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蘇聯模式批判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王凡西 寫於 一九五零年

　　一、問題的重要性  


　　目前有一個頂頂重要的問題，它關系著整個人類的命運，關系著世界文明的前途，這個問題便是；蘇聯是什麽性質的一個國家？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誰都知道，全世界的勢力關系是簡單化了，大戰以前的所謂七強，留下來起決定作用的只有美國與與蘇聯這二強了。世界上的其它一切國家，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所有的社會制度上，都或大或小地成了這兩大國家的服庸，不入於美，即入於蘇。完全保持著獨立，不像任何一方作“一面倒”的國家，在目前，至少要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保持此種狀態，那是絕不可能的。

　　由於美蘇二強所代表的是顯然不同的社會制度與思想體系，也由於這世界上原有的與新生的各種矛盾，以美蘇二國為首的人類第三次大屠殺，正在以加速度準備著。在那次大屠殺中，雙方祭起了原子彈以及比原子彈更厲害許多倍的新武器，行將帶給人類以史無前例的災難甚至會毀滅整個人類文明的。如果戰爭終於到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逃出這個劫數，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離這個漩渦。不管願與不願，不管自覺與不自覺，也不管主動或被動，全人類無分男女，無分老少，都要參加到那次戰爭中去。

　　這情形表示出：在未來的日子中，在戰爭之前或戰爭期間，除非有什麽事情能打破目前的國際關系（這情形我們以後在說），人們仿佛命定的要在美蘇兩個勢力間做被動的或主動的抉擇了。因此，及時於充分地認識美蘇這兩個國家的性質，以便人們能自覺地選擇“一面倒”地方向（如果有一面比較進步的話），或尋覓人類解救的其它方向（如果兩方面都不進步的話）成為目前一切有思想人們的迫切任務了。

　　美國是什麽性質的國家？這問題至少對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十分清楚的。他是一個發展到金融壟斷甚至部分國家化階級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雖然積聚了驚人的財富，而且相當保持著傳統的民主權利，但資本主義腐朽與反動的面貌與實質，卻是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赤裸，以至時至今日，連普通稍有政治頭腦的人們，都知道他是垂死掙紮中的資本制度的罪魁禍首。應不應該擁護美國及其所代表的制度？這問題至少在覺悟的工人中是不會爭辯的，甚至在全世界開明一點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也都已不成問題，所以我們在此地不將談到他。成為問題的，值得我們談論與慎重研究的，乃是關於蘇聯這一方面。


               二、從一個假定出發



　　蘇聯是一個什麽性質的一個國家呢？這問題對於目前人類中極大一部分人仿佛也是絲毫不成問題的。一聽到這個問題，他們會絕不猶豫地對你說，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因為在那個國家中，已經消滅了地主與資本家，已經沒有對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在那里，這些財產屬於國家，而國家則是屬於工人和農民的。同時因為蘇聯農業已經集體化之故，獨自經營的農民已經絕少，所以工人和農民已同屬於機器勞動者，這個國家一般說來業已沒有階級的區分了

　　如果蘇聯是實行財產公有制，消滅了階級、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的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樣的國家，當然高出於腐朽的資本制度萬倍，代表著人類的進步與未來，當然值得一切人的全心擁護。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與人群，對著他的“一面倒”是必須的，應該的，絕對符合於歷史進步的。如果這樣的蘇聯和美國發生戰爭，那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進步與反動、新生與垂死之間的戰爭，是進行於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是世界規模的革命，是全人類走向社會主義或退回野蠻主義的最後關頭。對於這樣的戰爭，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進步分子，以及全體被剝削被壓迫與被屈辱的人，毫無疑問應該站在蘇聯一邊，促其勝利，（而且也容易勝利，）籍以實現人類的大同，完成全球的社會主義，締造極樂世界在現實人間。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那麽我們簡直毋須害怕人類第三次的大屠殺。除了基於準備的策略考慮可以表示反對之外，我們簡直應該歡迎他的到來，以便愈早愈好的完結這一次人類最後的解放戰爭、最末一次的階級鬥爭。我們現在不是處在可悲的大災難的前夜，反而是生在大地回春之前的冬末時光了。

　　問題的一切就在於“如果”上面。

　　蘇聯究竟是不是像上面所說的，亦即一般人所說的那種國家呢？我們必須研究這個問題。

　　蘇聯是十月革命的產物。由於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賜，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被消滅了，地主制度於資本制度也被消滅了。此種消滅，在工人階級與貧農的直接政權之下，雖然不是一下完成的，但到今日，這過程總不能不說是已經完成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不再握於某一個人之手，而歸於非人格的國家所有了。管理這些工具與資料的人有支配權、使用權，但沒有法律上的所有權，這都是事實。換言之，蘇聯取消了資本主義的財產私有制，實行了財產國有制，這是事實。我們且不問他是如何實現與完成的，但我們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那末在財產國有制的基礎上，是否自動地取消了人對人的剝削，因而最終地消滅了階級的區分呢？初初看來，仿佛這乃是自明之理。因為財產既屬於全民所有，其意即是說，全國人民對於生產工具關系都是一樣的了，那就沒有什麽階級的差別，也沒有什麽剝削關系。不過，我們暫且不要性急地就從抽象的推論來接受這樣地說法。事實重於理論，且讓我們先看看蘇聯現在的真實的階級關系。

　　根據蘇聯官方的說法，自從一九三三年蘇聯完成了百分之百農業集體化之後，就早已沒有階級的區分了。所以當一九三六年正式公布蘇聯的新憲法時，斯大林就說蘇聯已經是“一往不覆地”走向了社會主義。因為自從那時以後，蘇聯人口中占絕大多數的乃是城市和鄉村中的工人。獨立的農民與獨立的小商人與手工業者是微乎其微的。至於人口中不在少數的國家公務員，——黨、政、軍的官長、各經濟與文化部門的主持者與幹部，因為不能私有生產工具，而且是由勞動者選舉出來，所以在理論上不過是勞工階級的代表與雇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不是不同於工人階級的另一階級，所以從基本與大體上說，蘇聯已是沒有階級的國家了，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從初期共產主義走向後期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形式。

　　斯大林本人這樣宣布，成千百萬的斯大林主義者跟著這樣稱道，以至全世界最大多數的勞動者與進步人士都如此相信：蘇聯是一個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姑且先承認這是個事實，然後在進一步考察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特點。首先，當我們觀察蘇聯時，特別刺目的一個現象，就是那個國家的政治機關達到了空前的集中，完備與龐大。舉凡一切國家中的壓迫機關，官僚、常備軍、警察，在蘇聯非但沒有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為少為微，反而是任何歷史上的專制政權所望塵莫及。這現象是太奇怪了。國家是什麽呢？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解說：他乃是“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是“一個階級壓迫其它階級的機關”。可是蘇聯是已經沒有階級區分的了。即已經沒有階級壓迫階級的必要與基礎了的。那麽這樣一個歷史上空前有力的國家機構，究竟從那里去找得其客觀基礎呢？在一個沒有階級區別的社會里，反而比有階級區別的社會更需要（千百倍的需要）有壓迫和鎮壓的機器，這是什麽緣故？這又是從何說起？有人說，蘇聯這架可怕的國家機器，不是為了對內，而是為了對外，因為國內雖然已經沒有階級，因而沒有鎮壓的必要，可是國外，大部分還是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這個世界是仇視蘇聯的，想傾覆蘇聯的。帝國主義者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會采取一切手段，利用一切分子，藉以鏟除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為了自己的存在，為了保衛已經獲得的東西和推廣這些新東西到新的地區去，他不得不造成最強有力的國家機器，這話有一部分理由，但遠未圓滿答覆了問題。為什麽？因為蘇聯本身的發展就否定了這個說法。十月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年的蘇聯，以她的熾熱的革命火焰贏得了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大仇恨。那時蘇聯本身地位異常脆弱，國內外敵人的力量則無比地更為強大，可是真正武裝工農所建的無產階級國家，對於階級敵人雖然是無情的，但對於工農本階級卻實行著高度的民主。常備軍的制度有計劃地配合著民軍制，警察機關則除了專門的“非常委員會”（即欠加）之外，確實是“人民的”，與民合一的，官吏除因對革命的優異服務而享有道德上的威望，絕無特權。他們真正為群眾所推舉，也隨時能為群眾所撤換。總之，那時候蘇維埃國家的無論那一方向都按照公社的道路走，向著簡化的、被壓迫階級全體的，逐漸消退的道路走。此後，隨著幾個五年計劃的實現，蘇聯國內傳統的資本主義分子是幾乎全被消滅，國際上則因資本主義危機的更加深刻，其力量也大大減削了，但人們卻看見了蘇聯國家機器的空前集中，空前完備與空前龐大。這時的集中、完備與龐大，顯然不是為了對付國內外逐漸削弱下去的資產階級，更不是同一階級中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監督，而是一個階級對付別個階級的，（那一階級對付那一階級，讓我們到後面再說吧）。

　　其次，我們在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看見了人們中間權利與享受上霄壤般的懸殊。工人階級內部，普通工人與勞動英雄所得的工資之差，就以達到了十數倍。而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所得的報酬之差則更加驚人。根據中國女作家丁玲的報告，一個作家寫兩頁字的稿費，可抵上一個普通工人十個月勞動的工資。至於蘇聯的高級官員、大軍人、企業經理、科學家、工程師，以及一般作家所得報酬與所享權利，則與普通工人所得的簡直無法比較；前者中的許多人在風景區擁有私人的別墅，坐著自備的汽車，住著自建的住宅，並且銀行里存有大量的貯蓄，保險箱里藏有巨額的國債，此外還有獎金、版稅，以及說不清的由公家供給的便利。而城市與鄰村中的工人則除了僅夠維持個人生活的工資與份額之外，連最需的享用品都感缺乏。此種權利與享用上的不平等，一般講來，是大大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這又是什麽緣故呀？如果蘇聯真的業已消滅了階級的差別，則如此大的不平等該是由於什麽客觀基礎？不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上說過，這些缺點（按即指不能一下取消資產階級法權的不平等——一得），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是不能避免的。這就是說，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所得的報酬也還不能一下子平等，因為在那時候，由於許多歷史的與社會的原因，人們還只能是“各取所值”的。但這決不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應該比資本主義社會中更加不平等些。恰恰相反，如果一個社會真的踏入了社會主義的階段，如果真的取消了階級區分，則各類勞動人們間的所得與所享，智力與體力間的差異，就其整個趨勢說，應該是愈來愈小，步步向著平等走。可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所見的恰巧是一個完全相反的趨向。

　　第三，當二十年代的後半期與三十年代的上半期，蘇聯的經濟結構由主要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轉變到了所謂完全社會主義。蘇聯當局為了標志這個轉變，曾經莊重地公布了號稱全世界最民主的新憲法。可是正在這個時候，且與這一轉變過程相適應，我們看見了一次歷史上最為血腥的清洗。那些整個一代人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的老戰士，全體老布爾什維克，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斯大林代表的一派新人所屠殺了。不管新憲法上規定了最美滿的人權保障的條文，可是一切對現制度稍稍表示了一點不同意見的人，都會被秘密警察暗中捕去，判處各種徒刑。越是在革命時代有光榮功績的人，越是被肅清得殘酷無情；非但本人，甚至連家屬近親都株連網羅，無法幸免。這現象也是太難解釋了。一個革命正在完成它從來追求的目標時，即社會主義社會正被宣布在穩步實現時，一切終生從事此革命的老戰士們，卻逐一變成為“人民的公敵”，變成為“法西斯走狗”，以及“資本主義覆辟者”，而全體被消滅了。如果從二十年代後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這中間蘇聯確實消滅了一切階級，徹底消滅了舊社會階級的殘余，則整個為新社會而鬥爭的革命者恰巧亦在此時被完全消滅又該怎樣解釋呢？


三、什麽是社會主義？



　　僅憑上面指出的三個現象：國家機器達到空前的龐大，集中與完備：特權者與無權者之霄壤分化；社會主義經濟的完成，隨伴著整個一代人的社會主義革命者被消滅，就已經給了我們充分理由，叫我們去懷疑目前一般人認為無可置疑的說法，即：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

　　當然，自今以前，除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在書本上寫過一些社會主義的特點之外，歷史上還不曾真正實現過社會主義。馬克思與他以前的所有空想主義者相反，他全不浪費筆墨於未來的新社會的描寫。因為社會主義的社會究竟該是個什麽樣子，須待將來社會發展的許多具體條件來決定，我們現在卻無法知道這些條件。同時人們的理想，從來不會被充分實現出來，有似一個建築師造成的房子，完全符合於他事先畫好的圖案一樣。譬如法國大革命之前，一群優秀的頭腦曾經描述出許多理性與正義的王國。法國革命時，無數熱情的志士，受著此種思想的鼓舞。當廣大群眾興起，以空前的熱忱推翻那些腐爛透頂的路易十六王朝時，那群高貴哲人的思想曾被歸納成“平等、博愛、自由”的口號，陶醉了一切人，甚至還感動了像黑格爾那樣穩健閉關的哲學家。可是這個思想一旦體現在世界上，人們卻很快就看出了這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統治的另一種人壓迫人的制度罷了。狄特羅與盧梭的思想，在拿破倫政權之後的法國社會制度中，似乎只成了諷刺。可是在根本的特點上，人們卻無法否認這個醜陋的不如理想的革命後的法蘭西，正是盧梭們的思想體現，因為所謂自由，原只是商品所有者的自由。所謂平等，也不過是法律上的平等罷了。我們不能否認這個新法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同樣我們也不能否認革命前進步的思想家們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歷史時常是這樣安排的，它讓思想與事實上保持著一定限度內的脫節與根本方向上的一致。然則，對目前的蘇聯來說，安知他事實上體現出來的血腥而不滿人意的制度，是不是馬克思以至列寧所揭櫫的社會主義呢？

　　人們有充分理由來這樣提出問題。不過馬克思和資產階級的啟蒙學者不同，也和他以前的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他沒有妄想發明什麽理性與正義的王國，也沒有憑空設想什麽社會主義的烏托邦。他只是研究過去的，尤其是目下存在著的社會，考察其進程，揭出其矛盾，因而發現其法則。他根據了這些真實的矛盾與無誤的法則規定了人類自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途徑與手段——這是馬克思最大的，亦可說是主要的貢獻；他只是在現有客觀條件所能允許的限度內，指出過一些未來社會的特點，——這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是很不重要的部分。因此，我們不可能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出一張關於社會主義的完美圖樣，來和蘇聯現下的社會制度作一對照。然則，人們憑什麽來斷定一個社會制度之是否是社會主義的呢？既然社會主義將是資本主義的否定，是它的更高級的發展與對立，那資本主義社會之矛盾的解決，其罪惡的否定及其“善”的生長，則它縱然能在某些方面超過了現存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他總不是社會主義的。

　　現在且讓我們就這些特點，將蘇聯現制度與社會主義的“標準”做一比較吧。

　　資本主義的第一個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工具的私有權。社會主義首先將是這一矛盾的解決。即首先得取消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使之為生產者組成的國家所有，然後為無分階級的全體人民所有。在這一點上，蘇聯到達了什麽程度呢？謝謝十月革命之賜，蘇聯一切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是早已國有了，同時因蘇維埃民主之賜，國家政權是名副其實地操持在工人和貧苦之手的，即操持在全體生產者之手的。從就這一點說，社會主義的是第一個特征，或者在正確些說，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在蘇聯是存在了的。但這只是十月革命以後的初期情形。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因為蘇聯國內與國際的原因，（什麽原因我們以後再說），這情形就逐漸地變了。一方面，生產工具與生活資料之國有化雖愈加鞏固與深入，可是在另一方面，蘇維埃民主制卻確定地喪失了，尤其經過了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三八年這個期間以後，生產者中除了極少部分“英雄”之外，完全被排斥於國家機構的政權之外。生產工具是國有了，卻不為生產者所有。這是一個全新的，不但未為馬克思所預料，甚至為列寧所不及見的現象。這現象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甚至是曲折實現出來的社會主義呢？當然不是。因為生產者處於無產者地位，或處於奴隸勞動者地位，則其制度總不是，亦不能是社會主義的。

　　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矛盾，即由第一個矛盾所派生出來的矛盾，即社會之分成為富有的、特權的、有閒的資產階級與貧困的、無權的、勞苦終身的無產階級。在目前蘇聯這個社會中，憑借著對生產工具的私有，而坐享其利的資產階級確實已經沒有了。但正如我們上面所說，那些生產工具從資本階級手中剝奪出來，在生產者組成的國家手里掌握了一個時期，卻重新又滑溜出來，落入了另一些非生產者的職業官僚的手中。工人階級所生產的全部剩余勞動，完全受那些官僚所控制，正猶之乎過去被資產階級所吞蝕掉一樣。如此，蘇聯雖然已經消滅了地主，消滅了資產階級，但無產階級仍舊被剝削，仍舊被一群控制著工具與剩余價值的非生產者所榨取。其中略有不同的，只是過去的地主與資產階級是個別占有工具，而現在的新主人則共同集體擁有這些財富罷了。占有方式的不同改變不了榨取的實質，也改變不了階級對立的事實，所以蘇聯是仍然有階級的，這制度不是，也不能是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個矛盾是生產組織內部的計劃性與商品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的社會主義，當然要實行全部生產的計劃化，根本停止商品生產。在蘇聯這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在這方面所見的也只是部分的否定。在國內，生產確實是依據通盤的計劃在進行了。商品對生產過程的意義已不可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同日而語了。因之，資本主義社會因商品生產而必須發生的周期性的危機，這個“罪惡的循環”，至少在不小範圍內是可以克服了。但若從國際市場看，即從蘇聯生產對國際市場的關系說，蘇聯的生產卻還是為商品而生產的。換句話說，蘇聯的計劃經濟只是將國內組成了一個唯一無二的大托拉斯，以便和資本主義的其它強國，在國際市場上作利潤的追逐罷了。究其實，這只是加緊榨取國內生產者，更加犧牲國內消費者的利益，藉以爭奪國際市場，追求超額利潤罷了。這樣的制度顯然不是，亦不能是社會主義的。

　　資本主義的第四個矛盾，是國際化的生產力與褊狹的民族國家。這一矛盾在社會主義中的解決，必然要是經濟上的世界計劃，政治上的全球聯邦，以及思想上的真誠的國際主義。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倘因特殊有利的民族條件之賜，首先奪取了政權，因而被逼在一國範圍內首先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建設，這時雖然不能以全世界為基礎來通盤計劃經濟，可是他一定要完全明白一國社會主義的不可能性，以及全世界計劃的必須性；在政治上一定要將本國的組織作為全球聯邦的起點；在思想上一定要全力著重在世界革命的必要，明白宣布孤立的無產階級國家與世界革命之間的生死聯系。十月革命以後，列寧領導下的蘇聯，便是這樣宣布，而且這樣實行的。可是從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宣布了他有名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論”以後，蘇聯在這方面的情形便逐漸不同了。國家的自足經濟計劃代替了世界傾向；莫斯科中心的集權政制代替了平等的聯邦；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代替了革命的國際主義。結果，非但沒有解決生產力與民族國家的矛盾，而且使這些矛盾以加倍的力量爆發出來。同時為這矛盾所驅迫，莫斯科的統治者就以最壞的帝國主義型的蘇維埃擴張主義來假冒世界革命，以新式殖民地的爭取來建設他一國的“社會主義”。侵略和壓榨其它民族與國家的制度，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也不能是社會主義的。

　　上述四個主要的資本主義矛盾，目前的蘇聯都不曾給以解決。或者是在某些部分上否定了這些矛盾。卻在另一些部分上繼續或擴大著他們；或者是形式上解決了他們，可是在實質上卻以改變的面貌再現出來。這些資本主義矛盾的部分否定，這些改變了的面貌，是否還能使我們稱蘇聯的制度為資本主義呢？我們以後將要論到它。不過這樣的制度不能稱為社會主義卻是十分明顯的。


四、如何走向社會主義？



　　目前不是社會主義，那它能否走向社會主義呢？他可是一個從社會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卻比較方便多了，因為我們能夠“引經據典”，能夠從馬克思，尤其是從列寧的著作中，找出大量答案來。我們上面說過，馬克思的主要貢獻，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最大的發展，正在於這個問題。

