興工業化地區”，窮人進城之初住棚戶也不罕見，只是在經濟增長快的條件下他們或因申請政府福利或因就業機會多，境況逐漸改善，而不至於久困於此，而那些經濟增長慢的國家就會出現貧民窟長期存在的弊病。

　　

但是我們現在不也是同樣依靠高速增長來使“兩棲人”可以有錢匯回家鄉建設“面子房”嗎？壹旦高增長階段結束，過去積累轉化成的家鄉“面子房”並不能用於謀生，而他們又沒有在高增長時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層），到時社會性“衰敗”在那種“兩棲”不靠的狀態下就不是光鮮外表能遮住的了。

　

　 顯然，問題不在於鄉村該不該復興，也不在於所謂“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麽叫“西方城市化”？西方這麽多國家難道有什麽統壹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壹個國家比如美國，紐約與拉斯維加斯的“城市化”難道是壹回事？關鍵在於農民的命運由誰決定？農民選擇進城，付出勞動就應該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順眼就趕走他們。農民選擇在村，他們的地權就應該得到維護，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壹把搶來，無論“圈地招商建大城”還是“收地拆房蓋新村”，都得以尊重農民的權利為基礎。這些道理難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嗎？

　　

可見，我們所說的農業問題很多並非產業經濟問題，我們所說的農村問題很多也並非鄉村社區問題，實際上它們都是農民問題，主要是農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問題的不同表現。今天我國的農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已經很低，真正務農的勞動力和真正安居鄉間的人口占比也在明顯下降，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卻沒有降低。我國獨特的“農民問題”不僅存在於非農產業（所謂的“農民工”），也存在於大城市（所謂的“外地人”）。應該說改革30多年來我國解決農民問題，即農民權利問題上已經取得較大進展，但是該做未做的事還不少。

制度的禍害

作者 洪朝輝 寫於 二零零七年

弱勢群體的貧困現象存在眾多原因。從美國治理貧困的經驗來看，貧困可分為四大類，即物質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和動機貧困。[1]中國的農民工在遷徒、居住、工作和求學等四大社會權利方面受到長期的制度性歧視，他們自由和平等地離開農村、定居城市、獲得就業、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遭到排斥和剝奪。農民工的自由遷徒、合法定居、正常就業和平等入學等基本社會權利，不僅是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社會人格的基礎，更是擺脫貧困、改變現狀、追求其他經濟社會機會的重要條件。其中，遷徒權利是前提，居住權利是基礎，工作權利是保障，而教育權利則是核心。

    目前，中國農民工的貧困主要不是表現為饑寒交迫，也不是他們的能力不夠，更不是工作積極性不足，而是他們在城市裏沒有權利和機會立身存命，在遷徒、居住、工作和教育等方面遭到長期的限制和排斥。可以說，社會權利的貧困已成為中國農民工所有貧困現象的重要根源。[2]遺憾的是，中國農民工自由遷徒的權利已被剝奪和侵犯了近50年，到2007年為止，他們進入城市居住、工作和求學的平等權利不僅不受現行憲法保護，而且遭到各種法規的約束。這種現象與中國城市的現代化努力格格不入。

    本文討論的農民工特指那些戶口在農村、但目前在城鎮從事臨時性或長期性體力勞動的群體。要準確地界定農民工這壹範疇的含義，需要辨明幾點。其壹，農民工不能等同於“流動工人”（migrant workers），前者的戶口在農村，而後者包括為打工而遷徒的擁有城鎮戶口的工人。同理，農民工也不應等同於“流動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因為後者當中既包括在城市間流動的城市居民，也包括在農村間流動的農村居民，還包括流動中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其二，使用farmer-turned worker壹詞來代表農民工是不確切的，因為農民工尚未完全被轉型成正常的城市居民，不管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了多久、有無房產，他們的戶口仍在農村，這是他們與城市工人的根本區別。為了保有在農村的承包地，不少在城市長期工作居住的農民工往往不願放棄農村戶口。其三，農民工也不能等同於“流動農民”（migrant farmers），因為前者在城鎮有壹份非農業工作，而後者專指在農村地區尋找農活的農民，例如北方地區的“麥客”。其四，農民工也不應該包括在村辦企業工作的農民，而主要指考察那些進入城鎮的農民工。其五，農民工不包括持農村戶口、但在城市裏擁有並經營企業的農民企業家（farmer entrepreneurs），因為他們不以體力勞動為謀生的主要手段。所以，農民工的英譯應該是中文的拼音――Nongmingong（NMG）。

    中國現有的統計數據沒有提供精確的農民工人數。與此相關的數據是鄉鎮企業職工總數（2004年為1.38億）和農村勞動力到鄉以外的就業人數（2004年的數據是1.02億），兩者相加為2.4億。[3]這兩個數據的範疇有重疊，保守的估計是，農民工的人數可能在2億左右。

    本文首先探討農民工遷徒權利遭到剝奪的歷史演變，評析流行的“蘇聯因素說”和“經濟因素說”對農民工遷徒權利貧困現象的解釋，側重討論中國農民工遷徒權利遭到剝奪和排斥的制度因素、政治因素和城市利益集團因素。然後，具體分析農民工在平等居住、平等工作和平等求學等方面的權利貧困現象，並結合美國弱勢團體爭取權益的歷史進程，提出解決農民工權利貧困的方向。文章的結論是，剝奪農民工的社會權利是壹種制度性債務和國家級罪錯，只有通過矯枉過正的制度性措施，如美國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才能對弱勢團體的歷史虧欠作出制度性補償。中國對農民和農民工的歷史剝奪，首先需要社會抗爭，然後需要國家認錯，最後需要政府補償。

壹、農民工遷徒權利的貧困  

    自由遷徒的權利“是人的壹項基本權利，屬於人身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4]在中國現代史上，無論是在獨裁的袁世凱時期，還是在腐敗的北洋軍閥時期，或是獨裁加腐敗的蔣介石統治時期，中國的農民壹直享有遷徒自由的憲法保障。例如，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6條第6款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徒之自由”；[5]1914年，獨裁者袁世凱主持的“袁記約法”（或稱《中華民國約法》）的第5條第6款也規定：“人民於法律範圍內，有居住遷徒之自由”[6]；1923年臭名昭著的北洋軍閥曹錕所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曹錕賄選憲法”）第9條也規定：“人民有選擇住居與職業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7]蔣介石主持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36年）第12條也規定：“人民有遷徒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8]民國時期的歷屆政府從未限制過農民的自由遷徒。[9]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也同樣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徒的自由”。[10]

    但是，1957年12月13日國務院通過了《關於各單位從農村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各單位壹律不得私自從農村中招工和私自錄用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農業社和農村中的機關、團體也不得私自介紹農民到城市和工礦區找工作”。[11]與此相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58年1月9日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護口登記條例》，確立了壹套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人口登記制度，其第10條明確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遷出手續”。[12]從此，憲法規定的自由遷徒權利被變相剝奪了。1963年，公安部依據是否吃國家計劃供應的商品糧，將全國戶口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國務院於1964年8月批轉了《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嚴格限制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人口，從此建立了完備的以歧視農民為特征的當代“種姓制度”。[13]隨後，憲法在1975年、1980年和1982年修改時，不但不廢除上述違反1954年憲法的歧視農民遷徒權利的法規，反而將1954年憲法原來保留的“公民有居住和遷徒的自由”這壹條款刪除，造成了用憲法剝奪公民（主要是農民）的居住和遷徒權利的結果。[14]

    為什麽1950年代後期的中國敢於挑戰世界公理和普世價值？為什麽自由遷徒的權利會在70年代以後的憲法中消失？為什麽直到今天，中國的憲法仍然難以恢復農民和農民工的自由遷徒權利？目前，對於中國在1950年代限制農民和農民工自由遷徒的解釋，主要有“蘇聯因素論”和“經濟因素論”兩種。

    “蘇聯因素論”認為，蘇聯的經濟模式深深影響了中國的發展戰略，促使中國走上了壹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重工業的特性決定了它不可能象輕工業那樣吸收大量勞動力，結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城市不但無法吸收大量農民勞動力，反而將城市居民逆向驅離城市。[15] 由於工業化無法與城市化同步，所以就通過壹種制度安排，將農民嚴格地限制在農村裏。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中蘇兩黨交惡。1958年起，蘇聯從中國撤出了專家，中止了部分技術合作項目。1958年到1960年，在“大煉鋼鐵”的大躍進高潮中，中國政府連續3年的財政赤字累積約270億，占當時財政規模近50%。高額財政赤字使政府不得不停止“第二個五年計劃”，沒有了新增投資，自然就沒有新增就業[16]，由此導致城市就業危機的出現。

    而“經濟因素論”則將剝奪農民遷徒自由的原因歸結為城市人口大量過剩。從1950年到1956年，城市工業部門大約吸納了4千萬以上的農村勞動者。僅在1952年到1957年間，即有2千多萬農民自由流入城市。[17]但是，由於1958年到1960年期間的“大躍進”造成的後果，50年代末、60年代初約有3千萬已進入城市的來自農村的職工被要求“暫時”返回家鄉。[18]此外，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後，實行了統支統收，政府在公社壹級建立財政和農業銀行，全額提取農業剩余，並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結構，來保證這種內向型的資本積累。[19]

    上述兩種解釋是不充分的。其實，“打開城門”，照樣可以化解城市失業問題。例如，195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百廢待興，城市失業人員高達400萬，幾乎與工業在職職工的人數相等，在這樣的困難情形下，農民照樣自由進出城市，政府只花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解決了嚴重的城市就業問題。[20]同樣，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在3年內消化了2千萬城市待業人口[21]。尤其值得註意的是，上述兩種解釋回避了壹個根本問題，為什麽當時用於應付經濟困難的權宜之計，從此就被固定下來，構成了對農民的長期制度性歧視？為什麽中國的憲法不再恢復農民和農民工的遷徒自由？

    所以，問題的關鍵與根源必須從非經濟、非蘇聯的因素中尋找。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素。1950年代，中國政府通過行政的強制加上政治化的運動，成功實施了“壹國兩制”，而不僅僅是陸學藝所稱的“壹國兩策”[22]，因為中國在農村實行了歧視性的“種姓制度”，在城市實行了優惠性的公民制度。[23]這是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城鄉兩元經濟結構之社會體制根源。中國共產黨曾經以“耕者有其田”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號召農民幫助中共打天下；在戰爭年代和建政初期，中共確實履行過諾言，將土地分給農民。但是，以個體經營為特征的小農社會與中共的政治理想和制度目標格格不入，於是，它背信於農民，通過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等制度，強制地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實行了從小農土地私有到集體土地所有的強制性制度轉變。壹旦集體土地所有制度確立，為了維系這種制度並保證其正常運作，就必須強迫農民固守在土地上，不得自由遷徒，否則，非人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會立刻瓦解。[24]為了配合這種專制的人民公社制度，自然需要壹種更為專制的戶籍制度，將數億農民無情地嵌入永世不得“翻身”的“身份社會”和“種性制度”[25],逼使農民的低下地位成為惡性的世襲，與文明社會天經地義的“契約社會”背道而馳。[26]所以，專制和非人性的制度才是限制農民和農民工自由遷徒的根源，經濟因素只是這種政治制度的折射和表現而已。雖然目前人民公社制度已經瓦解，但人民公社制度的核心價值――土地集體所有的本質，仍然是今日農村土地制度的主軸，由此導致農民和農民工在制度層面上仍然難以離開土地，盡管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這種制度限制正面臨危機。[27]

    其次，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也是剝奪農民遷徒自由的壹個重要因素。毛澤東時代的特征之壹便是無處不政治、無時不政治和無人不政治。那時，幾乎任何非政治的政策和行為都可以從政治中尋找答案。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批“知識青年”被迫“上山下鄉”，不僅僅是因為城市失業率居高不下，還因為毛澤東不再需要利用“紅衛兵”了，大量滯留城市的中學生不利於政權的穩定和城市秩序的恢復，於是毛澤東將這股“禍水”從城市引向農村，逼使大批“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其結果是，通過剝奪“下鄉知青”的城市居民身份，將他們列入地位低下的農民群體，穩固了畸形的城鄉兩元結構。[28]

    到了1980年代，中國政府曾考慮適當放松對農民進城的限制。據溫鐵軍回憶,當時負責中共農業發展的杜潤生曾提到,“當時的中央政研室已經提出開通城鄉，要給農民進城的機會。提出以後本來領導同誌是願意考慮的。但受到了幾乎所有部門的反對，”因為盡管當時財政體系的保障水平很低，但它畢竟保障了社會的安定[29]，壹旦允許農民自由進城，就將破壞現有的城市保障體系。所以，政治穩定、政權鞏固成了1980年代阻止農民進城的根本原因。

    1990年代上半期以來，允許農民自由進城的舊話重提，但還是沒能成為現實。其中壹大原因是因為大城市有“特殊的戰略作用”，所以不能對農民開放。據1994年的統計，70%的新增刑事犯罪來源於流動人口。[30] 盡管在經濟上中國完全具備了加快城市化的條件，城市吸收農村剩余勞力的能力也大為提高，但為了防止所謂的城市犯罪、鞏固大城市的戰略地位，政府仍然不願恢復憲法對農民遷徒自由權利的保護。尤其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由於2003年3月的“孫誌剛事件”[31]，國務院於2003年8月1日廢止了實施達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實際上已允許農民自由進城。新公布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縣級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應當根據需要設立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站”。這樣，對“非法”流動的農村人口不再予以遣返，而是予以救助。這本來是修正憲法、恢復農民自由遷徒權利的良機，但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仍然未考慮這壹點。[32]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建立戶口制度後的1957年，還是打破戶口制度後的1990年代，盡管兩者的政策取向完全相反，但違憲的特征卻壹致。1954年憲法允許自由遷徒，所以，1957年後的阻止農民進城是違憲的；而1975年後的憲法取消了遷徒自由，所以今日所有允許、默許農民進城的措施也是不符合憲法的。所以，在民眾遷徒自由這壹點上，號稱國家大法的中國憲法，是最可以被忽略、最容易被擱置、並且最可能被戲弄的“擺設”。

    再次是城市利益集團的因素。由於長期實行剝奪農民、獨厚城市居民的制度，逐漸形成了城市既得利益集團。“全民的政府事實上異化成了城市居民的代言人，制度的供給權完全歸城市居民所獨占。雖然城市政府代表的只是少數人，但這少數人卻是權力的制定者，而且以法令確定下來的戶籍制度保證了這種權力的強硬有力，從而使歧視得以延續。”[33]那種“權益進城、成本歸農”[34]的侵權行為和剝奪性思維仍然主導城市的決策層。與此同時，農民代表在全國人大的立法過程中幾乎沒有聲音。根據1995年的選舉法，城市居民每22萬人產生全國人大代表1人，而農村居民則每88萬人產生全國人大代表1人；換言之，農民的選舉權利僅及城市居民的四分之壹，4個農民的選票只相當於1個城鎮居民的選票[35]，這比美國黑奴所享有的五分之三（60％）代表權和選舉權還少了壹半以上。[36]

    中國過去30年來壹直存在著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富裕與貧困三大矛盾。進入21世紀後，中國政府面臨內外壓力，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意放松對農民遷徒權利的限制，給予農民以國民待遇。 [37]《世界人權宣言》第13條宣稱：“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遷徒和居住”；《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也規定：“合法處在壹國領土內的每壹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處所的自由”。 [38]但是，那些能參與資本收益分配的發達地區、城市地區和沿海地區，不願意與農民分享城市社會保險和福利的“大餅”。 [39]在這些利益集團主導下的決策層對農民工進城問題采用了雙重標準：在經濟方面，樂見和鼓勵勞動力自由流動，這樣可以讓發達地區得到廉價和充足的勞動力，盡管農民的流動權利並不為現行憲法所承認；在社會權利方面，則堅決反對農民在城市裏自由登記取得戶口，因為這將侵犯現有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40]這種立場十分類似當初美國共和黨對已被解放了的奴隸的觀點。壹方面，這些自由派的白人支持給黑奴以人身自由；另壹方面，他們又反對給黑人以權利平等，尤其反對給黑人以民主選舉的權利。這樣，1865年美國內戰後，黑人得到了自由，但沒有平等，無法平等地享有居住權、工作權、教育權和選舉權。黑人直到1965年後才享有壹定的選舉權，其間歷經100年之久。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農民或許會得到自由遷徒的權利，但可能在長時期內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權、工作權、教育權和選舉權。而沒有居住權的自由遷徒，充其量只有自由的流浪權和乞討權。這樣，農村居民所獲得的“自由”，只有在城裏討飯的自由、到處流浪的自由、失學失業的自由。需要指出的是，“遷徒自由不僅僅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問題，還意味著中國的公民可以自由選擇。遷徒自由是壹種政治權利，和別的權利相關聯，同時又是壹個包容性的綜合性的權利”[41]。

二、農民工居住權利的貧困  

    公民的居住權利是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其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同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條也指出：“所有人民得為他們自己的目的自由處置他們的天然財富和資源,……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剝奪壹個人自己的生存手段”。還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 [42]如果說，自由遷徒的權利是農民工社會權利的基本前提的話，那麽，農民工在城市自由、平等地居住的權利則是基礎。如果只能流動而不能定居，那只能是流民，而不是居民。在現實中，盡管中國的農民工已經沖破了憲法的限制和人為的阻礙，爭取到了壹定的人身自由，但他們遠未享有在城市中平等的居住權利。[43]

    據統計，2003年，中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高達11,390萬人，流動人口規模已高達1.4億人。[44]但是，從人身自由到權利平等還有壹段艱辛而又漫長的裏程。壹年幾度的回鄉潮，尤其是舉世罕見的春運潮，意味著農民工仍然無法在城市紮根，既不能安居，也不能樂業，雖然離鄉卻無法離土。[45]“民工潮的實質是，制度歧視、戶口限制使農民工無法成為穩定的產業工人，無法從身份制轉換為職業制。”[46]中國農民工猶如美國的非法移民，可以非法流動，卻不能合法居住。然而，中國的農民工是合法的中國公民，而美國的非法移民既非美國公民亦非合法入境者。目前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主要有3種生存方式，在城市企業打工、在城市建築隊打工、在城市居民家庭從事家政服務。[47]這三類農民工盡管得到了政府的默認和政策的模糊肯定，但法律上他們在城市的居住卻是非法的。這就是典型的有人身自由、無平等權利的案例，似乎是“來去自由”，但沒有定居的權利。

    生存在這種灰色處境裏的農民工之居住權利，至少在三方面遭到剝奪與排斥：

    第壹，農民工擁有自己獨立住房的權利受到排斥。據2003年的抽樣調查，上海的進城農民工選擇“租賃房屋”和寄居“宿舍、工棚”的比例，分別占73.5％和18.7％，合計達92.2％；在租賃房屋居住中，又以“租賃私有房屋”為主，占48.9％，其次是“租賃公有房屋”，占12.3％。顯然，上海的農民工基本沒有自己的住房，居住條件相對較差。[48]在海口，有的工地分給每個農民工的鋪位不到1米寬，帶家屬的也只增加0.5米。[49]作為對比，2000年上海街道居民自買或自建住房的比例高達52.5％，租用公有住房比例為41.7％，合計達94％。也就是說，上海本市居民中94％直接或間接擁有自己的住房。擁有房屋產權不僅標誌著財富，更體現了永久居民的地位，以租賃為主的進城農民就難以從臨時流民轉型為永久居民。[50]中國進城的農民工目前是患寡，但更患不平等。

    第二，許多農民工長期住在簡陋、破舊的“城中村”，居住環境極其惡劣。隨著農民工對城市住房需求不斷增加，按照國際慣例，政府本應為自外地進城的民眾提供廉租房，但中國的城市政府習慣於對農民的長期歧視，不願大量提供這種微利或無利的公共產品。於是，農民們只能自救，利用城鄉交接的宅基地，興建城中村，向進城農民工提供廉租房。1990年代初，廣東省的珠江“城中村”開始形成。因為當地村莊的農用土地被迅速征用，為了抵抗這種近似沒收的征用，當地村民們在自家宅基地上興起了壹場“造房運動”。1994年到1998年間，許多村民在宅基地上重建或改建房屋，然後出租給急需住處的農民工，於是廉租屋市場和供流動人口暫時聚居的城中村就出現了。[51]這些“城中村”建造前自然缺乏合理規劃，建造後更難實行正常管理，城市主管部門對“城中村”制定了各種繁雜的管制措施，但唯獨缺少對民工基本居住條件的規範要求。[52]據部分城市調查，大量自找住房的農民工所居住的“城中村”環境惡劣，衛生和食物安全條件很差。農民工的城市生活處於“孤島化”狀態，很多人長期夫妻分居，有的雖同地打工，但因居住限制不能過正常的家庭生活。[53]據2005年1月的壹份調查顯示，重慶城區約有36萬農民工,他們群居在最廉價、最不衛生、最不安全的陋房內，極易患上各種疾病；人均居住面積少則3平米，多不過10平米，有的甚至住樓梯間、危房、工棚等。[54]

    第三，為防止出現城市貧民窟，城市政府不允許進城農民工私建住處，這種歧視政策的後果是逼使許多農民工流浪街頭，由此增加了犯罪率。表面上看，似乎城市流動人口多了就可能導致更多的犯罪；但若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無法享受平等的居住權，無恒產即無恒心，往往會導致他們對城市社會的仇恨，誘發非理性行為。禁止建設固定的貧民窟，只能縱容產生無數個流動的貧民窟。政府為了城市形象，不準貧民窟的存在，又不願提供其他住所，這樣只能逼迫他們到處流浪，由此必然使壹些流浪的農民成為潛在的犯罪分子。[55] 歷史上，許多事實證明，“民反”的原因大多是因為“官逼”。解決城市流動人口犯罪的治本之道，其實與賦予進城農民工的居住權利有關，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提升公民的社會責任，培育流動人口與城市政府、城市社會的合作意識。

三、農民工工作權利的貧困  

    農民工不僅需要在城市中安居，而且更需要在城市中樂業。但在現實中，他們不僅沒有平等的居住權利，也沒有平等的工作權利。[56]最典型的表現是，農民工長期從事工作報酬低、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的職業，城鄉工人之間普遍出現了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的現象[57]，導致農民工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不充分就業[58]。據中華全國總工會2002—2003年第五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的調查顯示，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經濟地位，農民工都排在25種職業群體中的最後壹位。[59]具體而言，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的權利貧困主要表現在下列四大方面。

    其壹，按時領取工資的權利遭到排斥和侵犯。中國各地大量、長期、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成了世界勞工史上的壹大奇觀。按勞付酬、按時付酬是勞工的天賦人權，已成為現代文明社會和人道人性公理的基本準則與重要標誌。美國19世紀是自由勞工待遇相對最差的時期，但那時資本家也只不過延長工時、減少工資、濫用童工和女工，幾乎未出現惡意拖欠工資的事件。究其原因，壹是拖欠工資的成本太高，包括法律成本（官司）、名譽成本（媒體報道）和經濟成本（罰款）；二是拖欠的風險太大，包括生命風險（民眾合法擁有槍支）和財產風險等。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04年的抽樣調查，有10%的農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資7個月。[60]另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統計，至2003年為止，全國共拖欠農民工工資1千億元。[61]另壹份調查報告顯示，為了索要這1千億元欠薪，社會至少要付出3千億元的成本：若是索要不足1千元的工資，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種花費，用去11至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至1,050元，政府為工作人員、法官、書記員等支付工資，至少是1,950至3,750元，這樣，綜合成本在3,420至5,720元之間。[62]

    拖欠工資已經成為雇主們壹種普遍的“經營之道”。壹些建築施工企業普遍實行1比10的行業潛規則，即自有資金1百萬元，就敢承接上千萬元的工程，其成功的秘訣就是大量、長期地拖欠農民工工資。不少施工企業支付民工工資的策略是“三步曲”：第壹步，每月只給基本生活費；第二步，工程進度超過80％後，如果民工要求支付工資，則兌付壹小部分，並給予承諾和安撫；第三步，工程完工後，當民工索要剩余的大部分工資時，要得緊即多給，要得松則少給。[63]

    中國的企業和包工頭敢於經常性拖欠工資，而農民工能長期忍受工資被拖欠，是中國經濟能超常發展、偏離現代經濟學理論解釋的主要原因之壹。更不可容忍的是，目前相當多的企業對農民工實施“年薪制”。河北省總工會調查發現，河北某地200多家小企業為了控制職工隨意流動，普遍不按月足額支付工資，每月只發幾十元生活費，余額按季或至年末結算，若職工違約，企業便強行扣留薪資。[64]同時，企業業主對催討工資的農民工普遍使用暴力。[65]

    面對這壹嚴重犯法現象，中國政府主要使用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手段來加以處理。2003年10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三峽庫區親自為農民工追討工錢。於是，舉國上下開始關註堂堂總理為壹個農婦催欠款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緊接著，國務院下發通知（2003年11月）、召開電話會議（2004年1月2日）、又派出7部委督察組調查等[66]，可謂轟轟烈烈。在壹個法治社會，任何拖欠工資的現象根本不需要該國總理出面，既然有相關法律，又有執法人員，依法處置即可，何需什麽“國務院通知”、“全國電話會議”和“部委聯合督察組”赴現場調查之類手段呢？中國式的這種“君主關懷”和行政介入，再次為人治提供了樣板和範式，為依法辦事、維護農民權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制造了制度障礙。表面上這壹事件的社會影響不小，其實質後果卻相當糟糕，因為它誤導了整個社會，以為有了最高領導的情感關懷，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事實上這種“君主關懷”更加激勵只能治標的人治，背離了可以治本的法治。

    其二，農民工同工同酬的權利遭到排斥和侵犯。目前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的高低與勞動力供求並沒有明顯的關系。按常理，隨著勞動力東進數量的減少、內資外資的增加，勞工的相對短缺應該帶來農民工工資的上升。但事實是，在東部地區，本地人的工資增長幅度遠遠高於農民工工資，兩者間工資差距日益擴大，許多企業對農民工的報酬設置了歧視性規定。據湖南、四川和河南3省的抽樣調查，農民工月實際勞動時間超過城鎮職工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60%。另據調查，沿海有的地區農民工的工資過去10年年平均提高不到10元錢，若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他們的工資是負增長。[67]在珠江三角洲壹帶，1993年到2004年農民工的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68]而1998年到2003年間，城市居民的工資收入將近翻了兩番。[69]值得壹提的是，由於農民工的身分低下，他們的工資壹般比城市居民出身的正式工低壹半。[70]例如，2004年廣東省外來農民工月均工資僅為全省在崗職工月均工資(1,675元)的54.9%。[71]

    農民工工資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雇主對農民工和外地人實行制度性侵權，通過惡性拒付或少付各種福利，大大降低了工資成本；而且，農民工既無農會，也無工會，面對官商勾結，農民工根本沒有談判能力，更不可能取得談判中的優勢。[72]在今日中國，農民工的工資變動很少受市場供求的制約，而更多地受到制度、社會和階層歧視的主導，在中國這壹特定而又畸形的轉型期，制度歧視的作用遠遠大於市場規律的作用。

    目前，盡管有些地區已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類別劃分，但卻增加了屬地劃分，限制外地人進入城市。這種從限制農民進城變為限制外地人進城，歧視面和打擊面更大，因為外地人不僅包括農民工，還包括外地的非農民流動人口。[73]在美國1865年解放奴隸之後，法律上已不存在自由人與奴隸人之分，但卻長期存在著黑人與非黑人的界限，黑人仍然被社會認為是“前奴隸”，就象今日中國居住在城市裏的農民工還是被認為是“前農民”壹樣，各種歧視與排斥仍然如惡夢般揮之不去。

    其三，農民工獲得同等福利的權利遭到排斥和侵犯。據中國農業部2005年調查，目前農民工工傷保險的參保率僅為12.9%。另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的比例僅為10%左右，養老保險的參保率為15%左右。[74]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未參加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75]而且，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後，不少企業推卸法律責任，甚至強迫勞動者簽訂“生死免責”條款。[76]壹份對農民工保險待遇的調查表明，因重病、小病和女工孕產分別可以報銷的比例是33%、23%和17.9%；有87.1％的農民工在病假期間，廠方拒發生活補助費；雇主只為3.9%的農民工辦理了退休養老保險，為11.9%的農民工辦理了醫療保險。[77]雇傭農民工的企業裏，勞動合同簽約率普遍很低，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4年對40個城市的抽樣調查，農民工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僅為12.5%[78]；而履約率則更低，在已簽約的勞動合同中存在很多無效條款[79]。

    另壹份調查報告指出,由於農民工得不到必要的社會保障，流動頻繁、就業不穩，這又導致農民工、用人單位和地方政府都不願投資建立在長期預期基礎上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此外，由於企業要節約成本，地方政府要改善“投資環境”，將社會保險的門檻設得很高，導致農民工難以加入社會保障計劃。[80]四川綿陽市的企業大量使用臨時工，就是因為臨時工的福利和工資成本比正式工低得多。1996年，綿陽市臨時工的平均年薪為3,500元，而該市正式職工的平均工資是5,370元，企業還必須為正式工支付醫療、失業、養老、工傷、住房公積金等費用，總計占工資的33.6%，正式工和臨時工的直接工資成本比為2.4：1，加上各種社會保險等福利費用，正式工和臨時工的年平均用工成本比為2.82：1。[81]何況，農民工通常承擔最累、最苦、最臟、最危險的工作，有的甚至在有毒有害的環境中工作，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差；他們往往沒有法定休息日，有的勞動時間嚴重超長且不能按相關法規領取加班工資。[82]2003年中國死於工傷的人員高達13.6萬人，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在礦山開采、建築施工、危險化學品3個農民工集中的行業，農民工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80%以上。[83]另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04年的典型調查，農民工平均每日工作11個小時，每月工作時間超過26天。76%的農民工節假日加班後未領過加班工資。有些企業甚至扣留部分工資做押金，以強迫農民工加班加點。[84]2000年在廣東惠州曾發生過壹起壹個打工仔每月工作500個小時以致於當場累死的事件。據了解，這家手套廠的工人經常長時間地加班，壹個月裏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間超過500小時，但月工資最低的只有300元。[85]2007年6月中旬，中國還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山西黑磚窯奴工案，黑窯雇傭了大量被騙、被拐的農民工，包括童工，其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每天工作14至15個小時，壹人被打死，8人變癡呆[86]，堪稱“湯姆叔叔的小屋”當代中國版。

    其四，農民工必須付出比城市工人更大的代價，才能在城市中就業。目前，農民離開農村要辦五證（包括身份證、未婚證、計生證、畢業證、待業證），交七費（每個證都得交幾十元錢），此外還要交“計劃生育季度婦檢保證金”、水費、“三提五統”保證金等，少則5百元，多則幾千元。農民到城裏後，又要辦證交費，包括暫住證、健康證、就業管理費、治安保護費，還有企業收取的保證金。據廣東中山市的調查，就業證每張收費50元，暫住證每月15元，衛生管理費每月10至15元，健康證每年30元，特殊崗位的培訓費每人5百元。1998年南京市財政列入了為城市下崗職工解困的基金預算9千萬，其中1千萬元就是向外來勞動力征收的。[87]

    此外，壹些用人單位經常沒收農民工的身份證，以限制其行動自由。不少用工單位要求農民工交出身份證，名義上是統壹保管，實際上是防止他們跳槽，許多農民工因身份證被扣押，而不能自由地選擇工作場所。[88]

    需要指出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壹些大城市不僅在行動上歧視農民工，而且在文件上明確規定可以歧視農民工，這可謂中國特色的歧視行為。多數文明社會即便有歧視現象，但絕不敢將這種歧視明目張膽地寫在公文法規裏。例如，2004年北京市公開招考國家公務員的報考條件規定：“年齡在35周歲以下、具有北京市常住戶口，身體健康。”這句短短的話涉及年齡歧視、身份歧視和殘疾人歧視，若發生在美國，即屬嚴重違法。另據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對50個用人單位招聘信息的分析，20%的用人單位目前存在就業歧視，主要涉及到形象、性別、學歷、地域和年齡。[89]北京市對外地來京人員的工種限制從最初的10多種發展到100多種。上海市則是最早提出限制外地人員就業範圍的城市。現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這樣的規定。[90]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中的“劉易斯轉折點”可能出現，即發展中國家必然經過勞動力無限供給到相對短缺的過程，於是勞資力量此長彼消，勞工的談判實力增強，工資上漲，勞動和資本將共同分享經濟增長的收益。[91]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研究表明，2006年農民工的工資增加了17%，劉易斯轉折點似乎在近年出現。[92]但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中，農民工工資待遇的提升並不意味著他們權利狀況的改善，也許，工資待遇的提高能幫助農民的貧困類型從長期的物質貧困中解脫出來，但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權利貧困問題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當勞工獲得溫飽之後，他們更需要公平享受城裏人的諸種權利。山西洪洞縣黑磚窯中發生的現代奴隸現象決不是壹個經濟學理論上的劉易斯轉折點所能解釋的。如果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出現，那麽這種普遍性、制度性的黑窯、黑井現象本來應該自然消失的。

    當現代經濟學強調公平競爭為第壹要義時，它本身不討論社會公正與權利分享這些構成公平競爭的非經濟要素和制度環境，經濟學理論假定這些非經濟要素和制度環境已經給定。然而，在中國，作這樣的假定就有違社會常識了。要實行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公平競爭，解決農民工的權利貧困問題，需要考慮公平、關懷與分享這三項原則的平衡與貫徹。過去30年裏，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先問題是如何將“餅”做大，經濟學家因而大顯身手；但今日和未來的中國，其優先問題是如何“分餅”，這樣，研究分配機制、促進貧富和諧、建立倫理規範、討論法律規則的法學家和社會學家們便有了用武之地。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學家的黃金時代應該讓位給法學家和社會學家了，因為人們的關註中心將由物質貧困轉移到權利貧困。壹旦權利問題成為全社會的中心議題，它將標誌著中國社會開始更新壹輪、更深層次的轉型。

四、農民工子女教育權利的貧困  

    農民工子弟的教育權利是他們社會權利的核心，因為教育意味著希望和未來。若不讓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平等地求學，就阻斷了農民工在城市裏安居樂業的途徑。[93]在這壹點上，中國的農民工子女還不如美國的非法移民子女，因為後者至少能與美國公民壹樣平等地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據2000年第五次中國人口普查數據估計，中國14歲以下的流動兒童達1,980萬人，其中農村戶籍兒童占74%，即1,460萬人；有關專家測算，他們的中位數年齡為7歲，據此推算，其中的義務教育學齡兒童約有800多萬人。另據中國兒童中心最近完成的壹項抽樣調查顯示，流動兒童的失學率高達9.3%，其中壹直未上學的占6.85%，失學的占2.45%。[94]

    為了幫助大批農民工的子女在父母寄居地就近上學，1990年代壹些大城市出現了未經政府批準、也得不到政府資助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與上億流動的進城農民壹樣，它們的存在是真實的，但也是非法的。在法律上，打工子弟學校不具備相應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也不具有法人的主體資格。[95]目前，中國的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至少在下列四大方面設置了障礙，侵犯了農民工子弟接受教育的權利:

    第壹，限制農民工子女平等進入公辦學校的權利。首先是規定了昂貴的學費標準，以排斥農民工子女。例如，北京市規定，外地小學生到公立學校借讀，要交納200元借讀費，而現實中收費更高。[96]在廣州，盡管市政府規定，只要家長有“三證”(即暫住證、務工證、計生證)，其子女均可在本市報名入學，但政府將廣州的外來人口子女分為12類，其中11類可獲優先照顧借讀並享受“地段生”待遇，但為數最多的第12類外來人口子女，卻要承擔昂貴的借讀費。[97]很多農民工子女選擇農民工子弟學校，其實也是壹種無奈，因為農民工沒有能力負擔公立學校對其子女征收的昂貴“借讀費”。[98]同時，有關方面常常以各種借口將農民工子女拒於門外。2002年中國9城市流動兒童狀況調查資料顯示，目前3至6周歲學前兒童的入托率只有61%，而6周歲流動兒童未入學的比例高達47%。與不能適時入學形成對照的是，在流動兒童中，“超齡”學習的情況比較普遍，9周歲和10周歲的流動兒童還在上小學1年級者，分別占同年齡流動兒童的20%和5%，13和14周歲還在上小學的流動兒童所占比例則分別達到32%和10%。[99]

    第二，阻止開辦農民工打工子弟學校，將這些學校列為非法，加以取締或限制。[100]目前壹些教育行政部門濫用權力的現象非常嚴重，它們往往通過控制辦學標準來打壓民辦學校。為了阻止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競爭，壹些城市的教育行政部門未經任何聽證程序，就自行制定辦學標準，而且往往對公私學校實行雙重標準。例如，它要求民辦學校平均校舍面積不得低於1萬平方米，而它管轄下的公辦學校平均校舍面積卻不足5千平米。[101]在有關部門的壓力下，北京海澱區的壹家農民工子弟學校在14年中搬遷了10次，壹直處在漂泊狀態。每次拆遷都意味著學校面臨壹次巨大的損失，因為學校是私人投資、建房，每次拆遷都沒有任何賠償，投資化為烏有。[102]2006年7月初，海澱區教委下文通知，全區不合法的37所打工子弟學校將全部關閉，要求15,000余名學生分流到公立學校就讀。可是大多數農民工子女根本無法被公立學校接收，他們只能繼續非法地在原學校就學。 [103]成都市成華區曾有6所民辦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招收農民工子女三、四千人，這些學校全部被地方政府視為未取得辦學許可證，系非法辦學。該地政府要求民辦子弟學校必須具備合法的用地手續、報建手續和安全檢驗手續，這對沒有國家合法資源可用的私立學校來說，無疑是很難實現的。[104]壹方面，城市政府設置了重重障礙，阻止農民工子女進入條件好的公辦學校；另壹方面，政府又不允許農民工子弟在條件差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學，剝奪了他們接受教育的權利。這樣就出現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侵權邏輯：即便迫使妳“合法”失學，也不允許妳“非法”就學。[105]殊不知，剝奪國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是更大的犯罪。

    第三，拒絕為打工子弟學校提供經濟和人力資源，使這些學校的辦學條件十分惡劣。創辦北京第壹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張保貴指出，他的學校除了中國農業大學每學期給他們5百元“燭光基金”外，未接到任何國家資助和社會贊助，這“燭光基金”是農業大學的學生回收廢品變賣得來的。他還指出，打工子弟學校完全依靠收取低廉的學費來運轉，它因地制宜，以低成本運作的方式復制農村辦學模式，如果靠他們自身來解決師資、辦學條件，其實有相當大的難度。[106]絕大多數農民工子弟學校在危房、應急處理、火災、用電、食品衛生、煤氣中毒、交通等多方面存在安全隱患。[107]壹位打工子弟學校負責人透露，因為經費有限、設施不完備，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存在安全問題。比如，用校車接送孩子花費太大，個別學校買的是二手甚至瀕臨報廢的大巴；壹些學校校舍很簡陋，有的是用歌舞廳改造的，還有的是租用工廠的車間，都不適合孩子學習。[108]目前，北京市有400多家農民工打工子弟學校，學生人數近10萬人。以石景山區黃莊小學為例，環境噪雜，塵土飛揚，教室破舊，20多平方米的陰暗教室裏擠著50多個學生；沒有操場，學生只能在蔬菜大棚裏上體育課。幾年來，學校“漂泊的課桌”在城市邊緣多次遷移。目前所在地的北面是壹個現代化的住宅小區，學校面臨再次搬遷，可能還要再往西遷。[109]

    第四，由於政府的歧視性政策，許多農民工不得不將子女留在農村。據2000年第五次中國人口普查數據估計，當年中國留守兒童接近2,300萬人，其中農村留守兒童多達2千萬人；在全部留守兒童中，父母中壹方外出、另壹方留在鄉村與兒童壹起生活的只占43.83%；父母雙方都外出、兒童不能與父母壹起生活的超過了半數。多數農民工子女仍然以在老家接受教育為主：在小學階段，留守兒童在校學習的比例很高；但進入初中階段後，留守兒童在校學習的比例就大幅度下降，14周歲留守兒童的在校學習比例僅為88%，比中國所有14周歲兒童在校學習的比例低6個百分點。[110]

    調查顯示，留守兒童的監護類型主要有隔代監護、父親或母親單親監護、親戚監護、同輩監護和自我監護等，其中單親監護占79.2%，隔代監護占16.9%。[111]據了解，江西吉水縣金灘鎮的2,010名小學生中，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為700多人；在金灘鎮所屬的村辦學校裏，很多老師有時甚至要充當家長和監護人的角色。[112]山東省青島市近期調查了100位已婚進城務工農民，91%的農民工之子女已達入學年齡，但只有15%的人的子女能在城市、在父母身邊就學；其他76%的子女因種種原因不能在城市就學。[113]

    今後，“大齡”流動兒童的出路問題將更突出。按照中國的現行學籍管理體制，流動兒童在城市裏很難有上高中的機會，他們更不可能在城市參加高考。從現在開始，全國每年將新增1百多萬“大齡”流動兒童，這壹群體的出路渺茫、前途黯淡。[114]壹份在北京市50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所作的問卷調查（102名教師和19所學校的2,161名學生接受了調查）顯示：壹半以上的農民工子女（58.3%）不喜歡甚至討厭北京市的同齡孩子，因為後者欺負人（26.2%）、看不起人（37.1%）；有些農民工子女甚至從未與北京孩子接觸過（3.1%）。[115]

    很顯然，流動農村兒童、留守農村兒童和進城農村兒童這三大群體的教育權利，都遭到空前的剝奪與侵犯，中國的農村社會處於少無所依、老無所養、妻離子散的狀態。

五、農民工權利貧困的後果與啟示  

    目前，進城多年、長期居住在城市的“前農民”已出現身份困惑。壹方面，因為他們長期居住在城裏，已不再是農民；另壹方面，因為沒有正式的城市戶口，他們又不是市民。從職業角度講，他們是工人；從身份上看，他們是農民。但他們與工人和農民又都不同[116]，他們是亦農亦工、亦城亦鄉、半農半工、半城半鄉，與其說他們是“前農民”，還不如說是新市民。

    更值得註意的是，農民工已出現了嚴重的代際問題。自1970年代末以來，農民工已經歷了3代，新壹代的農民工多數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其正式身份本應該是城市新市民。按照經典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二元經濟的發展走向是城鄉壹體、工農壹體，但中國農民工的存在，特別是第二、第三代農民工的存在，構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社會群體之外的第三元，於是，中國的二元經濟的發展趨勢不可能再呈現為二元合壹的狀態，相反卻分解為三元經濟。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是位於城鄉兩種社會文化中間的邊緣化群體，他們與生活在故鄉的同鄉農民不完全相同，又不同於真正的城市人，屬於“半”城市人性質的第三元。[117]

    隨著這第三元人數規模的持續擴大，中國社會已相應出現了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問題。[118]它的主要表現是：進城的農民無法得到公平、公正的市民待遇和工人待遇，導致他們難以在制度、文化和心理層面溶入城市文明；他們人在城市內，心卻在城市外[119]；不僅難以成為城市化的動力，還可能成為阻礙城市化的反作用力，因為隨著農民工下壹代的成長，在城市社會的歧視中成熟的他們，可能對城市文明充滿仇恨，因而具備相當的破壞力。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至30%的低齡流動兒童自降生以後就壹直生活在城市，他們根本沒有在農村的家鄉生活的經歷。如果他們不能有效而成功地溶入城市社會，其反叛能量將難以預測與控制。而且，與他們的父母不同，他們難以接受各種“敢說也敢做”的赤裸裸歧視，他們的預期心理和抗爭能力都遠遠高於他們的父輩。[120]對那些在城市有住房、居住在城市的平均時間達7年半以上的進城農民所作調查顯示，他們的幸福指數是2.3，不僅低於居住在城市的市民（2.5）,也低於居住在農村的農民(2.7)。[121]

    必須指出，農民工所遭遇的種種在遷徒、居住、就業和入學等方面的歧視，其本質是壹種制度性歧視，其根源是農民工社會權利貧困。很顯然，長期剝奪農民工的自由遷徒、自由居住、自由就業和自由入學的權利，是壹種制度性債務和國家級罪錯。[122]認識和解決這些債務和罪錯可有以下幾種思路：

    首先，這壹扭曲人性、違反公理的現象是歷史性、制度性和國家級的，不能期望經過壹代或二代人便能輕而易舉地清除這些不公不義的積弊。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明顯的阻礙農民進城的體制可能消失，但隱性的權利侵害、精神迫害和文化歧視將會延續很久。美國的奴隸制作為壹種制度，140多年前就消失了，但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印度的種姓制度也是陰魂不散。中國民眾需要清醒地意識到，對農民和農民工的歧視實際上已溶化在城市人的血液之中，只有通過長期的努力才能逐漸消除。任何希望迅速解決這壹歷史債務的觀念和行為，只能產生新的社會仇恨，制造新的制度困境。

    如果要減少和消除歧視，其邏輯次序或歷史軌跡可有如下步驟。第壹步是不再允許書面歧視，既不準在法律和法規上出現歧視性條款，也不許在媒體和招工廣告上出現歧視性字眼；第二步是不許口頭歧視，包括不準在公開場合宣揚歧視，也要阻止在私下場合傳播歧視；第三步是不許行為歧視，主要是在各個領域維護公平、公正的政策與行為；最理想的第四階段是限制民眾和社會的觀念歧視，在思想和思維上真正樹立歧視可恥、公正至上的觀念。目前的中國已經開始註意不要“寫”歧視，但還可以“說”歧視、“幹”歧視和“想”歧視。

    其次，任何國家罪錯都很難指望政府會自動而愉悅地承認並加以糾正。農民工自身的抗爭和社會各界的聲援是解決農民工權利貧困的必要條件。過去50年裏，農民和農民工從未對各類歧視發動過全國性、持續性和自主性的反抗，中國的農民從來沒有自己的農會，沒有自己的領袖，更沒有自己的維權綱領，他們始終是壹個“沈默的群體”。[123]這實際上就不斷地鼓勵政府對農民的權益予取予求。如果農民工今天能模仿當年知青要求回城時所產生的抗爭意願和抗爭能量，農民工的社會權利就有可能大大改觀。[124]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應當有使命感和正義感，要幫助農民減少權利貧困。當年美國黑奴的解放，主要是依靠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白人，從而成功地推翻了奴隸制度；而獲得了自由的黑人為了得到平等的權益，也經過無數次民權運動，才逐漸實現了平權。毫無疑問，權利不能靠恩賜，而只能靠爭取，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再次，解決國家罪錯的壹大要件是國家要認錯。中國政府目前大力提倡社會和諧，其實，從解決歷史性的國家罪錯和積怨半個世紀的城鄉對立的角度看，這壹提法有些本末倒置了。要實現和諧，首先就需要和解，而和解的前提是國家能得到農民的諒解，為了得到諒解，國家就必須公開認錯。所以，為了社會和諧，正常的邏輯是：國家認錯－農民工諒解－城鄉和解－社會和諧。中共習慣於用壹個決議的方式，對歷史上的罪錯作總結和檢查，並借此對歷史罪錯作壹定的清理。對歷次所謂的“路線鬥爭”、“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盡管都不很徹底，但至少通過正式文件，選擇性地表達了某種程度的認錯。同樣，對農民和農民工近60年來的剝奪和歧視，政府需要承擔責任，全面認錯。當然，政府認錯並非易事。到2007年5月31日為止，美國15個前奴隸州當中，只有馬裏蘭、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和阿拉巴馬等4個州對奴隸制度作了公開道歉。時隔140多年，仍然有11個前奴隸州拒絕公開道歉。[125]筆者希望並且相信，中國政府不需要等到壹個半世紀以後才就不公不義的戶口制度表示道歉。

    最後，為了得到農民工的真正諒解與和解，國家需要對農民工作出制度性補償。例如，美國在推翻奴隸制度百年後的1960年代，針對黑奴制度對黑人的摧殘，開始實施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對各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作矯枉過正式的國家賠償，對他們的社會權益和經濟利益實行全面傾斜，提倡“不公平”的分享政策。在消除對農民的制度性歧視方面，中國政府不僅應當推動平等的工農和城鄉政策，提倡工農平等居住、平等就業和平等就學政策，而且要采用補償性辦法，對農民工的需要實行特別的政策傾斜。對極端弱勢的社會群體而言，他們的人生起點已經因歧視性制度的設置而不公平，那麽，在他們的人生歷程當中，借助矯枉過正式的“不公平”，他們或許就可能與強勢團體在結果上取得公平的可能。

    這種制度性、國家級的補償，側重的不是針對個別農民工和個別鄉村的補償，而應當是針對所有農村和農民工的群體性補償。這種補償不必以現金和實物方式，而應以制度重建和政策傾斜的方式。例如，國家應該立法，要求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企業、學校和公立機構，必須在就業、就學、福利、升等、遷徒、住房等方面，明確反對對農民工和農民的歧視，否則它們將失去政府的經濟資助。另外，需要公布和實施反歧視法，對任何歧視農民及其子女的行為，予以法律制裁。如果可能，也有必要在短期內，對農民工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適當降低他們的入學和就業標準，旨在加快改善他們在過去60年裏失去的社會經濟地位。

    總之，在農民工所有的社會權利當中，自由遷徒的權利是保障他們進入城市的前提，只有他們的自由遷徒權得到憲法和各類法規的保護，他們才能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其次，農民工在城市居住的權利是他們立身存命的基礎，居無定所，就不能奢談生存的權利。再次，農民工的工作權利是他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只有安居樂業，才能求得發展。最後，農民工子弟的教育權利關系到他們下壹代的未來發展，寄托了他們對未來的希望和目標。當然，所有這些社會權利的落實，都與農民工的政治權利、民主權利密切相關。美國黑人追求解放的基本歷史邏輯就是，先人身自由、後社會平等、再政治民主[126]，這也許是中國農民工所應該參照的路徑指向。

    筆者希望並且相信，農民工這壹群體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壹個歷史名詞，只要中國徹底廢除戶口制度，民眾的身份鑒定和認同將以其職業為唯壹標準；再進壹步，就要確立所有中國人都是公民的概念，這時只需要區分公民與非公民。更高層次的追求則是，所有人都應該同樣享有壹切與人權相關的權利。

制度設計

作者 閆周秦 寫於 二零零八年

中共在大陸建政之後，重新構建了全體社會成員的財產關系與社會關系。在農村，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到1978年後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總共經歷了5個階段：土地改革（1950年－1952年底），初級合作化運動（1953年－1955年），高級合作化運動（1955年－1957年），人民公社（1958年－1980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至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保留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將土地的經營權交給了農戶，農戶成了經營主體，同時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1]。這壹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率獲得前所未有的提高，使中國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並且拉動了農村的消費和鄉鎮企業發展，促進了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但這壹制度經歷了30多年後其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而弊端的根源則在於農地的所有權問題未能妥當地解決。

壹、中國農村諸種弊端的根源：所有權虛化的土地制度

根據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的規定，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取得的土地所有權是原始取得，該取得是法定物權，同時也是農民自由意誌的結果。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在各級人民政府內設土改委員會和組織各級農協直接領導土改運動的指示》，其中第29條規定，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依照當時的法律政策來解釋，土地改革乃農民意誌的產物。而土改采用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無疑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所以最為農民所接受。其第30條規定，土地改革完成後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壹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該項規定明確了土地所有證的取得是農民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形式要件，而對土地權利的自由處置則是農民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實質要件。雖然《土地改革法》於1997年11月24日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失效，但壹部法律的失效並不必然導致根據該法律取得的權利的失效。農民根據《土地改革法》所取得的土地所有權應該仍然被視為有效。半個世紀來，中國農村盡管發生了許多變化，但以自然村落為特點的居住和行政區域並未發生變化，尤其是與壹個個村落相對應的土地位置沒有什麽變化，從整個村落甚至村民小組的視角來看，半個多世紀後屬於該村民小組、該村莊的土地所有權也沒有變化。然而，改革經年，至今農民對自己耕作的土地還是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因此農民不願對並不屬於自己的土地安排長期性投入，至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則更是付之闕如。和改革前相比，中國大多數地區農田的基本建設並無多大改善，而耕地則在掠奪式生產下變得日益貧瘠[2]。

由於名義上土地的所有權屬於“集體”，作為“集體”代表者的鄉村幹部便獲得充分理由去代表“集體”行使物權，幹涉農民的生產行為，並進而“合法”地侵犯農民利益。這樣壹來，作為集體土地使用者的農民和代表“集體”行使物權的土地管理者即鄉村幹部之間的利益往往發生沖突。現在，鄉村幹部隊伍日益龐大，有些地方為了應付人員開支，將壹部分土地收歸村、組掌握，然後再出租給農民，以租金收入應付幹部的人頭開支，農民對此無可奈何。鄉村幹部在有些地方正成為新的土豪惡霸[3]。

面對日益擴張的城市化進程，有關農村土地的兩個迫切問題必須盡快解決： 其壹是如何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在國際競爭中，以單個農戶為單位、耕作方式極為落後的農業生產無法爭得壹席之地，由於它的經營規模和經濟實力很小，抵禦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的能力幾乎為零。小規模的經營和農村的貧困又難以引起商業保險對農村市場的興趣。脆弱的抗風險能力促使農民千方百計把風險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比如超標準使用農藥甚至劇毒農藥、毫無節制地使用生長素，以致於形成公害，並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4]。其二是如何實現農村的城市化，減少數量巨大的農業生產者，並成功地將他們轉移到新的生產和生活領域。現行的法規政策實際上已在鼓勵農民進城，除少數大城市外，農民進城經商、辦企業已為各地政府所鼓勵。長期僵化不變的戶口政策也已出現松動跡象。現在制約農民進城並在城鎮立足發展的關鍵是農民轉產的啟動資金有限，以農民進城打工的微薄收入不足以支撐他們在城鎮安身立命。筆者設想，讓農民有權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土地、宅基地及附屬物，是形成這筆啟動資金最簡便有效的辦法。

二、農地所有權問題解決之目標及途徑

筆者認為，通過土地券制度的實施，既可以實現農地所有權的轉移，又使農民真正擁有土地所有權，這是中國農地問題解決之終極目標。實現這壹目標的關鍵是，如何穩妥而公正地實現現有土地的產權轉移。這壹過程可以被概括為：在土地所有權分散化的基礎上，通過市場運作實現土地的集中化，以推動農業的現代化。這壹分散和集中的過程並不通過直接的土地轉移而實現，而是通過土地券的轉移而實現。就象城市國有企業改革那樣，不直接將公司出售給個人，而僅僅只是出售股票，這樣才有可操作性。其具體設想如下：

首先，以現有村民小組為單位分配土地。考慮到歷史原因，這樣的分配單位可能最易為農民所接受。現在的村民小組基本是按自然村落形成的社區，其居民和土地範圍在歷史上具有穩定性。在現階段這恐怕也是最公平的分配形式，並且有聯產承包的先例可循，也易於操作，並減少矛盾沖突。其次，農民已按承包合同使用的山林、灘塗、耕地，不變更使用關系，正在使用中的宅基地也不變。再次，以戶（壹對配偶）為單位參加土地分配，成年的獨身、喪偶、離婚者，可按半戶計算。第四，按土地條件確立基數及相應的系數，為土地分配作好準備。各地農民在聯產承包的過程中已找到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評定辦法。第五，建立以土地量化後代表著按份平均的土地量的土地券，以此為所有權證書，農民按戶分得土地券，其持有的土地券量代表著他應得的土地量。第六，將每戶農民所得的土地券與現承包使用的土地進行換算，土地券多於實際使用土地量的農民，多出來的土地券暫由政府登記，土地券少於實際使用土地量的農民，多出來的土地券也暫由政府登記，最後由政府根據所登記的土地和土地券的余額進行平衡，將土地占有量多於所持土地券者的土地余額再劃撥給持有土地券余額的農民。這種劃撥只能在同壹村民組範圍內進行。第七，完成土地券的初次分配後，國家承認土地券持有人有權處分自己所持有的土地券所對應的那份土地，土地券持有者即可自由地處分自己所持有的土地券，但土地券的轉移、過戶、登記並經政府主管機關公示後方才有效。最後，建立國家土地儲備制度，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出現欲轉讓土地的土地券持有人找不到買方的情況，這時可由政府主管部門對該土地券按市價收購，作為國家土地儲備資源，儲備的土地資源可在增值後出售，也可作為興辦公共事業的建設用地。

三、農地所有權歸農戶是農民的強烈要求

現在，只要深入農村調查就會發現，土地的集中化是廣大農民的強烈呼聲。農民們從自身的實踐深深地體會到土地集中的必要性。他們倒沒有過多地考慮什麽地主、農民、剝削等等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看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性。現階段的中國農民可粗略地分為三部分：其壹是較富裕的，包括經營農林水產、畜牧業而致富者，在城鎮的工商業經營者及在城鎮打工者。他們強烈要求土地的自由買賣，這樣經營農林者可擴大生產，進城經商打工者可無後顧之憂。其二是不太窮也不太富的，他們懂農業經營之道，可以較好地經營自己所承包的土地，溫飽已解決，但要進壹步致富又沒有能力和資本。他們想通過土地買賣來不斷擴充自身的實力，所以支持土地兼並。其三是貧困者，這部分人也支持土地集中化。他們大多缺乏生產經營能力，對自己所承包的土地沒有多大的興趣。筆者多次在農村遇見過這樣的人，他們倒是很懷念過去的大集體生產，說只要有力氣就行了，每天按時出工，按時收工，壹切都有別人安排好了，自己只要掙工分就行了。土地集中化經營正合他們之意，他們可以受雇於新的農業企業，掙得壹份薪金，這比他們自己經營土地更有利於生活水平的提高。另外，通過出賣土地，也可使他們獲得壹筆數目可觀的資金，用於改善生產、生活條件。

可以說，土地的集中化經營是深化農村改革的必然趨勢，但也有人對農民與土地關系改變表示擔憂。這種擔憂主要集中在兩點。壹是擔心農民失去土地後會潮水般地湧向城市，影響城市的穩定與發展。這個擔心沒有道理。農民本來就應當有自由遷徒流動的權利，這是憲法賦予中國人的基本權利。20多年的實踐也證明，不論采取何種行政手段，都無法阻止民工潮的湧動。現實地看，農村中那些願意且有能力加入民工大軍的，早已成為這支大軍的壹員了。農民是否加入民工大軍，與是否失去土地並無太大關系。許多已進城民工明明在農村有房屋和承包地，但他們仍然義無反顧地加入了民工行列；而繼續守在承包土地上的那部分農民，恐怕根本就沒有離開故土的願望。我們不應當再自欺欺人地將“民工潮”和土地集中化聯系在壹起。另壹種擔憂與失地農民的保障有關。土地的自由買賣必然導致部分農民失去土地，這可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前者是指農民出賣了土地後轉移到城鎮生產生活。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不少農民在城鎮生產、生活了，盡管其戶籍仍歸為“農民”，正常情況下無法把他們再趕回農村。如果他們的土地能轉讓，他們就有經濟條件在城鎮安居，或成為新的大型農業企業的雇員，其生活可能會比他們經營小片土地時要好。原因在於，他壹方面通過土地出賣獲取了壹筆收入，又可以從受雇企業領得壹份薪金。這部分人應該是未來農業工人的主要組成部分。農民還可以將自己持有的土地券作為股份公司的出資，從而成為股東。或者幾戶農民自己建立股份合作制農業企業，共同經營。所謂的“被動”地失去土地，實際上是因條件差能力弱而售地糊口，對這類人是否予以照顧，取決於社會保障體系的責任和能力，即便不允許他們售地，也仍然存在著需要提供社會救濟的問題。顯然，民工潮與失地農民出路這兩點並不成為農地所有權變革的障礙。

土地的集中化經營是中國農村改革深化之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這壹過程的實現可能要經歷壹個比較長的階段，前後持續或達幾十年。它的實現應取決於經濟的發展情況而不是人們的決心，任何人為的企圖加快這壹步伐的設想，都必將損害而不是有利於這壹改革。可以說，土地集中化經營將會是妥善解決“三農”問題的壹條出路。

迫害農民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建國後毛式階級鬥爭的新發展

“運動治國”掃描



   階級和階級鬥爭原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教義”。只是，馬克思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論述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他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指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資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之間的鬥爭。馬克思也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但那主要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政權、鎮壓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的反抗而設計的過渡性措施，而並非將整個社會分成固定不變的“階級成分”，然後永遠不停息地叫－部分人對壹部分人進行鬥爭。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暴力鬥爭的壹面，但仍未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更未將階級鬥爭作為治國安邦的主要法寶。毛澤東的貢獻之壹是，他不僅將階級鬥爭作為奪取政權的法寶，而且將其作為治國安邦、推動生產建設、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的唯壹動力和手段。因此全國的所有工作、所有事業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階級鬥爭的核心、精髓則是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專政”成了這個政權、這個國家不可須臾脫離的“空氣和水”，而且它的內涵和外延還在不斷擴大、翻新、延伸，不斷制造和捕捉“階級鬥爭新動向”.....。

   毛的另壹貢獻是，把階級鬥爭具體化為各種群眾性“政治運動”。“運動”本非毛所創，也不是毛共所獨有，但以“運動”作為治國的法寶，作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具體的、主要的方法、形式，則是毛的“專利”。在毛統治中國的27年歲月裏，毛就是以這種方式貫徹他的各項方針政策，實現他的各項戰略任務，所以人們稱其為“運動治國”。在毛登基至及其死去的27年裏，各種運動可謂延綿不斷，大運動套小運動，全國性運動套地區性運動，全民運動套專項運動，即使表面上沒有“運動”的間歇，各種政治學習、政治掛帥、思想改造也沒有停頓過，它們實質上也是“運動”。有人統計，在毛執政的27年裏，光全國性運動就達72項（壹說52項），地區性（省以下）就更多，難以計數。所以，對毛主義的研究，離不開對“運動”的考察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建國後毛中國的歷史，就是“搞運動”的歷史。

   又按照毛的說法，他的運動從其性質上看，可以分為對敵鬥爭運動和人民內部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兩大類，前者如土改、鎮反、肅反等，後者如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實際上，還有些運動介乎於兩者之間、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整風——反右派，開始時說是人民內部的“和風細雨”的運動，後來就變成“敵我矛盾”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了。又如文化大革命，它就更可能是涵蓋“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了。其實不管是什麽“性質”的運動，其本質、目的都是壹樣的、大同小異的，那就是通過揪出、打擊小數（5%）“敵對分子”、“破壞分子”，教育廣大（95%）的人民群眾，達到實現毛在某壹時期、某壹階段的政治、經濟目標或對某－群體進行改造的目的。而它總的目的無疑是鞏固和強化毛和毛共統治集團對人民的極權統治。

   本篇主要敘述建國後毛發動的主要運動，但不是全面的記述，壹方面，我們這裏不是為毛的“共和國”樹碑立傳，沒有必要事事必錄；二方面，如前所述，運動太多太密數不勝數，不可能壹壹記述。我們只要把那些主要的、能反映和說明毛主義運動本質的東西交代清楚就行了。

   不過還需要說明，毛發動的反右派、大躍進（三面紅旗）、以及文化大革命運動，由於規模大，情況復雜，後果特別嚴重，因此各設專篇論述；在本篇，只涉及對三大運動之外的幾個主要運動的掃描。



對農民恩將仇報：建立現代農奴制度的前哨戰



作為經典寓言，“農夫和蛇”的故事教育了壹代代善良的人們。這個故事流傳開之後，那條忘恩負義的毒蛇大概再也無所施其技、售其奸，只能躲到蛇垌裏去了。可是誰能想到，壹個叫毛澤東的人，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大舞臺上又上演了這個故事的擴大版，而且，這之後數以億計被他恩將仇報的“農夫”們依然叫他“大救星”。這比那條毒蛇不知高明了多少倍，確是令人嘆為觀止了。

  

   壹、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說的背後



  正如毛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爭”，實際上是壹場當代的農民戰爭。毛共以其欺騙和裹脅的兩手將億萬中國農民牢牢捆綁在他的內戰奪權的戰車上，終於靠了他們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奪得了天下。這時，按理毛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應該義無反顧、最大限度地回報他的“恩人”——農民。我們聽到毛共的宣傳機器也都在這麽說的，如，毛的“解放大軍”所到之處，隨即開展的“土改” 運動，使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從地主手裏分得了田地，使他們從此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於是農民們由衷地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農民成了共產黨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新中國的最堅定支持者……

   這種宣傳聽得多了，而且沒有聽到過不同的聲音，人們也就信以為真了。老壹代的人們早已經習慣“聽黨的話”， 並樂意充當共產黨、政府的“傳聲筒”；年輕的第二、第三代只能從電影、書刊上了解過去，當然只能相信毛共宣傳的壹切。於是就出現了當今不少年青人相信毛澤東主政時中國人人自由、平等，個個有工作、有飯吃、沒有剝削壓迫、也沒有貪官汙吏……的幸福日子。

   毛當初的“解放”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麽，特別是給農民帶來了什麽，幾乎沒有人去細究。即使近年來壹些勇敢者沖破層層言禁，大膽揭露了毛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制造的駭人聽聞的大饑餓、大死人的事實，但那也只是針對那場運動，在此之前，農民們似乎仍然沈浸在被毛“解放”後的歡樂之中，甚至有的“反毛” 的學者也認為“土改之後合作化前”，是農民的“黃金時代” 雲雲。

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毛共當年的“解放”究竟給農民帶來了什麽？這壹敏感話題終於被人提起，並且從塵封已久的鐵幕中透露了壹絲陽光，壹點真相。最初敢於質疑的人是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學者梁漱溟，在1953年9月間全國政協會議上，梁與毛澤東就農民問題“面折廷爭”，引發了 “龍顏震怒”，以致使毛完全失態“潑婦罵街”，直將梁漱溟罵了壹個多小時，真可謂罵得狗血淋頭，痛快淋漓。之後則將梁之言論封殺，中國又成了農民幸福的天堂。

據有關親歷者回憶，當時梁漱溟根據其調查所掌握的材料，在政協會上非常不客氣地指責毛政權帶給農民的痛苦，指出農民與城裏的工人相比較，有“九天九地” 之別，即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還要受農村基層幹部的欺壓..... 意謂農民過的是地獄生活。聽到這裏，毛終於勃然大怒，顧不得長期以來裝出來的“人民領袖”、“明君”形象，撕破了臉皮，把偌大、莊嚴的政協會堂當作街頭村巷，使出其湖南痞子的本色，對梁漱溟破口大罵架.....毛這次之所以對梁的發言大動肝火、大肆淫威，是因為梁委員正好戳中了他的軟肋，擊中了他的要害。因為誰都知道，毛是靠農民運動起家的，農民幫他打下了江山。毛壹貫被塑造成農民的“大救星”，是農民的“貼心人”，如今梁漱溟揭開了壹點真相，掀開了他苦心經營起來的畫皮的壹角，怎不令氣急敗壞！如果在這個關鍵之處被其打開缺口，毛的謊言王國就有垮塌的危險，進而動搖其政權的根基......所以他只好不顧壹切了。

（註：有關粱漱溟與毛澤東的這次正面沖突，我們放在本書第四篇：反右派運動的附錄中記載，請參閱）

   遺憾的是，筆者至今都不能看到梁漱溟當年所指陳的工農生活“九天九地”的具體內涵，具體事實。可以肯定，作為著名學者、農村問題專家，而且還是毛的“老友”的梁漱溟先生，發出如此不留情面的言論是握有充分依據、充足事實的，否則他絕不敢在如此重要的場合，提出如此重大、敏感的話題。然而，迄今為止，在筆者所見到有關當年毛、梁沖突的記述資料中，都沒有對“九天九地” 說的具體描述。現在見到的只是毛在謾罵梁時提及的壹些零星的片言只語，如“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等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共產黨丟了農民”，共產黨進了城市“忘掉”了農村，等等。這些顯然都是斷章取義，且言不及義。其中只提到了壹個接近實質的問題，就是梁說毛共的農村“下級幹部”“違法亂紀”，欺壓農民。毛對這壹問題的答復是：“在全國，好的和比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剩下則百分之十是混進共產黨幹部隊伍裏的“反動分子、憲兵特務、會道門頭子、流氓地痞、地主富農”，壞亊都是他們幹的。……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梁漱溟提出這個農民生活太苦、生活在“九地之下”的議題，並不是“合作化”、 或“大躍進”時期，而是國人都認定農民剛剛獲得“解放”、“土改”之後的“黃金時期”，大家都認定那段時期是中國農民生活最好、最愜意的時期。

另外，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們也知道，當時工人的生活也不是什麽“九天之上”，只不過是有飯吃有衣穿的低水平溫飽而已。用它來對照農民的生活卻成了“九天之上”的天堂，那“九地之下”的農民的苦況就可想而知了。

   遺憾的是，除了梁漱溟說了那句惹禍的話之外，至今我們仍然缺乏那壹時期農民生活真相的具體資料。不過，近年來不經意讀到網上壹篇文章，稍稍填補了這壹空白，山東大學附中退休教師李昌玉先生於2009年2月17日在網上發表了壹篇文章（筆者在壹年多之後才讀到它），題目叫《鎮反運動研究》，全篇主題反映鎮反運動的“總指揮”毛澤東在那場運動中如何運籌帷幄、不斷促使各級領導大開殺戒的具體言行（各種電文、講話、指示），以及毛本人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 的心情。但是文章的第（5）部分：“毛澤東登基7個月就下達指示鎮壓農民騷動”壹節，卻從側面反映了當時農民和農村的情況的壹斑。

   李氏此段文章主要講了兩個事情，其壹是1950年5月前後出現的蘇南（江蘇南部）農民“騷動”的事件。事情直接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裏，5月5日，也就是毛澤東入主中南海的7個月零5天，毛在壹份題為《中共轉發華東局關於鎮壓反革命暴動及處理群眾性騷動事件的指示》的文件中批上壹句：“決不可向群眾開槍。”

   華東局這個《指示》原文第二項中壹段原話則是：“因災荒嚴重，或因秋征負擔過重，群眾生活困難，致為反革命分子趁機煽動，因而引起群眾性的非武裝的搶糧運動，我在場武裝部隊應首先竭力加以勸阻，使他們了解搶糧為違法而停止搶糧。如勸阻無效，則可對空中鳴槍驅散群眾。”毛便在這最後壹句的後面加上了“決不可向群眾開槍”這幾個字。

這個文件表明，蘇南這個素稱富庶的魚米之鄉發生了嚴重的糧荒，糧荒的原因是“因災荒嚴重”即天災；或“因秋征負擔過重”即毛共政策的“人禍”。這裏的“秋征”是指上年秋後的征糧，因為當時正是春末，不可能征糧。即是說因去秋征糧過重，征了過頭糧導致春來群眾無糧下鍋。群眾無米下鍋，不得不赤手空拳（非武裝）來“搶糧”。搶糧的規模壹定很大，所以才稱為“搶糧運動”，才出動武裝部隊去鎮壓。按照毛共的慣例，即使這類事件百分之百是政府的錯，即使事後被迫發給群眾壹些救濟糧，也要抓、殺幾個為頭的“煽動群眾”的“反革命分子”，以儆效尤。毛寫上這句“決不可向群眾開槍” 決不是無緣故的，可以理解為他知道下面實際上已經開槍鎮壓了。毛為了擺脫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之責，故意寫上這句冠冕堂皇推脫責任的話。亊實上，當搶糧己成為“運動”時，口頭是勸阻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下面下面開槍了殺人，毛可以據此推卸責任。

值得註意的是，毛和華東局都沒有壹句應實事求是地給缺糧者發放救濟糧、“救人第壹”的指示。

偏偏在這個時候，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負責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報告蘇南地區沙川、南匯、奉賢三縣“有災民二十萬，征糧不但不減免，且要重征，以致三縣農民種子沒有，肥料不施，糧食不足，農民體力大減難於下田工作”等情況。本來這個報告正好印證了上述中共華東局文件中有缺糧農民“非武裝搶糧”騷動事件的真實原因，作為最高領導，毛理應指示下面查明情況火速救人。但他卻反其而行之，對黃炎培反映的情況持懷疑態度，指示華東局第壹書記饒漱石轉告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叫陳“應派員詳查“，然後報告他。

毛是5月12日給饒漱石發出如上指示的，剛剛過了三天，就收到了蘇南區黨委呈送給毛的“三、四月份綜合報告”，這個報告顯然不是陳丕顯作的臨時調查，而是蘇南區黨委先就作好了的情況反映。報告稱蘇南個城市近期出現了“物資滯銷、生產縮減、不少私營工商業歇業、大量工人失業的情況”，以及他們采取的對策。還談到幫助蘇南農村四十萬災民解決口糧、種子、肥料問題所采取的措施。這就印證了壹個亊實，即蘇南三縣的災民不是黃炎培所說的二十萬，而是四十萬！

   可是毛澤東仍不死心，他在5月19日給陳丕顯去電，仍然要陳親自去調查“因征糧引起農民無力耕作等項” 實況，然後“作壹個切合情況的答復”。很明顯，毛想要得到與黃炎培反映相反的報吿，以便作為駁斥這個民主黨派頭頭的“武器”。

   終於，毛收到了陳丕顯關於黃炎培反映的情況“有些與事實未盡符合”的報告，毛於是叫陳親自去和黃炎培談，意即用事實糾正黃的“錯誤”。

何以知道毛對黃炎培的反映是惱火的呢？半年多之後，在毛發動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毛暴露了對黃愛“說三道四”的極端仇視，狠狠整了黃炎培及其領導的中國民主建國會，提出的口號是“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可以肯定，這種具有山大王特色的口號除了毛恐怕別人想不出、也不敢提的。）黃炎培本人則被批鬥得焦頭爛額。毛終於說出了壹句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話：“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算是報了在蘇南農民問題上的“壹箭之仇”。

（文中的事實和引語據原作者說明，均取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壹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

     李昌玉在其文章中說到的第二件事是發生在雲南的邊遠小縣，時間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主題是征糧——農民交“愛國糧” 壹亊，事情比較簡單。

   永仁縣是雲南省楚雄自治州所轄的壹個縣。根據1949年12月9日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的“起義”通電，雲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0日，中共解放軍進駐永仁縣。2月4日，永仁縣“人民政府”掛牌成立。新政權建立後首抓兩件大事：剿匪和征糧。剿匪是軍隊的事，暫且不論，這裏只說征糧。

   新政權要招兵買馬，政府工作人員要吃飯，征糧本是分內之事。問題是它的任務畸重，這大概也就回答了前壹個故事中，農民為什麽要聚眾“騷動”、搶糧的原因。

   永仁縣是壹個小縣，當時人口不詳。經查，該縣2002年人口為10萬，那麽，1950年推算人口應當在3——4萬之間，除了不交糧的人口，交糧的農民人口大約在3萬左右。這3萬農民1950年交了征糧1094萬斤，每個農業人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交300斤以上。這相當於每個農民大半年甚至壹年的口糧。而且這種偏遠窮荒之地，畝產糧食才壹百多斤，除了口糧之外，是沒有什麽存糧或商品糧的，實際上是將口糧交了，吃什麽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還要“補交”國民黨時期未征的1949年的公糧，共計328萬斤。平均每個男女老幼要再交100斤。即是說，1949年國民黨時期全縣征糧數為328萬斤，僅及1950年共產黨征糧的30%。（資料來源的《楚雄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   

還有壹件事情也可資參考。同樣屬於楚雄州的武定縣，據《楚雄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中《武定縣五十年代初期的糧食工作》壹文作者聞從善的回憶，這個縣1950年征收的糧食大概與永仁縣差不多。當時全縣劃為5個區，聞從善所在的第四區入庫糧食180萬斤以上，全縣大約入庫1千萬斤左右。壹下子征來這麽多糧食，存放成了大問題，因為在國民黨時期全縣根本沒有像樣的糧食倉庫，所以，征來的糧食只能堆放在沒收地主、土匪的住房，以及征用各種公房、廟宇內。楚雄州地處雲南以西，位居滇緬公路南北兩側，抗戰時是支前的後方基地，它的前面有幾十萬遠征軍在與日寇廝殺。按理，國民黨應在此大建糧庫，征收公糧供前方將士使用。可事實上它並沒有幾間像樣的庫房。當時征收的糧食並不多，隨征隨送走，縣裏沒有建倉庫的必要。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的縣、鄉機關人員很少，就更不必建糧倉了。而毛共新政權的建立，不僅食皇糧的人員激增，而且，據聞從善解釋，新政權的壹切財政支付，包括人員的工薪，大部分都用征來的糧食支付。糧食成了新政權的支撐。無怪它征糧數量是過去的幾倍，還要將國民黨時期沒來得及征收的糧食“補征”。這大概就是梁漱溟所說的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主要原因吧。

還可以從壹些宏觀的數據看看當年農民和農村的真實情況。應該說，毛登基之後不久便在全國新“解放區”（約占全國農村人口三分之二）實行了毛式暴力土改。即以毀滅約占當時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生命和土地、財產，滿足部分無地少地農民對土地的渴求，以及農村中的壹部分流氓無產者對“富人”的發泄仇恨的願望，暫時給農業註入了壹支強心針。但是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短暫調動了部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快，新政權的橫征暴斂不但使農民的貧困依舊，並且進壹步加劇。這是因為農民的增產增收遠不如毛政權賦稅增加的快，據官方的統計資料，1953年（土改以後的第二年）全國糧食較1950年（土改前）增加了25.4%，絕對量從2646億斤增至3318億斤。（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第48頁的統計數據），而糧食的征、購數量則增加了100.25%，絕對量從356億斤增加到721億斤（數據出處同前。但必須指出，這個征購數是不完全的，因為壹部分征糧被縣、鄉留作“經費”了）。糧食是當時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糧食征、購量的增加則意味著增農民雖然增產卻不能增收（征糧是無償的，購糧則遠低於當時的市場價值，所以叫做賣“愛國糧”）。所以，“土改後”農民的生活並無改善，還可能惡化了。這也是梁漱溟敢於在毛面前講“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而毛卻未加反駁的原因。還要特別提醒的是，這時毛共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尚未施行（這項政策和制度是1953年10月之後才實施的），待到實行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之後，農民的痛苦便上升到壹個新的臺階。   

農民真正的苦難還沒有開始呢，梁委員就指責毛政權把農民打入“九地之下”了。

   當毛把梁漱溟打下去之後，真正令農民進入“九地之下”的政策：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出臺了。



   二、建國後農民角色的轉換：毛為什麽要實行糧食和農副產品“統購統銷”

   已經奪得了天下，坐上了“龍廷”的毛非常清楚，農民充當共產黨打江山奪權工具的使命已經完成了，但是，更大的使命、更艱巨的使命仍然有待農民——他的政權的主力軍——去擔當、去完成。

   從大處講，奪取國民黨政權，毛認為只是他的事業的起點，“萬裏長征第壹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共產主義必須要在全世界勝利，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所以，他領導的革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亞洲。因此，他剛剛坐上龍椅之後，就策劃、挑起了越南和朝鮮兩場戰爭。

1953年3月5日，全世界的共產黨頭子，蘇共領袖斯大林死去了，毛在心中認定，這全球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寶座非他莫屬，他也自覺地將“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任務放到自己肩上。所以從此他與蘇聯的關系再也好不了。  

要解放全人類，就意味著要有更多的軍隊，更先進的裝備，更大的投入。這壹切從哪裏來？過去他在野時是依靠“打土豪”、沒收“資產階級”，如今當權了，土豪早打光了。當然只能靠向他治下的子民收取。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非常弱小，（大的早已共產了）交的賦稅不多，而農民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農產品又是中國主要出口的產品，毫無疑義，今後建立新式軍隊、供養急速澎脹的新政權機構、人員，乃至開展全面經濟建設，主要得靠農民，靠從農民身上榨取。也就是說，過去依靠農民打天下，而今則主要依靠農民搞建設。農民的角色由為共產黨造反奪權提供人、財、物，充當人海戰術的炮灰，轉而成為新政權的供養者、國家建設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和剩余價值的創造者。

    問題還在於，急於稱霸的毛拋棄了壹般國家從發展輕工業入手，慢慢積累資金發展重工業、最後實現工業化的道路。而是要走“優先發展重工業”（實即軍事工業）的道路。這樣，建設資金的需要量就更大、更急，只能壹方面壓縮全國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強迫人民縮衣節食、勒緊褲帶；另－方面則要農民提供更多無償的、價廉的糧食和農副產品以“支援國家建設”。

從毛的角度看，農民也是最適合榨取的群體。毛的政權機關設在城市，他的幹部也都屬於“非農業人口”，城市還是國家的“窗口”，外國人常到之地，所以他必須對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網開壹面，讓他們活得稍為“光鮮” 壹點，享受壹點“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而對農民就沒有這種必要了，所以他很快就確立壹種後來被稱為“城鄉二元經濟” 的體制，即讓農民成為為國家提供積累的純粹生產者，而不享受城市人口享有的壹些公共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農民成了新政權下的“農奴”和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

為了實現對農民的最大榨取，國家除了對農業征收高額稅賦，並“動員”農民低價向政府采購部門賣“愛國糧”、“愛國豬”……等等之外，毛政府對農民的索取和剝奪還有壹條非常容易實施而又很隱蔽的渠道，那就是通過工、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換，暗中收取更多 “農業稅”。具體辦法是：當時毛中國實行由國家壟斷的計劃經濟，工業、商業、流通全掌握在國家手裏，政府通過國家定價方式，強迫農民以遠低於價值的價格將農產品賣給國家，國家則以遠高於其價值的價格將工業品和農業生產資料賣給農民。這壹正壹反、壹增壹降之間，就形成所謂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毛統治的20余年中，政府運用這種價格“剪刀差”從農民身上榨取了數千億資金，具體數額專家們估算不壹，最低為4481億，最高為8000億元，而在毛統治的時期，國家總共用於經濟建設的投入才6000億元，從中可見國家經濟建設的資金基本上、甚至全部來源於對農民的價格“剪刀差”剝削。

   不過當時毛政府與農民矛盾最突出、最尖銳的還體現在糧食問題上，因為糧食是生存之本，無法替代而又不可須庾脫離，而按當時的正常方法從農民手中征、購得來的糧食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對糧食的需求。當時的情況是，在1953年10月實施糧食“統購統銷”之前，毛政府除了征收公糧之外（公糧系按田畝攤派，不可能變動太快），主要依靠半強迫、半動員式的叫農民賣“愛國糧”的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當時糧食的自由市場依然存在，自由市場上的糧價比國家收購價高得多，農民在被迫賣給政府壹部分“愛國糧”的同時，還拿出盡可能多的糧食去市場出賣，以便換得更多收入。這樣就大大制約了政府掌控糧食的能力。當時毛政府糧食供應的順序是：首先滿足對外（對蘇聯）出口計劃需要；其次滿足政府、軍隊人員的糧食需求；再次安排城鎮非農業人口的定量供應，最後才是對農村災區和糧食不能自給地區的“返銷糧”。統計數據表明，1952年糧食年度（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下同），毛政府的糧食庫存出現了40億斤“赤字”，即支多於收，減少了40億斤糧食庫存。各地城鎮都出現了糧食供求緊張的局面，從而引起了毛和高層的驚恐。予是，壹項新的、將糧食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政策醞釀出臺了。

根據楊繼繩在《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的文章：《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中提供的情況和數據（以下有關數據均出自該文，後文中凡有引號標出者亦為該文之原文），當時毛政權面臨的總的糧食形勢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城鎮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到1954年增加到8249萬；而由糧食部提供的數據，1953年的城鎮人口為9182萬，比1950年增長58.3%。又據該文另壹處引用糧食部糧食計劃統計司的資料，1953年度，需要國家提供商品糧的人口為24788萬人（這包括了需要“返銷”口糧的農民和災民），另外，出口糧食以換取蘇聯的工業設備和軍事技術的計劃不能減少。因此，糧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出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後來統購統銷範圍擴大到132種農產品和經濟作物）。以此徹底解決糧食危機。

   這不禁使筆者想起，在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權之際，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為首的美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客們，曾預言中共不可能解決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主要是惡性通脹），屆時必然要求美國伸出援手，他們就可趁機插手中國事務。這幫“帝國主義分子” 確是低估了中共的能力，他們不知道，世間最大之事莫過於死人，而毛共最不怕死人，它怎麽會被經濟困難所嚇倒呢？死人都不怕還怕什麽呢？所以它面臨的困難很快就被解決了，辦法就是政府對物資和市場的強行壟斷、管制，誰不聽令殺無赦！如今面臨的糧食困難也許比通脹更危急，但在毛的領導下，沒有過不去的“坎”，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前提是不怕死人。

   毛的“統購統銷”政策出籠於1953年10月，正是剛剛把梁漱溟為農民叫苦的“九天九地” 之說打下去之後。具體制定這壹政策是中共“中財委”負責人陳雲。陳雲是中共的經濟能人，戰勝惡性通貨膨脹就是由他具體領導的，現在對付糧食問題，仍由他挑頭拿主意。他的辦法簡單地說就是，先把農民生產的糧食盡可能多地集中到國家手裏，然後由國家進行再分配。1953年10月1日，陳雲在天安門城樓上口頭向毛匯報了他的思路。10月2日，毛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通過了陳雲的意見和建議。10月16日，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以後政務院又發布了相關命令和執行方法。

   據說陳雲在此期間曾經向黨內高層說，他搞的這個辦法是“挑了壹擔炸藥”，“壹頭是”黃色炸藥”，壹頭是“黑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崩潰；如果采取征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選哪壹個，都是危險家夥。其實陳雲是危言聳聽，他知道，只要得到了毛澤東支持他就沒有任何風險，農民有什麽可怕？他們又沒有槍。後來的事實也是如此。

   這個“統購統銷”辦法看似簡單，關鍵則是執行的問題。就像後來毛在“大躍進”運動中征購糧食壹樣，壹紙征購令下去，便是全國腥風血雨，鬼哭狼嚎，餓殍載道，屍骨如山。“統購統銷”沒有達到後者的水平，但那場運動也叫中國農民永記不忘，讓他們第壹次領略了“大救星”的厲害。

   像所有其他運動壹樣，這場運動也有壹個非常冠冕堂皇、“壹心為民”的理由，它說政府為了在更大範圍內調劑余缺、平衡豐歉，保證人人有飯吃，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所以要采取這個辦法。而且這個辦法只是向農民“收購”糧食，是有償的，是“買賣”（只是價格由政府決定），而且是在留足口糧、種子等等之後。這有什麽不可呢！所以，若幹百年之後，歷史學家看到這份文獻之時，仍然會斷定那是毛政權在其執政之初期為人民做的壹件大好事。

   很快，這場運動就鋪天蓋地地展開了。因為當時的農民仍然是獨立的個體經營戶（即使入了互助組或初級社，也沒有改變其私有制性質），這場運動面對的便是近壹億農戶，因此毛共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幹部和壹切“吃皇糧”的人員，全部下鄉，到村、到組挨家挨戶去動員，去完成任務。剎時間，中國農村便雞飛狗跳，鬼哭人嚎，當然也有敲鑼打鼓、披紅掛彩的，那是完成購糧任務的“報喜隊”。

折騰了幾個月之後，壹切終歸於平靜，當局宣布糧食“統購統銷”取得了偉大勝利。1950年全國征購糧食總量為356億斤，1953年征購糧總量達到721億斤。簡單地說，實施“統購統銷”後，國家從農民手中要來的糧食增加了壹倍。 1954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災，糧食減產，而這個糧食年度糧食征購任務卻比上年增加了21.98%，結果仍超額20億斤完成了任務，當年征購糧總量占到總產量31.8%的創紀錄水平。

1954年6月底，國家糧食庫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1%。由此可見，毛和共產黨真的是“戰無不勝”。

   不過，成績是怎樣取得的呢？不但公報裏沒有提及，而且成了毛政府不可對外洩露的最高機密。然而歷史總是前進的，近年來壹些親歷者通過回憶和當年壹些資料的爆光，使這場運動真相露出了的冰山壹角。

   浙江省是素稱富庶的魚米之鄉。據當時的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緣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稱：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征購51億斤，占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發生了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征購任務更重，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但全省征購糧任務完成了112%。因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遊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壹個村了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壹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余杭縣開擴大幹部會，說到糧食征購，鄉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

   有壹份《杜潤生、袁成隆關於浙江省農場情況的報告》中稱：“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壹至三分之二，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等死的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

   這當然不是壹個或幾個省的情況。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1955年2月2日的《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中，概括了幾種情況：壹、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發生了農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的農民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便在河邊哭哭啼啼。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對黨和政府普遍透露出壹種不滿情緒，“辛苦壹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人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體性搶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還有：廣東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

湖南全省因購糧被迫自殺者111人。

   國務院第壹辦公室在1955年4月22日提供的幾篇《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照實際產量只能購余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任務3300萬斤，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壹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壹些群眾不敢在家裏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發生兩起群眾騷亂事件。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征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為：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另外，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購糧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逐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自殺者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

   很明顯，這些數字極不完全，且說的極不清楚，總的說把事態和死人數大大縮小了，根本不能反映全國的情況。而且，所有反映在購糧運動中造成死人的報告，只列直接死於運動（自殺、被打死）之人，那些因“購”了口糧無以為生而餓死者或病死者全不計入。如，1955年統購統銷中廣西的平樂、荔浦、橫縣等地發生大量餓死人事件，事情被嚴密封鎖、壓制了近兩年，直到1957年6月國務院第52次全體會議才宣布對廣西省有關負責人（包括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分別給予撤職、調離廣西等處分，地、縣、區、鄉特別是壹些基層幹部受到黨紀處分甚至刑事處分。官方公布只餓死550多人。民間和知情者則認定餓死人總數在此數十倍以上。當然實際死人數只能是筆糊塗賬了。

   其實，那些在購糧運動中因為打死、逼死人而受到處分的幹部也是很“冤”的，因為他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指示。廣西那些被處分的地、縣、區、鄉幹部就公開說：死人是統購統銷政策造成的，不是他們的錯。他們都是在執行中央的指示，執行壹項國家的政策、制度。毛澤東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就公開鼓勵他的各級幹部要推行野蠻、殘暴的農村政策，會上毛著重批判了對農民不忍下手的“良心論”，他宣稱：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麽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我們有些同誌們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麽馬克思主義......”

就是在這樣壹位最高領袖的領導下， 能怪下面的幹部嗎！

有壹種為毛和中共的統購統銷政策辯護的論調說，那是形勢所逼，不得不采取此種辦法。劉少奇就是這壹論調的鼓吹者之壹。劉少奇後來被稱為是同情農民的“修正主義”者，但是，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會上談到糧食統購統銷時劉說：

“現在我們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麽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所以，他的結論是：農民種田種糧就是不能讓他們吃飽，農民吃飽了其他人就得挨餓，統購統銷，強迫命令完全必要！——這其實是壹種地地道道的強盜邏輯，全世界有很多國家生產的糧食都不能自給，按照劉的這種邏輯，那些國家的人民都會餓死！但實際上這些國家不但沒有餓死人，還生活得很好，因為另有避免死人的辦法，比如，適當減緩工業化和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提高糧食價格來刺激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國家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幫助提高糧食產量；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進口糧食，當然更不能在本國人民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出口糧食！

   但是在毛和中共卻不考慮這些辦法，在他們看來其他辦法都不如暴力征購簡單有效。至於征購之後農民的口糧不夠怎麽辦，按毛的說法是：農民應該閑時吃稀，忙時吃幹，實行“瓜菜半年糧”。總之保證其他人先吃飽第壹。這大概就是他與梁潄溟辯論時說的“大仁政”。在毛的領導和教育下，中共的各級幹部都已經“毛化”了，他們按照毛的要求都將“良心”丟給狗吃了。比如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作有關糧食工作的報告時就說：只是地主、富農在鬧缺糧、搞破壞。接著又說：

   “農民叫喊缺糧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糧食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於是，全國統壹論調：說農村缺糧都是階級敵人在搞破壞、搗亂；是農民自發勢力在亂叫喊。所以，對壹切“抗購”或“造謠”說餓死人的人要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大規模因購糧騷亂的事件，雲南也發生了多起死人和暴力抗糧事件，都被作為“反革命暴亂案”殘忍地鎮壓下去了。湖南常德地委明確規定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各地還紛紛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專管打擊“破壞統購統銷”的“犯罪分子”。四川德昌縣的“保衛辦”，在1954年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四川石柱縣的“保衛收購辦公室”在1953年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福建省邵武縣1954年在糧食統購中發生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處決16人，判有期徒刑56人，管制9人。

伴隨著血腥鎮壓，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暢行無阻，年年超額完成任務。共產黨連有幾百萬軍隊的蔣介石都打敗了，區區幾個手無寸鐵的鬧事者，怎是其對手！

這樣我們也就知道了，為什麽廣西平樂地區餓死人事件被壓了兩年才公布和處理，因為當時必須維護“說農村缺糧、餓死人都是地主、富農、反革命的造謠破壞” 這個全國統壹口徑，必須對壹切阻撓、批評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實行堅決鎮壓！

取得了這麽偉大的勝利，但我們高瞻遠矚、有備無患的領導人，認為還不夠，還要征購更多的糧食，要盡量減少糧食銷售，以增加糧食庫存。在1957年7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糧食工作會議上，陳雲為糧食庫存不足叫苦，提出國家應儲備可以應付兩個災年的糧食庫存，大概需要480——500億斤。於是，糧食征購工作主要朝著增加庫存的目標奮鬥。直到後來的大躍進，仍就是為這個目標而奮鬥。於是就出現了壹邊是太倉之谷，陳陳相因；壹邊是餓殍枕藉，屍橫遍野。太倉之谷是不能動的，做什麽呢？據說是用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就是毛澤東的“大仁政”。

   然而，統購統銷運動也給毛壹個很大的教訓，在開始實施的頭兩年，他的政府要面對壹億農戶去搞征購，去挨家挨戶動員，翻箱倒櫃搜糧食，這個工作量太大了，難度太大了，它占用了政府當時全部人力、全部資源，豈能是長久之計？

   於是，壹個早已形成的決策在毛腦海裏提前實施：必須盡快把農民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毛澤東掀起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不到半年全國就基本“合作化”了。

   近來有很多學者、老幹部著文指出：毛在全國“解放”不久就拋棄他原來的“新民主主義”承諾，大搞“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根本性的失策。有人還分析他可能錯誤判斷，高估了合作社的“優越性”；有人以為毛是耽心再不搞合作化，農村就兩極分化了，重新回到“人剝削人”的舊社會了；有人以為毛犯了急性病，好心辦了壞事......等等、等等。

   其實偉大的毛哪會婆婆媽媽般的考慮那麽多“問題”呢，單單糧食統購統銷這壹事件就足以使他做出“在壹個早上實現合作化”的決策。果然，不久，壹億農戶就變成幾百萬個農業合作社了。但是毛認為還是太多了，於是“並大社”，最後全部弄成“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上百萬個合作社變成了兩萬多個“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任何任務、包括象統購統銷這樣的任務，只要下達壹紙任務和命令便解決了，因為糧食和農產品都掌握在公社手裏，再不用向農民壹家壹戶去征收了。善哉、善哉！這個“公社”寶貝當然要“萬歲”了。

   實施糧食統購統銷（後來毛乘勝追擊，變成對132種農產品統購統銷），只是毛讓農民——這個他昔日的“恩人”實現角色轉變的第壹步，接下去毛的第二步是合作化；第三步、人民公社化。再加上把農民牢牢套在土地上的戶口制度，以及城鄉二元經濟的壹系列政策，農民這個中國最大群體就變成了名符其實的現代農奴、毛帝國的“二等公民”了。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還可以知道，毛澤東的“三農”（農村、農民、農業）政策是得到中共上層壹致擁護的，這也是後來他的“三面紅旗、大躍進”運動得以順利推行的原因。   

統購統銷只是毛的 “三農”政策的序曲，序幕，壹個前哨戰，其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才進入高潮。

中共鉗制農民

作者 秦暉 寫於 二零一八年

中國是政府財政增長最快的國家。僅舉壹例，2006年農業稅被取消，2007年財政收入比前壹年增長了32.4%。當時就有人斷言，溫家寶關於“跳出‘黃宗羲怪圈’”的承諾已失敗。稅收事關重大，自從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的稅收制度下又衍生出壹些新問題，今年尤-甚。為了便於大家討論，我把當年寫作“黃宗羲定律”時的壹些思考呈獻給大家。



當年存在的皇糧國稅



1969年我15歲時初中畢業後到廣西農村插隊，在百色地區田林縣的壯族山寨做了九年農民。九年鄉村生活給我的人生道路打下的烙印是非常深的。１９７８年我考取文革後第壹屆研究生，跟隨我國著名農民史專家趙儷生先生學習“土地制度與農民戰爭史”。後來壹直在高校任教。



我的專業本屬於歷史學，而且主要是古代經濟史。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當時在陜西師大任教的我為了研究土改前關中農村問題，每年利用到各縣搞函授輔導之機，多次到各縣基層檔案館查檔，並接觸現實農村。１９９４年，我從陜西師範大學調入清華，從１９９５年起，我連續組織了幾次學生對浙、湘、黔、川、陜、桂六省（區）八縣（市）的十九個村莊（社區）進行了考察，以問卷統計與個案分析相結合，對不同經濟類型與發達程度的農村作了研究。



就這樣，我的農民學研究，從農民史延伸到現實領域。鄉村調查中看到的壹些現象使我不由自主地關心起農民與中國改革的未來。稅費改革就是我思考的壹個問題。



隨著“大包幹”以後我國家庭農業的恢復，公社時代國家直接從基層組織的公庫裏獲得征、派購糧以汲取剪刀差的模式結束，農戶由過去給“公家”幹活而向公庫領取口糧與其他勞動報酬，變為如傳統時代壹樣自耕自食而反過來向“公家”交納“皇糧國稅”、納賦當差。傳統時代的賦役問題又以“農民負擔問題”的方式再現。由此而產生的稅費改革最初思路早八十年代末就已萌芽，九十年代前期，河北的魏縣、南宮，安徽的太和，湖南的衡東等有些地方就自行做過“並稅除費”試點。



在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７年間，我組織學生進行農村社會調查時，就感覺到稅費改革後農民負擔出現反復的苗頭。比如某縣教育附加費合並到正稅裏了，過了兩年學校沒錢用，財政拿不出，又出現新的教育費用。農民不滿地說，要這樣還不如不改，不改的話，妳收了我壹次教育附加，還能再收“第二教育附加”嗎？現在妳把教育附加合並了，好像我們沒交這筆錢壹樣，下壹任領導壹看學校這麽破，又向我們收錢，我們跟誰說去！



還有壹種情況：這個縣做試點，把什麽屠宰稅啦等等都平攤合並到稅裏了，農民說：“豬頭稅變成了人頭稅”。可是鄰近縣還在照樣征收這個費用。於是，試點縣的農民就擔心地說，過了幾年，他們縣官壹換，新來的不了解情況，以為便宜了我們，又讓交屠宰稅了。“這下子倒好，豬頭、人頭都得交稅啦”。



有些地方，90年代後期由於農民權利意識滋長，逐漸學會抵制各種亂收費，征收的“工作難度加大”了，有人便寄希望於“費改稅”。調查中曾經有壹個鎮領導對我解釋並稅改革的好處時說：“並稅改革的確好，過去那些統籌、攤派什麽的，農民就是不交，妳還真撓頭。如今壹合並成皇糧國稅，農民再不交，就是抗稅了，我就好派出警察抓人了。”如果並稅改革被理解為政府以前收費比較難，現在改成收稅，就可以用強制手段。



當時我覺得這是個問題，並且聯想到歷史上反復出現過類似現象，於是我根據調查報告寫了壹些文章。



“定律”提出的前前後後



１９９７年第二期的《改革》雜誌刊登了我寫的《農民負擔問題的發展趨勢：農村調查報告之研究（四）》，其中我第壹次提到“黃宗羲定律”。我當時認為，稅費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這種改革在技術角度上講的確是合理的。“明稅輕，暗稅重，集資攤派無底洞”。搞歷史的知道，中國從來就是這樣，這叫“正供有限，而橫征無窮”。所以要解決農民負擔，就得從解決收費開始，正稅相對來說本來就不多，農民如果只是交稅的話，可以說是負擔不算重。



但是，在在傳統政治條件下搞稅費改革，最麻煩的就是怕跌入怪圈—農民負擔簡而復繁，出現反彈，反而越改越重。古代很多人，包括清代的範清丞、明代的黃宗羲、宋代的李心傳、唐代的陸贄等等很多人表達過這種擔憂，反對歸並稅則，認為此舉屬於加重負擔的壹大痼疾。



現代壹些史學家也註意到這種現象，例如華東師範大學的王家範、謝天佑兩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在《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輯刊》上發表的“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經濟結構試析”壹文中提到了黃宗羲對“積累莫返之害”的批判。但是那時候“大包幹”的農村改革尚未鋪開，農民作為“皇糧國稅”交納者的問題也未凸顯，黃宗羲的這些話，作為純粹的歷史問題也只有極少數史學家註意。



這壹方面由於過去我們的歷史書壹般都肯定這種改革，而把反對這類改革的聲音壹概視為“保守派”，不予好評。其實這種改革的反對者歷來有兩種：壹種是舊稅制下有既得利益者的代表，例如舊稅制種類繁多，千頭萬緒，農民不懂上司難查，婿吏便得以上下其手，搭車尋租，中飽私囊。他們當然不喜歡簡化稅則。還有的舊稅制有許多優免規定，有權有勢者可以借此規避負擔，轉嫁於無權無勢者。



新稅制取消了優免，也會招致這些人的反對。但是，還有壹種反對者，如前述的黃宗羲、陸贄等人，他們並不是基於既得利益者的立場，而是的確看到了當時稅制的壹些深層次問題，並且往往是透過當時稅改的壹些短期效益，在主流意見壹片樂觀的氣氛下發表冷靜的看法，相當難能可貴。當然由於那時的歷史局限，他們並不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有時還得出了多壹事不如少壹事的消極結論，提出問題的深刻與給出答案的淺薄形成鮮明對比。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遺產博大精深，歷史學歷來是顯學。但是歷史內容如此豐富史料如此浩繁也造成壹個問題，就是囿於精力與眼界所限，許多專家只能關註中國歷史的某壹時段，形成傳統中國史學中“斷代史”研究特別發達的特點，而缺少長時段的通史眼光容易導致所謂“斷代本位主義”。人們往往根據當朝的記載高度評價某次改革壹舉解決了什麽什麽問題，其實這種問題在以前的朝代中就曾經被“解決”過，在以後的朝代中它又重復出現並再次被“解決”。



並稅事件的歷史觀察



如唐中晚期的兩稅法就衰敗得非常之快。僅十年左右時間，弊端即已叢生。正如陸贄所說，兩稅本以大歷以來農民負擔最重的壹年為標準，把大量臨時雜派並入其中，而本來這些雜派財政如果好轉是有可能減免的。如今並入常稅，已是“采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然而很快，兩稅之外又出現了“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等等臨時加派，成為經常的附加稅。而且代役稅已並入兩稅，很快又另有以召雇為名的征役，以和市為名的科配。陸贄認為這都是並稅改制惹的禍。



晚唐楊炎改革為兩稅法，全都以貧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為標準來征收，雖然沒有了戶稅和人頭稅的名目，其實這兩項征收已經並入了土地稅中。相沿至宋朝，壹直沒有從中減去戶稅和人頭稅，然而卻在此之外重又開征新的人頭稅目（“丁身錢米”）。後人習以為常，認為“兩稅”只是土地稅，“丁身”才是戶稅和人頭稅，其實那是重復征收的。如果當初不把庸、調之名目取消，何至於此？所以楊炎的稅制改革壹時有小利，卻給後世留下大害。



到明代，在兩稅、丁口稅之外，又征勞役（力差）和代役租（銀差），本來是十年輪壹次的。嘉靖末年改革為壹條鞭法，把兩稅、丁口、差役和各項雜派全都歸並到壹起征收，原來每十年中輪值壹年的差役負擔，如今分攤到十年裏征收了。這實際上是把銀、力二差又歸並到了兩稅中。但不久每到輪值之年，各種雜役又紛紛派了下來。後人習以為常，認為“條鞭”只是兩稅，而雜役則是該著輪流當差的，誰知道那也是重復征收的？如果當初不取消銀差、力差的名目，何至於此？長時段看也是利小弊大。

到明末，朝廷又先後加派舊餉（遼餉）500萬兩，新餉（剿餉）900萬兩和練餉730萬兩。戶部尚書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餉歸並為壹，實際上是把這些雜派又並入了正稅（“兩稅”）。到黃宗羲寫作時的清初人們以兩稅之征為理所當然，豈知其中包含的三餉加派正是導致明朝滅亡的原因之壹！設若三餉之名目不改，人們或許還會顧其名思其義，知道這是稅外的加派，以後再加不得了。天哪！這樣每改革壹次，負擔就加重壹層，老百姓還有生路嗎？就這樣，歷史上每搞壹次“並稅”改制，就會催生出壹次雜派高潮。



直到清末還有“地丁屬地。差徭屬人”，民國時代還有拉夫派差的，90年代農民不是還正式規定要出“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嗎？這次稅費改革又把這“兩工”合並取消了，很難說未來不會再次向農民派差。力役取消而又復起，但歷代所征收的代役錢，卻從沒有退還過。農民負擔怎麽會不重呢？還有由按戶口征收轉變為按地畝征收，亦即人頭稅並入土地稅，也是循環重復了許多次的。



在這篇文章中，我把現實調查材料與歷史資料結合起來談論“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的怪圈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大儒，在明王朝滅亡後，痛定思痛，以“天下為公”的儒家信條為武器，不僅對明王朝，而且對整個傳統體制都進行了系統反思。其中，他批判了“壹條鞭法”，而要求恢復賦稅分征。實際上，他的評論遠遠超出稅制本身，涉及到的是傳統帝國千年來農民負擔問題以及解決方法的根本缺陷。包括壹條鞭法在內的歷代“並稅改革”，連同“易知由單”這樣的配套措施，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屢屢出現。



由於在專制王朝統治費用剛性增長的條件下，財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不能“量入為出”，王朝末期亦或好大喜功帝王的橫征暴斂尤為突出。為克服橫征亂派之害，減少稅收中的流失和官吏層層中飽私囊，並稅除費，簡化稅則，就成了主流改革思路。



僅在明清兩代，便搞過“征壹法”、“壹串鈴”、“地丁合壹”等等。目的就是把從朝廷到基層的明暗正雜諸稅“悉並為壹條”，“壹切總征之”。同時下令，不得再征他費，還發給農民法定稅目表“易知由單”，允許農民照單納稅。



傳統社會農民沒有任何民主權利，上面到底征多少稅，農民是不能控制的。這樣，合並稅費有個很大問題，它原來有各種各樣的名目，有了這些名目，新的巧立名目，往往空間比較小，碎片化整合以後反而為加大稅收騰出了空間。比如說，官府常向農民派工，即所謂勞役。勞役經常幹擾農時，農民很受勞役之苦，陳勝、吳廣以及隋末農民起義都是因為勞役太多而起。



官府為此進行改革，其中很重要的壹條就是把勞役並到正稅裏，在正稅裏，多征壹大筆錢，壹般在財政上叫“代役稅”或“免役稅”。理論上說，國家有了這筆費用，就可以雇人幹活，農民就不用出勞役了。實際上，傳統中國官僚太多，開支大，經常出現財政危機，壹旦有了財政危機，拿不出這筆錢來雇人，農民又要出勞役。官府已經征收了農民免役稅，這筆費用挪作他用並未還給農民，這就無形中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而且並稅後，各種名目沒有了，恰好為後來人新立名目創造了條件，擠壓出征收空間。用不了多長時間，人們就“忘了”正稅已經包括了從前的雜派。壹旦雜用不足，便會重出加派。黃宗羲精辟地總結為“積累莫返之害”。就這樣，歷史上每搞壹次並稅改制，就會催生出壹次雜派高潮，越改越苛農。這也是專制王朝時代的壹個怪圈。



在傳統中國，主要矛盾不是農民沒有土地，而是有土地也種不了，因為各種各樣的賦稅迫使農民不得不棄田流亡。但是自古以來，“正供錢糧”通常不是太高的，但農民的付出卻很多，主要就是各種各樣的雜派。因此，農民負擔與橫征暴斂，歷史上壹直是造成社會動蕩的原因。





農村稅費改革



文章發表後，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當時溫家寶同誌在２０００年年底，也就是在中央在安徽召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總結會議前夕，在《並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壹文上做了批示，全文如下：



“請懷誠、耀邦（劉堅）、馬凱同誌閱。要跳出‘黃宗羲定律’，農村稅費改革就必須堅持‘減輕、規範、穩定’的原則，控制稅賦的絕對額，長期穩定不變；就必須在財政上厲行‘量入為出’而杜絕‘量出制入’。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很值得進壹步研究。

溫家寶



以後，溫家寶同誌以及農口的相關領導，在許多場合都提到這個定律，指出要跳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這壹批示中基本上把我文章中的幾點建議都點出來。比如壹定要穩定稅費的絕對額，不要搞什麽收入的百分之幾這類的軟性相對指標。另外，財政方針壹定要量入為出，絕不能量出制入，控制支出、減少無效投資、降低企業稅負等等。



歷史上傳統財政有兩種思路：壹種是量入為出，可以從農民那裏拿多少，就辦多少事，不鋪大攤子。但封建時代，往往采取量出制入，而不是采取量入為出。官府花費用項主要靠向百姓征收，所欲所求無止境，征收控制不住了，只能向民間轉嫁，出臺新政要麽變些花樣要麽明降暗升。所以溫家寶同誌提出穩定稅額，絕對量不變，財政上要量入為出。



在那次農村會議上，溫家寶提出鄉鎮政治體制改革，這是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實際上，傳統中國出現的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都是體制造成的。農民沒有真正的公民權，沒有“無代表不納稅”的機制。所以，解決的根本途徑還是政治體制改革。在那時的方案中，首先是社區開支與社區民主、村民自治掛鉤，“壹事壹議”，就是凡是在農村社區使用的這些費用，壹定要由農民討論。



以前我們常說，賦稅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但是農民並沒有覺得是用在他們身上了。努力方向是把權利交給他們，變成“民之所用，民之所議，民之所定，民之所出”。

生存狀況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新中國的“人民公社”社員與舊西藏的“農奴”相比，誰的生活要更好壹些？不少人會不假思索地說：新社會的主人跟舊社會的奴隸怎麽能相提並論？言下之意是公社社員當然比西藏農奴的生活好多了。這就是幾十年來無數次的宣傳灌輸在人們頭腦中造成的印象。然而通過了解歷史真相和深入思考之後，就會發現答案不是這樣的。

西藏的“農奴制”是中央政府對1959年以前舊西藏社會制度的定義，是為了說明對西藏實行強制性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的正當性。舊西藏是殘酷的、落後的農奴制，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解放農奴，建立壹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西藏，然而西藏和內地的獨立學者不這麽看，他們不認為舊西藏是農奴制。

舊西藏的情況實際上是怎樣的？它的社會組成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部分。第壹部分是各級政府的官員、寺院的僧侶以及貴族，他們的人數在5%左右，西藏的土地、牧場和主要資源都掌握在他們手裏。第二部分主要是農牧民和自由職業者，占人口的90%左右，他們從地主（土地所有者）那裏租領土地或牧場，自己耕種或找人代種。第三部分人則是給上層富人做家奴，他們沒有土地和生產資料，也沒有人身自由，這些人約占5%左右，是真正的奴隸。我們主要看看占人口90%的被中共稱為農奴的農牧民的情況。這部分農牧民又分為“差巴”和“堆窮”兩個階層。“差巴”是領種地方政府土地（或牧場）的較富裕的農牧民，“堆窮”意為小戶農工，耕種少量的土地。差巴可下降為堆窮，堆窮也可上升為差巴，差巴和堆窮破產後還會下降為奴隸。

不論是差巴還是堆窮，他們租領了地主的土地之後，如何耕種完全自主，地主（或叫領主）不再幹涉。他們根據租領土地的多少交納租金或實物（通常不超過收獲量的5%），剩下的全歸自己。他們自給自足，溫飽有余，千百年來沒有發生過大饑荒餓死人的現象，唯壹的壹次發生在1959--1960年，即全國大饑荒的年份，那裏也餓死了不少農牧民。他們平時無論是趕集、走親戚還是去寺廟，不需要向誰請假，想走就走。他們和中國內地過去的佃農壹樣，是完全的自由人。這樣的農牧民，有吃有穿又有自由，還能說他們是農奴嗎？當然官員和領主欺壓、剝削農牧民的事也多有發生，這和內地過去的情況基本壹樣，也是壹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那麽我們“人民公社”社員的情況又怎麽樣呢？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沒有自由，極度貧困。下面聽我詳述。

壹、      沒有自由

1、沒有遷徒自由：由於有農業與非農業戶口的劃分和限制，農民不能離開農村到城市去打工，被死死地捆在家鄉的土地上。

2、沒有人身自由：如果沒有生產隊長的批準，農民不得離開村子去趕集、走親戚、看病，更不用說去旅遊，否則就會被扣飯或扣糧食。

3、沒有生產自由：生產隊種什麽糧食，怎麽種，完全是生產隊長說了算，社員沒有發言權。各級政府也年年幹涉種植計劃。連自以為是的毛澤東也對農民如何種地幹涉得特別具體。1958年毛澤東要求全國農民“深翻土地，合理密植”，結果造成農業大減產。

4、沒有生活自由：1958年在毛澤東的強令之下，全國農村都辦起了大食堂。砸鍋搜糧，不許農民自家做飯。食堂開頭還有點糧食吃，後來糧食越來越少。生產隊長看誰不順眼，就扣誰家的飯，造成大量農民被餓死。

5、沒有討飯的自由：在1959年，中央發文件禁止農民外出做工和討飯，在各車站和碼頭設卡攔截，造成大量農民活活餓死在家裏。這項惡政到1961年才被迫取消。

6、沒有維護尊嚴的自由：公社、大隊和小隊的幹部把農民視同奴隸，可以隨意打罵。1960年我們村的兩個小青年偷了隊裏的幾個玉米棒子，大隊書記發現後要這兩人互相毆打，誰不使勁打，他就用棍子打誰。在1959年的“反瞞產私分”運動中，連許多小隊長都被拉到公社去捆綁吊打，逼迫交出糧食。所以，公社社員，毫無尊嚴。

二、極度貧困
在農村實行集體化，特別是公社化以後，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再加上“大煉鋼鐵”運動的幹擾，使糧食連年減產，可是中央下達的征購指標卻大幅度上升。在通常的年份，農民收獲的糧食60%左右被政府拿走（西藏農牧民只交租5%左右），而在1959和1960年則90%以上被拿走，造成大量農民被餓死。比如鳳陽縣武店公社山王大隊李金明說：“1959年我們收35000斤糧食，叫征購58000斤，結果我們交33000斤，社員只吃2000斤。”（引自1961年1月《中共鳳陽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簡報》）

在三年大饑荒之後，雖然沒有再大量餓死過人，可是農民依然極度貧困。從1962年到1979年，我們家鄉的農民在秋後分到的糧食，壹般只夠吃到元旦或春節，過了年之後，大約壹半的農戶只好外出討飯。分到的錢微乎其微。農民買油鹽的錢主要靠養雞和自留地收獲的少量農產品。農民壹年吃不上壹、兩次肉，更買不起新衣服。從1955年（合作化開始）到1981年，農民幾乎沒有壹家蓋新房的（幹部除外），茅草土坯屋破爛不堪，屋裏沒有壹件像樣的家具，家徒四壁，壹貧如洗，慘不忍睹。萬裏到安徽上任之後，花了幾個月時間到各縣農村走訪，看到這種慘狀後十分痛心，這才促使他下決心冒著風險支持農民搞分田到戶。

三、幾個實例

1978年7月我回到安徽農村的老家探望親友，聽說了幾件剛發生不久的事情。

有壹位親戚想到城裏去辦點事，找生產隊長請假，隊長不準，他壹賭氣還是走了。兩天以後回來，遭到了隊長的痛罵。又過了兩天生產隊分玉米棒子，而他們全家的口糧就因為這件事被全部扣光，壹點不發。當時正值夏荒，麥收時分的麥子已經吃完，就等著這些玉米棒子下鍋。可是沒辦法，那段時間全家8口人只好靠吃門前種的南瓜、豆角等維持生命。妳說這樣的生產隊長還有人性嗎？不是比農奴主更壞嗎？

我有壹位堂哥在端午節上街排隊買肉（從過年至今就沒吃過肉），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隊”（公社的專政工具）認為插隊了，拉出來暴打壹頓，然後又被拖到大隊部關了兩天，打成了重傷。當時全國都時興“辦學習班”（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 ），實際上是變相的拘留所，關押所謂犯錯誤的人。我們老家那個公社當然也有這種“學習班”，關押的理由五花八門，其中有幾個人是因為自家擅自殺了豬。那時候農民家養的豬不允許自己殺，必須賣給國家的食品公司。

當時雖然打倒四人幫已經將近兩年，但農村尚未分田到戶，“人民公社”還在進行最後的瘋狂。最近有人認為改革開放應該從1976年10月算起，華國鋒是有功勞的，對此我完全不同意。華國鋒當權的兩年多時間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在延續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和政策，農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結論

從以上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社員和舊西藏的農牧民，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農奴？有人說，妳說公社社員是農奴，可是沒有農奴主階級呀？怎麽沒有？！公社書記 大隊書記 生產隊長就是農奴主，而毛澤東則是最大的奴隸主。在1949年以前的幾千年中，中國農民壹直都是比較自由的，是自稱大救星的毛澤東給他們套上了農奴的枷鎖，使中國社會產生了歷史大倒退。舊時代的西藏不是農奴制，而毛時代的人民公社才是真正的農奴制！

生活環境

作者 曾順文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我的家鄉金堂縣姚渡鄉，姚渡鄉和城廂鎮現屬青白江區，出過壹位彭家珍大將軍，建有專祠和公園建於城廂鎮（國民黨統治時期為縣城）。彭家珍早年留學日本，學習軍事，是同盟會會員，曾任北伐蜀軍副總司令。受孫中山之命，利用自己長得酷似良弼的大概是外甥，但比良弼外甥矮點，摸仿其外甥音容笑貌，騙過衛兵，接近良弼將其炸死了，民間盛傳說：彭家珍是暗自吞食定時炸彈後在與良弼同桌共餐時感覺定時炸彈快要爆炸之時將良弼用力抱住後才炸死了良弼的。
         

家鄉屬丘陵地區。人均耕地1畝：5分水田，5分旱地。我主張在旱地裏安裝水管抽水抗旱！它能使地裏的糧食增產1倍！現栽種小春作物的季節，3/4以上的旱地無人願耕種！原因就是幹旱！水管批發價才2元1米！主張水管間隔50米左右。水管上安裝塑膠管水龍頭，噴水抗旱時只需要再接壹段最好內有彈簧的圓水管，主要是個別旱地廣闊的地方需挖個新池塘和個別1、2尺深的池塘需挖深！需用些錢！最好采用新池塘，因挖新池塘，土壤幹燥，利於挖掘機施工，造價便宜很多！舊池塘用來栽藕，現在有些良田還被政府改造成池塘專門用來栽藕。壹度電是壹千瓦小時。

我問過市有關領導，她說：可以把政府下拔給每村每年30萬專項資金用於此偉業。主張使用1.5千瓦，揚程高度為50米，流量8立方米每小時的潛水泵！也可用1.5千瓦的潛水泵，揚程高度為145米！流量為每小時8立方米。口徑為25毫米，我為此偉業向國內外、中央、省、市、區的方方面面常打電話發短信、彩信、電子郵件，10多年了已耗費壹萬多元了！之前我用50元的移動卡也能將壹條數萬字的電子郵件發送210次左右，若是手機號碼能發240次，但最後要欠費40_50元。

池塘邊竟然沒有電！從家裏接電，電線很長！幾百米！不安全！接別人家的電很麻煩！離池塘遠的水管也需幾百米！還需將電線、水管擺好，完事後又收回！費時費力！池塘水常很少甚至無水！可用來灌溉的河渠裏水卻終年流水不斷，用不完的河水！我想全世界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也與此大同小異。我親自抽水抗旱過很多次，為了安全，離池塘1、2、3米遠需挖1口2米左右深的井，井底與池塘相通。壹井有數根管道的，開始壹段應安在壹起且成角形，避免有礙生產而因不慎被弄破。抽水抗旱時如家裏井內抽水壹般。1口井可供4個左右水泵抽水抗旱。
         
好好的壹條農用道也弄成混泥土路，動則十萬！百萬！有幾家人需從那路上過？能產出1粒糧食來嗎？太奢侈了！請看：姚渡鄉坪家村3千人左右，2011年專項資金是30萬，2010年結余是20萬，共50萬。可貸款30萬的7倍，共可擁有260萬。前幾年正奢侈計劃耗費138萬用於修組道等！每年政府拔給每人的耕保金就3百元！20多年前就已有少數農民有時也在抽水抗旱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偉業。

壓榨農民

作者 冬成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壹，中國農民在養老方面缺乏保障



近日在網絡上讀到壹篇短文《交了30多年公糧，卻換不來余生的保障？》。作者是文革後出生的大學生，從七十年代末土地下放後農民交公糧寫起。先是親聞爸爸說奶奶當年，後來從有記憶開始而親見爸爸媽媽當年。他們在那麽多年裏，被迫交公糧，被迫先交公糧而後自留口糧，被迫交了那麽多公糧，經歷了那麽多肩挑負重、路途遙遠之辛苦，遭受了那麽多百般刁難之屈辱。現在奶奶已經死了，爸爸媽媽也已經老了。



作者感嘆城市人過著上等生活，而農村人過著下等生活。作者寫道：“交了30多年公糧養活城裏人，到現在，爸爸這輩人大多已快70，可是沒有養老保險。而城裏人這樣年紀的人壹般都有工作，每月從工資裏面扣除壹些，企業負責多半，現在每月可以領到最高2500塊的養老錢。”



作者進而揭露現在所謂的農民養老金究竟是怎麽回事。“農民也有部分補貼養老，80歲老人每月80的養老錢，吃油都不夠，農民要養老，需繳滿15年，或是壹次性交清6-9萬，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說，這可是天文數字，養了30幾年城裏人，到現在養老問題卻老大難。”



最後，作者問天問地，問妳我他，特別是質問那自稱擁有制度優勢”和“為民執政”的中共當局。作者質問道：“已年近七十的老農們，交了30幾年的公糧，他們的養老誰來管呢？”



二，嚴厲歧視農民是中共當局的本質



上述作者的這個問題非常好。我們都知道中共暴政鐵石心腸，對人民之苦難從來麻木不仁。可是，我進而常想，為什麽他們對農民之苦難更加麻木不仁? 想想大躍進大饑荒時，市民雖然也很饑餓，但中共總還每天保障給他們以某種定量供應，使他們基本上都餓而不死。(不知哪裏有市民餓死者數據?)。那幾千萬餓死者總體來說都是農民。再想想後來森嚴壁壘的城鄉二元化戶口制度，苦了的依然全是農民。再看看而今的農民，他們的養老金，醫療金，安葬金又怎麽樣呢？雖然在某些地方稍微好壹些，但在絕大多數地方幾乎都是象征性的，幾乎等於零。壹般來說，今天的中國底層民眾老不起，病不起，死不起。農民尤其如此。



近三十年來，有許多學者在這方面勇敢地做過深入調查研究，發表過很多很好的意見。比如國內學者楊繼繩，又如陳桂棣和吳春桃，又如劉斌賢、譚作人、黃琦、陳雲飛等人。壹群中國人的人類良心，不屈不撓地為中國天下人鳴不平，為中國底層民眾鳴不平，特別是為中國農民鳴不平。非常令人敬佩！



卻問那些當年的老革命不幾乎都是來自農民家庭嗎？他們不是有許多親戚當年五六十年代依然生活在農村嗎？他們不是長期在農村根據地得以逃生，得以生存，得以發展壯大，從此進而得以奪取政權的嗎？他們不是口口聲聲說為了窮人翻身而鬧革命，要建立更公平更公正的社會的嗎？按照常理，他們因此本應該特別了解和特別同情農民生活狀況才是，特別敏感於農民生活的變化才是，特別關切和努力促進農民生活的提高才是。



可是可是，為什麽幾千萬農民，而且幾乎單單地是農民，而且正是在他們這些老革命的統治下，在四年(1958年底-1962年底)的時間裏被活活餓死? 為什麽偏偏是他們這些老革命極度地不關心不敏感於農民的苦難? 固然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劉少奇等勢力曾經有所作為了，很好，但為什麽他們的總體力度那麽遲慢而且那麽弱小，不堪毛澤東"妳他娘的"之壹擊? 為什麽偏偏是他們那撥老壹無制定出了那種和那麽些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特別歧視農民的制度和政策?