　　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對於這一問題，曾經指出：無產階級一定要先用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將自己“組織成一個統治階級”,然後，能夠走向社會主義。不過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新國家該是怎樣一種形式,馬克思卻沒有具體回答。因為，據列寧說：“馬克思不願意陷於空想，他期待由群眾運動的經驗做出答案來。”到了一八七一年，這樣的經驗是具備了，即發生了巴黎公社，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權。馬克思詳詳細細地研究了這個經驗，寫下了《法蘭西內戰》。在那里他才具體地答覆了這個問題。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關而應用他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認為：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必須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舊的國家機器，組成公社式的新國家。他宣布：公社“在他本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階級反對占有階級的鬥爭的結果，是最後終於實現的，並在其中能夠完成勞動的經濟解放之政治形式。”他又說；“公社應當是一種工具，能用來跟除階級統治所依據的經濟基礎。”總之，見到了並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經驗與教訓之後，馬克思達到了這個結論：由資本主義走到社會主義去的無產階級政權，應該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國家。為什麽只有這種形式的新國家才能夠起過渡作用呢？因為他具有如下的特點：

　　“公社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

　　公社“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

　　公社革除“向來為國家政府之工具的警察的一切政治機能”，使之“變為公社的負責的，並隨時可以撤換的機關。其它一切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樣。”

　　公社的一切公務人員，“從公社委員起，都只應領得等於工人工資的薪水。一切國家最高官員的特權與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本身的消除而消除了。”

　　公社廢除了舊政府物質權利的武器——常備軍和警察之後，立即就著手來毀壞那精神壓迫的工具，即僧侶的壓力。”

　　最後，公社使“法官——如像其它的公仆一樣，也變成公開選舉的、負責的與可以撤換的。”（以上引文均見《法蘭西內戰》第三章。）

　　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引言里，概括地又說明了公社這些特點的意義。他說：

　　“公社不得不從最初就承認，獲得政權的工人階級，不能利用舊的國家機關來進行統治；如若工人階級不願意失去他剛才獲得的政權時，則他應該：一方面取消全部舊的，直到現在用來反對它自己的那種機器；第二，保證自己不受他自己雇員與全權代表的危害，宣布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調動與撤換。

　　又說：

　　“為了反對這種國家機關從社會的仆人變成社會的主人（這種轉變，在一切到現在所有的國家中必然要發生），公社采取了兩個不錯的辦法：第一，一切職務、行政官、法官、教員、都任命普選的人去擔負，同時確定了根據選舉人決議隨時可撤換被選舉人的權利；第二，一切公社的辦事人，不論是上層的與下層的，都只得到其它工人所得到的薪額。公社一般所付的最高薪俸，只有六千法郎。這樣，就是沒有公社給與代表機關的代表之確定證書（公社是格外的引用了這種證書的），公社也已向爭權奪利鉆營私利的行為，構築了有效的障礙物。（引自《法蘭西內戰》中譯本。）

　　公社這個無產階級政府既能“保證自己不受它自己雇員與全體代表的危害，”且能防止這些雇員再度成為“社會主人”，當然能夠“根除階級存在”並“完成勞動的經濟解放”了，由此可見徹底摧毀舊的國家機器與永遠防止新國家機器的再度官僚化，乃是無產階級政權的生死問題，亦即社會主義革命的生死問題，也就是一個社會能否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定問題。列寧和恩格斯一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著重巴黎公社的教訓，覆述馬克思的見解。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到處闡述著這個思想，譬如，他說：

　　“工人奪得了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關打碎，把它根本毀壞，把它粉碎無余，而代之以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的機關；為了防範這些人變成新的官僚起見，將立即采取那些由馬克思與恩格斯分析得很詳盡的辦法：（一）不僅選舉，而且隨時可以撤換；（二）薪水不得高於工人工資；（三）立刻過渡到使一切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視的職能，使一切人都暫時變成‘官僚’，因此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見《列寧文選》下集）

　　不過列寧不但在書本上闡明而已。他和他的兩位前輩不同，他更為幸運，他遇到了難得的機會，使他能夠根據了這個教訓，“做出了”新的革命，並使這次革命獲得了勝利，成就了比巴黎公社大到許多倍的業績。

　　我們當然不能在這本小冊子里談到列寧如何領導十月革命，但我們必須指出巴黎公社的教訓如何幫助了列寧完成十月革命，建設新國家，乃至克服革命後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成功，俄羅斯政治舞台上產生了蘇維埃組織。這個組織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曾經一度出現了的。它和一八七一年發生在巴黎的公社一樣，是包含著最廣大的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一個普選的民主機關。牢牢地把握著馬克思為於國家與革命的見解，列寧在這個新組織身上，立即看出了巴黎公社所曾起過的作用與所曾具有的意義。他決心要依靠這個組織，逐漸排除其內部的妥協性，以便奪取政權，以此作為新國家機關，並走向社會主義。可是在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中間，甚至在最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中間，很少人能懂得蘇維埃的此種意義，更少人能懂得蘇維埃可以，而且應該成為革命俄羅斯的新的政權機關，由此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布爾什維克黨中的全體領袖，竟沒有一個人超出了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的理想。他們把蘇維埃只看成是一個群眾團體，藉此可以對臨時政府施行壓力，且與之分工合作（斯大林）。列寧從國外回來，堅決反對這種思想。在有名的“四月提綱”中，他說：

　　“不是要有國會制的共和國，因為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國會制的共和國就是倒退一步，而是要有自下而上由全國各地工人、雇農、農民代表蘇維埃組成的共和國。”

　　“廢除警察，軍隊和官吏。”

　　“一切官吏必經選舉，並可隨時撤換，其薪俸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見文選下集頁一九〇）

　　十月革命就是在這個方針之下勝利了，新國家也就依照了這個方針組織起來。工兵農代表蘇維埃變成國家機關，常備軍與警察廢除了，官吏是直接是勞動者選出的，並且隨時可以撤換，官吏的薪俸不得超過於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過去一切的特權與不平等都消滅的無影無蹤了。這樣的新國家曾經發生了怎樣強大的力量呢？

　　那時候，俄國是經濟破產，危機重重。國內被打倒而未消滅的舊時階級依舊有力，時時蠢動，國際的帝國主義強盜們更是血口大開，進行各種公開與隱藏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軍事幹涉，必欲滅此“赤禍”而甘心；以至蘇維埃政府除將全部力量集中與軍事的自衛鬥爭之外，完全談不上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但因一切合乎公社原則的政治的、法律的與思想的創制，新政權不但獲得了最艱巨的軍事上的勝利，而且實在成為最民主的工人與貧雇農的國家，使這國家能以穩當與堅定的步子走向社會主義去。

　　自從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三年這五個年頭中，雖然完全不具備社會主義式的經濟基礎，可是由於具備了真正與徹底的工農民主，以至任何人都看的出來，任何人都不會懷疑，這樣的工人國家，這樣的社會制度，是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它一定可以走向社會主義的。因為事變發展的總趨向表示著，在這個國家下面，資本主義的矛盾會被解決，它的罪惡會被否定，他的“善”的方面會被大大的發展。

　　但因種種原因（什麽原因我們後面再說），自從一九二三年以後，蘇維埃國家依以建立的公社的原則逐漸被拋棄了，因而，那個發展的總趨向被打斷了，改變了，終且被完全被導入相反的方向去了。這個相反趨向發展到一九二七年產生其第一個後果：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整整一輩老布爾什維克遭到了驅逐。發展到一九三三——三四年，他標志出又一個臨界點，此時一切用以創造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思想文物，除了國有制財產獲得鞏固與加強之外，全部變成了反對物。公社精神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體制，蕩然無存。並且以可怕的相反形象表現出來：國家機關空前強大，其一切傳統的附屬機構：如常備軍，警察，官僚等等則異常膨脹。他們大大超過了所有舊的資產階級國家；官僚變成了社會的主人，他們不再真正從下面選舉出來，隨時撤換則根本無從談起來了。他們的俸給非但不以工人的工資為限，而且享有了連沙皇時代舊官僚所夢想不到的特權；工人在政治上被剝奪了權利，甚至在經濟上的地位也降落到無奈的可悲境地。尤其是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的反動本質是更加顯著了。反動的真叫一般人難以相信。舉個最具象征意義的例子吧：譬如，此時舊俄羅斯所有的反對幽靈都被覆活轉來了，連精神壓迫的主腦——東正教的全國組織也被正式再建。斯大林這個權越古今雄主的全能工農大皇帝，甚至進入到最腐朽的精神領域中，與神聖的三位一體共存共榮，分享信徒們的膜拜了。

　　如此違反乎公社原則的國家是一個異常野蠻的壓榨制度。它可能造成新的羅馬帝國，也可能開辟一個新的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但絕不能度過到社會主義。因為，我們縱使不把目前蘇聯看成一個業已完成的制度，但就它的發展過程看，從它的趨勢看，總是要完成一個最有效、因之最野蠻的人剝削人的國家。它不會消滅階級，不會消滅剝削，因之也不能造成一個消滅一切壓榨機關的社會。

　　條條道路通羅馬；可是要走到社會主義，卻必須經由公社式的國家，早期蘇維埃式的工人民主政權。在這里，目的之能否到達，是完全依存於手段的性質的。



五、蘇聯開始墮落的情形



　　目前的蘇聯既非社會主義國家，又非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態。那它究竟是什麽性質的國家？既然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且在它初期的存在中，確曾存在了“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確曾實行了走向社會主義的有力步驟，確曾啟發了全世界無產階級以無限的希望，它又怎樣會墮落成目前那樣的制度呢？

　　讓我們先來說明後一個問題，同時先敘述一點關於十月革命的理論根據。

　　革命前俄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帝國主義國家，這是大家知道的。如果就一國範圍說，俄國的生產力遠沒有發展到必須打破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這也是清楚的。不但沒有發展到這個程度，甚至在相當限度內，還需要有資本主義的關系來促進生產力哩。祈以當時俄國和今天的中國一樣，許多人都說國家之病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足，不在於它的過度發展。這些人，也和今日中國的“新民主主義者”一樣，是以馬克思主義來掩護的。從這個經濟立場，他們又得出政治結論來：俄國只能有資產階級革命，不能有無產階級革命，在革命中，無產階級談不到奪取政權，談不到走上社會主義，而只能幫助資產階級，建立民主共和國。

　　列寧和托洛茨基反對這種看法（他們二人之間又有出入，不過此種出入用不著在此地說），尤其是托洛茨基，特別強調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反資產階級性，強調無產階級的必須獨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他們認為：俄國在經濟上雖然沒有成熟社會主義革命，但在政治上，在階級鬥爭上，卻已成熟了無產階級專政。在此情形中，俄國無產階級如果借口經濟落後而放棄了政治上可以與必須奪取政權的機會，則俄國一定要處在資產階級反動與野蠻的統治之下。那時候，連資本主義式的生產發展都是不可能的。反之，無產階級如果奪得了政權，拿取了國家這一把掃帚與杠桿，則一方面可以掃清全部落後關系的垃圾，另一方面可以鄭重地采取步驟，向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走去。

　　列寧與托洛茨基抱持著這個見解，在一九一七年階級鬥爭最適於讓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候，大膽地奪取了政權，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

　　不過，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完全沒有忘記俄國經濟上的落後性。他們清醒地懂得他們能夠做什麽事，他們不能做什麽事。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與俄國特殊的階級關系，他們因十月革命造成了最新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最激進的生產關系；但他們不能創造奇跡，他們不能在一擊之下使古老落後的俄國經濟完全變樣，一下子提高生產力。因為這個能與不能，十月革命給蘇維埃政權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很大的矛盾：或者落後的經濟基礎崛起來顛覆前進的政治制度，或者，前進的政治制度行將逐漸改造和提高那個落後的基礎。

　　在這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蘇聯墮落的可能性，一開始就包含在十月革命發生的條件中的。當然，十月革命的創造者不應該對它負責。他們只是完成了歷史必然性賦予他們的任務，他們被逼實行了這個革命，由此使俄國不致創造於解體與衰亡，不至於受高尼洛夫式法西斯的統治。同時，在積極方面，使俄國開展了社會主義的無限前程。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在當時，尤其見到了斯大林統治之後，斥責列寧和托洛茨基不該實行十月革命，並以俄國的現制度歸罪於十月革命，那是革命的叛徒、怯懦者與小資產階級最壞的功利主義者的見解。任何生命都包含著死的可能，可是誰也不能因為夭折和死亡的可能而拒絕了生。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十月革命是他們對人類歷史的偉大功績，十月革命的墮落絲毫不會減損他們的功績。他們曾明白地看到這個可能性，具體指出了它的危險性，並且想盡方法，進行了各種鬥爭，以圖阻止它的發生的。

　　雖然，歷史所走的曲折道路，終於還是讓這個墮落在蘇聯發生了。下面我們將簡略地說明它開始墮落的經過。

　　懂得了我們上面所說的十月革命發生的情形，也就不難懂得由十月革命中出來的俄羅斯，是一個工人國家而非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國家是政治的，即指無產階級專政而言，可是社會主義卻主要是經濟的，即指最高發展的生產力的組織而言。俄國那時當然不具備此種經濟。當時的國家雖自稱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然其真義有如列寧所解釋，“是表明蘇維埃政權要過度到社會主義的決心——不是承認現實經濟制度已經是社會主義的”。（見《列寧文選》下集，第八九五頁）。

　　工人國家必須建設社會主義，因為不站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的工人國家是靠不住的。工人國家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因為在這個國家里已經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已經毀壞了舊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礎，已經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在政治、法律、經濟乃至文化諸方面，業已造成了種種條件，人們籍此可以徹底消滅資本主義關系，防止他可能的覆辟，大踏步走向社會主義。但是向前走去的道路卻不是平坦的，而是十分艱難的。由於俄國這個工人國家處境的孤單及其所承繼的遺產的落後與破碎，所以倘若就一國範圍說，非但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至於最後的完成，甚至連工人政權都難以長期保持。因此，為要保持和鞏固無產階級的統治，為要建設社會主義至於成功，十月革命的領袖們便傾全力做著兩種工作：一、國內，與貧苦農民締結鞏固的聯盟；二、國外，讚助、發動、鼓吹乃至期待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援助。在這兩大方針之下，工農的民主政治達倒了史無前例的規模與活沷；同時，國際主義的革命精神也昂揚到無比的高度。俄羅斯這個初生的工人國家，正是憑著這些力量，在內外敵人公開進行的陷境中，還是能度過了種種難關，打退所有敵人，由內戰轉入和平的建設時期。

　　俄國的內戰與外國的軍事幹涉，大體上結束於一九二一年。這是一個重要關頭。十月革命領袖們所最期待的世界革命。確曾在德匈奧等國家發生過，但為了不同的理由，先後都失敗了。世界革命的形勢雖然尚存，但未能及時前來援助孤軍奮戰的俄國革命卻已是事實了。國內，承接四年帝國主義戰爭與三年多國內戰爭之後，革命政府雖然終獲勝利，但民眾確實是精疲力竭了，尤其是農民，在軍事共產主義的征糧政策之下，荷負了長期戰爭的重擔，對於革命政府是怨恨的，這怨恨甚至也影響到一部分城市中的工人與兵士。經濟機構全盤瓦解，饑荒嚴重，民生痛苦，變亂時起。這時候，帝國主義的直接軍事幹涉雖已過去，但國內工農之間的聯盟卻有破裂危險，蘇維埃政府恰好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的。要維持這個工人政權，要維持工農聯盟，政府在世界革命的外援不至的時候，只能對農民——即國內廣大而有潛力的資本主義分子多作一些讓步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它由軍事共產主義轉入到新經濟政策。在此政策下，農民繳付一定量的糧食稅之後，得將余糧售出市場，從而購進他所需的工業品，因此在同時，政府就幫助恢覆小工業的生產，準許自由貿易，甚至準許將一些企業租讓給外國資本家經營。這樣做的時候，蘇維埃政府是退卻了，但不是消極地放棄陣地，而是積極地從事準備，以便一方面恢覆破壞了的生產，覆興經濟活動，使小商品生產與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引導到工人國家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由此安定不滿的農民，並提高國家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鞏固工人政權，爭取時間，藉以促成並期待世界革命的到來。如果這兩方面都得到成功，尤其是後一方面，如果西歐的先進國家——首先是德國——能在最近幾年內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挾其較高的生產力以援助蘇聯，則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很容易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建設，能夠在預見的年月內，實現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反過來說，如果上述那兩個前途都不實現，或者只實現了前者，那末蘇聯的工人政權也是命定要覆亡的。故當十月革命的領袖們提出新經濟政策並付之實行的時候，列寧便毫不掩飾地說：

　　“這樣一來——就會在相當的（那怕只是地方性的）自由貿易的基礎上，覆興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這是毫無疑義的，漠視這樣的事實便太可笑了。”（見《列寧文選》下集第九〇九頁）

　　列寧絕不漠視這個事實，他提出資本主義覆辟的危險，提出了“誰戰誰勝？”的口號。他不但號召無產階級提高警覺，以便抵抗由於對富農讓步所引起的必然危機，而且更加注重世界革命的推動與發展，希望獲得國際工人階級的援助來度過難關。因此，在那時，把俄國革命僅僅看成是一連串革命的開始，僅僅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認為俄國工人國家的命運待決於無產階級的國際鬥爭，俄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只有與世界革命的前途連在一起才能思議，這樣的一種徹底革命的國際主義，滲透了所有的思想，貫穿著蘇聯當時的全部政策，決定了國際與國內的整個方針，沒有一個人曾提出過絲毫異議。

　　但是不幸，歷史的進程不一定常常符合於人們最善的願望。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革命危機，除了在俄國的一部分獲得勝利之外，其余國家里的革命卻先後失敗了。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這一個短時期中，在世界範圍內，革命和反革命的雙方搏鬥中是不利於前者的。隨著德國第一個革命浪濤的逝去，意大利的無產階級鬥爭也遭遇了失敗，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勃然興起；在西班牙，一個半法西斯式的里維拉政變成功，也鎮壓了革命。統觀歐洲因為美國金洋的援助，飄搖的資本主義都大體上站穩了腳。到處的革命風暴都暫時間平靜了。在俄國內部，由於新經濟政策結果，以及革命和內戰之後的必然反撥，要求安定與休息的保守傾向大大擡頭。這中間又湊上了列寧的病發，一種官僚的、右傾的、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就像雨後春筍般在國內和黨內發生出來。這個勢力具體地表現於如下的幾個事實：農村中產生富農，城市中產生“新資產階級”，黨內與政府中間開始形成了可怕與明顯的特權層，黨內凝固了一個代表此種社會力量的右翼。

　　這樣的一個保守與反動勢力，當然首先要影響到無產階級新國家的公社原則。作為蘇維埃政權初期幾年的特征的工人與貧農的充分民主，上下一致的刻苦，高低不分的徹底平權，以及四海一家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逐漸成為那個官僚的、享樂的、特權的與民族的新傾向的障礙物了。這一個矛盾，在一黨制的蘇聯，勢必以黨內派別鬥爭的形式爆發出來。


六、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爭



　　敵對的社會力量很快就在黨的內部，甚至在它的高級領袖方面，找到了各自相應的代表者。歷史的必然性在這里與個人性格的偶然性結合起來了。經驗主義、近視、醉心於個人權勢、重組織輕理論、鄙視理想而看重現實，私而忘公的斯大林，天然成了新傾向的代言人；而另一方面的托洛茨基，則因他慣於在長久的歷史遠景中考察問題，老是將個人命運從屬於本階級的遭遇，深謀遠慮，不屑玩弄組織把戲，絕不肯將社會主義的歷史事業遷就暫時榮辱，為了政見時常不惜與老朋友鬧翻，並且帶著“不近人情”的濃重的清教徒氣息這種種特點，則很自然地成了革命傳統的化身與新官僚們厭惡的對象。這樣，自從一九二三年起，蘇聯國內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疲累的革命勢力與新興的反動勢力之間的矛盾；革命的公社原則與反革命的非公社原則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共產黨內部的左右派之爭，更表現為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個人之爭了。