是的，關於這些問題，如上所述，已經有很多先進人士做了很深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回答。比如人們指出: 中共當年急於工業化而刻意犧牲農業農村和農民; 共產黨制度下的下層浮誇和上層幻覺; 毛澤東的個人淫威，如此等等。這些當然都是很對的。



三，特別蔑視農村農民是中共的深層心理



不過在我看來，還有壹點很重要，卻至今被人們所忽略，(也許有人已經論及而我知識不及?)。這就是中共領導人，特別是中共高層領導人，總體來說在骨子裏特別蔑視農村和農民。



他們除了壹般地說來，對所有的人，包括對工人商人知識分子市民和所有的蕓蕓眾生，壹概十分蔑視之外，他們對農村和農民更是特別蔑視，覺得那是下等的地方和下等的人，他們眼不見之便免了心煩了。君不見，他們進城以後再也不願意回農村看訪，再也不願意與鄉下的親友交往，更不用說回農村居住了。偶爾我們看到他們故地重遊或與民同苦同樂之類，那也多半是遊山玩水而已，如老毛重上井岡山；或多半是布置好了場面，他們現場享受山呼萬歲，更兼報道出來，洗那蕓蕓眾生之腦，如麥苗兒青來菜花兒黃，毛主席來到了我們農莊。所謂心懷天下勞苦大眾，不過是他們中共騙子的說辭而已，是他們中共之欺騙性格和欺騙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縱然有少數例外之高層領導人，他們依然懷著些許善良淳樸的沖動，那他們也還得接受黨紀的約束。



那麽那些老壹無老革命們天天月月年年都幹什麽？幹什麽？當年我們不知道，把他們崇拜的不得了。現在總算知道了。他們除了馬恩列斯毛的種種可怕的"偉大理想"之外，其主要心思不外乎是怎樣享受舒適的城市生活，和怎樣搞年輕漂亮的女人，如此等等。那個偉大領袖首先是他們的偉大領袖，是他們身邊的言傳身教的偉大領袖。那個偉大領袖的肆意淫威，肆意吃紅燒肉，肆意享受特供密碼雪茄13號，肆意搞女人，如此等等，都是他們最生動的榜樣示範和精神來源。正如郭沫若唱曰，“大家齊努力，學習毛主席”。廣大人民在他們心目中呢，從壹開始就不過是屁民而已，至於農民那更是不值壹提的屁民而已。只不過屁民這個詞還要更待些時日才可公開登場，讓那些級別較低的官員說出來。



既然當年的老革命如此如此，那麽後來的革命們，紅二代們，官二代們，便繼承革命傳統，便也如此如此起來，而且與時俱進，更大光榮起來。當今的中南海諸公的感情和思路和做法？顯然也在這條線上，而且六四屠殺後更是經過考驗了，久經考驗了，便更加赤裸裸，更加淋漓盡致了。君不見他們， 以及他們自上而下的整個官場，何等地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和貪得無厭? 君不見他們何等地把農民工蔑視地叫做"低端人口"，冬日裏壹夜間將幾十萬農民工驅離北京? 君不見貧困省份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向來更高，而三大直轄市的錄取線反而向來較低？君不見全國各城市幾百萬上千萬農民工子弟上學難，中共當局對此不僅不給予幫助解決，反倒總是設下重重障礙，使得農民工更加生活困難，子弟更加上學困難？萬惡的中共，喪盡了天良！



眾所周知，在中共的眼裏，中國人民是不配人權的，最多只配吃飯權。我以上特別指出的僅僅是在中共眼裏，中國之農民則更是只配較少和較差的吃飯權。在全中國大饑荒時，那農民就根本沒有吃飯權了。他們中共當局中的壹些人很可能當時在想，甚至私下裏可能有說：餓死壹定數量的農民其實是好事，省了我黨的許多糧食；以後需要多的人口時，讓他們多生就是了。之所以中國四年大饑荒時餓死了幾千萬農民，而且僅僅是農民，之所以中共有特別歧視農民的戶籍雙軌制，之所以中國農民現在深受制度和政策歧視，幾乎毫無福利保障，其原因之壹是，中共骨子裏特別蔑視農村和對農民，這是他們的壹個基本的心理因素。在這壹點上，中共當年的老革命們和今日的新權貴們基本上都是壹樣的 。中共暴政極度傲慢，以上是其中壹個方面。

極權統治

作者 林傲霜 寫於 二零一八年

中共在未奪得政權前，為了欺騙裹脅廣大農民為其賣命打江山，便人為地煽動所謂“階級仇恨”， 硬給農村合法擁有土地的人扣上壹頂“地主” 的帽子，更說人家合法擁有的土地是“剝削” 農民而來，並承諾它若奪下政權便把這些土地和地主家的其它財產都拿來分給農民。使農村中－幫遊手好閑、無能耐又想發財的流氓無產者，像著了魔壹樣地跟著中共，殺人、放火、造反，明火執仗搶劫，搞所謂“土改”。，喪盡天良地整人，害人。結果 不但徹底摧毀消滅了中囯農村中的精英----鄉紳階層，用粗俗的痞子文化取代了士紳文化，也把大量的民間財富搜刮壹空。其中90%以上都流入黨國官府手中，少數殘湯剩萊如衣被，農具，日用品等物，農民也分得了壹些好處，尤其是農民按人分得了田土，還慎重其事地頒發了所謂“田契”（ 也就是土地所有證）給農民。上面蓋有鮮紅的官印。並說“這田土就永遠歸妳所有了，這是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許多農民真是感動得痛哭流涕，甚至高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但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中共“欲取先予”的欺騙手段。結果還沒等農民高興完，農業合作化運動便接踵而至。不過五、六年時間，全國農村實行“人民公社” 化，其手段 更加兄殘，不僅將土地、耕牛、農具等生產資料，甚至鍋盆碗盞都壹下全收歸“集體”所有，實際上就是黨國所有了。農民甚至在家生火做飯也不允許。－律到“公社食堂” 去吃－點少得可憐的“吊命飯”。什麽“田契”， 更是廢紙壹張，農民變成了壹無所有的農奴。農民這時才如夢初醒，但壹切都晚了。1959至1961年間，中國農民被活活餓死三千多萬，劉少奇也急得向毛澤東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啊”！




後來情況雖然壹度有所緩和，解散了公社食堂，農民有了少量的自留地。但緊接著中共又在農村大搞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社教運動”和什麽“農業學大寨”。成天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連多養點家禽家畜都叫“走資本主義道路” 弄來批判鬥爭。農民沒有了生產積極性，幹農活便“磨洋工”。結果人哄地皮, 地哄肚皮, 年年減產歉收. 但官方不管妳怎麽減產歉收, 它要的公糧、統購、“八大提留”等－分也不能少。如此壹來，把這些苛捐雜稅全部上交以後，農民能分到手的那點糧食，等不到來年便已無糧斷炊了。這是當年農村中的普遍現象。而土地貧脊的山區則更是雪上加霜。



本文要說的就是四川省宜賓縣，鳳儀鄉壹個呌許堰槽的地方。此地是不折不扣的窮山惡水。當地民謠都唱道：“有女不嫁許堰槽，不是吃包谷，就是吃紅苕”。 上世紀七十年代，壹批所謂“知青” 從城裏下放到此，當時此地屬鳳儀公社， 鳳儀公社是屬於宜賓地區宜賓縣管轄下的壹個公社，有數千農民。鳳儀公社地處宜賓西部，壹條條綿延的群山橫亙東西，公社革委會就座落在兩邊是高山的夾皮溝中。如果再往西幾公裏，便是雲南的地界了。隆冬季節，溝北面陡峭的斷頭山上看不到幾株成形的大樹，山腰和山頂間或有壹些積雪和墨綠灌木夾雜其間。南面的蓋頂山，滿眼全是壹片黃絳色，壹層壹層環繞而上的豆沙土壹眼望不到頂，壹些殘留在窄而淺薄沙土上零落的幹玉米桿，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據當地壹位老農說，許堰槽的兩邊山上原來不是這樣，那時滿山都是青蔥翠綠的參天大樹，山上不時還有豹子出沒。由於1958年全國總動員大辦鋼鐵，許堰成了宜賓縣大煉鋼鐵的第二個基地，把山上所有的樹都砍光了，所以才落得現在這個樣子。而今河灘上都還擺著幾大堆當時煉鐵時留下的礦渣。隨著老農所指，東面無數個小山似的紅褐色礦渣歷歷在目，至少占據了上百畝耕地，壹片荒涼頹敗的景象。





當時上山下鄉落戶在此公社的幾十個知青分別插入各個生產小隊，和農民們壹起同吃同住同勞動，感受著當地農民生活的勞苦和艱辛。農民們勞累了壹天，還要抽時間做自留地。從早到晚忙裏忙外，壹年到頭的辛苦。從生產隊分到的糧食，不到壹年就吃完了。由於缺乏油葷，更是饑餓難耐，青黃不接時，只好東挪西借想法填飽肚皮，實在想不出法的，只好挖野菜、刨蕨苔，千方百計弄吃的。還有的農民在自留地上種蕉藕來充饑。在缺衣少食的日子裏，壹些幽默壹點的農民私下自嘲地說：“這磨骨頭養腸子的日子哪天才能到頭哦？”




農民們苦不敢言，是因為那時講政治掛帥，誰也不敢亂說壹句話。農民們還親眼看到公社的壹位姓王的副社長，就是因為在批鬥會上呼錯了壹句口號，便當即被架飛機（反縛雙手）來批鬥，至今還在受到監管。




由於許堰槽生產隊占地總面積200多畝，其中水田有50多畝，可耕種旱地80多畝，每年總產量6萬斤左右。在全公社幾十個生產隊中數壹數二。因此，上級政府根據全隊總產量，規定該隊應上交公糧1萬多斤，上交統購糧7000多斤。除交征購外，如果當年社員每人平均分上了500斤帶殼糧，多余的糧食就必須以遠低於市場的價格賣給糧站，這叫“余糧”。雖然農民們心裏不滿，十分反感，但還是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樣壹來，全生產隊就幾乎每家都會缺糧。為了吃飽肚子，生產隊隊委們鋌而走險。隊長召集大家開社員大會，並壓低聲音對社員們說：“我們隊委會已開會商量決定，今年的糧食產量向公社革委會少報兩萬斤，不賣余糧，然後把這兩萬斤按人頭、工分分給大家。如果哪個要去向公社革委會告密，我們全體社員就對他不起，叫他以後不好做人。這事，連我們隊上的兩位知青都積極支持。”在當時這就叫“瞞產私分”，即少報糧食產量，從而少向當局賣所謂的“余糧”。



本來農民自己生產的糧食，除了中共政府規定的所謂“公糧” 必須無償地送給中共。這已經是野蠻地掠奪農民了。但當局還不滿意，又巧立名目，規定農民還必須以遠低於市場的價格，賣壹定數量的“余糧” 給中共當局。其實哪是什麽“余糧”？ 完全是在農民的口中奪食。農民敢怒而不敢言。這位隊長此舉就是以少報糧食產量從而少向中共賣糧，故曰“瞞產私分”。，這在當時叫做“挖社會主義墻腳” 的“犯罪行為”。會被判刑勞改的，全國這類事早已時有發生。但農民為了活命，雖“明知山有虎”，也只好去鋌而走險。就這樣，那年生產隊每人都多分得200多斤糧食，暫時緩解了農戶的饑荒問題。




俗話說“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可能是由於生產隊少賣了糧食，或許是有人向公社幹部走漏了風聲，但好像也沒拿到確鑿的證據。於是公社便派人到生產隊了解當年收成的情況，並專門安排壹個幹部在隊上“蹲點”， 所謂“蹲點” 就是住在隊上進行調查。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政治上有句風靡壹時的流行語叫做：“階級鬥爭壹抓就靈”。 這位“蹲點”的公社幹部於是便來此處召開壹場“訴苦大會”。 想用這種形式來啓發農民的所謂“階級覺悟”， 從而揭出是否有人在“挖社會主義牆腳”， 搞“瞞產私分” 這類“破壞活動”。在當時又叫做抓“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於是所謂的“訴苦大會”終於開始。壹天晚上，全生產隊的農民都被召集來圍坐在壹間不足50平米的茅草公房裏。靠土墻北面擺著壹張方桌，桌上放著兩盞油燈。昏暗的燈光勉強能照滿整間土屋，空氣中彌漫著嗆人的煙氣，令人感到窒息。蹲點幹部端坐上方，先是壹番文化大革命政治形勢壹派大好的報告，然後是壹番要鬥私批修，先國家後私人的黨八股大道理。隨後便動員大家要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並講了今晚進行憶苦思甜大會的重要性。



由於這個生產隊農民在劃階級成份時沒有被劃為大地主的，而僅有的兩個劃為小地主出租的農民都已在1960年大饑荒中餓死了，只留下壹個後人，沒有符合被抓出來批鬥的對象，農民們之間也沒有多大的“血海深仇”。但主持人為了讓訴苦大會開得有成效，便由隊長安排貧協主席最先發言訴苦。



這位貧協主席年近六十，折皺的臉上滿是花白的絡腮胡。口裏卸著葉子煙桿，煙頭閃著絲絲亮點，緩緩地發出沙啞的聲音。他說：“地主階級剝削我們，地主階級欺哄我們，在解放前確實有。妳們年青人還不曉得，地主能把田地租給妳，說明他還是相信妳，是把妳從頭看到腳的。有些狡猾的地主還不把田地租給不講信用，到時交不起租的貧下中農。只是在農忙時才請我們幫忙。當然，我們還不是要看啊，如果哪個地主對窮人兇，或太吝嗇，我們還不是就不幫他，叫他請不到壹個人。記得有壹次，許堰下槽的壹家地主請我去幫他栽秧子，我們幾個幫工壹早就下秧田，大概用了壹袋煙功夫（約兩個小時左右）就把壹大塊秧田的秧子全部扯上坎。這時狡猾的地主為了籠絡收買我們，喊我們幾個幫工燒煙了（即中途休息）。不壹會兒，就叫他家人把豬兒粑（壹種用糯米做成的食物）送到田頭，說是讓我們打腰火（中途加餐）。我們心裏明白，這個地主明說是讓我們幾個幫工打腰火，其目的還不是想要我們吃飽了肚子，好多給他幹活有力氣呀。”這時，貧協主席頓了壹下，突然提高了聲音頻率，“妳們說，地主精明不精明？地主狡猾不狡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也好像說過，要吃小虧占大便宜，看來地主階級和劉少奇真是壹夥。”貧協主席說到這裏，擡眼望了壹下主持人，繼續保持高頻率的聲音：“我們被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了，我們有些人不但不覺得，還認為地主階級對我們好，這叫什麽？這叫愚蠢！”“所以說，我們壹定要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壹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結尾有點像是在呼口號，語音已近乎聲嘶力竭了。



“就是！”貧協主席話剛落音，民兵排長馬上接過話茬，“我還聽我死去的幺爹說過，有壹次，他在給地主薅秧子的時候，秧窩子已齊腰高了，那個狡猾的地主怕他薅秧子的時候偷懶，趁他還沒有到田頭，就先把壹瓶酒和壹碗回鍋肉用壹條長板凳放在大田的中間。地主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怕妳幹活不踏實，馬馬虎虎，草草了事，沒把整塊田薅遍。如果妳在薅秧時沒有吃到地主事先放好的酒和肉，地主還要克扣妳的工錢，妳沒吃到他放的酒和肉，就是扣工錢的證據，下次也不再請妳了”。民兵排長擡眼望了壹下主持人，然後對著在座的社員，大聲說道：“妳們說，地主奸詐不奸詐？壞心眼多不多？”會場－片沈默，其實此刻大家心裏想的是：現在我們壹個月還吃不上壹回肉呢,要是誰能給我們壹碗回鍋肉還外加－瓶酒，那不是我們的大恩人，大救星了嗎？



別看農民文化不高，實則很有幽默的智慧。貧協主席的那些話分明是在“王顧左右而言他”，以回避追查瞞產私分這個要害，而民兵排長的那些話哪是在訴“舊社會” 之苦，分明是在說今不如昔；哪裏是在說“地主壞”，分明是在說中共比過去的地主不知更壞、更可惡多少倍。事實擺在那裏，沈默就是抗議。因此東拉西扯說了半天，既沒有激起人們的什麽“階級仇恨”， 更沒人往瞞報糧食產量上扯。這使得那主持會議的公社幹部十分失望，又無計可施。



突然，不知是誰放了壹個聲音又響、又長的響屁，而且聲音在悶濁的空氣中還很悠揚而自在地轉了壹個圈似的，大有“余音繞梁”之勢，使在座的農民都憋不住笑出聲來，會場氣氛壹下子就變了味。主持人見狀，立即大聲高呼起了口號：“我們壹定要不忘階級苦！”社員們也七零八落地跟著呼喊道“我們壹定要牢記血淚仇！”不過社員們呼出的第二句口號聲也漸漸不像主持人叫得那麽響亮了……這場鬧劇便就此收場.



此後蹲點的幹部在生產隊呆了好幾天，到處摸底排査，但始終沒有壹個農民向他反映生產隊瞞產私分的事情，他無可奈何，只好無功而返。因為農民們心裏都明白，糧食是我們自己種的，為啥飯也吃不飽？妳共產黨好在哪裏？我憑什麽要信妳的話？憑什麽非要把糧交給妳中共？所以要想不忍饑挨餓，只能瞞產私分。農民講不出什麽大道理，但妳中共幹部不管什麽花言巧語，革命道理也改變不了他們對“肚子餓了很難受，甚至要死人” 的那種擔心與恐懼！這就是農民心中的“硬道理”！支持他們打贏了這場為了活命而維護自身權益的鬥爭！

中共對農民的迫害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八年

災難其實是從農業合作化開始的。所以在正式描述大躍進之前，不能不補述壹下它的前奏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前面關於毛對農民恩將仇報的論述中，我們主要介紹了毛在土改後立即建立並推廣的糧食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緊接其後，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後來的大躍進就是以它為基礎的發展和擴大版，所以它是毛改造小農經濟的中間形式，或者說是向大躍進的過渡。



壹、從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看毛主義的反動本質

將人民組織起來，由各級政權和共產黨組織直接嚴加控制，這是所有共產黨國家的壹致做法，也是它的看家本領和基本功，不如此，共產黨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1943年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就發出“組織起來”的號召，大概可算作合作化運動之始。“組織起來”在毛來說，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經濟概念。因為在毛看來，只有把人們組織在－個個團體裏，才便於共產黨的控制、支使，才能變成黨的工具和力量，共產黨也因此才能戰無不勝。正是這壹點上，毛的做法為很多人包括中共其他領導人所不理解，他們老是從經濟角度考慮，認為毛的合作化步伐太快了，得不償失。以致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老是與毛產生分歧。

按照毛早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和1949年9月政協第壹屆壹次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都明確規定要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義的人民經濟”。根據中共和毛自己的解釋，這個“新民主義”的過渡期大概要十五到二十年。最初中共也計劃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去實現農業合作化。

但是言猶在耳，墨汁未幹，毛就開始反悔、自食其言了。最初的表現是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寫了壹份名為《把老區互助組提高壹步》的報告，這個報告的大意是要增加互助組的“公有”性質，為它們轉變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作準備。其時中國大部分農村的毛式土改尚未完成，山西省委的這個報告和意見具有前瞻性和政策導向性質，所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報告送到中共中央華北局，華北局的批復很明確：

“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

應該說華北局的批示完全符合當時的既定方針、政策。

山西省委的報告和華北局的批復又送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的手中，劉完全贊同華北局的意見，並稍作發揮上升到了理論。其基本的觀點是：由於對土改後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的害怕，黨內壹些人“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的辦法達到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壹種錯誤的、危險的、變態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在其他場合，劉少奇進壹步補充闡明自己的觀點：“壹是農業集體化應該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即先有工業化，才有農業集體化，否則無法改變小農的分散性，落後性，沒有多大實質意義；二是少數農民富起來了並不可怕，將來到了壹定時候采用農業累進稅加以限制，目前則不應加以阻止。”

可以看出，劉少奇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主要基於馬克思關於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水平的理論。他把“合作化”和“集體化”等同起來，這是共產黨國家合作化的實質，也是它的特點，這種合作化實際上就是“半國有化”或“地方國有化” ，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真正的合作社經濟。但劉認為在工業未能為農業提供新的生產機器，從而改變現有農業生產方式之前，不應該應強制推行半公有的合作化，並且應該允許部分農民先富起來。這仍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是真正的“新民主主義”思想。

可是，這個報告到了毛澤東那裏，卻遭到了相反的命運。毛明確說自己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反對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為了從“理論上” 反駁劉的說法，他從自己的“理論顧問”陳伯達那裏去搬救兵，陳終於為他找到了“理論根據”， 即：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在資本主義產業革命前期也有過壹個類似合作社的“工場手工業階段”。毛如獲至寶，於是說：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壹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釆用蒸氣動力機械，而依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壹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能的。”

其實毛的這種反駁是難以立足的，因為農業與手工業是有根本性差別的，工場手業可以釆取專業分工合作的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而農業因其生產方式根本不同，不可能仿效，所以即使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農業生產也仍然采取家庭農場的生產方式。而且，工場手工業也不是取締私有制，跟毛的合作化性質根本不同。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毛這種牽強附會是完全錯誤的。

但毛在這裏並未說出他的真實思想和觀點，而且這個真實想法在當時還不好公開說明，這就是上面講的，他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化將農民納入國家的計劃管理之中，通過控制合作社將農民的生產和分配權轉移到國家手裏，將五億農民變成共產黨的新農奴！使壹盤散沙的五億農民變為供中共隨意驅使的有力工具。

毫無疑義，在毛和劉這場爭論中，毛的觀點勝出，因為在共產黨的世界裏，誰的官大、權大，真理就在誰手裏。

經過毛的壹頓強詞奪理的解釋加上訓斥，劉便急忙認錯、檢討、敗下陣來。以後這成了固定模式，確定了毛、劉的君臣身份。之後，毛便借農業合作化問題大做文章，凡對毛的做法稍有異議者，便被提高到“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 帽子加以批判。終於沒有不同聲音了，農業合作化的進度便隨著毛的指揮棒不斷加速。

1955年下半年，從其他事務抽出身來的毛，壹手制造了所謂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高潮”，在不到5個月中，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由1690萬戶增加到7000多萬戶，占農村人口60%多。到1956年，全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毛為什麽立即拋棄他的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要實現農業合作化呢？除了上面講到的政治上、經濟上的的原因，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不能讓農民變富、“變修”。在毛所有關於合作化的理論（理由）中，所謂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其最具欺騙性的欺人之談。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暗藏著毛的狡詐、惡毒用心。

按照毛的說法，兩極分化是由農民的自發勢力造成的。這個說法非常正確。在毛用暴力剝奪了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分給缺地、少地的農民以後，農民占有土地的狀況（除地富外）基本拉平了。但過不了幾年，農村的貧富差距又拉大了。因為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但人的年齡、性別、體力、智力、品性都不同，單說新的致貧戶，有因老弱病殘勞動力缺乏造成的；有因天災人禍導致收入大減、支出驟增造成的；有因不會經營、不懂技術搞砸的；有因生性懶惰、遊手好閑，甚至吃喝嫖賭致貧的，如此等等，不壹而足。反之，家庭勞動力多，懂經營，有手藝、又勤勞節儉的會很快上升為富戶。貧困戶中的壹部分如老弱病殘幼、寡婦，因無力耕種自己的田地，就會將自已的田地出租甚至轉讓，再次淪為無地的赤貧戶；而壹部分富戶便會自然上升為新的富農、甚至地主。這就充分說明了過去農村中的貧富差距是自然形成的，地主、富農不是靠殺人越貨、強買強賣而變富的，而是正常的“優勝劣汰”自然法則選擇的結果。毛及毛共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煽動卑鄙惡毒的階級鬥爭，其“理論” 在事實面前早己不攻自破。

農村的階級分化既然是自發形成，就說明這是發自人的本能的行為，是客觀規律的體現。天天講唯物主義的毛澤東卻視其為洪水猛獸，必欲以暴力壓制、去除、削平之而後快。

但是，毛通過消滅農村“自發勢力”，消滅新的“冒尖戶”， 用暴力手段使他們重新變成貧窮，就能使所有人“共同富裕”嗎？顯然，這在邏輯上和現實上都是講不通的，絕無可能的，事實是，在將壹切冒尖戶削平之後只能達到“共同貧窮”。

我們先從邏輯上證明毛的“共同富裕”為欺人之談。毛要農民進合作社的目的就是為了堵死其“自發勢力”，堵死發家致富之路。但是否如此就能“共同富裕”呢？我們知道，在勞動工具極端原始、落後，而又吃“大鍋飯” 的合作社體制下，單靠在合作社出工掙工分是不可能富裕起來的。如果真有人富了，冒尖了，必有“資本主義” 行為（如搞“投機倒把”， 多搞自留地、有其他收入來源等），按照毛的政策，於是就揪出來批鬥、沒收其“富產”，甚至投入大牢。如此“疾富如仇”的政策，能使人人都富裕嗎？此其壹；其二，毛要實現毛式“共同富裕”，就必須實行平均主義、或基本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這樣，本來勤勞苦幹，或聰明能幹的人就只好“隨大流”，因為誰也不願比別人多幹活、多出力而拿壹樣的報酬。正如當年農村流行的民謠壹語點破的那樣：合作社，大鍋飯，富變窮，勤變懶。說穿了，所謂“共同富裕”實際上只能是“共同貧窮”。

再從實際層面分析。在“私有、單幹” 的狀態下，農民之所以求富、變富，是因為土地是自己的，耕牛農具、山林水產以及房屋、家具也都是自己的，所以舍得下本錢投入。人們積累屬於自己的財富，不僅自己享用，還可留給子孫後代。而加入了合作社，特別是高級社之後，就是被“共產”，所有生產資料都變成了“集體所有”，實際上是準國有、官有，“耕者有其田” 根本不存在了。合作社社員失去了土地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也就失去了發家致富的動力和條件，既失去了發家致富的動力，又失去了致富條件，這樣的人群還能“共同富裕”嗎？

還有壹個普通人都懂的道理，即農業勞動的特點只適合壹家壹戶為經營單位，而不適合壹大堆人的集體勞動：首先，由於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它在勞動力使用上不同於工業、手工業那樣壹年四季、千篇壹律的投入，而是要靈活分散使用勞動力。壹個家庭可以發揮家庭成員各自的長處，各盡所能，實行林牧副漁各業互補性的綜合經營，從而創造最大的價值。正如宋代詩人楊萬裏的詩中所描寫的那樣：“晝出耘田夜織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這種各盡所能見縫插針式的家庭勞動的優越性不是合作社的集體勞動方式所能比擬的。另方面，農業勞動時間與勞動成果分離，使農業勞動不合適釆取“按件計酬“或“按勞計酬”的分配方式，而只能與最終成果掛勾。正因上述特點，決定了合作社的“大呼隆”出工方式和工廠式管理方法不適應農業。合作社經營這些先天不足，加上在實際工作中毛所倡導的幹部野蠻暴力的極權主義作風，使得名為農民合作互助組織，實際變成平均主義、強迫勞動、效率低下的“勞動營”，農民變成國家的農奴。這樣，農業的衰落和農民的悲慘命運就註定了。（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同樣的土地，在毛時代生產的農產品，難以使人們吃飽穿暖；而今天，人口成倍增加，反而應有盡有，綽綽有余。）

拋開那些冠冕堂皇的宣傳，從根本上講，毛要搞合作化（後來還要搞公社化）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合作社裏，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使之成為毛和毛帝國實現其野心的馴服工具。優越性只屬於毛和毛政府及其爪牙。為了這種卑鄙目的，毛不惜剝奪農民的自由，不惜使農民“共同貧窮”， 不惜讓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深陷在“短缺經濟” 的泥淖之中。

在毛主義的各種“革命理論” 裏，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人們“變修” 是兩大主題，其實，這兩大主題的共同任務就是防止人們變富。毛在不同場合都宣揚人富了就會變“修”的理論，前面提到過的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最高級會議上，他就說到：

“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熱卡太多了，人就要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了……”

195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杭州西湖南屏山別墅，召集幾位政治委員和幾個省市的負責人開會座談。會余，毛跟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在西湖散步時談到“和平演變”的問題時說：“法國的《快報》評論說‘窮是中國革命的動力’，‘窮是動力’這句話講得很對麽！因為窮，就要幹，要革命；富了情況就不妙了，就會出問題。”

六十年代初期，毛跟他貼近的服務人員說：現在解放軍戰士每人每月有十元補貼，這對農村青年是很有吸引力的。言下之意是，如果農民都富了，誰還願當兵呀！他的兵源也會成為問題了。

這就是毛的“窮、富理論”。“窮”不僅是他造反奪權的必須條件，而且也是鞏固他的統治所必須的條件。這雖然是針對全體人民而言的，卻首先是對農民而言的，因為農民人數最多，是最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者、供應者，因而首先必須嚴格把這些人控制起來，牢牢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這就是毛搞農業合作化的主要、真正目的。

這樣壹個“疾富如仇”的人會讓農民都富起來嗎？！

所以，不要幻想毛會給中國人民、特別是占人口最多的農民過上富裕生活。

但是，如果有的合作社憑借特殊條件和運氣，真的依靠集體勞動就 “富”起來了怎麽辦呢？那也不怕，國家可以通過“價格杠桿”，以及稅收、攤派、勞役等多種手段，想讓農民要多窮就會有多窮。總之，在毛的統治下，就壹般老百姓來說，富比登天還難，而窮則不請自到。

有人以為毛之所以鐘情合作化（後來更鐘情公社化），是因為誤聽了下面幹部報喜不報憂的欺騙，以為合作社真的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產量，農民真的擁護合作化……，總之，是毛被欺騙了，是受騙把壞事當成好事去辦。

這真是太低估“偉大”的毛了。只要想壹想，毛和毛共當年是靠“殺富濟貧” 起家，後來毛發動的運動要打擊的人，也都是與“富”沾邊的人，如此妳就知道“喜貧仇富”是他終身“所愛”、所為（當然這只是對別人而言）。毛真的沒有聽到“報憂”的聲音嗎？“右派”們的言論不是“報憂”的聲音嗎？結果怎樣呢？……就拿農業合作化來說吧，毛本人就是農家子弟出身，難道他不懂農業生產的特點和農民的心理？誰願意被“共產”？誰不想發家致富？正因為他懂得，所以才拿“合作化”這個法寶來整治農民，讓分散單幹、自由慣了的農民變成毛的國家的忠實奴隸，去為實現他的偉大戰略目標賣命。正如他在訓斥梁潄溟時說的：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難道還不了解農農民，用得著別人在“關公面前舞大刀”嗎？

再來看看當時確有的關於農業的“報憂”聲音。以及毛是如何對待這種聲音的。

最早指出農民對合作化有顧慮和害怕情緒的，是中共中央原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鄧在1953年4月的壹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反復說到農民“怕共產”、“怕社會”、怕露富。所以強調搞互助合作不要動搖農民的私有制基礎，並且應該采取鼓厲農民發家致富的政策。

鄧子恢絕不敢憑空說這些話。會前有壹份《河北大名縣委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犯盲目冒進的錯誤的檢討》的材料，十分詳細敘述了強迫“小社並大社”，並要農民將土地、牲畜等全部帶進合作社，動搖了私有制基礎，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和消極反抗的情況：“大量農作物堆在地裏無人管，任其爛掉，冬季基肥和副業無人理會，大牲畜餓死凍死無人管……壹個社員說：‘俺的社五十多戶，如果允許自由退出社的話，壹天就能退四十戶。’”

1953年3月壹份關於農業的中央文件提到合作化運動：“急躁冒進、貪多貪大，盲目追求高級形式與強迫命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份文件大概是劉少奇簽發的，所以毛不久就怒不可遏、氣勢洶洶地指名道姓發出了壹封“對劉少奇、楊尚昆（中辦主任——筆者）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 的信。（見《毛選》第五卷第80頁）劉、楊自然要作“深刻檢討”了。

但是毛余怒未消，認為尚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3年10月他撇開鄧子恢找到中央農村工作部陳伯達、廖魯言兩位副部長，先將鄧子恢肯定的“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大批了壹頓，然後要兩位副部長下達發展合作社的任務，要把任務逐級硬性往下攤派，限期完成，來個與鄧子恢的報告“反其道而行之”。 兩位副部長秉承毛的聖旨，主持召開了“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 強行通過了壹個決議，下達了發展合作社的硬性指標。各地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以強迫命令的手段迫使農民入社，無法抗拒的農民只能用大肆宰殺耕牛、出賣生豬及破壞生產工具的辦法來消極抵抗，致使農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以致各地“告急”電報雪花般飛向中南海。

但是，這時把全國農村攪亂了的毛外出尋芳踏春、去杭州欣賞天堂美景去了。留在家負責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看到情況危急，不得不從1955年1月至3月連發出五道緊急指示，糾正各地在合作化中的“急躁冒進”、“ 強迫命令”的做法，才勉強制止住農村嚴峻形勢的發展。

3月，毛回到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鄧子恢等向他匯報了幾個月來的工作情況，特別講到為緩解合作社發展過快造成的緊張形勢所采取的緊急措施及效果。知道是自己放的火的毛對劉周鄧等人為“滅火”行為只好表示肯定。並且共同做出了壹個壹年半以內停止新建合作社、將全國合作化的期限延長至三個五年計劃的決定。看似毛有所覺悟，要改邪歸正了。

誰知，從來說話不算數，反復無常、翻雲覆雨的毛跑到上海，聽了他的“好學生”、慣於獻媚取寵的柯慶施的壹番慫恿，立即把自己十多天前的決定推翻了。5月上旬，毛回到北京，立即吹起加速合作化的法螺，他對鄧子恢說：1955年合作化必須“化”到百分之四十。還警告鄧不要“重犯”1953年的錯誤！

鄧子恢想維護毛點了頭的 “三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合作化” 的決定，卻受到毛的激烈批評，毛於是決定幹脆繞開政治局親自指揮農業合作化的運動。毛立即下令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會上不點名批判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有人像“小腳女人走路”。誰都知道這是對鄧子恢的指責。會後，在全國各地開展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批判“小腳女人”的反右傾鬥爭高潮。不久，鄧子恢便被撤職了。

接著，毛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擴大）全會上發表了他那通關於“不要良心”的著名講話：

“在這件事情上（指農業合作化——筆者），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那麽兇哩，良心是不多哩！（我們）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我們有些同誌太仁慈，就是說，不那麽馬克思主義……”

為了增強合作化運動的聲威，制造恐怖氣氛，毛接著宣布要在今、明年進行壹場“肅反運動”。與會者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毛的用意：用恐怖開道，為合作化運動“護航”。大家不約而同緊張起來。

毛關於“不要良心” 的講話實際上就是對1953年以來種種有關合作化的“報憂”言論的總回擊：妳們不是反映農民害怕“共產”、害怕“社會主義”嗎，妳們不是說合作化快了農民消極對抗嗎，妳們不是說帶土地、農資入社引起農民壹片恐慌嗎？好了，我現在告訴妳們：我就是要消滅小農生產，消滅私有制！就是要恐怖！搞合作化就是要兇，就是不能講良心！不能有良心！——妳們還有什麽意見嗎？！

毛為什麽要如此殘忍地把五億中國農民變成現代農奴，變成“大鍋清湯穿草鞋”的“社會主義”公民呢，這個原因筆者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這裏再簡單地重復壹句：當時對毛來說最現實、最緊迫的，就是通過合作社把農產品分配大權掌握在國家手裏，最大限度地用於從蘇聯交換工業機器，特別是軍事工業技術。毛認為這是壓倒－切的任務。

毛既然已經把合作化的話題講到這個份上了，誰還敢說什麽，大大小小的“小腳女人”不是靠邊站、就是編入勞改大隊去了。敢於對抗合作化的“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勢力”，更是壹掃而光，掃進監牢去了。於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出現了。



二、催人變窮變懶的中國農業合作化

應該說，農民在生產中並不是完全沒有“互助合作”的要求的，在遠古的年代，農村中就流行壹種“換工”的互助方式，某些缺乏強勞動力的家庭（如寡婦、老、弱、病、殘人家），如果又請不起雇工，除了親友的幫助外，就只能指望“換工”解決難題；還有些勞動，如修整道路，建小型水利、打井等，單家獨戶難以進行，需要相關家庭的“合作”。但這些都是不觸動私有制前提下的互助互利，是另壹種形式下的等價交換，又都是在雙方（或各方）協商自願下進行的，因此受到農民的歡迎。又如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生產、消費、流通、信用合作社，也都是這類性質的真正互助互利的合作組織。

但是這不是毛澤東、共產黨所要的“合作化”，毛想要的是，通過合作化消滅私有制，將農民納入國家管理，“使小生產絕種”！ 所以，毛的互助合作號召壹開始就是預設的陷阱。初期他也打著“動員”、“引導”，“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幌子，到後來就是實實在在的強迫命令、明明白白的搶劫了。

浙江吳興縣善連區的方法具有典型性，簡單說就是以階級鬥爭開道。全區首先召開鬥爭富農的大會，全體農民被迫參加。被鬥爭的富農的罪狀是“走資本主義”和“反對合作社”，不管是否有事實，被鬥者都要交待這兩大罪行，否則便拳腳俱下。

接著，縣委宣傳部長當場宣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就入社；不入社，”部長指著剛剛被鬥爭的站在壹旁瑟瑟發抖的富農，“就跟他們壹樣。”

農民們以為共產黨又要來壹次劃成份了，想起剛過去不久的土改，誰不害怕自己被劃成地主、富農？原先不想入社（因為報紙、廣播說政策是“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農民便趕緊找幹部報名入社，有的農民特別是婦女被鬥爭大會的場景嚇昏了頭，壹邊哭壹邊要求入社。這種場景被毛的喉舌報道為“農民哭著喊著要求入社”，“充分證明了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與這種“積極性”同時出現的是各地到處（趁入社之前）宰殺耕牛和其他大牲畜的現象。商業部1954年12月通報雲：

“第四季度以來，許多地區牛羊上市量驟增，收購計劃大大超前，且有許多母牛、乳牛、小羊、小豬，豬仔價格也隨著下跌，這種情況幾乎在全國各大城市均有發現。熱河省出現大批宰殺耕牛，山西省北部牲口向綏遠倒流，四川農民養豬數字大減。”

中共熱河省委12月向中央報告農村牲口市場的反常情況：

“入秋以來牲口市場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反常現象，各地牲口價格普通下跌三分之壹到壹半左右……國營公司第三季度收購耕牛壹萬五千八百七十七頭，超過計劃百分之九十九點壹，超過去年同期六點五倍；收購羊十壹萬四千八百四十二只，超過計劃百分之九十九點四，超過去年同期十點三倍……有些地區還出現宰殺耕牛現象。據寧城縣報告，全縣殺驢壹百四十九頭……喀利沁、平泉、朝陽、赤峰等地亦發生殺驢現象，有的農民因政府禁止宰殺耕畜，就故意砸斷驢腿，再要求宰殺驢。喀利沁旗賣耕畜的農民見國營公司不收購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裝作退役老牛牽到市場出售。”

華南分局書記古大存、趙紫陽送呈的報告稱：

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通發生農民大規模殺豬現象，豬價驟降。中山縣張家邊鄉殺死母豬七十多頭，小豬仔的價格從過去的六十萬元（舊幣，相當於後來的60元）至壹百萬元壹擔的正常價格陡降至十四萬元壹擔。粵東潮安縣九區發現壹天即殺母豬四十多頭，臺山縣壹農戶將剛產下的十只小豬全部弄死。總而言之，農民認為要“共產”了，不過了。春天大忙季節，不積肥不添修農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新會、吉安縣的農民反映：“共產黨變了臉！”“共產黨要整死人……”

農民們這種消極反抗當然是徒勞的。在毛澤東看來，更是可笑極了，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能嚇唬誰呢！農民們當然知道他們鬥不過共產黨，他們只能以這種近乎自殘的方式表示抗議。

合作化運動在毛的親自指揮下，以更加迅猛之勢發展，按毛的說法，就是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爆發出來了”，到處是捷報頻傳，報紙上全是農民踴躍入社的報道，形勢壹片大好不是小好……

毛澤東其實並不糊塗，報紙的報道、各地的“喜報”，他知道那都是為了取悅他的產物，他不會照單全收。他要用他的方法了解－點農村的真實情況。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最高潮時，毛的衛隊長李銀橋回河北安平縣老家探親，毛讓李銀橋順道了解當地合作化的情況，回來向他匯報。

李銀橋回來了，告訴他家鄉的區鄉政府是這樣搞合作化的：區裏派下來的幹部到村裏，讓全村人站到場院裏，宣布：跟蔣介石走的站那邊，單幹；跟毛主席走的站這邊，搞合作社。人們都選擇加入合作社。

毛澤東聽了也只能說基層幹部們是“胡鬧”。為此還給河北省委第壹書記解學恭寫了封信，批評他的基層幹部們工作方式“太簡單了”。當然，合作化還是要照樣大搞，任務必須完成。因此“胡搞”愈演愈烈。這些毛當然也知道，不過他已經批評過了，就算盡到他的責任了，萬壹後世有人考證出合作化運動搞強迫命令，那也與他無關。

在毛親自大力推動下，在千千萬萬“不要良心” 的幹部的威逼恐嚇下，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全國；至1956年初，即僅僅用了半年時間，在全國農村，包括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深山大澤、徒步要走幾天才能到達的山村，都已經實現了合作化。確實堪稱世界奇跡。

如此“超高速”，使好大喜功、自認為天下無難亊的毛興奮莫名，又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了。由於難以抑制的成就感，同時也為了給那些叫嚷合作化“搞快了”的“右傾”分子以有力回擊，毛在1955年冬將各地精選報送的176篇歌頌合作化的典型材料親自編選成《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書，並為之作序。這時，誌得意滿的毛自以為已經擁有了無所不能、無堅不摧、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奇本領。在序言中，他自比孔子，說他為了編此書“周遊列國”，比孔夫子“走”得更遠更寬。大概他認為他的《高潮》壹書，也要流芳千古並要蓋過孔子的《詩經》、《春秋》了。

遺憾的是，合作化運動並沒按照毛的預計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據三十年後才公布的數字（當時絕不能公布），1956年全國棉花比上年減產147萬擔，生豬減少250萬頭，大牲口減少壹百多萬頭，這相對當時落後的農村生產力並不是小數字。還有；1956年12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簡報稱：“最近在電話中與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陜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農村工作部聯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壹部分農村合作社內，出現了社員退社的情況，退社戶，壹般占社員戶數的百分之壹，高的達百分之五，思想動搖想退社的戶，所占比例更大壹點。浙江寧波地區，已退社的約占社員總戶數的百分之五，想退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廣東全省已退社的約七萬余戶……遼寧省今年是豐收年，也發生退社現象。”

河南省委報告：“臨汝縣汝河南原十區壹帶，曾經壹度發生所謂‘鬧社’……共包括三萬人口的地區”，“嚴重的地方，發生打罵幹部，甚至私自改選幹部和人民代表，個別社搶分公糧，最後是鬧分社、退社。”

不要小看這1%或5%的退社戶（這本身已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要知道，這是些抱著寧願坐牢或被劃為階級敵人的風險的勇士！後來（1978年）安徽鳳陽縣的小崗村那十八戶農民搞包產到戶，就是人人摁手印，發誓要為被發現後抓去勞改甚至被殺頭的同夥送飯、照顧其遺屬。這種陰森可怖的氣氛和“壯士斷腕式”的悲壯，說明了當時農民與當局對抗是要冒多麽可怕的風險！也說明了毛的農業合作化是建立在多麽野蠻、殘暴的基礎之上！這些農民很清楚，他們知道“鬧退社”的後果，可是他們顧不得了，為了生存，為了求得壹點可憐的自由和保護那麽壹點點私有財產，他們豁出去了，利用共產黨曾經公開宣布的“退社自由”政策，決心拿自己的生命和全家人的命運賭上壹把！

果然，從來背信棄義、拿誓言當陷阱的毛，面對這壹小部分不肯馴服的農民，立刻祭起了他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法寶，指示要堅決打退“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就像後來他說知識分子有“知無不言”的自由，而他有鎮壓的自由壹樣，農民可以有“退社的自由”，可他也有“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的自由！毛指示在合作化的同時開展“整社”，也就是整那些試圖反抗合作社，妄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刁民和那些立場不堅定的幹部。

對那些少數“鬧社”、退社的農民後來的具體處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們絕沒有“好下場”， 即使不被抓進監牢，也決不會讓他們活得舒服。結果這些退社戶後來又都“走合作化道路”了，因為大躍進之前中國已沒有了“單幹”的農民。

而那些不敢鬧退社的順民情況又怎麽樣呢？看看當局對他們真相壹些零星半點的內部報告吧：

魚米之鄉的浙江，其人民歷來勤勞智慧，刻苦耐勞，合作化後卻是另壹番景象，永嘉縣報告的情況是：

“1956年，成立高級社以後，懶的人天天多了，勤的人天天少了。群眾在喊：天天困在這裏，困死了，困死了！做功作德把我們解開吧！”由於人心變了，出現鄧子恢所說的“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拋荒了還不知道，糧食收起來放在場裏黴爛了也無人過問”這種觸目驚心的現象。

素以描寫農村和農民見長、曾熱情歌頌農業合作化的著名黨員作家趙樹理，時在山西長治地區壹個縣掛職當縣委副書記，眼見中國農民在實現合作化後的景況，良心未泯的他，在1956年8月間給當時長治地委負責人寫信，信中說：

“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

趙樹理的“良心” 尚存，顯然不那麽“馬克思主義”。 趙的這些言論後來被作為罪證，在文革中被毛澤東的紅衛兵活活打死了。

從來就與壹般人的是非判斷相反的毛澤東，卻堅持說合作化以後農業的形勢是大好不是小好。全國的新聞媒體、宣傳工具都開足馬力報道合作化後的“大好形勢”。毛的說法也是有根據的：已經把五億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這難道不是壹個偉大的勝利！毛壹貫認為，只有組織起來（毛叫做“團結起來”），才能形成力量，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善於組織民眾是壹個重要原因；反觀國民黨的失敗，在壹定程度上也是缺乏對民眾的組織控制能力所致，盡管當時它統治了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人民，但卻形成不了力量。結果被統治區域、人口少得多的共產黨打敗了。

建國後，毛共雖然建立起了嚴密的、滴水不漏的全國黨、政控制體系，但毛認為還不夠，有些事情不能單靠行政手段解決，只有把人民的生存權、人民的“飯碗”控制在自己手裏，讓他們要仰仗妳才能活命，那才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控制。而合作化就基本上解決了這壹難題。毛常說 “把六億人口的飯碗都管起來。”六億人中最難管的是五億農民，五億個小生產者，在他們自主經營的時候，生產什麽，賣多少，留多少都由他們說了算。這樣國家的事情就不好辦。現在，農民進了合作社，生產計劃、產品的分配全都由合作社的領導決定，而合作社領導都是黨委任命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他們絕對聽黨的話。這就等於由政府間接將農民的生產、分配大權抓在了自己手裏。農民要吃飯，只有出工掙工分，只能服從合作社的調配，叫幹啥就幹啥。這樣，政府就把五億農民的飯碗“管”起來了。

前面講到農民在加入合作社後普遍出現的“變懶”現象，但這個問題很快就解決了。人總要吃飯，而飯碗掌握在合作社手裏，簡單的辦法就是：對偷懶者、不出工者、出工不出力者，不分給糧食，不給飯吃！再結合牢牢鎖住妳的雙腳的戶口制度，妳能逃到哪裏去呢？

另外，毛澤東搞合作化的重要目的之壹，就是要把農民這個最大的勞動力資源充分挖掘出來，運用起來，它指望合作社能夠增產增收的最大法寶，也就是在此。依毛過去在蘇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經驗，讓農民的勞動時間增加壹倍，他們便會幹出比原來更多的活，產出多壹點農產品。所以，對於懶、出工不出力等問題決不能聽之任之，各地先采用規定每人的勞動定額、實行計件計量記工分等辦法；如再不湊效，就動用專政工具，很多地方成立了“趕懶隊”、“專政隊”，對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者采取強制勞動的辦法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入了社的農民（稱社員），不管他願不願意，出工、出勤的時間都比單幹時成倍增加了，1956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就說：今後農民幹活的時間要加倍，婦女要下田做工：“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北壹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做工壹百多天，合作化之後，可以做工兩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後就要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壹百多天或兩百天。”這個社論如果不是毛親自寫的，也是秉承他的旨意而寫，由他審定的，文中的“可以”二字實際上就是給各地下達的任務。除了毛之外，恐怕誰也沒有這種馭使萬民的霸氣！少年時代就最厭惡做農工、最厭惡勞動的毛，專以“勞改”苦役作為懲罰人的手段，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反過來說：“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給彭德懷關於自由民主的信，見後文）。所以，合作社的壹偉大成就就是充分利用了労動力資源，把數億農民變成了日夜勞作的農奴。

關於合作化後中國的農業生產，據毛說是“增產增收”的，中共到如今也堅持毛的說法，意在說明“合作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這樣說，也肯定有當年的統計數據為依據。可是，毛時代的各種數據有多少可信度呢？在毛的“良心要少壹點”、“要兇”、“不要太仁慈”，合作社“只準辦好，不準辦壞”、否則就幹部“應該改換工作”（實即撤職查）的巨大壓力下，有哪個地方、哪壹級幹部敢不講自己所管轄地區的合作社“增產增收”呢？正因為如此，後來在征購糧食時才發生那麽多交不出“余糧”、或交了“余糧”便餓死人的現象。毛澤東的“豐收”就是建立在億萬農民忍饑挨餓的基礎之上的。就這點來說，合作化跟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沒有什麽不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別罷了。

合作社的另壹大隱性罪惡還在於，它用統壹管理、統壹指揮和平均主義分配的方法，扼殺了農民中的優秀、拔尖人才和專門技術人才，等於扼殺了農村中壹切先進生產力，這些“冒尖”能人都被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受到打擊，不是送進監獄，就是七鬥八鬥被削平了。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還需要澄清幾種中共官方宣傳的觀點，首先是迄今為止中共宣稱的，說毛只是急於求成，馬不停蹄地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又從初級社到高級社，接著變成人民公社，沒有整頓鞏固的時間，所以辦不好。其次是鄧子恢壹類人說的，合作化只是搞早了，農民還沒有相應的覺悟，是個先天不足的“早產兒”，所以辦不好。這兩仲說法大同小異，本質相同。還有壹種是劉少奇的說法，應該先工業化、後集體化，只有到了國家能為合作社提供大量、足夠的農業機械和化肥時，合作化才能成為真正的新的生產方式，而不僅僅是把農民強制“合在壹起”進行 “集體生產”。

這幾種說法都是錯誤的，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說合作化或公社化只是過急、過快、過早了，實際上是為毛粉飾、開脫。試想，如果按鄧子恢等人的意見把合作化推遲幾年，合作化帶來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嗎？就會自行解決嗎？事實是合作化後毛就壹直在“整社”， 在進行“社教”， 不斷批判農民的“資本主義傾向”，打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直到毛死去，合作化和公社化搞了二十年，也“整頓” 了二十年。結果怎樣呢？是問題越整越多，越整越糟。鄧小平為了“救黨”、“救國”， 不得不最終廢棄了合作化和它的升級版人民公社制度。可見，這根本不是什麽“發展過快、過早”和“農民思想覺悟跟不上” 的問題，而是它本身是壹種違反人性和農業生產規律的反動體制，反動舉措。廢除這壹制度後，中國人民立即就從毛執政時期的“吃不飽、穿不暖”、“樣樣短缺”的噩夢中蘇醒過來了。