　　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初，在久病離職之後，短期間重問政治。他大大吃驚於政府機關內官僚主義的生長。因之他向托洛茨基提議，共同向官僚主義開火，特別向斯大林所代表的黨內的同一傾向開火。不幸的很，列寧過不久就第二次受到中風，且是最後一次的中風，使他在逝世之前，不能再從事任何鬥爭了。

　　托洛茨基只得一人繼承著、堅持著這個鬥爭。

　　左派發動這個歷史性鬥爭的第一炮是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四十六位老布爾什維克聯名提出的宣言。這宣言是對中央執監聯席會議提出的。它反對黨內日趨明顯的官僚化，要求恢覆內部的民主。接著，托洛茨基發表了名為“新路線”的信，它指出黨被一架政治的機器所代替了，到處盛行著指派，消滅了民主選舉，討論與批評，全被禁止，思想上不同的派系不許存在，官僚主義的毒素在窒息黨的生機，特權的享有便斬殺了工人國家的生命。此信一出，全黨震動，尤其在青年幹部中，激起了熱烈的同情。結果，由斯大林一系所控制的黨的上層不得不表示讓步，斥責特權，嚴厲批判官僚主義，並保證黨內的批評權利，聲明要以忠實的選舉來代替當時盛行的指派。不過這個讓步是表面的。事實上，官僚主義的特權一系暗中更加團結了，他們向左派還來的批評反攻。

　　一九二三年末，德國新革命被斷送。一九二四年初，列寧病逝。這些事實又大大加強了反動的一翼。在一九二二年就已開始的反對“超工業化”的鬥爭，這時更大膽地叫喊出來了。官僚們為了保護富農的利益。拼命反對托洛茨基的工業計劃。他們要偏重輕工業的發展以犧牲重工業的利益，亦即犧牲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一九二四年，利於安定與後退的反動派，集中火力攻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並且首次修改了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意見，宣布在俄國一國之內，是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至於最後勝利的。一九二五年底，斯大林一系公開攻擊托洛茨基的“平權論”，斥責平等的要求為“小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公開將蘇維埃政權依以建立的公社原則拋棄了。

　　最後一點十分重要。我們要比較詳細地說明它。

　　我們知道，蘇維埃政權是建立在平權思想的基礎上的。共產主義者在十月革命中，在與國內外反革命作生死的搏鬥中，懷抱著自我犧牲的精神，憎惡一切壓迫與剝削，打倒任何特權的享受。空前的革命烈焰燃燒起人間難能的“宗教徒式”的熱忱。這時候，新的特權當然無法在革命者中間存在的。但革命不能單單靠共產主義者的熱忱。尤其在勝利之後走向政權之實施與鞏固的時候，無論在經濟或軍事方面，需要有大量的專家。這些專家不一定都是共產主義者，反而最大多數並非共產主義者。對於這些人，縱使革命能在相當限度內改變他們的思想，但總不能教他們完全放棄因自己的特殊技能與知識而要求的特殊享受。換句話說，他們憑著自己的專門本領，要求領受高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工人政權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屈服這些專家們的要求。這是新的不平等權利的起點。

　　不過這樣的不平等是無可避免，同時也不是為害，如果新政權對它有正確的看法與辦法的話。所謂正確的看法，就是要明白地懂得和說出，這情形是一種暫時的不得已，它離開了革命的原則；正確的辦法，就是要一方面培養共產主義的專門家；另一方面要設法剝削那超過工人工資的余額，使他們不能有大量的財富積聚。列寧當時就是這樣看與這樣辦的。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所寫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那本小冊子上，列寧對這問題就公開地說：

　　“現時我們卻不得不采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同意付給最高明的資產階級專門家以很高的‘ 酬 ’金。”——顯然，這辦法是一種妥協，是離開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的，這些原則要求把薪俸降到中等工人工資的水準，要求在事實上不是在口頭上同升官發財思想作鬥爭。

　　“不僅如此。這種辦法，顯然不只是停止在相當部門內，在相當程度內對資本進攻（須知資本並不是一批貨幣，而是一定的社會關系），而且還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向後退了一步，因為這個政權一開始就宣布過並實行過把高度薪俸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資水準的政策。

　　“……我們用非常高的薪金來吸收資產階級‘專門家’一事是離開公社原則，如果我們對群眾隱瞞這點，那就無異墮落到資產階級政治家的水準，並欺騙群眾。公開宣布我們怎樣和為什麽後退了一步，然後公開討論有什麽方法來彌補沒有做到的事情，——這就是訓練群眾，並在實際經驗上同他們一起來學習建設社會主義。——”

　　列寧在將盡一年之後，即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召開的第八次聯共黨的大會上，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並指出當時“離開公社原則”到什麽程度。他說：戰前俄國工人和一個普通專門家所領薪資的差別是“二十倍”，可是當時俄國的“高低相差只到五倍”。

　　可是列寧已經把這樣的差別說成是“向後退了一步”，是“離開公社原則”，甚至將他比做戰役中“局部的失敗”。所以要公開說出來，提高警覺，要加速培養“紅色專家”，並且用很高的按比例累進的房租和所得稅等去防阻他們的財富累積。至於在當時的共產黨員中，那麽由列寧親自倡導，嚴格實行著平等的與非特權的生活。當時造成功一種道德空氣，任何小小特權的享受都會受到輿論裁判，並使你自己覺得內心不安的。這真是革命，真是曠古未有的被剝削與被踐踏者的大翻身﹗一切地主和資本家式的傳統特權在革命大鏡的光照之下，自然而然顯得卑污醜陋而無所存身了。

　　但是這樣的平等空氣，在經濟破壞與生產落後的基礎上，只有當革命在國內外有利情勢中不斷前進時候，才能夠保持不變的。俄國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國內外的情勢卻逆轉了：國際革命遭到了挫折，國內的政治與經濟局勢正經歷著大躍進以後的反拔，大勝利過後的小敗。這時候，即使沒有其它的不利因素，光憑那個“經濟的必然性”，即必須將較高新資酬答較高技能與較大努力這個法則，就是以打破“公社原則”而有余了。何況那些不利因素還多著呢。首先，革命與內戰的殘酷鬥爭，將過半數最優秀的革命者摧毀了：其次，留下來的那些坐在國家的及黨的機關中的幹部們，一等革命群眾從直接幹涉政治舞台上退出去，退回到陋巷，工廠，回覆到他們原先從事的日常生活時，在上者的統治意識便不自知的形成了。官吏脫離了群眾，脫離了生產，他們以統治作為長期的專業，這就造成了職業化的官僚。成了官僚便須享有的官僚的特權，哪怕他們最初還有點不好意思，有點扭扭捏捏，但日子一久，他們就公開貪婪地要求特權，心安理得地享受著特權，並且還無恥地發明出理論來辯護這種要求與享受。此外，一切升官發財主義者，夤緣攀附者，投機分子，沙皇時代資產階級的各式余孽，借著種種機會，鉆進國家機關，鉆進了黨的組織。他們被從“大門趕出去，卻又打窗里爬進來”。這些人是要求特權的，但不敢以自己的名義來主張。要反對十月革命的精神，反對公社原則，反對列寧大聲疾呼的新國家的指導方針，非有一個，甚至一大批“革命元老”出場不可。這里是新的群眾在選擇和造成新的領袖了。正和革命高潮時期的工農群眾推出列寧和托落茨基來做他們的領袖一樣，退潮期的小資產階級和官僚群便將斯大林推在他們的頭上。他們利用斯大林，斯大林也利用了他們，以此打擊死了列寧和活著的托落茨基。

　　如此，自從一九二二年起，特別是一九二三年之後，斯大林派在反對“超工業化”，反對“不斷革命論”，反對“平等主義”這三面大旗之下，率領了俄國覆活起來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與官僚，對十月革命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綱領，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主義，以及反官僚的公社原則實施了全面進攻。

　　不過這個進攻，在最初，絕對不會有勝利保證的。十月革命的火還太炎熱，他的經驗還太新鮮，傳統的力量也太深厚。斯大林一系的攻擊開始受著了強烈地抵抗。不過整個世界潮流的方向卻幫助了他。德國的二次革命失敗了（一九二三年）接著，英國的大罷工又被斷送（一九二六年），最後，中國的革命也被同一個斯大林的領導所出賣了（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全世界的反革命暗雲凝集起來。這在一方面使俄國的工人階級沮喪，另一方面讓國內的資本主義分子鼓舞。斯大林派憑借著國內外這兩股逆流的匯合，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首次給了十月革命的實行者與直接繼承者——布爾什維克黨的左派，以摧毀性的打擊。

　　這樣，從一九二三年開始的俄國革命的第一個反動時期，到一九二七年算是完成了。黨內的中右派聯盟戰勝了左派，意味著國內小資產階級分子與特權的官僚層，戰勝了無產階級及及其政治上的代表者。如果循此方向直進，則俄國內外公開的資產階級勢力進一步去肅清共產黨的中右派，或者利用著後者，籍以正式恢覆資本主義制度，這是指日可待的。“托落茨基主義”被擊敗的次日，蘇維埃政府立即承認了土地出租的合法，這已經是一種十分清楚的征兆了。

　　不過歷史的後退也和前進一樣，並非循著直線，而是迂回曲折的。


七、反動的第二章



　　托落茨基左派的被打敗，表示出因十月革命而成為國家統治者的無產階級，業以確定地被逐出於治權之外。他們又從統治者地位降落至被治者地位了。此時執掌著政府，站在生產者頭上的，乃是由群眾中來，脫離了群眾，而且反對群眾的官僚，和新興起來的鄉村與城市的資產階級。正是這二者的聯盟打敗了無產階級與黨內左派。勝利了，如果按通常的歷史過程說，二者可以合一，或者右派為更右的一派所推翻。這就是說，叛賣了無產階級的官僚或者為資產階級所推翻，或者自身也變成為資產階級。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在徹底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中，歷史的反動卻采取了另一個不同的途徑與形式。

　　俄國反動的第二章，不是以資產階級分子對官僚層進一步的合流或排除來開始，而是以後者對前者的反擊來開始。官僚層的主流，即以斯大林為代表的一系，藉小資產階級的幫助打垮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經過了一個短暫時間的更向右轉，卻突然“左”了起來，和昨天的同盟者——小資產階級火並。因為得了勝的資產階級勢力，並不以擊敗“托派”為滿足，他們還要前進，要根本推倒共產黨，要徹底鏟除十月革命的遺產，取消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完全回覆到正常的資本主義。這時候“共產主義的”官僚便以十月革命衛士姿態出現了。他們拾起了昨天的左派的政綱——“超工業化計劃”，向右邊開火。他們在政治上打擊富農與城市資產階級的公開代言人，在經濟上急速發展國有財產，由此去消滅私有經濟。

　　從那時候起，蘇聯內部所發生的情形，真是史無前例的。它表示出十分奇特的面目，全新的階級鬥爭的關系。這種關系，我們在過去無論那一次革命史中，都找不到約略相同的例子。

　　托洛茨基曾經將俄國斯大林的反動，比之以法國大革命後熱月黨人推翻雅可賓黨專政的反動。這個類比若從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的事變看，則在階級關系和歷史進程上都是很適當的。可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一系 反過身來和右派及其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勢力實行決裂，並在經濟與政治上，進一步消滅他們——即，昨天的同盟者——的存在的時候，法國革命中熱月反動的類比就完全不適用了（托洛茨基後來自己指出這一點）。因為按照“熱月反動”，即革命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反動，革命陣營中的中右派聯絡右的社會勢力消滅了革命的左翼之後，中右派自己也做了反動的犧牲，歷史的行程是不斷地向右轉的。可是在俄國，中右派聯盟消滅了左派，中派卻很快“左”了起來，跟右派決裂，而且同樣地消滅了它。中派聯絡右方的資產階級來打敗無產階級的左派，原本是打擊社會主義勢力，但結果與人們的預料相反，它不是為要恢覆資本主義，而仿佛正是為要建設社會主義。不過，說它是社會主義吧，則在此時建設了的制度中，有許多方面的壓迫與榨取，卻是遠超過了資本主義的。打擊社會主義不為了恢覆資本主義；消滅資本主義又非走向社會主義；這兒的現象是太新了，太離奇了，致使人們對它的認識非常困難。這些現象如果簡單地歸納起來，有如下述的數方面：

　　經濟方面，這時候實行了兩個五年計劃，完成了農業的全部集體化。二者完成的程度，據官方在一九三八年所宣布的數字：國有財產在全國國民收入中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三，在工業總產量上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在農業總產量上占百分之九十八點八；在商業企業的零售額方面占百分之百。這些數字，與蘇聯發表的一般數字一樣，當然不十分可靠，但由此總可以看出這個時期國有財產制的鞏固與發展，以及私人資本被消滅了。

　　政治方面，這時期中發生的第一件大事是一連串震驚世界的清黨與肅軍。全體老布爾什維克，不分左派右翼，甚至不問是斯大林的仇敵或友人，例如耶奴基次與奧強尼基茨，與斯大林有四十年深交的戰友，都不能幸免地被加上“勾結法西斯”或“企圖覆辟資本主義”的荒唐罪名，而遭到槍決了。一切具有批判精神的年青革命者，或多少與十月革命有點傳統關系的工人幹部，都被秘密逮捕、毒殺、槍斃或永禁於遼遠的集中營里。這個反對共產主義者的迫害行動開始於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三四年變為公然的屠殺，繼續流了四年血，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初，即到布哈林、賴可夫等十八人被處決為止，全體十月革命與內戰的領袖與參加者，除了一些自然死亡者外，幾乎無一漏網，都死在斯大林的排槍之下。托洛茨基只以被逐國外，才算延長到一九四0年，方被斯大林的特工所殺。到那時，“共產黨”中的共產主義者是被全部肅清了。共產黨已經名存實亡。

　　同時，蘇維埃也是名存實亡了。一九三六年《世界上最民主的斯大林憲法》的頒布，實際上乃是工人統治完結的最後宣告，也是蘇聯工農民主的壽終正寢。從此以後，工人階級不再有法律上的優越地位了。以前他們至少在法理上還是一個統治階級。但從那時以後，他們成為“沒有階級分別”的“人民”的一部分。蘇維埃不再是主要與直接從生產群眾選舉出來的自下而上的活潑的民主統治機關，卻墮落成自上而下的全部圈定的希特勒式的“全民”政府了。無產階級對其它人民的獨裁，如今變成了“人民”——實則官僚——對無產階級的獨裁。

　　社會階級方面，此時發生了如下幾個重要的現象：一、斯達漢諾夫運動；二、大批大規模的“勞動集中營”的創設；三、官僚特權階級的形成。這三個表面上獨立的現象，實際上當然只是一個事實的表現，即：蘇聯內部階級的新分化及其凝固。五年計劃實現的結果，一方面創造了大量的剩余價值，另一方面消滅了憑私有的生產工具來占有剩余價值的資產階級。巨額的剩余價值全部為官僚集體所控制，這事實必然又要產生如下的結果：官僚等級的權勢增大了，鞏固了，於是最後形成了階級；同時，從這個“國有的”超額利潤中，官僚可以比英國資產階級在四十年前更有可能拿出一部分來，造成工人中的貴族，即斯達漢諾夫運動者，使他們代表工人，對工人階級起“帶頭”（應讀作欺騙與鎮壓）作用，並使之成為官僚階級的構成部分。這樣一來，“勞動紀律”自然可以從工人階級的內外來加強，一切“落後的”，“非英雄的”普通工人就活該倒黴，他們只好安於低微的薪給，安於不光榮的地位，誰教你不做斯達漢諾夫分子呢？至於“頑梗的”與“勞動觀點不正確的”工人，則被成千成萬地送到遼遠偏僻的“集中營”去，索性在格柏烏的槍刺之下承受無報償的“勞動教育”。

　　特權的官僚（包括勞動英雄）與無權的生產者（包括奴工）如此就開始定型下來，造成了蘇聯社會的新的階級關系。

　　文化方面，極端的國家主義全面地奏凱，令人厭惡的全能主義精神滲透了一切。 大斯拉夫的沙文主義公然無恥地擡起頭來，“祖國強盛”被規定為蘇聯人努力的最高目標。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主義受到了排斥與攻擊。官僚的思想統制以史無前例的嚴密程度，經由無數的組織，靠著警察與特務之助，憑著“永不錄用”，囚禁，“集中教育”，乃至槍殺的種種威脅，鉗制了思想文化活動的所有部門。科學在應用技術方面雖有發展，但社會思想則完全停滯退化。社會科學簡單地被歸結成蘇聯當局內外政策之應時性的解釋，歷史被徹底偽造與修改。一九三八年斯大林主編的《蘇共黨史》的出版，在這方面算是登峰造極了。這一本貧乏，怪誕，集謊言之大成的“歷史”，被宣布為比聖經更具權威的聖經，被當作一切知識的寶庫。斯大林的一個任意見解，都可以而且都必須當作哲學、文學、音樂、藝術、軍事、甚至理論科學、應用科學，更不用說社會科學的絕對繩準。這樣，一個全新的，完全違反十月革命精神的，比中世紀羅馬教皇更專橫更野蠻的思想環境被造成了。

　　上述種種，都發生於或完成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之間。自此以後，時間又過去了十二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又發生過許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就發展的方向，就斯大林制度的基本關系與特征說，這些年的事變只是加深了它們，更加清楚地顯現了它們，卻不曾改變它們。從一個新國家的典型來看，自一九二八年起的十年中是已經完成了，十月革命後的反動第二章是已經寫成了。

　　光是那十年中所寫的就已是多麽古怪的一種情景呀！經濟上——全面地達成了“社會主義”，全面的國有化了。可是，政治上，社會的階級關系上，文化思想上，卻是如此非社會主義的。在那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所築成的整幢大廈，卻粉刷著全體社會主義者的紅血，以新被奴役的工人階級的白骨當作鋼桿，以全能的、空前橫暴的官僚權勢作為雄壯輝煌的頂層。

　　這是如何可能的？造成反動第二章的奇特過程的原因為何？具有如此矛盾性格的一個國家，究竟是什麽性質呢？


八、托洛茨基的看法



　　世界上不少的社會科學者曾經注意到這些問題。但是只有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領導者，蘇聯第一期反動的反抗者與被犧牲者，斯大林制度的不斷批判者，終於為斯大林特工所暗殺的這一個大革命家兼傑出的歷史家，——憑他一己的經歷與才識，才有能力對這些問題給予，並且給予了科學的、辯證的因而是正確的回答。因此，我們如果要想研究這些問題，就得自托洛茨基的看法開始。

　　托洛茨基的看法大致經過了如下的發展，具有如下的基本點：

　　我們已經知道，托洛茨基將斯大林派反對左派的事變稱為“熱月反動”。那就是說，以斯大林為代表的俄國小資產階級與官僚勢力，起來推翻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政權，其意義與一七九四年“熱月”九日（即七月二十七日）法國資產階級分子實行政變以推翻羅伯士比為首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政權，是同樣的。不過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這一期間，雖然蘇聯共黨內外的無產階級勢力已經受了極大挫折，托洛茨基本人也已經被逐出國，可是他還是認為那個反動尚未完成的。因為根據他的意思，如果說俄國的“熱月反動”已經完成，便等於說，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完結，它不再是一個工人國家，十月革命的遺產已被出賣完了。可是事實還不是如此。主要，十月革命留下來的國有化的財產制度還保存著。向右看齊的斯大林派官僚是不會半途停止的，它還要向前，必須向前，直到最後連國有財產都給這些“不肖門徒”浪擲了。那時候，“熱月反動”便完成了。

　　這是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反革命的最初看法。

　　到了一九三四年，種種的歷史條件更加明顯了，再配上新發生的大事變：德國納粹黨的勝利，以及在那次勝利中證明出來的第三國際和德國斯大林黨的徹底腐朽，使托洛茨基對俄國的反動又做了一次檢討。他認為“熱月反動”已經完成了，不但在當時如此，而且在好久之前就完成了的。不過，他將那個歷史類比更確切的說明之後又鄭重指出：正猶之乎古典的“熱月反動”沒有顛覆由法國革命所完成的資產階級財產關系一樣，新的“熱月”也還是進行在十月革命所創造的財產基礎上的。因此，托洛茨基認為“熱月反動”雖然在政治上已經完成，但是經濟上還保有新的財產制度，所以在基礎上它還是一個由革命所產生的工人國家——是可怕地墮落了的一個工人國家。