至於劉少奇的觀點，表面看頗具壹點“理論性”，有點“唯物論”的樣子。但他只是從生產工具、即物質裝備的角度去看問題，以為只要擁有了現代化的農業裝備，農業就可以實行大規模的公有化生產了，就可以形成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生產力了。這是蘇聯集體農莊理論的翻版。它沒有看到農業生產關系方面的深層問題，前面已經說過，農業是壹種最具個人和家庭經營的產業，不論是手工式的傳統生產，或使用現代化的機械化生產都不適合釆取大規模工業式的經營管理方式方法，因為，即使在機械化生產的條件下，同樣不能改變農業生產固有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它只能適應於全權的責任經營，靈活使用勞力和農業資源，西方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的探索，最後選擇了家庭農場的農業經營模式，這壹模式既具備家庭經營的特點，又兼容現代化、機械化的優點，經過百余年的檢驗證明它是正確的。美國1977年直接從事農業的的勞動力只有241萬人，占總勞動力百分之二，其生產的糧食和農產品不但滿足本囯兩億多人的需要，還大量出口，成為世界第壹大農業出口國。相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雖然己在壹定程度上實施了機械化，但糧食和農產品卻長期、嚴重短缺。這壹事實，已經雄辯地證明了兩種農業體制孰優孰劣，也宣布了所謂農業集體化的失敗。所以，劉少奇的思想或觀點，實際上仍然是錯誤的、不可行的。

“沒有經驗”，是為毛的合作化政策失敗開脫的又壹說辭。但是，如果說1953、1955年的合作化是由於沒有經驗，而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心情過急，因而犯了急躁冒進、好大喜功的錯誤尚情有可原的話，那麽，後來的大躍進失敗，經過那麽空前、慘烈的大災難，毛應該有足夠的“經驗教訓”了吧，可是，此後毛對他的“三面紅旗”並無絲毫改弦易轍之意，更無悔改之心，仍然要堅決維護這壹體制，還要當作心肝寶貝要推廣到城市中去，這些又作何解釋！

專制統治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八年

現在輪到看這枚硬幣的背面了。令人驚詫的是，這背面的卻寫著四個觸目驚心的大字：地獄之門。

1958年7月下旬，當各種農業生產衛星相繼炫麗綻放之時，毛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宣稱：

“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來。”

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劉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霎那間，這句“名言”便傳遍了全國，成了當年最響亮是口號之壹，被刷寫在全國城鄉直至偏遠山區農家的墻上。

接著，毛共中央向有關科學家下達“糧食多了怎麽辦” 的研究課題。

但也就幾乎與此同時，在“人民公社”裏享受“天堂”生活的社員們卻真正墜入了黑暗深淵，落到了貨真價實的地獄。



壹、在表面的背後

值得指出、也是令人不解的壹個問題是：當年那些嚇人的高產衛星，是怎樣騙過素以老謀深算著稱的毛澤東的“法眼”的？毛不是親自考察、親眼所見、深信不疑的嗎？可見，強中更有強中手，毛的騙術其實並不是最高明的，他被他那些鄉、社小幹部的魔術輕易就騙得喜笑顏開，幾乎成了傻瓜白癡。

就拿他出巡的第壹站，後來成了全國的樣板的河北徐水縣來說，那令毛澤東心搖神迷的“山藥山”、“棉花樹”，其實那騙局並不太高明，“山藥山”除了表面是真正的‘肥料’，裏面全是土疙瘩；而棉花樹則是人工接嫁的，所有這些都是毛到來之前連夜搞出來的。可是偉大領袖真的被“迷”住了。

當然，張國忠書記（後來又變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主任）能騙住毛澤東，也不能說沒有下壹點功夫、施壹點手腕。他在要求徐水人民放高產衛星時也確實發了狠勁，如他下令每畝山藥必須種植壹萬五千株以上，不達標者嚴懲不貸。有的群眾和基層幹部無法做到也不願意這樣胡鬧，便采取弄虛作假的辦法應付：在田邊地頭易見處密植，在中間按正常標準種植。哪知這張大人卻親自帶領壹群人來檢查，結果被當場發覺。5個小隊長被捆綁在樹上，接受現場鬥爭，在喝罵、拳打、腳踢，飽受盡皮肉之苦後，送去監獄勞改。壹個姓高的小隊長，經受不起折磨，勞改3個月就死去了。為了使自己弄虛作假不被人揭發，張在1958年8月（毛離開之後）和十月，在全縣發起了兩次捕人大高潮，下達捕人指標，限期完成任務。並指示在全縣縣、鄉、村三級都成立勞改隊。張親自巡廻檢查捕人運動的落實情況，在漕河公社，張國忠主持現場大會，壹次逮捕358人。張這樣做公開說是為了打擊懶漢和破壞分子，“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實際上誰都知道，就是為了“封口”， 鎮懾那些試圖檢舉揭發他弄虛作假的“刁民”。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在被折磨中死去。

毛澤東離開徐水縣之後第二天，劉少奇就指派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率工作組來到徐水縣，幫助縣委搞共產主義試點。

張國忠在群眾大會上宣布：“我們要壹步登天，達到人類最理想的共產主義！”

“什麽叫共產？共產就是大車、牲口、房屋全部歸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共有的，這就叫共產。”

“共產共產，越共越好，壹共就富了。”

於是說幹就幹。如前面講的，張對全縣人民實行供給制，取消工資和記工分，給全縣人民統壹發津貼和生活用品。11月，縣裏籌得了550萬元，完成了第壹次“共產主義供給制”。12月，卻只籌得90萬元，但共產主義不能丟，怎麽辦？張下令將國營商業的流動資金700萬元挪用來發第二次共產主義津貼和實物，實際上是將縣百貨公司和供銷社“共產”了。可是下－個月怎麽辦呢……

徐水縣當時實際上是個人均年工農業總產值只有130元、年人均收入60元、糧食畝產僅200多斤的窮縣，就這麽個家底，溫飽還遠未能解決，張國忠卻要“壹步登天”進入共產主義。無怪蘇聯記者回去後告訴赫魯曉夫說中國是“喝大鍋清水湯”的共產主義。

剛剛搞了兩個月的共產主義，在當地被稱為土皇帝、言出法隨、說壹不二的張書記這時也點金無術、“上天”無門，這個共產主義天堂就這樣無可奈何地夭折了。

但是，這壹切只是災難的開始。

災難首先從人人都離不開的、生命的第壹件大事：吃飯開始。

各種高產衛星是否真能“蒙住”毛澤東的眼睛我們不得而知，但老奸巨猾的毛卻有壹條制勝之道，那就是要按下面上報的產量制定並完成糧食征、購任務。與這個任務相伴隨的是冷酷旡情的鐵腕、鐵血，於是霎那間，神州大地陷入腥風血雨，血肉橫飛的搶糧大戰之中。現在我們從總體到局部、從宏觀到微觀看看這場災難的由來和慘狀。

10月，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向毛報告，1958年糧食總產量可能超過壹萬億斤。而1957年的糧食總產是3700億斤，這就意味著當年糧食增產1·78倍。後來，在當年12月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上，中央壹些大員感到“譚老板”的喜報可能有水份，於是壹壓再壓，最後“留有余地”，宣布1958年全年糧食總產量為7500億斤，棉花6700萬擔。1958—1959年糧食年度的糧食征購任務及用糧計劃便按此數安排。

然而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後來核實的數字大概是：當年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壹說3900億斤），棉花產量為3938萬擔。這就是說，糧食謊報至少少3500億斤，按5億農民計算，男女老少每人要憑空“變”出700斤糧食來，才能完成毛澤東的征購任務和用糧計劃。這就是後來餓死、逼死、打死上千萬人的大慘劇的根源。

除了這個總的原因外，公社的公共食堂也成了後來缺糧和死人的幫兇。由於毛對糧食產量的樂觀，也為了展示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吸引農民到食堂來，他宣稱吃飯不要錢，號召全體農民到食堂放開肚皮吃飯。農民們知道吃飯不要錢，也就當仁不讓，開展吃飯比賽，浪費也就成了壹道不可避免的風景線。有的地方把原來計劃6個月的用糧3個月就吃掉了。據當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估算，1958年公共食堂造成的糧食浪費約有1750萬噸，占當年農村（返銷）供應糧食量的11%。

還有比食堂浪費更重要、更可怕的原因，那就是後來被稱為“增產不增收”的問題。雖然各地被毛澤東逼迫或引誘而謊報的糧食高產數字根本不可信，但1958年總的說是風調雨順的壹年，糧食總的來說是豐產的，可惜的是，後來毛又下達了更加緊急、壓倒壹切的大煉鋼鐵任務，致使到了糧食收獲季節，各個公社的主要勞動力都被抽去搞煉鋼鐵的“人民戰爭”去了，只剩下老弱病殘婦女留守農業，於是，眼睜睜看著即將到口的稻谷被漚爛在田裏卻無力去收割。這就是後來彭德懷回到家鄉搞調查時，他的父老鄉親要求彭代為向“毛皇上”反映的那首“民謠”所說的“谷滿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中說的情況。其中最嚴重、損失最大的要數在大躍進中處處沖在前面的河南省，1958年秋收，據說約有50%的莊稼爛在地裏。

謊言虛報、浪費、糟蹋糧食加在壹起，中國的大饑荒就在劫難逃了！

公共食堂對大饑荒的形成起到了“第壹”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公共食堂本身命運的變遷，也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壹個縮影。這個被毛澤東吹噓為“共產主義象征”的新生事物，到底給5億農民帶來了什麽呢？還是看看當時壹些領導幹部的親自記錄吧，他們是當權者，不可能幫農民說話詆毀政府。

河北張家口地區第壹書記胡開明去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壹個十幾歲的孩子抱著壹個瓦罐吃力地在山坡上走，他截住壹看，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說，“爹娘和妹妹都病在家裏走不動了，這是給他們領的飯。”胡問：“妳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家裏的）鍋也砸了煉鋼鐵了。”胡開明無語，只能目送抱著瓦罐孩子的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寒風中。

1960年，新任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到瀾淪江山區工作，看見壹個老太婆在風雨中挎著籃子，渾身上下都是泥水，幹什麽呢？原來是來食堂領“飯”吃。她家距小隊食堂十五華裏，每天全花在跑食堂領兩頓“飯”上。這還不算最遠的，最遠的有30華裏。閻找到縣委書記，認為這樣的食堂“不能辦就散”。但縣委書記卻不敢照辦，他怕將來算他的“走資本主義”的賬。所以依舊叫他的子民仍然每天翻山越嶺來食堂領兩頓糠菜粥喝。可以想象，這每餐壹碗糠菜糊糊產生的卡路裏，是頂不上路上的消耗的。可是有什麽辦法呢？農民已經沒有任何其他維持生存之物的來源，食堂成了唯壹能獲得壹份 “救命”之物的地方，不來咋辦？

於是有人幹脆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擠在壹起，沒有隱私，形同壹群動物。為了活命，顧不得了。

毛的秘書田家英奉毛之命回家鄉調查糧食情況，他來到外祖父的家四川新繁縣崇義橋，憑著鄉情、親情，很快揭穿了本大隊水稻畝產2萬斤的神話，大隊長告訴了他實話：畝產只有650斤。

田的工作組來到食堂觀察，農民每人每頓可領得壹碗粥喝。壹位陳姓老大娘來打飯，顫巍巍地走出食堂，不料壹腳踩空跌倒在臺階上，全家壹頓“飯”灑滿了壹地，老大娘放聲大哭起來。田家英上前攙扶老人，安慰她說：“不要緊，再打壹盆就是了。”老大娘邊哭邊訴：“另外打？咋個能另外打呀？——”田掏出身上的五斤糧票給他，要大娘去食堂稱米。陳大娘感激不盡，千恩萬謝，結果她稱的是連麩面，為的是能多熬幾碗粥，多活幾天命。

但是食堂的問題只是“枝”，是表面，不是“根源”，根源是由於虛報糧食產量交了過頭糧，所剩無幾了。這個虛報的糧食產量是怎樣產生的呢？請看看登在報上的衛星是如何出籠的：

河南信陽雞公山公社決定要放水稻衛星。8月中旬，水稻基本成熟，公社黨委連續開會，研究如何放出衛星。先是宣布“紀律”，統壹口徑：全社人民對放出的“衛星”不能有絲毫懷疑，不許任何人背後議論，違者以反革命論處。其次是確定衛星的標準，根據當時的形勢，原則上不得低於畝產4.5萬斤。至於具體的“放法”，要聽從公社黨委指揮，任何人不得說三道四。作出決定後，逐級向大隊、小隊幹部和所有社員傳達，讓每個人保證絕對遵守，特別強調不該問的絕對不問，不該講說的絕對不講，否則後果自負。在做足了這壹切準備之後，8月28日清晨6時，參加收割的社員在統壹指揮下開鐮收割了。30日下午，6畝6分3厘高產試驗田以及周圍430畝非試驗田的水稻收割完畢，然後突擊打場，統壹過秤。過秤結果共計打得稻谷324375斤5兩。這本是6畝6分3厘試驗田加上430畝非試驗田的總產量，但雞公山公社黨委認定它只是6畝6分3厘衛星的產量，於是宣布畝產48925斤（324375.5÷6.63）。壹個高產衛星出籠了。消息由公社黨委向縣委“報喜”，縣委報地委，地委報省委，省委報中央有關部門。最後這－消息在省和中央廣播電臺播出，算是得到確認，記錄在案。

這種拙劣的集體造假、指鹿為馬的玩意本來是極容易戮穿的。可造假者有預防之法，他們學習毛澤東，運用“階級鬥爭”這個法寶，對多嘴者、不服者實行鐵腕鎮壓！後來，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上百萬人事件發生後，陶鑄、王任重曾前往調查，得知了壹些“衛星”後面的真相。據王任重說：“西平縣因為放畝產7320斤小麥的衛星，受打擊的有壹萬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00多人，這是多麽殘忍的事情！”（王任重大人在這裏還表現出壹點良心，但是，在他治下的湖北也在大放衛星，麻城縣就放出了更大的衛星，難道背後就沒有這種情況？只能是程度不同罷了。）

（以上均摘取於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之十八：共產主義地獄。））

河南雞公山公社這種造假的方式很原始、很拙劣，經不起當場驗收。後來，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放出水稻畝產13萬斤的全國“衛星之冠”時，手段就更高明多了，“技術”也更復雜了。有鑒於這壹“史無前例”的大騙局，有必要簡單揭露之，以為後人、為歷史留下前車之鑒。

廣西環江縣這個“特大衛星”出爐較晚，9月初，《人民日報》已經報道了湖北麻城畝產稻谷5萬余斤、廣東埔縣畝產水稻6萬余斤特大衛星的消息。壹心想奪取全國水稻高產冠軍的廣西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還是此人，又指示他的下屬在鹿寨縣放了壹個日產生鐵20萬噸的全國鋼鐵“最大衛星”，賀堪稱“衛星王”了。）決心壹鳴驚人。他選中了他治下的環江縣城關區紅旗公社作為全國奪冠的“衛星社”。環江縣委書記洪華這時正在地委開會，賀將這壹意圖及基本做法與洪華進行了溝通，並激勵說：“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獎給壹輛小汽車。”   

得到賀書記這般殷切關懷和鼓勵後，洪華立即以電話通知縣裏相關領導，要他們趕緊與紅旗公社的領導商量具體落實的辦法。

經研究，他們決定采取的辦法叫“並蔸移植高產試驗”。具體做法是：選定原來就作為高產試驗田的壹塊1畝1分3厘的稻田，先把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去，再犁耙、深耕後堆上成千上萬擔肥料於田中，再將各隊生長最好的、已成熟的壹百多畝稻田的禾苗連根帶泥拔出，挑到1畝1分3厘試驗田中並蔸密植，密植的程度達到小孩在上面爬來爬去也不會掉下來。這壹切工作，由於發動群眾日夜連續苦幹，只兩天便完成了。

在並蔸的過程中，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們采取以木作樁，附以竹片攔腰護衛，並用木棍從四面頂住的辦法，解決了禾苗倒伏的問題。又用鼓風機日夜鼓風解決了禾苗不透風的問題。人們還在田頭安營紮寨，成立現場指揮部，日夜不停護理、巡視，保證不出意外。

壹切準備就緒之後，環江縣委即向柳州地委和廣西自治區黨委報喜，說即將要放全國最大的水稻衛星，要求上級黨委派人當場檢查驗收。同時，還向地區、自治區有關部門、各新聞單位、電影制片廠以及各兄弟縣發出邀請，請他們來共同觀摩並見證全國最大水稻衛星“升天”的壯舉。

9月9日上午，各路驗收和參觀大軍6000余人聚集到了試驗田邊，幾位自治區和相關部門的領導還親自試了試這塊田禾苗的密度（後來見報有四個年輕女子連排坐在禾苗之上，大概就攝於此時）。10時40分，紅旗公社城關大隊支書壹聲令下，496名參加收割的社員立即投入“戰鬥”，所有參戰社員按照事先的分工分別進行收割、運禾、脫粒、運輸。

驗收是最關鍵的壹環，被安排得很微妙。在谷倉外有四臺磅秤負責過磅收割來的稻谷，每過壹次就把重量記在劃碼單上。負責挑運新谷的社員，先要挑到大街上“遊行”壹圈，然後再挑去過磅。這樣，在挑谷遊行的過程中，壹大群事先“埋伏” 好的群眾奉命從別的谷倉中挑谷出來，混進試驗田運谷的隊伍中，壹並來過磅驗收。在亂哄哄的過磅現場，有的過磅後谷子並未倒入倉庫，挑谷者轉了壹圈又重新挑去過磅。據稱這叫“團團轉”過秤法。如此折騰了10多個小時，才正式報出“衛星田”的畝產：130434斤10兩4錢（16兩秤）。精確到“錢”，這也是其它衛星所沒有的。報告還稱經過省、地、縣三級領導的現場監督和嚴格的把關雲雲。

就這樣，壹項空前的水稻畝產紀錄誕生了！壹時間，鑼鼓喧天，歡聲動地，人們，上至自治區領導，下至社員群眾，紛紛為這個巨型衛星“上天”而熱烈歡呼！歡慶！

第二天，柳州地區的《躍進日報》以通欄套紅標題報道了這壹“特大喜訊”，並配發了四個女子坐在水稻上的照片；9月12日，《廣西日報》以頭版整版報道了這壹喜訊以及環江縣另壹個紅日公社中稻平均畝產1萬7千多斤的長篇通訊。

可是，不知什麽原因，《人民日報》卻遲遲不見報，後來據說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親自打長途電話去催問人民日報的領導，《人民日報》終於在9月18日以300多字的編幅報道了這壹特大衛星。

於是，全國第壹水稻高產衛星完滿收官。環江縣成了聞名中外的“紅旗縣”、“上遊縣”，縣委書記洪華成了功勛顯赫的英雄，當他從地委領回紅旗、獎狀的那天，縣城人民傾城而出夾道迎接，在鑼鼓喧天和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洪華被人們從街頭壹直擡到縣委大院。

為了將牛皮吹得更完滿，縣委上報1958年全縣糧食總產量為3.3億斤，比實際產量的1.05億斤超出兩倍多！洪華們嘗到了造假吹牛的甜頭，滿以為這壹回也會得到獎賞，哪知，上級據此給環江縣下達了0.71億斤的征糧任務。洪華們嚇了壹跳，有苦難言；環江的老百姓就更慘了！為了完成這壹征購任務，農民被迫賣出了大部分口糧，到第二年（1959年）開春，農民便陸續斷糧，到三、四月開始大批餓死人，據後來官方公布1959年這個“紅旗縣”、“高產冠軍縣”，餓死22685人（據知情者估計，實際餓死人數在4—5萬人左右）。這就是“畝產13萬斤”帶給環江人民的真正“回報”。

除了“吃”的問題，“住”是公社帶給社員的第二大災難。本來，中國農民雖然住的不太好，但居有其屋能遮風擋雨，還算平安。但是，公社成立之後立即就掀起了壹股拆屋風，因為根據公社“章程” 的規定，社員的住房歸公社所有，公社要拆屋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具體點說，公社要拆房的理由有二：壹是原來農民的房子太破舊，又分散，不雅觀，有礙共產主義新農村的形象，所以要推到重來，建設統壹的“共產主義新村”。如徐水縣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之後，張國忠就下令：全縣所有土房和破舊磚房，壹律在10底前拆完。結果拆了三萬二千多間舊房。同時，他請來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師生設計徐水的共產主義新村。

拆屋的另壹個理由，是據說有人發現了老屋舊房的土墻是上好的肥料，如果是茅草房，茅草可以用來漚水肥，效果更佳。於是掀起了拆舊土房、茅房作肥料、奪高產的熱潮。劉少奇的家鄉湖南寧鄉縣就拆掉舊房15萬余間。

誰知，等到把社員的住房拆了，才發現建“共產主義新村” 的資金、材料都沒有著落。於是，共產主義新村成了圖紙、畫餅。徐水縣後來只建了300套外表漂亮、內部質量很差的新村，除了安排少數特權者入住之外，數以萬計的拆遷家庭成了流離失所的人造“難民”， 官方則任其啼饑號寒在生死線上掙紮。下面是記錄在案的當年－些的情況：

安徽鳳陽縣小溪河公社有7 個大隊的25 個村莊被拆除。石馬大隊大郢生產隊將5 個村莊並為壹個，男、女、老、少分開在四處居住。喬山大隊31 個村莊，1960 年6 月，在半天之內並成6 個莊子，上級命令黨員不拆屋開除黨籍，團員不拆屋開除團籍，社員不拆不給飯吃，所以半天就完成了任務。嚴重的問題是，說是拆舊房建新村，實際上舊房子拆了新房子並沒有建，社員於是無家可歸，全都成了“難民”。有14 戶“難民”40 余人住在3 間通連的房子裏，晚上大門上鎖，民兵持棍把門，尿尿拉屎都不準出去，在三間房內解決。1958年底風陽全縣共有房子224143 間，兩年中共拆掉、倒塌39555 間(其中倒塌25266 間，拆掉13400間)，占總房17.7％。全縣有29 個村莊的房屋拆光。在小莊並大莊時，社員像躲避日本鬼子壹樣，到處找避難所，造成田地荒蕪，草苗叢生，群眾流離失所。即使安排住屋，大伯子和弟媳婦同住壹室，連撒尿都聽得到。有的婦女只要壹提起並莊子的事就哭。

（以上摘自《墓碑》第120、121頁）

河南信陽地區也大搞拆屋併村，如息縣1959年上半年共有5489個村，到1960年4月只剩下4805個，639個村莊人為拆毀、消失了。

除拆屋之外，還有壹個讓農民更加痛苦的事，就是消滅家庭。據說，搞共產主義，就是要革家庭的“命”， 因為家庭是私有制之源，只有消滅家庭，才能從根本上剷除私有制。可能毛考慮到要消滅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就形成的家庭不太容易，決定先試點。這回毛叫他的理論助手，權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陳伯達出面來宣講和試驗。陳伯達到山西搞試點，向農村幹部動員，說：“既然已經公社化了......當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的最大包袱……革命就得革掉兒女情長，壹律要男編男隊，女編女隊，小孩進托兒所，老人進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滅了，人人都壹身輕松地鬧革命，這是生產力的大解放。”

壹些先行者聞風而動。山西陽城縣就把各家各戶分男女搬到大屋子分開去住，還規定以後不準再提“家庭”二字，父母兄弟姐妹之間叫做“小組”，大家都是平等的“小組成員”。“家庭”這個共產主義的“絆腳石”被搬掉了。

但不知為什麽，這場偉大的“革家庭的命”無果而終，也沒有在全國推開，算是毛澤東的撼事之壹。十幾年後，毛澤東的“好學生”波爾布特把毛主義的“消滅家庭”、“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消滅商品和貨幣”等都在“紅色高棉”變成了現實，毛對來到北京朝覲的波爾布特由衷地贊嘆道：“妳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這其中就包括消滅家庭壹亊。

消滅家庭壹亊算是毛讓步了。但是，對於更具實際意義的糧食征購任務，毛決心不再遷就和讓步。



二、導致大死人的直接原因：建立在虛報產量基礎上的反瞞產

當中國的糧食衛星上天之時，毛澤東曾經多次放出豪言壯語，如在1958年8月下旬的北戴河中央會議上，毛放言：

“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將來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壹規劃，哪裏缺糧，我們就送給他！”

赫魯曉夫到北京，毛故意問他：糧食多了怎麽處理？

牛皮己經吹出去了，覆水難收。現在豈能不兌現？

其實，老奸巨滑的毛還是留了余地地的，他宣布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為七千五百億斤，而不是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匯報的壹萬零五百億斤。購糧征購任務定為壹千二百億斤。毛以為這種打了折扣的任務壹定能完成。（可實際上當年糧食總產不足四千億斤！）

但是，從夏糧食征購工作開始就不順利，由於農民的抵制，各地的征購糧進展緩慢，計劃上調的糧食遲遲調不上來。壹些地方幹部有些束手無策。毛澤東有些著急了。這時，廣東的陶鑄創造了“反瞞產”經驗。1958年11月，陶鑄派他的副手趙紫陽到雷南縣反瞞產，“反” 出了7000萬斤糧食，趙給省委寫了壹個報告。陶鑄把轉它報給中央。陶鑄本人也寫了篇大談“反瞞產” 的必要性和經驗的文章，壹並寄給毛。這時的毛正在為完不成征購指標優心忡仲，壹見這份報告，聖心大悅！毛讓陶鑄的文章在《人民日報》最顯著位置登出。與此同時，在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下達了《開展反瞞產運動的通知》。通知認定糧食征購工作碰到困難是農民“瞞產私分” 所致。文件氣勢洶洶要求要對農民進行壹場“堅決”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這樣，壹場大規模的“死人運動”就此拉開了序幕。

河南的情況比較典型。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吳芝圃是毛的愛將，在大躍進中總是沖在前面。可是到了糧食征購時他也碰到了困難，但是應該說這個吳書記是盡了全力的。還在毛開展“反瞞產” 之前，吳就采取有力措施來推進糧食征購工作，在1958年全省秋糧征購會議上，吳強調說，河南獲得高產豐收，人均有糧超千斤，已經向中央、向毛主席報了喜，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表揚。現在要交糧了，決不能打退堂鼓，我們在完成征購任務中也要“大放衛星”。 接著提出了“加強領導，書記動手，政治掛帥，大辯論開路” 的總方針，強調“對任何遲疑、畏縮、瞞產、耍滑的行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可以說在毛布置反瞞產之前，河南就己經行動了。

吳芝圃采取先由各地、縣自報購購數量、再由省裏審定的方式，但自報的基數就是前段各地吹牛、虛報的產量。有的縣委書記此時感到責任重大，不肯按虛報產量領任務，結果被揪出殘酷打擊。平輿縣委書記曹明就被當作當作反面典型被鬥得“死去活來”， 最後仍不得不按虛報產量領了任務。其他人壹看這形勢，只好跟著虛報產量領任務了。這些地、縣領導們“過關”了，可他們治下的子民就要進“鬼門關” 了。

信陽地區的遂平縣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公社的所在縣，縣委書記蔡中田在高壓下領回了九千萬斤的征購任務，而去年該縣實際只上交八百萬斤。同去的縣委副書記婁本耀壹聽嚇了壹跳，說：“把糧食征購光了，老百姓吃啥呢？”蔡說：“過了這壹關再說。”就是蔡書記的這壹句話，奪去了遂平數以萬計人民的生命。

在毛的“反瞞產”之前，征購糧食主要靠傳統的思想動員，叫農民報答共產黨的“恩情“，賣“愛國糧”。而今年這些方法有點不管用了，因為糧食產量虛、浪費大，任務特別重，農民盤算過後，認為確實已經沒有多少余糧可交了。因而河南全省糧食征購進度普遍緩慢。

毛的通知下達後，吳芝圃更有依仗了，各級黨政幹部也領會了毛通知的“精神實質”，紛紛采取了非常手段，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

先看看嵖岈山公社是如何落實毛的通知的。公社先召開全社大隊長、小隊長和會計會議，到會54人（疑只是壹部分—筆者），公社書記陳炳寅親自主持會議。先念文件，重點強調要對瞞產農民作堅決的“教育”。稍作動員之後，便是各隊自報“購糧”數字了。會議立即陷入可怕的沈默，與會者都在心裏默念：如何能“混過”這壹關？大家還想看看上級究竟采取什麽樣的 “教育”方法？以便隨機應對。

可是，這壹關是混不過去的！陳炳寅和公社幹部明白，來開會之前，這些農民的“當家人”都已作了充分的準備，他們互相統壹了口徑，訂好了攻守同盟，並且把糧食藏了起來。因此，首先必須打破這種同盟，使他們露出破綻，突破壹點，對方的陣營就會全面崩潰。然後乘勝追擊。

公社決定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宣布隊長和會計分開會，各進壹室，然後由公社幹部逐壹“過堂審問”。審問的“黑屋”如同過去皇帝時代的縣太爺審案，兩邊站立著荷槍實彈、兇神惡煞似的武裝民兵，還擺有棍棒繩索等刑具，加上關門、閉窗，又是夜晚，壹種陰森恐怖之氣撲面而來。

六連連長（即第六大隊長）劉賀圈沒有經過這種陣勢，壹進屋被嚇得尿了壹褲襠，還沒有進行“教育”，立即招認了藏糧了600斤谷子。算是打開了突破口。

專審會計的會堂，也旗開得勝。壹連的會計包根壹進入會場，已嚇得牙齒打戰，咯咯作響，公社幹部壹眼看中，將他作為突破對象。但包根起初還是企圖“抵賴”，他被叫到會堂中央，壹群人圍過來拳打腳踢對他進行“教育”，包被打得鼻青臉腫躺在地上，不等他反應過來，這些人撲過去把他拉起來，不容分說，又是壹頓拳腳。包壹面喊“我坦白”壹面求饒。包不是頑固分子，不堪壹擊。據說對付頑固分子的辦法是采取車輪戰術，壹撥人打累了，換上另壹撥“生力軍”上陣，但是受審人不得休息和睡覺。就這樣輪番“教育”，直到受審者皮開肉綻，肉體、精神雙崩潰“招認”為止。這叫“熬鷹”。

包根沒待到“熬鷹”就招認了他與生產隊長朱遂平共同藏糧500斤的經過和地點，於是對包的“教育”暫停。這可苦了朱遂平。這時朱隊長正在隊長的屋子裏硬扛著不招認，主審官也正愁拿他沒辦法，待到包會計的供詞壹到，壹宣布，他被立即推到屋中央，不容分說壹場暴打。朱倒地後心裏壹面罵包根“軟骨頭”！壹面盤算著怎樣頑抗。但不容他多想，又被人揪著頭發拉起來，這時有人搬來壹條凳子，讓朱上去後再擡起壹只腳，叫“金雞獨立”，他搖搖晃晃還沒站好，凳子被人壹腳踢走，朱遂平摔了下來，壹群人圍過去拳腳並用，狠狠地又給他壹次“教育”。 如是者再。但倔強的朱隊長仍不招認。於是打手們找來細麻繩，將他捆個結結實實，細繩勒進肉裏，把他吊在院子的樹上。片刻功夫，朱遂平滿頭滿臉都是豆大汗珠，臉呈豬肝色，只聽他突然大聲喊：“放了我吧，我說，我全說”。再晚壹步，朱遂平可能就完了。

朱遂平是典型教育的突破口，在場的隊長都已嚇得魂飛魄散，誰還敢硬扛？

除了這硬的壹手，公社又想出了軟的壹手，就是鼓勵互相‘檢舉揭發’，‘揭發者’ 可獲得挖出藏糧的壹半的“獎勵”。這個“重獎”確實有誘惑力。三連連長賈守業本是個老實人，在上級的軟硬兼施下，他已把隊裏的糧食全部上交了國家，如今全隊200多口人已經斷糧，社員們吃糠、挖野菜，甚至剝樹皮煮吃，看著已經朝不保夕的父老鄉親們，特別是那些餓得哭爹叫娘的孩子和在床上等死的老人，賈守業心如刀割，他恨自己太老實，不會藏糧，如今鑄成大錯，有什麽辦法救鄉親們於水火呢？賈守業狠下心，決心采取最遭人唾罵、不恥的辦法：檢舉。他揭發二排長趙德文藏了2800斤紅薯，希望能獲得1400斤紅薯獎勵去救本隊鄉親們的命。壹個本來善良的人被逼采取了如此卑劣的“自救”方法，這是何等的可悲、無奈，又是何等的殘忍！

公社幹部立即找趙德文談話，要他交出藏糧。趙裝得若無其事，甚至指天發誓地否認。當公社幹部準確說出他藏紅薯的數量、地點後，趙才得知被人“賣了”，他壹下子癱倒在地。清醒過來後。他大叫著“日他奶奶，我也揭發……”他揭發了劉耀西，劉耀西則哭喊著揭發了李春華，這些鷸蚌們互相撕咬的結果，使“漁人”們又完成了壹些征購任務。不過，好些嵖岈山公社的社員們可要提早去了閻羅王那兒報到了。

但即使取得了這樣的好成績，嵖岈山公社的征購任務仍然無法完成。公社幹部總結經驗，認定互相舉報法最為有效。但不久這個辦法也失靈了，因為“揭發”的藏糧數量太少，對巨大的征購任務不啻杯水車薪，於是公社提出要“抓大魚”。可大魚在哪裏呢？這時卻有人自願上鉤。第壹個跳出來的“大魚”是壹連的黨支書陳世俊，陳已被點名，眼看就要大難臨頭，他心壹橫，自報藏糧2萬1千斤糧食，成了先進典型；其余大隊小隊幹部都學他動輒“坦白”藏糧1萬、幾萬斤，其中奪得“藏糧冠軍”的是鐘清同、鐘德江，二人交待共同“在劉莊的果園旁挖了個地道，從屋裏壹直挖到後山，共藏了小麥20萬斤，稻谷30萬斤”。 此數壹報出，令公社幹部嚇壹大跳，驚喜莫名！

可遺憾的是，當公社幹部按照這些人“坦白”交待的藏糧地點去挖糧時，竟然壹兩糧食都沒有發現。原來，這些農民被逼無奈，也學著公社幹部在大躍進中的吹牛扯謊法子了，結果反瞞產變成了壹場混亂的笑談。再抓他們來吊打、逼供，也毫無用處了，正所謂糧食沒有了，只有賤命壹條。

公社幹部終於黔驢技窮了。他們最終居然想出將這種虛構的“藏糧”也當做“反瞞產”的戰果上報縣委、縣委亦依樣畫葫蘆往上報，算是完成了“任務”。

但是，共產黨的智慧終究比農民高明，他們還有更高明的辦法。有些地方吸取了事後反瞞產失敗的教訓，發明了“事前搶糧法”，就是趁秋糧尚未收割之前動手，在田地裏就把糧食“弄到手”了，名之曰“四就征購法”：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購、就地入庫，就地封倉”。 至於面對－片“白茫茫大地”的農民怎麽活下去，則不是他們考慮的範圍。這個方法被推廣後，有的地方為了防止農民搶割，在稻、麥尚未完全成熟前就搶先收割進倉。

次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在各省匯報糧食工作情況時，河南（還有其他幾個省）都匯報了這個“事前搶糧法”，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許。他當即指示：“請各省學河南的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是壹個教訓。”

1958年的征購糧任務完成得不好，總算對付過去了。但是，毛皇可不是總能退讓的，1959年可就沒有這樣的便宜了。據遂平縣委副書記婁本耀的回憶：



大約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醫院接到劉班莊（嵖岈山公社所屬之村莊）群眾的壹封信，信上寫道：婁書記，俺莊已經死了362口人，外出跑到黃河北有幾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壹口氣，妳快來吧，晚了就見不到俺們的面了。我大吃壹驚，搖搖晃晃走出醫院……就壹口氣趕到劉班莊，時間是下午5點多鐘，天已經灰白了。我們走到村西頭兩間屋，壹推門，見當門處出坐了壹個婦女，臉腫得像小盆子壹樣嚇人，眼睛腫得成壹條縫，看不見人。她說她三天沒有吃飯了，餓得很。再壹看，她家三個小孩全都餓死了，並排放在地上，幹幹的如柴火棍。床頭還有壹個老頭，剩下壹口氣。我（們）又走進堂屋，門開著，全家四口人，床上餓死兩個，地上餓死兩個，屋裏冷清。我們去找隊長，隊長是個女的，出門時臉紅撲撲的，家裏的小孩活蹦亂跳的哩……又繼續往前走，先到酒流村，壹打聽，村裏死了39口人。又走到小崗村，壹問村裏死了10口。又走到壹個村，村裏死了三口。我們連夜趕到關帝廟，見到公社書記別守誌，別守誌介紹說，苗莊死人最厲害，十室九空。我們三人急急忙忙往苗莊趕，走到苗莊東地碰上公社婦女主任陸桂英。我問她幹啥去了，她說去安排社員生活去了，我問她安排得咋樣，她說有吃有喝，壹天三頓飯，頓頓有菜吃。我說我們得去看看，她慌忙勸阻說：時間晚了，別去了。我沒聽她的，和小趙、小徐（均為縣委人員）壹直奔苗莊……找到了隊長家，隊長叫苗長貴，49歲，他說：“我身體不好，沒上河工，妳看我這腿腫了，眼腫了，兒子前幾天也餓死了。”說著嗚嗚大哭起來。我壹問，村上百十口，已經死了20多口了，全村200多畝土地，全年打5萬斤糧食，可今年壹下子就要征購十萬斤，村裏連紅薯都上交頂任務數了。苗隊長哭著說：“上級說這叫大購大銷，今年購，明年返銷給老百姓，可還沒等返銷，老百姓都餓死逑了”……我連夜趕回公社，和別守誌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

（以上見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澤東》之十八）



這段記述生動反映了當時農村的慘況，就用不著筆者分析了。婁本耀總算是個還有點良心的人，可能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當年帶領當地幹部群眾響應中央號召搞人民公社，會落得今天這種下場。

嵖岈山公社社員的遭遇並不是最慘的，有些縣的情況比他們更悲慘。以下是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反瞞產之壹幕：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 年遭遇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 斤，總產1191 萬斤。公社黨委上報畝產626 斤，總產4610 萬斤。縣裏分配征購任務是1200 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

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公社不惜采取壹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壹空，實際征購入庫1039 萬斤。槐店公社書記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罪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全社開展反瞞產鬥爭持續達8 個月之久。其中六、七十天內農民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沒有具體數字）死亡。

光山縣也如此。在反瞞產私分的前期，全縣就有2241 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幹部被撤職的526 人。在反瞞產後期更為嚴酷，打死人現象觸目驚心。河南省委黨校喬培華根據有關檔案撰寫了《信陽事件》（未刊稿），其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的事實：

1959 年9月底，汪小灣小隊社員汪平貴被迫交出家裏的壹點糧食，還遭到扁擔毒打，因傷勢過重，5 天後死去。汪死後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繼餓死；

1959 年10 月，羅灣小隊社員羅明珠無糧可交，被捆綁吊起來毒打，並用冷水淋凍，羅第二天死亡；

1959 年10 月13 日，陳灣小隊社員王太書因無糧可交，捆綁後用扁擔和大棒毒打，四天後死去，留下14 歲的女兒王平榮也被餓死；

1959 年10 月15 日，熊灣小隊社員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捆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裏捅進大米、黃豆，壹邊捅壹邊罵：要叫妳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 歲、10 歲兩個小孩很快餓死；

1959 年10 月19 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淋凍，陳家父子7 天內先後死亡，家裏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 年10 月20 日，大栗灣小隊隊長劉太來，因家中無糧可交，被捆綁起來毒打，20 天後死去；

1959 年10 月24 日，晏灣小隊社員鄭金厚、羅明英夫婦，在反瞞產中，從家中搜出銀元28枚，兩人遭毒打致死，留下3 個小孩無人看管全被餓死；

1959 年10 月25 日，陳灣小隊社員陳銀厚被誣陷家有存糧，脫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用冷水淋凍，兩天後死去；

1959 年11 月8 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糧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殘酷毒打，6 天後死亡。徐壹家6 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 年11 月8 日，晏灣小隊社員鐘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8 年11 月10 日，熊灣小隊社員王其貴，因無糧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傷，10 天後死去；

1958 年11 月12 日，晏灣小隊社員徐林生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兩天後死去；

1959 年11 月13 日，晏灣小隊社員余文周，因交不出糧食，余文周及其15 歲的女兒余來鳳都遭到殘酷毒打，因傷勢過重，10 天內父女二人先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隊裏的大隊幹部讓飯，被說成瞧不起大隊幹部，被吊在大隊食堂的房梁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 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徐灣小隊社員張芝英，因交不出糧食，慘遭毒打後又用冷水淋凍，致使張當場死亡。張的三個小孩也先後餓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灣社員塗德芝，因無糧可交，被捆綁到食堂，毒打成重傷，10 天後死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灣小隊社員簡明秀，因交不出糧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凍，10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熊灣小隊社員鄭中林，因無糧上交，遭毒打後不省人事，4 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灣小隊隊長徐誌發，因沒有從村裏搜出糧食，被大隊幹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 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灣小隊社員塗德懷，因無糧可交，遭毒打，10 天後死亡；

1959 年11 月24 日，羅灣小隊社員李良德，因無糧可交，被連續毒打5 次，直至當場死亡；

1959 年12 月9 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捆綁吊在梁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 歲）聲張，誣陷其宰殺耕牛，捆綁起來毒打致死；

1959 年12 月9 日，陳增厚，因無糧可交，被毒打成重傷，5 天後死亡；

1960 年1 月8 日，陳灣小隊54 歲的社員李陳民，在家煮飯被幹部發現，以“糧食來源不明”罪，對其毒打，第二天死亡。

據後來調查，槐店公社反瞞產總的戰績是：全社原有8027戶，36691人。從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占總人口33%，其中死絕780戶。被拷打用刑3528人，其中當場打死558人，打後死去的636人。自殘141人，被逼自殺死亡14人。余為餓死病而死。

（以上轉錄自《墓碑》第21、22、23頁）

信陽地區是那場大饑荒的重災區，也是唯壹被爆光、被處理的地區，史稱“信陽事件”。正是由於信陽事件的內部爆光，才為這場亙古未有的大災難留下了壹些具體、真實的記彔和數據，使我們今天得以窺見那場大躍進的令人發指的罪惡真相。（詳見本篇《大躍進死人回眸》壹章）

1960年春天，河南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最嚴重的村子80天沒有壹粒糧食，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大量外逃或餓死。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問題。”59年11月，路憲文從潢川驅車回地委，沿途看見倒斃路旁的死人、被父母拋棄的孩子、攔車要求放糧救命的群眾，壹概視而不見，開足馬力揚長而去。

毛澤東就是靠著這幫惡狗、這邦披著人皮的野獸，推行著他的殘暴的、全無人性的“大躍進” 運動。稍微有點人性，尚存壹點良心的幹部都被冠以“右傾”、“白旗”給“拔掉”了，輕者撤職、降級，重者投入監牢，與被統治者陷入同樣的悲慘境地。

後來毛在講到大躍進和三面紅旗時，反復強調其總體上是正確的，並且取得了“偉大成績”雲雲。面對某些批評和黨內不同聲音、不得不作出回應時，則輕描淡寫地說：運動中的 “錯誤就那麽壹點點，有什麽了不得！”與成績相比，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

1960年下半年，所謂的大躍進實際上以慘敗收場，面對白骨盈野、“十裏無雞鳴”的農村大地，尚有人性的黨內人士無不痛心，急於改弦易轍，救民於水火。毛這時不得不 “退居二線”。然而他心有不甘，過不了兩年，又重新奪回權力，祭出了“階級鬥爭為綱”的魔棒，策劃新的反攻倒算。1962年12月，毛以極其憤怒、陰暗的心理寫下了他當時的心聲：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是啊，只不過死了幾千萬“蒼蠅”而己，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還想瞎嚷嚷，且待本皇來再次收拾妳們吧。

殘害農民

作者 紀南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河南省臨穎縣南街村區區壹個“生產大隊”竟然欠債十七億元人民幣，折率2.6億美元。不知二百年能否真真正正的償還。

    香港《亞洲時報》發表文章說，“南街村神話”幻滅了！這個“紅色億元村”，原來只是“空心大老倌”，表面風光，實際欠債累累，香港《文匯報》報道，南街村欠債十七億元，至少要二百年才能還清債務。為了豎立這個典型，國有銀行付出高昂的可笑代價！

　　河南省臨穎縣南街村，雖然只有三千來口人的村莊，卻有著特殊政治意義。南街村迄今堅持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道路，村民們過的仍是幾十年前壹樣的集體生活，每天高唱革命歌曲，呼喊毛澤東時代的口號與浮誇的語錄，村口還豎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巨型雕像。  

　　總之，進入這條村街，仿似進入時光隧道，回到五十年前的壹窮二白的中國。不過，跟幾十年前的農村相比，南街村的外貌卻有著天壤之別的景象，村民人人居住於別墅、家家有私家汽車、個個腰纏萬貫！因此，這裏被稱為億元村，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無力證據。令人嘖嘖稱奇的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下，南街村的經濟奇跡是如何打造出來的？靠什麽保持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  

　　這些問題現在終於水落石出！這個社會主義集體農村，其實就是八十年代末靠興辦鄉鎮企業起家，先是磚廠和面粉廠，再擴展至食品加工、醫藥初制等，現在村集體名下有二十多家企業，雇用逾萬名外地勞工（已經有違反對僱傭與富農、地主階層形成），村民不用工作也可坐享其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由村政府包下來，可笑的是村幹部每月只象征性的每月領二百五十元人民幣工資。  

　　問題是，同期全國各地農村都在大辦鄉鎮企業，同樣大量“剝削”外地勞工，為甚麽上天獨享南街村，讓它享受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而其它鄉鎮企業則在市場經濟大潮下被淘汰呢？秘密其實就是“資金”;壹九八九年之後，南街村高舉“毛澤東同誌的偉大旗幟”，堅持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 的道路，結果，明示暗示之下，中國農業銀行變成南街村的提款機，壹九九八年批給南街村的貸款已是壹九九壹年的整整七倍。  

　　《南方都市報》報道，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馮仕政根據銀行向南街村的貸款進行研究，結論：“南街村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是靠自身積累，而是靠銀行貸款。”他認為，南街村是典型的“高增長、低效率”，在巨額銀行貸款下，南街村經濟才可在效率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增長速度卻奇跡般的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秘密原來如此簡單！原來這撮有權之人為了證明毛澤東思想的正確，為了保護共產主義的壹點血脈，不惜違法亂紀，人為的扭曲貸款風險機制，大量貸款給南街村（且暫不說貪墨斂財頻的村委大員），為了造就這個典型，養活這個典型，樹立這個典型，夢想廣大這個典型。可惜當它變成典型後，就要投入更多資金，以確保這個典型繼續發光發亮。但紙終究包不住火，不能再以偽政治作為批出貸款的唯壹標準，結果，南街村不僅很難獲得新的低息貸款，還面臨空前的還貸壓力與法律制約。  

　　為了還債，南街村旗下公司近年發售的大豆種子，名為航天二號，聲稱坐過宇宙飛船上太空，利用太空特有的微重力和幅射環境，令到種子產生基因突變，收成會比普通大豆種子高30%收成。這個當然是子虛烏有，造成很多買了種子的農民血本無歸！集體企業為了還貸，連坑害農民兄弟的這種下濫勾當也做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年前死蹺蹺的原村主任王金忠近日也被揭發，其辦公室保險櫃中至少有二千萬現金及名下多本房產證。這就是只拿月薪二百五十元的村幹部首輔，何來如此豐碩巨額資產？更甚者，幾個聲稱是王村首輔的二奶、三奶、四奶……，抱著小孩到靈堂提出分身家的要求。  

　　南街村神話幻滅，不僅令國庫虧損十多億人民幣，而是讓人們明白了，欲達無德的政治目的，不擇手段以人為扭曲市場，違背自然規律、背離經濟定律，是不可能持續的！當年的大寨如是，南街村同樣逃不出這個經實踐檢驗屢屢證實的規律。

中國農民遭受的禍害

作者 茆家升 寫於 二零一九年

近年我做了壹點關於鄉村自治問題的研究，並不是要炒1949年前後，業已消失了的歷史冷飯，而是想到“鄉村自治”這樣的政治生態，依然和當下緊迫的三農問題，有某些關聯，有壹定的借鑒意義。

所謂“鄉村自治”，核心內容是土地私有制，也與源遠流長的宗法制度，儒家學說等有關；而反映土地私有的田契制，則具有在契約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民主精神，是寶貝的文化遺產。

在數千年動蕩、災難頻仍的中國，先民們尚能生存繁衍下來，主要靠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結果。所以“耕者有其田”是農民們永恒的憧景，當下也然。因為土地公有、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所造成的人禍大饑荒，依然歷歷在目。



筆者也不認同溫鐵軍等,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舉辦的“中國大陸鄉村建設”座談會上的發言, 及會後在《開放》雜誌，表達的論點，說“土地革命戰爭勝利以後，不再需要這些東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權民主化了，所有這些目標都實現了。”因為它不是歷史事實。





兩年多前，我的電子郵箱裏，突然收到壹封來自某著名網站的電郵，自稱是該網站“大視野”欄目編輯，說在網上讀到拙作“閻錫山是如何治理山西的” 壹文，想就閻錫山的壹些問題，欲來采訪在下，問是否可以，何時方便？我當即回函曰，當然可以，我壹個退休老頭，隨時都方便。不過談什麽呢？那是2016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日80周年為期將近，估計要談國共聯合抗日之事。那確實是值得壹談的大事，閻錫山這個山西王，在國難當頭危急時刻，雖有過壹些動搖，但終於決心抗日，作為壹方面的抗日主將，在山西主持過著名的忻口戰役、娘子關戰役，和太原保衛戰等重大戰役，雖然因敵我力量懸殊，最後失敗了，但也大量消耗了敵方實力，延緩了日寇南下的步伐。這是閻錫山治理山西38年，最輝煌的壹頁，將永載史冊。



閻先生抗日還有兩件大事，值得後人追念，壹是與共產黨將領朱德、彭德懷、林彪等合作，林彪指揮的平型關保衛戰，雖只是太原保衛戰壹部分，襲擊的也只是日寇壹支輜重部隊，但也是重要戰果，在抗戰初期，起到過很好的宣傳鼓動作用。



二是閻與共產黨人薄壹波合作，組織犧盟會，沖鋒在前，視死如歸，真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鐵血精神，是壹支名符其實的敢死隊。當時僥幸存活下來的壹位十八、九歲的敢死隊成員，名曰李幹的少年，文革期間是我們蕪湖市市委書記。他面對惡鬥他的蕪湖電校所謂“敢死隊”造反派的學生們說，我們低著頭背著手，任妳們胡鬧，妳們算什麽敢死隊？當年我們在山西抗日，冒著日寇炮火，猛打猛沖，壹戰下來，十不余壹，那才是敢死！為此造反派說他在吹捧反動軍閥閻錫山，更殘酷虐待他。據說李幹先生，盛年早夭，惜哉。



記得我在給那位編輯回信中，提到李幹先生的事，還說到李幹先生還有後人在蕪湖，妳們如有興趣，可以找到他們。不過研究抗日問題的專家學者，是太多了，文章書籍也汗牛充棟，如談抗日問題，在下無能為力。



那位編輯回函曰，抗日問題，可談也可不談，找在下主要是談鄉村自治問題，如同意，我們將先發采訪題綱過來。我說那就過來吧，隨時恭候。



我知道他們找到在下，壹定是還讀到過我另外壹些談“鄉村自治”的文章。我在談閻錫山治山西的文章同時，發過兩篇萬言長文，談“中國鄉村建設與變革的百年之爭”，文中簡略地談到，在有關中國鄉村建設問題上，近百年來有著兩股從理論到實踐，完全背道而馳的力量角逐。其代表人物壹是以彭湃、毛澤東為代表的暴力革命派，主張用階級鬥爭方式，通過暴力土地改革，達到消滅私有制和‘均貧富’，在中國鄉村來個乾坤大顛倒；另壹派代表人物是以學者‘南陶北晏’的陶行知、晏陽初，和‘民國鄉建三傑’的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他們都主張在鄉村從普及教育入手，發動各界人士參與其中，並充分發揮農民們自身力量，通過和平方式，在鄉村實施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的普及與提高，重點是發展工農業生產，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與加強家鄉田園建設，保護生態環境，逐步實現鄉村現代化，從而為國家現代化，做好鄉村基礎工作。



筆者的態度在文章中，表達得很明確，就是堅決反對什麽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的歪理邪說的，因為它們帶來的只是動亂、血腥、殺戮和經濟衰退和文化消亡道德淪喪。對此我在關於“鄉村自治”和暴力土改的系列文章中，已有較全面的論述。



當然，我是竭力贊同晏陽初梁漱溟等的和平建設主張的。因為他們的主張符合國情，從理論到實踐，於國於民都是實實在在的好事。我國歷來農耕立國，農民是最龐大的人群，老子雲“治大國如烹小鮮”，在廣袤的農村，進行任何壹項變革，更是宜緩不宜急，要壹步壹個腳印，每壹步都能得農民們的認同，並能主動加入其中最好。而晏陽初等先生們，正是這樣做的。後來雖然由於時局的動亂，內戰外戰頻仍，迫使這些有益的變革中斷了，也還是留下了很多寶貴的實踐成果與經驗，值得後人借鑒。



眾所周知，1949年政權更叠後，毛氏暴力革命派，已執掌乾坤，成了意識形態主流，容不得他人置喙。而那些“鄉村自治”的倡導者們，或被迫害至死如盧作孚，或流亡海外如晏陽初，或被死後“鞭屍”如陶行知，而碩果僅存的梁漱溟先生，則受盡淩辱。如今中華大地，還有幾人還記得，近壹百年前，在中國曾有過有關“鄉村自治”的思潮與實踐嗎？



那麽，這家著名網站，突然來函要討論“鄉村自治”問題，用意何在呢？



批評它，否定它，站在暴力革命派勝利者的立場上，嘲笑諷刺壹番，以顯示勝利者的狂傲？應該不是，不說當下並沒有這種思潮在重新掘起，至少不該由這家網站來肇始。



那贊賞它，肯定它，為歷史翻案，重炒這鍋冷飯，再辦幾個諸如“定縣模式”、“北碚模式”、“鄒平模式”這樣的“鄉村自治”試驗區？似乎也不可能。不是這樣做不正確，而是當局不會允許。至少當下看不到這種可能，未來就說不清了。



既然否定也不是，肯定也不是，那把這個問題，只是作為壹次歷史現象，用現代觀點來復述評論壹番？似乎時機也仍未成熟，在當下主流意識形態控制下，是很難取得共識的，還討論它幹嗎？



那回歸到文前，既然網站因筆者小文，引發了壹場胎死腹中的采訪，是否小文有了壹些反響，或是觸發了要進行這類問題討論的契機？盡管筆者心靈深處，期盼著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因為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發生過，也確實給農民們帶來過實實在在的好處，如果能繼續下去，還可能發生那場慘絕人環的人禍大饑荒嗎？但是夢想是美妙的，現實卻是殘酷的。大陸沒有蔣經國，壹時不會出現什麽用獨裁手段實現民主轉型的可能，權貴階層會也不會放棄自身利益的，民主轉型任重又道遠。



再說筆者小文，只是網海壹粟。雖然曾被“中華文本庫”等多家網站收錄轉載過，本是網絡世界極平常的事。有的只是想保存壹點資料，有的也就賺壹點點擊率而已，並不表明它們是支持的或反對的態度。這方面在下還有壹點自知之明。所以對拙文經常被轉載收錄什麽的，從未放心上。



但是，這次這家著名網站，且由久負盛名的“大視野”欄目編輯署名來函，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壹些思索。因為這個欄目，曾經播出過壹些重大的，乃至甚為敏感的話題，因為內容的率真，關鍵點的切入，事件本質的剖析，和是非的評判與擔當，在觀眾中有壹定的影響，也爭相收看。那他們今天選擇了這個話題，決非壹兩位編輯的壹時興起，自有他們選擇的道理。所以提醒我應該慎重對待，那是要對歷史負責，對聽眾負責，也是對將要對話的雙方負責。不能等閑視之，不能遊戲文字。



我還想到，全國各高校，及各級社科院，集中了各路人才，他們都學養深厚，掌握資料也多，很多人著作等身，為何獨獨找到在下壹個退休醫生，又是個年已八十的昏昏然老頭。我想是否正因為年已八十，去日已近，應該顧忌要少些。



不管怎麽說，即使事情壹開始，即預見到，在當前情況下，這次采訪的成行，幾乎為零。我的考慮，依然是壹次有意義的促進，用流行的語言說，是倒逼也可以。反正我壹個退休老頭，閑著也是閑著，何不做壹點探討，就此機會，讀壹點閑書也好。



後來采訪壹事，果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不了了之。當然，他們也不會來函撤消，也在意料之中。但不妨礙研究的進行。





決定做壹點這方面的研究，從大的方面說，中國的農村農業農民的所謂三農問題，是歷代中國最根本問題之壹，如今也然。從個人方面來說，作為大躍進大饑荒的親歷者幸存者與研究者，曾長期生活在農村，對腳下這片土地，有著血濃於水的親近，在研究暴力土改問題之後，也有責任關註在中國延綿了數千年“鄉村自治”問題的研究，也是作為炎黃子孫的責任。



為此近兩三年來，在下壹直在關註這項幾乎為人們忽略了的話題，也寫下了教篇系列文章，感謝壹些網站的支持，給予發表，也有壹些網站轉載收錄了，這裏壹並感謝了。拙作淺陋，也是自己的聲音，歡迎批評指正！



已經發表的文章，不再重述了。借此機會，想重申兩件事：



壹件事依然還是關於“鄉村自治”的。

鄉村自治只是壹種政治生態，它的形成與多種因素有關，其中土地私有制、宗法制度、儒家思想是關鍵因素。



所謂“鄉村自治”，並非放任自流，也不是什麽無政府主義，主要是指統治階級即政府權力弱化，廣袤鄉村的億萬農民，在基層宗法制度松散的管理下，農民們包括管理他們的士紳階層，即中小地主們，憑借自身的力量和自願合作的力量，在建設自己的家園。即使在強人閻錫山領導的山西省，在鄉村建設和普及基層文化教育方面，也是著重調動基層管理者，尤其是廣大百姓自身的力量與才智，而不是壹切由政府包辦，下的都是指令性所謂政策，百姓們完全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



其實所謂鄉村自治，並非近百年才有的概念，而是自古有之。有壹首先秦時代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先秦民謠告訴我們，先民們只要有了腳下的壹畝三分地，可以自食其力，並不怎麽把皇帝老兒放在眼裏。這件事到了公元前361年先秦秦孝公時代，經過著名的商鞅變法，確定土地私有之後，鄉村自治自食其力，作為壹種政治生態，即基本穩定下來了。



  雖然這種政治生態的形成，與數千年皇權不下縣，朝廷命官只到縣壹級，廣袤鄉村不必對官府唯命是從，以及宗法制度在基層的網絡，還有士紳文化、儒家學說等等有關。但核心價值依然是土地私有，也就是田契制度千年不變，我們的先民們，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它也符合在契約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國家的意識，其中也包括佃農們向地主租賃土地的契約制度。可以說也是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寶貴傳統。



   可以說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耕者有其田”，是農民們永恒的憧景，當下也然。



事實也是當這項傳統被打破後，特別是經過所謂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從小社到大社，再到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億萬農民不僅丟失了土地所有權，也喪失了經營權，最後連土地產品分配權也沒了，無窮的災難便開始了，直到數千萬百姓，主要是農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被活活餓死！試問，如果還是土地私有，還會發生這種慘絕人環的人間悲劇嗎？