　　托洛茨基雖然將上層建築的反動與經濟基礎的進步相當分離來看，但它立即指出：資產階級財產制與無產階級財產制對於政治的依賴是大不相同的。前者，無論在那一形式的政權之下，只要它確立了，那是不會退回到老的的制度去的，即不會退回到封建制去的。而無產階級的財產制則不然，它必須有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權來保衛它，否則它就要退回到資本主義去。因此，俄國的“熱月反動”完成了，無產階級左翼的革命政權被推翻了，國有制雖一時未被取消，但它已失去了保障，失去了鞏固與發展的支持，它不能長此存在的。它的命運十分短暫，十分不穩定。如果不因無產階級專政之覆活而得以前進發展到社會主義，則勢必因斯大林政權之最後變成資產階級專政，或因它被資產階級反革命所推翻，而後退到資本主義。

　　完成了反動的官僚們還保持著一宗革命遺產，後來，他們甚至還把它發展起來，據托洛茨基的解釋，那是因為十月革命的傳統和勢力還很深厚，壓迫著官僚，驅使著官僚，使他們不敢做出最後的叛逆來。同時反革命的途徑也不是直線的，它進行於真實的世界關系中，不時受著各方面來的影響，所以它是時左時右的，迂回跳躍的；不過，就總的方向說，就反革命的發展邏輯說，它總是與進步的經濟基礎相矛盾，是無法與之始終共處的。反革命的進一步加深必然是國有財產制的進一步削弱或甚至廢除。

　　托洛茨基在很長的時期內，並沒有給我們上面所說的斯大林反動的第二章做出特殊的與不同的解釋。對於斯大林派在消滅左派以後的“左”傾，即對於一九二八年後斯大林派之全面集體化與國有化，托洛茨基主要批評它以“冒險主義來補充機會主義”，指出它“向左迂回”的虛偽浪費，卻不曾給它以特殊社會意義的估計——直到最後，在他未完成的《斯大林傳》中，才有了新的看法（這看法我們在下面再說）。

　　托洛茨基一直把蘇聯的現制度看成為過渡性的，未為歷史所最後決定的。建立在進步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一個反動的政治文化制度，不能不是過渡性的。因為它本身包含著一個太難和解的矛盾：不是基地前進而推翻反動的上層建築，便是上層更向後退而摧毀那個進步的下層基礎。歷史的進程將在不很長的時限內解決它。如果世界革命的形勢開展，影響到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覆生，因而打倒反革命的官僚統治，則蘇聯將不僅覆為工人國家，而且將是社會主義的；相反，如果世界無產階級繼續處於消沈與潰散狀態，或者有了革命而遭受嚴重失敗，或因革命失敗而發生新的帝國主義大戰，則蘇聯的反動力量將要更加增強，勢必至於完全斷送它腳底下進步的經濟基礎，即回覆到私有的資本主義。

　　從蘇聯制度的過渡性，托洛茨基說它不是一個固定的社會形態。既然不是一個定型的社會構成，當然它的統治者，即蘇聯的官僚不是一個階級。因為，如若前進，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統治者根本不能是一個獨立的階級，那里是沒有階級的；如果後退，蘇聯恢覆資本主義，則統治者將是資產階級，而官僚顯然不是資產階級，他們倒是消滅了資產階級的。故依托洛茨基之見，官僚只是革命墮落當中，脫離了無產階級，從那個階級分離出來 的一個階層或等級。他們是寄生蟲，是工人國家身上所患的一個毒瘤，卻非一個新的階級。因為一個新的階級的產生，一定是社會所必需，而且在執行著某項進步的歷史作用的，蘇聯官僚顯然不足以語此。

　　托洛茨基從這個社會學的分析中，又得出了對蘇聯的政治態度，即保衛進步的財產制度，打倒反動的斯大林統治。他主張在蘇聯內部號召一次不涉及社會基礎的政治革命。將這個態度應用到戰爭上去，就是無條件保衛蘇聯。這意思就是說：不管斯大林統治如何反動，我們既然認蘇聯的社會制度仍然高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我們就要保衛它；不過在保衛中，我們絕對不跟斯大林統治作任何政治上的妥協，並且正是要在保衛戰中暴露斯大林統治的反動，以便進一步去打倒它。

　　托洛茨基對蘇聯的這一看法與態度，完成於一九三四年，即當他發起第四國際之時，一直保持到一九四0年，到他的最後被殺。不過，在它臨死之前，他的基本態度雖然不變，而對“熱月反動”的歷史過程，卻有了不同的看法，很明白地表示在它的《斯大林傳》中。在那本沒有完成的最後巨著中，我們發現了如下的見解：

　　關於我們上面所說的“反動第二章”，他是這樣說的。

　　“在頭腦簡單的人看來，‘第三時期’（即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開始的向‘左’跳躍——一得）的理論與實踐，仿佛推翻了關於俄國革命中‘熱月’時期的理論。其實，這只是證實了它。熱月反動的本質曾經是，現在還是，而且不能不是具有社會性質的。他表示出一個新的特權等級的結晶，一個行將成為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之新階級的建立。那時候有兩個勢力爭著要起這個角色：小資產階級與官僚本身。他們並肩作戰，擊破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抵抗。當這一任務完成之後，他們之間卻爆發了野獸樣的鬥爭。官僚們驚駭於自身的孤立，驚駭於自己之脫離無產階級。可是單是官僚則即不能摧毀富農，也不能摧毀小資產階級，後者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生長了，而且繼續在生長著。官僚們需要無產階級的援助。因此，官僚們便努力將它為爭剩余生產物與政權而做的反小資產階級鬥爭，裝作是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覆辟企圖的鬥爭。”

　　“過此以後，法國熱月反動的類比變不適應了。蘇聯的新的社會基礎成為至高無上的了。保衛生產工具與土地的國有化，乃是官僚們的生死法則，因為他們是官僚們統治地位的社會根源。——幸虧得到無產階級的援助，那次鬥爭以官僚的勝利為終結。但並不因此使無產階級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增加了比重。”

　　在此地，托落茨基明確地說出，熱月反動的類比到了官僚與小資產階級決裂之後，便不再實用了。開始了反動的第二章，在這一章里，官僚們不是進一步去斷送國有化的財產制，反而加以保衛，，並視之為自己的“生死法則”。同時，他又指出，熱月反動不能不具有社會性質的。他要建立一個“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新階層”。而勝利了的新階級——他是一個階級的胚胎——則是從國有制取得其統治地位的根源的。托落茨基在這里顯然已經給了新的解釋。因為這樣來看問題，至少，他已經將重點從官僚與進步的財產之間的矛盾性，轉移到二者之間的關聯性了，如果過去，托落茨基強調了官僚將浪費或削弱國有制的危險，那麽在那里，他卻強調了官僚們必須依賴國有制來維持其統治地位這個事實。這樣不同的強調當然有不同的意義。依照前者，官僚們只是暫時的過渡，而依照後者，則官僚正是以國有制為其生存條件的一個力量，他可能成為立於國有制基礎上的一個新的階級了。

　　在同書同章（“熱月反動”一章）的另一個地方，托洛茨基把這個問題更說的明顯些：

　　“……但這也是為要替官僚獲取更多的特權。這兒的問題不是要采取自由的經濟制度。這方面的讓步，曾經是暫時性的，其持續的時期，比人們預料者為短。在私產基礎上的自由制度，就是要把財富集中在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上層的手里。官僚們的特權卻有不同的來源。官僚要在全國收入中取得那部分的財富，只有靠直接應用暴力或應用權力，或者由於直接幹涉經濟關系。為了全國的剩余產物，官僚與小資產階級立即由同盟變成了敵對。控制了剩余產物就開辟了官僚走向權利之路。”

　　這里是在回顧中修正了以往對於斯大林反動的預測。對自由經濟的讓步，“曾經是暫時性質的，其持續期比人們預測為短。”經過短暫的向右讓步後，官僚們卻為了全國剩余生產物的占有權，亦即為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權，與小資產階級決裂了，鬥爭了，結果獲得勝利！因而奠定了他權利的基礎。

　　但是官僚們為什麽不自己蛻變為資產階級，因此掌握財富？為什麽必須要打倒小資產階級，保衛國有制，因而憑這制度來占有剩余產物與政權呢？

　　托落茨基對這個問題有兩種回答：

　　一；“雖然由於其新的生活方式的性質，其保守主義，其政治同情，官僚中的最大多數是被吸引著傾向與小資產階級的；但他們的經濟的根，卻主要生長在新的所有權的條件中。資產階級關系的生長，不僅威脅著財產的社會主義的根基，同樣也威脅著官僚本身的社會基礎。官僚們或許很願意排除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以便有利於小資產階級。但絕對不準備排斥自己的權利與特權，以便有利於小資產階級。正是這個矛盾導成了官僚與富農之間的尖銳沖突。”

　　二；“俄國的熱月反動將無疑會開啟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新時代，假如這個統治未被在全世界證明為陳腐了的話。”

　　官僚們在“新的所有權的條件中”建立“自己的權利與特權”。為什麽一定要在這些條件中而不可以在另一些條件中，即在資本主義條件中，保持其權利與特權呢？那因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已被在全世界證明為陳腐的”了。而且，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官僚們，至少就全體官僚而言，是不能保持其特權到如此崇高與超絕地位的。托洛茨基這樣的解答不是第一次做的以前也在許多地方說過；但是一般說，他以前總是更多傾向於將資本主義的集權影響來說明“熱月”的原因（當然這是正確的），而現在，他卻著重在資本主義陳腐方面，他的消極影響方面，即指出；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衰朽、腐爛、反動與野蠻，至使墮落下來的蘇聯，即經過了“熱月的結果，不能退回到自由制的資產階級的所有權的條件”去，而寧是與資產階級決裂，消滅他，籍以保持國有制，鞏固他，發展他，以此鞏固並增加官僚們的權利與特權。

　　這樣的著重，可能使托洛茨基終於改變他對蘇聯性質之認識的。他可能更加著重斯大林政制將以國有制為根據的一種新的制度的趨勢，可能說斯大林官僚正是以國有制為基礎的階級了。不過，托洛茨基沒有這樣做。在“斯大林傳”中，他還是說：

　　“不管這些可怕的官僚式的歪曲，蘇聯在其階級基礎上仍舊是無產階級的。”

　　托洛茨基憑什麽理由堅持這個斷語呢？

　　由於下面這兩個主要理由：

　　第一，國有財產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結果，而且只能是這個革命的結果。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如果我們不把各種國家幹預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算作國有財產制，那末確實的，只有俄國無產階級以革命手段剝奪了地主與資本家，算是第一次實現了財產的國有制。後來由於許多原因，革命後退了，革命所爭取到的好多成果被出賣了，可是這個國有制未被取消，則我們說革命遺產未被全部叛賣，它奠下的基礎尚在，因而說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國家本質上仍是工人國家，這在理論與史實上確乎是不能否定的。根據了這一立場，不管那基礎上的建築是如何醜陋，但我們必須保衛這基礎，我們必須保衛由革命所已爭到的事物，這一政治結論也是無可否定的。

　　第二，官僚是社會機體上派生出來的一個暫時的毒瘤，未曾變成為歷史所必需的社會機體。官僚不是一個階級，而是一個起過渡作用的等級。它不被新的革命所推翻，而使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即將隨整個社會之退回到資本主義而變成資產階級。我們從過去的歷史看，尤其是根據於法國革命後的反動經驗，這樣的推想是唯一可能的。在消滅了資產階級而又鎮壓了無產階級的國家中，官僚不曾。因而也不能自成為一個階級，或長期間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

　　構成托洛茨基對蘇聯問題看法之基點的這兩個論據，在一九四0年以前是無可爭辯的，歷史沒有提供出——至少沒有充分提供出——足以爭辯的材料。那末從那時以後發生於蘇聯內外的歷史事變中，可曾有什麽材料否定了上述的論據，因而要我們修改托洛茨基的看法呢？


九、蘇聯問題爭論的開始與發展



　　第一次發生於第四國際內部關於蘇聯的大規模爭論，開始於一九三九年。但並非關於我們上述的基點，而直接是由德蘇協定引起的。斯大林與希特勒共同瓜分了波蘭，接著又侵略芬蘭，這使好大一部分托洛茨基主義者懷疑了托洛茨基對蘇聯的看法。但最初，問題的提出是部分的，支節的。這些不同意見者僅僅在新事變的印象之下，在戰爭爆發的實際情勢中，覺得第四國際無條件保衛蘇聯立場的不妥當。有些人多少是受了民主派資產階級輿論的影響，覺得蘇聯竟然可以和法西斯的德國實行聯盟來侵略弱小民族，其國家性質必定不是社會主義的，其戰爭性質必定不是進步的。因此，他們要求修改第四國際綱領上說蘇聯是工人國家的立場，要求拋棄對蘇聯的保衛主義。至於用怎樣的立場來修改，用怎樣正確的政策來代替，則當時的反對派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意見。他們只是在舊的政綱上打上了一個問號，但不曾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來。

　　托洛茨基聯同了第四國際的最大多數，出來堅決地反對當時主要發生於美國的反對派，為保衛第四國際的一貫立場而鬥爭。

　　托洛茨基在許多文章與書信里發揮了他的意見。（現在收集成書，名為《保衛馬克思主義》）在那些文字里，他的注意較少放在和反對派的結論作辯駁，而較多集中在研究蘇聯問題的方法上。反對派的意見是支節的，龐雜的，印象主義的。他們只歡喜談論“具體事實”。他們想從某些單另的事實來解決關於蘇聯的原則立場。托洛茨基站在較高的平面上來和他們爭論，他駁斥他們的事實——這是極容易的，但絕不以此為滿足，他更進一步，他談到方法，他把各個問題推究到原則，思考到徹底，由此他告訴反對派，實際上是教育反對派：必須如何、如何，你們才有理由，才是應該修改我們的政綱。

　　托洛茨基那時期的文字可說是唯物辯證的最好教本，同時是我們研究蘇聯問題的不易門徑。

　　托洛茨基告訴反對派：戰爭的性質是由進行這戰爭的階級及其國家的性質來決定的。故若承認蘇聯仍是一個工人國家，則其與資本主義發生的戰爭，無條件值得擁護。

　　其次，他說，只有自覺地應用唯物辯證的方法，才能研究和了解蘇聯問題。如果應用辯證法，則我們如想研究蘇聯，必先探究下面這三個問題：“一、蘇聯的歷史來源是什麽？二、在其存在期中，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麽改變？三、這些改變可曾從量變到質變？”

　　再次，他指出，如果說斯大林的蘇聯不是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痛苦的過渡，那便是說一個新的剝削制度業已完成，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里業已遭受無可抵償的失敗。可是這樣的結論，至少在當時是不能得出來的。因為，“一方面的法西斯主義和另一方面的蘇維埃國家的墮落，雖然大致上已規劃出了新野蠻主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形式。”因之，這樣一種抉擇，即“社會主義或全能主義的奴役”不但有理論上的興趣，而且有鼓動上的大意義了。但因當時處在第二次大戰初期，而戰爭會造成最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所以“新野蠻主義”的危險尚非現實，蘇聯尚不能說是一個已完成的野蠻制度的開始。

　　指出了這些方法，進而又指出了這些徹底觀察之後，托洛茨基認為當時事變正是證明了第四國際立場的正確；“不過”，他最後又說：“戰爭加速了各種政治過程。它或許要加速蘇聯革命覆興的過程；但也許加速它最後墮落的過程。為了這個理由，我們必須辛勤地與無偏見地觀察那些因戰爭帶進到蘇聯內部生活中去的變化，因之我們可以給它們做及時的估計。”

　　不幸，在寫下這些文字之後僅僅幾個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所派遣的特務用斧頭砍死了。使他不能做“辛勤與偏見的觀察”，不能做“及時的估計”了。以致我們在這個最有關乎人類命運的問題上，永遠失去了最精細與最可靠的指示。

　　不過蘇聯問題的討論在第四國際的內外繼續進行著，並有所擴大和加深。謝謝托洛茨基那次參加爭論之賜，以後的爭論者，不論反對或讚成傳統見解，都不再是支支節節，不再是紛紜龐雜，而是循著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路徑，集中在基本的與原則性的問題了。全部爭論都圍繞著蘇聯國家的性質。

　　在長期的爭辯中，第四國際中形成了三派對於蘇聯國家性質的見解。一派，占著多數因而成為正式的，繼續保持著傳統立場，認為斯大林的蘇聯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第二派，認為蘇聯業已實質上退回到資本主義，不過不是傳統的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因之他們說，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第三派，認為斯大林蘇聯是一個新型的剝削制度，是由官僚集體擁有生產工具藉以剝削工人階級的，因之可以名為官僚集產主義的國家。

　　我們不忙於聲明那一種意見是正確的，我們將根據托洛茨基的指示，應用他所應用的方法，藉以得出我們認為正確的意見。


十、十年中發生了什麽？



　　認識一個歷史現象，必須有足以認識這現象的充分明顯的歷史條件。當各種條件沒有具備之前，有些先知先覺者，固然能憑一只燕子飛來就預言春天的到來，但這最多不過看出些新生的萌芽，指出一個未來的方向，或言明某些可能的前途。他絕無法條分縷析，詳盡無誤地，由萌芽看清新機體的全部構成，從方向描繪出目的地的整個景色，由數種前途確定出一個特殊的終點。任何事物都是從量的變化達到質的變化的。自然的物理界如此，人類的社會界亦是如此。但要確定由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社會學就比物理學無比地困難與覆雜些。水沸騰到一百度就開始變成汽。但究竟是怎樣的變化使工人國家開始變成非工人國家呢？這里就找不出這個明顯的一百度了。歷史變化中當然也有臨界點，不過這個點往往得在事後的回顧中，當沸水業已超過一百度時，人們才開始認出它已變了質，才發現它已經過了那個點。在事前，乃至正當其時，，往往連天才不能看出這個變化來，可是一到充分明顯，其實是條件過分具備的時候，那就不需要怎麽樣的天才，便是中智的人也可以見到變化了。用黑格爾的話來說：“貓頭鷹必須天黑了才飛出來的。”

　　在十九世紀初年，雖然是聖西蒙與付里葉那樣的聰明，也只能表象地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模糊地表明出社會主義的思想。馬克思生當十九世紀中葉，住在資本主義充分發達的英國，他便能細密地解剖這個制度，並科學地預言出走向新制度的道路與方法。可是到了現在，雖然由於各種原因，真正的社會主義尚未到來，但資本主義的罪惡與社會主義的必將到來，幾乎成為一個普通有教育的工人的常識了。

　　蘇聯，這一個工人國家的墮落，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是一個全新的現象，不但馬克思未曾預見，便是它的主要創造者——列寧也未曾料想到。是托落茨基第一個經歷了這個墮落，成了這段歷史的犧牲者，以及作為它的研究者，但即使有著這樣的關系，托落茨基對蘇聯墮落的看法，即確定其種種方面的量變到質變的演進中，也不斷的在事前，或在當時做著分析，而在事後，又隨著一些因素的更趨明朗而加以檢討和改正。最著名乃是我們所說的“熱月政變”的類比。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他堅持說，俄國的“熱月反動”還只是一個危險，一個趨勢，這趨勢尚未完成；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在比較更充分與更明顯的歷史條件中，他卻認清了，原來我國的“熱月反動”很早就已完成了的。這里表示出：一種歷史與社會的診斷，在新的歷史事實的光照之下，非但可以看的更明確，而且可以籍以校核和修正的。

　　說過了上面的“閒話”，讓我們回到蘇聯國家性質的本題。

　　自從托落茨基寫了關於蘇聯的最後文字以來的十年中，世界發生了那幾件大事，使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在他們的光照之下，回顧和重新檢討托洛茨基用以支持其看法的論據呢？

　　首先，蘇聯從大戰中出來，最顯然違反了我們預期的，乃是他繼承自十月革命的僅存的遺產，即國有財產制，非但沒有被這班“不肖子孫”完全斷送，反而是更加強固，更加擴張了。戰爭中尤其證明出；在反動的官僚與進步的財產形式之間，非但沒有矛盾，倒是相合無間的。官僚的存在及其延續，非但不必拋棄集體主義的財產基礎，倒是恰恰依靠著這個基礎，恰恰以這一基礎為其生死條件。在戰爭中，雖然一方面的希特勒，另方面的羅斯福，曾經用硬的和軟的方式，強使蘇聯恢覆私有財產，可是斯大林於接受了一切條件之余，卻拒絕了這個獻意。舉凡沙皇時代的幽靈，希臘東正教的醜物，全都被恢覆了，可是都使他們覆活在“社會主義的”財產基礎上，使他們適應並附屬於這個基礎。正是立足於國有財產制上面，借著這些古舊的規範典章之助，官僚們得以提高自己的權勢到喜馬拉雅山之顛，正是因為控制和支配了全體勞動者的剩余生產物，一手握住了經濟與政治合一的大權，官僚們得以降低生產群眾地位到十八層地獄。從戰爭中出來，蘇聯的階級分化情景更加分明了。十月革命初期的思想與制度，若和這時候的蘇聯比較起來，其差別將大大超過於原始基督徒和中古教皇之間的距離。一個普通工人想擠進官僚層，想成為統治者的一員，其困難也絕不會小於農奴之想變成僧侶了。

　　第二件歷史性的大事，就是在此次戰爭期中乃至戰爭之後，並沒有發生像我們所預料的革命，卻先後在東南歐產生了一批“新民主主義國家”。他們的產生多少受到蘇聯紅軍的幫助，他們逐漸實行了財產國有制。

　　第三件大事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中共的勝利和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產生有一個相當大的差異，就是他在更小的蘇聯的援助之下，主要憑借著本國城鄉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取得了勝利，並且也正在逐步實行財產之國有化。

　　另一方面，在蘇聯及其影響之外的國家，主要在英國和法國，當此次大戰之後，以改良主義為首，獲得了資產階級的同意，也實行了相當規模的、銀行與主要工業的國有。這些國家的國有化，本質上自與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中所實行的不同，這一點我們以後將要談到，不過在了解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上仍然有很大的意義，我們可以舉出來當作十年來的第四件大事。


十一、這些事件證明了什麽



　　蘇聯本身的經歷證明出：官僚們的利益決不與國有財產制相沖突。（國有財產制的利益，在其不斷發展中，當然與官僚的控制與浪費步步沖突，但這是另一問題。）他們非但不要削弱和廢除這制度，卻反而要加強這制度，將此制度作為自己的無限權勢的來源，並作為自己以一階級存在的物質基礎。官僚之成為階級以顯而易見：對生產工具的關系言，它們是集體的支配者，因而是剩余價值共同保有者：對生產大眾的關系言，他們已成了固定剝削者與統治者，機器旁的工作者與機器中的工作者已絕不交流。役於人與役人的關系是固定了。權利的享受不但已大大化分，而且已永久地確定。由於積累的增加與遺產法的擴大，官僚之子恒為官，工人之子恒為工人的現象是定形為社會的體制了。

　　官僚乃基於國有財產制的一個階級，其過程並非完成於大戰中，只是在戰爭中更顯得清楚而已。如果我們從此回望過去，即我們可以更切確地說，自從五年計劃在蘇聯經濟中創造出足夠的剩余價值時候起，官僚就早以從一個等級地位變成為階級了。此種由量變質的臨界點，應該設定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間。

　　東南歐的經驗告訴我們：不經過無產階級與社會主義革命亦能產生國有制。不過在那里，問題還不足夠明顯。新舊統治的更叠自然直接與間接依靠著紅軍，則其國有財產制的確立，在基本分析上，亦可說導源於十月革命的——如果我們承認蘇聯的國有制仍舊是十月革命遺產的話。這是蘇聯國有制的推廣，其作用正和拿破侖當年所起過的一樣，以反動的軍事方法，把一個較高與較新的社會制度，輸出到落後的國家去。這樣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尤其是與蘇聯直接毗鄰的國家，事實確實如此，所有進步的社會改革都是直接假斯大林官僚之手以行。因此，有人說，東南歐的經驗並未證明不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實行財產的國有制，恰恰相反，他以官僚的曲光鏡反映了我們的舊立場。

　　如果東南歐的經驗還不足證明那一點，則中共在中國的勝利卻補足了它。不管中共與莫斯科有多麽久遠的歷史關系，以及多麽堅韌的思想紐帶，可是毛澤東勢力在中國基地上的生長與膨脹，主要憑籍了本土的社會鬥爭與自身的組織力量，乃是無可否認的事。同時，毛澤東們的運動不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也是無可否認的。但不管這些，這個運動一旦取得了政權，一方面對蘇聯相當獨立（不是指思想上），另方面完全脫離工人階級，卻還是大踏步地向財產國有化的道路走去。這里告訴了我們什麽呢？他告訴我們：國有化的造成（雖然目前的中國還正在開始締造）不一定要經過無產階級革命，而且也不一定要由革命推上政權但已墮落的官僚幫助。

　　大戰後在英法造成的國有制，從另一個角度幫助了我們對問題的觀察。不用說，英法的國有化，如果從反資本主義的立場說是徹底虛偽的，但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看，卻具有頗大的意義。因為他毫不含糊的表示出：資本主義由於內外矛盾的驅迫，為了自求生存，也不得不走向國有化——即走向更高度的國家化的壟斷形式。

　　我們上面說過，托洛茨基說蘇聯仍是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乃以兩個論點為依據的：一、國有財產制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結果，且只能是這個革命的結果；二、蘇聯的制度是過渡性的。因之他的官僚尚是一個等級，而非階級。托洛茨基一直堅持這兩個論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瞬間。在那時候，我們說過，即使已經有了種種跡象與事實讓我們懷疑托洛茨基的論點，但沒有決定性的事實來否定它們。以一個集權歷史的因素的資格來行動的第四國際主義者，在當時的情況中，當然只能夠，而且也應該站在傳統的立場上，促進蘇聯內外的無產階級革命，保衛已經取得的勝利品，借以使萬惡的斯大林政制成為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非退回資本主義的橋梁。不過無可否認，事情的變化是出了我們意料之外的。蘇聯的社會制度並未退回到資本主義，同時世界革命也不曾引起來，以至無法推翻斯大林的統治，使蘇聯在國有財產的基礎上走向社會主義。戰爭末期與結束之後，世界各地卻曾發生了廣大的群眾運動，但這些運動非但不能變成革命來顛覆斯大林主義，反而在斯大林主義的控制之下，在蘇聯境外也造成了蘇聯式的現有制度，即：以國有制為基礎的集權的官僚國家。

　　戰後這些個現象，供給了我們充分的材料，要使我們重新檢討托洛茨基的立場了。認蘇聯為墮落的工人國家的論據，在這些事變的影響之下，顯然是應該修正的了。看到這些史實，我們應該說：國有財產制不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也可以產生的；斯大林官僚是一個階級而絕不 再是無產階級分離出來的等級；蘇聯這個社會制度，在全世界的範圍說難仍是過渡性的，但就蘇聯一國說。卻以成為相當定型的一個制度。他不是工人國家，也不是墮落的工人國家，而是一個歷史上全新的特種國家。

　　那末，蘇聯究竟是什麽國家呢？是國家資本主義呢？還是官僚集產主義？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先，我們還得談到托洛茨基關於蘇聯歷史遠景的看法。


十二、新野蠻主義的理論上的可能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托洛茨基憑著對革命的樂觀主義，將一切希望集注於戰爭中促成革命，由此推翻世界資本統治，並使蘇聯在真正社會主義的軌轍上覆興。這樣的樂觀主義當然具有堅實的客觀基礎。且若缺乏這點起碼的樂觀精神，就會失去革命的唯一方向，則任何積極的革命政策都無從產生，任何堅毅的努力都無法支持了。但托洛茨基不是輕浮的樂觀主義者。他承認，並且坦白地指出：如果歷史不如我們所向往的現實的話，則另一個可悲的命運也是可能的。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與十月間，托洛茨基在兩篇文章中分析過這樣的前途：

　　“如果這次戰爭，一如我們所堅信的，引起無產階級革命，則其結果必不可免的要推翻蘇聯的官僚，且在較一九一八年高得多的經濟與文化基礎上，覆興蘇維埃民主。在此情形中，究竟斯大林官僚是一個階級呢？還是工人國家身上的一個派生物，這個問題將被自動地解決，那時，人們將會明白，蘇維埃在世界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只是插話性的歪曲。

　　“不過，如果我們假定此次戰爭引不起革命，而只是促成無產階級衰頹，那將是另一個可能前途：壟斷資本進一步的腐朽，他更進一步地與國家相結合，處處以全能政制來替代殘存的民主，無產階級不能將社會的領導權拿握在自己手中，在此種情形下，其結果實際上只能使一個新的剝削階級從拿破侖主義的法西斯官僚中生長出來。這個，依照所有的表象看，都將是一個衰落的制度，它表示出文明之傾圮。

　　“另一種情形：如果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獲取了政權，但證明出不能拿住政權，或跟蘇聯一樣，又交給了一個特權的官僚群。那麽我們將被迫承認，官僚墮落的理由並非植根於國家的落後與帝國主義的包圍，而在於無產階級之天生不能成為統治階級。那時候，我們必須在回顧中確定目前蘇聯的基本特點，只是在國際範圍中一個新的剝削制度的先驅者罷了。

　　“——歷史前途的抉擇，推考到徹底，只能如下；或者斯大林制度乃是資產階級社會變成社會主義制度過程中的一個可怕的墮落，或者斯大林制度是一種新的剝削社會的第一個階段。”（見英文《保衛馬克思主義》頁，八—九。）”

　　托洛茨基說過這段話以後，因為有人攻擊他修改了馬克思主義，所以過不了一個月，他又寫了第二段話，再“再論蘇聯性質”一文中，他說；

　　“關於歷史必然性的馬克思主義的了解，與宿命論無共同之點。社會主義不是“自行”實現的，而是活的力量，諸如階級及其諸政黨間的鬥爭結果。無產階級在此鬥爭中有一個決定性的優勢，因為他代表著進步，而資產階級則是反動與衰落的化身。我們的勝利信心正是以此為根源的。但我們仍有充分的權利自問：假使反動勢力得了勝利，社會將是什麽性質的？

　　“馬克思主義者曾經無數次這樣提出人類前途的抉擇問題：或者進入社會主義或退回野蠻主義。自從有了意大利“經驗”之後，我們便千百次地說過，不是共產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真實過程，比人們所預見的一般的圖式，一定要無比地更為覆雜些，更加多樣性，更加矛盾些。馬克思說到過無產階級專政及其未來的衰亡，但一點不曾說到過專政之官僚化的墮落。我們在經驗中是第一次考察到與分析到這樣的墮落。難道這是修正馬克思主義嗎？

　　“事件的進展已經昭示我們，社會主義革命的遲到產生了一些無疑的野蠻現象：周期性失業，小資產階級的赤貧化，法西斯主義，以及最後，那些絲毫不開展新道路的毀滅人類的戰爭。假使我們在理論上承認，人類不能夠高升到社會主義，則新‘野蠻主義’能具有怎樣的社會形式與政治形式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已有可能比馬克思說的更具體了。一方面的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面的蘇維埃國家的墮落，大致上刻畫出了新野蠻主義的社會政治形式。——”（見英文本《保衛馬克思主義》。頁，三十—三十一。）

　　根據托洛茨基這兩段文字證，以大戰期中與戰後的事變，那麽在根本上，我們確實不能不承認“斯大林制度是一種新的剝削社會的第一個階段了。”大戰沒有引起無產階級革命，不曾推翻斯大林統治，不曾覆興蘇維埃民主，同時在蘇聯以外，凡是引起廣大群眾運動的地方，都被斯大林主義所控制去了，利用了去，造成了與蘇聯一樣的特權的官僚統治。新的野蠻主義在任何方面都是呈現的更加明顯了。

　　於是有些社會主義者，表面上似乎忠實於托洛茨基的推斷，認為人類社會走上了退化的路，無產階級被證明出根本不能成為統治階級的了。他們或者，提出了微小改良的最低政綱，或者，索性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是唯一進步的制度，二者一致地拋棄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與前途。

　　其實,這種立場，如果以為那是根據托洛茨基的推斷，那便是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說的那兩段話的意思。我們應該知道，當時托洛茨基說這些話是在爭論中，是為了辯護他的主張，即斯大林制度是過度性，是暫時的墮落，蘇聯本質上仍是工人國家，應該無條件的加以保護。反對者反對保護蘇聯，同時模糊地傾向於將蘇聯說成一個新的野蠻社會。托洛茨基需要反駁他們的政治立場，於是，替他們引伸到原則方面去，將他們的結論徹底推深，把問題歸原到最後，由此，他想叫反對者驚而卻步，拉他們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爭論總得有所偏重，也不免有些誇大。對於這些偏與誇，事過境遷，當爭論的氣息愈少，正面的理論說明意味更大的時候，無論作者與讀者，都更容易指出來的。譬如說，光照托洛茨基的文字看，仿佛一切爭論，甚至包括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根本可能性，馬克思主義是否為烏托邦，都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能否引起革命這個事實了。這當然是重要的，其所以如此之故，乃由於著重上次大戰為無產階級革命千載一時之良機這個意思來的。如果不懂得這一點，以為托洛茨基將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部賭注放在那次戰爭上，若幸而打中，人類便走向社會主義，若萬一不中，則從此洗手，不必再談社會主義，那就是可笑而又錯誤的想法了。

　　誰想從托洛茨基的那兩段話中做出消極脫逃的結論來是徒勞的，托洛茨基的整個精神與全部理論反對著他們。但是，那些話卻不是全無意思，恰好相反，他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他給我們指出了最重要的關於蘇聯的另一個看法：如果歷史業已證明出斯大林的制度不再是任何方式的工人國家，那他便是一種新的剝削社會的第一個階段，一種新的野蠻主義的社會政治形式。

　　現在，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歷史確已證明出，作為工人國家理由的二個論點是不能成立了。那麽蘇聯是一個新的野蠻的剝削制度是無疑的。問題只是在於他是怎樣的一個剝削制度。


十三、國家資本主義說



　　有人說，這不是新的，而只是披著新的外衣的一個舊的剝削制度。他們宣布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他們從兩方面的研究達到了這樣的結論：一、蘇聯本身的歷史；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現在先讓我們看看蘇聯經濟建設與國家資本主義的關系。十月革命只是建立了工人政權，推翻了資本主義的統治，但不會把資本主義的關系完全根除。因為經濟不比政治，要使社會主義經濟代替資本主義經濟，必須在相當高的生產基礎上，相當高的文化水準上，而且要在全世界的分工規模內，經過一個長長時期，才能達到的。十月革命給社會主義的建設準備了政治與經濟的前提條件，不管這些條件是如何重要，但只是條件罷了。無產階級執掌了政權，經過了艱難的內戰，開始踏上經濟建設的時候，列寧說，當時，（一九二一年前後）如果在相當時期內，使俄國的主要部門經濟從私有小生產經濟能夠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就是一大進步了。列寧這個說法讓一些形式激烈的共產主義者大吃一驚，同時也讓第二國際的先生們幸災樂禍，大叫蘇聯回到資本主義。其實吃驚和惡意的叫囂，都只暴露一個事實，就是這些人根本不懂得蘇聯當時的性質，也根本不曾好好思考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真實任務。十月革命使蘇聯變成一個工人國家，這個國家能夠而且一定要走向社會主義，但絕對不會，不能而且不是立即變成為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使國家和社會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必不可缺的橋梁，因之它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但它本身不是社會主義。這一點是常識，但曾使許多最有學問的共產主義者迷糊了頭腦。

　　所以當列寧在世時，俄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的暫時目標，曾被列寧規定為國家資本主義——由無產階級專政來控制和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以便由此更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

　　俄國從一九二一年起實行了新經濟政策，開始認真地恢覆和覆興國家的經濟生活以來，其間主要的成就實際上只是大規模地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這情形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七年為止。因為在那一段時期中，蘇聯主要的國有化工業固然大大發展了，而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尤其在農業中，卻仍舊占著極大比重，差不多仍舊構成著整個經濟的基調。

　　一九二七年是一個大關鍵。這時候，蘇聯的資本主義分子如何與中右派的國家官僚結合著，如何在政治上推翻了無產階級的左派，如何把工人階級從最後的統治者地位上攆出來，我們在上面都已經講過了。因之，從那個時候起，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再是在工人政權的監督與控制之下了。

　　共同打敗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資本主義分子得到了新的鼓勵，他們想進一步根本取消財產的國有制，可是官僚卻以國有財產為其生存基礎與權勢的來源，他們要保護這制度，於是二者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結果是官僚勝利了，在政治與經濟上都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分子。這時候，一方面消滅了工人的政權，另一方面消滅了私有資本主義的這群官僚，究竟是什麽階級？他們代表什麽階級呢？據有些人的看法，他們自己也是資產階級，不過是以國家企業為基礎的國家資產階級罷了。

　　在他們看來，蘇聯一九二八年以後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只是以特殊形式進行了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鬥爭。在此鬥爭中，小資產階級當然失敗，大資產階級當然勝利。

　　但是勝利了的蘇聯的大資產階級，為什麽不恢覆私有制，反而與國有制不解緣，並繼續地鞏固它，發展它呢？那末人們就指出世界資本主義的總的趨勢。

　　不錯，在資本主義這個同一名字之下，實質上已經歷過了好多變化。一般說，在最近二三百年中，我們看見了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這些資本主義之間有某些共同的性格，但也有更多的差異與特點。我們不能根據商業資本主義的特點來否認工業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同樣，我們也不能執著於工業資本主義的形相而說財政或國家資本主義為非資本主義。此外，資本主義從商業的發展到國家的，其間的承繼與更叠，乃由於經濟發展內在的矛盾與必需，，即一方面由於生產的擴大與資本的集中，另一方面為了要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含的計劃性與無政府狀態，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工具的私有化，生產力國際性與資本主義的民族分界之間的種種矛盾。導源於此等矛盾必然性的資本主義生長，乃是必然的、有機的、無可挽回的。人們之不能叫它的一個較高形態退回到較低形態，這猶之乎我們不能叫逝去的昨天回來，或叫一個老年人返回童年一樣。當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單獨一國的經濟也只能與之看齊。如果不能超出，也總不能停留或退回到更原始的階段去。尤其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唯其因為資本的雄厚與技術的成就上都不如人，為要追上與超出先進國家，就只能在生產組織的求新上取勝了。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期，世界資本主義達到了什麽階段呢？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列寧早就指出來，資本主義已經從財政資本主義進入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了。在此階段上，不但資本有了空前的集中，而且資本與國家相結合，經濟與政治相結合了。這就是說，不論那一個國家的資本制度，從那時以後，如果想在國際國內的種種矛盾中自求生存，唯一的道路就是采取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否則，它不但無法對付由無產階級方面來的革命，而且不能抵抗由較強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中，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由於種種湊合的階級力量關系的幫助，顛覆了加於其上的工人國家的控制與監督後，除了繼續發展和鞏固國家資本主義之外，難道還有別的道路嗎？退回到較小生產與較低組織的資本主義形式，即等於官僚們的自殺。可是一個社會的階級，即使是一個等級吧，也和個人不同，那是決計不會自殺的。

　　因此，蘇聯的官僚們，用了縱橫捭闔的手段，先後打敗了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後，他們便以國家財產為基礎，發展這基礎，終於使自己成為國家資產階級。而蘇聯這個國家，也就成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了。

　　這個說法是合邏輯的，也合乎一些無可爭論的史實。同時更有一個便利，就是它絲毫不必改變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看法；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非工人階級專政即資產階級專政。因之在理論上，可以避免修正馬克思主義之嫌。可是我們假使細心一點研究蘇聯的經濟制度；更多方面地研究蘇聯式“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因；嚴格地將其它種類的國家資本主義與蘇聯式的加以比較；再從整個人類歷史遠景，資本主義的總命運，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來觀察這個問題，我們便不難發覺，企圖以新瓶裝陳酒的國家資本主義來解釋蘇聯制度，乃是片面的，表象的，因而是錯誤的。