但是這種鄉村自治的政治生態，除了土地私有是農民們必須堅持不懈爭取的切身利益，而宗法制度與儒家理論，則有著復雜的兩面性，此事我在拙文中，有較詳細的論述。簡略地說，它們既使我們的祖先先民們，在漫長動亂的歲月裏，尚能相互扶持，抱團取暖，以堅忍的耐力，茍延生存下來，有壹個相對穩定的家園，供先人們自食其力，繁衍後代，不至於滅種滅族。但也使廣袤的農村長期處於貧窮閉塞落後羸弱，與世界潮流相隔遙遠。



再說宗法制度，強調的宗族利益，且“家國同構”。在上層由“政治血親網絡化，血親網絡政治化”，而形成的什麽太子黨、紅n代，與民主憲政格格不入。在基層宗法制度也有其頑固、保守、維護小集團利益等弊端。而儒家學說的“三綱五常”、君權天授，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更與平等、自由、人權、法治等，皆不可兼容。



我們不能因為它們在“鄉村自治”問題上，有過有益的壹面，而忽略它們的弊端。



所以說中國鄉村的變革，是大勢所趨，不同的只是變革的方式。即使爾後又有人提倡了“鄉村自治”的問題，那也將是迎合世界潮流的新形式，不會再抱殘守缺，因循守舊。當然也會汲取既往成功的經驗與教訓。



其二，如何評價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鄉村自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知識界思想界流行過壹股有關“鄉村自治”的思潮，並付諸實踐，取得了壹定的成果，有些還遺澤至今。後來雖然因時局的動亂，尤其是強敵入侵，大部分國土淪喪，迫使鄉村自治的實踐，戛然而止。卻依然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理論研究資料，和壹些卓有成效的實踐經驗，對中國今天的鄉鎮建設，仍有壹定的借鑒意義，有必要做壹些簡略的回顧和評價。



其代表人物是創建河北‘定縣模式’的晏陽初先生；創建山東‘鄒平模式’的梁漱溟先生；創建四川‘北碚模式’的盧作孚先生；和普及基層教育江蘇‘曉莊試範’的陶行知先生。當然還有在鄉村自治上，親力親為碩果累累的山西王閻錫山先生。



他們都是民族先賢，都是國寶級的人物，有的還在世界教育領域，做出過傑出貢獻，如晏陽初。他們所做的事業是正義的，是真正為百姓謀福祉的。雖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的事業中斷了，諸位民族先賢，還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甚至惡語中傷，乃至人身迫害。但是這些惡人惡語的傷害，都無損於他們個人的優秀品質，和鄉村自治等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



因此，我為每壹位先賢，都寫出了專章，對他們所做出的努力，在個人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於以介紹、推薦與品述。並談及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有關各界人物的關系，力爭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壹個側影。



在各自單篇中，也談了壹點各傳主之間的橫向關系，和壹些從理論到實踐的異同，比如晏陽初和梁漱溟。



當然，再完美的事業，也會有考慮不周之處，他們的事業也不例外。在下此言，並非對近百年前之事品頭論足，而是想到，諸位在從事這項艱苦卓絕的工作時，除了閻錫山之外，幾乎都未想到，妳們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農村的貧困，物資的潰缺、經濟的捉襟見肘，和廣大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它們只要時局不那麽動亂，壹時尚沒有內戰外戰，各界及全民協力，堅持不懈，總會逐漸解決的。



但是，他們面臨的極大危機，將是已經興起，並將是燎原之勢的紅色風暴！如果說1926年5月和8月，由彭湃毛澤東等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還是紙上談兵的階段。那1927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失敗後，朱毛井岡山會師成功，已經有了根據地，並且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隨著根據地的擴大，1930年國中之國瑞金蘇維埃正式成立，也頒布了“興國土地法”、“二七土地法”。還有比他們更早的，就是1926年，彭湃領導的廣東海陸豐起義成功，成立了中國第壹個共黨領導的政權，也“打土豪，分田地”，也大批殺人。別問這些國中之國，和他們的土地政策，誰左了些，誰更左，但有壹點是共同的，就是都要進行暴力土改，都要消滅私有制，都要大量殺人！包括消滅以中小地主為代表的士紳階級和士紳文化。他們對此並不隱諱，自稱1927至1937十年，為土地革命時期。



試想，當紅色風暴卷地風來時，還談什麽鄉村自治呢？可惜諸位從事鄉村自治研究並實踐的先賢們，均未看到離身邊不太遠的現實，不能不說是壹件憾事。



相比之下，閻錫山先生倒有些先見之明，早早的看出了社會矛盾的焦點所在。其實說先見之明，並不準確，而是事實教育了他。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蘇俄還是列寧時代，山西省即有壹批商人，去蘇聯經商，或稱延續滿清晉商去俄羅斯經商傳統。但那裏已經是共產主義的列寧時代，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消滅私有制，豈容妳外商謀利！所以貨物被沒收，商人全被趕回了山西。這使已經開始統治山西的閻錫山，認識到共產主義與私有制，是水火不容的。從而開始防止共產主義的學說，和共產黨人在山西的傳播與發展。事實也是早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已有信奉共產主義的高君宇、石評梅等在山西活動了，他們也終於未能動搖閻錫山對山西38年的統治，也包括閻對山西卓有成效的“鄉村自治”式治理。



最後重申壹個觀點，就是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理性、客觀地看待上世紀那場影響深遠的鄉村自治運動，包括它的理論和實踐。因為前不久網上見到溫鐵軍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舉辦的“中國大陸鄉村建設”座談會上的發言中提出，中國大陸的鄉村建設“不能說失敗，但也不能說成功”。“我們不能說它失敗了，因為它的條件變化了”。但“為什麽它不起作用呢?因為土地革命戰爭勝利以後，不再需要這些東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權民主化了，所有這些目標都實現了，為什麽還要搞鄉村建設運動，沒必要了。晏陽初的那個鄉村建設學院就挪到菲律賓去了，其他沒有搞土地革命的壹些國家要繼續接受訓練。這些說明，中國的鄉村建設問題始終是壹個長期的問題”。（溫鐵軍、熊景明、黃平、於建嶸：《中國大陸鄉村建設運動》，載《開放時代》2003年第2期。）



此言也大可商榷，真的因為土地革命戰爭勝利以後，不再需要這些東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權民主化了，所有這些目標都實現了，為什麽還要搞鄉村建設運動，沒必要了嗎！這是妳們的由衷之言，還是有什麽難言之隱？如果說土地革命勝利了，它是否也包括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剛發到手的土地證上交，和繼之而來的大躍進大饑荒，數千萬農民死於人禍？如果回到土地革命之前，農民手上有土地所有權，當然也就有了土地經營權和土地產品的支配權了，那還會發生人禍大饑荒嗎？我看有些事，結論不能下的太武斷，還是等待歷史的發展，讓歷史來下結論吧！





在下關於鄉村自治問題的所謂研究，至此算是做了壹個小結，希望有更多的學者關註它，研究它。

貧困的根源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前些年我主要是在西南地區的壹些國家級貧困縣走動，走了壹些窮的地方，我發現貧困並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貧困就是因為農民素質低、沒文化、愚昧、自然環境條件差，等等。我們把貧困的原因歸結到窮人本身，好像貧困與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沒有多大關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貧困源於沒有權利，貧困源於主流社會設計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從壹個故事開始。我到了某地區的壹個鄉，那個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拉出去的礦產值約40萬。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板”，他們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但來來往往的運礦車輛，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礦開了，環境破壞了、資源沒有了，並且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礦工在礦裏只能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如果妳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妳的第壹感覺是這些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不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的人是很難理解“寧可累死，不可餓死”的現實選擇的。

第二個故事：我去的壹個貧困縣，那裏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來砍伐的，砍樹的時候沒有任何補償，因為主流社會的人說森林是國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關當地人的事了。沒有砍伐森林的時候，當地人主要以狩獵為生，輔以簡單的農作，生活還是比較舒坦的。樹砍了之後，當地人不得不從狩獵生活轉向農耕生活，千辛萬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幾年，說要保護環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強制當地人退耕還林。森林砍了，沒有補償；辛辛苦苦開的梯田，壹個文件下來，說補給妳每年三百斤糧食，給5—8年就了事。我身臨其境的時候，無比地羞愧。很多人講保護環境的時候表現得無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對弱勢的同胞卻是如此的不道義！

當我走進貧困的深處面對貧困的時候，我實在沒有理由指責在貧困中掙紮的人們，他們沒有錯！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我對貧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幾種主要的限制窮***利、導致貧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們重新檢討：產權制度。

上面的兩個故事都與產權制度有關。礦產資源屬於國有，國有是誰有呢？誰有權審批礦產資源開發，誰就代表國家了。有人會說，國民分享稅收啊，誰代表國家征稅呢？當然是幾個人的事。壹噸煤35元—50元的稅收，可是壹車裝10噸卻只算5噸，白天運10車計稅，晚上100車不計稅。就是征了稅，當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實現分享稅收收益的權利呢？  

如果說森林、礦產資源是國家的，窮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罷了，但本來是窮人的財產，“國家”也要占有。比如說，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梁、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於農民。既然是農民集資辦起來的，為什麽農民沒有產權收益呢？如果把農民投資的電力、交通、能源、通訊等等基礎設施，都讓農民分享產權和收益，農民也不至於這麽苦、這麽窮。  

不僅如此，到八十年代後期，國家鼓勵農民辦糧食加工廠，壹個加工廠要投資幾十萬、幾百萬。到了九十年代，國家壹個文件下來，不允許農民經營糧食了，農民損失慘重！國家不承擔任何責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勵農民販豬、宰豬，九十年代，要“定點屠宰”，農民辦起來的生豬“壹條龍”全垮了，誰也不賠啊；八十年代後期，允許農民經營種子、農藥、化肥，九十年代，供銷社重新專營，把農民害的可苦了。農民由此所負的債是壹代人、兩代人都還不清的。城裏的企業破產了就破產了，農民的企業被逼得破產了，錢還是要還的。農民怎麽不窮啊！

財政制度：農村電、電話是農民自己集資建起來的，城裏電、電話是國家投資的，城裏人用的電和電話比鄉村便宜；農村的學校是農民自己集資建的，農村老師的工資是農民自己開的。城市裏的學校是國家建的，城市裏老師的工資是國家財政開的；城市裏的公路是國家修的，壹公裏就是好幾百萬甚至千萬，農村裏的公路主要是農民自己修的。農村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農民自己集資的，當然國家也有財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車薪。都是中國的公民，在占有財政資源方面，標準是不壹樣的。

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不覆蓋農民的，談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來說，還太奢侈。這個極大的不平等說也是白說，不說也就罷了。但不能破壞農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剝奪農民擁有土地的權利。那些生活在貧困地區的農民，壹旦失去土地，他們怎麽生活？我們為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麽樣的社會保障呢？

金融制度：城裏人可以用身份證從銀行貸款買房，鄉下人不可以；城裏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貸款，農民的房子也是房子，為什麽不能用他們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貸款呢？農民的財富也是國民財富的壹部分，也是人民幣的基礎，為什麽中國的銀行不承認呢？如果我們農民的山、農民的地、農民的房，也能在銀行裏抵押，那農村也不缺投資，農民也有錢發展。現在，農民貸款生產農產品供城市人享用，貸款也是那麽難，利息還高於城裏幾倍。外國銀行不下鄉，中國的銀行也進了城，國家又不允許鄉村民間金融存在，難道農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務不成！

稅收制度：農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兩千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戶農產品產量的百分之八點四來收取農業稅，但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壹塊除開，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幾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幾以上。壹個農民壹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裏人壹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裏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的話）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麽不貧困呢？

資源的配置制度：就說說扶貧的資源配置制度吧。國家的扶貧資源是屬於窮人的錢，這個資源是由誰來配置的？是幹部來配置的。誰跑步“錢”進、誰跑得勤就給誰。跑到扶貧資源是要成本的，資源通過壹級壹級的下撥是要雁過拔毛的。這些資源到了項目點、到了社區該怎麽使用，還是沒有窮人的發言權，還是國家幹部說了算。不少貧困地區搞工程招標，誰主持，是幹部，誰有權參加投標，極少數有錢的人，窮人在哪裏呢？占99%的窮人被排斥在外了。如果法律制度來配置扶貧資源，肯定會比幹部權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資源到了社區，由老百姓主導資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錢辦很大的事，因為中國農村有的是過剩的勞動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貧資源和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

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這兩個制度差不多，只說教育。人們似乎公認：“教育改變命運”。中西部的教育能改變中西部人民的命運嗎？我看不能，反而使它們越來越苦難。我在我的《扶貧日記》裏寫過壹個高中生，他的父母親為了培養他，借了壹身的債，他高中畢業到城裏打工，每月的工資400元，要用十幾年的時間打工來還債。他說只要還清債攢夠2000元錢，他就準備回到他的那個小山村去結婚，再不來打工了。那時候他大概也有40歲了，不回山裏城裏人也不會要他打工了。現在的農村教育是什麽？貧窮的父母親，負了壹身的債，支付了巨額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養壹個高中生。高中生給了父母什麽回報？沒有！他把20—40歲黃金的時間給了城裏，他得到了什麽？沒有！到了40歲，快要老了，城市和發達地區不要他了，把養老的包袱又甩給了中西部，甩給了窮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機？教育不斷地把中西部的資源向發達地區抽，不斷地把窮人的資源往富人抽啊！我讀小學時，幾毛或壹塊錢讀壹年；初中時，壹年兩塊錢；高中時，三塊五塊讀壹年；大學時，國家壹個月補貼20多塊錢，35斤糧票。現在我的孩子讀書呢？小學100多，中學1000多，中考把錄取分數線提得高高的，缺壹分100元、幾百元不等。現在我們讀大學，國家給壹點錢甚至不給，更多的是學校收錢。我計算了壹下，從1985年到目前為止，農產品的價格漲了不到7倍，相當於農民的收入（在價格上）長了7倍。但現在農民教育支出漲了幾百倍甚至幾千倍，妳說農民怎麽不窮！農民能夠賣的壹點錢，就被我們的教育吸得壹幹二凈，農民是要負債來培養自己的孩子，並且是給發達地方培養人才。

就業制度：很長時期，政府談就業、失業問題，只談城裏人，農民不在這個話語裏。直到今天，勞動法能保護的還是城裏的職工，失業保障與農民工沒有關系。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依然還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更為嚴重的是在財政稅收資源解決就業問題時，農民依然是極少考慮的，常說的再就業工程根本與農民無關。國家的金融資源也偏向解決城市居民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就業，每年有數百億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證券市場也有更多的資源被輸入國有企業。重要的職能就是保障就業。誰給了農民這樣的政策資源呢？解決農民的就業是不是沒有辦法呢？不是的。國家有很多機會可以為農民提供就業。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企業家做了，大企業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壹方土坐地凈賺8元多。如果從農民就業的角度去考慮，幾百億可以解決多少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數百億收入。再如，農村還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復原有功能。假如國家壹時拿不出錢來，可不可以讓農民先幹上，發給農民勞動工積累券，農民可以憑券購買教育、醫療等服務或抵押給銀行獲得貸款。主流社會，面對農民就業難的時候，總是指責農民文化水平低，素質差，不適應城市社會，不適應市場經濟等等，全是歧視性的語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把農民的就業問題當成是“國民的基本權利”，沒有把創造農民就業崗位當成政府的基本職責。中國的農村什麽最多，勞動力最多。每天有幾億農民沒有活幹，能掙錢的活專給有錢的人幹，妳說農民能不窮嗎？

工資制度：工資制度是壹個最大的抽水機。城裏人的工資裏面包含有結婚、生兒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還有再教育和養老部分。農民工的工資呢？它包含這些嗎？不包含。除去這些開銷，農民工壹個月的可支配收入也就500元錢左右，他們不可能完成勞動力再生產、承擔不了贍養老人的義務，自己養老的問題也無法解決。根據陸學藝、郭書田等先生的計算，每個農民工在城裏創造的價值是25000元，但每個農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資只有6000—8000元（這是高估了）。城市和發達地區每年從農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價值。如果進城的農民工是1億人，那麽農民每年被剝奪的就有1.6萬多個億。 工資制度對農民工嚴重的不人道，會導致壹系列嚴重的後果。據統計，全國現在有千萬以上的娶不起媳婦的農民和農民工。鄉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裏去了，她們不願意在鄉下找壹個養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願嫁給“足馬”為妻。社會學家樊平呼籲，農村“美女”的流失將導致農村社會“荒漠化”！我們追求的城市化難道要以農村社會“荒漠化”為代價嗎？

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機了。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所謂集體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征用，再由國家出賣，國家征用1畝地幾千、幾萬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不等；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裏蓋廠子可不可以？不可以，還得先給國家征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裏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

幹部制度：但我說的是另外壹個問題——幹部制度也是壹個抽水機。幹部是上面提拔的，要當幹部就只有找上面。想當幹部就要跑步“錢”進，不跑步“錢”進想提拔，難！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錢不是個小數目。這些錢從哪裏來呢？當然是公款消費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麽辦？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趕緊用權力從老百姓身上尋回來。提拔的幹部越多，幹部換的越勤，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所以幹部制度也是個抽水機。如果幹部選拔權在人民，公布幹部的權力在人民代表大會，當官就要給老百姓送禮了——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要是這樣就好了。 現在也搞民主，幹部也要選，誰提名呢？上面提名。誰想當幹部，還是要給上面送禮才行。現在的民主還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舉”上去，和原來的效果是壹樣的；其實，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為民服務的人選下來的民主，這些人不選下來，好人怎麽選得上去呢？好人選不上去，農民怎麽不窮呢？

法律制度：改革開放以來，立了很多法，可是，來北京**的人越來越多了，壹年比壹年多。這說明什麽？法不管用。那“法”為什麽不管用呢？壹個農民壹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幾百塊錢，怎麽打得起官司，請得起律師？窮人是用不起法律這個奢侈品的。當窮人用不起法律的時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權人用來欺負窮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沒有其他方式救助，壹般的情況就只有忍氣吞聲；實在忍無可忍了，窮人才進京城。很多人有理無錢，打得傾家蕩產，最後走極端，結果有理打成無理，由**者變成壹個違法者！ 我們依法治國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農民越來越多了。壹個農民從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裏只有500塊錢，到了北京把車費壹除，只剩下200塊錢了。辦暫住證、健康證等需要很多錢，也不知道在哪裏辦，為了生存只有不辦了；要是不辦，就是違法；不是違法，是不得不違法啊！窮人是逼得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違法，真是冤枉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農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妳是窮人，妳就明白是怎麽回事。 我曾經總結說，中國鄉村有兩個發展的趨勢，要引起警惕：底層的民眾不得不違法來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基層的政府和基層的組織，以違法來養執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所長為例，他的職責是懲治犯人，保衛人民，就得給他錢履行義務，但實際是政府財政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此外，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裏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壹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說中國的法制越來越完備了，中國社會越來越接近法制社會了，我相信壹半。因為這個社會的多數人（特別是窮人），要想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是越來越難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廣制度：科技推廣制度也是壹個抽水機。農村急需要科技服務，這是毫無疑問的。農業大學的學生，讀了四年大學，幾年的碩士、博士，到農村當技術員，會去嗎？當然不去！因為技術要追求高回報，中國農村小農經濟沒有可能支付高價讀大學後所需要的回報。市場配置技術，結果就是有農業技術的大學生遠離農民、遠離小農經濟、農村的技術人員越來越少。技術是不是絕對的不下鄉呢？不是的，比如雜交種子下鄉了，技術為了追求高額回報以壹種物化的特殊壟斷方式下了鄉，農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術”的高額代價。所以，靠市場配置技術的結果是兩個，壹是技術人才遠離農村；二是農民使用技術必須付出高成本。歷次鄉鎮機構改革，工商要加強、稅務要加強、財政要加強、土地要加強，凡是找農民收錢的部門都要加強。凡是農民需要的技術服務部門，比方說，農業技術推廣站、漁業技術推廣站、林業技術推廣站……統統轉制，統統推向市場自謀生路，這樣改革的結果就是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網破、人走、技黃”，農民獲得廉價的技術服務的權利被剝奪，為技術獲得壟斷收益創造了可能，這樣改革的結果只會導致貧困的農民更加貧困。  

市場主體制度：很多人都認為，農村最早改革開放，分田單幹了，農民肯定是市場的主體，肯定有市場主體的資格。其實不是這樣的，今天的農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市場主體的地位。農民休耕，不僅要照常交稅，還要受到罰款。這就等於用壹種強制力逼農民用低償或無償的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生產大量的廉價的農產品，來保證城市人的要求。農民有市場主體的地位嗎？顯然沒有完全的市場主體資格，而我們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的官員動不動就要求將農民統統“推向市場”。壹方面不給農民市場主體資格，另壹方面要把農民推向市場。這是個什麽道理？很清楚，強制2.3億個農戶生產，生產了，再把他們推向市場，形成無序的過度的競爭，農民能夠得到社會平均利潤嗎？農業本身回報就很低，農民怎麽不窮啊！  

戶籍制度：戶籍制度也是壹個抽水機。城市戶口相對於農村戶口是很值錢的，我讀小學時就知道城市戶口的人的優越和高貴，城鎮戶口的同學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們農家子弟不壹樣。我當時好羨慕有城市戶口的人。85年，我當鄉書記了，很多農民找我解決戶口，戶口要糧食、公安、民政等好幾個部門聯合辦公，最後分管的縣長簽字才能解決，解決壹個戶口除了要花很多錢外，還要花好多的時間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30000元，壹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壹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錢買，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  

招標制度：現在，農村做壹點公共設施都要招標了，似乎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許招標制度在國際上或發達地方確實好，但在不發達的農村我認為不怎麽好，是壹個歧視的制度，加重農民負擔的制度，必須改進。在壹個不發達的地方，市場不能形成充分的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招標就是幾個幹部和幾個他們招來的“哥們”之間的公開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標的遊戲中，既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又沒有民主監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這樣的招標只能是權錢的合謀。本來可以10萬幹好的事情，預算打到50萬，權力和資本分肥；本來可以讓農民的組織組織農民幹，實行以工代賑，最後也來壹個招標，實際上是權力和資本排斥窮人。現在，國家投入農村的“六小建設”資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較，壹元錢只能做壹毛錢的事；國家最近幾年的扶貧資源越來越多，但脫貧的人數越來越少，有壹個貧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領導跟我說，不及原來的十分之壹的效果了。對於扶貧資源使用的效力越來越低的問題應該引起反思了。  

代表制度：縣裏面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壹個城裏人的代表權。至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更不用說了。就是壹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的；有幾個是純農民的都是幹部提名的。這樣的代表制度，決定了人數最多的農民“失語”。

類似上述導致貧困的制度還有。如果這些制度對窮人和富人；城裏人和鄉下人；對老百姓和當官的；對主流和非主流是壹視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農民不會這麽苦！農村不會這麽窮！

主流社會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就是建立在自以為是基礎上的。就像當年回城知青對農民農村的認識壹樣。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當時，沒有人認為這句話有問題，其實說這句話的人也並不壹定有歧視農民的思想。但是這句話的潛臺詞——卻是說農民世世代代都浪費掉了——農民同城裏人相比下人壹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覺或不自覺地歧視農民，所以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這些不平等的制度設計，是有意或無意間這麽形成的。所以，主流社會要認真反思；正因為是無意識的歧視，更應該認真反省。

中共暴政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一零年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群體反抗事件，就會發現社會抗爭類型與經濟增長模式之間有極強的相關性。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財富尋寶圖”上的“四大金剛”分別是地產、礦產、股市與金融，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土地出讓金及與房地產相關的各種稅收（資源大省則是出售礦山開采權）。中國並無多少閑置土地，政府出賣的土地全來自於對農民的征地與市民原住房用地。而農民反抗征地、城市居民反抗拆遷與城鄉居民反環境汙染的維權行動都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關，而且均涉及土地。可以說，中國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則塑造經濟增長的模式，從而決定著社會抗爭的類型。

如果說以前是以各種名義分片征收農民耕地，到了2008年國土資源部正式推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管理辦法》以後，將農村建設用地與城鎮建設用地直接掛鉤，全國各地開始了新壹輪大規模的圈地運動，20多個省市正在推行壹場規模浩大的“讓農民上樓”的運動，亦即“拆村運動”。

但農民上樓只是解決了住的問題，並未解決生計來源。自清朝以來壹直苦於“地狹人稠”的中國，如今已經再無荒地空地可墾殖，而城市裏就業機會本來就稀缺，這些被從土地上趕走的無地農民就成了“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三無人員”。這些“三無”農民遍布中華大地，南起四川、東至廣東、北至黑龍江。可以說，中國有縣皆成“樂清”。

那麽，中國農民當中，到底有多少成了“錢雲會”？根據多年搜集的資料，即使按最保守估計，估算出全國約有已失地農民1.2億左右。（註1）

民眾失去土地與家園，早已成了壹個讓國人近乎麻木的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延續至本世紀第壹個十年，政府征地與農民反征地的對抗幾乎構成了官民矛盾的主旋律，在每年發生的十余萬起群體性中居首位。這次如果不是村長錢雲會那離奇的死亡，長達6年的樂清征地事件在媒體眼中只是壹個小的事例，無法吸引公眾關註。這就是錢雲會的帖子在天涯論壇上孤零零地懸了4個多月竟然無壹網友跟貼的原因。

只要政府停止掠奪農村的土地資源，讓農民在土地私有的基礎上實現鄉村自治。如果說每逢發生民變由政府出動軍警強力彈壓只是揚湯止沸，停止掠奪則是釜底抽薪。

但不幸的是這塊硬幣還有另壹面，即無解。而無解的原因則在於中國政府汲天下之財以自養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自斷經脈，斷掉供養自己的主要財源。國務院發展中心曾做過壹項調查，征地之後，土地增值部分收益大致按如下比例分配：城市政府，20％－30％；投資商，40％－50％；村級組，25％－30％；農民，5％－10％。

從上述分配比例可以看出，農民被強迫賣掉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之後，從賣方農民到房地產投資商手中，土地增值收益還要經過兩次中間流失，地方政府與村委會共拿去45％－60％，農民只得到這塊蛋糕當中最小的壹塊。

改革開放之後，土地出讓金在地方財政收入中比重不斷提升。資料顯示，2001年—200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達9100多億元，約相當於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2009年達到1.5萬億元，相當於同期全國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6%左右。在有些縣市，土地出讓金占預算外財政收入比重已超過50%，有 些甚至占80%以上。去年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2.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70.4%，以北京為例，其2010年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全年財政收入（2353.9億元）的近70%，而上海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則占財政收入（2873.6億元）的53%。

土地財政在中國財政收入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只能說中國近30年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依賴於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與過度透支，並非來自技術進步。這種經濟模式決定中國經濟增長難以持續。

可以說，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農村進入抗風險能力最差、最沒有自衛能力的時期。任何來自外部的強力，都可以掠奪農村的資源（即農民生存所依賴的資源），比如森林、沙洲、耕地、宅基地、山野、礦床、地下水、溪流、湖泊、古文物，外部勢力之所以能夠肆意掠奪農村，是因為在中共統治下，中國農民被剝奪了上述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將壹切土地收歸“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這壹制度成了地方政權夥同外部勢力肆意掠奪農村資源的資源抽取管道。

有關中國農村土地所有權歸屬問題，本身就是壹個中國法律未曾解決的問題。現行法律雖然規定了農村土地由縣、鄉（鎮）、村三級“農民集體”所有，但並未界定“農民集體”的構成要素和運行規則。在中國所有政府文件及各類研究論文（包括媒體報道）中，“農民集體”都不是法律上的“組織”，而是壹個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的集體名詞。這樣壹個集體名詞，無法真正作為土地產權的代表，甚至無法明確“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二者之間的利益關系。這樣壹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事實上已經由土地使用權所代替。而“農民集體”在法律上的虛擬化，使得國家（政府）成為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這種狀況為政府任意支配農民土地保留了壹條非常方便的制度通道。就像為農村土地插入壹個巨大的資源抽取吸管，可以源源不斷地抽取資源，除了為地方財政做貢獻之外，還可以養活壹大批“吃地管地”之人。中國政府堅持不讓農地所有權歸屬農民，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農民無法完全離開土地生存，中國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土地這壹有限資源，這本身就是產生矛盾的根源。中央政府面臨這樣的選擇：是讓地方政府活，還是讓農民活？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奪農民土地，無異於斷地方政府的財源，不讓地方政府（官員）活下去——這等於中央政府舉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將本身的統治基礎逼成反對力量——這是自殘肢體的速死法。而繼續默許地方政府掠奪農民土地，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農民就只能起而反抗，最終也是危及中共統治——這是掙紮若幹年後衰竭而亡的死法。

可以說，中國地方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土地之爭，有如壹盤讓中國政府無法解套的死棋。說它是“死棋”，是因為無論怎樣走都是死路，除非中國實現民主化，促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發生根本變革。

剝削農民

作者 沈盛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根據黑龍江省八五九農場多位家庭農場成員和農場職工(以下簡稱農工)的聯名舉報材料，內容直指八五九農場存在“撕毀承包合同、隨意擡高土地承包價格、采用欺騙手段拿走土地證、強行攤派種子化肥、變相收費”等行為。

農工李清路、陳鵬、陳秀鳳、陳修和、徐樹中等人在舉報材料中稱：“1985年我們響應國家號召，興辦了開發性家庭農場，我們自籌資金3分利、4分利擡錢修路、排水、開墾荒原，把荒原變成良田，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也按農場要求簽訂了長期合同並辦了土地證。可是在早些年，農場以換證的名義把我們的土地證及合同收回，再也沒有發給我們。但是他們還收我們辦土地證的費用，並開具土地管理費發票，說這就可以當土地證使用。如今卻要大幅增加地租，變相收回我們的土地，並不承認我們的壹切證據。“

在多份舉報材料中，多位農工還指責八五九農場“強行攤派”，強買強賣;並違反國家政策，截留國家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及良種補貼。

連年上漲的承包費和地租

八五九農場是黑龍江省農場總局系統國營農場，隸屬建三江農場管理局，位於三江平原，總控制面積203萬畝，現有耕地總面積44萬畝，常住人口1.8萬。

八五九農場農工於文珍、於文俠、孫連波、朱海榮、劉冬梅、袁家芳等在舉報信中稱：“1995年，我們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根據農墾總局5號令，創辦了開發性家庭農場，到現在已經16年了。創辦之初，我們與農場了30年的合同，農場土地部門還為我們頒發了國有土地使用證書……農場多年來，壹直視我們所種耕地為開發性家庭農場，地租沒有上漲，截止到2011年，每畝地租為80元，還享受國家種糧直補。但是，2012年，農場突然上漲地租，水田每畝275元，旱田每畝215元，上漲幅度之大前所未有。理由是我們沒有合同。農場這樣做是對我們權益的極大損害，我們的30年合同都讓農場收回去了，國有土地使用證也讓農場收回去了，這不是不講理嗎?”

據悉，2013年4月5日，該農場又下發通知書：“依據八五九農場發【3013】1號文件規定，您須在2013年4月5日前上交2013年土地承包費，否則將被視同放棄土地承包權，農場將土地收回，面向市場公開發包。”

“這幾年，八五九農場正式實施壹年壹簽合同，每年不斷提高土地承包金。”承包了3000多畝土地的連國才顯得有些激動，“現在種地不賺錢還虧，都快活不下去了。”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北大荒的土地戲法：百名農場職工舉報“四宗罪”》壹文報道，八五九農場發布的“深化改革實施方案”文件中，對農場2011-2013年間的承包費標準有著明確的規定：八五九有農場戶口的職工2011年承包“開發性家庭農場”旱田承包費230元/畝、水田承包費300元/畝，其中“新增耕地”承包費為150元/畝，不享受國家政策補貼(良種補貼除外);

2012年，開發性家庭農場旱田承包費為255元/畝，上漲25元/畝;水田承包費定為365元/畝，上漲65元/畝。

2013年，土地承包金再度調高，旱田和水田承包金分為每畝270元和385元，皆上漲15元;“新增耕地”每畝承包費標準為旱田180元、水田280元，不享受國家政策性補貼(良種補貼除外)。

八五九農場農工崔淑清認為，“農場這樣做是違反承包合同，隨意擡高土地承包費。”據了解，八五九農場農工們的遭遇，在黑龍江其它農場同樣存在。

多位農工告訴記者，由於承包金太高，壹年壹漲，大多數農工都不賺錢。雖然目前他們都對土地承包金不滿，但農場態度也很強硬：不交承包金就強行占地、罰款。

農工康立娟告訴記者，其承包經營的土地主要有兩類：壹是開發性家庭農場，二是“新增面積”(北大荒設定土地的概念)。

據了解，八五九農場的開發性家庭農場，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根據國家政策，以家庭農場為單位，土地長期承包經營。1994—1995年，黑龍江又出臺政策，鼓勵開發“五荒資源”(荒地等)。在多重利好政策的鼓勵下，農工自費開發了大量土地，並向國家繳納大量稅費。

記者在《職工家庭農場證書》看到了這樣的規定：壹、職工家庭農場實在國營農場領導下，實行家庭經營，獨立核算，定額上交，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二、職工家庭農場長期承包使用國有土地、山林、草原、水面等生產資料，相對獨立地從事農、林、牧、副、漁生產經營，其財產和權益受國家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

而新增面積是2006年黑龍江省航拍土地普查後的開荒面積。“自2006年期每畝上交農場利費80元，至2012年每畝收費235元，已經是畝收費增加了155元。 2013年旱田180元，水田280元，不享受國家政策性補貼。”農工孔祥雲向記者介紹說。

農工們在舉報材料中稱：“我們當年開墾荒原創辦開發性家庭農場時，開發的面積地有大片低窪易澇地，有流水線，魚眼泡，都是十年九不收的地，是我們自己投資修路，架橋，壹點點的開墾起來，這些耕地準確說是我們後來開墾出來的。這些地農場壹分錢投入沒有。到現在這些地的地理條件也極差，春天難種，夏天難管，秋天難收。農場對這引起地本應扶持，可現在卻提高地租，這是嚴重損害我們種地農工權益的，讓我們難以承受。甚至種不起撂荒。”

“我們響應國家號召開荒種地，上世紀80年代國家只收20-40元不等的土地稅，也給辦了土地證。現在農場連年提高土地承包金，我們壹年忙到頭，什麽都沒賺到，都白白給農場打工了。”萬緒潔的觀點得到了其他上訪農工的贊同。

農工們認為，這是由於隨著糧食價格的不斷上漲，農場看到土地的升值利益，於是不斷提高土地承包金，但這與國家政策“背道而馳”。

　　據悉，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中就明確要求：

“從2006年起，對國有農場通過收取土地承包費等形式由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予以免除。國有農場要采取絕大多數農工願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將免除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的好處全部落實給承包土地的農工，嚴禁通過其他形式變相加重農工負擔。”

“清理和規範國有農場對農工的其他各種收費。嚴格控制和清理國有農場面向農工的其他收費項目和標準。”

“進壹步推進國有農場內部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管理層次和人員，降低管理成本……嚴格控制管理費用增長，防止管理費膨脹侵蝕稅費改革帶給農工的好處。”

為了減輕農場職工負擔，黑墾局發【2007】7號文中也明確要求：按照《國務院2005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國有農場應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落實免除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政策，降低農工社會負擔。

土地證遭遇“變戲法”

“農場說是為給我們辦新證，把我們的土地證書和合同都收了回去。其實這是騙我們，後來新證也沒給我們辦。”上述舉報材料稱。

據悉，根據1994年黑龍江省拍賣“五荒”資源的使用權的暫行規定：為調動廣大農民和社會各界參加與開發、利用“五荒”資源的積極性，對土地使用權的出讓期限壹般不少於30年，最長可至70年。

“因為當時八五九農場負債累累，瀕臨破產，欠銀行貸款無法償還，開不起荒的情況下，由家庭農場個人自籌資金排水、修路、開墾荒原，農場要求每畝上交22元土地管理費，給辦理土地證，農場在不同時期簽訂了內容不同的合同，但收取的費用是壹樣的。可是，1996年農場就把開發性家庭農場合同和土地證、職工家庭農場證書以換證的名義收回，至今沒有給換發新證，但仍按開發性家庭農場上交利費。而且利費連年上漲，大大加重了我們的負擔。”農工們在舉報材料中附上了相關憑證。

農工們出示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國有“荒地”使用權承包合同顯示，約定的經營時間大都在30年。

據中國作家協會創作部原主任蔣巍介紹：很多農工回憶起家庭農場創業階段的往事都淚水盈盈。“那時候，他們沒有了工資更沒有積蓄，家庭農場等於白手起家，只能靠舉債度日，維持生產。遭遇天災，有些人家難免賠得傾家蕩產。那時糧價低，種地難，國家也沒有出臺今天的許多惠農政策。”

“我們要求加快黑龍江省農墾給農工自籌資金開發的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八五九農場農工們對記者表示，按照中央辦公廳【1997】16號文件，確保土地承包權30年不變，無論“開發性家庭農場”，還是“新增面積”，都是由各家各戶長期承包經營形成的歷史事實，應該執行國有土地承包權30年不變的政策。進而取消合同壹年壹簽，承包費壹年壹漲。

被攤派與被強買強賣

“近年來國家為了減輕農場負擔，逐年對三農加大投入減免了農業稅。但八五九農場卻在2006年以後逐年增收土地利費，計劃內土地、生活田和機動地，合同收費壹個樣，實際從惠農卡收取的費用又另外壹個樣，同樣的土地，合同任由農場簽訂，帳目不公開，以空白合同簽訂，合同的原件不給種地農民，開發性家庭農場和新增面積2012年農場執行每畝地5年賣1000元，5年的利息是多少?”上述舉報材料稱。

壹直關註北大荒農場農工境況的蔣巍在其所著的《《泣血的“草根聲音”——北大荒墾區上訪問題調查》》中披露：尤其隨著糧價、地價的上升和國家各種惠農補貼資金下發，極少數幹部心理發生畸變，開始與民爭利，家庭農場的自主權力和農工們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

“農場、北大荒八五九分公司是企業，並不是政府，沒有權利確定土地的權屬，憑什麽任意買賣農工用血汗三分利多高利貸開墾的荒地、賣的錢又準備幹什麽呢?”農工們在舉報材料中質問道，他們甚至懷疑，每年八五九農場有上億的土地承包費差價，但去向成謎。

土地問題之外，各農場職工同樣指責作為北大荒附屬分公司的農場“強行攤派”，強買強賣。如指定種子品種令農場職工購買，如不購買就威脅不允許承包土地。

八五九農場農工在舉報信中稱：北大荒八五九分公司近年來種子農資、機械強行攤派，如農民不要就不發國家給的直補，2006年種子公司八五九農場承包給個人，以國家直補的現金抵種子，其種子只是從領導種地商品糧購買的，農民無奈只能以商品糧的價格，低價賣出，再花高價去買稻種，由於攤派的種子質量不夠種子的標準造成減產和絕產。而且，攤派的化肥含量不夠國家標準，造成糧食減產。秧盤、大棚等農資都是以強制的形式高價賣給農民，不要就不給地種。“農民失去了買賣自由還談什麽市場經濟?”

舉報信中，近百農工公布各自所種田地面積從100多畝到6000畝不等，如果按照上述計算方法，農場職工要比市場價多付出幾十萬元。

農場農工連國才向記者證實：除了“攤派種子”，農場還強行攤派化肥、農藥等農資。八五九農場多個農工也聲稱：八五九農場要求必須到指定地點購買化肥，尿素每噸2521元，而市場價每噸2200元，每噸差價321元;二胺每噸3547元，市場價每噸3200元，每噸差價347元。

另外，八五九農場攤派給農戶的秧盤0.85元壹張，而市場價僅0.64元，中間差價0.21元，每棟大棚需秧盤2200張，農戶需多支出400多元。

八五九農場農工則在舉報材料中還稱：農場每年每畝都收取他們技術保證金10元，卻從沒有技術人員給予技術指導，從來沒發任何技術資料。僅此壹項就增加農戶整體費用幾百萬元。“現在每年收科技保證金，農場說如果經營過程中沒問題給返還，但是到每年秋收後，由於各項罰款幾乎都被扣沒了，有的還需另交罰款，有的農戶好點能每畝返回20-30元。”

除了被指“強賣”，農工們還指出八五九農場涉嫌“強買”。農工馬華告訴記者，秋天收糧食時，北大荒下屬物流公司向職工們截糧，不準他們向外賣出。外面對稻谷的收購價是1.35元/斤，物流公司給出的價格則是每斤1.28元，然後物流公司再直接高價轉手。而“如果不賣給農場制定的物流公司糧食，那麽來年承包土地，每畝要多收20元的承包費”。

農業補貼疑遭截留

除了上述問題，農工們還在舉報材料中指責農場違反國家政策，截留國家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及良種補貼。

八五九農場職工在舉報信中稱：開發性家庭農場和新增面積，各農戶耕種多年壹直向國家繳納各項稅費。按照2004年國家及黑龍江省發放直補的規定，對於繳納稅費的，都有糧補。

據悉，2001年北大荒上市，八五九農場領導說該農場只有47萬畝。但多位八五九農場農工都向記者證實，2009年由於農場管理混亂不給糧補，農工們集體去上市公司查閱土地證資料，最後發現，八五九農場2003年的土地證上明確寫有137萬畝土地。“黑龍江省北大荒農墾集團總公司2001年上市時，八五九農場分公司領導說只有47萬畝土地;2003年卻欺上瞞下辦理了1，378，688.4畝國有土地使用權證，那麽137萬畝從2003年就有國家發放的直補，而農場和北大荒上市公司只給47萬畝的和開發性家庭農場發放直補，30年五荒面積每畝給3.33元直補，那麽新增面積直補發給了誰呢?多發的直補是誰截留了?”

據多位農工證實，八五九農場從不公開國家發放的直補帳目，而“國家有明確規定，發給農民的直補，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占，也不得以任何實物形式抵直補。”

“同樣是為國家生產糧食，為什麽時候農場和農村的政策不壹樣。為什麽農村後來開荒面積耕地都有種糧直補了，而我們後來開荒面積卻沒有。難道國家的農業政策是壹國兩制嗎?”農工們在舉報材料中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八五九農場農工李日新則在舉報材料中稱：“收取土地租金從不開具發票，致使10幾億的資金成為國家嚴令禁止的小金庫中錢款，供領導揮霍。”而且農場“隨意增加管理人員將其親屬納入管理層，造成巨大開支，使本應用於發展農場主體經濟的資金流入個人腰包，制約了農場的合理發展。”

而農場給農戶撥付糧食直補是按照農戶買斷的30年經營權的“五荒地”和開發性家庭農場計算，新增面積不給國家補貼。於文俠告訴記者：農戶買斷的“五荒地”有11萬畝左右，開發性家庭農場土地有20萬畝，另外100多萬畝地被北大荒和農場計算為“新增面積”。

其中，“五荒地”和開發性家庭農場加在壹起30多萬畝，2012年農場給了每畝61元的直補，今年給了每畝70元。而農戶種植更多的“新增面積”土地，農場則不給糧補。

而按照國家規定，國家農業補貼都是專款專戶，直接打到農民銀行賬戶裏。但農工姜珍表示，“我們廣大農戶從來沒有見到過‘新增面積’的糧補，而新增面積在各農戶承包土地中占大頭。”

於文俠表示，137萬畝地上市公司都辦了土地證，國家肯定都會給農業補貼。農戶承包土地每年都交承包費用，應該發放糧補。

八五九農場職工在舉報信中也稱：在2004年國家出臺糧食補貼政策之前，八五九農場的新增面積都辦了土地證，都應該享受糧補。此外，黑龍江省歷次土地普查都確定包括開發性家庭農場和“新增面積”，並登記在冊。“按土地面積估算，金額約5億元，被不明不白侵吞了。”

農工依法上訪屢遭打壓

據悉，為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八五九農場多位農工都選擇了上訪這條路，他們按照信訪條例的規定，逐級上訪。先是在八五九農場上訪，後到建三江管理局，又到黑龍江農墾總局和黑龍江省政府上訪，近期更是頻繁進京上訪。“我們就想要個說法。”

據悉，八五九農場農工們上訪之路充滿風險和艱辛：壹些地方官員和農場領導因害怕暴露真相，影響“政績”和“錢途”，以種種違法手段對上訪群眾進行了圍追堵截和封鎖。

“2012年3月期間，我們首先找到八五九農場北大荒分公司反映問題，其次到建三江管局反映，最後到北大荒上市公司、黑龍江農墾總局反映問題，相關部門均未給予書面答復。開發性家庭農場成員到黑龍江省人民政府上訪，被八五九農場分公司警察攔截，告訴如再上訪，就會被拘留。”據悉，多位農工都有類似遭遇。

而另壹份由八五九農場32名農工共同具名的舉報材料稱：“2012年4月12日，我們在北京市，按信訪條例的規定，到國家信訪局上訪，反映八五九農場地租亂漲價，嚴重損害農場職工權益壹事。但卻被八五九農場公安分局定性為擾亂公共軼序，並將我們密秘押回投入拘留所10天(4月15日至25日)。身心受到嚴重催殘，家裏農業生產被耽誤，土地被迫撂荒。”

“我們在京上訪期間，受到了國家信訪局，農業部信訪部們的接待，不論在國家哪個部門，我們都按信訪條例的規定，合理上訪，沒有無理鬧訪，也沒召集集會，正常的遞送材料，聽取國家機關部們工作人員的解釋。國家機關給我們的答復，雖然我們不滿意，但我們也沒有糾纏，我們根本沒鬧事，沒有集會，沒有串聯，沒有煽動。更沒有破壞，擾亂公共軼序。”然而，讓農工們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們準備回返農場之際，在4月11日深夜，我們當地農場的30余名幹警，突然闖入我們住的旅店，把我們驚醒，隨後連拉帶扭，硬把我們押送進壹輛大客車，趁著夜幕，把我們押送回建三江，在扭送我們上大客車期間，我們中的張朋因質問幹警這是幹什麽，被公安分局幹警噴施催淚彈致雙目暫時失明，後又昏倒。我們中的王成，因要求公平，被公安幹警強制扭送。”農工們七嘴八舌地向記者描述當時的情形。

“我們問公安分局領導，我們擾亂什麽公共秩序了，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造成了什麽後果?他們壹概回答不出來。”農工們向記者介紹說。

據悉，黑龍江農場的亂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註，知名律師蘭誌學在其《關於立即停止侵害農場農工合法權益的法律意見書》中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長期以來，農場經營過程中坑農、害農等壹系列違法行為不斷發生。如肆意霸占農工自費開發的土地、截留中央的直補、強制農工指定購買高價種子、化肥、低價收購農產品等，有些地區還威逼利誘農場農工從事其他與經營無關的活動。農場這種違法行為，必然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進而導致農場生產經營的可持續性受到嚴重影響，也必然造成糧食生產存在不可預測性的安全隱患。

專政統治

作者 徐振華 寫於 二零零九年

今天人們對於壹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歷史記憶，恐怕主要源於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經濟鬧劇。人們常常用領袖和群眾共享“烏托邦式”浪漫主義理想來嘲諷當年不可理喻的那種狂熱。這樣的單壹解釋其實掩蓋了更深層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標”謊言背後，支配著人們荒誕行為的實際上是深植於內心的政治恐懼。
   為什麽壹九五八年的荒誕劇未遭到黨內外有力的抵制？不少學者將原因歸咎為壹九五七年的“反右”，他們認為，“反右”運動消滅了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而消滅了社會良知[壹]。但這些分析忽略了壹九五八年中國的政治氣候。壹九五八年是毛賊東繼續強化階級鬥爭的壹年：在國際上，他主動向赫魯曉夫“叫板”，挑起了關於“聯合艦隊”、“長波電臺”的中蘇論爭；在臺海關系上，他發動了“炮擊金門”，制造出緊張的戰爭氣氛；在中共黨內，這壹年是黨史上整肅出“反黨集團”最多的壹年；在民間，壹九五八年還有過壹個與經濟“大躍進”平行的“肅反大躍進”運動，在某些地區，甚至連中學生都無法幸免於“肅反”。由於內部檔案的封鎖和其它的壹些原因，有關這壹另類“大躍進”的論述，在以往的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研究中被長期忽略。
   正是壹九五八年這壹系列的政治運動，才制造了壹種彌漫於全社會的恐懼和“失語”，並迅速地掃除了黨內外有可能反對“大躍進”的壹切障礙。同時，中共原有的趨炎附勢的政治文化及其對行政管理的影響，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於是在高產指標上的層層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風。在這樣的氛圍裏，如同經歷了壹場互相欺騙的催眠，全中國似乎壹夜間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斷能力，轉而相信共產主義福祉會瞬間降臨。這就是經濟“大躍進”得以順利推行的政治社會環境。認識到這壹點，就不難理解“大躍進”期間的壹切荒謬以及大饑荒出現的必然性了。
   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始於“大躍進”年代的壹九五八年九月，終結於改革年代的壹九八四年上半年。人民公社淡出歷史已逾二四年，現在來反思它的嚴重後果，可能正當其時。因為研究當代史不能距歷史事件太近，否則會發生“燈下黑”的現象；但也不能隔得太久，時距久遠，許多真相往往會因親歷者去世或遺忘而湮沒。
   本人生長在農村，離鄉讀大學後寒暑假均在家鄉度過，可以說幾乎經歷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整段歷史。筆者曾問壹位來自農村的老學者，與人民公社時期相比，現在最大的不同在哪裏？他不假思索地說，“現在的人自由多了”。筆者認為這說到了問題的要害。農村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問題是“人不自由”。本文就針對這種“不自由”的緣起、特征和惡劣後果試作分析。對今天的國人而言，這段歷史雖相隔不遠，卻少有人提及，不僅城市出身的青年人幾乎毫無所知，甚至許多出身農村的青年人也甚為隔膜。正因為歷史的真實被掩藏了起來，現在才會出現很多對毛賊東時代的謬解。
   
    壹、人民公社制度：毛改造中國農村的實踐
   到目前為止，有關農村人民公社的緣起之解釋，淩誌軍曾梳理出三種，即“意識形態說”、“吹出來說”，以及“工業化引起了糧食緊張”等說法。“意識形態說”強調人民公社主要是中共意識形態指導下的政治需要。淩誌軍否定了這種用意識形態偏好來解釋公社化之興起的說法。他認為：“歷史學家常用意識形態的原因來解釋鄉村公社化的進程，似乎很少註意到利害的機緣。事實上不論多麽理想主義的政權都無法離開物質的基礎。這在共產黨開國初年、政權尚未穩定的時候，更有其客觀的必要。國內萬象更新，連續幾年沒有戰事，工業漸漸繁榮，城市人口膨脹，政權機構亦迅速地擴充起來，第壹個五年計劃也將大範圍地開展。然而情形並不樂觀，因為所有的輝煌都離不開壹個東西，這就是農民生產的糧食。如果沒有糧食，人的生存都會失去根基，政權亦將成為壹座空中樓閣。可是現在偏偏就為糧食的匱乏所困擾。”[壹]胡繩曾表示，農村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是從工業化引起的”，淩誌軍某種程度上贊同胡的看法。[二]
    有關“吹出來說”，據淩誌軍引述劉少奇的回憶，“‘公社’壹詞是‘吹’出來的。‘有我、恩來、定壹、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淩指出，據薄壹波的回憶，這次火車上海闊天空的談話，時間為壹九五八年四月底。當時，劉少奇在火車到鄭州車站時曾要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回去實驗，吳遵命執行，在全國公社化運動開展兩個多月前的壹九五八年七月二〇日，將河南省新鄉縣七裏營鄉的二六個高級社合並組成了七裏營大社，管轄三萬多人。兩周後，毛賊東提出，要在中國的鄉村中建立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自己的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幹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三]八月六日，毛賊東在吳芝圃的陪同下專程前往“七裏營人民公社”視察時，公社的大院裏已辦起紅專學校，門口掛著“政治系”、“氣象系”的牌子，格局與此前劉少奇等領導人“吹”公社時的想象壹樣，還辦有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社辦工廠等。[四]“吹出來說”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簡單地看成是幾個高層領導人隨心所欲的產物。它的壹個弱點是，既然人民公社不過是幾個人的遐想，那麽，當它的實驗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饑饉之後，為什麽中共領導人卻頑固堅持壹個遐想模式而拒絕拋棄它呢？
   淩誌軍本人持“糧食緊張最終導致了毛賊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之說。早在壹九五三年，毛賊東就談到過城市糧食、棉花、蔬菜、肉類與食用油供求之間“都有極大的矛盾”。他認為，“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城市“蔬菜的生產供應不好解決，可以不經互助組，就搞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五]
    筆者認為，以上三種說法並非人民公社制度確立的本質原因，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是毛賊東試圖徹底改造中國的壹種極端表現形式，是毛推行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與他本人要徹底改造“舊中國”二者相結合的產物，毛本人對此有過形象的概括，即“馬克思加秦始皇”。斯大林的“生產關系的基礎就是所有制”壹語，毛在“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引用過。[六]毛還表示：“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麽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在這方面，良心少壹點好。”[七]需要指出的是，意識形態不過是毛賊東的武器，改造中國才是毛的真正目的。毛要徹底改造中國的願望由來已久，其核心是以所有制改造為借口，實現毛隨意支配全國壹切經濟活動和人力資源的目標，從而把全中國變成中共隨意操控、任意作為的“天堂”。為此，毛賊東要求黨的各級書記“親自動手”，將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辦社會主義改造之事上”。[八]毛賊東當時是把建立農村公有制看作是與軍事征服同樣性質的任務，稱為“打社會主義之仗”。[九]以暴力為後盾的“土地改革”不過是毛改變農村的“基礎工序”，是後來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前奏。
   在山東莒南縣壹帶“老區”，早在壹九四二年至壹九四六年五月間，就在“雙減”與“查減”等名義下開始鬥爭地主與“回地”（亦即後來的“土改”）。壹九四二年，中共山東分局曾從黨政軍機關和“抗大壹分校”抽調了二〇〇多人組成兩個大型工作團分赴莒南和臨沭開展“雙減”；壹九四四年五月，“雙減工作團”又開赴莒南縣。“單是在鬥爭高潮的壹九四四年，（莒南）全縣大的鬥爭就有壹,壹七壹次。在筵賓區，大小鬥爭計二,五〇〇多次。”[壹〇]當時往往集中壹、二十個村莊的村民，召開數千人乃至萬人的大會；“在未開展的莊子，有借用莊外力量的所謂外力；有組織的村莊則是工會、農會、青救會、婦救會、識字班、兒童團、民兵，各按系統排隊分布全場，唱歌，貼標語，呼口號，啦啦隊；有敲鑼打鼓、示威遊行，有‘文鬥’的講理、訴冤、坦白反省，也有‘武鬥’的”。[壹壹]中國的南方和西北則從壹九五〇年左右開始了土改。在筆者家鄉，當年的土改工作隊成員被稱為“工作人”，他們的頭目都帶有槍支，村裏人很害怕他們。筆者清楚地記得，直到上世紀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家鄉的大人在恐嚇兒童以制止其啼哭時還常說“別哭了!工作人來了!”這就是土改時期“工作人”在農村“厲害”形象的遺存。據甘肅省金昌市農業辦公室的記錄，從壹九五〇年壹〇月壹日開始到壹九五三年四月壹五日，轄區內的永昌縣分三期實行土改，“土改工作隊”人數達“五八〇余人”。[壹二]手握武器的“土改工作隊”大軍背後，還有強大的正規軍做後盾。這種農村“改造”到底是“人民的意願”，還是征服者的強制，不辨自明。

二、人民公社的建立與“壹九六二年體制”
   
    ①、人民公社之路：農民的“天堂悲歌”
   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始於壹九五八年八月二九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此前，全國農村已由七四萬個農業合作社控制。到壹九五八年年底，全國共成立二六,〇〇〇個人民公社，農戶的九九%以上都被強制編進這樣的體系，其特點便是“壹大二公”。人民公社之“大”，是將原來數個約壹、二百戶的農業合作社合並組成為每個四、五千戶以至壹、兩萬戶的大社，壹般是壹鄉壹社。人民公社的“公”，即所有財產都上交公社，社員在合作社時期仍保留的自留地、家畜、果樹等也都收歸社有。所有經濟活動在公社範圍內統壹核算，由幹部掌握，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則統壹分配，出現了各村（合並後稱作生產大隊或小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嚴重的平均主義。在“大辦工業”、“大辦教育”的運動中，政府和公社還經常無償調用生產隊的土地、物資和勞動力，甚至大量無償調用社員的私宅和家具。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研究者強調當年人民公社的“壹哄而起”[壹三]，似乎“走人民公社道路”是出於民眾的自願。其實，人民公社是中共領導者毛賊東的個人意誌的產物，與群眾的意願無關，它體現了毛賊東從強行推行農業合作化開始的對農村大規模公有制的狂熱。壹九五壹年七月，劉少奇曾在山西省委的壹個報告上批示說，搞“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危險的”。當時該批語曾發往各地。[壹四]毛賊東不同意劉少奇的看法，於同年九月親自主持制訂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並於壹二月壹五日又親自寫壹份黨內通知，將此文件發往全黨。壹九五三年三月，此文件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不久，中央又於壹九五三年壹二月壹六日發表了關於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此時全國已有農業生產合作社壹四,〇〇〇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神速，兩年時間裏就增加了四六倍，到壹九五五年六月達到了六五萬個。[壹五]壹九五五年七月，中央召集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毛賊東在三壹日的會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提出，未來壹四個月內在全國再增建三五萬個合作社，使合作社的總數達到壹〇〇萬個。[壹六]該報告還提出，合作社必須“壹年整兩次至三次”[壹七]，其目的主要是擴大合作社的農戶規模。人民公社的實行其實是農業合作社的進壹步升級。
   壹九五八年至壹九五九年“大躍進”時期的“人民公社化”的特征是“大刮共產風”，在物資相當短缺的情況下實行基本生活資料供給制。“公社化”運動本身依靠的是政府的強制力而非農民的意願。在公社化的前期，各地政府大力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將農村勞動力編組成班、排、連、營，采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從事工農業生產，動輒夜以繼日、連續作戰，人們幾乎喪失了家庭生活和行動自由。筆者在家鄉時常聽“公社化運動”的親歷者講起這樣壹件事：壹九五八年底，我家所在的宮裏公社的男性青壯年全部集中在該縣東部孫村公社的洛溝村壹帶“大煉鋼鐵”，民兵如抓住私自回家者就會往死裏打；我村有個新婚不久的小夥子金訓，從秋天開始已數月不能回家，他的新婚妻子前往工地找他，當晚只能與金訓在壹個住有上百號男勞力的集體工棚裏“同房”，“同房”時左右兩邊睡的都是同村男人，且彼此間沒有任何隔擋。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之所以強制的公社化得以奏效，原因在於農民受到“不服從者不得食”的嚴酷人身控制。筆者幼時適逢公社化高潮，有壹天，姐姐去村裏的公共食堂領取配給的食物，竟空手哭泣而歸。據分發飯菜的嬸嬸說，隊長認為我爹“破壞公共食堂”，所以不再發給我家飯菜。母親聽後急得哭了，當晚壹家人都未吃晚飯，忍饑挨餓。由於公社規定任何人家裏不許私存糧食，並且派民兵按家按戶翻檢過，在家無食糧的情況下，食堂又不發食物，就等於要我們全家人的命。當晚，無助的父母壹夜未睡，長籲短嘆、坐立不安。父親性格內向，是個壹生都不會求人且不善言辭的人，我母親次日壹早被迫去找隊長探詢。原來，我父親所謂的“破壞公共食堂”壹事，是指他私下曾對人講，我們隊裏食堂的飯菜質量不如鄰隊食堂好。母親不得已之下被迫代父親向隊長道歉，並違心地贊揚我們隊裏的公共食堂。但隊長還是停了我們家壹整天的食物供給。直到第三天早上，食堂裏才來人通知我們家可到食堂繼續領飯了。
   人民公社制度完全扼殺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逼使人釋放出人性中最灰暗的因素。同樣的土地，在公社制度實行以前年年高產，而“公社化”後卻變成低產或基本不產糧了；以前的牲口膘肥肉壯，壹進了“公社”的欄圈，就瘦得像刀刻的壹樣，甚至還有大量的牲畜死去；田裏成熟了的莊稼與菜蔬不再有人細心收獲，大量爛在地裏；人們在使用財物和吃飯時也不再秉持傳統的節約觀念，集體的公共食堂很快就沒米下鍋了。由於糧食歉收、征收過大，隨後便出現了大範圍的饑饉，導致農村人口大量地非正常死亡。
   在此情況下，毛賊東完全拒絕承認人民公社制度的失敗，他采取的應對辦法是有限讓步、但保住人民公社制度。壹九六〇年壹〇月他在全國推動了“整風整社”，以反“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與幹部特殊化風）為口號。壹九六壹年三月，毛賊東又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在六月發布的試行修正草案中取消了遭到普遍反對的公共食堂制；九月，毛賊東又同意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於原來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壹級。壹九六壹年九月二九日，毛賊東在“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關各同誌的信”中說，原來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在大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壹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壹八] 他完全不承認，他本人曾拒絕來自基層的要求取消大食堂和生產大隊統壹核算的強烈呼聲；直到大饑饉造成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慘重後果，毛才被迫讓步，但卻把責任推給了“我們”的“糊塗”，似乎他這個“大躍進”的始作俑者和集權制度的最高指揮者並沒有多大的個人責任。
   