十四、蘇聯的現制度確實是新的


當然，斯大林的蘇聯既然脫胎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工人國家，生長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環境中，自然保留很多的資本主義的性格與面貌，同時，在最廣義與基本的一點上，即生產者與生產工具無關，而一群不生產者，占領了生產工具，以之作為資本，剝削剩余價值，最後由他們控制和處置全部剩余生產物這一點上看，其制度，卻仍可以稱為資本主義的。（注）但若憑借了這一點，以及蘇聯保留迄今的其它的資本主義關系，如價值法則，商品生產等等，而將蘇聯的現制度稱之為資本主義，則其結果勢必混同許多事物，以致無法解釋歷史，無法明了社會關系，尤其不能了解與蘇聯及斯大林主義有關的種種政治問題。

（注）這本小冊子的作者在四個月前，曾經寫過一個討論大綱：《我們對中共政權的認識與應取的態度》，那時，對此問題就是這樣看的，不過，在徹底考慮後，不得不承認這種看法是有毛病的。



　　我們在前面說過，蘇聯的現制度是資本主義的部分否定。但在過去，資本主義也曾不斷地部分否定過自己，而我們從未因此否認它仍是資本主義，那末，對於目前蘇聯的“部分否定”，為什麽我們就不能說它是資本主義的更高發展呢？

　　提出這樣的疑問，那是看輕了在蘇聯被否定的部分的重要性；同時忽略了這個制度的歷史成因，以致估錯了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在蘇聯經濟中，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私有權被取消了。這是最最重要的對資本主義的否定。當然，從私人資本家手中被剝奪出來的生產工具，由工人階級掌握了一個時期之後，又落在官僚們手中。但任何個人的私有權仍被嚴格地禁止，財產權是集體的，即由全體官僚——至少高級官僚——所共有。在資本主義的以往發展中，企業所有權固然也向著集體走，如獨資變成公司，覆由公司走向國營，但所有這些變化，始終沒有觸動過神聖的私產權的存在，卻反而正以此項權利之存在及其保存為基礎。歷來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都是如此，即使今日英國的“社會主義”亦非例外。恩格斯在《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中所說及的仍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國有制，亦以其國家為資本國家的緣故，即此國家仍是以私有制為原則的。可是在蘇聯中，此種權利是被取消了，而且根本與徹底地取消了。生產工具私有制之根本否定，既然為過去資本主義各階段發展中所沒有，那末將它看成為由量變質的臨界點，應該不是錯誤的。

　　再，導源於這一個根本的否定，蘇聯迄今保留著的資本主義的一些法則與性格，也就形同實異了。價值法則由人控制，商品生產限於局部，而雇傭勞動則根本不是進行於“自由與平等”地位之上。因此，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大苦惱的“罪惡的循環”——危機，在蘇聯也似乎因計劃性而消滅了。

　　僅僅憑這幾點，我們已很有理由不承認蘇聯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因為事實上有過的國家資本主義，不管是資產階級國家或工人國家中所曾實行的，都以私人資本的存在為前提，而目前蘇聯的制度，恰恰以消滅此種資本為目的，並以此消滅為其存在和發展的基地。

　　為什麽有這樣不同呢？來源和促成這兩種制度的階級勢力不同，乃是主要的原因。蘇聯是十月革命產生的。歷史憑籍了無產階級與貧苦農民那雙粗壯的手，無情地摧毀了舊俄羅斯地主與資本制度的基礎。一次空前未有的大革命在本質上結束了生產工具的私有權，將財產收歸了國家所有，而國家則為工人階級所有。後來，官僚們篡奪了國家，霸占了生產工具，但不曾恢覆私有權。正為了私產權之被鏟除乃是工人革命的結果，且在現代社會中只能是這個革命的結果，所以托洛茨基以及第四國際，在好長的時期中，認為蘇聯即使由官僚當權，也還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

　　經過此次大戰，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歷史修正了這個看法，即是說，不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也可以實行國有財產制。但這並不等於說：國有財產制，取消了私產權的國有財產制，不經過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即使程度上很虛偽的，不借助於任何非資產階級的群眾力量，由財政資本主義和平發展，就能夠達到了。東歐國家，以及最近的中國告訴了我們相反的經驗，他們告訴我們：為要造成蘇聯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雖然不一定要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然後再墮落下來，但卻必須要有兩個條件：一、斯大林主義黨的領導，；二、小資產階級，甚至工人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統治的群眾性的鬥爭。

　　由大資產階級自願或同意的，自上而下的，沒有斯大林主義政黨參加或領導的，即使有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支持，也仍只能造成法西斯式的或英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而絕對不能造成東歐式的或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更不能由此再進一步，造成蘇聯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當然，歷史恰恰到最近的二十年中才造成了斯大林的蘇聯，希特勒的德國，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阿德里的英國，羅斯福新政的美國，乃至蔣介石的“官僚資本”，是有共同的客觀的基礎在。這基礎便是列寧所指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如果沒有這個客觀歷史總因素，這些現象便是“偶然”的了。所以我們必須用這個總因素，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的總趨勢，來解釋各國的特殊現象。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知道，這個總因素，只是一般的原因，而不是包含一切與代替一切的原因。各個國家中特殊的歷史、社會、政治以及思想原因，會造成特殊的制度，其特殊性所到達的程度，有時是要求我們以特殊的名稱呼的。

　　何況問題又不單單關於名稱呢？

　　因此，我們與其是從廣泛的榨取與剝削的意義，即根據蘇聯官僚利用了國家這部機器，霸占了全部生產工具，籍以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這一點而稱它是國家資產階級；毋寧說，根據他消滅私有資本，同時又敵對工人階級這一點，而稱之為官僚階級。與其把蘇聯的現制度看成為舊的剝削社會的最高階段，毋寧看成一種新的剝削制度的最初形態。與其將斯大林官僚當作新的資產階級，毋寧把它當作另一種新的剝削階級。因為，站在集體所有權上面的剝削階級，與歷來站在私人所有權的剝削階級，究竟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舊名字，稱呼斯大林的新制度，乃是偏重了他殘留著的諸性格，忽略了它新添的內容。可是為要了解斯大林主義及其國家的特性，重要的卻在於研究其新的而非指出其舊的。也因為這種緣故，我們不願意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說法，而要從別的方面去尋求蘇聯的性質。



十五、官僚階級及其成因



　　要確定斯大林蘇聯的國家性質，我們在上面幾次說過，托洛茨基最看重兩個標準：國有財產只能是革命的結果：官僚不是一個階級。在前面，我們曾經比較詳細地討論了第一個標準，並且說，戰後的歷史要求我們修改這個看法；至於第二點，我們只曾約略地，從三十年代中葉起直到戰爭期內蘇聯階級關系以及官僚特權的描寫中，斷定官僚已是一個相當穩定的階級。現在我們將較為詳細地研究這一點。因為，如果官僚確是一個階級，它有自己的來源，有自己生存的特殊基礎，有自己的特殊作用，那末，問題就很清楚了，蘇聯非不但不是一個工人國家，而且也不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

　　官僚不是蘇聯才有的。歷史上，可說任何一個階級統治的國家中都有官僚。因為任何一個階級的統治都不是全階級直接實行，它必須經過少數代表者，或經過它們所雇傭的辦事員。這些代表與雇員，或者就是統治階級的成員，或者從其它階級中選拔出來，替統治階級服務的。他們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以統治為專業的官僚，其數量，其權力，以及其對本階級所保持的獨立性的大小，是因時而不同，也因地而各異。但是，無論何時何處，我們都不曾見過官僚們自成為一個階級的。

　　中國曾經享有過最典型的官僚國家的令譽。由士至仕這一條特殊的為官之道，仿佛官僚與農工商這些階級真的脫離了關系。再加以威嚴無匹的官儀與排場，淩駕百姓的官體和架子，更增強了這種印象；中國的官僚似乎曾經構成過獨立的階級。但是一考實際，人們就不難看出這些官僚與地主階級不可分離。他們或者原本就是地主，或者是發跡之後立刻成為地主。西洋的歷史上也是如此。羅馬時代，官僚就是奴隸主，以及他們豢養的特選奴隸；在中世紀，官僚是地主和他們的臣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官僚中一部分屬於資產階級，另一部分雇傭自過時的貴族和小資產階級。所有這些官僚，都不曾反對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獨立起來，也沒有自成一個階級。

　　但在同時，我們又不能看漏一個現象，就是隨著歷史的前進，每一制度中，這些雖未獨立的官僚，其對本階級的獨立性，卻不斷地在增強與加大了。我們必須注意這個現象，研究這個現象。不過為了簡明起見，我們將僅僅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研究為限。

　　歷來制度的更叠，總以舊官僚統治的被打倒為其突變。每次革命之後，勝利了的階級起來組織新的官僚統治。在最初，新的總比舊的規模小些，賢明些，所以更得人望些。資產階級革命後的情形尤其如此。“廉價的政府”，成為他們的一個時尚口號。特別是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里，初期的資產階級政府是頗為“經濟的”。譬如英國，據列寧說：“那時（按指一八七一年前——一得）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範——在頗大程度內還沒有官僚制度。（見《國家與革命》）”。美國更不必說，獨立初期的聯邦政府，其非官僚的作風，至今尚為一切“美國生活方式”崇拜者所津津樂道。可惜資本主義沒有永遠停留在小生產與自由競爭的階段上，它受著內在邏輯的推動，發展著，變化著，由小規模到大規模，由自由競爭到集中壟斷，由生長而極盛，再由極盛而腐爛衰朽。適應著這個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也發展了。所以馬克思說：“迄今一切政變都只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起來而不是把它毀壞。”（見《霧月十八日政變記》）。特別到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家國家的官僚發展到可怕的龐大規模了。這個官僚制度，不用說，是日益加劇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產物，其第一個任務在鎮壓日趨尖銳的革命危機；但在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他們對本階級——即資產階級的獨立性，也越來越大了。

　　還是在上世紀之末，即當資本主義剛剛踏進其壟斷階級的時候，恩格斯在《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書中，就指出了資產階級與其雇傭官僚之間的有趣關系。他說“……大規模生產企業及交通工具之轉入股份公司及國家手中，顯示出資產階級在這一目的上之毫無用處。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已由領薪俸的辦事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收取款項，剪取息單，在各個資本家相互奪取資本的交易所中舉行賭博以外，再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職能了。以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驅逐工人，現在它就驅逐資本家，把他們，和工人一樣，並入於過剩人口之中，所差的，是他們現在還沒有進入產業後備軍而已。”

　　恩格斯在這段話里給我們指出了兩個最重要的事實：一、壟斷資本剝奪了資產階級的全部社會職能，將他們驅入過剩人口。二、領薪俸的辦事員，即政治部門與經濟部門的官僚，執行著所有的社會職能。依照著這點指示，世界近四五十年來許多重要的政治現象，都不難認識與把握了。資本主義從壟斷階段到國家壟斷階段，使恩格斯上面所指出的那兩個事實，越發的明顯與完備起來。國家這架機器變得空前強大，“領薪俸的辦事員”囂張跋扈，喧賓奪主，而單純的資本家則最後地被驅逐了，不過不是被送進產業後備軍，而是被送進一切遊怠與荒淫的場所，過著極度糜爛無恥的生活，使羅馬衰亡時代的貴族生活為之失色。

　　不論在“民主”或法西斯的國家中都是如此，不同的不過是程度罷了。辦事員的地位到處提高，其權力到處加強，他們顯然已不滿於僅僅領取薪俸，而竟欲自立為王了。

　　辦事員——官僚所以能取得此種地位與權力，一方面，固然由於上述資本主義發展的集中與國家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又由於那同一發展所造成的社會階級分化。在以前，當資本主義處在“正常”發展的時候，社會的階級分化是依照著兩極化形式的。這就是說：龐大的中間階層中的極小部分上升而為資本家，其中最大部分則破產下降而被送入無產階級的行列。照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話說，一方面少數資本家將經濟與政治的權力愈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以前的中等階層——小工業生產者們，商人與食利生活者，手工業者，農民，——一切這些階級逐漸破產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就這樣地從人口的一切階級中補充起來。”（見《共產黨宣言》）。這是階級分化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亦即在上升時期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形。可是到了它的衰落期，尤其是到了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如果從年代說，即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這個分化過程，一般說來，卻是相當改變了。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十分妨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由於它的停滯與腐爛，壟斷與集中，中等階層在經濟上固然比自來更兇與更迅速地破著產，可是無產階級的隊伍並不相應地擴大著，不但如此，這隊伍還相對地縮小著。至於中等階層中因萬一的機緣而爬升為資本家的幸運兒，也是絕無僅有了。這樣，產生了兩極分化的停止，甚至產生了兩極化的反對趨勢，即一部分較小資本家降落到中等階層，另一大部分無產階級因為永遠的失業而變成了簡單的赤貧者。那些原來屬於中等階層的人們則已經無產了，但地位還是中等身份，他們謀求進入無產階級而不可得。社會於是又向著“橄欖形倒退”發展，造成了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一些中間階層，他們赤貧、無出路、怨憤萬分。他們一方面不滿意資本家與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卻仇恨無產階級與社會主義。這一原該消滅而反趨向膨脹的過時階級的殘余，在近二三十年的政治中起著愈來愈大的、反動的作用。

　　這些中等階層的日益強大的反動作用，恰恰給那個因資本主義同一趨勢所促成的，替資產階級執行著全部社會職能的官僚等級，造成了一個堅強基礎。官僚們中一大部分原本出身於這些階層，他們懂得這些階層，了解這些階層的痛苦與感情，同時，又由於他們的職務與地位關系，一方面有理由看不起那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資本家，另一方面也討厭那些“愚昧無知”而“倨傲不敬”的無產階級。他們依靠這些無出路與怨恨的“自家人”，受著他們的影響，也有意利用著他們的力量，在自覺與不自覺間增加了自己的信心，發展了野心，他們逐漸不再以“領受薪俸”為滿足，他們想根本排除那“過剩人口”的資本家，他們想自立為王了。

　　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在不同的程度中，都應該歸結於上述的社會根源的。

　　不過，在這里，我們必須立刻指出一點，即不論以莫索里尼，希特勒或羅斯福為首的那些官僚群，不管他們對資產階級如何不敬，如何獨立，如何專橫，而究其實，他們始終不曾成為一個單獨的階級，同時在本質上，他們正是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這是什麽緣故呢？主要的與根本的原因乃是：在那些國家中，私有財產權被保存著。他們所進行的“改革”，“革命”或者“新政”，進行於私有財產存在的條件中，而且正是以保存其中最大財產所有者的權利為目的。他們雖然也進行“計劃”，並以“國家利益為計劃的指導原則，因此他們攻擊某些個別資本家的短見與自私，他們有時甚至打倒這些較小的資本家。但因資本主義的根本關系存在，生產工具私有的法權存在，這些口口聲聲為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其目的及其實際的歸趨，總只是將自己造成為最大的資本家罷了。

　　至此，我們看見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官僚等級的發展，看見了他們的社會基礎，看見了他們日增一日的獨立性，最後也看見了一個獨立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能到達的極限。

　　官僚等級在量的上面是發展了，但沒有達到質的變化，沒有自成為一個階級。現在且讓我們來看另一種的官僚，即工人國家中的官僚。

　　我們說過，在蘇聯存在的初期是沒有官僚的。蘇維埃的民主制使全體生產者變成了[官僚]。逐漸，由於種種原因（我們不必重覆說明他們）。官僚發生了；但他們在本質上還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他們乃是工人階級派生出來的一個等級。他們只是更遠地離開了生產群眾，養成了統治者的特殊習氣，發展了保守性，享受了較多的權利，逐漸形成了獨自的利益，和工人階級的利益開始對立起來。可是，官僚與生產者之間還保持著來往，特權還不足道，獨自的利益也還不明顯。他們至多是工人階級身上的寄生者，他們還不是自在與自為的一個階級。

　　官僚們聯絡了小資產階級，舉行了“熱月反動”，並且獲得了勝利，依著直線走，官僚們如果恢覆了私產制度，最後割斷他們與工人階級的淵源聯系，那麽可以變成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官僚，可是，這又如我們說過，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打倒了昨天的同盟者，依靠在國有財產基礎上，將自己的權勢大大提高，自己的地位大大鞏固，於是形成了一個人群，他們在利益上既不代表無產階級，又不代表資產階級，恰恰是為了自己，只是為自己服務的。他們既不成為最大的資本家，也不成為“最大的工人”，而只成了最大的——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官僚。官僚終於成了階級。何以能夠如此呢？很顯然，由於國有制的財產緣故。何以有了國有財產制，就能使官僚變成階級呢？因為這個制度保證了替國家辦事的全體官僚能夠籍此制度之助，集體的剝削生產者的剩余勞動，集體擁有其剩余產物，同時不能產生私有財產的資本家，即不能使官僚中的某一些人變成資本家。再者，因為國有財產制使國家的經濟統治與政治統治最後地合一了，真正統治者與官僚之間的雇傭關系無從產生，主人與辦事員之間的距離也無從發生，二者必然要合一了。這個經濟與政治的全能統治者便是官僚階級。按我們上述資本主義的整個趨勢來看，也不能不是官僚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早在五六十年之前，就已經被驅入於“過剩人口”了，而官僚則從那時候起，就已經代他們“執行了全部的社會職能”。

　　不過，蘇聯官僚雖然脫離工人，反對工人，高居在工人階級的頭上，但是他們保護著國有財產制，為什麽不再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呢？為什麽我們不可以把蘇聯看成為一個取得了政權的工會？為什麽不可以把蘇聯官僚比做工會官僚呢？將一個取得了政權的工會來比擬蘇聯，乃是一個慣見的理由，用以說明斯大林官僚並非一個階級，以及蘇聯在本質上的無產階級性。不過很顯然，這個看似適切的理由，其實忽略了二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工會官僚不是生產工具的占有者，他們的地位介乎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而其存在則依賴於工人的支持，所以他們在根本利益上雖然必然的替資方服務，而在枝節問題上有時還得“保護一下工人利益”。蘇聯官僚們則自己就是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上的絕對擁有者與支配者，他們的地位代替了資本家，與工人相對立，其生存有賴於對工人階級剩余勞動的剝削。這一個差別，使得蘇聯官僚能與資產階級相比，卻不能與工會官僚相提並論了。同時在這一個差別中，我們可以看出斯大林官僚不再是一個等級，而是一個階級，雖然它不是原來的資產階級。

　　在這里，我們順便說一下何為階級，以及階級與等級的區別，也許是適當的。馬克思主義是階級鬥爭的學說。但馬克思並沒有滿足一切學究與教授們的胃口，他沒有在自己的著作里開宗明義地提出“何為階級？”那樣的問題。“資本論”的最後一章是階級；但是來不及給下一個定義。馬克思就死了。不過這不曾妨礙馬克思者正確而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因為從馬克思整個思想體系中，“何為階級”這問題是不言自明的，根據他的思想，回答毫不困難可以得出來。不過為了方便起見，我們還是從列寧那里隨便引一個定義吧，他說：

　　“所謂各個階級，就是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系統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都是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幾個巨大集團。”（《見列寧文選》下卷頁六二七）。

　　在蘇聯，私有生產資料，完全離開生產與勞動的過程，憑利息與利潤的名義領得最大部分剩余價值的資產階級是沒有了。現在蘇聯主要存在著兩個巨大集團：一個，是在黨政官署，軍事機關，各大工廠與商店中，各文化與娛樂部門中，那些“辦著事”的官僚；另一個，便是在工廠與集體農場中從事實際勞動的工人，這兩個集團，無論在生產系統中的地位，對生產資料的關系，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乃至他們所領得的社會財富的方式與多寡，都是大大不同的。前者是生產的“組織者”，指揮者，與“秩序”的維持者，是生產資料的集體占有者，在勞動中起著勞心者與役人的作用，藉助於直接奪取或利息（國債與貯蓄的），獎金及其它名義占有了最大部分的剩余價值。後者則是被指揮與被鎮壓的，僅僅在法律上分享生產資料之所有權的（其虛偽程度與資產階級社會中人人在法律之前平等無異），役於人的，除了工資之外不再有任何收入的。這樣的兩個集團，當然是兩個對立的階級。至於成了一種獨特的風習與面貌，與其它人群相隔離，相對立；但在我們上述的幾種劃分階級的意義上，他們和本階級中的其它人群，仍是相同的。由這一點看，蘇聯官僚當然不是等級而是階級了。