    ②、強化共產黨在農村的統治基礎：
    “人民公社”時期膨脹的鄉村幹部隊伍
   從壹九六二年起全國開始按照“農業六十條”完善人民公社制度（習稱“壹九六二年體制”），由此中共建立了中國幾千年來第壹個全方位控制農村的所有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有研究者指出，它體現了“國家權力全面介入農村，統攝基層”，在運作上表現為“高效輸出政策”與“對鄉村社會的強力規範”。[壹九]也有人指出，改革開放之前中共“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經濟上，計劃統治壹切；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上，高度壹元化，幾乎陷入了萬馬齊喑的局面；社會也被壹體化了，人們的活動空間幾乎全部被擠占。壹句話，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都被政治化了。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和各個時期，都沒有像共產黨這樣成功地控制了社會的每壹個階層和每壹個領域，幾乎控制了中國的每壹個角落，也幾乎壟斷了壹切。政黨是全能的，政府是全能的，什麽都管，沒有它們管不了的事，為社會和個人安排壹切，抹煞了社會的自主性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重視人民群眾的民主和自由的要求”。[二〇]分析人民公社“壹九六二年體制”的行政機構構成、行政人員設置及其運作方式，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通過“人民公社”制度完善集權統治的。
   在“大躍進”進入高潮的壹九五八年九月之前，全國的鄉級政權稱作“鄉人民委員會”。九月之後，隨著“公社化”浪潮的蔓延，全國各地陸續以原來的鄉為單位建立了“人民公社”，其管理機構稱作“公社管理委員會”，設公社正、副社長，文書、民政、財經、文教、生產、武裝等助理員和公安特派員，此外還有婦聯、共青團等“群眾組織”。公社之下設生產大隊，生產大隊是以自然村落為基礎建立的最基層的行政單位。從壹九六二年起，生產大隊不再是基層行政單位，在生產大隊之下劃分生產小隊，壹般被稱為“生產隊”。壹九六二年以後，各生產大隊除有黨的支部書記、副書記負領導之責外，行政方面的負責人有大隊長、副大隊長、大隊會計、大隊保管員、大隊治安保衛委員會主任及副業股長等，此外還有民兵營長（或連長）、團支部書記、貧下中農協會主任及婦女主任等。其中，民兵營（連）長成為專職起源於壹九五八年“公社化”時期的“全民皆兵”政策，貧下中農協會主任（壹般簡稱為貧協主任）這壹專職的設置則始於壹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當時不少地方的生產大隊還有壹支全脫產的治安保衛員隊伍，屬大隊治安保衛委員會主任管轄，由貧下中農出身的男性青壯年擔任，其主要職責是對“階級敵人”專政，在鬥爭“階級敵人”時他們負責押送被鬥爭對象並維持會場秩序。當年我所在的生產大隊的“保衛”隊伍是八人，由每個生產隊選出壹名。這些人的飯食由大隊免費供應。各生產小隊的管理人員則有生產隊長、副隊長、會計、保管員、婦女隊長、民兵排長與生產隊貧協代表等，此外還有團小組長與記工員。記工員每天下午到不同的勞動地點清點人數，記錄社員出工的工時。生產隊長、會計與保管員都是肥缺。我家西鄰當年是我們生產隊的保管員，他家幾乎天天炒肉，飄出油炸菜肴的香味；經常在他家喝酒的是生產隊隊長與會計，他們喝酒的理由很多，如招待大隊或管理區來檢查指導工作的幹部以及外單位來學習或聯系工作的人等等。我們生產隊當時大約土地與副業總收入的四分之壹多就這樣被他們揮霍掉了，當時其他壹〇〇多位社員的總消費量差不多也就是這麽多。
   在有些省份，由於公社的規模較大，還在生產大隊上面增設了公社的派駐機關“管理區”，各管理區都有固定的辦公地點，設在所轄區域中壹個比較大的村莊裏，派駐具正式國家幹部身份的管理區主任、副主任及其他成員若幹。比如，現在的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與泰山區當時同屬泰安縣，壹九六二年該縣的壹八個人民公社下設壹〇九個管理區，這些管理區下轄八三六個生產大隊。[二壹]由於按自然村設置生產大隊，有的生產大隊人口與土地規模都很小，如筆者家鄉鄰近的泉裏生產大隊轄兩個生產小隊，僅二〇〇多人。

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及生產小隊四級基層管理者是當時鄉村基層的“官員”與“準官員”。關於他們的總人數，淩誌軍有個估算，“每個公社有幹部三〇人以上，生產大隊大致為壹〇人，生產隊則為五人”，“占了農村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二二]這壹估計是相當保守的。淩誌軍或者是不了解管理區壹級的設置，或者是把管理區的幹部歸入公社壹級了，這樣就低估了公社及管理區兩級的幹部人數。例如，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原泰安縣省莊公社壹九七〇年時有省莊、桑家疃、上高、苑莊、羊樓、崗上、劉家莊、黃山頭、安家林等九個管理區。壹九八二年時，原泰安縣的壹七個人民公社中有九個仍然設有管理區，有的公社轄七個以上的管理區，其它公社最少也下轄五個，壹般的都在六個以上。[二三]若按每個公社平均轄六個管理區、每個管理區有工作人員四人計算，則每個公社的幹部遠不止三〇人。淩誌軍對當時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幹部人數的估計可能也比實際情況要低。據筆者觀察，當時每個生產大隊的幹部與準幹部的平均人數不少於壹八人；每個生產小隊的幹部與準幹部的總數不少於壹〇人。按照這壹規模估計，至二〇世紀七〇年代末，全國各地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準幹部的總數接近七,〇〇〇萬，大約占當時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八以上。由此可見人民公社體制行政管理隊伍的規模非常龐大，而廣大社員的負擔又是何等之重!這個日益膨脹的鄉村幹部隊伍為了證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不斷開展各種形式主義的“活動”，如“檢查評比”、“推廣新生事物”等，這恰恰又符合了毛時代的政治需要。
   必須說明的是，在壹些省份，縣級政府又在人民公社之上設立了壹級縣政府的派出機構，即區政府，用來指揮管理轄區內的各人民公社。此外，壹些地方還有常設的專職工作隊，其隊員大都常年駐在農村基層。每當政治運動到來，上級和外地派來的龐大的從事專項運動的工作團也會進駐農村。以泰安地區為例，壹九六四年在泰安縣徂徠等六個公社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中共泰安地委曾抽調各級幹部五,〇〇〇余人組成工作團，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陳野萍及北京來的其他幹部也參與了泰安地委工作團的領導工作。[二四]
    壹九六七年春，隨著全國各地省、地、縣三級黨政機關更名為“革命委員會”，人民公社管理機構也更名為“革命委員會”，其主要負責人稱主任、副主任，下設辦公室、政工組、生產組、民政組、教育組等辦事機構。這壹名稱壹直沿用到壹九八〇年底。壹九八壹年壹月，各地按照上級指示又將人民公社管理機構的名稱統壹恢復為“公社管理委員會”。不過，公社、大隊、生產隊這幾級行政管理體制在“文革”期間並無變化。[二五]
    二〇世紀七〇年代末期，改革大潮終於埋葬了人民公社制度。壹九八二年壹二月四日，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憲法，其第三〇條規定，全國各縣之下“分為鄉、民族鄉、鎮”。中共中央、國務院於壹九八三年壹〇月壹二日聯合發出了“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文件規定：鄉的規模以原來公社之下管理區的區域為基礎；若原來管理區的區域過大的也可以化小。自此，全國陸續開始撤社建鄉，至壹九八四年底，全國共恢復設立九壹,〇〇〇余個鄉、鎮，各鄉鎮以人民公社時代的生產大隊為基礎設立了行政村，全國共有九二六,〇〇〇余個行政村。以後，全國陸續推行並鄉政策，於是鄉的轄區規模有所擴大，鄉級政府的數量相應減少。從壹九八八年開始，不少地方開始改鄉為鎮。到壹九九五年，全國鄉級政府的數量減少為二九,五〇二個，建制鎮壹七,五三二個。[二六]改革後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屬於鄉鎮政府和行政村村委會的兩級管理體制，生產隊取消後當然不再有生產隊壹級的幹部，但鄉級政府的幹部、準幹部人數則比人民公社時代進壹步大規模膨脹，有許多文獻討論過這壹問題，筆者不再涉及。
   
    ③、人民公社體制：讓農民變為農奴的政治枷鎖
   人民公社制度的要害在於實施對人的全面控制。淩誌軍指出，當時“國家全部政治的著眼點，也就是希望以壹個統壹的官員體系，來與億萬分散的家庭相抗衡，以使整個農村皈依‘大同’ 理想”；而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中的大多數，“在身份上（雖然）仍然屬於農民，但卻具有地方行政官員的全部職能。他們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則奉為金科玉律，用以統壹億萬農民的意誌和行動。其具體操作則事無巨細，統攬無遺。諸如百業興廢、田間種植、勞務派遣以及收入分配，自是不在話下……。壹件典型的事實是，官員們常常率領鄉村民兵，身負刀槍棍棒闖進農宅，將政府加以限制而有的農家偷偷飼養的雞鴨鵝兔，壹律擒獲宰殺。所以那時鄉村中間無論老幼，人人都能描述雞飛狗跳、血濺當堂的故事。”[二七]筆者在農村時親眼所見與以上描述完全壹致。比如，農民種植莊稼本有千百年積累的經驗，而上級壹有“新精神”，公社體制內的各級幹部與準幹部必定千方百計地展示其政治積極性，強迫農民改變種植方法，執行上級指令，往往造成農業生產的嚴重損失。筆者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壹九六〇年代初的壹個春天，我所在的大隊突然按照上級指示，在我家的房子裏高溫培育花生苗。其方法是用木頭與秫稭在屋子裏搭起壹層層的架子，架子上鋪上沙土，然後再擺上厚厚的壹層花生，點起煤爐子給花生加溫、加濕催芽。這是生產大隊的幹部努力爭當“科學種花生”先進典型的努力，當時的確風光壹時，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但這個“科學種花生”的實驗結果卻是我們村當年的花生全部絕收。這種政府對莊稼種植方式的直接政治幹預可謂曠古未聞。
   人民公社制度對人性的摧殘也是前所未有的。三年大饑饉時期，在許多省份，由於斷糧而出現了人吃人這種極端悲慘的局面。據淩誌軍的記述：有些地方發狂的人“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鳳陽縣（壹九六〇年）那壹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三起。趙夕珍和陳章英夫婦將自己的親生兒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剛好八歲。另壹個婦女吃的是已經死去的孩子，工作隊將這些人捆送公安局，說他們破壞社會主義。”[二八]這種人相食的情況，筆者家人就親歷過。壹九六〇年春，我父親坐火車去兗州買當時屬於稀缺品的鐵鍋，回程路過磁窯車站，從小販那裏買了幾個有點肉的水羅蔔丸子，吃時才發現，有壹個丸子裏竟有壹小截帶指甲的嬰兒小腳趾頭。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新宇二〇〇五年曾告訴筆者，他壹位要好的朋友當年差壹點被自己的父母煮了吃，當時都洗幹凈放到鍋裏開始煮了，但父母親又於心不忍、傷心哭泣，鄰居聞聲趕來才搭救了他。
   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政策不僅摧毀了農村傳統的社會關系，還激發了人的虐待欲望。毛賊東改造農村的第壹個舉措是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其實就是殘殺農村地方精英的過程。壹九四九年以前的鄉村精英，在土地改革中不是被殺害就是被劃成地主、富農及富裕中農，成為被管制對象[二九]，長期生活在其他社會成員的歧視中，喪失了起碼的做人的權利，毫無尊嚴。據本人親眼所見，他們可以被人隨心所欲地毆打辱罵，還要每周幾次到大隊部接受治保主任訓話，訓話時常被大隊“保衛”扇耳光，身上、臉上經常被打得黑壹塊紫壹塊。他們的子女也有相同遭遇。此外，被劃為地主、反革命等“五類分子”的人還得經常幹義務工，他們的子女則常被生產隊長派去做貧下中農出身的社員不願幹的臟活與累活。據筆者在家鄉的觀察，當時農村幾乎所有出身於“五類分子”家庭的男性婚姻適齡者都是光棍，得以結婚的人也只能通過“換親”，即用家中姐妹換來其他同類家庭的女子做配偶。這種政治歧視是中共與毛賊東帶給二〇世紀中國人的恥辱與悲哀。
   人民公社對中國農村文化的摧殘，其影響延續至今。盡管公社體制終結了，但那種對農民實行人身控制的遺風至今尚存，大多數鄉鎮幹部仍然認為自己是代上級政府“管民治民”，官民沖突時有發生。
   重建中國的農村，必須對人民公社體制帶給中國農村與農民的摧殘有深刻的反思。筆者以親歷佐證有關研究以成此文，算是本人對無數人民公社制度的受害者獻上壹柱香。

中共對農民的暴政

作者 陶渭熊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征糧、剿匪、減租、退押是被“解放”後最先開展的幾次政治運動。但是主流媒體在談論這些運動時，與實際情況往往多有出入。本文根據自己的親歷、親見，談談當時的具體情況。

關於征糧和剿匪

征糧是中共建國後的第壹件大事，因為共產黨幾百萬軍隊、幾百萬工作隊需要吃飯，大中小城鎮的糧價需要平抑，市場更需要穩定；何況其時南京、上海等地正鬧糧荒，中央決定在四川征糧30億斤（見《劉家駒絕筆》）。征糧工作的成敗關乎新生政權的鞏固。

按照主流媒體的說法，都說被“解放”後地主階級不甘心滅亡，他們組織武裝，勾結國民黨殘余勢力，抗糧不交，破壞征糧工作，對新生紅色政權進行瘋狂反撲，因此共產黨不得不組織武裝征糧工作隊，壹邊征糧壹邊剿匪。這是真的嗎？我認為至少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

1、征糧地區未剿匪，剿匪地區未征糧。以我故鄉川南為例，1949年11月下旬，解放軍從雲貴入川，家鄉遂被“解放”，新生政權迅速派出工作組接收各級政權。工作組利用過去的鄉保長和文書檔案資料掌握了田糧財產情況，在半個月內就開始了征糧工作。雖然征糧工作開展很旱，但此時國民黨殘余勢力已經從城市、鄉鎮周圍和交通要道沿線潰退，征糧工作就首先從這些地方開展；這些地區的地主，沒有膽量和能力進行反抗，征糧工作進行得還算順利，沒有進行剿匪的必要。但是，在那些遠離政權中心的邊遠地區、交通不便的山區、縣與縣、省與省的交界地區，還被國民黨的殘余勢力盤踞著。如四川省與貴州、雲南交界處的古藺縣，以及毗鄰的敘永、古宋等縣的邊遠地區，還存在為數不少的國民黨72軍殘部、內二警殘部、川南軍閥羅國熙殘部。這些地方共產黨的勢力尚未到達，無法征糧，主要任務是派部隊剿匪。所以說征糧地區未剿匪，剿匪地區未征糧。
當然，在壹些敵我交界，雙方形成拉鋸狀態的地區，如果遇到小股土匪，並有取勝把握的情況下，征糧工作隊還是要剿匪的。例如1950年5、6月間，征糧工作隊在離我家10裏遠處遇到5個反共救國軍也在征糧，遂開槍打死壹名，並將其耳朵割下來挑在槍尖上拿回小鎮示眾，其余土匪則望風逃躥。

2、向地主征糧很順利。那時的征糧工作分兩期進行，第壹期向地主征糧，50年春節之前完成任務，第二期向農民征糧，春節之後開展。

在被“解放”後大約半個月，新生政權就召集鄉紳和鄉保長開會，向他們發出了征糧通知。在會上，紳良們聽到了兩個新名詞：壹個叫地主，壹個叫剝削；他們自己就是地主，地主都是不勞而獲的剝削者，而剝削是有罪的，只有停止剝削，交出自己剝削所得，才能減輕罪惡……這樣的講話使每個地主都感到脖子上架著壹把無形的刀隨時威脅著他們。接著下達了交糧任務，大約給地主家每人留下500斤左右稻谷，其余全部上交政府。例如壹個五口之家，年收地租30石稻谷（約壹萬斤）的小地主，留下2500斤口糧，其余7500斤全部上交，即糧稅為75%；而收租100石以上的大地主們，則交得更多,高達90%以上！這樣的重課使每個地主都嚇得面如死灰，而又不敢反抗。有的地主迂腐愚昧，他們不知道國民黨氣數已盡，秋收後還按慣例向國民政府交清了公糧，此時又要向共產黨交糧，他們膽戰心驚地問：“已經交給國民政府的糧谷算不算數？”他們得到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算數。難道國民黨軍隊吃了的糧食，要從共產黨的倉庫裏開支嗎？”

此時已是12月中旬，離春節只有壹個多月。地主們哀聲嘆氣，誠惶誠恐，但想到脖子那把無形的刀，雖然極不情願，但還是乖乖地交清了公糧。在我的家鄉，第壹個完成交糧任務的地主是周漢宗。於是他受到表揚。在壹個趕場天，負責征糧的幹部範繼旺給周漢宗披紅戴花，鳴鑼開道大張旗鼓進行表彰，叫他站在高凳上發表講演，號召大家“勇躍交公糧，西藏臺灣早解放”。接著呂自謙、劉錦祥、孔仲容、鄧皇朝等地主也迅速完成了交糧任務，不過沒有披紅戴花，僅在區公所門前張榜表揚，說他們是“開明地主”。雖然這些人在不久後的鎮反、土改中殺的殺、關的關、（上述幾人中周漢宗判15年送新疆勞改，其余幾個都被鎮壓），但他們確曾戴過壹頂共產黨授予的廉價紅帽子。

由於地主們的積極配合，第壹期征糧任務在1950年春節到來之前如期完成。

還有壹種情況恐怕不為壹般人所知。對於確實無法完成公糧的地主，允許出賣土地換取糧食來完糧。我家就是壹例。因為1949年我家遭遇不少變故，虧空了糧食，實在無糧完稅。適縫此時父親被通知以開明地主身份參加敘永縣各界人士大會，會上父親請示當時縣軍管會主任（我沒有記錯的話，此人叫常勝，是解放軍的壹個團長）可不可以出賣土地來交清糧稅。得到肯定答復後父親變賣了壹處田產才完成了交糧任務。不知這種情況其他地方有沒有？

3、向農民征糧阻力很大。1949年以前，自耕農要向政府上交少量糧稅，而佃農只向地地主交租不向政府交糧。例如我家幺伯父陶興發，自耕30石田地，按古代30稅1的規則，每年上交1石公糧。而我家佃戶曾子林，顧有兩個長工幫其耕種，自己做耕牛買賣生易，其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遠在壹般農民，甚至壹般地主之上（後來劃為富農）。但他是佃農，從來不交糧稅。在1950年征糧時，這種情況被改變。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按照什麽比例向他們征糧，但我知道幺伯父從過去的1石（350斤左右）公糧變成3500斤，增加10倍。使他叫苦不已，每次工作隊上門催糧時他都軟拖硬抗不願交糧。而曾子林的辦法就是躲藏，叫他不能做主的老婆出面與工作隊周旋。當他終於被征糧工作隊截住無法躲藏的時候，他對工作隊說：“妳們憑什麽要我交糧？通知單都沒有壹張。”征糧工作隊長範繼旺拔出手槍對著他腦袋說：“妳要通知單，我壹槍打死妳狗日的！來！”這個山西佬被曾子林激怒後的表情，和分那壹口山西話，成為我等無聊少年長期摩仿取樂，至今還十分清晰。其他農戶，不管自耕農還是佃農，凡是富裕壹些，後來劃為中農以上成份的，都要承擔壹定的交糧任務。他們都覺得征糧太重難以完成；有的農民就用摻砂子、糠殼、發水之類手段進行抵制。征糧阻力很大。開始時，征糧工作隊進行說服教育，宣傳共產黨、毛主席是大救星，農民應該積極交糧支持人民政府……。但那時的農民還沒有被訓練成山呼萬歲的工具，對這樣說教反應冷淡，於是征糧工作組就強力催繳。所以那時的征糧工作隊員都背著槍，腰桿上別著繩索，對說服教育無效，抗糧不交的，捆到區公所進行“教育”；對於在公糧中摻砂子、糠殼、發水的更不饒恕。這就是《劉家駒絕筆》中所說的“武裝奪糧”。

以上說明，中共建國初期征糧的工作重點和主要對象，是農民而不是地主；武裝征糧工作隊，正是向農民征糧而建立起來的。

4、農民擁有的糧食是巨大的糧源。

長期以來都認為，“中國70—80%的土地集中在只占人口百分之幾的地主手裏”，因此“向地主征糧”就順理成章成為社會的共識。但是近年來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這種長期固化在人們頭腦裏的土地占有情況，和實際情況相距太大。隨便舉幾個例子：
1932年國民政府內務部對17個省869個縣調查，地主占有土地為38%；
1934年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對22省調查，地主占有土地為46%；
1949年中南軍政委員會對6省97縣100多個鄉調查，地主占有土地為41%；
1988年國家統計局對當年土改檔案綜合推算，土改前地主占有土地為38%……
以上資料說明，地主占有的土地不是70—80%，而僅40%左右。試想壹想，那時的中共，在經濟極其困難，糧食十分短缺的情況下，難道只向占有土地僅40%左右的地主征糧，而放棄60%的糧源嗎？中共不會如此顢酐吧？

在我們的意識中，佃農受盡了地主的殘酷剝削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難道共產黨還要向他們征糧？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佃農在向地主租佃田地時，主佃雙方是在平等基礎上談判、協商、簽約的。在我們四川，壹般是按田地的常年產量5：5對開的，即雙方各得壹半。這是指主產物水稻而言，田邊地角的旱地，如果不是太多，由佃戶種蔬菜、飼料、雜糧、薯類，不計租金；山上的柴薪，除成材的大樹之外，其余雚叢可砍伐也不計租金。所以佃戶並不像宣傳中那樣貧窮得接不開鍋蓋無法生存下去，比被“解放”後的統購統銷時代，合作化時代，大躍進公共食堂時代的生活要好過得多，至少不會被告餓死。其實道理很簡單，如果佃戶都被壓迫剝削得無法生存，他們還要發揚雷鋒精神繼續讓地主剝削嗎？所以如果壹戶佃農租種30石地租的田地，向地主交租後，他也能有30石稻谷的收入，甚至還多壹些。他們的生活還是比較富裕的，共產黨征糧的時候，豈能“冷落”他們？不然的話，四川省30億斤的征糧任務怎能完成？


減租是個偽命題

四川省1949年末被“解放”，隨即開展征糧剿匪，並沒有進行減租。

1950年春夏，主要任務是征糧剿匪，也沒有開展減租運動。到了1950冬天，雖然宣傳上說開展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運動，但實際上沒有減租運動。為什麽？因為1950年夏秋季節水稻還沒有收獲的時候，共產黨就下發通知，不準地主再向佃戶收壹粒糧食。過去由地主收的糧食，令佃戶全部上交給政府。也就是說，共產黨代替了地主向農民收糧。既然不準地主收租，他拿什麽來減租？

翻開歷史，知道共產黨的減租政策，只存在於國共合作的抗日時期，是壹種妥協的權宜之計。以打倒地主為目的的共產黨，掌權之後豈能允許地主收租之後再“減租”？所以，解放初期並不存在減租運動。

要“減租”就要允許地主“收租”。不管減多少，減壹半，三分之二，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地主總會收幾粒吧？他們壹定會高呼共產黨萬歲！

所以說四川根本沒有減租這項政治運動。

            
押金沒有退還給佃農

如果說減租只是壹個虛擬的運動，那麽退押則是實實在在的。因為1950年秋天，共產黨向廣大農村派遣了大量工作隊開展退押運動，幫助農民退回了“被殘酷剝削的押金”；並由此開始了對地主財物的全面清算、洗劫。這裏需要說明幾個問題：

1、押金是不是剝削？回答是否定的。前面說過，地主與佃農是在自願平等基礎上通過協商達成協議建立的租佃關系，是壹種合同關系。為了保證合同的履行，防止佃戶棄耕、惰耕、逃逸等現象發生，地主向佃戶收取壹定數量的押金，即是合同保證金，這在古往今來的任何合同關系中，都是正當行為；當租佃關系解除的時候，押金會如數退還給佃農的。所以收取押金與剝削毫無關系。何況有的地主對有些佃戶並沒有收取押金。例如壹些地主對管理果樹的佃戶，因為沒有棄耕、撩荒土地的可能，就沒的收取押金，這是在退押運動中得到證實的。

2、押金是要生利息的，地主每年都要向佃戶支付壹定數量的利息。記得我小時候，到了收租的季節，父親都是委托在我們家長大的堂兄陶正剛收租。陶正剛都要問父親：“扣多少？”父親說：“還是老辦法。”這裏說的“扣多少”，就是指佃戶在上交的租金（稻谷）中扣除多少押金利息。當時我尚年幼，不知道究竟扣多少，但確有支付押金利息的事實。後來我的好友廖鴻昌先生也證實了此事。廖先生老家是川西平原的壹戶佃農，他父親在世時曾向他談過此事。學者高王淩在《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壹書中，也有地主在收租時扣除押金利息的記載。

3、押金沒有退還給佃戶。如前所述，1950年冬天開展退押運動時，已不準地主收租，斷絕了經濟來源的地主，他們沒有現金退押，只有強迫他們交出黃金白銀、金銀手飾、玉器珠寶和壹切值錢的東西（過去農民交的押金主要是銀子、銀圓，壹般都不是鈔票）。此時又清算地主的所謂“剝削賬”：我幫地主做工、送禮，壹年多少，十年是多少，二十年三十年是多少……是壹個還不清的無底洞。目的是進壹步擠壓出地主的所有金銀財寶。而這些東西，是共產黨增加國庫儲備，穩定金融秩序的重要物資，絕對不會讓它流散在民間。共產黨非常重視退押運動，不惜動用肉刑折磨地主逼迫交出金銀財寶，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地主退押退出的銀錠、銀元，不會退給農民；也沒有按壹定的折價返還給農民，而是全部收歸國庫。佃農沒有在退押運動中退回自己的押金。

4、補償農民損失的辦法——瓜分地主財物。農民沒有退回押金，政府怎樣補償農民的損失呢？那就是慫恿農民去沒收地主的財物。於是退押運動演變成壹場對地主財物大規模地、徹底幹凈地、無法無天、所欲為的大洗劫：衣物、鋪蓋、蚊帳、布匹、桌凳、床櫃、碗筷、器皿、刀剪鉗鏟、壇壇罐罐、乃至電筒、鏡子之類的生活用品……只要主力軍看得上眼的，都可以任意沒收，然後“瓜分勝利果實”。不過在瓜分“勝利果實”時，是要排座次分等級的：首先是村長和農會主席、其次是各位委員，再次才是雇農、貧農。所以退押後的村長、農會主席家裏煥然壹新，比地主家還齊全。貧顧農分到的不過壹些破爛。而中農，即使從前交過押金，也不要想沾光。

專制壓迫

作者 顏智華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共建立至今已經100年。[1]中國百年共產主義運動就是由若幹政治運動前後銜接所構成的壹部歷史，即中共黨史。依據唯物史觀，由官方組織或者依據官方政治調子寫就的黨史，從政治本質上看是虛假的，從歷史敘事上看是片面的，從立論上看是政治利己主義的，從論點與論據的邏輯上看是脫節的。這種現象是壹黨專政下輿論壹律[2]的必然。這些年在黨史之外，官方或者有官方背景的機構又組織編寫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稱國史。從某些代表性著述看，主要敘事大多還是中共高層的政治決策、決策分歧與紛爭、政策推行實施的過程等內容，稱其為中共治國史更確切。不論黨史國史，都很少把視角放低，著眼於共產主義運動百年漫長歲月中社會底層億萬國民特別是農民階層的社會生活史，苦難史，血淚史，命運史。另外，不少研究者從較單壹的傳統社會學角度去敘述中共政權統治下的農村農民的生活狀況，活動軌跡，忽視了中國共產專制社會是壹個“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3]，同時把這個專政“落實到社會基層”[4]的高度專制化的社會，幾乎不存在壹個民間社會空間。社會生活的所有側面和層面無壹遺漏地被高度政治化了，包括個人私生活在內。[5]作者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史就是壹部政治史，迫害史，掠奪史。這種政治迫害的普遍性和殘酷性；經濟掠奪的全面性和嚴重性是沒有歷史先例的。編寫共運史不寫出它對億萬民眾的迫害、掠奪的歷史，就是完全虛偽虛假的了。與官方編修黨史國史相對，民間學人應該編寫壹部百年共產主義運動真實的歷史。本文就是從這個政治歷史角度寫就的以真實歷史敘事作為論據的壹篇學術論文。為百年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編寫添磚加瓦，盡微薄之力。
概念約定。凡研究討論問題，需要概念約定。
共產黨政權或者以國家名義的土改，作為整個共產革命歷程的階段性政治操作。與古今中外歷史上其它形態社會的土地政策、土地權利歸屬等問題變革有本質上的區別，不能同日而語。本文所指是共產黨建國前在北方解放區的土改和建國後在南方的土改。之前在蘇區的“打土豪分田地”也是土改運動歷史之組成部分。
關於土地革命與土改運動。中共黨史把1927年國共分道揚鑣到1937年“國共合作建立抗日統壹戰線”為止的十年稱為土地革命時期，內容概括為建立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打土豪分田地等三項基本內容。土地所有制變革只是土地革命的內容的壹個組成部分。抗戰時期，毛澤東在延安閑暇之余，寫就了《新民主主義論》，是為之後中共黨史對中共革命階段性理論定性和時間段劃分的政治理論依據。依據黨史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定性和階段劃分，從蘇區開始，後來北方解放區土改和建國後的南方土改，沒有政治層面上的本質區別，三個時期的土改都不是單純的生產資料所有或者使用權屬方面的單純的經濟制度變革，而是完全服從於共產革命政治的，也是為共產革命籌集物力和人力資源的壹種權謀之計劃，完全服從於政治。在建國前，是為武裝奪取政權服務的。建國後是為鞏固共產黨專政服務的，只是實現土地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化的壹個過渡措施，所謂土地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實際是共產黨黨有制度。所謂“有了政權就有了壹切……”。[6]不論從歷史的或者從社會的或者從經濟等學科角度，共產國家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實質上都是黨有制。對經濟資源從屬的法規制定與解釋權、控制權、管理權、經營權、產品（包括利潤）分配權等都為共產黨。作為共產主義運動進程中壹個環節的土改，它是與黨史教科書上宣稱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宣示之間沒有正面關系的社會變革行為，更非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為目的的社會革命。從俯瞰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的高度；以人道主義價值標準；依據現代政治文明的理念等，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的土改運動，都是沒有任何正當性和正義性的。也違反法理的。就是借用馬克思以生產力作為價值判斷標準，共產黨的土改也完全是破壞生產力和阻礙生產力進步與發展的，這是經過包括蘇聯在內的整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以中共為代表的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狀況所證實了的歷史結論。對於北方解放區土改，這些年來有很多文章著述解開了它的真相，揭穿了黨史教科書中的謊言。建國後南方的土改運動時間離我們更近，揭露真相的文章著述更多。
共產黨的土改，無論暴力與非暴力都是應該全盤否定的。



土改情結。本文所指的土改情結，是作者在撰寫1959-1962年4年大饑荒期間的專題史[7]過程中發現的在共產黨幹部中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壹種政治價值觀，思想方法論。壹種殘暴的鎮壓手段和經濟掠奪模式。蘇共進行的共產主義運動所需的物力人力資源主要依賴於對農民的掠奪，中共更是如此。先在蘇區後來在北方解放區對農民階層的強征暴斂是中共政權的最主要最穩定的維持生計的衣食來源。在抗戰結束後，特別是在關內解放區，單靠對農民和工商業者的稅收是完全不足以維持和支撐與國民黨爭奪江山的戰爭的需要的。於是，在解放區進行土改（包括整黨）運動，就成為中共獲取包括物資、兵員（包括民夫）和制造有利於共產黨的社會政治氛圍的手段。在當時，除與國民黨的戰爭外，共產黨主要的精力都是集中使用在土改運動上面的。從壹個側面說，土改運動是支撐共產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法寶”之壹。[8]大饑荒期間整個南方地區農村的區委以上，縣委科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大多是從北方解放區南下的，他們在北方直接參與、經歷過血腥殘暴的土改運動。之後又領導、指揮、參與了南方所接管地方的土改（鎮反）運動，也是暴力血腥。南下的這批地方幹部，先後參與經歷的這兩次土改運動，構成了他們人生最難忘、最驚心動魄、也是他們第壹次最有成就感的歷史記憶和政治功勛。他們在南下前夕，不過是村裏、鄉裏、區裏的幹部或者政治積極分子，很少數是縣裏的幹部。大饑荒中南方地區的區、公社壹級幹部大都是本地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和南下幹部壹樣是既得利益者。上述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生活層級的、心理的要素構成了他們對土改運動的認同，熱衷，熱情與眷戀。謂之土改情結。和毛澤東眷戀階級鬥爭壹樣，“階級鬥爭壹抓就靈。”[9]土改情結就是共產黨階級鬥爭情結，整人害人（包括財產掠奪）情結。
土改情結貫穿於中共建國後的所有政治運動。
壹、四川涪陵的土改運動與鎮反
據中共黨史編纂的整體構架，建國後土改運動是納入“鞏固新中國國家政權”的革命階段性主題框架中的。包括征糧、剿匪、建政、減租退押、反霸、鎮反、土改等多項任務與環節，各個任務有先後當然也有交叉重合。壹般都稱為土改運動，特別在民間的記憶中。
1、“剿匪到那裏征糧到那裏。”1949年底，中共二野中兩個兵團、華野壹個兵團及四野兩個軍三面進入四川，沒有遇到國民黨軍有效抵抗，數十萬國軍退縮成都後宣布起義，四川實際上類似和平解放。尾隨野戰軍的是事先組建的各級地方政權的接管幹部班子。軍政人員約30多萬。沿途又招兵買馬，組建地方軍政機構，總人數達到約四、五十萬。還有等待收編或者遣散的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等。需要給養的總人數約60萬以上。當年（1849）民國四川各級政府農業實物稅大部分沒有征收，糧庫空空。因此，征糧成為共產黨入川後的首要工作，當務之急。征糧的對象首先是地主，地主家中大都無多余糧食，佃戶普遍拖欠或者少交了地租。征糧對象更多的是非地主農戶。考量到政治合法性，共產黨政權以“借糧”或者抵扣次年（1950年）農業稅收的說辭向農民要糧食。引起了農民階層的普遍反感與抗拒。對“抗糧”不交的地主，征糧工作隊采取捉、關、逼、搜等強制手段，也允許以其它物資抵充糧食。如內江地區可以用糖折抵糧食。所謂“土匪暴動”，多是國民黨鄉村舊軍政人員利用民怨抗糧、搶走征收的公糧、打砸共產黨鄉鎮政權，襲擊征糧工作隊等活動。征糧工作隊同時是武裝工作隊。剿匪和征糧成為壹項工作的兩個側面。江津地委提出“剿匪到那裏就征糧到那裏……”的工作指導方針。類似武裝搶糧。在整個雲、貴、川三省，都是這種征糧模式。其實從1928年初的湘南暴動開始，共產黨在遊擊區都是用這種模式籌集糧草。
2、土改運動。
（1）涪陵縣殺了多少人？
涪陵縣為涪陵地委機關所在地，土改運動比其它縣先行壹步。除包括興隆鄉在內的兩、三個鄉作為地委、縣委的土改試點鄉而提前開展外，整個面上是從1951年1月開始的。
根據中共涪陵縣委1951年6月8日《關於鎮壓反革命給中央的報告》中記載：涪陵縣在土改運動的前期和中期（截止1951年6月8日前）共計殺了反革命3,561人。

根據上面的統計表：按當時全縣總人口972，491人計算，死刑占總人口的3.66‰。如按照當時全縣92個鄉[11]平均每個鄉殺人38.7個，如按照當時895個保[12]（相當於人民公社化時期的管區或者大隊）計算，平均每保殺人3.98個。這還不包括之後（運動後期）殺的人。可謂村村流血，殺人如麻。
還搞突擊殺人，涪陵縣從1950年9月—1951年2月上半月的近半年中，“結合中心任務……全縣鎮壓了323人”。“鎮壓結果群眾較前滿意，齊聲叫好……但由於鎮壓（對象）的標準（定得）過高：要首惡具備、要解放前無惡不作血債多、解放後直接參加暴動。惡霸（也是鎮壓對象）條件（指定性標準）（要）條條具備才算惡霸。（另外）個別幹部的右傾思想仍然嚴重存在。（因此）形成鎮壓不嚴，不及時，配合不上運動……”。
（1951年）“2月底，縣委研究了彭真同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報告和中央人民政府鎮壓反革命分子條例及上級指示後，分別召集了治安員和區書（農村區委書記）會議進行自上而下的檢查與布置，（對）犯嚴重右傾的兩個區書，調動了工作。（然後）又逮捕了壹大批，各分庭和區政府（指農村的各個區法庭和區政府設立的臨時監獄）都裝（裝：關押）得滿滿的。……群眾卷入鎮反高潮，到處搜山捕人犯，自動的到重慶、陜西、南鄭、漢口、貴州捕捉，造成壹片殺聲叫好聲。……群眾生長了斬草除根的思想，反對判徒刑，對已判徒刑者再三請求，重判死刑，並與他村他人作比較。區幹部左的情緒隨著群運的開展而滋長喜歡集體殺人，十三區（後劃歸墊江縣管轄）有壹個鄉在追反鬥爭中，壹天殺了三十個人。收集材料馬虎片面的聽取反映，不加研究整理，便送上呈批，縣委領導上把鎮壓單純的理解為殺人，重殺不重關管，認為‘判徒刑是增加國家負擔，浪費公糧’，“留作（著）反革命分子和地主作惡終是禍根，特別是朝鮮戰爭形勢如有變化更加麻煩，不如殺了痛快’，因此表現草率批條。（又）因（川東）區黨委四月十五號前要從（涪陵）地委收回殺人權，五月上旬地委（又）要集中（農村）區以上幹部整風（開會），（因此）怕各區所關（押）的案犯出亂子；怕（川東）區黨委離得遠（機關在重慶北碚區），批的不及時（指殺人審批時間延遲）。（於是，縣委）連夜突擊積案，只看罪狀不看名字，壹夜批了二百多案子，趕工鎮壓壹批，殺人來不及出布告，把所殺人犯的罪狀寫錯，張冠李戴或把名字寫錯，已批準殺的人到執行的時候，未抓起來。……三、四兩月份共殺了二千七百三十二人（2,732人），占全縣總鎮壓數的百分之七十七（77%）”。同時“三、四兩月份全縣地主自殺的有192人”。[13]
如按照兩個月共60天計算，涪陵縣在這60天中，平均每天殺人45.53個、自殺3.2個。血可以匯成河，屍體可以堆成山。殺人確實如麻。
①從“右傾土改”試點與“血流成河”的土改復查——涪陵縣興隆鄉案例。
根據參加過涪陵專署土改試點工作隊小組長的張亞賢先生告訴作者：
在土改運動全面開展前，涪陵專署土改工作隊率先搞的試點，時間大約是從1950年11月開始到1951年1月底（春節前）結束。由時任副專員趙壹川帶隊，隊長是南下幹部王瑞祥，副隊長是本地的地下黨幹部周某某。“該鄉土改（試點）運動中就殺了大地主郭鳳陽壹人，張亞賢負責的第六、七、八村也未有被判刑勞改的，但被鬥爭的地主很多。殺人少的原因是該鄉不是土匪窩子，參加暴動的人少”。
從1951年2月開始，糾正土改運動中的右傾。據在土改運動時候參加工作的兩名本地幹部撰文[14]說：1951年5月，工作隊又進駐興隆鄉搞土改復查，壹次就“鬥爭100多人，判刑32人，其中有死刑16人，興隆鄉惠民村就有5名死刑犯”。那為何在幾個月後又搞復查，並屠殺16人呢？“工作隊轉移到其它鄉（松蔭鄉）去後，封建地主、惡霸土豪等反革命分子，瘋狂地起來反攻倒算。他們造謠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快要打起來了，共產黨的天下不長久了’。如興隆鄉藺家壩原住藺家寨的地主藺吉雲，將分給農民的耕牛、農具、磨子和其它衣物都追了回去。還威脅農民積極分子”。於是，“地委縣委決定對堡子、興隆兩鄉土改運動進行復查”。
這興隆鄉裏在土改復查中被壹次槍斃的16名地主是否曾對土改運動搞過“瘋狂反攻倒算”？地主藺吉雲是否真的將分給農民的耕牛、農具、磨子和其它衣物都追了回去？根據筆者調查，這純屬子虛烏有。首先，興隆鄉的土改（試點）運動結束於1951年1月底，而從1951年1月開始到同年4月份正是涪陵縣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的高峰期，也是鎮反殺人的高峰期，與興隆鄉相鄰的各鄉村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正殺聲壹片，血濺四方。興隆鄉的地主們誠惶誠恐不及，誰還敢對剛結束的土改運動反攻倒算？其次，這興隆鄉裏地主是不餵養耕牛的（耕田所用耕牛由佃戶自行解決），只有富農才餵養耕牛，這藺吉雲家中也沒有餵養耕牛。其三，這藺吉雲雖然有約100擔田產，但他為人和善，也未擔任過鄉長保長等偽職。用中共當時的政治術語說，藺吉雲非“地主階級當權派”，也無劣跡。土改復查運動槍斃他，給加的罪名是“私藏槍支不交”和“組織過土匪暴動”（與藺吉雲同村的退休小學教師劉廷福接受作者調查語。劉廷福土改運動時年30歲）。其實，在該鄉土改復查之前的土改運動（試點）時，就已經搞了清匪反霸的，該殺的也殺了，該關的也關了，不可能還有“漏網”的土匪頭頭。但是，後來土改復查工作隊壹次屠殺就是16人，還勞改16人，這實際是對三個月前結束的由行署工作隊搞的“右傾土改”的否定，復查工作隊是有備而來的，專為殺人而來的。所謂地主“瘋狂反攻倒算”，只是編造的口實。
鄧小平為反右傾，杜撰地主“殺狗釘刀”。其實在這興隆鄉土改復查兩個多月之前，即1951年2月20日鄧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的《報告》[15]中就杜撰了地主“殺狗釘刀”，反抗運動的故事，為反土改運動中的右傾提供依據。“在川北壹個典型試驗鄉，地主殺了壹條狗丟在村幹部家門前，還把刀釘在門上，來嚇唬村幹部”。有何根據說“殺狗釘刀”這個故事是杜撰（或者是幹部嫁禍於人）的呢？解鈴還須系鈴人，讓鄧小平自己來回答吧。首先，發生地主“殺狗釘刀”這事的是壹個“典型試驗鄉”，所謂“典型試驗鄉”，就是由縣委、地委或者川北區黨委頭頭們親自出馬過問的，土改工作隊人馬配備充分齊備（都帶槍）“大軍壓境”，地主們如驚弓之鳥，還敢“殺狗釘刀？”再則，運動中，城鄉都處於“武裝戒嚴”狀態，村級政權組織機構強勢有力，“有農會主任、副主任、村長、組織委員、青年委員、生產委員、婦女委員、武裝隊長等。大村發槍二、三十支（民兵），小村發槍10支（民兵），每槍子彈5發。[16]地主被嚴加監視（重點對象要拘禁）。所以，即使出現“殺狗釘刀”，多是嫁禍於人的假案。
張亞賢先生認為：後來土改殺人，主要在於朝鮮戰爭爆發，需要穩定後方。和毛澤東當時的想法壹樣。
③如果說南下幹部的土改情結始於老家進行過的北方土改，而南方本地幹部的土改情結則是參與本地土改運動鑄就的。
“當時上級已經指示槍斃人犯不準敲沙罐[17]，只準打背心。16名死刑犯每隔約兩公尺並排跪在地上，安排16名民兵按號令同時開槍，只有壹名叫劉國貞的女民兵壹槍打中死刑犯的背心立即斃命，其它男民兵都未打準而死刑犯不死，又采取補充措施……”。“有壹名槍手在拉槍栓時，三八式步槍的子彈退出了槍堂掉到地上，為了跟上統壹開槍的號令，這槍手忘記了不打腦殼的指示，壹槍把面前的人犯的頭蓋打翻了，腦花與鮮血噴濺……”。“打中人犯胸部壹槍斃命的女民兵劉國貞因此受到地、縣、區委的表揚，並安排到鴨江區工作（當幹部）”。[18]
中國傳統社會，壹般女性本是溫柔善良賢惠富於同情心的。西方社會，女性被賦予聖潔和天使的光環，“白衣天使”往往出現在殺戮的戰場救死扶傷；死刑犯刑前也受到“神”的關懷。“壹槍打中死刑犯的背心（使其）立即斃命”的涪陵縣興隆鄉女民兵劉國貞，殺人時方寸不亂，真如後來毛澤東所賦詩歌“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中國特別是農村，重男輕女。讓壹名青年婦女充當劊子手殺人，不知是縣委工作隊刻意安排還是這名婦女主動請纓？不過在劉國貞充當劊子手前，鄧小平就宣揚和誇獎（土改運動中）“婦女往往站在最前面。四川婦女勇敢、會說話，現在已經出現了壹些婦女鄉長和區長”。[19]筆者翻閱涪陵縣委組織史資料，從農業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農村裏公社和區級政權裏面，壹般都有婦女擔任副職，運動中整人的兇狠多數不亞於男性幹部。在1959年—1960年反右傾且時值大饑荒中，涪陵縣榮桂公社雙桂大隊支部書記熊某（女），還組織了由7名年輕姑娘組成的鬥爭小組，專事搜查、批鬥、充當打手。人稱“七姊妹”。這女支部書記和丈夫（大隊民兵連長）權傾壹方。在之後的（糾左）整風整社運動中，由於民憤大而被批判的社、隊女幹部不少。
④涪陵縣清溪區土改運動殺人。作者的壹位表哥周家德目睹了清溪區壹次殺人場面。壹次“殺幾十人。清溪場上槍斃20幾個，在河（長江）邊。有個民兵扣動扳機時手發抖，壹槍沒有打準。死刑犯扭過頭說：兄弟，瞄準點耶。後來是壹個穿軍服的把槍拿過去打的。壹個七、八十歲的（死刑犯）走不動路，用滑桿（類似轎子）擡回平安（鄉）打的。”[20]時任該區公安員的何家捷先生接受作者調查：“羅雲（鄉）壹次殺了十幾個，那裏有壹個暴動。” “和興鄉槍斃人打腦殼，腦花四濺。圍觀老百姓很恐怖，影響不好。後來叫民兵打胸部……。”這事在8年後1959年底縣委反右傾運動，批鬥已經擔任縣檢察院副檢察長的何家捷，還舊事重提算老帳，說他“同情惡霸地主，槍斃不打腦殼打胸部”。[21]
清溪區委上報縣委審批的死刑名單中，有壹人的姓名欄目裏填寫的“鐵腦殼”，罪名是“慣匪”。看來區委連要判處死刑的人的姓名都沒有問清楚。
⑤“赭衣塞道，囹圄成市。各鄉各村抓捕的人犯都送區公所關押，判徒刑者再送縣公安局關押。由於監獄無囚衣、囚被壹類生活物品，公安局還發文件，要求各區把已經處死犯人遺留的被褥集中送公安局，物品再利用。監獄人滿為患，疾病死亡率很高。據作者舅舅說，他的爸爸（作者外公）秦紹修就是死在涪陵專署監獄裏。被抓時已經50多歲，村農會幹部整他的把柄是其當過保長（解放前3年任職，按照共產黨政策不屬於反革命）。秦紹修入獄是遭村農會幹部公報私仇，據知情的鄉鄰說，起因是兩家因小事發生過口角。秦紹修是由豐都縣押送到涪陵專署監獄的，如果不死不知還要押送何處去勞改？
⑥公報私仇的典型案例。私仇公報，還要“斬草除根”，殺了哥哥還要殺其弟弟。涪陵縣藺市區五馬鄉萬松村村長鄧某，本是殺豬匠，土改運動中當了村長。首先對同村農民周海榮私仇公報，周海榮曾和這村長鄧某的妻子通奸，鄧某就抓住周海榮參加過土匪暴動的把柄，讓鄉政府和土改工作隊把周海榮列入死刑名單上報，槍斃了。斬草要除根，鄧某又捏造編織罪名，報請上級判處了周海榮的弟弟周榮祿（19歲）死刑，且密而不宣；當在五馬鄉場上召開公審（殺人）大會，工作隊宣布提審周榮祿時，本村的群眾才得知要殺的反革命中有周榮祿，於是在會場上高聲喧嘩起來，整個會場隨著轟動，還有人大聲呼叫：“周榮祿不該殺，我們要擔保……”。“土改工作隊副隊長王宗瑜立刻叫我（該鄉幹部張旭良）和桂質卿鄉長到群眾中了解壹下。……”。“我將（了解的）情況匯報給王副隊長後，王副隊長深入群眾中核實，立即采取措施，吩咐我把布告寫過，當天只鎮壓（大惡霸地主）祖治軒壹人，將周榮祿立即交與該村處理，由他們取保領回”。
（2）涪陵縣世忠鄉鄧家壩村（人民公社化時期叫曙光管區）
土改運動劃階級成分，鎮壓“階級敵人”簡況
①土改時全村基本情況
解放前叫世忠鄉第四保，解放後因全村範圍內有壹壩子叫鄧家壩而取名鄧家村。土改運動時全村人口：250多戶，田土合計1，500多畝（水田1，042畝，土500畝）。每戶平均有田土約6畝。
1951年土改，本村劃地主9戶（田地在鄧家村的外鄉地主壹戶不計算在內）。富農2戶。
②鎮反殺人與勞改人數：槍斃9人。槍斃的9人是：
石炳成（解放前死）家，劃地主成分。石家有田、土共計100余擔並出租。收實物地租：（稻谷）32擔，稻谷壹擔為350斤，32擔即11，200斤，如加工成大米有8，800斤；另收租有包谷不多（因包谷產量低）。
石炳成有五個兒子，未分家，即五個兒子尚未對父親這筆遺產進行分割。其中四個兒子在外當官（國民黨軍隊），還有壹個叫石國基的兒子當本鄉鄉長。
石家有兩弟兄被殺。
ⅰ石國基，解放前曾任本鄉鄉長，參加中共地下黨，涪陵剛解放時，中共新政權初來乍到，中共地下黨當然是依靠對象，石國基成為中共征糧隊成員，鞍前馬後協助中共征糧征物，非常積極。中共新政權先是平息了武裝土匪叛亂，緊接著清匪反霸，然後鎮反和土改，但這石國基還是未逃過鎮反與土改運動這壹關。石國基被殺的罪狀據說他是“十人黨”成員，這“十人黨”是由十個人組成的“反對中共的地下反革命組織”。
ⅱ石成基，本在外當過團長，不知是何原因，剛解放時回家鄉，被鎮壓。
另外3個兒子壹直在外至今未回過家鄉。
ⅲ況繼余，有子女五、六人。家有田土60擔。況繼余在鎮反土改運動中被槍斃。解放前未擔任過任何職務，未當過土匪，未搶過人（搶人：指搶劫、偷竊等）。
ⅳ周春和，有田地幾十擔，鄉村醫生，且醫術高明。是鄉村民間壹個自發性求神拜佛小團體“觀音會”的頭頭，未做過壞事。槍斃。僅《涪陵市誌》記載，在鎮反運動中被取締鎮壓的反動會道門組織有6個。
ⅴ周習光，家有田土十幾擔，當過保長，拉壯丁（即征兵）時以權謀私，民憤大。槍斃。
ⅵ周某某（周習光的親兄弟），鄉村醫生，小地主而已，也當過保長。槍斃。
ⅶ李伯其，成分不是地主，國民黨政府中的舊人員。槍斃。
ⅷ孫根倫，寺院地主，位於本村的蔭嘴寺（佛寺）的主持和尚，寺院共有和尚五、六人。有田土100多擔，收地租56擔（稻谷）。還招有佃客（又叫田客、土客，即雇工）。孫根倫擔任佛教協會會長，未做過壞事。該寺香火很旺，農閑時節燒香求佛的人非常多，特別是在春節前後熱鬧非凡。燒香求佛者不需送任何錢物，只點上壹柱香即可。孫根倫出門坐滑竿。據說暗中養有妻妾。槍斃。
ⅸ舒世超，有田土不多，只幾十擔，本鄉鄉長。有幾個兒子，其中有在外當官的，在家中的壹個兒子搶過人（搶劫）。舒世超聽信中共《向西南地區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的四項忠告》，轉而擁護中共。繼續履行鄉長職責，維持本鄉秩序，參加征糧工作，鞍前馬後很積極，不曾想到共產黨會殺他。結果在土改運動中殺第二批時被槍斃（潘克勤原話：“打的第二批”）。槍斃時50幾歲。舒世超認為共產黨不會殺他，因為這《向西南地區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的四項忠告》是由中共西南黨政軍的兩位最高大員鄧小平和劉伯承簽署的。但他不知道也不會懂得中共的整個革命戰略部署和策略：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叫做“剝皮要壹層層地剝，先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再打擊壹般主要的敵人，最後再做到消滅階級的敵人”
250余戶人家的鄧家村，土改運動中有7家共9人被殺。筆者在調查時問：“象況繼余雖然是地主，有田土60擔，但全家人口六、七個，人均土地也就10擔左右。壹年的主要收入（實物地租）也就不到10，000斤大米，人均不到2，000斤。又未欺壓百姓，未做過壞事。那殺他的罪名是什麽？”潘克勤答：“地主嘛！有錢。大家說該殺就殺了。”又問：“周春和是醫生，且醫術高明，又未做過壞事，又為啥槍斃？”潘克勤答：“他是觀音會的頭頭，搞封建迷信活動的。主要是這個……。那陣（當時）法庭就（設）在我們村上，只要有人說殺，就殺了……。”
判刑勞改壹人：“夏某某（潘克勤壹時想不起名字），國民黨軍隊傷員，手掌被炸斷壹只，據說是坦克部隊軍官，有點文化。解放前夕回鄉務農，佃中農（佃中農：即自己無田地，租種地主的田地，但生活好於貧農，即劃此成分）。土改運動中晚上裝鬼叫，嚇唬在村公所（農會）裏值班的民兵，使其害怕不敢晚上值班。以此定罪為搞破壞，判刑勞改。刑滿釋放後回村，熬到上世紀90年代才死去。”
未計入本村9名地主成分的還有壹外鄉（黃旗鄉）農戶，在鄧家村有田地，其地主成分由居住地劃定，其田地由鄧家村分配。
富農2戶：其中壹戶有田土60擔。這戶富農的土地面積和收入遠遠高於涪陵地區土改運動中所劃的地主、富農中的多數，實際上涪陵地區被中共劃成地主、富農成分的農戶中，在解放前多數都過著糠菜半年糧的艱苦生活。“自己下田勞動，不算地主，定富農成分”。潘克勤說。
小塊土地出租（成分）壹戶。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中規定：家中人均田土面積未達到地主標準，但出租給別人種的，即劃為此成分，政治上享受上中農待遇。
劃中農成分的農戶：占全村總戶數（約）50%；其中自耕中農20%、佃中農30%，“土改運動開始時準備劃有‘下中農’成分壹個檔次，但到最後確定成分時未采取，只分為‘自耕中農’與‘佃中農’兩個檔次”。潘克勤說。
劃貧農成分：占全村總戶數（約）40%多。（貧農分為“自貧”與“赤貧”兩個層次。“自貧”即自己有少量土地，有房屋；“赤貧”即完全無土地和房屋）。
該村土改運動分配土地情況
潘克勤家情況：潘克勤，男，生於1917年，鄧家壩村人。解放前在長江上當（木）船工約10年，解放時回村，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貧農（赤貧）。中共涪陵地委第壹個示範農業合作社——曙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土改運動時家有三人（兩成年人壹幼子），分得田土2畝6分（水田1畝1分、土1畝5分），（幼子未享受成年人待遇）。
貧農分得好田好土好房屋，地主分配給瞥（pie）田地和茅草房。
由於本村分配後還有壹點余地，分配給了由外村遷來的幾家農戶。
（2004-06-27筆者二訪潘克勤於鄧家村家中）