　　所以斯大林官僚是一個階級。蘇聯的統治是官僚階級的專政。

　　“但是”，有人會反駁我們，“根據馬克思以及後續的幾位大師的意見，不是說，我們這時代，可能發生的政權，不是資產階級的便是無產階級的嗎？怎麽能有其它的政權形式呢？”我們認為這樣的反駁是沒有理由的。因為，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我們才第一次觀察到與分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這里是談不上修改馬克思主義與否的。問題不在於馬克思和其它大師們是否說過這樣的話，乃在於：當我們說這樣的話的時候，是否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與精神。我們自信是符合的。



十六、官僚階級與官僚集產主義



　　不過，如上所述，官僚之是為階級乃以私有制的消滅為其最後推動力，那麽，成為階級的官僚是與工人國家密切聯系，與消滅私產制的無產階級革命血脈相通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史上第一個官僚階級的形成，確曾如此。但是，從這里我們能否斷定說，以後繼起的——假使不幸，我們將看到更多的此種階級——官僚階級，都將從工人國家及無產階級革命中蛻變出來呢？那就不一定了。這正好像：人是從猴子變來的，但猴子一經變成了人，人們就不必先產生猴子然後再使它變人了。在第一個形成了官僚階級的國家里，消滅私有權是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完成的。但是戰後的事實告訴我們，不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也能夠消滅私有財產。自從有了這個經驗之後，我們就可以說，官僚階級不限定在工人國家的墮落過程中才能形成的了。

　　當然，在此地我們又要重覆一下上面的話了，說私有制毋需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亦能消滅，意思並不等於說，在任何國家，在國家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此後官僚階級可以“自動與和平”地形成起來，私產制度可以由官僚的一紙命令就能取消了。不會有這樣的事。根據戰後同一的經驗，要逐漸地排除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財產關系，要徹底消滅私有制度，雖然不必經由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卻仍需具備幾個條件：一個特殊的政黨，一個特殊的思想體系以及由它所控制所組織的反對資產階級的群眾運動。

　　這個特殊的黨是“共產黨”，這個特殊的思想體系是斯大林主義——亦即官僚集產主義。沒有這個黨的領導，沒有這個思想體系的作用，即使有強烈的資本國家化的傾向，即使有沸騰的群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卻只能造成各式各樣的國家資本主義統治，例如法西斯、納粹，英國工黨政府等等。（當然，假使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黨的正確領導下，那就造成另一前途。）它不能終於消滅私有制，不能實行全面的集體化，有如斯大林蘇聯所實行的。

　　歷史不是一個自然過程，不自覺的因素配合著自覺的，主客觀時時相互作用。經濟的趨勢決定著大方向，但必須有思想的指引以決定其政治上表現的形式。機械的與片面的經濟決定論的解釋，與馬克思辯證唯物論無緣。反動政制和革命政制一樣，其生滅盛衰根本上雖決定於經濟為基礎的諸階級的鬥爭，但其面目、屬性乃至其一般命運，在頗大限度內，卻決定於鬥爭中的思想。

　　無產階級革命是資本主義的自然產物。凡有資本主義生產存在的地方就有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存在的地方就有工人鬥爭，有工人鬥爭的地方多少總會產生一些工人鬥爭的思想。但是，其自發的，或自然產生的思想不會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對工人階級解放的指導價值是頗成問題的。誰若以為那里有了無產階級存在，那里便自然有了無產階級鬥爭，也自然有了工人革命的正確理論及其勝利保證，那他便是最無救的宿命論者了。事實正相反，無論那里的無產階級，如果沒有外來的思想領導，決不會自動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的。關於這一層，列寧說得最透徹，也最不含糊。在《做什麽？》一書中，他寫道：

　　“工人本來也就不能發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來。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憑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對於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廠主鬥爭，必須從政府那里爭得頒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種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份子，即知識分子所制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成長的。……”（《列寧文選》上集）。

　　由此可見，思想因素與客觀的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的密切關系了。光是無產階級的自發鬥爭不能走到社會主義，必須有社會主義的思想領導；光是社會主義的一般思想也不能使無產階級完成其歷史任務，必須有特殊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甚至這個特殊的革命的社會主義也還不夠，又必須組織成一個特殊的革命團體。

　　要建立一個革命制度必須如此，要建立一個特殊的反動制度亦須如此。拿目前世界的情形來說吧。形成一個反動的新制度的諸客觀條件是存在的：無產階級革命不斷失敗，資本主義全力趨向於國家化，赤貧的中等階級在社會中的比重增加，以及各個國家統治的獨裁化與軍事化。這些條件確實給反動勢力創造了發生的機運；（同時，在另一意義，當然也給革命勢力幫忙，不過這問題我們到後面再談。）但是這些條件究竟造成出怎樣的反動制度，卻不能由這些條件直接決定，而必須看他們是在何種思想體系，由何種政黨所領導所完成而定的了。毋須說，思想也是客觀決定的；但一經形成了思想，它卻能以相當獨立因素資格，回過來決定客觀趨向的面貌。

　　斯大林主義，希特勒主義，一二十年來乃是上述反動世界客觀條件的主要思想產物，但因所發生的特殊“國情”與所由來的特殊歷史的不同，彼此間顯出了頗大的性狀上的不同。三者都是資本主義走到了絕路而仍欲維持剝削制度的救急靈丹。但其所開的藥味卻相互各異。斯大林用的最最霸道，艾德禮的較為和平，則希特勒的則介乎二者之間。斯大林的最大特征是以官僚們的集體所有權根本代替了個別資本家的私產權，希特勒以保護私產權而同時又蹂躪私產權的形式，實行了軍事的國家“社會主義”。這兩個藥方，在作用上，只為了醫治同一個病癥，即：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實在無法與生產的社會化相適應；在本質上，同是改變生產所有權的形式而沒有將它社會化的。但在實行這個改變的程度與方式上，卻有重大不同，因此可以說是實質上的不同。

　　斯大林主義（在這里我們也了解成蘇聯的制度），是確實取消了私產權的，它將這個所有權擴大起來，使生產工具為全體官僚的集體所有；所以它確實消滅了資本家階級，造成了集產的官僚階級；希特勒主義保存私產權的基礎，不過在這個基礎上造成一部分的集產權罷了。它們雖也造成了一群頗為龐大與頗具獨立性的官僚，但他們本身大多就是資本家，整個國家只是“觀念上的一個集體的資產階級”（恩格斯語）。在希特勒主義的領導之下，一個國家只能造成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可是斯大林主義及其政黨，憑藉同一的客觀勢力，卻能夠造成比家資本主義更進一步的，不但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質的差異的、官僚集產主義的制度。

　　斯大林主義所以和希特勒主義有這個重大不同，毋須說，主要乃是由於它所形成的歷史的與社會的原因：在我們上述的總的歷史逆流中，配上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深厚的官僚傳統，再經過一次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其繼起的徹底反動，便產生了斯大林主義的思想體系、它的政黨以及它的國家制度。沒有革命不會消滅私產制度，不落後不會引起這樣強的反動與如此橫暴的官僚統治，同時，世界資本主義如果不處於衰朽垂死之境，俄國的反革命也不會停住在集產制的基地上。

　　如此，作為一個思想體系與國家制度的斯大林主義是完成了，而且對世界史的行程發生巨大的影響。原本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勢構成了斯大林主義的一個主因，現在，反過來，斯大林主義的思想給了國家資本主義以特殊面目：一種超出於資本主義範疇的“國家資本主義”——官僚集產主義。原本是，俄國這個特殊國家，大革命後徹底反動的特殊條件，造成了斯大林主義，但現在，斯大林主義一經完成，卻就排斥其自身的特殊性與民族性，要依照著自己的形相，在其它國家創造同樣或類似的制度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初在東南歐，接著在中國，我們看到了此種制度的移植。在那些地方，既不會發生無產階級的革命，當然無從發生革命後的反動，只是靠著斯大林主義的政黨，藉對各式各類群眾鬥爭的領導控制，就此完成著，或者，竟已完成了斯大林制度的建立。如果沒有斯大林黨的思想領導，則雖客觀的社會條件完全一樣，也決計造成不出這樣的制度來。或者，它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黨的正確領導下，可以走上社會主義的革命；或者，在資產階級或其它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控制之下，會造成納粹式或英國工黨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無論什麽地方，要造成蘇聯的官僚集產主義的制度，或要走向這樣的制度，必須要有一個官僚集產主義的政黨為它的擘劃者。如果沒有這個有組織的思想領導，則雖到處都是資本主義的逆流沖激，到處都有群眾不滿，到處都有“辦事員”想自立為王的趨勢，可是至少截止目前為止，歷史還不曾告訴我們，這些自發的或有組織的“反資本主義”運動，能夠根本廢除個人私產權，將資產階級送入“失業後備軍”，使官僚們成為一個階級，對生產工具建立起這一階級的集體所有制，以此造成官僚集產主義的制度。

　　官僚集產主義制度與斯大林政黨是不可分離的。

　　既然如此，那末，問題為什麽不可以這樣看：蘇聯到底不是一個什麽官僚集產主義的國家，它還是墮落的工人國家，斯大林只是和當年的拿破侖一樣，雖然叛賣了革命，卻還不得不將新的財產形式直接藉助於刺刀，或間接藉助於思想，輸出到新的區域去呢？如果這樣想，那無異承認戰後新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也都是墮落的工人國家了。這也就是承認，不但是斯大林的蘇聯，而且它的所有衛星國，都是十月革命之被叛賣後勝下來的一筆遺產了。這也就是承認，不但是蘇聯，而且所有的新民主義的國家，都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而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種國家了。關於這些承認的不當，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好多，這里毋須重覆。在這里我們要特別指出一點來的，就是，我們對於斯大林制度中的財產國有制，不應該割裂來看，而應該綜合來看。我們不應該排去斯大林政制中其它所有的因素，而只孤立地指出國有制比私有制是一個進步。我們應該著重在這點上，即：國有財產這個進步制度，如今卻成為斯大林反動制度的一塊基石了，正是在這塊基石上，斯大林主義建立起它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部反動機構。就一個制度來看，斯大林主義是一個整體，其中包含著國有財產制，並且正是以此財產制作為它一切反動的上層建築之基礎。如果我們把斯大林主義和國有制分開，且設想著二者之不可調和的對立，以為斯大林主義的主要罪惡就在於要掘毀國有制，或不能保障國有制，終於要恢覆私有制，那麽這樣的看法是機械的，已經讓歷史證明為錯誤的了。

　　斯大林確實是從十月革命承襲了國有財產制，但當他傾覆了無產階級政權之後，這個同一的國有制的歷史作用，卻不是有利於無產階級的最終解放，不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但利於官僚階級的形成與鞏固，利於對無產階級的加強壓榨了。國有制是一樣的，但因國家的階級基礎變了，國有制的歷史作用也變了。國有制如果孤立來看，不過像一把最銳利的刀罷了，本身是沒有善惡的，問題只在於它掌握在誰的手里，用於什麽目的。在匠人手里它是最好的工具，兇手拿出了它卻可以作殺人的利器。無產階級專政加上國有財產制乃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橋梁；官僚階級與國有制相結合卻是一個新的野蠻制度的開始，是官僚集產主義的完成。

　　現在，無論當作一個思想體系，或當作一種制度看，官僚集產主義在斯大林的蘇聯都已經完成了。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它的內容與外貌吧。


十七、官僚集產主義的諸特征



　　如果斯大林的蘇聯是一個新的剝削制度的萌芽，它們已經離開了資本主義，但不走向社會主義，那末從這個萌芽，我們已經看得到那個可能的新制度的一些重要特征。這個制度的第一個與最基本的特征是：全國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第二、以國有財產為基礎，官僚們構成了一個獨立的階級；第三、這個階級一手控制了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教育思想的全盤活動，因而第四、它的各方面的領導與組織都是“計劃性的”，全能主義的；第五、因為全國的工農商業都屬於國家，亦即屬於官僚階級的集體所有，所以，全國的階級，除了工農業勞動者和一些職員之外 ，只有占比例極少的獨立生產者或獨立經營者，社會真的兩極化了：一極是特權的官僚，另一端是無權的勞動者，第六、嚴格的等級制又補充著這個階級組織，從總書記兼大元帥以下各級的委員與將軍們劃出了分明的層次；下對上絕對服從，必須犧牲自我，上對下絕對專橫，意志就是法律。第七；因為官僚已經成了唯一的統治階級與占有階級，它禁止階級鬥爭，同時，它以全國仲裁者的資格，尤其當該制度的形成時期，主張階級“互利”，即依照“國家”或“人民”的需要，隨意調唆或壓制各階級的鬥爭；第八；雇傭勞動本質上已不存在，工資不是按照勞動力的價值來規定，卻按照國家的財力與“計劃者”的意志來任意規定的；同時為了“保證勞動權”，為了“消滅失業危機”，更為了“以勞動教育人民”，無報償的，“供給制的”與懲罰性的奴工制度大規模地實行；第九；全部超額的剩余價值歸官僚階級集體占有，至於各個成員間的分配，則除了利用特權來直接搶奪外，又正常的藉助於國債的發行，以及利息形式分配給貯蓄者；第十；這個制度是天下一國主義而非國際主義的，因為官僚階級是在國家框架內形成的；又因為這個階級是剝削者而非生產者，所以他們只能和帝國主義一樣，甚至比帝國主義更甚地壓榨其它較小較弱的國家，卻不能在平等互助與統一的基礎上，聯合其它國家；第十一；這個制度以閹割過的“馬克思主義”，（官僚階級冒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階級“互利”代替階級鬥爭；特權壓倒平等），）作為正式的教義，以斯大林為教皇，以克里姆林宮為梵蒂崗，以各國的主席或總統為其分駐各地的樞機主教；他們絕對不肯承認是官僚集產主義，反而按其諸特征所完成的程度，分別稱自己國家的制度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或竟然是共產主義。

　　上述諸特征，都是從目前蘇聯制度中歸納出來的。斯大林的蘇聯並不是事先依照某一個官僚集產主義的學說來定造而是為種種客觀的歷史條件所逼，才造成了如此這般的官僚集產主義。在目前，當斯大林已成為這種社會的最高領導者時候，斯大林主義就是官僚集產主義。我們只能用這一意義了解斯大林主義，才能了解斯大林主義的全貌極其最近到達的成果。才能了解蘇聯內部，尤其在蘇聯以外所發生的由斯大林黨所領導的種種事變。斯大林主義不在是“一個社會主義”不再是傳統的機會主義的無意或有意的“偏差”；而是絕對與馬克思主義相反的，自成一個系統的思想了。這個思想應該稱之為官僚集產主義。

　　構成官僚集產主義的諸特征，如果分開來看，那麽他們的來源確實不同，他們在歷史上應占的年代也自不同，譬如，有的是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有的由於俄羅斯經濟發展的落後性，更有的是從法西斯那里直接抄來的。至於諸歷史年代，則有的似乎屬於未來（如全民國有制），而有的仿佛屬於遙遠的過去（如帝王崇拜、等級制、奴工、等等）。若論形式，則更是五光十色，弄得人眼花繚亂。凡是歷史科學上見過的一切主義：奴隸主義、中世主義、絕對主義、拿破侖主義、法西斯主義、改良主義、官僚主義、社會主義……，無一不可在官僚集產主義中找到各自的一點形相，而所有這些形相，都是以“馬列主義”或“共產主義”來概括的。

　　於是人們說，斯大林主義是‘一味大雜拌’，它實際上不成其為主義，因而也不可能有什麽官僚集產主義。斯大林主義不過是一個落後國家發生了最前進的革命，經過了可怕的墮落，匯集著現世界種種發展的矛盾反映罷了。這句話根本沒有錯，問題只是說得太抽象了，現世界種種的矛盾反映在蘇聯這個革命後徹底墮落的國家中，呈現出特別離奇的光景，這是事實；但要認識這個光景只是指出它是諸種矛盾反映是不夠的；甚至進一步指出它是什麽矛盾的反映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認清楚這些反映的集體具有什麽性質，起著什麽作用，是不是新的東西？

　　由於種種不同原因，造成了一個東西。這個東西造成了，我們雖然仍舊應該知道它的成因，但更重要的還必須認識這個結果。輕二氧一構成了水，但若成了水，我們就應該將它看成水，不應該老是稱它氫二氧一。因為合成了的氫二氧，與分開來的氫二氧是絕然不同的。這理由完全可以應用到斯大林主義。如上所述，它以列舉的十一點（這里當然沒有完全，可以多些，也可以少些）為其特征，同時，這些特征有不同的來源，也有不同的歷史地位（進步或野蠻），可是它們一經構成功一個制度（不管這制度將是短暫的或長期的），一個思想體系，也就構成功一個整體。它的性質，它的作用，就必須整個地，而不能分開來，加以估計了。

　　斯大林主義，也就是官僚集產主義，在今日的蘇聯，不由我們不承認已是一個完整的制度了——雖然還在萌芽狀態。它的許多特征還未曾定型，變易性還是很大，尤其是它的最後命運還須待世界事變來決定；但不管如此，就蘇聯一國說，它總已經是自成一家的制度，在各方面呈現其特殊性，以一個矛盾的統一體來存在，來行動，且在向國外發生影響——即欲按照其獨自的面目，在全世界塑造同樣的制度了。任何一個制度的穩定性或過渡性都是相對的。歷史觀察家可以在某時某地特別著重於某一性質，革命家更有權利這樣做。為要特別指出作為一個制度的斯大林主義的反動野蠻，我們應該而且必須特別指出：在目前，從許多方面看，這個制度將以暴易暴地代替萬惡而垂死的資本主義，非但可能，竟是相當現實的了。革命家絕對不應該用“社會主義的必然性”來寬慰自己，因之墨守著某一個公式而對事實閉起眼睛。


十八、官僚集產主義的歷史命運



　　官僚集產主義能否繼續資本主義之後，以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構成整個的世界歷史時代呢？理論上並非不可能。馬克思所謂“非社會主義即野蠻主義”，這個野蠻主義在現在我們已可以具體見其端倪，並可以一個更確定的名字來稱呼它了——那名字便是官僚集產主義。因此，承認官僚集產主義可能排斥社會主義而代資本主義興起，這非但不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體系，正是符合於這個體系。那麽它是否要代替資本主義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只有真實的鬥爭才能夠決定。目前，因為資本主義的過度成熟與反動，（主要表現於國家資本主義及其隨伴著的政治社會與思想，）因為三十年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不斷敗挫，又因為孤立於落後國家中的一次社會革命的徹底墮落，在蘇聯，一個初步的但是完整的官僚集產制度，業已實現了。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幾年歷史看，這個制度想要輸出到世界各國去，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它是否會在全世界成功呢？那是要看未來世界各種社會力量和階級力量的鬥爭來決定了。

　　決定這個問題的將是兩種性質的鬥爭：一種，發生於資本帝國主義與官僚集產主義之間；另一種，發生於一方面的社會主義和另一方面的資本帝國與官僚集產主義之間。

　　在過去，當蘇聯尚未徹底墮落成官僚集產主義國家的時候，人類命運還是決定於一種鬥爭，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的資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那時，斯大林的蘇聯雖然已經墮落，但因由墮落所產生的反動制度尚未顯示也其完整的面貌，立在國有財產制頭上的官僚尚未最後變成階級，蘇聯尚不能以整套反動的制度直接輸出到或間接由斯大林黨依樣建立在許多國家，那時，我們認為蘇聯問題是可以在未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總搏鬥中附帶解決的。這就是說，如果國際間（包括蘇聯）無產階級革命順利發展，則蘇聯的官僚統治將不費多少力氣就會推翻，相反，如果國際資產階級不斷獲得勝利，各國工人階級在較長期間都無法興起，或起革命而不能成功，則蘇聯的官僚將更進一步地墮落，或者由它自己轉變成資產階級，或者被資產階級所推翻，終於取消國有制，恢覆資本主義。如果在這中間，蘇聯和帝國主義國家發生了戰爭，那末全世界無產階級應該站在蘇聯一邊，打擊帝國主義，但同時反對斯大林的統治，因為如此可以保持國有財產制，可以促發革命，而革命則可以結束斯大林統治。