作者：涪陵縣的土改、鎮反運動，所殺人數（死刑）約占總人口數的4‰以上，遠遠超過毛澤東事先規定的“……敵情嚴重的地區，可以達到1‰，個別地區可以突破，但不應超過1.5‰的比例”。至於全國殺了多少人，據毛澤東自己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來自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的壹份報告中說：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人262萬余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關了1,290,000余名，先後管制了1,200,000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0,000名。
以被殺71.2萬這個數目，按照當時全國人口5億計算，比例達到了1.24‰.超過他事先預計的平均殺人比例在1‰的水平線。[22]這個百分比是按照5億人口計算，是不正確的。中共建國後的南方土改地區的總人口，只有3億多，由此計算，死刑占2%以上。
（3）豐都縣包鸞區彈子臺齊心大隊（公社化後行政單位）
土改運動劃地主、富農成分及處死、勞改情況壹覽表
全村農戶總數：60幾家人；劃地主7家、富農2家。槍斃1人、酷刑鬥死1人。勞改6人。
耕地面積單位：擔（也是糧食重量單位，即1擔=350市斤稻谷（175公斤）

耕地面積單位說明：在解放前和土改運動中，涪陵專區的水田面積單位采用“擔”，如某壹塊水田在平常年景的稻谷產量為1擔（350市斤），則面積就視為1擔。由於田（或者土）有質量和自然條件好壞之差別，相同單位面積的產量有高低之分，所以田土的單位面積“擔”不是壹個固定的面積單位，而是壹個隨田土的質量和自然條件的差異等級而有大小差異的面積單位。實際上“擔”是壹個以產量（350市斤稻谷）作為量度標誌的耕地面積單位。在租佃或者產權的買賣交易活動中有方便之處。土的面積則以種植包谷的產量計算，包谷1擔=400市斤（200公斤）。
在山區，地主出租耕地壹般是水田和旱地壹同搭配出租，壹般只收取水田的租金（實物稻谷），不收取旱地的租金。水田實物地租壹般按“五、五分成”（地租50%）或者“四、六分成”（地租60%）計算。
對上列調查資料的綜述：豐都縣包鸞區彈子臺齊心村壹帶本是海拔壹、兩千米高的兩座高山的山峰下壹條很狹窄的溝壑，喀斯特地貌。齊心村與相鄰的光明村在解放前同為壹“保”，土改運動時廢除保甲制，改名棕橋村，隸屬於包鸞區雲臺鄉。後壹分為二成為兩個村，即齊心村和光明村。在人民公社化時期分別叫齊心大隊和光明大隊。
齊心大隊在解放時約有60戶農家，由於生產力低下，除壹、兩家農戶外，就再無人家能夠敞開肚子吃飽飯的（飯：非指大米飯，主要是指玉米、洋芋、紅苕和糠菜等），但土改時劃了7家地主、2家富農，占農戶總數的15%，遠超過中共劃地富成份比例為8%的政策規定，並把其家中的壹點點糧食及生活用品給強行沒收了。
該村壹個約7家人居住的農家小院子叫“月亮壩”，都姓秦，同宗，就劃了四家地主（秦良甫、秦頂山、秦協甫和秦紹修等四家），分了他們家中老小們用以糊口的那點點糧食不說，還要強迫他們交出“隱藏”的財物、槍支（莫須有），類似老解放區土改運動時“鬥地財”，前述那名叫秦良甫的“地主”，就是因為交不出農會幹部們認為隱藏的財物而被活活整死的。該農家小院先後共有3人被以莫須有罪名弄去勞改（秦紹修、秦樽山二人在土改運動中被勞改；秦中永本是公辦小學教師，在1960年“三反”中也被勞改。該大隊另壹個被整去勞改的秦中輝，押解到涪陵關押不久被釋放，回家後餓死，臨死前饑餓難耐，吩咐小兒子秦宣昂去離家10裏外的親戚秦秀珍家討飯，秦秀珍給這討飯的小孩先吃了壹碗雜糧摻和著野菜煮的“幹飯”，然後拿出從牙縫中省出的壹小碗麥面和幾個洋芋，叫這小孩帶回家，算是救濟。小孩回到家興奮地告訴父親：“我在大嬢（大姑姑）家吃的幹飯”。此小孩現在已經老年。
上表備註：
（1）秦鑄九，有田土五、六十擔，全村首富。為人和善，未鬥爭。
（2）秦石琴，中共地下黨員，秦鑄九的長子，解放前曾當過彈子臺鄉長，與該鄉聯防大隊長譚某某不和，把譚謀害（活埋）。解放初以中共地下黨員身分去中共石柱縣政權當幹部，土改運動時有事回家（可能是被誘捕-作者），即被農會扣押，槍斃。1980年代中共給予平反，說是錯殺。
（3）秦錫山，本有三個兒子。長子解放前死亡，後跟隨長孫秦率西家庭生活。
（4）秦率西（抗戰時當過國軍青年軍201師的連指導員，抗戰結束後回家務農），劃富農成分。統購統銷運動時被以“鬧糧”罪名判刑勞改。
（5）秦三軍，秦錫山第三子，劃富農成分，因“鬧糧”勞改。
（6）秦協輔，解放前死，其妻為戶主劃地主成分。
（7）秦良輔，被酷刑整死，前面已經敘述。
（8）秦中輝，職業本是教師，僅幾擔田產，劃地主成分。可能與解放前任袍哥（哥老會）大爺，當過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極端貧困的三壩鄉的鄉長壹事相關。解放初曾經任中共征糧工作隊隊員，村文書等。被押送涪陵專區監獄勞改，後釋放回家，餓死。
（9）秦紹修，前面已經敘述。
（10）秦尊山，前面已經敘述。
（11）劉會風，劃小塊土地出租成分。國民黨員，湛普（鄉）小學校長，土改運動時因為“造謠”被判刑勞改。[23]
奇怪的是，該村農戶夏良安，有田土五十多擔，耕地面積與該村首富地主秦鑄九相當，卻劃“自耕中農”成分。估計，即使未出租田地，但不可能不雇工。
（本文中關於齊心大隊土改運動前後的有關情況分別根據該村農民秦禹九-中農成分、秦爾植-貧農成分等人所述整理。二人在解放前都曾在本村讀過書，有點文化。秦爾植在抗戰後期還在“青年軍”中當過勤務兵，由於上司秦維明後來逃往臺灣，秦爾植雖然是貧農成分但在解放後的20多年中政治上“壹直擡不起頭”。）
這豐都中共縣委，還為土改運動中“有些山區土多田少，土地又分散，群眾生活貧苦，在減退工作中貧雇農問題很少獲得解決的地區”制訂了《反貪汙草案》，地委在批示中指示：對無押可退[24]的地區，可提出清匪、反霸與減租退押相結合。通過追匪的贓款贓物去清理地主、惡霸和匪首的財產。以追匪根為題，歸債群眾的損失。這不僅在政治上打垮封建勢力，在經濟上也同樣可以解決部分貧雇農的困難。由上述豐都縣委和涪陵地委的文件中，暴露出為達到政治目的而在政策和策略的制訂上不擇手段的真實面目，即把劃不上地主富農階級成分的農民打成“惡霸”或者“匪首”，以此沒收其財產。兩個半月後，即1951年4月，地委在壹份工作總結中表示：這場運動在經濟上削弱了地主，政治上打垮了地主，農民掌握了三把刀——農會、武裝、政權。[25]由此，暴露了由北方南下的這批中共官員們根本不曾想要把土改運動按照中共自己宣布的法規操作。也從來沒有按照法規操作。僅憑借共產黨字面文書與政治宣傳來解讀共產主義運動是完全不靠譜的。



鄧小平作為西南行政區[26]黨委第壹書記，親自指揮了西南全區的土改運動。他把征糧、土改比喻為比淮海戰役還要困難與大得多的壹場戰役。[27]鄧小平出生四川廣安縣農村壹土豪家庭，16歲隨由重慶商會資助的留法勤工儉學團去法國學習“實業救國”。在巴黎補習法語半年後國內資助中斷，為生計到工廠做工，後被周恩來羅織去莫斯科進東方大學，回國後成職業革命家。鄧小平率共軍“解放”後，重慶工商業蕭條，工人普遍失業，物價飛漲；農村特別是川東、川南、川北農村普遍發生災荒，嚴重缺糧，百姓苦不堪言。鄧小平還應中共中央要求，緊急調糧由長江東下運去南京、上海救燃眉之急。為調運川中、川西糧秣物資，鄧小平下令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修築成渝鐵路。還大興土木修建重慶人民大會堂。參與修建鐵路的勞工中有很大壹部分是土改運動中被判徒刑的犯人。
如果說北方土改運動嚴重破壞了農業生產力，但共產黨以此成功地把農民階層捆綁上了與國民黨爭奪江山的戰車；南方土改運動，則讓貧農階層給共產黨交了壹份“投名狀”。[28]



二、以行政命令為手段，以專政機器作後盾，普遍制造勞改、槍斃等案例以恐嚇，強行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如果不談1930年代前期張國燾紅軍部在川北的蘇維埃政權搞的赤化運動造成的巨大人道災難[29]（當年的報刊記載：烈者如闖獻[30]），則中共建國後的土改運動是四川老百姓共產主義運動歷程中社會性災難的開端。
根據薄壹波《回憶錄》，[31]毛澤東是把糧食統購統銷作為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壹翼來設計的。
即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包含糧食統購統銷和農業集體化兩項內容。為敘述簡要，本文把涪陵這兩個運動中，黨委以鐵腕鎮壓手段推進運動的進展情況合並起來談論。
糧食統購統銷，是共產黨在高額農業實物稅收的基礎上，變相再增加稅收額度的竭澤而漁的經濟掠奪政策。還包括棉花、食用油料，後來還擴大到畜產品、林產品等。
統購統銷還可以作為懲罰不加入農業合作化的農民的手段，多攤派統購數額。
時間從1953年10月開始至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前。
如果說土改運動的既得利益階層是貧農，受打擊的是地主，則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運動受打擊面就是整個農民階層，所謂二次土改。二次土改也非和平。中共當局事先預料到必然遭遇農民階層的對抗，為鎮壓農民的對抗，公安部向各級公安部門發出了《關於保衛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緊急指示》的公文。[32]1953年11月25日和27日，涪陵地委就統購統銷工作如何運作先後兩次向各縣委發出策略性指示：壹是“要防止急躁，和簡單懲辦，加強耐心宣傳動員工作”。二是“讓各級幹部和群眾充分暴露真實思想後，再反復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講清道理和政策。同時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和作法。但必須采取民主和人民內部自我教育的方法，切忌用鬥爭會和亂戴資本主義帽子等簡單粗暴的辦法”。地委這壹指示只是壹種理想化的壹廂情願的事，但如果另壹方即農民對統購統銷這壹巧取豪奪的要命政策不順從不配合，即黨委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貫徹統購統銷政策失敗，那就只得動用階級鬥爭的模式了。階級鬥爭就是暴力。
1、涪陵縣農民的對抗與被鎮壓。
據時任涪陵縣龍潭區共青團幹部的夏淑碧（女）回憶：“1953年10月被派到同樂鄉搞第壹年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當時因征糧任務重，群眾也不理解，所以抵觸情緒很大，如我們宣傳糧食統購統銷是為了支援工業化，為了將來過蘇聯式的生活以及割資產階級尾巴等等，我所在的新勝村壹個農民周某說：‘妳們說割資產階級尾巴，結果把屁股都割了半邊，還說將來過豬兒生活（涪陵話“豬兒生活”與“蘇聯生活”諧音），現在就要過豬兒生活了’”[33]。又據時任涪陵縣藺市區白魚鄉（後合並歸堡子鄉）文書的郭昌榮回憶：“在糧食統購統銷中，主要問題是主觀主義，脫離實際，下硬指標，把農民的糧食統購多了，當時叫‘農民賣了過頭糧’。農民在生產中缺糧少吃，意見很大，找到村社幹部扭扯，有的甚至鬧到鄉政府，把鄉政府夥食團的甑子都端了”[34]。（甑子：涪陵普遍使用的蒸飯用的木制炊具）。
為應對幹部進家門查抄“余糧”，涪陵縣涼塘鄉蠶溪村農民洪傳普（土改劃貧農成分）把糧食藏在茅廝糞池中。“把包谷裝了7個榨菜壇子，用繩子捆起，吊在豬圈屋茅廝裏……”。榨菜壇子（罐子）屬於陶器，如果裝包谷，壹個可以裝50余斤。用繩子捆綁後吊下糞水池中，只露出罐子的口在糞水上面，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萬壹糞水灌進去，包谷就吃不得了。萬幸的是，幹部既未進洪傳普家中來搜查，吊在糞水池中的罐子也安然無恙。
還有被迫自殺的，涪陵縣白濤鄉興隆村壹名叫肖恒釗的農民，土改劃貧農成分，擔任村裏的會計。終年省吃儉用，勒著褲腰帶過日子，由此家中余下來的壹點糧食被統購工作隊強行統購走了，壹氣之下上吊自殺，其妻子後來嫁給了當兵退伍的肖恒釗的親弟弟，涪陵民間把此類婚姻叫“填房”。
1954年10月16日和10月29日，涪陵地委就先後兩次批轉專署政法黨組《關於糧食統購統銷中嚴厲打擊反革命現行破壞活動的緊急措施和加強巡回人民法庭工作的意見》文件：“各縣應及時研究貫徹《意見》精神，以便及時有力地打擊富農、奸商、地主、反革命分子搞破壞活動。在執行政策中，加大法制宣傳的力度，以鎮懾敵人，可選擇典型案件，掌握火候，適時公開處理……”。
“有的地方對打擊反革命現行活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打擊的對象不夠明確……，今後工作要加強對有關政策的學習和理解，提高對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的認識，加大對破壞統購統銷工作的（敵對分子）的打擊力度，嚴懲重點對象，打擊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做到穩、準、快……”。[35]
從1953年底到1954年底，根據地委部署，農村裏打擊破壞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的行動就展開了。如豐都縣包鸞區彈子臺齊心村就有農民秦率西、秦三軍（土改劃富農成分）被抓捕勞改，罪名是“鬧糧”。勞改壹去不返。
涪陵縣插旗鄉群沱子村5組農民黃長義（土改劃中農成分），也是被以“破壞糧食統購統銷，套購國家糧食”的罪名被抓捕判刑10余年，押送新疆勞改的。當時的經過是這樣的：“1953年底，上級給插旗鄉政府下達統購糧食數量的任務後，鄉政府又分攤到各個村，分攤時要加碼（即分攤數量超過上級下達的總任務）。村裏又再分攤到戶。每個村開始實行“自報民評”。就是農戶自己根據黨的統購政策規定，申報自己願意賣糧數量。第壹輪自報結束後，如果總數未達到鄉政府分配的數量，就“評”，即由幹部對“少報”的農戶增加數量。鄉政府管轄的村組，經過幾輪“自報民評”，統購糧食的任務在絕大多數村組都分攤下去了。唯壹剩下這高石3隊（後來的名稱）分攤不下去，自報的總數量少於分配的任務數量，“民評”過程中，各農戶間為分攤統購糧食數量的多少爭議激烈，矛盾很大，開了幾個晚上農戶會議都落實不下去，都認為自己分攤多了，別家分攤少了。統購糧食數量落實不下去，延誤了全鄉整體工作進度。於是，鄉幹部把情況匯報城郊區委，並說明鬧得最兇的是黃長義。區委果斷指示堅決打擊。於是，抓捕勞改這黃長義的罪名就羅織起來了。抓捕了黃長義，這高石3組的統購任務很快就落實下去了。
這在統購統銷運動中被祭旗的黃長義，男，土改劃中農成分。勤勞持家，餵豬缺乏飼料，就起早貪黑過烏江對面涪陵城裏國營糧食加工廠購買米糠。購買數量有限制，黃就“雇傭”加工廠附近玩耍的小孩幫助排隊領取購買米糠的票證，報酬是給能夠買壹個小麻花、小油餅的錢。買回米糠除自家餵豬外，還給老丈人家送去部分。這成為套購國家糧食的罪證。買米糠壹事原本無罪，只是黨委給黃羅織的壹個“罪名”，實際起因還是未順從，不配合村裏分攤統購任務的工作，黃“鬧得最兇”，搞得會上“七拱八翹”（指各戶在分攤糧食數量上互不相讓），不願多分攤的理由就是糧食不夠吃（這是事實）。這就構成了“鬧糧”、攻擊黨和政府政策——破壞統購統銷罪。這黃長義在新疆勞改10余年刑滿釋放，就地就業後，還把在老家當人民公社社員的妻兒接去新疆，安家落戶。雖然新疆氣候惡劣，勞動強度很大，但吃飽肚子的程度比老家生產隊社員強。
各級黨委對農民實行大張旗鼓地鎮壓高潮是從1955年開展“社會鎮反運動”開始的，又稱第二次鎮反。
插旗鄉營盤村農民況世福（土改劃中農成分）被勞改案。況世福解放前在重慶參加國民黨軍隊雖然只是士兵，但是有小學文化程度，被發展加入了三青團。1950年初，中共剛接管涪陵政權，即公開告示國民黨的黨政軍群團等人員自首登記。老實的況世福看到《告示》即到人民政府登記，不但交代當過兵，還交代參加過三青團，就為後來發生牢獄之災留下禍患。據時任插旗鄉副鄉長的況世昌（況世福的親弟弟）說：1955年鎮反運動，為給新疆輸送勞動力，把解放前的國民黨舊軍、政、群、團人員（包括保、甲長）大都弄去新疆勞改了。在筆者進壹步了解逮捕判刑時所加之罪名時，況世昌回憶說：罪名是“破壞統購統銷”。“判了10年徒刑”。“在新疆煤礦挖煤，勞改1年後，況世福本人申訴，後來四川方面的法院改判成1年徒刑，認為不構成破壞罪，屬於“落後、牢騷話”。留新疆就業後，也把妻兒接去新疆。
涪陵地委在部署（1955年）的社會鎮反運動時，就事先下達了抓捕人犯的數量，這和新疆方面需要輸送勞動力的數量需求應該有聯系。
統購統銷與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凡被幹部認為心懷不滿的，說缺糧及糧食不夠吃者都稱作“鬧糧”，既是壹頂政治帽子，又是犯罪條律。“鬧糧”既是破壞統購統銷也是破壞農業合作化。社會鎮發運動主要是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保駕護航的。
在分配和攤派統購任務時，各級黨委及幹部們往往層層加碼，年年加碼。根據1954年1月6日地委《關於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初步總結報告》中透露：1953年“全區統購糧食任務為15，745萬斤，到1953年12月底，已統購糧食和歸還欠糧共18，797萬斤，占任務數的119.79%，估計還能入庫壹部分”。[36]
1954年9月19日，地委《關於涪陵北雁鄉統購統銷試點情況的通報》中所談的情況，也證實了四川省委和涪陵地委決定1954年度涪陵專區統購糧食數量又在1953年度的數量上加碼的事實：“全區今年統購任務為26，196萬公斤（52，392萬斤），比上級分配數超1，350萬公斤（2，700萬斤），加上其它收購共計46，297萬公斤（92，594萬斤），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31.2%”。[37]
根據上述數據計算分析：
省委分配給涪陵專區1954年度的糧食統購數量為24，846萬公斤（49，692萬斤），比1953年度增加58%；而地委又自行再加碼1，350公斤，變成了26，196萬公斤，實際比1953年度增加66%，
1954年涪陵專區糧食征購數量比全面完成土改後的1952年翻了壹番多，即1954年征購（公糧和統購糧）糧食數量是1952年征糧（公糧）數量的2.06倍。是1951年征糧（公糧）數量的2.53倍。完全不顧農民階層死活。土改對既得利益階層（貧農）實際是壹個陷阱，政治身份上升，吃進肚子裏的糧食數量下降。
糧食統購統銷運動對於農民來說，猶如過壹道生死關口。據1954年1月6日地委《關於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死人問題的報告》中承認：“全區自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以來，自今已自殺17人”。[38]實際自殺人數肯定不止此數。有勇氣自殺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在饑餓中慢慢死去的更多。
2、彭水縣鐵腕鎮壓農民鬧糧案例（1954-1958）
彭水縣在涪陵專區的10縣中屬於大山區，山高、坡陡、峽谷深，喀斯特地貌。縣裏超過半數的居民為苗族、土家族。耕地貧瘠，農民貧窮。涪陵縣民間所謂的“養兒不用教，武隆（縣）彭水（縣）走壹遭”的諺語不僅反映彭水縣壹帶地貌險惡路難行，同時還反映該縣農業生產力低下，農民缺糧——終年“紅苕洋芋包谷粑，想吃大米生娃娃”的困苦生活狀態。自1953年底開始的糧食統購統銷運動的血腥風暴，仍然無壹遺漏的掃蕩了這邊鄙縣份裏的所有村寨，批鬥、抓捕、勞改甚至槍斃了壹大批鬧糧的農民。其中漢葭鎮學壩農民雷 傑被檢舉煽動鬧糧，1955年6月8日被逮捕，10日就被公開處決。[39]從抓捕到槍斃就3天時間。
強征強購過頭糧。1953年底，地委給彭水縣委分配了（1953年度）統購2,000萬斤糧食的任務，至次年1月初實際統購了糧食2，735萬斤，超過地委下達任務的36.80%，按全縣總人口（包括城鎮人口）[40]計算，人均被統購“余糧”75.56斤，相當於全縣人民3個月的口糧（按照人均25斤/月計算）。
1953年度的征、購結束不久，1954年度的征、購工作接踵而至，從當年5月夏初小春糧食作物成熟又開始了，到秋收結束，該年度（1954）統購入庫數為2,820萬斤，比上壹年度增加85萬斤；征收（農業實物稅）1,758萬斤，比上年度增加23萬斤。全縣人口人均承擔征、購糧食兩項合計126.5斤。
鐵腕手段殘酷鎮壓農民鬧糧。彭水縣至1954年底，以“破壞統購統銷”罪判處23人徒刑。
案例：
“清平鄉直到（1954年）12月中旬尚欠統購糧三萬余斤，巡回法庭深入當地調查，將歷年抗交征購糧的許永倫逮捕法辦，掃除了障礙，打開了局面，全鄉迅速完成了征購任務”。[41]
“大河鄉農民陳仲波按家庭產糧水平可賣壹千斤以上，但在評議時只願賣350斤，而且平時對統購統銷牢騷滿腹，但陳參加了巡回法庭公判地主分子劉在群的大會後，當晚即自報賣糧1400斤”。[42]陳仲波家庭究竟有無余糧？即使有余糧其數量有多少？真實情況已經無法知曉。但是，在坐牢與賣掉口糧餓肚子這兩者之間選擇，他還是識時務的，兩兩相害取其輕。以鐵血手段鎮壓典型人物，形成恐怖氛圍，是迫使農民們交納糧食的最有效的手段。
僅在1953年冬—1954年春的數月中，四川全省處決了512名破壞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43]
涪陵專區逮捕212人，處決36人。[44]
即使在鐵血鎮壓，恐怖氛圍之下，嚴重缺糧的農民們仍然鬧糧不斷。
1955年5月至同年6月25日，“彭水（縣）逮捕的127名反革命犯和刑事犯中，破壞統購統銷的犯罪分子113名。6名處決的反革命犯中破壞統購統銷的4人”。
其中：漢霞鎮學壩農民雷 傑（1949年前曾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過低級軍職）被檢舉煽動“鬧糧”，6月8日被執行逮捕，10日被公開處決。[45]
“隨後，鳳鳴鄉高宗樓、龍泉鄉謝剛顯、大河鄉彭信忠、喬子鄉張鎮儒（等）皆因‘煽動群眾鬧糧，搶、騙、套購國家糧食’”罪被判處死刑和死緩。[46]
“清平鄉清平村農民王友慶（1955年）3月對幾個農民說：妳們去鄉政府鬧，他們（指鄉幹部）耍都吃得，我們勞動還吃不得？王還對人說：互助組搞得再好，糧食收得再多，還是只留那點，政府也要妳賣糧。王友慶以‘鬧糧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47]王友慶歷經大難不死，在28年後的“1983年向彭水縣人民法院提起申訴，要求平反。（同年）4月19日，彭水縣人民法院以《彭法申（83）字第31號》復函：“（原判決）情節屬實，本人供認”。“當時開展統銷整頓工作，根據妳的歷史身份（地主子女），按當時的政策，對妳的判處是正確的，不屬冤假錯案，不予糾正，望妳服判。”法院拒絕給王友慶平反。
從（1955年）5月開始至七月底，彭水縣逮捕各種犯罪分子178名。
之後，縣委向地委請示，要求在原計劃半年逮捕275名的基礎上增加250名，共525名。[48]
經過1954—1955年兩年的強力鎮壓；又由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快速推進把個體農民加入進農業生產合作社裏去了，其社會身份發生了轉變，成為社員了，喪失了鬧糧的主體資格。向國家交納統購糧的主體變換成了農業合作社這壹機構，而非社員個體。地裏種出的糧食在分配給社員前，每壹顆糧食都不是社員個體的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具有國家政權的終端觸角的屬性。作為社會風潮，鬧糧基本平息。
但是1957年底至1958年初開展的農村大鳴大放運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的第壹個階段）讓鬧糧風潮死灰復燃。這時饑寒交迫的農民們淡忘了兩年前鎮壓鬧糧風潮時期的恐怖場景，龍溪鄉（農民們）共提鳴放意見11,409條，關於統購統銷方面的意見3,030條，（在各類意見中）數量最多[49]
1958年4月20日，彭水縣委發出《關於堅決徹底作好糧食工作的緊急通知》，通報了全縣（鳴放時期）“鬧糧”情況，“至4月19日止全縣鬧糧的有22個鄉，占（全縣）總鄉數的23.27%，其中嚴重的（有）14個鄉。鬧糧社868個，占（全縣）總社數的43%。鬧糧農戶9,011戶，占（全縣）總農戶的11%。鬧糧嚴重的鄉、社的農戶占（所在鄉、社）總農戶的20-30%，個別的達50%。其中猴貍鄉685戶鬧糧，占全鄉農戶的53.82%”。縣委《緊急通知》分析鬧糧原因，“主要是富裕農民有糧鬧糧，部分鄉、社幹部思想右傾，對糧食問題是階級鬥爭認識不足，抵制鬥爭不力”。解決的辦法是：“開展群眾性的關於糧食問題的大辯論（此處的大辯論即大批判、整肅的意思）。（批判、整肅之前）新田鄉43個社，（共有）1,582戶，有27.41%的農戶要（求）10萬斤供應糧，（批判、整肅後）降為只有13%的農戶要求供應，共計（只需要供應）36,210斤糧食。結果，（上級分配給）該鄉的返銷糧食指標43,000斤，使用（評定結束）以後，余糧（還剩余返銷糧食指標）6,790斤”。
“秋後算賬”。凡是在大鳴大放階段“鬧糧”的農民，“因為鳴放（了）這類意見而被劃為四類分子的（農民）比例達70%以上”。如果妳土改運動時被劃中農成分，因為鬧糧，改變成分為地主則毫無道理，但把妳定為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或者壞分子則有政策為依據。在農村對農民不劃右派，只戴“地、富、反、壞分子”帽子。
對鬧糧具有代表性的富裕農民摸清情況進行重點辯論（批判），現場教育。連湖鄉櫻桃二社富裕中農羅雲治經常鬧糧，經過辯論，將他家所存糧食700余斤現場展覽，他不敢再鬧糧了。對煽動鬧糧，破壞農業大躍進的敵對階級分子毫不手軟，堅決打擊。（1958）5月後，彭水縣人民法院重判了壹批煽動“鬧糧”的反革命犯罪分子。[50]
陳輝雲，清平鄉人，富農分子。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主要案由：（1958年）4月8日在大青堰工地對農民說“沒有糧食吃，我們不修堰回家去”，煽動50多人離開工地回家。該犯經常到清平、郁山等場鎮搶購熟食，蓄意制造糧食緊張空氣。經查，該犯家中尚存糧食400余斤。
庹本生，雙龍鄉人，地主分子，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主要案由：2月，該犯用假意借糧給農民的陰謀手段煽動群眾鬧糧。該犯說：“妳們沒有吃的找社長，不解決再找區鄉，再不解決就背起被條到法院去要糧。”經查，該犯家中尚存糧500余斤。
昌遠如，清平鄉人，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主要案由：1957年12月說：“退糧把我家留的五升谷子都收了，小孩餓死了（實系病死）。“（1958年）1月以來，公開叫喊沒有糧食吃，到處煽動鬧糧。經查，該犯家中尚存糧448斤。
李永良，普子鄉人，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主要案由：4月3日帶著全家四口人普子場合作食店兩次搶購熟食，當對他進行教育時，該犯公開煽動群眾說：“老子是沒有飯吃......”,造成嚴重不良影響。經查，該犯家中尚存糧200余斤。
（以上關於彭水縣的史料，均見於彭水縣黨史.地方誌辦公室研究人員純世華《糧食的歷史（四川彭水1959-1961）壹部實證的三年饑荒的地方專題史》）
涪陵專區1950—1956年逮捕總人數。
據涪陵地委官方文件：“解放後至1955年底，涪陵專區共逮捕反革命和刑事犯8，864名，占總人口的萬分之十八”（上列數字不應該包括土改運動中就地槍斃的數千人，就地槍斃不存在公安局逮捕的程序-作者）
1956年逮捕人數。1956年3月，地委在批轉專署政法黨組《1956年度鎮反計劃》中作出部署：“各縣要訂出逮捕計劃。政法黨組提出今年的逮捕計劃是3，000—3，500人，占總人口4，934，865人（當時涪陵專區有11個縣-作者）的萬分之6.07至萬分之7.09”。這壹年中平均每個縣抓捕約272—318人。壹個萬人的鄉約抓捕6—7人。
從解放截至1956年底，逮捕總數達到11，864—12，364人，[51]占總人口的萬分之二十五，即壹萬人中，逮捕了25人。假設總人口中少年兒童占壹半（不被逮捕），則壹萬名成年人中，就有50人被逮捕。又由於婦女被逮捕的很少，假設其在被逮捕的人中婦女只占十分之壹，那壹萬名成年男子中就有90人遭逮捕。
1956年後，對破壞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逮捕仍然在繼續。經過從1953年底開始延續到1958年上半年，前後達4年半的對“鬧糧”，對破壞農業合作化的農民的鐵腕鎮壓後，毛澤東於1958年下半年很順利地把6億農村人口趕進他設計的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裏面去了。作者經過研究推算，從1958年底—1963年上半年的4年半的特大饑荒中，中國大陸餓死了7500萬—1億2千5百萬人。
三、1959年—1960年反瞞產運動——地道的土改模式。
反瞞產過去三、四十年後，在涪陵農村訪問，問及反右傾運動，多數老農可能壹臉茫然。如果問及反瞞產，他們思緒驟然打開。1959年下半年開始的那場反右傾運動，在包括涪陵、四川乃至全國的農村，其具體任務和內容就是反瞞產。多年來，彭德懷被塑造成為民請命的英雄，受難者的化身，這是從黨內政治的宗派的紛爭角度，唯物史觀框架內作出的判斷。大躍進運動不過是在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個平臺上演出的鬧劇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是第三次土改。是之前的二次土改，即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更高壹個階段，壹種形式。反糧食瞞產是這個階段與形式軀殼內的壹個實體性內容。它是在共產主義天堂[52]軀殼內對農民賴以救命口糧地掠奪，同樣得延續土改暴力。在涪陵，地委領導們則直接從北方土改運動經驗中獲得靈感。
涪陵專區4年特大饑荒，餓死人數約為140萬人左右，約占1957年總人口的三分之壹。[53]其中涪陵縣餓死人數約33萬—38萬。四川全省餓死人數約1200萬—1500多萬之間。這場慘絕人寰的人道災難，完全是人為，黨為，毛澤東所為。其間各級黨委進行的反糧食瞞產運動，給大饑荒中凍餒的農村饑民們雪上加霜。否則死亡人數不會有這樣多。
涪陵反瞞產運動。
1959年涪陵農村反瞞產運動時，地委提出：“拿出土改運動的勁頭，比淮海戰役和三反、五反打老虎的更大的決心，把反瞞產搞好”。“先打第壹線（指農村大隊支部書記、大隊長、會計和保管員，當時的反瞞產私分運動中俗稱‘四大柱頭’），然後打富裕農民和小偷小摸。要層層試點”。[54]
地委所指的“土改運動”包括他們這批“南下幹部”在魯、豫、皖、蘇等老解放區所參加的土改運動，主要指山東的土改復查與整黨運動。地委頭頭們要照搬山東農村土改復查與整黨運動中對幹部“搬石頭”[55]與普遍濫打亂殺的經驗，在反瞞產運動中首先要反大隊、生產隊的幹部。認為主要是他們在瞞產私分糧食。要像鬥地主壹樣反農民偷盜糧食。打擊面之大，酷刑之烈，超過1957年反右運動不說，從另壹種角度看，甚至過之土改。但被共產主義運動史敘事與研究輕視了。
涪陵農村，在反右傾政治運動的背景下，反瞞產包含4項主要內容，即反“富裕農民”；反糧食（包括瞞產、私分、偷竊）；反榨菜（加工腌制鹹菜的生鮮蔬菜）、反毛豬（指飼養的活豬）等，概括為“四反”。從1959年8月開始，持續到1960年夏、秋。其間，幹部在公共食堂裏打死人可以無需任何理由，公社黨委開批鬥大會當場毆斃人命司空見慣。區委、縣委開會捆綁吊打與會幹部。被打死、害死最多的是普通農民。
在餓殍塞於道，千裏無雞鳴的涪陵農村，地委縣委仍然如狼似虎，強征農民口中糧。開反瞞產現場會打人特別恐怖。
案例：
1959年10月地委召開十六次擴大會議（參加會議者公社黨委委員以上2500余人）反右傾，地委委員、曾任涪陵縣委第壹書記的劉洪山被批鬥時候被涪陵縣龍潭區委書記和同樂公社黨委書記跳上臺子去毆打（作者分析可能是推搡）。
1959年11月豐都縣委第壹書記劉維梓召開反瞞產會議，打傷多人，打死3人。之後全縣“違法亂紀”打人成風。1960年5月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去該縣指示地委逮捕包括劉維梓在內的縣委主要頭頭4人，逮捕區、公社、大隊幹部及群眾上人，還槍斃幾人。是為豐都事件。對四川大饑荒，很多人知道滎陘事件不知豐都事件。
涪陵專區反瞞產首開打人先河的1959年9月涪陵縣委召開的全縣各公社會計輔導員會議。由分管農業的縣委書記高新建（山東南下幹部）和縣委農工部長主持。事先運來竹條竹板幾大捆。對各公社會計刑訊逼供。被打得最慘的是龍潭公社會計輔導員劉再德。有的小組會場為了敷衍主持會議的縣委領導，板子打在地面上。
涪陵縣委反右傾，把副檢察長何家捷、文教科長任家員、工業科長陳國棟、 商業局長劉維新等4人劃成右傾分子批鬥，何家捷被酷刑幾天幾夜，“是公安局那邊的人出面”。打任家員的有壹名校長。陳國棟很會“表演”，凡有人動武，就很誇張地大喊大叫並抗議，結果還有收效。
涪陵縣龍潭區委反右傾（反瞞產）運動使用酷刑案例。
馮世貴，男，時年29歲，小學文化，龍潭區同樂公社共和（雪峰）管區人。在1959年11月的區黨員大會上被整，事出有因。
本公社的壹把手，黨委書記羅於民雖然和馮世貴是同鄉，但卻與馮有隙，還在當年初夏，就想從工作中找副手馮世貴的岔子，未果。
馮世貴性格剛直，工作踏實苦幹。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造成水稻生長不良，稻田裏快成熟的稻谷“白吊吊”（即無籽粒的稻穗）很多，他心中有氣，把從田裏扯來的白吊吊拿著去給在本公社檢查生產的區委副書記李成淑（女）看，不言而喻，以無聲無息的事實否定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還有毛主席欽定的農業八字憲法法。這說實話也為他日後挨整埋下了禍根。
龍潭區這地方田多地少，1959年初夏收獲的小春糧食很少，到大春（水稻、包谷）糧食作物將成熟前的青黃不接時候，公社裏就開始餓死人。壹晚，在同樂公社駐隊的該區區長張祖成接區委開會的通知，孤身壹人連夜趕往區委駐地龍潭鎮。彎曲不平的小路，深壹腳淺壹腳急沖沖往前趕，忽然壹腳踩著壹個軟呼呼的東西了，嚇壹大跳，直覺使他馬上意識到是餓死的人的屍體。
“十月初二（即約在公歷1959年11月13日）下午吃過飯，來了三個人，把我從區糧站（同樂公社的與會黨員的住處）押到區公所裏鬥爭”。在這次會議上要整馮世貴是區委事先就安排策劃好了的。當天上午在龍潭場鎮上公社的“大禮堂”裏開大會時，區委書記余國民就點名批判了馮世貴，說馮在家中還隱藏了3擔谷子，是代表富裕農民的。余國民還是考慮到“內外有別”，這公社壹級的幹部還是不放到大會上去批鬥而在區公所裏開小會批鬥為好，參加人員只有幾十人，範圍不大，除區委和各公社的主要幹部外，專門把區供銷合作社的職工中的積極分子組織來了20多人，壹是壓陣，怕公社裏的幹部有與被批鬥者同命相憐的人搗亂；二是充當打手。區公所離場鎮還遠，本是壹大地主的宅院，四周高墻，內有碉樓，涪陵及整個川東壹帶農村凡小有田地的地主院宅裏大都用石塊土木等修築有這種防守自衛的建築物，農村匪患不斷，治安不好。土改運動槍斃了宅院的主人，中共龍潭區委、區公所就壹直設於此。會議還是由區委書記余國民主持，余簡單講完話後，有人高叫：“馮世貴，過來交代（坦白）清楚問題”！“我過去，還沒有說到三句話，就開打……，原來他們打人也是先準備好了的”。會上的打手有區委的文書舒善祥、龍潭公社副社長何光蘭（女）……等人”。
“給我定的罪名有三條，壹是瞞產；二是私分糧食；三是反黨”。
瞞產問題，起因是1959年上半年在重慶召開萬人大會（省委五級幹部會議）時，把1958年的水稻定產每畝600斤，實際畝產只有三、四百斤。馮世貴作為公社黨委副書記，所駐點（直接指揮）的本公社共和管區（大隊），按照畝產600斤計算1958年的水稻總產量，該管區稻谷收割後數量尚差32萬斤，以此說是馮世貴隱瞞了產量。區委給馮世貴定的罪名是：“與共和管區分支書記蔡登國組織瞞產集團，在1958年和1959年兩年裏瞞產19萬斤糧食”。
私分糧食的罪名，實際是本公社的壹名叫傳如兵的管區分支書記和公社黨委書記羅於民壹起制造的冤案，傳如兵的目的是想打擊頂頭上司馮世貴，以達到自己上爬升官的目的。傳如兵是如何抓到“把柄”的呢？1959年共和管區把地主富農子女們集中起來，強迫去偏遠的雪峰水庫處幹活，還派有人監督。壹名李姓的地主子女從家中帶了點稻谷來工地，用石磨推磨成谷粉煮了吃，結果被參加公社生產檢查組來此地檢查生產的傳如兵看見。當時農村的區裏、公社裏的頭頭們對下級普遍不信任，凡檢查生產，都采取不同公社或者不同的管區之間相互交換人員檢查的方式。這傳如兵馬上追問稻谷的來歷。這李姓地主子女惶恐萬分，坦白說是隊裏分的，每人20斤。又追查誰指使私分的？有人說是駐該管區的馮書記指使的。這個管區是馮世貴的老家，馮世貴“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其實馮世貴根本不知情，只是管區和隊裏的幹部私下搞的，稻谷剛收割，分壹點給社員拿回家去煮吃，填補壹下在公共食堂裏喝的大鍋清水湯的肚子，很正常的。事情露了馬腳，就把責任推到馮書記頭上——以推脫自己的責任，認為打出公社馮副書記的牌子能鎮住這外管區的支部書記。但這傳如兵知道馮副書記與公社黨委的壹把手羅書記不和，正好可以借這事整馮世貴以邀功請賞，於是就匯報給羅書記。羅書記早想整治身邊的副手馮世貴但愁未抓住把柄，這下正好有了證據。羅就向上司區委壹把手余國民書記回報，於是“馮世貴指示老家所在的隊裏私分糧食”，“共和管區有壹個瞞產私分集團”的冤案就這樣炮制成了。
關於反黨，在那個時代凡是所說、所作、所寫的，只要與上級領導或者與毛澤東所講不合的都可以給戴上反黨的帽子。
“還強迫我把褲子脫下去，光著髁膝頭（髁膝頭：即膝蓋）跪在剖開成兩塊的竹塊上，竹塊的內側朝上，竹塊鋒利的兩條棱把髁膝頭劃磨得鮮血長流，往下流把腳上穿的草鞋都浸透了”。“把我周身都打爛了”。參加過該會議的龍潭區叢興公社關副社長記得當時會上打人，是把幾根細篾條用麻繩捆紮起來，抽打。
“在區公所裏被批鬥的壹共有9名幹部，除我（馮世貴）外，還有增福公社黨委書記梁國民和社長姚誌強、龍潭公社文書姜鶴鳴、龍潭區郵電局長冉太清……等。輪流被批鬥被毒打被折磨，酷刑！
批鬥者們要的是馮世貴承認三條罪名，最關鍵的又是管區裏藏匿有糧食，並指使私分糧食每人20斤壹事，馮世貴就是不開口承認有此事。馮被酷刑折磨到第五天的晚上，29歲的壯漢自己覺得提不上氣來——呼吸困難，實在挺不住了，有快死到臨頭的感覺。不逃跑是活不出來的，馮世貴想到逃跑。深夜，打手們肚子餓了，吩咐供銷社的營業員送來副食品，打手們壹擁而上抓食品吃，有渾水摸魚白吃未付錢的，營業員給余國民書記告狀。余大怒，粗魯地罵了壹番並命令清查，嚇得有打手往廁所躲藏。天亮吃飯時，馮世貴借口上廁所，從廁所逃跑了，朝老家跑。在進入同樂公社地界，被人捉住，區委早把電話打回公社裏了，叫捉拿他。被人追趕時跳下河水裏自殺，身上穿著棉衣壹時沈不下去，被捉，捉他的就是公社的吳醫生和信用社會計余幫德，二人當時還挺礙情面猶猶豫豫的。在公社裏，原先的下級郭昌福（公社財糧幹事）端來壹碗面條給馮吃，還把馮濕透的衣褲烤幹。又被送回龍潭區裏。凡逃犯被抓回都無好日子過的，被打得更加慘，余國民怒氣沖沖叫喊“給我打死……”！還被捆住了雙手，防備再逃跑，鼻涕老往下流，無法揩。被批鬥毒打了七天七夜，至會議結束。然後押回同樂公社，未再打我。後把我下放去生產隊勞動，開始在本公社，後在龍潭公社，1960年春種包谷，還是搞定向密植，叫我把種子壹顆顆地往地裏擺，未完成任務，不給我飯吃。前後21個月未給我發工資，直到1961年9月。到10月份新任縣委第壹書記張令安給安排工作官復原職。九死壹生。
案例：
社員張天碧“偷吃”紅苕種被幹部當眾鑿掉牙齒並灌尿液。
張天碧；女；1929年（中國農歷）的十月二十四出生，涪陵縣龍潭區太平（雙石）公社永興大隊第五生產隊社員。當時張天碧壹家共五口人，夫妻二人，另有三個小孩。老大是男孩名叫楊代福，1960年年初餓死時9歲；老二楊代瓊，女孩，1960年下半年餓死時7歲；老三是男孩，因為過繼給孃孃當幹兒子，孃孃的丈夫姓羅，取名叫羅正元，1960年餓死時4歲。
在夥食團，張天碧的吃糧標準是：早上2兩（壹斤為16兩的舊制，按壹斤500克計算，1兩等於31.25克-下同）、中午3兩、晚上2兩，壹日壹共7兩，合218.75克。勞動壹天評8分（工分）。
老二的吃糧標準是：早上1兩、中午2兩、晚上1兩（壹日125克）。
“我上坡（出工）回來，順便挖的折耳根，斯茅草根（都是野草），剛放下地還沒來得及用火漂（火燎，指煮熟），就被幾個娃兒從背篼裏拉出來生吃了”。野外能吃的野草也很難找得到的。“記得有壹次，得到壹塊骨頭，老頭（指丈夫楊萬鈞）吃了骨頭上的肉，娃兒把骨頭捶來（捶細爛）吃了。”
“偷吃”紅苕種，被幹部鑿掉牙齒。
為了盡早讓紅苕種發芽，生產隊決定采用“溫床催芽技術”，即在夥食團大院中的小壩子上搭建了壹個溫床，溫床用竹條編制而成，大小相當於兩張吃飯用的方桌的桌面（估計約2平方米），裏面墊上稻草和泥土，再把做種用的紅苕擺放在溫床裏，再蓋上壹層厚厚的稻草和泥土。然後在溫床下面燒微火使溫床保持適當的溫度。永興大隊的農民們把這種“紅苕種溫床催芽技術”俗稱為“殯火芽子紅苕”。“殯”，即埋葬，指把紅苕埋在溫床裏的泥土中，然後燒火提高溫度，很快紅苕就發出芽子來了。當天在溫床裏殯了幾十斤紅苕，第二天早晨發現裏面的紅苕種被偷了不少。於是懷疑張天碧。
在發生溫床裏的紅苕種被偷盜事件以前，張天碧曾偷吃過夥食團大鍋裏正煮著的壹只死豬的腳桿（腳桿，涪陵俗話，指豬蹄）。大饑荒中，生產隊的豬也是餓死的。趁炊事員不註意，張天碧悄悄把鍋裏壹只蹄子偷走，狼吞虎咽啃吃了。“是半生不熟的，裏面還有血”。後來追查豬蹄的去向，張天碧偷吃壹事暴露，遭壹頓暴打。打手叫陳世貴，永興2隊人，“用棒棒打，渾身被打青、打腫”。當時張天碧30歲，少婦年紀，幾個孩子的母親。
張天碧偷吃紅苕種是被冤枉的。不由分辯，幾個人把張天碧按在地上，生產隊長張天雨手拿“打鉆”把張天碧的上門牙鑿掉了。當時本隊木匠楊柏仲正在夥食團做木工活，“打鉆”是木工鉆孔用的金屬工具。
“牙齒抖落後，楊永祥舀小糞來灌”。涪陵的農民習慣把人尿叫小糞，茅坑裏大便與小便的混合物叫大糞。為方便，往往把小便解在壹個專用的容器裏，積存起來，專用來給蔬菜施肥。這楊永祥用來給張天碧嘴裏灌的小糞，大概就是從專門積存小便的公共糞桶裏舀來的，發了酵的。楊永祥只是社員，不是幹部，算隊裏的積極分子。
這鑿掉張天碧牙齒的生產隊長張天雨曾拜繼給張天碧的母親，是張天碧母親的幹兒子；與張天碧是幹兄妹。這張天雨完全六親不認，喪失人性。 “當時妳就讓他們抖，沒有反抗”？“我只是哭、叫喊，人又有病（患腫病），當時人都融了，不曉得反抗了”。“只是張天雨壹人，是按不住妳的，肯定還有其他人按妳的頭，壓妳的腳”。“當時人恍（惚）了，不曉得還有無他人……”
時任龍潭區委書記余國民，曾經在大會上講過：誰偷紅苕種吃，就抖他的牙齒……。張天碧被抖牙齒與區委書記余國民會上講話是否有因果聯系不得而知。幾年後文革武鬥時期，余國民被造反派打得慘。
城郊區榮桂公社沙溪大隊代理大隊長陶永慶在食堂打死兩條人命。當場打死富農成分的張耀武，駐隊公社幹部問其打人的因由？回答：“打個樣子出來看看。”意思是顯示個人威風。還用小刀割破偷吃地裏嫩胡豆的幾歲小孩陳納元的舌頭。據說小孩的舅舅上城裏去法院告狀，法院叫其去公安局告發。後陶永慶被抓捕，肇因應該還有1960年上半年“三反運動”的政治背景。特別是次年（1961年）的整風整社運動，批鬥、抓捕了壹些農村基層幹部中殘害老百姓特別兇狠的人。雖然是掛壹漏萬，但對煞住幹部“五鳳”起了震懾作用，老百姓出了壹口氣。作者重點調查的榮桂公社（現在龍橋鎮），凡經歷過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的鄉親們，不論年齡大小，都有壹本苦難史、血淚史。未經歷過那段歷史的年輕人，也從父輩祖輩口中知曉那段歷史。
該公社黨委召開“四反”批鬥大會，無端打死婦女吳朝淑，被群毆暴打。吳朝淑4個小孩，她死前兩個女孩已經餓死，死後留下兩個兒子成為孤兒。
公社黨委召開反毛豬批鬥會，打死公社養豬場場長龐德榮。
有人偷吃了餓死病死的小豬兒被毒打致死。
反糧食瞞產，大隊、生產隊幹部大多數被鬥被打，甚至打死。
反榨菜，紅旗大隊有婦女被當場打死。李渡區馬鞍公社壹婦女自殺。
城郊區荔枝公社黎明管區5隊社員沈素芳（女）煮食自己餓死的女兒屍體，被大隊幹部黃柄清押送公社黨委，幾小時後餓死在公社機關大院裏。
……
中共黨史國史編纂文人們把這段歷史命題為“反映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願望”；“社會主義在探索和曲折中前進”等說辭，是對億萬受苦受難者包括悲慘死亡魂靈的褻瀆、侮辱。
四、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彈北方土改復查、整黨運動時的政治老調。
1963年開始在農村逐步開展的社教運動，是按照毛澤東在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鬥爭，並在次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中，把階級鬥爭為綱寫入會議決議中。1963年5月—1966年底的社教運動，以1965年初出臺《二十三條》（《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為時間分界成前後兩個階段。運動前壹個階段的社會政治理論基礎基本是北方土改復查與整黨運動的老調重彈。以王光美的《桃園經驗》[56]和陳伯達的《天津小站經驗》[57]作為政治模型。王光美受劉少奇派遣，於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到河北唐山地區桃園大隊搞社教運動試點，化名董樸擔任工作隊副隊長。後寫成《桃園經驗》。經驗稱，運動是按照“雙十條”[58]進行的。“這次社會主義教育是壹次偉大的革命運動，是壹次比土地改革更為復雜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它涉及的問題很多，牽連的面很廣，鬥爭也很尖銳。的確是這樣，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確實是壹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尖銳、更復雜、更艱巨的階級鬥爭。”按照雙四條，桃園經驗等作為政策和藍本進行的社教運動，除了沒有地主土地和財物可分外，其它過程基本是土改運動的重演。
以涪陵縣為例，涼塘公社蠶溪大隊支部書記洪傳國，被工作隊定為“蛻化變質分子”，退賠糧食幾百斤，說洪是搞資本主義剝削所得。其實是洪在大饑荒末期的1962年上級黨委政策範圍內多開荒種自留地所得。“後來有人說：不要餓死人。”“才給我們留下了壹點。”還把洪家中的毛衣，棉被也拿走了，作為“退賠”的款項。“《二十三條》下來後，退還了毛衣，毛衣已經被別人穿成了‘刷刷’（刷刷：方言-很破爛）”。糧食被人吃了，沒有退還。
縣委社教工作隊在這個公社還改變壹、二十戶農民土改時候劃的階級成分，說是當年漏劃的地主、富農。工作隊的主要負責人是山東南下幹部侯饒禮，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運動時期任職涪陵縣委第壹書記，鬥死、餓死三十幾萬人。整風整社運動中民憤極大受批判，降職為縣委書記。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搞社教運動矛盾向下整農民，他又找回了自我——土改情結。
時任涪陵縣委第壹書記張令安，在四清運動也被整。張是1961年初隨省委整風整社工作團涪陵分團來涪陵參加整風整社運動的幹部，當年下半年接替縣委第壹書記職務，努力“糾左”，在幹部中很受歡迎。四清工作團總團長地委書記孫俊卿為何要整張呢？原來在1961年時，省委整風整社工作團涪陵分團負責人梁歧山強烈提議省委處分孫俊卿，追究餓死100多萬人的責任。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保護孫俊卿繼續穩坐了地委書記寶座。運動結束梁歧山回省裏了。社教運動，孫俊卿借機報復梁岐山的親信老下屬張令安。要把張的家庭出身由富農改為地主。張不服，要去和孫俊卿理論。張的老婆勸解說：“富農、地主都是差不多的，妳就算了吧。”張隨後調回省城去了，擔任某個省局的中層幹部，躲過了文革批鬥，禍兮福所依。拱走了張令安，孫俊卿馬上調親信南川縣委第壹書記接任涪陵縣委第壹書記。
作者在自己最近出版的壹本書中探討過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發動社教運動的目的：主要是重新拾取三面紅旗運動導致的大饑荒，而喪失的政治合法性。其政治靈感仍然來源於北方、南方的土改運動。
五、華國鋒暴政期間，土改幹部群體土改情結的再次迸發。
1976年10月華國鋒政變“粉碎四人幫”與1979年開始的部分非毛化運動沒有政治上的邏輯聯系。
華國鋒在17年時期是黨內紅人，官運亨通。又是文革受惠者，由省委副職務躥升至中央副主席。以偽善面孔欺騙了毛澤東，毛屍骨未寒就主導了顛覆毛澤東文革理論和成果的政變。所謂“按既定方針辦”；“兩個凡是。”等，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話。華要回到文革前，四清後的社會政治經濟形態與專政模式。恢復文革前的政治權力結構。由他取代毛澤東位於權力的金字塔的頂端，他之下是從高到低的各級官僚階層，把老百姓壓在社會的最底層。[59]作者認為毛澤東通過文革實現了由17年的共產黨壹黨專政（他和官僚集團的集體專政）轉變為其個人獨裁。這是文革政治結構與17年政治結構的重大區別之壹。華國鋒搞政變是宮廷內鬥，爭權奪利，組織清洗，是共產黨內的幫派鬥爭。他只否定毛澤東文革理論，組織上要清洗黨內文革派；社會上要殲滅文革中形成的以造反派為代表的政治思想反對派。采取極其兇狠的手段搞階級鬥爭，鎮壓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對派，同時大整老百姓。有人把華國鋒政變抓捕四人幫說成是歷史轉折，實際只是鄧小平壹夥舊官僚個人命運的轉折。華在臺上實際掌權兩年多時間，他采取的整人手段是土改、鎮反、反右、社教和文革運動整人的模式的綜合，非常殘酷。與文革不同的只是矛頭向下整群眾。對造反派秋後算賬，如還鄉團。兩年中把逃過毛澤東殺害的人都殺了，如在江西殺李九蓮殺鐘海源並活摘器官。對農民，割資本主義尾巴。制造大量的冤獄。華國鋒就是壹個變形的小毛澤東。當年作者在涪陵壹個70余人的國營工廠裏當工人，有兩名工人曾經用業余時間給外單位做工掙得幾十元工錢，被當成資本主義批判。農村裏對土改時期劃成地主富農成分的農民普遍搞無端批鬥。掀起農業學大寨運動高潮，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時期的“五風”[60]死灰復燃。限於文章篇幅，不列舉詳細案例。
華政變後在文化藝術領域解禁的第壹部電影片，就是《洪湖赤衛隊》。故事演繹與歌頌1930年代賀龍在湖北洪湖地區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鬥爭及蘇區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翻身做主人的幸福生活。華國鋒共產革命生涯自山西西部呂梁山區開始，後南下湖南當縣委書記，壹直當地方幹部，指揮過前後兩次土改運動，土改情結深入骨髓。
中共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特征，毛澤東自己用壹句話概括了：馬克思加秦始皇。[61]這種統治的野蠻、愚昧和殘暴，頗具有自秦王朝開始至滿清王朝滅亡為止的中國二千余年中間，不斷出現過的皇權暴政的原始性和皇權制度下如宋朝梁山草寇[62]、明朝末年闖王張獻忠造反隊伍[63]的嗜血性；同時，它又全面吸收了現代德國法西斯，最主要還是承襲了列寧、斯大林共產極權暴政的社會理論、制度模式、運作程序及現代技術手段等，並“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發展創新，達到“第三個裏程碑。”[64]
自列寧建立共產黨專政初始，第二國際領袖之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民主主義者卡爾.考茨基就揭穿了共產主義的本質[65]。之後百年共產主義運動歷史和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招牌的共產黨專政下的暴行完全證實了考茨基的判斷。
結語：
土改情結是毛澤東全部革命理論中的內核。其形成與完善經歷了壹個艱難的過程，它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的危急情況中，毛澤東“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在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繼續得到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誌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66]即使在毛澤東的最後革命——文革中，除“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外，其余現象[67]都無不折射出地地道道的土改運動情結。所以說，土改情結貫穿於之後的所有政治運動之中。

中共禍害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絕對不應當是讓資本自由下鄉，而是要保護農民的土地基本權利。這是他們最後的保障。中國的城鎮化不能是農民從農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單向過程，而應當允許進城失敗的農民返鄉。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權利是他們的基本人權，是最後救濟與保障。農民有退路，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出路！中共打著先富帶動後富的旗號鼓勵資本下鄉，這樣做會對中國農民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第壹、資本自由下鄉，將吞噬農民安身立命土地

在當前中國城市資本過剩的情況下，允許資本自由下鄉，資本將如洪水猛獸吞噬農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這個基本保障。

城市資本之所以有強大動力，壹是貨幣會貶值，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是最好的儲存手段。二是城市人希望在農村有壹個休閑去處，每年去度度假，享受田園風光。

問題是，從農村拔根的農民能否在城市體面落地，卻是未知數。

農民不可能，用他們讓渡農村土地權利所獲收入，在城市買得起房子。

也許，他們可以在中西部縣城買得起房子。

即使。他們買得起房子，他們也很難在城市安居得下來。

第二、當前70%農民家庭，都“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

當前中國農村，70%農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即農民家庭中，年齡比較大的父母留村務農，年輕子女進城務工。農民家庭因此同時有務農和務工的兩筆收入。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支出比較少。

這樣，農民家庭就每年都有結余，日子就比較好過。

現在全家進城了。年齡大的父母，很難在城市找到就業機會，年輕子女在縣城務工的收入太低，無法維持“上有老下有小”的全家人生活，只能到沿海地區去務工。

而城市生活成本遠高於農村，事事都要花錢，僅僅小區物業費，就要占到全年收入的很大比例。

全家進城了，收入減少，支出大大增加，這樣壹來，家庭經濟必然拮據，家庭關系必然緊張，所有家庭壓力，向缺少就業機會的老年父母轉嫁。

第三、再也回不去的，只有死路壹條

從老年父母角度看，他們知道自己的子女，正在為他們的子女積累打拼，自己成為家庭拖累。因為。已經從農村拔起，老年父母不再回得去農村，在城市局促的家中，他們每天都備受煎熬，時間長了，就只有死路壹條。

中國現在只是壹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只有歐美日的七分之壹。

這就使得中國的城市化，不可能提供足夠讓進城農民，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收入機會和就業崗位。全家進城，進城失敗後，又不能返鄉。就必然要形成城市貧民窟。

這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農民從農村連根拔起後的現象。比如印度、印尼、菲律賓、拉美國家。

壹方面是城市觸目驚心的超大規模的貧民窟，壹方面是農村的雕敝。

城市貧民窟。不僅對農民，是不人道的去處，而且是現代化中的定時炸彈。

中國的城鎮化，不能是農民從農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單向過程。

而應當允許進城失敗的農民返鄉。

第四、進城失敗農民返鄉，是他們的基本人權

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權利。是他們的基本人權，是最後救濟與保障。

農民有退路，中國現代化才有出路。

農民進城，“人努力、天幫忙”，他們就在城市體面安居下來。

但是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相當部分甚至大部分進城農民，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就應當允許他們選擇返鄉，就要為他們留下返鄉的退路。

進城失敗農民，只要回到了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他們就可以具有力量。

農民住自己的房子不花錢。種自己的承包地，可以很容易解決溫飽問題。

搞副業可以獲得壹些現金，庭院經濟和自給自足極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

村莊是壹個熟人社會，祖祖輩輩生活在村莊中，親戚朋友住在村莊中，無論身體還是靈魂，都有安全感。

也許村莊生活的日子不富裕，卻很踏實。

相對於漂泊在城市的煎熬，寧靜的農村生活實在很好。

國家為農民解決他們在農村生產生活所需基本條件，進城失敗農民從城市退養，就可以與農業完美結合起來。

第五、進城農民返回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中國的城鎮化。應當是壹個長期的過程。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壹定會出現普遍的進城失敗及進城失敗後的返鄉。

正是進城失敗農民可以返鄉，才沒有城市內二元結構。

這也使得中國可以有效應對經濟周期。

可以讓進城失敗農民返回的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也是因此，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絕對不應當是讓資本自由下鄉。

應該保護農民的土地基本權利，這是他們最後的權利。

中共政治迫害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零年

在中共專制統治下，作為共產黨基層幹部的村支書不但對農民的集體財產有實際的處分權，而且村支書和地方政府的官員都是熟人關系。村支書及基層幹部同時也屬於農民，跟農民很可能產生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現實中，不少村支書淪為欺壓鄉民的惡霸，本文的農民申訴狀反映的事實就是壹個典型。村官貪汙集體財產被村民舉報，於是糾集黑社會對農民報復，入室行兇。第壹次入室行兇將申訴人家人打傷，第二次在入室打鬥中，入侵者在混戰中被殺。而中共法院則將防衛農民判處重刑。壹方面中共的司法體系更傾向於維護基層官員利益，另壹方面，司法官員的懶政造成不出人命不管，出了人命不分事實重判。類似事件在中國層出不窮，但只有少數能引起輿論關註。

刑事再審申請書


再審申請人：張好峰，男，漢族，農民，1963年2月16日生，小學文化，身份證號：41072719631116501，住河南省封丘縣曹崗鄉清河集村(現服刑於河南省笫二監獄)


再審申請人：張海賓，男，漢族，農民，1987年2月11日生，中專文化，身份證號：410727198702115015：住河南省封丘縣曹崗鄉清河集村(現服刑於河南省笫壹監獄.)


法定訴訟代理人：常衛雲，女,漢族，1962年10月9日生，身份證號：410727196210095047：住河南省封丘縣曹崗鄉清河集村，系申請人張好峰之妻：張海賓母親：聯系電話：15639907185


張海賓不服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新刑二初字笫24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及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豫法刑三終字第101號,(2015)豫法刑申字308號和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刑申454號，駁回申訴錯誤通知書，特依法申請異地再審.


再審請求：


【1】依法撤銷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新刑二初字笫24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及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豫法刑三終字第101號,(2015)豫法刑申字308號和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刑申454號駁回申訴錯誤通知書，依法指令異地重新審判。


【2】 依法判令申請人張好峰，張海賓犯故意殺人罪，罪名不成立，無罪釋放。


【3】 依法追究涉案偵察，公訴，審判人員，濫用職權，枉法裁判，制造冤假錯案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


【4】 依法對申請再審人作出國家賠償。


事實與理由：


時間追塑到2009年7月3日河南省封丘縣曹崗鄉清河集村時任村書記許洪振，上任以後胡作非為，貪汙腐化，假公濟私，侵犯民權，被村民聯名向當地紀委舉報，淩晨零點30分左右，村支書許洪振的三兒子許振軍帶領李克強，趙文傑，邢陽陽，邵明闖，許宗義等人攜帶兇器闖入申請人家中，將張好峰和兒子張海賓，及妻子打成輕傷，申請人告狀無門，執法機關有法不依，有案不立，更加增掭了許振軍打擊報復舉報人的囂張氣焰，再次將打擊報復的劍矛指向張家父子，那是壹個月黑清風，充滿血腥的夜晚，也就是2009年7月19日夜晚，許振軍又再次帶領李克強，趙文傑，邢陽陽，邵明闖，許宗義等涉黑分子手持砍刀，破門而入，在打砸搶中，許振軍被自已的同夥誤傷身亡,而壹審，二審，三審法院在審理本案時，沒有依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依法維權，依法追責. 而是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在形不成人證，物證，陳述，相互印證的證據鏈：在獲得的證據不具有客觀性，關聯性，排它性，完全不符合重刑量刑標準的情況下，作出判決，與情，與理，與法相悖，令人不解且非常痛心。


該案在事實證據認定上確實存在十大疑，特請求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委、紀檢委，審判委、再審監督庭，依照黨的第十八大及第十九大及（2017）習主席鑒發主席令及黨的第十九大四中全會確定國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國家刑法規定壹個法院，只能再審壹次的法定，就本案請最高人民法院指令異地法院再審，並附帶民事的再審，釋放張好峰、張海賓父子二人無罪的公證法律文書。


事實與理由：


本案是壹起顯而易見典型的村霸涉黑致人死傷血案，中國老百姓緊跟黨中央走，堅決反對腐敗，反對貪汙受賄，舉報村官貪汙行賄，2009年7月是河南省封丘縣清河集村的血淚之夜，村民聯名向當地紀委舉報，貪官許洪振之子許振軍，國家城管幹部收集社會黑惡勢力團夥七人，開車自帶各種殺人兇器行駛200多裏外的新鄉地區封丘縣清河集村，深夜對村民進行多次打擊報復，夜闖民宅，報復舉報人，行兇事實，由河南省高級法院和新鄉市中級法院兩審及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4個審判文書，違反我國國家制度，憲法法定程度，法律制度，法律規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案下達的兩個法律文書，違背中國共產黨、黨的十八大及十九大習主席所做的兩個報告，堅決反對腐敗，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嚴懲壹切危害社會的不法犯罪分子。


該案十問最高人民法院審案法官


（壹問）2011年最高法曾依法下達了（2011）刑壹復15250254號裁定書，以“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不核準河南省高院裁定，發回重審，新鄉市中級法院重審時仍沒審理應審的證據，也沒有核準應核準的事實，僅平衡性地對我父親張好峰從死刑立即執行改判為死刑緩期執行了事，對新鄉市中級法院未按最高法裁定，提取證據，查清事實，我們再次向最高法申訴後，最高法竟下達了與上次裁定內容相反的（2018）454號駁回申訴裁定，又肯定了所謂“證據”和“事實”，對下級法院的壹種審理情況怎麽得出兩種相反的認定？


（二問）持刀人李克強、張海賓互相砍對方壹刀，死者許振軍身上也有壹刀致命傷，這壹刀到底是那個人的壹刀，在這人命關天的事件中，為什麽不給鑒定，比對就認定是我張海賓捅的。


（三問）村霸、貪官被村民舉報後，為打擊報復，組織黑惡勢力持械夜闖舉報人家中，把人打成輕傷，半月後又再次組織黑惡勢力持械夜闖民宅造成慘案，法院審理時又組織幾百人沖擊法庭、毆打律師和法官，這壹完全符合國家“掃黑除惡”法律要件的涉案人員，在保護傘下，至今仍逍遙法外，為什麽最高法未依法追究這壹命案的始作用者？


（四問）許振軍既然專程組織黑惡勢力幫他壹起打人，怎麽可能由他壹人先破門闖入民宅，讓帶去的人在車上等，僅憑他們壹面之詞，就能認定許振軍壹人先闖入民宅嗎？


（五問）證人證詞張海賓逃離現場求救時，被許振軍等人喊著打著追了壹段距離，又返回去高喊，收拾院裏那個，開始了第2撥打鬥，證明第壹撥打鬥中許振軍尚未受傷，而已經逃離打鬥現場的張海賓又怎麽會造成第2次打鬥中許振軍的傷？


（六問）（2018）454號駁回申請文書認定“死者有多處創口，推斷系兩種以上銳性外力作用，怎麽能以這種含糊其詞的推理，去裁定壹樁人難查清事實的死人案呢？推理是違法的。


（七問）證人在張海賓逃離現場後，聽見許振軍喊了聲：“哎呀，是我呀！”對這壹黑暗中同夥誤傷的證言為什麽視而不見？


（八問）曾半月前帶人持械私闖民宅，並致人輕傷後的同壹夥人，這次又以更加兇惡的氣勢再次闖入民宅行兇的行為，怎能認定為“尚未明確企圖？”


（九問）證人講的張海賓與李克強互砍壹刀，現張海賓持的刀已經找到，是否是我所拿與提取認定的刀把，刀鞘組合看是否是壹個整體，是否與那個致命傷的刀是同壹把刀，這是認定張海賓是否殺人兇手的關鍵，怎能說“無關緊要”？古代包青天斷案還“刀對鞘，鞘對刀”不能差分毫！


（十問）張家父子用於自衛的刀是不是致死許振軍的刀？如果是，那麽請審判官拿出具體客觀真實的司法鑒定？張家父子用於自衛的刀不是致死許振軍的刀，那麽致死許振軍死亡的刀哪裏去了？


綜上所述，不難得到壹個結論，凡是合定張海賓殺人的證言、證據和不利於許振軍的證言、證據多不予鑒定，采納，凡是對認定張海賓殺人和有利於許振軍方的證言、證據，那怕是壹面之詞也全部認定入卷，這種帶有明顯偏離事實的傾向性審理，難道最高法的辦案人員看不出來？


適用法律錯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笫二十壹條，笫1款規定“緊急避險，是指為了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發生的危險，不得己而采取的損害另壹較小合法權益的行為，使侵害人受到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


本案中許振軍半夜深更到張好峰家敲門，砸門，見防盜門砸不開，便從車上拿來機鉆弄，將門破壞後沖了進去. 根椐法律規定，張好峰父子對許振軍采取的行為完全屬於正當防衛，不應負刑事責任。


望貴院認真調查，核實真況，依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標準，判如所求，依法維護申請再審人的合法權益。


以上句句屬實，懇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明查，不要讓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妳們手中的正義之劍來撓亂我們的公正之世，謝謝！


此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申訴人：張海賓 張好峰

中共極權對中國農民的禍害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農民選舉權僅相當於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遷徙自由被剝奪，養老沒保障，進城就業遭遇戶籍歧視。


河南省委領導到洛陽等地貧困山區調研，有村民感嘆說“過去農民種糧交稅還能為國家做點貢獻，現在什麼稅也不交了，國家還給這補貼那補貼，我現在壹點貢獻也沒有……說實話，我心裏很慚愧。”此語壹出，輿論嘩然，稱其善良者有之，認為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農業稅被廢止時，國內媒體炒得沸沸揚揚，農民似乎也感激萬分。然而，為國家建設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國農民並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稅也不交了”，免除農業稅的象征意義要遠遠大於給農民帶來的實際利益，而且農民的現實處境也並非如新聞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壹、60多年來農民有多少財富和權利被拿走？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農民為這個國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勞動創造的財富幾乎全部被拿來用於支援國家建設。然而，數十年的血汗奉獻，並沒有讓他們得到更多的實惠和權利，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至今仍舊是“二等公民”。


（壹）60年來農民為國家貢獻了多少財富？


新中國60多年的經濟建設，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財富呢？恐怕誰也說不清楚，我們只能用壹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數字去估量這個群體曾經和正在付出多少東西。


1、1949-2003年農民交了近4000億元的農業稅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壹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征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王鋒《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分析研究》），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這還僅僅是上交給國家的農業稅，並非農民承擔的全部稅費，而在農民的稅費負擔中，農業稅是最少的，農民稱其為“頭稅”，此外還有上交集體的“三提五統”（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優撫對象統籌、民兵訓練費和鄉村道路建設統籌費），農民稱為“二稅”，達標集資（指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集資、攤派、罰款等）則稱為“三稅”。（楊青平《皇糧國稅——稅制流變與王朝興衰》P223）那“二稅”“三稅”到底有多少？

1957年浙江安吉縣有幹部曾形象地描述說：“壹個農民種五棵稻：壹棵是給國家種的，壹棵是給社長種的，壹棵是給會計種的，壹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壹棵才是給自己種的。”


1985年全國農民農業稅交了47億元，而民辦教育16億，供養五保戶10億，照顧烈軍屬5億，文化衛生20億，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計劃生育32億，基層於部和脫產人員補貼70億，亂收費40億，總汁257億元。（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第4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頁）也就是說，農業稅僅僅占農民負擔的五分之壹不到，同1957年的情況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農業稅從8.6元增長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鄉統籌費則由28.86元增長到44.55元，若加上亂收費、亂罰款等社會負擔，1991年農民負擔約為90元，農業稅只占九分之壹。（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況據專家測算，全國農民人均繳給國家的稅約為45元，繳給鄉村集體的費約為185元，用於各種達標活動的集資約為100元．合計330元，三者比例約為1：4：2。農業稅只占農民負擔的七分之壹（楊青平《皇糧國稅——稅制流變與王朝興衰》P223）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4000億農業稅僅僅是近60年農民付出的很小壹部分，紛繁復雜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才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2、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

為了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和穩定糧價，也為了給工業發展積累資金，1953年開始政府開始實行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強制農民低價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準。國家以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和出售糧食，而以高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將工業產品賣給農民，這就形成了“剪刀差”。

國家通過統購統銷的“剪刀差”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據王鋒博士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相當於至少58億兩，至少相當於現在的49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年176億元；1979年到1994年，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 億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億元。而90 年代以來每年“剪刀差”的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數據來自王鋒《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據袁瑞珍統計，1953-1985年統購統銷過程中農民向國家貢獻的財富大約在7000億到8000億元。要知道，1978年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也只有9600億。這種“剪刀差”讓農村壹貧如洗。

統購統銷常年過度征購農民余糧，導致農民口糧不足。即便農業大豐收，農民仍吃不飽肚子。劉少奇曾有明確說要犧牲農民保證城市糧食供應和工業建設需要 。農民將這種低價強制購糧的政策成為“暗稅”，民謠中說：“暗稅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饑荒：上千萬農民因為過度征糧被餓死

1959-1961年之所以會出現大饑荒，主要是因為大躍進中虛報糧食產量，導致高征購，各省為完成征購指標，逼迫農民把口糧上繳，致使大饑荒蔓延。為了完成征購指標，地方官員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安徽鳳陽“很多社、隊成立了‘查糧小組’、‘調糧突擊隊’，翻箱倒櫃戳地鑿壁，逐戶搜查，吊打群眾，結果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壹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

同時，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基層幹部為自己享樂大肆占用農民口糧，導致農民缺糧餓死。如鳳陽縣“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面，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當時實行的政策是保證城市犧牲農村，比如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中央決定犧牲饑荒最嚴重的四川，讓李井泉火速向外調糧。1960年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全國糧食廳長會議簡報》，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這種不顧農民死活的糧食高征購導致了四川成為是餓死人最多的省。

大饑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這三年間農民失去了多少糧食和財富權且不論，僅僅餓死了的人數，至今仍是個謎……

4、1962年至今：農民私有土地被收歸集體所有，至今仍無土地所有權

從50年代開始，不僅農民的勞動成果被拿走，就連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也不再歸農民所有，而成為“集體”或國家的財產。

50年代中後期，當農民轉入高級合作社後，土改時分給農民的私有土地便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壹步將農民的宅基地也劃歸集體所有，其第二十壹條規定：“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壹律不準出租和買賣。”

改革開放以後不僅沒恢復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反而在憲法層次上明確規定土地集體所有和國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至此，農民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喪失對土地的所有權，從建國初期土地的主人淪落成為現在“集體”土地的雇工，這也成為如今政府和開發商圈地過程中農民無法維護自身利益，最終連土地使用權也完全喪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為了緩解城市糧食壓力，城鎮人口向農村移民2000萬

1959-1961年饑荒威脅著數億農村人的生命時，為了減輕城市的糧食供應壓力，陳雲建議中央“動員城市2000萬人下鄉”。1961-1963年，全國共精簡職工1800萬人，壓縮城市人口2600萬人。（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30）後來毛澤東在談起這壹條措施時很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但他卻沒有想過2000萬人會給饑荒中的農民帶來更大的生存壓力。

為了防止農村難民進入城市逃難，195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和《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口外流的緊急通知》，嚴格限制農民進城。即便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也不允許農民逃離農村進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

1968年毛澤東為降服紅衛兵和緩解城市勞動人口壓力，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據統計，在1962—1979年期間，全國累計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有1776萬之眾，加上幾百萬的機關幹部職工下放農村，總共有2000余萬城鎮人口流入農村。城市人口轉移到農村，必然增加農民的生存壓力，知青的到來讓農民本就貧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資料也承認：“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於安置人數過多，增加了農民負擔，形成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同樣作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知青群體或懷念或控訴，擁有強大的話語權，而農民至今仍然出於失語狀態，連表述的機會都沒有。

7、60年來農民付出的勞役不計其數

除了上述生命財富損失之外，農民還有壹部分巨額勞務付出經常被忽略，這就是攤派在每個農民身上的勞役。這些勞役付出主要用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繕校舍等。

以水利建設為例，復旦大學教授張樂天說：“現在國家建水庫要投資多少億？當年都是農民幹出來的。那時建設的水利工程，其總量遠遠超過現在，因為當年遍地開花，全都在幹，像紅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會耗費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為例，僅“大躍進”時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動用了17個縣的10萬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擲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壹道大壩。放在現在，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當時，這都是按照義務工攤派給農民的勞役。據統計，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水利工程建設 “大躍進”，現有的8.7萬座水庫大部分建於那個時期，想想就知道當時農民付出了多少。


（二）60年來，政策歧視讓農民的公民權利喪失殆盡

農民用生命和財富為國家建設奉獻，為政策失誤買單，他們得到了什麽？“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種歧視……60多年來，農民喪失了多少權利？

1、農民選舉權僅相當於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

建國以來，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強調“在立法上要講階級不平等”，從1953年《選舉法》開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長期以來只有“八分之壹選舉權”（1979年修改為五分之壹，1995年修改為四分之壹）。1953年制定選舉法時，全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86.7%，而所擁有的全國人大代表數僅占總人數的5%左右。

我國城鄉居民選舉權“同票不同權”的現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層面上終結。然而據統計，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壹屆全國人大代表實有2978人，其中官員、公務員代表2491人，民企員工代表16人（包括農民工3人），農民代表13人（以村黨組織書記為主） 。也就是說，真正能夠代表八億農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僅僅15個（如果村黨組織書記能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話），僅相當於1953年的十分之壹，而代表兩億多農民工利益的僅3人。由此可見，雖然法律已經修改，但事實上八億農民在政治參與上的處境更加邊緣化，完全處於被忽略的失語狀態。

2、 戶籍壁壘森嚴：農民淪為“二等公民”

戶籍，恐怕是農民最痛的傷口。1958年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農民進入城市，全國人大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條例》的制定目的說：“既不能讓城市勞動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讓農村勞動力外流。”他還批評有的城市機關、單位讓“從農村盲目流入城市沒有戶口的人員”長期居住。

改革開放以後，城鄉戶籍鐵壁更加鞏固。國家陸續出臺政策強化對戶口遷移工作的限制，嚴格控制“農轉非”。

那麽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到底能給人們生活帶來多大差別？僅以保險福利為例：“1992年，每個有非農業戶口的中國人可以從國家那裏獲得524. 4元錢的保險福利費，若加上440 .3元的無形住房補貼，那麽市民戶口的身份價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費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說。壹紙戶口要勝過農民壹年的辛勞。” （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1）

對占人口總數80%左右的農民來說，國家福利制度幾乎是壹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憐的幾種福利形式，那是農民自辦的。“小學是民辦的，‘五保戶’是農民負擔的，修橋、鋪路等等壹切公共事業無壹不是由農民自己來集資。農民住房靠自己建，農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農民上了年紀以後靠子女贍養，死亡之後由子女出喪葬費用。生老病死聽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謀。”（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1）

正因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別，農民們才會想方設法擠破腦袋去贏得壹個城市戶口，有些婦女甚至不惜獻出身體。據《法制日報》1993年報道，廣西壯族自治區隆安縣公安局局長陸世長1977年至1991年間以批準農轉非戶口為誘餌，先後奸淫婦女8人48次，調戲、侮辱婦女5人。這僅僅是法院調查認定的事實。而據有線索的數字，這個色魔在14年間奸淫婦女數則為100多人。（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57）

這種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是戶口壁壘依然等級森嚴，特別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這從大學生、研究生找工作時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戶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農民想在城市落戶，更是難上加難。而2010年廣東推行“積分入戶”和 重慶的“土地換戶口”等措施，說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戶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條款  。

3、1957年至今，遷徙自由被剝奪

伴隨戶籍制度的確立，農民的遷徙自由也被剝奪了。

1951年公安部頒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和1954年制定憲法的時候，其宗旨裏還有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字樣。

但從1953年開始，國務院相繼發文件指示：“鐵道、交通部門在主要鐵路沿線和交通要道，要嚴格查驗車票，防止農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門應將流入城市和工礦區的農村人口遣返原籍，並嚴禁他們乞討；公安機關應當嚴格戶口管理，不得讓流入城市的農民取得城市戶口；糧食部門不得供應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員糧食……”層層設卡，想盡辦法要阻止農民進城。1957年12月13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各單位從農村中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將農村勞動力徹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門之外。這些制度讓農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更是從制度上否定了農民的遷徙自由權利。（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

1975修改憲法時，把54憲法所規定的“遷徙自由”直接給取消了，我國公民的遷徙自由徹底失去了憲法保障。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依舊沒有遷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憲法沒有恢復“遷徙自由”的條款。參與本次制憲的法學家吳家麟解釋說：“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寫進去。因為有法不依，不如無法。無法盼法，大家還覺得有希望；有法不依，連盼頭都沒有了。”當時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胡喬木則說：“不能讓農村人口自由進城。現在城市很困難，有了權利大家便都到城裏住來了，那是不能規定的。”

事實上雖然農民可以進城務工，但是無法在城市享受應有的福利待遇，連基本的子女入學權利都沒有，這種想要農民創造價值又不給農民福利待遇的“遷徙自由”，是對農民的變相掠奪。

4、農民養老沒保障，完全處於自生自滅狀態

50到80年代，國有企業職工及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金由國家財政撥款，個人不需繳納任何費用。而農民養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極少數老弱孤寡殘疾才獲得集體的保障，錢還是由農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後公務員養老國家全包，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後，職工養老需自己繳納部分，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仍是國家全包。而農村建立的養老保險制度卻依舊是農民全部承擔養老費用。這種附加身份限定的養老保障制度，有悖於憲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輕農村，農民工子女無法上學，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在教育方面無論是教育經費、重點學校還是教育政策，農村都無法與城市相提並論，長期傾斜的教育政策讓占學生數量絕大多數的農村學生壹出生便“輸在了起跑線上”。

就教育經費而言，2001年我國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為95元/人，農村為28元/人，城鎮是農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是146元，農村為45元，城鎮是農村的3.24倍。國家投入的農村中小學財政預算壹般不夠發公辦教師的工資，因而教師的辦公經費、教學器具和圖書資料的購買只得由農民負擔。據估算，每年農民繳納的教育附加費達上百億元(1998年為165億元)。實際上，在教育費附加之外，農民還需要參加教育集資(1998年為53億元)、攤派和支付學校的亂收費。

由於農村教育經費長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學校數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萬農村孩子因無校就讀而失去上初中的機會，平均每年失學量為476萬名。（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對農民赤裸裸的歧視，導致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農民工子女的入學狀況更糟糕，由於城市學校不肯接收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或農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讀費，他們只能將子女送進“打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不花城市財政壹分錢，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強制取締“打工子弟學校”，僅北京市2011年8月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導致3萬農民工子女失學。

教育長期的傾斜也導致了從90年代開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統計顯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農村學生約占30%，其中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不到兩成，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生占三分之壹，北京大學在2010年只有壹成，清華大學2011年來自縣以下的學生不足兩成，而1980年代清華的農村生大約占二分之壹，“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農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動的道路越來越窄。

6、農民進城就業遭遇戶籍歧視，很多職業被禁止進入

從50年代開始，城市便封閉了就業市場，農村勞動力很難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壹切部門的勞動調配必須納人計劃……不準隨便招收人員，更不準從鄉村中招收人員”。（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而農民只能安守農村，永遠從事農業生產。

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雖然被允許進城務工，但幹的都是最臟最累的行當，因為很多城市出臺政策限制農民進入某些職業，這些職業都是特意留給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發布《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將20多個職業作為“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北京1997年初也開始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僅有12個行業的200個工種對外來人員開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決定將限制行業將由過去的5個增加到8個，限制職業由過去的34個增加到103個。（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38-163）

這種對城市居民進行保護性就業的政策至今仍沒有改善，對普通農民工就業限制之嚴尚且不說，僅就大學生就業而言，每年碰到的戶口壁壘就不計其數，據統計，“在遭遇過戶籍歧視的青年中，有57.9%是農村戶口，有78.9%是非本地戶口；而在北京地區的調查中，非本地戶口求職遭拒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93.9%。”

此外，農民在醫療、生育、維權等方面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


二、免除農業稅並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

免除農業稅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並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農民的處境也沒有多大改觀。

（壹）免除農業稅：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免除農業稅，看上去很美，其實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義。2006年之前，中國是世界上唯壹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當今世界上主要農產品生產國如美國、德國、法國，不僅早已免除了農民稅費，反而給予農民高額的直接補貼。因此，減免農業稅，從與國際接軌的角度看，的確可以算作壹種對農民的解放。

那麽免征農業稅到底能給農民帶來多大的好處？以河南這樣的農業大省為例，免征農業稅，全省少收稅10億元，如果加上約30％的征稅成本的話，每個農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說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農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農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由此可見，免除農業稅對農民增收的實際意義不大。

而且從上邊所列農民的稅費負擔看，各種雜費、雜稅，如教育附加費、屠宰稅等才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障礙，這些亂收費的總額數倍於農業稅，至今仍沒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農業稅不等於不交稅

河南農民段中智感嘆“現在啥稅也不交了……俺現在壹點貢獻也沒有”，其實這種看法明顯是與事實相悖的。農民的農業稅雖然免除了，但仍承擔著各種雜費雜稅。除此之外，農民實際上還承擔著很多稅種，比如說購買農資的增值稅、購買生活消費品的增值稅等，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在2005年10月的講話中說：目前中國農民在購買生產資料等生產過程中交納的增殖稅，每年在4000－5000億元之間，農民人均交納的稅款在200元以上。農民僅僅在購買生產資料環節就為國家間接地承擔如此高額的稅收，怎麽說農民不是納稅人？

（三）農資價格上漲，抵消政策優惠

農業稅免除後，不少地方的農資產品價格不斷上漲，這些雖然屬於市場行為，卻與當地政府的價格管理不無關系。這在壹定程度上“吞噬”了種糧直接補貼、降低農業稅等政策實惠。僅化肥而言，據查2006年底尿素價格約為1500元/噸，2007年漲到尿素價格1700 多元/ 噸，2008年2300 多元；二銨價格則由2006年底的2000元/噸增長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噸，翻了壹倍多。

如此迅猛的價格增長，農民種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優惠被抵消，農民的隱形負擔不降反增。

（四）二元體制下農民被剝奪狀況仍未改善

實際意義不大的免除農業稅被宣傳得轟轟烈烈，而二元體制下農民被剝奪被歧視的地位基本沒有任何改變，在壹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比如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征地風波，某些以城市化名義推進的政策直指農民最後的生存資源——土地。農民“被上樓”，城市“要農民工的勞動力不要農民工，要農民的土地不要失地農民”，血拆悲劇不斷上演，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後壹點保障也被剝奪。

2004年的征地改革號稱能限制官商勾結損害國家利益，保護農民權益……然而據秦暉教授介紹：“這種改革對於國家與農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沒有什麽改變，尤其是國家壟斷土地‘壹級市場’、只許官府‘征地’不許農民（甚至包括‘集體’）‘賣地’、更不許農民討價還價的規則沒有任何改變。”

現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僅剝奪農民的權利，甚至歧視農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按照2011年的標準來算，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僅僅因為戶籍差別，城市人口死亡賠償金就是農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說，城市人口壹條命的價值是農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價”，如此赤裸裸的歧視，連生命權都不能平等，何談公正？難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縣壹個鎮幹部敢公然對群眾說：“死壹個農民算什麽？就如同死壹只螞蟻。”（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4）的確，中國農民，命若螻蟻啊！

結語：

1、農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難，卻依舊憨厚樸實到愚昧的程度，僅僅被免除了幾十塊錢的農業稅，他們便充滿感激，這感激背後包含了多少心酸與悲涼。

2、但願有壹天國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設法從農民身上牟利，能還這個群體以真正的國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權利平等，還他們壹個公道。

農民運動

作者 祝峰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這個話題聽起來讓人別扭，越想越感到搭不上邊。而事實上，二者在人類生存意識與抗爭意識的演化過程中確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二者都不能獨立存在。至少是壹個承前啟後的縱向關系。尤其這個話題轉移到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就更加顯示出其延綿不斷環環相扣的獨特韻味。

首先，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斷言，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是壹種為生存而戰鬥的因果關系，而現代中國正在或即將發生的民主運動是為權利而戰鬥的因果關系。二者既有戰鬥的共性，又有目的性的區別。而這壹區別就決定了造成其興起直至發生與演變以至於最終的結果而構成的內外在的條件將是天差地別的。

為生存而戰，顧名思義，沒有了基本生存物資的來源，沒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壹句話，沒有活路了。因此要求生存，求保障，求活路。因此，他們要以暴力這壹最高等級的抗爭手段走上揭竿而起的暴動之路。

為權利而戰，顧名思義，缺乏自身精神釋放與精神享受方面的權利，缺乏參與社會活動與反抗邪惡勢力的訴求方面的大環境，壹句話，沒有自由生存與發展的空間了，生存目標成了壹潭死水，世界沒有了活力，且生存環境朝不保夕。壹切要看別人的臉色戰戰兢兢的活著。因此，他們要以訴求抗爭甚至是暴力抗爭的方式去試圖改變這樣的現狀。

上述兩種權利的追求，不僅具有抗爭意識上的不同，更有時空條件的限制。其根本上就是追求生存權利與追求生存之外的權利這壹本質上的不同。這就註定了其抗爭的方式，力度與取向壹定是不同的，甚至不能以殊途同歸來加以定論。

首先，農民起義是以民不聊生，餓殍遍地，民無生路作為先決條件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就沒有暴力性質的農民起義。它往往是在相對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才能構成事實。比如，皇權落榜，帝室衰微，強豪四起，天災人禍，逐漸累積成積重難返的社會格局進而形成了皇室與地方勢力的勢能對比發生逆轉，直至整個國家失去控制。這壹轉換的實質就是天下財富分配的比例發生了傾斜，使原本統治地位的壹方不再具有掌控天下占多數比例的財富。其勢能也因此從絕對的強大轉變成非絕對強大以至於成為弱勢的壹方。

其次，現代民主運動是以權利分配不均，財富分配失衡，自由屬性被壓抑，生存文化被壓迫，生存意識被強暴為先決條件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就沒有民主的訴求與抗爭。它壹定是在文化體制與政治制度相對落後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形成。比如，獨裁專制，集權暴政，淫惡法統，桎梏自由，進而使天下人形同囚禁，毫無獨立的生存屬性與安全的保障。因此，民主與自由的呼聲就會在百般的壓迫下自然萌生。這壹事實的本質就是物質財富達到了人類生存標準之後人類世界有了對生存目標更高的追求。在此情況下，壹切不適宜這壹目標的社會形態與政權模式都將受到劇烈的沖擊，直至以新的社會格局取而代之。

由此可以看出，農民起義的時空條件是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時代產物，尤其是地域特征所造就的自然景觀相對貧瘠所衍生出來的文化特征與政權體系偏重於掠奪性質的地區，在這樣的時空條件下就更加適合產生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在人類古代歷史上，東亞的中國爆發了無數次的農民起義，而西方的歐洲則相對罕有。古代的中國有農民起義，而現代中國以至於整個世界已不再發生農民起義這樣的抗爭行為。這就證明了時空條件是造成農民起義的外在因素。而古代與現代顯然具有不同的時空條件，因此當然符合上述的觀點。

顯然，民主運動的時空條件是社會生產力達到壹定的較高層次之後的時代產物，尤其是地域特征所造就的自然景觀相對富饒的區域及其所衍生出來的文化特征與政權體系偏重於保護性質的地區，這樣的時空條件無疑更加有利於民主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在人類古代歷史上，東亞的中國始終不曾出現民主的訴求，而西方的歐洲則在厚重的民主文化中率先步入了民主社會的殿堂。這同樣證明了時空條件是決定民主運動的外在的根本上的因素。

然而，農民起義也好，民主運動也好，它們雖然是不同時空條件下的產物，卻也存在著內外在的關聯與共性，其中，最顯著共性的就是抗爭！抗爭有其獨到的含義，抗爭不是講道理，也不是破口大罵，更不是遊說與解釋，而是真刀真槍的對壘。即使沒有刀槍也應具備對抗的實質。這個實質就是強制性的施加自己的主張而不是妥協式的請求。就這壹點來說，農民起義與現代民主運動具有觸類旁通的關聯性。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成因就會對現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因產生重要影響。

抗爭分為三種形式，壹是請願，二是分化，三是暴力。所謂請願，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向統治壹方提出訴求，期待著統治壹方給予支持或實施。所謂分化，就是將訴求壹方的願望，意見和理念向統治集團內部傳播與擴散，使統治集團內部產生意識上的分化，進而不戰而屈人之兵。同時，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段，為統治集團制造壹個又壹個的障礙，進而削弱其統治勢力。所謂暴力，當然就是武力對抗，以軍事力量的較量決定乾坤走向。這是壹個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搭建嚴密的組織架構和壹整套具有絕對權威的指揮系統。非農民起義的時空條件難以形成其發展與壯大的外在條件。在民主社會，人民不需要農民起義，而在獨裁專制的國家，尤其是中國這種前無古人的共產專制國家，其統治鏈路通過黨魁的組織方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壓迫與監督系統，有能力從根本上杜絕反政府勢力形成軍事組織的可能性，並在硬件設施上切斷形成軍事體系所需要的時間與空間和物質與供給。只有當共黨政權基本失控或部分失控亦或是局部失控的狀態下，上述軍事對抗的組織系統才具有時空成形的外在條件。

因此，中國現代的民主抗爭必須按照從低到高，從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方式，循環漸進的去構建和發展，突變式的跨越到軍事對抗的階段完全不現實。

通過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現代民主運動將至少要首先以和平請願的方式進入實質性階段，全世界絕大多數非民主社會的國家也將以這種方式最終步入民主政治。這是因為事物的演變往往要從低級向高級方位轉化。即使兩個人產生了矛盾，也應該是首先言語相斥，隨後才可能尋求武力解決。沒有壹上來不問青紅皂白就大打出手的。六四運動的爆發就是這壹階段的反映。印度，菲律賓，波茨瓦納等國家則是在這壹階段就取得成功的典型範例。他們通過和平的手段達到了訴求的目的。

當第壹階段的形式不足以使統治集團改弦更張，進而撼動其統治意誌時，民主運動就會朝向第二種方式發展，既分化瓦解的抗爭方式。前蘇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走向民主社會的。而此前的東歐”布拉格”事件就是民主運動處於第壹階段而未取得成功的典型範例。

當第二種民主運動的方式仍然無法撼動專制集團的統治地位時，壹個世紀性的大決戰將不可避免。正所謂凡事再壹再二不再三。中國目前所處的時代正是民主運動的第二階段，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但前途渺茫，似成共識。

因此，中國勢必遲早會進入民主運動的第三階段。這壹階段將是武力對抗的階段，而且將不是中國內部獨立形式的武力對抗，而是世界範圍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兼容性質的大決戰。而中國的民主勢力將在這壹階段以世界民主陣線的統壹號令為取向，並成為世界民主同盟中的壹個絕不可忽視的分支力量，壹支舉足輕重的生力軍。

率先直觀的打響中華第二階段民主抗爭第壹槍的是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反送中運動期間發生的暴力沖突與暴力事件仍然屬於分化瓦解的範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對抗！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從2014年和平占中運動失敗後發展演變而來的，反送中運動能否獲得最終的成功目前似乎已經有了定論。如果不成功，最後的第三階段的抗爭將不可避免的在未來的世紀性大決戰中拉開序幕。

然而，我們前文已經有過論證，那就是農民起義與現代民主運動的抗爭目標的大相徑庭。因為，農民起義是百分百的暴力行為，是玩命的生涯。這壹點與現代民主運動有階段性的區別。因此，把中國農民起義的演化方略部分時域不分場合不分階段的完全照搬到中國民主運動之中是斷然不能成立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探索出新的出路，壹個適合於民主訴求的各種可能與必然的階段性的實施方略。其主體要旨就是需要玩命的時候我們不能縮頭縮腦，不需要玩命的時候我們又絕不能莽撞唐突，要做的收放自如張馳有度才能產生最高的效率。

第三階段的暴力抗爭是在第壹二階段失敗後的突變與對抗的升級，是先進與落後，前進與倒退，光明與黑暗，善良與醜惡，正義與邪惡，和平與戰爭，法制與專制，集權與民主的大決戰。是人類從低級走向高級，從屈辱走向尊嚴，從壓抑走向釋放，從桎梏走向自由，從階級走向平等，從狹隘走向廣博，從傳統走向未來的脫胎換骨式的大變遷。是人類對未來命運的壹次生死存亡的抉擇。壹條路是人性道德的升華與文化意識的沖刷所帶來的人類永久的和平與發展之路，另壹條路則是人性道德的淪喪與文化意識的泯滅，進而導致的人類戰爭和整個人類的毀滅之路。

第三階段的民主抗爭形式尚未在人類歷史上有所展示，因為，對中國人來說，我們追求的不是改朝換代，而是徹底砸碎舊的世界去創造壹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由於科技事業的發展，中國以至於全世界出現餓殍遍地的歷史景觀已經微乎其微。農民起義的的格局將成為歷史的陳跡。但歷史的發展將會伴隨時空的變遷而產生新的機遇。這壹機遇不僅與傳統的農民起義息息相關，而且與整個世界的文化變遷密不可分。

然而，現實的與未來的中國民主運動的締造與發展是新時空狀態下的產物，我們無法照搬中國歷史去生搬硬套。即使作為參考，我們也應該深刻的認識到，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每壹次天災人禍與民無生路並不意味著壹定會出現王朝興替與時代變遷。也不意味著壹定會爆發農民起義。

據史料記載，西漢僅武帝在位的55年的時間裏就發生過43次自然災害，其中旱災10次，蝗災11次，水災6次，地震3次，風災3次，霜、凍、雪4次，雹災2次，饑荒3次，疫災1次。其中，公元前138年有《漢書·武帝》記載曰:三年春，河水溢於平原，大饑，人相食。既黃河泛濫，餓殍遍地，人肉相食的景象。還有公元前114年《資治通鑒·漢紀十二》記載曰:關東郡、國四十餘饑，人相食等。既大自然災害導致全國百分之四十的人出現饑荒，出現了人肉相食的慘景。

可見，漢武帝時期，因連年戰爭征伐，國庫早已空潰，再發生天災人禍，國之經濟早至崩潰邊緣，而西漢並未因十室九空餓殍遍地而出現大規模揭竿而起天下大亂

的景致。這說明農民起義並不是餓殍遍地的必然產物。

  唐貞觀年間不僅發生過京師大地震，還出現過連年大旱。天寶年間更是發生過百年不遇的大旱災與大地震，其災難程度使當時的唐朝人口由5300多萬驟減至1700多萬。據史料記載歷，當時的唐朝是連年大旱，瘟疫橫行，生者人肉相食，死者十之有七。但貞觀年間是李世民當朝的開國年代，大災大難又豈能改朝換代?天寶年間的大災難也僅僅出現過因李隆基寵信楊貴妃而爆發的安史之亂，唐朝也並未滅亡。

  共產黨的中國，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曾經發生過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僅餓死的人就達到2000多萬，舉國上下幾乎人人面黃肌瘦饑餓難耐。而共產黨也並未因此被推下歷史舞臺。凡此種種範例，在上下兩千多年的帝王朝代的演示中有無數的範例，並足以證明農民起義絕非餓殍遍地，經濟崩潰局勢下的必然產物。

  現在我們需要界定的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最重要的因素究竟是什麽?顯然，自然災害，經濟崩潰只是其中的壹個因素，但不是絕對的因素。經過對無數組數據的分析論證以及對當朝時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研究與概括，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造成農民起義的絕對因素是天下財富分配的比例發生了根本上的轉化，是皇權家族對天下財富的掌控能力被嚴重削弱的結果。這裏所說的“財富”不是單純的金銀財寶的財富，而是宇宙天地間生命活力的總概括。也就是勢能被量化的含義。

  當皇權家族掌控的天下財富的比例超過壹半以上時，帝王政權就是穩固的，就是難以動搖的。反之就是脆弱的，壹觸即潰的。當天下人的財富保有量超過帝王家族掌控的3-5倍時，這些財富的壹部分就可以抵消皇權政治的武裝力量，這時的帝王政權就必然失控，農民起義就會水到渠成。所謂天災人禍，經濟崩潰，此時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壹顆稻草而已。

  因此，造成專制政權崩潰的絕對因素就是天下人與統治者之間的財富占有量的問題，而不是富裕與貧窮或經濟發達與否的問題！這是壹個絕不容混淆的概念，也是壹個邏輯上不容顛倒的概念。

  這裏有壹個最典型的範例就是北韓模式。北韓窮困潦倒，民不聊生，也多次發生過天災人禍餓殍遍地的悲慘景象，但北韓從建國至今歷經近70年至今而屹立不倒，這是因為北韓的財富百分之95以上掌控在統治者的手中，這使得即使全天下80%的人斷絕了生路，人民也斷然沒有反抗的能力。農民起義也不具備發生的條件，即使發生了也不具備成功的可能性。

  在古代中國，因為天下是皇家私有的，皇權自然是與天下人對立的產物。因為財富分配嚴重傾向於權利的壹方，這當然會激起天下人的憤憤不平。而大小官吏不過是朝廷圈養的牲畜型的工具而已，非利益誘惑不足以死心塌地與皇家成為壹體。準確的說，帝王政治本質上具有與天下人為敵的屬性，沒有高壓與強權是難以維持的。這就造成地方強豪壹旦具備了與皇家抗衡的實力就絕不會姑息忍讓而必然要向皇權體系索取最高利益，直至強豪四起，群雄割據進而取而代之。而產生這壹實力的後盾就是天下財富集中在地方強豪手中的量化指標已經遠超帝王集團掌控的數量!

  而農民起義只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司機而動的壹個分枝而已。在皇權失控的狀態下，即使沒有天災人禍，也會有很多人揭竿而起，直搗黃龍。所謂投機取利正是這壹背景下的產物。反之，即使餓殍遍地也沒有人敢於以暴力去對抗朝廷，即使勉為其難的對抗了也無法逃脫失敗的結局。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中的天時就是天下財富的走向。而諸如皇室衰微，皇權落榜，奸臣當道，任人唯親，昏庸無道，驕奢淫逸，甚至玩物喪誌等都是帝王政治的大忌，但不是帝王家族崩潰的根本。導致王朝興替的根本因素壹定是在天下財富走向發生傾斜的背景下產生的。

  縱觀中國歷史，改朝換代的絕定性因素就是天下財富的分配關系。而財富與勢力有著非線性的比例關系，這就是所謂財大氣粗的最淺顯的道理。但它又不是純粹的金錢使能的概念，而是壹個對立雙方勢能的概念，這種概念只有在專制國家才能成立，因為專制國家永遠是官民對立的，對立的雙方時刻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誰的勢能大誰就有話語權。這是宇宙天地間不可抗拒的自然屬性。違背了這壹屬性去判斷是非，即使是順藤摸瓜，也不會摸到那個最有價值的瓜！

  為此，我們還可以不厭其煩的再描繪幾個古往今來的實例。談到財富，許多人往往會想到“誰有錢誰當老大”。這是對財富這個詞的誤解。我們所說的財富是廣義上的財富而不是泛指金銀財寶。廣義上的財富可以理解為壹種勢能，就像洪水那樣，匯集的越多，其勢能越猛烈。因此，財富可以轉換為各種等效的智慧與能力。我們花錢建學校，孩子們讀了書就有了更多的智慧，這種智慧就是等效財富。我們花錢買槍造炮，就有了打敗敵人的銳利武器，軍事實力就會更為強大，這種強大仍然是等效的財富。香港反送中，以幾百萬民眾對抗強大的共黨政府，並堅持了半年之久，底氣從何而來?當然是財富的等效作用。這種財富轉換的結果不僅是抗拒胡椒噴霧劑的防毒面具，而且是勇氣和信心。

  從中國的大秦帝國開始，秦二世在指鹿為馬的趙高挾持下成為傀儡，連年的浩大工程幾乎耗盡了秦國的國庫，朝廷因此幾乎無力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而趙高的幹政，等同於割下了皇家半壁河山的財富來源，大秦帝國因此迅速走向衰敗，最終十五年而亡天下。

  西漢末年，王莽專權，雖勵誌革新，大有銳意進取之勢，也終因喪失財富掌控的基礎性手段而走向覆滅。

  西晉的土族門閥制度使西晉的政權體系成為壹個家族政權，這等同於分散了皇家對天下財富的掌控能力。親兄弟還要明算賬呢，何況是門閥等級下的貴族之間的分權分利?整個西晉因失去對天下財富的集中掌控導致皇室衰微，最終，內亂不斷外患不止，豈有不亡之理?從公元280年滅東吳壹統天下為始，僅歷經37年而亡，這不能不說是天下財富掌控失諧的典型範例。

共產黨在抗戰結束後的內戰形式之所以達到無堅不摧的程度，也是因國民黨從未真正的統壹中國致使財富分散而被各個擊破的結果。國民政府實質上是諸侯分封制，國民政府的財富掌控實質上是分崩離析的狀態。而共產黨看似窮困潦倒，實則以土地的資源作為整合財富的手段，創造性的誘惑了大量的農民為其沖鋒陷陣。最終以各個擊破的方式打敗了國民黨。

  財富，實質上就是生命體系的活動能力，是壹個事物轉換成另壹個事物的催化劑。是力道的象征。萬物都在運動中生息繁衍，因此，財富的保有量決定了力與勢能的強與弱。只有相對的勢能足以抗衡被沖擊的另壹方，才可能改變這個世界上的物質屬性！

  因此，現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核心不是去如何全面的摧毀中共的經濟，以營造出抗擊中共的勢能，而是如何將中共的財富掌控能力分化出來進而實現民眾的財富保有量逐漸超過以至於大大超過中共的財富掌控能力。因為，中國的民主運動的成功最終還是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而不是中國以外的任何外部勢力。外部勢力有助於中國民主大業的成功則當仁不讓，我們不嫌朋友多。而外部勢力再強大也僅為助力催化而已，畢竟中國未來的總統不可能讓外國人來當，形成世界民主大聯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但在國家概念消亡以前，中國事還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這些淺顯的道理我們能夠弄明白，帝王政客們當然也明白，共產黨更不可能不明白。所以，幾千年來皇權家族總是不斷的挖空心思的去弱化民眾的富裕程度。當今的共黨也在千方百計的營造國企的實力而同時咬牙切齒的打壓私營企業。

  共黨下的中國已經不再有地方強豪的存在，私營老板再有錢也不允許像古代王朝那樣可以坐擁自己的地方武裝，以至於置辦家丁家將。這是共黨政權較之帝王政治更專制更集權更獨裁更殘暴的集中體現。從內部突破其政權體系也因此變得更困難。既然沒有地方強豪的存在，就不能指望財富傾斜後導致群雄四起亂中取道之路，而只能在集權勢力與全體民眾之間構築財富的傾向點。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將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心任務務求放在內部分化的層次方面，以促進民眾的財富掌控逐漸超過共黨集團所掌控的總量，這是既可行又深得人心的。如何保證中國經濟私有化的比例不斷攀升，如何遏制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勢頭，如何將國有化職工引向惰性化和非競爭機制化將是這壹舉措成敗的關鍵!

  中共打壓私營企業不得人心，早晚會得到全天下人的反抗。而壹旦中共被國內外的大形勢逼向閉關鎖國，則首當其沖遭受打擊的將是科技含量較高的國營企業，而中國的私營企業將借此機會反客為主，壹舉攻下中國經濟制高點的全方位領域，則中共政權必將由此走向衰微並不斷的被弱化。這是因為中共未來的閉關鎖國是被動性的，是國際上民主陣營去中國化的結果，這當然首先會導致遭受重創的將是國企。

在這壹前提下，我們還有必要去弱化整體性的中國經濟嗎？我們只需要盡其所能的去弱化其國有資產經濟既為上上之策。而弱化整個中國經濟將是不明智的，是在幫助中共尋找托詞去復辟倒退閉關鎖國，是在為成全中共窮兵黷武的皇帝夢而添磚加瓦，是狗熊拍蒼蠅，好心辦壞事。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似乎窺視到了嚴重的危機，那就是壹旦中共再次玩出“共產共妻”財產全部公有化的老套路，天下財富皆為共黨所控，那中國的民主大業豈不是要胎死腹中永不超生了嗎？的確，這還真是個問題。但卻是壹個無需過分擔心的問題。因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世界民主化大潮正在席卷整個世界。壹個14億人口大國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未來的世界大同也不允許壹個窮兵黷武的帝王世家獨善其身繼續為禍天下蒼生。公有制已經過歷史證明是沒有強大的創造能力的，壹個經濟與軍事嚴重弱勢的共黨集權國家將很難抵禦未來民主陣營強大的沖擊力道。中共不可能看不到這壹對其來說極其恐怖的遠景。與其說最終亡於世界還不如亡於故土。這種選擇並不困難，這種判斷也非常簡單。因此，馬克思正義絕不會在中國復辟!

  今天的中共會試圖走北韓的道路嗎？既馬克思主義融合超級集權的家天下的道路? 答案是死期來臨之前絕不會！因為那是壹條死路。北韓的存在是因為有中共這坐強大的經濟來源作為靠山，而中共沒有這樣的靠山。馬克思主義復辟都不可能，怎麽會變本加厲呢？

中共想恢復到毛澤東時代的老路上去也是此路不通的，因為毛澤東只有壹個！言論獄文字獄的個人崇拜的時代已經壹去不返。中共想生存下去，唯壹的出路就是繼續與全世界周旋，壹邊高喊著富國強民實現中國夢，壹邊茍延殘喘暗地裏繼續其帝王的享樂。中共已經十拿九穩的開始扮演那個撞鐘的和尚了，那口大鐘中共還得繼續撞下去。直至實在撞不下去了，實在忍耐不住了，不得不孤註壹擲了，才會硬著頭皮往北韓模式下硬鉆。這樣的結果等待他們的只能是頭破血流萬劫不復!

  現在的問題是中共在專制政權體系下還能走多遠，中共在民主勢力的不斷沖擊下還能走多遠的問題。而不是民主勢力還能走多遠，在中共的圍追堵截下民主勢力還能走多遠的問題。這是當今世界大勢所界定出來的終極性的發展趨勢，是不能被顛倒的大是大非的終極性概念

。任何妄自菲薄悲觀失望的情緒都是要不得的。

可以預見，中共早晚會有破釜沈舟背水壹戰，與天下人為敵，並自我營造出世紀性大決戰的那壹天。中國的民主大業至此方可稱其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而中共今天的兇相無非是窮途末路下的困獸猶鬥，不足為慮。香港的“國安法”實質上是壹石二鳥的無奈之舉，側重點是軍事上的“反登路”戰略舉措，也就是防止未來發生對外戰爭時避免敵方以香港作為踏板登路中國大陸的戰略需求，並非刻意針對反送中的香港人。雖然因此會給香港人帶來不小的麻煩，但只要能把反送中的香港人嚇跑就算大功告成，總體形勢尚不足為慮。而國安法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場的另壹個目的是要以此強硬的姿態去轉移新冠疫情後期可能遭遇的世界性大圍堵所帶來的沖擊效應。據此判斷中國未來的民主運動形勢將更加險峻實在是過於憂慮了。恰恰相反，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預示著中共已經感到了泰山壓頂的巨大危機，而中國的民主運動將據此迎來了歷史性的大轉機與大機遇。壹個世紀性的大決戰已經彰顯秣兵歷馬殺機四伏的征兆，人類的新紀元將由此拉開序幕!

  這個過程是漫長的等待嗎？當然不是！只要海內外民主人士矢誌不渝的堅持以各種形式的民主抗爭方式不斷的向中共發起沖擊，以現代科技發展的速度，最多二十年就可大功告成。如果中共放棄皇帝夢，害怕成為千古罪人，那就會自主性的頂住壓力，千般不願萬般無奈的走富國強民之路。那樣的話，中國有望和平過渡到民主社會，不動刀槍不流血，又何嘗不是中國人喜聞樂見樂此不疲的追求目標呢？！

  皇帝夢可做，但皇帝夢不可行！這就是中共今天進退維谷被懸在半空的真實寫照。香港人在怒吼，臺灣人在怒吼，中國大陸人也不會總是在吃素，壹個被魔法寶杖挑在半空中的魔鬼，妳怕他幹什麽？！只要我們敢於撐起壹片天並有能力撐起壹片天，那麽，華夏大地的天空早晚會成為民主自由的天空。壹個充滿自由氣息的中華大地將會滿腔熱情的擁抱每壹個想往自由的中華兒女，直至承載他們的子孫萬代奔向人間樂極世界！

中共詐騙農民

作者 林海 寫於 二零二零年

說到農民就必須把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說壹說。共產黨建國之初為了聯合農民，承諾給農民土地。建國後延續解放區就已開始的土地改革，1950年共產黨頒布《土地改革法》，“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完成後，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壹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土地的權力。就這樣共產黨通過將從富人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給窮人，農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

然而短短幾年後，共產黨就想著把農民手上的私有土地收為國有，讓農民喪失生產資料，這樣農民必須依附共產黨，便於穩定的統治。1955年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強令各地整齊劃壹，必須在規定時間按規定模式完成農業合作化。到1957年底，全國97%的農戶自願或被迫加入了高級社，接著就是全面推行人民公社運動。在這壹系列“運動”之中，農民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的雙重強制下失去了剛分到手的土地，那張有著人民政府大印的土地證變成了沒有任何意義的廢紙，當然也包括 1954年《憲法》第八條明確規定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也成了狗屁法律。不僅如此，國家還通過了統購統銷制和城鄉二元分離的戶籍制度建立，將幾億被“集體化”了的農民在失去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狀況下經受著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無情的剝奪。土地集體所有是壹種有意識的政治安排，旨在消滅農民到手的土地所有權。

然而共產黨壹次又壹次的運動，造成大量人員餓死，在 “文革”十年之後，農民的生存已經成了問題。要穩定局勢，就必須保證土地的產出效率，那麽必須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土地的利用必須向私有方向轉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應聲而起。

土地承包經營是被學界稱為“第二次土改”，與農民的第二次“立約”。從家庭聯產承包制度開始，壹直到《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共產黨等於承認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盡管改革開放後，農民依靠土地難以致富，但是土地可以保障農民的就業和生存，農民仍然不願放棄自己承包經營的土地，原因是耕種土地雖無法做到利益最大化，但無疑可以做到風險最小化。

改革開放之後農民的基本生活已經能滿足的情況下，結合著改革開放最終再次回歸計劃經濟的設想，共產黨又開始打起農民對土地經營權的主意，為了避免直接收回土地經營權引起社會動蕩，我們看看共產黨是如何實施他們的壹系列驚天計劃。

第壹步修改相關法律。2007年制定《物權法》將承包經營權定性為用益物權，但承包經營權的權能仍不完整，《農村土地承包法》、《擔保法》對承包經營權的桎梏仍未解除：轉讓受壹系列限制，不能抵押。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即對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從限制轉向鼓勵；承包經營權的抵押、擔保權能補足。 2014年印發《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幹意見》，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2015年印發《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幹意見》，提出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經營權各自相對獨立。這為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抵押提供了有解釋力的理論和可操作的方案。隨著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逐步轉變為法律，農業用地盡管屬於集體所有，但各項權能會全部私有化。

第二步對農村土地進行確權工作。2008年10月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對農村土地進行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時間跨度為10年，到2018年年底基本全國完成。這裏我們關心農民手上的二個證，即宅基地使用權證、承包經營權證。宅基地是共產黨建國後為收回土地進行土地改革，但是為了避免吃相難看以及順利收回農田，允許農民留有自留地，也就是農村宅基地，屬於私有財產。但是對於共產黨來說那只是緩招，最終是不能容忍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化，違背共產主義教義，另壹方面對於城市裏的工人來說也是最大不公平，因為工人沒有任何私有生產資料。確權後最終效果是承包經營權可以流轉和抵押貸款，宅基地使用權也可以抵押貸款。

第三步宣傳媒體鼓吹。如六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土地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試點的指導意見》，讓農戶以土地經營權加入到龍頭企業、合作社的產業發展之中，為農戶如何用土地經營權入股指明了道路。重點詞是入股。

第四步未來局面走向。當土地經營權入股份制，農民相當於拿出自己的土地進行投資了，屬於投資行為，風險自擔。農民自己的土地是否能夠轉讓，需要由股東大會來決定，而不是單個投資入股的農民說了算，因為個人占股比例小。這樣的話，村幹部所組織的股東聯合體將決定發展方向。當遇到上級政府需要占用土地時，結果是很顯然的即農民丟失了土地經營權，對於政府來說印錢買妳的股份真的不是壹個事。另外土地產出的農作物的價格壹直是政府指導價，所以贏利與否在於政府的調控。如果年年產量足，農作物單價低，分紅沒有幾個，農民會對於入股失望，這時候政府再用高價錢來買股份，農民壹般會同意這樣的交易，即使不同意也沒有說話權利，因為個人占股比例小，股東決定股份買賣。

同樣未來的苦日子對於農民來說將手上的確權證件抵押是最終操作，農民將徹底失去了壹切。經過這些壹系列騷操作，共產黨由原來流氓形象變成了依法治理的形象，老百姓在所謂的公平交易中逐漸失去應有的權利，而且心服口服，讓共產黨平穩地收回土地生產資料，避免社會動蕩。

當然共產黨還是考慮農民失去生產資料後生活問題，他們從2012年就提出職業農民概念，這是壹種職業，如同職業工人壹個概念。經過培訓和進行分級考試，讓農民有上升通道，不至於對生活絕望，同是按技能拿等級工資，徹底讓農民為共產黨打工，共產黨成了最大的“地主”。可以說共產黨每布置的每壹步棋子背後都有深層用意，共產黨從未真真為百姓著想，對於共產黨來說，政權的穩定才是最高目的，而計劃經濟絕對是奴役百姓的最佳手段，讓百姓天天為壹口吃的辛勤忙碌著，無暇顧及生活以外的事，更想不到民主自由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