　　這是第四國際關於人類和蘇聯前途的傳統看法。根據這個看法，我們承認蘇聯是一個暫時的過渡現象：它若不因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前進到社會主義，便將因資產階級的獲勝而後退到資本主義。至於另一種前途，即如果無產階級長期間不能取得勝利，而國際資產階級卻不能因此消滅蘇聯，或竟被蘇聯所推翻，於是普遍造成蘇聯式的制度；或者，某些地方的無產階級勝利了，但它在斯大林黨的控制下面，因而一方面造成新的斯大林制度，另一方面鞏固蘇聯老牌的斯大林統治。這樣的前途，第四國際從來認為不可能。托洛茨基本人則在遇難之前不久，在我們上引的文字中，才以退一步的說法，在爭論中指出過這個可能，並稱此一前途為新的野蠻主義的社會。

　　不過十年來新奇而紛擾的歷史，卻已經將托洛茨基在退一步中承認了的前途，十分現實地展開在人類面前了。除非我們將社會主義讓渡給斯大林主義（包括它的整體，連國有制在內），那麽目前以全力進行著的鬥爭雙方主力，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而是官僚集產主義，憑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利用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正在企圖接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想代腐朽的資產階級來做工人階級的新主人。這是歷史現階段的一個絕大危機。如果官僚文件集產主義的企圖終於成功，那麽應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了：“鬥爭中了兩階級俱倒”。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敗俱傷，官僚階級漁翁得利。人類在未來的一段歷史中，將生活在既非資本主義、亦非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它將是實行於更高歷史階段上的一個新的黑暗時代。

　　當然，這個前途絕對不是必然的。可能是一回事，必然則是另一回事。說官僚集產主義可能目前比任何時候更為現實，意思絕對不等於說社會主義的前途已經不現實了。恰恰相反，正因為人類有踏入另一個野蠻時代的危險，為社會主義的鬥爭不但是更現實的，而且是更迫切需要的了。為什麽是更現實的呢？因為，官僚集產主義之所以能為如此大的一個力量，一方面固然由於種種反動的客觀歷史條件（我們在上面一再說到過這些條件），而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也正由於世界無產階級之趨向社會主義。整個不幸只在於他們認賊作父，張冠李戴，將官僚集產主義當作了社會主義！為什麽是更迫切需要呢？那因為，處在這個真正歷史交替的關頭，資本主義的腐朽罪惡，官僚集產主義的野蠻橫暴，同時呈露在人們的眼睛中，使人們更清楚地知道，除非社會主義來到，人類的命運將是太悲慘了。

　　要求社會主義的願望，目前比以前任何時候更普遍、更有力與更迫切了。人類命運與人類前途那樣抽象的大問題，在不久以前還只為很少專門家所注意的，現在卻變成了普通人的談論題材。二次大戰頗為新鮮的記憶，更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迫切危險，逼得每一個人都去關心一下社會的根本問題：為什麽一定要戰爭？如何才能一勞永逸地避免這個災難？從這些問題的思考中，人們很自然地會反對資本主義，會要求社會主義。如果為情勢所迫，在正確的領導之下，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起來為社會主義鬥爭，藉以避免陷入不斷戰爭與無限災難的深淵中。就這個意義說，目前世界上一個最主要的鬥爭，乃是發生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不過迄今為止，這個鬥爭是潛伏著的，被歪曲著的，而更不幸的是它被卷進在官僚集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間。因為，人們大多把官僚集產主義，亦即斯大林主義，當作是社會主義，當作是至今最有力，最正確，最有成功希望的社會主義。同時斯大林主義方面呢？當然拼命利用著這點群眾的社會主義傾向，使它服從自己，受自己控制，藉以達到官僚集產主義的目的。另一方面，資本帝國主義方面，當然也不會放過這個力量，它利用各自的“社會主義者”，即傳統的改良派，反對斯大林主義，使這種運動於自己有利。

　　因此，現階段世界階級鬥爭的戰場上，出現了三個主要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集產的官僚階級（這階級在蘇聯已經形成，在其它國家，則以共產黨幹部，反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技術家，各種辦事員，“民族”資產階級，一部分工人等為其構成的預備員），為著三種思想體系與制度，即為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保存，革命社會主義的實現與官僚集產主義的擴展而相互鬥爭。不過這個鬥爭並非壁壘分明，陣線整齊的。資產階級與集產的官僚階級各自控制著國家的軍權、政權和龐大到嚇人的財富，同時有著深謀遠慮的計劃，清醒明確的戰鬥目的，所以二者鬥爭的姿態是清楚的。可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一方的鬥爭則不然，第一、他們沒有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占有國家機器；第二、他們對自己的歷史利益、指導理論、鬥爭目標以及鬥爭手段，是模糊的，被蒙蔽的；因此第三、他們的隊伍是分散的，其中一部分傾向於官僚集產主義，一部分受欺騙於各自的改良派“社會主義”，亦即各自的國家資本主義。他們分別參加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與官僚集產主義的營壘，分別被這批老朽與新興的剝削者與統治者所利用，甚至以為這樣就能達到社會主義；第四、他們在這個最最嚴重的歷史關頭，又缺乏了一個強有力而正確的革命領導者。

　　若就表面看，在目前世界的三角鬥爭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毫無希望的了。資本主義的力量雖然還強大非常，但畢竟是一個過了時的制度，它在各個方面，尤其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邊緣，即在那些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日益顯出其病入膏肓，無可挽救的衰象來了。然則，行將展開於人類的前面的，難道是非官僚集產主義不可了嗎？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既注定沒落，社會主義又很少有勝利的希望，那麽，官僚集產主義勢必成為人類未來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中不可避免的命運了。我們能不能這樣斷定呢？完全不能。

　　資本主義一定死亡是毫無疑問的。它內在的矛盾促成了它的壽終正寢。在目前與未來的鬥爭中，在以美國和蘇聯為領導的戰爭中，即使美國方面獲勝，也救不了資本主義的死亡了。就資本主義這個制度說，它若不讓位於社會主義，那麽美國戰勝，不過是打倒了斯大林主義牌的官僚集產主義而已，其它牌子的官僚集產主義，或者更腐爛更橫暴的野蠻主義，會在美國國內，以及在全世界各地，起來代替資本主義。

　　但就官僚集產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鬥爭言，其勝利卻絕非必然。不錯，前者的現實力量目前大大超過了後者。它握在手里的有好幾個國家權力，跟在後面的有全世界最優秀的文化人與數千萬最前進的工人，作為這思想的實行者的又有上千萬有組織的共產黨員。反之，社會主義一邊卻只有群眾中一個不甚分明的趨向社會主義的意識，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迫切需求，一個繼承自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以及圍繞在這政綱左右的少數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二者相比較，力量太懸殊了。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為這個表面的懸殊嚇破了膽，我們應該看到事情的實質，看到下面這個關鍵：官僚集產主義的驚人權勢，雖然不是全部，卻是大部分建立在無產階級的消極忍受與擁護上，同時他們的能夠忍受與擁護，又主要為了他們的認賊作父，即錯認了集產主義的官僚階級是代表社會主義的，或以“曲折形式”代表著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亦即間接代表社會主義的。

　　歷史上一切壓迫人與剝削人的制度，其出現與存在雖然有經濟上必然的基礎，但為要維持其壓迫與剝削，總還必須在被壓迫與被剝削者中造成一種認賊作父的錯覺。農奴曾經真心相信了農奴主的善意。雇傭工人也相信過資本家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要使官僚集產制得以建立，工人階級的“主人翁”感覺就成了“頭等重要的條件”。但是這樣的感覺能夠維持得久嗎？斯大林蘇聯及其衛星國中空前專橫的極權制度，以及悲慘無比的奴工辦法，很快就使工人們以毒辣的諷刺口吻來嘲笑“主人翁”的頭銜了。事實本身比任何宣傳要有力些。世界工人階級，尤其是蘇聯勢力圈內的工人階級，得到了官僚統治的無情教訓之後，已經打破了，或者很快就會打破他們對官僚集產主義的錯誤認識。

　　一旦工人階級看清了官僚集產主義的真形實相，明白了它非但不是他們所企求的社會主義，而竟是社會主義的反面，到那時，官僚集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其雙方力量的對比，將轉利於後者而反對前者了。這樣的時候將會到來，在某些地方甚至已經到來了。我們有權利樂觀，社會主義的前途終於會戰勝官僚集產主義。


十九、社會主義勝利與社會主義的革命黨



　　但是，我們不是宿命論者。世界無產階級將從目前最時尚的官僚集產主義的欺騙之下覺醒過來，這是一定的，但這件事實的本身絕對沒有保證他們能走向正確的社會主義，也絕對沒有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光有企求社會主義的群眾是不夠的。要使他們走向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導；要使革命獲得勝利，則更須有這樣的一個領導。自從十月革命以來的三十三年中，無產階級曾經不止一次積極趨向於社會主義，曾經發生過不止一次的社會主義革命，結果卻先後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應該歸結到一個正確革命領導的缺乏。革命失敗並不以單次失敗為限度，它還須付出超過於失敗直接後果的種種代價。工人階級，甚至全人類，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曾經付出了，現在還在繼續付出失敗的代價。他們為革命的失敗而承受著歷史的懲罰。十月革命被叛賣，蘇聯由工人國家變成為官僚集產主義的國家，便是此項代價之一。法西斯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斯大林主義的猖狂，以及資本主義的種種罪惡與新的戰爭的危險，乃是歷史給予工人階級的無情的懲罰。現在，依照我們上節所說，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是存在的，並且還可能有利；但是比之三十年前，情勢卻嚴重多了，危險多了。以前，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單純鬥爭，現在覆雜化了，在戰場上新出現了一個勢力，這個官僚階級。他裝著工人之友，甚至是工人階級自己，張大了血口，舞動著鷹爪，催眠了工人，以便同時擊到資本和勞動這兩個勢力，讓自己成為新的剝削者與壓迫者。

　　今後，為真正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是可能的。因為種種事實指明，無產階級，不管是蘇聯陣營或美國陣營以內的，及時地脫離各自統治者影響的可能性還是極大。但人們將鬥爭在更艱難的歷史條件中了。行將發生出來的一方面反對資本主義另方面反對官僚集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當然不會是最後一次的解放機會；但我們主觀上應該將它看成為最後機會。我們應有這樣的警覺：如果再度斷送了革命，再度錯失了機會，那末，人類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接受官僚集產主義，或其它更壞的野蠻制度，作為他們“自誤”的處罰了。這當然不是說，社會主義將永不到來。這只是說，有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時代，將為一個新的中世紀式的野蠻統治時代所一時中斷。人類將忍受一大串夢魔似的悲慘的壓榨之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中，新的階級關系上，重新提出其社會主義的任務了。

　　我們當然不希望如此，而真實的歷史過程也告訴我們尚有可能不致如此。不過，在“或者社會主義，或者新野蠻主義”這個十分現實的歧路口上，我們應該更加警惕，更加努力，更加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鬥了。

　　這兒的中心關鍵是一個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

　　幸虧托洛次基和一些忠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的努力，在過去二十余年中，緊密地追隨著斯大林蘇聯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墮落，馬克思和列寧的革命學說，十月革命的全部理論遺產，是被保存下來，且被加以發揮了。他們組織成一個思想與政治的團體，這個團體最初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左派反對派，後來就是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黨。

　　幸虧有了這個運動，有了這個國際，以致在今天舉世滔滔的官僚集產主義的逆流中，在空前未有的黑白混淆、以一個新野蠻主義來冒充社會主義的大擾攘中，有了一根砥柱，一面旗幟——不過它的力量還嫌得單薄，同時它的旗幟，到了最近，有點不夠鮮明了。力量單薄是不足憂慮的，在逆流前進中，一個最革命的政黨絕對不能逃避這樣的命運；只要政綱正確，旗幟鮮明，那末一到歷史走上有利的轉變時，成千成萬的革命群眾會團集到周圍來。問題的嚴重乃在於它的旗幟不夠鮮明一點上。即繼續承認官僚集產主義（不是單指斯大林主義的政策，而指它的全部內容）一邊為比較進步，為墮落的工人國家這一點上。

　　這樣的認識是應該放棄了。應為當作官僚集產主義制度一個主要構成因素來看國有財產制，其比較接近於社會主義的一點進步性，與國家資本主義比財政資本或工業資本更接近社會主義一樣，起進步性是為它所支持的整個反動制度所抵消的。我們不曾保衛過國家壟斷資本制，同樣，我們也不應該單獨保衛國有財產制。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官僚集產制下的一些社會主義式措置，其起源乃由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趨勢者多，由於革命階級之壓力與鬥爭者少。在沒有工人政權這個政治大前提下，或不與這個大前提相結合而談保衛國有制，則縱然不是客觀上替一個反動的階級效勞，至少是沒有意義的。

　　看到了東南歐和中國的新經驗之後，以國有制為依據而認為蘇聯為工人國家的第四國際的舊觀點應該被拋棄了。它應該以最大力量將斯大林蘇聯乃是一個官僚集產主義國家這個痛苦真理，去對全世界的勞動者說明。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會提出的“不要克里姆林宮，不要華爾街，但要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總口號，才獲得了它全盛的革命意義，而第四國際一定能夠團結起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反對資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反對官僚集產主義，以此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或從戰爭中勝利地出來，結束種種野蠻反動的制度，使全人類走上真正社會主義的道路。


二十、第四國際與戰爭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終於不能阻止而爆發出來，我們這個立場當然就是在雙方都采取革命失敗主義。保衛官僚集產主義的蘇聯，其作用將與保衛資本帝國主義的美國同樣反動。因為無論哪一邊的戰勝，對社會主義的革命而言都不是較小的禍害——甚至也不會是走近一步。蘇聯如果戰勝，在以前，我們一貫的以為無產階級革命將在全世界普遍發生，蘇聯的無產階級也將覺醒，其結果將是斯大林官僚統治的傾覆，以及世界革命的勝利。然而依過去十年的情形看，蘇聯勝利的結果將給人類帶來以相反的遠景。首先，斯大林官僚如果在全世界工人階級與革命者之有意或無意的、有條件或無條件的、批評的或不批評的擁護之下得到了勝利，則官僚階級的地位與權勢將只能增加而非削弱；其次，在紅軍與各國斯大林黨的直接控制下面，官僚集產主義的制度能夠在全世界建立起來。不用說，隨著這個制度的擴大與加強，其內在的矛盾亦將大大加強，例如：各個國家的官僚階級之間，無產階級與官僚階級之間，將引起日甚一日的沖突；如果工人階級始終以為官僚集產主義不過是一種“先天墮落的工人國家”，由此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那末這種制度的一時期的建立會是可能的。

　　如果以為美英等國生產力的較高發展，無產階級的較高文化，以及民主主義的較深傳統，便先行決定了斯大林主義的制度在那里根本不能建立，或建立了也很快會自動民主化，那是太危險與太輕浮的想法了。斯大林主義不完全是俄國落後性的產物呢。它更有著堅強的世界原因：資本的國家化及其徹底腐爛與反動。如果落後意大利所產生的法西斯主義，曾經排除了它的落後性，在最先進的德國以更瘋狂的形式體現出來，那末俄羅斯特產的官僚集產主義，尤其是在它戰勝的條件中，為什麽不可能在“民主”與先進的英美照樣（當然不是全無出入）實行呢？

　　在英美的“民族性”中，我們是找不出對於官僚集產主義的免疫保證的，唯一的保證只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反資本主義同時反官僚集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為要獲得這個保證，我們就不能促成蘇聯的勝利，不應該視蘇聯的勝利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那末我們反對蘇聯，保衛英美的“民主”嗎？當然更不是的。第一，英美至今殘存著的一點可憐的民主權利，在某種意義上，也和國有財產制一樣，是無法分別出來保衛的。我們只能將它們視作腐朽與垂死的資本制度的一些構成因素，不是獨立存在的東西；“保衛民主”這個口號，事實上不過是目今最反動的資本帝國主義勢力的無恥謊言；第二，口口聲聲要保衛民主的那些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正是這些民主權利的毒殺者，所以唯一保衛民主的辦法，就是打倒“民主”國家，決不是保衛這些國家，第三，如果“民主”的美國進入了第三次大戰，其本身就將變成為一種野蠻主義的統治。如果它在戰爭中勝利，那末，面對著一個徹底破壞與貧窮的世界，遭遇到異常激烈的各種階級與民族的鬥爭，美國更將最後埋葬其標榜作戰的所謂“自由與民主”了。因為，為要組織被征服的世界，必須實行“計劃經濟”，為要鎮壓一切反抗，必須實行最專橫的軍事管制；可是要實行對外的“計劃”與管制，卻必須以國內的同樣制度為條件的。所以戰後的美國，不再能由正常的資產階級來統治的了。如果它不在諸種矛盾的壓迫下造成無產階級的革命與勝利，也勢必造成一種官僚階級的野蠻統治——雖然這個統治一定不會以“馬克思主義”為國教，而可能以中世紀基督教制度覆活為集產主義之護符，譬如目前考格林神父們所提倡的。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顯然不能從任何一方面的戰爭勝利中產生，反之，它必須獨立於這兩方面，反對著這兩方面，才能夠有思想上的條件，行動上的可能。其實，今後的世界局勢，雙方的毀滅力量雖然是如此可怕如此龐大，但若分拆到最後，一切可怕的並不是無敵的，一切龐大的並非不可毀滅的。資本帝國主義是處在臨死的掙紮中了，所有反動與罪惡都無法挽救其死亡。另一邊，官僚集產主義，雖然好像是一個方生的力量，但實則乃是歷史上的一個反動，它決不代表歷史發展順序的必然，而是諸種歷史條件湊合而成的一次倒退：資本主義過分成熟與無產階級革命的不斷失敗，造成了歷史潮流的回旋，在回旋中，讓一切社會的沈渣上浮，高踞於國家頭頂，結成了一個醜陋的官僚階級。即使官僚集產主義這一制度能夠成功一時，即使它能夠實行在全世界範圍內，但這在人類整個的歷史看，無產階級也只是因為累次錯失了良機，以至被逼在較長時期中，不能重起革命，不能不受到一個新的剝削階級的壓榨罷了。從這里，人們完全沒有理由對整個人類前途悲觀，對生產者自己變成統治者的社會主義遠景失望。更何況官僚集產主義在世界繼續勝利也是沒有保證的呢！終究說來，它能繼續得勝的可能很小。因為它的力量大部分正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對它的錯覺上，建立在誤認它為社會主義這點錯覺上。這個錯覺不很容易打破；但畢竟是能夠打破的。事實本身的教育力量是太強了。凡是稍稍領教過一下這個制度的人，就不難認清其反動本質的。同時，這個制度的面目也是實在太過醜陋了，而時代畢竟已進步到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了。六七百年來的人類歷史不是白過的，文藝覆興以來的“人的發現”，科學的進步；十六七世紀革命中為人權、平等、民主與自由的鬥爭，一百年來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的運動，而尤其重要的，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所給予人類的思想上與行動上的工人國家的啟迪與榜樣，致使目前無論什麽思想，不管法西斯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集產主義，也不管它憑借什麽勢力，都不能將人類拖回到新的野蠻主義中去！人類是進步的，世界在上升，雖然它不一定依照著直線，但總方向終不會後退，即使後退也不過是一個短暫時期，社會主義終會到來。

　　在目前，若從主觀的因素中看，則能使人類不退入新野蠻主義去的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第四國際的革命領導了，雖然它內部也正經歷著思想的危機，但它豎起的大旗上的總口號是完全正確的：

　　“不要華爾街！不要克里姆林宮！但要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

　　這個口號以及它所代表的全部政綱，一定能使人類避免災難，避免後退。它一定能引導我們走向非特權的、真正解放的社會主義，其中將包含著六七百年來歷次革命的優良傳統與遺產，但揚棄了一切野蠻遺跡的！